王碧蓉　著

百年袁家

袁世凯及杨氏夫人后裔百年家族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 袁氏五姊妹寄语读者

- 第一代　袁世凯和五夫人杨氏

- 第一章　袁世凯：为人、为夫、为父

-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

- 一个男人和十位夫人

- 一个父亲和三十二个儿女

- 第二章　袁世凯第五夫人杨氏

- 天津籍贯考证

- 十七岁嫁给袁世凯

- 袁世凯的“女管家”

- 严母的四条规矩

- “不要从政”的遗训

- 隆重葬礼和荒凉墓地

- 民国第一家庭女性

- 第二代　袁世凯和五夫人杨氏的子嗣

- 第三章　袁世凯六子袁克桓

- 成长时代与父亲的升迁起落

- 师从严修

- 留学英国

- 北海静心斋的生活

- 匹配婚姻

- 北方实业巨子

- 抗日战争时期的立场

- “三反”、“五反”守法户和公私合营响应者

- 民国实业家的居住理念

- 儿女心目中的父亲

- 第四章　袁世凯六儿媳陈徵

- 江苏巡抚陈启泰之独生女

- 一专列的陪嫁

- 宰相肚里能撑船

- “文革”幸免于难

- 唐山大地震的震动

- 第五章　袁世凯八子袁克轸、九子袁克久和十一子袁克安

- 袁世凯八子袁克轸

- 袁世凯九子袁克久

- 袁世凯十一子袁克安

- 第三代　袁世凯五夫人杨氏的孙辈们

- 第六章　袁克桓长子袁家宸和妻子王家瑢

- 长子长孙

- “勤朴忠诚”

- 金童玉女，政治联姻

- 1949年前后：官费留学和归国

- 粉笔生涯终其一生

- 学识渊博的通才

- 第七章　袁克桓长女袁家英和丈夫李国元

- 豪门长女与金融巨子结缘

- 在离去与道别之间

- 六十年代移民美国新大陆

- 大姐风范

- 故乡情不了情

- 名媛的兴趣爱好

- 第八章　袁克桓次女袁家苮

- 两个母亲的爱

- 财会高材生热衷演话剧

- “四清运动”与豪门千金

- 定居美国周游世界

- 第九章　袁克桓三女袁家蕖和丈夫陈伯勇

- 奶奶的宠儿

- 最后的辅仁大学家政系学生

- 夫妻比翼

- “文革”遭难

- 远走重洋

- 第十章　袁克桓四女袁家菽和丈夫诸葛瑞

- 十二年轮回的猴

- 通往建筑师之路

- 是贵族也是平民

- “文革”升级，大难之中显豪气

- 不寻常的调职

- 设计天津南市食品街的日夜

- 以袁家人的名字温暖知识分子的心

- 亲情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

- 第十一章　袁克桓五女袁家芯和丈夫柏均和

- 袁家“小狼狈”伴婚小千金

- 圣若瑟学校的银钥匙获得者

- 火热年代的蓝布褂子“贫困生”

- 虽无大楼，幸有名师

- 翻过“文革”这一页

- 久病床前有孝女

- “九一一”历险记

- 袁家亲情接待基地

- 袁家芯丈夫柏均和：特殊的家庭

- 几何课堂：黑板上的美术作品

- 袁家一员：全国政协十年及民盟三十余年参政议政

- 第四代　袁世凯五夫人杨氏的曾孙、外曾孙们

- 第十二章　海内外袁世凯五夫人杨氏的曾孙、外曾孙们

- 袁弘淑:袁家后裔中的人大代表佼佼者

- 李立中：袁家后裔中非常特殊的人

- 李菲菲：“这世纪的吉普赛人”

- 袁弘宇：袁克桓和陈徵的长孙

- 袁弘哲：美国人眼中的“沉底鱼”

- 李立林：“通过我的绘画关注人类共同的身份”

- 李立杨：“宇宙心灵”诗人

- 诸葛青：“美国梦”只要付出就能实现

- 柏翊：时代的幸运儿

- 尾声　百年沧桑，后人看先人

- 袁家后人如何评价先人

- 袁家后人如何传承先人

- 袁家四代百年的现实意义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袁氏五姊妹寄语读者

我们五姊妹——袁家英、袁家苮、袁家蕖、袁家菽和袁家芯，都是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袁世凯的嫡孙女，我们的祖母是袁世凯的五夫人杨氏，我们的父亲袁克桓是袁世凯的第六个儿子（大排行），也是五夫人的长子，我们的母亲陈徵是江苏巡抚陈启泰的女儿。

祖父袁世凯，我们五姊妹都没有见过，但是他带给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真是百年沧桑一言难尽。我们五姊妹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其中有四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其遭遇可想而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先生提出要实事求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客观多了。我们五姊妹都不是研究历史的，我们相信，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对历史人物，包括对我们祖父袁世凯的是非功过，会有一个比较真实和客观的评价。

我们的祖母杨氏，是天津市宜兴埠大户杨家的女儿，我们五姊妹都见过她，她精明、干练、公正、美丽，深得我们祖父的信任，在中南海生活时被委以主持管理大家庭的重任。她将膝下的四个儿子，按大排行为第六、八、九、十一公子，送到英国和美国，开阔眼界，增长才干，学军事、学经济；她教育儿子不要从政，告诉子女，他们的父亲当了中华民国的首任正式大总统，还当过皇帝，高处不胜寒。她要求儿孙好好读书，兴办实业，为国效力。所以，她的四个儿子，没有一个坐吃山空，更没有一个是纨绔子弟，都为国家民族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祖母在世时，每逢夏天，大家都随其去北戴河，那里有属于启新公司或家里的六栋别墅；春秋天则住在北京东城区石大人胡同的房子，其余时间住在天津大营门的袁家大院。在我们的印象中，祖母很威严，我们都惧怕她。她于1937年在天津病故，葬礼十分隆重。

我们的父亲袁克桓，早年留学英国，后来在他母亲、兄弟和夫人等支持下，为国家民族工业的振兴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长期担任北方著名的重工业企业、中英合资的开滦矿务局的中方董事长。日本人占领中国期间，他担任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经理和南京江南水泥厂的董事长。1937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他支持南京江南水泥厂里受雇于丹麦F. L. 史密斯公司的辛德贝格与其德籍技师昆德掩护了三万多名南京市民，他没有屈从日寇的淫威，甚至自己的大儿子袁家宸都曾被关进日本宪兵队监狱。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担任南京江南水泥厂董事长，还担任北方著名的大企业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的董事长，创建了上海耀华玻璃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拟安排他担任天津市副市长，从1949年至1956年，他继续为国家民族重工业的振兴与发展出力，支持抗美援朝，支持公私合营。1956年父亲病故，当时的国务院重工业部等发来唁电，国家颁发了数额很大的慰问金，《天津日报》也刊登了讣告，受到各方面的尊重。父亲病故时，最小的妹妹也已二十二岁，我们姊妹对他老人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整日忙于实业。他非常尊敬老师，尤其是对他自己的老师严修；对我们兄妹的教育，他十分重视，也经常教导我们正派做人，认真做事，孝顺长辈，慈爱晚辈，平等待人。他也很讲民主，给我们的成长包括我们的婚姻都留有很大空间。我们很敬重他，怀念他。

我们的母亲陈徵，生于1900年，1992年辞世，我们对她的感情极深。她是江苏巡抚陈启泰的独女。她的婚期因祖父袁世凯的辞世而延至1918年，陪嫁丰盛，装了一列火车。她从小被父母宠爱，从未缠过足，嫁入袁家后，作为五夫人房内的长媳，很受大家的尊重。她的性格、脾气极好，从来不着急，待人厚道，态度和蔼。在我们的印象中，她非常大度，真是肚里能撑大船。她接受新事物很快，上流社会的各种娱乐方式，她都很喜欢，学得也很快；抗战胜利后，她多次乘坐“空中霸王号”飞机往返京沪，住在上海最豪华的锦江饭店，她喜欢京剧、越剧等曲艺。新中国成立后，她被确定为知名人士家属，每周到天津市政协学习。“文革”中，她虽受冲击，但属于被保护的人士，加上我们的大姐袁家英定期寄外汇给她，她老人家的生活还是不错的，除了有一段时间被赶到地下室，其余都住在天津五大道的独所小洋楼。1973年，著名美籍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首度回国，特别来拜见他们的六婶，政府也为她很好地落实了政策，包括房屋、财产等。1973年，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被国家特批，带着自己的外孙李立中到了美国，在家英大姐家一住就是十三年。1986年，又随家英大姐回国探亲，看望在国内的我们的兄长家宸大哥和两个最小的妹妹家菽和家芯，原想很快回美国，但毕竟年事已高，就在我们最小的妹妹家芯的家里度过了六年，于1992年病故。母亲从美国回国后的那六年，正赶上国家改革开放的时候，母亲多次说，“邓小平先生很伟大”，对国家的变革也深感欣慰。她老人家病故后，天津市政协、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前往家中吊唁，葬礼很隆重；当时，我们五个姊妹只有家芯小妹和家宸大哥在场，其余都在美国。在我们心目中，我们的母亲是位很有福气的人，她一生基本都很享福，物质生活很优越，加之拿得起放得下，心胸宽阔、大度，可以说物质和精神上她都很幸福。

我们五姊妹都是袁家第三代人，至今都健在，但都已七老八十了，我们小的时候，虽然家庭物质生活很优越，但国家贫弱，受外国人欺侮，尤其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长大了，自主了，我们五姊妹不论生活在国内或国外，都自强不息、奋斗不止，都堂堂正正做人，努力去创造自己和家庭的幸福，都生活得很好，家庭成员也都事业有成。很荣幸的是，我们这一代出现了两位全国政协委员，一位是四妹袁家菽，一位是五妹夫柏均和，这也是袁氏家族中仅有的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家英大姐一家在国外生活了六十多年，已与美国的主流社会融为一体。二妹、三妹、四妹也都在美国生活了二三十年，但中国情结是永远隔不断的。我们经常回来探亲，这二三十年，看到我们的国家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发自心底地感到振奋，尤其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国家富强了，自己腰板都挺直了，我们在海外有深刻的感受。小妹家芯全家一直生活在天津，生活很幸福；2001年9月11日，她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飞机与家英大姐赴美，飞行中正遇上九一一事件，受了一场虚惊。

我们这一代人，中国近百年的酸甜苦辣，都赶上了，有内战纷争的混沌岁月，有被日本人占领的离乱时期，也经历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国内的姊妹还经历了“左”的阶段，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苦难，终于迎来了国家改革开放的美好年代。我们之所以支持编写这本书，也是想通过袁家四代百年的感受，道出社会的变迁与进步，能让后代懂得坚持什么，选择什么，信守什么，珍惜什么。

我们的下一代，也就是袁家的第四代，仅就五夫人这一支而言，这一代人中年龄大些的，经历很坎坷，上过山，下过乡，遭过批，挨过斗，没享过什么福，却受了不少祖宗的连累，值得欣慰的是，他们都很坚强，都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他们当中，如我们家英大姐的后代，都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都很有成就，也很有根基，已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其余第四代中的大部分也都在国外生活奋斗，算是新一代移民，各得其所，生活都挺好。这一代另外一部分一直在国内生活，经历了“左”的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改革开放后，境遇好多了，都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们当中，有的当了天津市人大代表，有的做了国家干部，有的入了党，绝大部分现在都到了退休年龄，安度晚年。这第四代中最小的就是我们五妹的独生子，很出色，目前是一家大保险公司主管营销的老总。第四代，作为袁氏家族的一代人，家族观念已淡薄了许多，更加回归于一代普通而又平凡的人。

1948年，袁家英离开中国前五姊妹合影。前排左起：袁家苮、袁家英、袁家蕖；后排左起：袁家芯、袁家菽。（2001年袁家英从美国回国探亲时提供）

2012年，距民国肇始已百年。袁家，作为这近代百年中国一个十分特殊的家庭，既经历了国人都曾体验过的历史变迁，感受到了国家强盛的祈盼与喜悦，也品尝了作为这个特殊家庭一员的特殊滋味，今天愿意讲出我们的经历与真实感受，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国家的进步。本书作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采访过我们家族成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研，内容翔实可信，在此衷心感谢作者的辛劳和所有关心我们这个家族的人。

美籍华人　袁家英、袁家苮、袁家蕖、袁家菽，中国公民　袁家芯

2011年10月

第一代　袁世凯和五夫人杨氏

第一章　袁世凯：为人、为夫、为父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

任何历史都是胜利者的宣传，也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汤因比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

[1]

这样的“垄断”，对于后人来说，往往已是面目全非了。袁世凯称帝失败，流于寇，名于贼，于是一顶“窃国大盗”的帽子扣在头上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告知袁世凯是“贼”是“盗”，置其后世于梦魇阴霾之中。对于这样一个清末民初的重要历史人物来说，用“窃”和“盗”的论断，似乎有点太简单、太粗暴了，也不能使得后人探明实情和真相，而且这种态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相对性。

主观性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描述时，往往根据撰史人的环境和心情经过大脑记忆的过滤、加工而记录解释而来的。所以，历史往往是被解释出来的，每一种解释都是为各自的时代服务而解释，也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解释。而历史的相对性，就是人性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我们无法避免地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比如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等等局限，我们或多或少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如果我们认为能够摆脱这种局限性，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能够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其实是一种自负和傲慢，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拨开笼罩在历史之顶的迷雾烟幕。

历史是谜，是一团迷雾、一张迷网，历史有时也迷人而神秘。历史是不可挽回、不可假设和不可更改的。可是，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选择什么而且能够被历史证实的意义就尤为重要。而历史人物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对于今天的社会又有什么意义也极其重要。我们通过了解历史人物，可以探究隐藏在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

袁世凯，首先，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也是百年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历史选择了他。反过来说，也是他选择了历史。这种双向的选择，既有偶然的契机，也是必然的结果。这种偶然性，是由一个个具体细节的人和事所组成，构成一个个故事和片段，而必然性，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不可抗拒性。而每个人的人生就是选择的过程，选择决定命运，选择了什么，就会错过些什么；选择了什么，也必定放弃了些什么。人生也很神秘莫测，每个人通过人生历史理解他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接受他不能接受的现实。

袁世凯也如此。

河南项城，地处中原。康熙二十九年（1690）《项城县志》这样描述：“项城远处顿山阿，襟连黄河带瀔河。大邸阁前青草满，占星台上白云多。五行善记怀应奉，十代名医想华佗。”

[2]

这里，“项”是西楚霸王项羽祖先的封地，“顿”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发祥地。中原文化素有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尊道贵德、中庸辩证之精神层面。“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

[3]

，这是袁世凯十三岁时所作的对联，自喻是藏龙静处以待勃发，亦有养精蓄锐企图逐鹿中原之抱负，而个人的牵一发，动了全家甚至动了全国，于是在中国的百年历史中，袁世凯制造了诸多第一：

1895年，小站练兵，开始在中国创建第一支新军。

1905年，与张之洞合奏，第一次提出废除科举制度，举办新式学堂。

1905年，在天津设立了第一个巡警部。

1912年，第一次以和平方式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

1913年，第一次实行国会选举，建立国会制度。

1913年，成为第一位由国会选举产生的正式总统。

袁世凯还建立了中国人的第一家银行，督修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家自来水公司、第一家发电厂、第一个电话电报公司、第一个电车电灯公司、第一个烟草公司、第一条环城马路，等等。

[4]

同时，袁世凯又是在百年历史中最具有争议的人物：

戊戌变法期间，到底有没有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

民国初年，到底有没有派人暗杀宋教仁？

1915年，是被迫无奈还是忍辱屈尊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5]

德国诗人歌德在两百多年前对于人生、对于天命有四句蕴蓄着感动和启悟的诗：“谁没有和泪啃过面包，没坐在床上哭泣呻吟，度过充满哀愁的深宵，天神啊，他不会认识你们。”

[6]

认识苍天的威力其实就是面对生活环境的挑战和对自己心灵的挑战，历史学家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气质的影响，而家庭社会的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以及日后的所作所为更是十分重要。

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降生在河南项城的袁寨。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从淮南寄书信到家，向家人报告以重兵攻下了捻军重要根据地临淮，捻军各部溃退，族人都说其命大福大造化大。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闻讯大喜过望，因此为儿子取名为“凯”，按照家族“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的排行，命名为“世凯”，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袁世凯的得名即与征战行伍有关，真是人有善愿，天必从之，诚有其名则必有其实，“世凯”二字似乎也在昭示着这个新生男儿一生的戎马生涯，征战疆场，一世的凯旋得胜，名扬天下。

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直到七岁时，养父袁保庆去山东做道员，袁世凯随其去了山东。童年的记忆都在袁寨，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童年的成长经历、环境和家庭背景因素毫无疑问对个体心理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袁寨，是为了避捻军袭击、众志成城保卫家族安全的堡垒。寨堡一丈高，寨墙外有深沟环绕。寨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角各有一座炮楼，平时每座炮楼及东西寨门均有卫兵值班，几十名卫兵轮流站岗放哨，日夜守护。寨门前架设吊桥，吊桥的升降起伏，是一种既让人安全又孤立无援的象征，人不可以随便进出寨堡，戒备防范森严。虽然在寨堡里生活相对安稳，但是每当捻军侵扰，征尘狼烟，呼啸而至，袁寨中的人就倍感紧张，十五岁以上的男人都要登上炮楼鸣枪放炮以助威，直到捻军撤退。据《容庵弟子记》记载，袁世凯五岁时，被人抱上炮楼观战竟面无惧色，我们可以解释为：人小无所知也就无所畏，天生胆大就处事不惊。相反，袁寨再坚固再森严，也抵挡不住时不时心理上的恐慌与失衡。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就有一种对命运的不安全感、一种家园的不安定感、不确定性和无助感，向往强势强权保家护家的和平和安宁。后来他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筑起另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城堡”，不过即使他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和民国大总统，也并没有获得人身安全感和精神安全感。

幼年的记忆和经历让袁世凯在少年述志时即写下豪迈的诗句：“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这里的胡天骄，应借历史上侵扰中原的游牧民族，代指当时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国。他在二十岁时已经历两次科举落榜，到京城想报捐功名又无望，而这也许是他投笔从戎的契机。后来在1882年二十二岁时，他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负责前敌营务处，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军人。1883年，袁世凯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扎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经过在朝鲜十二年的历练，经过甲午战争的大国弱兵的教训，袁世凯坚信“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

[7]

。1895年12月8日，经慈禧太后批准，光绪皇帝终于颁发任命，袁世凯成为“新建陆军”的督办大臣——中国近代陆军的创始人，这一路的艰辛、一路的磨难，让他渐渐胸有城府，藏而不露，谨言慎行，人情练达，能屈能伸。此时，袁世凯年仅三十六岁，事业如日中天，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个人的抱负与国家的重任利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开始。而天津小站，这个小小的海河小镇，由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曾在1895年后的欧美世界地图中被标记在中国版图上，这在中国千百个小城镇中绝无仅有。天津小站从此拉开了北洋军阀集团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序幕，而北洋集团的重要人物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此时大多都已聚集在袁世凯的麾下，行将主宰中国未来的命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语千真万确。

英国海军司令员贝思福爵士（Charles Beresford，1846—1919）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参观天津小站练兵，给他印象最深的细节是袁世凯主持的给士兵发饷仪式，后来在他的《保华全书》中这样记载：“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发给，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哉!”

[8]

2011年9月7日至2012年2月5日，“胡博·华士画笔下的晚清权贵——休伯特与苏珊伉俪捐赠展”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览前言有一句话说：“画像中的那个适逢三十九岁、意气风发的袁世凯便成为刚巧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戊戌政变中崛起的壮年政治家的唯一真实形象，可谓弥足珍贵。”袁世凯出生于1859年，1899年袁世凯刚迈入不惑之年。画旁边的标签如是说：“胡博·华士在天津结识了一位名叫诺曼·穆泽（Normann Munthe，1864—1935）的挪威上校。诺曼1887年来到中国，加入军队并参加过甲午战争。战后，诺曼负责训练骑兵、设计军服并给新军司令袁世凯做军事顾问。他谙熟中文，而且是个中国艺术鉴赏家。时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军中弥漫着浓烈的反洋情绪，诺曼怕胡博·华士受到伤害，于是陪伴左右寸步不离。尽管士兵们并不友好，但袁世凯待胡博·华士为上宾，他愿意每天早晨腾出一点时间，坐下来给画家当模特。此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胡博·华士或许想不到，眼前这位四十岁的模特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不仅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还于1916年复辟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

1899年由荷兰画家胡博·华士（Hubert Vos，1855—1935）为小站练兵时期的袁世凯画的唯一油画肖像（首都博物馆收藏并供图）。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一道上谕，指出：“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指出顺应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做法是：“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

[9]

这道上谕其实是清政府“新政”推行之信号，四天后，袁世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新政，向朝廷递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民实”、“裕度支”、“修武备”等十条建议。

[10]

袁世凯把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与工业中心城市——天津，作为他振兴实业、改革金融、废除科举、建立巡警、大办教育的实验场地。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至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国掀起“洋务运动”，开始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而洋务运动掀起的重工重商，包括西方国家变革腐朽政治体制，对袁世凯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袁世凯在《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裕度支”条中指出，西方国家的致富之途，“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可以利国利民者，靡不竭力经营，官吏提倡之、保护之，而又昭示大信，历久不谕”

[11]

。袁世凯把办实业和理财的重任交付给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安徽至德人）。在袁世凯的信任和支持下，周学熙设立了直隶工艺局，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官办的实业机构。周学熙带头集资募股创办的大型企业就有两家——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公司，以后在民国时期又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机器制造公司和玻璃公司等等。可以这么说，当时袁世凯和周学熙开始成就了中国民族工业的雏形，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一带，开滦、耀华、启新、华新等是最早打开京津冀的实业公司。冀为河北，耀华总部就设在河北秦皇岛；开滦、启新和华新都在唐山，但是它们的指挥大本营仍然设在天津，在北京也设有分部。所以，实际上这时已经形成了京津冀的一个经济实业圈，组成了发展最早、最有实力的北方民族工业。

袁世凯在复兴商业的同时，办学堂、兴教育、废科举是他主张新政迈出的阵阵步履。他认为“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清政府根据袁世凯和其他督抚的奏请，于1901年9月13日发布上谕：“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1902年5月，袁世凯先在保定办起了直隶大学堂，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三年后，在盛宣怀创办的中西学堂基础上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工业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还有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北洋西学堂（即后来的天津大学），有第一个法律学堂天津法律仕成速学馆，有中国的第一个女子师范学院，聘请了推动女权、提倡女学的中国近代作家、教育家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作为教习，后任监督。根据袁世凯《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嗣后责成提学续加推广折》（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1906年6月29日）中有一个统计数字，到1906年，直隶省各类新式学堂有如下：“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堂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等学堂不计焉。”

[12]

袁世凯督治的直隶在兴办学堂方面居全国首位，当时天津教育事业甲天下，被世人称为近代中国人瞻望世界的前哨和走向世界的站台。创办天津新书学院的赫立德博士（Dr. S. Lavington Hart，1858—？）在天津居住了八年，他把天津描述成“天堂的入口处”，并说“天津正迅速成为帝国的首席教育中心之一。所有种类的政府学院比比皆是，学生数量每年都在增加”

[13]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确立于唐，完备于宋，而延续至元、明、清，曾经起到过一定的选拔人才的作用，但是越来越趋于形式主义，以八股取士制度所选出的人才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要求，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可是要废除科举，又何其艰难。而袁世凯自己当年的科举经历——两次科举落榜，是他心中的隐痛；反过来说，正因为科举的落榜，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袁世凯认为科举制度不仅不能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反而阻碍了人才的脱颖而出。1905年8月30日，由袁世凯起草奏章，和张之洞联合奏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认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时艰至此，稍有人心者，皆当倾念大局，与其迁就庸滥空疏之士子，何如造就明体达用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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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奏章，使得非科举正途出身的袁世凯一时成了清廷内部守旧派的众矢之的，而朝廷在科举与学校的两难抉择中顺应了历史潮流，清朝廷于当年十月下令自丙午科（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考及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至此，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漫长历史的科举制度废除，虽然清政府的新政持续而缓慢，但这无疑是中国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而袁世凯在这一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袁世凯于1906年6月14日第一次正式接受《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 米拉德的采访，对于大清国的现状和对于改革的期望，袁世凯认为大清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当记者问中国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袁世凯回答：“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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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手迹，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未仲春，容庵主人书“身行万里半天下，名在月台石室中”。（袁世凯曾孙、克桓长孙袁弘宇提供）

同年7月25日，袁世凯奏请预备立宪，并陈政见十条：国信须昭彰，人才必须善任，国势必须振行，满汉必须融化，赏罚必须分明，党派必须设立，政府必须早建，资政院必须设立，地方自治必须试办，教育必须普及。

袁世凯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文不武，忽朝忽野，今已老大，壮志何如”。甲寅年（1914），袁世凯已经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这个自题或许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或许是他对倥偬岁月的感慨。自题中没有落款署名，但是左上角有“大总统印”。

徐世昌题签“大钧元模”册页（袁世凯曾孙袁弘哲提供）

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盟兄，或多或少导演了袁世凯出山、逼宫与掌权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三部曲。徐世昌在1914年12月给大总统袁世凯的这幅自题和小站练兵照片题为“大钧元模”并做成一本册页，蓝色绢裱。“大钧”，指天、天道或自然。西汉贾谊在《鵩鸟赋》中说：“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这里，“钧”本为造陶器所用的转轮，比喻造化。坱圠，意为漫无边际。“元”是本源，初始状态，“模”是规范、仿效、模范，“元模”就是形成万事万物最大最根本的规范。

笔者采访了珍藏《大钧元模》的袁弘哲，他说：

《大钧元模》是爷爷袁克桓传给我父亲袁家宸（又名袁复）的，父亲又传给了我。我曾祖父（袁世凯）生活于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他创建了小站练兵基地，从而改变了中国旧的封建军制，建立起了一支有近代军制和装备编制的新建陆军。徐世昌把这本册页题签为“大钧元模”，其含义与其说是对我曾祖父的褒赞，毋宁说是在赞誉学习西方科学改革军制、政制，乃求强、求富的根本之道。

左：袁世凯自题“不文不武，忽朝忽野，今已老大，壮志何如。甲寅冬自题”。右：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戎装照摄于1899 年左右。出自《大钧元模》册页。（袁世凯曾孙袁弘哲提供）

徐世昌题赞。出自《大钧元模》册页（袁世凯曾孙袁弘哲提供）

民国三年冬（1914），徐世昌为这本册页题签“大钧元模”，继后，严修、樊增祥、阮中枢、刘春霖、夏寿田、王寿彭、梁士怡、杨士琦先后题字。袁世凯辞世后，这本册页传到了袁克桓手中，袁克桓重新复制了袁世凯小站练兵照片若干，又约请袁世凯旧部及当时名人续题像赞，共二十四人题赞，时间最晚的题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其中有袁世凯的旧属如徐沅、孙宝琦、陆锦、王怀庆等，部分是袁克桓的至交好友、当时俊秀，如吉林督军兼省长张作相、吉林省财政厅长兼代理省长王树翰、黎元洪的总统府秘书长王寿彭等，其书法艺术堪称珍品。

首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之袁世凯。笔者所到的袁世凯一些后裔家中都挂有这幅像，应该是他们心目中的祖父或曾祖父。（袁世凯曾孙袁弘哲提供）

1912年，袁世凯大总统像（袁世凯孙女袁家菽提供）

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要走向共和，它不可能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的，即使是日夜兼程提速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为清王朝已经背负了太沉重的行囊，同时它又像一个病入膏肓的机体需要全方位的换血，不仅涉及政治体制，也涉及经济、金融、军事、教育各个领域。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袁世凯无疑在各个领域成为推手和领军人物。而袁世凯处在新旧交替之中，亦不可能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尾的新人，但是他在走向共和的进程中，没有通过流血，没有通过历来强行的“农民暴力革命”改朝换代，而运用了他的谋略采取和平变革过渡的方式，使中国走上一个类似于西方的民主与宪政社会。袁世凯南北和谈的基调是：“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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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试图将北洋军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将新军和各省的议会结合成全国性的政体，袁世凯这样的一种立宪程序使得中国避免了一场南北战争，也给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创造了一个皇帝和平退位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袁世凯的左右兼顾，南北摆平，就没有中华民国。但是袁世凯仍然没有摆脱他所处的时代局限，即使他深谋远虑绝非寻常之辈，面对民国初年大大小小军阀混战和文官政治机能不健全的疾病，他的封建皇权意识使他主观地将中国当时的困局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议会是一种难以运作的制度，八百人当中，二百位是好人，二百位是麻雀，其余四百人不适任，他们能做什么？他们甚至连议会的程序都没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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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史景迁说：“袁世凯对议会制度的揶揄，恰可作为中国民主希望破灭的讽刺性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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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候，显然袁世凯想起了自己在清帝国末期的境遇，即使像他自己这样权倾朝野、盘根错节的重臣，如果用皇帝的权威，一纸诏书也未必不能当即被拿掉。从封建王朝过来的统治者无一例外会这样想也是这样去行动的，从这个角度说，袁世凯的想法和做法符合当时的心理和社会特征，我们无法想象袁世凯成为一个西方民主斗士，也不可能像黄兴所说的“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而袁世凯其实更像是一个中国的布鲁图斯。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和曾经做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莫理循虽然认为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但是“袁世凯的兴趣既不在拯救君主，也不在创建共和政权，这个善于权谋的布鲁图斯只有一个目的：由他做中国的统治者”。

[19]

同时莫理循也看到了袁世凯的局限性，“轻率而不合事宜的复辟帝制运动，以及矫令推选号称‘全体民意’的代表，是产生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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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生动而又形象地说：“袁翁世凯的处境，还在夔州府和白帝城之间，他望峡生畏，要掉转船头，驶回重庆，其居心原不难理解，只是其行为则愚蠢不堪罢了……他此时已驶船入峡，顺流而下，滩高浪险，掉头逆水，必然翻船，而袁及其党不知也，悲夫!”

[21]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怀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众人按文东武西的排列，向他行三鞠躬礼。袁世凯用河南口音发表如下演说：“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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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袁世凯已经预测到他的登基对于“子孙鲜有善果”，是一种悔意吗？还是对于子孙的叮嘱：远离政治，切莫步他后尘？

袁世凯（右）任大总统初期的便装照（袁世凯曾孙袁弘哲提供）

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曾对跟随自己十几年的幕僚、红梅阁主张一麐（1867—1943）起草取消帝制的文稿，说了以下这一段话：“我真糊涂，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今欲下撤销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边说一边把王式通（1864—1931年，1914年任袁世凯总统府内使）所拟的一稿给张一麐看，并说：“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消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张见袁如此说，亦不禁黯然，乃说：“这全是总统受小人的蒙蔽。”袁立即接下去说：“全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他人。”

[23]

袁世凯留给后人的是一面镜子。是明镜还是魔镜？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次子袁克文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先公天生睿智，志略雄伟。握政者三十年，武备肃而文化昌。乃以一忽之失，误于奸宄，大业未竟，抱恨以殁。悲夫，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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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和十位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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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从小似乎特别受到女人的宠爱和青睐。袁世凯出生后生母刘氏奶水不足，刚巧叔父袁保庆的妻子牛氏生子夭折，而牛氏的奶水十分充足，所以袁世凯就由她哺乳，五岁时正式过继给袁保庆为子，得到了嗣母牛氏的溺爱。袁世凯既刁顽又聪敏，还能摆平牛氏与姨太太王氏之间的争风吃醋，所以无论是生母刘氏、嗣母牛氏或是庶母王氏、陈氏都喜爱他。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死于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其生父袁保中死于两年后），当时袁世凯十五岁正值少年，以后的生活都是与母亲们在一起。嗣母牛氏还生有两个女儿，就是袁世凯的两个姐姐，庶母王氏和陈氏共生了三个女儿，便成了袁世凯的三个妹妹，还有众多的女佣丫鬟，袁寨如同“袁楼”，袁世凯仿佛是在粉脂堆里成长起来的贾宝玉。但与红楼贾宝玉“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出走的结局完全不同，袁世凯在诸多的母亲教育中吸取养分和做人的道理，“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袁世凯登雨花台所作七律《怀古》）。

袁世凯与生母刘氏，摄于1885 年左右。（袁世凯曾孙袁弘哲提供）

几乎所有关于袁世凯的书都说袁世凯是一个大孝子。“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古人尽孝是“父母在，不远游”，而袁世凯大丈夫远游四方，把母亲接到身边侍奉嘘寒问暖就是孝。袁世凯在朝鲜任职期间，于1891年12月26日接到嗣母牛氏病死的消息，立即请开差缺，回家以尽孝道。而在1892年5月返朝鲜继续任职时，他把生母刘氏接到朝鲜一直奉养到1894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才派人将生母送回国内。1899年底，清朝廷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他又将生母接到济南奉养。两年后，生母病故，袁世凯很悲痛，请求朝廷开缺，准许回老家守一年之丧。袁世凯为了把母亲与父亲一起合葬在项城，由此导致了与兄长袁世敦的“嫡庶之争”，袁世凯从此不踏入项城老家一步。关于袁世凯如何孝顺其母亲，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有过一段描述：“先祖母刘太夫人在日，每晨，先公秉烛趋庭，佇于寝外，必俟先祖母既寤，躬叩安好，始出堂治事。及午，复入侍先祖母食，食讫复出。夕，政事处毕，乃又入，或言家事，或述新语，先祖母辄顾而乐之；先公更调羹和蔬以进，且躬视衾帏，试量温寒，必侍先祖母入寝后，始退归己室。终岁如一日，未尝或间焉。”

[26]

袁世凯在生活上受到抨击最多的是他娶了十位夫人。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基本上延续了西周以来确立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人娶几个妻妾并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也就是说，纳妾是不违法的事，“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实质是按权力的大小来占有数量不等的女人，不仅皇帝有三宫六院，达官贵人妻妾成群，一般的男子亦都可以三妻四妾。这里的妾也不是一般普通官人的妾和姨太太，笔者尊重袁家习惯，都尊称她们为如夫人。在袁世凯看来，或者在所有封建男人看来，有作为有本事的男人才三妻四妾，妻妾们相互之间争风吃醋是不应该的。在男女平等之前，男女的社会角色是固定的，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务国，女人务家，中外皆然，男人最大的职责就是为国捐躯为国做官，女人最大的职责就是（为男人）传宗接代。“……保家卫国在全世界都是男人的责任，只能是因为只有有卫国能力的才能保家，只有有保家能力的才有能力卫国，所以男性同时是国和家的庇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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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似乎天生具有这样的庇护能力，而女人就需要这样具有庇护能力的强者。

史书上都说袁世凯其貌不扬艳福不浅，五短身材，体胖熊腰，戎马一生，使他养成了正襟危坐的习惯，无论坐在哪里，腰板都是挺得很直。看看他的儿女们是如何描述自己的父亲的：

袁世凯的第三女儿袁叔祯（后改名袁静雪）说：“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座。他坐下之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腿比较短，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裆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语气斩钉截铁，从不絮絮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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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袁克齐说：“我父亲性情刚烈，态度严肃，寡言笑。”“处理事情很果断，部下贪污行贿的事让他知道了，一定不轻饶。”“我父亲不好古玩，他常说：古玩有什么稀罕，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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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1876）袁世凯十七岁时完成了人生两件大事：秋天在老家河南参加乡试，名落孙山；年底，在老家河南成婚。以后陆续纳了九位如夫人，生了三十二位子女，上演了多少人间恩怨情仇的故事。

元配妻子于氏，河南沈丘县人，是淮阳乡绅于贯一的三女儿，恪守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于贯一的父亲是个“蓝翎候选都司”，是淮阳的首富，袁家在项城也是门楣显赫，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袁于二人1876年底结婚，于氏比袁世凯大一岁，两年后生有长子袁克定。

大夫人沈氏，江苏崇明县人，幼失怙恃。1881年在上海青楼与袁世凯相识，沈氏以身相许，袁世凯亦乐不思蜀，两人情好日密，但沈氏奉劝袁世凯追逐功名并资助盘缠。袁世凯发迹后，沈氏以大太太的身份出现。沈氏一生无所出，后过继袁克文为子。

二夫人白氏，朝鲜人，1885年袁世凯任驻朝鲜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如夫人，白氏是金氏的陪嫁丫头。白氏生了四子二女：长女伯祯、五子克权、七子克齐、十子克坚、十二子克度和六女箓祯。

三夫人金氏，朝鲜人，出身望族，世有贵显。原以为嫁给袁世凯做“正室”，没想到和自己的丫头一起做了如夫人。金氏生了二子和三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环祯（早亡）、十女琮祯。次子克文过继给大夫人沈氏。三女叔祯（袁静雪）后来认为自己的母亲长期承受精神苦闷的重压，遂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人。

四夫人季氏，朝鲜人，也是金氏的陪嫁丫头，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得“月子病”而死。四夫人季氏生了一子和三女：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四女次祯（早亡）、七女琪祯。

五夫人杨氏，天津宜兴埠人（并非通常说的天津杨柳青人，下一章节有考证），从小跟随父亲做生意，不仅心灵手巧，更因有通达见识和管理本事，深得袁世凯的宠爱。她既照顾袁世凯的日常起居，也替袁世凯管人和管家。杨氏生有四子和二女：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玲祯。这一支便是本书要展开的袁家百年。

六夫人叶氏，江苏丹徒人。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形容叶氏：“婉娈明靓，柔质丰仪。十七来归，先公极爱宠之。”叶氏生有二子和三女：十四子克捷、十七子克有、九女玖祯、十一女璇祯、十二女玑祯。

七夫人邵氏，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幼年丧父，遭难，跟随母亲避走他方。邵氏无子女，后因病早亡。按照袁家的规矩，她不能被称为如夫人，也不能享受如夫人的待遇，只能被称为“姑娘”，可是因为袁世凯喜欢她，所以也享受如夫人的待遇。

八夫人郭氏，浙江归安县（今属湖州）人，曾在天津入了风尘，因为母亲故去想为其“殉身”，被袁克文描述为烈女，由大夫人沈氏派人带钱“赎庶母归”。郭氏生有二子和一女：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珣祯。

九夫人刘氏，天津人，原是五夫人的贴身丫鬟。刘氏信佛吃素，袁世凯在安阳给她造了一套三进院落、九门相照布局的房子。刘氏生一子一女：十六子克藩，早亡；十三女珲祯。

在妻妾成群的封建家庭中，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妾不如妻，妾族不如妻族，便是妾之子，也不如妻之子”

[30]

。在封建社会，女人则如同财物一样没有独立的人格。但是正式的妻子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来的，在宗法社会中，妻是有法定的地位的。《礼记·礼器》有云：“大明（太阳）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夫与嫡妻如日月成为宇宙的主体，而众妾则谓之小星，只是日月的点缀。但是，袁世凯元配妻子于氏并没有如日如月的位置，正室的地位形同虚设。另外，在封建社会，女性被赋予的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一个男人是否有出息或有作为，妻子的责任也是很重大的。袁世凯在结婚的最初几年不顺，乡试落第，进京报捐功名不成，并且受到于氏以及家人的奚落，作为大男人的自尊因此受到很大的伤害。袁世凯对于氏也没有太多的感情寄托，可是“母以子贵”，于氏在1878年生下长子袁克定，长房长子的地位不可动摇。袁世凯在决定恢复帝制以后，于氏自然是“正宫娘娘”。在袁世凯的大家庭里，等级观念极其森严，比如，袁家有一个拜祖宗堂，每逢过年或重大节日，如夫人不能穿红裙外褂，只能穿粉色的。所以如夫人们是最不愿意过年的，因为过年的时候，“嫡尊庶卑”的“妻妾之别” 就一览无余，而且这个例是无人能破的。

大夫人沈氏是袁世凯发迹前的红颜知己，电视剧《走向共和》一开场就把沈氏和袁世凯描写成如同玉堂春（苏三）与王三公子的故事，袁世凯在离别时赠沈氏一联：“商妇飘零一曲琵琶知音少；英雄落魄百年岁月感怀多。”沈氏不希望袁世凯整日沉湎于温柔乡而乐不思蜀，她期待袁世凯成为敢作敢为能担当的大丈夫。后来袁世凯离开沈氏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了他的建功立业之路。沈氏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等待袁世凯的功成名就。袁世凯对沈氏也是有情有义、有始有终，等到他在朝鲜站稳了脚，立即就把沈氏接到朝鲜，以大太太的身份出席社交场所，还把二子袁克文过继给她作嗣子。

袁世凯是一个军人，具有独断、专制的一面，他有一套办法管理军队，也有一套办法管理封建的大家庭，驾驭有术。按照袁家家规：妻为管家主妇，妾无权参与，妻可管妾，妾待妻如尊长。在袁世凯的大家庭中，元配妻子于氏已经是位同虚设，实际上是大夫人沈氏和五夫人杨氏参与家庭的管理。这些如夫人们都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编了号”，袁世凯在众如夫人们面前，制定了这样一个“治内”规定，当然也包括管理这些如夫人在内，这就是：后进门的如夫人一般要服从先进门的如夫人的管教。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忌讳等琐事，均由先进门的如夫人随时指点。大夫人对二、三、四如夫人进行管教；五夫人对六、八、九如夫人进行管教，五夫人杨氏后来又管理全家。大夫人和五夫人实际上是“半个主子”，她们得宠一定有其得宠的理由。如果说大夫人沈氏是“慧眼识英雄”，那么五夫人杨氏的治家亦是袁世凯大家庭所需的才能。袁世凯不仅让五夫人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整个袁府，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如夫人们，都得服从她的约束，袁世凯的图章也是由她保存着的。因此，袁家上上下下都对她既敬且畏。但是，袁世凯在钱财利益上则是公平分配，七子袁克齐说过：“我父亲对待她们，都一例看待。无论分物或给钱，没有偏轻偏重的情况。因此一家向称平安，争吵的事情，我也一次没见过。”

[31]

袁世凯也不轻易流露出他对任何一位如夫人的偏爱，比如，如果谁需要订制衣服、打造首饰，他给每人一份，一视同仁；也绝不轻易表现出对任何一位如夫人特殊的偏爱，月钱的数目，各房一律均等，谁也不能多拿。如果这些如夫人们犯了错，袁世凯除了当面训斥外，还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停发一个月或数月的钱。在伺寝方面，袁世凯也不是像皇帝那样翻牌，而是一周一人轮值，从不冲突。通常，袁世凯在早晨醒来之时，五夫人杨氏总是服侍在旁，照顾左右。

袁世凯认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之根源，培养人才之基础”，他在直隶总督任内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女子教育机构，而在家里，他也请了女教师给自己的女儿和如夫人们上课，为此他还专门给每位如夫人起了一本正经的学名，比如，五夫人叫志学，六夫人叫勉学，八夫人叫潜学，九夫人叫勤学。女子识字和拥有自己的名字，而且这些名字都与学习有关，迎合时尚，看来是迈向现代和文明的一大步，虽然她们退回闺阁仍然是封建家庭的如夫人。

袁世凯洹上村垂钓。摄于1910年前后，相片底部有袁世凯的亲笔签字，袁世凯曾为此照题诗一首，后人认为是写得最好的一首诗：“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神州持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袁世凯曾孙袁弘哲提供）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灃开缺回籍。在彰德府洹上村隐居的三年里，袁世凯像一个真正的地主老财，有时间也有闲心来经营这个大家庭，他让众多的太太们有事可干，发挥她们各自的厨艺和才艺，这样也就省下不少家事的摩擦和纠纷。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描述了一幅其乐融融趣意盎然的家庭“和谐图”：父亲袁世凯开辟了菜园、瓜园、果木园、桑园等各种园子，也饲养了猪、羊、鸡、鸭之类的家畜家禽，以备全家上下日常食用。他整修了一座花园，取名“养寿园”。他雇人在养寿园里叠石为山，栽种了很多花草和桃、杏、枣等果树；还把洹水引进园里，开凿了一个大水池，池里种植了一些荷、菱之类，养殖了很多鱼，因为袁世凯喜欢吃二夫人做的熏鱼。袁家人也喜欢用高粱米和芝麻来喂养螃蟹，等到秋深蟹肥的时候，全家都兴高采烈地捕来吃。在这个大水池内，还修了一座池心亭，必须坐船才能到达亭上。每年夏季或月圆的时候，袁世凯常和全家人划船过去，在那里吃饭赏月。次子袁克文也在《洹上私乘》一文中说到，在洹上村期间“日随先公营田园，起亭榭，疏池沼，植卉木，饮酒赋诗，极天伦之乐事”

[32]

。

1913年，袁世凯以“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身份，入住中南海，妻妾子女也一同迁入，深深地闭锁在中南海内。1915年底，袁世凯宣布成立“中华帝国”，实行帝制，并准备于1916年元旦登基，定年号为“洪宪”。袁世凯制定了宫廷礼仪，还有龙袍、凤袍、皇子服、皇女服、宫廷女宫服等各式吉服全部制成。袁世凯的正妻于氏当上了“皇后”，如夫人们，经“洪宪皇帝”册封，大、二、三、五，四位如夫人都为“妃”；六、八、九，三位如夫人都为“嫔”（四夫人、七夫人这时已故去）。显然，“妃”和“嫔”是两个等级，这让被称为“嫔”的三位如夫人大吵大闹，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疲惫不堪，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接着，没过几天，袁世凯便下令缓行帝制，撤销了大典筹备处。袁家的上上下下都好像做了一场梦。

自1916年春节起，袁世凯身体日趋不佳，内外交困，身心交瘁。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仍然多由他最喜欢的大夫人和五夫人服侍。这一年6月6日，死于尿毒症。袁世凯留下两句遗言：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扶柩回籍，葬吾洹上。

袁世凯死后，分家，袁家家眷移居到天津大营门袁家大院，和平共处，互不矛盾，每一位如夫人分得一栋楼，各立门户，各奔前程。从袁世凯去世到抗战之前，几位如夫人都搬迁到袁家大院，这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群，里面有德式居住楼房、戏楼和档案馆，“文革”期间及以后，陆续被拆毁。如今大营门一带，酒店高楼耸立，也还有一些单元楼散落其中。

一个父亲和三十二个儿女

袁世凯一生共有三十二个子女，其中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长子袁克定生于1878年12月，当时袁世凯才十九岁；最小的十七子袁克友是遗腹子，生于袁世凯死后的1917年，前后时间跨度三十八年。袁世凯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是从一个小小的幕僚迅速崛起，成为北洋军阀的一号人物，一直做到清政府的总理大臣、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最后做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社会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大变动。这个时候，袁世凯家的女儿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也不再缠足了，开始进家塾学习。袁世凯的儿女基本上是由各房的如夫人亲自管教，袁世凯常常是点到为止，制定一些家规家训，但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并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在袁家的父子关系中，父亲同样是统治者。在“慈母严父”的角色中，对儿子的控制和压力更直接地来自于父亲。对男孩子，袁世凯很严厉，但对女儿，却很娇惯。七子袁克齐曾这样回忆：“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是认真的，请了各科老师来教育我们。先请任课老师吃饭，饭后交戒尺（一尺多长两寸多宽的木板）一个，并说，如果孩子们不听话，就用此尺打他们手心，不要宽纵。”

[33]

还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材的想法，所以袁世凯对儿子们有时候动用家法，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即使是已经结婚成家的儿子，也不能免于他的责打。据袁静雪说：“因为三哥克良不爱读书，又娶了唱戏的孙宜卿做姨奶奶，所以我父亲最不喜欢他，挺大的人了，有时也要挨打。”

[34]

袁世凯与部分子女合影，大约摄于1904年。（袁世凯曾孙袁弘哲提供）

袁世凯在山东任巡抚期间，一直将长子袁克定留在身边管教，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其他子女的教育。在济南，他给只有十岁的次子袁克文写信，为其开列非常详细的“立身课程”：“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贪恋衾绸；习字：早餐后习字五百，行楷各半；读经：刚日读经，一书未完，勿易他书……”还有其他读史、作文、静坐、慎言、运动、省身、写日记等等，成为教育其他孩子的范本。从现代父母的角度来看，如何养成和练习孩子的学习行为规范也是很有意义的。

袁世凯在洹上村给儿女们开了私塾，并分为男馆、女馆，他请杨景震和其他三位教师开始教他的六个儿子。洹上村的家塾就设在住宅院的二门东院。每天袁世凯一起床，就能听到东面传来的读书声。他白天一人逛花园，右手持着从不离手的手杖，左手扶着听差，经过家塾时看看儿女们上课的场景，不过他从来不干涉老师上课，颇尊师重教。袁世凯更多的是管教儿子们的行为守则，而不是去检查他们的功课。他在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前来请安的时候，经常嘱咐他们要好好念书，可是他既没有当面考核过他们的功课，也没有对他们说应当怎样念书才算好，他认为这是老师分内的事情。袁克文在《洹上私乘》自述中讲到有一天袁世凯单独召见他时对他的教诲：“人贵自立，不可恃先人之泽而无所建树。建树之道，始于学问。观夫贵豪子弟，多不识一个字，而骄奢淫佚，终至破家亡身，求一棺而不可得者，咸有所恃而自堕也。”

[35]

袁世凯在洹上村亲自书写了《袁氏家塾训言》十一条，实际上就是孩子们的“学生守则”，次子袁克文写道：“上居洹时，手订家塾条规简章三种，以稿付克文存贮。……此稿未尝一日去身。爰付装池，愿子子孙孙永宝之。”

袁氏家塾训言

[36]

：

求学贵乎力行，敦品生于文艺。若举止不端、言语不信，最足以败坏品行。纵能博学亦归无用。当引以为深戒。

为学当期远大，偶有一得，慎勿自喜自足。必须争强竞胜，乃可曰：进无疆。若甘居人后，不耻不若人，便是廉耻丧去，将何以居士林？

学问有益于身心，虽父兄师友，亦不克分其益，应视为独擅之利益，以实心实力经营之。切勿粉饰自欺，致失其益，自误终身。

骨肉间刺以微物，便觉疼楚不安。诸生非手足即至戚，一须亲睦，一须推爱，倘因薄物细故互生口角，何异以他物刺入骨肉，于心何安？于情何忍？尤足贻人讥笑。

入堂上班，严师当前，敬师即所以遵道。必须整肃端位，静心听讲。切不许彼此接谈，互相嬉笑，喧嚷争吵，亵慢师道，扰误功课。

同学诸生，宜赏奇析疑，互换知识，折衷所学。其小说诸书易乱心曲，切忌寓目。凡阅涉嗜好之物，如烟酒等类，亦切忌入口，以重卫生。

诸生上班下班，必须按定钟点，不得移动时刻，先后参差。上班时不许托故出宅。

每日上午、下午下班后，除随诸师赴各处运动外，只可在堂院内游息。无论早晚，如无事故，不准私出二门。其放学时，须各班汇齐，鱼贯徐行，不许随便嬉戏，紊乱无序。

头、二班诸生，各立日记一册，将逐日所习功课及晚饭后自修所读阅各书，别有心得之处，详细记载。届星期六呈阅一次，藉觇志趣而稽勤惰。

头班诸生，现为出洋预备，所有汉文、洋文及应用各科学，尤当按照课表，切实讲求，不可顾此失彼，亦不可因循自误。

诸生遇有疾病请假，须请医诊视，给予凭单，方可停课。

以上各条，务望切实遵守，奋勉力行，历久弗懈。诸教师皆品学兼优，热心教育，受余重托，必当严加管束，尽心诱导，以期有成。勉之！勉之！

自省室简章：

争殴先下手者及逞强打人者，均罚居此室二小时。作伪欺骗或调唆是非，罚同前。向人骂詈，犯逾二次，罚同前。堂内争吵，犯逾二次，罚同前。罚至二次，居四小时；至三次，居八小时。凡罚居之时，皆在放学后及星期之日。入该室，即须扃门，不许随便出入。若送饮食或便溺开门，请教师一位监视出入。罚居二小时，不送饮食。居四小时，送饮食为一次；居八小时，倍之。在室内诵读格言及家塾第规，并工楷抄此规一遍。出室时，须自呈具悔过书状。

犯规罚戒简章：

堂内争吵，记大过一次。在外争吵，记大过一次。堂内喧哗，记大过一次。向人骂詈，记大过一次。意存欺骗，记大过一次。入仆从之室闲谈，记大过一次。举动强横，记大过一次。上班接谈，记过一次。堂内嬉笑，记过一次。堂外喧哗，记过一次。到班迟误，记过一次。上班时托故出宅，记过一次。私出二门，记过一次。放学时嬉戏乱序，记过一次。阅看小说，记过一次。吸食烟卷，记过一次。

以上各条，专为犯规而立。其功课内记过，仍照向章。凡记过三次，并为一次大过；大过至二次以上，照处罚之单办理。

右订各条请 毓笙教师兼习稽查，随时照章办理，并请每届朔望集诸生宣讲一次。

袁世凯也沿用了小站练兵赏罚分明的经验，孩子学习得第一名就有奖励，七子袁克齐说：“我们怕老师，但更怕我父亲。因为父亲每月必看我们的考试卷，如果得了坏分数，他那种严肃的面孔，不留情的申斥，是谁也受不了的。”

[37]

后来袁世凯全家入驻中南海，他为子女们聘请的家庭教师，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大学之父严修（1860年4月12日—1929年3月15日，字范孙，清光绪朝进士）。严修是袁世凯非常尊敬的“君子之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改革旧式教育，其倡导西学和倡办女学等主张也是为袁世凯所推崇的。袁世凯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对严修也是言听计从，相继送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入天津新学书院读书，选择老师乃至安排课程，都是严修亲自过问。袁世凯这几个儿子也是严修比较喜欢的， “诸郎森玉立，与我情意投。四五六与七，自居弟子俦”。1914年严修从欧洲游历返回，在他的甲寅至乙卯日记篇中记录，曾多次从天津赴京住在北海，“晚饭后观诸生理课”，严修要求袁家兄弟每天“温、读、写、看”，为他们的课业去与袁世凯谈了好几次。1914年12月6日，严修到中南海与家庭教师毓笙，带克权、克桓、克齐、克轸等一共九人进西华门到武英殿文物陈列所参观。可见严修这个“家庭教师”的确尽心尽力、毫不松懈。

严修在《大钧元模》册页中的题字。（袁世凯曾孙袁弘哲提供）

威吾莫测，量吾莫窥，功吾莫纪，术吾莫知。惟公一身，系国存灭，匪公自任，榱崩栋折。呜呼，此合全球之大莫不云尔，乃有同国之亲反欲自绝。

民国四年一月　严修敬题

这四个“吾莫”，是严修自谦亦蕴褒贬，而最后两句，显然是严修对于袁世凯称帝的一种态度。

袁世凯不仅要求孩子们熟读四书五经，遵守儒家伦理纲常，对于儿子们更加要求的是中西璧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的课程里也开设了数学、物理等等“西艺”课和外语课。长子袁克定曾到德国留学，他的德文、英文和日文都很好；袁世凯送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一起跟随严修出游欧洲各国，就读于英国齐顿汉姆学院（Cheltenham College），又送其他四个儿子九子克久、十子克坚、十一子克安和十二子克度去位于美国佛蒙特州全美国顶级文理学院之一明德学院留学，十子克坚后又留学哈佛大学。所以，袁家的几个出洋求学的公子们大概也属于中国第二代的留学生。

袁世凯对子女的婚姻毫无疑问要求门当户对。袁世凯往往一两句闲话间就决定了儿女的终身大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子女结亲有的是政治联姻，是袁世凯试图扩展自己势力的一种方式，也有的是袁世凯与老友知恩图报的一种交情。这些联姻几乎涉及了当时各个领域的要员、豪门和名门，袁世凯还在满汉通婚开禁之后与满族权贵订立了姻亲。以下看看袁世凯的儿子娶了谁家的女儿，女儿又嫁给了谁家的儿子；没有列入的子女或早亡，或是由于袁世凯已经过世来不及安排门当户对的婚配：

长子袁克定，娶湖南巡抚吴县吴大澂之女吴本娴为妻；次子克文娶安徽贵池人盐商捐候补道刘尚文之女刘梅真为妻；三子克良娶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之女；四子克端娶天津盐商何炳莹之女为妻；五子克权娶清两江总督端方之女；六子克桓娶江苏巡抚陈启泰独女陈徵为妻；七子克齐娶民国总理孙宝琦之五女；八子克轸娶安徽建德人曾任两江总督周馥之女周瑞珠为妻；九子克久娶武汉黄陂民国两任大总统黎元洪二女儿黎绍芳为妻；十子克坚娶陕西督军陆建章之女陆毓秀为妻；十一子克安娶天津大盐商李士铭之女李宝慧为妻；十二子克度娶富商罗云章之女；十三子克相娶前清大学士那桐之孙女张寿芳；十五子克和娶天津八大家之一张调宸之二女张允倩为妻。

长女伯祯嫁两江总督张人骏之十二子张元亮；次女仲祯解除了与端方侄子的婚约后，嫁清大臣薛福成的孙子薛观澜；三女叔祯（后改名袁静雪）嫁两江总督安徽泗州杨士骢次子杨毓询；五女季祯嫁吏部尚书苏州陆宝忠之子，后病逝；六女箓祯嫁民国内阁总理孙宝琦侄子；七女琪祯嫁陆军大臣廕昌之子；十女琮祯嫁北京宪兵司令邵文凯；十三女珲祯续五女季祯嫁苏州陆宝忠之子；十四女珣祯1937年底嫁民国总统曹锟之子曹士岳，离婚后与一位联合国官员结婚，居纽约，2005年底病逝，享年九十岁，是袁世凯子女中最后谢世的一位。

在袁世凯十七个儿子中，以长子袁克定为官，次子袁克文能文，六子袁克桓办实业，为人所熟知。所以，袁家人这样点评袁世凯的儿子们：“长子克定最有权，次子克文最有才，六子克桓最有钱。”关于袁克定和袁克文以及他们的后裔，一些书里已经作了不少介绍，本书的重点是要道明袁克桓为什么最有钱，如何保持为富而仁而不是坐吃山空，以及介绍袁克桓的后裔三代四代的实相，从而呈现家庭如何塑造人，社会又如何成就人，如何保持家族的尊贵和儒雅，从不平凡到平凡又到不平凡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恩格斯早就说过“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也是社会的缩影，一个家庭的百年历程也可折射出中国社会倥偬百年的演变。

注　释

[1]
［英］汤因比著，王少如、沈晓红译《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厄本对话录》，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3月版，第10页。

[2]
《袁世凯和项城袁氏家族——项城文史资料》（总第十一辑），第1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项城市委员会编印，2005年12月，第1页。

[3]
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里，引某笔记：“谓项城年十三四岁，书一春联云：‘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塾师为之咋舌，知非凡器。”参见张伯驹著《春游纪梦》（《张伯驹六种》之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75页。

[4]
参见张永东《百年之冤》，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5]
对于这三个问题，参见唐金培《应还给历史一个真实的袁世凯——兼评“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殷都学刊》，2010年第1期。

[6]
［德］歌德著，钱春绮译《歌德抒情诗新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一版，第274页。

[7]
［英］贝思福《论中国水陆必备》，见《保华全书》卷三，第5页。

[8]
同上。

[9]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二次印刷，第914—915页。

[10]
廖一中、罗真容整理，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277页。

[11]
同上，第274页。

[12]
《袁世凯奏议》（下），第1337页。

[13]
1900年7月10日《每日电讯报》第9811期，第二页（The City of Graves，Daily Telegraph
，Issue 9811，10 July 1900，Page 2）。

[14]
廖一中、罗真容整理，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上），第736—73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5]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142—143页。

[16]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89页。

[17]
［澳］柏尔（Cyril Pearl）著：《北京的莫理循》，Morrison of Peking
，Sydney，Australia，1967（转引自史景迁著、温洽溢译《追寻现代中国 ——革命与战争》，第367页）。

[18]
［美］史景迁著、温洽溢译《追寻现代中国 ——革命与战争》，时报出版（台北），第367页。

[19]
朱步冲《袁世凯——踯躅在新旧时代间的领袖》，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3期，第78页。

[20]
沈嘉蔚编撰、窦坤等译《莫里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目击变革》，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第230页。

[21]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第121页。

[22]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二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16页。

[23]
同上，第203页。

[24]
袁克文《辛丙秘苑》，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33页。

[25]
关于袁世凯夫人们和儿女们的名字皆来源于袁克文的《辛丙秘苑》里的《洹上私乘》，最初连载于1922年3月至8月的上海《半月》杂志，其时袁克文三十二岁，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记录。袁静雪所写的《我的父亲袁世凯》最初发表于1963年，袁克齐所写的《回忆父亲二三事》最初发表于1963年12月，是半个多世纪后叙述他们少年之时的记忆。他们三人叙述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方式也有别，内容有所出入。

[26]
袁克文《辛丙秘苑》，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44页。

[27]
王小箭《女性艺术首先不是艺术问题》，参见《艺术时代》2009年第11期。

[28]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第161页。

[29]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见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第84—85页。

[30]
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6年3月第一版，第133页。

[31]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见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第88页。

[32]
袁克文《辛丙秘苑》，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39页。

[33]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见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第88页。

[34]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第179页。

[35]
袁克文《辛丙秘苑》，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40页。

[36]
以下《袁氏家塾训言》来自《袁世凯和项城袁氏家族——项城文史资料》总第十辑《家规门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项城市委员会编印，2005年12月版，第144—147页。

[37]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见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第88页。

第二章　袁世凯第五夫人杨氏

天津籍贯考证

几乎所有的书都记载袁世凯的第五夫人杨氏（1879—1937）是天津杨柳青人，应该来自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中的一句话——“五姨太太杨氏，天津杨柳青人，是一个出身于小户人家的女子”。现经认真核实，杨氏是天津宜兴埠人，出身于住高台上的大户人家。为此，笔者走访了天津北辰区宜兴埠镇政府，北辰区文明办副主任王进发特此组织了一次有关了解杨氏原籍情况的人员座谈。经与天津文史专家尹树鹏、杨氏的亲属八十三岁老人王铮（姑表弟）等有关知情人士交流、走访和考证，杨氏原籍宜兴埠既有文史资料为证，又有民间知情人士证明，而且杨氏的亲侄子八十七岁的杨文起和八十五岁的杨文友如今还健在，都住在宜兴埠镇九街。

宜兴埠位于天津北辰区，据现存的大清道光年间《保甲图说》记载：“王家场河外稍北曰宜兴埠。有寺曰药王庙，村多砖窑，旁有小道北去。”因村上挖地烧砖瓦，多坑塘，还蓄水养鱼，所以大部分人从事渔业，俗称渔家铺，也称余庆府，是取谐音吉庆的意思。清乾隆四年（1740）时称宜兴府，道光年间改称宜兴埠，是当时天津五大集市之一。宜兴埠的人勤劳、本分，民风淳朴，但思想开放，中国近代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就出生于此地。还有实业家王伯辰与他弟弟王恒昌在宜兴埠镇西部（今广场大街南）合力开办了一家“修业织染工厂”，是宜兴埠最早的工业厂家。该厂生产的“飞马牌”棉布，在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一举夺得了银奖。

民间收藏家阚文禄先生的住宅如今还保留了当年宜兴埠高台大户人家的风范，据他爷爷说，杨氏是在宜兴埠地下庙附近南阳井上的轿，轿子是由高头大马拉的，那个排场和气派对于宜兴埠来说是非凡的。原街道主任杜志泉的爷爷是天津旧时的警察，他提到过袁世凯去宜兴埠给岳父祝寿，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去，知道的人很少。他还提到袁世凯经常带杨氏出头露面，因为杨氏有文化、能说会道。八十三岁高龄的王铮老人的母亲也姓杨，杨氏称她为姑姑。据王铮老人的母亲说，杨氏的祖上是移民过来的，从哪个省来已不甚清楚，杨氏是在宜兴埠出生的，她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王铮的母亲依稀记得袁世凯到过宜兴埠，当然没有能够接近的机会，杨氏后来回娘家时，洗脸用的是金脸盆，都是从袁府带来的。

十七岁嫁给袁世凯

据天津市近代文史研究学者尹树鹏先生1979年做的文摘卡片记录，“五夫人杨氏，天津宜兴埠人。宜兴埠杨家是开花厂子的”。这个“花厂子”的“花”并不是鲜花，而是棉花，做的是弹棉花的第一道工序，杨氏的父亲是最早使用机器处理棉布的，而宜兴埠的织布行业较发达，前面提到的“修业织染工厂”便是一例。

1895年2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5月，袁世凯在天津上书李鸿章，总结甲午战败的原因，提出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8月，袁世凯奉命赴前线协助前敌营务处联络各军，筹拨粮饷武器。11月，清廷决定命袁世凯练洋式新军。12月8日，光绪帝发一上谕令袁世凯到小站练兵，21日，袁世凯抵达天津小站，开始练兵。

五夫人杨氏在北京中南海的正装照，正襟危坐，端庄大方，一身衾绸，华彩艳丽。（袁世凯孙女、袁克桓长女袁家英2001年回国探亲时提供）

小站练兵，急需大量的军饷物资。袁世凯的军需官常往返于小站与宜兴埠，一来二去的就与杨氏的父亲熟悉了。杨氏的父亲靠勤奋起家，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带着儿子和年幼的女儿杨氏经营自己的花厂子，所以杨氏从小就能说会道，不仅迎来送往招待客人，还打得一手好算盘，帮他父亲把店面打理得井井有条。在那样动荡的年代，杨氏的父亲当然希望找到保护伞或者靠山，这个希望就寄托在女儿身上。正好碰到袁世凯的军需官来天津宜兴埠，找到了杨家，这一桩迎娶也就水到渠成。此时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杨氏十七岁，袁世凯三十七岁。小站练兵家眷不能随行，袁世凯把杨氏安置在天津。这一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卓有成就。

袁世凯首先看到杨氏的是一双纤纤玉手。关于“玉手”，有一段传说，乾隆皇帝在选妃时，曾别出心裁，提出“只看手不看脸”，他让准妃子们把手伸出来，最后以手识美人，挑选出一位绝色妃子。也许袁世凯也有这样的癖好，且杨氏天生的巧手还会理财拨算盘，心灵口巧，遇事果断，还善于管家，这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女子来说太难能可贵了。

袁世凯的“女管家”

郑玄注《毛诗》云：“妻，齐也，与夫齐礼。”妻为夫的正式配偶，夫妻合则“礼”齐。而关于妾，《左传·僖公十七年》云：“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齐侯把所纳的六位小妾视如夫人，这大概是“如夫人”一词的最早出处。从称谓上说，“如夫人”比“妾”明显是比较尊重了一点，如夫人有一定的身份，也不同于一般百姓家的小妾。如夫人也就是“像夫人一样”，但是，“像”不是等于、等同，大多数如夫人最终也不可能成为夫人。而更多情况下，多数如夫人其实是过着“很不如”夫人的日子。

[1]

杨氏与儿孙们，约1925 年摄于天津袁家大院家中。左一为六儿媳陈徵，怀抱的是次子袁家卫；左二为袁世凯六子袁克桓，怀抱的是他的女儿袁家荠（四岁时出麻疹夭折）；左三是五女袁季祯；右一为八儿媳周瑞珠，怀抱的是她的女儿袁家蕴；右二为八子袁克轸；正中的男孩为袁克桓的大儿子袁家宸；旁边女孩为袁世凯的十五女袁玲祯。——这是一张对于杨氏五夫人一支很重要的家庭照，杨氏后人第一次把照片中的每个人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袁世凯曾孙袁弘哲提供）

但是，杨氏确实是过着名副其实的“如夫人”的日子，是最能得到袁世凯欢心的人，所以一般也尊称她为五夫人。她的主要任务是辅佐丈夫、教育子女和管理家政，她的角色便是贤妻、良母和严妇。当时袁世凯的父母都已故去，所以就没有了孝敬公婆这一说，也就不用扮演佳媳的角色。袁世凯给杨氏以如夫人的地位，并享有“治内”权，即管理家内事务的一切权利，连袁世凯往往也不得干预。这个“治内”权，当然也包括管理其他如夫人们。袁世凯不仅让她照管自己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整个家务，管理各房的女佣和丫头，管理六、八、九如夫人和她们的孩子。袁世凯很听从杨氏的意见，所以袁家上下都要服从她的管束，碰到棘手的人和事，她可以随时告诉袁世凯并出面解决。因此，全家上下都出于袁世凯的缘故而对杨氏抱有畏惧的心理，连元配夫人于氏也不例外。

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说：“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我父亲对她却特别宠爱。”于是后人书中纷纷都说杨氏不漂亮，但又都说杨氏是袁家名副其实的“王熙凤”，管家、治家和理家都有一手，况且杨氏也是能说会道、心灵手巧。如果把一个女人比喻像王熙凤，管家的本领自然是主要所指，不过《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也是个“粉面含春”的美人，颇有姿色。袁克文在《诸庶母传》中说杨氏“颖敏得先公欢”。袁世凯为什么如此宠爱杨氏？如果杨氏没有一点风姿的话，袁世凯恐怕也不会每天早晨醒来总是让杨氏在身边伺候，让杨氏给他通报一天的事情和安排。袁世凯对杨氏的宠爱应该还有一种恩惠、疼爱和信任，而信任是最重要的，袁世凯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既不操心，也不过问。无论是该吃什么，该穿什么，或是该换什么衣服，该做什么东西，都交给杨氏打理，就是袁世凯的贵重财物也同样交由她收藏保管。同时，袁世凯让她管理整个家，既“治内”又“理财”。治内即管人，理财即管钱。袁家的日常生活，银钱用度，都由杨氏一手掌持。她管家后，能左右周旋，办事果断，家中诸事翕然具举，皆无间言，袁家上上下下亦井井有条。

那么这个袁家到底有多少人？袁世凯有一位元配夫人九位如夫人，十七个儿子和十五个女儿。此外，还有几个儿媳和一些孙子、孙女。家中还有管事的、账房、男女教师、中西医生、厨役、裁缝、花匠以及男女佣人，跑上房的和跑各房的老妈、丫头等等，总计有几百个人。管这么多人，如何管？每个人都难管，都不服管，管别人的人总是不讨人喜欢，会使她成为众人的“眼中钉”，所以其他房的子女对于杨氏没有什么好印象，都惧怕她。管钱，克勤克俭，也会使她成为众人的“肉中刺”，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能约束，无脸者不能上进，杨氏是最看不惯的。

下面是杨氏写给袁世凯的家书。杨氏的字端正清楚，叙述有条理、合逻辑，从中可看出杨氏不仅仅是一般地识字，而是完全知书达理，她既关心袁世凯的身体，又担心国事，既处理家中杂事，又禀报了孩子们的平安，原文如下：

大人钧鉴：

自进京后，来人屡次传说，大人身体康健，实不得详细，未知饮食起居平安否？本拟先差高妈等赴京侍奉，恐无闲房，出进不便，所以未令前往。迩者，大局不定，宫事繁杂，未敢奉函。复因端家来时移至大人房住，到今并未移回，恐八妹与克相独居太空，早晚共一办治家务。再者，因大人屋各物狼藉并收拾妥当。

又传说，在京住不实成。大少爷来彰，言大人移居外务部公所住，真令旦夕悬念跟前无人侍奉。近来牙痛轻否？家中诸小孩等均吉望，勿念为祷，肃此。

敬请

金安！

侍妾杨氏谨禀

信中没有落款时间，看里面的内容，“大少爷来彰”应该是袁克定来到彰德洹上村，而袁世凯刚刚重新出山。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结束三年彰德洹上村赋闲，南下与革命军谈判。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北京，18日，袁世凯被资政院公举为内阁总理大臣，应该住在北京原外务部公所东城区石大人胡同，而此时袁世凯的家眷还都留在河南洹上村没有马上搬回北京。信是专人由河南洹上村送至京城袁世凯手中的，袁世凯直接在信中作了批复并且又送回给五夫人：“饮食起居”旁，袁世凯注“予甚安”；“平安否”旁，袁注“健，惟太忙”；“出进不便”旁注“无处住可缓来”；“移回”旁注“甚好”；“悬念”旁注“不必念”；“牙痛”旁注“已好”。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曾提及：“记得有一天，大概是在宣统三年（1911）……端方弟兄四人的家眷都改成汉人装束逃难到彰德来。他们匆匆前来，人数很多，只得暂时在各房挤着住，以后才先后离去。”

[2]

杨氏信中所说的“出进不便”，或者即与袁静雪文章提到的事有关，那么写信应该就在那段时间了。

五夫人杨氏写给袁世凯的家书手迹，袁世凯在上面作了批复。（袁世凯曾孙袁弘宇提供）

五夫人杨氏附信寄去的中医处方（袁世凯曾孙袁弘宇提供）

这是一封距今已有一百年的家书。即使是一封平常人家的家书，能保存至今，看到真迹完好无损，已经是很令人感叹了。而1911年底，对于袁世凯来说是非常时期，他东山再起，其实也是前途莫测，忙碌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他对杨氏的信不仅仅阅读了，还对杨氏的问候和关心一一作了回应，这对于即将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看起来几乎算是心细如发了，如果没有对杨氏的一种温情、对家人的一份牵挂，哪里还能顾得上呢？我们常常看到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如何的严厉无比，山东巡抚时期如何强硬地“镇压”义和团，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如何地雷厉风行，而此时我们看到的是袁世凯温情的一面，是作为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的一面。

严母的四条规矩

杨氏生育了六个孩子，四男二女，其中小女儿早年夭折，大女儿后病逝。袁世凯是一位严父，杨氏也大致是一位严母的角色。

杨氏给儿子们立的门风家规是相当严格的，她绝不允许儿子们彻夜不归混迹于妓院、戏场和舞厅，她每到晚上九点就坐在厅堂等儿子们回来。十一公子袁克安留过美，但也喜欢昆曲青衣，生性也幽默，可能觉得自己的母亲过于严肃，需要有一些轻松和调侃，于是有一晚，他准备了一套女子服饰的行头，还有假发，快到家门口时换上，手还挽着六哥克桓的胳膊，款款走进袁家厅堂。这样的场面给杨氏带来的震怒不言而喻，她气得抄起身边的家具打了过去，十一公子克安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开这种玩笑了。

杨氏虽然对儿子们要求严格，但是儿子们外出求学期间，从生活起居、身体健康到保证学习等等，慈母之心百般牵挂。下面是她的长子袁克桓在外求学时她用铅笔写的一封亲笔信，可窥一斑，现抄录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桓虎知悉：

接来禀已阅。杨家物不妨收，但不必与之往来，伊来人也不必见，汝宜专心用功以少见人为是。汝眼疾已大愈否？如已愈，不宜多服药，若仍未愈，望即从实告我，免我惦念。药俟汝信来，再酌量配寄。皮袄已做成，待便即寄。我及汝弟妹均好，汝父亦安健，寿期将到，外客亦有来者。阖家皆安，汝勿为念。此询学益并望保重。

勿乱食物之有损卫生者。

生母手示 八月十七日

杨氏给出国留学的儿子们立了四条规矩：一、不能信洋教；二、不能娶洋媳妇；三、不能带洋孩子回来；四、不能吸毒。几个儿子留学期间没有一个破了这些规矩。但是有两个儿子的婚姻后来出现变故。一个就是九公子袁克久，因为跟黎元洪的次女黎绍芳结婚的时候，新娘黎绍芳精神有一些问题，这本身就酿下了一桩悲剧的婚姻，后来袁克久先后与李熙、张雅丽生活在一起，袁家第三代人分别称她们为小妈妈和九姨，而从未称其为九婶。还有一个就是十一公子袁克安，他从美国回来以后，成为袁家抗婚第一人。这两位公子早年去美国留学，开始接受美式的生活方式和尊重个人的情感意愿，拒绝了传统婚姻的束缚，弱水三千，只取自己需要的那一瓢饮，走向了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这两桩婚姻变故时杨氏还健在，并且也默许了这样的变故。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杨氏的头脑并不是很顽固的，在对待子女的婚姻上，还是能够体谅到子女的个人意愿和幸福，反映出杨氏治家的一个风范，随着时代的变迁，既重视门当户对，也允许子女追求自己的幸福，家庭开始有了一定的民主氛围，当然也与九公子袁克久和十一公子袁克安经历了十年美国留学的熏陶有关。

“不要从政”的遗训

杨氏管理袁家几乎有二十个年头，从1896年到1916年，从十七岁到将近四十岁，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那时候大家都称五夫人杨氏为老奶奶，其实她还不到四十岁。她头脑清楚，长于理财，她从小为父亲经营花厂子，后来为袁世凯管理大家，袁世凯故去后又经营自己的小家，杨氏临死前留给孩子的遗嘱是“不要从政”。袁静雪说：“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得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边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为‘太子’。”

[3]

于是，后人纷纷说杨氏要求立她的长子袁克桓为“太子”。这应只是一种猜测而已。纵观五夫人的一生，从管家，到立家，最后到治家，按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都是理财有术，治家有方，与政治与争太子无涉。

五夫人杨氏1935年左右在颐和园居住时留影。据杨氏的两个孙女袁家菽和袁家芯的回忆，她们的祖母每次到颐和园都是住在画中游。（袁弘哲提供）

杨氏自己早年在山东接受过外国传教士的教诲，让自己接受新事物，这与她后来支持子女接受西方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她把几个儿子送去英美留学，当时他们还只有十四五岁，如果杨氏作为母亲，思子情切，不愿意骨肉分离，他们完全有可能去不成，他们的人生道路也会大大不同。

1916年5月，袁世凯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他传见他的得力助手王筱汀（1866—1938，名锡彤，河南汲县人）嘱托，王筱汀事后在日记中写道：“此老（指袁世凯）一生宦囊，连股票统计，实只二百万之谱，余皆知者。或自知病情不佳，故呼予嘱托，以为子孙计耶！然公之子女合计三十余人，以二百万元分配之，无论如何，十年后即当有贫窭者可断言也！”

[4]

袁世凯撒手人寰，袁家的大厦倾倒。一般传记中常描述袁家的第二代吃喝嫖赌坐吃山空，比如袁静雪说：“我二哥吃、喝、嫖、赌、抽，样样都来。”又比如抽大烟，袁静雪说：“我们家里，大姨太太、三姨太太，二哥、三哥等，后来都抽上了瘾。”袁世凯去世后，袁家人统统离开中南海，遵照袁世凯的遗嘱，第一次分家在1916年6月底或7月初，由长子袁克定主持，每个儿子十五万元（其中银元八万元、黄金四十两，各种股票七万元）；每个女儿银元一万元，比起儿子们来差远了，因为女儿到头来总是人家的人；每位如夫人分得一幢楼。五夫人带着克桓、克轸、克久、克安搬到天津大营门一带两层德式洋楼第三幢。五夫人杨氏有四个儿子，二夫人白氏也有四个儿子，财产分配是儿子多女儿少，儿子越多财产就分得越多，这两房分得的财产应该是相等的，也是最多的。第二次分家是在1938年春，其时平津失守。在袁克定主持下，将平津五处不动产变卖，共得伪联币三百九十七点四四万元，按“克”字辈十六人分，每人得二十四点八四万元。

五夫人杨氏从1916年离开中南海新华宫，一直到1937年离开人世，二十一年生活在天津。她勤俭持家，没有把家产都分完，而是把这部分财产集中起来支持兴办实业，像开滦、启新、耀华、江南和华新等等大型的公司，都是晚清以来兴起的比较大的企业。她鼓励儿子们投资民族工业，这是她对儿子事业所作出的选择，她也鼓励儿子们不要坐吃山空、踏踏实实干实事，这都反映她当时清晰的理财思路和远见卓识。

隆重葬礼和荒凉墓地

杨氏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久后故去。葬礼请来了很多和尚，摆了一个大的道场，前来吊唁的有天津各界名流；出殡的队伍很长，棺材是金丝楠木；修建坟墓用的是启新的水泥。杨氏的隆重葬礼，无论是仪式、仪仗队伍，还是墓地规模和规格等等，都能够映射出她当时在社会上的位置，也反映出当时她家的经济实力。

杨氏没有与袁世凯葬在一起，袁世凯的墓在安阳，她的墓在北京香山脚下的四季青（隶属北京香山旅游风景区，现属海淀区，“文革”前是四季青公社，1984年改称四季青乡，2004年又改为四季青镇），与六公子袁克桓和八公子袁克轸的墓一起。杨氏墓地的规格是按照名分建造的，外面有牌、石狮，里面有大殿等等，应有的全都有，还有巨型的石碑，规模甚是宏伟，可惜在“文革”期间遭到了破坏。“文革”的时候，当地人们把杨氏的坟挖开，并开棺把她的尸骨给翻了出来，把骨头挂在树上批斗。坟里还挖出一些贵重物品，大家就地抢分了，最后坟地在四季青公社时变成了养猪场。

民国第一家庭女性

袁家后人说五夫人杨氏比较公正，不徇私情，有威严，赏罚分明，恩威并重，大家都惧怕她。

杨氏给家人立了一个规矩，不许吃大雁。她认为大雁彼此之间忠贞，没有配偶的大雁就是孤雁，常常看到大雁围着一群小雁，最外面的一圈就是孤雁，它们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小雁。

笔者多次采访从美国来天津探亲的袁家菽、诸葛瑞夫妇，家菽回忆：

家里我最怕的一个人就是我奶奶。奶奶很少跟我们笑，我怕她极了。奶奶有时候一高兴，就挑我们其中的两个孩子陪她去吃饭，我最怕的就是被挑上与她一起吃饭。她坐在上座，很威严，不苟言笑；我很无奈地坐下，正襟危坐，我们两人正好是直线面对面。吃饭时，我记得桌子上铺了一层纸，可能是避免把桌子弄脏了，尤其吃鱼，很腥，这样吃完后就可以把纸一卷就扔了，很好打理。我坐在奶奶对面，边吃饭边看她，越看她我就越害怕，一害怕，我就用一只手吃饭，一只手紧拉那张纸，最后纸都跑我这边来了，奶奶前面没有纸，旁边站着好多男佣人、女佣人等着、看着、忙着，给我添饭，给我盛汤，看着我偷笑，我就气得要命，觉得是给我很大的侮辱，但当着奶奶的面我也不能发脾气。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怕我奶奶，就怕奶奶一个人，别人我都不怕。

在他们的印象中，五夫人杨氏除了特别威严以外，还特别勤俭，家里的库房有金华火腿，常常要到火腿已经长虫子的时候，她才拿出来给大家吃。她还很公正，就连对自己的亲孙女也是赏罚分明的。

孙女家菽和家芯都清楚记得有一年两个人犯了错，就受罚了。家菽说：

每到夏天，奶奶带着所有的人从天津到北京去度夏，我的印象就是全家住在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北京东城区无量大人胡同）。我奶奶住上房，一面是玻璃窗，外面还有一扇就是那种中式木头格子的，是糊着宣纸的那种窗，因为早晨没有太阳晒进来，所以一般就把它拿下来搁在那儿。

我们小的时候是不让随便出去的，即使出去也是由保姆领着。有时候，保姆出去买东西带上我，就高兴极了，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看见路边上的小摊小贩，很新奇，我们每次爱玩的把戏就是在一个大纸盒子上蒙着纸，然后底下是小格子，每个小格子都有东西。一毛钱可以捅一次，每捅一次，里面就可以拿到一支粉笔，一块糖或其他对小孩有诱惑的东西。我就觉得太好玩了，太新奇了，我也想常去玩。保姆说，不行，不能去，那些东西很脏，回头你娘看到要说的。所以我每次想去捅那个纸都不让我去。

后来我看到奶奶房间的窗户，早晨光线还没有进来，放在一边。我一看见那个糊着纸的窗户，而且还有小格子，我就想：这不是与外面小商小贩的把戏一模一样吗？我就捅一下，嘣一响，真好玩，而且还不花钱，就叫上我妹妹，问她要不要玩抓彩。我妹妹兴奋地说，好啊。于是我们俩就挨个地把所有的窗格都捅了一个洞，玩得高兴极了。等到太阳西晒了，我奶奶叫佣人把那个窗挂起来，需要遮阳了，相当于现在的百叶窗，结果一挂起来，满屋子都是一束一束光从捅破的窗格照射进来，把奶奶气坏了。奶奶说这是谁干的事儿，一看是我们姐妹两个干的。第二天奶奶就让男管家把我们送回天津。爸爸看到了，也不能替我们向奶奶求情，因为我们犯了错误，就得受罚，结果我和妹妹就这样被送回去了。从那以后，再有什么度夏或避暑，总没有我们俩人的份儿。

袁家三姐妹，袁家菽（左），袁家芯（中），袁家蕖（右），1937 年摄于天津。（袁家芯提供）

杨氏的四个儿子、女儿及儿媳，摄于上世纪20 年代。后排左起：八子袁克轸、六子袁克桓、九子袁克久和十一子袁克安；前排左起：陈徵（袁克桓的夫人）、五女袁季祯。

后来奶奶死了，家里办丧事，人来人往，丧事办得很隆重，可是我和妹妹太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在院子里玩。大门好像有三米多高，很厚，是实木头。这个门在需要拿东西时开和关都很费事，于是就把门卸下来靠墙放着，我和妹妹俩人就跑到门下面去玩，玩着玩着，门忽然倒了下来。结果把大人们吓坏了，纷纷从奶奶的灵柩旁奔了过来，说这两个孩子可能已经被砸死了，这么重的大门倒下来那还得了，结果一看，我们俩人从底下又爬出来了。后来有一个佣人说，这是老太太保佑我们两个人。我心里想，是啊，奶奶还是爱我们的，虽然死了还在保佑我们，没让我们被砸死。

在五夫人杨氏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她有突出的管理才能，面对八位如夫人、三十二个儿女，能够恩威并举，秉公处事，很不简单。她处理了很多重大事情，袁世凯在洹上村时以及后来做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她都是袁家重要支柱，后来又为袁世凯办丧事，使得袁家没有内乱；她培养四个儿子成材成器，远见战胜亲情，教育儿子不做纨绔子弟，兴办实业，对于袁家这一支能够兴旺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虽然五夫人杨氏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但她是袁世凯的五夫人，所以她跟一般的夫人，又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她头脑并不禁锢，对儿女的婚姻开放；她不挥霍，勤俭持家，袁家英常听奶奶说“钱不仅仅是挣来的，也是攒来的”，要让钱会生钱，要会管理钱财。五夫人杨氏确是民国第一家庭中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注　释

[1]
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6年3月第一版，第131页。

[2]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第134页。

[3]
同上，第144页。

[4]
述而《〈王筱汀日记〉中的袁世凯》，见《袁世凯和项城袁氏家族——项城文史资料》，总第十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项城市委员会编印，2005年12月版，第80页。

第二代　袁世凯和五夫人杨氏的子嗣

袁世凯和杨氏五夫人这一支有四男二女，长子袁克桓生于1898年，大排行第六，后面是八子袁克轸、九子袁克久和十一子袁克安，两个女儿不幸早亡和病故。因此第二代的重点是四个儿子，使得杨氏这一支阳刚气十足，而童年和少年时期正好是他们的父亲袁世凯一步一步上升的时期，杨氏作为母亲又有胆识把年幼的儿子们送到英美留学，让他们既受四书五经中国的传统教育，又有西方文明的启蒙。四个儿子的婚姻几乎个个门当户对，有权也有势，六子袁克桓娶江苏巡抚陈启泰独生女陈徵为妻，八子袁克轸娶两江总督周馥之女周瑞珠为妻，九子袁克久娶民国两任大总统黎元洪二女儿黎绍芳为妻，十一子袁克安娶天津大盐商李士铭之女李宝慧为妻。第二代在杨氏的扶持下，以袁克桓为首，没有坐吃山空，不做纨绔子弟，努力拼搏，齐心合力发展实业，立足启新；以孝道为先，尊师敬长，成为袁氏第三、第四代的楷模。

第三章　袁世凯六子袁克桓

成长时代与父亲的升迁起落

袁克桓出生于农历丁酉年腊月十一，公历1898年1月3日，是袁世凯第六子，杨氏的第一个孩子，字巽安，后改名心武。1898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值得感慨的一年。这一年，袁世凯三十九岁，百日维新期间被光绪帝召见三次。而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和袁世凯夜访荣禄，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告密和维新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成为百年谜案。

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899—1900），袁克桓一岁至两岁。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剿办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并为清廷“保境安民”。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01—1902），袁克桓三岁至四岁。袁世凯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保定，并筹备“新政十条”；清廷在1902年10月命袁世凯为督办商务大臣，设铜元局，铸造铜元。

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03—1904），袁克桓五岁至六岁。朝廷派袁世凯任电务局督办大人，袁世凯把天津的“中西学堂”改名为“北洋大学”；袁世凯委派周学熙在天津创立直隶工艺总局。

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袁克桓七岁至八岁，家塾学习。袁世凯与张之洞奏请停科举推广学校和兴办实业。袁世凯所创陆军行营军官学堂成立于保定。批准成立启新洋灰公司。编定官制，袁世凯受到军机大臣的攻击；后新官制成，内阁制没有建立，袁世凯的兵权与改革大大削弱。

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1908），袁克桓九岁至十岁，家塾学习。袁世凯令周学熙开办滦州煤矿。袁世凯试行改革司法，成立天津府高等审判分庭，奏请预备立宪；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定建元年号“宣统”。

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1909—1911），袁克桓十一岁至十三岁，在家里的男馆读书。袁世凯开缺回籍，携家眷在河南彰德洹上村赋闲。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年底，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组成内阁。

民国元年（1912），袁克桓十四岁，就读于天津新书学院。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民国二年（1913），袁克桓十五岁，就读于英格兰齐顿汉姆学院。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10月4日，《大总统选举法》最后完成，10月6日，在完全合法的程序上，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宣誓就职。

民国三年（1914），袁克桓十六岁。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议员职务。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该法将《临时约法》的内阁制改为总统制。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年底，袁克桓从英格兰齐顿汉姆学院回国。

民国四年（1915），袁克桓十七岁，在北海静心斋读书。8月23日，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三篇，并成立“筹安会”，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立法院第二次上书“全体主张君主立宪制”拥戴书。12月31日，下令以次年（民国五年）1月1日为洪宪元年。

民国五年（洪宪元年，1916），袁克桓十八岁，准备娶江苏巡抚陈启泰独生女陈徵为妻。2月23日，袁世凯下“延缓登基令”。3月22日，袁世凯下达撤销君主立宪制、废“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民国五年的命令，仍为大总统。5月29日，袁世凯公布《帝制议案始末》，此时，袁世凯已重病在身。6月6日晨，袁世凯去世，终年五十八岁。为尽孝，袁克桓婚期推延。

袁世凯六子袁克桓（袁克桓孙袁弘哲提供）

从上述时间表看，这十八年，是袁世凯一生中大起大落、最为激荡的十八年，是袁克桓从童年、少年和迈入成年的过程，这铸就了袁克桓的性格品质和价值观念：坚忍不拔、洞察世事、能屈能伸。

师从严修

袁克桓出生于天津，时袁世凯任直隶按察使，还在荣禄的手下，管小站练兵。1898年，袁世凯躲过了戊戌变法这一劫，成为中国近代历史政治舞台一颗上升的新星。袁克桓是杨氏的长子。长子在父母面前，必须要“孝”，父母死后，他必须承担起“长兄如父”的责任，所以杨氏对他的管教和期望是同步的，既爱又严。平时各房的子女都是由自己的母亲管教，而杨氏是袁氏大家庭里的总管，也有权力管教各房的子女。

1909年，袁世凯开缺回籍，携家眷在河南彰德洹上村赋闲，表面上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但是实际上“公务”从来未停过，自家孩子们的事也常常挂念在心。对于这么多儿子，读书事最为重要，袁世凯觉得总把儿子们圈在家塾里也不是一个办法，而且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有多长。入学堂，是去上海、天津还是北京，主意亦难定，便请教严修。袁世凯邀严修来洹上村，并不单单为款客叙旧，还有办学的计划和设想。徐毓笙是严修介绍到袁府的塾师，既是严修的至交，也为袁世凯所信任。后来严修致徐毓笙的一封信件，对上述疑难有所回复：“鄙言以为，无论在南在北，总之出外胜于在家；极而言之，即令沾染习气，亦胜于饱暖逸居，日趋骄惰也。”

[1]

严修建议暂时就地办学，这大概方便袁家公子学业，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洹上三年，袁世凯花了很大的精力和心思在儿女的教育上。袁世凯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仍沿用旧式家馆的办法，众多的儿女分成男馆和女馆学习，其实仍然类似于私塾。袁克桓此时学习的大部分是四书五经、孔孟儒学，《论语》、《孝经》、《周礼》和《左传》是必读的经学书，每天的读经、讲经、温经是必不可少的课程，还有一些适当的理化科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几乎整天都在家里“办公”和会客，忙碌极了，已无暇顾及儿女们的学习。有一天，袁家里忽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有人要派人杀害他们全家。这时候，全家上下惊慌万分，毫无办法。在这次事件之后，袁世凯考虑到，今后全家如果还住在彰德，很可能发生同样的事件。于是11月初，袁世凯即命全家分批自老家迁居天津，而把诸子教育事托付严修。又因为天津的住处是临时的，故在天津不设家馆，袁世凯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都到新学书院读书。

天津新学书院，1953年改为天津市第十七中学。从1951年至1953年，天津所有的私立学校都转为公立学校。1976 年8 月，强烈地震使古堡式校舍毁坏，后被拆除。

赫立德博士是英国剑桥大学理科博士，自行车飞轮的发明者，1892年来华传教，与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过往甚密，他在天津通过办学来进行传教。1902年，赫立德博士在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于天津创办的养正书院原址建盖新校舍，并改为新学书院。新学书院英文名称为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天津安格鲁中国学院），其教育宗旨为对中国学生实施英国式教育，以开发中国国民的民智、促进新时代。而它的学科并没有完全根据中国政府之法令开设，而是照应时势办理，当然学院的道德为体、艺术为用之主旨固属不变，而东西方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哲学、法制、经济、科学、宗教学等科，亦统统授予。根据中国的要义，以修身齐家为本，又以富国强兵为要旨。学院重视体育，并与德育智育并进，奖励运动竞技，突出的成绩可以成为升学条件之一。

据袁世凯家庭医生徐亚伦记录，袁世凯为儿子们读书费了不少的心，想捐三千元给南开中学堂，但出于儿子们的安全考虑，想派数人伴随保护他们。当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唯恐惹了是非，而没有直接答应，于是袁世凯改捐到新学书院。新学书院原来的大礼堂中一直挂有袁世凯的巨幅肖像并悬有一块牌匾“袁宫保堂”，可见袁世凯在新学书院的地位。袁世凯的长兄妻弟张镇芳（1863—1933，河南项城人，清光绪进士。民国成立后，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让自己十四岁的继子张伯驹离开私塾，也进入新学书院。张伯驹来自袁世凯的老家河南项城，这样与袁氏诸子成了同学。日后，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张伯驹和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成为“民国四公子”其中的两位。

据说张伯驹陪袁氏公子们就读新学书院之际，每天到国民饭店对面的名为“戒酒楼”的严修别墅共进午餐，严修也经常过来探视他们，并常常对他们考问功课，训勉有加。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里怀念严修云：“危语倾听独与筹，无人谏疏似韩休。当年共立程门雪，犹忆春风戒酒楼。”

[2]

严修在张伯驹和袁家诸子心中留下很深的记忆。

留学英国

1901年，袁世凯在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就向朝廷递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包括“重游历”、“办民实”等十条建议，他奏请清廷派遣王公大臣出访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国情，以广见闻；同时选拔人才出国留学。李圭在1876年前往美国费城参加美国建国一百周年博览会后感慨写下的《环游地球新录》中提到“西学所造，正未可量”；张之洞在1898年4月其《劝学篇》中全面论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时，西学东渐，成为风尚，出现了一批对西学有相当或一定了解的开明士大夫，如严复、梁启超、章太炎。1900年，清政府开始派遣大批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到1906年，留学人数不下几万人。由于留学生接受过系统的欧式、日式或美式教育，又有几年在国外生活的经历，直接亲近了西方的文化和政治，无论是对西方（包括日本）语言文字的掌握，还是对西方文化学术的了解，都是清末的士大夫们所不能比拟的。

清帝退位后，南北议和，1912年3月，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当时在南京总统府秘书处官报组工作的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1882—1958，广东南海人，是第一批加入同盟会的成员之一），递交给新大总统袁世凯一个呈文，其中写道：“窃查该员等多留学外洋，闻风慕义，辍学归来，各表所长，相助为理，勤劳数月，厥绩实多。即未曾出洋留学诸员，亦多在本国学堂肄业有年者。”

[3]

袁世凯批准了这次呈文，并很快派出了第一期稽勋留学生二十五人，由财政部拨付二十五万川资及制装费，于1912年10月由上海出发航行涉洋。

1913年7月，民国临时稽勋局又派出了第二期留学生，共有二十六人。李四光和王世杰（时任湖北军政府秘书）被派去英国留学。派出求学的国家，还有美、法、德、比、日等。

这批留学生一共只派遣了两期（第三期因财政困难未能成行），总数不过几十人，但他们热心向学，多数成才，其中任鸿隽、宋子文、张竞生、谭熙鸿、杨杏佛、李四光等人更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

袁世凯既然如此重视委派学生出国学习，他也一定会想到如何培养自己的儿子。1913年6月，袁世凯曾特别赠款三千元作为谢仪给严修，但是严修不肯收受，再三辞让不许后，严修想到“劝项城遣诸郎赴欧留学”。严修就此有信函专门与袁世凯讨论，并建议袁世凯的五、六、七子游历欧洲。在教育家严修看来，“学堂胜于家塾，出洋留学胜于在本国留学，此宫保所熟知，无烦赘及”。严修的这一想法，与袁世凯不谋而合。

民国二年（1913），袁世凯送五子克权（十六岁）、六子袁克桓（十五岁）、七子克齐（十四岁）出游欧洲各国，由严修领队，同行的有家庭教师徐毓笙，也有严修之子严智崇。严修一行人于7月4日晚11点从天津老龙头火车站启程，途经北戴河、满洲里，取道俄罗斯出洋游西欧诸国，所到之处都由当时大清公使接待。而他们一路途中的感觉用香山诗集中的一句描述恰到好处：“强健且宜游胜地，清凉不觉过炎天。”

严修一行的护照上都得写上“游历欧洲道经俄国”才能顺利出入境欧洲各国，如果没有写明确，从俄国转入他国得换用新护照，否则“出境时甚难自由也”。他们一路游历了俄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法国和瑞士，几乎参观了每个地方的博物馆，雕塑、油画、瓷器必看，甚至中国的古画、古铜、漆器、玉器和日本的器物等等也都看，袁家三兄弟也喜欢看电影、游动物园、观花园、逛市场、坐旋轮、乘飞车，凡是当时欧洲的经典和时尚他们都领略过了。

7月26日，他们一行十人来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这座有着全欧洲最精美的建筑和博物馆的城市。第二天，陶孟和（1888—1960年，原名履恭，社会学家，191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研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49年10月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来到他们下榻的旅店拜见恩师严修，严修在他的《欧游日记》中也记录了这一情景：“相见甚为投洽，孟和一别三年，异邦快聚，尤为难得。”他们也攀登了滑铁卢纪念塔的二百二十六级阶梯。当来到瑞士时，“一路所见湖景极佳，适当新雨之后，四山归云喷薄而出，千态万状，妙不可言，又返照射最高之峰，其色正赤，亦奇景也”

[4]

。

游毕欧洲，7月31日，严修偕袁家三位公子与陶孟和渡海又返英国。他们住在离伦敦十里许的徐子璋家，是为了让袁家三位公子能吃上可口的饺子和包子。两个多月的游历，严修对袁家三位公子备加照顾，言传身教，而此时严修偕袁家三位公子游历欧洲开眼界的目的已达到，袁家三兄弟也愿意留下来继续在英国留学，接下来严修和徐毓笙以及英国公使商讨选择学校制作衣服等等事宜。严修同时也与袁世凯几次函电相商，最后于1913年9月帮袁家三兄弟选择位于英格兰的齐顿汉姆学院（Cheltenham College）读书。这个学院具有很深的英国皇家军事学院背景，袁世凯的初衷是希望他们通过学习陆军知识，让他们日后管理军队、掌握军队，从军事上来继承父业。

9月11日，严修和徐毓笙带袁家三兄弟到学校参观，看看这所已经创立六七十年的学校的设施和教学质量，而学校对三袁留学的手续亦比较周妥，接待也热情，于是过了几天严修就确定袁家三兄弟住校留学。一个月后，袁家三位公子在学校相处甚洽，他们与校长也是学校的神父一家住在一起，周末的时候，袁家三位公子回到徐子璋家与严修交流留学见闻，有时，严修也邀请校长夫妇及其子女与袁家三位公子一起共进晚餐。严修“陪读”期间，通过阅读《北京日报》得到国内的消息，或者温习英文、阅读英国历史，直到1914年6月20日自己先返回天津。

齐顿汉姆位于英格兰的格鲁斯特。齐顿汉姆公立学院是1841年由齐顿汉姆两位居民哈考德和伊瑞铎创办的，目的是培养绅士们的儿子。它最初在市中心沿着海湾景观的三幢房子开始，两年后搬迁到现在的地址，一栋叫“波恩”的房子作为第一幢寄读宿舍，不久成为著名的齐顿汉姆学院，在英国是很有声誉的一所公立学校。根据学校记载，从1899年至1919年，校长是沃特菲尔（Reverend Waterfield）先生，同时也是该校的神父。

为了核实袁克桓当年留学的时间和相关内容，笔者发邮件给该校历史档案助理巴罗太太吉尔，请求帮助提供有关袁世凯的第六子袁克桓当年在该校学习的一些情况和照片，并解释齐顿汉姆学院的军事背景，得到她的解答，而且寄来四张照片。以下巴罗太太的回信由笔者译为中文：

亲爱的王女士：

我附上的一张照片来自一张当时的地方报，三个男孩正在学院观看足球比赛，他们穿的是学院正规校服并头戴校帽，这种官方校服和帽子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另外我附上一张学院主楼的图片，多年来尽管已经补充许多新的校舍，但主楼改变很小，你可以从我们学院目前的网站中看到如今学院的面貌。

我将给你发一张有他们名字的学院登记名录的照片，以及一张他们曾经住过的房子的照片。那栋房子现在是学院的寄读宿舍，但在1913年，它是校长神父沃特菲尔的住所，三个男孩曾经和他住在一起。

入学注册记录上说，他们中的两个报了军事方面的课，但是我没能在相关名单上找到他们的名字。我认为他们被安排到了个别辅导课，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英语还没有足够好到学习所有的课程。他们也按照学院的课程学了神学、历史、地理、英语、法语、数学和绘画。

我希望这些对你有所帮助。

吉尔

2011年3月3日

亲爱的王女士：

这是一所具有很强军事传统背景的学院。很多男孩都是军队官员的儿子，他们中大多数会去参军。在军事方面，这所学院确实为那些想去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比如桑赫斯特、伍尔维奇和阿迪斯科姆的男孩提供一些具体的培训，但也没有限制他们的发展。学院更多的是提供实验培训，比如工程制图，并注重希腊语、拉丁语等一些传统科目，为准备日后上大学的男孩做好基础铺垫。

欢迎你采用这些照片，我期待着看到你的书。我想肯定能找到帮我翻译成中文的人。

最美好的祝愿！

吉尔

2011年3月4日

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道当年三位袁家公子留学时的心理感受，但是从照片看，三兄弟和其他学生一样穿着整齐的校服、戴着校帽，看上去很帅。他们脸上表情似乎有点忧郁，也许是第一次远离家乡、远离袁氏大家庭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和国度；也许是第一次观看英式足球时有些茫然，或者他们还看不懂足球的规则，也不能与当地同学一样发出会心一笑。袁克桓的头更偏一点，似乎他的附近更有吸引他目光之处。他们仅仅在该校待了短暂的一年零三个月，还不能自如地运用英语与人交流，所幸的是他们与校长住在一起，也有人专门给他们辅导英语，因为三兄弟相互为伴，也不至于孤独寂寞，虽然他们没有取得学校的正式文凭，但也达到了游历见世面的目的。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2月，他们接到家人书信，考虑到安全问题，要求他们辍学回国，此时，袁世凯虽然已经是登上了民国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但是内外危机四伏，日本已经在中国山东半岛登陆。

袁氏兄弟在英国齐顿汉姆学院求学时留影，应该是在观看足球比赛。后排右起三位依次是袁克桓、袁克齐和袁克权。（齐顿汉姆学院历史档案助理巴罗太太提供）

1914 年齐顿汉姆学院主楼（巴罗太太提供）

齐顿汉姆学院校长沃特菲尔家的房子，此照摄于1913年。袁克桓、袁克齐、袁克权三兄弟曾经与校长一家住在一起。（巴罗太太提供）

后来袁克桓回忆自己当年留学英国时给家人讲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齐顿汉姆学院每年有两次陆军军事训练，每个学生需要扛步枪急行军五公里，对于十五六岁的男孩来说是一个意志和毅力的训练。袁克桓比较瘦弱，西餐三明治常常让他饿得发慌，袁家公子哪里吃过这样的苦头。不过没想到人高马大的英国男孩也经受不起这样的考验，一个英国男孩提出来让袁克桓替他扛步枪，袁克桓马上回应的条件是晚餐的三明治全归他，于是他们之间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协议。这样的小插曲似乎预示着袁克桓日后有能力进入中英合营的开滦矿务局成为中方的董事长来牵制英国人独断的势力，而他亦具备既能够谈判经营又能够吃苦耐劳创办实业的基本素质。

北海静心斋的生活

袁克桓三兄弟于1914年底回国时，袁世凯已是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全家也搬入中南海。袁世凯在北海静心斋作为外交部宴请宾客的地方，同时设有教育专馆男馆，袁克桓和兄弟们继续在北海静心斋读书。

静心斋是北海最著名的园中之园，初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是皇太子的书斋。乾隆在位时，称镜清斋，因前后皆有水，取意“明池构屋如临镜”，映照心性品格，以示自己是一位开明之君，奉“三无私”，即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以此要求自己的克己之明与政治清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京，镜清斋遭到破坏。两年后，慈禧下令修葺，不过慈禧敏感地认为“镜清”与“靖清”有谐音之忌，于是在竣工之际，下令改“镜清斋”为“静心斋”。一经改名，政治的因素减少了，却有了一种禅的意味，似乎更适合王子的静心读书：观照使人超脱，观心使心宁静。

从北门进北海公园后往右大约二百多米，就到了静心斋。春天的静心斋，海棠盛开，丁香芬芳，游人如织。这个园中之园以山、池、桥、廊、亭、殿、阁的优美建筑布局取胜，步移景异，玲珑剔透，是一座景色如画、巧夺天工的精美园林。虽然镜清斋已改为静心斋，里面的天井仍然保留着“镜清斋”三个大字，乾隆皇帝题有“照槛净无尘，风来水面；开帘光有像，月印波心”。厅中间有一匾“不为物先”，是根据道家“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而来的。袁世凯在这样一种“无为”的场景中，宴请招待外宾这样一种“有为”的外交。据静心斋里面的工作人员介绍，左边的大厅挂着陆辉山水风景画八轴，分别是“桃源春色”、“清浅蓬莱”、“乔林垂荫”、“丹山白云”、“层峦毓秀”、“松密峰高”、“泰山雨云”和“终南云霄”，是送给袁世凯五十岁的寿礼，右边的大厅摆设着慈禧喜欢的大瓷花瓶。

袁世凯当年为儿子们在北海五龙亭后面设立了男馆，应该是在“快雪堂”内。在男馆读书的有四、五、六、七、八、九、十子共七人。白天，他们在幽静怡然、水面如镜的抱素书屋，天天面对乾隆帝为抱素书屋题的“地学蓬瀛尘自远，身依泉石兴偏幽”。男馆像当时一般学校那样设有汉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各门课程都请了专门的老师来讲授，其中比较有名的汉文老师有严修、方地山、董宾吉，教英文的是一位外国人。当时四子袁克端、五子袁克权已经结婚，先后搬回了中南海住，只在上课的时间才到馆里来，他们成了“走读生”。其他人员根据男馆的规定，不论老师和学生，都必须住馆里，并专有一个厨房供应他们的伙食，也有一些男佣，做摇铃、打扫教室和馆内杂役等事情。男馆在学习方面和各项事宜的总管，仍是由袁世凯指定的严修。

北海静心斋，袁世凯在这里宴请外宾。厅中间有乾隆题匾“不为物先”，左大厅挂着陆辉的山水风景画八轴，是送给袁世凯的寿礼，右大厅摆设着慈禧喜欢的大瓷花瓶。（王碧蓉摄于2011年4月）

袁世凯在洹上村时的得力助手王筱汀认为，其实袁世凯最宠爱的是六子袁克桓，因为他聪慧也正直，才把他送去英国学陆军，以后可能是陆军总长的接班人。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得袁克桓提前回到国内，又目睹了成为大总统的父亲的最后几年。在北海静心斋的一段时间内，袁克桓有机会得以单独陪伴父亲袁世凯散步，因为上面几个哥哥都结婚了，不住在男馆里，下面的弟弟还小一些。袁世凯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有一根从不离手的藤手杖，下端包有铁皮，边走边敲，发出“梆、梆、梆”令人发憷的声音。有一次深秋晚饭后，落叶满地，寂静无比，袁世凯对身边的儿子袁克桓说，想知道我这根手杖的用处吗？还没等袁克桓回答，袁世凯举起手杖对着天空“呯”的一声响，惊动了北海公园歇息在树上的大批乌鸦，天空上方顿时黑压压的一大片，而袁克桓低头一看，满地都是红顶子，袁世凯的警卫听到枪声，不出一分钟全副武装下跪在跟前听候命令。

我们无法去揣摩那个时刻袁克桓的心情，但是我们知道袁克桓不久看到了其父高处不胜寒的状态以及病故前后的景象。袁克桓没有也不可能成为陆军总长，而是听从了他母亲“不要从政”的教诲，完完全全投向了实业。

匹配婚姻

在清末，袁世凯已经为很有理财头脑的六子袁克桓订下了“门当户对”的一门亲事——娶江苏巡抚陈启泰独生女陈徵为妻。

门当户对，考虑的可能是两个家庭的财富、地位大体的对等，也涉及政治、经济利益，以及文化意义上的旗鼓相当。无论如何，都是讲究男女双方的一种现实利益的对等，婚姻才能匹配。如果是政治联姻，多为王公贵族拉拢各友邦或是亲信大臣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是大臣之间的一种以政治利益为目的的婚姻。那么袁世凯选中的亲家江苏巡抚陈启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江苏巡抚陈启泰（1842—1909年，字伯屏，湖南长沙县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及光绪六年（1880）曾任会试考官等，后改任监察御史，光绪三十三年（1907）升任江苏巡抚。陈启泰以直言规谏著称，台湾高拜石（1901—1969）在《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中称他“十载谏官风骨在，三吴名宿网罗多”。陈启泰在任期间，推荐和提携了人才无数，皆因遵从“大臣以人事君”之古义。比如，陈启泰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荐举曹元弼（1867—1953，江苏吴县人，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重要礼学家、经学家），因其通晓经学，品德端正，并以其所著《礼经校释》进呈御览，获赐翰林院编修。同年陈启泰让熊希龄（1870—1937，湖南凤凰人，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担任江苏农工商局总办兼任咨议局筹备处的会办。宣统元年（1909），陈启泰委任夏敬观（1875—1953，江西新建人，近代著名词人、诗人、书画家、学者）为江苏谘议局及地方自治筹备处总办，署江苏提学使。

陈启泰在清末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官员，刚直不阿，而且交友广泛，勇荐有才华之人，自己又擅长书法，颇有米芾、董其昌之神韵，又喜为长短句，著有《意园诗抄》、《意园词抄》等。

1906年，陈启泰任江苏布政使，他积极配合刚上任不久的两江总督端方禁烟，端方认为禁烟的方针应该是“先官后民”，即“官为民之表率，欲除积习，先清仕途”。这一方针从陈启泰张贴于藩司衙门的布告中，也可窥见一斑：“官为民之表率，现在朝廷实行禁烟，当由官员先为之导，自明年正月起，统限六个月一律戒除。如逾期不戒，实缺者开缺，署事者撤任，有差者撤差，侯差者停委。此项人员当具甘结，自依期限戒除。如仍不戒除，则是自甘暴弃，即当详请参革，永不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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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端方推行了一系列颇为严厉的措施。如在江苏省城南京，端方明令在宁官员“无论实缺候补，由三人出结互保”，互保的官员之间有连带责任，不能私相回护，倘若有人徇私隐情，“一经发觉，概令回籍”。这实际上是较为严厉的官场禁烟措施，也为1909年2月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史称“万国禁烟会”）在中国上海外滩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召开打下了基础。

陈启泰在江苏巡抚期间相关的政绩还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十四日，陈启泰与两江总督端方，联名奏请于“江宁省城（今南京）拟设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官商合资试办，以开风气而劝农工”。该奏折提出“宗旨宜纯、范围宜小、体制宜崇、褒奖宜优、筹备宜速”五个方面的办会设想。但由于同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首届大会被迫推迟到宣统二年（1910年）举办。南洋劝业会是我国历史上开办最早、规模最大之国际性博览会。

据记载，陈启泰在任江苏巡抚期间，还命苏州知府何刚德（1855—1936，字肖雅，号平斋）在文庙之左的丛冢之地建一个供市民游乐的公园，后称为“植园”。苏州文庙府学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于景祐二年（1035）创建的，已有九百六十多年历史。在文庙的附近建造一个“与众乐乐”的“植园”，以此奉祀在文庙中的孔孟圣人，是一项千秋万代的公益工程。文庙是文人心目中的圣地，更是苏州城市的中心地带。而在当时，由于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乱，文庙的周遭瓦砾遍地，苍凉满目，还有那晚间闪烁着磷火的丛冢，一切百废待兴。何刚德按照巡抚陈启泰的意思，指示手下用围墙环绕，筑成土山，覆以青草，又在园中植树二万余株，有松、杉、槐、柏、椿之类，还有桃、李、梅、枣、梨、桑之属，从此，文庙弦歌之地，有了裙屐嬉游之乐。后来何刚德辞官回福建之后，仍念念不忘“因冢成山青不断，贴泥蓄草翠如黏”的植园，梦牵魂萦，于是有了《梦游植园》的诗：“梦中忘却卸朝衫，游眺芳园眼尚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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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梦之不足，形之吟咏。

陈启泰最后栽在了蔡乃煌（1861—1916）的手下。蔡乃煌号称清末广东文坛“四大金刚”之一，于1908年擢升上海道台，他辖下的江海关管理庚子赔款，出入甚巨。陈启泰奏请弹劾蔡乃煌贪赃枉法，亵渎暴虐民众，清朝廷命两江总督端方查办，而端方却指使蔡乃煌行贿庆王奕劻，于是蔡乃煌受到端方和庆王奕劻二人庇护，陈启泰所奏未得批准，蔡乃煌又掌握着当时的舆论导向，并发表长文，诋毁陈启泰是“横一榻之乌烟，叉八圈之麻雀”。袁世凯曾经为此事调停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在袁世凯复蔡乃煌的函中说道：“忱伯帅与执事素称相得，此次因厘款事，小有意见，自是误入他人离间之言，断非本意，仍宜和衷共济，勿存芥蒂，庶于大同有裨。”

[7]

而此时陈启泰已被蔡乃煌气得病入膏肓。宣统元年（1909）五月陈启泰故去，年六十七岁。晚清经学家、文学家，世称湘绮先生的王闿运（1833—1916，湖南长沙人）挽联云：“抗疏劾三公，晚伤鼷鼠千钧弩；治生付诸弟，归剩鹅洋二顷田。”后人一致认为这是对陈启泰切合其实的评价。

1916年，袁克桓十八岁，陈徵十六岁，当他们准备完婚时，袁世凯正好病逝，按照袁家家规，父母亡故，儿子必须守孝三年。守孝期间，百日内不准饮酒、赴宴、理发，三年内不准纳妾。所以他们的婚期就这样延迟了。随着袁世凯的离去，袁家大家庭分家，五夫人带着自己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另一女儿一出生就夭折了）搬到天津小白楼大营门袁家大院内。两年后，袁克桓结婚，五夫人杨氏派一队马弁包火车专列迎接新人，陈徵的陪嫁装了这一列火车。

北方实业巨子

按照袁世凯的遗嘱，每个儿子分得十五万元，具体到袁克桓，应该分得现款银元八万元，黄金四十两，股票（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江南水泥、耀华玻璃、盐业银行、华新纱厂、天津造胰公司等的股票）总面值约七万余元。袁克桓并没有将分得的家产用于挥霍，也没有像有些兄弟那样把股票低价抵押、转让或出售，在母亲五夫人的帮助和妻子陈徵的支持下，袁克桓开始用手中的这些股票迈向了实业。

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江南水泥、耀华玻璃、盐业银行、华新纱厂和天津造胰公司等等都是清末民初著名民族资本企业。这里每一个实业，早期都与袁世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这些实业也离不开周学熙的努力。周学熙是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江南水泥、耀华玻璃、华新纱厂的创始人。周学熙认为企业必须得有自己的商标，他的脑子里常常浮现一个若有龙马飞腾、背负太极，又能神游六合、精骛八极的一个标识，周学熙的构思不久成了现实，启新洋灰公司的“龙马负太极图”商标即“马牌”洋灰诞生了。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博览会是1904年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而著名的启新洋灰公司的马牌洋灰就获得了该赛会的头等金奖。启新洋灰的水泥当时可谓百工所赖、百业所需。

以启新洋灰公司为例，从启新最初的资金来看，是借用了当时袁世凯北洋银钱和天津官银号的公款。1906年，周学熙借官银号银洋一百万元和银五十万两，接办启新洋灰公司及开办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的性质是官督商办，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近代水泥生产企业。而获利之后，周学熙开始募集股本，启新最初股本为一百万元，在洋灰公司创办章程中第五条“资本”中写道：“本公司资本，以100万元为额，凡系本国人民，均可附股，无论官、绅、商、庶入股者均一律享股东之权力。”第七条“股票”：“本公司正股数定为2万股，每股龙洋50元。其先入之1万股，每10股另给优先股一股，以示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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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启新洋灰公司每走一步都是由周学熙向袁世凯报告，并且周学熙也向袁氏家族赠送了启新和开滦这两个企业的大量股票。启新洋灰公司募集股本的对象，也都是属于同一阶层的“北洋袍泽”，红顶花翎比比皆是，到了民国，这些人又成为总理、总长、次长、议员、省长、厅长等等，他们占有启新的大部分股票。

1930年代初，启新洋灰公司董事们，袁克桓为后排左二，袁克久在后排中间。（袁克桓外孙女李菲菲提供）

袁克桓按他手中的股票合计，应该是大股东，按照启新公司大股东操纵股东会的办法“会议时，10股以上之股东，年已逾冠者，有发议权；百股逾冠者，有一议决事机权，以次递加……记名以冠股东，每50股有一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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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拿着分得的股票去和周学熙谈判，他认为自己有权决定企业的前途命运，所以要求参与企业管理。

从《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一书来看，当时启新虽然是由周学熙的徽派帮把持着，比如周学熙及其弟弟周实之、侄儿周叔弢和儿子周志辅，但是整个公司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相当的细化和条理化，从我们现在根据有限公司的管理角度来看，也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袁克桓于1927年进入启新董事会，其弟袁克轸于1932年进入启新董事会，袁克轸娶周馥的十一小姐周瑞珠为妻，周学熙是周馥的第四个儿子，所以袁克轸是周学熙的姑爷。袁克轸在力争袁克桓进入启新董事会和在以后的管理上出了很大的力，帮了很大的忙。显然，启新公司一开始就有家族联姻交织的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1921年正式启用的开滦矿务局大楼，由美籍工程师爱迪生和达拉斯设计，当时的建筑材料基本从英国订购。外檐立面为爱奥尼亚式高大柱廊，外观气派，内部陈设高雅，常常为租界政要和富豪聚首之地。1949 年后成为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大楼。（王碧蓉摄于2011年5月）

民国十四年（1925）3月7日，周学熙向启新提交了辞职书，“奈马齿渐增，日就衰朽，近又老病时发，精神益复疲荼，即此一席，亦觉精力不胜，现在正将实业总汇处着手结束，一俟手续完竣，即行定期裁撤，所有各公司事务，自有继任之人负责办理，学熙一概不再丝毫与问，庶得修养，优游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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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熙的辞职，一是精力不胜，二是董事内部的纷争，三是产量的下降。于是，启新在1927—1930年期间聘请了与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的龚仙舟为总经理。原本启新聘请龚仙舟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与当时统治者的联系，但是龚仙舟毕竟不是启新公司的嫡系财团，所以龚仙舟的总经理位置也是虚设，起不了实际的作用。1930—1932年，袁克桓以他的能力和实力成为启新副总经理，此时的袁克桓对启新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已了如指掌，加之年富力强、头脑活、善管理、人缘又好，于1933年开始，袁克桓正式成为启新公司总经理。

开滦煤矿是华商滦州矿务股份有限公司与英商开平矿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经营的，故合称开滦。袁克桓成为中方董事长，办公地点在天津开滦矿务大楼。袁克桓任启新公司总理期间，还在湖北创建了华新水泥厂，在南京创建江南水泥厂，在北京创建北京琉璃水泥厂，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把中国的水泥托拉斯建立起来，“启新”、“江南”都是制造水泥，其中江南水泥厂是启新洋灰公司的子公司。此外，还在上海、唐山、河南卫辉创办有棉纱厂，还创办了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当时一出秦皇岛火车站就能看到一大片企业，耀华玻璃当时是中国乃至远东第一家采用机器连续生产平板玻璃的企业，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与当时国际上先进的玻璃生产技术相结合、较早采用股份公司组织形式的企业。后又在上海创建了耀华玻璃公司，是制造玻璃的一个龙头企业，耀华玻璃的牌子畅销东南亚。

以当时袁克桓在实业界的地位，据他家人说，每次他从唐山回到天津的时候就会引起股票的波动。袁克桓妻子陈徵的一个亲侄女，叫陈澄，她嫁给了叶笃义（1912—2004，安徽安庆人）的四弟叶桐庐。叶笃义家共有七个兄弟，其父亲在清朝末年做天津的地方长官府尹。叶笃义1930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以优异成绩免试进入燕京大学政治系；1944年9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民主同盟元老级人物，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袁家与叶家也有些渊源，当年陈徵由一专列接到天津正式成婚之前，她把叶家视同娘家人并住在叶家。所以，袁家是在叶家迎娶的陈徵。据说陈澄相亲时见到一张照片中有叶家三、四、五兄弟，照片上只有叶桐庐的衬衣扣子扣得整整齐齐，于是陈澄选了老四叶桐庐作为丈夫。叶桐庐对于股票的动向非常关注，常常通过陈徵作为内线来探听股票方面的行情，每次打听袁克桓的位置和行踪，因为袁克桓的举动能够引起股票的波动。天津周围许多人也因此都围着叶桐庐，足见袁克桓当时的实力和影响。陈澄，1911年生，真正的百岁老人，目前在天津市第一养老院，笔者曾访问过她，她是一个有许多袁家故事的老人，深藏着许多民国记忆。

抗日战争时期的立场

1935年7月1日，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是启新洋灰公司的子公司，董事长是由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担任，袁克桓是常务董事长。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同年8月，淞沪抗战开始。年底，战火蔓延到苏南，逼近南京。江南水泥厂位于南京栖霞山东麓，一般人也称之为栖霞山工厂。根据《江南水泥厂志》记载，“（江南）公司当局为应变时局，利用德、丹是二战‘轴心国’和中立国关系，商请两国出售设备的洋行派代表赴厂，协同留厂员工保护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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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新洋灰公司在唐山一开始创办时就聘用了德国和丹麦两国的技师。1911年12月1日，启新聘用德国人汉斯·昆德（Dr. Hans Guenther， 1872—1936）为三年技师。汉斯一上任，就把唐山的土石样品送到德国去化验，并且根据化验数据得出结论：中国本地有上好的原料，完全可以就地取材生产高质量的洋灰，解决了国产化的关键技术。同时汉斯又帮助周学熙从英国墨比公司收回工厂，立下了汗马功劳。有意思的是江南水泥厂聘请的技师是德国的卡尔·昆德博士（Dr. Karl Guenther， 1903—1987），同时他也是德国禅臣洋行（Siemssen & Co 希姆森公司）的产权代表，他是汉斯·昆德的儿子，1903年出生于唐山，从小在中国长大，后去德国汉堡读中学一直到1935年取得柏林技术大学工学博士学位，然后又来到了中国。卡尔·昆德在抗战时期参与保护江南水泥厂，同时又在厂区设立了安全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救助了几万名中国人，体现了高尚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这对德国父子不仅仅为启新洋灰公司奉献了自己的技术和才华，同时为保护中国民族企业及其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5年5月，江南水泥厂主要负责人袁克桓等在天津利顺德与丹麦史密斯公司签订主机设备订购合约时合影。前排三人左起依次为：陈范有（左，常务董事）、袁克桓（中，时任江南水泥厂常务董事、董事长）、王仲利（右，常务董事）；后排为中国和丹麦技术人员。

丹麦人辛德贝格（Bernhard Arp Sindberg， 1911—1982），是丹麦史密斯公司在江南水泥厂的产权代表。1937年11月，辛德贝格刚刚找到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既幸运又很冒险，与其说是一份白领工作，倒不如说是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1937年12月1日，辛德贝格在丹麦驻上海领事馆用英文立下了“生死契约”，第一句话便是：“我特此同意前往南京附近的栖霞山江南水泥厂，战时停留期间，风险自担，假使我负伤、伤残或死亡（除了合理的医疗费用），不对F. L.史密斯公司或其他任何方面附带任何要求……”

袁克桓作为江南水泥厂常务董事长，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尽最大力量保护工厂，拯救刚刚建立起来的栖霞山水泥工厂。他希望借口与丹麦订购机器合同，需点火试车后方付完货款，款未付清，产权仍属外商所有，在厂内挂出丹麦国旗，同时让德国籍技师昆德在厂内悬挂德国国旗。袁克桓很明确地向昆德提出了请求：“如果你在战时帮助我们保护了这座股东们以巨资建造、尚未投产的工厂，你在那里的工作能让我们满意，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未来。你将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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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和辛德贝格当时完全是临危受命，他们到达江南水泥厂后（12月5日后），围绕工厂的安全，分别升起和亮出德国、丹麦两国国旗和标志，他们还建筑避难室，以防日军飞机轰炸；同时联系德国留在南京的外交官；还储备了一些食物和饮料等。

12月9日，中日双方在栖霞山展开激烈的交战后，栖霞山沦陷，被日军占领，昆德和辛德贝格等人和留厂守护人员仍然坚守在水泥厂内。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占领，南京大屠杀即将开始。卡尔·昆德和辛德贝格凭借特殊身份，当即出面把大量难民救助到工厂，设立起具有“外籍”身份的“难民营”，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把江南水泥厂变成了南京最大的流动性难民营，共接纳三万多难民，时间长达半年。

辛德贝格先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曾试图将几名受伤的中国难民送到南京来救治，并曾委托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一万七千名难民致日本当局的请愿书，请求让难民得到怜悯及保护。他还从鼓楼医院红十字会接来两个护士并带来药品与绷带等，为难民治病疗伤；还组织护厂队日夜巡逻，制止日军闯入行暴。1938年4月至5月间，辛德贝格受日方当局逼迫，离开南京，经上海﹑丹麦，移民去美国。在他离开南京后，栖霞难民代表十一人联名赠给他一幅丝质感谢状，上书“见义勇为”四个大字，委托卡尔·昆德送至上海丹麦领事馆交给他。

日军在附近村镇放火焚烧民房，卡尔·昆德等当即冒着危险、扛着德国国旗奔赴火场，据理力争迫使日军撤离，使大火得以扑灭。卡尔·昆德以德国人的身份，始终留守在水泥厂中，直到抗战胜利。战后他仍然在这家厂中工作，中国国民政府因其救助南京难民的功绩授予他蓝白红绶带玉石勋章。直到1950年底他才离华回国。

南京沦陷，日本厂商对设备先进、年产二十万吨的江南水泥厂颇为觊觎。1939年11月，小野田洋灰株式社常务董事与三井洋行水泥部长一起，在天津面见江南水泥公司常务董事长袁克桓，他们语气强硬地谈合作的必要性，袁克桓顶住压力没有接受。江南水泥公司常务董事陈范有（1898—1952，名汝良，陈一甫长子）认为日本人很可能利用水泥厂生产武器，所以江南水泥厂一旦与日本合作，将成为卖国贼。这样看来，与日本如何谈判就要有一个缓兵之计，既不能直接拒绝与日方合作，态度上以温和的方式而不是触怒日方，以免工厂遭日本军事打击，同时也要找出各种尚不具备合作条件的借口，比如战争时期因为股东分散在全国各地无法召开股东会，现在的生产条件不够安全、设备不够齐全等等。在以后的几年中，日本方面要求江南水泥厂签约合作，并拟定产品统销，但是江南水泥公司坚持既不与之签约，也不开工生产，更不能让日本人越俎代庖看管。其实，拖延就是当时唯一的办法。《江南水泥厂志》这样记载着那一段历史：“敌日数度来商‘合作’制造水泥，以供军需。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江南公司藉词机械不全，坚决拒绝敌方，旋复督促开工，历五年之久，均设词婉拒，敌日军部痛恨江南公司不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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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启新洋灰公司的资料看，袁克桓于1933—1945年任启新的总经理，同时又是江南水泥厂的常务董事长，这是一个最艰难的时期，他整日往返于天津、上海和唐山，几乎没有时间回家与家人相聚。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设于太平洋珍珠港的海军基地，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决裂，南洋地区的生产也遭到了破坏，日本得不到英美的物质援助，长期的战争使得日本的军事消耗巨大，日本对中国沦陷区工业由最初的抢劫、破坏到“以战养战”和疯狂地榨取。

1943年7月14日，日军军部突然通知袁克桓：因日军在山东张店（今淄博市张店区）制铝需要，要求用江南水泥厂制造水泥的主要设备，必须立即拆卸运往山东。后来又一次次以日军军需工业需要，要求非拆不可，一步步对江南水泥厂施加压力。面对日军高压，以袁克桓为首的董事会并未屈服，先后召集天津、华中股东谈话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大家均一致反对拆迁。最后，日军唆使汪精卫伪政府做出决定，于1944年9月日军进驻江南水泥厂，并将生产水泥的设备洗劫一空。但是工厂最终还是被保住了，而袁克桓付出的艰辛和心理承受能力可想而知。1945年5月8日，日本大使馆川上课长名为邀请实为要挟袁克桓前往谈话，日本要求在启新设置“推进机关”，名为工厂本身防卫增进生产，实际上日本人想进驻并控制启新，袁克桓在5月30日召开的董事会上这样记录：“本公司唐山工厂组织萧规曹随，历有年所，未便轻事更张，更不愿筑室道谋，惟环境所限，能否完全拒绝，而不至演成以顾问为工厂最高统辖者制度，则不可知。……事关重要，应如何应付之处，理合提请董事监察诸公核议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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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战取得了胜利，国民政府制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根据这一办法，国民党向各大城市派出特派员或接收委员，接收敌伪资产。经“接收大员”鉴定，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的资产不属于敌产，是民族产业。抗日战争一结束，袁克桓辞去启新公司总经理的职位，由周叔弢（1891—1984，安徽东至人）继任，他是周学熙的亲侄子，按辈分他称袁克桓“袁六叔”。周叔弢1945—1948年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因此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4年将所经营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任公私合营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1950—1967年任天津市副市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袁克桓辞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后，开始全力以赴经营南京江南水泥厂和上海耀华玻璃公司。可是解放战争不久又开始了，国民统治时通货膨胀，国民政府推行“统制”政策，制约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袁克桓深感在中国办实业的环境艰难。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国民党军在战场上连连败退，国民政府人员和达官贵人纷纷携资外逃，一些民族资本家关厂转资，跑、躲、藏、避，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是“杀富济贫”，平均“共产”，那么此时袁克桓是走还是留呢？

袁克桓的四女袁家菽回忆道：

我记得快要解放的时候，每天大炮震天响。我父亲的朋友和同事，都是有钱人，纷纷在收拾行装买机票准备走人。很多人也劝我父亲，你怎么还在犹豫？你是大资本家你有那么多厂在这儿，你留在这里还有什么好结果？赶紧买机票带家人快走啊！我父亲开始时真的一直在犹豫，他说，我要是走了，这些厂怎么办？看看满街都是国民党的伤兵，打架，抢东西，吃饭不给钱，这样乱，我要一走了之的话，这些厂不都就完了吗？后来朋友说，你管不了那么多，赶快走为上策。最后我父亲作了决定，说，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我费了这么大的力量来保护住我的厂，这么艰难危险的条件下我都没有走。不管怎么样，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对不对？还不至于像你们说的那样什么“共产共妻”吧，我不能想象共产党难道比日本人还坏？于是我父亲没走，我们全家也没走。

新中国成立以后，按照我父亲在发展民族工业中做出的贡献、地位和各方面表现，有关方面曾经考虑他做天津市的副市长，但他一直记得我奶奶的遗言“不要从政”，他一如既往地发展他的民族工业作为他一生的支撑点。

“三反”、“五反”守法户和公私合营响应者

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后，抗美援朝开始了。1951年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不久毛泽东收到华北局的报告，列举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经调查，刘青山贪污达一点八四亿元（旧币），张子善贪污达一点九四亿元（旧币）。于是在1951年底开始，中共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看看是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送礼，或者拿回扣，在当时中央领导人看来，资本家的“不法行为”绝非仅出于经济目的，其背后实际隐藏着对政府的不满，个别行为甚至有可能与国民党特务有关。当经济行为被定性为政治事件时，问题就变得异常严重。按照传统思维模式，重大政治问题必须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予以解决。通过“三反”供出来的，不久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中算清账。

“清一清”、“算一算”，几乎将所有的资本家、各业主都当做“五毒分子”和“大老虎”来对待，并发动各单位店员和工人起来检举揭发老板的“五毒”行为。对有重大嫌疑的对象，还要采取行动查缴有关证据，清查财务账目等。“三反”、“五反”之所以能声势浩大、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主要是由毛泽东亲自掌舵，这位刚刚在战争年代善于驾驭人民赢得战争胜利的革命领袖，赋予工农群众一套全新的道德观，大大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在建国之初的和平年代，为防止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变质，并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

1952年2月11日下午，启新洋灰公司工厂工会召开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动员大会，当工会主席郭中山向大家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启新职工就向资本家的非法行为开火”时，会场内外掌声雷动，齐声高呼：“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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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启新的赵光党委书记动员全体职工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投入“五反”运动，号召工人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大胆地检举资本家的非法行为，同时要警惕资本家对少数人的收买、威胁、利诱，或者挑拨职员与工人的团结，挑拨职工与工会、政府、共产党的团结。同时也号召职员家属们认真动员自己的丈夫、儿子检举、揭发资本家的非法行为。最后完全是无产阶级式的口号：“全体职工们！战斗现在开始了！我们向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来一个排山倒海的反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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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菽接受采访时提到“三反”、“五反”这一段时期说：

我们也替父亲紧张，他那么多厂，万一要是有偷税漏税和行贿什么的，做一些非法的生意，那就麻烦了。那时候凡是大老虎都是要打的，我们大家都很紧张。还好我父亲这些厂，结果“五反”下来以后没有一个工厂是出问题的，而且都给他每个厂门口贴上“守法户”，他本人也是守法户。所以他在“五反”中没有受过什么冲击，因为他是守法户嘛。

“五反”是新政府为改造资本家这个特定社会阶层而进行的运动。从此以后劳资关系沿着“五反”开启的工人、店员位于资本家之上的“革命模式”向前滑行。对于大多数资本家来说，“五反”主要侧重于思想方面的改造，从精神上摧垮了资本家的自信和尊严。潘汉年当时是上海市副市长，他在上海市政府大礼堂召开上海七十四户资本家大会，体恤资本家经过“五反”之后的内心经历，咏出了清代徐兰《出居庸关》的诗句“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当“五反”过后，工人在一定程度上监督或掌握了私营工商业的经营和管理，资本家的“三权”变得愈来愈形式化。由此，政府基本上实现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为随后进一步对资本家的财产改造以及公私合营奠定了基础。

1953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表示要在十年到十五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表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这大概至少需要三年到五年时间。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1876—1966，浙江杭州人）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并开始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启新公司董监会公议响应号召，争取公私合营，并推举袁克桓、卢开瑗、周叔弢、姒南笙、周叔迦五人为代表进行协商。1954年4月21日，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封请求公私合营信这样写道：“自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公布以后，我们认识到私营工商业必须经过改造方能逐步改变为社会主义企业，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实现这种改造所必经的光明大道。为此我们诚恳地希望政府接受我公司的请求，准予早日改组为公私合营，以便在国营经济的直接参加和领导下，使企业和企业代理人都能得到改造，在总路线灯塔的光辉照耀下和全国人民共同前进，愉快的进入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耑此布陈，敬候批示，此致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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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国家的需要、改造的可能、资本家的自愿三个条件，一共进行了四次协商会议，把启新洋灰公司的生产、供应、销售纳入国家计划，以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后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合营的申请，并由唐山市进行具体协调，中央重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局工业管理局出面合营，于1954年9月10日签订协议书，资产清估时间为六个月，名字改为“公私合营启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私合营日期自1954年8月1日开始。

民国实业家的居住理念

袁克桓一生没有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房产，在他看来，房产是死资金，只有股票是流通和流动的活资金，所以他把所有可以周转的资金都投入在公司的股票上。这也反映在他的生活观念上，他认为拥有很多房产的是土财主，而他在天津一直是租房子生活，在天津住过很多地方。

1930年，袁世凯五夫人杨氏（中）与儿子袁克桓（右）、袁克轸（左）在天津大营门袁家大院门口合影。（袁克桓孙袁弘哲提供）

01 袁克桓旧居，位于天津和平区马场道，一栋两层带花园的楼房。（王碧蓉摄于2011年3月）

02 袁克桓旧居，如今的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一幼儿园。（王碧蓉摄于2011年10月）

03 袁克桓旧居，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五十二号，是一栋两层花园楼房，1945—1951年，袁克桓一家曾在此楼居住。前后有花园，面前有一个小网球场。袁克桓孙袁弘哲说他就是出生在这个房子。（王碧蓉摄于2012年3月）

04 袁居桓旧居，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地下一层，地上两层）。1952—1959年，袁克桓生前的最后时光在此度过，他病故后，陈徵一家在此楼居住。（王碧蓉摄于2011年3月）

05 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民园大楼独立开门的住宅，这里曾是袁克久的故居，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此居住，他的哥哥袁克桓曾在这里养病数日，并于1956年阴历八月十五日在此病故。（王碧蓉摄于2011年3月）

06 袁克桓在北京的旧居，位于新街口板桥头条十六号（现板桥头条二号），当年只有一层，后又加高了一层。（王碧蓉摄于2011年10月）

1916年，从中南海出来以后，杨氏和几个孩子都搬到了天津市和平区大营门袁家大院。后来搬到马场道贾旭社，这是一栋小洋楼。1937年至1940年，袁克桓一家曾在此居住。在袁克桓任启新董事长的时候，全家住在民园大楼的旁边，共五年，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长沙路，现改为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一幼儿园。

袁克桓夫人陈徵旧居。据袁克桓孙袁弘哲回忆，“文革”期间他总是躲在房子右边的窗口看造反派批斗走资派。（王碧蓉摄于2011年3月）

从抗战胜利以后，袁克桓辞去了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经理，专任江南水泥厂董事长和上海耀华玻璃董事长，此后他就搬到了睦南道，住进一栋英国式的建筑，建筑风格有点儿像天津有名的利顺德饭店。后来袁克桓又从睦南道搬到了大理道，在这里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当时袁克桓家里孩子比较多，养病不是很安静，而袁克久没有孩子，所以袁克桓养病时就住在袁克久位于民园大楼的宅内，袁克桓是在那里病故的。

袁克桓故去后，1959年至1968年，陈徵、袁家宸、袁家苮、袁家芯等搬到了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革新里一号，是一栋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的小洋楼。

在创办上海耀华玻璃公司期间，袁克桓经常住在上海著名的锦江饭店。有一次，锦江饭店的电梯坏了，袁克桓被困在了电梯里，是工人用绳子把他拉出去的。

袁克桓唯一的房产，是位于北京后海附近的新街口板桥头条十六号（现在板桥头条二号），孩子们寒暑假经常住在此地，里面有很大的花园，有汽车道。1950年代初为了支持抗美援朝，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当时部队的高干，甚至连家具都一起卖出去了，卖房子的钱用来购买了国债。

儿女心目中的父亲

袁克桓一生忙于他的事业，那么他在家人心目中又是怎样的形象？儿女们又是怎样看待他们的父亲？

为此，笔者多次专门采访了从美国回来探亲的袁克桓的四女儿袁家菽和居住在天津的小女儿袁家芯。

袁家芯说：

在我的印象中，白天几乎没有看到过父亲的身影，一般是在晚饭前后，先是听到汽车的声音，然后看到他的秘书给他提着公文包，听差给他开门，楼下有他的书房，书房里挂着爷爷写的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父亲比较严肃，令我生畏，我每次怯怯地走过去与他打招呼，他脸上也没有笑容，有时显得非常的疲惫和有气无力，他从来也没有亲热地拥抱过我。我从小知道父亲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不过每年过年时他与全家一起到劝业场买年货和绢花，有一次，他坐在汽车上指着一栋楼告诉我，那就是启新洋灰公司驻天津办事处，爸爸经常在这里办公。

不过父亲也有高兴的时候，记得五岁的时候我得到了一条金手链礼物，戴在手上美极了。结果去玩泥巴时也戴着，等到玩完后手洗干净，发现金手链不见了，于是众多的保姆们一起寻找这条失落的金手链，因为没有找到，结果保姆之间互相起了矛盾，互相怀疑，还发生了口角。这个时候父亲坐着汽车回家来了，看到大家吵吵闹闹的，问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我的金手链丢了，他也没有生气的意思，只是对大家挥挥手说，再买一条吧！那天正好是父亲在公司又升职的日子。

父亲的声音很洪亮，口才也很好，表达能力非常强。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从来也没有吵过架、红过脸。父亲与母亲刚刚结婚时年纪也就二十岁，那时候可能事业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父亲一高兴起来，把门关上，爬到高高的窗台上，对我母亲唱京剧《空城计》。我的表姐陈澄告诉我：“你爸对你娘最好，你娘每生一个孩子，你爸就送一份厚礼给你娘。有一次被我碰上了，看到了你爸送了一个碧绿的翡翠胸针（价值连城）给你娘。”

父亲喜欢字画，他有一个大樟木箱子，有半人高，里面装的全部是字画。父亲爱看线装古书，北海静心斋里面有一个书柜与父亲的书柜一模一样，一面是大玻璃，门上拴了一个小铜桃，轻轻一拉就开了，书柜里装的是二十四史，不过这些在“文革”时全部被抄走了。

袁克桓（后右）与夫人陈徵（后左）、女儿袁家英合影，摄于1940年左右。（袁家芯提供）

父亲喜欢看英文版Life
（《生活》杂志），这是一本在美国发行的老牌杂志，一周发行一次，可以说在美国是家喻户晓，其地位与Time
（《时代》杂志）相提并论。它第一期发行日期是1936年11月23日。它的创刊宗旨是“看见生活，看见世界”（To see life, to see the world），父亲常常用杂志里面的内容考我们的知识，也考我们的英文程度。

父亲爱吃羊肉馅饺子，爱去起士林吃黄油鸡卷；父亲不太讲究穿，上班时常常穿一件特别普通的外套，夏天在家时穿一件麻质料的褂子，有时穿一条紫色的裤子，感觉颜色有点怪。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也没有去过医院，平时常常看他吃一大把一大把秘制的中药丸子，好像很有嚼头，我记得他生命中唯有一次进医院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父亲喜欢打麻将，但是很少看到他打，也没有时间打；圣诞节和一些派对他几乎从来不参加；逢年过节，全家都去起士林和维多利亚花园，他也从来不去。

父亲爱看书，在家的时候，我从过道里总是看到他在看书；他也爱看外国电影，在我的记忆中，他带我去光华电影院看过两次电影，一次是看《简爱》，一次是看《魂断蓝桥》。父亲爱听河北梆子，哭调特别高昂悲怆的那种，因为奶奶爱听河北梆子。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很重视，特别是古文的学习，所以他给我们从小就请清末秀才到家里来教，也重视我们的毛笔字的练习，虽然我们日后没有一个成为书法家。

父亲管我们的学习不像现在的父母坐在边上教做作业，如果他有时间的话，他就喜欢考我们。他的书房里有一幅爷爷的对联：鲸鱼直卷千层浪，鹏鸟横飞万里云。父亲从来不叫我大名，他叫我“小胖子”，我来考考你，把上联换成下联，把下联又换成上联，但是不可增字或者减字。我憋足了劲，想了好一会儿回答：鹏鸟横飞云万里，鲸鱼直卷浪千层。我看到父亲的表情舒展开来，我知道父亲满意我的回答，但是父亲从来不直截了当地表扬。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急过两次。父亲很支持子女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二姐、三姐和四姐那时候热衷于演话剧，他们演的第一个话剧是巴金的《家》，在天津美琦剧院（新中国成立后叫人民剧院）演出，二姐女扮男装出演觉民，三姐演陈姨太，四姐演淑贞，由上海著名导演卫禹平（1920—1988，原名潘祖训，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日本冈山）执导；她们还演《日出》、《大马戏团》等等。演话剧得有道具，穿民国的服装，还把母亲的衣服拿出来当道具，当姐姐们演得过瘾的时候就想“下海”把从艺当成职业，父亲才开始急了。因为在父亲的眼里，话剧是文明戏，业余想玩就玩一下，要是真出圈了，放弃了学业那是万万不行的，另外父亲对于演艺圈里的生活方式也不能认同。

还有一次是父亲确实不高兴了，因为我们姐妹几个带着一些同学去位于天津马场道的国际俱乐部（新中国成立后叫天津干部俱乐部）玩滑冰，二姐是滑跑刀，三姐是滑球刀，我和四姐有点瞎胡闹滑花样刀。国际俱乐部里有一个湖，有服务生给我们穿冰鞋，还负责在背后推我们滑冰，奶油蛋糕也比起士林的好吃，这样的国际俱乐部也只有达官显贵们消费得起。我们玩够吃饱了，就签单，当然是签了父亲的名字，一段时间之后，几张巨额账单到了父亲的启新公司，父亲的生气是可想而知的。

袁家菽回忆说：

父亲的生日我们都比较模糊，我们对他的生日记忆是在冬天，具体是哪一天我们也不好问，因为他老人家不愿意家人给他过生日，我们也奇怪，为什么爸爸不过生日。

后来他告诉我们：“我为了纪念我母亲，所以我从来不过生日，我过生日那天是我母亲最痛苦的一天。”所以我们就觉得，我爸爸真是非常孝顺我奶奶。

我父亲他实在太忙了，三十几岁已经是总经理和董事长，所以很少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回来都挺晚了，每天我们几乎见不到他，更甭说帮我们看作业，教我们怎么学习了。我也挺羡慕有些孩子，人家的爸爸都在旁边告诉他怎么写作业，我的爸爸好像连一起吃饭的时间也没有。

可是爸爸有办法治我们，让我们好好念书。那就是爸爸定了规矩，分数单下来，如果都及格，给六十块。如果是有两门以上八十分就给八十块，按分数递加。所以这就等于是一个物质刺激奖励，父亲不用讲大道理我们就知道得好好念书。在小时候看来，六十块钱就挺多的了，可以买好多玩具，买好多吃的。其实父亲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他平常忙得没法督促我们，只有自己自觉学习，取得好成绩就可以得到奖励。我记得耀华中学发成绩单，及格的都是蓝笔写，好比说六十五、七十几、八十分；要是不及格的，就是红笔写的，五十九分、五十八分，我们管它叫红灯笼。所以学校成绩单一下来就一目了然，心情也就紧张，一有红灯笼，那就完了，六十块钱是肯定没有了。所以一看成绩单，要是里面没有红灯笼，哎呀，就高兴了，拿钱。我好像基本上都能拿到六十块钱。当年张之洞问我爷爷练兵的秘诀，爷爷说：“练兵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形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我爷爷治理他手底下那些人是一个手拿钱，一个手拿刀，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爸爸就是跟我爷爷学的，结果用到我们身上了，也挺见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唯一的想法就是好好念书，别无杂念，一直到小学、中学毕业。

从小我父亲就教育我们为人要低调谦虚，不要张扬。1952年，我读天津大学建筑系三年级，要上工厂去实习。我爸当时就是建材行业的，玻璃工厂，水泥工厂，都是大型建材工厂。

我就跟我爸说：“学校让我们去你的玻璃工厂或水泥工厂去实习。”

我爸说：“哪个玻璃工厂啊？”我爸明知故问。

我说：“可以去上海耀华玻璃厂，也可以去秦皇岛耀华玻璃厂。”

他一开始就嘱咐我说：“你可千万不要说你是我的女儿。”

我说：“怎么了？”

“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女儿，别说，不要跟任何人说你是我的女儿。”

我就奇怪了，那时候我想，女儿又怎么了？结果他告诉我：你要是想设计工厂，要想设计好，你一定要去调查如何在原来的那个工厂基础上改进，有哪些不足的地方，这样你调查回来，你得到的东西是真的，你设计的时候就会改进，新工厂的设计就会比较理想。后来我就明白了，别人要知道我是董事长袁克桓的女儿，也许就得不到真实的情况了。爷爷曾经这样教育他的子女们，意思是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我想我爸爸一定记住了爷爷的话，自己作为董事长随时随地一定要知道真实的情况，他也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后来调查挺圆满地完成了，见到父亲，我告诉他我没有对厂里的任何人说我是他的女儿。

我父亲这下才满意地说：“这就对了，要不然你就没有收获。”我看父亲一下子很高兴的样子，他说他一辈子是搞建材的，有水泥、有玻璃，没想到他的女儿将来搞这些设计，盖厂房，这两个行业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所以我觉得我父亲在这一点上挺让我佩服的。不像现在有些年轻人，好像只要办事先把自己的父亲是谁说给别人听。

我父亲总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些本领，国家需要建设人才。他也不说让我们去参与任何政治。要想救国，要想富国，搞实业一样能救国、能富国。所以我觉得我父亲实业救国的思想也贯穿于我们，国家建设好了就是最好的强国富国证明。

据袁家芯回忆：

父亲病重期间，周学熙的侄儿周叔弢（已经是天津市副市长）来看望他，周叔弢称父亲为“六叔”。当他要告辞时，我给他开纱窗门，父亲站在窗前目送，周叔弢走了几步，又回头看看父亲，他们两个互相对看着，周叔弢想这可能就是最后一眼，周叔弢的手作揖，父亲的手也作揖，父亲的脑海一定是过了一幕又一幕爷爷与周馥当年的关系，自己与周学熙在启新洋灰公司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然后他们一起抬头看窗外的天空。以我现在的理解，揣摩他们当时的心情一定是“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家菽回忆父亲去世的最后场景：

1956年夏天，父亲心脏不好。夏天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多，比较喧闹，结果父亲就上我九叔（袁克久）家养病。我九叔就是住在现在的民园大楼，九叔没有孩子，家里只有他和小妈妈，所以很安静。父亲住在那儿，我们大家轮流值班。中秋那一天，我白天值班，我感觉父亲就已经不怎么行了。我坐在旁边看着他，忽然就听见外面狂风大作，刮风时有人喊“着火了，着火了”。

我就想出去看看去，可我转念又一想，我不能跑出去，要不然我爸一个人躺这儿被烧死了，我得守着他吧。不一会儿，风刮过去了，外面也平息了，可我父亲好像不行了。

后来我父亲就大叫了一个人的名字说“别站在我脚底下啊”，我一看，没有人。

我爸还在不停地对我说：“你让他走，我不跟他走。”

“他”是谁啊？

父亲说了一个人的名字，我现在记不得那个人的名字了。说完以后，父亲就没有什么痛苦很平静地睡过去了。

我就开始叫人过来抢救。这时候把护士先叫来，又找医生让他给打针，打强心针。我还记得打针时都已经不能在血管上打，后来又往心脏上打，针里的药水就在皮肤上待着，都打不进去了。医生说不行了，血液已经不流动了，针里的药水都到不了心脏。那天正好是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晚上很圆很亮的大月亮，我们几个人就抬着我爸往家走。当时心情非常难受，团圆的日子，家家都吃月饼，可是我们抬着父亲往家走。从此我们全家不过中秋节。

当时《天津日报》登了父亲去世的讣告。国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送来了花圈进行吊唁，还送来了一千元的慰问金，当时的一千元已经是很大的一笔钱了。因为父亲是北方著名的实业家，天津工商界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葬礼很隆重，也得到了政府的礼遇。

袁克桓的一生，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到1956年反右运动的前夕，其间，一个国家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一个家族经历了多少荣辱沉浮，一个个人又经历了多少休戚安危？

在袁世凯的儿子们当中，袁克桓是一个非常特殊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对袁克桓的介绍和研究很少，有些介绍甚至是不实之词，而且许许多多珍贵的资料在“文革”抄家时被洗劫一空。

袁克桓生为袁世凯的第六子，长在袁府特殊的家庭和背景中，秉承了袁世凯的统军治国和开放开明的理念，发扬了母亲五夫人理财治家的本领，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百善孝为先”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是他修身为人的原则。他师从严修，牢记恩师教诲“以实学求实业，乃富强之要图”，同时也铭记母亲“不要从政”的遗训以实业救国。留学英国的经历虽然短暂，但是对于少年袁克桓心智的开启和眼界的开阔意义非凡。

袁克桓的事业得助于母亲、兄弟和妻子。他在开滦矿务局任中方董事长，在启新洋灰公司任董事长，又任江南水泥厂常务董事长、秦皇岛耀华玻璃和上海耀华玻璃公司董事长，这些企业都是当时民国最具实力的几大实业公司，最早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最早开始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而不是采用封建的家族管理。袁克桓没有让任何家庭成员参与公司的高层策划和经营，他大儿子袁家宸出国留学前在启新公司仅仅是一个普通职员，而当袁家宸从美国读完经济学专业回来，也没有给他任何职位。他对公司的高层职员采取高薪养廉之法，他的经营理念和一套规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操作仍值得现在探讨和借鉴，称他为北方著名的实业家应该一点也不为过。

袁克桓的投资理念不在于投资房产，而是把他的全部家产都投入到发展实业上去，他历来提倡实业救国。尤其在抗战的时候，袁克桓主持启新和南京江南水泥厂的工作，不仅经历了日本对天津的占领，还作为董事长既要求德国人昆德和丹麦人辛德贝格分别挂出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尽最大可能保护工厂的安全，又通过昆德和辛德贝格把江南水泥厂变成了南京最大的流动性难民营，还得与日本人周旋拖延不合作。如何保护企业使得企业不被日本人毁坏，又如何不与日本人合作，不妥协成为汉奸，这样一段无异于“走钢丝”的经历对袁克桓身心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

抗战胜利以后，当时许多大资本家把资产转移到香港或者其他国家，而袁克桓没有转移任何资产，可以说体现了袁克桓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一种“忠诚”，这种“忠诚”并非“忠”于北洋政府或国民党政府，而是一个大的国家概念和范畴。后来又经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后又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和公私合营的过程，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对于袁克桓一心发展的民族工业不能不说是一种冲击，但是袁克桓都与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合作的态度。1956年，袁克桓因心脏病故去，享年五十八岁，比父亲袁世凯多活了一年，走过了一条与父亲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

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人）的夫人沈亦云女士的回忆录《亦云回忆》自序中有这样一句话：“贡献一点事实，即贡献一点历史，历史的尺度，可能为人道的尺度。”希望有一天，有关方面把袁克桓作为民国实业家在经营管理大企业和投资理财方面做专门的真实介绍和研究。

纵观袁克桓五十八年的一生，他是袁世凯所有儿女中非常优秀的一位，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注　释

[1]
吴裕成《饱暖逸居易骄惰——辛亥正月严修致徐毓笙信》，天津《今晚报》副刊，第9版，2008年4月20日。

[2]
张伯驹《春游纪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07页。

[3]
张培忠《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第一版，第98页。

[4]
严修《严修日记》，第三册，《欧游日记》，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1850页。

[5]
苏智良、刘效红《全球禁毒的开端——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1月。

[6]
《江苏地方志》，江苏地方志杂志编辑部，2005年第06期。

[7]
袁世凯《复蔡乃煌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第118页。

[8]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2月第一版，第36页。

[9]
同上，第170页。

[10]
同上，第183页。

[11]
《江南水泥厂志》，第6页，编纂人员：陈斌、王振庭、纪跃亭、王玉洪；内容时限：1935—1995；1995年8月。

[12]
戴袁支《1937—1938：人道与暴行的见证——经历南京腥风血雨的丹麦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第30页。

[13]
《江南水泥厂志》，第375页。

[14]
《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2月第一版，第192页。

[15]
同上，第370页。

[16]
1952年2月12日唐山《劳动日报》，转引自《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2月第一版，第372页。

[17]
《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2月第一版，第356—357页。

第四章　袁世凯六儿媳陈徵

江苏巡抚陈启泰之独生女

1900年是20世纪第一年，这一年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在中国也称为庚子年，是中国历史上屈辱的一年。这一年，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清政府命令山东巡抚袁世凯查禁义和团。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大沽口，血洗天津，把北京城洗劫一空，圆明园再一次燃起了熊熊大火，慈禧和光绪皇帝被迫撤离紫禁城，过了一年多颠沛流离的生活。

1900年旧历四月十二日，陈徵出生于湖南长沙。据记载，其父陈启泰（1842—1909）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提升为云南迤东道，摄布政使职。其间遭遇亲人亡故，返老家长沙县赴丧。服丧满，再返任迤东道。从时间上推算，陈启泰在五十八岁的晚年得了唯一的宝贝女儿，其喜悦与宠爱不言而喻。陈徵的童年，非常富足和幸福，应该是处于陈启泰一直被清政府提拔的上升时期。光绪三十一年（1905），陈启泰任安徽按察使、兼提学使，次年迁江苏布政使；1907年任江苏巡抚。

陈徵无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宠爱有加，锦衣玉食，席丰履厚。小的时候，她曾经坐在六和塔上观钱塘潮。让我们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陈徵和母亲，在六和塔最精致的观景之处，丫鬟和佣人左侍右奉。宋郑清之有诗句云：“径行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而陈徵有缘凭倚栏杆，临窗极望，长烟落日，钱塘江水苍茫奔腾，烟波浩渺万里，极尽登高临观之美。

1918年的陈徵，此时已束发结髻，出嫁到袁家。（陈徵孙子袁弘哲提供）

陈徵童年时代，两大举措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男人剪辫子，女人放缠足，“辫子”和“小脚”是落后中国的象征，剪辫子容易多了，“喀嚓”一声，辫子铰了，烦恼也就除尽了。可是要把已畸形的脚“放”回“天足”，那真是比登天还难。这个过程确实是非常漫长，缠缠放放，放放缠缠，一波三折，断断续续，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不缠足的阻力也来自女人自身，许多做母亲的为了女儿嫁一个有地位的男人，不得不让女儿忍受缠足之痛，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取悦男人。

不缠足运动相对剪辫子要早得多，一位英商阿绮波德·立德之妻（Mrs. Archibald Little，1845—1926）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反对缠足之行比喻成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时的感觉，她试图以一个社会学家的行为去“解放”中国妇女被束缚了的小脚。1895年，立德夫人联合一些在华的西方妇女在上海设立“天足会”，并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在各地建立分会的全国性团体。她游历了北京、上海、天津及杭州、苏州、九江、宜宾，从城市到农村，在所著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一书中她尖锐地指出：中国妇女不仅占全国人口的一半，而且是另一半的母亲。但是自从缠足在中国蔓延开来以后，中华帝国就没有诞生过一个赢得万民敬仰的男人。“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给光绪皇帝上了许多关于国计民生、军国大事的奏折，其中之一就是《请禁妇女裹足折》，他一直宣传不缠足，很早就在家乡创办了不缠足会，并以身作则，坚决不为女儿康同薇、康同璧裹足，成为中国妇女天足运动的先驱。光绪皇帝同意此议，令各督抚等推行。但是维新百日就夭折，不缠足的新法也无法继续推行。

慈禧太后自己就是天足女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下了一道懿旨，主要内容是：废除“满汉不通婚”的祖制，改变妇女缠足的陋习。懿旨对于解除妇女缠足这样说道：“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行之已久，有乖造物之和。此后，搢绅之家，务当婉切劝谕，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藉词禁令扰累民间。” 这是慈禧在西安逃难途中发的懿旨，谕令劝止缠足，不缠足运动在全国各地再度兴起。不过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来说，每个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地方的情形也不尽相同。

陈徵出生于高贵之家，幸运的是父母让她免去了缠足承受的切肤锥心之痛，既没有“鞋小人贵，鞋大人贱”，以脚的大小来分贵贱，也没有不缠足就嫁不出去的心理。陈徵从小把私塾老师请到家里识字，熟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字渐渐认多了，她不仅读《红楼梦》，也能区分石刻本《红楼梦》与线装影印本《红楼梦》不同版本里的不同内容。

陈启泰1907年开始任江苏巡抚，而清末的南京，“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高天厚土，秦淮风华，江南雅韵，名冠古今。也是在这个时候，袁世凯与陈启泰结为亲家，把自己的六子袁克桓挑出来做陈启泰的女婿，此时袁克桓九岁，陈徵七岁。有意思的是多年以后，袁克桓把启新洋灰的子公司江南水泥厂选址于南京栖霞山，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一专列的陪嫁

陈启泰于宣统元年（1909）五月故去，年六十七岁，此时陈徵九岁。当时一般婚嫁年纪以十七八岁居多，富贵之家配合尤早，为人父母者，只是希望早早为子女完婚，含饴弄孙，享天伦之乐。七年以后，1916年，袁克桓十八岁，陈徵十六岁，娶嫁已待时，陈徵已准备嫁入中南海总统府，成为袁家第六儿媳妇。

但是1916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是民国五年，也是洪宪元年。1月，蔡锷率领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2月，袁世凯宣布暂缓登基；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称大总统；4月，袁世凯决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由段组织新内阁；5月，袁世凯公布《帝制议案始末》；6月，袁世凯在忧惧中病逝。所以，这一年，不但袁家发生了大事，国家也发生了大事。袁克桓和陈徵正式结婚推迟至两年之后。

袁克桓和陈徵的婚嫁礼仪符合“六礼”。《礼记》记述了婚嫁礼仪的基本程序为“纳采”（媒人提亲，袁世凯亲自定的）、“问名”、“纳吉”（男方卜吉，女方正式认婚）、“纳征”（下聘礼）、“请期”（婚期的商定）、“亲迎”（迎亲接新娘），这六个环节就是所谓的“六礼”。那么陈徵的嫁妆又有多少？当时一般的家庭往往“十里红妆”发嫁妆，许多地方俗规嫁妆不能称“送”，以避“送上门的货不值钱”之忌，故俗谓之“发嫁妆”。《诗经·卫风·氓》中也提及一般人家婚礼中送嫁妆的情景：“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贿，就是嫁妆，用你的车来接走我的嫁妆。那么陈徵可谓是“千里红妆”了，天津袁家派的迎亲队伍（内中有一叫王宏的带了一队马弁）乘火车专列前赴杭州接陈徵，并装上了一辆专列的陪嫁物品回到天津完婚，这一专列的陪嫁物品到底有多少？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了，反正四季的吃、穿、用样样少不了，还有陪嫁丫鬟以及丫鬟的穿和用。因为陈启泰已经故去，陈启泰的弟弟、弟媳作为娘家人陪同陈徵前往天津。陈徵被接到天津，正式成婚之前，把叶家（前文提到的叶笃义和叶桐庐）作为娘家人并住在叶家，所以袁家是从叶家迎娶陈徵的。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认为，嫁妆是“父母提供新家庭的物质基础”。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嫁妆解释为一种上一代财富的转移，也可以解释为：嫁妆可以确保女子在婆家的地位、资源分配能力及话语权。陈徵的嫁妆也包括了传统礼俗的约定、父母舐犊之情的延伸、娘家地位和财富的炫耀、家庭财产的分配，而日后也愈发彰显了帮助丈夫袁克桓办企业的实力。陈徵有贵气又有福禄，禄者多半衣食无忧，她命中八字的福禄，多半能成受人尊敬的贵妇人。作为五夫人的长媳，她在袁家第二代当中，很受大伙的尊敬，被尊称为六嫂、六婶，亲友尊称她为六奶奶、袁六奶奶。

陈徵，雍容华贵，她经历了20世纪的风风雨雨，也享用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她得益于天足，什么都会玩，跳舞、游戏、弹琴、推牌九。她非常大度，可谓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也非常沉静。新中国成立前，她坐着“霸王号”飞机参与京、津、沪上流社会的社交，享尽了荣华富贵；新中国成立后生活也一样，北京、天津、上海、北戴河，她都去玩，也喜欢热闹。她也喜欢梨园，天津越剧界的一些名角都跟她来往密切。她家里有几十个佣人，厨子还分大厨子和二厨子等等，每一个孩子都有专门的“干”，实际上就是奶妈兼保姆，一直到“文革”前还有七位。

陈徵富态贤淑，慈眉善目，贵气天成，摄于1933年。（袁家英2001年回中国探亲时提供）

宰相肚里能撑船

在陈徵儿女们的记忆中，双亲是真正的严父慈母。父亲袁克桓不苟言笑，母亲陈徵和蔼可亲。儿女们还一致认为，母亲陈徵是一个真正拿得起放得下、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人。陈徵在袁家的地位很高，其原因有三：一是娘家的经济实力；二是长嫂的地位；三是到了袁家生了长子袁家宸。连她的婆婆五夫人也尊她三分，其他儿媳生日只有吃寿面，而陈徵每次过生日，五夫人给她摆寿堂。

陈徵小女儿袁家芯回忆：

娘的穿戴极其高级和精致，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配套的，一点也不凑合不含糊。

娘的社会交往地位也是很高，父亲有重要的外事活动都是邀请娘一起参加；麻将桌上也是分三六九等，娘去叶家打麻将时神气极了，凡是她出场时主人家招待的烟和茶都不一样。

娘喜欢与家人出门旅游，也喜欢设宴请客，所以她周围总是聚拢了很多人，很有凝聚力。她谦和、寡言、大度、宽容，无论是儿子和媳妇、女儿和姑爷，都非常敬重和孝顺她。所以父亲1956年故去之后，她与我们儿女一起生活了三十六年，无论在“文革”逆境，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无论在美国定居的日子，还是后来重病期间，因为有儿孙们的孝顺和陪伴，娘的一生幸福知足。

娘最爱去的地方是北京和上海，娘去上海是坐“霸王号”飞机去的，而当时“霸王号”飞机不知有多贵啊，娘从上海回来的时候总是满满的一箱子衣服和料子。

娘喜欢音乐，会弹风琴；娘喜欢看梅兰芳的京剧，她存有一批梅兰芳的剧照，不过“文革”时都被抄走了；娘爱看《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把书放在床头。娘常对孩子们说的三句口头禅，第一句：“但凡家庭之事，不能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第二句：做事做人要“心有灵犀一点通”；第三句：“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20 世纪40 年代后期，陈徵（后）与大媳妇王家瑢的娘家人合影。前排二人系东北富豪，三人结拜为干姊妹，陈徵排行第二。从发型上看，陈徵显得时尚得多。（袁弘哲提供）

陈徵的四女儿袁家菽回忆起一件往事，也是儿时的趣事：

1939年，日本人侵占天津后两年，我七岁，妹妹家芯五岁。

农历七月初，暴雨来袭之际，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滏阳河等沿岸一百多处河堤，被日军残酷地扒开。天灾加人祸，终于酿成华北平原一片汪洋，洪波汹涌淹灌天津，结果导致整个天津市都淹了，一层楼基本上都是水。小孩子们没法出去玩，冠生园的食品也买不到了，街上走街串巷卖东西的人也根本没有了，更不可能出去走路，外出都得靠船撑着走。

我和妹妹俩人没地方去玩，很无趣，就在房子里待着。后来我说我们两个玩过家家吧，妹妹立马答应，她总是与我相呼应。

那个时候有一种玩具，很薄，有一点像现在那种薄片塑料玩具，我们小的时候都管它叫鸡蛋皮，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我对我妹妹说：“我们玩吃烤鸭吧。”妹妹说：“吃烤鸭？那太好了。”我们拿起那个鸭子形的玩具就往桌上的蜡烛上烤，不过这些材料一点就着火，火苗一下子就蹿上来了。我们把玩具往哪儿扔呢？赶紧往床底下扔，这下更不得了，整个床都着火了。母亲从别的房间听到动静，过来一看，门是关着的，而且从上面的玻璃映出了火光，看见整个房间里都映红了，我们俩人还顶在门那儿哭，结果母亲推不开门，就叫佣人都过来，一起把门推开了。当时哪有救火车，外面发大水，里面着火，没有办法取水扑火，没地方跑，所以很危险的。后来佣人们拼了命盖火，最后把火灭了，我们俩人也傻了。我们就如此淘气，可是母亲从来没打骂过我们一下。

我现在回忆起来，小的时候做过很多淘气的事情。父亲就常常说：“这两个人是狼狈为奸。”我们那时候也不太懂狼狈为奸是什么意思，只是听父亲反复说。因为我老出些馊主意，然后让我妹妹去惹祸。我们闯了祸，母亲也不生气，最多也就是教训我们一下罢了。

陈徵在美国的外孙女李菲菲说：

外婆在大家庭里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反过来外婆因为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有忍耐精神，又很沉稳，所以得到大家的尊敬。

外婆到了美国，说美国看来看去到处都一样，一样的超市，一样的快餐，可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有自己的特色。

1964年9月，“文革”前陈徵与家人合影。前排左起：王家瑢、袁家菽、诸葛媛、陈徵、陈治、袁家蕖、家人朋友。中排左起：袁弘宇、袁弘哲、袁家芯、陈湛、袁家苮、袁弘芬、陈澍、袁弘淑。后排左起：诸葛瑞、柏均和、袁家宸、陈伯勇、李立中。（袁家芯提供）

外婆八十六岁时仍然保持着天真的个性，爱到处玩，很兴奋。在美国的鞋店里，往往有十二英寸的女鞋，而外婆的脚才穿五英寸，外婆拿着十二英寸的鞋子开心地大叫“如何穿这样大的鞋”？

外婆对于“文革”也没有什么怨言，她说她认识的人比她吃的苦头更多，相比而言，她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外婆为人很好，对佣人和丫鬟都很好，从来都是很善待他们，我妈妈就有外婆的遗传。

我心目中的外婆和外公真是天生的一对。

“文革”幸免于难

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陈徵就被天津市列为知名人士家属，并且定期参加天津市政协知名人士家属学习班。家属们也学习贯彻《共同纲领》，了解建国初期共产党对资本家的原则是团结、限制和利用。当时，天津市政协和统战部对于知名人士有一个名单，都是一些天津市大工商业家的家属参加这个学习班，其中有周叔弢的太太。每到学习的时候，陈徵自己坐着包月的三轮车去市政协参加学习班，学习完了以后，陈徵还常邀请人家去起士林或者其他有名的餐厅聚餐，大家都认为她很会享受生活。

李立中是袁克桓、陈徵的大女儿袁家英的长子。袁家英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到海外定居了，当时李立中刚刚四岁，陈徵舍不得他走。袁家英临走时因为大女儿李菲菲不满一岁，也没有办法把两个这么小的孩子一起带着走，所以就把她的大儿子留在国内，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二十三年，这一走，要到三十六年后才返乡。所以李立中和他外婆陈徵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

在1963年的“四清”运动中，天津人为地制造了一起小资本家蒋树璋“迫害工人”的所谓阶级报复事件，并放大宣传和渲染，利用此假造典型达到长无产阶级志气、压资产阶级威风的目的。一时间，街道干部入户警告资本家只许老老实实，弄得劳资关系很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家家中的保姆和厨师如果说自己被剥削，就可以找主人算剥削账。蒋树璋事件，在天津闹得影响很大，资本家们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恰恰在这个时候，陈徵的大厨子提出要辞工不干了，但是要求给他四千块钱。这个大厨子姓王，袁家人称他为“王厨子”，是从总统府带出来的。那时的四千块钱现在值多少钱？那时候买一栋楼又要多少钱？袁家人说那时一栋楼也就一万块钱左右，有的才八九千块钱。陈徵几乎没有二话就给了王厨子四千块钱。

当年天津市政协机关的办公楼，陈徵参加的学习班就在此地，现在为天津市政协俱乐部。（王碧蓉摄于2011年3月）

陈徵在“文革”期间经历了两次抄家。

第一次，1966年8月，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只是把东西翻、抄一遍，把家里的好东西都拿走了，陈徵并没有被要求离开马场道革新里一号的小洋楼或是离开自己的房间，包括袁家宸全家都住在一起。等到1968年，第二次抄家的时候，造反派要把陈徵从家里赶走，主要原因是街道的造反派想占这个房子，把她和袁家宸全家都轰了出来，家里所有的文物和袁克桓留下的资料几乎都被抄走了。造反派给陈徵找了个地下室让她住进去，然后把她住过的小洋楼，分给了好多家，住进去了很多人。陈徵在地下室住两间，旁边有一间房住的是天津外国语学校英语系主任徐教授，他们做了一段时间的邻居。陈徵自“文革”开始就没有了保姆，她连菜刀都不会用，也不知道怎么切肉。但是她的外孙李立中很快学会了，而且他的厨艺是无师自通，也许从大厨子那里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能把一些锅碗瓢盆全部鼓捣出来，整出满满一桌菜肴来，让大家在困难时期仍然有一些乐趣。

这时候陈徵的大女儿、李立中的母亲袁家英远在美国，通信并没有中断，常常一个星期给陈徵汇一次美金，每次寄一百美金，多了怕抄走，寄少了又怕不够，然后陈徵就去换成外汇券。据袁家人说，那时候造反派不抄外汇券。陈徵就把外汇券兑换成钱，所以她的生活没受到太大的影响；相对而言，住房条件就差远了，住在地下室里，又暗又潮，但是陈徵的儿女们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怨言。

此时陈徵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如果再来抄一次家或者被批斗的话，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1968年7月，正在风声最紧的时候，陈徵的五女婿柏均和与远在南京的四女儿袁家菽取得了联系，想让陈徵到南京躲避一下风头。南京那个时候红卫兵还没有开始造反，似乎还没有什么动静。柏均和就买了三张火车票，和陈徵、李立中一起，从天津秘密地上车，坐上了津浦线，前往南京。而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是在1968年9月之后，所以那时从天津要先到江苏浦口，到浦口下车后还得坐轮渡才能到南京，一路是历经千辛万苦。

到了南京袁家菽的单位南京玻璃纤维研究院，他们一行三人不敢直接进去，陈徵和李立中在门口等着，柏均和先在那里观望，因为门口不断有马车进出，给单位里面送东西，结果等着了一辆马车，就带着陈徵和李立中混进去了。柏均和只在南京待了一天，把他们送到就返回天津了。陈徵和李立中在袁家菽家待了几个月，躲过了天津再次被抄家的风波。

几个月以后，南京开始动武了，南方“文革”的方式跟北方是不一样的，也许更厉害一些。眼看南京要起来造反了，袁家菽觉得自己的母亲待在南京更危险，也躲不过去了，这样李立中和陈徵在南京待了几个月后又返回天津。

陈徵走的第二天，果然，袁家菽单位的大字报就在食堂铺天盖地贴出来了，“袁家菽、诸葛瑞：掩护隐藏你们的狗母亲和狗岳母……袁世凯的孝子贤孙”等等。然后袁家菽和丈夫诸葛瑞也被批斗、抄家、关入牛棚。

“文革”期间，陈徵与大儿子袁家宸（后右一）、三女婿陈伯勇（后左一）、五女婿柏均和（后中）、外孙陈澍（前左一）和孙子袁弘哲（前右一）合影。这是一张很有意思的合影。（袁弘哲提供）

时间到了1973年，远在美国的袁家英和李国元通过诸多努力，陈徵和李立中终于拿到了入境美国的探亲签证。巧的是，1973年，袁家骝和吴健雄夫妇第一次来中国探亲，周总理接见了他们。袁家骝和吴健雄到天津拜见陈徵，他们称陈徵为六婶。

正当陈徵1973年准备赴美的时候，政府给她第一批落实了政策。国家分给她位于天津市常得道新建的单元房，把该落实的都给她落实了，但是这时距她办完护照签证准备离开只差十几天，所以她并没有享受到落实政策后的房子。

1973年，袁家骝（前排右三）和吴健雄（前排左二）首次回国探亲到天津拜访六婶陈徵（中），与袁家宸（左一）及陈徵的女儿、女婿和孙辈合影。（袁弘哲提供）

陈徵携李立中，由袁家菽护送到罗湖，终于踏上了赴美之路，陈徵和李立中先到香港，袁家英与李国元专程从美国到香港与他们会合。这时袁家英已有二十三年未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大儿子，她当年离开时李立中只有四岁，此时已是二十七岁，真是百感交集，千言万语竟不知该从何说起。

袁家英和李国元陪陈徵、李立中在香港游览、休整了一段时间，然后再赴美国。香港的一些知名人士知道袁大总统的儿媳、原实业界巨子袁克桓的夫人到港，也有不少旧相识、新中国成立前到香港发展的老朋友，纷纷发出聚会宴请。那时李立中不断写信给他的五姨袁家芯，记录当时的观感，陈徵也一扫“文革”中的伤痛，十分高兴。

1973年，陈徵和李立中抵达美国与袁家英一家人团聚。左起：李立林、李国元、袁家英、李立杨、陈徵、李立恩（立于陈徵身后）、李立中。（袁家芯提供）

不久，袁家英和李国元陪陈徵，带着李立中返回美国的家中，安定了一段时间后，袁家英就带着母亲陈徵、大儿子李立中，由女儿李菲菲、三儿子李立杨陪同，周游美国的名城名景，还去了加拿大游览并拜访了袁克轸的女儿袁家蕴一家。此时袁家英和李国元在美国已经很有地位，也很有经济实力，对母亲尽孝，对儿子又尽责。

唐山大地震的震动

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凌晨3点42分，中国唐山市丰南一带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唐山瞬间夷为平地，整个天津市也晃得厉害，房倒屋塌不计其数，都遭到了破坏。美国阿拉斯加帕默天文台急速响起令人震惊的警钟声，世界各大通讯社当日向全球公告了这一灾难消息。陈徵在美国第一时间看到了电视报道，见地震影响到天津，心情一急，当晚就得了小中风，送到医院紧急抢救，虽然送到医院很及时，但最后还是落下了后遗症，胳膊不能自如活动了，神志也有点儿不像原来那么清楚了。这时陈徵抵达美国已三年。

袁家英尽最大努力照顾母亲，看起来也是验证了因果轮回说。在国内，陈徵照顾袁家英的儿子李立中从四岁到二十七岁；陈徵到了美国，女儿袁家英照顾她十三年。这真是“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

陈徵在美国的十三年，一直怀念中国，特别想念她的两个女儿——袁家菽和袁家芯，老人家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去美国是不是有点情绪化，毕竟自己的根在中国。最后在大女儿袁家英的陪同下，陈徵决定于1986年回到中国探亲，美国政府特批她一个返美证，两年内有效。但是这时，陈徵已是八十七岁高龄，身体也不允许再坐长途飞机，回到中国就再也走不了了。

从1986年到1992年这最后六年时间，陈徵住在小女儿袁家芯的家里。袁家芯和袁家菽住在当时天津最好的居民区——环湖中路的体院北华侨公寓，袁家芯住的是四室的单元，袁家菽住的是三室的单元。华侨公寓是当时天津唯一的有客厅、卫生间、天然气和暖气的公寓，并有闭路电视，可以看到香港的凤凰卫视。陈徵白天由保姆照顾，晚上由袁家芯陪伴。

1992年5月，经抢救无效，陈徵在袁家芯、柏均和的家中病故，享年九十二岁。陈徵的丧礼十分隆重，时任天津市政协秘书长郭金侯、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蔡世藩以及有关方面领导，各有关方面人士，共计三百多人来家中吊唁志哀，送的花篮花圈数以百计，送葬的车辆近百辆。

陈徵从出生到去世的九十二年，除“文革”中一段时间受了冲击，抄了家，她的生活一直无忧，是一位享尽荣华富贵、善终幸福的老人，子女以及孙辈也都十分孝顺。逝世后，几位子女联合出资购置墓地，又将已被破坏的北京四季青墓地中袁克桓墓地上的一把土（原棺墓已被红卫兵破坏），与陈徵的骨灰合葬在天津津南区南马集公墓内。

1990年，轮椅上的陈徵与家人。大女儿袁家英（左一）带全家到天津给陈徵过九十大寿，右二为袁家英儿媳丹尼斯，左二为袁家芯，右一是陈徵最小的外孙、袁家芯的儿子柏翊。（袁家芯提供）

纵观陈徵的一生，她比婆婆五夫人小二十一岁，她们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家境，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折射出中国社会和两代妇女的命运变化。五夫人威而不怒，陈徵慈眉善目；五夫人有三寸金莲，陈徵是天足；五夫人要与一个大夫人和其他八个如夫人相处争宠，陈徵只面对一个如夫人孙氏，友好相处，而且没有与孙氏住在一起，孙氏也没有子女；五夫人是管家，克勤克俭，陈徵是甩手掌柜，管家自有管家的人，大管家、小管家都有；袁世凯在世时政治上大起大落，五夫人作为一个女人承担更多的心理压力，而袁克桓在世时虽然整天忙于公司，忙于实业，但他对妻子很尊重，他的夫妻之道就是“我赚得的钱，让你充分去享受”，所以陈徵过着舒心日子，享受人生；五夫人在袁世凯故去后生活了二十一年，帮助儿子经历了最初创业的阶段，而陈徵享受父亲馈赠的资产和丈夫袁克桓的富足，在袁克桓去世后生活了三十六年，虽然经历了“文革”这样的灾难时期，但也享受了改革开放后的新生活，她从美国返回中国最感慨的一句话就是“邓小平真伟大”！五夫人生有四子二女，不过两个女儿先后夭折，没有女儿的母亲总是少了一种温情和柔情；陈徵育有二子五女，享女儿的福，而且女儿们在不同时期陪伴她走过漫漫人生。

晚年的陈徵，1990年左右摄于天津。（袁家芯提供）

陈徵生下来就是享福，享父母的福，享丈夫的福，享子女的福，所以她一生过得无忧无虑，享尽了荣华富贵。

第五章　袁世凯八子袁克轸、九子袁克久和十一子袁克安

如果说，曾国藩是清廷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那么李鸿章就是清廷最早主张与世界接轨的人。1871年8月5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和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上奏同治帝，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一个月之后，慈禧皇太后和同治帝下了一道圣旨：“依议，钦此。”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批特殊的少年史称“留美幼童”，他们的年龄在九岁到十五岁之间，于1872年到1875年，远涉重洋，前往美国新大陆留学，他们分别去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以西方学术和文明，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而他们不久被清朝廷召回后的命运与清朝晚期和民国初年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

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李鸿章，袁世凯是高山仰止，当袁世凯在北洋推行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在天津大办实业时，李鸿章亲自送出去培养的这批“留美幼童”，则是袁世凯求之不得的人才。袁世凯在1905年8月30日和张之洞联合奏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他们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而只有尽快兴办学堂，才能改变内外之危迫情形，“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侮”，而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士子留学外洋者，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所关甚宏，收效甚巨”。虽然废除科举的主张受到了清廷内部守旧派的激烈反对，清政府终于还是肯定了袁世凯和张之洞的见识，停止科举考试，一律从学堂选拔人才。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从此结束。

从1901年开始的新政到1909年，清政府收到了诸多的留学奏折，并且为出国留学制订了许多规章制度，比如：1903年12月1日，张百熙《奏派学生赴东西洋各国留学折》；1904年9月15日，外务部、学部大臣奏请《游学西洋简明章程》；1906年，练兵处奏请《陆军学生留学欧美暂行办法》；1909年，外务部、学部《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等等。

那么袁世凯又是如何重用这些留学生并把他们大部分聚集于天津，为天津的办学、办洋务、办矿业、办铁路做出了贡献呢？以下开列一个简单的名录：

唐绍仪（1862—1938）：哥伦比亚大学。1885年，袁世凯是清廷派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唐绍仪是袁世凯的助手、中国驻朝鲜总领事；1901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

蔡绍基（1859—1933）：耶鲁大学。后随袁世凯赴朝鲜，担任袁之幕僚。1908年，蔡绍基出任津海关道兼北洋大学督办，掌握北洋大学堂的全部权力。

梁敦彦（1857—1924）：耶鲁大学。被张之洞重用，为中国的电报建设立下功勋，既是张之洞的幕僚，也是袁世凯的臂助，任清政府外务大臣。

詹天佑（1861—1919）：耶鲁大学。1905年6月，袁世凯启用詹天佑为总揽技术的总工程师，主持修建京张铁路；1907年5月，袁世凯将詹天佑奏报清朝廷，赞扬詹天佑“科学精深，名闻中外”，请求朝廷赐予进士出身。1909年10月，京张铁路通车，袁世凯紧握詹天佑双手祝贺成功。两年后，袁世凯又奏请清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

蔡廷干（1861—1935）：康州哈特福德公立高中。经唐绍仪的推荐，入袁世凯幕府，1911年任“海军部军制司司长补授海军正参”（海军参军长）。

曹嘉祥（1864—1926）：康州哈特福德公立高中，后来考入圣克劳大学学习。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代表清朝政府在天津从外国列强手中收回天津统治权，当日，天津巡警总局即告成立，曹嘉祥出任天津巡警总局首任总办。1913年12月袁世凯任命曹嘉祥出任总统府高等侍从武官，领海军少将衔。1915年5月，升任海军部次长，成为中国新式海军发展的决策者之一。

周寿臣（1861—1959）：与唐绍仪同赴哥伦比亚大学就读，肄业。曾在朝鲜任袁世凯幕僚，1903年任天津招商局总办、京奉铁路总办及清外交部大臣，官至二品。1905年7月，任唐山路矿学堂（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总办。

吴仰曾（1861—1939）：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矿冶学院，尚未毕业便因清政府召回而奉命回国。曾任开平矿务局副局长；1909年，他获赐进士出身，赏花翎二品衔。

袁世凯似乎对于留美学生情有独钟，在1908年6月14日接受《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 米拉德采访时说：“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清国人，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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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袁世凯当时已经对美国民主体制有一种期望，他同时也认为美国的教育似乎比欧洲更实用，于是袁世凯儿子们第二批的出国首选是美国。1916年，洪宪元年伊始，袁世凯要求国务会议通过清华每年特设几个袁氏学额，让袁氏子弟免试入学，并享受清华公费。尽管袁世凯在半年以后故去，但到了1919年，当时的国务院还是通过了《项城袁氏亲支子孙游美暨入清华学校简章》，规定“前大总统袁公亲支子孙有愿入清华学校肄业者，无论高等中等均准其报考插班”，并每年为袁氏子孙添设留美学生名额，经清华试验合格，能直入美国大学肄业者，即送美留学。依此规定，袁世凯的九子袁克久、十子袁克坚、十一子袁克安和十二子袁克度四人，作为袁氏后裔特别生被选送赴美留学。袁世凯嫡长孙、袁克定的儿子袁家融也一起赴美。

1921年1月12日，美国明德学院校报（The Middlebury College Campus
）刊登了一则题为“中国男孩到此学习”的消息称：来自远东的中国第二任大总统袁世凯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于1920年11月27日降落在旧金山，他们来到东岸之前，曾在东太平洋沿岸的洛杉矶、帕萨迪纳和圣地亚哥作了为期两周的休息和游览，于12月24日直接从纽约抵达明德学院。他们将在明德学院待多长时间还不确定，目前，他们分别是学校约翰·托马斯主席、霍姆斯牧师和古尔德牧师家的客人。该文还详细报道了学校为这五个中国学生安排的细节：

这五个男孩在美国使用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威廉、亨利、托马斯和查尔斯，他们的年龄在十二到十七岁之间。明德学院从一开始就为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作了一系列的安排。

男孩们在上周星期一开始在英语私人教师辅导下开始了他们的学业，他们有专门的语音老师斯基林教授、音乐老师哈萨韦教授，以及运动教练和篮球教练查尔斯。户外运动无疑会形成一个规定课程而占去他们很大一部分学生生活。

袁世凯，这四个年幼学生的父亲和第五个学生的祖父，是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并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人物之一。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民主真正开始在中国产生并存在。然而，强大的内外政治因素影响他企图恢复君主制。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并于1916年逝世。

一张九十二年前美国明德学院的校报，可从中了解袁世凯的儿孙当年留学的一些细节。（1921年1月12日第17期，明德学院资料库提供）

1921年1月12日，星期三，明德学院校报。经与该校资料库的登记名单核实和袁家后人辨认，后排左起分别是袁世凯九子袁克久、十子袁克坚和长孙袁家融，前右是十一子袁克安，前左是十二子袁克度。据目前的该校历史系特聘教授韦栋先生（Don J. Wyatt）介绍，他们在明德学院主要是补习英文，所以没有作为普通常规学生记录，而且在明德学院也没有足够长的注册时间，所以他们并没有从明德学院正式毕业。

明德学院是全美国的顶级文理学院之一，位于美国佛蒙特州，创建于1800年，来自耶鲁的明德学院创办人耶利米·阿特沃特（Jeremiah Atwater，1773—1858）研究了整个学院的教学并且亲自执教。明德学院又以其暑期开办的语言学校而闻名，那种追求挑战的学习环境对于那些想成为未来的领导者的人来说，是实现目标的最好选择。

根据明德学院的注册记录，袁世凯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在明德学院学了一年半的语言。目前所知，九子袁克久后来在美国学历史；十子袁克坚去了哈佛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十一子袁克安太小，去的是美国安多佛菲中学，后在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学的是英文专业；十二子袁克度后在美国学化学；袁克定儿子袁家融后在美国学地质勘探。而五夫人杨氏作为一个母亲，把年幼的儿子们都从身边放飞到美国去留学，不仅仅需要有经济保证，还要有胆识、勇气和远见。

袁世凯八子袁克轸

（1）父亲袁世凯与岳父周馥

周馥（1837—1921），字玉山，安徽东至人，比袁世凯大二十二岁，袁世凯把八子袁克轸选为周馥的女婿，娶周馥的十一女周瑞珠为妻，这是一段怎样的姻缘？从此袁周两家不仅仅联姻结亲，而且在日后的民族工业发展中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也从此起步。

周馥的父亲认为，富贵当以诗书培其脉、以勤俭植其基，他亲自教周馥写字、练字，认为字既关“品性”，又关“福泽”，因此不惜破费，搜集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诸家碑帖，让其一练数年。周馥因此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但早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秀才，靠摆写字摊为生。

据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记载，“周馥受知于李鸿章”的过程是：1862年，曾国藩打下安庆之后，曾经在辕门外放置了一个木匦——也就是意见箱，允许军民人等“投书言事”。周馥有一个朋友想提意见，就请周馥代写了一份意见书，曾国藩接到这封投书后，对其文采大为赞赏，对李鸿章说希望能把这个人找来，招募到新组建的淮军军营当一名文书。不久，周馥书写的文书传递到进士出身的李鸿章手中，李鸿章如同伯乐发现了千里马，当即召见周馥。周馥诚惶诚恐地走进李府大门时，已快到而立之年。周馥后来被李鸿章“招往办文案”，提拔为巡抚大营总文案，从此周馥时来运转，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李鸿章走上仕途，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李鸿章曾对人言，自己“荐贤满天下，独周某佐吾三十载，劳苦功高，未尝求荐拔。今吾已老，独负此君，吾岂能自已乎？”因此举荐周馥当了高官，历任山东巡抚、四川布政使等。而周馥入李鸿章幕府后，协助李鸿章拓展洋务三十余年，成为洋务事业的实施者和推动者，被人们称为“李鸿章的大管家”。

周馥未经科举考试，而破格官至两江总督，与袁世凯的仕途很相似，两人都是被李鸿章举荐的，李鸿章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只是袁世凯年轻气盛，后来的官比周馥做得更大一些，手法当然也更高明。

袁世凯与周馥相识应该在袁世凯少年时代，袁世凯对周馥的好字好文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袁克轸在岳父周馥去世后的挽联中就提到了他们早期的相识：“识英雄于未遇，说来真古道所稀，数吾父知音，唯公最早”。1880年，袁世凯在参加乡试落第后北上北京准备谋事做，幸遇已是翰林的徐世昌，并资助袁世凯南下广东潮州，投奔父辈之交周馥——当时是潮州知事兼办潮州海关。周馥让袁世凯做了一名记室，就是文秘工作，整理档案，有点机械、枯燥。周馥发现袁世凯是一个头脑灵活、胸有大志的人才，于是亲自写信向李鸿章推荐袁世凯，但是袁世凯怀揣着周馥的推荐信并没有直接去找李鸿章，而是先去了上海又转去了山东登州投奔其嗣父盟兄吴长庆，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经过十九年的历练，主事朝鲜，小站练兵，任山东巡抚时驱散拳民、稳定局势等等，袁世凯一路直升至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故，后周馥暂接替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1月21日，袁世凯携唐绍仪一行数十人，离开济南北上，26日抵达高阳。同日，署理直隶总督周馥派人带总督官印也到达高阳。第二天，举行了隆重的接印仪式。袁世凯成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周馥继袁世凯后出任山东巡抚，有意思的是袁世凯与周馥的位置对调了一下，各自的命运也就从此改变。

而后周馥历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及两广总督，在此期间，积极推行新政，编练新军，举办巡警；进行经济改革，振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倡言废除科举，更新学制，创办新式学堂。周馥还建设北洋海军基地，制定《北洋海军章程》，建立海军和陆军学堂，采用西方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组织教学，为北洋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个时期，如果说李鸿章是洋务事业的策划者和设计师，那么周馥就是洋务事业的实施者和推动者，而袁世凯几乎是洋务事业和北洋遗产的后继者、李鸿章的衣钵传人。

1905年6月，周馥与张之洞、袁世凯联合上奏，请定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并请派亲贵大臣前往各国考察政治。所以，无论是办洋务、办新式学堂，还是推行新政、振兴商务、编练新军，周馥与袁世凯都是同道共谋，惺惺惜惺惺，两家之间的联姻也是水到渠成，当年的忘年交日后变成了两亲家。

（2）父亲袁世凯与大舅子周学熙

周学熙是周馥的第四个儿子。1898年6月，周学熙受当时北洋大臣荣禄委派和父亲周馥的支持，创办开平矿务局，担任矿务局董事及驻上海分局的监察，负责监督推销开平煤炭，几个月后升为总办。八国联军进攻京津时，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擅自将开平矿股权转让给英国墨林公司。周学熙愤而辞职，投靠在山东做巡抚的袁世凯，帮助袁世凯在山东创办铜元局，不仅成绩显著，而且表现出杰出的理财能力，1901年即被袁世凯委为山东大学堂督办。而袁世凯把兴办实业和理财的重任交付给他，一方面因为周学熙是老世交周馥的儿子，一方面当然也因为周学熙本人的能力。

开平矿被英人骗占后，袁世凯三次参奏张翼，清政府责令张翼收回开平矿。张翼在伦敦起诉，一场洋官司在遥远的伦敦上演，以无结果而告终。袁世凯于1906年命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以“滦”制“开”， 用实力进行抵制，企图达到以滦收开的目的，从此两家开始了你争我夺的“地道战”。滦州矿的成立，对开平矿务局形成了直接威胁。反过来，开平矿英人在英政府和国际财团的支持下，以政治和经济手段压迫滦州矿，使该矿难以维持。1912年1月，双方达成协议，签订了《开滦矿务总局联合办理草合同》，成立了开滦矿务总局。1912年6月袁世凯政府批准了《开滦矿务总局联合办理正合同》。合同规定双方资本各为一百万英镑，但由于经营管理权掌握在英人手中，因此所谓联合，实质是兼并。不久，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被任命为开滦矿务总局督办，而周学熙认为“成立滦州，实为收开，然成合局，终违我愿……”他感叹“蹉跎岁月，舌敝唇焦，心痛力殚，而合同条款仅如此结果”。周学熙至死都未能完成收复开平的夙愿。

同样，英国人除窃取了开平煤矿外，也将唐山细棉土厂一同吞并（细棉土即水泥），此厂是1889年李鸿章指示督办唐廷枢创办的。袁世凯于1906年命周学熙收回唐山细棉土厂，周学熙利用当时袁世凯的实力收买了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并再三提出交涉，周学熙给开平的律师信中强硬地写道：“本公司系中国官厂，自遵本国官长示行。本总会办奉北洋大臣袁宫保之命令办理一切，有独立完全无缺之主权，无论何人不能干预。尔如有不明晰之处，可向与尔原订垫款合同之德璀琳申说，本总会办不再与尔通信矣。此复。”

[2]

周学熙曾经聘请过一位德国技师汉斯·昆德（Dr. Hans Guenther，1872—1936），对他非常信任，并十分优待。汉斯对英商诈骗行径非常痛恨，主动将唐山水泥厂的资料文件全部收走，拒不交出。后来，他将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了周学熙。英国人虽然占据了唐山水泥厂，但一直无法生产。经过一再交涉，1906年农历七月，唐山水泥厂终被收回。周学熙边整顿旧厂，边筹建新厂，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周学熙接办启新洋灰公司，开办滦州煤矿，后台就是袁世凯。

启新洋灰公司由周学熙统领，周同时又奏准袁世凯，招足商股一百万元，还清了官方借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组成了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使启新成为私人资本企业。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周学熙利用在北洋财界的特殊地位，在直隶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各借支五十万银元作为长期低息贷款，用于购置生产水泥的国外先进窑磨设备，再续了1900年以来中断的细棉土厂的事业。新购置的设备于1908年1月正式投产，并报呈农工商部注册立案。启新公司生产的水泥用唐山洋灰公司原有的“龙马鱼太极图”商标。启新公司在天津设立总经理处，总理一职从公司开办直到1927年始终由周学熙担任。

（3）助六哥立足“启新”

启新洋灰公司创办人及其家族人员大致如下：周家有周学熙及其弟周实之、其侄周叔弢和其子周志辅（安徽帮）；袁世凯家族有六子袁克桓、八子袁克轸、九子袁克久和十一子袁克安（河南帮）；李希明及其子李勉之、同族李益臣（天津帮）；王筱汀及其子王仲刘（河南帮）；陈一甫及其子陈范有、陈达有（安徽帮）；孙多森及其弟孙稚筠、孙章甫（安徽帮）；卢木斋及其子卢开瑗（湖北帮）等。1912年3月，启新洋灰公司改组，完全商办，周学熙任总理（即总经理），王筱汀为协理（即副总经理），陈一甫任启新洋灰公司总事务所（启新公司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经理（后改称驻津办事处坐办）。从上面参与启新洋灰公司的家族人员可以看出，安徽帮占了很大的比重，多居要职，而其中又是一张千丝万缕的婚姻网和关系网。

周学熙同父异母的八妹嫁给袁世凯第八子袁克轸为妻。后面还有更复杂的人际关系，陈一甫与周学熙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周学熙娶了刘含芳（1840—1898，字芗林，安徽贵池人）的长女刘温卿为妻。巧的是，陈一甫二哥陈劭吾之妻是贵池刘氏刘步廷（江苏知府）的长女，刘步廷次女则嫁给了陈一甫之三兄陈西甫。有了这层姻亲关系，周陈两家自然走得更近。

袁克轸在母亲杨氏的支持下，也学会了经营之道，办起了自己的麻袋公司和粮食公司，因为手中也有开滦启新的股票，听从了母亲的话，没有把股票卖掉或转让，而是联合了九弟袁克久和十一弟袁克安，齐心合力帮助六哥袁克桓在董事会上确定了袁家对于企业的领导权，重振袁家雄风。袁克桓初进启新洋灰公司时，负责管理的人全部是周学熙的旧属亲信，几乎是安徽系的天下。而此时离袁世凯去世已经好几年了，以袁氏家族为核心的河南系，难以与之抗衡。袁克桓就说通周学熙的妹夫、八弟袁克轸，在1924年新春召开的一次董事会上站出来率先发难，指责周学熙任人唯亲，把公司搞得一团糟。而此时的周学熙身体虚弱多病，力不从心，没过两个月，辞去了公司职务，推荐陈一甫继任开滦矿务管理局正主任董事，启新洋灰公司总理由言仲远（北洋大名镇总兵，民国内务次长，周学熙长子明泰娶其次女为妻）代理，加聘金伯平为总经理。启新洋灰公司重新制订了十四条董事职责，以协调股东之间的矛盾，也限制股东们的权益。到1927年启新公司改选董事会，河南系就占据了显著位置，袁克桓当选为启新公司协理。

袁克轸的婚姻也是听从父母之命，不过比较稳定、幸福，但是袁克轸英年早逝。他与周瑞珠生育了两个女儿：袁家蕴和袁家芸；与卞氏如夫人生有儿子袁家政和女儿袁家淦。

大女儿袁家蕴，定居在加拿大。她的丈夫李乐，是台湾驻加拿大的首席新闻官。袁家蕴，因为跟袁家英等姐妹有同一个奶奶，所以她们走得比较近，一直有来往，家蕴大姐口碑特别好，人非常厚道，也很平和。2010年12月，她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很平静地故去了。

2000年，袁家蕴和丈夫李乐在加拿大家中（袁弘哲提供）

小女儿袁家芸，“文革”中在安徽被迫害致死。袁家政和袁家淦目前生活在美国。

袁世凯九子袁克久

（1）父亲袁世凯与岳父黎元洪

在袁世凯的儿女中，第九个儿子袁克久的婚姻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联姻，以悲剧而告终。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被选为正式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是民国副总统兼鄂督。1914年，袁世凯九子袁克久（十一岁）与黎元洪次女黎绍芳（八岁）订婚，于是大总统与副总统结成了亲家，在民国史上也是空前绝后。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汉族，湖北黄陂人，故也称黎黄陂。从黎元洪的相貌看，面目慈善，时人称他为“黎菩萨”，听起来就像“泥菩萨”，因为在湖北口音中“黎”和“泥”是一个音，而且也说明黎元洪在湖北的口碑很好，家乡赞他为“民族英雄”，与民间盛传的“床下都督”之说大相径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湖北都督。其实黎元洪是一个温和的革命派，拥护共和，那时对于共和为何物，黎元洪也是不清楚的。但是“反清排满”是坚定的，所以他也是想利用袁世凯“排满”的民族情绪拉拢袁世凯站在民军一边，于是在既是袁世凯的旧部、也是黎元洪的同乡和朋友刘承恩的三封南北议和信之后，黎元洪致电回复袁世凯：“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袁世凯、黎元洪南北议和经过一个多月的博弈，最终达成停战协议：从12月3日8时至12月6日8时，停战三天。这是辛亥革命时期民军与清军的第一次停战，以后又签署了五次协议，将停战期一直延续到1912年1月29日。而1912年元旦，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在南京就职成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被推举为临时副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廷以宣统名义颁布退位诏书，由此中华民国统一南北。至此，袁世凯“驱除鞑虏”的大功告成，而孙中山之前曾复电伍廷芳允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大钧元模》册页中黎元洪题赞（袁世凯曾孙袁弘哲提供）

1912年8月16日，民国元勋张振武被杀一案，史传黎元洪借袁世凯之手杀张振武，袁世凯和黎元洪开始坐在同一条船上。但是袁世凯将在鄂的黎元洪视为心腹之患，1913年12月派段祺瑞到鄂，以“磋商要政”为由，半请半迫黎元洪赴京，全家被安置在四面环水、非舟楫不能至的瀛台。黎元洪的大女儿黎绍芬在《黎元洪事略》中说：“袁世凯是大总统，我父是副总统，后又兼参政院院长，月薪三万元。每日除散步、读书、阅报、写字外，无公可办。”从此黎元洪与袁世凯的关系是若即若离，黎元洪“柔”而袁世凯“硬”，黎元洪在“暗”而袁世凯在“明”，所以黎元洪也被人称为“柔暗总统”。黎元洪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历任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的人，但却“位尊而权不重，名高而实不副，人不微而言轻”。不过，袁世凯当选为民国大总统，他还是以敬佩的心情题了以下的赞词：

进退成规矩，从容若龙虎。其气象足以安民，其精神足以立武。斯为天生之真人，宜乎建非常之业，作万物之主。

中华民国三年十二月 黎元洪谨赞

据黎元洪之子黎重光在《父亲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后》一文中回忆，袁世凯就恢复帝制之事试探过黎元洪的态度：“‘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么样？’接着马上又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 我父亲告诉他：‘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做了皇帝，怎样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从此以后，他就不再与我父亲谈做皇帝的事了。”

[3]

1915年杨度等人积极组织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受到袁世凯的极大赏识；相反，黎元洪不赞成帝制，又不敢与袁世凯公开作对，只好以辞职的方式消极抵制。9月，黎元洪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等职，回原籍休养，袁世凯既不准也不让黎元洪离开北京，但是袁世凯礼数周全，馈赠起来也是大手笔，选北京东城东厂胡同原直隶总督荣禄的一所旧宅，以十万元高价购得相赠，黎元洪既有点无可奈何又有点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这个馈赠，全家迁入，足不出户，仿佛把自己束之高阁。

1915年12月12日，是袁世凯经过高人占算认为是紫气东来的日子，在这一天正式接受拥戴称帝，三天后，袁世凯发布了他接受帝位后的第一道册封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令文中称：“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没想到的是黎元洪竟然不领袁世凯的情。册封令颁布后，袁记政府文武百官在国务卿陆徵祥的带领下到东厂胡同黎宅内祝贺，黎元洪对他们说：“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就退入内室，不再露面，陆徵祥等人只好悻悻而去。而袁世凯对于黎元洪的态度也就听之任之。随后黎元洪又命手下草拟了一份声明，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明神。愿为编氓，终此余岁。”可能这也是黎元洪留给后人的闪光点。

1914年12月29日，参议院通过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为十年，连选连任无限制。大总统由选举会选举，大总统敬谨推荐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者三人。现任大总统可以将自己所推荐的候选人“亲手书于嘉禾金简”并“钤盖国玺”密藏于“金匮石室”中。据袁世凯曾孙、袁克桓长孙袁弘宇介绍，“石室”位于中南海春藕斋与卍字廊之间，“金匮”是一铁保险柜；“嘉禾金简”的纸质为金箔，顾名思义，就是金质的简册。明张居正《应制白鹤吟》之四写道：“金简忽传天上字，东华初纪大椿年。”或许“金简”由此而来。金箔纸上印有饱满的麦穗、旺盛的禾苗地纹，“嘉禾”亦由此而来。

袁世凯手书之一：正面“嘉禾金简·中华万世 兆民托命”，背面“大国万年”。

袁世凯手书之二：正面“中华强·中华万代　兆民托命”，背面“中华民国四年元月吉日”。（袁世凯曾孙袁弘宇提供）

据袁弘宇介绍，照片中所摄“嘉禾金简”是草稿，没有候选名单，是袁世凯六子袁克桓当年随侍父亲袁世凯身边时，见袁世凯手书金简，试笔后投于废纸篓，袁克桓非常有心地捡取后装裱而藏。那么袁世凯手书时的心情又如何？为什么有草稿？是对自己的字不满意？或者是对继位人及其排列参酌不定？也或者是对书写这份“金简”心有他虑？总之是“辍笔弃之”。正式的金简，黎元洪受命后自己一直珍藏。1928年，黎元洪病故于天津，正式金简遗由黎元洪幼子黎仲修（绍业）先生收藏，“文化大革命”中黎家文物书画被劫抄，不幸之中的万幸，此金简尚完好无损，后归还给黎仲修先生保存。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三期曾载李韦文介绍。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故。按照约法和选举法的规定，大总统因故出缺时，由副总统代理，代理期限为三天，应在三天内开启石室金匮。黎元洪、徐世昌等开启石室内的金匮，取出用黄缎包好的“金简”。信封上书有“中华万世”四字，信封内是一份三折的嘉禾金简，首页是“兆民托命”四字，内页依次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名字，底页为“中华民国四年仲秋书 袁世凯”十二字，上盖“中华民国之玺”。无论如何，黎元洪非北洋嫡系，袁世凯还是把黎元洪排名为第一位的继承人，莫非是袁世凯要彰显自己的公正和大度，还是真的对黎元洪“情有独钟”？袁克文说其父“戚属中之最加爱拂者为黎宋卿丈”。莫非袁世凯已经预料到称帝将有悔意而希望在自己身后留一点清白？黎元洪虽然拒不接受袁世凯授予“武义亲王”的封号，但是出任了袁世凯在“金简”中第一排名的大总统。

黎元洪表面上看起来对袁世凯很冷，实际上还是有“暖”意和“柔”情，他接任总统后发布的第一道申令就是优礼袁世凯，也是为“崇德报功”而下令厚葬。他发令说：“民国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怆痛。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民国《政府公报》：第153号，1916年6月8日）

对于黎元洪来说，无论是“继任”总统还是“代行”总统，都做得非常辛苦和艰难，也确确实实在中华民国史上留下了一个篇章。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

1935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武昌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典礼。章太炎为其写了一副挽联，最能说明黎元洪耐人寻味的一生：

首义建共和，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自项城以下无余子；

平民起革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除中山而外独以公。

（2）政治婚姻酿人间悲剧

袁克久，字铸厚，1903年出生，是袁世凯第九个儿子，五夫人第三个儿子。

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说：“我父亲对于儿女们的婚事，有时很明显地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的。当然，他的所谓知己之交的朋友，其中的很多人都同样是大官僚，他们彼此之间结为儿女姻亲，不可讳言地是想在政治上彼此帮助提携。他为自己的九子克久聘定了黎元洪的女儿，以他们向来的关系说来，无疑地是抱有政治上的目的的。”

1913年底，黎元洪举家离鄂进京。虽然很多北洋的大臣们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但在袁世凯看来，黎元洪忠厚仁明，为官清廉，特别是黎元洪反对暴力革命也与袁世凯不谋而合。

黎元洪和夫人吴敬君一共养育了二子二女：长女黎绍芬，长子黎绍基，次女黎绍芳，次子黎绍业。黎绍芬在《黎元洪事略》一文中提到：“1914年春，袁世凯请我们一家到他家做客。袁世凯把他的儿子、女儿都叫出来，见我父亲。袁说：‘我们两家要交换，你给我一个女儿做儿媳，我也给你一个。’我父说：‘我先给你一个吧! ’并问他要哪一个。袁表示不计较，只要是黎家的女儿就行，我父遂决定以大妹黎绍芳许配给袁的九子袁克久（铸厚）。”袁世凯看重的是政治联姻，只要是黎元洪的女儿，哪一个都可以。就这样，1914年，刚刚十一岁的袁克久，童心未泯，被父亲袁世凯指定与黎元洪次女黎绍芳订婚，此时黎绍芳年仅八岁。

黎元洪夫人吴敬君表示，让袁世凯的女儿做媳妇，她这个婆太太恐怕是吃不消。黎元洪夫人开始是坚决不同意，她与黎元洪多年的和睦夫妻，竟因此失和，一月之内互不理睬。但是黎家又不敢完全拒绝，权衡之下只好先嫁一个女儿给袁家。一般都说，两家的联姻是袁世凯为了获得副总统黎元洪的支持，还是通过老办法，希望通过儿女姻亲把两家人变成一家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黎元洪进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也未尝不是黎元洪所愿，在北洋系密布的京师同袁家结成亲戚，黎家的安全系数大大增加了。

丁中江先生的《北洋军阀史话》中也提到这段联姻，说黎太太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袁克久是杨氏所生，是“庶出”，而她的女儿是元配所生，是“嫡出”，因此“不能嫁给姨太太生的儿子”，黎太太觉得自己的女儿吃亏了。可是袁世凯的三十二个儿女中，除了一个大公子袁克定是元配夫人所生，其余全部是如夫人所生，再说大公子已是有妻又有妾，嫁给大公子让女儿成为姨太太岂不是更亏？这样一想，吴氏夫人才算明白过来，点了头同意这门婚事。黎元洪还是很中意袁克久成为自己的女婿，因为九公子虽然年幼，却已经彬彬有礼，而且生得方面大耳。订婚时，黎元洪赠未来的女婿礼帽一顶，大礼服一袭；袁家回赠儿媳金首饰数件。

订婚后两年，袁世凯去世了，这门政治婚姻并没有就此取消。黎绍芳自幼聪明伶俐，但体弱多病。随着渐渐长大，她知道了婚姻意味着什么，对婚事很不满意，于是终日郁郁不欢，念书都没有精神，读南开大学预科一年就辍学了。而此时，她的姐姐黎绍芬已经前往美国留学，开始是由美国参议员议长埃瑞斯介绍入威斯列神学院，后又经过胡适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的介绍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黎绍芬让妹妹到美国去读书换个环境，黎绍芳也没有兴趣去。1927年，黎绍芬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学位，启程回国，此时两姐妹的人生和命运就大相径庭了。黎元洪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也热心教育，屡屡助学。他为大女儿获得哥大教育学硕士学位而自豪，吩咐三个孩子黎绍基、黎绍业和黎绍芳统统远赴日本横滨接黎绍芬回家，并在天津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黎元洪从大女儿那里获知西方关于男女平等、社交自由等等思想，对西方尊重女性的思想也非常赞赏，便把多年来不准女儿和男客讲话的规矩取消了。可是次女黎绍芳的婚姻和幸福在哪里呢？

上世纪20年代的北平刚刚经历过“五四”疾风暴雨的洗礼，人们开始猛力抨击旧式无爱的婚姻制度，开始“什么是真正爱情”的公开大讨论，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于1923年4月在《晨报》副刊发表的《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张竞生认为爱情是一种基于生理、心理、社会诸种因素的极为繁杂的现象，提出了著名的、也是具有轰动效应的“爱情四定则”，即“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这场讨论前后持续了两个多月，《晨报》副刊发了二十四篇文章，也收到了众多的读者来信。许多北京大学教授参与了“爱情定则”的大讨论，周作人以笔名荆生发表了一则笑话，说到底爱情还是有条件的；最有名的莫过于许广平和鲁迅同坛论剑，为爱情定则讨论而结下的奇缘。尽管这次论战并未帮助人们找到什么是真正的恋爱自由、什么是真正爱情的终极答案，但是社会给这次讨论的定位是：对封建意识与传统礼教的一次正面冲击，是对妇女解放与恋爱自由的一次大胆启蒙，是对男女平权与两性关系的全新诠释，它所体现的探索真理的勇气，昭示着一个时代的巨大进步。

[4]

可是时代的进步到了具体的家庭还是举步维艰，特别是在民国总统的家庭。此时的黎绍芳就在北京城，妙龄少女，虽然生病休学闲居在家，也一定能感受到时代的氛围和气息。她也试图反抗命运，找父亲商量能否退婚，但遭黎元洪断然拒绝。黎绍芳又求助姐姐劝说父亲退婚，黎元洪也不肯答应。现总统的女儿怎么可能向前总统的儿子提出退婚？袁家那边，袁世凯在世时是绝对不允许儿女悔婚的，一直坚持要兑现婚姻承诺。所以退婚这一步，在当时，无论黎家还是袁家，都迈不出去。黎绍芳原本就有些神经衰弱，之后精神便开始抑郁失常。

1928年，黎元洪病故，1930年，黎元洪的太太吴敬君也因病去世。黎绍芳还是无力挣脱婚约，毕竟黎绍芳不是时代新女性，能够冲破家庭的“父母之命”，也没有勇气冲破社会的阻力和压力。

而此时袁克久赴美国留学十年了，十年的教育，十年的青春岁月，对于一个从十六岁到二十六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在民主社会的熏陶下该有多大的改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大熔炉”理论在美国盛行的时期，“大熔炉”理论认为美国是一座“大熔炉”（the melting pot），所有的外来移民种族文化都要被同化，都要将自身融入于主流文化中。来自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移民要实现自身的同化，不仅要离开他们的老家，还要放弃习以为常的社会文化习俗，以适应美国的环境和美国的社会制度。而袁克久在十年之后回来了，并没有被美国的“大熔炉”融化，更没有入“番邦”，他一直记得留洋前母亲立的四条规矩：一不能信洋教，二不能娶洋媳妇，三不能带洋儿子回来，四不能吸毒。袁克久回国后在天津耀华玻璃总厂担任英文秘书，后来又协助六哥袁克桓在启新洋灰公司办实业。

1930年，黎绍芳已经是二十四岁“大龄”女子了，袁家来催婚，黎家长子黎绍基请黎元洪的秘书刘钟秀告知袁家：绍芳整日精神恍惚，看上去有点不正常，袁家是否还要迎娶？袁家回复说：我们两代交情，父辈做的事反悔也不好，有病可以慢慢治，婚后让老九陪她玩玩就会好的。袁克久虽然在美国留学十年，但他骨子里传统的观念仍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于是对绍芳的姐姐绍芬说：“我是为我的父亲才答应和令妹结婚牺牲我自己的。”后来成亲前，袁家派管事的保姆老李干（袁家称女佣为“干”，称男佣为“伙”，并冠以姓）去黎家探访，看到黎绍芬安静地坐在那里，也看不出什么异常。无论如何，袁家坚持迎娶，女方黎家没有遭退婚，是顾及了黎家的面子，因为在当时如果女方遭退婚是丧尽脸面的事，但是袁克久的一诺千金“牺牲我自己”，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家庭的悲剧。

1934年，袁克久与黎绍芳完婚。洞房花烛夜，灯光应该是幽暗朦胧的，气氛应该是温煦期待的，这个时候新娘突然拿着灯去照新郎，也许新娘是想真切地看清楚新郎的面貌，但这个举动真的把新郎给吓着了。如果以后新娘经常用灯照新郎，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于是，每每到了晚上，袁克久就会先问母亲他是否可以睡到书房去。开始的时候，杨氏还不同意，后来袁克久几乎夜夜受折磨，杨氏就默许他睡到了书房。

这时候杨氏已经有三门儿媳妇娶进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有一天晚上，袁克桓在自己书房看书，一片寂静中却感觉到身后有一股气息，一回头，黎绍芳静静地立在他身后，袁克桓显然被吓了一跳，而黎绍芳却静静地问：“六哥，你要吃咸菜吗？”

不过当时谁又能够体会一个抑郁症患者的感受呢？黎绍芳可能是一个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患者最常用来形容身体状况的词语是“掉进深渊”，以此描述从痛苦到疯狂的经过。深渊是什么样子？一般人很难“找到”一个“深渊”让自己掉进去，但是当被问起时，人们都能够描述落入万丈深渊时的感觉：身处一个漆黑无比的山洞中，甚至能感觉到黑暗不断压在身上；在坠落深渊的过程中，不知道会掉得多深，也没有办法停下，周边危机四伏，坚硬的地面和墙壁，荆棘密布；能看到不远处的洞口，洞口之外就是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也许阳光明媚，也许雷电交加，可就是无法抵达。其实，黎绍芳最需要“光”和“亮”，因为她自己身处深渊之中，但是她却给新郎送去了“光”和“亮”，这在常人看来是很危险的，是非常态的。这样的日子以后如何过？谁又能帮助抑郁症患者摆脱和超越抑郁呢？即使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我们不得不承认对抑郁症的无知和束手无策，它像一块拼图，生物学家、脑神经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都把自己研究的小拼块凑在一起，但还没有形成它的全貌，更不要说上世纪30年代了。不久，黎绍芳被送进了北京香山精神病疗养院，也是无奈之中的万全之计。在北京香山精神病疗养院，黎绍芳每天不能控制地走路和奔跑，披散着头发，每天走破一双绣花鞋，并有一个男仆跟随。1945年4月15日，黎绍芳病故。

袁克久留洋归来，风度翩翩、兼通中西，可是他的个人情感寄托又在哪里？又有谁来敲响他的生命之门？不久，袁克久在天津国民饭店邂逅了李熙。

如今的天津国民饭店，门面后是速8酒店了。在这个老牌饭店里，曾经发生过无数人间悲喜剧。（王碧蓉摄于2011年4月）

去过天津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路过天津的国民饭店，它就那么显赫地坐落在和平路、赤峰道交叉处。“1923”就是它历史的年轮，镌刻在高大的爱奥尼克圆柱的顶端，彰显着它不同凡响的气派。它是由美国美丰洋行买办李正卿出资，瑞士人设计，当年是上流人士聚会、下榻的场所，宽敞的院落使得国民饭店成为天津唯一可以有汽车进出的庭院式饭店，不远处，就是天津著名的劝业场了。如今这一带是步行街，繁华的商业区。

袁克久与李熙的故事从这里开始登场。李熙又是何等女子？李熙相当于《日出》里的陈白露，是天津国民饭店有名的交际花，但是不像陈白露那样知书达理。当年曹禺就是在天津创作《日出》的，剧中的惠中饭店就离国民饭店不远。袁克久，当然比潘月亭更富贵，但没有潘月亭的世故和狡诈。听袁克久亲侄女们说，袁克久与李熙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感情很好。袁克久既有西洋绅士的浪漫和风情，又具备中国豪门家庭的儒雅和阔绰，他对李熙非常好，言听计从、宠爱有加，让她享受了荣华富贵的生活。

李熙喜欢听谭富英的京剧，袁克久每每捧场，成为热心的票友。袁克久为了博得李熙的欢心，自己还客串过武生。袁克久是近视，平时都戴眼镜，可是演武生上台就得把眼镜摘下来，他看不见台上台下的距离，更看不清台下的观众，就这么一招一式地走着台步，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台边缘，再迈一小步，他就要堕落台下，下面的观众已经紧张得要尖叫了，可也许是出于本能，袁克久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漂亮转身往回走，大家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了地。

每当圣诞节来临，袁克久亲自在家里布置圣诞树，别出心裁地在圣诞树上挂满一只只玻璃丝袜作为圣诞袜。丝袜在现在没有什么稀奇，但在1939年10月24日，美国杜邦公司在总部所在地公开销售尼龙丝长袜时曾引起轰动，人们曾用“像蛛丝一样细，像钢丝一样强，像绢丝一样美”的词句来赞誉这种纤维，尼龙丝长袜被视为珍奇之物争相抢购。要问中国三四十年代搭配旗袍的“摩登伴侣”是什么？那就是高跟皮鞋与玻璃丝袜。玻璃丝袜是透明的，穿了跟没有穿一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当年的玻璃丝袜，不仅是女性摩登性感的重要利器，用来征服男人的心，而且还是超级奢侈品，据说那时的一双玻璃丝袜要比一顿奢华的法国大餐还要昂贵。就连后来的时尚之母香奈尔（Chanel）都制订了铁律，要求淑女“不要不穿袜子就出门，不要不戴帽子就出门”。而在袁克久家里，一只只玻璃丝袜垂挂在圣诞树上，在圣诞灯光下熠熠生辉，玻璃丝袜里装的是什么呢？都是货真价实的美金，这就是袁克久精心制造的送给李熙的圣诞礼物。

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宠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时，悲剧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降临。李熙并没有珍惜袁克久付出的这份感情，她把男人当做一棵又一棵可以倚靠的树，每见到一棵树都想靠上去，可是，李熙这回靠上去的树也不可靠，可能就是一个招蜂引蝶的“拆白党”。拆白，即“擦白”，意为皮肤擦得雪白，奉行“三白主义”：白吃，白看（戏），白睡。李熙离开袁克久不久，生活和精神就陷入了困境，随后病故了。

可怜袁克久一心一意投入的感情也付之东流。但是生活还得继续，后来袁克久又与来袁家教跳舞的老师张雅丽生活在一起。张雅丽长相平常，也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她对袁克久特别好。因为没有正式结婚，晚辈称她为“九姨”。袁家的称谓等级森严，第三代称亲生母亲为“娘”，称叔叔的正夫人为“婶”，称正式的姨太太为“妈妈”，如称袁克桓的姨太太孙氏为“妈妈”，称袁克轸姨太太卞氏为“大妈妈”，称袁克久的姨太太李熙为“小妈妈”，对张雅丽则一直称她为“九姨”。新中国成立后，袁家第四代则称她为“九奶奶”。

至此，袁克久奉“父母之命”的妻子黎绍芳早已病故了，袁克久爱的人李熙离他而去，爱袁克久的人张雅丽翩然而至，生活和爱情看起来是一波三折，但最终归于平凡，过起了平淡夫妻的生活。但是像袁克久那样博学多才的人，终究与张雅丽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情感寄托和精神生活。袁克久一生没有子女。

（3）情趣学识遭遇“文革”

袁克久风流倜傥，学贯中西，平时又不苟言笑。他的言谈举止完全是一副绅士派头，讲话中不时脱口而出英文单词和句子。他穿着非常得体，浅灰色西服配深色裤子，脚上来一双棕色皮鞋。他有很多书，家里两个书柜都摆得满满的，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套英文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四版，二十四卷，詹姆斯·路易斯·加尔温等主编。这是一套囊括各类学科知识的出色书籍，它的叙述之完整和文章之精彩一直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之最，而且不断被重新审阅、修订和更新。在欧美，拥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一种贵族身份的象征。袁克久拥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不是为了装门面的，他通过阅读丰富自己并沉浸其中。可惜这套百科全书在“文革”时被抄走了。后来他索性自己开始编词条，而且是中英文的，沉浸在故纸堆里。从手迹看，袁克久的中英文书写漂亮、工整，透出一种细致和精美。

袁克久用中英文编辑的词条手稿“柔术”（袁弘哲收藏、提供）

袁克久还喜欢给人查祖宗。他的侄女婿柏均和回忆，有一次到他九叔家，“九叔说要给我查祖宗。查姓柏的，结果一查，有一个‘满清’的一品军机大臣叫柏俊，问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哪知道跟他有什么关系？九叔虽然早年留学美国，但是他的汉文功底极好，也很有文采”。

袁克久还常常喜欢考问小辈，他的侄孙女袁弘淑说：“九爷爷看上去常常很严肃，可是心地善良，他自己没有孩子，对我们亲如一家。他知识渊博，经常出题考我们，比如有一次他给我们出了一题：‘马口铁’对什么？你们回去想一想。结果我们几天也没有想出来，我们怕见他，躲避他，可是被他看到了，问我们，想出来了吗？我们只好作摇头状，他慢悠悠地说：‘马对牛’，‘口对皮’，‘铁对纸’，‘马口铁’就是对‘牛皮纸’。于是我们恍然大悟。”

袁克久还很会布置屋子，去过他家的后辈都说他家里真是富丽堂皇，但是又有一种书香文雅之气，既渗透了富贵气，又弥漫着书香气，里面有许多古玩，摆设的都是花梨、紫檀木家具，书桌中间镶有真正的大理石，非常讲究，美轮美奂。他住在民园大楼一层，有六个房间，每一间差不多六十平方米，而当时一楼的租金比三楼、四楼高出许多。后来袁克桓病重住在袁克久处，袁克桓病故后，袁克久、张雅丽就搬到了天津五大道重庆道居住。

在“文革”之前，1966年4月12日，天津的有关方面打着检查珍贵文物的旗号，一队人突然光顾陈徵、袁克久两家，检查了三天三夜文物，并做了登记，还有一部分据说给借走了。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袁克久被抄家了，这次抄得更厉害，银行的存款冻结了，住处也没有了，被赶到楼梯口几平方米的地下室去住了。他的生活来源又怎么办？就由兄长袁克桓的儿女们、也是他的亲侄子侄女们临时凑一点儿钱，因为那时候工资三四十块钱就能够养活几个人。袁克桓的五女儿袁家芯和丈夫柏均和两人工资加起来只有一百来块钱，分给大家。那时候一经抄家，周围所有人全都没钱了，大家每月给他们的九叔、九姨十来块钱生活费，好在那时候物价比较便宜，一个月里如果有十来块钱，也就能维持生活。

1980年，袁家菽（左）、张雅丽（中）和袁家芯（右）。（袁家芯提供）

“文革”期间，袁克久的劳动改造是扫马路。每天凌晨三四点钟，他戴着帽子、大口罩出门，不希望别人认出他来，穿着一件蓝布中山装，在天津重庆道扫马路。因为袁克久没有儿女，他的侄儿侄女们也只能是偷偷地去看望他，否则会被怀疑是“反革命串联”、“攻守同盟”，或是转移藏匿什么东西。袁克久在“文化大革命”中遭了难，在这最困难的时期，张雅丽相陪相伴，跟他生活在一起。

1972年底，中央开始落实政策，有专门落实政策的小组，政府将袁克久银行的存款解除了冻结。袁克久真是一个心细如发、知恩图报的人，他详细地记录了“文革”期间何年何月何日何人资助了他多少钱，等到落实政策的时候，他按照本子上的记录把所有的钱都还清了，这也了却了他的一个心愿。

1973年，刚开始落实政策不久，袁克久病逝。一生荣华富贵的袁九爷，在殡仪馆等待火化时身穿一件破中山装，脚蹬破布鞋，很狼狈、很惨的样子。亲属们只是向他深深鞠个躬，然后遗体就被拉走火化了，没有任何的仪式。对他的遗孀张雅丽，政府也承认了他们的事实婚姻，袁克久无子女，所以袁克久的遗产都由她继承，包括大笔存款、物品等，足够她后半辈子生活，房子也落实了，在常德道的一个带小花园的洋式平房。

在杨氏的四个儿子中，只有九公子袁克久的寿命最长，活了七十三岁，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时候，长寿是福分还是劫难？八公子袁克轸生前家庭美满，英年早逝。六公子袁克桓生前辉煌，在1956年也病故了，去世前一直得到各方面的尊重。十一子袁克安在新中国建立初就到了香港台湾民航空运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做行政副总裁。而九公子袁克久这一生，从事业上看，并没有其他三个兄弟辉煌，他只是启新洋灰公司的一般董事，也没有任什么经理，但他有遗产、有大笔的股息，又没有吃喝嫖赌坐吃山空，所以生活条件非常优越。但在感情方面，确实不尽如意。早年的“父母之命”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但他并没有对命运进行抗争。有钱的时候，情感、婚姻不如意；后来比较稳定了，有了自己的老伴，又偏遭时代不幸，生活也就不如意。等到生活如意了，落实政策了，人又离去了，终生无后。这就是袁世凯九子、黎元洪女婿——袁克久的一生。遗憾的是袁克久一些珍贵的照片在“文革”时全部被查抄走了，张雅丽也故去了，而且他没有子女，所以找不到他遗留下来的个人照片。

袁世凯十一子袁克安

（1）留美十年

袁克安是袁世凯的第十一子，也是杨氏这一门中最小的儿子，在美国留学十年，在明德学院时，袁克安年纪尚小。据袁克安的小儿子、目前居住在美国俄亥俄州的袁徽（阿瑟）介绍：“父亲从中学开始就被送到美国安多佛菲利普斯中学读书，这是一所寄宿学校，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中学毕业后，开始在纽约州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注册，后来转学并从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毕业。”

科尔盖特大学始建于1819年，位于纽约州的汉密尔顿市，校风严谨传统，是美国著名的私立文科大学，校园风景非常漂亮，被学生评为美国最美丽的五所大学之一。科尔盖特大学与我们天天用的高露洁（Colgate）牙膏有什么关系吗？根据科尔盖特大学网站的学校历史页面显示，原来我们所熟知的高露洁牙膏是为了纪念威廉·科尔盖特（Williams Colgate）先生而命名的，而威廉·科尔盖特正是科尔盖特大学的创办人。

袁克安在美国科尔盖特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专业是英语。

（2）岳父“李善人”

袁克安到了美国，英文名字是亨利·袁。如果说袁克安的两个哥哥袁克桓和袁克久虽然留学英美，但或多或少保留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那么袁克安的生活习惯几乎可说是全盘西化了，甚至他的中文也渐渐生疏了。大学毕业回国后，袁克安曾经和侄辈们一起读四书五经，他确实聪明过人，背古文、读诗词、习颜体，中文长进相当快。他回到天津后在开滦矿务局做秘书长，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中国书法和京剧上。

袁世凯去世时袁克安刚十一岁。在袁世凯的有生之年、精力充沛之时，袁克安实在是太小。虽然袁克安的婚姻不是袁世凯刻意安排的，但是“门当户对”也是少不了的，所以袁克安从美国留学回来等待他的一门亲事，女方是天津著名的大盐商、滦州矿务公司董事“李善人”李士铭的女儿李宝慧。

1965年的袁克安（袁克安幼子袁徽提供）

当年的荣园、如今的天津人民公园（王碧蓉摄于2011年5月）

李士铭的父亲、李宝慧的爷爷李春城（1826—1872），字筑香，在李家本族中排行第八，被称为“李善人”的第一代 。李春城为同治恩科孝廉方正，官至刑部河南司兼管直隶督催事务。李春城是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中国传统商人，游走于官商两界，且乐善好施，对地方上的义举无不大力支持，故而赢得善人的美名。李春城曾在太平天国攻打天津和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战役中，与地方官绅一起组织、培训民兵，积极防御，受到了清政府的奖励，方能成为天津盐商中的佼佼者。同治五年（1866），李春城逐渐脱离官场，回归故里天津，后来创办了寄生所、御寒社、义塾等慈善机构，积极参与地方义举，比如开粥厂、设义塾、收养孤寡、救济贫困，名闻津门。李家最著名的莫过于始建于清同治二年（1863）的私家花园，名为“荣园”。1951年7月1日荣园正式对老百姓开放，更名为“人民公园”，毛泽东题写园名，这也是毛泽东给中国公园的唯一题字。 距今已一百五十年历史的“人民公园”，飞檐画栋的古典牌楼是天津市区的一道风景。

李春城的第三个儿子李士铭既服官又服贾，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官至户部云南司郎中，后承其父李春城经营盐业，又投资滦州矿务公司等。李士铭秉承父志，又创办保生社、救生会、施医局、戒烟所等，捐资修建文昌祠、千福寺等。

（3）袁家抗婚第一人

袁世凯的第十一子袁克安与李士铭的女儿李宝慧这门婚事不能不说是“门当户对”，问题在于双方志趣完全不投，情感完全不合。李宝慧完全是中国传统家庭出来的一个女人，而袁克安基本上是一个美国派，典型的美式思维和生活方式，比袁克久有过之而无不及。当胡适宣告“我们已经回来，世界从此不同”的时候，他分明就在刻意地申明，新回来的“我们”与故旧的“你们”的区别。袁克安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虽然也没有违背五夫人的旨意和四条规矩，但是思想上、观念上已经完全不同。

袁克安在美国留学时有一个跟他情投意合之人，叫张美生，顾名思义是美国出生的，其祖父是张荫棠，父亲是清末民初外交官。张美生在美国出生，受的教育也完全是美国式的。但是与李家这个婚约怎么办？袁克安做过一些抗婚的表示，据说婚期临近，他在演京剧《拿高登》时曾躺在台上装死（他喜欢演戏）。但是抗婚并没有成功，袁克安还是与李宝慧结婚了，后来李宝慧病故，命运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有情人终成眷属，袁克安与张美生结婚了。因此，从婚姻上就可以看出来，袁世凯的六、八、九子择偶的时候都是门当户对，这种门当户对已经酿成了九公子的人生悲剧，等到十一子的时候门当户对已经松动，允许有变化，开始尊重个人的意愿。

袁克安（右）上世纪40年代演出京剧《昭君出塞》的剧照。（袁弘哲提供）

袁克安，留学归来回到天津，到开滦矿务局工作并成为公司的秘书长。由于他的英文特别好，用英语接电话，对方看不到他，还以为开滦矿务局聘用了一个洋秘书。在抗日期间，他很努力地练书法。他也是一位京剧迷，经常穿上戏装登台彩唱。天津沦陷时期，汉奸组织邀约袁克安参加各界人士到日本参观和朝见日本天皇的活动，袁克安厌恶去日本，便想了个脱身之计。他出面组织了一场票友演出，自己扮演《连环套》里的窦尔墩，演到半截，故意摔倒在台上，中止演出。由此便称病起不了床，真的躲过了去日本参观的活动。袁克安很有能力，做到开滦的秘书长，协助他的六哥、八哥，在重振袁家雄风当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四兄弟齐心合力，主张实业救国、实业强国，而且有所作为，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4）立足香港、台湾及儿孙

袁克安与张美生有两个儿子——袁律和袁徽。据袁家人回忆，这两个儿子小时候异常聪敏，也淘气无比。1948年12月，袁克安送两个儿子袁律[十四岁，英文名Flank（弗兰克）］和袁徽[十二岁，英文名Arthur（阿瑟）］前往香港，这个时候，开滦矿务局很多董事离开了，袁克安自己继续留在开滦矿务局，为实施新制度做一些平稳的过渡工作。六个月以后，政府允许他和太太张美生每个人带八十美元到香港看望在香港读书生活的两个儿子。袁克安的太太为了安全起见，在二等船舱花费了八十美元，所以他们抵达香港时几乎身无分文，这是一段艰难时期。同样，袁律和袁徽在香港读书也处于一个艰难的时期，因为不懂广东话，他们在学校常常受到同学的嘲笑和欺负。

袁克安离开大陆后的生活和事业，袁家其他人也几乎不知道。好在美国的袁家人与袁克安的小儿子阿瑟经常有联系，把阿瑟的邮箱告诉了笔者。于是笔者与阿瑟通过好几次英文邮件，终于了解了他们后来的一段生活。

袁克安（中）和大儿子袁律（右）、小儿子袁徽（袁弘哲提供）

1960年，袁克安在台湾。（袁克安幼子袁徽提供）

阿瑟说：

我们全家团聚后不久，就搬到了曾经是父亲在开滦矿务局的老板、也是朋友的房子里。1951年底，我们全家去了台湾。父亲很快在民航空运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找到了一份工作，从开始的西南地区经理很快上升为民航空运公司行政副总裁。父亲的高薪水能够负担我和我的哥哥去美国留学，我们哥俩学的都是工程，而我父母就在台湾低调生活。直到我们在美国毕业，我的父亲为此买了一辆车庆贺，这也是他的第一辆车，他还很神气地站在车边照了一张相。

我的父亲常来美国商务出差，或是来看望哥哥和我。

1961年，父亲从航空公司退休，从台湾搬到香港生活。退休后，他拿起了画笔开始画画，而且他似乎很有绘画的天赋，并且投注了很大的热情。

2002年，袁徽再次回到天津，找到了曾经居住过的马场道房子，他的儿子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袁徽提供）

我的父亲是一个有趣、有爱心的人，他对他的朋友们非常慷慨，所以他很受朋友们欢迎。记得在台湾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些甚至并不认识的远房亲戚，他也帮助他们。他一生都是一个社会活动家。1968年，他在香港因心衰竭病故。

1982年，我作为工程总监为耐克公司工作，曾多次到过天津。随后，我带着我的家人参观我童年居住过的地方。此行的亮点是在天津找到了我们马场道的老房子。我还记得天津的轻工业部门和耐克公司代理在天津的起士林西餐厅举办了一个派对。

我的哥哥弗兰克毕业于罗得岛布朗大学，退休后居住在马萨诸塞州，冬季生活在佛罗里达州。他有两个儿子。我毕业于波士顿大学，作为一名工程师，我已经退休了。退休以后，我投入了餐饮业，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哈德森拥有一个饭店，有时也住在佛罗里达州。我目前住在俄亥俄州，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注　释

[1]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142页。

[2]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一版，第33—34页。

[3]
《武汉文史资料》2008年第10期，第17页。

[4]
张竞生、鲁迅等著，张培忠编《爱情定则：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0页。

第三代　袁世凯五夫人杨氏的孙辈们

杨氏这一门第三代由袁家宸开始，袁家宸生于1919年7月7日，属羊。袁克桓和陈徵育有两个儿子、六个女儿，构成了第三代。他们是：长子袁家宸（又名袁复）、次子袁家卫，长女袁家英、次女袁家苮、三女袁家蕖、四女袁家菽、五女袁家芯。另一女儿袁家荠幼年病故。第三代初始，中国历史上爆发了被称为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认为，从西方请来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才能救中国，五四运动或多或少也请来了“费先生”（Freedom），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反对家长制。“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这股风潮一定也或多或少吹进了袁家大门。袁家第三代的婚姻几乎都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了，家里也尊重他们的选择，这些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一一细述，而且袁家第三代中的婚姻没有一家中途有变故，这既有时代的原因——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出身论定终身的年代，想变都难，也是这个家族难能可贵的地方。

袁家第三代几乎都经历了三个大时代：第一是日本侵略中国；第二是共产党改造了整个中国；第三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整个中国。就个人而言，袁氏第三代，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走过了怎样的人生之路？人生很难按照个人和家庭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可以把个人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上面提到的“费先生”也仅仅局限在个人生活范围之内，当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当国家的脉搏被一次次政治运动牵动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因为国家牺牲了个人的自由。

第六章　袁克桓长子袁家宸和妻子王家瑢

袁家宸是袁克桓和陈徵的长子，五夫人杨氏的长孙。袁家宸是民国时期天津耀华中学的优秀生，又先后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又名津沽大学）。1947年，袁家宸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官费留学美国，在纽约大学研究院主修经济学；1950年回国，从天津实验中学代课开始了终其一生的教书生涯。

袁家宸的妻子王家瑢是国民政府农商总长王迺斌的女儿。夫妻二人都是中学老师，同为民盟盟员。袁家宸与王家瑢生有四个儿女：两个女儿袁弘淑和袁弘芬出生于袁家宸留学美国之前；两个儿子袁弘宇和袁弘哲出生于袁家宸回国之后。

长子长孙

袁克桓是杨氏的长子，他与陈徵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袁家宸，陈徵也因此确立了在这个家族中的地位。第一个孩子是男是女，对做儿媳的来说太重要了；另一方面，袁家宸降生，杨氏第一次做奶奶，那个高兴劲儿也就不用提了。袁家宸是长子长孙，所以从小得宠也是毫无疑问，特别是得到了杨氏的宠爱，每次逢年过节的礼物都比其他孩子高级、昂贵，也引起了妹妹们的羡慕。杨氏故去的时候，袁家宸已经十八岁，成年了。

清宫里的太监大总管小德张与袁克桓是把兄弟，小德张是太监，却也娶了媳妇，太太姓张，名志筠，原来是曲艺界有名的演员。他们与陈徵来往也密切，经常一块儿打牌，一块儿听京剧。小德张见袁家宸聪敏可爱，就收他做干儿子。所以袁家第三代都称小德张为干爹，称小德张的太太为干娘。

1948年留学美国时的袁家宸（袁弘哲提供）

小德张于1922年在天津和平区重庆道五十五号买得一块面积四千多平方米的地，建了一栋中西合璧、带地下室的三层砖木结构小楼，其立面二层外用类似爱奥尼克柱围成柱廊，庭院里又有中式的假山、石桥、亭子。这栋楼建成以后，小德张感觉阴气太重，没有去住。1925年清室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购得此楼，并在这里度过晚年，故世称“庆王府”。小德张和太太先住在由小德张亲自设计的位于天津和平区郑州道的宏大花园洋房里，十分气派，该楼房“文革”中被拆掉；后又住在天津睦南道金林村的一栋三层小洋楼里，家里非常贵气、干净。凡是宫里有的大家具，小德张家里几乎都有，还有一架钢琴和一个巨大无比的八音盒，当年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没搬走，因为家具都是“顶天立地”的，搬不动。此外，家中还摆满了各种各样意大利大理石雕塑，栩栩如生，都以希腊故事为题材。其中有一尊人物雕像小德张说是“米开先生的杰作”，就是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可惜“文革”中被红卫兵砸碎了。那时候袁家宸常常是在母亲陈徵这儿吃完年三十团圆饭，随后就到小德张家去拜年，跟他的干爹干娘守岁，过了12点再回到自己家里来。

小德张在自己家花园里，他的这座宅院位于天津和平区郑州道，现已拆掉。大约摄于上世纪40年代。（袁克桓孙女袁弘淑提供）

据说小德张的太太张志筠从来不拍照留影，去世火化时连一张遗像都没有。当年袁家宸的大儿子袁弘宇“文革”时上山下乡去内蒙古，小德张的太太破例与袁弘宇合影，这也是小德张的太太唯一的照片。（袁弘宇提供）

“勤朴忠诚”

袁家宸从小聪慧过人，他是天津耀华中学的高材生，化学、英语、汉语这几门功课成绩特别好。袁家宸一生中最得意的两件事，一是初中插班进去，功课门门是优；二是高中毕业时五省联考名列前茅。

1935年夏天，袁家宸（袁复）得到了耀华中学初级中学第一学年男生头奖，这个奖看上去很特别，既不是奖状，也不是奖章，而是十公分见方、黄灿灿的一个铜质方形奖章，笔者有幸抚摸了一下这些民国时的刻字，表面很平滑，这是刻下了一生记忆的字，也承载了自豪和荣誉。

“勤朴忠诚”奖章（袁弘哲收藏，王碧蓉摄于2011年5月）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夏 河北省私立耀华中学校奖给 初级中学第一学年男生 第一名学生 袁复

这个黄灿灿的奖章是由当时耀华中学的校长赵天麟先生（1886—1938，天津人，字君达）颁发的。赵天麟先生非等闲之辈，曾由官费送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法学博士，获得学位后回国。在1914—1920年间，他曾担任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校长六年，而北洋大学堂是袁世凯于1904年以盛宣怀创办的中西学堂为基础，在天津成立的。这是中国第一所工业大学，当年袁世凯为了筹集办学经费，还先捐赠了二万元钱以解办学燃眉之急。北洋大学历任校长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盛宣怀、唐绍仪、梁敦彦等，到了赵天麟当校长的时候，他提出了著名的校训“实事求是”。

1920年，赵天麟辞去北洋大学校长担任开滦矿务局协理。他去开滦矿务局是因为他的法学博士背景，当时由中英双方经营的开滦矿务公司正闹得不可开交，因此也有了与袁家宸父亲袁克桓同舟共济的时光。1934年，由于在教育界的威望，赵天麟出任耀华中学校长。前文提及的奖章上所刻的“勤朴忠诚”四字，就是赵天麟提出的校训。1936年，天津中等学校举行首届会考，耀华中学高中毕业生总成绩和个人成绩均列第一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天津沦陷。耀华中学坐落在当时天津的英租界，赵天麟作为耀华的校长对日寇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提出三个照旧和三个拒绝：学校一切都照旧按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办理，照旧悬挂中国国旗，照旧讲授英语；拒绝开日文课程，拒绝使用敌伪改编的教材，拒绝敌酋要求来校“参观”。

1938年6月27日上午7时许，天津伦敦道（今成都道）上，赵天麟与往常一样走出位于昭明里二号的家，可是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天他没有坐轿车，而是步行前往学校。当他走到今成都道七十三号门前，两个学生模样的人骑自行车尾随而至，突然掏枪射击，赵天麟立刻倒在了血泊之中，五十二岁的英年戛然而止。开枪的其实是日本宪兵队暗杀团的两名特务。这激起了耀华中学对日本人的极大仇恨。

袁家宸从耀华中学毕业，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燕京大学化学系，后来因为日本人占领了北平，母亲不放心，担心他独自在北平不安全，就让他转入了天津津沽大学。突然有一天，日本宪兵把袁家宸逮捕了，说他是国民党特务，一进去就把他毒打了一顿，袁家宸在天津日本宪兵司令部被关了六个星期。原来，几个耀华的进步学生为了给赵天麟报仇，弄来了手枪和炸弹，要炸日本宪兵队和卖日货的中原公司（现在的振华百货大厦）。可是这些手枪、炸弹藏到哪里去呢？他们找到了好同学袁家宸，一来因为他家里地方大，可以藏到饭厅的柜子底下，再者也因为他家有背景，毕竟还是前大总统的孙子。这些手枪炸弹又从哪里来的？是美国人送给国民党，他们从国民党手里拿过来的。学生们准备在夜里去炸中原公司，把定时炸弹装在鞋盒里交给袁家宸，让他帮助携带避过检查。袁家宸提着鞋盒通过岗哨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了，于是日本人把袁家宸当做国民党关了六个星期。后来袁家买通了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军官，日本宪兵队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就把人放了出来，袁克桓为此花了不少钱。袁家宸从日本宪兵队放出来时身穿一件破棉袄，已被剃成了一个秃子，吃了不少的苦头。

1973年，袁家骝（中）在中美解冻后第一次回中国探亲访问，他提出来要见袁家宸（右）和赵天麟的儿子赵寿锐两个人。这是他们三人在颐和园见面时合影。（袁弘哲摄影并提供）

很多年以后，袁家宸的儿子袁弘哲问当年父亲耀华时期的两个同学——虞为是飞虎队（飞虎队创始人是抗战时期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的成员；于成方，后来做了台湾观光局局长，也做过台湾驻奥地利的使者——“我爷爷给了多少钱才把我爸爸赎出来的？”他们答曰：“你爷爷给了一麻袋的袁大头才把你爸爸赎出来的。”

王家瑢（中）、王迺斌大太太（左二）、王迺斌二太太（右二）等人合影。（袁弘哲提供）

金童玉女，政治联姻

袁家宸的中学同学王家瑢，同样得到了一块“勤朴忠诚”奖牌：“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夏 河北省私立耀华中学校奖给 初级中学第一学年女生 第二名学生 王家瑢。”他们双双品学兼优，又同龄同校，两人的婚姻被誉为“金童玉女”的结合。

1941年，袁家宸和王家瑢婚礼照。后排站着袁克桓（后排右三）、陈徵（后排右二）、袁克桓如夫人孙氏（后排右一）。王家瑢身旁为伴娘袁家英，前排左一为袁家菽，右一为袁家芯。（袁弘哲提供）

王家瑢的父亲王迺斌，曾任清末承德知府、热河道尹，是东北的大地主，土地大概有几千顷。这位特大地主，曾于1920年和1924年两度出任国民政府农商总长，是民国时期靳云鹏内阁要员。他们曾住在原天津河北路，房子很大，后来改为广济医院，“文革”中被拆除了。

当年王迺斌跟随袁世凯参加1906年的彰德秋操，记忆尤深，他对袁世凯的题赞，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也透露出那次军事演习的轰动效应。王迺斌称袁世凯叔辈，没想到三十年后，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袁世凯的孙子、袁克桓的大儿子袁家宸。王迺斌本人与袁克桓又有着很深的交情，王家瑢的大哥叫王邵浦，是启新的董事，所以这一桩婚姻既是经济又是政治的联姻。下面是王迺斌在《大钧元模》的题赞，是所有题赞人中唯一有姻亲关系的，而他的题赞我们相信也是发自他内心的。

1941年，袁家宸和王家瑢中式结婚照（袁弘哲提供）

王迺斌在《大钧元模》册页中为袁世凯所题的像赞（袁弘哲收藏、提供）

天降大任，命世之英；允文允武，足食足兵。北门坐镇，多士向荣；识荆之始，中立和平。协商路政，展谒都城；我奉朝命，纳凭帝京。群惊异数，优逾恒情；嵩岳之表，星日之明。滦阳奏调，彰德随行；军分南北，操习战争。气吞河岳，石破天惊；三十年后，姻娅联盟。嗣君高远，实业连横；文孙绳武，为我馆甥。仰瞻遗像，恍见生平；戎装肃穆，永式勋名。

慰庭姻叔大人像赞

姻愚侄王迺斌拜题

1943年，“三羊开泰”之家。左起：王家瑢、袁弘淑和袁家宸。（袁弘哲提供）

1941年，袁家宸和王家瑢的婚礼在天津著名的永安饭店举行。据说婚礼在当时的天津非常隆重轰动，北方实业巨子袁克桓娶儿媳妇，自然非同一般，袁克桓还专门买了一辆1941年最新型号的美国福特大轿车。在新中国成立前，不管是身份地位多高的人物，美国福特大轿车都是他们的最爱。

1943年，他们的大女儿袁弘淑出生，属羊。袁家宸属羊，王家瑢与他同岁，也属羊，所以袁家宸家里是“三羊开泰”。《说文解字》说：“羊，祥也。”“羊”又和“阳”同音同调，《易经》认为冬至是“一阳生”，十二月是“二阳生”，正月则是“三阳开泰”，似乎彰显着这个家庭的吉祥和福祉。袁家宸与王家瑢的结合在当时无疑有财又有势，尽管如此，家庭的命运也与社会相连，与时代休戚相关。

1949年前后：官费留学和归国

1947年，袁家宸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官费留学美国，去纽约大学研究院主修经济学。

袁家宸出国留学前在他父亲的启新公司只做一名普通的小职员，袁克桓从来没有利用特权给儿子开过绿灯。不过袁家宸去纽约读经济学的目的，一定是准备有实力之后某一天能担当重任。

194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就像一道分水岭。谁跨越了这一道分水岭，谁就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1947年，袁家宸从旧中国穿越万水千山横渡大西洋来到了美国；1950年，又从繁花似锦的大都会纽约返回到了新中国，此时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

袁家宸刚刚回国，心理有点错位，一切与他想象的不一样。讲心里话，他在美国的时候毕竟是一个普通学生的生活，一切需要自己努力奋斗，其他所有琐碎的事情也都要由自己去面对去处理，虽然衣食无忧，但总不免有寄人篱下之感。在美国，袁家宸时不时地维护着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尊。他曾告诉儿子袁弘哲这样一件事：

在美国留学的他，有机会从纽约乘火车到普林斯顿看望袁家骝、吴健雄夫妇。一位美国老太太进车厢，吃力地拎着一个大皮箱，因为皮箱太重，怎么也举不到行李架上。袁家宸过去接过箱子，帮她放好，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老太太再三向袁家宸表示感谢，看到袁家宸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东方年轻人，就好奇地问他：“你是日本人吗？”袁家宸摇摇头。“那你是菲律宾人吧？”袁家宸说：“不是。”老太太用惊疑的眼光看着他。袁家宸心里很不是滋味，便郑重告诉她：“我是中国人，是中国学生。”老太太听后竟惊讶地张着口，潜台词便是：没想到中国人也穿得这样整洁、体面，也如此有教养、懂礼貌。老太太那疑惑的眼神，深深地刺痛了袁家宸的心，后来他在一篇《我一生中的最美好岁月》中写道：“国家不强大，不统一，一个中国人是被人瞧不起的。”

1947年，袁家宸（左二）在前往美国留学的远洋轮上。（袁弘哲提供）

袁家宸纽约大学的徽章（王碧蓉摄于2011年5月）

1948年，袁家宸（后左）在美国留学时与亲戚在一起。后右为袁家璋（袁家骝的哥哥），前排为袁家骝（前左）、吴健雄（中）和袁家璋的太太师竹（前右）。墙上挂的是宋美龄的头像，是宋美龄亲笔签名送给吴健雄的。（袁弘哲提供）

1948年，袁家宸（后右）与美国纽约大学的同学陈光远的八子（后左）、唐绍仪的儿子等。（袁弘哲提供）

1999年左右，袁家骝（左）和袁家宸在天津，两人已经到了古稀之年。（袁弘哲提供）

1973年，吴健雄和袁家宸在天津合影（袁弘哲提供）

袁家宸回到国内仍然是大少爷，是袁世凯和五夫人杨氏的长孙，家里还有二三十个保姆和佣人。当然谁也不可能预测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1950年他刚刚回来时没有工作，袁克桓的公司开始了“三反”和“五反”，工人进驻了工厂。这个时候，他的妹夫陈伯勇在天津实验中学做老师，陈伯勇就对袁家宸说，你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就干脆到我们学校来代课吧。天津实验中学创建于1923年，前身是天津市工商学院附属中学，袁家宸自己就是1944年在天津市工商学院（天津津沽大学）毕业的，有一种母校情结，于是袁家宸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粉笔生涯终其一生

以袁家宸毕业于纽约经济学院这个学历和资历，回来后完全有可能到大学去教书。起初，他在天津实验中学仅仅是代课，没想到就一辈子留在天津实验中学了，因为他遇见了实验中学的校长李力。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他在实验中学能够扎下根来，是因为校长李力在统战政策上贯彻得好，对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师富有同情心，就凭这一点就足以温暖像袁家宸这样单纯的知识分子。

袁家宸是一个通才，既可以教化学，又可以教英语，语文也很棒，他记忆力很好，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中英文字也写得好，是天津实验中学的一位名师。尤其是他的英语，不仅仅是在实验中学，就是在全天津也是首屈一指。他一生忠诚于教育事业，特别是基础教育事业，可以说，时代造就了人，时代也改造了人。

“祖国解放了，我回国了，我做了一名中学教师。但是从1955年后，一次次政治运动又把我打入了冷宫，罪状一是不能和我祖父袁世凯划清界限，二是崇美亲美。我总是这么想，无论如何中国人是站起来了，不受外国人气了，广大的劳苦大众也不受饥寒之苦，我个人挨批挨斗，不算什么，反正都是中国人，而且运动一完，我照样还是教书。”

[1]

袁家宸这一段话看上去非常的简单、朴素，“祖国解放了，我回国了”这一句话可以看出他的一种爱国情怀，一种发自内心的欣喜和自豪，但还是能够在平静之后读出一点心酸、无辜和无奈。他在“文革”前包括“四清”和“反右”时期就开始挨整了。尽管挨整，但是他对教育事业，对国家对人民还是无怨无悔。

挨整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他的祖父是袁世凯以外，他上英语课的时候给学生讲一些他在美国的见闻，也成了一项罪名，譬如给学生讲咖啡应该怎么喝，用什么样的咖啡壶煮；鸡蛋应当怎么煎，用什么样的平底锅等等，讲得细致入微。他有一口标准的美式发音，他介绍这些情况，其实是在介绍一种典型的西方生活方式，当然还有一些西方的礼节和习惯。而这种情调、这种态度却是1950年代初最要不得、最受批判的，因此他就被扣上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是“崇美”。不过，一直有人整他批他，他也不生气，继续讲自己的一套，他说：“我开英语课就要讲得很生动，得有一些情景和道具。”实际上他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只是有一些袁家大少爷的脾气而已。

他在一次“忆苦思甜”时说了很不适宜的话，比如他说“我是房子越住越小，汽车越坐越大”，在现在看来，这样的话是最普通不过的，甚至有点幽默和调侃。其实他说的也是真实的情况，因为他原来进出门坐的是自己家里的小汽车，后来只得坐公共汽车了，这不是汽车越坐越大嘛！说到房子，开始自己家住的是一栋洋楼，后来与大家合住公房，最后住到地下室去了，这不是房子越住越小嘛！但这岂不是成了“忆甜思苦”？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开始揭发他的大字报是“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继之是“袁世凯的孝子贤孙”；因为他的十一叔袁克安在台湾，便说他有“中统特务”或“军统特务”的亲戚；由于在美国有亲戚，自己也是从美国回来的，最后就成了“国际间谍”。所以他在“文革”的时候不仅被批斗，而且剃头、抄家、进劳改队，他也全都经受过，最让他难受的不是批他、斗他，而是让他“靠边站”，不让他上讲台教书。

写于地下室　冬

案头翻破幸存书，灯前花影亦扶疏。

室陋扪心无愧怍，半生忧患意何如？

憔悴幽花剧可怜，昏灯陋巷晚秋天。

书生老大风情减，独对残红一惘然。

揽镜不怜白发生，解嘲漫道北群空。

蓬户绳床难寻梦，从容枕上数寒更。

（1969年冬至，夜居地下室，不寐，写此以消永夜）

……

从1966年起，袁家宸有整整十二年没有走上讲台，每天打扫一遍学校的厕所，便蛰居家中，不能上课，不能工作。《工作着是美丽的》在当时不只是一个书名，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反过来也可以说，人在工作着的时候，才是最美丽的。而当一个人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时候，往往感到自尊的垮塌和价值的失落。

“工作着是美丽的”转换成朴素的语言就是“劳动光荣，光荣属于劳动者”。袁家宸的妻子王家瑢在1954年之前都是在家做少奶奶，也根本不用她外出工作。但是她并不安于在家里养尊处优，1954年，她成为天津第十二中学的一名地理老师。1955年香港的《大公报》有一篇报道题目为：“袁世凯的孙媳妇走向了人民教师。”她的工作积极性特别高，完全没有那种少奶奶的架子，最后做了天津第十二中学的工会主席。王家瑢同时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区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抄家、批斗、剃阴阳头、游街，全都经历了一遍。

袁家宸手迹（袁弘哲提供）

1968年，“文革”中袁家宸全家照。前排左起：袁弘宇、袁家宸、王家瑢；后排左起：袁弘芬、袁弘哲、袁弘淑。（袁弘淑提供）

袁家宸写下了七律《一九七二年》，表达心中的愤懑与期盼：

山河变色近七年，忍将故国问青天。

恨海填石夸精卫，深山泣血蔑杜鹃。

闭门昼诵讨武檄，挑灯夜读胆剑篇。

莫谓妖氛能蔽日，人民奋起靖中原。

1978年11月，校长在全校召开了一个为袁家宸平反的大会，会上宣布“彻底平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肃清影响”，那是袁家宸毕生难忘的时刻。此会后，袁家宸很快就回校教课了，当袁家宸重新站在讲台上时真是百感交集，“我终于迎来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这一年，袁家宸五十九岁，接近耳顺之年。

“开始，党委多次找我谈心，有时在家有时在学校，在政治上、在生活上多次为我落实政策，我和党的关系由敬而远之变成爱而近之，所以无论在工作上思想上有些什么问题都要找领导谈，甚至一个星期没到党支部就感到有点事没做。以前对支部是望而却步，趋而过庭，现在已习惯推门就进。前几年中学教师有很多人都去大学任课，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学院等也曾数度找过我，让我去任教，我都婉言谢绝了（当然学校领导也不同意我去），因为我觉得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我在中学三十余年，比较熟悉，能更好地发挥我的作用，特别是我对实验中学有感情，校领导对我也了解，为我的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没有理由离开他们，离开心爱的学生。当时，也有学生问我为什么不去美国，我回答：‘现在去，何必当初来呢？虽然我的亲属现在有在美国的，如袁家骝、吴健雄等，但我的事业在中国。’”

[2]

袁家宸作为一个从民国时期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痛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那种专制和民不聊生，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屡次运动被批斗，但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共产党又给他落实了政策，政府把“文革”中抄走的文物、图书部分一并归还给了袁家宸（抄家时陈徵与袁家宸同住一楼，落实政策时陈徵已在美国），其中有阿拉伯国家送给袁世凯的宝刀、佩剑、镶纯金线的制服一套、河南洹上村画稿一册、文函稿一册、养寿园奏议二十三册，等等。袁家宸还是从心底里感谢党和政府，随后便把这批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他认为这些文物，本应属于人民，献给国家，正是物归原主。同时，这些文物、历史资料既有研究价值，又可以教育后代，交给国家比自己收藏更有价值。他因此受到了天津市文化局、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的表彰。天津市文化局给他颁发了奖状，上面写着：“袁复同志：将多年珍藏的图书、文献自愿献给国家，这种爱国热忱是值得表彰的。特发此状，以资奖励。”他还把政府奖励他的五百元钱买了国库券。他感到现在终于可以挺胸走路、抬头做人了，他认为自己可以继续站在讲台上发光发热二十年。

像袁家宸这样的知识分子，内心对于时代的变迁一定作过比较，他觉得邓小平能够在改革开放以后把整个历史调正过来，不论出身、不论成分，要是没有魄力的话，是不可能的。当时妻子王家瑢是她家里的积极分子，所以在妻子的介绍下，袁家宸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民主党派一员，同时王家瑢也介绍袁家宸的四妹袁家菽入盟。

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各个大学都需要开设英文教学，需要有人教授英文，袁家宸拒绝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外语系和天津财经学院、天津科技大学等几个大学的邀请，而坚持在中学做打基础的工作，道理很简单：高楼万丈平地起。他认为中学教学是基础教育，中学教学办得如何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教育的提高和发展，中学教师对青少年的影响远远大于大学教师。所以，袁家宸主动担任了两个高中班的外语课，他教的英语课每周三次晨读，每天6点多钟他就从家骑车出门，早出晚归，披星戴月，乐此不疲。袁家宸形容自己的教书生活是：出门时“一弯冷月”，回家时“几点寒星”。1982年1月23日，《天津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老师，我搀扶您回去”的报道，在大雪纷飞的冬天，每天清晨和下班时分，有许多实验中学的学生搀扶他以免雪后路滑难走。袁老师的英语课，在实验中学是最受欢迎的，袁老师本人，无疑也是实验中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1983年夏天，民盟中央号召智力支边，他的五妹夫柏均和受天津民盟市委的委托邀请他加入边疆短期培训教师团，为新疆乌鲁木齐、石河子的老师传经送宝，培训英语。当时已经六十四岁的袁家宸欣然同意，特别针对边疆地区老师英语口语不标准、不准确的情况，因材施教，给他们耐心讲学、辅导整整十五天。在石河子的一个月让他受益匪浅、感慨万分，临行前他填有《浪淘沙》一词：

衔命赴新疆，髦也何妨？边陲景物果无双，雪岭青松翠错落，水复山长。

回首感沧桑，啖尽炎凉，欣奉大地又重光。廉颇老矣仍健饭，再驰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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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宾馆与弟子话别之夜又作《浣溪沙》二首：

海角天涯一样春，莘莘学子倍相亲，青衫何事染啼痕？

明知一别成陌路，翻道重逢认故人，不禁惆怅几黄昏。

数到残更话别难，归车无奈夜凉天，双蛾紧蹙泪荧然。

纵使万里能寄影，前尘回首总如烟，问君底事又流连？

学识渊博的通才

袁家宸是一位英文老师，更是一位诗人。他学识渊博，引经据典，有深厚的国文底蕴，每当触景生情、感慨万分时常常填词吟诗抒发情怀。1976年粉碎“四人帮”，袁家宸在兴奋之余填写了一首《江城子》：

十年魔怪舞猖狂，残暴甚，四人帮。抄家灭口，苛政似虎狼。革命先辈遭毒手，哀黎庶，尽遭殃。

四五事件更堪伤，屠志士，害忠良。怒发冲冠，枉自须戟张。春雷一振歼群鬼，庆大地，又重光！

下面这几首是写于七十二岁，1991年：

悠悠岁月古稀年，原思孙辈绕膝前。

何期学子求知切，累我难偷一日闲。

老夫素好人之患，冯妇重为值岁终。

杏坛再据疑是梦，桃水情深感五衷。

拈花微笑心似海，闻鸡起舞气如虹。

老大精神非不惜，早成四化献余生。

袁家宸本人兴趣爱好广泛，博学多才，会唱京剧、京韵大鼓（那些大鼓词，他都能背下来），会下围棋并且下得很好，会打梭哈、牌九等等，凡是这些玩的东西他都很擅长。他还练过拳击，师从天津体育界的名人——1958年创造蛙泳世界纪录的穆祥雄的父亲穆成宽。

2002年11月15日，天津市实验中学在给袁家宸的悼词中这样写道：“袁复老师于1951年开始到我校从事英语和化学两个学科的教学工作，直到1988年。在这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奋战在三尺讲台上，无求无悔，默默奉献！他知识渊博、功底深厚，教学技艺精湛，教学风格风趣幽默，深得广大同学的欢迎、信任和爱戴，是学校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近四十年来，他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精英学子奔赴祖国各个战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功立业，他的桃李满天下！”

注　释

[1]
袁家宸《我一生中的最美好岁月》，参见天津《教工》月刊，1985年9月，第22—23页。

[2]
同上。

第七章　袁克桓长女袁家英和丈夫李国元

袁家英（1923—）是袁克桓和陈徵的大女儿，雍容高贵，看她年轻时的照片，容貌宛如周璇，气质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深得父母的宠爱。袁家英早年就读于天津耀华中学，成年后嫁给当年的茶商、金融巨头李肃然的儿子李国元。1949年，随丈夫李国元前往香港和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后又转至香港、澳门，于1964年抵达美国定居。1986年，在整整三十七年后，袁家英踏上了回故土省亲之路。

袁家英丈夫李国元（Kuo-Yuan Lee，1923—1980），早年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副官兼私人秘书，1945年重庆国共谈判期间兼做了四十三天毛泽东的保健医生；1948年到香港和印尼发展，成为印尼加姆理尔大学（Gamliel University）的建校者之一和校长，后作为苏哈托排华政策的反对者被投入监狱。坐牢一年半后，李国元全家被印尼政府流放。1964年李国元携全家从香港移民美国。在美国定居后，李国元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一个神学院攻读神学和希伯来文，成为该地区第一个非白人牧师，入选世界宗教名人录。李国元于1980年病故，终年五十七岁。

袁家英和李国元有一女四子，女儿李菲菲，长子李立中（已故）、次子李立林、三子李立杨和四子李立恩（已故），后来定居美国。

袁家英和李国元的全家福，摄于1975年长子李立中赴美与家人团聚后两年。前排左起：李立恩、袁家英、李国元、李立杨；后排左起：李立中、李菲菲、李立林。（李菲菲提供）

豪门长女与金融巨子结缘

袁家英出生于农历癸亥年（1923）六月二十三，比长兄袁家宸小四岁，是长女。袁家英长得十分漂亮，取父母亲之长，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是出了名的金枝玉叶。袁克桓十分有神的眼睛和陈徵小巧玲珑的五官，全都落在袁家英的面相上。祖父的权势，父亲的财势，养成了袁家英的尊贵气质。袁家英从小气质非凡，在五个姊妹当中可以说是最得父母宠爱的一个。她的性格、为人处世都符合在家庭中大姐的位置，妹妹们也相当尊敬仰慕她。

袁家英在上学之前，已在家中请了先生学汉字、习书法、念四书五经，所以袁家英的汉文功底非常了得，写得一手好字，也写得一手好文章。在袁克桓的七个子女中，袁家英的汉文功底可与袁家宸相比，这也使得她的儿女虽生于海外、长于美国，但仍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

袁家英在耀华中学读书时，年方十六七岁，十分喜欢语文和文学课；1986年，袁家英首次从美国回到天津探亲，其中一个愿望就是拜访耀华中学的语文老师陶继安，后来虽然没能见到，但足见她对中文的特殊情愫和对语文老师的一往情深。而她娓娓动听的讲述，关于故土、关于家园、关于父母、关于亲情的故事，都化作绵绵的记忆和思念，很多年以后在她第三个儿子李立杨的诗中传递出来：

我请我妈妈唱歌

[1]

她开始唱，我的外婆也跟着唱。

母女俩唱着，像一对年轻的姐妹。

倘若我父亲还活着，他会拉响

他的手风琴，摇摆着像一只船。

我从没有去过北京，或者颐和园，

没有站在那艘巨大的石舫上观看

那在昆明湖上下起的雨，野餐的人

跑得远远的，离开那草地。

我爱听那雨的声音；

水莲的叶子如何被雨滴注满直到

它们翻过身，把水排入湖中，

然后又摇晃着回来，注入更多的水。

两个女人都开始啜泣，

但都没有停止歌唱。

袁家英在家中被父母宠爱，尤其是父亲袁克桓更是对她倍加呵护。家英小时候最喜欢的水果是荔枝，在荔枝上市的短暂季节里，父亲每天派佣人给她买几串荔枝并送到她床前，让家英每天有荔枝一样甜蜜的心情。她在学校里也很特殊，十分引人注目，上下学都有家中的汽车或三轮车接送。袁家英想学跳舞，其他的妹妹都是自己观看、自己学跳，唯独大小姐袁家英有专门的舞蹈教师请到家里来教她跳舞。后来成为袁九爷袁克久伴侣的张雅丽，就是当年在袁克桓家教袁家英跳舞的老师。

袁家英从穿戴到佩饰都十分讲究和精致，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与其他几个妹妹都不甚相同。袁家英长到二十岁时，更是惊艳，在当年天津的名门豪族圈里首屈一指。不少人都说袁家英长得很像那个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周璇，或许可以这么说，袁家英身上的华贵之气比周璇更胜一筹。

袁家英的姻缘既是门当户对，又是两情相悦，冥冥之中既有偶然又是必然。上世纪40年代，父亲袁克桓的事业如日中天，是北方著名的大企业开滦矿务局的董事长、启新的总经理、耀华玻璃的董事长和江南水泥厂的董事长等等，在实业界是何等的举足轻重！而南方大茶叶商、著名金融家李肃然，在北平、天津、青岛、重庆、上海等地都拥有不少房地产。李肃然的家庭信奉基督教，他的儿女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李肃然到了天津，很想结识天津实业界巨子袁克桓，于是带着夫人和儿女前去拜访袁克桓及其家人，这与其说是礼尚往来的见面，倒不如说是家族之间的联姻端倪。

最初，李肃然是想将自己唯一的女儿嫁到袁克桓家中，可是袁克桓的大儿子袁家宸已成婚，二儿子袁家卫与李肃然的女儿又未碰出火花，也就没有缘分，而且那时也已经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时代了。但是两家一来二去的几次交往之后，袁克桓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李肃然的大儿子李国元，袁克桓家的女儿们也都很喜欢他。李国元在家中行三，袁家小姐都亲切地称他为三哥。每次李国元一到袁克桓家，几个姐妹都喜欢在他周围叽叽喳喳。

1944年，袁家英、李国元结婚前一年与袁克桓、陈徵合影。（袁家英、李国元的女儿李菲菲提供）

李国元，高高的个儿，仪表堂堂，留着他那特有的小胡子，显得既帅又俊。他从小受基督教家庭的氛围熏陶，虚怀若谷，口才尤其好，演讲富有感染力，天生具备一名牧师的潜质；他也很会讲故事，说笑话，而且语言诙谐、幽默，表达准确；他还有很高的艺术天分，拿起手风琴就成曲成调，会唱歌会弹琴，会谱曲会填词，对音乐是无师自通；还有，他画画的功底也很好。可以说，李国元是几近完美的男子，集才、貌、财于一身。而李国元的艺术天赋完完全全传给了他的儿女们，他的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日后的生活和工作几乎都是与艺术有关。

关于李国元的画，很多年以后，李立杨在一首著名的《柿子》诗中这样写道：

……在一些毯子下，我找到一个箱子。

在箱子里我发现三轴画卷。

我坐到父亲身旁，解开

三幅他绘制的画：

槿叶中一朵白花。

两只正在梳理的猫。

两颗成熟的柿子，仿佛从画布上滚落。

父亲伸出双手去摸画布，

问道，这是哪一幅？

这是柿子，父亲。

哦，感觉像动物尾巴一样丝滑，

很有力度，饱满

紧密缠绕在我手腕。

柿子，我闭着眼画过

上百次。这些是我失明后画的。

有些东西永远不会离开人：

那香味来自你所爱的人的头发，

柿子的质地，

在你掌中，那熟透了的沉甸甸。

袁家菽和袁家芯是袁克桓最小的两个女儿，也是幼时最淘气的，据她们说，当时她们住在天津长沙路上的一栋三层小洋楼（现天津市和平区第十一幼儿园），有的晚上，她们爬到屋顶的阳台，会看见这样浪漫的一幕：李国元与袁家英静静守在留声机旁，听着动人的小夜曲，有时也赏月，旁边少不了高级点心和饮品。这样月下甜蜜的场景当年也是她们姐妹为之神往的，无论经过多少年，都会清清楚楚定格在她们的记忆中。

李国元与袁家英，郎才女貌，实业巨子与金融巨头联姻，真是应了一句“天生一对，地造一双”。双方的父母也颇感欣慰，两家皆大欢喜。

李肃然为了给儿子迎娶袁家大小姐，在天津五大道的马场道上买了洋楼，位于张作相的故居旁边。这是两栋相通的楼房，前楼是李肃然和夫人居住，后楼就是李国元和袁家英的婚房。

袁家英与李国元的婚礼十分隆重，全程分婚庆仪式和庆祝活动两个部分。婚庆仪式是在原开滦矿务局办公大楼的大礼堂（后来成为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大楼）举行的。婚礼仪式由牧师主持，袁克桓把长女袁家英交到新郎李国元手中，然后两人一起点同心烛，诵读经文，庄严中有浪漫，纯情中有温馨：愿主保佑这两位新人从今往后相互拥有、相互扶持，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富裕还是贫穷，疾病还是健康，都彼此相爱、珍惜，直到生命的尽头。婚礼上，袁家菽和袁家芯为自己的大姐袁家英提花篮。参加婚礼的人少不了天津的政要、金融和实业界的显贵。袁家英的高贵身份与家族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更是增添了李国元的实力和分量。婚庆仪式后，又在婆家新购的花园洋房举行庆祝活动。庆祝活动也完全是西式的，布置了一个传统的基督教仪式，在院内花园草坪上摆放了一排排桌子，铺上雪白的桌布，美轮美奂。

袁家英与李国元婚后在国内游玩，很方便的是各地都有李肃然的房子，在青岛的海边别墅，在上海、重庆等地，都留下他们蜜月的足迹。婚后的一段时间，袁家英和李国元确实过着一种人间天堂般的幸福生活。

无论多么美妙的爱情，多么轰动的婚礼，无论经过多少磨难，多少风雨漂泊，婚姻，是一种日复一日的平凡，是一种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是一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诗人李立杨眼中的父母，不仅是“倌发淡妆拢青簪，今世只入君一眼”，而且是半个世纪的相爱、感动和平凡。

1945年，袁家英与李国元的婚礼照。伴郎是袁家卫，伴娘是袁家英的同学；右边是袁家菽与袁家芯，身前放有花篮。（袁家英提供）

清晨

——李立杨

细长的米粒浸泡松软

在水中，汩汩地响起

在一个低矮的火炉上方，接着

盐水腌过的冬菜被切成片

用来吃早餐，在鸟儿飞临之前，

我母亲移动一枚象牙的梳子

穿过她的头发，又密

又黑，像书写用的墨水。

她坐在床的末端

我父亲瞧着，倾听

那梳子触动头发

产生的音乐。

我母亲继续梳着，

把她的头发紧紧地

往后拉，绕着

两只手指翻转，

在脑后挽成一个髻。

五十年了她一直这么做。

我父亲喜欢这么看着。

他说这叫做整齐划一。

但我知道

他喜欢看的是

当他取出篦子时

我母亲的头发落下来的样子。

这容易得就像那扇窗帘

每天夜里他们把它解下。

在离去与道别之间

1945年，对于全世界的人们来说都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8月15日，全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有一个人却闷在家里忧心忡忡，此人便是国共和谈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张治中将军，人称“和平将军”，是唯一敢对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多次直谏的人。普天同庆之时，其实内战危机潜伏，而国共合作的和谈已经停顿下来了，哪一方有诚意合作？哪一方又能让步？继续谈判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休止符吗？形势表明，当时的舆论导向由共产党《新华日报》的社论步步深入大众之心，国民党似乎已经掌控不了这个局面。

当时李国元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李国元可不是坐吃山空的纨绔子弟，也不是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但李国元无疑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青年。他当时也非等闲之辈，是张治中将军的副官兼私人秘书，因为他精通英文、哲学，还有医学。袁家英也深得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及其子女的喜爱，彼此来往也很密切。

历史，在1945年的重庆敞开了一次和平之门。为了避免国家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张治中将军试图推动恢复国共和谈，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终于促成了蒋介石三次电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俗话说，事不过三，蒋介石表面上的礼数是到了，让蒋介石意外的是毛泽东慨然答应赴重庆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1883—1963）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李国元作为张治中的副官和秘书随同前往，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代表。

蒋介石第一晚安排毛泽东下榻重庆林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别墅），即当时国民党的国宾馆，按蒋介石的说法是给足毛泽东的面子。第二天，毛泽东搬进了张治中将军特意腾空的重庆渝中区中山四路的公寓——桂园，离共产党驻重庆办事机构也不远，于是成为中国共产党重庆谈判代表团的居住地和工作场所。在这里，毛泽东会见了许多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代表，联合了共和政府所需的一大批志士仁人。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在重庆见到毛泽东时说，如果谈判成功的话，“寒舍”前面应该立一块“和平纪念牌”。而著名的双十协定，就是1945年10月10日由张治中和周恩来代表国共两党在桂园客厅签订的。经过前后四十三天没有硝烟的唇枪舌战，重庆谈判的大原则取得了一致，那就是“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张治中先生感言道：“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定见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特别是亲身参加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衷，舌敝唇焦，好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2]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已是八十八岁高龄的李国元夫人袁家英通过美国越洋电话给五妹袁家芯，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细节：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并没有带自己的医生，张治中将军于是安排了自己的副官李国元做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的保健医生。李国元几乎耳闻目睹了重庆谈判的全过程。1945年10月11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二天，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将军陪同下，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继续留在重庆谈判，李国元作为张治中的副官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也登上了飞机。这种陪同是有生命危险的，也许会有爆炸，也许会有暗杀，从此一去不复返。那时的军用飞机，很小很颠簸。在飞行中，毛泽东晕机，反应很大，他倚靠着李国元的背，而李国元作为医生尽职尽力，直到护送毛泽东安全抵达延安。不久，毛泽东发表了1936年2月的旧作《沁园春·雪》赠柳亚子先生，里面的一句话“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被时论解读为国民党大势已去。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停战协定。不久，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和平建国似乎近在眼前。此时也恰逢李国元与袁家英的大儿子出生，取名李立中（英文名字为Johnny），顾名思义，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李国元和袁家英长得英俊漂亮，生下的儿子李立中从小就人见人爱，尤其深得外婆陈徵和留在家中的二姨袁家苮、五姨袁家芯的宠爱。

不过，张治中先生在重庆谈判的愉快心情转瞬即逝。半年后，形势急转，其实国共彼此都心知肚明，蒋介石打的是两张牌，桌子上打和平牌，桌子下是在踢脚。这可忙坏了张治中将军，既要继续阻止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又要调解中美的关系和中苏的关系，期间张治中去东北、去新疆迪化或者往返于南京，李国元都跟随其后。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准备了“空中行宫”号，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二十余人抵达北平，下榻在六国饭店，这也是国共最后一次谈判。北平和谈经过半个月，共产党以最大的耐心推迟横渡长江十几天，最终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实际上也是共产党下的最后通牒。此协定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毛泽东和朱德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有先见之明的周恩来在上海地下党的支持下，将张治中的家属先期平安接到了北平以免遭南京政府的迫害，张治中在谈判破裂后留在了北平。当时周恩来曾这样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张学良）了，不能再对不起一个姓张的（张治中）。这个阶段，李国元同样协助张治中将军处理一些政务，与当时参加谈判的中共方面的叶剑英等都有接触。在此期间，袁家英曾专程从天津去北平，看望张治中将军和被接到北平的他的夫人及家人。

张治中将军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新政协，与其所“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张治中将军在谈判的最后把国共两党之争比喻为兄弟之争，因为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中国儒家的伦理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但是为兄的国民党没有能力当家，就让给更有能力的弟弟共产党，使得人民得到解放，国家得到独立，邻居看得起我们，相信国民党有这个胸襟，三民主义的最终阶段是世界大同，与共产主义是殊途同归。但是周恩来马上对于张治中将军的“兄弟之争”有一个驳正，周恩来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二十多年来不是兄弟之争，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周恩来又同时列举了孙中山先生当年与清政府之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也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张治中将军发表声明后就留在了北平，李国元则辞去张治中将军私人秘书一职，但他既没有留在北平，也没有撤离到台湾，更没有躺在父亲李肃然的荫护下享乐做公子哥。李国元觉得自己对政治是外行，也许离政治太近了，把政治看透了，也许他在谈判桌上听了太多的关于战争关于和平的话题，此时的他决定一生倾注于基督教和教育事业。世界大同、万国一家、人人皆兄弟，是基督教的基本精神，爱国和爱世界，两不冲突，但愿人人从原罪永久的惩罚中解脱出来。《圣经》昭示，爱是出发点，爱也是归宿。人类若以上帝为父，人人皆为兄弟，平等而且自由，谁也不得奴役、压迫、专政、剥削谁，谁也不应该做“代表”让他人拥戴。此时是19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李国元选择赴海外，先去香港，再赴东南亚传播基督教的基本精神。

1949年，女儿李菲菲出生。年轻的袁家英已经是一儿一女的母亲了，而丈夫李国元远在海外，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在一起更重要的了。此时，全中国百万人大迁徙，穿越千山万水到一个小小的孤岛台湾，没有人知道会去多久，也没有人知道何时能与家人团聚。

袁家英在父母家的协助下，千方百计买到了一张船票。就这样，在天津码头，向父母挥一挥手，带着对丈夫满腔的思念和对团聚的向往，袁家英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菲菲乘最后一班船去了香港。其实那时谁也不知道这是最后一班轮船，而袁家英离去的原因很简单很纯粹，既不是逃难，也不是撤离，就是为了与丈夫团聚。袁家英将自己的大儿子李立中留在了袁克桓和陈徵身边，为了给自己的父母留个念想，也是让父母相信，同时自己也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回来看望他们和接儿子。而彼时彼刻，生活的悲欢离合还在人生坐标之外，年轻的心还没有承受过离别的伤痛，前方是令人向往令人动心的新生活。

谁也没想到，这一去，竟是袁家英与父亲袁克桓的诀别；这一去，袁家英与大儿子和母亲离别了二十三年；这一去，袁家英在三十七年后才踏上故土。而丈夫李国元，再也没有机会踏上回乡的路。

关于这一段经历，袁家英女儿李菲菲在发给笔者的邮件中用英文写下了非常感人的细节：

至今我一直记得我的父亲梦想回到中国。他热爱中国。令人遗憾的是，努力工作消耗了他的健康，1980年他去世时年仅五十七岁。1986年，我的母亲自从1949年以来第一次回到中国。她找到了家乡记忆中的脸，她的哥哥和妹妹，也找到了记忆中街头小贩的食品。她几乎不认识这个城市的面貌了，但是曾出现在她梦中的大饼、油条还在。这一趟旅行让她充满了喜悦和愁思。我相信这愁思来自她回到了她一切开始的地方：她的童年，她的青春，我的父亲，还有她所有的生活。她独自返乡没有我父亲伴行，除了记忆，还有她脸上成倍的皱纹。母亲站在杂草丛生的地方，在粉碎的大理石和破残的雕像中寻找我外公的墓，一位农民指出在一个废弃的猪圈边就是我外公多年前的墓地，眼泪止不住地滑下她的脸颊，在余晖下闪烁……这是三十七年前当她在码头上对她父亲说再见以后流下的第一滴泪。

因李国元一直笃信基督教，也潜心研究基督教义，在香港及东南亚发展实业的同时，出于对信仰的忠诚，投身宗教研究，在当时香港最繁华的九龙尖沙咀弥敦道一三八号圣安德烈教堂讲经。

当时香港处于英国的殖民管理之下，国内的解放战争已近尾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建立，香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中。李国元确实很有天赋，经过一段时间，李国元在香港讲经的地点已经容不下众多的教民，又几次变更地点，扩大场地。李国元的口才好，讲经富有感染力，他不是像讲课那样照本宣读，而是讲出哲理，讲到心灵深处，所以李国元在香港逐步成为一位宗教界的名人，在当时的香港深受尊敬。

袁家英离开大陆后，先是到了香港，在香港的生活应该很不错，住着较大的房子，雇有佣人帮忙照顾孩子。当时在天津的袁克桓和陈徽以及袁家英的兄妹，都经常收到袁家英寄来的海外物品和食品，这些在那时是十分稀奇和珍贵的，看到袁家英寄来的照片大家也很欣慰。

李国元是位很有能力、能吃苦耐劳、极有创业精神的人，在香港发展得很好。他们在香港生活了一段时间，又到东南亚一带去普及基督教，最终决定全家都搬去印尼。不久，李国元的事业也在印尼有了不错的发展，在实业界和教育界都有了相当的地位，作为加姆理尔大学（Gamaliel University，一所教会大学）创建人和校长，李国元是当时印尼上流社会的一位知名人物。袁家英和李国元的二儿子李立林、三儿子李立杨也相继在印尼出生，他们全家在印尼的生活条件也是相当好，是他们夫妇一生在海外创业的辉煌时期。

据李菲菲描述，印尼的雅加达（Jakarta）是一个美丽、热烈的城市，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百花争艳。“Jakarta”意思是“胜利和光荣之堡”，但是还有一个意思是“椰林密布之地”，或“椰子林的世界”，所以华侨称其为“椰城”。菲菲说：“父亲是一个很超前的人，也敢于挑战生活，当时也是因为年轻，后来在印尼与几个朋友一起创建了加姆理尔大学，并且在印尼盖了自己的房子。我们把印尼当成了第二故乡。”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确实验证了人生很难按照个人和家庭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会把个人和家庭的计划几乎全部打破。李国元一心想远离政治，一心想从事教育与宗教事业，但偏偏政治又找上了他。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召开、讨论与亚非各国有关的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亦称万隆会议。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在躲过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事件后，不畏艰险出席万隆会议，经过艰苦努力，与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塞尔共同努力，终于在万隆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创了国与国相处的历史性的规则。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大会上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致了长篇开幕词。他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

印尼的华人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印尼人的排华情绪，其实早已植根于19世纪荷兰人殖民统治印尼时期，当时的荷兰政府将华人地位定于“欧人”与“印尼土著”之间，令华人既受“欧人”歧视，又遭“土著”敌视。这种民族歧视，使一般印尼人把中国人视为异类，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猜忌。由于有经商的传统，印尼的华侨经济实力相当雄厚，在进出口贸易、加工制造、零售行业都出现了华人富豪，中产阶级里华人数量也很多。印尼独立之后，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经济领域开始膨胀，印尼政府制订了各种限制华侨华人工商业活动的政策，视华侨经济为“殖民时代的残余”，更以振兴民族经济为由，以激进的立法方式，从各方面排斥和限制华侨。

袁家菽在整理照片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袁家英在印尼时的照片，当时她是三十三岁左右。（袁家菽提供）

印尼于1945年独立后，排华事件接二连三发生。虽然随着万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在海外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提升，但不幸的是，1957年印尼再次暴发了激烈的排华浪潮。华人成为袭击对象，华人商店被抢掠一空，华人区的车辆、房屋遭焚毁；华商受到迫害和伤害，华人中的知名人士受到排挤和冲击。

歧视和排斥华人经济的舆论，始于1956年3月，在东南亚某国部分人士看来，华侨致富者就是剥削者，其中以阿沙阿特（Assaat Dotuk Mudo）领导的“阿沙阿特运动”（Gerakan Assaat）最为激烈。此派强力主张排斥华侨，不仅仅是排斥华侨，也主张排斥已经成为印尼籍公民的华侨后裔，把这些人归类为“非原住民”，不能与“原住民”印尼人享受同样的待遇。也由于印尼当地普遍的宗教信仰是一神论，与华人信仰菩萨、关公、妈祖等等比较多元的信仰不同，所以印尼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就用宗教的异端来煽动排华。这样，具有种族主义性质的“阿萨阿特运动”开始了。

而变本加厉的排华是苏加诺在1959年颁布了第十号总统令，明令从1960年起禁止华侨在印尼县级以下的地区经商，这道法令又被某些地区的军事掌权者发展为不准华侨在县级以下的地区居住。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结果造成五十多万华侨失去生计，十万多华侨遭到遣返。中国政府向华侨伸出了援手，除了向印尼政府提出抗议之外，还租用船只赶赴印尼，接收了不少华侨难民回国安置和定居。

作为当时印尼华人圈内的名人，李国元也没能幸免，在雅加达，李国元在苏加诺反中国政府运动中被囚禁了一年半。李菲菲说：“1959年，我们全家被流放，我们的家以及所有东西都被没收了，只剩下我们身上的衣服。”那时，李菲菲九岁，李立林四岁，李立杨两岁。李国元与袁家英甚至来不及带走任何资产，便带儿女离开了印尼，先是到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因李国元的姐姐在美国，1964年，李国元和袁家英带着儿女坐船到了美国。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与危险，已是袁家英及孩子们不愿提及的记忆了。

后来李立杨写下了《礼物》一首诗，认为礼物是蔑视疼痛和死亡的预防针，他握着这样的礼物就能面对人生一切变故，面对炎凉世态，面对父亲的去世：

礼物

——李立杨

请拔出我手心里的金属碎片

我父亲轻声地讲述一则故事。

我瞧着他那张动人的脸而不是刀刃。

在故事结束以前，他已经取出

那薄薄的铁片，那会置我于死地。

我记不起故事的情节，

但依然能听见他的嗓音，一口

黑暗的井水，一个祷告的人。

我回忆起他的双手，

他放在我的脸颊上

所能感觉到的温柔，

和从他头顶上升起的

惩罚的火焰。

如果那天下午你来了

你该想到你会看见一个人

正在往男孩的手心里种植什么，

一颗银色的泪珠，一撮微小的火焰。

如果你跟随那个男孩

你将会到达这里，

我正弯腰贴近我妻子的右手。

看看我怎样剪短她拇指的指甲

如此细心她一点都不觉得疼痛。

瞧着我正举起那碎片。

我那时七岁，我父亲

像这样握着我的手。

我没有在我的手指间

捏着碎片，我也没有想过

金属会埋葬我，

就命名它为小刺客吧，

或者叫做进入我内心深处的矿石。

我没有抬起我的伤口哭泣，

死亡刚刚拜访了这里！

我做了一个孩子该做的

当我父亲拿给我东西保存

我亲吻了他。

六十年代移民美国新大陆

李国元全家最先接触到的美国土地是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是他父亲和姐姐曾经居住的地方，西雅图是通往美国的门户，也是美国西北最大的城市。来到美国之后，要在什么领域、什么基础、什么专业去发展创业？经过认真探索与思考，李国元选择了学习希伯来文，这是一种十分难学的语言，又被称为最古老的闪语，是通向最终基督神学的宗教之路。后来全家搬往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李国元在当地的一个神学院（Pittsburgh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读神学和希伯来文，开始时他的希伯来文毫无基础，但是他对基督教有浓厚的兴趣，加上李国元是一个毅力和能力都极强的人，所以语言学习进展很快。

1964年，此时李国元到美国不久。（李菲菲提供）

李国元深入钻研了基督教的圣经，并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深入教民之中，了解他们的快乐与苦难以及所思所想，写出了大量深刻的教义，并写出了一些重要的讲稿、著作。李国元所在的美国城市有六座教堂，分别由六位牧师主持，其中只有一名华人牧师就是李国元。开始来教堂听讲的只有十几位，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从李国元的讲经中深得教诲，用听讲的教民话说：李牧师的演讲，讲出了教民的心声，生动又有感悟；他是讲人生、讲哲理，听讲的人常常泪流满面。上帝创造了万族，打破了犹太人与外邦人、奴隶与自由人、希腊人与化外人的界限，李国元还期待打破各国中间的阻隔，使一切种族观念破除净尽，促成互相尊重的国际生活。

李国元的口才、协调和交流能力及人格魅力，使他成为该地区唯一的非白人牧师，而袁家英的沉稳、高雅、大度、敏锐，又大大地助了李国元一臂之力。袁家英经常陪着李国元一起去教堂，在教民中深受欢迎和尊重，李国元的声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宗教界的一位知名人士，并进入了上世纪60代后期世界宗教名人录。女儿李菲菲对笔者说：“我的父亲入选世界宗教名人录，他于1980年去世。我知道我保存了这本书，但是一定是在存储间里某个很深的地方，抱歉的是，我认为我今年不可能把它挖出来。”

1986年，袁家英回国探亲时，曾向自己的妹妹袁家菽、袁家芯讲起这个过程，言语中充满了对李国元的钦佩。袁家英说：“袁家骝在美国的教育界、科技界有知名度，在中国大陆受尊敬，而国元和我们在美国同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我亦很骄傲。”

袁家英和李国元在美国，尤其在白人圈内的社会地位得到承认，他们的儿女都获得了很好的教育，嫁娶的都是美国人。大女儿李菲菲嫁的是研究核子能尖端科学的工程师麦克，其母亲的曾祖父是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758—1831）的弟弟；二儿子李立林、三儿子李立杨分别娶的是美国白人双胞胎姐妹，都是美国的医生；小儿子李立恩娶的是犹太裔美国人。经过艰辛的奋斗，李国元和袁家英以及他们的子女，已经成功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取得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李立中到美国之后成为珠宝设计师，李菲菲是作曲家，李立杨是诗人，李立林是画家，李立恩则是广告设计师。他们全家在海外站住了脚，有了很好的发展，虽令人羡慕，但个中的辛酸与艰难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知道。

遗憾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正当李国元的事业与名气在美国都如日中天时，他太累了，得了糖尿病，而后发展到出现糖尿病并发症，波及心脏。在临终的日子里，一贯坚强的李国元如婴儿般软弱无助地躺着，诗人儿子李立杨这样描述他对既温柔又坚强的父亲的感觉：“我疲惫的父亲，我热爱的/我的父亲在玫瑰尖刺之间/我玫瑰的父亲，我尖刺的父亲。”在以后没有父亲的日子里，李立杨有一首诗叫《独自进餐》：

独自进餐

——李立杨

我把今年幼小的洋葱全给扒拉出来了。

菜园子里此刻一片荒芜。寒冷，

褐色，古老的土地。在我的视野里

白天枫树上耀眼的光辉没留下什么。

我转身，一个红衣主教消失了。

在地窖的门边，我洗着洋葱，

然后用冰凉的金属塞子饮酒。

几年以前，有一次，我走在我父亲身旁

穿过一些被风吹落的梨子。我记不起

我们说过的话。也许只是默默地散步。但

我依然能看见他弯腰的样子——左手撑着

膝盖，咯吱作响——把一只腐烂的梨

捡起来拿到我跟前。一只大黄蜂在里面

正醉心地抽旋，目光呆滞，猛吸果汁。

那是我的父亲今天早晨

从树上向我招手。我差点

喊了他，直到我走近了

才看见那把铁锹，像从前一样

斜放着，忽隐忽现，呈深绿色。

白米饭正在冒汽，快要熟了。嫩绿的豌豆

和洋葱已焯好。小虾炖在芝麻油

和大蒜里。而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年纪轻轻，还能再要求什么。

在李国元生病的那段时间，袁家英表现出另一面——坚强、坚韧。这在袁家英的相貌上，可能找不出一点答案，觉得她一定柔弱、经不起挫折，遇事缺主见，任命运摆弄。其实不然，因为袁家英不事声张，不给人大小姐、阔太太的印象，但每遇难事大事有豪气、有静气，这是袁家英的特点，也可以说是袁家子女的一个共同特点。

此时的袁家英既要照顾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母亲，又要培养正在求学、涉世未深的五个子女，而丈夫李国元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入医院治疗，袁家英为了照顾李国元，在定居美国十几年后开始学习开车，硬是练就了开车、倒车、在自家的花园中停车而又不轧草皮的技术。那时陈徵住在袁家英家里，在与国内兄妹的通信中常常提及李国元进医院治疗的状况，应当说那是袁家英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但她表现出了坚韧的性格以及从容不迫、冷静应对的大家闺秀风范。

李国元五十七岁时病故，英年早逝，对袁家英的打击极大。他们俩由一见钟情，到自主恋爱、喜结连理，可谓才子佳人的天仙配；又一起在海外打拼，既有风和日丽的平静日子，也曾历经疾风骤雨，但始终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算得上是患难夫妻。然而李国元却在尚未步入老年之时就撒手人寰，袁家英的心情可想而知。

李国元离去后，袁家英就举家搬到了芝加哥，但许多年里，每逢李国元的忌日，袁家英都要率子女亲赴李国元的墓地祭奠，足见袁家英对李国元的感情至深。值得欣慰的是，李国元去逝时，他与袁家英的五位子女都已长大成人，个个学业、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在海外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虽各自有独立的事业、家庭和生活，但是他们却能生活在一起，袁家英一家在美国能四世同堂，真是甚为难得。李菲菲说：“两个弟弟全家、我全家和妈妈住在一栋楼里。两个弟弟各住一层，我住一层，我妈妈住一层，二十多年没有任何摩擦和纠纷。弟弟和弟妹都是很出色的人。我们都是围着妈妈转，我们很孝顺她，也许是祖传下来的习惯。”

大姐风范

自1950年后，袁家英和李国元经过香港、东南亚，尤其在美国拼搏十多年，站稳了脚跟，打开了自己事业和生活的新天地，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好最顺的时期。这时，袁家英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和大儿子在中国的状况。中国经历了抗美援朝，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紧紧关闭。那时，虽然国内新闻闭塞，但美国对中国“文革”时境遇的报道还是十分充分的，袁家英决心将母亲和儿子接来美国生活。所幸的是袁家英与国内家人的通信并没有中断。自1966年6月“文革”一开始，当袁家英知道了国内抄家的情况后，就每隔一周给母亲陈徵寄美金。那时虽处在“文革”高潮，却尚未对外汇进行查抄截留。所以陈徵虽然家被抄了，钱被冻结了，但除了国内子女寄生活费、照顾她外，还有袁家英每星期寄来的外汇，足以解除困境。袁家英每星期一次寄一百美金左右，寄多了怕又被抄走，足够母亲陈徵开销就行了。

1968年，陈徵及家人又都从小洋楼被赶入地下室生活，这令袁家英忧心不已。袁家英很想把母亲陈徵和大儿子李立中接到美国团聚。可那时正值“文革”高潮，中美互不往来，更没有探亲团聚这一说，怎么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从当时国内的形势看，随着进入1970年代，尤其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国内的政治形势稍有缓和，周恩来总理力挽狂澜、纠正“左”的错误，各方面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得到一些恢复，工农业生产状况开始好转，文教科研事业也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这就是“文革”后期所谓的“回潮”。从国际大背景看，众多亚非拉国家，呼吁让中国重返联合国；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被刚刚当上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认为是一个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契机。他公开表示：“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中国方面则于1970年8月最早批准同意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夫妇访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毛泽东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斯诺夫妇，并拉着斯诺的手一同参加了国庆二十一周年观礼。1971年的4月，中国决定邀请在日本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于是有了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被誉为“小球转动了大球”，推动了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发展。三个月后，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特使秘密访华，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搞独立。诚如基辛格博士所言：“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了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发表，使联合国内关于恢复中国席位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971年10月25日，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标志着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开启了中美两国的“破冰之旅”，中美两国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交往的大门终于被打开。

在上述这样一个国内外的大背景和机遇下，袁家英和李国元也就加紧了在海外的努力，当时李国元在美国的宗教界已经有相当的名气与影响，也结识了一些美国有实力的朋友，包括国会议员等等。也许对于中国高层来说，李国元这个名字也并不陌生，毕竟李国元做过张治中将军的副官，而且重庆谈判期间做过四十三天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也一定与周恩来总理打过交道。李菲菲在电子邮件中这样描述她外婆和哥哥在1973年是如何拿到赴美探亲签证的：“我们是通过正常渠道申请哥哥与家人团聚的。而我外婆的签证，我相信，在这一特定时间的成功有它自己不可思议的一面：一，正值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后不久；二，当时有很多的文化交流，许多美国科学家被派往中国，我的三叔袁家骝很尊敬我的外婆，在他访问期间提出了特别的愿望，袁家受到了注目；三，当我们在香港等待他们进入美国时，我打电话给国务卿基辛格并获得了他的支持，加快了我们分离二十三年以后的团聚。这意味着所有名人效应都是一样的，没有办法知道哪件事情在他们的申请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和巧合。我们过去感谢两个国家帮我们的家庭完成这个过程，现在依然如此。”

这也真是历史的巧合，1973年10月，著名美籍物理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回国探亲访问，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单独接见了他们夫妇。至此国内开始重视对袁家政策的落实，尤其是袁家的重点人物袁克文、袁克桓等，这也是征求袁家骝到了天津要看哪些亲属的意见而定。除了袁克文这一支自己的亲弟妹外，袁家骝提出要拜见六婶陈徵，要见在美国留学时就有许多交往的自己的堂弟，也即陈徵的大儿子袁家宸等。因此从1972年开始，尤其在1973年，天津就开始了对袁家重点人物落实政策，包括重新给陈徵、袁家宸等在五大道的常德道分配新的住房，发放一些家具、衣物、存款，安排袁家骝、吴健雄与他们的六婶即陈徵的见面。

在袁家英和李国元的艰苦努力下，终于在1973年9月袁家骝与吴健雄即将结束回国访问之前，陈徵和李立中双双拿到了国内的护照和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前往香港中转。这在当时国内是绝无仅有的，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许多人都知道，袁六奶奶被批准出国赴美探亲了。

袁家英疼爱手足兄妹以及晚辈，只要有求于她，她都很仗义，竭尽全力去做，从不虚情假意、推诿拖拉。她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也会让她的子女去努力落实。所以袁家英作为袁克桓的长女，在袁家有很高的威望。她处世为人有着中西名媛的高雅教养，更表现出坚强、沉着、大度等品德，充分体现了袁家的风范与家教。

1978年前后，袁家英的三妹袁家蕖全家五口想移民美国，求助于大姐袁家英，这在当时也是个难题，又是“文革”刚结束不久，需要在美国的袁家英提供许多中英文证明文件，手续之繁琐和复杂可想而知。但袁家英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协助他们，终于在有关力量推动下使袁家蕖一家五口移民美国的申请获得批准。袁家蕖一家正式赴美前，先到香港停了一段时间，关于先期安置，袁家英与李国元也给予了支持；后来袁家蕖一家顺利抵达美国，袁家英同样帮助三妹一家度过了赴美后的适应期。

接着，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袁家英的二妹袁家苮也提出赴美定居的愿望，袁家英同样予以支持，经过多方努力，袁家苮也获得批准，并定居在美国芝加哥，与袁家英同在一个城市。而袁家苮刚到美国的那段时间，还有袁家苮的朋友们到美国，袁家英及其家人也都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与帮助，帮他们安定下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当袁家英的四妹袁家菽想从南京调动到天津时，同样是袁家英在美国与袁家骝、吴健雄联系，寻求帮助。袁家骝和李国元、袁家英同在美国，在不同领域都有自己的影响与位置。袁家英的大儿子李立中后来回国探亲时曾说：“家骝舅舅在美国是教授，在科学界有名气，父亲李国元是在宗教界有地位有名气。家骝舅舅也很尊敬我母亲，对她提出的事也格外重视。”但袁家英是位很骄傲、从不轻易求人的人，为了四妹袁家菽的调动，她破例有所举动，可以看出她的情义。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袁家英主动提出让五妹袁家芯的独生子柏翊高中毕业后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现代音乐制作专业，各种手续和费用以及录取通知书都办了下来，但后来柏翊因家中爷爷和外婆陈徵相继病重、去世，改变了赴美留学的计划。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从办理母亲陈徵和大儿子李立中“文革”中出国定居，到协助三妹袁家蕖全家赴美移民、协助二妹袁家苮赴美探亲定居，再到协助四妹袁家菽调动工作，支持五妹袁家芯的独子柏翊赴美求学等等，袁家英和丈夫李国元及他们的儿女都给予了家人无私的帮助。在美国这样独立性很强的国家，在中国也是人际关系日益疏离的年代，他们能表现出如此无私的情义，真是十分难得。从中完全可以看出袁家英这个大姐的为人准则，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在袁家各兄弟姐妹中具有别人不可替代的威信。

故乡情不了情

1986年，对袁家英来说，是她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时丈夫李国元已故去六年，她逐渐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儿女也都大了，各自独立成了家。从中国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七个年头。此时陈徵离开故乡十三年，已是八十六岁高龄了，陈徵的三位女儿即袁家英、袁家苮、袁家蕖都在美国，而儿子袁家宸和两位最小的女儿袁家菽与袁家芯都住在天津，陈徵很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见到日夜思念的亲人和故土。

而对袁家英来讲，她离开自己出生、成长及结婚的故乡天津已经三十七年了。此时的袁家英六十三岁，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各种因素促成了袁家英护送母亲回国探亲的决定。当时袁家英只想让母亲陈徵在天津住一段时间，然后返美颐养天年，也做了在美国为母亲养老送终的打算，毕竟美国的居住和医疗条件更好，同时也很担心国内的局势是否稳定。因此，袁家英在美国给陈徵办的是返美证，有效期为两年。

这样，1986年夏，袁家英陪母亲陈徵带着女儿李菲菲，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飞机回到北京。袁家菽、袁家芯和丈夫柏均和，以及袁家宸的儿子袁弘哲，前去首都机场迎接。全家人见面后百感交集，有的家人比如柏均和还是第一次见到袁家英。

在天津的袁家的亲友都纷纷来探望陈徵、袁家英。适巧李国元亲弟弟的儿子李立仁也是美籍华人，时任当时天津唯一的五星级宾馆喜来登大饭店的外方总经理。李立仁也前来看望姑妈袁家英以及姑婆陈徵、表妹李菲菲，并在喜来登大饭店宴请了她们。袁家英和李菲菲又去看望了当时住在天津南京路云峰楼的袁家宸和王家瑢。

袁家英看到的故乡天津已变化了许多，大家又带她去看过去住过的几处房屋，勾起了她的无限回忆。她还问及黄家花园的煎饼果子还有没有，也从外面看了一下自己的母校耀华学校，还问了当年曾教过自己的几位老师的情况。这个时候，袁家菽已是全国政协委员，柏均和是民盟天津市委的副主委，陈徵“文革”前又是著名工商业者的家属、当时重要人物家属学习班的成员，因此，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天津市政协、民盟天津市委会、教育局和天津一些亲属单位的领导也都来前来探望。

袁家英提出想去北京四季青的墓地给自己日夜想念的父亲袁克桓上坟祭奠。袁家菽和柏均和就将有关情况报告了天津市有关部门和民盟中央。民盟中央也对袁家英进京十分重视，安排袁家英、李菲菲住进了民盟中央机关附近的华侨饭店，安排其他人员住民盟中央招待所。时任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的叶笃义亲自到华侨饭店看望袁家英，民盟中央副秘书长高山负责安排接待袁家英在北京的活动。

袁家英和李菲菲等乘轿车来到了北京香山脚下的四季青大队原五夫人杨氏的墓地，这里还葬有袁克桓、袁克轸和五夫人杨氏的女儿。一到墓地，袁家英就惊呆了，看见墓碑七零八落，自己父亲袁克桓的墓碑在一片猪粪上，原来这里已是该大队的养猪场。袁家英便找到了住在这里、原先为袁家看坟的老人刘金昌，才得知墓地在“文革”中遭到了破坏，成了养猪场。触景生情，袁家英扶着父亲袁克桓的墓碑，不禁泪流满面。

此后，袁家英和李菲菲在北京游览了故宫、北海、中山公园、颐和园、香山，看到这些名胜古迹保护得都很好，又想到父亲的墓地，心里一直闷闷不乐，希望能将那块墓地予以修复。回到天津，袁家英仍一直惦记着修整父亲袁克桓墓地一事。1986年袁家英首次回国探亲访问，故乡给她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象，但墓地一事，一直堵在她心中。袁家英很孝顺，后经多方努力，在父亲墓地问题解决无望的情况下，她与兄妹共同出资，在天津南部的津南区购置了一块墓地，为父亲立了碑。

1990年，袁家迎来了陈徵的九十大寿。这一年，先是袁家英的大儿子李立中来津，他在天津喜来登大饭店包了一个月的住房，将外婆陈徵和五姨袁家芯都接到喜来登住了一个月，并在回美国前，在喜来登宴会厅为陈徵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庆贺外婆九十寿辰。紧接着，1990年5月，到了农历四月十二日陈徵生日时，袁家英、李菲菲和袁家蕖都专程从美国来津，在天津的登瀛楼大饭店，又为陈徵举办了一次生日庆祝活动，陈徵在津的儿孙晚辈以及一些亲友也都前来祝贺。当年的6月份，袁家英的儿子李立杨、李立林以及两位白人儿媳当娜、丹尼斯以及李立杨的两个小儿子也专程来到天津看望外婆陈徵，给外婆祝寿，这些外国孩子分不清中国农历和公历，只要过生日，哪一天都开心。

1990年，袁家英一家基本都回国来看望了自己的母亲、外婆陈徵。袁家英还有个目的，就是让这些在外国出生、在外国长大的孙子、儿媳认识中国，因此，就让李菲菲、李立杨、李立林等全家一行，由中国青年旅行社安排到各地游览参观。天津的有关方面对1989年后首批从美国来的袁家后裔很重视，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专门宴请了袁家人，安排冯骥才先生、南开大学的学者与李立杨、李立林等座谈，还安排李菲菲参观了一些工厂，洽谈投资项目。

在天津参观后，中国青年旅行社就安排他们去昆明、西安、广州、上海、杭州、苏州等地游览。当他们谈及这次旅行的感受时，有几处让他们非常兴奋：一是觉得天津狗不理包子太有意思了，能边观赏边品尝各种各样馅儿的包子，而且味道好极了。二是在去昆明的飞机上，这些美国孩子穿的都是休闲服，但同机有一队日本人，西装革履，一看就是公出。下飞机时，见远处停着一辆加长的黑色凯迪拉克大轿车，这些美国孩子以为肯定是来接那些日本客人的，但到了近处，却让这些美国孩子上车，原来各地都很重视这次接待，希望他们能在1989年之后来中国探亲访问时留下好的回忆。1990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当时来中国访问的各国人士锐减，袁家英一家在此时的探亲访问引起了各方面重视，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接待规格都很高。到了昆明，安排他们住进一家五星级宾馆，乐得这些美国孩子纷纷跳进水池，只是李立杨的两个美国儿子，也就是袁家英的孙子，一路上只玩自己逮的两只小乌龟。回到天津后，问他俩去了这么多地方都看见了什么，两个小男孩用中文说只看了“庙子”，没意思，因为他俩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中国式大屋顶建筑，在他们眼里这些都是“庙”。

从1986年到2002年这十多年间，袁家英对故乡天津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即便是1992年陈徵在天津逝世后，袁家英仍是每隔一两年就来天津住半年或几个月。袁家英到天津，很喜欢去几个地方，主要是鼓楼、古文化街，也喜欢去石家大院。袁家英每次回国都是住在袁家芯的家里，后来，袁家芯由体院北的华侨公寓搬到一座三层带院子的小别墅，袁家英仍不顾八十多岁高龄来天津居住。每次袁家英来天津探亲，都受到袁家芯一家的盛情接待。

2002年9月，袁家英来津探亲，是与2001年9月11日去美国的小妹袁家芯一起回来的。这次原是想住半年，因为袁爱英特别喜欢在中国过有年味的春节，满城鞭炮震耳欲聋，吃年夜饭，看春节联欢晚会，给晚辈压岁钱，她都十分高兴。但这次却意外地没有住多久就匆匆返美了，因为她突然接到女儿李菲菲从美国打来的电话，被告知李立中在纽约遇到车祸，正在医院治疗。其实李立中是在曼哈顿附近的路上被自行车撞倒的，当时正在医院抢救，家人没敢说得太严重。袁家英听此消息，立即定下返程日期，此时袁家英心里其实已经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时可以看出袁家英的沉着与冷静，她内心虽十分难过与紧张，但情绪与脸色却十分平静。袁家芯和柏均和都说，大姐每临大事有静气。等袁家英返回纽约后，李立中已成植物人，不久即故去，年仅五十六岁。

李立中的去世对袁家英打击很大，但袁家英与她母亲陈徵一样，沉着冷静，有大家风范。这以后，袁家英虽又几次来华探亲，但每次都让女儿李菲菲陪着并一起返回，住的时间也不像以前那样长，毕竟年事已高。

名媛的兴趣爱好

袁家英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又很集中，也很鲜明。首先，袁家英非常注重仪表，她和陈徵一样，穿戴十分考究，全身衣着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是名牌，从质地到品种到颜色，全部配套。例如：什么外衣配什么内衣，配什么鞋、配什么包、佩戴什么首饰，都有讲究，而内衣也全是绣花的。袁家英的审美非常到位，不仅有选择，还有理论，她的家人和妹妹们都十分佩服，常去请教她。她的气质很高贵，在美国，不少亲友说她是兼有宋庆龄和周璇的形貌。有一次袁家英在纽约唐人街下车，还真有人说“国母来了”，但袁家英不喜欢别人说她与宋庆龄容貌相似，可能是她爷爷与孙中山之间有矛盾的缘故。袁家英的首饰更是考究，耳环、项链、戒指、胸针等都要和衣服配套；涂抹的口红、香水、胭脂、油膏、粉霜，也都是配套的。母亲陈徵原有此习惯几十年，但中间经历“文革”，断了；袁家的其他小姐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文革”后，更是断了此习惯，穿戴都已回归普通百姓。

袁家英出手十分阔绰、大方，就拿她1986年首次回国探亲来说，她从美国给所有的亲友几乎半百人都带了贵重礼品，这些礼品都是精心选择的，是视各人的特点和喜好而定的，男士喜欢手表、领带，女士喜欢坤表、首饰、化妆品，给学生、孩子的礼物也都有针对性。每次袁家英回国探亲，除她用的衣物外，其余的行李都是大批礼品。她带来的床上用品、日用品，包括开罐头的系列刀具、毛衣毛裤、食品罐头、糖、巧克力等，应有尽有。就拿寄来的美国床单来说，质地花色都很好，工艺考究，家人都特别喜欢。但这些显然要花费袁家英许多美元，然而她多年如是，由此既可看出她的经济实力，更见情义可贵。二十多年来，袁家英每次回国探亲，不论住在谁家，都拿出超过她在国内生活支出的费用给他们，尽管兄妹们不接受，但她执意如此。

袁家英对饮食文化很内行，但她回国在家中吃饭并不挑剔，有自己喜欢吃的几样菜，只要保姆做得即可。但她很喜欢带亲人品尝京津一带名酒店的菜肴，并且能点出不少以前曾吃过的好菜，可惜有的没有继承下来，有些已断档了。所以每次袁家英回国省亲，这些名菜馆都留下了她的身影，不少是她做东，也有一些是亲友请她，但她点菜吃饭有个特点，与国内有些新贵成鲜明对照，那就是不摆阔、不浪费，以自己喜欢吃、有特色的为主，每次吃完必打包，不糟蹋东西。她吃饭后的餐桌上，从不乱七八糟，也不剩东西，一看就是很有教养的。袁家英的饮食习惯总的讲还是喜欢中餐，中餐之中又偏爱南方菜、粤菜，对川菜、鲁菜、津菜也很喜欢。对各种中国传统小吃她也特别有兴趣，有一次她说：“我最喜欢的是皇家花园的煎饼果子。”大伙儿常给她去买煎饼果子，还有大饼卷锅箅。

袁家英每次返美，也要选购很多东西带回去，送给在美国的儿孙和亲友。她不是一次购全，在天津住的几个月中，她都会动脑筋，根据各人的爱好不断选购。她送给美国的儿孙和美国儿媳的，都是选择有中国特色的衣物和纪念品，如旗袍、中式衫、印章、宜兴壶、杨柳青纪念品，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又都不同。

袁家英在国内从不给自己选衣物，她认为都不适合她，或没有符合她心意的。她常说国内的服装设计不行，做工也不行，式样忽视中老年人包括比较讲究的中老年人群，所以她在国内选的主要是金饰、玉镯、工艺品，看见中意的东西，哪怕价格昂贵，她也购入。初次回国时，她本不懂“划价”、“讨价还价”，后来在她妹妹的介绍下明白了，于是她与妹妹去古文化街，包括选购宜兴壶、工艺品，就让妹妹给她“还价”、“杀价”。每逢这时，她也很高兴，有时为几十元的东西去“杀价”，有时几万元的东西又“一口价”而不动声色，这就是这位大小姐的风格。

袁家英不仅气质高雅、雍容华贵，学识和谈吐也都不同一般。她很有分析能力，很有政治头脑，对国内外的大局大事，虽不多说，但都有自己的思考。比如三十多年后重游颐和园，她感慨地说，颐和园其实也算是慈禧留给后人的杰作，当年如果给她做寿的经费都建海军的话，也就没有今天平民畅游的颐和园了。袁家英话语不多，很文静，但说话时，汉语、英语夹杂，可能习惯了，尤其常引经据典。袁家英的中文，尤其古文的底子很好，当年在天津未出嫁时，曾有专门的秀才老师教授唐诗宋词、“红楼”“三国”、孔孟经典，对这些她都很熟悉。所以她比较喜欢与袁家宸、袁家芯畅聊古今中外，尤其爱和大哥袁家宸聊天。袁家英的修养还表现在她的善解人意、通情达理上，绝对不会让人当面难堪、下不来台，这方面的修养，她尤高于她的兄妹。

袁家英2001年回国探亲时，参观杨柳青石家大院并在接待室题字“杨柳青宝地”。右立者为袁家芯。（袁家芯提供）

2003年，袁家英八十寿诞与女儿李菲菲（左一）和三个儿子李立杨（后左一）、李立恩（后中）、李立林（右一）合影于美国。（李菲菲提供）

袁家英爱好戏曲，特别喜欢京剧。她对京剧很内行，唱、念、做、打都能评价，对京剧的风格、唱腔都有深入的认识。凡是名角来津演出，她必买前排的座位让妹妹们陪她看戏，而且不仅天津的中国大戏院凡有好戏必到，也常去北京看戏。例如北京的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名家名剧，她就请妹妹袁家芯陪她去北京，住在长安大戏院附近的北京市政协宾馆，白天吃北京的名菜馆，晚上去看戏，在北京玩几天，再回天津。袁家英也喜欢评剧名角的演出，尤其名剧目，如《杨三姐告状》、《花为媒》，但必须是名角演出。高昂悲壮的河北梆子也是袁家英喜欢的剧种，但显然不像对京剧那样着迷，据说她奶奶五夫人和父亲袁克桓就很喜欢河北梆子。此外，袁家英也喜欢其他曲艺如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等等，像小彩舞（骆玉笙）的《剑阁闻铃》和《红梅阁》，周总理曾经把《剑阁闻铃》、《红梅阁》称为国粹。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民盟天津市委委员的籍薇是位梅花大鼓演员，袁家英来津，好几次去观赏她的演出，籍薇还曾专请袁家英看自己的演出，籍薇说她的母亲是曹锟的孙女，还是袁家英在耀华学校的同班同学。

在袁世凯孙辈中，袁家英是目前在世的最年长的一位，也是唯一没有经历过国内改造、没有“脱胎换骨”的一位。她生长于民国时期，她的气质、她的风范最本真地保持了中国传统的一面。虽然已在海外生活了六十多年，早已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但她的中国心中国情却一直没有改变。这次笔者越洋采访时，袁家英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希望来中国再过一个春节，当然，要看身体情况而定。她仍然有许许多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和经历、细节和点滴，童年的，青年的，中年的和老年的。

注　释

[1]
李立杨的诗由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翻译，《我请我妈妈唱歌》、《清晨》、《礼物》和《独自进餐》的译文均采自《美洲译诗文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蔡天新教授曾于1994年在美国芝加哥见到李立杨，并给笔者寄来了他的一篇散文《会见美国诗人》。

[2]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29页。

第八章　袁克桓次女袁家苮

袁家苮是袁克桓和陈徵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不久即过继给袁克桓如夫人孙氏，于是袁家苮拥有了两个母亲的爱。她早年就读于津沽大学，是财会系高材生，热衷演话剧；毕业后分配至天津第一航道局，与工农打成一片，屈伸自如；退休后定居美国,并周游世界。

两个母亲的爱

按照中国传统的婚礼习俗，炕头、被中常常藏有核桃、红枣、筷子和花生，核桃象征和和美美，红枣、筷子象征早生贵子，而花生则是“花着生”，意思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隔着花地生。陈徵的生育就是如愿以偿，前面都是“花着生”——袁家宸（男）、袁家荠（女）、袁家卫（男）、袁家英（女），但没想到的是后面接连出生的是四位千金——袁家苮、袁家蕖、袁家菽和袁家芯。

袁家苮真是个幸运儿，生于1926年阴历四月十二，这一天也正是陈徵的生日。想一想，与母亲同一天生日的感觉该有多么好啊！从此以后的年年生日，袁家苮是不需要请客的，干受礼，因为凡请客都是由她母亲出面，场面总是隆重热闹，凡是亲朋好友包括兄弟姊妹送的寿礼，陈徵当然一份，也有袁家苮一份。袁家苮的哥哥和姐妹们常说她最合算，只收礼不请客。随着袁家苮一年一年地长大，她渐渐懂得了人之常情，常常说：“我不能与娘争着请客，大家的贺礼谢谢了，有情后补。”

袁克桓娶了一位如夫人孙氏，孙氏是苏州的名妓，长得十分漂亮，是典型的南方女子，后来从苏州到了天津，相当红，小名叫“小暖暖”。据说当时有三个人争着想把孙氏娶回家，此三人何许人也？毫无疑问，一定是有财有势的人：袁世凯六公子袁克桓、清末大太监小德张，还有一名姓王的富豪。这是后来“小暖暖”亲口告诉袁克桓的五女儿袁家芯的。

当时还是五夫人杨氏管家，袁克桓尚未独立，他自己手中可支配的活钱并不多。大太监小德张与袁克桓是把兄弟，小德张比袁克桓能支配的钱更多，他后来是替袁克桓去追“小暖暖”，并让她嫁给袁克桓。孙氏让小德张传话给袁克桓，条件是让袁克桓对孙氏许愿，要把孙氏作为大夫人娶回家，而且是八抬大轿迎进袁府。小德张又替袁克桓传话给“小暖暖”，只要她嫁给袁克桓，什么都可以答应。开始孙氏不信，非让袁克桓立个字据，于是袁克桓就给她立了字据：一，八抬大轿迎进袁府；二，作为大夫人娶回家。孙氏就将此字据放入自己的保险柜中，并答应嫁给袁克桓，回绝了其他人。到了迎娶这一天，孙氏等着八抬大轿来迎娶她，却见前来迎接的只是几辆马车，还没有等孙氏反应过来，马车已经把她拉到了袁府。孙氏是经过五夫人杨氏特许娶进门做袁克桓姨太太的，按照规矩，孙氏进袁家，不能进大门，只能从侧门进。进了袁府，先是拜见五夫人，然后拜见大太太陈徵，只见陈徵正襟危坐，很神气地穿了一件银灰色的皮坎肩，孙氏恭恭敬敬地给她叩头行礼。孙氏毕竟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到了这个地步看到这样的场面，也只好很知趣地按部就班进行下去。孙氏就这样进了袁家大门。袁克桓的五女儿袁家芯很好奇地问孙氏：那我父亲给你写的字条到哪儿去了？孙氏说：当她打开保险柜一看，发现那字条早就没有了。这是孙氏亲口对袁家芯讲的，究竟是真的，还是孙氏所编织，为自己找面子，也就不得而知了。

1938年，陈徵、孙氏、袁家蕖、袁家菽和袁家芯合影。（袁家芯提供）

对于孙氏来说，逢年过节是她最不喜欢的日子，常称病不出，因为每到年节，正夫人都是穿红裙外褂，但姨太太只能穿粉红色衣服，等级森严。大夫人陈徵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世，但孙氏就是生不出来，于是在袁家苮出生后不久，袁克桓与陈徵商量决定把袁家苮过继给孙氏作为她的女儿。为此，袁家苮称呼孙氏为妈妈，称呼自己的亲生母亲陈徵为娘。孙氏因无生育，对过继给自己的女儿袁家苮非常宠爱，袁家苮在孙氏这里享受独生女的待遇，可在陈徵那边仍是二小姐，其他女儿一切应得的她也一点都不少。

孙氏人品不错，袁克桓待她也不薄。袁克桓一生中，把大部分钱财都投入实业、购股票，很少购房产，但却为孙氏在北京购得后海板桥头条一座私宅,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1952年这一段时期，孙氏都住在这里。这是一座气派的宅院，既有中式四合院的风格，又有西式庭院的特点，有一个汽车可以进出的花园，花园中有汽车专用道，还有车库。家中配有一辆小轿车，是中型福特车，比天津陈徵家里的车小些。每到暑假，大家就到北京，住进袁克桓在北京为孙氏买的房子，袁家苮当然也乐此不疲地接待亲姐妹的吃住。

袁家苮的妹妹袁家芯凭着记忆画了一张六十多年前板桥头条的住宅平面图，甚至标出了高墙、庭院、车库、过道、客厅和厕所，孙氏的卧室，佣人的住处，还有她曾经住过的房间，可见这个房子给袁家的姐妹带来了很多特殊的记忆。

因为要撰写此书，想证实一下，也因为对这个神秘的房子十分好奇，笔者找到了在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大街积水潭医院北面的一条比较窄小的胡同，就是板桥头条。

我在板桥头条来来回回走了几遍，哪一个门能开得进汽车？哪一个庭院又停得下汽车？如何找回民国时期的场景？一位路边热心的民工把我引到板桥头条二号大门口，胡同在这里赫然开阔了，右边百来米能够看得到西海，是北京西城区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是一个高档餐饮茶馆会所。因为是午后，大门紧闭，我按门铃，一位年轻姑娘开门，说明来意，我以为会遭到拒绝，没想到，小姑娘热情接待，既介绍又带着参观。她讲的都是1952年以后这个庭院发生的故事，而我是为1952年以前发生的故事而来。时间、故事、人物、场景对接上了，这所宅院必定无疑是袁家姐妹心目中的板桥头条了。我静静坐下来喝一壶铁观音，午后的斜阳洒在静静的庭院，古藤幽木，几只看上去羽毛特殊的小鸟在攀枝啄叶，两只大狗闲庭信步，让人顿生恍若隔世之感。

袁家的金枝玉叶们对于这个宅院有难忘的记忆：院子后面有一堵高高的围墙，墙外是当年拍电影的摄影棚。孙氏的仆人常登上梯子去看拍电影的场景。当袁家苮得知旁边是电影拍摄场，也很想去参观。每到暑假，袁克桓的几位千金小姐来度假，孙氏的管家就给也住在板桥头条的电影导演及其太太送礼品，并专程拜访电影导演，这样几位袁家小姐都被特许观看拍电影。她们非常喜欢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燕燕，陈燕燕也曾是张爱玲最喜欢的女演员之一。1932年，蔡楚生导演的《南国之春》，陈燕燕首次出演女一号。这是一出描写情人苦恋的悲剧，女主人公抑郁而亡。因为是无声电影，陈燕燕惹人怜爱的形象配合悲情表演更是无声胜有声，获得“美丽的小鸟”、“南国乳燕”的美誉。袁家的小姐们说素面的陈燕燕比电影中还好看，她们也看到了同在现场拍摄的男演员刘琼、谢添等。这也影响了两位袁家小姐日后演话剧的爱好。孙氏很喜欢结交京剧、越剧界的朋友，出手也很大方，很受演员们的欢迎，有的名演员拜她为“干妈”。因此，袁家苮也就与她们交往很密切，经常请这些名角到家中聚会，在自家花园和客厅中排戏。

每当夏天，袁家的小姐们到板桥头条的家中避暑，孙氏也很欢迎孩子们过来。这个庭院真是避暑的好地方，古木参天，葱郁阴凉，离西海也就是百步之遥。姐妹们最喜欢的是每当车开到大门口，往右是一个斜坡，兴高采烈往上冲的感觉真好。白天，袁家苮就让司机开着轿车带大家到颐和园等名胜去玩。袁家苮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三位妹妹，加上常与她一起去玩的还有袁家蕖的未婚夫陈伯勇，所以这辆小轿车常有六位年轻人挤在一起。有一次去颐和园，陈伯勇带了一副扑克牌，到了颐和园，大家打了一通扑克牌，傍晚时才回过味来，风景没看，花园没逛，跑这里只是打扑克牌。

财会高材生热衷演话剧

袁家苮比袁家英小三岁，从小与袁家英为伴，受家庭教师的教导，古文功底很好，汉字也写得很好。袁家苮非常聪明，对数字十分敏感，记忆力也很好，这也为她日后的发展走向打下了基础。

袁家苮小学与中学都就读于天津的贵族学校——耀华学校。她很用功，成绩也优秀。大学上的是津沽大学，是天津的名校，法式风情建筑，早期叫“天津工商大学”，煌煌北国望学府，巍巍工商独称尊，被称为“东方康奈尔”。从1938年国民政府将其改名为“天津工商学院”，到1948年又改为“私立津沽大学”，这所大学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抗战期间，不少名门后裔转到这所位于英租界的学校就读。学校又大量吸纳专家、学者，比如侯仁之、齐思和、翁独健、袁贤能、胡继瑗等知名教授、学者，该校一时名流云集，声名鹊起，成为津门最有吸引力的高校。袁家苮读的专业是财会，大哥袁家宸也曾在这里读书。抗战胜利后，父亲袁克桓正筹划建设中国水泥托拉斯，在全国不少地方建厂，袁克桓让其大儿子袁家宸、二儿子袁家卫赴美学习经济，大女儿袁家英嫁到金融巨头和茶叶富商李肃然家，二女儿袁家苮在津沽大学读财会，都是围绕着工商和经济的方向。

津沽大学是法国天主教会为传教而建立的学校，袁家苮在津沽上大学时，学校的神职人员管理特别严格，主要是注意有无过于激进的进步学生，对袁家苮这样的富家小姐则给予照顾。当时袁家苮的家位于睦南道与河北路交叉口，离津沽大学走路也就五分钟的路程，但袁家苮非要住校，学校的神职人员就单拨出一间房屋归袁家苮住，于是袁家苮让她的同学周秀玲与她同住，因此这里也常是一些大学生聚集的地方。袁家苮很聪明，念书不费劲，她不求考第一，但也不差，喜欢与同学聚会。这时的袁家苮过了二十岁，长得也很漂亮，所以当时在津沽大学，袁家苮有不少崇拜者、追求者。袁家苮的堂姐夫在空军中任高官，堂姐袁家祉给她介绍认识了一位空军的飞行员，他热恋着袁家苮，但不幸在一次飞行表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这对袁家苮的打击很大。自此之后，虽然还有几位袁家苮的大学同学爱恋着她，但袁家苮关闭了感情的心门，不再谈婚论嫁，装束上也渐渐趋于男性，这是人的感情经过大喜大悲或者大起大落后的空灵超脱。

袁家苮从此就变了一个人，交的都是女性朋友，尤其喜欢结交梨园界的朋友，有京津京剧界的名角，也有上海越剧界的名角，她喜欢请客送礼，并多次到上海与她们聚会。即使后来到了美国定居，每年回国，她都在上海或北京住一段时间，与她们交往。这些梨园界的朋友，也很尊敬她，甚至崇拜她，觉得她性格豪爽、大气，出手大方，又是名门之后，更是对她高看一筹。袁家苮不仅喜欢与她们交友，也很喜欢看京剧、越剧、听曲艺，尤其是梅花大鼓、京韵大鼓。袁克桓的儿女，除了袁家菽是洋派，喜欢听西洋音乐外，其余几位都很喜欢这些民族艺术。

袁家苮在上大学期间，天津盛行话剧，出生于天津的曹禺此前已写出《日出》、《雷雨》等著名的话剧剧本。袁家苮热衷排演话剧，不过这也是只有富家子女才能涉足的喜好，因为不仅仅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家里还得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才行。她们排练的都是名剧，如曹禺的《日出》、《雷雨》和巴金的《家》，请的导演是后来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和导演的卫禹平（原名潘祖训）。卫禹平幼时在天津读小学，论年龄，卫禹平比袁家苮大六岁，而卫禹平的父亲潘大夫恰为袁克桓家的家庭医生，有这样的关系和交情，话剧排练起来也就顺利得多了。演员中也有后来成为明星演员的印质明，当年也是耀华高中话剧社的积极分子。印质明与袁家苮既是耀华高中的同学，后又在同一个大学——天津津沽大学，读的是工厂管理系。印质明常常到袁家，特别喜欢吃袁家王厨子做的红烧肉。印质明酷爱戏剧，深受莫里哀、莎士比亚的戏剧及斯坦尼的戏剧理论影响，后来干脆从津沽大学工厂管理系肄业，弃学从艺了。1953年，他在文化部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结业，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而袁家苮也有弃学从艺的念头，不过被父亲袁克桓阻止了，他认为演这样的“文明戏”不能成为终生的职业。

1951年，天津睦南道袁克桓家小洋楼的饭厅中，袁家苮等与越剧演员合影。后排右起：袁家苮、袁家芯、严文乙（教育家严修的重孙女）；前排为李立中（右一）和几位天津、上海越剧界的著名演员。（袁家芯提供）

当时袁家苮扮演的角色有《雷雨》中的繁漪、《日出》中的陈白露，在《家》中她则反串高觉民。袁家蕖的男朋友陈伯勇出演《日出》中的方达生，袁家蕖出演《日出》中的翠喜，演出地点为当时罗斯福路（后来称为和平路）的美琦戏院。美琦戏院在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剧场。剧中道具、服装，有不少是这些富家子弟从自己家中带来或借来的，连陈徵的旗袍和首饰也用上了，有一个学生干脆把家里的祖宗牌也偷偷拿来了。他们把演出的门票钱捐献出来，作为慈善之用。演出时，常常请许多社会名流、学生家长捧场，所以这些活动也成为当时上流社会的一大流行话题。

“四清运动”与豪门千金

天津解放后，袁家苮也从津沽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了中央在津直属单位第一航道局，担任财务会计人员。她在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穿戴上完全与普通老百姓一样，工作上勤勤恳恳、早来晚走，非常认真，对同事、领导毫无大小姐架子，人缘也好，所以单位每年评先进、选模范，大家都公推袁家苮，真是一点也看不出袁家苮是从贵族家庭出来的大小姐。1957年“反右”斗争中，袁家苮也没有任何越位的言论，1950年代的历次运动都没她的事，是航道局中公认的业务上的骨干，工作上的先进模范，这对袁家苮这样的大小姐，可真是不容易。袁家苮真是一心一意想改造自己，成为普通工人阶级的一名知识分子。

1952年后，袁克桓的家从睦南道搬到了大理道，到了1958年，又搬进了马场道。因为袁家苮没结婚，家里的小洋楼中，至少有一间是袁家苮自己独住的房间。每天下班，袁家苮回到家后，很喜欢布置和收拾房间，豪华中有雅气。她居家时常常穿一套长睡衣，脚穿一双圆口布鞋。她喜欢看书、打牌、交友，但都是女朋友。袁家苮有个习惯，只要出门，除上班外，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是新衣，连那个年代曾流行的布鞋即使鞋底是白色的，袁家苮都是一尘不染，与在工作单位的装束完全是两个人。这也是袁克桓几位千金的共同习惯。其实，在现代生活中，到了工作单位穿工作服、穿制服，回到家中换随意服装，社交时换体面服装，无可非议，再正常不过。但那个年代，弄不好会被说成是伪装，是两面派。

袁家在睦南道、大理道、马场道的家里经常开舞会，袁家厨师的菜做得很讲究，既有宫廷菜，又有西餐西点。袁家的卫浴设施也很好，厕所用的水盆都有喷水温度调节器。袁家几个兄弟姐妹的朋友都是共交共处，母亲陈徵的脾气好，亦喜热闹，所以儿女的朋友到了袁家很放松，在袁家吃饭、聊天、跳舞、听音乐、打牌、洗澡，还有不少保姆、听差、厨师伺候，所以到了周末，袁家常常是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那时的袁氏五姐妹，除了袁家英在国外，其余四姐妹中应数袁家苮最有钱，因为她工作早、工资高，又没结婚，无负担，加之她继承了孙氏留下的一些遗产。所以大家常想让二小姐请客，但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可她一旦请了，好面子、重排场。袁家苮的脾气好、有涵养，大家开她玩笑，她也不急，所以家中孩子们喜欢她，她对孩子们很大方，经常请孩子们吃饭，给孩子买礼物。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四清运动”开始了。“四清”就是去农村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许多干部要下乡搞“四清”，与农民打成一片，口号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能够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说明受到领导信任。袁家苮也多次被派到农村搞“四清运动”，只有到了周六才能回来。袁家苮真不简单，穿着与农村妇女一样的衣裤，拉家常、吃窝头、啃咸菜、吃麦糊粥。农村的孩子与袁家苮的关系也很好，追着她玩，袁家苮也逗他们玩，农村孩子的鼻涕流在粥里，为了不浪费，袁家苮当着众人面，一口喝下去。当时的袁家苮真的是从灵魂深处迎接“革命”，努力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深得农民尤其是“四清”工作队的好评。对这一切，她在家人面前从无怨言，还常把在农村见到的事情讲给大家听，讲得很轻松。到了周末，回到了自己家的小洋楼中，袁家苮就彻底改头换面，过着二小姐的生活。据袁家苮的妹妹介绍，有一次，好像是过年期间，袁家苮所在的“四清”工作队的一位干部，不知怎么找到了袁家苮的家看她，一看袁家苮家里的状态，吓了一跳，用天津土话脱口而出——“你在家的生活，真是小皇上”，很是惊讶，反过来又一想，“你家里的生活条件那么好，你居然在农村能做得那样出色，真是不可想象”，袁家苮的形象反而在“四清”干部中得到提升。

袁家苮布置房间在家里是很有名的。袁家苮的妹妹袁家芯介绍说，1963年袁家芯与柏均和结婚，新房设在柏均和自家院房内，布置房间自然是柏家的头等大事，而作为娘家，陈徵对自己最小的女儿出嫁也是格外重视，在家里油漆粉刷，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资本家哪敢大办喜事？尤其在1963年，天津出了个“蒋树璋事件”，到处都是打击资本家气焰的舆论，大资本家们更不敢太张扬。陈徵也只是偷偷装饰房间，但袁家苮心气却是很高，把自己的房间不仅彻底油漆粉刷，连地板都重新油过，花了不少钱，自己也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准备了新衣服，惹得袁家苮的妹妹们开玩笑说：“二姐，是你结婚还是五妹结婚？” 袁家苮就喜欢这样，把屋子布置得很舒适、很漂亮。

1959年，袁家苮与家人在一起。母亲陈徵坐在前面，站立者左起依次为袁家芯、袁家宸、袁家蕖和袁家苮。（袁弘淑提供）

袁家苮在航道局的工作勤勤恳恳，屡次被评为先进和模范，正当她决心改造自己，与工农打成一片的时候，1966年“文革”这场灾难来临了。由于袁家苮继承了两方家产，家中物品多，自己住的房子放不下，不少东西就存在自己的一些朋友家中，但“文革”一来，不仅自己倒霉，连着朋友的家也一起被抄。袁家苮进了劳改队、学习班，不许回家。袁家苮因为人缘好，在工作单位并没遭太大的迫害，而且她的单位没有红卫兵学生的造反。后来她的单位又迁到塘沽，离天津市区远，那时天津到塘沽交通不方便，常见袁家苮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制服，穿双黑布鞋，提着一个破书包，游走多家，哪里风声松就住哪里，有时在单位住，有时在朋友家住，有时住三妹袁家蕖家，有时住五妹袁家芯家，即便如此，也没看见她愁眉苦脸，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生活本来就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和动荡因素，而袁家苮以闲适的姿态去行走，屈伸自如，或许能让自己在生活中处于一种主导地位。此时的袁家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一种历经大动荡之后的平和。

定居美国周游世界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袁家苮年届五十五岁，按当时的规定，已到了退休年龄，袁家苮得到在美国的姐姐、堂兄和堂姐即袁家英、袁家骝、袁家祉等人的帮助，获准去了美国，定居在芝加哥。在袁家英的大力支持下，袁家苮在美国有了安定的生活。袁家苮很聪明，有财会学历和资历，对数字很敏感，加之她做什么事都是勤勤恳恳、认认真真，能吃苦耐劳，因此她在美国的那些年，工作同样很好，稳定而受欢迎。她一直生活在芝加哥，生活也很安逸。

袁家苮一生，潇洒、大方、大气，工作归工作，一丝不苟，玩归玩，玩得也很尽兴。她到美国没几年就获得了绿卡，后又入了籍。从1990年代初，袁家苮就利用假期周游美国各大城市，也去了世界许多地方，曾多次去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日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足迹踏遍欧洲、亚洲、美洲几个大洲，当然也经常回中国大陆探亲访友。袁家苮回国与袁家英回国的安排不一样，袁家英是探亲，住在天津袁家芯家，一住常是半年，而袁家苮常是在北京租一个单元房住一段时间，吃馆子，看京剧，会梨园朋友。在天津也是租一个单元或是包宾馆一个套间，住一段时间，会见亲友。到了上海也是如此，租一个单元或小别墅，常是带着天津的亲属，包括自己的妹妹和侄女一起旅游。袁家芯、袁弘淑、袁弘芬等都曾与她一起去南方游览。在上海，她必见越剧界的一些名角朋友。袁家苮每次回国，尤其到了天津，都会不论辈分给每位亲友一人一份礼物，常根据各人的兴趣、爱好，在芝加哥采购带回中国送给每位亲友。袁家苮送的礼物都很重，也很受大家的喜欢，因为袁家苮对每个人的兴趣、爱好都很清楚，又很上心，也舍得花钱，所以她一来，尤其孩子们都喜欢围着她转。袁家苮多次回国，都喜欢在天津过自己的生日，在酒家设几桌宴席，把所有的晚辈都请到，所以每次她回国，常是袁家大聚会的机会，非常热闹，袁家苮也很高兴，当然也花费不少。

袁家苮与李立中，1980年摄于天津。（袁家苮提供）

袁家苮每次回国，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跳舞。在天津，她喜欢和亲朋好友跳交际舞，在天津市政协俱乐部，当奏起爵士舞曲时，她情不自禁跳起舞，无论是女步还是男步，她都擅长，而且伦巴、探戈都跳得很熟练，舞步更是老练，一看就是经过特别训练的。袁家苮年轻时与大姐袁家英在家里有专门的交际舞老师教舞。到了上海，她还喜欢去原百乐门的舞厅去跳舞。回天津探亲时，她也喜欢和家人打麻将，而且技艺很高，所以她赢得多、输得少，家里人常说：到底是学财会的，脑子好。现在袁家苮已八十六岁高龄，还想要再次回中国探亲旅游，当她知道本书即将出版时，还表达了这个愿望。

袁家苮结交的朋友中，也有一些名门之后，如北京雍鼎臣的女儿，如严修的重孙女等等，这些人也先后到了美国，继续与袁家苮交往。

袁家苮一生没结婚，她把朋友的情谊看得高于一切，有朋友就有快乐。当然朋友也都敬重她，愿意为她排忧解难。

第九章　袁克桓三女袁家蕖和丈夫陈伯勇

袁家蕖是袁克桓和陈徵的第三个女儿，从小得到五夫人杨氏的宠爱。她早年就读于北平市名校辅仁大学家政系，后来却做了数学老师。袁家蕖和陈伯勇在1950年代初结婚，两人都是中学的数学老师，有共同的爱好和情趣，他们相持相扶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岁月。袁家蕖在“文革”中所遭遇到的不幸，比其他几个姐妹的痛楚深一些，而她为人处世的率性和耿直，也诠释了“性格决定命运”。1970年代末，袁家蕖全家移居美国，现在美国安度晚年。她和陈伯勇有三个儿子：陈湛、陈澍和陈治。

奶奶的宠儿

袁家蕖生于1930年的农历六月十五，这个日子是五夫人杨氏生日的前一天，全家上上下下都忙碌准备着杨氏的寿诞庆典，陈徵在这一天诞下袁家蕖就是给她婆婆最好的礼物，于是，袁家蕖的生日在袁家也就显得特别有意义。蕖，就是荷花，六月，是荷花绽放的季节，杜甫有诗曰“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荷花的品性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其行不俗，率性而为，其心长乐。

陈徵真是一个有福气的母亲，前面四个孩子是儿子和女儿“花”着生（即男女相间），后面接连的四个女儿的生日既有巧合也是缘分：二女袁家苮与陈徵是同一天生日，三女袁家蕖出生于五夫人杨氏生日前夕，四女袁家菽是早亡姐姐袁家荠十二年的轮回，五女袁家芯又是与五夫人杨氏同一天生日，在这个大家庭里，光是每个人的生日就已经热闹非凡。袁家蕖七岁时，即1937年五夫人杨氏病逝前，每逢她过生日都是和她奶奶的生日一起过。由于袁家蕖的出生如同是献给五夫人杨氏的礼物，当然深得杨氏的欢喜与疼爱，闲暇时常常带着这位孙女出行，包括去北京、北戴河等地，不少时候甚至只带她一个人去玩。比如卢沟桥事变时，当时五夫人杨氏正带着袁家蕖在颐和园内的画中游休养，可见袁家蕖在五夫人杨氏心中的位置，当然这也助长了袁家蕖的大小姐脾气。后来袁家蕖每每回忆起她童年的经历，总是不无自豪地说奶奶最喜欢的就是自己，其他姐妹的记忆中都是惧怕她们的奶奶，只有袁家蕖例外。

1976年“文革”中袁家蕖一家的全家福，后排为陈澍（左）、陈治（中）、陈湛（右）。（袁家蕖提供）

袁家蕖率性而为的性格，据袁家人说是受到了她奶娘的影响，她的奶娘能说会道，脾气也很急，从小就教袁家蕖不要吃亏，而且喜怒全挂在脸上，反过来说，五夫人杨氏喜欢袁家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这位强势奶娘的影响。杨氏每年夏天都要去北戴河避暑，以她在家中的威望，说带谁去就带谁，说不让谁去就不让谁去，一般情况下，杨氏发令，谁敢不听？袁家菽、袁家芯两人有一次因为淘气惹事，杨氏就不让她们去北戴河，袁家菽、袁家芯只好乖乖地从北京返回天津，不敢声张。但袁家蕖则不一样，有一次杨氏没让她去北戴河，她就给在北京的杨氏打电话，又哭又闹，最后弄得杨氏实在没办法就只好让她去北戴河了。另外，袁家蕖小时候常与两个哥哥袁家宸、袁家卫的同学和朋友一起玩，她也爱撒娇，累了就说自己走不动了，这些哥哥们就将她的两个胳膊一挎，双脚离地，她感觉飞离了地面就非常开心，所以，袁家蕖从小就很受宠，她甚至自己宠自己，很任性。袁家人喜欢幽默、习惯开玩笑，尤其是袁家宸，作为大哥，他可以开二妹袁家苮、四妹袁家菽、五妹袁家芯的玩笑，但唯独不敢对三妹袁家蕖开玩笑。因为如果袁家蕖急了，就会对她大哥家宸说：“你是把你的快乐建筑在我痛苦之上。”也由于袁家蕖的急脾气，家里人都知道，千万别去逗这位三小姐。大家也都知道其实袁家蕖的心眼很好，最富同情心，对人很真诚，所以说她是难得本色的袁家三小姐。

也许没有像其他姐妹一样经过家塾教师的严格管教以及汉语的规范训练，也是袁家蕖个性比较自由、率性而为的另一个因素。据妹妹袁家菽和袁家芯回忆她们的三姐趣事：

那时父亲虽然很忙，但是对于每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单还是很认真地看，及格就给予奖励六十元。不及格的成绩单老师是用红笔写分数，我们那时叫做挂红灯。有一天，我们看到父亲很生气地围着桌子在追打三姐，原来三姐惧怕父亲的威严，于是把一门不合格的成绩红色分数改成蓝色为及格，可是毕竟是小孩子，改的痕迹太明显，露了马脚。

那时富家子弟喜欢当票友，年龄大一点的喜欢票京剧；到了抗战胜利后，就开始喜欢票话剧，当时话剧代表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时尚。袁家蕖有文艺才华，她的演技也许不乏天分，她曾出演话剧《家》中的陈姨太、《日出》中的翠喜；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陈伯勇演《日出》中的方达生，袁家苮则出演陈白露。袁家人都认为，袁家蕖演戏很投入，演技也不错。

最后的辅仁大学家政系学生

袁家蕖是袁克桓五个女儿中个子长得最高的，看上去很帅，风度也很好。她和哥哥姐姐一样，小学和中学都在天津的耀华学校度过的。当她上耀华小学时，恰逢1937年抗战开始，当她升到耀华高中时，抗战已经胜利，正好结识了她的同学陈伯勇，也就是此后与她相伴一生的丈夫。他们俩称得上是情趣相投、志同道合。那时陈伯勇常到袁家去玩，跟袁家蕖的哥哥姐妹也都很熟。陈伯勇很喜欢运动，是个运动员，袁家蕖的妹妹们记得最清楚的是陈伯勇喜欢给她们表演拿大顶。陈伯勇的家庭背景是官银号的总办，有土地及房产，在北戴河有别墅，家里大部分产业在东北。

高中毕业后，袁家蕖考上了北平市名校辅仁大学，选的是家政系。辅仁大学的家政系在当年也是屈指可数的，家政系是传授家政管理的艺术和生活的科学。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赋予家政管理艺术以崇高地位，认为它与政治或王道的艺术几无二致，且并不次于将兵之道。家政管理的目的应是增加财富，而不仅仅是专门培养阔太太的专业。除了家政学以外，学习的科目还有教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卫生学等等。但袁家蕖没能修完四年的课程，因为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进入了新社会，时代的变迁使得人人争做社会的普通一员，已不是学家政当阔太太的年代了，且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大高校院系调整，原辅仁大学“家政学系”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这样，家政系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袁家蕖未能在辅仁大学家政系毕业。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袁家蕖去陈伯勇在东北的老家与之结婚，不久他们又返回天津。那个年代最适合富家知识子弟从事的职业，莫过于当一名教师，因为建国初期，文盲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平均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农村人口中的文盲，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毛泽东说：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于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旨在提高农民识字能力的扫盲运动，这个运动伴随着“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两次高潮，号召“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使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加入到扫盲教师队伍里”

[1]

。像袁家这样的一些富有家庭的子弟，认为教人读书识字是为人民服务，是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因而把当一名教师看成是一项光荣的工作。

从1952年开始，全国的中小学校都改为公立学校。如果我们统计一下，袁克桓的女儿、女婿中竟有七位是从事教育或曾经从事过教育工作的，即：大女婿李国元当过大学校长，大儿子袁家宸是天津实验中学英语和化学老师，大儿媳王家瑢是天津第十二中学的地理老师，三女儿袁家蕖是天津市第三十四中学数学老师，三女婿陈伯勇是天津实验中学数学老师，五女儿袁家芯和丈夫柏均和都是天津第一中学的数学老师。陈伯勇在天津实验中学教数学，有口皆碑，尤其是他专攻高中三角数学，很受学生欢迎，教育界和学校里称他为“陈三角”。1957年，袁家芯在天津师范学院数学系本科毕业前，曾到实验中学实习几个月，其指导老师就是陈伯勇，姐夫做小姨子的指导老师。陈伯勇曾说，袁家芯在实习期间就很出色，后来分到天津一中，果然也成了一名优秀的数学老师。这样，袁家就有三对夫妇选择中学老师作为自己的职业。从当时社会讲究出身论和家庭成分的背景来看，他们的职业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袁家蕖在天津第三十四中学教数学，工作很认真，教学效果也很好。几十年后，当年袁家蕖教过的一些学生，回忆起袁家蕖老师在学校是引人注目的老师，她上课时严格管理学生，课讲得明白透彻，从不拖堂，效率很高，课后对学生也很关心，学生有困难时，她都是鼎力相助，很富同情心和责任心。学生们说那时学校里都知道她是袁世凯的孙女，当时许多人买不起自行车，大部分老师要么步行，要么乘公交，即使有能力购买自行车的，也需要凭购物票买国产的飞鸽牌或凤凰牌，而袁家蕖每天骑着一辆高高的英国凤头牌女式自行车，在学生眼中就有不一样的神采和风度。

夫妻比翼

袁家蕖和陈伯勇，有相同的职业，也有共同的情趣和爱好。

两人都酷爱京剧，那时天津的中国大戏院和第一工人文化宫常有大型演出，凡有名角演出，尤其是北京来的名角，他们都是座上客，前来捧场。他俩也很喜欢大鼓，如小彩舞（骆玉笙）的京韵大鼓《红梅阁》和《剑阁闻铃》。到了1960年代，他们专门购买了电唱机和唱片，将大鼓词抄下来，边听边品味。袁家蕖也像她父亲袁克桓一样，喜欢听河北梆子，喜欢那高昂激荡的唱腔。此外，他们也喜欢奥地利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喜欢那时候的女高音歌唱家刘淑芳演唱的《西波涅》、《鸽子》等名曲。跳舞也是他们的共同乐趣，袁家蕖的舞跳得很好，舞姿也很帅气。

1950年代初，袁家蕖喜欢穿旗袍，也许因为她身材高挑，穿起旗袍来很好看。到了1960年代，忽然时兴的确良衣料，而且价格不菲，袁家蕖和陈伯勇每人做了不止一套，并且讲究颜色和式样，据他们说是照着画报上的图片，自己设计，然后找裁缝专门制作的。

袁家蕖毕竟是学过家政学的，陈伯勇也深受她的影响，两人喜欢布置房间，袁家蕖的家具都是结婚时的陪嫁，比较讲究。袁家人都知道，这袁三小姐有一个习惯，她的家每隔一个月，就要重新布置房间和调动家具，客厅、卧房都布置得很雅致。所以她的哥哥、姐姐和妹妹每到她家做客，就会发现她家的家具位置必与上次不一样，这也是袁家蕖生活中的一种情趣。

1991年春节，袁家菽（左一）、袁珣祯（左二，袁世凯第十四女）、袁家蕖和陈伯勇在美国纽约袁珣祯家中。（袁家菽提供）

袁家蕖和陈伯勇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旅游，且不说出国后的情况，即便当初在国内时，每到寒暑假，也是遍游国内名川大山。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天津，全城一片狼藉，房屋倒塌无数，死伤数万人，而且余震不断，是否还有更大的地震也不得而知。当时袁家蕖因为住进了新建的单元房，房屋受损不严重。他俩倒是想得开，将住房交给三个儿子留守，替他们管理一切，自己则买好了火车票南下去上海、杭州等地放心游玩，后来又到了四妹袁家菽工作的南京继续旅行。袁家蕖常说的一句话是：“人不能生来就做苦行僧，能快乐为什么不快乐。”

夫妻二人还有一大爱好，就是体育运动。他俩喜好滑冰，而且滑得都很好。陈伯勇滑跑刀，袁家蕖滑花样刀，为此陈徵专门让裁缝给袁家蕖做了几套冰上呢子衣裙，当她出现在滑冰场时常常十分惹人注意。游泳也是他俩喜欢的运动，除了去天津的英国国际俱乐部的室内游泳池外，也去北戴河游泳。另据袁家菽和袁家芯两人共同回忆，1945年抗战胜利后，袁克桓给她们五姐妹一人一辆美国最新流行的粗轱辘的自行车，既带喇叭又带电灯。家里大门一打开，五姐妹一人一辆自行车骑在马路上，惹得五大道上许多行人驻足观看。袁家蕖和陈伯勇常常骑车郊游，好不风光。

袁家蕖喜欢交结朋友，她的朋友主要是中学、大学的同学以及工作单位里合得来的同事。她经常回母亲陈徵处住，袁家蕖的这些朋友也常去陈徵那里玩，有些还成为袁家姐妹的共同朋友。民国时期五位大总统的后裔，有不少与袁家蕖有交往，例如徐世昌的堂弟徐世章的女儿徐绪龄，是袁家蕖就读耀华中学时的同学，后来往来一直比较密切。每次袁家蕖从美国回天津探亲，也都要看望这些好同学、好朋友。袁家蕖喜欢在家请客招待亲友，陈伯勇亲自下厨做葱油饼，家中常常高朋满座。只可惜袁家蕖与陈伯勇都不大擅长烹饪，有时请人吃饭，连鸡蛋羹也上来了，但大家并不在意饭菜是否可口，而是喜欢袁家蕖的以诚相待，喜欢她的纯真、善良和义气。所以，袁家蕖结交的朋友多是情深谊长。

袁家蕖乐意助人，对穷苦人很是同情。“文革”前，袁家蕖家里的一位保姆，姓杨，家人称她杨大娘，袁家蕖与陈伯勇对这位杨大娘很同情，待她如自己的亲人。“文革”中，袁家蕖还叫自己的孩子经常探望杨大娘，虽然那时袁家蕖自己的家已经被抄，经济状况也很拮据，但袁家蕖依然不断给杨大娘送钱物接济她。1972年，政治氛围宽松了一些，袁家蕖的五妹袁家芯的婆家先期落实了政策，袁家蕖就又把杨大娘介绍到袁家芯家里做事，袁家芯也与袁家蕖一样，仍旧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杨大娘。后来杨大娘年老了，袁家芯仍让她的儿子柏翊去看望杨大娘，给她送钱物，一直到杨大娘病故。

“文革”遭难

1965年，“文革”的前一年，国内政治环境已经越来越紧张了，政治运动也由农村的“四清运动”转到了城市，开始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股风潮很快蔓延到了学校，当时天津市的一些中学，开始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鼓动学生揭发、批判老师，尤其是针对毕业班的老师。当时天津的团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组织学生背靠背地揭发老师，并且对有各式各样“问题”的老师，采取措施进行审查。这些老师中有严格管理学生的，有出身“不好”的，有各式各样“历史问题”的。而当时天津刚刚建设了一批新的中学，需要大量师资，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结果抽调老师却变成了对“问题老师”的一种惩罚。

1965年7月，袁家蕖突然接到天津三十四中学的通知，将其调出去支援新建的学校，并立即去位于河北区京津桥的原北洋法政学堂（李大钊的母校，李大钊曾在这里学习六年，该校在“文革”中被拆除）集中学习一个月，然后等待统一分配。于是每天早上，袁家蕖6点多钟从家出门，路上骑一个小时自行车到位于法政学堂的天津教师进修学院学习。进了学院，心里也就明白了几分，因为集中在一起的人，一看便知就是“文革”开始进了劳改队的教师，每位教师从早晨一直到晚上6点，要根据每个人的表现，决定分配到哪所学校。最后，袁家蕖于1965年8月被分配到了新建的天津成都道中学任数学教师。按当时相关政策，无论小学升初中还是初中升高中的招生分配方法，都是老学校先将学生挑完、录完，再由新建学校录取学生并兜底。因此，新建学校的生源基础相对差不少，分数也较低，而低分数的学生常常在学习、纪律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难教、难管。袁家蕖的性格是认真、严格，喜怒全在脸上，脾气也急，容易发火，所以到了新学校得罪了不少学生。

在工作中，袁家蕖十分认真，却又缺少耐心，尤其对一些“后进”学生更是如此。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学校总还有一定的纪律和师道尊严，但“文化大革命”一来，红卫兵小将“造反”了，可以随便谩骂、侮辱老师，甚至打老师，袁家蕖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1966年6月，当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一贴出，全国的学校都乱了。天津的成都道中学便贴出了大字报“打倒袁世凯孙女袁家蕖”，接着就召开了批斗大会，将袁家蕖的头发剪了，拉到台上批斗，长时间作喷气式弯腰体罚，甚至用大木板打袁家蕖的屁股，直打得发了黑、出了血。从批斗会上下来，袁家蕖直奔马场道她的母亲陈徵家，坐也坐不得，躺也躺不了，只能趴着。袁三小姐哪里受过这种苦，大哭了一场，陈徵此时尚未抄家，急忙差人去起士林给袁家蕖买她最喜欢吃的奶油蛋糕作为安慰。与在天津的哥哥姐妹相比，袁家蕖是“文革”中受到冲击最为严重的一位。

不久，“文革”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而来，袁家蕖的丈夫以及她母亲、兄嫂、妹妹、妹夫，无一幸免，均遭批斗、剃头、挨打，进劳改队。但袁家蕖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一直遭受红卫兵们的人身侮辱，挨打已是家常便饭。成都道中学有个五层楼的建筑，袁家蕖和其他一些老师都进了劳改队，早晚报到，每天打扫五层楼的楼道和厕所，背“毛主席语录”，如因病不来学校，就会被红卫兵从家中揪出来，这时就会被打得更加厉害。

1966年8月，抄家风潮开始。袁家蕖的家被抄了，她家当时是被抄得最狠的，不仅被褥等被抄走了，就连一双鞋子都没给留下，到了冬天天气冷了，一点挡风御寒的东西都没有。袁家蕖的母亲和妹妹都在抄家后将剩下的一些衣物送给她，袁家芯和柏均和就将自己穿的棉袄、被子送给了袁家蕖和陈伯勇，还有一些炊具等等也是大家凑的。袁家蕖当时的生活条件最艰苦，负担也重，因为有三个未成年的儿子。

雪上加霜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各中学突然接到通知，要疏散一批老师到农村，户口也要随之迁移落户到那里。当时袁家宸夫妇、袁家苮、袁家芯夫妇都留在了天津，大家很紧张，不知道这场灾难将落在谁的头上，结果又是袁家蕖和陈伯勇全家被迁到当时的天津西郊区张家窝，住进了农村土坯房，袁家蕖也就离开了天津第三十四中学，陈伯勇也随迁，离开了天津实验中学，三个儿子也都跟着来到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干农活，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

袁家蕖与大儿子、三儿子在美国留影。（袁家蕖提供）

袁家蕖的三个儿子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尤其长子陈湛是天津一中的优等生，三子陈治也是中学的优等生、优秀运动员。但直到“文革”结束，袁家蕖的长子在工地推小车拉砖，次子在一个工厂中磨大理石，小儿子也因出身不好，无法升学，这是袁家蕖在“文革”一结束即申请全家移民美国的直接原因。“性格决定命运”，“文革”是一场大劫难，所有“出身不好”的人几乎无一幸免，而袁家蕖的性格又加重了她在“文革”中遭受到的迫害。袁家蕖为人正直、善良，极富同情心，有自己的见解，追求真理，好打抱不平，做事也很认真，只因不懂装假，不会阳奉阴违，得罪了一些人，就在这场“文革”劫难中受了大罪。后来袁家蕖从美国回中国探亲时说了一句发自心底的话，与母亲陈徵的话一样——“邓小平真伟大”。她说如果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开几年，她也许不会全家移民到异国他乡。

袁家蕖与母亲陈徵在美国留影。（袁家蕖提供）

远走重洋

1977年，“文革”刚结束不久，大地震造成的灾难后遗症仍在继续，袁家蕖带着诸多遗憾，在大姐袁家英等人的帮助下，全家五口移民去美国定居，并获得了批准。当时，袁家蕖和陈伯勇移民出国的决心很大，两个人都辞了职，自己的住房也不要了，几乎没有给自己留一点退路。若干年后，当袁家蕖回到天津探亲，发现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曾感慨地说：如果中国早几年开始改革开放，她的三个儿子说不定都能考上大学，有好的前途，她也可能会改变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但历史和生活中没有“如果”，走不了回头路。

1993年，袁家蕖（右一）、陈伯勇（左一）在美国与袁家骝、吴健雄伉俪合影。（袁家蕖提供）

当年移民美国都要先在香港等待入境美国，袁家蕖全家就到了香港。因为袁家英在香港有一些朋友，再加上他们全家的勤奋，所以在香港的生活还比较安定，其间袁家蕖的小儿子陈治，还被香港邵氏电影公司选中，做了职业电影演员，拍了好几部电影，票房也不错。袁家蕖的二儿子也进了香港一家贸易公司，因工作出色，升职为副总经理，并出入美国、香港、大陆做贸易。袁家蕖全家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后，终于获准进入美国，并全都加入美国国籍。三个儿子在美国奋斗，都有了很好的工作，结了婚,购置了房产，小儿子还曾继续读书，取得了美国大学学历。袁家蕖和陈伯勇，也都有各自的工作，因为袁家蕖年轻时曾学习过会计，所以发挥了这方面的一技之长。

袁家蕖（左）和袁家英在美国留影。（袁家蕖提供）

2005年圣诞节，袁家蕖、陈伯勇与两个孙女在美国休斯顿家中。（袁家芯提供）

在美国的这段时光，袁家蕖与陈伯勇仍是喜欢旅游，只要有时间，他们就到美国的一些著名风景区和加拿大旅游，台湾、东南亚的一些地方也都留下了他们夫妇俩的足迹。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袁家蕖与陈伯勇也曾多次回中国探亲访友。只要袁家蕖一回到国内，回到天津，她所住的袁家芯的家里和电话就热闹了，因为袁家蕖喜欢交友，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同学以及同事、亲友，几乎都要联系，所以家人说袁三小姐是个外交家，常常忙得不亦乐乎。

尽管再回天津已相隔多年，天津变化很大，但袁家蕖仍然认识路，不会走丢，家人说：袁家蕖是属马的，不愧是老马识途。有一次袁家蕖与家人在北京游北海时，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大家忙说：“马失前蹄。”袁家蕖并不着急地说：“别拿老姐姐开玩笑。”这时家里人就知道玩笑不能再往下开了，再开她就急了。袁家蕖就是这样的性格，善良、率真。

可惜到了晚年，袁家蕖的双腿行走困难，究其原因，可能与旅游有关。袁家蕖和陈伯勇同去欧洲旅游，到了法国巴黎，上埃菲尔铁塔，当时就有游客告诉她，年龄较大的人，尤其是从塔上下来，对双腿的压力和伤害是很大的，但袁家蕖并没有理会，她坚持步行下来，玩得很尽兴。回来后，果然腿部严重受损，从此就再也没出远门，更不用说回到中国来探亲了。如今袁家蕖和陈伯勇在美国安度晚年，儿孙满堂，全家三代均在美国定居，享受天伦之乐。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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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峰《进一步开展扫盲工作，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参见1956年11月16日《光明日报》。

第十章　袁克桓四女袁家菽和丈夫诸葛瑞

袁家菽是袁克桓和陈徵的第四个女儿，也是袁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袁家菽于1957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分配至国家建材部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工作八年，主要从事平板玻璃工厂的厂房设计，比如上海耀华玻璃厂石油裂化气站设计等项目。诸葛瑞1952年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原唐山铁道学院建筑工程系建筑学专业，毕业后也分配至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是民用建筑组组长。1959年，袁家菽和诸葛瑞由同事结成伉俪，从此，一个是设计师，一个是规划师，一个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相伴相随五十余年。

1965年，袁家菽调往国家建材部所属的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任工业建筑设计师，其间参与了秦皇岛耀华玻璃厂拉丝车间施工等设计；诸葛瑞在该院担任设计组组长。1982年初袁家菽调到天津市建筑设计院，主要设计项目有：天津河西区政府办公大楼、天津南市食品街、天津南市旅馆街等。诸葛瑞调为天津市规划局详细规划室主任，后任天津市规划院总规划师，负责天津市的总体规划，他主持的天塔地区的规划项目后来发展成为天津十大景区之一，名为“天塔旋云”。

袁家菽198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3年被选为民盟天津市委科技支部组织委员，后又被选为民盟天津市委委员；1985年被增补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又连任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87年底袁家菽赴美定居，诸葛瑞也在退休后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美国有儿女亲情，有天伦之乐，中国有乡情，有割不断的人脉，有熟悉的起居饮食，一家人二十多年来来往往于中美之间。

1979年，袁家菽、诸葛瑞在南京时的全家照，后右为诸葛媛，后左为诸葛青，前中为诸葛群。（袁家菽提供）

袁家菽和诸葛瑞有两个女儿诸葛媛、诸葛青和一个儿子诸葛群。

十二年轮回的猴

俗话说，多子多福。陈徵就是这样一位多子多福的母亲，她的多福，不仅仅因为她生育了诸多子女，而且她生男生女的先后次序也很好，她嫁给袁克桓之后，生下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即袁家宸，是五夫人杨氏的长房长孙，母随子贵，陈徵一下子就奠定了在袁家的地位。第二个生下来的是个女孩，取名袁家荠，属猴，袁克桓非常喜欢她，可惜长到四岁时出麻疹故去了，那时还没有麻疹疫苗，家人都非常难过。此后陈徵又相继生下了儿子袁家卫和女儿袁家英、袁家苮、袁家蕖，并于1932年农历七月初四生下了四女袁家菽，也属猴，与袁家荠正好是相差一轮十二年，长相也酷似袁家荠。家菽回忆说：

我们家，一共七个孩子，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我是倒数第二个，最小的是妹妹。按一般家庭的情况，父母最喜欢的是老大，最疼爱的是最小的一个。我是行四，有点上不上、下不下的感觉，按理说在家里的地位应该一般，可是我父亲特别喜欢我。为什么呢？我的第一个姐姐，属猴的，可在她四岁时因为出麻疹故去了，这种病在当时就是不治之症了。父亲一想起她，就难过极了。十二年后又有了我。父亲觉得我长得特别像大姐，而且也属猴。父亲说：“哦，我明白了，家荠知道我想她，所以她就托家菽来安慰我。”就是因为这个，父亲特别喜欢我。

通往建筑师之路

袁家的子弟都入读当时天津教学设施最好的耀华中学，袁家菽于1939至1946年间就读耀华小学。当她升到初中上历史课时，老师讲到民国史时绕不开袁世凯这位历史人物，班上的同学就回头看她，窃窃私语谈论她、讥笑她，袁家菽的心理压力很大，用她自己的话说，恨不得地上有一条裂缝钻进去，甚至厌学和逃学，一有历史课就想扭头逃走。

这样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后来袁家菽听同学说，天津有一个法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圣若瑟女校，其前身为法国教会学校，由法国遣史会仁慈堂所创立，始建于1914年。这所学校是十年制，学校分法文班和英文班，由幼稚园一直到高中毕业，毕业后由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鉴定考试后即可升入国外任何大学。里面的老师有来自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修女，而且不用上中国历史课，讲课都是用英语和法语，可是圣若瑟的学费十分昂贵，比耀华学校还贵，是当时标准的贵族学校。

让袁家菽喜出望外的首要前提是这个学校不用上中国历史课，于是她向父亲袁克桓提出了转学的请求。袁克桓理解女儿的苦恼和愿望，当然也是对女儿的一种疼爱，尽管学费昂贵仍然十分支持，并让小女儿袁家芯一起和袁家菽进入圣若瑟女中念书。

圣若瑟女校的入学考试需要考英文或者是法文，先报名入语言班，语言班毕业后才能正式进入课堂学习。袁家菽这个时候觉得别无选择，就努力用功先过语言关，放学后也不玩耍了，一回家就读英文，无需父母督促和逼迫，学习态度十分主动、自觉，因此袁家菽的英文学得最好，基础非常扎实。袁家菽在圣若瑟女校的成绩很出色，常常得到学校颁发的银质奖章，奖章佩戴在学校制服上十分显眼，是一种荣誉，也给人一种自信，所以袁家菽在圣若瑟女校读书期间不仅成绩好，心情也好。

等到进入高中阶段，修女老师常常鼓励学生说：你们要好好念，到时候我推荐你们上英国或者美国的大学。袁家菽对于美国的大学没有什么兴趣，她向往的是英国的大学，因为那里是她父亲当年留学的地方。

1949年，天津市解放了，袁家菽正好是八年级下半学年。天津政府发布新规定，中国人不许再上外国人办的学校，修女们也都纷纷撤离、回自己的国家了。袁家菽如果要再回到中国学校的话，原来那些同学都已经是高三了，没有办法直接插班进去，高一高二那些中文科目都没学过。那么这些曾经在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的学生怎么办？圣若瑟女校有一部分中国学生就去报考了南开大学外语系。

袁家菽回忆道：

当时如果我想上外语系的话，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我又觉得，读外语对我来说虽然很轻松，但不甘心没有自己真正的专业。到了1951年，国家大力宣传，很需要建设人才，因为国家在抗战和内战时候只顾打仗了，现在开始要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了。我就想，那我应该学点什么可以为建设之用？我学了外语，感觉好像帮不上国家建设的忙。结果我去跟我爸商量，爸爸说：“那当然了，建设需要建设人才嘛。”

我说：“那建设人才应该学什么？”

他说：“那还不简单，盖房子、盖工厂，这些都是建设呀。”

我就想：那我就学工科吧。可是工科我没有基础，结果我就发狠心，决定先去上补习学校。当时天津有一种课外补习学校，什么功课不行就补什么。我一面上补习学校，一面还请了化学、物理和数学科目的老师进行家教，反正家里条件也允许请这么多的老师。我记得当时好像除了上补习学校，一年多没出门就在家念书。补习学校回来就请老师在家补，愣是把中国高中三年的基础课都补上去了。

最后考大学的时候要填志愿，我第一个填的是天津大学建筑系。我想盖房子就是得学建筑。可是我心里又没有十分的把握，因为我的数理化成绩哪里能跟中国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比呢？所以我的第二、第三志愿填的都是外语。即使第一个志愿没考上，起码后面两个志愿我还是有把握，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情。

后来高考发榜了，录取的正是第一志愿——天津大学建筑系，开始还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考上了。我父亲特别高兴，说我没有白辛苦，任何付出都是有回报的。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开学第一天，大家围坐在一起，听天津大学建筑系的系主任徐中先生（1912—1985，江苏常州人）讲话。徐中先生设计了北京的东长安街上商业部进出口公司办公楼、对外贸易部办公楼等等，是中国非常有名的“建将”。

我至今都记着他的一句话：“今天你们在这儿都是我的学生，明天，你们就是未来的、我们国家培养的建筑师。”我一听“建筑师”，觉得这个名字太好听了，自己以后就是建筑师了，开心极了。

1956年，袁家菽在天津大学求学期间留影。（袁家菽提供）

我们建筑系是五年制。二年级时开始实习，分工业组和民用组，我被分到工业组。工业组就是设计工厂厂房，没想到自己真的要成为国家建设人才了。

从1952年袁家菽考入天津大学建筑系，到1957年毕业，这五年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抗美援朝取得了胜利，国家进入了恢复性的建设时期，各项生产进程发展较快，也是袁家菽最青春靓丽的岁月，不但人长得漂亮，外文底子也非常厚实。此时的袁家菽专心读书并严格要求自己。袁家菽说，那时她很想锻炼自己，虽然家离学校不远，可是她更多时间是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吃学校的学生食堂，当时想成为普通学生的愿望特别强烈，不搞特殊化，校内校外都有不少追求者，袁家菽只顾一心一意读书。记得有时她母亲陈徵坐着自己家的挎斗三轮车，带着各种吃的到天津大学看望袁家菽，陈徵的气质与风度与众不同，同学之间议论纷纷，袁家菽就告诉母亲别来学校看自己了，因为自己想与工农子弟打成一片，改造和锻炼自己，在学校里穿的衣服也力求大众化。

那时袁家菽的家还住在天津五大道的小洋楼，家中佣人也不下二三十人，袁家菽从不在同学面前炫耀，从不特殊化，坚持勤奋学习。1957年，袁家菽即将大学毕业时，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她平时谨于事、慎于言，实在扣不上什么帽子，大学毕业时成绩优良，顺利地迈出了大学的校门。

家菽回忆道：

毕业那段时间，正是抓“右派”的时候。我们班就有好几个“右派”，还有“候补右派”。在我看来，所谓的“右派”就是写太多的大字报了，可是我忙于我的毕业设计和绘图，结果就没有时间写大字报。我们有一个同学毕业分配的时候，还不是“右派”，到单位工作了半年，忽然来个通知，被定为“候补右派”。为什么是“候补右派”呢？因为一个系里有几个“右派”名额，系里按教研室平均分配，不够人数，可能差一个，所以通知我同学是候补的右派，现在想想真的很荒唐。

是贵族也是平民

袁家菽1957年从天津大学建筑系毕业，分配至位于北京管庄的国家建材部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担任工业建筑设计院的技术员。与袁家菽同一单位的技术员诸葛瑞，1931年4月4日出生于江苏如皋，是诸葛亮第五十代孙，祖籍是浙江兰溪诸葛镇。袁家菽和诸葛瑞于1959年1月正式结婚，婚礼在天津举行。由于正值大跃进运动高潮，这时袁四小姐的婚礼已没有袁家英结婚时的排场，但也很热闹、朴实，由陈徵设婚宴，众亲友前来庆贺道喜，送上祝福。

1959年，袁家菽和诸葛瑞婚后不久合影，见证青春的岁月。（袁家菽提供）

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叫诸葛媛，是取自母亲的姓的谐音。单位分给他们一个偏单（楼梯两侧的单元房），诸葛瑞的母亲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帮他们带孩子。那时袁家菽的家，亦是简单朴素，家具都是单位分的，袁家菽也没有从娘家带去什么豪华的家具，连床也是最普通的大铁床，对此，袁家菽也没有多少怨言。她热爱本职工作，而且认真勤奋，是当时年轻设计人员中的佼佼者。

那时袁家菽的娘家已搬至天津马场道的小洋楼，家中仍有厨师、车夫、当差和保姆，即使在1960年前后的饥荒年代，陈徵因为有巨额定息存款，仍然过着比普通百姓优越的生活。每逢周末或节假日，袁家菽常常与诸葛瑞一起带着女儿回到娘家，全家自然十分高兴，一起去天津的名菜馆，比如位于惠中饭店对面的广东宏业菜馆、劝业场一带新开的西餐馆和平餐厅，也会品尝起士林的西餐、登瀛楼的山东菜、天合居的天津菜、杏花村的南方菜等等。

从1959年到1965年，妹妹袁家芯和母亲陈徵，还有和陈徵一起生活的袁家英的大儿子李立中，经常在周末一起去北京袁家菽的家。陈徵每次去北京，就住在东城米市大街金鱼胡同口的一处房子。那是袁世凯第十一女儿袁璇祯的房子，只有她一个人有北京户口，来这里住的有陈徵、袁家芯、李立中、袁家蕖，还有曹锟的女儿人称曹小姐。每逢陈徵到北京，袁家菽也来这里住，陈徵便带着大家一起去北京的公园游览，也去当时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看京剧，更多的还是品尝北京的名菜佳肴。他们经常光顾的有位于宣武区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据说当时的北京市委领导干部也很喜欢此处；还有位于原东安市场的和平西餐厅，尤其喜欢那里的红烧牛尾，还有北京饭店的谭家菜，去得更多的还是位于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以及位于崇文门的新侨饭店西餐厅。从当时的条件看，只有有外汇的家庭，或者有着丰厚收入的家庭，才有可能光顾这些地方，但这丝毫也不影响袁家的年轻一代在工作单位吃苦耐劳与工农打成一片的决心，这不是两面派的表现，也不是什么伪装。在截然不同的两个环境、两种场合所表现的人性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们到该享乐的时候，同时具备享乐的条件时，他们也都尽情享乐，因为家里原本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们见识过，经历过，毫不做作；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需要放下架子过苦日子时也毫无怨言，也能平静地面对和接受，而且还能想方设法改善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袁家小姐们的两极，也是人性上的两极。

袁家菽于1957年分配到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直到1965年“文革”之前，虽然大规模的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尚未到来，但“反右”、大跃进、“四清”等等，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知识分子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更何况像袁家菽这样家庭背景特殊的技术人员，经常被要求下乡进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单位中也不断遭遇冲击。

尽管袁家菽忠于职守，勤奋工作，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她的出身不好，常常不知什么原因，灾难就会找上门来。袁家菽下乡劳动时戴了草帽和手套即被指责是资产阶级的大小姐作风，并将袁家菽下放到东北边远地区去工作。袁家菽一气之下积郁成疾，突然天天发低烧，于是回到天津自己的娘家养病。隔了一段时间，单位通知她，取消发配她去东北工作的决定，让她回来上班，可袁家菽的性格比较刚烈，尽管后来单位没有继续把她下放去东北，但是到了1965年，当得知国家建材部在南京建立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需要技术人员到那里去工作后，袁家菽、诸葛瑞就决定带着女儿诸葛媛到位于南京中华门外的建材部直属的玻璃纤维工业研究设计院工作。诸葛瑞担任设计组组长，袁家菽担任技术员，继续从事建材厂房的设计，也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到来的前一年，袁家菽一家离开了北京，也远离了天津的家人。袁家菽如果当时仍留在北京，离天津又那么近，可能“文革”中遭受的冲击与迫害会比她在南京的遭遇更加严重，真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作为一名建筑师，袁家菽的愿望是：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一栋建筑物则是能上百年地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多设计些房子，为人民造福。从1957年到1966年，是我从青年走向中年的年代，在这段时间里有过工作顺利时的喜悦，也遇到过工作上受挫折的烦恼。尽管政治风云多变，但我有一个信念，我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我们的国家多做贡献。

“文革”升级，大难之中显豪气

袁家菽是一位柔中有刚、重义气的女性，这在“文革”的大灾难中，更是充分表现出来。

1966年，“文革”开始了，8月，远在天津的袁家菽母亲陈徵以及住在津京的亲属无一幸免，全部被抄家、批斗，进劳改队，但此时的南京，这场“大火”尚未烧起。

1966年11月，发着高烧的袁家芯爱人柏均和大串联来到了南京，当时不敢往袁家菽单位打电话，怕被说成是反革命串联，但又无其他联系方法，就来到了袁家菽的单位，位于中华门外的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乘黄昏时溜进院内，也没敢在传达室登记。由于设计院在山上，柏均和带病艰难地爬上山坡，就在袁家菽住的单元楼的外面石头上坐等她下班。天将黑时，见袁家菽匆匆回来，柏均和上前叫一声“四姐”，袁家菽被吓了一跳，忙将柏均和带到家里，这时袁家菽尚不知天津自己的母亲、哥哥、姐妹均遭难的情况，听柏均和介绍后，袁家菽失声大哭，当即决定将自己的金银首饰拿出来，次日一早就去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交柏均和带回给天津的母亲以及手足使用。其实袁家兄弟姐妹的财产是分得很清楚的，危难之际，可以看出袁家菽的真情豪气。虽然那时“文革”的大火尚未烧到南京，但拿出那么多金银首饰去银行兑换，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袁家菽二话没说，根本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安危。袁家菽后来曾说：“当时如果让我们院里的工人看见了，非被打死不可，因为他们会认为我把钱都转移了，我其实是在救家人的命，因为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这时天津的家已被查抄得四壁皆空，家人的工资也被停发了，只领取少量生活费，处于危难时期，这笔钱由柏均和带回到天津，按袁家菽的嘱托交给了她的母亲以及姐妹，真是雪中送炭，危难之中见真情。

笔者在采访柏均和的时候，他补充了这一细节：

在我临上火车的时候，家菽说：“均和，我这儿有一个钻石的别针，你帮我把它扔了吧。”我说：“我可不敢扔，让人看见的话，我连命都没了，还是你自己扔吧，你可以扔到后山上去。”我就没扔。结果我到了南京火车站，当时火车停着两列，一列是去天津的，还有一列半小时以后也去天津。我先上了第一列车，坐在那儿感觉怎么也不舒服，我就下来了。下来以后，又上了第二列，因为第二列的车比较空，有位子，这两列车前后相差半小时。车到泰山时，不幸的是第一列火车出事故了，正好是我上的那个第十二节车厢，好些人死伤了，包括天津去的一些人。这样，我坐的第二列车就停在了泰安，整整停了十二个小时，因为前边的列车正在抢修，受伤的人员正在抢救。我当时就很后怕，想，如果我坐了前边那第一辆列车，命就没了。鬼使神差，不知怎么，我上去我又下来了，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真是莫名其妙，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定吧。我当时就带着袁家菽和诸葛瑞给的四百多块钱回到天津，那时候工资是多少？是四十块钱，那么家菽的四百块钱就是十倍了，帮助了一大家子人。

1968年，“文革”再度升级。就在这一年，陈徵一家被街道的造反派从天津马场道的小洋楼赶入了地下室。那时南京的形势仍不如京津一带严峻，而陈徵这时已是年近七十的老人，遭受如此灾难已经两年多了，身体每况愈下，每每牵动着袁家菽的心，她再次提议，让陈徵和李立中到南京她家中躲避灾难，因当时袁家宸和王家瑢、袁家蕖和陈伯勇、袁家芯和柏均和都处境艰难，袁家第四代又太小，于是柏均和又承担起护送陈徵和李立中到南京的任务。当时，从天津坐火车到南京需要十几个小时，因为没钱，只给陈徵买了一张硬卧车票，柏均和与李立中在硬座车厢，不时到硬卧车厢探望陈徵。到了南京乘上了公交车，为了不给袁家菽找麻烦，柏均和带陈徵躲在一辆大马车的后面进了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把陈徵安全送到了袁家菽的家。此时南京的气氛也开始紧张起来，袁家菽住的地方，也是她工作的单位，虽然位于南京城外的中华门，但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袁家菽和诸葛瑞夫妇冒着被批斗的风险，将陈徵安置到家里照顾，再次显示了大难之中的豪气。

没过多久，“文革”的大火在南方包括南京等地熊熊燃起，陈徵在南京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柏均和再次赴南京将陈徵接回天津的地下室。陈徵离开南京不久，袁家菽和诸葛瑞就被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的造反派隔离审查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贴了出来，说袁家菽和诸葛瑞私藏狗母亲、狗岳母，并把他们与孩子隔离开来，不让见，只能让诸葛瑞的母亲照顾。紧接着，袁家菽的家也被造反派抄了。但是后来家里从没有人听袁家菽说过是因为陈徵到她家躲避带来了灾难，她认为照顾母亲是女儿应尽的孝心。袁家菽确是这样一位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的人，这种豪气在袁克桓的几位子女中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的体现。

不久，袁家菽和诸葛瑞双双被关入了牛棚，主要罪名是出身不好，天天让他们交代，袁家菽回忆说：

因为我实在没罪行，我出生的时候，爷爷早就死了。我所知道的关于我爷爷的那点事，都来自书上编的，我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想了解我爷爷，就自己去看书吧，我实在交代不出东西来，我既不是国民党的特务，也没有里通外国。我就是从小家境好一些，上学，毕业，工作，就这么简单。

有一次造反派问：“你爱人每天晚上干什么？”

我说：“他晚上下棋。”

“下棋？一定跟什么人下棋，是不是跟特务下棋了？”

我说：“没有特务跟他下棋呀。”

“那他一个人怎么下棋？下棋有一个人下的吗？”

我说：“他打的是棋谱。因为他喜欢下围棋，他就照着书打棋谱。”

可是工人哪懂与棋谱下棋，他们就想下棋必定是两个人，而且下棋的对方肯定是特务。这是当时的逻辑。

然后，他们又继续问我：“你爱人跟特务怎么联系的？”

我说：“我好像没注意有特务来我们家。”

他们就开始在我家到处搜查，后来弄得我实在烦了，我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天天派人出去外调嘛，你们就去我爱人老家调查，如果他是特务，他是国民党反动派，你们头一个告诉我，我马上就跟他离婚。”

工人一听也急了：“你怎么这样说话？”

我说：“我得跟他划清界限啊，我能跟特务一块生活吗？我能跟特务是一家人吗？你调查清楚了，回来第一个告诉我。”

工人说：“哦，你这是给自己堵后路了。”

我说：“这不是堵自己后路，是我的心里话，他真的要是特务，你就告诉我，我就马上跟他离婚。”

我想我一个人工作还能生活，也能养活两个孩子。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审问我了，为什么？工人虽然是在审问我，但是他想也别做太缺德的事，回头要是调查完诸葛瑞不是特务，我们又离婚了，这不是活活拆散一个家庭吗？从此，再也不问我关于诸葛瑞的事了。

其实，当时最使我痛苦的是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当我正在被审查、批判的时候，忽然有一天，造反派的一个干部找我谈话。

他说：“现在是‘散山隐’。‘散山隐’就是分散、靠山、隐蔽，把工厂建在靠山的地方。就是说现在要打仗了，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跟谁打仗，反正就要打仗了。工厂要进山，四川不是有山嘛，靠山去建厂。所以，我们厂马上都要搬那儿去了。告诉你现在有个紧急任务，就是画这些厂的图纸，要你在短时间内完成。”

当时这些革命的“红五类”都去批“走资派”、抄家去了，没人绘制图了，这时候想起我来了。领导想到了我，叫我去工作，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忘记了一切痛苦，想方设法地把任务尽快地完成。平日没早没晚，紧张地干活，星期日自动加班，一个人跑到办公室去绘图，甚至引起了别人的怀疑和盯梢，也有好心的同志劝我说：“不要单独去办公室，万一将来出了什么事，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但我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危，一心只想把任务赶快完成。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整天提心吊胆、忍气吞声地工作着。

1976年7月28日，唐山八级大地震的当天，袁家菽就打电话给自己最亲的妹妹袁家芯，想接她一家到南京避难。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死伤，天津也损失巨大，到了当年的11月份，仍有六级以上的余震不断，家家都住在临建房中。此时袁家菽从内蒙古出差途经天津，冒着余震的危险，看望天津的手足（这时她母亲陈徵已经在美国），妹妹袁家芯陪着她到袁家宸、袁家苮的临建处看望，袁家菽又将袁家蕖、陈伯勇接到自己在南京的家中避难。在每次大的危难中，袁家菽都表现出一种亲情、义气和豪气。

不寻常的调职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尤其是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发展之路，各地都在新建大型建筑材料厂，袁家菽自然也是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心情却是从来没有过的舒畅：

从寒冬过来的人倍感太阳的温暖，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坚决拨乱反正，使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前途和希望。我的心情无比愉快，工作上尽量抢着多做，经常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量，别人不愿做的我就来做。我连续被评为建材部南京玻纤院的先进生产者。1979年到1980年期间，我做了北京新型建材厂岩棉车间的设计，这是全国第一座用轻板做维护结构的工业厂房，由于全国尚无先例借鉴，一切都从零开始，为此我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而工艺是从瑞典引进的，需要和国外技术人员联系谈资料，由于我不需要翻译，直接与国外技术人员沟通，节省了很多时间。

这也使得袁家菽当年的英文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1980年，国家建材部在北京清河建设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基地，袁家菽担任该厂房的设计师，每天坐班车往返于建筑工地和住地之间。1980年10月底的一个清晨，袁家菽像往常一样乘坐赴工地的班车，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袁家菽的头部撞到了车上的铁栏杆，头被撞破了一个洞，顿时血流如注，同车的人们立即让车迅速开往北京牛街附近的一个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并通知了她的家属和亲属。正在北京办理出国手续的袁家苮等立即赶往医院，而诸葛瑞当时还在南京，因家中还有三个孩子需要安置，不能立即前往照顾。当时袁家菽母亲陈徵已于1973年赴美，三姐袁家蕖全家也于“文革”结束后移居美国，于是就通知了在天津的袁家芯和袁家宸两家，袁家芯因儿子柏翊尚小离不开，就立即请柏均和代表她前往医院。据柏均和讲，到了医院的急诊室病床前，看见袁家菽的头缠着绷带，头肿得是原来的两倍，已经不省人事，于是就迅速电告了南京的诸葛瑞，诸葛瑞也就立即赶到了北京。经过几天的抢救和治疗，病情有所好转。袁家菽从医院出来就暂时到袁家苮在北京借住的房子里养病，诸葛瑞、袁家苮等都尽心照顾。

这时已经进入隆冬。众所周知，南京的冬天，没有取暖设备，冬季房间气温很低，十分不利于病情的恢复，这时袁家芯盛情邀请袁家菽回天津养伤、度过这个冬天再返南京。于是1980年12月，袁家菽就由北京来到天津，住在袁家芯家中，诸葛瑞已经请假一个月了，家中还有三个孩子，他就由天津返回南京上班去了。这时，柏均和的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主动提议将袁家菽一家调到天津工作，这样彼此也可以有一个照应，在天津有袁家宸和袁家芯两家，再加上袁家菽头部撞伤后，出现头痛的后遗症，明显不适应南京的气候。这似乎也惊动了远在美国的她母亲陈徵以及大姐袁家英。柏均和的父亲柏本彦首先通过朋友，找到了时任南京军区领导人的同学和时任天津市政协副秘书长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万国权先生，他认为这是有益于落实统战政策的事情，并与江苏省政协联系。袁家骝作为堂兄也很关心自己的堂妹袁家菽，他也是受六婶陈徵和堂妹袁家英之托，便在此时向国务院写了一封求助信，此信很快就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批示，并转给了当时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这样，经中央统战部、天津市委统战部和江苏省委统战部的研究，袁家菽的调动于1981年底得以落实，袁家菽、诸葛瑞以及三个子女全部调入天津。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召开了相关八个局办工作会议，落实调动及安置的相关事宜。

1980年，袁家菽在北京遇车祸，到天津养病时在袁家芯家留影。左起袁家菽、张雅丽、诸葛青、袁家芯、诸葛媛、陈幼风（民国初期江西督军陈光远之子）。（袁家芯提供）

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袁家菽被安排在天津市建筑设计院一所任建筑设计师，诸葛瑞被安排在天津市规划局规划室任处长，他们的三个子女也都有了妥善安排：大女儿被安排在二机局工作，二女儿在天津一中上学，儿子在实验小学上学。这时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全家调了过来却不能马上分配房子，需要等体院北新建小区完工才能分配，但体院北小区完工得到1984年。这样就有两年多的等候时间。就在这时，妹妹袁家芯伸出了援手，因袁家芯当时所住的婆家落实的房屋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旁边是柏均和父亲落实政策分得的另一栋两层的楼房，比较宽裕，这样袁家菽一家五口就于1981年底由南京迁来。袁家芯和柏均和腾出了自住的一层楼，柏均和的父亲也安排了房间让袁家菽存储物品，这一住就住了两年十个月，直到1984年10月搬入新建的体院北小区。至此，袁家菽的工作调动与安置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众亲朋尤其是袁家芯和柏均和及各方面的支持下圆满结束。

对于这件事，远在海外的陈徵以及袁家骝、吴健雄和袁家英都十分高兴，非常感谢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怀，这在当时也是落实袁家政策的一个典型事例。

设计天津南市食品街的日夜

故乡的一切使我回忆起幸福的童年，又激起我青年时代的激情。而地震后的遗迹更使我感到悲痛不己。作为一个建筑师，面对自己家乡遭受的天灾，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

怀着对家乡这样一份感情，袁家菽回到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工作。

袁家菽从1981年底调来天津到1987年赴美定居，这五年是袁家菽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不久她就承担了天津市河西区政府以及政协办公楼的设计工作，设计方案大气实用。后来天津市红桥区新建政府办公楼也采用了该设计方案。这段时间，也是天津市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当时天津市因遭地震，马路两旁到处都是临建，城市面貌很差，道路狭窄，燃气水电等各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天津不少工程被老百姓戏称为“胡子”工程，意思是一项工程一拖就是好多年。

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有理论、有见识、有魄力、有办法，率领天津市人民打了一场建设天津的翻身仗，至今天津的老百姓仍津津乐道。比如当时新建了惠及民生的一系列标志性建筑——天津新火车站、当时亚洲第一高度的天津电视塔、天津新图书馆，实施了引滦河入津的水利工程，并决定兴建食品街、旅馆街和服装街等商业配套设施。天津设计院就将这难度大、要求高、工程紧的天津市重点工程食品街、旅馆街和服装街的设计任务交给了袁家菽，由她担任主设计师。该工程由当时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直接领导，众所周知，李瑞环市长不仅要求高、要求严，又是建筑业的内行，且有自己的见解，他非常关心这个项目，并多次亲自作了指示。

袁家菽接到天津市南市食品街的设计任务，它的要求是：食品街要建成为天津一景，成为广大群众及中外旅客食、饮、游乐、憩息的场所，适应天津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成为全市和全国风味食品的集中地和天津食品工业的窗口；成为食品经销及提高服务质量的竞争地，以利搞活经济；成为商业经济改革的示范地。它是天津市政府1986年为人民办的十件大事之一，是天津市重点建设项目。天津人都知道，南市过去被称为“三不管”，新中国成立前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也是天津最落后的地方，都是破房、平房和矮房。现在要在这里建起一片总面积为四万一千平方米的建筑群，成为包括一百多家风味饮食店在内的食品街，把这里打造成为天津市具有特色的胜地，化腐朽为神奇，作为一项建筑设计的任务，它无疑有着诱人的吸引力。但是从策划方案、初步设计直到施工图做完，总共只有两个半月的时间，要求高、难度大，国内没有先例，国外也没有可借鉴的模式，面对这个要求，作为总设计师袁家菽内心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这组建筑群中，从业务性质来看，有引进自国外的西餐馆，有天津的起士林、狗不理包子，以及锅巴菜、面食小店铺，总之既有外地著名菜肴，又有本地的传统小吃，使之形成集各色风味美食于一地的饮食中心一条街。从规模来看，有大到一千平方米的高级饭店，有小至几十平方米的个体户摊位。除饮食店外，还散落着供成年人休闲聚会的音乐茶座，供孩子们游戏的乐园，供老人们写诗作画的书画社。这些使用性质不同、建筑要求不同的房间，既要合理地分布，建筑造型及色彩要表现出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还要考虑到防火、安全疏散的问题，此外，还要考虑到大灶、小灶、烟道、排气、上下水道、电力照明、采光通风等等一系列配套设施的不同要求。

作为这一大型工程的设计师，为了这个建筑群在平面上实现布局合理，立面上达到既不要过于粉饰又要美观大方的要求，袁家菽经历了许多个不眠之夜，先后考虑了好多个方案。当时正值酷暑，袁家菽也忘记了高温和时间，直到一个又一个方案构思出来才感到自己所坐的椅子已被汗水浸透，桌上的图纸被汗水泡皱，但这些时刻也正是袁家菽内心最愉快的时候。袁家菽回忆说：

面对着经常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我思想上不时闪出畏难退缩的情绪，有时想各种借口推掉这个任务。但是建筑师的责任感又驱使我知难而上，自信这个任务能够完成。

为了使这个建筑立面能被人们接受，我到处向同事及亲戚朋友们征求意见，最后拿出三个方案向市领导汇报。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精通建筑行业，向他汇报设计方案后，有好几天我的心情都忐忑不安。最后从三个方案里选定了一个，并得到了李瑞环市长鼓励性的肯定，增强了自己的信心。按照李瑞环市长的设计思想提出了三层方型：青砖绿瓦、四面角楼和拱洞红门。四方门上迎面分别是真篆隶草，书写“南市食品街”几个大字。四个牌楼门匾的题书是“振兴中华”四字冠顶，所选古代书法也采用人们惯称的“颜柳欧赵”的顺序，四个牌楼门匾的题书分别是“振羽門”、“興歌門”、“中聖門”、“華腴門”。

在紧张施工阶段，正值七八月份的高温天气，有些单位工作时间改为六小时，但我们参加食品街设计的同志们都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遇到停电时电扇不转，我们汗流浃背，有的同志竟中了暑。我自己投入这项工作以来，从没有节假日。每当我紧张工作了一天，带着疲乏的身子骑车回家时，见到一路上人们吃过晚饭、洗完澡、全家老小团聚在一起乘凉时，我就深有感触，我觉得我个人虽然劳累一些，但为了天津人民生活得更丰富多彩，我自己的这一点付出是值得的。

通过这段工作我更加体会到，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实，有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再加上个人的努力和勤奋，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我就是怀着这个信念在短期内按时完成了任务。

昔日破旧、肮脏的天津南市，只用了一百天的时间就建成了一条蔚为壮观的食品街，袁家菽的设计成功了，但遗憾的是她唯一的儿子却因自己没有时间辅导而未能考上市重点中学。作为母亲，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考取一所重点中学，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时间给儿子补功课；但是，作为一项工程的主持人，她又没有时间和精力分在儿子身上。儿子的考期临近，学校的老师一再提醒她关心孩子的功课，可是她想到拿不出图纸整个工程就要受影响，一种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她心底升腾，一心一意扑在工程上，而孩子却因几分之差与重点中学失之交臂，这是一种真正的公而忘私。食品街如期建成开业，全国各地甚至外国不少报刊都报道了这位袁世凯嫡孙女的杰作。南市食品街也由此成为天津闻名全国的一景，至今仍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各国来津的游客。

1986年，袁家菽在天津服装街建成剪彩时留影。（袁家菽提供）

在南市食品街建成后，天津市政府又决定，按现有的设计风格建设与之相邻的南市旅馆街和服装街，这三个街是彼此相连的，使得衣、食、住配套，食宿与购物互相促进。当时服装街的设计理念也是很超前的，一个店铺一个风格，吸收了当时国内外的设计理念，很靓丽，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住在舒适、经济、古色古香的旅馆街，吃在旁边有各色风味的食品街，去毗邻的服装街可购到时尚的衣服和面料，这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繁荣天津的经济、美化天津的城市面貌，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作为设计师的袁家菽也功不可没。

当袁家菽的事业在天津如日中天之时，丈夫诸葛瑞的才能也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并为天津市的规划作出了重要贡献。诸葛瑞调入天津后，担任天津市规划管理局详细规划室主任，负责天津市的详细规划。当时正是李瑞环主持天津工作的时候，也是天津大发展的一个时期：消除地震遗迹，规划城市发展。诸葛瑞既懂规划，又懂建筑，不仅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一个全才。诸葛瑞原来一直在北京和南京工作，对天津的城市情况很不了解，但作为这方面的主管，不仅仅需要了解城市区域的现状，还要了解该区域过去的历史以及周边的情况，更要考虑到未来城市发展的预留空间与协调问题。

1984年，袁家菽设计天津南市食品街时的工作照，前为李瑞环头戴安全帽视察工地。（袁家菽提供）

那时候，诸葛瑞经常骑一辆自行车，几乎跑遍了天津市的大街小巷，而且作为详细规划室的主任，哪里落后，哪里需要规划拆迁，就越要到这样的地方去考察，这样才能提出符合城市科学发展的规划方案，所以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后来天津市成立了规划研究设计院，诸葛瑞被任命为第一任总规划师，负责天津市的总体规划，他主持的天塔地区的规划项目，被建设部授予二等奖，被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授予银质奖，该项目后来发展建成为天津十大景区之一，被命名为“天塔旋云”。

现在天津的一些大项目能得以建设，与诸葛瑞和他的同仁们当时在规划中预留了空间有一定关系。由于他经验丰富、工作认真，到了退休年龄后，又延长了四年总规划师的在岗时间。后来他被派往厦门，主持厦门城市规划并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年轻规划设计人才。诸葛瑞的一篇论文《天津市的环境艺术美》被天津市建筑学会评为优秀论文。1998年3月8日，诸葛瑞被列入中国当代艺术家名人录，并得到了荣誉状。

以袁家人的名字温暖知识分子的心

1982年，袁家菽经她的大嫂王家瑢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仅袁克桓这一支的子女及配偶中，就有袁家宸、王家瑢、袁家菽、袁家芯和柏均和共五位民盟盟员。其他四位都是在天津普教界的，袁家菽作为天津科技界的民盟代表人物，1984年被民盟天津市委推选为出席民盟中央为四化做贡献大会的先进个人。1985年，袁家菽被选为民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有意思的是丈夫诸葛瑞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建筑设计师，一个是市政规划师，可以说，他们两个人在家里也是“长期合作，肝胆相照”。

1984年初，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常委会决定增补袁家菽为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叶笃义（因其四弟娶了袁家菽母亲的亲侄女陈澄，袁家菽及兄姐妹均称叶笃义为三哥）立刻将此喜讯告知袁家菽。袁家菽十分高兴，非常感谢中共天津市委和全国政协的信任。当时南市食品街的项目正在最紧张的推进阶段，袁家菽就匆匆打点行装，于1984年3月1日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二次大会。

袁家菽到了北京后，海内外媒体纷纷采访她，这些报刊首次正面介绍袁世凯的后裔，全国政协还安排她出席了中外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

袁家菽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当时引起了一定震动，首先这时尚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看问题、思考问题还停留在1980年代思想解禁之前，人们对陈伯达写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本小册子记忆犹深，现在袁世凯的嫡孙女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新气象，也与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出身论定性、知识分子都是牛鬼蛇神和“臭老九”的“左”的年代形成鲜明反差。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在政协会上见到袁家菽时说，现在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用你的名字来温暖知识分子的心”。费孝通先生为此专门撰写了一则杂文感言，称这位建国后培养出来的、具有规矩绳墨的中年女建筑师成为政协委员，反映了当今社会的道德标准：应当得到荣誉的人，得到了荣誉。让我们用她的名字来安慰所有过去被埋没着的中年知识分子吧。

有意思的是一位来自美国旧金山的老华侨万里迢迢给袁家菽寄来了一张报纸，是美国的华文报纸《时代报》（1985年4月3日，星期三），其中有篇文章标题是“新华社记者在政协会上访问袁世凯孙女袁家菽”，老华侨在报纸旁边用漂亮的小楷题了一首诗送给袁家菽，并很正规地盖了一个印章：

袁家菽女士 惠存

事实雄辩

每人境况不能同，贵有纯心耀晓东。

度尽风波评恶祸，皆由血统论邪风。

食品繁荣街道通，超常设计誉声隆。

层楼更上新图纸，渤海天津建筑丛。

原籍广东台山 台山第一中学教师 旅美华侨 伍振权 寄呈

当时媒体作了很多报道，大标题往往是“袁世凯嫡孙女袁家菽”，但是袁家菽并不认为自己只凭着是袁世凯的孙女才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说：袁氏后裔多了，论资排辈比她有资格的兄姐大有人在。她认为，还是国家看到了她为人民的事业作出的贡献，从而给予了充分肯定，也看到了她对天津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在袁世凯的后裔中，有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其第三代、第四代更是多得不计其数；袁姓的，有一些当选为省市区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但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只有袁家菽一人；如果把范围再扩大一点，即扩大到袁家的配偶，也只有袁家菽的亲妹夫，即袁家芯的丈夫柏均和是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袁氏家族中这两位全国政协委员都出自袁世凯五夫人杨氏的长子袁克桓这一支内。这两位，尤其是袁家菽，确实是袁氏家族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当时，一些袁家的人常说，袁世凯孙辈中出了个孙子袁家骝，又出了个孙女袁家菽。袁家菽连续担任了第六、第七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袁家菽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有几段花絮。

其一是1984年至1987年，袁家菽得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的关心，他亲自给袁家菽写信，关心她的工作和生活：

家菽同志：

谢谢你送来天津特产，正合我的胃口，但是却和我体形需要控制略有矛盾。馋人易胖、胖人多馋想来是人间规律，无可奈何的。天津麻花确是好吃。

天津饭馆集中的办法是否可行？这里存在着一个各行各业市集的区位问题，有些宜于集中，有些宜于分散。不知天津的实验效果如何？建筑设计上是值得考虑这个问题的。

这次政协大会盼望你多作贡献，并祝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此致

敬礼

费孝通

1986年3月23日

费孝通致袁家菽的信。（袁家菽提供）

1993年，袁家菽在第八届全国政协大会上。（袁家菽提供）

在北京开会时，有一次，费孝通先生见到袁家菽时说：“家菽，咱俩有亲戚关系，论辈分我应该比你小一辈。”当时袁家菽还不知道个中的原因。费孝通叔叔费巩的夫人是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的女儿袁家第，袁家菽与袁家第是同辈，所以费老说自己比袁家菽小一辈。后来袁家菽知道，费巩（字香曾）可不是等闲之辈，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授。他192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192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主攻政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学成回国；1933年起，先后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1945年1月，费巩应邀赴重庆复旦大学讲授民主与法制，为了讲课和著述，他广泛调查国民政府的腐败情况。3月5日凌晨，费巩准备到位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讲学，在千厮门码头遭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并遇害，尸体被投入硝酸中化掉。这就是轰动大西南的“费巩教授失踪事件”。

其二：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兼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叶笃义，与袁家菽是平辈，袁家菽称叶笃义为叶三哥，除了因叶笃义的四弟娶了袁家菽的表姐外，当年叶家与袁克桓的交往也很密切。据袁家人说，袁家菽的大哥袁家宸曾在叶家履行叶氏子弟的仪式，并按年龄排行十一，所以每逢袁家菽去北京，也去看望叶家兄弟叶笃义以及五弟叶笃庄等，他们又都是民盟成员。

其三：1985年，袁家菽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突然接到通知，吕正操将军邀请袁家菽到家中叙谈，吕正操时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转日，全国政协安排专车接袁家菽来到大院内一幢楼房前停下，袁家菽走进客厅，吕正操将军高兴地迎接袁家菽，当时在场的还有正在和吕正操将军下围棋的聂卫平先生，吕正操将军十分关心地询问了袁家菽的工作和家族情况。

亲情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

1987年12月，袁家菽年满五十五岁，以社会的标准来看，袁家菽无论在事业或社会地位上都处于辉煌的时期，很成功，许多人认为袁家菽应该继续留着国内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每个人对于成功的理解不同，人生在每一个阶段的成功意义也不同，相同的是：儿女永远牵动母亲的心，家庭亲情永远不可或缺。此时袁家菽最牵挂的是在美国独自一人学习的小女儿诸葛青。这是袁家菽首次申请出国探亲，以前她实在是太忙了，此时天津几大设计告一段落，很想有一些自己空闲的时间，既去探望女儿并照顾她完成学业，也去看望一下众多在美国的亲戚；此外还有一个多年的夙愿，那就是作为一名建筑师，应当走出去看看国外的建筑实体，博采众家之长，提高自己的水平，实现自己学生时代在圣若瑟女校时的理想。但是许多事情并不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没想到袁家菽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在1994年至1995年曾回国一次）。在这期间，袁家菽的大女儿诸葛媛赴美定居后经营快餐公司，生意很兴隆；二女儿诸葛青在美国修完了药学专业，转移自己的兴趣，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大公司做进出口贸易报关工作；袁家菽的儿子诸葛群在天津读完建筑专业赴美，从事装饰设计工作，并且也修完了自己的专业。袁家菽的丈夫诸葛瑞到了退休的年龄，又被派去厦门规划设计院做主持工作，完成任务后也赴美与家人团聚，每年往返于中美之间。这样袁家菽夫妇和三个儿女全家就都定居在美国了。

2001年左右，袁家菽与家人在美国留影。左起：诸葛青、诸葛媛、赵珊珊（诸葛媛女儿）、袁家菽和诸葛瑞。（袁家菽提供）

袁家菽在美国居住的二十多年间，走遍了美国各大城市，考察了无数知名建筑，也实现了探亲访友的愿望，其中交往较多的是她大姐袁家英一家。袁家英住在芝加哥，袁家菽住在纽约，袁家菽一去就是十多天，陪她大姐打牌。而她二姐袁家苮也住在芝加哥，她三姐袁家蕖也常常过去助兴，四姐妹就在袁家英家相聚，这样的家庭亲情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诸葛瑞晚年也赴美探亲，因为袁家菽及三个儿女全都在美国定居，他常是半年住在天津，半年住在纽约。诸葛瑞对中国，尤其对天津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常说：我去美国主要是为探望儿女，但我更熟悉和喜欢国内的生活。

1949年，袁家族人合影。后排左起：袁家璋（袁克文次子）、袁家卫（袁克桓次子）、袁家骝（袁克文三子）和张德禄；前排左起：袁仲祯（袁世凯次女）、袁珣祯（袁世凯十四女）、吴健雄和袁家璋夫人，中间孩子为袁家骝和吴健雄的独生子袁纬承。（袁弘哲提供）

1995年，袁世凯十四女儿袁珣祯在美国纽约过八十大寿，众多在美国的袁家亲属前往贺寿。左二起为袁珣祯、袁家蕖、袁家菽和袁家骝等。（袁家菽提供）

袁家菽在纽约常常去拜访她的十四姑袁珣祯。袁珣祯是袁世凯八夫人所生，行十四，她未成年时嫁给曹锟之子曹士岳，大约1938年酿出了一起喧嚣一时的总统后人婚变案。袁珣祯曾对袁家菽说过自己的一些情况，她年轻时与曹士岳离婚后，就到无锡、上海和袁仲祯（袁世凯二女儿，四夫人所生，袁家菽称她为二姑）做伴。袁仲祯嫁的是无锡薛福成之孙薛观澜。袁仲祯把袁珣祯接到南方上海，很疼爱和照顾她，后来袁仲祯把从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毕业的张德禄介绍给了袁珣祯，他们相识相爱，最终结为夫妻，在大洋彼岸相伴一生。张德禄1922年曾与周恩来一起在法国留学，袁家宸的儿子袁弘哲在袁珣祯家里见过有周恩来签字的张德禄与周恩来合影的照片。张德禄是著名的化学家，也是一名爱国人士，他曾有过一个十分重要的发明引起了德国纳粹的注意，张德禄宁愿让它毁掉也不让它落入法西斯手中。为此纳粹分子追捕张德禄，张德禄在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协助下逃到上海。1949年前，张德禄和袁珣祯到了美国，张德禄在联合国任高级外交官员。袁家菽说：

后来二姑（袁仲祯）也到了美国，十四姑（袁珣祯）一直照顾二姑。按我们袁家人说，这是因果还愿。早年二姑在上海照顾十四姑，后来十四姑在美国照顾二姑，世间许多事常常是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十四姑对袁家人的感情很深，每个人的生日，她一一记录下来，当然她的生日大家也都记住。因此，在她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十四姑的家常常是袁家人在美国聚会的大本营。十四姑于2005年故去，是袁家第二代最后一位离去的人。

2005年，袁家菽过生日时她的十四姑袁珣祯所送的贺卡，留有袁珣祯的笔迹：“诸葛夫人袁家菽多才多艺女丈夫。光耀袁诸两门户，文武兼备胜诸姑。老姑”。（袁家菽提供）

1990年，袁家菽在纽约拜访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在他们的寓所留影。（袁家菽提供）

在美国期间，袁家菽常常去袁家骝、吴健雄纽约的家拜访，袁家菽说：这两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为物理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得到了许多荣誉，但是他们在美国的住处很朴素，他们的生活也很简单，为人做事低调，穿的衣服、配饰也是以美观大方为主，完全没有那种奢华、铺张和张扬，更不用说名牌了。他们设立了吴健雄物理奖励基金，设立了青少年物理人才基金，捐赠了许多慈善事业和人才培养工程，为家乡江苏设“吴仲裔奖学金”（以吴健雄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慷慨解囊，捐出近一百万美元巨款。在吴健雄故去后，母校明德学校的科技楼被命名为“吴健雄楼”，袁家骝捐赠二十五万美元作为基建费。袁家骝、吴健雄也很看重袁家菽这位堂妹。1986年，袁家骝回国探亲，应中共天津市委的安排到天津访问，民盟天津市委会专门安排了座谈会，袁家菽、柏均和参加座谈，并专门安排了在南市食品街宴请袁家骝，也请他参观了他堂妹袁家菽的设计作品。袁家骝非常高兴，看到他亲戚中有为国家科技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他也深感自豪。

第十一章　袁克桓五女袁家芯和丈夫柏均和

袁家芯是袁克桓和陈徵最小的女儿。袁家芯1957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原天津师范学院）数学系本科，选择数学教师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三十二年来在天津第一中学数学的讲台上，兢兢业业，宠辱不惊。

袁家芯的丈夫柏均和，1960年始在天津第一中学从事基础教育教学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在基础教育界第一批获得了高级职称，在天津一中第一批获特级教师提名并获天津市政府授予的特级教师称号，率领天津一中数学学科组获天津市基础教育界的第一个特等劳模集体称号。

袁家芯和柏均和夫妻双双都是天津一中的名师，同在一个数学教研组，师德誉一中，桃李满天下；柏均和、袁家芯还在上世纪80年代初相继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柏均和于1986年任民盟天津市委副主委，1999年任民盟天津市委专职副主委，1998年至2008年，柏均和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十一届天津市政协科技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袁家芯和柏均和夫妻扎根在天津五十余载，不离不弃，他们的儿子柏翊，目前在中国五百强企业之一的公司任主管营销业务的总经理，他们的小家是袁世凯五夫人杨氏后裔大家的接待站和桥梁，是海外袁家人亲情和思乡的纽带和归属。

1963年，袁家芯和柏均和结婚时在新房留影。（柏均和提供）

袁家芯、柏均和1964年在天津。（柏均和提供）

袁家“小狼狈”伴婚小千金

袁家芯出生时又白又胖，就得“小胖子”、“小白薯”的乳名。因她的生日是6月16日，与其奶奶五夫人为同一天生辰，所以每一年的这一天，袁家上上下下热闹非凡，都是前来给五夫人杨氏献礼贺寿，贺礼中自然也少不了给袁家芯的一份，直到她奶奶故去。

大家庭中，做父母的不可能对每个孩子做到绝对公平，对其中一个或多或少的偏袒和宠爱，也并不奇怪，儿女之间的羡慕和攀比也很正常。在袁家芯之前，母亲陈徵生了两个儿子五个女儿，最小的这一位又是千金，家里人似乎也不觉怎么新鲜。

在袁家芯的记忆中：

那时奶奶最宠长孙袁家宸，逢年过节给他买的灯笼是带四个轱辘的，而我们每人都只有手提的灯笼。女孩子中，奶奶最喜欢的孙女是三姐袁家蕖，出门旅游总有她的份，每次去颐和园的画中游也总是带她去，结果最后一次去颐和园正好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传来了隆隆的枪炮声，可把三姐吓坏了。

袁克桓最喜欢的是大女袁家英和四女袁家菽，陈徵因袁家芯是自己最小的女儿而格外疼爱。比如，父亲袁克桓给袁家菽从起士林买来一个漂亮的巧克力娃娃，袁家菽很得意，但这巧克力娃娃中间是空的，没几天就吃完了；而陈徵给属狗的袁家芯从起士林买的是一个巧克力大狗头，实心的，经吃，袁家芯的心里也沾沾自喜。

据袁家芯讲述，自己从小就是一副男孩子的性格，很淘气，四姐袁家菽比她大两岁，常常谋划出主意，自己付诸行动，惹事、招讨厌，所以父亲袁家桓把这两个女儿袁家菽与袁家芯称为“两个小狼狈”，这也是袁家芯第一次理解了“狼狈”两个字的意思。不过这两位小姐十分聪慧，个头也一样高，她们时常穿一样的衣服，皮鞋都是在天津小白楼高级皮鞋店“八佳”定做的，式样也一样，所以常常被请去给豪门的婚礼拉纱，两人感觉亦甚好。从本书照片中可以看出来，袁家宸和王家瑢的婚礼、袁家英和李国元的婚礼，都有这两个小姐妹拉婚纱或者提花篮的经典照片。那个年代，袁家在豪门中的地位仍然首屈一指，如能请到袁家的两小千金提花篮或者拉纱，也是莫大的荣幸，两位小姐穿上在婚纱店里特别定做的小纱裙，当然也心花怒放。

1938年，袁家菽、袁家芯两姐妹照。（袁家菽提供）

袁家芯从小就胆大，有一次，姐姐们带她去叔叔家玩，大姐比她大十一岁，姐姐们有说有笑聊得很起劲，袁家芯才二三岁觉得无趣，于是不吭声不吭气地自己走回家了，可是这回家的路很险，中间还有大深沟，沟里面还有水，要是掉下去就没命了，把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

五夫人杨氏故去后，袁克桓一家搬到现位于天津马场道与河北路交口的贾须社小洋楼居住。这座小洋楼前花园内有一排松树，松树后面是一个网球场，家中哥哥、姐姐常在这里打网球。因袁家芯尚小，没带她玩，她就从楼内拿出一个皮娃娃，扔向网球场，给他们添乱，哥哥姐姐们正打得起劲，忽见飞来一个皮娃娃，又惊又气地把皮娃娃给扔了回去。

袁家芯虽然淘气，但是平时脾气极好，只要不惹急了她。记得有一天早晨，父亲袁克桓脸上涂满了白沫，袁家芯显然被吓了一跳，急匆匆冲过去在父亲的胳膊上咬了一口，把他的父亲痛得哇哇大叫，后来才知道是刮胡子的泡沫。她四姐袁家菽说，家芯一急能“跳墙”，因为属狗。

圣若瑟学校的银钥匙获得者

等到哥哥姐姐们都上学堂去了，父母亲袁克桓和陈徵请来一位清末的秀才孟老先生到家，专教袁家芯识字。袁家芯每天按孟老先生的要求背古文，诵《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后来就背《论语》、《孟子》以及《大学》、《中庸》，袁家芯对于里面的涵义感到很懵懂，孟老先生既不教也不讲，反正上来就是让她背，袁家芯到现在都能倒背如流，古文基础就是这样练就的。袁家芯至今都记得孟老先生的样子，总是板着脸，戴着一副深度老花镜。有一次趁孟老先生把眼镜搁在桌上不注意，袁家芯用一层又一层的报纸把它包裹了起来，藏在桌子下，孟老先生又气又急又看不见，被淘气的袁家芯弄得恼羞成怒。

后来全家搬到了天津长沙道（现在为和平区第十一幼儿园）更大的小洋楼，孟老先生再也没有出现，换成保姆李老干管教袁家芯，不要小看李老干是一个保姆，她的地位相当于《红楼梦》里周瑞家的，更没想到的是李老干又凶又严格，脸上还长着麻子，常常把袁家芯带到最僻静的平房里学习，让小小年龄的袁家芯体会到“软禁”的滋味。李老干可能也认得一些字，弄来了一些当时耀华中学的小学课本，开始让袁家芯读一些白话文，比如“光阴好比河中水，只能流去不流回”，等等。

哥哥姐姐常常教袁家芯背唐诗宋词。有一次袁家芯不小心摔倒了，后脑被磕，家人以为她摔得不省人事了，大哥袁家宸把她抱到床上，大家商量着快一点把她送医院急救。其实袁家芯听得清清楚楚，当大伙最后决定要送她去医院时，她突然大声背起了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大家看她神智清楚，就免了去医院检查了。

袁家芯的毛笔字是母亲陈徵教的，每天要写规定数篇的“红模子”。这是一种练习写字的描红本，陈徵亲自批改，圈圈点点，哪个字写得好，哪个字写得不好，并告诉袁家芯写毛笔字要一笔就下来不要描来涂去，所以袁家芯的汉字与古文的基础功底都很好。

袁家菽从耀华中学转入了天津圣若瑟学校，袁家芯就随着她四姐袁家菽进入这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不仅学英文，还要学法文，数理化等各科全部是用英文教学，所以袁家菽与袁家芯的英文也相当好，两人都有英文名字，袁家菽是Susan，袁家芯是Ellen，她们的英文名字在亲朋好友中沿用至今，只有仆人称她们为四小姐、五小姐。

圣若瑟学校的教学十分严格，每个学期分期中和期末，学生的成绩按年级进行排名次评比。前三名可以得到学校颁发的奖状，发奖时，全体同学都站在学校大礼堂，校长从第一名开始念名字，由神父亲自颁奖，当校长念到“Ellen Yuan”时，袁家芯就上台去领成绩单和奖状，因获第一名可以得到挂在胸前的银钥匙，同学们看到此标志，都羡慕极了，银钥匙获得者当然也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庆亲王家的七格格和八格格分别是第二名和第三名。袁家芯小时候在家十分淘气，但自从上了学，就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与她四姐袁家菽一样经常得到银钥匙。

袁克桓家的用品和设备都是外国进口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家中的卫生间用水盆都装有连现在都并不普及的电动喷水器。袁克桓的家人都知道袁家芯有个习惯，很喜欢坐在电动喷水盆上，同时用英文背诵《圣经》，也有时用英文唱歌。在袁家，尤其袁家宸、袁家菽、袁家芯之间交谈时，经常是中英文交替使用，不少时候，兄妹英文的反应比中文还快。袁家芯从小就用英文学习各科课程，以至于她在大学读了四年的俄文后来全部还给老师了，但英文却终生不忘。

袁家芯在圣若瑟学校没有读完，那时正值天津解放，修女们也都走了。1951年后，这所学校改为天津女四中，也是天津当时很有名的女子中学，老师都换成了中国人，除英文课用英文讲授外，其他课程都恢复了用中文教学。

火热年代的蓝布褂子“贫困生”

袁家芯于1953年报考大学，其第一志愿是天津师范学院（今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本科。袁家芯选择数学教师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原因何在？据袁家芯自述：

祖辈从政，当了总统，又当皇帝，高处不胜寒；父辈为民族工业呕心沥血，艰难无比；时值苏联人民教师的形象高尚光荣，自己就毅然决然选择了这个职业，不仅付出了青春，更奉献了终身，一辈子在天津第一中学当一名数学教师。

袁家芯从1953年到1957年四年的大学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53年到1956年，从大背景看，即中共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前，这一时期，常常被过来人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好的时期之一：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国家转入了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中，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人民当家做主人，社会欣欣向荣。

当时的天津师范学院校址，即现在的天津外国语大学，位于马场道。袁克桓一家也已从睦南道搬到了大理道，与师范学院仅两条马路之隔。袁家芯的班级比较特殊，有许多是来自印尼的华侨学生，他们都住校，而没有住校的学生每天可以领取十元伙食补助费。当时女同学们都喜欢穿花裙子，袁家芯却天天穿蓝布褂子，所以系里的师生都认为袁家芯家境比较穷，也可以申请领到学校助学金，后来数学系派人到袁家芯的家里一看，不仅一点也不贫困，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富裕，光是家中的佣人就有二三十人。袁家芯是不是在装穷呢？也不是。在那个火热的年代，不少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是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真心实意想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真心实意向劳动人民看齐，愿意过艰苦朴素的生活。家芯的名字也真可谓是“家有千金，不添双芯，俭之积也”。学校给袁家芯的评语是：朴实、朴素、学习努力。

第二阶段，1957年，共和国的政治风云突变，这一年也是袁家芯大学毕业的一年，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开始了，学院的气氛异常紧张，系里不少学生，尤其作为四年级毕业班的一些学生十分活跃。其实，现在看来，这些大学生，包括后来被定为右派的大学生，是真诚地想提意见，希望党和政府把事办好，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人民、想夺共产党的政权。按照袁家芯的家庭情况，如果当时稍有不慎，极有可能被定为右派学生或同情右派学生的分子，但整个反右斗争中，实在是找不出袁家芯的一点问题。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据袁家芯自己回忆：

首先，是家教家风对自己的影响，奶奶、父母都要求后人不要从政，恪守“违心的事不做，惹祸的事也不做”的原则，所以不仅自己与右派不沾边，哥哥姐姐们也都没有在反右斗争中受到冲击和牵连。其次，自己当时一门心思认认真真念书，顺顺利利毕业，堂堂正正做人民教师，所以除上课和自习以外的一切社会活动都不参加。第三，系里定右派，甚至按下达的指标搜索右派时，对自己实在找不出一顶可以扣上的帽子。第四，当时系里许多学生都住校，白天上课，许多会都是晚上乃至宿舍中进行，而自己的家离学院很近，下课就回家念书去了，也不住学院里，这些会都没参加，所以幸免于难。

1957年天津师范学院（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女生风貌，后第二排左二为袁家芯。（袁家芯提供）

袁家芯在大学的整个学习中，成绩优秀，各科成绩都是五分（当时实行五分制，即为最高分），最后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天津师范学院数学系本科。

虽无大楼，幸有名师

新中国成立前在天津市，凡是著名的学校都是私立学校，如耀华学校、南开学校等等，公立学校很少。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天津所有的私立学校皆转为公立学校，如南开学校改为第十五中学，耀华学校改为第十六中学，南开女中改为天津女七中，中西女中改为天津女六中，等等。天津市第一中学始建于1947年9月，是天津市第一所公立学校，原名为天津市立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天津市第一中学，简称天津一中，是只招男生的学校。天津一中坐落在和平区西安道，原为美国兵营房，校舍是一排排铁皮顶的平房，冬冷夏热。学校虽无大楼，却集中了一大批名师，尤其数物化的首席教师都是天津市中学里顶尖的名师，加之学校管理严格，教风校风严实，校长韦力，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天津从事学生运动，是当时天津市最著名的校长。韦力校长倡导为人诚实，作风朴实，学问扎实，治学严实，所以当时天津市许多优秀的学生纷纷报考这所学校。再加上当时天津市以及河北省（1958年，天津市曾经改为河北省的省会城市）的省、市级领导干部的子弟入学，天津一中就成为天津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引人注目的重点学校，是天津中学的领跑者。

袁家芯在天津师范学院成绩突出，品学兼优，政治运动又无问题，所以在毕业时就被分配到天津第一中学数学教研室任数学教师。袁家芯又十分聪明，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口齿清楚，从小练过汉字，板书写得也很好，尤其吃苦耐劳，作风朴实，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重视与信任以及学生的尊敬。

天津一中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叫边叔杨，是天津数学界号称“四大金刚”之一的著名教育家，他对教师的要求极为严格，凡大学毕业的教师必须从初中一年级数学教起。从1957年至1960年，袁家芯就依次从初一教到初三代数，并成为当时天津一中初中数学组的骨干教师。当时大学毕业生在学校的工资都是四十六元，袁家芯因工作突出，很快她的工资就被提到五十六元，还经常作教学观摩。天津一中对升学率十分重视，也与当时的第十六中学（即原耀华中学）的成绩竞争十分激烈。从1960年到1963年，袁家芯很稳定地兼行初中毕业班班主任和代数老师之职。能够被安排在天津一中毕业班教学的老师都是很优秀的，据袁家芯回忆，当时，四清运动已经开始，“左”的思潮以及阶级路线斗争为纲日益严重，学校有极少数的调资名额，经过反复评比，最终又给了袁家芯，由此袁家芯的月工资就由五十六元升到六十二元，成为各学科同龄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文革”前，在天津一中，初中教师与高中教师有严格界限，高中教师都是老教师，青年教师先在初中教学段教学多年，突出者才被提到高中段教学。从1963年后，袁家芯就被学校领导重用，到高中段担任三角数学教师，并担任高中一、二年级的班主任，工作仅五六年就被提拔到高中段教学，这在当时的天津一中极为罕见。

天津一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一个重灾户，有名的老教师都被以各种理由下放疏散或调离天津一中，校舍更是破烂不堪，学生也不是择优录取了，韦力校长在“文革”前被调出了天津一中，学校元气大伤。“四人帮”被打倒后不久，韦力校长又奉命回到了天津一中，开始谋划如何恢复天津一中的实力。袁家芯真正在教学中焕发青春，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这时的袁家芯，四十多岁正当年，她认为这是她教学生涯中最有意义的几年，原因有四：

其一，“文革”结束后，天津一中的教师队伍已元气大伤，既能承担起高中代数、三角、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的教学任务，又能胜任高考毕业班复习的老师真是少得可怜。那时的数学老师大多不能兼科，比如教三角的不能教立体几何，教解析几何的不能教代数，全能的极少。但是，到了高中毕业复习阶段，要求具备全能的老师帮助学生梳理数学各专题知识点并进行复习指导，在这个阶段，袁家芯发挥自己业务功底扎实的长处，承担天津一中高中毕业班数学复习的教学任务，为恢复天津一中的名气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3年陈徵、李立中赴美前，袁家芯全家与他们及其他亲人合影。后排左起：诸葛媛、李立中、柏均和；前排左起：袁家菽、诸葛青、陈徵和怀抱儿子柏翊的袁家芯。（袁家芯提供）

其二，韦力校长慧眼识人才，在当时天津市区党政组织的支持下，将“文革”中调出的柏均和又调回到天津一中，任天津一中数学学科的负责人和带头人。袁家芯作为几十年自始至终在天津一中执教的骨干教师，也作为学科带头人柏均和的妻子这样双重身份，既要勇于承担压力，又不能搞特殊化给柏均和带来麻烦；既要把天津一中成功的教学经验传给青年教师，又要在数学学科创新和改革中率先垂范。这一切，袁家芯都做得很得体，也很不容易。

其三，改革开放后，天津一中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在韦力校长的率领下，进行了颇有影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探索，引起全国许多省市的关注。尤其此时，民主党派中之一的民盟，也开始教育改革的调研与建言献策，天津、上海、福建等地民盟组织开展互访调研，纷纷来到天津一中进行教学座谈和观摩，主要是了解天津一中的主力学科，即数学学科的课堂教学改革。作为当时天津一中的骨干教师，袁家芯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观摩教学的光荣任务。

其四，柏均和和袁家芯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天津一中的民盟组织是天津基础教育系统既有优良传统又有一定影响的民盟组织。在这所学校里，有两位民盟天津市委会的副主委，分别是祝汝芳和柏均和。“文革”前，这所学校的副校长边叔杨就担任民盟天津市委会的常委。袁家芯还多年担任天津一中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及和平区政协委员，她在任期里，为发挥党政盟工团在天津一中的教育教学改革作用，为搞好党和盟之间的关系，总结了不少好的经验。

天津一中的一些老师曾这样说，如果柏均和不在这所学校工作，柏均和所获得的天津市首批模范教师、天津市首批“五讲四美”师德模范、天津市名教师、天津市特级教师等等称号，可能都会落在袁家芯名下，但他俩作为夫妻，袁家芯只能甘当绿叶了。袁家芯从天津师范学院毕业，二十三岁分配到天津一中，到五十五岁光荣退休，名副其实地将青春献给了天津一中，献给了自己所选择的人民教师这个光荣而又平凡的岗位。

翻过“文革”这一页

1966年，一场政治大灾难降临到中国大地，突然间一切面目全非，学校里本来亲密和谐的师生关系急转为敌对关系。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早期，曾经引用过一句话：“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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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社会上一下子揪出了无数的“王八”，“王八”就是牛鬼蛇神，就是“黑五类”。

在“文化大革命”中，袁家芯的丈夫柏均和被造反派挂了三个牌子。第一个牌子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之子”，实际也是如此，但是那个年头谁又说得清这个“国民党接收大员”是中共安排的，谁又信你说的？第二个牌子是“袁世凯的孙女婿”，这个也是事实，也没法否认。第三个牌子是“白专典型”，也是事实，因为柏均和一直就是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的一个人，二十几岁就做初三年级的级主任、数学学科的骨干教师。而恰恰这三块牌子在“文革”中成为遭受非人性迫害的源头。

1966年8月11日，对于袁家芯来说，是永远铭刻在心的日子。天津一中的大操场，召开了天津市万人武斗大会，除了天津一中的数千名学生，还有其他学校前来观摩学习武斗的，把北京武斗经验在天津开花，共一万余名学生聚集在一起。学生用四个教学桌子摞起一个批斗台，最上一层桌面上撒上碎玻璃，让韦力校长穿着短裤、背心，光腿跪在上面，双手打个幡，下面跪着的是天津一中专职书记黄健、副校长廖增祯，还有一位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的就是袁世凯孙女袁家芯，里面一圈是党政中层干部，最外一圈下跪的是数十名教师，挨打最直接也最厉害，嘴里被塞进垃圾乃至粪便。袁家芯被安排在最高的一圈批斗，直接挨打并不太多，一名学生在她的头上不偏不倚扣上了一个放了气的旧篮球。批斗中，学生不断往台上扔石头，许多老师的头部和身上都被砸破了，鲜血直流。而袁家芯头上盖的破篮球反倒起了保护作用，头算没被砸破。当天下午，丈夫柏均和也被命名为“钢刀赤造反队”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带走、在天津一中校园内游示，因为是袁世凯的孙女婿，从头到身上被浇满了油印材料用的油墨，游完街又遭到拳打脚踢，打完后又被关押到图书馆里。柏均和其实非常不愿意回忆这一情景，但是这一幕牢牢地印刻在他内心深处：

等到晚上天已经大黑了，我把自行车取出来，然后骑着车回家。一回到家以后，感觉身心俱伤，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另一方面，因为都是自己的学生干的，开始只是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天津走偏了，乱了，后来发现“文革”其实是把人性中最恶的一面完全调动出来了。

当晚，夫妻二人相顾无言，不知更大的灾难何时降临。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抄家便开始了，柏均和记得刚开始抄家的时候，他岳母陈徵让李立中把一大堆东西，包括有钻戒、钻石、金银等等，都拿到他们这儿来了，说：“你们帮忙收藏一点。”这些东西要是被红卫兵查出来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柏均和回忆：

我就和家芯商量，咱们得把这些东西处理掉，去扔了吧。我记得是1966年8月，天津的天气仍很热，我还化了装，戴一个破草帽，戴了一个眼镜，骑一辆自行车，穿着一件旧的中山装。出门时家芯补充说了一句：“你穿得太破，人家还以为你是牛鬼蛇神呢。”于是我就又换了一件白衬衫，自行车上挂一竹篮子，骑车一直到了天津第二文化宫，那时候还是个比较清静的公园。进去以后，我就把那些金银之类的东西，放在厕所里。然后把那些三克拉以上的钻戒钻石，就统统扔到公园的湖里头了。等到1968年10月再一次抄家的时候就变本加厉了，这一次来的不是学生，来的是我父亲单位里的成年人，他们先抄我父母的家。我们当时住的是一个带花园的前院，我父母住后院。造反派又抄我们的住处，他们让我先跪下，打我，然后用我家里施特劳斯唱盘“啪”扔在我头上，唱盘当即就碎了，又让我举起两个箱子在那儿罚跪。然后他们翻啊翻，最后把花园院里的地砖都刨开了。

那时候抄家抄得真是四壁皆空，连床都没有了。晚上的时候，就到院子里捡了几块砖，找了一个破门把它卸下来了，放在地上，连褥子都没有，好在客厅里还有一个大地毯，蓝色的，造反派们嫌沉，没拿走，于是就把大地毯拿来放在门板上面，然后铺一个被单就睡觉，这样大概睡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1968年10月28日，社会上的造反派再次闯入家中，我母亲就在那天晚上抄家后脑血管破裂致死，年仅五十二岁，我父亲同时也就给扣起来了。造反派把我们从花园的平房里赶到一个八平方米只能放一张双人床的破屋，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后来家芯买了一张铁床，正好把那铁床放在里头。外边还有半间，一下雨就漏，半间房里还有一个下水道地沟的盖，我父亲他只能睡在这个下水道的半房间，给支了一张行军床，可实际上他没睡，为什么呢？他被扣起来带走了。

“文革”中，袁家芯带天津一中学生下乡学农时留影。（袁家芯提供）

这时的袁家芯住在八平方米小破屋，睡在地上，公公被关，婆婆被批斗致死，母亲陈徵被赶入地下室，哥哥、姐姐不是被关在劳改队劳动，就是被赶到农村下地劳动去了。当笔者采访袁家芯时，她不愿谈这段辛酸岁月，只是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周围的人都平反了，我当初被批斗因为是袁世凯的孙女，可是这个没法平反，‘文革’岁月，不堪回首，翻过这页吧。”

有道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袁家芯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平静。

久病床前有孝女

1986年5月，袁家英带着女儿李菲菲从美国护送陈徵回天津探亲，这是陈徵赴美后隔了十三年第一次回国探亲。袁家芯和袁家菽此时住在天津1980年代条件最好的住房，即体院北华侨公寓，他们把自住的最好朝向的房间腾出来，请陈徵居住。按原计划，陈徵准备住一两年就返美，但此时已年高八十六岁，回国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返美也经受不住长途航行的颠簸。

1987年12月，袁家菽赴美探望女儿诸葛青，这样照顾陈徵的任务就基本全都落到袁家芯身上，那时家里虽然请有保姆收拾、做饭，但夜间保姆并没有陪住。袁家芯仍在教学岗位上，柏均和又担任数学学科领导以及民盟等社会上的繁重工作，袁家芯的儿子柏翊正上中学，面临考学和升学种种压力，袁家芯白天需要管理学生，完成繁重的高中数学教学任务，晚间与陈徵同住一个房间照顾她，陈徵几乎每隔一定的时间就要喝水或上卫生间，又不能自理，所以袁家芯每夜都睡不了多少觉，健康状况也因此受到了很大影响。这期间，陈徵作为袁家的长辈，经常不断有众多孙男嫡女、亲朋好友前来探望，所以袁家芯在家里还有繁重的迎来送往的接待以及接待后的收拾清理工作，这些感受，如果不是居家过日子的人，是体会不了个中滋味的。当时，天津市的许多名校名师在外面开讲座、接家教，但袁家芯从未接过此类任务，全身心地扑在天津一中的教学工作和照顾老母亲陈徵的生活上。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但袁家芯却是真正的久病床前有孝女，大家有目共睹。

1958年袁家芯和母亲陈徵在家中合影。（袁家芯提供）

到1992年初，陈徵已在袁家芯和柏均和家住了六年多了。虽有袁家芯的精心照料，但陈徵毕竟年事已高，卧床不起，于是家中设了专门病床，专家、护士不断诊治，但治病却治不了命。1992年5月，经抢救无效，陈徵在袁家芯和柏均和家病故，享年九十二岁。陈徵能够幸福地活到这个年纪，袁家芯功不可没。应当指出的是，远在美国的袁家英、袁家苮、袁家蕖、袁家菽以及李立中，他们也都十分惦念母亲，经常寄些美金和物品，以表他们的孝心。

“九一一”历险记

陈徵病故后，袁家芯的身体和精神也垮了，此后不断地生病住院，曾相继在天津市的几大医院住院治疗，如天津市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市胸科医院、天津市肿瘤医院等。1998年的元旦，袁家芯突然痰中带血，到天津肿瘤医院看病，化验结果为有鳞状癌细胞，袁家芯的学生为该院的胸科专家，当时一方面做了准备动肺部手术，另一方面又汇合天津专家学者诊治。该院病理专家张连郁主任亲自与袁家芯的丈夫柏均和一起去北京，找到曾为周恩来总理诊治的专家，找到301医院的少将级专家，还找到北京肿瘤研究院的教授会诊，最终否定了化验结果，即在袁家芯准备动肺部手术的前三天，确诊无病灶。全家虚惊了一场，家里人对袁家芯说：是母亲陈徵老人家在保佑你这孝女。

不久，袁家英从美国专程来到天津，亲自协助袁家芯办理赴美探亲的手续，陪同袁家芯去北京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2001年8月，袁家芯的赴美探亲手续全部办齐，李菲菲在美国给她的母亲袁家英和五姨袁家芯订好了2001年9月11日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航班由北京飞往美国。在北京机场，柏均和与袁家芯、袁家英道别，随后柏均和也乘国航飞往厦门，参加民盟在厦门召开的基础教育研讨二十年回顾总结大会。当时这个大会很隆重，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费孝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丁石孙、民盟中央副主席张梅颖、民盟中央副主席吴修平等都参加了这个会，柏均和代表大会筹备领导小组在会上作主题报告。就在这时，柏均和接到了袁家英女儿李菲菲从美国打来的紧急电话，说美国发生了九一一事件，恐怖分子劫持的四架民航客机撞击了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而袁家英和袁家芯乘坐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正在空中飞行，不能进入美国，下落不明。此时，柏均和正在会上做报告，其心情和袁家英在美国一大家人一样，心急如焚。

2001—2002年，袁家芯赴美探亲，四姊妹在芝加哥合影，遗憾的是没有五姊妹的合影。左起：袁家蕖、袁家英、袁家菽和袁家芯。（袁家菽提供）

袁氏四姊妹在美国。左起：袁家芯、袁家英、袁家菽和袁家苮。（袁家菽提供）

笔者在采访袁家芯时，她说，当时，她正与大姐袁家英坐在飞机上，这是她第一次赴美国探亲，也是刚刚经历了那么多的住院治疗后确诊无病，十分兴奋。突然机长宣布，由于美国发生了重大的恐怖事件，飞机不能前往美国，要大家听候通知。这下可急坏了也吓坏了这两位老太太，后来机长又宣布，飞机或许降落在美国阿拉斯加，可能有寒流，机上乘客纷纷抢毛毯，没想到飞机最后降落在了加拿大温哥华。按照机长的指挥，机上乘客全部下了飞机。两位姐妹还得到了特别照顾，被安排在宾馆内的总统套房内，吃住当然是没问题，但这惊吓一时半会儿怎么也回不过神来，毕竟家人也牵挂。在总统套房免费住了几天后，接到重新登机的通知，飞机又飞往美国芝加哥，在机场前来接这两姐妹的美国亲属也悲喜交加，中国国内的家人与亲人知此消息，也是心里石头落了地。

袁家芯在美国整整住了一年，几位姐姐，包括袁家英及其一家人，即李菲菲、李立杨、李立林及他们的配偶，非常热情接待她，袁家芯自己的心情也很放松，因为她不是到美国去定居或者打工，只是探亲和游玩，所以没有压力。在芝加哥有袁家苮，在纽约有袁家蕖一家、袁家菽一家，还有李立中、袁弘哲以及袁家英的小儿子李立恩，还有袁世凯的第十四女儿，即她们的十四姑袁珣祯。袁家芯在美国的这些亲属，尤其是袁家英的儿女们，陪着她周游了美国各地，包括拉斯维加斯、黄石公园、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大峡谷、纽约、大西洋赌城等等。几位姐姐及众多亲属都觉得袁家芯照顾陈徵有功，争相邀请她和宴请她，含有一种对陈徵老人的怀念与报恩。李菲菲还特别夸袁家芯的英文非常好、发音准，地道的美国音，袁家芯用英语与袁家英的儿子、儿媳、孙子、外孙、孙女交流，大家都很喜欢她，她在美国度过了自己人生中十分快乐的一年。

第二年9月11日，袁家芯又与袁家英结伴返回天津，为什么又选在这个敏感的日子，是袁家英的特殊考虑，她认为这一天恰是“九一一”周年纪念日，必是戒备最严密的时候，因此，也是最安全的时候。

袁家亲情接待基地

晚年的袁家芯生活很安逸，住在一座三层的别墅中，前后院种满了各种花卉，养有一条她很喜爱的叭狗“都尼”。袁家芯喜欢读唐诗宋词及各类古典文学作品，偶尔自己也做诗填词；喜欢京剧，喜欢越剧，喜欢曲艺，尤其喜欢京韵大鼓；喜欢剪报并建分类集册，喜欢把自己、丈夫、儿子成长的照片整理成集；喜欢收藏与欣赏宜兴壶，喜欢逛鼓楼、文化街、杨柳青，也多次和回国探亲的姐姐们去外地旅游。

袁家芯的家庭，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她丈夫、儿子，都在国内工作和生活，是袁克桓和陈徵的儿女们中唯一没有在国外创业的一家，而且发展得很好，足以自豪。她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如何选择，不能绝对地分对与错、优与劣，唯有适合与不适合。

袁家芯的住房一直比较宽裕，结婚后住在柏均和家，公公与婆婆有一幢前后院带小花园的房子，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1968年被和平区房管部门的造反派赶了出来。1972年开始她住在婆家落实政策后的一座两层楼内。1981年，袁家菽一家从南京调来天津，调动的条件之一是先得在天津有个落脚处，然后才能分配住房。这样，从1981年底到1984年底，袁家芯腾出一层房接纳袁家菽五口。从1986年开始，陈徵回国也住在袁家芯家中。1990年，袁家英带着女儿李菲菲、儿子李立林和儿媳丹尼斯、儿子李立杨和儿媳当娜来到中国探亲，儿子与儿媳住在喜来登大饭店，袁家英坚持住在袁家芯家中，与母亲陈徵和袁家芯妹妹做伴。李立中先后两次回国探亲，其中一次把陈徵和袁家芯都接到天津喜来登酒店住了一个月，另一次就住在袁家芯的家里。袁家蕖回国探亲，也住在袁家芯的家中，袁家芯的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内接待基地。

1956年，袁家芯与天津著名越剧演员章飞飞（左）在袁家芯家中合影。（袁家芯提供）

1986年，时任天津民盟市委副主委的柏均和在家中接待纽约大学巴德教授。（柏均和提供）

这样的接待基地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家里得有好的条件，二是袁家芯的家人积极协助和无私奉献、大家才能相处得其乐融融。笔者在采访袁家过程中发现袁家芯的丈夫柏均和在袁家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人，不仅仅因为柏均和有特殊的前辈以及事业上的一路领先，主要在于柏均和五十年来对于袁家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在不同的时期都提供过不同的帮助，袁家人都敬重他。柏均和在“文革”期间曾两度冒着生命危险把陈徵送到袁家菽在南京的家避难；1986—1992年，陈徵回国病重住在柏均和家，他极尽孝道；“文革”中，柏均和与袁家芯从工资中分出一部分资助陈徵和袁克久等人，直到落实政策。柏均和还帮助袁家宸的儿子在天津办理户口，热情接待袁家英以及儿女来华探亲，安排袁家苮来华探亲时生病住院治疗，无私地帮助袁家蕖“文革”抄家后的困难生活，尤其当袁家菽一家从南京调往天津，和袁家芯一起给予了他们有力的帮助。袁家姊妹如是说——袁家英：“均和做了这么多好事，上帝都会看见。”袁家苮：“均和是我们袁家姑爷中佼佼者。”袁家菽：“均和是上苍派来帮助我们袁家的。”

袁家芯丈夫柏均和：特殊的家庭

柏均和是满族正蓝旗的后裔。正蓝旗，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闪电河流贯，邻接河北，是清代八旗之一。正蓝旗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因旗色纯蓝而得名。

柏均和祖姓瓜儿佳，瓜尔佳氏是满族的八大姓之一。柏均和的曾祖辈二爷叫柏宪章，清朝末年在李鸿章旗下为官，曾随李鸿章到日本的马关和俄国的尼布楚，签订了对于古老的帝国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尼布楚条约》。柏均和曾经看过李鸿章给他曾祖一件镶着玉的题字，也看过当时曾祖跟随李鸿章去马关和尼布楚的照片，民国后其曾祖在电报总局为官。

柏均和的父亲柏本彦，是中国第一代视听专家。1945年，被地下党安排为国民党经济部接收大员，实际上为地下党工作，这是中共地下党给他安排的任务，其实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潜伏”，相当于中共的地下党人员。这样的“潜伏”经历，在“文革”中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遭受关押拷问的命运。改革开放后，终于澄清了“潜伏”的身份，定为1945年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为党外人士。

柏均和的外婆，是当时江苏泰州的第一美人，而且非常有经济头脑。柏均和的外公家是南京清末两个大户之一，姓曾，被称为“曾百万”。在民国初年，他外公举家从南京搬迁到了北京，开设了一些店铺，其中包括当年北京前门大栅栏的“聚源涌”绸缎庄。柏均和的外公家早年还开有专门给宫廷里做灯、做扇子的店，叫华美，制作精致的手工象牙扇子和美轮美奂的宫灯。柏均和的母亲曾瑞霞，中学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柏均和父母的结合其实就是满汉联姻。曾瑞霞与丈夫柏本彦一起投身地下党工作，她把自己的房产、金银首饰等等都资助给地下工作者。曾瑞霞是一个平凡又很伟大的母亲，她出面做了许多帮助地下工作者的事。她在“文革”中被诬为黑线人物，于1968年10月28日被造反派批斗抄家后脑血管破裂当晚致死，年仅五十二岁。

柏均和与袁家芯相识于1960年代初，同为天津名校第一中学的骨干教师，而且在同一个数学教研室共事。在那个极左的年代，两位的祖辈分别被定为“卖国”和“窃国”，他们于是成为“卖国”和“窃国”的后代，似乎是永无出头之日。在风雨同舟中，结为夫妻。

在柏均和身上，流淌了一半满族的血液，一半汉族的血液；祖辈因与李鸿章同朝为官不免有追随“卖国”后裔之嫌疑；与袁家芯结成婚姻又成为了“窃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孙女婿；父母为党的地下工作做贡献“文革”时又成为“黑线人物”之子；柏均和本人五十余载忠诚教育事业，是名师亦是名校长，是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全国政协委员；所以柏均和特殊的前辈和今生，注定了他很不平凡的一生。

几何课堂：黑板上的美术作品

柏均和，自1960年在天津第一中学从事基础教育教学及学校管理工作以来，至今已五十余年。

“文化大革命”前，柏均和已是天津第一中学的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972年，被称为“右倾回潮”时期，柏均和经评选向全天津市中学作观摩教学。1977年，“文革”刚结束，柏均和又被推荐向全市作观摩教学。改革开放以后，天津第一中学最先投身数学教学改革，探索导学式课堂教学，柏均和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是改革开放以来探索教育教学改革的代表人物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1982年，首届全国数学教育大会在郑州召开，该大会的主席是华罗庚先生。柏均和代表天津参加并在会上发表了一个数学教育改革的演讲，在会上引起轰动。会后，河南的教育厅特别邀请柏均和与当时北京景山中学校长游铭钧，到河南的各个地方去讲学。从郑州到新乡，到鹤壁，一路受到各地的欢迎和好评。

1983年，那时候刚刚有电脑计算机，天津市教育局就拨了一批给天津一中。柏均和主持了一个计算机的软件设计，叫“圆锥曲线的统一性”，这是柏均和设计的脚本，最后获得了南京“紫金杯”优秀奖。当时全国科协的主席是周培源，他专门看了这个软件，后来在天津电视新闻节目中还做了报道。

柏均和自己总结教学生涯时说：

在中学当老师，主要是看你的学生高考成绩，你教出来的学生高考成绩怎么样就决定你教学的成绩。譬如我举一个例子，1986年我带过一个班，从高一、高二带到高三，到1989年高考的时候，这个班的数学成绩总平均是九十二分，那时候高考数学的满分是一百二十分，我这个班是九十二分。与天津一中当时齐名的还有两所中学，一个耀华中学，一个南开中学。南开中学当年数学的高考总平均分是七十七分，耀华中学当年数学高考总平均分是七十二分，我们比他们高二十分。这就是说，每一个学生他的平均成绩在高考中如果高于二十分的话结果就大不一样，别说是高二十分，就是高一分的话都能够在录取当中起相当作用。

1987年，中国开始评职称。柏均和第一批晋升为高级职称，后来被天津市政府命名为特级教师。特级教师是两万人当中选一个，每五年评一次，可见能够评上特级教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特别出众的业务能力与资历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1998年，柏均和所率领的天津一中数学学科组被评为“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市里从来也没有把特等劳动模范奖给中学的一个教研室，而且史无前例地奖给了一个集体。

1990年代，柏均和应台湾出版商之邀写书，书名就叫《大陆名师授课手记》，由台湾九州出版社出版，选择了大陆的一些名师参与撰写，柏均和写的是高等数学当中矩阵这一章。非常巧合的是，2008年柏均和应邀去台湾的一所名校访问，在台北市某名校访问期间，柏均和的经历介绍里面，就有为《大陆名师授课手记》写作这一段。

2008年，柏均和（左二）在台湾访问，左一为南开区副区长，右一为台湾某学校校长，右二为中共天津教卫工委副书记。（柏均和提供）

柏均和一直记得当年韦力校长的话：“要做教育家型的教师，不要做教书匠。”所以，柏均和自始至终走的是这条路：为了科学的教学，必须掌握教学的科学，而且必须得著书立说。柏均和1982年当选为天津数学教育学会首届年会理事，中国数学教育学报的首届编委，参加编写出版了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数学教学参考书。柏均和一共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六十余篇。出版了数十万字、上中下三册的专著《数学思维方法：柏均和高中数学指导》，而且这个专著是第一次经过批准的、用柏均和的名字命名的专著，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很受欢迎。

1999年，费孝通先生为万盛高级中学题写的校名。（柏均和提供）

柏均和在天津一中是以教学严格、严谨著称的，培养了许多很有名的学生。四五十年以后，学生们回忆起来，纷纷说自己对柏均和老师的印象极其深刻。天津教育出版社社长赵和年说：“柏老师在我们的心目中如同神，他说什么我们都是非常相信他。”2006年全国政协会议，当时任商务部的副部长廖晓淇代表商务部到民盟组来听取意见。看到坐在下面的柏均和，想到柏均和曾在1960年代教过他几何，就跟民盟组的索丽生副主席说那是他的老师，并从台上走下来，与柏均和握手说：“柏老师，您当时教我几何，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您那个板书写完了以后，这一黑板真是一个美术作品。特别是您的开场白非常简洁：我叫柏均和，我给你们讲几何。然后徒手就画了一个圆，比圆规画得还圆，我们都佩服极了。”

1999年，香港万盛集团董事局与民盟天津市委会合作，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在国家教育部备案，建立了一所中外合作性质的高级中学——万盛高级中学，董事局主席张燕任学校理事会理事长，柏均和任校长，并代表民盟天津市委会任学校理事会副理事长，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民盟中央原主席费孝通为学校亲题校名，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民盟中央原主席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亲任学校名誉校长。2001年，该学校被定为天津市首批高中示范校，是唯一的民办学校。2000年10月30日，《天津日报》以四分之三的篇幅报道了“万盛办学模式的思考”；2003年6月23日，《天津日报》又以《民办校如何成为示范校——扫描万盛高中办学之道》；2004年8月，万盛中学由河北区志成道搬迁新址，《天津日报》报道了万盛高级中学《迁新址，创新路，再创民办教育新业绩》。

柏均和说：

2002年首届毕业生取得了突出成绩，他们都是1999年招进来的。请别忘了，我们收的学生都是分数差的学生，是国办学校挑完以后剩下的。我记得1999年我们收的学生的总平均分是492分，在河北区倒数第一。河北区又是市内六区当中分数最差的，应当说是最差的学生。三年来我们的培养宗旨是“不求入学人人优良，但使毕业个个优秀”。2002年，学校首届毕业生近400人，高中入学时为天津市最低平均分，但毕业后在高考中取得文科一次上线率达98%，理科达81%，80%以上学生考入本科学校，一批学生考入包括北师大在内的全国重点院校，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2004年，天津市建设快速公路，将这所现代化的校舍拆除，此后学校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继续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天津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多次获市领导的高度评价。

香港万盛集团无偿投资，对我表现出很大的信任。我快到退休的年龄了，那么在办学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自己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10年，天津教育发展基金会换届，柏均和继续作为2010年的新一届的理事，再担任五年。

袁家一员：全国政协十年及民盟三十余年参政议政

1981年初，柏均和以天津市首批模范教师和首批“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模范及天津第一中学学科带头人身份，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天津日报》还刊登了柏均和等人入盟的消息。1982年，担任民盟天津市委中教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当选为民盟天津市委委员。1985年，当选为民盟天津市委副秘书长。1986年，当选为民盟天津市委副主委。1991年，当选为民盟天津市委中教委员会主任。1999年，任民盟天津市委专职副主委，直至2007年换届，因年龄关系卸任。

柏均和在民盟的工作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柏均和参加和参与组织了民盟中央及部分省市召开的历次基础教育研讨会，是民盟基础教育重要的代表人物。二，支边支教和“烛光行动”。

柏均和回忆起当年参加的几次重要的基础教育研讨会：

1980年我参加了天津市民盟为参加民盟中央在山东青岛的工作会议的调研工作，也参加了三个省市——天津、上海、福建民盟的基础教育调研。1982年，参加了民盟中央的“东四会议”，会上提出了城市中学改革的八条建议发表在《人民日报》。1985年参加漳州会议。费孝通先生亲自到会，他刚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吴修平是福建省民盟的秘书长。在这个会上，我被选进了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有福建的吴大钟，天津是我，上海是李传芳三位。接着，又在1986年参加了西安会议跟昆明会议民盟的基础教育的准备。1987年，民盟中央在天津召开基础教育大会，当时您作为记者，

[2]

我当时作为天津的副团长，并且让我在大会闭幕式上做了一个发言。

1988年2月，我又参加了民盟中央在北京召开一个教育问题研讨会，同年底，费老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基础教育的十条建议，其中大会的最后一稿是民盟中央高天副主席让我整理的。

从1992年到1997年，我继续为恢复基础教学的调研做贡献。1998年，在天津开了基础教育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当时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校长到会。

2000年，上海开基础教育研讨会，我又作为领导小组的成员参加了上海的会议，当时冯之浚副主席代表民盟中央参加。

2001年，这是民盟中央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叫厦门会议，我在会上代表筹备领导小组，作了《民盟基础教育研讨二十年回顾》的报告，回顾了从1980年的青岛会议到2001年的厦门会议。这次会，费孝通主席亲自参加，费老年事已高。丁石孙校长作为民盟中央主席参加。张梅颖和吴修平作为民盟中央的副主席参加，这个会开得很隆重。

接着，我作为领导小组的成员，在2002年又参与组织了湖南会议，2003年广东会议，2005年安徽会议。至此，到2007年，由各省市联合成立筹备领导小组，举行的会议，告一段落。那么到2007年底，民盟中央换届，以后的会议就由民盟中央主持了。在2008年的时候再次邀请我参加了西安会议，作为论文评选小组成员，参与这个会议的论文的评选。2010年，绍兴会议，这是民盟中央召开的，邀请“烛光行动”领导小组的成员参加。

因此，从1981年开始，我是截止到2011年共三十年，全程参与民盟基础教育研讨的。

关于支边支教和“烛光行动”：

1983年，党中央首次提出战略性措施开发西部智力支边时，民盟中央的费孝通、钱伟长、谈家桢等领导人率先垂范，纷纷到边疆地区支边讲学，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983年暑期，根据民盟中央的安排，由民盟天津市委组织，柏均和作为民盟第一批赴新疆乌鲁木齐民盟智力支边讲学小组负责人，在为期近二十天的讲学中，为数学、外语、生物等各科的新疆骨干教师进行讲学培训。

1983年8月，民盟天津市委黄治安、柏均和率领智力支边组在新疆乌鲁木齐机场与前来欢迎的人士留影。（柏均和提供）

1983、1984年，民盟天津市委智力支边小组两度赴新疆讲学。图为智力支边小组领队柏均和为新疆教师讲课。（柏均和提供）

1985年，民盟漳州会议期间天津代表团合影。左起：柏均和、韦力（天津一中校长）、黄治安（天津二十一中副校长）、马荣惠（天津市教研室主任）、李力（天津实验中学校长）、伉铁侠（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副校长）、祝汝芳（天津一中副校长）、王治录（天津和平区教育局局长）、贾景娴（天津大港电厂学校校长）、贾淑娴（天津二十中学校长）。（柏均和提供）

柏均和回忆道：“那次接待我们很隆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席司马义·艾买提，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亲自到我们住的自治区迎宾馆看望我们。那时候新疆还很闭塞，我把以韦力校长为首的天津教育改革成果带到了新疆。我在新疆的八一礼堂介绍天津教育改革，有两千人参加听讲。”

1984年，新疆教育厅再次邀请，经民盟中央和民盟天津市委会安排，柏均和再次率支边讲学组赴新疆石河子和乌鲁木齐讲学，再次获得好评。柏均和在改革开放初期，响应国家的号召，根据民盟中央的安排，在民盟天津市委会的组织下，身体力行，为支援西部基础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85年中国首届教师节的时候，柏均和作为优秀教师的代表，参加了天津市政府的座谈会。会上，柏均和向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同志提了两个建议：一，建立教师奖励基金。李瑞环市长当场批准，并拨款一百万元的资金。柏均和作为天津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创意人一直担任理事。二，建立教育科学研究院。1985年市政府批准同意，后来又拨了一块地，天津市教育科学院就这样建立了，柏均和受邀参加奠基仪式。

1998年至2008年，柏均和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被安排在民盟组，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十年中，柏均和就基础教育改革、民办教育发展、教育立法、素质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投入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

2002年，在全国政协参加《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立法调研，柏均和写了一个大会发言，这个发言被全国政协选中。2002年，在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柏均和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到会听取意见的联组会上作重点发言，题目是《要建立防范措施，扼制教育界的腐败现象》，得到肯定。2006年，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柏均和又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到会听取意见的联组会上作重点发言。

柏均和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3月2日，民盟和民进的联组大会接到胡锦涛总书记要参加民盟和民进的联组大会的通知。民盟中央决定，安排我在大会上做一个发言，而发言是在3月4日，当我接到通知已经是3日了，其实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而且胡锦涛总书记与政协贾庆林主席他们都来，我发言的题目是《一切为了孩子》，应当说这个发言效果很好，新华社记者拍下总书记与我握手的照片。就是在这次联组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著名“八荣八耻”的重要讲话。

关注支援农村教育发展是民盟的优良传统，从2007年开始，在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的率领下，民盟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农村教育烛光行动”，其宗旨是：帮助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水平，推动城乡教育公平。“烛光行动”的主要内容是：关注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帮助教师提升教育理念、业务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关注农村教师的自由全面发展，帮助改善农村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关注制度建设，通过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不断推动完善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和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

左：2007年，柏均和获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表彰的先进个人称号。右：2011年，柏均和（右一）参加“民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表彰大会”。（柏均和提供）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对民盟“烛光行动”工作予以肯定。此后，中央领导贾庆林、刘延东等也多次肯定“烛光行动”。2012年，“烛光行动”获得2011年度中国扶贫创新奖。“烛光行动”开展五年，协调援助资金四千八百万元，受益教师和校长九万九千人，援建烛光学校七十二所，捐赠图书二十三万册，柏均和作为民盟中央农村教育“烛光行动”专家顾问组组长，为这项利在当代、荫及子孙的事业尽了自己的努力，该工作已成为民盟的一项品牌，也是民盟传承老一辈陶行知、梁漱溟知行合一的历史传统。

柏均和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这十年，年年被媒体列为采访的重点对象，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多次出镜，被天津电视台两会报道组多次列为专题访谈人物，在中央和地方许多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建言，也为境外媒体关注的人物。“政协履行职能这十年，应当说是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十年。”柏均和如是说。

柏均和总结自己这一生：

从教至今五十一年，可谓终生从教，攀登高峰；优秀园丁，桃李满园；党派参政三十二年，政协履职，尽责十年；首批支边，新疆讲学；民盟办学，校长示范；烛光行动，继续奋战，光彩一生。自己作为袁家的一员亦增光添彩。

注　释

[1]
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将红卫兵给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改动一字，变下联为“池深王八多”，参见范达人著《“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5月版，第210页。

[2]
1987年10月中旬，民盟中央在天津市召开了普通教育改革研讨会，来自全国二十八个省市和自治区的民盟普教界代表八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举行如此规模的普教研讨会，这在民盟历史上还是首次。会议由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邬沧萍主持，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出席了闭幕式，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丁石孙也出席了全程会议。笔者作为民盟中央刊物《群言》杂志的记者出席并报道了该会议。

第四代　袁世凯五夫人杨氏的曾孙、外曾孙们

第十二章　海内外袁世凯五夫人杨氏的曾孙、外曾孙们

袁世凯和五夫人杨氏这一支的曾孙共有二十六位。其中袁克桓和陈徵一家就有十八位，最年长的是袁家宸和王家瑢的大女儿袁弘淑，出生于1943年，最小的是袁家芯和柏均和唯一的孩子柏翊，出生于1973年，他们年龄相差三十岁。他们各自的成长经历不同，有些是在国内天津工作生活；有些生于海外、长于美国已六十年；还有一些人在国内出生、长大，1980年代后赴美留学生活工作，现定居美国。论及袁家第四代，本书主要讲述袁家袁克桓和陈徵的孙辈们的经历，是基于笔者与他们或多或少的联系和沟通。

袁家第二代以袁克桓为代表，牢记其母五夫人杨氏“远离政治”的遗训，扎扎实实地干了一番实业。到了第三代，他们的童年、少年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来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有了搞实业的环境，几乎个个都从事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工作，光是中学老师就有六人。中学老师——这个神圣的职业，对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来说似乎是最安全的。到了第四代，袁家后人背负的家族的包袱越来越少，个人的意愿和特长得到了更充分地发挥，很多人对艺术情有独钟，有诗人，有画家，也有作曲的、搞设计的。而本书没有展开讲述的袁家第五代现在也有不少人已经脱颖而出，比如袁弘哲的儿子袁文重就获得了2009年艾美奖最佳平面设计和艺术指导奖。袁弘宇的儿子袁文肃得到了南开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袁弘淑:袁家后裔中的人大代表佼佼者

袁弘淑，1943年出生，是袁家宸和王家瑢的第一个孩子，是袁克桓和陈徵的第一个孙女，也标志着袁世凯和五夫人杨氏这一支第四代的诞生。因为这三个第一，袁弘淑在家庭中的位置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家庭一出生就会得到宠爱。但不幸的是，袁弘淑刚刚出生就得了一场大病——肝炎。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医院都被日军封锁了，药品稀缺，作为“人类治疗细菌性感染的第一武器”的盘尼西林（青霉素）在当时简直可算宝物，袁弘淑的爷爷袁克桓花了大把金钱设法找到盘尼西林救了袁弘淑的命。袁弘淑到现在都记得爷爷的这份恩情，成年后的她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仿佛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说起从前的人、从前的事，袁弘淑仿佛又回到昔日时光，她对于爷爷袁克桓的记忆便是一个“严”字，她说：

爷爷从来不让我们坐他的车上学和放学，无论刮风下雨下雪天，他让我们与其他孩子一样走路上学，不搞任何特殊化。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一次都没有坐过爷爷的专车。爷爷也不让我们随便花钱，零花钱也不给我们很多，要求我们从小节俭。但是爷爷在另一面，又教育我们对人要有同情心，特别是对佣人，他从来不让我们对厨子做的饭菜说不好吃，他说你可以不爱吃，因为这是个人口味的喜好不同，但是不能说不好吃。所以凡是佣人端上来的饭菜即使是咸菜我爷爷也吃得特别香。

袁弘淑这一代人对爷爷是怀着无比崇拜和敬畏之情的，袁家家教、家风甚严，仿佛袁克桓有洞察未来的先见之明，他的这些教诲让这一代平安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政治上能够与工农打成一片，业务上精益求精，生活上低调朴素，当然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受了家族不少的连累。

1944年，袁克桓怀抱不满周岁的孙女袁弘淑。（袁弘淑提供）

河南土话中把保姆或者奶妈称为“干”，按照保姆的姓来称呼，比如，保姆姓李，就是“老李干”，保姆姓崔，就是“老崔干”。袁家的少爷小姐一生下来就有一位“干”伺候，如果这位“干”确实心地好、身体好、干活也好，时间长的会留在家中工作几十年，慢慢地就成为家庭里的一员，不再是主人和仆人的雇佣关系了。袁家各位小姐的“干”到“文革”前不得不离开了，但彼此一直保持着联系，陈徵时不时地接济她们，袁家苮也一直给她的“干”寄钱。袁弘淑对照顾自己的“老魏干”，感激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多年以后说起“老魏干”仍然感慨万分。“老魏干”一直伺候袁弘淑到“文革”前一年，后来袁弘淑专门到农村去看望她，给她送衣送吃的。1970年袁弘淑结婚时突然失声痛哭，因为想到她的“老魏干”已经病故了，没能看到她结婚的这一天，所以克制不住心中的悲伤。

袁弘淑于1958年进入天津耀华高中，三年后参加高考。这时“四清”运动已经开始了，当时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高考落榜，因为他们大多不是工农子弟，所以不管考得有多好，上面的评语如果是家庭出身不好或者家庭政治背景有问题，结果都是“此生不予录取”。前程也好，命运也好，就因为这样一句话就完全改变了。袁弘淑高考成绩很好，也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没被录取。陈伯达炮制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出笼时，袁弘淑刚进小学，常常因此感觉芒刺在背，小小的年纪从此背上了家族的包袱，心理压力很大。她很少向同学谈起自己的家史，希望自己被看成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幸运的是后来天津中医学院第二次招考，袁弘淑考入了中医学院，四年的理论知识与临床经验，让她立志成为一名中医大夫。1965年医学院毕业后，袁弘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任丘与农民“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后分配到天津河东区医院，开始了她的中医职业生涯。

1950年前后，袁家宸二女儿袁弘芬（左）、大女儿袁弘淑（中）和袁家英大儿子李立中（右）。（袁弘淑提供）

天津市对于各个区的划分，在人们看来，是有等级意味的。天津的和平区被人们看做是贵族富人区，因为五大道、小洋楼都集聚在和平区；而河东区是真正的劳动人民住宅区，有外地逃荒而来的，有靠吃铁路沿线饭的，有码头的搬运工人。袁弘淑分配到河东区医院工作时，心里并没有很大的落差和不平衡，而是一心一意想与工农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她能坐在炕头给病人号脉，有的人家从床底下取出锅来做饭她也能吃。1988年，袁弘淑调到天津河东区医院二号桥分院，离家更远了，而河东区几乎都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她每天早晨六点半出门晚上六点半回家，路途往返就要耗费三个多小时，但从不迟到、早退。

作为一名中医大夫，除了对中医理论要有深刻的理解，还需要积累大量的临床经验，通过博采众长，总结、分析前人已有的研究、案例，才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和风格。袁弘淑几年中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先后写了十余篇学术论文发表，其中《慢性咽炎治疗之我见》、《浅谈脾胃论》获得了业界的好评。对于病人来说，无论如何中医的疗效也不像西医那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中医大夫还得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在这方面，袁弘淑也做得很好，因为她对病人用心，还很真诚，所以她与病人建立起比较好的信任关系。1988年，袁弘淑晋升副主任中医医师，取得高级职称，同时加入了农工民主党，并当选为第八届河东区人民代表，1993年当选为第十二届天津市人大代表，在此后的若干年里，袁弘淑还连任了三届区人大代表、两届市人大代表。是国内袁家第四代中的佼佼者。

作为一名民主党的成员和人大代表，袁弘淑也积极履行了她的职责。在工作之余，她广泛征求选民的意见，并且详细记录，力求把“民声”反映上去；两会结束后，她会努力把人大会议的精神传达、贯彻下去，她的会议笔记就有满满三大本。袁弘淑所在的二号桥一带选区，住着八千多户居民，由于长期没有雨水疏通管道，这里每年一到雨季，都要遭受浸淹之苦。附近的工厂车间和库房也常因为进水，不少机床电机都被浸泡，造成工厂停工停产，损失很大。袁弘淑看到这种情况，先后给市政府热线、市人大、区人大、市城建局等有关单位和部门打电话反映情况，并在市人大会议期间的现场咨询办公会议上，带着照片找到市政府的有关部门。由于解决措施工程浩大、投资多，市排水公司决定先建小泵站，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如今，这项工程已经完成，雨水浸淹问题也得到解决。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可以说，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袁弘淑确实是尽职尽责，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

1998年6月，袁弘淑参加天津市十三届一次人代会时留影。（袁弘淑提供）

作为袁家第四代的第一人，袁弘淑如今也到了颐养天年的年龄，她的儿女也都已长大成人。她相信虽然已经发生了的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每个人走什么样的路是可以靠自己决定的，她把一名中医大夫的敬业和技能奉献给了她的病人，又把一名人大代表的真诚和热情奉献给了所在选区的人民，她觉得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

李立中：袁家后裔中非常特殊的人

李立中，1946年生，英文名字为强尼（Johnny），是李国元和袁家英的长子，也是袁克桓和陈徵的第一个外孙。刚刚出生的李立中人见人爱，虽然不姓袁，但是袁家人都对他宠爱有加，尤其是外婆陈徵和待字闺中的二姨袁家苮、五姨袁家芯更是对李立中百般呵护。

李立中的中英文名字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当年李立中的父亲李国元任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副官兼私人秘书，重庆谈判期间，曾秘密做了毛泽东四十三天的保健医生，耳闻国共两党的宗旨和争端，目睹了谈判全过程，见证了国共最终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于5日达成的“停战协定”，双方颁发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在同一天，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的主要协议之一是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和平建立一个新中国似乎近在眼前。所以李国元给儿子取名为“立中”，这多半是寄托自己的一种美好愿望。而英文名字Johnny是John（约翰）的昵称，John是希伯来语，一个带有浓厚圣经色彩的名字，因为李国元家是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他自己的理想就是做一名牧师，远离政治，一生从事宗教和教育事业，所以他希望通过大儿子的英文名字以延伸人人彼此相爱、与神同在的愿望。

在前面有关袁家英、李国元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袁家英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李菲菲到香港与李国元团聚，坐上了从大陆开往香港的最后一班船，此时的袁家英没有办法自己带一儿一女赴海外，同时也想给她母亲留个念想，以为很快就会回来接儿子，也以为很快会见到父母，所以就把四岁的李立中留在了天津，留在了他外婆陈徵的身边。这一留，就留了二十三年，而中美两国关系自1949年以后从冲突、对抗到解冻历经了二十余年。在这二十三年中，没有人能够体会到袁家英那份母子骨肉分离的痛楚，也没有人能够体会到李立中双亲不在身边伴随其成长的感受。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美关系完全恶化。之后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不能过来，此岸的中国人也不能过去。不过书信还是可以通，于是袁家英每天有写不完的信，日日夜夜在茫茫大洋那一端牵肠挂肚。

1952年4月，李立中和外婆陈徵。（袁家芯提供）

李立中的人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从1946年出生到1966年。在这二十年生活中，李立中是陈徵身边的特殊人物。他生下来就非常漂亮、可爱，全家人人喜欢他。李立中两岁时，跟随母亲到过青岛、南京、重庆等地，但更多的时间是留在陈徵身边。除了父母的爱，还有外婆外公的爱和几个姨姨的宠爱。

1950年，袁家英前往香港，李立中留在了陈徵身边，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大家觉得理应给予这个孩子更多的爱，后来，这种宠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那个年代只有豪门才能买得起席梦思床，但是袁克桓故去后，在陈徵的房间里就放着两张席梦思床，一张是陈徵的大号席梦思床，一张是李立中的中号席梦思床。

1958年，李立中和外婆陈徵、二姨袁家苮（前左）、五姨袁家芯（后左）合影。（袁家芯提供）

李立中从小很聪明，读书不费劲，每门功课成绩都不错，但也不拔尖。他爱好美术和画画，也喜欢音乐，能够识五线谱，他的天赋在于这些爱好对于他来说都无师自通。他还教他五姨袁家芯识五线谱，为此陈徵专门给他买了一架手风琴，那时候120贝司的手风琴可谓价格不菲。

李立中还喜欢看一套又一套的小人书，比如一套《水浒传》就有六十本，一套《红楼梦》也有几十册之多。这一段时间内，李立中除了画画、美术、音乐和小人书，还喜欢京剧，比如张君秋的《望江亭》，他还喜欢梅兰芳，能够把梅兰芳唱的《贵妃醉酒》全部背下来。至于李立中的京剧是谁教的，袁家也无人知晓。李立中喜欢什么陈徵就能够给他买什么。反过来说，李立中也是陈徵最好的陪伴者。那时候，陈徵的儿女都忙于上班，而陈徵比较悠闲，每当李立中放学以后，一老一少，常常坐着包月的车一起去起士林去喝下午茶，起士林的员工都知道，袁六奶奶下午总带着外孙李大少爷过来喝茶。

李立中人生的第二阶段，从1966年到1973年。“文革”期间，幸亏有李立中在陈徵身边，红卫兵抄家时，袁家的其他人都下放到劳改队去了，几乎是自顾不暇，李立中就起到了保护陈徵的作用。李立中聪明过人，脑子反应也很快，比如红卫兵抄家时抄出了美国寄来的黄油罐头，红卫兵不知道是啥东西，让他打开看看，问李立中是什么，他巧妙地回答是地板蜡，于是罐头就没被抄走。在这七年中，从李立中身上也能够看出他能屈能伸的性格。当时保姆厨子全部都走了，也不许再雇佣了，谁给陈徵做饭？是李立中，他还真有本事，饭菜做得像模像样，很有厨师的水平，他从起士林那里吃过什么就学做什么。他表姐袁弘淑结婚时，全家还住在地下室，这一桌“婚宴”都是李立中一个人做的，有冷盘、热菜，宫廷菜和西餐，真是中西合璧，丰盛极了。不过大家一般不愿意让李立中动手做菜，因为他会把所有的餐具堆得铺天盖地，如果他做三个小时的菜，别人可能要收拾六个小时。

李立中不但长得可爱，他的嘴也特别甜，能说会道，而且还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编故事。李立中后来考上了天津第十九中学（原广东中学），“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一例外，他也跟着上山下乡的队伍到了保定的郊区。但是李立中没过多久就回来了，大伙问他是如何回来的，他说，他就是向村书记诉苦，说自己得了病如何可怜，婆婆又如何孤苦伶仃无人照顾等等，把村书记说得非常感动，于是就放他回来了。李立中可能是看小人书、连环画太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把故事编得绘声绘色、有头有尾，而且富有感染力。他常常讲一些故事给家人听，让大家开心，同时也自娱自乐。

李立中人生的第三阶段，是1973年到2002年。1973年，他与陈徵一起得到中美两国政府特批的护照和签证抵达美国，终于与分离二十三年的父母姐弟团聚。李立中的父母要求他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已近而立之年的李立中到了美国这样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中，此时想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走流行歌手的路线，他太喜欢唱歌了。袁家英和李国元也尊重了他自己的意愿，让他做自己高兴和喜欢做的事，其实这也就是对孩子最大的爱。这样，李立中到了美国之后不久又回到香港，走上了演唱之路，并且在香港、澳门、东南亚一带都唱红了。他的艺名为“杜杜”，与他同台演唱的有香港著名歌手奚秀兰、台湾十大歌手之一包娜娜。在此期间，李立中认识了既会唱歌又会演电影的香港影星安娜，后来，两个人就结婚了。

李立中（左一）演出时的留影，左六为香港歌星奚秀兰。（袁家芯提供）

随着年龄渐渐大了，李立中感到演艺圈的生活也不是长久之计，开始走上首饰珠宝设计之路。他在寸土寸金的纽约曼哈顿置下两处房产，用其中一处开了一个珠宝设计公司，经营首饰，耳环、项链、胸针。在设计方面，他发挥了从小在绘画、美术方面的天赋，他设计的东西看上去传神、唯美。李立中并没有按照父母的希望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但这并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关键在于他找到了适合自己兴趣和爱好的道路。他在音乐和绘画方面发挥了自己最大的潜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成就，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之路。

李立中在美国的生意发展得不错，也有了一定的积累，1990年回到中国探亲，他特意请外婆陈徵和五姨袁家芯到天津喜来登饭店住了一个月。回来的时候他还带了一个大旅行箱，里面是几十瓶世界名牌香水。这些香水不仅牌子不同，瓶子也造型不一，光是送给五姨袁家芯就有二十多瓶。对于1990年代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香水还是个比较陌生的东西，到底有多贵也不知道。此外，李立中还送给五姨夫柏均和一件意大利的羊绒大衣，当时在国内值七八千元，已不是小礼物了。

陈徵也没有白白疼爱李立中，她在国内的最后六年里，李立中坚持用自己赚的钱孝顺外婆，经常给陈徵汇寄美元，有时把钱直接寄给袁家芯，让她买东西给陈徵，给陈徵找最好的保姆。

2002年，李立中从曼哈顿寓所出门，一辆自行车把他撞倒了，而且是撞在头部。当时袁家英正在天津探亲，忽然接到了女儿李菲菲的电话“哥哥李立中出车祸了”，实际上，那时李立中已被撞成植物人了。袁家英匆匆赶回美国，没过多少天，李立中就故去了，年仅五十六岁。

李立中在袁家后裔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他的一生得到了外婆外公、父母和姨姨们的爱，他也回报爱给他们；他的一生又由于中美之间的关系轨迹完全改变。我们可以为他假定很多很多的“如果”，如果中美关系没有恶化，如果1950年跟随母亲去香港，如果……人生本来就有无数种可能，但是无数种可能只能是擦肩而过，人生没有“如果”，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偶然的必然。

李菲菲：“这世纪的吉普赛人”

李菲菲是袁家英和李国元第二个孩子，也是他们唯一的女儿。1949年，袁家英带着九个月大的她离开大陆前往香港，与她父亲李国元团聚，不久之后定居印尼。她三岁多的哥哥李立中因身体欠佳，留在国内外婆陈徵家，因此李菲菲在家中一直担当老大的角色。

据李菲菲回忆：

1957年，印度尼西亚开始排华，椰城（雅加达）陷入一片混乱，处处无法无天，连自己的家都不是个安全的地方。只要是中国人，即使遇到了警察，你都不能排除他会伤害你的可能性，更不用提保护你了。就在那年，我的父亲被苏加诺政府囚禁。从此，母亲从早到晚不是在政府机关排队等候领取批准探监的通知，就是到处打听监狱和父亲的信息。母亲天天在外奔波，万不得已，把一个家——一个还不会走、另一个才两岁的弟弟和全家的财产、安全全部托付给九岁的我。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度过了一年半多的日子。

椰城雅加达，若不是雨天的话，每天都有火灾的可能，而且因为木屋、草屋特别多，一旦起火、火势串得很快，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一阵抢劫，所以每天袁家英外出之前都会交代李菲菲：“前后大门锁上，无论如何不可开，唯一可开的时候就是万一有火灾，一切照着夜晚交代和演习的去做。”

李菲菲的弟弟李立杨在散文回忆录《带翼的种子》

[1]

中这样记述：

……她的脖子上挂着母亲所有钥匙。菲菲从她的脖子取下钥匙打开一个箱子，并拿出妈妈所有的钻石和整齐堆叠的钱放入一个皮革挎包。沉重的挎包压在菲菲单薄的胸部和肩膀上，然后她拉着我和哥哥立林的手……菲菲知道，因为大火可能蔓延至草屋和木材的房子，不可预知的意外和可怕的速度，在几秒钟内完全有可能席卷整个家庭……以及房子可能被抢劫一空，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决策完全是靠菲菲判断的智慧。妈妈向菲菲一遍又一遍解释，使她完全明白了当全家处于极端条件下应该坚定不移地注意哪些情况，和它们的重要性。

2007年，美国新墨西哥州，李菲菲儿子的婚礼，左起：瑞贝卡、麦克、袁家英、李菲菲和她的儿子鑫棠。（李菲菲提供）

李菲菲虽然迈着那毋庸置疑的颇具效率的步伐，但她的眼神中仍然会闪过一种小女孩特有的莫名的恐慌。有好几次，袁家英看着菲菲的神色，有时会突然涌上一种感觉，她看到的完全不是一个女孩应该有的表情和动作。在这样的时刻，袁家英知道虽然菲菲还是个孩子，但是她身上童年的痕迹已经被抹去了，所有孩提时代的乐趣也不知不觉荡然无存，放弃了一个女孩子该得到的宠爱和娇惯。不过，菲菲在家中的核心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看菲菲当年的照片，无论是穿戴一款新衣的造型，或推着弟弟的童车，或撑一把油纸伞在雅加达午后刺目的光芒下，或是在浓密的树影下，她所到之处的留影，勇往直前的坚定表情中又透着不可言状的恐惧，始终表现出一个女孩所不应有的承受和担当。

1963年，全家跟随李国元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李国元在匹兹堡神学院读神学，当时菲菲十五岁，三个弟弟分别是八岁、六岁和三岁。在美国的第一个圣诞节，对于全家来说，尤其对于孩子来说，这份记忆太宝贵了。在百货公司的入口处摆放着对于刚刚抵达新大陆的孩子们来说很新奇的自动售货机和游戏机，李国元和袁家英给了每个孩子一些零花钱让他们尽情玩。在家里，李国元砍了一棵光秃秃的松树枝作为圣诞树，让大家用白纸折叠成仙鹤挂在树上作为装饰，而全家折叠出来的纸鹤没有两个是一样的；树上还挂了一些能够承载圣诞蜡烛的底座，点上蜡烛后的圣诞树看起来熠熠生辉。这种时候，李菲菲是最有组织能力的，也最能调动大家的情绪，她认为圣诞节应该互相交换礼物才有气氛，提议让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宝贝来。于是，全家围坐在厨房的桌子前，各自拿出了珍藏的宝贝，菲菲有两颗红褐色的核桃，弟弟们有一支钢笔、一本漫画书和一块磁铁，大家交换的不仅是一个小小的礼物，而且是一生难忘的记忆。午夜时分，袁家英拿出了一盘桔子，剥好皮，全家人在父母的卧室坐着边讲故事，边吃水果，其乐融融。

菲菲说：

刚到美国是在一个小镇，几百人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有点孤独，有点被歧视的感觉；因为自己喜欢唱歌，在合唱团表现很出色，很快得到了老师同学的喜欢。刚到美国时，生活有点艰难、有点辛苦都是可以克服的，最大的区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复杂，都是萍水相逢，在中国会有最好的朋友，在美国可能人人都是朋友，但是没有深度。在美国，生活上还是很舒心的。

1985年前后的李菲菲与丈夫麦克。（袁家芯提供）

菲菲与丈夫麦克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威斯敏斯特学院认识的，菲菲选择数学专业，因为她觉得学数学的人逻辑思维好，麦克是研究核子能的工程师，属于尖端科学，同时他又是一名律师。麦克生在纽约，长在纽约，越战时参加了海军，当然并不是志愿参军，而是应政府要求去的。麦克的母亲是一名教师，母亲娘家的姓是门罗，母亲的曾祖父是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总统的弟弟。这样看来，菲菲与麦克的婚姻也称得上是中美两国“总统”后裔的联姻。

麦克的父亲是一名歌手，是在上世纪30年代纽约无线电音乐厅（New York’s Radio Music Hall）里的第一男高音。麦克有两个姐姐，不过好像并没有哪一个孩子继承了父亲在音乐方面的爱好和激情。菲菲嫁给麦克之后，麦克父亲总是不错过任何机会与菲菲组合成二重唱。

李菲菲的儿子David Servoss（中文名鑫棠）2003年一个展览中的一件作品，名为“休战”，雕塑半身像右边是袁世凯，左边是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李菲菲提供）

1993年由中美影视机构首次联手合拍的电视连续剧《新大陆》，1995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是一部以中国留美学生的生活为题材的二十五集大型电视连续剧，以美国芝加哥为中心，人物、故事辐射到美国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在中美两种文化的相融与相斥过程中，剧中人默默体味着个中的酸甜苦辣。李菲菲是这部电视剧中英文歌曲的词曲作者，她说：

当时，我在芝加哥交了许多中国朋友，他们常常到我家来玩，其中一位是个艺术学院的学生，叫闵安琪，她听到我一些歌曲的录音后很喜欢。几年以后，当她与中央电视台一起合作一个中国的电视剧项目时，她征求我意见，希望我来写主题曲。这时，陈冲作为演员和导演也参与其中。这样我就认识了陈冲，她来访芝加哥时到过我家和我的录音室。

由于电视剧推进过程中碰到一些麻烦，闵安琪和陈冲不久离开了这个项目。1994年闵安琪出版了英文小说Red Azalea
（《红杜鹃》）。陈冲继续在好莱坞发展，还导演了几部电影。她们两个离开剧组以后，新的导演要求我继续留下来作曲，所以后来电视剧里的三首英文歌曲都是我创作的。

1992年，影星陈冲（右）到美国芝加哥拜访李菲菲（左），在她的工作室留影。（李菲菲提供）

下面是电视剧《新大陆》中李菲菲创作的一首歌的歌词：

这世纪的吉普赛人（ Gypsy Of This Century
）

[2]

流着血的双脚

两掌空空的手

多少泪白流了

多少情还未恋

留下的只是一片尘飞土飘

爸爸游过千万海

妈妈学跳百般舞

寻找着多少航船之前

所失去的地方

可知，我是这世纪的吉普赛人

这世纪的吉普赛人

情人啊，来啊

伴随我为吉普赛人

爸爸走惯了崎岖小路

妈妈陪唱着情歌爱语

路是无声的脚步走开的

妈的珠花放在何处， 何处就是家

学会光着脚走路，他说

你就永不怕穿靴子的

空的手不知恐惧

只要你的心在， 什么都不缺

因我是这世纪的吉普赛人

这世纪的吉普赛人

情人啊，来啊

伴随我为吉普赛人

菲菲离开大陆时才九个月大，平时在家里父母和弟弟们都讲中文，所以菲菲仍然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1986年与母亲第一次踏上回乡的路，终于周围听到的都是中国话，她说：

想哭，感觉终于找到了一种魂；失望的是每个人都怀疑我是中国人吗？自己去了中国，后来又去了印尼，最后回到美国，已经不知道哪里真正是我的家，也没有一个地方把我当做那里的人。所以我觉得自己是这世纪的吉普赛人。

菲菲有两首歌曲曾荣获1993年Billboard
杂志（美国的音乐杂志）颁发的成就奖。同时，陈泓，一个作曲家朋友，和一个屡获殊荣的剧作家和托尼奖获奖导演（他后来还获得了奥斯卡奖）——埃里克·西蒙森，受明尼苏达歌剧院委托在两年内写一个歌剧剧本。经过近一年努力，剧本没有完成。因为没有剧本，歌词音乐也无法交出，于是他们把剧作家开除了，邀请李菲菲加入他们的编剧团队、合作谱写剧本歌词，一年后才按时完成一切。该剧本取材于一个中国人的生平故事，他曾在上海经历“文化大革命”、后来到美国成为一名作曲家。剧本是讲述一个年轻人被一个浪漫的爱情抛弃了，他与一个不爱的女人一起移居到希腊，放弃了与她原来的生活来到美国。后来，他发现他爱的女孩已经与他的一个中国哥们结婚了，十分痛苦，所幸的是他从音乐中得到了慰藉。西蒙森回忆说：

我们在工作中开始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由于故事的情节，我们改头换面每一个场景，直到我们被确定是一个戏剧性的整体。而当我们很投入的时候，发现效果很差。相反，菲菲试图把这个故事作为一个整体反映移民的经验，一下子就把大家吸引住了。

《白菜变奏曲》（Bok Choy Variations
）这一出新戏，1995年6月在圣保罗Ordway音乐剧院首演，一千八百个座位的礼堂座无虚席。

笔者在与袁家人的交流过程中，李菲菲的四姨（袁家菽）和五姨（袁家芯）都说到她在家庭的重要作用，说菲菲是家里的核心人物，二十多年来，菲菲和两个弟弟一直与母亲四代同堂住在一起，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大家庭，这样的生活方式即使在目前的中国也不多见了。也是因为有了菲菲的统筹和凝聚力，大家庭才这么融合。也是因为好奇居住在美国近五十年的家庭如何保持了中国的传统和传承，笔者希望菲菲描述一下目前在芝加哥的房子，下面是菲菲发来的一封英文邮件，笔者尽可能如实翻译出来：

我不能把我们大家庭所拥有的一切归功于我的作用。我儿子是一个艺术家，他的工作是为电影做布景，他总是说：“你的工作有多好就要看你的工具有多好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也可以说你能带领人达到你想要的目的，但如果没有人听你，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那领导就是失败的。我们全家十二口人，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都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做出不同努力使得整个大家庭在一起美满生活。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能具体说我的贡献是什么，也许我的个性和经历起到了一些作用吧。

当我十六岁时，我们全家刚刚抵达美国两年，我父亲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在此之前，我曾经看到他一个人把一个橡木书桌从楼下搬上楼。在我心目中，父亲是如此强壮，而此时我看到他躺在床上，他的胸口起伏，他的呼吸急促，他的声音微弱。他把我叫到他的床边，我的母亲正在门口向从医院送我父亲回家的朋友告别。父亲拍拍床边让我坐下。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微微喘了一口气，用疲惫不堪的声音迫切地对我说：“宝贝，你的三个弟弟太小，你母亲在异国他乡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不测，爸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你能答应我，你会照顾妈妈和弟弟吗？”我当时对于这个承诺和守信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但我答应了父亲。后来父亲的身体恢复了，但他从来没有向我收回这个要求。如今父亲已经故去三十二年了，我仍然不知道这个承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只是不得不这样去守信。弟弟们都已经长大，而且都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妈妈已经有一个女婿、两个儿媳妇、五个孙子和两个重孙，也不再是异国他乡没有任何人帮助的人了。这么多年来，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既然答应了我父亲，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会信守这个承诺，这就是我的动力来源。

我父亲去世后，当我请求母亲和外婆与我们全家三口同住时，我觉得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并长期挑战自己。我发现自己扮演了许多角色：外孙女、女儿、妻子、母亲和职业女性。不久，当我的弟弟们加入了我们大家庭并住在一起后，便有更多的角色添加到我的生活空间：姐姐、大姑子。后来有了侄子和侄女，我又是姑妈。现在我自己也做了奶奶。其中每一个角色都是非常真实的一种责任。有些困难的地方在于，任何时候，我的哪一种角色应该有优先权？当遇到问题时，什么事情应该是第一要做的，或者什么事情是我最应该迫切给予充分关注的？最困难的莫过于看似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有爆发问题的潜在可能，这种冲突随时能发生并且酝酿着，到头来可能会伤害互相之间的感情。我知道，我们能够美满地生活在一起，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这些世俗而微小的难题。其实，大家庭的大问题往往是明显的，解决的方案相对比较简单。而小问题，那些看似不重要的问题，解决起来往往比较困难，需要更多的技巧。

我必须找到这样一种途径：既不露声色，又是大家共同一致而且容易遵守的日常规则。所以我把我在家中所有的角色放入以下两个顺序中：一个是从最早到最后的角色来衡量数量，另一个是从最新到最老的角色来衡量质量。比如，如果我的弟弟和我的丈夫都在同一时间需要我的帮助，“我是一个姐姐”先于“我是一个妻子”，所以我会先帮助我的弟弟。如果我的弟弟和我的孙女同时希望我与他们观看电视，我将把我的时间给我的孙女，因为祖母是我最新的角色，我需要时间来完善这个角色。就这样，家中每个人都按时间先后顺序成为我生活的指南针了。

如果给我的个性和性格特征给予总结的话，使得大家庭完美生活在一起，我认为自己天生是一个问题解决者，或者说我对于生命有些无知无畏，对于困难，迎头而上，迎刃而解。

我身体上有两个残缺：第一，出生时我的右腿先天性脱位，这是一个畸形胯骨。因此在我的全部生活中，父母、保姆、仆人、医生和教师都习惯地说：菲菲，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然后有一些事情我自己也会对别人说：“我不能做这个。我不能做那个。”从小，我认为这个“不”字是我最大、最强的敌人，值得我竭尽全力去抵抗。

第二，从小我被告知，我的耳音很全，但我的耳朵是有缺陷的，我充耳不闻这个“不”字。当有人说“不能这样做”，我听到的是“可以这样做”。无论何事，无论多难，都很难让我放弃解决一个难题。我试图走未尝试的路，我争取打开每扇门，我寻求所有的资源。我很好奇，所以我尝试了一切。如果浪费了任何生活中所提供给我的这些资源，我会感到痛惜。

开始，我们有一个三层三个单元的楼房，母亲、外婆和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同一楼层。我的两个弟弟各住一个楼层。五年后，因为孩子们长大了，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所以我们又买了一个三层六个单元的楼房。像以前一样，我们各自居住一层，打通中间的隔断，所以我们每一家都占据每层的两个单元。我们至今一直保留了大家庭的第一个房子并把它作为出租之用。我想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对第一个房子一直怀有情感。

袁弘宇：袁克桓和陈徵的长孙

袁弘宇，生于1950年，是袁家宸和王家瑢的长子，袁克桓和陈徵的长孙。袁弘宇平时喜读史观世，博古通今；也时常练书法，下围棋，修德养性，还是溜冰高手。袁弘宇发给笔者两封邮件，诉说自己生长在这样特殊的一个家庭中，如何牢牢记住祖训和贤声，以儒为本，“事上待下均束以礼，不谄不傲”。袁弘宇作为袁氏家族承传人，名下无虚，德厚流光。

第一封邮件：

王老师，您好：

两邮件均已收悉。

“嘉禾金简”之事，是先曾祖书写正简之前试笔所写。有“中华万年”等字，没有候选人名，后为先祖收而为念。现由我所藏。想来，经“文革”之劫，不知多少祖宗遗迹毁于一旦，良可殊叹。其余，实无所存。

先曾祖母曾言不望子孙显贵，而望平安一世。我从不敢忘此祖训。自“文革”以来至今退休，莫不依此而行。退思此生，不甘人后，敬勤公事，略有小成，不敢做庸碌之辈。后思之，每蒇一事，多则五六人，少则三四人方可接掌我的职任，甚或尽捐我功。艰难竭蹶，无可尽诉，泣血而已。（王老师当想1976年至今之情势，也可追忆“文革”前后之形态，就能更深理解）

每视事，不敢堕祖宗之贤声，不苟取，不怠忽，事以公心，事上待下均束以礼，不谄不傲，殚心竭虑，以期务成。曾有一时，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方有小成，而见疑于上峰，急流勇退，功废于一朝，徒呼奈何。

我妻出自书香之家。与其结缡之后，与我甘于清苦，自立自强，风雨同舟三十载。以德品育教犬子袁文肃，不敢奢其成材，务期其成人。我子不负父母之殷望，不慕奢华，箪食瓢饮，寒窗苦读，获南开大学博士学位。

赖祖宗之余荫，文肃婚后诞有一子，名：袁修能，又名：绍璞。

我们期望子孙，体念祖宗之德胤，以勤朴简能为要，不奢求能为国家栋梁，但求子孙不辱没家声。

我为袁氏子孙，不敢或忘华族，不敢或忘家国，每以国家民族为念，我虽年逾耳顺，也时时自励，修德养性。

前次，言及我赴难之事，王老师可能未能注重，于我而言，时年六十一岁，须臾间而定舍身取义之念，恐有祖宗之遗传，良可自慰。

顺祝安好！

袁弘宇

第二封邮件：

王老师，您好:

清名臣曾应诏上言修明史事：“《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宜命纂修诸臣勿事顾瞻。”概而论之，即使修异族前朝史者，或以铁笔、以曲笔、以直笔俱能秉事实而纂，今何不能矣？

我浏览几大先朝史及一些稗官野史，虽俱欲求实，而隐讳不言者亦多有。何者，窃以为修史者乃当政所任使，以当政之见修史而为尊者讳，亦在谅中。太史公司马迁亦不能免，只能曲笔所书，遑论其余。孔子《春秋》多见其实，何也？盖孔圣退归野下而著《春秋》。以现论之，其实是民间学者，为趋奉王朝，心秉天地之正气，以为后世警鉴，书成而光炳千秋。其余如董狐者见诸于史册仅一二而已，不足以论。

浅年方观近代史，泱泱之国，文明之邦，屡折辱于蕞尔小国，愤懑之情几溢。细思之，弱国无立，孱族无存，此天理也。我叔祖（名克久，字铸厚）曾对我言：若观史，当于百年之后。时我不解，现亦有惑。观近代史尽为祸国殃民、贪贿渎职、无能庸碌之辈，置百姓于水火，若如此，国祚无可延绵。故我不之信。百年屈辱之事，即草民尚不能忍，况秉政重臣所能忍乎？我亦不能信矣。

2004年，袁弘宇在天津实验中学校园内。（袁弘宇提供）

秦大一统后，历经十几大朝，前朝逊于后朝仅四而已。其余莫不于改朝换代而生灵涂炭，血沃四野。大清逊位于民国，四居其一。非北洋新军不能战，非袁公世凯不能武，实乃清廷无续绝之一，且民意极思代更而已。纵观四受位之朝大清遗族所受优渥之遇，过于其先三朝。何人之主欤？民国初年国政之艰难竭蹶实为罕见，而百姓得享太平温饱，实何人功欤？

孔儒文化实东学治国之根本。皇权者、王权者俱为百姓所尊奉。骤遇共和，人不适从。立皇之说，抑或有之。袁公世凯深感西洋民主不适国情，非秉政者难有深悟也。君宪、共和何者为佳，至今未有定论。前人何能备知？

民国初立，百难纷沓，袁公解纷息争，呕心沥血力创数年之升平，百姓得润其泽，行外和内揖之政，望复国力，虽尽多掣肘，亦不懈其志。虽获外辱，而有卧薪尝胆之励。顺欲改国体为君宪，似未有一己之私念，故后应潮流民意，仍为共和。惜未能永年，致贻周公恐惧之憾。

当今政治开明自信，广开言路，继断续绝，惠及民生。目下，学界专家学者修史治学务求谨严，杜绝揣测之言。修史者恐以不实之虚辞见羞于后人，治学者愧以妄言而耽误学子。故近代史学者多方收集散佚之文献资料，务求其实，现似初具轮廓、粗成定论。秉正者亦以实史为鉴，彰明杜弊，光华文明。务期立足于世界之强。

史者乃信之本，无信何言治国。当今力倡实事求是，实为培根固本，我众黎庶当此日趋盛世之时，不亦幸乎。

仓促之笔，多有舛误，万望王老师指谬订正，不胜感激！

袁弘宇

袁弘哲：美国人眼中的“沉底鱼”

袁弘哲，1951年出生，是袁家宸和王家瑢的第二个儿子。袁弘哲是最有兴趣收藏和整理袁家的资料、文物以及照片的人。一进入他天津的家，门厅里赫然悬挂着他曾祖父袁世凯的大幅戎装像，照片两侧的对联是他曾祖父最为得意的一句话——“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袁弘哲说，曾祖父的这种气度是他最为欣赏和敬佩的。因为这幅像和对联，让人感觉历史似真似幻地在这个家族家庭中延伸、传承。饭厅墙上还挂着一幅书法“金石气”，意在凡为人处世既要归真返璞、摒弃浮华、不事雕琢，又要含蓄凝重、不可刻露和霸悍。他的卧室书桌台上放着一幅爷爷袁克桓的标准像，照片上能够真切地看清楚袁克桓的相貌，双眼神采逼人，比袁世凯更英气；墙上挂着的是曾祖父袁世凯一帧著名的洹上村垂钓图。袁弘哲有不少珍贵的收藏，比如《大钧元模》、《项城袁氏家集》，他父母1935年夏天各自得到耀华中学第一名青铜质地的墨印，还有父亲袁家宸1940年代留学纽约大学的校徽等等。袁弘哲不仅有心珍藏袁家的遗物，也有心收集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关于曾祖父和祖父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带有无可替代的家族自尊、自豪和荣誉，也有不可抹去的历史遗迹。

袁弘哲常常自嘲：袁家后代多从事科学、教育、艺术，唯独自己是俗人一个。这是由于家庭出身的关系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心里总是带有一丝遗憾。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他到内蒙古开鲁县建华公社六和大队八小队插队，一去就是六年，放过牧，修过河，挖过渠，还能自如地驱赶四个套的马车干活。当他把自己觉得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一切一股脑儿地向他父亲袁家宸如数家珍又沾沾自喜地讲述时，袁家宸不紧不慢地说：“国家不需要赶马车的人。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挑大梁。如果你们都去赶马车，就会有异族侵略，我们就会成为亡国奴了！”

何为异族？“文革”时候的异族就是美帝国主义。1970年代初，基辛格和尼克松的相继访华，开创了中美关系的解冻之旅，但是谁也不知道中美的关系将往什么方向发展。袁家宸早年在美国留过学，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美式英语，除了在中学教英文，似乎也是无用武之地。学习英文，袁家宸无疑是最好的老师，当时有几个好朋友偷偷送自己的孩子到袁家宸这里学英文。1974年，袁弘哲病退回城，觉得自己能做的也就是跟着父亲学英文。学英语时全家还住在地下室，只敢点一个小电珠泡照明，偷偷摸摸的，也不敢大声念出来，怕被认为是里通外国。这样，袁弘哲跟父亲坚持学了六七年的英文。袁弘哲从此立下的目标就是攻克英语难关。

不久，袁弘哲就考上了天津广播函授夜大，报读的是英语专业。函大毕业后，又考上了天津联合大学（原天津联合业余大学），还是读英语。函大也好，联大也好，都属于第二教育，国家不包分配，所以他就进了天津染化二厂当工人。袁弘哲努力工作，很快当上了车间的班长。联大毕业的时候，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急需翻译人才，那时会英语的人凤毛麟角，于是面向社会考试招聘。袁弘哲报名参加了考试，从文化程度看，袁弘哲只是初中水平，没想到一下就考上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袁弘哲已经进了外经局工作，所以没有参加高考。因为没有科班文凭，袁弘哲心里也一直觉得挺别扭，所以后来去美国长岛商学院继续进修了两年。袁弘哲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我相信当时外经局录取的人都是有背景或者走后门进去的，最起码也是上过外国语学院的，只有我没有任何背景。别人一进去就做接待外宾的工作，只有我不行，因为我家庭出身有问题，还有太多的海外关系。

1979年底，第一批二十九名中国船员走向国际劳务市场，从而开辟了远洋外派之旅，但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外派船员如果没有英文作为交流的通行证，即使能吃苦耐劳和有高超的技术也没有用。天津市外经局决定让袁弘哲去教将要出国的船员学外语，教了一年左右后，局里让袁弘哲去当出纳会计。

我当了一年多出纳，有机会与局长们接触，他们慢慢也了解了我，局长觉得我为人不错，忠诚能干，外语也好，而且教过船员，对船员比较了解，再有外派任务也可以考虑让我去。

1982年初，美国的斯格拉公司到天津招聘船员，外经局让袁弘哲当领队兼翻译，袁弘哲这才第一次有了去美国的机会。其实一般翻译是不愿意与船员一起出海的，因为出海很辛苦。公司另外还派了一名书记一块去，有二十多名船员，出发之前还对大家进行了出国安全教育，要求出门一定要做到“三人行”，不准一个人单独外出。由于袁弘哲海外关系比较多，组织上还专门几次找他谈话，告诫他到了美国以后千万不能脱离组织，不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等等。

出国前一晚上，我们住在北京。虽然我是局里明确的带队，可是那天晚上一位经理进了我的房间，说：别人的行李不需要检查，唯独你的箱子必须打开检查。箱子里的东西，他一件一件地看，连笔记本都要打开看看有没有什么字。自己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对此我并不惊讶，也没有什么害怕的，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对于这一切也司空见惯了。

1983年3月，袁弘哲一行从北京乘飞机前往纽约，到了美国以后，住在曼哈顿的旅馆里。袁弘哲征得书记的同意可以与亲戚联系后，才给他三伯（袁家骝）打了个电话。袁家骝和吴健雄在1973年访问中国时已经到过天津，也见过袁弘哲一家人。袁家骝接到电话马上来到袁弘哲住的旅馆，接他出去吃饭。因为组织上定的制度是必须“三人行”，所以袁家骝就带袁弘哲与书记、另外还有一名工作人员一起在饭馆吃了顿饭。他们在纽约待了三天，就乘斯格拉公司的船出发去了巴西。没想到，在去巴西的路上出了件大事，1984年5月的《八小时外》有一则详细的报道，这次前后时间一共十九个月，袁弘哲还立了功，但他说：

尽管我立了功，当时单位里还是有一种左的思想深入人心，认为我立功背后肯定隐藏着更深的阶级动机，认定我就是阶级敌人，鼓动全体船员揭发我。现在想起来似乎不可思议，而当时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1982年3月，袁弘哲拜访袁家骝，在袁家骝纽约的寓所合影。（袁弘哲提供）

天津外经局的四处后改为海员处，开始做劳务外派。1988年，袁弘哲被派往希腊长驻，后又被外派到德国，1993年开始外派到纽约长驻，其正式身份是天津市驻外办事处主任、驻美特派员。外经局后更名为中国天津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又归属国家外经贸部。外经贸部合作司给袁弘哲下了任命书，天津市政府也给他颁发了驻美特派员的聘书。于是袁弘哲每年要回国两次，分别向市政府和外经贸部的合作司述职。1993年外经局四处（海员处）从外经局剥离出来，组建成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就是现在的“跨洋公司”。

袁弘哲去美国持的是L1签证，属于跨国公司经理。按照中国国家规定，外派人员只能工作五年，但是五年以后，外经局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接替他；按照美国签证条例规定，持L1签证不能超过七年，七年以后，或者你“归化”美国，成为美国永久居民，或者回到所在国，反正不能在美国长期不明不白地待下去。袁弘哲说：

我在任命五年左右时就向经贸部打报告要求，要么找到接替我的人，要么允许我办绿卡。以前经贸部规定外派人员不能办美国绿卡，后来经贸部下了一个专门文件：不允许私自办绿卡。也就是说，得经过国家和组织同意才允许办绿卡。所以我是在七年以后1999年办的绿卡，我的公务护照一直拿到2011年。从今年开始，我可以拿因私护照，因为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袁弘哲有一大堆盖了各个国家花花绿绿出入境戳的因公护照，他风趣地说：

我每次在美国入境，海关人员一经检查，总是一愣，因为我是因公护照，属于中国经贸部的，为什么又有美国的永久居留证绿卡，他们打趣地说我是坐着共产党的椅子、吃着资本家饭的“沉底鱼（Latent Fish）”。美国人的“沉底鱼”意思与中国的“潜伏”差不多。

袁弘哲到美国发展，又是如何成为美国人眼中的“沉底鱼”？其中故事道来也饶有趣味。

天津市经贸委开始批给他十万美元的资金，在美国开创一个公司去发展，准备做劳务外派和船舶运输。当时，把这一笔钱先汇到了袁弘哲一个朋友那里，因为公司既没有成立也没有账号。后来等到公司成立，却发现这一笔钱已经被他朋友转走了，那时候是袁弘哲最低潮的时候，刚刚抵达美国就发现被人骗了，也是因为自己太轻信了。

袁弘哲把情况如实向国内反映，当时外经局的局长说，你的钱是从外经局拿走的，是经过经贸委批准的，天津一共就批了两家，你说你的钱是被朋友拿走的，也有可能你与朋友一起把钱拿走的呢，这个没法说清楚。那时贪污三十万就会枪毙，美金与人民币的比例是一比九，袁弘哲犯的是渎职罪，枪毙一两次都够了。袁弘哲说：“我这等于把局长也害了，是局长派我出去的，也把经贸委害了，我得赶紧想办法把这笔钱要回来，那时候真是觉得非常困难，这是一个坎，如何才能迈过去？”

袁弘哲找到了一个当时与他合作过的缅甸华侨曹大卫，是美国公民，把自己被骗的经过告诉他，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我问：“你能不能帮帮我？”

他说：“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的意思就是你能借钱给我吗？”

他于是就给我上了一课，他从口袋掏出一分钱又一分钱，丢在地上，又一分钱一分钱地捡了起来，不紧不慢地说：“小袁啊，看到了吧，我一分钱也要捡也要挣啊。”又说，“小袁啊，你看到我新娶的老婆了吗？漂亮吗？你要知道，在美国，一切都是钱。”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以前你是我的供货商，两年来我不断买你的货，我一分钱的回扣也没有要，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那你要我如何帮你？”

“我想开一个公司。”

“那我只能帮一个忙，我把这个房子租给你做公司用，给你半年的时间，现在房租是每月八百五十美金，你按照每月一千美金还给我。如果在半年之内，你的公司没有任何进展，你就给我滚蛋，我一分钱都不要你的。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大帮助。”

当时我特别不能接受，现在终于理解了，这就是他对我最大的帮助。想一想，在美国，谁能在半年之内给你白住房子，还管你电、水、燃气等等一切开销？

后来袁弘哲找到一个台湾民营企业的老板，曾经是台湾的海军司令的秘书王亮初，他是做船运公司的，袁弘哲与他有过接触，他觉得袁弘哲很能干，想一起合作，他说：

我愿意帮你一下，你赶紧成立一个公司，这样我给你一条船，你去经营，经营一年，挣钱了，我明年继续给你一条船，如果一年以后你经营不起来，就把船还给我，赔了没关系，说明你没有本事，你以后就不要找我了。

于是，袁弘哲就有了现成的房子，也有了生意，下一步就要成立一个公司。在美国成立一个公司必须有两万美元注册经费在公司的账面上。袁弘哲就跟天津局里汇报，天津方面回复说一分钱也不可能，二百美金都不能给寄，因为什么呢？袁弘哲已经被人骗走了十万美金，局里怎么可能再给袁弘哲寄钱？那袁弘哲怎么办？只能自己想办法。

当时天津另外一家跨国公司的一个副总是我的好朋友，我就问他能不能与他老总说一下，借两万美金过账，一个星期之内就还。这位副总就劝我，你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要借钱，你只能说急需买一批化肥，需要两万美元。结果我与老总一说，他说没问题，可以借两万美金给我。

于是两万美金就到了我公司的账户，其实就在账里过一下，这样公司就成立了。我的公司叫“纽约船务公司”，有了公司，我就给王亮初看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银行账号等等，这样王亮初就把第一条船给我经营了。一条船价值美金六千多万，也是很信任我才能交给我。这样，我就开始经营船舶运货，也就是最早的物流吧，船员就是天津公司派的，船长、大副都是台湾人。当时十八个月都没有回国。十几个月后确实赚了钱了，我第一件事就是把房租还上。

当过了五个月的时候，把公司租的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第一件事情就把曹大卫的六千元钱还上。确实刚开始的半年，日子也很难过，他太太来公司的时候总是甩门，给脸色看。等到五个月的时候，我说请他们两口子中午吃饭饮茶，从上午十点开始等他们，最后下午一点多钟才来，来的时候，一见面，曹大卫的太太绷着脸说：“我家大卫就是人厚道，有什么事，你说吧？”

我说：“第一，我把钱给你们带来了，六千元美金，一分都不少。”

她说：“哎呀，还没有到呢，不是才五个月吗？”

我说：“我现在把钱还给你，我下个星期搬家；我们先吃饭，吃完饭，我带你们去看房子；电冰箱，抽烟机全部换新的了，又花了两万重新装修了房子；当时你借房子给我的时候，确实心里有点不舒服，在美国人情薄如纸，但是现在想想你们这么帮我真的不容易啊，我也是由衷地感谢你们。”

她马上变了一个脸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人物啊，你是大陆的顶尖人物，不得了啊，我好好佩服你啊。”

吃完饭，我去结账，然后告诉他们去看房子，告诉他们我下个星期搬到纽约曼哈顿南端的一个富人区炮台公园（Battery Park）。

她又问：“那里你的房子多少租金一套啊？”

我说一个月租金是一千七百五十美元，她说：“你疯了。”我说：“我是疯了，你看看我还能站起来吗？”其实在美国是非常势利的，而钱能让人腰杆挺直。现在这个地方租金起码已经涨到每月七千五百美元了。

等到十九个月的时候，我把天津公司的十万元美金也还清了，我就不再欠国家的钱了。

1995年，袁弘哲在美国，身后是所在公司经营的船只。（袁弘哲提供）

按辈分，吴健雄是袁弘哲的三伯母。吴健雄有一个老乡，叫赵锡成，以前是台湾的船长，也是江苏太仓人，是赵小兰的父亲。那个时候赵小兰是美国的劳工部部长。赵锡成于1972年第一次回中国大陆，返美后，他对袁家骝、吴健雄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们完全可以安全放心去大陆，没有人会扣留你们”。于是，1973年袁家骝、吴健雄有了第一次的回国。

三伯母吴健雄介绍我认识赵锡成，因为他也做船运生意，这个时候我公司已经有三条船了。赵锡成的女儿赵小兰说：“你与我爸爸合作，先从哪里开始？那应该先从劳务外派开始。”于是我负责配备她爸爸船上的船员，以后再考虑合伙买船、造船，所以就这样开始与赵小兰的父亲合伙做生意。

我说过我目前在美国经营着十二条船，其中有两条是世界超级油轮，六十五万吨的，全世界只有十条。这十二条船，可不是我个人的，是大家的，共同经营，每个人负责一部分，严格说，这船是银行的，因为是从银行贷款，公司与公司之间都是合作关系，有股份，按股份分红的。我和赵锡成的公司是合作关系，叫“福茂公司”，与王亮初合作的叫“海威公司”；天津又有一个公司，是外经局的四处，是国有企业，叫“天津跨洋公司”；只有“纽约船务公司”完全是我自己的公司。

二十多年来，袁弘哲是天津市政府资深驻美特派员，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还专门给他写了感谢信；他也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常客，为中美经济交流发展做出了贡献。

2011年，袁弘哲满六十岁，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仍然来来往往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忙碌地经营着他的船务公司，他在美国人眼中是“沉底鱼”，在天津家人眼中是“空中飞人”。袁弘哲平时也乐于收集整理袁氏家族的资料，也常常组织美国的袁氏后裔联谊，他是目前袁世凯五夫人杨氏这一支的承上启下者之一。

1979年6月，李立林和妻子丹尼斯在婚礼上。（李菲菲提供）

李立林：“通过我的绘画关注人类共同的身份”

李立林（Li-Lin Lee），是袁家英和李国元第三个孩子，1955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三岁时其父亲遭到苏加诺政府迫害被监禁，一年多后，李立林随父母姐弟逃离印尼前往香港避难，童年的大部分记忆是关于香港的。1964年，随父母离开香港移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并在那里接受教育直到完成匹兹堡大学的生物化学课程。

李立林认为自己成为一名画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是自己想做也能够做成的事情。1980年代初他移居芝加哥，开始成为一名职业画家，并走遍东南亚，多次举办个展、参加群展。其中，以2002年和2008年在芝加哥沃尔什画廊（Walsh Gallery）的展览“对称生物体”和“城市考古学”两个系列作品最具代表性。李立林的作品也被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加州艺术博物馆、丹佛艺术博物馆和芝加哥艺术学院等多个博物馆机构收藏。中国的荣宝斋和比利时的文博机构也收藏有他的画。

李立林的两个女儿（袁家芯提供）

李立林对1950年代末期的香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这么说，香港的生活方式深入他幼小的心灵甚至他的灵魂。当时香港经济迅速发展，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宣布向大陆实施禁运，本来依赖出口业的香港摇身一变成为制造业中心。香港同时也是一个喧闹的国际大都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穿着自己家园的衣服漫步于香港街头，空中飘荡着来自欧洲的爵士乐、来自美国的摇滚乐以及巴西的桑巴音乐，当然还有中国的古典音乐以及港台的流行音乐，还有很多代表了中国人典型生活方式的美味食物。李立林在芝加哥遇见了刚刚公映的《花样年华》的导演王家卫，两个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电影《花样年华》里面的场景、音乐、妇女的裙装和典型中国式的爱情故事所呈现的视觉效果完全把李立林带回到了那个年代的香港。

李立林九岁时跟随父母移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郊区并在那里长大。宾夕法尼亚州有纵横相贯的古朴的廊桥和“无欲求，无浪费”的阿米什人（Amish），在那里几乎没有亚洲人，没有中国人，也没有中国餐馆，所以李立林从小感觉是孤独的一家人生活在异乡。李立林的父亲李国元是一名长老会牧师，因此李立林课余的大多时间是在教堂度过的，与那些在弥漫着中国食品味道、混杂着中国文化的唐人街长大的华裔孩子的感觉非常不同。李立林的成长期正值越南战争，亚洲到美国的移民越来越多，李立林常常会遇到这些亚洲孩子，他发现他们身上大都背负着自己原来国家的遗产和文化，这让李立林感到困惑，因为李立林脑中存留的记忆，那些与自己相关的经验大都来自那个没有归属感的香港。香港，对李立林来说成了一片神奇的土地，或明或暗，忽近忽远，几乎保留在他的整个生命之中，李立林认为自己绘画上的色彩就来自香港，颜色是如此不同寻常。

李立林童年就对艺术有很大的兴趣，但高中时还没有想过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于是进大学念了生物化学，这门学科在1970年代中期的美国可以说是最热门的学科之一。生物化学的定义是：用化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生命现象的学科。但不知何故，大学毕业后，李立林似乎对艺术创作情有独钟，有一种自然的冲动，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做。我想这是我认识到的东西，我知道也是我可以做的东西。”

大约在1983年，因为姐姐李菲菲居住在芝加哥，李立林来到了这个美国西部的大都市。芝加哥的艺术氛围，博物馆、画廊一系列的展览，芝加哥的美丽、文化气息，几乎没有负面设施，这样一座大城市让李立林心动，也让他决心成为一个全职的严肃艺术家。李立林的这个想法得到妻子的鼓励，他们决定从匹兹堡移居到芝加哥生活和工作。总的说来，李立林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艺术家，他几乎不参与任何芝加哥艺术界和当地的艺术社区活动。

李立林对欧洲艺术更感兴趣，他的绘画风格也主要受欧洲艺术影响。他对自己的艺术之路有这样的一段阐述：

艺术固有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深深吸引了我？可能由于存在主义是在欧洲法国产生发展的。我认为，欧洲人似乎更理解人类生存的种种纯粹问题。而美国艺术很喧嚣，也咄咄逼人，非常关注偶然成名，在美国出现安迪·沃霍尔这样的艺术家一点也不奇怪，但这样的一种艺术方法我并不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在于艺术的神秘性。所以我的艺术不是一个快速的过程，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有时需要数周数月才能完成一幅作品，这对我来说有时也是很困难的过程，一场艰苦的斗争。因为我认为艺术应该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哲学化的、像一个存在主义的命题。它同时也是神秘的，充满疑问的，无论是写作或绘画、素描，甚至拍摄等等的方式，它就像人类的终极表达：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做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每当我作画时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完成一幅作品对我来说是如此困难、如此漫长，但我每次都是持乐观的态度，当我最终走出来时就会松一口气，噢，我又通过了这一次。

2000年至2001年“Symbiology（对称生物体）”系列组画，与李立林在大学期间研读生物化学有着必然的关系，Symbiology由这三个词组合而成：符号（Symbol）、共生（Symbiosis）和生物学（Biology）。李立林这样陈述自己的这一系列作品：

追寻艺术的过程可以导致一种精神冥想的状态，并且能够揭示一定的真理，如何让画面令我着迷，并促使我搜索到这个视觉通路。我一直对密宗艺术的力量和神秘感兴趣，并且相信从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中发现了世俗的现代生活。我试图通过使用简单的标志和颜色，构建一种鼓励冥想经验的绘画。我相信现存的科学莫名其妙地与我们精神现实的神秘性紧密相连。也就是说，我们谈论的物质世界是不可能与我们的精神世界相分离的，反之亦然。对于我来说，这些画代表的是一种共生的经验，我们在参与这些形象的解释时所持有的力度是至关重要的。我想这些画是视觉的催化剂，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联想的意义并连接到我们的真实状态。我们的社会或文化可能已经创建了一个共存条件，所有的东西都是互相关联的。这个系列的作品也意味着不仅仅是个体，而在团体彼此之间视为互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993年，芝加哥沃尔什画廊的老板、同时也是策展人朱莉·沃尔什第一张画的收藏就是从李立林的作品开始的，以后几乎每年李立林都在沃尔什画廊举办个展。朱莉非常欣赏和推崇李立林的画，她认为李立林的油画和版画，对社会有一种奇特的功能，虽然它们是一幅幅独立的图像，但如果它们被放置在一个框架内，奇迹时而发生。2008年，朱莉再一次在沃尔什画廊为李立林的新作“城市考古学”系列策展，她说：“在李立林先生的新画作里，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对画面质量的努力，但他的色调和图像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展览中，艺术家描述他的绘画作品是因为迷恋城市考古以及城市肖像传说而引起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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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李立林举办了一个题为“城市考古以及城市肖像”的展览。何为“城市考古以及城市肖像”？李立林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远古时代，人们被大自然所包围，所以早期洞穴人见到水牛和马匹就自然而然画水牛和马匹。现在，当我开车在芝加哥大街上，我不可能像远古时代的人一样满眼看到自然物，映入我眼帘的、触目皆是很多的标志和标识，而这些图像与其他一些徽标组合构成了这座神秘的城市。”

当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庞杂，李立林使用普通和日常熟悉的形状和设计、图形、地图和公司徽章等等，创造了这些简单的抽象形式并进而发展成他的画作，使得画面形式设计变得异常简洁。虽然这些画只是画家深刻的个人经验，通过画家本人在芝加哥城市空间和时间上移动，但是李立林的这些作品，其色彩和形式都让我们感知到当下、此时此地的精神状态，一个普通的图形如同一个文物标志，犹如读一些古代神器的文本，把普通再次转化为神话。对于画家来说，标识、标志和图形设计已超越了其原来预期的目的，成为精神和心理指向的一种信号和信息。李立林的油画找到了一种混合色的新途径，并且没有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李立林举重若轻，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城市考古”重新挖掘出一个“视觉上的双关”，并透过视觉表面抵达精神彼岸。

对于李立林来说，艺术，是他提出问题，并不是他真正要回答的什么问题。二十多年来，他所有要做和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待在他的画室，而画画的整个过程就已经令他非常着迷，他认为对艺术的求索是寻找自己的一个完美方式：

但对我来说，艺术，不是政治思想的表达，也不是作为个人的身份，比如作为一个中国人、美国人、丈夫、父亲或者是个人陈述，而是作为一个人的集体身份，或者说是作为人类集体共同的身份。所以我想通过我的绘画关注人类共同的身份。

李立杨：“宇宙心灵”诗人

李立杨（Li-Young Lee），是袁家英和李国元第四个孩子，1957年8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在一条名叫Jilan Indutri的街道，每天清晨，一个男人推着冒着热气的食品车兜售他的糯米糍粑。中午时分，卖荔枝的男人过来了，他的头上包着一块布，脖子上挂着成串的荔枝，腰间挂着一个小铜铃，牵着一端的绳子时不时把铜铃抛得很远。

1959年2月，中国农历己亥年（猪年），李立杨出生后的十八个月，其父亲李国元被苏加诺政府迫害遭到监禁。“立杨”的名字父母起了两次，一次是刚刚出生，一次是他的父亲在牢里——父亲李国元每天晚上做同样的梦：一颗新的黑色的类似人类的种子播入他洒满阳光的房子。于是在一个允许探监的上午，母亲袁家英和父亲李国元坐在监狱后院一张白色金属的桌子边，李国元讲起他每天晚上的梦，感觉刚刚出生的儿子与阳光和种子有关，所以就起名为“立阳”，大哥为“立中”，二哥为“立林”，弟弟就取“杨”，“阳”“杨”同音。

“什么是种子？”李立杨已经不记得父亲说过的关于种子的意义了，可是父亲的声音仿佛永远萦绕在耳际。多年以后，李立杨于1990年带着美国妻子当娜（Donna）和两个儿子第一次踏上父母的故土天津。在一个众人皆已入睡的雨夜，立杨梦见父亲归来：父亲穿的是火化时的衣服，手持一瓶血，衣服口袋里装着黑色种子。父亲李国元1948年离开这片土地之后再也没有能够回来，他的归土也就是一种“归途”，李立杨从小就觉得自己是父亲口袋里的一颗种子。中国之行后，李立杨写下了回忆录《带翼的种子》（The Winged Seed: A Remembrance
），1995年该书由美国西蒙—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公司出版后即获哥伦布基金会颁发的美国图书奖，书的扉页写着“这是为庆贺华裔美国诗人李立杨的第一本散文集：发光的、智慧的、神奇的记忆和神话故事”。

《带翼的种子》是一座记忆宫殿，详细记述了李立杨全家在印尼、美国的经历和生活，他父亲和母亲关于中国往事的记忆，关于血缘亲情的记忆；他父亲的囚禁生活，颠沛流离；他母亲和孩子们望眼欲穿的期盼……像是带着翅膀的种子，从中国古老的土地出发，到印尼，到香港，到美国，漂泊，飞翔，落地、生根、发芽。他父亲是“国”，名字是国元“Perfect Country”，是牧师，神圣上帝的化身，永远处于朝圣的路上。他每天早晨和晚上祈祷：为某人的心脏病，某人的癌症，某人的肿瘤，某人在事故中受的伤，某人的髋关节置换，某人在养老院的孤独，某人离家出走的女儿，某人犯罪的儿子将被判处死刑，某人的死亡，某人的葬礼……他母亲是“家”，母亲的名字是家英“House of Courage”，是袁世凯孙女，有着高贵的血统。“家”有浓浓的亲情纽带，“家”有自己的语言，“家”有理解、鼓励和包容，“家”是漂泊之人最好的避风港和栖息疗伤的空间。李立杨笔下的父亲和母亲不仅仅是自己的“历史”的父亲母亲，而且已经超越了他个人的父亲母亲，具有某种家长的精神意象——全体的父亲母亲，或具有一种宇宙普遍意义的父亲母亲。

到目前为止，李立杨已出版了四本诗集。1986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玫瑰》（Rose
），1987年，获得了美国纽约大学德尔默·施瓦茨纪念奖。他的第二本诗集《在我爱上你的城市》（The City in Which I Love You
），1990年获得了美国诗歌学院拉蒙特诗歌奖；2001年，出版《夜之书》（Book of My Nights
），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奖，2003年获得美国诗会奖；2009年，出版《背后的眼睛》（Behind My Eyes
）。在匹兹堡大学获硕士学位后，李立杨曾先后赴亚利桑那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布鲁克波特分校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也在芝加哥和爱荷华州的几个大学教书。李立杨的诗抒发着亲情与爱情，生命与死亡，历史与现在。李立杨的诗，因为语言的平凡让人倾心，因为经历的不平凡让人跌宕；因为亲情的故事让人温馨，因为细腻的情感让人动心。浙江大学数学系蔡天新教授也是李立杨的诗的译者，他于1994年在芝加哥见到李立杨，在一篇散文《会见美国诗人》中他说：“李立杨的诗歌体现出一种对平凡事物和语言的挚爱，他有着精细的洞察力和不同寻常的谦恭，虽然他只会说中文而不能写读，但是字里行间流露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对中国的记忆。”

李立杨还不满三岁时，父亲李国元被苏加诺政府由雅加达的监狱转移到一个更孤立的小岛监禁，全家也被一起流放，几乎一文不名，途中被李国元之前在加姆理尔大学（Gamliel University）的一个学生救助，换乘一条很小的船在漆黑的海面漂流了一晚上，他父亲一手与全家人手拉手，一手紧握着《圣经》。他们逃离了印尼的爪哇岛，后来到了香港，又从香港坐船到美国西雅图，最后落户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父亲李国元成为当地长老会唯一的非白人牧师，李立杨和姐姐、哥哥、弟弟在匹兹堡成长，读小学、中学和大学。

1978年11月，李立杨与妻子当娜在婚礼中。当娜和丹尼斯是双胞胎姐妹，弟弟立杨娶姐姐当娜，哥哥立林娶妹妹丹尼斯，两对新人少年时在父亲李国元主持的教堂相识。他们在同一个中学上学，后两姐妹读医学院，之后在医院工作；两兄弟一位是画家，一位是诗人，他们合作过几幅诗画共同缅怀父亲。既是兄弟又是连襟，既是姐妹又是妯娌，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二十几年。（李菲菲提供）

李立杨的两个儿子，一边坐碰碰车一边开心地吃棉花糖。1990 年来中国探亲，两只小乌龟是他们的最爱。（袁家芯提供）

李立杨的诗受三种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及印度教中的瑜伽和曼陀罗。李立杨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父母能背诵几百首唐诗宋词，熟读《论语》和《庄子》。立杨说：“父亲背中文诗时，当他转过脸去，我就知道他在哭泣。”李白、杜甫的诗词在父母的心中嵌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父母常常在饭桌上脱口而出，一首经典的诗常常是一个人开头背诵，另一个人接下去。令李立杨记忆犹新的是一次与哥哥抓到了一条鱼，李立杨当即写了一句诗：“Here is a fish. Make a nice dish.”（这是一条鱼，做一道美味的菜。）当李立杨兴奋地把一条真正的鱼和自己押韵的“fish”、“dish”诗句一起交给他母亲时，袁家英觉得这哪里能和自己心中的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那些令人尊敬仰慕的诗句相比呢！看了看，对立杨说：“你还没有开窍呢。”母亲以为立杨写诗是闹着玩的，也不相信儿子在美国写诗能够成为一种职业。不过立杨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诗与中国诗人的诗相比较，所以他英文写作的诗翻译成中文的很少，其实有的根本无法翻译，就像中国的唐诗宋词无法被真正翻译成其他语言一样。立杨谦恭地认为自己确实是像母亲说的，还是一个“unenlightened”（不开窍，无知）的人，但是，立杨的诗，直接，平静，被击中的感觉，确实开启了读者的心灵。

鸢尾花

[4]

——李立杨

夜里，风中，雨的边缘，

我见到五朵鸢尾花，轻柔地呼唤它们。

仿佛一个女子曾经躺卧身旁，

稍后她醒来、起身、离去，那头发的记忆

留存在它们芳香的舌间。

我想用牙齿去撕裂这些花瓣。

我想了解这些毛状的生命，

它们的美丽和冷漠。它们

整个一生屏声息气

不断绽开、绽开。

我们不是情人，也非兄弟和姐妹，

虽然我们手拉手漂过一个厅堂。

当顾虑和欲望终止

生活的梦和梦的生活

震颤、焚烧，我们唤醒死亡

紫罗兰变蓝，又变

黑，黑——所有这些

鸢尾花曾经祈祷过，

当它祈祷，

我们醒来。

自从1986年出版诗集《玫瑰》以后，李立杨总是在晚上写诗，所以他很不欢迎上午电话铃响起。不过，在1988年11月的一个上午，李立杨高兴地接到了一个来自纽约鳕鱼基金会（The Whiting Foundation）的电话，通知他获得了两万五千美元的写作奖，立杨说，“第一个反应我认为这是一个玩笑，然后想打回去确认是不是弄错了”。几天后收到了一封正式的通知信，让他确信无疑。“我对于自己的作品只有一点点信心，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乡村的幸运儿。”立杨不仅仅是幸运、靠着有奇特的家世和经历而获得成功，他忙于写诗，常常一天只睡三个小时、靠喝十四杯咖啡来保持清醒；常常一个星期读五本书，包括哲学、神学、心理学、小说，更尽可能阅读大量的诗歌，这种情况持续了约五年，他也长期失眠。“我当时完全进入一个既疯狂又浪漫的梦想。我真的相信奇迹的东西将要发生，什么奇迹？当然不是我垮掉，而是躺在客厅的地板突然感到一种心悸。”

李立杨六岁到美国开始学英语，父亲是一个牧师，在教他英语的过程中常常读詹姆斯王版本的《圣经》给他听，《圣经》常常让李立杨在写诗时感觉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回荡——“这是来自上帝的字句吗？”无论李立杨在家洗碗或外出散步，他总是发出这个疑问。李立杨说：“我有时想，比如树，字面上的树是指我们对一棵树的概念，一棵树本身是上帝在现实中的理念之一。或者说，树本身是上帝在现实中的具体化。如果说，我们所见现实之树是其中的一个字，宇宙就是上帝的一首诗。”他相信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同宇宙或上帝展开对话。立杨的诗，是思辨的。

李立杨的作品：《玫瑰》、《在我爱上你的城市》、《背后的眼睛》、《带翼的种子》。

李立杨认为诗是一种最深和最高形式的瑜伽，并且我们可以去实践。瑜伽在梵语中意味着枷锁和连接。因为当我们创作一首诗时，就连接到我们最完整的属性，这就是上帝。“所以我的感觉写诗或艺术都是瑜伽，它联系我们的完整存在。”而据称曼陀罗（咒语）指的是能够“创造变化”的音、音节、词、词组。李立杨认为曼陀罗练的是如何让大脑静虚，把六万种思绪凝成一种思绪，这样，你脑海里也就没有什么思绪了，某种更大的东西就会降临到你身上……从某方面讲，诗歌就是曼陀罗。李立杨常常把一件日常的事物看作是一种禅的境界。比如叠衣服或洗衣服，他觉得这是一个千古之谜，“我每天洗衣服，或观看我的妻子、我的母亲这样做。我们一直在为洗衣服和折叠衣服的存在入迷！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感觉，我周围的世界是另一种存在，神秘和辉煌，所有的时间都达到饱和。诗存在于所有的时间，甚至在洗衣服或者折叠衣服之中。”李立杨说：“一首诗是心灵的投射（a projection of the psyche）。当我们研究一首诗时其实我们是在研究心灵。”当诗人写诗时，实际上是在与宇宙进行对话。

李立杨作品译成中文的并不多，还没有开始完整介绍给大陆的读者。翻译是一个细读的过程，李立杨的诗无需更多解释，唯有一遍又一遍，安静地细读。李立杨有一首诗《柿子》，“柿子”温暖又明亮，他的母亲说，“每颗柿子都是一轮太阳”。“柿子”在美国被称为“中国苹果”，金黄色的。在这首诗里，有在成长中面对时空交错、中英两种语言文化的华裔“我”，有冷漠、带有偏见的学校老师沃尔科太太，有温柔体贴的白人妻子当娜，有富有东方智慧和浓浓亲情的母亲，有早年担任神职、晚年失明伤感的父亲。希望有人有细读这首诗的愿望，又有细读的能力，相信不同经历的人会细读出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情感。

诸葛青：“美国梦”只要付出就能实现

诸葛青，是袁家菽和诸葛瑞的第二个女儿。1986年前往美国留学至今，已有二十七个春秋，经历了留学和移民、求职和跳槽、为人妻和为人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居住在美国佐治亚州，目前任引领国际窗饰新时尚的亨特道格拉斯（Hunter Douglas）窗饰公司的报关执行总监。

1986年，诸葛青年方十八，刚刚从天津一中毕业，参加完国内统一的高考，被天津财经学院录取，是家里书读得最好的一个。诸葛青自己并没有想远离父母漂洋过海，母亲袁家菽具有争强好胜的个性，希望自己的女儿也像她一样出人头地。在任何意义上，成长都意味着孩子跟父母的心理距离在远离，深层心理学有一个说法，叫做“温柔一推”，意思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要有意识地“温和地把孩子从身边赶走”，以便孩子更好地成长。诸葛青说当时是母亲把自己推到了美国。其实每个孩子心里都有独立和依赖两种愿望的冲突，父母更多的是支持诸葛青独立的一面，因为独立的方向就是成长的方向。

1994年诸葛青毕业时与袁家菽（左）、袁家蕖（右）留影。（袁家菽提供）

袁家菽给诸葛青买了一张单程机票，用护照和签证换了二十美金。就这样，诸葛青只身前往美国纽约留学，前去接机的是她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袁家菽的中学同学。诸葛青也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刚刚抵达美国的时候，能懂的英文少得可怜，要进入真正的大学学习，先得过英文关。同时又面临着生存的问题，诸葛青说有时穷得身上只有一块钱，只够买路边的一个热狗，买了一个热狗就没有钱买饮料。美国的比萨既快捷又便宜，很受学生的青睐，一块五一片，学生一般都买两片，加上一罐可乐，就是一顿午餐了，大约五美元。诸葛青和另外一个同学因为没有足够的零花钱，只能买一块吃，又觉得自己太寒酸，不好意思坐下来与同学们一起吃，她们两个就到学校楼梯口里，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吃，一天也就吃一顿，多吃一顿就没有钱坐公交车了，只能走路回家。诸葛青现在可以很自豪地回忆，来美国后都是自己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也没有问妈妈要过什么钱，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要想人前显贵，必须人后受罪”，出门在外依赖性越来越弱，独立性就越来越强。

诸葛青在读完英文后就开始上纽约的正规大学，读的是医疗放射专业，毕业以后在医院里实习，不久发现自己不是很喜欢医院的环境，整天与病人打交道觉得心情郁闷。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起飞，Made in China的时代到来，美国有许多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和制造商到中国寻找合作机会。在纽约，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开始频繁起来，诸葛青就在一家美国大的报关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那时美国公司开始从中国进口很多中国商品，需要一个懂中文的职员，聘用诸葛青就是因为她是中国人，会说中国话。在美国每个行业也都有行规，跨行业的员工因为没有经验，即使有大学文凭也没有用，必须得从头做起，而且薪水是最低的。诸葛青觉得没有关系，可以从最底层开始做起，她一点也没有计较，只是有时觉得其他白人同事也不是很友善，不会认真教她，或者只给你说一，剩下的二三四只有靠自己去琢磨。其实歧视哪里都有，当然这种现象也不能动不动就上升到种族歧视，因为是在别人的国家，如果没有真正做到入乡随俗的话，种族的神经总是比较敏感。

到了这一家报关公司之后，诸葛青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一行，而且非常忙碌。有一次公司开派对，老板对全部员工讲，不管你在这个公司做了多少年，也不管你有多少经验，谁如果有兴趣拿到从事报关的执照都可以去参加考试。在美国，很多行业都需要有执照，也就是专业的许可证。能够拿到这个执照，是一种职业信誉。

2011年，当诸葛青一家从美国来天津参加其弟诸葛群结婚典礼时，笔者经安排在天津利顺德大饭店访问了诸葛青，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当时我就想，去考一个执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能背书，虽然我对这一行不熟。四月份要考试了，我一月份就报了名，一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准备，因为是开卷考试，有一大堆的书需要看。但是有一百道题，如果不熟悉的话，不可能有时间去翻书，还是得背书背题目，所以我整整读了三个月。每天晚上到家里的车库去念书，整整一百天，很多美国法律中咬文嚼字的词汇我以前都没有见过，一大段话其实就是一句话一个意思，一边查字典一边学，然后自己做笔记。1月1日，给自己放了一天的假，去看了一场电影，2日开始学习，整整三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

我们公司共有八个人去考，我的老板是意大利人，他很会用人，也是他面试录取我的。考试那天，他6点钟就到公司等我们来，他对我说“Good luck（祝你好运）”。我虽然念得很辛苦，但是考题还是觉得简单，所以很轻松地考完了。很多同事说他们没有考完，题目都没有写完。考试的结果要过六个星期才出来，那些人如坐针毡，我自己还比较淡定。六个星期以后，考试结果的信寄来了，我妈妈拿到信开始敲我的房门，我打开一看，过了，考了九十二分，我和我妈妈都很高兴，因为是在周末，同事不停地打电话来祝贺。星期一到公司上班是好大的一个新闻，他们觉得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也从来没有一个只工作了半年的员工就通过了执照的考试，而且得了这么高的分数。有一个经理说她考了三次都没有通过，第三次只差一分，还请了律师与海关打官司才得到执照。这样，八个人中只有两个人过，另外一个人也是考了三次才过。我能够考过，我觉得里面没有任何偶然性的因素，必然性便是天天坚持学习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还有中国人的拼搏、韧劲和毅力。

我在这个公司努力工作，老板看我很聪明，学得又快，工作也很敬业，从来不出错，他就一级一级地提拔我升到了经理的位置。后来我想换工作，老板不放我走。他会根据一个员工做事的态度来判断一个人的态度，这个老板很器重我，给了我满意的薪水，后来我也没有想到再去跳槽了，因为他很有诚意把我留下来。所以在美国付出的辛苦是会得到回报的，是成正比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美国梦”。

2007年，诸葛青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大儿子六岁，小儿子四岁。她先生家里经营餐饮生意，先生的爷爷是1970年代跑船的一代，水手，最早在唐人街开了一个餐馆，后来又开了一个照相馆，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把家人都申请过来了。先生来美国时十二岁，他爷爷每个星期给他好几百美金零花钱，先生的祖父辈是移民，诸葛青认为先生家里很注重中国的传统，每逢大年初一，美国并不会放假，先生一定要全家特意请假给父母拜年。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诸葛青觉得纽约的环境不是很适合孩子的成长。

我妈妈的中学同学在佐治亚州，我专门跑到佐治亚做了一番考察，觉得那里的环境确实很好。我把简历放到网上，因为现在有工作的经验，又有报关的执照，很多公司给我打电话。后来亨特道格拉斯公司很有诚意，给的薪水也很好，福利也很好，于是把纽约的房子卖了，全家2007年从纽约搬到佐治亚州，然后在公司附近的地方买了房子。所以现在生活和工作都比较安定，而且幸运的是我上下班路程都在半个小时之内。

[5]

到今年为止，诸葛青在美国已经二十五年了，但她觉得自己还不能说真正意义上融入了美国社会。从留学生的身份开始，无论出境入籍，大部分居住在海外的华人还是称自己客居他乡，总是谦逊地把自己定位在“边缘”地带，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环境中，对当地的风土人情、规范法律等时时感到陌生、尴尬与困惑，无法轻易认同和归化，更多的是中国人的原乡情结。诸葛青希望她的下一代在美国出生长大并且在美国受到教育，能够真正地融入：

能否最终融入的关键我认为宗教信仰很重要，如果周末不去教堂的话，你永远感觉自己是一个外来人。我孩子上的是天主教会学校，从入学的第一天就开始受天主教的熏陶，相对而言，去天主教堂的人们对人都是很公平的，他们不因为你是东方人而歧视你。我们附近几乎没有中国人，在学校的中国人也很少。每到星期六，我送孩子去学中文。这一次我孩子回到中国，他们说很喜欢中国，大儿子更加喜欢一些，看来大儿子对中国比较有认同感。我们在家都说中文，也能看很多中文台的电视剧，还是受很多中国影响。

对海外华人而言，“故乡”不仅是狭义上的出生地或是籍贯地，更是广义的精神家园，中国的传统礼仪和习惯。入境入籍都是瞬间的行为，可真正移民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移家可以，可是要真正移心、移情、移文化在第一代移民身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海外华人纷纷办报、办杂志、办中文学校、办电台等等，用文字、用声音记录在异乡文化中的挣扎、冲突、挫折、修复和存活……东西方所关注的文化、人性、社会等等无论是角度、内容、兴趣都不同，那么，东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肢体行为、情感交流方式等等都是大相径庭的。能否真正融入，其实是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有关。心理素质就是一个人面对外界压力所产生的承受能力，它和一个人的智慧、学问、财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从目前来看，大部分海外华人已有能力承受所居国的压力，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海外华人处于一种既融入又游离、半客居半主人的独立状态，这种状态其实符合这一代移民的心理。

现在出去的中国富二代留学生与诸葛青相比，已经是大大的不同，他们身上都带着父母给的钱，在美国想要什么就买什么。诸葛青这样说：

我所经历过的这种磨难，在我成长过程中，让我不轻易放弃，我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并且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我给自己计划得很好，比如我一定要在三十岁之前结婚，一定要在三十五岁之前生孩子，生完孩子我就一定要搬离纽约到其他州，如果不给自己这样的计划，生活一忙碌，发现日子很快就混过去了。有时候我怕自己忘了，就写下来，达到了一个目标就打一个钩，等到几年过去了，我再回头翻看一下，也觉得很有意思。目前一个孩子四岁，一个六岁，等到孩子再大一点，看看还有什么机会变动，让我的事业再升一个阶梯，也有可能公司派我回到中国工作。我在美国能够成长和独立，至今都感念我妈妈当初的“温柔一推”，而美国梦，我认为只要你付出就能得到。

柏翊：时代的幸运儿

柏翊，是袁家芯和柏均和唯一的孩子，也是袁世凯和五夫人杨氏后裔第四代年龄最小的一位。从时代背景来看，柏翊基本没有经历过极左的“文革”年代，没有受到过家族的牵累；从家庭背景来看，柏翊出生时父母都落实了政策，生活环境相对比较好了，既有个人独立发展的空间，又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与他同辈的哥哥姐姐们相比，与其说柏翊的人生一帆风顺，倒不如说柏翊是时代的幸运儿，因为柏翊确实是生逢其时，享尽天时地利人和。

1972年，柏翊出生前一年，柏翊的爷爷和父亲相继落实了政策，“落实政策”是特定时期用于特定人物的特定用语，比如在这一年，柏翊的爷爷被没收和抄走的家产包括房产开始退还。失而复得比原来拥有的感觉似乎更好，柏翊的爷爷和父亲又重新住进了二层小楼，共有十二间房子，每一层有六个大房间。本来柏翊的父母一直背着出身不好的包袱，不堪重负，认定自己的孩子也是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于是结婚十年也没有想要孩子。没想到时代在悄然发生变化时，儿子也就不期而至。

1973年，柏翊出生，翊是取“翊赞”，就是帮助辅佐人的意思。1973年，对于袁家人来说，意义非凡，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一年，柏翊的外婆陈徵和表哥李立中通过特殊家庭背景的关系，拿到了前往美国探望分离了二十三年的袁家英一家的签证。而在这一年，袁家骝和吴健雄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柏翊的外婆家也相继落实了政策，他们在天津五大道的新房子和抄走的钱物也被发还。

柏翊一生下来就有大房子住，没有离开过保姆，也没有吃过任何的苦。柏翊是外婆最小的一个外孙，自然十分得外婆的宠，外婆陈徵在柏翊生下来半年后前往美国探亲，等到她1986年从美国返回天津的时候，柏翊已经十三岁了。从柏翊爷爷这边来看，柏翊是长子独孙，爷爷对他从小也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柏翊所上的幼儿园，当时在天津都是最好的，常常受到同龄人的羡慕。当然柏翊自己也是聪慧机灵、人见人爱。

1979年，柏翊开始上小学，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已恢复高校招生考试、恢复重点学校，中国的基础教育开始走上改革的历程，教育质量也开始扎实。而此时柏翊的父母都已经是天津一中的优秀数学老师和基础教育界的中坚力量。按常规来说，柏翊可以凭教师子弟的照顾升入天津一中初中部，与同龄的孩子相比，柏翊确实是非常的幸运，可是柏翊是凭自己的能力和分数考取了天津一中，这也是让父母为之骄傲的地方。

1985年，柏翊进入初中，柏翊父亲的事业蒸蒸日上，被天津市先后评为教学名师、模范教师、特级教师，第一批取得高级职称，并当选为民盟天津市委副主委。柏翊的家搬进了天津体院北的华侨公寓，是当时天津条件最好的房子。按照柏翊自己的叙述，自己在小学学习是拔尖的，到了中学后，仿佛自己的心思并不完全在学习上，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记得有一次母亲带自己看电影《罗马假日》，第一次觉得里面的女演员奥黛丽·赫本真是美艳极了，当然，追求真善美是人的天性，于是第二天又去看了一遍，第三天又去看了一遍。柏翊觉得自己并没有把全部精力、心思花在努力学习上，也许凭着自己的聪明，好像也不费劲地考上了天津一中这所重点中学。进了高中，柏翊有很多的业余爱好，比如参加乐队、唱歌，钻研音响等等，与父母亲和姑姨们相比，自己的学习确实不像他们那样出类拔萃，对于成绩，他觉得“不当马，不当牛，骑头小驴最自由”。柏翊显然是一个被父母、家人的宠爱环绕而自己浑然不觉的人，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就没有横向比较。但是柏翊完全没有现在独生子身上一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性，相反，虽然从小有保姆，父母还是让他做一些与自己相关的家务，比如洗自己的衣服、清扫自己的房间等等。柏翊也相对比较独立，这种心理上的独立与一个人是否有足够的自信、足够的安全感，以及对自己和环境是否有足够的信任有关。所以柏翊基本具备独立的本质：也就是他能够为自己负起责任，为自己的行为和后果负起责任。柏翊从小人缘好，随和，据说当年表兄表姐之间还选年龄最小的他为组长。他仿佛从小懂得宽容、协调的中庸之道，这也让他在以后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方面游刃有余。

柏翊与李菲菲表姐的关系最好，在柏翊还很小的时候，菲菲来中国时常常教柏翊唱歌。后来她在美国给柏翊办了芝加哥大学现代音乐制作专业的入学申请，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这也是因为柏翊父母希望他出国留学，但他自己对于出国却没有太大的兴趣和动力。就在快到签证最后一关时，从美国回来探亲的外婆病危，爷爷也病重，所以出国的事情就先放下了。不过，柏翊并没有错过考大学的机会，根据分数，他达到了浙江大学录取线。但由于学校远在外省，父母身边没有人，于是柏翊自动放弃了浙江大学的录取名额，转到了天津理工大学的信息工程专业，他也是袁家这一支第四代中，国内第一个正规本科生。那是1991年，信息工程专业是当时最前沿的专业之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掀起高潮，“出国热”也再次兴起，只要柏翊自己想出去，大姨袁家英和表姐菲菲都会给他办好一切手续，可是柏翊把自己的位置定在了国内。1990年代初的大学生常常做理想激情之梦、创业成功之梦，还有很多歌星之梦，而柏翊对于音乐仍然情有独钟，上学期间自己的爱好仍然是参加乐队，钻研电脑、音响，喜欢唱一些英文歌曲，比如猫王的歌和一些老歌，常常熬夜，耽误了不少功课，但凭自己的聪明最后还是顺利得到了大学毕业证书，拿到了学士学位。

按照信息工程专业的分配方向，应该在安全局、警察等岗位就业。对于柏翊来说，家庭的背景不太适合到公安这样的部门，这样的职业也不是自己和父母所愿。柏翊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热门单位天津市社会劳动保障局。那时候劳动保障局刚刚试点，还是个新鲜事物，效益很不错，又得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柏翊学的东西本应该是到IT部门工作，不过单位让他先到人力资源部帮忙，帮忙以后也就留了下来，刚刚毕业一年就被破格提升为科级干部，又过了一年后担任了天津市社会劳动保障局的团委书记，进入中层干部队伍，并到核心部门人力资源部任职。整个社保系统有一千多人，如果一直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柏翊很快就会走入仕途，可就在做得最好的时候，柏翊开始厌倦从事行政工作、天天与文件政策打交道。这也许与家族里老奶奶五夫人“不要从政”的遗训和家族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柏翊不久就辞职了。这一举动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接受和理解的。当时刚刚兴起股份制的保险公司，各个大公司都到天津设立分公司，柏翊到华泰财产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工作，不久后又进入了全国五百强的新华人寿保险公司。柏翊觉得自己适合在这样的企业找到自己的位置，一路下来成为新华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主管营销业务的总经理，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柏翊总是在别人羡慕他的生活和职业时出其不意地转身寻找新的创业机会，迎接新的挑战，努力彰显自己的人生价值，去拓展一片新的天地。

柏翊按照孔子所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样一个孝顺的原则，与父母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有求必应。当然，现代社会也已经不再刻板地要求孝顺，柏翊的父母也不需要柏翊去赡养，柏翊能够做到敬重父母已是最高尚的孝，“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这也延续了袁家的家教和家风。一个人的孝心，不是一天两天促成的，是源于长年家庭的氛围和教养。柏翊从记事起，看到父母如何孝顺爷爷和外婆，耳濡目染，他小时候也曾在大冬天冒着大雪给病中住院的爷爷送吃的。外婆生病，在家里住了六年，柏翊对外婆也是有着深厚的感情，尤其对美国的大姨袁家英更是非常孝顺。而现在已过而立之年的柏翊，更加懂得关爱和孝顺年迈的父母了，想方设法免去父母日常的后顾之忧。

2003年柏翊工作之余的欧洲之行（柏翊提供）

柏翊和父母是袁世凯五夫人杨氏这一支孙辈中唯一留在国内的一家。柏翊从小是个接待大使，从1976年开始，每年都有亲戚从美国回到国内探亲观光，姨妈和表姐、表哥都希望由柏翊作陪，因为柏翊不仅能说会道，会编故事，会唱歌，也会用英语交流，而且每次接待的规格也特别高，尽善尽美，当然这也与父母的安排离不开，一家人都希望能让身在异乡的亲人倍感浓浓的亲情和深深的乡情。

柏翊对于生活也好、事业也好，认为人不应该是一个苦行僧的角色，他说自己喜欢的城市永远是靠近大城市旁边的城市，比如像靠近北京的天津，靠近上海的苏州，靠近香港的深圳。

柏翊比较自谦，说自己属于那种没有外力推动就不积极攀登的人，也不是一定要给自己设定目标挣多少钱或者做人上人，反而低调行事，觉得一路走来有很多人帮自己，遇见了一些不错的人。自己的名字“翊”意思是帮助、辅佐人，到头来，发现自己常常是一个被帮助、被辅佐的人，这也是自己的一大幸运。柏翊从大学毕业后，从来没有向父母伸手要钱要房要车，更不像现在的“啃老族”，虽然只要柏翊开口要，他父母都可以给予、而且也有条件给予。柏翊目前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反过来说，柏翊所拥有的一切确实是因为遇到了好时代，还有好家庭，而这种好时代和好家庭又能让他具备人格完善中的三个E：第一，很高的情商（EQ）；第二，享受工作和生活（Enjoy），不仅仅是为了工作而工作；第三，优秀，杰出（Excellent）。

注　释

[1]
The Winged Seed: A Remembrance
，Li-Young Lee，Copyrights ©1995 Simon & Schuster.

[2]
李菲菲给笔者寄来了《新大陆》电视剧英文版的歌词和录音，英文歌词由李菲菲亲自译为中文。

[3]
来自画册Li-Lin Lee
，Walsh Gallery，Chicago，2008 。

[4]
李立杨的诗由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所译，《鸢尾花》来自《美洲译诗文选》（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第2辑/楚尘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蔡天新教授曾于1994年在美国芝加哥见到李立杨，并给笔者寄来了他的一篇散文《会见美国诗人》。

[5]
2011年初秋，诸葛青和丈夫，以及四岁和六岁的儿子，第一次全家来到天津，参加弟弟诸葛群的婚礼，笔者在天津利顺德大饭店的咖啡厅见到了诸葛青和她姐姐诸葛媛。

尾声　百年沧桑，后人看先人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问题的延伸便是：拥有什么样的父母，拥有什么样的童年，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家庭塑造每个人的性格，家庭造就领袖和英雄，家庭也产生邪念和罪恶；家庭可以是温情脉脉的摇篮，家庭也可以是冷若冰霜的地窖；一个人的最初关怀来自家庭，一个人的最终关怀也是来自家庭，家庭是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袁家的百年历史离不开中国百年的社会变迁，袁家每一个人的命运也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

袁家百年沧桑，“后人看先人”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后人如何评价先人：他们心目中的祖辈和父辈到底是怎样的人？他们有话要对社会说；第二，后人如何传承先人：如何延续家教家风？家教家风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婚姻观、教育观，以及社交范围？

袁家后人如何评价先人

（1）第二代袁克桓如何看父亲袁世凯

1935年，袁克桓正式成为启新公司总经理两年后，旋即又成立江南水泥厂，业务繁忙，压力巨大，此时此刻，袁克桓看到二十年前父亲的一张照片，不禁感慨万分，写下如下一段怀念文字：

此写真片，当欧战时友人张君冠如方寓青岛，剪自德文报，特以见贻。珍藏箧衍，垂二十年矣！今以赠　雪侯十一弟，因为重印一幅。此片　先公凭几坐，左顾若欲语，侧立以文件呈阅者蔡耀堂总长廷干也。其为何时何地，已莫可深考。意者清末民元之际，方在北平东城石大人胡同外部大楼中耶？盖　先公自迁居仁堂后，平居已易制服，且忆办公室壁间无此历牌也。嗟乎，岁月不居，人事代谢，　先公旧日僚属久已寥若晨星，蔡耀堂君又于今夏殁于平寓，仅存此一幅以供后人之瞻仰。昔贤于先代遗物犹永永藏弆，以为手泽所存珍逾球璧。况此影片，精神意态跃然纸上，奕奕如生。敬谨展览之下，想见　先公当日宏济艰难，与左右共事之人如蔡君辈晤言一室靡间，昕夕情状如在目前。岂仅春露秋霜，足增焄蒿凄怆而已哉！谨志数言，俾后之人有所考云。

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心武袁克桓敬识

根据袁克桓文字上的追忆，拍这张照片时，袁世凯到底是在何时何地，已经无法深考，但从服式看，穿的还是居家便服而不是制服，而一进入中南海的居仁堂袁世凯就改换制服了。另外，袁克桓清楚记得，中南海的居仁堂墙上没有挂历，所以照片上的袁世凯还应该在北京东城石大人胡同外务部大楼，他与蔡廷干可能是在讨论海防建设或与海防有关事宜，因为蔡廷干当时的职务是海军部军制司司长补授海军正参。而袁克桓写此感言时蔡廷干刚刚故去两个月。蔡廷干于1874年第二批官费赴美留学，在美国麻省罗沃尔机械厂学习八年，参加过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表现出色，1901年由唐绍仪引荐入袁世凯幕府。想当年蔡廷干成为袁世凯的幕僚之后，以其娴熟的英语和丰富的国际知识渐为袁世凯赏识和倚重。特别是1909年宣统登基后，袁世凯被摄政王逼退回老家洹上村隐居，蔡廷干亦同时退隐北京。这种共进退的行为，被袁世凯认为是一种忠诚的表现。而袁世凯重新出山后，大力匡救时局，其间与左右共事者如蔡廷干相对而谈，两相无间，情景历历在目。无论经过多少个春夏秋冬，后辈们看到此照也会触景生情。袁克桓留此笔墨，希望供后人有所考证。

袁世凯（左）与蔡廷干。这张照片来自大约1911年底的德文报，袁克桓于1935年把它裱在硬质纸上并在下面手书说明，为了送给十一弟克安（雪侯）重印了一幅。（袁弘哲提供）

袁克桓对于父亲袁世凯的尊和敬溢于言表。袁克桓也是一位非常有心的人。通过章士钊与袁克桓往返诗作，袁世凯与章士钊的关系可窥一斑，也可以看出袁克桓对于前辈的追思和岁月的感慨。

章士钊书赠袁氏兄弟袁克文、袁克桓的五言长诗：

四方昔澒洞，咄吾随风尘。深负明哲顾，乖盩轶常伦。

快议不盈眦，咎殃迺荐臻。公私谊若海，双泪齐沾巾。

刊章始腾发，騠骑溢城闉。太息乙名姓，爱士何肫肫。

（癸丑之后，愚名在捕牒，先公手自乙去。）

甲寅居东年，狙击出奸民。达聪信不欺，谕帖温如春。

（是年，愚在东京为奸人狙击。先公特颁谕条，谓行严留东不安，可速回京。）

晳子逸才贵，叔度内史亲。飞翰两见及，叹恨情益真。

（晳子谓得先公亲笔手札，于愚行迹甚为叹息，叔度谓亦得此。）

山颓十余载，举国嗟沉沦。文人弗如狗，天地惨不仁。

君穷呼父母，吾穷祷何神。休明傥可复，百赎敢靳身。

季昆浴明德，未媿为达人。忝列南皮游，何事遣宵晨。

世变讵可已，愿言隆日新。澄怀一远眺，云横洹水滨。

（愚为此篇奉贻寒云伯仲，既分别写示，顷将有辽东之行，复为巽庵世六弟书此，以期共惕，以见天地之大，惟旧谊为真，云尔。）

庚午四月 士钊

章士钊手迹（袁弘哲提供）

章士钊手迹（袁弘哲提供）

袁克桓接章士钊长诗后，和作两首，如下：

奉和章君行严见示之作，即步元韵，并序。

章君行严以诗见赠，俯仰今替，语重心长。克桓窃谓，我国士林首重气节，东汉建武之世，多士景从。而严光、周党独矫矫不为世用，余风所扇，二百年间气节之盛，敻绝千古。则严周之功何遽不若云台诸将耶？夫延揽人才，乃当国者应尽之责。先公之意，但期有益国家，岂必收归我用。则行严当日飘然远行，未为无以酬知。窃愿为行严进一解也。

章君挟奇气，才华迥绝尘。两家夙相契，交谊迈等伦。

罡风卷地来，万变纷然臻。同室成楚越，重逢泪满巾。

回首燕市月，寂寞余荒闉。握手重太息，深感君意肫。

东汉尚气节，肇端两逸民。周党伏不谒，归耕山泽春。

严光卧不起，何碍加腹亲。岂非建武世，乃获全其真。

振翮云霄外，默挽士气沦。遂令后世士，求仁能得仁。

至今千载下，高风泣鬼神。愿君慎玉体（成句
），葆此岁寒身。

先知觉后知，端赖明达人。潇潇风雨里，鸡鸣傥向晨。

拨乱返之正，更睹文物新。告慰洹水上，濯发黄海滨。

前诗意犹未尽，更倒叠元韵拜呈 指正

极目嵩山路，翘首黄河滨。故乡归未得，唯余涕泪新。

昨宵劳梦毂，浑忘夜向晨。似闻椿庭语，治国在得人。

我生逢百六，艰危萃此身。章子天下才，下笔如有神（成句
）。

为民作蓍蔡，庶酬造化仁。胡为东海外，高歌侪隐沦。

落落纵难合，亦各见天真。殊途而同归，何异耿邓亲。

愿救稽天溺，融为大地春。斯志终不遂，何以淑我民。

遽然忽惊觉，睹君诗语肫。狂澜方倒灌，笳鼓喧郊闉。

请挥如椽笔，华发岸纶巾。侃侃发正论，用杜祸乱臻。

中流作砥柱，当代谁与伦。佇看兵气息，净扫元规尘。

袁克桓未定草

袁克桓手迹（袁弘哲提供）

袁克桓手迹（袁弘哲提供）

笔者特请袁世凯的曾孙、袁克桓的长孙袁弘宇为上述两手书断句，并特为此做了一番考证，如下：

一、此文有“癸丑”、“甲寅”、“庚午”的年份，“癸丑”应为1913年，“甲寅”应为1914年，“庚午”应为1930年。

二、此文中有“行严”、“晳子”、“先公”、“严光”、“周党”、“寒云”、“巽庵”、“克桓”等人名。以我所见，“行严”应是章士钊的字，“晳子”应是杨度的字，“先公”应是对我曾祖的尊称，“周党”是东汉初年的高人逸士，字伯况，以“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为世人称颂。“严光”字子陵，“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也被世人称为当时品行高洁的君子。周、严二人俱被誉为不食周粟的贤人隐士。“巽庵”应为先祖“克桓”的别号。“寒云”是我二叔祖克文的别号。

三、由年代叙事，章公于1913年（癸丑）因同盟会（或为国民党）之事被牵连，以分裂国家政府之名遭通缉，东渡日本避难。于1914年（甲寅）“为奸人狙击”，幸免于难。当年被先曾祖获知，“特颁谕条，谓行严留东不安，可速回京”。后，杨度（晳子）得“先公亲笔手札，于愚（即章公）行迹甚为叹息。叔度谓亦得此”。以上所记可见于章公于1930年手书诗稿信笺净空处。此笺后，章公有“愚为此篇奉贻寒云（袁克文）伯仲，既分别写示，顷将有辽东之行，复为巽庵（袁克桓）世六弟书此，以期共惕，以见天地之大，惟旧谊为真，云尔”。

四、先祖（袁克桓）对此诗篇之见解唱和。先祖对章公的评价甚高，以东汉“严光”（字子陵）、“周党”（字伯况）相称许，在东汉初年，严、周二人贤名在梁鸿之前。先祖认为章公的气节应比严、周。“夫延揽人才乃当国者（意指项城）应尽之责，先公之意，但期有益国家，岂必收归我用。”由此而看，先曾祖（袁世凯）极为赞赏章公，视章公为国家栋梁之材。虽多有关护，而不能挽章公“飘然远引，未为无以酬知”之志。

五、我之所解。章公1913年东渡日本，固然由党政之争，不得不出捕票。而章公所蒙奸人狙击之难，让先曾祖大为挂念（以此推论章公之难，非先曾祖指使），以政府的角度下谕条，又给杨度私函，劝其归国。章公也深解深谅先曾祖以国家为怀的情愫胸襟。先曾祖过世十余载（1930年）赠我二叔祖（克文）及先祖（克桓）五言长诗各一篇，以述对先曾祖（项城）“世变讵可已，愿言隆日新。澄怀一远眺，云横洹水滨”的追思怀念。并十分眷恋袁氏故事故人。章公声名久有所闻，但是我对其生平还不能十分了解。对此，我十分惭愧。有不确处，请订正。

由此，可见古人对国家、民族、友情、亲情之胸襟怀抱。为国家孜孜求贤，为知己而弃庙廊，霁月光风的磊磊胸怀，在此册页中略窥一斑吧。

（2）第三四代如何看先人袁世凯

袁家第三代代表袁家菽和袁家芯姐妹，第三代袁家外姓袁家芯丈夫柏均和，第四代代表袁克桓长孙袁弘宇和弟弟袁弘哲，在天津原庆王府，与笔者做了一次题为“袁家百年沧桑后人看先人”的座谈。

庆王府，对于袁家姐妹来说是故地重游，六十多年前，袁家姐妹与庆亲王载振的孙女七格格和八格格同在圣若瑟女校上学，有时被邀请到府上玩耍。虽然事过情迁，人去楼空，她们仍然记得当年的一景一情、一物一人。

2012年2月，袁氏后人与本书作者在天津原庆王府大厅合影。左起：袁弘哲、柏均和、袁家菽、王碧蓉、袁家芯和袁弘宇。

A．关于“窃国大盗”

袁世凯五夫人杨氏后裔的第二代都是留学英美的实业家，民国大企业的董事或者经理；第三代中有三对夫妻是中学老师，有牧师、建筑师和规划师；第四代有医生、企业老总、艺术家和诗人。虽然他们都不是历史学家，但是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历史，就是“立史”，是后朝推翻前朝同时又给前朝树碑立传，但是这个“碑”和“传”一定是经充分考证过才能“树”和“立”。历史学家首先应该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如司马迁所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果历史学家仅仅根据时代的需要或者统治者的意志去发挥去解释，那充其量就是过眼云烟的伪历史学家。而历史的真相和事实既不能用棍子打帽子扣，也不能靠歌功颂德。

对于袁家第三第四代来说，最让他们家庭背上包袱的莫过于“窃国大盗”了。众所周知，陈伯达（1904—1989）新中国成立前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是党内著名的政治理论家，而新中国建立后这些书得以广泛传播，袁世凯也就成为家喻户晓、进入历史教科书的“窃国大盗”。时至今日，我们既不能再称蒋介石为人民公敌，也不应当称袁世凯为窃国大盗，对袁世凯一生的是非功过，应当实事求是予以评说，起码现在的历史学家不应拾“文革”时期他人的牙慧，该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

稍微读过一些关于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的书和文章，即会知道一个不争的事实：袁世凯的大总统是被选出来的。1912年2月15日，也就是在清帝室颁布退位诏书的第三天，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十七省代表投票，每省一票，袁世凯以全票当选。当即南京临时参议院在致袁世凯的电报中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换一句话说，袁世凯想成为大总统是有前提和条件的，那就是让清帝退位，造成共和，无论后人如何解释袁世凯这个复杂的历史政治人物，在武昌起义至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确实是“众望所归”，避免了南北之间大动干戈和流血，袁世凯无疑是收拾“千年未有大变局”的不二人选。同样，孙中山把大总统的位置拱手相让也是有前提和条件的，那就是革命军“利用袁可以事半功倍”，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致电袁世凯：“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这样的前提和条件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公平的契约，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叫“双赢”，而袁世凯和孙中山在“让清帝退位，造成共和”这个大前提下，双方都履行了这个承诺和契约，虽然整个过程非常的曲折惊险和错综复杂，也无须袁家后人一一叙述。

B．关于袁世凯一生的是非功过

袁世凯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小站练兵起家的务实政治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一个是谋略，一个是斗争；谋略复杂，斗争简单；古今中外，每一个政治家都有雄心，也可以说是野心，否则就难以称其为政治家。

袁家后人认为，首先应该公正评价袁世凯作为晚清重臣的政绩，其业绩表现有以下几点：

出使朝鲜，鞠躬尽瘁。1882年，二十三岁的袁世凯被清朝派去朝鲜平乱，负责前敌营务处。1885年，二十六岁的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与西方列强，尤其日本国周旋，相当不易，那时的袁世凯英气勃发，坚定勇敢，鞠躬尽瘁。

小站练兵，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先河。1895年，三十六岁的袁世凯受命开始在天津小站练兵；袁世凯在这里展示了他在军事理论和操作上的过人之处，训练这支新建陆军成为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也使他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新势力。

支持变革，洞察政事，新政先锋，独树一帜。1899年，四十岁的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解决了山东境内的义和团，期间创办了山东大学堂，设立了银元局、商务总会，修建了胶济铁路。1901年，四十二岁的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以北洋六镇为骨干的现代化陆军，设立了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了北京、天津的现代化警察制度与部队，兴办了各类新式学堂；他提倡办实业，在天津设直隶工艺总局，开设工矿企业，其中包括著名的开滦、启新、耀华等大企业。1907年，袁世凯四十八岁，又出任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1911年，袁世凯五十二岁时出任朝廷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末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

其次，袁世凯在结束封建王朝、建立共和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袁世凯毕竟是晚清重臣，他纵然是根据中国古老的政治法则，用他政治家的谋略获得了接替清朝政权的合法性，在宣统帝的退位诏书中，特别加上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这恰相当于清帝“禅让”。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结束二百多年的清朝统治，以和平“禅让”方式，避免大规模的流血斗争，使清朝以一种寿终正寝方式退位，走向共和，袁世凯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渗透了“和为贵”的智慧和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胆识。

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的一段时间，袁世凯在处理与革命党的关系上，以及让清帝退位的过程中，曾经努力使自己以开放、清明的形象出现，当各方人士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时，袁世凯也进行了策略上的退让，对不同政见者，甚至反对派，尚较宽容，以期国家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辛亥革命堪称中国历史上一次流血最少、代价最小的革命。

面对共和后的复杂局面，包括总统制、内阁制、多党制、临时约法，尤其外国列强的虎视眈眈，以及清朝腐败统治遗留下的烂摊子，1913年以后的袁世凯，这位专制政体下培养出的新旧参半的人物，逐渐表现出了他的守旧和不适应的一面。他希望以自己的挺身而出，通过传统的专制方式，去控制这个国家的走向，走传统的内圣外王之路。这个阶段，他不断与当时的内阁、革命党、实力人物，包括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军政实力人物，以及清廷的残余势力“掰手腕”。应当看到，这里既有袁世凯自身的政治局限性，也有朝代更替后的极其复杂的局面，更有外国列强的诡计野心。尤其是阴险、凶狠的日本政府，在看到袁世凯执政后显示出的铁腕以及想做一个政治新强人的姿态后，将对华政策调整为明显向袁世凯示好，怂恿袁世凯称帝；另一方面，如果袁世凯称帝失败，也可落井下石，推翻袁世凯统治，为进占中国扫清障碍。

袁家后人认为，最后两年的袁世凯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失去了原来的果敢、坚定和政治智慧，败笔称帝，虽又自己改正错误，但终毁誉一生。

C．涉及与袁世凯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

对袁世凯的一生，他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一直有不同的说法，诸如戊戌变法中是否有告密行为，诸如宋教仁遇刺究竟谁是主谋，诸如在签“二十一条”时，袁世凯是个什么态度、签了哪些卖国条款等等。袁世凯的后人认为，多年来各种书刊，尤其教科书中的记载都是：袁世凯是告密者、是行刺主谋、签了“二十一条”是向日本军国主义卖国；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以及海外，不断出现另外的依据和结论，甚至是经许多史学家考证后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袁世凯后人认为，他们自己不是研究历史的，对此没有发言权，更不能凡对自己先祖有利的或正面的说法就赞成，但相信随着历史的进程，一定会弄清真相。

D．关于袁世凯的艺术形象

目前有大量关于袁世凯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袁家后人希望我们的作家编导不要仅凭自己的认识或好恶，武断下结论，胡编乱造，误导民众。他们更希望，不要以莫须有的情节，丑化或者吹捧历史人物，也不要为收视率和票房去编一些完全不符当时背景和人物性格的噱头。

袁家这一支第三代人出生时，爷爷袁世凯已经过世了，所以他们没有直接接触过他们的祖父，但是与奶奶五夫人生活过，也经常从父亲以敬重的口气和神色追念过去时知道自己的祖父是一个怎样的人。

首先，他们认为袁世凯是一个严肃的人，虽然他有十位夫人，但是他给每个人应有的名分，所有的钱财和遗产也都是公平分配；而且也不是像一些影视作品中描写的那样与夫人们打情骂俏，他在家中是一个非常有威严的人。

其次，他们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开明的人，兼收并蓄接受新鲜事物，而不是一个野蛮无知的人，从袁世凯派遣清大臣出国考察，到送自己的儿子出国留学，特别是开办女子学校等等，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们认为爷爷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很少任用自己的家人，不任人唯亲，对持不同政见者也表现得大度、不记过。

再次，他们认为袁世凯并不是一个简单粗暴的军人，小站练兵是学西方的练兵方法，要求士兵们都着正规军装，编通俗易懂的歌词，让士兵学唱纪律歌。从他写的奏折、他的诗词以及与左右的交往也可以知道爷爷不是一个只知八股的老封建，而是善于更新、有学识、废科举的创新人物。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办公的地方。（2011年10月王碧蓉摄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

第四，他们认为袁世凯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是敢于干、善于干的实业家，鼓励办工厂、开作坊、办工业展览、搞金融、办植物园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如果稍有不慎，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没有一定的胆识可能是一事无成。

E．关于大总统府文物保护

当年袁世凯临时大总统办公的地方位于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原石大人胡同），这是一条七百二十一米长的巷子，旁边灰色的墙上有一块“迎宾馆”的牌子寂寞又简单地诉说着它的历史，可是它不仅仅是迎宾馆。袁家后人认为石大人胡同不仅仅是自己的先祖曾经办过公的地方，当年孙中山也曾下榻于此，因此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承载了一段民国初年的历史。如今只有一个门面残骸了，门前瓦砾遍地，后面是单元房，民国初年的记忆就这样一点一滴消失了。每一个路过或者特地到访的人一定想看看里面的遗迹，可惜什么也看不到了。

袁家后人如何传承先人

袁家四代人经历了不同的时代，那么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他们的婚姻和职业又有什么不同？家庭的价值和道德观哪些方面是传承，哪些方面又有了演变？以下的列表帮助读者对于袁家四代在经历的时代、所受的教育以及婚姻和职业四个方面有个粗略的了解。

家风家教是指家族历史的进程中，几代家庭成员共同拥有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习惯和言行准则的总称。家风家教，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的特点，从上面的表中，概括出袁家四代最重要的传承：

（1）自强拼搏

袁家四代从袁世凯开始秉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修身治家的根本。袁家四代人的拼搏在不同领域、不同意义上，第一代袁世凯的拼搏是在政治权力上；第二代袁克桓兄弟的拼搏是在经济实业上；第三代的拼搏是在生存和事业上；第四代的拼搏是在自身价值上。拼搏奋斗、自尊自强自始至终贯穿在袁家四代身上。纵观袁家四代，都选择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路径，或许越困难的道路，越能体现生活的意义。

（2）孝道为先

纵贯袁家四代，无论经历了多少人间沧桑，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崇尚孝道。孝道，是袁家治家之本，也是袁家德之本、仁之本。《孝经》开宗明义就说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没有这个根本，袁家五夫人这一支就不可能如此兴旺绵延，而袁家的孝顺都是从孝顺母亲开始。母亲在袁家有崇高的地位，并且一代又一代地传承。袁世凯恪守“孝悌忠信”乃纲常大义，在小站练兵时，就写过通俗易懂的“劝兵歌”，第一句话就是“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袁世凯孝顺母亲很出名，他官做到哪里，就把母亲接到哪里，母亲八十五岁去世时，他亲自护送灵柩回老家河南项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因葬母之事与同父异母的大哥闹翻了，从此不回出生地项城。袁世凯不但孝顺母亲也孝顺自己的姐姐，经常给姐姐请安，写家书。因为有孝的因素，袁世凯亦毋恃势力去凌逼孤寡的隆裕太后和宣统幼帝。

第二代袁克桓是五夫人一支的长子，他不仅仅孝顺，而且还非常敬重自己的母亲。杨氏对儿子们的遗言，就是“不要从政”，因为袁世凯已经做过正式大总统，皇上也做过了，所以她觉得高处不胜寒，所以嘱咐自己的子女都不从政。人生路漫漫，紧要关头几步路走对就好。袁克桓的孝顺，也表现在自己是否从政这个问题上听从了母亲的劝言。

1937年杨氏故去时，袁克桓接任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经理不久，在事业上，如同历经峡谷险滩的追寻，开始如日中天，但仍多少有不测的潜流逆浪。他回家时经常在母亲故去的房间静静地独自祭拜，寻找母亲的感应，深感自己的命运、事业无不与自己的家庭背景有关。后来无意中在房间看到母亲阅读过并圈起来的一首唐诗，也就是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让他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认为这既是母亲的灵感，又好像是母亲在冥冥中保佑他面对事业、生活上的任何阻碍和困难时都可以举重若轻，能够克服。

袁克桓是袁家这一支承上启下的成员，身体力行，孝悌传家，严格要求儿女。儒家《礼记·曲礼》中强调“毋不敬”，就是要敬人、敬事、敬业、敬天、敬地、敬物，不自私自利，不任意妄为，不妄自尊大，所以袁家第三代第四代都很孝顺、恭敬，比如袁家英、袁家芯孝顺陈徵，李菲菲、李立杨孝顺袁家英，柏翊孝顺袁家芯。

（3）开明开放

袁家四代人都具有开放的胸襟，兼容并蓄，面向世界。袁世凯在洹上村就写下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对联，袁世凯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胆识的开明的晚清重臣，他提及前辈李鸿章有一句话说：“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他向德国学习军事练兵，他派五大臣出访西欧学习政治体制，他自己虽然不信西医，可是任内又开办了不少医院；他还创办了女子学校。杨氏是一个开明的母亲，她让年幼的儿子们去英美留学，对儿子的婚姻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的要求，又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自主和松动，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显得难能可贵。

袁家第二代都既接受严格的家塾训练，从小熟读四书五经，青少年时又出国留学，接受西方的文化和教育，融会贯通，学成回国后投入创办实业，有先进的管理理念，不任人唯亲。

对于第三代袁家人来说，“文革”时代在他们心灵留下过一定的创伤，他们的开明在于“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的宽容，举重若轻；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不仅仅面向世界，而且是走向了世界，袁家宸、袁家卫都留学美国，袁家英1950年代起在海外创业，而袁家苮、袁家蕖和袁家菽三人都是在年过半百后前往美国开始新的生活。国内成长的第四代袁家人大部分是新时期的留学生或在海外经商，来来往往于中国和美国之间。

（4）尊师重教

袁世凯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这是他治家之本。他请严修做他儿子们的严师，袁克桓等兄弟在留学英国的一路都得到严修的指点和教诲；袁世凯还嘉奖家庭教师杨景震一个四等嘉禾奖章。而第二代袁克桓更是严格要求子女尊师，亲自在逢年过节往老师处拜访，袁家第三代中学习成绩个个出色；从袁家第四代来说，理所当然会尊师重教，因为袁家第三代这一支有六位是老师。

袁家四代百年的现实意义

对第一代，时至今日，应当建立实事求是且更加人性化的科学评价观，应以社会实践及其效果，作为评价主观动机的唯一标准，摒弃“左”的概念化、脸谱化、扣大帽子的简单粗暴的评价方式。有一句话在这里不得不说，辛亥革命是大陆和台湾共同拥有的背景历史，两岸的学者在研究晚清、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时都绕不开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有意思的是两岸或多或少在消解或者屏蔽袁世凯功绩的时候有点默契，目前除了天津郊区有一个练兵小站，河南项城有一个袁世凯故居，安阳有一个袁林，在北京几乎毫无袁世凯的遗迹。袁世凯作为一个清末民初的重要历史人物，在大陆或者在台湾应当有一个资料研究中心，以便客观公正地研究史实资料。这与翻案无关，与树碑立传也无关。

对于第二代的实业救国之路，其经营之道，摒弃家族式、作坊式，走市场化、集约化、精细化之路，引进欧美先进机制以至百年不衰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可为当代企业以借鉴。北方著名的实业家袁克桓，在复杂动荡的历史年代发展民族工业、抗争日本侵略者，抗战后没有抽离资金去海外，而是留下来支持新中国的建设，顺应中共对民族企业的变革政策，对他，应当有实事求是的评价。他所走过的路，对国家、民族和事业的忠诚，经营企业的理念和管理的机制，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创业的诚信，等等，都能给人不少启发。

第三代身处新旧两时代交替之时，既有良好学历和教养，也有名门背景和凭自己实力拼搏积累的坚实的经济基础，他们无论在豪门显贵时，或受“左”的冲击、乃至被扫地出门时，都体现了一种尊严，能屈能伸，自重自爱，拒绝纨绔，自强不息。这种处世为人的风范，当为现代富家子弟认真深思，否则必富不过二代，落下可悲下场。

第四代处于新中国探索兴国之路的激烈洪流中，成长中受歧视，学业受阻，先天不足，处在不公正环境竞争中，但他们从不言败，不放弃，更无自暴自弃，始终正派做人，认真做事，自力更生，创出一片天地。人的一生，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顺逆畅挫，乃人生常事，如能始终把握主轴主线，不离不弃，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些处世的人生哲理，值得当代青年思考。

袁家四代人留下许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袁家民国时期与京津冀经济实业圈；袁家与天津名校以及教师情结；袁家与政协民盟，袁家有两位全国政协委员、五位民盟盟员；袁家的社交轶事趣闻；袁家的餐饮文化；袁家命运与建国六十年的变迁；袁家与改革开放三十年；袁家三代海外留学比较；袁家几代人的戏曲爱好和艺术天赋。

这些话题不仅仅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综合学科，也涉及家庭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或有待进一步展开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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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新洋灰公司史料》（洋灰公司创办章程，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2月第一版。

陈斌、王振庭、纪跃亭、王玉洪编纂《江南水泥厂志（1935—1995）》，1995年8月版。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

张竞生、鲁迅等著，张培忠编《爱情定则——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2月版。

张培忠《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第一版。

［英］阿绮波德·立德著，王成东、刘云浩译《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严修《严修日记》第三册《欧游日记》，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邓子美、陈卫华《太虚大师传》，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戴袁支《1937—1938：人道与暴行的见证——经历南京腥风血雨的丹麦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

蔡天新译《美洲译诗文选》（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第2辑/楚尘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The Winged Seed: A Remembrance
（《带翼的种子》）, Li-Young Lee（李立杨）, Copyrights ©1995 Simon Schuster, New York.

Rose
（《玫瑰》），Li-Young Lee （李立杨）, Copyrights ©1968 by Li-Young Lee, BOA Editions, Ltd., Steven Huff, Publisher, New York.

The City in Which I Love You
（《在我爱上你的城市》）, Li-Young Lee （李立杨）, Copyrights ©1990 by Li-Young Lee, BOA Editions, Ltd., New York.

Behind My Eyes
（《背后的眼睛》）, Li-Young Lee （李立杨）, Copyrights ©2008 by Li-Young Lee, W.W. Norton Company, Inc., New York.

Li-Lin Lee
（画册）, Walsh Gallery, Chicago, 2008.

唐金培《应还给历史一个真实的袁世凯——兼评“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殷都学刊》，2010年第1期。

朱步冲《袁世凯——踯躅在新旧时代间的领袖》，《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3期，第78页。

吴裕成《饱暖逸居易骄惰——辛亥正月严修致徐毓笙信》，天津《今晚报》副刊，第9版，2008年4月20日。

黎绍芬《黎元洪事略》，载《天津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黎重光《父亲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后》，《武汉文史资料》2008年第10期。

夏诚华《待宰的羔羊：1960年前后印尼华侨华人的处境》，台北市侨务委员会编，2004年9月。

柏均和口述，张冠生整理《袁家旧事》，《老照片》第四十九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10月。

王小箭《女性艺术首先不是艺术问题》，《艺术时代》2009年第11期。

《江苏地方志》，江苏地方志杂志编辑部，2005年第6期。

后记

这是一座尘封已久的家庭心脉花园，如果在一个安好的季节打开，就能攀缘四代命运的曲折楼梯，寻觅百年时空的跌宕旅程。

历史储存在遥远模糊的记忆中，湮没在浩渺的故纸堆里，有时候连我们亲历仅相隔二三十年的人和事也众说纷纭，更何况百年千年的历史？那么，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命运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显得何等微不足道。宇宙和生命好比一块织物，有“经”也有“纬”，人、时间、万物和事件都“流”在经纬上，经纬的交织之处就是the moment（此时此刻），便是“命运”发生之点，任何人任何事永远都处于“此时此刻”，只是“此时此刻”永远在移动，就如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命运”发生之点我们也可以说是“缘分”，因为佛祖说“缘是命，命是缘”，所以尊重“命运”，尊重“命运”的发生发展规律与时代的关联，即经纬，就是我第一要信守的。

关于袁世凯的著作和传记何其多，一位前辈告诫我：历史的真实是相对的，误差是绝对的。真实是追求，误差是无奈，解释的误差是最大的误差。所以我无须在书中做过多的解释，也无须用现在人的价值观去要求历史上的人，我更多关注的是袁世凯作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家庭环境对他心理的影响和冲突，因为本书重点写他的后裔，所以我把他的篇章列为三个部分，“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个丈夫和十个妻妾”、“一个父亲和三十二个儿女”，希望能够观察他作为一个人、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的面貌。这样的想法得到了袁家三四代人的共鸣。真是无巧不成书，在本书完稿时，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胡博·华士画笔下的晚清权贵——休伯特与苏珊伉俪捐赠展”，让我有幸看到了胡博·华士（Hubert Vos，1855—1935）的油画原作——1899年的袁世凯，若近若远，忽明忽暗。我相信艺术家捕捉人物表情和状态的能力，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意气风发，也前程莫测，这位洋人画家一定想不到的是，这位每天在军营百忙之中挤出时间给自己做模特的军人，在中国的清末民初的舞台上会成为无可替代的人物。

关于五夫人杨氏，前言中涉及的五个亲孙女或多或少都有与她居家生活在一起的片段记忆，所以她们的亲历描述让我对五夫人杨氏这样一位女性肃然起敬。文字的材料有一些来自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当然袁静雪的角色与五夫人杨氏的五个亲孙女不同，所以描述的角度自然也不同。而我尽量去理解她们描述时的不同心情和心理状态。因为曾经在澳大利亚学习心理学并做过心理咨询师，阅读和倾听家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接触家庭无数，而袁世凯家作为民国第一家庭无疑是故事最丰富也最有意义的家庭之一。从袁世凯的母亲到五夫人杨氏，从陈徵到袁家五姊妹，再到袁弘淑和李菲菲，女性的光芒闪烁其中，一个家庭的兴盛，是因为有这样卓越的母亲。

关于第二代的篇章，写的时候显得异常艰难的是考证部分，因为没有人写过他们。袁克桓作为袁世凯的六子在各种文献中都是寥寥几笔，而作为民国大实业家更鲜为人知，关于公司的许多珍贵资料和照片在“文革”时已经被查抄一空。即使是袁克桓赴英国留学这一段，连他的儿女们也不知情。我打开的第一个历史缺口是英国齐顿汉姆公立学院，与该校历史档案助理巴罗太太几封邮件的来回和她寄来的四张照片，简要勾勒出当年袁克桓在英国留学的这一段经历。我发自内心感谢巴罗太太的帮助和该校对历史资料的完好保存。随后我专程前去南开大学图书馆查到了两部很重要的书，一部是《严修日记》，厚厚的四大册，在第三册《欧游日记》里，严修详尽地记录了袁家三兄弟欧游过程中的吃穿住行，更为重要的是严修带袁家三兄弟饱览了欧洲的文明和经典，这对于十五六岁的袁克桓确立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大意义。还有一本是《启新洋灰公司史料》，让我了解到袁克桓作为民国大实业家的一面。袁克桓作为第二代的重要人物，他的品行和品德，比如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亲朋相善等等的遵从，这些被梁漱溟先生称为儒学“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到自己的义务是什么，为家庭也为社会去尽义务、尽责任。所以袁克桓对父亲敬，对母亲孝，对妻子尊，对兄弟恭，对子女严，力使后代在任何时期都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袁家第三代人，均出生于民国时期。民国过来的人，与传统、与现代，两相贯通；与中国、与世界，互不隔绝。这是我对袁家第三代总的感觉，无论我面对面与他们交流采访，还是通过越洋电话或者邮件沟通，都是如此。袁家第三代第一次打开他们的心声，不仅仅是对我在写作过程中的支持、默契和信任，也是因为他们在经历过种种磨难和困苦之后，认为人性化的时代终于来临，敞开心扉可以打动世人。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袁家第三代袁家菽和丈夫诸葛瑞，袁家芯和丈夫柏均和，以及远在美国的袁家苮、袁家蕖和袁徽（阿瑟），尤其是袁家有崇高威望的袁家英女士的大力支持，没有袁家一次又一次地接受采访、回忆、提供照片和资料，也就没有这本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本献给袁家第三代的书。从内容上看，因为受篇幅的限制，袁家第三代的每一个人可以有更多细腻的故事而为家庭的宏观叙事所取代。

最早读到李立杨的诗，那种平静和平凡，那种单纯和深情，触动我心中的柔情和温暖，还有一丝丝酸楚。他的诗歌就是他的家庭故事，他的散文就是他的家庭历程。所以对于袁家第四代人，写法稍微不同于前面几代人，每一个人只写一个重要的侧面，从而看出家庭家族的影响。特别要感谢的是袁弘哲先生和李菲菲女士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照片和资料，袁弘宇先生和他的太太，为本书校对墨宝和手札付出了辛劳，还有袁弘淑女士，以及诸葛青女士、柏翊先生等通过见面、电话和无数次邮件，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天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我工作、生活过的任何地方都走得更多看得更细的城市。

1987年秋，天高云淡，天津的“双城醉月”——南市食品街和旅馆街落成不久，气象万新。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一次在天津召开教育专题会议，进驻南市旅馆街的华富宫饭店。那时我刚刚担任民盟中央主办的《群言》杂志社记者，做驻会采访和报道，那是我第一次到访天津。

逛食品街，品尝“天津三绝”——桂发祥麻花、狗不理包子和耳朵眼炸糕等天津特色小吃，是我与会的一大乐事。有一位同事走过来悄悄问我，你知道狗不理包子和起士林西餐与谁有关？我一无所知，他说这一中一西的食品都与袁世凯有关。他又问，你知道这个食品街和旅馆街是谁设计的吗？我摇头。他神秘地告诉我，是袁世凯的亲孙女设计的，现就住在天津。又，你知道这个教育会议的天津代表领队之一是谁吗？我更不知道了。他说是袁世凯的孙女婿。我大气不敢出，感觉自己跌进历史里去了。

天津，与袁世凯有关，与袁世凯家庭有关，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对晚清史、民国史、民国第一家庭的史实多有关注，所以我几乎走访了与袁世凯有关、与袁世凯家庭有关的天津所有地方。无独有偶，二十四年以后，我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员，参加的第一个考察活动就是天津即将搬迁的博物馆“中华百年看天津”展览，从宏观上了解天津的百年历史和世纪风云，让我第一次从博物馆的角度去看袁世凯和他的家庭，而书中的一些照片和材料显然具有博物馆学的意义。

最后，不得不提到的是在书稿完结之时，我在美国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的网站看到该校历史系特聘教授韦栋先生（Don J. Wyatt）的邮箱，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发一封邮件介绍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作者、正在写一本关于袁世凯后裔家族史的书，希望证实一下袁世凯的四个儿子大约1920—1923年之间在该校读书的情况。不久就收到了韦栋先生的回复，让我惊喜的是他给我寄来了一张1921年1月12日（星期三）明德学院校报的电子版——当年袁世凯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留学的照片和报道，这让我分外感慨，也让我感动。历史确确实实存在过的，可是要证明它存在过就不那么容易，我们如何能找得到几乎百年前的史料？而我们又如何能以最便捷的方式得到史料？通过与国外学校联系的这件事，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一方面，无论我给英国或者美国学校发邮件，作为一个学校或者一个机构，邮件至少不会石沉大海，提供邮箱的人都是真实的，而且都非常认真和敬业，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在做历史研究，所以图片也都是免费授权使用；另一方面，我联系的都是英国或者美国的普通学校，他们对于历史十分尊重，建立了史料电子数据库，既保护了史料，避免直接接触和翻阅，使得受损的可能减到最小，同时又最大限度地方便了史料的查阅。这是我在写书过程中查证史料的一点感受。

谨以此书纪念袁家四代百年，也纪念百年前肇始的民国。

王碧蓉

2012年1月于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袁家：袁世凯及杨氏夫人后裔百年家族史 / 王碧蓉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2014.2重印）

ISBN 978-7-5495-3703-7

Ⅰ. ①百… Ⅱ. ①王… Ⅲ. ①袁世凯（1859～1916）－家族－史料 Ⅳ.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5375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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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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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960mm×1340mm 1/16

印张：27.25 字数：280千字　图片：179幅

2013年6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3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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