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三记

沈君山　著

三联书店

2003年

制作/静小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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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大陆版自序

2. 台湾版自序

3. 尚思为国戍轮台

4. 人文

1. 打菩萨

2. 花莲的白灯塔

3. 怀念燕谋

4. 怀念见美

5. 万古人间四月天

5. 科学

1. 知识的突破

2. 寻找静止的标准

3. 哲人其萎

4. 后科技时代文明和中国

6. 棋桥

1. 一着而为天下法

2. 莫教浮云遮望眼

3. 卫平和我

4. 怀念魏重庆

5. 桥游散记

7. 老病后记

1. “做我所能，爱我所做”

2. 老病与生死

8. 小传

10. 封底

大陆版自序

本书得以在大陆出简体字版，首先要谢谢朋友们都称之为董总的三联前总经理董秀玉女士。

写序时要谢谢出版社，似乎已成了格式的一部分。但此处我的谢谢，却真是诚心诚意，尤其对董总，看了下文，读者自会明白。

《浮生三记》在台湾出版之后，几位大陆的朋友读了，认为可以在大陆出简体字版，并且说给三联最好；这是家老字号，声誉好、靠得住。我曾读过几本三联出的书，觉得这是事实，欣然同意。双方马上就签了约，预定在二〇〇二年下半年就可出版。

但是有一位好心的朋友，知道我正在准备出《浮生后记》，就给我提了个意见。写《浮生后记》原是在出《浮生三记》时就预定了的。我一生涉猎甚广，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这两本书又是中风之后老病之余才出的，因此仿我本家前辈三白先生之例，准备分为六记：人文、科学、棋桥、两岸、爱情与老病。前四记是我进入社会后所关注的，后两记则是人生的体验。先出人文、科学、棋桥三记，老病、较政治的两岸和最难写（事实上后来也没写）的爱情则出后记。

这位朋友，看了一下《后记》初稿的大纲，觉得很有意思，但两岸一章，在大陆短期内恐怕不可能出版，因此，就建议我浓缩一下，在《浮生三记》的简体字版中加上一章。我欣然同意，就写了现在《老病与生死》的一章，这章原是病后记实，其中有一段讲我在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一般称之为三〇一的）养病的经过，因为所住病房与邓小平去世的病房同楼，与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巨人朝夕隔世相对，感慨颇多，其中也有涉及两岸关系的。却不料因此犯了忌讳，为了应否删改，出版一拖就是一年，而且几度濒于“不出算了”的边缘。最后，蒙许多朋友，尤其董总的帮忙，总算基本上保持原貌的出版了。

写过书的人都能体会这样一种经验，开始的时候，拟定大纲，计划进度，充满兴奋之情，随着书的进度，兴奋之情渐渐化作必须完成的责任感。到了结稿尾期，增删修改，一拖再拖，好像小孩老生不出来，作者和出版者都愈来愈不耐烦，然后，直到一天，稿终于定了，书终于出了，才可长长地舒一口气，一种解脱之感，真是舒服。

《浮生三记》之得以出简体字版，当然也有一点这种愉悦，但只是一点点，因为这毕竟只是翻印。但在出版过程中，柳暗花明花明柳暗的经过，最后终于解决，苦涩后的甜蜜，才是使我兴奋的真正原因。

为什么最后我会这样坚持呢？先说一个寓喻：

当今百舸争流的世界海洋中，有三条船在奋勇前进，这三条船的乘客原是同文同种的同胞，但因为历史背景不同，今天乘客的要求，颇有不同。第一条最大的船，历经战燹，受尽动乱之苦，现在船上的乘客最怕乱，最珍惜安定，其次是要能吃得饱分得公平，即所谓繁荣公正。至于在甲板上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瞎三话四地嘟嘟嚷嚷，和选自己中意的人上舰桥指挥领导，所谓自由民主，则是最近才有的奢侈品。而且，因为积弱多年，对于自己的船，能否在争先的百舸中胜出一头，十分仰望，把能否分享这份光荣，看得很重。

第二条最小的船，一向是外国人领导驾驶，没有什么民主，但却享受惯了繁荣自由。和第一条大船一样，当然也最珍惜安定，不安定什么都没有了，对于当家做主民主运作也不甚在乎，但对自由却十分执著，执著在甲板上散散步看看落日、发发牢骚的自由。而且，这也是那条船数十年来繁荣的基础。

第三条船，过去一世纪的经历完全不同，一直在与另外两条船隔绝的环境下，被外来的船长管理着航行。但最近十几年，情形大为改变，完全的自己当家做主。到今天，虽然领导们，包括船长大副，在舰桥上吵吵嚷嚷，不甚成体统，但船上的乘客，似乎也习惯了，而且有的乘客所冀求已经不只是安定繁荣公正自由民主，还要自己决定挂什么旗，驶向何方，这就和第一条大船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

这三条船的乘客既系出同源，当然最好能联合起来，携手共进，互惠互利。但这首先需要相互了解、沟通，过去也许有一种想法，只要领导能沟通就可以了，人多必然口杂。这话虽不错，但今天资讯发达，不管什么体制，老百姓怎么想还是最重要的。

这些都是无甚足道的陈调，只是过去一年来出版这本书的折腾，和今年七月来京时在香港所见所闻，颇产生一些感慨。总的来说，只是两点，对于我个人而言，从理性的角度写自己认识的事，说自己相信的话，是很自然的事，书可以不写，但写了必不能有一字是违心之论。这个要求，或许并不宜施之四海，前面说过，不同的体制，不同的历史背景，有不同的优先要求，但现在是两条船之间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悬宕了半个世纪，而且愈来愈复杂，早已不仅是领导船长们间恩怨意气之争，总要乘客们更互相了解，才有解决的可能。假若只是稍稍提到这两船关系，便犯了禁忌，便被告知一定要提的话，只有一种说法，一种解释——尽管这种说法再合情合理，也已经提出二十余年，也到了可以因应情势与时俱进讨论的时候，否则两船之间只有愈行愈远了。这感触，使我很不舒服，也是为什么这本小书，尽管从头就没有想谈政治的念头，但既已提到，就宁可不出也不愿删改坚持的原因。也许这只是上了年纪老人的一种固执吧。

最后，问题还是解决了，书还是出了，再谢谢三联、董总、帮忙的朋友们，更祝福那更更更复杂的问题，也能花明柳暗后柳暗花明地解决！

二〇〇三年八月

台湾版自序

——写在《浮生三记》之前

这本文集的产生非常偶然，台湾的一家出版社九歌要为丽华出书，好像字数欠缺一些，正好我也有些怀旧忆往的散文，就自告奋勇地作为补篇，收集起来后，却发现两人格调太不一样，本来以为读者可以加起来，却可能会互斥，这样就会完全没有销路。但既然收集了，不出又似乎可惜，因此决定分开，各出各的；再补进几篇棋桥科普的文章，合为三记。政治教育等专论性的文章则概不纳人。

旧作选收校读完毕，准备出版了，九歌总编建议何不在后面加个年表？虽然怀疑人还活着，又无丰功伟绩，做个年表是否合适，但似亦无不可。最初只有两页，看看太枯燥了，加些叙述，就这样蔓延开来，变成近两万字的一篇小传，若不是出版日期已经一延再延，再发展下去，就会真成为自传了。现在或可称为自传习作，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写传的不易。关键在“顾忌”两字。做人要有顾忌，无顾忌的人是不可交也不可用的。但写传不宜有顾忌，一有顾忌，有些事，尤其关键的事，只有避而不谈或谈而不真，胡适之一生劝人写自传，而且要“说老实话”。但说老实话谈何容易，汉朝的王充，因为说老实话，他的著述《论衡》被正统学者骂了两千年；而他的自记因为叙述家世，被刘知几在《史通》里批判“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就是适之先生自己，也有一段故事。

因为这层顾忌的矛盾，衍生出著者和读者的矛盾，读者喜欢看喜欢知道的，著者不一定愿意写，著者写了，自以为得意重要的，读者不一定喜欢看。这样，又衍生出著者和出版者间的矛盾，因为顾忌，著者对其所著，难免改、撤、拖，而尤其“撤”、“拖”，最令出版者心疼头痛。

繁体字版出版后，大陆的友人读了，以为也可以再出简体字版，当然并无不可，因此又加了两篇文章，是繁体字版出版后写的，由友联出版。

《浮生三记》还有个下集，当初构想写前三记时，包含人文、科学和棋桥，另外还有三记则包含“两岸记忧”、“老病记趣”和“爱情记往”。后来发现感情事不易写，往事悠悠，少时心情少时愁，到现在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写起来已不真实了。而且每人对往事隐私珍惜看法不尽相同，以一己之快而伤及曾相爱的人，最不可以。所以最后以两岸经历为主，中风后的生死观独立一章，已出了繁体字版，希望将来也可以再出简体字版。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

于新竹清华大学

尚思为国戍轮台

张作锦

沈君山教授日前出了一本新书《浮生三记》。说是“新书”，实为“旧文”，大多在报章杂志上读过了。但旧文新读，仍令人神为之移，低回难已。

台湾学风在大专联考的熏陶下，理科学生每拙于文藻，文法学生多短于数字。沈君山学的是声光化电，但文章写来如天池之水，瑰丽清澈兼而有之，远眺近观，目为之眩。这样的境界非一般人可得，那是上苍的恩赐。

上苍赐于沈君山者，尚不仅文章一端，他还是桥牌国手、世界亚军、围棋业余冠军、美国本因坊，会打篮球，能踢足球，在学界做过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在政府当过“不管部大臣”，真是漪欤盛哉！

追二兔不得一兔

但塞翁的那匹马，得失之间难论祸福。沈君山过多的才华，过多的选择，可能也使他“备多力分”，影响他在单一成就上的登峰造极。在《怀念魏重庆》文中，沈君山写道：“余与先生识于桥，君山触类能通，然兴趣过广，复逸豫自适，才或有余，而未能为能。”这是沈君山颇为坦诚的自白。林海峰初履日本，吴清源在教棋之前先告诫他：“追二兔不得一兔。”沈君山常转述此言与朋友相勖勉。但是他眼皮下的兔子实在太多，都要花力气追，对他而言，文章只是一头最小的兔子，不值得耗太多精神，行有余力时才会逗它玩玩。

这话决非厚诬贤者，而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浮生三记》除最后两篇附录，文章只有十三篇，最早的一篇写于一九六七年，晚近的写于二〇〇〇年，其间相隔卅三年，几乎每三年才有一篇文章，多半还是编辑朋友们软哄硬逼出来的。

沈君山对此郑重澄清，卅三年来绝对不止写十三篇文章，十倍也不止，但大部分文章并未收入。沈君山原想仿其本家先辈沈三白之例，印行《浮生六记》，后有其他考虑，乃以《三记》付梓。未收入者，最重要的是有关两岸问题的文章，两岸间事，是这几十年来沈君山着力最多之事，也最叫他牵肠挂肚。

一九七〇年，日人侵占钓鱼台，引发了留美学生的“保钓运动”。次年九月，留学生在安娜堡举行“全美国是大事”，时在美国教书的沈君山也躬逢其盛。在一片挞伐“中华民国”政府声中，沈君山为台湾说了一些公道话，并不顾被批斗的压力，提出“革新保台”的口号。今天看来，它当然平淡无奇，但三十年前提出这样的论点，既需要前瞻的思考，也要点道德勇气。

一国两治

一九七三年沈君山返国任教，开始潜心研究两岸问題，也积极提供自己的心得意见。一九七八年中美建交，台湾一时人心惶惶，为前途担忧，沈君山提出one country，two system的主张，并以此为题撰文刊于《华尔街日报》。后来邓小平揭橥“一国两制”的统一政策，沈君山只好改称之为“一国两治”。

一九八八年，沈君山入阁，担任政务委员，但主管业务并非大陆政策，有志难伸。后来去官、退休，得以自由往来于两岸之间，一介布衣，却动见观瞻，三晤江泽民，倾心深谈，希望为海峡间寻一处津渡。

宋代绍熙三年（公元一一九二年），六十七岁的陆游已离开仕途，蛰居绍兴乡下。但身在田野，心系社稷，某夜风雨大作，他赋诗曰：

僵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中国知识分子，每当家邦危疑震撼，同胞水深火热，辄忘却主政者的昏聩无能，也不计自己被整肃贬谪的嫌隙，还“尚思为国戍轮台”。这是读书人的骄傲，还是读书人的悲哀？

但是，今天台湾的局面已与南宋异趣。以沈君山的出身背景，怎能谈两岸间事？不说你“卖台”已经够客气了，还会让你站在轮台的最前线？沈君山的“旧梦”，也该醒了。

被梁启超誉为“千古男儿一放翁”的陆游，虽未能迎回二帝，更未能阻金兵南下，但他留下九千三百首诗，一百三十首词，亦足以不朽。沈君山有彩笔如魔杖，可点石成金。除了两岸问题，难道没有别的事值得去做？

往日群兔今在否？沈先生，就追那只最小的吧——它可能也是最好的呢！

（作者为联合报社长，原文载于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一日《联合报》）

人文

打菩萨

——儿时琐事一则

六七岁的时候，我随着父母迁居到四川的荣昌，一个介于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小县。那时，抗战刚刚开始，荣昌还大致保持着原来的面目，外面的浪潮并没有十分地影响到它。城里铺着青石板的街道，两旁茶馆里，袍哥大爷高谈阔论地摆着龙门阵，乡间却总是在闹土匪，县长老爷忙着出城去“靖匪”，而土匪也偶尔地来围城。县城的城楼上，经常悬挂着人头，都是县老爷的战绩。从学校回家，不能避免地要经过城楼，家里来接的长工再三叮咛我，一定要闭紧眼睛，假若被挂着的人头看见你在看他，晚上是会来索命的。被他这样一说，晚上的梦里，人头果然便来索命了。

父母亲任职的单位中央农业实验所，是属于农林部的一个研究机构，初搬到荣昌时，有一年多的时候，寄居在县城外的宝庆寺。宝庆寺是荣昌最大的庙宇，坐落在小山丘上，山脚下有一座石头牌坊，过了牌坊，便是庙产。一百多级的石阶，修竹夹道，从山脚下一直通上来，走完石阶，才到庙门，门上一块大匾，龙飞凤舞宝庆寺三个大字，是道光年间一位进士题的。庙里古木蔽天葱葱郁郁，佛殿僧舍，有四五十间房屋，中农所借了一列偏殿，在木鱼南无声中，继续他们的农业研究。

宝庆寺的庙持是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几次土匪打到城门边，都没有来骚扰宝庆寺，据说就是庙持的面子。实验所借用寺屋，是中央关照下来，县长办的交涉，庙持心中愿不愿意，不得而知。但表面上大家是很客气的，所里的职员见了和尚，点头为礼，庙僧也合十作答，大家相安无事。

父亲那时担任副所长的职务，常常因公滞留重庆，母亲是麦作系的主任，每天在实验室工作。我放了学，便从石阶上一步步跳上来，有时和小沙弥捉迷藏，有时缠着老和尚讲唐僧取经。母亲在她的实验室里，摆了套小桌凳，我闹得太不像话时，就抓我进去，坐在她身旁的小凳子上，她一面写报告，一面管着我作功课。到得夕阳西下，母亲才锁了实验室的门，在禅声清唱中走下石阶。有时，我们一齐坐上等在坊门外的滑竿，有时，我只是跟在滑竿后面跳跳蹦蹦地跑。

吃过晚饭，母亲通常总帮我温习学校的功课。抗战时的荣昌，没有电灯，只有菜油灯。平常是用两根灯芯，温习功课时，加到三根，在摇曳的灯光下，母亲和我一起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黄昏。

小学的教科书里，搜集了很多名人童年的故事：像华盛顿砍樱桃树、司马光打破水缸救人等等。遇到这些课业，母亲便引申出去，教导一些立身处世的原则。

这些故事中，有一则是讲孙中山先生幼年破除迷信的事。大意是说：幼年的中山先生，当着村民的面，把他们崇拜的泥菩萨打得粉碎，因此破除了村民的迷信。

母亲详细地讲解这个故事，并且援引了《孟子》上的一句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她解释道，缩的意思是直，自己想想道理直时，便不要顾忌世俗的反对。小时候能打破村民们迷信的偶像，大起来才能领导革命，不折不挠、不畏强权而获得最后的成功。

故事里反叛英雄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引起很大的共鸣。中山先生成为我衷心崇拜的偶像。宝庆寺中笑口常开的泥菩萨，讲唐僧取经与世无争的和尚，忽然地都成为我心中要革命的对象。捉迷藏时，躲到如来佛身后，顺便就在金身上撒一泡尿，没人看见时，偷偷地去把地藏王额下的胡子拔两根下来，在大人面前，也常常发表前进的言论：“为什么不把泥菩萨捣毁？为什么不把和尚送去当兵？”

但是，那时中农所借住人家的庙宇，已经很过意不去，母亲跟住持们招呼联络还来不及，对我的谠言高论，不能十分看重，只好以“小孩子不懂，不要胡说乱道”打发过去。这使我心里很觉得委屈，总想找机会学学中山先生，做一个破除迷信的英雄，让他们刮目相看。

不久以后，机会果然来了，实验所的直属上司，农林部的部长陈济棠将军，要到荣昌来视察。陈将军的尊孔礼佛是有名的，他开府广东时，胡适之南下讲学，提倡白话文，非议二十四孝，还被他训斥了一顿，限期出境。这样的故事，随着部长要来视察的消息，在寺里流传起来。所以，不但实验所紧张地准备，宝庆寺的和尚也连带兴奋。那一两个礼拜，母亲为了要在部长面前争取研究经费，忙着编列预算，撰写报告，总要弄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家。我构思着伟大的计划，也不同寻常的乖，自动地去离她不远的小椅上坐着，有时怔怔地望着窗外，有时在练习簿上写上两行，母亲偶尔抬起头来，问道：“写些什么？”我答说“作文”，声调也许有些僵硬，母亲却没有注意，点点头又去忙她的报告了。

部长到的那天，全寺上下一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八岁的我，趁大家忙乱，拖了把扫帚，悄悄地藏到前殿正中弥勒佛的身后，一面默诵写了好几遍、且早已背熟的讲词，一面静候扬名立万的时机。不久，黑压压一群人从山门下走了上来，陈将军居中，宝庆寺的住持、实验所的所长，还有杀土匪出名的县长，左右奉陪，母亲和几位所里的高级职员后面相随。他们慢慢走上来，我的心情也跟着紧张起来，对着这样威风凛凛的阵容，几乎要丧失勇气去执行那已经预想了好几天的英雄行为，但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母亲反复给我讲解的这句话，在心里起了作用。等大伙儿来到前殿，手中紧握扫帚，心里默念：“往矣！往矣！”就一个箭步从弥勒佛身后窜出来，先举起扫帚对准笑眯眯的菩萨一顿横扫，然后转过身来，对愣在当地的部长、住持们尖声地大吼：“和尚、道士是封建余孽，泥菩萨是没用的泥偶，我们应该铲除……”回首刷刷两下，“迷信尚未打倒，同胞仍需唤醒……”又是刷刷两下。但是，精心准备的讲词还没有说完一半，部长的脸色已经从茫然变成不愉，所长的脸色从吃惊变成尴尬，县长瞪圆两眼，住持合十念佛，母亲脸色铁青，一面叱道：“笑笑！不要乱闹！”一面指示两位年轻的职员赶快拖我下来。我仗着地利，在香案上打了几个滚，用扫帚在拖我的人脸上扫出两条红痕，但年幼力弱，终于还是被捉了下来，关进母亲的实验室，纵然声嘶力竭地哭叫：“你们这些迷信的家伙，中山先生打了泥菩萨，也没有被关呀！”却只有使抱我的职员抱得更紧，然后，一把丢到实验室的角落，把窗子关得紧紧的，然后把门反锁起来。

两个钟头以后，部长参观完毕，离寺归去，母亲才到实验室来。又热又闷，精疲力尽的我，脸上泥灰夹着泪痕，早已委顿不堪，却仍是噘着嘴，母亲在她的办公室里坐定，也不看我，只是轻轻地说：“笑笑，过来！”

我一踅一踅地走到她面前，慢慢地把手伸出来，伸到一半，又放到身后去——母亲的规矩，自己知道错，伸出手来，就只轻责两下，否则是要重罚的——母亲紧皱着眉，我紧抿着嘴，好一会儿，她忽然长叹一声，伸出手来，把我抱过去，紧紧用她的脸贴着我的脸。我这才觉得好生委屈，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写于一九六七年，收入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正中版《耕耘岁月》）

后记

这是三十三年前的一篇旧作，一九六七年秋天，我在普度大学教书，父亲到美国来开会，会毕，我陪着他去美东访旧洽公。客旅灭灯比榻共话，谈起去世的生母和儿时琐事，父亲要我把一些故事写下来，这是其中之一，后来也在报上发表过。这次，为了编纂《耕耘岁月》，检阅父亲遗稿，赫然发觉此文的原稿，也好好地保存着，上面还有父亲修注的遗迹。其一是说那次陈部长视察，他因公赴云南，所以没有去荣昌。其二是陈部长回到重庆，对母亲申请的研究经费，全部核准。但是和当时农林部的次长、父亲的好友钱天鹤先生说：“沈骊英的工作是做得不错。不过她的儿子太顽皮了。”

母亲并没有机会运用这笔辛苦争得的经费，陈部长视察过后三个月，她就积劳成疾，在实验室中，因脑溢血而去世了。

花莲的白灯塔

正隔窗眺望那波浪花拍击着的堤防，杨牧摇着肚子踱了进来。

“你的白灯塔在哪儿？”

“哦，白灯塔。”杨牧讪然地笑起来，指着窗外堤岸的一端，“原来就在那儿，没有了。”

真的一点影迹也没有了。波缓缓地涌前，冲着堤防，扬起水花朵朵，映着初月，晶莹地洒下来，漫过堤岸，寂寂地涌回去。然后，又是一波涌来，又扬起了朵朵水花……

《花莲的白灯塔》原是杨牧的一首短诗。

花莲中学设在海边，课室窗外就是蔚蓝的太平洋，白灯塔矗立一侧。对于小学生，老师的谆谆循循远不如蔚蓝的海水和巍巍的灯塔来得有吸引力，从初一到高三，小男生就在灯塔下，和着幻想慢慢长大。

后来，长大了的小男生在异国做了教授，有一天，他从报上读到，为了扩建港口，白灯塔已予炸毁。回忆少年时光，逝者如斯，竟有无可奈何之感，于是，他写了《花莲的白灯塔》。

《花》文中哀而不伤的气氛，很感染了我。每次来花莲，尤其住在“亚士都”时，隔窗望见浪花中的堤防，总不免想起：白灯塔原来是不是就在那儿？

正好，《联副》在举办“作家列车”。十二月初的一次，选在花莲。事后游天祥文山。《联副》的朋友问我：

“这次我们请了张永祥、林文月和杨牧，你也来吧！”

我就来了，在演讲会后的一天，从台北赶来，和大伙在亚士都的餐厅会齐。

我和杨牧相熟，是在五六年前。那时他尚是单身，到清华来演讲，初秋时光，成功湖荷花正盛，演讲完毕，他说：

“今天不回台北了，共谋一夕之醉吧！”

于是买了花生、卤菜、金门大曲，相携回到舍下。将菜酒在桌上放好，到厨房搜索一番，只得碗一只、杯一个、筷子一双，而且都尘封已久。尘封不妨，一洗即净。杯碗虽粗，盛酒其中，亦可畅饮。筷子一双，从中一折，断而为二，于是各执断筷，且饮且谈，月明风清，不知时间，直到舌涩目滞，然后各自就寝。当天晚上，客人是睡在没有床单亦无枕头的棉垫子上。但寝具虽陋，不妨梦甜，次晨醒来，蝉声切切，诗人怀念起天之一方的佳人，即景生情，写了《南方的玫瑰》——这首诗后来登在《联副》上——五年之后，牧兄携妻将子，故国重来，夏荷秋蝉，佳人的情怀，俱如烟云逝去。只我们的酒与友情，依然如旧。

认识林文月，应该算是比认识杨牧早得多。三十年前，暮春的一天，在台大物理馆的三号教室，学生们噪噪嚷嚷，等着老师来上课。一位靠窗坐的同学，忽然举起手来：

“嘘——林文月来了。”

噪声忽焉静止，大多数同学都拥向窗口。我的座位，离窗较远，挤到窗前，已在后面，勉强探出头去，只见到一个娉婷的背影，长长的褶裙，白底点着兰花。

真正见到林文月，是在二十几年后，她来清华主持一个中国文学的讲座。那时林教授已是五卷《源氏物语》的译者了。后来，我们慢慢地熟起来，很佩服她的才气和毅力，但是，“林文月”三字，对我们那个时代的台大人，还永远是一个特殊的象征。

我们在花莲，没有耽多久，便启程入山，经太鲁阁、天祥，夜宿文山。地高气冽，以山鸡土产，相伴下酒，最后大家都不胜酒力，惟一的例外，只有杨牧。中国人喝酒，喜欢互敬，甚至互闹，因此，喝酒的气度，可分“有勇有谋”、“有勇无谋”、“有谋无勇”、“无勇无谋”四种。杨牧饮酒，不勇不谋，颇符庄子所谓材与不材之间之旨。故其量虽不惊人，但常能独醒。

微醺之后，最能甜睡，但亦易醒。那天清晨，三点多钟便醒来了，神志特别清醒，不能再眠。乃披衣启户，沿着小径，慢慢地闲步。新月一勾，群山寂然，松香伴着山气，冷冷袭来，隔着枝丫的星星，显得特别近人。

这样的星星，似曾相识。卅六年前，中共军队兵临长江，父母都已先来台湾了，刚读高一的我，孑身从南京逃到上海，住在舅母家中。舅母的家，是一般的弄堂房子，屋狭人多，晚上表哥常带着我和表妹表弟，到天台去乘凉。

也是这样一个星光凛凛的晚上，表哥在天台上给我们讲《小王子》的故事。

“就在那儿，”表哥指着天上说，“那儿有个小星星，用望远镜也看不见的小星星。上面住着一位小王子，还有一株和小王子一块儿长大的玫瑰，他俩相依为命，小王子很珍爱他的玫瑰，可是，有一天两人还是闹了别扭。小王子离开了他的星星和玫瑰，独自出来流浪。

“他到了地球，和一只智慧的狐狸做了朋友，他们一块儿四处游玩。它告诉他地球上的人情世故，他也告诉它他的星星和玫瑰。

“‘你一定没见过那么绰约美丽的玫瑰，她是世上惟一的。’

“狐狸微笑地点头。

“但是后来有一天，他们逛进了一个花园，满园都是玫瑰，也都一样的绰约美丽，小王子十分懊丧：

“‘怎么到处都有这么多美丽的玫瑰呢？’

“他想起了他的玫瑰，她要知道了，不知有多么难过！

“‘但是你的玫瑰还是惟一的，’狐狸对懊丧的小王子说，‘你们曾经互相属于，相属是太不容易的事，不是每朵花都有这个缘分。昨天你还惦念着你的玫瑰，这么久没人给她浇水，她一定会渴了。这满园子的玫瑰，你却明天就不会再挂念，也许也没有别人挂念，因为这样，你的玫瑰，因为有你，就是惟一的了。’”

那天晚上，表哥说到这里就打住了。这个星光下的故事，后来也一直没说完。

在上海住了两个多月，等到船位，便上船来台湾了。临走那天，舅母全家都说要到码头送行。读初二的表妹却说忙着功课，怎么也不肯去。

我整好了行李，在房里检视，看有什么遗忘的，忽然，门咿的一声，她从外面闪了进来，轻轻地又掩上门，背倚靠着。

“你来。”

我怔怔地走过去。

一只彩纸的小包，塞进我的口袋。

“好好留着，不要丢了。”

澄澈的眼睛，默默地望着，闪哟闪的，晶莹的泪珠，晶莹地闪着光，又一闪，翩然地出门去了。

船开出黄浦，已是薄暮，上海滩在曚曚的落日下，渐渐隐去，微带着咸味的海风，轻轻地拂过甲板。小小的纸包，一层层彩纸，精心地包着，细细拆去，一层又是一层，竟有五层。最后，原是那只绿瓷的小狗。

我住在舅妈家，最怕的事，就是整床，常是皱成一团，挨舅妈的教训。表妹的床，却永远是整整齐齐的。床头横柜上，放着三件小摆饰：布娃娃、绒熊猫和绿瓷狗，每天变换着花样安排。有时，还见她跪在床上，喃喃地和它们轻语。

这些原是表妹小时生日时收到的礼物，她留下来，渐渐地当作可诉衷情的朋友，我和表弟，还常常借此取笑她，故意地惹她生气。

卅余年匆匆地过去，也是一个孟夏的黄昏，我在爱琴海畔，独自眺望着地中海的落日。重重的碧波，一重涌着一重，涌上礁岩，化作千丝万缕，沿着岩隙礁缝，直泻进来，只一瞬，便又急急地寻路归去。落日余晖，映着爱琴海中的小岛，裁罢蜀锦展吴霞，低低抹在秋山半，碧绿侵蚀着火红，太阳沉沉地向大海落去，一片浑圆，渐渐地便只余红红一线，透出碧波。忽然，微微地跳一下，便都没有了。

“应该是空气折射的缘故吧。”

我对那最后的一跳，有些困惑，这样的自我解释。但是，也只一瞬，滚珠趁着海风，轻轻洒来，便洒去了那习惯的理性。

去年此时，我和她已经买好了晚上八时的机票，还赶着从雅典城里租了车子，去游城南七十英里的古海神庙。回程已是薄暮，但是，地中海的落日，怎能错过，又何况是那时那样的情怀。应该就在这儿附近，把车在路那边停了，橫过公路，翻下堤防，绕过一级一级的礁岩，直到一块突出海中的大石。海浪从四面涌来，歌声曼曼，随着海风，飘向天边：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

我问我妈咪，

我将会如何？是美丽还是富裕？

我妈妈，她对我说：

凯萨拉·萨拉，

世事多变幻，人生难逆料，

未来又怎能知晓，

凯萨拉·萨拉，

凯萨拉·萨拉。

那点缀着红砖白顶小屋的小岛，一样地映着蜀锦吴霞，那重重的烟波，一样地化成千丝万缕。

千丝万缕，我在心中默默地许下允诺：“明年，我带你去看尼罗河的日落。”

我和她都曾踏遍五湖四海，只有那尼罗河畔的古国，都未曾去过，我们曾经约好……

八点多钟，大家在早餐桌上会齐，一边喝着滚热的豆浆，一边被杨牧取笑昨夕的醉态，十时许便下山离去，车子在山弯里转来转去，明明是清清朗朗的天气，几个曲折，却迷迷蒙蒙起来，不能算是山雨，也许只是雾气吧。车行了一阵，便停了下来，原来前面在拓路，要等拓路机过去，才能再走。

山路原是沿着山谷，推窗望去，隔岸的峭壁，似在眼前，一曲一曲，仿佛是大匠刨成。峭壁上无数黝黑的洞穴，据说曾是燕子巢穴，横贯公路开后，燕子已去，燕子洞的名称，却流传下来。

一叶箔纸，在谷间飘荡，慢慢地飘向谷底，被气流一激，又飞扬起来，翻腾直上，翩翩地飞舞，似乎要落在这边的石壁上了，一个转折，却又吹了开去，一个偶然，挂落在隔岸的树枝上，山风吹过，依然作势欲起。

拓路机终于过去，车子又继续前行，山雾渐浓，车窗的玻璃上，聚了滴滴露珠，窗外的山树，便在水珠里濛濛地流逝过去。车上的录音带，播放着罗大佑的“恋曲一九八〇”：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

爱情这东西我明白

但永远是什么？

我在心中续下去：

永远是什么？

永远正是那一瞬。

那一瞬的她，是那一瞬的她，

那一瞬的他，也是那一瞬的他，

那一瞬，

她曾在他心底，他也曾在她心底，

激起美丽的火花。

时光流逝，世事变幻，他不会再是那一瞬的他，

她也不会再是那一瞬的她，

那一瞬，不会再来，

但那美丽的火花，却曾经那般明亮，

让我们永远珍惜，

那永远的一刹那……

从花莲转车返台北，已是黄昏，火车缓缓地驶过曾经矗立着白灯塔的堤防，重重碧波，扬起朵朵浪花，夕阳残照，依然是晶莹的可爱。

（写于一九九二年）

怀念燕谋

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从香港回到新竹的家，在电话答录机上听到“我是李宗慬，刚刚接到消息，洪燕谋在半小时前过去了”。拿起电话，打到加州，又是录音回答：“这儿是……我是洪燕谋，我们暂时外出……”听口音正是燕谋的，是不久以前录下的吧。

茶馆里的野桥士

燕谋是我最早的桥伴之一。一九五三年，我刚被“录取”入B.T.U.（台大桥社的缩写）不久，有一次练牌，听桥社前辈说，校门口罗斯福路的某某茶馆里，有一群新生每天打牌，牌打得很野，但有一两个天分还可以，不妨试试。

过了一两个星期，又一次练牌时，来了两位长发蓬蓬，短髭点点的瘦高个子，晃呀晃地晃过来，说是代表茶馆桥士来谈条件的，“要他们加入，就全部加入，要不然就会全不加入，不要拣精挑肥。”这两位讲话都很冲，一副老子的话就是这样，爱听不听由你的样子。

那时B.T.U.刚赢了台北联赛的冠军，声誉鹊起，是桥坛新手心目中的偶像。我自己加入B.T.U.就是经过严格甄试的。一九五〇年夏，兵荒马乱之际，我从香港来台。在香港踢了一年足球，把数学忘得精光，考台大时得了一分，国英数理四科加起来一五九分，比录取分少了一分，因而待家一年，四处茶馆地混，结帮打架，又棋又桥，文武全来。次年考入台大，千方百计地想进B.T.U.。后来经过一次实战面试，是在台大的第六宿舍，我实战的表现并不好，出了不少纰漏，但还是被录取了。据说当时B.T.U.元老的评语是“这小子打牌时，眼光四转，不是只打手中牌的牌呆子，后生可取！”这样才进了B.T.U.，还不能马上代表桥社出赛，得先见习。那时我家住在中山北路三段底，现在统一饭店的地方。只要B.T.U.有比赛，一个通知，就骑了自行车飞奔而去。从家到台大，要骑上一小时。烈日下大汗淋漓地赶到赛场，却只有递牌盒子的份。递完牌盒子就站在后面“学”，这样“学”了半年，才准第一次上场。因此见到这两位茶馆派的野桥士神气八啦的，很是看不惯，但那时桥社中初创天下的老将，都毕业受训去了，亟需新血，社里的几位元老商量一番，还是收编了他们。B.T.U.组成三队，茶馆桥士自成B.T.U.C.，共同参加五三年的台北市联赛。

那两位来谈判的茶馆桥士，一位就是洪燕谋，另一位叫周康伟。B.T.U.桥手年少气盛，脑筋快嘴巴更快，桌上不让人，下了桌也不让人。有一次，和台电桥社对抗，输了牌，一队人马从和平东路的台电公司一路地吵出来，快到新生南路时，有一位巡街警察，看到一群青年走在马路当中指天骂地，就上来干涉。

“不要深夜喧哗，扰人清梦。”

B.T.U.两人正吵得过瘾，枪口转过来一致对外。

“关你屁事！多管闲事多吃屁！”

那位警察也不多嘴，骑了车就走了。我们以为把他吓跑，更为得意忘形继续捉对儿地吵，不料五分钟后，虎虎虎的，风驰电掣一下地来了六七部单车，全是巡警，把我们团团围定，大吼一声：

“走，破坏安宁，走。”

也不容分说，全给带进了派出所。刚进派出所时，我们嘴还挺硬的，跟警察顶，顶得警官火了，一拍桌子，也不再问，把我们赶到一旁和杂七杂八的人挤到一堆，就干坐着，他自去处理别的事。这样蘑菇到深夜两三点钟，弄得我们如丧了气的公鸡，也不再叫了，推了社长吴镇远去向警官交涉，说尽好话，这才给登记下名字住址，训斥一顿，撵了出来。

一起得第一次桥牌冠军

还有一次，到新生社和空军桥社赛牌，那时空军的几位司令副司令，徐焕升、陈嘉尚等都喜欢桥牌。周康伟和洪燕谋还是搭档，周的父亲时任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和空军的几位领导有袍泽之情，所以一开始，寒暄得十分亲热，还有咖啡招待，那时是难得的珍品。但两圈下来，一位副官匆匆跑到我们桌上来，说：

“你们的队员跑了，副司令那儿三缺一啦！”

抬头一看，果不其然，副司令和他的桥伴茫然对坐着，打横的一边坐着脸色铁青的洪燕谋，但对面只有一张椅子。我们四处地找，找到门口，卫兵说一位瘦个子同学刚刚骑车走了。没有办法，只有把我的伴王能鸣调过去和洪燕谋做伴。王彬彬君子，桥技人品都是一流，调过去也是给副司令赔不是的意思，至于我只有再找一位做伴。

出了这样一次乱子，茶馆派的桥友意兴阑珊，周康伟干脆就不打了，因而也促成燕谋和我做伴，组成B.T.U.A.参加台北联赛，后来一路打上去，就在一九五二年得了金穗奖台湾冠军，也是我俩各自的第一次桥牌冠军。

不过我和燕谋做伴的时间并不长，而燕谋后来也不大打桥牌，桥友中有的以桥为主，因桥而为友，又依桥而维系；有的因桥成友，后来桥牌不打了，友谊却延续下来，成为老友，而我和燕谋就是后面关系。在今天这个凡事讲究现代化的时代，“老”是不容易的：老妻、老酒、老友……一老就有一种可以共享的nostalgia（可译成黄昏的回味），那是别有一番醇味的，我和燕谋做伴正式打牌大概不超过百副，但做伴的时候，年华方茂，正是有本钱可以自豪荒唐，嘲笑正经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打完了牌，居然没有吵架，又不想回家，两人就在台北市逛，从北门而西门而南门而东门，深宵无人，大道之行惟吾独尊，乃自封为四门提督巡街大将军。还有一次是办舞会，四十年前大学生们最时髦的事就是办舞会，那时没有什么电子游戏卡拉OK等，所以开舞会是一件大事。借一间空房，弄一套音响，然后要去邀好的舞伴，舞伴是比面子的事。在这一方面，大家都很羡慕燕谋，燕谋和宗恬大学二三年级就定了，宗恬文静恬雅，话不多，但风度气质都令B.T.U.的朋友十分倾倒，而且他们俩好像没有什么风波一下就白头到老了。

我比燕谋高一班，在大四时交了一位也会打桥牌的女友，和燕谋与宗恬相识是同时。但我去受训，她出国，渐行渐远渐无书，海阔鱼沉不相问，十分凄惨。而且回到台北，连个舞伴也没有，很没面子。这时就见到燕谋对朋友忠厚的地方，常对我说，请宗恬去吧！宗恬还有位气质也很好的姐姐，她们其实并不十分喜欢跳舞，但为了燕谋和燕谋的朋友，也就偶然应邀。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北投的山上借了一个朋友的别墅办了个舞会，大伙儿五点钟在台北车站会齐，坐了公车到山脚，背了个大音响往上爬，宗恬姊妹和其他女士们都穿了高跟鞋，笃笃笃笃往上走，到得山顶，布置好，已近九点，就吉鲁巴、华尔兹跳起来。一位女孩忍了很久，忍不住了终于叫出来：

“我们还没有吃饭呢！”

哦！还没吃饭！男士们都懒，互相地赖，赖了一会儿，还是有点绅士风度的南宁出去，到半山腰弄了些三明治回来，给大家填填肚子。几十年后，宗恬告诉我，这件事给他们全家的印象都很深，一听说沈君山要办舞会了，她妈妈就会说：“吃饱了饭再去！”李伯母现在和她的女儿宗慬一块儿住在清大，已经九十多岁，不太认识我，当然更不记得此事了。

梁实秋门外的香蕉西施

当时李家住在仁爱路，和梁实秋先生的家很近，只隔一条巷子。梁家我也偶去，梁先生和我父亲是老友，但我去梁家是下一代的事。

梁先生女公子当时的男友朱君，和我是同学，梁先生潇洒好客，我们有时就混到他家去。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梁先生正在客厅和我们高谈阔论，梁小姐从外面回来，在玄关上叫了一声：“今天香蕉西施来了。”梁先生连声都不哼趿起拖鞋就往外走，梁夫人随着跟去，然后是梁小姐，我还愣在那儿，朱君拖着我就走。

“去看看，去看看。”

出得门来，梁先生正在向一位扎了头巾的年轻女孩买香蕉，这女孩看见来了这么一串子人，也见惯了，当然也知道醉翁之意不在蕉，就抿着嘴笑。

“今天的香蕉卡肥啦……”

买得香蕉回来，梁先生且评且赞地评起来，清一分则太瘦，浓一分则太俗，梁夫人、梁小姐、朱君都加入评论，总之，美，美而有韵，美而有韵有味……

后来我去李宅，也常弯到那巷子，但只再看到一次。她见我直瞪瞪地走过，可能还记得吧，就自然地笑一笑，确是美！我倒反而脸红起来。

在南加州的日子

大学时光就这样地过去。我在一九五七年赴美，两年后燕谋也出来了。燕谋抵美的那天，我正好“闲逛”到洛杉矶。在马里兰大学闷了两年，研究告一段落，体贴的指导老师说这就够了，写出来就可以等博士论文了，你先去散散心吧。因此，就这样从东岸的华盛顿开车到西岸的洛杉矶，住在一位朋友的朋友赵君家中。几天后台大时的“球”友郭子克抵美，就拖着同在赵君家中打地铺。又过几天，“桥”友洪燕谋也来了，就也招来再在赵宅打地铺。子克和我都有奖学金，燕谋则是出来再说的，靠赵兄帮忙找了份工作，一早就出去，子克和我睡到日上三竿起来，整天地闲逛，晚上燕谋回来要吃饭，饭呢？没做，燕谋只好皱着眉头下厨去做饭，我们则嘻嘻哈哈地吃，吃完了高谈阔论。闲极无聊就比体重，三个人都够瘦的，都只有一百二十几磅，结果是最高的最瘦，燕谋夺冠，子克最矮却最重，我们就管他叫小胖子，一个极其名不副实的绰号。

这样地过了两个礼拜，出了一件大事。居亭的主人赵君，忽然意外去世了，说是肺上破了个洞没法救。但也有说是打工的公司，看着他是孤单的东方人，连救都没好好救。总之，那时台湾经济还没起飞，平均收入比美国差很多，在美国无论打什么工，用美金换算一下，都比台湾公务员的收入要多几倍。因此生性好胜责任心重的子女，舍不得用父母辛苦的积蓄，就拼命工作，甚至还要寄些钱回去。赵君平时有三份工作，日夜地忙，平常也很少见到他。去世那天，消息在中午传来，我们一下十分惊怕，介绍我们去住的朋友唐君，当时也是日夜加班全工半读地过日子，赶来收拾赵君的遗物，他们是同船来，一同艰苦打工，是极好的朋友。遗物收拾告一段落，唐君坐在门口台阶上，一个人支着头默默地流泪，南加州的太阳热辣辣地照下来，照出一个孤单单的影子。唐君后来做到NCR的执行副总，是华裔美人中电脑硬件权威，我们这一辈留学生中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也还记得这一段日子吧！

牛顿和上帝都赢不了爱情

出了这么一件事，当然不好意思再打扰人家，暑假也将结束，三人各奔前程。燕谋继续地半工半读，住在匹兹堡城外的杨屋，离我求学的马里兰大学和毕业后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都不远，只有六七小时车程，周末偶去看他，也偶尔共参加一场桥赛，那时宗恬在比利时的鲁汶求学，已经去了三四年了，鱼雁往返，未免担心。有一次我开燕谋玩笑：“爱情和万有引力一样，都是和距离平方成反比的。”他只有报以苦笑。宗恬读书的鲁汶大学，神学非常出名，有中国留学生受了神父老师的影响，出家做修女的，谣传宗恬对神学越来越有兴趣，燕谋为之惊疑不已。那时他工作不能请假，曾有托我去欧洲一行劝阻之议。

还好，牛顿和上帝都赢不了爱情，洪李两家在台北把婚订了，订婚那天，燕谋约集朋友，打了一天麻将。男男女女聚了二三十人，多是台大前后期的同学，也有并不知是燕谋订婚的佳日，就跟着朋友一起来的，留学生平日各自忙，周末聚聚也是常事。玩的当然以麻将为主，也有拱猪、拼字、西洋双陆等，东一伙西一伙的，燕谋意气风发，潇洒得很，麻将自然有一份，歪坐着，还能伸出手来，和旁边的人玩拼字。眼睛也没闲着，不时帮隔壁一桌拱猪的出主意。

麻将稀里哗啦地响，但掩不过拱猪歌：

拱猪拱一猪

猪不出何以安天下！

拱呀拱一猪，

猪不出何以安天下……

B.T.U.的社友管拱猪歌叫社歌，这首歌可能是早期B.T.U.社员的创作，至少是他们首先推广倡导的。每次郊游聚会，桥牌是神圣的，不能轻易乱玩，搞不好还要吵架。因此就玩拱猪，每玩必唱，配着桑巴舞曲的调子越唱越高，唱到猪（♠Q）拱出来和加倍（♣10）送到一家，大家就都起哄大叫，闹成一团。

麻将声伴着拱猪歌，响彻满屋，却恼了边上几位清谈的女士：“男生真没气质，就知碰呀吃的，还什么猪不猪的！”

那时的台湾是联考价值挂帅的时代，考上名校、名系，便阖家光辉，因此一女中而台大外文系的女孩，便像飞上枝头的凤凰，更何况是长得秀气点，又常拿书卷奖的，走在路上都不愿正眼看人，可是一年骄二年俏三年拉警报，何况出国又五年，渐渐地也就圈子愈来愈小，那天那几位台大书卷奖的女士他乡相聚，正好叙旧忆往，话当年风光，但拱猪歌碰吃声，稀里哗啦，声声袭来，真个烦人不已，难免抱怨。

燕谋背诗传为佳话

燕谋手眼忙着，耳朵却也不闲，这些话听进耳朵，倔强脾气马上发作。

“怎么叫没气质？”

“没气质就是没气质，要唱唱正经歌，诗也可以，唱什么猪歌？”一位被冷落的女士正没好气，一点也不退让。

“唱诗有什么了不起，没气氛。”燕谋把氛字说得特别重。

“哼……”

“怎么样，有气质就背诗吧，比比看。”

“背就背，什么诗？”清谈的女士们原就团在一起，这时更围起来推出一位代表。

“《琵琶行》好了，我们都作客他乡嘛！”

于是，一位清秀略带些憔悴的女士，略矜持了一下就“浔阳江头夜送客”这样地开始了。可能真是作客他乡久了，竟记不完全，中间有脱落一两句的，燕谋就歪嘴笑一下，背的人更紧张了，到了大珠小珠落玉盘，便落呀落的再落不下去了。燕谋把它接过来，也不搭话，更不打顿地背下去。一直到“江州司马青衫湿”，没有一点疙瘩。背诗的女士面色通红，嗒然若失，但另外几位起哄的却还不服气。

“不算不算，这首是你背熟的，不算！”

“那就你们选吧！”

她们真又选了（长恨歌》、《将进酒》，燕谋以一挡三，一气呵成！把才女们都比了下去。这一场男人与女人的战争，燕谋可真帮我们争足面子，后来在留学生圈传为佳话，历久而不衰。

背诗之役以后不久，宗恬也就自欧来美，两人终成眷属。燕谋修完学位后，转往IBM工作，住在上纽约。有一次我去看他，茂林深处，一栋宽敞舒适的木屋，他们已经有了一对可爱的姊弟子女，宗恬下厨作羹汤，说起让她去北投挨饿的故事，“今天可不能报复啊！”我说。

“那可非让你饿一顿不可！”宗恬说。

他们的女儿玮玮，那时大概是五岁，正是最可爱的年龄，除了一对浓眉，长得像极了妈妈。

“还好，只有一双眉毛像你，可真漂亮。”我对燕谋说。

“就那双眉毛生得好！”燕谋竖起浓眉瞪了我一眼。

那一顿晚饭吃得舒服极了，临走，宗恬塞了本小书给我，是她翻译的《小王子》，文如其人，不愠不火，淡淡的美，有如中国的水墨画。

后来，我去了中西部，燕谋搬去美西，不久，我又回到台湾，来往自然少了。花开花落，不知不觉间，我们都过了花甲之年，今年年初，一位朋友不经意告诉我，燕谋得了癌症，医生说他只有三四个月的生命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微微地起了一漪波澜。近来，类似的消息听多了渐渐也就习以为常，“生而为觉兮，死则归兮”也不过如此，“达观”一词的解释就是如何对无可奈何事作无可奈何的接受。

重聚旧金山

四月初赴美，经过旧金山，在机场打了个电话给燕谋，准备去看他，但他不在，只能在电话录音中告诉他，一个星期后还会回来，希望他能留下时间，共晤一面。

一个星期后，回到旧金山，在机场就被清华的校友接去参加清华校友聚餐，到得餐厅，在预留给我的位子旁边，坐着一位戴了顶小黑帽的瘦高个儿，那不是洪燕谋吗？！真太高兴了，赶着打了招呼，他旁边还有一位女士，望着我笑，哦，宗恬也来了。

“嗨！李宗恬，好久不见，倒瘦了些，愈发年轻了！”

那位女士还只是望着我笑。

“这是玮玮呀，你真是老眼昏花，愈来愈糊涂了。”燕谋大叫起来。

“哦，是玮讳！”

玮玮能听懂中文，不太会讲，这才开口。

“Uncle Shen, am I looking so old?”

“Oh, oh, no no, that is, that is because your mom is always looking young.”

那天燕谋看来气色很好，除了头上戴顶小黑帽外，灯光下看来，和二三十年前似乎没什么差别。因为是校友会，敬酒寒暄的人很多，燕谋虽然坐在旁边，交谈的机会并不多，倒是玮玮告诉我她在韦尔斯莱女校毕业后，做了几年peace corp，现在在哈佛进修，因为爸爸的病，辍了学回来陪他。

宴会结束后，从餐馆出来，我对燕谋说：

“等我一下！”

客人一个一个地告别，车子也一辆一辆地开走，停车场空旷起来，玮玮和要送我回旅馆的清华校友远远依在各自的车边等着。

“还记得我们做四门提督、巡街大将军时吗？”燕谋对我说。

“哈，现在做不成啦，台北街上都是车，机车、汽车、公车，不要说巡街，过街都难啦！”

我望着燕谋，除了头上一顶小黑帽外，朦朦胧胧的星光下，真就还是那个巡街的青年。

“因为做治疗，头发都落光了，才戴顶帽子，倒不是信了犹太教，哈哈……”笑声还是挺豪迈，但总有些空空洞洞的感觉。

我试探地问：“还好吗？”

“也就是这样了。”他别过头去。

夜空透彻碧蓝，北加州四月的空气，清清凉凉地包裹着我们。

“你的记性真好，B.T.U.的旧事都还记得。”我说。

“当然，今年是四十周年了。”

“什么四十周年？”

“应钦杯呀，记不记得我们一齐下高雄？”

“哦！那是去打金穗奖，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火车，过山洞差点被煤气呛死。”

那时火车没有电气化，靠烧煤走，快到山洞时得赶快把车厢的门窗关起来，过苗栗第一个山洞时，我们忙着打牌、争吵，忘了关窗，煤烟倒灌进来，全车厢的人都给呛个半死。

燕谋说：“哈哈，你还是当了件夹克才下得去！”

“是呀，胡克虔要找你下去，却派我去替你说项，你老祖母的脸色真有得瞧，那个沈君山又来了！”

“哈哈哈哈……”两个笑声在停车场上回旋着响。

台大时燕谋和我都不是好学生，都多读了一年才毕业。燕谋父母留在大陆，他从小跟祖母长大，祖父做过中等的官，在台肥董事长任内退休过世，也算是官宦世家。在老祖母眼中，我浪荡不羁，不务正业，不是燕谋的益友，只是有时也不得不敷衍。我到燕谋家去，向例是立在玄关等燕谋出来，她老人家心情好的时候，也会说声上来坐吧！心情普通时就只叫一声“成子（燕谋的小名），沈君山来了。”心情不愉快，或者前夜燕谋外游回来太迟，就要多加两字：“成子，那个沈君山又来了。”然后嘀嘀咕咕地隔着纸门唠叨几句：

“成天地打牌，不学好，将来呀……”

燕谋是个倔强性子，和老祖母顶惯了，而且也碍了他的面子，出来拉着我就走，还回头顶上一句：

“你管人家……”

后来，也不过四五年，我出国得了博士，返国参加远东桥赛，那时全台湾博士也不过三四个，报纸上大加渲染，我受了燕谋之嘱去看老祖母，不但被请上玄关，还一定要我吃饭，打桥牌也成了为国争光。我接受了恭维，饭却没吃。回美国后，一五一十地告诉燕谋。燕谋说：“吃就吃嘛。不吃白不吃。”

一刹那间，也可笑、也温馨尘封了的回忆，在两个有默契老桥伴心中闪过，星光下，浮映出两个一般的笑容。

亮亮的一点，在星空中移动，往下一沉，就不见了。又是亮亮的一点，移动着移动着，没入繁星，也不见了。明知那是旧金山起落的飞机，但是今晚看起来，却分外像是小游星——《小王子》里的小游星。

旧金山是最美的城市，旧金山的机场是最美的机场。从层层叠叠的白云里钻出来，蓦然间，一片碧蓝的海，缀饰着点点白沫，右侧迎来一抹青山，白絮掩着半腰，瞬间闪去身后，不一会儿却又从左侧探出头来。旧金山的机场建在海上，降落时就像飘落到水面，水里觉得轻轻柔柔的。出了机场，永远是灿灿烂烂的阳光，永远是清清凉凉的空气，摇曳的棕榈树夹杂在带点拉丁风味的建筑中，一点也不给你紧张拥挤的压迫感。尤其是从溽热的台湾，或者冰雪的中西部来，不过隔了几个乃至十几个小时，就真是换了一个世界，感觉最是不同。

旧金山是我到美国的第一个城市。三十七年前，一脚跨出军营，一脚就踏上了机门。那时还是螺旋桨飞机，从琉球、中途岛、夏威夷一路起起落落的，飞向新大陆，飞了两天两夜。邻座的女孩也是初出国门，满怀向往。到了旧金山，互相地说服，挤出不在规划中的半天，一起去游了在画册、电影上向往已久的金山大桥，然后再各奔东西。

数十年后，偶再相遇，都已两鬂染霜，我记得的是在被日落余晖染得金黄的桥栏前挥扬的黑发，她的印象却只是飞机上一个光头男生在旁边吐了两天两夜。

俱往矣，但余华发

旧金山是东西交通要道，我来往经过总也有四五十次了，住在固定的几家旅馆。常常因为时差夜深难寐，便开窗听那海涛，一拍一拍，单调却有力的，一点也不气馁，一点也不厌烦，来了又来的来相访。“潮打空城寂寞回”中，寂寞两字最为传神。到得清晨，沿着堤岸慢慢走去，孤月伴着残星，还是那永不厌倦的海浪，一波波地涌向堤防，击中岩石，刹那间卷起千堆雪，化作点点珠泪，又急急忙忙散散落落的，各自的从石隙岩缝间寻路归去。又刹那间，便无影无踪，但那下一个浪头，涌着涌着，储足了气势，又涌将上来。还像是昨天，却已是十余年前，伊人驱车来晤，也是沿着这堤岸，听着这涛声，迎着这朝曦，谋国划策，海誓山盟，热血澎湃，情真意挚，而今就如那卷起的千堆雪，俱往矣，但余华发。

微风拂过，带着些许凉意，拂走了我的遐想，我推了推燕谋，把他也从遐想中拉回来。

“你还打桥牌吗？”我问。

“偶尔，不求甚解，倒是麻将打得多，少说也有七八段。”燕谋愣了一下，整理了一下思绪，又恢复了他的幽默，我当然也还以颜色：

“我桥牌还打，还在第一线，去年还拿了两个台湾冠军，要不是做这个校长，今年还会去打远东赛！”

“又吹牛了。”

“不是吹牛，我们这批老将，余威犹存，你今年回来，我们把打过B.T.U.的都找来，组一个大B.T.U.给后生小子一点颜色看，怎样……”燕谋默默地笑望着我。

时光飞逝，过去的四十年逝得太快，今晚的一二十分钟也逝得太快。夜色渐深，远远的玮玮还等着，倚在车旁，年轻温柔的身影，不就是李宗恬吗？不过那时她是倚着单车，等这两位桥伴吵那永远吵不完的牌。

银汉无声，玉盘轻转，天上的星光灿灿烂烂，虽分不清，一个一个的小游星都在慢慢地移动着。每人都有他自己的小游星，也有互相属于的玫瑰。[1]燕谋到人间一遭，找到了互相属于的最美的玫瑰，这是福分，也可无憾了。

我们紧紧地握了下手，又握了下手，各自回到自己的车，向相反的方向驰去。

（原载于一九九五年八月《九十年代》）

【注释】

[1] 见《小王子》

怀念见美

从一个人交的朋友，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才华格调；从一个人的朋友如何待他，可以看出这个人如何待人。从去年十月发病到今年九月过世，见美卧病将近一年，这一年来，她的一对子女聪玲和Ben Ben台美两地来回地跑，在台的时间，就都在医院陪妈妈。见美的几位朋友，代课的代课，陪伴的陪伴，三百余天如一日。这样的子女，这样的朋友，今天世上实在很少见了，有人赞赏羡慕，说是福气因缘。其实胡适之先生常说的两句话——“要怎样收获，先怎样栽”更为透彻。见美待人处世，简括地说，可以用considerate，common sense，helpful这三个英文词语概括，对亲疏、长幼，都是一样。她这样待人，久了自然赢得别人的尊敬、感激和信任，也会尽可能这样地待她。

初识见美

我和见美相识，近半个世纪。第一次相见是在一九四六年。那时，她是一位刚从美国明尼苏达州回来的小女孩，一句中文也不会讲。我呢，是一个一句英文也讲不好的陕西土包子。

中日战争期间，我寄居在陕西武功的小叔家。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有一天，好像是星期六，放学回家刚放下书包，保姆（是我的奶妈）就匆匆忙忙地到我房里来要我赶快换件衣服洗把脸，因为“那对从美国回来的先生太太还有他们的小姐都来了，你爸要你快去见他们。”

美国回来的先生是父亲的得意学生，要全家来我家拜访，这件事前两天就听父亲说了。我从陕西回来，上南京的金陵中学，别的功课都还勉强跟得上，惟有英文，尤其是发音，差了一大截。父亲最注重读书，他写的克难苦学记，说当年他苦学英文，早上吃两个生鸡蛋，就去北京城墙脚下背生词，当然也期望儿子如此。美国回来的小小姐，不懂中文，英语自然是极流利，父亲要我去会一会，“考一考”，最好能交个朋友，英文发音自然会好起来。

因此，我也早有准备，从“How do you do”到“Would you like to be a friend of mine”都默诵在心。打扮好了，去到客厅，果然坐着一对非常体面漂亮的年轻夫妇，一个六七岁的女孩，依在妈妈身边。大人们的招呼打完后，父亲就用英语帮我们介绍。我心中有数，很快把准备好的台词全数一连串倾口而出。但是，很意外，女孩并不答腔，却只是瞪着眼望我，我有些急，赶快更大声地说一遍，她却还只摇摇头，不说话。两家大人，尤其父亲着急地看着我们，小女孩大概也有些窘了，回头对妈妈咕咕噜噜了一阵。晚上父亲在训我时告诉我那是说：

“I don't understand what he is saying. ”

这次见面，显然不太成功，朋友也没交成，后来也就没继续来往。

在南京不过一年多，解放军就压江而来，父亲和见美父亲蒋彦士先生任职的农复会举会南徙，几经搬迁，最后所有职员家眷集中到澳门，我们家住到一栋当地人叫督军府的二层洋房的二楼。蒋家住在隔壁，楼下另外住了三家农复会的同事，全院大概有七八位小孩，我最年长，已经十五六岁，是当然的“领导”。

兵荒马乱，大家没上学，我就带着小兄弟们去做些家法边缘的勾当，偷偷地看场电影啦，和别院小孩打场群架啦，那时见美早已会讲中文，管我叫笑笑叔叔，很乖也很安静。犯法的事，从来不做，但也不告密。晚上能得妈妈许可跟着大家去看场电影，就非常高兴。

我那时已喜好评论，不过题目是《翠堤春晓》、《战地钟声》等电影，或者《父与子》、《小王子》等小说故事。常把小小群众召集在一起，一边讲故事，一边发表意见地夹叙夹议，见美是当然的基本听众。她本来就乖，蒋伯母也很和气，所以一般说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但我们最怕的是一位好奶奶，她是蒋伯伯的过房母亲，年轻守寡，蒋伯伯非常孝顺，家里最好的房间总先让她住，最好的食物总先让她吃。在我印象里，这位老太太从澳门到后来在台北去世，前后卅年，样子就没变过。她吃素念佛，但感觉非常敏锐，一有看不惯的事，就踮起小脚叽叽嘟嘟地走来走去念个不停，好像是对自己讲，其实是对别人讲。我们在院子里闹得太凶，或者见美稍稍野一些，老太太就站到阳台上来看我们，其实也未必有什么恶意，但见美就会坐立不安，一会儿便跑回去了。

那时我赶时髯地读了不少左倾书籍，人民专政啦，阶级斗争啦，满腹经纶。在内心深处，我把好奶奶定位做封建反动分子，是需要打倒专政的对象，我很同情见美，晚上等老太太关上房门就找见美来，补讲她白天没听完的故事。见美听得津津有味，我也抓住机会，鼓励她参加我们的统一战线，来个阶级革命，把好奶奶给斗下去，对于这一套，见美却完全听不进去，讲了半天，她也只是说“这样不好嘛”，见美是不革命的。

但见美也不反革命，她不参加我们的脱法活动，但还寄予好奇和同情。

充当南丁格尔

澳门岛是座从海中突出来的山丘，我们家在半山腰，沿着街一直往上，渐渐地房屋稀少，和别的街道聚会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小的广场。广场底端，是座废弃的炮台，从那儿望出去，全澳门都收入眼底，远远还可以看见一座座星罗棋布的小岛。当年这儿一定曾经风光过，可是现在已完全废弃荒凉，黄昏时分，成为山腰脚下各区各派青少年活动较劲的中心。

那时，港澳的本地人把北方来的外省人全叫做上海人。有一次，我们这些上海人和当地的少年干了起来，我从炮台上被推下来，头上撞了个洞，血汩汩地流出来，究竟还都是小孩，大家吓得一哄而散。同院一位比我年龄还小些的男孩，扶着我两人一踅一踅地回到督军府，听到门铃出来开门的正是见美，迎面看见一个满面是血的笑笑叔叔，我现在还记得她那忽然见了鬼似恐惧得青白的脸，还好当时一进门我便把手往嘴上一指，见美才没有叫出声来。他们把我扶到大门边原来督军府的警卫室，这事决不能让大人知道，丢脸不说，都得挨一顿骂。

那天下午到晚上，见美可忙了，纱布毛巾红药水来回地搬，小小的手，一面发抖，一面擦脸抹血，一盆水都染红了。晚饭的时候，还偷偷地送些汤菜来，血好不容易止了，精神也好起来，我一面靠着，一面就给他们讲南丁格尔的故事，见美也回过神来，听着听着便流下眼泪。

我说，南丁格尔从来不流泪的，另外那个小男孩，原来慌得什么事都做不了的，这时也忽然男子气起来，见美反倒是不好意思，偷偷地就止了泪。不过，后来还是在暗地下对我说：“以后不要再打架了，流血好怕人！”

在澳门住了一年多，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局势稳定，农复会决定继续下去，家眷也就全体迁回台北。我进了台大，见美先是国小，后来是一女中，就很少很少见面。但也是缘分吧，她却成为我大学时代心理上的威胁。

父亲出身贫寒，读书的机会是千方百计争取而得，生母也是一生苦学苦干，去世得早，父亲对长子的我，期望特切。尤其学生时代，认为应该专心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这样反而对青少年的我引起一种潜意识的反抗心理：“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篮足棋桥，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来，读书嘛，对付过去就可以了。但是我的两位妹妹，尤其小我十六岁的慈辉，却完全接受了父亲的价值观念，我有朋友上门，她就问人家考几分，拿过书卷奖没。没有的，就不给进门。

见美进了中学，品学兼优，功课好不说，对长辈文静有礼，对同辈亲切和善，这就成了妹妹们心目中的偶像。偏偏蒋伯伯内夸不避亲，见美在学校得了奖考了第一，总要间接直接地透露出来，父亲回到家一讲，妹妹们就用来刺激我——她们说是激励我，气得我牙痒痒的。那时过年过节，见美总随蒋伯伯、蒋伯母来拜年，先问了太老师、太师母好，就跟我说笑笑叔叔好，我却打了招呼便往外溜，免得又被牙尖嘴利的小妹妹抓住机会来教育。

与见美再次相逢

后来大学毕了业，我先出国，见美先进台大，然后也出国，将近二十年，大家各自走各自的道路，不但不通音讯，几乎也不知音讯。

但是人生的舞台，却又转回来。一九七三年，我辞去了美国的教职，回到新竹清华大学任教，那年的秋天，蒋伯伯请了一批晚辈，到中山北路的美军俱乐部去吃饭和跳舞。这批晚辈中包括郭家的几位女儿，大妹、小妹和老五，主客是见美，原来她也从美国回来了，这天是替她过生日。中隔了十几年，我们才又第一次见了面，离最初的第一次见面，已经四分之一世纪了。

后来，当然就重新地熟起来。七八位三四十岁的朋友，主要就是那次生日宴的客人，平常各忙各的事，一有空，就“聚一聚”，主要是清谈，人生国事，各自发挥。见美很快以她common sense，considerate和helpful的本性，赢得所有朋友的信任和尊敬。她不再是当年跟在后面听故事的小女孩了，经过一次婚姻的洗礼，依然文文静静，但在文静中透露出沉毅的坚强。郭家几位姊妹，一个比一个聪明，发挥起议论来，各领风骚，但只要见美发了话，也从不疾言厉色，大家就乖乖地听她的。

有七八年光景，这一群朋友“伙”在一起，见美有点像我们的大姐头，不过是温暖的大姐头。

芸娘的温暖

林语堂为《浮生六记》作序，向往沈三白笔下的芸娘，十分期望也有朋友有这样的妻子，得意时往访，宾主开怀畅谈，深宵露冷，她会拿一条毯子来盖在你们膝上；失意时往访，她也会温一壶淡酒，听你发尽牢骚，用静静的了解来慰藉。林语堂说，这才是人生的福分。现在时代不同，但是见美的朋友，无论男女老幼，和她相交久了，或者一通四五十分钟的电话，或者半瓶残存的威士忌，也多曾从她那儿分享过她common sense和considerate的温暖。

见美去世前，已是台湾食品界的龙头，这是点点滴滴的功夫积来的。廿年前，她带养两个才牙牙学语的小孩。去辅仁教书，从讲师开始，台北到新庄要转那么多次车，私立大学的课又多，有一段时间，说是学以致用，我想也是为赚些钱贴补家用吧！一近圣诞，就开始做巧克力、腌鸡，趁年节外卖。圣诞前后，满屋子堆满了没改完的考卷和没卖出去的巧克力。大家玩得最开心的时候，也是她最忙的时候，但只要找她，她还是兴高采烈地来，现在想想，也不知那些巧克力是怎么做出来的。

见美最令人称羡的是她的一对子女，尤其是她和子女的关系，她和他们是朋友，而且是知心的朋友。聪玲和Ben Ben，我真的是看他们从小长大，现在回想，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他们曾给妈妈添过什么麻烦。见美初回台湾时，和父母住在一起，后来搬去潮州街独立门户，有时兴之所至，我打了个电话就去她家吃饭，四个人在厨房的柜台上嘻嘻哈哈地吃，吃完了聪玲和Ben Ben各去做各的功课，我从来没见见美催过他们，好像也不怎么教他们，倒是常常折纸蝴蝶啦，剪花衣裳啦，陪着一起玩。

他们去做功课，我和见美就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谈得高兴就说去跳个舞吧，跳舞的地方是信义路的联勤俱乐部，五分钟路程就到了。也不必打扮，拎个皮包，给儿女打个招呼，有时Ben Ben还出来送妈妈，恭恭敬敬地叫声笑笑伯伯，然后对妈妈说，好好地玩，不要太晚回来喔。还做个鬼脸。等走出大门，我对见美说：“这倒像哥哥妹妹。”她说：“哪里，是老爸送女儿，是送第一次date的女儿。”然后笑得好开心。

我第一次见到Ben Ben，是在和平东路时的蒋家，他坐在地上玩积木。后来，渐渐地长大，小学时教过他几何级数算术题，中学时教过他力偶轮轴的物理题，也和他下过象棋，最初是让车马炮，后来只让马，还被他赢过一盘。见美把子女当朋友，也让他们共享她交的朋友。我们常在客厅高谈阔论，Ben Ben进了高中，她就让他坐在旁边听，后来Ben Ben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渐渐地大家都成了平等的朋友。

三代相交，辈分模糊

沈家和蒋家三代相交，相互间辈分有过模糊的变化，到台湾来后，见美就不叫我笑笑叔叔了，起先很技巧地叫沈院长，渐渐地叫沈君山，后来干脆叫笑笑，而把笑笑叔叔的称呼传给子女，不过把叔叔改成伯伯。这一番变迁Ben Ben是记得很清楚的。有一次，也就是一两年前吧，我到见美家去吃饭，Ben Ben又有了知心女友，他很顽皮地说，以后笑笑伯伯这个头衔就传给我儿子吧。见美说，那笑笑就得叫我蒋伯母。聪玲听了大叫：好恐怖啊！

聪玲因为是女孩，比较含蓄，来往就少些。我只记得她联考那年，关在自己房里读书，身材像吹气球似的胖起来，考完联考，她从房里出来，叫一声笑笑伯伯，我看了大吃一惊：“哎哟，怎么胖成那样！”她一听就又缩回房去。为了这一句话，见美数落我不只一次。后来聪玲进了大学，参加土风舞等各种社团，非常活跃，身材也恢复正常，我一有机会，尤其是她妈妈在场时，就赶快恭维两句，以赎前愆。

我和见美熟识近半个世纪，年龄也相去不远，尤其在我们刚回台湾那段时期，自然也萌生过不只是友谊的感情。但都已曾经沧桑，也是缘分，也是珍惜，珍惜几十年自然成长的着实知己的友谊，没有勇气也没有必要再去换取太不可持太多其他因素影响的新关系，就那么一刹那，也是时机，也是理智，我们默契一笑地又返回稳定信任的友谊主流，就这样相交十几年，直到今年九月，也会一直到永远。

我比见美大六岁，但在待人处世上我总把她当我的姊姊。见美最可贵的特性就是很自然地成为可以信任信赖的朋友。这是天赋。她是子女的朋友，父母的朋友，也是朋友的朋友。试想想，假如有这样的一位朋友，你可以完全没有保留地让他分享你的喜悦，即使是虚荣的喜悦，分担你的苦恼，即使是庸俗的苦恼，而不必担心他会心中暗笑，甚或事后宣扬。你有疑惑不决，他会给你常识的忠告，但并不自以为是，也不让你感觉丝毫压力。有这样的朋友，是何等的可幸可贵。

回台湾后的头十几年，我很喜欢写政论，有许多看法、理念，今天视为当然，当年却是大逆不道。这些政论文章，常给我惹麻烦，也给蒋伯伯惹麻烦。

有一次，三民主义大同盟成立，我在不太知情的情况下，被列名为五位发起人之一。大同盟打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这把两岸关系从政权之争提升到意识形态之争，在当时也是一种进步。但我去高雄演讲，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目前不太可能，应该先在台湾做好三民主义，譬如落实民权主义等。《民众日报》和《自立晚报》等高兴极了，大幅报导：“沈君山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无望，不如在台湾推行民主。”

还有一次，帮一位国民党提名的朋友选立法委员，代为捉刀写了一篇竞选政见，登在《中央日报》，其中提到国际参与，说汉贼不两立的国策，事实上是“贼”来“汉”逃，结果是“贼”立“汉”不立。这一篇文章，害得当时的《中央日报》总编辑下台。诸如此类犯忌讳的事，累犯不改。状子统统告到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蒋伯伯那里，也许是不好意思，也许是想讲了也未见得有效，他很少和我说，但有时也告诉见美，见美来告诉我，但却总加上一句：“你说得对，我给爸爸说，本来就是那样嘛！”事实上，几乎每篇文章，都曾先给见美看过，她是我的志愿文工会主任，大多数的时候，她都同意，甚至还有更激进的想法。但偶尔也会说：“这些话都对，但人家不喜欢听，不说也可以吧！”只要她这样讲了，那篇稿子大概就会送进字纸篓。

见美在思想理念上很开明，在待人处世上却处处谨慎周到。有一次，我被她好好地训了一通。一九七八年底台湾当局同美国断交，民情沸腾，都为台湾的前途担忧。那时孙运璿先生刚担任“行政院长”，他的几位子女纷纷从海外回来，长女璐西是见美在食品营养界的同事，大家就常聚在一起忧国忧民。孙家的老三，最为激进，口齿也伶俐，在家里和父亲辩、和父执辈辩，总之，对当时的外交政策甚至国策都有一番意见。

在这方面，我是下过十几年功夫的，就倾囊相授，讲给她们听，什么共享主权分拥治权，惟有两治始可两制，制竞民择志愿统一等等，大致就是今天的国统纲领的缩影。孙先生要发表元旦咨文，我还写了一篇英文的One country, two system，交给老三带回去给她父亲看。这篇文章后来我用自己的名字登在Wall Street Journal，那时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还没出世，而我建议的One country, two system事实上是一国两治的意思。

只是发发宏论也就罢了，但有时讲得得意忘形，便幻想更进一步。有一次就鼓动大家，“我们应该做红卫兵，给这些当权派来个当头棒喝……”

这种念头，也不过说说，璐西等虽然爱国，更加孝顺，绝不会回去斗孙伯伯，不过这话听在见美耳里，却大不以为然，她也已经不是当年澳门那个只是摇摇头不肯去斗好奶奶的小女孩了。

红卫兵的演讲完毕后，璐西们都走了，我也跟着要走，见美却说：“笑笑，你等一下。”

我兴致勃勃地留下，以为她要夸赞我的精辟妙论，不料却来了这样一场对话：

“笑笑，你今天话讲错了。”

“怎么？”

“你为什么要提什么红卫兵？还要璐西、小三做红卫兵，真是乱说！”

“这……”

“不要再强辩了，错就是错。”

我垂头丧气地回家，从此噤口不敢再提红卫兵三个字。

见美有很多朋友，很多朋友也把心里的话给她说，说完了郁结就减去六分，她再轻轻两言三语，那剩下四分也往往烟消云散。我们是最老的老朋友，后来一些私人感情的问题，也常互相慰藉，当然是我的问题多，往往一下子就瘦掉几磅，事后见美说是“减肥良方”。

但是，有一次，见美也有了烦恼，心情非常低沉，平常她十分自制，很少用自己的喜怒哀乐来麻烦别人，这一次却持续好一段时期。我是一个不会安慰人的人，心里着急，就只会拉她去跳舞、散心。

见美喜欢跳舞，也是很好的舞伴。像她做人一样，一点就透，善于配合，不乱耍花招。当时联勤俱乐部刚好举行年度交际舞大赛，我们参加了吉鲁巴和伦巴两项，吉鲁巴在复赛时就被淘汰，伦巴却打进最后五对，两个礼拜后再决赛。那时舞禁并未正式开放，但是却也有半合法、半非法教舞场合，我们决定临阵磨枪去学几套花招。

经朋友介绍，到中山北路五条通一条巷子的舞馆去拜师。第一次去时，黑漆漆地摸进去，又黑漆漆地摸出来，同学们三教九流，看看有些亦似非善类。学完了，和“老师”约好两日后再去，但到时我却有些怯场，一位是清大理学院长，一位是辅大教授，又是“教育部长”的女儿，万一出些什么事，报纸上的花边可热闹了。不过这次见美却胆子大得很，“去，去，已经约好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结果那次比赛，我们得了冠军，奖品是一瓶香槟，买了些卤菜，回到潮州街痛快地对饮一顿，那天晚上，我们把一些不愉快的心情，都留在门外。

最后一次见面

春去秋来，岁月易逝，渐渐生日宴上那批三四十的朋友，很快的就四十、五十而五十、六十，兴致日减。见美也建立了她在食品界的地位，日常往来更多事业工作上的朋友，六七年前又患上了后来致命的怪病，清谈式的“聚一聚”的机会更少。但我们互相间知己的交情丝毫不减，就是后来我入阁任了政务委员，又结了婚，一遇到人情世故上的问题，还是深更半夜地打电话向她请教，她也还是谆谆善导。

最后一次见到见美，是今年的九月三日，但那时她已虚弱得很，在医生的禁令下，只远远地点了个头。比较长一点时间的交谈，应该是在七月的一个下午。她因为照辐射，头发已经剃光，身上瘦得不得了，但脸上，可能因为辐射的关系却是油光光的。生

病房门上照例挂着谢绝访客的牌子，病房内却只有一位护士，平常总在的沈医生和Ben Ben都去参加医疗汇报了。见美让护士招呼我进入，因为她怕感染，我戴上口罩，还是要隔着一张病床，远远地坐着。看着她心里难受，实在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就只能尽讲些笑话，捡些能让她开心的话说，谈着谈着，就回到过去的事，澳门时怎样躲好奶奶，怎样去五条通学跳舞，为“红卫兵”挨训的事等。我说那次她真凶，她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怕我吗？因为七岁时就把你给镇住了。”然后就自己一个人轻轻地笑。但又说：“不要惹我笑，笑了肚子痛。”

那次足足聊了三四十分钟，远远超过医生的许可，但Ben Ben们迟迟不回来，见美还自我调侃地说：“一定是被我出的难题难倒，解不出来了。”

最后，又提起蒋伯伯的自传。对自传蒋伯伯自己并不起劲，却是见美近两年来最关切的。见美身体愈不好，愈是对父母亲关心，只担忧能尽孝的日子有限。她自己生病住院，蒋伯伯来看她，她却要医生先替蒋伯伯量血压，提醒他吃药，国事烦心，又鼓励蒋伯伯无论如何要撑下去。因为知道我大而化之，平常她很少拜托我做什么事，但蒋伯伯自传的事却找我两次，要我去找靠得住的出版书店及执笔者。那次我辞别前，她又再提出来：“这件事你一定要帮忙啊。”

九月十三日傍晚，我和丽华在重庆南路逛书店，却不知道就在几百米外，一位我最敬重最知己的朋友，在父母朋友的诗歌声中，渐行渐远地去了。

九月廿八日，台北的朋友为见美举行告别式，那天我正在新疆，为了探寻东亚天文台的台址，和一群日韩天文学家，跋涉于天山竣岭和吐鲁番戈壁之间。第二天，探址工作告一段落，各国同行纷纷赋归，因为九月卅日正好是中秋，我就多留一天，独自去天池赏月。

母亲与月亮的记忆

天池亦称瑶池，是天山博格达峰中冰川汇集而成，海拔两千多米。我由一位“地陪”陪同，中午入山，汽车沿着公路盘旋而上。时序仲秋，群山掩映，未卸绿裙，已先白头，峰回路转，忽然间碧绿汪汪的一片。天池远观胜于近玩，空山鸟语胜于游人如织。那天众人都已回家过节，半山的旅舍中，除了我们，只有一对洋人夫妇，地陪准备了水果月饼，我去湖边散步，他便摆设起来。山中黄昏易逝，夕阳才下去，山色马上就暗淡下来，草草地吃过晚餐果点，搬了张椅子，独自沿湖去坐着，习习山风，吹来松涛声声入耳，未几，便见月出乎东山之上，徘徊于牛斗之间，清光四溢，夜空如洗。

五十二年前的中秋，在四川的一个小城，生母也曾摆设了月饼水果，带着我们三兄妹一边赏月，一边讲吴刚伐桂、嫦娥奔月的故事，两天后她就忽然在实验室因脑溢血去世。当时我只有九岁，晚上再看到月亮，月影中依然绰绰约约，母亲却没有了，是不是到月亮上去了？就对着月亮大叫：妈妈回来，笑笑想你！后来长大，月圆独处时，也还常想起这段情景。

天山忆友

天山的晚上，忆往思今，故交已渐零落，自己也年过花甲，尤其想起见美，已化为云烟。回到房里，写了这篇追思，也写了一副纪实的挽联：

相识半纪，孝陵卫、督军府、潮州街往事多少。

归国廿载，教人情、慰失意、评两治知己唯君。

出到中庭，子夜已过，仰望皓月当空万籁俱寂，银汉无声，玉盘轻转，斯人已逝，往事如烟，明明如月，永不可掇，哀从中来，丝丝如缕。回到房间把挽联就烛上焚了，山风吹起，化作片片，飘飘荡荡地散去青山碧水间。

（一九九三年中秋于天山完稿，一九九四年九月《九十年代》刊载）

万古人间四月天

——胡适、徐志摩、林徽音、金岳霖的爱情与婚姻

二〇〇〇年初，描写徐志摩一生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风靡校园，四月应新竹清华大学庆祝校庆，举办了一个座谈会，谈徐志摩和他那一代人的爱情，本文是那次座谈会的讲稿。

看《人间四月天》，使我联想起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胡适和韦莲司的，胡适在青年留美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比他大六岁的美国女士，她并不美，但胡适为之倾倒不已。在他遗留下来的留学日记和亲友书札，处处可见对韦毫不掩饰的倾倒之情，主要是对于她的高洁品格和启发性的思路，但当时胡适在老家已有婚约，却从未有毁约之念。这一点他们两人从一开始就都了解，假若爱情的果实是婚姻，那么从一开始，就都知道这爱情是不会结果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相爱，而这一段爱情维持了五十年至死不渝。最初是互相激发心智的知识伴侣，后来在知识领域中，胡适当然远远超过了韦莲司——韦终身的职业就只是康乃尔大学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但双方情谊却久而愈醇，韦成为胡适夫妇通家之好。胡适后来成为世界性的偶像，但在韦面前，仍毫不掩饰地诉说衷情，而韦对感情的负责诚实，其人格光辉也处处在通信中显露出来，不随岁月消减。在胡适去世后，韦已年逾古稀，仍尽余力将胡在康大的文件及他们的通讯整理编档，交给胡夫人存入南港“中研院”的胡适纪念馆。周质平教授根据这些资料编写成《胡适与韦莲司》一书，也成为了解青年胡适思想成长的重要参考书。

徐志摩的故事，和胡适之正是一个对比，胡韦在讨论父母之命的婚姻时，胡就指出有两条路，一是容忍迁就，一是独行其是，胡选择了前者，而徐选择了后者。徐的不恤人言，不谅父母，以一己真诚的感情为惟一指标，在《人间四月天》的影剧中，鲜明地显示出来。而胡的容忍迁就，不只是为江冬秀，更主要为他母亲，他不愿意伤害她们，胡在作此抉择时，引用了康德的一段话，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要将人道本身视为目的，而不仅是手段。”“要以人道作为最终的裁判。”

所谓人道，积极的是人溺己溺，消极的，就是梁任公责备徐志摩的话，不能以自己任性的快乐，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以此终不能久。胡适的这一看法，后来发展出来，成为他一生奉为圭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

现在父母之命的婚姻早就过去，今日男女都要做独立自主的人。良人者仰仗终身者，红盖头掀起来，终身便从一而终的情形再不复见，但新的婚姻有新的困扰，一个人一生大多要经过几次痛苦的抉择，几次悲欢离合。完美的爱情和完美的婚姻完全不一定能画上等号，有情人当然最好成为眷属，但不必也不一定要成眷属，婚姻的形式在改，将来也许契约的形式都会改掉，但终久是共同相处的伴侣，有灵性的伴侣，有知性的伴侣，有事业的伴侣，更有生活的伴侣。所谓生活包括柴米油盐日常相处。聪慧才情的男女，在爱情中沉湎于前两者，而婚姻的基石却往往在后两者。林徽音选择梁思成，徐志摩得到陆小曼，在爱情层面上，也许后者更“美”，更罗曼蒂克，但在婚姻层面上，成败得失是十分显然。

真正懂得爱情的人，不只在获得，更在如何转化，失败了，如何化爱情为友情，成功结果了，也要化激情为温情，使之可长可久。当然，分手总是痛苦的，情感的伤害难免，但时间会让它痊愈，最重要是不要伤害对方的自尊，也不必伤害自己的自尊。尤其是年轻的男女，往往分不开爱情和自信。失恋的时候，最伤心的往往不是缘分已尽，而是“我真的那么差吗？”事实上，爱情是盲目的，人生一生的成败和情场一时的得失，并没有关联，只是太上何能忘情，必须分手时，一定要互相帮助，重建自信的帮助。

更上层楼的，要了解，得不到并不等于失去，得不到可以是更得到了。这话听来难解，让我讲另一个故事，也是属于清华园的，发生在金岳霖、林徽音和梁思成之间，可以说刚刚接在徐志摩之后。金是很有声望的哲学家。三十年代初他们三位都是清华的教授，林徽音去世后，梁思成续娶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写了本林徽音的传记，对这事经过有生动描述，录之于后：

我曾经问起过梁公，金岳霖为林徽音终生不娶的事。梁公笑了笑说:“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一九三一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音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音，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诚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音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音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音。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音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音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微音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音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2]

在《林徽音文集》中，后期的诗文常常提到金岳霖，很多全家福或朋友出游的照片里，全有老金，斜着头仰起脸非常神气的样子。林去世后，他写了副有名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后来金和梁的友情一直维持到文革时期，都受尽折磨，也互相激励。我们可以说，在世俗眼光里，他是“退出”了，但在更高一个层次上，他是“进去”了。

当然，做林徽音、胡适之这样绝代才华、绝代风貌的人的另一半，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的感情是永远不可能为一人独占。胡适之夫人江冬秀在晚年也写了本自传，初稿曾在闺阁好友间传阅，我在表舅母沈怡夫人处曾略得窥阅，非常精彩，连白话文文字都很出色，看得出做胡先生夫人的艰辛，可惜一直不曾出版，江去世后，他们的儿子祖望将之一把火烧了，非常可惜。

（原载二〇〇〇年五月七日《联合报》）

【注释】

[2] 林洙，《碑树国土上美留人心中——我所认识的林徽音》

科学

知识的突破

——爱因斯坦的故事

前言

一九八五年底，因事过港，董桥兄告诉我《明报月刊》创刊二十周年，要出纪念特刊，希望我写一篇“大家看得懂”的科学方面的文章，共襄斯举。

从《明月》创刊，我便是它的读者，六十年代初期，金庸的武侠小说在美国的留学界流行，大家为之风靡。我那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到了周末，便驱车赴纽约，下午照例到九十六街（后来搬到五十七街）的日本俱乐部下棋，晚上便和约好的友伴去看芭蕾、歌剧，或者参加舞会，这些我并无所偏，大多投伴之所好。但有一事却是要依我的，便是先去唐人街吃一顿中国饭和买一些中国书。中国书，偶尔买些诗词经典之类，但大部分是武侠小说，不只是金庸的、梁羽生的、张梦还的，新到的都买。拎着一大捆这样的中国文化，从同伴的一瞥一语中，也可以体会出她认为我的不够文化，但那是顾不得的了。

周六深夜返回普城，星期天的早晨便是一周中最享受的时光。《纽约时报》的星期天版，唐人街的叉烧包，还有武侠小说，并排地摆在床侧，一样一样地吃，一样一样地看，一样一样地丢到床下，等到床下丢满，日已过三竿，伸个懒腰，从报纸书堆中，潇洒地走向浴室，才又是一周的开始。

这些被认为不够文化的文化，却也很提高了我在普城中国人圈子中的社交地位。很多都在等着做它们的第二轮读者——已故世的数学家王宪钟先生便是最热切的一位，那时正是我们批判性研究性都很强的时候，金庸的小说，当然最得大家喜欢，但也难免被评头论足。他的书，差不多每部都提到围棋，一看便知，作者必然嗜棋，但也偶见瑕疵，譬如《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和师父下棋，用掷暗器的手法把棋子一颗颗钉入数丈外悬空的棋盘，姿态是很优美潇洒了，但围棋不只落子，也要打劫提吃，提吃起来，怎么办呢？至少书中没有交代。

一九六六年初，我途经香港，打听到金庸的电话，乃作毛遂之自荐，并且在电话中就给他的武侠围棋提了意见。通过电话，只能听见对方嘿嘿、嘿嘿的两声，也可能是苦笑吧。不过当晚，金庸还是约了几位棋文之友——我还记得，其中一位有一对炯炯眸子的青年，是胡菊人君——在半山他的寓所小聚，美酒佳肴，继之以围棋，风卷残云之后，就天南地北地谈起来，从聋哑老人的珍珑棋局到刚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兴尽而出，已过子夜，望下山去，灿灿烂烂，也分不清是星、是灯，还是渔火，只是好一片江山。主人殷殷相送，一套《笑傲江湖》，一套《天龙八部》，还有两本新出版的杂志，就是《明报月刊》的头两期。从此，《明月》也成了我的枕畔好伴，优先度约略次于金庸的武侠小说。

二十年来，江山渐改，人事稍异，《明月》的重点也渐渐从政治社会转向知识文化，也许那是较为干净明亮的世界吧；所喜兼容并蓄的性质并无稍变，但世事可测，“盘角曲四”，也有局终之时，二十年后，将又是另一番天地，笑傲江湖，其谊其兴，只是机缘，原未可永期。《明月》的主人，珍惜《明月》二十岁的生日，我从《明月》的读者而作者，也珍惜这份殷殷约稿的情谊。

新竹清华大学这几年来，也在推展通识教育，我为理科以外的学生，开了一门“科学与认知”的课，这篇文章就是从那门课的讲义改写的，因为是通俗性的文章，文献引据注释等都不赘述，读者有兴趣的，请参阅专门性的书籍。还有，原答应了董桥兄赶二十周年的特刊的，一耽搁，误了截稿的日期，再一拖延，到学校放了假才又执笔，谨向董兄致歉意，并请哂纳这份迟来的生日礼——

以简驭繁，征而后信

本文的主题是叙述科学的知识如何在旧的基础上成长，然后再回过头来突破旧的体系，创造新的体系。并且借用爱因斯坦一生的努力和成就，来说明这样的一个过程。

自然是一个客观的现象，对这个客观现象经过观察所作的叙述便是自然知识。自然界的现象千变万化，势不可能一一叙述。于是，从经验中，人学会如何将繁琐的事象观念化和抽象化，将普通生活中琐碎的经验转换发展成为一个逻辑谨严的知识体系，是即科学的自然知识，以下简称科学知识。

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以简驭繁”；用简洁的原则定律来解释一些普遍的现象。以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为例，它的内涵非常简单，二三十个字就可说完，但这个定律却可以解释像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掉下来、人为什么会有重量、月亮为什么会绕着地球转等等不同的现象，假如对这些现象每个都去讲一个道理，会不胜其烦，可是“万有引力定律”却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把它们都涵盖、解释了。这就是科学知识的一个特征：将个别的具体知识转化为普遍的抽象知识。

科学知识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征而后信”，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宗教等知识最大的分别。征验的方法随时代进步，最初是靠经验，然后是观测，再后是实验；经验是无心的累积，观测是有心的留意。实验就更进一步，是创造一个人为的环境，使此一环境中所有的条件符合观察者的要求而进行的观察。经由经验、观测和实验这三个不同层次方式所得出的结果便是实证。实证是判别一切科学知识最后的权威。

虽然科学知识的基础建立在实证上，但是怎样经由观察得到实证和怎样经由实证导出知识，却因所用工具和所受限制不同而颇有所异。

观察有直接的观察，也有间接的观察。直接的观察如耳闻目睹，经由五官来感知。然而耳闻目睹所能及的范围有限，因此就必须借用工具来帮助拓宽眼界。透过不同的观察工具，我们对事物得到不同层次的认知。

举例来说，像平常的一张白纸，用眼睛看，得到的印象是色白平滑，用显微镜去看，则脉络毕现，再用电子显微镜去看，却变成一颗颗疏疏落落、排列有序的分子。因此，同样的一张白纸，由于观察工具、观察方法的不同，所得到的知识是不同的。

不仅观察有直接间接之别，知识与其所根据的实证之间的关系，也有直接间接的不同。我们且用一个浅近的例子，以青蛙、恐龙和太空生命来说明这点。

观察青蛙可以得到直接的证据，我们对青蛙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一只只青蛙实际解剖观察的基础上。因此，将来科学再进步，对青蛙的认知层次纵然会有所不同，基本的认识却不至有变。恐龙则不然，恐龙早已绝迹，我们对恐龙的认识，是根据它们遗留下来的骸骨化石推演而得。假如一旦有新的化石发现，则整个恐龙学说就可能会有新的改变。至于现在大众传播常常描述的太空生命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目前我们并没有任何有关太空生命的实证或反证。但是，由于近年来天文和生物方面知识的进展，使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已经确立的科学知识，推演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就是太空生命应该存在，而且值得去探寻。但是，即使最热心于太空生命的科学家，也不能提出一个具体的理论，说明太空生命究竟像什么，或者指出在什么条件下一定可以探测到。

所以，青蛙、恐龙和太空生命代表三个不同层次的科学知识。第一个层次有直接的实际证据，第二个层次经由间接的证据推演而得，第三个层次则是根据已建立的科学理论所作的推测。严格地说，第三个层次的知识只能算是边际性的科学知识。

科学愈发达，工具愈进步，人对自然的观察愈趋精微，但是，所能得到的自然图像却总是有限制的。所以，科学知识的体系是一个发展的体系。科学所描述的对象本身是客观的，不变的，但经过观察而得的知识却是相对的，有时间性的。科学承认绝对真相的存在，但科学只能逐步趋近地去认识它。在任何时候，科学永远只能得到相对的真相。

虽然科学的知识只是相对的，但在实际上，却并不影响它的可信和致用。这是由于科学知识的一致性和预测性。科学根据当时最有效的方法，观察自然，再经过公认的推理方法，归纳简化为一项项的定律。这些定律，虽然只是相对的正确，但是，只要客观的条件不变，其导出的结果亦不会变，它们不受人主观意识的影响。一张白纸，用肉眼和用显微镜去看不一样，但是，不同的人用同样的显微镜去看，却一定会得出同样的结果。这是科学的一致性。由于它的一致性，运用科学的定律，可以推断出各种情形下所应该产生的各种结果。因此，它又具有预测性，由于科学知识的一致性和预测性，它才可以致用，才能令人相信。科学怀疑权威，带来改变，必然不会为代表传统的各种力量所喜。拒斥对抗，历史上中外的例子很多，但因为它的可信和可用，处在一个互相竞争的世界中，竟不得不接纳它。

知识障和言语障

我们常听说科学万能，这句话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科学要求实证。所以科学运用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但这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大中。举例来说，像宇宙论，一百年前，宇宙论只能算是一个宗教上或哲学上的问题，因为当时的观察工具还观测不到宇宙演变的任何迹象。但是今天的情形就不一样了，今天科学家已经探测到不少宇宙初生时的遗迹，可以据此推测宇宙在多少年前诞生、当时温度有多高等等，所以宇宙论现在已是科学范围内很热门的问题了。

科学的体系不断扩张，科学的知识不断更新，旧有的知识体系，一方面是新知识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却又难免是新知识突破的束缚。科学将繁复的经验抽象化、观念化、逻辑化而形成一个个的知识体系。科学家要建立新知识的体系，不能不先熟悉旧知识的体系，不能不先浸沉在旧知识的观念和逻辑中，因此，要想自其中跳出来，突破此“知识障”，另创新格局，非常之不容易。

“常识”对人思想的拘束，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今天大家都知道太阳东升西落，是因为地球自转。一年有春夏秋冬，是因为地球公转。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在十五六世纪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地球不动，而是太阳星星们绕着地球转。公元前四世纪时有一位先知先觉的天文家Aristarchus，曾经提出地球公转的太阳系模型，和两千年后哥白尼提出的模型几乎完全一样，但当时却不能被大众接受，很快就被遗忘。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并没有万有引力的观念。“常识”告诉人们，物体自上往下落，若是地球自转，到了晚上，人都应该掉到太空中去了。“常识”又告诉人们，从行驶中的车辆跨出来，再要走回去，车早已驰远，若是地球公转，鸟早上飞出巢窝，晚上又怎能飞回？凡此种种，加上Aristarchus那时观测的工具，不足以明辨秋毫到支持他的理论，他的说法不能赢得大众的接受也难怪了。

“知识障”之外，另一个科学突破要克服的困难是“言语障”。科学原是为解释日常的经验而诞生，但是科学愈进步，其内涵离日常经验也愈远。牛顿时代，科学要解释的，如日月星辰的运转，如红黄青紫的颜色，都是可以直接感觉到的。但是，当科学对自然作一次更深一层的探究，所研讨的对象就渐渐不再可以直接观察，而且，即使借助工具间接地观察，所观察到的，亦多半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所产生的效应，这些效应，也不是我们日常经验所能接触到的。

任何知识都必须要有沟通的语言。日常的语言是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发展出来，科学将经验的知识观念化和抽象化。联系表达这些抽象观念之间关系最有效的工具是数学，因此数学成为科学的语言，也成为非科学家与科学家间沟通的障碍。史诺所谓两个文化，其间鸿沟之所以产生，数学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在发展新的科学知识体系时，往往需要新的数学“语言”，像牛顿发明微积分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二十四岁时，因为试图描述物体怎样运行，才开始有了微积分的观念，二十年后，他着手写作包涵万有引力原理的钜作《数学原理》，就以已发展完成的微积分作基础。没有微积分，万有引力只是一个新观念，有了微积分，才能建立起完整的力学体系。

还有另一层数学以外的言语障，在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中，最为明显。数学本身只是工具，最后还要归结成物理观念，但是因为研究的对象——例如原子、黑洞——都已不在日常经验范畴内，它们所产生的效应性质，也就不是日常的语言所能精确描述。像夸子——六十年代发展出来的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被赋予颜色、香味、魅力种种特性，夸子真有红蓝的颜色吗？当然没有，这只是它们特性的一种表征，和我们日常所谓的颜色是不相关的。把描述物理观念的语言的意义和日常语言的意义分开，已是现代物理学家的常识。但是在二十、三十年代，却曾引起很大的困扰。即是今日，不同行，甚至同行而不同代的科学家间，要凭语言来精确地传达一个观念，还是极困难的。

知识障是“破”要克服的困难，语言障是“立”要克服的困难，科学的发展一波接着一波，水到然后渠成。每当波浪初现，将蔚成高峰之前，这两项障碍也特别显著。在这转捩的时期，总有一两位天才，掌握了历史的钥匙，承先而启后。西方文明中，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历程，有四个时期可以说是转捩期。第一个是公元前五六世纪，泰勒斯（Thales）是启蒙的代表人物，开创了希腊文明；第二个时期是公元后三四世纪，基督教教会的得势，将认知纳入宗教的规范，所谓“信仰即可，不必思考”；第三个是公元十六七世纪，起自哥白尼而终结于牛顿，建立起科学与理性的权威；第四个时期就是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是其代表。

一棒打破，大道如揭

有一位俄国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的得主Landau，对爱因斯坦特别推崇，他说：二十世纪的科学家，可以用等级来分；第一等科学家的成就是第二等的十倍，第二等的又是第三等的十倍……Landau自谦是二等半的。他把爱因斯坦列入“零等”，不与余子并列。Landau的赞誉，也许有人会认为过分，但爱氏对二十世纪科学的贡献居翘楚的地位，应是公认的。

爱因斯坦的科学经历，也是极具传奇性，几乎是罗曼蒂克的。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科学研究，是如此的复杂，一位科学家要出人头地，差不多一定要经历最完整的教育，在最活跃的研究中心浸淫经年，才能在他自己的小小园地，被人认知。爱因斯坦却不然，他像在荒野浓雾中忽然出现的孤侠，初无师承，亦无来历，随便一招两式，群彦为之辟易。及至成名，依然孑身独行，中年以后，对普遍相对论以至统一场论的追求，孤独执著，飘然于世俗成败之外，追寻不可能的完美，其风格自许，惟金庸笔下的独孤求败，差几近之。

当然，这也是时代的许可，时到今日，实验耗资，动辄倾城，交流研究，不可避免，爱因斯坦固然是现代物理的创建者，也是古典物理的最后一位武士。

在科学史上，爱因斯坦常与牛顿并列，这两位俯视群子的巨人，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小时均不甚了了，不但不是神童，还被目为智力迟钝。二十四五岁时，在独孤的环境中，独力完成使历史改观的工作。但是因为时代的不同，他们两人对科学贡献的性质，亦有所差异。

牛顿在科学史上的角色，可以说是“千里来龙，至此结穴”，他创建了古典物理的殿堂。当然，这不全是他一人之功。在他之前，伽利略、开普勒等已把一块块的巨石琢磨好了。但牛顿综其大成，所谓“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功居魁首，名实俱符。十八世纪的Lagrange曾说“牛顿不但是最伟大的，也是最幸运的”。因为在他之后，科学家们似乎只有在这座大殿堂里做些雕虫画鸦的小技了。

爱因斯坦则是将这座殿堂的几块主要基石重新换过，另建立起外貌略似而基础不同的新殿堂。当然，也是因为时机成熟，观察的工具和技术已经发展到显示出那些基石有了缺陷。但爱因斯坦能超越矗立了三四百年的传统，断然扬弃过去奉为圭臬的几个基本观念，所谓“一棒打破，大道如揭”正足为其写照。不立不破，不破不立。在创立方面，牛顿独步千古，既破且立，则爱因斯坦前无古人，这也是时代不同使然吧！

在介绍爱因斯坦的成就、突破前，我们先简介他的一生。一八七九年爱因斯坦在德国南部出生，父母都是犹太人。他很晚才会说话，话又说得很慢（牛顿和早牛顿两百年的王阳明也都是如此），从小学到中学功课都还不错，但也不是特别出色，尤其因为喜欢胡思乱想，并不得老师的喜爱。爱因斯坦成名后，曾追忆少年时的一则故事：每次上课，他大概总坐在后排，有一天，老师忽然把他叫起来，叫他出去。爱因斯坦觉得很冤枉，站起来辩道：“我安安静静地坐着，并没有犯错啊！”老师说：“你诚然安安静静，但也是恍恍惚惚。我认真解说时，你望着天花板，我讲笑话大家笑时，你却眼睛蒙了一层雾般瞪着我，你这样子，使我情绪不宁，教不好书。所以请你出去吧！”

爱因斯坦回忆说，他那时刚刚从书本上读到，光每秒钟走三十万公里，心中便在胡思乱想；假若他能追上光线，飞得和光线一样快，不知会看见怎样的世界？是不是整个世界就从眼前消失？

爱因斯坦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随父母赴意大利，后来又回到瑞士来考苏黎世的技术师范学院，却没有考取。只好再回头去读补习中学，在一八九六夏毕业，按照规定，不必再考试就升入苏黎世技术师范学院。

第三级专利审查员

爱因斯坦于一九〇〇年从技术师范学院毕业。毕业的时候，成绩还不错，但是他的教授又是不很喜欢他。这位教授对爱因斯坦说：你还算聪明，但是主观太强，从来不听人家说些什么。因此，和他同时考毕业考试的五个人中，四个通过了，他虽是其中之一，其余三人都被留在学校做助理，爱因斯坦的申请却没有被批准。所以他毕业后，到处找工作，也曾向瑞士的其他两所大学申请，但因为教授的推荐信写得不好，也没有被接受。

直到次年五月，爱因斯坦才找到一个临时替代教员的工作，在正式教员度假时代替教课。这段时日中，他仍部分依靠家庭的接济维生。

一九〇二年六月，爱因斯坦从大学毕业两年了，才靠一位大学同学父亲的帮忙，在苏黎世市的专利局得到一个试用第三级专利审查员的职位，总算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那位大学同学，后来成为他终身的挚友。一九〇四年九月，爱因斯坦升为正式的第三级专利审查员。这段时期中，他一面做事，一面看书自修，和学术界完全隔绝。他后来说，这种情形反而使他能更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不受当时既有知识格局的限制。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这一个小小三级专利审查员的工作，未必是不幸。

一九〇四年九月，爱因斯坦升正式职员。次年，也就是一九〇五年，他一口气发表了六篇论文。其中一篇是他的博士论文，两篇是关于布朗运动的，两篇是关于特殊相对论的，一篇是关于光电效应的。这几篇论文都是划时代的作品，其中光电效应这篇论文使他日后得到诺贝尔奖。

一九〇六年爱因斯坦升为第二级专利审查员。一九〇七年夏，爱因斯坦向伯恩大学申请做博士后研究员，因手续未合，未被接受。直到一九〇八年夏，伯恩大学才给他这个职位，此时，爱氏的成就，开始被科学界承认。一九〇九年，他辞去专利审查员的工作，到苏黎世大学任副教授，从此，正式踏进学术界。一九一三年，他成为普鲁士国家科学院院士。一九一五年提出普遍相对论，爱因斯坦之所以举世闻名，也是因为普遍相对论。光线在古典物理学中一定是循直线进行，但是在普遍相对论中，光线经过万有引力场时，会有偏折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星光经过太阳附近的万有引力场时，会显示出来。平时因为太阳光太强，看不见星光，无法观测证明，但日食时，月亮将太阳光挡住了，可以看到附近的星星，因此，可以从这些星光的路径，测量出光线的偏折。一九一九年，英国皇家学会的两个观测集团，分别到巴西和南非去观测当时的一次日全食，其结果与爱氏的预测完全符合，这才轰动全球，次日各地报纸纷纷以大标题宣称：“爱因斯坦改变了世界——光线可以转弯”，从此，爱氏成为国际上的名人。

一九二九年起，希特勒在德国一天比一天得势，并且逐渐开始迫害犹太人，德国的犹太籍科学家纷纷逃离欧洲，爱因斯坦也在一九三二年离德赴美，后来就一直留在美国，一九五二年，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Weizmann去世，以色列内阁开会，决议请爱因斯坦回国任总统，爱因斯坦接到这项邀请后，大感为难，当然他不想去做总统，但也不愿显得对他热爱的犹太祖国无礼。爱氏的私人秘书事后说，爱因斯坦平素一向冷静安详，接到这封邀请电报后却变了个人，整个晚上都踱来踱去。最后，当然还是婉转地拒绝了。事实上，当时烦恼的不仅是爱因斯坦，当时以色列总理Ben Gurion的私人秘书的回忆录中也透露，以色列内阁一方面邀请爱氏，一方面又很害怕爱因斯坦真的答应了怎么办？爱氏科学家认真不妥协的性格和政治圈是太格格不入了。

未作完的计算

爱因斯坦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去世，他最重要的成就“普遍相对论”在一九一六年完成，二十年代初期，他还做了些重要的科学工作，其后，在人文方面，发表了为量不多、但见解深刻而且隽永可读的论文。但是在科学园地中，爱因斯坦最后卅年的时间都在不断地和他一心想完成的“统一场论”奋斗，可是终究没有成功。

爱因斯坦去世前知道不久于人世后，医师要为他开刀、打点滴，他都拒绝。他说，当他应该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就应该走，用人为的方法来延续生命是没有格调的。他已经做完该做的事，要尊贵地离开，因此坚拒以人为的方法延续生命。在他去世前一天，他还打电话回去，请秘书把留在家中的研究带来医院给他继续算，十二小时以后，他就去世了。病床边的几桌上，还摊着未作完的计算。

下文我们大致地介绍五项具有代表性的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

布朗运动、特殊相对论、光电效应、普遍相对论和统一场论。布朗运动是属于承先地、间接地证明了分子是“真实”的。特殊相对论和光电效应是启后的，开创了近代物理的两大主流。这三项工作都在一九〇五年发表。那时他还是一个与科学界完全隔绝的第三级试用专利审查员。普遍相对论完成于十年之后，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统一场论则是自一九二五年起他努力了三十年而终无所成的一场奋斗，那时他已是实至名归的科学界第一大师了。爱因斯坦一生的成就极多，本文选择这几项，是从突破和突破的极限这方面着眼。当然，所叙述的也仅限于观念方面，只冀能勾画轮廓，不奢求谨严完备。

（一）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

当我们用显微镜观察液体时，悬浮在液体表面的尘粒有跳动扩散的现象，这现象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一位生物学家布朗首先发现的，所以称之布朗运动。布朗后来证实这不是一个生命现象，就将此问题交给物理学家，成为一个物理学上的问题。爱因斯坦解释布朗运动的产生是由于悬浮的尘粒受了液体中分子的撞击，而且从尘粒跳动扩散的快慢算出每一个分子量中分子的数目——即所谓Avogadero's Number N。爱氏的计算把看得见的宏观的扩散现象和看不见的微观的分子运动联系起来，所使用的一些统计力学的方法，开后世之先河，但更重要的是确定了分子的真实性——the reality of molecules。

从希腊时代开始，就有一派原子论的哲学家，如Demooritus等，认为宇宙万物皆由不可分的微小粒子（他们称之为原子）所组成。但这只是哲学家的玄想，因为在那时候，不可能寻出证据来证实原子的存在，而且，原子论的哲学家们也没有试图用原子来解释实际的物理现象。牛顿建立了他的力学体系后，气体和流体中的一些现象，可以用它们是由微小的粒子组成的假设来解释。例如人接触水时有冷热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因水中的分子（即那些微小粒子）打击在人的皮肤上所产生，水的分子运动得快些，打击得重些，就会感觉热。反之，则会感觉冷。分子的假设，配合了牛顿力学，描绘出一个清晰合理的物理图像。但是，这个假设要成为真实，还需要另有独立的物理效应——愈多愈好——来证实。

分子的真实性

所谓物理效应，在十八九世纪，大致局限于对假设本体的直接感觉。牛顿力学在各方面应用的成功，在知识界造成一种狭隘的、和机械观哲学密切关联的科学态度；即“真实只能从感觉得来”。所谓眼见为信，能由人的五官，直接或经由工具的帮助观察得到的，才是真实。

直接地观察到分子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但是在十九世纪末，科学家探索的范围，已经发展到五官感觉所不能及的园地，因此，对所谓真实，也渐采取一种较开放的态度：只要假设本体所产生的物理效应，能从理论上计算，也能从实验上测量，两者都能得出数量的结果，而且互相吻合，则这假设就成为真实。当然，这样得来的真实，也只是相对的，吻合的效应愈多，真实性愈强；反之，只要有一桩明确的反证，就足以动摇整个假设的基础。

十九世纪末，分子和以太是古典物理理论中最重要的两个假设。分子解释物质的构成，以太解释光线的传播，大部分物理学家对这两个假设都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理论上似乎必须，但实验上尚无证据。一九〇五年四月，爱因斯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计算了分子的大小。一九〇五年五月，爱因斯坦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布朗运动的论文，同年十二月，他发表了第二篇有关布朗运动的论文，前前后后把Avogadero's Number N用不同的方法计算了四次，都得出同样的结果：1023。也就是说，经由对看得见的尘粒在液体中跃动扩散的观察，可以确定地计算出看不见的分子的数目。此后数年，爱因斯坦和其他科学家，又从许多不同的现象，如原子的放射率、电流强度与电压的关系等计算N，其结果都是一样。从此确立了分子的真实性。

就在一九〇五这同一年的六月，爱因斯坦另一篇后来称之为特殊相对论的论文，却从理论上否定了以太的存在。

（二）特殊相对论

特殊相对论的基础建立在两条原则上，其一是：在不同的（以等速度作相对运动的）坐标系统中，物理定律是一样的。其二是：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永远不变。第一条原则，很符合我们直觉的常识，世间万物，很多都在相对地运动，飞机以高速相对于地面飞行，地面又以每秒三十公里（相当于机速百倍）的速度绕着太阳转。但我们坐在飞机里，只要它飞行平稳，就不会觉得和地面上有什么异样，若在其中做个实验，其结果与地面也并无不同。

但是光在真空中的速度，不管光源怎样运动，都不改变，却是非常违反古典物理的常识的。古典物理的常识告诉我们，速度可以相加。譬如在前驰的火车中向前掷一棒球，在地面上看来，棒球的速度等于火车的速度加投手在火车中投出的速度。因此，比投手在地面上能投出的速度要快得多。这种情形，日常经验处处可见，譬如运动员投标枪，总是向前冲去投出，因为出手时的速度，加上人向前冲的速度，标枪才能掷得最远；站着投无论如何没有跑着投投得远。这种情形有很简单的理论根据。

速度是每秒钟走的距离，假若投手投出棒球的速度是每秒二十米，火车驰行的速度是每秒四十米，火车内的投手向前投出棒球，在一秒钟内飞到离投手二十米的地方，在地面上看来，这同一秒内，火车已向前驰了四十米，因此，在火车内不动的投手，从地面上看已向前移了四十米，而棒球离原来投出的地点，已向前移了二十加四十等于六十米。

此即简单的速度相加原理。根据这个原理，在火车上发出讯号灯光，在地面上看来，应和地面上固定的光源发出光线的速度有异，若火车迎面而来，其速度应是光线在火车中的速度加上火车的速度。若火车背驰而去，它的速度，应是光在火车中的速度减去火车的速度。总之，两者之间应有差别；火车的速度愈快，其差别也愈大。光的速度每秒钟达卅万公里，一般火车的速度太小了，这种差别会被其他误差遮没，无法精确地量出。但是在自然界，有一辆永远在太空中飞驰的火车，便是地球自己。它自转的速度达每小时一千六百余公里，至于公转的速度更较自转快六十余倍。利用此事实，十九世纪末的科学家，证明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光线、观察者和传播光的介质之间有何运动的关系，光的速度都不改变。

时间的相对性

这就好像说站着、冲，或者向后退掷出的标枪，其速度都一样，都会飞得一样远（当然，这标枪是光线）。如何去解释此事实，令物理学家大感困惑。前述速度相加原理的推演，其逻辑太简单无懈可击了，为什么运用到光线的旅行时就不适用呢？许多物理学家作了许多努力，但都没有能够寻到答案。

爱氏独具慧眼，上文我们说当棒球在火车内的一秒钟飞了二十米，在地面上看，“同”一秒钟内火车已向前行驶了四十米。我们很自然地假设，同样一个过程，在火车上测量经过一秒钟的话，在地面上测量也应经过一秒钟。时间的流逝，是客观的、绝对的，不受观察者本身条件的影响。这种绝对时间的观念，本是直觉的常识，牛顿沿用之为其力学的基础，迄十九世纪末，从未受人怀疑，但亦未真正地验证过。为了解决光速不变这个实验事实引起的困惑，爱因斯坦扬弃了绝对时间的观念。他认为，在不同的观察者看来，时间流逝的快慢并不相同。其不同的程度，由其相对的速度决定，此即时间的相对性。

因此，当棒球在火车内以火车内的一秒钟飞了火车内的二十米时，在火车外的观察者看来，这同一过程所耗的时间并不只一秒钟。这样，上述简单的速度相加的原理，当然不再完全正确，相对时间观念的引进，是对古典物理的一大突破。爱氏从这点出发，结合光速不变和物理定律不变两条原则，建立起特殊相对论，导出新的较复杂的速度相加的公式，也导出像E=mc²之类可以致用的结果。

在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所谓相对的观念，是指客观物理条件不同下，所产生的相对，而不是主观意识心态不同时，所产生的相对。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在一次酒会中，一位美丽的女士问爱因斯坦：什么是相对论？爱因斯坦笑指着屋角的壁炉说：“像我在这儿和您谈天，十分钟便像一分钟，若是孤单单地在那边坐着，一分钟便像十分钟，这就是相对论了。”

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也许爱因斯坦只是敷衍那位女士。但此故事所喻指的相对性，却是由主观意识产生的。假若换了一位天真未凿的小孩，也许他宁可看炉火的熊熊，胜似美女不休的喋喋。那么，对这小孩而言，火炉边的十分钟就比女士面前的一分钟还短了。这种心理上的相对性，既不可预测，也因人而不一致。在特殊相对论中，时间流逝的快慢，却完全由观察者所处的物理条件——即他运行的速度——决定，与观察个人的心态意识无关。所以，相对论只是把时间（还有空间）的性质从客观的绝对变做客观的相对，却并没有改变科学本身的客观性。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我们常听说爱因斯坦推翻了牛顿的理论，严格地说，这话是不正确的。

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系统。任何理论都只能描述一定范围内的自然。牛顿的力学是一个自我一贯的理论体系，从理论体系的立场来看，它是完整的。在日常经验的范围内，它所推演出来的结果，和事实也十分吻合。因此，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物理理论。但是，超出了日常经验的范围，如原子内的变化，如接近光速的速度，如比地心引力强上亿倍的万有引力，在这些十七八世纪的科学家经历不到的极端情形下，牛顿力学推演的结果就与实证不合。因此，二十世纪的科学家发展出来量子力学、特殊相对论和普遍相对论。这些理论，和牛顿的力学一样，也都是自我一贯的理论体系，它们所推演出来的结果，在上述的极端情形，较牛顿的力学要更吻合实证。所以，在这种极端情形下，它们是更有效的物理理论。但这并不表示牛顿的理论体系被推翻了，事实上，在日常经验的范围内，像相对论这样较高层次的理论，必然会简化相同于牛顿的力学。因为，在那个范围内，牛顿力学符合实验的结果，相对论也要符合这同样的实验结果。科学探索的范围，一天比一天扩张，新的科学理论的涵盖面，也一天比一天更广。这种过程，循环反复，永无止境。相对论和量子论涵盖了牛顿力学，有一天，它们自己也会为更高层次的物理理论所涵盖。

（三）光电效应和光量子观念的引力

光电效应是十九世纪中叶发现的，就是当光线射在平滑的金属面上时，会激出电子而产生电流。到了二十世纪初，实验显示光电效应中的一些现象，像电子能量的大小只和光的频率有关，却和光的强度无关等，不能用古典的光波动学说来解释。

爱因斯坦作了一个突破性的假设，他假设光是由个别的颗粒组成，每颗颗粒（他称之为光量子，后来叫光子）含有和其频率成正比的能量，以光速飞舞前进，爱氏根据这个假设，导出一个公式，完全地解释了光电现象。

所有爱因斯坦的科学论文中，用光量子解释光电现象的这一节，在演算推理方面，是最简单的。而且，所导出的结果，也与实验完全相符。但是爱氏这篇光电效应的论文，在早期却是最不容易为人接受的。当Plank等物理大师在一九一三年推荐爱因斯坦作普鲁士国家科学院院士时，说了他许多好话，但是最后却有这么一句：“……他当然有时也会作错误的猜测，例如光量子的假设……”

光线的双重性

爱因斯坦自己也认为光量子的引入是他生平最具革命性的一个作为。在一个不懂物理的人看来，光由一群飞舞前进的颗粒组成，似乎很容易接受，事实上，在十七世纪时，大多数科学家，包括牛顿在内，也都认为光是由颗粒组成的，但十八世纪以后，实验的方法进步，像绕射干涉等现象，陆续发现，无法用光是飞舞前进的颗粒来解释。经过Thomas Young等实验物理学家的努力，光乃被确定为波动。就好像水波，水的波动以水为媒介，沿着水平的方向传播，但水的分子却只是上下的移动，并不前进。光波亦如此，只是用无所不在的所谓“以太”代替水作为媒介。十九世纪中叶，Maxwell发展完成他的电磁理论，更非常完美地解释了光波的产生和传播。光是波动乃成为物理学家接受的常识，爱因斯坦的假设，无异否定了此常识。而且，他的光量子说也仍无法解释绕射折射等老现象。

爱因斯坦乃更进一步，干脆假设光量子在某些情形下具有颗粒的性质，在某些情形下又具有波动的性质。

此即是光的双重性（duality），在古典物理中，这是近乎离经叛道的。前文说过，一致性和预测性是科学知识的特性。十八世纪以后，牛顿力学在各方面应用的成功，形成一种机械观的科学哲学，将一致性和预测性向前更推进一步，变成单一性（uniqueness）和决定性（deterministic），前者是说，事物的本质是一元的，不会产生双重的性质。后者是指物理世界中严格的因果关系：在任何时刻，一个物理系统的情况是可以完全被确定的（至少理论上如此），而且此后任何时刻的情况，也可以完全由那一时刻的情况经由物理定律推知，爱因斯坦赋予光双重性格，破坏了光的单一性，无怪乎像Plank这样量子物理的开山祖师也期期以为不可了。

光量子的真实性，后来当然完全被证实了，更有甚者，二十年代中叶以后，Heisenberg等后起之秀将量子论向前更推进一步，把决定性的因果律也修正了：在某一时刻，我们并不能完全确定一个物理系统的情况，而且，此一系统以后的情况，也只能或然地推测，不能必然地决定。

机械观的哲学基础，受了此决定性的两击，彻底改观。但是，爱因斯坦这位突破的先驱，在大家还懵懂的时候，已披荆斩棘地开拓出新径，当这条新径渐成大道，众人争着驰驱其上时，他却又踟蹰不前，要另寻一条更康庄的大道了。这条梦想中的大道就是统一场论。

（四）统一场论和普遍相对论

凡是用一个单一的（场）理论来解释不同的现象的，都可以称之谓统一场论。准此，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Maxwell的电磁理论，以及其他一些稍次一点的物理理论，都可算是统一场论。爱因斯坦所寻求的统一场论是一个可以统一解释万有引力和电磁力——二十世纪初期科学家仅知的两种力量——的理论，爱氏在完成了普遍相对论后，力学的园地已经整理清楚，更进一步，建立一个能把当时仅知的自然界的两种力量容纳进去的完整系统，是很自然的次一目标。

上帝是不掷骰子的

但是爱氏之追寻统一场论，还有另外一层动机，就是他对量子学说的不满。前文说过，量子学说赋予事物（包括物质和光线）双重性质，爱因斯坦自己是此举的始作俑者。其后，又有所谓不确定原理，破坏了严格的因果律。对于这两点，爱因斯坦始终不能完全接受。尤其后者，他不只一次地说：“上帝是不掷骰子的。”

“上帝是不掷骰子的”这句话代表爱氏对构成古典物理骨干的因果律的信念。当然，日常生活中许多现象都包含机会的因素。但这些机会因素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对当时的情况，掌握的资料不足，因之对后来的演变，只能预测其机率，而无法确定。但是在古典物理学中，至少在理论上，任何物理体系的情况可以完全确定，而其后的演变，可以用严谨的因果关系来确定。爱因斯坦心目中的上帝，是非人格化的造化，代表大自然的规律。所以，从“上帝是不掷骰子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爱氏对自然规律必然性的一种信念，也可以看出爱氏对在科学上追求创新的基本态度：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新的观念，从新的观念出发，建立新的体系。但是他却非常执著于科学的传统法则，不肯轻易放弃。

所以，爱因斯坦一直认为量子学说是一个成功但不完全的学说，他寻求的统一场论，应该包涵量子学说，同时又绝对服从古典物理中严格的因果律。

爱因斯坦开始构思统一场论时，已四十岁了，一般来说，已过了创造的巅峰时期。而他探索新猷的态度，也和年轻时有了改变。

促使科学突破的动机有二：追求完美和吻合实证。十五六世纪之前，实验和观测的技术还没有开始发展，所能观察到的自然只是浮面的，因之，完美便成为建立理论架构的主导力量，完美是主观的。因此，像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视数字，柏拉图学派重视理念；但他们都把这些抽象观念的完美化作为其建立理论的规范。至于与物质世界观察表象的配合只是次要，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甚至哥白尼、开普勒等近代科学启蒙大师都不能例外。但从牛顿以后，情势一变，科学变成实验的科学，实证不但是鉴别旧理论的权威，抑且成为引发新理论的指标。

爱因斯坦早期的工作，包括一九〇五年划时代的三篇著作，其本身是非常完美的，但其出发点仍是在解决实验上引起的困难。但是在构思普遍相对论时，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他采取了另外的一条途径。

追寻普遍相对论的动机，是因为特殊相对论还只是特殊的。前文提到，特殊相对论建立在两条原则上，第一条就是在不同的（以等速作相对运动）坐标系统中，物理定律仍是不变的。爱因斯坦通过时空相对的观念，将这条原则和光速不变的另一条原则结合起来，导出一套自我一贯的体系，可以解释许多当时认为不能解释的实验现象。但是我们要注意括弧中以“等速作相对运动”的七个字，特殊相对论只能应用到以等速作相对运动的坐标系统间，却不能用到非等速作相对运动的坐标系统的。

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当飞机在空中正常飞行时，乘客不会感觉到与在地面有何不同，汤不会洒出来，胃也不会作呕。但在飞机起飞降落时，乘客就会明显感觉到与平常的不同，所以才会有人晕机。为什么呢？因为前者的情形是等速运动，把机窗关了，就不会感觉飞机在飞；动者恒动，静者恒静，物理定律并不改变。后者的情形是在作加速运动，即使机窗关紧，静者不静，动者乱动，与地面的物理定律颇有不同，乘客也因而会感觉不同。

所以特殊相对论还只是特殊的。特殊相对论完成后，爱氏就开始筹思一个更完全的理论体系，使物理定律不变成为一个通则，能应用到所有的，包括作加速运动的坐标系统去。

爱氏穷八年之力，不知经过多少次挫折，终于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完完全全得到了他希望要得到的、后来称之为普遍相对论的理论体系。

普遍相对论的数学结构艰深典奥，但其物理上的发轫点却十分简单，即所谓“相当原则”：“万有引力产生的效果与加速度产生的效果完全相当”，也就是说万有引力只是相对的存在。爱因斯坦在一九〇七年第一次悟出这个道理。他后来追忆当时的情形，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我正坐在伯恩专利审查局的椅子上，忽然间一个念头一闪地出现：假若一个人自由地落下，他将不会感觉到自己的重量。这念头使我大吃一惊，因为这表示当一个人从屋顶落下时，他不会感觉到万有引力的存在。即使他丢出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将随他一起落下，对他而言，这些东西是静止的，因此，他也有权利认为自己是静止的。

为什么有权利认为自己是静止的呢？因为他加速地下落，其效果相当于一个向上的万有引力，而这个向上的引力刚好抵消了原有的地心引力，所以他成为自由的落体。

推而广之，此相当的原理也可应用到不是自由落体的情形。飞机忽然下降，相当于加了个往上的万有引力，抵消了一部分地心引力，因此人会感觉身轻。飞机忽然上升，相当于加了个向下的万有引力，人会感觉变重。加速忽大忽小，就等于引力忽重忽轻。飞机忽升忽降，就等于引力忽上忽下。既然加速度产生的效果相当于万有引力的效果，任何一个加速运行的坐标系统，就相当于一个静止的坐标系统中加了一个适度的万有引力。因此，特殊相对论的原则，包括物理定律不变在内，也可以应用到加速的坐标系统中去。

幻想怎样追逐光线，就发明了特殊相对论；幻想怎样从屋顶落下，就发明了普遍相对论。自然原是单纯的，愈是基本的突破，愈从单纯的经验引发。但是，在这引发的“灵感”到来之前，不知要兴起又放弃多少个别的灵感；在这引发的灵感到来之后，又不知要经过多少奋斗，才能底定于成。“众里寻他千百度，骞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到那人既出，朗朗如画，自然似乎得来容易，但在阑珊灯火中千众万众里寻他，岂只要非凡的眼力，更须要非凡的耐力。

在寻求普遍相对论的漫长年月中，却是连阑珊灯火也无。爱因斯坦面临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工作情况：就是几乎没有实验的结果来引导他。普遍相对论是一个关于万有引力的理论。当时所有与万有引力有关的实验结果，几乎完全与牛顿理论计算出来的符合。爱氏勉强找出了一个水星绕日公转时进动有误差的例子，但这只能算个孤证。而且，误差如此之微小，很可以用别的原因来解释它。爱因斯坦如在漆黑的大海中航行，没有任何星光（实证）的指引，靠的只是他对完美的直觉要求。甚至在普遍相对论完成后，一九一九年日食时星光偏差的测量支持了普遍相对论的预测，也只能算是第二个孤证。普遍相对论之广为科学界接纳，主要还是因为它逻辑的谨严和结构的完美。直到一九六〇年后，太空时代开始，才逐渐产生许多可以测验普遍相对论的实验。这些实验的结果，一个比一个更肯定普遍相对论的正确，但那时爱因斯坦早已过世了。

千山独行，无人相送

在一九六五年纪念相对论发表五十周年的一个集会上，本身也是物理大师的Dirac说：“二十世纪的许多物理发明，包括爱因斯坦的其他贡献在内，发明者本人若在当时没有发明的话，几个月，最多几年之内，别人也会发明。唯有普遍相对论，若不是爱因斯坦五十年前创造了它，到今天我们还不会有普遍相对论。”这段话是一个科学家几乎不可能得到的赞美，也是爱氏之所以矗立众人之上的原因。

普遍相对论的成功，促使爱因斯坦追寻更高一层次的统一场论，普遍相对论的成功，也使得爱因斯坦逐渐用理论的完美代替实验的暗示作为指引创新的方向。爱氏一生的工作，大部分都是他独力完成，很少与人合作。当他决定寻求统一场论时，量子学说刚刚开花，正要结果，年轻一辈的科学家纷纷投入，争着撷取这株前人千辛万苦栽培出来的花树上累累的果实。统一场论明摆着是一条极难走的路，而且前程莫测，所以爱氏最后卅年的努力，全是他一个人的挣扎。千山独行，无人相送。

他在这条道路上，一次次地尝试，一次次地失败，直到在病榻上最后的一天。这一段时候，他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师，虽无人相送，但在高山巔峰踽踽独行，还是众目所视。报纸常报道他的一言一行，每每夸张其词，爱氏虽超然物外，有时还是不胜其扰。有一次，《纽约时报》误报他已解决了统一场论，爱氏否认后，记者还要来追问：何时才可真正解决此问题，爱因斯坦回答：“你过二十年再来问吧！”他讲此话时已七十岁，二十年应该是不再被骚扰的保险岁月吧。

有人认为爱因斯坦晚年的态度，坚不相信量子学说，又固执于统一场论，是英雄老去必然面临的悲剧，时间的脚步跨过了他。是耶非耶？

或者我们可以从Pais，一位曾和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同事的物理学家的一段话中寻求解答。Pais说：

爱因斯坦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的人，最不妥协的人，和最有自信的人。

爱氏是最自由的人，因为从来没有教条可以桎梏住他，他从不刻意反抗权威，只是从权威旁边轻轻地走过。

爱氏是最不妥协的人，因为对任何问题，他自然会看过表面，从根本想起，而且，不到彻底解决，绝不停止。

爱氏是最有自信的人，举一个故事为例：一九一九年日食观测的结果证实了普遍相对论，当学生把观测结果的电报送给爱因斯坦时，问他：“如果观测的结果和你理论的结果不符，你会怎样感觉？”爱因斯坦回答道：“那我不得不可怜上帝，因为这个理论当然是对的！”

自由、自信和不妥协是一位突破性的科学家所必需的个性，爱因斯坦将之推至极限，但这极限毕竟也是有限度的。世间万事，即使在明亮的科学世界中，原也只能求局部的解决。我读爱因斯坦的传记，到他最后的一段旅程，每每想起希腊神话中的一则故事：天神宙斯罚一位得罪了他的巨人，令他推巨石上山，当巨人快将石头推上山顶时，却又让石头滚下山来。如此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巨人还始终努力不懈地去推，因为，只要继续在推，他就会感觉仍是自己的主人。

真实的人生或与此稍有不同，是一座又一座的山。推上了一座山，总会发觉后面还有一座更高的山。大多数人也许连一座山都推不上去，爱因斯坦轻易地推过了好几座高山，却是命定的仍要继续推下去。统一场论是最后一座高山，当他躺在病榻上，明知死亡即将来临，明知这最后的一座山，已是攀登无望，却还要他的秘书将算稿拿来作最后的计算，始终不渝；这是他的使命，也是他的命运。

佛印与苏东坡诗，有云“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一物，庐山烟雨浙江潮”，与上述希腊神话对照，意义相似，但却透着东方达观的哲学，或可改它一句，用以形容爱氏的生平：

庐山烟雨浙江潮，

未到千般恨不消；

及至到来无一物，

回首再寻浙江潮。

（写于一九八六年贺香港《明报》月刊二十周年）

寻找静止的标准

南宋诗人杨万里写过一首可爱的小诗：

前山欺我船兀兀，结约江妃行小谲；

乘我船摇忽远逃，见我船定还孤出。

老夫敢与山争强，受侮不可更禁当；

醉立船头看到夕，不知山于何许藏？

这首诗描述一个微醺的老者，在摇晃的渡船上，看远山起伏时所产生的反应。把老者倔强自是的心理，生动地描绘出来，以自己做中心，相信自己直觉的观察，因此，“看见”前山起伏，前山就是真在起伏，而且还结合了江妃在捉弄人，因此，非得和它较量一下不可。

类似的经验，在日常生活中，也常遇见；譬如坐在平稳行驶的火车里，小寐初醒，见窗外群山飞驰，第一个反应，也常是：“山跑得好快！”

当然，这些反应，只是微醺或初醒时才有，神志一清醒，“常识”就会告诉我们：是船在摇，是车在行，不是山在动。

但是，这常识之形成，是因为在我们——观察者——日常的生活环境中，相对于其他物体，绝大部分时间山都静止不动。假如有人，生来就住在火车车厢里，未曾离开过火车，他没有山必然是静止的先入观念，火车驰动时，自然就会认为是窗外万物在倒退。此时若忽然有地上的人，进车去和车里的人解释：原是火车在前进，不是地在倒退。车里的人一定很难接受，争辩起来，车外的人，有没有办法证明车里的人是错误的呢？更具体一点说，世间究竟有无绝对的标准，能客观地判定何者是静止，何者在运动呢？

千余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绝对客观的静止标准（物理术语称之为绝对坐标系统——absolute frame of reference）。这个问题，本身是纯科学的，但是因为它与绝对真理、绝对道德、绝对权威这些哲学、伦理、政治方面的基本问题，有可类比之处，因此，特别引起思考之士的兴趣。

观察的世界在随时间改变

从希腊时代开始，星象学家就发现夜空中诸星都在有规则地运行，因此，很早就有地动和地静两种说法。地静说认为地球是宇宙静止的中心；地动说则认为太阳才是静止的中心，而地球围绕着它旋转。

今天看起来，当然后说较接近事实，但在那个时代，观测的技术还没有精细到足以辨别何者为是的地步，而“常识”告诉人们，万物都很自然地要往下掉落，假若地球转动的话，白天好好坐立行走的人，到了半夜，地球转到另一面，就会掉到天空中去，想像起来，非常可怕。因此，从开始起，地动说就一直未能为大众接受。公元四世纪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圣经中耶和华曾间接地暗示太阳是在绕地球转，从此，除地静说外，其他都是异端邪说，连想都不应该去想了。

直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从信仰的时代进入理性的时代，科学的时代接踵而至，绝对静止标准的寻求，才又活跃起来。但是，寻求的方式和以前颇有不同。因为，科学研究所依据的是观察得到的实证。十五六世纪以前，人直接用自己的五官观察，十五六世纪以后，渐渐借用工具仪器。工具一天比一天进步，所观察到的世界也一天和一天不同。譬如同样是眼前这张纸，用眼去看用手去摸，都实实在在，但是用显微镜（发明于十七世纪初叶）去看，就脉络分明，用电子显微镜（发明于二十世纪初叶）去看，便成一颗颗疏疏落落排列有序的原子。所以同样是一张纸，十七世纪以前的科学家和十七世纪的科学家“见到”的就不一样，而十七世纪的科学家和二十世纪的科学家“见到”的又不一样。纸没有变，人的理性没有变，是观察的工具、观察的方法变了。

以太成为静止的标准

就寻求绝对静止的标准而言，望远镜是改变人们原来观念的第一个工具。因为望远镜的发明，科学家可以用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精密度去观测行星运行的轨迹，以太阳为静止中心的哥白尼体系乃得逐步取代中古时代以地球为中心的地静体系。

但是，后来，也正因为望远镜的进步，科学家们渐渐发现，在宇宙间，像太阳这样的星球，有几千亿亿颗。地球固然绕着太阳转（速度每秒三十公里，约为喷气机速度的一百倍），太阳也绕着银河系中心转（速度每秒二百余公里），银河系又绕着处女星系团转（速度每秒五百余公里）……正是小圈圈绕大圈圈，大圈绕更大圈圈，因此，到十九世纪，又没有人再认为太阳是宇宙的绝对静止中心了。

就在这个时候，以太——一种似有似无、无所不在却又无所可在的物质，开始取太阳而代之，成为绝对静止的标准。

以太原是那时的科学家用来解释光的传播的。十八、十九世纪时，许多实验都显示光具有波动的特性，但是波必须借重物质做媒介，才能传播。光既然无远弗届，它的媒介也应该无处不在。选择它做客观静止的标准，当然最自然不过。

但是，除了担任传播光波的媒介，以太似乎不具有任何物质的特性，无色无质，甚至也不具有一般传播媒介的特色。例如：军舰在大海中航行，迎面而来的鱼雷，接近它的速度，当然比尾追而来的鱼雷接近它的速度快。地球在以太中运行，光“顺流”而来时，它的速度也应该比“逆流”而来时快。但是，十九世纪末叶的一些实验（最有名的是一八八七年迈克逊和莫莱两人的实验，许多学者把这一年作为近代物理的起点），彻底地否定了这个推论；光从任何方向来，它的速度都是一样。

许多第一流的大科学家，绞尽脑汁地寻找解释，但都不能完全成功，不愿或不能超越“常识”也是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一九〇五年，爱因斯坦提出他的特殊相对论，扬弃以太，平等地看待时空，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光传播的问题。

特殊相对论的基本假设之一，便是绝对坐标的不存在。简单地说：运动都是相对的，因此，对于一个关闭在火车里的人，无法“证明”火车是在运行。因此，假若杨老诗人一定要说前山在孤出远逃地摇晃，也不能说他是绝对地错了。（严格地说，这个结论还只能应用在等速运动上，一九一六年发表的广义相对论才包括了加速运动。）

充塞苍穹的背景微波

这样地过了六十年，科学家已经淡忘寻求客观静止标准的努力，忽然，完全意外地，两个默默无闻的美国年轻人发现了“背景微波辐射”（这两位年轻人后来都因此得了诺贝尔奖，其中的一位罗勃威尔逊曾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到台湾访问。背景微波产生于宇宙初生时，九十年代后用太空船测量，带给我们很多早期宇宙的讯息），所谓微波辐射，原是宇宙诞生时劫火的余烬。混沌初开时，天地间充满了温度极高的各色各样互相相撞的粒子，当然也包括光子。后来宇宙不断膨胀，万物逐渐冷却，这些当初炽热的光子变成很“冷”，成为温度只有2.8︒K的微波，充塞苍穹，无处不在，其数目较所有物质粒子的数目还要高上一亿倍。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光虽然是波，但也具有粒子的性格，在太空中传播，无需媒介，也可以说它就是它自己的媒介。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无所不在的微波，也可以算是新的以太，近几年的探测，显示地球和它之间的相对速度，约是每秒钟三百公里。

严格地说，代表背景微波的坐标系统，不能算是绝对静止的标准，相对论没有错，绝对坐标系统并不存在。但是这些微波光子的运动，代表宇宙初生时万物运动的平均。因此，若把代表它的坐标系统作为客观的静止标准，应该是很合适的。数千年翻覆争辩不已的老问题，似乎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

科学史上，像这样的例子很多，一百多年前，科学界争辩得最热烈、最吸引大众注意的问题，是生命能不能从无生物中产生。经过巴斯德的著名实验，一致的结论是“不能”。但是，这一二十年来，好些实验却又都显示在特定（类似地球早期）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中世纪时盛行炼金术，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化学家们“证明”元素不能转换，炼金一词成为荒谬可笑的代语，但是二十世纪的核子物理告诉我们，元素可以转换，转换可以自然地发生，也可以人为地导致。事实上，金就是在星球内部的大洪炉里，从氢元素一步步地“炼”出来的。

科学是在追求相对的真理

也许有人要问，科学不是追求真理的吗？真理是不变的，那科学是在追求什么样的真理呢？

科学试图认识自然，从而役使它。但其认识必是相对的，只能逐步接近，而永无完全绝对认识的一日。像前文提到对纸的了解即是一例；今日了解的纸和百年之前不同，百年之后，有了更新的理论，更新的仪器，那时所了解的纸当然又与今日的不一样了。

所以，在科学的世界里，所有的定律都有其一定的范畴，在此范畴内正确的，出了这范畴就不一定正确。范畴慢慢扩大，定律也必须慢慢修正。科学的世界是一个演进的世界，它有它演进的纪律，可以借用“守纲知变”这句话来说明；在一定的时代，有其一定的纲，一切阐释、一切运作，皆应尊重遵守这个纲的规范。但是在思考上，这个纲只是一个指导，而不应是一个拘束。当发现了新的现象，有了新的实证，而这些现象和实证，旧的纲确实不能处理时，就必须修改旧的纲。修改之不足，则重起炉灶。但即使重起炉灶，新的学说应用到旧的范畴内时，也必须与旧的学说殊途而同归。因为，大家原都以一样的实证作最后判断的权威。

所以，自然科学中的理论、定律，虽永不能垂诸万世而皆准，但也从不会完全废弃无用；它只是成为攀登知识高峰的无穷尽阶梯中的一阶。像巴斯德的实验，有没有错呢？当然没有，今天我们重新来做这样一个实验，一定也得出同样的结果。但是巴斯德在写它的结论时，或者应该先加上几个字：“在今天我们所能做到的条件下”，然后再如何如何。其实，这几个字可以应用到所有科学的理论和实验结果上去。

尊重事实和容忍怀疑

科学发展过程中，最不容易的一步，便是跳出旧的纲，也就是能用知识而不为知识所囿。像古人不知万有引力，但见万物皆自然地下落，久而久之，它成为固定在脑中挥之不去的常识，因此，要想像地球转动当然万分困难。时至今日，尖端科学所探索的都是已超越日常经验的现象。所以，科学家也习惯了不符合“日常常识”的想法（例如电子和光波都可以既是波动又是粒子），但是又因为日夕浸沉在所谓“科学常识”之中，仍难免为科学常识所拘缚。事实上，科学上绝大部分的突破，都是为现实（不能解释的实验结果等）逼迫而成。真正的先知先觉，能从理论上自然地导出涵盖面更广应用更普遍的新体系的，绝无仅有，像爱因斯坦之所以数十年来受物理学家顶礼膜拜，主要就因为他的广义相对论，真正是千山我独行，走在时代前面至少五十年。

所以，以实证作为最后权威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用教条圣言作为最后权威，要增加很多麻烦，它必须容忍怀疑而不能一元不变。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帮助人认识自然，役使自然，它才会永远“有用”，永远地被大众接受和信任。

（写于一九八四年）

哲人其萎

——悼吴大猷先生

吴先生一生从事教学研究，教学研究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一九三四年二十七岁时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学成返国，到北京大学教书，据杨振宁先生考据，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得美国大学理论物理博士的三人之一。一九九四年他从“中研院”院长任内退休，每周五继续到新竹清华大学教课，直到一九九八年秋，为免长途跋涉、劳顿，转至台大，去春开课，还有八十位同学选修。吴先生备课，必写讲义，将心中知识，先清楚整理一遍，写出来发给学生，六十年来如一日。前年新竹清华为吴先生做九十大寿，重新刊印一封他在西南联大写的手稿，分赠他当年的老学生杨振宁、李政道等，吴先生特为写跋，自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喜悦心情，跃然纸上。

吴先生从事科研，完全是为研究而研究，未尝因环境或职务之变动而异。一九三三年在美国作高电荷正电离子的计算，为当时原创性的工作，用计算尺将繁复的算式一步步算出。六十余年后，他和学生合作，利用现代电脑，将同一题目推广扩充，发表论文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份之中国物理期刊。事隔六十余年，论文的科学价值，当然不能与当年相比，但吴先生将复印本送给我们这些门生晚辈时，回忆昔日用手计算的辛苦，而今日电脑几秒钟就得出更精确的结果，而且完全印证他当年的物理结论，津津道来，白发苍颜间洋溢童稚喜悦之情，实实在在令人感觉到一种圣洁的光辉。

他的最后一本著作Kinetic Theory of Gas and Plasma是根据前两年在清大授课的讲义编写而成，全书早已完稿，但他还要加个表，把微观的动力学观念和宏观的热力学观念对照起来，到九九年初，初表已成，九十高龄，字已是颤颤抖抖，但他还是不肯即刻出版，要再斟酌，相隔六十年，一丝不苟的精神，丝毫不减。一丝不苟是吴先生一生做学问的写照。在作学问上面，人文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知识日新月异，而且往往涉及繁复的计算，和前者之间的差异有如泼墨画和工笔画之别。因此，许多年轻时有成就的科学家，五六十岁后，因为原创力和计算耐性的减退，往往不再涉旧业，偏好谈些哲学、玄学境界的问题。吴先生个性和天赋都不如此，到了八九十岁他还是耳聪目明、头脑清楚，能静下心来，分析推演地作一个严谨科学家的工作。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赞语：“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这句话其实很少人能当之无愧，但吴先生七十年如一日，一“生”走来始终如一，是最真实的写照。

吴先生当然不只是一位象牙塔里的学者，除了对科学有现代认识外，更有宏观规划的能力。胡适之先生最先赏识他，推荐给蒋公介石，从此得重用，虽然始终只是客卿，却也因此始终受到尊重。一九五六年首次来台，擘划台湾的科学发展，当时全台受过欧美教育的理科博士，据统计只有三位，真可谓筚路蓝缕。三十年来吴先生先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长科会），而科学会，而国科会，而“中研院”，既是杏坛祭酒，又主导台湾科学发展。其事迹在他于“中研院”退休之日有文自述，此处不再赘复。但他平时对我们晚辈闲聊有两件事是最得意的；一件是六十年代中，台湾主事国防者规划制造原子弹，吴先生在蒋公面前直陈其非，在座有经国先生，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吴先生当着他的面说：“你的那些人，写的计划我看了，原子弹的知识都是从《读者文摘》上抄来，而且做了原子弹，到哪儿去试爆？没有导弹，去炸什么人，都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也在六十年代，当时出国风气甚盛，但留学生多滞美不归，国民党元老、重臣遂有禁止留学生出国之议。吴先生又上书“总统”，以培养人才，储于异邦，长期来看，对国家未必不利。这两件事，都是影响深远的大事，吴先生认为是蒋公的睿智，也是他的敢言直谏，最后都采纳他的意见。

平心而论，留学生一事，吴先生的建言有关键性的作用，原子弹一事，蒋公未必全听信了他，但经他这一嚷嚷，中外皆知，事实上增加了研发的困难，也使他成了军方的眼中钉。

蒋公与吴先生之间的互动在原子弹议题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九四五年美国在日本丢了两颗原子弹，结束二次大战，当时中国号称四强，但蒋公认为一定要发展原子弹，才能在世界事务上有名副其实的发言权，乃拨了十万元法币和一所大礼堂作场所，要当时的“兵工署长”俞大维先生召集吴先生等科学家，也为中国造一颗原子弹出来。吴先生乃又上书，详细剖析，有人才能有弹，培养人才乃发展国防科技之第一要务，而当时中国的条件，是造不出原子弹来的。蒋公恍然，欣然地接受了吴先生的建议，将十万元法币转拨，挑选有天赋的年轻人才，就由吴先生等率领赴美，进修科技，这批当时的青年才俊，后来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有华罗庚等世界级的学者。而蒋公当年的期望，也没有完全落空，吴先生携同出国的青年中，有一位朱光亚先生后来回国，真的帮中国做出原子弹，不过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吴先生有人才能有弹的建言，在蒋公心目中，一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五十年代时，台湾只有一所大学一台湾大学，和三所学院，并无研究所，政府对教育采取紧缩的政策，大陆的大学一律不准复校，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带了颗清大的校印，流寓纽约，有人向当局建言，何不请原学工程的梅校长回来，既办学校也可发展原子能。因此才有清华的在台复校，才有台湾第一座原子炉和第一所研究所——原子科学研究所。吴先生一九六五年第一次返台，就是以原科所特聘教授的名义。那时我在台大近乎毕业，是梅校长惟一的助理。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吴先生的助教，随班上课。主要的工作是核校和印刷讲义，吴先生的讲义因为数学符号太多，是自己写了，请一位亲戚在外面用特别打字机打好，再送来学校油印，所以我常是满脸满手墨黑地去上课。有一次又在讲义上把h和ħ弄混了，吴先生为此大不高兴，就从量子力学的源起说起。h和ħ之间差了个2π，这2π是如何得来，正是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接轨的关键等等，把我好好训了一顿。吴先生生平高徒无数，我忝列门墙，老师谨严治学的精神没有学到一成，但挨骂和听他骂人，四十年如一日，迄今印象深刻。但我也有一次较得意的回忆。有一次，他匆匆来上八点的课，想必是起迟了，头发竖着，最严重是眼镜忘了带，起先是眯着眼看讲义，后来干脆搁下讲义，空口地讲。我直觉立功的机会到了，从课堂后面溜出去，骑了脚踏车，赶去福州街他住的地方，把眼镜取了来。回来时刚好第一堂下课休息，学生们围着他问东问西。吴先生见我在后面探头探脑地，板着脸问：“什么事？”

“吴先生，您忘了些东西吧？”我把手藏在后面。他瞪着我说：“什么？”

我做了个鬼脸，手伸出来，把眼镜呈上，几个女生偷偷笑起来。

他又瞪了一眼，有些窘也有些喜欢，无奈地说声：“谢谢。”不过还是加上一句：“以后不可以逃课去做别的事！”

吴先生直言是有名的，不分贵贱高低，一概众生平等。但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深思而后言，而且也有分寸。品评人物通常只在私下场合，闻之者为其醇纯虔诚的态度所感，虽未必尽皆知戒知改，但也不致积怨。早年为国师，有许多直谏进言的机会，晚年为大师，就常在他三合一的房里，对着熟识的门生弟子，评议国是月旦人物，亦颇有延年益寿之效。

什么叫三合一的房间？吴先生一生不置产业，七十年代初回台定居后，就住在广州街“国家科学指导委员会”的办公室内，将之改装，卧室、书室、接待室三者合一。达官贵人、门生弟子，进进出出，他一概坦腹相迎——坦腹是坦诚，不用机心。吴先生虽然衣装自然，却并非不修边辐。

吴先生首先是自然科学家，但也是人文关怀者，因为他的成长背景，自然有很深的中国情怀，而且从不掩饰。但待人一概以诚，所以进出于他三合一的接待室，意识形态大不相同，甚至主张台独者亦不乏其人。但都能坦然相处，而且宾主交谈之后，客人（包括门生弟子）有一得之长，吴先生仍不忘赞扬，而客人对吴先生敬崇之心仍不稍减。

吴先生最后念念不忘而尚未完成的工作，是编写一部中国物理发展史。这原是李政道先生向他建议的，以吴先生的经历，写这样一本书，确是不作第二人想，他也欣然同意，凭其记忆佐以手边资料，九八年春在台大作了一系列有关早期我国物理发展的演讲，已经全程录影，录音也已初步整理完竣。但吴先生认为不够完备，九九年初，决定赴北大就近取材，以增补遗缺，一切联络筹划就绪，原定四月赴京，但三月即因心脏病住院，以后又引发其他病症，延至辞世。其间曾六度病危，忍受极大痛苦。去年八月以前，昏迷时多，清醒时，耳能听，目能视，但不能言，门生故旧来看他，他往往要了纸笔，在后面用一张硬纸板垫了，悬空写数字嘱咐致意。我手上保留了四封他病中悬空描画的信，其中最后一封，足有两页，仍在叮嘱如何安排赴北京，再到北大物理系去搜集资料以竟全功。字虽已零乱，落笔仍严谨，吃力悬空颤抖着一字一字地描，透露着吴先生一生敬业执著的精神。过两天，他就完全不能再与外界双向沟通，但若义女呤之在耳边大声说：某某来看你了，仍可感觉到吴先生的反应。他的两位得意弟子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先后专程来看他，今年一月二十三日，李政道先生探视时，一边抚摩着吴先生的手，一边絮絮追述五十五年前他十八岁大学二年级生时，吴先生破格选拔他出国深造，其后种种，吴先生的眼珠会忽然转动两下，而且脚趾也有屈伸，其真纯感情的交流，令人感动。二月二十九日和三月一日他走以前两三天，我两度往视，也忽然见到他久已不见的眼珠转动，不知却已是回光返照了。

吴先生逝世后，我以八句挽词挽之：

治学以恒，诲人以诚

巍巍夫子，士林共尊

功留宝岛，情归故国

哲人虽萎，典范永存。

两年以后，南港胡适公园中的吴大猷纪念碑落成，碑文亦以此三十二字结尾。

（写于二〇〇〇年）

后科技时代文明和中国

本文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在北京欧美同学会演讲的讲稿。会后的问答中，有一问题涉及文化中国与两岸关系，经补充后，列为本文附录。

后科技时代是人神化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可以累积，因此，科技的影响以几何方式加速突进，过去属于神（或自然）的范畴，由神（或自然）做决定的事，人可以改变，也就是真正的人定可以胜天了。这个时代当然是渐渐演化而来，但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作为分水岭，大致是不错的。但是，人神化主要是能力方面，在智慧方面，人与理想的神，还差很远，如何建立后科技时代的新伦理新规范，乃成为人类文明进人二十一世纪的大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浅近的探讨，在此之前，拟先就历史上科技对文明的冲击，作一简略的回顾。

理性和信仰是人类本性中的两部分。科学是理性具体的表现，它的特征是验而后信，它的最后权威是实证。信仰有认知和规范两个层面，西方的宗教将之兼容在内，儒家的文化强调规范，将之独立出来，成为一般性的伦理道德。信仰的基础建立在一些先验性原则上，它的最后权威或者行诸经典，如《圣经》、《可兰经》[3]。或者是一些不成文的金科玉律，如“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等。这些先验性的原则，最初当然也是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经验而建立，但一旦建立，就不能再验而后信。

因为这一点本质上的不同，科学和信仰一方面固然相辅相成，一方面也有本质的矛盾，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们总是在冲突与调和中摇摆。

西方历史上科学和信仰有过两次大冲突，这两次大冲突都是在认知层面，围绕着人在宇宙间的地位而产生，第一次在公元三四世纪，以信仰压倒性的胜利结束，西方文明进入所谓“黑暗时期”，第二次从十六世纪延伸到十九世纪，从哥白尼到达尔文，科学获得平反，理性与信仰平衡而形成基本上以科学为主体的现代西方文明体系。在这体系中世间知识，有科学的（可验证的）也有非科学的（不可验证的），在科学的范畴内，如地球是不是宇宙中心？如人是不是进化而来？信仰大致尊重科学的理论，在非科学的范畴内，如上帝是否存在？人死后有无灵魂等，科学也抱着不知为不知的态度。

现在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也开始进入第三次科学与信仰冲突。这一次冲突，主要不是在认知层面，而是在规范层面。不是对抗，而是科学产生的技术，进入“人定胜天”的境界，冲击传统的伦理体系，迫使它修正甚至重建。

二十世纪是物理科学的世纪，前半个世纪物理学观念上的革命到了后半世纪开花结果，形成技术应用上的大突破，包括能源、太空、材料、资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这些领域技术上的突破，使得人的能力愈来愈大，大到可以破坏自然法则，大到可以插手上帝的事物。但这还只是开始，二十一世纪无疑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或者资讯科学与生命科学结合的世纪）。很讽刺的，第一第二两次冲突，科学在认知上证明了人的平凡，第三次冲突却是科学在技术上使得人太不平凡。

信仰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基本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结构、群己关系。科技本身虽是中性的，但是它的突破却迫使传统的伦理必须照顾到前科技时代它无须照顾的领域，例如生、老、病、死，它们原由自然法则去决定，以后则不必然。所以假如第二次冲突的结果是调和了理性与信仰，建立了人文的宗教观，第三次冲突的挑战，是如何将新的变的科技与旧的常的伦理结合起来，建立新的后科技世纪的价值观。

科技也将影响不同体系文明的兴衰。最近许多西方讨论文化的学者都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的各种文明将经历冲突兴衰而融合形成全球性的普世文明。其中最激进的是福山（Fugoyama），他认为历史已经走到尽头，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文明即将成为主宰世界的普世文明。亨廷顿（Hungtington）则是另一端，他认为普世文明的到来仍甚遥远，二十一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是世界各文明竞争冲突的世纪，它最大的忧虑是中国儒教文明和伊斯兰回教文明结合起来对抗西方的基督教文明。

其实从十六七世纪开始，个别文明的冲突一直重叠混杂于个别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之上，只是到二十世纪末叶，科技（主要是资讯发展）淡化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苏联解体和中国的“现代化”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冲突，于是文明冲突就突显出来。综合地说，文化学者的看法可以这样说：“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同文化的互相沟通、互相竞争将成为世界秩序发展的主轴，最后融合成一种普世文明。”我想在这里强调科技对文明的竞争和融合的决定性的影响，它们可以归纳作几条：

（―）个别文明之生存必须与科技发展协和，凡一文明之内在条件与科技发展之条件协和者兴，反之则亡。这些内在条件包含本质性的（如价值体系），也包括工具性的（如语言文字）。

（二）科技的影响是使得强者（条件与科技协和者）愈强，弱者愈弱，因此个别文明的兴衰是加速进行的。

（三）普世文明将多元渐进地逐次形成。为求人类世界在竞争互动中持续生存下去，相应于科技能力之加速提升，必得建立全球性的规范，这种规范，包括伦理和法律将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历史永不会终结。因为科技的不断创新，文明也将不断变更？创造历史的原动力，渐将不再是不同文化的冲突，而是新科技与旧（普世）文明的冲突。这点福山和亨廷顿都忽略了。

（四）区域性的文明将仍在普世文明下生存，换言之，传统的文化习俗，尤其是宗教信仰，将形成代表区域文明的次规范。但这些次规范不得与全球性的主规范抵触。

第一点是很明白的，百余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包括欧美同学会的许多先贤，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从汉文白话化到汉字拉丁化，都曾在各种温和的激烈的途径上摸索。都是以爱国之心，做不断的努力，促使中国文明能与科技发展协和。此处不必赘述。但我要在这儿指出，科技本身的突破，往往可以自行克服内在矛盾，以方块单音的中国语文为例，自西学东进以来，国人对于它是不是有效的现代语文，一直深怀忧虑，但语文一方面是新知识传递的媒介，另一方面也是旧文化资产的载器，以中国文化的深厚悠远，若要改革愈发困难。五四以来中国的尝试是一种经验，三十年前电脑应用开始萌芽，当时在这一代中的华人有识之士，认识到电脑未来的发展性，引起很大的危机感：中文的结构特质，能不能与它协作？但是今天电脑本身（尤其是中文电脑）技术的进步已大大的减低了这个忧虑。这是科技发展自身克服其引起的隐忧的一个好例子。

前文的讨论也已明白地突显了第二点：科技是加速发展的，资源则是日益减少的，科技与文化互动建立起来的内在结构（infrastructure），使得科技已发展国家的发展愈加容易，而依赖资源的后（未）发展国家要想赶上，愈不容易，加上全球互动的限制，这个效应更加严重。试想阿拉伯的石油一旦用竭，马来西亚的森林一旦不得开发，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有多大！

第三第四两点是最值得仔细思考推敲的。过去两三百年，从新教伦理和达尔文思想发展出来，以个人为主体，竞争为主轴的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强势的文明，也是非常适合科技突破的文明，但是在科技高度发展，人定可以胜天以后，它必然会面临我称之为“大角鹿困境”的本质性矛盾：

大角鹿用角打架，角越大，越打越赢，物竞天择的结果，角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转动不灵，吃不到东西也照顾不了自己，一下子就灭亡了。这个例子和现代西方竞争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首先，鹿看不到自己的角，大部分鹿，只能自觉到角对帮助打架的即刻好处，却难以体会它过分发展潜在的危机，所以即使有一两只聪明有远见的鹿，能看出问题，也难以获得群鹿“民意”的共鸣与支持。其次，这少数的鹿也面临一种辩证的困境，假若角长不大，马上被别种鹿淘汰，如果长大，又可能被自然淘汰。物竞与天择，变成对立的两面。如何处理这两难的困境呢？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文化以调和代替征服，以均衡和谐的追求，代替优胜劣败的丛林法则，或者会是一个在后科技时代，较西方文明更适合处理这个困境的文明。当然，寻求后科技时代的普世价值体系是一个极基本的大课题。西方学者早已在西方文明的框架中，对它做深刻的探讨。也许中国的学者也可以在东方文明的框架中加以深究。在这儿，我只想强调三点：首先，整体而言，科技带给人类绝对是正面的。这是首先要有的基本认识。今人受了现代生活紧张匆忙之苦，兴思古之幽情，常怀念葛天神农之世。但不要忘记，现在因科技之助，已渐渐为人遗忘的饥馑瘟疫，在那个时代经常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绝大多数人每天都要为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挣扎。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处不赘。总之，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来看，后科技时代寻求的规范，不是遏止迟缓科技的发展，而是对它引发的问题，用更新的科技来克服，至于少数真正不可逆而又无法克制的，就必须寻求集体的对策。大角鹿式的困境，只有用集体的理性智慧来解决。像最近针对全球温升现象而达成的京都议定书便是一例。人之异于禽兽者，在其理性，这点我个人是颇有信心的。至于对东方文化，我们要取的是其“调和”的价值观，但在其源自老庄的自然主义思想中，常存绝圣弃智则天下大同的反智心态，则并不可取。其次，新规范是动态的（dynamic），而非静态的。中国常讲伦常、纲常，有一个“常”字，因此一旦定下，便期望它千百年不变。但科技本身日新月异，像现在基因工程，资讯传媒几乎每月每年都有新的突破。因此所谓规范，只能就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等基本互动作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细则则必然是要随时间改变的。第三，科技是普世性的，普世文明必须与科技文明协和，但在普世的文明下，还应包含区域性的文明，每个区域文明的文化特质，不必要也不可能将之一致化。

以上略介了后科技时代的世界大趋势。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应该怎样因应这个趋势。改革开放二十年，大陆的变化太大了，但是用大角鹿作比喻，它科技的角还不够大，不够大到把角自行削小的地步。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有远见同时又务实的政治家。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领导者一方面要加速科技发展来解决目前面临的老问题，一方面也要看到科技高度发展后，可能面临的新问题。未雨先绸缪比临渴再掘井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了。此外，还要鼓励探讨：如何以中国文化中调和的特质取代西方文化中征服的物质，以建立起后科技时代的伦理体系。所谓“科技兴国”应该包含这三个层次的意义。

附录：从文化层次看两岸关系

前面我们提到，现代的政治学家都大致公认：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科技的跃进，政治的意识形态、地理的距离、经济的个体，其疆界都将渐渐淡化，文化成为惟一的真正藩篱。因此，在此我想就台湾的文化演变，做个简略的客观介绍：先从历史说起，略去郑成功以前草创期不算，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郑成功到清朝设台湾为福建省一府开始，是中国人统治阶段（一六六一至一八九五），二百多年的时间，人口从五十万（汉人土著各半）增加到二百五十万，耕地从八千公顷到八十万公顷。这个时代留到今天最主要的遗产，是台湾的文化背景，从汉赋唐诗到妈祖关公，中国文化成为台湾日后发展的“底”。

从一八九五到一九四六年是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汤因比等把日本文明包含在东方儒家文明之中，但亨廷顿将它独立出来，日本文明自成一体系，这是很有意思也有根据的一个分法。事实上，以福田渝吉“脱亚入欧”的论点作象征，日本文化已逐渐脱离东方儒家文化而成为一个有独特性格的文化了。“日治”使台湾的西化比大陆先走一步，今天老一辈的台湾人对那个时代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有憎恶也有怀念。

第三个阶段是一九四六年到现在，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阶段。“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政治术语，但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在这个术语中，“中华民国”不只代表一政治朝代，它也代表一套体制、一个传统和一种中国意识。一九四九年后台湾逐渐的本土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中华民国在台湾”这句话的重音渐渐由前向后移动，也是自然的趋势。

这三个阶段发展的累积，使得今日的台湾成为一个残存着日治烙印的中国文化的底上的西化地区。不过日治的烙印已渐随着时间褪色。和中国大陆对比，战后统治台湾的精英阶层，也可以分作三代：第一代蒋介石、蒋经国的时代，双方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对立，文化上都是一致的。第二代是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领导阶层，存在着民族主义和对日心态的差别，第三代是五六十岁以下，也就是最近台湾称之为“新台湾人”的一代，他们的共同历史只有五十年，就是一九四八、一九四九以后的五十年。分享相同成长的过去，也分享共同命运的未来，他们与大陆无恩无怨，无意识对立，也乏民族情感，是非常实际的一代，但同文同种总是不可磨灭的事实。

在历史上台湾汉化后的三百余年，两岸之间的关系，文政常是分离的。其中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台湾政治上和大陆处于分离或对抗的状态。但即使在这段时期，台湾人对汉文化的认同从来没有中断过，日治时代，蒋渭水、蔡培火等所谓台湾人民族意识的先驱者，在《台湾民族运动史》一书中描述他们的心态：“我们出生于割台以后，足未踏祖国的土地，眼未见祖国的河川，大陆上既无血统，亦无姻亲，除文学历史和传统文化以外，找不出一点联系，祖国只是观念上的产物，没有经验的实感。但是我们有一股热烈强韧的向心力，这股力量大约就是所谓‘民族精神’。”

这一段话，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对抗日本殖民文化统治的汉民族情操，也可以看出，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台湾人民族意识，实际上是包含在大中华民族意识之内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国民党统治的四十年期间，两岸隔绝，各循不同的途径发展，这种意识开始异化。十年前两岸开始交流，一般希望关系可以循对抗—竞争—合作—统一的方向进展。过去十年来，经贸交流直线上升，经济上互相依存的关系日深，但政治上依然停留在竞争甚至对抗的阶段，在此特殊情况下，文化的认同正在被侵蚀，我可以举很多例，文化的认同已经到了四百年来的最低点。而且在选票出政权的情况下，每选一次，下降一点，我个人的看法，若不尽速建立起一个功能性、过渡性的两岸关系的政治架构，来缓和双方的负面互动，文化的疏离感会日益增加，而两岸关系的不稳定性也会继续升高。

【注释】

[3] 即《古兰经》

棋桥

一着而为天下法

——贺吴清源先生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

相传苏子瞻（东坡）为韩文公庙立碑，彷徨思索，不能落笔，忽得“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两句，乃一气呵成。此传神一联，稍改数字：“匹夫而为异国师，一着而为天下法”，正足为吴清源先生写照。

围棋是胜负的世界，善胜负者日人称之为胜负师。胜负师常有，但没世而名不称者居多。吴先生在五十年代前后，对日本一流高手作个别十局比赛，将之全部降级，专就成绩而言，足够资格称得上第一流的胜负师。但在吴清源先生棋的世界中，胜负只是一个附带的因素。对吴先生而言，围棋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哲理，反复争棋的最后的目的，是从中领悟建立调和的道。吴先生髫龄度日，纵横棋坛四十年，所创布局定式，不知凡几，这些新布局新定式，对当时的胜负未必有助，但却为后来者开辟一片新天地。此所以吴先生卓立于群彦之上，而为围棋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然吴先生之赢得日本举国之尊敬，又不仅在棋艺。凡继往开来为一代宗师者，必有其特殊之气质，曾与爱因斯坦共事并为爱氏立传的一位科学家曾说：爱氏是他所识人中，最自由、最不妥协和最有自信者。自由、自信和不妥协是真正天才共通的特性，也正是吴清源围棋一生的写照。

突破前人窠臼的能力必然是从前人窠臼中摸索而得，漫沉愈久，当然愈不容易脱离旧规。吴清源六岁习弈，十四岁东渡，到推出新布局时，已弈了十多年棋，这十多年，他使用传统的布局，战绩所向无敌。但为追求“和谐的完美”（吴先生语），乃一朝弃其旧所依恃，另创新天地，若无自由自在无所滞着的心灵，焉能致此？

独立自由的心灵是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执著坚持则是底定于成的动力。吴先生昭和八年对本因坊秀哉一局，以三·三、星、天元起局。围棋之美原在海阔天空，盘上任何一点都可落子。但日本棋坛的规章建制成于封建之幕府时代，故虽至昭和年代，仍遗留许多陋规，譬如三·三称之为鬼门打，便是忌讳之着。吴先生以十八岁之少年，面对代表传统君临日本棋坛已三十年之秀哉毅然以三·三起手，向不合理之陋习挑战。吴先生在决定如此起局之前，也必衡量过会因此引来多少批评指摘。从时代潮流而言，此封建遗习最后必将随幕府制度而俱去。但在将去未去之际，以异国少年一人，挑战三百年绝对之传统，不挠不沮，此局后来称为“昭和之名局”，其时代意义或更在棋局本身内容之上也。

凡开创新局，开始时一定是孤独的，而十次尝试，失败者八九，成功不过一二。

若无充分自信，几番挫折，生趣略尽，必然难以为继。吴先生首创雪崩定式，其中某些变化，一般都认为不利，但吴先生却屡屡尝试，而且愈是重要的比赛，愈加以使用。或以此相问，吴先生总说：还有些演变，没有研究透彻，或者未必不利，其所以必要在重要比赛场合试用，乃因为只有真剑决胜，全力以赴，才能窥前所未窥。吴先生自信之充分，对真理的执著，有若此者。

世人常曰“世事如棋”，其实棋何尝如世事。棋之争也公开，而输赢也清白，初未如世事之诡谲难明，然最后结局之胜负荣辱，其得失之道又仿佛相吻合。吴先生一生无世俗之心，不为物移，不为势劫，又有与世相推移，故当其盛时，落落寡和，无花团锦簇之荣。然七十引退之日，日本棋界怀念吴先生一生对围棋之贡献，为吴先生举办纪念棋会，朝野名流群集，盛典空前，其殊荣又非当代棋士所能及，故其成就自在人心；然日人在文化艺术上超越国界之器度，亦有足称者。

吴先生与日本棋界恩怨友敌数十年，最后赢得彼举国之尊敬，但在自己祖国，以生逢战乱，竟无全国共聚一堂相贺之机会，此吴先生言谈著作间常引为憾者。今趁中文大学颁赠荣誉文学博士之便，海内外华人棋友共集香岛，以棋会为先生贺，洵棋界一大盛事也。

（写于一九九〇年）

莫教浮云遮望眼

——给徒弟施懿宸的两封信

懿宸：

你拜师快半年了，棋艺方面，我实在不能教你什么，职业棋士都能教得更好。很快地，你也会胜过我。但是这多年来，我下过那么多棋，看过那么多杰出的棋士，也许可以为你说些经验得来的教训，这些教训，现在你未必能完全体会，将来还是有用的。这次林国手海峰回国，大家很热闹一阵，马上你又要代表台湾参加世界青少年棋赛，我就把这些教训写封信给你吧！

昨天晚上，我带你去林国手的旅馆下棋，他把你杀得很惨，我看你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老实说这是我拜托他杀你的。你和夏衔誉近来棋力进步都很快，前天在《联合报》的表演赛，又双双赢了林老师和加藤九段，报纸大捧你们，又是神童、又是天才。你们的父母对你们期望也很高。但是，受到这种夸赞，未必是福。它会使你头脑发热，尤其在你们这种年纪，一不小心，便会失去平衡。

宋朝有位大政治家王安石，做过两句诗：“只缘身在最高层，不畏浮云遮望眼。”我常常把它改四个字，送给特别聪明、特别漂亮，或者特别有权势的朋友：

“莫因身在最高层，遂教浮云遮望眼。”意思是，不要因为自己高高在上，便让浮云遮住了眼——因此，看不清脚下的真实世界是什么了。

在你们的年龄，神童啦、天才啦，便是那些浮云。要知道，出名容易成名难。出名可以靠运气，靠人家捧，但要把名声一直保持下去，却得靠真本领，靠不断的努力。围棋的可爱，便在黑白分明，侥幸不得，头脑一发热，报应就到——马上输棋。林国手们，在大庭广众间跟你们下棋，总存鼓励之心，虽不致故意输掉，撒手锏是不随便拿出来的，关起门来，就不同了。昨天晚上，我还怕林国手秉性太过温厚，下棋以前，跟他说：“海峰，这些小孩厉害得很，看昨天的棋，四子是不容易让了。”他哼了一声，卷起袖子，这一哼，我知道你惨了，结果果然不错。

输了这盘棋，你很难过，父母当然也有些失望。其实，要走的路正长，天下哪有弈棋不输棋的？这一盘输棋比前一盘赢棋对你是更有用。

二十五年前，我路过东京，曾拜访吴清源先生，那时吴先生仍活跃棋坛，而林国手到日本六七年了，成绩也蒸蒸日上。我问吴先生，他怎样教海峰的，吴先生说：“现在弈棋都是公开下，也没什么秘手可教，我只和海峰下过两盘棋，告诉他一句话：‘追二兔不得一兔’；作为一个华侨，要在异国出人头地，只有追一只兔子。”

十几年后，我在从台北到新竹的火车上，把这个故事告诉王铭琬。那时他刚十二岁，准备出国学弈，因为从小就很聪明，父母又宠他，兴趣广得很，在火车上天文地理科学文学无所不问不谈，也许他心目中有点想学我，我把吴先生的话讲给他听；现在的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别的行业胜负不那么明显，比较有弹性。围棋是胜负总和等于零的世界，非常残酷的，三十岁出不了头，便永远出不了头，只有作别人胜利的垫脚石了。假如你学棋是作为文化上的修养，调剂生活的消遣，那自然可以悠悠闲闲；但是要作为谋生的专业，那就只有先专心追这一只兔子，别的兔子等追到后再说。

铭琬到日本以后，专心学弈，这两年连续击败一流的日本棋士，渐渐可以接林国手的衣钵了。今年五月间在东京开会，和他一起吃饭，见解也很成熟，在胜负世界里悟出来的道理，有时候比书本上的更深刻。

我们在日本年轻一代的棋士，以林国手为表率，不论是棋艺还是生活规律，一般表现都不错，都能得到日本棋界和棋界以外人士的尊重。林国手最令人敬佩的，不只是棋艺，是他“不忘本”的本性。多少年来，只要台湾的小棋士赴日，他都悉心照顾，在生活上、棋艺上受到他的潜移默化。二十年前，吴清源先生因车祸受伤，被迫从棋坛退出，其时林国手声名如日中天，各种比赛忙碌之极，但他马上组织并参加了清峰会，和吴先生一同指导社会名流弈棋，从精神上、物质上支持吴先生。这些年来，他作为独尊日本棋坛的日本棋院棋士，在承认中共的日本，在牵涉到政治的问题上，林国手的处境——譬如像和不和大陆棋士下棋，常常是很为难的。但林国手的表现，超过爱国要求的标准。林国手是完全不懂政治的，我想他也没有想到爱国不爱国，只是不忘本而已。

和讲究竞争的现代西方文化相比，不忘本是传统东方文化的特质。忠、孝、仁、爱、信、义等伦理上推崇的美德，都可以说是从不忘本的基础上发扬出来。林国手口讷讷若不能言，你要他讲些道理，他是一个字也讲不出的，但是与他相交，自然会感到这些气质。余英时先生、金庸先生等，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也都因此敬重他。金庸常对我说，他在武侠小说中，写了郭靖这样一个拙实的人物，称为侠之大者，十余年来，在实际世界里，并没有碰到过。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林国手以二十三岁得世界之“名人”，迄今二十二年，他的棋力，总会过巅峰的时期，但他做人的典范，却永远历久长在。

这封信信手写来，讲的道理，用的文词，都超过了小学四年级的程度，为难你了，以后慢慢再完全了解吧！基本上是虚心、专心和不忘本三点，这都是老生常谈的话，但是老生常谈，从经验中累聚而得，也常常是最可受益的。希望你好好体会。

最后，祝你棋力突飞猛进。我也有点私心，师父年岁渐大，敏锐处也不如往昔，但是名气依旧在，名实不太相符的情形下，弈棋常输多而赢少。以你的天分，认真努力，三年之内当可台湾无敌，那时要代师报仇，希望快快加油！

沈君山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后记

七十、八十年代，台湾选拔有围棋天赋的儿童到日本学棋，我担任“主考官”——要执黑赢得了我才能出国，所以现在许多活跃在日本的棋士，都称我为老师，施懿宸是真正拜我为师的，但却没有出国做职业棋士，后来在交通大学毕业，现继续读研究生，仍还是一流的业余棋士。

（二〇〇一年补记）

卫平和我

——聂卫平著《围棋人生》序

在中国的围棋发展史上，聂卫平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围棋是世界上现存斗智竞技中历史最悠久的，源起于我国，隋唐之际传入日韩，在相当于明朝中叶的安土桃山时代，日本的围棋开始制度化，产生了四大家，互相竞争。明治维新，棋亦随之进入现代化，成立棋院，推动新闻棋赛，成为一职业性的竞技。反观我国，从清末以至民国，围棋一直是依附于商贾之间的休闲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尚无力及此，中日双方的棋力，乃渐拉远。在这一段期间，吴清源和林海峰等华裔棋士相继扬威东瀛，他们的成就，是华人的骄傲，在艺术境界上也为围棋放一异彩，但毕竟是从日本的围棋制度和在日本的环境中孕育而成。聂卫平是第一个完全由中国“本土”培育出来，而在较长时期的比赛中连续地击败了日本最强棋士的第一人。围棋是两个棋士个人间的斗智，但作为职业性的竞技，却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时代背景。一般说来，西方文化较以个人为本位，而东方文化则较以群体为本位。从明治维新福田谕吉提倡“脱亚入欧”起，日本就在各方面西化，战后更是完全接受以个人竞争为主体的资本主义。职业棋士比赛的胜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而且在九十年代以前，日本所有的大比赛都是国内比赛，所以棋士参与比赛，都是从个人利益的立场出发。中日围棋交流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双方棋力有一段距离，日本是以“指导”的心理来对待中国的。中国方面的心情不同，那时中国“文革”刚刚结束，对外开放才将开始，国际的比赛，例如乒乓、排球等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色彩，每次获胜有着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的象征。

这个时候，中日围棋擂台赛应运而生。在自传里，聂君自认他的棋力在七十年代末已达到巔峰，但真正更上一个台阶，还是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擂台赛。可以说擂台赛造就了英雄式的聂卫平，聂卫平也造就了英雄式的擂台赛。严格地说，擂台赛不能算是真正两军对决的比赛。因为譬如十人比赛，一队九人皆弱，一人特强，这特强的一人就可把比赛赢下来，但并不代表输的一队就实力差。然就刺激性、紧张性而言，擂台赛远胜其他方式的比赛，尤其当时的中日对抗，以平均实力而言，日本毫无疑问尚胜一筹，聂卫平把守最后一关，有如在悬崖上持剑对决，虽然只是一个人，背后却担负了十亿中国人民加三千万海外华裔的期望，凭其韧性、气势，连胜三届十一场，海内外华人，无论知不知棋，都为每一场的胜负悬起了心，使得围棋这项原属个人游戏的竞技，一下成为家喻户晓的比赛。再加上聂君学棋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与日本棋士正成对比，日本的职业棋士都是从小进入棋院，稳定成长，是制式化的“产品”。聂卫平却是在极端混乱的“文革”期间，左冲右突地冒出来。用武侠小说做比，小林、武宫等日本一流棋士，就像少林寺的和尚，一个个从小出家，吃素练武，最后通过了十八罗汉铜人阵的考验，才算学成出师。聂卫平则是一位野武士，在荒山大泽中自行磨炼而出。当聂卫平在擂台赛上与这些棋艺属于“名门正宗”的顶尖高手对决，而把他们一个个扫下悬崖，其悬疑性、戏剧性，即使小说里想像出来的最精彩情节，亦不能过之。

当时在海外，对于聂君学棋的经过有各种传说，其中之一是当聂君下放到北大荒的山河农场时，因为没人下棋，就自己跟自己下，左脑择黑，右脑择白，左右互搏，后来与日本高手对抗，若一对一，只想自己该怎么下，原无必胜之道，但他既养成了左右互搏的本领，一路想下去，就成了两个聂卫平互相商量着来下，正像金庸笔下的周伯通，那对手就吃不消了。这个故事虽是传说，也有几分真实性，因为照自传《围棋人生》看来，他在山河农场要走几百里才能和高手下一盘棋，晚上看着屋顶自己想棋，肯定是必有的事。专业棋士落子，为了考虑周详，常常有意想不到秘方，像已去世的日本前辈棋士木谷实，当年号称“鬼童”，与吴清源先生齐名。但他下棋极慢极慢，有时候很明显的一手棋，也要想上两个小时，因此当时每盘棋十几个小时的时限，他总不够用，不到中盘，就读秒了（所谓读秒，就是每步棋必须在一分钟内落子）。吴清源先生问他为何如此，木谷告诉吴先生，他想棋和别人不同，先从最不可能的一手想起，这一手不行了，再想其次不可能的一手，如此过滤到最后，自然产生最好的一手。这种过滤式的想法固然不会有漏着，但有个前提，必须精力和时间都无限才行。所以木谷每盘棋都要读秒，读秒了，只有凭直觉落子，这套过滤式的想法，当然不能用了，但正因为每盘棋都要临此苦境，经验多了，木谷下读秒棋的本领，也是天下无双。一九六二年我从美国回台湾，经过东京，因为木谷先生的女儿礼子访问美国时，曾和她下棋并招待，木谷先生特地请我到著名的木谷道场，去吃日式烤牛肉，我曾以此故事相询，木谷先生听说这是吴先生讲的（后来吴先生还写入他的书里），哈哈大笑，用日本话说了一大串，据翻译说，是讲他早年与吴先生研究新布局的事，似乎也没有否认。当年木谷道场一大群小孩，拥来拥去，吃烤牛肉时，就在门口探头探脑，被木谷夫人吆喝赶走。吃完牛肉，照例以棋招待，就叫了一位六七岁的小孩来和我下棋。木谷给他介绍，说我是美国“本因坊”。当时没有电视更谈不上网络，“美国”一词在小孩心目中，可能是一个遥远而伟大的象征，他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了两下，鞠了一个大躬，就在下首坐了下来，木谷先生要我让小孩三子，当时的我，让一般所谓神童小孩三四子也是平常的事，不过翻译先生在后面叫我小心，这位小孩刚刚从韩国来，授五子赢了坂田荣男，似乎也赢了林海峰，这令我顿生警惕。这盘棋一上来，因为妖刀定式的鬼手，小孩不察，死了一大块。他的人缘似乎不太好，围在后面看的比他大几岁的一群少年，幸灾乐祸地有的做鬼脸，有的还叽叽喳喳，被木谷先生瞪了一眼，才没有了声音。这小孩虽死了一块棋，却一点也不放弃，还是撑着走，慢慢地有些挽回，但不小心，后来又死了一块，木谷先生叱责着要他投子认输，但小孩噙着泪，咬紧牙，硬是不肯，还是要下，这在日本传统规矩里，可能是对上手的不敬。木谷生了气，大喝一声，小孩扁着嘴还是硬下了一子，然后哇地大哭起来，后来是木谷夫人进来，把他带走，那一伙少年小孩狐假虎威指指点点地骂着这小孩，一窝蜂地走了。

这个下棋的小孩，就是后来直到今天也还在称霸日本棋坛的赵治勋。大竹、加藤、武宫、小林等和聂卫平作殊死战，先后曾在棋坛各领一段风骚的棋士，一定也夹杂在这群叽叽喳喳的少年小孩中吧。

三十七年过去，斯情斯景犹如目前。当然业余棋士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赢的棋记得特别清楚，输的棋很快就忘记了，不过，这是千真万确的一段经历，在日本杂志上也曾有报道，授三子能把赵治勋杀得哭，恐怕也是一份机缘吧！

言归正传，聂卫平在第一、二届擂台赛中的表现，如有神助，建立了历史性的功绩，但也是历史性的机缘。日本的棋士以围棋为国粹，棋力高他国一筹，先骄后馁；而中国方面，经过传媒宣传，可以说集举国之期望，看棋士们备战的过程就知道，不只是聂卫平、马晓春等个人的事，还存在着中华民族对抗大和民族、社会主义的群体性对抗着资本主义的个体性等等各式各样棋盘外的象征，上纲上线，都投射在既单纯又神秘却确确实实是黑白分明的棋盘上。而最后是中国人赢了。

这样，聂卫平成了英雄，他豪迈爽朗的个性，也正适于扮演英雄。但是在现实社会里，英雄是不好做的。有一段时间，哪儿都找他去，领导找他，群众也找他，聚会的时候，上千上万的人围着他，他傻乎乎地笑，人家说他和熊猫一样是国宝，也真像。

那个时候，我和聂卫平已经是很知音的桥牌伙伴，有一次我私下问他：“你的棋怎样？会不会退？这是你的根呀！”他苦笑着回答：“退倒不会退，可也不会进，我没办法呀！”

这话从自信极强的聂卫平口中说出来，就表示单从精力一点来说，棋的整体力量已经在走下坡了。记得大概是十年前吧，我曾写了封信给主办擂台赛的郝克强先生，说聂卫平的个性和棋风，就像大漠英雄，他对外比赛能不断创造奇迹，主要也是靠他那股大漠英雄的气概，但现在在京城的浮华世界被灯红酒绿地捧，棋力非退不可，“自古英雄怕进城，你们要注意保护他哦”。后来在“应氏杯”的决赛中，此言不幸而言中。

我和聂卫平相识于棋而结缘于桥牌，桥牌是聂卫平的业余嗜好，而且不只是一般的嗜好。我还没有见过一位业余桥牌手，像他这样的喜好和投入。关于这点，略识聂君的人，大概都同意，对此有意见的，也颇有其人。我的看法，像聂卫平这样一位喜欢竞争而且胜负心特强的人，桥牌一一这于他是“胜固可吹，败亦可倭”的业余嗜好，对调剂身心是有正面作用的，只不过他的个性，豪迈胜于谨细，有时候对自己也放纵些，别人怎么说也不大在乎，当然闲话就特别多了。

卫平和我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八三年香港金庸先生的宴席上。金庸、卫平和我都是因棋结交，金庸有一段时期极迷围棋，他有特殊的癖好，都是拜高手为师。历史上徒弟段数最多的，大家公认是木谷实，总共超过二百段。和木谷实相比，世界上师父段数最多的，现在肯定是金庸。我帮他算算有一百段以上！金庸之有此成就，是因为他完全不守武林中入门以后从一而终的行规。不分门派不分辈分，只要艺高，他就要拜为师父，而且学不学得到本领不论，拜师的仪式却一点不肯马虎，往往坚持要行跪叩的大礼。有一次，他要拜王立诚为师，林海峰和我都被请去做观礼的嘉宾，那时他已拜了吴清源、林海峰为师。王是林的弟子，林又是吴的弟子，论年纪王也不到金庸的一半，金十分诚意地要拜，王却怎样也不敢受，僵了好一阵，最后还是搬了一张太师椅来，立诚端坐其上，金庸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大躬。海峰虽已是师父，但此时升格为师祖，又受了三鞠躬；立诚出国赴日学艺是经过我的手试，所以我亦沾光地受了金庸斜斜一拜。卫平的自传中，说金庸坚持对他要行跪叩拜师之礼，经过想亦如此。

卫平与我和金庸虽是因棋结交，当然我们更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忠诚读者。自传里聂卫平讲起他和我交往引用的典故，亦出自金庸的《笑傲江湖》。

这要从一九八六年香港一个叫“地中海杯”的国际桥牌赛说起，这是我和卫平第一次正式搭档参加桥牌赛。那时聂卫平在香港已经是名人，我在台湾也有各方面的关系，而当时两岸之间尚未开放。单纯的桥牌赛，招来好些记者，他们问的问题，当然离不了两岸与政治。一位记者有点挑衅地问：“台湾不是把共产党叫‘共匪’吗？你怎么和聂卫平下棋打牌？”我回答：“政治是暂时的，民族、文化是久远的，我和聂先生都是中国人，围棋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聂君在自传中认为这回答很政治，但这是内心诚实的话。假若那时我在政府中任职，也许不会说得那么白，但当时我并没有担任公职。后来这些话在台湾报纸上登出来了，当时也有些传言（并不完全真实），聂君有些担心，曾问我和他做朋友有没有不便，我解释了一下我在台湾的情形，说这样的活动对个人的安全自由不会有什么不便。当然对任公职可能有一些影响，不过时代在变，所谓“不便”也在变。人在世间有政治地位，有社会地位，也有历史地位。政治地位是暂时的，随位置而变，得位时高，失位时就消失了；社会地位是长期的，建立起来后，只要束身自爱做你自己，总在那儿，别人奈何不了你；历史地位则是永远的，但不是只靠努力可得，更不是人人可得，要靠机缘，就看怎样把握机会，一过去就没有了。“而你正在创造历史地位的边缘。”我对卫平说。对我们相交，则引用了一个《笑傲江湖》中的故事。讲两个江湖人分属敌对两派，但均妙于音律，因乐结谊，琴箫合奏，共创了笑傲江湖之曲。这个故事后来以悲剧结局，但此两人的友情，令人心向往之。我心目中，与卫平友谊的关系，与之颇为近似（当然悲剧结局除外）。

我们之间背景、专业都不一样，甚至个性和对一些事的价值判断都不尽同，但在桥牌桌上，确实心灵相通。和卫平做桥伴是很愉快的，他不是专业桥手，桥牌的理论不高，但桥牌的智商很高，思路清楚，极少昏招。他与一流桥手对抗的经验不多，但从围棋征战养成的killing instinct（杀手直觉），关键时刻白刃一闪，绝不手软。最特殊的是，自信超强，每次赢了牌，看他真心高兴，自吹自擂仿佛君临天下，其愉悦的心情传染开来，令人觉得天地皆春。我们做伴打牌的机会平均一年只有一两次，两人间完全没有什么特约叫法，但在牌桌上，他想什么我大致猜得到，而他的判断，我也大致信得过，所以成绩往往出乎意料的好，这种天地皆春的感觉也就常有。最令人怀念的一次，是一九八八年在日本，他已连赢了三届擂台赛，那次是参加“富士通杯”，我正好去京都开会，打听到在棋赛结束后的第三天，有一场“高水准”的重要桥牌赛，在卫平赢了“富士通杯”初赛的午夜，我通过电话找到了他，临时决定取消其他约会，去参加这次桥牌赛。到了赛场，才知道这是日本为参加世界奥林匹克桥牌赛办的选拔赛，我们以客卿身份参赛；聂卫平还临时拉了武宫正树去做捧场的观众，武宫略识桥技，每打完一圈，聂卫平就给他夹吹夹评地讲一圈。那天我们打牌如有神助，最后得了冠军，把武宫佩服得不得了，让聂卫平以后一定要教他学好桥牌，聂卫平哼哼哈哈地说了几句日语，似乎是这很不容易的意思。颁奖时我们领了奖品，致谢词时还开玩笑地问：“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代表贵国去参加奥林匹克了？”把主持人问得直搔头。赛后林海峰请吃饭，聂卫平一人又吹又擂地吃了五客生鱼片，把林海峰看得一愣一愣的。回到林家，他又赶着打国际电话给《人民日报》发消息，聂卫平赢了棋是很少吹牛也从不自我宣传的，但赢了牌就不一样了。我为此欢乐气氛感染，也给台北的报纸去了电话，结果第二天两报都登了我们赢了日本奥林匹克桥牌选拔赛冠军的新闻。

像这样愉快的经验，卫平和我分享过多次，但我也曾陪他度过他围棋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夕。这在自传中他也提到了，就是一九八九年八月第一届“应氏杯”最后在新加坡的决赛。这个冠军可得到四十万美金，为历史上奖金最高的比赛，是应昌期先生为中国人、尤其是为聂卫平举办的。而聂君亦不负所期，一路过关斩将，到新加坡时，决赛的五盘三胜中他已以二比一领先对手，剩下两盘只要再赢一盘，就可以大功告成。大家都以为他冠军已经到手，不料两盘皆北。这一失败，是卫平围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应氏杯”和两岸围棋交流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后影响到许多事。当时我是应昌期围棋基金会董事长，是“应氏杯”名义上的主办人，但在大陆举行的初赛和复赛，因为时任政务委员，无法参加，最后决赛在新加坡举行时，我已离开公职回到学校教书，可以自由地去了。因此我大为兴奋，还组织了一个桥牌队，包括六十年代一起驰骋世界桥坛的亚洲桥王黄光辉和戴明芳等，前往狮城，准备给卫平举办一个庆功桥牌赛。棋一输，牌虽照打，但谈不上庆功了。比赛过后，棋士桥友纷纷归去，最后一晚人都走完了，只有卫平的机票订在次日，他原预备好好地玩一下，这时只有我一人留下陪他，当天晚上我还是和他一起去吃他最喜欢的日本料理，他一口气吃了两客生鱼片，也谈了一些平常都不谈的话，但沉沉闷闷的，热带的暖风从棕榈树顶吹下来，吹得人一身疲乏，两人都早早就回去睡了。

狮城失利，卫平说走错机场，得了感冒。这次他来狮城，赛前就恍恍惚惚的，说是冤枉跑了趟曼谷，在香港牌也没打好。这使我想起一九八一年和陈祖德先生的谈话。那一年陈君在香港金庸家养病，金庸趁机我邀也去小住几日。每天清晨和傍晚，陈君和我从太平山山颠的金宅出来，沿着山顶小径一边散步，一边聊天。陈君给我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专业棋士，不如说是一个知识分子。许多人认为，没有“文革”，陈君将是中国第一个打倒日本的棋士，但他最美好的弈棋时光，都在“文革”的折磨中消逝了。尽管如此，陈君依旧是一个认真的共产党员。我们谈到社会主义体制，尤其结合中国传统观念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围棋的发展。这种结合，有许多优点，包括对棋艺棋士本质性的尊敬，棋士个人的生活安定，不依赖棋的输赢等等。但是，一旦开放，接触到一切以金钱衡量的国际竞争社会，这种结合的价值基础，势必受到冲击，其体制运作也势必要调整，否则难以持久维持平衡。这次“应氏杯”决赛，多少感觉到这平衡的动摇。

在自传里，卫平对他的婚姻和感情生活，有很坦白的叙述。这是另一个我和卫平相交不触及的领域。但是对孔祥明女士，我有另一番独立的尊敬。她是第一个中国围棋的世界冠军——女子冠军。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孔祥明在女子围棋界是无敌的。和卫平结婚后，她放弃了事业相夫教子。做天才的太太是不容易的，卫平是天才，而且是不会照顾自己又相当任性的天才。孔女士相夫，最重要的是在棋艺上激励督促丈夫，卫平在擂台赛的杰出成绩，孔祥明是很重要的因素，这在自传里，卫平也承认。大家都知道，孔祥明对桥牌十分反感，我相信她绝对有充分的理由如此。我和卫平做桥伴七八年，卫平的朋友和中国棋院的棋士，大半都认识而且熟识，但卫平从未给我介绍，而我也从未见过他这位应算是围棋同好的妻子。“应氏杯”决赛最后一局失利之后，我在旅馆房间里忽然接到卫平的电话，声音低沉，要我到他房间里一下，我去了，气氛实在不好。这盘棋对他们太重要了，我在这样尴尬的情况下，第一次和孔女士见面，他们也许要我缓和一下气氛，但安慰的话似乎也多余了。

一九九二年冬我到北京，离京前夕的晚宴上，棋院的朋友告诉我聂卫平和孔祥明分手了，刚刚办完手续。我忽然兴起非得去看孔祥明一下的念头。时间已经很晚，孔的住处离宴会场合又很远，难得王汝南和罗建文两位棋友帮忙张罗到一部大概是吉普、也可能是货车的高高的车子，他们两位陪着我，一路颠着，走了四五十分钟，好像还走错了路，最后到一座体育馆外面，孔女士已经闻讯在等着。北京的冬夜本来就冷，那天又是特别冷，我们就在体育馆屋檐下，在刺骨的北风里谈了十几分钟话。我大致是说，我是以一个台湾棋友，而不只是卫平的朋友，向她致尊敬之意。因为她替中国人争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也因为她帮助造就了另一个伟大的棋士。这些成就是她自己的，而这份尊敬也是对她个人的，不因其他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她当然是谦虚了一番。我因为第二天就走，带来的礼品已经送完，便临时凑合着送了她一瓶“金门高粱”和一本蒋梦麟的《西潮》。

“高粱”原来已经送给王汝南，再要回来；《西潮》则是带在旅途上解闷的，已经有些磨损。后来，每年孔女士和我在圣诞节都通讯问候。两年前，她首次访台，我们又第三次见面。她告诉我还保留着那本《西潮》，烦闷时翻阅，书里的内容每次都给她一份激励。

卫平的自传里，读者最感兴趣的恐怕是他的师友部分。卫平和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很多都有因棋桥结缘的友谊，在自传里，交往琐事娓娓道来，平凡中有亲切的人情味。金庸小说里有一个令狐冲，一个郭襄，是代表率性自由最最可爱的两位男女。一九九八年秋天金庸访台，在电视上偶然说起他小说中自己最喜欢的男主角是令狐冲，最想娶做太太的女主角是郭襄。一时政坛逐权之士，纷纷自喻令狐冲，而又纷纷也想把太太或女儿塑造成郭襄的形象。殊不知只是在小说中，令狐冲才会逢凶化吉，权力才会自动地落到他头上，而他最后还是选择放弃权力，才得还我自由。郭襄诚然可爱，但试想三更半夜，邀集了杀犬屠猪之辈，到家里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官先生如何自处？而官太太又如何做得下去？现实世界的生活，毕竟与理想不同，读卫平的自传，观其生活起落，不禁有深深的感触。

写自传最困难的，是如何在坦白与保留间拿捏好分寸。历史上写自传的，大都以保留居多。我的同乡、汉朝的大思想家王充算是一个例外。在《自纪篇》里，他叙述家世迁居浙江上虞的由来：“祖父泛，以贾贩为业，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塘，勇势凌人，未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这些在今天看来相当平实的话，害得王充挨了近两千年的骂，刘知几在《史通》里就责备他“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但事实上，只有说实在话，才会赋予传记生命，才会让传记活起来。卫平生性爽朗，在自传里，无论对人对己，对事对情，或追述或回忆，把当时的经历用自己的感觉坦坦白白、行云流水地说出来，生动可读，绝对是活的传记。但必然也会引来争议。或者我们可以说，这是卫平从他的眼睛、他的角度所看到的世界吧！

卫平的自传，写到九十年代中叶为止，至此，他作为英雄选手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生的舞台原是在旋转的，从一个场景转到另一个场景，不可能老扮演同样的主角。最主要的是在舞台旋转时，寻到此时此刻此场景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快乐地扮演好这个角色。聂君正值壮年，他的大局观、大赛实战需要的心理建设等，中国至今仍无出其右者，而这正是年轻棋士最需学习的。近年来，他担任国家围棋队的总教练，正是最能发挥他的所长。在中国围棋步上国际舞台的过程中，卫平已建立了历史性的地位，但今天他仍来日方长，这令人想起木谷实，年轻时木谷在棋盘上建立了杰出的声誉，中年以后，更培养出木谷一门二百余段，称霸棋坛三十年。也许我们也可以以此期望聂君吧！

（写于一九九九年）

怀念魏重庆

刚刚从报上看到魏重庆先生过世的消息，魏先生是航业界的巨子，可是他为世人所知，是因为首创精准制桥牌叫牌制度。只要精准制一天流行于世，C. C. Wei的名字也一天不会被桥友忘记。在桥艺史上，他将与克卜生、高伦、辛肯等并列，共垂不朽。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许多国际桥队，用精准制得到辉煌的战绩，但是魏君之研究并发明精准制，是为了中国队，而首先使精准制扬名国际，也是中国队。

我最初听说魏君，是在一九六二年春，一位王姓朋友告诉我，有位船老板，最近对桥牌着了迷，要想请我吃饭，那时我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平时忙着工作，周末忙着“日子”[4]，在台大的时候，曾经迷过桥牌，赢过几次比赛，在中国人圈子里，小有桥名，但是出国之后，既乏同伴，又少机会，就很少打牌，兴致渐渐减退。所以，对于这位船老板的邀宴，并无特别兴趣。但是王君锲而不舍，每到星期四、五就打电话来，无论如何，看他的面子，也要去吃这顿饭。

几次之后，情面难却，只好答应了，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一位双鬂微斑的中年人，开了一部大号林肯，和王君找到普大我的研究室，略一寒喧，便登车归去，从普林斯顿到魏君在纽约东北郊外的住宅有两个小时车程，在车上，那位中年人作了自我介绍，我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他却对我清楚得很，学什么做什么，似乎都知道，在车上天南地北地谈，并无一语及桥，我还记得，花了最多时间的话题，是霹雳说的宇宙论，魏君追根寻柢地问，很使我奇怪，开了这么远的车子来接我吃饭，该不是谈宇宙论吧？

魏君在纽约郊外的家，是相当宽敞的两层分割式洋房，我们到时，已是华灯初上，晚餐早就准备好，另外两位客人也已到了，略作寒喧，便即晚宴，佳肴美酒，主人略沾即止，我和王君却是喝得薄有酒意，餐毕主人即延请我们到楼下的书房。

我想，要打牌了，有点惴惴，还记不记得住牌？但进了房间，并不见牌桌，只有一张长长的木板桌，桌上堆满了各种表格，角上放着两副牌，还有一本厚厚的法文书。主人请我们坐下，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他正在研究桥牌制度，最近意大利在世界桥坛接二连三击败美国，美国老将们的技术，绝不亚于意队，只是制度太松懈了。但是据他看，意大利蓝队的所谓蓝梅花制，也还不够科学。他现在要发展一套完全科学的叫牌制度，给中国人用，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应该可以据之击败意美，扬威国际。

接着他便讲解他的制度，那一张张的表格，便是他说明的工具，老实说，那天他说些什么，我一成也没听进去，后来接触多了，才勉强了解，也略悉他学桥牌的经过。

魏君初识桥牌，是在上海交大求学时，曾把和同伴叫牌的约定整理成一本小笔记。五十年代末期，船业不太景气，他有较多的时间，乃开始再研究桥牌，魏君并不是一个反应敏锐的人，打牌的技术进步很慢，但是却能深入思索，对于叫牌的理论特别有兴趣。于是他从头开始，把各种牌型磴点分配出现的或然率，先计算出来，再估计尊张和牌组长度可以赢磴的或然率，根据这两种或然率，设计出一套叫牌法，或然率表示能赢几磴，就叫几磴。

魏君兴高采烈地讲解，王君和另外两位桥友，虽已听过不只一次，还勉强装出有兴趣的样子，我则早已不胜酒力，强睁着眼睛而已。讲解完毕，已经十点多钟，主人把我们请回客厅，客厅中已放好牌桌，也准备了那时在美国不容易吃到的汤圆，于是我们一边吃着美味的汤圆，一边操练主人的制度，一边看着手中的牌，一边对着密密麻麻的表格，按图索骥操练。

这样云里来雾里去地打了一个小时的牌，大多数时候，我并不知道同伴有些什么牌，更不用说对手了。子夜过后，客人力竭归去，我则留宿到次晨，才由主人送回城里。

魏君那时把他的制度叫：Natural Biding System（自然叫牌制）——因为有几磴就叫几磴——当然这只是个纸上谈兵的制度，全不切实用。他那时的桥艺水准连窥藩篱都谈不上，却喜欢宣扬自己不太通的制度，所以稍有水准的桥手都避着他。他能寻到陪他打牌的，只有同事或朋友，偶尔敷衍敷衍。他认识了我，当然就不肯放松，一九六二年夏我转去纽约哥大的太空研究所，他几乎每周都来约我，起先只是请吃饭，后来知道我喜欢看武侠小说，就先去唐人街买了最新到的小说杂志，然后再打电话给我：

“Dr. 沈啊，郭靖被骗上了桃花岛，和周伯通碰上了……今天有没有空，一起吃一顿饭如何？”

诸如此类的话。他知道我不喜欢和他打牌，好在他也志不在此。除了头一两次之外，大多数时候，都约在城里的馆子，每次他都讲讲他的新心得，也希望听听我的反应。

我对他的制度兴趣不大，但是对他的人，尤其研究制度的精神，却渐渐欣赏起来。

大凡世界上有大成就的人，除了天赋之外，都经过入迷的阶段，必曾“衣带渐宽终不悔”，才能到“骞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魏君发展他的制度，并不像一般桥手，利用已有的制度，将其改造，而是彻彻底底从头来起，他对那些各种各样的或然率，最初真是用了计算尺一步一步地计算，综理成厚厚一册笔记，后来知道有两位法国数学家，已将这些或然率算过，出版过一部书，他乃千方百计托人从法国把那部书找来，靠一本法英字典，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书上的表读通，据之而设计他的制度。

这种彻底从头来起的精神，正是世上万事能有突破的原因。但是大多数情形，没有天分的人，这样做往往就钻进了牛角尖。

魏君桥艺的天赋并不突出，他的长处，是在能求才、容才、汲取他人长处而并不固执己见。世间成大事业者，由于才赋性格的不同，有春蚕和秋蜂两种风格，春蚕吐丝，尽其在我，至死而无悔，其成就之大小，在其一己之才力。至于秋蜂，自己并不产蜜，却懂得四处去采，其最后的成就，就要看他所处的环境和识别花果的才能。在艺文科学方面，成一代宗师者多是春蚕型的，但在经世治国方面，功成名立者多是秋蜂型的。终魏君一生，自己并没有成为一流桥手，但他发明了一个风行天下的制度，组织了几个国际水准的队伍，造就了一位世界冠军——他后来的夫人。正是善用他自己之所长。

但是这些还是以后的事。在一九六三、一九六四这两年间，他求知采蜜的对象，最高亦只能到我而已。而我，对他供应的武侠小说欣赏的程度，远超过他的制度，对他一次一次打字打得整整齐齐的新作，大多只稍稍翻翻，便置诸高阁。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交换许多原则性的意见，那时我年少气盛，讲话有时十分直率。我还记得一次在喝了特别的好酒之后的对话：“你搞制度跟金庸写武侠一样。”

“哦？”魏君十分兴奋，那时的留学界，金庸被当做神一样地崇拜。

“金庸写陈家洛，在山洞里看南华经，悟出一套武功，出得洞来，就天下无敌，你也差不多。

“不过，陈家洛是在武侠小说，如果在真实世界，两招就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了。

“所以，你的制度若只是藏诸名山，那就罢了，若要真用，那就……”

魏君的兴奋已变成黯然，我把酒一饮而尽，眼睛迷迷蒙蒙地看着他：

“要不要听我说？”

“请说请说。”魏君赶快把我的酒杯斟满。

“好，叫牌的目的是交换情报，作成判断。判断要靠经验，靠个人的桥技，设计制度便是如何最有效地交换情报，应该有几点了解。

“第一，桥牌桌上有四个人，叫牌的目的是自己交换情报，也要破坏对方交换情报，还要防备对方破坏，也尽力避免给对方情报。设计叫牌制应该有这点基本的‘情治观念’。

“第二，叫牌之后还有打牌，打牌是要把合约打成，叫牌时对叫次数愈多，情报的交换当然愈充分，但合约一完也抬得愈高，高到打不成了，情报交换得再精确也无用，所以设计制度要有‘经济观念’，叫牌空间不能浪费。

“你现在的制度，细致是细致，只是空中楼阁，只想到自己和同伴，没有考虑到桌上还有另外两人，他们都不是你的朋友，而且三下两下，就把合约叫得老高，不必要的高。你的制度，要从基本观念上改造。”

这样的交谈，不只一次，上面的描述，也并未夸张，我年少气盛的狂态，魏君并不以为忤，不但不以为忤，每次还都认真考虑我那时高时低的议论。终于，大约在一九六三年冬，魏君把他的制度作了一次根本的改革，将牌分做两类，一类是单打型的，一类是配合型的，单打型是适合自己主打，也就是有长牌组的，配合型是能配合同伴，当然也适合防守，大致是牌型平均而点数较多的。单打型的牌能吃几磴叫几磴，仍符合他原来的自然叫牌构想，但配合型就以1♣、1NT等特约叫品慢慢叫起。这时他的制度已有了日后精准制的雏形，而且也渐渐可以实用了。

一九六四年夏，世界奥林匹克大赛在纽约举行，台湾第一次组队参加，因为没有经费，队员都是杂凑成军，台北的黄光辉，纽约的沈君山，再加上旅日的王吴两位华侨，是四位基本队员。毛应拔负担报名等杂费，是我们的队长，临时我在征得队长同意后，又邀请魏君做我们的领队，招待我们比赛期间用餐。这支杂牌军，最后的成绩得到三十余队中的第十九名，但在比赛途中，曾以巨大比数击败美国，高伦为此在《体育画刊》（sports Illustrated）上专文介绍，也算是亚洲地区的桥手，第一次引起国际桥界的注意。

这一次领队，在魏君的桥艺生命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他不但因此认识了光辉，也认识了高伦的总代理Fry，《纽约时报》的桥艺专栏作家Truscott等桥坛知名之士。后来，他们都成为魏君发展制度的智囊和公共关系顾问。连精准制（Precision System）这个名字，也是Fry建议的。

当然，魏君要和这些知名之士建立关系，讨教几招，也是煞费苦心。数年之后，魏君自己也成为桥坛名人了，Fry亲口告诉我下面这个故事：

“有一年全国棒球锦标赛（按即World Series）在纽约举行，一票难求，C. C. 知道我是棒球迷，特地买了两张黄牛票请我去看。可是在看台上他根本没看球，一直在讲他的制度。球赛进行到一半，正紧张时，纽约的洋基队表演一记双杀（double play），将对方的跑垒者双双出局，我一时兴奋，大叫一声，好一个double play，你知道C. C. 怎样反应？

“他愣了一下，‘double？哦，double在这儿当然是take out！’（桥牌术语，意即要伴叫牌）”

一九六四年秋我离开纽约到美国中西部的普渡大学去教书，没有再积极参与魏君发展制度的事，但偶因开会等事回到纽约，总会和魏君通个电话。这时精准制已经逐渐定型，也尝试着在华人桥界推行，大概是一九六七年的秋天，他约了我去参加一个华人的桥聚，那天的贵宾是当时驻联合国大使刘偕，刘大使的桥伴是一位仪态万千年约卅许的丽人，我们都为之眼睛一亮。这位女士便是后来的世界女子桥牌冠军魏重庆夫人——杨小燕女士，那时她还几乎完全不会打牌。

魏君告诉我，他准备把精准制介绍到台湾去，组织一个国际水准的桥队。那时候，正是我研究工作最吃紧也是兴趣最大的时候，桥牌一年难得打一两次，对他的这番雄心壮志，虽耳熟能详，并没太注意。一九六八年冬，我在台湾报纸上读到台湾赢了远东冠军，还微微地一惊，几分感慨，真是有志者“梦”竟成！

然后一个初春的早晨，风雪过后，我正在户外铲雪，家人出来叫我，说纽约有长途电话来。

“喂，我是C. C. ”

“哦，好久不见，你们赢了远东冠军，恭喜恭喜！”

“托福托福，我想请你去打百慕大杯。”

“什么，什么杯？”我一时还弄不清楚。

“百慕大杯，桥牌的百慕大杯，我们赢了远东冠军，要去打世界冠军了。”他说。

“哦，什么时候？”

“五月底，今年五月底。”

“不行，学校还没放假。”

“只要十天，请个假好了。”

“我没同伴……”

“没问题，我帮你找。”

“不行吧……”

“就这样了，我会再和你联络。”

“不行，不行，再考虑考虑……”

魏君已经把电话挂了，再联络的时候，他已经把第一支参加百慕大杯的中华队，也是第一支国际桥坛的精准队组织好，而我也已不容分说地被编为队员了。

所谓百慕大杯，相当于足球的世界杯，最初由美国和欧洲冠军对抗，后来逐渐推广包括全球各地区的代表，一九六九年一共五个国家和地区有资格参加，卫冕队意大利、欧洲冠军法国、北美冠军美国、南美冠军巴西和远东冠军中华台湾，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路远迢迢，所费不赀，魏君既然率领中华队得了远东冠军，台湾桥协就请他全权组队，经费由他负担，队员也由他挑选。黄光辉和戴明芳两君练习精准制有年，而且早已公认是台湾最佳搭档，是当然的选手，其次魏君就想到了我，最早的精准制旁听者。他帮我找的桥伴是黄光明。光明是光辉的哥哥，在读台大的时候，和弟弟搭档，曾为BTU桥社的主将，但出国以后，忙于学业事业，很少参加正式比赛，那时他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也硬被魏君说服请了假去为国效劳。

我们两人工作地点相距一千英里，而且过去也很少在一起打过牌，既然要去打世界冠军赛了，总要练习练习。魏君乃替我们安排，周末的星期五我坐飞机到纽约，住在魏家，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清晨，他开了车带我去新泽西州的黄家，练两天牌，到星期天的晚上，再坐最后一班飞机回普渡。

这样的去了三个周末，练牌的时间一共不过五六天，就得束装就道，打世界冠军去了。但这五六天的练习，顶得过一般五六个月。这五六天，我们完全没有打牌，所有练习的时间完全花在叫牌上面。每次练习前，魏君先把制度，约定，上次练习时所发生的误会和其后的了解都整理好，寄给我们。至少我在飞机上就先涉猎一遍。到了练习时，我和光明相对坐定，魏君和他新婚的夫人杨小燕（我们都叫她Katherine或Kathy）打横相陪，帮我们发牌，分别就强梅、高花、无王、窜叫等叫品按序练习，例如，要练习强梅，就在发牌时把四点以下的牌抽去，发出来的牌自然就是强牌了。要练习应付窜叫，就先把一门的八张抽出，等等。每副牌叫完了就检讨，有争执魏君提出他的意见，等到一个系列叫完，又再整个综合讨论一遍。

这样一天五六小时的密集叫牌，实在无趣已极，但效果甚宏。后来光明和我在百慕大杯里的表现，至少叫牌方面，较诸世界一流高手，并不逊色，即有失误，泰半由于判断，误会则绝无仅有。其所以有这样的效果，说实在话，我们当然多少有点天赋，但魏君应居首功，而其乐观热忱和训练组织的能力，至少和他的制度一样重要。虽然是光明和我练牌，他花的时间，包括整理、取材等等，要比我们多得多。使我们练习时，每一分钟都最有效地花在练习上。而且，吃饭也好，旅途也好，只要有机会，就不断地宣称：“这样的制度，这样的训练，这样的智商，……美国佬是绝不够打的，等着和意大利争冠军好了……”梦话讲多了，也会信以为真，光明和我都是很理性的人，理性的毛病就是常会自我怀疑，我们从未认为真能在百慕大杯争一席之地，只是去见习见习。但是魏君如此肯定的幻想，多少也传染了我们；认真地打，也许不见得一定垫底吧！任何竞技，气势和信心，是得到好成绩的必要条件，魏君的信心，后来在百慕大杯，成为我们忍耐合作，坚持到底最大的支柱。

但是在奇迹出现之前，还得面临残酷的现实。五月初，光辉和明芳从国内飞来，在纽约和我们会齐，略作休息，便一齐飞往巴西，美国队也和我们同机，非常凑巧，美国队的队长杰可贝（O. Jacoby）的座位就排在我旁边。

杰可贝和克卜生是同时代的人物，在三十年代就得过世界冠军了，当他知道我是中国的代表，没有见过世面，而马上要被投入龙潭虎穴的土包子时，非常同情。他帮我分析天下大势，意大利的蓝队，宏霸桥坛已经十年，默契合作，非他队可及，当然仍是夺标最热门队伍，法国队能夺得第一届奥林匹克桥赛冠军，实力不可轻觑，他们个人技术炉火纯青，叫牌灵活，弱队碰到他们最易吃亏。至于美国队，老杰提起来就得意了，经年征战，谨严泼辣兼具，若论个人技术，临场经验，绝不输给意大利，过去吃亏的就是全队默契，但是今年他们在选拔出来之后，集训两月然后南征北讨，在他调训之下，已是一个整队，不再如过去只是六个好手了。

所以，他说，我们不必和这三队碰，应该集中精力对付巴西。巴西队也是初出茅庐，虽然这一年来请了意大利教练，改用罗马制，但经验不够，“假若你们能冷静，不要乱，可能会从他们手上争得几分，第一次打世界赛嘛，有几分就不差了。Young man，long way to go, don't be scared. （年轻人，有一段远路要走，不要胆怯！）”说完，老杰就呼呼大睡去了，留我慢慢地回味最后的这句话。

到达里约，另外两位生力军，泰国的国手柯凡（Kovit）和华侨沈锦华也已到了。全队一共九个人：魏重庆，桥艺制度梦想家，是我们的队长，全队的组织者和灵魂。Kathy，魏队长的新婚夫人，纽约肯尼迪机场医疗中心的护士长，是我们的总管，那时她烹饪和打针的技术，还远远超过她的桥技。比赛期间，几次亲手整治的湘菜全席，至今齿颊留香，但是每天早晚给我提神用的强迫两针，却也至今难忘。教练沈维泰，四十年代是上海桥坛的名手，后来旅居纽约，为半职业桥手，也是协助魏君发展精准制的智囊之一。再就是六位队员，光辉和明芳是有训练的正规军，柯凡和沈锦华是散兵，光明和我是游勇。为什么柯凡们是散兵呢？他们是曾经见过大场面的，都曾代表泰国打过多次国际赛，沈锦华还是上届百慕大杯泰国的代表，但是两人从未作过伴，这次我们代表远东参加百杯，因为经费不足，魏君只负担台湾两对的旅费，第三对就要费用自理，柯沈两君有此条件，乃结伴前来。至于我和光明，各打过一次远东赛，在美国多年，连终身正点手都未当上，称不上兵，只能算勇——经制曰兵，招募曰勇，我们是未经阵仗招募来的。

到里约后，还有三天才开始比赛，巴西桥协招待各地选手去参观他们的新都Brasilia和亚马逊原始森林，这样好的机会，当然各队都去了，惟独中华队，队长命令留在旅馆练牌，这三天里，我和光明一面背制度，一面一副牌一副牌地叫，连旅馆门都没出，这样临阵磨枪，世界赛中也是空前绝后，好在我们都是联考出身，曾经百战，榕树下背公式到铃声响这套本领，早就训练有素，现在不过重温旧梦罢了。

百慕大杯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初赛打三个循环，每个循环各队间互赛三十二牌，总共打三八四牌，取最优两队，再比一二八牌以决冠军。

预赛第一场我们就碰到意大利，光辉和明芳在公开室对抗Belladonna和Avarilli，我们在关闭室打Forquet和Garozzo，很多人认为Forquet-Garozzo是历史上最强的一对，至少也是最强的三对之一，那时正当盛年，我们和他们打，觉得他们也不怎么样，并不常出来捣乱，但就是不让你占便宜，而且总让你吃点不痛不痒的小亏。我们打完出来，觉得闷闷的，跟光辉一比计分，哇，输了个二十五比负二——那时胜分输完了还可扣负分，真是没面子。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世界级强队，他们并不要你送八〇〇、一一〇〇，但是处处蚕食，到头来总把江山食个精光，想想还有三五二牌（当然只考虑预赛），日子真不好过啊！

下午打了意大利，晚上还要战美国，晚餐桌上，队长和教练商议上场人选，决定还是由黄戴黄沈四人再战。饭后，魏君把我们四人召集在一起说：

“这次百慕大杯，是好是坏，你们四人都将是主力，我看除了意大利外，其他几队制度都很稀松，没什么了不起，放心去打，我对你们绝对有信心！”

我们嘴里不说，心里却直嘀咕，还讲什么制度，挨斩就是了。说也奇怪，晚上对美国，我们的对手是Hamman和Kantar，两人每人的正点比我和光明加起来还多十倍，他们主打和防守的技巧确是炉火纯青，但叫牌似乎总有点猜来猜去。有两副牌明显地叫错了合约，等打完出来一算，我们居然赢十三比七，大出自己意料。

这一仗打出了我们的信心，就此一路顺风。队长的调度也颇谙孙子兵法，对美法是台湾的两对打全场，对意大利和巴西则泰国对上得多些，我们和光辉们轮流上，完全是上驷对中驷，中驷对下驷的办法，果然战略成功，从此对意大利虽是一场不赢，对其他各队却是一场不输。到预赛第二循环打完，各队积分是：

（一）意大利 ---分

（二）台湾 九十五分

（三）法国 八十二分

（四）美国 五十四分

（五）巴西 四十四分

最后循环，我们虽小输美国，但大胜法巴，轻轻松松地以领先第二名二十五胜利序分的成绩，夺得了与意大利争冠军的决赛权。

决赛时我们的体力已尽，再加上原本技差一筹，终于败给意大利的蓝队，但此里约一役，永远成为世界桥艺史上的奇迹，从此，世人对中华桥手刮目相看，台湾也成为国际桥坛强手。

真实世界里的所谓奇迹，都有现实的原因。现在回想起来，里约的奇迹，主要是因为：

第一，桥艺本身是最接近人生的游戏，因此，也是最具业余性的游戏。桥牌是应用脑力分析的竞技，但是资讯并不完全，不像围棋象棋是摊开来下的。桥牌要从有限的资讯中去猜测判断。其次，犯了错误，并不就受惩罚。无论叫牌打牌，常常有好几条路可走，理论上，最好的路只有一条，但是很多牌，没有选择到最佳途径，也往往可得同样好的结果。所以，在队际对抗的桥戏中，懂得中庸之道的桥手，往往就是实际胜算较高的桥手，这和下棋讲究“算无遗策”，一有错误，报应就到（尤其碰到高手时），颇不相同。还有，桥牌是一副副比的，一副牌出了错，再严重，也不影响下副牌，只要心理保持平衡，以后扳回来的可能很大。一盘围棋，总共要走一两百着，着着相关，都是有连续性的。一着错，满盘输，再也挽回不来。所以，若用公开公正精确作标准，围棋可以说是最完美的游戏，桥牌则是最人生的游戏。业余棋手，一辈子下不赢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棋士，但是业余的桥手，在“适当条件”下，却可以击败技高一筹的职业桥手。

当然，技术也不能相差太远。在里约，我们的个人技术和比赛经验，较诸意美法也许稍差一筹，但是“制度”和“性格”把这个差别完全弥补过来。精准制度的特点是强牌用1♣开叫，以后有各种特约询问，在对手不捣乱的情形下，确也能把牌叫清楚。

一九六九年的时候，精准制尚藉藉无名，也没有特别设计来反制1♣开叫的捣乱叫品。其次，那时的精准制，完全是魏君一人的头脑小孩（brain-child），虽然光辉我们等都对他提过意见，综其成者还是C. C. 。不像后来有各式各样的精准，就像同样的菜名不同的大师傅各凭己意各加作料，味道就不同。尤其光明和我，赛前只练了几次牌，制度上只有完全听C. C. 的，其后就靠自己的推理和想像，非常单纯。

且举一牌为例说明：

双方有身价，西家开牌：

现在看看，我若拿了北家牌，打自然制在2♣或1♡之间，能叫到小满贯就很满意了，搞不好停在成局也有可能。

第三个原因，是队长和队员间的关系，也可以说团队精神和团队力量。因为这个“适当条件”，我们乃能在预赛中击败美法。我后来常说，中华队在巴西的成功，C. C. 队长之功大于C. C. 制度之功。对于这样的赞誉，魏君并不能衷心接受，每微微摇首颦眉咕噜一番，他是宁愿他的制度更好。但这是真心话，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没有职业桥手的经验，但也没有职业桥手的自大。C. C. 口讷讷若不能言，分析牌局细节亦常不中，但大局观相当清楚。赛前一切准备安排妥当，赛时则善用队员之所长。因此整队而言，中华队绝对是与赛各队中最团结合作的。

但这并不表示完全没有问题。第一，我们有泰国对，他们是客军，自费前来，虽然表现不甚理想，也不能不安排他们上场，而且还要安排得不伤他们感情。关于这点，魏君完全交由沈维泰教练负责。其次，就是我，Kathy——那时是我们的管理——到现在还常说我是她遇见最头痛的队员。平常我总是笑嘻喀的，别人说什么也不生气，脾气好得很。但是一坐到正式比赛的桥桌上，就像剌猬把刺张开了，愈是认真，刺张得愈开，谁也不能碰一下。往好里说，这是斗志强烈，确实，愈是紧张的比赛，强烈的斗志愈重要，可以弥补许多弱点，赢得意外的胜利。但桥牌是两人合作的，是有同伴的。伴既然是人，总难十全十美，而且也有人的感情反应。去里约的时候，我只有三十几岁，记性好，反应快，一副牌打完，张张记得，同伴的毛病，也清清楚楚。

而我是全力以赴的——自己也知道，一生可能只打这一次百慕大杯——像一张拉紧弦的弓，责备自己，也责备同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我的同伴，是一个很识大体的人，但是对我这样的神经质，也难忍受。魏君夫妇花在我们这一对（主要是我）身上的心力，比光辉们要多上十倍。

当年情景，犹历历在目。那时我还很清瘦，晨起先挨两针——Kathy说是维他命，但到今天我还怀疑可能别有玄机。中午过后，就到赛场坐定，一袭长衫，仙风道骨，口含人参（当时驻巴西的大使沈恰先生送的）手捧茶碗，这样一直斗智到晚上十二时许，开始时Kathy和C. C. 多半坐在身后观战督军。过不了多久，Kathy受不了赛场紧张的气氛，说句：“Can not stand it. ”（受不了！）就退到外面的起坐室绣枕头去了——她向每位与赛的桥手，都要了他们的签名，华洋杂陈，将之绣在一个枕头套上。这个枕头套，Kathy告诉我，她至今还保存着——C. C. 则始终不动，只在我一时激动时，轻轻拍拍我的肩。

比赛的场地，是里约一家高级乡村俱乐部，后面有一个小小的被遗忘了的花园。前面热闹，花园里却是静悄悄的，靠墙两株大树，南半球的五月，已是秋末，花早谢尽，落叶却积得厚厚，偶有一片两片后凋的，留留恋恋地飘落下来。比赛期间，休息或轮空时，魏君常和我相偕来此，帮助我放松拉紧了的心情。总只有我们两人，踏着落叶喳喳的声音，我絮絮地诉说刚刚比赛桌上的种种委屈，魏君多半只是静听，偶尔解说几句五十几岁曾经忧患者的哲理，那些不是那时的我能够体会。但不打紧，诉说完了，气也消了，下一场牌，又可以上去拼命了。

到那个花园去了十几次，最后一次，是决赛完毕，赋归的前夕，我一个人去的，拾了一片落叶，夹在桥书里，至今尚保留着。

里约之役，对我而言，是一个美丽的梦，梦醒之后，留下一个美丽的回忆——我还是回到与桥牌无关的世界去了。但是对C. C. 而言，那是一个更伟大的梦的开始。一战成名，从此桥坛对精准制刮目相看，魏君也不再是吴下阿蒙，他充分发挥其组织的长才，数年之内，国际桥坛知名之士，泰半归入麾下。英国的Reese-Flint，意大利的蓝队，皆改打精准，在美国他又组织了一批年轻桥手成立精准队，七十年代末期起屡夺美国各种比赛冠军，那一段时期，凡打桥牌者，从国际名手到村里老妪，无不知C. C. Wei 之名，而Precision风行一时，一九七六年的奥林匹克桥赛，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队伍，用的是精准制，更得意的，Kathy——C. C. 推广精准制最得力的助手，日与诸名手为伴为伍，渐渐自己也成为一流的女桥手，在八十年代初期，赢得世界论对和论队比赛的冠军。

我自己后来在C. C. 的赞助下，和沈维泰在一九七〇和一九七一两年参加了法国都佛的世界名人赛，分获第三、第四，一九七二年又再代表台湾参加了一次奥林匹克桥赛，得到第五。一九七三年回台湾到新竹清华任教，兼任行政职务，渐渐脱离桥坛。最后一次看见C. C. ，是在一九八一年台北举行的远东桥赛，他和Kathy率领几位美国名手来台试验电脑桥牌，但这一次尝试，却并不成功。去年九月我在迈阿密，遇见Kathy，她告诉我，C. C. 最近身体不太好，已不再在比赛场合出现了，希望我过纽约时，去看看他。我当然答应了，不料此诺永不能实现矣！

前年非常偶然地重新参加桥坛的比赛，不料不小心地一路赢下去，先得了中华队的代表权，又夺回睽违已久的远东冠军，十八年后，似乎又要去打百慕大杯了。期望得到的得不到，不期望得到的，却又偏偏送上门来，世事往往如此。

我有一个习惯，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常给自己写些风景明信片，借着明信片，把当地的风景人物，寄给自己。归国之后，明信片陆续到达，置诸箧间，若干时后，重新翻阅，亦能得故地重游之乐。

远东赛期间，就曾从槟榔屿寄回些明信片，其中两张是一样的：临海一片悬崖，崖上有人远眺，崖下一泓沙滩，滩上足印二三。远处荡漾着一只无人的孤舟，夕阳一抹，更在舟影外。

一张的反面，写着：

此生泛若不系舟，

夕阳影里沙上痕。

这是用庄子“无能者无所求，蔬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的典故，正是对过去的一些感叹。

另一张的反面，写着：

夕阳虽余晖，

古原路崎岖。

黄昏处处好，

何必苦登临。

这是和李义山那首著名的五言古诗：

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正是对未来的犹豫。年逾知命，俗务缠身，再要去打百慕大杯，三分犹豫，七分惶恐，竟没有一分欣喜之情。

远东赛归来不久，就得悉C. C. 的噩耗，回首前尘，往事如梦，乃罗缕纪存。奠之以文，附录于后。

附录：祭魏重庆先生

苏子瞻哀贾谊之不遇早夭，尝曰：“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诚然，然互用尤难。此世之所以称伯乐千里马，以其际遇之不易也。使骥不得伯乐，固难展千里之足，伯乐无骥，亦焉能得名天下。余与先生识于桥，君山触类能通，然兴趣过广，复逸豫自适，才或有余，而未能为能。先生见微知著，识人能容，孜孜矻矻，锲而不舍，化才为能优而为之。余识先生于始轫之时，若相契合，与光辉等辅弼左右，共创里约奇迹。从此先生立功立名，建立精准王国，卒遂初志。而君山亦得一度跻身世界名手之列，微先生何能臻此，桥虽小道，亦可见著，感怀知己，不能自已。

里约至今，十八年矣，一十八年如电抹，霜余遂失长淮阔。埋骨异域，羁魂无伴，风雨展昏，未知尚有谁听先生说制度否？而君山亦已视茫茫而发苍苍，老骥伏枥，早无千里之志，而尚有千里之约。今秋再赴牙买加为中华效命百杯，前途多艰，花园踏叶，如彩历历，今已不可复得，当年旧侣，亦皆垂垂老矣。先生在天之灵，知否知否？有以相教相助者否？

隔海遥祭，羊山旷渺，窆穴何处，亦不得知。然精诚所至，先生必能识之也。

（原载一九八七年六月〔三一八期〕及九月〔三二一期〕《中国桥艺》）

【注释】

[4] date，约会

桥游散记

前言

七十年代我曾数次代表台湾参加囯际桥赛，赛地附近多风景古迹胜地，桥赛前后，每顺道往游，归台后报道赛事过程，也每间杂以游记，所选两则，一是一九七六年的世界奥林匹克桥赛，在欧洲蒙特卡洛举行，一是一九七七年的远东桥赛，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

与世无争的蒙特卡洛

蒙特卡洛是摩纳哥（Monaco）的首府。摩纳哥位在地中海边法意两国交界之处（和北非的摩洛哥Morocco是两个国家），国土三百五十余英亩，也就只有蒙特卡洛一城而已。蒙城以赌闻名，当年是王孙贵胄悠游的乐园，今日则是阿拉伯酋长豪赌的天堂。相传去秋来了三位石油王国的贵客，一夕之间输去两百万美金谈笑而回。统治摩国的是王子蓝尼尔三世，王妃便是鼎鼎大名的葛丽丝凯利，现已年近五十，蒙城中到处都挂有她的像，典雅秀丽，依然如昔。摩纳哥建国于十三世纪，小国寡民与世无争，太太平平地享祀了六百余年，其他轰轰烈烈的皇朝，早不知几番兴亡。蒙特卡洛近郊胜地甚多，向东不远，便是隆河（Rhone）的入海处，上有古渡，相传汉尼拔曾率大军在此强渡。汉尼拔这位古迦太基的悲剧英雄，命运有点像我国的项羽，只是比项羽更令人同情，公元前两百多年，闪族的迦太基和印欧族的罗马两个位于地中海两岸，传统、文化和立国基础都极不能相容的国家，互相争霸，汉尼拔是名将之子，从小渡海去西班牙，训练筹划，立志要为祖国消灭日益壮大的对头罗马，二十八岁就率了五万大军翻过冰雪积满亘古无人跨越的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半岛横行了十六年，百战百胜，但是胜不了异国的民心。十六年后罗马围魏救赵，渡海攻迦太基，汉尼拔兼程赶返，师老兵疲，撒马一役全军覆没，只身逃往东方的小亚细亚，效申包胥之哭秦廷，在诸国间流浪，希望能借兵复国，但斯时罗马声威正盛，小亚细亚的那些国家既无心也无力来与罗马为敌，反把汉尼拔看做带来麻烦的祸水。一代名将，穷途末路，就在他五十六岁那年，西向夕阳，遥望他所热爱但已成孤城的迦太基服毒自杀了。

在蒙特卡洛城北七英里处另有一座甚负盛名的古堡，名叫Eze，背山而建，下临地中海，哥特式的宫殿建筑矗立在百来丈的悬崖上，种了花草的阳台从悬崖边直伸出去，大理石围成的栏杆上雕满了古代皇室的象征，只是几百年来风吹雨打，多已磨灭不可辨识，凭栏极目，烟霞苍茫，海天一色，胸中烦嚣为之涤尽。

像这样的古城堡，欧洲很多，沿多瑙河两岸，山林间比比皆是，都是中古封建时代的遗迹，公元九世纪查里曼大帝死后，他一手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日趋衰微，各地诸侯割据，互相攻伐，他们以城堡为中心，佃农们在周围城主所属的土地上耕作，一遇警讯便避入城堡，深沟高垒，急切间再强的敌人也攻不下来。城主以下地位最高者是骑士，重然诺轻生死，但是目不识丁，贵族男子从小就骑马弄盾，读书识字是没有志气的事，只有僧侣为了记账读经不得不尔。老百姓安分守己，遵循教义上简单的训诫，把知识上道德上的大问题都留给关在僧院里皓首穷经的僧侣去烦心，历史停滞不前，好像永远不会再变动，但是，纸张发明了，知识不再为僧侣专利；火药发明了，武士和城堡不再能抵挡一切；交通发达起来，会动脑筋的商人的地位渐渐超过不事生产的城主，历史的巨轮终于把这个时代推进过去的阴影里，只剩下古色古香的古堡任人凭吊。

十四年前我初度游欧时，曾来Eze古堡一游，想不到十四年后为了赛牌又来蒙特卡洛，经过头两天的混乱，心情渐定，队友郭哲宏君从香港赶到，我们多了一名生力军，可以轮流休息，成绩也渐见好转，趁着轮休一场的空间，再访古堡。当年与伊人同游，消磨了一个傍晚，此番重来也已黄昏，金乌早坠，游人渐稀，独倚玉栏，遥望渔火，银汉无声，暗香袭人。百丈下，碧波涌起，载了荡漾月影、拂过峋岩，溅起点点浪花，水中月影便碎成片片，想百年来多少王孙佳人在此海誓山盟，俱往矣，只那痴心水月年年还来相访。回首望去，赌城风光正好，玉树银花，鱼龙飞舞。仰视点点繁星，玉绳低转，流年偷换，枨触间，忽兴遐想，想那天上星星，看得清楚的也只千余颗，迷蒙一片中若有若无的却何只百千亿万，他们从太空的云气中，凝聚而生照耀寰宇，瞬息间氢气烧尽又黯然消逝，正如海中涌起的泡沫，只是偶然一时散去，再无痕迹，又何尝有什么意志？何曾有什么安排？我们的太阳不过是大千世界千千万万星星中平凡的一颗，天上闪烁的星星，有的比太阳还要老上几千万年，那些星星附近的生命，比我们也要进步几千万年，不知在那遥远的天边，可也曾仰望长空念天地之悠悠？其实若自微处观之，山海草木都不过沧海之一粟，若自大处观之，我能思能想，宇宙变化皆在心头，又何尝不可傲视大块？人生来此天地，便已是自然的一环，正当俯仰自如，尽我做人的道理，“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便是此意，“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悄然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春在心头便是有春，又何必执着于大小久暂？

夜游达姬玛哈

远东桥赛是亚洲桥赛的前身，每年举行一次，一九七七年春在印度德里举行，比赛进行到一半，主办当局安排全体桥友去游览距德里约两百公里的达姬玛哈。达姬玛哈是十六世纪一位印度王后的墓，号称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我们预定二时出发，可是扰攘到将近三点才动身。印度是一个古老国家，人民悠悠闲闲，西方人讥诮他们没有效率，但是他们过他们自己的日子，也有一套哲学理论：“时间是永恒的，像恒河的水，永远地流，只有傻瓜才把它分成一段一段，一定要在一段里做完一定的事。”

离开德里以后，汽车在国道上疾驶。忽然一个紧急刹车，车慢了下来，终于完全停住。一个白灰色的影子，悠悠地从路旁晃出来，在路当中摇摆了一会儿，再悠悠地走过另外一边，原来是条牛，是条白牛。印度人很尊敬他们的牛，牛也是悠悠闲闲的。

再开不久，车子又停下来，原来进入另一州境，需要缴入境税。税吏的官厅是路旁的一座茅舍，茅舍在，可是吏不在。据说是喝下午茶去了，于是我们的车，我们后面的车，我们后面的车的后面的车，全停了下来，停成一串，司机们下了车聚在一块，蹲下来悠闲地聊天。好一阵，税吏晃晃地走来，两手合起，竖在胸前，以拜佛的姿态和大家打了个招呼，招呼的姿态是很优雅的。

晚上八时多，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阿格拉大旅馆。旅舍很高贵堂皇，一位穿着印度纱笼的女士站在门口欢迎，替我们每人戴上一支大花环。可是天都黑了，怎么去达姬玛哈呢？导游说：不要急，天黑了，月亮会升起来，月亮下的达姬玛哈才真美呢。

因此，大家都不急，酒酣饭饱之后，十点多钟才去夜访达姬玛哈，玛哈是梵文宫殿的意思。背负着一条浩瀚的河，三面庭园，由宫墙围着，占地约百甲。我们先沿着宫墙走，黑黝黝的，一个转折，穿过正门，才进入庭园，视界蓦然地一变；玛哈遥遥地浮在那里。大理石的殿堂，圆圆的拱顶，浴在月光下。银白色的月光，银白色的殿堂，连天也是银白色的，全溶在一块。庄严、妩媚，可望而不可即，朦朦胧胧的一片。达姬玛哈是动员两万奴工，造了二十年才造成的。全部用纯白透明的大理石。殿堂内部，每块大理石上都雕了花草鸟兽；却不只是雕，是磡，把大理石按着图案雕空了，再用配好了颜色的玛瑙、宝玉嵌进去，精致生动如鬼斧神工。但是达姬最美的还是那建筑本身，埃及的金字塔，巴黎的凡尔赛宫，希腊的雅典娜神庙，秘鲁的印加皇宫，雄伟典雅，各擅胜场，和白天的达姬，可相伦比；但是浸浴在月光下的达姬，便和它们都不同了，达姬是女性的，四周庭园的布置，护柱的设计，都衬托出玛哈的雍容华贵。月光洒下来，整个达姬玛哈便似有了生命，如下凡的仙子，绰约妩媚令人不敢逼视。

建筑达姬玛哈的故事，几乎和玛哈本身一样的美。十五世纪帖木尔的子孙侵入印度，建立了回教皇朝，三传而至萨将，萨将原非嫡出，娶了国舅的女儿——就是后来的达姬——才得势，婚后宫廷争权，东征西讨，两人形影不离，患难中更增恩爱。结缡十七年，生了十四位子女。生最后一位王子时，达姬难产去世。此后萨将即未再娶，穷举国之力，历二十余载，遍延名匠，亲自策划，筑成了纪念爱妻的达姬玛哈。墓成之后，每逢亡妻的忌辰，便携了长公主——达姬易篑之际，在病榻前叮嘱长女，代她照顾老父，这位长公主遵母遗命，便终身未嫁——来朝祭。达姬的忌日也是当时一年一度的大典，全国各地的王子大将，都骑了宝象骏马，先期聚集列阵宫墙之外。薄暮时分，大帝缓缓而来，向诸侯略表谢意，便和长公主两人进入庭园。据长公主后来的描述：每次父王总要先抚摸遗棺，痛恸一番，然后依棺向她娓娓地道述当年夫妇两人共同奋斗患难恩爱的事情，直到玉兔东上，月光从雕缝中漏洒下来——当时印度用的是太阴历，达姬的忌辰正在月圆——父王才由她服侍着在简陋的厢房里就寝，陪伴爱妻度过一夕。次晨，祭拜之后，方才离去。

萨将的晚年是很凄哀的，筑完白色的后墓之后，他原拟在河的对岸再造座一模一样，用黑色大理石砌成的皇墓，但是一座玛哈已使国库财尽，民怨沸腾。老皇失去民心后，诸子争权，戍守南疆的三王子率兵回朝，击败统率御林军的太子，强夺大统，又将父皇囚于达姬玛哈隔河相对的阿格拉堡，从此与外界断绝音讯，只靠长公主的服侍，度其余年。每每遥望昭阳，更增相思。

十一年后，老皇驾崩，其子不为他筑墓，只用一具式样完全一样而形状略大的玉棺，葬父皇于母后之侧，从此朝朝暮暮，萨将与达姬不再分离，也算是遂其遗志了。

在印度的十天，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她是一个滞留在时代后面的国家。古代的文明社会，大概都包括两个阶层：一个是由奴隶或贱民组成，劳力而治于人；另外一个是少数优裕而不必为生活繁忙的，称做“公民”、“士”，或者其他好听名称的阶层。这个阶层中的睿智之士便在悠闲的沉思中孕育出文明的花朵。那时的知识是专属品，是帮助思想的，而不是帮助生产的。占了人口大多数的低层人民胼手胝足地工作，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身于死亡，用今日民主均富的眼光来看，当然是极不公平的。但是原始生产技术，要好几双生产的手，才能供养一个思想的头脑。古代世界伟大的文明，都是这样才能孕育出来（但是除了中国，因为考试制度的帮助，可以寒门及第外，其他都是代代相传，除非战争，几乎没有办法跳出自己的阶层）。

直到机器的发明，才改变了历史，它代替了手。思想的头脑不再必须用奴役的劳力来供养，人不必再骑在自己头上来发展自己。平等均富的概念不再只是理想，才能被普遍地接受。

但是社会的结构，和人的价值观，却不是一天就改得过来的，愈是有传统有文化的社会，改变愈是困难。

印度这个古老的国家，历经异族入侵统治，它的宗教、种族、阶级都最复杂，传统的划分也是最根深蒂固。在德里的老城或阿格拉的乡下，遍地都是贫穷脏乱的破烂矮小的帐篷，密密地搭在一起，黝黑瘦削的男男女女，满脸菜色，三三两两地蹲在地上；而在那破落的一区中忽然矗起达姬玛哈这样美绝人间的优雅宫殿，更似是污泥中升起的莲花。

老病后记

“做我所能，爱我所做”

——中风后与许倬云先生对谈

（记录、整理 / 杨湘钧、郭乃日）

这次对谈，由《联合报》及中华电视公司主办，以“残障中站起来”为对谈主题，对谈者之一“中央研究院”许倬云院士是一位克服肢障、坚韧卓然的知名学者，本书作者前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是摆脱中风、在瘫痪中重新站起的翩翩学者。他们均以自己深刻的人生经历畅谈如何超越身体障碍，当天除了来自各界的来宾外，《联合报》张作锦社长及华视周蓉生总经理也亲临与会并致词；而主持人“中央研究院”院士杨国枢穿针引线，带动整个会场热烈地讨论。

——编者

杨国枢（主持人，以下简称杨）：

刚才在休息室时，沈校长说他中风导致行动不便，可谓“后进”，许院士则立刻回应沈校长是“后来居上”，可见两位对肢体不便的乐观态度。一位是先天的残障，另一位是六十多岁以后才肢体不便，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却产生相类似的问题，由他们两位来进行对谈，可以说是很特别的。他们两人在这段不便的人生旅途上，曾遭逢过什么样的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相信是大家最想知道的事。

许院士的学术专长在历史学，最近才从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一职退休；沈校长的本行则是物理，也是位天文学家。表面看来，他们两人除了在学术方面均有卓越表现外，似无共同的特点；当然，目前的共同特点又多了项肢体不便。

但更重要也并不为外人知的共同点在于，两人均不因为身体的不便而有所退缩、自闭，或是自怨自怜。许院士在上古史的成就有目共睹，不仅如此，他还热切关注社会人文，针砭国家大事，善尽知识分子建言之职责，丝毫不计个人毁誉，诚可谓知识分子的典范；沈校长不只于大学校务颇有建树，对于社会、两岸议题亦有深入研究，即使中风后仍不改殷殷关切之心。换言之，两位更有着超越个人，关怀人间事、社会事、国家事的胸怀。他们在心智、心理、精神上的开放、豁达，应可给社会大众带来相当的启发。

这场对话的进行方式，将先由两位谈谈其肢体不便的经历，以及如何调适，思想上又是如何地转变。两位各自发言后，再进行对谈，并随时回应对方的谈话。

许倬云（以下简称许）：

沈校长前些天打电话给我说要进行这场对谈，我认为是一次很好的残障经验交流机会，便应允参与。

天生肢残如陷泥淖，愈努力就愈有希望

我的肢体残障是与生俱来的，与沈校长不太一样。我的处境可以说是从深陷的泥坑中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只要愈努力就愈有希望；反观沈校长，他像是一只云中的彩凤，突然从云端掉下来，得要很大的毅力才能克服这突如其来的阻碍。所以，我非常钦佩沈校长在中风后，仍能乐观地迎向未来。

既然上苍从我出生开始就给了我肢体上的不便，这也使得我不须立志，也没有所谓复健时间表或捷径，因为现实逼使我非克服不可。铅笔掉下来，我就一定得想出办法捡起来；我小时候正逢抗战时期，那时根本没办法拥有轮椅，要行动，就得坐在自制的小竹板凳上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即使尔后成了家也是一般，遭逢生活上不便，就只能靠自己想办法改善，身边抓到什么工具就想办法利用，没法利用就想办法改进。

这样的生活环境虽然不便，却也让我有所领悟，悬个太高的目标，对自己不见得有好处；但若不悬目标，却又动弹不得。因此，只要我在两者之间有所取舍，总会有成果。

感谢家人朋友帮忙，曾被误解不再计较

我要借此机会，表达我对家人最深的感激；我也想告诉各位，在我的人生路上，帮我忙的朋友多过跟我过不去的。因为家人、好友的支持，才让我走得了路、拿得起东西。像杨院士、张社长都是老友，他们扶我已扶得很有经验，我需要帮忙时也不必跟他们客气。但有些不太熟或不太了解我行动习惯的朋友，常常很热心地要扶持我，却扶错了边或不得其法，反而使得我行动不太方便。我常会以“请给我空间”，意思是请给我“挪动的空间”加以婉谢，却让人误以为我拒绝别人好意。像我曾对想帮助我的梁实秋先生说“请给我空间”，可能就因此使梁先生误会了，再加上有些人的加油加酱，而传成我拒绝梁先生的好意。对于部分人士的误解，我也不想去计较了。

在我卅五岁到六十岁时，可说是我体能不断进步的阶段，六十岁以后就感觉到体能已逐步下降，但我从不自怨自艾。所以，若有朝一日我“回老家”了，让我能够早点休息，那也不见得不好；“大去”这词对我而言，并不会特别去排斥。别人看我或许会觉得我很不幸，但我却并不觉得，因为我心底早有准备。

赴美留学接受手术，住院看尽人间真爱

我廿七岁那年远赴美国留学，并接受学校医师的身体检查，我喜出望外，因为从小到大因多处战时，一直没有医疗的机会。检查后医师决定让我做“研究病人”，得长期住在医院内，一切需要则由医院供给。手术安排在圣诞节的前一晚，由美国骨科医学会会长亲自为我动刀。我永远记得他在动刀前对我讲的话：“我的手是上帝给我的，他要经我的手给你治疗，他要治好你几分就会治好你几分，上帝的决定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接受，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

在治疗的五年期间，我大半时间得待在医院，因而得以遇见到各式各样的伤残人士，那时我就感觉，我经历过的痛苦比有些人经历过的轻多了。有个罹患血癌的小朋友，看似健康活泼地入院，不到三个月就被抬了出去；也有“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还有弱智小孩等等，因为这间医院是所专门治疗不同伤病患者的医院。

如果我们只会视伤残为灾害，那我在医院所见所闻岂不是人间地狱？然而，我却看到了人间真爱的交流——那个罹患血癌的小朋友，一直到过世前一天，还在将他的书本逐一分送其他伤童；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也一直在寻找他的爱情。这些人间心、灵的交流，并未因为他们肢体的伤残而有所停顿。这所医院绝不是人间地狱。

身智心德四重伤残，道德残缺伤害最大

在这个世上，有些人比我聪明、漂亮、强健，但却多有着或大或小的问题。就像我的双胞胎弟弟，天资聪颖、身心发展健全，晚近才发现有心脏方面的缺陷，不像我的缺陷早早就为人所知了。

因此，我愿将伤残分成四重看待，除了上述来自身体、肢体的缺憾以外，人们还有着智能上的伤残，例如弱智者或因种种原因丧失智能者，我以为智能上的伤残恐怕比肢体上的伤残更为痛苦。

更进一重，则是心理上的伤残，包括贪、嗔、欲、怨、恨等，都是造成人们心理伤残的原因。心理伤残者看世界，永远是扭曲的、歪斜的，极易形塑自我的“自残世界”。我相信身在此中者会比我更痛苦万分。

如果人们不能克服心理上的伤残，则将进入道德上的残缺，以伤害人为乐，以侵害他人为目的，届时只有害了别人、损毁社会，讲得难听点，这些道德残缺者根本就已经“不是人”；讲得和缓点，他们是“不会做人”。

分析身体、智力、心理、道德这四重伤残，我的肢体伤残可说是最轻的一级，也最容易得到他人的帮助。所以，我并不怨恨，也无须怨恨，因为我已获得了许多别人得不到的恩宠。

中风就医得到教训——“不要在假日生病”

沈君山（以下简称沈）：

我去年中风后，许院士从美国匹兹堡打了廿分钟电话给我，教我“如何摔跤”，摔跤后要怎么倒地、怎么爬起来。我当时还很纳闷，摔就摔下去了，还来得及想吗？许院士教我这干嘛。后来我果真摔了一跤，因为事先想过，竟有直觉的反应，保护了头部，许院士教我的还真有点用呢！

我是“半路出家”肢体不便的，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是在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发病，当时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了礼拜六的下午进了台大，随后就被人往急诊室一放。当时手脚都动得很自在，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那时也有朋友叫我找院长或副院长，心想不好意思为了小事打电话麻烦人家，就没有找朋友“关照”。当天晚上有个小医师来看，说不知是脑血管栓塞还是溢血，要观察，叫我躺着。

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个神经科的大医师来看诊，看过以后，才开始紧急疗治，但已在急诊室躺了二十四小时。

一周后病情稳定了，对病人相当好的复健科资深医师连倚南来会诊，所谓资深医师就是看诊时后头会跟着一群按照资历排的医师，我发现那名小医师排在最后头。连医师看了我之后，就问当天是谁看的，小医师在最后头举手说是“我”，并告知连医师我当时手脚都还能怎么动。只见连医师朝那个小医师瞪了一眼，说“怎么现在都不能动呀”，后来那小医师从此就“不见了”。我从中风的就诊经验得到的教训是，不要在假日生病。

手脚能力逐渐消失，不愿造成家人负担

在急诊室的那一晚，心情是很可怕的，因为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手、脚的能力愈来愈差，讲话也愈来愈不方便。生命正一点一滴地从身上流逝出去。那时我曾想到生死的问题。平常我总以理性的态度思考问题，也几次主持参与和医师心理学家一起讨论生死的问题，但那时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看一大堆统计数字，超脱悠然地讨论，现在却是一个病患，自己是统计数字中的“惟一”，没了就没了。从群体的角度，个人的生死是整体生命延续的一个过程，但身历其境，没了就没了，一切都没了，思考的角度是很不一样的。

当时，眼看着自己手脚的能力逐渐消失，不由得让我思量以后该如何因应中风后的种种不便。我一贯的人生观点是“量才适性、终生不忧、守真取朴、终生不辱”。也就是不贪欲、不强求。因为上苍待我不薄，有足够的才能尽我的责任，行有余力，也能追求享受自己的人生，中风以后，确如倬云所说，从云端陷入泥淖，想到生死一时也不知最后会怎样，躺在床上想，得出三点考量。一、尔后自己的生活还要能愉快。二、对家人不致构成太大的负担，尤其是精神面的负担。三、对社会还有些用处，如果自己已对社会无用，活着也不会太愉快。如果能达到上述三个条件，生命也才有意义。否则不如痛快地“回老家”。现在翻阅病中留下来的札记，很惊讶当时能这样清醒冷静地分析。

做我所能爱我所做，和薛西弗斯不一样

二周后，我开始进行复健，包括身体与心理。身体上我是从“成本效益”考量，因为我中风时已六十七岁，如果我整天进行复健，反而没办法做些有意义的亊。因此，我现在每天进行约一个钟头的复健，爬九层楼，在天台上走个十几圈。但其余时间，我仍能做些想做的事。从医生的角度看，不是一个理想的病人，但生也有涯，我到六十几岁才中风，如果是卅七岁中风，或许就会有不同的复健计划。

至于心理复健方面，最初几周，起伏非常大，那时住在台大医院旧大楼的复健病房，每天看到平常会认为“奇形怪状”的病人，而自己竟是其中一员。晚上会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午夜过后，例必听到一声接着一声的长嚎，是一位卅一岁开始终身瘫痪的病患，在埋怨上苍对他的不公。那一段时间确实很可怕，因为知道自己不会死了，但会不会有用呢？是不是过去六十七年上苍对我太优遇，现在要收点利息回去？那时也想到这些念头都出来过。但我终究是理性乐观的，想到前面提到的三点考量，这样考验一下也好，不行的话就“回老家”。

我第一次离开医院是回清大主持筹备科技管理学院的咨询委员会议，当时离发病还不到两周。医生原是不准的，刘校长帮我吹嘘了一下，才得去新竹，还带了轮椅、护士、瓶瓶罐罐。

那次会议开了三个半小时，中间有献花，从前我做校长时，一位想尽方法“制衡校方”的反对派领袖女教授，还有一位特别尽职报道校园色狼新闻的女记者，都抱了花来献给我，使我感到人情温暖，会开完了，咨询委员刁院士锦寰拍着我肩膀说：“老沈越开越有精神，哪像个病人！”当时心中的喜悦，就像蹒跚走出第一步受到夸奖的小孩。一年半过去，此情此景如在目前，而科管学院已经开始招生，当时的咨询委员张忠谋还捐了一亿五千万成立台积电馆，我也积极参加了更多的活动。院、人一齐跨出了第一步，以后还真走得不错。我现在的人生态度是，延续量才适性的想法，“做我所能、爱我所做”。这与希腊神话中得罪天神、每天必得推着巨石上山的巨人薛西弗斯不一样，薛西弗斯认为，只有每天推着巨石上山，借以证明自己不向天神屈服，如此生命才有意义；但对我而言，我宁可“捡石子”，捡一个石子，有一个石子的意义，石子捡得愈多，生命也愈有意义。

许院士卅、四十年前曾在《心路历程》一书中讲过这个故事，并认为自己克服残障就像是那个推巨石的巨人薛西弗斯，只要一天努力不懈，就代表不向命运屈服。我则恰与许院士成对比。

乐天知命障而不残，仍如往昔参加活动

其实，类似的对比也存在科学界及音乐界。爱因斯坦在他人生的最后卅年，一直努力在做“统一场论”，直到他去世那天，仍在做着计算的工作，他去世后，病榻旁的小桌上还摊着当天的计算。他认为只要做一天就有一天的意义，这样的想法像极了薛西弗斯。但另一知名的物理学家狄拉克，他到了某个地步以后，就不再做太吃力的物理相关研究了，而宁可谈些人文、艺术。

音乐界方面，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英雄交响曲”，都是在向上天挑战，即使耳聋了，也继续作曲，至死不休，充满向上天挑战的精神；莫扎特则在知死之将至时，谱了“安魂曲”，虽未完成，却充满了“顺天安命”的意味。

对我而言，我采取第二种态度。许院士说他不怨上天、残而不废；我则是“障而不残”，中风后仍如往昔参加各种活动，当然也有些好处。

例如昨天的跨党派小组会议我也参加了，来去都有人接送。去的时候是新党的立委郝龙斌，回来则是民进党立委林浊水。跨党派小组迄今未达成任何共识，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对，至少就照顾我这残障弱势而言，跨党派小组就已经达成合作的共识了。

捡石头的人生哲学

杨：

沈教授提到的生活态度很重要，每天无时无刻都要做有意义的事，不论是捡石子或是推大石头上山都一样，其实这些可从沈教授现在情况上看得非常清楚。自从沈教授中风接受复健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大家关心的领域中，前一阵子办了吴健雄科学营，最近又筹划成立吴大猷学术基金会，都是科学教育方面有实质意义的事，又例如跨党派小组，换个人可能就不会参加了。当初我曾参与跨党派小组成员的遴选工作，决定邀请沈教授参加时，沈教授的态度很积极。可见沈教授非常想做事情，做有意义的事，也还在下棋，没有自怨自艾，还在到处捡石子，一直找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来做，这种生活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我以后如果中风，还要向君山兄学习。

许：

君山刚刚讲的话深获我心。像捡石头这个例子，如果我们一定要做成某事，是很困难，如果能抓住机缘朝一个方向努力，做一分算一分，不要光选人家看得见的目标，例如发财、学位或选个委员，这种目标空得很。要做一些对自己和别人有益的事才算是捡了一块石头，如果硬要强迫自己做很有毅力和决心才能做的事，反而会造成伤害。

刚刚君山讲的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间的差别，其实狄拉克并不是从此休息，像杨振宁先生也不是就此休息，他把从物理学上领悟的一些智慧来看人生和世界，我在香港时常有机会向他请教，发现他关怀的幅度和广度不是只有物理，而是已提升到哲学的境界和人生的关怀，这是因杨先生的大天才和多年物理学上的造诣，使他能够自我提升至更高的层次。君山的聪明才智是我朋友中最好的，“俊男”部分不管，因为没什么了不起，人总是要老的，不过他的聪明才智确实了不起，他这次中风等于为他开了另一道门，让他想到一些热闹之外的宁静世界，他过去是太热闹一点。

沈：

其实不管是捡石头或推石头，总是尽我所能，像牛顿这种大科学家也只是说自己只捡几颗小石头而已。刚刚许教授提到的杨振宁先生，他绝顶聪明而且关怀的面很广，从人生、国家大事到历史艺术等，不过这还是不一样，爱因斯坦最后做的工作是推大石头，因为这个大石头没人推得动，除了他以外，别人可能连两步都推不下去，他可能也只能推十步。杨振宁和狄拉克早年是推过大石头的，晚年把智慧运用到别的地方，不仅丰富自己人生也丰富社会，但这好像捡些彩石，和爱因斯坦晚年还是不懈怠，做自己也知道不能完成的工作，这种态度是不一样的。

倬云兄讲得对，从前我身体好时，好像在天上飞，现在为了使命感还努力在做，这其实很辛苦，就好像一只脚已在泥中，翅膀还在天上，只能歪着飞。我以前非常方便，到处旅行讲演还可以打球，现在听了音乐也不能跳舞，这样子反而让你知道一生有限，使命感也就更重了，能够做就做。参加跨党派小组，使我觉得还能为国家做点事，不过若叫我去做九二一救灾我就不会答应，因为我不懂。

一个人有成就后通常会有权力的傲慢、知识的傲慢和理想的傲慢，傲慢两个字不好，你有知识，但还是仅限于某方面，有些方面不一定懂得比别人多。杨振宁先生在这点上很好，他是大物理学家，但他在和别人谈别的领域时都能很平和接受，他棋艺不好，不过很有兴趣。有一次他在我的病房看到围棋盘上有一个茶杯，他就皱起眉头，我赶快让看护赶快把茶杯拿走，他还亲自拿手纸把盘上的水擦掉，可见他非常尊敬围棋盘，让我非常感动。另外，自己有理想一定也要尊重别人的理想，如果自己的理想是真理，那别人的真理到那去了？尤其是一个成功的人晚年时走出自己专长时，一定要平和理性，理想要结合理性，才能造福社会。

杨：

心理学之中，有一门叫“死亡心理学”，而生死学的书现在市面上也很多，让大家对死亡能有进一步了解。沈教授曾中风，等于有一个机会接近死亡的状态，我想请教沈教授当时有没有想到死亡的问题，当时的感受如何？其实一个很忙的人往往不会想到死亡的问题，我想再请教沈教授的是，现在对死亡有没有一套看法？

死亡只是一个过程，自杀并非弱者行为

沈：

我复健最快的是嘴巴，因为大家来看我，我就拼命讲话，运动多了自然恢复快。中风时自然会想到死亡，因为手、脚都不能动，如果都不能恢复，我也不想推大石头，因为六十七岁可以“走”了。我记得以前海明威的小说《雪山盟》，里面用了很好的象征，有一只云豹要死亡的时候，跑到高山上去等待；discovery和国家地理频道也都曾提到动物生命的死亡，例如狮子、豹子是非常有尊严的，它们受伤要去世时都安安静静跑到树下等待死亡的来临。而我那时的情形是，知道不会死亡，但身体却快没有用处了。海明威对生活的态度，就像《雪山盟》里提到的那豹子一样，晚年时他每天只写作五百字，其余时间就享受自己的人生，等到连五百字都写不了时，最后就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了。自杀在我看来，不一定是弱者的行为，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许不以为然，现在科技很发达，但科技在延长生命方面往往是作孽，因为活到一百岁、一百五十岁，如何维持自己身心快乐？如何对社会有用？都要冷静衡量。中风当时我就曾想过如何合理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身体又好了，而且又积极地参与许多事情，这个想法也就过去了，不过那时确实对死亡没有任何恐惧，死亡只是一个族群、种族的一个过程，当然生命只有一次，但既然我已经来了一次，而且上天给我太多东西了，我非常满足了，这就是我对死亡的态度。

杨：

我接着想问沈教授安乐死的问题，沈教授其实是台湾最早谈安乐死的人，我想请教沈教授，当自己曾面临死亡，也提到自己解决生命的可能，现在对安乐死的看法？

沈：

那是近三十年前了，我现在更加赞成安乐死，不是因为我曾中风，而是因为科技进步。过去是阎王要你三更死，没人可以留到五更，但是科技力量不仅可以把人留到五更，还可以留好几个三更。如何结束自己生命，将来要凭自己的意识，现在我更加主张人要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但是要由自己决定，不过还有技术问题待克服。

杨：

沈教授对一生的回顾是正面的，而许教授从小就身体残障，请许教授谈一谈对一生的看法，我认为他应该有一套人生哲学，否则会怨天尤人。

生吾顺事，死吾归也，树葬不错帮树长大

许：

儒家说：“生吾顺事。”生下来本就没太多选择，什么材料就是什么材料，我不可能像君山聪明，也不可能像君山漂亮，能过多少算多少，不过我一辈子打的主意是我欠世界上的情很多，我一辈子能还多少就还多少，我不要拖累或危害世界，这是我立下的志愿。六十岁以后，我都会利用搭飞机的时间，把一些已答应的稿约完成，我在南港的工作，大概都是我认为我做不完也有人可以接着做的工作，即开头的工作，这些工作我通常都会规划得较仔细，不会让人家接不上来。

最近我第二次修改遗嘱，重点在不要作不必要的延长生命。因为医药越进步，可以延长生命的方法越多，但是我第二次修改遗嘱时则是增加不必延长的项目，我改的时候心安理得。我来的不是花花世界，我看到比我更受苦受难的人多的是，能多出一分力，使不是很愉快的世界有人能说两句话提醒提醒，也算是尽了一份心。我知道大石头是推不到顶的，只是尽其心而已，等到要走的时候，“生吾顺事，死吾归也”，回去了，回到哪里，也不去问它。我只想回到原初生命的来源，即使骨灰能让一棵树长得好，也是很好，所以我认为树葬很不错，骨灰不浪费，还可帮助一个生命长大。这就是我的人生态度，我没有太多的留恋，只觉得亏欠人世间的情太多。

杨：

虽然许教授从小残障，但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还是很正面，并不觉得世界和别人亏欠他，他反而觉得亏欠这个世界、社会、家人，想多做点事情回馈，这是很正面的人生回顾，希望一些在身体、心理、道德、智力上残障的人还是应想办法努力过生活，将来回想起来才会有一个正面的看法。

沈：

我很佩服许教授，知识、见识、胆识三识俱全，当之无愧。我回顾过去上苍待我不薄，如果再让我做个新生也许会有点不同，我是活得很愉快，一点也没有遗憾，但是却有点辜负上苍给我的东西，就是可以努力多做一点学问事业回报社会，辜负是对社会，不是对自己。我这辈子活得很开心，大概十六七岁以后，除了爱情外，就没有什么大的挫折过，进大学后就一路顺风，直到中风，有七八分才能做六七分事是很愉快的。

科学人文世纪对谈，超越个人肯定人生

杨：

许教授学人文的，沈教授是学科学的，两人一起对话非常有意思；另外，一位是从小残障，另一位是晚年才残障，彼此交换不同的经验和立场也很有意义。两位都是很有才气的人，而且关怀面已经超越个人，都关怀大众的事物，他们两位一起来谈残障、人生、社会关怀的问题是很难得的机会，可说是世纪对话。《联合报》和华视办这场会谈也可说是深具巧思。

他们两位从小开始或后来身体才有残障，但是他们对人生的看法都是相当正面，都肯定自己过去的生活，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提到对家人、社会、国家都有亏欠，许教授甚至对树木都有亏欠，百年之后骨灰还想树葬，把骨灰撒在树下，帮助树木成长，他关怀别人，甚至关怀到树木这种人以外的生物，这种胸怀非常值得我们效法。

（原载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五—十六日《联合报》）

老病与生死

我是在一九九八年从清大校长任上退休的，对有些人而言，退休是生命的一个大转折，是从人生的舞台上退下来了。我的感觉却只是人生旋转舞台又转过了一景。

“退休”是一个现代名词，中国从前称之为致仕。“仕”是官或公务人员的意思，致仕就是从官场退下来，不再吃皇帝老子的饭了，但是“士”还是士。那个时代，仕是士的正途也几乎是士惟一的专业，读书人总要到仕途去转一趟，才算尽了读圣贤书的本分。致仕则是回到士的本色，是从官场上退下来，但不是从人生舞台退下来，而且在农业社会，士还有他发挥的空间。

现在时代不同，市场经济下，社会专业划分得更细，竞争更激烈，形式上个人或者很自由，但压力的束缚也许更大，无形轨道的限制也许更紧严，一旦退休，压力和束缚忽然都放松了，是一个“量子跃变”——Quantum Jump，需要很大的调适。

我的人生经验较不同，已经经过了两个大转折，二十五岁出国是第一次，从台湾到美国，文化上很需要一番调适，但像我们那代的精英青年一样，也只有尽力在潮流安排的轨道下向前冲。十六年后，我在四十一岁时回国，是第二春，也是第二个大转折，变换了轨道，其后又度过二十五年。其间虽然担任过短期的公职，也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但基本上还是在校园度过，过的是士的生活。

从学校退休，有形的责任没有了，无形的空间也许更大，也可以说人生第三春的开始吧。在退休前后，与传媒界的一些资深同仁聊天，都是很久的朋友了，曾被访问也偶写专栏，忽然发现自己一下就从青年才俊跳到“走过从前”的见证人了。被半开玩笑地问：“那你以后做什么呢？”当时的总结是“做我所爱，爱我所做”。后来想想，改了一字“做我所能，爱我所做”，更适当些，虽一字之差，能和爱，是有距离的。

人退休之后进入老年，有两个不同方面的忌讳；一是消沉下去，觉得自己是用旧了的，只能做备胎的汽车第五只轮胎，在各种场合都退缩不前。二是，绝不服老，对于已经失去或至少已渐褪色的才智容貌权力热闹更加眷恋，不愿接受现实，逆天而为。所谓老年戒之在得的“得”，大概就是指这种心情。要避开这两个对自己对社会都不好的极端，首先要了解，并且接受自己当前所“能”，然后量能而为，做自己能做的，自然也能爱自己所做的。

这个想法在当时也只是理论上的思索，觉得实际上自己智力体力离这需要警惕的境界还远得很，只是当做一种指导原则，规划未来。选择了四个范围：科普写作，科学教育，两岸关系和棋桥旅游，有社会责任，有个人嗜好，在这四个范围内，量力选择而为，这样有大半年，不与世争，为己能为，愉快自在。

但想不到，真正面临抉择“做我所能”的时刻却提前到来。一九九九年六月，我从云南丽江做了一次旅游回来，非常之累，又忙着筹办吴健雄科学营的事，六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主持开会，已经觉得脚很重，提不起来，可是没有警觉，觉得没有关系。到星期五晚上还为清大成立科技管理学院的事，和刘炯朗校长及彭中平教务长一起去参加一个应酬，出来时走路已是一拖一拖的了。自己开车回去，车又停得很远，拖着脚走到家，一头的汗，洗了个澡，爬上床。星期六起来，脚没有轻些，就躺在床上，到下午觉得愈来愈不对劲，太太带着小孩上阳明山娘家去了，只有打电话给母亲，她叫我从前的秘书吴铮女士来看我。她一看就说我中风了，赶快叫了计程车上医院，到时是晚上六七点，还能走，是自己拄着雨伞当拐杖走进去的。那天是周末，大医生休假去了，一个实习医生，看了看扳了扳我的手指，说是中风，但不知是栓塞还是溢血，要观察。把我往急诊室一放，就走了。吴秘书一边打电话给我太太，一边跟我说，赶快找院长或者副院长，你不是都认识吗。我正在犹豫，妻已从山上赶到，我们想周六深夜为这点“小事”麻烦人家，也许不必了，因此那天晚上就单独在急诊室的一个房间的小床上度过。对中风我并不了解，但是渐渐地感觉手指脚趾不听使唤了，这是很可怕的感觉，是不是就此瘫痪呢！那时开始想今后生死的问题。

到了星期天早晨，手臂不能抬，脚不能动，嘴巴也开始发麻，这才真正开始紧张，赶快去找一位平常认识的副院长，他在十点多赶到，一看就知道是中风，而且慢慢地在恶化，但他不是专家，不敢下诊断。那时已是星期天中午了，赶快去找神经科的医生，下午四五点科主任赶来了，匆匆地诊断一下，判断应该是栓塞，而且确实还在加剧，赶紧打针吃药，紧急治疗。两周后病情稳定了，又转到复健科，准备在这儿住上较长的时间，一方面是复健，一方面是让自己习惯以后要过的新生活。当时怎样也想不到，这“新”生活“旧”生活有这么大的差别！

在过去“残障者”对我只是遥远的名词，当然有同情，对残障而奋发向上的，也有适度的尊重，但都是很遥远的，是和自己不相同也

不相关的另一类人。这次却是真正地成残障界的一员了。医生告诉我，复健不是复元，不可能完全恢复从前的生活，能恢复几成，要看中风的轻重和对复健的投入。像我的情形，血管栓塞的时间很长，运动控制神经受创颇重，现在复健只能设法使从前不用的后备神经活跃起来，作为补救。总之，以后要适应行动不便的生活，这一点心理上先要接受。其次，中过风的人第二次中风的机率，比没有中过风的人要高几倍，我中风的原因是血管硬化，相当严重，再次中风的机遇更高。追问之下，最后又坦白地告诉我，三五年内再度中风的机会大概有一半以上。

台大复健科的病房是在旧大楼的一楼，是日治时代留下来的建筑，房子虽旧，挑高颇高，楼外有一个封锁了的花园，似乎很久没人进去过了，但还给人一种花木扶疏的感觉。同楼的病友二三十人，各式各样病因的都有，中风的占了一半以上，每天见面，久了也渐相识。初去时，有一段时间，每天午夜都听到一声声抑制的长嚎，是一位因骨癌把腿锯去了一半的年轻人，以后还有几十年活，午夜梦回在抱怨上天对他的不公。还有一位长期坐着轮椅的老先生，第三次中风了，被外佣推着，每天下午三时从病房出来，准时到走廊里，对着窗外的花园，怔怔地发呆，空洞的眼神，不知是看穿了一切，还是看不见一切。三点正是我出来拄着方圈拐杖练习走路的时候，要从他轮椅旁绕过去，一个多月，天天相见。看护告诉我，这位老先生三年多前第一次中风，出院时还不错，是拄着拐杖自己一蹓一蹓地走出去，去年第二次中风再来，就不行了，今年第三次中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意识也不清楚了。

人生的舞台原是不停地旋转，一个人要扮演的角色，有时是由不得自己的。但是，不要让自己太痛苦，也不要对别人太妨碍，这样最低限的目标，还应是自己可以控制甚至主导的，生老病死，人生必经之途。今天忽然中风，虽始所未料，但看着这位老先生的背影，人是不是一定要走到这样的地步呢？

我九岁时，母亲忽因中风在实验室去世，我看着她下葬，慢慢地沉到墓穴下去，给我很深的印象。因此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怕死，不是怕生命的结束，而是怕一个人孤零零地埋在漆黑的地下，太寂寞太孤单了，中夜梦醒，还常幻想怎样到墓里去陪伴母亲。后来长大，这样的恐惧渐渐消失，也许是埋藏到下意识里去了，而知识渐增，从老庄的哲学“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到科学的宇宙论进化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地球的生命不过是太空宇宙间无数生命的沧海一粟，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界生生不息有其自然的法则，这样渐渐形成自己的生死观：个体的生死不过是群体延续的一个小环节。像电视节目常有这样的镜头：豹子老虎这些生命力最旺盛的生物，在受伤衰弱面临死亡的时候，就自行寻找一个阴凉隐蔽的树荫，慢慢踱进去，先是站着，眼神渐渐涣散，然后屈膝蹲下，忽地往地上一躺，眼睛一闭就结束了，在天空盘旋的兀鹰等候已久，在这一刻蜂拥而下，瞬息间只剩一堆骸骨。海明威的《雪山盟》，一开始就是一只雪豹的残骸，在雪山之巅，这些画境，就像卡通片，中风后我深夜躺在病床上，训练伸屈不听使唤的手指时，一张张闪上心头。

七十年代初我就主持过安乐死的座谈，近年来，也写过一些探讨科技对伦理的影响，尤其是生老病死的文章，但那都是从理性出发，超然的学术性讨论，这次是切身的问题，主角是惟一的我，而不再是统计中的一个数字。死亡是一切的终结，这个我，没了就没了。如何在老病中以理性的态度迈向和接受死亡，中风以后，开始认真思考，又想到如何实践的问题，渐渐地归纳出一个个的结论。首先，想清楚什么时候该接受死亡，然后，如何面对死亡之前的老病。人生许多烦恼都是因为有了抉择才有，本来生死是一种自然过程，是上天决定的，阎王要人三更死，谁也无法留人到五更；但“人”定胜天后，一切有了改变，三更到五更之间是可以商量的，于是，个人愿意忍受多少痛苦，社会愿意付多少代价，就成了一个可以抉择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我躺在床上，望着不能如意伸屈的左脚趾，听着隔壁断断续续传来的嚎哭声，得出选择延续生命的三点结论：

（一）对自己，不会是一直的痛苦。

（二）对家人，不会成为不可忍受的拖累。

（三）对社会，不会成为毫无贡献的负担。

这样，活下去才有意义。

后来，把这三点综合起来，再更具体地写了一份生命遗嘱，后来交给我的律师，成为遗嘱的一部分，全文如下：

我，沈君山，一九三二年生，今年六十八岁。鉴于此生已尽了对社会的责任，今后，如何处理个人之生命乃个人之基本权利。在此一原则下，立下此生命遗嘱（Living Will）。

一、消极终止：在本人因病或其他原因，进入永久昏迷（permanent unconsciousness）或不可复原之终极状态（irreversible terminal condition）时，不必以任何人为方式延长生命（例如气管内插管、体外心脏按压、急救药物注射、人工调频、人工呼吸、鼻管喂食、心脏电击、或其他救治行为等），应尽量减少痛苦地让本人自然结束生命，免除痛苦而有尊严地走完人生。其处理方式在本人无意识判断时，授权下述被授权人（authorized agent named below）依上述原则执行。

二、积极终止：由于自然或意外原因（例如严重中风或车祸），本人脑部或身体受到不可复原之伤害（non-recoverable damage）。生命虽或仍可自然维持，但

（一）此伤害将使本人之精神及身体陷入长期痛苦之状态。

（二）此状态将无法复原。

（三）维持生命对家人及社会将造成沉重之负担。

在上述情形确定时，本人将以积极方式寻求生命之终止，届时或将寻求被授权人或相关人士作直接或间接之协助。为避免上述人士担负道义上或法律上之责任，于此授权被授权人得在上述假设情况发生时，以积极或消极之方式协助本人终止生命，有尊严地走完人生。

1. 在立此遗嘱时，见报载荷兰已在讨论立法通过安乐死，其条件与本遗嘱所述相似，惟无法忍受之痛苦仅限肉体方面，本人则认为应包括精神方面，但必须是因老化或伤病已陷入长期精神痛苦，且无法复原之状态。本人了解目前在我国尚无积极终止生命之立法，故（二）仅为原则性之叙述，在被授权人协助本人合法方式寻（二）之实践时（例如出国至有积极安乐死立法之国家）免除其道义上及法律上之责任。

决心用文字写下其法律效力的生命遗嘱，起因是在医院病房亲睹吴大猷先生一段生死的经历。

吴先生是我国学界前辈，中国现代物理的引进者和启蒙者，也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他于一九九五年八十八岁时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引退，一九九九年因心脏病发住院，那时他已九十一岁，各方面都已经很虚弱，入院之初一度濒危，他曾经表示不要人为急救。但医师的天职是挽回生命，在没有清楚的表达下，还是努力救了回来，但以后吴先生就没有机会再做这样的表示了。

六月中我中风住院时，病房在十五楼，而他的病房在十四楼，就常去拜望他，吴先生脑筋还很清楚，但已愈来愈难表达，靠了维生系统维持，他后来完全不能与外界沟通，只有热爱他的义女呤之每天照顾，为之憔悴不堪，吴先生在次年三月去世，去世前几天，想是十分痛苦，还不慎把舌头咬了一块下来。

我在台大医院一直住到七月底，后来回到新竹继续居家复健，每周去医院一两次，检查病情。有机会仍去探望吴先生，看到他逐渐地陷入完全无知无助的状态，受到很大的痛苦，每次都令我震撼。想到物理学家Pais在他的名著《爱因斯坦科学传记》描写爱因斯坦接受死亡的一段：“爱氏在晚年知道患了肿瘤，他告诉医师不要为他开刀打点滴，他说他已经做完该做的事，要尊严地离开，用人为的方法来延续生命是没有格调的。他问医师，会不会是很痛苦地死亡，医师告诉他会有点痛，但很快会过去，爱氏安心了，继续做他的统一场论计算，他在睡梦中去世，病床边的小几上仍摊着未完成的计算。”

Pais的这本书，吴先生是极喜爱的，也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要我细读。爱因斯坦的天才，凡人不可及，但他对死亡的态度和接受死亡的过程，是凡人可以做到的。吴先生一生浸沉科学，是极理性的人，一定也想效法爱氏处理自己的生死，但竟不能如愿，拖延了很久，自己和亲人都忍受了很大的痛苦，才走到终点。我每念及此，为之痛惜不已，也引起我的反思。

人定胜天的境界是人类一直向往的，但是真正到了这一步，实在是很可怕的，能力超越智慧时，如何用有限的智慧去运作无限的能力呢？对于生死，现在当然还不能完全主宰，但可以规划了，可以有限地延长，也可以不要延长。科技进步又进步，但科技总还应是为人服务，不是人为科技服务，人还应是科技的主人，不是科技变成人的主人。生死者，人的终极大事，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寄托于来生再世，但那终究是未可知的，能真这样相信是福气。但在此世，这最后的一段时刻是实在的，是人作为自身主人最后实践自己的自由意愿的时刻。但那时是如此虚弱。“生命延续得越久越好”，这传统的价值观已经根深蒂固。在前科技时代或许是正确的，因为上天自然会为个体生命划下一条线，在后科技时代，人必须要自己作主，这一条线该划在哪里，必须在神智清明时先期规划，否则时机一瞬即逝，怎样透彻的理念也无法实践，自己还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人。

因此，再三斟酌，写下了这一份生命遗嘱，后来得到丽华的同意，成为法律文字，能不能真的实践，当然尚未可知，但至少已尽其在我了。

生死之事有了一个交待，心里放下一个负担，可以回过来心境宁静地规划如何活了。当然，还是“做我所能，爱我所做”，只是中风大大地缩小了“能”的范围，需要重新规范。

在对社会仍有点贡献方面，科学普及教育，还是最适合我的，为《联合报》遍访大师写科技专栏当然只得中止，但科学营还可以继续办下去，只是受限在推动筹划方面。至于自娱晚景，游山玩水，呼朋唤友，虽不完全放弃，但却是有所局限。独自旅行很不方便，棋桥还是可以的，不便参加大比赛了，但在网络上与人争锋，别有乐趣。网络上有一个个的棋站、桥站，棋友和桥友们缴费注册后，就可以上网，与网上的棋友通过网络交锋，胜负都被网站记录下来，很快每位棋友桥友就有一定的位阶，可以互相选择适当的对手。我初上去的时候用了假名，因为技艺已比过去退步很多，不希望人知，但还是很快被认出来，和年龄与辈分都差很多的网友对垒，偶被嘲笑“你是真的沈君山吗？”习惯了也就无所谓。

在新竹休养了两三个月，病情渐渐稳定下来之后，亲友一直劝我除了西医之外，也应看中医。我算是中强度中风，要较长期地复健，能住院当然最好。大陆一般认为是中医水准较高的地方，于是经朋友帮忙，在一九九九年的九月到北京住进了一般人称之为“三〇一”但正式名字叫“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医院，一住住了近两个月。

“三〇一”是一个颇具历史性的医院，从前只限军方高干就医，现在开放了，有点像台北的荣总，我住在一般称之为“老将军楼”的南八科病房，“文革”的时候，军队的医院也有避风港的作用，陈毅、叶剑英等元帅大将都在这儿住过，邓小平后来也在三楼的一个套间去世，那个房间现在除了门油漆得比较亮滑外，和一般病房并无两样，房子平常空着，门上有一个牌子，我住进去的时候，这座将军楼还没有完全开放，我的病房在南翼的二楼，每天复健爬楼梯，就以北翼三楼的邓室为终点，走八百步路，摸一下门，再转身回来，对着这样一位曾经扭转了十亿人命运的历史巨人人生终点站，如此俭朴平凡，每次到站，每次勾起百般感慨。

将军楼是形如口字但缺了一边的洋房，中间还有个有喷水池的花园，水池早已干枯，只余残荷枯叶，但园子种杂花生树，依然生气盎然，北京的秋阳，和煦温暖，迥异于它夏天的酷烈或者冬天的无力，所以初去的时候，还有不少病人，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扶着拐杖，到园子来分享这秋阳的温暖。见面次数多了，也多点头打招呼，偶尔交谈两句，照例不去打听对方来历。但你若有兴趣，护士小姐会有一箩筐的话告诉你；一样蓝色平凡的病服后面，各有不平凡也不一样的经历。这几年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中国，但是就有些礁石孤屿，这儿那儿的挺立在浪头上，多少保留原来社会的面貌，不肯全然低头，“三〇一”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它原是军队医院，解放军过去在社会上是有特殊地位的，这些年来是大大地低落了，“三〇一”受了影响，过去的特权减少不少，军管的色彩却依然残留。我初去的时候，因为是第一个台湾去的病人，又是中风初期，被列为一级护理，挂了红牌。南八科病房原则上把病人按病情分为三级，一级是最严格的，不得外出，无看护或家属照顾不得下床，其次是二级，挂蓝牌，外出要大夫批准，再其次是常规，挂绿牌，护士长点头就可外出了。

我是“台胞”，因此开始是比照外宾收费，这就闹了个小风波，在我给朋友报平安的信上，把这风波做如下的描述。在花园散步晒太阳时，常遇到与病友点头为礼，熟后也偶聊天。有一位老将军，不知姓氏，只知道“援朝”、“惩越”之战都曾参加，爱国情绪特别强，知道我从台湾来，常抒发他的民族感情，大半时候我就听着，偶作解释，他对“两国论”当然特别有反感，常刺刺不休。一天我收到医院伙食账单，一百元人民币一天，同舍的只有二十三元一天，原来内外有别，我们台胞外宾，比照美国人，收得贵，据说可点特别的菜。我把这事向老将军讲了，我说：“我们只是说说，你们却在实践两国论。”他听了脸色铁青，默不作声。但是第二天医院的伙食总务就来向我解释，最后加收二元，二十五元一天，我去谢谢老将军，他一听还是多了二元，仍不以为然，我怕再多事，赶快向他解释，这就是一国两制，可以了。无论如何，这样一来，我的医疗费用将比同大陆同胞，要便宜好多，两国论的风波有这点实效，想像不到！

还有一次，我初到三〇一时，杨振宁先生来探病，陪同来的还有《中国时报》的江才健，大概衣着随便了些，在门口被门房小姐挡了驾，后来打电话惊动医院一位大牌医生——就是后来大大知名的蒋彦永，才能进来。后来这位门房小姐大概挨了训斥，见到我就板着脸，我试着修好（门房是一个重要职位），她说：

“谁知道你的台湾朋友是什么人？”

“杨先生不能算‘台湾’朋友，不过，你知道哪些台湾人呢？”

她说：“两个，一个好人，一个坏人。”

“哦？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坏人”是谁？猜猜就知道，是大陆官方电视台天天在骂的当时台湾领导李登辉；好人呢？她说是张惠妹。

“张惠妹是谁？”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就是阿妹呀！”她对我的无知大为惊讶，就给我上了堂‘阿妹学’。原来，阿妹才去北京表演了一场秀，座位万人的大体育场，从场内到门口，挤得满满的，风靡大陆的青少年，尤其是小姑娘们，不但迷她，而且认同她。

后来我把此事给杨先生说了，杨先生说他在东北已有过类似的经验，他和某歌星同机，下机后歌星前呼后拥地坐加长轿车而去，杨先生的场面虽然冷清些，也有加长轿车来接，同机旅客乃耳语相问：“那位先生是唱什么歌的？”

我听了加以评论，诺贝尔奖得主不如歌星是好现象。首先，大陆，至少大陆的都市，已进价值多元化的阶段。其次，阿妹现象表示两岸中年以上一代，价值观有所差异，年青一代，尤其基层，却是相通的。杨先生听了颔首微笑，似亦并不不以为然。

我是一九九九年九月下旬入三〇一医院的，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十一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和同楼的医生病友告别后，我便去向三楼邓的病室道别，因为第二天就要出院回台湾去了。两个月来，每天复健散步，从二楼到三楼来回三次地向此室报到，就好像游泳比赛时，游到泳池对面，用手碰一下，这一圈才算完成了，而今，此一归去，不知何时再来。面对两个月来朝夕报到的此室，不胜感慨，若不中风，怎样也不会有这样的际遇。邓一生三次大起大落，历尽风波，看透世事，中年之后，成为彻头彻尾的惟“抓”主义者——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年逾古稀，忽然地大权在握，“苍茫大地，我主沉浮”，但面临的却是一个毛泽东遗留下来前未有过的局面，如何去抓住老鼠，惟有摸着石头过河。以不弄翻这个局面，但一切实事求是的基本立场出发，制定了两条路线：建国方面取所谓“改革开放”；统一方面取所谓“一国两制”。数十年建国的实践，检验了真理。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翻了个身，却没能让她站起，“改革开放”让她站了起来，却仍有不在少数的人躺在地上，而这不在少数的人，又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上最应该照顾的。江泽民萧规曹随，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一步一摸索，到今天中国不但没有像苏联东欧的分崩离析，在世界上甚至更有地位，他日地下再见邓小平，说一声不负所托，当之无愧。但人总是受限于历史条件的，真的要渡到彼岸，还待第五代以后的“新中国人”重新摸索。

至于一国两制，平心而论，站在中共的立场，若不是邓小平的眼光及务实的心态，在当时还不容易公开的提出来。一统天下是中国自古以来，治国者的终极目标，但古今毕竟不同，在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皇民，率海之滨，莫非皇土，中国就是天下，台湾不过天下之一隅。但现在天下已不只中国，台湾的问题，既要从历史眼光看，也要从世界潮流看。试问，在今天列强争胜的世界，有哪一个国家愿见中国统一？美日尤其不愿意，中国越强越不愿意。对台湾问题，他们说维持现状，事实上是让你骨鲠在喉，既不让你吞下，又不让你吐出来，说是和平解决，却不断的军售订约，两岸的中国人，付出了多少代价！瞻望未来，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能变，但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或者可以随时俱进吧。统一的目标不能动摇，但统一的方式应可研究，一国两“治”也可以作为统一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的形式吧！

我慢慢地从邓室一步一踬地拐回二楼的己室，望着楼下已经衰败枯萎了的花园，有多少历史上的大事，曾在此启蒙，在此酝酿，心中浪潮起伏。三十年前，我因为钓鱼台运动的冲击，而开始思考国事，而提出了“革新保台，一国两治，志愿统一”的看法，而决定回国。那时邓还下放在江西的工厂做工呢，三十年光阴如大江东去，“形骸已与流年老，诗句犹争造物功”（陆游《幽居夏日》）只是诗人的期望，是违反自然律的；“形骸既与流年老，诗句难争造物功”才是真实的。中风终究是一个人生的大转折点，我明天从这儿走出去，智力精力日见退化，是肯定的事。我对实际政治既乏兴趣，又无能力，但三十年来，也是一贯坚持，也是因缘际会，在两岸关系上，问津寻津，也有一些看法，一些际遇，一些影响。待时机适合，还是应该把它整理出来。作为真正的浮生后记，回到自己病房时，已暗暗地下了决心。

（《浮生后记》已于二〇〇三年夏，在台湾由《天下文化》公司出版）

小传

一九三二 出生

八月二十九日南京鼓楼医院出生，父沈宗瀚，母沈骊英都曾留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学农。回国后，分别在金陵大学任教及浙江大学农场研究，后来同转去南京孝陵卫中央农业实验所任职，是当时学有专长的“新派”人物。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我都一直在小康之家父母宠爱下成长。

最早的一桩记忆，大约是在两三岁的时候。一天黄昏，年轻夫妇兴起，玩捉迷藏的游戏，母亲在屋里把儿子藏起来，父亲进来找。儿子不争气，无论藏在壁柜里睡床下，都忍不住叽叽地笑，父亲当然一下就找到了。好胜的母亲不服输，把儿子藏在棉被里，再三叮咛，不要吭声。当然，塞进叠好的棉被后，要吭声也吭不出来，果然父亲一时也找不到，但又热又闷，儿子觉得要室息了，在里面踢棉被，踢得棉被蹦蹦跳，母亲要按也按不住，被父亲一把拎出来，母亲脸色很不好，还说了“真不争气”之类的话。儿子觉得受了委屈，大哭起来，父亲埋怨母亲，把儿子闷得满头大汗，生了病怎么办？母亲也没好气，就斗起嘴来。儿子就哭得更起劲。至于怎样收场，不记得了。

一九三七 逃难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起，政府西迁，沈府小康之家时代，从此告一段落。从南京而汉口，长沙，常德，贵阳，在贵阳暂住了两年多，一九四〇年止于四川荣昌。我随着母亲，母亲随着中农所，一路迁徙。

我的童年和幼年教育就在当时称之谓“逃难”的过程中度过。每到一处，逗留不过数月，最长一两年，最短数周。乡下的小学，因教师学生人数不足，常只开一、三、五或二、四、六年级，我每到一处插班，也只有一回跳级一回留级，视情形而定。各地乡音不同，刚听懂就又要转学，而且班上下江人（从长江下游来的外省人）往往只有我一个，又被认为是官府人家子弟，受到孤立。所以，童年的学校生活，既不正常也不愉快，这段经历，在《打菩萨》中有侧面的记述。

零零落落的回忆中，最深刻的是为抽鸦片第一次挨打。我们到贵阳后，借住油榨街一户当地大户人家的四合院，母亲白天去上班，奶妈带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家，正厅住着屋主的老太爷老太太，我常去玩，他们也很喜欢我。有一天去时，他们正躺在床上抽鸦片，那时贵州号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却盛产鸦片，是经济来源的大宗，几乎人人都会抽两口，他们就逗着我，要我也吸一吸，我吸了一口，呛得眼泪直流，大哭起来，奶妈赶来把我抱回去。晚上，母亲回来，知道此事，吓坏了，也不好意思声张，只把我的手拉出来，狠狠地打了三下，一面打一面说，绝不能再碰这玩意，鸦片上了瘾，永世不得翻身。隔了两三天后，就搬了家。

一九四一 母逝

一九四〇年，母亲回到迁址四川荣昌的中农所工作，一年之后，她积劳成疾，在实验室中脑溢血猝逝，那时我只有九岁，有一段鲜明的回忆：初秋的下午，在课室里不太聚神地听老师讲课，忽然看见窗外一位中农所的工友指手画脚地向我打招呼，老师出去问了几句，招手叫我出去，我要收书包，老师说不要收了，放在抽屉里好了。我出去后，工友抓住我的手就说快走快走，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你妈妈死了，等你回去合眼呢。我拼命地向他说，不要骗我，他说“怎会骗你呢？”我一路被拉着跑，一路地就大哭起来，主要只是惊怕。回到宝庆寺的中农所，在母亲的实验室里一方木板上，白布盖着母亲，父亲在旁垂泪，旁边站着的人，见我进来，把白布拉开，母亲已气绝多时，但眼睛果然还没有合上，有人帮我把手放在母亲的脸上，我轻轻地碰了一下眼皮，眼睛就闭起来了。

我七八岁的时候，非常怕死。我并不怕鬼，从小心目中就没有鬼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幻景。但是死，对那时的我来说，就是闷了气，埋在地下，黑不洞洞的，被虫蚁咬，咬得没有了为止。这种形象，非常恐怖，知道每个人都会死，常常计算自己死亡的日程，人生七十，算算还有好几十年，就比较安心些。母亲是中秋过后两天去世的，在中秋前三四天，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一行人吹笙摇幡地走过来，其中一位对我说：你妈妈死了，我们去葬他，你要不要去？我大叫：“不准埋到地下去！”但是队伍摇晃地过去，我充满了悲戚，却无能为力，惊醒过来一身酸软。这个梦，后来常常回想，到今天还清晰记得。

母亲去世后，遗留九岁的我及三个弟妹，还有许多已完成和未完成的工作，遗骸抗战后归葬南京。一九九三年，因为开修公路，又迁葬于前身就是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内的桃园，址在当年母亲工作的生物遗传馆后。墓成，我前往拜扫，墓后桃李成荫，满园缤纷，拜扫之后，随意到生物遗传馆等处走走，几位年轻人正在做实验，闲谈起来，因为研究谱系，他们都知道“骊英”。他们告诉我，大陆上小麦品系中，以人名为名的，只有骊英系列和一位叫梁来友的“小白麦”。这些年轻人虽然知沈骊英其人，却不甚知其事，当自我介绍，我就是沈骊英的儿子时，他们个个抬起头来，用尊敬的眼光望着我。他们告诉我，骊英系列包含九个品系，分别为骊英一至九号，从四十年代起逐渐推广，遍及大江南北，其中尤以骊英四号和五号最受农民欢迎。今天他们研究的品系，也还是从抗战前后那些早期的品系改良培育而得。

中国有句成谚：“功不唐捐”，母亲身后的故事，很印证了这句话。

一九四三 赴陕依叔

母亲去世后，父亲续弦陈母，一年许又因病去世。我因乏人管教，变得特别顽皮，父亲无法同时照顾我们三个小孩，乃将我送去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任教的六叔处。六叔那时已有七个小孩，最大的比我大十岁，最小的则刚出世，食指浩繁，生活艰苦，但从初一到初三毕业，我总算第一次安安定定地读了三年书，也第一次迷上一门课：几何。

那时下课以后，各小孩例必要分配若干家事，分配给我的工作之一是去“放羊”；为了让新出生的堂弟有奶喝，家中养了一头羊，每天下午要牵出去附近草地让它吃新鲜的草，这是我一天最享受的时光。赶着把其他家事做完，就牵了羊出去，用长长的绳子拴在大榆树下，让它一圈又一圈地自己寻草吃，我从树上折下树桠和树枝，当做圆规和直尺，在树下一道又一道地解我的几何题。初到陕西时，我对新家和学校都不习惯，互相地格格不入，是一个寂寞孤独的小孩。只有在榆树下，独自浸沉在理性的愉悦中，才是我最自得的时光。初二以后，几何课没有了，羊也不养了，学校也有些新朋友了，但是到榆树下去想新的几何命题仍是我最珍爱的独自时光，一有机会就溜了去做，这些自以为是创作的命题，到初三毕业，离开武功时，已经积满四册练习簿，一直保留到很久很久以后。它们本身当然没有什么价值，两千年前，希腊人早已解过了，但是带给我思索推理的训练，却让我终身受用不尽，若要问这一生哪一门课是最受益的，毫无疑问，是几何。它好像把你的头脑洗了个澡，理个清楚。很遗憾，现在的中学，几何似乎已不是一门单独的课程了。

一九四六 返宁回家

一九四五年中日战争结束，一九四六年六叔全家“复员”东返，父亲已又再续弦，在南京孝陵卫故居附近重新建立起新家，我也就回家，进入金陵中学。但是安定重新出发的喜悦只是短暂的，渔阳鼙鼓动地来，一九四八年秋冬，辽沈淮海战役国民党军相继失利，金融崩溃，局势很快进入不可收拾的情况，我们又再开始“逃难”，父亲那时已任职农村复兴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一个中美合作的机构），他把慈恩和慈荫两个妹妹留在正在就学的苏州振华女中，其余的举家南下，但南下后又怎样，当时也不知道。一九四八年冬，我经沪而穗，在广州的岭南中学、大学断断续续地读了一年多书，其间曾两度进出香港，在澳门也住了近半年。

这两三年，奔波流离，书当然没能好好念，经过上海的时候，在舅母家住了一个多月，经历了第一次的初恋。后来的追忆，写在《花莲的白灯塔》一文中。一九五〇年夏最后一次离开广州，那时，我已考进岭南大学。解放初期，全校浸沉在亢奋的新气氛下，跳秧歌演话剧等，我也参加了学校的文工团，团中有位高年级的积极分子，不分彼此地帮助大家，成了我很好的朋友，把他当大哥哥看。但有一天，他告诉我，要休学回家了，他家是地主，在乡下是被斗争的对象，土地没收了，父亲也关了进去。他说话时阴阴沉沉的，一反平常开朗的态度，“以后我们恐怕不会见面了，不要写信，免惹麻烦，你的阶级成分也不好，要自己小心。”他这段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宣布协防台湾，国民党政府安定下来，在撤离大陆时濒临解散的农复会也重新整合出发，父亲来信要我去台。我那时已渐习惯岭南，参加各种活动，足球已经是校队，对父亲的来信，十分犹豫，但“大哥哥”的一番话，总在心中徘徊，终于在七月底的一天，收拾行装，离开广州，那时由穗去港，已开始管制，尤其入港，对于非粤籍的外省人——被概称为上海人——盘查更严，动辄饬回。我在从广州去罗湖的火车上，临时抱佛脚，编了一段大学生赴港探亲的故事，用粤语背诵在心，反反复复地请邻座的同学纠正口音。还好过罗湖时，警察只问了几句，对我结结巴巴的故事，翻了两眼，就让我过关了。

一九五〇年七月初来到台湾，没几天就参加台大的入学考试，考国英数理四科，录取分数一百六十分，我只考了一百五十九分，没有考取，只好在家闲居一年，一面补习，一面等待来年再考。

这一年却给我带来不少收获。那时时局不定，随父母来台，而未能入学的青少年不少，多有浪荡街头，结帮成群的，一般称之为“太保”。有一个小团体，七位小兄弟，自称七义，我也是其中一员，常去中华路铁路（当时尚未地下化）旁的一家茶馆南亚茶室碰头，商议军国大计，再出去南征北讨。不幸，有一次和对头帮派决战，大败而归，老大避去高雄，我们也被逼散伙。南亚茶室当时分里外两大间，外间十几张桌子是咖啡室，偶有一两桌人玩纸牌，里面则是棋室，七八张棋桌，是当时台北主要的围棋聚会场合。我们平时只在外间，老大叫一杯茶，小兄弟们伙在一起，叽叽喳喳，但就在这里，我初次接触到围棋。七义散伙后，一两位小兄弟，还偶去南亚相聚，外间没得混了，就去里间，起先看人下，后来自己上桌，很快发现，用头脑打架比用拳头打架，我要在行得多。那时，农复会的一部分借省农林厅上班，就在现在济南路立法院的旧址。上午奉父命跟着去上班——其实是补习中英文，在办公室角落摆了一张小桌子，由父亲的同事学生（蒋彦士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共同督导。农林厅的一位老门房，会下棋也喜欢下棋，我常偷偷去找他下。下午一下班，就一溜烟地跑去南亚。一年以后，我的棋力，从被老门房让七子到让他先，号称三级，大学也考上了。

一九五一 进入台大

一九五一年的时候，还没有联考，只有一所大学，就是台大。还有三所学院：师范学院、台中农学院和台南工学院，分别是现在师大、中兴和成大的前身。台大后来号称学风自由，其实那时才是真自由，简直近乎散漫。老师的待遇很差，大量地兼课，忙的老师一个星期要上十七八堂课，当然就管不到学生。大一的时候，我成天泡在球场上，足球原来就有基础很快选入校队，先踢右锋，后来成为球门。篮球是当时校园最活跃的运动，我们组织了一个黄蜂队，是争夺全校冠军的热门队伍。后来成为加州大学校长的田长霖，在另外的建群队，为打球我们打过一架，大一下学期，我又加人了B.T.U——台大桥社。桥牌，我原就有些根基，在南亚茶室也上过桌，但加入B.T.U，还是先要经过测试，再做为见习社员，最初几次比赛，只能在后面递牌盒子学牌，还轮不到上场。半年之后，由老社员带着正式参加比赛。和围棋一样，我一下就入了迷，进步也很快。从技术面而言，桥牌比围棋更容易控制，只要头脑清楚，注意力能集中，入了门，很快就能登堂，大二下学期我成为正式社员不久，就在台北市比赛拿到第一个冠军。

大学四年，除了棋桥足篮外，其他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也都热心参与，郊游、烤肉、办舞会都有份，常常还是带头分子。又加入了学生社团“群社”，并不是核心成员，但参与很多康乐活动。有一天，群社歌唱队出了事，好像是唱了“反动”歌曲，队员被约谈。我也被教官找了去问。我没有音乐细胞，它在我的十八般武艺之外，确实不知道队员在唱什么歌，用民主自由的道理和教官顶了两句，互相瞪了两眼，就出来了，没事。这是我大学时代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和政治擦上点边。

至于功课，只求做到略好于过得去。大学四年，该上的课上了，该记得的公式记得了。但是除了核心必要部分，完全没有心思去多走一步。经过十几年断断续续痛苦多于愉悦的小学、中学，我充分地享受了大学时光，没有一丝一毫做学者的意图和准备。初中时代对几何的狂热，分散转移到棋、桥和球类活动。散漫的台大给我一个自由自在多元发展的环境，四年大学，学科修了必须的一百多个学分，课外活动却修了至少五百个学分。现在回想，这些课外活动，给我带来自信和自在，让我从青涩自闭的少年长成一个成熟外向的青年，四年时光一点也没有浪费。

一九五五 受训

毕业之后，先到凤山后来转去左营，受了一年军训，显然我不会是一个好革命军人，事实也确如此，结训离营时，我还欠了海军十几个例假禁足，在教官要我们留言的纪念簿上，我实话实说，题了两句修改了的唐诗：“相看两讨厌，唯有沈君山。”

那一年真是不幸，还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失恋。大学时读外文系的女友，毕业后就出国了。那时台湾经济尚未起飞，台美通讯也不十分发达，打一通隔洋电话要公务员一两个星期薪水。留美是到另一世界，另一令人欣羡却不真正了解的世界，是人生向上梯阶另一阶段的开始。我们去凤山，也是到另一世界，却是一个受苦受难受磨炼的世界，是人生不得不经的一个过渡，以后前程却还茫茫。和黄埔新生一起的入伍训练，尤其摆明了就是要杀杀大学生自大自满、自在自得的散漫之气，除了出操跑步整内务，还是出操跑步整内务。尤其我，因为棉被叠不好，每天中午别人回宿舍午休，还要搬了棉被烈日下到司令台去叠，社会阶级社会价值和大学时代整个地翻了过来，每天能向往期待的就只是午后的绿衣使者。信先到辅导官处，他检阅了，再发给大家。最期待的当然就是情书，不但是精神的寄托，而且似乎也是“成就”的一种衡量。有一位队友，每天收到一封甚至两封情书，还是厚厚的，看他那时的样子，就像羽毛抖了起来的雄鸡。而我呢，却是渐行渐远渐无书，第一封她的信是船上写的，抵美即发，还有四页，但以后渐渐的就短了，也少了。这本来在预料之中，一个自费学文的女孩，要读书要谋生，还要在冰天雪地的新英格兰，重新适应西方生活，和炎炎烈日下每天带了小板凳踢正步听训话，却不用操任何心的土男生有多少可说可共鸣呢？到了十一、十二月，天渐渐地冷，信也渐渐地少，新年过后，收到一张圣诞卡，有Take Care两字，想是诀别吧；此后就再无音讯了。当时队上像我这样情形的，还不止一二人，发信时刻，名字叫到的愈来愈少，脸色苍白的愈来愈多，但谁也不肯多说，谁也不肯认输。还有，辅导官后来透露，让妹妹每天胡乱剪些报塞在信封里装做情书寄来的，诚知此恨人人有，受训书生百事哀，从那时起，欧阳修的《木兰花》：

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

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

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

故倚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尽。

就成为我最记得的一首词了。

受训完之后，再一年我终于也出国了，出国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见她的结婚启事，对方是名门之后还是名校博士。到了美国，我仿古诗写了一封贺函：

闻君结良缘，相去日更远

遥寄殷勤意，再拜祝三愿；

一愿琴瑟永谐

二愿清辉不减

三愿人长久，白发再相见。

可惜是当然的石沉大海，不过，垂老再相见，却如愿了。八十年代中，她回国省亲，卅年后，又第一次在电话中听到她的声音，相约共宴，那是一家宴舞餐厅，曾经是美国军官俱乐部，后来美军撤走了，名字和风格却沿袭下来。听着轻缓的舞曲，回忆大学共同的时光，不知不觉间，台上菲律宾四人乐队已奏起了“魂断蓝桥”，淡淡感伤的曲调，感染着大家。

我们缓缓地舞着，……微俯下首，一双迷迷蒙蒙的眼，也正望着我，不，不是望着我，是望过了我，望着过去。

“看君双眼色，不语似无愁。”

卅年前，为这两句诗，相思了一晚，也是骊歌声中，刻意地念出来，换来一瞬矜持的嗔笑，又相思了一晚。今宵却自然地从唇间流露出来，感觉到一丝颤抖，也只是一瞬，眼色更加迷蒙的。

驾着轿车，送她回去，窗外的雨迷迷蒙蒙的，闪闪的霓虹灯，似乎十分遥远。卅年前，出国前夕，诀别之舞后，坐着三轮车回去，也是迷迷蒙蒙的，但车座遮雨的黑布幔把幔外幔内，隔成两个世界，幔外凄风苦雨，幔内却是温温暖暖。当然并不希望车子踩得太快。车夫也就识趣的慢慢地哼着小调，慢慢地踩，从八德路的新生社沿着新生南路踩回台大的女生宿舍。当时新生南路的左边，是一条近似小河的明沟，踩了大半个小时。再过去就是水稻田了，闪烁明灭灯光从散散落落的住宅，映射出来，那时是没有霓虹灯的。

到了她的婆家了，正要下车去帮她开门，却被挡住；

“不要了，下雨呢，”她把我的手按在轮盘上，“你不是一向如此吗？”又加了一句。

出了车门，回过身来，隔着车窗，踌躇了一下：

“你的贺卡，是收到了，”

踌躇了一下，

“那时我没有回，……对不住，”

又踌躇了一下，

“隔山相看两不厌，何必踏遍岭头云。是吗？”然后，回过身去，再也不回头地走了。

望着她已显富态的身影，在门口一闪进去，回忆伴着雨珠在前窗板上，一圈圈地散开，沿着窗沿，流逝过去。

后来，又过了好几年，辗转听到她在夏威夷去世的消息，但已是事后很久了。

军训中，像我这种情形，显然以后也很普遍，甚至发展出一个专有名词：“兵变”，也可以说是体制的产物吧。回忆中，时间已愈合了伤痕，留下一些淡淡的悲哀，也许还有些美，但在当时，却是刻骨铭心的，不只是感情，更多的是自尊和自信，各种挫折都交织在一起。

受完训出国之后，不过几年，我读完书也结了婚，回来客座，到清华、台大讲学，那时还很年轻，常参加同学的课外活动，他们自然地看我做向往的对象，什么问题都问，我总说：要把自信和爱情分开，人生的价值和情场得失是无关的。毕业前后，也有同学双双对对地来问出国的事，选校选系等等，我点到为止，到时候他们自然会更清楚，倒是谆谆告诫，戒防“兵变”，真情不怕考验，也许，但是最好不要去试，人是脆弱的。万不得已，感情的伤害难免，最要紧不要伤及自尊。对特别喜欢的学生也讲讲自己的故事。

后来，很久以后，一九九七年的秋天，我到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大学城开会。刚住进旅馆，一对夫妇来访，原来是当年班上的两个学生，鬂发已斑，早已是教授，先生还是讲座，热诚地邀宴。宴毕回到家中小坐，傍着火炉，啜着葡萄酒，回忆卅年前的青春，女主人笑着问我：“老师，你知道那年你给我们上课，什么话影响我们最大吗？”

“黑洞？”我一半故意一半茫然地回答。

“不是啦，是兵变，听了老师的话，等了他一年才出国，又火车又公车地去成功岭看他，所以呀，今天他什么都得让我三分！”

男主人只是微笑地弹着烟斗，显然已习惯家中只有一位发言人，但这次却被嗔了一眼，赶紧表态反应：“下辈子再让你五分，怎样？”

“老师作证，不能赖呀！”她说着，满满地又给我酌了一杯酒。

一九五六 清华一年

受完训回到台北，发觉还欠了台大一笔尾巴债，那时德文作为第二外国语，必修两年，我第二年没修及格（根本没去上课），因此要留校补修，不能出国，耽搁了一年，不过这一年，却并没有白耽搁。

流寓美国的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被蒋介石请回来，要他筹备清大复校。因此，就在那年，台湾有了第一个研究所，清大的原子科学研究所，先借台大教室上课，当时的台大校长钱思亮，喜欢桥牌，对我印象深刻，看我又回来了，补修三个学分可上可不上的课，觉得这样晃荡下去不行，乃向梅校长推荐，梅校长找我去谈了一次，就聘我做助教，因此我一边在大学上课，一边在研究所任助教，也兼校长的助理，事实上是打杂。

第一届台湾清华的研究生，一共十八位，任教的老师都是兼任。当时选择清华未来校址，有两个可能，一是南港，地近“中央研究院”，一是新竹，地近工业技术研究所，后来选了新竹，有校友问梅校长为什么，他笑笑说：“新竹风，南港雨，宁可风大，不要雨多。”其实那时梅校长已想定了复校的清华将走科技大学的路，不与台大争锋，所以才弃南港而就新竹。

梅校长勘察校地，有时我也陪着去，印象深刻的，就是杂草丛中，一条小径，通到一个湖。湖边几座铁皮屋，是废弃的糖厂留下来的，再往里走，就没路了。梅校长要办学校，朝野共助，现在清大校址的地那时属于石油公司，董事长是凌竹铭，向来佩服梅校长，梅校长要地，他一口答应，至于多少，请梅校长自己决定。

清华在台北设了个办事处，最初在中华路，后来迁去金华街，梅校长就住在那儿，也是我上班的地方。有一天晚上，已经不记得为什么留下来了，梅校长拿了张放大的新竹东郊的地图，仔细地看，让我也看，然后拿起枝红笔，也不说话，慢慢地像描红一样在地图上圈了一圈，再看看，点了点头，说：“可以啦！”

这一圈，圈了八十一甲。当然不能白拿，得出个价，公事公办，以新台币一元成交。有人问：“只有十八个学生，八十一甲地不嫌太多吗？”梅校长笑笑：“不多不多，将来有用。”后来交通大学也在新竹复校，资深校友凌竹铭担任复校筹备会的主任委员，却没地了，原来都给了梅贻琦。只好在清华后门外勉强地挤出九甲地，就这样地挤了二十年，才再买到新校地。为此，交大的师生校友，一直到今天还愤愤不平。

梅先生是一个温吞吞话少少并不发光的人，在今天民选校长时代，他一定选不上。但谋定而后动，事定而后言，凡事往远大处想，以他人之能为己能，从北京清华而西南联大而新竹清华，前后四十年，既无背景亦无依仗，然每到一处每兴一学，无不大师云集弦歌不辍，学风自由而学校安定。民国以来，名校长群推蔡元培、傅斯年；梅贻琦之名不与焉，但专就办学教育而言，在我的心目中，他才是真正的典范。

台大多读一年，也使我有幸见到胡适。一次在台大操场，他对数千学生讲演，我也挤在中间，只看见一袭长衫在台上晃荡，没听见说什么。另一次在月涵堂（清大的台北办事处），他还帮我“平反”，印象深刻。事情起缘是这样的：父亲苦学出身，对于不算正业的学校课外活动，并不欣赏，有一次我得了桥牌全省冠军，把奖杯兴冲冲地捧回家，父亲将之置于洗手间，反把小妹幼稚园的奖状高悬书室，以为警惕。钱思亮校长来我家晚宴，如厕见了，颇为不平，反遭父亲义正辞严地驳了一顿：“台大学生，怎么尽会玩牌弈棋？”钱校长把这事给胡博士说了，有一次梅校长请胡先生到月涵堂来座谈，十几个人，大多是清华校友和同学，我坐在最后。胡先生和梅校长是完全不同的人，光芒四射但又如沐春风，有他在一定满座生欢，说着说着，他忽然主动提起我奖杯沦落厕所的事，他说：课外活动是好事，美国大学选学生，公司选职员，课外活动的表现，往往比课堂上还重要，又提起清华早期的体育老师马约翰先生，他对清华学生的影响，清华校风的形成，比许多教授加起来还大。最后又特别对我说：“我给沈先生去说！”后来他果然给父亲提了，胡先生和父亲是康奈尔同期同学，而胡先生略早，父亲对胡先生是非常敬佩的。

而胡先生一生提倡写自传，写说老实话的自传，父亲追述早年求学经过的《克难苦学记》，正符合了他的要求，为之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胡先生去世前夕，正在阅读父亲的另一本自传《中年自述》，现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内的胡适纪念馆，原是他的故居，室内维持原貌，床头几上仍放着摊开的《中年自述》。

受了适之先生的影响，胡夫人江冬秀女士晚年也写过一本她的自传，原稿曾在闺阁好友间传阅，我曾在一位我称之为舅母的远房亲戚处看到过，她告诉我：这才是用纯白话文讲真正老实话的书。可惜听说冬秀女士去世后，她的公子也许是为父母讳吧，将斯稿付之一炬了。

一九五六年秋，清大借台大一角开学上课以后，就一直在等一位大学者从美国回来。一直等到十一月初，大学者回来了，就是吴大猷先生。吴先生回来之前，我虽名为助教，除了月底为教师送薪水外，并没有做什么助教的事。吴先生回来，到次年四月返美前开了两门课：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供清大研究生和台大高年级生选修。这两门课我都是他的助教，工作除了校讲义、印讲义、收习题、发习题等，还有随班上课，吴先生教书的认真是出了名的，但凭心而论，这次来台，他在讲学方面的投入，恐怕不如以前西南联大时期。“科教兴国”刚成为时尚，朝野同奉为圭臬，而远来的和尚吴大猷正象征了此圭臬，他并不想做明星，但他本乎自然的外表和一针见血不事修饰的谈吐，使他自然地成为记者心目中的明星，他并不刻意寻求做国师，但他纯真认真的个性，很快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奉为国师。而他也竭诚回报，为政府规划台湾未来科学发展的蓝图，一切从培育基础科学人才做起，平常各式各类的访客，也占去了他很多时间，使得他除了上课时间外，难再匀出时间来和学生相处，但即使如此，那两门课，还是给入门的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吴先生上课注重厘清基本观念和整体架构，不蔓延枝节，我在这大半年学到的物理，比大学四年还要多。一九五七年夏，在梅校长和吴先生身边做了一年助理助教之后，终于完成大学学业束装赴美，离一九四九考入岭南，已经八年了。

一九五七 赴美

台湾的留学风始于五十年代中叶，延续到七十、八十年代。理工科的学生大多将留学当做完整教育的最后一步，而学成之后，尤其在早期，就真的“留”下来了。

我是这股浪潮的先驱者，也可说是幸运者，一九五七年进入马里兰大学，一九六一年得博士后入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然后去太空总署的太空研究所，一九六四年到普渡大学任教，一直到一九七三年。

这一段期间，学业事业平平顺顺地进展，其他方面也一帆风顺，一九六三年夏结婚，到一九七〇年时有了三个小孩，一男二女。平常时候教学研究，假期游山玩水访友，还有就是参加棋桥比赛，到了美国以后，我花在棋桥方面的时间少之又少，但也许因为眼界开阔，心胸成熟，水平自然地提高，连续得到美国围棋冠军和世界桥牌亚军。但是就在这一切顺利的时候，忽然产生厌倦之感，一番也算意外也不算意外的际遇，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一九七三年，刚刚满四十岁，心智身体各方面都最圆熟的时候，我中途“转业”，放弃了终身职的美国教职，回到刚刚被联合国驱除会籍的台湾，到薪水只有普渡八分之一的新竹清华大学任教。

关于这番“际遇”，后来我有一番追述：

从六十年代开始，台湾赴美的留学生日见增多。因为忙于学业事业和适应生活，平常他们很少关心身外之事，但是，客居异国的孤寂，对国家甚至个人前途的无力感，点点滴滴地郁结在心中。一九七〇年秋，日人侵占钓鱼台的新闻像一根火柴，点燃了这累积郁闷已久的情结；终于有了一个崇高遥远而与身边的平凡烦琐无关的题目，个人的苦闷和对国家的关切都可以经过近乎自我牺牲的参与而得到升华。

于是钓鱼台运动就像忽然爆发的山洪，轰然卷过一向平静而自求多福的留学界。但是这一个原本单纯的爱国运动，很快地引出一个远为复杂也更为基本的问题：中华民族的前途。从一九七一年夏初开始，钓鱼台运动渐渐转变为对国家方向的探讨、争辩，终而分裂。九月在密歇根州安娜堡举行的国是大会是一个分水岭，单纯爱国的钓鱼台运动从式微而死亡。此后的钓运成为高度政治性的派别之争。

对我个人的一生而言，那也是个分水岭。我在一九五七年出国，一九六〇年学成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太空总署等处继续研究，一九六四年转到普渡大学物理系任教，其间也数度回台。当时因为我在桥牌、围棋上的“成就”，知名度很高，但是对于国事和政治，很少认识也很少兴趣。

一九七〇年的秋天到一九七一年的夏初，我在台湾任教，约略地知道有所谓保卫钓鱼台的运动。一九七一年的七月回到普渡，才知道这大半年来钓运在海外如火如荼地进行，九月初在安娜堡要举行一场“全美国是大会”，总结钓运的过去，展望国家的未来。在普渡的钓运“先进”们希望我也去参加，几位热心参与钓运的老友，也纷纷来函，要我不要失去这个“学习”的机会。

于是我就去了，坐了当时所谓左派人士的车子去。一路上听了不少有关他们学习共产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心得。

国是大会在安娜堡郊外二三十英里的一个农场举行，大约有五六百人参加，完全是被当时激进左派控制的大会。亲国民党政府的少数留学生，在经过一番争执后，第一天就退出了大会。我住在同去者安排的农忙时散工住的宿舍，一直留到大会结束。因为我的知名度，也因为我几乎是惟一留下肯替国民党政府辩护几句话的所谓“右派”分子。在大会的三天，就成了被说服和团结的主要对象。每天晚上都被“斗”到清晨三四点钟。但是，诚如后来在《对国是的意见》上的自我剖白：“形成个人政治立场的因素有两种，其一是客观的，如资料、知识，其二是主观的，如背景、个性。”我刚刚在台湾一年的经历使我无法接受他们一些凭空臆想的“事实”，我所受的科学训练，对他们基于情绪而形成的主观推断更起反感。他们的“教育”完全没有产生效果。

但是，这三天一点没有白过，三天的磨炼使我对国家的一些基本问题，有了一个启蒙的了解。大会的最后一个议程原是“如何改变台湾”，我在那里发表了“对国是的意见”讲演，提出“革新保台、一国两治、志愿统一”三阶段论的看法。这是我第一篇政论文章，经香港后来的《七十年代》转载，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二十年后的今天回顾，两岸关系最后的发展，虽尚未定论，其进程却虽未必全中亦不远矣。

钓鱼台运动影响了很多留学生，我不过是其中之一，当然，一根稻草不会真的压垮一只骆驼。钓运像一根火柴，点燃了许多留学生郁闷的心情，但绝大部分，燃烧过后，就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了，它之所以改变了我的一生，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背景因素；赴美之后，我和台湾的关系并没有断。一九六二年，出国还不过五年，就第一次回国，主要是代表台湾参加远东桥牌比赛，但也在台大和清大做了几场讲演，后来几乎每隔一两年就要回来一次，或长或短，都是到清华。最后一次是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一，整整一年，所以对台湾的情形，并不陌生，尤其因为父亲的关系，朝野爱护我的长辈很多，再加上我其他各种条件，包括科技的学术背景，使我处处感到被需要和被赏识。

另一方面在美国，却因为生活安定久了，反而产生文化调适的问题。文化是一种很奇怪的力量，平常不会感觉得到，但浸沉既久，自然会将你融和进去。在我普大的研究室的右下抽屉中，总放着一本《庄子》和一本诗选，研究思考累了，牛角尖转不出去的时候就翻出来看看，好像一注清泉，自然有清沁脾胃的感觉。这两本书，在国内求学的时候，父亲老师逼我读也不肯读的，在国外的研究室里，却成为我的密友良伴。人真是奇怪！七十年代初，到美国十几年后，职业的生活，完全美国化了，文化的生活，却日益地中国化，非常的寂寞。这两个客观的背景因素，加上钓运的冲击，逼得我对时局深加思索，得到两个结论：（1）台湾是有前途的；（2）我在台湾是有更大贡献的。一九七三年初，徐贤修先生，普渡的一位资深教授，休假返台，正担任清华校长，返美延揽人才，他向我游说：何不返台工作？立刻令我怦然心动。我们常会被人问起，谁是最影响你一生的人？这个问题，十分难答。今日的我是过去的我的延续，一生人格的形成，是点点滴滴的累积，任何特殊的个人或特殊的事例，都可能有深远然不一定分得清的影响。但从实质面而言，最重要的改变我一生轨道的有两位；一位是岭南时的“大哥哥”，他一段不经心的话，帮助我离开大陆。一位就是徐贤修先生，他一番刻意的游说，帮助我重回台湾。

徐贤修是北京清华的校友，他以客座身份担任清大校长，已经两年。一九七三年初，又接任国科会主任委员，亟于找人回清华帮忙“看家”。徐先生的个性介乎梅贻琦、胡适之之间，有热情有魄力也有远见，然而有时也不免言大而夸，他在抗战期间赴美，一留三十年，年近耳顺时回到台湾，发现台湾重新给了他一个可以发挥的舞台，乃全心投入，对教育、对科技都有一番看法，清华是他心中的最爱，尤其有一远大的理想。他和我谈他的理想，也试图说服我，我是最能帮助他完成此理想的人。至于实际的个人经济，那更不成问题，一九七三年初，正闹石油禁运危机，油价飞涨，而谣传台湾海峡蕴藏丰富油源，徐先生说：“只要开发出来，台湾国民收入可到每年两万美元，清大教授，少说也有四万！”那是比美国教授都多了，不过我大致估计一下，也夸大其词地对徐先生说：“那得台湾十二英里海域内，三公尺深的海水都变石油才行！”徐先生说：“那也可能呀！”相与哈哈大笑。

无论如何，他的热诚感染了我，如前文所说，对台湾前途对我自己，那时我已有一番看法，加上其他个人因素（后文再说），再加上我个性比较洒脱，放得开手，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夏，留美十六年后，又回到新竹清华大学——十六年前离开的地方，担任理学院长。当年败荷残叶，杂草丛生的前人遗湖，已是绿叶成荫、游鱼可数的风景胜地，看今日青年学子，三三两两俪俪成双，想当年老校长筚路蓝缕，拄杖独行，忆往思来，我在湖畔照了张相，一直保留到今天。

一九七三 归国

我的一生，大致可以分做四个阶段，一九五〇年以前是动荡成长阶段，除了陕西武功短短三年之外，周遭环境一直在变，少年时光，苦多于甜，成长了但没有成熟，更没有定型。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七年是成长成熟阶段，台大前后七八年，在有气氛没压力的环境下，成长也成熟了，是一生最愉快的时光。从一九五七到一九七三，留美十六年，从研究生到教授，安定平顺地在学术领域里前进没有波折，但也乏善足述。一九七三年以不惑之年回台，到一九九八年退休，是第四个阶段，四分之一个世纪，一直在新竹清华大学任教，中间曾做了一年的“行政院政务委员”，即使那时，也并没有脱离教职。前后兼任过理学院长、人文社会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生命科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最后在校长任内退休，退休后还任科技管理学院筹备处咨询委员会的召集人，协助续任的校长成立了规划已久的科管院。

回台以后，专业研究是停滞下来。七十年代，台湾的科学，尤其天文方面，还在萌芽阶段，阙无一人，离开美国就是离开了活跃的研究环境，即刻新知和创新研究必需的讨论刺激一下都没有了。这原在预期之中，人生的舞台在不停地旋转，转到另一个场景时，就必须扮演另一个分配给你的角色。从一九六二到一九七二，十年间我曾四次到清华讲学，对清华原已有相当的了解。一九七三年回台时，和徐校长充分沟通，他希望我帮助他“办学校”。我也知道，帮他“看家”办学校才是找我回来真正的目的。此后二十五年，直到退休，我在学校里一直兼任着不同的行政职务。回顾这二十五年，对于清大的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规划新猷和推动发展。清华复校之初，原是一个专重理工技术的学校，这也是应当时的需要，但随着时代改变也要与时俱进，清华是台湾第一个首先踏进资讯科学、生命科学和科技法律等领域的大学，这些研究所或学院的筹划成立，我都扮演过催生的角色。其次，是对清华今日的人文气息和民主（也许太民主）的校风，有一定的贡献。清华以校风朴实著称，复校之初，大多数教员都是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他们年轻有为学有专长，他们从彼岸的实验室一步就踏进此岸的实验室，很受社会欣羡。但新竹地处偏僻，当时高速公路尚未修建，资讯也未若今日之发达，学生全部住校，清华校园也自外于当地社会，学生从中学的一个教室一步就踏进了大学的另一个教室，老师也从彼岸的一个实验室一步就踏进了此岸的一个实验室，中间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朴实专精之余也难免有闭塞自大的。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概是在一九七三年，我邀请诗人余光中到清华来作对象是教授的讲演，在满座博士之前，他朗诵了他的新诗：“星空非常希腊……”等等，正在自我享受吟哦的乐趣时，忽然一位听众，虎地站起来，也不打招呼，劈头地说：“你这诗不通，希腊是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而且崇洋媚外，中国天空也有蓝的，形容蓝天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国？……”等等等等，数大罪状，一口气数落下来，余大诗人大概从来没遭遇过这样阵仗，一时地愣住了。冷场之后，气缓过来，也锐词反讥，说了些文学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乱说之类的话。这下惹火了台下听惯了科学至上的青年才俊，炮火连连，新诗朗诵会不欢而散，本来要留宿清大的诗人，也坚持赶最后一班火车回去——我这个做主人的尴尬万分，只好也陪着回去。

在碌碌的车轮声中，清谈伴着清茶，怒气渐消。火车到台北时，诗人得出结论：“君山兄，我有一联，描述今宵清华，‘文化的沙漠，疯子的乐园’，你看如何？”我无词以对。那联后来传出去，竟为（那时的）清华定了性，唉！

二十四年后，一九九七年清大的毕业典礼，诗人再来，作贵宾讲演，又是讲诗。这次是在大礼堂，数千师生，屏息静听，听毕，掌声如雷，学生献花者三，宾主尽欢而散，礼毕，校长陪了贵宾，漫步校园，沿途“民主墙”上，欢迎余诗人的、讥讽沈校长的，夹杂相间，五彩缤纷，我们都仔细看了读了，诗人说：“现在清华不是文化的沙漠了。”校长说：“但还是疯子的乐园！”相与抚掌大笑。

一九九八年退休后，仍居校园，以元老身份，协助学校发展，若不是中风，参与的也许更多。我先后担任董事长的吴健雄和吴大猷两个学术基金会，也租了台北金华街月涵堂梅校长的旧居办公，上班时走过题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梅老校长的塑像，抚今思昔，和清华命运结合四十四年，“两不相负”应该是公平的描述吧！

这二十五年，当然还有校园外的活动。回台不久，就被“党外”封为四大公子。一九九〇年第一次赴大陆，在中共的档案资料里，我是“台湾知名社会活动家”。

四大公子，其他三位是钱复、连战、陈履安，都是政府显要的子弟，都在七十年代初，美国得了博士后，就回台工作，并开始参与公共事务。四大公子不是好话，隐含讥诮讽剌之意，为此我还挨了民初也被封为四大公子的张学良先生的一顿训；有一次少数人的宴会，张是主客，我奉邀作陪，席间女主人好意介绍：这位沈某某现在也是四大公子……这个也字，触及少帅当年的隐痛，登时板下脸来，对着我说：“四大公子是什么？是骂人的话！我现在是秋天的蚱蜢，而脚一伸就走了，你可不要做夏天的蚱蜢，被人瞎捧，瞎作弄，到头来一事无成！”

至于“社会活动家”这个名词，我最初不懂，又不上街游行，又不国会打架，怎么叫活动家呢？经过解释，才弄清楚了，往好处说，是热心公众事务的社会贤达，但在大陆上，实际指的就是点缀台面的所谓民主人士。

我从美国回来时，价值体系已经定了型，主要由三根主轴构成；中国的文化情怀、科学的理性思维和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投影在当时扭曲特殊的台湾政治的环境上——国会还是由卅年前选出的大陆代表组成，报纸还是只能出三张等等——形成我“革新保台，一国两治，志愿统一”三部曲的国家观。这是远距观察理性思考的结论，好处是客观超然，数十年来循此途径，方向大致没有错，缺点是过分理想。政治不是几何，不是下棋，两条平行线不一定不能相交，黑白子也会变色，这样的理念、量才适性的个性，加上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当时保守的政治环境，注定了我扮演一个社会活动家而非政坛活动家的角色。

我在台湾的政治参与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回台到八十年代中期，偏重的是民主革新。我前前后后担任了十三年省和中央的选举委员，当时台湾实行的是鸟笼民主；选举到省级为止，竞争激烈也相当自由，但只有所谓“党外”，并没有有组织的反对党。我担任选举委员的初期，就碰到这么一件事，发生在高雄县，有一个乡，投票开票完毕后，各投票所的票箱集中到乡公所计票，票箱到齐后，忽然停电，十分钟后复明，票箱有没有动手脚不得而知，但国民党的候选人在该乡得票不成比例的高。吵吵嚷嚷一阵之后，查无实据，该候选人也没有当选，就不了了之。不过事情并没有完，选举完毕，循例各办理选举单位都得嘉奖奖状；该乡乡长也有份，但在省选委会被我挡了下来，还列入选委会的记录，后来据此又设计了速报单，各投票所开票完毕后，即将得票结果，填具速报单发给各候选人派在当场的监票员，如此，投票所以后的做票自然成为不可能，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阻力之大难以想像，执政党的选务人员，百般刁难，找出各式各样的理由来拒绝，此时，“四大公子”的身份背景帮了忙，他们气在心头，却又没奈何，万事抬不过一个理字，康宁祥等党外的朋友又推波助澜地帮忙吵，吵了三年，速报单制度终于实施。多难兴邦，多争绝弊，今天，台湾的选风虽然尚待改进，选务的效率，却可说已领先全球，像二千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乌龙事件，在台湾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了。

除了在像选举之类的公众事务中，扮演公正人士外，也常在报上撰文发言，有些影响力，但真正致力的还是朝野沟通，族群融和。尤其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后，肃杀之气笼罩全台，正好蒋彦士先生时任国民党秘书长，位居枢纽，在那以党领政的时代，权力很大。加上我的背景个性，使我在那个动荡转型的时代，扮演了一个相当独一无二的角色。

蒋先生和我家是三代相交，《怀念见美》一文中，已叙述了双方私人家庭的关系。他久处政坛，洞察世事人情，手腕圆熟灵活而居心忠厚，最会四两拨千斤。他看我从小长大，对我了解透彻，不希望我搅入政治圈。最初，要我做校长，而我不要（一九七五），后来要，人家却不给了（一九八七）。他一直希望我以余力从事科普写作，认为我这方面有独特的才能，事半可以功倍，而且嘉惠学子，意义最大。而我却有莫名其妙的使命感，不知谋位，却要干政，不想争权，却要管事，专在污脏的政治圈边缘，做些事倍功半的事，他看了为之叹息不已，但没有办法，还是要保护我，让我先后担任自由基金会、团结自强协会这些有管道没权力，有目标没任务，可以做事却不会闯祸的民间组织的董事长、秘书长等。还好，我多少也知分寸，只局限于人道的沟通，不及政治的搅和。

总之，当时我帮忙沟通的对象，自我限定于美丽岛家属、海外异议人士和系狱的党外精英。而且也多是一些冤曲误解生活小事，政治的事上面不问我也不多说。我是“不革命”的，鲁迅说：“不革命的不是被革命所杀，就是被反革命所杀。”台湾当时终究是文明世界，杀是不会，但骂却不免，两边都骂，挨国民党保守派情治单位的骂，应该。有一天，蒋问我什么叫“鸡婆”，我说这是台湾话，骂专管不该管的闲事的话，蒋彦士听了哈哈大笑说：“这就是人家说你的！”我说：“有了鸡婆，虫蚁也知检点些……”

但是挨党外的骂，无论就我的个人理念，还是实际动机而言，都相当冤枉。有些人阶级立场分明，总认为我是国民党的清帮闲客。但我真是从内心同情当时的党外，尤其对于无辜受难的家属，受尽委屈，还能理性面对现实，是自发地想帮忙的。当时为了大大小小的事，要和情治单位打交道，真是十分痛苦，他们有他们的立场，也有他们的文化，常常讲不到一块去。我常自嘲说：“又要去通阴沟了”，回想当年，我要特别谢谢几位帮助我通阴沟的人，尤其当时的秘书龚雅玲女士和吴铮女士。

这样也主动也被动地忙了几年，几件大案如林宅血案、陈文成案等，事后善后，也卷了进去，听到了看到了一些不必要或者也不应该知道的事，常使我联想起希区柯克的电影（The man who knows too much）里的卡里葛伦，有时还心怀惴惴，怕不明不白地也挨一刀。而消极的善后多，积极的贡献少，是一段既无成就感也不愉快的经验。只有两次，一次是奉命旁听美丽岛军法大审，一连九天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晚上再向蒋彦士报告对审判过程的观感，后来蒋经国也召见，问我的看法。当时我听被告答辩，非常感动，尤其两个人，一个是吕秀莲，她以为一定要死了，写了一篇告别文，最后还朗诵了一首诗，从一女中时的憧憬说起，真情流露，听得我泪流满面；旁边一起去的殷允芃也哭得稀里哗啦的。另外一位是施明德，他更是以为死定了，在庭上一点也不为自己辩护，反而大谈民主人权，中间又发挥他的合法颠覆政府论，说美国每四年政府就被合法颠覆一次，台湾也应该学学等等。他的辩护律师张某急了，叫他少说两句，他回过头去就和他吵起来，法官要禁止也禁止不了，叫他不要吵，他把手斜斜一挥一甩，理也不理，真是潇洒，令我从心底佩服。蒋经国找我谈话，时间只有十五分钟，我想主要是问来观察审判的外国学者记者们对审判过程的印象，因为那几天我每天都和他们一起去新店。但我去见蒋经国以前，就知道政府高层对如何处理美案有宽严两种不同的意见；大致是从宽了，但施明德的命运还没定，还有力主杀一儆百的，所以在回答蒋经国的问话时，留下五分钟，先试探地问问：“我听了九天审判，可不可以说说，对如何处理此案的看法？”经国先生对我也很了解，有话不讲不舒服，和蔼地笑笑：“好啊！你说说。”我说：“不宜流血。第一，流血制造烈士；第二，流血国际视听一定不佳；第三，我们终究要在这块土地耽下去，血流入土地，再也收不回来。”最后一句，是我来时在车上想定的，要加深印象。果然，他听了笑容登时收起来，两眼定定地严厉地看着我，古人曰“不怒而威”，这下我懂了，但日出而研教，日入而棋桥，“帝力”于我何有哉，我继续说：“所以我建议此案还宜以德化怨，以理释惑，以法制暴。”说完了出来，虽是冬天，也一身大汗。但还是把这些看法写出来用“以德化怨，以理释惑，以法制暴”等十二字做副题登在《联合报》上。

蒋经国为美丽岛案想必找了很多人听意见。去军法处旁听大审的被信赖的社会人士就有四五位，包括陈长文、丁懋松等。我不过众说之一言，但后来宣判，一人不杀，心中仍油然而起欣慰自得之感。

另外一次是保释林义雄，是当时任“副总统”的李登辉先生直接打电话叫我去保释的。李曾任职农复会很长一段时间，是父亲的下属，他从康奈尔回来，是父亲亲自去延揽劝说归国的，回来后因案被拘留一天，也是父亲叫时任农复会秘书长的蒋彦士去保出来的，父亲在日记里曾记此事，“他们问我，我说‘你们要毁一个人很容易，要培养一个人很不容易。’”双方家庭私人的关系很好，父亲去世时，李任台北市长，对于寻找墓地很帮了些忙。李当“总统”后，常邀请母亲去参加他们的家庭布道听道，十几年来一直如此。也曾想提拔我，但我太不会做官，文化背景又不同，后来才疏远了，但那是后话。八十年代中叶，我为林家家属和假释的事常去找蒋彦士，有一天蒋对我说，以后小事来找我，大事去找李登辉，他现在是“副总统”了，而且是台湾人，这种事“总统”会尊重他的意见，使得上力。因此，我就去找李登辉，前后好几次，当然也谈别的。李很谨慎绝不冒失，但看得出来很为此事尽力。林出来那天，也是他先两天通知我，要我找林妻方素敏赶快从美国回来。我给方打了电话，到机场接机，原来准备接了她再去新店接林出狱，但消息走漏，记者都围到新店去，狱方熬不住，先一步把林放了，因此我们就从机场直接回家。在林宅，夫妻团聚，我也留下了一张一生最堪珍惜的照片，是《自立晚报》记者照的，三人心情虽各不同，真挚喜悦则一。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逐渐淡出朝野沟通的角色，驯至完全脱离台湾政治圈。基本的原因是时代改变了，台湾渐渐走出美丽岛事件的阴影，“叛乱犯”一个个假释出狱，解严之议也在庙堂之上公开讨论，本土化民主化的趋势，如旭日之升，任何人都挡不住，而我当时以贵族清流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也该过去了。这样的角色，只有在威权（authoritarian）政治下，才有独特的功能，在极权（totalitarian）政治下，所谓清流不是被斗就是被杀，但到了真正民主时，又自有制度性的制衡机制和草根性的民意代表，崖岸自高，怕脏怕乱者，卷在里面，不但事倍功半，而且是注定了吃力不讨好的。

另一个关键性事件，是蒋彦士先生的辞去国民党秘书长。他是我政治上的保护神。蒋表面上是因十信案牵连离职，但内情并不这样单纯。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间台湾连续发生了两件大案：江南案和十信案，江南案初起时，一位颇得经国先生信任的资深情治人士，曾向彦士先生建议我到美国去跑一趟，被彦士先生借词婉拒，私底下又特别告诫我：“这件事你千万不要碰。”讲时脸色凝重，前所未见。事实上除了林义雄案外，其他案件，没一件我是主动介入，江南案更没有兴趣，此事就过去了。后来蒋彦士却因此案得罪了蒋孝武，他在卸去国民党秘书长之职后，有一段时间在科学指导委员会上班，和吴大猷先生同在一楼，这是一个无事可做的大闲职，一个副主任委员，一个主任委员，两老隔室相对，都空得很。我每周往访，两位就一齐请安了。蒋极尊重吴，吴有什么事，大小都找蒋办，而蒋也必竭尽全力去做。但吴先生对蒋为国民党卖力，不分好坏地排难纠纷，十分不屑，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别人抢骨头，他去拉，做什么？”还示意我传话过去，我对蒋说：“吴先生骂你呢，……”蒋一点不生气，笑着说：“拉架也不容易，不是人人拉得开的呢！”我又如实地告诉吴先生，吴先生扁扁嘴也没说话。这次蒋栽了跟斗，吴老哈哈大笑，“拉不开还被咬了手吧，不听我的话！”吴先生纯真自然，但对世事洞察清楚得很，他不在乎官场得失，也知道蒋不会生气，果然蒋听了，一点不以为忤，“这下被他说中了，高兴了吧！”

科导会的事是无给职，后来有关方面给蒋找了个国科会下面的生命科学技术中心董事长的位子，论官阶大概是连降三级，不过有部车，也有个办公室，他一点也不气馁，每天晨九晚五，按时上班。

蒋先生喜怒不形于色，永远乐观，这一段期间，至少表面上亦如此。但偶尔还是会感觉到他内心的忧虑，有一次，大概在他下台后一个多月，我为了一件台籍教授入境的小事，向他诉说，他有点不耐烦，对我说：“你也不要管了，他们在想把我也弄进去，以后你要自己小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公事上，对我惟一一次的不和颜悦色。所谓“弄进去”也令我相当吃惊。后来渐渐了解；十信案发后，主角蔡辰洲一直受拘押，肝硬化病重也无人敢释他就医，死于狱中。照理检方是于法有亏的，但竟无人敢指责。蒋知道蔡过世的消息，叹一口气，说蔡还是有良心骨气的。原来十信案起，有一派情治系统，一直想把蒋彦士也罗织入狱，派人去和蔡说，假若他肯咬蒋一口，他们就会让他出来，保外就医。蔡说实无其事，不能诬攀，蒋才逃过一劫而蔡竟病死狱中。八十年代初，我自以为行侠仗义地参与一些工作，与情治系统有许多接触，养成一种习惯，对于不相关的事，从不问闻，即使听到了也是左耳进右耳出。但从旁观察多少总有些了解，一些所谓大案，其起因往往是由于嫉妒争功乃至陷害的派系斗争，驯至始于萍末而终成风暴。蒋彦士当红的时候，权倾朝野，有多方面的接触，他对我虽亲逾子侄，但只是一把保护伞，其他方面我既无兴趣，他亦不让我涉及。就是十信事，我亦只知此片面，有几成真实亦不确定。但我自知没有他这把保护伞，我在里面搅和，如婴儿之入丛林，尤其在知道主其事想罗织蒋入罪的，竟是前述建议我去美国为江南案跑一趟的情治前辈，更震惊莫名。

一九八八 入阁一年

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涉入台湾政治。一九八八年入阁，但只是管科技，是到官场转了一圈，但不是到政治圈。此后，我在校园外对公众事务的兴趣心力和参与，几乎全部集中在两岸关系方面。

我在两岸关系方面的自我期许，和国内的民主革新很不一样。对于后者，我自知不是一个搞实际政治的人，只因家庭背景，因缘际会，选择了一个较适合我的边缘角色，也许有一点小贡献。但对两岸关系，从七十年代初起，我就有一定的看法和构想，翻翻早年写的文章，很有趣味，也很感慨！一九七一年保钓运动后，茫茫九派流美国，沉沉一线系中华，各种辩论台湾前途的论说，风起云涌，我擎着革新保台志愿统一之大旗，也算领袖一方。张系国办了个手写影印的杂志《野草》，一九七二这年由李家同主编，他追着我做了一篇访问，有一段是谈两岸未来的：

问：

根据你的说法，改革的目的在于中国之和平统一。可是，改革的一个可能结果是拉大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距离，那么，改革岂不破坏了统一？

答：

刚刚相反，改革是统一必经的步骤。我们希望的统一是缓进的，由极端的敌对，而不得已的共存，而经济上互通有无，而人民自由来往，而象征性的合作，最后，由于经济成长、交通往来、生产方法的改变，使得大陆和台湾间政治、经济、生活方式之差异减少，双方人民再由自由联合而形成一个其正自由的统一。所谓“革新保台，志愿统一”这两句话有点像革新八股，但是一种现局面下最可能的发展。从不得已的共存到自愿的统一，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可叫做“统一中的独立”；在国家民族的观点看来是统一的，在政治经济观点看来是独立的。主要是要维持文化风俗等的共同性，经济制度等总是会改变。

有一段是谈中国未来的：

至于整个中国的问题，这一年来大陆的门户开放了些，但所得的资料还是有限，只能从大体上说说。我承认在一段时期内，中共政权不会动摇，过去二十年，它有一定的成就，也有一定的挫折。但是瞻望将来，对内，如何满足人民在基本生活满足后更高层次的期望；对外，如何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国际上竞争，是两个大难題，是毛泽东思想领导的共产制度的两大难题。政权不动摇，并不表示路线不动摇。毛泽东自己就讲：过了十几年以后，牛鬼蛇神就要跳出来。我觉得在毛泽东有生之年，可以运用他个人的威望实行他那套东西。但是他过去之后，大陆上一定会有两种变化：第一、大多数人有了知识以后，就会要求更多的自由；第二、一个国家想存在于现代的社会，一定要有很高的科技水准，这就必须讲效率。

假若把这些话中的一些名词现代化一下，改革革新其实就是民主化本土化，统一中的独立就是中程架构乃至统合邦联，它们完全可以代表卅年后今天台湾的主流想法，只是那时邓小平还在江西的工厂打工，蒋介石还在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国策，留学生的上书写文章办杂志等等，就像曙光未现前的轻风，拂过沉沉的大地，过去了就过去了。惟一的实际效果是认识了李家同的才干，也建立了我们的友谊，几个月后我返台任清大的理学院长，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资讯研究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游说他回来：“当年催稿是你追我，追到了，今天找你是我追你，不可报以白眼吧。”过了一年，他果然回来了，担任清大计算机管理决策研究所的所长，那是台湾第一个资讯研究所，虽然事实上，前一两年张系国回台讲学，就已开始提倡中文电脑。系国确是朋友中才华最出众的，有几次想长期回台，总是最后又犹豫地打住了，非常可惜，我们也是在钓运中建立起“不革命”的感情，有一次他找我写字，我写了“追二兔不得一兔。赠中国第二才子”两行十四个字的条幅给他。后来去芝加哥他家作客，发现条幅是挂在书房，不过“二”字掩去了一划，成为中国第一才子。

对于两岸关系，从钓运时起，我基本的看法没有变过，两根主轴：第一，由于文化经济地缘等客观因素，两岸必会发展出密切的关系，统一（或者统合）的方向是确定的。但是第二，台湾民众的意愿必须首先尊重，这是民主价值体系的基础，故进展要有一定的程序。这两点是我真正相信的，卅年来从庙堂坐而论道，到俎坛第一线折冲，从首届国是会议最年轻青鬓玉颜的君山，到跨党派小组最年长跛足踅行的沈老，从在奥会与中共二等秘书据案力争中国台北还是中华台北，到在中南海和大陆的国家领导人促膝对谈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两治，事无大小，位无高低，只要是两岸的事，给我机会就兴冲冲地去了。卅年不改初衷。总括地说：“认知超先，经历丰富，成果有限。”可惜，关键在最后一句，政治的事，没有成果就没有意义，“成果有限”究其缘由，有客观也有主观的因素，但许多故事，写起来是另一本书，时机也未成熟，此处就不多赘述了。

还有，围棋与桥牌，这两样大学时代养成的业余嗜好，后来因为机缘个性和天赋，与一生其他部分交织在一起，竟成为我最知名的“成就”。本书中一些怀旧忆往之作，也是人生旅途中，与之相关的因缘际遇。就棋桥本身而言，一九七三年返台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我基本上是一个“选手”。国外生活单纯，比赛的机会不多，但只要出赛，就全力以赴，运动选手追忆年轻时，往往回想体力无穷，我的回想是脑力无穷。坐在棋盘前，一个一个可能的变化图案，在脑中会像幻灯片一张张连续出现，供您选择，不会有盲点。桥牌桌上时，一副牌看了一眼，就自然留在脑海，再清楚地分析，毫不费力。参加比赛，是为棋桥而棋桥，斗智而且赢了就是最大的成就感。回台之后，成了名流，杂务日多，精力分散，棋桥就真正地业余化，而且名过于实了。最后一次认真的比赛，在桥牌是一九八七年牙买加举行的百慕大杯，预赛循环圈中华台北得了冠军，但准决赛时输给后来得冠军的美国队，未能更上层楼，此时我已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围棋因为与记忆无关，退步不那么明显，一九九五年冬初，还在北京拿了一个业余冠军，那次是新竹清华与北京清华首次正式交流，我率了学校的同仁往访，时间安排在世界华人业余锦标赛之后，我先到一个星期，直接到北京郊外的龙泉宾馆报到，关了门参加比赛，五天后得了冠军才出来露面。赛期中，北京清大知道新竹清大的校长已到北京，四处联络却就是找不到，到第一天正式会谈时，我捧了奖杯，悠然出现，宾主皆欢。那一次协谈，也十分顺利，实质部分不说，程序部分，双方各以北京清华大学、新竹清华大学名义具名，签了四份同样内容的交流协议，两份是简体字，两份是繁体字，两份是新竹清大在前，两份是北京清大在前。充分做到平等互尊，那时北京清大每位学生的平均经费（含创投收入）约为新竹清华的六分之一，现在他们增加了三倍，我们减少了三分之一，已经快差不多了。

北京的棋赛，业余且带些友谊性质，当然不能和真正世界冠军的百慕大杯桥赛比，不过也肯定是我最后国际性的比赛了。棋桥与我相伴近半世纪，让我交了许多不同背景的朋友，也体会到不同方面的人生。在我最忙最烦的时候，躲了进去，像让头脑到冰冽的清泉里洗个澡，现在行动不便了，在网上与人交锋，有头脑运动的功能，也享受胜固可喜，败亦无妨的乐趣。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的寿命会愈来愈长，竞争的压力会愈来愈烈，培养一两种业余嗜好，就像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储备了润滑油剂。棋桥，尤其围棋，有多方面的功能，可作专业谋生，可作艺术文化欣赏，也可作为纯粹的休闲嗜好，要看个人的天分性情。对大部分爱好者，应该是一种休闲，对于这样的同好，奉劝两句经验之谈：“少时戒之在溺，老时戒之在争。”凡事欲有一分成就，必先十分投入，经过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痴，才能得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乐。但人生是必要做抉择的，事事俱痴则事事无成。棋桥作为一种业余嗜好，少壮初学日有进境时，一时沉溺或者难免，但总须自拔，否则必成拖累。到了老年，则要另一番安排，陆放翁曰：“形骸已与流年老，诗句仍争造物功。”抒情言志的诗文，其功力意境或会随岁月增进，但纯倚脑力的斗智，自然规律是不可免的。苏东坡的名言“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是盛年以前学不到也不可学的；棋如世事，世事如棋，没有争胜之心，必不能长棋亦必不能成事，故东坡自谓一生有三不如人，棋为其一，是有道理的。但中年以后，不可与造物争功，方可与造物共乐。进入二十一世纪，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人生，都将在天年中度过。自然界原有自然界的规律，一般生物，在生育期结束后，其敏捷强韧适应环境的能力必大幅减退，也就自然地被淘汰，如此来说，天赋与人的寿命大概是四十至五十年，但人毕竟不同万物，可以胜天，胜天之后如何自处，却是大学问。伦理规范会随着科技的跃进而逐步演进，斯学必将成二十一世纪的显学，但此是后话。单就棋桥而言，“胜固可喜，败亦欣然”至少可悬为理想的境界，然此哲人的境界，凡人未必能至，我到业余棋手下棋的棋馆，馆主偶要我题字，常题“胜固可吹，败亦可诿，人生之乐，无过于此”十六字，吹诿都是不好的习性，但于棋桥却稍可宽松，棋力酒量不可勉强，高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故虽吹诿，尚不致太昏愦发热，头脑一发热，棋盘上的报应就到，只要不过分不惹人厌，业余棋友相聚，相吹相擂，相濡以沫，也还是可以的。

俗云：“麻将桌上选女婿”，以全神贯注胜负一线之际最易见本性，年前在《中国桥艺》上读到相识四十年桥友王炎的一篇怀旧之作，有诗一首：

翩翩沈博士，文采自风流，

名岂棋桥著，官因散淡休。

平生惟本色，功利不忮求，

回首当年事，浑忘已白头。

这是长时间远距离观察后的评语，虽多夸赞之词，尚不失真，录之以为自况。

最后要交代一下家庭感情生活，我的第一次婚姻，随着一九七三年回台结束，妻和一子二女都留在美国，妻数年后再婚，重建一美满的家庭，子女现已年过而立。过去每年出国，总寻机会访晤共餐，大女儿大学毕业时，我邀请姊妹俩一起去游北欧，这是她们的第一次，冰河山川之美，父女共同欣赏。但是从哥本哈根到巴黎的火车上，曚昽中醒来，同包厢的两位女儿，忽然都不见了。老父心急如焚，一个一个车厢地去找，在后段车的一节包厢中，发现她们和三位法国青年谈笑正欢，如释重负之余，未免抱怨两句，却换来齐声的娇嗔：“Oh, come on，Old Pa, don't be ……”，只好嗒然而返。他们现在都已年逾而立，成为成功而正常的美国公民，我也做祖父了。午夜梦回，回首前尘，对前妻和他们继父养教之劳之功，从内心的感激。

一九八九年，独身十五年之后，和曾丽华女士因为共同淡泊自安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文学爱好在台结婚。翌年得一子，现正读小学。十五年的单身生活，正值盛年，自然有感情上的起伏波澜，西人写传，常将个人的私生活点滴入书，以此乃人生的一部分，国人自述，则保留得多。我的看法，感情事非不可写，但每人对隐私的珍惜和往事的看法都不尽相同，万不可以一己之快而伤及曾相爱的人。至少在此年表小传中，不会多说了。

一九九八 退休中风

一九九八年二月我从新竹清华大学届龄退休。从退休致词中，讲到学校，也讲到自己，摘录其中主要的两大段：

……在此时此刻，当然有回顾也有瞻望。回想起来，不得不承认，人生际遇，确实是有缘分的，四十二年前，一九五六年，清华在台湾重新建校，成立了原子科学研究所，第一班招生，录取了二十几位新生，其中有十八位报到入学，我获得梅贻琦校长的雇用，和那十八位同学一齐进入清华，做一位领二百八十元薪水的助教。而刘炯朗教授，原也是当年录取的二十几位同学之一，因为申请到出国奖学金，没来入学，我们失之交臂，但是四十年后，他还是来了，我们还是在这儿见面了，而且是来领导清华，这不是缘分吗？

四十二年来，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清华度过，即使在国外进修工作的时候，也时时关注她的改变和成长，今天清华已被公认为台湾数一数二的研究大学。现在朝野都在疾呼，要在台湾发展出一所“国际一流的大学”，什么叫国际一流，很难定义，但是，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清华确实是台湾最具条件、最有潜力发展成国际一流大学的学校。

但是，从有潜力有条件到真正的实现，中间有很巨大的一步。台湾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是在向美国的制度转型。从过去家长式的管理，管制发展，但也供应资源，到今后自行规划，但也自筹经费，这个趋势愈来愈明显。从一方面看，清华过去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不再，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一个机会、一个挑战，是让清华走上真正国际化现代化大学的一个契机。其中关键千头万绪，也许只能点出一两点，先谈整体行政方面，清华现在的体系架构，是从“教育部”包管一切、学校可以遗世独立的时代延续下来，现在既然要国际化要自筹经费了，行政架构、会计人事制度、专业人才的雇请等，都宜相应革新，还有，在台湾整个教育体制里，对于国立大学，“教育部”原扮演了董事会的角色，民主化多元化以后，“教育部”明显难以兼顾此一角色，这次校长遴选的过程，也突出了此点。从长远着想，大学公法人化当然最理想，在此之前，以清华目前的条件，是台湾最适于尝试董事会制度，以补足所谓accountibility operation（责任运作）所缺的一环，也许可以参考国外大学的经验，予以考虑。

更重要的，是学术方面如何进一步地提升。清华有自由容忍、教学研究第一优先的传统，这是学校最宝贵的资产，也是今天清华成为台湾最出色的研究大学的原因。但是，在学术优先的价值体系里，也许可以更上层楼。清华已经到了追求重要贡献（major contribution）和重要突破（major breakthrough）、要求质量并重的阶段。当然，说比做容易。过去二三十年来，台湾的学术在先驱者筚路蓝缕的耕耘下，从无到有，因此，各种制度奖励往往以董为重。但是，这一个阶段已经过去，清华是台湾首屈一指的研究大学，似可率先地迈出一步，走上真正国际水准研究大学的途径。

还有，这是资讯时代学生的教育和成长。清华传统的学风，质朴无华，清华园的环境也非常单纯，资讯时代的来临，大大地改变了同学生活求知的环境，当然大部分影响都是正面的，但是如何辅导同学分配时间，判断讯息，把资讯化为知识，再由知识培养见识，校园民主如何与资讯自由相辅相成，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

最后，讲到我自己。很多人问，你退休后，生涯规划如何？一个月前，报纸报道用了一个标题：“沈君山告别清华”。至少那是不对的。不做校长、甚至不做教授了，并不就是告别。确实，在今天六十五岁不是从人生退休的年龄，但在人生历练上，六十五岁已是介乎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间了，所以规划也许未必，方向是完全可以自己决定的，就是“做我所能，爱我所做”。一个人过了六十岁，自己能力能做什么，自己应该已经知道了，再衡量一下客观的环境，能够让你做些什么，然后做一个选择。因为是自己有能力可以做的，一定会做得愉快，因而爱其所做。这也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新解释吧。

对大多数人而言，退休是公众生涯的一个段落，对我，是连续过程中的一步。回台以后，我一直热心参与校园外的活动，尽管大部分是社会活动，除了两岸关系外，鲜少涉及政治，但在担任校长后，因为对校长职位的尊重，这些社会活动也都暂时中止了。从校长甚至教授职位上退休后，完全自由之身，而精力还很旺盛，累积的社会名望，资源还更丰富。因此，就如退休致词所言，对此后生涯规划，定下了一个原则：“做我所能，爱我所做”，这是“归真守璞，量才适性”的延续。

“归真守璞，量才适性”是卅年前，对台湾环境认识清楚后决定归台时给自己定下的。卅年来循此不渝，世俗的得失难言，但终此三十年未经大忧，未经大辱，也算经得起实践的考验了，现在社会的责任已尽，做我所能，爱我所做，不过是量才适性的延续，只是今后更自由了。

大致而言，能做爱做，还能对社会有点贡献的，首先要从科学教育中选项，退休之前，我已担任吴健雄学术基金会的董事长，后来又参与筹划成立了吴大猷学术基金会，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在暑假办科学营，前者针对高中生，以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科学比赛的选手为对象，邀请第一流成熟的科学前辈，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担任讲座共处一周，到二〇〇〇年，已经办了三届，非常成功，可以说叫好又叫座，现在在刘兆汉校长领导下，更为蓬勃，将来一定会继续下去。至于吴大猷科学营，对象是大学高年级以上的学生，将于二〇〇一年开始第一届。

另外，从一九九八到一九九九，在《联合报》开辟了一个大师访谈系列，每月一次在台湾甚至世界各地访问本行的权威，报道科学前沿的发展，原来计划汇集成书，可惜只访谈了九次，因中风中止了。

我的外祖、舅父和生母都因脑溢血去世，所以中风，遗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直接引发的近因可以说是乐极生悲；一九九八年的五月，我和几位同好，包括金庸、林海峰、聂卫平、黄光辉、戴明芳等，在云南丽江，作了一次棋桥之会，除了友谊比赛外，几位棋手还在丽江古城的木王府下了一盘联棋，棋谱后来立碑留念，立于王府。丽江附近山水之美，从海拔四千多公尺的玉龙雪山到金沙江的虎跳峡，我玩了个遍。五月底回到台湾，又忙着筹划科学营，六月十日是个星期五，晚上应刘炯朗校长之邀，和清华几位同仁在台北世贸联谊社共宴，商讨筹设科技管理学院，当时脚已经觉得很重，还强自自己开车回家，第二天就发病了。

病发后的经过，在与许倬云先生的对谈中，略有所述，身体外表，朝如青丝暮成雪，再也不能完全复原，永远成了“弱势族群”一员，心理的起落，从过去能做今后却不能做了的无奈郁结，到选能做的尽量去做，跛着腿站起来再度出发，心情起伏，另是一番经历。病中亲友常以宗教的道理来劝我，我对真能信仰的人，向来很羡慕尊重，自己却怎样也不能信，答以“袈裟念珠多余事，佛在心头一片春”这也是真话。到了今天，还向前看向前走，以后写这一段经历或者可称老病记趣，这“趣”不纯是趣味（虽然那也是重要的一环），是生趣盎然的趣，或者也可算是我的信仰吧。

全书完

书名／浮生三记

作者／沈君山

出版／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年

页码／239

字数／186千

ISBN／7108018543

定价／18 ¥

类别／人文

制作信息

制作声明／尊重知识，尊重版权。请勿商业使用！

排版制作／静小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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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时间／2016年1月10日

更新时间／2016-01-10T23:26:58

制作软件／EpubSTAR 3.2.0.5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