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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王村

声声慢

缥缈的峰

生动呈现现代道德生活

实际展开的过程

——评孙颙长篇新作《缥缈的峰》

沈从文的后半生

关于《沈从文的后半生》的通信

我的名字叫王村

范小青

第一章

我弟弟是一只老鼠。当然，这是他妄想出来的，对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来说，想象自己是一只老鼠，应该不算太过分吧。

其实弟弟很小的时候就得了病，可是谁会相信一个小孩子说的话呢，就算他说自己是老虎，也不会有人理会他的。何况我们家，子女多，钱少，人傻，爹娘要靠劳动养活我们一群兄弟姐妹，哪有多余的精力去在意一个满嘴胡说八道的小东西。

作为一只老鼠的弟弟渐渐长大了，长大了的老鼠比小老鼠聪明多了，比如弟弟听到一声猫叫，立刻吓得抱头鼠窜；比如弟弟看到油瓶，就会脱下裤子，调转屁股，对着油瓶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想通了，那是老鼠偷油。我们谁都没有看见过老鼠是怎么偷油的，只是小时候曾经听老人说过，老鼠很聪明，如果油瓶没有盖住，老鼠会用尾巴伸到油瓶里偷油，弟弟学会了运用这一招式。弟弟还会把鸡蛋抱在怀里，仰面躺下，双手双脚蜷起，如果我们不能假装是另一只老鼠把他拖走，他就会一直躺在那里。

当然，弟弟也不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以为自己是一只老鼠，也有的时候，他是糊涂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人，他会说几句人话。但是你千万别以为这时候他就一切正常了，这时候如果有人好心跟他说，弟弟，这才是你自己啊，你不是老鼠，你是人啊。弟弟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他会生气。弟弟生气的方式和一般人不一样。这一点你们完全不必惊讶，他本来也不能算个一般人。弟弟一生气，立刻就会想起自己是一只老鼠，他立刻将自己的双手蜷起来，做成尖利的爪子的形状，搁到下巴那儿，然后再从下巴那儿快速地伸出去攻击他人，又抓又挠，嘴里还发出“吱吱”的叫声。

大家哄笑着四散躲开。有人说：“不像，不像。”

另一个说：“像只猴子。”

其实大家并不怕他，毕竟弟弟只是一只扮演得不太像的老鼠。

我这样说，看起来是在为弟弟开脱，其实才不呢。我心里恨透了我弟弟，即使一天只有一个小时甚至更少的时间认为自己是一只老鼠，也减少不了我们对于弟弟的深恶痛绝。

你别看他平时懒懒散散，对任何人都很冷淡，连斜眼看一下我们都不愿意，他基本上不跟我们说话，似乎一点也瞧不上我们，可是一到吃饭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冷淡了，他会吃很多的饭，如果我们干活晚一点到家，他甚至会吃光锅里所有的饭，让我们活活饿一顿。老鼠晚上不睡觉，弟弟晚上也不睡觉，害得我们常常要在半夜里出去找他。那时候他在村子里到处窜走，在地上到处看，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但是谁知道他在找什么呢，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在到处寻找的时候，他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只老鼠。

到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弟弟病得重了，我爹让我带弟弟到城里的医院去看病。我们到了医院，挂号的时候我傻了眼，我虽然认得字，但是我不理解这些字的意思呀，精神科，神经科，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普通精神科，老年病专科，儿童心理专科，妇女心理专科等等等等——我正对着它们发愣，就听小窗口里那挂号的问：“喂，你看什么病？”我赶紧说：“不是我看病，是我弟弟。”我把弟弟拉到窗口让她看了一眼。那挂号的却说：“我不管你谁看病，我是问你挂什么科？”她看我呆呆地回答不出来，又启发我说：“你看病总要挂号的吧。”我为难地说：“我还、我还不知道我弟弟是什么病呢。”那挂号的笑了笑，说：“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还能看什么病呢？”不过她还算热心，见我为难，主动说：“我看你们是头一次来吧，你弟弟是怎么个情况？”我说：“我弟弟是一只老鼠。”那挂号的并不觉得好笑，也没觉得我是在弄耸她，她大概见得多了，所以只是“哦”了一声，就告诉我应该挂精神科。

我递了钱进去，并且报上名字和年龄，她动作十分利索地扔出一个病历给我，还嘱咐了一句：“在二楼。”我带着弟弟到二楼，坐到走廊的长椅上等了一会就听到护士叫弟弟的名字了。

我赶紧说：“弟弟，轮到你了，我们进去看病吧。”弟弟一动不动，护士又喊了一声，弟弟还是不动。我着急了，但还是尽量和蔼地对弟弟说：“弟弟，你答应过我要听话的，我们就是来看病的，现在号也挂了，队也排了，总算轮到你了，你不能——”弟弟打断了我，他忽然说话了，他口齿不清地说：“老鼠跳到钢琴上。”

护士没听懂，不明白弟弟是什么意思，只顾朝我看。她是精神病院的护士，见识肯定不少，但对于一只老鼠，恐怕也是无可奈何的。好在有我，她朝我看是对的，因为只有我知道我弟弟的语言，我一直以来就是我弟弟的翻译，弟弟所说的“老鼠跳到钢琴上”是一个谜面歇后语，谜底就是乱弹（谈）。一翻译过来，我立刻就恍悟了，直拍脑袋骂自己笨，也顾不上让护士释疑，就赶紧对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挂号的时候，把名字写错了。”护士说：“没事的，我先帮你改一下，你进去让医生在电脑上也改一下。”她把改过的病历交给我，弟弟果然不再反对，我顺利地带着弟弟进了门诊室。

给我弟弟看病的这个医生年纪不大，但神色淡定，胸有成竹的样子。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好像弟弟的病一旦交到这个医生手里，弟弟就会从老鼠变回人来了。

听说有本事的医生是不用病人自己说话的，但是我从前没有见过有本事的医生，更何况我弟弟这个病人和一般的病人也不一样，不可能指望他会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医生。

所以，到了这儿，无论这位医生有没有本事，都得由我向医生倾诉弟弟的病情，我把不言不语的弟弟拱到前面，我站在弟弟身后说：“医生医生，你快帮他看看，他是一只老鼠。”医生的目光掠过弟弟的脸面，投到我的脸上，看了看我，问道：“你看病还是他看病？”我没有听出医生是在讽刺我，赶紧回答说：“医生，他看病，他是我弟弟。”医生抢白我说：“你刚才说他是一只老鼠，现在又说他是你弟弟，他到底是谁？”说实在话，那时候我见的世面太少，听不懂人话，仍不知趣，继续向医生提供我弟弟的情况，我说：“医生，医生，你不了解我弟弟，这会儿你看他人模人样的，一会儿他就会变成老鼠的样子，很骇人的，手，会这么样，嘴，会这么样——”因为我做不像老鼠的样子，我怕医生看不懂，赶紧催我弟弟说：“弟弟，你扮个老鼠的样子给医生看看，你快做呀。”

可弟弟是个病人，病人哪有那么听话的，你希望他是个人，他就偏做个老鼠给你看，让你烦死，等到你要让他做老鼠了，他又偏不做，人模人样地杵在你面前，又让你急死。

弟弟不肯扮演老鼠，我可真急了，我怕医生会以为我弟弟不是老鼠，我怕医生会误诊，急中生智又想了一绝招，“喵喵”地叫了几声。

弟弟还没有来得及逃窜，医生一伸手就捏住了我的胳膊，朝门外喊：“护士，护士——”我以前见过的护士都是眉清目秀的姑娘，这会儿正心存歹念，不料进来两个腰圆膀粗的男人，他们一进来，就冲着我来了，我赶紧喊道：“不是我，不是我，是我弟弟，他才是老鼠——”可是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离奇的疑惑，我敏感地一回头，顿时魂飞魄散，哪里有我弟弟，刚才还在我身边的弟弟，忽然间就不见了。

男护士并不知道之前这屋子里还有个弟弟，他们朝我看了看，一个先说：“医生，我早就在门口准备着了。”另一个更是配合说：“一看他眼神就知道有问题。”医生被他们说得也有点疑惑了，问我：“你有病，你弟弟也有病，你们家族有精神疾病遗传史吗？”那两个男护士未等医生的话音落下来，就上前准备掐我了，我吓坏了，紧紧闭上嘴巴，咬紧牙关，防止他们硬往我嘴里塞药，但是我还有话要说，我有许多话要说，我不得不说，我只能在喉咙里发出声音：“我不吃药，我弟弟是老鼠。”

没有人听到我喉咙里的声音，看这阵势，就算他们听见我的话，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只是一眨眼的工夫，那两个男护士已经掐住了我的脖子，反转了我的胳膊，我被冤枉了，我冤死了，我比窦娥还冤，我比什么什么还冤。

我继续抿紧嘴巴，在喉咙里狂喊：“我不是老鼠——”但是我有预感，我马上就会被他们打成老鼠了，果然，那个医生受了护士的蛊惑，准备开检查的单子了，他说：“先做个CT，看看脑部有没有病变情况。”

不过医生在开单子的时候，又疑惑起来，问我：“你刚才是和你弟弟一起进来的？这个病历上，到底是你的名字还是你弟弟的名字？”

他已经错得不能再错，我再也不能只在喉咙里说话了，我必须得张开嘴巴了，我张开了嘴巴放声说：“我弟弟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就是我弟弟的名字。”医生朝那两个架住我的男护士丢了个眼色，虽然他没有说话，但是我看得出他的意思，我急得辩解说：“不是的，不是的，医生，你听我解释，我弟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喊他的名字他是不会理睬的，喊他的名字等于没有喊，他只认我的名字，所以只能用我的名字代表我弟弟的名字。”

医生又看了我一眼，不再和我计较，开好了检查单子，对那两个男护士说：“陪他来的那个家属不见了，你们带他去CT室，小心一点，这个病人虽然看起来没有暴力倾向，但他的伪装性很强。”

天哪，我好好儿的，竟然要我去做CT，CT是什么，我还没见过，只是听人说过，是一种很昂贵的检查，一般都是得了重病才用的，我才不需要做CT，我也不能再被他们纠缠下去了，我不得不像疯子一样地拚命挣扎并且大喊大叫，我喊道：“你们什么医院，你们什么医生，你们什么护士，我明明没有病，你们要叫我做Ｃ——”一个“Ｔ”字被他们用手捂住了，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再喊的话，用胶布封嘴。”

天哪，用胶布封住我的嘴，我还有活路吗？

万幸万幸，我还有活路，那是老天有眼，叫我命不该绝，关键时候有人救我了。

你们猜到了吗，那是我弟弟。

我弟弟真是我的救命星，关键时刻他在桌子底下“吱吱”地叫了起来。

那两个男护士更觉离奇了，一个屋子里怎么会有两个病人，这医院没有这样的规矩，向来只允许病人一个一个地进来。两个男护士疑惑地互看了一眼，接着又看我，又看我弟弟，还看医生，我感觉出来，他们的怀疑不仅在我和我弟弟身上，甚至到了医生身上。

但医生毕竟是医生，他火眼金睛，他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看出来谁是病人了。医生弓身到桌子下面，把手伸向蜷缩在地上的弟弟，弟弟竟然乖乖地被医生牵了出来。

我看见了弟弟，一阵激动，又要上前说话，但是医生已经吸取了前面的教训，朝我摆了摆手说：“你别说话了，你再说话，一切又要搞乱了。”停一下，又补充一句，“对不起，刚才差点误会了，主要是你话太多，我这儿有许多病人的特点就是话多，所以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不起。”我听了医生这话，没有马上回答，认真想了想，我心里承认，我的话是多了一点，不过以前并没有人这么说我，家里也好，村里也好，学校也好，从来没有人嫌我话多，因为他们都不怎么说话，我多说点话，好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活着，至少知道自己的耳朵还没有聋。

其实我也知道，医生虽然用了两遍“对不起”，听起来很客气，但其实他很不耐烦我，想让我闭嘴。可是为了说清弟弟的情况，我还是不能根据医生的意图及时改正我的犯嫌，我依然强调说：“可是我如果不说，我弟弟是说不出来的，他平时就不肯说话，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或者应该说，他是一只沉默寡言的老鼠。”医生皱了皱眉头，但依然保持着风度，说：“好啊，沉默是金啊。”我没听懂医生这是什么意思，想了想，我得继续说，我说：“所以医生，就算我弟弟不沉默，就算他肯说话，他也说不清楚，他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他什么什么什么……”医生终于被我惹恼了，再次改变了平和的神态，用尖利的目光剜了我一下，说：“你要是再说话，就请你出去。”

这一招把我吓着了。我不能出去，我不能把弟弟一个人扔在这里，虽然这里有医生有护士，但弟弟毕竟可能是一只老鼠，老鼠是无法和人沟通的，即使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医生，但医生也无法和老鼠对话呀。所以我不能有片刻让弟弟离开我的视线，我赶紧向医生保证：“医生，我不说话了，保证一言不发。”医生说：“本来就不是你说话的地方，我来提问题，让他自己回答。”

那两个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的男护士这才退了出去，医生让弟弟坐下，亲切地拍了拍弟弟的手背，开始向弟弟提问，医生说：“你觉得自己是一只老鼠吗？”弟弟不理睬，我只能代他回答：“是，是老鼠——我弟弟是老鼠。”医生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继续问弟弟：“你的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弟弟仍然不回答，仍然由我回答：“从他是一只小老鼠的时候开始的。”

医生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又被他的目光吓了一下，以为他嫌我话多，要赶我走，不料医生只是叹了一口气，不仅没赶我走，还对我说：“病被你们耽误了。”我赶紧辩解说：“医生，不能怪我们，不是我们有意耽误的，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都以为他在跟我们闹着玩呢，医生，你仔细看看我弟弟的样子，他完全就是人的样子呀，谁会想到他会是一只老鼠呢，一直到后来，后来一直到——”这医生和我天生犯冲，不知冲的是生辰八字还是星座或血型什么的，反正我看出来他特别不爱听我说话，刚才且容忍了我一下，一会儿他又犯毛躁了，严厉地说：“话多也是一种病，你知道吗？”我怕他又说我有病，赶紧闭嘴。

医生见我闭了嘴，还不甘心，又吓唬我说：“下面我还要提一些问题，让你弟弟回答，你要是插嘴，就是破坏我诊断，后果你自负。”

我不想自负，赶紧闭上嘴听医生向我弟弟提问题。

医生问：“现在是哪一年？”

这算什么问题，医生也太小瞧弟弟、太不把弟弟当回事了，弟弟虽然以为自己是老鼠，但他毕竟不是真的老鼠，我差点提出疑义，但是看到医生一脸的严肃，我也只能严肃地等待弟弟的回答。

可惜我这个弟弟实在是不争气，连今年是哪一年他都懒得回答，这样下去，医生岂不是要误认为弟弟的病非常严重吗，岂不是要误诊吗？我心里一急，对答如流地说：“今年是某某某某年。”我不仅回答正确，还加以说明：“今年为什么是某某某某年呢，因为去年是某某某某年，因为明年是某某某某年，所以，今年就是某某某某年。”

我说了过后，有点兴奋，折胳膊握拳，对着弟弟做了个鼓励加油的手势。可是弟弟麻木不仁，眼中根本就没有我，更没有理睬我的鼓励的手势，他把我当个屁。不对，屁还有点臭味呢，他没闻到臭味，他把我当空气。唉，弟弟啊，你真是麻木不仁，你哪怕认为我是错的，你哪怕朝我翻个白眼，哪怕朝我吐一口唾沫也好呀。

这医生也真是个知错不改的医生，他居然又问弟弟：“现在是几月份？”

我忍不住抗议说：“医生，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能查病吗？”

医生说：“我让你插嘴了吗？”他虽然批评了我，却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下一个问题，他没有再问今天是哪一天，而是改变了一个方向，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抢答说：“小王村。”

医生对我的回答充耳不闻，又随手把钢笔套子旋下来，放到弟弟面前，“这是什么？”

弟弟真是个睁眼瞎子，连面前的钢笔也看不见，还是我替他回答，但是我已经厌倦了医生的无聊，我回答说：“这是钥匙圈。”

我原以为医生会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来为难弟弟，这样才能查出弟弟和我们不一样，哪知这医生如此没有水平，我得刺激他一下，让他提一些有难度的问题，所以我有意将钢笔套说成钥匙圈。

可医生不吃我这一套，他和我弟弟一样，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只当我不存在，不过我并没有计较他，因为他对我弟弟的态度很好，和对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我会原谅他的。

医生把我和我的回答撇在一边，十分和蔼地对我弟弟说：“既然你不肯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就换个方式，你不愿意说话，你就不说话，你闭着嘴都行，我提问题，我自己给答案，如果你认为是对的，你就点头，如果你认为是错的，你就摇头，好不好？”

不等弟弟表态，医生就自说自话地开始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的硬币，举到弟弟眼前，问说：“这是一个硬币，是几块钱？”然后他自答说：“是两块钱。”

我忍不住“嘻”一下笑出声来，看到医生眼睛朝我瞪着，我赶紧收回笑声，去提醒弟弟说：“弟弟，这明明是一块钱，他说两块钱，你摇头呀，你快摇头呀。”见弟弟不理睬我，我又赶紧告诉医生：“医生，他是有意的，他有意不告诉你，让你无法了解他的真相，其实他认得钱，就算他什么也不认得，他也认得钱，有一次，我让他到小店里去买——”

医生真生气了，我看得出来，他的脸涨成了紫红色，呲着嘴说：“脑残啊？听不懂人话啊？”

我以为医生误诊了，我赶紧解释说：“医生，医生，我弟弟可能是脑残，但是脑残不等于他很笨，你千万不能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你不知道我弟弟有多聪明呢，我弟弟还会、还会——”

医生冷冷地打断了我，他替我说道：“还会掘壁洞呢吧。”

我和医生这里，已经闹翻了天，我弟弟呢，真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在这么专业的医院里，弟弟竟然如此这般的木呆，太丢人了，他简直、简直连一只老鼠都不如了，一只老鼠，你要是踢它一只脚，它一定会逃跑，可我这个弟弟，这会儿，在医生面前，简直丢死人了，别说踢他一脚，就是拿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他恐怕也是巍然不动的。

我也生气了，我气得推了弟弟一下，说：“弟弟，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你明明会说人话的，今天到了这里，你连一个字也不肯说，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呢，还是存心跟医生过不去？你是觉得车票钱、挂号看病的钱都不是钱呢，还是觉得应该让我白白地陪你跑一趟？你是觉得这个医院配不上你这样的病人呢，还是觉得——”我说着说着，话又多了，又扯开去了，医生是不会让我再继续下去的，他朝我摆摆手，让我住嘴，可是我不能住嘴，我说：“医生，你听我说，他平时确实不是这样的，他平时不扮老鼠的时候，和人是一样的。”医生说：“你以为我现在在干什么呢，我是在玩吗？”我说：“医生你是在给我弟弟查病呢。”医生抢白我说：“原来你知道啊，你知道还不闭嘴。”我说：“医生，我得给我弟弟当代理人，否则——”医生说：“你怎么老是要代表病人？要不，干脆，你来当病人算了。”我又赶紧解释：“医生医生，我是怕、怕你不了解我弟弟。”医生又冷笑说：“我不了解，你了解？那我这医生让给你当算了。”

我再一次败下阵去，但说实在的，我仍然不死心。求医生不成，我转而求弟弟了，我说：“弟弟，弟弟，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开口说说话吧，哪怕说一句话，哪怕说一个字，哪怕骂我一声，要不然，医生会以为你是哑巴，而不会把你当成老鼠，弟弟，你自己拿个镜子照照看，你这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一只老鼠呀，你要是想让大家知道你是一只老鼠，你好歹扮点老鼠的样子出来呀。”

我已口干舌燥，像一条错翻上岸的鱼，弟弟却依然稳坐钓鱼船，我看着弟弟淡定的姿态，又想想我自己上蹿下跳的样子，一时间，我竟疑惑起来，到底是我带弟弟来看病，还是弟弟带我来看病？我这么想着，简直就昏了头，我觉得我的思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乱闯，就要失控了。

思想失控，那是什么，那可不得了，那就是疯子啊，难不成我带出来一个精神病，要带回去两个精神病吗？

我可不能疯啊，我家里有一个弟弟是个疯子，就已经够全家人受的，我要是再疯了，让我们家的人怎么活呀。可是我怎么才能保持冷静，不让自己疯呢，我心里很清楚，只要医生能够给弟弟诊断，然后治疗，我就不会疯，那么，怎么才能让医生给弟弟诊断和治疗呢，现在医生面对一个哑巴精神病，束手无策了。那么，首先，至少，我得让弟弟开口说话。

我换一招以情动人，我对弟弟说：“弟弟，我知道你最喜欢我喊你弟弟，你也知道咱们家就咱哥俩最亲，这样好不好，我喊你一声弟弟，你就说一句话，好不好，弟弟，弟弟，弟弟——”可弟弟喊得再亲，仍然不奏效，我急火攻心，忽然心里就被这火照亮了，我脱口说：“弟弟，我不叫你弟弟了，我叫你、叫你一声王全！”

我这完全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哪知一匹死马还真被医活了，这“王全”两字一出来，弟弟竟然开口了，弟弟欢快地说：“老鼠老鼠，爬进香炉——”

听到弟弟说话了，那垂头丧气的医生顿时来了精神，赶紧凑到弟弟跟前说：“你现在肯说话了，我们重新开始，我问问题，你回答——”

弟弟说：“老鼠老鼠，爬进香炉——”

医生对精神病人有研究，但是对老鼠没有研究，他不知道老鼠爬进香炉会是什么，我只得替弟弟做翻译说：“这是一个谜面歇后语，老鼠爬香炉，谜底就是碰一鼻子灰。”我一边解释，一边观察医生的脸色，看了医生的脸色，我的心顿时一冷，才知道，最后是我碰了一鼻子灰，完蛋了。

医生果然不再发一言，拿过一张空白的方子，低头就填写起来，我急得问道：“医生，你这是干什么？”医生说：“开药呀，你到药房配了药，回去按说明给他吃药。”

说罢医生就把病历和药方交到我手里，朝我挥了挥手，说：“好了。”又朝门外喊：“下一个，三十五号。”我捏着弟弟的病历，觉得这结果来得太快了，前面我和医生两个人，忙了大半天，铺垫了那么多，不就是为了让弟弟配合诊断么，可是弟弟还没开始配合呢，结果就已经出来了，这算什么呢，这算雷声大雨点小，还是算虎头蛇尾，或者，这就是精神病院的医生和别的医生的不同之处？我十分不理解，向医生提出疑问：“医生，这就好了？”医生说：“好了呀，走吧。”我没有理由不走，但是我努力地想了想，终于想出理由来了，我说：“医生，为什么我明明没有病，你刚才却让我去做CT，我弟弟明明有病，你却不让他做CT？”医生说：“这就是你和他的不一样嘛。”我没听出医生是在嘲笑我，我放心不下弟弟的病情，又说：“医生，不做CT你就能看到我弟弟的脑子吗？”医生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说：“我这是人眼，不是Ｘ光。”他这样一说，我更加不安了，我试探着说：“医生，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不给我弟弟做CT，你也能治我弟弟的病？”医生没精打采地看了我一眼，心灰意懒地对我说：“我说过我能治他的病吗？”

医生这话我又听不懂了，我忍不住向他提出疑问说：“医生，你刚才的检查方式，不像医生，倒像是老师。”医生没听懂，说：“你什么意思？”我说：“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提问，而且，问题比你提得还多。”医生说：“怎么，你还嫌我问少了，你有钱吗？”他突然从提问说到了钱，让我猝不及防，我愣了一下，没有能够马上回答。

关于钱的事情，我得交代一下，我不能绝对地说我有钱，也不能绝对地说我没钱。其实钱我家是积攒了一点的，但这个钱是不能动的，那是要派大用场的。所谓的大用场，你们一定能够想得到，那是我准备娶老婆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能说我有钱，因为如果我娶老婆，我的钱就全部用掉了，我就没有钱了。

更何况，这多年积攒下来的钱，并不在我手里，始终由我爹紧紧捏着，我做梦都别想把那钱从我爹手里夺过来给弟弟看病。

再坦白一点说，我也不想把对弟弟的恶劣态度推到我爹一个人头上，即使这钱捏在我手里，我会拿出来给弟弟治病吗？

所以，我和我爹是一样的货色，我弟弟不能指望我们。

当然，我应该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我先把娶老婆的钱拿出来给弟弟治病，等弟弟病好了，我再重新攒钱娶老婆。但这个办法是无法实施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对象能不能等得及我再一次地攒钱，我也不能去征求她的意见，因为一征求意见，我就得把事情和盘托出，她就会知道我弟弟的真实情况，她一旦知道我弟弟的真实情况，她就会——她就会怎么样，我现在似乎是无法预测的，但在娶老婆的问题上，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我必定是朝不好的方面去想事情的。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险，所以，我其实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我的思想走得远了一点，一时没有收回来，医生看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又给我补充说明：“你要是有钱，去交住院费，让你弟弟住院治疗，我就会向他提更多的问题，我会天天向他提问题，我会比老师还老师，到时候，你就不会嫌我问得少了。”我结婚用的钱是不能给弟弟治病用的，所以我赶紧说：“我没有钱，我家也没有钱。”

这一下，医生乘机把话说到底了，医生说：“没有钱，你就把他带回去吧，他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好在他只是一只老鼠。”

医生的话并不完全正确，“好在他只是一只老鼠”，这叫什么话，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他还说“好在”？他难道不知道，一只老鼠也会祸害人、会给人带来晦气的。

果然的，我们还没出医院的大门，晦气就来了，我们迎面看到一个人，算是熟人，但又不太熟，他和我们村上的王图是亲戚，他常到王图家来做客，在小王村我们碰见过，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是王图的亲戚，他还和我对象赖月是同一个村的，我到赖月家去的时候，也见过他几次，这样等于是两个小半熟，加起来可以算大半个熟人了，这会儿我理应热情地上前打招呼，可是，可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地方啊，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我能让他看见我吗？

我假装不认得他，一脸漠然两眼发直地拉着弟弟从他身边走过，他好像也没有注意到我们，他的目光只是在我脸上打了半个圈，就滑过去了，我心中暗喜，不料还没喜出来，就听到身后“哎哟“一声尖叫，我一回头，他冲我笑着说：“都说我眼尖，我的眼就是尖哎，你没有认出我，我倒一下子就把你认出来了。”他一边说，一边高兴地上前和我握手，我可以抵赖，我有的是办法，比如我可以说：“你认错人了。”或者我可以说：“以后再聊吧，我们赶时间坐车呢。”很明显后面这一招比前面这一招更智慧，既不承认认得，又不说不认得，让他没个准。可是，还没等我把办法使出来，他已经抢在我前面和我攀亲了，“哎，你是，你是那个谁，是王图那儿的吧。”他也太抬举王图了，王图虽然是小王村人，但不等于小王村就是王图的，他这么说，显得王图很牛，好像小王村就是王图的，比村长还牛，比我爹还牛，我加强语气纠正他说：“我是小王村的。”他听不出我的意思，高兴地说：“我说的吧，我记性好吧，你就是王图那儿的。”然后他又想到了更重要的事情，兴奋地说：“对了，你同我们村的赖月是谈对象的吧，你谁来看病啊？”

我顿时魂飞魄散，关于我弟弟的病，我从来没敢告诉我对象。我不敢告诉我对象，并不证明我对象有多么的不好，也不能证明我对象知道我有个精神病的弟弟就会和我分手。但是，反过来说，我也同样不能保证她不会那么做。我可不敢下这个赌，冒这个险，这个赌注太大了，这个风险太强了，一想起来我的心肝尖儿都发颤。

现在麻烦大了，险已经逼到我面前了，险把我抵到了墙角，我无处可退了，但我即使无处可退，我也不能告诉他我带我弟弟来看病呀。

可是，此时此刻，我们身边，除了我弟弟就剩我了，我无路可走，只能挺身而出，把事情扛起来，我说：“是我，是我来看病。”

话一出口，我才知道我犯了更大的错误。你们替我想想，我弟弟有病我都不敢说，我对象要是知道我有病，我对象不是立马就成了我前对象了吗？我顿时惊吓得浑身直冒冷汗，正着急着怎么跟他解释，怎么把谎言重新圆过来，不料那人却哈哈大笑起来，说：“你果真爱开玩笑，我倒是听赖月说过，你是个幽默的人，以前不怎么了解，今天才知道哈。”我犯了蒙，傻傻地问道：“你知道什么呀？”他说：“你自己瞧瞧自己，你像有病的样子吗？”

我惊心动魄地逃过一关，赶紧把话题从我和我弟弟身上扯开，扯到他那儿去，我反问说：“你呢，你谁看病呢？”他又奇怪地反问我：“咦，你不知道吗？你自己村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吗？”我真不知道，我们小王村除了我弟弟是老鼠，难道还有别人是老鼠吗？他见我真的犯糊涂，也不再难为我、不再让我猜谜了，说：“就是我表哥王图呀，王图得了病你真不知道啊？”又说：“他在这里住院，我是特意来看他的。”

这事情真是太出人意料了。

王图竟然会和我弟弟一样，打死我我也不敢相信。这王图可是我们小王村数风流的人物，除了前村长能够和他PK一下，别的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虽然许多年来，我并不关心村上的事情，但是我爹关心呀，王图的事情，我就是从我爹那里听来的。

几年前王图承包了村里一排废弃的厂房，他拿来养鸡，鸡生蛋，蛋又生鸡，没完没了，正数钱数到手抽筋呢，村长又想重新办厂了，要收回。王图哪是这么好说话的，乘机敲竹杠，狮子大开口，怎么谈也谈不拢，双方的底线离得太远太远，像隔着太平洋那么远呢。村长急了，翻找出当年的协议，仔细一看，发现有机可乘，那协议漏洞百出，根本就是胡乱一写，完全不合法，不受法律保护，可村长懂法呀，他太懂法了，赶紧告上法庭，结果果然判了王图败诉，厂房被无偿收回。

王图如此人物，照样被迫害成精神病人，他比我弟弟冤多了，我弟弟反正天生就这样，可王图本来好好的一个人，不仅是好好的一个人，还是一个人物，一个人才，一个人精。

真是太冤了。

我们还没聊完王图的事情，忽然就看到王图从住院部那边出来了，神清气爽，哪里像有病的样子，他那亲戚愣了一愣，先是奇怪，后又紧张起来，说：“表哥，你怎么逃出来了？”王图嬉着脸上前就冲我过来，一下将我搂抱住，嘴上说：“抱抱，抱抱——”我吓得直往后躲，一边尖叫起来：“逃出来了，逃出来了！”王图说：“王全，我不是逃出来的，我出院了。”那表弟更是奇道：“你不是昨天才住院的吗？”王图说：“那只是一个程序而已，经过这些程序，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就可以出院了。”

他说话时，我在一边注意观察他，我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病，但我又想，有病的人也不一定个个都会表现出来，即使是我弟弟，病得这么重，不犯病的时候，也是一个英俊青年呢。

我仔细辨别了王图的神态，又重新想了想，既然这个王图和村里有仇，他会不会为了对付村里，假装生病了，以病来要挟村长。

但再转而一想，似乎也不大符合，如果是这样，他看到我，必定会装出有病的样子，而不会这么笑逐颜开。我疑惑着说：“王图，你是装的吧？”话一出口，我还担心王图会不会生我的气，不料他仍然笑呵呵地说：“你看出来了啊，我就是装的呀，我本来是想装其他病的，但是其他病都有仪器可以检查，查得出真假，只有精神上的病，才查不出真假。”我还没反对，那表弟倒不服了，说：“表哥，你说的不对，精神病也一样能够查出来的，到精神病院看病，就是查病治病的嘛。”王图笑道：“你以为啊。”那表弟十分疑惑说：“表哥，莫不是你真的病了？没听说有人愿意自己给自己戴一顶精神病的帽子呀。”王图说：“我就愿意。”他见我们都不能理解他的胸怀，又强调说：“他给我苦头吃，我也要回敬他一下，让他吃苦头。”

他谈笑风生地说自己有病，又谈笑风生说装病是为报复别人，他的话该不该相信呢？我肯定丢不开对他的怀疑，我说：“王图，既然你没有疯，你‘抱抱’干什么？像个花痴似的。”王图笑道：“拿你练练兵罢，等到了村长面前，我得抱抱他呀，男人抱抱男人，多恶心呀，我得先试着适应啥。”

我不想和王图谈论恶心的问题，我想得更深更远，我试探他说：“王图，你把你的险恶用心直接向我坦白了，你不怕我去告诉村长？”王图才不怕，他从口袋里摸出了病历和医生证明，朝我扬了扬，说：“我有医生的证明，证明我是病人，有医院的公章，这就是铁证，这就是法，到哪里他都不能否认的。不像王长官个狗日的，当初和我签的承包协议，居然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我算了算日子，王图承包土地那时，王长官已经不当村长了，并不是发生在他任上的事情，我说：“那时候王长官似乎已经是前村长，怎么可能代表村里跟你签承包合同呢？”王图说：“前村长？个狗日的从来就没有‘前’过，也不会有‘后’，他当村长也是他，他不当村长也是他，小王村什么事情不是他一锤定音，只不过有时候在当面，有时候在背后而已。”

我觉得王图这话颇有道理，我们的前村长就是这样一个灵魂人物，无论他当什么或不当什么，他都是我们的村长。

王图和前村长王长官，两个都是人物。现在这两个人物就要发生事情了，跟我无关，我看戏而已。

我甚至连戏都不想看，我只想让我弟弟从一只老鼠变回一个人。

第二章

那时候我弟弟的名气还不像后来那么大，我大嫂嫁过来的时候，还不知道我弟弟有病。我弟弟不犯病的时候，看起来和正常的人是一样的，他装模作样地看一本书，那时候大嫂还特想讨好小叔子，问弟弟说：“弟弟，这本书好看吗？”弟弟算是给新来的大嫂一个面子，开腔回答说：“书店里的老鼠。”我大嫂肯定是听不懂的，我一边把弟弟拖开一边翻译给我大嫂说：“他说的是咬文嚼字。”大嫂以为弟弟在跟她开玩笑，就顺着他说：“老鼠呀，老鼠不光会咬文嚼字，老鼠还会掘壁洞呢。”弟弟一听，立刻变成了老鼠的样子，双手尖尖地蜷在下巴前，嘴巴撅起来，“吱吱”叫了几声，一头扎到墙角根用手和嘴去拱墙角。大嫂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到弟弟用爪子和嘴拱下一大片纸筋和石灰，回过脸来冲着大嫂龇牙，大嫂看到弟弟灰白的狰狞的面目，惊叫一声逃走，动作比老鼠还快。

从此以后，但凡大嫂和大哥有了争执，大嫂就说大哥欺骗了她。可我大哥很无辜也很无奈呀，大哥说：“虽然我事先隐瞒了我弟弟的病，可你嫁的是我，又不是我弟弟。”大嫂说：“可是你让我和这么大的老鼠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这日子怎么过呀。”我大哥说：“我弟弟不是老鼠，只是他自己以为是一只老鼠。”大嫂不服，说：“他这种样子，他做的这种事情，跟老鼠一模一样的，他还不是老鼠？”大嫂又说：“这想想都后怕，如果他以为自己是一只老虎，那还得了。”

有所庆幸的是，我大嫂这人特爱虚荣，她虽然很生气自己有这么个小叔子，但她没有把这事情说出去，以至于她娘家的人，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都不知道我弟弟的真实情况。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我弟弟的事早晚会被别人知道的，好在有我爹我娘我大哥他们拚命干活赚钱，等到我大嫂娘家人终于听到了风声，气势汹汹来替我大嫂讨公道的时候，我大哥已经另造了新房子，搬出去住了，才算稳住了那些比老鼠凶一百倍的如狼似虎的亲戚。

现在轮到我了。

我还没有结婚，但是我已经有对象了。我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把我对象变成我老婆作准备。

所谓的准备，你们都知道，那就是想办法对付我弟弟。

一只老鼠虽然狡猾，但是我们总觉得人会比老鼠更聪明一点，比如弟弟讨厌的时候，我们就学猫叫，一叫，弟弟就溜得没影子了，屡试不爽。弟弟从来没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你要是欺骗过老鼠，老鼠下回就会小心了，弟弟似乎比老鼠还笨。只是我们远远没有料到，即便是一只很笨的老鼠，也一样会让全家人不得安生。更麻烦的是，还不止是让我们家不得安生。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一只老鼠也许会把窝安在你家里，但是它决不会老老实实地就待在你一家作恶，弟弟也是这样，从这一点上讲，弟弟真像一只老鼠。

本来我们是一直隐瞒弟弟的病情的，家丑不可外扬，可弟弟他自己跑出去扬，他扮成一只老鼠，到处丢人现眼。

如果弟弟光是出去丢人现眼，那也就算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自认倒霉了吧。问题是弟弟不仅出去丢人现眼，弟弟出去，最主要的目的是祸害别人。他跑进隔壁人家的灶屋，看到煮了一锅白米粥，弟弟朝里边擤一摊鼻涕，然后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这是弟弟人生不多的言语中最常用的一句。

弟弟又跑到另一家，躲在人家的床底下，撕咬人家的床单。其实弟弟完全有能力一下子就把床单彻底毁掉，但是他很狡猾，他从不会一次性把东西彻底弄坏，他分了好多次，一点一点地弄，一天一天地弄，最后你才发现床单坏了，而且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老鼠搞的破坏。

弟弟这么做，你们千万别以为他是想掩盖自己的破坏行为，好让别人不追究他而去追究老鼠，恰恰相反，弟弟的意思，就是要让人家知道，事情是老鼠干的，而他，就是那只干事情的老鼠，他喜欢听到别人破口大骂：“老鼠，老鼠，天杀的老鼠！”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件离奇的事情，我们家竟然有一只人扮成的老鼠，或者，我们家有一个老鼠变成的人，这怪异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终于传到我对象耳朵里去了。

我对象就来找我了。

其实我对象以前也来过我家，也见过弟弟几面，但是每次我们都掌握好节奏，只让他们打一个照面，就设法把弟弟引走了，而这几次弟弟也很配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对我感情特别深，他在大嫂面前犯的错误，在我对象面前，从来不犯。所以，我对象并不知道我弟弟的情况，也所以，当她后来听说我弟弟这样的情况，她是不相信的，正因为不相信，她才要来看个究竟。

她来就来吧，我们仍然可以采取以前的办法，把弟弟引开，如果更慎重一点，我们可以让弟弟服用一点安眠药睡觉，如果担心大白天睡觉会引起怀疑，我们就让弟弟服用医生开的另一种稳定精神的药，我们有的是办法。

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谁也没想到，我对象虚晃一枪，假报了来时，没等我们准备好，她就提前来了，这简直就是突然袭击。

我对象到我家的时候，我不在家，我爹也不在家，只有两个不应该在家的人在家，那就是我弟弟和我娘。

平时我弟弟发出“吱吱”的声音，简洁短促，十分清晰，但是面对新鲜的女性的时候，他的“吱吱”声明显变化，变得又长又慢，最后的尾音还会出现转折，变成“吱——啊，吱——啊。”

那天我对象一进我家院门，我娘虽然老眼昏花，却一眼就看清楚了她的面目，吓得魂飞魄散，屁滚尿流，因为那时我弟弟正四脚着地在院子里快速爬行。我娘赶紧拍了一下我弟弟的屁股，可我弟弟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爬得更欢，一下子就窜到了我对象的跟前。我娘束手无策，但她有脚，她一脚踩住我弟弟，我弟弟“吱吱”地叫了起来，一抬头，看到了我对象。

我弟弟兴奋地“吱——啊，吱——啊”，我对象当时脸上是什么表情，我没看到，但是我能猜想得到，事后很久，我还想出了一身冷汗。

那时候我正在地里干活，那天眼皮子老是跳，我拍打了几下也没有用，就说：“怎么回事，要出什么事？”我爹恨恨地“呸”了我一声，气哼哼地说：“有这么个弟弟，你还嫌家里事不够多，还巴望出个什么事？”

你看，这就是我爹。我明明是担心出事，他非说我巴望出事。

可许多事情并不是我巴望或者不巴望的问题，无论我巴望不巴望，事情它已经来了，有个乡邻站在田埂上喊我爹：“王长贵，你家好像来客人了。”

我爹还没反应过来，我立刻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感，心猛地一跳，赶紧问：“是什么人？”那乡邻说：“是个女的。”我说：“多大年纪？长什么样？”那乡邻笑了起来，说：“你别装蒜了，你明明知道是你对象来了。”

我的心“格登”一下就掉了下去，一直掉到摸不着捞不着的地方，我怀揣着一颗摸不着捞不着的心直奔回去。

你们知道的，一切已经晚了。

我奔进院子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正在捉迷藏呢，我娘要把我弟弟藏进灶屋，我弟弟偏要把自己暴露出来，我对象冰雪聪明，对着我娘冷笑说：“你别藏了，藏到哪里他都是那样子。”

正好我走了进来，我赶紧跟我对象解释说：“误会了，我弟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我到得正好，我对象正要找我说话呢，她责问我说：“我跟你对上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弟弟是什么？”我等于被她抓了现行，完全没有退路，只好坦白说：“我弟弟是一只老鼠。”

我以为我说了实话，我对象就会原谅我，不料她十分鄙视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她的意思，她不相信我，她以为我在说谎，我赶紧说：“我没有骗你，我弟弟是一只老鼠，不过不要紧的，我们已经带他看过医生了，医生说能够治好我弟弟的病。”我对象“哼哼”说：“既然你弟弟是一只老鼠，那你是找兽医给他看病的咯。”我说：“不是兽医，是人医。”我对象又“哼哼”说：“那你的意思，这个医生能够把老鼠变成人咯？”她真把我问住了。她见我无言以对，更是乘胜追击说：“如果真有这样的医生，请他把我们村、我们家的那许多讨厌的老鼠都变成人吧。”我一向是以话多著称的，但是在我对象面前我笨嘴拙舌，倒是我那一向笨嘴拙舌的老娘，不惧怕我的对象，上前伶牙俐齿地说：“他弟弟不是一只老鼠。”不等我对象回击我娘，我的堵塞的思路已经被我娘调动出来了，我立刻说：“我弟弟只是想象自己是一只老鼠，他不是一只真正的老鼠。”

我对象大概无法体会想象自己是一只老鼠是怎么回事，她皱着眉头看了看我弟弟，又看了看我，我知道她的怀疑，就做了个老鼠的样子给她看，我学着弟弟，蜷起双手，放到下巴前，又撅起嘴巴，发出“吱吱”的叫声，我还怕自己学得不像，回头看看弟弟，弟弟并没有表示出对我的不满，我估计我学得还是蛮像的，心里有些得意。

哪知我这一学，彻底惹恼了我对象，她生气地说：“我看不仅你弟弟有病，你也有病吧？你比你弟弟更像一只老鼠。”我吓了一跳，这可不能随便乱说，我知道我对象对我感情很深，但是再深的感情也架不住一只老鼠的打击，她怎么可能爱上一只老鼠，哪怕是想象出来的老鼠。我赶紧说：“不可能，不可能，生病的是我弟弟，不是我。”我对象的思维很活跃，她立刻说：“即使真是你弟弟有病，也不能证明你没有病啊。我听人说过，这种病会遗传的。”我大喊冤枉说：“遗传也应该是长辈传给下辈，他是我弟弟，又不是我爹，怎么会遗传给我？”我对象比我更能扯，又说：“就算不遗传，也可能会传染，还有，基因什么的。”不等我再叫屈，她又说：“你想想，就算你从前是一个正常的人，你天天和你弟弟、也就是和一只老鼠在一起，天长日久，你能保证你不受他的影响，不受诱惑？”我张口结舌，她本来已经结束了演讲，忽然又加了一句说：“难说的，现在什么事情都难说，传染病到处都有。”

她越说越离谱了，我得赶紧告诉她，我没有被我弟弟传染，我是个正常的人，健康的人，但是我怎么说她才能听得进去呢？我看得出来，她现在对我是一百个不放心，一千个不相信，我想了想，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弟弟的情况彻底向她坦白，一定会打动她的心，让她知道我弟弟是老鼠而我不是。

于是，我把弟弟的几乎所有的恶劣行径全部说了出来。我本来是想向她隐瞒弟弟病情的，但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清白，我只能出卖弟弟，竹筒倒豆子，抖了个干净。

我又回头看看弟弟，好在弟弟并不生我的气，并不怪我出卖他。当然，很可能他根本就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一只老鼠，他应该是听不懂人话的。

我对象听我说完，没有如我希望的那样，立刻冰释前嫌，对我投怀送抱，而是拔腿扭头，绝尘而去。

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我对象就成了我的前对象。

我容易吗，就我这样的，还有个女的愿意和我处对象，我能不珍惜吗，我能不像抓救命稻草似地抓住她吗？只可惜任凭我使尽浑身解数，抵不上我弟弟“吱吱”地叫上两声。

我那个气啊，我不说我对我对象的感情有多深，希望有多大，我只想说，我弟弟的恶劣行径罄竹难书，我们这个家，真让我弟弟害惨了。

其实还有人比我更生气，那就是我爹和我娘，还有我大哥，我二姐，我四妹以及他们各自的配偶以及配偶的各自的家庭，他们这许多人，早已经对我弟弟忍无可忍了。

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终于作出了一个决定：把弟弟丢掉。

这个念头是谁先产生出来的，我不想坦白地说出来，不管怎么说，我肯定是摆脱不了干系的。

现在这个念头已经成为全家人最强烈的愿望，我们就要付诸行动了，但是我们还不太清楚弟弟到底清楚不清楚我们的念头。为了试探弟弟的深浅，我们打算故意当着他的面商量这件事情。

商量这件事情，涉及到家里所有的人，可我二姐想耍赖，说她有事来不了，让我们自行商量。那可不行，商量丢掉弟弟的事，是全家的大事，谁也不能不到场，我们对二姐说：“你今天不来，我们就等你明天，你明天不来，我们就等你后天，总之是要等你到了才商量的。”二姐知道推托不了，而且她也知道赶早不赶晚，第二天她就回来了。

人到齐了，我们开始试探弟弟，我们议论说：“让弟弟到社会上去吧，现在社会上什么人都有，政府会管的，他不会饿死的，也不会冻死的，说不定比在家里条件还好呢。”但是也有人担心，说：“弟弟会不会被政府又送回来？”我们又自己给自己鼓气说：“不会的，弟弟又说不出自己的名字和家在什么地方，政府不可能把他送回来。”

无论我们怎么说，弟弟都没有反应。对于弟弟来说，也许就应该是这样的表现，他如果是一只老鼠，他哪里知道我们要丢掉的那个人是他呢，丢掉一只老鼠，难道还要我们坐下来开家庭会议吗？反过来再说，如果他不是老鼠，而是一个人，那我们为什么要丢掉他呢？

总之，理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我们再进一步试探弟弟，看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弟弟果然不知道，我再说：“弟弟，你叫什么名字？”我并没有指望弟弟会理睬我，但偏偏今天弟弟心情好，还给我面子，回答说：“王全。”

大家这才真正放了心。弟弟果然说不清任何事情。

接下来，我们再商量把弟弟带到哪里丢掉比较保险。这事情又议了半天，说：“他是个病人，他又认不得回家的路，随便带到哪里丢掉就行了。”另一个却说：“恐怕不行，如果太近了，万一他找回来怎么办。”再一个赞同说：“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虽然他是个病人，但病人毕竟还是个人啊，就算一条狗，你丢掉它几十里，它都会自己找回来。”另一个补充说：“狗它会一路撒尿，在土里留下自己的气味，它就认得回家的路了。”

商量不下去了，再去问弟弟。我问道：“弟弟，你走了以后会找回家来吗？”

大家都认为我问也是白问，弟弟不会回答我的，他一直以来都不屑和我们对话，但是弟弟也经常乘人不备剑走偏锋，你不指望他说话吗，他偏说给你听，他跟着我的口音一字一句地说：“弟弟，你走了以后会找回家来吗？”

这是模仿，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弟弟是个什么东西，我不妨归纳一下弟弟平时的三类语言，第一类，和老鼠有关。弟弟如果愿意说话，他几乎能够说出所有的带有鼠字的和老鼠有关的成语、俗语、歇后语。或者反过来说，他说出来的所有的话，几乎都和老鼠有关。对此我们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弟弟虽然上过一两年小学，但那时候他就已经是一只小老鼠了，难道小老鼠会比人还聪明，能够记住如此之多的成语，还是老鼠本身有过人的语言和记忆天赋，只是我们不知道、不了解？

其二，就是模仿。弟弟从来只模仿我一个人，别的任何人说话，他都爱理不理，充耳不闻，只在他愿意的时候，他会模仿我说话，无论我说出的句子有多么的长，内容有多么的复杂难懂，他都重复无误。这也是一奇。

第三就比较简单了，也是弟弟最少运用的，那得要在他情绪特别好的时候，他会回答我向他提出的问题，一般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我的名字“王全”。

不过，我归纳的只是弟弟的表面现象，我们虽然和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在一个家里一起待了许多年，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这个病人，尤其是作为一个精神病人的本质特点，我们几乎完全无知。等以后吧，以后也许我们会慢慢地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不过，我们就要将弟弟丢掉了，那就没有以后了。

说到现在，我们更清楚了，从弟弟那儿是得不到答案的，我们又换了一个相反的思路，认为应该把弟弟带远一点，丢远一点，越远越好。

但是又说：“太远了，得坐汽车，再坐火车，票钱太贵且不说，这家里谁也没有出过远门，不要搞到最后弟弟没有丢掉，倒把自己给弄丢了。”

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这期间我只说了很少的话，因为我一直在想，丢掉弟弟的任务，无疑是会交给我的。我虽然算不上个人物，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家里头数我走得最远，我在县城的中学上过学，所以由我把弟弟带走是义不容辞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商量远与近的问题时，我已经在考虑更确切更具体的地方了，很快我就有主意了，我建议说；“把弟弟丢到周县县城去吧。”

就这样由我一锤定音，大家再也没有什么好议论的了，再也没有什么好推敲的了，事情应该就这么决定了，但是我们忽然发现一个问题，在整个商量过程中，我四妹一直没有说话，这也是不行的，她一定得说话，哪怕说一句也是要说的，我们把这个意思告诉我四妹后，我四妹有些慌乱，说：“那我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呀。”我们说：“我们说了这么多话，难道你一句也说不出来？”我四妹说：“可是话都叫你们说完了呀。”看起来她是准备坚持到底不发言了，但是我们由不得她，她必须参与进来，我们都在等她说话，她如果不说话，我们的家庭会议散不了。

四妹低下头想了半天，终于想到了一句话，这话是送给我的，她对我说：“三哥，你不要在人多的大街上丢掉弟弟。”我听了四妹的话，心里忽然一惊，虽然丢掉弟弟的事情已经最后决定了，虽然将弟弟丢到周县县城这个目的地也已经明确了，但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更进一步的步骤，四妹替我考虑到了，周县县城是一个大的概念，我和弟弟到底在县城的什么地方落脚，然后我在什么地方丢掉弟弟，我用什么方式丢掉弟弟，这一切，我还没有做出周密的计划。

四妹是在提醒我，只是我一时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不能在人多的大街上丢掉弟弟，我反对说：“四妹，人多的地方，不是更方便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可我四妹坚持说：“三哥，还是不要吧。”我奇怪说：“为什么？”我四妹没有回答，倒是半天没有说话的我弟弟插话了，他说的仍然是一句关于老鼠的成语，虽然他口齿不清，但我听得很分明，他说：“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弟弟果然以为自己是一只老鼠，四妹也认为弟弟是一只老鼠，所以她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以免我把弟弟一个人留在一个陌生而且人多的地方被人欺负。我接受了四妹的要求，但是我一时还没想好，除了人多的大街，到底在哪里丢掉弟弟最合适呢。

我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但是家里所有的人，包括四妹，都不再帮我出主意了。我知道，因为这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他们的事情了，以后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了。

会议应该结束了。在会议进行中虽然也有些小的争议，但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小争议完全被大方向摆平了，所以一切都是风平浪静、委婉进行的。可是，就在会议结束前，忽然起了一点风，没头没脑的，我爹忽地举手“啪”地打了我娘一个耳光，骂道：“揍死你个贼婆娘！”我娘在我爹面前，一直都是逆来顺受的，挨了耳光她只会捂着脸，一言不发，可是今天我娘却一反常态，比我爹还凶，我爹一个耳光刚落下，我娘反手给了我爹两个耳光，“啪啪”两声，更响更脆，我娘还气哼哼地大声骂道：“王长贵你个杀千刀的，我是把饭烧煳了，你难道从来没有干过错事？”

我们仔细闻了一下，果然，从灶屋那边，飘来一股焦煳味，随着这股焦味飘过来，我闻出我们这屋子里的气氛出问题了，气场乱掉了，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很怕夜长梦多，赶紧要把事情扭过来，我说：“饭煳了就煳了，好久没吃锅巴了。”

我们吃了一顿焦煳的散伙饭，饭后，二姐和四妹都回婆家去，大哥虽然和我们在一个村上，但他也有自己的家，我呢，就要带着弟弟离家出走，我爹我娘，一如既往，下地劳动。

人散去了，屋里就静下来了，静得出奇，我看看弟弟，弟弟也看看我，虽然弟弟看我时，没有任何异常，但我自己做贼心虚，我怕弟弟从我的眼睛里看出了什么，我赶紧避开了眼神，对弟弟说：“弟弟，我们要出门了。”

弟弟情绪很好，模仿我说：“弟弟，我们要出门了。”他的口气，比平时要轻佻一点。

这应该是个好的迹象，我应该带上弟弟出发了，但是我的内心深处，隐隐地觉得哪里还不对劲，哪里还没有搞定，虽然我们已经一再地试探和考验过弟弟，弟弟都没有露馅，而且弟弟对于“要出门”还表现出良好的意愿，但是我仍然担心事情不会那么顺利。我思来想去，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弟弟身上。虽然弟弟以为自己是一只老鼠，而且他也经常做出老鼠的行为，但是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呢，在弟弟的内心，他到底是个什么呢。

退一万步说，即便弟弟真的是一只老鼠，老鼠也是有记忆的呀，老鼠也是有家乡的呀，弟弟会不会记得关于自己家乡的许多事情呢。家乡的所有一切，都是有气味的，弟弟可能会沿着气味寻找回家。就像一只狗，无论它走得多远，它会一路撒尿，留下回家的线索。

所以在出发前，我还有工作要做，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抹掉弟弟对于家乡的所有记忆和印象，要去掉弟弟心中可能留有的家乡的气味和线索。尽管我并不知道弟弟到底有没有对于家乡的记忆和印象，我也不知道家乡对于弟弟来说，到底是有气味和有线索的，还是什么都没有的。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无论有无，我都得抹掉它。

第三章

王村是我的家乡。

其实我家乡那儿，有许多叫王村的地方，甚至还有叫王乡王镇的。不知道史上是怎么回事，让这么多姓王的人和叫王的地方都集中在一块。

我们现在都知道，村和村，乡和乡都是一样的行政建制，如果都叫个王，那就搞不清了，这个王村和那个王村，别个王乡和那些个王乡，到底哪个是哪个呢。

其实过去大家是能够搞清楚的，某个王村也好，某个王乡也好，都在大家心里头的某个位置上搁着呢，乱不了。但是后来渐渐有些乱了，因此造成许多差错的事情，比如有一年，外乡的新郎到王村来娶媳妇，结果走到另一个王村，娶走了另一个媳妇，原本等着当新娘的那个，一等再等也没等到新郎来接，娘家人一气之下，把她送到了新郎家，那边正在拜堂呢，也没算太迟，她也挤了进去，结果那个外乡人洪福齐天，娶了两个来自王村的姓王的媳妇。

还有一次，邮递员把一封休书送错了人家，害得一个无辜的王氏跳了河，那个休妻的男人以为妻子被休走了，带着小妾回家，却意外地看到妻子仍然在家把持事务，吓得携上小妾调头就跑，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这种事情在我家乡简直是稀松平常。我的祖上王大毛，就曾经被误当作另一个王村的另一个王大毛逮到县衙，那个不是我的祖上的王大毛，犯的是杀头罪，要不是后来官老爷听到我老祖喊冤，细心核对了一下，我老祖的脑袋就落地了。如果是那样，后来就没有我曾祖、我爷爷、我爹，也没有我和我弟弟，也就省去了许多麻烦事。

除了叫王村和王乡，我家乡这地方，另外还有许多地名都带个王字，比如一个地方叫王井墩儿，一个地方叫王水塘儿，一个地方叫王槐树儿，你瞧瞧，连棵树都得让它姓了王。

因为太多的王什么王什么，最后大家终于受不了了，决定把它们一一分辨开来，这个主意是我们村的人先想出来的，就抢先给我们王村改名叫大王村。可是我们的上级王乡不干了，乡里跟大王村说：“你叫了大王村，那我叫什么呢。”大王村说：“你叫小王乡罢。”乡里说：“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呢，哪有老子叫个小，儿子叫个大的呢，你叫我们乡上脸往哪儿搁。”最后胳膊扭不过大腿，大王村就改成了小王村，小王乡改成了大王乡。

至于其他的王村王什么，也好办，都在前面加一个字，成为南王村，北王村，上王村，下王村，左王村，右王村，实在没得叫了，就叫个畜牲名，狗多的村叫就狗王村，猪多的村叫猪王村，也行。

我虽然住在王村，也姓王，但这些从前传下来的事情与我关系不大，在王村王乡这块儿，我只关心一个人、一件事，那就是我弟弟和我弟弟的病。

除了弟弟，我还有哥哥姐姐和妹妹，我不想多说他们的事，他们不缺胳膊不少腿，我只关心我弟弟。

我带着弟弟在小王村转悠，看到老槐树，我对弟弟说：“弟弟，这是我们小王村的老槐树，到了老槐树，就到家乡了。”弟弟一脸茫然，他既不看我，也不看树，谁知道他懂不懂什么叫老槐树呢。

我叹息了一声，又启发他说：“弟弟啊弟弟，别的东西你不懂就算了，但老槐树你不能不记得啊，这老槐树也姓王，它可是我们小王村的神树噢。”

有一年，还不到三月，老槐树就发芽了，村里人说，今年肯定水多，果然那一年发了大水。再有一年，都到六月暑天了，老槐树还死气沉沉不发新芽，大家又说今年肯定干旱，果然那年就是大旱。当然这一年一年的事情我没有亲眼见过，没有亲身经历，可能大多数发生在古代吧，代代相传就到了今天；也或者，它真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事，但就算它是昨天发生的，今天发生的，我也不会去关心。这一点你们早就知道，在小王村这片土地上，我除了关心我弟弟，别的事情一概与我无关。

可我不知道弟弟是否和我一样，不关心小王村的任何事情，所以我要带他走遍家乡的每一寸土地，以此来观察和揣摩他。

弟弟一直是懒洋洋的，走不走都行，由我带着，我们兄弟俩走近了老槐树，因为老槐树是小王村的神树，它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了，我怕弟弟无法抹去，我得进一步试探弟弟的记忆，进一步掌控弟弟的思想。

本来十月份就应该落叶的槐树，居然到了冬天还不落叶，风很大，但是它们只是随风晃动几下，生了根似的，决不离开。它们就像是一群早就长大了的孩子，早就应该离开家庭独立生活了，却死活地赖在家里不肯走。

我心里不免奇怪。老槐树又反常了，是否在暗示什么呢？它是否在告诉我，弟弟也像槐树叶子一样，不愿意离开家乡呢？

我回头看看弟弟，弟弟毫无表情的表情，让我在那一瞬间就醒悟过来，我这是痴人说梦，以己度人。弟弟毕竟是弟弟，不是我，他不可能有我这样的思维过程，他也不可能像我这样对自己的家乡有各种想法，他什么也不懂，树也好，家乡也好，都与他隔着一层永远也穿不透的篱笆。我只是不知道，弟弟在篱笆这边，还是在篱笆那边。

弟弟始终没有反应。这是正常的，如果弟弟对树不落叶的现象像我一样敏感，像我一样感到惊奇，弟弟就不正常了。

我们离开了老槐树，在村子的另一头，我又说到一口水井，我说：“弟弟，这是我们小王村的老水井，看到水井，就到家乡了。”弟弟“嗖”地一下就窜到井边，朝井里吐口水，他那动作之神速，我哪里来得及阻挡，幸好周边没有人看见，也幸好我们家从来不用这口井的井水。但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弟弟既然能在这口井里吐口水，他难道就不会在我们家附近的井里吐吗？也就是说，我们小王村的人，包括我们家的人，这些年来，不知道吃了弟弟多少口水。我又联想，既然弟弟会吐口水，他难道就不会脱下裤子拉出屎尿吗。

我打了个干呕，继续带着弟弟走家乡，继续一路指点，似乎是想让弟弟记住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其实我是在观察弟弟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小王村，到底记不记得小王村是什么。有个乡人看见了，跟我开玩笑说：“王全啊，你是在给你弟弟上课吗，他是一只老鼠呀，你给他说人话，他听得懂吗？”

我听惯了他们这种幸灾乐祸的话，我才不会生气，但是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惊醒了我，我这么做，真像是在给弟弟上课呢，我这是在抹去弟弟的记忆还是在加深他的印象呢。

我停下脚步想了又想，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办法，我只能背水一战。好在弟弟很配合我的险恶用心，我希望他是什么样子，他就做出什么样子让我满意，比如我问弟弟：“弟弟啊，我们小王村的人都姓王，你用加法算一算，咱家和咱叔叔家，总共几个人姓王啊？”弟弟说：“王全。”我有点不高兴，我说：“弟弟，你回答不正确，不能加分，你再仔细算一算。”弟弟又说：“古董店里逮老鼠。”这意思我知道，古董店里逮老鼠不好下手，弟弟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想法，他是在告诉我，他是老鼠，让我放心，他不姓王，他不是人，他是老鼠。

更进一步，他还告诉了我，要对老鼠下手是不容易的。

我出了一身冷汗，忽然怀疑起来，到底是我在考验弟弟，还是弟弟在玩弄我？

这简直不是人与人在对话。当然不是，因为弟弟是一只老鼠。这是人与老鼠在斗智斗勇。

后来我们走到小王村的废旧厂房那儿，闻到一股陈年鸡屎臭，那是王图的鸡留下来的。看到前村长王长官和几个陌生人正在商谈什么事情，一会儿指手画脚，一会儿又郑重其事，显得异常，好像我们村的这一片大蒜地上有黄金万两似的。

对了，我还没有交代一下我们小王村的情况呢，简单说吧，我的家乡小王村，虽然不是富裕村，但也不算太落后，因为小王村紧靠大王乡，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不是我们小王村紧靠大王乡，而是大王乡实际上是在小王村的包围之中，与其他乡村比起来，我们小王村的交通还算便利，凡大王乡使用上了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小王村很快也都能用上，只要大王乡来了什么新事物，我们小王村很快也能知道，也能新鲜起来。

再说说我们的前村长王长官，王长官和我爹王长贵，名字中都有个长字，但是他们并不同辈，王长官要比王长贵小两辈，所以，我们前村长如果懂礼数，他应该喊我叔才对。可是一个前村长，他怎么会懂礼数呢，他才不会喊我叔呢，若是反过来，我愿意喊他一声爷，他倒是必应无疑的。

这会儿前村长王长官倒像个现村长似的，反背着两只手，牛哄哄地在地头上走来走去，傲视群雄的样子，听说王长官正在为当选新一任村长做手脚呢，难怪他现在感觉又好起来了。不过，我虽然看他不顺眼，但他的事情不归我管，也不碍我事，我得为我弟弟的事殚精毕力，死而后已，村上的事，谁当村长谁不当村长，我爱理不理。

我虽不爱理人，人家却爱理我。王长官眼尖，远远地看到我带弟弟走过来了，他满脸堆笑地迎上前来，递给我一支烟，我拒绝了，我说我不抽烟的。王长官笑道：“好，不抽烟的习惯好。”他的目光穿过我的肩膀，朝我身后的弟弟看了看，似乎有些疑惑，他半试探半揶揄地说我：“王全，你真有空闲，带着弟弟兜风啊。”我立刻心虚了，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们不是兜风，我们是随便走走，随便看看。”

话一出口，又知道该拍自己耳光了，随便走走，随便看看，是什么？不就是兜风吗？我知道前村长会生疑，赶紧又承认说：“就是兜风罢。”前村长大概觉得我说话自相矛盾，又反复地看我和我弟弟，疑问说：“还真是兜风啊？这地方你们还兜风？这又不是风景区，又不是繁华都市，这不就是你自己的家吗，一个乡下地方，你兜的什么风，抽风吧。”

我并不相信前村长有多么好的眼力，他的眼睛又不是CT，他不可能看出我的心思，更不可能打探出我带弟弟在村里兜风的真实意图，我完全不用怕他，但我也不能任由他牵着我的鼻子，这样下去早晚会露馅的，我得反过来将他一军，牵上他的鼻子。

他的鼻子是什么呢？

他的鼻子多得很，我先牵出一条，那就是王图。

我说：“前村长，我在精神病院碰见王图了，是你把王图搞成精神病的吧。”前村长立刻耻笑我说：“王全啊，你不要因为自己的弟弟是病人，就希望别人都有病。”我说：“前村长，我没有希望别人都有病，我没那么歹毒。”前村长让步说：“没有希望？那就是怀疑，至少你怀疑别人都有病。”

看起来他是让步，其实他是步步紧逼，又说：“什么人最爱怀疑别人呢，那就是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一大特点，就是怀疑一切，怀疑所有的人都要害他，你说我害王图是假，其实你是怀疑我想害你，是不是？”他不怀好意地冲我笑了笑，又说：“不过，你如果真有病，我们也想得通，这种病，本来就有家族遗传的嘛。”

这一个鼻子不灵，牵不动他，他毕竟不是被吓唬大的，我另外找一个更重大的事情。这事情本来也与我无关，但此时我要拿来用一用。

那就是新一轮的村长选举。

我一说“村长”两字，前村长眼睛立刻亮了，说：“王全，你一定觉得我有胜出的把握咯，你一定会投我一票咯。”我端起架子说：“我为什么要投你一票？”前村长不假思索地笑着说：“你不投我的票，你怎么已经喊我村长了呢？”我说：“我看你现在这样子就像是村长了，你都在跟人家谈判了罢。”前村长感动得眼泪汪汪，说：“你们能够理解我为小王村发展的一片苦心就好。”

凭我的灵敏的嗅觉，我觉得前村长好像真的有胜出的希望，现在你到村子里走走，听到大家都在说现村长的坏话。他们说，这才叫走了豺狼，来了虎豹。其实这话并不是只骂现村长的，连带着前村长也骂了。但是前村长感觉良好，至少大家对他的印象要比对现村长好，毕竟狼和豹子老虎是有差别的，如果大家觉得他们一样坏，他们就会说，西边的老虎吃人，东边的老虎也吃人，或者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

说现村长坏话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认为前村长好罢。农民就是这样的，简单的逻辑，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至于大家为什么又要抛弃现村长，又要再选前村长当村长了呢，这道理更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前村长贿选了罢。

关于贿选这个话题，跟我没有关系，我也是道听途说的，我自己没有直接被贿，所以我没有发言权，我其实可以问一问别人，那些被贿的人，比如我爹，我娘，我大哥，他们都被贿了，我问他们谁都行。

我懒得去问。可他们都主动坦白出来了。他们那嘴，能闭得住吗，他们那嘴根本上就不能算是个嘴，那算个什么呢，算个洞，算个喇叭，算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算嘴。

只不过，我的思想跟一般的人必是有所不同的，虽然我很懒于思想，但是思想它老人家却经常来烦扰我，比如这个前村长贿选当村长的事情，大家可能更在乎贿选的力度，其中有一个问题别人似乎都没有想到，而我却认为值得怀疑，既然前村长从前是自己主动辞职的，怎么过了些时日他又挺身而出了呢，是他痛定思痛，要把丢失的权力重新捡回来，还是他感觉到了风吹草动的迹象。

疑惑的念头在我这里一闪而过。任何的念头都会在我这里一闪而过，惟有关于我弟弟的念头，它将会永远笼罩着我，我永远无法摆脱，无处逃遁。

不过现在好了，我马上就要实施我们的计划，让我弟弟也从我的思想里彻底地消失掉。

我没有必要和前村长纠缠，我得带上弟弟，继续我们的消除家乡印象之行，可是前村长偏偏还想和我再切磋一下，他不仅喊住了我，还把我从弟弟身边拉开一点，好像他要跟我说的话，不能让我弟弟听见似的，他也太把我弟弟当个人物了。

我们站到一边，远离了我弟弟和其他人，前村长显得有些神秘，有些鬼祟，他的手伸进自己的上衣，从里边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塞到我手里，一脸诡异地说：“王全，你回去再打开来看吧。”我看了一眼，信封竟还是用胶水封住的，我不知道里边封的是什么，难道前村长会给我写一封信？他为什么要写信呢，难道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么？搞得像知识分子似的。

前村长又喊来一个人，手里托着一个纸盒子过来，由前村长接了，再转交给我，我感觉盒子沉沉的，像是有什么好货在里边。前村长说：“王全，这盒子和那信封一样，你回去再打开来看。”不仅有信，还有盒子，我更好奇了，为了尽快看到信封里和盒子里的内容，我赶紧糊弄一声说：“好的好的，我回去再看。”

随后我一手拉着弟弟，一手夹着前村长给我的盒子和信封赶紧走路，我才等不到回去再看呢，刚一避开了前村长的视线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先打开盒子一看，里边装的是皮鞋，油光闪亮，肉眼看起来，皮质相当不错。可奇怪的是皮鞋只有一只，我十分吃不透，前村长欲行贿，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岂能不识，但是用一只皮鞋贿选，这可是闻所未闻的。这才想起还有一个信封呢，虽然有胶水封了口，但撕开来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我撕掉封口，朝信封里一张望，原本根本不相信会是一封信，以为应该是红彤彤的百元大钞，至少也是绿汪汪的半百，不料它却真的是一封信，也不是专门写给我的，因为信是打印或者复印出来的，信上的意思是说，赠送给村民的皮鞋分三六九等，给我的皮鞋是头等，另外一只鞋改天会通知到村里去领取。

改天是哪天呢，当然就是前村长顺利当选村长的那一天咯。

其实关于前村长贿选的事，我在家早已经听我爹说过，不过我爹得到的可不是皮鞋，而是现金，是一百块。

我娘次之，五十块。

这也没什么不对，男尊女卑嘛，有五十块甚至都不能算卑了。

我掂量了一下那只皮鞋的重量，感觉是货真价实的，如果不是一只，是一双，肯定不止一百元，至少得二百，甚至二百五。看起来前村长对我还是刮目相看、区别对待的。

我本来嘴不饶人，他倒不记我仇，还送我真牛皮鞋。真是个有风度的人。

可是凭什么我要比我爹他们多占便宜呢，为什么我就应该有特殊待遇呢，我认真地想了一下，很快就想出结果来了，前村长是按照知识水平和学历行贿的，这让我多少寻回了一点自我感觉。我们村里虽然出过一两个大学生，但是他们上了大学，户口迁走了，就不再算我们的人了，我这样的高中生，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他给我一只皮鞋，我也不计较他的花招，对待我这样的大脑既发达，小脑筋又乱转的知识分子，不能像对待头脑简单的农民，他是得玩点花招，否则万一我这个人心底歹毒，拿着一双高档皮鞋去举报他，他就壮志未酬身先翘了。但是如果我举着一只皮鞋去举报，恐怕不仅不会有人受理我，他们说不定会把我当成我弟弟。

当然，无论是一只皮鞋还是两只皮鞋，我都懒得去举报前村长，我早说过了，村里的一切，与我无关，只不过，此时此刻，因为皮鞋的刺激，我还是想多了一点，我的思想又出奇了，我知道前村长并不富裕，他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的钱买皮鞋、发现金呢？

这个问题其实更不关我事。

现在我得带着弟弟继续往前走，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得让弟弟忘记我们小王村的一个重大特色：大蒜。

忘记大蒜，恐怕要比忘记别的东西更难一点，大蒜那味，你一想起来，就觉得那么的浓重，那么的亲切熟悉，难道不是吗？你再想一想，大蒜的作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哪里能够离得了大蒜？即使在城市里，也一样离不开大蒜。所不同的是，我们捏个大蒜头就咬，城里人则是把大蒜叶切成碎花，不管什么菜都往上面撒一把，搞得跟鸡精似的。

别的小王村怎么样我管不着，我们这个小王村，向以种大蒜著称，在后来的日子里，有一阵大蒜简直逆了天，被尊称为“蒜你狠”，蒜你狠确实够狠，涨出了天价，一个跟斗翻了几十几百几千倍，赶超猪肉鸡蛋鲜虾活鱼，蒜你狠和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苹神马、煤超风等等齐名，赫然排列在网络世界和现实社会头几名，广受关注。

可惜的是，虽然小王村是大蒜村，再狠的大蒜也是从我们的地里长起来的，但是在大蒜的那一次疯狂或每一次的旅程中，我们村却没有搭上车。

车子在哪里呢，车子是什么时候开走的呢。

我们都是鼠目寸光的人，哪里看得见什么车子。惟有前村长不肯承认这一点，他打算要开一辆开创大蒜新纪元的车子了。可是我们这些人，无论是现村长还是普通的农民，谁会有那个眼光呢。谁有那个眼光，他就不会窝在小王村，早就搭上别的车走远了。

关于前村长的竞选方案，我爹早就在我家替前村长发了公告。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爹跟前村长关系并不好，有私仇。从这个比我爹小两个辈分的村长成为前村长后，我爹就十分瞧不起他，用前村长的话说，那是狗眼看人低。我爹也不反驳，还承认说，我就是一条狗，谁给我骨头我就高看谁。

我爹向来说到做到，自从前村长开始准备竞选新一任村长而且被普遍看好以后，我爹立刻转变了立场，重新成为前村长的一条狗，前村长干什么，或者前村长准备干什么，在我爹心目中，都是了不起的大事业，都值得我爹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我爹就是这样一个无耻的走狗，你能拿他怎么样呢。

“村长要办一个全新的厂，高科技的，连厂名都想好了，”我爹骄傲地说：“就叫个‘大蒜二五’。”我忍不住“噗嗤”一笑，我虽然是头一次听说这个奇怪的名字，并且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我还是觉得好笑。我嘲笑了它。

难得我爹没有生我的气，他因为“大蒜二五”心情倍儿好，懒得跟我计较，不仅不跟我计较，还及时地向我进行科普教育，我爹说：“村长说了，大蒜有二百五十多种有利健康的物质，他们能够把这二百五十多种有益物质提炼出来，制成食品、药品、保健品等等，生产大蒜精、大蒜油、大蒜素、大蒜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我发现我爹的水平和口才都大有提高，这是他跟上前村长当狗腿子的收获和进步，我家人都有点崇拜我爹，甚至连我，几乎也要对我爹重新认识一下了。

不过我大嫂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崇拜我爹的意思，她可以只崇拜她自己，因为她对“大蒜二五”的热情和了解，一点也不亚于我爹，我大嫂觉得该轮到她发言了，我大嫂做了个手势，比划了一下，说：“大蒜精可不得了，这么一小瓶大蒜精，就能卖几百块钱呢。”

我“啧啧”一声，表示赞赏，我大嫂受到鼓励，兴奋地说：“村长说了，建了‘大蒜二五’，大家都可以当工人，这可不是一般的工人，是技术工，要穿着白大褂，套上鞋套进车间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村里就不会再有这么浓的大蒜味了，味道都被厂里的机器吸走，人家来我们村做客走亲戚，也不会被再被大蒜味熏跑了。”她总是把小王村说成“我们村我们村”，真把自己当自己人。

我娘对我大嫂的话十分不以为然，小王村向来是牛逼的，牛就牛在个大蒜味，这大蒜味要多香有多香，没了大蒜味，小王村还算什么小王村。我爹其实也是这样想来的，只是因为对前村长的盲目崇拜，导致他连弥漫升腾了几千年的大蒜味都可以忽视掉。

我娘的不满不便当面使出来，她希望我大哥能够向我大嫂提出不同意见，可她这是做梦，我大哥向来对我大嫂言听计从，无屁可放，就算大嫂说大蒜是臭的，我大哥也不准备有其他的想法。

我却觉得我大嫂的话十分中听，因为对我来说，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如果小王村没了大蒜味，我丢掉弟弟以后，就算弟弟再找回来，他也不会以为这是他的家乡小王村。他再也闻不到大蒜味道，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一阵喜悦涌上心头，我大功告成了，我不仅抹去了弟弟对于家乡的记忆和印象，甚至还灭掉了弟弟的对于家乡的嗅觉，我当即把一只皮鞋从盒子里拿出来，摆到我爹面前，说：“爹，我把皮鞋抵押给你。”我爹才不会上我的当。我又想抵给我娘，我娘和我爹一样的货，贼精，说：“这是男式的，我穿不了。”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爹妈罩我去战斗”，可你瞧我爹妈这德行，我这辈子还有指望吗？我凭什么去战斗啊？

我真的忍不住要爆粗口说脏话。

还是我大哥好，他看了看那只鞋，说：“这鞋你穿太大了，我穿正好。”我提醒我大哥说：“记得去领另一只的时候，要带上这一只哦，否则领回来不是一对就不好办了。”我大嫂拿过那只皮鞋看了看，她也是识货的，知道皮鞋不错，估计价格不菲，才勉强同意我大哥的意见，但看到我大哥数钱给我的时候，她又心疼了，却又不好反悔，所以她说：“只此一次噢，我又不是当铺。”我赶紧说：“就一次，不可能有第二次，因为我家只有一只老鼠。”

瞧瞧我家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啊，丢掉弟弟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但是丢掉弟弟的费用竟然要我一个人承担，害得我连一只皮鞋也不能拥有。

不说他们了，我还是关心我弟弟，我把大哥给我的钱朝弟弟扬了扬，说：“弟弟，我们去周县的车票钱解决了。”

我们真的可以出发了。

我们出发的那一天，正是新一届村委会选举的日子，前村长在去往选举现场的路上，碰见了我和我弟弟。他以为我是去给他捧场的，结果发现我和弟弟走的路与他背道而驰，前村长立刻说：“你既然不参加选举，你该把盒子还给我。”我才不会听他的呢，我说：“前村长，我可不是任凭你宰割的羔羊，我不举报你，你就是万幸了，你应该把另一只皮鞋提前给我。”前村长心态很好，既不怕我吓唬他，也没有和我计较，当然另一只皮鞋也不会提前给我，他跟我说：“不着急，那只皮鞋很忙，等它忙过了，自然会给你的。”一边说，还掏出一包烟扔给了我，这回我没说我不抽烟，我收下了烟，我要出门了，一个人出门在外，烟就是打交道的工具，前村长给我的烟，也许就派得上用场。

我心情倍儿好，主动和前村长说：“前村长，听说你要搞个大蒜二五。”前村长矜持地微微一笑，看得出他是真有信心，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他吹牛说：“命中该你的，你就有。”我说：“你还会算命啊，那你替我弟弟看看？”他竟然说：“我只会看人，不会看老鼠。”他当着我的面说我弟弟是一只老鼠，这是典型的指着和尚骂贼秃，我一生气说：“你是前村长，前村长也应该讲文明礼貌，你不能随便就说哪个人不是人，你这是骂人。”前村长和蔼地说：“王全，其实你弟弟是老鼠这话，是你自己最先说出来的，我们只是投你所好，才顺着你的口气说的，你要是不爱听，我们就不说你弟弟是老鼠，本来嘛，你看你弟弟，哪里有一点长得像老鼠呢？”

这话被他这么一说，我又觉得不对劲了，如果我弟弟不是老鼠，我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地把他丢掉，让他永远不得回家乡？

我赶紧把话题从我弟弟身上扯到前村长身上，我说：“前村长，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你现在又要当现村长，为什么当初要辞掉村长让自己成为前村长呢？”前村长说：“我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我从前做得太少，做得太慢，那是因为没有条件让我做事，现在有条件了，眼看着好日子就要来了，我就得重新出山了，否则功劳就归了别人，我以往许多年的辛苦都白费了。”我茫然地四处张望，没看出哪里有了条件，我尖嘴利舌地说：“有条件了？难道小王村变成大王村了？”前村长说：“目光短浅的人是看不见的。”我说：“你是说，我们都是鼠目寸光的人？”前村长说：“这个鼠字，可是你自己说的，我没有说啊。”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觉得没时间再理会我了，他得去让大伙选他当村长了，他对我说：“王全，废话别那么多，带着你弟弟走吧。”

前村长这话，看似随意，但是我一听，心里立刻慌张起来，好像前村长已经看穿了我的想法，他知道我今天要带弟弟出去，而且不打算再带他回来了，我紧张地思忖着怎么才能消去他的猜疑，他却给了我一个台阶下，他说：“我听说了，这个礼拜，乡卫生院从市医院请了两位精神科专家，你赶紧带弟弟去看医生吧，听说医生只待两天。”

我如获大释，拉上弟弟扭头就跑，心里充满了对前村长的感激。凭心而论，怎么不应该感激他呢，我怀揣的可是前村长的一只皮鞋换来的钱，还有前村长的烟。等到我把弟弟丢掉了，顺利回家，这里边应该有他一份功劳。

我把前村长和他的选民们彻底扔到脑后，看起来我这个人心狠手辣，毫无人情味，但其实我有我的苦衷，因为不管谁当村长，都不可能把我弟弟从老鼠变成人，我弟弟的事情，得靠我自己解决。

后来我听说了，前村长果然当选了，而且还是高票当选。不说别人，就是当时的现村长竟然也投了他一票。于是，这个叫王长官的人，就从前村长再次成为现村长。据说那个现在成为前村长的原村长，后来又后悔投他的票了，他到乡政府去反映情况，举报王长官贿选。

贿选这可是天大的事，乡里也很重视，派了专人到小王村来调查，可是他们问来问去，谁也说不清到底是谁贿选了谁，因为小王村的人都姓王，两个村长也都姓王，大家都管他们叫王村长，有很多人根本搞不清哪个王村长是哪个王村长，比如那专人问道：“是谁给你们发钱贿选的。”农民回答说：“王村长。”专人说：“哪个王村长？”回答说：“搞不清哪个王村长。”专人觉得可疑，觉得他们是有意隐瞒，生气地责问说：“难道你们不长眼睛？你们可以说自己不认得字，难道你们连人都不认得？谁给你们送钱的，你都认不出他的脸来？”农民都笑了起来，因为专人这话是很不专业的，无论是哪个王村长，他都不会自己直接给人送钱贿选的，他们是差派别人去送贿赂金和贿赂鞋的，送钱的人，也只会说，这是王村长给你们的慰问金，你们要投他一票哦。当然也可能会有例外。那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我，我是亲自从前村长王长官手里拿到贿赂鞋的，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并不在村里，所以也没有人来问我，这事情就这么被蒙混过去了。据说有些村民还以为是拿了下台的那个王村长的钱和鞋，结果没选上他，心里觉得挺对不住的，但嘴上是不肯讨饶的，还跟他说：“不怪我事，我是投了你票的，你怎么会票不够呢？”那个下了台的王村长听好多人跟他这么说，最后他算了算票数，说：“不对呀，你也投了我，他也投了我，我怎么只有这几票呢？”也有人劝他说：“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算啦算啦，别生气啦。”

那个成为前村长的人也就偃旗息鼓了。

不过后来村长还是让他当了小王村的会计。有人说村长真是大人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但也有人说，他们本来就是穿连裆裤，什么选举，什么举报，都是事先商量好了演的一出戏。

我宁可相信后一种说法。

第四章

现在还是回到当天吧。

那一天，终于，我带着弟弟，离开了家乡，走出小王村，坐上了开往周县的长途汽车。

周县是我们的邻县。把弟弟丢到邻县是我的主意，因为我既心怀鬼胎，又有一定的思想水平，才出得了这么坏的主意。周县的县城，既不算太远，但因为它是邻县，和我们小王村大王乡这块没有什么行政连带关系，如果周县的人看到大街有一个说不出家乡在哪里的人在流浪，他们如果想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一般只会往自己县的各个乡镇各个村去打听，他们那地方姓周，跟我们姓王的八竿子打不着。

我让弟弟坐在靠窗的位子，我守在他的外面，免得被别人看出什么来。可是弟弟坐得并不安定，他好奇地东张西望，我无法阻止他的张望，就尽量让他看窗外，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车外去。我故作激动地说：“哎哎，弟弟你看，那是烟囱。”我又故作惊讶地说：“哎哎，弟弟你看，那是高压线。”

虽然我不敢大声说话，但是坐在我们前排的人还是听出点意思来了，他回头看了看我和弟弟，好像一时判断不出刚才是谁在和谁说话，因为我和弟弟长得很像，从前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双胞胎呢。

前面那个人虽然没有判断出什么来，但他不甘心地嘀咕了一声，我没听清他说的话，但是被他看了一眼后，我不敢再多说什么了。我只是希望弟弟能够继续多关注窗外的景色，可弟弟是个病人，他是没有耐性的，他看了一会窗外的景色后，就没了兴趣，把注意力转到车内来了，他身子扭来扭去，脑袋甩来甩去。

我不想让人看出来弟弟有病，我嫌丢脸，我哄着弟弟说：“弟弟，在车上你不要吱声，这些人都是捉老鼠的，你一吱声，他们就会捉你。”我也不知道弟弟有没有听懂，反正弟弟还没表态，前边那个人耳太尖，又听到了，他生起气来，对我说：“你说什么呢，你说我是干什么的？”我抵赖说：“我没有说你，我什么也没有说。”那个人却不依，非要大声说出来：“我明明听见了，你说我们这一车的人，都是捉老鼠的，你什么意思？”

我心一慌，信口开河说：“我没有说你，我说的老鼠，是我和我弟弟之间的暗语。”我这话一说，坏了事，车上立刻就开了锅，说：“暗语？现在什么人还有暗语？”

说：“特务才会用暗语。”

有人反对说：“你看电视剧看多了吧，现在哪里来的特务。”

又有一个说：“那就是黑社会，黑社会才用暗语，你们是黑社会的吗？”

说：“看他那怂样，什么什么什么——”

我怕弟弟受刺激，紧紧拉着弟弟的手，弟弟的手很温热，我的心被他暖了一下，坦然了许多，我想通了，就算他们知道我弟弟是个病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又不是我对象，他们跟我只是萍水相逢，很快车到了站，我和他们就分道扬镳，从此天各一方，八辈子也见不着的，怕他个鸟，心里这么想着，不怕了，嘴上就老老实实跟他们解释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弟弟是个病人，精神病，我怕他犯病影响大家，所以正在劝他不要犯病呢。”

不料一个人想说老实话让人相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坐我前面的那个人立刻反对我说：“不对，你弟弟有病，跟老鼠有什么关系呢，跟捉老鼠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被逼到墙角，只能出卖弟弟了，我说：“我弟弟是一只老鼠。”

大伙“哄”地一声，开始我还不知道他们“哄”什么，但很快我就知道我又错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话，纷纷指责我，那个生气啊，那个愤怒啊，好像我们家八辈子以来都欠了他似的，我原本倒是伶牙俐齿、毒嘴毒舌的，但是我一张嘴一条舌，哪里应付得了他们这许多人这许多张嘴，所以我干脆抱着脑袋，随他们说去。

他们一看我抱着脑袋低了头，才住了口，其实他们并没有甘心，所以，只是稍稍停息了一会，他们又换了角度看问题了，一个说：“他还说他弟弟有病，我看他弟弟比他正常。”

前排的那个人又回头盯着我看了又看，我后排座位上的人还凑过来拍了拍我肩说：“喂，是你自己有病吧。”

我被冤枉了，冤枉就冤枉吧，为了达到我的目的，丢掉弟弟，我总得忍受一点。可是我的忍受并没有换来车厢内的和谐，他们得寸进尺，竟然跑到司机那里去，跟司机说：“这个人是神经病，你怎么能让他上车，要是发起病来，会伤人的。”

司机见多识广，见怪不怪，不以为然说：“我怎么知道他是神经病。”

“上车时你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

司机仍然不以为然，说：“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把他赶下去。”

司机说：“没有这个说法，只规定动物不能带上车，没有规定病人不能上车。”

“你一个司机竟然说出这种话来，你难道不知道，这种病人，比动物危险多了。”

司机也被他们说得动摇起来，他一边开车，一边动了动脑筋，我看着他的后脑勺，不由心里一紧，难道他真的要听他们的话把我赶下车？

真的，这竟是真的，司机刹车了，将车慢慢地停到路边，回头朝我看着，虽然没有说话，但是我知道，他要赶我走了。

我大急，喊道：“你们搞错了，我没有病，你们不能赶我走。”

大家几乎异口同声说：“有病的人，都说自己没有病。”

司机见我不动，他就要起身了，他起身肯定是冲着我来的，我看了看司机的身材，和我差不多，如果我和他单打独斗，也许不分上下。可是，怎么会是单打独斗呢，车上那么多人等着赶我下车呢，虽然现在他们没有行动，他们希望司机把我赶下去，如果司机占了下风，他们一定会助司机一臂之力的。

难道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人冤枉成神经病赶下车去，这世界不能这么无理吧。

是的，世界不能这么无理，自然会有人来主持正义的，这个人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了，你们猜出来了吧，他就是我弟弟。

就在司机走到我们座位跟前的时候，我弟弟及时地一窜，窜到座位上，他的习惯动作就出来了，先是双手一蜷，举在下巴前，然后嘴一撅，尖出去老远，嘴里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见弟弟暴露无疑了，也不再掩饰了，我说：“你们现在看到了吧，我弟弟，他就是一个病人，病得很严重。”

车厢里顿时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接我的茬，我觉得挺无趣，伸手推了推前排的那个人，我说：“你现在知道我没有骗人了吧。”

我前排的人身子立刻矮了下去，矮到我都看不见他的头了。司机已经无声地回到自己的岗位，车子重新开了起来，车上所有人都闭了嘴，连一直在哭闹的一个婴儿都不哭了，我前排的那个人，再也没敢回头看我一眼，我偶尔一回头，我后排的人吓得脸色都变了，再也没有人敢来指责我，更没有人敢说弟弟一个字。

唉，你们看看这事情弄得，多无趣，大家下不来台，我明明不是病人，他们一定要冤枉我是，还要赶我下车，我弟弟明明是个病人，他们却不敢说他有病，更不敢赶他走，弟弟，你真牛，给你哥长脸了，上车的时候，我还怕弟弟给我丢脸，现在反而是弟弟给我撑了场面，收拾了残局。

你说这些人，这算什么呢，他们那脑子，是有病呢，还是有病呢，还是有病呢。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就和这些人拜拜了，现在，我和弟弟已经站在周县县城的大街上了。

别说是弟弟，我也是头一次到周县来。站在大街上，开始我有些茫然四顾，但很快我就想通了，我又不是来这里找工作，也不是来找人的，我是来丢人的，我要在这里把弟弟丢掉，我没有必要去打量和认识这个地方。

弟弟不知道我将在这个地方丢掉他，他倒是用好奇的眼光在打量这个新鲜的地方，我怕他认出这个地方来，赶紧欺骗他说：“弟弟，我带你出来，不是要丢掉你。”

弟弟按惯例没有反应，没有表态。

虽然知道弟弟听不懂，但我心里还是很不踏实，我又骗他说：“弟弟，其实，我是想瞒过他们，想个办法，说你的病治好了。”

弟弟依然按惯例行事。

我拿弟弟没办法。他不发病的时候，我拿他没办法，他发病的时候，我也拿他没有办法。我只好说：“弟弟，这是县城，你看县城的楼高吧。”

弟弟又改按另一个惯例，模仿说：“弟弟，这是县城，你看县城的楼高吧。”

弟弟要模仿，我也没办法。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这是我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凡是弟弟模仿的时候，都是弟弟比较开心的时候，但是你们别以为弟弟开心的时候会笑，弟弟从来不笑，因为他是老鼠，老鼠怎么会笑呢，你见过老鼠笑吗。

无论弟弟情绪好还是不好，我还是想让弟弟明白我的心意，所以我又说：“弟弟，其实我带你出来，是让你开开眼界的，我还是会带你回去的，但是你回去的时候，要和出来的时候不一样。”

弟弟说：“什么什么什么……要和出来的时候不一样。”这么长的句子，弟弟模仿起来，简直倒背如流。

我觉得弟弟有了一点进步，赶紧进一步向弟弟解释，我说：“什么不一样呢，你出来的时候，是个病人，你回去的时候，如果没有病了，正常了，他们就不会再把你丢掉了。”

弟弟一边乖乖地点着头，一边就发病了。弟弟发起病来，很骇人的。为了不让弟弟揪头发，我一直剃一个板寸头，弟弟抓了两下，抓不住我的头发，就扯我的衣服，我穿着厚布褂子，弟弟扯了两下胸襟，没有扯破，再改攻我的下部，我赶紧护住下面，失望地说：“弟弟，我以为你进步了，可是你没有进步，你还是有病，叫我拿你怎么办呢。”

路过的人都看着我和弟弟，说：“两个人乡下人打架呢。”

又说：“咦，一个只管打，另一个只管不回手。”

又说：“咦，打就打了，尖起嘴巴来干什么呢，没见过。”

又说：“看不懂。现在这世道，连打架都看不懂了。”

我无法化解弟弟要打人的愿望，只能把屁股调过来对着弟弟，让弟弟尖着爪子攻了我几下屁股，又吐了几口唾沫，弟弟才安静下来。

我捂着自己的屁股，想了想我的计划。

我的这个计划，是受到四妹提醒以后，才逐渐完善起来的，四妹希望我不要在人多的大街上丢掉弟弟，后来我酝酿再三，反复考虑，做出了一个十分周全的计划。

现在我就要开始实现这个计划了，我对弟弟说：“弟弟，不管怎么说，不管你认为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不能老站在大街上呀，得先找个地方住下。”我这么说，显得我是没有计划的，好像我是经过刚才在大街上被人围观以后才忽然想出来的主意，如果弟弟能够听懂我的意思，那么他会知道，我并没有事先设计陷害他，而是被他攻击以后，生气了，临时起意。

我带着弟弟踏进一家小旅馆，旅馆没什么生意，老板正趴在柜台上打瞌睡，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抬起脸来看看我们，对我们没什么兴趣，懒懒地问了一声：“住宿？”我应答说：“住宿。”老板说：“身份证。”我掏身份证递上去，老板先不急着登记我的身份证，而是拿我的身份证左看右看，还举起来对着光线亮的地方照了照，可是二代身份证那么厚实，照不出什么来的，他似乎有点不甘心，我赶紧向他说明：“老板，这是真的。”老板并不相信我的说明，但他也无法反过来证明什么，他开始登记我的身份证，不知为什么，我看他记录下我的名字，心里竟有点紧张，老板写了几个字，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弟弟一眼，说：“王县的？王县的到我们周县来干什么？”我觉得老板的目光已经看穿了我的心思，顿时心慌起来，无以言对。老板就更加起疑了，说：“我们周县，和你们王县，虽是邻居，但向来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意也做不起来，姻缘也结不起来，连王县的老鼠都不到周县来。”他一说到老鼠，我马上看看弟弟，还好，弟弟若无其事，只是我十分尴尬，因为我回答不出老板的问题。老板见我不说话，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又说：“王县的人都不到周县来，你们来干什么？”

事先我自以为已经将丢掉弟弟的所有细节都想周全了，但是没有想到遭到如此盘问，我后悔将弟弟带来住宿了，住什么宿呢，反正就要丢掉他了，在哪里丢还不是一样呢。我现在才意识到我的计划有多荒唐，有多无聊，有多少漏洞。但是计划已经进行到这一步，如果我要走回头路，拉着弟弟离开旅馆，那多疑的老板肯定会更加多疑，他说不定要到派出所去报案，万一警察又相信了他的猜疑，追来找我问话，我就惨了。我只能硬着头皮装得若无其事地按原计划进行。

但是，要想将原计划进行下去，我现在必须回答旅馆老板的问题，我们到周县来干什么。

我回答不了。我确实编不出令人信服的故事，这个周县的县城，既不是什么历史名镇，没有任何名胜古迹，也不是经济发达的新兴城市，我和弟弟从王县赶到周县，实在是没有任何理由。

所幸的是，那老板也只是因为无聊才来盘问我的，我回答不出来，也没有影响他让我们住宿，他登记完了我的身份证后，又向我弟弟说：“你的呢？”我赶紧上前一点说：“我们两个人住一间，有我的身份证还不够吗？”老板说：“不行的，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身份证，你见过有两个人合用一个身份证的吗？”我为了掩饰真情，试着对弟弟说：“弟弟，你把身份证拿出来。”我的天，弟弟居然听懂了我的话，竟然愿意执行我的指示，他到口袋里去掏身份证，虽然他掏不出身份证来，但至少在旅馆老板面前证明了一点，弟弟是有身份证的。

其实，弟弟没有身份证，许多年来，弟弟一直是个病人，一个病人是用不着证明身份的，所以弟弟的身份证早就丢失了，也没人会去帮弟弟补办身份证，一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你帮他办了身份证又有什么意思？

弟弟没有身份证，老板朝着弟弟说：“这怎么行，你没有身份证怎么行，你难道不知道身份证的重要？”我又赶紧代替弟弟说：“知道，知道，可是，可是我弟弟忘性大，出门时忘了带身份证。”老板说：“身份证能忘吗，你忘什么也不能忘了身份证啊，没有身份证，你寸步难行啊，没有身份证，你一事无成啊。”老板把我身份证还给我，说：“没有身份证不能入住，你自己看着办，房间要不要开了，是你一个人住，还是不住了？”我想求老板高抬贵手，可是老板一脸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对着这张脸我开不了口，老板把身份证说得那么重要，我心里来气，又不服，我说：“身份证虽然很重要，但是好多人用的都是假身份证呢，人家一样做成了事情。”老板见我这么说，也改了改态度，说：“你这话我爱听，假的总比没的强，要不，你帮你弟弟搞一张假身份证来，你们就能入住了。”我以为老板调戏我，我生气说：“我到哪里去搞假身份证。”老板竟认真起来，指了指门外说：“大门外电线杆上有广告，你去看看。”

我拉着弟弟出来一看，果然，有不少办证的广告，上面有联系电话，有地址，我想了想，觉得这事情不能做，我又拉着弟弟回进来，对老板说：“买假身份证是违法的。”老板朝我笑了一下说：“这会儿你知道违法了？你连到周县来干什么你都不敢说，你敢说你没有违法？你敢说你不是来违法的？”我心里“怦”地一跳，不敢直视老板的眼睛，再这么纠缠下去，我怕自己要露馅了，就算我不露馅，弟弟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要暴露了，我准备拉上弟弟离开这个倒霉的旅馆，离开这个无事生非的老板，老板却喊住了我，说：“你等等，我猜猜你啊，不是人贩子，你带的这个人，有二十岁了吧，如果他是个孩子，我肯定以为你是拐卖人口的。”他见我要开口，赶紧朝我摆了摆手，让他继续说：“看你样子吧，搞假币的？搞传销的？都不大像，搞电话诈骗的？也不是，你没有通讯工具，难说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来我这里住宿的人，我还从来没有看走过眼，到你了，我还真吃不透了。”他侧着脸面对我看了又看，对我弟弟也是看了又看，最后他说：“就让你们住了吧。”我虽然生他的气，但是既然最后他同意我们住宿了，我也不计较了，赶紧说：“谢谢，谢谢。”哪知老板又说：“不要谢的，你要多出住宿费，多收三十块。”他好黑，一个房间一晚上才五十块，少一张身份证他要多收三十块，我喊了起来：“你这把刀太快了。”老板笑了笑说：“你不想想，多一个人呢，没有身份证，责任我要承担的，万一派出所晚上来查房，我要吃不了兜着走的。”我说：“他不是别人，他是我弟弟。”老板说：“你说他是你弟弟，他就是你弟弟了？你没有证明来证明他是你弟弟。”我心里一急，对弟弟说：“弟弟，你喊我哥，我是你哥，你喊哥呀。”可弟弟才不会喊我呢。老板又笑了起来，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们长得还蛮像的，就当你们是亲兄弟了，住吧住吧。”我还在心疼那多出来的三十块钱，老板批评我说：“你以为三十块钱多吗，没有身份证你能干什么？你还心疼三十块钱买个安身之处？”他收到我交付的八十元房费，一边把房间钥匙递给我，一边说：“但愿今晚没有查房的。”

我和弟弟终于一波三折地住进了旅馆的房间，我把弟弟安顿在小床上躺下，弟弟眼神朦胧，好像要睡觉了，我问弟弟：“弟弟，你要睡觉了吗？”弟弟不理我，闭上了眼睛，大概是表示他要睡觉了。

我在弟弟床边呆坐了一会，弟弟一直不出声，我不知道弟弟是否真的睡觉了，但是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无论弟弟睡不睡，我都该出发了，我试着轻声说：“弟弟，我出去买点吃的回来吃。”

弟弟一动不动，我又说：“弟弟，你放心，我不会不回来的。”

我再说：“弟弟，你放心，我不会丢掉你的。”

弟弟仍然没有动静，我怀疑弟弟怎么会这么快就睡着了，我推了推他，他果然睁开眼睛了，我吓了一跳，说：“你果然没有睡着，你果然是假装的，刚才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弟弟一直没说话，也一直没有玩他的拿手好戏——模仿，我有些奇怪，有些捉摸不透弟弟，想了想，我再又说：“弟弟，你要是不放心，你跟我一起出去吃东西。”

弟弟又一次迎合了我的心意，他终于模仿了，说：“弟弟，你要是不放心，你跟我一起出去吃东西。”

我这才放心地笑了。

我出去买吃的，经过服务台的时候，老板不在了，换了个年轻的女服务员，我说：“咦，老板走了？”那女服务员没劲地说：“待着干什么，又没有生意，冷清死人了。”我见她既然闲着，就指了指我的房间，跟她商量说：“麻烦你了，帮我看着点他行吗？”她立刻警惕地看了看我，说：“看住他？为什么要看住他？他是谁，他是逃犯吗？”我故作轻松地笑了起来，说：“怎么可能是逃犯。”服务员到底不如老板眼凶，她也笑着说：“看你也不像警察。再说了，他如果是逃犯，你是警察，你也不会让我帮你看着他。”

我想了想，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还是不要玩花招了，还是说实话比较稳妥，因为万一最后被追查起来，谎言是最容易被戳穿的，只要一句谎言被戳穿，你说的任何一句话，就再也没人相信了，我这么想了，觉得心里也轻松了，也才体会到，一个人若是要靠谎言生活，那有多累啊，我坦然地对服务员说：“他是我弟弟。”

我说了实话，却轮到服务员又想不通了，她皱了皱眉，还是没想通，问说：“他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要看住他？”我顺手指了指自己的脑门，说：“他有点，这个有点——”这一下服务员明白了，她抢先尖叫起来：“是神经病！是神经病！”我赶紧做了个手势，说：“嘘，是精神分裂。”服务员气不过地说：“精神分裂不就是神经病吗？你叫我帮你看一个神经病？你不要吓我。”我的实话实在说不下去，只好又开始骗人，我骗她说：“其实也还好啦，他只是有一点点病，你看他，安安静静的，又不打人，又不骂人，何况我已经给他吃了安眠药，现在他在房间里睡着了，不会有事的。”服务员毕竟年轻，没有经验，被我几句合情合理的话一说，也就认同了，她松了一口气，勉强地说：“好吧，只要他在房间里不出来，我就不管。”

我谢过服务员，就出去买吃的了。

结果呢，不知你们是否已经猜到了，等我买了吃的回来，推开房门一看，弟弟不在了。

这正是我要的结果。

但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我继续演戏，我一边喊弟弟，一边往外跑，跑到服务台那儿，急切地问服务员：“我弟弟呢？我弟弟怎么不在房间里了？”服务员说：“你弟弟是谁？”我很生气，说：“刚才我明明让你看住他的，你怎么让他跑了？”服务员说：“我没有让他跑，我根本没有看见他出来，我怎么让他跑。”

我四处一走，看了看旅馆的地形，回头说：“不对，不对，你肯定能够看见，你们旅馆只有这一个出口，出旅馆的人都得从你面前走过，你怎么会没看见？”服务员也生气了，说：“你不是说他有病么，一个神经病，我管得了吗？”我赶紧瞎说：“谁说他有病的，他根本没有病。”服务员抓住了我的自相矛盾，翻个白眼攻击我说：“没有病？没有病那更不关我事。”我见她不讲理，我也不讲理，我说：“怎么不关你事呢，他是住在你旅馆里的。”服务员说：“你知道我是旅馆就好，旅馆是住人的，不是关人的，又不是派出所，又不是神经病医院。”

我终于无言以对了。

平心而论，她虽然态度不好，但她比我更在理一些，明明是我无理，我无法让自己变得更有理，我只好又回到房间，看看弟弟走的时候，有没有带走什么，或留下什么。找了一遍，什么也没有，弟弟既没有带走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

没等我再次从房间里出来，服务员已经通知了老板，两个人在房门口守住了我，老板狡诈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我心虚，想避开他的注视，又怕他看出什么来，赶紧坦白说：“我弟弟有病，是精神分裂，他逃走了。”

老板回头对服务员说：“我早就看出来他不正常。”服务员立刻朝我看了一眼，后退了一步，离我远一点，我才知道，原来老板说的不是我弟弟，而是我，他们认为我不正常，认为我有精神病，我也不想跟他们解释了，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可以抽身离开了。

但我离开之前是心有不甘的，我付了一天的房租，只住了一个多小时，他至少得还我半天的房费，我刚想开口讨要，那老板问我说：“你弟弟不见了，你不急着去找他么？要不要帮你报警啊？”

我心里一惊，也不想要那半天的房费用了，拔腿就跑，听见身后那个女服务员在问老板：“他会不会是拐卖人口？那个人是不是被他卖掉了？”老板说：“精神病拐人？没听说过。”

我一出旅馆就有很强很明确的方向感，我一直往前奔跑，最后我奔到了长途汽车站。在车站外的广场上，我到处看人，每看到一个疑似弟弟背影的人，我就上前扒拉，后来我又进入到候车室里边，后来我又从候车室出来，到售票处，又到出口处，每一处我都去过了，我一路问人，有没有看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说不清我弟弟的样子，别人也就马马虎虎地应付说没看见，只有一个人比较有人情味，可能他看我的样子是真急了，提醒我说：“你要找人，你得说清楚一点，你弟弟他到底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他的提醒有道理，就尽量说清楚一点：“我弟弟、我弟弟有时候长得像我一样，有时候呢，他像一只老鼠。”这人一听，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可是笑到一半，他戛然而止，用惊异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我不知他这是为什么，下意识地摸了摸我自己的脸，难道他觉得我的脸像老鼠吗？

最后我看见广场旁边的一座房子门口挂着车站派出所的牌子，我一头扎进去，看到一个警察我就说：“我要找人。”警察请我坐下，拿出一个记录本，问我说：“你找什么人，他是谁，你找他干什么？”

警察的问话让我如梦初醒，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竟然让警察帮我找弟弟？我竟然忘记了我来到周县的目的？

我就是来丢掉弟弟的，现在弟弟丢掉了，我怎么还会在车站到处找他呢？

我真是昏了头，昏大了，我赶紧从派出所里出来，回头看看，还好，警察没有追出来。我重新回到车站广场，坐下来，我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但是一时间整理不出来，我的心无处可安放，我的手也无处可安放，就下意识地塞进口袋，触摸到口袋里的什么东西，掏出来一看，是王村长给我的那包烟，我忽然想起来，以前听人说，抽烟能够镇定神经，我想着试试吧，向一个路人借了个火，点着一根烟，抽了起来。

果然的，这是真理，我渐渐镇定下来了，我的思路也渐渐地清晰起来了。

看着这里人来人往的情形，我忽然想通了，我奔到车站找弟弟，那是错上加错，本来我就不应该再找弟弟，退一万步说，即便我要找弟弟，也不应该跑到车站来，很明显我没有把弟弟当弟弟，我把他当成我自己了。假如是我，要回家，当然是到车站来坐车，可是弟弟怎么知道要坐车回家呢，他要是知道，他就不是病人了，弟弟要不是病人，我就不会把弟弟带到这里来了。

弟弟走了，走得无影无踪。

所以，事实上，并不是我丢掉了弟弟，而是弟弟丢掉了我。

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是完成了心愿，我弟弟——无论他是弟弟还是老鼠，他再也祸害不到我了。

第五章

我打算一回家就去找我对象，我要把好消息告诉她，我弟弟已经走了，他再也不会扮成老鼠百般作恶了，就算他还是一只老鼠，就算他还在到处作恶，他也作不到我家来了。

可是我万万没料到，我对象却不想再见我，我跟她联系了几次都没联系上，第一次手机通了，没有接，第二次再打过去，她手机就关机了，我只好打到她们村上的代销店，请店里的人去喊她听电话，结果店里的人告诉我，她不在家，我着了急，请他再去喊她家里人接电话，那店里的人又告诉我，她家里门锁上了，没有人。

我一下子就懵了，我才出去了几天，她和她的一家人，难道都消失了？我当然不会笨到那个地步，我知道她在躲着我，她的家人也在嫌弃我，我的脸皮不够厚，不好意思直接跑到她家去，但我可以在她家村子的路上堵着她，她总是要出门的嘛，我就不信堵不住她。

果然，只堵了半天，我就看见她了。我兴奋地上前说：“嘿，终于守到你了。”她见到我，也不意外，只是淡淡地说：“王全，你以后不用来找我了，下个星期，我就订婚了。”她这么说了，还意犹未尽地补充了一句：“当然，不是和你。”

我一气之下，斗胆挖苦她说：“你动作真快啊，这么短时间，你已经从我对象变成我前对象，又从我前对象变成别人的对象了。”我前对象看了看我，反问说：“我快吗，我再快也快不过你，你丢个弟弟就是一眨眼的事情，你才快呢。”乡下就是这样，没有秘密可而言，不要说人的嘴里，连风里都夹带着谣言，何况，我这事情可不是谣言，那是事实。

但是我不能承认这个事实，我赶紧说：“你搞错了，我没有丢掉弟弟，是我弟弟自己走失的，我去买吃的东西，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前对象又朝我看了看，说：“反正也没有人看见。”我说：“真的，别人不信我，你应该信我的。”她说：“我能信你吗，我都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没有想到你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人，丢个亲人像倒个垃圾一样，幸好我没有嫁到你们家，我要是嫁去了，万一我生了病，你也会像丢掉你弟弟一样丢掉我吧。”

苍天啊，往深里说，或者坦白了说，我丢弟弟不就是为了她吗，现在她倒好，反过来这么说我，但是我还不能生她的气，也不敢生她的气，我赶紧解释说：“这不一样的，我弟弟，他，他是一只老鼠。”

我前对象转身就走，我在背后追着问她：“你什么意思？难道我不把弟弟丢掉，你才肯做我的对象？”我前对象说：“可是你已经丢掉了呀。”

我对象又一次走掉了。

我比三国那时的人还惨，人家只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是丢了对象，又丢了弟弟，丢了弟弟，又丢了对象，竟然反复了两个来回。

所以，照别人看起来，我丢掉了弟弟，一身轻松，自由自在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即便我空甩着两只手，在村里到处游荡的时候，我仍然背着我的沉重的弟弟。

没有人看得见我弟弟趴在我身上，但是我怀疑至少有一个人他是看得见的，那就是我爹。因为我爹这一阵老是朝我身上打量，他如果不是看我背上的弟弟，他看什么呢，我的身材很正常，能有什么值得他看的呢。

果然，我爹打量过我以后，跟我说：“王全，我知道你懒，不愿意下地干活，我替你找点轻松的活干。”我爹真是我亲爹，既了解我，又关心我，只可惜我不领他的情，我连轻松的活也不想干，我什么也不想干。

我想干什么呢？我想一直背着我弟弟。

所以我对我爹的关心不置可否。

我爹也不需要我置什么可否，他直接去求见了现村长。

村长刚刚从前村长转正成现村长，虽然他原先和我爹有点私仇，但是我爹早已经在选举前就倒戈转向了，现在我爹又放下架子去求他，他必定不会再端着架子了，何况在我的问题上，现村长一直是比较宽大的。最后我爹果然如愿以偿，现村长不仅答应给我活干，而且给我的活，不用下地晒太阳，既轻松省力，又有不薄的收入。

村长让我去看守水塔。

这符合我个人的特点，如果我想工作的话，这也很符合我对工作的要求。现村长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

水塔离村子比较远，我去水塔上班的那一天，走在路上，我猛然惊醒，当时我心怀叵测带着弟弟走家乡的时候，把小王村处处走了个遍，但惟独没有走到水塔，我没有抹去弟弟关于家乡的水塔的印象，弟弟就一定记得家乡的水塔，他会不会沿着寻找水塔的路回家乡来呢。

我急急地往水塔去，越走越快，越走越快，最后我奔跑起来了。

路上有人看到我奔跑，一个人问我：“王全，你跑什么跑，前面有什么？”

我不回答。

另一个人忽然尖叫了起来：“老鼠，老鼠，前面有一只老鼠。”

一只老鼠正在往水塔跑去，我顿时魂飞魄散，追着老鼠失声大喊：“弟弟，弟弟——”

路上的人冲我哈哈大笑，说：“王全，这只老鼠不是你弟弟，你弟弟那只老鼠，已经被你丢掉了，不认得回来了。”

我不能同意他们的说法，我激动地反驳他们说：“就是我弟弟，就是我弟弟，他回来了，他认得自己的家——”因为和他们掰扯，转眼间老鼠就钻进水塔了，我松了一口气，对着水塔那儿说：“弟弟，只要你在那里，我就能找到你。”

村里人却很生气，批评我说：“王全，你不负责，村长让你看水塔，是要保护好水塔的水质，你把一只老鼠赶进水塔，万一它掉进水里，岂不是我们都要喝老鼠汤了。”

我不理睬他们，进了水塔我四处搜寻，我还想了，就算弟弟真的掉进水里，那也不要紧，老鼠会游泳，我弟弟也会游泳，我把他捞上来，弟弟就回来了。

可是我到水塔那儿一直找到天黑，根本就没有弟弟的踪影。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

我心情郁闷，晚上做梦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梦见我弟弟了，梦中的弟弟果然是一只老鼠。老鼠两眼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流眼泪了，我大声说：“不对不对，这不可能，老鼠是不会哭的。”可是老鼠确实在哭，一直在哭。

早晨起来后，我就跟我娘说：“娘，你见过老鼠哭吗？”我娘正在灶上煮粥，灶膛里柴火烘烘地响，她没有听清我的问题，只是漠然地朝我看了一眼，继续往灶膛里添柴。我又问她一遍：“娘，你见过老鼠哭吗？”这回我娘听见了，她手里正有一根稍长的柴火，举起来劈头盖脸就抽了我几下，骂道：“死你个球，你看见老鼠哭，你还看见老鼠上吊吧！”

我娘向来温和，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可理喻，我只得退到灶屋外面，站在院子里发了一会呆，我爹从屋里出来，我赶紧又问我爹：“爹，老鼠和人，有什么不同？”我爹也气得骂我：“王全，你个王八蛋。”他虽然骂了我。但也捎带骂了他自己。

后来我大哥和大嫂居然也特意过来批评我，我更来气了，不客气地说：“你们真沉得住气，你们难道没有发现家里丢了一个人吗？你们眼睛瞎了，耳朵聋了，脑子进水了？”

他们四个人高度一致，异口同声说：“王全你中邪了！”我大声抗议说：“不是我中邪，是你们中邪了，家里丢了人，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明明知道，却不闻不问？”他们又互相挤眉弄眼一番，挤弄出主意后，他们试图改变态度和方针，先是我娘和颜悦色地说：“老三，别再烦人了，不就是丢了一只老鼠吗？”我更大声地说：“你胡说，那是我弟弟，不是老鼠，他是一个人。”我爹真沉不住气，立刻又骂我说：“你出尔反尔，现在又说他不是老鼠，当初就是你头一个说出来他是老鼠的。”我大嫂也参加进来了，说：“就是你这么说了，才害得我们家被人瞧不起。”

我承认，他们说的是事实。“弟弟是老鼠”这个说法，确实是我第一个说出来的，其实，大家都看得见弟弟的样子，大家心里都知道弟弟是什么，但是他们谁也不说，我人贱嘴快，说了出来。

似乎我一说了，弟弟从此就变成一只老鼠了。

但我冤枉哪，其实弟弟这只老鼠不是我说了才是老鼠的，他本来就是一只老鼠。可这么想也不对，弟弟本来并不是老鼠，他明明是个人。大家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不说，弟弟就不会变成老鼠。

我后悔莫及，但是说出口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我只知道，作为一只老鼠的弟弟丢了，不再回来了，这是我和我们全家人的心愿，我却没想到，这个心愿现在成了我的心病，我以为它也会成为我家人的心病，可在我看起来，我家人才没有病，别说心病，什么病也没有。他们现在的心思，早已经到了“大蒜二五”上去了。

这“大蒜二五”，还真的让村长给捣鼓起来了，机器一响，黄金万两，不仅黄金万两，小王村的农民，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可以当工人了。在我家，我弟弟不算人，我也不算人，我爹我娘两个，我爹当仁不让，在我大哥大嫂那里，毫无悬念，那是我大嫂。

更让我惊奇和疑惑不解的是王图，他也到“大蒜二五”上班了，他不仅去上班，还被封官许愿，当了项目经理。为此我爹十分吃醋，项目经理本来应该是他的，结果被王图抢了去，因此恨上了王图。我爹真是没道理，他更应该怪怨的人分明不是王图，而是现村长，让谁干什么不干什么，都是现村长说了算，现村长先前曾允诺了我爹项目经理，我爹在他重选村长的事情上，是出了大力的，不说别的，就凭我爹一张臭嘴帮他胡吹“大蒜二五”，让现村长多得了许多票呢。可惜我爹素质太差，如果不和王图比，可能也还显现不出来，和王图一比，我爹真是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是。

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我爹原来就是个唱丧的。

现村长还是有原则的，所以我爹不怨村长，却和王图结了仇。此是后话。

我得知王图不仅没有如愿地整倒现村长，还抢了我爹的职位，我有些瞧不上他，在村里碰见他的时候，我挖苦他说：“王图，你当项目经理有什么意思，干脆当厂长得了。”王图说：“那不行，厂长是村长兼的。”

口气神态竟和我爹一样，一副奴颜。

我说：“王图，我承认村长向来会收买人，但是要想收买你，也不是易事，何况你还掌握了他将你整成精神病的铁证，怎么反过来你倒变成了他的一条——”我原来想说“一条狗”，后来一想，王图毕竟不是我爹，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喊他一条狗，不是我怕他，我跟他没那么亲，于是改口说成“怎么反过来你倒变成了他的一条胳膊？”王图却揭穿我说：“你不是想说胳膊，你是想说我是村长的一条狗吧。”既然被他识破了，我也没什么好抵赖的，反问他说：“你认为呢？”王图说：“从前有一条狗，被人打折了腿，后来人家给一根骨头啃——”我佩服说：“王图，你承认自己是狗。”王图说：“无所谓啦，反正村长对我宽宏大量，他戳穿了我的假证明，我的铁证成了他的铁证。”我说：“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王图不高兴了，说：“王全，你说清楚了，谁是道，谁是魔。”我觉得王图跟我生气是生错了对象，我说：“王图，你应该生村长的气才对。”王图说：“我为什么要生他的气，他戳穿了我的假证，也没有整我，还让我当项目经理。”我说：“听你的口气，你真感恩戴德啊。”王图说：“他都能够以德报怨，我为什么不能感恩戴德呢。”

他还真会用成语。

我总觉得这事情有些蹊跷，王图的冲天怒火和惊天阴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现村长摆平了，现村长真够阴险的，我把我对现村长的想法说了出来，王图立刻反对我说：“王全，你误会了，村长不是你想的那样，他用心良苦，也都是为了小王村的事情呀。”

你们听听，你们看看，完全是一副叛徒的嘴脸，真没出息。

不过后来我到“大蒜二五”去转了转，我似乎有些理解他们的叛徒嘴脸了，他们这样的工人可不是一般的工人，过去我们乡下的工厂，那才叫一个脏乱差，比农民强不到哪里去，还比农民更有危险，现在这“大蒜二五”可大不一样，和城里的大夫、科学家之类差不多，正如我大嫂先前说过的，进厂就穿白大褂，鞋子上要套蓝色的塑料袋，嘴上还要套口罩，时间不长，我大嫂下班回家，就已经像个城里女人了，她进家门就要换上睡衣和拖鞋，不仅她自己换，她还要求大哥也换，有一回我去他家，进门看到我大哥穿一件灰色条纹的长袍子，一直拖到脚后跟，我以为我看到了本·拉登呢。

自从我丢了弟弟回家以后，我家人就不待见我，我知道他们嫌我拖泥带水，他们不想再听我提到弟弟，好像我们家，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弟弟这个人。可是我总想，就算弟弟真是一只老鼠吧，一只老鼠在一个家里待了这么多年，也应该是有点感情的呀，何况现在，有许多城里人把老鼠也当作宠物养呢。

我满腹的心思，无法向人诉说。可以听我说的人，不爱听，爱听的人我又不能说，村上其实也有几个好事的人，专门跑来找我，向我打听我弟弟的情况，我怎么能说呢，我只能咬紧牙关，闭紧嘴巴。

时间长了，我都不会说话了。一个人不会说话，一般有两种情况，要不就是个哑巴，要不就是沉默，我显然不是哑巴。

我沉默了。

你们都知道，我原是个嘴皮子不肯停的人，从前我大哥没结婚时，我和大哥睡一床，大哥说我睡着了还说个不停，可是现在我彻底变了一个人，我沉默得我自己都认不得自己了。

开始几天，我家人倍觉庆幸，觉得他们终于联手治好了我的犯嫌的病，可是等我沉默了几天以后，他们不再庆幸，不仅不再庆幸，他们又开始担心了。

于是他们就挨着个儿来劝我，说：“丢就丢了。”

又说：“弟弟这样子，早晚是要丢的。”

再说：“人死了不能活过来，人丢了他也回不来了。”

我都不开口。

后来我娘换了个想法，劝我说：“你不要难过，弟弟虽然是你去丢的，但并不是你想丢的，是我们叫你去丢的。”听了这句话，我终于开口了，我说：“我没有丢掉弟弟，是弟弟自己走掉的。”

我又说：“我让弟弟在旅馆里等我，我出去买吃的，等我买了吃的回来，弟弟已经走掉了。”

家里人其实完全不相信我的话。我带弟弟出去，就是为了丢掉弟弟，怎么可能是弟弟自己走掉的呢。但是为了安慰我，他们都顺着我说：“是的是的，是弟弟自己走丢的。”

尽管大家都这么说了，尽管我也不再沉默了，但我还是梦见老鼠，我无法摆脱老鼠。我只好到南王村去找王师傅，告诉王师傅，我天天梦见老鼠。王师傅替我把了把脉，我奇怪地说：“王师傅，你改当中医了吗？”王师傅说：“你没有知识，梦由心生，梦和人的心境有关的，所以要看看你的心。”我吓了一跳，问：“王师傅，你看到我的心了吗？”王师傅没有正面回答我，却意味深长地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大满意地提醒王师傅说：“王师傅，我是来求你解梦的。”王师傅说：“你梦见老鼠，老鼠咬你了吗？”我说：“没有，他是我弟弟，他不会咬我的。”王师傅可惜地说：“要是梦见老鼠咬你，倒是好事了，你可以避免灾祸了。”我说：“我梦见老鼠哭了，一直在哭。”

这下子难倒王师傅了，他想了半天，还翻了几本书，奇怪地说：“我帮人解过无数的梦，也帮人解过关于老鼠的梦，有老鼠咬人衣服的，有老鼠上树的，有猫捉老鼠的，有老鼠和其他动物打架的，从来没有人做过看见老鼠哭的梦，别说做梦，就是醒着的时候，有人见过老鼠哭吗，老鼠怎么会哭呢，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说：“我没有看错，他是哭了，但他不是老鼠，他是我弟弟。”王师傅生气了，对我说：“你说的到底是老鼠还是你弟弟？你连你弟弟和老鼠都分不清，你是不是头脑有病？”

连王师傅都对付不了我的梦，我自己就更没有办法了，我又重新陷入了沉思之中，我日日坐在门口沉思，人家都以为我在发呆，其实我不是发呆，我是在思想，我思想的事情，都是和弟弟有关的事情，我回想着弟弟的一举一动，想着他扮成老鼠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学着弟弟双手蜷起放在下巴前，嘴巴撅起来，“吱吱”地叫，我忽然发现，扮演一只老鼠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我正尝试着进一步学老鼠动作的时候，听到身后“扑通”一声响。

我回头一看，我爹跪在我身后，对我说：“王全，你走吧，去把弟弟找回来吧。”

一个又凶狠又无赖的爹，竟然给我跪下了，我不去找弟弟也不行了。

我爹真是我亲爹，他比王师傅厉害多了。

我说：“爹，那我就去找弟弟了。”

我爹朝我挥了挥手，看他那样子，好像只要我一出马，立刻就能把弟弟找回来。

其实，哪里可能呢。要寻找被我丢掉的弟弟，我一点点方向感也没有，我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找弟弟，到周县的县城去吗，到那个小旅馆去吗，弟弟难道会在那里等我吗？

这个问题家里肯定没有人能够回答我，我只好去找村长。他是个人物，比我家里所有人加起来，见识还要更多一点。不过我的判断错了，现村长并不在厂里，我倒是又看到了王图，他是项目经理，不用在车间干活，他可以四处走动。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指挥一辆刚刚到达的三轮小货车，我也不知道车上装的什么货，这不关我事，我只是看见货车开到离厂门大约几百米的地方停下来，因为前边的路还没有整好，车就停在那里了。

王图挥着手说：“你怎么停下了，厂里等着用呢。”司机说：“王经理，你看这路能开吗？”王图说：“你猪脑子吗，路断了，你没看见这边还有一条路啊？”

王图的话让司机摸不着头脑，我也摸不着头脑，王图说的另外一条路，那可不是路，那是村民王厚根家的自留地。司机犹犹豫豫的，嘀咕说：“这是人家的田地呀。”王图大包大揽说：“你尽管开过来，出什么问题，我负责。”司机又探头朝那地看了看，担心说：“这车的分量重，不会沉下去吧。”王图说：“你真没眼色，你不见这块田已经是一条路了吗？”

司机就从王厚根家的田里开过去了，果然那块田地早已经被踩踏得和大路一般硬了，就别说原先在田里长着的庄稼了。

我看不过去，批评王图说：“王图，你们可以办厂，但不能不允许人家种庄稼呀。”王图嘲笑我说：“都办了大蒜厂了，还种什么庄稼呀。”我不能同意他的话，我说：“王图，你不仅是村长的跟屁虫，你还是村长的传声筒，村长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王图承认说：“他是个人物，我崇拜他。”

我不再指望从王图这儿得到现村长的消息了，我打算走了，临走之前我失望地说：“王图，你真是村长的铁杆粉丝啊。”

不料这时候铁杆粉丝却动摇了一下，他朝我招招手，把我唤近一点，压低声音诡秘地告诉我说：“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村长在躲债呢。”我赶紧问：“躲在哪里呢？”王图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你倒不关心他欠了多少债。”我说：“又不是我欠他，也不是他欠我的，我为什么要关心。”王图叹息了一声，摇头说：“你是垮掉的一代。”不知他从哪里听来的这个词，这我也不管，我只是在分析，现村长不可能躲在厂里，也不可能躲在村委会，因为这两个地方最容易找到，但除此之外，村里还有什么地方可躲的呢？我跟王图晓之以理说：“王图，我知道你要保护村长，但我又不是讨债人，你干什么要向我隐瞒村长的去向呢？”王图这才恍然大悟，摸着脑袋说：“哎哟，我是太替村长紧张了。”他醒悟过来之后，就把现村长的去向告诉了我。

我到村里的小学去找现村长，一进办公室，就看到村长和几个人坐在那里谈事情，一看到我出现，村长立刻骂起人来：“他妈的，怎么人人知道我在小学里。”又问我：“王全，谁告诉你我在这里的？”我正想出卖王图，可那几个和现村长谈事的人不让我说话，他们说：“王长官，你不要把话题扯开，我们还是谈钱的事情。”村长说：“谈钱就谈钱，你别以为我怕钱。”那几个人说：“你这可不是一般的钱，你这是欠的高利贷，你再拖下去，别说我们老大饶不了你，你自己也不能放过自己了。”现村长想了想，说：“这话怎么听起来别扭？”那些人说：“你不还债，利上滚利，你等于自己在给自己搓上吊的绳。”现村长说：“谁说不还，马上就还。”那些追债的人跟他一字一句地计较说：“马上，马上是几天，马上什么时候，是哪年哪月哪日？”现村长毫不犹豫地表态说：“马上就是马上，马上就是等这一批大蒜精生产出来，就是马上。”随即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大蒜精的订单，让他们看，那几个人都比较粗糙，估计也看不太懂，但既然有这订单，而且现村长的口气又是如此肯定，那些人失了方针，最后互相商量一番，决定先回去禀报老大。

虽然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现村长看起来也是赌咒发誓，上蹿下跳，无所不用其极，可是等人家一走，村长立刻神闲气定，好像刚才根本就没有人来打扰过他，他重新和我打过招呼，说：“王全，听说你去找王师傅解梦，你梦见老鼠了。”我做贼心虚，觉得不妙，他既然连我的梦都知道，就一定知道我的其他的更多的事情，我赶紧试探说：“村长，我弟弟丢了以后，我总是做梦。” 现村长宽慰我说：“王全啊，弟弟丢了，心里总会有一点难过的，做几个梦也是正常的。”我心虚地说：“村长，我弟弟是自己走掉的，不是我丢掉的。”现村长说：“那是那是，怎么会是你丢掉的呢。丢掉人叫什么你知道吗？叫遗弃，遗弃是什么你知道吗？是犯法。”我说：“我没有犯法，真是我弟弟自己走掉的。”然后又补充说：“我让弟弟在旅馆里等我，我出去买吃的，等我买了吃的回来，弟弟已经走掉了。”现村长说：“那是那是，你弟弟本来是个病人，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不该走。”我说：“我想把弟弟找回来。”

现村长有些奇怪，停下来，看了看我，才说：“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多此一举么，既然要找他回来，当初干吗把他带出去。”我说：“我就知道，你们根本不信我说的话。”不等现村长解释什么，我又说：“别人不相信我，是因为他们不懂道理，村长我相信你是懂道理的，所以我才来找你，可没想到你也和他们一样，你们都不相信我的话，我冤枉死了，我心里像压了块巨大的石头。”现村长道：“那是压力山大。”他居然还会玩些时髦的词，他一边调侃我，一边掏出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纸，在那上面写了些什么，递给我，我还没来得及看，现村长就说：“你要找弟弟，找我是没有用的，不是我没本事，主要是这事情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你到乡民政去试试吧，看看他们有没有办法。”

我看了看现村长的纸条，那上面写着：“兹介绍我村村民王全前往乡民政办求助寻找其弟弟（二十岁）。”另外还写着一个陌生的名字王小晓，我估计这是乡民政干部的名字，喜滋滋地揣进口袋，谢过村长，就走了。

现村长连大名都没有落，我知道我们村长名气够大的，所以不用落名，就像真正的大人物不用名片一样。

第二天，我即往大王乡去找乡民政，不过我暂时还无法知道，这算不算是我寻找弟弟踏出的第一步。

到了乡政府，进了一楼的大厅，看到排着长长的队伍，我问排在队伍最后的那个人这条队伍是干什么的，那个人说是申请搞墓地的，我一听，觉得晦气。赶紧上二楼去打听乡民政是哪个办公室，那女的告诉我说：“乡民政助理员目前还没有办公室。”我奇怪说：“那他们怎么办公呢？”那女的也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他们？还他们，你以为乡民政助理员有好多个？”我不服说：“就算没有好多个，但总得有人给大家办事嘛。”那女的说：“谁说不给办事啦，你从楼下走过没见到排队的吗？”我更奇怪说：“那儿在搞墓地，那不是管死人的吗，我来办的可是活人的事呀。”那女的说：“你以为活的和死的还要分开办啊，现在都一条龙服务，所以楼下就叫红白喜事大厅。”

我思忖了一下，既然是红白喜事，那我就得认其中一头，可我要找我弟弟到底算是红事还是白事呢，仔细想想，哪头都对不上，既不是红喜，也不是白喜，人都丢了，哪来的喜。

看到我对乡民政一无所知的样子，那女的态度反而好了些，语气也不怎么冲人了，说：“你呢，先别急，因为乡民政涉及的工作很多，你先到一楼大厅那儿去看看墙上贴的东西，如果看懂了，最好，如果看不懂，再找人问话。”

我下了楼，还没找到墙呢，先看到了一个人，

我又惊讶了，他又是王图。

我想不通我怎么处处都会碰见王图，我也不知道他是我灾星还是我福星，不过我现在学乖了，我没有打搅他，我暗中观察了一下，他没有去排那个长长的队伍，他向工作人员咨询法律咨询在哪里，得到回答是在二楼，他就朝我走过来了，说：“王全，你跟踪我呀。”我脸皮厚，我才不会脸红呢，我神态自若说：“你要咨询什么法律呢，不如请教我，我自学过法律。”王图攻击我说：“你要是懂法，你弟弟会丢吗？”他攻击我，我也不会对他客气，我说：“你是要咨询土地承包的事情吧，你表面上与村长和解了，自称是村长的狗，其实你不是走狗，你是疯狗，你还是想咬村长呢。”

我希望我击中了他的要害，让他慌张，让他抵赖，最后他会央求我不要向现村长揭发他。可王图毕竟也是经得起风浪的人，他没有被我吓住，反而说：“你以为村长会相信你的话，一个连自己亲弟弟都能扔掉的人，谁会相信他？”我虽然被他掐住了七寸，但我不会服输的，我一针见血地说：“王图，你还想找法律咨询呢，你真是不识时务，法律在哪里，法律都在村长口袋里呢。”

王图不再和我争论了，他从容不迫上二楼找法律咨询去了。

我在队伍里一直排到快中午才轮到我，那民政助理员的嗓子都已经干哑了，我体谅民政助理员的辛苦，尽量减少啰嗦，直接求助他说：“助理，请你帮我找弟弟。”他大概没接待过我这么直爽干脆的，倒是一愣，先问：“你哪个村的？”我说：“小王村。”助理还口气轻佻地调侃我一下，说：“噢，就是那个想叫大王村的小王村哦。”我听他这么一说，才想起口袋里还有法宝呢，赶紧掏了出来，交给他，那助理望着纸条发了一会呆，问道：“你什么意思？”我充满希望说：“助理，你就是这纸条上写的王小晓吧。”他摇摇头说：“我不是王小晓。”我愣住了，停了片刻，赶紧让自己回过神来问：“那，那你叫什么？”助理朝我笑了笑说：“我叫什么无所谓的，无论我叫什么，我都得为你们办事。”他说得有道理，我赶紧说：“我求你帮我找弟弟。”他仍然不接我的问题，指了指纸条问：“这是谁写给你的？”我赶紧报出我们小王村村长的大名。

一听王长官的名字，那助理“嘻”地一笑，说：“个狗日的，弄你呢。”我没听明白“弄你”是什么意思，愣愣地看着他，他才告诉我，村长写的那个王小晓早就离职了。我说：“啊，可能我们村长还不知道吧。”那助理说：“哄鬼呢，上个礼拜还来找我谈敬老院的事情呢，怎么不知道是我。”我就气得满脸通红，个狗日的村长，报复我受了他的贿，不投他的票呢吧。

助理看我生气了，赶紧又把话说回去：“一样的，一样的，找谁都会给你办事的，你说说吧，什么事？”我心想，记恨村长有的是时间，眼下还是找弟弟要紧，遂再次向他正式汇报说：“请你帮我找我弟弟。”那助理也很干脆，说：“说说情况。”我说：“我叫王全，我是小王村的，我今年二——”那助理员打断我说：“不是说你自己，说你弟弟的情况——”他又朝纸条看了一眼，知道了，说：“不用说了，你弟弟二十岁？”我说：“是二十岁。”助理“咦”了一声说：“二十岁？二十岁又不是二岁，怎么会走丢的？”我如实说：“我弟弟有病。”

那助理替我叹息了一声，说：“可惜了，你排错队了，找人你到派出所去报案吧。”他见我发愣，抬手指了指墙上的条例，说：“你认真再看一看，乡民政办的办公范围是哪些。”

我去看了条例，里边确实没有帮助寻人这一条，但是我看到有残疾两个字，受到启发，我又回过去说：“我弟弟是精神残疾，证是你们发的，应该求助你们的。”那助理说：“证不是我们发的。”我说：“明明是我们村长带我弟弟到你们这里来办的。”那助理很熟悉业务，说：“我们只是代办，我们不是发证机关，证是县残联发的。”我很失望，被排在后面的人挤到一边，泄气地说：“那，你不能帮我找弟弟了？”

现村长的那张纸条还在他桌上搁着，他朝纸条努了努嘴，说：“这纸条先留下吧，我替你留心着点，不过，你还是再到派出所去报一下。”

我被迫退出了队伍，心有不甘，嘀咕说：“助理到底就只有助理的水平。”旁边一人赞同我说：“乡政府只让助理来给我们办事，是应付我们。”另一人却反对说：“你们不知道，王助理水平很好的，也很耐心的。”

我这才知道这助理也姓王，只是不知道叫王什么。正如他自己说的，叫什么也无所谓，反正他也不能帮我找到弟弟。

我只好又到乡派出所，也是如此这般很简单的一番手脚，所不同的是，因为我只带了一张寻人的纸条，留给了王助理，派出所这里就没有了，这也不难，他们记录下了我说的话，就让我回去等。

我回去以后，充满希望地一等再等，可是你们知道的，不可能有我弟弟的消息。

我忍不住又到乡上去了，到了乡镇的街上，我站在岔路口，一边是往乡民政去，一边是往派出所去，我想了一下，并没有想清楚应该往哪边去，但是我的脚带着我往乡民政去了。

那王助理已经记不得我了，又问我是哪个村的，我说是小王村的，王助理一听小王村的名字，忽然“哎呀”了一声，说：“你等等，你等等。”他丢开手里正在弄的那个薄子，开始翻旁边的某个记录簿，翻了这本不对，丢开，又去翻另一本，还是丢开，再翻一本，又丢开。

我觉得挺不过意，但是除了来麻烦他，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找到弟弟。好在王助理倒没有嫌我麻烦的意思，他只是为自己找不到那本应该找到的记录簿而责怪自己，一会儿拍脑袋，一会儿又骂自己是猪脑子，最后他忽然想起来了，原来就是原先在他手里的那一本，王助理往前翻了两页，立刻笑了起来，说：“果然的，在这里。”

我赶紧上前扒那个簿子，好像弟弟就在那个簿子里。

王助理指了指说：“喏，就是这个电话记录，江城救助站来的电话，问我们大王乡有没有叫王全的。”

我立刻激动地叫喊起来：“有，有，就是我，我就是王全。”

王助理立刻反驳说：“你瞎说，他们问的那个王全，正在江城救助站呢，你明明站在我面前，怎么会是你？”

我懵了一会，很快想明白了，说：“王全就是我弟弟。”

王助理朝我多看了几眼，怀疑说：“你一会儿说你就是王全，一会儿又说王全就是你弟弟，难道你和你弟弟同名？”

我说：“我弟弟有病，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他只知道我的名字，所以他就报了我的名字。”

王助理这才松了一口气，随手写了一个条递给我，说：“那就好，那就好，你赶紧按这个地址，去把他接回来吧，他在人家站里待了很长时间，只说自己叫王全，可全国那么大，你叫人家到哪里去找王全啊？”

我又惊又喜又奇怪，问说：“那后来他们怎么会打电话打到大王乡来呢？”

王助理说：“所以呀，你得好好谢谢人家，你弟弟什么也说不清，人家救助站很负责任的，为了帮助你弟弟寻找家乡，还专门请了专家分析他的口音，分析出来是咱们这块的，又一个乡一个乡地挨着打电话问，总算问到了。”

又说：“当然，也幸亏你那天过来留了个纸条给我，我才记得有小王村寻人一事。”

第六章

江城是我们的省会，但即便是同一个省份的，一个省会城市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它们之间的距离，恐怕也不是仅用公里数就能计算出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弟弟，恐怕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和江城有什么来往。我对江城的了解和认识，就像我对其他许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一样，基本上是零。

所以，江城是存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又是不存在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弟弟在江城，江城就和我有了密切的联系，有了不可割离的缘份。

在乡政府我看到王助理写了“江城救助站”那几个字，顿时觉得好亲切，好温暖，说心里话，我接过他的纸条时，真是欣喜若狂，好像那不是一张纸，那是我弟弟的手，好像我已经拉着了弟弟的手了，我感觉到那纸条的温度，弟弟的手是热的。

等我捏着纸条走出乡政府，被冷风一次，我的手也冷了，纸条也没有温度了，我朝纸条看了看，江城，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地名，它竟是那么的陌生和遥远。

我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好像我感觉到弟弟在江城受了凉，我得赶紧去带他回来。

我知道，我未来的日子充满未知数，也充满挑战，为了把弟弟找回来，我将要面对所有挑战并且战胜它们。

我的工作思路还是很清晰、很有逻辑性的，我稍作整理，计划就排出来。我先到街上的网吧去了一下，上网查一下江城。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原先和我八辈子、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江城，就这么迅雷不及掩耳地出现在我面前了，我看着那些许多关于江城的文字介绍和图片，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人们说得不错，世界真的变小了。

其实，我不知道我又犯了盲目乐观的错误了，在网络上，世界确实是变小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江城并没有忽然就出现在我面前，它一直就在十分遥远的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待着，我得千里迢迢去寻找它。

出了网吧，我又去了移动营业厅，我咬咬牙买了一个手机。其实原来我也是有手机的，只是后来我的日子被我弟弟搞得灰头土脸，毫无精彩可言，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生，没有手机也罢，我把那个手机的号码停掉，手机也贱卖掉了。

现在我又得重新配上手机了。虽然弟弟就在江城救助站等我，说得更乐观一点，弟弟已经在我手心里捏着了。但是我毕竟是个要出远门的人。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配个手机，或许能够帮我排忧解难，或者能够助我一臂之力。

如果我如愿以偿地找到弟弟，把弟弟带回家，意味着我又要重新把我的日子过得灰头土脸、毫无精彩了，我岂不是自己给自己设个套子往里钻吗？

正是这样的，我作茧自缚，我周而复始。

我拿着新手机，开始给一些常有来往的关系人物发短信，告诉他们我又有手机了，起先我以为我会发出很多短信的，可发了没几个我就发不下去了，我没想到和我常有来往的人、值得我发信的人，那么少。

我在回家的路上，才想到了赖月，我前对象，她和我中断联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怕我去纠缠她，当时就告诉我，叫我别给她打电话，她的手机马上就更换新号码了，而且她是不会把新号码告诉我的。可我的记忆中还存着她的过期作废的老号码，那完全是我头脑中的一个摆设，或者说，是残存的一点点念想。我下意识地给她的旧号码发了一个短信，我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话，只是写道：“赖月你好，这是我的新手机号码。”我朝一个过了期的老号码发短信，明明就是痴人做梦，骗骗自己而已，我没想到的是，片刻之后，我的新手机就接收到了第一封回信，我一看，这不就是赖月从前的电话号码吗？原来她没有换号码。我心里顿觉一阵温暖，虽然她的回信只有“收到”两个字，也虽然我和赖月的关系已经成为过去时，但是好歹我们也相恋过一回，虽然最后我们没有成为亲人，但毕竟我们也没有做成一对仇人嘛。

我赶紧给赖月拨过去，赖月倒是肯接电话了，但仍然是得理不饶人的口气，呛我说：“发过信了，还打什么电话，烧钱啊？”我赶紧说：“赖月，我买了个新手机，其实我本来不想去打扰你的，我以为你已经换了号码，我没想到你还能收到我的信。”说了几句，我觉得我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我觉得我想说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我只好稍停一下，想试试她的态度，不料她却没有态度，一直等着我的态度呢，我只好再说：“我真的以为你有了新号码，而我却不知道你的新号码，如果两个人都换了号码，而双方都不知道，那就彻底失去联系了。”我这么说，明显让人觉得我不想失去和她的联系，还好，赖月似乎并没有计较我的暗藏的心思，只是继续用嘲讽的口气说：“不是下决心不要手机了吗，怎么忽然又用手机了呢？”我抓住机会赶紧告诉她我要到江城去。赖月问我说：“江城，哪里的江城？”我告诉她那是很远很远的和我们本来没有关系的江城。她终于有了些疑惑，用可疑的口气又重复了一遍：“江城？”

我很想直接告诉她，我是去江城找弟弟的，但是我不敢说。因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赖月对于我弟弟的事情是怎么想的，先前我已经吃了不明真相的大亏，我告诉她我弟弟是老鼠，她走了，分明是嫌弃我家有一只老鼠；后来我再告诉她老鼠丢掉了，她又走了，又好像她对我丢掉弟弟有很大的不满，所以，我根本吃不透她的想法，我一直都不知道她的想法，如果现在再贸贸然地告诉她，我又要去把老鼠找回来了，她肯定还是不满，还是得走。

但是我也不敢保证，如果赖月坚持问我到江城去干什么，我会不会向她吐露真情，可惜的是，赖月根本就没有继续追问的意思，很没意思地说：“你去江城就去江城罢，告诉我干什么，没必要。”我习惯了她的口气，忍不住又多事，问她：“赖月，你真的不想知道我到江城去干什么吗？”她抢白我说：“我管得着吗？”显然对我的去向和我的生活十分不感兴趣。我吃了一闷棍。但我并没有吃闷棍的沮丧感，因为我吃惯了闷棍，更因为她给我吃闷棍是对的，我心里很清楚，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事实就是这样的，我的事情也好，我弟弟的事情也好，和她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虽然我们互相又联系上了，但是我们早已经失去互相联系的动因和必要，所以，她这一挂电话，很可能就是一次永远的告别了呢。

所以，说到底，我用新手机给她发信，完全是我自作多情，多此一举。

我和赖月就这样算是告了别，回头我还要和家乡也告别一下。我回家的时候，我娘没在家，我又到大哥那儿，大哥也不在家，我打算往“大蒜二五”去找我爹，刚走到路口，就听一个人连哭带嚎地从我面前跑过去，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我似的。我听出来他的喊的是“出事了，出大事了”。我急忙喊住了他，问道：“王七分，出什么事啦？”王七分被我一叫，停了下来，回头看看我，似乎这才想起了我，一想起了我，他立刻又大喊起来：“王全，王全，不好啦，打死人啦！”我说：“你别着急，你说清楚，谁打死谁了？”王七分说：“是你爹，是你爹——”我吓了一大跳：“王七分，你说清楚，是我爹打死别人了，还是我爹被人打死——”王七分说：“是你爹，是你爹被人——”我的心往下一沉，拔腿就跑，只觉得两条腿又软又酸，王七分本来是到村里去报信的，现在却反过来跟着我跑起来。

我们两个跑到“大蒜二五”，我远远就看见我爹正站在大蒜厂隔壁王厚根的地头上跟人说话，我气得回头拍了王七分一头皮，“你说我爹被人打死了，你咒我爹死啊？”王七分捂着头皮委屈地说：“我没有说你爹被打死，我是说你爹被人打了，是你自己没听清楚。”我懒得和他计较，上前看我爹，果然见我爹满头满脸是血，还往下淌着呢，我气愤地说：“爹，谁打的？谁打的？”我爹很瞧不上我，只是瞄了我一下，说：“你问谁打的有屁用，难道你还能替我打回来？”这时候王厚根挺身而出，气壮如牛地冲我说：“我打的！你想怎么样？”王厚根人高马大，我还真被我爹说中了，我无法替我爹打回来，但是我会讲理讲法，我说：“王厚根，有理不在声高，有法不许动手，你凭什么打我爹？”王厚根说：“是你爹自己送上门来让我打的，你看看，我打你爹的地点在什么地方，不是在大蒜厂里，是在我自家的地皮上。”我觉得这事情奇了怪，先将自己镇静下来，理一理思路，可理了思路之后，我更觉不可理喻，王厚根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他在村里可是最老实巴交的，屁大的事情他都不敢言声的，他竟敢举了棒子打我爹，虽然我爹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毕竟我爹是村长的一条狗，打狗也要看主人哪，王厚根怎么敢如此如此猖狂，难道背后有人指使，有人撑腰，或者，难道王厚根也成了另一条狗，所以才狗胆包天了。这是其一，其二呢，我奇怪这时间对不上，应该正是大蒜厂上班的时候，我爹怎么不上班，跑到王厚根的地头上来了，难道真如王厚根所说，是我爹自愿过来让王厚根打的么？我惊讶地看看我爹，我爹说：“你不用看我，他说得没错，我自愿的。”我更惊奇了，就我爹那德行，放屁都要夹下半个的人，人喊绰号“鬼烧香”，意思是鬼见了他都要给他烧高香进供他，你让我爹主动伸出脑袋让人打？没这一出。

我琢磨着里边肯定有什么问题，低声问我爹：“爹，什么情况？”我爹才不像我这样鬼鬼祟祟，大声道：“领导说了，冲在前面的，表现好的，被打了的，奖励二百五，被打伤了的，奖励两个二百五。”我说：“爹啊爹啊，你真是我的亲爹，你要钱不要命？”我爹说：“钱都没有，要命干什么？”我更急了，我爹这是被打晕了吧，人家都说，命都没有了，要钱干什么，我爹他怎么倒过来了呢。

我们爷儿俩正扯皮，那边王厚根“哎呀”了一声，急得说：“上当了，上当了，我上了狗日的大当了。”话音未落，就听一阵吵嚷声，抬头一看，是王图带着派出所的警察来了，指着王厚根说：“凶手，就是他，杀人凶手！”王厚根怂了，急得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他话一说完，我爹就轰然倒地了。我正要扑过去哭我爹，却发现我爹眯着一只眼朝我使眼色，我才知道我爹没有死，可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爹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狡猾和聪明，看起来，进厂当工人确实和在地里种庄稼不一样，真令人进步。

我爹倒下后，王图立刻在旁边煽风点火说：“这是后发性，这是后发性，后发性比先发性更危险。”他见大家似乎都没听懂什么叫后发性，又补充说：“挨了打马上倒下来，那是先发性，挨了打过一阵才倒下来，那是后发性，说明脑子里的血块很大。”王厚根不服，问警察说：“有这种说法吗？”警察说：“这要问医生。”我爹躺在地上“哼哼”，王厚根一紧张，反应也变快了，立刻嚷说：“没有血块，没有血块，有血块他还能哼哼吗？”我爹知道自己画蛇添足了，赶紧闭嘴。

警察一边把我爹抬到警车上，一边对王厚根说：“王厚根，这就是你不懂法，平时让你们学法你们又不肯学，现在自食其果了吧。”王厚根说：“我以为和法没有关系的。”警察说：“怎么和法没有关系呢，现在到处都是和法有关系的事情，你看看你，本来呢，他个大蒜精把你的地当了路，踩了你的地，毁了你的庄稼，是他们不对，你们双方应该坐下来谈判，那是他大蒜精被动，要不呢，立刻停止侵害、赔你损失，要不呢，你可以告他们，还是让他们赔偿，左右都是你赢，但现在呢，你打了人，还不知道是打死还是打伤，打伤的话，还不知道是重伤还是轻伤，反正，你是有理变成了无理。”王图在旁边添油加醋说：“杀人偿命，打人犯法，反正你是吃定官司了。”王厚根被吓得快要哭了，还是警察比较人性化，也没有偏袒哪一方，又劝慰王厚根说：“不过，事情一码归一码，你打人负打人的责任，他大蒜精负踩占你土地的责任，有法在，谁都逃不了。”王厚根哭丧着脸说：“我亏大了，我这一棒子，打得太贵了。”王图说：“要不这样吧，我们不要一码归一码，我们一码抵一码，这事就两清了，王长贵的医药费我来出。”王厚根还没表态，警察喝斥了王图一声，说：“说人家不懂法，你懂法吗？法律是你家开的吗？”连我都听出来了，王图不仅不懂法，他还想钻法律的空子，想占法律的小便宜。

王图不服，说：“法律不是我家开的，但也不是你们警察家开的。”他完全不把警察放在眼里，说话屌里屌气的，果然惹恼了警察，警察瞪着他说：“你怎么说话呢，你是厂长？”王图没想认，所以他不吭声，我赶紧说：“他不是厂长，他是项目经理。”警察嘲笑了一下，说：“项目经理就这么牛，你们厂长还不知道怎么牛逼冲天呢。”明明是王图对警察不恭，这话怎么就赶着说到厂长身上去了呢。

王图又火上浇油说：“你们这是没见到我们厂长，你们见到了我们厂长，才知道我们厂长是什么人物。”警察哈哈大笑起来，一个说：“什么人物，不就是个王长官嘛。”另一个说：“真是什么人物带出什么人物，只有王长官这不懂法的屌人，才会带出你们这些屌货。”王图说：“我们厂长吩咐过，怕谁也不用怕警察，警察屁股上也有屎。”

王图处处拿厂长出来说话，拿厂长的话去刺激警察，看起来是崇拜厂长，其实我心里早起了疑惑，不过我没有往深里再想，我才不会为了他们的破事多费心。这不关我事。

我们一起坐了警车来到乡里，然后兵分两路，我爹被送到卫生院，王厚根被带到派出所问话，王厚根分明是害怕了，他赖着不肯走，说：“我先等等王长贵，看看他的情况。”警察说：“他的情况你做不来主，由医生做主，你跟我们走吧。”王厚根说：“警察，我冤枉，是他们设的计。”王图说：“谁设计了，你说话要有证据。”王厚根怕警察被他们蒙蔽，赶紧说：“警察同志，我举报，我举报是谁设的计。”警察却说：“无论是谁设的什么计，但打人的那一棍子，是你打的。”王厚根见逃脱不了，心一横，冲王图说：“你以为你们设了计让我上当，我就认了？你弄我，我就不弄你？你等着，我告你个‘大蒜二五’。”

王图也想先跟去派出所占个先，警察批评他说：“你有点人性好不好，人家老汉为了你挨打，是死是活你都不管不顾了？”王图这才留了下来。

我爹在推进手术室之前，把我唤到身边，没说话，只是在白被单下伸出一只手，张开五个手指，我先是一愣，随即想过来了，这是我爹在吩咐我不要忘了向王图要五百元挨打费。

我爹进去以后，我看了看王图，实在开不出这个口，王图也若无其事，我心里骂他几句，也就算了。

过一会我大哥也赶来了，他乍一看到我，似乎一愣，说：“你怎么在这里？你回来了？弟弟呢，找到了吗？”我说：“大哥，你这日子怎么过的，我还没出发呢。”大哥说：“哦，那你赶紧出发吧，爹这儿有我呢。”我说：“爹还在里边做手术呢。”大家正不放心呢，那边手术室的门已经开了，我爹自己走了出来，那还是我爹，只是头上多了块纱布而已。

我爹一出来，两眼就盯着王图，王图当然知道我爹是什么意是，可他只管摇头，我爹说：“你说话不算数？”王图说：“不是我说话不算数，是你把事情搞砸了，你让王厚根看穿了我们的计谋，他要告‘大蒜二五’，要是被他告着了，麻烦就大了，到时候就得找你算账、找你赔偿损失，你还想要奖励呢？”

我爹气得一拍屁股转身就走，我大哥怕他摔倒，赶紧去搀扶他，我和王图站在后边，忽然王图拉了拉我的手，我低头一看，王图把五百块钱塞到我手里了，说：“拿着吧，你找弟弟要用钱的。”我奇怪说：“刚才我爹向你要，你怎么说不给，还吓唬我爹？”王图说：“就你爹那张嘴，别说五百块，五分钱我也不能给他啊。”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场纠纷最后得益的竟然是我。

虽然我得了益，但这一点也不能减轻或者消除我对王图的怀疑。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大蒜二五”这边可能会出事情，这事情肯定不仅涉及到我爹，不仅涉及到王图，背后还有人，这个人今天不在现场，但不在现场不等于事情就没他的份，也不能说明这事情的幕后策划和指挥者不是他。

但我立刻就知道我这个思路是错误的，我所说的背后的这个人，你们也知道他是谁，以他的水平，无论他在不在现场，对于让我爹送脑袋去给王厚根打之类的下三滥的做法，不可能是他策划的，他更不可能指挥这样一次愚蠢的行动，这行动有失水准，大失水准，太失水准，完全不像是他亲自操刀的。

那就得回头看看王图的嘴脸了，村长兼厂长都不在现场，他这么积极干什么，他这么大包大揽干什么，搞得他像个大人物似的，难道你们觉得这很正常吗，难道你们不觉得他有什么险恶的用心吗？

不过，这些都不关我事，即便我爹被打破了头，即便“大蒜二五”真的被人弄了，即便是怎么怎么了，这些都不能阻挡我寻找弟弟的脚步。

我离开家乡小王村的时候，也没有人送我，很冷清，很孤单，但是我知道，只要我把弟弟找回来，我就不会冷清也不会孤单了。

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在我出门前，忽然发生了这么个事情，忽然间我爹的脑袋就开花了，这是不是某种预兆呢，如果是的话，它预示着什么呢，它是好兆头还是坏兆头呢。

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脑袋开花，算是个什么事情呢？

第七章

下火车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虽然火车站很乱，但我的心一点也不乱，我早已经计划好了我的行动方案，我目标明确，方向感强，很快就在车站广场一个卖食品的小店看到了一座电话机，我直接拨打江城的114，114果然报了地址给我，我记下了地址，就出发去救助站了。

你们也许觉得，我不可能这么顺利就找到我弟弟。你们的预感是准确的，我没有找到救助站，114给我的那个地址，是个旧的地址，我找到那儿的时候，那个门牌已经没有了，别说门牌号没了，连房子都没了，连地方都没了，一眼望过去，就是一片废墟，也许过不了多久，废墟会变成一个工地，再过一些时候，工地就变成了高楼，变成了广场，或者变成其他什么，但无论它变成什么或者不变成什么，它都不再是江城救助站了。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恐怖荒唐的事情，一想就能明白，江城救助站搬迁了，可能才刚刚搬了不久，114那边还没来得及重新登记，也或者，他们暂时忘了要到114去更改地址和电话。只可惜的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没有办法对付。

出师不利，我傻了眼，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走出一大段路，才碰到一个路人，我向他打听救助站，他手一指说：“噢，就在前面，不远，走五分钟就到了。”他还以为救助站没搬呢。我不好意思地说：“他们搬家了，不在那里了。”这个人看了我一眼，说：“奇怪，你知道他们搬家了，还来问我？”气呼呼地走开了。

我又问了另一个路人，他倒是知道救助站搬了，但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等他也走开了的时候，我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忽然感觉自己像一头饿狼。

这个念头一出来，把我自己吓了一跳，这可不敢随便乱想，我弟弟从前就是这么任随自己乱想，最后把自己想成了一只老鼠。

我不是饿狼，但是我确实饿了，我才想起来，我有两顿没吃了，我往前走了走，看到路边有个卖面饼的，刚走到面饼摊那儿，听到手机响了，可我并没有意识到是我自己的手机响了，对于这个新手机，对于这个不熟悉的手机铃声，我还没有认同感呢，倒是那个做面饼的师傅提醒我说：“是你的手机吧？”我这才接了手机，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我说：“哪个？”那边的人竟批评我说：“没文化，应该说哪位。”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他倒像个自己人似的不见外，我只好学着他说：“哪位？”那边说：“先别问我哪位，你先告诉我，你在哪里？”我觉得他肯定是打错电话搞错人了，本来应该拒绝回答他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被他的热情打动了，在举目无亲的异乡异地，我一时还舍不得搁下这个错误的电话呢。我赶紧说：“你等一等，我看看自己在哪里。”

可是等我茫然四顾了一下，我才发现，我并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只好抱歉地说：“喂，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对方“哈哈”一笑说：“我就知道你不知道，你现在知道城里不比乡下了吧。”我这才说：“我不认得你，你打错电话了吧？”做面饼的师傅见对方和我在纠缠，提醒我说：“小心骗子啊。”我说：“怎么会，他想骗我什么？”师傅说：“那谁知道，反正骗子的骗术现在是层出不穷。”那对方耳尖，在手机那边竟然听到了师傅的话，笑着说：“不仅层出不穷，而且闻所未闻。”我要挂电话了，他却在那边抢着说：“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在哪里，你等着我，别走开，我马上过来。”我奇怪说：“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他又看不见我，我又不是可视电话。”有个买面饼的年轻人在一边脱口说：“手机定位罢。”他一边这么说，一边引起了他自己的怀疑，朝我看了看，疑惑地问：“你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他怎么还有手机定位功能？”我哪里知道手机定位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来找弟弟的。”旁边几个人同时抢着说：“碰上人贩子了。”

我买了个面饼，没有走开，就在路边吃了起来，这说明我内心深处是想等那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来找我，果然的，一块面饼还没吃完，那个人就来了。

从天而降似地出现在我面前，把我吓得失了忆。

他抬起双手朝我两个肩死命地拍下去，拍得我手里剩下的一坨面饼掉地上了，他也不管，又抬起手来继续拍，一边拍一边说：“王全，你个傻逼，你真不认得我了？”

他是王大包，我怎么会不认得，我只是想不到他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这货和我同乡，又是我高中同学，我们从前就听说王大包家有亲戚在一个叫江城的大城市，是他很小的时候认下的干爹。至于王大包认干爹怎么会认到这么远的城市里，那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当然我们也不想知道、也不用知道。这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

高中毕业后，同学们各奔前程，像我这样奔回家乡务农的，着实不多，说起来我又得记恨我弟弟了，都怪弟弟牵绊住了我的手脚。

其实按理说，我家人口也不少，并非没有人可以照管弟弟，何况弟弟既然是一只老鼠，照管不照管也都无所谓，更何况，我弟弟从来没有表示过非要赖在我身上不可。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对我弟弟就是这样子，又恨又恼又丢不开，明明我已经把他丢掉了，已经一了百了了，可我现在又开始折腾了，我还非得把我弟弟折腾回来，然后呢，然后再把他丢掉？

王大包毕业不久就去江城投靠了干爹，可惜这个信息在我将要去江城找弟弟的时候，我怎么搜索枯肠也没有想起来。现在身在江城的王大包，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简直就是我茫茫大海中的一盏灯塔，简直就是我浑浑迷途上的一根指南针。

我赶紧问王大包：“早就听说你投靠了干爹，你干爹好吧？”王大包对我很不满，不和我说干爹，先批评我说：“好你个王全，真不够意思，到江城来找弟弟，也不事先通知我一下。”稍稍停顿一下，又说：“不过，我对你的行为还是有点想法的，你弟弟不就是你丢掉的吗，你还特意带到周县去丢掉他。”

我想不到这事情竟然都传到王大包耳朵里了，王大包又说：“你和你们一家人，好不容易把你弟弟丢掉了，你这会儿又出来找他，你这话，骗你弟弟他都不会相信。”我生气说：“既然这样，你不要理我就是了，我又没有让你来找我，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是谁告诉你我来江城的，是谁给了你我的电话，是谁——”开始是王大包撩拨的我，一旦我开问了，他又怕了我的问题，赶紧打住说：“好了好了，我只是说有点想法，我又没有怀疑你。”他不怀疑我，我倒怀疑起他来，他连我来江城干什么都知道，我得警觉一点，我又重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来江城了？你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码，谁给你的？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找弟弟的？还有，刚才你明明不知道我在哪里，怎么一会儿就找到我了？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还有——”他打断我说：“你怎么那多的‘还有还有’，‘怎么怎么’，难道你不认得我，难道你以为我是个骗子吗？”我说：“我好多年都没见过你了。”王大包道；“难道你以为一个骗子被你这么一问，就显出原形了吗？”

我被他问得无话可说了，因为他确实就是王大包，也不像是别人整容整出来的假王大包，尤其是王大包那习性，完全还是当年的德行，我虽然怀疑了他，他却一点也不生气，拉着我到了一家有几个星的宾馆，给我开了个房间，我说不用，我接上弟弟就回去，他反问我：“接上弟弟？你以为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弟弟？”我生他气，说：“呸你个乌鸦嘴，听你的意思，好像希望我找不到弟弟。”他也不计较我的态度和口气，很认真地对我说：“王全，我已经替你打听过了，江城救助站搬家了，我马上帮你打听救助站的新地——”正说着正题，他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也没容对方说话，就训人家说：“你不知道我有重要事情吗，你不能等一会打给我吗？”就掐掉了手机，我说：“王大包，你现在财大气粗吧。”王大包假装低调说：“马马虎虎吧，在老同学面前，我摆什么谱呢。”他明明就是在摆谱，还说不摆谱，只是因为我指望他帮我找弟弟，所以我也不一句顶一句地抵着他的话头了。王大包知我心急，劝慰我说：“王全，就算你很快就找到你弟弟，你也得在江城待上几天，我陪你到处看看，到时候说不定你就不想回去了呢。”。

王大包不由我分说，先把我的包扔进了宾馆的房间，我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城里的大宾馆和从前我在县城住的旅店有多大区别，王大包已经拉着我出来了，说要请我去吃大餐。

从我见到王大包起，他的手指上一直套着一串钥匙，一边走一边转，钥匙一直在哗啦哗啦响。我有些奇怪，问他为什么要把钥匙老是拿在手上，王大包朝我笑了笑，说：“习惯了，习惯动作。”见我不明白，又说：“这是我的车钥匙。”因为有钥匙而没有车，他必定知道我仍然听不懂，所以又主动说：“我车给朋友借去用了，等还回来，我带你兜风去。”我仍然表示听不懂，他又说：“一般汽车都有两把钥匙，那一把借人用，这一把还在我手上。”

他都说得这么细致了，我再也没有疑问。我们到得饭店，王大包还真不吹牛，果然吃个大餐，两个人，他竟点了十多个菜，还一个劲地叫我多吃，多吃。当然他不仅让我多吃，他自己吃得也不少，我想他在江城天天能这么吃，倒也不见胖，到底是城里人，又会营养，又会保养。

我们一边大吃大喝，王大包一边向我了解小王村大蒜厂的情况，问得挺细致的，我不免又有些奇怪，他在这么远的江城，就算他知道家乡建了大蒜厂，就算现村长真能让大蒜成了精，又关他什么事，他早已经远离了大蒜，怎么又关心起大蒜来？

王大包见我处处生疑，终于有些不满了，说：“王全，你好像不是小王村人氏，村里什么事情你都不关心，你心里只有你弟弟。”我承认说：“王大包，还是你了解我，除了我弟弟，其他事情都与我无关。”王大包开导我说：“就是因为你太投入了，又不得法，所以你出尔反尔，所以你颠三倒四，所以你总是走回头路，绕来绕去你都绕不出来。“他说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但是太夸张了，我也不至于如他说的那样不济，我现在已经很接近我弟弟了，我计划周全，万无一失，明天我到救助站，接上弟弟，回家去，就再也不用走回头路了。

王大包开导我说：“王全，你总是自以为聪明，却抓不住事物的关键，你根本就不知道事物的关键在哪里。”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太知道了，我说：“我没有钱，没能治好我弟弟的病，这是关键吧。”王大包这才稍觉满意地点点头，又说：“既然你是知道的，你就不应该只关心你弟弟，你得先关心钱。” 我说：“王大包，你以为我不想钱？我做梦都在数人民币。”王大包说：“梦想是不能成真的，只有大蒜成精，你才有钱治你弟弟的病，你就不会再犯周而复始的错误了。”我奇怪说：“王大包，你怎么和村长同一个腔调，难道村长上了你的身？”王大包说：“呸，村长又没死，怎么上我身。”又说：“其实村长待你也不薄的，你巴望他死啊？”我说：“我没巴望他死，不过我也没巴望他别的什么，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是不信钱，我是不信王长官，虽然他从前村长变成了现村长，又兼了厂长，但我还是不信他——”王大包忽然矜持地一笑，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我敏感到王大包和现村长之间似乎有什么猫腻，我直接戳穿他说：“王大包，村上的大蒜厂，你也有份吧。”王大包倒不抵赖，说：“那是股份制的，我当然有份。”我不服说：“你凭什么拿股份，你早就离开小王村了，我们在村里的人都拿不到股份。”王大包说：“王全，你还跟我计较，你为大蒜厂做了什么贡献，我又为大蒜厂做了什么贡献？”

我确实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他急不可待地等着我问他的贡献呢，我偏不问。

王大包见我不问，果然耐不住了，说：“王全，你就算问我，我也不肯告诉你，或者我暂时不能告诉你。”见我仍然不好奇，他又说：“我说出来，吓掉你半条命。”

我才不想吓掉半条命。我得找我弟弟，如果我只有半条命，我找弟弟就必定得付出多一半的代价，所以我得保住我的半条命，我赶紧朝王大包摆手说：“你千万别说出来，你千万饶过我这半条命。”

王大包气得“哼哼”说：“少见，少见——”我就是不解人意，我吃人家的，住人家的，还指望人家帮我找弟弟，却偏不搭理人家有兴趣的事情。一个要说，一个不要听，毕竟场面有些尴尬，两下僵持。恰好这时，王大包的手机又响了起来，之前我们边吃边聊的时候，他的手机已经响过好几次，他接都没接就掐掉了，以表示对我的态度，把我当成人物对待，这一回再响，他坚持不下去了，接了电话，但他自己没说话，只是听对方说话，我听到电话那头“哇啦哇啦”声音很响，但毕竟隔了一张桌子，我听不出那边说的什么。从王大包平静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意思来，王大包不动声色地听完电话，又吃了几口菜，喝了一杯酒，啧了啧嘴，对我说：“王全，我有点事情出去处理一下，你先慢慢吃，我马上回来结账。”

我就留在店里慢慢吃，等把点的菜都吃得差不多了，王大包还没有来，我起先倒没怎么在意，也没怎么着急，后来因为服务员几次有意无意地过来问我还要不要点些什么，我说不要了，他朝我桌上的空盘子看了看，我才明白过来，吃完了，该买单了，我才想起王大包走了有些时候了。我似乎有什么预感，赶紧拨王大包的电话，怎么不是，王大包居然关机了。

我心里骂着王大包，心疼着带出来的那几个钱，其中还有我爹用开花的脑袋换来的，但是面子上我不能叫饭店服务员小瞧了我，我让他拿账单来看，心里预感一看必定傻眼，结果服务员到账台去了一下，回来说：“不用看了，已经有人买过了。”原来王大包走的时候，丢下了一些钱，结果一结账，还多出来几十块，这饭店倒也规矩，多的就退给我了。

我揣着王大包多付的饭钱，又打了几遍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我不相信王大包跟我玩什么失踪，他跟我玩失踪一点意思也没有，本来又不是我来找他麻烦的，是他主动找上我的，他找上了我，又把我丢掉，这完全说不通，我只需回宾馆安心等他就是。

这一回进了房间，才得以细细地打量一番，心想，靠王大包，好歹也尝过住宾馆的滋味。到卫生间放了水，热乎乎的，泡到浴缸里，一暖和，就迷迷糊糊的，因为昨晚坐在火车上没睡稳，这会儿要补觉了，可还没做起梦来，电话已经来了，我心头一喜，以为必是王大包不可，拿手机一看，不是王大包的手机号码，是个座机电话，一听，人倒是王大包本人，他并不让我有疑问的机会，告诉我说：“王全，江城救助站的地址，我打听到了。”我又惊又喜，也顾不得琢磨对王大包的所有疑虑了，赶紧问在哪里，王大包顺口说了个地址，可城里的地名那么复杂，我哪里记得住，我让他等一等，看到床头柜上有现成的笔和纸，一边想着住宾馆到底是方便，真是处处与人方便，一边跟王大包说：“王大包你再说一遍，我有纸有笔，我得记下来。”王大包却说：“记什么记呀，我明天一早开车来送你去。”我说：“原来你真有车啊？”王大包说：“咦，你还是不相信我，告诉你今天别人借去了，我正找他要回来明天用呢。”我还是疑虑，又问说：“那你手机怎么也不用，也被别人借去了？”本来是我挖苦他的，结果反过来被他挖苦说：“手机怎么能借用，你以为是乡下啊。”我败下阵去。这是应该的，我哪里是他的对手，他有干爹，我连亲爹都不鸟我。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来了，可一等再等王大包一直没到，我打他手机，还是关机，我又往昨天他用过的那个座机打过去，一直空响，没有人接，我放下电话，稍等一会，又打，如此打了几次，终于有人来接了，我喊了一声“王大包”，对方说：“谁王大包？”我一听口音不对，问他：“你这是哪里的电话？”那人说：“街上的电话。”我才知道原来就是站在马路边上的那种公用电话，但又奇怪说：“街上的电话你怎么会接呢？”那人说：“我也奇怪呀，我正要用这个电话，电话忽然响了，吓我一跳，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街边的电话会响的，我就接听了罢——”稍一停顿，又继续说，“你是哪里，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会有人往街边的电话上打电话呢？”我懒得再理会他了，挂了电话，感觉自己两眼发黑。

这王大包忽然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没了影。我回想了一下从昨天接到他第一个电话开始，到他从天而降似地出现在我面前，又到他带我住宾馆、请我吃饭，再到今天他忽然又没了，我简直像是做梦，这个出没不定的王大包，究竟是我梦中的虚幻人物还是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啊？

我抱着脑袋，从担心王大包改成了担心自己，我不会失去理智了吧，人家都说，精神病是有遗传的，我弟弟有精神病，我会不会也得精神病，但是我弟弟的病不应该倒过来遗传给我呀，他还比我小呢，他应该遗传给他的儿子。可是他有病，他这一辈子，恐怕也不会有儿子了。想着我就心酸起来。

奇怪的是，我心一酸，王大包又及时地出现了，他又用另一个座机打给我，说：“王全，等急了吧。”我怕他有事，我真指望他帮我找到弟弟，所以担心说：“王大包，你是不是出大事了？”王大包说：“那是当然，只有干大事的人，才会出大事嘛，鸡毛蒜皮的人，想出大事也出不了啊。”我说：“你欠了人家多少钱？”他说：“你就知道钱。”我说：“我怎么不知道钱，一般逃走的人，总是和钱有关系吧。”他倒也默认了，但又不服，说：“王全，你懂什么，哪个做大事的不欠别人钱，欠得越多，说明他生意越大。”我着急找弟弟，他却有心情和我掰扯，我真急了，跟他说：“算了，我挂电话了。”王大包说：“好了好了，我马上把救助站的地址发给你。”

我将信将疑，他挂了电话，稍等片刻，果然有短信来了，是用王大包自己的手机发的，我马上打他手机，又关机了，看起来果然是在躲债。

以后我想起来也会有些后怕的，很可能王大包的一切都是假的，他的干爹，他的工作，他身上的钱，他说过的所有的话，还有，包括他这个人，很可能都是假的，但我知道，只有一样是真的，他用短信发给我的救助站地址和电话，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打电话核对过了，准确无误。所以，我也就懒得去管王大包的真假了，只要找弟弟的地址是真的，就行。

我原以为我会和王大包一起找到我弟弟，现在看起来，还是我单枪匹马、孤军奋战。

好在已经不需要太多的周折了。

第八章

就这样，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的莫名其妙的帮助下，我已经站到江城救助站的大门口了。

弟弟已经在我看得见的地方等着我了。但他还不知道我今天将要去接他了，他不是先知先觉，就算他真是一只老鼠，他可能对地震和洪水之类的自然灾害有预感，但他对人类的一切似乎都无法理解，更无法预知，所以他绝对不会预感到我已经到达了。

我弟弟虽然不会预感，但是你们会，我知道其实你们心里早已经预感到了，你们预感到我的行动不会那么顺利，你们预感到我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接到我弟弟。

你们的预感可能是对的。

大门旁的墙上写着几个大字：进站请按铃。字旁边就有一个红色的按钮，城市这地方就是好，处处予人方便。我伸手按了一下，铃就响了起来，铃一响，传达室里就有个人走出来，不说话，也不看我，先朝我身后打量，我身后明明没什么东西，他看的什么，我不由有些惊讶。还好，片刻过后，他就收回目光问我：“送你来的人呢？”我说：“没有人送我来，我一个人来的。”他“哦”了一声，说：“我知道了，你是走错地方了，你不认得字吗？这里是救助站哦。”我连连说：“救助站，救助站，我找的就是救助站。”

他听得出我的回答十分肯定，毫无拖泥带水，不由又面呈奇怪之色，重新又看了看我，口气严重地说：“不对呀，不对！来救助站的人，基本上都是别人送进来的。”我就知道他误解我了，赶紧解释说：“我是来找人的，我弟弟就在你们救助站。”看他半信半疑的样子，我掏出王助理员写的条子递给他，他看了看，又审查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小王村的。”说过之后一想，不对，他哪里知道小王村呢，赶紧又说：“我是大王乡的。”其实大王乡他也不会知道的，别说大王乡，就算是我们鼎鼎有大名的王县，他恐怕也不会知道。我指着纸条上的“大王乡民政办”几个红字说：“你看，这是公家的信笺。”他又看了看，说：“没盖公章啊？”他真没完没了，我再说清楚一点：“是江城救助站打电话给我们乡里，让我来接人的。”他这才微微点头，似乎承认了我的话，回进传达室抓起电话打给了一个人，说：“关科长，有个人拿着乡政府的介绍信，是来找人的。”我听他这么说，挺感谢他，他分明是在帮我，因为我拿的其实不能算是介绍信，也不能算乡政府，充其量就是乡民政助理员随手写的一个便条，他帮我把身份抬高了许多。

果然，电话那头爽快地应允了，他也就爽快地放我进去了。

我心存感激谢过他，进了救助站的院子。这是救助站的前院，有一排长长的水槽立在那里，我看到有个人在水龙头下洗手，但是水龙头并没有开，他反复做着洗手的动作，有板有眼，有招有式，还有从旁边抓肥皂的动作，用肥皂涂抹了手，又搓又洗，洗干净后，在身上擦干，然后，又换一种洗法，看得出他在用洗手液，先是按压的动作，然后又轻轻地搓揉，也仍然是活灵活现，再又冲洗，再又反复，我看了半天，没看懂，又好笑，忍不住跟他开个玩笑说：“水很凉吧。”本来很专心地洗手的他，猛地停止了动作，瞪了我一眼，骂道：“你他妈神经病啊，你没有看见水龙头没打开吗？”我吓了一跳，赶紧离远一点，又看到另一个人，捧着自己的两只手，递到嘴边，伸出舌头舔上唾沫，再往脸上抹来抹去，我看不出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洗手的人告诉我说：“他以为他是一只猫。”我一听，忽然心里一酸，说：“原来他和我弟弟是一样的病，我弟弟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只老鼠。”那个洗手的人瞪了我一眼，不理我了，继续洗手。那个猫人有些胆怯地问我：“那你弟弟是什么样子呢？”我蜷起两只手，放到下巴前，再撅起嘴巴，“吱吱”地叫了两声。那猫人紧张起来，疑问说：“是不是你搞错了，你弟弟不是老鼠，是兔子吧？”我口气强硬地强调说：“不是，我弟弟确实是老鼠，只是我模仿得不像而已。”那猫人顿时脸色煞白，逃走了。

我很奇怪，望着他仓皇的背影，我不知道他害怕什么，那个洗手的人又来跟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猫听到老鼠，就害怕罢。”我说：“你搞错了，从来只有老鼠怕猫的，我弟弟听到猫叫就会发病的。”那人奇怪地看看我，问：“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正在发愣。旁边有个人又说了：“他是从从前穿越过来的，从前是老鼠怕猫，猫捉老鼠，天经地义，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现在反过来了，猫看见老鼠就逃。”

我只觉胆战心惊，赶紧避开这些人，往后院去，到了后院，看到有几个人围坐在一张小矮桌边剥毛豆，遭遇了前院的那几个人之后，我不免顾虑起来，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还是接受救助的人，或者是临时来帮忙的，我稍稍观察了一下，感觉他们干活、说话都很正常，我上前问他们关科长在哪里，果然，其中一个告诉我：“关科长在二楼。”另一个补充说：“东头第一间。”这和前面看门的大哥说的一样，我不会再怀疑。

我眼尖，已经看到了楼梯，我径直往楼梯过去，刚踏上一层，就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我回头一看，好像就是刚才在那边拣菜中的一个人，他朝我使了个我看不懂的眼色，说：“你留步，我有话跟你说。”这个人看起来年纪好像很大了，但是两只眼睛却骨碌骨碌的很有神，很亮，让人觉得他又是很年轻的，他一脸的诚恳，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歹意，但我吸取了在前院的教训，问他：“你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吗？”他眼色又往四下一看，说：“你先别管我是谁，这里说话不方便。”神神秘秘地拉着我，走到楼梯的另一面，避开那边剥毛豆的人，他又指了指楼梯下面的一间小屋，鬼鬼祟祟地说：“我们到那里去说话。”我伸头朝那个小屋看了一下，里边黑乎乎的，是个杂物间，堆了乱七八糟的许多东西，我十分不解，也有点紧张，说：“干什么？”他很了解我的担心，让步说：“你不想进去，我们就不进去，在外面说，不过要轻声一点哦。”我很不想和他说话，但我又无法摆脱他对我的控制，这恐怕就是我在寻找弟弟的艰苦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事情吧，就像唐僧到西天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就算有孙悟空帮忙，他也得承受呀。

他又拉着我走开，先往左几步，再往右几步，最后才满意了现在的位置，站定下来，和我说话：“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他怎么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根本不认得他，他也不可能会认得我，我疑惑他怎么会有孙悟空一样的火眼金睛呢。他又说：“刚才你一进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连我都能看出来，你还能瞒过关科长？”我说：“那你说我是干什么的，看你猜得对不对。”他立刻说：“我可不是猜的。”我说：“不是猜的，难道你有特异功能？”他淡定地说：“也可以算是特异功能吧，那是凭经验判断的，等于就是特异功能。”我嘲笑他说：“那你判断判断看，我是什么人？”他没有直接回答，嘴角往下一挂，笑了一下，一副“别以为瞒得过我”的意思。我才不相信他，他上前就来掏我的口袋，我猝不及防，让他掏到了我的手机，他拿了我的手机看来看去，脸色疑惑，不满地嘀咕说：“居然没有录音。”我听不懂，问他：“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他伸出手指“嘘”了一下，说：“请轻声说话——干你们这一行的，现在都靠这个，过去还用照相机，那个太显眼，让人一看就看出来了，现在都用这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就弄下来了。”我起先并不知道什么东西给弄下来了，后来想了想，我知道了，他是在说拍照呢。我也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得太老土，什么也不懂似的，我虽然从乡下来，但是现在乡下也进步了，我赶紧表现自己说：“我知道，现在拍照都不用照相机了。”我这一说，他又疑惑了，说：“可是你的手机这么烂，像素这么低，能干什么呀，干你们这一行，竟然使用山寨手机拍照，少见。”越往下说，我越无法和他对话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他认为我是个什么人，难道他认为我是个摄影师？

他倒好，手脚麻利，“嚓”地一下，就替我以救助站的院子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我一急说：“你干什么？”他“嘻”地一笑，说：“我帮你工作罢。”他把我的手机递给我，让我看了看我自己在手机里的形象，但很快他又拿过去，看了看，说：“不像，不太像。”

可我不服，我觉得用我的手机拍下的我的照片挺像我的，我说：“怎么不像呢，你再看看，跟我的脸不是一模一样的嘛。”他终于再次把手机还给了我，说：“你搞错了，我不是说你不像你，我是说你不像个记者。”

我才知道，原来他怀疑我是个记者。但我还是不明白，记者就记者，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果是记者采访，说一下身份、看一下记者证不就行了么，为什么还要这么神秘地猜测啦，判断啦，还拉家常迷惑我呢。我问他：“你们是不是不欢迎记者？”他立刻神情严肃地说：“没有的事，我们十分欢迎记者，我对你的怀疑，是因为你假装记者。”我真冤枉，我说：“我没有假装记者，是你自己自以为是。”他倒也不和我争，承认说：“就算是我自以为是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不对，我虽然经验丰富，但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嘛。”我琢磨他的年龄和经验，问他说：“你是救助站的科长吗？”他笑着摇头说：“不是，你继续猜。”我想了想，觉得他可能比科长水平要高一些，我又说：“你是负责人、是站长吗？”他高兴得笑了起来，我以为我猜对了，不料他说：“错，彻底错，我和你一样，是来接受救助的。”

我彻底不服。我疑问说：“你受救助？凭什么呢，你又不瘸不残，不聋不哑，除了自以为是，精神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他听我这么说，不高兴了，反驳说：“你凭什么说我的精神不异常？”我算是服了他，头一回知道有人会强调自己是精神病，即便是我弟弟，病得那么重，他通常也不肯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至多就是扮个老鼠的样子来告诉我们他有病。看起来这个人比我弟弟病重得多了，我顿时紧张起来，想到我弟弟如果跟他们混在一起，病情有可能被诱发或被加重，我得赶紧去找关科长，救出我弟弟。

我撇下他就往楼上走，他在我背后说：“你自己不也来了吗？你不也有病吗？”我忍不住停了下来，严正地纠正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是来找人的。”

他一听，顿时兴奋起来，诡秘地压低声音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找我弟弟。”他一听，竟然双臂一展，上前就抱住了我。我说：“你抱我干什么？”他紧紧搂住我说：“哥，哥，就是我，我就是你弟弟！”我觉得实在太可笑，他竟然冒充我弟弟，他看上去比我爹还老，我挖苦他说：“你从来没有照过镜子看看自己吗？”他摸了摸自己的脸，怀疑说：“难道你觉得我和你长得不像吗？一点也不像吗？”我实在不知怎么对付他了，幸好有个女的过来了，看到他紧紧抱着我，上前拉开他的手，问说：“你怎么不剥毛豆了？”他脱口就说：“我家里来人了。”指了指我说：“这是我哥。”我赶紧说：“不是，不是，我根本就不认得他。”那女的笑了起来，说：“是不像，不仅长得不像，口音也不对呀。”我以为他会无言以对了，哪知他仍然对答如流说：“那是因为我离家时间太长了，一切都变了，长相，口音，什么什么都变了。”他虽然坚持这么说但他的脚步已经移动了，对我说：“我剥毛豆去了。”

我刚松了一口气，不料他又回来了，堆着笑脸对我说：“刚才我是骗你的，我不是你弟弟。”我不明白说：“你为什么要骗我，骗我对你有什么好处？”他说：“我看你好像有病的样子，如果你有病，你就分不清我是不是你弟弟，你会以为我真的是你弟弟，你就会带我回家，我就能回家了。”我奇怪说：“你这么想回家，为什么不想办法找家呢？”他没有回答我，再次走了，一直站在我身边的那女的说：“他只知道有家乡，但是他记不得自己的家乡在哪里。”我心里酸酸的，问她：“那他怎么才能回家呢？”那女的叹了一口气说：“难呢，说不定一辈子都不可能回家了。”

我心里抽搐了一下，我想到了我弟弟。幸好有我，幸好我来了，否则弟弟也会和他一样，一辈子都不知道家在哪里，一辈子都不能回家了。

和我说话的这个女的，胖胖的，十分温和，因为她过来喊那个人去剥毛豆，我自然判断她是食堂师傅，心里正想着，她已经满面笑容地向我伸出了手，她的手软软的，温热的，就像她的笑容一样。她问我：“听说你在找我？”我愣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她又跟我说明了：“刚才传达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找我，我姓关。”

原来她就是关科长，真是人不可貌相，刚才碰到的几个人，一个个人模人样，却又个个稀奇古怪，这个关科长，像个食堂师傅，却是个关科长。

这真是对我自以为是的最好的教训和打击。

我跟着关科长上楼，进了她的办公室，这里另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在里边办公，我顾不得喝水，先向他们说明，我不是记者，我说刚才那个人是瞎猜的。关科长笑道：“我们不会听他的，再说了，看你也不像个记者。”我这才放了点心，又赶紧掏出王助理的条子交给关科长，怕她顶真，先不打自招地说：“关科长，这个看起来不是介绍信，我们大王乡乡政府的人，水平比较低，他们就是这样开介绍信的，他们这样就算是介绍信了。”关科长倒没怎么在意我携带的纸条是不是介绍信、算不算介绍信，她很爽快，直截了当就切入主题，一口气问我了三问题：“你是来找人的？找你弟弟？你弟弟在我们这里吗？”我说：“是你们打电话到我们乡，就是大王乡，让我来领弟弟回去的。”关科长和另两个人互相看了看，似乎觉得哪里不对，关科长又问：“你弟弟叫什么？”我犹豫了一下，说：“应该、应该叫王全吧。”

我这话一出口，他们三个的脸色立刻起了些变化，虽然他们想将这种变化尽量地隐藏起来，但是我的眼力不差，早已觉察到了，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一定是弟弟出了什么事，我提心吊胆可怜巴巴地看着关科长，等着她把弟弟的坏消息告诉我，可那科长却回头对着两个同事说：“你们觉得呢？”我没听懂这是什么意思，那两个人也没有直接回答她，女的一个摇了摇头，男的一个点了点头。我仍然没看懂，还是那关科长提醒我说：“你怎么会用这样的语言说话呢，自己弟弟叫什么，那肯定是张嘴就会出来的，可你呢，不仅犹豫了一会，还用了‘应该’两个字，你这‘应该’两个字用得实在是不应该。”我仍然听不懂，问道：“为什么？”那科长又朝另两个人使过眼色，然后才对我说：“你想想，就好像你问某个人吃过饭没有，他是否应该马上就能告诉你吃过没有，如果他回答说，我应该是吃过了，你不会觉得奇怪吗？”我想了想说：“是有些奇怪，可能得了老年痴呆症。”那科长说：“如果他还不老呢？”我说：“那他可能是精神有问题了。”那科长说：“既然你都明白，我们再回过来说你吧，你说你弟弟应该叫什么，这说明对你弟弟的名字还有疑义？还吃不准？还不能确定？那说明什么呢？”我这才知道她误会了，赶紧说：“噢，你们可能想岔了，我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我知道我这么解释可能没有说服力，所以我又补充道：“我弟弟会说他叫王全，这是我的判断。”那科长身子往椅子靠背上一靠，冲那两个人说：“你们看看，对于自己弟弟的名字，需要用‘判断’。”

那两个人笑了一笑，仍然由那科长说话，科长又问我：“既然你对你弟弟的名字吃不准，那么你的名字呢？”这回我吸取了教训，不再犹豫，立刻就说：“我叫王全。”他们也立刻笑起来，科长说：“你看看，你看看，你和你弟弟同一个名字？”那女的一个说：“好像有一首歌，叫什么来着？”一边说一边就哼着曲调出来：“我们拥有同一个名字？”那男的纠正她说：“不是拥有同一个名字，是拥有同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我听不出他们这算不算是在挖苦我，他们对我很和气，不像是刁钻之人，不过我看得出来，他们虽然态度好，但他们心里并不相信我叫王全。我觉得有些委屈，我确实是叫王全呀，不能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就改名不叫王全呀，所以我坚持说：“我确实叫王全，我有身份证。”我一边说，一边往口袋里掏身份证，可掏到一半，我的动作停止了，我忽然想起来了，昨天在宾馆登记住房的时候，王大包把我的身份证拿去代我登记，登了以后没有还给我，现在我的身份证就随着王大包一起失踪了。

他们几个人看我的手伸在口袋里出不来了，知道我拿不出身份证了，那一个男的抢着说：“没事，别着急，其实现在这社会上，身份证早已经不能证明什么了。”听起来他是在安慰我，可我一听他的安慰，心直往下掉，本来我已经看见我弟弟就在我面前了，可我的心一往下掉，我弟弟就被掉得不见踪影了。我从口袋里摸出村长给我的那包烟，举了举说：“我没有骗人，虽然我现在没有身份证，但我这个人，站在你们面前，是真的。”

那科长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然后过去坐到电脑桌前，一边跟我说：“也可能我们记性不好，忘记了你弟弟，忘记了曾经有个叫王全的人来过我们站，我帮你查一查。”一边在电脑上点来点去，一边耐心地对我解释说：“现在救助站的情况，都是电脑管理，每收进一个人，都会登记在电脑里，绝不会出差错的。”

我紧张地看着她的电脑，期盼着我的弟弟一会儿就从那里出来了。

你们一定又知道了。你们天生就是先知先觉的，不像我。

是的，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当我充满希望地希望弟弟从那台电脑里出来的时候，电脑里却根本没有我弟弟的名字，没有王全。

那科长特意让我过去亲眼看一看，我看了又看，在一长排又一长排的名单中，在一页又一页的名单中，确实没有我弟弟，没有王全。

我束手无策，还是那科长劝慰我说：“你别急，你再想想，你弟弟会不会用其他名字登记？”我说：“不会的，我弟弟从来就不知道任何的名字，他只知道王全，而且，你们打电话到我们大王乡，也是说王全在你们站里，没有说别的名字。”

关科长的思路也不比我差，赶得上警察破案，她先了解了一下我们王县大王乡的电话区号，又请了什么人协助，调出近期救助站的电话通讯记录，然后两下进行核对，仍然没有着落，也就是说，江城救助站根本就没有往我的家乡打过电话。

关于我弟弟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呢？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又一次山穷水尽了。其实也不只是我泄气，连经验丰富的关科长他们，也都一筹莫展了。

正在这时候，听到楼梯上有人“蹬蹬蹬”地跑过来，冲到办公室告诉关科长说：“社区的群众送来的，在菜场边躺了两天了。”我好奇地插问：“为什么在那里躺两天？”这报信的人说：“不知道，可能有病吧，不说话，问什么也不开口，身子蜷起来——”他蜷起双手双臂，做了个动作，我看着这熟悉的动作，顿时像触了电似的大喊起来：“是弟弟，是弟弟——”

奔下楼去一看，哪里是我弟弟，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浑身肮脏，大家围着他问话，怎么问他也不说话，也看不出他是听懂了别人的话，还是根本听不懂，关科长毕竟有经验，说：“可能是智障加聋哑，先洗个澡吧。”

就有人应声带他到浴房里洗澡去了，片刻后那孩子却从浴房里跑了出来，带他进去洗澡的那个工作人员在后边追着，一边向关科长报告说：“科长，他不肯脱衣服，我要帮他脱，他就跑了。”果然那孩子一直紧紧地捂住自己的上衣口袋，工作人员掰他的手也掰不开，说：“你们看，捏得很紧，手指像老虎钳一样。”关科长先把大家驱散开，慢慢走到他身边，轻声地说：“我知道，你的家乡，你的亲人，就在你的口袋里。”我听了这话，差一点喷笑出来，虽然他们认为这个孩子又智障又聋哑，但也不能这么唬他呀，可奇怪的是，关科长这话一说，那孩子的脸色和手都渐渐地放松了，关科长又继续说：“我知道，你很想念你的家乡和亲人，但是你要让我们帮助你呀，我们能够帮助你回家，回到亲人身边。”她说到这儿，那孩子的手，已经慢慢地离开了口袋，关科长走上前，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

大家这才知道，这个孩子是被家人丢掉的，纸条上写着他的名字、年龄和身体情况，正是一个有智障的聋哑人，他的家人在扔掉他的时候，担心他一个人流落到社会上会吃苦，所以在他身上留了个纸条，希望有好心人帮助他。

现场的人都觉得这孩子的家人有多么的可恶，有一个人带头骂了一句，接着就一个跟着一个地骂起来。

那个孩子听不懂他们骂人的话，他从关科长手里拿回了那张纸条，小心翼翼地抚摸了一下，又重新塞进口袋，还在口袋外面用力地按了又按。我想我能够明白他的心思，正如关科长所说，那是他的家乡，那是他的亲人啊。

这一明白，我的心顿时揪痛起来，我痛恨自己的恶劣行径，我连这个孩子的家人都不如，我扔掉弟弟的时候，什么东西也没留下，这个孩子想家的时候，他还有东西可以抚摸，若是我弟弟想家了，他有什么，家乡对他来说，亲人对他来说，就是什么也没有。

又痴呆又聋哑的小孩被接到里边去了，我仍然站在院子里，我没有找到弟弟，但我不相信我弟弟不在江城救助站，一定是哪里搞错了，一定是哪里没有衔接好，才使得我和弟弟暂时地擦肩而过了。

我不甘心，我也不会就此作罢的，我必须留下来继续寻找弟弟，但是救助站是有规定的，像我这样有身份的人，在这里反而算是最没有身份的，是不能留下的，那个不会表达的聋哑孩子被他们热情地接进去了，我却不行。

开始我有点愤愤不平，但后来我又想到，我弟弟如果在这儿，他的待遇也不会差，能洗热水澡，有热饭热菜吃，我才渐渐地安下心来，情绪也平静了些。

我镇定下来，先扫一扫因为进入救助站不顺利而产生的失落情绪，然后细细地回想一下失败的行动，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且在心里先藏着，理清了思路以后，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搞到我的身份证明。我要想找到弟弟，我自己得先有身份，否则别人凭什么相信我是来找弟弟的，他们甚至可以不相信我有弟弟，他们甚至有理由不相信我就是我。

我找不到王大包，就拿不到我的身份证，急中生智，我回想起往事了，我在周县准备丢掉弟弟的时候，旅店老板让我到电线杆上去看广告做假证，当时我觉得他这是对我的人格的侮辱，没理他。没想到这会儿这事情即刻从脑海里跳了出来，它分明是在指点我去这么做。

我照着电线杆的广告上留的电话打过去，小心翼翼地问道：“办个证要多少时间，我要快。”对方干脆说：“立等可取。”我十分惊讶，脱口道：“还真有这事啊？”对方更干脆了，“你办是不办，办的话，到某某地来，不办的话，少废话。”说话这么直率，也不怕我是警察？

我应声到了某某地，果然如他们所说，我立等可取拿到了一张身份证。揣着身份证走出来的时候，我想，我揣的这张证，是一张真的假身份证，或者倒过来说，是一张假的真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地址、号码都是正确的，但是证却是假的。

不管是真的假，还是假的真，有了它，我就有了底气，我要靠着它，找到弟弟，带弟弟回家。

第九章

身份证果然管用，我第二次进入江城救助站，先给他们看了我的身份证，身份证上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家乡和我的名字，所以他们不再盘问我，靠着一张假的真身份证，他们不仅相信了我就是我，他们甚至还相信了我是来找弟弟的，所以，他们关心起我弟弟来。

关科长请我坐下，耐心地跟我聊起天来，她不急不忙地问我：“王全，你给我们仔细说说，你弟弟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是痴呆还是分裂？”我不是医生，不敢对弟弟的病情妄下结论，我想了想说：“我弟弟认为自己是一只老鼠。”关科长关切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说：“那你呢，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她有点误会，赶紧提醒她说：“关科长，我不认为我也是老鼠。”关科长小结说：“那就是说，你也认为你弟弟是老鼠？”

我不能马上回答。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深度，比较复杂，我无法直接回答我弟弟到底是不是老鼠。如果我弟弟不是老鼠，那我弟弟就不会失踪，我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跑到救助站来找弟弟，如果我承认我弟弟是老鼠，那么我作为一只老鼠的哥哥，人家会怎么看我呢，这个问题难倒我了，我先不回答，我得先把自己撇清楚，所以我告诉关科长：“这种病不会传染的。”关科长朝我点了点头，又朝另外两个人点了点头，说：“好的，我们知道情况了。”

接下来的事情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他们同意我先在站里住下，还让我享受了流浪汉和残疾人的待遇，洗了热水澡，吃了热乎乎的面条，面条上还盖了一个荷包蛋。吃得饱饱的，我神情气爽，一点也没有睡意，但我还是到床上准备假寐一会。

房间里有两个人的谈话吸引了我，他们紧挨着坐在床沿上，十分亲密，其中一个人，小心翼翼地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本子，交给另一个，那个接过本子，这个就说：“你看看，我的小说写得怎么样？”我一听，心下顿觉惊奇，住在救助站接受救助的，居然还有会写小说的，我立刻朝他投去崇拜的眼神，他接受到了，也受用下去了，朝我点了点头，很有把握地等着另一个人的评价。

那一个接了本子认真仔细地看一会，点头表扬说：“不错，不错，写得真不错，是部好小说。”这个写小说的人得意地朝我一笑。那一个接着又说：“不过，也有一点不足之处，我提出来，供你参考啊。”这个也挺谦虚说：“你说，你说。”那个说：“不足之处，就是人物多了一点，还有人物之间的关系不够清晰。”那个本来谦虚听取意见的，忽然就不谦虚了，伸手夺回本子说：“你不懂小说，你没有资格评论我的小说。”他走到我身边，把本子给我，说：“我来检查检查你的水平，你替我看看，写得怎么样？”我接过来一看，差一点喷出面条来，原来是个电话号码本，上面密密麻麻列满人名和电话号码，我的反应够快，够机灵，顾不得笑话他们，因为我已经在判断这个电话号码本子是谁的，他们是从哪里搞来的，如果它是救助站的，说不定对我找弟弟会有帮助。

至于怎么样才能确定这个电话本是怎么回事，我压根儿就没想从这两个傻逼那儿得到准确的信息，我都懒得去问他们。他们见我看到本子后却不向他们提问，反而来跟我纠缠了，一个说：“哦，原来你和我们一样。”另一个说：“其实刚才我们就应该提高警惕性的，我们大意了，我们看走眼了。”我说：“你们凭什么说我和你们一样？”他们同声说：“一般的人，他们看到本子，马上就会笑话我们，并且否认这是小说，硬说这是电话号码本，而你却没有这样说，你一定也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小说吧。”另一个说：“你如果和他们一样，你应该立刻问我们，这是谁的电话本，是从哪里弄来的，可是你却不问我们，所以，我们认为，你和我们看法一致。”

我忍不住嘲笑他们说：“你们的逻辑思维很强嘛。”他们一个说：“逻辑思维不强能写小说吗？”另一个说：“写散文都不行，散文要形散神不散，一样需要好的逻辑思维。”我真服了他们，两朵奇葩，我又使一招死马当作活马医，我说：“那我就问你们一下，这是谁的本子，你们是从哪里弄来的？”两个顿时哈哈大笑，指着我说：“啊哈哈，啊哈哈，上当了，上当了。”我并不泄气，我也没心思和他们玩精神游戏，我有的是办法。

我掏出手机，直接照着本子上第一个电话号码拨打过去，只要对方一接电话，我一问是谁，事情立刻就真相大白了。

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没到真相大白的时候呢，我在寻找弟弟的艰难路途上的九九八十一难，不知道还有多少关没过呢。

电话是空号，我再拨一个，还是空号。

我想我应该明白了，这不是他们从哪里偷来的电话本，而是他们自己写出来的，我翻了一下本子的页数，心里倍觉震动，真是不容易，要想写出这么多像真人一样的假名，排出这么多貌似真电话的假电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有耐心，有毅力，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的执着的精神，鼓舞着我，继续寻找我弟弟。

到中午时分，我观察到大家都午休了，我重新又回到关科长的办公室。我怀揣歹意，因为关科长不会让我仔细查找存在于救助站电脑里的弟弟，所以我要悄悄地进行，在不为人知的情形之下，弟弟已经呼之欲出了。

我片刻间就查到他们的表格了，表格上除了有填写本人的各种情况，最关键的是每张表格上都有该接受救助者的照片，我心中一喜，弟弟啊弟弟，无论你怎么狡猾，无论你报的是哪个假名、假地址，假身份，只要看到你的照片，你就逃不出我的眼睛了。

对于这许多照片，起先我还能一眼辨别出他是不是我弟弟，但看多了以后，我痛苦地发现一个问题，我的辨识能力降低了，这些照片看起来是那么的相像，呆滞的表情，一个个都活像我弟弟。但当我再仔细辨认的时候，又觉得他们一个也不像我弟弟。

我最终也无法确认到底哪一个的长相和我弟弟最相似，眼看着下午上班的时间就要到了，我这么做是不仁不义，会让他们善良的内心受到伤害，我得抓紧了，我情急之中，从中挑出三个高度疑似人员，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

接下来我很顺利地了解到，我选中的这三个人，其中两个还留在站里，我过去仔细辩认了他们，都不是我弟弟，另外的一个，因为病情发作，已经送到江城精神病院去了。

我心里一凛，想必那就是我弟弟了。

我拔腿就朝外跑，不料门卫把我挡住了，我急得说：“我弟弟在医院等我。”那门卫说：“你出门得有关科长签过字的书面通知。”我奇了怪，挖苦他说：“你是不是以为我也是精神病人哪？”他朝我一笑，说：“没有什么以为不以为的，反正你既然进来了，出去就得办手续，这是很严格的程序，一步也不能少的。”我说：“我进来，和别人进来不一样的。”他不同意，反问我说：“哪里不一样，你洗过澡了吧？”他这算什么意思，难道进了救助站洗过澡的人，就不能随便出去了，我觉得他特无理，跟他生气说：“你这是救助站还是集中营？”他说：“集中营？集中营是什么？”我见他装傻，只得又转为哀求口气说：“你通融通融吧，我急着办事，来不及找关科长签字批准，我回来再补批条吧。”他笑道：“你当我傻子，还是当我三岁小孩，你走了万一不再回来怎么办，我岂不是失职，我岂不要下岗，我不想下岗，这个地方我待了许多年，你休想把我从这里赶出去。”他的话越说越离谱，我知道他软硬不吃，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去找关科长签字放行。

他倒又良心发现了，主动告诉我关科长不在办公室，在监控室。我找到了监控室，站在门口朝里一望，吓我一大跳，里边整整一面墙，都是电视，似乎救助站里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坐在监控室里都能看见，不光能看见，还都看得清清楚楚，我顿时就预感了什么，脱口而出：“都能看得见？”关科长回头看了看我，笑眯眯地说：“是呀，我们这里，做到监控无死角。”又说：“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也都装有摄像头。”我不解说：“为什么你们也要装，难道你们自己信不过自己吗？”关科长说：“对谁都一样，这才是真正的透明、公开、阳光操作。”她调了一下电脑，对我说：“你看，这是我的办公室，谁进去谁出来，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关科长办公室的画面上，出现了中午的情形，我看见我自己贼头贼脑地进入，然后心虚地四处张望，一看就不像个好人，然后我坐下来偷看电脑，然后我揣着写了三个人名字的纸条溜了出去。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我以为天衣无缝呢，人家早就牢牢掌握了。

我满脸通红，憋了半天，想着怎么检讨，关科长却没有需要我的检讨，仍然和气地对我说：“其实，你既然到了救助站，我们都会尽心尽力的，有什么事，尽管和我们说。”我只得把自己怎么偷抄了三个人的情况坦白出来。

关科长其实早已知道，包括那个被送到精神病院的人，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所以她永远是不急不躁，再耐心跟我说：“王全，你看啊，你这上面记下了他的情况，没有错误吧，他是某某省某某市某某县某某乡某某村，他叫某某某，甚至还有他父亲叫某某某，他母亲叫某某某，还有他家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是不是？”我说：“是的，是我从表格上抄下来的。“关科长又说：“你没抄错吧？”我不会抄错的，这关系到我找弟弟这天大的事，我怎么可能粗心抄错呢，我说：“没抄错。”关科长点了点头，说：“但是根据你先前对你弟弟的描述，你弟弟只会说两个字，就是王全，所以，你再想想，你真的认为你弟弟会报出这么多的地名和人名吗？”

她一下子就把我问倒了，我弟弟是一只老鼠，除了“王全”这个名字，他不会说出任何名字，至于家乡，更不用说了，我早就把他对家乡的记忆抹去了，他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编出另外一个家乡呢？

他应该不是我弟弟。

我应该彻底败下阵去，从此不再提我弟弟。

可是我不甘心啊，我不服啊，明明我弟弟就在这里，就在我周围，离我那么近，我甚至能够感受到他的气味，我甚至能够听到他的心跳，可我偏偏找不到他，他一次一次地浮现出来，又一次一次地离我远去。

关科长十分体贴，她知道我心情沮丧，在否定了我对这第三个人的幻想之后，关科长又给了我一丝希望，她说：“我们这只是在分析，这都不是事实，我们都相信眼见为实。”我的思维因为关科长的帮助顿时活跃起来，我举一反三地说：“是呀是呀，虽然从前我弟弟只会说王全两个字，但他毕竟到了救助站，毕竟接受了良好的救助，他一定是有了长进，除了会说王全，他也许会说更多的地名和人名了。”关科长顺着我的思路说：“所以，分析归分析，我们还是决定明天陪你一起到医院去看一看。”

第二天早晨，我听到了喜鹊叫，这让我顿时有了一种比梦更真实更强烈的美好的预感。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有了什么预感。

果然我的预感灵验了，我刚在食堂吃过早饭，关科长就找我了，她高兴地对我说：“王全，你不用去精神病院找你弟弟了，你弟弟已经回家了。”这话简直让我猝不及防，一阵头晕目眩，努力了一下我才站稳了，我不敢相信，我说：“不可能，我还没找到他呢，他怎么可能自己先回到家了？”关科长又说：“是你家乡的人向我们通报的消息。”我仍然头晕，我说：“我还是觉得不可能。”关科长倒也不勉强我相信，只是说：“你如果一定不肯相信，那也没办法，也可能他们说的那个人真不是你弟弟，他们只是说，有一个叫王全的人，回到了王县大王乡小王村，而且就是那个村的村长王长官报告的。”

全对上号了，我知道这是真的了。

只是我没想到我弟弟跟我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我使了这么大的劲，千辛万苦，事情才进行到一半，他那里却已经有了结果，我所使的劲也都白使了。

看着我似乎有点意犹未尽的样子，关科长说：“王全，你弟弟已经回家，你也快回去吧，早点和弟弟团聚，我们已经替你买好了车票。”见我还发愣，关科长继续替我安排说：“火车还有一个多小时，你收拾一下东西，就得走了。”

就这样，在关科长的指挥下，我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又在关科长的带领下，往救助站外走，整个过程整个人都是晕晕乎乎的，到了门口，看到有一辆车，又听关科长说：“王全，我们专门派了两个人送你回家。”我心里特别感动，赶紧说：“关科长，你们不用这么客气的。”关科长说：“这不是客气，这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还是推辞说：“真不好意思，千万别送我了。”关科长仍然苦口婆心地开导我说：“如果不送你，就是我们的失职。”我又坚持说：“我年轻力壮，我身体健康，我又不是我弟弟，我自己能来，自己就能回去。”

这一回，回答我的不是关科长了，而是另一个人，他在我身后说：“那也不一定，自己出来，不一定就能自己回去哦。”我回头一看，这人年纪和我差不多大，但一副牛哄哄的样子，好好的端端正正的一个脑袋，非要昂起来，将下巴翘起来，嘴和目光都往下撇，我一看他这模样，立刻想起我家乡的老黄牛，发起牛逼来，就这样，在那片刻间，我心里就送了他一绰号：牛脸。我不仅给他起绰号，我还有意捉弄他说：“牛师傅，你好啊。”

我喊了他“牛师傅”后，他没有指出我的错误，他们几个互相使了使眼色，他们一定以为我认错了人，我也不屑让他们改变对我的这种误解，反正我都要回家了，临别前顺带着治一治这种目中无人的牛逼，是我的举手之劳，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在车上又打了一次王大包的电话，还是关机，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说，我弟弟回家了，我也回家了，虽然你失踪了，但我还是谢谢你。也始终没有得到他的回信。

到了火车站，我试图再一次劝说送我的两个人别上火车了，我的身体比他们都强，他们送我，根本就是白辛苦一趟。我觉得自己再三推辞，已经算是很固执了，可是人家更固执，那牛脸说：“你赶不走我们的，票在我们手上，你赶走了我们，你也上不了回家的车。”

我彻底无话可说了，只有随着他们一起检票、上车，找到车厢，落座。

这是一趟长途的慢车，可能是快过年了，人特别多，下车的少，上车的多，我们好不容易挤了上去，发现随我们一起从江城上车的人，除了我们三个，别人都是站票，他们上车后看到我们竟然在找座位，十分惊讶，也十分生气，有人竟当着面指责我们，反正说什么的都有。

送我的两个人都沉默，任随他们去说，我还是头一次碰到这样的不讲理的人，忍不住想回嘴。却感觉衣角被人拉了一拉，回头一看，是那个年纪稍大的吴师傅。

这才是我头一次正面看清楚吴师傅的脸，他虽然看起来蛮温和，似乎还笑眯眯的，但可惜那脸实在太长，即使笑的时候，也不会缩短一点，我看到这张脸后，自然而然联想到牛脸，一想到牛脸，即刻间，我又想到了马面，这两个人一个牛脸，一个马面，虽然那成语不叫牛脸马面，叫牛头马面，但是经我稍一改动，再拿来送给他们两个，真是太符合了。

我不由得“扑”的一声笑了出来，我为自己能够想出牛脸马面而倍感得意和骄傲，我可真是个人才，而且是个急智型的人才。

当然，我还是听从了马面师傅的意思，出门在外，遇事还是忍着点好，反正票也不是我买的，他们骂人也不是骂的我。

其实，虽然别人羡慕嫉妒恨我们有座，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不满意，我们三个人虽然有三张票，但有一张在另一个车厢，我想他们两个是同事，不如让他们坐一起，我去另一个车厢，我一提出这个方案，马面师傅没有说话，长马脸上，也看不出是同意还是反对，但那牛脸却立刻跳了起来，真是个躁性子，他反对说：“那怎么行，绝对不行的。”我不明白为什么，难道他们两个关系不好，不想在一块坐，宁可跟我这么一个陌生人坐一起？那牛脸急话已出口，可能也感觉到自己毛躁了一点，重新放缓一点口气又说：“我们就是来送你的，如果让你一个人坐到另一个车厢，等于我们没送你，是不是？”我十分过意不去说：“其实真的没有必要，我好好的，没病没痛，又不残疾，又不痴呆，我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你们尽管放心。”那牛脸执拗地说：“我们还就是不能放心了。”

他先把我按到座位上。这是三个排座的靠窗口的一个位子，我真想感谢他服务周到，可是再一想，这也不算是服务呀，但不是服务又是什么呢，他们对我这么客气，害得我连感谢的话都不会说了。

我坐下后，这牛脸也在我身边坐下了，看起来那马面师傅要去别的车厢了。我们三个座位最外边靠走道上的那个人，看我们一直没有坐定，似乎有点嫌我们烦，先是皱眉，后又朝我和牛脸翻白眼，表示不友好、不满。马面师傅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先递了一根烟给他，那人的脸色就好看多了，等点上烟，我就看见他跟着马面师傅一起往车厢的连接处走，我奇怪说：“他们认得吗？”牛脸其实并不知道，但他敷衍我说：“可能吧。”

过了一会，他们又一起回来了，那个座位靠走道的人，从行李架上拿下了自己的包，和马面师傅换了车票，他自愿坐到另一个车厢去，把他的位子让出来给我们了。

真是个好人。

路上处处有好人。

我心存感激说：“谢谢你，让我们坐到一起。”他似乎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还有些神秘，冲我笑了一下，却又立刻收敛起笑容，拿着包急急匆地走了。

我们终于安定下来了。我勾过头看看马面师傅，他的脸色虽然始终很平稳，没有任何变化，看起来他也不喜欢多说话，我心里却很佩服他，我奉承他说：“马师傅，你真有本事哎，你跟他说什么了，一说他就能听你的？”马面师傅微微一笑，但没答我话。这也无所谓，本来就是我多事、多嘴。那牛脸却抢答说：“这和你没关系的。”既然他愿意搭我的茬，我也可以和他多交流一些，我又问：“你们出来送人回家，经常碰到这样的好人好事吗？”马面师傅仍然不作声，仍然是牛脸答，好像他是马面师傅的新闻发言人似的，说：“那当然，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

我略感奇怪的是，牛脸马面两个，对我改他们的姓，毫不在意，没有丝毫要纠正我的意思，他们好大度，连姓都可以任人乱喊。

火车开出一段，就有一两个人从前面和后面走到我们这一排来探头看看，目光在我们三个的脸上来回地打量几番。我不知我们这一排有什么好看的，我又朝马面师傅和牛脸看看，无论是脸色，还是着装，都很正常，我呢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有什么可看的呢。

这一两个看的人走后，过了一会，又来了几个，又看了看，似乎想说什么话，牛脸朝他们挥挥手，他们就走开了。有一阵没动静，我以为事情就过去了，本来就没什么稀罕嘛。没想到过了一会，又来了一个，人高马大的，一看就是个粗鲁的人。果然，一开出口来，声如洪钟：“啊呀呀，你们带着一个有毛病的啊？”

这一大嗓门，把周边座位上的人都惊动起来了，起立的起立，转身的转身，踮脚的踮脚，都朝我们这边看，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这是说的什么呢，我竟然没听懂他的话，他说的是人话吗？

那粗人一边说话，一边拿眼睛在我们三个人身上轮番扫来扫去，又自言自语道：“咦，是哪一个呢？”另一个人在旁边说：“是最里边那个。”那粗人似乎还不认，说：“你怎么看出来是最里边那个？我怎么看不出来是他？”那个人说：“那你看出来是哪个？”大个子朝我们三人看了又看，挠着脑袋说：“嘿嘿，我还真没有经验，看看这个也像，看看那个也像。”大家哄笑起来，有一个说：“会不会三个都是？”另一个说：“那到底谁送谁啊？”

他们七嘴八舌说了一通，我仍然没听懂，但我认为马面师傅和牛脸应该是听得懂的，因为他们是这种地方的常客，应该经常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只是那马面师傅就算听懂了，也等于没听懂，他的脸色是永远不会变的，那牛脸到底还嫩，沉不住气，对那粗人说：“你搞错了，我们这儿没有病人。”牛脸这一说，我才听懂了，原来那粗人以为我们是一支护送病人的队伍，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种离奇古怪的想法，难道是因为他自己有病吗？

我以前曾经看到过一个新闻，有个农民工过年回家，身上带着一年的工钱，怕人抢，心情紧张，坐了一天火车，坐出神经病来了，这粗人神经如此亢奋，该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吧，我正想要关心他一下，他的眼睛却剜到我这里来了，指着我说：“是这个，是这个。”我平白无故被冤枉了，我很生气，回击他说：“你神经啊！你说谁神经谁就神经啊？”他说：“不是我说的，是刚才那换到后面一节车厢去的人说的，是你们自己人告诉他，请他帮忙，他才肯换座位的。”

不等我气得跳起来，牛脸已经先跳了起来，指着他们说：“你们别乱说话，说话要负责任的。”他的气势一上来，那大个子粗人倒有点弱了，也有点犹豫起来，说：“难道是那个狗日的骗我？”牛脸说：“你就是上了人家的当，你仔细看看，我们三个人里，哪个像是有病的呢？”我失声笑了起来，跟着说：“是呀，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粗人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有点恼，但还是忍住了，怀疑的目光最后在我们脸上扫了一个来回，他无趣地走了。真是自找的无趣。

四周似乎也恢复了正常，可我很快发现这种正常是假象，我无意中朝对面座位上的人看了一眼，发现他正在琢磨我呢，一看到我看他，他立刻避开了眼睛，脸色竟发了白，我就奇了怪，虽然那个胡说八道的粗人走了，我心里却开始生疑，难道真如他们所怀疑的，牛脸和马面师傅两个是在护送我吗？

他们确实是在送我。其实本来是不需要送的，我又不是病人，我自己完全可以回家，但他们坚持要送，我怎么推辞也推不掉，他们真的太客气了，他们客气得让我觉得奇怪。

我的心思疑疑惑惑，绕来绕去，理不清头绪，我就开始一点一滴地回想我找到江城救助站以后的一幕又一幕的情形，怎么想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问题，无论是这两个送我的人，还是关科长，还是关科长办公室里的同事，包括传达室的那位大哥，虽然他们个性各不相同，但总体上他们都是正常的，他们盘问我弟弟的情况，虽然盘问得多了一点，但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也盘问了我，我看得出来，起先他们对我是有怀疑的，不太信任的，但是当我有了假真不分的身份证再进去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打消了对我的怀疑，相信了我说的每一句话。

所以我思来想去，他们确实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他们也完全是按照我的思路在做事情，他们知道我是来找弟弟的，他们知道我弟弟有病，后来我的有病的弟弟回家了，他们认为我也应该回家了，我也认为我应该回家了。我们的想法是高度一致的。问题只有一个，他们坚持要送我回家，可我并不是他们救助的对象，我弟弟才是，除非他们把我当成了我弟弟，或者把我弟弟当成了我，才会这么做，哈哈。

我为自己的胡思乱想觉得好笑，忍不住笑出了声，正好这时候，牛脸的手机响了，他起身到车厢的连接处接手机去了，我仍然在清理我的思路，刚想了个开头，忽然听到我座位靠背后面的一个人嚷了起来：“没错，没错，就是个神经病！”大家又“刷”地朝我看过来，那人嚷嚷说：“我听到他打手机了，他对人家说，他在火车上，送一个神经病到王县！”牛脸打过电话回座位，发现他的电话内容被偷听了，急急制止那个多嘴的旅客：“你多嘴多舌胡说八道！”那人却不服，说：“还说我胡说八道，明明是你自己说，你站在厕所外面打电话，你却不知道我就在里面，听得清清楚楚。”牛脸抵赖说：“你听错了，我根本就没有说。”但是他的抵赖十分无力，那个偷听的人比他有力，又强调说：“我听得清清楚楚，你还说了，是个文痴，不打人，两个送一个，任务不重。”这话我听得进去，这正是救助站的工作内容，确实像是牛脸说的话，很专业，但再转而一想，我怎么能听得进去，如果我听得进去，就证明我是个病人了。

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一看那牛脸的脸，因为电话被偷听，又被戳穿，面孔涨得比我还红，比猪血还红，本来尖嘴利舌的，这会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不说话，自有人说话，马面师傅虽然平时不肯多说话，但这时候他得出场了。他们肯定是配合好的。我自从见到马面师傅，还从未正儿巴经地听到过他说什么呢，这会儿他终于有事情可做，他微微一笑，开口说话了。

我以为马面师傅会说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道理，立刻征服了所有的人，我已经想象出马面师傅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飞扬神采了。却不料，他只是平静地说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也就是我遭遇的真实情况，只字不差。

“你们的怀疑也是有道理的，但你们怀疑的方向出了点差错，他确实与有精神病有点关系，但是患病的不是他，是他弟弟，他是到我们救助站来找他弟弟的，因为找弟弟不顺利，他有点着急上火，我们就留他在救助站住下，后来呢，他家里打电话来，说他弟弟已经回家了，我们就陪他一起回家。就是这样。”

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道理，都比不过事实，在事实面前，什么大道理都用不上，用不着。

可惜的是，别人没有我这样的觉悟，他们听了马面师傅所说，并没有服气，疑问说：“他既然没有病，你们为什么要护送他回家呢？”这话问得有水平，这也是我心里的一个死结。马面师傅完全没有被问倒，他仍然胸有成竹，不急不忙，细声细气地说：“不好意思，其实我们并不是送他回家的，我们只想到他家去看一看他弟弟的情况，因为他弟弟很可能是在我们站里待过的，但我们站的登记中却没有他弟弟的名字，很可能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

不等大家想出问题来反问，马面师傅又接着说：“如果你们觉得精神分裂这种病会传染，弟弟可能传染给哥，你们可以怀疑他。”大家伙终于被他说服了，说：“不会传染的，这种病没有传染性的。”马面师傅再说：“如果一个人因为一些事情暂时的不顺利，就会得精神病，那你们也可以怀疑他。”

大家这才服了，异口同声说：“我们不怀疑了。”

马面师傅终于化解了大家的怀疑，我也化解了对我自己的怀疑，我才知道马面师傅如此有经验有水平，唯一略感失落的是，原来他们不是专门送我回家的，我自我感觉太好了，现在想想我自以为很警觉，却原来也那么好哄骗，我竟然相信了他们。

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不可能专程送我的，他们送病人还排不过班来呢，怎么可能护送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人呢。

但是说心里话，虽然我心里略有一点失落，其实我是更加地感激他们了，因为他们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我弟弟既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名册上，他们应该是没有责任的，但他们为了一个也许不存在的病人，千里迢迢跑一趟，实属不易。

我想着，心里倍觉温暖，注意到车窗外天色越来越黑了，旅客们都开始打盹了，我也有些困了，休息前我得去上个厕所。

我进了厕所，刚要关门，厕所门被用力推开了，另一个人强行地挤了进来，我说：“哎，你别进来，我还没上呢。”那人说：“我不急。”我骗他说：“我是大便，何况我还便秘。”可那人已经不由分说地替我锁上了门，我急了，说：“你干什么，只有一个坑，两个人怎么上？”他神神秘秘地压低声音说：“嘘，我不是来大小便的，我先告诉你，我是有病的。”我看他很健康的样子，奇怪说：“你什么病？”他说：“精神分裂症。”我吓了一跳，他见我害怕，又赶紧说：“你别害怕，我现在很正常，不在发作期，我不发作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的，和你也一样的。”我又吓了一跳，说：“你搞错了，我没有精神分裂症，刚才送我的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没听见吗？”他撇着嘴笑道：“只有你会相信他们，别人谁会相信？”我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他更是笑得咧开嘴说：“你要是没有病，他们还派两个人送你，你是中央首长啊？”见我还想分辩，他不想让我说，抢在前面道：“要不就是你有病，要不就是他们有病。”如果让我二选一，我当然宁可相信他们有病，也不会相信我有病，但我觉得这种选择不存在，所以我选择第三种可能，就是这个人恐怕真的有病，我不想理他，也不上厕所了，就要往外走，他却把住了门，不让我走，又说：“我是为你好，你自己再仔细想一想，救助站救助哪几种人？”我对答如流：“病人，流浪者，孩子。”他说：“回答正确，可你是哪一种呢？”不等我再回答，他已经替我说了：“如果你哪一种也不是，他们会这么千里迢迢送你回家吗？”

你们知道的，我这个人耳朵根子并不算太软，我有我的原则，我会坚持我的信念，可再怎么坚定，也架不住他的一再强调，渐渐的，我对他说的话真的产生了一些怀疑和思考，我正要将这些怀疑进一步加深的时候，听到牛脸在外面敲厕所的门，喊道：“王全，王全，你还没完啊？”我一开门，他怀疑地盯着我看了看，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我说：“我大便，而且我便秘。”他说：“那你要多喝水。”没有产生怀疑，也没有注意小小的厕所里边还有一个人，牛脸是比较粗心的，如果换了是马面师傅，绝对不会这么马虎。

我跟着他到了座位那儿，他们仍然让我坐到里边的位子上，我一坐下，他们两个却一起起身走了开去。我还没有留心，在厕所里和我说话的那个人追过来了，提醒我说：“你不去听听他们说什么，听听他们背着你说什么。”我犹豫了一下，偷听别人讲话不是好事情，我不想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但稍一犹豫后我还是干了。

因为我渐渐觉得，围绕我来江城找弟弟，形成了一个怪圈，这个怪圈肯定不是因我而生，我自己的情况我最清楚，但这个怪圈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点也不清楚，我多少得了解一点。

我到了车厢连接处，看到他们正在点烟，乘他们不备，我又躲进了厕所，他们在外，我在里，听得一清二楚。

马面师傅说：“还是老规矩，我睡上半夜，你睡下半夜。”

牛脸说：“好。”

马面师傅又说：“小心一点，文的比武的欺骗性伪装性更大，这个人和其他人情况还不大一样，比较特殊，你要多观察，多留心。”

牛脸说：“师傅你放心。”

马面师傅再说：“我一会儿睡着了，你千万不能睡，多盯着点。”

牛脸说：“知道。”

这小子，在别人面前摆个牛逼，在马面师傅面前，像个龟孙子。

他们又续上了一根烟，继续说话，这回的话题，是牛脸先挑起来的：“他到底知道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到底听不听得懂车上这些人说的话？他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马面师傅说：“我看他眼神不太对，不会在车上就犯病吧？”这屁一放，让我心里一惊，我赶紧在厕所里照了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眼睛，真是放他娘的臭屁，我这两眼睛，比他们四只眼睛加起来还正常。

那牛脸又说：“他真的有个弟弟失踪吗？”

马面师傅奸笑了一声，说：“你说呢。”

那徒弟毕竟是老狐狸的徒弟，也够狡猾的，说：“嘿，我看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弟弟，他弟弟恐怕就是他自己吧。”

我差一点冲出去骂娘了，但是他们下面的话又让我停止了我的冲动。

但听那马面师傅说：“如果觉得不对劲，如果老是不睡，就放药。”

牛脸说：“知道。”

我早已经惊醒过来，这老东西，原来是个笑面虎，平常看不出来，一言不发，不知道却是一肚子坏水，竟然要放药给我，那是放什么药呢？我琢磨了一下，估计不会是要毒死我，我也不笨，既有知识，又有常识，我知道这是要给我下安眠药了。

如果不是我的意志超坚强，我的精神必定早就被他们搞垮了，我就成为我弟弟了。

从上火车到现在，所有的人，都合起伙来把我整成一个精神病人，先是坐车的旅客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后是那个追进厕所的自称精神病人，两个送我的人开始还装模作样地维护我的名声，可不多久就暴露无遗了。

他们还在继续吸烟，继续议论我，我可不想再听这些瞎话，我理应气得不行，上前和他们理论去，可我没有去，因为我的内心深处，还是不愿意相信他们对我的判断，我不相信他们这么多人都是有眼无珠的，我不相信他们这么多人都是冤假错案的制造人。

我悄悄地溜出厕所，没有回我的座位，而是走到车厢的另一头，我掏出手机给我大哥打电话，电话叫了半天，我大哥才接了电话，听出了我的声音，大哥着急说：“怎么样，情况怎么样？”我赶紧问：“大哥，弟弟回家了吗？”大哥说：“什么弟弟回家了，弟弟在哪里？你找到弟弟了？”我说：“我没有找到弟弟，可是他们说，弟弟已经自己回家了，现在我也在回家的路上。”大哥说：“他们骗你的，弟弟根本就没有回家，弟弟要是回家了，我第一个就会打电话给你。”

真是我的亲大哥，他这话一说，我的心顿时就铁了下来，本来我心里一直疑疑惑惑，对谁的话都不知真假，但是现在的我，有了我亲大哥的这几句话，我一下子坚定了，我特坚定了，不再有丝毫疑惑了。大哥又告诉我说，村长王长官倒接到过一个江城打来的电话，问小王村有没有一个叫王全的人，王长官当然说有，又告诉他们王全现在到江城去了。

我才明白过来，事情原来就是这样对上的。这下子我彻底相信了，不再怀疑了。他们认为我是个病人，但是我弟弟呢，难道他们以为我就是我弟弟？他们问村长有没有叫王全的，当然有叫王全的，王全就是我，王全也是我弟弟，所以他们搞不清。

大哥的电话挂断后，我气愤至极，欲冲回座位跟他们大吵大闹一场，我完全可以不计后果。本来就没有后果，后果是什么，后果应该是我带上我的有病的弟弟回家，结果呢，我自己变成了我的有病的弟弟，被人押上了。

什么人啊，什么水平啊，我还一直在崇拜他们、感激他们呢。以他们的工作特点和工作经验，他们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为什么在对待我和我弟弟的问题上，他们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会作出如此荒谬的判断呢？

我想通了，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任我，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试想，如果他们相信我的话，相信事实，怎么会摆出这么大的乌龙，让我成为我弟弟呢。

我怎么能够变成我弟弟呢，这太荒唐了，我得去和他们纠缠，我得让他们把我再带回江城，我要回救助站，我要找弟弟。

可是我朝前冲了几步后，渐渐地冷静下来了，我也替他们想了一想，又觉得这事也不能完全怪罪他们，因为我和我弟弟确实有点分不清，我是王全，我弟弟又是王全，他们怎么搞得明白。但是他们也有不可原谅的地方，他们明明是自己搞不明白，他们明明不能体会我对弟弟的感情，他们却不肯承认他们自己搞不明白，所以只能把一切推到我头上，因为一切的不明白，只要我是个病人，就都明白了。

所以我虽然体谅他们，但我还是气愤，他们明明把我当成病人，却又是跟我说假话，他们哄我，捉弄我，他们哪里是在送我回家，分明是押我回家，一旦回到我的家乡，他们一定会告诉我家乡的人我有病，所以他们很负责任地把我送回去了，不用担心我家乡的什么人不相信他们，他们自会有一套说词，他们自会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说的话。

不会吗？当然会。你们想想，我那家乡都是些什么人，那糊涂的王助理，还有我那糊涂的不明事理的爹，我的糊涂的担心怕事的大哥，他们绝对会相信别人而不相信我，那我就冤大了。

我被冤了，那可是桩大事了，但更大的事还在后面，想我那爹，原本有一个老鼠儿子，已经气得半死，再摊上我这个儿子也是个疯子，他一条老命估计也差不多该送在我的手里了，就算我爹不被气死，他会像对我弟弟一样对待我，把我也不当人，把我也扔掉。

后来还有更大更大的事，我如果被扔掉了，我弟弟怎么办呢，谁去找我弟弟呢？

一想到我弟弟，我立刻有了精神，我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我要找到弟弟，我只要找到了有病的弟弟，让他们看到我弟弟那老鼠的样子，就是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就能向他们证明有病的是我弟弟，而不是我。

从目前我所处的形势来看，我要想找到我弟弟，只有一条路可走：我必须从他们手里逃走。

还好，我庆幸我还保留有足够的理智，我没有被愤怒搞昏了头脑，我开始思考怎么对付他们，他们是两个人，何况他们又是经常对付疯子的，我是一个人，又是一个正常人，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所以我得沉住气，先观察他们，我不能对他们形成正面的强攻，我必须迂回曲折地和他们周旋，以智力取胜。

他们骗了我，但他们毕竟只是执行任务，事实上他们对我还是不错的，还在旅客面前为我做掩护，他们只是两个人在背后议论我而已，当面并没有让我难堪，我也不是心胸狭窄的人，我也不是要特别针对他们，我只是为了完成我自己的任务而已。

我的任务是先找回我的自由，再找回我的弟弟，所以我必须从他们手里把我的自由抢回来，然后继续寻找我弟弟。

我赶紧回到自己座位上，坐定下来，静一静心，闭上眼睛，虽然眼皮子直跳，几乎合不上眼，但我还是用意志克制着自己。

过了一会他们也回过来了，看我闭了眼，他们也没再说话，耐着性子等了一会，我还没睁开眼睛，就已经听到马面师傅坐在最外边的位子上打起呼噜来。

我又坚持了一会，屏息凝神地听着牛脸的动静，牛脸却一直静悄悄的，什么声息也没有，我判断他大概也安稳了，才偷偷地睁开眼睛一看，我的个妈，牛脸两眼瞪得跟牛眼似的，正盯着我呢，把我吓一大跳，为了掩饰自己，我赶紧说：“我睡着了，被他打呼打醒了。”牛脸怀疑说：“火车声音那么大，你会受他打呼影响？”那马面师傅也够警觉，我们一说话，他就醒了，睁眼看了看我们，大概觉得没事，又闭眼睡了，片刻之后，又开始打呼。

我重新又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假睡。可是说实话，我实在是闭不上眼睛，怎么强迫自己都不行，一闭上眼睛，我的脑门子太阳穴就“啪啪”地跳，连眼皮子都跟着跳。

一会儿马面师傅又醒了，见我没有动静，悄悄问牛脸说：“怎么样？”牛脸似乎说不准我的情况，小声道：“动倒是一直没动，但我看他的眼皮直跳，我怀疑他是假睡。”马面师傅轻声说：“他为什么要假睡，难道他发现我们了？”牛脸说：“我还真吃不透他，这小子蛮狡猾的。”我听他们说话，心里就来气，明明是他们狡猾，还说我狡猾，不过他们也没有说错，我正准备给他们下套呢。我突然就睁大了眼睛，果然把他们俩都吓一跳，牛脸说：“你一直都没睡？”我抱怨说：“我倒是想睡，困死了，可你们老是说话，我睡不着，这火车上太吵了。”那牛脸说：“你还蛮娇气的。”我说：“我不是娇气，我是不习惯，你们是经常坐火车的，你们习惯了，我还从来没有在火车上睡过觉，我不习惯。”我这话说得太在理，他们都无法怀疑我有什么险恶的用心，而且我看得出来，我这话让他们正中下怀，那牛脸立刻说：“想睡睡不着，很难受的，我们带了安眠药，你要不要吃一点。”这一样也正中我下怀，但我没有立刻表现出想吃安眠药的态度，我假装犹豫说：“不行吧，我从来没有吃过安眠药，听说安眠药有副作用，对身体会有影响？”果然牛脸上了我的当，赶紧解释说：“没事的，少量的安眠药完全不碍事的，我们也吃的。”看我不吭声，他又说：“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这才做出放了心的样子，说：“好吧，我相信你们。”

本来他们是要偷偷给我下药的，那还得费一番心思，多一番手脚，怎么让我既不发现他们的诡计，又把药吃下去，现在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面露喜色，且不知已经中了我的套子。

这就是我的聪明过人之处，与其让他们背后偷袭我，乘我不备就把药给我弄下去，还不如我主动出击，把药掌握在我手里，然后见机行事。

本来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了，不料又出现了一点不和谐的插曲，那是旁边的旅客多事，他们偷听到了我和牛脸的对话，知道牛脸要给我吃安眠药，他竟然觉得这种做法不人道，抗起议来，说：“不能这样的，你们不能给他吃安眠药。”他嗓门大，把周边本来都已经昏昏欲睡的人都吵醒了，议论纷纷。

有人反对给我吃安眠药，也有人认为可以吃，而且他好像很内行，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不可以，吃安眠药算什么，精神病院的医生都给病人开安眠药的。”

另一个赞同说：“是呀，安眠药算什么，小菜一碟，严重的还打针呢。”

再一个说：“打针算什么，严重的还绑起来。”

他们说来说去，兴奋不已，越说越过分了，又说：“还有电击的。”

有个妇女惊恐说：“真的吗，好残忍哇。”

立刻有人反对她说：“这不是残忍，这是治病，没有办法的，是精神病人就得这样治，那是为他好。”

奇怪的是，本来第一个说话的人，是反对给我吃安眠药的，结果大家议论了一会，变成了赞同给我吃药，听他们的口气，如果我表现异常，他们还准备绑我，准备电击我呢。

第一个说话的那个人不依了，说：“你们太没有人性了，对待精神病人更应该讲人道，否则他的病会越来越重的。”

牛脸终于着急了，他苦心经营的计划和方案，怕被这个多事的人搅了，万一我听了他的意见，不肯吃药了，那他们岂不是一夜无眠了。牛脸起身对那个人说：“这位先生，你说话注意一点，第一，我们不是精神病院的医生，第二，我们给他吃药，不是欺骗他，也不是勉强他，是他自己愿意吃的。”那个人才不信，回头看着我，希望我站在他一边。这是当然的，他是为我好，我当然应该在站他一边。

可错他错了。他错就错在不了解人心，不了解我心。本来么，我的心思这么慎密，这么复杂，他能了解得清吗。

我赶紧站出来背叛他说：“药是我自愿吃的，与救助站的同志无关，我困得要命，却睡不着，不用点药安定一下，我会疯的。”

“我会疯的”这话是我随口而出的，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但是所有听的人，都觉得此话内容丰富，含义深刻，他们被这句话吓倒了，纷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那个反对给我吃药的人，也不敢再多嘴多舌了，但他的好意遭到了攻击，多少有些沮丧，他不敢对付我，把不爽归到牛脸身上说：“你们救助别人，却影响到我们了。”

牛脸想和他再争执几句，还是马面师傅有涵养，把牛脸劝住了，那个自找没趣的好心人，悻悻然回去睡觉了。

还好，有惊无险，多亏我反应快，随机应变。

虽然一波三折，但最后我成功了。我先是假装吃了药，过一会就呼呼地假睡起来，马面师傅和那牛脸恐怕做梦也想不到我有这一招，他们不再盯着我的眼皮看了，我的眼皮也就自然地放松了，真像睡死过去的样子了。等到后半夜他们换班，马面师傅去上厕所时，我把药丢进了他的茶杯里，等马面师傅从厕所里出来，换下班来的牛脸已经睡熟了，马面师傅喝了几大口水，想振作精神的，可不一会，他也睡熟了。

我虽然很少出门坐车，但我天生聪明伶俐，我从牛脸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车票揣好。这件事情我做得还算厚道，我没有拿走三张车票，也算是给他们面子了。

我就这样失踪了。

等到他们睡醒过来，他们才会知道他们犯下大错了，一个被他们押送的精神病患者逃走了。

我想象着他们惊惶失措的样子，那牛脸再也不敢老卵，那马面师傅再老奸巨滑也滑不过去了。

我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第十章

我溜下火车，出了站一问，才发现这地方离我的家乡不远了，我搭乘了一段长途车，就到家了。

到了家里，发现我爹我娘我大哥都在家，我颇觉奇怪，大白天的，我爹怎么不到“大蒜二五”上班，我娘怎么不下地种田，不过还没等我疑问他们，他们先疑问我了，他们早已得知了王助理那儿的消息，见我没把弟弟带回来，他们并没有太多责怪我的意思，只是觉得奇怪，别说他们，如果换了我，我也会奇怪的，我是一心出去找弟弟的，我找到了弟弟，可结果我又没把找到的弟弟带回来，我这是瞎折腾个啥呢。

我完全可以把我的遭遇说给他们听，他们就不会追问我了，但是我仔细想了想，我还是不敢把受冤枉的过程如实地说出来，我怕他们会和救助站那些人一样怀疑我。

你以为他们不会吗？

我只得含混地编了个段落，敷衍他们一下，他们听了后，也没有穷追不舍，好像我找不找弟弟，都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找到就找到，找不到就算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偏偏又看得出我的心情不好，我爹挖苦我说：“丢掉弟弟的也是你，要找弟弟的也是你，找到了不带回家的又是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说：“我说了半天，你们根本就没有听我的，我没有找到弟弟。”我爹反问我说：“那在江城救助站那个王全，难道是你？”大哥一听，也说：“恐怕正是这样的呢，三弟才是真正的王全呀，现在三弟回来了，就是王全回来了呀。”可我爹不赞同我大哥的意见，说：“但他们说那个王全是个病人，你病了吗？”我气得反问我爹：“你觉得我病了吗？”别以为我爹会被我的气势吓倒，我爹可比我凶多了，说：“你折腾来折腾去，难道不像个病人吗，你比弟弟病得还重哩。”

你们看看，这就是我爹，他要是想把我打成精神病，绝对比救助站的人更有手段。我就算是百口难辩我也要辩呀。我知道我家里的人都不爱相信我，无论弟弟在那里还是不在那里，无论我怎么解释给他们听，他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所以我娘给我个台阶下，总结说：“反正在这个家里，弟弟归你，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你们看看，我摊上的这是个什么家，家里都是些什么人啊。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早就看出来，他们虽然在和我计较一些找弟弟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心思根本不在我身上，也不在我弟弟身上，我感觉到家里摊上事儿了。当然，我是会以牙还牙的，他们不关心我和弟弟，我也不会关心他们，他们摊上什么事都与我无关，我只是回来歇歇脚，补点给养，我很快就会重新出发去找弟弟的。

我独自待在屋里，越想越气闷，本来我已经离弟弟越来越近了，我甚至已经感觉到弟弟的呼吸了，可他们却把我当成弟弟押回来。幸亏我聪明伶俐，半路设计逃走，否则一旦让他们的计划得以实施，一旦他们将我交到乡里，再交到我家人手里，我的这些愚昧的无知的乡人和亲人们，他们一定会相信人家，他们会把我当成我弟弟。

想到我能成功逃脱，我心中又倍觉喜庆，同时我又想，那两个押送我的人，那才真是摊上事儿了，他们送的可是个精神病人，竟然逃走了，这是他们的失职，他们失大职了，他们遇上大麻烦了。可再转而一想，我之逃走这事，只有他俩加上我三个人知道，我如果不说，他们回去会说吗，他们才不会呢，那一个老狐狸，一个小阴刁，他们才不会主动坦白呢，这样的事情如果家属都不追究，他们就逃脱了责任。

我能让他们逃脱吗？

为了报他们陷害我的一箭之仇，我恶意顿起，抓起手机，立刻拨通了江城救助站的电话，毫无对他们的怜悯之心，我就说：“大王乡民政助理让我们到乡里等着接王全，时间早就过了，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到，人到底在哪里？”那边果然慌了，问我是谁，我冒个大，气势汹汹地说：“我是王全他爹！”他们更加紧张，停顿了片刻，估计是在商量怎么骗人呢，果然的，过了一会，骗人的话就编好了，告诉我说：“对不起，老人家，本来确实是准备出发了，后来因为事情多，还没有出发。”我得寸进尺，故意问道：“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如果你们太忙，干脆我们家属自己去接吧。”那边急得说：“不用不用，我们有规定的，我们要送到家的。”我幸灾乐祸说：“当然还有个办法，你们愿意留他在站里，我们也没有意见，过几天等我有空，过去看看他就是了，就当他是免费住院治疗。”

我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我有我的报复手段，他们也有他们的阴谋诡计，过了片刻，我的手机响了，是乡民政那王助理打来的，自报了姓名后，他问我是谁，我毕竟有个心眼，心想必是他们勾通连裆了，否则他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码？我就仍然说我是王全他爹，王助理到底是个助理，长点心眼，似乎听出来不像，但他又看不见我是谁，只好认了我是爹，说：“你是叫王长贵吧，你家儿子呢？”我故意跟他绕，说：“我家三个儿子，你问哪个呢？”他说：“叫王全的。”我说：“我家是有个儿子叫王全，但是王全的弟弟也叫王全。”他说：“就是有病的那个。”我喷他说：“我家儿子都有病，你到底要找哪一个？”他没法对付我了，只好作罢说：“反正，你那个叫王全的儿子回家，你要好好教训他，人家救助站好心为他服务，救助他，他倒好，还捉弄人家，陷害人家。”

这事情至此先告一段落，我也不想搞得太过，我将重新出发去找弟弟，我的目的地仍然是江城救助站，因为除了江城救助站，我实在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所以，如果我搞他们搞得太过，那最后就是难为我自己了。

我必须重振旗鼓，再度出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得准备我的粮草，除了开口向家里人讨要，我别无他法。可我刚一开口，立刻惹来我爹一顿臭骂：“王全，你个王八蛋，村长都摊上那么大的事了，你还要钱？”

我爹这话实在没有丝毫的逻辑性，村长摊上大事和我要钱，风马牛不相及，他也有本事扯到一起，但我终于知道了家里人为什么待在家里不出门，又为什么忧心忡忡魂不舍守，原来村长出事了。

村长有什么事可出呢？

村长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出事是早晚的事，他可出的事，也多了去，但这一回不是他自己不小心，而是运气不好。

当初他贿选的时候，倒是有人揭发，结果被他糊弄过去了，因为那时候　乡政府的中心工作不是查贿选，而是搞经济，现在风向变了，追查贿选成了政府的重中之重，所以小王村先前的那个举报者，又把老账翻出来，让乡政府重新调查。

虽然这些都与我无关，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害得我无法准备出行的粮草，我得出去看看风向，看什么时候追查的风能够刮过去，让我爹心情好一些，我才有希望。

我一出门，路上就有人通知我到村部集中，这人是村委会的一个干部，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边的，便假作不知情况，探听说：“到村里干啥？”他说：“你不知道吗？调查组找谈话呀。”我见他口气并不沉重，还“呀”了“呀”的，心下就以为他是另一边的，以为他幸灾乐祸呢。

不过这另一边是哪一边，我心里也确实没有数，我又试探他说：“谈什么话呢？”他和颜悦色和我说：“是调查村委会选举的事情。”我故意弄他，又说：“那我们怎么说呢？”他不知我有多么歹毒，又教我说：“你就说，不知道啊，没有拿到过什么钱呀物的。”我说：“那不对，我明明拿到了村长给我的一只鞋，还有一包——”

我这儿还没嘚瑟完，他那儿已经勃然大怒，脸涨得通红，手指戳到我的鼻尖上骂道：“王全，你个狗日的，你不吃人饭，你连你弟弟都不如，你做老鼠都没有资格！”我见他如此吃相，倒吃了一惊，心想，原来他也是现村长这一边的，个狗日的现村长，倒有不少死党呢，我且站过来算了，万一现村长没整出什么事来，我倒成了他的对立面，我虽然不喜这个现村长，但我和他也无冤无仇的。我赶紧让他安心，说：“你放心，别说我没有拿村长的钱和物，就算拿了，我也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他稍一安心，又担心起来，因为他知道我手里有武器，万一我恰是个落井下石的人，村长就中镖了。他反过来试探我说：“王全，选举那天，你明明没在。”我照实一说：“我是没参加选举，但在去选举的路上，我遇见村长了。”这村委放了点心，说：“没事了，就算你贪图小便宜，诈过村长什么东西，反正你没有投票，就没事，村长说了，收了好处不投票的，也不会计较，就当喂了狗。”我还想回他嘴说皮鞋怎么喂狗，后来一想我这是老黄历了，现在时代不同了，皮鞋的用处也不一样了，别说喂狗，喂人都不成问题。

我两个一边说一边走，心情完全不同，我是无官一身轻，他呢，本来就心情沉重，又被我捉弄了一番，走到村部的时候，他双腿打软，差点要脱力了。

我们到村委会时，群众也都纷纷从四面八方被叫来了，调查组早已经到位，四个人，分成两组，在两个房间，分别找人谈话。

村委会的干部让我们排成两队等候询问，我不像群众们那么紧张，我觉得这事挺无聊的，我爱来不来，既然来了，我就给自己找点乐子，化腐朽为神奇，化无聊为有趣。

我蹴到一个房间门口探了一下头，看到一个人，他是乡民政的王助理，手里拿本子和笔，喊一个村民的名字，那村民进去了，这村民认得他，奇怪说：“你不是王助理吗，怎么来调查选村长的事了？”他随口答说：“我是临时抽来的。”又认真解释一下说：“选举是乡里的中心工作，民政工作是我的本职工作。”

他说话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我，他的眼光从我身上一掠而过，我还以为他没有认出我来，不料他掠过的眼光又回来了，盯着我看了一会，似乎觉得我面容熟悉。又似乎有些犹豫。

我后悔自己多事，探什么脑袋呢，我可不希望他认出我来，因为我刚刚还在手机里骗他我是我爹呢，戳穿了多少有些难堪的，我想躲开去，可他偏偏不重视别人重视我，起身就喊我，贼眼够尖，早已经认出我来了。

我逃不掉了，只得听由他盘问说：“王全，你从江城回来了？”我赶紧说谎：“我没有去江城。”他一听，顿时怀疑起来，朝我看了又看，又说：“你当时急着要找你弟弟，我告诉你弟弟在江城救助站，我看你急着就去了，怎么说没去呢？”我无赖说：“我没有钱买车票。”他疑虑更重了，微微皱眉想心思，想了一会，朝我一伸手说：“王全，我手机没电了，你的手机借我用用。”我才不上当他的当，我说：“我没有手机。”

可惜这时候我口袋里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一声，我只作不知，他朝我看，又朝我口袋看，说：“是短信，你不看短信吗？”我只得掏了出来，对他说：“这不是我的手机，是我大哥的。”

他反正对我生了疑，不再和我说手机的事情，调转话头说：“王全，那一天，你参加村长的选举了吗？”我想他这问题可是一箭双雕，既问了他的中心工作，又问了他的本职工作，我赶紧撇清自己说：“我没有参加。”他又问：“村里的人都参加了，你怎么会不参加，你在哪里？”我猝不及防脱口出而：“我到江城找我弟弟去了。”话说出了口，我才知道又自打耳光了，何止是自打耳光，他的话也已经像耳光一样打上来了：“王全，你又不是你弟弟，你怎么说话颠三倒四，刚才你说没有去江城，现在又说去江城了，但事实只有一个，到底有没有去？”我喷他说：“事实其实远不止一个，我是去江城了，但是我没有走到江城我又回来了，你说我是去了江城还是没有去江城呢？你说哪一个是事实呢？”他见我挺难缠，知道碰到对手了，暂且不搞一箭双雕了，先丢下他的本职工作，关心他的中心工作说：“你虽然没有参加选举，但是村长贿选的钱财物你收了没有？”这我能说吗，这可不是因为我人格高尚，不做落井下石的事，那是因为我得防着点，我生怕他们让我把受贿的东西吐出来，那我这趟回到家乡且不是偷鸡不着又蚀了米。

我赶紧说：“没有，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一只鞋也没有，村长从来不待见我，平时见了我也不理不睬的，他怎么会给我钱，再说了，他也知道我要去江城找弟弟，选举不了他，他没那么傻，不会白送我。”我把话说得死死的，虽然村长还没有死，但这话也是死无对证的。据我知道，虽然调查组都来了，但村长活得好着呢，他才不想死呢，我干吗要自投罗网把到手的皮鞋再拱出去？我又不傻。何况那皮鞋早已经不是我的了，它是我大嫂的，我大嫂的东西，谁想去掠夺，可以一试。

如此折腾了一整天，群众一个挨着一个地过堂，我以为村长贿选铁证如山，调查组一定会有胜利成果的，但最后的结果却与我想象的大相径庭，令人大跌眼镜，调查组没调查出什么东西来，什么实质性的干货都没有，至多有个村民说村长说话粗鲁，还有一个说村长脚臭，不讲卫生，不洗脚。

这些内容不应该是调查组的人说出来的，他们什么也不会说，他们的牙齿就是铜墙铁壁，一丝风也透不出来的，更何况，一谈完了话，他们跟谁也不见面，跟谁也不招呼，夹上本子就撤走了。

那么这些传说是哪里来的呢？谁知道呢。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一直以为另一边的人会往重里说，往死里说，必定能把村长说下台来，但最后我才发现，似乎没有另一边，也许根本就没有另一边，至少我没看见另一边在哪里。

但如果没有另一边，又是谁举报村长贿选的呢？

这个疑问暂且留在这儿吧。

调查组铩羽而归，不再来小王村纠缠贿选的事情了。大家以为村长会报复那个举报者，群众正自觉地为村长排查那到底是哪个狗日的，村长却已经不见了踪影，据说是去跑大蒜精的销路了。

我也该上路了，重新去江城找我弟弟，却没想到，村里的事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出大事了。

据说有个傻逼在调查组面前说村长好话，说过了头，吹豁了，先是说村长为村里的经济发展怎么怎么辛苦，辛苦就辛苦了罢，还怕人不相信，又说村长怎么怎么能干，怎么个能干法呢，不用证就能办厂卖大蒜精。

后来才知道这傻逼竟是我爹，我爹真会舔村长屁眼，没想到太给力，把屁眼舔破了。

这事情本来不归这个调查组管，可他们办事认真，什么事情都记在本子上，带回去也不会看的，本子锁进文件柜，很快就成了文物。

不料回去刚过了一天，乡里接到上面的通知，中心工作又发生了变化，从村委会选举变成了食品安全，那个记录的人还记得这事情，正好可以提前报功了，把本子拿了出来，现成地念道：“村民某某某说，村长王长官是个能人，怎么怎么怎么。”

戳在枪头上了，这下子麻烦大了。

其实我爹说村长不办证，这话是不公正，不全面，不事实的，村长怎么没办证，村长前前后后跑了无数趟，办了无数的证，但是最后最要命的那张办不下来了。那是卫生检验检疫证，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事关人命的，村长再能也能不下来。

可是钱都砸下去了，地也占了，厂也起来了，人也都到位了，机器也可以转起来，机器一转起来，大蒜精就哗哗地生产出来了，这一步一步的美梦，怎么能被一张纸戳破呢，那小王村岂不就倾家荡产了。村长心想，我小王村地处偏僻，距离党和政府十万八千里，不信他们还真能查到我这儿来，眼睛一闭，干啦。

什么是法盲啊，这就是法盲啊。

调查组第二次进村，那王助理又来了，我调侃他说：“你成了中心工作专业人员啦？”他告诉我这次不是乡里派他来的，而是他主动要求来的。我继续打趣说：“你一来再来，难道喜欢上我们小王村了？”他也不否认，回答说：“是呀，小王村的人物，个个是人物，我不来还见识不到呢，尤其是你，王全。”我说：“我不算个人物，我们村长才是人物，我爹才是人物。”他说：“你怎么不是个人物，你这人物足够是个人物了。”他这么抬举我，我心里受用，跟他客气道：“王助理，既然你这么看重我，我也不会辜负你的，有什么需要我尽力的，尽管吩咐。”他说：“实话跟你说，我这次再来，主要是针对你的，我要谈谈你的事情。”我奇了怪，说：“我的事情？我又没有参加大蒜二五，我有什么事情？”他又说：“谈谈你弟弟的事情。”

他真是自相矛盾，又是我的事情，又是我弟弟的事情，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他竟然不去调查“大蒜二五”的事情，跟我耗上了，他让村委会又另外找了一间空屋，专门和我谈心，我想我也不能再掉以轻心，得认真对付他了。

虽然不是调查大蒜的事情，他仍然习惯性地拿着本子，我说：“你记我干什么呢？”他笑了笑说：“有备无患。”我不知他葫芦里卖的啥药，不想贸然开口，我准备以退为进，先探探他的底细。

如果两个人都沉默，都后发制人，最后必定是他先开口，因为事情是他找上门来的，我又不想和他说话，我可以沉默到底。

打了一会心理暗战后，他大概觉得有把握了，开始问我问题了，其实，我正等他开口呢，只要他一开口，我就可以打探到他的用心。他采取的是先礼政策，语重心长地拉起家常，跟我从头说起：“王全，记得那一天在乡政府，我一说江城救助站打来电话，你激动得跟什么似的，立刻马上就要去江城，是不是你？”我承认说：“是我，我特着急找我弟弟，听到了我弟弟的下落，我怎么会不激动。”他点头称是，“那是情理之中的，换了我，我也会马上出发去江城的，但是后来你为什么不承认你去了呢？”我早有思想准备，胸有成竹回答：“我已经向你汇报过了，本来我已经出门往江城去了，但是半路上有事情没去成。”他说：“比找弟弟更大的事情吗？”我虽然有我弟弟这根软肋，但是为了这根软肋，我会变得很强硬，我无理地说：“这不关你事。”他知道他的激将法将我激着了，就把手里的硬通货抛了出来，说：“其实我知道，你是去了江城的。”我没有硬通货，只能耍赖说：“你在江城碰到我了吗？”他手里有的是砝码，又抛出一个说：“我和江城救助站联系过。”我继续无赖说：“他们拍下我的照片证明我在那里吗？”他继续抛货说：“现在到处都有摄像头，你以为你逃脱得了？”我别无他法，只有死硬到底，“你以为你是警察抓逃犯啊？”

这下他为难了，他们政府工作人员，毕竟是要讲法律，要讲证据的，他没有证据，就不能强迫我承认我去过江城，退一万步说，就算他手里有这样的照片，我也还可以质疑他是不是PS的。

他停顿了一会，换了个商量的口气，跟我说：“既然你不肯承认，那你帮我分析分析呢，在江城救助站的那个人，到底是你还是你弟弟？”我把球又踢还给他：“你说呢？”

他默不作声了，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他败下阵去了，才不是呢，他只是在调整思路和方式方法而已，果然，片刻之后，他就越过了先礼的阶段，后兵起来了，说：“王全，我知道，你根本就没有去找你弟弟，大家都说你弟弟原本就是你丢掉的，所以你找弟弟是假，是借口，你根本不可能去找你弟弟。”我反驳他说：“我如果不想找我弟弟，我到乡政府去找你干什么，跟你攀亲家呀，你也不会稀罕的。”他想都没想就说：“这很好解释，你丢掉了弟弟，担心别人知道，担心别人议论，担心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所以你假装积极去找弟弟，结果你明明得到了你弟弟的消息，你明明知道你弟弟在江城救助站，你却没有去找他，说明你根本不想去。”他跟我绕了半天，我终于钻进了他的套子，立刻反驳他：“你凭什么说我没去江城找弟弟？”他立刻说：“那你到底还是去了江城救助站。”我既然已经中了他的圈套，我也豁出去了，跟他不客气说：“你是警察还是法官，你凭什么管我去没去江城救助站？”他也终于暴露出自己的目的说：“我只是想搞清楚，在江城救助的那个人，到底是你还是你弟弟？”我姿态优雅地将双肩一耸，两手一摊。他一边看着我，一边挠着脑袋说：“我都被你们搞糊涂了。”

我心想，你以为呢，你以为你很清醒吗，我自己都一直糊涂着呢，更不要说你了。

他又停了一下，快速在本子“刷刷”地记了许多东西，我不知道这种对话有什么可记的，他记不记我也无所谓，我只是觉得他不去调查“大蒜二五”的重大事情，反而来跟我过不去，这是他的失职，我完全可以和他战斗到底，只可惜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我无心恋战，我要去找我弟弟。

我正思忖着该怎么让他尽责去，他的同事就来喊他了，说：“老王，你什么意思，躲在这里干什么，难道想让我一个人找他们谈话。”他没好气说：“一个人怎么就不能谈话。”那个同事戳穿他说：“你什么大事情，这么鬼鬼祟祟，连规矩都不讲了，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人找人谈话的事情？”我乘机替他添油加醋说：“一个人找人谈话，死无对证。”那同事的火气被我又煽旺了一点，说：“他们那一组，都已经谈了一半下去了，你要是不想干，你来干什么，占着茅坑不拉屎啊？”他回嘴说：“臭茅坑，谁想占谁占罢。”嘴上虽然还凶，但他无法再拖延，只得起身跟着他的同事走出去，临出门时，又十分留恋地回头看了我一眼，说：“王全，回头我会再来找你的。”我没再回嘴，好不容易脱了身，不要再因为贪图嘴上痛快，再度引火烧身，结果耽误了找弟弟。

现在村里的事情跟我彻底无关了，我回家重新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但天色已晚，等我赶到乡镇，末班车也开走了，今天走不了，我得在家里等着我爹回来骂人。

我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却一直等到天黑也没见我爹回来，连我娘也不回来做饭给我吃，我饿了半天，懒得自己动手，先出去看看情况，走在村子里我闻了闻气味，觉得不大对头，也不知道是哪里不对，本来在黄昏的当口，村里人走来走去甚多，今天却是奇怪，我走了半天，才看到一两个人，而且但凡是我看到的人，也一扫往日那种傍晚的悠闲，都急匆匆地朝某个地方赶路，我跟随他们走了一段，才发现，原来大家都跑到老槐树这儿来了。

他们跑到老槐树下来议论“大蒜二五”，这原因我也知道，这些人，又没有什么真正的站得住脚的信仰，就相信个老槐树，老槐树既然能够预测天气，那它必定是什么都知道，只要站在树下说话，它都能听进去，然后再释放出来。

我到的时候，村长兼厂长正在指责王图：“你是项目经理，项目上的事，都是你负责的，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就是灭顶之灾，你说怎么办？”看起来王图确实是遇上灭顶之灾，他又紧张，又担心，脸色发白，但是擅长观察的我，还是从他的嘴角边，看到了一丝狡猾和一丝得意，但他装得跟孙子似的，甚至结巴起来：“对、对不起村长，我以为，我以为——”村长气道：“你以为什么，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就骗得了全世界。”村长这话倒是事实，村长虽厉害，但他毕竟不是全世界，不过在大蒜厂出事之前，村长一直认为他就是全世界，现在他才知道，全世界是什么，有多大分量，全世界他是扛不起来的，就一个小王村大蒜厂他都扛不起来。所以他的大将风度不见了，只剩下骂人的风度了，他骂道：“王图，你是个骗子，你一直就在骗我。”王图委屈地辩解说：“这也不能完全怪我，我也不知道情况，是技术员说的，他才是骗子，他说只要产品质量过关，有没有证都不要紧的。”那技术员也在一边站着，也给自己辩解说：“也不能都怪我，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具体情况，哪些可以将就，哪些不可以将就，是牵线的老张骗我的，说乡下办厂不那么严格，马马虎虎的就生产了，就卖了，就发了，要不然，那么多的暴发户是哪来的，如果都是经过严格审核过的，恐怕一个暴发户也暴发不出来。” 他们这是干什么，这是绕口令嘛，下面会不会再来一个击鼓传花哩，这花现在传到了那牵线的老张手里，老张必定也是有话可说的，他必定将这事情再往下一个人推去，但没有想到这老张手一抬，指着所有的人，绕了一大圈说：“谁是骗子，谁不是骗子，人人都是骗子，反正都是骗子。”

老张这话一说，村长不仅没有翻脸，反而拍巴掌笑道：“老张啊，当时你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你这句话启发了我呀，办不了证，开不了工，嘿嘿，我干脆做个假证，开个真工。”现在他的口气里，已经没有责怪任何人的意思了。

这些人实在太无知，太无法，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忍不住插嘴说：“村长，你们竟敢在树底下胡说八道，你们就不怕它生气，不怕它拍你一个耳光？”村长朝我看了看，不用他发话，早已经有人朝我扑过来了，这个人你们也知道，必定是我爹。

我爹大骂我：“王全，你才要拍耳光，不是拍一个，拍十个，拍一百个也不解恨！你以为你什么东西，村上遭了大事，你还屌声屌气，你还幸灾乐祸呢？”

在小王村，我可以和前村长、和现村长理论，可以和任何一个人理论，但惟独我不能和我爹理论，我爹不是一个可以理论的人，他是无可理喻的，所以我避身让开，不接我爹的箭。

我爹见一箭未射中我，便又连连发箭。

“王全，你个好吃懒做的货，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开始还有能力回一下嘴，我说：“爹，我不明白，我忘了谁的恩，负了什么——”

我爹容不得我开口，呸一声就打断了我的反抗，继续骂：“王全，你个狗日的，狗都日不出你这样的货！”

我还没开口，有旁人笑起来，说：“王长贵，你这是骂王全呢还是骂你自己呢？”

我爹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眼里只有我，只有骂我，才能让他受用些，就让他过过瘾罢，反正我皮厚。

我爹一口气骂了七八条，因为情绪太过激烈，一口气岔不过来，差点闷过去，他一边用手捶着胸，一边还不肯停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

也许是觉得我爹骂得太过了，也许是村长想要唱红脸，他等我爹停下后，竟然袒护起我来了，他说：“王长贵，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才不是王全的对手，王全是高级知识分子，他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想的东西高出我们一筹，说不定，哪一天能够证明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村长都已经这么说了，我爹似乎还不肯放过我，缓过气来又想说话，被村长制止了：“行了行了，一个爹，一个儿，有什么可争的，社会都要和谐，何况家庭。”

我爹的气焰果然压下去了，退到一边，改骂起我娘来：“瘟女人，蠢货，这是吃你奶长大的货么？怎么像是吃了狼奶的？”我娘没敢吱声，往后退，退到大家的视线以外后，我瞄到我娘的眼神，瞅着我爹，哈，那叫一个尖利，那真是往死里瞅啊。

只可惜谁也没有把我娘放在眼里，他们围着村长，等村长发话呢，村长犯了大错，但犯了大错的村长仍然像个英雄似的被顶礼膜拜。

村长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说：“我没想到我现在还能站在这里和你们说话，他们没有抓我。”群众都很激动，七嘴八舌说：“谁敢抓你，谁抓你我们和谁拼命。”村长撇嘴一笑说：“那也不见得，那也不必要。”又有人换了个思路拍马屁说：“村长，你是谁，你是人物，谁敢抓你？”村长摇了摇头说：“不抓我，不是因为我是人物，是因为我们的大蒜精还没有来得及卖出去，若是我们赶得快，或是他们发现得晚，大蒜精卖出去了，就得抓我。”群众都倍觉庆幸，有妇女拍着心口说：“还好，还好，吓煞我了。”村长却不觉得“还好”，他觉得“很不好”，他痛心疾首，懊悔不迭地说：“唉呀，唉呀，早知道有今天，我们就应该抓紧时间搞，哪怕卖掉一部分，也好收回一点钱来，现在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见村长如此痛苦，大家又劝村长说：“村长，你要是抓紧了卖了，现在你就进去了。”有懂一点哲学的还说：“这是坏事变好事罢。”不料村长却说：“这样的好事，这样的结果，还不如让我进去呢，我宁愿进去，也不要这样。”

看得出村长真的很难过，村长一难过，大家也跟着难过，大家一难过，就想到要出气，可这气出在谁头上呢？

他们才不敢往上去出，乡里县里都参与了修理小王村，但谁敢和他们去计较呢，那这气，就往下出罢。

下面有谁呢。

王图。

我早就感觉事情是王图挑起来的，但王图够狡猾，躲在阴暗角落里使坏，让人抓不住把柄，暂时拿他无奈。当然，除了王图之外，村里也有愚笨之人，你们应该还记得，就是我出门去江城找弟弟之前，我爹被他砸开了脑袋的，这个人叫王厚根。

王厚根原本是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可是他跟“大蒜二五”纠结上了，他就成了无理之人，明明是“大蒜二五”的人不对，上下班踩他家的地，车轮子还压人家的地，理明明在他那一边，可我爹紧密配合王图，用自己的一颗开花的脑袋，让王厚根成了打人凶手，被拘留了还罚了款。

王厚根一口气一直咽不下去，他没有机会出手，就一直等着，第一次调查组来的时候，他还在观察形势，还没敢有动作，一直等到调查组第二次来了，他感觉村长的气数尽了，终于敢挺身而出了。

其实王厚根对调查组说的什么，村长当天就知道了。那时候我们明明看见调查组的人问完话，夹紧笔记本，跟谁也没交流，跟谁也没打招呼就走了。但是在我们没看见的地方，谁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村长会怎么报复王厚根，我也不想知道，这与我无关，我已经耽搁了太长时间了，弟弟还在江城等我去接他呢。

我必须得走了。

我走在路上，远远看到村长站在河边，低着头想心思，我心里一惊，怕他想不开，想过去劝他，但转而一想，不对，村长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人，几十年来他从河里救起过无数个失足的小孩和投河的大人，连落水鬼都让他三分，不敢收他，他要是想不开，绝对不会投河自杀，他这么凶霸的人，投到河里，河也不敢收他。

这么一想，我改变了想法，我想村长之所以一个人悄悄地站在河边，避开众人，一定是他不想见人。如果换了我，我把大家的血汗钱打了水花，我也会没脸见人的，我也会躲开大家的。

我得给村长留点脸面，赶紧绕开去，走上另一条路。没想到村长却从后面追上了我，批评我说：“王全，你有意躲开我？为什么？”明明是我为他着想，结果倒被他问住了。村长看我说不出来，怀疑道：“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他还倒栽我一耙，我这下急了，拖长语调说：“我才没干亏心事——”下半句我不说，他也听得懂，我的意思是“你才干了亏心事”。

他果然领会了，也果然承认了，无奈地对我说：“没有办法，我不是没有跑批条，前面的几十个批条和几十个公章都是我跑下来的，最后这一个下不来了，如果放弃，岂不是前功尽弃。”

看起来他恨不得把心肝肺腰子都掏出来让我亲眼看一看。但他若是以为我会轻易相信他，他就错了。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他并不需要我的相信，更不需要我的安慰，“大蒜二五”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但在他那里，并没有天塌下来的感觉。他虽然也在骂人，也在指责，也在追究，但他的内心并不十分着急，只有一种浮在表面上的态度，只是因为既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态度，所以说，我看得出来，他只是表现得着急，表现得气愤，表现得这事情很大而已。

我虽然看了出来，但我却不明白，我疑惑说：“村长，‘大蒜二五’夭折，好像你一点也不着急，你真沉得住气，你这算是大将风度吧，如果在古时候，你可以统领三军。”他不知耻说：“就是在现在，我也能统领三军的。”我嘲笑他说：“只可惜你手下没有三军哦。”他仍然从容不迫，慢悠悠地说：“不着急，没有机遇等机遇，机遇来了就抓机遇。”我真服了他，但我又实在不能服他，他凭什么这么若无其事，我攻击他说：“在‘大蒜二五’的事情上，你是血本无归，不仅你血本无归，小王村也血本无归，小王村的村民也都血本无归，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不找你拚命，还护着你。”村长说：“这是因为你目光短浅，你只看得见‘大蒜二五’，而且只看到表面现象，你却不知道，虽然看起来‘大蒜二五’是血本无关，但是我们的老本一动没动、纹丝不动，想动我们的老本？哼，还早着呢，还怎么怎么呢。”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老本，盯着他看，他说：“你别看我，你眼睛向下看看，再向远处看看。”我看了看脚下，又看了看远处，到底是聪明伶俐的，我一看就已经明白了，他说的是土地，是小王村的土地。我说：“村长，原来土地就是你的老本啊？”村长用脚点了点地，喜道：“你终于明事了。”

虽然他夸了我，可我还是不服他，我说：“土地并不是你小王村一家才有，祖国大地处处是土地。”村长说：“王全，不是我要批评你，因为你心里只有你弟弟，你不学习新的政策，不学习新的规定，所以你什么也不知道。”其实我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现在的土地政策之类，我虽然没有用心学习过，但凭我这道听途说举一反三的本事，我多少也了解一点，所以我能够击中他的要害，我立刻指出来：“村长，你想卖地？”村长说：“你看，你又不会说话、不懂政策了吧，什么叫卖地，地不是我的，也不是小王村的，也不是村民的，这叫土地承包责任制，我们只是承包人而已，承包人不能卖地的，只能转包，出租，还可能被征用，还可能——”他还没可能完，就有人过来打断他的知识显摆了。

来的是前村长现会计王一松，他是向村长来汇报事情的，意外看见我在场，就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了。村长大度地说：“说吧，说吧，王全又不是外人。”我才不爱听他们的鸡零狗碎，我欲走开时，听到会计向村长报告说：“和那边工程队联络好了，价钱也谈好了，明天就来开工。”村长颔首微笑。现会计又说：“他们保证两天就能完工，我们明天就可以去进鱼苗了。”

原来村长在河边不是要投河，也不是看风景，而是琢磨着怎么把水道改成鱼塘呢，我虽不关心他们，但我偏偏听懂了，我多嘴说：“村长，原来你又使出计来了，先前是搞地，建厂，现在又搞河，养鱼，等搞完了河你再搞什么呢，搞空气吗？”村长仍然微笑，说：“不是没有可能。”本不关我事，不该我瞎操心，但是村长牛哄哄的样子，让我不爽，我进攻说：“我们这里又不是水网地区，以前从来不养鱼，更何况养鱼赚钱那可是老黄历了，人家养殖地区都不养鱼了，难道你觉得养鱼能像生产大蒜精一样？”村长不正面回答我，他大概根本不屑于回答我，转弯抹角地说：“所以嘛，我是村长，你不是。”可能他烦我处处与他顶对，他开始转被动为主动，把话题移到我身上了，“王全，还是说说你的江城之行吧，你明明去了江城，明明和王大包也接上了头，明明你还在救助站待过，你却瞒着大家，说你没去，你在隐瞒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们送你回来的路上，你逃走了？”

关于江城，关于王大包，关于救助站，关于回来的路上等等，在任何人面前、哪怕是在民政助理面前，我都可以抵赖，都可以玩一玩他们，但在村长面前我不必多此一举，村长是什么人物我又不是不知道，我玩不过他。

村长见我思忖怎么继续说谎，他都觉得我太累了，劝我说：“唉哟，王全，别再费神胡编乱造了。”我又攻击说：“像你造假证一样。”村长坦然说：“那不一样，你是一己私事，我是小王村的大事。”我说：“那你还是关心你的大事吧，别来纠缠我的一己私事了。”村长说：“那也不行，老百姓的事，就是我们干部自己的事，我们当干部的，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他还一口一个干部干部，倒好像真当了多大的干部似的，一个贿选来的村长而已，真是恬不知耻。

恬不知耻的村长固执地谈论我的问题：“王全，是不是他们把你当成你弟弟了？”村长真是一语中的，他们当然是把我当成了我弟弟，才可能会派人押我回家。但是我不会认同村长的任何说法，我立刻反对说：“不可能，我是我，我弟弟是我弟弟，怎么可能混为一谈。”村长说：“难说的，你们两个合用一个名字，都叫王全，谁知道谁是谁呢，我是听王助理说的，他们送一个叫王全的精神病人回大王乡，这个人半路上逃走了。”我不仅不用慌张，我还被点醒了，我还能反攻倒算了，“谢谢村长给我提供信息，他们护送的精神病人竟然半路逃走了，他们要负责的，按你们和他们的说法，这个病人很可能是我弟弟，我这会儿正要出发去江城救助站，如果我弟弟在那里，也就算了，如果我弟弟真如你们和他们说的，半路逃掉了，那他们就逃脱不掉天大的责任。”我气势汹汹的，以为村长会输一脚，不料村长却反而更进了一脚，直接说：“王全，从目前的情况，你只有一条路，就是找到你弟弟，才能证明你是你。”

什么话，我还需要证明我是我自己？我气得喷他说：“村长，你是不是让‘大蒜二五’的败笔给气糊涂了？你认为我需要证明我是我，那么你呢，你怎么证明你就是你呢？”

村长面对我的反问，肯定会再一次运足气给予反驳，看起来，我和村长的博弈还没个完，正在这时，远远的，有一支队伍敲敲打打惊天动地地过来了，打断了我们之间的纠缠。

我奇怪说：“今天有人结婚吗，我怎么没听说？”村长说：“你耳朵怎么长的，这是喜庆的乐吗，这是唱丧队。”我更奇怪，“咦，谁家死了人，没有听说呀，唱丧队是哪里请来的，也没听说呀。”村长微微一动容，不回答我。

说话间，那支唱丧的队伍已经轰轰烈烈地过来了，打头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爹。

我爹从前就是个唱丧的，后来唱丧这行业衰落了，我爹不干了，再后来，形势又发生变化了，别地方的唱丧队都纷纷重新开张起来，唱丧的行气也日渐抬头，小王村的人家，但凡有死了人的，都到外村去请唱丧队来，有的路途较远，不甚方便，有时候方圆周围连续死人，唱丧队忙不过来，所以也有人劝过我爹，让他重操旧业，为死人服务，可我爹不愿意，他更愿意当村长的狗腿子，为村长服务。

没想到，今天我爹又重操旧业了，他又出现在唱丧的队伍中了，而且他打着头，带着队，神气活现，一步三摇，哪像是唱丧，倒像是报喜。

我上前问我爹谁死了，我爹气壮山河说：“没死呢，将死了，我们一唱丧，他不死也得死。”

他们吹吹打打地往王厚根家去了。

我这才知道，这是村长的报复。

可村长的报复关我爹什么事呢，我爹竟然带领唱丧班去给王厚根家那活得好好的老爹唱丧。

这才是我爹，即使重新唱起了丧，也还是村长的一条狗。

那王老汉今年八十有六了，不知道这一辈子有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不知道他老人家经得起经不起这种气得死人的阵势。

我跟村长讲法律说：“你以为气死人不偿命，现在都讲法，气死人也要追究的。”

村长说：“气死人？你知识分子，心胸狭窄，才会被人气死，我们小王村的人，个个有肚量，自古以来，有饿死的，摔死的，淹死的，打死的，毒死的，吊死的，怎么个死的都有，就偏偏没有被气死的。”

我不服，说：“就算气不死人，这种做法也太下三滥，有损你村长的英名啊。”村长“哧”了一声说：“又不是我叫他们去的，他们是自愿的，这是做义工，要真给人唱丧，还可以有红包拿，还有的吃有的喝，他这唱丧，什么也没得赚，他们还是愿意去，思想境界不一般啊，我有什么办法。”

不可理喻啊太不可理喻，我弟弟都做不出这种事情，我爹竟然能够做出来，我脸上直发烫，我爹啊我爹，我的脸可算是被你丢尽了。

我多么想上前大喝一声，制止我那愚昧糊涂的爹，可是我敢吗？

我还是找弟弟去吧。

我走出好远，村长还在背后大声叮嘱我：“王全，找到你弟弟，你才是你哦。”瞧他那幸灾乐祸的样子，我且记下这个新仇，等找到我弟弟，我再和他新仇旧恨一起结算。

我气呼呼地到了乡上，打算去赶长途车，然后再转火车，没想到我在小王村受了气，到了大王乡，还要受更多的气。

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我到乡镇的街上转转，快走到储蓄所时，忽然觉得眼睛一亮，开始我以为是储蓄所刺激了我，让我见钱眼开呢，但我立刻发现我见的不是钱，而是人，这个人从储蓄所出来，背对着我朝前走了，从背影上看，很像是赖月，我在后面喊她，她却不理睬我，自顾往前走，我也没脸去追她，只是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心里有些难过，忍不住写了个短信发给她，为了挣个面子，我这么写：“赖月你好，刚才我到银行取钱，在门口看到一个背影，很像你，但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你，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渐渐的，连你的背影都变得陌生了。”

发信之前，我反复念了几遍，觉得措辞还不错，感情表达，既含蓄，又浓郁，赖月应该能够感受到我对她的一片情意还在呢。

我手指一摁，短信像箭一样射了出去，就在那一瞬间，我立刻觉得我写错了，我这样写，根本不是在向她表达我对她的想念和感情，而分明是在告诉她，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早已经不想念她了，我连她的背影都不认得了。我后悔莫及，心里的希望之星也彻底泯灭了。

如果刚才不是她，她肯定不会回复我，如果刚才是她，她也一样不会回复我，我还是把她丢开吧。

不料片刻之后，她的回信却来了，并不回答刚才我看到的是不是她，只是仍然操着嘲讽挖苦的口吻，说：“你到银行取钱哈，你现在很富有哈。”我大喜过望，赶紧回复说：“赖月你还好吧，我到江城去了又回来了，我现在又要去江城了，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面。”

虽然我将二上江城，也虽然她已经和我切断了对象关系，但我还是怕她，我还是不敢告诉她我到江城去干什么，我还是不敢在她面前提我弟弟，所以我的信上，基本上都是废话。

我还是没指望她又回信，但她确实又回了，说：“见面？有必要吗？”我将这六个字和两个问号念了几个来回，觉得又生出一丝希望来了，如果她真铁了心不理我了，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回复这六个字，所以我赶紧又写：“赖月你还在街上吧，我车子还有一小时才开，要不我请你吃点心？到哪里吃由你定。”赖月立刻回说：“你还是请你弟弟吃去吧。”

我不敢提我弟弟，她却主动出击提我弟弟，把我吓得再也不敢继续写下去。

我又吃了一闷棍。不过这也没什么，在赖月面前，这是常态，我自我安慰一下，也就过去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一边给赖月发短信，一边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乡政府门口，在这里我又意外地看到了一个人。

是王图，他还带着另外几个人，他们正谈笑风生往乡政府去。我对村长王图一等人的事情已经关心过头了，加之赖月不肯吃我的点心，我更没心情，我再也没有任何兴趣，我得赶路去找弟弟。可王图竟和村长一样好事，一看到我就喊我，我假装没听见，他却不放过我，在背后说：“王全，你为什么躲避我？你心虚什么？”我停下来告诉他：“我爹又组建唱丧队了。”王图才不相信这一套，“哈哈”一笑说：“他以为唱个丧，就能把别人的事情唱衰了，把自己的事情唱兴旺了？”我知道王图说的这个“他”不仅是我爹，更是村长，我幸灾乐祸说：“你真和村长干上了。”王图嘲笑我说：“你只知道我和村长干，却不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你还向来认为自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呢，其实你完全后知后觉、木知木觉。”

我有他说得这么不堪吗，其实我早就觉察，村长马马虎虎建工厂急急忙忙抢开工，又围河筑坝假装养鱼养虾，样样抢在前面，可现在王图不再孤军作战，引入了外援，他会给村长来个下马威、打他个措手不及吗？

我又看了看王图带着的人，都有模样，甚至气宇轩昂，我说：“王图，这几个都是人物吧。”王图警觉地看了看我，说：“暂时不告诉你，告诉你怕吓坏了你。”我说：“你是怕我泄密吧，可你自己带着人在街上一走，消息比风还快，吹到村长那里去，然后，立时三刻，村长说不定比你还先搞定你带来的这两个人。”王图说：“这回他做梦吧。”

我想了想又说：“我早就预感到，你和村长讲和，根本就是假的，你是假投降，其实你一直都在暗中对付村长。”事到如今，王图也不再充假，坦白地说：“是，又怎么样？你们怕他，我不怕他。”我批评王图说：“你心胸怎么这么狭窄，不像个男人，村长都不记你的仇了，你这是要干什么呢。”王图说：“他当然不记我的仇，又不是我得罪他在先，本来就应该是我记他的仇。”我不同意说：“是你先前弄个假证明，想陷害——”

王图不再理我，朝我摆了摆手，就耀武扬威地进乡政府去了，我想了想，感觉到这一次他好像抢在村长面前了，村长可能还不知道王图的动作呢，村长可能还被蒙在鼓里呢。

我当然不会向村长去通风报信，没必要。

还是那句话，不关我事，我要找弟弟。找到弟弟才是我唯一关心和唯一要做的事情。

不料片刻之后，事实就证明了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当王图的身影刚刚闪进乡政府，村长就出现在我眼前了，说心里话，我是猛吃了一惊的，而且我心里十分佩服村长，只是表面上我不肯露出来。

村长看到我站在乡政府门前，似乎有些意外，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对我掉以轻心了，警觉地盯着我看了看，说：“王全，你不去找弟弟，在这里干什么？”我阴阳怪气地说：“我看看王图怎么和你抢生意。”村长一听，就知道王图抢先一步进去了，骂道：“狗日的再快也快不过我，他想抢在我前面，除非他从老子的尸体上压过去。”

真是气壮如牛。

其实我只是一句玩笑话而已，他干吗这么顶真呢，难道他真的有什么预感吗，或者，早已经有了什么风吹草动而我不知道吗？

村长说：“王全，我告诉你，无论你怎么做王图的走狗，小王村的地盘，永远都得我来做主，容不得别人来干涉。”本来我还蛮佩服他气壮如牛的，结果他却乱朝我头上栽赃，说我是王图的走狗，我不能让他这么侮辱我，我专拣他最软的地方戳过去说：“可是有人比你更牛，就拿走小王村的地，让你脚踩空虚，你能咬掉他的卵泡啊？”

我是胡乱瞎戳的，没想到这一下真的戳中了他，戳痛了他，一直很有涵养的村长说变脸就变脸，他气急败坏，指着我破口大骂起来：“王全，闭上你个臭嘴、乌鸦嘴！”我也不怕他，我说：“你让我爹来唱我的丧就是了。”村长说：“我才不让你爹唱你的丧，你都没有资格，你连王厚根的老爹都不如，我希望你活着，活得好好的，但是你一辈子都找不到你弟弟，你一辈子都只能是你弟弟。”

村长够凶恶，他的凶恶在于，他知道我最怕什么。

第十一章

再一次进入江城救助站的时候，我已经不是王全，我是王王。

我又去办了一张身份证，上面除了照片，其他都是假的。

王王这个名字是办假证的人替我想出来的，我一下子就接受了，本来是王全，可是丢了个人，王全就变成王王了。

救助站的传达室还是那个门卫，我出现以后，他先是一愣，然后疑疑惑惑地说：“是你吗？是王——王那个——”我怀疑他得了健忘症，这才几天时间，他都把我给忘了？我心里一阵悲凉，正欲哀叹人心不古，忽见他一拍大腿，激动地大喊起来：“来了，来了呀！”听他的口气，好像他们一直在等我着欢迎我似的，我正在琢磨他什么意思，他已不由分说上前一把拉住我说：“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太好了，快跟我走！”我不知道他要把我带到哪里，我存着一点警惕，上次的事情让我不得不有所戒备。他当然看得出我的疑虑，赶紧解释说：“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他们正在开会呢，你赶紧进去。”

我可是个敏感的人，才在会议室门口一探头，就感觉到会议室里的气氛很严肃，很紧张，似乎正在发生什么大事。

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一探头，竟然引起会议室里一片“啊呀”“哎哟”“噢噢”声，好几个人同时站了起来，冲着我过来了。那门卫大哥英雄似地站在我身边，骄傲地说：“我看到他的，是我先看到他的。”

他将那个“他”字咬得特别重，特别响，让我觉得有些意外，我又不是人物，他看见了我难道也算是个大事么。他抢什么功呢，如果我是个犯罪分子，被他抓住了，这算是功，或者我是个无名的见义勇为者，救了人后悄悄走了，现在被他发现了，那也算得上是功，可我这两者都不是。

我什么也不是。

谁说我什么也不是。

我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看起来不由我说了算，那押送我回家的一老一小，已经从会议室里冲到了我的身边，那牛脸一把抓住我说：“啊哈，你回来了，是你，你回来了。”马面师傅虽然照例满面沉着，但我看得出来他内心和牛脸一样的激动，甚至比牛脸更激动，他眼睛里都含上泪水了。

整个会议室都轰动了。

我不得不感觉我真成了个人物，还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因为我的出现而这么轰动的呢。

事后我才知道，我的及时出现，挽救了牛脸马面。

自从上次他们在火车上被我整了一下，让我逃脱后，他们知道回去无法交待，两个人在返回的路上就开始编故事，并且订了攻守同盟。回到站里后，他们谎报说我到站后就被亲戚接走了，他们甚至还模仿我的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亲戚的字迹，写了个领条，证明我亲戚把我领回家了。

他们也够蠢的，他们两个订同盟有屁用，他们得和我订上同盟才有用。

结果，他们所有的谎言，都被我冒充我爹打的那个电话戳穿了。

护送精神病人回家，半路给逃走了，这可是站里的大事，何况已经被“家属”知道了，打电话来追问，搞得不好，家属会追到江城来闹事。所以站里根据规定，又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开除一个，处分一个。

也有人替他们求情，说处分太重了，可站里说：“现在只是家属知道、分管局长知道，影响还没有闹大，如果闹到整个局里都知道，再捅到媒体，捅到网络，再被上纲上线地瞎炒一下，转发N次，别说你们两个了，就是我这个站长，恐怕也保不住自己了。”

站长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大家也不好再提疑义了，再提疑义，分明是在拿站长的乌纱帽开玩笑了，马面师傅和牛脸，也都认栽了，但仍然存在到底开除谁的问题，于是他们两个在会上又客气起来，那牛脸说：“我还年轻，还没有结婚，没有负担，师傅你上有老下有小，你不能丢了这份工作。”马面师傅说：“我虽然拖家带口的，但是我有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我离开这儿，到别处，也能干好的，你不一样，你年轻，没有经验，离开救助站这么好的单位，再到别处，只怕站不住脚。”

搞得在场所有的人心里都酸酸的，站长和科长他们，也都不愿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被开除，但是如果没有救星出现，谁也救不了他们。

现在好了，就在宣布开除决定的会议上，我出现了。

我不是他们的救星还是什么？

站长当时就掏出手机打电话汇报说：“杨局长杨局长，好消息好消息，我们站里逃走的那个人找到了，现在就在我身边站着呢。”他不说是我自己主动回来投案的，而是说“找到了”，似乎这是他们的功劳，但他这样说，我也理解他，我没和他计较，只要能让我如愿找到弟弟，他们怎么说我都无所谓。

现在站长安心地退出了，我又被交到关科长手里，关科长对我比上次更客气，关切说：“王全，你身上穿得太单薄了。”我马上纠正她说：“关科长，我的名字叫王王。”关科长笑了起来，分明还是不相信我，我赶紧掏出我的新身份证，递给她，她认真地看了看，说：“你现在不叫王全了？”我坦白说：“科长，对不起，其实我本来就不叫王全，我弟弟才叫王全，我上次来，是骗你们的。”科长又笑着说：“我们理解，我们理解——”

我们正谈得热烈，我看到那牛脸从科长办公室门口走过去，过去的时候，朝我使了个眼色，我没理解，过了片刻，他又回了过去，走过的时候，又朝我使个眼色，这下子我反应过来的了，他有话跟我说，他希望我在和科长的长谈之间，把他想说的话递给我。

我对科长说：“我要上个厕所。”科长说：“在一楼，你去了就上来噢。”我应答了，一走出来，那牛脸就过来拉我，说：“好你个王全——”我赶紧说：“我不是王全。”牛脸道：“得了吧，你小子会玩花招，又失踪，又改名，你以为我们救助站的人都是傻子？”奇怪的是，我本应该对牛脸满怀怨气，他应该是我这次回来的主攻目标，可是经历了这一场逃跑和自投罗网后，我再看牛脸时，感觉却不像头一次见他那么牛，也没有那么反感他了，我已经把怨气消除了。

这可不是我心地善良，不计人过，是因为我要找弟弟，我弟弟还在他们手里，或者至少，他们会有有关我弟弟的信息，我如果把他们得罪狠了，他们捏着死活不给我，我又怎么办？

牛脸亲热地拍着我的肩，我们一边说一边下楼去，我说：“你不是又要看住我吧？”牛脸说：“你都自己送上门来了，我还担心你再逃走吗，你即使再逃走了，还是会来的，我不担心。”我谢谢他说：“还是你理解我。”他说：“你还是要找你弟弟？”我说：“看起来，这里只有你相信我是来找弟弟的。”他又说：“你能把安眠药给我师傅吃，我就能相信你是来找弟弟的，不然你才不会逃走了又来呢。”想不到给人吃安眠药这等下三滥的行为也有如此的好处，可惜我刚刚燃起的希望，又被牛脸浇灭了，他告诉我他这几天已经把现在在站里的受救助者全部了解过了，确实不存在我弟弟。

我没想到，我半路逃走了，害他们差点被开除，他还这么在意我找弟弟的事，刚要开口谢他，他已抢先对我说：“你先别谢我，我做这事情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你逃走了，我犯了大错，我当时想，只有找到你弟弟，才能证明你不是病人，只要你不是病人，我们就没有责任了。”他倒是很坦白，但即便原因如此，我还是要感谢他的，虽然他主观是为他自己，但客观上他帮助了我。

只可惜，我弟弟至今还没有露面。

我愣了半天，我不能就这么放弃，我说：“现在不在，不等于从前他没有来过，如果他曾经来过，也许能找出些蛛丝马迹，我想我如果能够在站里住上一阵，我不麻烦你们，我自己找着试试。”他点了点头，说：“你既然救了我，我也应该帮助你，我陪你一起再去找关科长吧。”我拔腿就要往二楼去，他却挡住我说：“你就这么上去，还是重蹈覆辙，我们科长，干这活干了几十年了，从前还不叫救助站，叫收容站的时候，她就在站里了，你能逃得过她的火眼金睛？”我奇怪说：“我又不是犯罪分子，我也不是伪装正常人的精神病人，我怕她火眼金睛干什么？”牛脸说：“正因为你不是病人，站里不可能收留你住下的。”

他这话说得我心里一跳，脸上莫名其妙地发起热来。

牛脸看穿了我的想法，又给我启蒙说：“到救助站来的，一般都是１１０或者１２０送来，或者某个社区、某个单位送来，从前也有自己上门的，一般是两种人，要不就是长期流浪的病人，实在混不下去了，要不就是跑站。”

他料我不知道什么叫“跑站”，又介绍说：“跑站的，大多是先混个澡洗，再混一顿吃的，最后混张车票，然后到车站去退掉。但是后来出台了新的规定，在车票上加了章，他们无法退票了，主动上门的越来越少，几乎就绝了，直到你出现了。”我“嘿”了一声说：“这么说起来，我是主动上门的，我要是想留在站里，只能二选一了。”他笑道：“是呀，你考虑选择哪一种呢。”我说：“既然现在跑站的很少了，我要是扮成跑站的，很容易被戳穿。”他又笑道：“那你就只能装扮成有病的。”我也笑说：“你们其实早已经把我当成有病的了，这不正中你们心意吗？”他点头说说：“你要扮只能扮精神有病的，不能扮身体有病——”我赶紧领会说：“那当然，我是精神病人，你们关科长早就一眼看出来了。”牛脸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说：“那你打算扮成如何程度的病人呢？”我说：“是不是扮得重一点，留下来的希望就会大一点？”他摇头说：“错了，不能病得太严重，太严重会送到精神病院去，或者叫１１０、１２０来处理，或者送回去，只有不太严重，但又说不出家在哪里的，才能暂时留下。”这下子我急了，我说：“可是他们已经知道我的家乡是小王村呀。”他笑说：“那个人不是你嘛，你不是不叫王全了吗？既然你不是王全，你家乡也不是小王村了，是吧？”

他再次提醒了我，我有了一个新的假身份，我也已经编出一个假的家乡来，我得记住我的新身份和新家乡。

两下商量妥了，达成了一致，我当然也将我的新身份和新家乡牢牢地记住了。牛脸这才带上我重新回到科长办公室，牛脸说：“科长，我看到他蹲在厕所里半天，一动不动。”科长说：“他干什么呢？”牛脸说：“他说他是一只马桶。”我差一点喷笑出来，但科长一点不笑，其他人也不笑。估计他们是见多识广，见怪不怪了。

牛脸开始瞎说：“其实上次来，我就看出来，他是属于知识型的，特别有复杂性，有欺骗性。”我还头一次听到精神病还有知识型和非知识型之分，但我知道牛脸这是在为我打掩护呢，为我造假呢，我强忍住没笑出来。关科长同意说：“那倒也是，但无论多么复杂，无论怎么掩饰，无论伪装得多好，早晚会露出本性的——我当时的第一印象，这个人是比较特殊的。”

特殊就好，特殊换个说法就不正常，不正常再换个说法就是有病，果然科长沿着牛脸和我一起设计的路线往下走了，最后也果然如了我们所愿，科长同意让我留下了。

牛脸急着要带我去住宿，他是怕我在科长面前言多必失，暴露出真的真相。其实他根本不用担心的，以我这样的智力水平，假扮一个精神病患者，还是绰绰有余的。当然，这也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他们早就认定我是精神病人，所以我的任何的举动，任何的言论，在他们看来，都有特殊的色彩，即使是我的十分正常的的言行举止，他们也会认为那是我假装出来的。

科长却没太放心，她真是既有经验，又有警惕性，虽然她再三说过她一眼就能看出我来，但其实她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她还是更看重事实，更看重新的调查结果，所以她还不能让我现在就离开她的视线，她得继续盘问我。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事情的开始，她问我：“你不找你弟弟了。”我说：“我不找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弟弟，那是我幻想出来的弟弟，其实我就是我弟弟。”科长这下子满意了，不过她并没有将这种满意全部露在脸上，而是隐藏在背后，她对我还是防了一手的，最后她总结说：“看起来，你的情况比上次来的时候好转多了。”

出了科长办公室，下楼后，牛脸对我说：“你别以为这一下子就能瞒过科长了，她只是因为先入为主认为你有病，才会暂时相信你，不等于她以后不会回过神来。”我说：“我哪里做得不够？”他朝我看了看，说：“你两个眼珠子贼溜溜地转，一般有病的人，眼神是定定的。”我吓了一跳，赶紧让自己的眼神定下来，两眼发直地直视着前方。

牛脸一看，笑了起来，说：“你倒学得快，当个演员也不差。”

我心里很得意，虽然看不到自己的眼神，但是这会儿我已经感觉到自己眼神是定定的了。

牛脸带我到另一间办公室，在这里我填登记表，然后才算正式入站接受救助了。

填表办公室的那个人先收了我的假身份证，又拿出一张纸给我，我奇怪说：“你们不是电脑化管理吗，怎么还用纸的表格。”牛脸说：“手写的是原始资料，最可靠的。”我听他说“可靠”就朝他会意地笑，他却不看我，倒是那个管表格的人看了看我，问我会不会写字，我立马忘记了我的病人身份，说：“用英文填都可以。”那人听了，“噗嗤”一笑，说：“不需要英文填，填了英文我们也看不懂。”

我埋头写起来，写得很顺溜，那是当然，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家乡，自己的身份证，时时刻刻都是装在心里的。“刷刷刷”几下，我就填到了表尾。

牛脸见我填得这么快，感觉不对，伸手来拿我的表格，我反应也不慢，一看他的手伸过来，也立刻醒悟到，我填错了。

其实我没有填错，我填的是姓名王全，地址王县大王乡小王村，这就是我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但是我却不能用最可靠的资料进入救助站，我得用另一个“我”，我赶紧说：“哎呀，填错了，重新给我换一张表吧。”管表格的人重新给了我一张表，说：“用英文填就不会错了吧。”他报复心蛮强的，不过我不记恨他，我也不能跟他顶嘴，我能不能进站，他是第一关。

我重新埋头填写，思路却闭塞了，我只知道自己叫王王，但是新的家乡的地址我背出来又忘记了，只怪我自己的家乡深深刻在脑子里，容不进别的家乡了。

管表格的人又看看我，说：“你记性这么差，连自己家乡都记不得，填不出来？”牛脸一看要穿帮，替我解围说：“都记得了，那还叫病人吗？”那人貌似同意牛脸的话，不再吭声，牛脸让他把我的假身份证拿出来，好让我照着上面抄，他拿出了我的假身份证，却不给我，朝上面看了看，问牛脸说：“小杨，他是你亲戚吗？”我不等牛脸表态，赶紧自我表态说：“不是的不是的。”那人的怀疑终于直接地露了出来，对牛脸说：“怎么感觉你们是串通好的，是不是？你们串通了想干什么？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以为牛脸会很慌张，可牛脸才不像我这样没见识，也不像我这样心怀鬼胎，他光明磊落，坦白地说：“关系确实是有一点的，就是上次我和吴师傅送他，半路上被他逃走的，害我和吴师傅差点被开掉，这回我得管住他。”那管表格的人这才“噢”了一声，脸上怀疑之色顿消，还向牛脸使了个眼色，我看得懂，但我不计较他。

他从我手里把表格拿回去，说：“不用你填了，反正你的身份证在我这里，我帮你填一下就行了。”我说：“不是要最可靠的手写的第一手资料吗？”他笑道：“你倒蛮用心的哦，我们说的话，你句句记得。”一边动手替我填表，一边说：“身份证就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嘛。”我心里暗笑，嘴上说：“那就是了，我有身份证，这比什么都可靠哦。”

我们正在斗智斗勇，关科长进来了，她接上我的话头说：“难说的，难说的，现在的身份证，什么来路都有。”她对我果然还是不放心，虽然表面上同意了牛脸的判断，但其实她心里还有疑惑，何况我早已看出来，她是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人，她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关科长拿过我的表格看了看，那上面已经填上了我的假家乡和我的假名字，科长看过后，笑了一下，说：“王王，你叫王王，你弟弟叫王全，你和你弟弟难道不在同一个家乡？”事情不妙，刚才在她的办公室里，我明明已经承认我没有弟弟，她也明明已经相信了我的谎话，怎么这一会儿她又来找我的茬了，我脑子有点乱，赶紧搜索枯肠编了个理由让她相信我和我弟弟为什么不在同一个家乡，谎言刚要出口，一下看到牛脸的眼色，我立刻明白过来，我又差点着了科长的道，我赶紧说：“科长，你搞错了，我没有弟弟。”科长满以为我会露出馅来，结果却没有，她狐疑地看着我，又说：“你没有弟弟，那王全是谁呢？”我又被将了军，王全是谁呢，肯定不是我弟弟，因为我应该没有弟弟，如果王全是我，那王王又是谁呢，我手里可是持的王王的身份证，没想到这些事情还真难编排，我的馊主意还没有出炉，那个管表格的人揭发我了，说：“科长，我刚才注意到了，他连自己的家乡都填不出来，这张身份证，肯定有问题。”原来这家伙对我的怀疑并没有消除，只是不再放在脸上，以此来迷惑我和牛脸，我差点上了他的当，才知道他们这些人，心思很复杂的，肚量很大的，什么东西都能藏起来，到关键的时候，才拿出来。

他以为在科长面前立了功，可是科长听了他的话，脸上并没有呈现出对他的表扬之色，对我呢，也没有责问的意思，仍然和颜悦色，耐心和我说话，但她似乎不知道到底该喊我王全还是王王，干脆两个名字轮着喊一遍，哪个都不漏：“王全，王王，你其实不用费神了，我又一次打电话到你家乡核实了解过了。”我一着急，也顾不得分辨真家乡假家乡，赶紧问：“他们又怎么说？”科长说：“他们说得很肯定，也很清楚，是有个病人走失了，他只知道自己叫王全。”我没招架住，脱口说：“王全是我弟弟。”话一出口，立刻知道又回到了起点，我一点也没有进步，赶紧又纠正说：“其实王全也就是我。”但这同样是自打耳光，只得再一次更正说：“不对不对，我既不是我弟弟，也不是王全，我是王王。”

我沮丧地想，我如此出尔反尔，一定不再会有人相信我，别说经验丰富的难以对付的关科长，换了任何人，也不会相信一个信口雌黄的人。我都不敢看牛脸的脸，他的脸色一定很难看，他好心帮我混进救助站，以便进一步寻找弟弟，他已经替我设计得天衣无缝了，结果却被我搞砸了，我还不知道会不会连累他呢。

管表格的那个果然揭发起来，指了指牛脸对关科长说：“科长，这个人明明牛头不对马嘴，小杨却在替他打什么掩护呢。”我一听，心就往下一沉，牛脸是我在救助站唯一的靠山，如果科长对牛脸也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那我在救助站还有什么指望呢，

好在关科长没有接受那个人的挑拨，毕竟科长是有自己固定的成熟的想法的，她会深思熟虑的。那个人试图进一步揭发，被关科长摆手挡回去了，关科长的心思明显不在牛脸身上，而在我身上，她需要作出判断的是我，而不是牛脸。

我朝牛脸投去宽心的一瞥，注意到他正与关科长在交流，交换以后，牛脸说了：“科长，你没看错，我也没看错。”科长会意地点头说：“应该可以确认了。”

牛脸听后，顿时神采奕奕，朝我又挤眼又歪嘴，我的思想在我脑子里转过一个弯，我就恍然大悟了。

我的出尔反尔，我的颠三倒四，我的语无伦次，我的一会王全，一会儿王王，一会儿小王村，一会儿不是小王村，我不是我弟弟，我就是我弟弟，等等等等，恰好表现和反映出我的不正常。仔细想想，难道不是么，我都说了些什么疯话？换了谁也不会认为我是个正常人的。而我这一出错反倒好了，因为我一会儿是我，一会儿又成了我弟弟，一会儿要找我弟弟，一会儿又不要找弟弟，这正是典型的分裂嘛。

这时候科长那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再看我时，她的眼神，已经不再是怀疑和犹豫，而是同情加关切了，她对管表格的那个人说：“不多说了，先登记住下来吧，有些问题，暂时也不研究了，住下后慢慢再说。”

我偷偷地笑了。

科长再一次回到了我和牛脸一起给她指引的正确道路了。

忙完这一切，牛脸把我送到宿舍，交给管理员，他又要出发去送人了，临走前他把手机号码留给了我，让我有什么麻烦事可以打他手机。我心里十分感激他，但又觉得他多此一举，经过艰难曲折，事情走到这一步，已经胜利在望了，还会有什么麻烦呢。

其实你们知道，我肯定又错了。

我舒舒服服躺在柔软松香的床上，情绪安定下来了，好像我弟弟就在我隔壁躺着似的，心里一安定，睡意很快就来了，我正要香香甜甜地睡去，又有人来找我了，通知我下午到心理咨询室去。

我吓了一跳，心理咨询这个名词我听说过，似乎一般都是那些钻了牛角尖、想不开的人、想寻死的人去的地方，我又不想寻死，为什么我要到心理咨询室去呢？我才想起牛脸是有预见的，赶紧给牛脸打电话，问他怎么回事。

牛脸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会，说：“看起来，科长并没有完全相信你的话，也就是说，她还没有确定你真的有病，当然她也不能认定你没病，她一直处于怀疑之中。”我奇怪说：“你怎么知道科长的想法？”他说：“一般被认定是精神病的，都不会再做心理咨询的。”我怕又被赶出去，赶紧说：“那我怎么办，赖着不去做？”他笑道：“你以为赖着不做，就会相信你啦。”我说：“那我应该去做？”他说：“安排你干吗你就干吗罢。”我说：“那我进去了，我说什么呢？”他说：“医生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罢。”我奇怪说：“那岂不是很快就会被发现吗？”他反问我说：“发现什么呢？”

我心情沉重，他的口气却零沉重，但奇怪的是，他轻轻地一问，就启发了我，脑海里灵光顿现，是呀，发现什么呢，发现我是王全吗？发现我不是王全吗？发现我是王王吗？发现我不是王王吗？发现我是我吗？发现我是我弟弟吗？发现我不是我弟弟吗？我正为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是谁而得意，他那边果然又说了：“现在这么七搞八搞，恐怕连你自己都说不清自己到底怎么回事了，心理医生又不是仙人，哪能搞得清。”

这下我心里有底了。下午我心情坦然地去心理咨询室，看到一美女在前面姗姗而行，我赶紧追上几步向她打听心理咨询室在哪里，她笑道：“你就是王王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引我到了一间办公室，请我坐下，说：“我就是医生。”

我没想到她竟然就是心理咨询医生，不是我想象中的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而是一位美女，害得我想多看她几眼，但又不敢贸然，心里琢磨着，一个精神病人，看到美女，会是怎么样呢？一下就想到了我弟弟，我差一点学出我弟弟的样子，“吱吱”地叫几声，可再一想，不行，我弟弟以为自己是老鼠，我没以为自己是老鼠呀，那我以为自己是什么呢？

墙上倒是挂着白大褂，但美女医生没有换上它，这我也想得通，心理咨询的医生和一般的医生是有区别的，她大概不想用白大褂给病人以压力，其实她不知道我并不是病人，无论她穿什么，我都不会有丝毫压力的。

我并没有因为医生是女的，又是美女而放松了我的警惕性，从而忘记了我的重要任务和根本目的，我面对医生坐下的时候，已经开始整理我的思路，女医生也没有落后，她也已经笑眯眯地开始了，她的笑显得十分自信，有一种踌蹰满志的意思，她手上有一个本子，她看一眼本子，就抬头看我一眼，再看一眼本子，再看我一眼，我估计本子上是科长他们记录的关于我的情况，我很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形容我的，但我不敢随便造次。

管他呢，管他们怎么形容我，我只要扮演好我的角色就行。

为了扮演好我的角色，我得装傻，又不能装得太过，要恰到好处。这事情我从来没有干过，但是凭我的应对能力和应有水平，我相信我能通过考验。

女医生在本子和我的脸之间看了几个来回以后，开始说话了：“你别紧张，只是随便问几句话，了解一下。”我说：“嘿嘿，我没有紧张。”女医生说：“不紧张就好——你两次来救助站，两次的你，既是同一个人，又不是同一个人，你认为哪一个是真正的你呢？”这样的问题，肯定是我意料之中的，我早有准备，所以对答如流说：“我是病人，你是医生，应该由你来诊断。”

我还没怎么费心，女医生已像是被我将住了，停顿了好一会，又看本子。但那本子已经被她看来看去，看了好多个来回，应该没什么好看的了，他们关于我的情况，也就知道那么一点点，何况是不真实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真是难为这位美女医生了，她从本子上再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只得再次转向我说：“你一会儿是王全，一会儿又不是王全，一会儿来找弟弟，一会儿又不找弟弟，你认真想一想，这两种反复，是存在于你脑子里吗？”这个问题我更是准备充分，我不假思索地说：“正是如此的，我一会觉得我是王全，一会儿觉得我不是王全，一会儿知道我有个弟弟，一会儿我又知道我没有弟弟。”女医生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我看得出她一笔一画不是那么顺畅，似乎有点勉为其难，我多少有点于心不忍，一个十分自信的心理医生，竟然被我搅得有点晕了。当然这也不能怪她水平不够，只怪科长他们给她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的结论，她是带着“这个人有病”或者至少是“这个人可能有病”这样的观念来和我谈话的，她哪里知道，我就像一个幕后操纵者，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在前台表演，我在后面游刃有余。

女医生虽然碰上了强劲的对手，但是她也很顽强，又对我说：“你的身份证证明你不是王全，家也不在大王乡小王村。”我说：“其实我自己也很奇怪，我明明不是王全，我的家乡明明不在王县大王乡小王村，但我的脑子里怎么会有那个名字和那个地方的呢？我是在哪里植入这种念头的呢？”

我因为长期照顾有病的弟弟。对于精神病的情况多少也知晓一些，所以我说的这些话，基本上就是让女医生认为这就是病人幻觉、幻想。

果然，女医生稍稍终于松了一口气，她大概基本上能够断定我是个病人了，但她还不知道我的病有多重，她接着再换一种方式，似乎不是医生对病人的，而是朋友之间知心的谈话，开诚布公说：“心理有疾病的人，一般会有几种想法，我说出来，你对照自己，看看你是哪一种想法。”我当然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说：“医生你尽管问吧。”女医生说：“有一类人，他们是充满否定的，常常说‘我没病’，或者说‘我没有问题’，‘你才有病’——”我立刻说：“不是我，我不是这样的。”女医生又说：“另一类，是另一个极端，认为人人都有病，每个人都要看病，你这样认为吗？”我说：“这也不是我，至少，我就不认为医生你有病。”女医生“啊哈”了一声说：“你就这么肯定——再有一种，他们会把一些错误和问题，都归结于他人，比如，比如，比如——”她没有“比如”出来，起先她的思路一直很畅通，到这儿不知为什么阻塞了，我就替她“比如”吧，我说：“这我知道，比如我离婚了，就完全责怪我老婆，都是她不好，她怎么怎么——”我才说了个开头，就发现女医生脸色不对，似乎要生气了，我赶紧说：“我‘比如’错了，这不是我，我还没结婚呢，我不可能离婚哦。”

女医生一直是沉稳平和的，不知为什么，一听我说“离婚”两个字，顿时恼羞成怒了，她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用力在本子上划上了一个句号，本子朝桌上一扔，急急地出去了。我想大概她是结束了给我提供的心理咨询，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走得这么突然，这么急，刚才我一门心思集中精力对付问题，想顺利闯过这一关，都还没来得及细细品赏她的美貌呢。

我看了她放在桌上的那个本子，大吃一惊，原来这完全是个空白的本子，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有她最后划下的一个句号。

我顿觉头皮发麻，后背心发凉，到底是心理医生，厉害，手段高明，让我以为她掌握了我的许多情况，让我以为那本子上有许多关于我的内容，那样我就会心虚，就会把什么都坦白出来，那岂不是立刻就中了她的圈套。

幸亏我是个病人，病人是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她从我这儿，什么也没套得去。

我的心彻底地放下来了，回到宿舍睡了一觉，科长没有打扰我，等我睡醒以后，科长才找我，我看她胸有成竹的样子，估计她已经得到了女医生的报告了，应该已经再一次确认我的病情了，不料科长却只字未提，先问我休息好没，我说休息得很好，又问我住下来习惯不习惯，我说习惯，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她满意地笑了笑，最后才告诉我，本来安排下午有一场心理咨询的，因为医生临时有事，没能做成，改在晚上进行。

我听了有些吃惊，但没有马上反映出来，我细心地想了想，会不会他们对下午的心理咨询结果不满意，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所以晚上再重来一场？但是对我来说，下午的咨询却是达到了我的目的，我已经顺利地让女医生确信了我是个精神病人了。他们难道想推翻这个结论吗？想到这儿，我开始急了，我说：“关科长，下午明明已经咨询过了，为什么晚上还要再来一场呢？难道你们对自己的医生都不信任吗？”关科长吃惊地看着我，过了一会才说：“你不是一直在睡觉吗？”我说：“不是的，中间我已经去过心理咨询室了，心理医生是个美女，问了我好多问题，我都答对了，呵不，我都答不出来。呵不，我答错一部分、大部分——”关科长不再跟我说话，拿出手机打电话说：“你们看一看，下午是谁在咨询室。”电话那头叽叽咕咕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议论的是什么事，一会就见那科长“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说：“亏他想得出来，又做起心理医生来了，做得像吗？”这回我听出点意思来了，似乎下午给我做心理咨询的那位医生，是位兼职的医生，这下我有点急了，赶紧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医生很有水平的。”我倒不是为美女抱不平，我实在是不想晚上再被安排一场，兴许换了个老辣的、目光锐利的，一眼就把我给看穿了，我岂不是辛辛苦苦白忙乎了。

关科长见我为女医生辩护，也没有反驳我，也不提晚上到底要不要再来一场，她换了个话题，说：“我们根据工作程序，下午又给你的家乡打过电话了。”

我顿时懵了。

家乡？科长说的是我的哪个家乡呢，是我的真家乡还是我的假家乡？真家乡会怎样，假家乡又怎样？我正在厘清自己的思路，科长那儿已经到了最后总结的时候了，科长对我说：“我们核实过了，你的身份证是假的。”我还想狡辩，科长觉得我大可不必了，说：“你就别再玩花招了，我们知道你不是王王。”

我被戳穿了，一时无以应对，当着科长的面，我又不能打电话求助牛脸，我只能依靠我自己，我尽量地镇定情绪，将混乱的思路捋一捋，感觉到目前的情况还没有到最糟糕的地步，科长只是否认我是王王，但她到底认为我是谁呢，我是不是还有一线希望呢。

既然她戳穿了我，我也不想再冒别人的名了，用别人的名字过自己的日子毕竟不是好事情，我就做回我自己了，我说：“科长，正如你说，这张身份证不是我的，我的身份证被人借走了。”科长说：“这样就好嘛，事实就是事实。”我说：“我就是王全，我来找弟弟的。”科长一听这话，立刻“哎哟”了一声，说：“你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已经确认你是王全了，你怎么又要找你弟弟？”

我觉得她的话才有问题，无论他们对我怎么照顾，怎么呵护，怎么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但是在找弟弟的问题上我是容不得半点含糊的，我反问她说：“难道我一说我要找弟弟，我就是精神病人了吗？”她没有马上回答我，想了想，从头说起：“你看啊，你第一次来，我们就帮你查了，你弟弟确实没有在我们站里待过，你自己也偷看过我们的登记，根本没有你弟弟的材料，一点痕迹也没有，你为什么坚持认为你弟弟在我们站里呢？”我说：“不是我坚持认为，是你们打电话告诉我们大王乡的民政助理，他让我来的。”科长说：“绕了一大圈，怎么又回去了。”我说：“本来我也不想绕，是你们不相信我，我只能跟你们绕。”科长说：“如果是其他什么事情，我们也不会这么顶真，但是你非要我们承认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一个根本没有出现过的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万一我们承认了，又万一你弟弟出了什么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不高兴地说：“你首先想到的是责任，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也不同意我的说法，纠正我说：“如果连我们救助站都不讲责任，现在社会上，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活生生的人，谁来帮助他们啊？”

她这话我是同意的，他们是有责任心的人，他们是值得依靠和信赖的人。

但是可惜，我不是来寻找责任的，我是来寻找弟弟的，他们只能给我提供责任，却不能给我提供关于我弟弟的任何消息，他们甚至根本就不承认我弟弟的存在。

他们虽然认真，有时候却也荒唐。

我来来回回忙乎了这么长时间，结果又回到起点，起点在哪里，起点在我的家乡小王村，我丢掉了弟弟，去找村长，村长让我到乡里去，乡里让我到江城来。

结果江城却否认我弟弟的存在。

关科长不想再和我纠缠了，对我说：“王全，你可以在站里吃过晚饭走。”她要赶我走了，她彻底失去了耐心，也彻底失去了判断，她现在完全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她完全不知道我到底是谁，也完全不知道应该认为我是谁。

如果她认为我就是我弟弟，而我又偏偏一再强调我确实有个患精神病的弟弟，那么这个我，无疑应该是个病人，如果我是个病人，她就不应该放我走，一个精神病人，放到社会上，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她有责任的。

如果她相信我是王全，相信我是个正常人，没患精神病，没瞎说，那就应该相信我是来找弟弟的，就应该相信我所说的一切。

虽然她让我留下来吃晚饭，但我不想再多吃她一顿饭，一口也不想吃，我去屋里拿上自己的简单的行李就出来了，经过后院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是下午那个美女医生，我赶紧上前打招呼，甚至希望她能给我带来某种转机。我讨好地凑到她跟前，腆着脸说：“医生，医生——”她一听我喊她医生，脸色顿时大变，勃然大怒道：“放你娘的臭狗屁，谁是医生？你才是医生，你一家三口都是医生，你八代祖宗都是医生，你什么什么医生——”

我差点被她惊出精神病来，赶紧先让自己镇定下来，细细一想，脱口一说：“难道你们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听到我说双胞胎，顿时脸色又变好起来，笑逐颜开地说：“是呀是呀，你真厉害，一眼就看出来了。”旁边立刻有人来提醒我了，我认出来他就是我第一次来站时看到的那个想象自己是一只猫的人，猫人跟我说：“你别相信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双胞胎姐妹，就是她，就她一个人，扮成两个人罢。”我惊讶地说：“她居然能扮成医生？”那人说：“扮医生有什么难的，需要什么她就扮什么，有一次还扮了市长，来视察救助站，检查工作。”他见我不相信，又说：“当时正好有个新上任的女市长，大家还不认得，她就冒充了。”

我真服了她，这可是高智商犯病。

那假医生生气了，大声训斥说：“不要和那头猪说话。”我奇怪地看了看那个猫人，说：“他是猫，不是猪。”那假医生瞪着我说：“我和猫说话，你插什么嘴。”

猫人呵呵地笑起来，那假医生也笑了，他们自得其乐，因为他们没有弟弟要找，我实在没胃口掺和他们的游戏，赶紧离去，走到门口，门卫已经得令，没有再拦我，我心里有气，偏不急着走，我得拣个软柿子捏一下，我攻击他说：“你们这里边，全有病，你也不例外。”那门卫不仅没生我的气，还惊异地问我：“你怎么知道，我从前是得过病，后来治好了。”我没好气说：“那你不应该站在这里看门，你应该待在救助站的表格里。”门卫笑呵呵地说：“我没有表格，不过我以前是有表格的，后来救助站搬过几次家，早先的档案搞丢了一部分，我的表格也不见了，但是我人在呀，人难道不比表格重要和真实吗。”我立刻接过他的意思说：“是呀，难道因为我弟弟没有表格，你们就可以否认他的存在吗？”他说：“你弟弟和我不一样，我是实实在在站在你面前的真人，你弟弟呢，只是在你的脑子里，除你，谁也看不见他哦。”

我又想起我临出门前，村长恶心我的话，我就认了吧，我只有找到我弟弟，我才能证明我是有弟弟的。

我仓皇出逃，一口气奔了出来，站定了喘了半天，才渐渐平静了些。可平静下来的我，又茫然不知所措了，我离开了救助站，我对他们有意见，有很大的意见，但是如果不依靠他们，我找弟弟就完全没有了方向。

我很泄气， 我无法可想，唯一的希望是等牛脸回来，可是我度日如年，一分钟也等不下去，我掏出手机，翻了一下可数的几个联络人，死马当作活死医，我在王大包的名字上用力地按了下去。

第十二章

手机意外地接通了，我气得大声骂起来：“王大包你个乌龟头终于露出来啦！”那边和我对骂说：“你谁啊，你才乌龟头！”我说：“王大包你个狗日的，你失踪的时候一声不吭，你重新出现也不告诉我一声。”那边说：“王全，你耳朵被屎堵住了，你听不出我的声音？”我平息了一下情绪，才发现那声音并不是王大包，而是一个我万万想不到的人。

他是我们的现村长王长官。

我特奇怪说：“村长，你不会是杀人越货劫了王大包的手机吧，你在小王村吗，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近啊？”村长奸笑一声说：“王全，难道江城是你家的开的，只许你来不许我来。”我更是吃惊，村长居然也到江城来了，难道他这么好心也来帮我找弟弟了？我呸。

说话间手机已经回到了王大包手里，王大包对我说：“王全，你小子运气好，我刚刚开机，你就打过来了。”我才不信他，但我也没有戳穿他，我还得求他找人托关系，帮我进入精神病院去找我弟弟，我吹捧他说：“王大包，我知道你在江城有名头，你在江城兜得转，要什么人有什么人，精神病院，你有人吗？”我话一出口，立刻有些后悔，怎么听也觉得这有点像骂人，我正想赶紧改过来，王大包那儿已经受用下去了，赶紧表态说：“有，太有了！王全我告诉你，在江城就没有我不认识的人，没有我搞不定的事。”我虽表示怀疑，但因别无选择，只能寄希望于他，我说：“我弟弟在江城精神病院住院，没有熟人带我我进不去，你赶紧替我找一个来带我进去——”

我的声音还没断呢，那边手机已经掐断了，我料定王大包个怂货，听说我要进精神病院，他搞不定了。不料过了片刻时间，王大包又打过来了，告诉我，已经找到人了，约定当天下午就在医院门口碰面，然后带我进住院部。

到这时候我依然没有十分的把握，等我在约定的时候赶到医院门口，看到王大包本人时，我才相信他没有再一次放我的鸽子，他甚至比我还先飞来了。王大包一看到我，立刻用手机打了一个人的电话，训人家说：“你怎么回事，学会摆架子了，我都到了，你还不到？”我怕他太牛把我的希望给断送了，赶紧告诉他：“王大包，不怪人家，是我们早到了。”王大包看了看表，才对那个人说：“你还真实在，一点也不机灵，我给你安排事情，你应该比我早一点才对嘛，别啰嗦了，你快一点。”

他挂断这个人的手机，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我虽不知怎么回事，但银行卡我喜欢的，先拿下再说。王大包见我拿得快，还补我一句说：“这你就不懂了，万一是张透支卡，你抢了去，是要还账的。”我捧他说：“想不到一个欠了巨债东躲西藏的人，还能送人银行卡，真是海水不可斗量，王大包，你就是王大海啊。”

王大包被我的吹捧蒙蔽了双眼，他叮嘱我说：“你记住，名字是你，密码是你生日。”我先是一奇，随即就想通了，说：“原来上次你拿了我的身份证，是去帮我办银行卡呀。”王大包立刻否认说：“我才不帮你办银行卡，我凭什么要帮你办银行卡，我还想别人给我办银行卡呢。”王大包见我还想和他谈论银行卡，朝我摆摆手，又打另一个电话，我听出来他是打给村长的，我用心地听了听，却没有听太明白他和村长在说什么，只是有几词，什么“老板”、“一号”、“大秘”之类，简直像是暗语，因为听不懂，我干脆走开一点，免得露出怯来。

等他打过村长的电话，我才问他：“村长呢，他到江城来干什么？”王大包说：“你来找弟弟，村长要找的人，说出来吓得你一个跟斗。”我想不出谁能吓我一个跟斗，见我不服，王大包说：“省长，你知道省长是什么人物吗？”我虽然不怕省长，但我还真服了村长，我说：“村长连省长都认识，都能找到？”王大包“嘿嘿”冷笑道：“他认识个屁，小王村到省城，十八竿子也打不着。”我已经听出来了，赶紧说：“那还是王大包你介绍的。”王大包脸色微喜，正等着我继续，就看见一个人骑着一辆电瓶车朝我们过来了，王大包说：“来了。”看了看表，比较满意地对我使个眼色说：“还算快。”

我一看到这人，虽然长得有点对不住，但我对他却立刻有了一种亲人般的感觉。这个貌似亲人的人，也不言语，只管带着我和王大包往门诊上去，挨着门诊室一间一间往里看，我忍不住说：“我弟弟不会在门诊上，应该在住院部。”他瞥了我一下，不屑和我说话，只朝王大包说：“他什么人，懂规矩吗？”王大包回头对我说：“估计他认识的医生在门诊上。”

我虽然认同王大包的分析，但心下仍然有点奇怪，他要找熟悉的医生，难道他们事先都没联系吗，难道医生不告诉他在几号门诊室里上班吗？我看看王大包，王大包把气撒到我头上说：“你别看我，你看我有什么用，你弟弟又不长在我脸上。”

长长的一排门诊室都挨个看下来了，也没有找到他认识的医生，连我都看出来他是在虚张声势，王大包不可能不知道，还好，不等我和王大包把怀疑写在脸上，他已经后退了一步，开始向人打听某某某医生了。

打听了几个人，都不知道，这人急了，恼了，坚持说：“怎么可能没有，就是有！”有人见他这样子，也惧他几分，只好退一步说：“你坚持说有，就算有吧，但是现在确实没有，可能是调走了吧，我是新来的，原来的情况不太了解。”

这人总算保住了一点面子，王大包不知是变厚道了，还念着帮我找弟弟，没有戳穿他，还趁汤趁水地帮衬了一句说：“现在的人，跳槽比跳楼还快。”什么话，完全是逻辑混乱。

出了门诊大厅，那人仍然走在前头，我和王大包跟在后面，以为这回要往住院部去了，可方向还是不对，我又泄气说：“原来不是进住院部。”这回他开金口说：“你就知道个住院部，不知道有比住院部更厉害的地方。”王大包比我反应快，说：“医院行政楼吧，医院领导都在那里上班。”

就这样，在我的希望一次次燃起又一次次破灭，一次次破灭又一次次燃起的折磨人的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中，我们终于到了精神病院的行政办公楼前，那人让我和王大包先在外面等一下，他一个人先进去了。

我的感觉再一次跌落下去，我跟王大包说：“这什么人呀，玩什么花招。”王大包说：“王全，你还抱怨，人家为你的事，到底是在跑来跑去，又不收你一分钱。”我说：“我宁愿他收我钱，不要这么花里胡哨，老也走不到正题。”王大包说：“收你钱，你有多少钱够他收的？”我说：“我倾家荡产也行。”王大包瞧不上我，说：“你那‘家’你那‘产’，还不够我请人家吃一顿的。”我既找弟弟无望，还要受王大包的奚落，真是气得气血翻滚，真想给王大包一顿老拳，然后扬长而去，老子不求你了。

可是不行啊，我弟弟在他们手里呢。

那人在里边给王大包打手机，让我们进去到一五房间找他，我和王大包赶紧进去找了一五，果然在里边，另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两人正聊得热乎呢，我心中一喜，知道找到人了。

经那人介绍，这是医院医疗办的何主任，我虽不知道医疗办是干什么的，但心里暗暗念叨，主任啊主任，你都当上主任了，你一定能帮我找到我弟弟。

何主任看了看我，说：“就是你要找弟弟，可是你不知道你弟弟叫什么名字？”我说：“我知道我弟弟叫什么名字，可是我弟弟不知道。”何主任说：“跟我这儿不用咬文嚼字，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你弟弟在这里用的是什么名字。”我点头承认说：“以前我弟弟只会用我的名字，但这一次很奇怪，他没有用我的名字。”那何主任说：“既然不知道名字，我这儿有医院住院病人的全名单，上面有几百号人，你怎么认定哪个是你弟弟呢？”见我回答不出，他也不为难我，说：“只能进去一张脸一张脸地对照辨认。”我心中大喜，连连说：“就是，就是，只要让我进去一张脸一张脸地看一看，我一定能看到我弟弟。”不料那何主任却摇头说：“可惜那是不可能的，里边有很多有暴力倾向的病人，有危险性，我们又没有人手可以陪你，所以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我赶紧说：“我不怕危险性。”他笑了一下说：“你不怕我们怕，你要是出了危险，就是我们责任。”我赶紧说：“我责任自负，后果自负行不行？我写保证书行不行？”王大包的那人也笑道：“你写遗书也没用的。”

话题僵住了，难道我又白来了一趟？我容易吗，经历一而再，再而三的艰难曲折，我已经找到了弟弟的主任，离我弟弟越来越近了，却又被挡住了。

那何主任不仅不让我进去找弟弟，还批评我说：“你这样的人，少见。”我没听懂，不知道他少见的是什么，那主任见我不明白，也懒得跟我解释，而是由王大包的那人跟我说：“一般人家家里有精神病人，走丢了才好呢，永远失踪才好呢，少去了一家人一辈子的负担。”何主任这才接过话头说：“是呀，人家都是推都来不及，你还要找回去，接回去，你傻呀。”王大包也来欺负我说：“王全，是不是你自己有病啊？”我气得都差点闷过去，冲王大包说：“我有病没病，你最清楚吧。”

现在他们三个人的眼神都成了一个颜色，轮番来数落我，一个说：“你如果脑子没问题，怎么可能满世界到处找一个精神病人，你找他回去干什么？劳动？挣钱？娶媳妇，生儿子？”他们一起笑了起来，又一个说：“就是嘛，他什么也干不成，就是一个废人，不如让他在外面混混，说不定他还喜欢在外面那样的日子呢，自由自在。”再一个添油加醋说：“现在好多病人弄在家里，都是被锁着的。”我赶紧解释说：“我弟弟不用锁的，他不是暴力的。”那何主任才问了一句：“那他是什么？”我想了一想说：“他是老鼠。”何主任“啊”了一声，神色严峻地道：“老鼠可比暴力更暴力，想想都可怕，一个人一眨眼就变成了一只老鼠，一会儿又从老鼠变成了人，难道不比一个杀人犯更可怕吗？”

他们三个对付我一个，我也不怕，我有的是思路，我说：“可是，也可能我弟弟经过治疗，病好了呢。”那何主任说：“很少有彻底痊愈的。”王大包那人又说：“何况现在社会这么乱，事情这么复杂，人的念想那么多，好人也会犯起病来，别说本来就是病人，诱发的因素太多了。”那主任更是配合说：“那是，有的出院一两天，又犯进来了，瞎折腾。”王大包说：“不过王全的弟弟没那么严重，他最多就是扮个老鼠玩玩。”王大包真是根墙头草，一会儿附和着他们一起嘲笑我，一会儿又觉得要帮我说几句，我都搞不清他到底在干什么。我原以为我两次来江城，王大包两次从天而降，王大包一定是我的福星，王大包一定能够助我找到弟弟，可现在看起来，我的福星根本就不是王大包，但是除了王大包，在江城，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到哪里去找个福星呢？

我的另一个疑似福星牛脸出差回来后，找出了近阶段由救助站送到精神病院的人员名单，这份名单不算长，人数不多，应该不难找。

可是其实结果你们早已经知道了，我弟弟不在里边。

所以牛脸也根本不是我的福星。

凭良心说，大家都尽了力，可是仍然没有我弟弟的踪影。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了，赶紧出来到走廊忍眼泪，却听到他们几个留在办公室里议论我，他们问王大包，我到底有没有弟弟。

王大包竟然也犹豫起来，支支吾吾地说：“好像，好像是有的，好像是有病的。”人家又问：“有病的到底是谁，到底是他自己还是他弟弟？”王大包更吃不准了，说：“我，我也搞不大清楚，他弟弟有病，一直都是他告诉我的，我没有看见。”

王大包这样一说，他们又开始攻击王大包，说他情况不明，就瞎找人办事，万一怎么怎么，就会怎么怎么，听他们的口气，好像已经认定病人就是我，而不是我弟弟。

我虽然生气，生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的气。但是再细想想，我这是不对的，我应该理解他们。就说王大包吧，他和我已经多年不来往，互不了解，万一在这些年中，我真的得了病，他却没有及时了解，现在才发现了真实的情况，如果他这么想，我也不应该埋怨他；再说牛脸，牛脸相信我，帮助我，那是因为我的再次出现，保住了他和他马面师傅的饭碗，也许他根本不是真正地从内心深处相信我，只是出于感恩的心愿，要帮我一下而已；至于另外的两个人，对我充满怀疑，更是理由充分，他们从来也不认得我，我要做的事情更是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我一心要把一个没有名字、根本就不存在的精神病人找回家去给自己增添无尽的麻烦和烦恼，还可能增添各种危险性，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和这样的人，所以也只能认为我自己就是那个病人。

如果这么替他们着想，我就不应该生他们的气，但同时我也不应该再指望他们相信我，这样一来，我成了孤家寡人，我又得孤军奋战了。

其实不会的，决不会空无一人。有一个人，他和他们不一样，他就是我们小王村的村长王长官。

村长对于我、对于我们家的情况以及我弟弟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我弟弟的残疾证，还是村长亲自去办来的呢。我只要找到村长，就能还我清白，还我本来面目。

一伙人从何主任办公室出来，恰有个穿白大褂的人过来了，奇怪地朝大家看，问道：“你们是谁，怎么这么多人在何主任的办公室里？”那何主任说：“你是谁，你来干什么？”那白大褂说：“我找何主任呀，他人呢？”何主任一气，冲他说：“你精神病啊，瞎嚷嚷什么。”那白大褂居然被他冲了一个愣怔，半天没有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后，他疑疑惑惑地说：“精神病？这有什么奇怪的，精神病院到处都是精神病嘛。”

第十三章

村长答应和我见面，还吩咐王大包安排一个适宜的见面地点。我有点意外，没想到村长这么讲究，这么把我当人物。

王大包在足浴店订了一个小包间。我笑话他说：“王大包，你以为村长那脚，是省长的脚，那么金贵。”王大包说：“这是村长点的，倒不是他想洗脚，他是想请你尝尝洗脚的滋味。”我更是惊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在村长心目中从一个贫寒的高级知识分子，发展成酒足饭饱的土豪老板了。

我和王大包到了足浴店，村长还没来，我们先进了包间，一边等村长，我心里还记恨着王大包在精神病院出我洋相的事，我在长榻上躺下，伸展着疲倦的身子，身体一放松，思路也清晰了，越想越觉得可疑，我甚至怀疑王大包找的人都是假的，那个何主任，怎么回想，怎么不像是精神病院的主任。

王大包见我这么说他，也不生气，也不解释，也不说他找的人是真是假，只说：“你就疑吧，疑吧，疑到最后，你自己都会怀疑你自己。”我反击他说：“我自己我还不知道？我怎么可能怀疑我自己？我怀疑我自己什么？”王大包阴险地一笑，说：“怀疑你不是你自己罢。”我说：“我应该怀疑你是不是王大包，你若是王大包，不可能这么不够意思，你哪里还像我兄弟。”

王大包听我说“兄弟”两字，果然上钩，赶紧撇清说：“王全，你兄弟是精神病，可别沾上我。”我说：“既然你知道我弟弟是病人，为什么在他们面前你不说清楚，让他们怀疑我？” 王大包说：“他们怀疑你，必是你自己有可疑之处让他们发现了，怪我什么事。”我说：“可是他们问你的时候，你的回答是不确定的。”王大包说：“确定？现在谁敢说什么事情是确定的，你真能确定你没有和你弟弟得一样的病吗？”我生气说：“王大包，你才得病。”王大包倒不生气，还承认说：“这也有可能的，可能我也病了，我却不知道，现在好多人，自己得了病，自己是不知道的，只看见别人得病。”

王大包这话，多少还说出了一些真理呢，只是我不爱听。从前我的智商情商都很高，什么事情都能在自己心里兜一个转，但是在丢弟弟和找弟弟的过程中，我变得十分的一根筋，转不过弯来，只要是对我找弟弟有利的，我都听得进，对我找弟弟无利的，我一概不爱听。

现在我的证人马上就要出现了，我很快就能做回我自己，而不是被别人再三怀疑，我不需要王大包替我正名了，我对王大包说：“王大包，虽然你帮了我，但你也耽误了我。”王大包撇嘴道：“王全，说真心话，我现在还真的不怎么了解你了，你不是从前上高中时那样子了，你的心思变了，变得难以捉摸，你说话也变了，不像从前那样干脆利索，变得啰里啰嗦，颠来倒去。”我说：“这是被你们逼的，如果我讲一遍你们就相信了，我还用得着颠来倒去啰里啰嗦吗？可是你们不信我，不信我要找弟弟，不信我弟弟在江城，不信江城救助站打过电话给大王乡，不信我一心想把弟弟找回家，不信我心里只有我弟弟，你们对一切的一切都不相信，当然会觉得我变了，甚至觉得我病了。”

我们绕来绕去，又回到了起点，我真心看出来了，王大包还真是受了他人的影响，对我不放心，对我充满了不信任。

真是个没有立场的货。

幸好，村长马上就要到了。

王大包似乎看到了我的思想，笑我说：“你以为村长来了，你就不值得怀疑了么？”经他一提醒，我再一次回忆起来，村长说“你只有找到你弟弟，才能证明你是你自己哦”。村长一张阴险的脸，到现在还在我面前晃动呢。

奇怪的是，村长说的什么，王大包居然都能知道，这么看起来，村长和王大包早就穿上一条裤子了，早就捆在一起了。

事实正是如此，村长到了之后，乘洗脚妹去准备泡脚水的时候，村长告诉我，无论是当初贿选，还是投入大蒜精，都是找王大包帮的忙，是王大包替村里去借的高利贷。

我说：“原来，王大包，你躲债竟是为了小王村。”村长说：“王全，你惭愧不惭愧？”我说：“我才不惭愧，我有什么好惭愧的，把借来的钱打了水花，那才该惭愧。”村长生气，又不能说我什么，钱又不是我折腾掉的，便开口骂王图：“王图个狗日的，本来大蒜精已经财源滚滚了。”我还是有独立思想的，我才不会被王大包的行为所感动呢，我十分理智地说：“虽然王图捣了蛋，但是当初你根本就不该听信王大包的，不该借高利贷，高利贷会害死人的。”王大包冷笑一声说：“你真清高，说话比屁还轻，不借高利贷你借屁去，你以为银行肯贷款给你？”村长也支持他说：“高利贷无所谓啦，现在借高利贷的人不要太多，你都不知道高利贷救了多少人。”

这俩货，居然还在为高利贷鸣冤叫屈，摇旗呐喊，我点击他们的要害说：“既然高利贷这么好，能不能好到不要还呢，如果必须还，你们拿什么来还呢？”村长一点也没有被我将了军，他反而春风满面，不再和我说高利贷的事情，乐呵呵地和洗脚妹调起情来。

王大包很会看脸色，配合说：“老板，看起来你找一号办事很顺利啊。”村长笑而不语，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几个洗脚妹都听到了王大包的话，她们看起来也都知道一号是什么，她们互相对笑，替村长捏的那个妹子说：“老板，难怪你的脚这么小。”

我们一听，都不由自主地去看村长的脚，村长下意识地想把脚藏起来，可是众目睽睽之下，他那女人似的小脚能往哪里藏？村长有些恼，说：“妹子，你什么意思，不想为我服务？”那洗脚妹受委屈了，说：“老板，我是奉承你的，你没听说过吗，男人女相，女人男相，那才是大人物，才会有好命，老板你的脚这么小，就是女人脚嘛，所以，所以——”我接过去挖苦他说：“所以到省长家就像到自己家嘛。”洗脚妹点头说：“正是正是，我就是这意思嘛。”

这样的话，村长真不知道该是受用，是笑纳，还是拒收，还是翻脸，不过村长毕竟是村长，能够随机应变，他笑了一下，即刻甩掉了尴尬，朝洗脚妹的手看了看，说：“妹子，你的手倒是挺大的，像男人手，属于女人男相吧，可是——”村长留下半句话没说出来，但大家都听得出来，村长认为，她虽然是男人手，男人相，可是命运中却没有奇迹出现。

不料村长错了，我们都错了。那洗脚妹兴奋地说：“老板，你眼光真准，我命真的很好哎，我从家乡出来，进城了，就是从地狱到了天堂了。”这话我首先不赞成，把自己的家乡说成地狱的人，多半是对家乡毫无感情的，一个对家乡都没有感情的人，能指望他有什么出息吗？我不客气地说：“一个人的家乡，怎么会是地狱，就像我们小王村，虽然村长领导得不怎么样，但怎么说也是我永远的家乡，我不仅自己要回家乡，我还要把走失的弟弟带回家乡。”那洗脚妹见我一大套道理，也不跟我计较，只是说：“我那家乡和你那家乡不一样，我家乡是山区，我小时候上个学，要爬五个山头，好多次摔下山，差点命都摔掉了。”一边说，一边卷了袖子和裤腿给我们看，果然有好些伤痕。

我一时无语了，一个差点把她给摔死的家乡，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强迫她去热爱它了。倒是村长关心得比我细致，问她说：“那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呢。”那洗脚妹说：“我家乡的地没有了。”我又奇怪，抢着问：“地怎么会没了呢，难道塌下去了？被空气吸走了？”洗脚妹说：“不是地真的没有了，是地不再是我们的了——”她庆幸地长叹一声，说：“幸亏那些城里人发了神经病，要到我家乡那种地方去建住宅，就把地征了，地就没有了，我们就逆转了，就出来了。”

大家听了，都沉默了一会。你能说她说得不对吗？不能，你能说她说得对吗？似乎也不能。

王大包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下来电号码，赶紧把脚从盆里收出来，擦都没擦，湿淋淋地拖着拖鞋就出去接电话了。我不以为然说：“接个电话还要躲出来，搞得跟保密局似的。”村长才不管王大包到哪里去接电话，他又回到洗脚妹的话题上问道：“那你的家乡，那个山区，现在怎么样？”洗脚妹说：“现在好了，电也通起来，路也铺好了，山间别墅建好了，汽车可以一直开到家门口，只是这些房子都空着。”我为她可惜说：“你们要不这么着急着出来，现在也能享受这些了。”她立刻回答我说：“这位老板，你想得美，如果地不给他们，他们才不会为我们通电修路造房子呢，那是给他们自己享受的。不过这样也好，换个位子，他们到那边去看风景，我们进城来过日子，六十年风水轮流转罢。”

我好奇村长怎么对洗脚妹的家乡感兴趣，我开口问道：“村——”可是为了维护他的面子，我咽下了那个“长”字。村长却无所谓，戳穿我说：“你喊我村长就喊我村长，喊个村算什么，这么要面子？”明明是我想给他面子，他还说我要面子。

结果给我捏脚的洗脚妹还配合他说：“村长好啊，村村都有丈母娘，连省长都不敢的，村长都敢。”那个从地狱到天堂的洗脚妹说：“村长是我们的救星，我们村的地，就是村长搞掉的，他到省城去吹牛，说我们的山里有什么什么，有多么多么美丽，人家就来了罢。”村长气哼哼地说：“那他就是个卖村贼。”这下子洗脚妹不能赞同了，说：“老板你这话不对，怎么是贼呢，地本来就在那里，现在也在那里，也没有人偷去。”

村长不和不懂事的人说话了，他朝我看了看，对我说：“王图就是干这个的。”

他终于说到王图了。我想起在我第二次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在乡上看到王图带了人进乡政府，我又看到村长也追进了乡政府，他们进去肯定是一决高下的，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的心思只在我弟弟身上。

因为从一开始，从我在县精神病院看到王图装疯时，我就不能理解王图的做法，他一路过来的做法，更让我捉摸不透，我问村长：“王图先是假装归顺，暗地里设计阴谋，最后捣毁了大蒜厂，他这样干，除了报复，他自己又能得什么好处？”村长说：“大蒜厂倒闭了，地就空出来罢，他就引人来看地了，引狼入室。”我说：“奇怪了，地是他的吗？”村长双肩一耸道：“他以为是他的罢。”我更觉奇了，不解说：“既然他做不了主，他引人来干什么，给人家吃空心汤团啊？”村长说：“算他狗日的有脑子，抢先到了乡政府，不知怎么一日鬼，乡政府竟然被收买了。”我“嘻”了一声，说：“王图现在把本事练出来了，能和村长对着干、还能胜村长一筹了。”村长气恨地说：“个狗日的腿子够长，步子够快，既然乡政府已经不行了，我赶紧赶到县里找县长，结果又迟了一步，县长也被他搞定了。”我这才明白了，说：“原来你到省城来，就是和王图比速度的啊。”村长说：“那是，他处处抢先一步，我如果再到市里，肯定又被他抢了先去，好吧，我不跟你玩级级跳了，我也不到市里去了，我就直接到省里来，一杆子打到省长那里，个狗日的必定没有这么快。”我表示怀疑说：“村长，你找省长有用吗？”村长又瞧不上我了，瞥着我说：“你说呢，除非他再找到国务院总理。”大家都笑了起来，那是嘲笑王图的。

替王大包捏脚的那个洗脚妹等了半天不见王大包进来，就起身出去看看，过一会儿她回进来了，脸色奇怪地说：“咦，那位老板怎么不在外面？”替我捏脚的这个立刻就警觉起来，一连串地问：“他是不是走了？他是不是和你们一起的？你们检查一下，没有丢什么东西吧？”她把王大包当成贼了。

王大包虽然不是贼，但他和贼一样可疑，一样行踪不定，一样的心怀鬼胎，这会儿又不知躲什么人躲什么事去了，也不知道当着村长的面，他会不会再犯上次对付我那样的错误，把我和村长扔在这儿。

村长却完全不当回事，说：“没事没事，不就洗个脚吗，你再怎么瞧不起小王村，小王村请你洗个脚还是没问题的。”

我们洗脚的钟点已经到了，钟点一到，洗脚妹也没有那么多话了，一个跟着一个退走了，替王大包洗的那一位说：“我也出去了，他如果回来，你们再喊我，如果他不来了，也要算一个钟的。”

她们走了后，村长见我要起身，对我说：“我们再躺一会。”我说：“你还真以为王大包会回来？”村长说：“我才不等他，我有重要事情跟你商量。”我涮他说：“你不要吓我，你的重要事情能和我商量吗？你真把我当人物。”村长说：“这个重要事情，人人都要商量，人人都是人物。”他这样一说，我又泄了气，原以为村长忽然对我刮目相看了，却不知我还只是个“人人”而已。村长拿了一张纸出来，对我说：“村里流转土地，需要每个村民的签字。”我才没那么好说话，我问：“我签字有什么好处？”村长说：“签了字，流了转，不用干活，每人每月可拿五百块钱。”我正在对着这五百块钱思考，我一时不知道这到底算多还是算少，村长说了：“比城里低保户低一点，不过也不错啦，饿不死、也冻不死了。”稍一停顿又说：“很适合你这样的懒汉——真有创意哦。”这下我听出来了，村长表面上是在讽刺挖苦我，其实好像并不是针对我的，我是个完全不值得他针对的人嘛。村长已经把那纸头递给我了，我以为是在流转协议书上签名，但接过去了一看，大出意料，那根本不是什么土地流转协议书，他是来请我联名反对流转的，我都懒得看联名反对书上的内容，就嘲笑说：“村长，原来你是反对流转的。”村长立刻说：“你又错了，你又不懂形势了，我反对的不是流转，而是流转的过程、方式和结果。”我继续嘲笑说：“反正不管怎么流，结果都是转，你较个什么劲呢。”村长认真道：“那可不一样，村上的地，应该由村里自己做主，应该请每个村民做主，不能听王图一个人的，更不能由外人和外行人做主。”

我心下思忖，这会儿村长知道“每个村民”了，他从来就不知道村里还有“每个村民”，他自己就是“每个村民”，现在碰到难题、碰到对手了，他才要用到“每个村民”了。

不过我仍然怀疑说：“这真是联名的吗？别人签了没有？”村长早有准备，拿出另外的一叠纸来，我一看，上面果然是村民们签的名，我大致瞄了一下，就知道恐怕除了王图，别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呢，可我才不会相信他，我说：“这些名字，不一定都是他们本人签的吧，至少有一半以上是你找人代签的吧。”村长说：“何以见得。”我眼尖，指出来说：“你这些字体，虽然各不相同，但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几乎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越是假装成不同字迹，越是暴露出相同的字体。”村长说：“该你操心你不操心，不该你操心你瞎操心，你管他是谁签的，只要每个村民都认同。”

我不能听信村长，可人家千里迢迢过来请我签字，那是看得起我，还请我洗脚，那是把我当人物的，我也不能不知好歹，不好意思拒绝他，我怎么办呢，有的是办法，先使个缓兵之计，说：“我去上个厕所。”

出来后就给我大哥打电话，我得问清楚了再签字。没想到我大哥的电话停机了，只得打给我爹，我爹很不耐烦，气势却很旺盛，冲我说：“王全，你以为你是谁，村长都说了话，你还来问我？”我辩解说：“爹，村长让我联名——”我爹呸我说：“村长让你干吗你就干吗，你还要我批准吗？你真把我当人物啊，难道我比村长还是个人物吗？”我爹真是我的亲爹啊，无论当面还是背后，他对村长都是如此的顶礼膜拜，我实在不服，忍不住告诉他：“爹，现在村长不在我身边，他听不见我给你打电话。”我爹大怒道：“王全我看你找弟弟找蠢了，找疯了，你不如把自己当成你弟弟算了。”虽然讨了一顿臭骂，但至少知道了我爹的态度，其实不打电话我也应该知道的，我爹这条走狗，对村长是绝对忠诚的。

我和我爹通电话时，听到我爹那头有吹吹打打的声音，我心里感觉不妙，果然很快我爹就说：“不和你废话了，我唱丧了。”我心里好难过，小时候就是因为我爹是个唱丧的，受人歧视，可我爹居然告诉我，现在土地也不用种了，大蒜精也不能生产了，他又恢复了唱丧，还做了唱丧班的班长，生意居然挺好。

真是丢人现眼。

我回进去包房对村长说：“我爹真丢人。”村长不同意，反对说：“这有什么丢人的，现在农村需要，需要的事就该有人去做，你爹不仅没有丢人现眼，还顺应了新农村的新需要。”真是有什么样的走狗，就有什么样的主子。

签名这事情就这样一波三折。说实在的，我本来不想签这个名，虽然签与不签都无所谓的，谁也不会拿我问事，但是我向来不喜我们村长，我还处处想和他作个对，所以我不想签；可这一次村长礼待我，用的是软攻，我受用下了，老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我是洗人的也软，脚软，所以我洗过脚，浑身舒畅的时候，倒是想在联名书上签字了；但是后来又因为受了爹的气，我又改变了想法，我又不想签了，我对村长说：“村长，我们家有你一条走狗已经够了，不能再有第二条了。”村长说：“这和狗没有关系，每个村民都签的。”我耍无赖，说：“实在要签，也不是不可以，我签了能有什么好处？”村长说：“王全，你觉悟真低，出来混了一段时间，还是低，你想想，你往远里想一想，保住村里的土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大的好处。”我说：“太远了，我看不见，我只看得见眼前的。”

村长被我一折一折又一折，折了好几个起伏，该头晕生气了，可村长不生气，村长不需要生气，村长是什么人物，那可是打蛇专打七寸的人物，其实他早就捏住了我的七寸，只是起先并不用劲捏，让我以为他没捏住，等我想滑过去的时候，他开始使劲了。

我的七寸是什么呢，你们都知道，找我弟弟。

消失了的王大包在关键的时候出现了，原来是村长让他到江城电视台和江城的各大报纸上打广告，帮我寻找弟弟，他刚才就是去联系这个事情的，凡能发现和提供准确消息的，有重奖。

包房里的电视一直开着，王大包指着屏幕下方的游动字幕说：“王全，只要你愿意，明天开始，这行游动的字，就是你弟弟了。”

王大包早已经不是小王村的人了，却还是村长的马仔，我如果不联名，他大概也不会帮我找弟弟了。

为了弟弟，我就出卖一回自己的尊严吧。

村长满意地收起了真名和假名混杂的联名反对书，说：“我现在有上有下，看王图还能折腾到哪里去。”

村长踌蹰满志地回小王村去了。

可是结果村长的联名书根本没有用上，两天以后王大包就告诉我，等村长回到小王村，黄花菜都凉了，乡政府已经和开发商签订了正式的协议，小王村的土地已经正式被征用了。

一向以行动迅速而著称的村长，如今真是赶不上趟了，别说他还在谋略着企图阻挡流转，人家早已经等不及流来转去，装模作样，直接就拿地走人了。

人家可是比他快了几个来回。

不过我还有想不通的地方，我问王大包：“难道省长还搞不过乡长？”王大包笑而不语，我一看王大包的笑容，顿时惊醒过来，“难道他没有见到省长？”王大包说：“省长，省长一根毛他也见不着。”我倒替村长急了，说：“那你又找了个骗子接见他？”王大包说：“不是我要找骗子，他自己要见骗子，我怎么挡也挡不住。”我气愤道：“就像你骗我一样，你介绍来帮我找弟弟的几个人，到底有没有一个是真的？”王大包居然指天发誓说：“你和村长不一样，我对你和对别人是不一样的，那些人，个个都是真的。”

我不想和他说话了。

你们不用担心我怎么才能再一次迈出寻找弟弟的脚步，因为王大包虽然可恶可恨，但是他用村长的钱替我做的广告，还是起作用了，起了很大的作用，短短两天时间，我已经收到了上百条信息，我正在一一分辨，我坚信我弟弟一定就在这些信息之中。

关于我弟弟的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信息纷至沓来，甚至还有几张彩色的尸体照片发到我的手机上，让我倍受惊吓，但是无论多么怪异的消息，都不如最后到达的消息让我难以接受。

最后的消息是从我大哥那儿来的，大哥打电话给我，亲口告诉我，弟弟回家了。

我不相信，我决不相信，我怎么可能相信。

但这一次的消息不是任何别人告诉我的，也不是我爹告诉我的，那是我大哥！我这辈子，只有他这一个亲大哥。

弟弟真的回家了。

我实在不敢细想这一切的一切。

弟弟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难道他一直在暗中看着我，一直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他看到我实在山穷水尽了，就出来拯救我了。

其实弟弟，你如果有这样的好心，你还不如让我在江城找到你，那样是一举两得，既找到了你，又让我的辛苦没有白费。

现在弟弟回家了，我也很高兴，但弟弟毕竟是自己回家的，毕竟和我亲自找到弟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寻找弟弟的艰难困苦中，我常常想象我终于找到弟弟时的激动情形，并每天以此想象来鼓励我自己。

现在不用想象了，弟弟已经回家了，

我也要告别江城了。

对于江城的感受，怎么说呢，一言难尽。

第十四章

我回家了。

可奇怪的是，家乡在我眼里已经显得很陌生了，我四处张望，心里不免有些惊恐，有些后怕，我甚至记不起我出去到底有多久了，我怎就连自己的家乡都认不得了呢。

我在丢掉弟弟之前，曾经带着弟弟满村走，试图抹掉弟弟对于家乡的记忆，难道结果抹掉的是我自己对于家乡的记忆？

这个地方确实和我的家乡不太一样，我家乡的大地向来是青绿一片，那是青蒜，是大蒜的幼苗，是大蒜的孩子，一阵风吹过，田野绿汪汪的，像一片大海，又像一片天空，像一片森林，又像一片什么什么，反正不像现在这样。

现在我的家乡的大地上，在曾经长满青蒜的地方，现在种上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的树，我认不识它们是些什么树，我问了一个路人，人家说这是果树，我也不认得这都是些什么果，因为我们小王村八辈子以上、几十辈子以上，都不种果树，果树肯定水土不服，所以这些树都长得歪歪斜斜，要模样没有模样，叶子都是枯黄的，好像才栽下去就已经七老八十了。我奇怪道：“这些树，能结你说的那些果子吗？”那人笑道：“结不结果子无所谓，只要它是那棵果树就行。”

其实我已经注意到，除了村上的土地，村民的房子也变化了，家家户户的前院后院，甚至院子外面，一下子多出了许多的土屋，都是临时搭建的，都建得马马虎虎，随时要倒塌下来似的。

我知道，如果我批评这些房子建得太草率，有危险，他们立刻又会告诉我，无所谓的，只要它是个房子就是，倒下来也无所谓。

那个路人大概以为我还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其实我早就该想到了，只是这些都不关我事，对于我来说，变什么都是变，都是把我的家乡变得叫我不敢相认。

一路的情形都比较奇怪，一直走到我家门前，我彻底惊呆了。

我揉了揉眼睛，怀疑我是不是连家也走错了，这个家是我的家吗？

我不敢确定了。

我又遇见一个老乡，忍不住挡下来问他：“这是我家吗？”那人朝我看看，骂我说：“王全你个傻子，你连自己家都不知道了？”我理直气壮说：“这已经不是我的家了。”那人更加疑惑了，又看看我，犹豫地说：“难道、难道他们说的是真的？”我说：“他们说什么了？”他说：“他们说你变成你弟弟了。”停顿一下，又犹豫又怀疑地说：“他们还说，你其实就是你弟弟。”说着说着，他甚至有点害怕起来，赶紧走开了。

天地良心，真不能怪我连自己的家门都认不得，你们是没有见过我家从前的样子，我家的人一直以来都是低人一等，房屋也跟着低三下四，门楣矮矬，砖墙灰头土脸，总之就是这样，我家的门脸和人脸一样，基本算不上是个脸。说起来这又要怪我弟弟，我弟弟的病，把我们家的脸面全丢光了。

可是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我站到这个门口，明明是我的家，可是你让我怎么相认？

我家门口张灯结彩，大红大绿，最惊人的是，门上竟然贴着大红的喜字，还有百年好合、早生贵子之类的对联。可我想了又想，实在想不出来我家谁结婚，反正肯定不是我。

可谁能保证不是我呢。

我走进家门，头一眼看到的，就是我的结婚照。

我的结婚照正当中地挂堂屋的墙上，我一眼就看出来，是PS的。他们居然懂得PS。

更惊异的是，我的结婚照片上的那个女的，居然是赖月。

大概他们找不到别的女人的照片来顶替新娘，我藏在抽屉里的赖月的照片被他们搜出来了，就把赖月顶上去了。

我爹我娘和我大哥大嫂都在家等着我，见我进门，他们一拥而上，扯衣服的扯衣服，拉胳膊的拉胳膊，连一向不待见我的我爹，也一改往日横眉冷对的态度，挤出一点慈眉善目的样子，冲我点了点头，说：“换件衣裳吧。”

我虽然对这一切感到意外，十分惊异，但我没有乱了阵脚，我头脑很清醒，我才不要换什么衣裳，我是因为弟弟回来，我才回来的。

我挣脱了他们的拉扯，在屋子到处找，他们追在后面问：“你干什么，奇怪，你要找什么？”我说：“我奇怪吗？你们才奇怪，我找弟弟呀，我就是为弟弟才回来的。”

我爹的伪装很快就剥掉了，他不耐烦地指着我说：“王全，没有你弟弟，你弟弟早就丢了，不会再回来了。”

原来根本就没有弟弟，弟弟根本就没有回来，难怪我听到他们说弟弟回家的时候，我会那么吃惊，那么的难以接受，原来在我的潜意识里，根本就没有相信他们。

我气愤地说：“你们合起伙来骗我。”我娘见我真生气，赶紧劝我说：“主要是怕你不肯回来，才这么说的。”我更气愤说：“你们竟然用弟弟的名义把我骗回来！”我又回头对我大哥说：“大哥，这世界上，你是唯一能让我相信的人，现在你也参与欺骗我，你还亲自骗我，你让我再去相信什么人？”

大哥有些差愧，但还是坚持说：“三弟，我虽然是骗了你，但却是为你好，你结了婚，我们就多了一家子，就可以多上一份户口。”大嫂接着说：“征地是按户口本算的，多一个本子，就多一份征地款。”我立刻攻击他们说：“如果是为了多一个本子，那结婚还不如离婚方便，结婚还要送彩礼，办酒席，花费太多，离婚可是最简单的，只要出两张离婚证的工本费，十块钱，就把一个本子换成两个本子了。”

没想到我的任意攻击，反倒提醒了他们，听了我的话，反应最快的是我爹，我爹顿时觉悟过来，说：“难怪他们说现在县民政局那儿排着长队办离婚呢。”他挨个地指着我娘、我大哥和我大嫂说：“你们这群猪脑子，怎么就想不到。”他也不想想他自个儿怎么就没想到呢，最蠢的猪脑子应该是他自己呢。

由于我的关于离婚的提醒，他们暂时放开了我的结婚事宜，竟然真的商量起离婚来了。

以我家的情况，现有两对正式的夫妻，如果两对都办了离婚，都把户口分了，那我家的户口本就凭空增添出一倍来，我的一个家，也就凭空变成了几个家，多好的主意呵。

可惜我大哥不愿意，他虽然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但脸色上看得出来。我想我大哥一定是怕我大嫂一旦拿到离婚证，就会真的走掉。因为大嫂长期以来一直在埋怨我大哥没出息，平时就经常把离婚挂在嘴上当山歌唱，唱得我大哥心惊肉跳，每天如履薄冰。

但是正因为我大哥怕我大嫂，如果我大嫂坚决要离婚，别说是假离婚，即便是真离婚，我大哥也是不敢反对的。

所以我看出来了，我大哥大嫂这一对，是离定了。

我爹我娘这一对呢，都七老八十了，难道还离婚吗，我爹一锤定音说：“离，不离白不离。”我娘有一肚子的话想反对，却说不出口，脸涨得像猪肝似的，我有点担心，赶紧由我替我娘提问，我说：“爹，你和我娘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呢？”我爹反应够快，背书似地说：“感情不和，性格不合，过不到一块。”我实在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我娘不敢对我爹发飙，却“啐”了我一口，骂道：“丢吧，丢吧，把脸全丢光了拉倒。”我煽风点火说：“我爹和我娘离婚，那丢人真是丢大了，比我家有个老鼠弟弟还要丢人。”

我爹阴沉着脸不说话，他根本就不屑和我对话，倒是我大嫂，怕事情不成，赶紧说：“不丢人的，家家都这么干，就不丢人。”想了想，可能怕事情还不牢靠，又补充说：“反正都是假离婚，等征地的事情过去了，我们还是一家子罢。”

她这一说，比我爹的效果强多了，我大哥首先放了心，我娘也不好再忸怩作态了。

他们终于商量妥了，定了一个日子，打算两对夫妻一起去县民政局办离婚。

我幸灾乐祸地想象着我爹我娘我大哥我大嫂四个人一起到县民政局办离婚手续那场景，我实在忍俊不禁，这出戏真的很雷人，很精彩，很逆天。

我原已经在暗自庆幸，他们的目标转移到离婚那儿去了，我的结婚事宜可能会被放下了，没想到他们一旦商量定了离婚的事情，立刻调转枪口，冲我来了。

他们不仅自己要分成几家子，还必须让我这儿多出一家子来。

我还是逃脱不了。

我抵抗说：“假结婚没有用的，政府又不是猪脑子，他们不会承认的，没有法律效应的。”我爹立刻说：“谁假结婚，没有假结婚，是真结婚，有正式的结婚证，怎么会没有法律效应。”

那两张鲜红的结婚证一直搁在条桌上呢，只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它们，所以我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会儿我爹提了，我才看到了，我十分吃惊，居然我都不用出场，他们就能拿到结婚证？

我奇怪说：“这是哪里来的，办假证办来的吧。”我爹说：“呸你个乌鸦嘴，别的假证都能办，偏结婚证不能办假的，不吉利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又是小王村的现村长王长官的杰作，我还真服他，估计这天下就没有什么证他是办不下来的了。

我心里乱糟糟的，总之是感觉大事不妙，赖月早已经离我而去，可挂在墙上的是赖月，结婚证上的名字也是赖月，你们搞得清楚吗？反正我是搞不清楚，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到了真正结婚的那一天，娶来的那个新娘又会是谁？万一他们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去买一个被拐卖的妇女，那可是触犯法律的事，你可别以为我家的人他们做不出来。

既然他们什么事情做得出来，我就得防着他们，我不能让自己陷进去，我得保证我不犯错误，更不犯罪，我得保证我的人身自由，因为还有重大的事情等着我，你们知道的，我要去找我弟弟。

但我十分清楚跟我爹不能来硬的，得玩阴的，我假装痛苦地犹豫了一阵，最后假装想通了，说：“行吧，人反正是要结婚的，看现在的情况，晚结不如早结，就从了你们的安排。”

我爹果然中计，脸上一喜，说：“那就立刻准备起来。”我假装关心地问：“我老婆是谁，这结婚证上的人是赖月，可赖月是不会给当我老婆的。”我爹说：“这个不用你操心，到结婚的时候，你自然会看到她的。”

你们瞧瞧，这就是我爹，我爹的所作所为，是不是让人觉得我还生活在封建社会哈。

我迷惑了我爹，从我爹那里骗到了我的结婚证，揣上它，我跑到乡政府民政办，打算去责问他们。如果他们能够一眼看出来这是张假证，那就一了百了了。即使他不承认是假证，我也可以戳穿他，因为我本人都没有到场，他民政上怎么可能办出一张真的结婚证来？

总之，无论怎么说，我一定是赢的一方。

可是一到乡民政那儿，我却傻了眼，比我上次来找弟弟时排的队更长，人更多，现场更混乱，排了一会儿队，大家就等不及了，队伍就乱了，人推人，人挤人，有人年老力衰，差点被弄倒了，眼看着情况就要失控，那王助理想了个办法，也不坐那儿一个一个接待解释了，他搞来个喇叭，跳到桌子上，用喇叭喊道：“各位乡亲，你们都是来咨询离婚手续的，我一并跟你们说明吧——办理离婚手续有两个前提，二者必居其一，才能办理，这两个前提，一是双方自愿，二是法院判决。”

大家异口同声地嚷道：“我们双方愿意，我们双方愿意。”王助理摆了摆手，说：“我知道你们掌握政策的，双方愿意就好，双方愿意就能离，但是我这里办理不了，你们得到县民政局去办理，乡政府没有办理离婚这个权力和功能。”

大家又开骂，骂乡政府不为老百姓服务，尽给老百姓添麻烦，有的则说，你们不办拉倒，我们是自愿的，我们就自己离了算了。

王助理听了，有些着急，他工作一向很顶真，他跟大家解释说：“自己离，那不算的，没有政府的章，你们离也是白离，结也是白结。”

王助理那办法还算管用，用大喇叭解说了一阵，咨询离婚的人，似乎是听明白了，也再没什么好问的了，渐渐散去了，可我心里不服，我上前责问助理：“你们明明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离婚，你怎么能够支持他们为了这个理由而离婚。”王助理喊冤说：“我没有支持他们，我只是负责解答，我不能不解答，不解答是我失职，要查办我的。”我说：“你解答了，他们就都到县里去离婚了。”他说：“那我也没办法，我无权阻止他们。”

他说的也没什么不对，我也管不着他们离婚不离婚，我得为我的结婚的事情来探个究竟，我说：“我也是来咨询的。”王助理这才仔细地看了看我，认出我来了，说：“王全，你不是一直在外面找弟弟吗，你什么时候结了婚了？”我说：“我没结婚呢。”他奇怪说：“你都没结婚你就来咨询关于离婚的事情啦，真超前啊，是超人啊。”我说：“我是为结婚的事来的。”他终于笑了起来，说：“哈哈，你果然与众不同啊，人家都想离婚的时候，你倒好，你想结婚了。”我立刻说：“我不想结婚，我是来请你看看我的结婚证，到底是真是假。”

我把结婚证递给他，他看了又看，看不出个所以然。我责问他说：“离婚要双方愿意，结婚要不要呢，如果双方不愿意，能让他们结吗？”他说：“那还用说，当然不能啦。”我说：“那我这张结婚证是哪里来的呢，我根本就不知道有结婚这事，我也没有到领证的现场，我的结婚证却已经办好了，这难道不是你乡政府的失职吗？”现在他有点着慌了，又仔细地看了看我的结婚证，犹豫着说：“这是一张假证？”我听他口气这么不确定，我不满意说：“你就是专吃婚姻这碗饭的，真假你都分不清？”他愣了片刻，口气变得坚决了，说：“这张证是假的。”我说：“何以见得？我看这公章像真的。”他坚定地说：“无论公章真假，只要结婚双方，或其中一方没有到场，发的结婚证，全部都是假的。”

他很机智，坚决地把政府的责任卸掉了，责任全堆在前来办理结婚证的人身上，他只不过落个被欺骗的名声，最多只是工作责任心不强，没有揭穿骗术而已，上不了纲上不了线。

他这样一推托，我倒有些作难了，我手持的这张结婚证，到底是真是假呢。

且不管它是真是假，我一回家就会明白无误地告诉我爹，这证是不管用的，等他再去弄个管用的证来，我早已经离开家乡去找弟弟了。

也或者，我可以更阴险、更狡诈一点，我假装认同这张假证，等到我爹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我才告诉他，东风吹不来了，东风是假的。

既然没有东风，我就可以乘着西北风到江城去了。

我回家的时候，我爹和我大哥他们正在商量我的结婚事宜，由我爹指派，我大哥拿了纸和笔，将我爹的吩咐一一记录下来，我探头一看，上面的内容竟有几十项之多，比如有一条：借多少多少只碗，多少多少只盆子，多少多少双筷子。

比如再有一条：租两套新娘衣服。

真够穷酸的。

我“啊哈哈啊哈哈”地干笑了几声，跟他们说：“横一条，竖一条，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反正都是假的，别搞得跟真的一样。”我爹恼了，说：“别的可以假，你结婚不是假的，不能马虎。”我从来都不敢向我爹回嘴，但是现在我仗着爹要我“结婚”，我也敢顶嘴了，我启发他说：“与其这么大操大办为我结婚，还不如你们两对先离了，那才是抢抓机遇先得实惠。”我爹厉声说：“那事不用你操心，我们自会抓紧，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哪里也不许去。”

我爹贼精，已经嗅到了某种不安，感觉到了我的某种意图，只可惜他已经迟了一步，他不知道我已经证据在手，底气在心了。

哪里也不去，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不出去，怎么找弟弟？

一想到弟弟，一想到弟弟还在不知什么地方孤独地待着，我心里就空落落地难受，我忍不住说：“我不能老待在家里，我还得去找弟弟。”我爹又骂我说：“你还找什么弟弟，看你现在这蠢样，一个钱也挣不回来，还尽花家里的钱，你差不多就是你弟弟了。”我瞧着我爹满是褶子的老脸，心想一个人这么老了，还对金钱这么有兴趣，我喷他说：“既然我结婚可以多出一个户口本子，你们不如让我去把弟弟找回来，让弟弟也结婚，不又多了一个本子么？”

我这话一说，他们都愣住了，一时失去了判断，也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他们不知道我这话是正是反，是对是错，到底是在为家里着想，还是在和家里作对。过了好一会，我爹和我大嫂几乎同时提了一个问题：“让你弟弟结婚？弟弟是精神病，能结婚吗？”

你们瞧瞧，我家这些人的德行。我心里来气，说：“你们如果不想要再多一个本子，那就不找弟弟罢。”哪知他们早已经被我的主意搞得心里痒痒的，但又吃不准如果弟弟真的回来了，到底能不能让他另外再取到一个本子。

因为主张是我先提出来的，我爹仔细地朝我看，怀疑说：“他不是有病吗，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知道结婚吗？”我捉弄我爹说：“有好多精神有病的人，一结婚病就好了，再也不发了。”我大嫂自以为是地插嘴说：“那是花痴，花痴就是这样的。”我爹似乎知道让我弟弟结婚这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不高兴说：“弟弟不是花痴。就算他自己知道结婚，但是谁会愿意和他结婚呢。”我继续调戏我爹说：“弟弟不是一直以为自己是老鼠吗，如果没有人愿意和弟弟结婚，就找一只老鼠跟他结婚吧。”我说得得意，意犹未尽，又补充道：“老鼠不能亲自去领证，就再找个假人代替老鼠罢。”

我爹终于听出我在指桑骂槐，发现了我的用意，大怒道：“放你娘的臭狗屁——”大概又觉得这口气太重了，把腔调放低了一点，又说：“你那脑子是怎么长的，怎么会有这种古怪的想法？”我却很淡定，说：“爹，你别激动，你想一想，现在这社会上，什么荒唐事没有？”我爹说：“人家荒唐人家的，和我们无关。”他还说别人荒唐，真是荒唐的笑话，我不客气地说：“照我看起来，弟弟和老鼠结婚，你和我娘离婚，这两件事情也差不多少。”我爹举着扫把就冲我来了，但冲到一半，并没有人阻挡，他自己主动停下来了，扔了扫把，喘着粗气说：“我现在不打你，我现在不打你，你马上要做新郎官，打你会打出晦气来的。”

仗着他要我“结婚”，我不如用这个机会，再敲诈他一下，为我再次出发找弟弟做一点资金上的准备，我说：“爹啊，你让我结婚，我就结婚，可是我连新娘的面都没见，你好歹给我个机会，让我去送点礼物给她。”换了往常，对我的这种雕虫小技，早被我爹看穿了，但是现在我爹即便是看穿了，也不揭穿我，心甘情愿把自己当冤大头，问道：“那你说，要多少钱买礼物。”一边朝我娘说：“拿出来吧，别攥着啦，攥不住啦。”我娘不敢回声，地从哪个角落里挖出一个小布包，当着我们的面打开来，包倒是不算小，我心算了一下，这么大小的包里，估计内容也不会太少，哪知道这包裹了一层又一层，我娘一层一层小心翼翼地揭开来，我大嫂忍不住勾过头去看了一下，立刻一撇嘴。

看到我大嫂的嘴脸，我心里明白，那包里没多少货。果然，最后一层打开以后，露出来一张纸，是一张存款单，存单交到我的手上，我见它又黄又脆，也不知是哪一年存进去的，我还没来得有什么说法，存单被我爹一把夺了过去，一看，顿时来火说：“怎么搞的，怎么只有这一点点。”我娘委屈说：“当时就是存的这么多。”我爹忘了当时的事情，怀疑我娘说：“不会是你偷偷取出来一些，养了汉子吧。”

瞧我爹这张臭嘴，我恨不得上前给他一巴掌，可我不敢。对于这样的家乡，对于这样的家人，我再无其他想法和手法，直接开溜才是上策。

我到乡上的银行储蓄所，把钱取了出来，虽然存单很旧了，利息也很低，几乎没有，如果再和物价的情况比较一下，这存单上的钱肯定是蚀掉大半去了。即便如此，我已经很满意了，既然钱已得手，我毫不客气地拜拜了。

我真是个无情的人。我只对弟弟有感情，我对别人毫不留情。在这里你们可能已经看出了我的另一个破绽，其实我在江城使用王大包给我的银行卡时，早已查明那卡就是在大王乡这家储蓄所办的，现在我既然到了储蓄所，我完全可以查一查那张银行卡，看看到底是谁替我办的，是谁经常往里边打一点钱资助我找弟弟。

可是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谁给我钱不重要，我找到弟弟才重要，我完全否认了钱和找弟弟之间的必然联系。

对于替我办卡的那个人来说，那真是拿肉包子打狗。我不仅是狗，我还是狼，是标标准准的白眼狼。

但我就是这样一个又狼又狗的人，别人拿我没办法，我也拿我没办法。

这是我第三次离开家乡去找弟弟了。

蹊跷的是，三次离开家乡的时候，我竟然碰到同一个人——不对，这么说并不准确，我碰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信息，是赖月的信息。

所不同的是，前两次是我先发给赖月的，这一次，奇了，赖月主动给我发一条短信。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她确实就是赖月，赖月的短信依旧保持了她一贯的冷言冷语的风格，但内容却差点吓我一个大跟斗，她居然问我：“王全，听说你不愿意和我结婚？”

她这一问，对我来说，可谓五雷击顶，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我张着嘴，痴呆呆地盯着赖月的短信，好像我手里拿着的，不是一部手机，手机上呈现的，也不是赖月的信，而就是赖月本人，是赖月的脸，她正铁青着脸责问我，为什么不和她结婚。

冤哪，我冤大了，怎么最后成了我不愿意和赖月结婚？

赖月早已经和我恩断义绝。怎么会又冒出一个要和我结婚的赖月？

难道我不仅拿了张了假证，还碰见了假人？

难道这个赖月是假的？

可是她在手机那头，我看不见她。我得先让自己镇定下来，清理一下混乱的思路。

无非就是赖月要和我结婚罢，多大个事呢，我慌的什么劲呢。

经过一番自我调整，我很快冷静下来。和赖月结婚，这不是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情么？大概是从高三年级开始的吧，这梦想就一直追随着我，呵不，应该是我追随这个梦。当然，开始它是一个美梦，可是后来随着我弟弟的情况越来越糟，我的美梦渐渐变成了白日梦，大头梦，渐渐地离我越来越远，最后，它成为一个噩梦紧紧地缠绕着我，笼罩着我的人生，让我时时刻刻想起它，为难自己，恶心自己，瞧不起自己。

你们想想，被自己喜爱的女人所抛弃，你还能做出什么美梦来呢。

但是现在的情况似乎又重新有了一些新的起色和变化，原以为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的赖月，现在又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了，她就站在我的面前，责问我为什么不愿意跟她结婚。

真是六十年风水轮流转。

难道我的好运又转回来了。

我当然不会将好运推之到门外，但我也不会糊里糊涂就应承下来，说不定又是我爹设的套，我爹和赖月协议好了给我设套，那真是一设一个准，我哪有不钻之理。

不过此时此刻我还在套子外面，以便先将一切看清楚。我回了赖月短信，为了把事情看清楚，信写得稍长一点，因为是斗胆写就的，所以有点啰嗦，话多一点，可以掩盖我的心慌意乱：“赖月，来信收悉，很高兴收到你的信，只是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你一下，既然结婚的是我们两个，但是领证的时候却不是我们两个去领的。”赖月大概早有准备，回信对答如流：“你家里急着去领证，等不及你回来，就先去领了。”她还以为她回答正确能加十分呢，她不知她一回答后，又牵出更多的问题，我又发了一条：“上次我碰见你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快要结婚了，你结了吗？”赖月回信抢白：“你觉得我像个已婚妇女吗？”我不敢回答。一般情况下，我可看不出已婚妇女和未婚妇女的区别，尤其是在赖月面前，我一向连正眼都不怎么敢看她的，我怎么知道现在的她和从前的她有什么不同呢，更何况她现在都不在我面前，我怕她生气，赶紧违心地说：“不像，一点也不像，你还是大姑娘的样子，还是那样清纯。”赖月并没有被我的吹捧搞昏了头脑，她清醒地纠正我：“你真不会说话，什么叫像大姑娘的样子，不是像大姑娘的样子，我就是大姑娘。”

我这才知道赖月并没有结婚，那肯定是她随口瞎说的，可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吧，就像有些已婚妇女，为了驾驭男人，天天把离婚挂在嘴上，其实她们根本是两眼抹黑，看不见其中的可能性和危险性。

女孩子真是没得救，她随口一瞎说，自以为得计，可万一当时我当真了，绝了这条心，我就会生出别条心，另外找个女的，成了一家子，那她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还好，赖月运气不错，因为我要找弟弟，我还没来得及生出别的心思来。

关于我家墙上挂着的我和赖月的结婚照以及我们结婚证上的赖月的名字，其实我还有好多好多的疑惑，但是现在我将这些疑惑一一打发了。如果换作是另一个女的，我爹强行让我和她结婚，我早逃走了，可她不是别的女人，她是赖月。

当我发现我的结婚对象是赖月，我还走得了吗？

我不知道，我傻傻地站在路上。

我不知道。我的向来灵动的思路，这会儿肯定堵塞了，堵死了，人家都说女人一恋爱，就变傻子，其实男人又何尝不是。

现在的我傻傻地站着，挂着两只手，完全是一副任凭她宰割的样子，我这样子，赖月应该是看不见的，但她像是长了千里眼，偏偏看见了，发信嘲笑我说：“王全，你怎么像是要上刑场？”我心里一惊，怎么不是呢，我结婚，我进入了温柔之乡，我在赖月的怀抱里，享受新婚的甜蜜，那我弟弟呢，我弟弟在哪里，我弟弟还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是我唯一的弟弟，难道我结婚都不喊他喝喜酒，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啊。

喊我弟弟喝我的喜酒，先得找到我弟弟，要找我弟弟，我得再次离开家乡去江城。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就把我自己吓了一大跳。前面发生的事情，一幕一幕你们都看在眼里，因为我弟弟，赖月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证，就等于是有了铁一般的事实，但即使是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我要把找弟弟回来喝喜酒这话说出口，我还是得鼓起很大的勇气。

我先试探赖月，然后由赖月一一回答我的疑问。下面就是我们互发的短信：

我：“赖月，你还记得我弟弟吗？”

赖月：“你果然提到你弟弟了，我就知道你会提到你弟弟。”

我：“是呀，我为了找我弟弟，已经出去两次了。”

赖月：“你每次出去的时候，都说自己是去接弟弟的，一接就接回来了，但每次你又都是一个人回来的。”

我：“原来你没有忘记我，原来你一直关心着我。”

赖月：“你还是得把你弟弟找回来，一定得找回来。”

我一直提心吊胆，怕我提到弟弟她又会翻脸，想不到赖月有这样的态度，真令人感动，我赶紧回复：“他是我唯一的弟弟，他只跟我一个人亲，我结婚，他得回来喝喜酒。”

赖月：“喝喜酒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你得找到你弟弟，否则人家会以为你就是你弟弟，前一阵子就到处有人说，你就是你弟弟。”

我：“两个人怎么可能混为一人？赖月，别人不了解，难道你也不了解吗？”

赖月：“我当然是不会相信的，我也不愿意相信，可是人家都这么说，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家里人都信，我难免不受影响。”

我：“我是王全，我和你同学，从小学一直同到高中，后来又谈恋爱，现在又领了证，我不是别人，我就是王全。”

赖月：“你叫王全也不能说明什么，你弟弟不是也叫王全吗？”

我原以为赖月一定会为我说话，即使她不为我，她也得为我们的结婚证说话呀，可赖月这种似是而非的态度，搞得我完全不知道她是什么用意，我一急之下，语言就有点呛人了，我写道：“赖月，如果你不相信我，你也认为我有可能是我弟弟，那你和我领证，岂不是冒险，你很可能是和一个精神病人结婚噢。”

一向会生气的赖月这回却没生气，甚至还反过来帮助我加强我的意思，写道：“和精神病人结婚，那也算不得什么离奇事件。”

我：“难道还有更离奇的事情？”

赖月：“有呀，我们村有个人死了，刚死，还没有注销户口，就有人跟他结婚了。”

我：“和死人结婚？和死人结婚怎么个结法？”

我还好奇死人怎么结婚呢，赖月却懒得细说别人的事情，只是写信叮嘱我说：“所以你得找到你弟弟才行。”

我这才放了点心，赖月不是要和精神病人结婚，也不是要和死人结婚，她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刺激我，让我尽快找到弟弟，证明自己，我心里倍感温暖。赶紧问：“如果我先去找弟弟，那我们的婚礼怎么办？”

赖月：“婚礼早一天晚一天都无所谓，你把弟弟接回来再说吧，反正我们已经领证了。”

我心里又是一惊，觉得不能不把真实情况告诉她，我如实写道：“我们的那张结婚证是假的。”

赖月：“是真是假，人家也看不出来，反正已经算是一门子婚姻了。”

我们两个，就这样你拔我一毛，我拔你一毛，拔来拔去拔掉许多毛。拔掉许多毛后我还没有过瘾，我不仅没有过瘾，我还上瘾了，我不仅上了瘾，我还有非分之想了，我不仅眼睛享受了，我耳朵还想享受，我又发一条说：“赖月，别发来发去了，我们通个话吧。”

赖月立刻义正辞严：“发了这么多短信，还打什么电话，烧钱啊？”

这一刻间，我的超常的记忆它又回来了，我想起当初我头一次出去找弟弟之前，我也想给她打电话，她也发信说我烧钱，这一回忆，连带着我把过去的事情一一地整理清楚了，我到了江城，王大包怎么会从天而降，王大包失踪以后，我大哥怎么会告诉我王大包的地址，等等等等，现在看起来——嘿嘿——

我的猜测和推断是有道理的。我和赖月、王大包本是同学，又是三角关系，王大包追赖月，赖月追我。

赖月真是瞎了眼。

虽然王大包有一些欺瞒诈骗的行为，但他毕竟有干爹，他在城里活得人模人样的，他也没有一个需要寻找的有病的弟弟，他哪一点也比我强上一百倍。

可是女人她愿意瞎眼，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考虑到我爹那儿正紧锣密鼓地筹备我的婚礼呢，所以我赶紧回家告诉我爹，请他暂缓准备，我得找弟弟回来喝喜酒。我爹骂我道：“找你弟弟喝喜酒？你不就是你弟弟吗？你还找什么弟弟？”

我赶紧把赖月的短信给我爹看，我爹立刻就怂了，明明眼前只有赖月的短信，他却把它当成了赖月，低三下四，低眉顺眼地说：“同意，同意，我们听赖月的。”

别看我爹这屌样，脑子却好使得很，他当即就朝我娘我大哥大嫂说：“既然婚礼暂时不办，我们就抓紧了去离。”

他们到县民政去丢人现眼的事情我不想说，我更不可能跟着他们一起去丢人。

第十五章

我爹他们前脚走，我后脚就跟着开溜了，经过王图家时，我忽然兴起，多事了，想看看打败了村长的王图如今是个什么牛样，我在他家门口喊王图，喊了几声，有人开门出来了，可开门的既不是王图，也不是王图的老婆，而是一个第三者，一个我不认得的男人，他没把我放在眼里，说：“喊什么喊，不知道我们要午睡吗？”我倒是头一回听说，乡下人还讲究午睡呢，我更没见过的是，这个男人竟然在王图的家里午睡，他会睡在谁的床上呢。

嘿嘿。

我下作地笑了笑，他瞧不上我，我还不鸟他呢。我打算转身走了，他却在背后招呼我说：“喂，你找王图，到水塔去找他吧，他现在在水塔上班呢。”

我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准备绕到水塔那儿去看看，我朝水塔的方向走了一段，天气有点热，干口，我绕到村里的小店去买瓶水喝，老王头没有听清我要买什么，问了一句：“你什么？”我说：“咦，你耳朵怎么了，我买矿泉水呀。”老王头说：“你还‘咦’我呢，我还没‘咦’你呢，你不知道没有水卖啦？”可我还是要‘咦’呀，我说：“咦，这里是地球吗？”老王头瞪着我，大概以为我不是从江城回来，而是从外星球回来。我被他瞪得不耐烦，说：“咦，老王头，从前我从小到大，照顾过你多少生意，连赊的账都不赖你，你现在连水都不肯卖给我？”老王头说：“王全，你真不知事，村上断水了，从昨天起就断水了，我店里的矿泉水，饮料，甚至连酱油醋都被抢光了。”

我这才朝他店里看了看，果然原来货架上摆得满满的各种瓶子，一瓶也不见了，我奇道：“村上停水，我怎么不知道？”老王头说：“兴许你家里水缸大，有存水。”我更奇道：“可是我家里人怎么也不告诉我呢？”老王头说：“告诉你顶卵用，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村里的事，家里的事？”他这话说得挺有道理，村上停了两天水，应该是闹开锅了，可我却一点也不知情，看起来我真是没把小王村当我的家乡，而小王村也没有把我当家乡人，两下抵消，互不相欠。不过我并不会为这事情感到难为情，我只关心我弟弟，这个你们早就知道。谁都知道。

我猜测了一下停水的原因，自以为是，说：“老王头，肯定是你们不交水费被掐掉了水管子吧。”老王头却说：“你知道个屁，你什么都不知道，才不是欠费的问题，也不是水管子的问题，是王图把水塔上了锁，钥匙揣在他身上，不给大家用水。”

我情不自禁地“啊哈”一笑，王图怎么也会使出这种下三滥的做法，王图一向是村上最懂法的，他不仅懂法律，还最喜欢给人讲法律，还善于利用法律，还善于钻法律的空子，基本上是个义务的普法工作者，现在怎么轮到他乱来了呢。

我好奇心一上来，就往前走，一路上我果然看到村民们提着桶的，端着盆的，都往村外去，另一路人是从外村回来了，那都是带着水的了，人人一副得胜归来满足的样子，兴高采烈的。我很想不通，王图锁了水塔，他们不去和王图理论，反而想出各种办法自行解决饮水困难，这岂不是在助长王图的嚣张气焰，难道他们还打算永远被王图捏在手心里。王图现在还只是锁了水塔，万一他受到村民这种默认的鼓励，再去锁了电站，再去锁了学校，再去断了王村桥，再去折了老槐树，小王村岂不是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了吗？

我觉得这样不行，我得提醒这些盲目糊涂的农民，我挡住他们说：“你们不能去外面打水，你们打了水，王图就会一直锁着水塔，他会无法无天，他还会变本加厉的。”村民不爱理睬我，他们反对我说：“谁无法无天，小王村没有人无法无天。”他们还批评我说：“王全你比从前都不如了，从前你还懂一点道理，现在你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的心思，事情是明摆着着的嘛，王图锁水塔，肯定不是和全体村民作对，他是在和村长作对。但是现在的村长已经不是从前的村长，他已经没有什么资本可以用来和王图抗衡了，王图的仇也报了，气也该消了，怎么还不依不饶要把事情闹大呢。再说了，就算他存心要和村长过不去，也就算村长还在苟延残喘进行最后的斗争，王图又为什么要殃及无辜，祸害百姓呢？他这样做，已经不是在和村长一个人作对，等于是在和全村人作对，不知道王图有没有那么傻。

一想到精明强干的王图，现在可能变傻了，我就幸灾乐祸，乐不可支，我赶紧到水塔那去看看王图什么怂样。王图果然守在水塔前，不让任何人靠近，我挖苦他说：“王图，钥匙都在你身上揣着，你还守在这里干什么，等兔子吗？”王图锁了水塔，气还没消，不理我。

我也想得通，一个干坏事的人，心里肯定是不会高兴的，他虽然锁了水塔，让全村人喝不上水，他有什么可开心的呢，他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使出这种行为，恐怕只能给他自己添堵。

我认为王图太愚蠢，王图怎么会做出这种事，王图可是个人物，聪明过人的人物，他现在这样做，有一点山穷水尽背水一战的意思，但毕竟太过分了，派出所应该来抓王图，即使派出所不抓，乡政府也应该来干涉，但是看起来，村里竟然没有人去报告政府。

不过我大可放宽了心，现在的政府可不是闭目塞听的政府，政府是消息灵通人士，王图锁了水塔，很快就惊动了政府，万一小王村和附近几个村的村民因为没有水喝，集体上访，或者干脆越过乡政府，到了县里，到了市里，到了省里，甚至——那就糟糕了，糟糕透了，如果再有个别群众因为断水渴死了，那政府也就完蛋了。所以乡政府一听到小王村断水的消息立刻就赶来了。

我的消息大大地落后于形势，一直等到乡政府派人来了，我才知道王图为什么锁水塔，原来王图的意见是针对乡政府而不是针对现村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现在和村长又滚到同一条壕沟里去了。

我上前一看，怎么来的又是那个王助理，我说：“你不应该是民政助理，你至少是个乡长助理。”他倒不在乎，说：“无所谓啦，什么助理也都是助理。”我说：“现在人家出了事情，都推到临时工身上，一家这么做，家家这么做，一点创新意识也没有，相比之下还是大王乡有创意，不用临时工，用助理，也可算是个新招。”又说，“你这助理看起来很吃香，很通用哦，乡上什么工作都让你助理。”那助理不稀罕跟我废话，我又没锁水塔，他理我干什么。他只找王图理论说：“征地的事情是乡政府决定的，又不是小王村的村民决定的，你有意见，对着政府来就是了，你要断水也应该去断乡政府的水，无论如何你不能不给村民喝水呀。”王图说：“先前我去乡政府多少趟，也没人理我，我一锁了水塔，你们就来了，我的办法还是对的。”那助理说：“那你先把水塔的锁打开，正常供水。”王图说：“助理，你说话没有用，喊书记来，我才说话，至少也得乡长来。”又说：“就算书记乡长来了，也得讲道理，我就想不通你们政府怎么会做这种事。”那助理说：“王图，搞开发的人明明是你带来的，是你让政府跟他们谈的，现在谈成了，上面也表了扬，大家也高了兴，你倒来为难我们，你安的什么心？”王图说：“本来那地是我承包的，被你们连了裆一起耍了我，那就算了，后来说是流转了种有机农产品，那也就算了，现在怎么一下子变成征地了？”那助理不解说：“这有区别吗？”王图说：“区别大了去，流转了种有机农产品，那地就还是地，还是小王村的地，被征了去，也不知道开发了干什么，还有小王村什么事？”那助理说：“王图，你这是怎么想的，无论地征了去干什么，这地不还在你小王村的地上么？”王图说：“你要是在地上盖了房子，那就不叫地了，小王村也不叫村了，叫小王城了。”那助理一拍大腿说：“对呀，王图，现在都在搞城市化，小王村变成小王城，那是必须的，那就是大家所盼望的城市化呀。”王图说：“可小王城就不是小王村了，小王村就不存在了，就彻底毁了。”那助理不知道这有什么问题，说：“怎么会毁了呢，怎么是毁了呢？”王图顿足捶胸说：“就是我，小王村就是毁在我手里的。”那助理更奇了，上前去阻挡王图捶胸，说：“政府征地，跟你没关系的，你不要怪罪你自己。”王图道：“怎么不怪我自己，就怪我，是我引狼入室，是我卖了小王村，我是卖国贼。”我在一边听了，乐得插嘴说：“王图，你不是卖国贼，你没那么大，你充其量只够得上个卖村贼。”王图说：“卖村贼和卖国贼一个理，都是个卖。”我又调戏他说：“你卖了国又卖了村，你没卖身吧？”那助理批评我说：“王全，你不为村民喝水着急，你还说风凉话，你还调拨离间，你真是无良无德毁三观。”

我调戏了王图，王图却没有恨我，因为他现在恨他自己还来不及，顾不上恨我，还帮我的腔说：“王助理你别和王全计较，他说得也没错，就是我卖的，我就是个卖货。”

话说了半天，又绕回来了，那助理见忙了半天，钥匙还在王图身上揣着，有点急躁了，说：“王图，从前你一直是个讲道理的人，现在怎么不讲理了呢。”王图说：“我受冤枉了。”那助理说：“你受什么冤枉呢？”王图说：“我明明不想卖，可是被你们耍了，我成了卖货，我不冤枉吗？”那助理说：“就算受冤枉，也得讲理呀。”王图说：“有人吃了冤枉，无处申冤，还炸公交车呢，你跟他讲道理去。”那助理顿时警觉起来，说：“王图，你想制造极端事件吗？”王图嘴凶，说：“谁极端事件？就算我炸了你乡政府，也不及你们把小王村搞没了更极端。”那助理倒没怎么生气，脸上还微笑着，又鼓励王图说：“王图，你再说一遍，你真要炸乡政府？”王图不知轻重，回嘴说：“炸你又怎么样？”那助理拔腿就走，边走边打电话，估计是在向政府汇报什么。

我没什么好戏可看的了，赶紧往乡上去坐长途车，走了不多远，就看有人奔跑，有人喊：“派出所来了，派出所来了，抓人了！”我又折回去一看，果然警车已经到了，开到王图面前，说：“王图，你要炸乡政府，那是犯罪，是重罪，跟我们走吧。”

原来是那助理报了案，他是个笑面虎，一边笑眯眯地稳住王图，一边已经报告上去了。这警察也够快的，因为是爆炸案，必定是大案要案，必定是说到就到的。

警察一到，群众都来围观，警察来得少，连开警车的只有三个，他们有些紧张，不知群众什么意思，居然问王图：“王图，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什么意思？”王图说：“看看热闹罢，能有什么意思。”

奇怪的是王图不仅不喊冤，还说：“带走好，带走好，你们不带我走，我也要去投案了。”警察以为他还有别的案子在身，立刻查问他：“你除了炸乡政府，其他还犯了什么？一并坦白。”王图说：“你们先抓走我，我再一一坦白。”

王图就这样被带到乡派出所拘留起来，出事的时候村长并不在场，也不知道他是故意不出面还是真的不在家，也有人说那个助理是他弄来的，甚至有人说警察也是村长弄来的，不过这一点我倒是可以证明，警察是那助理打电话叫来的。但是现在的小王村，人心都乱了，说什么的都有，谣言满天飞，不过我才不会去纠正他们的错误想法呢，我才不会为村长去辟谣呢，让群众误认为村长出卖了王图，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村长一直没露面，最后他出现在拘留所里，他去看了王图，据说他们在拘留所里和解了，现在他们一致对外，想和政府秋后算账，但是已经迟了，冬天已经来了。

我没有看见他们和解，我更不可能到拘留所去看王图，那种地方很晦气的，沾上晦气会害我找不着弟弟的。我呸。

所以村长和王图间的事情，只是“据说”，你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派出所拘留王图，也只是政府的一着棋，吓唬一下而已，谁让他被一己私利蒙住了眼睛，看不清形势，这都什么朝代了，还惦记着从前的承包地呢。土地问题，这是大势所趋。乡政府和村长以及王图谈话时，说得很清楚，既然合同都签了，如果撕毁合同，开发商可以告政府，可以告到政府倾家荡产，难道你们希望大王乡彻底从地球上消失掉吗？

村长和王图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对乡政府说，我们才不管你大王乡消失不消失，我们只要小王村。

他们的思路和我有得一拚，就像我对小王村的事情一概不问，小王村消失不消失也与我无关，我只要找我弟弟回家。

政府到底是政府，那可是相当智慧的政府，他们终于撇开了顽固而愚蠢的村长和王图，直接到小王村把征地的政策和群众见面，受到群众格外的欢迎，千载难逢的大便宜让他们给占着了，何况他们手里还都捏着好几个本子呢，喜得我爹替人家唱丧都打九折。

我再次出发去找弟弟的路上，看到我爹带着唱丧队出发了，我问我爹是上哪儿唱丧，我爹说：“怎么，你也想参加唱丧队？”我呸，穷死我我也不会做个唱丧的，我说：“爹，我家有你一个唱丧的就已经够丧的了，不能再有第二个了。”我拔腿就走，没想到我爹的队伍就在我前边停下了，原来就是小王村上的一户人家，死去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难怪也没见他们怎么悲伤，按小王村的习惯，这算是喜了，至少也是个喜丧。

我跟着他们停了下来，我对唱丧并不好奇，从小我就知道我爹唱丧是怎么回事，我只想看看我爹复出以后和从前有没有什么变化，他骗人钱财的手段有没有与时俱进。

我跟到那户人家，那个死尸躺在门板上，门板搁在堂屋的正中央，也不用块白布遮盖一下，我本不想看死人的脸，可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一进去第一眼就瞄到那张死去的脸，很出乎我意料，那张脸看起来一点也不可怕，脸上似乎还有血色，面色平和，好像很坦然很自在地活着呢。

看过死人，我才注意到满屋子的活人，这才把我吓了一跳，想不到这个死者有这么多的亲属，个个身裹白布，头扎白条，只露出两个黑眼乌珠，比死人可怕多了。

我爹的唱丧班一到，班上所有的人，立刻被死者的家属七手八脚地穿戴上白衣白帽，我爹和死者的主要亲属到一边商议了一下，谈妥了价钱，唱丧就开始了，先是乐器起音，我一听差一点笑起来，竟是一段流行歌曲《我想你想你好想你》。

我爹很与时俱进哦。

不过后来再细一想，也就想通了，既然人家家属都没有悲伤哭嚎，唱丧班当然应该看着丧家的脸色行事，这种安排对唱丧班是小菜一碟，要什么有什么，你悲的，我就给你来悲的，你不太悲的，我也有不太悲的，像这种高龄老人去世，你甚至有点喜了，也可以给你来个悲中有喜的。

我注意到我爹的唱丧班，有一个自发电的扩音机，上面连带着话筒，这是我爹的新式武器装备，从前没有的，从前我爹唱丧，只靠一条嗓子拚命扯着，又哭又喊又唱，所以我爹的嗓音练到比现在的超女超男快女快男梦男梦女都厉害。每每骂起我来，十里地之外都能听见。

现在有了扩音设备，我爹的大嗓门如果再通过扩音机扩出来，那岂不是要震聋人耳了。我事先作了准备，往后退了一下，离那东西远一点。

可结果才发现，我对我爹的判断错了，我爹现在是班长了，不用他亲自上阵唱丧，他只做指挥官就行，唱丧的是一个年轻人，握着话筒走到屋中央，我仔细一看，竟是我的一个发小。

没等我来得及上前认亲，我发小就开唱了，他唱的是：

你走了让我怎么过

你走了让我怎么活

许多的话还没有说

就这样你走了

你说你永远爱我

你说你会让我快乐

这一切都成梦了

我们的爱谁来负责

这本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流行歌曲，用来唱丧，本是不合适的，我没想到我发小能将它唱得这么动人，本来只有爱的离别，现在被他唱出了生离死别，我发小唱得太投入，把大家内心的悲伤引出来了，甚至几个妇女跟着我发小一起唱了起来。

等我发小唱完一曲，正准备第二曲，死者的大儿子站了起来，说：“第二曲我来。”见我爹和我发小发愣，他赶紧又说：“算是你们唱的，不扣钱。”大家才放了心，那儿子和乐队商议几句，换了一首曲子。

唱道：

你走得太早太不负责任

还没看到孩儿在尘世的打拚

那条路真的很残忍

无声无息夺走了我的最爱

……

你走得太早太不负责任！

这下把我听得更有想法了，他这歌词唱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想通过唱丧暗示给活人什么，还是想告诉死去的老爹什么呢？真是费尽心机，令人难解。

还好，唱歌只是他的一个序幕，接下来他说话了，他说话的方向并不对着门板上的死人，而是仰起脸，朝向上方，我想他一定认为他老爹已经上了天。

他说道：“老爹啊老爹，唱我是给你唱过了，还是我亲自唱的，但唱过了我还是要怪你几句，你走的太不是时候，你真不肯体谅小辈，你要是体谅小辈，你就不会这么早走，至少再捱几天。”

其他亲属也跟着他重复说：“你至少再捱几天。”

那儿子继续说：“老爹啊老爹，你枉费了我们一番心意，给你这把年纪说一门媳妇，可不容易啊，我们可是费了心机，还花了钱财的，你倒好，证还没领，你倒抢先走了，你这不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吗。”

大家又跟着说：“你是存心和我们过不去呀。”

这哪是唱丧寄托哀思，这变成批判会了，我想我爹是否会出来提醒他们，可我爹才没有那样的境界，只要不克扣他的唱丧费，他们把唱丧变成婚礼我爹也无所谓的。

我一边对我爹感到不满，一边对死者亲属的态度大觉奇怪，我插嘴说：“你想给你老爹配婚，没来得及，那也不怕，还可以配阴婚嘛，那阴婚比阳婚更活泼，你给你老爹配个什么都行，别说某寡妇，就算女明星，也不是不可以。”

我爹把我扒拉开去，训我说：“你走开，你懂个屁，阴婚不算的。”

我爹一训我，我算是开窍了，我一开窍，就倍觉我的家乡小王村可悲可叹，为了那一亩三分地，连个死人都受牵连，那老爹死了还被儿孙如此责怪，死也不得安心。

如果他没死，他就要和某寡妇成婚，也不知道他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如果他愿意，那倒也好说，如果他是不愿意的，那还不如死了的好。

唱丧结束后，家属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往唱丧班每个人手里塞了个红包。大家捏在手里，脸上喜喜的，我爹更是脸面光彩，他的唱丧班受到尊重和待见，怎能不喜。

不等走出人家的院子，唱丧班急不可耐地拆开红包一看，顿时泄了气，有人气道：“狗日的，只给五块钱。”那家属听到了，赶紧说：“大红包已经给了你们老板，这小包是小费。”唱丧人说：“小费也不能给这么小啊。”那家属说：“小费是可给可不给的，哪有计较小费多少的。”唱丧人仍来气，说：“你拿五块钱打发叫化子叫化子也生气，还不如不给呢。”

听他们七嘴八舌，我心想，难道你们和叫化子有多少差别吗，只因是我爹打的头，我也不便说出来讨骂，只将它化成一丝嘲笑露在脸上而已。

我爹的唱丧队，拿了这么小的小红包，虽然气势上受到一些挫折，但他们还是重振旗鼓，吹吹打打又出发了。

我爹对路边看看热闹的群众说：“隔壁村上还有一户要去。”大家羡慕说：“王班长，生意很兴旺啊，你一恢复了唱丧，死人也多起来了。”我爹不言语，但是脸呈骄傲之色。

我随他们的队伍一起走了一段，我可不是捧我爹的场，我还没和我发小说上话呢，这会儿我们才有机会并排走着，我本来该嘲笑他年纪轻轻竟然跟着我爹那样的人唱丧，真晦气，但因为我知道他家庭的境况，没有张得开嘲笑的臭嘴。

我发小看见我，本来有点难为情，生怕我挖苦他，却见我并没瞧不起他，一感动了，就跟我道实话说：“王全，你别以为啊，没有这么多死人的，有那么多死人倒好了，我们也不愁吃不愁穿了。”我说：“啊？没有死人呐，那你们去隔壁村唱什么丧？”我发小说：“我们不是去唱丧，我们是假装的，只是到外村绕一圈再回来，显得我们生意很好罢。”

我爹啊我爹，真有你的，你唱个丧也要玩个心计啊。

我不会再跟着他们去空空荡荡地转圈子，我已经完成了我第二次回家乡的所有任务，甚至都做了不该我做的事，了解了不该我了解的情况，我脑子里已经够满的了，满得都快要把我弟弟挤走了，所以我不能再在家乡待下去了，我得走了，赶紧地走。

我才走了几步，我爹却从后面追上来揪住了我，急切地说：“不对呀，不对呀，他那老爹都八十九了，怎么还要介绍寡妇和他结婚，难道政策又变化了吗？”我随口调侃我爹说：“爹，你什么脑子，你以为一离婚，一家子就变成了几家子，政府就信了你？政府有那么好糊弄吗？”我爹一改往日瞧不上我的习惯，立刻低调地请教我说：“那政府要怎么样才承认是一家子呢？”我说：“用猪脑子想想也能想明白，既然是一家子，至少得是两口子吧。”我爹急得跺脚捶胸说：“狗日的，狗日的，政策又变了？”我调笑我爹说：“不是政策又变了，是你们把政府想得太傻太天真了。”

我爹唱丧班的几个人追过来问我爹还去不去绕圈子了，我爹骂道：“绕什么狗屁圈子，把自己都绕进去了。”扔下大伙，一个人急匆匆地走了。

我猜想我爹又去找我娘我大哥大嫂商量怎么再婚的事情了。

他们累不累啊？

我才不管他们累不累，我得走了。

我感觉你们已经猜到了什么，是的，我又没走得了。

我家出事了。

小王村有个老光棍，向来和我爹不和，见我爹和我娘离了，老是来骚扰我娘，对我娘表示好感，要和我娘结婚。在小王村这是公开的秘密，我还调笑我娘说：“好啊，这么老了还有人追求，娘你很潮呀，以前你和我爹做夫妻，他老是欺负你，现在你和那老光棍好，也算出一口恶气哈。”话说出口后，我也知道我有点过分了，不过可别以为我会心软，更别以为我娘就是受害者，她伙同我爹我大哥大嫂害我的时候，她可一点也不心软，她就是刽子手的帮凶。

其实还是我心太软，思想境界太低，而且因为我自己思想境界低，连带着把我娘也评估得低了。那时候我娘听了我这番话，先是两眼直愣愣地瞪着我，接着，那两眼珠子又活了起来，又转又翻，眼皮子又眨又跳，活像在台上唱戏显摆功夫的演员。看着我娘滴溜乱转的眼珠子，我有些害怕了，我娘受了我的刺激，不会出什么事吧。

结果才奇怪，不是我娘出事，是我爹出事了。

我爹出事那会儿，我已经到了大王乡长途汽车站，正在等待出发，一番辗转后我将再次去到江城。

我看到一群人慌慌张张地抬着一副担架奔向乡卫生院，远远的我也没看清抬担架的是什么人，更不可能看到担架上躺的是谁。车已经来了，我要上车了，一只脚刚踏上去，却被人从背后拉了下来，我回头一看，是我大哥，我大哥说：“爹都上吊了，你还走？”

真是晴天一个惊雷，雷到我了，明明应该是我娘上吊，怎么会是我爹上吊，我追着我大哥问：“大哥，大哥，你急昏头了吧，是我娘吧？”我大哥“呸”我说：“你还指望爹和娘都上吊啊？”我爹一上吊，我大哥的口气就和我爹一样了，真是后继有人啊。

我跟着大哥来到乡卫生院，我爹已经醒转来了，只是闭着眼睛不看任何人，病房里里外外围着不少人看热闹，都已经听说了我爹的事情，议论纷纷，一个说：“万幸万幸，救过来了，下王村有个王老太，和老头离了，又要她和一个大学生结，老太喝了药，没救过来。”

又说：“王长贵什么人物，寻个死也有讲究，同样的死，要是喝药，救过来的可能性不大，上吊的人，只要发现得早，一口气透出来，就活了。”

另一个又说：“其实投河也不错，投河容易被人发现。”

又一个更细致说：“那得在白天投，晚上没人看见，就死定了。”

听这意思，好像我爹是装的，是假自杀。

本来碰到有人喷这类大粪，我爹早已经跳起来了，可是现在他一动不动，他跳不动，我大哥也不动，我大嫂也不动，不是他们变文明了，不是他们不想较劲，他们实在没那个脸。

那天我爹撇下我，撇下唱丧班的人，奔回家，要和我娘复婚，我娘拍打了自己几个耳光，跟我爹说：“你是想我死吧。”我爹才不吃她那一套，说：“你死一个给我瞧瞧，几十年你都死了多少回了，你来个真的我瞧瞧，你死了我给你唱丧。”

我爹太自以为是了，他见我娘不肯复婚，还以为我娘脸皮薄，说：“你还不好意思，你是大姑娘头回上花轿啊，要不要我再求个媒人来啊？”他还无耻地笑说：“嘿嘿，自己给自己老婆找媒，开天辟地头一回啊。”我娘平平静静地告诉我爹，她不打算和我爹复婚，不是因为难为情，是因为她打算嫁给那个骚扰她的老光棍。

说了这句话，我娘拔腿就往老光棍家跑，才跑了一段路，就有人追上来告诉她，我爹上吊了。

我爹居然会上吊，我家真的出奇了，小王村真的出奇了，出大奇了。现在我爹被救过来了，但他什么话也不说，他等着我娘去跟他复婚呢。

我娘会跟我爹复婚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回家没见着我娘，我估计我娘大概走了，但我不知道她会到哪里去，她会回娘家吗，可她这么老了娘家还会有谁呢。

这也不关我事，我早就说过，我只管我弟弟，我在家乡小王村待得够长了，一拖再拖，真是很拖泥带水。

我得走了，我得去找我弟弟，你们知道的，我弟弟是个病人，我看见过精神病人独自在外受人欺负的情形，想起来心里就很痛。

但我再一次被拖住了腿脚，没走成。

这一次拖住我的，是钱。

不是因为没钱，是因为有钱。

几经折腾以后，征地款终于下来了。那天一早，乡上的通知来了，每户派一人去领钱，我大嫂恰好这天回娘家去了，听我大哥说，她是回去商量拿到征地款后怎么办的，我奇怪说：“大哥，征地款是你和大嫂的，关她娘家人什么事。”我大哥那怂货，冲我苦笑笑。

钱不等人，等不及大嫂从娘家赶回来，我大哥去领了款。

我？我当然没有领到钱，我和赖月的假证被查出来了，我爹也只领到一份，如果我娘哪一天回来了，我爹就得给她一半。

我早就跟我爹说过，到头来他们才会发现政府一点也不傻不天真。

我不像我爹，把钱看得那么重，何况我早就料到政府会对付他们的，下有对策，上有政策，下再对策，上再政策，政策永远比对策多。所以我一点也没有失落感，我甚至庆幸，我们还都是一家人，否则，等我把弟弟找回来，他算是谁家的人呢。他又不可能有老婆，他就没有家了。

我爹的变化也不算大，他只是骂骂咧咧地宣泄了一阵，也就继续过日子了，唱丧，唯一不同的是，他得自己做饭给自己吃，当然，我只要一天不走，他也还得做给我吃。

唯一变化大的是我大哥，自从我大哥从乡里领回那一大笔钱，我大哥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不能完全怪我大哥，可怜我大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他扛不住了。

那时候他从乡政府出来，怀揣着钱，就像怀揣着一包随时要爆炸的炸药，他满脸虚汗，胆战心惊地嘀咕说：“老天不开眼，怎么早不回娘家，晚不回娘家，偏偏今天领钱的日子回娘家。”我简直想不通我大哥的思想是怎么长的，怎么会长得这么歪，我纠正他说：“大哥，这才叫老天开眼呢，平日里大嫂把钱全部抠在她手里，一个子儿的使用权你都没有，你活着都不像个男人，今天你总算做回个男人了。”我大哥听了我的话，似乎愣了一愣，随后盯着我看了又看，说：“你是说我？我像个男人？”我继续煽风点火说：“那是，钱在你手里，你就是大爷，你就是大牌，你就是大腕，你就是大什么什么。”说过觉得还不够，怕大哥听不懂，所以又赶紧补充道：“大哥，有这么多钱，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大哥，你记住了，这钱是你的，你牛啊！”

我大哥又愣愣地站了一会，片刻之后，他紧紧搂着那包钱，连个招呼也不打。转身就跑走了。我之所以如此这般地鼓励他，我肯定是心怀歹意的，我是想让他确信这钱就是他的，他可以做主，他可以任意支配，然后下一步，我再——嘿嘿，你们知道的。

不料他跑得比我还快。

我白给他出主意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给我大哥出的主意是怎么样改变了他的人生的。

罪过啊。

那一天我大哥竟然没有回家，一直到我大嫂得到了领钱的消息，从娘家赶回来，看到村里去领钱的人都回来了，惟独不见我大哥，立刻跑来我家兴师问罪，我一看她那样子，就不爱理她，别说我不知道我大哥去了哪里去，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她，我得给她点苦头吃，我说：“你不用找了，我大哥不会回来了，他带着那些钱，重新找个女人，够他过下半辈子。”我大嫂竟然不以为然到冷笑起来，很瞧不起地说：“他敢，借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我就换个说法：“也许吧，他不会重新找女人结婚了，太麻烦，何况有大嫂你这样的女人为榜样，他已经受够了，可能确实不会再找了，那他会怎么样呢，不结婚照样玩女人罢。”我是暗示我大哥会去找婊子，我大嫂一下子听懂了，顿时收起了嘲笑，骂道：“放你娘的臭狗屁，他连婊子的毛都没见到过，他能到哪里去找婊子。”我嬉皮笑脸说：“太好找啦，出了乡政府，不远的街上，那一排一排的发廊里，穿黑衣短裙的，哪个不是。”我大嫂被我说得怕起来，脸色也有点变了，但还硬撑着说：“我谅他没这个狗胆。”我对付她说：“大嫂，你这话我不爱听，从前我大哥是没有狗胆，那是因为他没有实力，实力都被大嫂你控制了，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大的实力都在我大哥那儿，你知道那实力有多大吗？他长出狗胆来，那可是分分钟的事情。”

我大嫂愣了几秒钟，拔腿就跑，我还在背后幸灾乐祸说：“噢，对了，还有个地方我大哥喜欢去的，王中王赌场。”

我真是一张臭嘴，一张极品乌鸦嘴，我在这里胡说八道，天地良心我可不是咒我大哥会变成这样，只是为了气气我大嫂，杀杀她平时不把我放在眼里的歪风邪气而已，我没那么歹毒。可我哪里知道，我真像一条眼镜蛇，牙齿缝里真的有毒，我说的那些话，最后竟然一一灵验，全部成为事实。

我大嫂就是在镇上的王中王赌场找到我大哥的，我大哥两眼通红，像一头疯牛，那时候我大嫂还不知道我大哥已经不是我大哥了，所以她毫不犹豫冲上去就去拉扯我大哥，一边骂道：“你个王八蛋，你把钱交出来！”

已经不是我大哥的我大哥，回头看了我大嫂一眼，冷冷地说：“你是谁？别碰我，一身的晦气，走开！”旁边的人哄堂大笑，说：“赌急了，赌急了，连老婆都抵上吧。”我大哥才没有赌急，他从容不迫地说：“你们错了，我没有老婆，她根本不是我老婆。”我的如此聪明的大嫂竟然没有听懂，还反问说：“你眼睛戳瞎了，我怎么不是你老婆？”我大哥早有准备，坦然说：”我们已经离婚了。”拍了拍口袋又说：“在这儿揣着呢，虽然发征地款没用上，但过日子用上了嗨。”短短时间，他居然学会用“嗨”了，真是应了那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大哥虽然不是鬼，但在以往的日子里，他过得跟鬼也差不多少。

我大嫂向来反应飞快，但有生以来初次面对如此的情形，她反应不过来了，她想了好一会，想出词来了，嚷道：“假的，假的，离婚是假的！我们说好了假离婚的！”我大哥冷笑道：“我可没说是假离婚，即使我说了，那证也是真的，是真的离婚证，现在大家只认证，不认人，只要证是真的，就有政府撑腰。”我大嫂又愣了半天，才结巴说：“我，我，我到，到政府告你去。”我大哥和我大嫂正相反，他的反应越来越快，哈哈大笑说：“你去告呀，你去告呀，你告的是你自己，当初我不想离的，是你硬要离的，说明你和我已经没有感情了罢。”

我真没想到我大哥竟然如此伶牙俐齿，是不是因为被埋没的时间长了，现在暴发出来，真是变本加厉的厉害，令我刮目相看。

到这时候我大嫂应该已经看出我大哥变了，可她实在心不甘呀，我大哥的一切，我大哥变还是不变，都得由她说了算的，所以她硬是让自己有眼无珠，继续纠缠我大哥，我大哥可不耐烦，抬手就赏了我大嫂几个巴掌。

我的一向呼风唤雨的大嫂，哪里会想到她的人生里还会有被大哥打耳光的这一出，她毫无思想准备，她毫无接受能力，一屁股坐到地上拍着地皮哭喊起来，她以为我大哥会去拉扯她，边哭边说：“你不要来拉我，拉我我也不会起来的。”可她又错了，我大哥连看都没看她一眼，一步又踏进赌场去了。

我大嫂爬起来，说：“我回娘家去——”可走了几步又停下了，她知道回娘家没有用。

我大嫂站在街上茫然四顾，后来有看见她那模样的人告诉我说，你大嫂的样子，特别是她的眼神，跟你弟弟一模一样。

有些内容，我没有亲眼看见，是听别人传说的，我隐隐感觉到戏有点过了，我不想相信这是事实，我特意到我大哥家去了一趟，果然大门紧闭，关在院子里的鸡饿得跳到晾衣绳上，成了名符其实的飞鸡。

从我大哥家回来的路上，终于看见了久没露面的村长。我满以为村长一定灰头土脸，完败而归。可村长到底是村长，虽然脸色有点憔悴，但精神却一点不差，大步流星，看到我后，仍然器重我，特意停下急促的脚步，扬着手中一张纸对我说：“叫他们怎么进来的，就怎么滚出去。”而且这回他还很到位，不只是扬一扬那张纸，而是把纸递到我手里说：“你看看，你仔细看看。”

我本不想看，但算是给他一点面子，我看了一下，是一份省环保厅和农业厅监测站共同出具的正式报告，说小王村的土地重金属超标，那可是红头文件，两个大红公章。

我才不会相信他，必定又是王大包从哪里骗来的假报告，小王村重金属，哄鬼呢，我又不是没有知识的人，我知道重金属超标是怎么回事，小王村和周围地区根本就没有重金属污染源。我立刻戳穿他说：“你说重金属污染，还不如说农药残留呢，那更能吓唬人哦。”村长说：“小王村是著名的大蒜村，种大蒜不用农药化肥，更是小王村独一无二的特色，说小王村农药残留，人家会怀疑。”我嘲笑说：“说重金属超标人家就相信啦？”村长说胸有成竹地说：“信不信，就看他们对自己的命看不看重啦。”

我还是觉得村长不靠谱，我提醒他说：“人家把地拿去，又不是种粮食蔬菜，重金属有什么不了起。”村长说：“你知识分子的知识也不够用了吧，重金属超标的土地，一旦建成了住宅，污染的土壤对人的伤害比吃超标的粮食、蔬菜厉害多了。”

我完全不赞同这种哄吓诈骗的手段，可惜的是，我虽有头脑，不会被唬住，可别人没有我这样的水平，更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命看得太重，就不会有我这样清醒的认识了，村长如此拙劣的手段，居然唬住了他们，如此不堪一击的伎俩，居然没有人来反击他，戳穿他，难道他们费尽心机征了去的小王村的土地，又回到小王村吗？

这只是村长的黄粱一梦而已。

这只是村长白费心机而已。

这真的不关我事，我要离开小王村了，弟弟还在江城等我呢。

我再一次离开了小王村。

我走的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的外墙上，已经写满了大大的红红的“拆”字，我还听到了锣鼓和鞭炮声，路上有个村民告诉我，领导来剪彩了，小王村现在不是小王村了，它是大王乡的工业园了。

我没兴趣，但我出村时要路过那个彩旗飘扬锣鼓喧天的地方，我也就勉强自己过去看一眼。

这一看竟看出奇怪来了，那敲锣打鼓的，竟然是我爹的唱丧班，想必是临时找不到喜庆的队伍，就使用唱丧班来顶替一下了。

我没想到我爹也有这样的才能，除了唱丧，还能唱喜，只不过他那班子里的人，常年唱丧，和死人打交道，身上都没了阳气，一个个阴阳怪气，歪瓜裂枣，尤以我爹为甚，瞧我爹那模样，我简直不忍心再去埋汰他了。

其实我也没有时间去关注我爹了，另一个人物的出现，吸引了在场所有的人，他成了这场剪彩仪式的真正的主角。

他是王图。

他又不是王图。

或者再换一个更准确的说法，他是一个疯了的王图。

王图随着唱丧班喜庆的队伍，跳跳唱唱，起先大家还以为他来凑热闹，给现场增添一点喜感呢，后来才发现，他的动作太单调，永远只是重复同一个动作，双臂交叉，抱在自己胸前，嘴中喃喃：“抱抱，抱抱——”哪像是在跳舞唱喜，倒像是个欠揍的孩子在发嗲呢。

一位参加剪彩的领导怀疑他说：“这位老乡，你是仪仗队的吗？”王图说：“是，是——”一边说一边上前紧紧搂抱住领导说：“抱抱，抱抱——”领导赶紧推开他，他又到另一个人跟前去“抱抱，抱抱——”无论是来剪彩的领导，还是我爹唱丧班的人员，还是看热门的群众，一一都被他“抱抱”，大家倒也不抵抗，只是冲着他笑，那领导后来又批评他说：“你的动作不行，跟大家的不配合，你得跟上仪仗队，动作要整齐划一，才有气势。”王图道：“是，是——”重又恢复自己抱自己的动作。

在大家的哄然大笑中，王图彻底疯了。

有人说王图是被他老婆气疯的，他老婆公开在家里养汉子，让他的脸没地方放，干脆疯了也就不要脸、不知道脸了。

也有人比较高看王图，认为这种说法没见识，没高度，说王图是被老婆戴了绿帽子才疯的，那真是小瞧了王图。

疯了的王图，只说两个字：“抱抱”，所以认为他是花痴也不算冤枉他。但我这个人，向来善于用心想事，所以会对许多事情产生怀疑，现在我更是变得对一切心存怀疑。我对大家分析的各种原因都觉得可疑。当初我带弟弟看病的时候，就看到他在精神病院，就被他“抱抱”，他说自己是假装的，但谁知道呢，说不定他不是装的，他本来就有病？

尾声

事到如今，我猜想，你们的内心深处也一定发生了变化，可能你们早就对我起了疑，你们大概和除我以外的其他所有人的想法一致了，我没有弟弟，我就是我弟弟，我就是王全，王全就是我弟弟，王全就是我。

或者，即便你们承认我是有弟弟的，你们也会认为我永远也找不着我弟弟了。

真的很对不住，你们终于错了。

说心里话，我也有绝望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和你们的想法一样，算了，别再找了，也许我根本就没有弟弟。

当然我立刻就知道我的想法是错的，我怎么没有弟弟，我有弟弟，他正在等我带他回家。

其实在后来不断寻找弟弟的漫长的日子里，我没有墨守成规，没有在江城这一根绳上吊死，我大大地拓宽了自己的思路，我先后到了姜城，蒋城，疆城，甚至还去过一个降城，结果他们告诉我，是我念错了他们的城名，他们那个“降”不念“jiang”，念“xiang”。我又白跑一趟，心里来气，暗想道，你这城都“降”了，还分个什么读音。

我的手机再一次响了起来，我耳朵够尖，一听就听出来，是王助理的声音，我感动说：“王助理，想不到你还存有我的手机号码。”那王助理立刻纠正我说：“王全，别喊我王助理了，我现在不是助理了。”我拍他马屁说：“你升职了，恭喜你啊。”王助理说：“我没有升职，我降了。”我说：“你本来就是个助理，再降还能降到哪里。”王助理说：“我降成临时工了。”我幸灾乐祸地“啊哈”了一声，他一直那么积极地工作，最后竟然降到了临时工。我这人真不厚道，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让我重新又听到了乡音，我居然还嘲笑他。我不厚道。

那王助理说：“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知道你一直在找弟弟，一直没有找到，我从我自己降职的事件中，受到些启发，提供给你试试。”我正琢磨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又说了：“我有个习惯吧，写字潦草，尤其是单人旁，我经常随手会拉成一条，人家看起来，就像三点水，还有就是写字的时候习惯连笔划，这个习惯也很不好。”开始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以为他改行当汉字教授了，他又继续说：“比如一个仁字吧，我一潦草，就会写成江字。”我顿时头皮一麻，我已经对这个“江”字敏感到神经过敏了，我急问说：“什么什么，什么江，什么仁？”他说：“我这次降成临时工，就是因为我写字出了问题，来了一位大首长，检查工作，他叫吴仁山，我一潦草，写成了吴江山。没想到那么大的官还讲迷信，说我要断送他的政治生命和光辉前程，你想想，吴江山是什么，就是没有江山，江山都没了，他还当什么官呀。”

灵感顿现，有如神助，我立刻判断出问题出在哪里了，我说：“王助理，呵不，王临时工，你怎么会想起你当年也错把仁字写成了江字？”那王临时工以为我要谢他，抢先说：“你不用感谢我，说老实话，这事情也不是我主动想起来的，我当助理时做了那么多事，哪可能一一记住，有个女的来找我，硬要看当年的记录，我翻了出来，才知道犯的是同一个错误。”我先顾不上那女的是哪女的，我只着急我弟弟，赶紧说：“王临时工，你的意思，当年打电话到大王乡的，不是江城，是仁城，是仁城救助站？”那王临时工说：“有这个可能。”

不是可能，那就是事实。

事情突然间就划上了句号，我在仁城救助站，找到我弟弟了。

仁城啊仁城，你真是一座仁义之城，你把我弟弟照顾得那么好，他长胖了，脸色红润，精神饱满，我一眼看到他，悲喜交集，我哭了起来。

我紧紧搂抱住我弟弟，可我弟弟一点反应也没有，他甚至还笑了笑，说：“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弟弟。”

弟弟虽然没有认出我，但是他的病明显好多了，从前他基本上是一言不发，发起言来就错误百出，或含混不清，现在他口齿清晰，目光平静，一点也不像老鼠，我扮成老鼠的样子去引逗他，我还“吱吱”地叫了几声，想看看他的反应，结果我弟弟“汪汪”地叫了几声，我欣喜万分地说：“弟弟，你进步成汪星人了哈。”

弟弟从老鼠变成了狗，我不知道这和现代医学有没有关系，也不知道这算是进步还是退步，但我且算他是进步，也好给他一点鼓励和信心。

弟弟不承认我，那也没关系，我认得他就行。

我带着弟弟回家了。

我们乘坐回家乡的长途车，上车的时候，我看到车上有个老人是我们小王村的，我依稀记得他的样子，但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反正都姓王，喊他一声“王大伯”总不会错，我拉着弟弟过去喊了他一声。

那老人指着我弟弟问我：“这是谁啊？”我心里立刻来气，不尊他为“大伯”了，我直接说：“你老了，忘性大了吧，连我弟弟你都不认得了？”老人奇怪地看看我，又看看我弟弟，摇头说：“你弟弟？你有弟弟吗？”这不是个老糊涂吗，我千辛万苦找回弟弟，他竟然说我没有弟弟。可还没等我出粗口，他倒抢先又来挑衅我了，说：“你不是一直把你自己当成你弟弟的吗？”他不仅老糊涂，还简直老昏了头，我气得要骂人了，我不仅要骂他老糊涂，我还要骂他老混蛋，难道他不混蛋吗？

我还没来得及骂人，车子停下了，这是一辆行驶在乡间的最慢的慢车，每个村的村口都要停一下，那讨骂的王老伯居然下车了，我急得说：“哎，你怎么下车了，你不是小王村的吗？”

那老东西站到车下还回头奇异地看了我一眼，说：“小王村？哪里的小王村？”车门就关上了，我赶紧回头看看弟弟，我怕他受到了老东西的影响，会怀疑我带他回家带错了，还好，弟弟依然十分冷静，我还不放心，又对弟弟说：“弟弟，你别听他胡说，他是个疯子，他脑子有病，我们，我和你，都是小王村人，下一站，就到我们的家乡了。”

车上竟然鸦雀无声，我有些异样的感觉，又不知到底是哪里不对头，我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座位上，是王瞎子，我起身跪在座位上，伸手过去抓住王瞎子的手，把他的手放在我身上，说：“王瞎子，你摸摸我，你摸出我来了吧。”王瞎子说：“我摸你干什么？”我又把王瞎子的手放在我弟弟身上，说：“你摸摸，我身边这个人是谁？”王瞎子说：“你欺负我是个瞎子，你想捉弄我，没门，你身边根本就没有人，就你一个人。”

我简直服了他，他真是个瞎子。

我不再理睬车上的任何人了，好在我很快就看到了竖在路边的那个写着“小王村”三个字的站牌，车停下来，我带着弟弟下车了。

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回到了我们的家乡小王村。

小王村不见了。

没有老槐树，没有水井，没有废弃的厂房，没有大蒜地，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我在做梦，但无论是梦是醒，我眼前的一切，都告诉我，没有小王村。

只有一条既熟悉又陌生的小道，沿着小道走过去，可以看见小王村的大片土地都荒芜着，闲置着。

我茫然了，我不知所措了，我不知道这里到底是不是我的家乡小王村，慌乱之中，我竟然求助于我弟弟，我说：“弟弟，弟弟，你替我看看，这是我们的家乡小王村吗？”弟弟说：“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弟弟。”我不理会他的执着，我比他更执着，我说：“弟弟，你现在不是老鼠，是一只狗了，狗的鼻子最灵了，你闻一闻，你闻出家乡的味道来了吗？”

猛然间，我被自己的话敲醒了，我忽然想起了往事，你们都还记得吧，当初我打算丢掉弟弟之前，故意带着弟弟在小王村走了一圈，想抹去弟弟对于家乡的记忆和印象。但一直以来，我始终不知道我有没有抹去弟弟印象中的家乡，可是现实中的真实的家乡却真的没有了。

这难道不是我的活报应吗？

我简直是活反过去了，我竟然求助于弟弟，我竟然还指望他真的已经从一只老鼠变成一只狗了。

无论弟弟是一只老鼠还是一只狗，他都不会让我如愿，他才不肯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不是小王村，他心里一直在记恨我，记恨我丢掉了他，记恨我这个狼心狗肺的哥。

我只好拉着弟弟继续往前走，我弟弟却不肯走了，停在路上对我说：“骗子，你说你是我哥，你还说带我回家，你都是骗我的。”弟弟骂我是骗子，他没有骂错，是我把弟弟带到了一个没有家的家乡。

我正无言以对，忽然老天开眼了，就在我们前面，赫然出现了一座房屋，虽然很小，但那毕竟是家乡的象征啊，我赶紧拉着弟弟走近去，看到小屋门前有个老人，戴了顶帽子，帽檐往下压，遮住了脸面，好像没脸见人似的。这人分明老态龙钟了，却还努力地削着一根木棍，他的脚下，已经堆了一大堆削好的木棍，我都没有看清他是谁，就激动地告诉他：“喂，喂，你看，你看，我找到弟弟了，我带弟弟回家了。”

我弟弟还是不承认我，他坚持纠正我说：“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弟弟。”

那老人一边低头削棍，一边嘴上嘀咕说：“王全，你昏了头，他怎么是你弟弟，我才是你弟弟——哥！”他胡说了还不算，竟然还张口喊了我一声“哥”，我气得说：“我弟弟有你这么老吗？”老人说：“哥，你以为你自己还年轻吗？你什么时候照过镜子啊？”

我一下子被惊吓住了，我一直在找弟弟，我心里只有找弟弟这件事，我多长时间没有照镜子，我真记不得了。

但我决不能承认，我辛辛苦苦找回了弟弟，却突然又冒出个弟弟来，我的思路要多清晰有多清晰，我一下子指出他错误说：“不对，你不是我弟弟，我弟弟从来不喊我哥，他最多只会喊我王全。可你刚才喊我哥了，说明你不是我弟弟。”他说：“我的病好了呀，再说了，我们都要与时俱进嘛，从前不喊哥，现在喊哥，那就是与时俱进嘛。”

我气坏了，我才不相信他，我更不想理睬他，他却“咯咯”地笑出了声来，抬起头来对我说：“王全，你个傻逼，你眼睛被什么东西戳瞎啦，你真的认不出我来啦？”

我认出来了，他是我们的村长王长官。

多少年来，他的称呼变了又变，他曾经是村长，后来变成前村长，后来又是现村长，现在他都这么老了，肯定又成为前村长了，就算他没这么老，可小王村都没了，哪还有什么村长呢。

我奇怪地问他：“怎么其他房子都拆了，怎么就你这一间没拆？这好像也不是你从前的家呀。”村长说：“你眼尖，这不是我家的老屋，这是后来新搭起来的简易住房。”我挖苦他说：“村长，这就是你的新家吗？”村长的脸色严正了些，说：“严格意义上说，这虽然是我搭起来的屋，但它更是你弟弟的家，在小王村，只有你弟弟，还有个家。”我哪能听得进去，我说：“逆天啊，小王村的人个个都在家里，却没有了家，我弟弟一直在外面混，却偏偏他有个家，这算哪门子的法律啊？”村长说：“你又缺知识、又不懂法了吧，你难道不知道，当初征地的时候，全村的人都签了字，只有你弟弟不在家，没签字。”我说：“我弟弟怎么签字呢，他是个病人，是精神病，他就算在家，他也不会签字，也不根本不需要他签字。”

村长摇头说：“那只是你个人之言，你口说无凭，小王村就没有人能够证明你弟弟是病人。”我想了想，我知道小王村的人都是什么德行，我又说：“难道大王乡的王助理也不揭发你们。”村长说：“他们找过王助理，他现在不是助理了，不过他说的话，倒是很有理，他说有病的是你，而不是你弟弟。”我气愤地说：“他胡说八道，满嘴喷粪！”村长说：“他有证据，他有完整的关于你的所有行为的记录。”不等我再爆粗口，村长又加重语气说：“精神病院的病历也去查过了，病人的名字就是王全，就是你，江城救助站也证明了，有个叫王全的病人在他们那里待过，也是你，所以，有病的是你，不是你弟弟。你弟弟是健全的人，要征用土地，必须有他本人亲笔签名。”我气得“啊哈啊哈”地笑了两声，村长才不理会我的怪笑，他激情昂扬地继续告诉我说：“咱小王村，全村只有你弟弟一个人没有签字，所以——“他用脚点了点脚下的地，说：“归他个人名下的这两亩地，不能征用，现在讲政策讲得厉害，讲法也讲得厉害，谁也不敢不经村民签字就征地。”

我彻底无语。

这算是什么事呢？

我一个正常人，出去寻找我的有病的弟弟，结果，我找到弟弟回来的时候，我成了病人，而我的有病的弟弟，却成了小王村的最后一张王牌。

我不服呀，我无赖说：“村长，我虽然把弟弟找回来了，可他不承认是我弟弟，他不承认，你们就不能这么玩。”

村长才不惧怕我的无赖，他不朝我弟弟看，却朝我看了几眼，说：“王全，你欺我老眼昏花吗，他不是你弟弟，你带他回家干什么？”我说：“我没说他不是我弟弟，是他自己不承认——”村长立马打断了我说：“你认得就行，你说是就是。”我赌气说：“你不是一直在怀疑我吗，你现在不再怀疑我了吗？”村长说：“现在不急着怀疑，现在急着要你弟弟——”说着竟上前跟我紧紧握手，感谢我说：“王全，你立大功了，你带你弟弟回来得太是时候了！”

不远处响起了鞭炮和锣鼓声，村长朝那方向看了看，跟我说：“他们在剪彩。”我奇怪说：“上次不是剪过了吗？”村长说：“上次？你说的是哪个上次？”我说：“我最后一次出去找弟弟的那一次，剪的是工业园。”村长笑道：“你那算什么次，这中间又剪了五次还是六次了。”我问村长：“那今天，这一次，又剪什么？”村长说：“不太清楚，好像剪什么文化园吧。”我不知道“什么文化园”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想带着弟弟回家，可是我不知道家在哪里。

从小屋里出来一个腰身粗壮的女人，冲着我笑，我觉得我是认得她的，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我不认得她，我正在纳闷，这女人开口说话了，她一开口，我才发现，哪里是女人，是个假女人。

你们想不到吧，他是王图。

王图真是疯了。

王图穿着女人的服装，头上还套着一个金黄色的假发，他上前就搂住我，嘴里嚷道：“抱抱，抱抱——”村长在旁边笑着对我说：“我现在和王图是一对夫妻一个家庭。”

我简直、简直、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的家乡小王村会发生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只觉得自己心力交瘁，我有气无力地说：“村长，我听人家说，恶搞才是王道，真不亏你是姓王，也真不亏小王村也姓王，你真是很王道。”村长说：“谢谢，王道这个词我喜欢——我们这是有备无患，以防万一。”他一点也不想隐瞒我，又告诉我说：“为了你弟弟的这两亩地，防止人家又出新招，万一又说不认个人，只认家庭，那我们就是一个家庭哈。”接着他又冲我弟弟说：“弟弟，我是爸爸，他是妈妈。”

我赶紧把弟弟拉开来，我对村长说：“村长，你真有创意，弄个男的疯子做你老婆？”村长说：“是呀，他要是不疯，他也不肯做我老婆呀。”王图个疯子还点头称是，他们两个一起过来拉了我弟弟，说：“弟弟，回家吧，吃饭了，吃了饭我们要用木棍子做篱笆围地，围好了地，我们还要种大蒜。”我急呀，追着说：“你们骗得过别人，骗不过我，更骗不过我弟弟，我弟弟是精神病人，他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他签不签字，完全没有法律效应。”

这时候，就在这时候，奇迹发生了，你们猜到了吗？

是的，正是我弟弟。

我弟弟发生奇迹了，我弟弟说：“我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王村。”

声声慢

王侃

一

我直到晚近，从《赤脚医生万泉和》开始，才陆续地阅读范小青。一直以来，我都不是个勤勉、敏慧的读者，与大多数强调“现场感”的职业批评家不同，我的禀赋和才力都不胜趋对“现场”，虽偶有为之，每每左支右绌。好在我对一些优秀批评家的文学判断持有高度信任，愿意接受经他们的“经典初始化”工作后形成的文学史结论，这使我的阅读便捷、精简。我得承认，阅读中的这种节电模式迎合并暴露了我天性中的惫懒。不用说，相较于他们，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相对滞后，并且，在“文学史结论”的引导下，很多年来我都只读所谓“代表作家”或“代表作品”。我肯定，有着如此这般阅读模式者众，我不会是孤例，绝不是。当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就知道范小青，知道她若干作品的题目，那多半是在文学史著的不起眼的章节或角落里用眼睛的余光倏忽刮掠到的。提笔撰写这篇有关范小青的批评文字，我再次陷入了晚近以来每次思及范小青时都不免陷入的某种困惑：范小青无疑是个优秀作家，但显然，对于文学史来说，她又似乎并非一个“重要”的作家；她勤奋，高产，水平稳定，风格成熟，声誉日隆，但在“职业读者”之外，她仍然鲜受关注；她“在坚守中变化，在变化中坚守”，一路“蛇行”，足迹蜿蜒，却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学地盘以打造固若金汤的文学荣耀，至少就典范性而言，她始终不是某一群体（比如“知青作家”）、某一潮流（比如“新写实”）或某一地域（比如“南方叙事”）的代表人物。她在前述群体、潮流或地域中显然不具有不可替代性。若从她发表处女作的1980年算起，至2007年发表扛鼎之作《赤脚医生万泉和》，在我看来，这艰苦耕耘的近三十年时光只能用来说明她的“大器晚成”——尽管她早就拥有“著名作家”的顶戴。和一般人的“大器晚成”不一样的是：她文学天赋的开启并不滞后，她写作经验的积累和存储也足够厚实；她的人生际遇丰富，同时也并不缺失机遇——但是，她还是“晚”了。何故使然？

思之再三，我以为，是范小青文学个性中的“慢”导致了她的“晚”。尽管她写得多，也写得快，但她仍然是“慢”的，就像火箭只需一秒就能证明其“快”，而牛车绕行地球十圈也只能说明其“慢”——文学史上的作家，有的就是火箭，有的就是牛车。尽管范小青已有了《赤脚医生万泉和》这样的杰作，但并不说明她由此摆脱了“慢”，相反，这“慢”像是婴儿屁股上的青痕，不是揍出来的，而是她天生的文学宿命，无以摆脱——举例来说，《赤脚医生万泉和》之后的范小青并没有以此为起点进入“加速度”状态，相反，四年之后的《香火》再次证明其“慢”。她改变不了她的“初速度”。我以为，就范小青的“慢”而言，这种“慢”有时候阻碍了她，但也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她。

《香火》以太平寺为一个叙事的结构点，呈现了两个断裂的时代。新世纪以来，对“中国经验”的书写成为新的文学吁求与写作风潮，以半个多世纪的当代中国为叙写对象的大跨度长篇写作开始涌现。著名的有余华的《兄弟》、莫言的《蛙》、苏童的《河岸》。这些作品都以历史断裂为其叙事的结构表层。毫无疑问，作家们都试图对这两个断裂的时代给出“历史”与“美学”的理解。余华的《兄弟》揭示了不同的政治实践在当代中国的全面失效，莫言的《蛙》揭示了以计划生育为表征的现代性设计所遭遇的人道主义难题，苏童的《河岸》则揭示了被历史拒绝了的个人试图重返历史时被“历史诡计”所暗算的荒诞感与毁灭感。这些表现“断裂”的鸿篇巨制都以对“中国经验”的不同路径的新颖、深刻抵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过至高的奖项。这些卓越的作家占得先机，拥有了对一些巨型、醒目文学景观的命名权，他们的作品也被期待中的各种宏大解读所拥抱。不用说，待《香火》出版，我的直觉反应就是：慢了。习惯于“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之阅读模式的读者，在有了余华、莫言、苏童之后，尚能有暇顾及其他吗？即使是怀有强烈“现场感”的职业批评家在面对《香火》时也普遍地态度懈怠——就我目力所及，关于《香火》的若干评论多为心不在焉的信手涂鸦，言不及意的强赋新词。

范小青的“慢”，是一贯的，无论是当年写知青，还是后来写小巷。这种慢，大多数时候使她失去了在批评界、阅读界被充分阅读、从容讨论、准确接受的余裕。《香火》与《兄弟》、《蛙》、《河岸》的差异，就在这种“慢”而导致的阅读怠慢中被忽略，正如她与陆文夫之间的巨大差异一直以来总是有意无意地被人无视，以致在“市井小说”、“苏派文学”的旗帜下，她总是简单地被认定是陆氏文学的回响和余绪。当然，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范小青不是“慢”的孤例，比如我还可以举隅王安忆。但王安忆有一套独特的路子去弥补自己的慢：她总是把她所能涉身的任何一次文学风尚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为极致，因此，她虽然常常并不开风气之先，却往往是某一文学风尚的集大成者。但范小青既不善开风气之先，也难为集大成者。她的“慢”，从世俗的意义上来说，对她是致命的。

二

简略地说，《赤脚医生万泉和》涉“医”，《香火》涉“巫”。

我个人倾向于不把《香火》理解为一个佛教故事或“禅宗公案”。表面上看，《香火》关于“太平寺”、“和尚”、“香火”的叙写涉乎佛教，特别是穿越幽明两界的玄幻笔法，会引发对宗教故事的丰富联想。实际上，流传于中国大多基层乡村的所谓佛教，其存在形态更接近于“巫”，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佛。我们可以在同是江苏籍作家的汪曾祺所写《受戒》里看到，苏北乡村僧俗同流，宗教戒律完全抵抗不了滚滚红尘的强大溶解力，以致无法在僧俗之间断然划出界线，以确立宗教的自我形象。严格意义上的佛教，被基层乡村的世俗逻辑所瓦解，徒剩其表。在《香火》里，孔大宝司职太平寺香火，只是一种职业选择而非一种修行方式，就像《受戒》里的和尚们，他们都可以娶妻生子，忙时回家种地，闲时帮人杀猪。通常，在基层乡村，与其说人们信佛，不如说他们敬鬼。孔大宝他们就是以“闹鬼”的方式吓走了试图来拆庙的农民干部，可见“鬼”也深藏于那些试图前来驱鬼的人们的内心。在他们看来，与寺庙、菩萨相联结的是“鬼”与“神”的世界，而和尚甚至香火，是幽明两界的通灵人物。由此可见，乡村佛教更具原始巫术的基本形态。范小青是很写过几个驱鬼故事的，她对这些故事的叙述有着与《香火》一样的戏谑风格，而殊少宗教叙事所必具的华严气质。这说明她对以“鬼世界”为主体特征的乡村宗教形态是有相当清晰的认知度的。

对《香火》的“巫”、“佛”之辨，是想为接下来要说明的两个问题铺垫。其一，范小青一直以来都是个在世俗生活或世俗经验内部架设叙事视角的作家。因此，她不会将“巫”上升为“佛”，从而可以在一个超越性的层面承载信仰的重量。相反，在她的叙述中，她殊少使用迢远的视距，总是将叙写的对象控制在凡夫俗子眼力可及的范围，而她叙述时的调式、声线、节奏都有着与世俗生活同步、同谱的共振关系。小说人物，如万泉和、孔大宝，不是若愚若拙，而是实愚实拙，卑微得如同尘土，即使到了“鬼世界”，他们依然是卑贱的劳碌者，看不出有什么厉害的法力可以去改变侮辱过侵害过他们的人世。他们因为承受屈辱、付出牺牲而呈现出来的道德境界，不是因为个人修为高超所致，相反是因为天性孱弱或命运宰制的结果。范小青没有抬高视线以使自己置身事外，并使叙事变得脉络清晰、方向可控，相反她一直在小说故事的“事态”中，若非卒章显志，这“事态”便总是处于方向莫辨的浑沌之中。范小青的小说也常常被篇幅巨大的人物对话填斥，这些对话看似唠叨，但它的功能则是使我们的阅读牢牢绑定在“事态”发生的语境，不被轻易带出。的确，范小青不是个思想犀利的作家，即使我们可以在《赤脚医生万泉和》里读出鲁迅的《药》，可以在《香火》里读出《祝福》或《长明灯》，但她仍然不会钟情于让一个真理在握的批判者形象将自己包裹。她习惯于在世俗生活的内部近距离地与一切平视，同时她也试图说服她的读者效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喜欢范小青的叙事态度：不藏拙，也不露巧，诚实，认真。

但我们不要忘了，范小青不是从《香火》、也不是从《赤脚医生万泉和》才开始使用高度压降的叙事视角以及与世俗生活互相同情的叙事态度的。更不要忘了，当我们说出“高度压降的叙事视角”、“与世俗生活互相同情的叙事态度”时，其实我们是在谈论二十多年前的“新写实”。从叙事的语言形态上说，我们今天读到的《香火》、《赤脚医生万泉和》与出版于1987年的《裤裆巷风流记》其实并无太大出入，但是，当“新写实”的大门在这一年开启时，范小青却并没有得到最早的入场券，尽管她已经用一部出色的长篇小说展示了自己的功力和储备。个中原因的复杂自不待言，可搁置不提。重要的是，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范小青“在坚守中变化，在变化中坚守”，此中“坚守”之物谓何？有批评家施战军者，曾写过这样的句子：“‘新写实’走了，……范小青还在那个地方。”此言听着悲怆，却点化了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作家形象，一个在文学的跑道上散步的作家形象。

擅长以“文学思潮”为叙事架构的文学史，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渐次失效，因为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殊难被“文学思潮”所聚拢的写作时代。范小青这样的作家就会在这样的时代里显示其重要性来。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倏忽而来又倏忽而去的种种“文学思潮”，若无沉积和反刍，往往只能给文学史留下缺乏说服力的残次品。而今天，当我们在讨论时代最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时，比如王安忆的《天香》、莫言的《蛙》、余华的《兄弟》，当然也包括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我们应该注意到，它们都是“新写实”的遗产。

其二，如果说，范小青多年以来的小说被认为擅写“世情”、“世相”、“世态”而未能引发评论界的“历史想象”的话，那么，作为姊妹篇的《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则应该启动相关的宏大评述。可能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人像范小青一样从“医”和“巫”的特定角度，以两部长篇的容量对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身体、心灵作出如此扎实、准确的叙写。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普遍地惯于在政治灾难和命运无常间去叙写乡村苦难，这样的叙写很难让人看清其中沉潜的“乡土逻辑”，无法说清为何在特定的政治年代之外苦难何以发生频仍。但范小青用她的两部长篇有意无意地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乡村，如果说“医”关乎身体的疗救，“巫”关乎灵魂的厝置，那么“医”和“巫”几乎覆盖了农民安身立命的主要方面，乡村生活的许多立面都是围绕着“医”和“巫”建立起来的。这使得对乡村苦难的理解有了“政治”和“无常”之外的路径。不用说，范小青笔下的“医”和“巫”，联系着前现代的、非科学的乡土逻辑。这些前现代、非科学的乡土逻辑构成了乡土生活的基础以及意识形态层面。她不可能将万泉和塑造成一个妙手回春的圣手，也不可能将孔大宝描绘成一个渡尽劫波修得正果的空明之人。这是乡村“医”和“巫”的内在限定。她既没有在小说的乡土世界里给出沈从文式的人性愿景，也不会像鲁迅那样忧愤深广。这是多年以来她对自己在文学上的一个限定。这其实很难做到，因为我们通常看到的是，乡土叙事稍不留意就会滑向沈从文或鲁迅。从某种意义上说，范小青的这两部小说就其对乡土逻辑的深刻把握而言，显然要超过莫言的《蛙》——后者所叙写的现代性设计与乡村伦理的冲突更主要的是在显性的层面上展开的。

从“医”和“巫”的路径去理解范小青的这两部长篇，是可以引发丰富而宏大的议题的。比如，我在读完《赤脚医生万泉和》之后，到网上看了一遍电影《春苗》。万泉和与春苗当是同时代的人。《春苗》固然政治说教太浓，但它引发的思考是不能回避的：如果说，赤脚医生时代的农村医疗合作被视为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从而在“阶级斗争”被宣布消弭后一度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农村医疗合作在今天卷土重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正面临一个重新阶级化的时代？比如，《香火》开篇从抵制驱鬼开始，到篇末鬼魅丛生，这有何寓意吗？一个不以复仇为旨归的鬼世界，是否意味着对一个疯狂而强大的俗世的妥协、败退和不得不全盘接纳？这是何种讽喻？

一篇短文无法容下这些议题逐次展开。提出这些议题是想说明范小青因为“慢”而被忽略掉的异质性与重要性。如果回到“新写实”内部，我们其实也能清楚看到，范小青与这个阵营里的其他作家也有泾渭之别。大多数情况下，“新写实”被理解为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融，但范小青的“新写实”则是当代现实主义与中国古典主义的交汇。她那众多叙述世情、世相、世态的小说，深得“与世同波而不自失，游于世俗而泯然无迹”的古典趣味。中国古典小说讲究内在超越，不会自失于世相、世情、世态。如今再回头去看范小青以往的很多小说，似乎可以清楚地看见她在“内在超越”上所做的努力，她一直都是个试图让文学与时代、个人与历史产生全面、持续、强烈共振的作家。只是她的修辞，她的风格，——抑或也因为她的性别，对她的理解长期以来被错误地停放在一个浮世绘般的“风情作家”的牌签上。

三

对《我的名字叫王村》的喜欢，纯粹是私人原因。或许，我的个人经历还可以为这个小说的若干细节做一些补充。

范小青的这个长篇小说讲述当下农村的“日新月异”，讲述在迅猛的发展速度下时代内部的节节断裂。这个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是农民主人公因为不能忍受遗弃精神病弟弟的自谴，展开去大城市寻找弟弟的旅程。不妨把这称为人伦线索。二是他的家乡在城市扩张、利益驱动的双重挤迫下一夜间沧海桑田。或可称为“山乡巨变”。

主人公进城寻亲，不是无果就是被遣返。所有本可能成为便利的寻亲途径——身份证、介绍信、救助站、精神病院，最后都反过来成了重重障碍。朴素的人伦，在这些障碍的重挫下伤痕累累。他乡再好，终究没有归属感。当主人公终于找到弟弟并带着他回到家乡时，“山乡巨变”则瞬间铲去了他对家乡的所有记忆，他再次失去了归属感，故乡近在眼前又遥不可及，成为一个回不去的地方。这个小说，可以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很好的寓言文本。

2006年夏，我弟弟在广州失踪。我在广州寻他半月有余。除了印刷寻人启事四处张贴，在电视台打广告，便只能求助警察。我去派出所报案；因为刚刚经历过孙志刚事件，广州警察的态度出奇地好，做笔录时始终微笑。但做完笔录他并无进一步的动作，只是劝我去别的派出所报案，并表示可以派车送我去。如是者三，我方明白，他们之所以都不愿意为我立案，就是不想影响年底的破案率。对破案率的追求，是可以罔顾一个可能正在消失的生命的。我开始自己跑各个救助站和医院，但也总是在被各种“制度”挡了出来。某次，当我在一个郊区的派出所报案正做笔录时，警察突然说，不必录了，你跟我去火葬场认领一个尸体吧。当警车载着我开进火葬场时，巨大的绝望几乎让我崩溃。我被要求辨认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并被要求留下血样以查验是否与尸体的DNA相匹配。那些肝胆俱裂的瞬间，那些悲伤、无助的日夜，是我至今不肯结痂的记忆伤口。

在读完《我的名字叫王村》之后不久，今年大年初三我回了一趟老家。沿老家的方向驱车两小时，就会经过一处高速公路服务区。我已记不得多少次经过这里了。服务区建在山崖半腰。山崖上有新晋的富人用白色砖墙围砌的巨大的私人陵园，不知道里面的墓主们是否有歆享子孙供祭的美元。我少年时曾在这里聆听过的松涛，已被高速公路的轰鸣击得七零八落。我戏水过的小河也早已断流。山崖下的村庄已不再飘起炊烟，各种新式的小楼密匝但又孤独。曾经，这是个非常贫穷的山村，最晚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的山间地头仍有野狼出没，它们在黑夜深处眨动的绿色荧光是全村人内心最深切的恐惧之一。但现在，因为一条高速公路的进入，所有的面貌都改变了。当然，得说乡亲们的生活变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因此有多么高兴。

这就是我的故乡。现在我告诉你，它的名字叫王村。

缥缈的峰

孙顒

第一章

千山鸟飞绝

一

天地苍茫。整夜飘雪，刚刚收晴。这片著名的滑雪场，笼罩在鲜亮的银色之中。

寂静万里，惟有起伏的雪原。松软而洁净的地毯，飘逸着远去，托住了远方透明的天际。空中没有一丝云彩。银白与蔚蓝无声地对峙着，谁也不肯退缩，面对面顶住了，连眨眼的念头也不存在。那意境，妙不可言，恰如一幅古朴的油画。

他顺着大斜坡飞速滑下，尖利地划破了亘古的安宁；身后拖曳着飘忽的轨迹，不规则地切割了巨大的画面。晶莹的雪，在锃亮的滑板的压迫下，轻松而快乐地呻吟着。

他看见了沙丽那件鲜红的登山服，远远地矗立在银色的雪野中。茫茫无际的地面世界，只有那一点夺目招眼的色彩，在微风中悠闲地晃动，恰似童话故事里一朵美丽的小蘑菇。

于是，他手上不再使劲，脚下放慢了速度，划出一条好看的大弧线，绕着沙丽转了半个圆，才收住健硕的身子。他把宽阔的墨镜朝额头上推了推，缓缓抬起头来，朝女人送去问候的笑容。这时候，他的视线却已越过娇小的沙丽的头顶，通往刚才飞身而下的巨大的雪坡。雪坡像洁白的飘带，一起一伏，通往高远的天地衔接处。

太阳正吃力地爬高，将山峦一处处、一片片地照亮。在阳光已经到达的地方，天色晴朗透明；远处，是另一番情景：云或雾，依然坚守着自己统治的地盘，不肯轻易散开。圣伊莱亚斯，这片加拿大乃至北美最大最有名的山脉，为滑雪者所酷爱的运动场，层层叠叠的山峰，多数还隐匿在缥缈的云雾后面。

沙丽轻快地滑过来，挨近了他魁梧的身躯。她比他矮一个头，即使被松软的登山服包裹着，依然显得娇小。樱桃般红润的双唇上，是略微上翘的鼻梢；修长匀称的弯眉下，有眼窝里黑得发亮的双瞳，恰到好处地勾画出她充满魅力的神采。沙丽抬起头，凝视着他正在沉思的脸，注意到男子眼睛里闪烁着难以捉摸的光彩，柔声问：“成方，想什么呢？”

他确实走神了，思绪在层层叠叠的山峦上空飘荡，甚至没有感觉到沙丽早已靠近自己。他的回答，更让沙丽摸不着头脑。成方的雪杖深深地插入松软的雪地，腰板挺得笔直，昂起头缓缓道：“我想到了大洋对面的青藏高原。”

“西藏？没有听说你去过那里啊？”沙丽问。她跺了跺脚，让滑雪板上堆着的雪花散开。“那里也是如此美丽和宁静吗？”她问道，并朝远处的山峰望去，像是急于探究，眼前的景色与成方思绪中的西藏有何相似。

成方继续若有所思，脸上浮起恍惚的笑容，双颊的肌肉绷得很紧；寒风刮过，可以感觉到他脸庞的坚实，“我只是在图片上见过西藏。非常向往西藏的神秘，可惜，还从来没到过那片土地。”他低头看看身边小鸟依人般的女人，看到了她迷惑不解的眼光，又补充说：“刚才，我突然想起描绘高原的一段话，是一位朋友很久之前讲的，一段关于西藏雪山的话。”他说到这里，神色突然陷入忧郁，随即戛然打住了，似乎不愿意进一步解释。

沙丽瞧瞧他呆滞的双眼，没有往下追问。关于祖国的情况 ，属于他们不时讨论的话题。但是，他们彼此尊重个人的隐秘，体谅谈话者的心情，谨慎地控制交谈的分寸，尽量不去触动对方敏感的神经。

成方回过神来，温柔地与沙丽交换了一下眼神，那是心有灵犀的目光。二十多年了，他和这个聪明的女人见少离多，但最后分不开，终于走到一起，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此种难以形容的默契。不需要很多的言辞，不需要细致的表达，一点表情，一个动作，彼此就明了对方内心的感受。

这样的默契，是可遇不可求的境界，是男人与女人关系的极致。

成方高高扬起雪杖，指向雪原的远方，隐约可以望见，一片屋顶崛起在雪地上，他大吼一声：“走啊，我们回旅馆吃饭去！”

成方没有马上动身，故意慢了半拍，他喜欢看娇小的女伴出发时的英姿，喜欢她如松鼠般矫捷的启动；那些小精灵，能轻盈地在树梢间腾挪，绝对是中国武术渴求的轻功绝活。待沙丽那身鲜红的登山服冲进白茫茫的雪地，被飞扬的雪花簇拥而去，背影渐渐模糊，与天地混合在一起，成方的脚才用力一蹬，箭一般随之向前飞奔而去。

那天夜里，在雪场简易而舒适的旅舍中，沙丽披着轻薄的浴衣，从沐浴房款款地出来，一身香氛地挨近成方，随即像柔顺的小猫般蜷缩到成方宽阔的胸怀里。肌肤相依，他们在温馨的氛围里醉了，时间便在迷人的沉默中悄悄流淌。夜渐渐深了，成方终于开口说话，重新提起上午在滑雪场的话题。

“你很奇怪吧，我为什么会想到遥远的西藏？”成方轻声问。

沙丽把头埋在他的心口，含混而简单地“嗯”了一声，那意思随便成方怎样理解均可。她知道，成方不是真要女伴猜测自己的心思，那仅仅是谈话的一个引子。

成方说：“我早先在成都军区工作过。那块地方，紧挨着青藏高原。我老想去西藏看看，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司令部里有一位运输队的连长，和我差不多时间进部队的，是我无话不谈的战友，他倒是在西藏待过很多年。”

沙丽把脸蛋从成方胸口挪开，脸上的湿气香喷喷地印在了成方的睡衣上，仿佛是随意涂抹的水彩。她轻声问道：“还有联系吗？”

成方神色忧郁地说：“他很早就牺牲了，才二十几岁啊。他带队去送灾区的救援物资，夜间，在运输途中遇到了塌方，据到过现场的人说，死得十分惨！那时，我还没有脱离部队，也没有悄悄跑出来——”

沙丽从他缓慢的语调中，体会到成方深藏不露的痛苦，便以更紧的拥抱宽慰身边的男人。上午在雪场，成方突然截住话题，大概是怀念战友而引发了众多的愁绪。成方远离祖国已久，自有身处国内的人很难体验到的复杂情感，任何一点关于故土的牵挂，均百感交集。

成方继续着自己的叙述：“其实，我不仅是为他的英年早逝而难受。上午，我看见圣伊莱亚斯山脉层层叠叠、云雾盘绕的山峰，我突然想起战友说过的话，那是他长期在青藏高原跑运输的感想。”成方低下头来，他硕大的脑袋，与沙丽娇小的脸蛋，是鲜明的对照。成方继续回忆着，“战友对我说，你进了高原，才知道什么叫高不可攀。你跑啊跑，跑的时间再长，那些六七千米的有名的山峰，永远在你的前面，怎么也够不着，总是躲在云海的深处。你回头瞧瞧，已经越过了许多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山头，在别处均是了不起的高峰了，在青藏高原却太普通，普通得甚至连个正式的名称也没有！”

沙丽猛然把脑袋仰起来，像一只受惊的小兽，睁圆了眼睛看着成方道：“噢，圣伊莱亚斯许多山峰也是四五千米高啊，大概与太平洋对面的青藏高原很对称，难怪你突然产生了联想。”

成方说：“对称与不对称，都是造物主的鬼斧神工！”

沙丽幽幽笑道：“你也学你的那位战友啊，说话谈吐，消耗人的大脑，像哲学家发挥思想的演说！”

成方叹气道，“哪里谈得上什么哲学，什么思想，我的战友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的骨灰不知埋在哪里了。一粒沙子一抔土，风起风落，我们均不过如此而已。”

沙丽跟随身边的男人叹口气。但她显然不愿意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悲伤里，破坏了新年之夜的美好。随即，她用一个细腻的深吻盖住了成方的嘴唇，以全身的热气和缠绵，努力去化解男子心灵的沉重。

二

这是新世纪降临的时刻，也是新千年开始的时刻。

沙丽很早提议，到加拿大著名的滑雪圣地，迎接新年和新世纪。圣伊莱亚斯山脉，绵延万里，连接北美广阔的地区，有着地球上除南极、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原、雪原，当然，也是滑雪爱好者酷爱的运动场。从多伦多到此地，自己开车，时间太长，得搭乘飞机。

他们两个均喜欢滑雪，喜欢速度加惊险的刺激，不在乎长途旅行。多伦多附近虽然有雪山，但是，冰川多过雪原，滑起来不过瘾。

沙丽另存了点女人细腻的情致，没公开说出来，成方内心是清楚的。她要纪念他们邂逅的日子。他们第一次相逢，还是遥远的1976年的元旦。那天中午，沙丽和成方，在东南亚的泰国偶然遭遇，开始了他们之间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关系，曲折微妙的情感之旅。

每逢元旦，只要他俩在一起，沙丽总会安排别出心裁的活动，名义上是欢迎新年，实际上还有另一层意思。在这种方面，女人永远比男人有情调，她们热衷于纪念与情感相关的一切。

沙丽身上，让成方欣赏不已的地方很多，包括思绪的缜密和善解人意：她始终没有把元旦正式作为他们的纪念日。第一次见面，是成方的人生处于狼狈和困窘的时刻，是落魄的日子，她顾及心爱的男人的自尊，不想触动他心底的伤感，很少提起那久远的故事。

那一年，沙丽仅二十出头，是个在北美长大的涉世不深的乖女孩。她随父亲去东南亚旅游。元旦前夜，到了以佛教文化著称的泰国。父亲酷爱中华文物，每到一处，总要寻访当地的文化市场。元旦一早，沙丽就跟着父亲在曼谷的街头闲逛，访问各种各样的文物商店和小铺子，看那些稀奇古怪的摆设、首饰以及雕刻精致的佛像。

沙丽的家，在加拿大。沙丽出生后，他们就一直住在多伦多。从沙丽幼年开始，父母外出旅游，就喜欢带着她。后来，母亲身体不好，行动受阻，就让父亲独自带沙丽外出，目的是让她增多人生的阅历。沙丽感到纳闷的是，特别喜爱中华文物的父亲，却从来不到中国大陆旅行，即使去了香港、澳门，也与大陆擦肩而过。关于自己家的来历，父母仅简略地告诉过沙丽：祖籍在中国浙江沿海，二十世纪开始不久，清王朝被推翻的时候，做过清朝外交官的祖父，就带着全家移居海外了。二十世纪中期，祖父尚健在，思乡心切，父母曾经陪祖父回国，到老家山区祭过祖坟，后来，去上海住了两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这次到东南亚玩，父亲依然没有带沙丽去看看故土的意思。沙丽主动问起，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父亲迟疑着，顾左右而言它，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让沙丽难以理解。她是乖乖女，父亲不想多说，她就不再问，最多放在心底寻思。

在曼谷繁华的地段，父亲发现了一处香港商人开设的文物店。店面不算大，但设计得挺气派，店招是足有一米宽的横匾；两只巨大的石狮子，一左一右把守住大门，脖子上系着红绸带，点缀出新年的气氛。地球各个角落的华人商店，喜欢在门口摆石狮子的不少。为什么是狮子而不是龙呢？沙丽想过这个问题。她记得，中华祖先是把龙作为图腾的。

进得店堂，父亲的兴致很快浓郁起来。正中八仙桌的上方悬挂着大尺寸的山水画，仔细一看，竟然是名家黄宾虹的真迹。父亲顿时来劲，召唤肃立一旁伺候的店堂小伙子，要问此画来历。没想到，那青年是行家，与客人谈起书画来十分投机。年轻人告诉沙丽父亲，十几年前，中国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有“抄家”的胡闹；被“抄”的，家底厚的大户居多，多少藏着些好东西。被抄走后乱堆乱放的古人书画，加上不为人识的各式文物，有些流落到社会上，属于“四旧”，没人敢收藏。后来，被贩子辗转偷运到香港，低价抛售，他的老板乘机收了不少宝贝。黄宾虹这幅大山水，就是在那时买下的，现在算镇店之宝了。

沙丽安静地待在一旁，一句话也没有说。父亲和对方谈兴正浓，沙丽也不由多瞧了青年几眼。高大、英武，身板站立得笔直，硕大的脑袋很精神；加上谈吐带几分儒雅，毫无商家伙计的俗气，与沙丽在唐人街见惯的闲散年轻人大不一样。沙丽暗想：店堂伙计里，竟也有如此人物？

青年聪明，晓得客人只是欣赏，未必真会买黄宾虹的大画，于是，从旁边木架上抽出几把折扇，轻轻一抖，展开了让父女二人观赏，说是明代文人的玩物，不算大名头，但绝对是真玩意。那青年介绍，“文革”抄家的时候，学生们不懂贵贱，这种不起眼的扇子，满街乱丢，也被偷运到香港，他老板收了一麻袋，所以标价很随意，五十美元一把古扇，价廉物美。沙丽父亲仔细看了看，觉得是好东西，就挑了两把扇子。

沙丽接过被仔细包装好的折扇，不由调皮地瞥了父亲一眼，对父亲的行为表示理解和赞许。聪明的女孩知道，家里收藏丰富，那扇子实在不算稀罕，善心的父亲，是照顾年轻人的意思，毕竟人家小心地伺候那么长时间，要让他有所斩获。离开店堂时，青年恭敬地送到门外，父亲客气地随手掏出名片，说是若到加拿大游玩，欢迎去家里小坐。

当天晚上，父亲在泰国经商的一位朋友，请他们父女吃正宗的泰国菜，酸酸辣辣，做工又精致，非常对沙丽的胃口，自然吃得津津有味。席间，父亲把新买的折扇拿了出来，说是旅游途中，没带什么，这新得的小玩意，权充新年贺礼了。朋友也是喜欢中国文物的，当场把玩许久，还问了东西的来历。曼谷的华人圈子不算很大，那朋友听父亲说罢早上的经历，不由叹一口气道：“我知道那家店的伙计，很年轻的，成方？对，就叫成方——单名好记，从大陆跑出来不久，一手好书法，书画的裱工也没得说，外加一表人才，做伙计委屈他了。不过，近日他可是遭遇大麻烦了！”

父亲正把咖喱蟹一块块撕开，不以为然地说：“一个看店的伙计，能有多大麻烦？”

“麻烦在他人品出众啊！”朋友诡异地笑笑，“常言道，红颜薄命，那是说女子的；我再添一言，帅哥事多啊。有个富婆缠上他了，前日，让他送扬州八怪郑板桥的画上门，条件是当场重裱。不料，两人竟闹翻了，吵得一塌糊涂。说白了，是年轻人心气高，不服蠢女人随意使唤，气得富婆竟当场把板桥的画撕了！”

父亲一惊，“泰国佛学兴旺，当是文明之地，敢有这样嚣张的人！”

“为富不仁。满世界一个样！”朋友哼哼道，“富婆丈夫活着时，曾经在金三角贩毒，赚的钱海啦。蠢女人手里有钱，闲得发慌就骚，就敢干坏事，无非是老牛想吃嫩草——”朋友话说到这里，猛然停住，瞧了沙丽一眼，模样显得尴尬，肯定是觉得在天真的女孩面前，不该说放肆的粗话。

沙丽的父亲倒不在意，他带女儿到处走，便是不想将她养在温室之中。父亲的脸转向沙丽，自言自语道：“沙丽，你看看，世道，何等凶险！”回头又问朋友：“年轻人的老板应当公道啊，他怎么说？”

“香港商人么，钱是最要紧的，听说指了两条路，一是成方自己把撕坏的画买下，赔偿了事，吓人啊，那画标价两千美元，想逼死他？还有一条路就是让伙计去和富婆私了，摆平她，依旧要富婆买画。那意思肮脏得很，不是存心让他自跳虎口、遂了富婆之愿吗？”朋友鄙夷地说。

父亲道：“这个年轻人着实不简单！那样大的麻烦在身，今天上午做生意，神态平和，没事一般，倒是沉得住气！”

朋友又道：“他确实像个人物！不过，莫名其妙陷进这种泥潭，实在冤死了！他是私下入境的，黑身份，哪里敢和老板争，硬不起来的。”

沙丽只顾吃酸酸辣辣的泰国菜，女孩子胃口最好的年龄，吃什么全香，何况遐尔闻名的泰国菜肴。长辈交谈，她安静地听，不插话，是她的乖巧之处。她本来想问，黑身份是什么概念？但是，那问话到了嘴边，又被裹进泰国菜，一股脑儿咽进了肚里。

沙丽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当天深夜，在一番古怪的梦境里，她竟然又见到那个青年，最为荒唐的是，梦境中，她甚至与他产生了某种亲昵行为。醒来时，沙丽心慌脸红，胸口乱跳。这是第一次，一位陌生的男子，冒失地，甚至粗鲁地闯进了她的梦乡。

第二天早上，沙丽觉得头昏脑涨，就没有随父亲去著名的佛寺，说是躲在房间里睡觉。谁知，躺了个把小时，躺不住，起身离开酒店，独自上街逛逛，散心而已。鬼使神差，溜达着，竟然又到了昨天那家文物店，看见那两只系着红绸带的石狮子。想到昨夜的梦，沙丽脸上不觉微微发烫。

沙丽自幼在北美长大，父亲也出生于北美，属于华人的第三代了。血管里流淌着东方人的血液，神经系统却被西方文化调教过。想做什么，没中国女孩那么多忌讳，做就做，率性罢了。小时候，父母为了让她很好地融入白色孩子的世界，送她进完全用英语教育的学校，班上只有她一个黄皮肤孩子。当时，沙丽很不习惯。在学校讲英语，回到家里，祖父和父母统统讲中文，而且规定她必须用中文回答问题。沙丽闹过，她习惯与老师和同学们交流的语言，回家还是想说英语。但是，哪里拗得过几个大人？哭没用，生气不吭声也没用，最后只好随了长辈。沙丽的中文对话与英语一样棒，原因就在此，不像有的华人第三代，讲汉语疙疙瘩瘩。她的性格，则更多地像西方孩子，想做什么，无所顾忌。

沙丽腿儿一抬，大方地进得店去。生意很清淡的样子，店堂里没有其他客人。沙丽刚进门，端坐在柜台旁的伙计，立刻认出是昨天来过的客人。他高兴地招呼一声：“沙小姐，早上好！欢迎再次光临！”

说罢，成方规矩地肃立一旁，并不想打搅顾客观赏文物的兴致。看得出，这家文物商店的老板，训练伙计很严。来文物商店逛逛的，大体是讲究雅兴的文化人，即便做生意者，也非粗俗之辈。他们往往喜欢自己浏览品味，有疑惑再发问。聪明的伙计，不该唠叨，免得搅了客人兴致。

沙丽草草扫视着四周的字画，并无仔细观赏的意思，直截了当地问：“听说你们有郑板桥的兰竹画？”

青年一愣，“噢，确实有过——”

“什么意思？现在没有了吗？”沙丽微笑着，明知故问。

伙计窘迫地挠挠头，“倒是还在，不过，被人撕坏了——”

沙丽顽皮地笑着，“我懂！中国画，撕坏怕啥。人家夸你裱工上乘，你认真裱一下，就没事啦。我喜欢板桥老先生的风骨，就要那幅兰竹了。后天离开曼谷前，我和父亲来取！”

成方看她振振有辞的样子，不像开玩笑，不过，毕竟是笔大生意，当中还夹杂着不便细说的麻烦，不由再问一遍：“你确实想要？”

沙丽撇撇嘴，“哄你不成？！”说罢，从皮夹里拿出五张一百元的美钞，摊开在柜台中央，铺成绿绿的长条，说道：“你不信我买得起？下定金啊，取画时付余下的钱。你们的标价是两千美元，没错吧？我打听清楚了，不想压价！”

成方被女孩一连串的动作与话语震住了，他或许还没有见识过性格如此率真的女孩，脸上现出迷茫的表情：吃惊？感激？或者欢喜？他傻样地站立着，连做生意时从不离口的谢字也忘记说。

沙丽却没很多考虑，她完成了自己下意识想做的事情，心情十分畅快，扬扬手与青年伙计说声再见，便轻盈地走出店堂。身上的五百美元，是离开加拿大时母亲给的，让她看见喜欢的东西自己买。沙丽一路走来，没遇到花出去的机会。还缺一千五，当然是向父亲要去，毕竟是买郑板桥的画，是值得买的好东西啊！

三

新世纪的第一个元旦，在雪场旅舍的谈话之后，沙丽就有了思想准备，成方早晚要提出回中国的想法。

二十多年的交往，五六年的同居相处，她太了解这个男人了！同居的第一年，沙丽还不满四十岁，非常渴望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孩子。但是，不管如何努力，子宫中始终没有反应。她去做过身体检查，还勉强成方去了。医生的回答：统统“OK”，让他们回家继续努力。成方安慰沙丽：“别伤感啊，没有问题的问题，摊上了，就认吧！”沙丽听着，无奈地苦笑。她暗自猜想，前面那夭折的婚姻中，是不是吃避孕药太多了？

成方擅长书法和艺术鉴定，即使做生意，也大体与文化沾边，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却不像艺术家般率性，不是那般天马行空、自由自在。他考虑问题，是形象加逻辑，有时带点数学推理。那天，他看到峰峦叠嶂的圣伊莱亚斯山脉，联想到青藏高原，带出富含哲学理念的说法，绝非心血来潮，说明他非常思念故土，迫切地想回去。

一个人，匆忙地离开家园，将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除非没心没肺，不可能不怀念养育过自己的土地。其实，沙丽何尝不想到中国去。她与成方不一样。血管里流淌着的液体，和成方源于同一源头，甚至血型也一样是B型；不过，她出生在加拿大，是加拿大人。中国，没有她可以具体思念的存在。牵动她魂魄的，不光是身边心爱男人的故土之情，还有她父辈在天之灵的感召。

父母只生了她一个。祖父更是把她作为命根子宝贝。从小，给她最好的教育。小学、中学，她进的均是英语学校，回到家，祖父和父亲给她增添中国文化的营养，让她写艰深的中国字。她非常愤怒，为什么要比其他孩子学更多的东西，没有很多的时间去玩耍？

她强烈地反抗，把长辈让她写中国字的墨汁，在干净的墙面上乱涂乱抹。母亲想出一招，把大开张的白纸糊在墙上，由着她使性。

她捣乱，偏偏去没有糊纸的墙面上画。祖父最宠她，发话说随她去，中国古人有在墙头题字的传统。沙丽见没有人压制她，反而少了捣乱的劲头。

一个小女孩，终究反抗不了长辈顽强的意志，慢慢地，对蘸着黑墨汁写毛笔字，产生了兴趣。当沙丽爱上成方之后，他们之间一度用小楷通书信，是浪漫的回忆。沙丽明白长辈们的心思，希望在西方长大的她，多少维系住中国的根。长辈们平时很少谈家族坎坷的命运，使沙丽对遥远的故乡只有模糊的感觉，只知道那里有碧绿的山、细弯的河。祖父年迈，沙丽十来岁时，怏怏地离开了这个家。母亲身体不好，走得也早，是在沙丽的第一次婚姻结束的那年。六七年前，父亲病重，觉得来日无多，终于完整地向她讲述了家史，讲述了作为清朝外交官的祖父，当年为何不得已带着全家避居加拿大，也讲述了上世纪中期，他们到上海小住产生的故事。

父亲告诉沙丽的家族历史，凭她的阅历，是难以理解的遥远的故事。一百多年前，古老的中国，被诸多强国入侵，陷于分崩离析的危难之中。当时，渴望救国的知识精英，有的立志革命，彻底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孙中山、同盟会是他们的代表；另外一拨，则努力在体制内除旧维新，以图挽救危局。那时，出现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势头，学洋文亦成为革新政治的手段。在清政府的首都北京，开始出现同文馆等机构，致力于培养懂西文的知识分子。沙丽的祖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清朝政府培养出来的首批外交官员。

那一天，父亲的话，颇有石破天惊的效果，让沙丽难以平静。清朝的灭亡，是祖父个人倒霉的开始，他的家庭不得不流亡海外。父亲说，他们的家族到了北美，渐渐凋零，小辈只剩下沙丽孤单的一个。祖父来北美的时候，跟随他的，还有祖母和一个男孩，那男孩是沙丽的伯父。但是，几年之后，祖母与沙丽的伯父均患病不治而去。祖父又娶了一个妻子，直到四十岁，才生下沙丽的父亲，此后，沙家再没有孩子出生。父亲也是将近四十，才有了沙丽。祖父临终前，曾给父亲留下遗言，说他们家，离开中国的时候，欠了大债，至今未还，家族凋零，是一种报应。弥留之际的祖父，眼睛瞪得圆圆的，看定了医院洁白的屋顶，痛苦地喘气，再三嘱咐，父债子还，儿孙们要为他了却心愿，还了那笔沉甸甸的债。

一诺终身，是中国文人的传统。

多年以后，轮到沙丽来承接这份遗愿了。病榻之上的父亲，告诉沙丽，他几次想回内地去。但是，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令他担心回去后的遭遇，久久迟疑不决，错失时机，眼下老病缠身，追悔莫及，只有指望沙丽了。父亲的那些话，让沙丽内心忐忑。毕竟她是家族唯一的后裔。她不相信因果报应之类，她承接的，是必须履行的责任。父亲讲述家史的时候，成方也在老人的病榻前。尽管沙丽和成方的关系未最后确定，病重的老人，已经把成方看作家庭的一员。他伸出精瘦的手掌，紧紧抓住成方结实的胳膊，把美丽的女儿和复杂的心事，一起托付给了这个高大的男子汉。

老人眼光不错，他去世之后，成方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地成为沙丽和沙家的顶梁柱。朋友们看到成方与沙丽在一起，总赞不绝口，说他们特别般配。高大英俊与娇小玲珑，两个形象重叠时，真是完美的构图。成方在大陆是结过婚的，妻子是一位高干的女儿。成方对沙丽说过，妻子崔丹妮的蛮横，摧毁了他心底对所谓“飒爽英姿”的欣赏；那四个中国字，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遍流行的女性审美标准，他喜欢上沙丽，因为她具有与崔丹妮截然相反的气质。成方到三四十岁才开始明白，自己喜欢的女性，应该是沙丽这个样子的。

沙丽心中清楚，成方是重情意的男人。他想回中国去，除了本身的事情需要安排，也同时牵挂着沙丽家族的心愿。沙丽不着急，她等待成方下决心，等着他提出想法。二十多年，两个人的交往，她从不显出着急，习惯了用等待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耐性，不符合沙丽原本直率的性格，她为成方改变了很多。因为她爱他很深，强迫自己经常站在成方的立场上思考。也许，这样的被动，让她品尝了种种难以言说的痛苦。但是，最后，她顽强的等待，终于换得了男人真正的爱。沙丽读到过哪位作家写的一句话：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长度，奉献和收获，应该是成正比的。

半个月之后，成方风尘仆仆地从澳大利亚回到加拿大。

出发前，他对沙丽说，有些生意上的事情要去澳洲。当时，沙丽没问是什么生意，她一直让成方享受充分的行动自由，鼓励他去做任何感兴趣的事情。这次，成方去澳大利亚，沙丽心里是存了点疑惑的：记忆中，成方的生意，好像从来没沾过澳洲的边啊？

成方在浴室里洗澡的时候，快乐地哼起中国的民间小调，心情很舒畅的样子。他的声音富有磁性，顺着浴室瓷砖光滑的表层传递出来，相当有质感。成方高兴时说过，他在中国军队中是文职人员，长期做宣传工作，但是，他嗓音好，也客串文艺演出。沙丽喜欢听他唱中国歌曲，觉得那更能发挥他音域宽广的特点。不过，除了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成方很少主动唱歌。沙丽猜想他的澳洲之行非常顺利。果然，沙丽送干净的换洗衣服进去时，成方忍不住叫她留下，“沙丽，我去澳洲跑一趟，没有白费力气，生意谈成了！”

“不错啊。是什么生意？”沙丽憋到这会，终于问出来。

“属于今年悉尼奥运会的生意！热得滚烫的机会啊。”成方得意地提高了嗓门。

沙丽被他搞糊涂了。他们去年就相约，今年九月去澳洲旅行，看看奥运盛会。不过，从来没有提到做生意的打算。再说，悉尼奥运的商业蛋糕早就瓜分完毕，现在还捞得到什么机会呢？

成方见沙丽没吱声，知道她诧异，越发高兴，从喷水龙头下冲出来，湿漉漉地抱住沙丽转圈子，“哈哈，我想了怪招，打它个提前量，与悉尼奥运纪念币的制造商签了合同，我要做悉尼奥运纪念币在中国大陆的独家代理！”

沙丽来不及躲开成方的袭击，一身丝质睡衣被成方弄得湿透湿透。沙丽边挣扎，边琢磨成方说出的新鲜主张，她一时想不清楚，只得随口问道：“独家代理的费用高不高？”

“谈得好辛苦，还算是找了朋友斡旋，从五万美元一直谈到三万五千，整整磨一个星期！”成方说着，用大毛巾将湿漉漉的身子包裹起来，转身朝房间走去。

沙丽冲着他的后背嚷道：“你疯了！悉尼奥运的纪念币，在中国能卖出多少套？你这生意肯定亏！”沙丽心想，成方确实在做回国的打算，连生意也安排起来。但是，不见得为了回去，找点亏本的事情做？

成方没有忙着解释，他大嚷着肚子饿坏了，一屁股坐到餐桌前，开始狼吞虎咽。

沙丽安静地坐在他面前，欣赏他吃饭的模样。一块煎牛排，飞快地被消灭干净；他的牙齿锋利，一点筋也不剔除；蔬菜沙拉和土豆片，也一一扫荡完，然后才就着汤吃一碗米饭。成方五十来岁，还是男人强壮的年龄，他的食欲反映出身体状况的良好。沙丽并非做菜的好手，母亲活着的时候，想教沙丽做中国菜，做老家一带的江浙菜，沙丽觉得麻烦，她喜欢简单的西式菜肴。成方不在家时，沙丽的饮食，简单到用三明治对付。但是，成方在家，沙丽就愿意做菜，喜欢看他吃得香喷喷的样子。在他还没有解决食欲之前，沙丽不想和他讨论生意问题。

沙丽的眼光，从成方的餐盘，挪到了右侧的墙面，那里，悬挂着中国著名文人郑板桥的画，修长的竹子，自在地舒展在画面上。

此画可算成方与沙丽的红娘。左侧的墙上，则挂了幅郑板桥的书法，尺寸与画一般大小，像是特意搭配的。

人生的遭遇，有许多无法预测。假如，当年没有围绕板桥画的风波，沙丽和成方的人生轨迹未必相交，泰国一别，也许从此就天各一方。当年第一次见面时情感的起伏，还有那番隐秘而令人羞怯的梦境，肯定永远地埋进沙丽心海的深处。与成方有身体密切交流之后，沙丽忍不住，把心底的秘密，即初次见面后梦境里的亲昵行为，告诉了成方。成方故意大惊失色，说自己一直以为沙丽是好淑女，怎么会初次见面就做春梦啊。沙丽被他逗得满脸通红，辩解道，那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惟独被成方诱惑了。成方感动地将她搂紧，耳语道，那就是缘分了！

那幅画，被成方细心地裱成挂轴，服贴地挂在墙上。板桥先生笔下的兰竹，细细弯弯展示着坚韧的风骨。那次在泰国，父亲曾经奇怪，女儿怎么突然对郑板桥的东西感兴趣。沙丽被父亲问得无语，只能撒娇，“喜欢就是喜欢么！”父亲当然依她，拿出一千五百美元，到店里 ，取回了被成方裱好的画。

沙丽后来明白，父亲是懂自己心思的，只是不点穿而已。回加拿大之后，父亲就把郑板桥的画布置在女儿的闺房里。那时候，沙丽还在大学念书。周末回家，看见那画，心底就有一种温暖的情感。不过，也就是那么一点清波微澜罢了，遥远的曼谷的邂逅，毕竟不是具体可靠的人生之路。三年以后，大学毕业第二年，沙丽结婚了，嫁给大学同学，从台湾到加拿大求学的焦先生。在学校里，从大一开始，他坚决地追求了沙丽多年。

沙丽结婚后没有忙着找工作，也没有马上要孩子的计划。是否随丈夫回台湾去，是十分纠结的问题。按照夫唱妇随的习惯，沙丽当然不能离开丈夫，但是，父母只有她一个宝贝女儿，去了台湾，见面的机会就大大减少。沙丽心里不忍。

那天上午，沙丽在新房里打扫卫生，父亲有电话，是很高兴的声音，说家里来了老朋友，让她快回娘家一趟。沙丽赶回家时，已经到午餐时刻。父母摆开桌面，放上大冷盆，厨房里有起油锅的香味，母亲正在煎鱼，一副准备招待客人的情景。沙丽跨进门，眼睛顿时春光明媚。沙发上，站立起来一位高大英武的男子，十分礼貌地欠身迎接问候：“沙丽小姐，很久未见了！”正是三年前在泰国邂逅的那位店堂伙计。

成方穿一身考究的西装，模样比当年越发精神。今非昔比，身份变化了。父亲介绍道，成方早就不在泰国，前年，一位香港的收藏家看中他的本事，让他专门帮助自己“掌眼”，所以要算那位大收藏家的私人顾问。成方赶紧分辩：“说不上顾问，哪有那么高啊，只是换了老板，还是跑腿的小伙计！”

说也奇怪，当年偶然的遭遇，竟然让成方与沙家成为朋友。每逢新年，成方会给沙丽父亲寄一张贺卡，末尾也不忘记对沙小姐的祝福。这次他随老板来加拿大，特意登门拜访，自然有感谢三年前沙家父女出手帮忙的意思。他是聪明的年轻人，早就明白，沙小姐和父亲，买下郑板桥的画，目的是为他解难。这次，他带了幅专门觅来的郑板桥的书法，说是记得沙丽喜欢板桥先生，让书法和早先的那幅兰竹配对了。

朋友间的午餐，随意闲聊，气氛轻松愉快。当成方知道沙丽新婚，就坚决拒绝沙丽父亲想为那幅书法付款的念头。他说，事先不知道沙丽的大喜，这张书法就权当贺礼了。

午餐结束，喝罢咖啡，成方客客气气打算告辞，沙丽竟然有些不舍，胸中浮起茫然若失的感觉。心想，也许又是长久不能见面了。

如果自己随丈夫去了台湾，见面的机会将更加稀少。

将客人送到门口时，成方回头对沙丽父亲说，他的老板在香港住腻了，有移民加拿大的念头，如果真的付诸实践，他可能会跟着来。父亲听了高兴，说这里样样好，惟独朋友少。成方真的过来，就多了个讨论文化的朋友。沙丽嘴上不吱声，心中暗暗开心。多个朋友，父母就能减少寂寞啊。自己心中那种茫然若失的感觉顿时散开不少。

那时候，沙丽绝对想不到，将来，有那么一天，她会和这个男子真正走到一起，在同一个屋顶之下吃饭睡觉！

四

成方终于填饱了肚子，振奋起来，脸上泛起喜气洋洋的神采，笑呵呵地望着面前的女子。她比他年轻五六岁，也是四十好几了，但脸蛋依然那么滋润，头发照样保持着乌黑的色彩，让成方奇异地觉得，时间的流逝没那么迅速，离初次见面，好像并未相隔四分之一世纪。

“你真漂亮！”这是他最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早些年，成方很少夸沙丽的容貌，只有专注的目光，能暴露他对她的欣赏。到了这两年，成方却不断夸起来，开始的时候，还让沙丽不自在。在成方眼里，沙丽的美，是精致之美。造物主精雕细刻的功夫，毫不吝啬地全给了她。如工笔画勾勒的眼睛与眉毛，几乎无可挑剔地镶嵌在润泽的脸庞上。“真漂亮！”成方反复地夸。

沙丽多次纠正他，认真提醒过，西方人很少用“漂亮”这个词夸自己心爱的女人。成方不肯改口。他强辩，“我不是西方人！”

沙丽也只好由他去。沙丽在书上读到过，真正的爱，是最好的青春素，特别滋润女人。她照镜子时也承认，自己比过去更加有魅力了，是成熟女人的魅力吧。不知什么原因，沙丽至今不好意思把这种感觉告诉成方。因为他多数时候很严谨，但有时会调皮和贫嘴，他可能假作天真地问：“我如何滋润你啦？”

沙丽把话题切换了，问：“你的那笔生意，到底怎样计算的？几万美元的代理费，也不是小数啊？”

成方胸有成竹，笑笑道：“你在网上应该看到，中国对申办2008年奥运会热情高涨，志在必得。明年，国际奥运会将最终确定主办国，我是预作安排，先把代理权拿下来。等到明年申办结果出来，真是北京赢了，再出手的话，澳大利亚方面提出的价码，就高得多了！”

沙丽还是不理解，“中国申办奥运会，会有八分把握，但是，只有中国自己制作的奥运纪念币，才可能做大啊！澳大利亚纪念币，有几个中国人会买？”

成方看见女人露出担忧的神色，知道她不是心疼那点钱，对他们来说，几万美元，也不构成特别重的压力。她是不愿意他失手，这是沙丽比多数西方人情感细腻之处。她希望成方一切顺顺利利。成方宽慰她道：“你没在中国生活过，你不太了解中国人的脾气。中国，喜欢凑热闹。梦想办奥运会，梦了一百年，一旦成功，那将引发何等狂热的情感。只要是与奥运沾边的玩意，全可能卖疯！再说，中国的纪念币，如何轮得到别人做，肯定是中国银行和造币公司包了。我们只能寻找特殊的生意机会。你想想，十几亿人啊，只要有几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的人，产生对澳大利亚纪念币的兴趣，我们就亏不了，或许还能赚不少！”

这番振振有辞的话，最后让沙丽彻底折服。那片土地，她连踩上去的机会还没有，太神秘了，她想象不出那里的状况，当然无法像成方那样，清晰地盘算一切。真要到中国做生意，得靠他了！

但是，成方回得去吗？他忘记当初是偷跑出来的吗？尽管过去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政府绝对不可能忘记他的选择，那是作为背叛的行为记录在案的。

沙丽瞧了瞧成方，他正陷入遐想之中，宽阔的脸庞上，泛滥着恍惚的神采，奔腾的血液，正将脸色染得发红。也许，他的心已经回去了。沙丽勉强把溜到嘴边的话压下去。她实在不忍扫他的兴。

看样子，成方不仅仅是打算回国看看，他正在详细地做计划，回去如何发展。因此，沙丽也需要及时盘算今后的生活，反复斟酌，设想各种可能，以便成方正式提出商量时，她有合适的意见可表达。生意上的安排，就由着成方去做，在经营得失的拿捏方面，沙丽从来信任他。在别的方面，某些事情，沙丽或许能为他准备预案。毕竟沙丽自幼在加拿大长大，有成方所不具备的人脉。

自从沙丽痛苦地决定和丈夫分手，焦先生独自去了遥远的台湾，在沙丽心中，成方的分量就一天天重起来。父亲的去世，加快了他们走到一起的步伐。五六年前，他们决定同居以后，沙丽的情感就完全维系在这个男人身上。有时，沙丽会突然纳闷：当年，她的感情难道真的曾经托付给另一个男子吗？在沙丽和成方刚开始同居的时候，清晨，沙丽醒来，神志恍惚的当口，望着身边熟悉而又似乎不熟悉的面孔，会突然产生一种神经质的痛苦：他是谁？是曾经的丈夫还是现在的同居男人？

沙丽的心早就告诉她，自己真正的另一半，是这个叫成方的男子。不过，沙丽也不得不承认，柔软的内心深处，依然有一个角落，埋藏着曾经是她丈夫的台湾青年。夜深人静的时分，心的深处偶尔泛起波澜，沙丽会突然回忆起前面的婚姻，特别是蜜月期的甜蜜。那一刻，沙丽倾听着身旁成方均匀的呼吸，感觉到灵魂割裂的痛苦。

前夫，并不是第一个进入沙丽灵魂与肉体的男人。早在十六七岁，青春反叛的危险年龄，中学时代，沙丽就有了男友，头一回享受疯狂的欲望盛宴。那是对希望她成为淑女的长辈的反抗。好在，那样的危险岁月，很快地过去了，沙丽的本性，让她回归了宁静。

所以，二十岁那年，在泰国旅行时，她这样一个安静的女孩，才会为成方身上特殊的气质所吸引。

她可以淡忘中学时代的疯狂，忘记那个拿走她童贞的白皮肤男生，但是，与她有过几年亲密家庭生活的前夫焦先生，要彻底忘怀，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按照书本上关于爱情的真经，说是要忘掉消逝的爱，最好的办法是开始新的恋爱。沙丽的体验，即使有了新的感情，要完全忘掉过去，谈何容易！毕竟，那是与你朝夕相处了上千日夜的男子，一起吃，一起玩，一起睡，一起消磨漫长的黑夜！即使在与成方疯狂亲热的间隙，焦先生的形象，偶尔也可能猛地蹿出来，让沙丽的情绪很不自在。

五

新婚之初，沙丽与丈夫的感情比较融洽。

丈夫是学数学的，后来转搞计算机程序设计，算是转到了时尚行业；沙丽的专业是商业会计，是受欢迎的实用人才。时而，在业务上，他们还有互相帮忙的机会。两位年轻人均是音乐和艺术的爱好者，最初的接触，就是在大学里的艺术活动中，所以，共同的兴趣不少。小夫妇俩的业余生活安排得相当充实，欣赏歌剧，看看芭蕾，或者去听一次交响乐，日子在欢乐中快速流淌。

是否回台湾去，这件大事迟迟没有决定。原因主要还不在于沙丽的犹豫。丈夫的父母从台北到多伦多看望新婚夫妇，一见美貌乖巧的沙丽，着实喜欢疼爱，与亲家也十分投缘，觉得儿子福分高，娶了个好媳妇，在北美有了根基和依靠。两位老人不赞成他们回去，说台湾天地窄小，不利年轻人发展。老人还有一层意思说得比较委婉，就是认为台湾情况太乱，国民党明显走下坡路，时局不稳，看不清楚，希望新婚夫妇留在安静、美丽的加拿大，他们将来或许会到此养老。

这样，沙丽觉得心安了。她本来就不愿意离开父母，只是不便反驳丈夫回归故土的常情。现在，公公婆婆如此设计未来生活，正中她的下怀。她的学业优秀，教授的评语写得好，专业又属于通用性的，找工作不难，所以很快在一家贸易公司找了个财务经理的职务。至于是不是要孩子，两人均有些犹豫。毕竟生活刚刚起步。后来达成默契，过两年再说。事情就拖下来。那段时间，沙丽一直服用避孕药，还是瞒着父母的。老人当然希望早点有第三代。

沙丽的婚姻出现危机，是结婚四五年之后的事情。

焦先生服务于台湾商人开设的计算机公司。那公司总部在加拿大，另外在台湾设立了分公司。台湾的分部做配套零件，北美的总部做设备集成，同时搞一点软件设计。公司里面，沙丽丈夫算软件高手，很得老板器重，工资也高。中国人为主的公司，过年过节，免不了有员工联谊活动，沙丽随丈夫去过两趟。沙丽发现，丈夫在公司里人缘不错，特别有女人缘。好几个年轻的女白领，与沙丽丈夫打招呼时，嗲得肉麻。好在丈夫很有分寸，规规矩矩，不随意与人逗笑，保护了妻子的尊严。沙丽是个充满自信的女子。在大学里，追沙丽的男生，或者追丈夫的女生，都在两位数字，因为他们均优秀而出众。沙丽从来没有管束丈夫、甚至侦探丈夫隐私的念头。她相信，两个人情感稳定，首先来源于互相信任。

沙丽觉察出一点不和谐的味道，是在结婚四周年的纪念日。在沙丽心中，丈夫埋头程序设计时，疏忽别的事是可能的，绝对不会淡忘他们最重要的日子。早上，在门口吻别时，沙丽提醒过，今天早点回家啊，丈夫用更热烈的吻回答了沙丽。但是，傍晚，沙丽准备好精致的小菜，红酒也倒进醒酒的玻璃壶；下班时间过去很久，却不见丈夫归来，让她孤独地在家中聆听电梯的声响。电梯上上下下忙碌，房间里特别宁静的时刻，你可以听出它的启动与停止，甚至猜出它停靠在第几层。但是，它一直作对，偏偏没有停在沙丽家的层面。

婚后，沙丽保持了优雅和自信，一种做妻子的很少具备的矜持：如果丈夫没有主动通知晚回家，她绝对不打电话去催。她谅解做程序设计的苦衷，有时，陷在数字的海洋里，确实可能忘记人间烟火。但是，今天这样的日子，丈夫绝对不应该让沙丽失望！沙丽等得好苦，直到将近十点，丈夫才跨进家门。

丈夫倒是没有忘记他们的纪念日，他进门赶紧掏出一只红宝石戒指，讨好地帮沙丽戴到手指上。不过，丈夫随即去了卫生间，没有解释晚回家的理由，让沙丽心中不痛快。沙丽精心准备的晚餐，被草草地打发了。红酒只喝了一小半，沙丽笑不出，丈夫笑得也勉强，两个人的兴致均提不起来。

上床的时候，丈夫试探地挨近沙丽，打算与她亲热，希望在纪念日的最后时刻，挽回尴尬的场面。沙丽终于没忍住不满，生硬地推开了丈夫的身体。沙丽与丈夫的关系，除了做爱时比较狂热，日常的生活交流，一直近似相敬如宾的标准，这也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在沙丽记忆中，父母之间，几乎没有认真争吵的时刻。擦枪走火，得有火药打底。在父母的生活中，从不储备火药。沙丽没有这么幸运。那天，沙丽在无奈的等候中，积蓄了太多的愤懑，现在有了出口。与焦先生的对话，她第一次用了严厉责问的口吻：“今天这日子，你也敢马虎！干什么去了？事先不说一声，为什么回来那么晚？”

沙丽希望丈夫给出一点合理的解释，比如，程序碰到难题，把时间忘记了，那么，沙丽就会轻轻放过。偏偏丈夫也是老实惯的，从来不对沙丽撒谎，他被沙丽严厉的口吻惊吓了，惶恐地僵持了片刻，才含糊地道：“和同事参加聚会去了——”

沙丽心底的委屈顿时涌上来，眼圈也红了。她万万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准备纪念日的酒席，丈夫连招呼也不打，跑去和同事聚会。沙丽眼前立刻冒出那几个嗲得肉麻的女白领，眼泪无法控制地流下来，上床前扑的一点晚霜，被纤细的泪水冲得一片狼藉，歪歪斜斜的线条，在她美丽的脸庞上闪动。

沙丽显出楚楚可怜的小女人样，把丈夫吓住了，赶紧递过手巾纸去，同时解释：“本来只说去半小时，结果被缠住了，走不开——”

沙丽觉察到自己的失态。因为愤怒，她不想再听丈夫的解释，起身跑进隔壁的卧室，使劲关住房门，任丈夫如何叫唤、哀告，她下定决心，心肠不软，绝不开门。布置婚房时，沙丽设计了两个卧室。她说，如果作息时间有冲突，可以互不干扰。隔壁的那间卧室，从来没有使用过。想不到，是在两人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终于启用了。

两天以后，沙丽怒气消散了一些，焦先生才获得重新解释的机会。他说，公司里有些事情，讲起来比较复杂，他觉得沙丽不会感兴趣，所以一直没说。他服务的那家计算机公司的老板，是台湾某一政治联盟的重要成员，公司里的不少员工，因为老板施加的影响，也渐渐与那个联盟发生联系，沙丽丈夫加入得比较晚，去了几次，听大家谈故乡的现状与未来，慢慢产生兴趣。前天晚上，老板要大家跟他去出席一个重要的会议，那几个很嗲的女职员确实也去了，但是，不是沙丽想象的情况，不是联谊、联欢式的，而是一次严肃讨论政治选择的会议。丈夫当然记得早上出门时沙丽的关照，为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鼓起勇气向老板请假，平素笑容可掬的老板，这时竟不通人情，皱着眉头不允，还教训他，说年轻人不要只知道温柔小家，“家国天下”四个字，分量重的是在后面。最后，老板妥协一步，说是只要到会半小时，让沙丽丈夫离开。谁知，进了会场，就由不得你，大门紧闭，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给人的感觉，好像进入了电影场景里才有的密谋场所。主持人高声宣布，会场已经把电子信息切断，因为今天要表决重要事项，防止泄密，并且不准参加者随意进出。

那是一场争吵得火星四冒的会议，吵闹的主题，是这个政治联盟的总部要不要搬回台湾。有人坚持在北美发展，借用这块自由的土壤，宣传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但是，比较多的人认为，台湾政局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国民党的统治明显被削弱，只有回到台湾，他们才可能在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否则会被边缘化。意见对立的双方，谁也不肯轻易让步，一直吵到很晚，吵得大家肚子空空，嘴巴干干，腿脚发软，没力气嚷嚷了，还是没有吵出什么结果。坐在主席台上的几位，包括那家计算机公司的老板，紧急磋商一阵，想不出统一对立意见的高招，才不得不宣布散会。

丈夫见沙丽认真地听他解释，没有厌烦，紧张了几天的心情松弛下来，又向沙丽诉说了他新产生的忧虑：他的老板属于坚决主张打回台湾去的那一派，老板在会议上的发言慷慨激昂，声称他在北美的生意可以丢掉，钱少赚不在乎，他的公司全部搬回台北。老板手下的员工，多数听老板的话，那几个嗲嗲的女白领，在会议上也是声嘶力竭，大喊大叫，完全没有平时的斯文样。看样子，要保住目前不错的收入，得重新考虑他们夫妇回台湾的计划。

沙丽平静地聆听着，平和地接受了焦先生的解释，没有再指摘一句。她相信丈夫的人品，就像相信糖是甜的，盐是咸的，绝对不会骗她。但是，沙丽更大的担心出现了。一心埋头于计算机程序的丈夫，怎么会卷进台湾政治的漩涡？台湾，对在加拿大长大的沙丽而言，是一个遥远的小岛，因为丈夫的原因，她关注过那里的情况。正如丈夫父母所言，那里既动荡又狭小，沙丽想不出搬过去生活的理由。

“你不舍得离开公司，仅仅是因为现在的工资高吗？”沙丽问，“其实，做程序设计，你在其他企业里，一样可以得到高报酬。”沙丽补充道。

丈夫犹豫了，几根手指轻轻敲打脸颊，遇到烦心的事情，他习惯如此。“工资是一方面，还有别的考量，我不能被人看作胆小怕事之徒——”

沙丽点点头，表示理解丈夫的纠结。他在那片土地上长大，他主要的社会联系全部在那里，自然会想得多些。沙丽婉转劝道：“你的想法，与父母商量一下如何？”

沙丽记得，丈夫的父母从台北过来时，劝小夫妇俩留在北美不要回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台湾时局动荡，不愿意儿子陷进政治泥潭。她想借用身在台湾的公公婆婆的力量，稳定丈夫的心思。谁知，年轻人很傲气地道：“与他们没得商量！他们只晓得太平过日子，完全脱离社会了！”

沙丽见丈夫涨红了脸，显得神情激奋，兀自吃惊。大学时代，丈夫属于没有一丝脾气的书生，怎么刚刚沾政治的边，就变化许多？

沙丽记得，丈夫说到公司里嗲妹妹似的女白领，参加政治争辩，就会大吼大叫。政治这东西，是沙丽根本陌生的玩意，现在，沙丽体验到它的能量强大。

他们夫妻人在多伦多，安静地享受两人世界，难道竟躲不开太平洋那面的政治纷争吗？政治的影响无处不在？上世纪之初，身为清朝外交官的祖父带全家移居加拿大，后来，除了四十年代末曾到上海小住两年，他和沙丽父亲再也没有回祖居地，据沙丽所知，主要原因是为了躲避政治的纠缠。

从那一天开始，向来无忧无虑的沙丽，心事重起来。她悄然担心，童话般美丽的婚姻，是否将遭受暴风骤雨的袭击？

六

与成方讨论奥运会生意的第二天，沙丽瞒着成方，悄悄约见了大学的密友。

在多伦多大学求学的几年，被父母竭力培养成淑女的沙丽，一直低调，交际很谨慎。沙丽随和的性格以及出众的形象，使她容易获得旁人的好感。但是，父辈的文化基因，使从小在西方成长的女孩，顽固地坚持着东方式的内敛，加上骨子里的傲气，更让沙丽与许多男生保持距离，男同学悄悄给她一个绰号，称之为“冷面美女”。更有男生刻毒地议论，怀疑她的性取向，因为沙丽拒绝了好几位男同学的约会。沙丽听了，冷淡地笑笑，不怒，也不辩护。男生们哪里知道，在中学里，沙丽已经偷吃过禁果，她的对手，是一个喜欢橄榄球的强壮的男生。可是，他和她约会半年，就没有任何解释地丢开她，与别的女生好上了。那件事情，对沙丽的打击挺重，对垂涎她美貌的男生存有戒心。

在大学期间，沙丽真正要好的、能够说说女孩子贴心话的，惟有与她合租过公寓的李小姐。她们俩，算闺中密友。那时候，李小姐常到沙丽家里去玩，清瘦、文静、乖巧，从不浓妆的简单朴素，颇得沙丽父母青睐，说一看就知道她是大户人家出来的闺女，言谈轻声慢语，形态亭亭玉立，行走悄无声息，没一丝可挑剔处。李小姐是从北京到多伦多读书的。毕业回国前夜，两个要好的女伴依依不舍，在合租的公寓里通宵聊天，破天荒，喝掉一整瓶红酒，相对哭了，伤感得难以自抑。好在老天成全两个女孩的友情，去年，李小姐被中国外交部派到多伦多总领事馆，沙丽说不出的开心啊，闺中密友，又能经常见面了。

两位女孩约在中国总领馆附近的咖啡店。这是沙丽的细心。为方便李小姐，她俩约会的地点，多数是在中国总领馆旁边，李小姐现在是外交人员，出领馆得请假，时间有限啊。

约莫傍晚五点多，多伦多的街头开始热闹起来，匆忙下班的人群，从一幢幢办公大楼蜂拥而出，白天空荡荡的街区，突然变得生气勃勃；是商店营业的黄金时段，明亮的橱窗灯光，照射出万千商品诱惑人的光彩。这家咖啡店比较舒适的位子，多半已经坐了人。

沙丽供职的地方，离这里不近，她请了一小时的假，四点半就离开公司过来。李小姐还是比她早到了，占据了靠窗的小茶几座。窗外，是华灯初上的街区。平时，坐在咖啡店里，沙丽喜欢看窗外行人的脚步。从鞋子与脚的形态，行走时步履的轻重，加上摆动双腿的姿势，判断走路者的脾气、性格，乃至他当下的心事。李小姐当然知道沙丽的习惯，并且多次挖苦她，说她有侦探天赋，可以做福尔摩斯的弟子。

今天，沙丽没闲情逸致，她神色匆忙，旋风般地闯进店里来。沙丽打算与李小姐商讨的内容，暂时还不愿让成方知晓，所以不想滞留很长时间，准备坐个把小时就回家吃晚饭，略略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落座后，顾不上细看酒水单，见李小姐已经要了吃的，也就随意点了杯熟悉的咖啡，来不及寒暄，急匆匆进入讨论的主题。

咖啡店的空气中，飘荡着现磨咖啡浓郁的香味，还弥漫着巧克力与奶油的气息，均是沙丽喜欢的味道，使鼻子的呼吸十分顺畅。

沙丽端着咖啡杯，双肘搁在玻璃台面上，身子朝李小姐这一面倾斜着。她开门见山咨询重要的问题，又不愿意让邻桌的客人听见内容，因此把脸挨近了李小姐，表情有些诡秘。沙丽想，尽管她们可以不用英语交谈，但是，你如何知道旁边的高鼻子们不懂中文呢？

与成方一直是同居关系，沙丽至今没有向李小姐介绍过成方其人。还有一个原因也非常棘手。成方当年从中国出走时，属于“非正常”离开，沙丽担心成方不愿意与中国使馆的人员会面。成方明明知道沙丽有一位在中国领馆工作的好朋友，却从来没有参加她们聚会的意思，说明了他的戒心。此刻，沙丽只能含糊其词，说父亲生前有一个好朋友，现在很想回国去，特地代他来询问一下有关政策。

李小姐发现沙丽情绪紧张，不由笑起来，觉得闺蜜小题大做，伸手示意她坐好，别如此辛苦地伸长脖子，然后微笑着道：“短期回国的手续，几个月甚至半年，很好办啊，来领馆拿份申请表格就可以。何必麻烦你郑重其事来探路？”

沙丽依然有些忐忑，她四处张望后，压低了嗓音，不得不开始向李小姐详细介绍成方的情况。是那么遥远的事，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下，痛苦地悄悄地离开了养育自己的国土。

尽管沙丽从不打听闺密的家庭情况，但是，沙丽猜想李小姐不是普通家庭出身。她的气质风度，均显示从小获得的优秀教育。她能来多伦多读书，回国不久，又能获得驻外领馆的差事，表明她家庭的地位，不是高层官员，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沙丽信任无话不谈的密友，同时相信她有能力帮助成方，所以把成方密不告人的故事说了出来。

见过世面的年轻外交官，尽管脸上很平静，全神贯注的神态，双眼睁得大大的，却暴露了内心受到的震撼。李小姐无声地倾听着，那些曲折的故事情节，让她时而皱紧眉头，但是，她没有急于插嘴询问，只是急速闪动的眼球，表现出思维的波澜。直到沙丽把复杂的情节讲完，李小姐依然沉思着没有吭声。沙丽等了片刻，终于着急地追问：“按照这位先生的情况，申请回国，能够得到批准吗？”

李小姐为难地迟疑着，她是在斟酌词语，既不希望让密友失望，又不能贸然表态。她好奇地打量着沙丽，她当然深知沙丽的性格，这位闺蜜从来不喜欢管闲事的。李小姐终于问道：“你的朋友——你父亲的好朋友，这么多年了，和领馆接触过吗？”

沙丽回答：“他很谨慎，不敢冒失地去领馆。”

“那么，他现在的身份呢？”

沙丽回答：“他出来时拿的是公务护照，后来当然没法用了！”沙丽停顿了片刻，她想起当年建议成方申请加入加拿大籍时的困难，成方很痛苦，迟迟不肯下决心，“再后来，是雇佣他的香港老板要移民加拿大，所以帮他一起办了投资移民。”

李小姐点了点头，跟着追问：“今天，确实是他本人委托你出面的吗？”李小姐问罢，可能觉得口气太生硬，又补充一句：“你说的事情太复杂，最好是他本人直接到领馆来说明情况和要求。我根据你转告的情况，目前还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

沙丽紧张地注意着李小姐的表情，知道好朋友不是敷衍，内心确实为难。李小姐是在婉转地告诉沙丽，未必能够帮忙，毕竟她只是领馆的一般职员啊。沙丽不知如何继续谈话，她的脸蛋微微泛红起来，她觉得咖啡店里太热，就随手脱去了外套，露出了紫色嵌花的毛衣。沙丽说：“我不想让你有麻烦，我只是想知道可能性如何。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国家是否可能宽恕我的朋友的行为。”

她发现李小姐一直好奇地观察着自己的神情，只得略带羞涩地补充道：“他对于我非常重要，嗯，非常重要，我才会来求你帮忙。”

沙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李小姐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了。李小姐嫣然一笑，“我想，不管过去如何，现在愿意回国去看看，总是好事情。但是，你说的情况比较特别，我没碰到过，所以没有把握。这样吧，我回去汇报一下，说明你们的心情。当然，可以的话，还是让你朋友直接来领馆申请。”

“你觉得有可能？”沙丽不安地追问。

李小姐沉吟着，坦然回答：“我没有很大把握，因为你的那位朋友以前的经历，包括他的婚姻情况，相当复杂，不过，我会尽力去了解，去问掌握政策的部门。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国家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你们应该相信国家！”

离开闺蜜，沙丽走向万家灯火的街头。城市的空气很干净，夜空显得格外通明，圆盘似的月亮，高高悬挂在高楼的尖角上。李小姐宽慰沙丽的话，尽管多少带些外交官员的口吻，依然让沙丽隐隐地感到事情有希望。李小姐的眼瞳明晃晃的，没有躲闪的神情，表达出真诚的信息。毕竟她们是多年的密友，沙丽读得懂对方的心思。不过，走在街上，看到银盘似的圆月，沙丽犹豫了，回家是否也要如此透明，干脆和成方谈开呢？他会不会埋怨沙丽自作主张？回避不了啊，毕竟要他本人出面，才能真正开始提出申请和申诉啊！

沙丽和成方真正走到一起，从亲密的朋友发展成同居者，还仅仅是五六年的时间。

沙丽的婚姻，是在极其矛盾的状态中结束的。丈夫在那些关于台湾政治选择的争吵中越陷越深。搞政治密谋的团体，内部的关系，在外部的压迫下，往往演化成狂热的忠诚；那种忠诚，容易陷入盲目，而丧失了理性的判断。沙丽的丈夫，正是如此渐渐迷失了自己。沙丽无奈地看着他一步步走远，看着他们夫妇的关系，由不和睦发展到高度紧张。

沙丽一直劝丈夫退出那家公司，避开把丈夫拖入政治漩涡的老板和同事，凭丈夫的本事，另外找工作也不算太难的事情。丈夫却迷了心窍，坚决不愿意。他似乎要一辈子绑在这家公司的车轮上。沙丽生气地朝他喊道，你到底是不舍得公司的饭碗，还是不舍得离开那里的人？沙丽的指向非常直接，就是那几个嗲得让人头皮发麻的女白领。丈夫当然严正反驳，说沙丽心眼狭小，不像以前那么通情达理。沙丽一听就来火，什么意思——不像以前？她严厉责问丈夫，才结婚几年，是不是已经开始吃后悔药了？如此这般，几番伤及情感的剧烈争吵，虽然均是教养很好的年轻人，吵架仅仅动嘴皮子，不会出现粗野的动作，但是，对夫妻关系的打击相当严重。期间，双方均有过试图挽回危机的努力，结果还是在实质性的分歧上顶牛：丈夫随公司搬回台湾的意思已不愿更改。结局清楚了，夫妇俩惟有吵翻分手一条道路。在那家计算机公司规定员工做选择的最后期限前，丈夫终于狠狠心，撇下沙丽，独自回台湾去了。

分手的那天，一早，丈夫要去机场，搭乘到台湾的航班。沙丽记得很清楚，是一个细雨弥漫的日子，水花在玻璃窗上滑落，泪珠在沙丽的内心滚动。她端坐在梳妆台前的凳子上，没有回头，只是在镜子里看着丈夫的行动。他提着大箱子，慢吞吞走到门口，放下箱子，手搭在门把上面，明显地犹豫起来，他停止了动作，没有旋转把手，返身走向沙丽的背后。他温柔地俯向沙丽的脖子，温热的气息扑向沙丽的耳侧。那是沙丽非常熟悉的准备亲吻的动作。沙丽希望，他会改变心思，不离开他们两人的家。但是，沙丽听清了他喃喃的耳语：“我先过去，安顿好，以后，只要你愿意，我立刻回来接你！”沙丽彻底地绝望了：他对她的感情，抵抗不了另外一种力量的吸引！

沙丽的脖子尴尬地绷紧，冷冰冰地承受了丈夫的离别之吻。当焦先生关门的刹那，金属锁扣碰撞的杂音，变得像电锯运转时的尖利，狠狠地刺破了沙丽脆弱的心，那种疼痛，让沙丽永远无法忘怀。曾经如此美丽的婚姻，竟然这么脆弱！沙丽明白，他们的缘分消散了，还谈什么“以后”呢？两人在无法弥合的矛盾里开始分居，婚姻实际走向名存实亡之路。

那段时间，正是沙丽母亲病重的关头，沙丽还不敢把危情挑开来对父母说，只是含糊地讲，丈夫的公司搬回台湾，他先跟过去看看情况再做决定。那是沙丽内心孤独异常、十分苦闷的岁月。成方是她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男人遇难，沉默者居多；女人则相反，渴望找到能够盛放心内垃圾的别处。沙丽对成方说过，最最难熬的，不是一人独处的压迫，而是让一个曾经深爱的人，慢慢从心底离开的过程。

成方像大哥哥一般照料她，关心她，带她出去游玩，找可口的饭店饱餐，四处溜达散心，但是，他俩一直谨慎地保持着好朋友的分寸，最亲密的动作，仅仅是道别时一个热烈的拥抱。直到沙丽与丈夫通过律师函正式解除婚约，她内心释然地把情况告诉了成方；出乎沙丽的预料，成方听说后，表情相当怪异。他“噢”了一声，点点头，歪歪嘴，耸耸肩，没有具体评说，转身走开去，把一个尴尬而僵硬的背影丢给了沙丽。

成方到底是没有勇气向她求爱，还是根本不愿意求婚？沙丽暗自咀嚼着无助的痛苦。憋屈了很久很久，沙丽忍无可忍，坚持要成方摊牌，这时，她终于弄明白，成方顾忌的，是他在国内那段屈辱的婚姻尚未彻底了结。成方认为，既然还没有正式离婚，他就不可能重新结婚。沙丽的情感，早已与成方无法分割，她需要依赖成方宽阔的胸膛，她又是善解人意的女子，她同意最终选择同居而不是正式的婚姻，是沙丽强行说服自己内心的结果。

现在，沙丽急于帮助成方实现回国的愿望，涉及多种目标，其中，也包括成方那段未了的婚姻。成方希望回去面对面处理作为历史故事的婚姻。从西方的观念看，成方离开妻子二十多年，婚姻早就自然结束。但是，依东方人的习惯，成方还是希望有一个合法的结束程序。多年前，成方曾硬着头皮给国内的妻子写信，要求双方解除婚姻。得到的回答，只是一张纸上四个触目的大字加一个惊叹号：“回来再谈！”成方面对这样的答复，束手无策。有朋友建议成方，不妨找律师解决问题。这个办法确实简单干脆。沙丽与台湾丈夫选择的办法正是如此，避免了当面谈判的痛楚。不过，成方犹豫再三，不想采纳这种生硬的办法。出国二十多年，他改变了思维习惯，改变了生活爱好，也改变了人生的许多观念，惟独在婚姻问题方面，内心深处，他摆脱不了传统道德的约束。看来，成方不回去的话，事情就将无休止地拖延下去。

七

当年，成方是一位引人注目的青年军官。

成方祖籍在湖北。湖北首府武汉，有一座名声在外的黄鹤楼。懂点中文的人，个个知道，唐代崔颢在黄鹤楼上题写过一首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末尾两句，不知勾起多少游子行者的无穷心事。据说，那诗傲居数以百万计的唐诗之首，地位高得不得了。单凭黄鹤楼，单凭这首诗，印证了楚地乃文化气息浓郁之地。

成方老家，在离武汉不远的小县城。成方父亲，是县城有名气的教书先生，长年教高中毕业班语文，算当地语文课头块牌子。他喜欢穿中式棉袄，脚上永远套着布鞋，冬天戴一顶瓜皮帽，看模样，很冬烘气，呆板迂腐，教出来的孩子却出色，争气露脸，每年均有考进北京名校的，还有大学毕业后进一步深造，在京城成为学者、教授。功成名就的学生，春节回乡，来恩师府上拜年，是教书先生最得意的时光。

成方能写一手气势不凡的颜体大楷，是自幼被父亲逼出来的。呆板的教书先生，教学一根筋，严格过分，对儿子更加如此。成方小小年纪，练字时绝对不许坐，身板要笔直挺着，双脚得像站桩般立稳了，手上更不敢偷懒，手指需用力捏紧竹制的笔杆，防备父亲突然闯过来，猛抽他捏着的毛笔; 笔杆若是捏得松了，被父亲抽走毛笔，墨汁弄一巴掌是小事，接着还得受罚。是罚多写几张字，还是罚饿一顿饭，全看父亲当天情绪如何。成方会鉴赏书画，也是靠父亲多年熏陶和调教。教书先生饱读杂书，文化学识修养深厚，对诗、书、画尤其懂得多，一心传授儿子，亦是一番苦心。多年后，成方参军到了部队，首长夸他文化好，身板也硬朗，不像很多学生娃那么瘦弱。这时候，成方终于想起父亲管教的好处。站立练字，提腰运气，一两个小时不准休息，那是多么严酷的身体训练，把筋骨锻炼得格外结实。

不过，少年时，成方对父亲存了不少敌意，见父亲的时间越少越好。只要父亲回家，成方千方百计溜出去玩。母亲劝告说，父亲严厉，是为了让他早日成材。声音从成方的一只耳朵进去，马上从另一只耳朵溜出来。在成方看来，世界上最讨厌的存在，就是父亲无时无刻不放松地盯紧他的双眼。沉甸甸的压迫，使他无法享受同龄孩子到处撒野的快乐。成方十五岁那年，父亲突然大病倒下，没几个月，竟黯然去世。那一刻，母亲在父亲床头嚎啕大哭，成方当然跟着难过，但心底很不孝顺地产生无耻的念头，竟有突然被解脱的轻松；暗想，从此他不会再受到严格的管束。

那时候，少年成方并不明白，有父亲的大树，庇护着他的成长，才有人之初起码的安全。父亲是穷教书的，靠他菲薄的工资，一家三口勉强不饿肚子，只是存不下多少钱。父亲一走，基本经济来源断了，生活很快困顿起来。父亲的学生，为教书先生的丧葬筹过款，也为母子俩留了点生活费，但是，毕竟救急不救穷，管不得长远。身体羸弱而从不工作的母亲，唯一能做的事情，得以贴补家用的，就是出去给人家帮佣。成方正是长身体的年龄，身材往上蹿，胃口特别大，母亲微薄的收入，根本不够母子俩吃饱。更可怕的打击，在父亲去世后第二年出现了。母亲身子本来单薄，在外面帮佣，自然又辛苦又委屈，哪里支撑得住。严寒的冬天，零下十几度，烧不起火炉的家，四处冰冰冷，母亲突然病倒不起，几天不进食粮，看来撑不过年关了。望着病榻旁的儿子，说不出话的女人，泪流不止、万分哀伤却不肯闭眼。父亲的学生帮忙，请来街上的中医，搭过脉，摇摇头，连药方也没有开，推开成方捏在手里的两张一元人民币，叹着气走了。送走医生，成方守在床边，内心慌张而恐惧，紧握住母亲虚弱的手，看她痛苦地喘息，竟一点办法也想不出。除了父亲的学生，他甚至记不起有什么亲戚长辈，可以出面帮自己一把。那一刻，他突然非常非常想念严厉的父亲，希望父亲回来，哪怕他用教书的长尺子，狠狠打自己的手心，打到红肿还不停止，或者把他关进堆杂物的小间，饿得他哇哇叫……

成方变成了可怜的孤儿。父亲的几位学生，联名给当地政府上书，要求他们照顾成方。几经协商，终于想出个办法，县民政部门，提出由成方的堂叔收养他，做他养父兼监护人。堂叔是工厂里烧炉子的，与做教书先生的成方父亲谈不来，没多少来往，不过，他是成方唯一的近亲了。堂叔愿意收养成方，是由于开出的条件有诱惑力，民政说，成方父亲的住房，可以让堂叔继续承租。这样，本来居住条件很差的堂叔一家，迅速搬进了成方家里。堂叔当然需要履行对政府的承诺，照料高一学生成方的生活，不过，堂叔家生活水平本来低，能提供让他填饱肚子的粮食，算不错了。学杂费么，是学校免了，毕竟成方父亲为县中学服务了一辈子。

两年以后，成方高中毕业，坚决要求报名参军，目的非常简单，渴望早点离开冷漠的堂叔家。这时候，他终于发现，收养他的堂叔，没有白占他家的房子，给予他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他在填写表格时，可以把家庭成分那一栏填为“工人”——尽管还需要增加一点说明：生父过世，他随当烧炉工的养父生活。

成方参军的日子，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畸形岁月，社会信奉家庭出身决定人种优劣。如果他依然是代表旧知识分子的教书先生的儿子，军队的大门，很难向他敞开，他也就很少有可能离开那个偏僻的县城。

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像地方一样，政治高于一切，口号比吃饭重要。刷大幅标语，出墙报专栏，当然相当适合成方发挥书法的才能。他的本事，那一手挥洒自如的毛笔字，是颜真卿的骨骼打底，特别刚劲强悍，容易表现时代高昂的声音。成方还练过正楷、魏碑，各类字体均算上乘，这几刷子，同龄者中不多见。进部队不久，具备特殊本领的他，被领导发掘出来。从连部宣传干事做起，做到团部宣传科，最后，干脆被军区政治部调走。尽管还是宣传干事，地位大不同，是大机关的人了。一时间，他成为部队小有名气的书法高手，连首长也让他用时髦的口号写几个大字，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那时候，成方感觉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四周充溢着美丽的色彩。人生向年轻的军人张开了欢迎的翅膀。高大健壮的他，穿一身军装，是非常标准的衣架，好帅呢。他不再像小地方没见过世面的苦孩子！部队里那些骄傲的女兵，包括文工团和医院的漂亮姑娘，遇到他，喜欢和他多说说话，让他腼腆又兴奋。

在部队里有多大的发展，前程是否辉煌，成方还不敢过分想象，但是，成方相信，只要自己好好表现，能长期留在部队里，不用再回到偏僻的县城，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他目光短小，满足目前的状态，没有太多的奢望。

成方喜欢部队生活。西部山区，来自大城市的兵，觉得苦：饮食不习惯，生活也单调。成方却很适应，很快乐。比起家乡小县城，这里是大世面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突然下达一个调令，要把他这个小宣传干事，调到遥远的沿海大军区。

成方糊涂了，百思不得其解，去问政治部的领导：“为什么调我去那么远啊？”政治部领导摇摇头，一脸茫然，猜测说：“大概你小子书法名声响到千里之外吧？”成方巴巴地央求，能否继续留在原部队。政治部领导断然拒绝，服从命令为军人天职，不得违抗！这位领导很喜欢成方，他的办公室就挂着成方书写的“钢铁长城”，他拍拍成方肩膀，“这样的调令很少看到，应该是好事，你小子有运气！”

按照传统说法，成方的“运气”，为“桃花运”。

坐了两天两夜火车，从贫瘠的西部山区，走向只是在地图上见识过的富饶的江南，到达调令指定的地点。报到以后，没人告诉他将去哪个部门工作，任务是什么，让他先在部队休养所住下来。成方更加纳闷。休养所是高级干部养病的地方，哪里轮得到小干事住？

第二天，谜底悄悄掀开一个角。休养所的所长，一个上年纪的女军医，那威严，一看就知道资历很深，独自跑过来看望成方。

女所长不解释成方疑问，却很热情很深入地与成方谈话，眼睛仔细地观察年轻人，盯得成方额头不住冒汗。她样样细节不放松，盘问家庭历史、父母生前情况、本人生活习惯、学业专长爱好，贴身紧逼地问，不许成方含糊闪避，似乎是组织部考察后备干部。成方被问得一头雾水。他犯愁：难道千里迢迢调我，是在休养所里做老头老太们的随从？

当天晚上，成方住所，又来了一个女军人。成方总算见到熟人。她是西部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成方嗓音好，客串做过文工团的合唱演员，所以有几分面熟。苦闷孤独中的成方，立刻开心地叫嚷：“丹妮！你也调到这里啦？”

崔丹妮的瓜子脸甜美地微笑着，脸上泛起抑制不住的红晕，她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却反问：“住得习惯吗？休养所的伙食，按照老人的口味设计，你肯定觉得太淡，给，这是我为你准备的辣酱！”女孩把一只装满辣酱的玻璃瓶递过来。湖北人喜欢辣，号称辣不怕；成方服役部队所在的地区，也偏爱辣味，号称不怕辣，自然是在辣天辣地里生活惯的，江南伙食不对成方口味，姑娘好细心。

那天晚上，休养所的柳荫道上，丹妮陪成方散步闲聊。休养所南面临湖，湖边是鹅卵石铺就的小径。大片草地和树木间，分布着单体建筑，那是高级军官疗养的住所。另有一幢三层楼房，长长一排，几十套房间，供一般干部休养和体检住。柳树细长的枝条，飘拂在鹅卵石小径上方，触到人的脸庞，痒痒的，非常舒服。

是江南早春天气，草木均已抽绿，空气中弥漫着清幽的香气，是叫不出名的花儿散发出的味道；湖水泛起一阵阵腥味，南方特有的鱼虾气息。丹妮在文工团是比较安静的女孩，很少说笑，这天，却出奇兴奋，与成方挨得近，近到让成方尴尬，她喋喋不休地说，介绍休养所情况，赞美江南春色艳丽，什么都说，惟独回避成方急迫的问题：到底为什么把他调过来？

在丹妮的叙述中，成方首先弄明白的，是关于女孩自身的情况。她比他早调过来几个月，她的父母，均是这个部队的老同志，身体不好，需要她回来照顾。后来，成方说到早上来过休养所的所长，说那老军医好怪，兜底翻地盘问自己。崔丹妮犹豫片刻，不好意思地承认，那位女军医，不但是休养所的所长，同时也是崔丹妮的母亲。

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成方渐渐醒悟。白天经历的一切，绝对包含意味深长的内涵。休养所所长提出的问题，主要关于成方个人生活，不像是组织部门对新人的考察；丹妮突然出现，她与所长的母女关系，加上崔丹妮异乎寻常的关切，让成方忐忑不安地猜测背后的故事。在西部军区，他和崔丹妮接触较多的时间，是排练节目那一阵，空闲时也曾经说说笑笑，完全是战友间不设防的随意啊，与今天在花园小径中散步的感觉不一样，女孩对他热情得特别了。难道说，一切均是崔丹妮的原因？把他从遥远的西部调来，是崔丹妮母女策划的？

一夜没睡安稳，头昏脑涨。好在，折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第二天，秘密很快明朗化了。接着来见成方的军人，是军区政治部的副部长，比成方大不了几岁的一位领导。他个子比成方稍矮，所以没让成方站立着交谈，客气而威严地命令成方坐下。副部长打开天窗说亮话，讲清楚把成方调过来的真实原因。他说，崔丹妮在西部军区时，非常喜欢成方，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只是没恰当的机会表达。崔丹妮的父亲，是军队高级干部，身体不好，母亲也有病，所以需要女儿回来就近照顾。回来之前，崔丹妮向父母提出要求，希望把成方也调过来，说成方是她看中的男友。组织上认真考虑后，为了照顾老同志，同意了这个要求。昨天，崔丹妮的母亲见过成方，表示很满意。因此，成方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珍惜崔丹妮真挚的感情。

成方说什么好呢？他实在不知说什么！他像拳手遭到了连环拳，丧失反应，被击闷了。他傻傻地坐在坚硬的木板椅上，毫无表情地看着审视他的领导，好一阵没有缓过神来。副部长追问他的想法，他支支吾吾，言不由衷。领导火了，敲一下桌子，“你给个态度，明确点！”他被吓一跳，赶紧起立，站得笔挺，下意识脱口而出：“服从命令！”

最最要命的是，和他谈话的副部长，对他下达古怪命令的，恰恰是崔丹妮的亲哥哥崔海洋！

八

在沙丽的坚持下，成方终于去了中国驻多伦多的总领馆。

走到领馆大门口，成方犹疑地收住脚步。院墙上，茂盛的树叶穹盖似的张开，欢迎来访的客人。这几年，成方多次到过此处，最后没有勇气再往前跨几步。成方缓缓抬起头，脖子向后弯曲，顶住了新衬衫硬邦邦的领口，他看到了上方悬挂的五星红旗，微风正轻轻拂过，红旗摆动起来，在空中招展。成方感觉眼睛湿润起来。他忍了忍，咬咬牙齿，憋住差点涌上来的泪水。他听见沙丽在耳朵边轻声说：“李小姐出来了！你精神一点啊！”

那天需要履行的手续比较简单。李小姐微笑着告诉他们，领馆已经初步知道成方的情况。现在，需要成方填写申请表格，并且交一份详细说明，谈当初离开祖国的经过，以及这些年在海外的情况。

李小姐事先做了安排，让他们可以当场填写各种表格。至于成方二十几年的人生故事，在来之前已经写好，所以，忙活一阵，成方很快把该交的文件全部完成，交到李小姐手上，客气地告辞出来。

成方与沙丽来到领馆旁边的咖啡馆。午饭时间未到，里面客人不多。他们一人要杯现磨的咖啡，坐在舒适的位置上，默默地喝。他们知道，球已经踢出去了。目前，没什么可做，只能耐心等待，看幸运女神是否眷顾。

来领馆之前，细心的沙丽，提醒成方，应该打听一下崔家目前的情况。沙丽的意思，如果崔家目前还很有地位的话，也许对成方回归不利。其实，成方早就托朋友了解过。朋友得到的信息，崔家两位老人，已因病去世。崔海洋，二十年前离开军队，转业后在上海落户，目前经商，是一家公司的老总。崔丹妮的情况比较模糊，退伍后好像做过一段时间教师，以后不知去向，不过，肯定也居住在上海。

为成方打听情况的，沙丽知道，肯定是成方的铁哥们阿贵。去香港游玩时，成方向沙丽介绍过这哥们。早年在湖北的小县城读书，阿贵比成方还可怜，他是“拖油瓶”，后爹对他不好，母亲也穷得厉害，小孩自然邋邋遢遢，样子落拓，加上个头小，是孩子们欺负的对象。身高马大的成方，好歹能用拳头保护阿贵，所以阿贵把成方视为大哥。谁知，风水轮流转，“文革”后期，传出阿贵生父在香港，并且是有钱的商人，等内地局势平稳些，就回来找儿子。阿贵终于去了香港，继承了好大的一笔遗产。当年，如果没有阿贵在香港做接应，成方或许还跨不出那一步。阿贵现在常跑内地做生意，成方托他打听点情况，是方便的，得来的消息比较靠谱。

作为女人，沙丽只关心崔丹妮。喝着咖啡，沙丽忽然问：“你去上海，怎样才能找到崔丹妮？不是没有她具体信息吗？”

成方想了想，“也许，只有先找崔海洋！”他停顿片刻，徐徐转动手中的咖啡杯，又道：“尽管我非常不愿意见那个人，但是，硬着头皮也得见。好在他早离开部队，是商人了，不怕他！”

沙丽点点头，又细心地补充一句，那是她思虑很久的话：“假如崔丹妮希望经济补偿，就答应她，她也可怜……”

成方抬起头，感激地望着对面的女子。沙丽是善良的女性。当年，凭一番善意，在成方危难之际帮了他，才使他们有可能走到一起。但是，成方觉得沙丽不了解崔丹妮。那么高傲的一个人，很难用物质解决问题。真的见面了，如何谈，成方心里没谱。

成方与沙丽作为情人走到一起之后，沙丽多次追问成方对崔丹妮真正的感觉。成方承认，决定接受这段塞给自己的婚姻之初，是喜欢崔丹妮的。她气质高贵，大方洒脱，长相也出挑。在那个年代，女孩子的优秀，更多地体现在“飒爽英姿”方面，“贤淑”或者“妩媚”之类的词儿，代表着被淘汰的女性素质。崔丹妮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充分集中了部队大院女孩的魅力。女性迷人的曲线，被一身合体的军装恰当地勾勒出来，使她比只能穿蓝布衣服的民间姑娘更具魅力。如果没有这些吸引成方的地方，他或许会抗拒崔家的强加于人。

很多年以后，成方在北美的华文报纸读到一篇文章，说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社会关于女性的审美观，以及女性自我修养的标准，大体上是被充满霸气的江青修理过的，与中华女子的传统美割裂了。成方读那些文字时，不胜感慨。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青年时期的意识，确实如此，看见威风凛凛的女孩，肃然起敬，欣赏不已。崔丹妮给他新鲜和神秘的感觉，符合他衡量女孩的标杆，使他被动却欣然接受了她的爱。刚开始，成方曾有过担心，丹妮从小被高干家庭宠着，难免有怪脾气。不过，在她与他最初交往期间，成方发现她很迁就自己，没有盛气凌人的公主味道，成方就放心了。婚后，生活在一起了，不到半年，成方惊讶地发现，妻子像变了一个人，稍不如意，便雷霆暴发。这时候，成方才明白自己的天真，太不了解女人性格的多变。崔丹妮暗恋成方很久，终于有机会走到一起，像突然掉进蜜糖里，甜滋滋地美，在婚前努力压抑自己的坏脾气，让成方没有觉察到她性格里乖张的一面。至于结婚以后，天天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油盐酱醋，太实际了，谁也不会过分压抑天性。古今中外，婚后的生活难以和谐，磨合的艰难，把花前月下的美丽销蚀掉，本来是大概率的事件，何况成方面对的，是崔丹妮这样被宠坏的女孩。

当沙丽追问他们的情况时，成方只是说崔丹妮脾气坏，坏到让他无法忍受，却不肯告诉沙丽，两人冲突的细节如何，崔丹妮的脾气到底怎样坏法，因此吊足沙丽的胃口。成方为了避开沙丽的好奇，还打了一个比方，说与崔丹妮在一起，像背脊上压磨盘，沉重无比，所以一旦遇到沙丽，为她的娇柔妩媚所迷恋，生活顿时变得无比轻松。沙丽不为他的讨好转移目标，偏要盯着问崔丹妮具体的作派，反复追问，坚持要听细节。成方硬不肯说，沙丽只好瞎猜，故意猜得稀奇古怪，甚至十分恶心，比方说，丹妮是否有性变态，在床上变着法子虐待成方。气得成方只好逃开，干脆不睬沙丽。

最后，成方拗不过沙丽的死缠硬磨，终于说出一点细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家庭的生活设备水准低，即使丹妮这样的家庭，也不具备天天洗澡的条件。丹妮喜欢每天用热水泡脚。她是舞蹈演员，对自己的双脚疼爱无比。婚前，丹妮半撒娇半认真地要求，成方每天要为她准备洗脚水。成方迁就了新婚的妻子，觉得端端脚盆，也不是太辛苦的事情。成方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演变为折磨自己的苦差事。

丹妮对那双美丽的脚，宝贝到神经质地步。对洗脚水的温度，严格限制在三十九度，偏差不准超过零点五度。如果她觉得温度不合适，一定逼着成方去换。成方觉得她怪癖，明明水温差不多，存心折磨人么！为这矛盾，他们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密集，吵架的程度也日益严重。成方想到罢工，让丹妮自个儿弄水洗脚。丹妮死活不答应，说结婚时谈判好的，是成方的义务。成方碍着崔家父母住在隔壁，不能闹得天翻地覆，只好妥协。有一回，成方正好有烦心事，对水的温度疏忽了，可能达到四十几度，丹妮的小脚刚进水盆，哇地惨叫起来，把水盆踢翻了，水流得满地。成方感到是自己的错，赶紧拿了拖把来吸水。丹妮依然怒气冲天，竟然端起盆里的剩水，猛然泼到了成方的脸上，突然袭击，让成方又惊又气，他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娇生惯养的公主的坏脾气。

沙丽听到这段故事，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她再三逼问，成方坚持不肯实说他们夫妻的冲突。对一个男子汉而言，那确实是难以启口的耻辱！沙丽心疼成方，此后，她再也不提类似问题，免得勾起痛苦的回忆。

后来，成方倒是主动说过一些情况，目的是让沙丽明白，他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决定“非正常”地离开自己的祖国。他说，走出那一步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婚姻的痛苦压迫，不仅仅是为了逃离崔丹妮，那些，成方还勉强能忍，至少不会做出难以回头的决断。逼使成方迈出那一步的关键，其实是丹妮的哥哥崔海洋！

结婚不久，成方发现，在崔家，真正说话算数的，不是丹妮的父母。他们年老多病，躺病榻上的时间居多。家里需要拿大主意的事，往往听崔海洋的，由他决策。成方与丹妮结婚后，部队正遇到做复员转业的工作。作为成方的直接领导，政治部副主任崔海洋提出，成方应该复员，离开部队。那时候，成方是副营级，一退伍，按照规矩，多数是回原籍，成方当然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丹妮完全和丈夫持同样立场。新婚不久，她绝对不同意丈夫离开自己。崔海洋却执意如此，拍胸口保证，成方退伍后的安置，他会负责，保证不让小夫妻分开。崔家的两位老人，见他们争吵得厉害，身体不好，更加头疼，没精力介入，只得吩咐大儿子，无论如何，成方不能回原籍去。

崔海洋高傲地告诫妹妹和妹夫：“你们用脑子想想，成方在部队混得出什么名堂？赤脚跑，也离我几千米！再熬好多年，顶多就是做到宣传处长！我们家有我一个在军队，行了！我给你们设计别的路！”

崔丹妮气愤地回驳：“你是为了自己好名声，可以往上爬，大义灭亲吧？你做不通别人的工作，就拿妹夫开刀，算什么好汉？”

崔海洋涎着脸说：“你不了解你大哥？我是大义灭亲的人吗？我是为咱们老崔家想！你的好丈夫，宣传干事一个，文职，在部队里混不出头的。现在部队要办企业，出面的人，既不能是现役，又得是绝对信任，复转干部最合适！我想推荐成方去做！”

崔丹妮将信将疑，“说得好听！这事轮得到你一个副主任做主？”

“怀疑你大哥的本事？”崔海洋冷冷笑道，“我哪里敢拿你妹妹开玩笑？实话说，上面要报人选，我已经把成方报了！这个摊子，我能管大半！再说，文职在军队里没优势，去做贸易公司，成方是不错的料。那公司主营对香港文化产品出口，成方那两下子，派得上用场！”

崔海洋说到这份上，崔丹妮心思活了。她在部队里的小姐妹，早就嘀咕过：你找的人，大帅哥一个，模样不赖，可惜，级别太低！

如果成方能按照哥哥的设计，另外闯出条路来，崔丹妮也就不会矮人一头了！那几个姐妹，不就是嫁了个团级或者副师级就神气活现吗？崔丹妮的立场开始偏离，觉得成方离开部队，有崔海洋罩着，也许更有出息。她如此一想，成方便彻底没戏，最后，被两兄妹逼着，不得不脱掉了他心爱的军装。

咖啡店柜台旁边的大挂钟，不慌不忙地摇摆着下垂。下垂是紫铜色的圆镜，在咖啡店柔和的灯光下闪闪发亮。长方形的边框，用粗糙的木料制作，漆的涂抹很不均匀，深深浅浅，使挂钟显出老迈的年龄；或许，是一个世纪前乡下农场主的摆设，被喜欢古旧风格的老板寻觅而来。成方喝着咖啡，欣赏着摇头晃脑的钟摆，内心感受到时光的流逝。几十年，乃至一个世纪，对一样物件也许算不得很久，它们依然是当初的模样，对一个人，很残忍了，生命最有滋有味的时间，能具备几个十年？

沙丽温柔的目光始终缭绕在成方的身上。这是她无比珍爱的男子，他任何一点微妙的情绪变化，均逃不开她的关注。她明白，成方摆脱不了往事的纠缠。成方有一回在闲聊中提及，假如当年没有崔丹妮的纠缠，没有崔海洋的折腾，他可能一直在部队里待下去，他绝对不会飘落到异国他乡。当时，沙丽不无伤感地顶了成方一句：“那么，我们也就永远不可能相识！”

不过，成方的话语，让沙丽产生了相同的假想。一百年前，假如不是那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逼使沙丽的祖父带全家避难北美，他们一家也不会飘落海外。沙丽，作为中国江南的小姑娘，将生活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像她的祖辈一样，在某个城镇里生儿育女，不知道地球上还有其他辽阔和富裕的国度。父亲母亲活着的时候，沙丽从来没有想象过假如留在中国的命运，因为她出生在北美，她天然地习惯北美的水土。只是在遇到成方，和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并且希望与他永不分离之后，沙丽才不断地想到中国。她知道，成方的内心，始终离不开那里。只要有可能，成方一定会回去。这个男人已经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未来在哪里生活，沙丽不得不做出选择。

九

崔海洋没有欺骗妹妹，成方转业之后，他确实把妹夫安排进部队办的一家企业，是做进出口生意的公司。

成方进去后，挂了个副经理的职务，负责文化产品的出口贸易。像成方级别的低级军官，转业后一般只从科员做起。一下子做到公司副经理，算科级干部， 除了靠崔家的面子，还在于成方有真本事。那生意，对有文化底蕴的成方，不算难，进去一个月，成方就把上家下家和经营的奥秘全部搞清楚了。如果没有从小被父亲训练出来的眼光和知识，没有掌握中国书画艺术的基础，要入门就很难。

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岁月里，文化人中，除了卖身投靠新贵者，其余统统被打翻在地，谁还敢乱说乱动？买卖字画？肯定属于资产阶级复辟行为，是被严格管制的事情。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社会气氛有点缓和，文化人像出土文物一般，被从“干校”“农场”等各种角落里挖掘出来，“落实政策”，回到文化单位，可以稍稍活动活动筋骨，个别的，甚至作为点缀，出现在接待外国文化客人的场合。具备生意头脑的外贸部门，觉得有机可趁，想利用文化人的本领，做点生意，为国家赚一些宝贵的外汇。那时候，中国想赚美元很难，靠卖鞋子、卖衣服，能赚多少？当时，国家各方面均困难，要发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急需进口技术设备，那些绝对是要美元才买得到的。大生意没条件做不了，就有聪明人动了小脑筋，比方说，卖点字画到海外去，比较方便，更不必大笔投资，是本钱很少的买卖。成方转业后从事的，正是如此这般的生意。

公司开列出一批书画家名单。这份名单大有讲究。进榜者，既没有明显的政治问题，又得在海外有知名度。一过滤，留下的文化人实在不多。人选确定后，作品主题也得认真考量，不能被控制意识形态的权威部门挑刺，又要在海外容易卖，因此，人物画避免为好：钟馗，归类于“迷信”；关公，扫进了“四旧”，帝王将相，因为领袖的大加鞭挞，更加碰不得，因此，专门订制花鸟、山水等“软性”作品，这些东西各阶级均可欣赏，送到香港市场找买家，比较合适。尽管“文革”期间香港市场上大陆画家价格不高，但是，成方他们公司收购来的价格更低啊。那些长期被打倒、被批判的老画家，突然有官方机构上门收购作品，说是销往境外，为国家赚外汇的，光荣，喜出望外，哪里敢讨价还价？全凭成方那家公司说了算。他们这家公司做的是低成本高利润的生意。这时候，成方的作用很重要，因为他懂艺术品的价值。在外行看来，有名头画家的作品，统统值钱。内行的看法不一样。正如医术高手看病，假如不认真，同样可能治坏了病人。有名头的大画家，随便应付应付弄出来的作品，绝对不会有较高的价值。资产阶级统治的香港，目光厉害的买家多着呢，难以糊弄的，拿出去的货色，一定要过硬。成方是识货的行家，东西送来，让他过目，到底是什么水准，蒙不了。画家知道有内行在掌眼，哪一个敢糊弄啊？他这个副经理，当得也算货真价实了。

进公司两个月后，成方获得了去香港出差的机会。非常年代，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根本不敢想象能堂而皇之去海外看看。崔海洋在家里夸口，那是他为妹夫争取来的好事。崔丹妮开心得了不得，这是好机会，足以把那几个嫁了团级副师级的姐妹比下去。不过，她也有担心的事情。都说香港是花花世界，成方这土包子，别被香氛熏得头昏眼花，出去一趟，落得身败名裂，太不合算。

崔丹妮警告成方，“香港是吃人的地方， 脑子清醒，警惕性高点，不要做资产阶级俘虏，我们老崔家丢不起脸！”

成方冷冷回答：“不放心？我不去！以为我稀罕你哥的恩赐？”

崔丹妮也哼哼道：“太神气点吧你！领导上看得起，不去也要去，那是重要任务！”

成方的“重要任务”，是押送一批字画过境。出发前一天，崔海洋把他叫到家里密谈，内容连崔丹妮也瞒着，径直把成方带进自己的房间，拿出一卷画给他：“这个，你带着，不能弄丢。到了香港饭店住下，自然会有人来找，说明是拿我的东西，你交给他就可以了。对公司里其他人，不能提这件事情。”

成方见崔海洋神秘兮兮，觉得蹊跷，他问：“我能看东西吗？”崔海洋点点头，“要你带过去，当然是信任。你看吧。”

成方当场把画打开来。这一看，成方吓傻了，他紧张地说：“明代的作品，海关严禁出口。私自带出境，犯法啊！”

崔海洋脸色凝重，傲慢地说：“需要你提醒吗？在这里，我说的话就是法！再说，我不把事情安排妥当，会让你冒险做？我们企业的后台，海关知道得清清楚楚，谁人敢查？你过关的时间，是我的朋友当班，一点毛病没有，你只管大摇大摆走路！”

成方还想争辩，崔海洋根本容不得他再说，摆出了领导加大哥的双重身份，气势凌人地训诫：“这家公司，是部队办的，当然是部队的规矩，服从命令第一条！你照我的安排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也是我们老崔家的一分子。你想想，上面现在多少乱，老毛绝对权威，一句顶一万句，不过，他还有多少时间？今后是什么局面，谁也说不准。你清楚我的身份，我不是一个人在做事情，跟着我，你当妹夫的不吃亏！”

那天夜里，人生头一回，成方晓得整夜失眠是什么滋味，脑袋膨胀冒热，浑身发燥出汗，晕乎乎难受得厉害，就是没法入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没个完。崔丹妮几次被他吵醒，睡不安稳，以为他在动啥坏念头，狠狠骂了他，成方的身子不敢动了，只能强行抑制自己紊乱的神经，可是，脑子像陀螺旋转着，依然没有睡意。

他慢慢想明白了，崔海洋逼他脱军装，给他安排转业后的岗位，完全是预谋已久的事情。他要让自己的妹夫做冒险的过河卒子，达到自己敛财的目的，至于成方犯法会有什么后果，他是不管的，他仅仅把成方当做一个工具。成方在他们崔家，本来是崔丹妮解闷的玩物，现在，又增加一项职责，成为崔海洋发财的垫脚石。成方无法想象，堂堂的政治部副主任，怎么敢做这样的勾当？崔海洋脱口而出的“老毛如何如何”的话语，更让成方目瞪口呆。他知道高干子弟们目空一切，讲话无所顾忌，但是，崔海洋如此放肆的言论，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在领袖像神一样高高在上的岁月，普通人听了均会毛骨悚然。成方十分紧张，觉得自己被崔海洋的谋划推着走，正在步步陷进无底的泥潭。他内心非常恐惧。

成方在床上睡不着折腾之际，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干脆和崔家闹翻吧，向上面揭发崔海洋的勾当，自己也可借此与崔丹妮一刀两断。不过，昏昏然，理智依旧在，他提醒自己，万万不可走这一步。并非对崔家还有多少亲情，而是面对势力强大的崔家，他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扳不倒他们，反会使自己遭受灭顶之灾。不要说崔家老夫妇根深蒂固，即便是崔海洋一个人，作为冉冉上升的少壮派，动动小指头，就足以把成方摧毁。有什么根据证明崔海洋在做坏事呢？口说无凭，崔海洋非常可能倒打一耙，说是成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就算成方抓到一点崔海洋的把柄，又有谁来听他的话？成方知道不少故事，要谁闭嘴，把他关个十年八年，保证乖乖老实！

难怪崔海洋在成方面前如此放肆，毫无顾忌，他把各种棋路均盘算过了，胜算在握。成方倒霉，碰到蛮横的妻子，又捎带了一个阴险狠毒的大哥！

从广州去香港，过境的时候，成方再一次体会到崔海洋的能力与权力。按照崔海洋安排的出境时间，果然有海关人员给予特殊关照，成方一行三人，没有经历严格的检查，只是例行公事地被询问，一一填写表格了事。成方还受到海关人员特别尊重，他们对他的称呼竟然是“首长”。成方头一回被称为“首长”，以前，只有他如此称呼领导。成方心里明白，那肯定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副经理”的身份，而是崔海洋特别招呼的结果。崔海洋保护的，当然不是他的妹夫，而是成方拎在手中的那只箱子。充塞着成方换洗衣服的箱子里，装着崔海洋的贵重物品。当海关人员接过箱子，准备打开检查时，成方的背脊开始冒汗，腿骨发软。庆幸的是，那个海关检查人员，仅仅把箱盖掀起到四十五度，似看未看地扫一眼，随即合上箱盖，恭敬地递回成方手上，“首长，旅途愉快！”让成方顺利地通行了。

香港的繁华，成方早就听说了，但是，巨大的落差，依然形成强烈的思想冲击。那年代，内地的城市，哪怕是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地方，进入夜间，惟有昏黄的路灯，从树荫里探出脑袋，费劲地照耀着街道，商家统统熄火灭灯。街角，偶然有一家小小的“日夜商店”，卖一点日用小商品，里面的灯光，就像黑暗里的猫眼，紧张地盯住夜风萧瑟的马路。一进入香港地界，就完全是另一番风景。在成方看来，似乎全世界的光源，一起集中到这块不大的地盘上面。那个亮啊，天上地面灯火耀眼，强烈的刺激，让习惯了简朴生活的神经受不了。

这次旅行，还让成方直接观察到他所陌生的世界。成方一行，刚进入香港，迎接他们的两辆黑色轿车已经等候在那里，并且直接把他们三人送到一家高级酒店。成方还来不及熟悉房间里的种种设施，来访者已经敲门了。一位头顶半脱的西装先生客气地自我介绍，说是按照崔海洋先生的吩咐来取东西。成方诧异，接头的人员，为何来得如此快速？难道他们一直在宾馆的大堂猫着？成方仔细看了他递过来的“派司”，那是崔海洋慎重关照的，成方在交出物件前，必须查验对方的护照。仔细看罢，没有疑问，成方才取出崔海洋拟好的收据，让西装先生签名，随后就把崔海洋的宝贝物件从箱子里取出，交到了对方的手上。

西装先生离开客房，关门的声响，让成方心中沉甸甸的石头落地。他的冒险之旅，没有出事情，成方暗自庆幸。西装先生离开之前，恭顺地对成方说，请转告崔先生，事情一定办得漂亮，东西出手后，钱会按原来的规矩处理。那个香港人没有解释处理的具体方式。成方不傻，到贸易公司之后，他就听说，尽管境内对外汇管制严格，但是，有办法的人，在香港开银行户头，就没人管得住。

看样子，崔海洋不是头一回冒险了。他的银行户头上的积累不会少！光是成方交出去的这张古画，成方估算过价值，即使中间人盘剥半数，崔海洋到手的，也应该在两三万港币之上。对于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成方而言，简直是天文数字！

短短的旅行，让成方深切地体验到“钱”的魔力。迎接他们的黑色轿车从香港闹市区穿过，几位同事为路边商店的琳琅满目而惊呼。与内地的物质匮乏形成鲜明的对照，商店里和街边的商摊，摆满众多久违的东西，看得人暗自掉口水。那一刻，成方想到了钱，不是人民币，因为它在香港没有用处，成方想到的是港币。在这个世界里，它才是通行证。如果不来香港，成方不会那么深刻地认识钱的重要。部队里的生活，除了买牙膏肥皂，很少用钱。即使普通百姓吧，对各式各样票证的重视，比如粮票、肉票、糖票之类，也许超过人民币。

难怪崔海洋胆大包天，要靠走私文物敛财！

崔海洋的权力，正在膨胀，好像已经扩展到他所在的部队之外了。到崔家当女婿之后，成方明白，他们干部子弟的势力，由无形的网络联系着，只要说我是在某某大院长大，就很容易得到彼此的信任和关照。成方与崔丹妮新婚的时候，崔海洋一帮哥们来崔家闹新房，山呼海啸地捧崔海洋，说他是军中第三代的佼佼者。成方知道，他逃不出崔海洋权势的控制，除非——来香港的第二天，神秘的好奇感渐渐消退，成方心里已经没有刚进来时的兴奋。九龙繁华嘈杂的商业，旺角灯红酒绿的酒楼，仔细想想，确实与他没有多少关系。口袋里没港币，连瓶饮料也不敢买。街头那些他平生所未见的景象，比如衣服穿得极其单薄的妖艳女子的大幅画像，刺激着他的感官，又不敢正眼去瞧；后来发现四处全有这样的镜头，让他反胃，反正那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也不可能属于他，自然引不起兴趣。崔丹妮的担忧，是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男人。成方不是那种馋猫，见了漂亮女人就想咬一口。崔丹妮或许认为，男人全部属于凶猛动物，见腥是非偷吃不可的。

不准单独外出，是出境团体的基本纪律。成方是副经理，一团三人，他是领导，负责纪律的执行。四天的公务很快过去了，在香港的最后一夜，随他来的两个同事，一致要求去商业街逛逛，买点东西。成方毫无逛街的兴趣。崔丹妮只要求他买一点化妆品，前两日，成方托香港的陪同办妥，把公司发给自己的零用钱消耗干净，上街无事可干。不过，成方体谅随行者的心情，就同意他们两人结伴去，只是关照别回来得太晚。

晚饭之前，少年时代的挚友阿贵又跑到饭店找他。成方在香港办过的唯一的私事，就是见朋友阿贵了。阿贵几年前来香港继承父亲遗产，成为阔人。所谓“苟富贵，毋相忘”，中国底层讲的就是这种义气。少年时代，羸弱的阿贵靠成方保护，现在，他阔了，一个心眼想报答成方。成方到香港第一天，阿贵就来找他，拖他出去玩。成方强调团组纪律，他是带队的，更不能违反，阿贵留下点小吃，悻悻然离去。这是成方在香港的最后一夜，阿贵特意买了一大包香港特产来送他。到了酒店，见成方两个同事全出去逛街了，就执意带成方到家里坐坐。阿贵说，来一趟不容易，今后不知什么时候见面；他的家离这里很近，转一圈很快能回来；何况阿贵的妻子恰巧回娘家去了，他们兄弟可以开瓶酒聊聊天。阿贵不管成方如何推托，硬把他拉离了酒店。

这一步，让成方的人生轨迹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阿贵打开家里一瓶最好的英国酒，要与少年时代亲密无间的朋友聊个痛快。成方心里有事，又很少喝这样的洋酒，几杯下肚，竟然微醺起来，话语渐渐多了。许久以来，在崔家受到的种种屈辱，随着酒劲泛滥，漫到了嘴唇边。“你不知道，哥心里苦，苦得很——”成方红着眼说。阿贵是他唯一不必忌讳的谈话者，他终于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

阿贵端着酒杯，“再喝，喝痛快！”他把街上买来的烧鹅整盘地推到成方面前，“苦什么啊，哥？你新婚，是高干的乘龙快婿！”

成方的酒杯与阿贵的杯子狠狠一撞，“狗屁！什么乘龙快婿，小奴才一名，哥难受啊！”成方借助酒劲，竟然哭出声来。

在阿贵心目中，成方是响当当的好汉，少年时代，能保护屈辱阿贵的，除成方之外，没有第二人。后来，成方参军到了部队，英雄应该大有用武之地，阿贵不由更加佩服自己的小伙伴。此刻，几杯红酒一浇，红晕慢慢升上成方的耳根、脸颊和脖子，成方难得地唠叨起来，表现得如此难堪。

成方的讲述，让阿贵听得吃惊，渐渐瞪圆了小小的眼睛。这个世界的故事很奇怪，像成方般的汉子，竟然会被别人耍，被别人欺，而且是娶了老婆被女方欺负，阿贵绝对想不到。阿贵到香港继承遗产之后，想嫁给他的香港女人不少。阿贵担心自己压不住香港女人，到广州挑个美女做老婆，开始好好享受生活。每天，均是老婆做了好菜好饭伺候着。这两天老婆回广州娘家，走之前，还给他在冰箱里塞满吃的。阿贵听得气恼，为自己少年时的保护神喊冤，他仗着酒劲，一拍桌子，嚷道：“你丢了那女人！凭你的身架，找老婆随便挑！”

成方连连摇头，“你不知道他们老崔家的势力。我算掉进阴沟了，爬不出来。我要是提离婚，崔丹妮和她哥得把我撕了，吃了！”

阿贵道：“那你熬到什么时候能出头？人生很快，一晃就老了。”

成方长长叹气，闷头喝酒，喝得猛了，酒精呛到喉咙，一阵大咳，咳得直不起腰。阿贵看着心疼，敲着朋友的背道：“成方啊，我现在有钱了。香港这地方，有钱好办事。你留下来，不回去了。他们崔家势力再大，管不到这地界。我来帮你安排。”

“不，不行！”成方醉醺醺地回答，“那罪名就大啦！”

阿贵在香港做了几年阔人，口气也大了，“你怕啥？不回去无所谓啊。这里市面你看清楚了，日子过起来痛快。我们兄弟也有伴了！”

危险的话题，往往是在酒精刺激下开头的；一旦捅破窗户纸，原来不敢想象的事情，也许就有了现实性。

成方在阿贵的照料下，喝醉了。阿贵决定要解救困境中的朋友，趁成方醉酒，帮他做了人生的重要抉择。他没有叫醒成方，让成方在自己的床上安静地睡了一宿，造成成方通宵未归的事实。第二天早晨，太阳从窗帘缝隙里钻进屋子，成方晕乎乎醒来，敲敲沉重的脑袋，醒悟了，知道已经铸成大错。他一夜不归，两个同事肯定吓坏了，会立即向上级报告关于他的失踪消息。那时，成方尚有挽回局势的办法，赶快回到饭店，检讨自己违反纪律的错误。但是，阿贵坚决阻止了他。阿贵的道理表达得十分充分：“你有什么丢不开的？老家没亲人了。老婆又是欺负你的，她大哥更不安好心。你回去是自讨苦吃。先留在香港混，我帮你啊，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回去啊！”

成方苦着脸，不停地敲打脑瓜。头疼得厉害，昨天的酒劲没完全过去，这英国人的酒，比高粱酒醉人。心思复杂，不知如何是好。

回去检讨，肯定无法轻松过关！成方想起群众批斗大会的可怕场面。从来也没有思想准备，自己可能成为那种批斗现场的主角！何况，就算过关了，后面还有崔丹妮和崔海洋两座大山的压迫；他犯了这档子事，彻底抬不起头了！成方想到崔海洋不可一世的模样，他的心整个掉进冰窟窿，完蛋了！回去的话，不被斗死，也被崔家彻底毁掉。

阿贵的话不无道理，成方在那边没有需要特别牵挂的人，先留在香港，走一步看一步吧。他强行说服了内心，半推半就地接受了阿贵的安排，连丢在饭店的箱子也不要了，反正里面只有几件不值钱的衣服。阿贵上街逛一圈，为他重新置办行头与生活用品。

很快，成方消失在香港茫茫的人海里。

十

把材料送到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之后，成方与沙丽天天等候着答复，那是关于他们未来命运的裁决书。默默地等候，日子像平时那般流淌。沙丽每天去公司履行财务职责，成方通过电子邮件打理自己的生意。他做的，依然是熟悉的老行当，为各地喜欢中国书画、文物的华人服务、咨询。这么多年，他在圈子里声誉不错，客户信任，是他最大的本钱。沙丽看得出成方内心的焦虑。晚上，他常常摊开宣纸写大字。两种情况下，成方会拿出文房四宝。一是有朋友要他的字，二是内心不顺畅。现在，显然是后者了。沙丽这么想想，却不说破。两人心有默契，在消息不明的焦灼的日子里，谁也不主动挑起话题。

其实，沙丽内心更加着急，她受不了等待的煎熬，悄悄给领馆的李小姐打过电话。碍于使馆纪律，李小姐在电话里没法说具体情况，只是宽慰沙丽，让她耐心等待，肯定会有明确答复的。

一直等了三个多月，当成方与沙丽已经不抱多大希望的时候，李小姐突然来一个电话，通知他们尽快去领馆谈话。尽管电话里没有涉及具体内容，但是，李小姐毫不掩饰兴奋情绪的声音，让沙丽相信，等待他们的，肯定是好消息！

成方没有沙丽那样乐观。他想，约他们谈话的是负责签证的领事，李小姐只是传话者，她未必真正知道领导的决定。

在等待消息的日子里，成方开始后悔提出申请。他也许是自取其辱！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国内的变化。他知道，那里的情况，与他离开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经济方面的现状，让全世界均刮目相看。海外回去的人，络绎不绝，甚至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也回去定居了。但是，具体到他成方的情况，前景很难预料了。海外朋友聚会时，有人感慨，最宽容的法官，是时间啊；国共两方的将领，当年打得你死我活，现在握手言欢，是时间带走了恩怨。至于眼面前的事情，要忘记，难啰！去年，成方想请出差到加拿大的老战友吃饭，那人曾与他在部队共事，关系还不错，成方听说他来了，要尽尽地主之谊。特地跑到宾馆去邀请。那一位架子好大，推三托四，绕好大圈子，说安排不出时间。最后，成方明白，对方压根儿没有接受邀请的愿望，是热面孔贴上冷屁股。成方悻悻然离开宾馆时，算想通了，人家哪里把他当战友，依然是二十年前的眼光，认他为“叛国者”，惟恐沾上晦气啊。

去领馆之前，成方还在犹豫，结果拒签的话，他没勇气当面听宣判。他叹气说：“沙丽，领馆会给你签证，我么，难说了，内地可以欢迎曾经真枪实弹的对手，但不会原谅我这样的逃离者。”

沙丽劝他别想太多，“你不要忧虑。走到这一步，再怎么着，也得看看结果。我觉得会有好消息！”成方内心依旧忐忑，不太情愿地随沙丽去了。

刚下过一阵细微的晨雨，多伦多的空气特别新鲜，走在街上，你觉得自己的肺很舒服，像处在森林氧吧，被彻底清理着。确实是好兆头。果然，事情意想不到顺利，比他们想象得要顺得多。负责签证的领事，仅仅在门厅与他们打个照面，客气地握握手，表示欢迎，随即说临时有重要的活动，他需要赶过去，关于他们的回国申请，具体情况，委托李小姐与他们谈了。

领事一走，气氛越发轻松起来。李小姐把他们引到会客室，端出现煮的咖啡，浓郁的香气，从精致的咖啡杯里升起，随着时隐时现的袅袅白雾，飘散到他们的鼻孔里面。沙丽不由自主地赞一句：“好香！”她从老同学笑容可掬的神态里，看出等待他们的是好消息。李小姐的脾气她太熟悉了，如果消息不妙的话，负责传递情况的李小姐，肯定不会如此轻松。

李小姐知道他们焦急，放下咖啡后，马上微笑着把他们两人的护照摊开在桌面上。成方和沙丽立刻看见了，在翻开的页面上，签证栏里，批准的印章，已经醒目地盖上了。

李小姐笑着说：“可以准备行装啦，长期有效，祖国欢迎你们回去！”

成方抑制住不平静的心，注视着李小姐灿烂的笑容，略带忐忑地问：“关于我的过去，怎么说？”

“我们认真研究你的申请，该考虑的全考虑了，本来领事要和你好好谈谈，可惜他临时有重要事情。”李小姐收住笑容，不慌不忙地说，完全是训练有素的外交官形象，“你不必顾虑。祖国是宽容的，很多部门一起商量了你的申请，具体分析你在海外多年的情况。领事的意见，让我转告，他认为，当年，你以那样的方式离开祖国，肯定完全错误。但是，我们注意到，二十几年，你没有做过不利于祖国的事情，别有用心的人曾经想拉拢你，你没有附和他们，没说过任何危害祖国的话。因此，我们把你当年的行为，定性为擅自滞留境外。鉴于你已经加入外籍，所以不存在护照的重新认定。我们欢迎你以海外游客的身份，回国观光，如果愿意投资或者经商，当然也欢迎。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给你的签证，时间比较长，你可以自由选择，多次进出也行！”

这番长长的话，公事公办，李小姐说得十分老练，既充满热情，也没有忘记应有的批评。她说完后，会客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意犹未尽的宁静。无声的静谧中，人的呼吸特别舒适自在，鼻孔中的气息微风般荡漾开来；沙丽和成方，均听得到对方快乐的心跳。如果说，签证的获批，是他们期待已久的结果，那么，关于成方当年离境行为的结论，富有人情味，很出乎意料。看来，国内的政治环境，确实宽容多了，变化得超越他们的想象。

沙丽突然上前一步，紧紧拥抱了李小姐，在她胖嘟嘟的腮边狠狠亲了一口。大概是成方在一边的原因，李小姐的脸上顿时泛起红晕，赶紧把沙丽推开，还嘀咕道：“你疯了！”

成方拿起自己和沙丽的护照，仔细看了看，随后慎重地递给沙丽，见她小心收进棕色的皮包，才喃喃地说：“谢谢领事馆为我做的一切。是的，我滞留在外面的时间太长了。我要回去！”

离开领馆，走到正午的阳光下面，成方的双眼被强大的光线耀了一下，他轻声说：“他们真厉害！”

沙丽不解地问：“谁厉害？”

成方回头看看领馆的大门，回答：“领馆啊。还有他们咨询过的国内部门，竟然能够知道我二十几年的情况，并且做了结论。”

沙丽恍然大悟，“对，对，你也不算什么大人物，在外面生活多年，他们对情况竟了如指掌，确实不容易！”

成方心底暗暗为自己庆幸。当年，他滞留香港期间，确实遇到过麻烦，有人得知他是偷跑出来的，想拉他下水，为某种势力效力。

后来，他和阿贵商量，香港太小，藏不久，没有英语基础，没有正式身份，也不敢走远，只能选择阿贵有生意朋友的地界，于是躲到了泰国。那段时间，尽管在泰国生活得很艰难，现在看来，那个抉择是正确的 ，为今天的回归，铺了路。

成方在香港滞留下来，在阿贵的保护下生活。

生活变化太大，成方很难习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一个曾经的军人，突然变为“黑人”，走在街上，觉得四周的眼光异样，似乎全是用怀疑的目光，斜视着，冷冷地瞧他，议论着他的身份。碰到讲普通话的行人，成方更加紧张，根本不敢搭理，三十六计，走为上，马上开溜。

阿贵担心他憋出病来。带他逛海洋公园，逛山顶景观，逛近郊的客家文化遗址。成方听任他导游，一路跟着走，只是懒懒的，打不起精神。再去香港的美食街、大酒楼，该尝尝的，逐一试过，新鲜劲也长不了。

少年时代，成方是阿贵的保护神，现在，倒过来，没有阿贵，或者说没有阿贵的港币，成方在香港寸步难行。好在阿贵是重义气的朋友，并且以自己有能力保护当年的朋友而自豪，阿贵的老婆，全听阿贵的，对家里忽然多出个大男人，没有丝毫怨言，倒是更加起劲地烧饭做菜，让两个男人吃得香，喝得痛快。成方住在他们家，应该轻松消闲得很。不过，一个大男人，天天吃了睡，养肉长膘，骨头架子懒散了，不是长久之计。成方并非靠别人养活的没出息角色，日久天长，心中开始后悔了：当初的决定是不是太草率！？在崔家的压迫下生活，虽然痛苦，但是，有国有家，却回不得，更加痛苦不堪。

心中的纠结，只有在喝酒寻醉时对阿贵唠叨。再后悔，也没得后悔药吃，后路断了！回去的想法，不必细盘算，便知是危险的。敢吗？内地肯定已经把他放入黑名单，定性为叛国者，跑回去，不斗死你，也扒几层皮！

成方整天眉头紧锁，喝酒也解不了愁。阿贵看了着急。毕竟是他把朋友留下来的，到这一步，他不帮，谁帮？阿贵就想为成方找个工作，当然不能做饭店跑堂之类的活，最好是能用得上成方文化素养的事。有了正当的工作，以后有改变身份的基础，也有找个老婆的可能，慢慢的，成方的心或许能安定一些。找工作的事情，说说容易，办起来难得了不得。因为眼下成方的身份是黑的，正儿八经的地方，特别是与文化相关的店家，谁敢用？要是知道成方与军方还有复杂的关联，更把不愿招惹是非的香港商人吓跑。阿贵动足脑筋，可以托的朋友全部托了，撒开网，希望能够捕捉到什么好机会。不料，竟生出事来。

一天夜里，阿贵一位朋友，原来在麻将桌上认识的，打了电话过来，让阿贵带成方去中环的酒楼，说是有老板正想进内地做生意，知道阿贵手里的人是从大陆出来的，熟悉情况，希望阿贵带成方过去聊聊，看看是否能帮帮忙，合伙做点生意。阿贵立刻声明，成方是不可能再回内地去的。朋友宽慰道，人自然不必过去，在香港这里，出出点子，指指路径，介绍介绍关系，也是合作的办法。这么一说，阿贵和成方商量，也许有门，两个人就怀点希望，去了中环的酒楼。

傍晚时分，中环的餐饮生意进入佳境，满大街飘散着酒香与菜香。成方无心观光，随着阿贵直奔目的地。爬上酒楼的二层，进了小包房，请客的主人已经在里面等候。朋友的老板挺大方，叫好一桌子酒菜，还开了瓶金门的高粱酒。这酒，成方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位老板介绍说，在台湾，把这酒看成茅台的替代品。国军到了台湾，喝不到内地茅台酒，馋啊，蒋总统想了办法，说金门的水不错，让军队里懂酒的人，去仿造茅台吧。成方听他用尊敬的口吻提起“蒋总统”，好别扭，因为原来听惯说惯的是“蒋匪”“蒋光头”，不过，是在人家的地盘，成方奈何不了，惟有不接口。

喝了两杯所谓的台湾茅台，成方根本品不出好坏。结婚时，在崔家喝过正宗的茅台，过去的事情，那滋味亦记不清，只觉得金门高粱更加冲鼻子。请客的老板笑眯眯的，一脸善相，与成方和阿贵天南海北地闲聊。他很熟悉内地的情景，聊到成方和阿贵的老家湖北，山山水水知道得不少，连武汉街头著名的小吃店也报得出名。阿贵惊讶，问他原籍。他说，自己是浙江人，但国民党的军队里，湖北的兵多，听到的也就多。谈话谈到这个份上，成方心里开始嘀咕，此人肯定在国民党军队里混过很久，所以经常把台湾方面的话挂在嘴边。

一瓶酒喝完，老板拍拍手，让伙计再上一瓶金门高粱。老板捏着酒瓶，端详着瓶上的商标笑道：“是十年陈的，口味更加好啊。来来，多喝几杯，兄弟们有缘，今天一醉方休！”他昂起粗粗的脖子，把一杯酒倒进喉咙，“兄弟，你见我算找对门，你认我做大哥，亏不了！”随后，紧跟着讲出一番话来，石破天惊，不由让成方全身一抖，端着的酒杯洒了多半，全身的肌肉顿时紧张地抽搐起来。

在内地，天天讲阶级斗争，讲革命警惕性，哪里想得到，酒桌对面坐着的，笑容可掬的和善长者，竟然声称是国民党驻香港某机构的代表。他知晓成方毅然脱离内地的统治，投奔自由，深表赞许，愿意为成方今后的生活提供帮助。他如此说着，还当场拿出几份表格，要成方填写情况，以便他报告上级，为成方安排工作。

成方立刻清楚，他今天遭遇了什么角色。他狠狠瞪阿贵一眼，生硬地推开放在面前的空白表格，起身就走。阿贵在他身后打圆场，还向朋友抱歉，说成方不习惯这样的气氛。走下酒楼时，成方对阿贵低声吼了句：“你还要向他们抱歉啊？如果不是碍着你的朋友，我的拳头就甩过去了。”阿贵道：“何必呢，话不投机，不睬他们就是。这里是香港，什么样的人均有，不稀奇！”

出现了这次风波，成方和阿贵非常明白，在香港，成方住不下去了。既然那样的机构已经找上门来，说明成方的影响扩散开去。没有什么隐秘了。成方责怪阿贵，他四处张扬地让人介绍工作，才会召鬼进门。但是，责怪没用，眼前急迫的，是要做出应急决定。

香港地界小，事情传起来快，成方的身份，比起一般的逃港者引人注目，容易被好事者渲染。内地驻香港的机构也很多，难免会听到传闻的，再找上门来，难以应付啊。成方必须离开香港，只有走得远远的，才可能安静下来生活。这种想法，在两位朋友反复商量之后，成为他们的共识。阿贵紧张地行动起来，想尽办法，找到路子，终于把成方送到了泰国。

如果没有泰国之行，没有让成方屈辱的伙计生涯，成方与沙丽的缘分，还有实现的机会吗？按照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命运吧。

签证的事情，尘埃落定，成方和沙丽想好好庆祝一番。他们的习惯，遇到开心事，最理想的庆祝形式，就是出去旅行一趟。沙丽提议，他们正式讨论回国的事情，是新年的首日，在圣伊莱亚斯山脉的滑雪场。现在，心愿实现，她希望再去那里滑雪，作为一次充满甜蜜回味的庆祝活动。多伦多在加拿大的西部，圣伊莱亚斯则在东部，去一趟不容易。成方还是欣然接受沙丽的建议，人逢喜事啊。

他们回到原先居住过的高山旅馆。沙丽细心，电话预定时，特地要了与原来同样号码的房间。不是因为迷信那房号吉祥，而是在熟悉的房间里，更容易引发幸福的回想。

并非假日，来的人少，滑雪场显得格外安宁，让人享受到雪原和高山神秘的寂静。旅馆里顾客不多，厨师做菜就特别用心，端上来的每一道菜，均可口得很。这是非常舒适的假期。

三天时间，成方和沙丽除了滑雪，主要就是交谈，商量他们回中国的安排。关于在中国销售悉尼奥运会纪念币的生意，成方已经把细节盘算好了。他既然取得了在中国境内限量制作纪念币的许可，只要找一家有制作金银纪念币权利的企业，比如造币厂进行合作，事情就简单了。成方主要进行商业营销，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当然是北京获得奥运举办权消息披露的日子。在普天同庆的好日子，而北京奥运纪念币尚未问世，成方的推销，绝对是填补了市场的空缺。

沙丽内心的思虑，主要不是生意，而是成方与崔家的关系能否顺利了结；还有，就是祖父和父亲交代给她的遗愿。在遥远的上海，对沙丽十分陌生的城市里，有一幢花园洋房，是他们沙家的资产。上世纪四十年代，祖父与父亲在上海住过一两年，那房子是当时置下的。父辈们本想用这幢房子做点事情，还一点宿债，可惜，人世间的剧烈动荡，让他们来不及实现心愿，就匆匆离开上海，回到了北美。那时候，沙丽的魂还在天上飘荡，尚未安顿到母亲的子宫里。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沙丽不知该如何去应对。沙家人丁不旺，只剩下沙丽一个，她无法推脱家族的责任。好在，成方陪伴着，沙丽就有了依靠。她不是软弱的女子，一向很有主见。不过，自从与成方亲密起来，就特别信任和依赖这个男人。也许，这是女人的遗传基因所决定。尽管女权主义者忙碌了一二百年，宣传自己的主张。可是，几万年几十万年的进化基因，让女人习惯依傍男人的肩膀。

意料之外的灾难，出现在他们打算离开滑雪场的那个上午。吃过早餐，喝了咖啡，箱子也收拾齐备，沙丽说，最后去遛一圈吧。

上到高处，折转往下滑时，依然是过去的习惯，沙丽领先，成方殿后。看见沙丽鲜红的滑雪衫在前方引路，成方不慌不忙地追赶。

这一次，沙丽的情绪很高，滑开后，不由越来越兴奋，滑雪的速度逐渐加快，身后的雪花，像水雾似地飞溅开，团团包裹着她娇小的身子。当绕着树林的大弯道滑行时，沙丽想控制一下速度，但是，惯性太大，显然已经很难减速。她属于高手级别了，这样高速的转弯，应该可以应付。但是，很多意外，就源于出现了“但是”……高速转弯中的沙丽，抬头一瞧，突然发现，弯道前方，有一个速滑中的孩子摔倒了，身子尚未站起来。飞行中的沙丽，没办法刹车，眼看着就要冲到孩子的身上；本来，沙丽可以选择从孩子的身上跃过去，但是，没有经验的孩子，已经慌乱地挣扎起来，想躲避呼啸而来的沙丽。真正的千钧一发，已经来不及做更多的思考，沙丽下意识的动作，就是急速地转变方向，从孩子身边斜穿过去。她明白这样的危险，因为弯道的地形非常复杂，她使出全部力气，想强行把速度降下来，但是，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沙丽的动作没机会全部完成，人已经重重地撞到弯道旁的树干上。高速中的强烈撞击，瞬间，沙丽昏厥过去。尾随后面的成方，在转弯之后才发现情况不妙，飞快地赶到她身边，沙丽脸色惨白地躺在雪地上，已经不省人事。

第二天，沙丽从昏迷中醒来。轻薄的窗纱，隔开了早晨的阳光，屋子里弥漫着医院特有的消毒剂的气味。安静，静得可怕。屋顶白得眩目，让沙丽的眼睛产生叠影。沙丽微微动动身子，这才发现，身体的下半截，被坚硬的夹板固定住了，没法动弹，腰部和腿脚，疼得要命。成方的脸，正亲切地俯到她面前，那股为沙丽所熟悉的男人的气息，徐徐飘向她。成方的嘴在动，安慰地说着什么，大概意思是，几个医生来会诊过，仔细检查她的全身，包括内脏器官，庆幸的是，脑部和心脏没有明显的受伤，撞击伤及的部位，主要在腰部以下。

沙丽疼得哆嗦着问：“会瘫痪吗？”

成方犹豫着，宽解道：“没有那么严重。只要你安心治疗，会康复的！”

“可是，回去的事情，要推后了吧？”

成方道：“没关系，晚点走，就可以了。我已经打电话告诉李小姐。她要你安心治疗，她会赶过来看你。至于签证的期限，她说没问题的。”

看得出，剧烈的疼痛折磨着沙丽，她想咬紧牙关，不哼哼，但是，牙齿颤抖，咬不拢。沙丽呻吟道：“成方，我梦见祖父了……”

成方心疼地抚摩着女子的额头，缓缓地说：“我知道，祖父最爱你，从小，生病时，总是祖父陪伴你去医院。”

“还记得我父亲在医院说的话吗？”沙丽迷茫地望着洁白的屋顶。她自然地联想起来，父亲当时看见的也是这样的屋顶。

成方点点头，他没有接口，因为不愿意沙丽过分伤感。沙丽伤势很重，应该平静地休息。

沙丽黯然道：“祖父在梦中说，我们家族欠的债未了，所以祸事不断，他要我尽快去上海，了结他们的心愿。”

成方知道沙丽指的是什么事。那年，沙丽父亲去世前，与沙丽的临终谈话，说的正是他们沙家所担负的沉重的秘密。成方劝慰地回答：“你别想太多。上海，我们肯定要去的。你放心，我陪你去！”

沙丽吃力地说：“就是坐轮椅，你也要推我回去！”

成方握紧沙丽的手，感觉到她柔嫩的手掌在抽搐。成方说：“我会一直陪伴你。先睡吧，医生关照，让你少说话。等你好起来，我们再安排一切！”

十一

沙丽的祖父，自幼生活在江南水乡；他家属于温饱有余的地主家庭，也就上得起私塾。清末，科举制度兴废，是经常吵闹的话题。

摄政太后借小皇帝之名下诏废除科举，是1905年的事情。在此之前，科举考试，依旧是读书人施展平生抱负才学的主要阶梯。沙丽祖父躲不开十年寒窗苦读的遭遇。不过，时代到底在进步，外面的新东西开始进来，首先影响到识字的读书人。

上海成为开放的码头以后，外国人来了，传教士来了，还带来新式的印刷机器，印刷文字，比过去的木版手段方便得多。上海的书坊和报纸，渐渐多起来，各种新知识，诸如世界版图，科技发明，新式工业，包括超越四书五经范畴的数学、物理，慢慢传播开来。交通的原因，首先影响到江南一带的读书人。沙丽的祖父，在苦读经典，准备赶考的间隙，也偷偷呼吸这些新鲜空气。年轻人，总是初生之犊，胆子大，愿意接受新东西。江南的士子们本来有结社的传统，以谈经论文为宗旨的结社，虽然未经大清国明文批准，但也是习以为常的民间生活内容。沙丽祖父在乡间朋友的介绍下，参加了一个交流诗文的小团体。江南水乡，文人们出行，坐小船方便。他们有时就租条有房间的船，摆一些茶点，任船夫把舵，在水乡的河道里漂流。他们随兴吟诗，争辩文章，偶尔也意气风发地议论国事。

后来，沙丽祖父参加科举考试，搭上那个制度的末班车，幸运地中了进士，奉命进京去做候补官员，与那个江南士子的小团体渐渐疏远。主要还不是因为路途遥远，而是懂得了世道的风险。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让大清国弥漫着惶恐的情绪，京城里的政治空气十分紧张。沙丽祖父亲眼见到了菜市口被处决的犯人。街上闹哄哄的，说那犯人被连腰铡断，身子分为两截丢在那里。沙丽祖父胆小，站得远远的，不敢靠前去看。有胆子大的人，过去看了近景，描述现场的惨状，竟说，犯人的脑袋还清醒，身子当然挣扎不得，眼睛则爆裂出来，无法言语地痛苦不堪。据说那也是个读书当官的文人，不知上书触犯了什么，被公开处以腰斩。有阅历丰富的长者哀叹道：“丢大街上，那是让活着的人见了害怕，谁再敢反对大清国，再敢胡说八道？”惨剧，把沙丽祖父着实吓坏了，好几天，吃饭就要吐，因为想到被拦腰截断的尸体。从此，步步小心，句句谨慎，只是规矩读书做事，再也不敢有年轻人的英姿豪气。

当时，清政府里头脑比较清醒的人，明白闭关锁国不是长久之计，总要和洋人打交道，所以，应该自己培养懂洋文洋语的人，便在京城里开始建立专门的读洋文的学校，叫同文馆之类，选一点学业优秀的读书人，就是那帮中了进士还没有补上官职的，到学馆里进修。沙丽祖父就是被选中的一个。尽管大清国江山不稳，风雨飘摇，那些穷书生，包括沙丽祖父的前途似乎明朗起来。只要大清国不倒，他们就能跟着过好日子。

过年，回老家省亲。有当初的士子朋友来约，让沙丽祖父去参加以文会友的雅集。朋友笑道：“你是官了，约你是否忌讳？如果还记得老朋友，来聚聚无妨。”他脸皮薄，连声说：“无妨，无妨！”但是，朋友一走，他就犹豫了，想到拦腰截断的尸首，如何敢贸然赴约？被人告一状，即使不掉脑袋，也有失去眼前大好机会的危险。在那些新学馆读书的，清楚等待自己的未来是什么。只要乖乖听话，他们将是大清国最早的外交官啊。不过，沙丽祖父还是重朋友情谊的文人，要他干脆拒绝老朋友们的约请，表示自己一心当官，今后不再来往，他说不出口。他惟有躲避一法。文人聚会，原本约在元宵佳节。沙丽祖父在春节一过，立刻别了高堂，初十即动身返回京城。找不到他的人影，朋友们没法子逼他赴约，不当面伤了和气。这是他的如意算盘。

人算总是不如天算。沙丽祖父回到京城，自以为轻松躲过一劫。不料，更大的坏消息接踵而来。家乡的朋友们出事了。同文馆的进士不去赴雅集之约，实在明智，因为那天的事情闹大了。文人们的小把戏，竟然被官府得知，派兵围住了聚会的地点。那次雅集，约的人多，比较正式，没有放小船上，而是找了个大宅院，是一位有钱的读书人做东。官兵们包围住那座白色高墙圈起的深宅，读书人，来一个抓一个，全部下了大狱。沙丽祖父听得消息，既为朋友们的命运着急，知道那大狱里凶险，细皮嫩肉的秀才们如何受得了？同时，他也十分担心自己。他是被邀请参加雅集的人士啊。如果有朋友熬不过刑罚，把漏网的同党招供了，他恐怕一样会下大狱的。

那些天，沙丽祖父人在同文馆念书，心早乱成一团，哪里念得进去！只要门外有喧哗嘈杂之声，他就汗毛竖起，心口猛跳，以为是抓人的清兵进来。如此折磨两三个月，得一场大病，差点丢了小命。

吃了许多中药，吃得胃里苦不堪言。谢天谢地，抓他的事情没有发生，大狱里的老朋友没有连累他，风头渐渐过去。当他稍稍安心时，家乡有人过来，带给他的是新的坏消息。那天接到雅集邀请的读书人，除他一个，其余统统在现场被逮住，朋友们便有理由怀疑，消息的泄露，与他有关，把他恨得咬牙切齿。说他卖友求荣，想用朋友的血染红自己的官帽。家乡来人劝沙丽祖父，万万不可回乡去，去了肯定有人前来问罪。

沙丽祖父感觉遭遇了无妄之灾。他左右不是人。政府晓得他过去的事情，会把他认作乱党余孽；朋友们则将他归入清朝走狗之列，而且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他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因为他在获得雅集邀请并且承诺参加之后，没有和谁打一声招呼，悄悄溜之大吉，去了京城，随即出了官兵围捕抓人之事，他实在是太可怀疑的角色。

可怜的读书人，天天长吁短叹，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当口，恰巧，清政府有大员来同文馆挑人，说是要派去南洋一带，为政府向华侨巨富筹款。南洋一带，向来是反清人士活跃的地盘。政府派人过去，筹款是一种公开的说法，方案设计中，当然还有消解革命势力的念头。同文馆里议论纷纷。头脑活络的读书人商量，去南洋那破地方实在没前途，又穷又乱，还要和革命党的势力交手，比较危险，想做外交官，应该去欧洲或者美国，才是正途。于是，大家消极地对待这次选人的计划，聪明的，连患病在身或者家有丁忧之类的理由，也打好了腹稿，万一被挑上，可甩出去脱身。沙丽祖父却觉得是个天赐良机，正好借此开溜。人家不愿去，他可以去啊。躲得远远的，什么灾什么祸，全不必想，落得轻松啊。于是，他逮住机会，讨好前来选人的官员，主动把差事揽了下来。

接下来的变化，则是天翻地覆了。

沙丽祖父到南洋以后，勤勉地为朝廷效力，渐渐打开了局面。南洋的华人，有支持革命党的，也有希望保全清统治的。后者，见来了清朝的外交官员，自然会表达他们的忠心耿耿，具体行动，就表现在积极捐款上面。沙丽祖父传达了政府的意图，清政府决心励精图治，所以要选派青年学子到海外学习富国强兵的本领。这次向华人富商筹款，将全部用于派留学生出国的计划。这样冠冕堂皇的说辞，也使募捐的行动容易得到呼应。

天晓得，变化来得如此迅速！沙丽祖父正在感叹自己不负皇命，由武汉发难的辛亥革命，在中国的土地上掀起了滔天巨浪。看上去十分庞大的清政府，不可思议地、摧枯拉朽地顷刻瓦解；像雪花堆积的巨人，被阳光一晒，嘟嘟嘟，化成稀薄的清水。

大清国派到各地的使节，顿时成为孤悬海外的弃子，没人管，没人理。所在国家的官员们，原来还以礼相待，此时见他们失去靠山，哪里还把你当回事，不驱赶出境，算是客气的了，想求见或者求帮忙，就别指望了。这些外派人员，只得自谋出路，多数是赶紧搞张船票，先回到母国再做打算。

沙丽的祖父陷于痛苦与绝望之中。他想，自己万万不能回去。当初，那些革命党朋友，认为是他出卖组织，害得许多朋友下狱。现在，革命成功，他回去是自投罗网。分辨得清吗？在一般人眼里，他做了外交使节，当然是美差，是清政府对他卖友求荣的赏赐啊。

走投无路之际，来自大洋彼岸的一位传教士给他指点和帮助，让他移居北美。传教士学识渊博，与沙丽祖父谈得来，算是朋友。原先，沙丽祖父碍于自己的身份，谢绝了传教士邀他入教的暗示。现在，沙丽祖父孤苦伶仃，不能不依傍这点温暖。尽管对遥远的北美一无所知，沙丽的祖父决定冒险一搏。他接受传教士的教诲，皈依了基督教，淡忘儒学传统，开始去走新的人生之路。

沙家的秘密和故事，包括所谓的沉重债务的压迫，就是在那一刻拉开了序幕，一直延续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需要一位名叫沙丽的女子来承受，靠她来了结父辈的夙愿。

却是命运捉弄好人。当沙丽准备踏上还债之旅时，自己竟意外地受重伤倒下了。沙丽躺在医院中无法动弹，痛苦地望着白花花的屋顶，心想，难道真如祖父所言，这是他们沙家欠债不还的报应吗？未免太残酷了！至少，沙丽是无辜受害者！

第二章

城春草木深

一

高高的围墙，高高的梧桐树；不宽不窄的马路，整洁敞亮的弄堂，典型的带点欧化的街景。这里，属于吴语幼年时的地盘。

刚能够记事的年龄，三岁多一点，吴语就住在这条绿树成荫的街上。

早先，中国穷，汽车稀罕，这种非主干道的马路，少有车辆通过，难得听到车喇叭鸣叫，比现在安静百倍。即使在车水马龙、堵路成为常态的今天，西区这条干净的小街，依然比城市的多数区域闲适，三三两两的行者，神态笃悠悠，少见脚步匆匆的，与喧嚣商业区的情景落差甚大，仿佛这路面也学会绅士的从容不迫，特别适合领养老金者慢慢地踱步。

街两旁的梧桐树，粗壮的主干，艰难地耸立在石板铺就的人行路上。为路面的石板所压迫，根系只有少许部位弓起，其余深深地蜿蜒在街的下面，与城市的电缆、水道、气管构成纠缠不清的关系。在炎热的夏天，当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被烤得出汗冒烟时，当街旁的围墙热乎乎地难以靠近时，梧桐树的新陈代谢也到了最旺盛的日子。茂盛的枝叶尽情地向空中舒展，从街的一侧向对面攀援，在马路的上方搭成了绿色的穹盖，挡住了骄阳可怕的辐射，使街道获得了些许阴凉。

他记得，自家原先的住宅，是带有独立花园的小楼。在这片安宁的区域，散落着好些花园洋房。称它们为洋房，不仅仅建筑的形状是欧式的，大半个世纪前，里面居住的，也多数是到上海淘金的洋人。每座洋房的花园，均有自己的特色。有的栽着许多竹子，春天里可以挖出鲜嫩的竹笋；有的站立着高大的松树柏树，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依然显示着绿色生命的强悍。吴语家住的花园，是一片草地，靠近建筑的那一带，种着十来株低矮的桃树，春天里，粉红色的桃花开了，院子顿时显得生气勃勃。外公带着他，在花园里玩过皮球。外公是高级将领，所以能住独幢的花园小楼。在他的记忆中，外公始终在生病，躺在床上的时间多，嫌他顽皮吵闹，很少带他玩。陪他在花园玩球，是很偶然的外公感到精神爽的时候，是难得的幸运事。他四五岁时，外公不在了，部队要调整住房，母亲带着他，搬出了小楼。不过，他们依然获得照顾，就在同一条街上分配到一套住房。有时，他会跑回原先的住处，在围墙外，看看里面熟悉的花园。外公喜欢的矮矮的桃树被砍去了，新搭起了高高的葡萄架，爬满深绿色的枝叶。他开始想念外公，心里感觉凄凉。尽管外公带他玩的时间少，毕竟还有那么几回。现在这样的盼头也没有了。家里没有其他男人会陪他玩球，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他的名字叫吴语。所以，他很认真地问过母亲：“我的爸爸姓吴，对吗？”听到这问话，母亲那双美丽的眼睛，立刻失去了明媚的光泽，变得灰暗起来；她生气地瞪他一眼，语气冰冷地回答道：“你外婆姓吴，你跟外婆姓。”他听了觉得奇怪，幼儿园的小朋友，要么随爸的姓，要么随妈的姓，为什么他会随外婆的姓？他还想问下去，母亲不耐烦地把他赶走。他知道，母亲很爱他，但是，他想问父亲的事，她就不耐烦。

渐渐的，他变得越来越不喜欢说话。因为人家有爸，他没有，怕别人提起这个他回答不了的问题。上小学之后，他在班级里，在家里，可以一整天地沉默。人家对他说什么，他经常用摇头或者点头回答。有一天放学回家，难得一见的凶巴巴的舅舅来了，他朝舅舅点点头，算打过招呼。他走回自己的房间时，听见舅舅在他身后责怪母亲，说他是怪人，连开口叫人也不会。他停住脚步，回身，冷眼盯住舅舅。舅舅根本不在意他，瞪着眼，继续教训母亲说：“是名字起坏了！知道不？名字对人的命运有暗示作用，怎么可以叫吴语？吴语——无语！太古怪的名字！”那天，母亲的火气也旺，把手中正在抹灰的布狠狠甩到地上，用高八度的声音尖声叫嚷：“那应该怨你！当初，你在老爸耳边讲怪话，坚决不允许他姓崔，说是坏老崔家名声。我没法子，只好让他跟外婆的姓！”母亲嚷得气喘吁吁。吴语觉得，她的嗓音很动听，尖叫像女高音拉嗓子。他看到过她年轻时的照片，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跳过《红色娘子军》里面的主角，轻盈矫健的姿态，让他过目难忘。母亲意犹未尽，继续发火，“你算崔家的好汉？你是怎么做哥哥的，你自己心里清楚！你不肮脏，鬼才相信！”

舅舅向来神气活现，趾高气扬，使外甥对他没丁点好感。见他被母亲骂得灰溜溜地走了，吴语暗自高兴。在两位长辈的吵嚷中，他才头一回晓得，自己怎么会姓吴。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们从来不提到他的父亲。他也不明白，舅舅和外公，为什么不准他姓崔？他很想问个明白。但是，他不愿意看到母亲漂亮的眼睛变得灰暗阴沉，所以强迫自己不再发问。

这样，吴语越来越孤独怪癖。在家里，他可以长时间不说话，一个人闷玩，或者无所事事地坐板凳上发呆。家里一台老式的带发条的座钟，是离开外公家的老房子时搬过来的。某天晚上，母亲回家时发觉，吴语将座钟拆得七零八落，桌子上面，散着一堆杂乱的零件。母亲心疼，因为那钟是外公外婆留下的纪念物，所以把吴语痛骂一通。吴语由着母亲责骂，一声不吭。第二天，母亲回家后，惊讶地发现，座钟完全复原了，钟摆摇头晃脑地走得起劲，声音似乎比原先更加清脆悦耳。母亲问他：“你跟谁学会修理钟？”

他垂下脑袋，没有回答。母亲习惯了他的沉默，没有紧盯着追问。他知道自己的能耐，他具备超强的记忆力，每个零件是从什么部位拆下来的，包括拆开的顺序，他能够丝毫不差地记得，所以复原起来不吃力。

当崔丹妮再次发现吴语的古怪行为时，她忍住了火气，没有责骂。吴语八岁那年，把家中的苏式电子管电视机给拆散了，各种各样的电子零件，在桌子上堆成了小山。那台十七英寸的旧机器，在部队休养所里用了多年，更新淘汰时，崔家老爷子觉得还能看看，就花三百多元买了下来。搬出老房子时，崔海洋瞧不上那老掉牙的玩意，就给了崔丹妮。渐渐的，显像管模糊到只有淡淡的线条，几乎没法看，儿子要拆，崔丹妮就随他去玩。那一次，吴语没有成功，他重新装配了机器，但是，图像根本消失了，连屏幕上淡淡的线条也不复存在。电视机比座钟复杂多了，光记住零件搁哪个位置，还不行。崔丹妮心想，算废物利用，给儿子当实验工具了。她看出来，儿子动手能力超强。脾气怪些，脑子是绝顶聪明。

初中毕业，考高中的那个夏天，出奇的热。男生们，假如不是碍于考场纪律，恨不得脱光了汗衫，只穿一条短裤。做考卷的时候，手指要尽量少碰到纸张，免得汗水把考卷弄湿。他填写报考学校的表格时，只填了一个志愿，依然是读初中的母校，因为母校有高中部。这样填写志愿，不是因为对母校的感情特别深厚，心里只惦记一条，这里的老师和同学，全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不会盯住他问这问那。

几张考卷，均完成得非常理想。他相信，自己肯定可以顺利地升到母校的高中。他内心感觉极其美妙，至少，他赢了母亲。母亲要求他，除了这所区里的重点中学，也应该填写其他学校，还可以填写职业学校，以防考试不顺，升不了学。他坚决不理睬母亲的恳求。他明白母亲是为他的前途着想。但是，他绝对不愿意到陌生的学校去读书，去认识新的环境。在他沉默的外表背后，躲藏着高傲的心。他相信自己的智商比同学们高。

炎热的气候，搅和着考试顺当产生的得意的感觉，使一向沉默的内心，怪怪地燃烧起来，火烧火燎，青春的身体，安分不下来。那个炎热的夏夜，他在家里躺不住，也坐不住，他想跑到哪里去发泄发泄狂躁的情绪。母亲知道他考试成功，奖励他十元人民币，由他出去玩。

对他而言，这绝对是一个诡异的夜晚。月亮像只大大的银盘，挂在远处高楼的一角；淡灰色的云块，飞快地从月牙下方飘过；星星大把地散落在广袤的天穹，不断地眨眼，发散着来自宇宙的信息，激荡起他内心的隐秘欲望。在他长长的人生旅途中，他将不断回忆起这个夜晚的行为，因为那天的荒唐和冲动，强烈地影响到他今后的道路。

瘦长的身躯，在那一夜变得矫健而充满力量。他轻而易举地爬上了学校的高墙。他站在狭长的墙上，竟然不害怕。月光把他的影子拖曳到墙外的人行道上，黑黑瘦瘦，像电影中的鬼魅。他小心地顺着墙往前走，注意着校门口值班室的灯光，看门守夜的老头，也许会出来巡视，他得趁老头瞌睡的当口，完成危险的旅行。他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的眼睛看熟和记住了所有的角落，似乎他早就准备着今夜的冒险。他在黑夜中能够准确判断位置。往前三十多米，外墙与另一道墙形成丁字形，他应该在那里拐弯，再前行十几米，他可以跳下去，那里是一处天井。天井只有几米见方，在黑暗中他能够摸到一扇窗。窗的主体是关闭的，但是，上端的气窗一直开启，是为了通风的需要。他早就注意到，那气窗可以在外面掀平了，扁扁的空隙，虽然无法使身体钻进去，但是，可以让他舒展长长的手臂，努力一点，他的手指勉强可以达到需要的位置，就能摘开里面的搭扣，把窗户全部打开。

这里是教导主任兼数学教研组组长的办公室。吴语成绩最出色的是数学。他的记性出众，背诵定式、定律，牢记各种解题途径，对他而言，不费吹灰之力。初中阶段，他已经可以参加学校的数学兴趣组，与高中的学生一起解答难题。教导主任是数学特级教师，偶然代理初中班的数学课，发现了他超强的记忆能力。非常复杂的几何题目的推理过程，只讲过一遍，第二天提问，全班同学一脸茫然，他却走到黑板前，一声不吭地把推理步骤写了出来。教导主任起初以为是偶然的，也许，他正好做过这题目。后来，他有意识地测试过吴语，结果惊异地察觉，吴语的理解力和记忆力确实超人。数学特级教师爱才，认为他具备数学天赋，曾经想让他做数学课代表，但是，他从来不喜欢讲话，和同学们难以交流，只擅长闷头演练难题，当然没法当课代表。教导主任便让他越级参加了高中部的数学兴趣小组。

吴语牵挂的，是教导主任办公室里的一台电脑。吴语考高中那一年，是八十年代末尾，进口的台式电脑还属稀罕之物，学校的经费中，尚没有购置这种高档设备的预算。教导主任的台式电脑，是学校的校友所赠送。那位校友在美国发达了，感念母校和教导主任的培养之恩，就买了电脑作为礼物送过来。吴语从书本上知道台式电脑的强大功能，也看见教导主任拨弄过这神奇的机器。自己一直没机会上机，心里痒痒，始终惦记着。

教导主任的办公室，位置相当偏僻，是在长长的走廊的末端。晚上，走廊的门是锁住的。巡夜的老头，一般只检查走廊的门锁是否完好，不会进走廊查看。吴语从外墙进入天井再进屋，是异想天开的路径，所以难以被发现。他在教导主任办公室里待了整整一夜，为他照明的，是桌上的台灯。他放下窗帘，防止灯光溜到走廊上，引起警觉的看门老头的怀疑。整整一夜啊，吴语完全被神奇的电脑迷住。他不知道电脑的无穷奥妙，也没有学过实际操作，仅仅知道一点基础知识。这一次，他超强的记忆能力又帮助了他。他敢于打开电脑上面的各种程序，敢于任意闯荡，到走不下去，他就一步步原路回来。他无师自通地在电脑的迷宫里闲逛，在各种程序里进进出出，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忘记了母亲在家里等待，甚至也忘记了他私自闯入教导主任办公室的危险。他原来打算玩两个小时，过过瘾，就从窗口回到天井，按进来的路线撤退。但是，他彻底被电脑迷住，一直在那间小办公室里玩，熬了个通宵。清晨，大脑在彻夜兴奋后高度疲倦，他趴在办公桌上睡迷糊了，来不及关掉电脑，也来不及关掉桌上的台灯。

学校里警觉的看门老头，终于察觉到了异样。清早五点多，老头洗脸刷牙完毕，按照习惯，他打开了走廊的大门。学校开始放暑假，一般的学生不再来校，但是，清晨，学校的篮球队员们会进校训练，那群高大强悍的男生，将使用卫生间的设备，并把那里弄得又脏又湿。卫生间在走廊的中央部位，离教导主任的办公室没几步距离。天刚蒙蒙亮，走廊里面，还没有开灯照明，通道上灰暗得很。老头的眼睛被地面上的一丝光亮耀了一下。他的目光，警觉地顺着走廊搜索。他看见了，那细微的光线，是从走廊尾端的门底下漏出来的。他知道那里是教导主任的办公室。他也清楚地记得，昨天下班的时候，教导主任离开得最晚，他看见主任关灯锁门后才走。他轻手轻脚走过去，耳朵贴在门板上倾听里面的声响。他听到了机器运转的杂音，同时，他听到了呼噜声，分明是有人在里面睡觉。看门老头不敢擅自行动，他赶紧回到值班室，先是给附近的派出所打电话，然后，急着给教导主任家里打电话，报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异常现象。

这是学校里轰动一时的事件。派出所的警员，立刻过来查看，面对睡眼惺忪的吴语，警员严厉地盘查事情的来龙去脉，声称要把他带回派出所讯问。幸亏教导主任赶来得及时，他代表学校和警员商量，说这是本校学生，是否留给学校处理。派出所就在学校附近，平时熟悉得很，警察的孩子们就读此校的也有几个，教导主任的面子总是要给的。这样，吴语总算没有被带进派出所去。

吴语闯祸的时间，太不合适了。如果在平时，他受到的严肃处分，可能是警告，顶多记大过； 由于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后果，被学校开除的可能不大。但是，他现在正处于初中升高中的关口，学校完全有理由，鉴于他的品行不佳，而拒绝接受他的报考。吴语的报考志愿，仅仅填写了本校一项，母校不要他，就将失学，后果太严重。他把自己逼上了悬崖。

吴语的母亲崔丹妮，见孩子一夜未归，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她只能向自己的哥哥崔海洋求助。崔海洋离开部队之后，在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当董事长，办法多些。父母去世之后，兄妹的关系日益疏远，崔海洋又从来不喜欢这个外甥，听妹妹说吴语失踪，崔海洋并不着急，也不体谅妹妹的心情，只是冷冷地道：“你找我没用，快报告派出所吧！”崔丹妮听哥哥冷冰冰的腔调，心里冒火，却也顾不上计较，觉得他提醒得有道理，赶紧去派出所报了。很快，派出所通过内部查询，给了崔丹妮回复，她的儿子没有失踪，是在学校里做了严重违规的事情，让她到学校去听消息。

崔丹妮慌忙地赶到学校。认识的老师告诉她，校领导正在开会，研究如何处分吴语。崔丹妮心想，万一领导做了决定，要挽回就难了。她急忙央求熟悉的老师，请会议中的领导出来见一见。

崔丹妮和儿子坐在会议室外面走道的长椅上，等候学校领导的召见。吴语一夜未好好睡觉，脸色灰白，眼睛里长出了蛛网般的血丝。他知道事情闹大了，显得颓唐，躲避着母亲的询问和审视，依旧习惯地以不说话对抗。崔丹妮愤恨地咬牙切齿，看定闯祸的儿子。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让自己不得安生的儿子。在她的人生经历中，什么时候需要低声下气地求人？此刻，她却必须坐在这条破椅子上，可怜巴巴地等候学校领导的接见，当然，随之还得假装恭敬地倾听必不可少的训斥！

从会议室里慢吞吞走出一个中年男子，背微微弯起，显露出他所经历的岁月的压迫。男子的前额开始谢顶，稀疏的眉毛上方，宽阔的额头上密布皱褶，在皱褶与头发之间，有一道深深的沟，看得出是陈年的伤疤，使中年男子给人的第一印象比较丑陋。崔丹妮看了儿子一眼，想问这位是学校的什么领导。吴语还是沉默，不回答母亲询问的目光，耷拉着脑袋，似乎不愿意看到那位慢慢走近的男子。

崔丹妮勉强地站立起来，脸上挤出淡淡的笑容。尽管对方的形象不佳，总是可以掌握儿子命运的人物之一，她不愿装也得装，得诚惶诚恐。

“你是吴语的家长？”男子的声音厚重，带着久为人师的傲气。他草草地扫了崔丹妮一眼，随即把目光转到吴语的后脑勺上，“低着脑袋装可怜样吗？你胆子越来越大！连梁上君子、鸡鸣狗盗那一套你也敢学！”

吴语乖乖站立起来。他正发育，身子抽长得像路边的灯杆，耸在母亲身旁，比她高一截。他没回答男子的话，但是总算乖乖招呼了一声：“教导主任好！”

“我好什么！大热天，你不让我安静，耍我玩啊！”中年男子用鼻子哼道。崔丹妮听得出，中年男子的话语，不是绝对生硬，透露出形势还有希望。她记得吴语提起过，参加高中数学兴趣小组，是教导主任的意思，他应该喜欢吴语。崔丹妮赶紧赔着小心道：“教导主任老师，吴语给你们学校领导添麻烦了，回家我们一定好好教育，希望学校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教导主任把脸正对了崔丹妮，“他这次事情闹大了，派出所已经报到区里。我们是区重点中学，家长们盯着呢，名额本来有限，想进来的学生多，考生的成绩、品行，要全面衡量。这个关头，他做这样荒唐的事，对他升学肯定有影响，我恐怕爱莫能助——”

教导主任说到这里，话语突然收住，与崔丹妮对视着，神色可怕地凝重起来，额头醒目的伤疤猛地向上推去，锐利的双眼，射出炯炯的逼人的光来。

其实，崔丹妮受到的惊恐，一点也不亚于面前的教导主任。她笔直地站立着，脖子僵硬地挺着，鼻子憋住了呼吸，嘴唇微微开启，露出半截雪白的牙齿，傻傻地答不上话来。

还是教导主任老练，迅速缓过神来。他不再看崔丹妮，转向自己的学生，干巴巴地说：“吴语，你和家长回家去吧。学校对你所犯错误做出决定后，会尽快通知你们。”

说罢，教导主任转过身子，像来时一样，缓慢而坚决地扬长而去。

母子二人心事重重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商场的大玻璃窗，将晶亮的光圈反射出来，晃得人睁不开双眼。崔丹妮赶紧把深褐色的太阳眼镜戴上。年轻时，她特别保护自己的双脚，因为她是舞蹈演员；到中年了，她关心眼睛的状况，父亲因为白内障近乎失明的难堪，让她记忆犹新，她得早点预防，基因遗传的力量，是不可小看的。

崔丹妮在墨镜后面打量儿子，绿豆芽般瘦长的身子，怎么吃也长不出肉，一个亲密的女友——也是当妈的提醒过，注意啊，你儿子那样瘦，是不是整夜整夜在被窝里玩那个？崔丹妮仔细检查过儿子的内裤和被窝，不像是那回事。现在，崔丹妮明白，儿子心里有许多她所不知的角落，他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他的心事重，她无法理解他。她怎么也想不到，儿子会爬墙进入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去过夜！她愤愤地看着儿子。吴语彻夜未睡，精神萎靡，走路步伐散乱，懒得回答母亲的任何问题。

崔丹妮说：“你进高中的事危险了！”儿子没吱声。崔丹妮又说：“你别想教导主任会帮你忙！”儿子乜她一眼，不搭腔。崔丹妮心想，真是名字起坏了！当初，她年轻，从小被娇惯，哪受得了丈夫不辞而别的晴天霹雳。她无话可说，发火也没去处。有孩子后，崔海洋不让他姓崔，崔丹妮一气之下，用“吴语”作为儿子的名字，是当时内心愤懑的写照。哪里知道，儿子真是一个“无语”的孩子！

崔丹妮肝火上涌，她在儿子肩膀上重重拍了一巴掌，“喂，你没嘴巴吗？我告诉你，你读高中九成没门！你又没有填其他志愿，现在怎么办啊？”

崔丹妮从来不对儿子动手，小时候，他再顽皮，再闯祸，她也不打。今天，气急后的一巴掌，起效果了，吴语终于憋出一句话：“教导主任会帮我。”

“做梦，他肯定不会帮！”崔丹妮气鼓鼓地说。

“凭什么？”吴语自信地反问。他觉得教导主任器重自己的数学天赋，对母亲的判断不以为是，因此冲了崔丹妮一句。

崔丹妮被儿子的话堵住了，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啊，为什么，她说不清楚！

母子俩刚刚拐上安静的小街，往前两百多米，就是他们住的那幢楼。转弯处，有一条细长的弄堂，是本条街上最古怪的弄堂，细得只能容许一辆自行车通过。如果两车相向而行，必须双方下车，推过去后再骑。那腰身瘦长的弄堂，砖墙剥落的出口旁，每隔几天，会突然冒出一张半米多宽的木桌，断过脚重新接上的旧桌子，那后面坐上一位矮胖的中年汉子，鼻梁上架了一副镜片墨黑的眼镜。镜片颜色之深，足以让旁观者看不出镜片之后眼珠的任何表情，所以，崔丹妮不知道那中年汉子是真瞎还是装瞎。他好像守株待兔，专给有烦心事的路人算命消灾。崔丹妮从来没有搭理过他，总是昂着头，视若未见地扬长而去。

“女施主！”

崔丹妮听到一声叫唤。旁边没有其他行人。墨镜下面的嘴巴，应该是在招呼崔丹妮。她的脚步踟蹰了一瞬，高傲而生气地瞥了他一眼。镜片挡住了她的视线，完全看不清对方的表情。镜片下面的嘴唇，依旧嘟噜着：“女施主，你们的脚步声不对头，你儿子有祸事临头吗？”

崔丹妮想，他肯定是看得见的，否则哪里知道她和儿子一起在走路。崔丹妮懒得理睬这种江湖先生，加快脚步想走过去。那墨镜下的双唇一咧，似乎在笑，竟又开口道：“女施主，信不信随你！你回家朝东点三炷香，诚心许愿，祸事就化解了！”

崔丹妮愣了愣，脑子没来得及作出适当的反应，却发现，身旁跟着的吴语，竟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元人民币，放在了墨镜先生的小条桌上面。崔丹妮认得那钱，昨天晚上，儿子出去逛时，她给了他两张五元的钱。儿子心善，这是做母亲的早就发现了的。路上，遇到乞丐，但凡口袋里有钱，他总会掏出一些来。崔丹妮提醒过他，有的乞丐可能是假装的。吴语听了不反驳，但下次碰到要饭的，他依然如此。

那天夜里，崔丹妮很晚睡不着，翻来覆去，身上不由得冒汗，床垫潮潮的，睡着很不舒服，干脆从床上爬起来，喝了点凉水。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深夜的凉风飘进了屋子。漫天星斗，让她在夜深人静当口，回味起少女时代的梦境，回味起旅途的坎坷。当时，她心中一动，做了一件从未有过的荒唐事情，边做还边微微地自嘲；但她的手继续忙碌，没有停止自己的行为。她拿出一只铜制的小香炉，几个月前去西湖玩，逛到香火旺盛的大庙，看着可爱买下的。又取出一盒散发着好闻的气息的檀香，是买香炉时附带送的。崔丹妮将香炉搁在东面的窗台上，真的点起了三枝香。她没有点香许愿的习惯，也不晓得该如何许愿，只是把那三枝点燃的香，小心地插进了香炉的细孔之中；香头的红点，在黑暗中十分耀眼。

看见几缕青烟摇摇晃晃地升起，清幽的香氛钻进了鼻孔，崔丹妮在虚幻中发呆，先是一阵苦笑，接着便有些许恍惚，觉得身体轻飘飘的，人可以升腾起来，似乎地心引力失去了应有的力量。

那一刻，在她记忆中浮起的，是另外一次遭遇算命先生的故事。刚刚从西部军区调回老家时，休息天，她和女伴去上海城隍庙闲逛。那天，是穿了便服的，逛街自在些啊。城隍庙，上海最喧闹的地区，三教九流，什么样的把戏均可以看到，算命的测字的，当然少不了。女伴心血来潮，说是想玩一次算命。玩就玩呗，花点小钱而已。她们挑了个坐在安静角落的瞎子，照顾他的生意。那次，女伴测出的结果，是必有如意郎君；崔丹妮的前景稍显不佳，虽有如意郎君，却有灾祸在后。当时的崔丹妮，乃军中骄傲之花，哪里信江湖这套，回头朝地上狠狠啐了一口，迈开那双美丽轻盈的脚，若无其事地走开了。直到成方不可思议地从崔丹妮的生活里消失，她才会偶尔记起那个瞎子的预言。瞎撞瞎碰，正巧蒙上罢了！崔丹妮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此刻，神思恍惚的崔丹妮，想到那久远的故事，心中竟然打了一个寒颤。

人的命运，究竟是否可以预测？人生的路走长了，走得磕磕碰碰，崔丹妮不迷信的自傲，这会儿却开始动摇了。

二

“文革”开始的那年，那个让人疯狂而难以从记忆中抹去的年头，崔丹妮和哥哥崔海洋，均是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的学生。

崔丹妮读书早，十四岁，已经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崔海洋比她大三四岁，正念高中二年级。当时，学校里有高中带初中的传统。

高中二年级的班与初中二年级的班结对子，帮助建立团组织。崔丹妮初二（1）班，崔海洋高二（1）班，正好对口。崔丹妮是发展入团的重点苗子，而崔海洋又是高二（1）班团支部书记。不过，哥哥做妹妹的入团介绍人，诸多不合适，校团委就建议，高二（1）班的班长、团支部委员赖一仁担当崔丹妮的联系人。赖一仁学业优秀，数学得到过全市比赛的大奖，在学校中名气很大，能有这样优秀的学长来介绍自己入团，崔丹妮自然觉得光彩。

崔海洋与赖一仁是高二（1）班的两个头儿，一文一武，配合得默契。他们间潜伏的矛盾，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里乱得一塌糊涂时，才让外界察觉到。原先，校团委把高二（1）班作为干部团结的典范，崔海洋还在学校团委的工作会议上介绍过经验，作为书记，他是如何团结全班干部和同学的。当时，学校的黑板报上，崔海洋与赖一仁，被形容为“哥俩好”，连与他们两个关系密切的崔丹妮，也被表象蒙在鼓里。在家里，她确实从来没有听哥哥说过对赖一仁不满的话。

1966年的八月份，北京的红卫兵已经闹翻天了。上海的干部子弟们，在北京兄弟们的鞭策下，也紧急宣布革命，因为前些日子造反精神不足，感觉羞愧，惟有奋起直追一条路，匆忙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这所重点中学，干部子弟集中，自然而然成为全市学生注目的地方。崔海洋身体强壮，口才突出，在干部子弟中间有声望，毫无悬念地进入学校红卫兵筹委会核心组，一身军装、一条皮带、一只半尺宽的大袖章，让崔丹妮好不羡慕。很快，哥哥满足了她的愿望，批准崔丹妮加入红卫兵，而且任命她做初中二年级红卫兵的召集人。

这所重点中学最特别之处，学生是住校的。“文革”之前，住校，让学生们安心读书。“文革”之中，住校的优势，是让学生们可以二十四小时地闹革命。那个炎热而疯狂的夏夜，十点钟左右，学校的广播喇叭突然打开了，红卫兵播音台的发言人，庄严地宣布，全校学生到教学楼前的广场紧急集合，以反击胆敢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右派老师的反革命挑衅。

崔丹妮匆忙地穿起军装，带着一帮女同学赶到了广场。她记得，那天的星空蓝得透明，月亮圆极了，中秋节的月亮啊，银灿灿地高挂在旗杆左侧，很迷人。在革命的日子里，崔丹妮淡忘了仰望星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但是，为什么会清楚地记得那天明亮的夜空，连崔丹妮本人也说不清楚。很多年之后，疯狂年代的主流事情模糊起来，惟独无关紧要的湛蓝的星空，凸显在记忆之中。

集会是崔海洋主持的。他刚刚从北京串联回来，皮裤带把腰身勒得笔挺，站在临时搭起的台上，英气逼人。台下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女红卫兵，痴迷地望着他们的头儿，他们的偶像。扩音喇叭前，崔海洋大声宣布着什么，具体内容，崔丹妮后来完全不记得了。旋风般的岁月，旋风般起伏的事件，亦随旋风般无影无踪。反正，与全中国学校里的混乱，大同小异，是胡乱抓了几位老师上来，宣布几条可怕的罪状，批斗，打倒，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之类。集会闹到十二点才收场。这时，崔海洋下台来找到崔丹妮，关照妹妹不准回去睡觉，高中的红卫兵还有重大行动，是要揪斗反动学生。

崔丹妮非常疲倦，眼睛快睁不开了。她想休息。前两个晚上，她们抄写大字报，只睡了三四个小时。革命的岁月，时刻有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不过，脑袋一直兴奋着，神经受不了。她回答哥哥，我要睡觉，高中的事情，你们自己做去吧。崔海洋火了，教训妹妹道：“你知道我们斗什么反动学生吗？是你的入团介绍人赖一仁！你要站出来，反戈一击，划清界限！”

白天，崔丹妮已经读到高中红卫兵们贴出的长篇大字报，标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培养的黑标兵的真面目”，给赖一仁扣了反动学生的帽子，最可怕的，是摘抄了他的日记，赖一仁的日记中，对当时打倒黑九类的问题，对红卫兵抄家的不讲理，记载了许多看法。崔丹妮很吃惊，那是绝对犯忌的问题。赖一仁狗胆包天，毛主席支持的革命行动，他也敢反对？崔丹妮不明白的是，他私下写的那些东西，怎么会被红卫兵的大字报给摘抄出来。

崔海洋教导妹妹道：“大家都知道你是赖一仁介绍入团的，你必须站出来揭发批判他。”

崔丹妮不服气，“是学校团委指定他来联系我。”

崔海洋哼哼道：“天下大乱，学校团委早垮台了！这次，赖一仁逃不了反动学生的帽子。你不批判，会牵连你！”

崔丹妮被哥哥这么一说，感到没法子推脱，勉强地说：“好吧，我参加你们的会议。”

崔海洋吮吮鼻子，眼睛一闪，神情变得诡异起来，“你必须旗帜鲜明，态度要坚决，要比别人更加激烈，知道吗？！他不怀好意啊！做介绍人，找你谈话多少回？在校园里两个人散步，大家看见的，肩并肩，好不亲密。当时，他有没有小动作啊？”

崔丹妮顿时满脸绯红，气恼地叫嚷：“这是你当哥哥说的话吗？你污蔑！我回家告诉妈妈去！”

崔海洋见妹妹较真，赶紧软下来，“我是担心你吃亏。”他想了想，补充道：“你别看赖某人道貌岸然，鬼心肠多着呢。他对寝室里的同学嚼舌头，说你漂亮，身材好，皮肤嫩得出水，做电影明星绝对够格，人家听他如此这般夸你，自然容易多心和联想。”

“他无耻！”那年月，女孩子纯洁到惟恐沾一丝情感的唾沫，看电影，有男女谈情说爱的镜头，还要假装闭上眼睛。崔丹妮没料到，自己的入团介绍人，那个一脸正经八百的赖一仁，会在背底里用暧昧的口吻谈论自己，不由羞恼得愤愤然。

崔海洋道：“因此，你一定要让大家看见你是毫不留情与他决裂的。赖一仁仗着口才好，不会轻易低头认罪。我们先开会，你带初中的红卫兵在旁边教室等着，我会派人给你消息，通知你们在适当的时候冲进来采取革命行动，镇压他的嚣张气焰。”

崔海洋认真思考过，把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文革”闹起来后，崔丹妮渐渐明白了，哥哥与赖一仁的关系好，完全是假象。赖一仁学业上特别出众，已经内定为国家送出国留学的对象，处处争强好胜的崔海洋，哪里服气？崔海洋有一次脱口而出：“天下是我们的老子流血打出来的，出国留学的好事，轮得到他们？”崔丹妮明白，闹革命了，是哥哥显能耐的时候了。那会儿，崔丹妮管不了赖一仁与崔海洋谁是谁非了。赖一仁日记中的话，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是他自己找死！还有，他竟敢在背后那么暧昧地评论崔丹妮，纯属流氓语言！崔丹妮不干脆地和他一刀两断，就沾他的脏水了！

批斗反动学生赖一仁的现场，选了间学校最大的教室，足可以坐三四百人，是年级上大课用的。赖一仁曾经在这里向全校同学介绍过学习方法。现在，红卫兵们要在同一个地方，把他批倒批臭。崔海洋估计得非常准确，赖一仁哪里肯认输，顽强为自己辩护，并且指责有人偷窃他的日记，公开摘抄，是非法的。他与崔海洋手下的两个红卫兵嫡系住同一寝室，谁偷拿了他的日记，是不言而喻的秘密。赖一仁振振有词地讲什么“非法、合法”，崔海洋和高中的红卫兵们怒言相斥，指责他纯粹是在捞稻草。在理性为狂热压垮的年代，如此这般的细节完全无关大局，只要能挖出敌人，随便什么手段，均为天然合法。

见赖一仁不服输，崔海洋忍无可忍，决定动用秘密武器，以初中同学的革命锐气来冲击反动学生。他宣布，初二（1）班的红卫兵，知道赖一仁假借建团的名义，毒害过他们，所以今天决定反戈一击，与他坚决斗争到底。他的话音刚落，崔丹妮带着五个女红卫兵便冲进了会场。

灰白的日光灯管下面，蚊子成队排行地飞舞。学校在郊区，蚊子一直陪伴着学生们的夜自修。好在，“文革”开始后，夜自修取消，不必担心被蚊子吸血了。赖一仁已经被强迫跪在地上，脖子上挂着“反动学生”的牌子。他顽固地抬起脑袋，还在辩解：“我没有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思，我只是觉得红卫兵不应该用皮鞭抽人——”

他的话音未落，尾随崔丹妮进来的一个女红卫兵，高扬右臂，手腕一抖，皮带沉甸甸的金属部分飞起来，竟然砸在了赖一仁的脑门上，听到赖一仁的惨叫，那女生还恶狠狠地高声嚷：“对你这样的反动学生，我们红卫兵就敢打！”

赖一仁痛苦地捂住了前额。崔丹妮心里明白，那个女红卫兵在公报私仇。当初，赖一仁不主张发展这个女同学入团，因为她学习成绩太差，结了仇。但是，此时崔丹妮已没有退路，身边的红卫兵战友们均在喊叫：“该打！打得好！”崔丹妮来不及更多地思考，她脸庞由红变紫，血液可怕地冲击着脑门，产生了眩晕。她看到了哥哥鼓励的目光。崔海洋说过，她必须坚决地行动，划清与赖一仁的界线。自己的伙伴已经动手，她没有退路了！崔丹妮的皮腰带已经提在手上，手指紧张地抖颤。事先，崔海洋关照过，冲进来时每人捏一根皮带，气势上就压住了反动学生。在哥哥期待的目光的压迫下，崔丹妮下意识地用力一挥，皮带的铜扣像子弹一般飞出，朝赖一仁的脑袋奔去，恰巧砸在刚才已经受伤的部位，额头上，顿时鲜血淋漓。那个瞬间，崔丹妮看到了赖一仁被鲜血包裹的眼睛中，喷射出无比愤怒的眼光。随即，崔丹妮瞥见了哥哥兴奋而鼓励的眼神，他分明希望自己继续下手痛打。这时候，另外两个不甘落后的女红卫兵，也高举皮带，朝赖一仁身上挥去。呐喊声与惨叫声混杂在一起，疯狂的气氛开始失控。

但是，在那集体性持续的疯狂中，崔丹妮却没有继续她的革命行动，她脸色灰白，左手突然捂住了腹部，一种强烈的想要呕吐的感觉袭击了她，顿时感到疲惫不堪，身体支撑不住了，举着皮带的胳膊也垂下来，随后，她做了一个古怪的动作，竟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皮带围到腰间，用劲束紧了它……

三

中考的通知书，在夏日高温逐渐消退的时候，终于寄到了考生们的手上。谢天谢地，吴语依旧被母校所录取。初中班主任最后一次家访，带来了校方的处理决定，给吴语一次警告，但是，总算没有取消他的升学资格。

崔丹妮当然是对班主任说了一大通的感谢话。班主任老实地回答，她没有本事化解此祸，亏得教导主任赖老师仗义执言。他说，吴语是一个有特殊天赋的孩子，将来，在数学方面可能有造诣，不要因为这次偶然的犯错，毁了他，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吧。

崔丹妮想起那天赖一仁扬长而去的背影，也回忆起二十几年之前可怕的夏夜，想起赖一仁鲜血横流的脸庞，还有，在她飞扬的皮带之下，血脸上喷射出的仇恨目光。她不明白，赖一仁为什么会向吴语伸出援手。难道确实如算命先生所言，是那三炷清香的功效？

崔丹妮并不放心。赖一仁，对她和崔海洋应该恨之入骨。那次批斗会以后，崔海洋还不愿放过赖一仁，说他顽固不化，必须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带着一批红卫兵，强行将赖一仁扭送公安局。在把赖一仁送进去的那天，崔海洋同时带领高中红卫兵，抄了赖一仁的家。赖家是知识分子世家，赖一仁的父亲，医学院的大教授，有名的外科权威，早就被医学院的红卫兵抄过家，据说抄出不少金条。崔海洋认为，他们必须补一次课，目标不是金子银子，而是赖一仁的反动思想，既然他敢在学校宿舍里放反动日记，家里肯定还藏着更加恶毒的东西。按照崔海洋的布置，红卫兵们把赖家的书橱、写字桌统统翻过，赖一仁住的房间，更是重点盘查，凡能够藏纸张的地方，全部兜底翻。赖家老小，看到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习惯性地哆嗦，哪里敢说个不字。赖一仁的父亲，见崔海洋面熟，记得过去随儿子来做过客，要上前套近乎，被崔海洋一挥手中的皮带吓住，知道今非昔比，赶紧缩了回去。红卫兵们忙碌了一整天，反动的证据，没有搜查出来，只得带了几箱子乱七八糟的书报，悄悄收兵。几天之后，公安局觉得反动学生的证据不足，把赖一仁放了出来。这番折腾，赖一仁的苦头是吃大了。他无论如何难以忘怀！那年年底，形势陡转，因为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老红卫兵们落难了，崔海洋率领的队伍四分五裂。赖一仁当上了学校造反派的头头，他扬言找崔海洋算账；可惜，到处找不到崔海洋。崔家兄妹俩识时务，见上海已经完全是造反派的天下，老红卫兵队伍涣散，溃不成军，便悄悄地通过叔叔们的安排，到部队当兵去了。崔丹妮记得很清楚，离开家的前一天夜里，崔海洋曾自信地对妹妹说，且看赖一仁他们能神气多久！天下终究是我们的！

暑假之后，开学那天，崔丹妮犹豫很久，忍不住还是对儿子说：“高中学习紧张，你的物理化学均是弱项，你不要再参加数学兴趣小组，多花点时间在缺门上吧。”

吴语鼻孔中轻轻哼了一声，轻得几乎听不分明，做母亲的，还是知道他的意思，表示不接受母亲的意见，甚至认为那意见莫名其妙。

崔丹妮为难了，她的本意是希望吴语离赖一仁远点，不过，历史的故事太纠结，对儿子说不清楚。儿子大了，个性又倔得很，她对他的教育力不从心，越来越没有办法。人们都说，成长中的男孩，是要靠父亲来严格管束的。吴语从没见过父亲，也就没有受严父教育的机会。崔丹妮想到这些，心中酸酸的，多年前，是她执意要生下这个儿子。那时，她任性，不知道单身女人独自带大孩子有多么艰辛。

吴语走的路，完全与崔丹妮的愿望背道而驰。高中几年，他一直是赖一仁的得意门生。大学没毕业，他竟然不务正业地为赖一仁的公司打起了小工，说是参加社会实践。堂堂的名牌中学的教导主任，特级数学教师赖一仁下海了，他辞去名利双收的重点中学的领导职务，自己开办了一家软件公司。他本人是数学高手，他选的学生们，包括吴语，也全部是数学尖子。赖一仁相信，他的公司，将是中国最有前途的软件企业。因此，吴语的人生，也就与赖一仁长期紧密地搅和在一起，鱼水难分了。初中毕业前那个炎热的夜晚，吴语偷偷溜进赖一仁的办公室偷玩电脑，竟然是命运的神秘暗示，他们的人生纠缠不清，交叉组合的关键词，恰恰是让吴语迷恋的计算机！

作为母亲，崔丹妮没法冷眼旁观。吴语大学毕业，不愿意参加学校里组织的职业应聘，执意在赖一仁的公司里混下去。崔丹妮劝不动他。吴语像头犟牛，拿定主意，任母亲唠叨，他以一声不吭应对。

崔丹妮愁肠百结，束手无策。父母早已辞世，她已经没有保护伞。唯一的兄长，又靠不住。涉及吴语的事情，更难指望崔海洋出力。他可以给崔丹妮的，只有冷笑：当初，你为什么不顾我的阻挠，死心踏地，非生下儿子不可呢？

当初，听到成方在香港消失的消息，向来骄傲的崔丹妮，顿时晕了。她生活世界的全部美好，全部梦想，突然冷酷地离她而去！她简直没法相信，命运会开这样的玩笑！她一直以为，成方被自己牢牢地攥在手心里，永远无法逃脱她的掌控。他却跟她玩失踪的一手！

几个星期之后，崔丹妮终于从愤怒和眩晕之中慢慢回到现实的世界。闻讯前来宽慰她的好朋友们说，别担心，你年轻漂亮，怕啥？丢了那个鬼家伙，自由了，就能找更好的！崔丹妮被叽叽喳喳的姑娘们劝说得心眼活络起来。不过，恰恰在那时候，崔丹妮发现了可怕的事实，她的例假停了。崔丹妮知道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在成方即将去香港出差的日子里，崔丹妮担心成方在那个花花世界受诱惑，于是，按照女友们传授的经验，变着花样，天天夜里不放过成方，不依不饶地逼迫成方“交公粮”，那是他们房事最最密集的日子，所以酿出了眼前的后果。怀孕这个秘密，崔丹妮一时不敢对父母说，他们知道了，肯定逼迫她去做人工流产。父母绝对不愿意留下成方的孩子，因为那个人竟然敢背叛崔家，当然，也是背叛祖国！崔丹妮心里非常害怕。新婚之前，她去做过体检。妇产科一位老资格的女大夫，曾经告诫说，她的子宫异位，怀孕一定要慎重。怀上了，就不可以做引流，否则，轻者今后无法怀孕，重者，甚至有生命危险。崔丹妮六神无主，身边更没有可以说私密话的知心人。平常那些一起玩玩的女伴，晓得成方失踪，见傲气十足的她出丑，背地里不知编造了多少怪话、鬼话。她不能再自动送上门去，让她们多了嚼舌头的话料！

崔海洋是另一番想头。他希望妹妹尽快摆脱成方的阴影。他有自己的心病，他甚至盼望成方在外面被车碾死，被海水淹死，被乱枪打死！他本人与成方突然失踪的纠葛，他肚肠里拐弯抹角的复杂盘算，自然不会告诉崔丹妮。他只是明确开导崔丹妮，应该立刻与成方一刀两断，最好马上重新嫁人，让崔家干净点，也免得影响他在部队的大好前程。崔海洋看崔丹妮不肯痛快表态，就果断提议，这样闷下去，人要傻掉；趁炎夏刚刚消退，海边凉爽宜人，他可以安排，陪妹妹去海边的疗养院，住两天，散心解闷。作为哥哥，这样特别的体贴，是崔丹妮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她竟然有些感动。

崔海洋带上自己的女友，又叫了个铁哥们，四人一行，出发了。那些日子，崔丹妮处于神经麻木惶惑的状态，心事重重，世间万物，均无颜色，根本没有欣赏初秋美景的兴致，沧海也罢，绿谷也罢，在她眼里，均如灰土。这次出行，完全是不愿意拂崔海洋的好意，便由着哥哥拨弄。心里想，换个环境住两天，兴许脑子能够清醒，盘算出度过难关的办法。

崔海洋安排的去处，是部队在海边的疗养所。到的头天晚上，崔海洋特意关照，要厨房准备一桌新鲜的鱼虾，靠海自然吃海，刚刚从渔网中蹦出来，味道鲜美，是不必置疑的。崔海洋的铁哥们带了好酒，打算痛快吃一顿。这哥们，从小与崔家兄妹在一个大院长大，和崔海洋形影不离，同时还一直垂涎崔丹妮的美貌。崔丹妮眼界高，瞧不上他尖嘴猴腮的模样，向来不将他的讨好放在心里，叫他一声“猴哥”，算是看在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很亲热的招呼了。到崔丹妮选了成方，那猴哥料定没戏，才死了那份心。现在，成方失踪，崔丹妮花容失色，那猴哥死心复活，缠住了崔海洋，要他给自己搭桥。崔海洋正愁妹妹的着落，见这哥们傻得可爱，能化解崔丹妮的难题，免得崔家露丑，也就存心成全他们，这回到海边散心，明里说是为崔丹妮排遣烦闷，实际上，是想让猴哥得到讨好崔丹妮的机会。

崔丹妮的酒量，在文工团的女孩子中，首屈一指，半斤八两白酒，吓不倒她。酒量，与喝酒时的心情关系很大。开心时，喝得畅，脸红出汗，微醺，不易大醉。内心烦闷杂乱，想喝酒解愁，一杯杯猛灌，理智尽失，常常醉得一塌糊涂。崔丹妮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没防备地大醉了一场 。哥哥和女友劝崔丹妮放开喝，反正这地方安静，喝高了就闷头睡觉；那位猴哥更加殷勤，编出种种理由，与崔丹妮对喝。在酒桌上，崔丹妮向来胆大，那天又存了一醉解千愁的念头，于是，来者不拒，小杯换大杯，直喝到吐出来。

第二天早上，崔丹妮醒来时，头涨痛得厉害。短短的瞬间，她凝望着房间窗户上垂挂的窗帘，竟然没有想明白，自己是在哪里。这时，她听到了枕头旁边的呼噜声，她歪头一看，吓出一身虚汗，脸色惨白，惊吓中，想起了昨夜喝酒的场面，躺在她身边的，就是那个不停地与她干杯的猴哥。崔丹妮隐约记得，自己醉得呕吐之际，是哥哥的女友照料了她，后来，应该是哥和女友把她送进了客房。怎么会是与这个讨厌的家伙住进了一个房间？

崔丹妮尖叫着从床上跳起，这才发现，自己竟是赤裸着身体，她又羞又恼，随手抓起件衣服，罩住光溜溜的身子，慌乱地逃开了那张丑陋的床铺。她见旁边桌子上堆着东西，管它是书本，还是茶壶，统统拎起来，朝床上那个像死猪般熟睡的男人扔过去。那茶壶是紫砂做的，据说很值钱，猴哥平时当宝贝似的，昨夜，泡了西湖龙井，为崔丹妮醒酒，现在，成为崔丹妮报复的武器。紫砂壶，虽然不像金属壶那般坚实，砸到人的脑袋上面，也绝对够厉害，砸出大包是轻的，砸瞎眼睛、砸开脑门也有可能的，那崔丹妮狂怒之中，手中的力气，怎么会有分寸？

被袭击的那位，昨夜头一回亲近崔丹妮的身体，疯狂而放肆，猴哥精血亏损得严重，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惊吓！幸亏紫砂壶是先砸向枕头，然后反弹到他脑门上，那冲撞力缓解了许多，但结实的壶嘴还是把他的眼角拉出了血口子。猴哥在甜美的梦中被吓醒，顿时惊恐地杀猪般地叫唤起来，用手捂住眼角的鲜血，狼狈地从被窝里蹦出来，连短裤也顾不得穿上，就那么赤条条地站到地板上。

崔丹妮看着，更加羞愤，举起木椅子还想砸过去，却被赶到她身后的哥哥给使劲按住了。

隔壁房间的崔海洋，是听得崔丹妮野猫般的尖嚷和猴哥惊恐万分的惨叫，才急忙跑了过来，他本想制止事态的恶化，不料，却把战火引到自己身上。崔丹妮已经料定，这件事情是哥哥所策划，或者至少是他默许的，否则那尖嘴猴腮的家伙，根本没有胆量趁自己醉倒就下辣手。何况，哥哥与他的女友，清醒没醉，如何装瞎子？崔丹妮回头一看，抓住自己手腕的是哥哥，不由崔海洋分辩，继续发疯一般，把抓得到手的其他物件，包括门边搁着的雨伞和脚旁的藤椅，一起摔向崔海洋，边扔物件，边狠狠骂道：“你们不是人！是猪是狗是野兽！”

崔丹妮怒火汹涌，犹如触发了火焰喷射器，扫荡得所向披靡，来势之猛，大大超出崔海洋的预料。昨夜，到底做到哪一步，崔海洋犹豫得很；被酒一醺，猴哥一脸色迷迷的，巴巴地求崔海洋成全；崔海洋为难之处，在于晓得妹妹脾气厉害，担忧踩了地雷。后来，转念一想，眼下正是崔丹妮遭难出丑的时候，有人愿意蹚这浑水，是帮她脱离灾祸的救星啊，应该可以接受，说明白了，面子上不好看，干脆硬做，让她半推半就，亦是情理之中的办法。因此，崔丹妮醉倒之后，崔海洋同意放行，暗示自己的铁哥们，趁热打铁，生米煮成熟饭吧，鼓励他进入了崔丹妮的房间。此刻，那崔丹妮的凶狠，比平时的骄横，吓人得多，犹如遭遇攻击的母老虎，全身狂暴，乱冲乱撞，一时难以平息。那个在美梦中被惊醒的猴哥，首先招架不住，胡乱穿了衣服，逃窜到自己开来的吉普车上，朝崔海洋大喊一声：“你妹妹是疯子，疯婆子，我受不了啦！”随即启动马达，慌张地驶离了疗养院。

崔海洋没有办法，只得和女友商量，要她硬着头皮进房间去，劝慰歇斯底里中的崔丹妮，别让她跑到院子里，闹得全休养所的人看笑话。

女友好说歹说，整整磨了一天一夜，崔丹妮才稍稍安静，同意与哥哥谈判。焦头烂额的崔海洋，只要妹妹不再狂闹，任什么条件，也只好先答应了。

崔丹妮说，可以告那尖嘴猴腮的强奸，让他坐监狱去。崔海洋的女友劝道，传开去，你也不好听啊，何况你自己正在麻烦中。崔丹妮说，破罐破摔，不管了。那个一心想做她嫂嫂的又劝，你不能忍心把你哥搭进去吧？崔丹妮白哥哥一眼道，他活该！崔海洋确实怕影响自己的名声，赶紧放软档，晓之以情，说父母已经为她的事情愁得老许多，又一直在病中，你坚持闹开去，一时痛快，就不怕气死他们？

提到病中的父母，做女儿的心肠软下来。他们疼她，她给父母的慰藉却很少。本来，想为他们添一个外孙，让家里多点欢乐。谁晓得天杀的成方，竟然跑出去不回来。崔丹妮垂下脑袋，呜呜地失声哭泣。崔海洋见她软化了，朝女友努努嘴，示意她继续劝解，自己溜出房门，他得给部队打电话，编造晚回去的理由。

崔丹妮不敢说出已经怀孕的状况，她只是让未来的嫂嫂带话，要她不告那猴腮，得让他出血，拿出五千元，崔丹妮想去境外消遣消遣，至于出境的手续，必须由崔海洋负责办理。崔海洋明白，妹妹是不死心，想到香港追查成方的下落。他暗自苦笑，觉得崔丹妮实在太天真，香港人生地不熟，崔丹妮找鬼去？那丫头，被宠惯，以为在香港也像内地那么好办事？何况，崔丹妮还是现役军人，他崔海洋本事再大，出境的手续没那么简单办下来。不过，崔海洋先求把崔丹妮稳定住。他给自己的铁哥们电话，以崔丹妮告强奸为威胁，逼他同意拿出钱来消灾。那个年代，五千元，是普通人十年的工资了。猴哥说崔家兄妹敲诈他。崔海洋冷冷地回答，比起坐监狱，钱是小事了。强奸现役军人，多大的罪名！猴哥不得不低下了脑袋。

去香港的打算，最后是落空了。崔海洋告诉妹妹，你穿这身军服，就别想自由！崔丹妮当然舍不得转业。于是，猴哥出血拿来消灾的钱，成为崔丹妮在国内游玩散心的资费。崔海洋利用手中的权力，给崔丹妮批了一个月的假，让她在金色的秋季，去几个风景区逛了一大圈。崔丹妮的本意，是趁旅途清闲，想清楚了，肚子里的孩子究竟如何处理。她实在难以抉择。按照妇产科医生的忠告，如果她做了人工流产，即使生命没有危险，今后，能否做母亲，基本无望，对于二十几岁的她，太残酷了。生下孩子呢，成方回归没指望，她和孩子的命运委实可怜。真正是左右为难。

那一年的九月和十月，是中国近百年来，少有的惊心动魄的秋季。高层政治变动的剧烈，深刻地影响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崔家也被波及了。崔海洋看错了方向。他原来觉得上海的一帮人，有第一夫人做后台，是毛泽东主席之后中国的主要力量，有意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们绑在了一起。尽管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但是，他在公开场合，多次发表赞同那帮人的极左路线，所以，在接下来的“清查”运动中，他不得不做了检查。尽管有他父亲的余威庇护着，他还不至于遭受灭顶之灾，但是，他在军队内部上升的通道肯定受阻。他开始考虑离开军队，另谋其他的发展。在自顾不暇的时刻，崔海洋已经没有精力干涉妹妹的生活。几个月后，当他突然发现，妹妹竟然把成方留下的种子在自己的子宫里培育成熟，事情无可挽回了，他破口大骂妹妹愚蠢，却回天无力，无济于事了。

精子在子宫内着落，取决于男女双方的愿望。一旦受孕，责任便主要落在了女子的身上。责任与感情成正比。受压迫的情况之下，责任沉重，感情也容易深厚。崔丹妮，骄傲的小公主，从来是被人娇惯的，第一回，有了那样的感受，一个生命，在她身体中孕育的生命，生死抉择，完全取决于她的愿望。那携带着千万年基因的温柔的母性，自然地滋长，渐渐充溢着她的全身。经历了成方失踪的痛苦，加上被哥哥与那猴腮暗算的经历，崔丹妮对男女之情失望至极。她再也不想自找苦吃，让臭男人们见鬼去吧！夜深人静，她独自对尚未成型的受精卵保证：孩子，妈妈一定要保护你！今后，妈的一切，就与你绑在一起了！

崔丹妮直到怀孕四个多月，才在家里宣布了她将要生育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崔家全体，统统被惊呆了！

四

这二十多年，崔丹妮的生活，不知不觉，已经完全绑在儿子的身上。

岁月，慢吞吞移动的时间碎片，无所事事的早晨，疲惫倦怠的黄昏，在当事人浑然不觉的情形下，分分秒秒雕塑和改变着你的形象。终于，当打开尘封已久的照相本，你吃惊地责问自己：我曾经是那样的吗？崔丹妮经历过如此的震撼与惊讶：当年舞台上光芒四射的舞蹈演员，彻底转型为以孩子为生活中心的普通母亲。

父母去世后，崔丹妮搬离部队的花园小楼，母子俩开始单独生活，她将感情全部寄托到儿子身上。不到三十岁的美丽女子，情感丰富细腻的文艺兵，能排除各种诱惑，封闭自己的人生，是多么不容易，内心的苦楚无处去说。

转业之后，她拒绝了政府机关的好差事，选择到小学做音乐老师。她不但是舞蹈演员，而且会弹钢琴，声乐也没得说，当小学音乐教员，可惜了。那年头，小学老师的待遇低，母子俩生活拮据，崔丹妮真实的想法，就是能管着儿子，每天上下班，随身带着吴语。人家接送孩子，由双方老人和父母轮流，崔丹妮能指望谁啊？她完全靠自己。到吴语读小学高年级，用不着母亲时刻携带在身边，崔丹妮开始重新考虑工作问题。她一直做小学教师的话，他们的生活困难会越来越显著。父母去世，留下不多的存款，是她和哥哥平分的，这些年，也用得差不多了。吴语读大学，今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崔丹妮找过哥哥，崔海洋态度很冷淡。崔海洋看见吴语，总是拉长了脸，讨厌到根的样子，丝毫没有帮助一把的意思。

崔丹妮思来想去，只得脸皮厚厚，硬着头皮，去求父亲的一位老部下。当年，他是父亲的秘书，师级转业，到政府里做过副局长，后来成为企业集团的党委书记，是实权人物。崔丹妮几声“叔叔”一叫，那书记心肠软了，毕竟是看着崔丹妮长大的，见小公主落魄了，有心伸出援手，也算报答老首长的知遇之恩，就把崔丹妮调进集团，给了她一个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待遇自然上去了，至少，崔丹妮不必为儿子的学费、生活费而焦虑不安。

现在，崔丹妮焦虑的是吴语的人生选择。他学业优秀，完全可以进大公司。跨国公司想招收的，正是他这样的名牌大学的一流毕业生，他为什么迷在赖一仁的小公司中，无法自拔呢？崔丹妮偶然听吴语提及所做的事情，更是坐立不安。他们研究的软件，似乎与网络方面的“黑客”有关。崔丹妮听说过“黑客”的故事，认为那是网络上的大盗或者土匪。儿子怎么会迷恋于这样的工作，浪费自己的青春才华呢？

崔丹妮不无忧郁。世界变得很可怕，人心叵测，越来越难以理解。赖一仁是否用意颇深，以把吴语带上邪路的办法，来报复崔家兄妹当年的迫害？那太令人恐惧了！崔丹妮自我嘲笑过这份担忧：是否中了《基督山恩仇记》的毒，把恩怨相报的故事想复杂了？

不过，吴语对于崔丹妮而言，是生活的全部，她输不起。她反复想，唯一的办法，是直接找赖一仁谈谈，如果他对当年的遭遇，至今难以释怀，他要报复，他要出气，尽管直接冲她崔丹妮。只要对儿子有益，崔丹妮愿意冒险，愿意承受一切羞耻。

很多年以前的往事，假如不打开尘封的记忆，淡淡的，如飘忽的丝缕，只存在于偶然的梦境里。崔丹妮十几岁，多么单纯、无忧无虑的年龄。她想要入团，戴一枚金光闪亮的团徽，赖一仁到他们班上，受学校团委的委托，帮助建立团支部。因为哥哥崔海洋需要回避，赖一仁成为她的入团介绍人。她信赖这位学业出众的兄长，那个年代，青年学子之间，关系简单，崔丹妮对组织的忠诚，使她敢于把内心的秘密，一个女孩子的人生之梦，在谈心时，或多或少地向赖一仁敞开。她感觉，赖一仁对自己很亲切，鼓励的多，批评的少，言语中，比哥哥崔海洋还要多一点呵护的心情。

在学校的花坛旁散步谈心，是当时的青年学生们，包括异性学生们公开的自然的行为，毫不扭捏造作，落落大方。那年代，最著名的外国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学们爱读爱讨论，希望自个儿的心灵像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与冬妮娅一般纯洁。崔丹妮喜欢赖一仁谈论天下大事的纵横开阔，喜欢他谈话兴奋时潇洒地挥舞手臂，偶然，赖一仁注视自己的眼睛里突然闪出火花，那目光的热烈，让崔丹妮多少感觉不自然。但是，一切均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讨论，没有私欲，没有龌龊，所以，崔丹妮顶多心跳一阵，就过去了。

那是虔诚地相信崇高能够扫除卑劣的年代。孩子们在比赛，看谁先根除人性的丑恶。汇报思想，绝对往深处挖掘。有的男生，为了表示对组织的忠诚，连最隐私的秘密，包括看电影时对女演员的冲动，甚至夜里在被窝中的自慰，均敢在向团组织汇报思想时端出来，比基督教的忏悔，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在1966年疯狂的八月，崔海洋突然发难，要置赖一仁于死地，挑动崔丹妮造自己入团介绍人的反，暗示崔丹妮，同学们认为，赖一仁对崔丹妮别有用心，包含了男女的欲望私情，那对崔丹妮是残酷的重重一击，渴望纯洁的心灵，受到了侮辱，怒火被激发出来，使她冲动地参与了夏夜的狂热，做出平常难以想象的举动。她为什么会用皮带去抽赖一仁？时至今日，崔丹妮无法解释，仅仅把疯狂推脱给哥哥的煽动，恐怕不公正，也说服不了别人和自己的内心。至少，在赖一仁可能成为“反动学生”的当口，崔丹妮的行为，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为了解脱本身，是自私的考量，有难以抵赖的内在动力。

任何人的内心深处，均有兽性潜伏着。我们的祖先，是从野兽进化而来。基因的强大，超越我们的想象。赖一仁当然有记恨的理由，有权报复。他要如何报复，崔丹妮想不清楚。但只要他不伤害无辜的吴语，崔丹妮愿意付出各种代价。

吴语的通信录上，有赖一仁的联系方法。无数次犹豫之后，崔丹妮终于拨通了那个号码，听到了熟悉而陌生的嗓音。依然是深沉的男中音，带着胸腔共鸣的回声，具备穿越心灵的力量；不过，语调不再是那么激昂，那么意气风发。

电话那一头，赖一仁的语气，既不显出惊讶，话语亦不蓄意推脱，似乎，他料到会有崔丹妮的电话，相当平静地接受了女人的约会。他说，在他们公司的大楼对面，有一处钢琴酒吧，很安静，谈话方便。电话接通前，崔丹妮做好了吃闭门羹、被冷冰冰拒绝的思想准备，现在，见他如此干脆，多了点犹疑：他厉害，好像预测到这个约会！崔丹妮心头一阵紧张，他在等自己送上门去吗？那么，他将如何消遣多年前伤害过他的对手呢？

四十岁之后，崔丹妮不愿意经常照镜子，作为曾经光芒四射的演员，看着容貌一天天衰老，心里不好受。现在服务于大公司的办公室，形象上不能输人，每天梳妆是功课，也买了些时髦的女用名牌产品，不过，打扮时的感觉，是上班的预热，仿佛职业的一部分内容，心情与女子在青春期刻意的修饰很不一样。那天傍晚， 见赖一仁之前，崔丹妮却少有地为难起来。穿什么呢？上班的套装？好像过于严肃。休闲便服？又显得不尊重对方。连要不要戴饰物，也是不容易决定。床上，丢了一摊各式服装，崔丹妮看着左右为难。后来，崔丹妮干脆停止思考，在床铺上丢着的一堆衣服间，捞起了一件连衣裙。她记得，少女时代，最羡慕的服装，就是连衣裙。

崔丹妮刻意早到了十分钟，表示对约会的真诚。不过，当她到达酒吧时，服务员竟说，赖先生已经在里面了。看样子，赖一仁经常在此消费，店里的人很熟悉他。崔丹妮突然想起遥远的事情。作为她的入团介绍人，每次约了在晚饭后谈心，赖一仁也总是会早到一会儿。他是教授家出来的孩子，有那种绅士的派头。

崔丹妮抬头朝服务员指点的方向看去，靠窗，明亮的光影中，赖一仁端坐在沙发椅上，脑勺的头发还是乌黑的，头顶则显出一圈毛发稀疏的部位。那天，在学校的突然遭遇，崔丹妮已然发现，赖一仁早早地谢顶了。他安详地坐在那里，在钢琴酒吧似明似暗的光线里，像雕塑般静静的，正等候着崔丹妮。女人心里一震，竟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温情。假如……假如中间没有隔着那段“文革”的疯狂，二十多年后的重逢，心情将会非常地愉快，而不是此刻的忐忑不安。

她踩着松软的地毯，轻轻走过去，在赖一仁回首的当口，她恰到好处地抢先打招呼：“赖老师，您好！”这是崔丹妮想了很久，决定使用的称呼。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这个称呼站得住。既不见外，又有足够的尊重。

赖一仁微微咧嘴，看不清是淡淡的微笑，还是隐含着嘲讽的冷笑，他伸出右手，指向对面的空着的座位，“请坐，吴语妈妈！”

谈话，就是在这种与历史无关的称呼下开始的。崔丹妮不打算过早提起过去的话题，虽然知道那最终是绕不过去的，她想先问自己最迫切想知道的答案：她唯一的儿子吴语，在这家公司里有什么发展前途？所以开口就直奔主题了。

赖一仁说话时，语速挺慢，脸部的表情很少，显出训练有素的老教师的稳重，不见了年轻时指点江山的豪气。生活改变人的力量真强大，崔丹妮不由暗自感叹。同时，她也非常好奇，是出于女人天性的好奇，在赖一仁的眼中，她的形象变化是否巨大，是否已经衰老得惨不忍睹？

赖一仁仰着脑袋，视线越过崔丹妮的发稍，通往不知什么地方，慢悠悠地回答着崔丹妮的发问，他说：“我们做的工作，吴语回家不说吗？”他发现崔丹妮尴尬地摇摇头，一副茫然的样子，就接着解释说：“我们这个集体，凭借数学方面的优势，致力于计算机软件程序的开发，重点是计算机安全防护方面的软件，目前，这是世界竞争激烈的领域，对我们国家来说，是相对比较薄弱的方面。”他说到这里，咽了咽口水，停止了演讲，不再往下解释，仿佛认定，对面女人的智商，能理解到这一步，就不错了。

赖一仁见崔丹妮沉默无语，高傲的神情有所缓和，他转过脑袋，指指不远处搁着的钢琴道：“我记得，你小时候会那玩意，”他主动随口提起了过去，语调并不具有明显的敌意，“钢琴，靠我们看不懂的五线谱弹出美妙的音乐。我们做的事情，与五线谱相似，用数字组织出复杂的语言、意思。”

崔丹妮依然似懂非懂。她对电脑的主要认知，就是可以上网看新闻。不过，对方温和的口吻，让她紧张的心态略微松弛下来，她不好意思地说：“对于电脑软件，我连ABC也讲不清，吴语做的事情，即使他讲，我也理解不了。嗯，我想，培养重点大学数学系学生，代价很高啊，他可以到科研单位或者大企业服务……”

赖一仁的目光笔直地投向对面的女子，带着辛辣的讽刺，“你是说我们的企业太小？”

崔丹妮无言可答。她心里想的就是这意思，对方点穿了，却不便承认。她婉转地道：“孩子从小内向，连话也不爱多说，我只想让他多见识世面。”

“你知道吗，今天电脑网络世界成功的创业者，多数是从小企业里走出来的。”赖一仁的脑瓜不再扬得高高的，平视着崔丹妮，那种专注的目光，让她联想到他遥远的眼神，他神采奕奕的视线，还曾经让她少女的心不安过。坐在这个熟悉却陌生的男子面前，崔丹妮觉得自己的智商不够用，姿势僵硬而不自然。她主动要求进行这次可能让自己难堪的会晤，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赖一仁能体会做母亲的苦衷，帮助劝说吴语，重新选择职业。她端起侍者送来的咖啡，低头慢慢去喝，以掩饰内心深处的不安。

赖一仁突然嘿嘿一笑，“我想，你是不放心他在我身边吧？”他的目光变得狡黠起来，几乎是从头到脚把崔丹妮扫视了一遍；那扫视很不礼貌，带着洞穿对方内心的快感和轻蔑。“你害怕我对你的儿子不怀好意？”

有些话，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赖一仁把崔丹妮复杂的心事一语说穿了，倒让她不知如何应对。她在心中埋怨对方说话的尖刻，脸上还不能明显地不满，只得讪讪地道：“不是这个意思。你是他多年的恩师，当然会爱护他……”

“我是他恩师？”赖一仁皱起眉头，眉尖耸出，顶到了额头的伤痕。那么多年过去，伤痕还如此显著，看来当年是伤得挺重，崔丹妮不敢多看，闪过眼去，端在手掌里的咖啡，摇晃着，赶紧朝桌面上放下去。

赖一仁接着说：“当年，我是你入团介绍人，说不上恩师，也不算敌人吧？结果如何呢？”

要提的话题，终究是躲不过去。崔丹妮来之前，对此是有腹稿的，就像新闻发言人，开发布会前，对必然涉及的重大问题，预先有所准备。崔丹妮放稳咖啡杯，认真地回答：“我今天来，很重要的原因，正是想向你道歉。那一年，年轻，狂热，我自己也不相信，竟然会动粗，特别是对你！”

崔丹妮说这些话时，赖一仁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崔丹妮的脸庞，像是在掂量，她的讲话，到底有几分是真诚的。后来，他摇摇头，叹息道：“我并不期待这种道歉。历史早就翻过去了，我应该忘记得差不多了。”他摸了摸额头上的伤痕，这好像是他的习惯动作，在短短的时间里，崔丹妮看到过几回。他的手指，依然如学生年代那样白皙，不像那些被烟熏黄的老枪的手。

崔丹妮继续说出准备好的言辞：“长期以来，想到那天的行为，我内疚，自责。如果不是因为吴语，我也许没有说出这番话的机会。现在，我正式道歉，希望获得你的原谅。”

赖一仁沉默下来，目光暖和些，不再咄咄逼人。他也喝了口咖啡，“其实，过去了二十几年，道歉没什么意义。我知道你的孩子是特别的，他的性格，做别的工作，也许在与人打交道方面有问题，不过，与电脑对话，他优势明显。”他见崔丹妮还想争辩，摇摇头道，“我没有硬留他的意思，孩子的路，他自己走。我能够向你说明的，只有一点，我对他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他的老师，尽我之力，帮助他。至于他的职业选择，我完全尊重他个人的意见。”

崔丹妮见赖一仁说得坦率，心里一热，受到感动，赶紧说道：“不管你是否接受道歉，我心里明白，我确实对不起你；当然，我知道，我哥哥对你伤害更重……”

赖一仁摆摆手，打断了崔丹妮的话头，“至于你哥哥，你就不必代表了，他和你不一样！”赖一仁抬起脑袋，他的目光重新尖刻起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你是良心未泯，打了一下，就住手了；他不一样，是希望把我往死里整啊。”

赖一仁肯定是想到了当年的惨境，目光竟然闪起几丝凶狠，但他很快抑制住内心的波澜，转过头，避开了崔丹妮的注视；他站起身子，朝柜台那里做了个手势，侍者随即跑过来，谦恭地问他有何吩咐，赖一仁简单地说：“你记账吧。”他制止了崔丹妮掏皮夹的举动，见她张口想表示什么，就说：“我们公司在这里有记账的户头，你不必客气。今天我还有别的事情，以后有机会再聊吧。”

他很干脆地表示：今天已经不愿意继续谈话。

崔丹妮无奈地站立起来时，赖一仁又感慨地道：“人和人的区别是明显的。当年的红卫兵，像你哥那么毒的不多！一样是抄家，他去我家的意思，我不明白？抄什么反动日记啊？还不是为值钱的东西！归还抄家物资时，我父亲发现，大部分抄走的东西有记录，就是两张古代的画，根本没有登记在册！”他愤愤地补充说：“我傻，把他当朋友，‘文革’前，他去我家玩，是我给他看过那两张画的。我活该啊！”

崔丹妮大吃一惊，哥哥还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她纳闷着，跟在赖一仁身后，走出酒吧时，她说：“我回头问问崔海洋？”

赖一仁冷笑道：“二十几年了，他还会承认！”他想想，接着又说：“最恶心的，是用神圣的名义，做龌龊的勾当！”

崔丹妮还想为哥哥分辩，赖一仁右手竖起，示意谈话到此为止。街上的路灯全亮了，城市已经被夜色笼罩；起伏的屋脊，有不少为灯光勾勒出曲线，煞是醒目。刚才，崔丹妮进酒吧时，暮色才刚刚飘向街道，楼房的空隙，还能够看见西下的夕阳。

赖一仁已经走到街口，正好是绿灯，他朝身边的女士挥挥手，道了声再见，便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地朝马路对面走过去。

崔丹妮心中七上八下，对今天的会面，说不出感觉如何。最初的目标是达到了。崔丹妮内心，已经不像过来时那么紧张了。她搞清楚了，赖一仁对吴语没有恶意。他的态度很明确，尽管他无法忘怀当年的遭遇，但是，前辈的恩怨，与吴语无关。崔丹妮的情绪松弛下来，纠结了多日的忧愁，随着街道上的暮色飘散，被强烈的路灯光驱赶到远处。崔丹妮抬头看见了楼房顶端的星空，她突然又回忆起那个疯狂的夏夜，天空的那片蓝色和银盘般的月亮。崔丹妮想，赖一仁对自己的态度，比自己预料的，要温和得多，他竟然还记得，当初，崔丹妮抽了一皮带，就收手了。崔丹妮很吃惊，在那样严酷、纷乱的场合，赖一仁的思维与判断还那么准确？

不过，崔丹妮发现了新的问题。赖一仁对崔海洋的敌意却比她想象得严重。他认为崔海洋不但是蓄意下毒手，而且还以抄家为名，偷窃了他家的古画。

崔丹妮走回僻静的小街，转弯时，突然吓一跳，转角的弄堂口，那个算命的瞎子，竟然还端坐在小桌子后面。往常，天没黑，他肯定撤，今天反常，坐在并不明亮的街灯下，纹丝不动，像专程等待着崔丹妮的出现。崔丹妮愣一下，想悄悄走过去，那人竟然开腔道：“女施主，贵公子天分高，今后前途无限，只是眼前还有坎坷，需要小心了！”

崔丹妮认定，此人的眼睛不会绝对看不见，否则，听脚步就能准确判断行人，是否太诡异了？不过，自从吴语升学的风波之后，崔丹妮对这位先生存了份敬畏，宁可信其神而不敢怠慢他，偶然，在街口撞见了，崔丹妮也会布施一点，只是从不与他搭腔。今天，崔丹妮依然如此，放了张二十元人民币在小桌子上，才悄然离去。说也奇怪，就在转身的刹那间，崔丹妮脑门一亮，某种记忆突然涌了上来：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在崔海洋的房间里，崔丹妮看到他在欣赏一张纸页发黄的古代的画，她还问过他一句：这是什么呀？崔海洋回答道：“丫头，你懂啥？”随后就收了起来。

崔丹妮心中一沉。那幅画，难道就是赖家失踪的古画？哥哥崔海洋，连偷鸡摸狗的事情也会做？他真像赖一仁说得那般坏，崔丹妮不敢想象！

“以神圣的名义，做龌龊的事情？”赖一仁的话，缠绕在崔丹妮的胸口，像突然遭遇冰冷的刺激，她的背脊上起了鸡皮疙瘩。

五

赖一仁急于结束谈话，并非厌烦回忆过去的蒙难，不愿挑开早已结着厚厚老茧的伤口，还因为担心着公司里的事情。

刚才出来前，在公司门口，女儿赖欢欢追过来咬耳朵，说是刚接到电话，知识产权局的官员们，其中有一位处长，要过来做例行检查。赖欢欢是公司的秘书，兼任公关，但凡与政府部门交涉事务，赖一仁统统交给她处理。赖一仁听到有处长要来，当时就皱紧了眉头。他的经验加直觉，到处长一级出马，多少有头疼的事，八成又是来找麻烦的。前几个月，来过一位科长，说收到举报，他们公司的电脑涉嫌非法使用软件，仔细地查过，开出几万元的罚单。赖欢欢不服，认为他们小题大做，想提出行政复议。赖一仁权衡再三，觉得自己公司在软件的合法使用上有瑕疵，就认罚了事，不必再去争处罚的轻重。没想到，他们还是没有放过。今天，赖一仁已经和崔丹妮约了见面，临时难改变计划，只得关照女儿小心应付；特别关照，如果涉及技术上的复杂问题，就把俞小庆或吴语请过来。

回到公司的时候，听到会议室里谈话的声音很响，晓得知识产权局的官员还没离开，赖一仁不想惊动处长，直接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锁上门，给女儿发一条短信，表示自己回来了，需要汇报情况可以过来。赖一仁打开自己的电脑，观察着，他知道，在自己离开房间的时段里，电脑已经被别人浏览过。这是他预料之中的事情。政府官员过来，事先的准备必然充分，他们会拿出合法的依据，要求检查他们的电脑。上次所谓查非法使用软件，也有这一套程序。离开之前，赖一仁告诉过女儿，他们要查他的电脑，得让吴语过来在旁边监看，是一种防备，有吴语那锋利的目光注视着，他们没得小动作可耍。

会议室那里又磨蹭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听到一阵纷乱的脚步声，朝电梯方向而去，是赖欢欢把会议室里的人送出去了。然后，是她独自的脚步声，后跟清脆地敲打着地面，赖一仁很熟悉的声响，从走廊远处返回来；之后，女儿轻轻地敲响了赖一仁办公室的门。

看上去，女儿应付得不轻松，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像是刚刚进行了激烈的运动。她喘了喘气，才生气地道：“好难缠的家伙，搞了两小时吧？”她抬起手腕，瞧瞧手表。那是母亲的遗物，小巧的劳力士女表，是赖一仁和妻子去欧洲旅行时买的，也是他给妻子买过的最贵重的礼物。女儿原来不喜欢戴手表，看时间，习惯用手机，母亲病逝后，她一直戴着这只表，当然，是怀念母亲的意思。

赖一仁笑笑，指指桌上的咖啡，让女儿喝几口。这是方才特意为赖欢欢泡的。 女儿是妻子一手带大，赖一仁工作忙，很少操心女儿的事情。妻子去世后，赖一仁关心女儿多了，有时，看着欢欢会走神，觉得妻子回来了。母女俩长相、脾气非常接近。赖欢欢正好嘴干，与前来检查的官员们说得唇焦舌干，见咖啡已经凉了，顾不上细品，一饮而尽。随即坐下来，准备详细介绍情况。赖一仁说：“不急，把他们叫来，一起听听。”赖欢欢知道，这个“他们”，是指赖一仁最看重的两位部下，吴语和俞小庆。赖欢欢赶紧拨通电话，要他们来总经理办公室。

赖一仁的软件企业，目前规模不算大，员工总共二十来位。眼下聚集起来的四个人，是公司的核心。春节聚餐的时候，赖一仁多喝了两杯，面对公司年轻的团体，他兴致勃勃地谈起对企业未来的设想。他希望目前的二十来位员工，属于“黄埔一期”，每个人，将来均能够独挡一面地领兵打仗，可以带出十个二十个计算机高手。赖欢欢记得清楚，那天，赖一仁说得满脸放光、神采奕奕，同人们也听得兴高采烈、心潮澎湃。董事长的信心，表明了企业的生机，也预测了每个人的未来。那天，俞小庆恰巧坐在赖欢欢的身旁，轻轻捅她一下，低声道：“公司要膨胀十倍二十倍啊！赖老师想做中国的比尔·盖茨。”赖欢欢瞪他一眼，嘴上没说啥，心里着实开心。

通往未来的路，还很崎岖。今天，公司的麻烦就不小。赖一仁把核心召集起来，自然是希望以集体的智慧来应付。

赖欢欢语速很慢，尽量说得仔细，把官员们今天来访的经过一一描述，以便让面前的三位男子知道事态的严重。她说，处长带两助手，准备了各种行政手续，来意就是要查公司的全部电脑。公司有二十多台电脑，他们来不及逐台检查，所以声明是随机抽看。不过，点名必须看董事长和高管们的电脑，明显是来者不善。往后几天，是否接着继续检查，他们的口气很含糊，只是说，希望公司随时配合政府的工作。他们刚进公司的时候，赖欢欢和处长争辩过，不久前，为了软件使用的合法性，查了也罚了，为什么接二连三地来？那位处长面孔铁板，目光像鹰眼般锋利，说话中气十足，声称他手里掌握的举报信，有好多份是针对他们公司的非法经营活动。他警告说，公司必须配合核查，不要抱侥幸心理。当然，他也希望查清楚没事，政府可以为他们辩白，对他们的正常经营有好处。

俞小庆说：“他们在我的电脑里也看了好一会。查什么，却不肯明说。”

赖欢欢点点头：“我纳闷的也是这个问题。名义上还是检查软件使用的合法性。不过，似乎另有目的，看的内容，比上次宽泛得多。”

赖一仁问：“吴语，他们看我的电脑时，你在旁边。你觉得他们在查什么？”赖一仁相信吴语对程序的熟悉和敏感，能轻易洞穿对方的关注点。

吴语闷头坐在沙发上，被老师点名问，才抬起头来，眼光有些茫然，竟然是答非所问：“其中一个是高手，手势比我还快。”

赖一仁吃惊了。他的这两位助手，是他极其器重的，早年，均是他领导的高中数学兴趣组的成员，俞小庆还是兴趣小组的组长。在软件设计方面，俞小庆已经达到顶尖的水准；吴语在程序设计方面也是好手，但更擅长操作，其水准，按照网络上的说法，属于“黑客”中“骨灰”的级别。检查人员中，竟然有被吴语称为“高手”的，让赖一仁不得不认真对待。知识产权局官员们的水准，他大体有数，其中应该没有让吴语吃惊的高人。难道，他们是特意从别处借了“高手”来突袭，那么，出于什么目的呢？

俞小庆冷冷地道：“他们能查出什么名堂？瞎蒙吧，想再榨点油水罢了。尝到甜头了！我说么，不能让他们太得意！”他说着，意味深长地瞥了赖欢欢一眼，那意思，女孩自然懂。前一回，他反对交罚款，主张提请行政复议。赖欢欢强调，并非她软弱，是赖老师愿意和解，免得纠缠不清，消耗精力，俞小庆才无话可说。

赖一仁沉吟着问几位学生：“你们想想，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假如确实有针对本公司的举报信，攻击我们的是谁？”

俞小庆不假思索，自信地回答：“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容易树敌。做电脑网络的安全防护，自然被那些抱着各种目的行动的‘黑客’，全视作对手。”

赖欢欢担忧地说：“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啊。”

俞小庆道：“让他们查吧，看查得出什么毛病。”

赖一仁再次转向吴语问：“你的看法呢？”他对得意门生的脾气太了解，如果不盯住问，这孩子就一声不吭。

吴语歪着脑袋，轻轻拨弄手指，右手与左手的手指交替拨弄，这是他思考复杂问题的习惯动作。在老师的逼问下，他伸出食指敲敲太阳穴，说道：“他们想找电脑里没有的东西！”

俞小庆鼻子哼哼，“鬼话！没有的东西，如何找？”

赖一仁心中一震，“吴语，你说明白些！”

吴语又被逼出一句：“高手进退飞快，看见的没兴趣。”

如果不是与吴语相处多年，他这些不连贯的话语，实在不好懂。赖一仁却顿时理解了学生的意思。他沉吟着问道：“吴语，你觉得他们想查的是不储存在这些电脑里的内容？”

吴语瞧瞧老师，脸上没有明显的表情，似乎不置可否，但是，赖一仁从他的目光中抓到了肯定的神情。

赖欢欢从师徒俩的对话中明白了什么，插话道：“那个，不可能吧？只有我们四个人才知道的秘密，他们连风声也听不到！”

一阵短暂的静默，被俞小庆的话所打破，“神经过敏！”他责怪地看看吴语，嫌他胡说八道，给大家找麻烦。

赖一仁久久地摇头，脸色开始发青。那摇头的含义，到底不赞同谁的看法，连他的宝贝女儿赖欢欢也搞不清楚。

最最懂得赖一仁的天赋和价值的，是相濡与沐二十来年的妻子。活着时，她曾经说过一句话：“你做教导主任，可以培养出许多好苗子。不过，你的能耐不止于此。你拥有巨大的创造力，不发挥出来，可惜了！”正是这句话，激励了赖一仁，在他临近知天命的年龄，敢于辞去重点中学显赫的职务，下海创办了这家软件企业。

支撑赖一仁的，是他脑子里关于未来世界的一个梦想。从他第一次接触电脑开始，凭数学家的敏感，立刻迷上了这新玩意。他甚至觉得，电脑将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一个支点。法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托克维尔，曾经在做实际的政治家和学者之间犹豫，最后他选择了孤独的思想者的道路，因为他认为：“立言比立功好。”赖一仁与妻子闲聊中，评论过托克维尔的想法，他认为：“就改变人类生活而言，创造，比立言的作用更加明显。”蒸汽机的出现，电力的运用，是不言而喻的例证。

现在，轮到电脑了！赖一仁执着地相信这一点。他甚至认为，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完善，不但挑战人类的大脑，而且有望改变人主宰一切的现状。计算机没有动物自私的基因，因此能解决任何政治制度无法避免的顽症，比方说，贪污腐败、徇私舞弊。让计算机充当社会的法官，凭借它强大的运算能力，用法规和惯例审判案例，或者让其管理公共预算，审批项目，公众的信任感将大大增加。

按照赖一仁的看法，计算机能量的增强，智能程度的提高，核心问题，在于程序的发展，而这主要依赖数学的力量。在妻子去世后的空虚中，赖一仁想到她对于自己创造天赋的评价，最终促使他下决心辞职，离开了顺风顺水的工作轨道。他相信，中国人的智慧，也有孕育出比尔·盖茨的可能。他把自己最优秀的学生，俞小庆、吴语等集聚起来，正是凭这样的判断。计算机是年轻人的事业，他太老了，他希望充当的，是垫脚石的角色。

全身心投入电脑的行业后，赖一仁很快发现，这片领域竞争的可怕程度，远远超出他的预计。人类世界最聪明的脑袋，似乎正在迅速地集中到键盘上面。期望在基础程序方面建功立业的想法，心有余而力不足。明智的赖一仁，很快改变战略，收缩战线，决定专攻安全程序。

是学生吴语启发了他。赖欢欢比吴语低一年级，也是数学兴趣小组的成员。她告诉赖一仁，吴语在同学中闷声不响，在网络上却是小名人，绰号“黑客C”。有一回，赖一仁问吴语：“为什么愿做黑客？”吴语答：“好玩。”赖一仁又问：“怎么玩？”吴语说：“证明比别人强。”赖一仁略微停顿后追问：“黑客C，是什么意思？”吴语不好意思地答：“水平高的多，我顶多三流。”

这番对答，让赖一仁兴趣顿生，好奇地开始研究这帮网络上的怪人。一个月之后，当赖一仁对所谓的“黑客”行为有了较多的了解，他和吴语之间又有一番对话。

赖一仁问：“你侵入别人的电脑，谋取过利益吗？”

“没有，只是玩。”

“那还有救！”赖一仁笑道，“你有自己的准则吗？”

吴语迅速回答：“好色而不淫。”

“什么？”赖一仁吃惊地问。

吴语脸红了，“噢，网上的话，玩玩不干坏事。”

吴语这句话，是难得听到的长句子。赖一仁点点头，表示理解，随后问：“你为什么把自己归入三流的‘黑客’？”

吴语说：“我使用别人发明的程序。”

“你没有想过自己创造新的吗？”

“我的力量不够。”

赖一仁摇摇头，“没出息！你不是为了证明比别人强才玩的吗？借用别人的大脑，怎么可能是最强的？”

吴语沉默。他仅仅觉得好玩，当然想不了那么多。

赖一仁话锋一变，“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能够制止黑客行为的，才是真正的强者。开锁跳窗，终究不是光彩的事情。”

吴语讪讪地说不出话，以为老师暗示他当年的荒唐事。赖一仁见吴语表情尴尬，晓得他误会了，赶紧补充道：“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成为网络和计算机的警卫部队，必须向各路黑客证明，我们的力量更加强大，足以制服所有的捣乱行为！”

吴语凝视着老师闪闪发亮的双眼，开始明白老师的思路，明白他为什么对“黑客”的事情有那么浓厚的兴趣。

赖一仁的目标，是建设一家尖端的网络安全企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把公司的软件人员分为三个团队，他和俞小庆、吴语各率领一个团队，各有四五名助手。三个团队实行严格的业务隔离，互相之间不准打听交流情况，连办公室和电脑也实现物理割断。由团队的高管，也就是他们三位核心人员，进行目标业务的整合。因此，他们租用的一层办公楼，按照业务的需要，设计为扇型分割；每一团队占据一块扇面，领导者的位置，在扇形的顶部。在实际的布局中，赖一仁和俞小庆、吴语师徒三个，进入办公室的通道不一样，但是，他们均处于办公层的中心位置，他们背后，各有一扇暗门，通往隐秘的圆形小办公室，那里的三台电脑，与外界完全隔离，是独立的局域网，供他们演练、整合本企业的尖端产品。

吴语所谓的“检查电脑中没有的东西”，正是指那三台电脑里的秘密。这个秘密，在本企业只有他们三人加赖欢欢才晓得，当然不属于可以公开的内容，官方的检查人员绝对不可能获得信息。假如吴语的预感是准确的，那太可怕了！他们如何猜到这些绝密的内容呢？

赖一仁对保密的要求严格到苛刻的程度，是本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随着他们在安全领域地位的不断上升，同行乃至外界，对他们的关注、好奇甚至敌意也日益加重。他们的尖端产品，在正式面世以前，不能有丝毫的信息泄露出去。

三个团队的分工是赖一仁确定的。俞小庆和吴语的团队负责安全软件的开发升级和维护，赖一仁的团队，承担网络上各种病毒、黑客软件的搜索、分析。最初，赖一仁团队承担的任务，是想交给吴语团队的，因为吴语有过“黑客”的演练，本来熟悉这一块。赖一仁反复思考后，决定让吴语的职责和自己互换，说是让吴语反串角色，效果更好。在老师的心里，其实另有苦衷，他希望，自己心爱的学生彻底丢开过去幼稚的玩耍，不要再和“黑客”有什么瓜葛，专心做一个正大光明的网络高手。

赖一仁对学生们说过，他把在网络上捣乱的行为，分成“潜入型”与“破坏型”两大类。所谓“破坏型”，其攻击的方式，大体相当于常规战争中的狂轰乱炸，是搞焦土战略，目标是达到摧毁对象正常运作的能力，手段非常凶狠，后果也比较严重。但是，从技术角度分析，智能的巧劲少些，属于力量型。赖一仁出于本企业长处的考虑，把他们的研发重点，放在对付“潜入型”的对手方面。赖一仁说，本公司特殊的优势在于数学头脑，他和他的学生们，有强大的数学训练基础，转行搞程序开发，根基扎实着呢。

有一次，他和吴语讨论：“你借用的别人开发的‘黑客’软件，我全部解析过，路径区别很大，原理则大同小异，无非是比谁能够更快更准确地取得或者破译对象的密码。这和过去的战争中，侦察、窃听、破译敌方的机密，是差不多的活。密码是进入敌方阵地的钥匙。”

吴语听罢，不得不佩服，老师一语中的。有了密码，就是拿到了钥匙，想进那扇门，做什么事，成为简单的手艺了。吴语点点头，道：“不过，门很多！”

赖一仁笑道：“现实的战争环境，重要的机密场所，防守的门，也是一道又一道。哪里会让间谍随便进出。007的电影，是骗孩子的。”

赖一仁在数学方面的自信，特别是在基础、实用数学方面的能耐，使他敢于傲视同行。他相信，经过他的数学脑袋的整理，那些原本带点粗糙的“黑客”软件，能级将大大提升。赖一仁直接带领的几个助手，把网络上可以搜寻到的相关软件，经过初步解析后，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赖老师。他在助手们工作的基础之上，运用密室中的电脑，加以整合、提炼，之后新形成的软件，更加狡猾，更具攻击力。接下去，他与俞小庆、吴语在密室的局域网上进行攻防演练。这样的演练，往往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第二天的凌晨。选择这个时间段，有保密的考量，也有习惯的原因。越是夜深沉，越容易调动大脑的能量，几乎是程序设计师们共同的体验。有时，赖欢欢会陪伴他们，给疯狂的工作者们准备夜宵。但是，午夜过后，她就支撑不住，会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在海绵柔软的支撑中，昏昏地睡去。

赖一仁严格地管理密室电脑的物理割断。他规定，为了连接各团队的工作，可以用U盘，安装了外面电脑的软件，带入密室使用。但是，一旦在密室电脑插入过的U盘，即使格式化了，也不准再带出去。他说过，经我们处理、提升后的软件，性能强大，被想在网络使坏的人拿到，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所以绝对要小心。

假如吴语的感觉是准确的，官方的检查人员，因为接到了举报，意图检查他们公司一般电脑之外的内容，让赖一仁不寒而栗。倒不是真有什么危险的秘密需要躲避检查。他们无非是在秘密开发对付“黑客”的武器么，应该说得清楚。问题最复杂之处，也是最可怕之处：属于他们四个人的机密，无论如何不应该泄漏出去！除非……

赖一仁害怕这个“除非”。

六

阴影同样笼罩着三位年轻人。

这天，是赖欢欢的生日。早晨上班前，赖一仁问过女儿，打算如何安排。赖欢欢沉默片刻，竖起食指，快乐地道：“晚上，我带蛋糕回来请你吃！”

赖一仁立刻明白了女儿的心思，“不要我请你吃西餐？”

赖欢欢圆圆的脸蛋飞上一片红晕，“我已经约了别人么。”

赖一仁笑着点头，不再追问女儿。如果妻子在，肯定是要问清楚的。女儿不算漂亮，圆脸上架了副眼镜，把女孩子的妩媚遮去不少。赖一仁问过，为什么不用隐形镜片。赖欢欢回答：“伤眼睛啊。”她是天资聪颖的姑娘，心思放在学业上多些，打扮则比较随意。但是，正值花朵盛开的年龄，天然去雕饰，朴素无华，更加清新自然，比刻意修饰丝毫不差，一样显出青春的魅力。

赖一仁想，女儿到了谈男朋友的时候了。她母亲在的话，早就操心了。从小，有私密话，女儿只肯对母亲说。他知道赖欢欢生活圈子不大，来往的就是中学、大学的校友。女儿眼界又高，一般的小男孩，奶油小生之类，根本不入她的法眼。赖一仁隐约察觉，让她比较有好感的，仅仅是俞小庆和吴语两个。至于和谁走得更近些，赖一仁却说不上来。

实际上，连赖欢欢本人的意识，也处于模糊之中。这两个男生，均是父亲最欣赏的年轻人，绝顶的聪明，在网络事业上，全有发展前途。赖欢欢天分高，喜欢比自己更聪明的男生。至于说到人生的长远选择，谁个合适作为一辈子的依靠，赖欢欢来不及细想，也想不清楚，甚至有些茫然。她感到两位学长对她都不错。他们性格绝然不同。一个生性活络，一个沉稳过头，反差实在大。和俞小庆在一起，赖欢欢轻松开心，谈笑风生，俞小庆的幽默尖锐，能把她内心青春的欢快尽兴地调动起来。与吴语相处，却有点沉闷了，交流眼神的多，交流的话语少，按照西方哲学的语言，是“默会”，即“不可言说”的感觉，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在咖啡馆里休息，竟会长时间不言语，各看各的书，赖欢欢知道吴语天性如此，不见怪，倒也自然随意。在没有明确的倾向之前，女孩聪明地选择了等距离交往。这天的生日，俞小庆主动提出请吃饭。赖欢欢顾及吴语那一面，就调皮地回答，饭局她请了，俞小庆准备礼物就行。既然是赖欢欢做东，她就把吴语一起请了。

赖欢欢在建国饭店的大堂订了座，是西式的自助餐。赖欢欢爱吃那里的羊排和煎鱼，点心也精致。她中午就关照两位男生，留着肚子啊，晚上放开了吃。

赖欢欢订座的时间早，所以选了内侧的僻静座位。刚刚落座，俞小庆就把包装得色彩缤纷的小盒子拿了出来，笑吟吟地道：“生日快乐啊！”赖欢欢也不客气，接到手上，仔细看着，爱不释手的样子：那盒子轻巧精致，托在赖欢欢白皙的掌心里，越发炫目，着实讨人喜欢。看得出，挑选和包装，俞小庆花费了许多心思。女孩笑嘻嘻说：“我打开啊？”说着，等不及俞小庆的回答，便小心翼翼地撕开了封条，取出了锦缎面的扁盒。随着赖欢欢一声惊喜的欢叫，连吴语也看清了，那是一条闪闪发亮的蓝色水晶项链。

赖欢欢嘟起嘴，对俞小庆道：“一个小生日，你的礼物太贵重了吧？”

俞小庆反问：“喜欢吗？”

“当然是喜欢啦。你记得我对颜色的偏爱！”赖欢欢感动地看着学长，她向来喜爱蓝天的色彩。衣橱里，蓝色的裙子和上衣均不止一两样。

“喜欢最重要。”俞小庆潇洒地道。

赖欢欢无法准确估计项链的价格，肯定是价值不菲。尽管公司核心骨干的薪酬比较高，但毕竟工作不久，赖欢欢觉得俞小庆出手太大，受之于心不忍，又说：“太贵了，你能退回去吗？”

俞小庆道：“哎呀，说什么傻话！行了，看看吴语的礼物吧。”

吴语眨眨眼，没有应声。

他们三个，俞小庆年龄最大，一直是以大学长自居，就撇着嘴说：“你不见得空手来吃饭吧？”

吴语瞧瞧赖欢欢，又瞧瞧蓝色项链，一脸羞涩，依然说不上话来。赖欢欢赶紧解围：“他的礼物早送给我了！”

俞小庆斜眼看看吴语，不满地道：“你瞒着我啊？”

吴语这才回答：“只是一份邮件。”

赖欢欢笑道：“好别致的邮件，中午逗得我直乐。”

俞小庆想象不出，缺乏幽默感的吴语，做得出什么好玩的邮件，能够把赖欢欢逗乐。

前一天，赖欢欢收到吴语的手机短信：“我买蛋糕行吗？”赖欢欢回短信：“你就那么没创意？”在女孩善意的嘲讽下，吴语果然来了灵感。他给赖欢欢发去的邮件，是带蜡烛的蛋糕。蛋糕造型美丽，附带音乐的悦耳，没什么新奇，网上能下载，吴语的改动，在于增添了许愿和吹蜡烛的细节。吴语在邮件中说明，请打开话筒后吹蜡烛，轻轻吹，烛光摇晃，重重吹，烛光熄灭，那是一个声控的设计，所以让赖欢欢玩得好开心。

俞小庆听赖欢欢介绍了吴语的创意，不在乎地笑笑，本来想说，那么简单的活啊，但是，他聪明地憋住了滑到嘴边的话，免得让赖欢欢觉得自己小心眼。

赖欢欢动员道：“哎，我们应该去拿好吃的了。生蚝也是敞开供应的，我侦察过，非常新鲜的，别客气啦。”

其实，赖欢欢心里并不轻松。她吃得很慢，细嚼慢咽的，比男士们速度慢许多。当另两位取回主菜的肉类时，她还在慢吞吞地清扫前菜的盘子，这时，女孩终于提起了烦心的话题：“吴语，你为什么有那样的判断，检查人员想看电脑里没有的东西？”

吴语慢慢地啃着羊排，喷香的油，滴落在他的盘子里。他没有女孩细嚼慢咽的情致，前菜狼吞虎咽之后，立刻找了块香味诱人的烤羊排。他不抬头地继续啃，同时低声说：“他手势快，狠命翻。”

旁边的两位，早习惯了吴语的表达方法。话语极短，你得自行补充当中缺损的意思。吴语想告诉他们的，是那位检查人员，对电脑中能看到的内容没有丝毫兴趣，因此毫不停顿地翻页。

俞小庆不以为然，“你是没事找事，让赖老师烦恼。他们就是一帮小官僚，例行公事，你还当真啦？”

赖欢欢说：“他们口气阴阳怪气的，我也感到跟上回不一样，不是找点岔罚点钱就完事的。”她忧虑地道：“小庆，你说我们干这行，仇人多，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如何防呢？”

“我劝过赖老师，凭我们公司的人才实力，能做的赚钱的事情多，做安全防护，不是最讨巧，至少，容易结冤家。”俞小庆胸有成竹地说，见赖欢欢浮起不爱听的脸色，他叹口气，话语一转，顺着女孩的心思道，“老师了不起，他有大抱负，我们得跟着，听他的就是。”

吴语看着赖欢欢问：“搬的事情如何？”

赖欢欢回答：“还在联系，没谈定。”

一个多月前，赖一仁就有设想，要搬出目前租用的办公楼。他们的公司在发展，需要招聘员工，原来的层面不够用。赖一仁希望找幢独立的小楼。他说，在大楼里，许多企业处在同一空间，通讯的电话和光缆自然分不彻底，有人想蓄意侦察本公司的机密，防不胜防。赖欢欢奉命，寻找可以租用的新办公场地。吴语倒是给女孩提供了一条线索，讲他家的小街上，有一处花园洋房，一直是办幼儿园的。现在，这一带人口减少，幼儿园缺乏生源，有租出去的打算。吴语小时候入托在那里，对情况很清楚，说是绝对独立、安静，符合赖老师的条件。

俞小庆对赖欢欢说：“你抓紧啊，搬出去，赖老师会放心些。”说着，他又转脸看着吴语，“你聪明啊，建议搬那里，有福气了，那么近，你得利多，尽管睡懒觉！”

吴语继续吃自己的。俞小庆是学长，习惯了揶揄他，吴语从来不计较。

赖欢欢说：“事情还不简单，有竞争对手呢。我们想租用，另外一家公司财大气粗，要买下来。这处花园洋房属于区里管。据说，那家公司背景硬，区里的房管部门，也让他们几分。”

俞小庆说：“还可以找别的小楼啊。”

赖欢欢忧郁地回答：“理想的地方少。现在上海有实力的，想找带花园的人家多。我跑得烦死了，已经碰几次壁！”

俞小庆赶紧驱散桌面上的紧张气氛，举起酒杯，“不谈工作了。来，吴语，我们一起祝愿欢欢，年年如此，快乐美丽！”

七

赖一仁听到吴语的那番推测，猜想检查人员别有所图时，他下意识怀疑，真是泄露秘密了，首先值得警惕的对象，应该就是吴语。

一个多月前，赖欢欢向他报告，有一家大公司前来联络，要建设严密的网络安全防护系统。按照赖一仁制定的管理程序，凡标的五十万元以上的项目，由他本人参加签约前的决策会谈。赖一仁提出那要求，并非不相信部下的能力或诚信，而是出于对企业信誉的爱护。大项目，做好了，业内有口皆碑；反之，不良影响扩散得也快。所以，赖一仁必须亲自听听对方的想法，最好直接听对方决策高层的意见，以便拍板，到底能不能接下项目。他告诉赖欢欢，万一有个项目砸锅，遗留恶劣的影响，做多少好项目弥补，恐怕也挽回不了。“宁少勿滥”，是他交代给对外谈判主管赖欢欢的原则。他不是急于赚钱而不顾长远的短视商人。

那天的谈判，是赖一仁带着俞小庆和赖欢欢两个去的。对方主谈的是刘总经理，一位瘦瘦的中年人，鼻梁上方生一对小小的眼睛，透出的目光，则是久经商战的精明和厉害，说话亦简洁明确，直指要害。赖一仁喜欢这种干练的对手，旗鼓相当，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决定双方工作人员尽快拟订合同细节，即日签约。谈判结束后，刘总经理要求赖一仁留一留，说董事长希望会见他。他们的企业，在金融和贸易方面是航空母舰，在国内国外的市场均做得很大，因此，网络安全方面的压力不小。由于赖一仁的公司信誉好，董事长愿意长期合作，目前的业务，仅仅是开头。

这当然是好事啊，赖一仁欣然同意。总经理抱歉地补充说，他们董事长喜欢安静，所以只会见赖一仁一个。他那对深褐色的精明的眼珠转过去，扫了赖欢欢他们一眼，意思是随从就不跟着了。

赖一仁心中嘀咕，好大的派头！不过，对方是大主顾，摆摆架子，也就不计较吧。赖一仁让女儿他们在会议室等待，自己随总经理去了。

公司的走廊上摆着几尊大理石雕塑，是欧洲艺术家的仿制品，有非常逼真的男子裸体雕像，连男人最隐秘的部位，也纤毫毕现。原作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放在此处，证明公司很有文化品位。不过，赖一仁不以为然。毕竟这是办公场所，那么多年轻女白领，川流不息地在男子光裸的身体旁巡回，换一点别的雕塑，是否更合适呢？当然，那是人家公司的事情，无须赖一仁操心。

董事长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另一头，与会议室形成对称的格局，面积自然与会议室一般大，气派不小。尚未进门，赖一仁已然明白，董事长在此公司的地位至高无上。总经理走到走廊尽头，示意赖一仁，先在外间停住脚步；秘书小姐微笑着站起身，拿起电话向领导通报，得到允许后，才开门请他们进入。

窗外的阳光，被丝质窗帘遮挡了一下，柔和地铺满了宽敞的屋子；三米来宽的办公桌后，董事长的脑瓜低垂着，让黑色的头顶面对着来客，似乎正全神贯注于什么了不起的文件；总经理毕恭毕敬地站立着，离办公桌足有五六米的距离，轻声呼唤了一句：“董事长！”

那做作的情景，让赖一仁看了很不舒服。刚才，秘书小姐明明已经通报了，何必摆那么大的架子啊！

董事长如梦方醒，由文件上抬起脑袋，似乎刚刚明白该接待来访者了。他推开椅子，从巨大的办公台后面转出来，径直走向赖一仁，“哈哈，欢迎你！”

他的手举到腹部那么高时，忽然尴尬地停留在半空之中，像被点了穴一般，没能把准备握手的动作一气呵成。赖一仁也吃惊地瞪起眼睛，看定了面前熟悉而陌生的脸。空气可怕地凝固起来，包裹着对峙的双方。

这种突然形成的紧张而敌对的气氛，显然是带路的刘总经理始料不及的。他惊慌地打量着两个对峙者，嘴巴微微张开，露出发黄的门牙，不知该如何措辞。

董事长迅速清醒过来，朝傻站着的部下挥挥手道：“你先出去，我们单独谈！”随着总经理退出的碰门声，站立在屋子中央的两个男人，竟然一起冷冷地笑了笑，在他们的冷笑之中，屋内紧张对峙的气氛，稍稍得以缓和。

赖一仁没有想到，他和老冤家崔海洋，在分手二十几年以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然遭遇在商务的环境中。

崔海洋变化不明显，当他从文件上抬起脑袋时，赖一仁一眼就认出了他。崔海洋与学生时代的显著区别，是表情上更加高傲、更加自信；他的腰板挺得笔直，跨出的脚步，稳重坚实，在打蜡地板上撞击起有力的声响。赖一仁认出了老同学，所以当崔海洋伸出右手时，赖一仁的手臂没有响应。他无数次地想到过与崔海洋重逢的场景。他料定崔海洋性格的乖张，是从来不愿认错的脾气，所以，赖一仁也没有和解的思想准备。

崔海洋似乎已经从震惊中解脱出来。他是在自己的地盘，在豪华的董事长办公室里见到老对手，在气势上足以压倒对方。他和赖一仁面对面站立着，之间的距离只有两三米，可以感受到对方鼻翼喷出的气息，崔海洋并无邀请对方坐下来的意思。刚才，赖一仁当着总经理的面，没有伸手与崔海洋握手，让崔海洋的手臂无聊地悬在空中，使崔海洋丢了面子。崔海洋压抑着怒气，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从鼻子里挤出无声的冷笑，“原来是老同学啊！没想到啊，你竟然也当上公司的老板了！刮目相看啦。”

赖一仁反唇相讥，“老板当然是你做得大，多么有派头的办公室！靠国家发财吧？”

崔海洋哼哼道：“国家不就是我们打江山打下的吗？”

赖一仁淡淡一笑，“说得夸张了吧？新中国建立时，我们全在吃奶，打江山，没我的份，也没你的份！”

崔海洋提高了嗓门，“肯定没有你们的份！我们老崔家，是牺牲了好几个的！”

“我敬重为共和国奉献生命的先烈。不过，”赖一仁冷静地针锋相对，“我瞧不起假前辈英名，捞个人私利的小人！”

崔海洋个子比赖一仁高，他挺直身子，居高临下地凝视着对方，轻蔑地说：“你算老几！想发表高论，也需要些底气！不就是小小的民营老板吗？我正式通知你，原来谈的协议全部作废。这笔生意，我找别人了！”

在见到崔海洋的那一瞬间，赖一仁就有了思想准备，生意肯定泡汤了，所以哪里吃他恐吓的一套，抬起头说：“请我做，我也懒得伺候！我的生意，当然没有你那么了不起，在你大老板眼中，小儿科吧？不过，我每一分钱，均赚得干净！不像有的人，一脸神圣，一肚子脏水！”说罢，赖一仁冷峻地扫对方一眼，转身就走。

崔海洋不放过他，斜跨一步，挡住他的去向，“是你嘴巴不干净吧？！谁赚的钱不干净？你不说清楚，就是污蔑！”

赖一仁停住脚步，鼻孔里重重地哼出声响，“我本来倒是懒得提陈年往事，你逼我说，我就讲讲谁喜欢做不干净的勾当！当初，把我送公安局，去我家查抄砸抢的事情，你大老板没忘记吧？”

崔海洋眼里射出锋利的光来，“嗬，早知道你小子记仇！你打算怎样？有胆量，也去我家抄抄？”

“那种卑下的事情，是你的专长！”赖一仁毫不示弱地承接着对方的目光，“当年，抄家是红卫兵的时尚，一风吹了，忘掉无妨。可怕的是，有人借抄家之名，行中饱私囊的贪欲，那才是十恶不赦！”

崔海洋哈哈地笑起来，“你想给我胡乱编造罪名？你小子有胆量，控告去啊，现在依法治国，法院为大家撑腰。”他朝松软的地毯上呸了一声，像是吐出一口黄痰，用皮鞋脚磨蹭着，把那肮脏的色彩踩进绛红的毛毯里，“我有律师，我等你行动，等着反告你诽谤！”

赖一仁已经不想再和这种无赖的腔调纠缠。他不顾崔海洋身体的阻挡，径直朝前走，几乎是擦肩而过，沉着地朝门口走。崔海洋犹豫了一下，没有强行拦住他，讪讪地道：“急着去法院吧？证据写清楚点啊！？”

赖一仁没回头，在走出大门的刹那，他丢下一句话：“我早知道，你绝对不会承认。记住，我有自己的办法！只要我家的东西出现在拍卖现场，不管是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一定有能力追查到底！”

赖一仁自己明白，平生仇敌不多，崔海洋是结怨最深的一个。商场险恶，会有同行的冤家。不过，恶到向政府部门诬告的对手，赖一仁还真是想不出。如果官员们的突袭，确实是因检举而起，并且有明确目标，针对他们公司的绝对秘密而来，赖一仁不得不联想到崔海洋，并且猜测到崔海洋的外甥吴语。吴语知道所有的秘密，是唯一可能与崔海洋联通的渠道。

多年前，吴语考高中那年，由于夜里爬墙进入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差点被学校从录取榜单上除名。崔丹妮的出场，让赖一仁晓得吴语是谁的儿子，那时确实犹豫再三，是否还要把吴语看作自己的得意门生？他明白血缘纽带的坚韧，孩子最后总是忠于自己的父母。赖一仁和崔家的仇恨，很难化解。哪天矛盾爆发，吴语难道会站在自己这边？

不过，这孩子的数学天赋，实在少见，赖一仁爱才如命的习惯，使他不愿意放弃这棵好苗子。吴语的秉性善良，明显不是崔海洋那一路人，也是赖一仁喜欢他的原因。他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器重吴语。他想得很明白，假如哪一天，孩子因父辈的仇怨，要离他而去，作为他的老师，赖一仁尽心辅导过他，对得起天地良心了。赖一仁在吴语面前，从来不提当年的冲突。吴语也浑然不觉的样子。在这点上，他感到崔丹妮是明智的母亲。

下午，崔丹妮约赖一仁谈吴语的事情，赖一仁同意赴约，潜意识，还是把妹妹与哥哥分开来看的。谈话中，赖一仁说到当年抄家的问题，断定崔海洋不可能承认私吞了赖家的藏画，因为与崔海洋已经有过唇枪舌剑的交锋。二十多年时光的流逝，除了让崔海洋变得更加老练圆滑，那被恶欲统治的灵魂，似乎毫无变化。不过，赖一仁还是比对手简单，他没有想到，对方会用恶人先告状的办法，向政府举报，意图置他和他的公司于死地。崔海洋为何出此阴招？除去陈年旧恨，赖一仁猜想，也许是他发出的警告，一定要追查当年的问题，让崔海洋胆怯而想先发制人。他是有背景的大老板，如果蓄意查他公司的情况，即使崔丹妮不说，他也会查到吴语在赖一仁的手下。吴语再老实，再忠于公司的纪律，一个做舅舅的，想办法从外甥嘴巴里套点话出来，毕竟是容易的事情。

夜里十点钟，赖欢欢回到家的时候，见父亲正呆坐在沙发里寻思；茶几上的小灯，放出暗淡的光，将他脑袋的影子，投放到沙发背后的墙面；几缕稀疏的头发，勾画出凌乱的线条；额角上，旧日留下的伤痕，被灯光染得越发醒目。赖欢欢问过父亲伤痕的来历，父母的回答，均十分含糊，让人听了不着要领。

赖欢欢突然伤感地想，母亲不在了，父亲老了！她轻手轻脚走到父亲面前，把手中拎着的小蛋糕放置在茶几上，默默地蹲下身子，亲热地依偎到父亲旁边。

“回来了！”

“嗯。”

“开心吗？”

“嗯。”赖欢欢将茶几上的灯拧亮点，“爸，吃蛋糕吗？”

赖一仁的情绪迅速调整过来，“女儿的生日蛋糕，当然要吃啊。”

他看着女儿拿出碟子和小刀，细心地把蛋糕拨到盘子中；他边品尝栗子蛋糕，边笑眯眯地问：“和两位学长的生日派对？”

“是啊。”赖欢欢略微有点不自然地回答，“明年的生日，我一定陪父亲吃西餐。”

赖一仁摇摇头，“明年的事情，就不要如此早说，那时候，不晓得还有谁比父亲更重要呢？”见女儿满脸绯红，他不忍再打趣，转口问：“噢，你晓得吴语有个舅舅吗？”

“知道啊！”赖欢欢见父亲如此发问，有点惊奇，“你认识他舅舅？”

赖一仁点点头，“老相识了！”他苦笑地接着道，“一个多月前，谈过项目的那家公司的董事长啰。”

赖欢欢疑惑地问：“你们是老相识？”她略一沉思，补充问，“是对头吗？所以他就不把项目给我们？”

那天，谈判结束，父亲去见那位董事长，回来时脸色铁青，挥挥手，招呼俞小庆和赖欢欢随他即刻离开。离开会议室时，赖欢欢问项目是否可以签约，赖一仁板着脸，不愿解释，只硬邦邦地道：“不做了！”说罢，头也不回地走去，让身后的赖欢欢与俞小庆一头雾水。后来，赖欢欢见父亲根本不让她重提此事，为避免失礼，她还试图与对方的刘总经理沟通，不料，那里的态度竟然也大变了，干脆拒绝继续联系。赖欢欢一直纳闷，在父亲与对方董事长会面的短短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冲突。今天，赖一仁的话，让她猛然醒悟，应该是对手狭路重逢！

吃了几口蛋糕，赖一仁心事重重地放下小调羹，问女儿：“以前，吴语是否说过，他有一个舅舅在做大老板？”

赖欢欢不假思索，“有啊。我看他填公司员工表，只填上母亲，其余全部是空格。我知道他从小没有父亲，但是，亲戚总有吧，所以提醒过他。他说，近亲中还有一个舅舅，是老板，不过，他们关系不好，他向来不填。”

“是这样？”赖一仁纳闷地看着女儿，“舅舅与外甥有何了不起的矛盾？”

“他说，很少见到舅舅，见了也没得话说，只记得小时候，他凶得可怕。”赖欢欢想了想，补充道，“他说过，他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这个称之为舅舅的家伙。”

赖一仁松了口气，女儿的回答，似乎让他如释重负。他想了想，对女儿道：“他舅舅，就是那家大公司的董事长。他不愿意和我们做生意，是‘文革’中与我结怨甚深。”

赖欢欢很聪颖，她马上猜出父亲的担心所在。她说：“我会提醒吴语，本公司的业务，一句也不要对舅舅说。”

赖一仁摆摆手，“不必了。他口风紧，公司的事，连他母亲也不说的。”他停顿了片刻，又说，“公司另外选地方的事情，你还得抓紧办。我们会越来越被社会关注，现在如此嘈杂的大楼，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赖欢欢畅快地答：“我们三个晚餐时也聊到这事，我一定抓紧！”

八

赖一仁是典型的夜猫子，习惯晚睡，记忆中，除了生病，起不了床，他没有在午夜之前躺下过。离开学校，专职搞电脑业务后，睡得更晚，不到一点，屁股不会离开电脑前的座椅。之所以在这个时刻离开，还是医生叮嘱的结果。他心脏早搏严重，头晕的现象也经常发生。去医院检查，熟悉的老大夫正告他：“午夜以后，人的生物钟是要求睡眠的。一点以后再不躺下，身体的伤害特大。你不改变作息习惯，华佗也救不了你！”赖一仁不得不强迫自己在一点钟上床，还设计了半夜十二点半电脑自动关机的程序。

这天午夜，赖一仁就是抢在十二点半之前，给全体公司员工发出了一封邮件。他像多数IT行业的老板一样，不喜欢经常召集员工开会，而是不断地用电子邮件和大家沟通。他认为，内容实在的电子邮件，恰似有感召力的演讲，能大大增加企业的凝聚力。

我年轻的朋友们：

现在，我想详细说一下本公司的战略选择，即我们为什么进入竞争如此严酷、对手如此强大的计算机安全领域？我把自己的思考与大家分享，使你们能够做出判断，是否和我一起继续奋斗下去。

俞小庆曾经说过，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理想主义是属于过去的，即使它值得敬重，但是，难以效仿，生活的物质化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按照我学习历史的体会，理想化与世俗化，经常性交替主导社会人群。在这里。羊群效应明显。羊群向左向右，从来不是恒定的事情。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指的是“文革”之前的中学时代，我虔诚地相信过，人类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会很快到来，并准备着，愿意为之献身；后来，我明白，那是人类永远的美丽的梦。

我三十来岁，两手空空，离开贫瘠的乡村，回到上海，作为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学生，进入大学学习。那时，中国正从狂热的革命梦寐里清醒过来。我们这批学子很自负，要为中国社会的转变作为一番。我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我的专业是数学，但是，我非常关心社会问题，我开始执着地相信市场经济的魔力。我认为，中国唯一的问题是贫穷，只要社会拥有强大的经济活力，产品丰富起来，多数人吃饱穿暖，社会的其他毛病，均容易解决。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过一句名言：社会的任何麻烦，均可以在经济学的方程里找到解决的答案。那时，我特别欣赏此话，我愿意把自己在数学上学到的本事，为中国新的经济模式服务。

大概在二十世纪临近尾声的年代，社会呈现的事实，让我和许多朋友一样，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市场经济出产繁荣，同时也带来不少新的混乱，那孕育于同一原点，即支撑市场经济的根基。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在于尽可能大地激发和释放欲望的力量；它呼啸着前进，也留下被它碾压过的土地飞扬的灰砂：欲望的追求和膨胀，是众多社会毛病和环境资源问题的要害。

大概就在这段痛苦的思索之后，我决定辞去我在学校的教职，和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们创办电脑公司。我崇拜比尔·盖茨，他抓住科技的未来，以创造性的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我觉得计算机和网络，也许是人类的新希望。我说过，像法律审判和政府裁决等需要极大公正的职能，今后不妨由计算机来代替公职人员。我的优秀的学生俞小庆，说我理想主义，大概与我的这些表述有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解决人类的各种难题，在科学家中是普遍的信仰。作为一个从事科学基础研究的数学人员，我比较容易接受这一点。我的一位欧洲同行，甚至认为，所有的存在，包括宇宙和生命的细胞，全部是数学大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运用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解答各种未知的世界。数学是科学王冠上的钻石，网络和计算机再一次证明了这点。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人类的自负，总是一再地为上帝所嘲笑。今天反思，我的不少想法，将再一次地被我扬弃，至少，我们已经看见，由全球电脑组成的网络，在提供巨大的世界性服务的同时，在优化全球政治、文化、经济生态的同时，新的黑暗的力量，比过去曾经出现的各种破坏者强大无比的力量，也在蔓延滋长。比方说，原来的恐怖力量，至多在有限的空间、时间搞破坏，但是，现在尖端的黑客分子，可以用他们操纵的键盘，远距离地实施恐怖活动，直接危害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稳定。人类不可能因为城市的环境灾难而倒退到乡村，不可能因为能源的污染而抛弃机械动力，同样，不可能因为网络的易受攻击而废弃电脑。我们可以选择的，就是把危害压制到最低的限度。

我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做出进入网络安全的领域，我同样是看见了它潜在的巨大商机。因为敌人的矛锋利无比，社会必然渴求坚固的盾。我相信本公司业务的朝阳性。

我们艰苦前行，我们靠自己的手掌握着未来。

假如这里依然有理想主义的成分，我愿意要这样的理想。你们比我年轻得多，更应该胸怀强大的信念和抱负！

已是午夜时分，晚安，我的朋友们！

随此信，有一个附件。复制于大学校友的博客。我觉得很有意思。人类的宿命：没有终结历史的政治家，没有穷尽奥秘的科学家，没有超圣绝智的思想者，也没有先知万能的拯救者。我们，惟有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赖一仁

附件

人类的渐进式毁灭

讨论人类的毁灭，与讨论个体的死亡一样，是可怕的但又无法忘却的命题。

也许，不必等待太久。不必等上四十亿年，等来仙女星座与我们的银河系碰撞的大事件；甚至也不必等待几亿年，等到太阳能量衰竭无法给人类足够温暖的那一天。很可能，大大早于上述灾难的降临，我们人类已经自己折腾完毕。

人类从动物界进化而来，那是地球最伟大的创举之一。进化是以百万年计量的过程。在最近几百年之前的百万年，人类最大的麻烦是朝不保夕的苦难。可怕的地震、海啸、山洪、瘟疫以及严寒酷暑，让人类难以招架；缺乏食物的饥饿，更是时时威胁着人类的生命与繁衍。于是，人类发明了抚慰自己心灵的宗教。几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各教义的核心，不约而同，均是如何摆脱苦难，充分证明了人类面对自然压迫的无奈。

最近的几百年，确切地说，从人类学会大规模地使用能源开始，标志是蒸汽机的诞生，不过只有三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人类的力量，每时每刻突飞猛进，以致连人类中最具备智慧的精英们，也渐渐忘乎所以，渐渐忘却自己那点尚未完全进化干净的尾巴，开始狂妄地以地球的主宰自居，甚至偷偷地想象，可以代替原本十分敬畏的创世的上帝了。

三百多年，我们的折腾，把地球搞得无法安宁。地球诞生以来，按照百万年、千万年为度量，辛苦积累起来的宝贵资源，被我们发明的强大的机器敲骨吸髓地榨取出来。资源被放肆地燃烧，更使天空、土壤和水流，受到无情的蹂躏。

人类的短视，让我们顶多顾及孙子辈们的生存，至于孙子的孙子们，无数代的灰孙子们，我们的脑子里几乎没有概念。其实，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像我们离发明蒸汽机的瓦特他们，隔不了几个世纪。三百年后的灰孙子们，谈论起今天人们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像我们对瓦特他们那般敬重，也许是诅咒，也许是仇恨，因为被我们榨取过的地球，让后代们难以健康生存。

所有的这些，其根源是为了满足人的动物性的欲望。基因的力量太强大。人类上天入地，却对自己身体中自私的动物基因无可奈何。一切试图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尝试，最后都是被动物的自私基因所挫败。原因很简单，连发起改造运动的先进分子，其本身的动物基因也早晚会发酵，最终毁了他们的英名，也毁了以光明为旗帜的革命。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是各种悲剧留下的感叹。技术的日新月异，与基因的依然故我，形成难以克服的矛盾。

于是，我们渐渐想通了，既然千百万年遗传的动物基因，其满足个体欲望的自私性，无法轻易地改造，唯一的选择，就是适当地抑制社会的人欲横流，尽量减缓资源的掠夺速度，努力保护一下我们生存的空间。但是，即使如此有限的目标，依然不容易达到。

社会真正的精英群体， 稍稍有远见的先生女士们，你们能够为人类晚一点遭遇灭顶之灾，做些什么？！

九

这天，吃过午餐，赖欢欢约了俞小庆和吴语，说要考察一下未来的办公场地。既然父亲希望快点把事情定下来，赖欢欢就得抓紧。

她想，自己看过不够，如果两位学长觉得合适，心中才有底。对这种行政杂事，俞小庆实在没有兴趣。不过，他又不愿意让吴语单独陪赖欢欢出去，就勉强应承下来。赖一仁正在考虑公司的股权结构。他提出的初步设想，是把百分之六十的股份，分给员工，自己只保留百分之四十。俞小庆心里想，老师实在精明。从表面上看，他不是绝对控股了。但是，那百分之六十里面，有赖欢欢的一份啊。假如他们三个公司骨干各得到百分之十的股份，赖家依旧掌控了百分之五十啊。将来，真正的老板，是赖欢欢了。公司一旦上市，老板必定是几亿身家的大富翁！如果赖欢欢掌控的股份，再加上吴语的百分之十，那么，俞小庆就顶多是个高级打工崽。俞小庆绝对不希望看见这样的状况出现。

赖欢欢开车，两位男士坐在后排。因为经常对外联络谈判，赖欢欢提出买车，赖一仁马上同意了，只是建议买结实牢固的车型，别贪图外表的好看。赖欢欢懂得父亲的心意。母亲去世后，父女相依为命，赖一仁对女儿呵护得更加细致。本来，赖欢欢想买迷你型、淑女型的小车，现在，为了让父亲放心，只能买别克系列的。好在是别克系列中新出的运动型轿车，线条顺畅优美，让赖欢欢一眼就中意了。副驾驶座，永远丢着赖欢欢的各种小东西，围巾、小包、书本、手机之类，搭乘者只能坐后排。那是赖欢欢的聪明，她不愿意开车时，旁边有人唠叨，反复提醒她注意交通规则。

赖欢欢从反视镜里观察着两位学长，“哎，老师的邮件读过吗？有何感想？”

吴语抿抿嘴唇，没有吭声。俞小庆回答：“老师抱负远大，是我们的榜样。”

“吴同学，你没看吗？”赖欢欢不肯放过吴语。

吴语老实答：“没全看懂，回去再读。”

这时，小车刚开进了吴语家所在的小街，稍稍朝前，就是那家幼儿园所在的弄堂。那是一条非常干净的弄堂。幼儿园的那片花园，就藏在弄堂的底部。穿过一道大铁门，眼前豁然开朗，宽阔的绿茵茵的大草坪展现出来。草坪的东西两侧，是两幢对称的小楼，西班牙风格的三层小楼。

幼儿园的园长，和赖欢欢约定的看房时间，是孩子们午睡的时刻。因此，这会儿，草坪上空荡荡的，无比幽静。东侧的楼房，依然是孩子们的天堂，空置的是西侧的那幢。幼儿园园长对赖欢欢说过，他们在这里半个多世纪了，不愿意搬走，只想出租闲置的西楼。因此，她特别欢迎赖欢欢这样的房客。赖欢欢早就声明，他们的员工人数不多，有西楼足够了。何况，赖一仁听说是幼儿园的地盘，还表示过，草地依然让孩子们活动为主，他们能够眺望草地和草地上欢蹦乱跳的孩子们，很不错的风景。

五十多岁的园长，亲自为他们打开了铁门，带他们穿越宽阔的草坪，径直走向西楼。由于生育高峰过去，幼儿的数量减少，近年来少开了好几个班，西面的这幢楼房，闲置有些时候了，好在经常有员工过来打扫，楼内依旧保持着干净和优雅。墙和门窗，色彩鲜艳，不久前才漆过，显得十分清爽精神。只有楼梯的木板，踩上去吱吱叫唤，才显示它们已经上了年纪。

园长带着他们，在底层兜了一圈，然后踩着那轻轻呻吟的木板楼梯往上走，最后视察到三层楼。赖欢欢对楼房的结构，在图纸上已然熟悉，今天是与学长们实地感受一番。底层和二楼各有一百五十平米，三楼略小，也超过一百平米。这样的花园洋房，在上海老建筑的洋房部落中，算大了，办公用，挺气派，加上楼前有那么大的绿化面积，确实理想。难怪想要的竞争者不少。

“怎么样？拿定主意，就快签意向！”园长说，“我个人欢迎你们这样的科技公司，人少，不像搞贸易的那么吵。”这样的意思，园长早早就向赖欢欢表示过。但是，她也说了自己的难处。上面，区里的领导，也有整体出让的意思，所以园长希望赖欢欢的公司抢先一步。

“我觉得不错。”赖欢欢看着两位学长，“我想过，顶楼，给你们和老师；二层，是你们分别率领的三个团队；底层么，是我们行政部门，再辟一处公共会议室。合理吧？”赖欢欢胸有成竹地说完设想。她在两位学长面前，总是称父亲为“老师”，习惯性的称呼，公事公办的口吻。

俞小庆笑着说：“你是大内总管，听你的没错。”

吴语走到三楼的窗前，往下瞧着草地。听赖欢欢催他表态，没头没脑地回答：“我在三楼睡过。”

进花园大门时，赖欢欢介绍两位学长，特地说明，吴语曾经是这座幼儿园的孩子，当然，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的园长，那时候还没来此处。她感兴趣地看着大小伙子，笑盈盈地问吴语：“你那时在小班还是小小班？”因为东楼向来是中班和大班的地方，吴语在西楼睡，不是小班就是小小班。

吴语摇摇头，“记不清！只记得睡觉嘴巴干，爬到那里偷水喝。”他指指门口，大概那里曾经是放柜子的地方。

园长笑道：“肯定是小班了。小小班，还没到这么鬼的年龄！”

俞小庆跟进笑吴语，“旧地重游，感慨万千啦！”他转向赖欢欢道，“我们一定要来这里办公！每天工作累了，就让吴语回忆他光屁股、断奶的时光。”

吴语被学长嘲弄得无奈，朝赖欢欢尴尬地望望。赖欢欢瞧他那可怜的模样，也笑起来，随即很开心地回答园长：“我们三个意见比较一致。回去向董事长汇报，尽快签约！”

赖欢欢始料不及，与园长说得好好的，情况会突然变化。

赖欢欢回公司后，立刻对赖一仁说了实地勘察的情况。赖一仁听罢，没有犹豫，说：“签吧！你们看过，觉得条件理想，我就不必再去看。”赖一仁处理事务，向来果断，他关照赖欢欢准备好定金的支票，马上把合约签了，将事情做实，以免夜长梦多。

赖欢欢不敢耽搁，即刻给幼儿园园长打电话。奇怪了，打了几次，没有人接。最后一次，像是接通了，但立刻被掐线，干脆，关机了。在赖欢欢与园长联系的过程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障碍，对方一直非常客气。刚才还谈得相当融洽，怎么风云突变啊！

赖欢欢心里未免七上八下。

直到晚上，赖欢欢准备下班的时候，园长才打电话过来，具体解释情况：“赖小姐，非常抱歉，前面我没有接你电话，是区里领导突然过来，找我谈话，实在是不方便。”

“园长您忙，我知道，没关系的。我们董事长同意签约，你看，今晚或者明天，都可以，您决定！”赖欢欢彬彬有礼地回答，又乖巧地补充一句：“今晚方便的话，我可以请您共进晚餐，顺便签了。”

对方沉默了一小会，为难地道：“不好意思，我实话相告，我没法和你们签约了！”

赖欢欢大吃一惊：“刚才我们谈得很好呀？是租金条件有变吗？您可以直接说的！”

“不是具体条件，是领导不让和你们谈下去。”园长是老实人，不愿意被误会成在讨价还价，拔高条件，“你们刚离开，区里领导就带人来看房子，说是有大买家，可以出几个亿的天价，把这里全部买下。”

在此之前，赖欢欢就风闻有这样的对手，不过，赖欢欢未必信，商业上，真真假假的传说多了。赖欢欢想，父亲担心夜长梦多，现在，尚未过夜，事情就变了。赖欢欢说：“园长，你们在此地几十年，老土地了，街区的孩子们有这么好的幼儿园，福气啊。搬走太可惜了！”

园长道：“我的想法和你一样。不过，这样的大事，领导决定了，我的想法有什么用？”她显然也是一肚子怨气，“他们只想置换赚大钱，孩子们的事，哪里放心上？”

赖欢欢明白情况棘手。如果是租金高低，她有权谈判取舍。整体买下，那是天价，他们的公司没这力量，绝对不可能考虑。赖欢欢心里难舍，却也不得不准备放弃了，恐怕得另外选择地方了。这时候，园长却突然说：“你们有办法的话，找得到区里的大领导，也许事情还可以挽回。谁大听谁啊。不过，”园长赶紧强调一句，“千万不能说是我的主张！”

“当然，当然，您放心！”赖欢欢应承道，心里紧急地盘算各种社会关系，看有没有可以动用的力量，“我试试吧。我们保持联系。”她挂断电话时，与园长如此约定。

赖欢欢做公司对外联络的时间长了，通讯录上，保存着众多可以利用的关系。经过一番紧急调度，她终于挑出一个值得尝试的对象。赖欢欢看见通讯录上的这个名字时，已经拿定主意，她得抓吴语的差，让他出马帮忙。

这位姓张的小姐，原本是他们一所中学的，也算是赖一仁的学生。不过，她数学糟糕，喜欢的是文科，大学念了中文系，毕业后到区政府做个文秘，现在已经是科级了，级别不算高，却是区长的秘书。了解点情况，甚至引见一下领导，是可以帮忙的。张小姐到他们公司来玩过两趟，名义上是找赖欢欢叙旧。赖欢欢心里明白得很，那仅仅是借口罢了，她和赖欢欢没有很深的交情。张小姐的用心，是在书呆子吴语身上。她一到公司，与赖欢欢聊不上几句，就想方设法，朝吴语的办公室里去，理由总是有的，比如，请教电脑方面的难题之类。吴语一副傻劲，根本没有感觉，让赖欢欢看着暗自好笑。张小姐为什么喜欢吴语？赖欢欢暗暗盘算过。也许，是吴语的老实厚道？不管原因何在，只要吴语出马，张小姐总得帮忙！赖欢欢狡黠地想。

赖欢欢通知吴语把晚饭的时间留出来，只说是公务，还关照别告诉俞小庆。她希望让张小姐开心，所以必须缩小晚饭的规模。不出赖欢欢所料，当赖欢欢约张小姐共进晚餐，并且声明还有吴语出席时，对方立刻乐不可支地答应了，连一点含蓄与矜持也没有。赖欢欢心中叹口气。现在的年代，女孩子，真要喜欢上谁，比男孩还敢追啊！

两个心里明白的女孩，与一个心里糊涂的男孩，一起度过了暖风习习的夜晚。张小姐收获的是朦胧而美丽的想象，赖欢欢收获的是了解真相后的失落，吴语呢，懵懂得很，只收获了一肚子的美味佳肴。

席间，张小姐听赖欢欢说罢事情的原由，立刻奉劝他们歇手，“你们可以找的办公地方多了去啊，我也能为你们介绍。那个幼儿园就拉倒吧，是区里主要领导的项目。”张小姐显然知情，语气十分肯定，“要那处房子的公司，不但财大气粗，他们的老总来头大，听说是高干子弟，区里主要领导，曾是他老爸的部下，能不帮忙？”

赖欢欢仔细地询问了对手的企业情况。当张小姐把她知道的背景一一介绍之后，赖欢欢沉默下来，她看看正吃得津津有味的吴语，心里好烦，向来喜欢美食的她，竟对满桌子的菜全没了胃口。

在饭店门口看着张小姐打车离去，赖欢欢揶揄道：“吴语，为什么不送送人家？”

吴语道：“我又没车！”

“你叫出租送，人家也开心啊。”赖欢欢冷言道。

吴语听出她话里的嘲讽，别过头，不理睬。赖欢欢这才停止攻击，正色道：“你那位舅舅，原来是大老板！为什么专门对我们捣乱？”

吴语摸不着头脑，问道：“他做什么？”

赖欢欢想起，事情的来龙去脉没对吴语说过，难怪他诧异，就解释说：“原来我们要接一笔大生意，老师带我和俞小庆去谈，谈得差不多了，老师去会见董事长，生意反而吹了。知道吗，那董事长正是你舅舅！他好像与老师过去就是对头！”

吴语大吃一惊，“我完全不知道！”

“还有啊，和我们公司抢幼儿园房子的企业，也是你舅舅当董事长的那家，他盯住咱们啦？”

“怎么可能？”

“我越想越奇怪！回去报告老师，他又要生气。”赖欢欢忧郁地说，“你去问问舅舅，能不能不再搅局？”

“我去？”吴语莫名惊诧，“我告诉过你，我从来不搭理这个舅舅！”

“你妈能说吗？”赖欢欢抱一丝希望地问。

吴语摇摇头，窘迫地说：“她这些年与舅舅联系很少。”他想了想，补充说，“我觉得，她也讨厌舅舅。”

赖欢欢长长地叹口气，决定不难为吴语了。

十

赖一仁给女儿立过规矩，在家里不谈公司的事情。当天晚上，赖欢欢心里烦得很，还是忍住了，没有把白天出现的新情况报告给父亲。她明白赖一仁的意思。一个人，总要有透气的时候。家是休息的港湾，商量工作，就留到上班的时间吧。

赖欢欢没有料到，第二天，风云突变，到达公司之后，可以商量公务了，她却没有机会汇报情况。

几位穿警服的不速之客，早已恭候在公司的门口。赖一仁和赖欢欢父女刚走出电梯，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堵住了通道。赖欢欢眼睛尖，发现其中一位年纪轻的，前些日子来过公司，是那批知识产权执法人员中的一个，还是被吴语感叹为手法特别快的那位。来人把一份执法检查的通知书递了过来。赖欢欢一瞧，事情复杂了！这次出面的，不是知识产权执法部门，而是公安经济侦察部门！赖欢欢仔细瞧瞧前些日子来过的年轻人，今非昔比，那天一身便服，今天穿套警服，人精神许多。赖欢欢心中明白了，这小伙子是公安的人，那天隐姓埋名，是何用心？吴语赞他是电脑高手。公安养着的精英么！年轻人被赖欢欢的目光逼视得有点尴尬，走上一步，指着身旁一位高大的中年人，讪讪地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徐处长！”

赖一仁淡定地点点头，“欢迎！徐处长，你们上班早啊！”

中年人淡淡一笑，“抱歉！担心董事长忙，不容易见，所以只好堵门了。”

赖一仁伸手做个邀请的姿势，“徐处长难得光临，我肯定全力配合，认真听取指教！”

见面时不痛不痒的搭讪，是互相搭脉；针锋相对的交手，藏在了后面。等到在赖一仁的办公室坐下，徐处长的脸色凝重起来，黑黑的脸膛上，肌肉冰冷地抽紧了，目光像两把刀似地捅到了赖一仁面前，“我们知道，赖董事长下海以前，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多年的国家干部了，应该是很懂法律规矩的。”

赖一仁听他的口气，知道今天肯定麻烦。开口就带了点威胁，表示已经把赖一仁的经历摸清楚了。赖一仁本来想再客套客套，现在决定免了，待赖欢欢把茶杯放稳，赖一仁也冷冷地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徐处长尽管放心，本公司合法经营，经得起检查！”

徐处长沉稳地笑笑，“很好，我们容易合作。”他朝那位来检查过的年轻人招招手，“你说吧，他们上一回是不是规矩地配合检查。”

年轻人恭敬地朝处长点头，然后说道：“给我们看的电脑，没检查出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判断，公司的电脑，没有全部让我们检查。”

“是吗？”赖一仁感兴趣地瞧着他，“你如何判断？”

年轻人一点不胆怯，迎着赖一仁的目光，很有把握地回答：“你们各个工作板块，电脑显示的情况，均十分零碎，肯定还有用以合成的电脑！”

赖一仁与赖欢欢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他们心里不得不感叹吴语的敏感。吴语曾经说，知识产权执法检查的人，是在寻找他们看不见的内容，真是被他说中了！

徐处长又淡淡地一笑，“赖董事长，我知道你在业界的地位，你的水平没说的。你看，我们年轻人的水平如何呢？”

赖一仁紧张地思考着如何应对。他明白，对方胸有成竹，今天难以搪塞。赖一仁道：“数字时代，是年轻人的天下。何况，公安的本事，谁敢小看。你们招的人，当然是最优秀的！”

徐处长道：“他认为你们还有电脑没接受检查，此话有道理吗？”

赖一仁拿定主意了，缓缓地回答：“上一次，确实有没检查的电脑。”

赖欢欢见父亲坦率地表态，兀自一惊，想分辩什么，赖一仁摆摆手，示意女儿沉默。

徐处长轻松地笑笑，“赖先生确实痛快！不过，上回没让全部检查，有何解释？”

赖一仁不慌不忙，反守为攻，“其实，徐处长，是你们绕弯子啊。上一回，你们公安要查，直说好了，为什么借知识产权检查的名义呢？”

徐处长一愣，知道对手厉害，略一沉吟，就道：“好吧，以前的事我们不说，程序问题也不纠结，说实在的，你今天打算让我们全部看吗？”

赖一仁苦笑道：“我们是民营企业，不敢和政府部门讨价还价，当然要让徐处长如愿地全部检查。不过，我必须声明，今天你们检查的电脑，涉及本公司的核心机密。你们的人员，要保证不泄露出去。”

徐处长有点不耐烦，肥厚的屁股把椅子的皮面压得咕咕响，“那是当然的！我们又不做商业买卖！只要你们的经营合法，应该受到保护！”

赖一仁朝女儿看一眼，不容反驳地吩咐道：“带他们去看吧，没检查过的电脑，全部要检查！通知吴语和俞小庆陪在旁边，随时回答徐处长的问题！”

赖欢欢点点头，无奈地去执行了。

徐处长一行，在赖一仁视为核心机密的密室中，整整待了一个上午。

赖一仁也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半天。他决定打开密室，让公安的人随意检查，是出于理性的决策。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赖一仁意识到，自己的安排，百密一疏。他把公司的核心机密放在密室的电脑里，从内部控制的角度，是正确的设计。但是，他确实没有预料到，会有高手来检查公司的电脑。那位小伙子实在厉害，一下子抓出了大矛盾：公司明处的电脑，体现的均是软件的局部，合成的电脑在哪里呢？赖一仁无法回答这个疑问，明智的办法，就是把隐秘的电脑端出来，争取一点主动。毕竟对手是公安部门的，不能够强行对抗。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密室和全部电脑。那时，赖一仁更加被动。

赖一仁后悔没有重视吴语的敏感。那天，吴语提醒过，知识产权检查人员，兴趣另有所在。如果当时引起警觉，赖一仁或许还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而不是现在这样傻傻地等候宣判。

整整一个上午，赖一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心神不定，赖欢欢给他泡的龙井茶，凉了，续水，再凉掉，没心情品上一口。稍稍能自我安慰的，是本企业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他确实有一处密室，确实没有让检查人员去看，但是，说得清楚，那是为了公司尖端软件的安全，连本公司的一般工程师也看不到么。他想为社会设计出高端的安全软件，从目标立意上说，非常光明磊落！

赖一仁的这些说辞，还没有机会向公安的人员讲出来，徐处长却已经开始行动，毫不留情地粉碎了他设置的马其顿防线。

中午，赖一仁示意赖欢欢，主动关心一下在密室中磨蹭的人们的午餐。徐处长冷冰冰地拒绝了。这是糟糕的苗头，说明对方刻意与公司划清界限。徐处长让部下买了几份盒饭，草草吃罢，便决定向赖一仁发动总攻。他让赖欢欢通知赖一仁，单独谈话。地点，在赖一仁的办公室里，就用那间办公室的小会议桌。

他们进来三个穿制服的。徐处长大模大样地坐在会议桌的南面，他的两位随员，占据了左右两侧，给赖一仁剩下的地方，只有北面的那个位置。赖一仁看看眼前脸色严峻的徐处长，再看看旁边两位一本正经的警察，打开笔套，摊出纸张，打算做记录，心里暗想：他们的架势，像审讯啊！当年，崔海洋送我进派出所，今天，那场面似曾相识。他自嘲的念头刚刚浮起，徐处长声音洪亮地开腔了：“赖先生，我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可以让你到警局接受讯问。考虑到你的社会地位，也考虑到对公司的影响，我们人性化处理，就在这里和你单独谈。不过，你必须配合我们的工作，老实回答问题，不要有任何侥幸的思想，否则，对你本人和你的公司，均没有好处。”

从十几年前当教导主任以来，只有赖一仁教训别人的，很少遇到别人教训他。被徐处长声色严厉地一番警告，心中火气上来了，他冷冷地回答：“本公司，向来合法经营。你们审讯我，也应该有个手续吧？”

徐处长不动声色，“你要手续？我们进门时，给你看过执法检查书，忘记了，可以再瞧瞧！至于你想要看其他手续，别着急，该有的时候，自然会让你签字！”最后的语言，明显带点高压和警告的口吻，随即又调侃道：“你当过教导主任，自然会说话。不过，现在，你还是准备好好回答提问，不必绕圈子。”

赖一仁想，今天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了！他迎着徐处长逼人的眼光，镇静地说：“想问什么，尽管问！”

徐处长笑笑，胸有成竹地问：“你们的秘密办公室里，有三台电脑。是否由你、俞小庆、吴语各用一台？”

“对！”

“经检查，你使用的那一台电脑，里面保存着不少十分危险的软件，是社会上号称‘黑客’使用的工具，你是否清楚？”

赖一仁坦然道：“我知道那些软件的危险。不过，我们研究它们，是为了试验安全软件的性能，是用锋利的矛和坚固的盾比试。”

“经检查，其中最危险的软件，是用L编号的，什么意思？”徐处长双眼微微眯缝，锋利的目光刺向对方，冷冷问道。

“L，我的姓的第一个字母，没有其他意思。”

徐处长听他如此解释，微微一笑，似乎对赖一仁的回答非常满意，跟着问：“这些L的意思，表明软件属于你，还是表明是你开发的？”

“我没有本事开发那么多高端软件，我仅仅是把网络上一些现成的软件，加以升级，使它的性能更加强大。”

“你确认，这些软件被你提升过？”

赖一仁体会到他的问话不怀好意，勉强地回答：“确认。”

“为什么要提升它们的能力？”徐处长丝毫不放松。

“为了刺激我们开发的安全软件有更强的防护力量。”

“你说得振振有词！”徐处长讽刺地扫了赖一仁一眼，“假如你的目的如此高尚，而经你提升的宝贝软件，偏偏出现在其他公司的电脑中，成为盗窃机密、破坏其他企业运行的工具，你作为研发者，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不可能！”赖一仁断然回答，“我有严格的规定，那几台电脑，与外面完全隔绝！”

徐处长轻轻冷笑，“赖先生，你今天的话，全部做了记录，你不要把话说绝对了，最后要你签字确认！”

“我当然敢签字保证。我也担忧这些东西流落出去不好，保密的规则非常仔细的！”

“顺便再问一下，你的电脑中，标明L7号的软件，”徐处长话锋一转，慢悠悠地说，语气中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快感，“是不是功能特别强大的黑客软件？”

赖一仁听得此问，心中兀自一惊，他不得不佩服对手的专业性，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搞清楚他电脑里复杂的内容，甚至发现了哪个软件的功能最强。情势容不得赖一仁做过多的思考，他被动地点点头，“可以这样认为，我用它多次测试我们的防护力量。”

徐处长绷紧的脸已然松弛开来，眼角不加抑制的笑纹，表现出他满意的神情。他朝自己的两位助手点点头，“谈得差不多了。请赖先生过目，签名吧！”

在赖一仁签字的当口，徐处长又用冷漠的口吻通知说，密室中的电脑，需要全部封存，任何人私自启动机器，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赖一仁无奈地问：“事情这样严重？”

“你觉得呢？”徐处长眼角流出几许哂笑，“我们兴师动众的，总有些把握吧。按照你们知识分子的说法，我们不应该浪费纳税人的钱啊！”

赖一仁无语，心中明白了，情况，比他预料的，要复杂得多。

徐处长见赖一仁在笔录上签了字，拿起来瞧瞧，“赖先生不愧为人师表，这字写得真漂亮。”他的口吻明显婉转了，“赖先生不必在意，我们也是办公事，查清楚，没事情，对你们也好啊。”

赖一仁苦笑笑，没有接口。

十一

晚上，赖一仁坐在家里的书房内，很久没有动窝。宽大的高靠椅，整个儿吞没了他瘦弱的身子。妻子的遗像，安静地躲在小镜框里，站在玻璃台面上，默默地温和地凝望着他。窗子开启，低垂的窗纱，被夜风掀动，发出啪啪的低鸣，是窗纱的下摆撞击窗框的声响。赖一仁感受到夜晚的凉气，背脊一阵阵寒噤，他没有动弹的意思，懒得去拉拢那两扇移动的铝合金窗。

赖欢欢进来过一回。赖一仁晚饭吃几口就搁下了，细心的女儿，忐忑不安地问父亲，要不要准备些夜宵。赖一仁摇摇头，表示没有兴趣，赖欢欢见他黑着脸，郁郁寡欢，没敢多说什么，悄然退了出去。

妻子去世后，家里就他们俩，晚上，好安静。赖一仁不喜欢在家谈公事，除了新闻，对电视节目没观赏的兴致。父女俩，经常各忙各的，摆弄自己的电脑。桌上体形笨重的台式机，例外地休息着，今天，赖一仁没有打开它。赖一仁配置电脑，只考虑性能，不在乎模样。液晶屏是三十七英寸的，占据了写字桌一半宽度。赖欢欢反对过，说放在桌上，离身体近，不能用那么大的显示器，伤眼睛伤身体。赖一仁坚持，说界面大，操作痛快。今天，赖一仁破天荒地没有开机的心情。

背脊还在不住发凉，一直凉到身体内部。赖一仁回味着中午的谈话，徐处长那种高深莫测的眼神，让赖一仁心绪不宁。也许，真有祸事临头了。徐处长特意把“L7”拎出来问，用心叵测啊。赖一仁事后品味，觉得对方在套他的话，要他亲口承认“L7”性能超强。徐处长目的何在？

他们说过，本次检查，是接到举报，他们公司开发的软件，涉嫌网络不法行为。谈话中，徐处长还特意问过赖一仁，如果密室中的特别软件，被利用来进行黑客活动，后果严重性如何。看来，他们突击的针对性是明确的。当时，赖一仁一口回绝了徐处长的指责，说自己的保密措施十分严格，不可能让密室电脑的软件泄露出去。此刻，赖一仁独自沉思，他开始胆怯：真的能够如此自信吗？

他的自信，是建立在对三个助手的绝对信任之上。假如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没有完全按照赖一仁的规矩行事，他的自信就大打折扣了。赖一仁规定，密室里面的电脑，对外物理隔绝，使用U盘，只准带进来，不准私自带出，只有他赖一仁有权，决定什么内容可以移植到公司的其他电脑上。但是，如果他们之中，有人不严格照此办理呢？

赖一仁相信两位得意门生，当然，更相信自己的女儿。他在公司里威信甚高，他认为，只要自己明确规定的事情，谁也不敢违反。

他不会在密室里安装监控的探头。他相信进入密室的几位，会自觉执行他的规定。此刻，赖一仁不得不思考“万一”的可能。如果这种“万一”是疏忽造成的，还有回旋的余地，最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老老实实接受行政处罚，罚款之类，哪怕罚得很重，终究可以了事。假如不是疏忽，是故意的行为，甚至是被人操纵的行为，那就不敢设想了！

赖一仁感觉到身子整体发冷，他不得不起身，拉拢了背后的窗门。下海以来，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危机，搞不好，是灭顶之灾！赖一仁看着妻子的遗像，内心悠长地叹气，他感到十分孤独。事情棘手，他迫切需要找人商量。现在，家里能够说说话的，只有赖欢欢。赖一仁打破了回家不谈公司事情的惯例，将近十点钟，他朝正在卫生间洗头的赖欢欢叫唤道：“忙完吗？你过来一趟。”

回家后，赖欢欢一直心神不定，听父亲召唤，赶紧用大毛巾抹了把脑袋，又用橡皮筋扎住湿漉漉的长发，匆忙跑进了赖一仁的书房。她刚刚坐定，赖一仁已经把一份文件摊开在她面前，是赖一仁亲自书写的委托书。作为本公司的法人代表，他委托赖欢欢，当他因故无法履行董事长责任的时候，由赖欢欢全权处理公司的一切事务。

赖欢欢推开文件，不安地凝望着焦虑的父亲。半天多的时间，赖一仁憔悴了不少。谢顶的额头，原先闪烁着光泽，此刻，在灯光的照射下，竟染上灰暗的色彩；眼珠有些儿发黄，平素那傲视一切的神采消退了，现出无精打采的疲惫。赖欢欢的记忆中，父亲总是雄心万丈，不管公司的事务多么繁杂，很少有拙于应对的颓唐。看来，今天的压力非同寻常。赖欢欢心疼父亲，温柔地问：“不必如此吧，你是否想多了？”

赖一仁苦笑，“我不愿意想多，是他们逼着我想。既然是经济侦查总队出面，又是瞄准密室电脑里的内容，我没法不想。假如真像他们说的，密室的软件，被盗用去扰乱社会经济，罪名不小啊，我这个法人逃不脱的！”

赖欢欢沉吟道：“我反复想过，那种可能性很少。吴语和俞小庆向来听你的教导，不会做违反你规定的事情，私自把电脑里的软件拿出去，更不可能。”

“他们说有举报啊。”赖一仁忧虑地道，“他们从密室检查出来，信心十足的样子，应该是找到证据了！”

“唬人吧！”赖欢欢哼了哼，安慰父亲道，“我认为，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至于举报，我们在网路上的对手，巴不得我们倒霉，造谣是不费劲的。”

“我也想过，或许有人栽赃，不过，”赖一仁沉思着道，“现在的警方，和过去不一样了，没把握，轻易不出手。他们可能在比对，分析举报内容与密室电脑软件的关系。”赖一仁略一停顿，又接着说：“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特意提及‘L7’。这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攻击力最厉害的软件，如果真是它流落到外面，非常可怕！”

赖欢欢想为父亲分忧，提议道：“我马上问一下两位学长，听听他们的想法，或者说，他们有没有无意中泄露什么！”

赖一仁见赖欢欢迅速地打开了手机，赶紧制止道：“我们只是瞎猜，不要让他们跟着紧张了。”他伸手捋捋散到额头上的几根发丝，又问：“上午，我要求他们陪同检查，他们和警方对话吗？”

赖欢欢认真地回忆着，“对话很少，俞小庆几乎一言不发，板着脸看他们折腾。吴语问过对方，你们到底找什么，人家当然不会正面回答。”

赖一仁伤感地说：“我老了，有什么麻烦，我兜住吧，不希望他们受委屈。今天的谈话，属于我们父女间的秘密。这份委托书，你先保存着，不告诉他人，仅仅备不时之需。我担心的是，突然有变化，我连文件也来不及写。”

赖欢欢连连摇头，同时把委托书推还给父亲，“不会的，不应该那样！”

赖一仁不愿意再争论，目前，他能做的已经安排就绪，且静观事态发展了。他叹口气说道：“但愿是我多虑了。好吧，我们早点休息，明天肯定有更多的事情要应付！”他说着，把那份委托书慎重地夹入透明的塑料封套，转身放进身后的小保险箱，随即轻轻推上了保险箱的铁门。见赖欢欢始终注意着自己的行动，他微微一笑，重复强调道：“以备不时之需么！写了没害处。保险箱的密码只有你我知道，旁人拿不到也看不到的！”

赖一仁站起身子的时候，赖欢欢看见，他的身板没有过去那般挺拔，略略呈一点弓形；他背后的窗玻璃，刚好贴上弯弯的月牙，月牙正巧爬上赖一仁的头顶，压平了他稀疏的头发，使那里显得十分光洁。“爸老了！”赖欢欢不由黯然神伤。

当赖欢欢离开书房之后，赖一仁重新坐到写字桌前，给女儿写一封信：

欢欢：

我并不希望你看见此信，但是，我必须把这些重要的话写下来，把它和我给你的委托书一起放在保险箱里。假如我突然失去自由，你能够读到这些话。

如果“L7”真的被人使用，并且造成危害，我逃不了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结局，因为是我把这款软件提升到现在的能级。当然，让它走出密室的人更加可恶。不过，他在暗处，很难追查。

我不愿怀疑我的学生们。我反复思索，无意中泄露的可能性太小，这是十分复杂的软件，一般的人，即使拿到装有“L7” 的U盘，也不知如何安装使用。只有专业的人员，并且是知道我开发途径的专业人员，才能够正确地运用它。

我写这信的目的，是想提醒你，假如确实有人成功盗用“L7”，需要怀疑的，惟有俞小庆。这里，我简单介绍“L7”的设计目标。

它是“长期潜伏者”。它进入目标电脑之后，并不积极活动，只是悄悄吸收目标电脑的各种信息。操控“L7”的专业人员，需要它传回信息时，才会去激活它。因此，它潜伏得很深，不容易被察觉，这是它厉害所在。我知道这个软件的可怕，因此，在密室中实验时，我犹豫过。我知道吴语曾经玩过“黑客”，我担心他哪天手痒，忍不住再玩，所以我没有往吴语的电脑中植入“L7”，只是放在了俞小庆的电脑里。俞小庆起初找不出此软件的踪迹，是我点拨以后，他才恍然大悟。他对“L7”的兴趣因此而大增。俞小庆对吴语的才干，是妒忌的，他知道我没有把“L7”的秘密告诉吴语，很得意，所以，他不可能对吴语介绍此软件。在这个世界上，知道“L7”，并且可以操控它的，只有我和俞小庆，这是冷酷的事实。即使我不愿意怀疑我的学生，我还是要告诉你这个理性的判断。

当然，我至今想不明白，俞小庆有什么理由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希望，是警方搞错了，一场误会而已。那么，这封信就算白写。谢天谢地，事情平稳过去，此信就由我自己销毁，你根本没有机会看见它！

你的老爸爸

赖一仁写完这些文字，再次打开保险箱，把信放进夹委托书的塑料封套，重新关上保险箱，才算松了口气。他走到窗前，看看升得很高的弯弯的月牙，感到眼睛有些发花，像是蒙上薄薄的纱网。医生说过，早期白内障，用眼过度，就会有此现象。他非常疲倦，脑袋里充塞着浆糊，神经已经高度衰弱，需要倒头好好睡一觉。天大的麻烦，也等明天再说了。

他体验到腿脚发软的感觉。站立不稳。估计是血压升上去了。家族史的老毛病了。他需要休息，忘怀所有烦恼地休息！

第三章

乱花迷人眼

一

二十几年的时光，对于崔海洋这样有胆有识的强者，足可以把属于自己的地盘，整顿得钢浇铁铸一般了。

不得不离开部队之初，他心中充满了愤懑。听到别人提升的消息，从团级到副师，或者从副师到正师，不由气得牙咬咬的，腮帮会酸疼好多日子。内心里想，那原本是为他设计的道路。他将由政治部副主任的台阶，先朝主任的位置攀升；然后，努力跨一步，就成为令人艳羡的高级将领；再往后，踮起脚来，大胆地朝前瞧，大军区、三总部的位置，也可以望得到。

“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予何乃不能是？”这段话，最早，是从大字报上读来的。“文革”闹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他跑到一所著名的大学里闲逛。校园处处狼藉，双脚踩着一地的废纸，哗啦哗啦地响。他早就向往进入这样的高等学府。他知道，一个人要爬上人生的高峰，没有名校学历的铺垫，是非常困难的。他读过一本关于美国政治的书，美国的总统们，很多是从耶鲁出来的。那是台阶，是圈子，成功者封闭的圈子。

同学中，谁的学业比他好，就让他嫉恨。高中毕业考大学，进名校的概率，就那么一丁点，门缝太窄，所以希望别人比他差。同班同学赖一仁，是他暗想的死敌。赖一仁的学习成绩向来高出一头，对他有压迫感。

他踩着丢弃在地上的废纸，心里纳闷：以后，名校还有意思吗？不是要彻底砸烂教育的黑线吗？在糊得七歪八扭的长长的报廊里，他眼尖地发现了一张批判某野心家的大字报。那标题故意写得颠三倒四，打上了鲜红的叉，旁边还配了把出鞘的剑，剑锋正往下滴血。他兴趣十足地走近去细读。文章的具体内容记不清晰，印象最深的，是说被批判者竟敢将自己的野心堂皇地写在日记里，要当元帅、部长什么的。崔海洋当时就记住了大字报上文绉绉的几句话，“彼，人也，予，人也……”为如此直白的“野心”而击节赞叹。他觉得，那小子太猖狂，竟然说要做元帅。他凭什么啊？崔海洋就不一样了，他有天然的优势，父亲是老革命、老将军了。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正宗的高贵的血液。子承父业，怎么看，怎么想，也合情合理。

他是不得不脱下军装的。参军之初，他决心效忠当时如日中天的“副统帅”。他知道，经过多年的政治斗争，在军队里面，“副统帅”的力量，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没有料到，他刚刚爬上中级军官台阶，那个“副统帅”竟像贼似地逃跑，月黑风高夜，很不体面地在沙漠里摔死烧焦了。

乍一听见传达，他惊恐得目瞪口呆。那么一个庞然大物，说没就没了吗？很多年以后，他到北戴河去玩，特地到那个“副统帅”曾经住过的别墅看看。在美丽的风景区，在山的高处，那幢面积不小的别墅，曾经让人仰望的戒备森严的别墅，唯一保留下来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旁边有一排平房。据说，那是当年的警卫部队的住处。“副统帅”啊，又是长期管理部队出身，警卫部队的级别，肯定比一般领导人高。崔海洋站在荒芜的别墅前发呆。当时的感觉，已经不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样的叹息，而是对历史严酷性的恐惧。当初，这里是多少人希望进来拜见的场所。现在，却根本没有人愿意接手它。崔海洋想，在“副统帅”仓皇逃跑的夜晚，他的车辆应当是从此地出发，直奔北戴河机场。他的警卫部队，大概完全被蒙在鼓中。现在，警卫部队居住的平房，败落为民工群居的废墟，到处臭烘烘的，苍蝇在嘤嘤嗡嗡地乱飞。

传达批判“副统帅”的文件时，崔海洋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来得及登上贼船。他不是不愿意上去，是来不及。他甚至已经打听了接近“副统帅”公子的途径，准备着套近乎了。毕竟大家均是在军队的大院里长大，朋友的朋友的圈子，圆和圆，总有相交的弧。想想后怕，若是已经套上去了，还有好果子吃吗？庆幸之余，崔海洋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向。他看上了另一拨不断上升的文官的力量。他原来瞧不起摇笔杆的，觉得秀才造反，成不了气候。现在，他看法改变了，由于“副统帅”的完蛋，腾出了政治空间，大大成全了这帮新贵。提升了他们左右最高政治格局的能量。崔海洋认定，只要和他们搭上了线，也就踩到了实现人生目标的捷径。于是，他积极地行动起来。好在，他的部队驻地，就在华东区域，与从上海起家的这一伙，容易搭上线。人家上门“拥军”，他主动殷勤接待，关系渐渐密切起来。天晓得，人算不如天算，“文革”中闹得那样红火的一帮人，咳嗽几声，就引得神州大地雷声滚滚的几个男人和女人，要文要武要后台，样样具备，尽得无限风光的一伙大人物，竟然在1976年的秋天，稀哩哗啦，连点声响也没有搅动，统统完蛋了。接下来，崔海洋遇到麻烦了。幸运之神离他而去。作为军队中少有的例子，一个政治部副主任，曾经多次在公开的演讲中替那帮新贵抬轿子，自然含混不过去。新贵们在北京受审，部队里的崔海洋，不得不在内部“说清楚”，而又很难说清楚。继续赖在部队里还有什么滋味？他明白，政治上有了污点，升是升不上去了。趁父亲余威尚存，赶快转业，谋一个好去处，是唯一的明智选择了。

几年以后，当中国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崔海洋再一次开始感叹“人算不如天算”。他发现，被迫转业，不经意间，竟然踏上了黄金铺就的大道。做一家大企业的统领，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年代，比做将军、司令要实惠得多，甚至风光得多！

他是志在高远的男人，断然割去了舍不得军装的情愫，把全部精力和心思用来整治手下的企业，并且将父亲积存的关系和自己原有的人脉资源，尽量实实在在地利用和发挥。当中国多数人还不明白经济魔方是如何运转的时候，天资聪明的崔海洋，已经玩得如鱼得水了。他学会了如何掌控企业的财源，学会了如何利用“双轨制”谋取利益的最大化——在面对政府的时候，展示国有企业忠诚的面孔，是为国为民操心的守护人，于是，拿项目，拿贷款，方便啊；在面对市场的时候，他强悍地展示另一面，即他是政府的代理人，其他企业只有通过他的台阶，才可能获得政府部门的青睐。崔海洋左右逢源，垄断的、市场的利益，全部吞下去。他确实做成了不少大项目，赚到了很多钱。因此，随着企业规模一天天扩张起来，他在企业中的威信也膨胀到吓人的地步。

在自己的王国里，他需要充分体验说一不二的感觉，那是他曾经渴望的当将军、司令的霸气。为了在这家名为“国企”的公司里，树立绝对的威信，他采取了不断“过滤、筛选”的办法。原来的管理班子中，凡是有能力、有独特思想的干部，包括在企业里资历深的人物，他总有办法将其挤走。让对方活得不舒服，乖乖地自己离开，是上策；硬是不肯走的人呢，崔海洋也有办法，比方说，寻找机会，推荐到别的地方任职，名义上是给一个高升的机遇——腾出来的位置，就换上对自己俯首帖耳的亲信。在他看来，寻找对自己说一不二的奴才，是最简单而最有效的管理。他认为，做一把手的权力，首先体现在用人的选择权上。干部的晋升，有严格的程序。崔海洋不怕麻烦，他懂得熟练地使用程序。比方说，他有召集会议的权力。他的人能够在讨论时通过，他就开会。估计难以通过，他就不开会。这就是会用权。他相信，权力的显示，会让更多的奴才来投靠他。希望靠近权力而得好处的人，多了去，比在街上找条流浪狗还容易。

时间长了，公司上下，渐渐习惯了把他的意志作为企业的目标，把他的名字，看成企业的招牌了。“那是崔老板的公司。”外面的人开始这样说，淡忘了他仅仅是一个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企业内部，是连个“崔”字也不敢随意说出来的，“大老板”，是代表他身份的称呼。部门间争论问题，说到末了，只需要一句“这是大老板的意思”，于是，该争论的也不再争论，一锤定音了。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长与总经理需要分设。起初，崔海洋想方设法，用种种理由反对，他一个人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还坐着党委书记的位置。后来，见实在挡不住大势，崔海洋为了防止上面另外派人来，主动变革。形式上，崔海洋适应了现代企业的要求，作为本企业的董事长，他也确实报告上级部门，并最后通过董事会的程序，任命了一个总经理，就是曾经参加与赖一仁他们谈判的刘总经理。不过，公司上层全部清楚，不管是这位“刘总”，还是其他“副总”，经常被崔海洋像训孙子般怒斥。在董事会上，他很干脆清晰地做过分工，“刘总”仅仅负责行政管理，和其他副总的地位相仿，是他在某个方面的助手而已，连签字权也只限于行政事务的日常开支。

有一次，崔海洋发现，“刘总”散布与自己观点相左的看法，他当着众人的面，竖起一根小手指训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不过是这个！”他摇晃着那根指甲修饰得很好看的小指，“难道你觉得真有能力做总经理？那是我给你的脸面！脸面？懂吗，是脸面，不是大脑！公司只有一个大脑，它在这里！”他依旧使用那根小手指，高傲地点了点自己硕大的脑袋。

作为企业里说一不二的大人物，这天，从早上开始，竟然就非常不顺心，甚至有些儿窝囊。

刚到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喝口清茶，他的妹妹崔丹妮便不请自来。父母去世以后，崔海洋与妹妹的关系越来越淡，几乎到了陌生的地步，一年难得见一两回。倒不是做哥哥的完全没有兄妹情谊，其实，他从小欣赏漂亮的妹妹，甚至在找妻子时，也悄悄地把对象与妹妹相比。他讨厌的，十分厌恶的，是妹妹宠爱的儿子，那个从小沉默寡言，不知在动啥脑筋的男孩；僵硬的眉宇间，显露出的神情，说不清是敌对或者抗拒，不得不让人回忆起出走的成方，联想到那些让崔海洋担心的旧事。崔海洋始终不明白，凭崔丹妮的智商，为什么会坚持生下这么一个叛国贼的儿子，毁了一个美貌女孩的锦绣人生？

少年时代的崔海洋，非常喜欢妹妹，觉得崔丹妮是周围女孩子中最迷人的，简直像童话里的白雪公主。有一个秘密，世间不会有第二人知晓：崔海洋偷看过妹妹的洗澡——他从二楼的窗口爬出去，攀在墙沿上，偷看了底楼的洗澡间，并且因为偷看而热血沸腾，几乎难以控制青春的犯罪冲动，仅仅因为害怕严厉的父亲，崔海洋才不敢对妹妹当面冒犯。这种被压抑的雄性渴望，容易酝酿成隐秘的敌视情绪：即敌视其他可能获得妹妹的男人。中学时代，崔海洋与赖一仁的敌对，除了学业、地位上的竞争，还夹杂着这种难以彰显的心理——崔丹妮越信任赖一仁，崔海洋越讨厌他。对成方的仇恨，在明摆着的理由之外，内心的另一种阴暗亦在起着作用。当成方出走，崔丹妮失去了骄傲的资本以后，她却依旧没有依附于哥哥的样子，直到父母去世，她还是那么自以为是。这么多年，崔丹妮到崔海洋的办公室，次数顶多三四回。她讥讽过，说哥的办公室比老爸司令部的指挥室还高级。崔海洋嫌妹妹少见多怪，没见识过大场面，想做成跨国企业，架势先得唬住人啊。兄妹俩话不投机半句多。连工作的变动，崔丹妮也没打算求哥哥，而是找了爸的老部下帮忙，让崔海洋觉得窝囊。今天，崔丹妮不事先打招呼，就直接闯进来，算不速之客。崔海洋心中不满地嘀咕，面子还不得不装着，吩咐秘书给妹妹泡了龙井，然后，斜靠在老板椅上，静听妹妹的来意。他是聪明人，官场、商场，风云变幻见得多了。自幼一起长大的妹妹，肚肠里拐几个弯，还猜不准？崔丹妮尚未开口，崔海洋心中已经大体摸准了谈话的方向。

如崔海洋所料，崔丹妮开口就道：“我听吴语说，他们公司，与你这里有业务关系？”

崔海洋潇洒地笑道：“我的企业太大，海阔天高啊，每天处理的业务不知有多少，我做董事长的，也不会全管。你那个吴语做什么事情的，从来没说起过，我也不明白啊。”

哥哥的官腔，让崔丹妮讨厌，她压抑着内心的不满说：“他那些事，当然入不了你的法眼！还是小青年么。他服务的公司，是做网络安全的，你们曾经打算把项目给他们做，后来，听说是你下令取消了！”

“噢，想起来了！”崔海洋恍然大悟的神情。其实，在与赖一仁闹翻以后，崔海洋指示参加谈判的刘总，把赖一仁公司的情报侦察清楚，每个员工的资料均掌握了，自然也惊讶地看见过吴语的名字。他鼻子轻轻哼一声，冷冷地对崔丹妮说：“我终止这个项目，与你的宝贝儿子无关，况且，我也根本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事。”

“为什么终止？”崔丹妮坚持问。

崔海洋眯起眼睛，装得很好奇地反问：“你一向清高，不食人间烟火，怎么突然对这样的俗事有了兴趣？”

崔丹妮讨厌哥哥那种暧昧的眼神，她猜得出崔海洋没有说出口的意思。但是，今天既然过来了，崔丹妮必须把话说明白：“你肯定因为发现那家企业的董事长是赖一仁，所以才终止了合作。”

崔海洋仰头大笑起来，“我的好妹妹啊，原来你心里全清楚！我感到奇怪的是，你什么时候又和那位傻瓜搞到了一起？当初，你狠狠给他一皮带，应该是恩断情绝。我无论如何想不通，你怎么会把宝贝儿子送到他手下？你就那么离不开他！”

崔丹妮愤怒地涨红了脸。她突然想起，二十几年前，哥哥曾经不三不四地调侃过她与赖一仁的关系。崔丹妮怒道：“作为哥哥，你讲话要有分寸！吴语自己找工作，从来不靠别人帮忙。凭啥说是我让他到赖一仁手下？很多事情，我也是最近刚知道。我今天来，只是想劝你，过去的纠葛太久远了，何必还记着？”

崔海洋眨眨眼，盯住妹妹的眼睛，慢吞吞问：“是赖一仁要你来说情？还是吴语代他老板求了你？”

崔丹妮瞪他一眼，“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我做事向来随自己的性子！我觉得，当初，我们对人家有过头的地方，今天，你姿态高一些，事情不就过去了！”

崔海洋撇撇嘴，不以为然地道：“你去读读史书吧，所有的革命年代，像赫赫有名的法国大革命的年代，哪个不疯狂？何为过头，何为不过头？谁也难以评说！因此，有大学者认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丫头！”

崔丹妮讨厌哥哥的油嘴滑舌，他永远有理，没理也可以绕着弯子狡辩；崔丹妮正色道：“说到大革命，说到过去疯狂的年代，你我在当中，均是不懂事的跑龙套的小角色。毕竟是我们伤害过人家，那样的事实，还得承认。”

崔海洋轻轻一敲桌子，脸上露出愠色。多年来，只有他教训部下，哪里习惯听旁人开导？即便是妹妹，他也没这份耐心，“我说崔丹妮，你是不是喝什么迷魂汤了？你帮赖一仁那小子使啥劲？告诉你，就是今天逮住机会，我照样整那家伙。他算什么？顶多是酸臭的知识分子！江山是我们的父辈用性命打下来的，还轮不到他们那样的家伙神气！”崔海洋理直气壮，喘喘气，又略带警告地说，“你和你的儿子，最好离赖某人远一点，否则就是和我过不去！”

“你讲不讲理？”崔丹妮也火了，叫起来，“当初，是你抓人家日记上的几句话，把他朝死里整，送了派出所，还带人抄他家，据说，他家的古画也因此而失踪……”

崔海洋呼啦站立起来，一拳砸在玻璃台面上，险乎将台玻璃敲碎。他凶巴巴地瞪住妹妹，“你已经和赖一仁穿一条裤子啦？跟着他来诬陷你哥。妈的，你混蛋！”他连粗话也无所顾忌地喊出来。

崔丹妮哪里肯示弱，也一拍桌子，“崔海洋，是你混蛋！”

这一吵，兄妹俩彻底闹翻。到崔丹妮扭头跑出办公室，崔海洋还瘫在转椅中，火得直喘粗气。女秘书听得里面的吵闹，见崔丹妮气鼓鼓地跑开，不知兄妹俩唱哪一出，赶紧跑进来观察老板的动静。她当然是崔海洋的心腹，公司里，甚至有人称她为“内务总管”，还有更暧昧的其他称呼，不敢放在台面上说的称呼。此刻，气头上的崔海洋，一点面子不给，瞪圆双眼，大叫大嚷：“你滚！”

堆着一脸娇媚的女秘书，被粗暴地轰出门去。

这仅仅是一天里麻烦的开始。中午的休息时间，崔海洋躺在里间的小床上，一时没有睡意，满脑子打滚的，是崔丹妮脸上无比敌视的神色，让崔海洋心里不是滋味。女孩子一凶，就失去了美丽与妩媚。如果她向哥哥撒撒娇，崔海洋高兴起来，也许还给她一点面子。今天，她竟然帮着他的死对头，吵上门来，崔海洋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

他推测着，妹妹与赖一仁到底勾结到哪一步？他内心浮起龌龊的念头，暗自盘算，妹妹那么多年没有男人了，到底还处在女人不甘寂寞的年龄，赖一仁若愿意，趁虚而入，太容易得手了。正胡乱地想着的时候，电话铃不知趣地响起来，那位挂名总经理的刘某，小心翼翼地用电话请示，他有重要事情报告，是否可以过来。崔海洋不耐烦地说：“你的事情怎么那样多？”他正想摔了话机，转念一想，正好让刘某人来一趟，安排他去查妹妹与赖一仁的关系，就嚷道：“不让我喘气啊？你过来吧！”

几分钟之后，刘某人踅进崔海洋办公室的内间。崔海洋依然翘起双腿，舒服地仰天躺着。这位总经理，在崔海洋心目中，等于一条忠实的看家狗，是无需对他讲啥礼节的。刘某人习惯了这样的待遇，他恭敬地站立在小床旁边，观察着老板的脸色，把需要紧急汇报的情况，快速地说了一遍。这一听，崔海洋迅速从床上坐起，他躺不住了，本来被崔丹妮搅得烦躁的心，现在更加火冒冒的。麻烦又出现了。

那次，与赖一仁狭路相逢，崔海洋坚决地中断双方的合作项目之后，他指示刘某人去调查赖一仁公司的详细情况。起初，他是好奇，想知晓这位老同学的底牌。姓刘的，既然能够被崔海洋信任，担任行政主管，本事自然不一般，工商、税务、公安，需要打交道的部门，他均有深厚的关系。很快，他把赖一仁公司的底细以及赖一仁多年的经历，打听得一清二楚。整理打印以后，厚厚一叠材料，送到了崔海洋的案头。

寻找一家技术先进的电脑企业合作，是崔海洋给刘某人的指令。他的企业做大了，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厉害，崔海洋需要有强大的自我保护能力，最好还有攻击对手的能力。现代社会，网络的安全是大企业须臾不敢忽视的事情。办公室报告，已经有黑客侵入过本企业的网站。崔海洋知道这不是偶然事件，今后常会遇到，需要认真对付。

刘某人找的这一家，从技术背景上分析，没有瑕疵。哪里料到，恰恰会碰上老冤家赖一仁呢？世界真是不大啊。崔海洋翻看着摊在面前的材料，心中暗自叹气，如果不是赖一仁搅和其间，这家小型的高科技企业，倒是可以为自己所用！后来，他在员工材料中看见自己外甥吴语的名字。起初，他没在意，同名同姓的多了。好奇地仔细看下去，此人的年龄，经历，与吴语完全一样，崔海洋直呼见鬼。心底，开始翻腾难以言说的滋味。怎么他的冤家对头全搞到一块去了？这个阴沉沉的男孩，竟然有点才干，算是网络世界名气不小的“黑客”？可惜，就算他本事大，崔海洋也不敢使用吴语。当年，他的老爸成方，去香港不回来，闹出大事，差点殃及崔海洋，现在，绝对不能沾这个丧门星！

看罢材料，崔海洋找刘某人仔细商量。刘在参加谈判后，对年轻人俞小庆印象深刻，还向崔海洋推荐过，本公司缺少这种人才。现在，崔海洋拿定主意，决定对赖一仁玩点阴的，到他的公司里挖角，就挖赖一仁的头号助手俞小庆。

从材料分析，俞小庆比吴语的技术更加全面；再说，材料显示，俞小庆相当贪钱，他在为赖一仁公司服务期间，外面的私活也偷偷接了不少。这种材料，亏得刘某人的神通广大，才能搜集到。崔海洋从俞小庆的简历中，分析出他性格方面的弱点。俞小庆是知青的孩子。母亲很早去世，父亲留在大西北没有回来。按照政策，俞小庆回到上海读中学。收留他，给他一个床铺的，是他的舅舅。

舅舅能收留外甥，是因为自己的妹妹临终时的苦苦哀求。不过，寄人篱下，整天面对舅妈冷冰冰的眼神，那滋味难受。崔海洋判断，俞小庆拚命多赚钱，是想脱离仰人鼻息的生涯。“好啊，有欲望就好！”崔海洋心里感叹，欲望强烈的人，也是弱点明显，便于攻击的人。他毫不犹疑，断然拍板，“就用他！多给点钱，给到他满意！让他死心塌地为我们做事情。要求是，不声张，他继续在原来的企业工作，但是，必须把里面的核心机密偷出来，为我们所用！”

崔海洋的思路，一箭双雕。既达到了用网络高手的目标，又给赖一仁的企业埋下颗地雷。哪天，崔海洋高兴了，引爆一下，正好让老冤家吃吃苦头！

事后发现，俞小庆的胃口还不小。刘总经理打电话过去，约他到新锦江上面的旋转餐厅吃饭，说是那里环境不错，有利于胃口大开；两人私下商量合作的事务，亦安静可靠。俞小庆与不少公司打过交道，是见过世面的聪明人，见对方的总经理出面，又十分客套，晓得有花头。待听明白对方的企图，心中暗自盘算，碰上真正的大主顾了。以前，俞小庆私下接活，开口要个八千一万的。这次不一样。他晓得对方的底细，是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对方不是让他搞点程序设计，而是想雇他充当网络侦探，背后肯定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俞小庆嚼着细嫩的牛肉，看着窗外灯火灿烂的城市夜景，心儿跳得欢快。他一直渴望着成为这座繁华的城市的精英，有车有房、出入大饭店的潇洒公子。现在，自己发财的机会终于来了，他毫不犹豫，立马开出了每年五十万的服务价，而且全部要现金，不往卡里打，言下之意，自然不想为这外快交税。

这样的条件，超出事先的估计。当场，刘某人不敢痛快答应。回来一汇报，让崔海洋有点恼怒，心想，现在的年轻人太厉害，真敢开口！他要现金舒服，省了交税，给我们的财务处理添麻烦啊！他一边咒骂着“这狼崽子，”一边还是提起笔来，在刘某人的报告上画了圈，签了字，慷慨地批准了俞小庆的苛刻条件。为了实现“一箭双雕”的目标，崔海洋感到，多付出点代价，值得。

俞小庆的身价，倒也没有乱开。他知道对方的需求，也明白本人的能耐。他私下为崔海洋的企业服务以来，已经数次顺利地潜入崔海洋指定的竞争对手的电脑，窃取了重要的商业机密。包括对方和崔海洋竞争某项目的标书。刘某人拿到俞小庆提供的首批资料时，拍拍手掌道，就这份标书，至少值几百万，给小子五十万，太合算了。说完，没忘记讨好崔海洋一句：“大老板英明，看人看事总是高出一筹。我原来还不舍得给五十万啊。”

今天，刘某人带给崔海洋的，却是坏消息。据俞小庆报告，他侵入竞争对手电脑的事情，已经暴露。由于对手也是上海的重要企业，公安的经济侦查部门，接到报案以后，不敢忽视，立刻动手严查。目前，已经追查到俞小庆服务的公司，正兜底地查。

崔海洋听着一惊，从床上蹦起来，顾不上穿鞋，袜子踩在地板上，瞪圆了眼睛高声道：“你脑子有毛病啊！事先，我提醒过你，这件事情要高度保密，必须警告俞小庆，得采取特别措施，即使对方察觉有人入侵，也不能让他们发现攻击来自何处。为什么如此粗心？”

刘某人沮丧地说：“您的指示，我从来不敢含糊，全部照办，统统告诉俞小庆的。他年少气盛，太不像话，自恃本事大，为了贪方便，有两回，竟然使用本企业的电脑进行攻击。他说，他有保护措施，使用了借道外界电脑掩护的手段，自以为高枕无忧。现在，对手能够准确追查过来，说明他们也具备顶级高手，那是俞小庆始料不及的。”

崔海洋大怒，“王八蛋！拿那么多的钱，还敢偷懒！”

刘某人见老板发怒，惟恐牵连自己，赶紧补充说：“我是有进一步防护准备的。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三人知晓。何况，我在俞小庆面前，从来没说向您报告过，只说是我这个当总经理的私下的决定。因此，有麻烦，我顶了！”

如果在旁的情形下，刘某敢当崔海洋的面，称自己为总经理，崔海洋早给他脸色看。今天算例外，毕竟他表达的意图，是要保护崔海洋的安全。

崔海洋回到床边坐下，双脚一伸，习惯地等着刘某人为自己套上皮鞋。他静静神，心中盘算起来。这件事情，最好到俞小庆为止，连刘某人也不要牵出来。因为刘毕竟是名义上的总经理，暴露了，搞黑客手段窃取同行的机密，坏了自家企业名声，今后生意场上不利。何况，所有的同行，统统晓得，这家企业就听他崔海洋一个人的，谁会相信刘某人胆大包天，敢私自做那样的事情？硬说自己不知道？实在属于下策，把全世界的人当笨蛋啊？

他皱皱眉头，对着殷勤的部下道：“你是我的重要助手，我也不愿意你有麻烦。这样，你给俞小庆钱，给他三年的服务费，让他自动消失。记住，他拿了钱，是要干净走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眼下，要连家里人也不知他去向，原来的公司，更要完全切断关系！明白吗？彻底干净消失！”崔海洋瞪圆眼睛，额头上的青筋暴露出来，“他一开溜，事情不就终止啦？”崔海洋如此提纲挈领，惟恐部下不能准确领会他的意图。

刘某人到底也是发福的年纪，弯着腰给老板穿鞋，气喘得急促，赶紧点头哈腰地说：“老板，您想得周到，全面！对我更是关照。我立刻去落实，让俞小庆像气泡一样消失在天空里，像水泡一样消失在江湖中。我会告诉他，事情是他一个人做的，我概不认账。他识相，就拿钱走人！”

崔海洋这才放心地点点头。随即，他又关照，让刘某人去查查，自己的妹妹与赖一仁是什么关系。他凶狠而暧昧地盯着对方，“我告诉你，无论查到什么，只让我一个人知道。你要是敢嚼舌根，小心我拧了你的舌头。”刘某人像哈巴狗似地点头保证，绝对忠诚于老板一个人，崔海洋才哼了哼，允许他离去。

刘某人急匆匆地走后，崔海洋的房间重新安静下来。睡觉的念头是没有了，他回到办公桌前，吩咐女秘书进来，换一杯新茶。崔海洋见那女孩一脸娇滴滴的可怜样，想起刚才为了崔丹妮，凶过她，就友好地在她娇嫩的屁股上拍了一拍，让姑娘做作地尖叫起来。

女孩娇羞地退出门，崔海洋捧起茶杯，端详着针尖似悬浮在清水里的嫩芽，用舌尖舔了一口甜润润的茶水，不由为自己的果断决策而得意。心想，他遇事不慌，依然坚守了原先的布局，还是“一箭双雕”。只要俞小庆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公安没法追查下去，就能保证自己这里没事。为这么个网络小案子，他们总不可能向全国发通缉令吧？老冤家赖一仁，麻烦却少不了。毕竟，做坏事的，是他的员工；攻击的地点，已经被追到了他的公司，自然脱不了干系。崔海洋猜想着，面对公安警察的严词责问，赖一仁将一脸的无奈和懊恼。造成那天大麻烦的，恰恰是他的学生。他的得力助手，他的心腹，给他带来了无穷的麻烦。可想而知，谁也受不了这样的背叛！

崔海洋脸上的肌肉抽紧了，阴阴地冷笑起来，把手中的清茶一饮而尽。正如此这般得意着，享用“妙计安天下”的自信，心底忽然又冒出点不安的思绪：假如俞小庆不配合他的安排，不愿意消失呢？假如俞小庆把事情经过报告了赖一仁呢？假如……这样的可能，无法完全排除，毕竟，赖一仁是俞小庆的恩师啊。

“无路可退，就让刘某人硬顶吧！”崔海洋咬咬牙，两颗虎牙磨得咕咕作声，“大不了，挥泪斩马谡，干脆换掉总经理。给刘某人钱，让他硬扛着。公开撤换他，表明他的行为，与自己毫无干系！”他暗自下了决心。

俞小庆是否消失的准信还没有获得，另外一个消失多年的幽灵，却突然冒了出来，再次搅乱了崔海洋的心绪。

晚上有应酬，是请海关的朋友吃饭。做进出口生意的，海关是重要的公关对象。这样的饭局，崔海洋必须自己出场。他对别人不放心，连哈巴狗似的刘某人也不放心。关键的钥匙，得他崔海洋直接控制。傍晚六点，崔海洋把准备好的精致礼品塞进公文包，正打算离开办公室，前台的秘书打电话进来，说有一个多伦多的国际长途，问老板接不接。崔海洋寻思，多伦多这会儿才是清晨六点啊。外国生意人没那么勤劳的。这样的时候，打国际长途，也许是很重要的事情。他在加拿大的生意关系非常多，与他单线联系的，就有相当数量。经营的门类也不少，合作者多数是从中国出去的，是他能够控制的触角；他出国访问、谈生意，还需要他们各处打点，甚至为他提供各种需要的特别服务。崔海洋只得丢下已经拎上手的皮包，通知秘书把电话转到他的话机上。

“您好！是崔董事长吗？”果然是一个中国男子的嗓音，彬彬有礼，听上去，口音似乎熟悉，又比较陌生；应该见过面，但不是经常来往的伙伴。崔海洋努力搜索着记忆，希望想起对方是谁。他以记性好著称。他也以此得意。人均有虚荣心，见过面的，你叫得出对方的大名，人家立刻感觉亲近很多。崔海洋用力想了想，还是没想出点头绪，幸好，那面开始主动自报家门，“我是成方，你的老部下啊！”

崔海洋的心肺，被话筒中蹦出来的“成方”二字咯噔了，那是他从来不提及却永远无法忘怀的名字。很多年前，他还做过噩梦，梦见自己被五花大绑，而成方站在他的对面狞笑着盯住他。时间久了，成方毫无音信，崔海洋渐渐相信，这个家伙永远在人间蒸发了。崔海洋也确实希望他从此不再露脸。谢天谢地，在外面得暴病死了吧？这么想，心里便安定许多。今天，成方怎么突然从地狱里冒了出来！

成方见崔海洋不吭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就重复道：“崔主任，我还是习惯过去的称呼，我是你的老部下成方啊！”

崔海洋回过神来，立刻开口大骂：“你个叛国贼，你还有脸打电话？谁是你的领导！你以为国家会忘记你的犯罪吗？你以为躲在国外就安全吗？你以为逃得了国法的惩治吗？只要你敢跨进国门一步，我发誓，你绝对逃不了！”

电话那一头，成方安静地听着崔海洋的怒斥，像是对他的雷霆万钧早有思想准备。等到崔海洋一连串的骂声告一段落，成方才慢慢地说：“我正想报告崔主任，我到中国驻加拿大领馆申请回国，他们批准了，而且对我的问题有了结论……”

“什么结论？”崔海洋提高嗓门，恶狠狠地问。

“那个结论，我念上去挺别扭的，说是‘因故滞留在外’。”成方慢悠悠地说，让崔海洋觉得他是得意地在炫耀。

“因故滞留”？崔海洋无声地咀嚼着这个新鲜的名称，“他妈的，这帮搞外交的，软不拉叽，完全是和卖国贼穿一条裤子！”他在心底恨恨地骂。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这个混蛋成方，手里有当初为他带画出境的收据，是崔海洋关照成方向香港商人索取的。当时，崔海洋只想到要防止香港商人赖账，哪里想到成方会逃跑。要命的是，为了保险，崔海洋特意要求，在那张收据上写清楚画的名称与画家的名头。这收据也许还在成方手里，如果给崔丹妮或者赖一仁看见，就不得了。那正好是赖家要求返回抄家物资时提到过的画。当然，最好的结果，是成方在亡命天涯的二十多年里，已经把那张收据遗失了。但是，崔海洋没法子开口问这档子事。一问，不就表露自己内心的不安和害怕吗？

崔海洋镇静地哼哼道：“你小子自作多情、自作聪明！国家和人民绝对不会忘记你所做的坏事。叛国是大罪，天字第一号大罪，你赖也赖不掉。你申请回来，试试啊！没好果子给你吃！我等着在这里参加对你的审判！”

电话那一头，没了声音，安静得像被掐断了线；但是，崔海洋的耳神经很敏锐，丝丝的电流声在流淌，表明遥远的北美洲，成方依旧捏着话筒。崔海洋也没有挂断的意思，他想搞清楚成方的态度，在崔海洋说了那些带着高压的话语之后，成方是否还敢回国。

时间随着电流的丝丝声在流失。当崔海洋快要失去耐心时，成方慢吞吞地说：“请崔主任告诉我，如何能联系到崔丹妮，我回来想找她。麻烦你了，无论如何请告诉我！”

当成方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崔海洋终于明白，这小子没有丢掉回国的念头。他竟然还要找崔丹妮？！崔海洋愤怒地想，假如成方晓得他还留下一个孽种，一个已经长大的儿子，他回来的念头肯定更加迫切。崔海洋忍无可忍，继续破口大骂：“你个卖国贼，害崔丹妮还不够吗？你一走了事，她背黑锅！她为你吃了多少苦头！二十多年了，她认为你早死在异国他乡，你就不能让她安静些吗？你回来个屁，死外边吧。这里没有人欢迎你！”

他恶狠狠地骂完，把电话机子摔了下去。他想，万里之外的成方，耳膜肯定被震了一下。震聋他，震得他脑震荡，才让崔海洋开心。这么想着，他竟无聊地生出一点快意来。

二

按照董事长崔海洋的命令，公司财务想尽办法，提出了一百二十五万现金。银行管现金管得紧，提那么多纸币，派啥用场啊？当然没法说清楚。好在是大公司，平时与银行的业务来往多，互相有所求。银行也不敢太叫真，想保住重要客户啊。马虎地技术处理处理，大家脸面上糊得过去就行。

一万一扎，鼓鼓囊囊装满一只大旅行袋。刘总经理提着沉甸甸的袋子，费劲地挪动步子，打算乘电梯到地下室的车库去。在走道里，有一位年轻的男同事撞见他，诧异地问：“刘总，东西这么沉，不找人帮忙？我来吧！”说着，讨好地凑上来，伸手想帮着提袋子。刘某人赶紧侧身挡开，尴尬地干笑着，“不沉，不沉，我自己行。”说着，咬紧牙关，装出轻松的样子，奋力提着袋子，加快了脚步，游蛇般从同事身旁滑过去。他怕旁人接手后露陷。那么多现金，谁不眼红？会闹得满公司风风雨雨，麻烦!崔海洋晓得后，又要训人。虽然被崔海洋训孙子般地训习惯了，到底也是有头有脸的总经理，心里的委屈和愤懑，只有自个儿清楚。若不是看在每年拿百把万年薪的面子上，灰孙子才干得下去！

到了地库，把那只贵重的袋子丢到车厢后座，他喘喘气，松松腰，心中才安定些。为了贯彻崔海洋“绝对保密”的指示，他连驾驶员也不敢使唤，今天只能辛苦自己开车了。发动马达时，他从后视镜里观察了一下，见那只装现金的大袋子，歪歪扭扭地倚在靠背上，脸上不由浮起些许苦笑。心想，自己像是去和特务接头的情报人员啊。

今天的所有安排，确实像惊险片中见多了的场景。他事先和俞小庆在电话里约了，中午十二点，在延安路江苏路的转角碰头。那一段，车流量大，无法停车等候，所以要俞小庆提前到达，并且记住他的车号，等他的车停下，俞小庆马上就从后门上车。这些细节，也是遵循了崔海洋的关照。他们不能在饭店或者咖啡馆见面，公众场合，交接那么多的钱，太危险；更不可能把俞小庆叫到公司的哪个场所，那会留下后患，公司与俞小庆的关系，要尽量撇清。崔海洋甚至细心地考虑到，俞小庆和钱袋子得安排在车的后座。

“现在满大街的摄像头，坐副驾驶位，容易拍到。”崔海洋如此紧张，说明了他的担心程度。他们吩咐俞小庆潜入的那家企业，是生意场上的老对头。对方抓住可靠的把柄，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暴露了，官司有得打。

刘某的车从延安路高架下来，一拐弯，就见到了路边的俞小庆。他呆呆地站在大街旁，一副傻样。刘某人鄙夷地想，到底是在小地方长大的，网上的本事再大，模样还是乡巴佬。刚才在电话里，俞小庆问什么事。刘的回答非常简单，给你钱啊。他知道俞小庆对钱的渴望。这样的事，他跑得飞快。

俞小庆乖乖坐上车。从后视镜里，刘总经理观察到他用手摸了一下旅行袋。俞小庆没敢多动那袋子，他肯定也没料到，会成袋地给他钱。俞小庆见车子顺着宽阔的江苏路朝北开，随口问：“刘总，我们去哪里？”

“哪也不去，兜风，谈话。”刘冷冷地说，“歪过头去，仔细摸摸你身旁的口袋。”

“是什么啊，满满一袋子。”俞小庆的手又伸过去，摸了一把。

“全部是钱，你喜欢的现金，你一辈子没有见过的大钱。”

“我已经拿到你们预付款了啊。”

“不错，预付过今年报酬的一半二十五万。你财运到了，口袋里是一百二十五万，我把三年的报酬一起给你，给齐了！”

“为什么？”俞小庆的声音紧张起来。凭他的智商，当然猜得到，对方不会无缘无故地如此大方。

“为什么？哼，要问你自己！你捅大娄子了。我再三让你小心。你不在乎啊。警方已经查到你们公司，你还逃得了吗？给你这么多钱，足够让你离开上海，找地方躲一躲，舒服地避风头。我们对你很上路吧？”

“大惊小怪啊？这年头，黑人家的网，常有的事！”俞小庆不以为然地说，“就算查问到我，我推说好玩而已，被教训一下，就过去了。“

“那么，警察兴师动众，是吃饱了没事干？”

俞小庆说：“我也纳闷，他们把这样的小事当真？他们管得过来吗？不就是为你们搞点商业情报吗？”

刘总经理心想，这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不吓吓他，不会乖乖听话。于是，打着方向盘，让车子拐入江苏路右侧僻静的小街，这才拉长了声音道：“你进去的那家网站，是大公司，有深厚背景的。一年做几十亿的生意，重要的金融、技术机密多呢，你拿来的商业标书，就是尖端秘密，所以你的娄子捅得大！”

“哎，是你让我进那个网站的，我哪里晓得背景！”俞小庆冤枉地尖叫起来。

“我们有合同吗？”刘总经理冷峻地问，“是你的安排，全部拿现金，连痕迹也不留，算你小聪明。不过，我也可以说，与我毫无关系，是你个人的行为！”

俞小庆眼珠一挤,几乎要暴出眼眶，他拍拍钱袋子，气鼓鼓地嚷道：“你想耍赖！警方真和我过不去，我就统统说出来，我们一起倒霉！”他想了想，强调道：“你是大人物，我小角色，你怕，我不怕！”

刘某人见他不怕吓，一副无赖样，倒也无计可施。所谓穿西装的怕赤膊的，正是形容他们间的关系。刘某人的口气只好缓和下来，他懂得一张一弛的道理，不能把小家伙逼太紧，年少气盛啊，防他狗急跳墙。刘某赶紧换了一种说法，“行了，我不是在为你打算吗？那么多钱，你在原来的公司，十年也未必拿得到。你先出去避风头，潇洒过过日子，等事情过去，我还是要用你。我晓得你在网络上的本事大啊。”他小心翼翼地捧了俞小庆一句，明显是安抚的意思，让年轻人觉得有盼头。

俞小庆听罢，没马上接口，显然在紧张地权衡得失。他沉默了一会，突然问：“你们董事长也是这样的意思？”

“哎约，年轻人，这事全部是我的主意，和董事长无关！”

“你没那么大权力吧？”俞小庆阴冷地说，“那次谈合同，你和我们谈得好好的，怎么董事长一露面，全吹了？”

“反正，”刘某人着急地道，“你的这档子事，与董事长无关，我一个人的决定。”

“就算如此吧。”俞小庆哼哼道，“我可以拿钱走人。是你把我逼到死角的，我今后就盯住你！风头过去，我没有退路，回不到原来的公司，我的工作和生活，你必须负责。”

“行，没有二话，我管到底！”刘总经理情绪放松了，只要年轻人听话，肯走路，眼前的危机化解了，今后的事，再说吧。以后？一年还是两年，谁说得准！这年头，谁不是过一天，赚一天，算一天！他刘某人能在此地混多久，自己也不清楚呢。他想了想，又叮咛一句：“你去的地方，先别让家里人和你们公司的任何人知道！”

“好吧，成交！”俞小庆抚摩着鼓鼓囊囊的旅行袋，脸上微笑着，露出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实在的，这么多的现金到手，对于年轻的俞小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美事。他再也不必依赖什么舅舅舅妈，在那狭小的屋子里受气。当他拿到刘总经理预付的二十五万后，已经毫不犹豫地从舅舅家搬了出来，借了房子单独住。现在，再有这一大笔钱，去别的地方买房子也不在话下。为了大把大把的钱，跑路就跑呗，年纪轻，怕啥！

他凝视着开车者的背影，半真半假地问了句：“你们不会为了保密，灭口吧？”

“你小子美国惊险片看多了！”刘总经理冷笑道，“我想那样干，还跟你啰嗦？提那么多现金过来容易吗？你少胡思乱想！快回家收拾行李，走你的路去！”

当警察光临公司之后，特别是检查了属于他们的高级秘密，那间隐蔽的办公室之后，俞小庆知道事情要糟。

按照赖一仁的要求，对方检查电脑时，俞小庆和吴语在旁边陪着。被吴语称为“高手”的经济侦查总队的年轻人，控制电脑的水平，让俞小庆也暗暗赞叹，其敏捷的手法，敏锐的感觉，绝对不在俞小庆之下。俞小庆当时就明白，他们检查出俞小庆借公司电脑攻击他人的秘密，亦是难以避免的结果。

俞小庆有点惶恐。他还不是担心警方的严厉惩罚。在他心目中，黑黑网，捞捞货，不算了不得的事情。这年头，但凡懂点电脑的年轻人，都喜欢吹自己在网上钻洞的手段。俞小庆是害怕老师发火，也担心赖欢欢生气。他能想象出赖老师的雷霆万钧之怒，想象出赖欢欢的哀怨愤慨。最近，俞小庆加强了对赖欢欢的情感攻势，姑娘的心，在他精妙的攻击下，明显地开始春波荡漾。他搬新住所后，没有邀请别人，只请赖欢欢去玩过。那天，下班了，俞小庆在大楼的出口处候着姑娘，当面邀请她去参观自己的新居。起初，俞小庆打算发邮件，邀请姑娘去玩。转念一想，赖欢欢挺矜持的，不答应，或者要拖上吴语，那就没意思。突然袭击，面对面请她，总不好意思推脱了事吧？果然，尽管赖欢欢对这邀请颇觉意外，在川流不息的下班人潮中，略感为难地犹疑了一阵。俞小庆没容她多想，说：“就去坐一小会啊。给我点面子吧。”说着，拦了辆出租车，打开后车门，便请女孩上车。赖欢欢是半推半就地应允了。至少说明，她对自己已经不严密设防。怎么会偏偏在这个关节点上，出事呢？

仅仅是做一回“黑客”也罢了。赖一仁对吴语过去的行为，不是很宽容吗？可怕的地方，在于俞小庆私自偷用了赖老师的“L7”。

俞小庆明白“L7”的厉害，也知道赖一仁惟恐密室中的东西泄露而高度警戒的原因。俞小庆没能抗拒住钱的诱惑。当他向刘总经理开出每年五十万服务费的高价时，他的允诺是保证获得刘某希望的任何机密。俞小庆兑现诺言的法宝，正是经赖一仁加工提升后的“黑客”软件。网络上面公开标价的“黑客”软件，是俞小庆看不上眼的，那是不堪一击的低级玩意。既然大家均可以廉价地获得，还有什么威力可言？赖一仁手里的那些东西，以“L”编号的软件，是经过数学高手反复推敲提升的程序，其复杂和高效，超过众多的业余水准的创造。更加厉害的，是它们的绝对秘密性。没有人知晓的秘密武器，突然打出去，才是最可怕的。

赖一仁加工过的软件不少，俞小庆选择了“L7”，是因为它特别适合于潜伏。当你把“L7”偷偷放进目标电脑之后，它安静得没有任何踪迹可寻，朴实得毫不起眼，小不点似地混迹于众多的电脑软件中。正如现实生活中的间谍，你越像普通人，在茫茫的人海之中越是安全。它的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可以伪装得几乎像电脑的原装软件，杀毒程序根本奈何不了它。即使高手亲自动手清查，也容易让它躲过。当初，赖一仁与俞小庆进行攻防演练。俞小庆费了很多时间，也没有查找到赖一仁偷放进来的“L7”，因此令俞小庆印象深刻。不过，“L7”的老实，只是一种伪装，一旦获得行动的指令，它会立刻高度地活跃起来，把目标电脑里所有的秘密扫荡后打包，发还给它的操纵者。俞小庆冒险使用了赖一仁禁止外泄的秘密武器。它给俞小庆的回报确实丰厚。俞小庆顺利地取得了刘总经理希望获得的情报，而对方也痛快地支付了允诺的报酬。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俞小庆终于深刻体验到这个铁律。此刻，他在庆幸自己发财的同时，不得不准备面对赖一仁的愤怒了。跟赖老师多年，老师的脾气，俞小庆很清楚。老师特别偏爱有才气的学生，对天赋高的孩子，喜欢得掏心掏肺；不过，赖老师最瞧不起的，是欺诈和虚伪，谁敢在他面前耍心眼使坏，他火冒三丈，眼珠发红，眼白变青，眉毛高耸，顶得额头上的伤痕像要爆裂开来。

那模样，真可以吓死人。

俞小庆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如何面对赖一仁的责问，如何逃避赖欢欢哀怨的眼神。还有，假如刘总经理的警告是实在的，他盗窃的是重要机密，那么，吃几年官司，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结果。他可以出面指责刘某人的唆使。不过，对方是大人物，有的是钱啊，可以买通各个环节，最后，倒霉的，肯定是他俞小庆。俞小庆相信，世界已经彻底地蜕化为金钱万能了。

现在，刘总经理给了他一大笔钱，足够他逍遥自在过十来年的钱，并且指给他一条大道，那就是人间蒸发：像空气升腾到天上，像水滴落进了河流，像灰尘飘到了沙漠！反正，没有踪迹可以寻找。俞小庆懂了，这是他目前可能选择的最好的道路。朋友们聊天时说到过警方的办案原则，只有人命关天的案子，他们才会死盯住不放的。其他的案子，一旦找不到嫌疑人，挂起来之后，时间长了，便无人关注。中国人多案多，警方力量有限，顾不过来啊。

俞小庆把整整一旅行袋的钱搬回新的住处后，关起门来，将一捆捆的钱丢到床上，像座小山似地堆着，房间里弥漫着纸币特有的油墨的味道。那气息，只有大量的钱集中在一起，才相当地明显，把人的鼻孔堵得无暇顾及其他的气息。面对花花绿绿的钱堆，俞小庆左看右看，觉得像在梦境里的遭遇。他狠狠掐了掐高高的鼻子，又酸又疼的滋味，提醒他，这不是梦境。他终于静下心来，目光在纸币的色彩间飘荡，开始细细品尝做大款的感觉。这一刻，溜之大吉的想法，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占据绝对优势。就听那个姓刘的，走啊，走远远的，有钱了，走哪里也不怕！

他开始发愁的，是如何安顿这么多的现金。他既然决定“人间蒸发”，肯定不能用真实姓名在银行存那么多的钱；提着装满钱的旅行袋上路，更是愚蠢的念头——中国到处是警察的眼睛，想撞枪口啊？俞小庆庆幸，亏得有先见之明。在拿到刘总经理预付的二十五万现金时，他已经做了细致的安排。那笔钱虽然不是特别的巨款，要查查漏交的税，却也不是小数。俞小庆的智商高，他立刻想出了保险的好办法。过去，他常到火车站旁混乱的市场上逛，那里能够买到各种希奇古怪的商品。这次，他是从“黑市”商人手里买了几张冒名顶替的借记卡，把那些预付款安全地存储起来。现在，故技重施吧。他需要多花些时间，趁夜深人静，最好是半夜两三点，街上各色人等，白道黑道，均被漆黑的夜压迫得没有力气活动的时刻，跑到ATM机的小亭子里，把门关紧了，分多次，耐心地把钱存进那几张卡里。身边，留十万现金，足够应付眼前需要。这样，跑起来就一身轻了。

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想停当，俞小庆不再发愁。他轻松地哼哼“该出手时就出手”，把床上堆着的钱一一丢回旅行袋中。余下需要处理的事情，他会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留在西北的父亲，已经另外成家，自从俞小庆读大学后，联系越来越少，父亲一直要求他申请助学金，也不管儿子的脸面多难看，反正，他不想再给俞小庆钱，俞小庆也就懒得睬他。这次，顶多告诉他自己已经离开上海，找新的去处发展。至于公司那里，给赖老师发份邮件就行，说自己老家有急事，辞职了事啊。老师肯定生气、愤怒，以至大发雷霆，俞小庆躲得远远的，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管他娘！

“只是便宜了吴语那小子！”让俞小庆愤愤不平的，主要是这个念头。他跑了，吴语在公司里，在赖一仁面前更加得势，也就罢了，气不过的，是吴语那个闷包，可能轻松地得到赖欢欢的青睐。俞小庆已经在赖欢欢身上花了许多功夫，投放了不少本钱，眼看着就要攻破女孩的城墙。出了眼前这档子事，自己突然消失，赖欢欢肯定气得要死。女孩心思多变，还不被吴语乘机掠去？古人形容女子“水性杨花”，大概就是这个道理。男人一旦不在旁边，别人就可以捞现成的了。

俞小庆愤愤地在屋子里来回走，牙齿磨得酸酸的，却想不出两全之策。

“天涯何处无芳草。”后来，俞小庆还是用古人的诗句安抚了自己的心灵。俞小庆有了钱，到哪里找不到听话而迷人的女子？何况，赖欢欢并非真正让俞小庆陶醉的美女。她聪明没得说，姿色么，只能算过得去。以前，俞小庆执意追求赖欢欢，重要的因素，是想控制赖老师的产业。现在，俞小庆决定与眼前的一切决裂，大丈夫，当天马行空。一个普通的女孩，姿色平平，小家碧玉，为啥舍不得呢？

三

第二天早上，阳光刚刚照到窗台，赖一仁已经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开电脑，准备接收邮件。这是公司成立以后养成的习惯。过去，赖一仁当教导主任，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是为自己泡一杯浓香的清茶。做企业，就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

首先跳出来的信，吸引了赖一仁目光的，是俞小庆的电子邮件。赖一仁有点诧异。俞小庆天分高，人却懒散，晚上回家后不工作，发信请示什么，总在白天的工作时间。他讥笑过吴语，分不清上班还是下班，靠耗时间解决问题。他说，他干一小时的活，吴语得干两小时、三小时。赖一仁注意了俞小庆发信的时间，是凌晨四点半。什么事弄得他不睡觉啊？

赖一仁把俞小庆的邮件点开来。细细读了几行，赖一仁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什么狗屁话！连必须的解释、必要的歉意也没有，干巴巴地讲句“家中有急事”，直接提出辞职。别说是给多年看重他的老师写信，就是面对合作了几年的同事，也不能如此无理！好像今后再也不打算见面似的。“昏头了，这小子！被鬼抓了魂啦？”赖一仁百思不得其解，气得直挠头皮。

他立刻给赖欢欢拨了个电话，“你过来一趟！”

赖欢欢和吴语一起，正在前台接待公安局经济侦查总队的人，见父亲召唤，口气又很严厉，只得对来客抱歉，让吴语先应付着，自己赶紧跑过来。她顺着走道，一溜小跑，推开赖一仁办公室的门时，脸蛋也憋红了，喘着气问：“啥事？”

赖一仁朝打开的电脑屏努努嘴，“自己看去！”

赖欢欢脑袋一伸，目力好，远远地看清了屏幕，待读罢简短的电子邮件，顿时倒吸口冷气，“俞小庆！这邮件什么意思啊！？”

“意思清楚得很，”赖一仁愤愤地说，“他觉得船要沉了，先逃上岸跑路！”

“不会吧？”赖欢欢难以相信，她清楚地记得，俞小庆刚刚热烈地向自己表达了爱情。在俞小庆的新居里，他不容抗拒地拥抱了赖欢欢，鼻腔中喷出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气息，软化了她的耳朵，软化了她从未接受过男性亲热的身体。他喋喋不休地述说，讲他爱了她很久很久，那些甜蜜的话语，灌醉了赖欢欢的身心。假如不是家族遗传给她的淑女基因的强烈挣扎，也许，在那一时刻，她就放弃了全部抵抗。她躲闪着俞小庆疾风骤雨般的狂吻，红着脸喃喃地抗拒，“你别急，你不能这样急——”她用手坚决地制止了俞小庆雄性的攻击，他先是抚摸她的胸脯，接着又尝试掀开她的裙子，赖欢欢不肯妥协，僵持着，死劲掐住那只粗鲁的手,几乎要翻脸，俞小庆才不得不停止了狡诈的动作。在情欲的悬崖边，赖欢欢的理智，阻止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赖欢欢的态度很清晰，她不是根本拒绝俞小庆的求爱，只是不希望那么草率地发展。

不管怎么说，那天的约会，是俞小庆和赖欢欢关系的突破。如果说，女孩对两位学兄的取舍，原先一直难以决断，那么，现在由于俞小庆的猛烈进攻，天平突然倾斜，结果水落石出。俞小庆以果断的行动打破了僵局。书呆子吴语，不可能有这样的谋略。那天，约会之后，赖欢欢只要看见吴语，就有些脸红，甚至，还有点说不清原因的心疼。现在，当赖欢欢已经决定接受俞小庆的爱，把自己的人生轨迹与其胶合起来时，俞小庆怎么可能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

“你说不会？那么他的邮件，是愚人节的玩笑？”赖一仁火冒冒地说，“离愚人节远着呢！”

赖欢欢习惯地取出手机，她要向俞小庆问个明白。耳机传来的声音，是该号已经停止服务。赖一仁说：“别试了，我已经打过他的电话。连号码也销了。他做得很彻底！”

赖欢欢一脸茫然。她回不过神来。一个人，一个刚刚强烈地表达了情感的男子，会说消失就消失吗？这不像真实的场景，倒像颠三倒四的梦寐。

赖一仁问：“职工登记表上，俞小庆应该有住址吧？”

赖欢欢回答：“他说，最近搬家了，离开舅舅家，他在那里不开心。”

“搬哪儿了？”

赖欢欢愣了愣说：“不晓得，还没有让他重新登记。”赖欢欢不知道为什么要向父亲撒谎。这是一种下意识的撒谎。她出于女孩的自尊，不想将她单独去俞小庆新居的事情说出来，尽管那天她守住了最后的防线，并没有让俞小庆为所欲为。

赖一仁说：“看样子，他的消失，是蓄谋已久啊。连住址也保密了！”

父亲的话，让赖欢欢心中一悸：蓄谋已久？那么说，他把她哄到自己的新居，就是想在消失之前，欺负她一把？不过，从当天的情势看，又未必如此。毕竟在赖欢欢阻挡之后，俞小庆没有强行乱来。如果他强迫自己的话，如果他蓄意达到什么目的，那么，在女孩方寸已乱的情景下，情况也许会更加危险……

赖一仁注意到女儿走神，问：“你想什么？”

赖欢欢醒悟过来，赶紧搪塞，“我在想，是否要对前面来访的警方说说情况，他们刚才就盯住问，俞小庆何时来公司，他们要找他谈话。”

赖一仁非常气恼，心爱的学生的突然背叛，让他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他额头上的伤痕有些充血，颜色变成深紫。他长长地叹气道：“看来，我估计的最麻烦的情况，终于出现了！”他紧张地思考了一会，又说，“暂时不急吧，给俞小庆一点回头的时间。如果他确实彻底消失了，你再报告警方。”

赖欢欢心事重重地回到会见室，按照父亲的意见，含糊地应付了警方的问话，答应只要俞小庆到了公司，立刻让他主动与经济侦查总队联系。等到两位谈话的警察一离开，赖欢欢没告诉任何同事，飞快地下楼，叫了辆出租，就往俞小庆的新居赶。她要当面揪住他，把来龙去脉问个清楚。

更可怕的事实等待着女孩。那处新居，人去楼空。赖欢欢随即赶到物业询问，说是借住在那屋的年轻人，早上已经搬走，连预付的押金也放弃了。

赖欢欢离开物业的办公室，走回阳光下的空地，强烈的日照，让她眼前一阵发黑。她呆呆地站立着，孤独无援地站在空旷的石板地上。她哭了，晶莹的泪珠，从眼眶边滚落下来，无声地滑过丰腴的脸颊，一直淌到娇嫩的嘴唇上。俞小庆曾经在那里盖上无数的热吻。一切还是那么新鲜，余温犹在，却恍若隔世。

一个活生生的男人,说消失就消失了?

赖欢欢自幼在父母的庇护下生活，心情，犹如她喜欢的透明的蓝色。今天，世界变得无限灰暗，她第一次真正品尝到，什么是被欺骗的可怕滋味。

四

俞小庆的突然失踪，让赖一仁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他是本公司的法人代表，这里出现的各种麻烦事情，别人可以退缩躲避，他没有那样的后路！这是法律的意志。

他下意识地对女儿发出长叹：“最麻烦的情况出现了。”因为他可怕的预感被证实了。赖一仁清楚警方调查的目标后，开始担忧自己用于工作实验的软件，那些由他精心处理过的软件，已经被人偷出去做违法的事情。他相信，警方坚决而果断地采取行动，肯定是抓住了他们公司的把柄。毕竟，现在各方面高调保护民营企业，警方拿不到证据，不敢随便动手。

近来，赖一仁花费许多时间，日以继夜地研究网络上攻击电脑的各种办法。研究得越深，越是担忧害怕。原来，只知道电脑和网络对现实社会的重要，改变了科学、社会、人文的运作基础，现在，赖一仁开始懂得，“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电脑和网络已经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人类须臾离不开。网络遭到大面积破坏，将引发巨大的社会灾难。赖一仁去欧洲游历时，在庞大的法兰克福机场，就遭遇了电脑瘫痪的事件。短短的两小时，整座机场混乱得难以收拾。候机的乘客们，像蝗虫般飞来撞去，想打听准确的起飞消息。坐在柜台后面的机场雇员，一脸茫然。没有电脑的指示，所有的眼睛和耳朵统统失灵。当时，赖一仁想过，飞机比电脑服务人类更早啊。在没有电脑的时候，人类能够用手工操作。现在，离开电脑，大家竟然束手无策。

因此，只要掌握强大的攻击网络、电脑的办法，就像战争中掌握了克敌制胜的重型武器。深厚的数学素养帮助了赖一仁，使他在研究攻击电脑的“黑客”武器方面，很快地达到了最先进的水准。他采用的高效率的办法，就是用数学程序改造现有的“黑客”软件，使它们的能级大大提高，然后，再研究出破解和制服它的办法。赖一仁的雄心壮志，是在网络安全方面，占据技术的制高点。当众多的网络用户意识到被攻击的危险，想要寻找可靠的保护者时，赖一仁的公司，应该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对象。

赖一仁晓得公司密室中软件泄露的可怕。经他之手改造过的“黑客”软件，目前还缺乏真正的克星。因此，赖一仁必须把老虎严密地关进笼子。他煞费苦心，对密室的保密工作做了种种的严格规定，正是为了防止这些可怕的工具溜出去危害社会。如果以“L”打头编号的那些软件，确实被偷出去了，不但后果难以设想，而且也根本性地打击了赖一仁的人生信念。外人进不了密室，更拿不到赖一仁的宝贝软件。发生泄密事件，只有一种可能，肯定是他的最信赖的学生中，有人背叛了他！

赖一仁疼爱女儿，与欣赏得意门生，是两种很不相同的感觉。作为资深的数学教师，在内心深处，有一些不便公开说出来的偏见。

他认为，到数学的高深阶段，女孩子的脑力不够用。只有优秀的男生，才能摘到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他对身边出现的有数学天赋的男孩，怀有严父般的期待。他不敢相信，他们可能背叛他。

生活太严酷了！

赖一仁最初怀疑的对象是吴语，原因是那孩子曾经玩过“黑客”，赖一仁担心他手痒而旧病重犯。后来，从赖欢欢报告的种种迹象中，分析警察到达本公司后孩子们的不同表现，赖一仁才转而开始怀疑俞小庆。如果俞小庆卷入非法的勾当，那么，目的与吴语的“玩”不同，最大的可能，是受到了金钱的诱惑。对自己学生的优劣，看着他们长大的老师，心里一清二楚。俞小庆天赋高，极其聪明，但是，家庭生活的不正常，使他存了点急躁的心理，迫切地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幼寄人篱下受欺凌的命运。赖一仁给俞小庆的工资，在公司里独占鳌头，放到台面上说的理由光明正大，因为俞小庆的电脑水平最高；其实，赖一仁也是想帮他一把，让他多点收入，可以安心做事情。现在，赖一仁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想法太简单了。眼前的社会，诱惑很多，凭俞小庆的能力，会有不怀好意者愿意出大价钱的人来收买他。公司里的那点儿工资，抗拒不了网络上黑色金钱的吸引。

“年轻人啊，难道钱比什么都重要？”赖一仁痛苦地反思着。手里捏着的一管圆珠笔，被他硬朗的手指捏断了，捏出了笔管里的油污，掌心里黑黑的一片，他竟然没有察觉。他悲哀地想，自己是不是过于看重学生的天赋，过于骄纵他们，而忽略了他们的为人之道？

赖一仁坐在办公室里，几次回到电脑前面，重看那份令人生气的电子邮件。他的人生阅历，让他很快猜透了俞小庆辞职信的要害。

自己的这位学生，应该是为了钱下水，为了钱而逃跑。否则，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俞小庆均不会把事情做绝到这个地步。他到底被谁收买，到底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到底得到了多少黑钱，赖一仁无法知晓。不过，赖一仁心中开始明白一点，走上这条路的俞小庆，与自己情断义绝了，很难回头了，不能再把俞小庆当成幼稚的孩子，对他寄托什么幻想。

俞小庆的背叛，使赖一仁和他的公司，面对险境、绝境。赖一仁无奈地承认，他没办法对经济侦查总队说清楚事件。俞小庆是他的左膀右臂，做了坏事，竟一走了之。人家有理由怀疑，是他赖一仁导演的苦肉计，想以此对抗侦查工作的继续。赖一仁想到这里，顿时恍然大悟，他拖延时间不报告，将使警察的怀疑加深。他不得不采取果断行动，力争走出俞小庆搅浑的泥潭。

赖一仁给女儿的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问公司里的其他人，也不清楚赖欢欢的去向。赖一仁拨女儿手机，铃声响着，却没有人接听。赖一仁心中暗暗吃惊。刚才，他隐约觉得，女儿听到俞小庆的作为，神色大变；赖一仁心里正烦，就没往深里想。此刻，公司面临危急的当口，赖欢欢竟然会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这是无法解释的行为。难道说，赖欢欢与俞小庆私下有什么瓜葛？她知晓什么或者隐瞒了什么？女孩大了，心思难懂啊。她与学兄们的关系向来密切，赖一仁是看在眼里的，觉得很正常，也很高兴。现在……赖一仁不敢细想，只知道自己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他立刻翻抽屉，把一堆名片撒落在桌子上，终于找出公安局经济侦查总队徐处长的名片，按照上面印着的号码，急匆匆地给对方拨了电话，殷切地要求马上见面，说有紧急情况需要报告。

电话里，徐处长客套了一番，说赖总是老前辈，别跑了，还是在公司等着。赖一仁婉言谢绝了徐处长的提议，理由是不好意思老让对方跑腿，应该他去经济侦查总队报告情况。徐处长倒也不坚持，客气地说了句谢谢，表示自己会在大门口恭候。

赖一仁锁上办公室的门，提着公文包走向电梯间时，却迎面撞见了赖欢欢。她神色慌张，跑得满脸绯红，额头的发丝散乱地垂在眉梢前；一抹汗水，从右睫毛旁边滑下来，滚到了腮帮上，不经意地看，仿佛是眼泪在流淌。她完全没有了平时那副快乐自信的模样，不像斯文的淑女，倒像满大街瞎跑的野蛮女孩，让做父亲的看了隐隐心疼。

赖一仁沉下脸，“去哪里了？电话也不接。”

赖欢欢被父亲逮个正着，心中有事，不敢与赖一仁逼问的目光碰撞，略显难堪地说：“手机忘在办公室里了。”

赖一仁皱起眉头，“慌什么呀？火烧眉毛啊？”

赖欢欢尴尬地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倒是反问：“你出去？”

“嗯。”赖一仁黑着脸，走廊窗口投射过来的光线，把他额头上的伤痕染得十分醒目，“我去徐处长那里。俞小庆突然消失，我想来想去，需要立刻报告了。”

“不等等啦？”赖欢欢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快改变主意。她见父亲黑着脸不回答，就说：“我去吧，不必你亲自跑。”

“技术上的情况，你说得清吗？”赖一仁黑着脸，心事沉重地说，“不是简单报告他的行踪就行了。他们关心的，是俞小庆用了什么手段，在网络上做了什么勾当。他消失了，只有我去应付质问。”

“你断定俞小庆的消失，和警方追查的情况有关？”

赖一仁看女儿一眼，冷冷地道：“还能有别的解释吗？他们在密室的电脑里查得兜底翻，那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使用。紧跟着，俞小庆不讲清理由，连照面也不打，便人间蒸发！太不正常了！”

“那，我陪吴语过去？他应该说得清技术方面的情况。”赖欢欢不愿父亲折腾受累，试探地问。

赖一仁摇摇头，“我是公司的法人代表，现在闹出这乱子，谁也代替不了我！”他坚定地朝电梯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说：“公司里的事，大概要你和吴语多操心了。也许，我会在那里多耽搁时间。事情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他想了想，补充道：“晚上，我不回家的话，你明天到我办公室看保险箱吧。我给你留了全权处理公司业务的委托书。”

“你什么意思啊？”赖欢欢听父亲这么一说，慌张起来，眼框里顿时变得十分潮湿，眼泪快憋不住，“就算俞小庆做了天大的坏事，与你何关啊！”

赖一仁看见女儿着急上火，安慰她道：“我就是随便一说。我不得不多花些时间应付这个麻烦。公司的业务，你们就多费心吧。你回办公室去，找吴语商量商量，干脆开个会，把情况告诉大家。”

“连俞小庆辞职也说？”赖欢欢狐疑地问。

“说吧，瞒不住的。”赖一仁信赖地望着女儿，“坚强些，做事情，总会有沟沟坎坎、磕磕碰碰的时候。当作锻炼自己呗。”

事发突然，赖一仁的心中并不踏实，但是，他不愿意加重女儿的心理压力，尽量平和地微笑，充满期待的目光，慈爱地投向女儿。

此时，他竟冒出点阿Q的念头：眼前的糟糕事情，说不定是孩子成长的契机。毕竟，赖欢欢一直是在自己的庇护下生活、工作。让她感到必须自个应对一切，她的力量才可能真正爆发出来。赖一仁这样想着，心情竟有些轻松。他记得，在日本的一本小说里读到过如此的情节：当大老板的父亲，为了孩子的成熟，竟苦心设计了破产消失的一幕。现在，无须赖一仁特别设计，让赖欢欢成长的机会，自己降临了。

赖欢欢当然没有猜透父亲的心思。僵硬的电梯门合拢，把赖一仁的背影吞噬的当口，赖欢欢痛楚地想：混蛋的俞小庆！你干出这样的事情，对得起于你恩爱有加的老师吗？她并不清楚，俞小庆留下的麻烦，会让事情糟糕到什么程度。但是，赖一仁不得不亲自去公安局接受查询，真难为了父亲！

她好心疼他！母亲临终前，她可怜地偎依在母亲枯瘦的身子边；母亲艰难地说出最后的嘱咐，她为了母亲放心，哽咽着连连应承。

她记得，母亲希望她永远地关心和照料父亲。现在，是她为父亲分忧的时候了。

五

赖一仁去公安局之后，赖欢欢心里七上八下，空落落的，不知干什么好。她呆呆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无聊地摆弄着新换的手机。这种心情，在手机上看什么无关紧要，只是惯性地让自己的手有一点动作，使飘荡的思绪有些许依托。

她抬起头，目光飞向窗外，神情恍惚，默默地凝视西边的夕阳。心中在猜测，父亲到公安局之后，会遭遇怎样的情况。从经济侦查总队人员不折不挠的态度分析，赖欢欢承认父亲对局势严峻的分析。俞小庆犯的事情肯定不小，否则，他有必要溜之大吉吗？赖欢欢心里翻搅着复杂的滋味，像吞吃了一只苍蝇般恶心。作为一个顺风顺水长大的女孩，第一回被受骗的可怕感觉包围了。

她想哭，关起门来好好痛哭一场。不过，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这里也不是适宜哭的地方。

有人敲门。赖欢欢急忙用纸巾在眼角轻轻吸一吸，如果有不听话的泪珠溢出来，是很有效的掩饰。

站在门口的是吴语。大概是觉察到女孩异样的神情，小伙子没有马上进来，在门框旁磨蹭着，“打搅吗？”他说话，一如既往地简短。

赖欢欢想到父亲临走的嘱托，“噢，进来啊，我正要找你商量事情。”

“商量？”吴语轻轻地走进房间。他不但说话少，走路、搬东西，也总是轻手轻脚，像女人那样细致，让赖欢欢觉得他少一点男子气。这也是在比较他和俞小庆的天平上，赖欢欢终于倾斜到俞小庆那面的原因之一。现在想起来，赖欢欢后悔不已。

“老师说了，要我们两人，召集员工，开个会。”赖欢欢控制着内心的复杂情绪，同样简短地回答了吴语的问话。

吴语的目光有些茫然，“我？是让你召集吧！”

赖欢欢看着他萎缩的神情，心中未免忧伤：她现在能指望谁呢？吴语人不错，就是太软弱，说话也像挤牙膏似的。父亲要他帮助自己召集会议，也实在是没有别的人可以出头。赖欢欢说：“好吧，我们马上开会！”

“大家议论多！”吴语又憋出一句。

“议论什么？你说说看啊。”赖欢欢明知故问。她心里烦着，想听吴语多说说话。

“讲公司有大难。”吴语依旧惜语似金。

“是不是讲公司要撑不住啦？”赖欢欢气恼地说，把刚刚抓起的圆珠笔丢到桌子上，看着它滴溜溜滚到桌子边沿，在即将掉落地上的当口，奇妙地停住了。墙倒众人推。赖欢欢记得这句俗语。也难怪，父亲信任的主要助手俞小庆，充当了第一张倒下去的骨牌，何况别的人呢？

吴语见她不开心，小心翼翼地回答：“大家关心老师。”他在她对面的转椅上坐下，又说：“没关系的。”

尽管这句“没关系”，说得没头没脑，赖欢欢从吴语的眼神中读懂了关切的温情。他脱口而出的简短的话语，竟然流露出一种刚强的力量。是的，没关系！怕啥？难道天会塌下来？赖欢欢努力从懊恼忧伤的情绪中挣扎出来。她信赖地看看吴语，“老师出去前，要我们把公司面临的情况告诉大家。”

“好，大家等着知道。”

“我先告诉你，俞小庆辞职了，失踪了。”

“我猜到了。”听见这消息，吴语一点也不慌张地回答。

“你猜到？”赖欢欢大惑不解，“你凭啥猜的？”

吴语竟然没直接回答，脸上傻傻一笑，那傻笑好象还夹带着几许狡黠，“我去通知，先开会？”

吴语的这种表情，倒是赖欢欢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但是，她来不及过多分析。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开会稳定公司的军心。她说：“我们一起到会议室吧。”

本公司所有的办公室，均处于大楼的同一层面，通知起来方便。除掉出差的，公司在家的全部员工，连打杂的，二十来号人，呼啦地聚集到不大不小的会议室里。那里的人气顿时旺盛起来。都是年轻人，热量充足，人一多，就喊憋气，要开窗。大楼是封闭式的，下面的窗子打不开，就有人爬到高处，捅开了半截气窗，让早春的凉风嗖嗖地灌进屋子，立刻显得凉爽起来。

今天，吴语记得自己的责任，没往角落里躲，紧挨着赖欢欢，坐到了会议桌的旁边，他希望赖欢欢满意，觉得他在关键的当口，支了她一把，有点男人的味道。

会场内，嘤嘤嗡嗡的絮语声，表达了员工们的心情。近来，公安经济侦查总队的人，反复地到公司察访，令不安的气氛渐渐蔓延开来。“要出大事？”那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猜疑。不过，只要看见赖老师笃定泰山的神情，员工们的心就安稳不少。此刻，见召集会议的是赖欢欢，没有老板的身影，猜疑的声浪，便在人群中滚动。

赖欢欢明白伙伴们在想什么。她抬起双眼，尽量坦然地迎接大家狐疑的眼神。平时，公司里的大事情，统统由父亲顶着。开会了，赖欢欢认真做好记录就行。现在，要她自己面对了。她突然有些儿埋怨父亲。这个会议，明天上午开也来得及啊。赖一仁在公安谈多久？总不会延续到明天吧？父亲为什么逼着她出场呢？

她转头看看吴语。吴语没有表情地端坐着。以前，父亲不在公司的时候，有事情要顶，总是由俞小庆上阵。眼下，赖欢欢惟有靠自己了。吴语再贴心，他那说话蹦不出几个字的闷样儿，谁看见了也着急发慌啊。

赖欢欢正想开口讲话，电话铃声响起来，她习惯地瞥了一眼，打算把手机关掉。但是，界面显示，是父亲的来电，赖欢欢只得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听了来电。

“你在开会？”赖一仁的耳朵敏感，显然听到了话筒传过去的声音，是会议室里的喧闹。

“嗯。”赖欢欢拿不定主意，是否要让注视着自己的伙伴们，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

“好吧，我说简单些。这里告诉我，鉴于事情严重，要我放下所有的事务，全力配合侦破。”赖一仁平淡地说着，赖欢欢却听得头皮发麻。她轻轻问一句：“回来吗？”赖一仁明白女儿简短的问话里隐藏着无比的担忧，赶紧宽慰道：“没问题，只是帮助追查。不过，公司里的事情，你和吴语全力撑住吧。”赖一仁显然不方便多说，随即挂断了电话。

赖欢欢的心，往深不可测的地方下沉。事情的危险，远超出自己的估计。此刻，她明白父亲的用心了。在这样的危机中，她不出来为父亲顶一把，靠谁呢？

赖欢欢放下手机，静静神，瞧瞧面前凝视着她的众多眼睛，开口道：“今天的会议，是董事长委托我和吴语召开的。”

屋子里稍稍安静些。大家等着下文。

赖欢欢说：“董事长去公安局了。”

此话一出，像赖欢欢预料中的那样，二十来人一起瞪大了眼睛，惊讶地看着赖欢欢，有人还夸张地“啊”了一声。赖欢欢没有停顿，接着说：“公司出了大事情。俞小庆不辞而别，他甚至可能卷入性质严重的网络‘黑客’事件，董事长主动去公安报告，回答问题，帮助警方查清情况。”

会议室里的人群，被这些消息惊呆了，一时间，嗡嗡的声浪消失了，代之以可怕的寂静。冷冰冰的寂静，给人强大的压迫感。

会议室从骚动到安静的转变太快了，快得让人的神经没法适应。赖欢欢不想等讨厌的嗡嗡声重新泛起，她平静地往下说：“俞小庆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不清楚，董事长也不太清楚，警方早晚会查明白的。如果各位了解什么，希望能够主动配合，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公司而言，可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赖欢欢见大家依然呆呆地没有反应，像是被一连串的信息搞迷糊了，她朝吴语眨眨眼，问他道：“你是技术高手，你的意见呢？”

吴语没想到赖欢欢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他尴尬地点点头，只是“嗯”了一声，“我同意。”

同意什么？你倒是说几句啊！赖欢欢心中怨恨，生气地瞪着吴语，恨他没出息，害自己唱独角戏。

赖欢欢只好继续扮演主角：“董事长的意思，他要集中精力协助警方查清俞小庆的情况。但是公司里的重要业务不能停顿。假如客户对我们的服务丧失信心，今后，在业界我们难以立足。他要求，原来几个小组的分工不变，继续做各自的活，特别是已经与客户签定过合同的，必须按照时间节点，保证质量地推进。”

赖欢欢点到了事情的要害。密室里的攻防演练，是为了公司的长远目标。眼下，公司为客户所做的安全系统，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赖一仁把几份合同的责任，也分到了三个小组。现在，研究制服高级“黑客”软件的计划，可以暂缓，合同任务的完成，却一点也没法拖延。不但牵涉到合同的制约条款，而且会影响到本公司多年积累的良好声誉。

赖欢欢把想说的话一口气说完了。她非常明白，赖一仁究竟在担忧什么，她不能辜负父亲的期望。很多业务合同，是她参与签约的，条款中，对违约的制裁是很严厉的。不过，话是说明白了，员工们究竟持何态度，在董事长无力指挥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愿意全力干活，赖欢欢心中无底。

“俞小庆去哪里呢？”有人问道。

赖欢欢坦率地回答：“我不知道，董事长也不清楚。俞小庆只是发来一份辞职的邮件。”

涌起一阵叹息的声浪。俞小庆用这种方式离开，大家难以理解。赖一仁对他何等器重，公司里的员工个个清楚。有位女孩咕噜道：“他没良心！”

“那么，业务上解决不了的难点，我们请示你吗？”靠门的位置上，一个年轻人提出了疑问。赖欢欢看清楚了，是俞小庆那个小组的，业务上很强的尖子。那个小组里面，除了俞小庆，就数他能干了。

赖欢欢没有马上回答。开会之前，她来不及想这个问题。原来，三个小组，有技术难题，一般均可以自己消化，因为带队的三个人，全部是超一流的高手。现在，确实产生问题了。赖一仁和俞小庆缺席，至少有两个小组，属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请示赖欢欢？开玩笑吧。他们解决不了的难题，赖欢欢哪里能够处理？她仅仅是负责对外联系、谈判的行政人员，业务上面，她属于三脚猫的水平。

赖欢欢的窘迫，会议室里的人全感到了。赖欢欢与大家的关系向来好。平时，同事打趣，称她为“公司女皇”，她不气不恼，顶多回一句“胡说”。有一回，一个男生叫她“第一夫人”，她才假装生气地威胁：“我要报告董事长啊，你损人！”对这样的好女孩，同事们当然不忍心欺负，会议室里，就有声音提醒方才发问的先生：“你将赖欢欢军啊？免了吧！”那人亦不买账，顶了句：“我问的是实话。俞小庆失踪了，我们小组的运行，怎么办？”

赖欢欢紧张地思考着，她当机立断，回答道：“董事长不在公司，工作却不能停，我先代表董事长宣布，俞小庆那个小组，就由你负责，我的这个应急决定，今晚就会报告董事长的。”她将一根修长的手指，点向那位发问者。

“哎，我可不是讨官做，谁稀罕做小组长啊！”那位赶紧声明，会议室内却以一阵开心的哄笑，迎接了他的分辩。有人喊：“机会哪，别错过！”他提高了嗓门争道，“我没有那种水平，业务上的难题，确实不是我们几个能够全部解决的！”

混乱的声浪中，谁也没有想到，赖欢欢身边突然站立起来一个男子，瘦长得像电线杆似的身材，比赖欢欢足足高了一个脑袋，相形之下，赖欢欢矮了半截。他说：“董事长不在公司的时候，三个小组的业务难题，全部问我！”

说话的，是公司里有名的闷包吴语。几年来，人们好像从来没有听到他说出比较完整的话语，语词超过个位数的长句子，向来难得从他嘴里蹦出。他表达意思的时候，嘴巴里总是仅晃荡几个单词，让听者去猜，去联想。大家已经习惯了与他如此交流。现在，他忽然振振有词地讲出连贯的话语，而且是那么意气昂扬地主动揽下难题，让同事们倒不习惯了。当然，他的业务水准，任何人不敢怀疑。于是，就有人接他的话头说：“吴语，是条汉子啊！”还有人嘲他，“吴语，英雄救美啊！”那位被赖欢欢任命为组长的先生，却再次提出疑问：“董事长的决策，三个组的业务，应该隔离开的。”他的意思很明白，全部归吴语统领，不是归大堆了吗？

吴语不假思索，点点自己脑门说：“我这里隔离，一分三！”他想想，又补充道，“我绝对不让大脑短路！”

他的话，竟会如此风趣，仿佛西边出了太阳，让众人听得哈哈大笑。又有人喊叫：“赖欢欢，你有好帮手啊！”

赖欢欢没在意同事们的调侃，她微微昂起脸，惊喜地望着身边的伙伴，望着那对熟悉的向来缺少丰富表情的眼睛，轻声问：“你一个人，应付得过来吗？”

吴语被她瞧得有些别扭，视线朝会议桌垂下去，喃喃地道：“行的，时间短，董事长很快没事。”

赖欢欢感动地说：“这两天就辛苦你！”她把目光转向所有的同事，充满信心地说：“吴语讲得对，董事长没事，我们公司的困难，也很快过去。大家齐心啊……”

热烈的掌声，整个团队的掌声，瞬间吞没了赖欢欢的话语，二十来位同事，以这种方式，表示了对赖欢欢和吴语的支持，表示了对公司前景的信任。

那一刻，赖欢欢心里淌过温暖的水流，眼睛完全湿润了。在困难的时候，你能够体验到什么是可贵的真情。

她透过水濛濛的眼帘，凝望着身旁熟悉而陌生的吴语。那一位的脸上，依然没多少丰富的表情，只是把双唇紧紧地抿拢，形成了一条笔直的线。吴语身上，头一次，洋溢着男性的刚毅。

赖欢欢想起来，很久之前，有一次，与吴语去一家公司接洽业务。那时，公司起步不久，在业内的名气还不响，谈判时被刁难，是家常便饭。那一回，也是被故意冷落。事先，约了九点半。赖欢欢和吴语勤快，九点一刻就到了对方的接待处。门厅的接待席，美丽得像花瓶的小姐，说负责谈判的主任临时有事，让他们等等。他们只得坐在嘈杂的过道上等候。傻傻地眼巴巴地等。每回电梯的门打开，总是让他们从希望回到失望。这样，直等到了十二点，等得心焦肚饿。门厅的小姐忽然跑过来说，主任打了电话给她，外面的事情多，赶不回来，要赖欢欢他们改天再来。往回走的路上，赖欢欢气得直咕噜：耍人不是这样耍的，白白等两三个小时，早点通知改期就不行吗？起初，吴语一声不吭，见赖欢欢气得厉害，他突然冒出一句话：“我从小被欺负，习惯就没啥……”当时，赖欢欢被吴语的这番低语惊住了。后来，她问过父亲，知道吴语是没有爸的孩子，才算读懂了吴语的意思。小时候，他肯定是受气包。

看样子，吴语的“闷包”性格，并不是天性的软弱所致。幼年面对的种种不公平，伤害了他稚嫩的心灵，让他对外界抱有紧张的抗拒情绪。沉默而不多言语，是一种自我保护。现在，他爆发了，力量无比啊。赖欢欢对自己的伙伴充满了信任和期待。

六

这天，吴语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傍晚，他给母亲去过电话，说公司加班，回家的时间说不准。崔丹妮习惯了，孩子做的工作，时常需要突击，干到半夜并不稀罕。

崔丹妮不知道，吴语的公司遭遇了突然的变故。从下午开始，吴语必须独自处理三个小组的业务难题，时间不够用。晚饭时间，赖欢欢给他买了份汉堡套餐，加一杯星巴克的咖啡，安静地陪他加班。将近十点，是赖欢欢逼他回家。女孩听到吴语接母亲的电话，知道家人在牵挂。赖欢欢自己也想快回家去，有许多情况要和父亲讨论。赖一仁给过她短消息，将在十一点之前回到家中。

不管吴语是否饿，崔丹妮还是习惯地把菜准备着。桌子上，有吴语喜欢的红烧肉和罗宋汤。吴语坐下来就吃。母亲的饭菜，从小吃惯了，比外面的快餐对胃口。紧张的脑力劳动，早将汉堡包的能量消耗完了 。

崔丹妮坐在桌子的另一面，静静地欣赏儿子狼吞虎咽的样子。做女儿时，除了心血来潮，她哪里肯下厨房。后来去了部队，吃大食堂的饭，更不用为饮食操心。与吴语单独生活之后，特别是经济上的拮据，让崔丹妮不得不精打细算，做菜，既要保证孩子的营养，又得省钱，是费力又费心的活。她的厨艺，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等吴语吃得差不多了，崔丹妮才开口：“公司的业务很紧张吗？”

吴语喝完了碗里的汤，想把新出现的情况告诉母亲，说董事长遇到麻烦，协助警方调查案件，他不得不多管业务上的事。转念一想，那么复杂的情况，一时说不清，何必让母亲担忧，就简单地回答：“俞小庆辞职了，我多做点。”

“辞职？为什么啊？”崔丹妮惊奇地问，她知道，俞小庆和吴语，是公司的业务骨干，全是赖一仁最信任的学生，“董事长同意他辞职？”

吴语依然简单地回答：“他说家里有事，没法！”

崔丹妮明白孩子身上的担子加重了。今天，她另有重要的问题想和吴语谈，就不再问公司里的事情。她说：“吴语，妈今天想和你说说话，嗯，先说舅舅的事，说说妈与舅舅的矛盾……”

吴语诧异地看看母亲。母亲美丽的大眼睛里，粼粼的水波上，漂荡着难以捕捉的忧郁。小时候，他就知道，母亲的美，出众的美，他看见过母亲少女时代舞台上靓丽的剧照。不过，母亲一直不太开心，除了照料吴语，她好像很少有其他的生活内容。吴语长大成人，成为男子汉，他开始明白，母亲眼睛里为什么总那么忧郁。人家的父母成双成对，一起牵着孩子的手上街玩。母亲却如此孤独。再说，母亲讳莫如深，从来不提关于父亲的话题，连外公家的事情，他们母子俩也难得说到。几次，吴语好奇，想问点家族的情况，崔丹妮只是简单说几句带过。今天是怎么啦？母亲主动要讲她与舅舅的矛盾？可是，偏巧吴语没心情聊，他此刻的心思，完全被公司里的问题所占据。他担心老师的处境，担心自己无法胜任几个小组的业务，担心辜负了赖欢欢的信任。眼前，手头有一些业务必须立刻处理掉，是俞小庆那个小组提给他的，明天一早等着答复。原来他想在公司里一口气干完。赖欢欢催他回家，所以把事情带回家来了，要用家里的电脑做一下。

吴语说：“讲舅舅吗？我还要做事，以后吧？”

崔丹妮本来也在犹疑不决，是否要把家里的秘密说清楚。今天突然知晓的情况逼迫着她，否则，她还将长期缄默下去。毕竟，那么久远的秘密，解释起来很困难，也相当伤感。。崔丹妮见吴语心不在焉，知道他脑子里不太平，为公司的业务烦着，也就顺水推舟，“好吧，我们以后再谈。”她见吴语站起身，急着回房去做事，便习惯性地叮嘱了一句：“别搞得太晚了！”

崔丹妮在厨房里收拾餐具，把吴语的碗筷洗净了，与自己的餐具分开来，放进了两个抽屉。母子两人的碗筷，还要分开来放，是挺奇怪的事情。有一回，吴语帮助收拾，觉察到变异，追问是什么原因。崔丹妮没有认真解释，淡淡地推诿过去。还有一次，是在用餐的时候，吴语突然纳闷地问：“一样素菜，为啥分两只碗啊？”崔丹妮只得说：“我的血脂高了，少吃点油，单独用清水煮了吃。”男孩子到底粗心，没有继续问，让崔丹妮省去了解释的口舌。

这些变化来得很快，突然得连崔丹妮自己也解释不清。她信佛了，信得十分虔诚，每个月的初一和月半一定吃素。她做什么事全认真得很，吃素也如此，在忌荤的那些日子，连碗筷也绝对不沾荤腥。

老街弄堂口的算命先生，并不是引导崔丹妮信仰趋向的神灵。不，崔丹妮与他一直保持着客气的距离。即使在他古怪地测算出吴语的人生轨迹之后，崔丹妮依然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她还是把他看成江湖术士，顶多是有些门道的神秘的江湖术士。不过，她简单的人生哲学，毕竟因此而动摇了。从根本不相信存在冥冥之中的力量，到开始寻求难以把握的人生命运的新解。偶然听到朋友——崔丹妮在学校教书时的同事——介绍，说五台山来了位得道高僧，在郊区某寺庙挂单，弘法时如何如何口吐莲花，让听者如何如何五体投地。崔丹妮将信将疑，只是因为闲得发慌，就被那同事拖去看看热闹。谁知，这一听，竟开始着迷，后来，就是那里的常客了。

第一次听师父演讲时，崔丹妮的注意力不很集中，看着坐在旁边的朋友痴迷的模样，心里还暗自好笑。这个朋友，是当小学老师时的同事。崔丹妮教音乐，她教数学，比较谈得来。这位数学老师，长得眉清目秀，活脱脱江南小家碧玉美人，又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眼界自然高些，三十好几了，竟然还没有正儿八经谈过恋爱。父母给介绍过几次，她怏怏地去了，回来就向崔丹妮抱怨：哪里长出来的歪瓜烂枣啊？找这样的男人，还是独自一个快乐。因为崔丹妮是独身妈妈，两个人就能够谈到一块去，相约上街购物，也是好搭档。崔丹妮离开学校以后，别的同事不来往了，与数学老师的友谊则保留下来。崔丹妮想，数学是抽象思维啊，她怎么会被佛学迷住了？

在前面演讲的师父，胖胖的圆脸，宽宽的天庭，一脸永不消褪的笑容，称得上慈眉善目。那回，他在解释一个“苦”字。“众生皆苦，”他平淡地说，“生来即苦，因此，婴儿的第一声，即‘苦哇’。”

这些话，崔丹妮不觉得新鲜，书本上看到过。倒是后来，讲到如何面对辛苦的人生，崔丹妮渐渐听出味道。师父在说了一大堆的苦楚之后，抛出了十二字的箴言：“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忘掉它。”师父说，这十二个字，不是他的发明，研究佛学的很多人喜欢此语。文字简单，意思却深奥，做得到前面九个字，已经受益，最后三个字要做到，难得多了。

那一刻，崔丹妮也入神了，不再注意身旁的朋友的模样，陷入了自己的沉思。崔丹妮有顿悟之感。在成方离开之后的二十多年，自己生活得那么累，内心那么苦，是否就是没有真正地“放下”？放不下，就更不可能忘掉了！

崔丹妮理解了朋友的心境。在三十几岁的年龄，缺少爱情滋润的心灵，是需要其他东西补缺的。数学老师喜欢听师父演讲，未必是对所谓的来世感兴趣。心灵的抚慰，是师父给大家的礼物，大概类似西方的心理医生的作用。

后来，崔丹妮又去听过几回。有和数学老师约了去的，也有自己单独去的。这天下午，说是师父在上海的最后一回弘法，崔丹妮和数学老师当然不肯放过。散场，出来的时候，数学老师忽然告诉崔丹妮一个消息，有个中年男子到学校打听崔丹妮，想要她的地址，说是刚从国外回来，下飞机就过来，因为知道崔丹妮曾经在此当老师，他急于找到崔丹妮，就冒昧来求助。校方和崔丹妮早失去联络，就介绍他来找数学老师，说学校的员工里，只有她和崔丹妮是经常联系的好朋友。崔丹妮想不出国外有什么朋友，随口问：“哪儿来的啊？”数学老师答：“他自称从加拿大过来，姓成，不是常见的耳东‘陈’，是成功的‘成’。”

崔丹妮听罢，身子一个哆嗦，明显被惊吓，脸色刷地白了。数学老师注意到她的神情，问：“怎么啦？不舒服？”

她们俩虽说交往密切，但是，关于自己的过去，崔丹妮讳莫如深。数学老师问起过，崔丹妮含糊地搪塞了。崔丹妮强行控制住情绪，勉强地回答：“没什么，累了吧。噢，你怎么回答他？”

朋友见崔丹妮失态，知道其中必有故事，一边猜测着她的心思，一边回答：“我当然要问过你。哪里会冒失地把你的地址说出去。”

“那就好。”崔丹妮回避着朋友好奇的目光，尴尬地说，“你别理睬他！”

“是谁啊？你的亲戚？”数学老师问，“我觉得，他的脸，好像与你们吴语……”她见崔丹妮神色不对，赶紧把后面的语词缩了回去，改口道，“他气质挺不错啊，高大挺拔，一表人才，才五十不到吧？”她言不由衷地赞美道，眉毛也扬得高高，不像平素谈起男人来，不屑一顾的神情。看得出，数学老师对海外来客颇有好感。

崔丹妮瞧瞧女伴春意盎然的脸，心里竟有点不舒服，不想再谈下去，推说身体不适，匆匆道别，扬手一招，叫一辆出租车走了。

当她决定听从师父的箴言，决意要“放下它”，甚至“忘掉它”的时候，成方怎么突然冒出来？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他应该彻底消失了，为什么又回来了？他找她，想干什么？

崔丹妮马上想到了吴语。成方不知道这个儿子的存在，吴语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究竟是谁。这个被崔丹妮掩盖了二十多年的秘密，现在必须捅开了吗？

傍晚，吴语打电话过来，说要晚一点回家，崔丹妮心情复杂地等候着儿子。她该怎么办？如果成方猛不防地找到家里来，她还能对儿子说谎，不承认来者是他的父亲吗？崔丹妮知道，上海不大，成方想找的话，一定有办法的。他可以到派出所去查啊。

不过，成方怎么敢回来呢？他当初被认定为叛国啊。虽然国家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他擅自留在海外的“罪名”，不见得会被忘记吧？崔丹妮心里紧张起来。难道他是偷偷入境的？

崔丹妮被无穷的焦虑裹挟，无法摆脱。她忧虑的，首先是如何面对吴语。

当吴语狼吞虎咽吃东西时，崔丹妮心中异常纠结。既然成方回来了，早晚会出现。因此，必须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儿子了。恰恰吴语没心思听，崔丹妮既无奈，又未免松口气。说真话，她确实还没想好，如何开口。

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崔丹妮心里明白，她仅仅是把难题往后拖延了。

七

每一回，师父讲课的过程中，在一众聆听的人群里，崔丹妮毫不起眼，始终扮演着安静听讲的角色。这些年，她的穿着越来越朴素，像社区里到处可见的普通中年女子，脸上没有明显的妆容。谁也不会从她的外表和举止上，发现她曾经有过光彩照人的舞台生涯。她的心情，与过去做舞蹈演员时，完全不一样了，缺少了刻意打扮、将自身的美丽凸显出来的情致。

她安宁地坐在角落里，好像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女人，带几分对大千世界的胆怯。听着师父的演讲，偶尔浮起会心的微笑，却很少如痴如醉的张扬，与身旁一众痴迷的表情很不一样。轻轻地来，轻轻地走。她在刻意地脱胎换骨。有时，她自己也感到奇怪：怎么轻易地就变了个人？当年那个激情四射、高傲自信的女孩到哪里去了？性格上，比较明显保留下来的，是不喜欢和人搭讪的矜持。面对一起听讲的各色学员，除了那位数学老师，她仅仅是微笑而客气地点头，很少言语的交流。当师父留出时间，让学员们提问或发表感想，她只是耐心地听人家说，自己微笑地缄默着。

听讲者的文化层次差距很大。小学、初中毕业的居多。佛说，众生平等。崔丹妮明白这个道理。她和少女时代不一样了，少了孤傲的瞧不起人的感觉。她开始以温和的眼神、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的人群。喜欢发问的，往往是文化低、社会地位低的听众，他们内心的困惑更多，提出的问题也多，听上去十分普通，大都与家长里短相关，没有难以解释的。因此，互动的环节，给崔丹妮留下深刻印象的话题甚少。有一次例外，站起一个中年男子，他自我介绍，开私营企业的，他的一段发问，被师父接过来，借题发挥，说出一番话，妙语连珠，让崔丹妮听得兴奋，振聋发聩，得到无穷启示。

那位企业家说，他办的工厂地处郊区，附近还有不少农田。仓库里，经常有大量的蚂蚁。喷过多次药水，还是赶不走，时常弄脏了原料。所以，那些成群结队的蚂蚁让他很生气。有时候，他蹲在地上，看那些小玩意爬来爬去，搬沙移土，没完没了地折腾，觉得好无聊，他常想，你们忙什么忙，折腾得再厉害，我一脚踩下来，你们统统完蛋，尽是白忙活么。他问师父，他那么想，内心是否太残忍，违背了不得杀生的教义。

这个提问，让崔丹妮觉得有些意思。师父的回答，就更加妙了。师父对于“杀生”和“残忍”的疑惑，没有多说，几句话就简单地带过，话锋一转，倒是就蚂蚁的“瞎折腾”，说出些高见。他说，我们人自以为强大，看不起蚂蚁这样的小生命，高高在上，俯视众生。其实，换一个更高的视角，佛的慧眼，人类和蚂蚁没多大区别；我们同样渺小，渺小得微不足道；从那个高度看，我们所做的众多事情，也是无意义的白折腾。简而言之，要把自己看得低一些，谦虚一些，不要自大。人，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为所欲为了，是世界的主宰了，就非常可怕，会做出愚蠢的事情，也正是大灾难可能降临的日子。

在知道成方已经回来，并且正努力寻找自己的那天夜里，崔丹妮失眠了，到后半夜的两三点，还没有睡着。脑子里像一锅沸腾的稀饭，翻滚着，浮上来沉下去，盘旋着无穷的往事。背脊上出汗，痒痒地难受，像爬动着成群蚂蚁。在失眠的痛苦里，女人于夜的黑幕中，盯住墙壁上晃动的影子——是对面大楼的反光，打穿了薄薄的窗帘；那一刻，崔丹妮清晰地想起师父的那些话。

有顿悟的感觉。人所做所经历的多数事情，在很久很久以后回首，往往是没有意思的，如蚂蚁般重复折腾而已。

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呢？存在一个把人的活动视为蚂蚁般无谓的视角呢？崔丹妮想不明白。这样的命题，对于她的大脑，是太沉重的压力。她没法继续想下去……

直到凌晨四五点，疲惫不堪的崔丹妮，才勉强地入睡，并且是携带着乱七八糟的梦事，进入了睡乡。

她做了许多梦，好像有关联，好像很零碎。

她见到了成方，是那个风流倜傥的青年军官的成方。高大挺拔的迷人的身材，让她动心，并被许多美丽的舞蹈演员包围。她勇敢地推开众人，大胆地扑向他；他却孤傲地飘到了空中，阳光里，身体透明闪亮，抓也抓不住……她见到了崔海洋。哥哥比她高大健硕，总是挡在她要走的路上，还眼开眼闭，诡异地朝她怪笑……她见到了赖一仁。他们两个在母校的花园里兜圈子散步、谈心，四周鸟语花香，春色明媚；突然，他想挽起她的胳膊，她害羞地咯咯笑着逃走……她又见到了成方。成方牵着吴语的手。吴语时而像孩子，时而高大得与成方齐肩。她追上去，他们俩竟然飞奔起来，她怎么也追赶不上，心急如火，眼巴巴，见他们的背影消失得无影无踪……她见到了师父。师父的衣衫上爬着密密麻麻的蚂蚁。她想用手为师父拍散蚂蚁群，手还没有接触到衣衫，师父就举手阻止了她。师父微笑着托起一只大大的蚂蚁让她看，蚂蚁的额头上晃着细长的须，还有一对明亮的眼睛，像吴语幼年时的眼睛；那蚂蚁一跳，就跃进了她的掌心里……她又见到了赖一仁。年轻潇洒的赖一仁，此时已经显得十分苍老，额头上的伤疤，凹陷成一条沟，颜色又深又黑，让她看了心里难受，当年，自己下手竟那么狠？她伸出纤细的手指，想轻轻抚摩那伤疤，不料，赖一仁眼睛一瞪，身体晃开了。额头上的伤疤突然裂开，成为巨大的伤口，殷红的鲜血，从伤口往外喷涌，一直喷到她的脸上……崔丹妮在惊恐中醒来。天还没大亮，窗帘外面的天空，还是暗沉沉的，大楼的玻璃幕墙，依然不客气地反射着各种光线，骚扰着邻近的居民。崔丹妮的心脏正剧烈地跳动，跳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发现自己的右胳膊搁在了胸前，难怪闷得慌。崔丹妮的眼皮十分沉重，撑不开。她费了好大的气力，才把右胳膊从胸前挪开。她明白，自己没睡多少时间，并且始终被梦魇所纠缠。

多年来，夜里睡觉，她一直习惯不关紧房门。吴语三岁多的时候，需要培养他独立睡眠，崔丹妮学会的招数。一来，她随时可观察到孩子房间的动静；二来，关紧了门，强大的孤独感也害她睡不好。此刻，夜的寂静中，她听见吴语的房间里有关电脑的声音，门缝下面的灯光倏忽消失。“这孩子，现在才睡！”她在心里嘀咕了一句。终于抗拒不了瞌睡的压迫，她昏沉沉地又睡着了。

八

从小到大，二十几年的生涯，吴语第一次感觉，自己竟然要独立挑起沉重的担子。对他周围的人来说，头一回，他显得不可或缺，他的地位变得十分重要。

小时候，没有父亲保护的男孩，孤独而胆怯；在外公家生活的日子里，老是瞧见舅舅厌恶的眼神；舅舅的目光，不断地给他暗示，在这个家庭中，他完全属于多余的角色，是不该在崔家出现的累赘。母亲为了保护他，和舅舅吵过很多次。舅舅常没来由地怒斥吴语，有时，因他顽皮而多弄点声响，被舅舅拎着耳朵赶出房门。母亲冲上前与舅舅厮打，最后被气得痛哭的情景，是孩子心灵中的伤疤，难以消失的伤疤。于是，自幼形成的懦弱，跟随着他度过了学生时代，使他害怕周围所有的人。中学里，同学吵架，有人骂他“没爹的野孩子”，他不抗争，只是躲得远远的。这个世界上，真正疼爱或者关心他的，似乎只有母亲；外公外婆活着的时候，对他的生活是照顾的，但他们看他的目光，是忧郁和躲闪的，似乎他是一只不祥的小动物。后来，读书了，在学校里，也有老师关心他，但是，很少有人喜欢他孤独、沉默的乖僻，惟有赖老师，始终欣赏他，鼓励他发挥独特的数学才能。

今天，他的肩膀上面，一下子压上了沉甸甸的担子。学长俞小庆忽然消失，赖老师被麻烦缠身，把吴语逼到了前台。他不忍心看到学妹赖欢欢无助的可怜样，只能挺到第一线。他还要做得好，才能让处于困难中的赖老师放心。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受赖老师培育多年，老师有难，他应该挺身而出。从下午开始，公司里业务上的问题，海潮般推到吴语的面前。他明白，同事们以半信半疑的目光注视着自己。吴语心底深深埋藏着的男子汉的基因，在巨大的压力下，终于爆发了。

吴语确实是干了大半宿。到凌晨，也就是母亲崔丹妮将要被恶梦惊醒的时刻，他才把必须解答的难题应付完毕，并且用邮件发给了几位同事，明天上班，他们就可以看见答案。

吴语抬起疲惫的眼皮，习惯地朝自己的QQ号瞧了一下。非常意外，赖欢欢竟然还在线上，难道她也没睡？

吴：你在吗？

赖：我看你挂着，猜你通宵，没有呼你。

吴：等我？太晚了！

赖：睡不着。想和你说点情况。

吴：是老师的事？

赖：我回家后，他对我详细讲述今天在公安局谈话的经过，事情复杂了，一时解决不掉。

吴：娄子捅那么大？

赖：根据公安说的情况，老师分析后认为，俞小庆将“L7”偷出去，潜入一家大公司的核心电脑，盗取了对方重要的机密。人家查他的路径，查到我们公司的地址。现在他消失了，警方就盯住了老师。

吴：真麻烦。

赖：你说，那家大公司的电脑系统，就没有安全防护吗？俞小庆想进，就进得去？

吴：系统总有漏洞，学长本事又大！

赖：他为什么这样干？你说过，你当初玩这一手，是过瘾，是试自己身手。他没这兴趣吧？

吴：他当然不像我。

赖：我想不明白，他不惜危害老师，让我们愤怒，图啥？（赖欢欢打出了一连串代表迷惑的符号）

吴：为钱！

赖：你怎么知道？

吴：估计的。最近他钱多。

赖：你看见了吗？

吴：他有许多银行卡。

赖：为什么给你看？

吴：要我跟他赚钱！

赖：他想拖你下水啊！

吴：我向老师保证过，再也不干！

赖：幸亏你没上他的当，否则，现在更加不可收拾，老师要被活活气死。

吴：学长一心想多赚钱。

赖：是的，我想起来，他最近手头比较阔……他给我买的礼物也贵……

吴：不明白，他为谁干？

赖：老师和我谈时，也提到这问题。俞小庆做这样的事，不会是心血来潮。假如没有可怕的秘密，他也不会走到人间蒸发那一步。可是，老师也想不出，他会为谁服务？俞小庆平时社交简单啊。你发现他在外面有特别的关系吗？

吴：没有……

赖：吴语，我想问你，白天我告诉你俞小庆辞职失踪，你回答“猜到了”，是什么意思？

吴：他骂我笨，跟他，就赚好多钱。

赖：你问过吗，是谁肯出大钱雇他？

吴：不会说的，只要我打下手。

赖：他确实是这样的脾气。

吴：我不答应，他生气。

赖：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吴：你过生日那天。

赖：噢……

吴：公安使劲查，我就猜他了。

赖：做“黑客”的人中，为钱的很多吗？

吴：过去很少，现在多起来。

赖：你分析得有道理，俞小庆做这事，只有一种解释，是被收买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平时也没发现他在外面有复杂的关系，他向来高傲，瞧不起做“黑客”的，说全是小混混。

吴：他一直讥讽我……

赖：对不起，我知道你是对技术着魔。我还是想不明白，俞小庆可能被谁收买，胆大包天，竟然偷“L7”，老师的禁令他毫不在乎，是明摆着害老师啊。（又打出一连串表示愤怒的符号）其实，老师对他多好！他想要钱？也不必那样猴急。老师给他的工资最高，还明确说了，分股份时，会多给他！

吴：我猜，有一种可能……

赖：什么？你快说啊，急死我。

吴：是我舅舅的公司！

赖：啊？为什么这样想？

吴：谈合同吹了，他抱怨，说对方有钱！

赖：你提醒了我！谈判时，俞小庆悄悄对我说，这是条大鱼，想办法逮住。对方谈判的刘总，也赏识俞小庆的专业水准，一个劲夸他，还要俞小庆留下手机号码，开玩笑地讲，要挖他。

吴：你告诉老师吧。

赖：不，先不告诉，他和你舅舅结怨很深，听见要气死。我先去查他们两家公司的业务背景。如果存在竞争的敌对关系，可能性就大了。

吴：好的。

赖：天快亮了，我们睡觉吧。上班还有很多事情。

吴：嗯。

这当口，吴语恰好听见母亲房间里有声响，是崔丹妮在重重地翻身。他担心自己吵了母亲。读大学的时候，吴语搞电脑熬通宵，常让崔丹妮不放心，半夜会过来劝阻。吴语赶紧歇了灯，免得母亲睡不安稳。表面上看，他和母亲的关系不亲密，从小，就不习惯在母亲面前撒娇。但是，他知道母亲对自己的好，内心深处，充溢着对母亲深深的爱。他在公司里拿的工资，只留下一点车钱饭钱，其余统统交给崔丹妮。母亲说，他是大男人了，身边该多留些钱，他笑笑，还是全部交母亲。学生时代，母亲为家里钱不够用而发愁的样子，他记得清清楚楚。在吴语幼小的心灵中，早存了个念头：家里有父亲，母亲就不会那样愁！他知道，同学的家里，顶大梁的，一般总是做父亲的，想买什么贵的费钱的东西，同学们总是说，回家问父亲拿钱。那当口，吴语心中难受，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现在，他长大了，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应该由他来为母亲分忧。

在熄灯的那一刻，面对突然黑暗起来的空间，吴语觉得身体内部翻腾着一股力量，自信的力量：他有能力了，他一定会让母亲过上舒服轻松的日子。

九

成方是在多伦多国际机场打的电话。在候机处犹疑了很长时间。他几次走进电话间，摘下话筒，看看拨号盘，手指已经按上去了，末了，又重新挂好了话筒。为他打探消息的香港朋友阿贵，给了他崔海洋公司的电话号码。崔海洋在商界的名头不小，要拿到他的联系方式，并不特别困难。至于崔丹妮的行踪，就不是那么好找。只知道她早年做过小学老师，后来便不知去向。

与崔海洋直接联络，成方依然有些胆怯。二十多年过去，这位趾高气扬的大舅子，是成方回国最不愿意见面的人。可是，他要找到崔丹妮，通过崔海洋的路线，比较简单。再说，就算能绕过崔海洋，他见到崔丹妮了，能避得开其他崔家人吗？为成方打探消息的朋友，把崔家的情况摸清楚了。崔家老爷子是早过世了，崔海洋退出了军界，转行商界，照样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成方要与崔丹妮商量解除婚约，那位大舅子肯定要插手！

成方踟躇着，最后，他鼓起勇气，还是拨了那个号码。他想回国解决多年遗留下来的麻烦，该面对的难题，早晚得面对。

与成方原先的估计相似，崔海洋的脾性丝毫未改，在电话中劈头盖脸地痛骂一通，根本没有给成方解释的机会。成方经常阅读国内出版的书籍。从台湾回大陆的国民党军官，当初与解放军打得血流成河，现在可以“一笑泯恩仇”，为什么崔海洋就不能冷静点，听他成方说几句呢？

崔海洋那番恶狠狠的语言，特别是关于成方终将受到审判的警告，让成方醒悟，回国的路途不会一帆风顺。尽管他有了签证，有了中国驻加拿大领馆的说法，明白自己被认定为“因故长期滞留海外”，而不是当年传出的“叛国投敌”，成方心里还是忐忑的。成方劝沙丽暂缓回国，由他一个人先来探路。放在明里说的理由，是沙丽受伤后行动不便。内心的盘算，是不愿意沙丽跟着自己受委屈。崔海洋在电话那一头凶狠地威胁，使成方相信，他的担心并非多余 ，他独自回国的选择非常正确。他受点不公平的待遇，哪怕被折腾一番，也就罢了，何苦让沙丽难堪，或者难受呢？

成方放下机场里的电话，慢吞吞地走向候机口。漂洋过海二十多年，心思重重地归去，真所谓百感交集。他掏出登机牌，目光停留于目的地“上海”两个字上面。他忽然疑惑起来：应该回去吗？必要吗？那里，到底有啥是他必须做的？

机场的广播，在催促尚未登机的旅客。成方已经没有犹豫不决的时间了。

沙丽滑雪时的那一摔，伤势着实严重。经过最好的治疗，还是留下了半身瘫痪的后果，双脚已无法行走。等治疗告一段落，沙丽对成方说，她躺在医院里反复思考，必须由她实现家族的心愿，坐轮椅也要到上海去，希望成方帮助她。当时，成方立马答应了。不愿意沙丽一起长途旅行，是最近才有的想法。

沙丽刚刚出院的时候，又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沙丽的前夫，那位台湾的年轻人焦先生，突然回到多伦多，出现在沙丽的面前。他说，前不久，他从加拿大朋友的邮件中，获知沙丽受伤的消息。他立刻辞去了台湾公司的职务，赶了过来，期望能帮助沙丽做一点什么。躺在床上的沙丽，分明被感动了，眼睛开始湿润起来。她一面用纸巾拭眼，一面把成方介绍给前夫，说她现在的生活，均由成方照料。年轻的焦先生，站在高大的成方面前，样子变得不安和局促。这时候，他恍然大悟，沙丽的生活，已经不在原来的轨道上，他的出现，并不合时宜。焦先生觉察到自己的冒昧，意识到自己的多余，但是，他依然彬彬有礼地和成方握手，留下了联系的电话。临走前，他对沙丽解释了这些年的变化。回到台湾之后，渐渐对闹哄哄的街头政治丧失了兴趣。他发现，说得动听的政治口号，只是争取选票的工具，像蹩脚商品外面华美的包装。他后悔没有听从沙丽的劝告，不该卷入那样的闹剧。这次来加拿大，决定不再回去，找份工作待下来。他说，沙丽有需要帮忙的事情，尽管联系他。

年轻人离开之后，沙丽明亮的双眸转向成方，显然是想看看他的反应。成方低下头，沉默着，避开沙丽的视线，掀起写字桌的台面玻璃，把刚才抄下的电话号码，小心地压了进去。然后，才咕噜了一句：“难为他了！”

“你说什么？”沙丽不明白他的意思。

成方把脑袋转过去，看着沙丽，笑嘻嘻地说：“难为他，大老远地赶过来探望。”

沙丽笑着问：“他是我前夫啊！不应该吗？”

“应该，应该！”成方赶紧说，“到底是藕断丝连啊。”

“这话，我听着，怎么酸酸的？”沙丽淘气地看着他。

“哪儿的话，”成方豪爽地说，“任何时候，欢迎他过来。你看，电话号码，我压这里了！”他指着台面玻璃补充道。

沙丽突然伤感起来，“是啊，我半身瘫了，废人一个，你还有不放心的吗？”

听她如此说，成方赶紧上前，把娇小的沙丽搂在了宽阔的胸前。他最害怕听的，就是沙丽从心底流出的哀伤的话语。那些话，让他痛到心的深处。他一直后悔，不应该在离开高山雪场之前，再去滑一次雪。但是，人生没有后悔药可吃。

在成方决定回国之后，他找过焦先生，约在咖啡店里，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是两个成熟的男子汉的对话。

成方说：“我要去中国，时间可能长，也可能短。如果麻烦你照顾沙丽，你愿意吗？”

“你信任我？”

“当然。”

“我没有问题。我现在的工作，是外包的程序写手，接了活，在家做，很自由。不过，”焦先生踟蹰着，“沙丽如何想，是她让你找我的吗？”

成方坦率地摇头，“她不知道，我先来和你商量。本来，她打算一起去中国，我仔细想想，她的身体状况，应该避免长途旅行。”

成方省略了另一个理由，即担心自己回国有麻烦。他觉得，焦先生根本不了解那里的历史，没有必要费力地去解释。

焦先生诚恳地说：“只要沙丽同意，我绝对愿意。”他干净的脸上，胡须刮得一丝不留，使本来就显年轻的娃娃脸，洋溢着阳光般的单纯。这种单纯，在见面之初，就给了成方深刻的印象。成方很早知道沙丽的婚姻对象，但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这回认识，焦先生给成方的印象不错。成方真诚地说：“沙丽没有其他亲人。我再三考虑，请你来照料，是比较合适的。”

焦先生的娃娃脸上，突然现出羞涩的神情，他搓着双手，不好意思地回答：“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成方仔细观察着他的神情，舌头僵硬地卷动着，欲言又止，艰难地补充道：“我应该坦率地告诉你，沙丽和过去不一样了，她生活不能完全自理……”

焦先生没有躲避成方审视的眼光，他点点头：“我有思想准备……只要沙丽不介意，我可以承担一切。”

成方说：“白天，我打算为她请一位护理。不过，晚上，要辛苦你住家里，以免她找不到人，害怕。”

焦先生伸出手来，抓紧了成方的巴掌，感动地说：“沙丽能遇见你，是她的幸运，你把一切安排得很周到。我没有你那么成熟，实在是亏欠了她。”年轻人的眼睛里有一些儿泪花，“我回到台湾，静下来一想，才懂得那个道理：‘失去的，方知道珍贵!’我真不应该为几个空洞的口号，就丢下难得的缘分，离开这么优秀的女孩子。”

“口号，就是口号呗，哪里能代替现实。”成方略有所思，点点头道，“离开她，确实是让你追悔莫及的大错误。像沙丽那般出色的女孩，能碰到，是造化，没守住，太遗憾了。”

焦先生道：“听见她受伤，我痛到心里。只希望能为她做些什么，弥补辜负了她的内心折磨。”

成方理解地说：“你如此想，我更放心了。你是上天派来的使者，让我得以放心地回中国去。”

焦先生眨巴着眼波清澈的双目，似乎难以理解成方这句话的意思。成方当然不便解释。他心中有一个考虑：万一他遇到麻烦，一时回不了加拿大，沙丽有了可靠的托付，他也可以稍稍安心。

十

在飞越太平洋的长途航班上，成方始终没有安静地入睡。他回想着与崔海洋的通话，思索着回到上海以后的行动步骤。本来，他打算从崔海洋那里得知崔丹妮的下落。现在看来，此路不通。崔海洋充满敌意的语言，说明二十多年的时光，丝毫没有磨损他对成方的仇恨。成方必须另外想办法了。香港的阿贵，只给了成方一条线索，说崔丹妮从部队复员以后，曾经在一所小学做教师。这是成方找到崔丹妮的主要希望了。他决定，下飞机，到宾馆安顿下来，头一件事情，就是到那所小学去打探。

太平洋高空的气流，不时掀动着飞机的身子。机长在广播，要求旅客们不要走动，系好安全带。机长说的是英语，有空中小姐把他的话翻译成中文。现在飞越太平洋的乘客，华人越来越多。二十多年以前，成方刚出来时，飞机上的广播，绝对不讲汉语。

成方没有胃口吃饭。飞机上味道永远大同小异的食品，在无数次的旅行中，早已吃腻。他要了啤酒和红葡萄酒，慢慢地饮着，希望适当的酒精，能帮助自己入睡一阵。脑子却不肯闲着，想沙丽委托的他们家族的事务，想自己和崔丹妮的婚姻纠葛，想出国二十多年的坎坷艰辛，全部是牵动情感的思绪，怎么也没法让大脑的活跃度降下来。酒精在血管里悄悄地流淌，脑部稍稍发热，眼皮有些沉重，神经却依然亢奋着。成方只得放弃入睡的念头，随便大脑信马由缰地溜达。

人经常被提醒，世界其实很小。出来前，成方为了详尽地了解沙丽家族的故事，把老人们藏着的文件，一页页地翻看。他惊讶地发现，当年，沙丽祖父在上海买下的花园洋房，位置竟然邻近崔家老爷子的住处，是同一条小街。时光流逝了二十多年，成方的记忆依然新鲜。他与崔丹妮结婚的新房，正是被安排在那里，崔家腾出了二楼的一间，给小两口居住。那时候，上海的住房特别紧张，即使靠崔家的能耐，要另外分配到房子，也难以想象。好在崔家人少，住房宽敞，就挤在一起了。花园挺大，老爷子把成方看作壮劳力，指挥他在园子里松土、搭棚、移花。那些事，仿佛发生于不久前，活龙活现地在眼前晃动。

从房契上的资料看，沙家买下的房产，比崔家的住处大得多，那是包括两幢洋房的大花园。两栋小楼，东西布局，相对而望，这样夸张的格式，在海外也不多见。成方问过沙丽，你祖父为什么买那么大的房子啊？沙丽回答，老人们说过，本来就不是打算自己住，是想办一所漂亮的小学校，或者是幼儿园。

成方在熟悉了沙家的故事以后，很能体会老人们当年的心情。他们的作为，完全是为了了去还债的夙愿，或者说，是为了救赎自己不安的灵魂。

在动荡的历史年代，个人的命运，比平常年代，更加由不得自己的选择。沙家的故事，让成方更加相信这一点。

沙丽的祖父，实际上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如果他早出生一百年，他的生涯，将简单得多。寒窗苦读，读出名堂，就当官、娶妻、生子地一路走下去；读不出名堂呢，只能怨自个天资愚笨，或者祖上积德不够，死心塌地地在乡下终老。偏偏他生在清王朝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年代。热血男儿与饥民盗匪，干柴烈火般，呼啸而起。他选择革命，可能掉脑袋，他选择保皇，也可能掉脑袋。懦弱的读书人，实际上是选择了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偏偏还是无法自保。他被清王朝选派到南洋安抚华侨时，原本以为脱离了国内你死我活的争斗，却不料，他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当辛亥革命将偌大的清王朝一脚踢翻，他立刻成了孤悬海外的可怜虫。回家，怕被怀疑他投敌的革命党砍脑瓜；游荡在海外吧，无谋生手段的读书人如何生存？惟有违背道德良心，将南洋华侨原本捐给清王朝的金钱，变成了自己逃命、安家的资本。派他出国的清朝大员们，已作鸟兽散，没有谁会来追究他的私吞；国内天翻地覆，后来又是战火不断，根本无人记得这一个飘零海外的读书人。唯一使他坐立不安、死不瞑目的根源，只有他自幼啃读四书五经，深深根植于血液中的读书人的良心。

成方在内心与老人们对话。他说他懂，沙家的老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回到上海，买那样一处大房产，想办学校，办幼儿园，目的是想用这种方式，把当年私吞的南洋华侨的捐款，还给故土。他们哪里料得到，这个心愿尚未实现，又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动降临，他们再次成为惶恐逃窜的可怜虫。

当高原风暴涌动，那疯狂的气流卷起的灰沙；当海洋巨浪滔天，那喧嚣的波涛折腾绝望的小鱼——个人在历史的大变动中，命运比它们好不了多少。成方如此感叹。

那些年，他在泰国做小伙计。泰国的寺庙多，和尚多，也有到他们小店来走走的。有一次，一位白眉银须的高寿和尚踅进店来，说是想看看中国的好佛珠的品相。成方自然是小心恭谨地侍候。招呼落座，奉上香茶。老者也不客气，坐下后悠闲地品茶，与成方杂聊了一两个时辰。

谈得开心时，成方提出个问题：佛学中，所谓的“悟”，很难理解，能不能指一条解惑的途径。那时候，成方三十不到，店堂里年轻的小伙计而已，老和尚瞧他一眼，淡淡地道：再活三十年，你也许知晓什么是“悟”。成方诚恳地道：我虽愚昧，还求大师指点、开窍。老和尚见他执拗得认真，叹口气道：其实，无法解释，才是“悟”的本相。成方钻牛角尖地问：您老人家如何看呢？老和尚笑笑，用手指指店门外遥远的山脉，说道：“智者”，告诉你有几条路可上山；“悟者”，思索是否值得上山。老和尚见小伙子听得茫然，补充一句：“智者”尖锐、深邃；“悟者”，通达、宽容。当时，成方听着这样拗口的禅语，一头雾水，出于礼貌，没法死盯住问下去。现在，又活了二十多年，成方开始想明白了些。人生在世，忙千忙万，无非是折腾于各种选择：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做？所谓“悟”，是想透了才做，甚至，干脆不做，无心无虑无为而已。

你个人的选择，正确或者错误，只是条件之一。世道允许或不允许你去做，是另外的重要条件。沙丽祖父的人生际遇，是非常清晰的注脚。成方此次回国，到底能做成什么，他心中无底。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年轻的时候，成方读到此话，一脸的不屑，觉得那是毫无出息、毫无志气的哀叹。当年流行的豪言壮语，响亮非凡，即“人定胜天”。现在，成方懂了。那天，他对台湾的焦先生说过，口号就是口号。现实，比口号复杂百倍、千倍。

飞行十多个小时，成方始终没有进入过梦乡。飞机在浦东机场降落的时候，脑袋昏沉沉，里面装满了浆糊，连回答安检人员的问话，成方也觉得脑子不够用。他非常渴望跑到预定的假日酒店，倒在舒适的席梦思床垫上，狠狠睡个长觉。

不过，把行李箱拖进房间后，成方的主意改变了。他跑进浴室，用凉水冲了个澡，就打算出去办事情。他回上海来，不是为了睡觉。他有很多麻烦要处理。目前，他连门和钥匙也没摸到，睡得安稳吗？

他在飞机上已经盘算停当。第一步，是去崔丹妮曾经工作过的学校打听消息。他相信，学校的老师们，总有人知道崔丹妮的现况。

他在学校的人事部门，碰了个软钉子。他们无权向一个海外来客提供人事材料，哪怕是已经辞职离开的员工的材料。成方强调，他大老远地回来一趟不容易，能不能介绍个老师，知道崔丹妮情况的老师，私人帮个忙。人事科接待他的女职员，见他着急，心肠也软下来，当即把崔丹妮的好友，那位数学老师请了过来。

当天下午，与崔丹妮在佛学大师的讲坛见面时，数学老师有意无意地隐瞒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她虽然没有把崔丹妮的地址泄露出去，但是，因为一见面就对成方有好感，为他的外表和气质所吸引，因此，当成方邀请她到校门外的咖啡店小坐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就有了一个多小时愉快的闲聊。除了没有把崔丹妮的联系方式讲出去，成方问的其他情况，数学老师基本回答了。最要命的是，她无意中提到了崔丹妮的儿子。她注意到，当成方知道崔丹妮有一个孩子时，脸色大变。他问：我听说，她是单身啊。

数学老师调皮地反问：海外，单身母亲不是很多吗？他又问：孩子多少年纪？她回答：大约二十出头吧，大学刚毕业啊。在此之后，成方的脸色难看起来，好像没有心情继续谈话。磨蹭了一会，数学老师还是不肯把崔丹妮的地址说出来，成方就不难为她了。最后，成方还夸了她一句：你确实忠于朋友，难怪崔丹妮信任你！数学老师微笑着不说话。成方哪里知道女人心思的复杂。那一刻，她已经下意识地在背叛朋友了。如果成方找不到崔丹妮，不是还得来求她吗？数学老师将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上面有她的电话号码。她没有让成方联系她，只不过是一种暗示。送名片时，她甚至没说一句多余的话，矜持、含蓄，姜太公钓鱼的姿态。成方无奈，只得付账走人。

这是足以把成方砸晕的消息。在他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已经做了父亲，二十多年前就是父亲了！他的香港的好朋友阿贵 ，帮他打听了许多崔家的情报，为什么惟独漏掉了这样重要的一条？

当数学老师讲出崔丹妮儿子的年龄，成方的心里已经是翻江倒海。他猛然醒悟，在离开上海去香港之前，那几个夜里，崔丹妮变着法子要他，将他折磨得筋疲力尽。崔丹妮一面疯狂地要他，一面念念有词，说是要他“交公粮，彻底交公粮！”成方听见那个字眼就烦。也不知是崔丹妮哪个缺德的女友教她的，把男女之欢，比喻为如此倒胃口的关系。但是，成方毕竟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子，如何抗拒得了崔丹妮火辣的折腾。他记得，自己一次次地被她整垮，被她抽干后软软地瘫在床上，甚至恐惧她再一次发动进攻。

难道说，就是那些疯狂的做爱，让她怀上了他的孩子？

成方懵了。他开始后怕。在二十多年前，在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里，崔丹妮与她的孩子，当然也是他成方的孩子，一个被认定为“叛国投敌者”的孩子，是如何挺过来的？他相信，如果当时知道崔丹妮已经怀孕，他绝对没有勇气滞留在香港不归来。即使有天大的理由，他也做不了那样的决定。

在成方的心目中，崔丹妮只是一个被娇惯坏了的女孩，一个自以为是的骄傲的公主。她竟然有勇气，离经叛道，生下作为她的耻辱标志的儿子，并且独自艰难地将他抚养长大。这是成方绝对难以想象的事情。母性，具备难以估计的潜力！

成方该怎么办呢？按照原计划，他找到崔丹妮，说服她同意离婚，他可以在经济上补偿她。现在，成方完全丧失了主意。事情非常地复杂。他见到她，见到儿子，一个已经是大小伙子的儿子，他开得了口吗？但是，如果他不和崔丹妮离婚，他怎样去面对沙丽，那个躺在病床上，把未来的一切希望，寄托于他的可爱而可怜的女子？

成方进退两难了。也许，他不该归来。继续被蒙在鼓里，心情简单得多。

成方又非常迫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属于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儿子。知道已经做了父亲的感觉，十分地古怪。他恐惧，他也兴奋。

成方为从未见过面的儿子，内疚地心疼起来。没有父亲保护的儿子，他的人生是多么地苦涩。这滋味，成方在少年时代深深地体验过。童年，他还是有父亲的，那个古板的教书先生，让他胆战心惊的严厉的父亲，曾经夺走他玩耍快乐的父亲。不过，长大以后，他才明白严父的期盼。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多少受恩惠于父亲的教育。成方的儿子，却是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没有见到父亲的影子。

成方惴惴不安，他是否有脸去见崔丹妮和他们的儿子？

第四章

长河落日圆

一

上海，对于当年的“兵”，曾是一个庞大的怪物。

二十几年前，成方从贫瘠的内地，来到东部水乡，突兀地与大都市相遇，一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小军官，头晕了。那时候，内地与上海的差异十分明显。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神龙见首不见尾。头一回去外滩，仰望沿黄浦江建筑的高楼，巨大而坚硬的石块，狰狞地悬在头顶，强悍的压迫感，让他脚骨发软；吸入肺腔的冷风，竟盘旋着吐不出来。

头重脚轻之际，他遭遇了离奇的“桃花运”。过去在说书人口中翻讲的故事，竟降临到他的生活中。他懵懂地、惶恐地被卷进社会的上层家庭，遭遇许多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变故。最后，他万般无奈地落荒而逃，留下了沉甸甸的心头之痛。准确地说，上海，在成方的记忆中，代表了伤心的符号。

他回来了。他想改变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从街头随风飘荡的叶片，人人可以踩踏的落叶，演变成高大独立的乔木。他需要重新融入这座比多伦多还要繁华得多的都市。但是，这块土地继续给他出难题。回到上海的头几天，成方焦头烂额，所有想做的事情，均显得不顺利。

他苦恼着，要不要继续寻找崔丹妮。他被数学教师说出的信息惊呆了。当他出现在崔丹妮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可能突兀地见到被拷贝的年轻的自己——他的已经二十多岁的儿子！回来之前，他根本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故事等待自己。

他痛苦地捋着头发。从小，他就有捋头发的习惯。开心的时候轻轻地捋，难受的时候重重地捋。沙丽说过，总有一天，他会把头发捋干净了，成为光头。还开玩笑地说，到那个时节，是不是买一只假发套，让他继续有毛发可捋。现在，尽管头发没有年轻时那么茂密，不过，离开光头的标准还遥远着，所以成方照捋不误。

捋头发确实有好处。坚硬的手指甲，轻轻划过头皮，刺激了大脑皮层，这个过程，思考的结果产生了：在他尚未拿定主意，如何面对崔丹妮母子俩之前，闲着更加难受，不如先去办理沙丽委托的事务，去了解沙家房产的情况。一边打理沙家的未了大事，一边细想本人的麻烦。

第二天一早，成方去了房地局——市一级的和区一级的。来上海之前，他通过查询上海的政府网站，大体搞清楚了程序的问题。他带来了全套文件。有沙老爷子当年购买房产的契约。文件的纸张早已发黄，上面的字迹，在岁月的冲刷下，变得十分灰暗，需要仔细地看，才能辨认清楚。但是，总体保存得不错，没有虫蛀和霉变。沙丽请人做了塑封，更加容易长期保存了。除此之外，就是在加拿大准备了公证文本，证明成方接受委托，可以全权代表沙家处理房产事宜。加拿大的律师，建议成方携带各种有效材料，包括沙家几代人身份的影印件。成方个子高大，心思却细密，那是多少年搞文化收藏、买卖，被职业培养出来的性格。律师建议准备的文件，他均带齐了。

成方造访的管理房产的部门，当然非常专业。接待者，认真核查成方携带的文件材料，与他们自己寻找出来的档案仔细对照，并且通过本地的公证机关，与加拿大的同行联络。确认了成方的来历。如此这般，忙活很长时间，为的是保证来人的身份没有毛病。这些程序结束以后，他们开始与成方坐下来谈。官员们彬彬有礼,笑容可掬,一方面表示欢迎他，另一方面，详细地向成方介绍了情况。

沙家当年购买的花园洋房，完好地保存着。那一带区域，受保护的老建筑多，风貌格局几乎未动，俨然还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样子，洗尽铅华而风韵依然，不像上海许多焕然一新的地方，魔方似地变幻。

官员笑道：“走到其他地块，很多老土地也迷路的。你们的房子，四周环境基本没变呢。”他们说，沙家的房产，目前，正为一家幼儿园使用着。沙家想收回房产，从政策和实际操作方面考虑，均没有问题。沙家提供的文件证明，他们合法地拥有这片房产，这么多年，政府的房管部门仅仅是代替他们管理着。“再说，幼儿园挪地方，毕竟比住了许多家居民的房子好弄，动迁起来要方便得多。”官员轻松地解释说。成方听着，暗暗开心：沙丽的想法，并不是要把房子收回来自己用，她设想的目标，是捐出来办学校或者幼儿园，仅仅希望以此为沙家老人还债啊。

假如这家幼儿园办得不错，沙丽愿意捐给他们继续使用，那不是很方便地解决了问题吗？总比新办一家幼儿园省事得多。成方如此盘算，心情松快不少。预料中十分艰巨的事情，好像不难办。

头疼的情况，出现在成方深入地了解问题之后。成方当时的感觉，并非“柳暗花明”，恰恰相反，应该是“深不可测”，或者“石破天惊”了。

谈了个把小时，房管局的官员，话锋一转，吐露出重要的信息，他们为沙家管理花园洋房，每年当然向用户收取房租，有一笔收入，但是，在账本上，这是个负数。国内长期实行低房租政策，幼儿园是公益性质的，政策予以保护，因此，收到的房租，实际上应付不了房子的维修、保护的支出。“你想，那么大的花园，要园艺工人经常修剪收拾吧？房子的地板、窗门，以及水电设备，运行几十年，没有及时的维修，早就出毛病了。”房管局的官员，侃侃而谈，还补充一句道，“你可以去那家幼儿园实地查看，维护得非常好，连油漆粉刷，也是去年刚做过。”

成方听着，连连点头：“我会去实地看。不过，即使不去看，我也完全相信你的介绍。那里是幼儿园么，你们一定会让孩子们住得舒服。我所代表的房产主人，从来没有想过，要讨回这些年的租金。”成方强调说。他以为，官员讲这番话的目的，是声明代收的租金已经用完。

官员微微一笑道：“代收的租金，肯定是没有剩余的，缺少的部分，我们每年申请财政资金贴补了，也不必由你们负责。问题是，你们的房产，五十几年没有交地产使用费，现在，你们想把房子拿回去的话，是需要一次性补交清楚的。”

“五十几年的地产使用费？”成方大吃一惊。他和加拿大的律师讨论问题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律师只是说到，为你们管理房产的部门，也许会提出代管方面的报酬，那么，你建议用他们收取的租金，作为清偿的基础。现在，既然知道低租金还不够维护费用，那么，土地使用费，是要沙家另外支付了？

成方试探地问：“这笔费用大概是多少啊？”

官员笑笑道：“连本带利，计算起来非常复杂。这是需要交国库的钱，含糊不得。欠了那么多年，还要加上滞纳金及滚动的利息，具体我说不清，需要找专业会计仔细算。总之，你们要有思想准备，那是很大一笔钱。”官员见成方听得目瞪口呆，他委婉地又道：“我知道你未必有思想准备。像你们这样情况的房产，我指的是长期代租的花园洋房，以前也有房产主人来问过，最后是放弃了。因为觉得需要补交的金额，实在难以承受！”

成方听明白了，对方给出强烈的暗示，表明沙家想取回房产的愿望，非常不实际。也许，补交的地产使用费加上滞纳金什么的，将超过房产本身的价值。否则，为什么有人会放弃呢？

继续讨论下去没有意义，成方得让沙丽去询问律师，该如何处置。他失望地捋捋头发，又一次让坚硬的指甲划过头皮，体验着头皮神经酥麻的感觉，然后无奈而客气地告辞，离开房产局，径直按照地址，去找沙家的花园洋房。他必须实地看看，拍点照片给沙丽。他记得，那地址，和崔家老爷子的老房子，在同一条街上。凭多年前留下的模糊记忆，相信比较容易找到。

当天夜里，成方与沙丽通了电话。多伦多应该是早上。接电话的，是台湾的焦先生。看样子，他很忠实地履行着照顾沙丽的任务。

成方想，他们毕竟做了几年夫妻，感情是割不断的。也许，成方离开的这些日子，他们会旧情复燃？成方心里兀地冒出点难以言说的酸楚。不过，是成方自己委托焦先生的啊，没得后悔！

焦先生飞快地把电话送到了沙丽的手上。沙丽特有的充满活力和金属音的嗓门，在大洋彼岸响起。她首先询问的，是成方与崔家是否联系上。作为女人，她放在心中首要位置的问题，肯定是涉及他们俩关系的大事。成方犹豫着，没敢马上说到新近获得的消息，他担心，沙丽知道他和崔丹妮有孩子，会想得太多。成方敷衍地道，崔丹妮的同事，不肯痛快提供地址，这事还得磨。为了避免沙丽继续追问，成方迅速把对话引到了房产方面，详细介绍了今天去房产管理部门商讨的情况。

沙丽听他说完，也是吃惊不小。沉吟了一会，女人轻声问：“你估计过吗，大概是什么数字？”

成方在打电话之前，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这时便道：“少不了。八位数，且是好几个八位数，肯定要的。”

事情完全超出了原来的想象。沙丽一时无语。成方明白她心中的懊恼，就宽慰她：“不着急，我再多方面打听情况。等全部搞清楚了，我们再商量决策。现在，只是先通个气。”他想了想，补充说，“房子保护得很好，我在室内和院子里，拍了各种角度的照片，我会发到你的信箱里，让焦先生下载了给你看。”

“好吧。也不急，慢慢做，不要太辛苦。”沙丽无奈地说，“崔丹妮那一面，倒抓紧了，别拖。”委婉的声音里，透露出她内心的焦虑。

“嗯。”成方欲言又止，几乎脱口而出，说到让自己头疼的问题。他想了想，终究忍住了，暂时不要让沙丽过分心烦吧。如果沙丽知道多出了一个孩子，必然多几分猜忌。沙丽的伤势，使她失去了做母亲的可能，女人难免会百感交集。

下午，成方来到沙家老房子的时候，正是幼儿园最安静的时刻，孩子们还在午睡。草地上，只有风儿轻快地掠起涟漪。成方在门口站了一会，解释自己的来历，提出要访问幼儿园的园长。看门的老头，听说他是这片房产的主人的代表，有些儿紧张，赶紧用电话向园长报告了。

其实，在成方到达之前，区里已经有官员向园长通报了情况，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园长知道，根据通报，她应该礼貌地接待访客，因为对方代表了房子的所有者，所以没有推脱不见，而是客气地跑到大门口，把成方请了进去。

走进院门，在大片青绿色的草地前，成方深深呼吸着，觉得市区里难得有这样清新的空气。他望望院墙旁高大的松树，被四周幽静的景色吸引住，向主任提出，想多拍些照片，发到海外，让房子的主人看到当下的实际情形。园长欣然同意，只是请他不弄出声响，免得吵醒熟睡中的孩子们。成方觉得这个中年女老师通情达理，人又爽气，就多了共同语言。半个小时之后，当成方拍完十几张照片，坐到园长的办公室里喝茶时，他们似乎已经谈得很融洽，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了。

成方痛快地表明了此行的本意。当园长知晓，房产主人并非要他来收回房产，仅仅是想做一番善事，最后的目标，竟然是办学校或者幼儿园时，女教师肃然起敬地道：“太好了！委托你办事的业主，了不起！我代表孩子们感谢了！”

成方为难地道：“我过来后，发现有问题啊。据管理部门说，还要我们补交一大笔土地费，估计是好几千万，才能确定房产权，才能实施捐赠啊。”

女园长惊讶地伸出舌头道：“这么大的数字啊！听上去，真有点不合理。不过，房产方面的政策，我完全搞不懂。”她想了想又说：“你们不争那个产权，就可以不交钱了吧？反正，已经是幼儿园在用，符合原主人的心愿啊。”

成方心想，沙家的故事过于复杂，为什么想做这番捐赠，一时说不清楚，况且，沙丽并不希望渲染声张，只能简单地说道：“原封不动，照老样子，你们就和上海其他幼儿园属于一种性质，与我的委托者没有任何关系了。”

园长想了想说：“倒也是，我们甚至无法在那里挂块牌子，表明是谁捐赠的幼儿园。”

成方解释：“其实，我的委托者未必在乎一块铭牌。她只是希望了却长辈们的心愿，以他们的名义实现捐赠。如果连产权也要不回，谈不上捐赠，等于没做啊。”

话说到这里，女园长完全了解了成方的意图，“这样吧，我去找懂这方面的专家咨询，好好盘算这件事情，看看是否有更加合情合理的办法。我真希望你们办成了，幼儿园就稳定下来。否则，想动这房子脑筋的人，还不少啊。”

成方听了，猜想其中有故事，赶紧追问有何情况。

“市场经济了吧……”女园长说到此，喉咙里咕噜了一声，表情尴尬起来，含糊地没有继续讲下去。见成方还想问，她解释说，领导关照过，事情明朗前，不能对外面讲。听她如此解释，成方当然知趣，停止了追问。不过，其中有蹊跷，他是清楚了，并且知道，在某些方面，园长可以算他的同盟军，因为对于房子未来的使用方向，最好继续是孩子们欢乐的天地，他们的想法几乎一致。

深夜，成方打算入睡之前，正想关电脑，他看见了新邮件的提示，是沙丽发来的信。

沙丽在信中表示，她反复欣赏成方拍摄的那些照片，原来朦胧的概念，突然清晰起来。这片花园和两座房子，比她在梦境中见过的更加美丽。爷爷他们的眼光准。她强烈地爱上了这片未曾谋面的房产。她已经拿定主意，坚决实现祖父和父亲留下的愿望。她希望成方多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争取协调得好一点。只要是必须交纳的费用，在她的财力能够承担的前提下，她愿意接受，即使需要耗费她的多数财产，她也认了。她唯一的要求，是办好这所幼儿园，并且让祖父和父亲的名字，长久地在墙上守望孩子们的玩耍。

成方读罢来信，不胜唏嘘。沙丽娇小的身躯内，潜伏着坚韧的性格，在一起生活多年，他早就心知肚明。沙丽不惜一切地要做成这件事，作为沙家准女婿的他，能够不全力以赴地操作吗？当然，矛盾最后将集中在钱上面。成方记得有人说过，凡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均不算问题。说这样的话，是一种气度，支持如此气度的，是口袋里的钱多。没足够的钱，那么，需要钱解决的问题，自然是大问题。中国还有句老话呢，说是“三分钱逼死英雄汉”。

成方想，这次来上海，他还得把奥运纪念币销售的渠道也拓宽了。成方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中国的奥运热，随着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日期临近，将日益高涨。他既然取得了悉尼奥运纪念币独家销售权，趁此机会好好做一把，成功的话，所得到的利润，他毫不吝惜地拿出来，支持沙丽实现心愿。

离开多伦多之前，成方与金融界的一位朋友在茶馆里闲谈。那朋友分析，全球的黄金价格，已经走了多年的下降通道，在新的世纪里，走上升通道的可能性很大，从几百美元一盎司，走到一千美元之上的概率甚大。当时，听他那么一说，成方心中荡起难以抑制的兴奋。他想，黄金价格成倍上升的话，白银也不会差多少。他购买金银，投入做纪念币。如果纪念币销售顺利，当然拍手称快。

万一滞销，留下一部分，也不怕啊。往后几年，黄金白银走上升通道，把积压的纪念币回炉，原料一样赚大钱啊。

双保险！做生意的，难得碰到这么好的机会。

成方站在宾馆的窗户前，想着沙丽，想着他们共同的愿景。夜已深沉，是后半夜了。多伦多那里，正是白天充满活力的时分。他凝视着上海的夜空，灯火点滴串联着，从高悬的空中，滑向起伏的屋脊，让深夜中的城市依旧魅力无限。广阔的区域，早已是高楼林立，与成方二十多年前的记忆差别极大。那时候，除了外滩，很少见到几十层高的建筑。他相信，这样发展迅速的城市，具备无穷的消费能力。只要你的商品为市场所欢迎，绝对没有卖不出去的理由！

他心中盘算的主意，钢铁般地坚硬起来。人生的痛楚，在于愿景经常被现实所压抑。许多事情做成之前，如愿的概率非常之小。你不得不顽强些。

二

成方的对手，同样是顽强的汉子。

到市里开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崔海洋特地去找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负责人。

上海展览中心会场宽阔的走廊上，平时难得聚到一起的各路诸侯，七拉八扯地闲聊着。苦了烟瘾大的，室内喷云吐雾不雅，他们跑到门外的平台上，在那里过过瘾。头面人物聚集在一起的样子，与文化宫、俱乐部里喧闹的场景，没多大区别。

崔海洋拦住了外办的副主任。见过几次，算是熟人。崔海洋开门见山：“你们外事口有新精神吗？过去叛国投敌的，现在竟然可以派发一个新名词，什么‘因故滞留境外’，就让他们大摇大摆地回来？”崔海洋的企业做得大了，算得上利税大户，在市一级的干部群里，名气不小。想与他套近乎的很多，往往是希望从他的企业里获得什么赞助。崔海洋晓得自己的身价，脖子僵硬地伸得笔直，讲起话来中气十足。一般的同僚凑上来，他哼哼哈哈，未必正眼看你。面前的这位副主任，提拔的时间不长，资格比崔海洋浅得多，崔海洋不客气，敢当面责难。

做外事的，往往学得度量大，副主任不在乎崔海洋的口吻，笑眯眯地回答：“是有那么一说。崔总有看法吗？”

“意见大了去了！”崔海洋还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我说啊，你们搞外事的，为什么腰板那么软？我当过兵的，讨厌软骨病。那些跑出去的，与国家离心离德的，就得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不能给甜头吃。做出样子，看谁还敢去投外国人的怀抱！”

“你的话有道理，确实是背叛国家的人，我们绝对不能心慈手软！”外办副主任附和了一句，“不过，崔总当领导时间长了，知道历史的复杂性。有的人，当初出去，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并非不爱国。现在，他们想回来，我们欢迎，是祖国强盛的表现啊。”

“什么各种原因？叛国永远是叛国！”崔海洋见对方开讲政治课，心中抵触，脾气火冒冒的，鼻子哼哼道：“国家好了，就想回来，分明是投机！你们开这样的口子，我看有大问题！是根本性的政治立场问题！”崔海洋干脆掏出高帽子，不客气地甩给对方。这叫做以牙还牙，你显示政治性强，我比你更厉害，一定强势压过你。做过“文革”红卫兵头头的崔海洋，对此类手段，熟门熟路。

他的嗓门高了，引得旁边的几位干部转过头来看。有一位认得崔海洋，笑道：“崔总，为什么事生气啊？”

在公开场合，崔海洋说话唐突，乱扣帽子，不按常规出牌，起码的礼节也不顾，让外办副主任心里不痛快。他听说过崔海洋的做派，眼皮经常是朝天翻的，懒得与他纠缠下去，悻悻然地回答：“外事无小事，我们做任何动作，全部请示过的。崔总意见大，我一定转达，全面转达！”说罢，他顾自走开，撇下了余怒未息的崔海洋。离得远了，外办副主任嘴巴里轻轻咕噜一句：“莫名其妙！”副主任肯定弄不懂，搞经济的崔海洋，吃了啥药，为何因这个问题发威？

自从知晓成方可能归来，崔海洋患了心病。他把“成方”两个字在纸上写得大大的，交给自己的心腹刘总经理，让他托出入境方面的朋友查查，此人是否已经入境。

刘某人傻傻地看着这两个字，问：“还有其他资料吗？光一个名字，难查啊。说不定，他的护照用英文名呢？”

崔海洋不耐烦了，三角眼一瞪，吆喝道：“容易查，我还辛苦你老人家？”他的一根手指，细长的女人般的手指，点着刘某人的脑门，“我再给你补充一条资料，他是男性！够了吗？快去！”

只要崔海洋动怒，姓刘的立刻胆战心惊，他缩起了头颈，讷讷地道：“行，我马上查，查仔细！”

刚才崔海洋来参加会议前，刘某人心急火燎地赶回公司，向老板报告，他委托海关的朋友查情况，刚刚查清楚，有一个叫成方的男性，确实在两天前入境，刚刚从加拿大过来，搭乘的是中国国航的飞机。

成方来得够迅速！他打电话过来，记得也只有两三天时间啊。崔海洋脑筋转得飞快，他立刻想明白了，那天，成方是在机场候机时打的电话。难怪，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比较嘈杂，好像夹杂着广播的声响。崔海洋本来希望，自己那些恶狠狠威吓的语言，能够吓住成方，使他不敢回来。看来，没有奏效。这小子，竟然已经跑到上海了！那天，成方肯定是搁下电话，就直奔登机口了。

冤家路窄！崔海洋憋着一肚子的闷气来开会，见到外办的人，就没头没脑地扫射过去。其实，他心里明白，签证是驻外领馆发的，怪上海外办，距离远了点。他只是出口恶气而已。管他合适不合适！钱多，地位高，脾气大。崔海洋顺风顺水惯了。腰板硬的，才敢耍威风，调门高，是有地位的象征。

散会之后，在小轿车上面，崔海洋觉得，应该给妹妹一个电话。警告她一下，别答理成方，免得找麻烦。

“丹妮吗？”崔海洋的声音温和亲切，很有点大哥的腔调，似乎在兄妹间，根本没有发生过前两天的冲突，“我是海洋啊！”

“什么事？”崔丹妮没有想到哥哥会来电话，警惕地问。

“是这样，我刚刚得到情报，”崔海洋压低嗓门，故作神秘地说，“那个，那个叫成方的回上海了。”

崔丹妮知道哥哥的脾气，从小，喜欢炫耀自己的能耐，似乎他是无所不知的顺风耳。不过，崔丹妮也是刚刚从数学老师那里得到消息，崔海洋怎么就晓得了呢？他现在做企业老总，与政府外事部门隔着距离，应该没有直通的消息渠道啊？崔丹妮百思不得其解。

崔海洋见妹妹不做声，以为她被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呆了，赶紧乘胜追击，“哎，丹妮，过去的事情，早就一刀两断了。他回来，谁知是什么背景。我想，你坚决不要理睬他。他来联系，不管是电话，还是上门，你干脆拒绝见面为好！”

崔丹妮晓得哥哥敌视成方，恨得咬牙切齿。不过，他关注得过火，让崔丹妮起疑。她冷冷地道：“你说过，你的公司很大，你忙不过来。我的这点小事情，犯得上让你操心吗？”

崔海洋见妹妹话中带刺，心里不舒服，还不好发作，幽幽地说：“爸妈不在了，我不关心，谁关心你呢？”

“得了吧，崔老总！”崔丹妮没好气地顶回去。她的记忆非常清晰，像拷贝在硬盘里的图像，可随意放大，连头发丝也能一根根地数明白：那天，在崔海洋的办公室，他是如何盛气凌人，泰山压顶，似乎能把妹妹给活活吞了。“我自己的事情，懂得该怎样处理！”说罢，她毫不客气地挂断了崔海洋的来电。电话生硬的疙瘩声，刺中崔海洋的耳膜，气得他干瞪眼，口水含在嘴里，身处豪华轿车的皮座椅，一时没处吐，嘴巴中泛起混杂的酸臭味。

连唯一的妹妹，也不体谅自己的艰难！崔海洋爬到今天的地步，容易吗？年轻时，还有老爸罩着。这些年，不全靠他自个的本事吗？一旦开始往上爬，你就很难停下来。就像去年到西藏玩，朋友挑唆，说是没爬过雪山，算白来一趟。崔海洋是丢不起面子的人。

爬就爬吧，怕啥？爬得高了，大脑开始缺氧。崔海洋有些后悔。这年龄了，何苦自找苦吃？不过，前后左右的人，全在努力地往上爬，你停得下来吗？他无奈，咬咬牙，还是得爬上去……

三

近来，崔海洋的老同学兼死对头，赖一仁心里，一样是五味杂陈。

整整一个星期，赖一仁心中极其不爽。那种窝囊的感觉，在漫长的人生的记忆中，只有“文革”期间，遭遇一场噩梦时的心路可比。那时，他被崔海洋们作为反动学生，无情地打击，甚至被押送到派出所去关押。

公安局的经济侦查总队，面子上非常客气，说是希望他协助查清案子，找到俞小庆的下落，搞清楚俞小庆与案情的关系。他们认为，在俞小庆失踪的状况下，赖一仁的疑点难以完全排除。所以，他们要求赖一仁暂时不能出差，不能去外地，每天会有人和他联系，询问情况。赖一仁感到，自己实际上落到被“监视居住”的地步。这让他感到十分耻辱。他在与经济侦查总队的徐处长谈话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种感受，暗含着抗议的意思。徐处长说他想多了。“你做过多年的教导主任，也是老党员了。你应该体谅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的难处。那么严重的盗窃网络机密的案子，俞小庆是你的部下，用了你制作的软件，从你们公司的电脑发动攻击。他开溜了，我们不找你，找谁问去啊？”

徐处长振振有词的解释，让赖一仁无力反驳。他干脆不出家门。一个星期里，他没有去过公司，仅仅是在家里遥控指挥，让赖欢欢和吴语顶在第一线。女儿问过他：“没说不让你到公司啊，你为什么只猫在家里？”赖一仁摇摇头，不回答女儿的责问。赖欢欢着急地说：“公司上下，大家希望看见你啊！否则，军心要乱！”赖一仁翻翻眼皮，没好气地说：“公安每天要找我谈话。让他们天天在公司里晃，我像个小学生似的乖乖回答问题，你们大家看了就舒服？得了吧，我在家休养，他们要找茬，来家里最好，随他们如何折腾！”赖欢欢总算明白了父亲的真实想法。赖一仁是极其重面子的人，在这非常时期，他情愿躲在家里，不想让学生和部下直接看到他的难堪。

赖一仁原来任教的中学的校长，是他几十年的老朋友，知道他遇到了麻烦，上门来看他，提醒道：“老赖，你整天躲家中，高耸愁眉，当心忧郁症啊！”赖一仁哈哈大笑，“忧郁症倒不至于，老年痴呆症么，就麻烦啦。”校长说：“你这脑瓜，比计算机还灵光，你得痴呆症？吓唬谁啊？”赖一仁做苦脸状，“因为用脑太多，脑汁榨干了呗！我是自讨苦吃呢！”

他想说句玩笑话，结果却说得相当苦涩。相交相知几十年的老校长，听了未免伤感，往心里去了。他晓得赖一仁心中的愤懑，也深知赖一仁的志向，感到必须站出来说点公道话。老校长当了多年的政协委员，还受聘担任了公安部门的社会监督员，那天回到家，就直接给公安局局长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他赞赏了公安部门办案的执着坚定，像网络犯罪这类新型的案子，及时地抓起来，是应当拍案叫好的。他同时提醒，分析问题，一定要冷静。我们过去习惯的思维方式，有的必须改了，比如说，有罪推论的所谓“高度警惕”，是很容易伤害好人的。像赖一仁这种立志做网络安全防护的企业家，是我们国家难得的稀缺人才，不能因为他的学生出了问题，就一百个不放心。“这种走极端的怀疑论，伤害过的人，几十年来还少吗？我们的国家，欠的债够沉重了，还能添新的伤口？”信的结尾，校长尖锐地责问局长。他觉得，伤害赖一仁这样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绝对无益。

写信者是政协委员，又是被聘为公安监督员的知名人士，必须有明确的答复。此信被局长批示到办案的部门，希望他们认真讨论一下。分管的副局长，召集几位处长，当然包括直接办案的徐处长，关门讨论了两三个小时，最后将得出的结果，报回局办。大意是：案子一定要查清楚，俞小庆的下落得盯住追。至于赖一仁，没有证据表明他参与或者包庇了罪行，仅仅是协助调查的对象，应该及时公开说明白，避免误伤了民营企业家。

这样，在陷进泥潭一个星期之后，赖一仁幸运地摆脱了尴尬的身份。回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情，是给老朋友去电话致谢，“哈哈，我头一回知道，你们政协委员说话，有些分量么！民间传说，政协委员，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我要给你们正名，说了有用处啊！”

老校长说：“不过是反映点民情。你这样的老知识分子，不被信任，还能信任谁？你这回陷进麻烦，还是老毛病害的，我心里太清楚了，就是心肠软，信任了不该信任的人。”

赖一仁长长地叹口气，“我是重才不重德啊。”

“不要过分自责了。”校长道，“你的行当，属高科技，没本事的，你看不上，也用不了啊。”

“我有些灰心，打算歇了，没兴趣做下去……”面对多年知交，赖一仁袒露了心境。

“不像你老赖的脾气。你什么沟坎没经历过，从不见你服输！”老校长殷殷地说。

“老了，突然觉得自己老了！”赖一仁直白地说，“以前，一直以自己的抱负自豪。这一回，关家里闭门思过，觉得到歇歇的年纪了，不要老是空想，好像有多大本事，还能翻江倒海似的。”

电话那头，熟悉赖一仁的老朋友沉默了一会，显然是在掂量他的话语，声音停顿了几十秒，老校长才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是理想主义者。现在，我们怀疑飘渺的理想。不过，凭你我的阅历，还不至于走到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得相信未来，相信实在而不虚妄的未来。真想做的，就坚持做下去吧，我的老朋友！”

赖一仁沉默片刻，才开口，“谢谢！”赖一仁简洁地回答。老朋友的话，发自肺腑，没有说教的虚伪，让赖一仁很感慨。

放下电话，赖一仁冷静地想了十几分钟，胸中的块垒渐渐消散，习惯的顽强又占据了身心。

他接受了老朋友的忠告。他不能认输。他最喜欢的经典名著，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那本书的气息，深入到赖一仁的经脉里。

肉体可以被打败，精神绝对不能被摧毁！

如果因为俞小庆捅的娄子，他消极起来，不吹其他大道理，也对不起在困难时忠心耿耿的员工啊。他拿起内部交换电话，让赖欢欢找找吴语，请他过来一趟。赖欢欢问：“我要一起过来吗？”赖一仁答：“我想和他个别聊聊。”赖欢欢听明白了，不再问。

吴语进门时，赖一仁正在飞快地签署着文件。待吴语在桌前坐定，赖一仁将一份聘用书推了过去。书写在公司专用信笺上的，是赖一仁手写的合同。轻薄的白纸，从玻璃台面上轻快地滑过去，像漂过水面的薄片，无声地滑到了年轻人的面前。吴语没有拿起纸张，只是用一根手指小心地按住它，免得纸张继续滑行，掉落到桌子底下。他的目力很好，没有近视或散光，熬夜玩电脑，好像还不能伤害他的视力；吴语看清了老师写的内容，是要聘他做本公司的副总。吴语喃喃道：“老师，不行，我不行！”

赖一仁仔细打量着吴语，这个在他眼面前长大的孩子，嘴唇上方的胡子，有两天没刮了吧，黑黑的一片，突然变得老成起来。赖一仁说：“为什么不行啊？这几天，你干得不错，同事们很服你啊。”

“临时顶班，老师回来就好了！”

“我回来，你就想偷懒轻松啊？”赖一仁笑了，“不许缩回去！大小伙子，腰板得硬。”

见吴语紧张得涨红了脸，额头上也沁出了汗珠，赖一仁不忍硬逼他，换一个话题问：“你母亲好吗？我们曾经是同学。她对你说过吗？”

“她关照，过去的事，不提……”吴语迷惑地看看老师，坦白地回答。他不明白，赖一仁为什么忽然提起这个问题。前些日子，崔丹妮简单告诉过儿子，她和赖一仁是中学同学，“文革”期间，有过冲突。但是，崔丹妮相信赖老师对吴语是真关心，要他跟老师好好做。

“是的，我们那年代的事情，你们还难以理解。”赖一仁微笑着，坦荡地说，“你母亲非常关心你啊。你应该做得更加出色。”

“嗯。她很苦。”吴语说，“想让她过好点。”

“你做副总，她肯定高兴。看到孩子成长，对母亲来说，比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重要。”赖一仁真心地说。

“我不行！”吴语低头道，“学长在，才好！”

赖一仁缓缓地摇头，眼神里流淌着忧郁，“他不会回来了吧？这一次，他走得太远了。”

“我们找他回来！”吴语兴奋起来，脱口而出。

“怎么找？”赖一仁疑惑地望着自己的学生，“他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网上找啊。”吴语快速地旋转着眼睛，显然是为某个念头而亢奋，“我熟悉他的语言！”

赖一仁领会了吴语的想法，也有点兴奋，“你留心过吗，他平时爱上哪儿消遣？”

“QQ！他常在那聊天！”吴语道。

赖一仁被吴语点醒。原来觉得茫茫人海，无法寻找俞小庆，现在终于有了头绪。用网去搜啊。这是自己公司的优势。赖一仁关照面前的学生：“你好好回想，俞小庆的网络语汇，频率最高的是哪些词，把它们整理出来。我会给你一个模糊搜索的软件，去QQ上面扫描，自动搜寻词语关联度最高的号码。”

吴语连连点头，“好办法，肯定能找到！”

“是的。他独自躲那里，寂寞得很，上网打发时间自然难免。”赖一仁看着面前的电脑屏幕，沉思着道，“也许，他披件新马甲而已吧。你多花些工夫，有希望找到。”

“好，我先做点功课。”吴语说罢，站起身子想走，却被赖一仁的目光留住。赖一仁指指那份手写的任命，“你拿着它。一会，我向大家宣布，你是副总了！”吴语不敢接那任命，一副迟疑不决、左右为难的模样。赖一仁已经拿起电话，对赖欢欢说：“请大家到会议室集中，我有重要事情对大家说！”

赖欢欢开心地应了一声。今天来公司的路上，赖一仁说起打算让吴语担任副总的想法。此刻，聪明的女孩，自然猜到了底牌，明白父亲要向员工们宣布什么决定。

四

吃午饭的时候，崔丹妮接到儿子的电话。工作时间，儿子很少打电话回家，所以让做母亲的有些意外。

“赖老师宣布，聘我做副总。”吴语向母亲报告。

崔丹妮颇觉意外。前些日子见赖一仁的时候，她看出，赖一仁对吴语没有敌意，不会因为与崔家兄妹的纠葛，而迁怒到孩子。不过，如此不计前嫌地培养吴语，倾心培养吴语，那种气度，还是让崔丹妮吃惊。

“你怎么想？”崔丹妮问儿子。

“我说不行。但赖老师坚决。”吴语简略讲了经过情况，语气里，露出被赶鸭子上架的无奈。

“你不要辜负老师的期望，好好努力啊！”崔丹妮的感觉，与儿子完全不一样。她的心中，荡漾起愉悦的波涛，这是很久很久没有的心情，好像突然变得年轻起来，她简直想哼几声学生时代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崔丹妮终于看到了儿子的好前途。是啊，她早盼望看到，却未必相信能看到。

之前二十多年的辛苦，崔丹妮是如何熬过来的，只有她自己清楚。她从小被娇惯，做母亲之后，吃了那么多的苦，简直无法想象，自己会坚持住。仅仅是简单的家务事，也压得她喘不了气。多少个深夜，崔丹妮洗衣刷锅、整理杂物，腰酸背疼地歇下，觉得自己活脱是个老妈子，与小时候家里带她的保姆，差不多。她孤独而疲惫地靠在床头，眼泪无声地滑落，从脸颊上滚到嘴唇，咸得发苦。她简直不敢照镜子，那般憔悴，让自个伤心。父母过世以后，她觉得自己越来越无助。吴语像断线的风筝，再也抓不到！心情最灰暗的时刻，她甚至想放弃这种看不到头的苦日子。“活着有意思吗？”闪过脑海的念头，十分可怕。

但是，她靠在床头，回头看一眼旁边熟睡中的吴语，他娇嫩的红扑扑的脸蛋，偶尔被梦境引发出微笑，崔丹妮的心完全软了。吴语命苦，出生时就没有爸。她不照料儿子，谁会照料他？母亲的天性，在身上燃烧。为了幼小的吴语，再苦再难，她得坚持下去！崔丹妮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亲吻熟睡中的吴语，喃喃地对睡得懵懂的孩子保证：妈会保护你，永远保护你！

现在，吴语成长了，成个人物了，崔丹妮可以放心了，舒坦了。老同学赖一仁，是真正的好人。她想到赖一仁额头上可怕的伤痕，心里难受。那个炎热的夏夜，崔丹妮确实是鬼迷心窍了……

崔丹妮再次叮嘱儿子：“你一定要加倍努力。妈是你的后盾，我为你多补营养。”

“事情多，陪你的时间更少。”吴语懂事地向母亲抱歉。

“没关系啊，你是忙正事。我也有自己的事情做。”崔丹妮鼓励儿子道。

吴语犹豫着又说：“妈，还有一件事。”

“你说啊。”崔丹妮见儿子欲言又止，赶紧问。

“我猜，俞小庆的事，与舅舅有关。”

崔丹妮大吃一惊，“他们怎么搭得上？”

“业务谈判，他去了……”

崔丹妮着急地问：“你有把握吗？既然怀疑，是否报告老师，让他做判断？”

“欢欢不让说。她想先查查。”吴语为难地回答。

崔丹妮觉得这是大事。如果真的又是崔海洋搞鬼，自己的哥哥，实在是太恶毒了，他就如此不肯放过赖一仁吗？“你马上再和赖欢欢商量，只要怀疑得有根据，还是要快点告诉老师。”崔丹妮语气急促，给儿子一个建议。是崔海洋捣乱的话，吴语及时报告，就可以避免嫌疑。在赖一仁眼睛里，吴语总是崔海洋的外甥啊。崔丹妮不愿让吴语背黑锅。见吴语答应下来，崔丹妮才略感放心了。

崔丹妮放下电话，感觉有点头晕。急忙在沙发上坐下，喝口白开水，静静神。刚才一喜一惊，神经疲惫了。

儿子跟着赖一仁，会有出息。很多年以前，因为吴语性格方面的乖僻，崔丹妮向数学老师抱怨过。好友劝她不要急，说孩子有成长的过程，太阳总会从地平线上升起。现在，崔丹妮确实看到了地平线上的光明。但是，崔海洋为什么盯住赖一仁不放呢？仅仅是为了学生时代的恩怨吗？过去那么久，应该淡了呀……崔丹妮想起，那天她提及当年抄家的事，说到赖家少了祖传的古画，崔海洋顿时勃然大怒，那神情诡异得很。难道他心虚，真做过上不了台面的龌龊事？

从崔海洋，又想到了成方。崔海洋为什么特地打电话，关照崔丹妮不要见成方。崔丹妮太了解崔海洋了。他的用意，绝对不是在关心妹妹。他到底害怕什么？

当初，假如不是崔海洋逼迫成方退伍，不是崔海洋把成方安插到那家贸易公司，也许，成方就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婚姻，好歹能维持着，吴语不至于从小就失去父亲。

崔丹妮的生活，被搞得那么乱，与哥哥的作为，有很大的关系。崔丹妮忽然又回忆起人生耻辱的一幕。当年，成方失踪之际，崔丹妮够痛苦了。哥哥还要在伤口上撒盐，竟然放纵“猴哥”，趁崔丹妮醉酒，强奸了她。简直是禽兽不如！

怎么会碰到这样的哥哥？

是命？过去，崔丹妮从不信命。现在，她信了！

放下吧，放下吧！放下才会轻松。

听了不少大和尚的课，崔丹妮开始体会佛学的真谛。不在意外部世界对心的干扰，而坚执向善的本心。人非草木。做到不为外相所惑，实在不易。崔丹妮愿意试着改变自己。吃素，是改变内心的手段。崔丹妮明白，素净的内心，是要长年休养的。有时，她会突然想起弘一法师。风流倜傥的他，决意遁入空门，是发了多大的心愿！

生活早已被搞得乱七八糟。后悔，没用；改变？也无多大可能。该了的，快刀斩乱麻吧。

放下吧，放下吧！放得下，才是悟。

崔丹妮拿定主张后，立刻给数学老师拨了电话，她想得到成方留下的电话号码，主动与加拿大的来客联络。

数学老师好奇地问：“你们，是朋友？”

崔丹妮干脆地满足了她的好奇，“他是吴语的父亲！”

“噢，噢。”这一说，对方反而没啥可以惊讶的了，赶快把号码报了过来。

崔丹妮的来电，让成方绝对没有思想准备。崔丹妮电话中平静如水的语气，更使成方无比意外。

是她么？关闭电话以后，成方问自己。过去的她，热情似火，又骄横孤傲，说起话来，简直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现在，她只是平淡地告诉成方，知道他回来了，找过她，她愿意与他谈谈。言语客气温和，语调风平浪静，不仅仅是平淡了，声音浸透着冷漠，似乎他们只是失去多年联系的普通朋友，可见，也可不见。

不过，成方知道，打电话的，确实是崔丹妮。人的声音，和人的外貌一样，改变再多，依旧是分辨这一个与无数个的符号。在静如止水的话语中，成方还是依稀听出了当年的她。毕竟，他们曾是同枕共寝的夫妻。

崔丹妮优雅的安静，让成方增加了担忧。他想象过他们的重逢，他猜测，崔丹妮会疾风骤雨地大发雷霆，指责成方的背叛，指责他的不负责任，诉说自己二十多年的苦难。成方获得的信息，崔丹妮一直没有再婚，所以她具备严厉责骂他的理由。当成方得知，他可能还留下一个儿子之后，思想包袱自然更重了。

崔丹妮不动声色，让成方茫然。崔丹妮约他在一家茶馆碰面。成方听说过那家店，是香港人开的，卖台湾的高山茶，也供茶客当场品茗。那是非常宁静的场所。崔丹妮找那样的地方，要发脾气也不合适啊？

约了下午三点。成方想早点到，偏偏路上塞得厉害，出租车左弯右绕，在拥挤着小车、电动车、自行车的路上突进。好不容易赶到目的地，看看表，差两分钟三点，成方松了口气。不能早到，也准时了。

茶馆设在一幢商住两用楼的底层。从大楼的旋转玻璃门进去，往左拐，是电梯间；往右拐，有一座小木桥；桥下是清清的流水，戏耍着金色的鱼儿。过了木桥，就是敞开状的茶馆了。围绕中央的巨型茶壶，不规则地摆放着十几张茶桌，是青色的竹编，造就了舒适的品茶气氛 。

这当口，是品茶的上好时间。朋友们约了，聊上两三小时，也就消费了晚饭前的闲散。茶桌旁基本均有了茶客。成方犹豫着四下张望，服务的领班，正上前问他是否定座，他看见那尊巨型的茶壶下面，有女子举手朝他示意。婀娜摇晃的手臂，只是轻轻地一举，成方已经看清了，是久违的崔丹妮。优美的姿势，是舞蹈演员形体训练的结果。舞蹈演员不开口，表达意思，全靠肢体语言了。

一袭黑色的连衣裙，端坐在青色的竹椅上；崔丹妮的身材，得益于早年的严格训练，几乎没有发福的迹象。看上去，不像四五十岁的年龄。当成方走到桌子旁边时，她的目光，闪电似地一瞥，随即挪到一边，轻声道：“你来了！”

“嗯，差点迟到。”成方机械地回答。他坐下去时，肩膀与巨型茶壶摩擦了一下。原来是紫铜制作的。善于观察的成方，已经把茶壶的质地搞清楚了。他唯一猜不透的，是崔丹妮将如何摆布这场会面。她刚才那一声招呼，好像十分随意，就像面对一个经常见面的老朋友。成方迅速地扫视着崔丹妮的脸部，想从岁月的印痕里，寻找她的内心的波澜。崔丹妮从容甚至带点冷漠的表情，令成方难以判断她的情感。

“喝点茶吧。”崔丹妮低垂着眼帘，“我要了龙井。”

“好，好。”成方不知所以地应答。

这茶馆，氛围与一般的茶馆两样，绝对地安静，没有中国式的喧哗。旁边三米开外的茶桌，坐一对金发碧眼的男女，好奇地摆弄着小巧的紫砂茶具，轻声地说着什么，只看见他们唇张唇合，却听不到丁点内容。看样子，崔丹妮找这样的环境见面，肯定是不打算吵架的。成方稍稍放心，把茶杯端起来，抿了一口。

“你找我？”崔丹妮没有让他过于窘迫，主动地问。

“我打听到你曾经在学校里教书，所以想去那里问问。”成方解释道。

“二十多年过去了，为什么突然有兴致找我？”崔丹妮冷冷地问。

“我申请回来的签证，刚拿到不久。”成方合乎逻辑地说明着。

“当初，为什么那么绝情？”崔丹妮终于直截了当地出击。

成方徐徐转动着手中的茶杯。他知道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也准备了无数遍的腹稿。不过，一旦面对面，还是不知如何启口。

“尽管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我还是想知道真相。”崔丹妮幽怨地看他一眼，问道，“当初，你不告而别，突然消失，是想用这种方式，彻底摆脱我？”

她美丽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使成方难以视若未见。她肯定吃了不少苦，成方默默地想。一种怜惜的心情，油然而生。毕竟，他们有过新婚期间短暂的甜蜜。

崔丹妮见成方不答话，又逼问一句：“我让你讨厌到如此地步吗？你不快活，可以明确告诉我，为什么用那样极端的办法？”

成方无法再搪塞，只得硬着头皮道：“与你的关系，仅仅是原因之一。”

“还有别的原因？”崔丹妮追问。她狐疑地望着对方。许多年前，当她难以入睡的孤寂的夜晚，无数次地在心中盘算成方不告而别的理由。

她想不出更多的原因。至少，成方不可能为了别的女子而私奔。

成方从上装口袋里掏出皮夹，打开夹层，小心地取出一张发黄的纸张，把它打开来，仔细看了一眼，随即递到崔丹妮的手上，“还有这个原因。”

崔丹妮纳闷地扬起了眉毛，把那小纸片放在掌心上，看着上面几行潦草的字，“什么呀？你倒是说明白！”

“那年，我去香港的时候，有人从我手里取走一幅古画，留下的收据。”成方解释道，“是你哥哥，崔海洋，逼我干这个。还命令我不准告诉任何人，包括你！我觉得太危险，早晚要出大事。”这是那年交画后港商签的收据。成方一直保存着。他意识到，一旦有必须说明理由的时候，这张收据，可以证明他不是瞎编故事。在加拿大向领馆申请签证的时候，他随身带了这纸片。当时，领馆知晓他是因为婚姻问题出走，并未更多追问，所以成方没有必要把纸片拿出来。

崔丹妮看着那张灰黄色的纸片，两道弯弯的柳叶眉，紧张地挤到了一起，她捧着纸张的手，也哆嗦了一下。 “为什么瞒到今天呢？现在才来揭发，时间过去太久了吧？”

“当初，你哥如日中天，谁会相信我这个小人物？再说，他干事不留痕迹，交那幅画给我，连你也不让知道。我哪里去找旁证？”

崔丹妮伤心地道：“你还是不相信我！那时候，你就该告诉我！”

成方摇摇头，“你们是一家子，我还得顾忌老爷子！”

“你现在没顾虑了吧？回来打算揭发崔海洋？”

“我并不是想揭发，在这张纸上签名的人，我只见过那一面，根本不知他的去向，估计难以找寻。这张纸大约没有法律层面的意义。”成方坦率地说，“我仅仅是向你说明当初的不得已。我承认，那对你不公平，对你伤害太多……”成方说出了准备多年的内疚之情。

崔丹妮的眼睛湿润了。她把脸转过去一点，避免与成方的视线直接碰撞。“没意思了，真的没意思了。”她喃喃地说，“二十几年过去了，一切过去了。”

“我希望能够补偿……”

崔丹妮摆手，打断了成方的话，“时光如水，有什么能够挽回？”她冷冷地道，随即，把话题叉开去，“我的学校同事，告诉了你什么？”

成方看着她，脸部的表情非常复杂，眼神也极其紧张。崔丹妮不再问，从随身的拎包里，取出一本厚厚的影集，放在茶桌上面，“你自己看吧。”

影集，记录了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从婴儿的床上爬行，到娃娃的牙牙学语；从幼儿园里的天真玩耍，到学校操场疯狂奔跑；最后是大学毕业的严肃状，成为像模像样的男子汉。每一页，均透露出做母亲的爱和辛劳。

从孩提开始，孩子宽阔的天庭，就记录了遗传于成方的基因。成方的前额，明显地比多数人要宽。当初，中学语文教师给儿子取名，用了个简朴的“方”字，灵感即来自婴孩那方正的前额。“天圆地方”，语文教师觉得意味深远。现在，成方从照片上男孩的额头特征，毫无疑问地确认，他肯定是成家的后代。

成方的神经绷紧了，半截身子靠在左侧的茶壶造型上，感觉到铜皮的硬实和冰凉。他小心地看了崔丹妮一眼，轻声问：“你为什么不早说？”

“对谁说？”崔丹妮冷静地反问，“你连影子也消失了！”

“对不起，我一点不知道。”成方苦涩地说。

“不必道歉，这是我的命。”崔丹妮取了影集，合上，放回包里，“你既然来找我，我思来想去，你有权知道真相。不过，你也可以看了就丢开，何况，孩子至今不晓得，他的父亲去了哪里……”

成方连连摇头，“不可能丢开！我从来没为孩子做过什么，二十几年，全部是你辛苦……”

崔丹妮摆摆手，打断了成方的表白，“困难的时期早已过去，二十年前，我确实有过活不下去的念头……”她的声音，突然哽咽起来。但是，崔丹妮很快控制住情绪，缓缓地道：“你不需要自责，不需要因为内疚考虑什么补偿，时间带走的一切，根本无法补偿！我今天知道了你的苦楚，知道崔海洋对你的压迫，我的心更加释然了，放得下了。你欠崔家的，崔家欠你的，两清吧。”

“我能不能做些什么……”成方费力地说，还想争辩，崔丹妮却坚决地回答：“我今天见你，只想表明态度，以作了断。天下事，了又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不过，她冷漠的神情，毕竟还是难以掩盖内心的波澜，眼圈在不经意间，已然红红地湿润起来。她忍了忍，勉强地补充道：“不需要你弥补什么。对我而言，最困难的时期早就过去。开头的那些日子，确实不敢回想是怎样捱过来的！你不会懂！”她凄惨地看了成方一眼，“最最可怕的绝望，是不知道真相，没有任何办法寻找答案……”

成方被崔丹妮的冷静和沉稳镇住了。对面的女人，脸部的姣好，基本没变，但是，性子与思维方式，与成方记忆中的妻子，那个被宠坏的美貌姑娘，差别太明显了。成方问：“我不能见孩子吗？”

“可以见，你有这个权利。”崔丹妮回答，“不过，我得与他详细谈谈，让他了解事实。他是男子汉了，他可以选择，见还是不见。”

成方无话可说，女人的想法，十分严密，甚至有点高屋建瓴，使成方丧失了继续讨论问题的力量。他心中诧异，崔丹妮变化太大，与过去那个骄傲的公主，那个专横强势的女孩，截然不同；外壳尚在，里面好像彻底更新了。时间，可以改变人，但是，改变得如此巨大，成方莫名惊诧。

今天，乍一见面，崔丹妮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轻轻斜倚在竹椅的右侧，那种优雅，仪态万方，让成方回忆到结婚时她的美艳。现在，成方看不透她了，她的内涵让成方不敢小觑。衣着仅仅是表象，是主人内心情绪的外露。他想，她为什么穿一身黑色呢？希望向他暗示什么呢？

分手前，成方诚恳表示，等到崔丹妮与吴语谈话后，再商量他与孩子有无见面的可能。至于成方原来的盘算，即提出正式办个离婚手续，眼面前，完全不合适说了。

五

成方怏怏地回到宾馆。

他打开电脑，考虑应该给沙丽去一份电子邮件。

事情无法再拖了。他必须告诉沙丽，这次到上海，意外地发现，他在上海有一个儿子，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成方对儿子充满了内疚。在儿子成长的过程里，成方丝毫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现在还没有与崔丹妮讨论具体问题，甚至连离婚的想法尚未提出，但是，成方希望多少弥补内心的遗憾。他征求沙丽的意见。是否可以提出一项建议，如果崔丹妮和儿子愿意，成方想帮助儿子到加拿大或者美国继续学习。

这是一封需要仔细措辞的邮件。成方顾及沙丽的感受。目前的变化，连成方本人也措手不及，何况从未到过中国的沙丽呢？沙丽是敏感的女子，不能让她伤感，不能让她担忧，因为她受伤躺下以后，神经比过去脆弱多了。

成方心中是虚弱的，想法尚不确定。假如崔丹妮坚决不同意离婚呢？假如崔丹妮用儿子做砝码，逼迫成方回到她的身旁呢？回上海之前，成方有思想准备，一旦崔丹妮胡搅蛮缠，成方便一走了之。他回来协商，做到仁至义尽，崔丹妮不讲道理，他就不再亏欠什么。现在，多了个儿子，事情显然复杂得多。

边想边写，成方的这份邮件，从黄昏，一直拟写到华灯初上。从西侧的窗户望出去，落日已经被高楼遮挡，金色的余辉，顽强地从几幢建筑的夹缝中钻出来。城市高架道路的繁忙开始了。成方所住的楼层，位于宾馆的中部，视线正好俯看到高架的路面。长龙似的车流，尾灯与前灯闪烁着，连成了串，一直通往遥远的天际。暮色浓郁地悬挂在城市的上空，天色暗得很快，灰暗的云扑过来，窗户里吹进来的空气潮潮的，似乎酝酿着夜间的雨。

总台打了个电话进来，说大堂咖啡厅里有一位姓刘的先生等候，问他是否愿意下楼会见。知道成方住这个宾馆的，除了加拿大的沙丽，就是香港的老朋友阿贵。其他人，需要联络成方，只能通过手机联系。前两天，成方给那位数学老师的联系方式，也是电话号码。姓刘的？是谁啊？成方问总台的接待员，来访者，是否报出身份。总台回答，是上海一家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贸易公司总经理？成方想，也许是香港的阿贵联系的商人吧，因为成方托过阿贵，看看能否找到奥运纪念币销售的合伙人。成方立刻表示，愿意到咖啡厅去会客。

恭候成方的，是一位明显发福的中年人，矮墩墩的身材，把咖啡厅里的沙发座塞得满满的。他吃力地站起身，从厚厚的皮夹里，抽出一张黄澄澄的名片递了过来。

在加拿大的时候，成方听说，国内老板生意做得大的，敢用金箔做名片，是四个九的金的质地。当时，成方诧异地问：“什么代价啊啦？一张名片，值得吗？”人家嫌他少见多怪，反驳道：“你傻啊！那是不露声色的贿赂。给需要打通关节的人，送一张黄金做的名片，送得自然，收得舒服，下面的问题好谈啦！”

成方拿着那沉甸甸的金名片，万分狐疑地看着中年男子。这样的勾当，与他一位普通的加拿大商人如何勾连上？这位素未谋面者，想从他手里获得什么好处呢？

成方想把名片送回去，手已经举起来，眼睛下意识地朝名片上镀银的字扫过去，想看清对方究竟是何来历。这一看，成方愣住了，这家公司，不正是阿贵打听来的崔海洋的企业吗？对，肯定不错，连电话总机的号码也一样。成方在加拿大国际机场打过这号码，让总机转接他们的董事长。成方记性不错，几个阿拉伯数字，记得牢！

成方的脸色阴沉下来。难道崔海洋是搞特工的？他如何得知成方已经到达上海，如何得知成方住这个宾馆？

成方把黄金名片放到桌面上。他倒要看看，崔海洋，以及他派来的这位刘总经理，想耍什么花招。成方冷淡地问：“刘先生，我们从不相识，今天找我有何贵干？”

刘某人不傻，他从成方忽然变化的神色里，晓得对方已经猜出自己的来历，于是嘿嘿地干笑着：“成先生，不忙，不忙！我们坐下说！”

成方拿定主意，要搞清楚崔海洋的用心，二话不说，在刘总经理对面的沙发上落座。看着刘某人殷勤地召唤服务生，请他点咖啡和水果，成方说句“随意”，接下去便一声不吭，他决定后发制人。刘某人不开口，他绝对不主动发问。

刘总经理笑着，嘴巴缝旁挤出许多笑纹，“成先生，冒昧，冒昧！其实，人就是一回生，二回熟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算老朋友啦。”他用粗粗的手指点着咖啡杯，“尝尝，这家宾馆的咖啡是上品。我是经常去国外谈生意的。全世界的咖啡我都喝过，这里是这个！”他神气地竖起大拇指，表示自己的内行，有足够的自信做出评判。

成方哼了一声，顺手端起杯子尝一口，继续等他的下文。成方不吭气，刘总经理觉得无趣，自拉自唱地说：“我找成先生，自然是有重要事情的。我听说，成先生此次回国，肩负重要委托，是来要回一处花园洋房，并且想做大善事，捐赠办幼儿园啊。了不起！佩服！”他再次竖起拇指。这一次，成方看清楚了，大拇指的指甲，很久没有修剪过，藏了一道深黑色的污垢。

成方心中大惊。看来，崔海洋真是搞特工的，把自己的行踪和来意摸得那么透彻。成方感觉到阵阵凉意，从脑门一直凉到胸口。他出去二十几年，刚刚踏进上海的土地，怎么又落在崔海洋的网里？成方不耐烦了，生气地道：“你想说啥，请直截了当！”

“好！知道成先生忙，我简单说清楚来意。”刘总经理拍拍自己的巴掌，“我们公司呢，恰巧看中了成先生受委托处理的房子，因此，与成先生商量个大家有好处的办法。这处洋房呢，建议成先生说服房产主人，转售给我公司。我们保证，我们支付的价格，扣除房产管理部门要收取的几十年的费用，剩余的，足够你们另外买一座房子，捐赠出来办幼儿园。当然，新买的房产，会比原来的小一些。给小朋友们玩么，也没多大差别。”

成方终于摸透了对方的来意。果然又是崔海洋！他莫名惊诧，自己的事情，怎么老和崔海洋搅在一起。他们是上辈子结下的冤家吗？成方看看对手，不相信地说：“据管理部门的官员讲，我们欠了几十年的土地使用费，连本带利，要补交巨额资金。你们买房子的钱，或许还不够支付那费用，怎么可能让我们再买新房？”

刘总经理干笑起来，“这个么，你在海外多年，当然有所不知。按照公事公办，计算起来的费用肯定吓人。与我们合作就不一样啊。我们是国有大企业，我们董事长的面子大，到处有关系，可以突破常规办事，里面大有窍门啊！你与我们合作，绝对不会吃亏！”

成方在报纸上读到过一些报道，说在内地经商，有路子与没路子，做起来的结果，天壤之别。看样子，崔海洋是属于很有路子的一位。这些年，他发展得快，估计比当年更加炙手可热。难怪，那天在电话里，教训成方，威吓成方，气焰何等嚣张。

成方想起早年的委屈，胸中的火，开始翻腾起来，他冷冷地问道：“是你们董事长派你过来的？”

刘总经理答：“正是，正是！他说你们是老关系了，要我好好与你商量。”

“老关系？”成方觉得这个称呼古怪，“他说清楚我们是啥老关系？”

刘总经理老实回答：“那个，倒是没有交代。我想，既然你们认识，这点面子会给董事长。我么，就算完成任务。”

成方心想，崔海洋的脸皮太厚，前几天还在电话里恶毒教训人，现在又说什么老关系，要给面子，他的思维逻辑也太滑稽吧？成方说：“你回去告诉你们董事长，我不过是受人委托办事，他的建议，我会如实转告房产的主人。至于什么老关系，我实在不敢高攀了！”成方说罢，从沙发座上站立起来，高大的身躯，像小山似地堵住了刘总经理的全部视线，逼迫他也不得不起身，悻悻地说:“麻烦成先生努力说服房产主人。嘿嘿，大家如意，大家如意！”

成方指指丢在咖啡桌上的金名片，鄙夷地说：“这个，还你啦！”

刘总经理道：“见外了，见外了！一回生，两回熟么！”他拣起那薄片，还想塞过来，成方已经顾自扬长而去。

离开讨厌的来访者，成方坐电梯，回到宾馆客房。

饮水台上，有宾馆赠送的咖啡包，成方为自己泡了一杯。多数人觉得咖啡干扰睡眠。成方没那种担心。他是倒头就呼呼大睡者，晚上喝咖啡，丝毫不受影响。

他端着咖啡，坐到手提电脑前面，继续给远方的沙丽写信。把关于崔丹妮见面的情况，以及对儿子问题的想法写完，成方增加了一段文字：

沙丽，一个新情况，需要你做出决定。

刚才，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崔海洋的手下，他那家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如何知道我的宾馆住处，我不清楚。也许，我一回到上海，崔海洋就把我盯上了。这个人非常讨厌，手段也很厉害。

我和他之间的恩怨，可以不去管它，毕竟我的生活，连根拔去了，不理睬他就行。新问题在于，他们提出，想购买你家的房产。他们为什么对这片房子情有独钟，我还不了解。但是，其迫切性，非达到目的不可的意愿，十分明显。

他们提出相当有诱惑力的条件，即利用他们在内地的权势和关系，把房产土地使用费的价格，大大降低，使他们支付的购买房产的资金，有足够的余额，够买新的房产，捐赠出来办学校或者幼儿园。根据我对崔海洋之流的了解，我想，也许他们确实有这样的活动能力。接受此交易的好处，是既能实现沙家老人的遗愿，你的经济压力亦可大大减轻，所以需要你作权衡。

假如问我的想法。我坦率相告，凭直觉，我不愿意将我们的事情与崔海洋之流搅合在一起。我根本上不信任这种无法无天的人物。我在积极寻找奥运纪念币销售的合作者，希望把这一笔生意做成，获得的利润，可以拿出来，帮助你支付巨额的房产土地使用费。不过，目前事情尚未眉目，我也不敢说满了。

另外，我还有一点担心。根据我对崔海洋的了解，如果我们拒绝他们的合作提议，他们会利用关系，阻碍我们收回房产的行动。法律当然会支持我们的正当诉求，只是会增加许多麻烦。

上述情况，我不得不如实全部告知。艰难的选择，要由你来做出。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我均会努力操作实施。

成方写完了长长的信，把满满一杯咖啡，一饮而尽。沙丽经常嘲笑他喝咖啡的动作，说那是“牛饮水”，咖啡是需要慢慢品的。成方总是大咧咧地回答：你是大人家调教出来的淑女啊。我是乡下出来的野孩子。懂得喝咖啡，已经脱胎换骨啦！

六

下班了。大楼走廊上的脚步声，像菜刀在砧板上飞舞一般，杂乱地轰响。尽管关照后勤处装上了隔音门，尖利刺耳的声响——年轻女人的高跟鞋敲打地面的噪音，依旧毫无遮挡地钻进屋子，刺痛崔海洋的耳膜。崔海洋厌恶这种噪音，他讨厌在集装箱似的大楼里办公。去海外的次数多了，他知道，在外观豪华的办公大楼里进出的，未必是真正的大企业家。顶尖的世界级公司，往往拥有花园式的办公场所。甚至隐藏在某处小镇上的大花园里。崔海洋羡慕那样的环境。少年时代，他体验过生活在花园洋房里的好处。明明地处车水马龙的市区中心，却拥有无比安宁的小天地。那是崔老爷子颐养天年的居所。可惜，在老爷子去世后，房子便被收走了。

崔海洋在办公室里待到很晚，走廊上尖利刺耳的噪音消失了，楼道上寂静的可怕，好像连老鼠的脚步声也没有。他等着被自己派出去办事的部下，那位徒有虚名的总经理。希望听到他战胜了对方的消息。

崔海洋被迫离开部队的时候，留下一个大大的心结。父亲在军界的地位，是崔海洋从小的骄傲。部队大院的孩子们，小时候在一起玩打仗游戏，每个人扮演的角色，常常受父亲军衔的限制。父亲做得大，儿子就是师长、军长。父亲的官小一点，儿子也跟着降到了团长、营长。地位的重要性，在孩提时代，深刻地印在了心灵上。

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天开始，崔海洋暗自发誓，总有一天，他要超过父亲，在军队中获得更高的职务。他想方设法地努力，眼看着就要抓住幸运之神的尾巴，哪里晓得，因为看错了方向，随着江青那帮人的倒台，前功尽弃。崔海洋咽下一口伤心泪，无可奈何地灰溜溜地脱下了军装。

在军界上升的通道消失了，更不用奢望超越父亲的地位了。

进入商界，慢慢找回自信的感觉以后，崔海洋感到，他将在另一条道路上出人头地，他的人生，还是可能比父亲辉煌。他将拥有巨额的金钱，拥有让社会大众仰望的富翁地位。过了五十岁，崔海洋开始为未来做准备。他知道，企业发展得再大，终究是国有资产。为自己盘算，他必须在紧握权力的时候，把可以拿来享用的东西，尽早地安排定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心照不宣的话。不过，他看不起那些粗俗的贪官，明目张胆地受贿，智商太低，是存心把自个往监狱里送。他考虑的是合法性。他的设计与安排，应该在法律可以解释的框架之内。

他的企业膨胀得很厉害。膨胀到外界已经难以搞清楚企业的内部结构。金字塔的结构，高耸入云的顶端，坐着崔海洋。下面的框架，当然比金字塔复杂百倍。无数的链条，自由地延伸。链条的一端，统统被崔海洋捏在掌心里。至于链条们的另一端如何舒展，除了崔海洋，企业里的其他领导，未必知道多少。这样的路线图，是便于崔海洋随意折腾，便于他随心所欲地调动资金，填补窟窿，乃至左右倒手，变出各种可以逃避法律约束的戏法。

在一个论坛上，崔海洋听学者论述，国有企业，越是庞大，越是危险；庞大的国有企业深不可则，财务、税收、审计、监管，甚至警察、纪检等等，均在垂直的领导体系之下，要把问题包裹起来，轻而易举，原本设立的外部监控制度，对小企业行之有效，面对庞大到如迷宫般的企业，简直束手无策。崔海洋听罢，笑而不语。在内心深处，他知道那是入木三分的见解，身临其境，当然知道其妙处与险处。但是，他口头上绝对不肯赞同学者的意见。大国企的其他当家人，也一样会回避这样的揭露。庞大到连顶头上司和财政、税务、公安等管理部门均摸不清水深几许，那才真正玩得得心应手啊。

崔海洋觉得，需要把自己和办公大楼的部下们适当切割。他们是门面，是运作者；自己是决策者，应该深藏不露，韬晦含蓄。神龙见尾不见首，那份神秘感，才令苍生敬畏得五体投地。他让刘某人四处寻觅，要找一处高档的花园洋房，公开的理由，说是设立集团的决策总部，内心的真实意图，是为自己和极少几个亲信预备的指挥中心。连挂名的总经理，在那里也没有固定的位置——刘某人将作为崔海洋的代理人，坐镇公司的大楼处理日常事务，当然，是在崔海洋的遥控之下，拨一拨，动一动。

崔海洋明确的旨意下达后，作为总经理的刘某，立刻辛苦地奔波起来。他相中了沙家留下的花园洋房。绿茵茵的草坪足够大，东西对峙的两幢楼，气派亦是少见的。深知崔海洋脾性的他，立刻献宝似地将实景照片拿来给崔海洋审视。崔海洋粗粗一瞧，登时就赏了部下一拳头，那是表示好心情，万分中意。一则，那地段好，处于崔老爷子当年居所的同一条街，应该是那一片花园住宅里最高档的；二则，花园里对称的两幢房，特别的结构，太理想了。一幢，可以由崔海洋单独使用，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住宅式的办公楼了；另一幢，是亲信们装门面之处，兼作会客、会议的场所。绝对有派头啊。当时，刘某人报告过问题的难点：那里现在是一家幼儿园呢！崔海洋眉毛一扬，“这个，你还想不出招？多花点钱，在区里找关系，逼他们搬啊！”

中午，刘某人向崔海洋报告了新情况，说房产的主人早年去了海外，几十年没音信，更没动静。奇了怪了，最近好像从太平洋底下冒出来，突然委托代理人来看房子，并且声明，收回房子的目的，是想捐赠出来办教育、办幼儿园。崔海洋不相信，“海外有那样菩萨心肠的好人？那么一大片的房产，平白无故捐出来？”刘某人再三解释，消息是从房产管理部门的朋友处传过来，绝对可靠。

出场的代理人，不是阿狗阿猫，恰恰是刚刚从加拿大归来的、董事长关注过的那位成方。

听到这样的消息，崔海洋的眼睛，往眉毛处拱起，成为明显的三角形。内心有点哭笑不得——世界为什么这样小呢？

刘某人只知道崔海洋关注成方的行踪，却不敢询问老板关注此人的原由。他看着老板的眼色，小心翼翼地建议，如果确实要拿下房产，最好的办法，是和对方做交易，做实惠的交易，帮助对方把应该交纳的税费压低，让他们有利可图。崔海洋问：“你做得到？”

刘某人点头哈腰地答：“只要老板同意，我会想尽办法！”

崔海洋沉思很久，决定采纳这位善解人意的部下的建议。他确实喜欢这处房子，同时，这或许也是他套住成方脖子的一条绳索。谁知道呢，走下去再看。他希望刘某人用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成方。

崔海洋听完部下的汇报，三角型的眼睛里，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失望的神色。

向主子汇报时，刘某人做了许多解释，意思是，虽然碰了软钉子，但经过争取，进一步谈判的余地留下了。崔海洋鼻子你轻声哼着，讥讽地瞧着部下，连连摇头道：“你有几分把握？进一步谈判？我看，他根本不会再见你！”他对成方的了解，深刻得多。看样子，二十多年海外的漂泊，没把这愣头青的棱角磨平了。他依然横着呢！崔海洋心底油然而生愤慨，最好成方就在眼面前，揪住他的衣领，抓过来，狠狠给他两巴掌！

崔海洋有记日记的习惯。商业经营方面的过节，与上层领导的交往谈话，乃至重要的礼尚往来，他需要记录下来，以备查考。最早，他是记录在牛皮封面的豪华本子里，考虑到安全，日记本又被放进保险柜里。后来，他是记录在硬盘里。硬盘加密后，再放进保险柜，那就是多重保险，无比安全了。

这天，崔海洋在日记里如此写道：

做梦也没有想到，成方这小子，回上海的目的，是来处理房产，不是他本人的财产，是作为代理人，来收回一处价格昂贵的花园洋房。蹊跷的是，恰恰是我看中的那处房子。应了一句老话：不是冤家不聚头。

姓刘的，给我出主意，与成方做一点交易。我们利用关系，帮助他们压低土地使用费，他们则将洋房转售给我们。这个主意，可以算高明之策，后续手段相当多。成方接受的话，不但我如愿将房子收到囊中，而且给成方下了个暗套，毕竟他们逃的是国税，有刑事责任。我何时收紧套绳，任凭高兴了。

偏偏臭小子不肯答应。把姓刘的顶得灰溜溜地回来。

看起来，需要出新招，逼着他不得不低头。让姓刘的到房产管理部门做反向工作，希望他们尽量提高土地使用费的价码，高到房产主人难以承受，乖乖放弃权益，我们或许可以获得机会。

崔海洋写完这节日记，轻松地吹了句带乐感的口哨。那是心情由阴转晴的表现。吹口哨的本事，是从小的玩伴，那个“猴哥”教会崔海洋的。那个猴头猴腮的家伙，自从在崔丹妮的事情上出了洋相，赔了一笔钱，不敢再与崔丹妮撞见，惟恐被这姑奶奶又揍一顿，与崔海洋也就渐渐疏远了。现在，去哪里混事，崔海洋不甚了了。崔海洋突然开始想念幼年的玩伴。毕竟，小时候，他们是玩一起，坏一起，什么捣蛋事情也结伙干的。

崔海洋的脑子里，突然冒出“猴哥”说过的一句上海俗语：“花花轿子人抬人。”这句听着土得掉渣的俗语，经“猴哥”一番解释，给崔海洋留下深刻的印象。“猴哥”说，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谁出头，谁就是坐轿子的，其他人，统统是抬轿子的苦力。风光无限，靠下面的苦力托着，高高在上啊。

崔海洋的经验，实践着那句俗语。在他心目中，抬轿子的苦力，也分三六九等。成方、俞小庆之流，是垫底的一帮。手下的刘某之流，排名会高许多。不过，终究属于苦力，是为高居人丛之上的崔海洋抬轿子的。

抬吧！崔海洋想起西藏的峰巅，飘逸的云彩，蓝得透明的天色，爬上去累，让人抬上去才舒服啊！

七

最近两天，每到深夜，工作上的事情处理结束，吴语就上网去浏览。赖一仁希望他能在网上找到俞小庆。吴语没有偷懒，忠实地执行着老师的指示。

采用的方法不复杂。赖一仁设计的软件非常实用。以习惯用语搜索，在QQ的天地里寻找，看看有没有用家符合目标，即其用语的特点，接近俞小庆的习惯。过去，吴语也常在QQ上打发时间。进老师的公司后，业务上的事情压得人难以喘气，那种小青年随意玩的悠闲，明显少了。不过，QQ的环境和氛围，吴语依然熟悉，玩起来如鱼得水。他注册了新的号，隐蔽自己的身份，避免过早吓跑了俞小庆。QQ上面，开放性的平台，进出当然方便；即使是私密性强的群聊，虽然需要坛主允许，才能够加入。不过，那一点小小的限制，束缚不了网络高手的吴语。网络的钥匙，全部是数字。数学的天赋，让他练就了解码的绝活。他来去自如，随心所欲。他没有其他目的，既无偷窥旁人秘密的爱好，也无捣乱的念头，仅仅是想发现学长的踪迹习惯用语的搜索软件，迅速帮助吴语缩小了范围，提示他特别注意某几个QQ玩家。这天，对最感兴趣的两个玩家，吴语跟踪了数小时，根据对学长脾性的熟悉和了解，最后锁定了目标。那是一个用“吴聊”为名字注册的账号，特别喜欢在女人堆里闲扯，荤话连篇，无所顾忌。吴语心想，学长跑出去后，闲得发慌，比过去无聊多了，难怪用这样的名字注册。“吴聊”？竟然也姓吴，好像是吴语的兄弟。

赖一仁特地叮嘱吴语，发现俞小庆的踪迹后，绝对不要惊动他，以免他快闪。接下来的事情，由赖一仁亲自出面处理。为此，从来不进QQ的赖一仁，关照吴语也为自己开个账号，注册名称为“倒霉的老师”。

按照赖一仁的布置，只要确认了俞小庆的踪迹，不管什么时间，立刻通知他。吴语看看时间，半夜两点多。署名“吴聊”的先生，正在QQ上忙碌，挑逗带女性色彩的账号，文字加图案，施展种种魅力，希望女人们与他深谈。吴语不敢犹豫，立刻用电话吵醒了睡梦中的老师。

赖一仁睡眼惺忪地接到电话，不敢怠慢，从床上蹦起，觉得脑子有点晕乎，赶紧泡杯浓咖啡，醒醒神，然后坐到了电脑前面。他拿杯子、热水瓶的声响大了点，隔壁房间的赖欢欢也被惊醒，套双拖鞋，跑过来问，出了什么事。赖一仁说，吴语在网上发现俞小庆了！赖欢欢一听，神经跟着紧张起来，急忙回房，拿件外衣披上，陪父亲在电脑前坐下。

透过薄薄的窗纱，可以看到深夜的星空。星空里迅速移动着的亮点，或许是夜航的飞机。网络是神奇的构思。隔开千里万里的人群，黑的白的黄的，能穿越星空，聚集起来聊天和讨论。遥远的距离，顿时消失了。

按照吴语指点的路径，赖一仁迅速找到了那个“吴聊”。

赖欢欢对着电脑屏扫几眼，被明显带色的图案羞恼了，气愤地说：“是他吗？荒唐，不要脸！”赖欢欢习惯地伸手去摸键盘，被父亲的手断然挡住。

赖一仁也看清楚了，QQ的聊天平台上，“吴聊”正脸皮厚厚地粘住个“美女”，送出一连串的KS，还打上肉麻的字眼：哥闲着，睡不了，美眉陪哥吧……

赖一仁生气地“呸”了一声，转过头关照女儿：“你要看，就在旁边坐着，别出声，我来对付！”

赖欢欢委屈地瞧瞧父亲。赖一仁神色严峻，毫无通融的余地。她只得轻轻叹口气，情感复杂地把目光从屏幕上挪开。

赖一仁单刀直入，觅住“吴聊”道：“你是俞小庆！？”

吴聊：……

赖一仁：我是倒霉透顶的赖老师！

吴聊：……

赖一仁：你别闪！你知道老师做事的风格，我已经锁定了你的IP地址，需要的话，我还能查清你的住址！

吴聊：老师，对不起……

赖一仁：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你害苦了老师，害苦了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为钱？我亏待你吗？

吴聊：我上了当……

赖一仁：无欲则刚。你上当，别人怎么不上当？年纪轻轻，路还长着，钱就比一切全重要？

吴聊：我不像从小生活在蜜糖里的孩子，我一无所有，全靠自己！

赖一仁：穷要穷得有骨气。你能力强，可以正大光明获得一切。

吴聊：赖老师，你们的理想主义，我受不了！我做不了苦行者。

赖一仁：你懂得什么是苦行吗？你见过印度的苦行者吗？他们哪有你的潇洒。你根本没有吃过什么苦！

吴聊：我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就拥有让自己安心的财富，不要像父辈，到老了受苦。

赖一仁：凭自己的本事，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吴聊：太难了。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光凭本事，想富起来，难于上青天！

赖一仁：我们没有时间，讨论复杂的思想问题。作为老师，我想说，你起码要有做人的底线。你至少要懂得法律的厉害。你逃？逃一辈子？

吴聊：……

赖一仁：你可以回头，要快回头，还来得及！

吴聊：来不及了，我拿人家很多钱……

赖一仁：不要把钱看那么重。拿了，可以还！

吴聊：……

赖一仁：用掉的，还不上，老师帮你补！

吴聊：对方很厉害的……

赖一仁：怕啥？今天的中国，纵有无数问题，还找得到讲理的地方！

吴聊：赖老师，我知道你对我好，我对不起你。你放过我吧，我很难回头了。

赖一仁：你就打算永远东躲西藏地过下去？

吴聊：老师，你不要穷追我，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赖一仁：什么交代？

吴聊：赖老师，真的对不起，我要走了……

屏幕上，“吴聊”的字眼晃了晃，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赖一仁身旁，一直沉默观看对话的赖欢欢，咬牙切齿地骂了句：“混蛋！”

赖一仁的十指，从键盘上滑出。长年敲打键盘，指尖长出了薄薄的老茧，滑过键盘时，麻木地毫无触觉。他看看愤愤不平的女儿，无奈地叹气，没有做声。

赖欢欢试探地问父亲：“报告警方吗？”

赖一仁显然在沉思，目光在灯光下闪烁不定，许久，他回答女儿：“等等看吧。俞小庆说要给我一个交代。我想瞧瞧，到底是什么交代。”

“我们及时报告，也许，警方能查到他住址啊，”赖欢欢说，“迟了，他又溜走。”

赖一仁说：“他肯定是在哪个小地方临时租房，拎只箱子就能走，哪里会等到警方去查。”

赖欢欢问：“你觉得他的话可信？给你什么交代啊？”

赖一仁道：“也许吧，他会再来联系， 毕竟是他主动说的话。”

赖一仁对自己培育多年的学生，依旧存了点模糊的希望。

关上电脑，父女俩均失去了睡意。赖一仁刚喝过咖啡，又被与俞小庆的交流刺激了神经，大脑皮层难以安静下来。赖欢欢虽然接连打着哈欠，见父亲不想去睡，也就不肯回自己的房间去。

赖一仁走到窗户前面，把只留了一条缝的窗敞开来，让新鲜的带着夜间气息的空气灌进屋子。他用力伸直躯体，疲惫的肌肉绷紧了，一块块地在背部和腹部突起。年轻的时候，赖一仁喜欢锻炼身体，举杠铃，练长跑，坚持了三十来年。在中学里，每逢校运动会，代表教师参加比赛的，少不了赖一仁。现在，他偶然还会去一次健身房。打下的底子尚在，身体比同龄人强健得多。对于经常需要熬夜的人，身体状况，显得特别重要。

赖一仁回转身，见女儿默默地注视着自己。这种神情，让赖一仁回忆起去世的妻子。她也是那样，在他烦恼的时候，会无声地陪伴着，很长时间，悄无声息地待在一边。他不开口，她也不说话。

赖一仁问：“想什么呢？”

赖欢欢说：“在想俞小庆的那些话。”

赖一仁问：“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那是他为自己的丑行狡辩！”赖欢欢沉思着道，“不过，他的市侩主义，想轻易获得财富的念头，很普遍的。机会到面前，无法抵御诱惑。”

“你呢？”赖一仁看着女儿问，她的双眸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赖欢欢坦诚地道：“我们的内心，缺少你们年轻时的理想。现实，很灰。如果，我不是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像俞小庆的家庭，穷得恐慌，我？真的很难讲……”

赖一仁想着女儿的话，有些儿走神；他的背部倚在窗台上，感觉夜风冰凉地刺激着身体，从脊椎一直凉到脑门。赖欢欢觉得父亲的脸色不好看，忧心地问：“我说错了吗？”

“没错，你讲的是真心话。”赖一仁离开窗台，走回沙发，面对女儿坐下，“没有理由，强迫你们按照前辈的头脑思考。如果理想过于缥缈，最后难免露出虚伪。我们曾经为此而痛苦。你们对理想主义反感，不是讨厌美好，而是讨厌虚伪。就像恩格斯分析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太多的高妙的哲学体系，最后使德国人讨厌哲学本身。你们讲究现实，现实的土地坚硬，踩上去心里踏实。当然，不能像俞小庆那样，以现实主义为借口，自甘堕落，走向另一个极端。”

赖欢欢品味着父亲的话语，一汪秋水般的眼睛，渐渐黑亮而深邃，在吊灯的照射下，清澈动人。她认真地对赖一仁说：“爸，我会好好想想！”

八

俞小庆在网上迅速闪了，直接的原因，还不是为了逃避老师的追问，他被粗鲁而急迫的敲门声给惊吓了。

最近这些日子，他逐渐体验“惊弓之鸟”的含义。门板上“砰砰”的声响，竟然使他心惊肉跳。

他慌乱地敲打着键盘，退出了电脑。撞击木门的拳头，还在连续使劲。俞小庆仔细辨认着，稍稍稳住神。他听清楚了，有人边敲门，边喊着他的名字。是俞小庆的房东，那个粗壮的江西汉子。

“没有教养！”俞小庆嘀咕着，从椅子上站立起来，走向油漆味十分刺鼻的房门。房东过来，敲门像打雷，大概觉得房子是他的财产，敲坏了也无人责怪。第一回，是俞小庆刚住下的那天，房东夜里十二点多也这般狠命敲门，把俞小庆吓得不轻。胆战心惊地开了门，房东说，半夜起来上厕所，见他屋子里的灯一直亮着，以为他睡着了，忘记关灯，就过来瞧瞧。房东就住在对门。他有两套房子，是拆迁分的。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收钱，抬腿就能跑过来，实在方便。当时，俞小庆气恼地告诉房东，自己习惯夜里上网，拜托他，深更半夜，千万别胡乱敲门，吓死人。

房东让俞小庆安静了几天。今天，又怎么啦？

俞小庆开了半扇门，身子堵住门缝，没有让房东进来的意思。那条粗壮的汉子，竟然是穿件睡衣站在他的门外，眼屎挂在鼻梁旁，睡眼惺忪的样子。俞小庆板着脸问：“大半夜的，你有啥事？”

“我有啥事？是你有啥事？！”汉子愤愤地嚷，“你想放火烧房还是烧人？你煤气上烧啥啦？”他用力一挤，就把俞小庆撞开了。

厨房就在门旁边，他上前一步，动作飞快地扑向煤气灶，立马关掉火头，气势汹汹地冲着俞小庆喊：“你要找死，自己找地方去，不要在我家里害人！”

俞小庆恍然大悟。上网前，他在灶上烧了一壶水，现在，水已经烧干，金属的壶身烧红了，发散着难闻的气息。

房东余怒未息，红着脸嚷嚷：“我的祖宗！要不是我上厕所，感觉味道不对，来敲你的门，今天出大事了！”

俞小庆觉得理亏，赶紧道歉，说自己上网，忘记了时间。

汉子瞪圆了眼睛，“你成天不出门，夜里上网不睡觉，你到底干啥事的？”他离开之前，将尖锐的目光，直统统地刺向俞小庆，像是警察审问小偷。俞小庆被他看得发虚，心脏一阵猛烈跳动；赶紧垂下眼帘，低头哈腰地将房东送走。

俞小庆是在火车上遇见这个汉子的。

他离开上海，买了南下的火车票，漫无目的地开始飘荡。身边有了很多的钱，那几张银行卡里，存放着过去做梦也没梦到过的数字。逃离之前，他是兴奋的，看来，一切安排得十分顺利。火车一旦开动，确认危险已经甩在身后，他的心，却在火车轮子规则的震动中，渐渐虚弱起来，就像连续熬夜修改程序，疲惫不堪，神经与手脚一起出现麻木。他要去哪里？原先按部就班的生活，尽管无聊，此刻，却感到了不知所以的恐慌。

他不敢买飞机票，也不敢买火车卧票，那均要登记姓名。他在火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游荡，从黄牛手中倒了张坐票。去哪儿，完全没有目的。只是溜之大吉，先离开上海再说。

普通的慢车，塞满了旅客，空气中混杂着汗酸味、狐臭味，还有，不远处厕所里散发出的骚味。钻进鼻腔里，稍微文明点的，要算啤酒的气息了。坐在俞小庆对面的，是个粗壮的中年人，脚下，摆着一只带嘴的塑料桶。俞小庆知道，这桶，经常被市民用来装烧菜的油，眼下，汉子是用它盛放啤酒。满满一桶酒，在车厢晃动的灯光下，闪耀着迷人的黄澄澄的色彩。

汉子给自己倒了一杯，举着塑料桶，友好地问俞小庆：“来点吗？”

俞小庆彬彬有礼地谢绝。他不敢在路上喝酒。尽管多数的钱，均存入了银行卡，但是，身边的背包里，还有十来万现钞。

汉子多喝了几杯，话头就多了。他告诉俞小庆，他是为企业跑市场的，天天在路上打发时间，不喝酒，闷得慌。因此，他买好火车票的同时，必定灌满一桶啤酒。路上，他从来不吃别的，就喝这个，液体面包。人家担心，喝多了，忙着上厕所。他已经练出本事，让水分多数从汗毛孔里排泄出去。汉子说着，还敞开外衣，让俞小庆观赏。里面的棉毛衣，果然汗淋淋的，湿了一大片。俞小庆哭笑不得，傻傻地朝汉子咧咧嘴。

一起旅行了几个小时，汉子一直喝酒吹牛，渐渐的，俞小庆对这位智商不高的汉子，也就没了戒心。当汉子听说，俞小庆是外出寻找工作，尚未有明确去向时，立刻热情地介绍道：“哎，去我老家啊。别看县城小，这几年，发展快啊。找工作？你有文化的人，容易！容易！”

俞小庆本来没有目标，经他这么一说，觉得去小地方躲躲不错，干脆就顺道下坡，认这汉子做了朋友。

待到了目的地，俞小庆才明白，汉子表面愚蠢，内心却有另一种狡黠。他把俞小庆带到家乡，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俞小庆租他空余的房子。为这个目的，他起劲地帮俞小庆找工作。他说，俞小庆是文化人，得做体面的活。俞小庆一领教，所谓的体面，就是帮当地的土豪老板当差记账。俞小庆哪里肯干这个？他手里不缺钱，只是想找个住处躲躲，为此，遂了汉子之愿，租下对方空余的房子。汉子问他要身份证复印件。俞小庆多了份心眼，回答说没带在身边。汉子斜眼乜他，充满了狐疑，当即开口多要一千元；说借房给没身份证的，他担风险；一千元，小小的抵押，拿来身份证就还俞小庆。虎落平阳被犬欺，俞小庆只得依了他。

俞小庆低头哈腰地送走汉子，看看烧干的壶，觉得唇焦舌干，无奈地灌了水重新烧。他不敢再去上网，坐在厨房里等水烧开。肚子饿得叫唤起来，他从抽屉里翻出两包速煮面。他看着那面，有些讨厌。连吃几天了，实在没吃头。难道他赚来那么多的钱，只能放在银行卡上，过这般没味道的日子么？他咽咽口水，开始怀念公司的午餐。现在回想起来，赖欢欢买来的盒饭，总是色香味俱全。

赖老师方才的话，针一般刺在心口上。他俞小庆未来的路还长。为了刘某人给的那些钱，那些能数难用的钱，他永远像鼹鼠般躲藏吗？

水终于煮开了。把水灌进速泡面的纸盒时，湿漉漉的水汽在眼前弥漫，他的脑子重新活跃开。俞小庆冒出一个念头。他不能便宜了刘某人和他的后台老板。他必须寻找逼他们就范的办法，或许，自己也有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九

成方又收到了沙丽的电子邮件。

成方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沙丽的态度。在知道成方有一个儿子，并且得知成方想带他出来留学的计划之后，沙丽究竟如何反应，对成方非常重要。

沙丽在邮件中说，医生早有结论，严重的器官损伤，使她无法怀孕。她一直为此懊恼，成方的消息，简直是上帝送来的最好礼物。只要成方能够把相关的问题处理好，她热烈地盼望成方的儿子去北美。

成方看着沙丽发来的文字，又喜又愁。开心的，当然是沙丽接受了自己的计划；发愁的，则是那句“把相关问题处理好”的暗示。

成方理解沙丽的意思。相关问题，当然是指成方与崔丹妮的婚姻关系。回来的这些日子，种种意料之外的变化，成方还来不及与崔丹妮讨论结束婚姻的问题。成方更担心，她会不会把儿子作为谈判的筹码？

在邮件的后半部分，沙丽告诉他一个比较开心的消息。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领馆的李小姐，去探望她的伤病。那是公私兼顾的事情。既代表领馆对华裔的关心，也是老朋友的一份心。李小姐见沙丽依然无法行走，连去中国的夙愿也不能实现，未免唏嘘。李小姐问沙丽，有没有可以帮忙的，比方说，回中国去，试试中医的康复治疗。沙丽微笑着谢绝了，说她还是沿着西医的路线走下去。后来，沙丽提到祖辈想捐赠房产的遗愿，可惜在几十年土地使用费的问题上遇到了障碍。李小姐听明白了缘由，当即让沙丽写了一份说明问题的材料。她相信，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事，总找得到合适的折中办法。

从申领签证之后，成方对李小姐的印象非常好。他感叹，新一代的外交官，素质绝对一流。李小姐不轻易允诺什么，但是，她竭诚地帮助成方他们解决困难，让人真实地体验到祖国的关怀。成方相信，李小姐不是敷衍自己的老同学。沙丽给她写的材料，她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报告国内的有关部门。也许，问题会出现转机。

这份电子邮件，另有一个体积庞大的附件。成方下载它，用了十几分钟。沙丽告诉他，自己在病床上闲着，就请照料她的前夫，帮忙翻检祖父和父亲留下的资料。找到一份祖父的回忆录，是毛笔手书，装订成册。沙丽的中文阅读水准有限，加上祖父的毛笔字是草书，越发难读。因此，她把回忆录用照相机一张一张拍了，全部发给成方。成方懂书法，读起来不成问题。这些文字，能让成方更加体会到沙丽祖辈的心情，也明白沙丽为什么坚持要了结祖辈的夙愿。

于是，通过网络传输过来的照片，在挥洒自如的行书中，成方和老人的思维相遇了。沙丽的书法知识有限，把行书认作草书了。

那是在半个多世纪前，老人写下的回忆录。其中，关于捐赠房产念头的由来，沙丽的祖父做了一番细腻的表述：

我本江南布衣。生逢清室末年，值千年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一介书生，实进退两难。

朋辈乡党，燕赵豪爽之士颇多。结社为盟，印报出刊，奔走呐喊，集会密谋，挽大厦之将倾，救中华于存亡之际。

我天性懦弱，手无缚鸡之力。除六尺书屋，万事茫然。其时，应朋友之邀，情面难却，文人雅集，叼陪末座。

国之将亡，朝廷之中，亦有忧国忧民之士。与西洋交手，屡战屡败，便生维新除弊之心。招募青年士子，进习西洋文字，以备不时之需，实为应急之举。我被选入，幸或不幸，而今无话可说。

抵京修习，目睹世事繁杂。民间之火，四下蔓延。朝廷方寸已乱。维新保皇，势同水火。京畿之地，谣言四起。朝不保夕，人人惶恐。

大隐于市，书生惟有苦读。与江南友朋疏远，势所必然，其间误会颇多。个别朋友，指我成朝廷奴才，情断义绝，当无从解释。

恰在此时，朝廷下诏，欲选派官员，出使南洋。海外华人，厌恶清廷，南洋侨领，募捐居首，革命党业已坐大，情势断难挽回。安抚之差，似不可为，乃诸多同僚共识。诏书下达，竟无人愿接，单等往欧洲或者美洲之差。

毛遂自荐者，我也。非以为能，实则无能，风雨飘摇日，寻个躲闪处而已。负责选拔之要员，听罢满心欢喜。挥笔一勾，报上峰销差去了。

临行惶恐，苦不堪言。朋友们视我变节，为朝廷走卒。出走南洋，犹如鸵鸟。蝇营狗苟，偷安一时。

在南洋奔波，其间辛苦，自不待说。清朝腐朽，恶名远扬；清廷使者，自然连遭白眼。少数侨领，惯于两面下注，也有少许捐助，竟是悄悄行事，天黑月高之际，暗中捧来银两。革命党人，声势日盛，我辈荒唐，如夜行宵小。京城同僚，指南洋之差不可为，实为高明。可惜，我早无退路。

待武昌反抗，全国响应，庞然清廷，雪崩倒塌。消息传至南洋，侨民欢欣庆贺。天亦亡清，气数早定。危墙之下，我辈仓皇！

回国之路，已然断绝。成为王，败为寇。寇之卒，亦为寇，人人皆曰可杀，乃久远规矩。想在南洋落脚，也难以安生。当地均视为清廷走卒，如何待得下去？

几位朋友，北美过来的，或商人或使节，劝我远行，可选美洲。万里之遥，无人认识我等，乃安生立命好去处。万般无奈，我听从劝告，决意渡洋而去。

棘手之事，需笔巨款，备疏通和安顿之用。为清廷募捐，虽则艰难，也到手不少，折算起来，值数千白银。政府土崩瓦解，孤悬海外之臣，谁还记得？动身之前，手中所有，换为银钞，悉数带走。来南洋日久，政府并无发放俸禄，取之有理，实无理之理。

横渡大洋，天苍苍，水茫茫，顿时有去国怀乡，满目萧然之感。暗自对天立誓：沙家祖辈清廉，绝对不做有愧列祖列宗之事。不得已带走财物，将来加倍归还国人！

孤身陌路，如何谋生？彼时北美，华人稀少，欲当教书先生，也寻不到学子。幸得当地朋友指点：带银子过来，不如买点房产，长年出租，保衣食无忧。其时百无聊赖，惟有如此，收租读书，打发无尽之时光。

上天可怜，无意买下房产，凭时间庇护，竟然数倍升值，糊涂中成为富翁。当年誓言，兑现时机已到。1949年，由儿子陪伴，回归故国，到得上海。故友云散，敌我均是旧梦；如何兑现诺言，遍寻不得门路。偶然读报，见有主张教育救国者，甚有感触。这点小钱，大事做不成，买处房产，捐给慈善机构，办所儿童学校，也算了却心愿。

上海房产顺利买下，尚在找寻可捐赠的机构，政治风暴，迅雷不及掩耳扑来。共产党的军队，很快要打进上海，凡薄有资产者，均惶惶不可终日。我乃清之余孽，革命党人记着账，共产党断难饶恕！三十六计，走为上。不得已丢下已置办之房产，狼狈跑回北美。兑现誓言之事，推至遥远的将来。

人生莫测，天意难知。封笔唏嘘不已。沙家后人，谁为我了此夙愿？

成方仔细阅读着老人用小楷写下的回忆录。恍惚中，时空交错，代沟模糊起来，距离消失了，他接上了那段历史。

从十九世纪过来的那代人，其坎坷艰难，是二十世纪的成方们所不清楚的。成方一直觉得，像自己一般命运乖僻者，世间不多；其实，沙丽祖父的痛苦与挣扎，也许远甚自己。老人历经磨难，却坚韧地要实现当初的誓言，那一种人生的信念，那一番执着，让成方怦然心动。

作为后来者，无论如何，成方将帮助沙丽完成此事,让长者地下安心。

他面对老人苦涩的回忆文字，亦立下了誓言。

十

早上，起床的时候，赖一仁觉得头晕。勉强地拉开窗帘，把半启的玻璃窗顶开大半截。清晨新鲜的空气，像喷涌的泉水，呼呼地灌满了屋子。可是，没用，脑袋依然沉重，家具似乎在晃动，房间里的一切，着了魔似地摇摆、扭转。赖一仁不敢硬挺，赶紧回到床边，慢慢坐下，让心跳缓下来，然后，轻轻地放平身子，笔直地躺到了硬板床上。

有高血压的家族史，赖一仁对自己的血压状况，是十分敏感的。前些日，俞小庆闹的乱子，赖一仁表面上不太在乎，内心伤得厉害。毕竟是多年用心栽培的学生，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连着几夜，睡到凌晨三四点就醒了，再也没法睡，眼睁睁地等天亮。赖一仁很少失眠，即使妻子病故前的日子里，因为在医院陪夜，陪得晕晕乎乎，倒头就能入睡的。这一回，是连续缺觉。头晕，肯定是血压又上去了。

赖一仁有经验，只要躺上半天，不吃药，也能压下去。他给女儿房间的分机拨了电话过去，说自己熬夜，上午补睡觉，不到公司去了。赖欢欢要给他准备早饭，他说不必了，并且关照，公司里有急事，一定来电话。

听到赖欢欢关门出去的声音，赖一仁拿起床头常备的冷开水，喝了几口，以舌尖轻轻抵住上颚，开始用深呼吸调节躯体，放松，放松，再放松，帮助血液的流动轻缓下来。这是赖一仁自己摸索出来的降低血压的办法。

房间里非常安静，听得到饭厅里挂钟下摆的摇晃。屋子外面，是小区的绿地，有人在遛狗，偶然传来主人呼唤宠物的叫声。徐徐吸气，缓缓吐气，他就在这样有节奏控制的呼吸中，重新入睡了。

如果没有外力的打搅，也许，他可以睡到中午。

他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他睁开眼睛，看看熟悉的房间，一切东西均恢复了平静，没有摇晃的感觉了。不安静的，惟有床头柜上的座机。

赖一仁拿起话筒柄，耳机里传来女儿急迫的声音：“爸，吵你睡觉吗？”

赖一仁知道女儿的细致，没有十分紧急的情况，她绝对不会在他想睡觉的时候打电话过来。“没事。你说吧。”赖一仁回答。

“公安局刚才通知我们，说俞小庆去经济侦查总队自首了！”赖欢欢嗓音，显得高亢尖利，不知到她是兴奋还是紧张。

赖一仁立刻从床上坐起来，两只脚悬在床边，连拖鞋也顾不上套，“是什么时候去自首的？”

“公安说，俞小庆今天清晨到上海，直接去自首了！”

赖一仁心里一喜，这孩子，说要给老师一个交代，原来是自首啊！他问道：“公安那面的意思如何？我们能去看他吗？”

“我问过，正在做笔录。是徐处长直接打电话来的，想把情况告诉你。我说你人不舒服，在休息，他便让我转告。徐处长说，俞小庆态度不错，交出一大笔钱，说是人家雇他做黑客的报酬。除了用掉一两万，其余全交了。”

“你赶紧给徐处长追个电话过去，说我们给俞小庆补那个缺口，他用掉多少，我们补多少！”赖一仁高声关照，“你先打电话过去，我马上到公司，我们再商量！”

赖一仁把话筒放回座机的时候，觉得头又有些晕。刚才比较兴奋，大概血压升高了。不过，此刻已经不愿意重新躺回床上。赖一仁从床头柜的药瓶里取出降压片，就着冷开水吞下，打算立刻出门了。

在出租车上，赖一仁用手机联系了本公司的顾问律师，委托他去看望俞小庆，充任公司为俞小庆请的辩护律师，向经济侦查总队了解情况，并且代表公司，把俞小庆用掉的那笔钱补交给公安。赖一仁要求律师转告俞小庆，欢迎他回头，公司不会放弃他，老师更不会放弃一个优秀的学生。在说这些话时，赖一仁的眼圈湿润起来，声音也有些异样。与律师合作多年，彼此十分熟悉。对方听出了赖一仁的激动，安慰他道：“赖总，你放心，我立刻去办！”

赖一仁曾想求助于自己的校长老朋友，希望他利用公安特约监督员的身份，出面介入，帮帮学生。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倒不是担心老朋友为难，而是不愿利用特权。“我们知识分子，经常对法治侃侃而谈，自己遇到棘手的事情，却也想找门路，那正是虚伪！”在个人的博客上，赖一仁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此刻，他记起那些振振有词的言论，提醒了自己。

律师的动作相当迅速。赖一仁在公司里草草吃过午饭，和赖欢欢正讨论着俞小庆的情况，律师已经从经侦总队回来了。胖胖的中年人，跑得一脸油汗，金丝边眼镜的镜片上，弥漫着水凝的雾气。见了赖一仁父女，赶紧道：“那个俞小庆，摊上的事情真不小，光他交出的现金，就是对方雇佣他黑网的报酬，足有一百几十万，幸亏他手紧，只用去两万不到。”

赖一仁关心地询问：“钱全部交出去，是否可以作为民事处理？”

律师喘喘气，接过赖欢欢递上的茶水，喝了两口道：“他主动自首的行为十分重要。另外，他有重要的检举立功的表现。”

“立功？”赖欢欢疑惑地问，“是检举雇佣他的人吗？”

“详细的情节，我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分析。有一点是肯定的，俞小庆脑袋够用，他回来自首之前，想法进入了雇佣他的老板的电脑，下载了许多文件，包括证明他们是如何策划、利用俞小庆的。”

赖一仁父女惊讶地对视了一眼。他们刚才讨论了各种可能，俞小庆为什么突然回来自首，惟独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招。

赖欢欢兴奋起来，双眸闪闪地冒出光来，“那么说，有材料足以证明，俞小庆仅仅是被人利用？”

律师沉思着道：“这些材料，因为是非法入侵别人的电脑所获取，法律是否能够采信，很难说。不过，对事情的清晰，显然非常有益。”

“雇佣俞小庆的，应该是那位叫什么崔海洋的公司吧？”赖欢欢问。刚才，她已经把吴语曾经有的疑问报告了赖一仁。

律师点点头，“俞小庆进入的正是他们的电脑，崔海洋的和刘总经理的。他向警方解释，因为对方与他没有签订合约，仅仅是现金交易。他需要证明自己的话语，不得已进入他们的电脑窃取资料。”律师转过头，看着赖一仁道，“赖总，这个现在需要绝对保密，警方再三关照了。”

赖一仁的神色十分严峻，额头上的伤疤，深深地凹陷，可怕地堆积在乌黑的眉毛上方。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崔海洋始终是魔障和阴影。他们前辈子结了什么梁子？赖一仁说：“我明白其中的利害！崔海洋是大人物。要扳倒他，经济侦查总队的人，做不了主。他们得层层上报。不能打草惊蛇！这些情况，到我们三个为止！”他特别关照赖欢欢，“对吴语也不要讲。尽管我非常信任他。但是，他们毕竟是至亲，让他回避此事，对他是保护。”

听赖欢欢应了一声，赖一仁又道：“等下午上班时间，我会直接找经侦总队的徐处长，与他再讨论一下。”

吃了简单的午餐，赖一仁顾不得稍稍休息，直奔经济侦查总队而去，熟门熟路地进了徐处长的办公室。他找徐处长的目的，直截了当，希望与俞小庆通一个电话，当然，是在经济侦查总队有人旁听的情况之下。这段时间的交往，让徐处长开始了解赖一仁，尊敬这位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政协委员来信以后，局长的批示，又十分有利于赖一仁，赖一仁依然彬彬有礼地支持经济侦查总队的工作，百问不烦，不由得使徐处长相当佩服赖一仁的涵养。这一次，他痛快地答应了赖一仁的请求。

电话那一端，俞小庆听到老师亲切的声音，一如既往的父亲般的关怀，小伙子竟然轻轻地抽泣起来。在赖一仁的记忆中，这是从来没有的情况。从小的生存环境，让俞小庆身上长出坚硬的外壳，感情的表露，是十分稀罕的事情。

俞小庆：老师，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赖一仁：你能回头，老师高兴！

俞小庆：我听进你的劝，我年轻，不能为一点钱，躲一辈子。

赖一仁：你的决定非常好。公司等你回来，你的才学不会无用武之地。

俞小庆：我没脸见伙伴们……

赖一仁：年轻，谁没有做错过事啊？

俞小庆：我也许要吃官司……

赖一仁：我们有最好的律师！相信法律吧，你的路还长，我们会一直支持你！

俞小庆：律师把老师的意思告诉我了……

他又开始抽泣，呜咽着说不下去。

赖一仁：赖欢欢说，她的学长是有抱负的男子汉，碰了墙回头，一定有出息！

俞小庆：谢谢她，我对不住她的信任……

赖一仁：你回来了，应该先到公司来啊，我们可以陪你去自首。

俞小庆：我也想过，先来对你说一声。不过，我给老师的麻烦够多，我要向公安说明，这件事情，完全是我个人做的，与老师您，与公司根本没有关系。

徐处长一直守在电话机旁边，待赖一仁挂断电话，他说：“赖总，前一段时间，我们对你怀疑过头，我正式道歉。”

赖一仁：“你们职责所在，我理解。我只希望我的学生，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是他的错，该怎么罚，理所应当！他还年轻，又有本事，是可以报效国家的人才。”

徐处长：“你放心，我们会认真客观地分析问题！”

赖一仁放下电话，才发觉自己出了一身虚汗，后背湿淋淋的，衬衫里面的背心，阴冷地粘着背脊，非常不舒服。头又开始晕眩。一系列动感情的谈话，敏感的血压，不可能无动于衷。

赖一仁顾不得后背的湿冷，昂头往沙发靠下去。他需要立刻休息，马上让神经舒缓下来。徐处长见状，倒了杯开水过来，关切地问：“你不舒服？我叫医生来？”

赖一仁喝了点开水，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麝香保心丸，含了两颗，又缓解片刻,觉得舒服些了，就谢绝了徐处长的提议，离开了经济侦查总队。

老了！赖一仁突然深切地体验到，身体器官一旦老化，自我控制能力就大大下降了。

以前，面对再困难的境遇，比如“文革”疯狂的日子，精神与肉体一起受到沉重打击的时刻，他的身躯，总是忠实地与他的大脑协调一致，坚强地挺过去。现在，他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一旦连脚下的路也走不塌实，还谋算什么远大的计划？

孩子们，到你们接班的时候了！

在出租车上，他给赖欢欢打个电话，说他和俞小庆交谈过，相信问题会有合理的解决。赖欢欢听出父亲的声音虚弱，中气不足,问他身体如何。赖一仁淡淡地回答，没啥特别情况，只是累了，所以，他到公司后不想处理事务，让女儿应付一切。

赖一仁又含了一颗保心丸。他将头昂起，靠在出租车的椅背上，昏昏欲睡，听任车子颠簸着，在大街上缓缓而行。

十一

早上，吴语出门的时候，崔丹妮提醒他：“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早些回家吧。我准备了面条。”

吴语听着母亲温馨的话语，瞧见她美丽的发卷上，悄然长出的几根白发，闷声道：“妈，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这没头没脑的话，崔丹妮听得懂。昨夜，母子俩敞开来长谈。崔丹妮把她与成方的故事讲给儿子听，说到成方打算带吴语出国留学深造，吴语不假思索地回答：“妈，我不离开你！”

当时，崔丹妮劝过吴语，说他还年轻，有学习的机会，不必放弃。吴语固执地摇头。崔丹妮问他：“你现在不急着决定吧。见见你的生父，好好聊聊，如何？”

吴语不置可否，还是一句话：“妈，我不离开你！”

母子俩谈到凌晨两点才入睡。谈话的气氛，没有随着梦境消散，一直缭绕在小小的居室里，缭绕在饭厅的桌子上方，所以，吴语没头没脑的回答，是昨夜交流的继续。

崔丹妮为儿子的态度而感动，心中却十分纠结。她愿意儿子有更加广阔的未来，即使，那需要儿子高飞远走，远远地离开自己。

崔丹妮说：“吴语，今天请赖老师一起来家吧。别说生日的事，就说我请他过来，让他见一个人，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他。”

“谁啊？”吴语问。

崔丹妮笑笑，“你就按我的话，告诉赖老师。”

吴语犹豫地说：“赖老师不愿意来呢？”

崔丹妮想了想，有七成把握地回答：“你请请看，也许他会过来。”

吴语点头应允，匆匆地上班去了。

崔丹妮心里计划，把赖一仁和成方一起请来。今天，是吴语的生日，他们俩，均是吴语人生中重要的角色。这还是次要的原因。崔丹妮打算，趁着给儿子过生日，把该谈开的事情，均谈开了。谈开了，该放下的，兴许才能彻底放下。

不放下，又如何？崔丹妮的人生，将近二十多年，失去了曾经有过的色彩，步履蹒跚，走得太沉重。作为一个普通的母亲，她为儿子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现在，她能不能把吴语的未来，托付给这两个男人？一个是他的父亲，另一个，则是父亲般的老师。成方与崔丹妮的关系，也许，如一江春水，根本没了倒流的可能，但成方与吴语的血脉关系，是无论如何也割不断的。成方打算把吴语带出去深造，崔丹妮听了，既有几许不舍得，又感觉欣慰，毕竟男孩成年了，有父亲操心更合适；假如吴语不打算出国去，那么，留下来，自然是继续跟随赖一仁，前程也看得到，是有保证的。想到这些，崔丹妮觉得，自己肩膀上沉甸甸的负担，有了卸下的机会，顿时轻松许多。她唯一没有把握的，是吴语与成方，这对至今没有见过面的父子，能否谈到一起？赖一仁是成熟的男子，又是吴语绝对信任的老师，他在场，交谈的气氛会好一些。再说，崔丹妮希望赖一仁与成方直接见面，至少，崔海洋在崔家与成方间挖的陷阱，要由他们面对面揭开盖头。赖一仁与成方，这两个似乎绝无关联的男人，生命的轨迹，竟然出现了交集之处。命运，简直是太诡异了！

崔丹妮给成方一个电话通知，非常平淡地告诉他，她已经和儿子谈了过去的事情。今天是吴语的生日，如果成方愿意亲自和吴语沟通的话，可以到家里来，她会准备面条，大家聚一下。

崔丹妮平静而干脆的话语，让成方摸不着深浅。他试探地问：“我给吴语带点什么呢？”

“随便吧。”崔丹妮依旧是不冷不热的声调。成方的沉默，让崔丹妮猜测到他的踌躇和为难，随即为他解围道：“你带蛋糕吧。吴语喜欢甜食，巧克力的最好。”

成方当然一叠连声的答应。他渴望见到已经二十几岁的儿子。先前，他始终猜不透崔丹妮的想法，担心崔丹妮设置障碍。今天，崔丹妮主动邀请，他又喜又惊。主要的担忧，是怕崔丹妮以儿子作为要挟，不同意办理离婚的手续。不过，成方反复思考过，毕竟婚姻早就消亡了，崔丹妮没有死缠烂打的必要吧？何况，这次见面，成方感觉崔丹妮变化很大，完全不是记忆中那么骄横，那么不讲理。也许，经济上的协商是免不了的。成方从心底愿意补偿崔丹妮。二十几年，她一个人把孩子养育成人，辛苦与付出，自不待言。

崔丹妮在通话结束时，又告知一个消息：“我还请了吴语的老师，他对吴语的帮助非常大。”她见成方没有反映，补充了一句：“吴语一直尊重老师的意见。如果你希望吴语出去读书，一起商量商量吧。”

成方终于听到了崔丹妮比较明确的意见，听出她不反对吴语出国留学。成方高兴地道：“好，好，我应该当面感谢老师对吴语的帮助。”

“噢，你把当年在香港拿到的收据，就是为崔海洋送画的收据，带上吧。”崔丹妮说。

“为什么？”成方不解。

“为澄清点事实。”崔丹妮平淡地说，“见面再讲吧。”

快下班的时候，吴语进了董事长的办公室，来请老师去家里做客。赖欢欢跟过来，追在吴语屁股后面，好奇地问：“怎么回事啊？这么神秘兮兮！”

下午，赖一仁关门不出，在办公室里放松地休息，身体算缓过来。他不敢大意，想早点回家歇着。听到吴语代表母亲发出的邀请，赖一仁感觉怪怪的，相当意外。说为了吴语的生日，那明显是托词。尽管崔丹妮是早年的学友，最近也见过，但是，毕竟生分了，其间还有道不明的历史纠葛。他沉吟着问：“你过生日？你母亲还请了谁啊？”

“另外请了一个人。”吴语老实地回答老师，“想让你见他。”

“谁？”赖一仁纳闷地问。

“是我的父亲。刚从国外回来。”吴语轻声回答，眼睛里是一种茫然的神色，“我也没见过。”吴语又补充一句。

这么多年，在吴语填写的履历表上，从未出现过父亲的角色。当了几十年教师的赖一仁，自然知道，其中必有蹊跷。现在，冷不丁冒出来一位父亲，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看样子，崔丹妮的生活，很不正常。赖一仁暗自摇头，冒出点怜香惜玉的心绪。

中学时代的崔丹妮，纯真美丽的形象复活了。赖一仁问：“为啥要我见他？”

“不知道。”吴语摇摇硕大的脑袋，“妈说，对你也重要。”

赖一仁奇怪了，“对我重要？”

赖欢欢道：“莫名其妙！你说清楚啊！”

吴语看看她，摊开双手，“我说不清。”

赖欢欢说：“行啊，你说不清，晚上听你母亲说呗。”她询问父亲：“我陪你去吧？”看得出，涉及吴语的事情，她内心充满了好奇。

赖一仁反问：“没有邀请你吧？”

赖欢欢问吴语：“你说呢？”

吴语老实巴交地答：“我妈说请赖老师。”

赖一仁说：“客随主便。还是我一个人去。”

赖欢欢嘟着嘴道：“不去就不去。”她转过脸，认真关照吴语：“老师白天有点不舒服，得让他早点回家休息。”见吴语“嗯”了一声，她才放心了。

赖一仁没有和吴语同行。他问清了地址，让吴语先回家去，他说要办点别的事，七点以前，一定到达。吴语当然听老师的，乖乖地先走了。

赖一仁刚才特意问吴语，客人还有谁，是存了点疑心。如果崔丹妮另请了崔海洋，他就谢绝邀请了。听到还有吴语的生父，赖一仁倒也生出几分好奇，为了自己的学生，想会他一回。不过，赖一仁无论如何想不出，那人与自己会有何等瓜葛。他毕竟是阅世很深的人，很快，大致推理了事件的各种版本。他觉得，崔丹妮安排此次聚会，逻辑上最大的可能性，是吴语的生父，那个突然出现的海外归来者，要把吴语带出国去，崔丹妮希望他这个当老师的，一块儿帮忙拿主意。只有这一种版本，会把赖一仁拖进他们的家事。因为崔丹妮知道，吴语信赖他的老师。

赖一仁在吴语家附近的商场里转了一圈。第一次去崔丹妮的家，他不想空手进门。可是，买什么，均觉得不合适。最后，他买了一盒水果礼盒，十二只硕大的桃子，这是适应任何场合的大众化礼品。他提着礼盒，慢悠悠地朝吴语家走去。

这条街，他隐约记得从前来过。听吴语说地名时，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走进幽静的街道，回忆渐渐清晰起来。中学时代，崔家就住这里啊！不过，分明不是原来的房子。当年，崔家住的，是一处带花园的洋房。虽然地处同一条街，吴语和母亲现在居住的，则是普通多层住宅里的一个单元。赖一仁昂头，看看上方灯光明亮的一个个窗口，却没有马上按门铃的意思。他心里一动，退回来，继续在穹盖浓密的梧桐树下缓缓行走。一种时空错位的滋味，酸溜溜地掠过内心。一眨眼，竟然已经挥霍了三十几年的时光！那时，他和崔家兄妹才十几岁呢，多么光亮的岁月！

赖一仁是只顾潜心向前的男子。在他的人生际遇中，很少左顾右盼，更不会回头流连叹息。此刻，他却有了回味以往的心情。一味匆匆赶路，是否错过了行程中的许多风景呢？赖一仁在转角站定，抬起头时，见一弯月牙刚刚爬上梧桐树的顶端。这让他想起很久以前的月亮，想起童年时在月亮下听故事，当然，也想起“文革”中那个疯狂的夏夜，他是在明媚的月光下，被崔海洋一批红卫兵揪出来狠狠批斗。

几十年，月色依旧。他想，在广袤的星际，月亮是微不足道的小行星，渺小得犹如恒星抛出的石块；对于人类，对于只有短暂生命的个体，月亮却代表了永恒，永远的光明。汽车从他身边开过，长长的尾气，于月色下散开，如尘埃轻飘飘地消失了。月色，还是无声而宁静地铺在路面上。人，真不能把自个看得太重了。

十二

是吴语为老师开的门。崔丹妮不在客厅中。厨房里飘逸出浓郁的香气，女主人应该正在忙于烹调。客厅的沙发上，站立起来一位高大的中年男子。硕大的脑袋，形状与吴语煞是相像。毋庸置疑，这就是吴语的亲生父亲了。看样子，第一次见面的父子，谈话并不顺当。两个人的脸上均呈现出尴尬的神色。赖一仁的出现，多少打破了屋子内的僵局。中年男子迎着赖一仁走过来，高高地抬起手臂，“是赖老师吧？我叫成方。”他声如洪钟地说道，同时握紧了赖一仁的手。

年轻的时候，“文革”后期，最无聊的时候，赖一仁研究过易经，习学了相术。那些杂书，原本属于一位远亲的长者，赖一仁从他黑漆漆的后厢房里翻出来。胆小的老先生，一方面关照他不得给旁人看见，另一方面，竟细心地点拨了他。即使后来进入高等学府，系统学习现代科学，赖一仁并不觉得相术是纯粹的瞎扯。至少，人的“相”与他的内心，有经脉相连的关系。此刻，成方给他的第一个印象，非常不错。天庭开阔，鼻挺唇厚，乃正派端方之人。当成方面朝自己走来时，赖一仁如此做出了初步的判断。至于对方与崔丹妮如何演绎了复杂的人生故事，就不是赖一仁的功力，所能估算出来。

“我叫赖一仁！”他从成方手中抽回自己的手掌，简单地回应了一句。这时，他看见崔丹妮从厨房里出来，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是几碗冒着热气的面。色泽鲜艳的浇头，碧绿的鸡毛菜，亮泽的大排骨，好看地点缀在面条之上。崔丹妮一身厨装，洁白的底色，镶了浅蓝色的边，显得非常精神。赖一仁看着惊奇。他的记忆中，崔丹妮的形象，是高傲、脱俗与优雅，绝对不是出入厨房的小女子。他心中暗自感叹，时间之手，雕琢人生的力量确实强大。

吴语见母亲进来，乖巧地上前，接过了沉甸甸的托盘。成方跟过去帮忙，把面碗安顿到桌子上。

崔丹妮温和地笑着，“赖老师，欢迎你过来！吴语报告过吗？我只有几碗简单的面条啊。”

赖一仁笑道：“吃到你亲手做的面，难得！”

晚餐的气氛，被在座的几位，以无关要旨的闲谈，刻意地营造得轻松和谐。席间，只有崔丹妮的一句问话，让尴尬短暂地出现。

崔丹妮说：“吴语，出国留学的事情，你们谈得怎样？让赖老师听了，也帮助出主意。”

吴语埋头扒拉着碗里的面条，鼻子浸润在从面汤腾起的雾气中，没有抬头，瓮声道：“回答他了，我不去！”

这话，显然让成方难堪。一个“他”字，明显地表达了父子间的鸿沟；“不去”，更是直接的抗拒。在这样的语境里，赖一仁说什么也不合适，只得继续吃面。他明白了，过去从未见过面的这对父子，刚才肯定是谈僵了。难怪，吴语给老师开门时，赖一仁觉得屋子里的气氛不对。

崔丹妮显然也不想当赖一仁的面，让纠缠的家事更加复杂，她换了话题说：“赖老师，今天请你过来，实在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你和成方先生当面谈清楚。”她把脸转向成方道：“你把当年那张收据，就是在香港交接画的收据，给赖老师看看。”

崔丹妮乍然挑起的话题，让在座的两位当事人相当纳闷。成方迟疑了片刻，他看看崔丹妮凝重的神色，觉得她的话是认真的，便站起身子，走到沙发旁边，从随身携带的皮包中，小心地取出一只塑料封套 ，回转身，想交给崔丹妮；崔丹妮用手轻轻挡开道，“我看过了啊，你请赖老师过目。”

赖一仁尚在狐疑中。他猜不透，这位素不相识的归国男子，身边有何宝贝，崔丹妮坚持要给他看。待他把塑料封套徐徐打开，眼光狐疑地一扫，看到了几行用钢笔书写的潦草字，隔开的时间不短了，钢笔墨水的色泽已然暗淡，但字迹还能看清楚。赖一仁眉毛一跳，额头上的陈年伤疤，颜色顿时变深，充血似地扩张开来。他大吃一惊，这张陈年收据上，书写的内容竟然与赖家的陈年旧案相关：“现收到，崔海洋先生委托专人送达的八大山人《听涛图》一幅，保证按照约定的方法处理。”末了，是一个签名，签得龙飞凤舞，很难辨认清晰。

紧张而愤怒的情绪，笼罩着赖一仁的脸庞，代替了他温文尔雅的风度。充血的陈年伤疤，突突地跳跃着，像一条急待窜出，投入搏斗的猛蛇。成方注意到赖一仁情绪的急速变化，他难以理解，自己递过去的纸条，一张二十多年前的收据，对赖一仁何以有那么强的刺激。他纳闷地用眼神询问崔丹妮。崔丹妮扭过头，没有马上搭理成方，倒是关切地注视着赖一仁的神情演变。一旁的吴语惊呆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老师如此愤慨的神情，即使在知道俞小庆背叛时，老师的脸色，还是保持着惯常的平静。崔丹妮发现，赖一仁的双手，那双男子汉的大手，这会儿竟然无法自控，微微地颤抖。

赖一仁终于重重地吐出一口气来，紧捏着那张收据的手指松开来，纸页从掌心飘落，飘到铺着洁白台布的桌面上。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赖一仁的内心经历了剧烈的震荡，无数往事，包括“文革”中个人和家庭的遭遇，似狂暴的风雨，袭击了他的脑海。在暴风雨的中心，晃动着崔海洋那张狞笑着的脸，两片薄薄的始终振振有词的嘴唇，永远把真理、歪理和无耻混杂在一起搅动的嘴巴，配上从来不知道羞愧的三角眼，形成了令人厌恶的特写。

这时候，崔丹妮才缓缓对成方说：“收据上提到的那幅画，是赖老师家里的祖传之物。崔海洋借抄家之机，偷偷占为己有，然后利用你去卖给海外收藏客。”

成方惊骇地瞪圆了眼睛，“他连偷鸡摸狗的事情也干？”

崔丹妮痛苦地皱起眉头，“我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哥哥是这样卑劣的角色。可是，事实明摆着。”她转脸看着赖一仁，“赖老师，对不起，非常对不起。”

“猪！”吴语狠狠骂道。他从来不讲粗话，但是，此刻，他被自己的舅舅的无耻惊呆了。崔海洋伤害的，恰是吴语最最崇敬的老师，他的气愤可想而知。

赖一仁的神态，却平息多了，他亲切地拍了拍学生的肩膀，“吴语，这事，与你们完全无关，是崔海洋个人所为。”他问成方：“我能够保存一份复印件吗？”他的手指，点点桌面上那张发黄的收据。

成方看看崔丹妮，回答道：“赖老师，原件由你保存吧。我不再需要它。我把它一直存着，这次带回来，只是想向崔丹妮说明，我当初背乡离井，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崔海洋的逼迫。”

崔丹妮不动声色地说：“我们间的事情，以后再说吧。让赖老师保存这张收据，很好的主意，如果他想向崔海洋追索陈年旧债，我们可以出面做证！”

赖一仁完全冷静下来，他淡淡一笑道：“谢谢你们的好意。这收据我就留着呢，只是为家族保留一份记忆。”

他小心地把发黄的纸页折起，重新安置到塑料夹里，继续说道：“至于崔海洋，他长年干的坏事，远远超过当年的小花招，肯定要被新债旧债一起清算。”他淡淡一笑，“我们大家不妨等着瞧。”

十三

崔丹妮收拾掉碗筷，把准备好的水果端上桌子时，成方正接听宾馆来的一个电话。关掉手机，他对吴语说：“我第一次参加你的生日派对，所以为你订购了一台手提电脑。机器到了，新型号，功能比较强，你工作上用得到。”

听了这话，吴语年轻的眼瞳里，霎时闪现出一道光亮。他转过脸，与赖老师交换了一个眼神，会意的眼神。他们同时记起，十多年前，吴语初中毕业的那个炎夏，吴语为了偷玩赖一仁的新电脑，几乎铸下大错。不过，也正是这份酷爱电脑的缘，让师生俩并肩走到今天。

“好啊，”赖一仁微笑道，“明天带到公司来，让我们大家见识一下新型的设备。”

“我想，”成方迟疑着说，“我想让吴语和我一起去宾馆，把电脑取回来，行吗？”他把询问的眼光投向了崔丹妮。

成方分明是想和儿子单独再谈谈。崔丹妮大度地说：“吴语，你就去一趟。”

吴语说：“我要送赖老师回家。”

赖一仁笑了，“为什么要你送？我不认识路？”

吴语还想争辩，他记起了赖欢欢的叮嘱，赖老师身体欠佳，要他照料。赖一仁用目光制止了他。吴语看见，老师很坚决地撇了撇嘴唇，示意他跟成方去。吴语向来服从老师的意见，就把涌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崔丹妮说：“你们去吧。时间还早，赖老师难得来，不急，吃点水果？”

赖一仁点点头，“不急，不急。”他看看桌上的果盘。崔丹妮费了不少心思，各种水果均去了皮，红的黄的绿的，精致地拼成图案。不尝尝，对不起崔丹妮花的功夫。

父子俩将要出门，崔丹妮突然问：“你还过来吗？”

这句话分明是丢给成方的。他高大的身躯在门框前停住，回过头，试探地问崔丹妮：“我和吴语一起回来吧，我还想和你谈点事，可以吗？”

崔丹妮淡然说：“随你吧。我和赖老师先吃水果。”

父子俩出门以后，屋内顿时安静下来。墙上的挂钟，摇头晃脑的律动，声音清晰起来；窗子外面，不时传来汽车轮子碾过街面的沙沙声；附近，不知哪家的婴儿，在不称心地啼哭，哭声如音乐般在空中回鸣。崔丹妮把果盘推到赖一仁面前，“吃点吧，苹果和猕猴桃，我挑选的，很新鲜。”她细心地准备了不锈钢的小叉，亮晃晃地搁在小盘子里。

赖一仁知道，崔丹妮想打破寂静形成的尴尬，也就配合地把水果放进自己面前的小盘子，同时尝了一口苹果，“嗯，很甜。”

赖一仁没有在父子俩出门时就告别，除了礼貌，确实还有聊几句的念头。尽管崔丹妮与成方的关系是巨大的迷，赖一仁却没有刺探他人秘密的好奇心。让赖一仁很想与老校友聊一聊的，是另外的原因。

赖一仁进入崔丹妮住宅之初，就觉得室内的空气有些特别。待坐定后仔细辨别，赖一仁猜测，这屋子的主人，经常在焚香。缭绕在屋顶下方的，不是时髦的增加温馨感觉的芬香，而是庙宇中才有的气息。赖一仁的祖母，长年虔诚地供奉观世音菩萨，每月有固定吃素的日子，每天均要燃香念佛。她说，赖家的老宅，有一回差点被烧为灰烬，前面几排房子，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她不肯逃离，坚持给观世音点香祷告，最后，火势在接近赖家大门的当口，被突然转向的大风给卷走了，赖家算逃过一劫。由于祖母的信仰，赖一仁从小熟悉香烛的气味，所以崔家室内可疑的气息，让他非常纳闷。如果这里也有人长年供奉香烛的话，只可能是崔丹妮所为。

当年，那位傲气逼人的少女，竟会和自己的老祖母殊途同归？赖一仁百思不得其解。

饭前，赖一仁去过洗手间。走到洗手间门口，香烛的气味，越发浓郁了。洗手间隔壁，是女主人的卧室。门紧闭着，那浓郁的气息，是从门缝里逃逸出来。赖一仁心中更加清楚了。崔丹妮确实已经归入虔诚的佛教徒之列，她供奉菩萨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卧室。

难怪，最近重新见到崔丹妮，赖一仁觉得她的脾气性格，与自己原先的记忆，差距甚大。现在，赖一仁略微明白其中的奥秘：由于新的信仰，崔丹妮改变了，她比年轻时候温和许多，不再咄咄逼人，不再追求鹤立鸡群的姿态。随之而来的，眉宇间，好像有另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神情。赖一仁说不清那是什么。是看破红尘的淡漠？是厌倦俗世的冷峻？由于成方的出现，赖一仁知道崔丹妮人生之路的坎坷。许多从宗教信仰中寻找抚慰的心灵，是由对命运的绝望起步的。

成方保存的收据，代表着故事，崔丹妮的悲剧，八成与她哥哥有关。崔海洋，连自己的妹妹也不肯放过，逼得成方与崔丹妮各奔东西，害吴语从小见不到父亲。吴语古怪的脾性，也是拜这位舅舅所赐！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利益熏心的家伙？在愈发仇视崔海洋的同时，一种对崔丹妮母子的怜惜之心，油然而生。

赖一仁想起三十多年前的旧事，想起他的高中时代，那时，他曾经是初中生崔丹妮的引路人。他们之间，有过深入的思想交流。恍若隔世啊。赖一仁几乎忘却的往事，一页一页地在眼前打开。他开始强烈地关心起这位老同学，像关心一位久已失散而突然冒出来的小妹妹。

赖一仁吃着水果，随口问：“如果吴语愿意出去留学，你怎么打算？”

崔丹妮笑笑，“我？一个人，轻松许多了。”

赖一仁摇摇头，“你舍得？二十几年，你一个人培育吴语，不容易！”

崔丹妮神色黯然，“只要对吴语有好处，我会习惯。他真能出去深造，我倒是无所牵挂了。”略一停顿，她补充道：“我把吴语之外的一切，均看空了。独自一人，怎么安顿均不难。”

听崔丹妮讲出如此言语，赖一仁感到自己并非无端猜疑，崔丹妮不仅仅是信了佛学，甚至已经滋生了遁入空门的可怕念头。

赖一仁说：“空即无，无即有；因此，无所谓空与色，无所谓有与无。”

崔丹妮笑道：“赖老师，你研究过佛学？懂得真多。”

赖一仁自嘲道：“全是皮毛而已。早年，读过一点宗教的书，很渊博的学问，要深入就难了。后来，我突然感悟，其实，除了庙里的大和尚，我等凡人，最高的修为，大概就是‘佛在心中’了。”

崔丹妮听到这里，眉毛一跳，敏感地道：“赖老师，你是在开导我？”

赖一仁狡黠地眨巴着眼睛，“没有啊！你有啥需要开导的？我不过是接你的话题，信口开河，随便一说。”

崔丹妮感慨地道：“你知道的比我多，与你谈话，总是愉快，就像在中学里……”崔丹妮说到这里，瞥了对方一眼，不无伤感地收住了话头。

赖一仁换了话题说：“你培育出一个好儿子，在我教过的学生中，像他这样天赋高、人品佳的不多。你不容易啊。只要你信得过，不管他是否出国深造，我将一直把他看成自己最好的学生。”

崔丹妮感动地道：“你不计较过去受到的伤害，刻意培养吴语，没有什么合适的话语能表达我的心情。吴语遇到你，是他的造化，也是他和你的缘分。”

赖一仁诚挚地说：“我早就看清楚了，崔海洋是崔海洋，你是你，你们从一个门洞出来，走的不是一样的路。”

崔丹妮漂亮的双眸闪了闪，几乎要闪出泪花来。她深深地看了赖一仁一眼，迅速地避开了赖一仁的目光，捏住不锈钢小叉，叉起果盘里碧绿的猕猴桃，放进了赖一仁的盘子里。

十四

崔海洋的垮台，比任何人的预料，都来得快。

在众人眼里，崔海洋是有背景的大人物。他也一直这样吹嘘：谁谁谁，是他老爸的部下；谁谁谁，是他在部队里的战友；谁谁谁，又是一个大院里从小玩大的铁哥们。那些个谁谁谁，当然是比他位高权重的。旁人无法核实真假，只得姑妄听之，姑妄信之。

崔海洋竟然稀里哗啦地垮了。

事情说穿了，就不稀奇。俞小庆提供给公安部门的材料，是他从崔海洋他们的电脑里挖出来的。要作为法律惩罚的依据，显然不够条件。但是，作为一种线索，作为监察部门追查问题的线索，还是非常具体的。那些材料显示，崔海洋的得力助手刘总经理，在境内境外有多个秘密账户，存有大量资金的秘密账户。那么庞大的资产，与他本人报告的收入，有明显的差距。监察部门决定从刘某人入手，打开突破口。

刘总经理是在办公室被带走的。据看见的人说，刘某显得很镇定，跟在纪检人员的背后，走出大楼时，脸上还带着不在乎的微笑。

后来，传出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进去之后，依然十分沉稳，并且咬紧牙关，尽量以沉默回答询问。熟悉他的部下猜测，他是在学张春桥。他多次提及张春桥在受审时的表现，认为张是只“模子”，干脆一言不发，看你们拿他咋办。旁人反驳他，“坦白从宽么，张春桥是自找倒霉！”刘某冷冷地回答:“宽啊严啊，统统唬人，结果，早就内定了！”

这样一只老狐狸，怎么会背叛崔海洋呢？

审查他的人员，心里清楚，他装成铁口铜牙，是对主子存了幻想，认为崔海洋一定会想办法，捞他出来。他知道的秘密多，崔海洋救他，等于救自己。审查人员击溃刘某防线的办法，十分简单。他们在恰当的时机，给刘某看了一段崔海洋的日记。崔海洋的日记，放在加密的U盘里，U盘又放进保险箱，自以为双重保险。殊不知，他在电脑上写日记，并存入U盘时，搞到那些文字，对于高手俞小庆，如囊中探物。崔海洋的日记，是俞小庆交给警方的材料之一。看了日记文字，刘某人彻底垮了。日记所记载的情况，是崔、刘两人的秘密，外人绝对无法伪造。最让他寒心的，原来，崔海洋早就安排过刘某的后事。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把他派到南美的分公司，在那里设计他“自然”消亡，让他肚子里的秘密，彻底烂掉。

刘某人绝望之余，开始配合审讯人员，把他所知道的内幕，特别是崔海洋鲸吞国有资产的秘密，全部端了出来。他不但希望立功，而且请求受到保护。他担心，神通广大的崔海洋，为了灭口，会突施毒手，把处于审讯中的他干掉。

崔海洋曾经视为轿夫的一干人等，俞小庆、刘总经理等等，突然变成将他掀下宝座的掘墓人，是尖锐的讽刺，是生活的黑色幽默。

崔海洋长期位居大公司说一不二的位置。现代企业的门面辉煌，掩盖了山寨土大王的实质。偌大一个企业，没有谁敢对他说个不字，副手们均是唯唯诺诺的走卒，一旦出问题，就是惊人的大案。根据刘某人的坦白，纪检部门进行初步调查，崔海洋违法所得，至少达几千万之巨，其他腐败行为，亦骇人听闻。天网恢恢，即使崔海洋有几个靠山，谁也不敢出手搭救这样的罪人。那一阵，崔海洋知道刘某被审查，预料大祸降临，打算用假护照出逃，人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被纪检部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拿下了。

正应了赖一仁的话，崔海洋干的坏事，比当年偷两张画，严重得多，他逃脱不了被严惩的下场。据说，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在纪检部门向他出示“双规”通知书的当口，不但脸色刷白，而且吓出一泡尿来，弄湿了棉毛裤的裤裆，让执行人员恶心得要吐。

所谓不可一世，仅仅是糊在脸面上的一张薄纸。

听到崔海洋垮台的信息，成方一度认为，沙丽讨回房产，捐献给幼儿园的计划，障碍消除，将顺利得多。他不懂，许多事情，依然存在说不清的纠葛。沙丽写的材料，经李小姐的手，转给了主管华侨事务的部门，后来，却是泥牛入海没消息。成方又到房地产管理部门询问，回答模棱两可，让他非常无奈。

身在多伦多的沙丽，等得不耐烦了。据照料她的台湾先生报告，沙丽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火，叫嚷着，要成方回去。

成方明白沙丽的心事。作为女子，见成方久久滞留上海，她最不放心的，当然是成方与崔丹妮重归于好。看样子，成方不能在上海傻等，需要回加拿大，把沙丽的心先稳住。

让成方有所慰藉的，是在崔丹妮的劝说下，吴语和他的关系逐渐缓和了。出国留学的事情，吴语依旧不接受。他坦诚地对成方说：“妈太苦，我不能离开她。”成方见孩子如此坚持，懂得他的赤子之心，当然不好再说什么。内心里，成方对崔丹妮多少存点愧疚之意。不过，他的心已经给了沙丽，没得选择，只好遂儿子的愿，由儿子来陪伴崔丹妮的余生。

行前，成方直接去儿子服务的公司，拜访董事长赖一仁，感激赖老师多年来栽培吴语花费的心血。他带去了北美优质的西洋参，漂亮的铁盒子装着，希望赖老师接受微薄的心意。

赖一仁笑道：“我从来不吃参的，中国的、西洋的，全部不吃。”

成方为难了，“还让我收回去啊？”

在崔丹妮家第一次照面，成方给赖一仁的印象就不错，见他窘迫的模样，赖一仁就道：“我真的不吃。你可以给崔丹妮啊。她的身子单薄，是需要补补的。”

成方挠挠头皮道：“我给她任何东西，她都不肯收。要么，麻烦赖老师，你转送她吧。”

赖一仁摇头：“我代你送？算什么事！你何不给吴语呢？让他去尽孝心。”

一语点破梦中人，成方立刻称是好办法。

赖一仁说：“那你付些报酬吧！我的金点子值钱啊。”

“什么？”成方没听懂。

赖一仁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扇面，洁白的纸页上，还没落下任何色彩。他说：“听崔丹妮讲，你在书法上很有造诣。朋友新送的扇面，你愿意留下墨宝？”

赖一仁如此开口，成方自然痛快允诺。见办公桌上备着毛笔和墨汁，知道赖一仁也是书法的爱好者，说了声：“献丑”，随即取了毛笔，潇洒地在扇面上挥洒起来。仅仅几分钟工夫，连上下款，一气呵成，看得赖一仁连声夸赞：“不愧是童子功啊！”

赖一仁取过扇面，见那上面，是秀丽的小楷写的行书。如此秀气的小楷，非常适合扇面的尺寸，只是难为了高大的汉子成方！赖一仁细看他写的内容，却略感惊讶。五言诗四行，意思并不连贯，实际上是互不关联的两对。因此，中间还特地留空，表明有所隔断。

前面一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跟着一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赖一仁客气地讨教：“把这些名句写在一幅扇面上，有特别的意思吧？”

成方憨笑着道：“只是一时之兴罢了。前面两句，少年时练字，喜欢写，有一回，被老爸教训过。”

赖一仁感兴趣地问：“你老爸如何说？”

“他用扇子敲着桌子问我，懂句子的意思吗？我说，佩服那气概。老爸竟然板着脸道，气概？你懂个屁！古往今来，有几人能做到？如此的空话，是诗人诳语，做人，当不得真！”成方回忆着，不胜感慨，“那时候，嘴上不敢驳老爸，心中是非常不服气的。直到中年之后，才慢慢品出老爸的哲理，是非常实在的道理。”

赖一仁不由轻轻鼓起掌来，“你老爸是高人！”他随即又道，“如此说来，这后两句，应该是你现在喜欢的境界了！”

成方点点头，“是啊，品出了人生之悟：有些苍茫的无奈，更有些悲壮的温暖。”

赖一仁听罢，深有同感地道：“你这扇面写得实在有意思，并非随意摘几句古人名言。我今天是有大收获了！”说着，他把写好的扇面收入一个纸套，细心地封了口，随后放进了旁边的书橱。

约莫下午四五点钟光景。城市的空气难得地好，高楼上的天空，竟然接近透明的蓝。从这里的窗口望出去，几幢楼宇的间隙，正演绎着夕阳的惊艳：鲜红的圆滚滚的太阳，光芒四射，能量充沛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几片温情的云彩，好看地点缀在四周的蓝天上。

赖一仁关拢书橱的门，目光挪开，正好面对着窗外的夕阳、蓝天和云彩。黄昏，独具别样的美！他心里不由一动。“人间少有喜剧。不过，亦并非全是悲剧。”这段话，是从哪本书上读到的，一时竟记不起来。不过，其中的哲学意味，非常切合他此时的心境。

成方站在他的身后,悄无声息地欣赏着城市的落日。他喃喃地道：“雪原山峦间的落日，更加壮观，更加震撼！”

赖一仁转过身子，看看他，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出来。语言，无法表达过于复杂的内心。赖一仁想，只有一个太阳，从地球上不同的位置观察，感觉则有很大的差别。不过，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导，却也不稀奇了。

生动呈现现代道德生活

实际展开的过程

——评孙颙长篇新作《缥缈的峰》

王纪人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至今都已进入耳顺或知天命之年，孙颙是其中始终敏锐着并不断与时俱进的一位。他是较早写知识分子家族史和命运史的，这有三部曲式的长篇小说为证（《雪庐》、《烟尘》、《门槛》），在当时是颇具前沿性的几部作品。他一直忙于公务，在沉潜较长时间之后，令人意外地抛出了书名为《思维八卦》的思辨性散文集，涉及经济、金融、宗教、哲学等多个领域，在写作中痛且快乐地“体验着迷乱和顿悟不断交织的过程”，记录了他对外部社会和精神世界探索的踪迹。之后他在《文汇报》上又陆续发表有关文化艺术、股市金融、国企改革、社会问题，乃至国际局势等时事评论和建言，俨然以时评家、杂家的面目出现，令知道他小说家、出版家等身份的人大出意料。这种逸出文学的写作活动和跨界思维，大大拓展和加深了一个文学作家对时代的认知和思考，使他在接下来的小说创作中充满信心并游刃有余地切入当下生活，触及多数作家还相当陌生荒疏的领域，以新的题材和人物、新的视角和立意、新的灵感和激情书写错综复杂变动不居的新时代。长篇小说《漂移者》塑造了一个跨国公司的冒险家马克在上海五光十色的生活和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把新兴行业和新的社会现象写进了小说，并融入了人生哲理。在事隔一年多之后，2014年《收获》长篇专号(春夏卷)又发表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缥缈的峰》，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一非线性的叙事结构

《飘渺的峰》是一部面向现实、立足当下，又不乏历史感的小说，这就决定了作者不采取按时间顺序发展的线性叙事模式，而是基本上从人物目前的状况、遭遇、行动的叙述开始，再对事件的前因或人物的前史进行回叙，把现在时与过去时交织起来叙述。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叙述中，建立起自己的叙事结构。如第一章“千山鸟飞绝”就从成方与沙丽在加拿大一滑雪场极具画面感的描写开始，然后回叙二十多年前随父从加拿大来曼谷旅游的沙丽如何在古玩店见到帅气的伙计成方时怦然心动，在得知他被富婆欺凌后又独自去古玩店，决定以两千美元的原价买下被富婆撕碎的郑板桥兰竹图并请他修复，把他从老板逼迫的钱色交易的绝境中解救出来，后来在加拿大开始了二十多年交往、五六年同居的感情史。然而在这段浪漫爱情的背后，他们各自有过一段婚史。小说分别回叙了他们的过往，沙丽是因为丈夫抛下她坚决跟随公司返台湾参与政治而离婚。成方的故事更为复杂，他并未离婚，而是因酒醉脱离团队滞留香港，后又去泰国避祸使婚姻名存实亡。于是叙事又回到了当下，两人决定同飞上海，成方办理离婚手续，沙丽探视祖父当年在上海购置的别墅。当他们再次去滑雪时，沙丽意外撞到树上造成下半身瘫痪。这个飞来横祸像是宿命，于是作者笔锋便转到一个世纪前沙家的秘密故事——祖父在东南亚当外交官时曾收到华侨给清政府的捐款，辛亥革命后无人再管，因为怕革命党清算，便移居北美。四十年代他曾在上海购置了大房产，对这笔沉重的欠债祖父曾有遗愿未了，所以灾祸不断。在这一章中，作者避免了非线性叙事容易零碎凌乱的可能，对成方和沙丽各自婚姻的前因后果以及两人从邂逅到同居的经过作了完整生动的描述，可谓丝丝入扣，入情入理，引人入胜。第二章“城春草木深”和第三章“乱花迷人眼”之间的关联更见密切。从写少年吴语开始，揭示其身世之谜。原来他是成方与崔丹妮婚姻的结晶，却用了外祖母的姓，而成方在去香港前并不知道妻子已孕。小说追叙了吴语在父亲缺席下的成长史，他孤僻的性格和数学才能。然后作者宕开一笔，写“文革”中作为中学红卫兵的崔海洋和崔丹妮兄妹是如何暴力斗争“反动学生”赖一仁的，而赖后来却成了吴语所读中学的教导主任，并且在下海办软件公司时，聘用大学毕业的吴语和另一个数学尖子俞小庆为助手。在这两章中，过去时与现在时的交叉叙事可谓平分秋色。就当下叙事而言，主要涉及在崔海洋的幕后操纵下，俞小庆盗用赖一仁公司的绝密软件从事黑客活动，窃取另一家公司的机密情报，导致老师麻烦缠身，公司不断被公安侦查。这两章的现实部分写得尤为出色，充分展示了商业阴谋和现代商战的高科技含量。而过去时的回叙主要涉及崔、赖之间的宿仇，撕开了“文革”黑暗暴力的一角。第四章“长河落日圆”则主要写当下事件，成方单独返回上海，按沙丽要求捐赠祖产的计划受阻，与此同时崔海洋看中沙丽祖父的别墅，欲通过低价购进占为己有；成方与妻崔丹妮及子吴语见面；吴语临危受命；崔海洋坏事做绝，终于败露。

从上述非线性的叙事结构中可以看到，这部小说涉及了相当丰富的题材内容，它说明人生并非如人们期盼的那样繁花似锦，一马平川，马到成功，往往雾霾深深，陷阱重重，包含了诸多宿命和变故。如：婚姻的纠葛和裂变；漂泊他乡和故国难返；旧恨新仇与人心贪婪；宿债未清与世事难料等等。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也颇为复杂，主要有成方与崔氏兄妹在国内的关系线和他与沙家在海外的关系线，赖一仁与崔家也是一条重要的关系线。

二政治与海外漂泊者

爱情和婚姻是多数小说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缥缈的峰》中侧重表现在特殊年代里政治对婚姻举足轻重的影响，成方与崔丹妮的结合就是典型的案例。成方是来自小县城的青年军官，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而今帅哥麻烦多”。他做梦也沒想到一纸调令把他调到沿海大军区干休所，先是女所长对他盘三问四，然后年轻貌美的崔丹妮对他关怀备至，最后一个副部长出马。原来崔丹妮早在文工团时就相中了他，作为将门之后的官二代利用父兄权力关系对成方作了调动，并动用母亲、哥哥从中斡旋甚至软硬兼施，使他不得不作出“坚决服从”的回答。这既因权势的压力，可能也有高攀的诱惑，而崔丹妮的“飒爽英姿”也是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取向的。所以对这椿意外的婚姻，他是既“被动”又“欣然”接受的。小说描写的成方与崔丹妮的婚姻是典型的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那是缺少男女双方感情基础并由一方包办的婚姻怪胎，这在“文革”时期高干子弟的婚姻中并非独一无二。作者并未简单附和自古以来强调“门当户对”的婚姻箴言，更没有归罪于平民和小地方出身的成方，而是归咎于缺乏感情基础靠家长权力的强制性结合，再加上以势凌人，妻子把丈夫当作“解闷的玩物”，妻兄又把妹夫作为发财的“垫脚石”，从而造成了一段不道德的“屈辱的婚姻”。双方原有地位的不平等，加上一方用不平等的态度来加剧不平等，这就必然造成很大的婚姻隐患。当成方被崔海洋派遣去香港走私一幅古画后，对自己被利用从事违法活动十分不满，这才是他滞留不归的深层原因。而在潜意识深处，也只有远离中国大陆，离开崔家的势力范围，才能摆脱愈来愈蛮横无理的妻子和阴险毒辣的妻兄，摆脱令他无比屈辱的婚姻。如果说权力政治既是缔结他们婚姻的纽带，那么它同时也是摧毁他们婚姻的利剑，独守空房二十多年的崔丹妮其实也是受害者之一。而成方虽然“受传统道德的束缚”，希望用合法的程序来结束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但他毕竟在海外享有了男欢女爱互相默契的同居生活。至于沙丽与焦先生的婚姻倒是有情有义的，可惜最终也毁于无谓的政治——公司的老板和职工都是台湾某一政治联盟的成员，他们为了避免在台湾政治中被边缘化，作出了集体返台的政治选择，最终导致了沙丽与丈夫的离异。小说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分别写了一则由权力强扭在一起的婚姻最终名存实亡，以及另一则美滿婚姻最终被政治摧垮，应该是寓有深意和令人感喟的。

成方与沙丽各自失败的婚姻在小说中构成了一种偶合，而成方与沙丽祖父都是因故不能返国的海外飘泊者，虽然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也构成了一种偶合。在“文革”前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年代，像成方这样不告而辞或逾期未归的因公出境者，是有可能定性为“叛国者”和“出逃者”的，如果回国将受组织处分乃至法律制裁，这就是他们有国难投的苦衷。沙丽祖父在清末民初政权交替权力暂时真空的年代，有侵吞华侨捐赠购置私产之嫌，所以只能移民并长期羁留北美，直到临死也未能实现捐赠给学校的宿愿，只能由已经丧父的沙丽来实施。正如其遗嘱中提及的：“我乃淸之余孽，革命党人记着账，共产党断难饶恕”，“不得已丢下已置办之房产，兑现誓言之事推向遥远之将来”。成方在外漂泊阶段，因为有文物鉴定和修复方面的一技之长，尚可糊口，但毕竟是“黑户口”，过的是动荡不安的生活，甚至遭遇台湾特工的策反。即使后来随老板投资移民到加拿大获得了合法身份，也难以洗刷“叛国”的罪名。他一直以为像他这般命运乖僻者世间少有。当他读到沙丽祖父的遗言后，才知道前人的痛苦与挣扎，也许远甚自己。直到二十多年之后，领馆经过甄别，指出成方当年以那种方式离开肯定是错误的，但没有做过不利国家的事，也没有附和别有用心者的拉拢，沒说过危害祖国的话。结论为“擅自滞留境外，鉴于已入外籍，不存在重新认定护照了。”成方终于获得了中国领馆签证，并“欢迎以海外游客身份回国观光，投资或经商”。小说有关成方签证过程的描写说明他的情况是记录在案并经过内查外调的，也反映了相关政策已变得相对宽松，同时也为他归国后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沙丽祖父与成方两代漂泊者的坎坷人生，都是颇有代表性的。小说固然是虚构的艺术，却在虚构中描绘了众多因政治原因成为海外漂泊者的真实历史和悲苦心情。

三从“文革”到网络时代

赖一仁与崔海洋的旧恨新仇是小说中另一条重要线索，他们的矛盾从“文革”一直贯穿到网络时代，而这几十年的历史正是《飘缈的峰》最基本的时代背景。他们本是同一中学的同学，崔海洋嫉妒赖一仁是出国留学的内定对象，认为“天下是我们的老子流血打出来的，出国留学的好事轮得到他们？”在这种当时流行于干部子弟的“血统论”和“江山论”的支配下，他要妹妹揭发她的入团介绍人赖一仁，用皮带扣打他的头。在把赖一仁打成“反动学生”中，不仅抄了他的家，还趁机把赖家的两幅古画窃为己有，甚至把他扭送派出所，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在“文革”这种丧心病狂的疯狂年代，这类事件确实层出不穷，在抄家中侵吞财物的事也不在少数，因为根本是一笔糊涂账。如果崔后来能改过自新也就罢了，但他始终藏匿两幅古画，其中一幅就是靠打通海关关系走私出境的八大山人《听涛图》。崔复员后顺风顺水，利用父亲最后一点权力和人脉关系成了国企老总，很会“用权”，做事心狠手辣。他收买了俞小庆，盗用赖一仁公司的绝密软件非法进入一家公司的电脑窃取商业情报，使赖的软件公司有违法嫌疑，陷入险境绝境。在公安局侦破期间，他又花巨款作为俞小庆的封口费，并要求他从人间蒸发。在赖一仁的人生道路上，崔海洋始终是他的魔障和阴影。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说，赖、崔的旧恨新仇这条情节线，进一步刻划了崔海洋为所欲为、阴险毒辣的性格，他善于“用神圣的名义做龌龊的事情”，小说无情地鞭挞了这个“被恶欲统治的灵魂”。

在上述这条情节线中，作者还写了一个网络时代全新的行业——网络安全企业。黑客软件在这里被提升了能级，目的是通过不断的攻防演练制造出安全系数更高、足以阻挡黑客攻击的安全软件，一般包括杀毒软件、系统工具和反流氓软件，是对病毒、木马等一切已知的对计算机有危害的程序代码进行清除的程序工具。当然，这种被制造出来的安全软件是公司的核心机密，是由各个组室的研究成果经密室中的几台电脑来合成的，只有公司的核心成员——赖一仁、吴语、俞小庆才能进入密室，而密室中的电脑与其它办公室实行物理隔断，以防泄密。像这种网络安全企业做的是防止黑客攻击的安全软件，但因为需要攻防演练，必需提高有关黑客软件的能级，好比只有魔高一尺，方能道高一丈，而且这是一个不断PK的过程。俞小庆盗用的就是一个提高了能级的黑客软件，由于从所在公司的电脑上发动攻击，就使还蒙在鼓里的老板遇上了大麻烦。作者把这个新兴产业写进小说，为情节的发展提供了网络时代的契机，并且写得有声有色，惊心动魄，波澜起伏，是这部长篇的华彩乐章。几个相关人物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刻画，他们的道德品行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这不仅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才华，也反映了作者知识结构的更新和对人生的深入思考。如果说屈辱婚姻的故事、海外漂泊者的故事別的作家也能写出来，那么关于网络时代新兴行业的故事，能够写到这个地步的作家肯定极少。

四开放的结尾

成方终于返回了阔别已久、恍若隔世的伤心之地上海，小说也进入了末章。按一般的规律，小说在此前积聚和展开的矛盾应该迎刃而解，欠情的还情，欠债的还债，无论是中国式的大团圆或好莱坞式的大结局，都很符合大多数读者的期待视野。但《缥缈的峰》似乎有所不同，所以我称之为“宿债未清，世事难料”。成方返国的目的有二：与崔丹妮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收回沙家的房产权，然后捐赠出来办学校或幼儿园，这也是远在加拿大的沙丽时时催办的两件要事。然后当成方知道自己竟然有个儿子且在妻子含辛茹苦的养育下长大成人后，也不无愧疚之心。当妻子知道他当年滞留海外不归，还有哥哥让他做走私违法之亊的原因后，也就不再谴责怨恨，而是坦然表示：“你欠崔家的，崔家欠你的，两清吧。”这倒使成方感动之余无言以对，再也不便提出离婚之事了。在小说中，吴语虽然与成方见了面，也接受了成方从国外带来的新电脑，但他明确拒绝去加拿大深造，显然这个从小“没爹的孩子”与母亲有深厚的感情，如果父母办理离婚手续，他也就不大可能认父了。小说曾留下伏笔，提及沙丽的前夫闻讯回到了加拿大，并受成方的委托住在沙家悉心照料瘫痪的沙丽，两人是否会旧情复燃，也是成方在后悔时所担忧的。另一件宿债同样未了，那就是沙丽祖父的遗愿。要捐赠房产，首先要收回房产，确定产权，从理论上并无问题，因为当年的文书齐全。但是房地局提出了难题：由于产权人五十多年未交“地产使用费”，加上滞纳金和滚动利息至少达几千万之巨，由于借给一所幼儿园，历年收到的的房租还不足以支付房屋维护费。如要收回房产，必须一次性付清连本带利的地产使用费。这可能也是中国特色，所以有类似情况的房主，面对几乎超出房价的巨额费用，大多只能放弃产权。而崔海洋恰好看中了宋家的房产欲占为已有，他可以利用在内地的势力和关系，把房产土地使用费的价格大大压低，在支付购房费用后还有足够的余额另购小房产，捐赠出来办学校或幼儿园。这当然又是中国特色，但因为他东窗事发，此事也就搁置了。

《缥缈的峰》的结尾显然是一个开放的结构，除了崔海洋因作恶多端并被自首的俞小庆揭发，且查出侵吞国有资产几千万元外，其他几个宿债均未了结。这也许是作者把它们作为悬念留给读者去发挥想象吧，但较真的读者是会有未竟之憾的。

五有关理想与道德

作者在写作《漂移者》时就已经表示，“写作需要碰一碰当代生活。”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当代，但当代生活在当代文学中时常被规避。或者在表面上也有皮相的表现，却很少进入生活的深层和内核。这跟许多作家宅在家里很少接触社会现实，满足于一知半解和想当然地臆测生造不无关系，或者仅仅把一己的经验观感视作写作的全部。孙颙的“碰一碰当代生活”应该是有感而发，不是说都去写当代，而是说在文学中，当代题材不应阙如，至少应该有写当代的意识；即使写已经消逝的过去，也需要以新的视角去表现和观照。在《缥缈的峰》中，那种靠权力强扭的婚姻，其观念和方式应该都是很陈旧的了，却复活于当代；那种血统论早该进坟墓了，却还魂于当代，而且成为腐败的一种根源，这些都值得深思。至于小说中涉及的网络安全和利用网络进行商业犯罪等，更是网络时代特有的新现象。现在网络不仅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和部门，而且在中国早已进入数亿人的日常生活，在当代题材中描写网络活动不应只是八〇后、 九〇后作家的专利。当代生活的所有基质和特性都可以也应该进入文学艺术表现的领域，其中自然包括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和人生追求等等的嬗变。在《飘渺的峰》中，赖一仁对女儿有一段颇具哲理的议论：“沒有理由，强迫你们按照前辈的头脑思考。如果理想过于缥缈，最后不免露出虚伪。我们曾经为此而痛苦。你们对理想反感，不是讨厌美好，而是讨厌虚伪。”而俞小庆以现实主义为借口，自甘堕落，必然走向另一极端。在整部小说塑造的人物中，赖一仁是较好地把握了理想和现实关系的一个人物，他志存高远，也善于捕捉商机。他不因为年轻人犯错误而歧视排斥他们，而是爱才惜才，尽力把他们培养为有用之才。当然，由于他求才若渴，也会有“重才轻德”的失误，但他决不纵容。作者在这位从事科学研究和软件制造的知识分子身上倾注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相信可以运用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来解决未知世界的问题，并且助推社会走向公平和正义。至于小说中的主角之一成方，虽然他有才且人帅，但毕竟懦弱，缺少决断，似乎始终是被动型的。崔海洋也很聪明，但基本上是“人渣”。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可以不择手段，把别人全作为工具来利用，一旦妨碍了他，便让人从人间蒸发，在他加密的U盘里，就有把为他效犬马之劳的总经理列入了在国外“失踪”的预案。崔丹妮在历经婚姻悲剧和她的人生竟遭哥哥毁坏后，倒是一改原来的蛮横，变得平和，却是到宗教中去安放自已的灵魂。至于几位小字辈，吴语的性格是成长中的，从孤僻的“闷包”变得有所担当，这是生活的磨练和老师培养的结果。而俞小庆为了迅速发财致富，不惜背叛老师投靠心狠手辣的崔海洋为虎作伥。赖一仁的女儿赖欢欢在回答父亲关于理想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内心缺少你们年轻时的理想，现实很灰，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像俞小庆的家庭，穷得恐慌，我？真的难讲……”这个话可能出自于对贫困家庭出身者的同情和缺乏信心，但还是显得偏颇和迷惘。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贯穿孙顒这部小说的重要思考之一，体现在人物的命运方面，是更偏向于现实主义的，但对于孙颙这样对生活仍抱有理想主义的作家来说，他不会放弃自己的信念，即使它是“缥缈的峰”，也将永远是一种美丽的愿景、召唤和希望。

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黑格尔主义者罗伯特·皮平教授在二〇一四年一月接受《文汇报》采访时指出：“关于艺术，黑格尔的最核心范畴是自我—知识，不是美、快感、对理念的表象、对神圣的表象等。艺术是达到自我-知识的一种集体性的努力。因此，通过艺术作品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这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角度给出的一个最简单的回答。”“生活中的那些规范”，“我们必须通过看到它们是怎样活生生地发挥作用的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而我们在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艺术中才能直接看到这些，在哲学的命题中，是看不到的。”他进一步联系文学现象指出，享利·詹姆斯笔下的人物都世故、聪明，他们身处一个古典的道德结构正在瓦解的世界，欧洲传统贵族等级制度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被来自美国的金钱所瓦解；在美国，金钱又带来了新的危机，“人们试图用金钱来买‘威望’，买人与人之间的新的等级关系。詹姆斯笔下最好的人物都试图在这种传统的评价体系已经崩溃的条件之下来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皮平教授对艺术作用的理解和对詹姆斯作品的分析很值得参考。事实上詹姆斯的时代与今天不无相似之处。在中国作家孙颙的作品中，当然也在另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中，我看到了某种伦理渴望、价值评判和试图生动地呈现现代道德生活实际展开的过程。我希望在当代文学中，有更多富有艺术创造力的作家致力于这个过程。否则“当代”将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空白。

沈从文的后半生

张新颖

说明

一、我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要写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要写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但丰富、复杂、长时期的个人精神活动，却不能由推测、想象、虚构而来，必须见诸他自己的表述。幸运的是他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我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这样写作有特别方便之处，也有格外困难的地方，但我想，倘若我是一个读者，比起作者代替传主表达，我更愿意看到传主自己直接表达。

二、追求严格的直接引述，注明出处当然是必须的；这样一来就造成注释数量过多。为减轻可能因此而带来的繁琐之感，根据注释性质的不同，作分别处理：

1.凡从《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引用的文字，采取文中夹注的形式，标出卷数和页码，卷数和页码之间用分号（；），不同页码之间用逗号（，）。如：（18；500），指的是《沈从文全集》第18卷，500页；（31；330—331），指的是第31卷，330—331页；（19；360，363），指的是第19卷，360页，363页。

2.除此之外的引用和注释，则用脚注的形式。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一章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

一、恢复“年青”，“重新安排”

一九四八年暑假，杨振声邀请北大文学院的几位朋友，到颐和园霁清轩消夏。冯至和夫人姚可崑带着两个女儿，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和两个儿子，张兆和四妹张充和与傅汉思（Hans H. Frankel)——一个年轻的德裔美籍人，在北大教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学——都来了。中间来住过几天的，还有朱光潜。不巧的是，张兆和弟媳生病，张兆和又匆匆返回城里去照料。也因此，喜欢写信的沈从文，又有了以文字和妻子交谈的机会。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五封信，前四封是一连四天写的。“我想试试看在这种分别中来年青年青，每天为你写个信。”（18；500）

这一年沈从文四十六岁。自抗战以来的十余年，与之前的各个时期明显不同，沈从文更加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纠结不去的苦恼，长时间身心焦虑疲惫，少有舒心安定的时刻。可是，在颐和园东北偏僻之处的这个园中之园，他似乎放松了下来，心情也显见地明朗。他好像有一种重新恢复“年青”的强烈冲动。给妻子的信，又出现了十多年前“情书时期”的抒情，还多了一点幽默，更增添了一种历经生活磨砺之后的韧实。

七月二十九日晚，他先“抱怨”了几句霁清轩生活的“风雅”，感到有点儿“倦”，转笔却道：“写这个信时，完全是像情书那么高兴中充满了慈爱而琐琐碎碎的来写的！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离你一远，你似乎就更近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的靠近来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别的。这才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简直是神性。却混和到一切人的行动与记忆上。我想什么人传说的‘圣母’，一点都不差。……让我们把‘圣母’的青春活力好好保护下去，在困难来时用幽默，在小小失望时用笑脸，在被他人所‘倦’时用我们自己所习惯的解除方式，而更加上个一点信心，对于工作前途的信心，来好好过一阵日子吧。我从镜子中看去，头发越来越白得多了，可是从心情上看，只要想着你十五年来的一切好处，我的心可就越来越年青了。且不止一颗心如此。即精神体力也都如此。”他回忆两个人走过的日子，赞叹“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你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满意生命中拥有那么多温柔动人的画像！”他特别说到最近，“我近来更幸福的是从你脸上看到了真正开心的笑，对我完全理解的一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我要写一个《主妇》来纪念这种更新的起始！”（18；497，499，500）

三十日夜间，“我和虎虎坐在桌上大红烛下，他一面看《湘行散记》，一面喝柠檬水，间或哈哈一笑，为的是‘水獭皮帽子’好笑！那想到家里也还有那么一个小读者！”

我一面和虎虎讨论《湘行散记》，一面在烛光摇摇下写这个信……下面是我们对话，相当精彩：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

孩子起夜睡醒，父子俩又说起话来，“听我说到‘为妈妈写的信就成《湘行散记》底本’时，就插口说：‘想不到我画的也成书的封面！’我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他就说：‘那当然的，当然的。’”（18；503，504，505）

“年青”，这个词又重复出现了，这次说的是作品。对自己的文学，他充满了温热的感情和平静的自信。还有什么词比“年青”，更能表达作品自身的生命活力呢？十几年前的作品，现在“很年青”，将来还“很年青”——而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将来，好像也同样清晰可见：只要自己努力，好好来写。

到八月七日，他写好一篇《霁清轩杂记》，漫谈这里的建筑，景致，流水中的鱼，颐和园的两个老住户，几种鸟虫的叫声……一九四七年他曾经在此消夏，一年后重临旧地，熟悉感油然而生，心情好像也从容起来，散漫地说起园子的种种，虽然不过是一个短暂歇身之处，却自成丘壑，自有分量，仿佛与外面的世界远远地隔开了。

这里的生活显得宁静而富有诗意——事实上，身在其中的那个年轻的美国人正是这么感觉的。傅汉思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描述：“北平，一九四八、七、十四……我在北平近郊著名的颐和园度一个绝妙的假期！沈家同充和，作为北大教授杨振声的客人，住进谐趣园后面幽静美丽的霁清轩。……几家人分住那些房舍，各得其所。我就把我的睡囊安放在半山坡一座十八世纪的小小亭子里。生活过得非常宁静而富有诗意。充和、我同沈家一起吃饭，我也跟着充和叫沈太太三姐。我们几乎每天能吃到从附近湖里打来的鲜鱼……”[1]

二、“痴人”之“梦”，“收拾残破”

而外面更大的世界，内战正酣。要说时局，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后，让沈从文最忧心如焚、忍不住屡屡为文抒愤的，就是“民族自杀的悲剧”。随着战争的不断绵延和扩展，他对导致民族命运大悲剧的政治是越来越绝望了。绝望的表现，是不再外求，转向自身，好像可以不理不管不顾身处其中的时政大势，专心一意于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文化愿景。

他化名巴鲁爵士，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开始发表《北平通信》，继之以《怀塔塔木林》、《故都新样》及《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试谈艺术与文化》、《迎接秋天》，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共发表五篇。这一组“北平通信”以半文半白的语体，宣称要以艺术和文化来洗刷灵魂、重造社会，甚至还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设计和措施，荒唐滑稽，犹如痴人说梦。“余宜承认，余之所梦，与迩来朝野保守进步人士流他人血而得安全之梦，意识形态，均不相侔，无可讳言。”（14；359）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梦”呢？“凡涉及二十世纪前一半悲剧时代精神时，一般思想家均把握不住大处，只从一群统治者和反统治集团寄托希望，也就把一切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从无人敢承认此实一文化失调教育失败之显明象征。一面系哲学贫困，一面是政治万能，悲剧因之延长扩大至于不可收拾。”（14；379—380）“余实深信中国问题得在内战以外求进步，求解决。”他因此而重提蔡元培三十年前“美育代宗教”之说，又“欲进而言‘美育重造政治’，以补充此伟大荒谬学说”，“用‘美育’与‘诗教’重造政治头脑之真正进步理想政治。”“余则对于中国文史，古典文物艺术，特别倾心，亦若具有高度兴趣，及文艺复兴梦想。”（14；384，383）

似乎是不切现实的胡言谵语，正由对现实的极端沉痛而起，“痴人”之“梦”，也正有现实的针对性；而“痴人”之“痴”，则在艺术与文化。那么也就可以明白，沈从文在此种情形中跟妻子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跟孩子说“写个一二十本”，并非只是一时高兴随便说说的。不过隐去了现实的背景，在消夏的放松心情中说来，仿佛不知今世何世。

既然为将来做打算，沈从文心里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吗？还是在霁清轩，他写了篇短文《“中国往何处去”》，结论明确而悲怆：“这种对峙内战难结束，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即结束，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权’！”（14；323，324）

所以这为将来的打算，是弃绝了外求于大局、政治、他人的希望，是自己对自己的“重新安排”，是自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北平通信”的最后一篇题为《迎接秋天》，这“迎接”的心境，凛然、坦然，不是对空幻的希望的“迎接”，而是对自己将要在困难中展开的严肃工作的“迎接”。

二月起，北大开始筹备博物馆。沈从文不是筹委，却起劲得要命，参与工作、提出建议之外，更把自己收藏的许多瓷器、贝叶经等古文物、民间工艺品，还有从云南搜集来的全部漆器，捐了出去，并且帮忙布展。新建博物馆专修科缺乏资料，他又捐出了《世界美术全集》、《书道全集》等藏书。

九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北方委员集会，沈从文撰文《收拾残破——文物保卫一种看法》，指出“与其向他方面作无效呼吁，不如从本身加以注意，看看是不是还可作点事。”他倡议“在能力范围内，当前可做的”几件事是：一、故宫博物院的改造设计；二、专科以上文物馆的设立；三、文化史或美术史图录的编印；四、扩大省县市博物馆，注重地方性文物与民俗工艺品收集。文章最后说：“题目是‘收拾残破’，私意从此作起会为国家带来一回真正的‘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不是为装点任何强权政治而有，却是人民有用心智，高尚情操，和辛苦勤劳三者结合为富饶人类生命得到合式发展时一点保证，一种象征！”（31；293—298）

紧接着，十月又写《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一点意见》，重申“作点事”的意义：“联想起目前的悲剧现实，承认或拒绝，都似乎无补于事。然而下一代命运，我们如果还敢希望比这一代发展得能稍稍合理，就应当相信，目下究竟还可以为他们作点事。这种新的努力，很明显是将逐渐丰饶民族历史情感，使‘现代文化’与‘古典文明’重新溶接，旧有的光辉复燃于更新创造中。直接影响到艺术，决不下于文学革命。间接影响到社会，由于爱，广泛浸润于政治哲学或实际生活，民族命运亦必转入一种新机……”（31；303—304）

沈从文工作的一个重心，到这个时候已经显示出来了：由艺术与文化的理想出发，落实到了历史文物方面的具体事情。这种“转向”，带着强烈的紧迫感：再不做，就来不及了。十月，致远在法国的凌叔华的信中说：“为中博在云南丽江收集的东西，也丰富惊人。……具地方性特种美术品，将更能引起各方面注意，也易与现代接触。我想如果在三年后还有机会来为美术现代化运动作点事，十年后一定还可把许多有地方性工艺品，使之与现代工艺重新接触。惟照目下情形说来，我们是否还能活三年，可看不准！”“北平也许会毁到近一二年内战炮火中，即不毁，地方文物也一天一天散失，什么都留不住。……最作孽的无过于故宫，什么事都不作，只养下一些职员办公！木器家具除登记后搁着下来，竟若毫无用处，陈列室却用一专室放西洋钟！丝织物有上千种不注意，许多都在你们住平那个时候随意卖了，现在却还有一个房子陈列郎士宁艾蒙的大马。真是作孽子！”（18；512）

如此出语，可见文物方面的种种现状令沈从文忧心到什么程度。但责人无用，就自己力所能及来“作点事”。

秋、冬期间，沈从文为北大博物馆专修科讲授“陶瓷史”，编写了课程计划《中国陶瓷三十课》。讲课过程中，深感迫切需要陶瓷工艺史方面的教学参考书，于是自己动手撰写《中国陶瓷史》。同一时期，他开始撰写《漆工艺问题》，留下三种不完整手稿。

文物方面的状况虽然“残破”，犹可“收拾”，还能够“作点事”；而另一种工作——文学，要面对的现实，则更加严峻。

三、“红绿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十一月七日晚，北大“方向社”在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召开“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迫在眉睫，在历史大转折的前夕讨论文学的“方向”，自然不会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议题。果然就谈到了政治，沈从文把它比喻成“红绿灯”，而文学是不是需要用“红绿灯”来限制呢？

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汪［曾祺］：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力〕即是承认他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诸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

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废［名］：第一次大战以来，中外都无好作品。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确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

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废［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沈［从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

废［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

废［名］：文学与此不同。文学是天才的表现，只记录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无影响可言。

钱［学熙］：沈先生所提的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自己。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冲突时，则有二条路可以选择的：一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枪毙为止。另一条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也等于枪毙自己。

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

钱［学熙］：刚才我们是假定冲突的情形。事实上是否冲突呢？自己的方向是不是一定对？如认为对的，那末要牺牲也只好牺牲。但方向是否正确，必须仔细考虑。

冯［至］：这确是应该考虑的。日常生活中无不存在取决的问题。只有取舍的决定才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意义。一个作家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能成功的。（27；290—291）

战事逼近，沈从文所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他和周定一合编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都在十一月停刊。十日这天，他拿出自己的一本旧书，一九二八年新月书店出版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做校改，在书页上写下一句“痛苦中校本书三章。”十二月六日，继续校改，写下：“越看越难受，这有些什么用？”“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一点原则而死亡，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而彷徨忧惧，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14；454，455）

十一月十九日，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十二月十六日两人离开北平飞往上海，后同去美国。沈从文的旧识、时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长的陈雪屏十二月来到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留下。他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北平冬晴，天日犹明明朗朗，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北平可能不至于毁去，惟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乱胡涂中毁去。大家都心情沉郁，为三十年所仅见。……二百万人都不声不响的等待要来的事件。真是历史最离奇而深刻的一章。”（18；515，516）

沈从文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北大座谈会所讨论的“红绿灯”问题，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因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所要求的文学，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也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看清楚了这一点，他也就对自己的文学命运有了明确的预感。他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18；517）不久在另一封信中，他又重复这一想法：“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至少在表述的文字上，沈从文是相当克制和平静的。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命运，他那时觉得，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我们这年龄的人”、“我们一代若干人”的。“在这个社会由分解圮坍到秩序重得过程中，中年一代既由于种种问题难适应，可能会牺牲大半，也不妨事。因为这些人大多已年在四十到六十之间，四十年内忧外患，各有一分，一颗心都磨炼得沉沉的。……不幸的是社会发展取突变方式，这些人配合现实不来，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在时代一切价值重估情况中，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这其中自然有的是悲剧，年青人能理解这悲剧所自来，不为一时不公平论断所蔽，就很够了。”（18；519，521）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他在《传奇不奇》文稿后题识：“卅七年末一日重看，这故事想已无希望完成。”《传奇不奇》是他最后发表的小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刊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是《赤魇》、《雪晴》、《巧秀与冬生》的接续，这一个系列本来计划中还有续篇。这一天，他给同事周定一写了个条幅，临史孝山《出师颂》，落款处写“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14；498）。“封笔”，也就是对文学的决定了。

四、神经已发展到“最高点”上，“不毁也会疯去”

一九四九年来了。虽然对自己的命运有明确的预感，但沈从文还是没有料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2]

《斥反动文艺》是一九四八年三月在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刊出的，这一辑同时刊出三篇文章，“火力”集中地抨击沈从文，被点名的还有朱光潜、萧乾等，以对沈从文的批判措辞最为严厉。署名本刊同人、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认定沈从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针对沈从文的《芷江县的熊公馆》，指斥“地主阶级的弄臣沈从文，为了慰娱他没落的主子，也为了以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才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然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最反动的文艺”；当然，“战斗性”最强、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作了更为“全面”、“彻底”的批判：文学上，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上，“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

沈从文不怕文学论争，他怕的是文学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在北平即将易手的历史时刻，自己所在的学校抄出郭沫若的文章贴上壁报。重抄一遍的威力甚至大于当初发表之时，因为这表明，使他怀忧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逼迫到眼前了。

一月初，沈从文在旧作《绿魇》文末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4；456）“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毁或者疯。沈从文清醒如此。“我应当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

十八日，无意中翻出《爱眉小札》，不免想起当年对自己有极大帮助的徐志摩，就在书上记了此时的感慨：“孤城中清理旧稿，忽得此书。约计时日，死者已成尘成土十八年。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14；475）

沈从文精神上的状况牵动了朋友们的关切和担忧，梁思成、程应铨同在二十七日写信，邀请沈从文到清华园休养。二十八日，这天是农历除夕，罗念生一早就陪伴沈从文从围困的城里前往已经解放了的城外的清华园。

大年初一，沈从文回复张兆和除夕夜的信，说：“我用什么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19；7）初二，一月三十日，在张兆和当日致他的信上，沈从文写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同信批语中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

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肯明白敢明白”，“都支吾开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而并不是他原来预感的一代人来共同承担共同的命运。他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打击太大了。在这样的时局和情势下，他再也无法保持克制和平静，此时的话就显得特别刺耳，十足的狂言：

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也许是因为那些声色俱厉、气势汹汹的批判，他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19；9，10，11）

可是在表面上，内心激烈的活动并没有特别表现出来。一月三十日梁思成写信告诉张兆和：“这里的气氛与城里完全两样，生活极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样的打发日子，老邓、应铨等就天天看字画，而且人人都是乐观的，怀着希望的照样工作。二哥到此，至少可以减少大部分精神上的压迫。”日常起居，“他住在老金家里。早起八时半就同老金一起过我家吃早饭；饭后聊天半小时，他们又回去；老金仍照常伏案。中午又来，饭后又照例聊半小时，各回去睡午觉。下午四时则到熟朋友家闲坐：吃吃茶，或是（乃至）有点点心。六时又到我家，饭后聊到九时左右才散。这是我们这里三年来的时程，二哥来此加入，极为顺利。”

同信林徽因续写：“二哥第一天来时精神的确紧张，当晚显然疲倦但心绪却愈来愈开朗。第二天人更显愉快，但据说仍睡得不多，所以我又换了一种安眠药，交老金三粒（每晚代发一粒给二哥），且主张临睡喝热牛奶一杯。昨晚大家散得特别早，今早他来时精神极好，据说昨晚早睡，半夜‘只醒一会儿’，说是昨夜的药比前夜的好。大约他是说实话，不是哄我。看三天来的进步，请你放心他的一切。今晚或不再给药了。我们熟友中的谈话多半都是可以解除他那些幻想过虑的，尤以熙公的为最有力，所以他在这方面也同初来时不同了。近来因为我病，老金又老在我们这边吃饭，所以我这里没有什么客人，他那边更少人去，清静之极。今午二哥大约到念生家午饭。”（19；12—13）

梁、林信中提到的清华园的朋友们，老金是金岳霖，老邓是邓以蛰，熙公是张奚若，以及其他的朋友，都在关心着沈从文。二月一日，张兆和给沈从文信里说：

二哥：

王逊来，带来你的信和梁氏贤伉俪的信，我读了信，心里软弱得很。难得人间还有这样友情，我一直很强健，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过年时不惜勉强打起笑容去到处拜年），我想我什么困难，什么耻辱，都能够忍受。可是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偿的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后来王逊提起另一个人，你一向认为是朋友而不把你当朋友的，想到这正是叫你心伤的地方，说到你人太老实，我忍不住就淌下眼泪来了。我第一次在客人面前落了泪，过后想想很难为情。王逊走后我哭了一阵，但心里很舒畅。

听说徽因自己也犯气喘，很希望你能够振作起精神，别把自己的忧虑增加朋友的忧虑，你的身体同神经能在他们家里恢复健康，欢喜的当不止她一人。想想许多朋友为你的病担一份心，多么希望你忽然心胸开朗，如同经过一个梦魇，修正自己，调整自己，又复愉快地来好好使用你这副好头脑子的！真正有许多朋友，担心你会萎悴在自己幻想的困境中。如像老金，奚若先生，老杨，王逊，小朋友如金、曾祺、李瑛，怎么才叫大家如释重负啊，你信上给我说的话，你要兑现的。（19；14）

二月二日沈从文复张兆和信：

“我们要在最困难中去过日子，也不求人帮助。即做点小买卖也无妨。”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

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19；16，17）

沈从文在清华园住了一个多星期，返回城里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但他的病仍在发展过程中。

张兆和有个和她感情很深的堂兄张鼎和，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杀害，沈从文一直想以他为原型写一部传记式作品。多年过去，张鼎和的女儿张以瑛已经成长为革命干部，在《天津日报》工作，二月上旬来看望三姑和三姑夫。大出意外的是这个家里沉重的气氛。“晚上，三姑和我睡在一长床上，她悄悄的哭了，向我叙述了这个家的变化……”[3]

三月十三日，沈从文给张以瑛写信说：“你这次来平，给了我极大信心……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共产党如要的只是一个人由疯到死亡，当然容易作到。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我亟想见她一面，不知陈沂先生能为力没有？”（19；19—20）约一周后，时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的陈沂来访，送了一些政治学习用书报，并劝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即已认识的张兆和尽快走出家门，接受新的革命教育。

就是在精神几近崩溃的二月至三月间，沈从文写了两篇长长的自传，即《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在后一篇的末页，加了一个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解放”，在这里指的是“解脱”。（27；37）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19；22）。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来沈家，发现门从里面顶着，情急之下破窗而入。家人马上把沈从文送往医院急救；然后转入精神病防治院。

五、“悲剧转入谧静”，“大悲”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的反应似乎不像此前那么激烈了，表面上张力好像松弛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谧静”。他在“谧静”中分析自己，检讨自己。“疯狂”，似乎也是“谧静”中的“疯狂”。

四月六日，他在精神病院写了整整一上午日记。“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常’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以外，而游离的延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宜。……迫害感且将终生不易去掉。”“昨杨刚来带了几份报纸，可稍知国家近一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读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的副刊，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他叹息道，“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他计划停止头脑思索，去从事手足劳动，甚至劳役终生。“我的教育到此为止，已达到一个最高点。悲剧转入谧静，在谧静中仿佛见到了神，理会了神。看一切，再不会用一种强持负气去防御，只和和平平来接受了。”这个时候的心境，沈从文用“慈柔”两个字来形容：

我心中这时候极慈柔。我懂得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会相互关系极深的一种心理状态。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后，因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革命志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为人毁害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大悲’二字或即指此。

在“慈柔”和“大悲”的心境中，他又叹息了：

阳光依然那么美好，温暖而多情，对一切有生无不同样给以温暖和欣欣向荣的焕发情感。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唉，多美好的阳光！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

……

……我心中很平静慈柔。记起《你往何处去》一书中待殉难于斗兽场的一些人在地下室等待情形，我心中很柔和。

听到隔院笑语和哭泣，哭泣声似从一留声机片上放出，所以反复相同，而在旁放送者笑语即由之而起。人生如此不相通，使人悲悯。

自我分析到后来，他找到“疯狂”的一种内在脉络：从昆明时期，思想上已经出现巨大迷茫，陷入苦苦思考的泥淖而难以自拔，久而久之，以致发展到自毁。“从病的发展看，也必然有疯狂的一天，惟不应当如此和时代相关连，和不相干人事相关连。从《绿魇》应当即可看出这种隐性的疯狂，是神经过分疲劳的必然结果。”

最后他得出结论：“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有自杀或被杀的需要或必要。”

我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19；24，25，28，29，31，32）

四月出院后，北京大学国文系已经没有沈从文的课程。北大博物馆由校内向东厂胡同新址迁移，他抱病自愿参加工作，为筹备和布置瓷器、漆器、织造、苗民刺绣等专题展览尽了最大的努力。

五月，张兆和进入华北大学，接受初步的革命教育。

五月三十日，沈从文在静夜中随手写下一篇文字，题为《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记录和描述他当时的精神情形。

他从静中第一回听见窗下灶马振翅声，又在全城奇怪的静中似闻远处鼓声连续。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起始疯狂？”紧接着他非常清晰地表述了自己一个人“游离”于“一个群”之外的“完全在孤立中”的状态，这是他自“生病”以来反复申说的感受：“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分，凡事无分。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这种对比实在太悬殊了：一个群的状态、世界的状态和个我的状态截然相反。一个并没有巨大神力的普通人，身处历史和时代的狂涛洪流中，一方面是他自己不愿意顺势应变，想保持不动，不与泥沙俱下，从“识时务”者的“明智”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疯狂”；另一方面，其实不仅仅是他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新的时代确确实实把他排斥在外，他因被排斥而困惑，而委屈，而恐惧，而悲悯。

他在极静中想到一些人事，其中主要由三个女性——丁玲、张兆和、翠翠——来展开，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间向度：对历史的回忆、对现实的叙述和对未来的幻想/幻觉。

写字桌上放着一张旧照片，那是一九三一年，丁玲丈夫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和烈士遗孤回湖南常德，在武昌城头和凌叔华一家人合影。时代变了，丁玲成了新政权文艺界的风云人物，当年的遗孤也长成青年——“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相片发呆。”

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但是，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将会因为他的缘故而失去意义，“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就要毁灭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他说到自己的孩子，在回想丁玲的时候也讲到丁玲的儿子韦护和凌叔华的女儿小莹都已长大成人，他的这篇文字，就是在孩子的鼾声中写的，他写道：“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他也早说过，自己“不向南行”，是为了下一代在新的环境里接受教育和成长。

可是他自己呢？“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

在最想不清楚自己，最孤立无告的时候，他想到了翠翠。翠翠是他小说中的人物，是生活在他家乡的山水和风俗人情中的美好形象；在这样的时刻想到翠翠，可见他的文学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他的家乡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其血肉相连、生死牵记的紧密程度，远远超出一般性的想象。而且，他想到翠翠的时候，用的是将来时态，用的是第二人称，就像在和翠翠说话，在喊着翠翠：

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得我应当休息了？难道我……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很奇怪，为什么夜中那么静。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联系，失去意义？（19；42，43）

六、“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

在“疯狂”中，沈从文可以说始终存在着自毁的冲动，但同时也一直挣扎着恢复过来。这两种力量交织、交替，换句话来说，就是病情时好时坏。慢慢地，试图恢复的意志渐渐占了上风。六月底，他甚至抱病写完了《中国陶瓷史》教学参考书稿。

六月份，丁玲约何其芳一起到中老胡同看沈从文，劝他“抛掉自己过去越快越多越好”。在次子沈虎雏的记忆里，沈从文此前曾领着他去文管会见从沈阳来到北平的丁玲，冷淡的气氛令这个少年深感意外。[4]七月二日至十九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作家们会聚北京，沈从文连代表都不是；可是他的老朋友们，巴金、李健吾、章靳以等，在会议期间来访，还是让他感受到友情的安慰。九月巴金来京出席政协会议，又到家里见他，劝他，鼓励他。

在七月份给旧友刘子衡的信中，沈从文较为平静和“理性”地谈到了自己的“疯狂”：他把自己的“疯狂”过程分成两个阶段，“自毁走了第一步，从治疗中被斗争，即进入第二步神经崩溃，迫害狂益严重。回来后表面张力已去，事实则思索套思索，如乱发一团，而一个外在社会多余的精力，一集中到我过程上时，即生存亦若吾丧我。……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隔成忌误，即家中孩子，也对于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19；45）

七月十六日，沈从文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信，劝他北上。此举似乎难以理解，细读却能明白，他一面是说给黄永玉听，一面未尝不是在说服自己；而谈到自己要投身杂文物研究，则早就是心里念念不已的愿望：

我很想念你，可不知如何说下去。如果在香港无什么必要，照我看北来学习为合理。这要下决心，从远处看，不以个人得失在意，将工作配合时代，用一个谦虚诚实且得耐劳苦合群众的工作态度，来后一定可以工作得极愉快的。（曾祺即那么上了前！）这里二表婶也上了学校，睡土地，吃高粱米饭，早上四点起床，读文件、唱歌，生活过得兴奋而愉快。……

经过几个月检讨反省，把自己工作全否定了，二十年用笔离群，实多错误处。我已深深觉得人不宜离群，须合伴，且得随事合作，莫超越。因为社会需要是一个平。我现在，改用二十年所蓄积的一点杂史部知识，和对于应用艺术的爱好与理解，来研究工艺美术史。这是费力难见好，且得极大热忱和广泛兴趣方做得了的。搁下来从无人肯作，（千年来都无人认真做过）即明知是人民美术史，可无人肯来研究。我想生命如还可以用到为人民服务意义上，给后来一代学习便利，节省后来人精力，我当然来用它作为学习靠拢人民的第一课。预备要陆续把陶瓷史、漆工艺史、丝织物、家具等等一样样做下去。……

你要明白的事，说简略些就是这样。（今天我头脑清楚，说得也比较清楚。）……

信的后面谈起工艺美术史研究，又是急迫的心情，方方面面，忍不住一说就是很多。

黄永玉收到信后，在几个朋友间传阅，后来又交《大公报》“大公园”副刊，于八月十一日刊出，编者拟了个标题：《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这是沈从文不知道的情况下发表的，较长时间里也没有人注意到。[5]

一九四九年他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讨论相传为展子虔名画《游春图》的长文，题为《读春游图有感》，一九四七年所写，刊于四月出版的上海《子曰》丛刊的《艺舟》副刊第一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物质文化史论文。

八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安排在陈列组，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比如曾数过上万钱币，另外也参加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还不时会有一些临时性的杂活。

九月八日，致信丁玲，此举可以看作是把自己从疯毁中救出的主动性行为。

沈从文在信中说自己“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他说放弃写作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这些事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他表示将把余生精力“转成研究报告”，“留给韦护一代作个礼物吧”。这些话都很“硬”，特别是说到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的事业，充满了自信。

他写这封信，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大的担心：担心“革命”会拆散这个家庭。当时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经常有政治活动，晚上往往回家很晚，所以沈从文回到住处时，“家中空空的”，他对丁玲说：“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看法！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她和孩子。这个家到不必须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我且相信这么工作，对社会用处，比三姐去到别处工作大得多。只要她在北平作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19；48，49，51，52）就他向丁玲坦言自己的恐惧，并提出具体要求这一点而言，已经表明，他在主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不致崩溃到无可补救的地步，主动寻求恢复，并且试图创造新的事业了。

九月二十日午夜，他给妻子写信，表明自己“大体上已看出是正常的理性恢复”，信中说，“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为此，他“写了个分行小感想，纪念这个生命回复的种种。”（15；54，55）

“分行小感想”指的是长诗《从悲多汶乐曲所得》，把自己的精神状况的变化和“乐曲的发展梳理”结合起来描述；在此之前的五月份，他已经写过一首长诗，题为《第二乐章——第三乐章》，其中说道，自己的生命，“正切如一个乐章在进行中，忽然全部声音解体，/散乱的堆积在身边。”“这一堆零散声音，/任何努力都无从贯串回复本来。”（15；213，214）而现在，当他感到生命的回复时，他感念地说起音乐的作用，仿佛从一个长长的乐曲中获得了新生：“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15；222）两天后又开始写另一首长诗《黄昏和午夜》，到十月一日完成。

冬季，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学习结束，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一部做语文老师；第二年又转到附中二部，即后来改称的一〇一中学，在离家很远的西郊，平时住校，周末才能回家。

七、理解“呓语狂言”，理解“恢复”和“重铸我”

一九四九年间，沈从文留下了相当多散乱的文字材料，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三）三首长诗；（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

分析沈从文生病期间“呓语狂言”的文字，特别要注意其中的复杂性：

（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也不能忽视沈从文四十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然而，如果把“精神失常”完全视为他个人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轻视甚至无视时代转折的重压，则更为蒙蔽不明。

（二）“精神失常”的“呓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

沈从文的“呓语狂言”，事隔多年后读来，仍然惊心动魄。当时的见证人之一汪曾祺在一九八八年的文章里就认为：“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很准确。”[6]

（三）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不但要看重“疯狂”，而且还要看重“恢复”。

“恢复”不仅仅是恢复了现实生活的一般“理性”，变得“正常”；而且更是从毁灭中重新凝聚起一个自我，这个重新凝聚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从表面上看，这个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像“疯狂”时期那么决绝和激烈了，其实却是更深地切入到了现实中，不像“疯狂”时期，处在虽然对立然而却是脱离的状态。

“恢复”也并不是屈从，甚至干脆变成一个“识时务者”，随波逐流。

十二月二十五日，沈从文写成一篇长文《政治无所不在》，记述和总结近一年来的各种感受，其中描述了一段情景，说的两个初中生儿子与爸爸交流思想：

有天晚上，孩子们从东单劳动服务归来，虽极累还兴奋。上床后，我就坐在旁边，和他们讨论问题。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说进步不同，显然和孩子们所受教育不合。两人都说：“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得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我在工作！”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你们不是成天说打倒封建？封建不仅仅是两个字。还有好些东东西西，可让我们明白封建的发展。……劳动人民在被压迫剥削中又还创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实，都值得知道多一些。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这正是不大容易进步处。毛主席文件上不是说起过，学习并不简单，知识分子改造、转变，要有痛苦吗？痛苦能增加人认识……”

于是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27；40—41）

这个凝聚起来的自我有他的选择，他的坚持。这个自我是从精神的崩毁中痛苦地诞生的，惟其经历了崩毁，他的诞生才越发痛苦；而一旦诞生和确立起来，就将是难以动摇的。“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 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可为“新生”证实。如果没有这个“恢复”和“新生”，不但沈从文后半生的事业无从谈起，而且也将使得沈从文的那种极端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坚持，失去可以证实的意义。

八、为什么选择历史文物研究

上面提到，沈从文在精神危机期间写了两篇自传，《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从理解沈从文的角度而言，这两篇自传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沈从文其他任何的自传性文字，他近乎以写“绝笔”的心情，来分析和叙述自我生命的核心构成。“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27；3）

沈从文最初的想法是留下一本完整的自传，但精神状况的持续极端紧张使他无法按部就班去完成，写完第一章之后，他越过中间的大部分，径直来写《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手稿首页旁注：“介于这个与自白中应还有八章。”（27；37）西南漆器是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寓居昆明八年时间里特别注意和大量搜集的，他当然情有所钟，心之所系，但不顾时间顺序急着来写这一部分，想要说的就不仅仅是西南漆器及其关联的西南文化的种种，更是要叙说由此而牵连出的他生命中的一条脉络，“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手稿的标题下，加了这么一行文字。

沈从文要说的是，美术、特别是工艺美术，与自己有着深切关系，而这种关系，有一个不断绵延的发展历史。

“我有一点习惯，从小时养成，即对于音乐和美术的爱好”，“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

他无从受到严格的美术训练，却发展了爱好和理解，这种爱好和理解“有一点还想特别提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正因为这种爱好，“到都市上来，工艺美术却扩大了我的眼界，而且爱好与认识，均奠基于综合比较。不仅对制作过程充满兴味，对制作者一颗心，如何融会于作品中，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细而深。”

从湘西来到北平之后，还不清楚自己未来事业的路在哪里的时期，摸索读书，其中大多与历史、文物、美术有关：“北平图书馆（从宣内京师图书馆起始）的美术考古图录，和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于是都成为我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还完全是读那本大书方式，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常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27；20，22，23—24）

抗战后寓居云南，早已确立了文学地位的沈从文，特别留心于西南文物中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其中主要是漆器。汪曾祺回忆：“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有一阵，一上街，就到处搜罗缅漆盒子。……昆明的熟人没有人家里没有沈从文送的这种漆盒。有一次他定睛对一个直径一尺的大漆盒看了很久，抚摸着，说：‘这可以做一个《红黑》杂志的封面！’”[7]

由自然的爱好和兴趣，发展到对世界、生命、自我的认识和体会，并且逐渐内化为自我生命的滋养成分，促成自我生命的兴发变化，文物对于沈从文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将来要选择的研究“对象”了。

时代转折之际，放弃文学以后做什么呢？历史文物研究，这是沈从文的自主选择。这个选择的因由，其实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像埋进土里的种子，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描述了这颗种子在土里的漫长历程。

由这篇自传的提醒，更由于沈从文后半生事业的提醒，回过头去看《从文自传》——他三十岁写的，写二十一岁以前的生活，或许能够辨析出他在无意间画下的一条线索。这本书里有动人的段落和章节，很自然地写出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的热切的兴趣。有谁能够想象，在这个一个月挣不了几块钱的小兵的包袱里，有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要讲沈从文的书法历程，必得从这份早年的“产业”讲起。《从文自传》倒数第二章题为《学历史的地方》，写他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约半年，日常的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这分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

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13；356）

在沈从文的整个生命完成多年之后，细读他早年这样的文字，后知后觉，不能不感叹生命远因的延续，感叹那个二十一岁的军中书记和三十岁的自传作者，为未来的历史埋下了一个惊人的大伏笔。

而在一九四九年的自传篇章里，沈从文把这一条生命的脉络，清晰、明确地描述了出来。此后的岁月里，他将艰难而用力地把这一条脉络延伸下去，直至生命的最终完成。

第二章革命大学：“越学越空虚”

一、“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为四部五班学员；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除了周末回中老胡同的宿舍，沈从文在革大呆了十个月，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毕业，从校长刘澜涛手里接过毕业证书。

上革命大学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消除旧时代的影响，培养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尽快融入到新社会中去。学习的形式主要是听报告，学文件，讨论，座谈，对照个人情况进行检查，反省，还要群众通过。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同事史树青也在革大（但不在同一部）学习过，他回忆说：“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8]

沈从文在三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谈到写时事学习总结：“如何写法？以后每次学习都作一回总结，联系自己思想，写出来。可提高一步。自己不成，还要经过群众检讨通过。”（19；65）后来他在第一阶段《时事学习总结》里坦白地写道：“三月六号开始学习文件，二星期中一共学习了六个。照情形说来，我从文件学习，得到的真正知识并不多。”（27；63）

八月，在给老朋友萧离的信中，沈从文说到自己的情形：“在革大学习半年，由于政治水平过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又不会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等群的生活上走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政治学习和娱乐活动都让他产生格格不入之感，“学习既大部分时间都用到空谈上，所以学实践，别的事既作不了，也无可作，我就只有打扫打扫茅房尿池，”这样“也比在此每天由早五时到下十时一部分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19；71—72）

刚进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个“思想前进”的组长，要用民主方式强迫扭秧歌。沈从文私下感慨道：“我并不消极堕落。只是当真有一点老了，想学廿来岁少壮扭秧歌的身段活泼（看到这种活泼是很尊重的），大致是无可望了。”（19；69）

沈从文对这种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的意见，并不仅仅是在私底下流露。六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沈从文的《我的感想——我的检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发表文章，其中说道：“如有人问我，到革大学了些什么？我应当说，由于本人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不过他还是说，“学明白人在群体生活中方能健康”，而自己“过去工作脱离人民，有错误，待从学习中改正，方宜重新用笔”。（14；402）

到毕业前写总结，谈到“入华大入革大前后种种”时，沈从文言辞一点也不加掩饰，罗列八种学习方式，逐项进行“批评”和“检讨”。而这样的学习，只能使他“越学越空虚”。

“越学越空虚”、“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是怎么一种情景呢？他给老友程应镠的信里有这样的描述：

“我现在坐在西苑旧军营一座灰楼房墙下，面前二丈是一个球场，中有玩球的约三十人，正大声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二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19；92）

二、《老同志》

沈从文在革大，觉得有意义的事只有两件：一是打扫茅房，从具体实践中学习为人民服务；二是到厨房里去坐坐，帮帮忙，或拉几句家常。

九月六日日记中写道：“还是和大厨房几个大师傅真像朋友，因从他们谈的家常，可以学许多，理解许多，比听闲话和冗长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也有价值得多。老同志似乎寂寞得很，昨早天未明即见他蹲在煤边敲煤，晚上去倒水，又见他独自靠在饭厅外木撑架边。几个年青的都上学去了，还未回来。问他‘怎么不休息？’说‘还不想睡。’每天吃烟半包，每包值八百……所说的话和神气行动印象结合，极使人感动。”（19；80—81）

这位很寂寞的老同志，让沈从文产生了恢复用笔的冲动，他尝试写小说《老同志》，不成功。虽然不成功，老同志其人和小说《老同志》，却仍然在他心里盘留了很长时间。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已经身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如果回来方便，要为老同志带张竹椅。“我许过愿心，要为他写个短篇的。”（19；156）过了几天，居然写成了，五千多字。这是《老同志》的第三稿。“完成后看看，我哭了。我头脑和手中笔居然还得用。”其时沈从文的心脏和血压都有问题，写作觉得很吃重。“写到这些时，自己也成了那个胖的掌锅，也成了瘦的炊事员，特别是那只花猫，也尽在脑中跳来跳去。那么写不是个办法，写下去，神经当不住。觉得极累，身心脆弱之至。有一点儿喜悦，即为老同志当真画了一个相，相当真实，明确，只是太细，笔太细……还得重新来写一回。”（19；158）

到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老同志》已经改写到第七稿。

现在可以从《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读到《老同志》的第七稿，从这一稿看，这篇前后历时近两年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从中还是能够看到当时的政治和生活氛围。

三、“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

沈从文当然明白自己正处在生命的一个大转折过程中。他回顾此前的人生，总结出自己的存在方式：把苦痛挣扎转化为悲悯的爱。“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边城》和《湘行散记》，及大部分写农村若干短篇，如《丈夫》、《三三》都如此完成。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工作全部清算，还是一种生活上的凡事逆来顺受，而经过一段时日，通过自己的痛苦，通过自己的笔，转而报之以爱。”“现在又轮到我一个转折点，要努力把身受的一切，转化为对时代的爱。”

怎么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对待和转化痛苦的方式呢？早年看了不计其数的杀人，甚至看到一个十二岁小伙子挑着父母的头颅，“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这种悲悯的爱和一点欢喜读《新约》的关联，‘牺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为我意识形态一部分。”他还说到《史记》，“这个书帮助我极多，和一部《新约》结合，使我进了一步，把他那点不平完全转化而成为一种对于人生的爱。”（19；67—70）

在革大，沈从文“如彼如此重新来学习，学用更大的克制，更大的爱，来回答一个社会抽象的原则了。这也就是时代，是历史”。（19；91）

八月八日这一天，沈从文在家里，天下了雨，他细致地看了院子里的向日葵、天冬草、茑萝、薄荷叶、无花果。天空如汝窑淡青，他一个一个房间走去，看着各样家具。“从这些大小家具还可重现一些消失于过去时间里的笑语，有色有香的生命。也还能重现一些天真稚气的梦，这种种，在一个普通生命中，都是不可少的，能够增加一个人生存的意义，肯定一个人的存在，也能够帮助一个人承受迎面而来的种种不幸的。可是这时节这一些东东西西，对于我竟如同毫不相干。”

书架上一个豆彩碗，让他想了许多。“十五年前从后门得来时，由于造形美秀和着色温雅，充分反映中国工艺传统的女性美，成熟，完整，稚弱中见健康。有制器绘彩者一种被压抑受转化的无比柔情，也有我由此种种认识和对于生命感触所发生的无比热爱。”这么一个小碗，战争中到昆明过了八年，又过苏州住了三年，又由苏州转到北京这个书架上，“依然是充满了制器彩绘者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的爱，依然是使我从这个意义到生命彼此的相关性，如此复杂又如此不可解的离奇。”——“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他想到自己的创作，也就是将生命中的力量、痛苦和柔情转化为文字，如同千百年前的制瓷绘画工人把柔情、热爱、受压抑的生命转移到一个小碗上一样；可是，有谁能够懂得一个小碗所蕴藏的丰富信息呢？“除少数又少数人能够从那个造形那种敷彩方式上，发现到这个问题，抽象提一提，大多数人却在完全无知中，把碗用来用去，终于却在小不经意中又忽然摔碎。”（19；73—76）

黄永玉和张梅溪从香港来探望表叔表婶，在沈从文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两个年轻人“充满了简单的童稚的高兴”，沈从文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在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表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一个大院子里。”[9] 两年以后，黄永玉一家移居北京。

九月十一日，沈从文一家人过了个“家庭联欢小会”，十七年来第一次在小馆叫了两盘菜。原来是纪念十七年前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

秋天，给时任上海高桥中学校长的程应镠写信，说：“到你将来负责较大，能在立法上建议时，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这是很凄惨的。我看过，我懂得，相当不合需要。”（19；90）

第三章“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一、“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沈从文从革命大学毕业。此前，“小组长约我谈话，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27；242）

可是，沈从文表示，希望做文物工作。学习结束，他又回到了博物馆，名分是设计员，做研究。

一九五一年一月，沈从文参加了原始社会展览讲解词的编写，硬着头皮，一边学习一边写作，一边向观众讲解一边自己修改，总算完成了任务。紧跟着又有新的任务，写一本《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他也用几个月写完了，后来未见出版。[10]

四月到五月，举办“敦煌文物展”，他从布置陈列、起草说明、撰写展品特刊中的评介文字，到在陈列室做解说员，事事忙忙碌碌。“几天来为敦煌展作说明，下得楼来，头晕晕的，看一切人都似乎照旧，钓鱼的钓鱼，打闹的打闹，毁人的毁人，很觉悲悯。”“头昏”的字眼在此期的日记中经常出现，“头昏沉之至，可悲。”“人在什么时候才可望用友爱来代替摧残作践？……头昏昏。”（19；98，99）

说到为观众做解说员，后来有不少人以此而不平；就当时情形看，这倒可能是他在博物馆感到最为放松、活跃、有意义的时候。这一年，他断断续续用四个月的时间给一个青年记者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到他在博物馆的情形：“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以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情通说不上的。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在博物馆二年，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处，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时，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可是，在陈列室中，和一群群陌生观众一同看文物，情形就有些不同。他非常细致地描述了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观众，在“生命极端枯寂痛苦”的时期，“这些人的印象和文化史许许多多的重要业绩，都一例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少的润泽。很离奇，即我的存在，却只是那么一种综合。一种如此相互渗透而又全然不相干的陌生事物。”

“也有先听听不下去，到后来人也谦虚了许多，特别是学美术和文化的，临了不免请教贵姓一番。或告，或不告，大家还是相互谢谢，很好。他们想不到我对他们谢谢的理由。”

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他要那么耐心、细致、庄重地去做解说员。他只能在心里想象有一群听他说话的年青人，哪怕是一个也好，能够懂得他的心声：“你年青人，我就为了你，为了你们，我活下来了。……我就为你们之中还有可能从我工作中，理解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熟人，就在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中，永远沉默支持下来了。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来了。只为了你们的存在、生长，而我们的生命相互照耀接触，因之对人生都更肯定，我十分单纯的把一切接受下来了。……只因为你们的存在，在世界中永远有你们的存在，有你们从得失中得来的欢乐或痛苦，有你们在不幸中或其他情形中，还会于不经意时和我一生努力的理想及工作热情，一例消失于风雨不幸中。也为了你们由于生命的青春无知，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错误，以及为本质本性上的弱点，而作成毁人不利己的结局。我还为了手中一支笔，有可能再来用到你们生命的形式发展上，保留下你们的种种，给后一代见到。我很沉重也很自然的活下来了。”（19；110，112，116，114，118—119）

无以计数的年青观众中，多年以后有一位成了著名文物专家。二〇〇一年，七十二岁的孙机在《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后记里，回忆起五十年前的往事：“笔者对古舆服的接触，始于一九五一年的敦煌壁画展览。当时我是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的一名小干事……只要跑得开，必定跟在先生身旁。亲炙既久，先生多年以后出版的那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大致的梗概，似乎都向我讲过。不但在展览会上讲，在办公室里讲，闲谈时还讲。有天中午给他拎着包一同到中山公园围墙外，……两个人坐在窄板凳上喝老豆腐。先生指着如今膺美名曰豆花的或聚或散之白点子说：绞缬的效果就是这样的。五十年过去了，每当提到绞缬我脑子里首先浮出的还是那半碗老豆腐。……他解放后写成的惟一一篇不曾发表的小说《老同志》，先生也给我看过。其中说革命大学的老炊事员长得像马恩列斯中的某位（忘了是哪位），使我大为惊骇，炊事员怎么能和革命导师相提并论呢！于是期期以为不可。这就是我当年的‘觉悟水平’；先生则一笑置之。为了使我打开点眼界，先生让我读原田淑人讲唐代服饰、汉魏六朝服饰及西域绘画中所见服饰等著作即所谓‘原田三书’。”[11]

一天工作结束，已是暮色苍茫。“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19；117—118）

他的心境，莽莽苍苍中，特别“明白”，或者也可以说，特别“不明白”。

二、“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

沈从文除了在博物馆上班，春季开学后，还在辅仁大学兼课，每周两个学时，教散文习作。这个兼课，也只不过是离开北大后所保留的“尾巴”而已，课堂冷落之至，“一星期二小时课，五个学生只二三同学还对学习有点点兴趣。”（19；112）

虽然没有作品发表，与新时代的文坛“无关”，但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上的“问题”，还是会牵扯到沈从文。他一定不知道，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如何迎接新的学习”的报告，批评《我们夫妇之间》、《烟的故事》等作品时说道：“坏的是穿工农的衣服，卖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烟的故事》简直是沈从文的趣味，味道是不好闻的。”[12]老朋友顺口捎带了一句，举重若轻。

九月，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出版，对沈从文的小说做了这样的评价：写军队生活，“写的也多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以湘西为背景的作品，“着重在故事的传奇性来完成一种风格，于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许多悬想的野蛮性，而且也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后来这种题材写穷了，就根据想象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奇异哀艳而毫无社会意义”；他写小市民，“不缺乏多量的恋爱故事”，写底层人物，“都是只有一个轮廓”。总之，“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象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13]一九五三年八月《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出版，叙述“思想斗争”部分时，引用了《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斥反动文艺》、《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文对沈从文的批判。[14]王瑶在自序中说，他编著这部教材的“依据和方向”，是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对“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程的规定和内容说明。[15]也就是说，这部教材对作家的评判，并不完全出自作者个人，这种评判的“权威性”和力量当然也不只是个人的。

沈从文对《中国新文学史稿》对他的评价，长时间不能释怀。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北大新闻系学生采访沈从文，被他拒绝；他写信给北大的朋友说：“昨天有个北大新闻系学生来访问我，介绍信十分离奇，一信中计有三个不相干名字，除我外还有陈慎言和小翠花，给我一种痛苦的压力。这个介绍信真是不伦不类，……如果真是新闻系开来的，也证明新闻系办得有问题，大致学生只看王瑶教授《现代文学史》，习于相信一种混合谎言和诽谤的批评，而并未看过我的作品。”（20；179）直到一九六一年，张兆和还说沈从文“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21；76—77）

文坛之外的沈从文还是关注着文坛。“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联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使他痛苦的是这样一种对比：“那么艺术或思想都不好的作品，可以自由出版，另外有些人对国家有益有用的精力，却在不可设想情形中一例消耗了。这也就是历史，是时代！……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只一个老舍成为人物，领导北京市文运。……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

这一年，发生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大规模批判运动。在《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这封长信里，沈从文充分表达了他对《武训传》讨论的观点，他直言不讳地说，费去万千人的劳动时间来做这样的讨论和批判是浪费，“如只把个武训来作长时期批评，武训这个人其实许多人就不知道，少数人提到他时还可能会说是鲁迅的……革命者还自信不过似的比作太平天国，已不大近情，如再把时下人来比武训，未免更远了。……一检查偏向，去主观，再莫把自己当成太平天国的英雄，也莫把人当成武训来有意作践，就什么都不同了。”“不想办法鼓励更多新作品代替《武训传》，来通过艺术娱乐方式教育千万人民，只作破题令万千人学习诵读检讨，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凭空产生！——这自然可能还有更深意义，我们一点不了解。”（19；112，107，108，109）

就在《武训传》的批判声中，六月，沈从文写长文《我的学习》，这属于“亮相”性质的检讨文章，回忆和“初步清算”了自己过去的写作和思想。文章很难写，八月改写初稿，秋天又再次改写。十一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学习》，十四日《大公报》转载。这时沈从文已经在四川参加土改了。

三、三兄弟

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在家乡凤凰做了省文物委员，沈从文去信跟大哥谈如何收罗家乡兄弟民族创造的文物，展开工作。他特别说道：“不用念我，国家问题多，事情多，个人不足念。要注意为下一代年青一代工作。不要以我得失为念。”（19；102）

沈云麓（1897—1970）是沈从文心中最理解他的亲人，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流者。现存沈从文书信，最早的是一九二七年的两封，是沈云麓保存下来的；沈从文在各个时期给大哥写了大量的书信，特别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长期孤独中，大哥一直是他无话不谈的倾诉对象。

沈云麓先天体弱，眼睛近视且常年流泪，患有鼻炎，耳朵有些背，“相貌奇古”。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年轻时代曾有千里寻父的壮举。父亲沈宗嗣（1878—1930）一九一五年因在京参与密谋刺杀袁世凯事泄，流亡关外；一九一九年沈云麓只身前往东北、内蒙、热河等地寻访，终于在承德找到了父亲，一九二三年父子一道返回家乡。后为谋生沈云麓又去东北，大约在一九二七年辗转回湘后就一直在家乡生活。抗战爆发后，沈云麓在沅陵的“云庐”接待了大批南迁的文化人，包括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闻一多，“还有刘开渠、庞薰琹、林风眠。这些人经过沅陵的时候他为艺专跑过腿。他那时很兴奋，见到一生没有奋斗到的现实。他原本应该成为很出色的艺术家的。”——他少年时代学过画炭像，当年闯关东，就靠这个技艺糊口。“他没有孩子，也没有产业。‘文化大革命’给年轻造反派们提夹着在大街上狂跑，七十多八十的人了，居然没有死，还活了好些年。照样地吃大碗饭，照样地发脾气。拄了根拐杖上街，穿起风衣，还精神抖擞地翻起了衣领子。”“死了，没留下什么痕迹，外号叫做‘沈瞎子’。”[16]

沈从文给大哥的信里，还问三弟沈荃的情况如何。他不知道，沈荃已经在二月被辰溪军分区收押。沈荃（1906—1951），字得余，一九二六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一九三六年任一二八师七六四团团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率部与日军在浙江嘉善惨烈激战，负伤；一九三八年九江战役，血战塘沽再次负伤；一九四一年参加长沙第三次战役。一九四二年后再没有领兵打仗。一九四八年任国防部少将监察员。一九四九年脱离南京政府，回到家乡，后随陈渠珍和平起义，有功于凤凰的和平解放。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失去自由。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判处死刑。

过了一年多，沈从文才得知这个消息。沈虎雏在《沈从文的从武朋友》中，这样叙述：“一九五三年初，妈妈在清理桌面时突然有所发现：‘小弟你看，我估计三叔叔已经死了。’她手里拿着云麓大伯的信。……云麓大伯在信里反复叮嘱爸爸，务必把病养好，‘我再不能经受失俦之痛了！’妈妈解释说，‘俦’字可以指同辈、伴侣。”“不用妈妈嘱咐，家里谁也不会对爸爸提起三叔。”

“我们一直关注爸爸的反应。他沉默，彻底的沉默。”[17]

第四章川行土改：“群”、“单独”的生命、“有情”的传统

一、到“群”里去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沈从文随北京土改团，启程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

对两三年来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隔绝在“一个群”的运动之外的沈从文来说，现在有机会参与到“一个群”的运动中，他不能不郑重其事。他其实还有自己的打算：弄明白正在发生的历史，认识清楚自我，或许——他不敢肯定，但有这样的期望——还能够恢复文学写作。

出发的那天，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一封短信，提笔即“不免稍微有点儿感伤”，“心相当衰弱。”不过，他安慰妻子说，“到群里，会健康起来的”；“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要从乡村生活中使健康回复过来的。”（19；121，122）

土改团大约六百多人，二十七号到汉口后，分坐两只船去重庆，再分散下乡。沈从文乘坐的华源轮二十九日凌晨才起航。汉口江边景象，给沈从文很深的触动，特别是来自各地的万千小船，其中有一些是从洞庭湖那边漂来的，“船上水手有我极熟的口音……这些口音是极有感情的。”他在甲板上给孩子们写信说：“如能在乡下恢复了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因为基本上已变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19；126）

在船上过集体生活，早饭后学文件，其中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沈从文是第一次读。船行三天后即将到达宜昌的时分，沈从文不禁心潮暗涌：“江岸边有在作船的，许多人抬着木梁作龙骨，向架上搁去，孩子们乱跑，许多年沅水流域所见印象回复到我生命中时，我眼睛全湿了。因这种印象同时带回了我卅年前的心，完全的孤立、单独、脆弱，那些造船人近在我身边，彼此却隔着。那些杉树高摇摇的在堤坎边直矗而上，那些小房子白墙黑瓦，如只是特意为给人一种印象而排列得如此规矩整齐。那些小孩子，到处乱跑。那些用网子捞鱼的人，站在河边岩上不停的挥乱摇网。一切永恒。一切常在。而我和人的关系，却彼此在常动中。世界也在人的意志和信念中而改变，在改造。三三，要爱国家！要好好的来为国家多作几年事。看到这一切，使我只感到个人的渺小，以及生命的脆弱。”“我似乎在一种完全新的感情中，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19；132—133）

二、自己想写的作品，想做的研究

十一月一日，船入三峡，两岸景象令沈从文十分动情，“照我理想说来，沿江各地，特别是一些小到二百或不过三十户的村镇，能各住一二月，对我能用笔时极有用，因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对照，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写土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不知道一切人事的发展，都得有个自然背景相衬，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一部分！”这里，明显地透露出对土改文学的不满。后来他还谈道，即使是赵树理的作品，也不免“背景略于表现”。表面上这似乎是个写法上的问题，或者是作者个人爱好习性的不同，其实却关涉到如何认识人事巨变在世界——包含了自然和人事的世界——中的位置。

同一封船过巫山时写的信里，他又说道：“川江给人印象极生动处是可以和历史上种种结合起来，这里有杜甫，有屈原，有其他种种。特别使我感动是那些保存太古风的山村，和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二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却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世界正在有计划的改变，而这一切却和水上鱼鸟山上树木，自然相契合如一个整体，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十分安静，两相对照，如何不使人感动。”在自然背景之外，沈从文又提出历史的感兴，而他所说的，并不是在作品里添加形式上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符号，而是作者及其作品要能够深入到“常”与“变”的关系中，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中产生出深刻的感情和长远的关心。

沈从文设想，表现新的现实的文学，既得和自然结合，也得和历史结合。“我似乎十分单独却并不单独，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生命中形成一种知识，一种启示，——另一时，将反映到文字中，成为一种历史。”（19；139，140）

经过八天的航行，十一月四日到达重庆。同行的队伍里有音乐家嵇振民，沈从文和他合作，写了一首歌，名叫《土改团来到重庆》：“我们从首都来，/ 排成整齐队伍，/ 来自各阶层，/ 万众一条心……”（19；149）

沈从文分在第七团四队，七日乘车离开重庆，经过璧山、荣昌、隆昌，第二天到达内江县城。在此停留几日的空闲里，他写出了以革大一个炊事员为原型的短篇《老同志》，修修改改，抄了三次。这似乎是个好兆头，也许真能从此恢复文学写作；眼下的川行，也好像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这对我实在极大方便。”（19；156）他一定想到了当年《湘行散记》是怎么写成的：路途中写了大量的家信——即沈从文去世后才由家人整理出版的《湘行书简》，在此基础上改写出《湘行散记》；这个方法也许仍然可以再用。

他甚至还想把自己的创作和以前的接续起来，完成三十年代中后期到四十年代期间酝酿构思的湘西系列作品，那时候他就已经向读者预告过，《边城》之后，还有好几个小城故事。“我实在希望趁三年内有机会把我拟写的另外几个中篇故事草稿完成。……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事情旧，问题却新。比李有才故事可能复杂而深刻。也还得把满家《雪晴》以下故事续完，这个作品分章写，本意可作到十五节，比《湘行散记》好，因为正是地主斗争事。”

但是，要写出这些在心里盘桓了如此之久的作品，他担心的，一是时间，不能自由支配；二是体力和头脑跟不上。他越来越感受到体力的限度，高血压和心脏病时常使他头昏、心跳加剧、失眠，有时胃病也能使他半夜痛醒。就在从北京出发的当天，林宰平还打电话给他，说身体不好，最好不去。在火车上他摔了一大跤，脖颈和膝盖都受伤；后来的路途中又丢失了几件衣物。似乎是衰老慢慢来临了，来得有点过早。

与此同时，他心里又急着去进行工艺史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工艺学校要成立，我盼望了几十年有个国家工艺学校，来接受优良传统再创新。我应当来参加这个工作。如成立，就调我回来筹备也好。……还希望能主持一个研究资料室工作，因为可以把工艺史中几个重要部门理个清楚。也要赶快作几年，体力再一消耗，即不成功了。”“想起这一串待作的工作，我就十分痛苦。我们国家对于这些事，已耽误了四十年，许多事已来不及搞了。……我得来为国家做点事。但是，现在从何说起？”（19；159—160，161）——“来不及了”的紧迫感，让他内心“痛苦”。

三、对存在有了理会，对人生有了理会

十一月十三日，沈从文和工作队走了三十里路，下到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驻地。住处在山上，是一个地主的大糖房改成的公所，四围竹树环抱。

初来此地，自然和人事的交织、对照，让沈从文感触深切，他想起自己准备了多年的一个计划，以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眼下产生出一个想法：把这里的背景和张鼎和的故事结合起来。“有些东西在成熟，在生长，从模糊朦胧中逐渐明确起来。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有了完成的条件。给我时间和健康，什么生活下都有可能使它凝固成形。”

那个“创造的心”似乎又要回来了，“从早上极静中闻竹雀声，和四十年前在乡下所闻如一，令人年青回复，不敢堕落。”

他接触当地农民，体会他们的哀乐，觉得这些人在好多方面和他写的三三、萧萧、翠翠相似，在土地关系的变化中又有了些新的内容。他自己的感情浸入得深，不免就会觉得同来的人用情浅。“对于那么好的土地，竟若毫无感觉，不惊讶，特别是土地如此肥沃，人民如此穷困，只知道这是过去封建压迫剥削的结果，看不出更深一层一些问题，看不到在这个对照中的社会人事变迁，和变迁中人事最生动活泼的种种。对于这片土地经过土改后三年或十年，是些什么景象，可能又是些什么景象，都无大兴趣烧着心子。换言之，也即不易产生深刻的爱和长远关心。”

有时间他常到山顶，四处望望，自己的生命仿佛融合进无边的视野和历史的悲欢进程中，有天地悠悠之感。他想，如果有机会把一切结合起来，“必然会生长一片特别的庄稼”——他这样称呼自己预想的作品。“一面是仿佛看到这个庄稼的成长，另一面却又看到体力上有些真正衰老，受自然限制，人事挫折，无可奈何的能力消失。……只要有充分时间，这点天地悠悠感即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但是这个看来十分荒谬的设想，不易有人能理解，能相信的。……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作成摧残和萎悴？没有人可以前知。我常说人之可悯也即在此。”

他自认，“生命已到了个成熟期”。惟其如此，才能“总仿佛接触到一种本体，对存在有了理会，对时代有了理会”。此时看文学，“似乎更深一层理解到作品和作者的动人结合。作品的深度照例和他的生命有个一致性。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发展相异而情形却相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存在有了理会。”但是，他自己目前的现实的另一面却是，“身心都脆弱得很”，虽然“已尽了极大努力”，“时代既日日向前，自然不可避免即衰老者毁灭，而青春健全的大踏步而迈进。”（19；172，173，177，179，180—182）

四、生日

在糖房改成的公所住了一个月，工作队又迁了住处，离原来的地方四里多路，是一个拔贡的旧式庄院，院坪很大，可用作村中集会。刚来的那天晚上，隔壁住户的妇人用竹竿子打老鼠，边打边骂，搞了半夜，沈从文听了半夜。“那种半醒半睡到骂声，听来有异国远方感……醒来头重心跳，在院子中看屋后白雾茫茫，竹梢滴着重露……这时读杜甫诗，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19；225—226）

附近山上有个旧堡子，名叫卢音寺，有一天沈从文到那里去，“在一个孤立的四围是绝壁悬崖的山顶上，且见到一个老头子在小水塘中钓鱼”，土改已经进行到划分阶级的阶段，“男女日夜都开会，这个老人却像是和这个动荡的社会完全不相关，在山顶上钓鱼，多奇怪！我想用一个短篇小说写它，写出来一定动人。”（19；236）

十二月二十七日，沈从文给小儿子写了一封短信：

我们工作已入第三段，即最紧张活泼的阶段，每个庄院都有激烈的斗争，每户人家男妇老幼通参加。……我们每到一定时日，即转到别一村子去开会，多自背被包，拄个竹竿子，一面撑路一面打狗。有时一人上路，有时又一大群。总得从一些大小竹林子过身，走错了路就在山头上去看方向。晚上每人用个手电，我用的是牛油烛，巴巴灯，亮得很，一买来就烧掉。每会二三天，照例相当累，但是休息两天又好了。……我总是心脏不受用，晚上醒来，胸部痛苦（也可能是胃膨胀），得不到药，毛地黄片闻有用，也得不到。（已得，每天只敢吃一片。）

我刚从七里外村上回来，躺到铺有稻草的大床上，有些三十年前从军感，且正和有时开拔到一新地方一样——除了天气或环境中的空气，什么都生疏。有些人好像熟极了，其实生疏。但是另外有些东西又极熟习，别的人不如我熟习，即田家生活种种静的方面，和动的方面的彼此错综。

……你看的土改小说，提起的事都未免太简单了，在这里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事情，就有许许多多李有才故事，和别的更重要故事。

……

我们这次又开了四天会，完事后我独自背了个被卷先回来，大院子中只几只母鸡在啄谷子，我胸部极难受。看看报纸，才知道今天廿九。吃了一碗红苕饭，坐在院子中休息，到晚上也许还得去参加斗争会。（19；249—251）

《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这封信后面，给“今天廿九”加了个注释：“即农历冬月廿九日。直至今日，收信人为整理此信文稿，才明白写信的那一天，是作者虚岁五十生日。”

五、时代的锣鼓声，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号，在山上糖房坪子里，开了一个五千人大会，“解决”了糖房的主人“大恶霸”。沈从文描述当时的情形：“来开会的群众同时都还押了大群地主（约四百），用粗细绳子捆绑，有的只缚颈子牵着走，有的全绑。押地主的武装农民，男女具备，多带刀矛，露刃。有从廿里外村子押地主来的。地主多已穿得十分破烂，看不出特别处。一般比农民穿得脏破，闻有些衣服是换来的。群众大多是着蓝布衣衫，白包头，从各个山路上走来时，拉成一道极长的线，用大红旗引路，从油菜田蚕豆麦田间通过，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

感受就是这样锐利：在“历史奇观”中，他看到“人人”都在“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的“支配”之下；这种锐利的感受更进一层，却一下步入了天宽地厚包容载重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同时也就是最平常真实的情景：开完了会，“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一种异常沉静感。”（19；267）

上引两段文字，沈从文是连着写在一起的：轰轰烈烈的历史大事，“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有谁能在时代巨变之中如此感受时代的巨变？沈从文能，因为他有“自然背景”；而他始终情之所系的“自然背景”，不仅仅如字面所示是与人类相分离的“自然”和人类活动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人类活动的依托和承载，是在放宽拉长的空间和时间范围里评判人类活动的无言而常在的参照。

后来还有一次没收地主财产的活动，这个活动在沈从文的简单叙述里，也是如第一次公审大会的情形，有那种沈从文式的感受转折：地主家中大小十多口跪在屋前菜园地里，武装部队、农会人员把所有东西陆续搬走，锣鼓声震，群情兴奋，“人民全体行动都卷入在这个历史行进中。”——“但是到黄昏前走出院子去望望，丘陵地庄稼都沉静异常，卢音寺城堡在微阳光影中更加沉静得离奇，我知道，日里事又成为过去了。”（19；341）

毫无疑问，时代的变动带来了新的空气，但同时不变的仍然长存，那就是“在农村中延续了一千年二千年的平静，由任何社会变动都搅不乱的平静”。为什么会有这种“搅不乱的平静”？沈从文说，“为的是土地中庄稼本来就是在平静中生长的。”（19；321）

六、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

时间不觉到了年根上。一月二十四日，旧历腊月二十八，住处的其他人都到县里去了，剩下沈从文一个人过年。他过年的方式是：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

“温习到三个旧年，都是在辰州过的。”一个是在船上，那还是他当小兵的时代，身边剩下铜子一枚；另一回是新婚不久之后返家看望病重的母亲，一叶扁舟，从中流而下，《湘行散记》和《边城》因之而产生。第三个旧年是一九三七年南迁途中，“和小五哥萧乾等从武昌过沅陵，同在云庐，他们放了许多爆竹后，同到大哥住房中玩牌去了，只剩下我独自在楼上一个大房中烤火。”

三个旧年情景，勾连起沈从文生命的不同阶段。都是单独的生命，状态却有所不同。而现在，在川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又别是一种境况。这地方空气，使他又想起两个乡村年景。

“一次是在凤凰高枧乡下满家作客，……当时什么都还不曾写，生命和这些人事景物结合，却燃起一种渺茫希望和理想。正和歌德年青时一样，‘这个得保留下来！’于是在另外一时，即反映到文字中，工作中，成为生命存在一部分。”直到一九四六年写《雪晴》，一九四七年接续《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年青时代的这一次经历才化为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也是沈从文创作生涯中最后发表的小说。现在在川南身历土改，想起旧作，似有新的认识：“如能将作风景画的旧方法放弃，平平实实的把事件叙述下去，一定即可得到极好效果。因为本来事情就比《李家庄的变迁》生动得多，波澜壮阔及关合巧奇得多。不过事件太巧，太富于传奇性，写来倒反而如不大近人情了。”

“还有另外一次，是在保靖地方，我住在一个满是古树的半山上，年终岁末，大家都在赌博放烟火，我只一个人在一个小小木房子中用一盏美孚灯读书，远远的听到舞狮子龙灯的锣鼓喧闹声，如同梦里一样。一种完全单独的存在。看的书似乎是《汉魏丛书》中谈风俗的。……时间过去了，所有房子民十二即一把火烧了。许许多多当时生龙活虎的人，都死的早死，老的不成个人样了。这一切却在我生命中十分鲜明。即我当时的寂寞痛苦的情形也若可以完全用文字重现。”

回忆不只是回忆。由当前而回想过去，回想过去也是回到当前。“这些遗忘在时间后的年景，这时都十分清新的回复到生命中来。……也因此感觉得写作真是一种离奇的学习过程。比起一般人说的复杂得多。目前人用一种简单方式培养、改造，因此总不大和问题接触。人和人彼此不同，应如何从生命全部去看，惟局限于经验知识，能理解得如何有限！”

由回忆而串联起个人生命的历史，自是感慨万千；但感慨之上，更有宏阔的进境：个人生命的存在，放到更为久远的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会是怎样庄严的景象？

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沈从文的思想最终通到了这里：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的历史，一个少数艰困寂寞的人进行文化创造的传统。

由个人生命的现实遭遇而体认历史，会心一个文化创造的传统，又由历史和传统而确认自我、接受命运：“应当接受一切，从而学习一切。……我在改造自己和社会关系，虽努力，所能得到的或许还是那个——不可忍然而终于还是忍受了下去的痛苦！”（19；308—312）

七、“有情”的传统

第二天，腊月二十九晚上，在老式油灯下反复翻看从糖房垃圾堆中捡来的一本《史记》列传，继续前一天个人命运和历史文化创造的思考，夜不成寐。“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感情中。”

此时记忆又活跃起来，“记起三十三四年前，也是年底大雪时，到麻阳一个张姓地主家住时，也有一回相同经验。用桐油灯看《列国志》……”但沈从文此刻并不想在个人的回忆里多做停留，追忆旧事之后，没有什么过渡，直接就说：“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

而“寂寞”生长“有情”，所以接着就谈“有情”：

“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怪！忽略了这个历史现实，另有所解释，解释得即圆到周至，依然非本来。必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才会有结果！”（19；317—318）

为什么谈“有情”要在与“事功”的矛盾纠结中谈呢？过了几天致张兆和信里说：“想想历史上的事情，也就可以明白把有功和有情结合而为一，不是一种简单事情。因为至少在近代科学中，犹未能具体解决这件事。”谁要把“有情”和“事功”合而为一？“政治要求这种结合，且作种种努力，但方法可能还在摸索实验，因为犹未能深一层理会这种功能和情感的差别性。只强调需要，来综合这种‘有情’于当前‘致用’之中，是难望得到结果的。”（19；335）

这就明白了，沈从文要谈的不是一个于自己于当前无关的理论问题，而是他自己正遭遇的思想和文学上的困境。政治要求“事功”，要求“致用”，甚至以“事功”和“致用”为标准和尺度，“有情”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尺度，就可能被判为“无能”和“无知”。沈从文认为应该先“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那是把“有情”和“事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以一方来衡量、判断，甚至是裁决另一方；但政治未必如此。

“有情”从哪里来？“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特别重要，还是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19；318—319）

深陷困境的日子已经不算短了；没有意想到，在川南的小山村，在土改的进程中，在过年的孤单时刻，沈从文产生了深刻的历史醒悟，自觉地向久远的历史寻求支撑的力量，把个人的存在连接到令人肃然的文化创造的伟大传统上来。

沈从文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文学的困境和个人的现实困境，也可以看作是一体的。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他个人的文学无以应付，就是他个人的文学所属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遭遇尴尬，也就是说，他也不能依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来应对新兴文学；况且，他个人的文学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主导潮流，也并非亲密无间。但他又不愿意认同新兴文学和新时代对文学的“事功”“要求”。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来救助和支撑自己。一直隐伏在他身上的历史意识此时苏醒而活跃起来，帮助他找到了更为悠久的传统。千载之下，会心体认，自己的文学遭遇和人的现实遭遇放进这个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可以得到解释，得到安慰，更能从中获得对于命运的接受和对于自我的确认。简单地说，他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而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并进而暗中认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

八、尾声

腊月三十日，沈从文写信告诉儿子，这里“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复查等等过程”，每个村子“都大斗过地主，有过种种残酷的斗争，杀的已杀（别处闻有一乡打杀数十人的），管的已管”，再“不大会有何等剧烈动作”。（19；322）

大年初一，沈从文和工作队去给去年牺牲的二十八个土改工作干部扫墓。扫墓结束后，工作队又出发去捕捉漏网坏分子，沈从文独自先回村庄，“沿路拜年一路问庄稼，或蹲在田坎边谈胡萝卜甘蔗，当成新年课学到了家。”（19；330）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工作队离开烈士乡回内江县城，乘坐新建成的成渝线火车，二十四日到达重庆，在这里停留几天，做土改总结会。沈从文以第七团中队部调研组成员的身份，“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说了廿分钟的糖房剥削问题。……说到一半时，却有个人来递一字条，‘已超过五分钟’，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结束了。”（19；351）

二十八日坐船离开重庆，到汉口后再换火车，三月七日回到北京。

此行初始，沈从文确曾抱着把“单独”的生命融合到“一个群”中去的意愿；但最终，“单独”的生命投向了“有情”的传统——非常自觉而明确地把自己放到了这个文化创造的长远传统延续下来的脉络上。

第五章杂乱的工作，纷扰的事

一、搬家、检查

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沈从文结束了前后四个多月的土改工作，回到北京。他从火车站疲惫不堪地拖着行李，来到交道口大头条胡同十二号，站在院门口问，沈从文在不在里面住。他在内江期间，北京的家已经搬迁，因为原来住的中老胡同三十二号院是北大的宿舍，他已经不算北大的人了。新住处是租的民房，离历史博物馆比较远，沈从文上班，一般得天不亮就做饭，六点左右出门，下午六点左右离开单位赶回家里，在外至少十二个小时。

刚从香港回到北京的黄永玉一家寄居在这里，“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的。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道一些鼓励的话。”[18]

一九五三年三月，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分了宿舍，在东堂子胡同五十一号。宿舍与院子的男厕所为邻，此前还要路过女厕所，均为茅坑式，沈从文自嘲住处是“二茅轩”；但总的来说，有了稳定的住处，他似乎感觉还不错，到十月份他还有心情向老友高植细致地报告说：“还是三间房子，白天有极好太阳照满房子中，可是我却一天亮不久即离开宿舍，到上灯后才回住处。来时向一个亲戚借了个床铺，前几天取回了，我这几天就稍微发挥了一点创造精神，用五个书箱（三大二小），三个煤油桶（一翻身就光当一声），十多函旧书，一块一尺半宽七尺长床板，三块二尺方书箱板，拼拼凑凑成一个床，对付下来了。到礼拜六时，再和孩子们‘孔融让梨’似的互让，一个上床，两个在地面想办法，打地铺的且多些安定感。生活虽这样，一切还是很好。”但一转念，还是忍不住说：“我这几天躺在铺上，一面常担心有创造性的板床忽然坍下，会惊醒隔壁房的病人，一面且发奇想，什么亲友会借我一个床铺，好每天安心睡个六小时觉，天亮时再起来作事？……我竟想得个结实一点或软和一点的一铺床，也似乎没有办法。”

“隔壁房的病人”是妻子张兆和，约在一九五三年七月患肋膜炎，只能卧床休养，严重时辗转通过关系得以到协和医院住院治疗过一段时间，但迟至一九五五年初仍然未见全好。沈从文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怎么样，心脏病和血压高的影响如影随形。在博物馆工作一天回到家里，已是上灯时分，“见三姐躺在床上总无转机，我对我自己真有些莫名其妙起来，竟想问问：‘我是谁？我在作什么？’没有什么痛苦，但是竟好像是由于麻木或低能的发展，有越来越糟糕情形。”（19；366，367）多少令人安慰的是，张兆和一九五四年调入《人民文学》做编辑，下班后就能回家，不必再像在西郊圆明园一〇一中学任教时那样需要住校了。

东堂子胡同居住的时间较长，一直到“文革”开始后，局面发生变化：三间房不得不让出两间。

再回到一九五二年。沈从文从四川一返回北京，就被抽调参加文物行业“五反运动”联合检查组，历时一个月左右，“作战”般地检查了八十多家古董铺。工作十分辛苦，“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27；245）

因为去四川而未能参加“三反运动”，所以四月份沈从文去兼课的辅仁大学对学生做了思想检查，为运动“补课”。现存《“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检查》手稿，简略概括如下——优点：并无何等优点。缺点计七项：一、所学驳杂，大多是文学史、美术史零散知识，不够用；二、脱离群众；三、怕负责任；四、理想空洞，不切实际；五、不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六、在业务学习上贪多务得，不切目前应用；七、认为个人能做一事，比说十事有用具体，但政治水平的标准，常视一个人发言多少而定，所以个人政治水平实在不高。“这些毛病还可以概括成四点：即思想落后，脱离现实，自高自大，懦弱无能。”（27；124—126）

这一年七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正式开始，沈从文兼课的辅仁大学将并入其他院校，商调他去人民大学任专职教授，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历史博物馆。国家工资制度由折实工资转为固定工资也在这一年，如果按照沈从文任北大教授时的工资定级，则高于管业务的馆长，沈从文提出薪资永远不要超过馆中业务领导。此后二十五年，他的职称一直是副研究员。

二、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故事

一九五二年七月，历史博物馆成立文物收购组，沈从文为四个成员之一；转年一月成立出版组，他也是四个成员之一，主持编选了《长沙出土古代漆器图案选集》、《中国古代漆器图案选》，两本图录出版时都以单位署名。

日常工作中沈从文还是解说员，一九五三年七月为观众做说明时认识了志愿军人王，这次偶然相遇对成为忘年交的两个人都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一九五八年王从朝鲜复员回国，在沈从文的参谋下选择工作单位，进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后成为考古专家；对沈从文而言，他后来的研究工作有了一位最重要的助手。不仅如此，在沈从文去世以后，他的服饰研究事业更有王等人来承传接续。

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相遇，不只是一个朴实、温暖、美好的故事；多年之后重温这个故事，才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当时还没有显现出来的意义。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王第一次到北京，一个人去看历史博物馆。午门内朝房，看完东朝房，再到西朝房看历史出土文物展。王晚年口述当时情景，历历在目：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五十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个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在这期间，我们每天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去吃一个面包，吃一只香蕉，算是午饭。吃完了饭说说话，问问朝鲜的战争情况和巴金到朝鲜的情况。巴金到朝鲜就在我们军里去体验生活的，梅兰芳我也都遇到了。问问这些情况，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好像是吃面条。那个时候看到先生的夫人，那么年轻，就像二十几岁一样，不怎么说话。先生就说呀……妈妈，你快过来听一下巴金在朝鲜的情况。叫我讲那个战争的一些问题和情况，他说战争是个立体的，他也当过兵。

我就更纳闷啦！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

……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我才有机会当面问沈先生。我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时候，简直是一个谜，你这个人完全跟你小说脱节。文字写得很美，那是文如其人，可以这么说；那些故事那么野，那么浪漫，跟别人的那么不同，又吸引人又叫人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回事？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荒唐人，就像那编荒唐故事的那种荒唐人一样，说亲身经历哪！

沈先生告诉我，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不调皮怎么能写成小说呢？说得把我心里一个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么长过程的谜解开了。……此后我每年出差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他，看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在政协礼堂里听的，罗尔纲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讲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听完了以后，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19]

三、“外行”之“杂”

一九五三年，作为文物研究者的沈从文终于“亮相”：七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发表《明代织金锦问题》，九月《新建设》刊出《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一九五四年又为《明锦》图录撰写《题记》（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经过时间的验证，回过头去看沈从文文物研究的“开张”论文，更能见出其意义和价值。《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提出许多新问题，别人没有研究过的。许多东西的命名、定名也是沈从文定的。比如玉衣，我们到一九六八年才从满城汉墓挖出一件完整的。过去被盗墓出来卖的这些零零碎碎的长方形玉片，四个角有孔，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时候就说是古牌饰玉片。沈从文就在文章里说这个东西可能是玉衣，历史上的金缕玉衣。他的判断、预见，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八年十多年以后就得到证实。他有深厚的对中国古代这些杂七杂八的工艺、文物的知识，不然的话做不出这个判断。”但在论文发表的当时，甚少有人会产生这样的认识。一九六六年发现满城汉墓，出土了金缕玉衣，王根据沈从文的指点，主持修复工作，这是全国第一件恢复成原来样子的玉衣，“郭沫若来看，他就为我鼓掌，一面鼓掌一面说伟大伟大！” [20]

一九五四年十月三日沈从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文史研究必需结合实物》，阐述他以后一再强调的改变以书注书、代之以文献和文物互证的主张和方法。依据这种方法，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应邀为《红楼梦》中的服装、器物等作注，写出近五百条注释稿，一九五七年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红楼梦》部分注释参考了他的注释稿。

但是更多的改业以来所写大大小小的论文，未能面世。今天阅读《沈从文全集》后五卷的物质文化史部分，会惊讶他涉猎的广泛和头绪的繁多。沈从文把他的研究叫做“杂文物”研究，真是“杂”得让人眼花缭乱。在他自己，一方面是研究时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几千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尽在脑子中转，也许有一部分只是梦里的，并非真见到的。”（19；403）另一方面，研究总时不时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不被理解，无从实现其价值，不免感到异常沮丧：“工作实在可怕的琐碎而沉闷，即在馆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一九五四年冬天，他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这么写道；接着又说：

近来写了个马鞍具问题小文章，谈它的前后三千年的发展，写完了看看，只觉得真是一种浪费，这种文章谁来看？有什么用？但既在博物馆工作，不写这类问题，又写什么？一堆书，一堆问题，真是把我快要收拾了。

真是奇怪，我为什么用这些问题消耗自己？长处没有人知道。（19；396）

沈从文研究的那些“杂文物”，那些仿佛是“杂货铺”里的东西，在不少人眼里，能不能算得上文物，有没有研究价值，即使有又有多大的价值，都是大可怀疑的。

纺织物是一大堆“杂文物”中沈从文最为倾心倾力的，这也是传统的文物研究中特别薄弱、特别不受重视的部分。一九五五年四月，沈从文致信副馆长韩寿萱，为他的苦心孤诣说明、辩解。沈从文只是希望、甚至是恳求馆里能放手让他去做这项研究，但观念和认识上的差异，却常常带来压力、阻碍，甚至是伤害。

前面提到沈从文是博物馆收购组成员之一，这项用心的工作，却带来了意外的困窘。在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两廊精心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不可思议的是，还让他这个“当事人”陪同外省同行参观，用意当然是给他难堪。什么“废品”呢？举两个例子。一件，从苏州花三十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内中有图像，画的是奇奇怪怪的云彩。这是敦煌唐代望云气卷子的明代抄本，却被视为“乱收迷信书籍当成文物看待”的“浪费”。还有一件，是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大串枝的花纹，和传世宋代范淳仁诰敕相近，花四块钱买来的。“因为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这一事件除了表明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现实处境和政治地位，还显示出，从文物的观念上来说，沈从文的“杂货铺”和物质文化史研究，确实不被认同，以至于被认为是“外行”而安排如此戏剧化形式的羞辱。（27；381，382）

沈从文的文物工作，从一开始，不仅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反过来理解，也正可以见出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时见的取舍和特别的价值。

四、跛者不忘履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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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五月，沈从文把短篇《老同志》第三稿投寄报纸编辑，八月被退还后不死心，又寄给了丁玲，“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19；353）但此稿后来还是被寄还。上半年他还写了一篇纪实性的《中队部》，描述土改工作队的生活，也未能发表。

一九五三年九、十月，沈从文以工艺美术界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十二位老作家，沈从文也在其中。毛泽东问过他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当时的理解是，这对于他过去的全部工作，“总也不会是完全否定意义。”（27；248—249）胡乔木来信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学岗位做安排。秋冬之际，由严文井出面，约请他写历史人物小说，并要安排他当专业作家。

面对文学，沈从文岂能无动于衷？但他再三思量，还是决定留在博物馆。十一月他写信给周扬，同时也是间接回答胡乔木的好意，说自己还是做点工艺美术研究，比写文章切实际；同时请他和胡乔木斟酌，能否“拨一笔钱，调几个人”，支持他开展陶瓷和纺织物花纹研究。（19；369—370）这个设想没有得到回应，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沈从文对文学念念不忘，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归队”的机会呢？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对他打击很大的事。开明书店通知他，他的作品已经过时，所有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均奉命销毁。稍后他又辗转从香港媒体得知，台湾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这等于说他过去全部的文学都没有什么意义。沈从文对他大哥说，希望他把家中的一切作品也烧掉，免得误人子弟。“在床上躺着听悲多汶，很觉为生命悲悯。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难过。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19；381）

而在香港，一九五二年，长城电影公司却拍摄了根据《边城》改编的黑白片《翠翠》，导演严峻，林黛饰演翠翠。一九五三年公映后，女主角一炮而红。这部电影在香港早期电影史上有重要的位置，电影插曲也风行一时。

一九五四年十月，日本河出书房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全集  第八卷  沈从文篇》，收入《边城》、《丈夫》、《夫妇》、《月下小景》、《从文自传》等十一篇作品，由松枝茂夫、冈本隆三、立间详介翻译。

一九五五年，沈从文又偷偷写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这是一个中篇，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二月才完成。沈从文没怎么向人说起过这个作品，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写完了，而且篇幅对他来说也相对比较长。今天读这个作品，会重逢沈从文以前的创作中为读者所熟悉的某些特有的东西，而且能够明显感觉得到沈从文写作时的状态相对放松。这与其他不成功的文学尝试过程中的忧心忡忡、犹犹豫豫、缩手缩脚，形成对照。这种相对放松的状态也只此一例，或者说，这就是个例外。

五、调动而未动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沈从文的工作调动提到议程上来。起因之一，是沈从文当时外调参加出版总署组织的《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工作，负责的领导和写提纲的专家之间意见分歧，做实际编辑、写材料说明的沈从文夹在当中，左右为难，进展缓慢，他着急而又无望，给丁玲写了一封极简短的信，劈头就说：“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

丁玲把信转给了刘白羽和严文井，刘白羽向周扬汇报，周扬批示，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按照指示和沈从文谈了两个小时，了解情况，再汇报给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周扬又做批示：“把这样一个作家改造过来，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国作协党组致函文化部党组：“关于沈从文先生的工作问题，经我们几次和他本人及夫人接触，最后他夫人表示还是去故宫博物院主持织绣服饰馆，同时进行写作为好。”五月七日，文物局正式下发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通知。

到了这一步，按理说事情已经定了，但沈从文并没有到故宫报到，最后还是没有离开历史博物馆。虽然没有调入，却被聘为故宫织绣组研究员。他这个研究员不同于一般的兼任研究员，实际上是织绣组的陈列展览、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每周有一定时间到故宫上班，以致故宫的一些领导和职工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一种印象，以为沈从文就是故宫的工作人员。[21]

这次工作调动牵扯到多个部门和个人，其重视程度和处理上的及时快速，都有点儿不同寻常。如果联想到时代气氛的变换，或许就可以明白了。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在文艺和学术研究中应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一大背景下，一月底二月初召开的政协第二届第二次会议，沈从文以特邀委员身份出席并发言。此次会议后，沈从文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四月十四日，《大公报》发表了沈从文的短文《从龙谈起》；这个月出版的《旅行家》刊出沈从文改业后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春游颐和园》，刊物的主编是沈从文的老朋友、著名记者彭子冈；《人民日报》副刊在胡乔木的一再建议下向沈从文约稿，[22]七月九日发表了他写的《天安门前》；十月十五日，《文汇报》发表了他的《北京有许多博物馆，同时又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香港三联书店八月出版了一本《美丽的北京》，署名的编者是沈从文和曹禺。

看起来情形似乎在好转，沈从文却对大哥说：“写了几个小小文章，都不大通，熟人却说好。写的真正还好的，是几个小论文，却没有发表地方”（19；473—474）；此前跟大哥说：“近来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到处都鸣起来了，我似乎已没有什么可鸣处，却只想把所学的好好用到具体工作上去。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近来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错，还不知再换什么工作会对国家有用一些。一举手，一投足，都会犯错误，写什么自然更不好办，不知怎么办。”（19；471）

第六章行行重行行

一、济南：“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我自己倒知道”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走进山东师范学院。门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什么也不干。”门房笑了。他在文物室看了两个钟头。上午散学，学生们拥挤着出门去食堂，他夹在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觉得这样极有意思；又想，即使“报上名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不知怎么一转念，想到了老朋友巴金：“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接着又有点负气但到底还是泰然地想道：“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20；19）

沈从文此行，是以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的身份出差南下，济南是行程的第一站，八日上午到，十三日下午离开。期间接触当地有声望第一流老文化人，这是其一；其二是看文物，主要是在山东博物馆等处看陈列、看库房；再就是，看“街上一切，给人印象有些别致”。

沈从文心情不错，甚至说得上是兴致勃勃，对济南的印象相当好。前后不足六天的时间，给妻子张兆和写了九封信，约一万五千字，细细地描述所闻所见所感。

他特别观察了济南的“住家”：“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如这么作事，大致一天可敌两天。有些人家门里边花木青青的，干净得无一点尘土，墙边都长了霉苔，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人生活一定相当静寂，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但是一个能思索的人，极显然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它是能帮助人消化一切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使一个人生命更有光辉的。”（20；5，6）

看了这些话，就能够明白沈从文为什么喜欢济南了。他这个受社会变化的风暴剧烈摇撼的人，从风暴的中心出来，一眼就看上这里生活的静寂，从容，“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他住在山东博物馆办事处，对窗是一座教会楼房，晚上月影从疏疏树叶间穿过，令他产生“非现实”的幻觉；就是早晨被广播吵醒，放的也是好听的交响乐，而不像北京，大清早要人听“刘巧儿”和“小河淌水”。

最有意思的是，医学校的女生让他浮想联翩。

十日傍晚，在住处附近的医学校散学。“许多着白衣的女孩子，快快乐乐的当真一队一队从我前面走过。记得但丁在什么桥头曾望见一个白衣女郎和她的同伴默默含情的走过，我估想在学校附近，也必然有这种未来诗人或第一流大医生，等着那些年青女孩子走过，而这些女孩子对于那一位也全不在意。”他想起了但丁有名的文学典故及其蕴涵的深邃感情，此时，他不做文学家，已经好多年了。

这天晚上，他去看了场电影，印度的《流浪者》，回来约二里长的路上，碰巧又遇上医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谈文学，谈小说技巧。“我好像是这些人的父亲一样听下去，觉得很有意思，也是一种享受。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城头上，穿了件新棉军服看年青女人情形，我那时多爱那些女人！这些人这时也许都做祖母了，我却记得她们十五六岁时影子，十分清楚。”而眼前的这些女生，他真想看看她们怎么恋爱，怎么斗气，怎么又和好。有一位“长得极美丽，说广东话，我猜想她一定是学牙医，很愿意将来在什么牙医院再见面时告她，什么什么一天她们在瞎谈文学，我却一个人在瞎想”。这天晚上，他想到文学，想到过去弄文学的日子，“睡眠就被赶走了”。（20；18，20）

在济南的最后一天，早晨起来，沈从文给妻子写信：“早上钢琴声音极好，壮丽而缠绵，平时还少听过。声音从窗口边送来，因此不免依旧带我回到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去。”音乐总是能够唤起他对人生的理解。他接着写下去：“至于一支好曲子，却从不闻因时地不同，而失去它的光彩。假若它真有光彩，就永远不会失去。只有把它的光彩和累代年青生命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力量，或者使一切年青生命在遭受挫折抑压时，还是能够战胜这些挫折抑压，放出年青生命应有的光辉。总之，他是力量和崇高愿望、纯洁热情一种混合物，他能把这一切混合或综合，成为一种崭新的东西，在青年生命中起良好作用，引起一切创造的冲动，或克服困难的雄心。在老年生命中也可唤回一切童年生命中所具有的新鲜清明。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20；29，30）

二、苏州：“三姑爷来了！”

离开济南到南京，沈从文的好兴致似乎消减了不少。因为忙于谈话和看材料，想去的中山陵和明陵等也只好放弃。

在南京住了一周，二十一日离开，傍晚到了苏州，沈从文的兴致陡然而起：他快乐地享受着与张家的亲情。当天晚上他就到九如巷张家看望张兆和的继母韦均一，谈了很久；第二天晚上又来，一一分送礼物。沈从文向妻子报告说：“最好礼物还是大家谈笑，用你和龙虎等为题，用宗和及其他，说得一众（或群众）哈哈大笑。”张兆和五弟张寰和，做中学校长，陪同看了虎丘塔和几处园林，还去买了双皮鞋—— “小五哥已和我到一苏州著名皮鞋店买成黑色皮鞋一双，价目是我有生以来所购最贵的一双鞋子。计十六元五角，一只已达八元二角五！”第三次到九如巷，兴奋的孩子们在门外喊“三姑爷来了！”门里面的老保姆用合肥话跟着喊“三姑爷来了！”喊声中夹着笑声。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沈从文第四次来九如巷。（20；38，42，46）

二十四年前，沈从文利用暑假，从青岛经过上海来苏州，看望苦苦追求的张兆和。他没有料到，张家姐弟一开始就欢迎他。这种热情一定也感染了对他的突然到访有些不知所措的三小姐，使得他的追求出现转机。五弟张寰和，用自己的零用钱买瓶汽水来款待客人，他大为感动，当下许诺：“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月下小景》，九篇中有八篇文末注明“为张家小五辑”字样。到寒假，沈从文又来，张充和晚年的记忆里还异常清晰地保留着当年鲜明的情境：“我们同他熟悉了些，便一刻不离的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只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嗥，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地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23]

往事可追。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变故之后，亲情虽然无从改变人生的坎坷波折，却足为动荡人生的珍贵安慰。“三姑爷来了”的喊声笑声里，沈从文享受到久违的单纯的快乐。他住的地方曾是太平天国王府一小侧院，清静，无人声，有鸟鸣，有花香，他大清早拿起笔给妻子描绘庭院图，“可惜院子中一派清芬我画不出，齐白石来也画不出！”（20；52）

除了到博物馆看陈列，沈从文还参观了苏州最大的刺绣合作社以及宋锦生产社、漳绒织厂。博物馆里一些新出土的文物，让他兴奋：“如方格漆盒且完全如过去我所推测，证实了有些陶器实为仿漆器而作。又有些新东西可以证历史文献。又有些更为我们研究宋人绘画、服装等提供了崭新而十分重要材料。还有一片稀见大锦缎。”（20；44—45）

三、上海：“天不变，地不变，陈蕴珍可爱处

也不会大变”二十八日下午到上海，住南京路市工人招待所，第二天晚上迁到外白渡桥边上的上海大厦。参观博物馆和建设博物馆之外，和老朋友会面才是沈从文开心的事。一九五三年十月上旬，沈从文借到南京和上海出差的机会，曾和巴金等老友相见；时隔三年，这次他的心情要轻松许多。

他给巴金家打电话，陈蕴珍依旧热情得在电话里嚷了起来。“天不变，地不变，陈蕴珍可爱处也不会大变，可说是性格中的‘阴丹士林’！正和形象中的阴丹士林，可爱处是一样的。”沈从文兴奋不已，想象着见面的情景，给妻子写信说：“今天将去见笑眯眯充满好意的蕴珍女士了，听到说起龙虎时，一定要伸伸舌头，眼睛圆睁，头略偏着的说‘三姐开心！’我如老派一点，将要请她作媒，如再新派一点，将要请她介绍对象，不老不新，于是只有笑笑，‘女朋友，慢慢来，是他们的事，我们不着急！’也必然要问到树藏和萧乾，对萧乾有斗争，这是历来的态度！也可能问到凤子，连类的说‘三姐可不老！’我也许会要她陪同去买袜子，到时却先请她买一枝拐杖，问用处时即说是‘为龙龙的老母亲买的。’笑得她个人仰马翻，我才不管！”（20；59，62）

三十日中午沈从文和巴金、靳以、陈蕴珍一起在巴金家附近一个有名的小饭馆吃饭；十一月三日，一早就到巴金家取张兆和转寄到这里的信，两位老友在花园廊子前坐了两个小时，“看陈蕴珍用玻璃茶杯一杯一杯倒水浇盆中花草。”后来一同到慕鸣大厦去看靳以，沈从文戏称靳以为章大胖子，说他的房子大五间小二间，“阔气来哉！”（20；84）

上海还有一位三十年代结识的友人，程应镠，沈从文习惯称呼他的笔名流金，其时担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他受沈从文历史教学要结合实物这一观念的影响，筹办文物陈列室，委托沈从文代购了不少文物。程应镠陪沈从文到虹口公园看鲁迅墓，逛城隍庙。第二天沈从文又如约来程家吃晚饭，四个小孩子一字排开，他掏出酸梅糕，掰成小块儿放到张开的小嘴里，然后数“一、二、三”，让孩子们用力抿一下，“有趣呀！流金，我真喜欢看这些小家伙的表情！”[24]当晚，沈从文宿在程家的小书房中。

沈从文一九二八年二十六岁时从北京到上海来开拓事业，先是与胡也频、丁玲合作创办《红黑》、《人间》两个月刊，组织“红黑出版处”，不久都相继失败；之后经徐志摩推荐，胡适聘请他到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到一九三〇年九月转往武汉大学任教以前，他在上海过了几年颇为艰难酸苦的生活。上海这座城市，他始终不能产生亲近感。多年之后旧地重游，仍然生疏隔膜如昔。但他也“理性”地注意到了这座城市的变化：现在的上海变成了“十分规矩又极勤勉的社会”，能支援任何一个新的城市的建设，产品供应全国以及海外需要，“上海伟大处也在这里。”（20；74）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里有他多年的老朋友。相聚虽然短暂，温暖的气氛和相知的默契，却是对从过往曲折延续到现在的生命存在形式的无声肯定。是的，老友本身就是肯定，在老友面前，他用不着否定自己的过去，也用不着否定自己的现在。

四、长沙：“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

十一月上旬，沈从文结束了近一个月的出差，从上海返回北京。但未过多久，下旬又赴湖南，此行是政协安排的视察活动，精通古琴的音乐研究家査阜西和一位李老先生同行，二十四日到达长沙，住省府招待处。

不凑巧的是，沈从文这次出行成了“病号”。车过武汉短暂停留时，因扁桃腺炎去了医院，到长沙看了一天博物馆后，又因为高血压心脏病去了两次医院。

二十七日晚，视察团被安排观看全省文艺会演节目，凤凰的“文茶灯”当然引起他的兴趣，他感受到其中“好到惊人程度”的部分，但这种湘西民间小型歌舞剧经过了改造，“你想想看，六七个做微笑态的年青女孩子用凤凰腔说‘那样……’唱着跑着，岂不有一定程度滑稽！”“装扮衣服可急坏了我，一头的花，穿的是粉红衣，粉绿裙，可远比《采茶舞》差劲。”他在信里给妻子画了张人物形象图，旁注道：“看看这个样子，岂不是简直有一点儿全国味？”（20；88，91）沈从文希望看到的，自然是本来样子的“文茶灯”，没有“全国味”，而要保留浓郁的湘西味。

到二十九日，沈从文病情加重，住进湘雅医院。待不住，却也不得不待了五天，他常常想象自己是好兵帅克，可以自己宣布病好出院。无聊时读《三里湾》，给小儿子的信里说：“我因卖书人介绍说是名作家作的，花了六毛三买一本，看下去，也觉得不怎么好。笔调就不引人，描写人物不深入，只动作和对话，却不见这人在应当思想时如何思想。一切都是表面的，再加上名目一堆好乱！这么写小说是不合读者心理的。妈妈说好，不知指的是什么，应当再看看，会看出很不好处来。”（20；97）

出院之后的几天，开会、参观、看文物，也许是因为生病，或是过于疲劳，他感觉精神不如在济南、南京时活泼；政协委员的身份，处处受招待，吃、住都过于官样，回到故乡省份，反倒产生了“一种作客心情”。想到即将返回阔别二十二年的老家凤凰，自是心潮起伏，搁笔以来的这些年里，有时会不切实际地幻想，回到故乡熟悉亲切的环境中，也许就能重新找回创作的信心；可是现在，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目下的状况实在也无法产生出好的作品：“照我想，如再写小说，一定得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才有希望。如目前那么到乡下去，也只是像视学员一般，那能真正看得出学生平时嘻嘻哈哈情形？即到社里，见到的也不能上书，因为全是事务，任务，开会，报告，布置工作。再下去，虽和工作直接接触了，但一切和平日生活极生疏，住个十天半月，那里能凑和成篇章？……如照赵树理写农村，农村干部不要看，学生更不希望看。有三分之一是乡村合作诸名词，累人得很！”

感慨油然而生：“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这正犹如我们对曹子建一样，怀疑‘怎么不多写几首好诗’一样，不大明白他当时思想情况，生活情况，更重要还是社会情况。看看曹子建集传，还可以知道当时有许多人望风承旨，把他攻击得不成个样子，他就带着几个老弱残丁，迁来徙去，终于死去。曹雪芹则干脆穷死。都只四十多岁！《湘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壮，家有一乌金墨玉之宝，遐迩知名（这里犹有人大大道及）！或者文必穷而后工，因不穷而埋没无闻？又或另有他故。”（20；110—111）

梅兰芳到长沙来演出，在当地是很轰动的事。沈从文不想看，因为“一看到洛神穿的衣服，就替古时洛神叫屈”，他说自己不懂戏剧艺术，正如不懂相声艺术，“我实在不懂‘艺术’，懂的是不知应当叫做什么！这也真是一种无可如何的事情。《湘行散记》作者不能再写文章，情形也许相同。”但还是被邀请去看《贵妃醉酒》，“在一丈内看他作种种媚态，谢幕约八次之多”，“谢幕时还作女孩子嗲态，以手捧心”，“衣服真是不美观”。他说《贵妃醉酒》“毫无唐代空气”，看的感觉是“更加累人”。（20；102，112，115）沈从文的“偏见”堪比鲁迅，鲁迅由梅兰芳的“黛玉葬花”照而“刻薄”中国“男人扮女人”的“艺术”：“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两个人还都不喜欢京剧乒乒乓乓大锣大鼓的热闹。沈从文看戏，比一般人又多了一点对服装的讲究，他说梅兰芳的戏装“不三不四”，看到“就生气”——这个研究服饰史的人，总希望不要脱离或违背历史的实际情形才好。

五、湘西：“许多都像变了又像不变”

十二月十二日，沈从文和査阜西一起游览常德，感觉“一点不认识了，什么全变了”。十三日，两人离开长沙去吉首，车经桃源到沅陵，住了一晚。沈从文上次来沅陵，是抗战爆发后南迁的途中，在大哥沈云麓的“芸庐”住了近三个月；再早就是当小兵时代的记忆了。此次路过，看见城门洞边卖汤圆的担子，想起“民七时我常在这门洞中吃汤圆”；“当时看鸡打架小孩打架及麻阳大脚婆娘坐在门边衲鞋底的麻阳街，还是和过去差不多。”时在深冬，沅陵光景依然入眼，“河岸边有许多船，河滩上还有大船横搁在被斧斤打削，和岸边一列打铁炉的红光叮当声映照，异常动人。撑渡船的依旧是十六七岁女孩子，独据船尾在寒风中摇桨，胆大心平，和环境如已融而为一。江水碧绿。”（20；119，120）

第二天去吉首，车到张八寨，停下来等船过渡。新渡口往上游一点有老渡口，用老式小渡船，拉渡船的是个梳双辫女孩子，十四五岁，情形如同《边城》。沈从文心里惊叹，“一切陌生一切又那么熟习。这实在和许多年前笔下涉及的一个地方太相像了”。“我为了温习温习四十年前生活经验，和二十四五年前笔下的经验”，就随同几个乡下人一道上了小渡船。（12；313，315）这一短暂的经历几个月后写成了散文《新湘行记——张八寨二十分钟》，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旅行家》。

吉首是湘西苗族自治州州委所在地，来此地主要的事情是，査阜西邀请了几个苗家歌手录音。晚上在火盆边工作，“一面唱一面吃本地麻饼鸡蛋糕，唱各种情歌和神歌，极别致！可惜的是只能记音不能记背景或照出背景，但这些歌之有意义却正在背景。”（20；123）后来，沈从文写了一篇《湘西苗族的艺术》，记叙了在吉首的“三个离奇而且值得永远记忆的晚上”——“歌声中总永远夹着笑声，微笑时却如同在轻轻唱歌”：

大家围坐在两个炭火熊熊的火盆边，把各种好听的歌轮流唱下去，一面解释一面唱。……解释到某一句时，照例必一面搔头一面笑着说：“这怎么办！简直没有办法译，意思全是双关的，又巧又妙，本事再好也译不出！”小学校长试译了一下，也说有些实在译不出。“正如同小时候看到天上雨后出虹，多好看，可说不出！古时候考状元也一定比这个还方便！”说得大家笑个不止。

虽然很多歌中的神韵味道都难译，我们从反复解释出的和那些又温柔、又激情、又愉快的歌声中，享受的已够多了。那个年纪已过七十的歌师傅，用一种低沉的，略带一点鼻音的腔调，充满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深厚感情，唱着苗族举行刺牛典礼时迎神送神的歌词，随即由那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接着用一种清朗朗的调子和歌时，真是一种稀有少见杰作。即或我们一句原词听不懂，又缺少机会眼见那个祀事庄严热闹场面，彼此生命间却仿佛为一种共通的庄严中微带抑郁的情感流注浸润。让我想象到似乎就正是二千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到湘西来所听到的那个歌声。照历史记载，屈原著名的九歌，原本就是从那种古代酬神歌曲衍化出来的。本来的神曲，却依旧还保留在这地区老歌师和年青女歌手的口头传述中，各有千秋。（31；330—331）

十八日，沈从文回凤凰老家。大嫂背了个竹笼子来车站接；晚饭后正值放电影《天仙配》，沈从文也很有兴致地去城隍庙改造的放映场看，散场后和本城人同道在小街上走，恍如三四十年前看戏回家情形。

在凤凰，给祖父母、父母和亲故挂坟，看望两三个老熟人，和大哥谈天。弟弟沈荃入土已经五年，弟弟的女儿朝慧已经长得和自己的儿子虎雏一样高。始建于清嘉庆时的庵院石莲阁，就在这一年被拆除，但本地人不忍打毁观音，就抬到合作社牛栏中放起来，几个教员陪沈从文去看了看。

置身记忆里无比熟悉的故乡，倒反而觉得有些生疏。“地方给人印象‘奇怪’，因为许多都像变了又像不变，许多小孩子骑着‘高跷’在路上碰撞，正是我过去最欢喜玩的。酸萝卜小摊子还到处是。许多老太婆还是那么缩颈敛手的坐在小摊子边，十分亲切的和人谈天，穷虽穷，生命却十分自足。许多干部是外来的，却在生根。当地广播电可到乡村，每天广播歌曲时事并传达命令、通知。”当地人织的土布，好看之至，但“本地人不穿，干部不穿，苗人也不大爱穿”，“真是货到地头死”。“人材也可能有相似情形”——“没有出路，慢慢的自然也就耗尽了。”（20；126，127）

沈从文当作“宝贝”收集了一些苗族和土家族编织物，本地人说他是“收荒货的”；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么精美动人的东西不受待见，充斥市场的反而是“丑不可言”的上海轻工业用品。“也奇怪，怎么会这样丑？”（20；133）

二十二日，沈从文离开凤凰返回吉首，几天后再回到长沙，三十日回到北京，结束了一个多月的湖南之行。

六、上海： 黄浦江里的艒艒船

转年三月，沈从文出席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就加强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发言，题为《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工作的四点建议》（31；322—325）。随后，又参加了政协安排的视察活动，到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历时近一个月。沈从文主要是考察丝绸生产，访问博物馆，了解高校对文物的应用等问题。看到的情况总让他忧心、着急，也因此而对自己的工作加深认识。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甚至对比了物质文化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小妈妈，工作看来简直是什么都还待重新走第一步。是一种崭新的工作。走在前面的人却那么少。这比写点散文短篇故事，实在难得多，作用也大得多，要人肯担当下去。我知识也极有限，可是却明白这么作对整个文史研究工作是一种革新。”（20；176）

此行在上海住了十多天，和巴金见过好几回，王道乾还带着女儿来巴金家和他会面。他很有兴致地给自己的两个孩子描述他们的同辈人：“巴老弟”（李晓棠）“用吃糖后的小纸团打王道乾小女孩”，五六岁大的小女孩“简直受不住那种进攻，又不好哭，只藏在她爸爸身后去，眼睛湿莹莹的，直到拿得桌上一颗糖才稳定情绪。”男孩的姐姐“巴小姐”（李小林），“声音也和她妈妈一样，说话时比一般人高半音”。（20；165—166）

社会上的现实可不像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情形那么好玩——“大鸣大放”开始了。沈从文在上海，也不能不关注这场运动。

四月三十日，他写信告诉妻子：“这里报上正在‘鸣’。前天是小说家（巴金等），昨天是戏剧界（曹禺、熊佛西、李健吾、师陀），一片埋怨声。”他的反应是，有点不以为然——“鸣总不免有些乱。”他的不以为然不是基于对政治、体制、形势的判断，而是出于那种认为作家任何时候都应以自身作品说话的意识：“真的鸣应当是各种有分量作品，诉之于万千无成见，少偏见，且不为空气控制影响的读者。但是目下这种有资格说话的读者，却无多机会说话。”“这里出书极多，到一个书店去，满架子是新书，问作家有什么特别引人的作品？没有。”（20；168，169）

正是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意识，使得沈从文不为各种各样的“热闹”所蒙心蔽眼，而能特别注意到“大热闹”之外为人忽略的“沉静”。不说政治形势，就说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市声鼎沸，吵吵嚷嚷，沈从文从他所住的上海大厦十楼望出去，一派繁密景象，他随手画了一幅速写，图画中却有了“热闹”和“沉静”的对比。他给这幅速写写了一段话：

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四月廿二日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20；157）

这幅速写是沈从文到上海的第二天早晨画的。到五月一日这天，他又画了三幅速写，也是从窗口望出去所见的情景：一九五七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外滩的外白渡桥和黄浦江——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时间和地点所提示的时代气氛和性质。每幅画都有文字描述。

第一幅，“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

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桥上走着红旗队伍。艒艒船还在睡着，和小婴孩睡在摇篮中，听着母亲唱摇篮曲一样，声音越高越安静，因为知道妈妈在身边。

第二幅，“六点钟所见”：

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

第三幅：

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

时代的宏大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轰隆隆而过——外白渡桥上正通过由红旗、歌声和锣鼓混合成的游行队伍——这样的时刻，沈从文的眼睛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灵里充满温热的兴味和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沈从文“静观”的过程和发现的情景，可以当作他个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隐喻。说得更直白一点，不妨就把沈从文看作那个小小的艒艒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只是自顾自地捞那小小的虾子。沈从文的“小虾子”，不用说，就是他投注了生命热情的历史文物研究。

已经是半夜了，沈从文还不能自已地向妻子抒发他投射到艒艒船上的情怀：“这里夜一深，过了十二点，江面声音和地上车辆作成的嘈杂市声，也随同安静下来了。这时节却可以听到艒艒船摇橹荡桨咿呀声。一切都睡了，这位老兄却在活动。很有意思。可不知摇橹的和过渡的心中正想些什么事情。是不是也和我那么尽作种种空想？它们的存在和大船的彼此相需的关系，代它想来也有意思。……这些艒艒船是何人创造的？虽那么小，那么跳动——平时没有行走，只要有小小波浪也动荡不止，可是即到大浪中也不会翻沉。因为照式样看来，是绝不至于翻沉的！”（20；177—178，176—177）

第七章“老去”的文学，“不算是学问”的学问

一、“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

一九五六年提出并逐步实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形成的“早春天气”，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七年的头几个月。在政策“调整”的形势下，动员老作家重新拿起笔来写作，成了文艺工作的一个特别重要方面。周扬对《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25]不久，七、八月号的《人民文学》就发表了沈从文的散文《跑龙套》和《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作协要沈从文提交创作计划，三月他起草了一份，但就是在写这份计划时，心思也不全在文学写作，反倒更偏重文物研究。他说“大致有两个中篇的初步准备”，“又还想试再写些短篇游记特写”；接着笔锋一转，“如照目下生活方式，大部分脑子中转的，只是一堆待进行未能好好进行的研究工作，和越来越多的一些坛坛罐罐，绸子缎子，花花朵朵问题，及将来如何转用到新的生产上问题。用头脑方法不是写小说的，即拿起笔来，也难望写得出什么像样东西。”最后，他谈的还是文物研究，对工作条件之差难掩其火：“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好急人！谈到这里我脑子不免有些乱起来了，因为正像一辆破车子在烂泥中挣扎前行，许多工作好难推进！……如总这么下去，恐怕什么都作不好，定的任何好计划也必然落空！”（27；509，510—511）

八月，各方协调后安排沈从文去青岛休养和写作。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教书，这座海边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切的记忆和感情，那两年也是他的生活摆脱早年的困窘，写作日趋成熟，生命转为愉快和从容的时期。二十多年后再来这里，他一下子体会到了久违的自由感，早晨五点即起床写作，“简直下笔如有神，头脑似乎又恢复了写《月下小景》时代，情形和近几年全不相同了。”（20；185）休养不足一个月，他就写出了三四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长文《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不过，他刚去没几天就完成的一个短篇，却被张兆和泼了冷水：小说“小题大做”，“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也还是要考虑考虑。”（20；183）

“明辨大是大非运动”——全国范围内的“反右”，到八月已经如火如荼。

沈从文因为在“早春天气”里拒绝了有关“鸣放”的约稿和采访，幸免此劫，但许多熟人和朋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从报纸上，从张兆和的信里，他不断得知谁又被揪出来了：彭子冈被点了，陈梦家见了报，程应镠已逐渐交待，丁（玲）陈（企霞）问题有详细报导，批评萧乾右派言论的大会开了……在这样的氛围中，即便海边的清静让沈从文明显地感觉到体力和脑力的恢复，他又能写什么、又能怎么写呢？内心里，他恐怕不得不承认张兆和的批评有道理，他试写的作品其实是失败的。他跟大哥信里说：“可惜的还是写短篇的能力……人难成而易毁……”说起这点他当然会有伤感，特别是想到早年的抱负的时候：“三十年前用笔时，只想把纪录突过契诃夫。”好在他另有安心的事业：“现在又变成了半瓶醋的文物专家。而且有欲罢不能情形。聊以解嘲，也可用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自慰。若又因此出毛病，那就真是天知道是怎么办才好了。”（20；197）

沈从文写信嘱咐妻子把仅有的几百元存款捐给凤凰办中学，“将来如有钱，还是得学你爸爸……许多对人民有益的事，要从看不见处去作，才真是尽心……”（20；207）张兆和的父亲张冀牖二十年代独资兴办了苏州乐益女中，沈从文可是把自己装牙齿的钱也捐了。

回京后，沈从文马上投入到故宫保和殿九月举办的“中国古代织绣展览”的工作中。十月，北京十三陵的定陵地下玄宫大门打开，沈从文前往发掘现场，考察刚刚清理出来的服饰、丝织物等。

一九五七年沈从文发表的与历史文物、民族艺术相关的文章不少，有《故宫的建筑》、《从一本书谈谈民族艺术》、《人民时代人民艺术的成就——庆贺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古代镜子的艺术特征》、《湘西苗族的艺术》、《埋藏了两千三百年》等，当然他写的不止这些，还有几篇未能发表的手稿。尤其让他欣慰的是，十二月，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署名沈从文、王家树编。这是他文物研究的第一本专书，在自存样书扉页上，他题写了几句话：“此书重要处，即大部分均系唯一图样，且多据残本复原，家树同志贡献特别多。”（30；2）

这一年他还有另一本书出版，引发的感受则复杂得多。还是在“早春天气”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沈从文的小说选，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就着手搜集自己的旧作进行编选，但同时心里很清楚，“这个选集即或印出来，大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只不过是供一小部分教书的作参考材料，同时让国外各方面明白中国并不忽视‘五四作家’，还有机会把作品重印而已。”清醒到这样的程度，自然就不会欢欣鼓舞；而想到当年写作时曾经怀有的巨大野心——“拿作品到世界上去和世界第一流短篇作家或文学史上第一等短篇作品竞赛成就”——便不能不倍增伤感：“过去看契诃夫小说时，好像一部分是自己写的。……现在来看看自己过去的写作，倒像是看别人的作品，或另一世纪的作品，也可说是‘古典’的作品了。不仅不像是自己写的，也不像是自己能够写成的。……近来北京正在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的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满有意思。这一切都像和我已隔得远远的，正如同大学校和我隔得远远的一样。”（20；138—140）

十月，《沈从文小说选集》印出来了，这是他一九四九年后第一次出版旧作，他告诉大哥这个消息，不但没有显出多么高兴，还吐了口在心里压抑了很久的不平之气：“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我一文不值，听说还译成俄文，现在这个人已死了，这本文学史却在市面流行，中学教员既无从读我的书，谈五四以来成就，多根据那些论断，因此我这本小书的出版，是否能卖多少，也只有天知道！这也真就是奇怪的事，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相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看到那些不公的批评，除灰心以外还感到一种悲悯心情，想要向他们说：‘你们是在作什么聪明事？你那种诽谤，对国家上算？你不觉得你那个批评近于说谎？’”（20；220—221）[26]

这样的激愤，自然不会写进书的《题记》，他在《题记》里只是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这句话夹在长长的文字中间，像没人会在意的一声低微的叹息。

二、长子被划成“右派”，“心中十分难过”

“反右”沈从文没有摊上事，他大儿子沈龙朱却意外地摊上了。沈龙朱在北京工业学院读到了四年级，已经入了党，担任班团支部书记，运动迅速发展到党内“反右”的时候，他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一九五八年初正式定为“右派”，开除党籍、团籍、学籍，没能正式毕业，转到校办机械厂，成了钳工班的学徒工。这一年他才二十四岁。

沈龙朱早就认为自己做到了在思想上和父亲划清界限，即使被打成“右派”，还觉得“我是党内反右的，不是外头反右，不能随便和你们说。”他长时间待在西郊的学校不回家，实在熬不住了，才用写信的方式把自己的事逐渐透露给父母。有一个星期六，沈从文为苦闷却又不肯跟父母交流的儿子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会面，他邀请了刘祖春到家里来。刘祖春是凤凰人，一九三四年受沈从文大哥和三弟资助到北京，在北大读书期间是沈家的常客，受沈从文帮助和影响写过一些湘西题材的小说；抗战爆发后到山西、延安投身革命；一九四九年任中南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南局取消后调任北京市委工作。“父亲把刘祖春邀了来，把我弄回家。给我们创造一个机会，让我跟他吐出来，你懂吗？我觉得这是个党的干部，应该是能够倾心说话的，而且刘祖春又是那么多年前就跟我父亲有交往。于是，我就真是把什么东西都抖出来了，一下子很多东西都放开了。”“我觉得父亲为了我，精心策划了这一招。那对我帮助真是非常大。”[27]表面上，沈从文对儿子却什么都没有说。“父亲照顾着我剩下的那一点自尊，不过问任何与反右运动有关的问题。”[28]

在《“反右运动”后的思想检查》里，沈从文写道：“许多熟人都成了右派，我思想中不免有种错觉，只担心以为我也属于右派。又家中大孩子，本来人极老实，入团多年，且已入党，在学校忽被划成右派，心中十分难过。”碰上大小运动，要求写思想检查，这已经成了惯例，沈从文写过不少这一类的东西，总是备受折磨痛苦。这一次，他以这样的话结束检查：“让我工作，头脑还担负得下。写思想检查，实在担负沉重，不知如何是好。”（27；159，161）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九五八年最大的运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之后，全国掀起的“大跃进”。“大跃进”会和沈从文有什么关系吗？

六月，沈从文参加文联组织的第三次去十三陵水库工地访问，写出纪实散文《管木料场的几个青年》，编入作家出版社《建设十三陵水库的人们》第二集。这其实是接受“跃进”形势教育，用笔来歌颂新人新事。这样的文章，写得怎么样，沈从文岂能没有自知？他跟妻子说：这种写作方法，“得先考虑写的是否真，再考虑读者，自己兴趣、文字，放在第四五以后，写出来不可免会见得板板的，或者简直就写不下去。”（20；243—244）

如果说这是“跃进”形势下的勉为其难，那么另一件事就得感谢“跃进”的大势了。在这种形势下，博物馆有了一个破例的举措：为生产、为社会做针对性专题巡展。这一举措很可能与沈从文的促成有关，他做杂文物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能够为生产、为社会服务。八月下旬，沈从文带着一批故宫和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明清丝绸、刺绣，到杭州、苏州、南京做巡回展览，目的是贴近丝绸、织绣生产基地，为生产第一线提供古为今用的参考资料，以促进产品花色纹样的改进和提高。巡展历时三个月，沈从文满腔热情地做了三个月巡回说明员。回到北京后，又立即投入到故宫准备在武汉举办的文物展览做陈列设计、撰写说明的工作中。这算是沈从文个人的“大跃进”，与整个社会轰轰烈烈的运动反差何其巨大。

这一年沈从文在中央工艺美院主办、九月份创刊的《装饰》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鱼的艺术——鱼的图案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及发展》，并担任该杂志的编委。还发表了一篇《谈染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十一月出版了他又一本文物专著《唐宋铜镜》。

沈从文晚年曾经讲起过一九五八年发生的一件事：“为庆祝‘反右’斗争胜利，周扬在西长安街邮局对面一个饭馆里，设宴招待文艺界人士，有三十多人参加，我也去了。席间，周扬当场宣布：‘老舍工作很忙，准备让他多作一点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想请沈从文担任。’我一听急了，立即站起来说：‘这不行。我还是作我的文物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29]

三、“不算是学问”的学问，“生命力

还充沛的一种象征”一九五九年，为向共和国十周年大庆献礼，北京十大建筑相继落成，历史博物馆新馆是其中之一。春末，沈从文写了一篇《历史博物馆十年》，以馆方的口吻概括工作，大概是馆里让他写的；他自己在这里也正好用去了十年岁月：“十年来作职员，一天上下班四次，得来回换车八次，每天大约即有二小时在车中挤去，总是头昏昏的，黄昏过马路时，还得担心被车撞倒，除了我自己知道这么方式使用有限生命，真是对国家一种不大经济的浪费，此外绝对没有人会想得到。”但是，“我居然还存在，真应了诗人所说‘此身虽在堪惊’！”至于工作，“忙的全是别人事情，学的又似乎永远不算是学问。”（20；286，285）

不过，这种“不算是学问”的学问，其核心和脉络越来越清晰起来。经过十年的摸索，从与种类杂乱、数量巨大的文物的广泛接触中，沈从文自己研究的重点慢慢凸显出来了，对自己的研究方法也愈发明确地意识到其特殊的意义。他给大哥写信，是不必掩饰自己的想法的：“以全国言，搞综合文物研究工作的，简直是屈指可数。‘军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正和三十年前写短篇小说差不多，我于是又成了‘打前站’的什长一类角色，照旧戏说则是‘开路先锋’。例如绸缎研究，千百年来没有人注过意，完全近于空白点，即谈到些，也似是而非，一枝一叶的，不着边际。这几年来机会好，条件好，摸了几万种实物，又有个综合文物基础，问题差不多就明白了。工艺美术装饰图案，过去也无人敢下手，也无从下手，这几年综合一搞，线索也有了，且因此发现了许多问题，为工艺花纹发展史打下个好基础。又从文物制度衣冠服饰上来研究人物绘画的时代，也是个新问题，再深入一步，将为这部门鉴定工作建立些新观念。总之，还是得力于文物和文献的结合和综合研究方法。新的艺术史研究工作，此后将成一门科学，是一定的。”有十年工作打底，他自有信心；即便想到个人精力是否匹配的问题，他还是很骄傲地说：“一个人能够在许多新的工作中，担当披荆斩棘开荒辟土的任务，也极有意义，能这么作，精力旺盛是条件之一，至少也可证明是生命力还充沛的一种象征！有时不是真正的精力强健，倒是一种学习勇气！”（20；301—302）

故宫博物院织绣馆国庆对外开放了，实现了沈从文的一个心愿。馆的陈列设计是沈从文做的，一万一千多字的《织绣陈列设计》缜密而系统，得到批准后他又参与了布展。从筹建到终于开放，付出了大量精力，可谓有筚路蓝缕之功。织绣馆的建设和织绣人才的培养是他为故宫贡献突出的方面。

忙乱的一年里还发表了不少文物文章：《关于文物‘古为今用’问题》、《谈挑花》、《介绍几片清代花锦》、《谈皮球花》、《蜀中锦》、《金花纸》、《谈谈〈文姬归汉图〉》、《谈瓷器艺术》。

老朋友靳以去世，他写了《悼靳以》，发表在《人民文学》第十二期；另一位老朋友、也是他隔了几层的上司郑振铎出访飞机失事遇难，他写了《怀念郑西谛》，但未发表。

年底他还写完了一篇回忆录《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也没有发表。

十一月中旬，沈从文把弟弟沈荃的女儿沈朝慧从老家接来北京，作为女儿抚养。

第八章“好辛苦的战斗”和“抽象的抒情”

一、长篇写作计划的实施，老和病

一九六〇年一开始，沈从文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计划，请一年创作假，完成以张鼎和一家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这个作品在心里反反复复构想了许多年，现在他已经有了基本的轮廓，从最初想写一个人，变成写一家两代人的故事。一月给大哥的信中说：“大致年终当可将廿五万字初稿完成。”（20；374）四月，又跟大哥说到写法，“只能当小说写不作传记写，并且只宜用我熟习体裁写，难望如近年几种长篇小说方法写……现在人乐意要一点浪漫夸张叙述法，我就不会。我也不会如巴金那么一写百十万言。我的文字有一定限制，用心处一般读者已不大懂了……绝不会如老舍那样成功，是可以预料的。”（20；406，407）

但是，三月上中旬，全国政协组织到武汉参观，沈从文与百十人同行。回京没几天，政协会议召开，用去了十多天。六月，又列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六月二十五日，沈从文终于有时间坐上了到宣化的铁路慢车，采访张鼎和的妻子吴昭毅（四嫂）和长女张小璋（原名张以瑛），边谈话边记录，前后十一天。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举行，沈从文出席了。第一次文代会他不是代表，第二次他是以工艺美术界代表的身份参加的；这一次，他的身份是作家，但他自己知道，只不过近于“挂名作家”而已。九月上旬，他再次去宣化采访，历时一周。然后他试着写了一章，题为《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十月上旬，吴昭毅来北京，住在沈从文家里，继续谈张鼎和一家的事情。十月末，参加政协民族组参观团，到包头等地短期参观钢铁工业基地。一年算下来，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消耗于各种活动和会议。但就是这样，到年底，沈从文还是记下了近十万字的材料。

给沈从文写作带来困扰的，不仅是活动和会议占去了时间，当然还有他心理上的顾忌；最直接的困扰还不是这些，而是身体状况。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高血压（高压二百上下）晕头晕脑中度过的，有些日子降压灵每天吃六粒，还吃一种安眠药水，牙齿拔得只剩四颗，“不免有英雄老去之感。”（20；412）按照沈从文写小说的方式，“照例又是全个故事老在脑子里盘旋，一章、一节、一行、一句也反复在回旋，只有这么整体在脑子中活动才会好。……照习惯总是‘老师上刀梯’一般，全副精力来解决。年纪轻还好办，到老来，就只有心无力，不易回复当年工作方式，不免望洋兴叹了。”（20；408）

五十八岁，年龄不算太高，却实实在在地感受着来自身体内部的衰老。可是，他毕竟不甘心，因为同样真切的还有一份创造的欲望。他是这样表达的，向最知心的大哥：“我目前正那么估想，如能换个比较单一环境，有太阳可晒，有三几种青菜可吃的地方去，从容不迫写它一年，抄改个三五次，这作品用十二万字到十五万字，可能在完成后给读者一点儿有分量的印象和知识的。可是向谁去商量找那么一个地方？空想而已。我的空想似乎即近于是在否认衰老、反抗衰老一种努力。……因为生命中似乎还有一份力量、信心和不易克制的创造欲，以及多年来即已成为习惯的对事物的感触体会力，生命即近于衰竭，这种种还是存在的。”（20；482）

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沈从文住进阜外医院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到二月十一日才出院。

二、服装史计划的开始

一九六〇年还有一项明确的工作，与写长篇穿插进行，那就是中国服装史的编著。这两个重点突出地显示出来。

前一年七月，沈从文给大哥信里提到，“我还希望有机会趁体力来得及时，把服装史工作打个基础，好供全国使用。明年可能调二三助手来试试，进行一年，即可见出效果。”（20；331）这是他较早谈及服装史计划的文字。一九六〇年四月，沈从文为轻工业出版社草拟中国服装史资料目录，规划比较大，预计编印十本书。六月计划提交讨论，文化部同意进行这项工作。到冬季，已经安排了三个人协助进行绘制图像资料。这是沈从文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做起来就非常投入，十二月中旬告诉大哥说：“明年上半年若体力还支持得下去，大致可将服装史资料搞出个头绪来。已有三个人在画，还不坏。估计可绘出三千个不同形象，由商到清代，三千多年一直不落空。……体力如恶化，即只有待后人来接手了。我希望还要做好几件事，这只是其中一件！还有丝绸花纹史，工艺图案史，都要作下去。只要有助手，工作就好办！因为这十年记在脑子里还有好一堆东东西西！”（20；477）

沈从文太心急了，想一两年就做好服装史资料，没有预料到其后的过程波折变化，社会的更大动荡埋伏在前面，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还有好几年，他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这一年似乎杂事较少，但也总不免忙，多半还是因为他自己的热心。譬如曾为出版方面草拟工艺美术图录的出版计划，而且还兴致勃勃地憧憬，“一出即三百种”（20；378）；这一年他发表了《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花边》。

作家出版社三月出版了《龙凤艺术》，这是沈从文的文物和工艺史研究论文集，收十五篇文章。沈从文称之为“近十年惟一收成”（20；398）。

三、九妹

衰老时时侵蚀，疾病缠身不去，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不有所考虑的现实了。沈从文想到自己，又想到大哥的身体状况也是病弱，在一九六〇年五月给沈云麓的信里，不知怎么就写了这么一段话——似乎是忽然冒出来的一个念头，没有“上下文”；其实恐怕不是一时的想法——有些文字下面还特别加了着重号：

旧时代已过去了，新社会一切不同，你身体既不大好，应当把留下我的信清理一下，最好全部烧去，或全寄给我，不必留下，免得麻烦。什么也没有留下必要，因为实在没有用处。我这四十年所有工作，实极不足道，写的东西也全过了时，再不宜让年青人看了，烧掉也比较合理。新写的小册子，多是把文物和文献结合起来谈问题的，方法虽比较新，不过学历史的嫌浅，学艺术的嫌深，还是两不沾边，只能说是对搞问题方法还有些见解，别的也无什么意思的。（20；418—419）

也就是在一九六〇年前后，沈从文的妹妹沈岳萌（1912—1960前后）在沅陵农村普遍的大饥荒中，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沈从文兄弟姐妹九人，二姐十七岁去世，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幼年夭折，所以沈从文十五岁以后，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感情都非常亲密。这个妹妹排行老九，沈家叫她九妹，少沈从文十岁。一九二七年九妹从湘西家乡出来跟着沈从文生活，直到一九四五年，因患精神分裂症，不得已从昆明由一个凤凰同乡护送回大哥住的沅陵。九妹后来嫁给了一个泥水匠，生了一个儿子，在沅水边一个叫乌宿的寨子生活。“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我们湘西那一带是饿殍载道。我们县紧邻乌宿，在那个时候，全县六万人就有一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整日在乌宿河滩上转悠的九妹，那个当年在北京、上海、青岛、昆明生活过的苗条、俊秀的女子，连美女张兆和嫂子也深赞其美丽的小姑，没有熬过那段日子。没有饭吃，尽吃野菜，先是浮肿，继而是瘦弱，和村里有的人一样，最后是可怜地一病不起。”“九妹就葬在河滩边上。”[30]

像弟弟沈荃被处死后他什么都没有说一样，沈从文仍然沉默，即使对亲友也不会喊出灼伤的疼痛；只有从前的好多篇小说，从《炉边》、《玫瑰与九妹》到《静》，再到《三个女性》以及《凤子》等等，为他宠爱的这个妹妹，留下了从孩子到少女到青春时期的娇美的身影。

四、汪曾祺：“至少还有两个读者”

一九六一年初，沈从文住院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药物治疗、食物调理之外，还以气功和站桩相配合；另外，约半年前左臂扭伤一直未好，这次用蜡热疗法——后来证明也没有多大效果。出院的时候血压是降下来了，但诊断出的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却未见好，心常隐痛就是由此而起。

在阜外医院的三十五天，算得上一段难得清闲的日子了。他读了一本新译的《托尔斯泰评传》，又读了《安娜小史》和《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边读边做了札记；之后又读高尔基的《我的大学》。

读托尔斯泰传又激起了他写作的冲动：写一部以家乡子弟抗日为主题的书——这本来也是他多年前的一个愿望。他想好好收集自己家中以及田、刘诸家和陈渠珍等人的材料，于是写信请求大哥：“尽可能把你能明白的材料为记下来，由祖父起随日记下些，不拘记多少。我们可以共同完成这个作品，也是对家乡一种责任。……特别是那些朴质勇敢的兵士！我因为从他们身边长大，极懂得他们的情绪。过长沙时，还看过得余集合他们出医院的一队人一次训话。记忆永新，动人得很。当时写《云庐纪事》就打了个腹稿，以为会写到廿多万字的。一搁下来即十多年。现在因读托的传记，忽又想到如果体力能许可，写完鼎和传记后，第二本书将是这个未完成的故事，有几个人一定可以在笔下写成活人的。”（21；6）

沈从文写信和做《人民文学》编辑的妻子谈读托尔斯泰的感受，自然就谈到时下的创作：“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和“在这里杂志上看到几个短篇”，他直接的印象是，“都不好。都不会写，不会安排故事，不会对话，不会写人。散文和诗写到景物时，都不知如何着手，文字不够用似的，也一点不真实。”他说眼下的新文学“不能给多数人比玩麻雀牌更大一些的快乐”，这是不是因为“新文学和这个多数生活，根本上即并无什么关系？”这个疑问，其实近于根本性的质问了。“你们可以说并不懂读者，作者也不懂，批评家写的文章，和一般读者且隔得更远了。许多作品只有准备写文章和教师要看，和多数读者全无关系。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事情！”（21；15，16，17）

住院期间收到汪曾祺一封信。汪曾祺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北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信正是张家口沙岭子寄来的。沈从文特别喜爱这个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如今看着他身处逆境，心情可想而知，他写了一封异常鼓励的信，语重心长。以前，他曾经用过骂的方法：一九四六年汪曾祺到上海，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甚至想自杀，沈从文从北平写信把他大骂一顿，说他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此信不存，却在汪曾祺记忆里难以磨灭；他还记得老师同时让三姐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31]现在，“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可比当年一时找不到工作要严酷得多，沈从文的回信因此也大为费心。他先打了底稿，用钢笔写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十二页，六七千字；从医院回家后，又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一次寄出。

沈从文写道：“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我的生命就是在一种普通人不易设想的逆境中生长的。……这生活教育，也就变成自己生命的营养一部分，而且越来越丰富。……你如能有机会到新的人群中去滚个几年，……没有别的话好说，接受下来吧。高高兴兴的接受吧。我赞同你！”

他用轻松愉快的笔调，描述自己家庭里的情形：两个做工人的儿子，每到周末回家，打地铺，“卧听柴可夫斯基音乐，谈新机床某一轮子的转数”；家里还多了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能歌善舞，性格极好，“是我的侄女，到这里来已改成女儿。”自己呢，“对于外来干扰，人事得失，则一律用‘微笑’招架抵挡！”

沈从文当然要谈写作，从自己谈起，目的则是谈到汪曾祺，要给他坚持的信心和勇气：他说自己还幻想“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本的。”不过万一有什么人说这是“修正主义”，还是“招架不住”，所以“特别是怕批评家”，“再也受不住什么歼灭性打击批判”；“可是我却依旧还是想劝你在此后生活中，多留下些笔记本，随手记下些事事物物。我相信，到另外一时，还是十分有用。……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完成这个愿心！”

“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又说，你“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他这个老师和三姐，“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21；18—24）

一九六二年汪曾祺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京剧团做编剧。这多少让沈从文觉得欣慰，他在十月给老友程应镠的信里说汪曾祺的现状，“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个京剧团作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有篇更好的发表。本月份《北京文艺》也有一篇。”汪曾祺的点点点滴，他这个老师都看在眼里；不仅如此，还忍不住为他这个学生大抱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21；245）

五、《抽象的抒情》

沈从文出院之后又经复查，鉴于心脏病等问题难以治愈，历史博物馆让他上半天班。下午如果能睡一会儿，人就会感到轻松些。但是从五月份他又忙起来，不仅没有半日休息，还常常是白天连着晚上做事。这样一来，血压就又上去了。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文化部调集了十几位教师编写高等艺术院校工艺美术类教材，有《中国工艺史》、《中国陶瓷史》、《中国漆工艺史》、《中国染织纹样史》等多种，请沈从文担任顾问——这个顾问，其实是事无巨细领头干的人。五、六两个月，他为各教材拟提纲和参考资料草目，还一次又一次地带领参编人员到故宫和博物馆看文物，为年青教师“初步打个学习遗产的底子，再来进一步为他们帮忙作深入准备。真为他们干着急！”（21；59）

六月底，作协安排沈从文去青岛休养，住了一个多月，写了一篇《青岛游记》，这么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题目，竟然写了两万五千字，超过他多数小说的篇幅。但这篇长文生前未能发表。

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本来安排他休养，一个意图就是离开北京可以少揽事，缓解血压和心脏问题的压力，但他在青岛一面进医院检查，一面还为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审校了《中国的陶瓷》书稿，一九六二年又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看似平静的休养期，精神内部却仍然在进行着不那么平静的活动。七月二十三日，张兆和在紧张的工作间隙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先后收到你五六封信，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对于文艺批评家的态度，以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对创作所采取的态度，你的一些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惹不起你不能自已的要想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激情。你说你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写，被批评家吓怕了。……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写呢？不写？究竟为什么感到困难？”（21；76）

没有看到沈从文此前给张兆和的“五六封信”，也看不到他对这封信的回复。但是，他写了一篇《抽象的抒情》，与张兆和的信构成深层的“对话”关系。其实是多年来萦绕于心、反反复复思考的问题，但也可能由张兆和信而引发，最终没有完稿。

《抽象的抒情》开篇即从根本上谈文学艺术和生命之间的关系：“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至少人类数千年来，这种挣扎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得到认可。……有如下事实，可以证明生命流转如水的可爱处，即在百丈高楼一切现代化的某一间小小房子里，还有人读荷马或庄子，得到极大的快乐，极多的启发，甚至于不易设想的影响。又或者从古埃及一个小小雕刻品印象，取得他——假定他是一个现代大建筑家——所需要的新的建筑装饰的灵感。”——由此可证有些文学艺术的不朽。

问题接着就来了。“文学艺术既然能够对社会对人发生如此长远巨大影响，有意识把它拿来、争夺来，为新的社会观念服务”，就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十分鲜明，于是也不免严肃到不易习惯情形。政治目的虽明确不变，政治形势、手段却时时刻刻在变，文学艺术因之创作基本方法和完成手续，也和传统大有不同，甚至于可说完全不同。”这个不同，是文学艺术及其创作者所遭遇的巨变，沈从文感受到一种根本性的断裂：

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唯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新的代替而来的是一种也极其尊大，也十分自卑的混合情绪，来产生政治目的及政治家兴趣能接受的作品。这里有困难是十分显明的。矛盾在本身中即存在，不易克服。有时甚至于一个大艺术家，一个大政治家，也无从为力。他要求人必须这么作，他自己却不能这么作，作来也并不能令自己满意。现实情形即道理他明白，他懂，他肯定承认，从实践出发的作品可写不出。在政治行为中，在生活上，在一般工作里，他完成了他所认识的或信仰的，在写作上，他有困难处。因此不外两种情形，他不写，他胡写。

在这样的处境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妄想以为能用文字创造经典”，“实在更无根基”。因为“有个奇特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社会还没有进步到“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

沈从文说：“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而目前，“控制益紧，不免生气转促。《淮南子》早即说过，恐怖使人心发狂，《内经》有忧能伤心记载，又曾子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语。周初反商政，汉初重黄老，同是历史家所承认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努力，而且得到一定成果。时代已不同，人还不大变。……伟大文学艺术影响人，总是引起爱和崇敬感情，决不使人恐惧忧虑。”（16；527—537）

这篇未完稿“文革”中和其他许多材料一起被查抄，上面留下了专案人员用红笔划下的重点线。

六、昧于“大时代”，执迷“小烦琐”

从青岛返回北京后，沈从文重新回到了工艺美术类教材稿子的审订之中，边看边费力改动。

自从改行到文物领域以来，沈从文一直强调文史研究要结合实物，要文献和文物互证，一九六一年他以平常阅读注意到的一些细微之处写了几篇文章，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一篇《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问题》，两篇关于《红楼梦》注释问题的，《“瓟斝”和“点犀”》和《“杏犀”质疑》，还有一篇《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

沈从文“斤斤计较”的这些“琐琐碎碎”，在那个“大时代”的氛围之中，显得格格不入。以《红楼梦》的注释为例，从周汝昌多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能够约略感知沈从文的工作是多么“隔膜”于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小说组组长周汝昌负责整理《红楼梦》新版，即后来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出版的四卷本。领导指示加新注，人选是启功。“那时已然是对‘考证’尤其是‘烦琐考证’批判得十分激烈严峻了（以为学术不需要考证，只需要突出政治……），启先生对此十二分害怕，唯恐挨了批，下笔极度谨慎——表现为：一条注释尽量字少话活，竭力避免一个‘落实’的具体详实的讲解，亦即采取‘繁琐’的另一极端的‘策略’，用意甚苦。”“谁知，沈从文先生对这样注法却持异议……主张要注这部小说，必须切实详实解清代的那些实物（皆非虚构），这与启功先生的用意恰恰相反——而且那时极忌把雪芹之书解释为‘写实’，那在彼时是最错误的‘文艺理论’。”一九五五年六月，沈从文写出近五百条注释，拟题为《〈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古典部’领导命我将沈稿送交启公‘参采’。我遵命照办。启先生一见，吓坏了！……事情的结果是：启先生一字不敢采，我得负责对沈先生‘退稿’，这还不打紧，最难的是我还必须在‘新版’卷首‘交待’，说启注‘参考’了沈著，以‘圆’其‘场’。但这种‘圆’法却又两面不讨好：启表示我何尝‘参考’了他的大著？沈谓你们一点儿也不接受我的良言与诚意。”[32]周汝昌回忆说沈从文的注释“一字不敢采”，这是夸张了；但直到一九六一年沈从文还写文章讨论一九五七年新版《红楼梦》注释的问题，确实是昧于“大时代”的氛围而执于“小文物”的种种“烦琐”了。

十月大哥大嫂到北京来，住了一个月左右。沈从文曾写信劝阻大哥前来，大哥却执意要看看一家大小的健康。沈从文的身体状况令他担心，张兆和也渐渐老弱下来；沈龙朱得了胸膜炎，住院之后在家卧床疗养；沈朝慧患肺结核，一直低烧不退，常需要打针，不能入学，只得在家里自己读书、学画画。大哥大嫂来京，住是麻烦，吃也是难题——一九五九年之后北京日益紧张的食品供应，到一九六一年已达极端程度，定量少得可怜。一九五七年四月大哥大嫂曾来北京住了两个多月，那时候的情形还没有如此困窘。

七、江西行（一）：“白头学作诗”

十一月二十七日，沈从文离京，经上海转往南昌。这是中国作协和江西省安排的参观访问活动，提供长时间居住进行创作的条件。沈从文想去把那部素材已经准备充分的长篇再试写几章。实际上此行达三个多月之久，长篇却没有动笔，而意外地写起了古体诗。

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九位作家受到高规格的接待，这多少让沈从文不安和不适。九个人中他年纪最大，但其他人也许更“配”得上享受特殊待遇——六个人有在“革命圣地”延安、一个人有在太行山区的光荣资历。他想起他的朋友胡也频一九三〇年过瑞金参加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如果活到现在，他倒是“配”。显然沈从文和同行的其他作家——阮章竞、蔡天心、江帆、戈壁舟、安旗、华山、周钢鸣等——不能算是文学上的同道，不过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庐山、井冈山、瑞金、赣州结伴而行，或全体或部分人员，倒也热闹。“因为诗人多，大家写诗，我也把四十年前老家当拿出试试，结果似乎比黄炎培老先生词汇略多，比叶老也活泼有感情些些。”四十年前当兵时，沈从文曾学写旧诗，没想到老来又捡回来了。“六十岁重新写旧诗，而且到井冈山起始，也是一种‘大事变’！”（21；117，118）

最初的几首刚写出来时，沈从文难抑兴奋，寄给张兆和看，张兆和反馈回来的意见也意外地令人鼓舞——多年来，这可是少有的情形。“各信及古风均收到。诗写得很不错，白尘同志觉得惊异，连我也没想到。编辑部准备发，除《史镜》篇外，准备全部发表……《资生篇》第二、三首和《花径》写得真好，确有些老杜风呢！其他各篇也都不错。各诗感旧歌今，不落俗套，写景抒怀，浑然一体，情真意挚，读了鼓舞人，也给人以艺术享受。”张兆和是敏感的，她从沈从文的写作中感受到了他这个人情绪上的变化：“全家都为你高兴，问题不在目前写出多少首诗多少篇文，主要的是心胸开扩，情绪饱满兴致高，这对你身体有好处，也是重新拿起笔来写出更多好文章的开始。”(21；145，146)

夫妻二人在通信里讨论诗，之间的共感确实让沈从文振奋。但也存在分歧，这些分歧看起来不重要，其实耐人寻味。以《资生篇》为例，张兆和认为第一章《史镜》“整个是谈历史，读来比较干，和前后各篇以抒怀写景见长风格调子不同”，倾向于不用；(21；145)这个意见大概也代表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沈从文却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来信说《资生篇》上部得去，那最好不发表。你们不懂前部分正和本题关系密切，和江西目下建设成就有关，如拟用，最好莫删节（和交响乐一样）。” (21；168)《人民文学》最终发表的时候还是做了处理，没用第一章，把第二、三章作为两首诗刊出。

沈从文的古体诗是“温旧歌今”，“咏史”是“温旧”，可是文学刊物更感兴趣的是“歌今”——这当然不仅仅是编辑们个人的趣味使然，而更是时代的兴趣和要求。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之后，现在再来读沈从文的诗作，会明显感受到“温旧”写得更好，而“歌今”的内容，不免露出时代或轻或重斧凿的痕迹。其实沈从文创作的当时心里就很清楚，他跟张兆和说过这样的话：“其中除了三五句用时事，不免近打油，其他似乎还有气势、感情，文字也足相副。”（21；117）这样就把“用时事”和“其他”分开了，以诗的标准，他心中自有高下的判断。遗憾的是，“你们不懂”。

沈从文诗用五言古体，而不用更普遍的七言形式，对这一点他有自负：“一般人多作七言，易写难工，境格不高，常借助于三百首调动调动字句而已。我倒‘人弃我取’，专写五言，因为古文底子好些，又记得较多典故，且熟读汉魏诗，所以旧瓶装新酒，写来倒还有意思，和目下一般旧体诗不大同” （21；173），“笔拙意朴诚”而自有其格。自负之外他也有自知，“但是不是手边没有本《诗韵集成》？走韵处恐不少，好在正如简笔字，可以自我作古，一般要求不高”；另一方面是对能否被理解的担心，“遗憾的是有些用典使事精彩、准确、有分量处，近人已不大懂了，不免有不上不下情形。”（21；117，118）

八、江西行（二）：设想一部生活回忆录

一九六二年一月五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是沈从文的生日。住在南昌的江西宾馆，“我一个人在房中过了六十大庆，吃了一个小小橘子。”回想起个人生命的历史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若能平铺直叙写出来，即当成信来给虎虎等写回忆录，也一定将是一大部头好书。因为内中包括事事物物可真多……若当信札体写，也许比较容易落笔，正和当年写自传，整整三个礼拜脱稿，记得还重抄一次。我或许得试个三几回看看。……我得想办法挤时间，多活几年，为后来人留下份礼物，让他们明白廿世纪前半世纪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21；143）

这颗创造的心总是不死，一有机会，就又跃跃欲试起来，用沈从文常用的一个词来说，是“挣扎”。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生命里积蓄了太多的东西，在内部活动和孕育，“生命里总像有种综合势力，在作种种挣扎”；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在要求化为创造的形式。“只能说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包括极小极小性格的形成，和生活经验的复杂，以及千百种书，万千种画，和无数古里八怪不同的人，不易设想的种种生活，以及生活中所接触的人事，且用了个六十年揉杂成一体。”（21；129，131）

写旧诗固然也是一种转化的方式，但沈从文并没有因为兴奋而以为这种形式无所不能，譬如，普通人“生活在卑微平凡中的哀乐，十分十分熟习，懂得他们的心。因为我事实上懂他们比懂古董还细致具体。但这份知识，可不能用旧诗来表现了，因为太平凡琐碎。如好写，还有好多东西，都必然使人感动！特别是他们的爱恶哀乐的形式，我熟习的可比契诃夫还多好多。”（21；135）这才是他的文学的方式、核心和特质，过去是，现在仍然萦绕于心，还想让它是。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那个关于张鼎和一家人的长篇，花了那么多精力准备素材，为什么却迟迟不能落笔完成。“四哥那个小说……不知用某一方法，”他跟妻子这一次说得比较清楚了，“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21；154—155）

倘若写生活回忆录，沈从文设想的是用信札体或者《猎人日记》（他随身带着这本他早已熟透于心的书，不断重读）、《湘行散记》的手法，这样写起来应该会顺手——后来，我们当然知道这也是一个没有实施的计划。可是当时，这个念头让他不断回想起过去生命的种种，这也是一种“温旧”；从“温旧”中总结自己的生命特征：“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在一个长长时间里去陶冶、锻炼，学什么都习惯于抓得紧紧的，将一切消化，逐渐积累成为个人的力量，永远在进取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也修正自己……到后来，便似乎和一般存在日益不同了。……总像是有一种动力推之向前……支配他的不是当前，恰恰是大量种种过去和一堆未来。……多少有些莎士比亚戏剧中角色倾向。……不管如何，人中间却确实有这样一种人。但是也不会太多……” （21；152，154）

二月上旬，张兆和从北京来南昌与沈从文会合，一起去了景德镇和大茅山参观游览。下旬，两人离开江西，到上海、南京各住了三四天。三月上旬，回到北京。

“这次出行，整一百天，在江西坐汽车即走了五千公里……也可说是一生一次参观跑路最多的。” （21；192）

九、人与事

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沈从文参加了政协三届第三次会议。四月十三日晚上，沈从文去看巴金和沙汀，沙汀日记里有细致的记载：“他精神、情绪都好，刚一坐下就说：‘三姐派我来请你们去吃杂酱面呢！’随即问我哪天有兴，喜欢喝什么酒？”两个人从创作和生活的关系谈到批评，谈到作家之间的关系。等巴金回到房间已经九点，然后一同去楼下喝酒，喝到十点钟，又一道乘车去看三姐。“我三年前同巴公去过他们家里，感觉两间屋子都小。这晚上感觉得更小了，挤满了东西。”“回到家里，一直到上了床，我们仍不停地谈着从文和他过去的作品。”更有意思的是两天后，沙汀日记里写了沈从文不在场的一个情景：几个人的话题是文学批评，“于是我同光年的争执，也就更加剧烈起来，我以李健吾为例，对当前的批评工作谈了自家的意见，并且侧面举了前天夜里从文的话：‘按照批评家的意见，是写不出东西来的！’这时，文井忽然插嘴：‘啊？他敢说这个话？’而他显然感觉得很高兴……”[33]

四月十日，沈家意外地收到了张充和的信。自一九四九年分别，多少年音信未通。沈从文回信，为张充和与傅汉思已经育有二子道贺，却避谈自己这边的沧桑巨变，而说碰到的老朋友査阜西、朱光潜，“我们都好”，“你们料想不到即是大家都似乎还相当年青”；二姐做了祖母，三姐即将退休；“近年来好戏好曲子真多”；“北京日来已开玉兰，中南海边杨柳如丝，公园中有兰花也极好。我们一家文娱，主要是古典音乐唱片，一般多苏联的。”——那个时代寄往美国的信，除了说这些，还能说什么？“闻美国有将张萱《捣练图》用彩色印，如有又不贵，可为找一幅来，我们将复制。”——这倒真是沈从文平日所关心的一类事。信中抄录了好几首自己在江西写的诗。（21；193—194）

七月中旬，沈从文到大连休养，政协安排的，同行的人中有顾颉刚、金岳霖。老友金岳霖也像沈从文一样，是个不能融入到集体娱乐中的人，沈从文给妻子的信里叙述道：“在这里看他客厅中一个人玩牌（和洋老太婆卜课一样），我坐拢去问他，他说‘无聊’才玩这个。同样是这两个字，用到他生活里，我才明白这两个字的分量。的确是有一点儿分量！人都说他‘怪’，神气的确怪，但事实上和他一熟，将承认他是个最近人情的人了……老金的‘寂寞’真是有点儿×，听说不久已可搬家，新住处将有四间房子可住，正是希望原来厨子回来管家，一个人不结婚到了老年，实在是相当惨，特别是到这么一种过渡社会情形里，所学的一行也没有充分得用机会，另外许多长处，年青人都学不来了。趣味广博，知识广博，如和卅岁以下的年青人生活多有些接触，照理都可以使得卅岁以下的年青一代生活活得更扎实丰富，但却没有机会这么接近年青人了。等他搬新家后，我们全家福带上张之佩去作一次客吧。” （21；234—235）

在大连，还有一次和文学同行的不期而遇。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即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连会议”——在这里开了半个月，由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大连市委请吃饭，把两拨人安排到了一起。“我和赵树理、周立波、侯金镜等一桌。茅盾、周扬也在此。……邵说，你来参加吧，但不正式邀可不好去。……赵树理喝了不少白酒，还未唱戏，可能回到住房就唱起来了。” （21；230）邵荃麟的邀请或许只不过是顺口说说而已，沈从文当然不会不知趣到真去参加座谈会的地步；但比起一九四八年的声色俱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客气一下已经是很大的差别了。当然，此一时彼一时。赵树理回房间后唱没唱戏不知道，后来人知道的是，他在这次会议上对农村形势的长篇发言[34]，直陈现实，振聋发聩，有人说是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凄美的“天鹅绝唱”。过了还不到两年，“大连会议”和“中间人物论”受到严厉批判，邵荃麟作为主要当事人倒霉挨整，罪行不断升级，更于“文革”中被捕，一九七一年病死狱中。

大连休养一个月，错过了文化部的座谈会，沈从文回京后给文化部党委写信，结合他在政协的提案，就文物工作向传统学习、古为今用问题提了四点建议：一、摄制一些教学和生产用工艺美术电影；二、试印十七八世纪的彩瓷、丝绣、漆器、雕玉、竹雕、扇面、地毯等专题性图录，为当前生产改进作参考；三、帮助青年教师补课进修，分别情形和需要，到故宫等条件较好大博物馆参观学习；四、举办专题文物到各地作针对性短期展出。（21；236—241）

高血压和心脏病使得沈从文有时不能去博物馆上班，即便如此，从一九六〇年开始的服装史资料的工作还在持续，好在有几个助手可以在他指导下绘制图像。他特别苦恼的是没有资料可以放在手边，常幻想，要是有三万张图片会如何如何便利，“目下所有杂知识全得靠记忆，塞到一个三斤六两重的脑子里……人一完事，一切即随同完事”；“还有经常是一家四人得挤在一个房间里过夜，求夜里睡得安定一些可不容易办。半夜醒后待开灯看看书，又会妨碍早上六点多些即得出城上工人的睡眠。心脏已有了毛病。在这么一种生活方式下，我还在打量如何加强学习，好来回答杨贵妃或王昭君蔡文姬等等材料问题，真有点像是一个人用力拔自己头发，以为可望举起自己身体一样，傻得可笑。”他小心翼翼地问老朋友陈翔鹤，“不知道熟人中能有什么办法，让我能从什么方面得到一两间房子没有？只要在目前住处附近，即自己每月出一笔租钱也成。只要有个地方稍微可松动一下，我就等于已经把自己拔到空中了。”（21；280—281）

十、隔世

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英文版，一九六二年二月号刊登了沈从文的《鱼的艺术》之后，又在十、十一月号上刊出戴乃迭翻译的《边城》；日本平凡社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第六卷有松枝茂夫翻译的《丈夫》，第十九卷“诗·民谣集”有今村与志雄翻译的《你就像鹿一样》。而此前，法国巴黎《法国与亚洲》一九六一年第十七卷第一百七十期刊出大卫·基德（David Kidd）翻译的《雨后》。这些旧作的外文译介，没让沈从文多么高兴，反而更加强了他挥之不去的隔世之感。给程应镠的信里，他说：“最近英文的《中国文学》译出的《边城》，只听说译文还好。又看日译的两种选本，听人说译的也好，选的也好。事实上十分离奇，这好像已和我并无什么关系。不仅因为我不懂英文日文，即中文本子，我间或看看，也像不会是我写的，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他谈到自己居然写起了旧诗，因为是诚挚的老友，他可以说出自己复杂的感受：“打油作品竟有人赏识，也是幸运。但是认真到用全生命以赴的工作，却毫无结果，近于败北，实不可解。”（21；243，244）别人未必感觉得到，他自己内心里却不得不领受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讽刺。

“人已居然活过六十岁，真正是如写《边城》时说的老船夫，凡是‘命里’应分得到的种种，都得到了。一生好辛苦的战斗！”（21；243）

沈从文当时并无从得知，一九六一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部一出版就受到关注、其后影响持续长久的英文著作里，夏志清专章讨论沈从文的作品，不吝赞词。学英语文学出身的夏志清，常常把沈从文和重要的英语大作家并列比较，如：“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义上讲，其对现代人处境之关注，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谈到沈从文笔下的萧萧和福克纳小说《八月之光》被诱奸的利娜·格洛夫，“两人人格之完整，却丝毫未受侵害。由此看来，沈从文与福克纳对人性这方面的纯真，感到相同的兴趣（并且常以社会上各种荒谬的或残忍的道德标准来考验它），不会是一件偶然的事。”即使并非最上等级的《夜》，故事里的那个老人也令夏志清印象深刻，认为他“代表了人类真理高贵的一面：他不动声色，接受了人类的苦难，其所表现出的端庄与尊严，实在叫人敬佩。相较之下，叶芝因自己老态龙钟而表现出来的愤懑之情，以及海明威短篇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那个患了‘空虚感失眠症’的老头子，都显得渺小了”。夏志清还观察到，沈从文对中国“革命青年”的态度，“颇像英国批评家兼诗人马修·阿诺德对浪漫诗人的评价一样：他们的热心和勇气都够了，可是懂的却不多。”——我所以要特别挑出夏志清把沈从文与西方作家相参照的意见，是因为，在沈从文文学写作的生涯中，他心里藏着这样一个宏愿，或者叫野心：他要使自己的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达到与世界作家比肩而毫无逊色的程度。不得不放弃文学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这样的宏愿还会时常萦回，让他为中断了这一愿望的充分实现而耿耿于怀。

夏志清认为，造成沈从文在中国文学上重要地位的，“是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挚诚。”他赞叹《静》这个短篇，说：“除沈从文外，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专章之外，在第十四章，夏志清又对抗战时期的《长河》高度评价，“《长河》暴露了农民对于政府的原始恐惧……单就发挥道家这一深厚的人生智慧上，《长河》已经超越了作者最早期的另一本小说《边城》……《长河》也超越大多数现代中国一般的乡土作品，它们充其量只是表现了忧伤和暴力，缺乏可以相提并论的严肃‘视景’。”夏志清最后还提到了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说选集。[35]

夏志清在注释中说到马逢华的文章《怀念沈从文教授》。马逢华是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的学生朋友，他一九五三年写了这篇文章，内容是沈从文一九四九年后的遭遇。此文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于台北《自由中国》第十六卷第三期；若干年之后，台北《传记文学》一九六三年一月号，香港《当代文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号又转载。这没有什么奇怪，大陆之外关心沈从文的人能够得到的信息极其有限，这篇文章提供了时代转折那几年沈从文的一些情形。一九六二年八月，华盛顿大学的施友忠在英国举行的“中共文学讨论会”上提出报告，后把其中的一部分以《摇旗呐喊者和逃避主义者：老一辈的中国作家》为题，发表于伦敦《中国季刊》一九六三年春季号。论文参考了马逢华的文章，并且讨论到沈从文的旧体诗和他从事文物研究的选择，这大概是西方学术界最早讨论到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沈从文。

第九章大动荡前：“临深履薄，深怀忧惧”

一、“一行行看下去，一字字改下去”

一九六三年三月，沈从文写散文《过节与观灯》，发表于四月的《人民文学》。五月，为三年前去世的林宰平的《北云文集》作跋。二十年代沈从文初到北京时林宰平即给予鼓励和帮助，沈从文感念甚深，他的跋语把感情隐藏在简洁、朴厚的文字中，未有一句直接道及私人交谊。他还写了一篇《我国古代人怎么穿衣打扮》，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常识》第五册中。

馆里馆外的工作照旧忙乱而且永远也忙不完，他自愿担当“文化服务社问事处干部”的名分，“什么人要什么时，即为从记忆中挤出来”——因为无从保留资料、图片，“一切全靠记忆”。（21；303）比较紧迫的一件事是工艺美术系列教材的审读。六月十八日，沈从文和七个人同上西山看稿子，用去大约四十天。住的地方是香山饭店，正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年间沈从文生活无着，经林宰平和梁启超介绍，来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担任图书管理员的地方。现在的房间，似乎由过去的校舍改造而来。“四十年前我在这里住的小房子，至今还未坍圮，有人住下。只是校中到处是荒草，住在这里的人大致也多不知熊希龄是谁了。历史变化之大，真是不可设想。”（21；332）

他在家信里描述了工作的情形：“近来我经常是十二点还不能睡。吃药不甚灵，早上二点醒来，再睡睡，到五点就起床了。五点到八点空气最好，黄鹂也叫得格外清脆好听。这一段时间工作效率非常高，能敌整天有余。总是在两株大松树下去看四十万言稿子，一行行看下去，一字字改下去。”本来这一套书的主审是沈从文和陈之佛两个人，陈之佛去年辞世，沈从文自然承担得更多更重。譬如最厚的一部稿子《中国工艺美术史》，一块看稿的几个人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干脆就让沈从文一个人看。“因为稿子分量重，内容杂，边看边增改用力大，睡得又少，前几天鼻子流了点血，心脏也总是隐痛，不大好办。”“我已看过三次，这是第四回，仔细增改，也易接触问题。”虽然异常辛苦，但心里还是欣慰，“书用的材料多，写得还不坏，若文化部同意付印，将是中国第一部《工艺美术史》，我这十年学的杂项在这里有了用处，因此多为费点心也应该。”（21；333—335）经过四次审改，沈从文为这部书稿补充的文字约占三分之一。

家乡有人来信请教“写作问题”——这些年来，倒也碰到过几次这样好意请教的人——真是让沈从文觉得为难：“新的写作方法”，他自知没有发言权；他自己的老方法已经“过时”，惟恐“毒害”别人，所以常常只能简单回复。不过这样的事情确实刺激他去思考、去对照，并会把所想到的跟亲近的人说一说。八月给大哥的一封信里，他的思考就说得清楚而明了：自己写作，“当时只以为文学是个能独立存在的东西（十九世纪看法），不怕用半个世纪努力，也得搞好它，和世界上最优秀作品可以比肩。因此写过卅本书后，还只算是未满师的习作，用一个极普通劳动者工作态度接受各种考验，这么下去，任何技术上困难似乎都自然而然可望逐渐克服。可是实在太辛苦了一点。而且结果并不好，时代一变，一切努力不免付之东流。反而不如另外有些聪明懂事人，只把写作当个过渡工具，不太费力，从人事交际上多用点心，到如今却得到双丰收！”更显著的对比是，“做一个现代作家，真正是幸福！……大家写什么你也写，文字比较顺，过不多久即可有出路。……现在搞写作，主题却不忌讳雷同，措辞也不宜有什么特别处，用大家已成习惯的话语，写大家懂的事情，去赞美人民努力得来的成果，便自然可以得到成功！”（21；344—345）

二、“无聊”及其转向

入秋后，政协组织了一次到南方的活动，沈从文和三十多人十月十九日到达广州。二十八日那天，沈从文和同住的蒋兆和到关山月家里大吃了一顿广式菜，关山月和黎雄才二人合作为两个人各画一张画，给沈从文的一张，古松藤萝下面空空的一人骑马前行。沈从文喜欢这个意境，在心里默做诗一首，后面四句是：“桓桓万夫雄，鄙薄泰山封，骏奔千里足，揽辔吾欲东。”因没有人知道他会写字，所以没有题写出来。（21；377）

这批人后来分两拨，沈从文等老弱的五个，三十一日到了桂林。从桂林到阳朔，行在漓江上，山水奇秀，沈从文做了好几首诗。其中把猪也写进诗里，“船上花猪睡容美”，诗情画意中有猪的酣睡，令人称奇。[36]

十一月八日，沈从文到了长沙，住湖南宾馆。看了几个湘绣和瓷器厂之外，博物馆看文物花了几天时间：“外室看了内室看，楼上看了楼顶看，只差不曾爬进坟里去看。但已近于这样子作了。因为每天必从一具高及一丈的大型西汉棺椁前走过，上楼时，又必须从两具完完整整战国贵族骸骨边前通过。而到得库藏室时，便简直如被由商到明三千年无数座古坟包围了。看了好多有用东西，对于总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有几点过去推测，全被新接触的出土古物证实了。”（21；394）

天寒地冻在房间里不能外出时，也不能做什么事，便觉得“无聊”。“无聊”，这对沈从文来说可真是难得的体会。在北京时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却盼着黄昏快点来临。一切似乎都被寒气冻结住了，“无聊”中的思维却活跃起来，他想象有两个古人一定也曾经历类似的“无聊”：

使人回想起二千年前，同样的阴沉沉天气，贾谊以三十来岁的盛年，作为长沙王师傅，在郊外楚国废毁的祠堂庙宇间徘徊瞻眺，低低讽咏楚辞，听萧萧风声，吹送本地人举行祭祀歌舞娱神节目中远远送来的笙竽歌呼声。生当明时而去帝乡万里，阴雨中迎接黄昏，回到他的长沙王傅所住小屋中时，他的无聊应当是一种什么情景！再想想屈原……就在这种雾雨沉沉秋冬间，终于被放逐出国，收拾行李，搭上一叶小舟，直放常德，转赴沅水上游。坐的也许正像我卅年前上行那种小小“桃源划子”……船在两岸绿雾苍茫中行进，想到国家的种种，听到看到岸上的祝神歌呼和火燎，他觉得好无聊！

思接千古，倘若只为找两个人陪他一起“无聊”，那也不是沈从文了。他的思绪马上转向另一层：“我如再深入些些，把两人本传来作些理会，在这个情形中的必然和当然，以及在那个历史环境中的必然和当然，小妈妈，一定会写得出两个极其出色的新的屈贾故事！我懂得到在这个气候下背景形成的调子应当是什么，加上从二人身世和文章中去简练揣摩，写出来一定会情感充沛，有声有色。”——他又想到了写作！

接着，“无聊”就被转换成了“寂寞”，而“寂寞”能生长东西，是他早就申论过的，所以他设想：“把我放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如像沅陵或别的家乡大河边一个单独住处，去住三个月，由于寂寞，我会写得出好多好多这种动人东西！……我懂得如何即可感人！在三五千字造成一种人事画面，总会从改来改去作得完完整整的，骨肉灵魂一应俱全的！这是一种天赋或官能上的敏感，也是一种长时期坚强固持的客观反复学习。两者的结合，却又和‘寂寞’关系异常密切。酿酒也得一定温度，而且安静不扰乱，才逐渐成熟！”

他说东阳火腿从规格出发统一制作后，味道变了，旧作法产生的独特风味没有了。小说呢，现在也有差不多统一规格的新方法；在特定条件下，从“寂寞”里生长，是他的老方法。

然后他抱怨了几句妻子：“小妈妈，这就是我说的你能‘看小说’，可不大懂‘写小说’的原因。你什么都好，就是不懂写好小说除人事外还要什么作料，以及使用作料混合作料的过程，火候、温度、时间、环境……写批评的人事实上且更加无知。”“你很懂得我的好处，和懂火腿或别的一样，懂的是‘成品’。至于成品是怎么来的，作料如何选择配备，实在不大懂，不好懂。写作中实在大有辛酸！”

“不知是否真有此种可能，即有意把自己和一切隔绝起来一定时期，试试能否恢复我的写作能力。”（21；390—394）——没有这种可能了：十四日回到了北京，按照惯例，参观活动结束后接着就是政协会。他在第三届第四次会议上提交了六个提案，当然都是与文物工作有关的。

三、《中国古代服饰资料》

一九六三年冬季，周恩来总理会见文化部领导时问，中国有没有人在研究服装史，能不能编印一本历代服装图录，作为送给国宾的礼物。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回答说，沈从文在研究中国服装史。

至此，沈从文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实施的服装史研究计划出现重大转折。此前，文化部经文物局，要求汇报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齐燕铭在看过历史博物馆递交的工作简报后，于一九六三年八月致函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希望各方配合让沈从文把多年研究所得贡献出来。

十二月，文化部党组会议正式传达总理指示，历史博物馆随后建立起以副馆长陈乔负责的领导协调体制，调配美术组陈大章、李之檀、范曾等人做助手，按照沈从文提供的图像和实物资料加以摹绘，另有相关人员配合工作。书名拟定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编写工作从一九六四年初全面展开。按照时间进度，要赶在十月前出版，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

工作极端紧张，承受着高血压和心脏病困扰的沈从文每天要写几千字，引申文献，综合分析比证，做出简洁的说明。他习惯用毛笔，为省去磨墨的时间，就蘸着蓝钢笔水写稿。到四月底，隋唐五代部分图文初稿完成，王冶秋先送康生、后送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审查；文物局正副局长、还有文物专家，各提出审查意见。编写小组随后进行讨论和修改。此后的稿件也都经过审查。五月，全书图版的临摹绘图工作完成。六月六日，历史博物馆和中国财经出版社联席会议研究出版问题。七月四日，全部文稿和图版交付出版社，文字约二十万，正图二百幅。

还在编撰工作结束之前，有关领导就请康生题了书名，请郭沫若作序。郭沫若写了两百多个字，文末注明时间是六月二十五日。

七月一日，沈从文写了“题记”。

完成了这件大事，沈从文七月下旬到大连休养，随身带了三十万字工艺美术类教材的书稿审改，又接续上了因为编纂服饰资料而搁置的工作。

九月，《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付印在即，沈从文写了一篇简单的“后记”，署名历史博物馆；编写小组召开最后一次工作会议，讨论“后记”。参与工作的李之檀记得这次会议：“当时社会上正在讨论毛泽东主席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批评意见，所以在这次会上也有人提出图版可否按身份等级排列的问题，以突出劳动人民形象在书中的地位，并指出当时《中国通史陈列》中的帝王将相都已做了修改，编书不能不注意中国问题。”[37]也就是说，要按新的政治要求，对全部书稿进行修改。已经完成打样、只等着印刷的这部书，就这样出乎意料地突然中断了出版。

说是出乎意料和突然，只不过是就这一件事而言；如果稍微看看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会觉得这样的结果几乎难以避免。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二个批示；七月二日，中宣部召开文联各协会及文化部负责人会议，贯彻批示，再次开展整风。与此同时，现代戏——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驱逐出舞台的革命文艺——“样板”化的意识形态工程，大幕正轰轰烈烈拉开：从六月五日到七月三十一日，文化部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京举行，演出了《红灯记》、《芦荡火种》等三十多个剧目，江青七月在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做了一个著名的讲话。江青的讲话虽然是三年后才冠以《谈京剧革命》的题目在《红旗》发表，“样板戏”的说法也是三年后才正式确立，但黑云压城，风雨欲来，大动荡的先兆已然清清楚楚了。

年末，沈从文写信给大哥说眼下形势：“乡下‘四清’，城市‘五反’或‘社会主义革命’‘文化运动’都在分别作试点进行，有的教育单位已到初步激烈情形，照趋势说又像有过去反右情形，明日发展，一时还难明白。”（21；432）

四、“临深履薄，深怀忧惧”

一九六五年一月，陈翔鹤的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受到激烈批判。陈翔鹤不仅是沈从文二十年代早期即结交的老友，一九五四年从四川调北京以后又常相往来，并且在他担任主编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上发表了沈从文多篇文章。

对陈翔鹤和他的朋友们来说是件大事的批判，只不过是大形势的小小开头：接下来，新编昆剧《李慧娘》、电影《林家铺子》、戏剧《上海屋檐下》、电影《不夜城》等一一被当作“毒草”揪了出来。到十一月十日，最重要的批判终于出笼：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二月和三月，沈从文接连给巴金去了两封信。这两封信《沈从文全集》未收，是二〇一三年才整理出来发表的，和他给巴金的其他信一起刊登在《收获》杂志第一期上。二月二十四日的信很长，说到不少事情：《英雄儿女》（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前后看了三次，觉得导演对于战事处理还不大真实，“不让战场上见有中国死去兵士”；“女孩子和哥哥相见一场，看相片时，也不大像兄妹情形，却近于小情人。女孩子唱歌，歌词不大谐调。不过总的说来还是很好的，我们一家人通觉得好！”自己搞的服饰资料，“将又成夭折废品”；听说上海旧书店卖五四以来著作，“望蕴珍有便时，为我注注意，若可以买得商务及开明版《湘西》、《湘行散记》各一二本，和初版《边城》二本、《月下小景》（现代），及良友版《从文习作选》，为我买一下”，“想就这些本子作点注解说明，将来留给孩子们看看，也可以多知道些事情。”

但这封信的重点却不是这些事情，而是汪曾祺的工作。汪曾祺改编《芦荡火种》大获成功，沈从文也高兴，但他总觉得汪曾祺应该“趁精力旺盛笔下感觉敏锐时”去写短篇小说。“听说近年山西年青作家多有模仿赵树理趋势，河南作家又以能仿李准为方向，湖南则周立波笔调成为年青作家学习对象，此外都不大懂，也不好学。这么下去，哪能够有希望突破这几位大作家所立下标准，得到更大成就？……从大处看，我倒觉得若有机会让曾祺各处走动几年，写几十个短篇，把旺盛精力用到些新的短篇试验上去，对国家为经济……若继续束缚在一个戏团里，把全部生活放到看戏中，实在不很经济。”沈从文在汪曾祺不知道的情形下，去托老朋友巴金，有机会“为安排他今后工作”出点力，他自知自己没有这种影响力，却操心“如何充分发展”汪曾祺的长处。“曾祺今年也四十多了，使用他也要及时！在剧团中恐难于完全发挥他的长处！”

三月八日，沈从文再次致信巴金，这才明白自己的操心是一厢情愿：“涉及汪曾祺事，昨闻已经和赵燕侠等廿人去四川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准备编写‘红岩’新京剧。这一二月后即来沪演出。这种光荣任务，当然十分有意义。而且听说他十分高兴就新戏革命中贡献出终生精力。组织既重视此工作，他本人又能和团体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生活打成一片，工作中尚可充分发挥所长，所以我前信中说的希望他改写短篇小说，真是愚腐主观见解，十分可笑！”信末感叹：“我们用过去习惯眼光来看现在小说，希望现在小说能如过去情形启发读者，是我们太落后的观念。我的落伍真是太可怕了。”[38]

张兆和四月份和同事到上海的南汇、青浦等地调查农民故事会活动情况，前后约一个月。调查活动结束后，和昆山亲家的母亲同车到京，亲家的母亲是来照顾临产的外孙女张之佩。沈虎雏和张之佩前年结的婚，两人在同一个工厂工作。沈家添了一个叫小红红的女婴，做了奶奶的张兆和却在九月中旬被派往京郊顺义农村，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知道，工作紧张，气氛也紧张，她匆匆忙忙给沈从文写简短回信，末了嘱咐，家里不同的人给她写信，“最好装在一个信封里寄来，已经有人说我‘家信频繁’，虽属笑话，也应注意。”（21；483）

沈从文所在的政协小组，“一星期三次学习，思想改造为主”。历史博物馆决定对《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进行修改，安排另外两个人去做，“事实上还是得我动手，才能掌握轻重分寸。工作可以作的还相当多，而真正得力的助手却无人，真是无可如何。”（21；449,450）“真正应和了庄子说的‘劳我以生’，殊不知如何来‘佚我以老’，或许来不及佚我以老，即将忽然要‘息我以死’了。可惋惜的还是学了许多，事作不完，不应当草草报废！” （21；456）

五月四日，给程应镠写信说到眼前的事：“这里北大史学系副主任周一良正在率领师生于海淀区掏粪，一定要这么作才算是思想进步，我目前就还理解不够。……一个五十多岁的专家，不针对本业，……满足于形式上职业平等，把相当困难的专业上的‘深入’和‘全面’，诿给未来一代，也不能说是识大体，而又能‘坚持真理’！”（21；454）

他自己要消耗剩余的生命到本业上，却那么举步维艰。八月二十日，他给馆长龙潜写了一封短信：

龙馆长：

我身体已不大抵事。主要毛病是心脏冠状动脉硬化，四肢和头部供血不足。局部头痛转成定型。读书一会儿即感疲倦。记忆力和文字组织力，都显明在逐渐衰退中。手足无力，走路时举步易失确定性。白天读小字书眼目易模糊，头部沉重，得躺躺，躺下也并未即减去头部压力。晚上睡醒，头部常发木……。种种征象，多证明和心脏机能衰退供血不良问题有关。求好转似已无可希望。只是如能保管比较得法，或可以稍延缓自然的进展，不至于突起恶化，或中风瘫痪，或发生更糟事故。照近一月趋势看来，一切似还照自然规律在慢慢进展中，无可奈何。

目前《服装资料》稿，已照你所说及王主任意见，将应加的由大章等分别绘出加上，文字部分也照各方面意见应改的改，能删的删，待大章等将新图绘出后，我再用一星期时间仔细排定秩序，使文图相互关系不致错乱，即可上交审核。初步工作，九月内总可告一段落。完结后再看看馆中需要，安排工作，或整理绸缎，或先将部中上次约全国工艺美术教师分别执笔编写几部工艺史稿，和丝绸、漆、瓷专题教材，由我审定待印稿件，为抢时间一一看毕。工作作完，再说休息。是否能较好的完成这个任务，一切也只是尽力为之。我曾于上月给刘白羽部长写了个信，谈到这几部稿子，如何看，如何改，工作效率会比较好些的意见。是否有必要这么作，将看部中对于这些教材要求而定。（我的点点常识，若用得上，自然应努力作去，若用不上，也只好交由后来高明去作，总之心已用到！）

我希望能有机会到一中医疗养所住十天半月试试，看看有无转机，也只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一种打算。（21；462—463）

形势却越来越不是关心什么花花朵朵、绸子缎子的时候，九月二十五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这两天听了二报告，一政协传达，一文化部新部长（馆中传达）……同是要政治挂帅，定工农兵方向。”馆里要设政治部，已有三人来蹲点。可他还老是坐在桌前改服饰资料的书稿，“十八万字尽日在脑中旋转，相当沉重。”这是一种无望的努力，他心里其实明白结果会怎样，但就是不甘心，不肯放弃。“只怕遇到批评家，从图像，从文字，都必然可挑出百十处错，也无从辩解。不得已最后复印将说明全删去，亦复可能。因为图省事，并且亦真正省得麻烦也。最担心的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明白内中得失。”“想来担心怕人。只能尽力之所及作去，不求有功，但愿无过，能无过，就很不错了。”（21；480—482）到年底，稿子还在赶改，不过，“我已早把出版理想放弃，只老担心将来出乱子……”“科学院社会科学各部门，正在大举讨论吴晗关于海瑞戏剧和姚文元、戚本禹文章，就趋势言，将比谈‘中间人物’和《早春二月》人数还广泛。……我近来搞的一行，……也极容易成为‘厚古薄今’。”（21；505，506）

景德镇陶瓷十一月来京展览，沈从文给报纸写了两篇介绍短文。此外，这一年没有发表别的文章。而且此后十四年，他也没有发表任何文章。

这一年收到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来信，这位从三十年代起即翻译沈从文作品的研究者，打算翻译他的“全集”。沈从文一直没有答复，也无从答复。至于纽约出的一本中国文学选（A Treasu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A New Prose Anthology Including Fiction and Drama,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1965）收了《龙朱》，那更是何其遥远世界里的事情，与眼下的处境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当然，可能的情况是，沈从文根本不知道。

沈从文给程应镠的信里说：“照理到了这个年纪，应活得稍稍从容点，却经常在‘斗争’呼声来复中如临深履薄，深怀忧惧，不知如何是好。”（21；490）

下部

一九六六一九八八

第十章大字报、检查交代、抄家、批判会

一、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在惶恐不安中到来了。沈从文像那个时期的普通人一样经受着变化的剧烈震荡，也像普通人一样有“准备不足”之感。二月十日他给程应镠的信中说到，“北大历史、哲学系已分出，改为‘半农半读’制度，二月已在十三陵山村中开学上课，且决定不再回头。五十来岁教授均已同去，留下的惟六十以上向达等若干人而已。变化之大，师生精神上似均有‘准备不足’感。此等变化不知是否仅限于北大，还是不久即将向全国高等院校推行？”（22；3）

此信刚刚寄出，追加一信，因为恐怕信封名字写错，“甚矣吾衰，头脑之不得用，一至于此！”又谈时政，“学校方面（文史部门教师）大致多集中于《海瑞罢官》与半工半读改制及教改三问题。政协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直属学习组则学反修、反帝文件。事实上大家知道国际的问题极其少，但谈来谈去，认识上亦不易真正有何提高。惟共同学习的队伍，却极有其意义。前数年中计有马寅初、黄琪翔、郑洞国、李书城（黄兴之参谋长）等十多人，近年则有梁漱溟、向达、王芸生、邹秉文、翁独健、吴世昌、还有巨赞法师及一基督教首脑等廿多人，有些近于卅年老友，有些又永远将极陌生，不仅政治认识差距大，生活习惯差距且更大。”（22；5—6）这些人里面，“近似同行”只有翁独健、向达二位。五月，再次致信程应镠，“这几月报刊对吴晗批评日益深入，范围之广，火力之集中，均为解放以来第一回出现。”（22；12）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开展“文化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沈从文虽然不能完全明白时势剧烈变动背后的政治运作，对自己的命运，却也清清楚楚。五月，给老友邵洵美信里说，“半年来日读报刊，新事新闻日多，更不免惊心动魄，并时怀如履薄冰惶恐感。在此‘文化大革命’动荡中，成浮沫沉滓，意中事也。”（22；16）即使在一九四九年的翻天覆地中，沈从文也没有把“浮沫沉滓”这样的词用到自己身上。当然，此类用词是时代冲突极端化的产物，可是他也的确被这样的时势压迫出如此强烈的感觉，七月给大哥的信里，他重复使用了同样的词语：“我等已完全成为过时沉渣、浮沤，十分轻微渺小之至，小不谨慎，即成碎粉。”他甚至嘱咐大哥不要随意花钱，“我们或许有一天会两手空着回到家乡的。……现在快到七十岁，若真的回来，大致即将作终久计矣。”（22；20）

张兆和从顺义农村的“四清”工作中回到了北京，沈从文却在六月中旬被集中到西郊的社会主义学院，入文化部系统集训班学习；下旬次子一家离京，沈虎雏、张之佩随企业内迁“三线”，两个人带着一岁多一点的沈红，赶赴四川自贡长征机床厂。

七月，沈从文又被调回博物馆参加学习。等待着他的，首先是大字报。

现在无法复原当时的大字报内容了，但沈从文看过后，无从抑制强烈的愤怒，当即奋笔反驳，从这篇保留下来的文稿（《表态之一——一张大字报稿》），约略可以推知大字报造成的氛围，以及加在他身上的部分“罪状”：

……回来后，看过三半天大字报，才明白馆中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正确领导下，已搞得热火朝天。像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诸同志好意来帮助我思想改造，就为特辟专栏，写了几十张大字报，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我应当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首先想到的是，一切批评总在治病救人。我若真是牛鬼蛇神，自然是应当加以扫除的。

但自然也感到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因为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过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作到了。……

我只举一个例就够了，即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的一事，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这未免太抬举了我。事实上丁玲已去东北八九年，且从来不到过我家中。客人也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你怎么知道丁玲常来我家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别的我就不提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

至于其他同志对我的种种揭发批评，我在此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感谢。……我们在一处共事，虽说相处已十多年，表面相熟，事实上并不相熟。……

……同时也让像我们这种从旧社会来的臭知识分子，假专家，假里手，把灵魂深处一切脏、丑、臭东西，全部挖出来，得到更彻底的改造。在这个大革命时代，个人实在十分渺小，实在不足道！……（27；171—172）

写揭发批判沈从文大字报的不止一个，有“诸同志”，形成规模；但让沈从文特别受伤害的，是范曾。多年之后，范曾在自述里说：“沈从文先生对青年人爱护极了，对我的作品也很欣赏，不过我一生对不起他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39]一九九八年十月《读书》刊出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后，范曾发表《忧思难忘说沈老》，为陈徒手文中涉及他的部分辩解。辩解不止是大字报的问题，还有后来如何对待沈从文的事，且留到后面再说。范曾述及沈从文对他的“知遇之恩”，可以让我们明白在诸多的揭发批判中，为什么范曾的大字报让沈从文格外痛苦。

一九六二年，范曾在中央美院画完毕业创作《文姬归汉》后，送给郭沫若看。郭沫若题了一首五言古风，发表于《光明日报》。“郭老题《文姬归汉》没有给我带来好运，系主任Y君勃然大怒，党委书记C君于全校大会点名批评，帽子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逐名逐利。”此时正值毕业分配，范曾给沈从文写信求助，“表示愿意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沈先生收到信后立即为我办理手续，偶遇阻遏，先生则表示即使公家拿不出薪金，他愿本人给我每月发工资。沈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使我没齿难忘。而他明知郭老十分欣赏我的作品，却不计个人与郭老的宿怨，同样垂爱于我，这也更可见沈先生的处世原则，他的确是思贤若渴的。”[40]范曾所说的“偶遇阻遏”，其实并非轻易可以解决，李之檀了解这件事的经过：“根据沈先生的要求，馆人事科派人去中央美术学院联系。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叶浅予先生……不同意将范曾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并建议分配给同时毕业的其他同学，并保证能满足历史博物馆的工作需要和工作质量要求。当时的馆领导为了尊重沈先生的意见，由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高岚亲自到中央美术学院进行多次交涉，中央美术学院领导才同意将范曾和边宝华同时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和馆里美术组其他同志一起，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形象材料的临摹绘图。”[40]在《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绘图工作中，范曾确实投入了极大精力，他画得快而好，几个人中他绘制的图稿数量最多。

个人的恩怨只不过是大动乱的小插曲而已；更需要沈从文应对的，是严酷的时代压力，从方方面面，向着这个老人，铺排而来。

二、检查交代

“文革”初期，沈从文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随后成立“沈从文专案组”，清查沈从文的罪行：历史罪行和新的罪过。依据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中的断语，历史问题被定为“反共老手”；解放以来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还犯有许多新的严重过错。自然，他需要不断地答辩、检查、交代。从一九六六年七月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就做过六十多次检查。《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为避重复只选编二十篇此类文字材料，没有编入和已失的材料数量应该不少，以未收入《全集》的一份一九六六年冬天分章写的检查稿为例，首页注明共一百页，总篇幅估计达四万字。

《我的检查》是八月写的，交代解放以来的罪过，第一部分关于“对外放毒”，第二部分谈对“文革”的认识，第三部分检讨“思想上的反动性”。第一部分最具体，摘要如下：

一、关于对外服务的放毒作用，几年来历史戏的演出方面计有：

郭沫若的《屈原》、《虎符》、《蔡文姬》、《武则天》；

曹禺的《胆剑篇》；

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

孔尚任的《桃花扇》（电影拍摄来谈过材料）。

二、十多年来，对高等院校历史文物教学资料室的建立，经我协助过的，计有：

1.长春人民大学历史教学资料室；

2.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学资料室；

3.上海华东师范学院历史资料室；

4.吉林艺术师范学校美术史教学资料室；

5.南京美术学院教学参考资料；

6.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系教学参考资料；

7.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有很多是我送的）和其教学资料；

8.中央音乐研究所陈列室古代乐舞绘画部分资料。

三、关于协助生产丝绸方面，计有：

1.南京云锦研究所；

2.苏州宋锦生产合作工厂；

3.东北柞蚕丝绸厂，及北京印染厂等等。

四、提供不健康妇女病态形象供生产上应用的，计有：

1.北京市绢制人形生产合作社；

2.北京市工艺研究所象牙雕玉部门。（27；200—202）

如果不是他被迫检讨，一一罗列相关的剧组、单位、部门，恐怕真没有人能搞清楚他的杂文物研究做过多少分文不取的义务服务。不过，“对外放毒”还只是罪过的一个方面，其他很多方面的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罗列就可以交代过去的。

三、抄家

沈从文被安排每天打扫馆里的厕所，有时候也做些拔草之类的轻微劳动。馆里宣布，从八月起扣发工资，按家中每人十二元计发生活费，他每个月可以领取三十六元。

八月二十五日起，沈从文家接连被抄三次。此后的两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查抄。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共被抄家八次。

抄家，运动开始后风行全国的“革命恐怖”，可以随意用在一切牛鬼蛇神身上。沈从文家被抄没有什么意外，稍出意外的是，第一次抄家的队伍不是来自历史博物馆，而是从北京工学院来的工人造反派。沈从文的大儿子沈龙朱自打成“右派”后，就一直在学校工厂做钳工，家里被抄先是由他这个“摘帽右派”而起。红卫兵押着他回去抄家，主要是想搜出点房契、地契之类的东西。他们当然搜不出这些根本没有的东西，却看到了很多书和唱片，就认为书和唱片有问题，特别是唱片，应该是沈从文收藏的“黄色唱片”。为了证明确实是他们以为的“黄色唱片”，这些不懂英文的红卫兵专门派人回学校请了一位英文教师，看过之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唱片还是被全部拿走了。挑头去抄家的是沈龙朱的一个同事，姓马，他把沈家人排成一排，听他训话。最后，红卫兵们逼着沈家专门腾出一个房间，把书都塞进去，封存起来。

说到唱片，这里简单补叙一下沈从文和西洋古典音乐的关系。沈从文无从接受音乐教育，就是泛泛的音乐常识，怕也说不出多少来；可是，沈从文和音乐的关系却超乎寻常地深切，音乐于他，不是一般所说的欣赏对象，而直接化为了他生命中的力量，甚至常常是当他的精神处于困顿、出现危机时能够给他以救助的力量。就凭他每每几乎是本能地向音乐求救这一点，足以说明“深切”是如何之“深”，如何之“切”了。

四十年代在昆明写作《绿魇》、《烛虚》、《潜渊》诸篇什时，是沈从文陷入对生命的抽象思考和具体感受之间的泥淖里苦苦挣扎、难以自拔的日子。这时节的沈从文一遍又一遍地想起音乐，以《绿魇》第三部分“灰”为例，三次谈到音乐，每一次几乎都是祈求。“给我一点点好的音乐，巴哈或莫札克，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已够了。我要休息在这个乐曲作成的情境中，不过一会儿，再让它带回到人间来……来寻觅，来探索，来从这个那个剪取可望重新生长好种芽。……”后来，他又对温柔体贴的主妇说：“我需要一点音乐，来洗洗我这个脑子，也休息休息它。普通人用脚走路，我用的是脑子。我觉得很累。音乐不仅能恢复我的精力，还可缚住我的幻想，比家庭中的你和孩子重要！”文章最后，又说，“音乐对于我的效果，或者正是不让我的心在生活上凝固，却容许在一组声音上，保留我被捉住以前的自由！”（12；151，155，156）

一九四九年在精神从崩溃中恢复的过程中，音乐又一次显示出它在沈从文生命中的疗救力量。九月二十日给张兆和的信，可以看作沈从文对这一“非常时期”的自我总结，信开头就说：“你和巴金昨天说的话，在这时（半夜里）从一片音乐声中重新浸到我生命里，它起了作用。……音乐帮助了我。说这个，也只有你明白而且相信的！”沈从文说到“十分离奇情形”，即真理、明知和善意的语言、压迫和冷漠，都不能完全征服自己，“可是真正弱点是一和好音乐对面，我即得完全投降认输。它是唯一用过程来说教，而不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一到音乐中，我就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们一样，整个变了。我似乎是从无数回无数种音乐中支持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而又在当前从一个长长乐曲中新生了的。” 又说，“十余年来我即和你提到音乐对我施行的教育极离奇，你明白，你理解。明白和理解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可不知更深意义，即提示我的单纯，统一我复杂矛盾而归于单纯，谧静而回复本性。忘我而又得回一个更近于本来的我。”（19；54，55，56）

这样一种“极离奇”的深切关系，显然不是靠通常的修习就能建立起来的。如果说还有一样东西也占据了如音乐般重要的意义，也和沈从文的生命建立了一种“极离奇”的深切关系，那就是水。几乎可以说，水成就了大半个沈从文，如果没有水，就真没有沈从文了。水是自然的，在沈从文那里，它也是人文的。而在沈从文的生命里，音乐如水，是人文的，也是自然的。音乐和水的“同质性”——譬如，流动不居；既具体可感，又极端抽象；等等——是靠生命的吸纳和感悟来证明的。如果能够理解水与沈从文的关系，音乐与沈从文的关系也大致可以理解。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沈从文在济南广智院早晨起来听到钢琴声，他在当天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琴声越来越急促，我慢慢的和一九三三年冬天坐了小船到辰河中游时一样，感染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或一种别的什么东西。生命似乎在澄清。”几乎不用说，“澄清”既是水对于生命的作用，也是音乐对于生命的作用。（20；29）

家里有台上海牌收音机，在儿子的印象里，沈从文只要打开，听的总是交响乐。五十年代初，沈从文分期付款买了捷克电唱机，两个孩子由此开始买唱片。“唱片其实都是我和弟弟买的，是捷克、德国进口的，很好的三十三转的唱片。因为父亲也喜欢，我们兄弟每个人每月拿出工资的十几块、七八块买张密纹唱片，多半是交响乐、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42]这些唱片到被抄走的时候，大概积累了七八十张。

历史博物馆的造反派没有想到，自己单位的“反动派”，反而被别的单位的红卫兵占了抄家的先机，于是也立即组织起来，接连抄了几次沈从文的家，把认为有问题的书籍、文稿、书信等，搬到前院的一个空房间，在沈从文在场的情况下，将其封存。后来封存的书籍、文稿等交给群众组织大联委的“沈从文专案组”，供整理沈从文的罪行材料用。

造反派认为，沈家不能住三间房，强行逼迫腾出两间，分给工人住。邻居李之檀记得，“这位工人便搬进了沈先生原住的靠东边的两间房子，将房内的书籍、杂物及部分家具搬出，堆放在院子里和台阶上。沈先生看到他家的硬木家具被放在院里东屋的房檐下，风吹雨淋，很可惜，便劝说邻居各家可以搬走使用。这样沈先生的房子，便只剩下了西头的一间卧室，屋后的小过道也没有了。堆在院中的书，则没办法解决，只好由表侄黄永玉的夫人张梅溪作主，七分钱一公斤卖了废品。”[43]

沈从文当作女儿收养的沈朝慧被注销了户口，受胁迫离开北京回原籍凤凰，后来就在各地的亲戚间流徙，有一段时间到长春住在大姑妈家。

藏书尽失，儿女四散，一间小屋子，只剩下两个老人。

四、批判会

九月十五日，历史博物馆批判沈从文，沈从文获准记录。从这份原始记录里，大致可以想见其时的情形：

A：不老实。即如此情况。发言写出来照念。谈到老了即下不了乡，三四十岁就差不多。本身是反动的，本质上是反党的。上岁数即不革命了吗？本质即反党的。活到老学到老，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是老狐狸又滑又奸。群众［称］你为反共老手，一辈子，今天还一边学一边反。劳动也这样不老实。并不要求多，还是臭专家架子。不是劳动问题，还是臭架子。一向是周扬和齐燕铭［做］后台。还是特权思想，放毒，反攻，办不到。放一辈子毒，说写不了。作家写不了材料，是不想不敢暴露罪行。

B：应狠狠批判，对于运动不认识。是专政对象。几个月来□□。集训班第一次。建馆时人人大家日夜干，你无专责。学习时来请你，你来过几次？全国找上这种干部那有这种人？考虑一下。运动一来，是反共老手。在政协，也放黑话，［对］向达说，不为配助手。王冶秋说小心沈从文，一不×即写信［给］周扬。说生命有限，即威胁人。已成人民专政对象。劳动总事事照顾，必反工。擦桌子也不干净。吃过多少人民的饭，做了什么事。

C：解放以前是保守。这几天学习，还是反党的。主席说凡是……即反党。不是保守问题。根深蒂固的反党。干什么也［干］不了。可见平常在家什么也［做］不好。拔草也不好，纯粹是大寄生虫。如这样反党寄生虫，死了还好些。

A：宿舍多客人，不关门。怕，即心中有鬼（沾胡适问题，所以怕）。

D：社会主义睡大觉，检查了自己没有。三礼拜学习，才明白。保了你，三礼拜讲了多少黑话。有五十年文艺。还说是旧民主主义时代的人。今天不老实，即无出路，只有死路一条。现在打［倒的］当权派即为维护你而犯过错。五九年以后，反毛即多黑话。瞧不起毛主席，本来早应打倒。反共积极。在北大搞什么。解放前夕，和陈雪屏有关系。送×××小说看，腐蚀青年。把你捧上了天，眼中只有陈乔。后来只写齐燕铭派下来。这几年在政协游游逛逛，吃好住好。干了些什么？以历博专家，带青年逛景山。不想赎罪，滑不过去。不要想还有谁保护你。劳动也是，要增加一点劳动。从今天起看着你写。不交待。

A：不上班，不是剥削来的？

A：写大字报空洞，开现场会。

A：不自量，评主席著作。还放反动黑话。没有东西，只扣帽子。反对工农作品，好大胆。

A：是对主席思想反对。

D：范曾写过一首诗，颂扬备至。

A：在馆比天都高。（22；21—23）

国庆节转眼就要到了，沈从文和一批受冲击的人被集中起来在机关内住，不许回家，并宣布了几项规定。沈从文记录如下：

1.五号晚上回去。

2.上午学十六条报纸等，下午写材料。

3.离开屋子得请假。

4.不乱说乱动。

5.屋中一切东西不要动。  （22；24）

《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被认定为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草，当然要批判；但只批判沈从文不足以表现彻底的革命激情，揪出“黑后台”进行批斗对红卫兵来说才更刺激。晚年沈从文在一次座谈会上还说起过这件事：“我一生特别抱歉，支持我的齐燕铭先生，特别把他绑起来到我们历史博物馆的小礼堂大骂了一天。那么他呢，晓得我——从红卫兵小将中间有知道我身体的人，晓得我心脏有病，他就让我陪批斗，绑到隔壁房子里听，整整地骂了他一天。骂的人都不知道所以然，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这本书，大多数人也看不懂这本书，因为它写的专门问题呀，你怎么看得懂。……所以就乱骂了，骂了一整天，上、下午，七个多钟头，才把他放走了。”[44]

历史真是讽刺：一九四四年，杨绍萱、齐燕铭执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被视为延安“旧剧革命”的先声，毛泽东给他们的信里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45]但是到一九六三年，齐燕铭所在的文化部却成了毛泽东重点批评的部门之一，十一月，毛泽东以他特殊的语言风格，说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46]一九六六年《红旗》第九期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加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按语中首次公开披露了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的具体内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越来越明确地被视为走向了他延安时期“旧剧革命”立场的“反面”，“文革”开始，自然逃脱不了被揪斗的厄运。

对于沈从文来说，讽刺还更深一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主要指的是历史题材的戏剧，历史博物馆的造反派“创造发明”地把《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也当成这种危害的毒草，哪里能懂得，沈从文苦心研究的物质文化史及物质文化中的服饰一脉，要讲的恰恰是普通人民创造的物质、创造的文化和历史。在隔壁小屋子里通过喇叭听批斗的他，在为牵连齐燕铭而深感不安的同时，也为这个巨大的反讽感到更深的悲哀。

沈从文的遭遇，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开始的年月，还不是最悲惨的。八月中旬，他的老朋友巴金，在刚参加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之后，也被隔离关进“牛棚”；老舍，在北京市文联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中，被抡着皮带的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投太平湖自杀，没有人说得清他投湖的具体时间；九月三日，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家中一同上吊自尽；同一天晚上，陈梦家，沈从文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在北京家里自缢而死。据粗略统计，仅八月下旬到九月底的大约四十天时间里，仅北京市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三万三千六百多户被抄家，八万四千多名所谓“五类分子”被赶出北京。[47]沈从文家被抄了，女儿被赶走了，毕竟他人活着——幸存者将承受源源不断的凌辱和苦难而活下去。

第十一章“连根拔除”前的日子

一、家人各有其难

沈朝慧被迫离开北京，在各地的亲戚间辗转流徙，让沈从文痛心不已。在想不出任何办法的境况下，他致信江青，希望能准许女儿回到身边，为他的文物研究做点辅助绘图一类的事情。信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初写的，他在一九六八年写的申诉材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博物馆》里引述道：“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文物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惟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作助手，不要公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27；253）这当然是病急乱投医，得不到回复、没有结果是一定的。直到一九六八年二月沈朝慧与中央美院教师刘焕章结婚之后，仍然要担惊受怕，因为失去了户口，随时可能被清查赶出北京。

沈从文所以会给江青写信，是因为他在青岛教书时，江青在学校图书馆做中文编目，一度想在写作上寻求出路，向沈从文请教过，旁听过他的课。时过境迁，人事大变，江青不理睬沈从文的请求没有什么意外；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九七二年八月，江青向美国记者威克特（Roxane Witke）讲述自己的生平经历，竟然说自己是沈从文的“学生”，还说沈从文对她非常友好，他的妹妹“沈楚之”经常邀请她到家里去，她的文学才华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提高她的写作水平，沈从文让她每周写一篇小说，等等。[48]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外甥田纪伦把威克特写的江青传记《红都女皇》中涉及沈从文的文字抄录给他，他在摘录的文字下写了一段话，最后一句是：“这妖婆因之真真假假胡说一通。”（14；492）

一九六七年五月，沈虎雏来北京出差，住了大约四个月。两个老人能看到儿子，欣慰自不待言。儿子说到一家人在自贡的经历，其中有让沈从文对儿媳大为感动的事，他立即给张之佩写信，言语郑重：“虎虎来到后，过两天即回来看看，我们高兴可想而知。内中说到的故事经过种种，说你当虎虎等在会上被宣布为‘反革命’时，你竟能坚持不曾下泪，我们对你感到钦佩，能坚持真理，有信心，也有勇气承担不幸；特别是想到虎虎等被捉去以后，你带着红红过那廿天，是不容易的事！是应当向你表示钦敬以外深深感谢的。”（22；43）

《人民文学》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停刊，中国作协一九六七年三月创办了《文学战报》，张兆和“每星期必下厂校对，星期五到星期天则上街卖报”（22；44），她“还是有各种业务性的忙，挤在大卡车，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一去即半天，摇摇晃晃一二小时，总不免会要腰疼一二天”。（22；36）

家里来往的人很少，朋友们也大多自身难保。譬如老友朱光潜，“世嘉父亲经常在万人会上斗批，还不在乎”，这种心态让沈从文自愧不如，他说自己经过二十来人的小会一嚷之后，“即永远感到恐怖”（22；79）。时常走动的不过几家亲戚，如张兆和二姐张允和一家，形势不紧张、有空闲的时候，两对老人十天半月会见见面。沈从文的连襟周耀平，笔名周有光，语言文字学家，任职于文字改革委员会，“文革”一来自然也要挨整，一九六七年发现有慢性肝病，需要长时间休养才可望好转；他也像沈从文一样，算“专家权威”，问题没有“当权派”严重，但仍然必须经受“斗、批、改”的折腾。周有光博学，沈从文谑称他为“周百科”，他听说，“新华书店除主席著作，另外只有卅几十种小书可买，内中居然还有百科作的文字改革，大致是当技术书看待而保存下来。”（22；59）可是沈从文自己，“运动一来，工具书一处理，稿件卡片一毁失，近廿年为新社会十分耐烦热心搞的准备工作，却在短短几天中，就毁去了。当时曾一再向人说，不要毁，这是国家财产，再花多钱，或派人学十年八年，不可能赶上的。话听不进去，还是散失了。除了保存在脑子中一些线索纲目，具体材料，差不多全完了。除了我自己，没有一个人明白，毁的正是照主席《实践论》方法从十万八万文物中积累而来的！”（22；86）

可怜这个老人的苦心：专案组在查抄的手稿中找出一篇他一九六五年写的《狮子在中国艺术上的应用及其发展》，看不懂，就勒令他交代这是什么性质的文章；沈从文在专案组编号签条上写了这样的话：“这个问题有用盼望莫毁去。”（28；231）

二、“总得要个非党对立面”

沈虎雏撰《沈从文年表简编》一九六七年这一年写得简括：“全年在写检查、打扫厕所、集中学习、盼望‘解放’和想念孙女中度过。”[49]“文革”初期阶段的狂暴过去之后，这一年沈从文灾难中的生活相对平静。“原本听说除党内当权派，外即知分是主要打击对象”；但在中央高层诸多大人物被揪出来之后，连“三家村”中吴晗也成了小角色，“教授专家权威相形之下，自然更不足道了。所以到分别斗批改时，或不至于去年那么兴奋。”另一方面，沈从文观察到，“大家都相当疲累了”。（22；31）十月，沈从文给沈虎雏的信里说到一些熟人的近况，“文化部门的文化秀才，凡和三家村、阎王殿无多联系的一般专家权威，多在逐渐解放中，例如文学所的李健吾，卞之琳，北大林蓉的父亲林庚，都已得到解放。且闻俞平伯和冯至，也在解放讨论中。”（22；61）“三家村”一开始指的是共用笔名吴南星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写《三家村札记》的吴晗、马南邨（邓拓）、廖沫沙，“文革”中常常转用来指原北京市委；“阎王殿”指原中宣部——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三月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沈从文自忖与这样的领导机关没有关系，自己也可能会从“黑帮”中“解放”出来；不过，具体到历史博物馆的情况，“解放”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历史博物馆被监管的有五个人，其中正副馆长三个、主任一个，是“党内当权派”，还有一个“专家权威”，就是沈从文。沈从文心里明白，“总得要个非党对立面，好教育青年，所以应放一时不会放。”（22；66）

十月，两个造反派监管五个“黑帮”分子组成“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计划学习两个月，通过检查和批评之后，可望得到“解放”。但学了一个月忽然又停顿下来，因为十一月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张旗鼓地提出之后，随即全国掀起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清查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反、坏、右分子。这样一来，“解放”就更无望了。

“解放”或者“不解放”，对沈从文来说，其实已经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了。“解放”了又能怎么样？该怎么活着，还得怎么活下去。十二月二十五日，沈从文给沈虎雏、张之佩的信里说到他和张兆和的生活，“大哥经常买了些新唱片回来，也有用民歌配语录作得很好的。一般我和妈妈晚上听两三张，搭一张老肖、老悲的。”（22；83）

这就是沈从文，没被“解放”的一个老人，一九六七年的夜晚，他还要听肖邦和贝多芬。

三、“白日惊沙迷眼前”

一九六八年的日子又难过起来。

三月中旬又被抄家，八月还来查抄。一个小家前前后后抄了八次，实在抄无可抄了，以后再也没有抄过。抄家未必能够发现新的罪证，但给沈从文心理上的伤害是深重的，尽管他表现得足够冷静。在三月的抄家之后，他给沈虎雏写信，虽然只字未提抄家，但精神上的紧张症候显然与这样的事情有关：“不大健全神经，一到失眠，即不免会有些错觉产生（近于神经分裂症的前期征兆）。有时上街见生人即害怕，小孩子在院中叫嚷也感到害怕，甚至于妈妈说话也害怕。心里空虚软弱之至。也希望天气转暖，会随同好转。生活过于枯寂，可能大有关系。近一二月来，除了梅溪隔日来为打打针，只晓平表哥隔星期或来看看，别的熟人均少见到了。因为各人都忙着学习。我隔二三天才上一次街，办办吃的。”（22；123，124）

张梅溪为沈从文注射碘剂，从去年十月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他下放湖北离开北京为止，为的是软化血管和溶解心血管沉积物。沈从文的高血压和心脏病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九月份，他甚至觉得，身体即便能维持一阵，“也怕还是过不了明年。”（22；137）

五月给沈虎雏的信里说：“家中生活，也起了些应有变化。存款全已上缴，我从六月起，只能领一点生活费数目恐只一二十元，这是极其合理的事。家中主要得靠妈妈那点收入了，所以生活极端简化是必要的。”（22；135）

形势千变万化，武斗、派系、“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等等等等，“日报刊载的有关文运事件，有部分又已经看不懂。”“无从估计明天。因为全局似只中央文革懂。”（22；114，113）在时局不定的茫然中，个人想做的事也不能做，枯寂苦痛中也就格外牵挂远在自贡的儿子一家，为儿子担心，想念孙女，于是写了很多信，还多次提醒儿子一周写一封信说说他们的生活，写写孙女的情况，让疲于工作的奶奶放松、高兴一下。五月他还写了几首诗，或怀念昆明乡下自然风物，或议论国际政治时事，还有一首自省亦复自嘲的《箴“我”》：

思想陈腐脑筋旧，

闭门思过改造难。

临池长怀春冰戒，

举足难忘八节滩。

南国风物缠梦寐，

白日惊沙迷眼前。

斗“私”忘“我”除“怕”字，

反复勤读老三篇。（15；330）

沈从文看不懂大局，却注意到一些现象，比如，从三月初许广平去世之后，“用‘作家’名分在外宾中出面的，似乎只剩下一个郭沫若。就只那么一个人。”（22；115）这一年遭迫害致死的作家倒可以列一长串名字：彭柏山、司马文森、海默、杨朔、丽尼、李广田、田汉，转过年来还有陈翔鹤、吴晗……对比起来，沈从文有时会说，“馆中对我也够好了。”（22；93）

海外却有传言，把沈从文也列于了死者名单。六月九日，台湾《中央日报》刊出署名“井心”的文章，说沈从文被迫害致死。梁实秋写《忆沈从文》一文悼念，但当时并未发表；一九七四年台北志文出版社出版梁实秋的《看云集》，才收了这篇文章，文末加了一九七三年在西雅图补写的一个说明：“此文写过，又不敢相信报纸的消息，故未发表。读聂华苓女士作《沈从文评传》（英文本，一九七二年纽约Twayne Pubisher出版），果然好像从文尚在人间。人的生死可以随便传来传去，真是人间何世！”[50]

八月，沈从文写申辩材料《用常识破传统迷信》。国庆节期间，照例被集中到博物馆住宿。

十二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历史博物馆，把全馆人员集中到馆里睡地铺，进行揭发批判，除了馆里的领导，沈从文、史树青等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也划归牛鬼蛇神的“牛棚”。红卫兵封存的资料，由大联委全部移交给工军宣队，但专案组依然进行工作。“工军宣队还拿了沈先生的小说《边城》，要专案调查小组研究如何组织批判，但小说《边城》根本找不出可批判的问题。对沈先生的批斗会，开过一次，是和批斗副馆长任行健、韩寿萱、陈列部主任王镜如一起开的，共用一个上午的时间。”[51]副馆长陈乔回忆过这个时期的生活：“我跟沈从文都住进牛棚里，一个屋子住好几个人，先是审查批斗，每个人挂一个黑牌子，弯腰低头。然后学毛选，参加劳动，搞卫生。他在那种境地中还总想读一点书，考虑他的编著计划。我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不读书，生活没乐趣，活得无意义。’……沈先生也在会上表态，那段情绪不是很正常，有时哭鼻子。他怕在路上突然病倒出意外，在身上带了一个注明单位、住址的卡片。”[52]

就是在十二月，他写了一份很长的申诉材料，题为《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这是一份理解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的重要文件，其中不仅叙述了他十八年来的特殊经历和遭遇，更试图说明他选择文物研究的事业性抱负，说明他个人实践的研究方法，说明他对自己工作意义的坚信。很显然，他孤独的努力和追求，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充分的理解。材料写到末尾，他一直压抑着的愤怒和不平，化为伤感，无法不多少流露出一些来：

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吃几顿饭软和一点，能在晚上睡五六小时的觉，不至于在失眠中弄得头脑昏乱沉重，白天不至于忽然受意外冲击，血压高时头不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次数少些，就很好很好了。至于有许多预期为国家为本馆可望进行、可望完成的工作，事实上大致多出于个人主观愿望，不大会得到社会客观需要所许可，因为社会变化太大，这三年来我和这个空前剧烈变化的社会完全隔绝，什么也不懂了。即馆中事，我也什么都不懂了。（27；255）

这一年，悉尼大学的安东尼·普林斯（Anthony J. Prince）完成论文《沈从文的生活与著作》，并获博士学位。这是最早研究沈从文的博士论文。此前，哥伦比亚大学一九六六年Lillian Chen Ming Chu的硕士论文，介绍并部分翻译了《长河》。

四、“解放”

一九六九年春，沈从文写申诉材料《陈述检讨到或不到处》；四月，按专案组指定，写交代材料《外调出版总署编图录经过》；六月，沈从文写了获得“解放”前的最后一份检查：在沈从文历来所有检查稿中，这一份最接近于当时通行的“格式”，而他以往的检查，“形式”上都不怎么像检查，更不要说内容。

检查先写“最高指示”，抄了四段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

抬头称呼是：“首都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各位领导，历史博物馆大联委和革命战士”；

下面是四个部分：一、“我的简历”；二、“我在廿年文学创作中所犯的过错或罪行”；三、“我近廿年在文物工作中所犯的过错或罪行”；四、“经过三年学习，对我过去错误或罪行的分析认识，和此后努力方向”；

最后，分三行写三个“万岁”口号：“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27；267—280）

今天看来如此荒诞怪异的形式，“文革”中却成为人人不得不遵守的“金科玉律”。曾经被称为“文体家”的沈从文，垂暮之年终于也在逼迫之下实践了一次这样的“文体”。

沈从文六月里获得了“解放”。“在一个团结会上宣布的，手续似乎比所有熟人简单许多。主要原因，可能是近四十年里，前廿年并未依靠过国民党，而后廿年又未依附阎王殿。所以运动中大风雨，如巴金等三五万人电视大斗争批判，如老舍等另一形式斗争均未经过。若三五百人一冲我早死了……”（22；162）“我的定案过程特别简单，主要只说‘写了六七十本黄色小说，编过反动《战国策》刊物，思想反动。但在政治问题上并未发现什么。（是思想认识世界观未得到根本改造，是人民内部矛盾。）’……从此以后若在什么文件提及历史，大致就有称为‘反动黄色小说家’可能。”（22；158）

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是应该庆幸的吧？老友徐盈和子冈夫妇的儿子徐城北从新疆建设兵团写信来请教写短篇，沈从文泼了冷水：“这工作我认为最好是不要希望过大，免得将来失望。以我为例，那么踏踏实实学了三十年，结果却是完全失败。”（22；159）内弟张宗和，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写信告诉擅长书法的沈从文说自己在写字，沈从文用了几乎是严厉的语气劝诫：“写字是毫无意义的消极行为，你怎么经过那么大社会变化，还不明白自己宜如何自处？”（22；164）

五、告别

八月，小孙女红红跟着母亲张之佩从自贡来北京探亲，住了一个月，让两个老人高兴和热闹了一阵。但紧接着九月初，就得到通知，张兆和月内将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对沈从文是很大的打击。这一分别，“是否还能见到，即不得而知了。”他给张宗和写信说，“长日心痛，心脏硬化、胀大、劳损，行动有时已感困难，稍不小心，报废将是一二十分钟事。月来事实上是在恶化中。……是否能过今年，即毫无把握。……三姐一走，我的狼狈可想而知。”（22；163）张兆和是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与作协同事一起走的，沈从文的血压高和心脏病已经不允许他到车站送行，当晚沈龙朱留在家里陪他住，沈从文为这一天写简短日记，说大儿子“特别请假一天，似数年来第一次请事假”。（22；171）

国庆节到了，沈从文过得倒还不错。“二号二姊邀去看看百科，吃吃鱼，三号梅溪邀去吃了一顿，小尖鼻处又送了点鸭子来，所以这四五天，不办什么，也就过节了。”（22；172）同院里的两个大妈有些担心会忽然出事故，嘱咐沈龙朱多回来照料照料，本来只在周末回家的沈龙朱现在要多跑几个来回。

不知道是不是来日无多的紧迫感驱使，这几年除了去单位就很少出门上街的沈从文，大冬天里，竟然在一周内拖着多病的身体，去看望了三个老人：

“一是董秋斯，三年运动中无问题，近忽闻和几个老同学事有些牵缠，在受审查中不免更见衰老。”（22；174）董秋斯比沈从文大三岁，沈从文二十年代初刚到北京，两人就相识，友谊延续终生。沈家保存了一封董秋斯一九二四年写给沈从文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会喝酒不？我们应当齐入酒之宇宙。十天以后，放了寒假，我打算备个小东，请你喝两碗白干，慢慢的一同商量个活着的道理。”后来他们就在燕大宿舍里聊了三天三夜。——沈从文见了董秋斯夫妇，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们了。”[53]两个多月后，十二月三十一日，董秋斯去世。

“二是田老师，十多年未去看过他，去看看，才知惟一年近八十老师母在家，过的真是风烛残年日子，田老师已去医院许久（我估计或早已故去），无音息。”（22；174）田老师是沈从文小学时的老师田名瑜，字个石，南社诗人，书法家。一九六二年沈从文作《题〈寄庑图〉后》，叙述和老师的因缘：上学时沈从文是个顽童，“惟对个石先生”，既有些害怕，又感到“别具一种吸引力量，因之印象甚深，上课时堂上格外安静，从不捣乱，在当时实稀有少见。……解放后，机缘凑巧，同寓北京，先生任职中央文史馆，居住北海静心斋内，始得常相过从。”（15；423—425）田名瑜一九八一年逝世于甘肃。

“三即林师母，还精神甚好。”（22；174）林师母即林宰平夫人沈兆芝。

这种看望其实多是告别的意思，向与自己过去生命中种种密切关联的人事经验告别。接下来的一周，他跑的地方就是医院了。十月十三日，他写信告诉张兆和：“我血压不大稳定，一度破纪录到二百四十。因此三天中跑了三个医院，有的折腾到五小时，经过心电、透视等等检查，都肯定心脏肥大损伤（或说丰满），供血情况不良。只能休息，防止进一步发展。能保现状就是好事。一时或不会心肌梗塞（已回到二百一十）。去和工宣队长商量，还是同意医院建议，让我再休息二星期看。”（22；177）

这一时期全民“备战”，与“美帝”、“苏修”对峙斗争，全国大中城市大挖防空洞和防空壕，北京疏散和下放的人越来越多，以致连捆扎行李的草绳都很难买。十月二十五日，周有光来沈从文家，连襟俩吃了顿晚饭。他是来道别的：虽然患有青光眼、肾病、尿血，他还是要被下放，远去宁夏贺兰山口的平罗。十一月三日，周有光离开北京。

六、“连根拔除”

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于九月三十日合并，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并成立革委会。十一月一日，专案组一个军代表将抄家时没收审查的部分物品还给沈从文，计有：私人照片、文物研究手稿、工作记事本。其中文物研究手稿量最大，包括《服饰资料》改正稿，“感谢专案组为分门别类，编定号码，一包一包整理得清清楚楚……负责人之一问我，‘你怎么写了那么多？’我笑笑。……但是一看面前大包小包文稿，我却发了愁。”他发愁的是这些自己二十年工作积累的东西，恐怕不可能整理出来给后来者用了。“还有大量卡片却毁去了，有些材料是我自己感到无意义而毁去的。”（22；201—202）

他还被告知，不发还的材料，包括书信、自存文学作品样书、文学手稿等，将由馆中“代为消毒”。“至于信件、作品，一律由馆中处理，我同意，不说什么。本想把英、日译文本还我留个纪念，也不说了。……这一处理，也可说把日前还妄想写得出新型短篇的希望，连根拔除。”（22；202）

当时的情景，沈从文多年后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一个军管会的‘文化干部’，廿一二白白脸小伙子，却装模作样把我叫去，说是‘一切黄色作品，代为消毒。无害的，你自己拿走！’见我沉默不语，便做成严肃神气说：‘你以为我没有文化吗？不服吗？’这倒真是我从来还不考虑到一个问题。……他大致误认为我是什么高知，才这么缺少自信，因此我忙说：‘你比我高明多了，政治水平、思想水平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还算不得白专，卅年前写了这些黄色有毒东西，多亏得一一指出，你处理那会有错？’我赶忙把还我的一份破书乱稿，塞到预先准备的一个麻布口袋里，拖拖跌跌下了楼。既提不上公共汽车，因此约费了二小时，才拖到了我那个值得纪念的小住处……”（26；234—235）

退还的照片，沈从文“拟贴三个薄本子，分给大弟小弟，留一份”。

他还从退还的笔记本中，找到一本张兆和一九二六年写的杂记，他跟妻子说，“我和大弟看过后，以为极有意思。因为这是差不多半世纪以前，流行了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前后事。……记事中文学味十足，且多客观描写，不知为什么，后来（一直到最近信中）反而把这份长处全消失了。”（22；202）清理文稿时，他又发现张兆和四十年前收藏的小洋娃画片四五种，“我已转寄之佩，托‘红红保管’。她一定和你当时一样看得十分珍重，不会遗失的。”（22；218）

照片、画片有所托容易，自己这个人如何处置，却是个绝大的难题。本来像他这样的“老、弱、病、残”，有传言说可以不动，十一月二日他给张兆和的信里还说，“我盲目估计，今冬我或不至在匆促中上路。”（22；202）没过几天馆革委会就来问他的意见了。他真是手足无措。最理想的是争取留下，生活上有大儿子可以依靠，有限的精力还可以把杂文物研究搞一点是一点。去外地则只好到自贡投靠二儿子，但地方派系斗争还在持续，未必去得成。或者干脆不考虑生活去成都，因为他多年来一直想着研究蜀锦，或可为蜀锦改良起点作用。实在不行就去咸宁，那里气候的湿和热，明显不利于高血压心脏病，他恐怕难以适应。

十一月十七日，博物馆召开老、弱、病职工下干校动员会，十八日决定十八人限月底离京，去咸宁。二十日，沈从文告诉张兆和这一消息，“时间如此匆促，心不免乱些。”“两夜未睡，心中不免有些难过”（22；232，233）。

家里一下子乱到不能再乱，张允和来看他，不明白为什么乱到无处下脚，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张允和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54]

沈龙朱、沈朝慧、刘焕章等几个人给他整理行李，按通知要求一切能带走的全带走，饮食用具全带，必带，因为到了那里买不起，也买不到。更因为，此次一走，不能再做回来的打算，户口随之迁走，也即“连根拔除”的意思——“大致将老死新地”（22；234）。二十六日，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这是廿六下午八时，房中情形你不易设想。因为托运破烂大小十八件……”（22；236）

沈从文做了最坏的打算，和沈龙朱深谈两夜，把自己一生种种，详细如实告诉了儿子。

二十八日，博物馆开会欢送下放职工；三十日，沈从文由请了几天假的大儿子陪着登上了火车，前往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动员会的时候要下放的十八家，到欢送会前就剩了五家；等沈从文上了车，才发现，其实只有三家。

车上座位已经为人坐满，沈从文和儿子只能坐在车厢地面上，一路颠簸而行。

第十二章湖北干校：迁移无定中“麻醉”痛苦、抵抗愚蠢

一、452高地

沈从文和另外两户老弱病职工到达咸宁干校接待站之后，才得知“榜上无名”，这里根本就不知道要接收他们。但户口都迁出了北京，想回也回不去了。“于岁暮严冬雨雪霏微中，进退失据，只能蹲在毫无遮蔽的空坪中，折腾了约四个小时，等待发落。逼近黄昏，才用‘既来则安’为理由，得到特许，搭最后那辆运行李卡车，去了二十五里外，借住属于故宫博物院一个暂时空着的宿舍中，解决了食宿问题。”（27；451）

临时栖身之处叫452高地，是干校的中心，匆匆造起来的建筑，有大会堂和校部，文化部、故宫、图书馆等单位的宿舍在这里。作息时间统一，“早六点半听军号起床，九点半熄灯，早上学习一点钟，晚上读报一点钟。”沈从文因为是借住的，一时没有什么任务分派，“白天我去大湖堤边拾干苇引火，或在大路旁推土机经过处拾干竹根，供同住引火用。”离452高地约五六里外，是干校的“向阳区”，文联、作协系统和商务、中华等出版单位集中于此，工作是搞基建，张兆和在连队的挖沙子组，劳动强度大，时间也紧张，只能瞅空来看看沈从文，徒步来回十多里，停留时间不过几十分钟。沈从文“不敢独自去她那边，因为前不久在路上昏倒过一次，医生也说以‘少活动为是’。”（22；238）

一九七〇年元旦前后，沈从文被安排看守菜园。十余年之后他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后记，叙述了这一短暂时期的生活；但书印行时他把后记做了大幅压缩，删去的大量文字里，就有下面一段：

因为人已年近七十，心脏病早严重到随时可出问题程度，雨雪中山路极滑，看牛放羊都无资格，就让我带个小小板凳，去后山坡看守菜园，专职是驱赶前村趁隙来偷菜吃的大小猪。手脚冻得发木时，就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躺一会会，活活血脉，避避风寒。夜里吃过饭后，就和同住的三个老工人，在一个煤油灯黄黯黯光影下轮流读报，明白全国“形势大好”。……对我说来，倒真像是六十年前老军务回营归队，丝毫不感到什么委曲生疏，反而学习了不少新知识。我明白，这是在国内正在进行的一种离奇“教育”。……想起这正是“亚细亚式”迫害狂历史传统模式的重演，进一步理解《阮籍传》中“有忧生之嗟”含意，个人倒反而更十分渺小，觉得“浑浑噩噩随遇而安”为合理省事了。来到这地方生产劳动，名为“改造”，改造什么？向军管领导询问，也说不明白。一面学习“老三篇”，不少人还能开口背诵如流。但问及内中有一条说到“老弱病残不下放”是什么意思时，我这年近七十，血压经常已二百过头的老病号，学习班长既兼作医生，且明白是由于“心脏动脉粥样硬化”而起，却相当幽默的回答我：“既来之，则安之，不妨事。”……如此这般过了一个新年。（27；451，452）

二、迁移双溪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四日，沈从文正在菜秧地值班，有人来通知他，限二小时内迁移住处，到双溪区另作安排。他匆匆忙忙赶回宿舍，行李已经被搬到了大卡车上。张兆和在五里外大湖边劳动，沈从文想赶去告诉一声，已经来不及。幸亏故宫的老贾，赶去报信，等张兆和赶到，“说不到十句话，只告知去处名叫双溪，离这五十里多点点”，就被催上了车。

“在车中我想到古代充军似乎比较从容，以苏东坡谪海南，还能在赣州和当时阳孝本游八境台，饮酒赋诗。后移黄州，也能邀来客两次游赤壁，写成著名于世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的浪淘沙曲子。”（27；452—453）

三个老弱病，连同家属共六人，十一点到了双溪，两个多月前那梦魇般的经历又重复出现了：这边指挥部事先根本不知道他们要来。到现在就非常清楚了，他们这几个没有多大劳动力的人，实质上被看成“麻烦”，那边硬“推”给了这边。十连连长和负责这里的领导商量了一个小时后，接收了他们，找了个地方让他们暂时安顿：行李放在指挥部的仓库里，人住到区革委会楼上一间大的空房，稻草堆中摊开被盖，三家中间用草席临时隔开。吃饭到附近采煤连大厨房吃大锅饭。

这一番折腾，让沈从文的血压高到二百三十到二百五十，低压一百三十，有几次轻微发昏经历。同行组长张同志建议他住院，医院也同意，但沈从文考虑到住院后每天还得到区里大厨房取饭、取水，这对他来说也是不小的困难，就拖延着没有立即去。二十日他写信给张兆和：“张同志怕我突然出事故，曾说过是否调你来好些？……我想到的是你和五连同志共事已十多年，‘千生不如一熟’，……大家明白你体力受年龄限制，分派工作，即能比较实事求是。这里大家陌生，工作若一律拉平，你怕担负不下。所以我还主观的想，与其让你来一陌生群众中为难，还不如再过半年下去，到你们可分配房子时，我作为你家属，请求来向阳，同分苦乐，好一些。”他已经考虑过自己“万一忽然完事”之后的事了：“到时要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小弟有了治家五年经验，并且有个家，明白什么需要就拿走，用不着的，就分散给同事中较困难的。你能留在五连，我相信同志们对你一定会能照顾，生活得上好。若另一时退休，请求过虎虎处，也一定好办。因为那虽属三线，事实上他许多同事在京家属，还是向那边疏散，并无别的地方可去的。”（22；249—250）

二十五日，他信里告诉张兆和，这里医生劝他去作细致检查，“因为过去心电图表示左心室肥大，这次右心室似乎也不大好。心脏向左移位，益显明。”“我就医事，已得这里医院证明，另写一报告，上高地指挥部，还未得到批准。也许只能在咸宁县里检查，或住院。也许不批准。”（22；252，253）

二十八日，三户再次迁移，搬到了约一里外小山坡上的一所小学校里。沈从文住一间房，屋顶漏雨，房中潮湿。“因无电灯，又舍不得用清油和洋烛（买不到灯），只好从六点到明早七点，在黑中闷坐痴睡度过。也是一种锻炼。对我说来，可能也有好处。一日三顿，早上用一饼度过（加点糖水），中上去打饭，或多取二两，或一馒头，晚上即不再出门，泡泡水饭，用豆豉酱和一个鸡蛋（盐水煮，不限量）对付。”（22；264）几天过后，移过来几把条凳椅子，糊好门窗缝隙，张同志又用浆糊瓶给做了个简易油灯，住处就初步像个“家”了。每天去一里外大厨房取饭打水，对沈从文来说是过“小关”，因此一瓶开水就用得很节省，有时脸也就不洗了；夜晚黑灯瞎火走大半里上厕所，就更是负担。四月二日给张兆和信中描述了这么一个情形：“昨晚上模范茅房，半路得上下一二尺高坎，两脚半，失了一脚，来个仰天翻倒，幸好是带点‘溜’的姿势，只是后半身在泥浆中蘸了一下罢了。若作‘马打滚’，就未免狼狈。怕的是‘雷兼雨’或‘雨中雷’，走一里路不大稳。”（22；283）

四月初，北京一路带来的那些大小行李，从区革委会仓库全部搬进了住处。沈朝慧寄来一个小煤油炉，这可大有用处：陈饭剩菜能够热一热了；还能烧水，天晴从水塘里提桶水，天雨从屋檐下接些水。

四月十八日，沈云麓在家乡病逝。沈从文最后的信和新写的诗寄到时，大哥已经入土三日，就在坟前焚烧了。

三、文化史与诗

困于重病，不能做事，对沈从文来说很痛苦，他常常说人生百年长勤，可是这种情境之下，他又能做什么呢？枯寂长日，他又拾起了旧体诗。这似乎是他找到的唯一还能做的事。他说“写诗只在百十字中琢磨，头脑负担轻，甚至于有时还可收‘简化头脑’效果”。 （22；281）他写干校生活，写日常见闻，写政治时事，今天读来，会觉得大多不怎么好，特别是其中的时代色彩，不免显得刺眼；不过，也正是这些合乎时代形势的诗句，起到了“简化头脑”的效果——顺着潮流说话和表达，头脑的负担就不会过重。那么，从这些诗来看，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沈从文被“改造”好了？沈从文放弃自己的思想和表达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即“简化头脑”的体会，也只有一贯坚持自己的思想和表达形式、头脑负担过重的人，才更能敏感得到。沈从文确实试图“简化”一下自己的头脑，但沈从文还是那个沈从文，要“简化”也不容易。这一时期的诗里有一首《自检》，题记“二月廿七双溪阴雨在零度下”，全诗如下：

身是“乾坤一腐儒”，

略闻大道心转虚。

七十白发如丝素，

卌载独战真大愚。

行莫离群错较少，

手难释卷人易痴。

“独木桥”废何足惜！

“阳关道”直行若飞。

“捕虎逐鹿臣老矣”，

“坐策国事”实无知。

屈贾文章失光彩，

连旬阴雨眼模糊。

试从实践证真理，

深愧“乾坤一腐儒”！（15；349—350）

看起来从头到尾都是对自己的否定，但说自己是“腐儒”，说自己“愚”、“痴”，说自己走的“独木桥”现在被“废”了没有什么可惜，如此等等，不过是自嘲——深重、悲哀的自嘲。

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消息从收音机传来后不久，附近村子里就响起了锣鼓声。沈从文有感于创造力量的惊人成就，五月写了一首《红卫星上天》，五言，一千一百多字。单看标题容易把它误会成时事诗，其实重点在叙述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六月他抄了一份寄给张兆和，说：“用红卫星上天消息，引起历史联想，从作曲法得到一点启发，当作史诗加以处理的。”“等于把馆中一万六千米陈列，压缩到千字中，处理得还有层次条理，能把握大处。从群众要求说，可能深了些。因为用千把字来概括百万年中华民族的发展，在发展中的艰巨和复杂斗争，求文字用得有分寸，又能通俗，不可免容易顾此失彼。”一九七二年他又把这首长诗抄赠程应镠，说这“等于一个‘说明员’的考卷，是否及格，心中有数，不必待新学台来决定也。”（15；366，367）

对沈从文来说，这首诗的写作开启了一个试探性的方向：以旧体诗的形式来展现历史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这一类的诗，不仅是被压抑的文学创作才能的转化形式，同时也是被迫中断的文化史研究的变体和替代形式——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说，即博物馆“说明员”的“考卷”。沈从文对这一类诗的写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干校时期写出了《读秦本纪》、《文字书法发展——社会影响和工艺、艺术相互关系试探》、《商代劳动文化中“来源”及影响试探——就武官村大墓陈列》、《西周及东周——上层文化之形成》、《书少虞剑》等，以诗写史，为“文”亦为“学”。

以《文字书法发展》为例，五言，长达近八百句，附有大量注释文字，可视为一部文字、书法简史，其中涉及的不少问题存在争议性。诗初成于一九七〇年十月，后来不断修改补充，章草行草部分又曾改写为《叙书法进展》而单独成篇。初稿后有跋语：“乡居独处，因常用八分钱毛笔，就一破碟蘸墨汁作书。适为一邻居小医生偶尔见到，以为所用‘文房四宝’如此马虎，那宜写字？事实上在他人不易设想情形下，采用这个办法，作为他日过考‘说明员’准备，试写文化史诗已到十多首。因此启发，复试就‘文房四宝’各自历史和文字发展历史，及彼此相互关系，概括成五言诗一首。……有关字体及纸墨笔砚种种，平时并无研究，只是就接触到的实物知识，和通史陈列所得常识而言。正因为一切从‘常识’出发，和专家的专门知识，必不尽相同。对个人实极其有意义。……特别是在目前环境，无一本书可得情形下，凡事全凭回忆，不许临时翻书，欲作‘齐人’，亦无可逃，仍能凑合完篇，值得纪念。”（15；393）

因《文字书法发展》长诗，沈从文和下放干校的中山大学教授、书法家、古文字学家马国权，交流、讨论起文字、书法的学术问题，两人书信往还不断，从一九七一年一月到五月，沈从文长信达十封。其中说到一个笑话：几十年前沈从文给一个熟人书章草长条贴壁间，为刘半农所见，“执意肯定为明人书，后方悉系弟戏作，大笑一阵而散。”（22；463）

四、请求和答复，暴雨袭击下的屋子

迫于环境无从继续的杂文物研究，以旧体诗阐发文化史的形式得到略微的“补偿”；这种“补偿”显然是不够的，它非但不能全部转化研究的愿望，反而使得这种愿望愈发强烈。与此同时，沈从文却从博物馆下放到咸宁的第二批职工口中，得知自己已经被划为“编余”人员。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八日，他写信给张兆和说：“间接得知已是‘编余’人员。这是下来前并不明白，到后也不知道的。”这让他很受挫伤；然而，“我即或已成编余人员，总不免还妄想近廿年学的种种，还有机会应用得上。”（22；312，313）他把带来的文稿取出来一一重看，总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整理成各个专题，留下来给后人；还打算把二十万字的服饰资料文稿再重新抄写整理一份，但天时不时下雨，屋子到处漏，得用大大小小的盆子承接，他担心雨水损毁了稿件，就完全凭记忆把想到的修改补充处，用签条记下来备忘。

七月中旬，急切希望恢复文物工作的心情，促使沈从文给博物馆革委会委员王镜如写了一封信；二十日，又给另一位革委会委员高岚写了一封约一万字的长信，几天后又改成略短的第二稿。他深感来日无多，在干校什么也不能干，这样“消极的坐以待毙，不是办法”，因此提出：“我要求极小，只是让我回到那个二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22；335）这两封信他都是让沈龙朱看过之后转寄，沈龙朱转寄了第一封信之后，专门去和王镜如谈了一次，谈话的结果使沈龙朱觉得第二封信没有必要再转寄，就自己留存下来。沈龙朱向沈从文转告了谈话的意思，其中最主要的是：干校组织和北京馆内没有直接领导关系，除非真正工作急需的人，才能申请调回；目前历史博物馆还是主要在搞运动，“改陈”根本没提到日程上来；而沈从文自以为有重要价值的文稿材料，革委会领导劝告，“你的那几份资料，希望你自己能一分为二来看待，那是‘还没有经过批判的’，不能把它们全看成是‘方法全新的’‘唯物的’。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22；345—346）

这样的答复给沈从文的打击可想而知。其实这本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事，只是沈从文盼望工作的愿望太过迫切，他念念不忘二十年心血所寄的研究材料，反反复复唠叨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却忘了那是前不久被查抄了去又发还的，是“还没有经过批判的”。

潮湿的屋子发霉，如同霉窖；夏季一来，太阳暴晒，又如蒸笼，房间里气温会高达四十度。八月四日，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封短信，信文前面加了一句话：“不论如何，务必来看看我。不宜迟疑。”（22；350）倘若不是身体坚持不了，他断不会说这样的话。十五日，张兆和请假，早上搭车到咸宁县城，下午从县城搭车来双溪，照料了沈从文十天，她自己也借此从长期体力透支的劳动中得到短暂的休息。张兆和二十五日返回，半路上遇到大雷雨，受阻在咸宁县城，二十八日才回到向阳区连队。

暴雨来袭，沈从文住处积水，要用盆从房中往外倒。屋子里的地面还没有干，九月四日，大雨又来了。“房中如落倾盆大雨，一切全湿了，比桃源狼狈得多！张同志父女同为抢救也无办法。……地下简直成了河。倒了近廿盆水还不抵事，后来雨稍缓，又扫了十多盆水，柳同志父女也来了，几个人为搬了六七十块砖纵横铺在泥地上，才能走路。这些砖看来将在屋中过年了。”（22；358）过了十几天，“第三次灾难性暴风雷雨袭击，数第三次格外猛，而且正当半夜四点左右，幸好即早把一切盖上，但是由上而下不太紧张，自墙根入浸水不免过急，不到半小时一盆，我总计倒了不止四十大盆，你能想象，应当是种什么情景！如不抢救，水早已把全房灌满，还影响到张家！直到今天十二点还未止，忙得我精疲力尽。独自还搬了数十块大小砖头，把全房搭成一通道，还整天不能脱去胶鞋，在泥中料理伙食。”（22；375）第二天沈从文写诗《读贾谊传》，又写了一则日记：“九月十八日，阴雨袭人，房中反潮，行动如在泥泞中。时有蟋蟀青蛙窜入，各不相妨，七十岁得此奇学习机会，亦人生难得乐事。”（22；379）

五、“改业”之思、重病住院、申请

风雨泥泞中，沈从文诗兴不减反增，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其实这和残酷的现实有关：给博物馆革委会领导写信得到那样的答复之后，沈从文不能不正视这样的现实，即回到北京继续研究文物的希望几乎是没有的。他不甘心坐以待毙，就只能再次“改业”了。

九月十日，他给张兆和信中说：“我若已不可能再有机会恢复文物研究工作，只能从新环境条件出发，作点准备，较好使用七十以后有限生命，拿起笔来继续习作下去，亦意中事，并且也会在新路上走一段，作出点成绩。只是不宜在成败上计得失。因为比较说来，是明明白白不可能作到如过去写短篇，近廿年搞文物那么显著突出的。不过对人影响虽不大，‘自得其乐’必较多，何况还可望在这一格式中得到些较新纪录？等于在一老式车床上产生新装备！真正所谓‘古为今用’！所以也不妨寄托一点假想，即将来人就体裁谈新诗到举例时，还会有一天在新选本中、新教材中，要提到，给以适当合理估价！”（22；368）

九月十六日他写了一首《老马》，此后不断修改，到农历十月改题为《喜新晴》。写诗期间，他生活的一般情景是，“日间执雨伞在室中来回走动工作，晚上则床下一片蛙鸣，与窗外田蛙相呼应，间以身长二米之锦纹蛇咯咯鸣声，共同形成一生少经的崭新环境。”（15；453，454）这首诗可视为他旧体诗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连同跋语照抄如下：

朔风摧枯草，岁暮客心生。

老骥伏枥下，千里思绝尘，

本非驰驱具，难期装备新。

只因骨格异，俗谓喜离群。

真堪托生死，杜诗寄意深。

间作腾骧梦，偶尔一嘶鸣，

万马齐喑久，闻声转相惊！

枫槭啾啾语，时久将乱群。

天时忽晴朗，蓝穹卷白云。

佳节逾重阳，高空气象清，

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

亲旧远分离，天涯共此星！

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一九七〇年十月。久病新瘥，于微阳下散步，稍有客心。值七十生日，得二儿虎雏川中来信，知肾病已略有好转。云六、真一二兄故去已经月矣。半世纪中，一切学习，多由无到有，总得二兄全面支持鼓励，始能取得尺寸进展。真一兄对于旧诗鉴赏力特高，凡繁词赘语，及词不达意易致误解处，均能为一一指出得失，免触时忌。死者长已，生者实宜百年长勤，有以自勉也。后用十字作结，用慰存亡诸亲友。从文于湖北双溪丘陵高处。（15；448—449）

云六即沈云麓；真一是田真逸，沈从文的姐夫，他欣赏沈从文的诗，但劝他不要再写了，以免惹祸。《读秦本纪》跋语有记：“真一兄临死前信中说：‘此诗甚好，但因此宜搁笔。’寄意深厚，语重心长，诚可念也。”（15；372）

九月下旬沈从文把《读秦本纪》也抄了一份给张兆和，抄写的时候，“附近不远爆破炮声连响三次后，土石纷纷下落，已把屋顶开了大小天窗数处”，“还担心再来，头上且顶了个坐垫”；“抄到‘钟鼓上闻天’和‘直上于青云’时，望到房顶那几个大小天窗真好笑。世界上那会有人想得到我是在什么具体情形下写这些诗！”他跟妻子说，在文学创作、文物研究之后，他现在做的是第三次新的试验，虽然已经不可能如前两次那么出色，但还一定搞得像个样子，他要用五言的形式，在“缩短文、白，新、旧差距”的方向上努力，“说是‘五言的尾声’，多少像是有点悲怆感。但事实大致也就是这样了。”（22；385—390）

张兆和，沈龙朱，还有几位亲友，都担心沈从文写诗可能带来意外的灾难，沈从文考虑过后决定接受他们的劝告，后来虽然断断续续仍有试作，但到底心里多了一种深忧，热忱还是控制了下来。

国庆节期间，张兆和来双溪探望，住了三天。四日，附近采煤矿来了四位故宫熟人，加上同住的老张，帮助沈从文整修住房，房外挖了排水沟，房内用土垫高，又推一车干草填塞房上通风漏雨处。

天气冷了起来，心梗痛、头闷重也随之而来。十一月十三日夜间，沈从文腹痛剧烈，双溪卫生院初步诊断为结肠炎，治疗几天后仍不见好转；十九日搭便车到咸宁县人民医院，诊断为肾结石，因心脏病久，年龄过老，不宜动手术，所以服中药治疗。张兆和赶来照料。七天后仍认为是高血压心脏病，转内科。其实是肾结石、高血压、心脏病并发症。二十一日，沈从文致信干校二十三连领导，说明了自己的病情，并请转陈校部领导；十二月十一日，沈从文再次致信二十三连领导，申请准许回京治病。但没有得到答复。住院四十天之后，沈从文回到双溪。年底他写了一首《双溪大雪》，感慨老来飘零，忧惧惊心。

回来后的沈从文生活自理已经十分困难，住院治疗病情暂时得以缓解，却并没有好转，“心脏间歇梗痛，从不止息。”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七日，沈从文第三次致信二十三连领导，请求“允许我暂时回北京治疗”，“我虽已迫近风烛残年，如能使病情稍有好转，尚希望到另一时，还可能将近二十年所学文物点滴零碎常识，对于本馆今后改陈工作，能稍尽绵薄贡献……”（22；417）随信附有县医院诊断书、住院单据。但是，仍然没有答复。

二月八日，沈从文致函干校校部领导，重申回京治病请求。收信人批示“请二大队研究提出报告校部”（22；429），但此后再无下文。

六、贫农大院的小房间和纸上的六十个展柜

因为学校要复课，沈从文的住处又将迁移。但移到哪里去，又成了问题。曾经开玩笑似地找了个前有大牛棚、左有大猪圈、旁边有公共茅房、臭气熏天、上见天光的房间，被沈从文坚决拒绝。反复周折之后，三月初，被安置到双溪村里一个贫农大院，借住一个小房间。沈从文在这里住了近半年，与农民、住户、孩子之间，建立了亲密友善的感情。

三月三十日，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说，“房子一经住定，一切即无所谓了。”他坐在床上，写出了万言《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初稿，“一切全凭记忆，大几百匹，甚至于过千匹马的形象，在头脑中跑来跑去，且能识别他们的时代、性能和特征，和相关文化史百十种问题。真是奇怪！平时也并不如何特别注意留心，怎么学来的？自己也说不出。”此外还写了一篇《狮子如何在中国落脚生根》，“文革”前沈从文写过关于狮子艺术的文章，此时也是仅凭记忆另写此文。“要来的终得接受，应做的还是得争时间做下去。尽人事去谨慎处理，终能出现些奇迹。”（22；464，466）

五月一日，沈龙朱和新婚妻子马永来咸宁探亲，先到沈从文处住了四天，又到张兆和处住了四天。沈从文对妻子说：“大弟等来双溪，我极高兴。也可说近十年来最高兴事，你定必有同感！”（22；485）沈龙朱大学没毕业就被划为“右派”，婚姻受影响，多年来成了压在一家人心里的大问题；如今三十七岁，终于结婚成家。沈从文和张兆和心里的高兴，真是难以言表。

不知道是什么机缘触发，沈从文偷偷起草以黄永玉家世为内容的小说，写了个引子，题为《来的是谁？》。这个作品在构思里应该是一个很长篇幅的东西，因为光是开篇的引子，就写了八千字，故事情节一波三折，人物来去更是扑朔迷离，引人好奇，是相对完整的篇章。文后有跋语：“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完成第一章引子，第四次重抄完毕于双溪见方一丈斗室中，时大雷雨过后，房中地面如洗。……”[55]

黄永玉一九六九年冬与中央美院一些教工下放河北磁县军垦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六月收到沈从文塞在牛皮纸小信封里的小说，“情调哀凄，且富有幻想神话意味。劳动归来，晚上睡在被窝里思索老人在那种地方、那个时候、那种条件，忽然正尔八经用蝇头行草写起那么从容的小说来？石头记开篇也是从仙禅打头的，何况解放以后，他从未如此这般地方式的动过脑子。”他想不出为什么表叔写起了这个，只能猜测，“孤寂的身心在情感上不免回忆中求得慰藉，那最深邃的，从未发掘过的儿时的宝藏油然浮出水面，这东西既大有可写，且不犯言涉，所以一口气写了八千多字。”[56]——写黄永玉的家世，即是写沈从文的外祖父一家几代，所以黄永玉才会说是如此这般地“的方式”动脑子、发掘“儿时的宝藏”。

天气热了起来，在小房间里就很难受了。这个贫农大院住了二十五六个人，鸡、猪、狗、羊，约六十只；有一个天井，变成了沤肥池，正对着沈从文小房间的窗户，猪饲料是酸的，坐在房间中如坐“酸菜坛子”中；天三日晴三日雨，“床下已霉，且生长了点绿毛白毛，房中似更湿滑了些。我也多少有点像《聊斋》中人物，所以闻《聊斋》解禁，丝毫不奇怪。”（22；507）——还有心思解嘲，可见心情并不算太坏。《聊斋》解禁，指的是传闻说，近期将要解禁二十八种旧书，有《水浒》、《三国》、《红楼梦》、《聊斋》等。

沈从文本来打算写一系列文物专题文章，后来感到这样写“内容还是深了些，大了些，说明员和搞陈列的同志消化不了”；再加上全凭记忆，相当吃力；至于引书，只能记大略出处，无从查核原书全文。所以他改变了一下方式，就博物馆的八千平方米陈列，一个一个展柜去写。他做了那么多年解说员，博物馆的陈列早已烂熟于心，“陈列内容宜去什么，加什么，如何说明它们在‘劳动文化史’中的位置，及相互关系，一个柜子一个场面的想去，写去。工作似乎比较省事，也切实多了。……每一事少则一页，多到十页为止。”

酷暑之中，挥汗如雨，他却觉得，“到这时节，才真正享受了过去几十年学无专门‘杂学’的好处。特别是难于设想的记忆力的运用，及联想的运用，所得到的便利处。估想即在比目前更糟的环境下，我大致还将是从容不迫，超额完成自己安排下的任务的。也真近于奇迹，学它时，只是仔细认真，却并没料想到还能分门别类记下来，在‘超孤寂’七十岁时，能一一自自然然不太费事的写出来，且肯定还十分有用的！什么熟人生人来到房中时，都异口同声说到‘好湿，好闷！’只看到我桌上满是乱稿，完全想不到我是在就八千平方米陈列，上万件文物，用我的特别办法在开刀，真作到‘废寝忘餐’！世界上这么进行小说写作，是一点不希奇的。至于这么搞新的文物学工作，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沈从文右手指关节炎严重，甚至影响到右臂转动不自然，写字时关节疼痛，他也想到“有可能会忽然一天即失去作用，结束了五十年下笔不知自休的劳动。”——“但不必发愁，”因为，“还学会了用左手写字”！（22；520，521，522）

到八月份，他已经完成了六十个展柜的文稿。此外，还写了一些专题小文章的初稿，如《谈辇舆》等。

七、丹江

干校决定让沈从文和张兆和一起迁到丹江，那里有文化部安置处。张兆和先去丹江做了点儿准备，八月四日到双溪和沈从文安排行李，十一日两人坐机关的卡车到咸阳中转站，直到二十日下午才坐上火车，到达武昌后再换车去丹江。二十一日中午到了丹江。

文化部安置处是为老弱病人员而设的，在一个采石场的荒山沟里，大约有五百间房子，住下五百多人。沈从文和张兆和初来被安排分住，过了些日子才调到一处。他们住的一间房子，窗后靠山，十分清静，屋里东西无尘土，桌子柜子干干净净，张兆和十分满意，“以为几十年住处，或数这里最好。”（22；546）

张兆和的劳动，比起在咸宁时要轻不少，但杂事多，学习辅导、帮厨卖饭、修猪圈、搬沙运土、开小会，等等，基本上从早忙到晚。她还是蔬菜班班长，要管理菜地。沈从文因病免除劳动，但要参加学习，“因头昏重，地势高缺氧，心脏供血不良，除学习即躺下。”（22；547）他很少出门，“一出门，看到的总是手拄拐杖行动蹒跚的老朋友，和一个伤兵医院差不多。这些人日常还参加种菜、种树、搬石头任务。……《静静的顿河》译者金人先生，就是我和家中人到达后第二天故去的。……我平时已不大便于行动，间或拄个拐杖看病取药，总常常见雪峰独自在附近菜地里浇粪，满头白发，如汉代砖刻中老农一样。”（27；455—456）

生活条件似乎好了一点，至少房间是干爽的，但沈从文的身体却很糟糕。血压经常升到二百四十，心脏长日隐痛，这都算老毛病了；手脚关节炎逐渐升级，折磨得厉害，写字越来越不灵便。他满心装着一大堆杂文物，却没法展开工作，能做的事，一是继续把服饰资料的修改补充想法，写成签条备忘，像在双溪时那样；二是琢磨修改双溪时写的几首诗，冬天新写一首文化史诗《战国时代》；三是写些文物小文章，如《鼓的形象在文物中的反应》、《唐宋以来丝绸彩色加工》、《铝带问题》等。

冬季的某天，他在一张16×9厘米的小纸片写了篇杂记《从针刺麻醉中得到一点启发》，沉痛之极。大意是说，他把自己沉浸到那些杂文物问题里面，类似于针刺麻醉，是用转移忘我的方式，来解决病痛带来的种种压力和痛苦。“世有解人，或能不以头脑发昏胡言谵语见诮。世无解人，亦已焉哉。”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作，“凡事多近于沙上建屋，随潮必毁，毁后又复重建，仍难免毁去。”当此“改造”机会，“总还是对于四旧中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刀刀枪枪……像是有责任待尽，真是愚不可及。这些问题，即或还有些意义，也应分是‘考古专家’、‘史学权威’、‘学部委员’等等责任范围，绝不是作说明员的所宜妄参末议。我则为了减去这个240给我的具体压力，一切从说明员常识出发，还痴心妄想，以为这些点滴常识的连类并举笔记，或许在另一时能代替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考卷，得到‘说明员及格’的证明，尽可能早些回到陈列室原有那个位子上去。”（27；385，386）

十二月下旬，他在一封信里说到目前设想，希望能请假回京治病，“用一月时间，换一副假牙，买些工具书，并就新出土文物展学个十天半月。……两年来，似乎所有的人都可以短期回去，或被调回去，或因病回去，不少人小病也回去了，唯我例外。请求的信一般也不批、不复，却在我转丹江时退还，也很奇怪。……我就不可免有在沉默中日益愚蠢趋势。因为不让我用其所长，把学习心得和具体工作结合，取得应有进展。却留在这里，学习‘发言’。……现在却无一可建议或请求处，真急人！”“我老老实实的说，人家多不懂，照大家那么说，又始终不会。这么熬下去，日益愚蠢是必然的结果……”（22；577—578）

十二月，沈虎雏来丹江探望父母，住了几天。

一九七二年一月，沈从文写《有代表性之案形》短文，完成了近万字资料性文稿《乐舞杂伎与戏剧》。

二月初，因为听说回京要总理批准，他致函周恩来，要求回京工作。

二月上旬，这个七十岁的老人，终于获准回京治病。张兆和陪同他，安排了他的治疗和生活后，于三月十六日返回丹江。此后，沈从文以不断向干校续假的形式留在北京，为的是能够持续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物研究工作中。

沈从文在湖北五七干校前后共两年多，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在国外仍有研究和翻译：赫美丽（Martine Vallette-Hémery）翻译的《新与旧》出现在巴黎汉学研究所一九七〇年出版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文小说1918—1942》一书中；日本河出书房新社一九七〇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第五卷有松枝茂夫翻译的《边城》、《丈夫》、《夫妇》、《会明》，一九七一年出版的第十二卷有岩佐氏健翻译的《昆明冬景》；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L. MacDonald）以《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和主题》为题，一九七〇年完成了华盛顿大学的博士论文，一九七一年他翻译的《边城及其他》由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出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出版了夏志清、刘绍铭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收入叶维廉与夏志清合译的《白日》和《静》。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九七一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

第十三章“还得好好活在人间”

一、“不升天，不下地，还得好好活在人间”

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首先面临的是房子问题。东堂子胡同的三间房，一九六六年被姓张的工人占去两间；剩下的这一间，下放期间又被姓王的主任借用来给儿子睡觉。沈从文回来后，王家孩子不住了，东西却还不肯搬走。四月下旬沈从文给张兆和信里说到这样的情形：“大弟去王家商量‘是否能移移床’时，王太太和大孩子明知我在床边工作十分吃力，还说‘待向馆中交涉’，即床上报纸，也不肯要孩子搬走。大弟反而十分不好意思，回来说：‘大致是已看死，非要这间房子不可意思！’我笑笑，‘好，被逐出以前，还是工作吧。到时再说。”（23；49—50）

工作，主要是《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修改。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说，这本书还是要出版。但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版，却很费踌躇。沈从文提出，可以先印图像，这样就能较快出书；他写的二十多万字的说明文稿，可以另印、缓印、甚至弃而不印。不过，他希望能把说明打印十来份，“即不宜印，馆中留份材料，还是有用处。因为廿万字不会全是胡说，毫无是处！” （23；27）博物馆领导后来决定，要沈从文把文稿压缩到五万字。

沈从文就在横可走三步、纵可走六七步的房间中铺开了材料、文稿、图录、卡片，床上地下，摊得到处都是。博物馆革委会五月上旬来人协商，说为照顾他，要他搬到黄化门的一间住处。沈从文说：“若真的照顾我，那就让我原住的空一间出来，岂不省事？”来人说当时占他的房子，“是红卫兵时事，不是革委会时事。”协商无结果，即告结束。沈从文不肯搬，有几个原因：一是住在这里离医院近，离馆里近；二是沈朝慧、张梅溪住在附近，她们隔个一两天来看看他，送点吃的，洗洗衣服，帮助照料一下生活；三，“说是照顾来调整调整住处，而事实上即让出给×家”（23；74，75），这让沈从文在情绪上很难接受；四，从下放到回来，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沈从文被迫搬了六次家，他实在恐惧和厌恶这样惊魂不定的迁移。

沈从文一个人住，吃饭简单对付，倒也没有多大困难。“承李大妈每天必来问问。送了块豆腐，吃了四顿。又送了点用香油拌好的芫荽、芹菜，可吃四天，也极得用。”（23；15）他还得意地告诉张兆和，他在屋檐下近于露天的小厨房“发明”了一种厨艺：“我则新发明五几天炖一次瘦鸡，或去骨蹄髈，加点腐乳或咖喱，搁成冻子。煮点面，加一分钱菠菜，挖几勺肉并冻子入面中一搞，就成功了。方法省便，吃来也极合式，洗碗且十分方便。大致入夏以前将继续下去。”（23；55）有人回丹江，他甚至“托捎带了点点自作的菜”给张兆和，还说“万一生了点绿毛，也不妨事，加加热即成。”（23；64）历史学家王忠来请他去家里吃了顿饭，他惊叹“办了足八个盘碗，鸡、鱼、皮蛋之外还有大蟹（几几乎是十多年前才吃过的）。”（23；50）

除了伏案工作，沈从文还有一项活动，就是频繁地去看出土文物展，回来一两个月，就看了十几次。不少时候是陪人看，做义务说明员，他自嘲是“职业病”；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要看，提起来就抑制不住地兴奋，眼见新文物，他的反应完全不像是跟文物打了那么多年交道的老人，却像是一个新人，惊叹不已，而且带着强烈的去认识的热情和紧迫感：“总之，许许多多都不敢相信！可是事实就这么在全国普遍出土，过去知识全落后了！所以我还得尽可能多学若干天……”（23；48）

考古所的王五月刚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现场回京，就收到了沈从文的信，请他来住处谈谈。夏天，沈从文写短文《读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又应《文物》杂志邀约，写《长沙西汉墓出土漆器和丝绸衣物》，这是他“文革”以来的第一篇论文，写的时候就隐约感觉未必会用，因为他这样的人是否能够“露面”，还是个问题；这一期间他还写了另一篇论文《关于长沙西汉墓出土丝织物问题》。这三篇文章，都没有发表，意料之中的事。

“文革”风暴初起时藏书以七分半一公斤卖掉，现在沈从文又陆陆续续买回一些，多为文物研究所需要的工具书、资料文献和文物图录，幸亏有个中国书店内部服务处，还能买到一些旧书。

“不升天，不下地，还得好好活在人间，把近廿年所学杂艺，尽可能一一作去。外来的折腾，虽难避免，总不会影响到工作进程的。”（23；162—163）

二、“还有人记得我们啊！”

从下放地回来的人渐渐多起来。周有光从宁夏回来了，熟人中俞平伯、钱锺书、吴世昌、何其芳等从河南回来了。王忠讲俞平伯在干校的笑话：“平伯在乡下一天搓草绳一尺二寸，工夫之细可知。带了大小枕头一箱，计二十八个，还有中空容耳的。开了大家的眼。”（23；50—51）回来之后的工作，多无从做起。周有光译书，本来要他翻译板门店的材料，后来觉得已经过时，就搁下了；倒是冰心等翻译的尼克松的材料，已经内部印行，争相传观，沈从文遇见吴文藻，吴文藻说自己也只得到一部。（23；101）

沈从文想念老朋友巴金。他从亲友处打听到，巴金满头白发还在上海郊区种菜。六月十五日他给张兆和的信里说：“窦达因来信说，巴金还在乡下。听另外人说，不大像是短期能回去再搞什么。因为上海张、姚、周均是笔杆子，有一位功勋即建立在批巴上，说的不一定是事实，但格格不入大致是能想象得到的。”（23；156）

前一天，六月十四日，他一得到陈蕴珍（萧珊）的地址，就写了一封信,简述自己一家八年来的经历和目前的情况，提到萧乾夫妇、曹禺、卞诗人（之琳）、李健吾等等，还问起王道乾和当年躲在巴金家沙发后面的王道乾那个小女孩，又特意描画了陈蕴珍年轻时代的朋友汪曾祺：“曾祺在这里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上次来已初步见出发福的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后来看到腰边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23；147—151）

巴金晚年多篇文章说起沈从文的这封信，如《随想录》里的《怀念均正兄》，如《再思录》里的《怀念从文》。《怀念从文》中叙述道，他从奉贤“五七干校”被揪回上海批斗，一位年轻的姑娘来对他说，从文很想知道他是否住在原处。“我只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处，她就走了。回到干校，过了一些日子，我又遇见她，她说从文把我的地址遗失了，要我写一个交给她转去。我不敢背着工宣队‘进行串联’，我怕得很。考虑了好几天，我才把写好的地址交给她。……我并不希望从文来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来，我回家休假，萧珊已经病倒，得到北京寄来的长信，她拿着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含着眼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这对她是多大的安慰！”晚年的巴金感念妻子入院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感念老友给妻子最后的日子带来的温暖，同时也为自己缺乏勇气而内疚：“他还是像在三十年代那样关心我。可是我没有寄去片纸只字的回答。萧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两个月便离开人世。我还是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萧珊病逝。”[57]

——事实上，巴金当时或许不知道，重病中的陈蕴珍深为感动，自己给沈从文回了信。沈从文还把信转寄到丹江给张兆和看。回信日期是六月二十八日，现存陈蕴珍书信中最后一封：“收到你的信，全家都很兴奋，相传阅读。”陈蕴珍简单地告诉了家里的情况：老巴做“菜农”已经二年，女儿结了婚，儿子去安徽插队落户，还有自己：“我生的也不知是什么病，四十余天体温有时高至39°，至今尚未查出病因。……别的以后再谈。”[58]

三、“令人痛苦”

这一时期沈从文书信中常常出现“令人痛苦”、“忧心忡忡”的词语，令他痛苦和忧心的，是这个社会满目疮痍、精神茫然失措的现状。他观察到，“一些有约束力又有鼓舞性的抽象名辞，经过八年的动荡，已经失去原有作用”（23；165）；“一般人在近八年动荡所得教育中，心情多消沉，对本业无责任感，或多或少都近于用一个沉默等待态度混下去。知分精神面貌更明显。谁也不明白明天事。一般都灰溜溜的，无所适从的，尽这么过下去……总的沉默形成的一种空气，是令人深深忧心的。”（23；286）青少年不读书不做事，成天在街头打闹，“一个国家有八年大中小不上学，情形是惊人的”（23；60）；听说大专院校要招生了，工农兵保送推荐，“路线正确，常识水平过低”，大学也只能当“补习班”办，“师生同感痛苦”（23；186）；书店装点橱窗的新书只有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精装金印的《红色娘子军》等；“全国近八亿人，至今无一文学刊物，无一艺术刊物，无一文、史、哲研究刊物……‘无知’与‘混’似在受鼓励。”（23；256）

痛心疾首的事多着呢。一九六五年沈从文曾致函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建议对周口店附近上方山所藏全部经卷作全面清理和保护，后来有部分经卷调存故宫。回到北京后，他听一学艺术的说，大约在六八年左右，他眼见大量到上方山的游人，逛山洞无照明材料，“因而取用庙中收藏那几万件明（或以前）藏经燃火，成堆的焚烧，或好事好玩的随便撕去带走。还有大量在泥潭中。这是我目下知道收藏明刻用锦缎作封面最丰富、最有研究价值及再生产价值的一份材料……至少有两万册……听到这消息，我觉得已无可为力了，简直比烧去我全部作品还更难受。”（23；73）

新印旧书四种，《红楼梦》销量最多，“试翻翻，不知编者是怎么个编法，把注解中具体的问题全删了，留下些不痛不痒、而且有错误的不动。编者之无知，即此一事也令人吃惊……本意还拟再为尽义务加些新注，看看，就明白为不必要了。”痛苦不堪的沈从文用想象来安慰自己：“将来或买个五十元大字影印本。为将内中所有器物，附注五几百条于书眉，还尽可能提出一系列的实物形象，房子形象，人物应有形象，另印一本书，倒也是生面别开。并且是此后将永远再不会有人来搞的事！我的一生工作，或因‘人’的疏远而将失去意义，却只有这个副产品反倒能希望附《红楼梦》而传，但果真如此，传的也绝不是在国内……”（23；129）

“处此环境百无可为，只能退回小房，守住桌边，作漫无边际思索……天真易带来不同忧患，或终比世故巧佞带来幸福为自然合理也。”（23；256）

小房桌边的工作，虽然有时候能起到“麻醉”痛苦的功效，沉浸到里面，暂时忘记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遭遇，却也常常带来新的痛苦和折磨。服饰资料文稿的压缩，似乎是件容易的事，做“指挥”的当会这么想，哪里能明白身当其冲者的种种困难。“常设想个人一百斤重，我是否改成廿五市斤，还能不能用脑子考虑问题？”（23；85—86）具体的困难在于，因为材料散失，原稿抄引举例处，很多无从审核，得凭着记忆来做；要将引述材料转成通俗语言，费力不易见好，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转成通俗的；文字压缩过大，就需要增加附图来补充，附图的来源、绘制，都不容易解决。折腾了一个月，把由商到汉一段，由二万六千字压缩成八千二百字左右，“不免有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感。”（23；132）

百般困难中，有时候沈从文不免会想，“我真正长处，那是搞点服装问题？尽责而已。”但一说到“尽责”，立即就想到，“还有不少责任待尽……”（23；138—139）

四、改善

八月初，沈从文给沈虎雏的信里提到这么一件事：“前不久有中国人美籍专家朋友要看我，我告给了馆中。不让看，怕见到住处不成个样子，为人传出去笑话。”（23；236）这个朋友是数学家钟开莱，西南联大时期和王逊几个年轻人，与沈从文常常随兴谈笑，还两次专门到呈贡乡下看沈从文，他们都对沈从文感情很深。王逊五十年代主持创建了中央美院的美术史系，与沈从文住得近，是少数常来沈从文家走动的老友之一；但他不幸，被划成“右派”不说，更于一九六九年受迫害致死。钟开莱回国访问，打了两次电话给博物馆，“追问之下，说这个老头儿不大来的，找不到！我没见到沈先生，真是无限惆怅。”[59]

八月二十四日，张兆和从丹江回到了北京。她已经六十二岁，办了退休。作协之前有人来看过沈从文的住处，眼见实在太过狭小，于是在小羊宜宾胡同分给张兆和两小间房，总共十九平方米。虽说距东堂子胡同约两里，两个老人分开住不方便，但毕竟有了块“飞地”，多了个容身之处。

让沈从文觉得松了一口气的，还有一件大事：沈朝慧的户口得到了解决，给他晚年生活带来乐趣的“小尖鼻”——沈朝慧三岁半活泼好动的女儿，总算可以去掉“黑户口娃娃”的名分了。

博物馆的领导层五月份调整，杨振亚新任馆长。十一月初，新领导给沈从文在左家庄分配一个两间的单元房，但那里过远，进城要换一次车，到博物馆要换两次车，沈从文还想着参与博物馆的改陈工作，只好放弃。

沈从文致信博物馆领导，说明分配住房不适合。同信提出，发还查抄的信件、书籍等：“从我家中前后八次搜去的大量亲友私人信件，和大量已印未印个人文学作品，尚无下落。若能得领导为查询查询，照政策发还本人，十分感谢。”一说起这事沈从文就心绪难平，他很克制地只讲到第七次抄家时的一个情景：一个人强行拿走《十日谈》原插图本，属于善本珍贵书籍，“当时曾一再告他，这是李可染先生书籍，你又不懂外文，不要拿走。”

信奏了效，中旬馆里把残存的沈从文已印行的文学书还给了他，第二年又把残存的私人信件和文学手稿发还；但是，大量的书籍和信件却已经毁掉了——三年前曾有一个二十几岁的漂亮青年，当面对他说“代为消毒”——这个情景令沈从文长期难以释怀。他记得大哥沈云麓为他收藏、解放后带给他的数十年往来信件中，有一大包重约六公斤，抄去后就消失了；其他的散佚损失更无从计数。

这一年，美国出版的柏芝（Cyri&nbspBirch）编《中国文学文集·第二卷从十四世纪至今》（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2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Grove Press，1972），收入了威廉·L·麦克唐纳翻译的《从文自传》中的一章《一个大王》。第一本沈从文评传也出现在这一年：在台湾生活时期就偷偷阅读过沈从文作品的聂华苓，在美国用英文撰写了《沈从文评传》，由Twayne出版社出版。

五、生活中添了些活泼气氛

一九七二年末，沈从文由流感转成肺炎，好在治疗及时，延缠一个多月，终脱困境。

一九七三年二月，老友林葆骆介绍给他一个偏方，每天中、晚各吃二十枚蚕蛹，来降低血压。这个方法出乎意料地见效，到五月，他的血压已经降到180/80 以下，不仅这个指标多少年未见，长期的头重、心脏隐痛也消失了，糖尿病也得以好转。他晚上工作到十二点，早晨五六点起床即坐到桌边，也不感到疲倦。这真是奇异的事情。

五月七日，服饰资料文稿改完，上交馆领导。此前按照要求进行的压缩，证明行不通；这次完成的改写，文字挤在一九六四年的排印稿上，篇幅约二十四万字。沈从文舒了一口气，“七十岁了还能反复廿卅次改正字句……比过去写的小说总和似乎还有分量。” （23；331）

可是他的过去、他的小说，让人总难忘怀。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学的许芥昱来北京，见到了沈从文。许芥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宾馆的房间，他听着三十年前的老师滔滔不绝地谈服装、丝绸，总想把话题引到文学上来，可是不成功。许芥昱写了一篇《与沈从文会见记》，几年后被译成中文刊于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六年三月号。也许是沈从文对文物的满腔热情，给许芥昱造成错觉，他以为一九四九年后沈从文受到特别保护，有特殊的便利条件与无数艺术珍品接触，有“无限的研究基金，以及不受政治运动风潮的影响”。——不能全怪去国多年的许芥昱不了解实情，沈从文显示出来的，是他过得还不错。许芥昱不会明白，即便这样的师生会面，也是被当成“外事活动”的，这还是沈从文“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外事活动”，能被允许已经是幸运了。“我是你的学生，应该到府上拜候……我希望看看老师的日常生活情形”，但沈从文不理会他的要求，没有告诉他住址。“是不是因为他为了参考材料的方便，而他所处理的东西太珍贵了，所以不想在家里接待宾客？”——显然许芥昱不明白那时候中国“外事”的规矩。但这篇会见记所描述的沈从文对文物研究的沉浸与兴奋，却是鲜明而动人的：“他笑了起来，比我以往所习惯的敏感、端凝、而且带点闪烁的浅笑，就更见其开朗和坦诚了”；谈起文物，“就像一个刚蒙上帝恩宠的虔诚教徒一样，沈从文，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作家，脸上充满喜悦的光芒。”[60]

从六月起，沈从文每星期一、三、五去馆里看通史陈列，一柜一柜地排着看，写各段改陈意见供有关人员参考，前后约看了四个月。张兆和早几个月前就开始每周去上三个半天的班，因为《人民文学》可能复刊，她很高兴去帮点忙。

沈家四月添了人口，沈龙朱和马永生了个小女孩，起名沈帆。马永是火电站建设的技术员，长年在工地工作，春节前她从苏北清江来京待产，和沈龙朱住在小羊宜宾胡同，孩子生下两个多月后又赶回清江上班。七月沈虎雏、张之佩从自贡回来探亲，沈红也从江苏昆山姥姥家回到了北京，沈从文、张兆和盼望已久的一家三代终于相聚，生活中添了些活泼气氛。

家里一下热闹起来，住处的窘迫也更突出了，沈从文向同事陈大章发牢骚：“东堂子一间房子里，有两个人摊地铺过夜，我爱人住羊宜宾，大孩子在那边，也必须睡在一张小小写字桌上，我请求馆中让我在原研究室住住，不回答；请求在美工室睡睡板凳，也不许可；再请求写个介绍信给附近旅馆住一月，好便于为馆中改陈提意见，也不加理会。”（23；386）秋天，沈虎雏夫妇回川，沈红留在北京上学，张兆和就带着两个孙女住在小羊宜宾，还有一个为婴儿请的保姆也一同住，沈龙朱晚上得回来照顾孩子，也就只能铺一个板子睡。沈从文一个人住东堂子，每天来小羊宜宾看看两个孙女，吃一顿饭，吃完提溜着一个小兜，里面装着另外两顿饭，回东堂子工作。

九月末，查良铮——西南联大时期相识的学生诗人穆旦——托人捎给沈从文一本书，他打开看，是《从文小说习作选》，三十七年前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旧作。

六、着急

沈从文一个人住，少了拘束，作息就没有一定之规。工作到半夜在他来说是习惯，但有时竟整夜不睡。几家相处得很好的邻居大妈，看他屋子里总是亮着灯，不免担心忽然出事故，每天早晨过来轻轻敲敲门，听到回答声才放心。

如果换一个角度，譬如说换成一个旁观者来看沈从文忙乎的那些事，说他是瞎操心，干着急，也不是没有可能。至少，是没有人要他非得做这些事不可的。从秋天到年底，有这么几件事不仅让他花费精力，而且大为影响心情。

他给同事陈大章写了一封信，长达七千字，谈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他为美工组一个姓张的女同志拟定了一个两三年的具体计划，学习丝织，他可以协助她完成；二、他列出十四项专题，从“金银错工艺的种种”到“瓷器加工艺术的种种”，馆里如有几个人愿意学习，他提供材料，协助完成。

他总觉得这些工作注意的人太少，他摸索了这么多年形成的积累，不传下去对国家是极大浪费，而他还能帮助年轻人上手的时间，所剩不多了。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秋冬之际，他为安徽马鞍山市筹建李白纪念馆和李白塑像草拟设计方案和参考资料，不厌其详，曾在一封信中附寄四个陈列室的方案，计有二十八页。沈从文的这些设计材料得以保存，在《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八卷中，可以看到“太白楼陈列设计”的七篇文件，除了四个陈列室的具体方案，还有《李诗中所见相关形象材料》、《历代绘画和李诗有关材料》、《附陈材料》。

这不过是热衷社会服务的一个例子。他在给安徽方面联系人的信中说：“今年已七十二岁，一切常识目下似乎还无一个接手人。到处都感到需要这些常识，我所有的却总使用不上去。就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能来协助协助你们，尽尽义务。所以说‘感谢’的应当是我。”（23；393）——这绝不是客套。作为对比，沈从文在馆里为工作常常碰壁，为社会义务服务，倒是要愉快不少。以前他在午门楼上做说明员，默默“感谢”那些愿意听他讲解的观众，心情是同样的。

红学家、文学研究所的吴世昌应约在《文物》第九期发表《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到〈红楼梦〉中的“雀金裘”》，沈从文读后情绪激动得略有失控，十一月致信吴世昌，提出不同意见。撇开两人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不论，文史研究的观念上的差异由此显露充分：沈从文从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强调文献文物互证，文献、图像、实物三结合。他批评余冠英的乐府诗注解，博学多闻，但只是引书注书，像一桶水倒来倒去；对吴世昌，他的话可谓严厉：“你一种形象、一件实物都不接触，怎么能碰得着问题？”（23；436）

吴世昌复信说到一点，新出土文物数量庞大，要个人善于用它和文献结合，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另外，从书本上抄来的注解，也有价值，不可偏废。“你在十五年前向其芳建议的办法未能实现，我想其原因即在于此。”“我眼力衰退，你的信用秃笔写章草、蝇头小字，两面渗映，因读时费力，常在努力认读后面时，已把前面忘了，因此读了几遍，以后有空想重抄一份，以便易于认读。”（23；449）

沈从文曾经向文学所所长何其芳提出，文学所选派几个年青人来学学文物，以文物和文献结合的方法，一起协作尝试几个专题，改变古典文学研究只重文献的习惯。十多年过去了，因吴世昌的文章，沈从文再次致函何其芳，旧话重提。信长超过一万字，“胡胡涂涂竟写了一个整夜，天已明亮，”“盼望你能在不增加体力负担下慢慢看完它，这大致是我近年写的较长而杂乱无章的信，你一定能透过这种杂乱，而明白理解我这个信中的主要意思。我等于在一种‘孤军作战’的意义下，十分困难的攻下了若干大小关。”（23；462，464）

十一月下旬，沈从文的行政关系才由丹江转回博物馆，相应的户口和供应关系转回北京。副馆长陈乔和他谈话，关于今后的工作，说是要慢慢研究。慢慢研究这样的说辞令他十分恼火。二十日他给正副馆长杨振亚、陈乔写了一封信，希望把服饰资料按照最初打算，分段编写出十册左右的图录。同时，他又列出从家具发展史、丝绸应用发展史到饮食用具发展史等十五个专题。“盼两位领导能实事求是，让我来为国家赶赶工作吧。”（23；427）

服饰资料文稿上交馆领导之后过了七个月，还没有任何回复，沈从文再也等不下去了，十二月七日，他给杨振亚写信，要求退还，因为改写稿只有这么一份。“你若精神还好，且觉得我说的不是胡话，还有可取处，约个时间，来谈个一二小时，让你明白些你应当明白的种种问题吧（至今还不明白，我死后永远也不会明白）。如觉得不必要，就只请把我上次送陈的那份稿件还给我，我好争争时间重抄一次，也总算是把这一份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年岁也快到‘大块息我以死’的前夕，……我没有机会把学习所有的心得，成为后来人的‘垫脚石’，……十分努力取得的据点，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23；480）

这一年，他留下两篇未完稿：《中国丝绸发展点滴新知识》、《中国对于蚕的驯服和丝织物加工技术的进展》。

第十四章以“忘我”来恢复人的“潜伏能力”

一、“小处”和“大处”

一九七四年一月，博物馆初步确定三四个人为沈从文的业务接手人，分别学服装、绸缎、家具、图案等。沈从文多次请求安排绘图的助手，但当时“批林批孔”的运动正在全国展开，馆里工作重点是改陈，没有能力帮助他。沈从文对“批孔”何以跟“批林”有关，深感困惑。

孙女沈红读了半年书，街区文教组却告知不能继续留在北京上学，因为她的父母在四川。一月中旬沈从文写信告诉儿子，“妈妈不会办交涉，我更不会，大家一打官腔，我们即无话可说。”（24；8）小女孩在院子里玩，用粉笔在地下写“我要读书！”两个老人看了十分不安，相伴去街区文教组商量借读，在门口长椅上等了两个小时才被接见，回答是不行。

这期间两个老人之间闹起了矛盾。沈从文工作起来就陷入其中不能自已，生活乱了套，不是忘了吃饭就是忘了睡觉，洗漱之类的细节更是顾不上；更麻烦的是他不断接待来自各界、各地的来访者，常常是不相识的人，热情地为他们提供“古为今用”的服务。碰到这种时候，如果张兆和在东堂子，就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张兆和倒不是受不了这种委屈——委屈自然也有，更主要的是担心沈从文这样没有止境的热心揽事，反倒可能招惹是非和祸害；还担心他没日没夜地工作，身体会垮下来。

二月沈从文写了封万言长信，向妻子解释、沟通，他叙述二十五年来自己的努力，说来说去，还是说自己这样做有道理，甚至于，只有这样做才合理。信的开头，他写道：

小妈妈：

万望不要生我的气！从年龄说，我们都已进入真正老境，尽管彼此精神情绪以至于工作能力，都还十分健康，要好还来不及，那宜于为一些小处而难受生气！你的话，不是不对，是“语重心长”，值得铭刻于心上。可是主要还是近于怕事、自保，求在社会大变动中，不受意外冲击而言。（24；48）

他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出于“怕事”、“自保”的心理；他自己却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你怎么不这么来认识我们共同生活得到你的鼓舞方面的大处好处，却总还停顿到极其一般生活要求上，小至于忘了洗脸、理发，也居然会生气不快乐？忘了吃顿饭，又算什么？……如今正是趁体力好赶工作时，不鼓励我，也至少得原谅我是在为国家工作。别人不明白我的学习方法和进展，无所谓，你亲眼见到我的学习过程，和部分显著得来不易的成果，不争时间写出来，难道还让它连同本身一同付之一炬还合理？”（24；56—57）

至于想在社会动乱中“免过自全”，沈从文想得非常清楚：“据我这廿多年的经验体会，若我是社会前进的阻碍，预定中是被冲被刷的，即长年锁上门睡大觉，到头还是会来个一招，不可免避，也就正是文件中一再提到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因怕出麻烦而后退，行不行？我目前大致还是得不怕麻烦，不过分为个人不利而担心。……明知学懂了的，对目前和明天国家及本馆都有利，考虑不到个人，因而终于出了事故，以至遭到不幸，家中也就看开点好。”（24；58—60）

沈从文向张兆和说明，他“近于自我牺牲”的工作，是抱了“三个希望或目的”：一是提高年青人，把自己积学所得传给他们；二是劝诱老朋友，放下老一套治文史方法，用文物和文献对照来搞学问。事实上这两个方面都不怎么被接受；倒是第三个方面，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知识，应用于生产等当前实践，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呼应，这也就是他家里来咨询、求教的客人不断的原因。“要完成这三种合理愿心，”沈从文最后说，“比三月不理发重要得多！”（24；61，62）

二、南方之旅

事实上张兆和的担心出自常理常情。沈从文言之凿凿说体力如何好，可是三月初就因工作过度，造成血压回升，继而左眼黄斑出血。接下来就得不断地跑医院，有一段时间每天去建国门医院注射维生素C和葡萄糖，路近，还比较方便；去协和眼科诊治就很麻烦，通常是五点即去挂号排队，每次得半天。左眼不能用，他就凭一只右眼来工作。四月中旬的一封信里，他说到现状：“目前说休息，已近于‘亡羊补牢’，能不发展到右目，即真正十分幸运也。二月疗程，近经重检查，并无好转迹象。但弟由适应现实需要，用‘独眼龙’方式来赶抄待完成工作，已能稍稍适应。写字已能归行，便是一例。大有可能此后一切待完工作，均将用只眼来处理矣。今年已七十近三，一身报废已不为奇，何况还有一目可用。”（24；84）

张兆和四月九日带沈红去苏州，将在南方住一段时间。沈从文不时写信，除了告诉妻子自己每天上午收拾房间，拖地、抹灰，让妻子放心不会整天伏案之外，还说说人事和社会。他去给金岳霖送降血压的蚕蛹，碰到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其时还下放在外交部江西干校，感慨“从诫竟和金隄一样，成了专业木匠，也很有趣”。（24；79）至于社会的一般情形，他观察到的是普遍的“世故”之风蔓延，因而深怀杞忧。“批孔”是他此前此后常提起的事，给妻子的信里更为放言无忌，用语严厉：“有不少知分在‘独出心裁’的写批孔文章，都近于采用新的儒术作为基本功，巧佞取悦于上。文章受赞许，反映的便是旧儒术在新社会中还大有市场。”（24；97—98）几个月前他曾致信北大教授吕德申，请他找一些包括冯友兰的文章在内的“批孔”材料来看看。一九七三年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发表《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文，一九七五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孔丘》一书。沈从文一九七五年作旧诗《高知赞》、《圣人赞》，对“知分”——知识分子、“高知”——高级知识分子——的堕落所代表的社会一般风气，痛心讽刺之外，更表达了深重的忧虑。

家里人都知道，沈从文一个人住，不可能做到医生嘱咐的“不看书不看报”，都催促他真正离开书桌休息一段；而眼病一直不见好，又犯了动不动流鼻血的老毛病，也促使沈从文向馆里请假，去南方休养和治疗。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四日，他离开北京，前往苏州与张兆和会合。

在苏州一个多月，多年未见的亲友团聚，拉着沈从文看山石，看园子，住处空地一片翠绿，触目清爽。“一月里真正作到了未和书本接触，因此眼睛似乎也有了较大好转，不再出现黑影晃动。但左边视力仍在大衰退中，亦不甚得用。”（24；125）

六月二十三日，沈从文专程去上海看望窦祖麟、程应镠、巴金等朋友，先后住在窦家和程家。巴金在《怀念从文》里记下了两位老友相见的情境：“一九七四年他来上海，一个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儿进医院待产，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中冷冷清清，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61]沈从文一九七五年致黄裳信中，描述更为丰富细致：

去武康路时，仍在十余年前同一廊下大花园前喝喝茶，忆及前一回喝茶时，陈蕴珍还在廊下用喷水壶照料花草，叙及抗战初，到昆明升学，一时得不到住处，由我为安置到编书办公室楼上一角空处，四个还保留中学生风格的刚成年女孩，大喉咙十分响亮，摊地铺吵吵嚷嚷，充满青春欢忻。后屋住有刺孙传芳之施剑翘，十分高兴为叙经过种种。傅雷则住前屋，时正生孩子傅聪。每天均可听到放悲多芬肖邦唱片。旧事成尘，不意转眼即廿卅年，……还记得曾为蕴珍绘一浇花速写，十分传神，寄还北京给家中人传观，大小都以为形象逼真。

这次到彼家中作客，则女主人已去世，彼此都相对白头，巴小姐正住医院待产，传来电话，得一女孩，……廊下似亦多久不接待客人，地面和几张旧藤椅，多灰扑扑的，歪歪乱乱搁在廊下，茶几也失了踪。我们就依旧坐下来谈谈十年种种。百叶窗则如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常描写到的情形，因女主人故去，下垂已多日，园中一角，往年陈蕴珍说起的上百种来自各地的花树，似只有墙角木槿和红薇，正在开放。大片草地看来也经月不曾剪过。印象重叠，弟不免惘然许久，因为死者长已，生者亦若已失去存在本意，虽依旧谈笑风生，事实上心中所受伤害，已无可弥补。（24；314—315）

七月一日，沈从文和窦祖麟一家由上海到黄山，与从南京到黄山的张允和、张兆和、张寰和姐弟以及沈龙朱、沈红等会合，老老少少一共十五个人，第二天开始登山。这个亲友团热热闹闹地在黄山上度过了几天，沈从文愉快、兴奋，而且从此以后他多了一条自夸身体好的证据：他是其中年龄最大的，爬山不但不拖后腿，还轻松胜任。

下了黄山，又到南京，在张兆和四弟、植物学家张宇和家住了几天。张家十姐弟，二姐、三姐、四弟、五弟，四家亲人难得有了一次团聚。七月十四日，沈从文、张兆和带着沈红回到北京。

三、有忙不完的事是“幸运”

沈从文八月份两次检查眼睛，左眼黄斑出血未能吸收，视力快速衰退，同时两眼都有轻微白内障。“目下晚上非看书不能睡，只能闭左眼开右眼，如永玉所画的猫头鹰情形，幸好听说是他那个画已送上宣告无事，不然，我这看书法，有一天也将会被告发，又将说是在有意讽刺什么，那就证据确凿，不易分辩。多少人什么都不认真学，却最会用猜谜语方法陷人于罪！”（24；155）一九七三年，黄永玉应朋友之请，随手在一本私人的册页上画了一只猫头鹰，不料成为一九七四年轰动一时的“黑画事件”中被重点批判的作品：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解释成“含沙射影”的“毒草”。

预感眼睛问题可能会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沈从文就更迫切地希望，能在右眼还可用的情况下，把服饰资料说明文稿重抄一份，为此他再次请求馆里退还文稿。“目下全国只剩下这一份有关服装的改正稿，一损失，即再也写不出了。”（24；155）博物馆此前向文物局请示过服饰资料文稿处理意见，局里忙于运动，一直没有答复；馆长为不影响沈从文工作，八月下旬将文稿退还，同时告知，馆里实在抽不出人来帮助他。拿回文稿后，沈从文又忙起来，一面誊清，一面继续修改、补充，为增加附图，他请王帮助把所需的形象资料照相放大，又从荣宝斋、工艺美院等单位寻求摹绘图像的解决办法。

又一个新学期即将开始，为沈红入学借读的事，两个老人奔走交涉，还是无果。去老熟人萧离家相托，路上换车，沈从文摔了一跤；不过总算由萧离帮忙，解决了这个发愁的问题。

沈从文又恢复了晚上十二点才睡、早晨五点多即起的习惯，书桌上可用的面积约一尺六寸见方，能工作他即觉“知足”——“知足不辱”。和大多相熟的人多年来在不知所措中彷徨度过相比，他自己有忙不完的事反倒是“幸运”；而且，这么工作，还是一种“维持健康的新而十分特别的办法”。他写信给患心脏病的老友徐盈，“推广”他的方法：“我还从个人对付疾病的经验出发”，把注意力集中到研究上，效果比药物显著而持久。（24；193—194）他跟儿子说：“从我学习经验得来的结论，人必然还有极大的潜力（工作能量，记忆力能量，会通理解）可逐渐发掘出来，在短短数年中，完成过去人意想不到的工作量，而且还达到新的深度。”（24；205）——这绝非自我安慰或自欺欺人，而是一个老年仍然保持创造的“热情”和“幻念”的生命的真切体会。

从北大的朋友那里听说，“现代文学”只教鲁迅的几个作品，主席的诗，八个样板戏，最近又加了郭沫若。诸如此类的事，经历了那么多动荡之后，再也不会大惊小怪：“听来虽像是一种‘新闻’，其实是古已有之，不足为奇，而且十分自然的。”（24；189）沈从文倒真有点儿庆幸二十五年来和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打交道为有实际意义的事。但也就在他埋头杂文物的各种专题研究的空隙，十月下旬，他又试探文学创作，写出《新稿之一》。他早就没有了发表的念头，手稿后面写了这么几句话：“略近奇迹，因为是廿五年后，重新开始作的一些回忆的贯串。得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写下去，维持三两年，或者能给孩子们留下一点纪念。”（27；578—579）

这一年，美国TriQuarterly第三十一期刊出威廉·L·麦克唐纳翻译的短篇《静》。

四、伤害

一九七五年一月末，人民大学教授杨纤如介绍王亚蓉来沈从文家寻求图像资料，两人相熟后，沈从文请她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绘图。沈从文想把王亚蓉调到身边工作，博物馆决定录用、正式上班前，“原历博保管部主任李石英先生跟我谈话告知：‘同意你调到博物馆，但是不能跟沈先生一起工作，你工笔画得不错，以后就在馆里摹古画吧！’我选择了拒绝，我不能让老人寒心。”但原来的单位已经停薪停职，“有半年时间沈先生每月个人资助我二十元钱，帮我解决生活问题。实不得已，沈先生请王先生帮我调进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我和王每天下班后都准点到达东堂子胡同沈家那间小屋，从事第二职业一样。《古代服饰研究》中先生指导我画的三四百幅小图，就多完成在这时期。”[62]

二月的一天，沈从文在馆里看到范曾正在画历史人物画，按照老习惯，他指出画中有不合历史常识的地方，不料遭到范曾当面喝斥奚落。王亚蓉记得，“先生气得面红耳赤，我搀扶他的手觉得他在发抖。”[63]黄能馥、陈娟娟夫妇回忆，沈从文在雪里走了一小时的路到他们家，气得眼睛红红的，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64]深受伤害的沈从文两天后给范曾写了一封信，摘引如下：

前天，因事到馆中，偶然相遇……作历史画，一个参加过服装史的骨干画家，常识性的错误，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闹笑话，有什么使你生气理由？……若这是使你天才受约束不易发挥，回想回想你当时来馆工作时，经过些什么周折，一再找我帮忙，说的是些什么话，难道全忘了吗？你可以那么自解说，这是一种手段，重在能留下，利用我一下，免得照学校打算，下放锻炼几年，去掉不必要的骄傲狂妄。……经过十多年同事看来，学校当时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错的倒是你的老师刘先生，一再向我推荐，保证你到我身边不仅业务上能得到应有的提高，以至于在工作态度、学习态度、做人态度上也有帮助。……对别人那么好，对你却会到前天情形，很值得您认真想想，来博物馆时候经过种种，以及文化大革命时，由于你只图自保，不负责任的胡说，损害我一家人到什么程度。现在照你昨天意思，以为我“垮了”，在馆中已无任何说话权，甚至于是主要被你的小手法弄垮，而你却已得到成功，满可以用个极轻蔑态度对待我。即或是事实，也太滑稽了。你那么善忘，容易自满，蛮得意开心，可忘了不到半月前，在永玉处说些什么？我既然早就垮了，无可利用处了，你要我写字干嘛？是对我还怀了好意，还是想再利用作为工具？还是对永玉明天也会照对待我那么来一手？范曾老兄，你实在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地步，对你很不好。从私说，我对你无所谓失望或生气，因为我活了七十多岁，到社会过独立生活已快六十年，见事见人太多了。什么下流、愚蠢、坏人都接触过，同时好的也同样接触过，受的人事教育太多了……所谓垮，至少已是廿五年前事情，你不明白处，不妨问问刘先生，表面说，垮得够惨！……（24；271—274）

沈从文一生中大概没有写过同样严厉的信。多年之后，一九七七年，他在给汪曾祺的一封信中旧事重提：“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作的自以为聪敏的蠢事，那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25；35—36）

五、恢复人的“潜伏能力”

一九七五年初，黄永玉鼓动沈从文写字，他当然为表叔的书法折服，除此之外，更有一个用意，就是让写字来调剂老人的工作和身心，以书法作为一种休息手段。黄永玉作木兰花长卷大卷轴，沈从文题长诗《白玉兰花引》；诗是一九六二年在青岛时写的，略有增删后题画。

沈从文将书法作品分赠友好，其中有些还是偿还二三十年前允诺的“旧债”。他“藏拙息手”已经二十五六年，如今“复出”，消息不胫而走，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以本年来说，初为香港熟人“破戒”，也有意借此澄清海外流播已久的沈从文在折磨中死去的传闻；而此“戒”一破，就有一发不可收之势：给黄裳写字，是兑现旧诺；陈从周通过俞平伯转来花笺，令沈从文回想起与他有亲戚关系的徐志摩和他古建筑的同行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跟陈从周说自己写字，“正如同平伯先生唱昆曲，合拍而无腔，可是他究竟还有个底子，我却一切俱无。”（24；345）同住京城的求字者自然更多，譬如西南联大的老同事吴晓玲，譬如臧克家、荒芜；曹辛之（杭约赫）亲手装裱了一个小条幅，被沈从文见到，就“扣押”下来，因为这是个“报废件”，为“赎回”，他奉上新作，并允诺日后再写。

沈从文写字，不但不求“风雅”，倒更有意打破“风雅人”习惯。纸、笔、墨，概不讲究，因陋就简：七分钱的笔；三五分钱的高丽纸；墨水沉淀了加点水，没有光彩，“死墨”，别人怕他不怕。他说，他拿笔即和拿筷子不分，字脱不出六十年前在军中习得的“司书生”体，俗气逼人；他还说，死去的鲁迅，活着的郭沫若，是书法上的“双绝”，他在新社会，既不冒充是“作家”，更不冒充“懂书法”。通常纸不留空白，填满为度；“还故意在末后附加些按语注解，标明价值，总不过一毛钱以上。使人不好意思付之装裱，也不便公开悬挂，自己倒还是在涂涂抹抹中自得其乐。”（24；497）

因为王亚蓉等两个人辅助绘图，沈从文的研究意想不到地进展顺利。与此同时，他在体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体验——“返老还童”的“奇迹”：“即以吃饭而言，就不大知道饿，也不知饱。一天经常只睡二三小时，日夜作事，不知什么叫疲倦，也不吃什么药，头从不再感沉重。心也不痛了。走路如飞。心情简直和四十多年前差不多。”他很认真地思考了这种“奇迹”的出现，三月初给次子写信谈到：“从生物学和人类学来看，人这一万年以来，大致只充分发展了人对付人的机能，把对付自然的嗅觉、听觉和不能理解的一些鸟兽虫鱼的敏感慢慢的全失去了。或许还可以用种什么意外方法，使一部分潜伏在人本能以内的长处恢复过来。因为这么空想，寻觅，并且用自己过去搞学习的经验，肯定自己若能抛去一部分人所共通的束缚，或许待解放的能力，当真会恢复得比人都更多一些。”（24；277）四月下旬，他给沈虎雏的信里再次谈论这个问题：“……我自己感觉到人的衰退，也许和习惯多少有点关系，我于是另看了一些旧书，总觉得人在近万年内，大致因为群的生活，一切聪明才智多使用在对付人的得失竞争上，用心顾此必失彼，所以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全失去了，理解到这方面时，将可设法恢复已失去的一切。因此试从一般人事得失上学习忘我，居然在意想以外把似乎早已失去多少年的某种潜伏能力慢慢恢复过来了，特别是脑子里的记忆力和分析力，简直是近于奇迹！试搞了个廿多大小不一的文物专题，有的只四五天就搞出来了。”（24；301）

此前他说过多次，人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发掘；现在他从人类的进化/退化来反思，从个人的退出——从人事纷争的发展习惯上退出——来实践，以“忘我”来恢复“潜伏能力”，听起来似乎无比迂阔，事实上在他个人却是生命更上一层的亲证和体验。

过去他还把“忘我”的工作当作“麻醉”痛苦、抵抗烦恼的方式，现在，“忘我”激活了生命内在的能量，他在自觉的意义上体会到了生命深层的愉悦。倘若我们不能理解沈从文这种无法从社会人事层面来言说的愉悦的生命体会，就只能把他“忘我”的工作看成是完全消耗性的、受虐式的持续行为；其实，工作和生命是互相支撑着往前行，互相激发着往上走。

沈从文的这种自觉，也不妨看作是一个老年生命的“再成长”和“新发现”。他在秋天致陈从周的信里说，“大致是学懂了‘忘我’二字的好处。”（24；343）——“忘我”通向了生命“上出”的又一个进境。

六、旧人旧事新识

斯坦福大学教授钟开莱一九七二年回国时，想见沈从文，未能如愿；一九七五年他再次回国访问，事先给程应镠写信联络，程应镠告知了沈从文这个信息。九月，沈从文先后给博物馆领导和接待钟开莱的中科院数学所外事工作的负责人写信，获准会见。钟开莱还在杭州旅行时，出乎意料地收到沈从文的信，“沈先生的信，我看了好多遍。他说他现在改了行，在搞考古，工作很有兴趣，且在拼命地干。当时我很纳罕，后来知道，沈先生是在跟时间赛跑！……后来到了北京，我要去拜访他，他很抱歉，房子太小，不能够接待。……他们夫妻俩曾到旅馆来看我两次，我们见面后真是高兴极了。沈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非常健康，精神更好，面孔很红润，不像我们在大西南时那样面色苍白；而且十分开朗，讲话声音也响些，总是讲他身体很好。沈先生还跟我吹牛，说他们十几个人曾到黄山去玩，他一马当先，第一个登上黄山之巅。我们一起喝了点酒，沈先生有心脏病，但他还是喝了。……沈先生后来还拉我到荣宝斋去看画，他对画是很懂的。他还送我许多字，考古资料的副本等等。”[65]沈从文送给老友一些文物图录，其中有一本是他编选、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漆器图案选》。

十月，老作家许杰从上海来访。一九四四年，许杰发表《上官碧的〈看虹录〉》和《沈从文的〈摘星录〉》，斥责这两篇小说是“色情文学”，两文都收入他一九四五年印行的《现代小说过眼录》中。沈从文热情相待，留饭闲谈，毫无芥蒂。反倒是许杰，看到沈从文沉浸于杂文物研究，仿佛忘记了文学事业，心里大为感慨。回上海后，许杰来信，谈到沈从文放弃创作，可能和自己当年的批判文章有关，为此深感歉疚。沈从文很久才回复，“主要是你提的小事，从未在我心上留有痕迹。你一再提及，倒反而恰恰成为我不好回信、不知如何措词，成为迟迟不易作复原因！希望得到这个信后，万千不要再把这类小事放在心上！”（24；379）

在复许杰的信里，沈从文坦然解释了他被认为是“色情文学”的作品。多少年来，他没有辩驳的机会；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样的作品仍然处于争议中。谈到《看虹录》、《摘星录》，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一点儿也没有躲躲闪闪，他甚至根本就不愿委屈自己在辩解的位置上来说话，许杰也许压根就想象不到，沈从文会告诉说，《摘星录》中的人，他最近还在题白玉兰花图卷中重复加以叙述！“一切青春的生命形成的音迹，在人间已消失无余，在我个人印象中却永远鲜明活泼，也使我永远不觉得老去！”（24；372）

沈从文回顾自己受批评的历史：先是“多产作家”升级为“恋爱作家”，加深一层贬义；“到郭院长时，就再升级，定为‘粉红色作家’矣。”“事实上我倒应当承受‘恋爱作家’的称呼，可不够‘粉红色作家’‘美’名。”他说自己的很多作品都涉及男女关系的主题，但同一主题处理方法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是《柏子》、《萧萧》、《丈夫》等，写得即或粗野，却充满好意和严肃，不怀丝毫嘲谑感；二是《八骏图》等写社会中上层的，捎带一点嘲笑褒贬，近于漫画；“这两大类以外，还似乎有第三类，即纯粹当成‘艺术品’抒情诗而作的，有不少篇章。如老兄所批评的‘二录’，一般读者多只觉得‘还新奇’，而不大看得懂是试验用抒情诗，水彩画，交响乐，三者不同成型法，揉成一个作品的。一般批评是触不到作者意识核心的。‘赞美’和‘谴责’都隔一层。因为缺少‘欣赏’基础，又不明白作者本来意图，只用世俗作文章的‘道德习惯’或‘政治要求’去判断，和作品‘隔’一层是不可免的。因之骂得再狠，也从来不加分辩，解释。”（24；372，378）他问许杰是否还保存着自己的这两个作品，如有，他想抄一份留下来。

钟开莱在北京时曾告诉沈从文，美国出版了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有大学开设沈从文作品讲座；松枝茂夫来信，告诉他的作品译本日本读者不少，他还将翻译《湘行散记》。“这些来自遥远万千里的招呼”（24；362），都包含着对他不再创作的惋惜之情。可是沈从文并没有呼应这种惋惜，他复钟开莱的信里说：“其实国内过去乱骂过我，现在还活着的一些同行、同道或现代文学教授、批评家，也有不少成了好友，而感觉我不写新短篇为憾事。少数人也许还以为我仍固执的闹别扭，都只能用微笑和沉默作为答复。整个社会在进展中，变化之大，任何聪明人也难适应。我至今还活得上好……活得格外健康而自由！若还放不下‘过去一切’，忘不了‘个人小小得失’，或在五三年即照鼓励‘归队’，或照五八年在二百同行鼓掌欢迎下，去接老舍‘北京市作协主席’的虚位，现在恐就无机会来用菜豆大小字，向远在海外的老友谈闲天抒情了。”（24；354）

七、渐行渐远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沈从文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痛感服饰研究工作的支柱已经失去，一直在他构想中的十部书，“也许把第一本誊清上交外，其他定下的十分之九全不可能继续作去了。”（24；408）心脏隐痛的旧病一度重现，更加重了他的紧迫感。经两位朋友帮助，《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修正稿全部抄好，他开始校改抄稿。

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住处排了个时间表，为少数教师、编辑、文物考古工作者等，讲解不同侧重的专题或系统基础知识，如周五晚上为中央民族学院教师王恒杰夫妇讲战国史和文物知识。来参加这种学习形式的人有王、王亚蓉，也有新接触的青年，来的次数因人因需要而异。这种“小课堂”因唐山地震而中断，但在其后两年又得到恢复和延续。

三月下旬，由罗念生发起，沈从文、朱光潜、冯至、贺麟、卞之琳、李健吾、曹禺等相熟四五十年的老朋友聚会，一起吃了顿饭。沈从文在给次子的信里述及朋友们的衰老和萎顿：“内中有四位都得靠拐杖帮忙，才便于行动。居多且‘形容枯槁，面目憔悴。’卞舅舅更是一个典型现例……。曹禺小我十二三岁，怕失眠，吃安宁片到五十片，还是难得好睡。他的太太就是这么积久中毒忽然死去。”对比自己，他为还能做事而欣慰：“我同样失眠，却一片药也不吃，爬起来开灯做事。半年来都几几乎十二点上床，不到两点即醒，在床上看书，一会会即迷糊了，可是不成，不久又得醒。索性即爬起来把在进行的工作做下去，抄抄注注，一二小时又上床，又睡，到五点，肯定得照习惯即醒，正当起来接着工作，直到中午十二点才回去吃午饭。人当然会感到累，有时回去来不及吃午饭，即在床上呼呼大睡了。有时是吃了饭，在床上看看报，不到十行，还是睡去。睡得尽少，可睡得甜，一点钟抵人三点钟。两点左右回去，若无客来，即可一直干到夜里十二点，精神还是蛮好。”（24；410—411）

王和另外的朋友准备替沈从文去争取改善工作、居住条件，被他坚决制止。二月十四日致王信：“万万不宜，行不通！！！……比如说，万一不理，或理了，指定要我去向某某当权的陈述，那怎么行？我决不向谁陈请，原是公家要我作，才作。不要我作，没有可陈请处。我想只照做‘公民’的责任，尽力作去，到死为止。……不要为我担心吧，更不宜为此热心到向上陈述，这实在不必要。甚至于极危险，清华近日热闹处是一例。安知不会把一切好意解释为篡夺什么什么？……我一时死不了，还要工作，也还能工作。”（24；388—389）一九七五年底在全国展开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此时已经升温，新运动的复杂和“热闹”让人不懂，也让人忧虑重重。

沈从文从丹江回京后，为工作、居住条件，曾经多次向博物馆领导说明情况，期望改善，但一次次总是没有结果。王是沈从文晚年最为信赖和得力的忘年朋友，沈从文还是制止了他为自己去“争取”。倘若是他并不怎么信赖、甚至有隔阂的人，好心来为他做这样的事，会怎么样呢？

六月，沈从文得知萧乾曾向博物馆一干部反映他住房困难后，与萧乾发生争执：他极不愿意萧乾掺合到自己的事情里来。由此而产生出“师生失和”的说法。其实，从一九四九年时代转折时期起，他们之间就渐行渐远了。一九四八年发表的《斥反动文艺》还把沈从文、萧乾作为代表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但此后急剧变化的时代、个人的不同选择、遭遇的差异，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

恩怨难以备述，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都不涉及具体内容，只看“表面”的细节。一个是为外人的观察和印象，林斤澜谈到过，应是五十或六十年代的情形，他说：“萧乾对沈从文也有一句难听的话：‘他卖乡下人。’萧乾是针对沈从文的自称乡下人说的。沈从文那里也不是找不到一句刻薄话的，但他只是轻轻地说一声：‘他聪明过人。’”[66]另一个例子是，一九七〇年，沈从文在湖北双溪收到萧乾的信，复信称呼他为“萧乾同志”；再接萧乾信，复信称呼“秉乾同学”。第二封回信比第一封短得多，第一段即说，“望把前信寄还，十分感谢。……孩子们一再嘱咐‘病中不宜和人随便通信，免出麻烦’，所说十分有道理！”（22；380，405）

——为住房事而产生的不愉快，不过是长久郁积的原因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发泄口而已。

八、避震南行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爆发，波及京津地区。张兆和带着两个孙女住的小羊宜宾五号，正屋山墙部分下坍，压到沈龙朱晚上回来睡觉的侧屋，幸未塌倒。地震后沈从文也转移到小羊宜宾，一家大小六人在廊下住过两夜，后到附近空地自搭临时帐篷，又过了两夜。王等人赶来看望，力促南行，很快就帮助解决了车票，两个老人带着两个孙女匆促上车，八月四号到达苏州，住在九如巷三号张寰和家中。不久沈红被接到昆山外婆家，沈龙朱的女儿沈帆由妈妈接到了工作地淮阴清江。

在苏州过了一个多月之后，九月二十日，他去上海看望老朋友，事先给巴金写信，说“希望看看的不会过十个人，除王辛笛外，还有芦焚、王道乾、黄裳、陈从周（同济大学）、施蛰存、许杰……”（24；462）他住在桂林路程应镠家，离市区较远，交通不便，所以住了将近十天，只见了四五个熟人。沈从文说上海穿马路的规矩，“像是‘现代派’新诗，只有本地人懂。特点是节奏快，段落不分明，标点虽有，可不一定使用，或使用不按一定规矩。”（24；518）诗人辛笛陪他在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不少书，还称赞他“鹤发童颜”；巴金又送了他一批书。

十月中旬，沈从文乘船到甪直镇，参观保圣寺相传唐代杨惠彩塑；十一月下旬，乘船去昆山陈墓镇拜会亲家张月英，住了几天后，把孙女带回苏州玩了十天，十二月上旬两个老人送孙女回陈墓镇，船到甪直，又和周有光、张允和一起去看杨惠彩塑。这期间与保圣寺文物管理同行书信往还，交流切磋，多少也算弥补了一点点无法进行文物研究的巨大遗憾。来来去去坐船，江南水村景色人事，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他观察到，这里船上的老幼极少唱歌，与湘西不同；可是纵然沉默不语，“总像是在轻轻唱歌！”（24；564）

这样的日子可谓清闲，但离开了工作，却让沈从文不仅精神上不安宁，似乎连身体也感觉不适应。“我是用充分使用生命，来维持健康，促进生命的火焰燃烧得更旺、更持久。” （24；496）现在却有点儿像他一向看不惯的“逍遥公”了。从九月份起，他就唠唠叨叨要回北京，可是北京防震警戒一直没有解除，还时有小震发生，亲友们一次又一次地挽留、劝阻，他苦恼不堪：“我活下来那里是这么过日子混日子的人呢？……在这里即或能活下来，也实在无意义可言。”（24；508—509）他不可遏止地想念东堂子那个“小小据点”，“与那一堆杂图书杂资料共存亡，为最理想。……我自以为最理想的报废方式，是能守在写字台边无疾而终。……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24；522—523）他甚至写信给王，授意王写信来劝说张兆和同意他一个人回去。有好几次临上火车，因新的震情和亲友的力阻不得不留了下来。这样熬过了秋天，熬过了冬天，终于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回到了北京。

第十五章“出土”时期

一、“稳住自己”

沈从文原本以为，一回到北京，就能够接续原来的工作，埋头到他的服饰史和其他大大小小的专题中去；想不到回来就感冒，流鼻血的老毛病复发，一连二十多天，每天流一点，好不容易才止住。他归咎于南方住了半年，“把人闲老了”；实际上是体力明显下降，衰老的侵蚀越来越严重。三月他上香山参加全国性的陶瓷史编写会议半个月，会议“务虚”空谈的性质，为古陶瓷名称概念之类的问题讨论不休的做法，让他极不适应，疲累不堪，“七十多岁的人，那宜于干这玩意儿？拖得半垮不垮的回到东堂子，记忆里只留下山沟中零零落落的灰白色李花印象，别的通通忘了。”（25；36）

家里人怕他身体发生意外情况，让他住到了小羊宜宾。因为两个孙女各自跟母亲生活在外地，小羊宜宾宿舍就剩下两个老人，长子晚上回来住。生活、身体得到了照顾，工作却不免受限制，资料又多在东堂子，所以他不得不缩减研究题目，主要精力用于已经进行的专题，做做修改补充，希望能收尾。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一个月后“四人帮”被打倒，这个举国振奋的消息也让沈从文感到舒了一口气，却没有丝毫的兴奋和鼓舞，反而杞忧更深。一九七七年中央提出“三年大治”，喜欢说数字的他却以为，落实到不同部门恐怕得三、五、七、九年不等，这还是乐观的估计。五月他给苏州的亲戚写信说：“特别是更不宜妄想，认为‘四人帮’一打倒，凡事好办。”“类似顽癣的种种现实，附着于皮肤上，还是至今尚无办法对付。至于生长浸润于上中下各阶层人的骨里、血中、以至于灵魂中的事事物物，岂容易用读毛选五卷即可得到解决？更那里会学学报告即迅速把大局扭转？……实在令人感到真正痛苦！”“这里也还有熟人对百花齐放抱有些新的幼稚幻想，我却绝不存丝毫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时间已过，即以曹禺而言，也磨到放不出什么情绪状态下了。”——在如此的社会状况和个人的忧虑之中，“我不能不考虑到应当想个办法稳住自己，免得发疯。”（25；50—54）

为“稳住自己”，而必须在精神上进行什么样的努力，即使是亲近的人，也未必全能体会。十月初，王要外出考古，沈从文写信叫他行前来谈谈，“有的事，应当告告你，和此后处理我那份资料，不成熟的杂稿有关。”他坦言，“我有事实上的性格、情绪、思想上的困难，你不大理解。部分属于自己内部世界，部分出于客观挫折，第三还有个家中的现实要顾到，我都得作较好的处理，才可望在七十五岁后，还维持得住工作活力，来用个十分困难的居住条件下，克服消沉情绪的抬头，影响到工作和家庭平静稳定，不至于一下坍圮。这种坍圮现象，是在生长中，随岁月不同而日益显明。可是我终得制止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25；140—141）

别人看不见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只看见他以难于理解的热情拚命地工作——工作，是他抵制内心“黑影”的方式，是“稳住自己”、反抗消沉和绝望的威胁的方式，是坚韧而有尊严地面对屈辱和困难的方式，当然，也是他怀着不敢希望的希望、以劳动和创造把生命融入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实践方式。

然而，衰老的加剧使得工作效率大不如从前，“近卅年的疲倦积累在一起，一齐迸发出来了，机能失调，用任何外来刺激鼓励都难于恢复失去了的活力。”（25；86）从一个现象可以看出精力的不济：大约从一九七五年起，他给人写信就经常忘记付邮；到一九七七年，这种情况就更是屡发不绝。譬如一九七七年六月复老友施蛰存信，并书赠长幅书法，过了四个月之后却从自己的旧纸堆中发现了；他又在旧信后面增写了一段附言，装入信封，封好，贴上邮票，但再次忘记付邮，直到一九九四年家属清理遗稿时才又被发现。

十一月，为两年前做的专题《扇子应用进展》撰写主论文，“两次开始，每次四页，总还不对头。思索方法有问题，因此头极感吃重，效果不佳。看来大致还得作第三次开始，换一方法来谈。能否顺手，还是不可知。重新看看我过去写的小论文，如同看宋明人作品一般。重新争回十多年来失去的长处，或许已不大容易。又或许基本上还长处保留得尚好，情绪不好，即便写个小信，也十分费事。天气日冷头脑日益转成痴呆状态，看书成，记忆中万万千千花花朵朵，也分明而有条理，就是不会‘写’了。可悯。”（25；164）

家里一张小书桌沈从文和妻子轮流用，他常常搬个小桌子到屋外的月季花旁看稿写文。来找他学习或咨询的人不断，来人了张兆和就得避到简陋的小厨房，酷暑时里面像蒸笼，十冬腊月寒气结冰。沈从文心里对妻子万分抱歉，可是却没有一点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八月和十一月，他分别致信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统战部长乌兰夫，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张兆和有个学生看不过去，也帮忙想办法。但都没有结果。

年底，沈从文又一个人住回东堂子宿舍，每天来小羊宜宾吃饭。

这一年，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完成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日本中国资料社出版《人间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收入沈从文《我的学习》一文。日本文学同人杂志VIKING开始连载福家道信翻译的《记丁玲》初集和续集，从一九七七年七月起，延续至一九七九年三月。

二、离开博物馆，调入社科院

一九七八年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沈从文出席了政协第五届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改提案为座谈，同组成员彼此隔行，业务方面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他住在友谊宾馆，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大多不是用拐杖，就得人搀扶，“不免令人略有凄惶感。”（25；219）

这期间，沈从文的工作已经在协商调动中。沈从文的工作、居住条件，成了很多关心他的人的一个议题，社科院新任院长胡乔木从秘书长刘仰峤等人那里了解到沈从文的情况，二月初提出调沈从文，以促成他完成中国服饰史的著作。

沈从文自己觉得，他做的研究，与博物馆系统最为相应，对博物馆工作有用；但博物馆却并不在意，从文物局到博物馆的多名领导，对他抱有偏见。五十年代，管业务的副馆长韩寿萱说他：“不安心学习，不安心工作。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24；51）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曾说过：“沈从文，乱七八糟，不知干什么。”[67]他“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副馆长陈乔后来回忆说，社科院商调沈从文，“杨振亚馆长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说‘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见，后来带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博。”[68]沈从文调走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耗去了近三十年生命的“单位”。

三月，沈从文调入社科院历史所，四月正式报到，职称由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五月，他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既是表示感谢，也是对胡乔木二十五年前来信的迟到回复：一九五三年，胡乔木写信给沈从文，愿意为他重返文学事业做安排；面对此番好意，沈从文颇费踌躇，以致未能作复。

在王、王亚蓉的协助下，沈从文五月完成了《扇子应用进展》。当时《大公报》正征集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章，沈从文是《大公报》副刊的老编者和撰稿人，应邀提供近作，他就把此专题的图文稿寄往香港。但两卷本纪念文集未能刊用。也许是因为过于专门吧：稿件包含前言、图表、图录、扇子考、后记五个部分，其实是一部完整的专著。这是沈从文研究服饰史的副产品，在《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九卷中可以看到它的规模和格局，特别是大量的摹绘图像：主图一百〇六幅，附录二十幅；其中的主论文《扇子考》，后来又经增改，形成五万余字校订稿，遗憾的是后来原稿和誊抄稿都佚失，所以《全集》中这部分不得不付诸阙如。

八月初，沈从文去石家庄，看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文物。没几天，又和张兆和带着孙女沈红——她已回京借读了一个学期，正值暑假——来到承德避暑山庄，社科院考古所的一个工作站正在这里进行大甸子出土文物——主要是朱绘彩色薄陶器——清理修复工作，王特意邀请两个老人来这里看看，换口气，散散心。他们游览了山庄和几处庙宇，十多天后返回北京。

沈从文、张兆和在北京见到了阔别三十年的亲人：张充和从美国回来探亲，八、九月两次探访北京的亲友。十月，他们又与傅汉思相会。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访华，傅汉思是副团长。

社科院缺乏办公地，为保障《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工作的进行，从十月起在友谊宾馆包房作临时工作室，借调王来协助，加上先已调来的王亚蓉，热心帮忙的李宏、胡戟，沈从文还动员了张兆和、沈朝慧，一起连续紧张工作了三个多月，完成了全部书稿。书稿进行了较大修改补充，增加了许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新绘插图一百五十余幅，说明二十五万字。

沈从文说他三个月“无日无夜赶工”，“忙得个昏头昏脑”，以致结束后“约一千个正附图像和约廿五万字一大份文字说明，都还在脑中襞摺深处形成一种混乱影响，有待一一清理”（25；286，289）——无论如何，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三、往来

书稿交到出版社后，沈从文即刻拟定下一步的规划，准备建立一个小组来展开工作。为此他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下旬致函胡乔木，请求调王：“他在考古所修复组廿年的工作经验及组织能力，和其他许多长处，我都觉得他是一个在今后我工作中最得力合作的助手，也是在我失去工作能力后，他是能把工作继续完成下去最好的接手人。”（25；298）

考古所所长夏鼐和沈从文是朋友，有时两人会面，一个讲温州普通话，一个只会湘西话，语音彼此难懂，却无碍说笑交流。有一天沈从文告诉王亚蓉：“夏先生刚刚走，他不高兴了，他来了就跟我说，沈先生你不够朋友！你挖走了王亚蓉，还要挖王。说完就走了。”[69]此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沈从文向胡乔木提出调王一年之后了，因为一九八〇年二月末，沈从文致信社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梅益，述说了两人谈话的情形，请梅益向夏鼐解释他的意思。夏鼐也非常看重王，虽然他极不愿意放人，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同意了王调到历史所。

社科院支持筹建服饰研究室，沈从文心里长期的规划是，以这个研究室打下基础，将来建立“服装博物馆”——他多年的梦想，可是他不敢相信真会有实现的一天；只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朴素的沉默努力。

一九七九年三月下旬到四月底，沈从文与张兆和相伴，到上海、杭州、苏州、南京、镇江等地考察近年新出土文物，王亚蓉陪同。在上海的时候去看巴金，巴金在“红房子”请吃西餐，沈从文的评价想象得出：“贵而并不好吃。”（25；317）

五月，钟开莱到北京讲学，他有了一九七五年那次要求去沈从文家拜访，被以房间小为由力阻的“教训”，这次有意事先不通知，自己坐车去了小羊宜宾胡同。“我敲了门，他太太来开门，一见面就说‘不得了，不得了……’……他兴致很好，叫我看院子里的花，大院种了好多花。”[70]沈龙朱在院子里辟出一小块园地，张兆和从干校回来之后就成了“花农”，经营了几年，巴掌大的小花园已经种了二十种不同月季，各色兼备，次第开放，盛时开花有几百朵。八月，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应华罗庚邀请从美国来访问，经钟开莱介绍拜访沈从文，沈从文在出席轻工业部工艺美术设计创作会议期间和丘成桐会面，两人谈得很好，后来丘成桐邀请沈从文在新疆餐厅吃了一顿羊肉饭，沈从文送了他两张字，“一是用纸头粘接的，一是糊窗用高丽纸三年前写的，一切都不合款式。”（25；369）

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第五届政协第二次会议举行，沈从文提案两件。这两件提案以《政协提案选》为题编入《沈从文全集》第三十一卷；而自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二年间，在二至五届政协的其他提案，由于档案查阅的障碍，未能收入《全集》。

八月下旬到九月初，沈从文与张兆和应邀赴兰州观摩大型历史舞剧《丝路花雨》，此行最让他欣慰的是，去敦煌考察了几天，时间虽然短暂，却总算实现了几十年的夙愿。

十月底到十一中旬，沈从文出席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会议期间，王西彦与许杰一同来家中看望他。王西彦写作之初因投稿而与沈从文相识，他的第一个短篇集就是由沈从文编定并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是三十年代得到沈从文帮助的一群青年作家中的一个；一九四四年，他在桂林主编的一个报纸副刊《新垦地》上发表了许杰批评《看虹录》、《摘星录》的文章，因此而长怀不安。许杰告诉了他一九七五年和沈从文见面的情形之后，“我给自己作了一个决定：‘不能再枉自怀着小人之心，从文先生可是个宽厚的人！’”十一月十一日，他的日记里这样写：“现在他和夫人张兆和同志住在一间小小房子里，认出是我就温和地笑着，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握着的手好一会没有放开。四十年代在桂林编副刊时，我曾发表过X先生批评他《看虹录》的文章；现在我和X先生却一起来他家做客话旧了……”[71]

四、担心

有相熟的人告诉沈从文，香港曾有一阵子“沈从文热”，他的态度是：“可信亦不必全信。总之，此事即真，对我并不利。正如在国外情形，我受称赞，易成官方文学上宣传失败印象。香港那边盗印了我一二十本书，印得倒蛮好。直到最近，有个亲戚为寄回一选集，才知系一字不改翻印五七年北京选本。亲戚曾派人为追询出版商，回答十分巧妙，并附一六五年复印照相证据，转买某倒闭书店收据，并写一长长信件，加以解释，说是纸型系转购于某图书公司，已积压十多年，因见盗印的极多，印得不好，有损作者，所以近年才特别精印出版。”（25；337）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以来，在大陆和台湾沈从文作品都不能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小说选集和台北中华艺林文物出版公司一九七六年影印开明书店版《边城》，只是“特殊”情形下的“例外”——的漫长时期，香港的“盗版”倒是一直延续不断，具体的品种、数量、印数，难以完整统计，行销的范围已经超出香港本岛，包括了南洋各地；甚至，如果有人在欧美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中发现沈从文作品的香港翻印本，那也是无须大惊小怪的事。[72]这种翻印，客观上起到了持续传播的作用。就连沈从文自己，一九七九年他应邀考虑出选集，还得依靠香港的朋友和亲戚寄来的大约四十种翻印本来编选。

一九七九年，沈从文自己也感觉得到，国内正慢慢出现为他的文学“平反”的声息。对此，他一点儿也不乐观，不兴奋。不断有人来信说要研究他的作品，他复信一律是劝阻。他给沈虎雏写信说：“我也绝不抱什么不切现实的希望……且担心为我作品说公平话的人，将来会吃亏！”（25；377）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他心里的确很难相信那些一再重复的“官话”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即或可从每一个领导文学艺术的人（或官）的口中听到，事实上，有许多人是当成个语助词看待，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这方面的真正民主。”耳闻目睹的种种社会现象和风气，总是令他“徒增杞忧”。“杞忧”中重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并“试述心得”，做打油诗一首：“生活若要吃得开，应从二书学点乖。回忆录亦不妨写，适当说谎倒不坏！”（25；338—339）

徐州师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请他提供自传稿，他说自己“做个‘读者’已不大够格，那还好意思冒充什么‘作家’，来应考般写自传，自欺欺人？”（25；382）由于他的态度坚决，《传略》到一九八〇年五卷出齐时，也未能收入沈从文的资料。

荒芜写了五首诗，题为《赠沈从文同志》，沈从文看过后写信劝阻发表，但已经来不及，十月上海《文汇报》、香港《文汇报》、纽约《华侨日本》先后刊载，引起的反响令沈从文更为不安；十二月十八日，沈从文又致信荒芜：“昨闻一朋友说，你又在为我‘放炮’，实在说来，不免使我深感忧惧。……因照趋势说来，即使不久更进一步放开文艺，凡权威批评家尚依然存在，深受宠幸，则绝不会有我真正抬头时。一贯正确之‘文化官’，更不会自承工作方法有问题，转而实事求是来好好研究研究理论之空泛，所重视卅年之不倒翁不倒婆，在国内受重视，得支持，依旧可以用熟习世故哲学而维持其虚伪荣光，对外实不抵事，不抵用。即再善于交际取巧，捧场叫好，送出去人家总不买账，终究还是不成也。但这种人在国内的权威性却是天命永久性，不可动摇的。因为宗派沿袭，是巩固既成实所不可少，包含有原则性的。我得顺天命，始能得到保平安，可不是什么笑话！”（25；443—444）

九月，沈从文收到了金介甫寄来的英文著作、中文长信，他先回一信，又于十月再写信回答了十一个问题。

十月，萧离向沈从文介绍了一个湘西同乡、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凌宇，凌宇拟了二十几个问题请萧离转呈沈从文，十一月得到了书面答复。凌宇将问题和答复以《沈从文谈自己的作品》为题，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十二月，凌宇写出《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沈从文看后给他回信：“承惠寄你写的关于我作品的分析，细致认真处，我和家中老伴读后，都十分感动。……使我稍微担心处，是你出于家乡感情，很容易把我一切习作成就，估计过高，对你不利。”他提议，最好是把他的文学“影响范围缩小，限于略略有助于家乡后来一辈，可为他们打打气作用上，即可少犯错误。”（25；450，456）

也是在十二月，他又接到上海师院学生邵华强的《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初稿，“看来也使我感动，同时反增加痛苦。”（26；6）

同一时期他还收到了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他复信道：“谢谢尊著近代《中国新文学史》下卷，内容丰富，持论也比较客观，但对于弟未完成习作过程的一份早已报废过时旧作，有些过于誉美处，不免转增忧惧。”（25；463）不久后他向老友徐盈推荐此书，认为值得告诉徐盈的儿子徐城北看看；同时他提到，“又听说还有个夏志清，在美用英文写了本现代中国文学史，港中有中译本，文笔既极好，且有见地。译文尚未见过。”（26；8）

北大等九院校编写组在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对沈从文的评价还是“老腔调”，艺术上有所保留、无关痛痒地肯定几句作品的“特色”之外，仍然从政治上“上纲上线”，“反动性”这样的字眼赫然可见。沈从文看过这本书，此后书信中多次提及，虽然不免愤愤不平，不过他其实并没有多么意外。他对骂他的“雇佣批评家”，“只感到悲悯”（26；25）；而那些没有读他多少作品就编教材的教师，“无知处值得同情”（26；31）。

新加坡Heinemann教育书局亚洲有限公司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一场革命的起源：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收入了Stanley R. Munro 翻译的《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五、出版、住房

沈从文最关心的，确实不是对他过去的文学的重新评价问题，倘若因评价而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就更是他所不愿意遭受的了；他最牵挂的是《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出版。

书稿一九七九年一月交给轻工业出版社后，他就着急地等着看校样。校样没有等到，却获悉该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该书，沈从文坚决不同意。大约在五月份，书稿转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没有想到人美社也计划与日本美乃美合作，沈从文又再次撤回书稿。拿回来的书稿被编辑改过了，沈从文不得不重看一次，把改错的地方再改回去，让他很有些恼火。

他最怕的是“夜长梦多”，事实上这部著作经历的波折也确实太长了。十一月，他给沈虎雏的信里罕见地显示出，他失去了耐心：“这书已搁了十六年，折腾得精疲力竭，我早已厌倦提及。”（25；431）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沈从文改好被编辑改过的稿子，交社科院科研局。社科院确定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梅益负责联系。此前有不同叫法的书名，至此确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香港商务馆总编辑李祖泽立即飞赴北京，到小羊宜宾胡同拜访沈从文，商定出版细节。小屋子里只有一张藤椅，主客互相推让，不愿独坐。那一天正值大雪纷飞，两个人站到院子里畅谈，任雪花飘落到身上——出版落实了，这是沈从文最感快慰的时刻。

另外一件折磨了他漫长时间的事——房子问题——解决起来依然困难重重。好在这一时期，沈从文的住房问题成了很多人关心的事。胡乔木先让秘书去看，听完汇报后自己前往沈家，还让当记者的儿子一同去，所见情景大大超出想象，回来后全家商量把家里的一套房子腾出来让给沈从文夫妇住。[73]胡乔木要让房，没有人敢同意这个决定；但有个好处，社科院由此重视。事实上梅益为沈从文要来过几套房子，但都半路被人截走，对此相当无奈。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社科院“优先”分配给沈从文一套新宿舍，三十六平方米，三小居室。比原来是好一些，但仍然不足以让沈从文把文稿图片摊开来工作，所以他并不想要。巴金来京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茶话会，特意向周扬提出沈从文的住房问题，周扬当时答应帮忙，过后就没有了下文。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沈从文给巴金的信里描述了他和张兆和轮流用一张桌子的情形。北京和香港要出沈从文的作品选集，沈从文主要依靠香港的翻印本，把拟选旧作校改后，张兆和再重校一次，“因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拟印两份选集，上午她三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睡，桌子再让她使用到下午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子下去，那能支持多久！”（26；35）

看来不可能有更理想一点的住处了，沈从文接受下来前门东大街这套不足四十平方的房子，五月初搬了进去。房子在五楼，临主马路，日夜车流不断，强噪音环境让这个喜欢“静”的“乡下人”极端不适应；但他多少可以安慰的是：“卅年来，三姐算是有了个十一平方单用房间。”（26；46）还有，是不用再上公用厕所了。

这个家的情况确实在好转：一九七九年初，沈龙朱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当了二十几年钳工的他，调到学校电子厂做了技术员，平常带着女儿住学校宿舍，周末回父母家看看；一九八〇年八月，沈虎雏、张之佩离开自贡，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任教。

六、费解

就在沈从文越来越受到关注，他的文学将要从历史严酷的沉埋中破土重生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费解”的事。

一九八〇年三月，《诗刊》发表了丁玲的《也频与革命》，对沈从文近五十年前写作的《记丁玲》，提出极其严厉的指责：

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部书给我，并且对这部书的内容提出许多疑问。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一九三三年写成、一九三四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

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

……

……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74]

丁玲铿锵有力的话语，简捷清晰地划分出一条鸿沟似的界限，一边是“革命”和“革命者”，另一边是“胆小鬼”、“市侩”、“绅士”，及其对“革命”和“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不过，历史真实发生过的情形是，双方不仅曾经是共创文学事业的亲密朋友，而且在“革命者”遭遇危难的关头，挺身而出的恰恰是“道不同”却信守正义、抗议暴政的朋友。

一九三一年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试图营救；胡也频被杀害后，冒险护送丁玲母子从上海回常德；又写《记胡也频》，叙述朋友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和“他的精神雄强处”（13；47，48）。

两年之后，丁玲被秘密逮捕，沈从文接连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公开严词谴责政府当局；同时尽一己之力，各方求助，如曾致信胡适（18；180—182），感谢“丁玲事承向各处说话”；又作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国闻周报》从七月二十四日连载至十二月十八日。文章连载时遭大量删削，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记丁玲》只是连载文本的前一半，被禁止出版的后半部分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得以用《记丁玲续集》为书名印行；一九三五年，当北平报纸上刊登“丁玲办清自首手续”等传闻时，沈从文又立即撰文《“消息”》，谴责记者“造作一些无聊故事，糟蹋其人”（13；240），维护丁玲的声誉。

晚年的沈从文对自己类似于“出土文物”般受到的关注总是忧虑重重，担心招致意外的灾祸，他的担忧甚至于给人以过分小心的印象。可即便如此，他还是绝没有想到，过去的朋友会有如此的一击。

丁玲自一九五五年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之后，就开始了长期的厄运：从北大荒农场，到北京监狱，再到山西长治农村，二十多年的磨难如影随形；直到一九七九年，她才返回北京，并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

沈从文没有公开回应丁玲的文章，但内心的激愤长久无法消除。私下里提起此事，他难以抑制受伤后的情绪。三月末致施蛰存信中，有言：“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暂时成一‘垫脚石’，亦可谓聪敏绝顶到家矣。”（26；68）《诗刊》上的文章是由邵燕祥编发的，他为此内疚不安，曾写信去解释，沈从文七月回信说：“依照近卅年社会习惯，有‘权力’即有‘道理’，我得承认现实，不会和她一般见识，争什么是非”，“至于某老太太突如其来的爆发性的袭击，倒真像是鲁迅所谓‘从背后杀来一刀’的意义。乍一看来近于出人意外，但仔细加以分析，也‘事出有因’，不足奇怪。她是个十分聪敏的人，应当极其明白，近廿年所受的‘委屈’，来自何方，可不宜派到我的头上。……说我是‘典型市侩’，陌生人听来，倒也新奇动人。……且加上个‘怕死胆小鬼’，真应当深恶痛绝，不与同中国！但是试想想看，在她们夫妇的困难中，别的‘正人君子’不为之奔走，为什么倒反而派到我这个‘市侩’头上来，……她若不太善忘，那本《记胡也频》的版税，还是由她拿去！并且到后迫得非送孩子返回湖南不可时，为什么不要个真正侠客去冒险，这相当危险的差事，又轮到我这个‘唯利是图’的‘市侩’头上？”“就事论事，那个《记丁玲》恰是充满了好意且为之辟谣，把她高举而产生。（若说不好，只能说是举得过高，使她后来忘乎其所然，而应受谴责。）”（26；122—125）

丁玲写文章时，未尝没有想到过，这对沈从文会“是一个打击”。一月二十七日致赵家璧信中，她谈到对沈从文的看法和将要发表的文章：“我真正觉得他近三十年来还是倒霉的。其实他整个一生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人物。近年来因为他的古代丝绸研究有了点买卖，生活好了些（也还是不那末满意的），我的文章的发表对他是一个打击，或许有点不人道。我是以一种恻隐之心强制住我的秃笔。最近在给《诗刊》写一篇短文《也频与革命》，稍稍点了一点，说这篇《记丁玲》是一篇坏小说。不过其中另有几点，仍将在某一天说清楚。以后再看吧。”[75]——她眼里的沈从文，“整个一生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人物”；他的服饰研究被人逐渐认识，是“有了点买卖”；批评他的书，她还是很克制的。

丁玲、沈从文先后去世之后，一九八九年一月，徐迟在《长江文艺》上公开了沈从文一九八〇年写给他的信，一般读者才得知沈从文对丁玲文章的态度。信中说，“《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值得推荐给所有熟人看看”（26；114）。

沈从文因在《京报·民众文艺》副刊发表文章而结识编者胡也频，随后认识他的女友丁玲。那是一九二五年，在北平，沈从文二十三岁，胡也频二十二岁，丁玲二十一岁。三个漂泊的年轻人，都在寻找人生的出路。

七、“我总算活过来了”

丁玲《也频与革命》发表两个月后，《花城》大型文艺丛刊第五期推出“沈从文专辑”，发表了沈从文的两首旧体诗《拟咏怀诗》和《喜新晴》，以及一份《从文习作简目》；“专辑”同时还刊出了三篇文章和金介甫的一封信。这三篇文章，传诵一时，日后也常常为人提起：朱光潜的《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黄苗子的《生命之火长明》。

在六月的一封信里，沈从文提到这些文章和几篇访问记：“朱先生文章只千把字，可写得极有分量。这种老实话或许会为人不满，但却是事实，和不少目下在教书的及别的工作上朋友却有共同感，但在三十年来‘一面倒’风气中，谁也不敢说，或不愿说罢了。黄永玉文章别具一格，宜和上月在香港出的《海洋文艺》上我的一篇介绍他木刻文章同看，会明白我们两代的关系多一些，也深刻一些。若就访问记而言，《羊城晚报》和《北京晚报》各有文章。三月份《湘江文艺》刊载的龙海清先生一文，写得似比较全面。……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出了个《大拇指》专刊，有二三篇访问记，都写得极有分寸，也有感触。事实上，这些年青人可料不到为我叫屈是不必要的。……《花城》附刊了我两首旧体小诗，题《拟阮籍咏怀》而作，像是朦胧，又像是还有内容，每一句话都有所指。记得阮的传中提及‘有忧生之嗟’，译成白话即‘担心活不过去’意思。这种提法过去不易懂，经过近三十年人事风风雨雨的教育，似乎才较多明白一些。在极端专制猜忌司马氏新政权下，诗人朝不保夕忧惧处境情形，万千人就都因之死亡了。我总算活过来了，……目下待作的事还多的是，必需争三几年时间，为接手人打个基础，那里会只想为自己翻案？至于别人的‘抱不平’，也只会增加我的负担，为他们‘明天’担一分心！因为事实上我已得到的比应当得到的好处过多，虚名过实，易致奇灾异祸，我那里还会感到什么不平？”（26；99—101）

六月，聂华苓和丈夫保罗·安格尔来大陆旅行，见到了沈从文。一九七八年聂华苓第一次来北京时，曾提出要见沈从文，未能获准。这次来北京，又提出见沈从文，接待人员把他写的“沈从文”看成了“沈从又”，说找不到这个人。在作协的聚餐会上，他们相遇了。会见轻松而愉快，聂华苓注意到，沈从文“说的话不多，吃的也很少，不过很爱吃糖。关于爱吃糖这件事，沈从文解释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上一个糖房的姑娘，就爱吃糖！’我把这话翻译给安格尔听，安格尔哈哈大笑。”后来，她和丈夫又去沈家拜访。[76]

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下旬，来沈从文家最勤的是纽约圣若望大学的金介甫。他第一次来中国，为撰写沈从文的传记而准备，一个月的时间里与沈从文长谈十二次。要听懂沈从文的话，金介甫感受到的困难程度如和钱锺书交谈差不多，原因却正好相反：钱锺书“总是不能自已地在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之间转换运用”，沈从文却是“因为他对湘西的乡音所特具的敏感性，使其语言升华并对其绝对忠实。”[77]这个年轻洋人的“书生气”，给沈从文的印象很好，他们还一起去看了长城和定陵。八月金介甫去了沈从文的老家湘西凤凰。

七月，沈从文被聘为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八月底至九月中旬，出席政协第五届第三次会议。十月二十六日，出席“中美史学交流会”开幕式。

一九八〇年是沈从文一九四九年以后发表作品最多的一年，海内外报刊新发表作品十四篇，其中八篇是本年所写，如《从文自传》的《附记》、《忆翔鹤》等。香港时代图书公司十二月出版了《从文散文选》，收入《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之外，还在“劫余残稿”题下，编入《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一组小说。

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英文版第八期刊出戴乃迭翻译的《萧萧》、《贵生》、《丈夫》，法文版第八、九期连载了《边城》。

德国法兰克福Suhrkam出版社出版的《春天的希望：现代中国小说》，收入马汉茂（Helmut Martin）、吕福克（Volker Klpsch）合译的《我的教育》。

第十六章“一个健康的选择”之后

一、美国的讲演

一九八〇年初，傅汉思、张充和写信邀请沈从文和张兆和来美，沈从文回信说，他自己不敢设想，倒是想过，《服饰研究》出版后得的稿酬，如足够张兆和来回路费，则尽她来住一阵（26；46）。二月下旬，傅汉思约同耶鲁中国小说史教授高辛勇、中国历史教授余英时、美术馆东方艺术部主任倪密，联名正式邀请沈从文讲学，信函同时寄给中国社科院。沈从文三月底回信表示愿意前往，但社科院没有回音。暑中正在北京的金介甫和社科院联系，居间转达沟通，社科院表示支持。此后办理一系列手续，时间就到了十月份。行前沈从文致信钟开莱说：“我事先总有那么一种感觉，即此来或如‘熊猫’，能给人看看已完成了一半任务，其次则谈谈天，交流交流意见。而主要收成，当是去博物馆看看国内看不到的中国重要杂文物。”（26；173）

十月二十七日，两个老人从北京启程，先到上海转飞东京，再在东京换机飞往纽约。当地时间二十七日下午七时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机的张充和、傅汉思兴奋得无可言喻。开车回到纽黑文的家，已近午夜。傅汉思这天的日记只写了这么一句：“等了三十年的一个梦，今天终于实现了。”[78]

沈从文在美国三个半月，到十五所大学做了二十三场演讲，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文化活动六十六项，傅汉思分列了这两个方面的记录，载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相关人员；其中后一项，还不包括在美国西部和檀香山的活动。[79]如此密集的安排，表明当地相关部门和众多个人的热情，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这个近八十岁的老人，为亲情、友情、好奇、敬仰所环绕，精神上既兴奋，又特别放松；在一生第一次出国的异国他乡，有分寸却无拘束，自然地显现一个生命的平和与坚韧，智慧与志趣，饱经沧桑而童心犹在。

首场演讲是十一月七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主持，傅汉思翻译。哥大的海报尊称他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他讲《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谈的是他个人到北京开始写作最初几年的情形，末尾说：“我今年七十八岁，依照新规定，文物过八十年代即不可运出国外，我也快到禁止出口文物年龄了。……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专家见见面，真是一生极大愉快事。”（12；381—382）

听众中不少人已经老了：如在三十多年前即和金隄翻译出版了沈从文小说第一个英译本的白英（Robert Payne），这个译本叫《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集》（The Chinese Earth：Stories by Shen Tsung-wen），伦敦George Allen & Unwin有限公司一九四七年出版；还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老远赶来，沈从文讲完后他站起来向当年的老师报名报到，报他是哪一年的学生。沈从文几乎每到一处，总会有他的老学生，其中主要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年轻朋友。王浩——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当年金岳霖最喜欢的学生，旁听过沈从文的大一国文，一九四四年他翻译了毛姆的一段谈哲学的话向沈从文编的副刊投稿，“登是登出来了，但后来间接听说，沈先生对我选的一段颇为失望，大概因为别的理由，对我的兴味有更高的期望。”——他听了哥大的讲演，写了一篇《重逢沈从文先生》，朴实地记叙了自己的感受：“我曾听过多次国内访问美国的名家的讲话，特别喜欢沈先生的这一次。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他用自己亲切的语言讲自己最有兴趣的话，因而若干粗心的或对中国所知较少的听众可能觉得文不对题。后来我想，另外一个原因是，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具体地反映了一个时期（二十年代）的文化情况，比讲当前的情况较容易表达出要点，而且不需要正面来探讨国内几十年政策数次大改所引起的思想混乱。这当然也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善用了自己的长处而得到的效果。”[80]

沈从文当然知道，听众可能更感兴趣于他的曲折经历，期待听到他的受难“证词”；可是他没有去投合这种心理，只讲自己真正想讲的东西。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圣若望大学讲《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最后平静而诚恳地说：

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因为社会变动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谈这些故事，就证明了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向前的。（12；389—390）

他的讲演，按场次来说，一半是讲文学，只限于二十年代；一半是讲文物，主要是中国古代服饰。他更愿意讲文物，为此精心准备了大量的幻灯片。让他特别高兴的是，他还专门讲了一次“中国扇子的演变”——凑巧，耶鲁大学美术馆正举行清代扇子书画展，倪密陪他参观后，他即做专题演讲，并放映了幻灯片。

沈从文演讲前总是写讲稿，还总是带着讲稿上讲台，可是从来不看。在东部几所大学，傅汉思是当然的司机，又是大部分时候的翻译。一开始傅汉思事先还看讲稿，后来发现沈从文并不照念讲稿，就索性不再看。沈从文讲开了头，往往随兴所至。有一次张充和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听见傅汉思低声提醒他：“你现在讲的是文学。”——“原来这天讲的是古代服饰。每次无论讲文学或考古，总离不了琉璃厂，古文物。在文学上间接受到古文物的薰陶与修养，在考古上是直接接收同研究。这个同源异派，共树分条的宝藏，永远占他生活中一部分，他永远忘不了，所以有时忘了所讲题目。一经汉思提醒，他若无其事，不慌不忙归还原题，其时听众已入胜境，亦不觉有什么痕迹，比起当年在中国公学第一次上课时，大有天壤之别了。”[81]

沈从文去讲演，从不问到什么学校，见什么人，什么人介绍主持。十二月三日到勃朗大学演讲完后，主持人勒大卫教授在家中掌厨设宴，过后大家谈起主人，沈从文说：“我没见到主人。”他也确实并未同主人交谈——张充和感叹，“我这才相信王子猷看竹不问主人的故事不是谎造的。”[82]十二月八日第一次去哈佛，归途中他问：“今天是在什么大学讲演？” （26；188）张兆和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儿子。再次去哈佛，谈服饰，考古学家张光直主持，这次他记住了学校，还在日记中写：“有一老太太带一裙子问时代，告她约在同治、道光时。随后又问值多少钱，率直回答我不是商人，无从奉告。”（26；199）

金介甫对沈从文的演讲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印象：“他没有受过直接与西方接触的影响，而且既不关心也不会对他的听众‘说恰当的话’。然而他恰恰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对于沈从文的听众来说，这也是一次空前的经验。……他的语调既表现出中国伟大的传统学者所特有的那种无我的谦逊，又流露出一种欢欢喜喜的精神，因而他的听众中有些人说他活像一尊‘小佛爷’，一尊‘弥勒佛’。”[83]

二、他乡旧友新知

沈从文在东部期间，除了一两次偶尔在外住宿，都住在张充和家里。而他讲演的学校，除了耶鲁，都在另外的州，当天往返，实在是很辛苦。常常夜间行车，后座的两姊妹已经困倦入睡，前座的他还同开车的傅汉思兴致勃勃地有说不完的话。如此好的精力，让人不敢相信。对“新事物”的兴趣，也令人称奇，如在华盛顿看航天博物馆；如在张充和家每饭后必吃冰淇淋，严冬腊月，谁也不需要，可要是忘了给他，他会用孩子般的方式提醒；他一个人看电视，不懂英文，却能说出故事的来龙去脉。

很多人与他相见，最称奇的，是他二十年代在北京租住汉园公寓时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如今耶鲁的中文教师黄伯飞，他父亲当年开汉园公寓，他还记得当时胡也频住哪间，丁玲住哪间，沈从文住哪间。林蒲，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学生，专程从南部飞来，赶到张充和家，和沈从文做了将近五个小时的谈话录音。

沈从文去哈佛，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请他午餐，他们不仅是三十年代的旧识，而且有共同密切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那时候他们都多么年轻！如今垂老，共同的朋友作古——这一对已逝夫妇的经历命运，自然也就成为他们席间感慨万千的话题。费慰梅后来写了一本书《梁思成与林徽因》（Liang and Lin，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来美国，沈从文特别想见的人是王际真。一九二八年，王际真由美回国探亲，路经上海，徐志摩介绍他和沈从文认识。短暂的交往，却结下了特殊的友谊。此后几年间，两人书信往还不断，因为不识英语，沈从文寄往美国的信封，都是王际真写好后从美国寄来的。他还时常从美国寄钱来，接济困难中的沈从文。王际真后来在哥大任教多年，翻译了不少书，其中《红楼梦》节译本第一次把这部中国小说名著介绍给美国读者。沈从文在哥大首场讲演后，向人打听这位老友，得知他已经退休二十年，独自一人住在纽约公寓中，不接受任何人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沈从文先写了一封信，后又两次电话相约，两度到他家拜访——

第一次一到他家，兆和、充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他已经八十五六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淳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巫之爱》！那是我二十年代中早期习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

谈了一会，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五十年前的旧信，它们把我带回到二十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12；261）

结束了在美国东部的活动，即将离开之前，沈从文、张兆和在傅汉思、张充和家宴请朋友，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记：“请客卅人，济济一堂，十分有趣。有余英时、赵浩生、黄伯飞等均耶鲁教授。又《江青传》作者夫妇，也谈了许久。十一点左右看电视中审江青一刹那，判刑一场，人多是呆相。”（26；200）

一月二十六日，沈从文、张兆和在张充和陪同下飞往芝加哥。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两场讲演，由钱存训主持。钱夫人许文锦是张充和的初中同学。钱存训陪同参观远东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建设得力于他四五十年的辛勤付出；图书馆学家马泰来特意把馆藏沈从文著作集中起来，请沈从文签名。

一月三十日，沈从文、张兆和飞往旧金山，张充和返回纽黑文。在旧金山期间，生活得到钟开莱一家的特别照顾。沈从文到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旧金山州立大学分别演讲。在旧金山州立大学，不但担任演讲翻译的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许芥昱，演讲后的座谈，参加者中还有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来美讲学的袁可嘉。

二月七日下午，旧金山东风书店特意安排了一个沈从文与读者的见面会，时值书店举办“白先勇作品周”，白先勇得知沈从文来到了旧金山，特意从美国南部赶来，于是一老一少两个作家，联袂出现。白先勇致辞说：沈先生是他最崇敬的一位中国作家，他从小就熟悉沈先生作品中的许多栩栩如生人物。……人生短暂，艺术常存，沈先生的小说从卅年代直到现在，仍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辉。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多大的变动，但是，艺术可以战胜一切。今天大家来瞻仰沈先生的风采，就是一个证明。

当天晚上，陈若曦在家中邀集文化界朋友欢迎沈从文。晚餐后沈从文放映幻灯片，讲解服饰史。数学大师陈省身，“此时却以小学生姿态发问”。告别之时，沈从文还未出门，陈省身突然谈起沈从文当年追求自己学生张兆和的情史。[84]

二月八日，沈从文、张兆和由旧金山飞赴檀香山。在夏威夷大学，沈从文做了访美的最后两次演讲，由马幼垣担任翻译。

十五日，离开檀香山，飞往东京；十七日，由东京转机回到北京。

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回到北京后，略作休息，沈从文、张兆和与王、王亚蓉同行，于三月五日南下广州，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校样。沈从文把全部图稿从头到尾接连看了两遍，斟酌说明文字；对照图像审核，主要由王、王亚蓉担任。香港商务馆还有两名编辑参与工作。直到月底，全书方才校改完毕。

同时还有文学作品的校样——广州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将联合出版《沈从文文集》，分卷陆续印行，一大堆稿子主要由张兆和看，沈从文只看其中一小部分。与对《服饰研究》的倾力投入，以至于校改完成后身体吃重到“有点‘解体’模样”相对照，旧作重印，沈从文却显得不那么热心，他写信给儿子说：“草草争印对我意义实不多，甚至于一本不印也无所谓。”（26；210—211）

工作结束后有几天空闲，沈从文去中山大学三次，一次是和老朋友杨克毅、吴宏聪会面；一次是拜访商承祚和容庚两位老友，商承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题写书名；还有一次是看学校博物馆。

四月五日，沈从文一行同去长沙，到省博物馆看文物，为《服饰研究》补充新材料。博物馆特别把著名的马王堆丝织品和各种珍稀杂文物，给沈从文看，并且提出具体问题请教。家乡人的热情感染着他，他四月八日做了一个讲演——事先没有准备，只当成和同行的交流，谈文物如同拉家常。他是站着讲的，开始就说：“我习惯了，我做说明员做久了，我站起来讲。”讲起来就滔滔不绝。中间大家请他休息，他说：“我这好像是卖膏药了。……你们看我做说明员做惯了，有职业病，拉拉杂杂的，一说话就没完。”同行的王亚蓉后来根据录音整理出这个演讲，题为《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85]

长沙之行有意保密，但后来还是消息漏出，沈从文先后应《湘江文艺》和省文联之邀，出席座谈会并做了讲话。这两次谈话王亚蓉也做了录音，后来整理出来，与在省博物馆的演讲一起，构成了《沈从文晚年口述》的主要内容。[86]

四月十六日回到北京，随后沈从文即着手写《服饰研究》的后记。说来话长，百感交集——他写了很多；可是到五月一日定稿，他却做了极大压缩，只简略叙述成书经过，语气平静。他留下的多种手稿片段，后来整理成长文《曲折十七年》，收入《全集》第二十七卷。

接下来的日子，是在等待这部著作的出版中度过的。九月，书一印出，香港商务馆的陈万雄立即赴京，往沈家送来样书。从一九六四年算起，这部书经过了十七年才得以出版；如果从一九六〇年草拟服装史资料目录、提交讨论、文化部同意进行工作算起，则是二十一年。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版精装，八开本，文字二十五万字，图像七百幅，其中彩图一百幅。署名为：编著沈从文，助理王，绘图陈大章、李之檀、范曾，插图王亚蓉。很多人不解，书的编排上为什么有“图”和“插图”之分，统一编号不是看起来更清楚、更方便吗？这是沈从文的坚持，为了一份纪念：一九六四年已经打样即将付印的书稿，保留它的体例不变：原有的图像，以“图”的形式存在；后来新补充的图像，以“插图”的形式加入。

沈从文在引言开篇即表明问题：“中国服饰研究，文字材料多，和具体问题差距大，纯粹由文字出发而作出的说明和图解，所得知识实难全面，如宋人作《三礼图》，就是一个好例。但由于官刻影响大，此后千年却容易讹谬相承。如和近年大量出土文物铜、玉、砖、石、木、漆、刻画一加比证，就可知这部门工作研究方法，或值得重新着手。”仅仅依靠文字之不足以支撑研究之外，他还指出，文字记载有明显的取舍选择，这样的取舍与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观念有所偏离：“汉代以来各史虽多附有舆服志、仪卫志、郊祀志、五行志，无不有涉及舆服的记载，内容重点多限于上层统治者朝会、郊祀、燕享和一个庞大官僚集团的朝服官服。记载虽若十分详尽，其实多辗转沿袭，未必见于实用。”方法上、内容上都存在可以探讨之处；“私人著述不下百十种，……又多近小说家言，或故神其说，或以意附会，即汉人叙汉事，唐人叙唐事，亦难于落实征信。”

他说：“本人因在博物馆工作较久，有机会接触实物、图像、壁画、墓俑较多，杂文物经手过眼也较广泛，因此试从常识出发，排比排比材料，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

引言简要介绍重点，从商、周到明、清，按照历史脉络，顺时叙述。最后，他有意无意间把这项研究与他个人的文学事业相联接：“总的说来，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是“比较有系统进行探讨综合的第一部分工作”，“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32；5—10）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面世之前，就已引起关注。六月美国兰登出版社曾在北京和沈从文谈到，是否可能为美国一般读者出版一个简化的缩写译本；十月，兰登在收到香港商务馆的书后，又致信沈从文，重提出版这样一个译本的可行性，并计划同时组织一个在美、英几个城市的中国古代服装流动展览。（26；275）沈从文认真考虑过如何缩写出一个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本子，并为翻译问题而请教过杨宪益及海外亲友，但终因两方面的困难，不得不在试探后放弃。

香港商务馆初版本中有三百本特别签名本，定价八百港币，采取预售制，未及问世就被订购一空。书出版后两个月，台北龙田出版社就以十六开本分两册翻印，删去郭沫若序言，隐去编著署名。沈从文对出版宣传中称此书为“中国服装史”感到不满和惶恐，他自己喜欢说，这是一本“试点性资料”——这个实事求是的说法并非完全出于谦虚，因为“试点”即意味着它“算是中国这一类性质的第一本书”（26；347），是开路和奠基的工作。

十二月，社科院以《要报》形式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情况。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中旬，沈从文出席了政协第五届第四次会议。

四、张兆和的工作

一九八一年年底，沈从文的旧作开始印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边城》单行本，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从文自传》几乎同时上市。转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凌宇编选的《沈从文小说选》两集和《沈从文散文选》；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的《沈从文文集》发行了前五卷，此套文集由邵华强、凌宇编选，到一九八四年出齐，共十二卷。一九八三年，邵华强编选的早期作品选《神巫之爱》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凌宇编选的五卷本《沈从文选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中国文学》杂志社的“熊猫丛书”，一九八一年出版了英文版小说集《边城及其它》，一九八二年出版英文版散文集《湘西散记》、法文版《沈从文小说选》。戴乃迭是两个英文本的译者，其中《湘西散记》所收的《传奇不奇》、《雪晴》、《巧秀和冬生》，还集中发表于《中国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和中篇小说选，1919—1949》，收入许芥昱翻译的《柏子》、《灯》、《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和欧阳桢翻译的《萧萧》，该社一九八二年再版了金隄和白英旧译《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集》。纽约麦克米兰和自由出版社（Macmillan & Free Press）一九八一年出版《中国文明与社会》（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收入南希·季博思（Nancy Gibbs）从《长河》中选译的《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德国慕尼黑期刊《中国讯刊》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七年连续发表沈从文小说的译文：梅儒佩（Rupprecht Mayer）翻译的《柏子》（第二卷）、《生》（第五卷），包慧夫（Wolf Baus）翻译的《福生》（第十卷）、《往事》（第十一卷）、《雨》（第十二卷）、《静》（第十六卷）。

英国《龙的心》摄制组一九八二年春天来到沈从文狭小的寓所采访，他说了许多话：“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从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我只知道‘完成’，……克服困难去‘完成’。”“……我一生的经验和信心就是，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87]

——看起来，确乎形成了一个“沈从文热”。

置身于“热”的中心，沈从文却一点也“热”不起来，反倒想把自己“缩小”：在给老友程应镠的信中说，“至于年来国内外的‘沈从文热’，可绝不宜信以为真，‘虚名过实’，不祥之至。从个人言，只希望极力把自己缩小一些，到无力再小地步，免得损害别的作家的尊严，近于‘绊脚石’而发生意外灾殃。”（26；381）

大陆短时间内大量出版沈从文的旧作，可忙坏了张兆和。她不但要对照纷乱的版本校改印刷上的错讹，还得为这些作品的重新面世仔细“把关”。沈从文在一九八二年二月致徐盈信，谈到张兆和工作的重点：“最近整理四五十年前旧作时，总是删来删去，凡是‘粗野’的字句必删去，‘犯时忌’的也必删去，‘易致误解处’更必删去，结果不少作品磨得光溜溜的，毫无棱角‘是特征’，也不免就把‘原有特征’失去了。又原来文法不通顺处，或地方性习惯上说得通，但照文法专家算得不合文法处，也加以一一整理，末了自然通顺多了，可是某些好处，也必然消失无余。又如前后叙述上矛盾处，不尽衔接处，一般读者照例没有那么认真去比较的，她总是日夜为核对这些忙得头昏眼花，我又不好意思告她，‘这些过时作品的重印，至多只能起些点缀作用，即点缀也不会多久，至多三几年就将成为陈迹，为它如此费心，实在不必要。’”（26；377）他不好意思告诉妻子的话，却反反复复对不同人说过。妻子的“认真”，在他看来又是“十分天真”，“以为当真还会传世长远”；其实，“那宜寄托什么不切现实幻想？”（26；380—381）

这一时期文学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沈从文读了古华的长篇《芙蓉镇》，印象极好，多次向人提及；儿子塞给他一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他也读完了，觉得也好，但对表现方法有保留。汪曾祺以《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一系列与当时作品那么“不一样”的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别开生面，别人惊奇不已，沈从文当然不会是这种感觉，胡乔木一九八二年春节期间到沈从文家拜年，两个人在屋子一角谈天，胡乔木说汪曾祺的作品“无一句空话”，沈从文说是“素朴亲切”四字。（26；459）

五、八十岁的惊喜

一九八二年年初，沈从文计划对《服饰研究》进行修订，主要是另加一百幅左右彩图，或为替换原有的一些黑白摹绘图，或为新增文物图像。他希望能出个重订版，更希望能在大陆印行。当时北京方面也确实在商讨出版事宜，不过沈从文心里并不十分乐观。

春节到来前两三天，王、王亚蓉启程去湖北江陵，参加马山一号楚墓发掘。这座荆州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棺丝织物，但如何开馆、清理、保护，就需要古代服饰研究室的这两位骨干了。这一“丝绸宝库”的发现和成功发掘，改写了过去对战国织锦和纹样及纺织技术的认识。荆州博物馆委托王亚蓉回京接沈从文来考察，沈从文三月二十日离京，到了荆州之后，在那批战国楚地瑰宝前，他下跪了。[88]

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二十四日说，“……真是一生仅见精美丝绣，又壮观又美不可言。”（26；385）三十日又说，“新出楚墓绣被三床，两面绣龙凤云虎，完全是现代派的第一流绘画。幸亏王来得是时候，日夜和馆中工作人员一道忙了三个月，把它很好的保护下来了。亚蓉日夜用架子撑住，伏在上面摹绘并照相，两人工作态度倍受这里同仁赞赏。”（26；387）同日他还给张充和写了一封信，说：“我正在刘玄德取荆州的荆州，……主要是来看看新出的绣花被面衣服，看过后，才明白宋玉招魂和屈原诸文的正确形容描写当时的繁华奢侈到何等程度。两个助手为整理材料忙了两个月，真是艰苦备至，终于奇迹般尽可能把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保存下来，材料加以复原了。若没有见到这份东西，可以说永远读不懂《楚辞》，更难望注解得恰到好处！”（26；390）

年代久远的华美纺织物和服装出土后，极易残毁和变色，服饰研究室进一步的工作应该包括工艺技术研究，进行复原复制。从一九八三年起，王亚蓉以马山楚墓出土丝织物为标本开始实验复原复制工作，到一九九〇完成第一批，沈从文已经不在世了。后来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北大赛柯勒博物馆开幕，从哈佛来的张光直看了王亚蓉的几件东西，说：“不错，你知道你开展的工作叫什么吗？”“不知道！”“这叫在服饰文化领域开展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实验考古学源于美国。……”王亚蓉叙述了张光直的话之后，接着写道：“是沈先生指引我走向传统学习的工作方法，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深入开展服饰文化的研究。”[89]

四月初回到北京后，沈从文还沉浸在新发现的兴奋中而不能自拔，他致信老友徐盈，说荆州半月，“终日在新博物馆整理文物库房中看材料”，丝绣织品“图纹秀雅活泼，以及色高明处，远在过去所见十倍高明，恰恰可证明当年宋玉文章提到楚国美妇人衣着之美，均为写实毫不夸张。还有双用漆涂抹而成的鞋子，鞋尖、鞋帮、底全用乌光漆精涂过，上用锦缎装饰，摩登到简直难于令人相信是公元前四世纪生产！若一加复原，会令人以为是一九……”（26；400）

——古代服饰，他为之付出了超常的耐心和精力，忍受过长久的寂寞、艰难和屈辱；也深刻体会到别人无从感受的平静、喜悦和充实。在他八十岁的时候，竟还有如此意外的回报，回报给他巨大的惊喜和激动；而且，它还出自于楚地，他自觉认同的血脉溯源之地……

第十七章生命的完成

一、犹及回乡听楚声

一九八二年五月八日，沈从文踏上了回乡的路。黄永玉早就有让表叔晚年回一次凤凰的想法，一经劝说，沈从文同意了。于是在张兆和的陪伴下，与黄永玉、张梅溪夫妇和黄苗子、郁风夫妇等亲友同行，回到了湘西那个小小的山城。

“在凤凰，表叔婶住我家老屋，大伙儿一起，很像往昔的日子。他是我们最老的人了。”黄永玉描述了在家乡的情景：

早上，茶点摆在院子里，雾没有散，周围树上不时掉下露水到青石板上，弄得一团一团深斑，从文表叔懒懒地指了一指，对我说：“……像‘漳绒’。”

他静静地喝着豆浆，他称赞家乡油条：“小，好！”

每天早上，他说的话都很少。看得出他喜欢这座大青石板铺的院子，三面是树，对着堂屋。看得见周围的南华山、观景山、喜鹊坡、八角楼……南华山脚下是文昌阁小学，他念过书的母校，几里远孩子们唱的晨歌能传到跟前。

“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我说。

“懂得的就值得！”他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说。[90]

在古街小巷走走，三转两转到了中营街一座房子，房屋已经破旧，里面住着五户人家。沈从文扶着中堂的破门壁，说，这里是我家，我就出生在这里……房屋早已卖给了别人。

他重回文昌阁小学，在教室里孩子们中间坐了一会儿，又特意走到校园背后“兰泉”井边，喝了几口井水。他执意去赶了一次苗乡著名乡场阿拉营——“还如我五十年前文章中形容的差不多，我们在人丛中挤了好一阵”（26；404）。赶场时候碰到一位同乡办喜事，“照老办法，买了只鹅和几包嘉湖细点送礼。我告他，我是本地人，他总不相信，却充满信心说：‘你不是我们城里人。’简直像是非要取消我资格不可，十分有趣。”（26；420—421）还游览了黄丝桥古城——“垂拱三年所筑小小石头城，名‘凤凰营’，比凤凰早一千年还多！是苗乡重点地方，二百年前四围有大几百碉堡保护，还有个土长城，延长到二百里，今只剩一座孤城。在城上绕了一圈，照相不少……”（26；437）

沈从文回乡的消息传开来，每天总有人来看他。有的抱了只锦鸡，有的带了四五十年前他写的信；有小城近邻，也有外州赶来的远客。三个中年人，从百里外的铜仁赶到凤凰，见了沈从文一齐下跪，连称“恩人”，说是“文革”中到北京上访，盘缠耗尽无法回家，幸亏他解囊相助。沈从文看着他们，已经无法回忆起这件事，张兆和倒是记得有过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的人她也认不得了。

沈从文想听傩堂戏，听听顽童时代就深印在心里的声音，这个愿望也实现了。他写信告诉北京的家里人，说：“还特别为黄先生来了两伙戏班子，唱的傩堂戏《搬先锋》特别动人好听，也录了音录了像。将来还可作《边城》电影的引曲，真是快乐中显得凄楚动人，和古人说的楚声必有密切关系。”（26；404）

“楚声”让他动情之至：

《搬先锋》是其中一节。艺人们在锣鼓伴奏声中，唱着：“正月元宵烟花光，二月芙蓉花草香……”当唱到“八月十五桂花香”时，沈先生也手舞足蹈地跟着唱了起来。他一边流泪，一边轻轻唱着。

一直唱了三个小时。艺人们要走了，先生站起来送行，他那黄框镜片后的眼睛红红的，依然盈满泪水。

他说，“这些曲子，我年轻时都会唱，小时读书，常听人唱通晚，这也是我当时常逃学的理由。”[91]

还有黄永玉的文字，叙述的大概是另一次听戏：

一天下午，城里十几位熟人带着锣鼓上院子来唱“高腔”和“傩堂”。

头一句记得是“李三娘”，唢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置膝的静穆起来。

“……不信……芳……春……厌、老、人、……”

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位朋友都哭了。眼镜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92]

五月二十六日，一行人离开凤凰，到了吉首；第二天沈从文访问吉首大学，应邀与师生谈话，黄永玉、萧离陪着他。然后到张家界游览，“三姊和永玉一家爬上了一千三百尺的黄石砦，所得印象不坏，我却只能在山下一新成立的招待所，面对双峰出神。”（26；437）

短短的回乡之行，给沈从文晚年以极大的安慰。他深幸自己还能重温没有怎么变样的一切；同时他也清楚，变化一直在发生，而且会永远变化下去，有些东西会消失，但他过去的文字保存下了一些美好：“最可惜是一条沅水主流，已无过去险滩恶浪，由桃源上达辰溪，行船多如苏州运河，用小汽轮拖一列列货船行驶，过去早晚动人风物景色，已全失去。再过一二年后，在桃源上边几十里‘武强溪’大水坝一完成，即将有四县被水淹没。四个县城是美的，最美的沅陵，就只会保留在我的文字记载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园和长滩，以及水边千百种彩色华美，鸣声好听的水鸟，也将成为陈迹，不可回溯，说来也难令人相信了。”（26；437—438）

六月四日，沈从文、张兆和回到北京。

二、日本之行

回京后沈从文参加了文联四届二次会议，被补选为全国文联委员。

九月二十七日到十月十二日，沈从文随王震为团长的访日代表团，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庆祝活动。《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有一张沈从文在东京与日本学界座谈的照片，照片上他背后是块黑板，板书字迹清晰：“我自己意见最好还是研究年青一代的。中国俗话三十年为一代，我作品多经过了两代，所以应当忘记了。”

他有一封致张充和的信，记录了日本之行的一些事：“看过了东京应拜访的人后，我还去东京博物馆找同行，看了一个下午又一个上午，因为是同行有的是话可问可答，两次都是馆中关门以后才离开。……在东京另一次约卅人学校教师座谈并便餐也极有意思，原来全是研究卅年代中国文学及我个人作品的。在座约有卅人，有几位且是远从北海道大学来的。只是在日本式便餐后，到爬起时不免有些狼狈，得要人扶才站得稳……后三天是外出到静冈、神奈川，看橘园和农场，并参观大都寺名胜……我却一物不买，只在东京买了几本高价书和几本廉价帖，如贺知章《孝经》，怀素小字《千字文》，欧书《千字文》，还买了七卷高价纸，似只宜写经，写一寸以上字就不大受墨。在东京写了十面册页，还顺手，正因此，回到了北京后，又补写廿余条。……卖中国书刊的店铺居然还有我几种书出售。”（26；451，452）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十一日，沈从文出席政协第五届第五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政协会议。第六届他缺席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此后即因病一直缺席政协活动。

十二月初，收到《沈从文文集》前五卷稿酬，九千多元，全家人商量了一下，补足一万元，捐赠给凤凰文昌阁小学。他给校长写了一封短信，希望：“将此款全部用于扩建一所教室及一宿舍，略尽我一点心意。我离开家乡多年，实在毫无什么贡献，生平又并不积钱，寄来的钱数有限，事情极小不足道，希望不要在任何报刊上宣传，反而增加我的不安，和其他麻烦，十分感谢。如能够因此使得各位老师和小同学，稍稍减少一点上课时过度拥挤，及居住方面困难，我就觉得极高兴了。”（26；468）后来学校用这笔钱和县里的拨款建造了图书馆，请沈从文题写“从文藏书楼”匾额，他坚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只题了“藏书楼”三个字。

沈从文八十岁生日，一家人平平静静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

汪曾祺为老师的生日写了一首诗送他，开头两句是：

犹及回乡听楚声，

此身虽在总堪惊。

中间还有一联：

玩物从来非丧志，

著书老去为抒情。[93]

三、病

一九八三年三月初，沈从文有两次轻微中风，出现脑血栓前兆；四月二十日，病情加剧，发生脑溢血症状，住进首都医院。因脑血栓形成，左侧偏瘫，住院治疗了两个月。出院后在家继续服用中医处方药物，接受针灸等康复治疗，但没有多大效果。十一月，一个年轻的中医吴宗宁，从南京专程来为他治疗，短期针灸后，行动能力有明显改善，继而用药物进一步治疗。此后数年，吴宗宁多次来北京为他诊治。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因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住入中日友好医院，治疗了三个月。

那个全力以赴于工作的时期再也回不来了，与疾病的抗争成了他的任务。

可是他总有放不下的事。一九八三年初，香港商务馆李祖泽、陈万雄，会同北京三联书店范用，商定了在香港和内地分别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事宜。沈从文病倒后，王承担起领导古代服饰研究室完成增订的一系列工作，他执笔补写了史前部分，战国时期也补入了江陵马山楚墓新发现的材料。八月二十七日，无法写字的沈从文由张兆和代笔，写信向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兼科教部长的刘祖春求助：增订本工作基本就绪，“只缺少四种重要材料。这四种文物图画现藏历史博物馆”，希望能得到许可，“我们自己派人来馆照几个相。”（26；510）刘祖春后来在长篇回忆文章里说，“他与我并非浅交。……他一生只向我提出过一个要求。……我一生为他服务的就是这一件事。”刘祖春到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家里，请他批了几句话，才由王到博物馆拍了几张照片。[94]增订全部完成后，十月二十四日，沈从文向王口授了增订本《再版后记》。——然而，因为形势的变化，这本书并没有按原定计划出版，沈从文生前没有能看到增订本。

一九八四年春天，李辉在《北京晚报》的专栏“作家近况”里，写了篇几百字的短文介绍沈从文，提到他半身不遂已近一年的病情。不起眼的小文引起素不相识的医生黄世昌的关注，他主动提出为沈从文做诊疗。从他五月中旬给李辉的信里，可以看到沈从文身体的恢复状况：“见过沈老后，我才放下一颗心，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差。沈老仍是鹤发童颜，乐观健谈。……我带了一套医疗检查器具，在沈老家做了神经系统的常规检查，仅见到较轻的左侧半身的运动功能障碍，没有发现明显的偏身感觉障碍和偏盲，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左侧软腭力弱，稍微影响吞咽功能，左手无名指和小拇指功能差，左下肢力弱影响站立和行走。总的来看，是右侧大脑半球（皮层到放射冠中间）某一些动脉血管中的血栓形成，阻碍了血液的流动，从而引起神经功能降低，而（和）左侧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应该庆幸的是，此病变没有波及思维、语言、感觉系统，目前运动功能恢复也较理想。我当医生多年，个人认为沈老的恢复还算不错的，有很多人年纪比沈老轻得多而恢复得很差。”[95]

一九八四年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出版了《边城》德文译本，译者吴素乐（Ursula Richter）此前几次拜访沈从文，见证了沈从文身体的恢复。一九八三年九月，吴素乐第一次去沈家，沈从文半躺在床上，“把温热的微微颤抖的手递入我掌中。他试图开口说话，但声音极其微弱。我立即决定终止我的访问。”转年一月份她第三次去沈家，“沈从文坐在椅子上欢迎我，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他原以为他的作品从未有过德译本，但我告诉他西德一本杂志上曾载过他的几篇短篇小说，在《廿世纪中国文学选集》中有他写的自传译文。”夏天，“我去访问时，发现他正坐在椅子上喘气、出汗、脸红红的。我十分惊讶，问发生了什么事。沈眯着眼睛，狡黠地用手指着他的妻子。她解释说：‘他需要运动……我就让他在室内运动。在他口袋里放一把豆子，从门口到窗户，每来回一次就放一粒在小木柜上，放完为止。’然后她在我耳边轻声说：‘每天我都多放一点豆子在他口袋中。’这时沈从文孩子般地笑起来，似乎在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花招了。’”[96]

四、想象中的电影

一九八四年十月，电影《边城》摄制完成，内部试映前吴素乐得到邀请，她叫了辆出租车接张兆和同去。当张兆和出乎意外地出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放映厅时，大家站起来向她热烈鼓掌。影片开始的镜头，是沈从文在书桌前，这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在沈从文家里拍摄的。后来凌子风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影片在第九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获评委会荣誉奖。

很难说沈从文会完全满意这部影片，他直到去世也没有看过，张兆和说“剧本结尾他不同意，说不是他的”。[97]但从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件事总算有人做成了，而且大致尊重原作，他会得到不少安慰。对自己的作品改成电影，他有自己的想象，在这几年里，他认认真真思考过，如果拍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

有一种说法，导演桑弧在一九四七年就将《边城》改编成了电影剧本。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第二十七页“文艺动态”中，有一条这样的消息：“文学名著《边城》、《水浒传》、《腐蚀》将先后由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制成电影。《边城》系沈从文原著，三年前由桑弧改编成电影剧本，最近又经师陀重新编写，近期即开拍。”何以会出现这么一条“动态”，难以解释；至于“开拍”，那自然更是不可能有下文的事。

一九五二年香港励力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边城》改编的电影剧本《翠翠》，编者姓名不详，这个剧本和桑弧、师陀的本子是否有关也不得而知。这一年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拍摄了严峻执导的黑白片《翠翠》，次年公映，颇受欢迎。

沈从文一九八〇年八月谈到过这部香港早期电影，不以为然。他说：“若依旧照五三年香港方面摄制的办法，尽管女主角是当时第一等名角，处理方法不对头，所以由我从照片看来，只觉得十分好笑。从扮相看，年大了些。主要错误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错了。”（26；136）

一九八〇年初，上影厂徐昌霖通过徐盈转致沈从文信，希望拍摄《边城》，因此而触发了沈从文对电影的考虑。在此后的多次沟通中，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很多零星表述，其中在九月致徐盈信中，说得集中而具体：

朋友汪曾祺曾说过，求《边城》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方法恐不易见功，或许应照伊文思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把一条沅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为女主角半现实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现。因为本人年龄是在半成熟的心境情绪中，对当前和未来的憧憬中进展的。而且作品的时间性极重要，是在辛亥后袁世凯称帝前，大小军阀还未形成，地方比较安定的总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不会有什么（绝不宜加入什么）军民矛盾打闹噱头发生。即涉及所谓土娼和商人关系，也是比较古典的。商人也即平民，长年在驿路上奔走，只是手边多有几个活用钱，此外和船夫通相差不多。决不会是什么吃得胖胖的都市大老板形象。掌码头的船总，在当地得人信仰敬重，身份职务一切居于调解地位，绝不是什么把头或特权阶级，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至于主题歌，我怕写不出，也不好写，甚至于不必写。依我主观设想，全部故事进展中，人实生活在极其静止寂寞情境中，但表现情感的动，似乎得用四种乐律加以反映：一为各种山鸟歌呼声；二为沅水流域放下水船时，弄船人摇橹，时而悠扬时而迫紧的号子声；三为酉水流域上行船，一组组纤夫拉船屈身前奔，气喘吁吁的短促号子声；四为上急流时，照例有二船夫，屈身在船板上用肩头顶着六尺长短篙，在船板上一步一步打“滴篙”爬行，使船慢慢上行的辛苦酸凄的喊号子声。内中不断有时隐时显，时轻时重的沅水流域麻阳佬放下水船摇橹号子快乐急促声音，和酉水流域上行船特别辛苦，船夫之一在舱板上打“滴篙”，充满辛苦的缓慢沉重号子声相间运用，形成的效果，比任何具体歌词还好听得多。此外则在平潭静寂的环境下，两山夹岸，三种不同劳动号子，相互交叠形成的音乐效果，如运用得法，将比任何高级音乐还更动人。（26；149—150）

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芙蓉》发表了上影厂改编的剧本《翠翠》，沈从文十分不满，致徐盈信中说：“若电影剧本必须加些原作根本没有的矛盾才能通过，我私意认为不如放弃好。……一加上原书并没有的什么‘阶级矛盾’和‘斗争’，肯定是不会得到成功的。……我的作品照例是目前人习惯说的极端缺少思想性的，……在生前看不到的重现于电影上，也认为十分平常自然，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26；288）

一九八二年夏秋，上影厂两次寄来改编费，被沈从文两次退回，断然拒绝拍摄。十一月初，致徐盈：“上影厂文学部陈某，来一信，态度十分恶劣，且带讹诈性质。或许即《边城》改编人之一，并以‘业在文化部备案’为辞，似乎如此一来，我即可以不过问。正因此，我必须过问。”他不能够容忍自己的作品被胡乱庸俗化，“这样作为电影，若送到我家乡电影院放映，说不定当场就会为同乡青年起哄，把片子焚毁。”（26；456—457）

一九八三年，北影厂改编《边城》。二月，沈从文读了姚云和李隽培的剧本，写了很多具体修改意见。其后，又和导演凌子风及姚云一起讨论剧本。八月，电影开拍。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七日，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第二次来沈从文家访问，谈纪录片《风》事。此时伊文思已经看过《边城》的样片，印象不错，他告诉沈从文，翠翠和老船夫都好，外景也好，但感觉电影总是不如原作。

一九八二年，有人提出把《萧萧》、《贵生》、《丈夫》改编成一部电影，沈从文认为，还是改编成不相关连的电影短片为好，“意大利人曾如此拍过短片，得到较好效果，具世界性。”他特别强调，“不宜受现在理论影响”，“且配音必须充满地方性，力避文工团腔调，可能要第一流导演且随时和我商量，才可望得到成功。你们见我作品太少，不妨看到十本作品以后再研究，如何。”（26；368）

一九八五年初，同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的钟惦斐转告沈从文，作家张弦打算把《萧萧》改编成电影剧本。三月份，张弦送来剧本初稿，后又来寓所听取意见。一九八六年五月，以《萧萧》故事为主体、用了《巧秀与冬生》部分情节的《湘女萧萧》由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一九八八年，这部影片在法国蒙彼利埃中国电影节获金熊猫奖，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唐·吉诃德奖。

——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或许只能在沈从文的想象中存在。

五、小房间里的来客

沈从文无法再出门了，身体也不允许他像以前那样接待大量的访客。家里人在门上贴了张不便见客的纸条，多少起到一些作用。尽管如此，家里仍然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与上门的人交流，成了沈从文生命最后几年“社会活动”的主要方式。

一九八三年小中风后，三月十八日，曹禺来看他，送给他一九三四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初版的《从文自传》，是曹禺托中国书店买到的。四月偏瘫住院治疗两个月回家不久，夏志清前来拜访。一九八四年，他在家里接待过古华、德国学者马汉茂夫妇、湘西土家族和苗族民间工艺美术老艺人、聂华苓、数学家丘成桐，等等。

凌宇为写《沈从文传》，一九八四年六月接连有十余日和沈从文长谈。每天谈话中有一两次短暂休息，休息时其实也还谈话，不过逸出了正题，随意放松，即兴问答：

“您和鲁迅先生有没有见过面？……”

“不好再见面。丁玲写信给他，却以为是我的化名。何况不是我写的，即便真是我的化名，也不过是请他代为找份工作，哪值得到处写信骂人。”

“您和老舍熟不熟？”

“老舍见人就熟。这样，反倒不熟了。”

“在三十年代新出左翼作家中，我觉得张天翼的小说很不错。”

“张天翼是个自由主义者。”

“四十年代孙犁的小说也很有特色。”

“孙犁也有点自由主义。”

……

又见李泽厚的《美的历程》：

“李泽厚这本书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极大。您看过没有？

“看过。涉及文物方面，他看到的东西太少。”沈先生轻轻舒一口气，“如果他有兴趣，我倒可以带他去看许多实物。”

……

我们不独谈别人，也谈有关他自己的创作。

……

……“我很会结尾！”

他笑起来，颇有几分自得，自得里透着孩子似的天真。

……

“我写《湘西·凤凰》，用心理变态解释‘巫婆’、‘放蛊’和‘落洞少女’，周作人看了非常赞赏。这不奇怪，我的朋友中就有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对变态心理学，我很有研究……”

突然又轻轻叹口气：“也有弄错的时候。访问美国的时候，我的老朋友钟开莱先生对我说：‘你在《从文自传》中写杀人，让犯人筊掷决定生死，说犯人活下来的机会占三分之二，那不对，应该是四分之三。新出的选集中，我改过来了。”

……

“……沙汀喜欢《顾问官》，聂绀弩喜欢《丈夫》，曹禺说‘《丈夫》是了不起的作品’，李准喜欢《萧萧》，还有人喜欢那些据佛经故事改成的小说，更多一点的喜欢《边城》。……”

……

“您在《水云》中多次提及‘偶然’引起你情感发炎，而且明确说这‘偶然’的名字叫‘女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偶然’又是谁？”

张兆和先生笑了：“老先生自己说。”

……沈先生不作声，脸上微现红晕，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

“也许我是个湘西人，您作品中那份乡土悲悯感给我的震撼实在太大。在这人生悲悯里，深藏着您对南方少数民族命运的忧虑。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

“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98]

七月三十一日，黄永玉夫妇陪日本政府部门派的专家村山英树来访，咨询一万元日钞上所印古代皇太子画像真伪问题——这可真是有趣，不过在日本专家看来却是严肃之至——因为从服饰制度上产生怀疑，如果不是皇太子画像，那种钞票就得停止使用；第二天村山等三位日本专家又来，听取沈从文的分析；过了半个月，村山英树和东京电视台工作人员同来，仍请他分析一万元日钞上人物服饰制度问题，并拍摄电视纪录片。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巴金在出席政协会议前，由女儿李小林陪着来看望他，“房间还是很小，四壁图书，两三幅大幅近照，我们坐在当中，两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一九六五年那个晚上，可是压在我们背上的包袱已经给摔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动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们不容易交谈，只好请兆和作翻译，谈了些彼此的近况。”“我大约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吧，告别时我高高兴兴，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我以后就不曾再去北京。当时我感到内疚，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来看望他。” [99]

六月六日，耶鲁大学的华裔诗人郑愁予和特尔尼蒂大学李文玺夫妇，约请卞之琳同来寓所拜会。

六月三十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来采访，听沈从文介绍江陵马山楚墓等重要考古发现，并展示古代服饰研究室按照实验考古学方法，新研究复制的精美织绣品。

八月七日，德国汉学家赫尔穆特·福斯特·拉兹和夫人玛丽·路易斯·拉兹来访，送给沈从文一本他们夫妇合译的《边城》，科隆Cathay出版社出版。这一年吴素乐翻译的又一本书《沈从文小说集》，法兰克福Insel出版社出版。

六、老泪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八日，老报人萧离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沈从文生活及工作条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向社科院党组电话传达胡耀邦指示：迅即详情汇报沈从文的情况。田纪云将萧离来信的原件批转社科院党组，要求提出改善的意见。六月二十九日，中央组织部行文，决定按部长级待遇解决沈从文工资、住房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一九八六年春，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给沈从文分配了一套新居，初夏搬入。

沈从文终于有了宽敞、安静的大房间，在他八十四的时候；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如以前无数次想象过的那样，“把资料摊开”来研究和写作了。思维还异常敏捷，可是生活已经离不开张兆和的照料；要写短文、短信，也只能口述，由张兆和笔录。

香港商务印书馆为纪念沈从文从事文学写作和文物研究六十年，出版了新编物质文化史论文集《龙凤艺术》。荒芜编选了一本《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收有朱光潜、张充和、傅汉思、黄永玉、汪曾祺等人的文章。此前，凌宇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一九八五年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后，一九八七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金介甫的《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似乎方方面面，明显在朝着好的方向进展，给这个老病的生命带来安慰；只是，这个生命本身，却有自己的走向。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沈从文因肺炎住院治疗；转年四月二十二日，再次因肺炎住院，一个月后出院。显然，他的身体是越来越衰弱了。

在心理上，似乎也逐渐显出变化，一个表现是，他越来越容易流泪了。沈从文本来就是感情纤细敏锐的人，流泪是感情表达的一种自然方式；同时他也是个隐忍的人，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压抑、分散、或者表达感情。但是随着年岁增大，流泪渐渐变得多了起来——从另一方面看，流泪所表达的东西也多了起来。

“文革”中期，孙女沈红在学校因成绩好守纪律而受厌学顽童欺负，沈从文闻之落泪；一九七七年，穆旦五十九岁不幸去世，“得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26；85）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和短期任教，沈从文曾在文章中称许这位杰出的青年诗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他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了穆旦十七首诗。一九七三年穆旦托人捎给沈从文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让沈从文大为感念。——这两个例子都好理解，在常理之中。

而自从一九八三年病倒之后，沈从文行动不能自如，说话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流泪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自己伤感，对他人同情，被艺术感动，还有更为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来突然的反应，在他自己却是自然；家里人也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理解。

一九八二年回乡听傩堂戏而流泪，生病后在家里，偶然听到“傩堂”两个字，本来很平静的他，顺着眼角无声地落泪。“一次母亲见他独坐在藤椅上垂泪，忙问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机——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他讲不下去了。”[100]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夏鼐突发脑溢血去世，沈从文大哭一场。老友的死更让他痛感生命紧迫，他急电正在广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速返北京，每天对他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具体事项。

也是在一九八五年，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革”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子，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的是，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张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101]

一九八七年，黄永玉得到一大张碑文拓片，碑是为熊希龄一个部属所立，落款处刻着：“谭阳邓其鉴撰文，渭阳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篆额”。渭阳即凤凰，沈岳焕是沈从文的原名。立碑时间是一九二一年。这块碑现藏芷江县文物馆。黄苗子看了沈从文的字体，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做书法！”

我带给表叔看，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

我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十九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102]

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到十一日，两位瑞典客人，作家汉森（Stig Hansén）和汉学家倪尔思（Nils Olof Ericsson）对沈从文进行了连续四天的访谈。汉森带给他一份复印件，是一九四九年瑞典杂志上的《萧萧》，这是最早译成瑞典文的沈从文作品；还给他看最新的瑞典杂志，上面有马悦然翻译、斯德哥尔摩Norsted出版社出版的《边城》广告。他们的谈话围绕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展开，其间，汉森说：“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沈从文接话道：“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就在这时，他的眼泪落了下来。（27；346—347）

七、最后的文字，最后的话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沈虎雏把誊抄好的《抽象的抒情》拿给沈从文看。他看完后说：“这才写得好吶。”——可是，他已经不记得这是他自己写的文章。

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倪尔思再次来访，转告马悦然的问候，告诉他马悦然又翻译出版了一厚本他的选集，书名叫《静与动》，Norstedt出版社出版；倪尔思自己翻译的他的小说散文也已经结集，取名《孤独与水》，即将在秋天由Askelin & H.gglund出版社出版。

四月八日，已经好几年无法写字的他，勉强握笔，费力地给凌宇写了一封短信。他从熟人那里听说，凌宇正参与筹备一个国际性的沈从文研究学术研讨会，不禁十分焦急，写信极力阻止。信文如下：

《秋水篇》[103]：“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孔子云：“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两句话，非常有道理，我能活到如今，很得力这几个字。但愿你也能记住这几个字，一生不至于受小小挫折，即失望。你目下的打算，万万走不通，希望即此放下痴心妄想。你只知道自己，全不明白外面事情之复杂。你全不明白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才能在风雨飘摇中，活到如今，不至于倒下。这十年中多少人都忽然成为古人，你亲见到的。应知有所警戒。你不要因为写了几个小册子，成为名人，就忘了社会。社会既不让我露面，是应当的，总有道理的。不然我那能活到如今？你万不要以为我受委屈。其实所得已多。我不欢喜露面，请放弃你的打算，自己做你研究，不要糟蹋宝贵生命。我目下什么都好，请勿念。并问家中人安好。（26；547）

四月十二日，又追加一信，措辞严厉决绝：

我昨天给你一信，想收到。因为见你给萧离信，说什么“正是时候”。因为你写传记，许多报纸已转载，就打量来一回国际性宣传，我觉得这很不好，成功也无多意义，我素来即不欢喜拜生祝寿这一套俗不可耐的行为。很希望放下你的打算，莫好事成为一生笑谈。再说我们虽比较熟，其实还只是表面上的事，你那传记其实只是星星点点的临时凑和。由外人看来，很能传神，实在说来，还不能够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还是从表面上贯穿点滴材料，和我本人还有一点距离。你希望做我的专家，还要几年相熟，说的话一定不同。目前的希望，你有这个才气，居然能贯穿材料已很难得。你和我再熟一点，就明白我最不需要出名，也最怕出名。写几本书算什么了不起，何况总的说来，因各种理由，我还不算毕业，那值得夸张。我目前已做到少为人知而达到忘我境界。以我的情形，所得已多。并不想和人争得失。能不至于出事故，就很不错了。你必须放下那些不切事实的打算，免增加我的担负，是所至嘱。（26；550—551）

四月十六日，复信向成国，谈的还是研讨会的事，态度一贯：

……弟今年已八十六，所得已多。宜秉古人见道之言，凡事以简单知足，免为他人笑料。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过日子以简单为主，不希望非分所当，勉强它人为之代筹。举凡近于招摇之事，证“知足不辱”之戒，少参加或不参加为是。（26；553）

这三封信是沈从文写下的最后的文字，《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附有手迹，一笔一画，俱见艰难。

五月十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五点多钟，他感觉气闷和心绞痛，张兆和扶着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不让老伴走开。王、王亚蓉急急忙忙赶来，他对他们说：“心脏痛，我好冷！”六点左右，他对张兆和说：“我不行了。”

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104]

八、告别

沈从文去世了，国内的新闻却奇异地没有声音。五月十三日，中新社电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地发了条消息，十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用了这个消息；十四日《文艺报》出现了五十个字的报道。十六日，上海《新民晚报》编发了一篇报道——根据的是香港消息；十七日，《新民晚报》刊出林放——著名报人赵超构——的文章《迟发的讣文》，表达对新闻“秘不发丧”的强烈质疑。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找不到老友的名字。直到十八日，新华社才发了简单的报道。“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难道是首长没有表态，记者不知道报道该用什么规格？”[105]

瑞典的马悦然接到台湾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否确证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台湾《中国时报》在沈从文去世后三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106]马悦然的哀伤里，带着郁愤的不平。

——可是，沈从文真的不需要别人为他不平，更不需要“规格”，不需要权力来给他排定“地位”，不需要新闻的热闹。十八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只通知了少数至亲好友，也有景仰他的人是自己来的。没有花圈、挽幛、黑纱，没有悼词，不放哀乐，放沈从文生前喜欢的古典音乐，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沈从文面色如生，安详地躺着，周围是几十个花篮。每个告别的人拿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

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107]

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

看到他蹒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祷上苍——“让他活得长些罢！”

他毕竟“撑”过来了。足足八十六岁。[108]

我还记得兆和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

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109]

九、逐渐完整起来的沈从文世界

倪尔思在悼念沈从文的文章里写道：“一九八八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一九八八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110]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以此来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和表达遗憾。十二年后，马悦然发表《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个人证实了这个说法：“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五十年之久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一九八七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一九八八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一九八八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111]

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实在说来，获奖与否并没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一九八八年，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仍将继续，但是研究者将面临的不仅仅是这方面的考验——沈从文的“遗产”，还远远不止于人们已经见到的：倘若有一份“清单”，这份“清单”还将不断添加，丰富程度大大超出通常的想象。所以，不仅有对已经列在“清单”上内容的“再次发现”的问题，还有对不断添加到“清单”上的新内容的“第一次发现”。

一九九二年，岳麓书社出版《沈从文别集》，共二十册，小开本，朴素雅致，沈从文生前就希望出版这么一套“小书”。这套书——《别集》这个名字是汪曾祺想的，每册的书名是张充和题写的——受到欢迎，不仅是因为装帧形式，还因为它有新的内容，张兆和在《别集》总序里交待得很清楚：“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有杂感，有日记，有检查，有未完成的作品，主要是书信——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大部分未发表过。”[112]这些增加的东西，让敏锐的人“管窥”到一个更大的沈从文世界——确实只能是“管窥”，因为这还只是零星的披露。

一九九六年，《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读者“管窥”到的东西更多了一些。在后记里，张兆和写下了这样的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113]

二〇〇二年，《沈从文全集》出版，沈从文的世界这才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全集》共一千多万字，其中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等约四百四十万字。很难设想，没有这四百四十万字，可以很好地理解沈从文，尤其他的后半生。

说起来，真得庆幸沈从文家人的有心、耐烦和细致，“乱纸堆”没有化为乌有，而整理成了重要文献。沈虎雏简略叙述过缘起和经过：“我一九八〇年回到北京时，破旧行李中有个小纸箱，保存着父母文革前后给我的信，其中偏偏父亲规劝我怎么面对冲击挫折，最重要的几封，由于担心遭查抄肆意曲解上纲，被我毁掉了。打开小纸箱时，心中的懊恼使我倍加珍惜这种不可再生的材料，那是在一间空屋子，几个月前父亲从这里搬入新居，地上犹积存着厚厚的垃圾，清理它们的时候，我顺手把一切有父亲文字的纸张收拢，不意竟有一整箱，从此开始了保护、收集、拼接、识别、整理的漫长岁月。”[114]

《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八卷至三十二卷为物质文化史卷，内容异常驳杂，按照目录归类，有以下方面的内容：中国玉工艺研究、中国陶瓷史（残章）、中国陶瓷研究、漆器及螺钿工艺研究、狮子艺术、陈列设计与展出、唐宋铜镜、镜子史话、扇子应用进展、文物研究资料草目、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说“熊经”、文物识小录、龙凤艺术新编、马的艺术和装备、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的“杂货铺”，让人叹为观止，也足以让任何整理者都望而生畏。恰当编集，更非专门研究者难以胜任。王负责起了这份繁重的工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一九九二年由香港商务馆出版，王完成了沈从文生前的重托，本可以腾出手来做自己的研究，却以抱病之身，又埋头于沈从文大堆散乱的文稿之中。沈从文后半生研究事业的文集编成，王却在一九九七年去世，只有六十七岁，未及看到《沈从文全集》的出版。

《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从一九九二年启动，十年后面世。这个编委会的劳动和奉献值得铭记。他们是，顾问：汪曾祺、王；主编：张兆和；编辑委员：凌宇、刘一友、沈虎雏、王继志、王亚蓉、向成国、谢中一、张兆和。

十、张兆和

沈从文生命的最后五年，张兆和时时刻刻不离身边。不仅是病中离不开她的照料和护理，心理上，沈从文也格外需要她的陪伴。一时看不见她，他就要呼唤；看见了，就心安了。

沈从文走了，她有了空闲。空下来，整理沈从文的遗稿；还有，就是重新建起一个小花园。小羊宜宾胡同的花园在狭窄的阳台上“复兴”了。她精心侍弄花花草草，给它们起名字，用的是沈从文书里那些可爱的女孩子的名字。她最心疼一盆虎耳草，来自湘西，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这是沈从文喜欢的草，也是《边城》里翠翠梦里采摘的草。

一九九二年五月，张兆和率领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墓地在听涛山下，面对沱江流水。十日，沈从文的骨灰一半洒入绕城而过的沱江清流，另一半，直接埋入墓地泥土。孙女沈红写道：“伴爷爷骨灰一同贴山近水的，是奶奶积攒了四年的花瓣。奶奶站在虹桥上，目送爸爸和我乘舟顺沱江而下，小船身后漂起一道美丽花带，从水门口漂到南华山脚下。”[115]

墓地简朴、宁静，墓碑是一块大石头，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抽象的抒情》题记的话：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背面是张充和撰书：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这一年张兆和八十二岁，她担负起主持《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这是她晚年的头等大事。二〇〇二年十二月，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三十二卷全集出版。她完成了大的心愿，也安安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时间是二〇〇三年二月十六日。享年九十三岁。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日，张兆和的骨灰入葬，埋在了埋沈从文地方的泥土里。

注释：

1.傅汉思：《我和沈从文初次相识》，《沈从文印象》，孙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71—172页。

2.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38页。

3.张小璋（张以瑛）：《流不完的思念泪》，《水》复刊第23期《兆和纪念专集》，2003年9月。

4.沈虎雏《团聚》一文写及此事。此文最初发表时，所记会见时间可能有误，后作修正，收入《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江丕栋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48—375页。

5.《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是李辉2007年发现的，重刊于《书城》2008年第1期，杂志同期刊出李辉《转折之际——关于新发现的沈从文致黄永玉的信》。此处据《书城》重刊文引。

6.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晚翠文谈新编》，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234页。

7.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晚翠文谈新编》，160—161页。

8.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5页。

9.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印象》，182页，183页。

10.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42页。

11.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后记》，《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507页。

12.见王景山《关于丁玲的两篇遗作》的附文之一《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丁玲所作“如何迎接新的学习”报告》，《长城》2005年第4期，186页。

13.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236—237页。

14.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238—244页。

15.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3页。

16.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印象》，212页，213页。

17.沈虎雏：《沈从文的从武朋友》，《新文学史料》第1期。

18.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印象》，184页。

19.王口述，见《章服之实》，王亚蓉编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41—42页。

20.王口述，见《章服之实》，43页。

21.参见郑欣淼：《新发现的沈从文、丁玲书简》，《文汇报》“笔会”版，2005年5月16日。

22.参见袁鹰：《胡乔木同志和副刊》，《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胡乔木传》编辑组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94—197页。

23.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沈从文印象》，155—156页。

24.程怡：《父亲、叔叔和那个时代的人》，《书城》2004年第8期。

25.涂光群：《沈从文写〈跑龙套〉》，《中国三代作家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273页。

26.沈从文这里所说的文学史，应该是指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初版，此后多次印行。

27.沈龙朱口述，见刘红庆：《沈从文家事》，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300页，301页，302页。

28.沈龙朱：《我所理解的沈从文——话说“思”与“信”》，《文艺报》，2011年5月16日。

29.凌宇：《风雨十载忘年游》，《沈从文印象》，128页。

30.颜家文：《沈从文与九妹》，《文汇报》“笔会”版，2011年10月23日。

31.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晚翠文谈新编》，147页。

32.周汝昌：《沈从文详注〈红楼梦〉》，《文汇报》“笔会”版，2000年8月15日。

33.沙汀：《沙汀日记选（1962年4—5月）》，《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

34.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文集》第4卷，1710—1722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

3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34页，142页，145页，146页，149页，237页。

36.参见荒芜：《沈从文先生的诗》，《沈从文印象》，80—85页。

37.李之檀：《沈从文先生在历史博物馆》，《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667页。此文集没有正式出版，由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等单位编，向成国等主编，2002年印制。

38.沈从文：《沈从文书简》，《收获》2013年第1期。

39.范曾：《我的自述》，《范曾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24页。

40.范曾：《忧思难忘说沈老》，《范曾自述》，260页。

41.李之檀：《沈从文先生在历史博物馆》，《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665页。

42.沈龙朱口述，见刘红庆：《沈从文家事》，166页。

43.李之檀：《沈从文先生在历史博物馆》，《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668页。

44.沈从文：《自己来支配自己的命运——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9—50页。

45.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人民戏剧》1950年创刊号。

4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226页。

47.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述评》，《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0期。

48.见Roxane Witke，Comrade Chiang Ch’ing ( Boston: Little, Brown&Company,1977 ), p.62,188.

49.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 63页。

50.梁实秋：《忆沈从文》，《梁实秋文集》，杨讯文主编，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3卷，418—419页。

51.李之檀：《沈从文先生在历史博物馆》，《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668页。

52.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36页。

53.董之林：《我心目中的父亲与沈叔叔》，《钟山》2003年第5期。

54.张允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张允和、张兆和等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170页。

55.沈从文《来的是谁？》，首次披露于刘一友所写以黄永玉为“主角”的著作《文星街大哥》，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年，3—17页；引文见该书17页。

56.黄永玉给刘一友的信，《文星街大哥》，1页。

57.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18页。

58.萧珊：《致沈从文》，《萧珊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201页。

59.雷平：《钟开莱教授谈沈从文先生》，《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259页。

60.许芥昱：《与沈从文会见记》，《沈从文评说八十年》，王珞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127页，128页。

61.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18页。

62.王亚蓉：《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95—196页。

63.王亚蓉：《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沈从文晚年口述》，197页。

64.陈徒手：《午城门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34页。

65.雷平：《钟开莱教授谈沈从文先生》，《我所知道的沈从文》，249—250页。

66.程绍国：《林斤澜说沈从文》，《文苑》2008年第5期。

67.陈娟娟口述，见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20页。

68.陈乔口述，见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20页。

69.王亚蓉：《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沈从文晚年口述》，213页。

70.雷平：《钟开莱教授谈沈从文先生》，《我所知道的沈从文》，250页。

71.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寂寞的作家》，《长河不尽流》，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107页。

72.我写过一篇短文《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所见沈从文签名本》，涉及香港翻印沈从文作品的情况。此文收入随笔集《有情》，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

73.谷羽：《五十余年共风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436—437页。

74.丁玲：《也频与革命》，《诗刊》1980年第3期。

75.丁玲：《致赵家璧》，《丁玲全集》第1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38页。

76.聂华苓：《与自然融合的人回归自然了》，《长河不尽流》，296页。

77.金介甫：《访问沈从文之后的感想》，《我所知道的沈从文》，88页。

78.张充和：《沈二哥在美国东部的琐琐》，《沈从文印象》，161页。

79.傅汉思：《沈从文在美国的讲演和文化活动》，《长河不尽流》，441—449页。

80.王浩：《重逢沈从文先生》，《我所知道的沈从文》，208页，211页。

81.张充和：《沈二哥在美国东部的琐琐》，《沈从文印象》，163页。

82.张充和：《沈二哥在美国东部的琐琐》，《沈从文印象》，166页。

83.金介甫：《沈从文在美国》，《长河不尽流》，312—313页。

84.雷平：《沈从文先生在美西》，《我所知道的沈从文》，253—258页。

85.沈从文：《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见《沈从文晚年口述》，3—43页。

86.这两次讲话分别题为《自己来支配自己的命运》、《我有机会看到许多朋友没有机会看到的东西》，见《沈从文晚年口述》，44—81页，82—110页。

87.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印象》，228页。

88.王亚蓉：《论公平还是读者公平》，《沈从文晚年口述》，174页。

89.王亚蓉：《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沈从文晚年口述》，217页。

90.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琐屑》，《沈从文印象》，240页。

91.颜家文：《死是一门艺术》，《长河不尽流》，409页。

92.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琐屑》，《沈从文印象》，240—241页。

93.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晚翠文谈新编》，150页，155页。

94.刘祖春：《忧伤的遐思》，《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田伏隆主编，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110—111页。

95.李辉：《平和，或者不安分》，《人生扫描》，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页。

96.吴素乐：《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375—376页。

97.李辉：《一些串起来的碎片》，《和老人聊天》，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42页。

98.凌宇：《风雨十载忘年游》，《沈从文印象》，124—128页。

99.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19页。

100.沈虎雏：《杂忆沈从文对作品的谈论》，《读书》1998年第12期。

101.依旭：《沈从文大哭》，《南方周末》，2002年9月28日。

102.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琐屑》，《沈从文印象》，228页。

103.应是《庄子·大宗师》之误。

104.向成国：《他静静地走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288页。

105.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4页。晚八时三十分，他静静地走了。

106. 马悦然：《中国人，你可认得沈从文？》，《中国时报·人间》，1988年5月13日。

107.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晚翠文谈新编》，157页。

107.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琐屑》，《沈从文印象》，201页。

109.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20页。

110.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一位真诚、正直、勇敢、热情的长者》，《长河不尽流》，295页。

111. 马悦然：《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明报月刊》2000年第10期。

112.张兆和：《〈沈从文别集〉总序》，《沈从文别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

113.张兆和：《<从文家书>后记》，《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19页。

114.沈虎雏2005年11月22日给本书作者的信。

115.沈红：《奶奶的花园》，《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324页。

关于《沈从文的后半生》的通信

余华

新颖：

《沈从文的后半生》读完，一口气，从晚上八点左右读到凌晨四点多，感慨万分。

沈从文这样一个独立又懦弱的文人，即使当年去了蒋委员长的台湾，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你是知道的，我不愿意做推荐书目的事，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我欣赏的未必是别人欣赏的，但是有时候朋友要求我给他们的孩子推荐小说，我只好遵命，我推荐的小说里必有沈从文的。

我没有见过沈从文，只是经常听到汪曾褀和林斤澜说沈先生如何如何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汪曾褀老来走红的时候（老来走红是林斤澜对汪曾褀的评语），几次酒后对我说：“我是沈从文的嫡传弟子。”

林斤澜极其崇敬沈从文，时常借用沈从文的话来说文学。记得87年在黄山的时候，我和林斤澜晚饭后出去散步，林斤澜向我讲述有一次去请教沈先生，人物怎么写？林斤澜说沈先生只回答一个字“贴”，就是贴着人物写。当时林斤澜一边走一边对这个“贴”字赞叹不已。

如今汪曾褀和林斤澜也都去世多年。汪曾褀病重期间，林斤澜每天去医院守护。汪曾褀去世后，林斤澜第一时间通知了几个朋友，我和史铁生、林斤澜、李陀、李锐、何志云去友谊医院的太平间向汪曾褀遗体告别，然后几个人在友谊医院附近的小饭馆吃晚饭。那一晚林斤澜眼圈发红，说了很多心酸的话。汪曾褀一走，林斤澜从此孤单。

林斤澜去世时我没在北京，我回北京后章德宁告知下葬时间，我和她一起去给林斤澜下葬，参加者寥寥几人。

三年前铁生也走了。

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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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我的名字叫王村

声声慢

缥缈的峰

生动呈现现代道德生活

实际展开的过程

——评孙颙长篇新作《缥缈的峰》

沈从文的后半生

关于《沈从文的后半生》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