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此书献给大卫·罗伊尔[1]。

[1]　大卫·罗伊尔(David Royle，生卒年不详)，英国画家。——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引

这一切可能是这样开始的：

那只画眉鸟在一堆落石之中有一片属于她自己的砧石或祭台。那块岩石，金色灰色相间，经过粗略的磨平和塑形，在太阳灼烧下，一面被炙得发烫，在阴翳处则长满苔藓。这片硕大的碎岩落于高山峰顶的一片平阔的林地上。那碎岩下，是一片森木交织成的华盖。岩间有一泓泉水，怎么可能没有呢？泉水流着，流成了一条小河。

画眉鸟好像在聆听地球的动静。事实上，说是聆听，她却是在观察，她歪头斜视，在草丛中、落叶间，盯着她那试图隐匿的猎物。她戳击着，她穿刺着，她衔着那具缩进甲壳里的肉体回到了自己的砧石上。她用喙举起了这螺旋壳状物，再把壳敲向石面，她重复着，一再重复着这几个动作。她终于叼取出那受伤的肉体，她呷吸，抛接，吞咽。她喉间发出明亮的潺潺如水的声音，她唱起歌来了。她唱着一曲音符像水般涌动的歌。短促的啼叫，连串的啭声。她的羽翼油亮，发出奶油的色泽，却缀着棕色的斑点。她唱着，唱着，重复唱着。

画眉鸟的砧石上刻着字迹。可能是卢恩字母，也可能是楔形文字，又或许是表意文字。那文字象征着一只鸟的眼睛、一个行走的动物、一把竖起的长矛或短柄小斧。那字迹是些零碎的字母符号，α和∞， C和T， A和G之类。围绕着砧石的是碎裂的贝壳和螺纹轮生体——蜗牛的壳，蜗牛的壳像是一只只空荡荡的耳朵，再也听不到锤击砧板的轰响声音。蜗牛本来舒适地隐居于螺纹轮生体里，它们本该置身其内，安心地发出尖厉和冷冽的声响。不同的蜗牛有着不同颜色的螺壳缘口，花园葱蜗牛的外壳缘口是纯白色的，而雷莫瑞丽蜗牛的则是亮黑色的。此刻，它们赤裸着、缠绕着，显现出真实的肉体的颜色——金色、玫瑰色、苍白色、土棕色，它们紧张地嘶嘶地爬向一起，画眉鸟的爪也不停地快速地踩踏在它们身上。四散在砧石上的残缺轮生体，是它们同类的壳片遗骸，堆积了数百万年之久。

画眉鸟唱着有限的几个音符，伫立石上——站在那块被我们称为砧石或祭台的岩石上，重复着她的鸣唱。不过，为什么她的歌能给听者如你我带来一种极致的快乐？

目录

引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1章

或者这一切都是从休·平克开始的。1964年秋，他走在赫里福德郡的莱德利树林里。这片树林多是未被采伐过的原始林地，夹在群峰的缝隙中。休沿着一片古老紫杉木的林间道步行着，那片紫杉木触伸至山边，漫布峡谷。

他的思绪像一团嗡嗡作响的虫雾般缭绕着他，那团虫子的颜色、体形、活跃度各不相同。他其实正思考着自己写的诗，那诗像一个硕大、赤红的蜂巢，是关于石榴的一首诗——他也琢磨着怎么赚点儿钱谋生。他并不喜欢教书，但这份工作的确为他赚了一些赖以糊口的钱，他在林间竟然回想起粉笔、墨水、男学生们的气味以及走廊上喧哗的吵闹声；他又想到了鲁珀特·帕罗特，那个出版商，他可能会付钱请休读初稿，选出一些有可能出版的稿件。休觉得他不会付太多钱，但也不会少付；他还想到了石榴那滴血般粉红色啫喱状的果肉，想到了“石榴”这个词，带着圆润和刺激的意味；他更想到了珀耳塞福涅，他被神话传说那种命中注定的力量所震撼，同时又因此而心存畏惧。神话太伟大、太轻佻，令休的“石榴”显得太微不足道。他觉得自己在旁敲侧击自己的念头，可为什么此刻他有必要对自己旁敲侧击呢？他对珀耳塞福涅的幻想，一如从前自己还是个小男生的时候——珀耳塞福涅是个住在幽暗山洞中的白皙少女，她站在一张黑色桌子前，桌上放着一只金盘子，盘子里堆满了种子。休设想珀耳塞福涅吃下的六颗种子都是干燥的，因为休小时候从来没有见过石榴。珀耳塞福涅的头微微低垂，她的头发是浅金色的。她知道自己不该吃石榴，但还是吃了。为什么？那不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问的问题，神话故事本身推动着她吃下石榴。休一边想着，一边眺望着树林、荆棘、小树、怒放吐艳的肉花卫矛和灼灼闪耀的冬青叶片。休觉得自己会记住珀耳塞福涅和冬青树的样子，突然间他发现卫矛那娇嫩子实的“四重式”排列方式跟密密麻麻的石榴子很不一样，他由此联想到了纺锤[1]，纺锤刺伤了睡美人的手指，这个情节又回环到了珀耳塞福涅，如梦似幻的少女吃下了禁果之子……这虽然不是休诗作的内容，他写的诗却也是关于果肉的。他的脚极有节奏感地踩在地上的松针和成堆的落叶上。他脑中之眼因形貌记得住“树”的意思，也因记得住意思，“树”的形貌也了然于胸。休心想：“人的脑能做这么多工作啊。为什么人脑能如此轻易地做这些工作呢？”

走完脚下这一段路，一截梯道出现了。梯道旁边是粗耕地和树篱，而在梯道的另一端，静静站着一个女人和小孩儿。女人的穿着很有乡野风格：马裤、靴子、一件马术夹克。她罩在头上的一块绿色方巾，在下巴下方打着结，效仿女王和王室女眷的戴法。她背倚着篱笆，却没硬压在上面，眼睛望向树林深处。而那小孩儿，因梯道上的阶梯掩映着，看不清脸，只见他一个劲儿地贴紧女人的腿，他的双臂把持着篱笆的顶栏。

休·平克离他们越来越近，女人和小孩儿却都纹丝未动。休决定不惊动他们，悄悄与他们错身走开，走进左边的林荫小道上。没想到女人叫了他的名字!

“休·平克？休·平克。休……”

休却没有认出她来，她穿着错的衣服，站在错的地方，处于错的时间。她帮那个孩子缓缓爬上梯道，她自己的动作很快却也有些笨拙，这样的动作一下子提醒了休。小孩儿站在梯道上的高阶，一只手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好使自己平衡。

“弗雷德丽卡……”休认出了那女人。

他差一点就紧接着唤出女人的旧姓，但没说出口。他知道她已经结婚了。还记得当时围绕着她的婚事，有多少风言风语和非议闲话——大家抱怨说她嫁给一个生面孔，没人认识那男人，不是她的旧识，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一匹“黑马”。也没有人受邀去参加婚礼，她大学时的恋人和绯闻对象都没受邀，大家是无意中得知了她的婚讯，而她从此消失了，大家就是这么互相传言的，有些以讹传讹、添枝加叶的意味。据说那个男人软禁了她，让她无法与外界接触，把她限制在一个被护城河环绕的农庄里。谁会信啊？此国此地，光明之岸。人们还传言了其他事情，跟人祸有关，跟死亡有关，她家里有人过世了，差不多就在她结婚那一阵子，这似乎对弗雷德丽卡影响很大，她因此变了很多。大家传言她变得太多了，让人几乎认不出来。休彼时正前往马德里，要去试试看在那个城市里能不能以写诗为生。他曾经跟弗雷德丽卡恋爱过，但在马德里时又爱上了一个安静的瑞典女孩儿。他和弗雷德丽卡在一起时很爱她，可他最终失去了爱情，也跟弗雷德丽卡失去了联络。爱情这东西，总是源于喜欢，却又与喜欢混淆，让人遗憾。他对弗雷德丽卡的回忆，与自己的尴尬回忆以及对瑞典女孩西格丽徳的回忆混合在一起。他跟西格丽徳的那一段回忆也是尴尬的。

弗雷德丽卡确实变了。她身着猎装，却不像是女猎手。

“弗雷德丽卡。”休·平克叫她。

“这是利奥，”弗雷德丽卡说，“我儿子。”

孩子藏在蓝色兜帽里的那张脸，没什么笑容。他有着和弗雷德丽卡一样的红发，甚至比妈妈的发色更深几个色度。在他那对浓密的深色睫毛之下，是一对硕大的深色眼睛。

利奥继续盯着休，盯着树林，只字不语。

或者这一切都是从圣西门教堂的地下室里开始的，圣西门教堂离国王十字火车站不远，这是同一天同一时间发生的事。

丹尼尔·奥顿坐在一张慢吞吞旋转的黑色旋转椅上，像被一团电话线围困着，动弹不得。贴在他脑袋上的黑色听筒中滤出来的电子语言，把他的耳朵烧热了。他听着电话，皱着眉头。

“我跟你说，我被活生生关在家里了……我说，我说啊，我再也不要起床走出这个房间了，我反正也提不起劲儿来，这真是太傻了，但反正起来也没什么意义……我说，我说，我说啊，就算我起来了，他们也会立即把我压在脚下，让我被众人踩踏，所以起来一点儿也不安全……我说，我说，我说啊，唉，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你是不是觉得这不关你鸟事？你们那儿到底有没有人在听电话啊？我说……”

“有的，我在听。请告诉我你想去哪里，也请告诉我你为什么害怕外出？”

“我哪儿也不想去，哪儿也没人需要我，这就是我不外出的原因。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啊？唉，你在听吗？”

“是的，我在听。”

地下室昏暗又密闭。一共有三部电话，摆放在一根梁柱的底端，用胶合板隔出来的隔音房里每间都有一部电话，房间里还有蛋盒做的蜂箱。另两部电话现在没人接听。丹尼尔的房间里还有种着银莲花的一个蓝白色小罐。两朵银莲已经开花，一朵白色，一朵绛红色，花蕊中伸出黑色的刺状物，裹着黑色的花粉；还有蓝色、红色的还没绽放，花苞里的亮色——钢青色和粉灰色都隐藏在毛茸茸的萼片中，被环状领和叶片托着。每部电话顶端都贴着一张字条，用一种生硬却整齐的字体写着提示语。丹尼尔念道：

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气说话了。

这世上的声音也许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义的。

故此，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化外之人，我也以他为化外之人。

《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9～11节

第二部电话响起了。丹尼尔决定必须挂断第一个来电，接听这个电话。明明该别人来接听这个电话，但就算是圣人，也有忙不过来的时候。

“帮帮我。”

“如果我能，一定帮忙。”

“帮我。”

“希望我能帮你。”

“我犯了错。”

“请告诉我详情，我会听你说。”

电话那头静了下来。

丹尼尔说：“我会在这里耐心听你说，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事情，聆听是我的责任。”

“不行，我不能说。我犯了错，抱歉，我该挂了。”

“请别挂。告诉我，我也许能帮得到你。”

他像在黑暗中玩弄着一个上了钩的生物，那生物命悬一线，喘息着，扭曲着。

“我必须外出，你知道，我必须出来。我知道我必须出来，我每天都在想着这事。”

“很多人都这样想。”

“但很多人没有，没有像我一样行动起来。”

“请接着说，我还在听。”

“我没告诉过任何人。一整年了，差不多有一整年了，我几乎忘了时间。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反正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

“不，你并非什么也不是。请告诉我，你是怎么离家的？”

“我当时在准备孩子们的茶点，他们都是很可爱的孩子，他们……”

他听到了流泪和一阵狂乱的喘息。

“你自己的孩子吗？”丹尼尔问。

“是的。”电话里低语道，“我在准备面包和黄油。我有一把大的黄油刀，一把又大又锋利的黄油刀。”

丹尼尔的脊柱僵直起来。他已经教会自己不要想象声音中讲述的人物和地点，因为那会引致过失。于是，他赶紧“毁掉了”一间狭小的厨房和一张紧闭着双唇的脸。

“然后呢？”丹尼尔问。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站在那儿环顾着一切：面包、黄油、炊具、脏碗盘，还有那把刀，我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

“后来呢？”

“我放下了刀，我没说一句话，去拿了我的大衣和手提包，我连‘妈妈出去几分钟’也没说，就从前门走出去，关上了门。我不断走着，走了很长时间，我，我也没回去。我的小儿子海坐在他的高脚椅上，他可能已经摔了下来或出了什么别的事，但我没回去。”

“你之后联络过家人吗？有没有联络你丈夫？你有丈夫吗？”

“是的，我有，我有一个丈夫，我是那么认为的。我没联络过他，没有，我没联络。你看，我不能联络他啊。”

“你希望我帮你联络家人吗？”

“不。”电话那端快速地回答，“不，不，不，不，不!我会死的，我会死的。我犯了错，我犯了极大的错。”

“是的，”丹尼尔说，“但不是不可弥补的。”

“我说完了。谢谢你。我想我该挂了。”

“我可以帮助你，你需要我的帮助……”丹尼尔说。

“我不知道。我犯错了。我挂断了。”

圣西门教堂现在没有用作堂区教堂，是坐落在一块脏兮兮的平地上，有一栋看起来笨重的正方形中世纪塔楼。这座古老的教堂十八世纪被扩建过一次，十九世纪又被扩建了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轰炸而局部损毁。这座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堂正厅总是显得高不可攀，而宽度上却窄得可怜，因为毁损重建过，这老壳子又高又窄的格局，更被彰示。它曾一度安装了十九世纪那种花哨又俗气的彩绘玻璃，并不值得一看，只不过一面上画了“诺亚方舟”和“大洪水”的故事，另一面画了“拉撒路复活”“在伊默斯的晚餐”“圣灵降临节的天降之火”，诸如此类。这些窗在轰炸中被炸碎，留下变黑了的发亮的碎片堆积在过道中。教众中一位虔诚的玻璃匠战后承担了修缮窗户的工作，但他毕竟做不到，也不情愿做，他终究未能重新拼凑好玻璃上的故事。他的成果是绘有紫色和黄色星群的彩色图案，还有草绿色和血红色的河流，有烧焦的琥珀，有曾经干净、现在熏黑了的玻璃拼成的山丘。这太令人悲伤了，他告诉牧师，可以把这些破碎的画面用破口的方式拼接起来。他以为这样已经很明亮、很喜悦了，毕竟他用现代的玻璃在各处加以点缀，使得画面呈现出一种抽象却诱人的质感，红色垂饰之下，不意之处有长颈鹿、孔雀、猎豹的脸出现，凝视着那些奇怪的角度和图案——海蓝色和天蓝色隔开了一张张白色的羽翼，天使、上古的鹤和鸽子在五旬节的火焰中纷飞；阿勒山[2]的群峰在一堆碎石上平衡着，方舟的木板在峰顶之间错杂交横；死去的拉撒路的下巴“活”下来了，还有他一只白花花的手僵在那儿，下巴和手组成了一个轮形，那只手还在撕伊默斯旅馆里的面包；此外还有一只方舟锤击工人的手；第一道彩虹的某些部分，在蓝与白的波峰间闪烁。

弗吉尼娅(金妮)·格林希尔随着高跟鞋的咔嗒咔嗒声到来，她将自己的迟到归咎于晚点的公交车和那些排队等车的人的坏脾气。“没关系的。”丹尼尔说。金妮为他泡了茶，端来小饼干，这为他带来了暖意。金妮有一张甜美的圆脸，圆润粉色的脸颊上架着一副圆眼镜，她的嘴唇向上弯翘。她坐到自己的扶手椅上，她的扶手椅不像丹尼尔的那样能转动，所以她转不出一种天地辽阔的洒脱感。她的毛线针开始作响。丹尼尔有点儿无聊。他的电话又响了。

“要记得世上没有上帝。”

“这一点你以前说过了。”丹尼尔道。

“正因为世上没有上帝，随心所欲就是唯一的法则。”

“这一点你也说过了。”

“但愿你明了其中的含义，但愿你能真的明了，你听起来就不会这么高傲自大。”

“真希望我听起来不是那样的。”

“你听起来无动于衷，你听起来心胸狭隘，你听起来没有深度。”

“你从来没给我机会多说些，否则我听起来就不是那样了。”

“这你不应当介怀，你应当好好听我要对你说的话。”

“我是在好好听。”

“就算我冒犯了你，你也不应当回嘴。我可以听到你在动自己另一侧的脸颊，我才不管你是基督教的牧师还是普通人。反正没有上帝，我浪费了你的时间，你也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人对人是神，人对人是狗[3]。’你就是一条狗，一条寓言中的狗，戴着白色硬立领的狗，你不认同吗？”

“你想让我对你不喜。”丹尼尔说得小心翼翼。

“你对我的确不喜，我从你的声音就听得出来，我又不是没听过。我只是告诉你神死了，你就对我不喜。”

“但我一直在聆听你，不管有没有上帝。”

“你也从来没有对我说我肯定不开心，这一点你倒很聪明，因为我的确没有不开心。”

“我对此持保留意见。”丹尼尔含糊其词。

“这么公正，这么自持，不是个傻子。”

“傻子从心底说道：这世上没有上帝。”

“所以我是个傻子咯？”

“你不是，我那么说是因为说起来好像很顺口，我忍不住就说了。权当我没说过吧，依你。”

“你戴白色硬立领吗？”

“戴啊，像这样的日子里，我都戴在厚连帽衫底下。”

“你温和，你反常。我浪费了你的时间，我的存在就是对时间的浪费，我和上帝一起占据着你的电话线，而其他不停吃安眠药或伤口正滴血的傻瓜们，正努力想打通这个电话。”

“说得也对。”

“若这世上没有上帝，他们便无足轻重。”

“这一点该由我来判定。”

“我的使命就是打这个电话告诉你这个世上没有上帝。总有一天你会认真听取我的话，并明了我的意思。”

“你并不知道我明了些什么，你不过在编排我。”

“我已经激怒了你。你会听的——慢慢地听，毕竟你不是很聪明——直到我激怒了你，我才会善罢甘休。最终我是能够激怒你的，因为你的工作、你的使命是不被激怒，但这是徒劳无用的。你不问问我为什么要激怒你吗？”

“不用了，我可以问我自己。而且我被激怒得不轻，满意了吗？”

“你觉得我孩子气吗？你错了。”

“我不是孩子气这方面的专家。”

“哈，你被激怒了。我要挂了，下次再说。”

“随便你。”丹尼尔说，他真的被激怒了。

“‘钢线’啊。”金妮说。她给这个“上帝已死论者”起了这个名字，因为他的嗓音带着标准的英国广播公司鼻音腔，一种做作的声音，洪亮又有金属感。

“是‘钢线’，”丹尼尔说，“他说他想激怒我，他成功了。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一直不停地打电话来。”

“他都不常跟我说话，他喜欢跟你说话。他通常都是跟我说一句‘世上没有上帝’，就挂断了。要不就是等我说完‘是的，亲爱的’或什么别的无聊话，他才挂断。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沮丧、有敌意，还是什么。但在咱们这儿，我觉得我们都反应过度，去怀疑某个人是不是绝望，其实他根本就不绝望，他单纯就想打进来激怒你。我们看到的多是这个世界的阴暗面，我是这么想的。”

她的毛线针又响起来了。她的声音让人舒服，像蜂蜜和吐司。她五十多岁，未婚，不欢迎别人窥探、过问她的私人生活。她曾经经营过一间紧身胸衣店，丹尼尔知道的，她现在可能靠一笔私人的微薄收入和养老金过活。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认为“钢线”这样的人格外难以接受，比那些在公用电话亭里自渎的人都难以接受。

霍利教士在金妮·格林希尔接听另一个电话时，走进来了。

“不，别担心，我们可以帮你，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你觉得你的苦难可能会吓到我，但我并不这么想……”

霍利教士坐到了第三张椅子上，翻看丹尼尔做的电话记录。

4时15分至4时45分。“钢线”。一如既往，这世上没有上帝。——丹尼尔

“他到底想做什么？”霍利教士把一支烟插进了裂开的琥珀烟嘴里，朝丹尼尔吐出一口烟。他在烟幕中晃来晃去，像一条烟熏的鲱鱼。

“不知道，”丹尼尔答道，“同样的消息，同样的风格。他就是想来讨人厌，他每次都做到了。可能他真的不开心吧，因为这世上没有神，或者上帝死了。”

“神学上的绝望也是一种自杀的动机。”

“这已经证实。”丹尼尔应承。

“确实如此。”

“但我想就他来说，他这么絮叨，不会想自杀。我好奇他从白日到黑夜一整天都做些什么。他随时都能打来。”

“时间会揭示一切。”霍利教士说。

“并不尽然。”丹尼尔意有所指。他有过一两次令自己不愉快的经历。他耳中听到的绝望呼救，变成含混不清的呓语，后来就是空荡荡的电话空白音，那空白音越来越刺耳，最后在空中骤然断裂、消失。

又或者一切是从一本将引起很多麻烦的书开始的。但那本书，最终散落成潦草书写的一堆笔记，或化成泛如蜂拥的一片残像，被人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

第一节　作为巴别塔的地基

当令人狂喜的革命曙光暗淡成恐怖的红色血光，当城中的铺路石因掩盖了尸身而松动、隙缝中也渗出了血水，当凛凛锋刃终日里繁忙地挥起落下，浓厚甘美的屠杀气味充溢了每个人的鼻腔……有一小队自由之士在夜幕中匆忙而隐秘地离开了那座城市。他们各有不同的伪装，也为这次出走提前做好了准备——机警地运出了物资、粮饷，又从零星几个农庄里备齐了马匹和马车，这一切都得靠他们信赖的人完成——即使是那么黑暗的日子，信赖仍然存在。当这支队伍在农庄里集合时，他们简直像是一群由拙劣的医生、脏兮兮的乞丐、麻木的农夫和挤奶女工组成的乌合之众。那几个看似主导着这次计划的首领人物，在农庄里向所有人讲解着即将展开的旅程：他们需要越过平原，穿过密林，绕行于大的城镇和村落，到达眼下这块属地的边界，在那儿他们将入境多山的邻国，翻越几座覆雪的峰峦，进入一个幽闭的谷地——他们中一个叫考沃特的人，拥有一栋偏僻的宅邸，就坐落在那儿，名叫“乱言塔”。乱言塔只能经由穿越连接着两排叠嶂的一座窄小木桥后抵达，桥下即是黑黢黢、死气沉沉的山间峡谷。

这一程他们必须行得快速又谨慎，绝不能在路上轻信遇到的任何人，但他们在驿站收留了几个援助过他们的内应。那些帮手并不难认，身上都带有特殊的秘密标记，比如：帽带上某个角落别着一朵蓝色小花，又或在帽子那丛鸡毛羽饰中混入了一根鹰羽。如果他们能全部安然抵达目的地——当然大家心中都极其坚定又满怀希望——他们期待能在彼方那块小天地中建立一个远离政治辞令、狂热愚行和恐怖镇压的自由社会。

他们就这么怀着希冀上路了，历经过重重险境和威逼恐吓，这无须细说，凭想象便可窥知，毕竟这个故事无意在他们所抛弃、逃离的旧世界上着墨，而是要讲述一个他们穷尽心思要去创建的新世界。但它不是全人类都能共享的新世界，毕竟那种愿望终难达成，因此仅有少数人能够得偿所愿。

他们最终未能全部抵达。两个年轻男子路上被军队强制带走入伍，他俩一年后索性逃逸而去。另有一个老头儿，在土沟里被一个老妪用匕首杀死，他只不过是累得浑身大汗淋漓，正闭眼休息，没想到会送命。还有三个姑娘被一伙残暴的农人掳获并奸污，她们伪装成浑身起疹子的干瘪老太婆也无济于事。她们那故意扯烂了的破裙子底下掩盖着的青春柔嫩肉体被农人发现后，又被强奸了一遍——还不止这一遍，暴农由此一时性起，而女孩们此刻已无气力求饶，脸颊上也流不出眼泪来，在最后一次遭到强奸后，她们死了。到底死于窒息、恐惧，还是绝望，谁又知道呢？又或者，谁知道她们是不是把死亡当成一种仁慈的解脱？那些能幸运地走到乱言塔的人，并不确知女孩们命运如何，虽然在旅途中人们议论纷纷，谣传四起。但那种年月里，有太多亟待完成的事情，她们是死是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尚且活着的这群人攀上了克莱蒂山的山顶，即将过桥。一番长途跋涉之后，他们浑身泥泞、面容憔悴，每个人都单薄消瘦了不少，饱经摧残的他们依然踌躇满志、热血贲张，因为离希望之地越来越近。尽管从他们站的地方，还是眺望不见那座乱言塔，但领队向他们保证，只要过了桥，再翻越最后一座垒嶂，他们将能目睹宛若人间天堂的一番胜景——被湍湍急流和蜿蜒小溪冲刷出的一片旷达平原上，有一座披着荫木的矮山，考沃特的私邸“乱言塔”就坐落于此，那会成为他们每个人的新家。而长久以来，那是考沃特和他家族的避世隐居之所。

考沃特，这群旅人的首领，出身传统的贵族世家，他现在之所以取了“考沃特”这种新派名字，是因为他们这群人意欲辟建一个新社会，所以每个人都拥有了新的名字，这让他们与旧社会区隔。毕竟，重新开始，什么都得是新的。考沃特的恋人是洛绮丝女士，他们两人是美得惊人的一对儿，简直是男性和女性的绝好组合。考沃特比一般人要高，肩膀宽阔但躯肢轻逸，他一头黑发，黑得发亮，头发长度超过了当时所谓的风尚，随性不羁地轻抚着他的肩膀。他有一张坚毅却时时漾着笑意的脸，嘴唇厚而红润，既坚实又性感；在他果敢的双眉之下，是一对深沉的眼眸。洛绮丝虽身姿纤细，却拥有高耸双峰，她丰满的臀随着马鞍亦起亦伏。柔发随意垂在她的肩上，直到此刻她才觉得把头发露出来不会那么危险，至少他们一行人已抵达克莱蒂山，她忍不住轻轻地扬了扬头，天空明净、空气清冽，还有她脚下岩石间袒露出的平阔之地和覆雪的绿色植株，这一切都让她愉悦起来。往常她总是一副多疑又傲气的面孔，双唇弯翘，两眉间蹙着疑惑。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父母为她包揽下一桩婚事，对方是个和她志气、情趣毫不相投的人。革命期间，她受到谴责，也被庭审，险些要被迅速处决，好在她逃脱了，逃离了她的双亲，逃出了囚禁她的牢狱，全凭她足智多谋又行事冷酷。当这个故事开始讲述之际，她披着一头卷曲的金发，肌肤蒙盖着灰尘，身上滴下钻石般闪亮的汗珠……

这支队伍中其他的成员还包括年轻的纳西斯，苍白又优柔，看起来比一个男孩年长不了多少，他心中随时充满着颤颤巍巍的自疑，又常常突然迸发出一种无来由的热切；还有谨慎的费边，他和考沃特共同度过求学时光，他总能在精细谋略之后说出警醒之语。队伍中一位老者，自称图尔德斯·坎托，裹在一件厚重斗篷中，探身出来呼吸山间空气，即使在澄澈晨曦中，天仍是冷的。费边的妻子梅维丝也赶上来了，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三个孩子的新名字分别是：弗洛里安、弗洛里泽尔、费利西塔丝。后面还有更多的孩子行进着，是两个家庭带着年幼却已成孤儿的表亲，不过他们还要在几天后才能到达木桥，因为他们实在走不快。另外三个年轻的女子，凑在一起细声嘟哝着，她们是发色乌亮的梅里亚姆妮，以及柔弱稚嫩的孪生姐妹歌莉娅和辛西娅，三个人负责照看马匹和马车，她们也将会被指派和队伍中某些人成为伴侣。当所有人抵达目的地后，更多人将得到同样的指配。

考沃特环视四周，大笑着说：“我们终于要到了，历经了这么多艰难险阻，终于要能够进入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终于能够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即将抵达的乱言塔，从我祖父的年代就被弃用，建造乱言塔的石块被偷走，去建了谷仓和小教堂；乱言塔的每间大堂都空着，藤蔓从破窗外爬进去。但很多修复工作都完成了，那些小套间和密室都能住人，还有一些公务用室也准备好了。不过，就像你们将能看到的，建筑工程还将在我们头顶之上持续，那都是为了让我们居住得更安全、更安心。”

他接着说：“我想你们每个都或多或少了解我们要到乱言塔隐居的原因，我希望我们的新生是对自由的一种试探——那是一种更高程度、更大范围的自由：教育上的自由、社会管理上的自由、协同劳作上的自由、精神生活和激情生活的自由。但我们同样会关注较细微、较次要的东西，比如艺术、服饰、饮食，甚至我们居住空间的装饰或我们树木花草的培植——一切的问题都会被开诚布公地讨论，并且被探讨出大不同于以往的解决之道，因为我们要用热情、理智和善意经营我们的生活。微不足道的限制将被移除，新的联合政策会被制定出来。那些想专注于完成一个单一梦想的人会得到极大满足，但同样，那些想在多种行业里发展的人，也能像蝴蝶一样无拘无束地在花丛间徜徉。”

“还有，当我们所有劳作伙伴都过桥抵达之后，当迪米安和塞缪尔多等七天之后，迎来缓行于后的妇孺队伍，我们要用斧子砍断桥索，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免受外界侵扰，躲避危险。”考沃特说。

“是吗，”费边问，“可这不也会让人无法脱离我们的村落？”

“希望没有人想要离开，但是如果有，他们绝对不会被阻止——毕竟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其实乱言塔的南部有几条穿山小径，这些小径都不比我们的来时路那么危险。顺着那些小径，任何人都能够从乱言塔走出去。不过，我希望我们都一同享受着欢欣、愉悦和有意义的生活，我的希望跟你的想法很不一样。”考沃特回答。

“的确很不一样。”洛绮丝说着，脸上浮起笑意，她策马前驱，成为第一个跨过桥的人。大家也都安全过了桥，有的尽量避免俯瞰脚下那叫人晕眩的幽谷：一条湍急的洪流在峻峭的玄武岩层上怒吼着横冲直撞地向前奔涌，那幽谷因恶水泼溅，显得昏暗无光，似乎永远也无法得到日光垂照的温暖。费边把他小儿子的头促在自己胸前，这样小儿子就不会往下看，但他的姐姐过桥时却毫无顾忌地四下张望、大笑着。大队人马绘声绘色地畅谈着他们马上就要进驻的避难所，就这么过了桥，桥的这端的隘路，朝所有人展露出乱言塔坐落的费萨尔河谷。

弗雷德丽卡正准备进入树林里，休已经在那儿了，弗雷德丽卡更像是招呼休到她这边来。她只好把孩子的手交给休，然后快速地躬身进来，并不需要休来搭手。她还是像以前那么瘦，她脸庞尖而细，显得很骨感。

他们漫步于树丛间的小路上，已经不太知道该怎么跟彼此对话。虽然他们曾经有一度每天都见面，每天都讨论任何事情——柏拉图、开进布达佩斯的苏军坦克、马拉美[4]、苏伊士、韵律……这让一切变得很难，让两人概括分别这六年间发生的林林总总，一点儿也不是件简单的事。他们于是谈到了老朋友。艾伦在塞缪尔·帕尔默[5]艺术学院任教。休说艾伦好像依然在写一些文章，也去意大利旅行。托尼做自由记者，做得不错，还常常上电视。休自己也保持着写作的习惯，是的，他还坚持着：“诗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他对弗雷德丽卡说，弗雷德丽卡似乎用噪声表示认同，她点了点包在丝巾里的头，眼神下移到山毛榉木做成的栏杆。休说自己是个教书匠，但他不想以教书为生。一个出版商曾读过他的诗作，但只能支付很微薄的版税，所以没出成书。“写诗的只能拿到很微薄的版税。”休对弗雷德丽卡说。她又弄出那种噪声来回应休，像有些喘不过气似的。弗雷德丽卡没问起拉斐尔·费伯，他们以前一起参加过拉斐尔组织的读诗会。但休却主动告诉她拉斐尔的诗《吕贝克的钟声》已经出版了，休说那些懂诗的人很欣赏拉斐尔。

“我明白。”弗雷德丽卡说。

“你和拉斐尔还见面吗？”休无心地问了一句。休曾爱着弗雷德丽卡，但弗雷德丽卡爱着拉斐尔。但置身于这片林中，说起来那简直像另一个国度、另一个时代发生的事情——的确是这样，那是他远去的青年时代，一去不返。

“呃，没有，我们没有见面，”弗雷德丽卡说，“我和年轻时认识的人都没任何联络。”

“你还帮《服饰与美容》杂志写过稿呢。”休说。休说这话时觉得她给《服饰与美容》杂志写稿，几乎跟马裤搭配夹克一样格格不入。弗雷德丽卡有着入时的聪颖，但她与商品世界的妙趣和时髦文字的琐碎是不相融的。

“是啊，写过一些，那都是我婚前写的了。”弗雷德丽卡说。

休在等待下文——等待弗雷德丽卡对自己这段婚姻的总结。

她说：“我姐姐过世的事，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我姐姐死后不久我就嫁给奈杰尔，生下了利奥。我病了一段时间，病得很严重。休，你并不知道，濒死的感觉是什么，我一开始也不知道。”

休问她姐姐的死是怎么一回事。休不认识她姐姐，但他确信弗雷德丽卡的姐姐也读过剑桥大学，住在约克郡，那是弗雷德丽卡的故乡。休印象中弗雷德丽卡没怎么说起过她姐姐，因为弗雷德丽卡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坚强又独立。

弗雷德丽卡跟休说起她姐姐的死因。休突然意识到弗雷德丽卡肯定用过这种叙述方式，也许她觉得只有这样起头，才能顺利说完这几年的状况。弗雷德丽卡说她姐姐和一个牧师结了婚，有两个孩子。他们的猫有一天引来一只鸟，是只麻雀，麻雀躲进了冰箱底下，她姐姐伸手想从冰箱底下把它拽出来，但冰箱摆放得不牢靠……“她明明那么年轻，”弗雷德丽卡痛苦地说，“我们每个人都很震惊。震惊像翻涌的巨浪一样，一层一层地接连袭来。”弗雷德丽卡语气沉重严肃。“太可怕了。”休·平克说，他尽量不从弗雷德丽卡“就事论事”的描述中去想象那些情景。

“奈杰尔那时候照顾着我，我以前从来不需要别人照顾，但奈杰尔照顾了我。”

“我都不认识奈杰尔。”

“他不是个生面孔，他虽然不在剑桥大学读书，但常常来剑桥。他姓瑞佛[6]，他们家有一栋大宅，挺老的房子，叫布兰大宅[7]。布兰大宅就在那些空地后面，那些空地也是他们家的——就是翻过树篱的那些空地。”

他们继续走着，利奥牵着弗雷德丽卡的手，他边走边快步扫着地上的枯叶。

“利奥，快看，康克戏用的七叶树果。”弗雷德丽卡说。

铺满栗子树树叶的小坑上，有一两个光点，是棕红色的光滑的七叶树果实，连同有尖刺的绿色小球，被系在乳白色的细线上。

“去捡回来，去吧。”弗雷德丽卡对利奥说，“每次见到这个小玩意儿，我们都很开心。因为不常见到，邻里的男孩子们总是比我们早一步搜索了地面。他们先朝树枝扔石子，把七叶树果砸下来，那是他们每年的大型活动呢。我可不会挖洞或者和他们比拼，但男孩子们爱这么做，我最多就是帮他们收好这些东西，直到这些果实干枯皱缩，然后我就扔掉，年年如此。”

利奥拉着弗雷德丽卡的手，他不愿自己一个人去捡七叶树果。他拽着妈妈，妈妈跟着他，母子俩从枯叶堆里把七叶树果捡起来，并“恭敬地”献给休——“恭敬地”是休·平克对他们态度的描述。

休问利奥：“你想不想把七叶树果用线穿起来？”

利奥没有回答。

“他跟他爸爸一样，”弗雷德丽卡说，“他不太爱说话。”

“你才不说话呢，”利奥突然开口，“你才不太爱说话。”

“你妈妈以前和我是朋友的时候，”休·平克说道，“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你妈妈一直说个不停哦。”

弗雷德丽卡猝然立直了身子，又开始继续走路，把“两个男人”遗留在七叶树果堆里。休走着走着，像发现了一个怪兽的藏身之处，那是一个圆滑的闪着亮光的球形怪物，休掀开覆盖着怪物的枯叶，把怪兽敬献给利奥，就像利奥把他妈妈发现的怪物敬献给休一样。利奥观察着休的供奉，休说：“我有个装三明治的袋子，你可以把七叶树果都装进去，这样比较好拿。”

“也好，”利奥说，“谢谢。”

利奥庄严地把七叶树果放进休装三明治的袋子里，又交还给休，接着把手伸向休，休拉起了利奥的小手。休想不出此时该说些什么，利奥开口了：“来我家喝茶吧，现在就来。”

“你妈妈可没答应。”

“来喝茶。”

他们两人追上了前面的弗雷德丽卡。

“这个人，”利奥说，“这个人会来喝茶，来我们家喝茶。”

“那不错啊，”弗雷德丽卡说，“来喝杯茶吧，休，我们家不远。”

获得了母亲的应允，小男孩突然松了一口气般兀自跑开，他在低矮的灌木丛下开始了一段小小的旅行，捡拾着羽毛、贝壳，还有一小簇茸毛。休望着利奥，对弗雷德丽卡说：“你真是活过了一回，弗雷德丽卡，你真真切切地活过了一回啊。”

“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跟你活过一回……”弗雷德丽卡说，她顿了顿，“不能混为一谈，但现在看来那的确是同样一件事。我曾经对人生多么笃定。那么自以为是。”

这句话，她说得言不及义，却戛然而止。

他们翻过了矮墙，穿进那片午后平地，一匹高大的白马在吃草，一只鸟儿在荆棘丛中鸣叫。休被鼹鼠刨出的土丘绊了一下脚，他矗直了身子，心中突然涌上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感觉，是一种诗性的感觉。他又觉得那是一种纯英国式的感觉，尽管那可能只不过是一种对于死亡的条件反射。那是他获得的关于自己身体极短暂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得自于所有柔软的、狡猾的、暗黑的器官，所有微小的、连锁式的骨骼，所有蛇行的、发出嘶嘶声的、引发刺痛的血管和神经。这种认知让他确定自己活在自己的皮囊中，这让他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愉悦，这种愉悦总是一扫而过，又错综复杂，并且是跟肉身之外——包括毛发、肌肤、眼球、鼻孔、嘴唇、耳廓之外的所处的时代相关联；这种愉悦也是非理性的，它早在感知到它的生物本体出现以前，就已经久远地存在着，并将持续存在下去。“这不是一种可预期的愉悦。”休心想。他明明已经“存活”了好一段时间，明明已经在这块地表上反反复复地来回——英伦的地表上，明明已经从意识里软化成这灰白人种中的一员，明明已经积极地将所见、所闻、所尝，转译成知识。“活着的时候是不可能拥有这种愉悦的，”休对自己说，“在你了解到自己正开始死亡之前，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愉悦随特殊的地貌产生——被噬咬过的草皮、袒露着的石砾、灌木、树丛、丘陵、地平线——因为千百万年前，他的数代祖先，在村镇和城市还没建立，到此刻城乡依旧，都曾在此地感知过这种欢愉。“细胞记忆着感觉，草皮也吸收着一切，”休思索道，“骨节和心弦、毛发和指甲、血液和淋巴……城市里不是不能激发强烈的感觉，也能把人的心灵搅进一个涡流中，但不是现在这种，这种实质上与绿色、蓝色和灰色有关的愉悦。这种闪入脑中的感觉，关于这种感觉的一些回忆，像草皮和石子一样，是对物质化的人类思维的复读，像阅读不朽的颂歌，比如：《夜莺颂》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另外，这种愉悦也包括了一个人可随时消逝的急促感。我的失足，是这种连串愉悦语汇中的一部分。”

有时候，休担心这种愉悦不会是通常而普遍的，在他身边很少有人能辨识出。就算有人能辨识，也保持怀疑态度，把这种愉悦称为“库存反应”或“愚昧的田园诗意”。但对休来说，地球的气味、草原上马儿开合的唇、伸向灰暗天空中的乌黑枝丫，都打动了他，触动他的生死。

他什么也没对别人说。他扶正了自己，继续走下去。他看着弗雷徳丽卡的儿子坚毅地翻过牧场。休极力回想自己年幼时是怎样的，那时候他觉得时日是一种近似“无限”的概念，剩下的季节无法想象地遥远，就像一个行星上的人要用毕生时间才能绕太阳一圈那么遥远。

越过了一座大门，坐落在平原脊处的，就是布兰大宅。休·平克看到大宅外的确有条护城河——那不是比喻句中的护城河。护城河后是一堵高耸的围墙，墙内是瓦片贴顶和都铎式的烟囱管帽。围墙既空阔又美轮美奂，以古老、软质的红砖建成，表面这一块、那一块地被青苔、地衣、景天、石莲、长着常春藤叶的云兰属植物和野生金鱼草包裹着。果树枝叶繁茂，围墙后不远处是一棵雪松。

“太美了!”休说。

“是啊。”弗雷徳丽卡应道。

“真是适合利奥成长的环境!”休说，他还在想着那种“英国式”的感觉。

“我知道，”弗雷徳丽卡说，“我知道这是个绝佳的环境。”

“我们从果园里穿进去。”孩子边说边跑在最前面。转过弯是一座拱形木桥，越过护城河，围墙之门现于眼前。

他们穿行于园中林木时，休惊讶：“我从没有设想过你会是一个乡郊大宅的女主人。”

“我也没有。”弗雷德丽卡回了一句。

“只有联结。”休嘟哝了一句，他想起的是《霍华德庄园》中的玛格丽特·施莱格尔。“《霍华德庄园》中的玛格丽特·施莱格尔”，这短语本身，就是对英伦情怀的一种冲刷，抑或扑击。

“不准那么说。”弗雷德丽卡道。她此时的口吻听起来像休曾经认识的那个女人，而不是和他几乎一整个下午在一起的这个女人。利奥正在靴刮上清理靴子上的泥土。宅门打开了，一个女人出现了，是个中年女人，穿着羊毛长筒袜，说着爱尔兰土腔英语。女人把利奥带进来，手轻搭在利奥肩上，说现在是午茶时间。

“这位是皮皮·玛姆特，”弗雷德丽卡说，“皮皮，这位是我的朋友休·平克。我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利奥请他来喝茶。”

“那我去多拿几个茶杯。”皮皮·玛姆特说。她牵着利奥的手阔步离开。休和弗雷德丽卡顺着方形转梯，穿过了一座嵌顶的大厅，进入了一间有靠窗座椅和舒适沙发的客厅。

“他们等一下会上茶，”弗雷德丽卡说，“也会把利奥带过来。奈杰尔不在这里，他帮他舅舅打理船运生意，常常一出去就是好几天或好几个星期才会回来。”

“那么你呢，”休问，“你都做些什么？”

“你觉得我看起来像会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弗雷德丽卡，我最后一次见到你时，你光焰逼人、气势如虹，要成为伦敦国王学院第一位获得学术奖项的女性，要开自己的电视节目，还要写一些新形态的文章……”

他们俩都还没坐下，弗雷德丽卡径直望向窗外。两个女人进入了客厅，经弗雷德丽卡的介绍，她们是奥利芙·瑞佛和罗萨琳德·瑞佛，是奈杰尔的两个姐姐。茶是被推车送进来的，皮皮·玛姆特把茶分递给大家。奥利芙和罗萨琳德肩并肩坐在一张铺着粉色、银绿色花株的松软亚麻衬布的沙发上。她们都是身材周正的、深色皮肤的女性，看起来骨骼强硬，上唇还盖着阴影。她们穿着舒适的针织套衫，一个穿燕麦色的，另一个穿橄榄色的，粗花呢的裙子和不透明的长袜罩住了她们强健的、线条鲜明的双腿。她们的眼睛跟利奥一样，大、黑又亮，卧在浓重的深色眉毛之下。她们问了休所有弗雷德丽卡不曾问他的问题。比如：他做什么工作？他在哪里住？他结婚了没有？他是否爱她们家栖身的这美丽的一方天地？他何以忍受居住在充满恶臭、拥挤人群和机械的城市里？他想不想参观一下她们宅邸的田地和农场？休说他正在徒步旅行，这里距离他下一个落脚之处有点儿远。奥利芙和罗萨琳德提议她们可以驾着路虎车带他绕一圈。休拒绝了，因为一乘车，徒步旅行就失去了意义，他必须趁天还没黑接着赶路。奥利芙和罗萨琳德没有反对，她们说休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因此她们认可了休，她们还说：“没有比徒步去观察这个真实的国家更好的事情了。”皮皮·玛姆特端出了司康饼、切片蛋糕和更多的茶。小男孩利奥在母亲和姑妈们之间游晃，给这个展示完物件，又给下一个人展示。皮皮·玛姆特拉过了他的手，说差不多该走了。利奥抗拒：“我想留在这儿啊。”但还是被拉走了。“跟平克先生说再见。”皮皮·玛姆特指示利奥。“再见!”利奥大声说了，丝毫不羞怯。

休决定要离开了。天色果然变暗了一些，所以他想立即动身。弗雷德丽卡把休送到门口，又陪他走了长长的一段车道，直至前门，这才互相道别。

“你最近来过伦敦吗？”休问。

“没有，以前去过，但不是很顺。”

“你应该来看看我们，看看艾伦、托尼和我。我们想你。”

“你可以写信啊。写写关于诗的文字。”

“尽量来吧，反正你看起来有挺多帮手的。”

“那些人可不是帮手。”

她别别扭扭地站在那儿，看上去有些无助。休疑惑自己是否该亲吻她，他其实也不太想亲吻她。她原来那股不会止息的热情能量现在已消失不见，一同不见的还有她在性方面的灵敏度。他突然张开双臂拥抱了她，用自己的脸摩挲着她的脸。她先是退缩，身体发硬，尔后又猛烈地抱紧了他。

“我很高兴你能出现在那片树林中。你会跟我保持联络吗，休……”

“当然了。”休说。

电话喋喋不休、呱呱作响，又戛然而止。金妮·格林希尔娓娓道来：“性，对于自我观感是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吗？噢，我了解关于普遍性魅力的一些说法，还有普遍的性比例等一些人们常说的东西，当然，这些我都知道。”

喋喋不休，呱呱作响，戛然而止，又喋喋不休，在这个地下的黑色壳子里，是一连串爆破音。

“但我不了解厌恶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它是存在的，要是轻视这个问题，是不智的。但另一方面，这世界上还有形形色色各种人存在着，他们都保有好奇心和良善之心。”

霍利教士检查着丹尼尔的电话记录。

3时至3时半。一个不敢走出她房间的女人。没有给名字，伦敦口音，说她会再打来。——丹尼尔。

3时半至4时05分。匿名来电者，她说一年之前因一时冲动撇下孩子离家出走。用北方口音说“我犯了错”。在得到我们帮她联络家人的建议时，反应非常激烈。——丹尼尔。

4时15分至4时45分。这世上没有上帝。一如往常。——丹尼尔。

霍利教士点了另一支烟。他也五十多岁了，属于那种身长、脸长、线条长的英俊，眼睛深邃，牙齿颀长而健壮，有尼古丁渍。他对“钢线”有兴趣，但从来没接到他的任何电话。他写过一本成功又有争议性的书，叫《神性内外》；他还上过电视，支持伍尔维奇主教的《坦对上帝》。《神性内外》以一种谜语般的睿智方式来辩论，使得那本轻松的《彼处老者》的学术价值降低，又或令《幼子之友》像在星群漫步中愉快地失去方向，《神性内外》旨在发掘一种令人把语言和灵魂都具象化的力量，就像耶稣显灵一般。“内里之神，”这位教士写道，“并没有慑人地完美地令我们像工匠一般，能掐捏或捅戳一个毫无生命力的泥土或黏土，祂慑人而完美之处在于，祂是原始培养基中第一个原生动物固有的智慧，祂是跟我们一同成长的，并且还在跟我们一同成长。祂成长并分裂为我们常人从卵子到繁盛母体这一系列成长并分裂过程中形成的每一个形体。祂就如狄兰·托马斯[8]所写出的那句一样——‘通过绿色引信催开花朵的力量’。”

丹尼尔不确定霍利教士的神学观点与无神论或泛神论的差异大小。丹尼尔在气质上呈现无神性的状态，只不过他是从一个本能上就很虔诚的人，变成一个不知何为“虔诚”的人。他怀疑自己的观点与霍利教士无异，他的理解是：霍利教士的想法在一种基督教框架下的祈祷、《圣经》参考、宗教仪式和神学理论中是能够合理运作的，而且那框架下的一切其实是霍利教士的生命活动、个人历史和自我身份的一部分。丹尼尔是个留心的人，他认为如果在壁垒之外——比如说，在教堂、唱诗、仪式、职责之外，霍利教士按照自己的推理、喻示来行事，那么他也许会皱缩。丹尼尔倒觉得自己大概是不会皱缩的，考虑到他对基本上所有宗教教条都保持着模棱两可的立场，他自己应该是可以在框架之外活得挺好。他之所以留在这里接电话，是因为某种程度上，他需要一种对美德上升为绝对需求的非人格化体现，他需要被需要，举例说，他需要对“钢线”抱有耐心。这种缺失了非人格化约束力的工作，变成不寻常的、自我放纵的、不自然也不健康的一件事。

在那些框架中，霍利教士的神性官能在他全身的细胞中运行无碍，像酵母一样给他带来向上的弹跳力，这既感人又有点儿叫人不悦。他是一个叫作“基督心理分析者”的组织的创办人，并且写了第二本书，《我们的激情 基督的激情》——这本书讨论的是性欲宗教，大量引证弗洛伊德和荣格，以及威廉·布莱克、威廉·詹姆斯、亚维拉的德兰、十字若望等人类学家和宗教史学家。这本书比《神性内外》更加成功，并对教堂内部的等级制度提出了质疑。这本书让霍利教士得到了娱乐，丹尼尔也从中取乐。丹尼尔读这本书时正从一场崩溃中慢慢复原，他进出辅导中心，一起进出的可能还有圣西门教堂下那一大堆打电话进来的人。霍利教士爱自己的工作，他爱这些致电者，他爱丹尼尔、金妮和其他人。他每次接电话时，都带着一种“目瞪口呆”般的全神贯注，他机警、醒目，每块肌腱都紧绷着要去帮忙、去参与、去恳谈。他这种特殊的热忱虽说会招致来电者立即的怀疑，可是他总是能解决问题。丹尼尔看到了他的表现，听到霍利教士用沙哑的声音敦促那些吞吞吐吐的致电者：

“请继续说，你不用害怕。告诉我、告诉我，我不会惊讶的，我向你保证。”

丹尼尔看到了帮助从产生到被接受的全过程。但他却不会把自己的问题向霍利教士倾诉。他早就在金妮·格林希尔开始温和地微笑、舒心地点头之前，就收纳好自己的问题。他早观察到了，金妮·格林希尔不想听他的这些事，不想被告知任何人的麻烦，但她总是愿意过来听。丹尼尔不知道为什么金妮能做到这一点，他也没问。他相信同事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有助于工作轻松完成。

金妮·格林希尔轻轻叹了口气，放下了听筒。

“又是个自慰的吗？”霍利教士问。

“并不是。我反正不喜欢这个人。他已经开始旷职到处跟踪一个女孩儿。他说自己心里全是那女孩儿，他快为那个女孩儿爆炸了，只要一想到她，就睡不着。他想让那女孩儿注意到他，但他知道自己那样会导致女孩厌恶他。”

“真会那样吗？”霍利教士问。

“我不知道啊，我怎么能知道呢？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我会说他应该不会讨人喜欢，对。人们对自己的判断通常是不会错的，不是吗？如果你明知故犯，犯的错会更多。不过，我倒是记得有个花了几周抱怨自己太丑的人，他出现在这里时，明明是个大帅哥，最多需要减掉几磅和抬头挺胸而已。只能说有时候人们看自己的眼光挺怪的。”

“但你处理得不错，”霍利教士称赞着金妮的处理手法，“非常温情，不给虚假承诺。”

教士取出堂区主教的一封信，信里面是主教对教士提出要在圣西门教堂举办一个性治疗工作坊所给出的答复。相关问题很多，一些专业意见被提供给了那些并不十分专业的施助者。金妮·格林希尔帮所有参加工作坊的人斟茶，她观察后认为，一个财富管理工作坊应该也能给不少打电话进来的人提供帮助。

“金妮，亲爱的，如果仅仅是听你说话，”霍利教士说，“别人很容易以为你是一个极其可怕的、过分拘谨的人，随时都准备躲开任何人对肢体亲近或苦恼倾诉的暗示。但如果这样看你，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我听到你常常不吝惜提供你美好的包容心和同理心，即便你面对的是最伤害你感情的人。”

金妮的毛线针充满节奏感地编织着。她从她的编织品上方探出头。她说：“不过，教士，我真的觉得，现代教会的确显得围绕着性打转。性，看起来是现代教会的关切点，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霍利教士的表情明朗又欢喜。他点上了另一支烟，吸得很贪婪。

“教会总是围绕着性打转，亲爱的，这就是症结所在。宗教总是围绕着性打转。很多时候否定性，并试图诛除性，但越是想否定或诛除某件事的人，越是会对那件事本身着迷，变得很反常、很丑陋，所以时下对性更包容、持更开明态度的趋势让人觉得兴奋……我们可以随着这个风气工作下去，不需要反对它。”

“我曾以为，”金妮·格林希尔说，“宗教是关于上帝，关于死亡的，关于怎样带着对死亡的看法生活下去，我曾以为宗教是那样的。”

是的，跟死亡也有关，霍利教士讲开了，他讲到死亡是什么，死亡也是性的一部分，生殖细胞是不会消亡的，但被性别界定的性别个体却难逃一死，正是性把死亡带到了世界上……

电话又响起来了，霍利教士躬身去接电话。

“这里是‘聆听者’，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啊，是的，他在这儿，我让他来听，请等一下，请别走开。”

他把电话交给丹尼尔，用手挡住电话话筒，把一缕苦烟味憋在嗓子里：“找你的。”

“你好，我是丹尼尔，请问是哪一位？”

“我是鲁茜。不知你是否记得我？我以前曾和杰奎琳一起去‘青年基督教徒’，那时候你也在那儿，在约克郡那阵子。”

“我当然记得你，请问我能如何帮助你？”

“我打电话是通知你回来一趟。玛丽出了意外，她现在在卡尔弗利医院，没有意识。她的外婆正在病床边陪伴着她。我在儿童病房工作，我想你知道，我跟她外婆说了会找到你。”

丹尼尔惊得说不出话来。他眼前出现了跳舞的土丘像在地震中被拱起来一般的空蛋盒。

“你在听吗，丹尼尔？”

“我在听。”他的嘴唇干了，“她出了什么事？”

“她头部受了伤。她在游乐场被发现的。可能是其他小女孩撞倒了她，我们还不确定，但从她所在的地方看，没有从高处摔下来的可能。丹尼尔，你还在吗？”

他说不出话来。鲁茜轻细的声音，就像他对那些来电者给予宽慰时所使用的声音一样。鲁茜说：“她基本上没有大碍，她的伤处在前额上，不是在后脑勺，这很好，因为前额颅骨比较强硬。但我还是觉得你需要知道她的情况，你可能要来看她。”

“是的，我会去，”丹尼尔说，“我当然会去，我现在就去。我会立即搭火车过去，请你告诉他们我会直接赶去，谢谢你，鲁茜。”

“她正处在最好的照料中，”远方的那个声音说，“她会尽可能得到最好的照看，这你知道。”

“我知道，我马上过去。”

他放下电话，眼睛直盯着这间斗室。他一个大男人，发着抖。

“我们能帮上忙吗？”霍利教士说。

“我的女儿受伤了，在约克郡，我得快点儿去。”

“你需要的是热的甜茶，”金妮说，“我现在就去泡给你。教士你去查查国王十字火车站的发车时间表，好吗？你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丹尼尔？”

“不，我不知道，他们好像也不知道。她在游乐场被人发现的。我得走了。”

霍利教士打了电话，听着嗡嗡的答话。

“她几岁了？”金妮问。

“八岁。”丹尼尔说。

他从来不谈论自己的孩子们，霍利教士和金妮从不问。他们知道丹尼尔的妻子死于一场意外，丹尼尔的孩子和外祖父母一起住在约克郡。丹尼尔常常去探望，这是他们俩知道的，但他从来不谈起那些探望。金妮端来了更多茶和饼干。霍利教士忽然开始记录起了火车时刻表。“至少，”金妮说，“从这儿走去十字火车站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在路上买个牙刷。”她还问起了孩子的状况。

“她还没有意识，但他们说她肯定会没事。我期望他们说的是真的，但他们说这些事的时候应该是审慎的，不是吗？”

“那是肯定的，没错。”

“她还那么小啊。”丹尼尔说。

但是他想象不出玛丽的脸，有意识的脸或无意识的脸。他看到了斯蒂芬妮的脸，他的妻子，躺在厨房地板上，她的嘴唇从她微湿的牙齿上被掰正。他就是那个男人，看着那张脸的那个男人。她的脸变成了那个样子，恐怖的样子；这番景象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是她死后的脸，他就这样醒着也被那张脸追逐着。每当他的脑海里思路将要顺着任何事物诱发出或开启对那张脸的印象时，他已经练就出一种屏蔽的本领。始终有些字眼，有些纯真、开心的记忆，还有一些气味和一些存在着的人，每当这些人、事、物有提醒起那张死亡面目的可能时，他都几近狂暴地回避着。他甚至用黑色墨水画出自己的梦，他用这种存在缺陷的意志力把做梦的脑袋给夹住了，他从来没有梦到过那张脸，也没有带着那段回忆而醒。

他告诉过自己，像他本人一样的残存者，通常感到他们对别人、对其他的残存者而言，是危险的。他的确觉得他对自己的孩子——威尔和玛丽来说是危险的，虽然这不是事情的全貌，也不是孩子们在约克夏，而他在圣西门教堂塔下的全部原因。

现在他的感觉就像是他自己朝小女儿身上猛掷了一块石头，又或是把她从高处推下。

“十四分钟后，有一辆火车发车，”霍利教士说，“另外一辆一小时又十四分钟后才发车。你不可能赶上十四分钟后发车的那班。”

“我该试试看，”丹尼尔说，“我可以跑过去。”

他立即动身了。

乱言塔在很久以前几乎是刀枪不入的。当一行人穿过围绕着它的平原、山峰、牧场，终于抵达时，才得见它外围的墙壁是多么厚重、庄严。虽然多处有碎裂和损毁的迹象，这一处傲然耸立着，那一处静卧在裹满了稠密青苔的山间岩石中。男人们站在防御墙和裂口处，修补着建筑物。他们穿着颜色鲜明的单衬衣，水红色的、深蓝色、猩红色的，好像更给他们的劳作增添了一种欢欣的表象。洛绮丝女士好像听到他们在唱歌，一缕缕细微、杂乱的哼唱声在空中回荡着。

在紧闭的防御墙内可见的不只是一座塔楼，而是很多座塔楼，各有不同形状和格局。似乎主堡是在数年间被随意用同一个山区里的相似石块建起来的，但其他的塔楼则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方形的、圆锥形的，有的冷峻得简约，有的则极有装饰性，比如：修葺了的角楼，有圆锥形的顶盖，嵌着柳叶形的窗户，像闪烁着的眼睛；有的则建起了画廊和炮塔，覆盖着常春藤或其他蔓生植物，许多炮塔看起来没有完工或部分毁损，但说不清楚是哪一种。穿着鲜艳单衣的工人们成群移动于笔架和开阔的屋顶上。当他们乘着升降装置在土堆之间的堤道上升起时，他们轻快的欢呼和应答声，从离他们很高、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微微听到，水果和鲜花也在他们前进的步伐间被扔来投去。

他们穿梭在两栋比较大的城楼之间，不是像洛绮丝女士猜测的那一栋通往庭院的城楼，而是另一栋通往幽暗隧道的城楼。隧道两壁或者是一栋栋建筑物的外缘，或者是坚实的石墙，顺着墙直下，就到了那个隧道的内部，有时候阴森隧道墙上那些高高的孔洞会被挂着的长柄灯点亮，在最深最暗的部分，墙上那些被烟熏黑的钩子上会被悬上亮着的灯笼。当隧道的全貌现形于眼前时，隧道像是用井道封闭着的，隧道上沿被一层又一层的住所掩盖着，一道回廊绕着一道回廊，一座巴洛克风格的阳台接邻着一座哥特式样的走廊，连串古典造型的窗户，越往上走窗的数量就越少，似是一种建筑上的优雅比例规则，在一个还未完工的用茅草遮蔽着的屋顶之下，大概设置了一个中世纪的牛棚吧。天空好远，非常遥远，对洛绮丝女士来说，若天空从她抵达那一刻是一种极浓烈的蓝色开始算起，那么高远杳渺的天空已经被指尖、牙齿、残桩和屋檐如死亡颅骨一般的轮廓线刮擦、涂抹得一塌糊涂。

居住区

考沃特把洛绮丝女士领进了为她准备好的起居室。他们两人穿越了许多路径、通道、拱门，上了多少楼梯，就下了多少台阶，所以她诧异于这栋建筑物的精巧、复杂。她的房门掩藏在长形画廊外墙上挂着的一条刺绣悬幅里，因为灯火摇曳不稳，她看不清楚悬幅上绣着什么，但她有印象，好像是成堆的树枝奋力地盘绕在一起，还有呈滚球状的乳房指向天空。另外，那是西瓜吧，在绿地上爆裂开来。

房间里，确是一片玫瑰色的柔光。一开始，洛绮丝女士以为自己置身于一间沐浴着火光的幽闭密室，后来她才意识到自己在一间闺房中，窗上悬挂着半透明的玫瑰色丝绸的窗纱，正是经由这些窗纱，阳光透射进来。这个房间的布置很少——一张嵌入式的有抽屉的写字桌，用红木打造而成；一张同样用红木制作成的祈祷台，装上了玫瑰丝绒做成的软垫，这简直是可以想象到的最舒服的跪祷之处。其他的家具和布置多采用东方风格，矮矮的沙发，嵌入了象牙，摆放着大小和形状不同的丝绸坐垫；柔软的丝质地毯上织着波斯玫瑰、香石竹和顶端猩红色的雏菊；硕大而绵软的坐卧两用沙发，引诱着倦怠的躺卧，沙发上垂悬着海豹皮、开什米尔罩巾和狐皮，在灯花下看来颜色特别娇嫩。她跑进了卧室，那高脚大床像一艘大帆船一样，床顶上垂下来绣得满满的丝绸床纱，内衬着极薄细的平纹细布和网布。放在桌子和箱子上各处的，是亮度逼人的瓶瓶罐罐，散发出鲜花和麝香的气味。不单单是洛绮丝女士，任谁都想在那张被褥铺得松软舒适的秘床上彻底消失。

洛绮丝女士从一个房间走入另一个房间，惊呼着，摩挲着，触碰着丝绸、象牙、玳瑁、华灯、锦缎、皮草和羽毛。当她把丝绸的窗帘拉开，把阳光迎进来，那玫瑰之光突然从各种布料和人工器皿上瞬间熄灭，焕发出一种有如白雪、奶油、象牙、北地皮毛、南方骨牙、银色蛲虫、浅金丝被般的全新的精致的色调。

但其后，一个深度的检视会揭露出：这种丰盈和富饶只是罩在如石般的冰冷和脆弱之上的一层薄薄的掩护，那石板路早已腐朽和松动，那墙面也片片剥落。但是这些窘况此时正在被织锦和褶布所掩盖，那莹白与瑰红只是为了尊荣洛绮丝女士。那像是一种极巧妙的映写：在一片红色、白色、玫瑰色和肉色的色泽中，贞洁的狩猎女神黛安娜正在银亮色初春的雪枝掩映下沐浴，还有可爱的、年轻的阿克泰翁[9]，一半是红润的青春少年，一半是奶白色的牡鹿，身上溅洒着一团团耀眼的猩红色血液，这血液也从那苍白猎狗的亮白色利牙上滴落，猎狗们正在优雅地逼近阿克泰翁伸长着、喘息着的颈项。

孩子们的到来

第三天下午还没过完一半的时候，一大群人都集合在大阳台上，边喝酒边讨论接下来又该继续做些什么，来增加他们这种群体生活的愉快和充实。侍者和侍女斟着冒着气泡的麦芽酒和金色的葡萄酒，不断地倒往高脚杯和玻璃杯里。虽然已经决定了不存在主仆之别——可是这还是由“主人”决定的，当然，“仆人”们在这一点上没有被通知或参与商议——但是这条协议当时还没有正式生效，这条能为乱言塔居民们关系带来巨大改变的协议，生效的时间和方式都悬而未决。因为事先已经说好，要等所有人都到齐时充分讨论，如果动议一旦执行，那就视为贯彻实施。

洛绮丝女士、考沃特、图尔德斯·坎托和纳西斯，都在远眺着牧场和平原之外，因为眼光锐利的纳西斯发现碗形河谷边缘处的森林里有一些动静。从他们所有人站的角度，看到那片幽暗树影中间像是有一条爬虫在蠕动，周围追随着的是跳舞的蚂蚁，但当那条爬虫缓慢爬过牧场，它化成了一辆辆加了遮盖的运货马车和载人的四轮马车，旁边是荷着尖状武器的骑着马的护卫们。等他们再走近一些，一切都可以看清楚了：一共有三辆大型的运货马车，每一辆都由小公牛拉拽着；又更近了许多，那些小公牛竟然奇妙地都被装饰了花环，牛角的尖端还镀上了金。大阳台下面突然有人大喊了一声：“是孩子们，孩子们来了!”阳台上的一群人静待着，俯瞰着他们踱进大门后，阳台上几个人才从一段又一段的楼梯上赶下来，来迎接这群终于抵达终点站的人。

从大阳台上，看不清这些摇摇晃晃的马车里载着的是谁，除了那些赶车人，大家都穿着有头罩的厚重披风，手持鞭绳粗短的鞭子，和在乡下赶那些踉踉跄跄奇慢无比的牲口时使用的一样。的确，那些白色小牛的腹部两侧这里那里都有血迹，都是被鞭子抽打留下的痕迹，那些鞭子显然对这些坚持故意以缓慢速度前进的遍插鲜花的幼兽没什么用处。来时途中已经困难重重了，在路上驱动着这些看起来别扭的交通工具，往中心地带走就不是什么易事——如果乱言塔算是中心地带的话，当然还有那些马车发出的奇怪的、令人窒息的吱呀声，可怜的牛哞哞的叫声，当一行人终于出现在阴暗的乱言塔中庭，紧张的嘟哝声也传进正在乱言塔等待着的人耳里。

焦急盼到了这喜悦的一刻，这一刻终于到来了。人们从每个角度涌上来，盖在马车顶上的遮挡物掀走，翻卷，打开，那些孩子小小的脸蛋、软软的头发、明亮的眼睛、攥紧的拳头，显露在众人眼前。有些孩子睡眼惺忪，舒展着四肢，试图从被夺走的睡眠中振奋起来；有些孩子机灵又淘气，对着即将展开的新旅程微笑；有的孩子则很胆怯，羞答答地垂着手，眨巴着快触到他们丰盈脸颊上的如丝般的睫毛；有些孩子在呜咽着——无论哪一群孩子中，总有爱哭的几个。他们不是按群分类的孩子，总体上都很雀跃、很嬉闹，有三两个爱哭鬼藏在其中，但很快他们的哭声就在一片兴奋中被压低下来，因为孩子们受到了欢迎，也被从马车上抱了下来，双脚踩在了新天地的踏脚石上。他们在亲热的拥抱中被传递着，从一个怀里到另一个怀里，被轻轻吻着，被整理着他们的小衣服，高屋之下的影子中，回荡着一片笑声和欢呼。

那些赶车人也被催促着赶紧从他们的座位上下来，加入欢庆的行列中。他们照做了，把斗篷从他们布满灰尘的脸庞上推到颈后，把鞭子卷起来收好。赶车人中的第一个是大家的老朋友墨丘利尤斯，身段柔软却肌肉发达，脸型像刀刃一般，笑容中有丝丝疑虑，这打动了辛西娅和歌莉娅这对孪生姐妹。尽管墨丘利尤斯安全抵达，但关于他的谣言传得很凶，说他从骑兵连脱逃；说他全身赤裸被抓获，因为他当时在城中的娼寮里和一个妓女做爱；说他为了换取挚友阿明的性命，已经秘密在断头台上被处决；说他企图游过洪水泛滥的河流时，不幸溺亡。因为墨丘利尤斯的到来，所有与事实不符的谣传都不攻自破，众人情绪甚是激昂鼓舞。敏感的纳西斯、辛西娅和歌莉娅姐妹都经历过溺水、被斩首、被赤裸生擒、被中断性交、被追捕、缠斗、被树枝鞭打、登上绞首名单等险境。对于这些感受性很强的脆弱灵魂来说，唯一的慰藉其实就是这些“洒狗血”的编派拼凑——并不是真实发生过的，就像他们高高兴兴出现在众人眼前这般，证实了那些谣传都是虚假的。

第二位赶车人，脸又圆又红得像向阳花，剪了歪歪斜斜的、黑玉色的头发，像从牢狱或军队中刚逃出来一两个星期似的。直到这个人把长袍甩向身后，随着那人发出的一阵洪亮笑声，人们才愕然发现长袍之下竟然掩盖着一具“波涛汹涌”的女性躯体，这就是爽朗的侠义浪女——佩尔妮女士，是很多情欲冒险中的女英雄，引人疑窦的风流韵事也是不少，但真假参半。考沃特和洛绮丝犹豫着，不知是否该上前拥抱她。她的鞭子在中庭里重重甩了一记，她大声表明她掌管的这群小人儿乖得不得了，该被赏赐一些甜食；还说在通过步哨时，小人儿们安静得像小老鼠一样，而在穿越山区时，又能像云雀般甜美高歌，这给她带来了极大的享受。她说她爱他们每一个人，她能把他们全部拥在怀中，用爱和幸福把他们压碎。

第三位赶车人走上前来，故意慢吞吞地推开蒙头斗篷，露出一张蓄着灰白胡须的灰白脸庞，脸面像旧皮革一样满是皱褶，眼珠是鸭蛋青色的。中庭霎时静下来，人群中蹿起一阵激动的耳语，因为没有人认得他，都在问旁边的人是否认得他或见过他。

洛绮丝女士像一道闪电似的、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个人身上有血腥味。”

那个人又向前走了一两步，拨弄着他的鞭子，胡须底下似乎还藏了一丝笑意，又或者没笑——不同人应该有不同的观感。

“你是谁？”考沃特问。

“你应该知道我啊，至少知道我的名字，你们其中有些人不光知道我的名字，”那个人说，“这真让人惋惜。”他补充道，但声音中没有惋惜的意思。

“如果不是凭空猜测，”费边满腹思虑地说，“我想你的名字应该是格里姆，你是国民军队的格里姆上校。”

“我曾经是国民军队的上校，”格里姆说，“在那之前，我还是皇家军队的上校，我一生都是职业军人。但我此刻人在此处，想要加入你们，如果你们允许的话。”

这番自我介绍后，围在马车周围的人们中间响起了更大的一阵嘟哝，甚至还有人发出嘘声，也有人重复着刚才洛绮丝说的：“这个人身上有血腥味。”

格里姆上校自如地站在人群中，看着人们或充满恨意或恐惧不已的脸，说道：“我身上的确有血腥味。我每天都嗅到这种气味，也感到作呕。我受够了血，城市里的排水沟流淌着血，面包块上也有血斑，苹果树更是被血灌溉，树上还有发臭的死尸跟苹果吊在一起。你们现在可能不相信我，但是一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职业杀人者，如果被施与了仁慈和自由，也将会是一个新社区的极好的创办人，就像你们的新社区。”

“这怎么可能？”歌莉娅大喊，“我们知道你的暴行，我们听过那些故事，折磨、惩罚、杀戮。杀戮过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良善、和谐、安全的同伴？”

“我们宁愿杀了他!”一个年轻人叫着，“我们应该把他置于令我们的家人和友人遭难的剑锋之下；我们应该用他的污血来血祭我们的盟约。”

格里姆说：“染血之人在任何家庭中、社会中、族系中，都是残忍嗜血的。我的职业就是让人感到残忍嗜血。我是一只可以侦察到无赖牧羊犬的狼，考沃特先生。我是一个精于控制的工具，也是一个可以用于制造恐怖的工具，我可以向您解释控制和恐怖的本质以及什么是用恐怖来控制。您现在可能觉得您并不需要知道这些，但这是所有男人都应该知道的，您迟早会意识到这一点的，即使您将我驱逐或杀死。考沃特先生，我在你们的家族中是有着该隐印记的那个人。我有一双染血的红手，你们大多数人，应该说，大部分人都可能没有这双红手。但该隐之所以被做了记号，是为了防止亚当的子孙后代加害于该隐。一个人的过往所为并不能成为他全部的人生历史，我是这么认为的，根据您的信条，我以前服侍过的主人并不能钳制我的一生。您应该给我机会看看我也能平和地活着。”

“但我想不通你怎么能到这里来。”考沃特眉头紧皱着说。

“我说服了墨丘利尤斯和佩尔妮相信了我的身份，我说我是您的老朋友威耳廷努斯。但我必须遗憾地通知您，威耳廷努斯已经死在地下密牢里。我伪造了您的信笺，使他们信服。尊敬的先生，您一定不能怪罪他们，因为我是一个足够聪明的人。”

“他以后会引来国民军队。”梅维丝说。

“那怎么会呢？”格里姆问，“那我当初为什么要来呢？如此公然又独自前来，现在我坦白了身份，把我的命运交给了你们。如果军队真的秘密跟踪而来，不，如果我想那么做，我会把军队带来跟你们见面。但是我不想那么做——你们的希望也是我的，我亲爱的朋友们——我衷心希望你们能成为我的好朋友。军队不会来这里侵扰你们，我也不再是上校格里姆，我是平民格里姆，又灰白又苍老、想在晚年换得一个新开始的格里姆，如果你们允许的话。”

“拒绝他加入我们。”洛绮丝女士皱着鼻子说。

考沃特却说：“但他的言语是成立的，他可以留下，直到我们中任何人觉察到他在我们的大家庭中制造有害的影响。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改变和自我救赎，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但是他必须被监视着，看他刚才的话是因老奸巨猾而说，还是为改过迁善而说。”

最后，所有人都一起进入了城堡里，讨论起了今天的日程。

[1]　卫矛果的英文原词“spindle-berry”，由spindle(纺锤)和berry(浆果)组成。

[2]　阿勒山(Mount Ararat)，亦译为“亚拉腊山”，位于土耳其东部，据《圣经》载，大洪水后诺亚方舟即停于此。

[3]　原句是：Homo homini deus est, homo homini lupus est，拉丁习语。

[4]　指斯特芬·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 19世纪法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是早期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

[5]　塞缪尔·帕尔默(Samuel Palmer， 1805—1881)，英国画家、作家，是英国浪漫主义画家中的代表人物。但本书中的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是作者虚构的一所学校。

[6]　奈杰尔的姓“Reiver”，在英文中有“掠夺者”之意。

[7]　布兰原文“Bran”，传说中凯尔特人的上帝和巨人般的不列颠统治者。

[8]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 1914—1953)，威尔士诗人、作家。

[9]　阿克泰翁(Actaeon)，也译为阿克特翁、阿克托安，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猎人。

第2章

弗雷德丽卡读书给儿子利奥听。在他绿、白为主色调的房间中(其实那是奈杰尔的房间)，有描着碧雅翠丝·波特插画的墙顶雕带，弗雷德丽卡坐在利奥松软的鸭绒被边上，给他读《霍比特人》，刚读到霍比特人出发探险那一段。房间里的窗帘已拉下，阻隔着窗外的夜色；他们母子两人被床边一盏笼着乳白色玻璃罩的灯，晕成了乳白色。

“一开始他们穿过霍比特人的地域，”弗雷德丽卡读着，“这是一片让人心生尊敬的广阔平野，住着正正经经的人，路况很好，路上开着一两间小旅馆，也常常会遇到从容过路的一位矮人或农人。然后，他们一行人来到讲奇怪语言的区域，这里传唱的歌谣比尔博[1]以前也从未听过。再接着，他们越走越远，进入了蛮荒野地，这里没有居民，也没有小旅馆，路况也一路糟下去。前方不远即是阴沉的山丘，山势愈加高隆，随着树的浓密度越往高处就越显出黑黢黢的山色。有的山丘上筑有古老的城堡，城堡那邪恶的外观叫人以为都是由邪恶之人所建。一切都急转直下变得叫人不快，只因为天色骤然间暗淡下来。”

“有点吓人啊。”利奥说。

“是啊，是有那么一点儿。”弗雷德丽卡说，她同时相信，恐惧中藏着快感。

“不过就一小点儿。”利奥说。

“后面的情节会更吓人，更叫人兴奋。”

“那继续读吧。”

“那是午茶结束时分；大雨倾盆，终日不止；雨水顺着他的兜帽边沿，滴到他的眼睛里，他的披风蓄满了水；那匹小马也累了，蹒跚在石路上；而其他人情绪坏到不想说话。”

“可怜的小马。我们从不会让小黑累着，对不对？我们把它照顾得很好。奥利芙姑姑说的，它是个坚强的小家伙，奥利芙姑姑那么说的。”

“是的，它很坚强。我继续读下去吗？”

“嗯，好。”

“‘真希望我此刻是在我自己家中，在我的安乐窝里烤着火，还有茶壶开始冒起烟唱歌。’比尔博说。那可不是他最后一次心中存此希望。”

利奥揉着眼睛，他的小拳头捅向眼窝，大力地揉着。弗雷德丽卡的眼睛同情似的跟着闪避起来。

“轻点儿，利奥。你眼睛会受伤的。”

“不会的。它们是我的眼睛。我不会伤着它们，只是有点儿痒痒。”

“你瞌睡了。”

“才没有。继续读吧。”

“矮人们依然蹒跚行进，”弗雷德丽卡读着，“既没有回头也没有留意霍比特。”利奥已经在床上躺好：他的头陷在枕头的蓬松处，他的脸颊捧在自己手里。弗雷德丽卡看着他，心中溢满巨大的爱意。她认得出他头顶每根发丝，他身上的每寸肌肤，他嘴里吐出的每一句话，他目前所累积的词汇量。尽管弗雷德丽卡是这么觉得的，但利奥无时无刻不在证明着妈妈的谬误。而且自己的人生被儿子毁掉了，弗雷德丽卡心想，但在“新”弗雷德丽卡温顺的躯体里，那个“旧”弗雷德丽卡做作的激情也时时发作。“如果没有利奥，我明天就会直接离家出走。”她每天都把这句话告诉自己几百次，语气中带着轻蔑和迷惑。她看着儿子的红发，多美丽的一种红色，红得比她的还要丰盈，就像今天下午他和休·平克一起捡拾到的那些七叶树果一样的光泽。他是一个很有男子气的小孩儿。他的肩膀强壮，下巴很有气势地向前突起。她惊讶于自己对他小小身体的热情，这种惊讶不亚于她对他爸爸身体的热情；他长大后和他父亲的身材毫无疑问将会非常相像；每当她想起利奥，就能想到他真是他父亲的孩子。她喜欢看他跨坐着小黑，他的两条小小的腿夹在马腹两侧，皮鞭、扣环、马镫铐，全副武装；他头上戴着黑丝绒的钢盔，那对保护他的身体很重要，他看起来像个甲壳虫，又或是小妖精。但在马背上的利奥是他父亲的儿子，置身于他父亲的世界，那是一个不属于她的世界，也不欢迎她的世界。她反正也不想属于那个世界或被那个世界接纳，她那样告诉自己，她一贯带着一种诚实和愠怒综合在一起的情绪，她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她缓缓诵读着，嗓音干燥又充满趣味，讲着矮人和术士、霍比特人和巨魔的故事。故事在暗夜中颠簸延续，有了恐怖和骚乱的苗头，利奥听得惬意地打起战。但在妈妈弗雷德丽卡的头脑里，她一遍又一遍地想着她以前做过哪些事情、哪些事情该做却没做、为什么做不到、怎么能继续活下去。“只有联结”，她轻蔑地想起这句话，“只有联结”，散文和激情、野兽和僧人，“没做的，因为做不到，也不值得做”，她的思考像冗长而啰唆的一句哀怨，她就这样在这些思维中反反复复进进出出。她想起《霍华德庄园》中的“威尔考克斯先生”，想起他的时候带着恨意，那么傲慢、狭隘，不过是一个装模作样的稻草人。玛格丽特·施莱格尔笨得连作者福斯特也搞不懂，因为福斯特并不是个女人，因为福斯特只以为联结联得令人称心如意，因为福斯特根本不知道“联结”是什么意思。

“‘接受黎明的惩罚吧，变成石头!’一个听起来像威廉的声音说道，但不是威廉。就在此时，光芒洒满了山丘，树杈之间传来一阵剧烈的颤抖声。威廉来不及说什么，他已经弯着腰变成了石头……”

门开了。母亲和儿子同时抬头看，门边站着一个男人——是一个父亲。他回来了，一如往常，从不通知。瞌睡的男孩儿一下子醒了过来，坐起来索要父亲的拥抱。奈杰尔·瑞佛抱了他的儿子，也把拢了他的妻子。他的脸颊带着室外的冰冷——他直接上楼来了，甚至还有点喘不过气，他急着见自己的家人们。他是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深肤色男人，那西装像是他的轻软甲胄，似乎泛着他冷峻脸颊上那从深色胡须所落下的蓝色光影。

“不要停，”他说，“继续念，我要听，那是我最最喜欢的书——《霍比特人》。”

“它有点儿吓人，”利奥说，“只有一点儿。妈妈说接下来会比现在更刺激，刺激多了。”

“对，没错。”深肤色的男人说，坐在儿子的床边，伸了伸懒腰，枕头上有了两颗头，一齐望向弗雷德丽卡，像鸟儿栖在书页边上一样。

他跟“威尔克斯先生”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跟性爱有关系，那是他擅长的，可能那也是福斯特希望“威尔克斯先生”所擅长的，但福斯特却无法想象出什么是极好的性爱，所以无法如愿让“威尔克斯先生”擅长性爱。

那两双深色的眼睛还在盯着弗雷德丽卡。

这个房间里充满昏昏欲睡的暖意和不眠不休的尖锐。

“于是他们就耸峙至今，孑然一身，除非鸟儿飞落在他们身上；而对于巨魔来说，像你可能已经知晓的那样，他们必须在天亮之前藏身于地底，或者他们可以化为山里那些形成他们原身的东西，然后永远动弹不得。这就是发生在波特、汤姆和威廉[2]身上的事。”弗雷德丽卡读到这里，停住了。

她说：“我打算就停在这里，这是一个不错的停顿点，而且利奥差不多快睡着了，对吗？”

“没有啊，我原本就在等我爸爸回来。”

“没这回事，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会回来。”

“我知道。连我的骨头都知道他今天晚上会回来，你看我猜得对吧。继续读吧，读吧。”

“继续。”那男人也开口了，他躺在那儿，像一个骑士倚在一块墓碑上，他那穿着亮闪闪深色皮鞋的脚伸出床尾的踏板台，悬着。所以她只得继续读，因为读了他们俩才会开心，她读到一众人在山洞里发现了宝藏，读到这个章节结束。

“你有没有乖乖听话啊？”奈杰尔问利奥，“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啊？”

“一个男的来见过妈妈，他人很好，名字也很有趣，他的名字是粉红1，他在树林中碰见我们的，我们邀请他来家里喝茶了。”

“那挺好的。”奈杰尔柔声说。他吻别了儿子，弗雷德丽卡也吻了儿子，关了夜灯，小孩子就卷啊卷的，把他盖着的毛毯卷成一个裹着他的巢。

皮皮·玛姆特为他们准备了晚餐，他们在壁炉边用餐。她做的全是奈杰尔喜欢的食物：英式牧羊人派、加了蜂蜜和葡萄干的烤苹果。她不和奈杰尔、弗雷德丽卡一起吃。但在他们用餐之际，她常常进进出出，侍奉在侧，这是奈杰尔默许的，比如倒满酒杯，热心地提醒他们吃烤苹果的时候要留神，因为烤苹果非常烫。“本来就该这么烫。”奈杰尔说。他也不失时机地趁她环绕时，称赞她的派和烤苹果有多好吃。奈杰尔和弗雷德丽卡分坐在壁炉两端的大扶手椅上，皮皮·玛姆特则站在他们中间，背向炉火，像在烤着屁股。她告诉奈杰尔，利奥正在学着骑小黑，他真是个勇敢无畏的小男孩；还告诉奈杰尔，他们迎来了一个不在预期内的访客，弗雷德丽卡的这位老朋友显然是在一场徒步旅行中意外和弗雷德丽卡相遇的。

“那挺好的。”奈杰尔再一次柔声地说。当皮皮推着装了食物残渣的餐车远去后，他发问了，像弗雷德丽卡预料到的那样，奈杰尔问她：“谁是休·平克？”

“我在剑桥时的一个老朋友。他写诗，并且写得不错，我觉得。他在马德里待了一两年，现在回来了。”

“但你没说他要来。”

“我也不知道啊。他在徒步旅行。我和利奥在途中巧遇了他，请他来喝了茶——是利奥邀请他来的——并不是我。”

“那为什么你没请呢？如果他是你的朋友？”

“嗯，我也会，我想，我最终也会请他……”

“他出现得倒真是时候——”

“也不是那样。他不知道我们住在附近。他就是在森林里随意走着，像利奥说的那样。”

“但对你而言，能见到老朋友，是不是挺愉快的？”

弗雷德丽卡抬起头来，试图探查他口吻这么平淡的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她盘算着自己的答案。

“当然愉快了。我似乎有很长一阵子没见过任何老朋友了。”

“你想念他们。”奈杰尔说，用同样平淡的口吻。

“那是自然的。”弗雷德丽卡说。

“那你应该邀请他们，”奈杰尔说，“你可以尽管邀请他们来啊。你应该请他们来这儿住下来。”

弗雷德丽卡决定了，她不费须臾地决定，不回应奈杰尔的话。她蹙眉凝视着，想看到火的深处。她开口了，用一种尽可能平和的语气：“你这次回来会留很久吗？”

“这会造成任何区别吗？你怎么不请他们来啊，我或许在，又或许不在。我不认为我在场与否会影响你们团聚。”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你这次回来能待多久。”

“我不知道。几天吧，几个月吧，那很重要吗？”

“不重要。我不过是想知道。”

“嗯，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会有电话通知我，可能突然有什么事情发生。”

弗雷德丽卡眼神转向了炉边的原木，在脑中看到一个女人，赤足履过一层满铺着的煤渣，企图从那熏烧得灼热的地面间隙中寻找到一条能走的通道，已做好所有准备投身火焰中溃散。

“等你要走的时候，我想跟你一起去。”

“为什么？”

“嗯。因为我们常常一起做很多事情。比如跳舞，你记得吧，还有去城里什么的。而且我想见见一些老朋友，是真的，我想见见他们。我甚至还在想，我或许该找一份工作。我得找一些事情做。”

她的话说出来时，听起来有一种紧张感，没那么随性，不是她想表现的那样。

“但我觉得你明明已经有很多事情可做了。你有一个需要妈妈陪护在旁的孩子。这里也有一堆能填充你时间的事务。”

“别对我那样说话，奈杰尔。这不是你应该对我说的一番话。你心知肚明当我嫁给你的时候，我还是我——你心知肚明我是聪明、独立又有野心的——你当时喜欢的就是那样的我。上帝知道，除此之外，像你这样的人，不会看中我其他的部分，我没钱、没人脉，我也不漂亮——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聪慧，而且你不应该跟一个有我这样的头脑和智谋的女人结婚后，却要求她那样生活……”

“哪样？”

“像那种别人预期你会娶但你最终没娶的女孩儿，那种可以当作自己住在乡下，天天去打猎、去射击的女孩儿。”

“我不明白一个女孩儿如果不能忍受自己当一个妻子和母亲，又为什么要结婚？如果一个女孩儿真的成了妻子和母亲，她应该预料到会有一些变化，我是那么认为的。如果你没有想要走到这一步，我大概也会谅解。所以当我求婚的时候，我几乎连一半的把握也没有——但你竟然答应了。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有智有谋的女孩儿，但你现在只会发牢骚。你已经有了像利奥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但你依然发牢骚。这让我很不快。”

弗雷德丽卡站起身来，开始踱步。

“奈杰尔，请听我说，请听好。我总是见不到你——你也不告诉我你人在何处，做些什么……”

“可我就算告诉你了，你也不会有兴趣。”

“说不定我会。那很难说。但是我一定要找些事情来做。”

“你以前不是很擅长阅读吗？”

“但那时候阅读是我的工作……”

“明白了。如果不是一定得阅读，你就不阅读。”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我不需要赚钱过活……我不需要，我是说，以金钱来说，我不需要……”

她的需求如此强烈，她几乎要哭出来。

“我们对你来说是不够的，利奥和我。”

“你意不在此。而除了我之外，利奥被很多人环绕，他很讨人爱，皮皮、奥利芙、罗萨琳德，她们爱他爱得不行。他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只有父母和他的核心家庭，你所有的朋友，其实你和你所有的朋友，都是被保姆带大的。”

“你很清楚为什么我是被保姆带大的。我母亲逃家了，你是知道的。她在我两岁的时候离家出走了，这你知道，我告诉过你。我告诉过你很多次。她没有力量，没有个性，也没有章法。我以为你可以照顾好利奥，也有自己的章法。我跟你说过啊。”

他很懊悔，很迷人，也很会欺负人。

“就算我求你了，”弗雷德丽卡央求，“请你让我和你一道去伦敦，见见能给我一些工作的人。我可以找一些出版商，给他们试读一些作品，我相信我找得到，我再回到这里时，几乎可以一边完成所有的工作，一边和利奥在一起。或者我可以回到大学读个博士学位——一部分的修读可以在家里进行——然后，等利奥长大，我也能准备好，准备好去做一些事情。”

“你想见你的朋友，你所有的朋友都是男人!我早注意到了。我这次是绝不能带你去的，我会直接去突尼斯，我必须见我舅舅，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闷烧的地方这里那里到处都被点燃了，像煤气喷嘴一样。弗雷德丽卡着火了。

“那我只好直接走人了，我只好站起来就走，我自己，就靠我自己一个人。反正你并不在乎我，你只在乎你的房子和你自己……”

“还有利奥。”

“还有你自己。你根本看不见我，你完全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重要的人，我曾是一个重要的人，而我现在是一个、是一个别人再也看不见的普通人……”

她对此也不那么确定了，不确定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尽管她疾呼得充满激情。可在布兰大宅里，没有人在乎她作为弗雷德丽卡的想法，皮皮、奥利芙、罗萨琳德、利奥，甚至奈杰尔，没有人在乎。

“剑桥大学能让女孩子都被宠坏，”奈杰尔说，故意挑动情绪，“它就像是个温室一样，给人们那种想法。”

“我想回到剑桥。”弗雷德丽卡说。

“不，你不能回去，”奈杰尔说，“你太老了。”

弗雷德丽卡走到了门边。她脑中有把几件衣服扔进一个行李箱，然后在夜色中顺路而行的微弱念头。可她连上哪儿能找到一个行李箱也不知道，不过她确信这种念头太过荒谬。她感到如她自己一般聪颖的人应该可以想到从一个困局——或者不是困局，而是人生——一个她从不应该搅进去的人生中脱困的方法。她的神经末梢都痛起来了，她的手掌、她的牙齿、她的脊椎，都在痛。奈杰尔立在她和门之间。他用极小的声音，一种卑微、忧伤、甜蜜的声音说：“对不起，弗雷德丽卡，我爱你。我之所以会发火是因为我爱你，你之所以置身于此处是因为我确实爱你，弗雷德丽卡。”

他掌握了绝大多数男人没有掌握的技巧，策略性地使用一些重要字眼。他不是一个词汇动物。他说的很多话，弗雷德丽卡基本上不用过脑思考就已有意识，因为他的话总是拘囿于语言那层光滑的釉面，他的语言从那釉面上一滑而过并且能够模糊掉他所身处的世界的表面，他的语言对于特定的事物显得非常确凿，比如——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女孩、一个母亲、一个职责。语言在他的世界里能起到保护和印证事物的作用。“你一定要勇敢”，如果他用这种语言对你这样说了，那么那些惊慌失措的人类生物就会像领受命令一般，能无泪无悲、无怨无尤地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过人成绩。你或许以为那些以寥寥数语就能操控出这种精确情势的人，愿意赘加一些简单又重复的其他字眼，例如这一句——“我爱你，我爱你”。在他们的世界中用词表意都十分明确，女人们就像狗喘着粗气、流着口水等着零嘴和食物一样，等待着听到那些字词。但多数情形下，那些字眼未予发放，到底是表达方式使得说者可能成为被拒绝的受害者，又或情感的使用使得说者觉得尴尬？这都未曾可知。这跟阶层是无关的。工人、商人和拥有郊区住宅的男人，他们也不说“我爱你”，住在公共公寓和市内住宅的女人们也只会不断说着：“他从来不说他爱我。”

奈杰尔从来不会把这种概论式的语言使用当成诱导工具。但若说他从来不考虑语言，他确是考虑的，他考虑出的结果是关于女人的，而且他发现了这些语言强有力的不同作用——愤怒情绪的捣蛋者、优柔寡断思维的助长者、眼球和黏膜的软化剂。他知道如果对一个女人说“我爱你”，能够让那个女人湿润，他自己的身体察觉到的。他站在凶猛的弗雷德丽卡和门之间，看着她嘴唇变软了一丝，看着她脖子中的血流，看着她的拳头松开了一些。

他的精神集中在她身上。他意图得到她。他希望留住她。毕竟他选择了她成为自己孩子的母亲。此时此刻，她是他眼中唯一能看到的，他的所有感官机警地静待着她的下一个动作，是排斥、是怀疑，还是调和？他看着她，像一只猫看着一只冻死的老鼠此刻再也不能跳到这边或那边；但那老鼠会不会又重获生命力？会不会左顾右盼？会不会因心脏跳动起来而动了动脑袋？他现在是爱她的，那就是爱的表现。他慢慢靠近，他先把一只手，再是把身体重量放到了门上，这样她就拉不开门了。他根本不需要思考就知道她闻到了他肌肤的气味，她触动了他对她的欲望。她面前有两个方法：一是带着恨意、带着求取自由的决心去抓挠他；二是让他来触碰她，像她以前一样。她可以两种套路都用，又抓又想要，又想要又抓。他的身体进入了势力范围之中，他改变了自己使用的动词。

“我想要你，弗雷德丽卡。”

他念着她的名字好让她知道他想要的是她，是弗雷德丽卡，不是随意一个女人，不是女性的一种代表，不是漫不经心的脱口而出，而是弗雷德丽卡。这是由他本能所决定说出的一种正式的爱的语言。

她的脸因怒气而灼热，她的血液在鼻腔和耳朵里嘶鸣。她的头左右摇晃闪避着他的吻，像宗教仪式中海鸥和水鸟的舞蹈，他吻她的颈项、她的耳朵和她紧闭的双唇。她感到“我绝望了”，她感知到欲望，她愠怒于自己对欲望的感知，她压制着它，但它反复涌上，就像间隙性地在局部施以微量的点击，还是有痛感的。

“我想要你，我爱你，我想要你。”他重复着这些碎语。弗雷德丽卡已经几乎要瘫软到地板上，她无法跑走，也无法不回应。所以他终于掌握了她，把她带上楼。驱使着，提携着，支撑着，拥抱着，同类的动词若继续说下去，会比这整段上楼的旅程更长。从推开旋转门到离开厨房，皮皮·玛姆特看着他们离去，然后取走了餐盘。她以前目睹过这一幕。“弗雷德丽卡看起来是醉了，”皮皮以为，“可能她真是醉了。”皮皮这么想，她宁愿相信弗雷德丽卡是醉醺醺的，“弗雷德丽卡对付奈杰尔真有一套。”皮皮觉得，虽然这跟她目之所及恰恰相反。

之后，他躺在那儿闭着眼睛，一只沉甸甸的胳臂把她搂向他。弗雷德丽卡的身体温热又欢愉。她腹部的皮肤因为用力、放松和幸福发出微微红光。在她体内也一样，她可以听到血液在快速流动。她用“听到”来形容这种感觉，但她知道这不准确，因为这跟她的耳朵没有关系。她慵懒地闲游着思考为什么她要用“听到”，她意识到这类似一个人从贝壳中听到了血液涌动敲打般的声音，而把这种声音称为海之声。弗雷德丽卡斟酌着词汇，当然在做爱、交媾，或被用其他惯常或精选词汇命名的这个行为过程中，她并不琢磨词汇，而是在之前和之后。比如现在，她看着奈杰尔微湿的、沉重的眼皮，看着他弯曲的嘴唇好像因经历了痛苦而松弛下来，她爱他是因为他拥有不须多言、轻易地就能把她降伏的技巧。她想起威廉·布莱克说过的那句：“欲望得以满足的面孔。”她移动着她灵敏的鼻子，嗅闻他的汗味，那是她自己身上的汗味，她知道的，她知道自己身上的气味。她又想到约翰·多恩[3]精妙详细的比喻，纯洁又雄辩的血液在死亡的女人的面颊上说话。弗雷德丽卡的繁忙思绪，从她皮囊覆盖的骨骼之下，从濡湿枕头上的她的打结红发中，想方设法地宣召一句准确的引用语。

纯洁又雄辩的血液在她的脸颊上说话，经过了如此精致的锻造；人们几乎可以说，她的躯体在沉思。[4]

“她的躯体在沉思，”弗雷德丽卡想着，“雄辩的血液。”如果她在夜里突然说起了“欲望得以满足的面孔”和“雄辩的血液”，奈杰尔不会了解其中任何一句，因为他只依据身体思维行事。她想：选择了他就是因为如此，其他所有事情都顺其自然。“是应该可能有联结的，”她心想，“是应该的，只有联结。”她这么想的时候，头脑中出现了自己的样子：她化身成美人鱼，她用那湿润的玫瑰色的指头，梳理着的不仅是她的头发，还把她脑中的纤维梳得和谐又整齐。奈杰尔在睡梦中，梦呓般吐露着自己的秘密。“嗯，”他呓语着，“哼嗯，啊哼嗯。”以及其他音节。弗雷德丽卡呼吸着他的气息，他们的气息在枕头上交融，他暂且“哼嗯、哼嗯”地回答着，而他俩的手和脚早已沟通。

玛丽的病床位于狭长病房的尽头，病床顶端的隔帘低垂着。入夜了，一片宁静——除了一个俯在枕头上的小小的男孩，顽强地哭个不停。玛丽平躺着，一动不动，她苍白的小脸被架在床头金属架上绿色灯罩的小灯照亮。丹尼尔靠着她坐着，热得流汗，他的身体相对于细脚伶仃的访客椅显然太重。他在那儿已经一个小时了，心脏还在锤击般地跳着，他的领子也还扣着没解。温妮弗雷德，玛丽的外祖母，坐在病床的另一边，安详地织着毛衣。她知道如何保持安静，就像她女儿一样，丹尼尔记得，虽然不想记得。玛丽的眼睛闭着，呼吸正常，只是气息有点儿弱，在她眉毛的位置绑着一圈绷带，像希腊公主的头带装饰。她的皮肤苍白又冰冷，脸上撒落着像棕色种子似的雀斑。她的头发没有被绷带绑住，浮在绷带之外，是金红色的，又或者说是红金色的。她的嘴微张着，丹尼尔可以看到她的牙齿，她的乳牙和长到一半的女人牙齿，都在长着。

她一动不动。丹尼尔出汗，温妮弗雷德编织，玛丽呼吸。丹尼尔从他的小椅子上欠了一下身体，用一根手指碰了碰玛丽的脸颊，又收了回去。温妮弗雷德说：“她自从我来这儿后就没动过，非常安稳。”

“他们说医生会过来。”

“我认为医生会来的，那是医生职责所在，我们等就是了。”

她的毛衣针稳稳地织着。丹尼尔重新审视、认识着他女儿的脸。过了一会儿，鲁茜来了，伏在玛丽脸上，熟练地翻查她的眼睑，一秒、两秒，看向那没有视觉感知的眼睛。“状况还好。”鲁茜专业地说。她又将掌心放在玛丽眉毛的位置，说了一句“状况还好”。在那件葡萄紫色的制服里，她显得高大、美丽，白色围裙之下，她系着一个黑色的弹力腰带，腰带上有一个装满剪刀和其他器具的口袋。她浅色的长发辫在帽子里盘了两圈，帽子上有一个硬挺的帽冠和饰边的扇状尾，像一只展开羽翼的鸽子。她用自己冰凉的纤手放在丹尼尔粗大的手上，以示安慰，要是在医院外面，她绝对不会这样触碰丹尼尔，但这里是她的领域。她问他是否想要喝一杯茶，他说不用了，回问医生什么时候会来。“就快了，”鲁茜说，“快了，有其他急诊，医生他已经往这边来了。”她穿着黑色的胶底鞋，踱到旁边去了。丹尼尔对温妮弗雷德小声说：“马库斯曾经迷恋过她。”

“他好像还在见她，我想，”温妮弗雷德说，“但他不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私事，这你知道。”

丹尼尔想着鲁茜，又想了想马库斯。但他的想法都不适合说给温妮弗雷德听，所以他陷入了沉默。

医生终于到来，但却像前脚来、后脚就要走掉似的，医生们都这样。丹尼尔很了解医生。因为他自己曾经当过医院牧师，是的，他就在这座医院里当过院内牧师，甚至在这间病房工作过，他知道医生为什么与那些焦急、等待、无助的眼睛对视。丹尼尔现在的眼睛就是那样的，但那些人类的肢体表达一度是他工作的内容。医生告诉丹尼尔和温妮弗雷德，通过X光的检验，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没有骨折，孩子的状况看起来是稳定的，所以目前能做的就是继续观察和等待。她必须被留院观察是否有任何内出血的可能迹象，但时间此刻可能是最好的医疗手段。医生是一个很年轻、肤色很粉嫩的男子，他举起玛丽头部的X光片，让光穿透X光片，看得更清楚。所以丹尼尔突然间从那张朦胧的、暗淡的图像上，目睹到他女儿的颅骨，她的鼻窝，她空洞的眼窝，还有看起来像是层叠的牙齿，他仿佛一瞬间看到了成人的臼齿，埋在下颌骨之下，努力要从无根的乳牙冠上冒出来。“一切情况都良好。”医生边说边迅速地把这些图像收了起来。

又过了一会儿，探视时间结束了，玛丽还是没有动弹过。鲁茜又出现了，告诉他们现在应该离开了。温妮弗雷德说她不想让玛丽独自躺在那儿、独自醒来，温妮弗雷德是这么说的。但她边说边收拾自己的毛衣针线。丹尼尔说他要留下来陪女儿。

“我们会照顾她的，”鲁茜说，“她不会有事的。我们会立即通知你，如果……”

“我坐在这里就好，”丹尼尔说，“不会打扰到任何人。我知道的，我以前也偶尔需要坐在这里，我知道怎么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温妮弗雷德问：“但你不想看看威尔吗？他跟他外祖父在一块儿……我想他现在已经知道你回来了……”

“明天吧，”丹尼尔说，“明天我就去见威尔。但现在，我得等在这里，说不定她随时会醒来。”

他自己知道，温妮弗雷德也知道，到时候玛丽一醒来，她要找的人是温妮弗雷德。但他重复道：“我要留下来，我知道这是可行的，我记得是这样。我要在这儿陪着她。”

“当然了，”温妮弗雷德说，“你大老远来了，你当然可以明天才见威尔。”

丹尼尔模糊地从她的话语中听到一些尖刻、反讽，但他不能明确地洞察——他对女儿实在是太挂怀了。而他也真实地了解到他对温妮弗雷德有亲人之爱，温妮弗雷德对他亦是如此。他自己的母亲在他妻子过世不久就亡故了，他那时在老人病院里只感到无由的愠怒和失措的凌乱，他自此再也没有感受过像温妮弗雷德此刻这样如母亲般的对待。如果她真的是在显露一种尖刻和反讽，那也是她权利之内的事。他站起身来——椅子的形状像雕刻在他的臀部上一样，蹒跚地走向前，和他的岳母相拥。她比他记忆中的样子瘦弱、矮小了几分。他说：“谢谢你。我很清楚你的为人，我了解你……我也亏欠你，温妮弗雷德。”

“你守着她。”温妮弗雷德说。她没办法容忍自己说些无意义的话，她觉得玛丽会缓过来的，但万一不行的话，她也不想撂下不吉的言语，“我先回家看看比尔和威尔，明天再过来医院。你知道你可以随时打给我们，如果……”

“是。”丹尼尔说。

鲁茜对丹尼尔说：“我们这儿有那种折叠床，你可以放在玛丽的床边。尽量躺一躺，休息一下。我每十五分钟会过来检查一下她的瞳孔，你们两个人我都会留心的。”

儿童病房的夜晚似乎来得有点儿早。夜色虽降临得早，但是天还没有全黑——装在各处的角灯照出了显影：有着卷曲毛发、手脚展开的猴形生物，连在管形材料和滑轮上，又像是一个情绪饱满的幼儿，鼻塞似的伏在枕头上带着鼻音喘气。鲁茜从一个橱柜里拿来了牙刷和毛巾，丹尼尔在一个喷撒过石炭的盥洗室里整理好了仪容。他放轻脚步，回到了他女儿所在的那个病房。病房的墙上绘满了企图使人看了乐观的图画，多数画的是绵羊。绘图者应该是觉得绵羊或许很吸引人，或许觉得很容易画，或许两者兼具。“小波比”穿着她的带裙撑的裙子，拿着她的赶羊钩子，站在一棵大树下，凝视着一个方向；而在她身后的是一大群颜色各异的绵羊，活蹦乱跳地往小波比视线的反方向跑着，像要跑跳进蓝色天空里。绵羊基本都被圆形的笔触潦草地画成四四方方的形状，四方身体上点缀着黑色的耳朵、黑色的脸和棍枝形的细长的黑色的腿。绘画者还做了一番努力，按照透视法缩短已经跑远的那些羊只，只是看来不大成功。那片蓝天上飘满了实心的慵懒的云朵。小波比是以背影示人的，她的脸被阔边帽遮住了，这也暗示了绘画者画人脸的信心不足。小波比正对着的那面墙上，竟然画着“玛丽”和她的小羊羔正在试图跨过一条篱笆，要去向一个窗户很小并写着“学校”字样的房子。画面上的“玛丽”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套头衫和一条绿色的裙子，绵羊毛一般卷曲的金色头发上有一顶学生式样的贝雷帽，手拿着一个方形的棕色书包，那书包画得像没有重量似的。但那只小羊羔却怪模怪样的，它的四条腿短得过分，它的头又大得离谱，还有它笑出了人的笑脸。另一方面，“玛丽”的脸，浑圆又空洞，只有微笑的嘴巴和浅蓝色的圆眼睛。有些绵羊远远地望着篱笆，注视着那只一路小跑的小羊羔。那些绵羊什么样的都有，黑脸的、白脸的、长角的、毛茸茸的。

丹尼尔紧靠他女儿坐着。夜晚飞过他们的头顶。鲁茜时不时过来，翻看玛丽长着红色睫毛的眼睑。她说着“状况不错，状况不错”，又匆匆走开。

玛丽的嘴巴微张了一点，她的牙齿是湿润的。一种强迫感猝不及防来临，丹尼尔一下子想起来斯蒂芬妮死时的脸——那目不转睛的眼神，那轻微翘起的嘴唇，那湿润的牙齿。毫不夸张地，他感觉到他的心脏在身体里像一个损坏了的引擎，那颗心脏自动地想要停止跳动。作呕的感觉排山倒海而来，他等待着头脑里那些画面退去，就像等待着被滚烫金属烫到时，手不再抽痛。他总算等到了这些画面消失无踪，等到了脑海中那张脸沉下去，然后他举起一只沉重的手指，合上了他女儿齿外的嘴唇。她的唇温温的、暖暖的、软软的。他想起了他女儿颌上急着冒出来的牙齿的那股冲劲。他摸了摸她的脸，她小小的肩。他在黑暗中握住了她冰冷的小手，他唤着：“玛丽——”他重复唤着：“玛丽——”

玛丽游荡在昏暗的蓝色山洞里。她并非在走路，而是在迂回，飘浮或飞翔，游弋在一丛丛巨大的扇形植物中，或纹路斑斓的岩石间。这边是暗蓝色的，那边是紫色的，还有瓦灰色的，暗光影影绰绰洒在这里那里，光是从石礅中或树杈间发出的。她漂移无碍，但痛感也梭行在她身边，像一丝发亮的线，跟踪着她错综复杂的路径，却不曾真的触及过她——如果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光线上，那道光线就会伤害她，用它的边沿，它锋刃似的边沿，它的针尖，它的光之火焰就快爆发——但她与它轻缓起舞，她动它也动，它动她也动，她和它甚至互相躬身，一起流成趋前的曲线，一起流成仰后的曲线，始终保持着距离。她和它之间什么也没有，没有蓝色的光亮，什么都没有，没有可见的黑暗，什么都没有。

鲁茜每半小时回来一次。“不错，”她盯着玛丽的眼睑底下，说，“不错。”丹尼尔岿然不动地坐着，握着他女儿的手。鲁茜对他说：“尽量睡一睡吧。”

“我不想睡。”

“但你需要睡。我不认为她这一阵子会醒过来。基本上，他们在深夜里不太会醒来。可清晨来临时，你就会发现她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了。要不要我帮你冲一杯阿华田？”

“还是我自己去冲吧，谢谢你。我得活动一下我的腿，我腿上好像全都扎满了钉子和针头，已经麻痹了。”

鲁茜在一间小厨房里帮他冲了一杯阿华田，他们俩在夜班护士的办公桌边坐下，他们的脸在暗影中，他们身前的办公桌被绿色桌灯洒下来的一摊光晕照亮。

“我们坐在这儿也看得到她，”鲁茜说，“这张桌子就是以让我们看到每个人为目的而设计的。”

丹尼尔问鲁茜过得怎么样，做了些什么。他期待的是一些中庸平和、毫无特色的答案，就像她坐在这里一样，喝着茶，她黯淡的鹅蛋脸往下看着。她说：“如果不是为了满足我的精神世界，这个地方、这种工作，会是相当令人难以忍受的。”

他才想起来他做过牧师。这种让他义不容辞严肃回应此类问题的使命感，以及想出一种谈笑风生解答之道的紧张感，让他答得不是很理想。

“我记得你以前是‘青年基督教徒’的活跃成员啊。你现在还去圣巴塞洛缪堂区教堂吗？”

“有时候会去。那里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当然，因为吉迪恩和克莱门西已经不在那儿了。新来的堂区牧师也并不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人，他基本上就是在走过场……我不该那么说，我怎么能判定一个人的灵魂？但是，不管怎样，他不跟我对话。我猜你现在还是跟吉迪恩保持着联系吧？尽管你在那个地方。吉迪恩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

“恐怕我只能说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非常避世，我没见过老朋友。”丹尼尔温和地说，他的“专业声音”又使出来了。他对吉迪恩·法勒——他之前去的那个教堂的牧师，是一种混合了憎恶和轻蔑的情绪，所以他不时需要投入一些以慈善为念的心理建设和努力，来消弭他对吉迪恩的感受。

“我是比较合吉迪恩那一群的，可以这么说，”鲁茜说，“我是‘喜悦孩童’那个团体里的。我没办法去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主要集会，你知道，约克的集会也不太能去，医院的工作占据了我相当多的时间。但是吉迪恩在这里的原野上办的那些家族式聚会，我偶尔能去——他所发起的活动像有了神奇的生命力——‘奇迹’发生了——每个人都被注满了认知和生命力。我希望他能更常来，但好在克莱门西也来——其他的家族领袖，我们都一直保持着联络，那真是一件乐事。”

“我为你感到开心。”丹尼尔谨慎地回答。

“我进入医院工作，”鲁茜说，“因为我想做一些善事，来帮助小孩子，帮助那些无辜的受难者。没有人在护理儿童的护士受训前告诉我们说——你要知道，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护理——最糟糕的。你可能会在老人家结束痛苦、病逝时感到欣慰，但这些小人儿，这些住在医院里的小人儿，已经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小人儿——这比让他们死掉还更痛苦。当然了，我们不便说这些事情，可对你，我愿意说，因为你知道这是怎样一种变化的过程——这可能看起来不能类比——但如果这种苦难可让耶稣代为承受，可让耶稣代我们承受的话……我常常都会这样想，尽管我不是很明白。不过，当然了，我们也并不必须明白。”

是另一种声音，另一种狂喜、自信的声音，在她平缓、淡漠、微弱的语调中讲述着。“我当过这里的院内牧师，你是知道的，我在这儿工作过。虽然不是做像你一样的工作，但我亲眼见过你所告诉我的一切。”

“世界上多需要你这样的人啊，”鲁茜说，“没有多少人可以理解或听得到……”

这不是丹尼尔记得这些事情的套路。

他回到孩子那边去了，他的孩子还是一点儿也没动过。鲁茜朝那孩子什么也看不到的眼睛里观察了一遍，又说了一遍：“不错。”

玛丽逡巡在墨蓝色的水流中，穿越在山洞、泄洪、沟渠的边缘。这个墨黑色的世界膨胀着，摆晃着。在一片万籁俱寂中，传来一丝遥远而模糊的轰鸣。某处的某人反胃不已。

丹尼尔躺在安装着小脚轮的床上，艰难地假寐。他的睡眠条件远远不如在他高度之上的玛丽，他床上的弹簧咿呀作响，牢骚抱怨。但她却翻转了，动弹了，她的一条胳膊突然打开，一只小手碰到了他。他唤来鲁茜，鲁茜说：“不错。”又检查了她的瞳孔。黎明降临，随着白昼降临，晨昏转换了。白日里，手推车、海绵、温度计又繁忙了起来。鲁茜给丹尼尔端来一杯茶，告诉他，她要走了，晚上才会回来。丹尼尔一口气喝掉了热茶，感到热力在肚子里扩散。玛丽的嘴唇动了。

“看啊，”他对鲁茜说，“看这儿——看她的嘴唇。”

玛丽在一个白垩质洞穴般的岩口里的某处。她被吸入了，被吹起来了，她想通过飘浮使自己固定，像沉淀物一样。但在她所受困的介质中，是一片混乱，她会被喷出来。她的葡萄黑色的世界中，她的龙胆根色的山洞中，已经注射满愤怒的橘色，她看到了血，她看到了发烫的遮盖物，她扭转着她的头，转向这边，转向那边，因为痛感已经占据了她。她看到了浅滩，橘色的浅滩。她睁开了眼睛。

“玛丽，”他叫着，“玛丽，你醒了……”

她猛烈地挣扎着坐起来。她用发烫的双臂绕住他的脖子，她把自己的脸埋在他的胡须中；他把鼻子凑上她鲜活的皮肤，她溽热的头发，她柔细颈项上的脉动。她的双臂和双腿还在颤抖，不管怎样，她蠕动着挣脱了床褥，驱动着她的全身贴紧了他。她的双臂紧锁，环勒住了他的脖子。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玛丽喊着，丹尼尔吻着她的头发，他的眼睛热热的。

“对不起，”玛丽呼喊着，“我病了，对不起。”丹尼尔托着一个盘子好让她呕吐。这一切是一个奇迹，不是吗？她的声音，她挣扎的急迫，她起伏的小腹，她干呕的声音，这是生命，她活在生命里。丹尼尔用他自己干净的手帕擦拭她的嘴，轻抚着她眉上的发丝。他想道：“这世界上肯定有一些人，如果那些人在我的情形之下，他们总是清楚地知道她还活着，她会醒来。不过，我却永远属于那些确知她不会挺过来的人群。”这一次，他避免了，避免了唤来那张死亡的脸孔。

玛丽复原了一些。一家人正在吃早餐，而丹尼尔还在约克郡。霍利教士告诉丹尼尔，怎么样都必须待在那里一段时间，反正他已经在那儿了。丹尼尔的电话现在由一个新的志愿者接听，是个很优秀的实习生，真是适合做这一行。玛丽在家，暂时不上学，她还在休养。对于她在游乐场怎么倒下和前后的一切经历，她完全记不起来。不过她说过一次，她那时好像在一个巨大的空间中，有一个东西从远空中快速地降落下来——一只大鸟，玛丽迟疑地说，一只瘦巴巴的黑色的鸟……

他们都在早餐桌上。比尔·波特、温妮弗雷德、丹尼尔、玛丽以及威尔。他们已经不住在马斯特斯街那栋难看的房子里，尽管比尔在那儿度过了他的职业生涯，温妮弗雷德在那儿带大了她的孩子们，也带大了她的外孙和外孙女。比尔已经六十七岁了，两年前退休。从他退休的五年前开始，温妮弗雷德每天都在惶恐。比尔的一生，只有他的工作。当他收到那份“离别礼物”——教过的学生们亲手雕刻的花岗岩饰物纪念品，用这种倔强对抗自然的特殊材质雕塑成的一群表情冷酷的羊，还有一本完整版牛津词典和一张高额的购书代金券——校长，索恩先生，对在场很多人说：比尔·波特是布莱斯福德·赖德学校的人。现场有人嘟哝，有人吹口哨，有人喝彩，有人流泪，有人猛烈地鼓掌。温妮弗雷德当时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比尔像一颗被生拉硬拔掉还滴着血的牙齿一样，离开了布莱斯福德·赖德。而且，她也为自己担心。和比尔的婚姻之所以不难维持，是因为他多数时间是一个“不在场”的人。他的性格像挥发性气体，他咆哮，他易燃，他猛击。温妮弗雷德能有自己平静的好日子，单纯依赖比尔在这段婚姻中的缺席。

在比尔的感谢词中，比尔清楚地表达了他没有续居于马斯特斯街的意愿。他有权利这么做，尽管校方希望他至少在退休后三年之内留在学校里帮忙，就像他的前辈们一样，帮着批一批考卷、带一带大学新生，就这么一点一滴地学着适应退休离校的生活。但是，事先不向任何人张扬，却在感谢词中表明自己的赞扬，这的确是比尔的个性。听他致谢的人中，有些人甚至可能以为他就在彼时彼地，因为听了礼堂中毕业生欢欣鼓舞的致辞，才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不打算留下，”比尔说，“我不打算留在校园里，不想为这里办事的套路所烦恼，也不想执着于自己的失误。我要为寻求美而离开。你们大可以笑话我。布莱斯福德·赖德是个挺不错的地方，园丁的手艺也不错，但没有人能说这里的园丁创造出了美。万神殿中唯一有些美貌可提的神是巴尔德尔，但他也已经远去。我会在原野上买一栋房子——我已经看上了一栋——打点完了的话，会是挺好的一栋房子，井井有条的房子——要有一个花园——这我会在有空的时候亲自打理。不过，我打算让自己非常忙碌，那些没有活力的人，跟死人无异，我常常那么说，所以我没死，绝不死。”

他几乎要落泪，温妮弗雷德看到了，她又一次没因为他忘了提及自己而原谅了他，他总是紧赶慢赶着。他根本没问她想不想要搬家，正巧她也不想留在原处，可能是因为他早已知道，所以不须去问。她只觉得住在广袤原野上的一间小屋里，这主意有点儿愚蠢，她也这么说过。每个人都认同一个人退休之后如此之快地离群索居是不智的，更何况还有威尔和玛丽，那时候他们分别是八岁和六岁，想过吗？他们俩该怎么上学？比尔想过吗？

比尔确实是想过的，也都安排好了。他在皮克林和高思兰两个原野之间的腹地中，一个叫弗莱亚格斯的村子里，买了一栋18世纪的灰石房。屋后种植着攀高的白玫瑰和黄玫瑰，玫瑰园延伸到一堵干砌石墙，墙的另一侧的原野上是牧羊区。村子里有一所小学，校长兼老师是玛格丽特·戈登，比尔跟温妮弗雷德说，玛格丽特·戈登是一个真正的教育者，他在她的课堂上听过课，这个女人对一切都了然于胸。戈登小姐是一个高大的金发女人，四十岁左右，脸上总挂着微笑。她有播撒知识的热情，还有一种极富耐性的完美主义。除她之外，学校里只有另外两位老师：海博先生教中班，奇克小姐负责接待。海博先生也住在村里，已婚，四个孩子也读自己任教的学校。奇克小姐跟戈登小姐既是隔壁邻居，又曾是戈登小姐教出来的学生，并且和戈登小姐性格相似，一样都身材发福，一样都是完美主义者。温妮弗雷德喜欢这两位老师，也被黄、白玫瑰打动了心房。房子内部是雅致又朴实的，厨房里有瑞典的AGA牌天然气灶和一间储藏室，房子还有一间室外厕所，里面装着老旧的水泵。温妮弗雷德对生活有一种设想——就像比尔脱口而出的那样，是一种美丽的设想。含蓄的色彩，变幻的光线，古老的木制品，还有黄色的和白色的玫瑰。她和比尔去了很多个乡村拍卖会，既旅行，也买些椅子、桌子、箱子和梳妆台——这便成了他们共享的热情；他们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互相倾吐着。温妮弗雷德说：“那就像你和自己做游戏一般，坐在巴士的顶层旅行着，边眺望窗外的风物边遐思：如果我住在窗外那个地方，我会是怎样一个人？如果我住在眼前那个房子里，我会过怎样的一种生活？”

“我就是那样把房子找着的，”比尔说，“坐在巴士里，从一次校外课回来的途中。每当暮色初显时，你总会有那种感觉——我是说关于房子的感觉——当空中还有光亮时，房子里也透出亮光……”

住进这个房子的一两年里，温妮弗雷德总是感到愉悦，晚上坐在炉火旁边，擦拭一张椭圆桌子，往窗台上的小花箱里浇水，从一片开阔的陆地俯视开去，能看到一座石砌的礼堂，它宽敞的台阶几个世纪以来被进进出出的无数已逝的人踩磨过。虽得忙于其他营生，但她像一个舞台布景中的鬼魅，为了匹配这个场景的美，练习着恰到好处的举动。这里逐渐变成她人生的一部分——那一处是比尔跌倒、膝盖流血的石板，那一处挂着她自己缝的窗帘，她就在同样一处窗前坐着缝的，缝好了之后又挂了上去，窗帘是白色的底色，图案是薰衣草和金雀花的花枝。最令人惊喜的是，在这栋房子里，比尔从没有吼叫过，也没有催逼谁，他既不无聊也不愠怒。他，就像他事先说的那样，忙碌，他扩张着自己的校外教学。他在约克郡海岸的南岸到北岸长途旅行，他还在斯卡伯勒、惠特比、卡尔弗利、皮克林开过课，大聊特聊大卫·赫伯特·劳伦斯、乔治·艾略特，仿佛他们的人生亟待被他讨论一样。他对那些年老的巡游循道宗牧师产生了兴趣，他们曾来到包括这座新家在内的不少村民家里，充满热情地讲过道。他正在写一本书，书名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英语与文化社群》《社群文化与英语》《英语·文化·社群》。他长时间的远离对温妮弗雷德来说是静心的机会，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跟她说他去了哪里，说过什么话。戈登小姐、海博夫妇、奇克小姐，会来吃晚餐；几位在这座小山村里预订了周末度假屋的北约克郡大学教职员，也来吃过晚餐。他们踩着风尘仆仆的靴子，穿着温暖的羊毛袜子徒步而来，还称赞过玫瑰花。

他们全家人在能从窗口看到玫瑰园并远眺原野的厨房里吃早餐。比尔坐在桌子的一端，温妮弗雷德坐在另一端。丹尼尔和玛丽并排坐在一侧，父女俩低头把碗里的粥倒入蜜糖后，螺旋式搅和着，把粥从熔金般的质感，搅和成灰色的粉状物。在丹尼尔和玛丽的对面，是威尔，他现在已经十岁了，矮壮结实，肤色深，浓密乌黑的眉毛底下是一双黑色眼睛。谁是他爸爸现在再清楚不过，同样清楚不过的是他一眼也不看他爸爸，也一句话不跟他爸爸说。威尔吃得又快又大声，咽下吐司面包和水煮蛋匆匆了事，准备上学去。比尔十分不明智地开启了关于威尔升学的话题讨论。威尔可以有获得奖学金去布莱斯福德·赖德就读的机会。作为比尔的外孙，在那儿学费可以减免很多；或者他可以继续读当地的公立学校，这样他就能一直住在这间“布莱斯小屋”中。比尔问丹尼尔：“你想不想去公立学校看看，既然你现在人在这儿。”

“我要看看威尔的意思。”丹尼尔说。

“我觉得这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威尔说，“因为不管怎么样，我想去的是欧沃博罗综合中学。我的朋友们每个人都去。 ”

“关于综合学校的优缺点各有探讨，”比尔简洁明了地说，“尤其是对比旧的传统的教育体制。男孩子们在那些旧学校里能学到东西，这一点很重要。”

“在综合学校里也能学到东西啊。”威尔说。

“我没说他们学不到东西，所以你还是和你爸爸去看看那些学校比较好，一起去看看。”比尔说。

“你才是学校专家啊，外公，你去看看吧。”

“但我们至少得讨论一下你是不是要参加入学考试，威尔。”比尔说，他又转向丹尼尔，“威尔非常聪明，他的确聪明，你一定得跟他的校长谈一谈，校长对他的评价很高，是很高的。”

“我们现在不能讨论这个，”威尔说，“我得赶快去学校了。”

丹尼尔并不愚钝，他可以看得出来他儿子正在权衡是否要阻止他跟学校校长见面谈话，他又欣慰威尔还是从这一点上做出了一些让步。威尔把自己的椅子往后推，弄出了刺耳的摩擦声，穿上了防风夹克，背起了他沉重的书包。外婆温妮弗雷德递给他一个苹果、一块脆饼和他的保温瓶。威尔亲了亲外婆的脸颊，也亲了比尔，和妹妹玛丽道别，却跟丹尼尔点头致意。“回头见。”威尔嘟哝着。“稍后见。”父子两人都蹙起了眉头，紧张又疑惑。威尔离开了。

丹尼尔低下头，瞥到玛丽的手腕，她的小拳头紧握着她那忙个不停的勺子，玛丽每一块肌肉的每一个动作，都让他高兴。玛丽说：“威尔想和基思·米基以及那个头发很怪的女孩儿一起去欧沃博罗。”她稍微想了一会儿，不是太有相关性地补充道，“你还不会立即离开吧，对吗，爸爸？你才刚到而已。你如果要来我的学校，我不介意，我可不介意。”

“我还可以再多住一段时间。”丹尼尔对玛丽说。

“嗯，多住一段时间。”玛丽说，“一段就好。”

有两个人翻过了原野的山脊，顺着牧羊的路线下行，来到他们家的后门。温妮弗雷德站起来，去多泡些茶。“是马库斯和杰奎琳，”她告诉丹尼尔，“他们正在做些研究，跟杰奎琳养的蜗牛有关的研究。杰奎琳正在修读一个跟那些蜗牛有关的博士学位。他们每天早上四点就起床往这边来，来数数蜗牛的数量或做些诸如此类的事情。”

“她来我们班讲过蜗牛的事。”玛丽说，“我们有一个蜗牛的聚居区，都是我们帮她养的蜗牛，我们做些实验，看看蜗牛都吃些什么，看看蜗牛的孩子们是什么颜色。我们有一本很大的蜗牛书，我们观察蜗牛，把蜗牛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很有用呢。”

“你觉得蜗牛有用就有用。”丹尼尔说着，丝毫没有不耐烦。

那两个人的身影很渺小，一开始最多只能分得清谁是谁。两个人都穿了带风帽的夹克和胶靴，也刚好适合这种潮湿的完美的“蜗牛天气”，两人都很瘦，蹦蹦跳跳地走路。丹尼尔不想见到马库斯。马库斯是斯蒂芬妮和弗雷德丽卡的弟弟。麻雀钻进冰箱底下，冰箱倒砸下来那天，他就在家里。丹尼尔从来也没有向马库斯问起，如果他能多留点儿神，他也许就能拯救斯蒂芬妮。丹尼尔惧怕自己的盛怒。马库斯当时在自己的房间里，处于一种混乱又焦虑的孤僻情绪中，那一整年，他都惹斯蒂芬妮生气，刺探斯蒂芬妮的隐私，像一只闷葫芦一样胡思乱想。“他是一个焦躁又没用的生物。”丹尼尔这么想，“他不过一会儿又将陷入他刚刚模模糊糊挣脱的那阵恍惚混沌中。”马库斯是丹尼尔重返这个家族的痛苦回忆的一部分，马库斯像是一个棒状生物，长着一张像坏掉的乳酪一般的脸，枯蜡又多汗，他站得很近，离插着冰箱插头的那堵墙很近，发着抖。“马库斯并不是……”丹尼尔那时候觉得，“马库斯并不是只顾自己的安危。”丹尼尔没有办法帮助他，因为马库斯就是那样一个人。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会希望或期待丹尼尔能去帮马库斯。“就让他受罪吧。”丹尼尔看到了自己想要看到的。但现在，那个年轻男子和那个年轻女子，阔步从平原上走下来。并且，丹尼尔听见，马库斯走进玫瑰园墙的那道门时在笑。“他怎么可以笑得出来？”丹尼尔内心蹲着的那个恶魔问。“已经是1964年了，”丹尼尔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她死于1958年。我们却都活着。马库斯又是个年轻人。”马库斯有一个学位，丹尼尔并不确知是什么专业的学位，温妮弗雷德只是告诉丹尼尔，马库斯有个博士学位，现在是波特博士。他在北约克郡大学教书，刚刚加入一个重要的研究团队。“我们却都活着。”丹尼尔又对自己说了一遍，但他知道自己没“活着”。不算活着，根本是死的，死的。玛丽揪拉着他的毛衣：“来看看蜗牛吧，看看嘛。”

马库斯和杰奎琳脱下外衣，温妮弗雷德端上了热咖啡、吐司、培根和蛋。这些东西吃起来可真美味啊，尤其是在潮湿、昏暗又充满着泥煤味儿的荒野空气中搜寻了一番之后，经历了寒冷、日出和跋涉，这些东西真是可口。杰奎琳正在观察两种哈雷克斯蜗牛和两种雷莫瑞丽蜗牛，研究这些蜗牛群体的遗传变异，这些变异可以从蜗牛壳上形形色色的螺纹种类辨识出来。她带来一些蜗牛，有些会养在玛丽学校的蜗牛聚集区，还有些要送去北约克郡大学，玛丽惊叫着：“看看它们美丽的触角，看看它们的小嘴，它们有上千只牙齿，爸爸，你知道吗？杰奎琳告诉我啊……”

杰奎琳已经长成了一个健美的年轻女子，深棕色的及肩头发，有着金属丝般的卷儿。她的皮肤一看就是“户外型”，被太阳晒得有点儿黑，但很柔韧，还有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以前，她常去一个叫 “青年基督教徒”的组织，和鲁茜一起去。丹尼尔好奇她会不会也是吉迪恩·法勒“喜悦孩童”的一员。丹尼尔告诉杰奎琳说，鲁茜把玛丽照顾得非常好。杰奎琳回答说她不知道鲁茜怎么能把那份工作坚持下来，日复一日的，多辛苦？杰奎琳的脸上有着自然的笑意，就算说着那样的话，还是笑着的。马库斯问候着：“嘿，丹尼尔!”边说边入座用早餐。他又问玛丽：“嘿，玛丽，你的头怎么样了？”玛丽说：“我还是记不起来我是怎么摔着的，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竟然一无所知，真是很滑稽，我一无所知。”马库斯现在从事大脑神经科学研究，尤其是研究记忆这一部分，认同着玛丽的趣味论调。“你会想起来的，”他说，“你可能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想起来，并且也不知道自己竟然记得。然后有一天，这段回忆突然清楚地浮现出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马库斯并不想见丹尼尔，一方面是丹尼尔自己的原因。因为丹尼尔记得马库斯站在电插座旁边，马库斯记得丹尼尔脸上的表情，丹尼尔从门外进来，丹尼尔看到了当下的情形。就像丹尼尔一样，马库斯也以为自己无法从震惊中复原。但他毕竟复原了。他想着，每次想到自己的复原，他觉得多亏了杰奎琳和鲁茜为他付出的悉心关怀。鲁茜抱着他的身体，一直等着，等到他能放声哭出来，然后擦去了他的眼泪。而杰奎琳，粗鲁地、冷酷地要求他对他身外的事物感兴趣。她拖着他去听课，一段时间后他听进去了；她又用自己的问题来轰炸他，他竟神奇地利用自己数学式的精确头脑，把她的问题都巧妙解决了，根本不用启动自己的一丝情感；她又在他后脚跟不上前脚的时候，带他去参加一趟趟的田野调查之旅；她把自己最有热情的事强加于他，那总体上是生态学研究的雏形。尽管他还沉浸在自己的痛楚中，却发现自己竟然对此是感兴趣的。是杰奎琳让他知道他感兴趣，是杰奎琳让他知道他还活着。他有一次和杰奎琳坐在暴风雨前夕的山口原野上一个洞穴里，那是一个乱石为墙、暗岩盖顶的洞穴。他们头顶上的岩石缝上，是盘根错节的线状物根茎，那些根茎通往地表的某处。根茎通过洞穴里流通着的空气，细嗅着摸回地面之上。它们垂悬依附、蜿蜒虬曲，这都出自于它们的生理本能。当暴风雨来临时，水开始浸满洞穴，黑色的小溪流为地面画上纹理，骤然降落的雨滴透出水光，岩石的面孔被分割成碎片，水顺着盲目的根茎坠落。他常常梦到那些黑暗的土块，那几滴明亮的水珠。一切就是那样的。是杰奎琳那种强大的精确度，让他意识到一切就是那样的，就像水顺隙而下的道理一样。

马库斯知道自己对斯蒂芬妮的死亡怀有愧疚，他不知道这份清醒有什么作用。但他知道有一个人——除却死掉的人——有一个人被自己施以了致命的伤害——丹尼尔。尽管马库斯也知道自己对威尔和玛丽，还有比尔和温妮弗雷德，造成了无可补救的损害。他并不认为弗雷德丽卡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创伤。他知道沉湎于悲伤和愧疚于事无补，所以他拒绝那么做，但他的拒绝也没有帮助到自己。他觉得丹尼尔不应该唐突地冲去伦敦，他也了解他不能埋怨丹尼尔，他想不如埋怨自己好了。不过，同时他却出色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非常出色，并且对他的同事们有兴趣。他活着，生活在别处，与丹尼尔一样，却也不一样，他没住在丹尼尔住的那么可怕的地方，也没有丹尼尔有的那么可怕的知识。

比尔拆开刚刚收到的信件。其中有一封，一封棕色信封里的信，他留到最后才拆开，读的时候笑起来了。那份公文纸信上的字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墨迹浅淡。比尔说：“是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寄来的信。他们把他调去一个研究英语教学的政府委员会了。那个委员会叫‘斯迪尔福兹委员会’，主席是菲利普·斯迪尔福兹，你知道，就是人类学家。除了主席之外，他们好像不愿意再多调一位英语专家来负责调查英语教学，一点儿也没这个意思。我们原来学校的那位校长也在委员名单上，老威基诺浦，我看，他没任要职。亚历山大也不过是个碰运气的教师罢了——噢，他不写在这儿吗——他说想叫我向委员会提呈一些证词，他说得很礼貌，他说我是他认识的最好的教师。他说他会参观学校，也希望来我们这儿看一看；他说他可以自由选择想去参观的地区，想要在我们这儿待一段时间。我应该写封回信，告诉他戈登小姐顶级写作计划的一些亮点。我大概也会写份证词给他。虽然这没什么用——我从不知道这些事情会有什么用？全都是一些好主意，一些健全的标准，横躺在教育部里毫无用途，谁知道呢？”

丹尼尔说他见过亚历山大，于是杰奎琳问起来亚历山大有没有在写更多的戏剧，这没人知道。丹尼尔则向杰奎琳问起了克里斯托弗·科布，那个管理野外观测站的自然主义者，杰奎琳说他现在不在这儿，在利兹参与一个杀虫剂大会。比尔说起科布对农作物喷洒农药和拌种的抨击相当猛烈，杰奎琳说他必须那么做，没有人明白地球受到的伤害。只有马库斯明白——马库斯明白得也不全面——1961年和1962年杰奎琳所经历的事情。那时马库斯和杰奎琳刚刚在北约克郡大学开始他们俩的研究生涯，杰奎琳当时正和一个叫作卢克·吕斯高-皮科克的丹麦人研究蜗牛的群体遗传学，而他自己那一时期，和一位数学家雅各布·斯克罗普，在微观生态学家亚伯拉罕·考德尔弗拉斯的指导下，投入一种感知模式的数学算法。1962年，是马库斯读研究生的第二年，那一年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马库斯那一代人，当然包括马库斯在内，都生活在核战的恐惧之下，那种终极武器会被投掷、利用、发动的千年焦虑——世界自此后就只剩下冬季、空洞和疾病，一个由广岛和长崎的影像胶片所组成的想象世界，那个世界的图案象征是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上一朵高涨升空的蘑菇云。当古巴涉入时，雅各布·斯克罗普装好了他的书籍和衣物，准备离开爱尔兰，因为他害怕伦敦也被投弹，或者是害怕“菲林戴尔早期预警系统”的投弹，因为白色的侦测球好像是布置在原野。马库斯被斯克罗普对危机的评估弄得有些紧张，杰奎琳则毫不动摇——“他们不会这么愚蠢的。”杰奎琳说，“他们就像膨胀着胸脯、虚张声势的雄性动物，塘鹅和家鹅，他们终究会后退并转移注意力。你等着看吧，他们一定会这么做的，他们也只是人类。”她的自信来源于她的极强的判断力，那是马库斯的生命线，但他常不能与她分享那种判断力。在他的经历中，好的判断力并不来自被称为“人类”的人群，如杰奎琳说的那样，他们住在一个以假想建筑起的世界。实际上，就像塘鹅和家鹅一样，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他们涨满的胸脯泄了气，让位于后人。在那段过渡期间，杰奎琳开始留意到砧石上那些被弃置下来的蛋壳，那些卵在巢箱中并未被孵化，谷仓和农宅中出现了猫头鹰的尸体。在1961年，英国的郊野发现了成千上万只死掉的鸟。科布的教育活动中又多了一项，他往北约克郡大学的实验室里送去装着小鸟尸体的盒子以供化验，实验室验出鸟的尸体中含有汞、六氯化苯以及其他毒物。1963年，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在英国出版，杰奎琳给了马库斯一本。在皇家桑德林汉姆庄园内，杰奎琳告诉马库斯，死鸟包括：雉鸡、赤颈山鹑、斑尾林鸽和野鸽、金翅鸟、花鸡、黑鹂、画眉、云雀、水鸡、燕雀、树麻雀、家麻雀、松鸦、黄鹉、篱雀、食腐肉乌鸦、冠鸦、金翅雀和食雀鹰。

她对马库斯说：“我们会杀死这颗行星的，我们是一种误入歧途的物种。我们会杀死一切的。”

“我们一直谈论着炸弹，但我觉得极可能会杀死一切的是我们。”

“我们之所以会杀死一切的生物，因为我们太聪明，但我们又没聪明到能控制我们的聪明。没有人试图杀死这些鸟——他们只不过是想要证明别的事情——小麦、马铃薯，很多作物都是拌种的结果——人们逼着作物生长。我认为，我真的认为——当濒于险境上的并不是另一个人或另一支军队，我们可能会学着不要这么争强好胜。但我也觉得我们愚蠢到无法不毁掉这颗行星。”

马库斯说：“放射性的尘埃会改变基因。化学突变剂会改变基因。有些花了千百万年才成型的成果，我们可以轻易毁灭——或者将其转化为怪物——就在眨眼之间。”

杰奎琳说：“一个人能做的很有限，就捡一捡鸟尸体什么的。”

“一定要确保我们收集到的证据是滴水不漏的，因为政客总是短视又毫不在意的。”

他们那时年轻而强健，充满着一种青春独有的巨大、精力充沛的绝望感，被迫面对事情时，又有一种合乎理智的恐惧。他们醒时做着的梦总被污水坑、沙漠荒地、腐烂的树干、没有飞鸟鸣唱的死气沉沉的湖所侵扰。每次在平原上惬意地散步，对蜗牛的寻找，聆听云雀的攀升和千鸟的呼唤，总是伴着这些腐烂或消亡的幻影，正如他们祖先的漫步总伴着地狱之火、火红钳子和永恒干渴的幻影。

丹尼尔看比尔收拾着信件，问比尔有没有弗雷德丽卡的消息。

“没有，”比尔——弗雷德丽卡的爸爸，说道，“她不是屈尊来交流的那种人。如果我不了解她，我会说她把我们当成粗俗亲戚，全部抛弃了。但我了解她——她成长在有教养的家庭环境中，正因如此，她可能是一个智慧上的势利眼，但她绝不是一个社交上的势利眼，而且我绝对拒绝相信她嫁给那个人，是因为想要进入屁股坐在马鞍上追逐马球的那个世界。她时常寄来一沓那个小男孩的照片。但她却不在照片上，我们有一大堆她儿子骑在马上或泛舟游湖的照片……”

“养几匹马没有什么问题……”

“你非常清楚我不是那个意思，丹尼尔，你很清楚。她咬下口的比她有能力咀嚼的还要多。我无法说我喜欢他——那个奈杰尔——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想就算有人请求我跟他多共处一些时间，我也宁愿不要，当然也不会有人那么请求我。和他共处一点儿意义也没有。她与我们隔绝了，就像《美女与野兽》或者是葛温德琳与格兰道特，总有一天她会带着她的提包和箱子一起出现，我不会惊讶的。她不是个多有耐心的人，我们的弗雷德丽卡，她也许会被撞得倒下，但她总有一天会站起来，看看四周，或者……”

“我不知道你如何能讲出这番话，比尔。”他的太太说，“你说那些话的时候什么论据也没有，搞不好她过得很开心。”

“你这么觉得吗？你这么觉得吗？”

“不，我也不知道。她还有个小儿子呢。”

“她是我的女儿，我了解她。她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些事情一定要发生在她身上。她需要的是一个像你一样的人，丹尼尔，因为你像我们。”

丹尼尔说：“你连我们的婚礼都不来参加，你是一个野兽。你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痛苦。你现在不能说我们是相像的。”

“但是，我们的确是像的。那充其量是我们这些相像之人的一场论战。现在我们可没有论战。我想奈杰尔对弗雷德丽卡散发出的吸引力正是一种与我们所有人完全不相像的吸引力，他跟我们一点儿相似点和关联性也没有。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和我们一点儿关联都没有，却仍然可以成为弗雷德丽卡的丈夫，这是我可以承认的……”

“你根本不明白，比尔，你只是被伤害了罢了。”温妮弗雷德说。

“没有，我没受伤。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学到的是：当你的一个女儿死了，你就应该庆幸你另一个女儿还活着，即使她不想来看你，也没关系，就是这样。我看事情看得很清楚了。活着的就好好活着，好好折腾，我觉得。弗雷德丽卡以前总是折腾着的。我曾令丹尼尔失望过，那不是我的本意。我先告辞，要去给亚历山大写信了。丹尼尔，你知道我们之间是没事的，别发我的脾气了。”

“我知道，”丹尼尔说，“帮我问候亚历山大，他是个好人。”

马库斯说他必须得离开了，杰奎琳也跟着他一起离开了。丹尼尔和马库斯握了握手。马库斯的手，再也不像死鱼一样软塌塌的。马库斯成长为一个完全正常的、看起来有才智的年轻人，瘦瘦的，留着一头中长度浅棕色头发，戴着眼镜。丹尼尔问杰奎琳是否还继续和吉迪恩·法勒保持见面。

“没有，我放弃了那所有的一切。那些事情突然间变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抱歉我这么说。”

“不用抱歉。我自己也从来都不喜欢那一套。”

“至少对鲁茜是有好处的。但同时，我觉得，从某些层面来说，对她也没什么好处。”

“的确如此。”

玛丽上床了，按照医生的诊断，她得要进行规律的作息，于是就又剩下了丹尼尔和温妮弗雷德，他们坐在比尔这美丽屋子里的厨房中。温妮弗雷德开口了：“说真的，比尔目前有些过分。他非常担心弗雷德丽卡，也很想她——尤其是斯蒂芬妮过世后，他这种情绪就更强烈，他感到我们都被弗雷德丽卡离弃了。我希望你对他说你跟他很像的那番话一笑置之，我希望你别把那视为一种终极的侮辱。”

“不，不会的。我烟囱里的那团火早就熄灭了。我们应该握手言和。不管怎样，我们现在都像在中场休息。说出真相是我们的责任，即使只能说出一半的事实也好。”

“还有，威尔会慢慢接受你的。”温妮弗雷德说，她带着一种希望一切都偃旗息鼓、归于平静、好好继续的良善意愿。

“何必呢？他不需要接受我。我对他做的事多恶劣，多荒谬？我如果冰冷地、直接地说，就是——一个女人死了，留下两个孩子给一个男人，有一天那个男人走了出去，丢下了两个孩子——所以，那两个孩子同时失去了两个人——这怎么能被原谅？”

“但你不能冰冷地看待这一切，丹尼尔——你应该看看当时的情形——你几乎是半疯的状态，你对他们毫无益处——你也不能说我们没有把孩子们照顾好。”

“我没那么说。你施展了奇迹。他们长成了乖孩子。他们有一个家，有家人。我却不是一个家人。这些我全都知道。”

“对比尔来说，很重要的是让他拥有威尔——他和威尔玩在一起——他没办法和马库斯玩，你知道——马库斯当时很瘆人——这些事情是无法挽回的——但比尔做得很好，这也让比尔自己觉得开心。”

“我不是为了让比尔开心而放弃了自己的孩子们。”

“我明白。”

“我在见到她之前——我说的是斯蒂芬妮——我曾有过这种想法：我们处在边缘上，我们恰恰处在边缘上，处在那种即将崩溃的边缘。当我们结婚时——我尝过了一种普通的幸福——我一个人觉得幸运，我们两个人觉得幸福——那样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两人知道这得之不易，知道曾经历过一番磨难——想想看我们放弃了什么——她的工作、她的书、她的朋友——于我而言，我放弃了生活在险境中的欲望。是的，是那样的。不想活在险境中。当她死亡后，我又被推回去了，被推回那个世界——尽管我也不应该尝试着把自己托举起，让和她在一起时的自己变得更阳光，但那是一种生活，一旦失去她，我彻底对自己无能为力了——我这样想。”

“丹尼尔，我明白。你别再伤害自己了。”

“我还是要说。那时候，我感到——我对他们，我是说威尔和玛丽，我对他们而言是危险的。我对他们绝无益处，他们应该被带离我所处的那种生活状态中——那是为了他们好——我真是那么想的……”

“那是有道理的。”

“是的，可现在，可现在马库斯的样子——看起来像——看起来像一个多正常的人，和那个女孩一起笑着。杰奎琳——可我呢——我儿子恨我——我该怎么跟你说？世界变了，威尔和玛丽也变了——直面灾难变成我的工作，温妮弗雷德，我很清楚——他们活蹦乱跳的，完全不是行尸走肉一般。他们活得很好。”

“而你却像行尸走肉一般。”

“行尸走肉？我不是，不完全是。只是有一段时间过得像行尸走肉。那是确确实实的人间炼狱。我可以做活人做的事情，我可以吃我的早餐，我可以想着玛丽的样子多可爱，她吃着自己的早餐，我可以发现比尔很风趣，谈论着弗雷德丽卡，我可以微笑——我好像已经摆脱那些前尘往事了——那个黑色的国度——那时候连看世界都像隔着炭灰色的纱。你知道——”

“我知道。”

“但我却不知道了。我怎么可能丢下玛丽，回到我在伦敦的工作和生活？在玛丽濒临死亡的时刻，我却不在她身边？我怎么能任威尔如此恨我？我可以告诉你——说我复活了，都还不如说我依然是行尸走肉来得真切。我爱你的吐司的香气，只是因为我记得这股香气，并不是因为我闻到这股香气。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觉得基本上所有的人类都围绕着自己渴求的那些事情的表皮或边缘打转——几乎所有人都有不想从他脑中之眼看到的事情——不想让他们的某些想法浮现出来——我和每个人都没有不同。”

“你有不同，因为你说得出来。因为你从别人身上认清了这一点。因为你愿意面对这一点，想要解决问题，而不是悄悄溜走或转移视线。在伦敦的那些人需要有人帮助，并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而你也并不能把所有人都照顾得面面俱到。”

每天清晨，乱言塔这群人都在清脆的管乐、钹声和年轻又清新的声音中醒来。佩尔妮女士把孩子们组织成一个热情的唱诗班，孩子们在走廊和场院里高唱着晨曲。没有人会因这悦耳的声音恼怒，歌声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甜美又低回的音色，所以枕上那些头颅不禁侧耳倾听。全部人都在大厅一起解除禁食，他们享用着从城堡里几个大烤箱中刚刚出炉的面包，就着蜜糖、葡萄干、果冻、奶油块做出的小食，还有那群牧养在城堡下方绿荫斜坡上的奶牛所挤出来的一大壶一大壶的鲜牛奶。洛绮丝女士探索过牛棚，奶牛沉重的乳房被挤出牛奶；她也观察过乳品间，见识了牛奶被搅拌、过滤、撇沫、稠化。那次非常凑巧的，她像在那隐秘的领域中发现了新属地。她不知不觉地走入了乳品间，兴奋地大叫起来，她顺着一条非常阴冷、地上还发了霉的过道走着，还以为那是通往厕所的捷径。但走进去了，才发现那是一个洁净、美丽、凉爽又闪着微光的地方。地板上铺着陶瓷砖，墙上和工作台上也贴着各种各样的陶瓷砖，深绿色的、石青色的、印着“勿忘我”字样的、白色釉面上印着蓝色挤奶女工图案的，又或印着风车、风标和其他农村景观的。一个身材高大、前臂通红的年轻妇女正在拍打黄油，另一个妇女正在往陶瓷大桶里倾倒着甜美的、温暖的、起沫的、洪流一般的牛奶。洛绮丝女士在这个静悄悄的小地方里愉悦地信步漫游，摸摸凉凉的工作台，用她那粉色的手指蘸着黄油尝一尝，最后她才从这个乳品间离开，顺着一条石板小路，走进了牛棚。那儿正有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为两头乳黄色的奶牛挤奶。稻草香气、淡淡的尿臊味和动物的热气混在一起，对洛绮丝来说，是如玫瑰园的花香一般难忘的气味。她入神地看着十根指头做着按压、诱导、揉捏、搔痒、剥除等各种动作，两个巨大的牛乳房在指间操弄下，微微地战栗又收缩，乳头跳跃、启动，一股白色的液体嘶嘶地喷泄而出，流进了桶里。年轻男子的脸几乎陷进奶牛那多毛的腹股沟，两只奶牛都汗滴如落珠。

洛绮丝女士觉得没有比这更叫人喜悦的职业了，当考沃特一如既往地每天早上来到她玫瑰色的闺房中时，洛绮丝女士跟考沃特说了很多她在乳品间和牛棚的所见所闻。考沃特来她这里，是要讨论当天的日程。洛绮丝问他住在乳品间和牛棚里的那些可人儿是谁，考沃特说是乳品女工和牧牛人，他们一直都管理那些地方。被过滤器、乳脂吸引，或许还有对奶牛那温暖、芳香的一面的回忆，洛绮丝女士说“乳业”是一个她想学习进入的行业，“那也是我们本来的意向，不是吗？——废除奴仆和主人的等级制度，所以最理想的是，再没有乳品女工和牧牛人，不是吗？”

“的确如此，那是我们的初衷。”考沃特回答她。没有人比他更急切地想要实施他们的计划。事实上，当他们一抵达乱言塔，他就忙于起草一份备忘录，以这份备忘录为基础，来讨论怎么样能在此刻他们面对的经济情况下，更好地在现有的集体和人力中分配劳作。他找到答案了，他说着，心不在焉地把他的手放在他一贯放置的地方——洛绮丝丰满的双乳之间，并且优雅地抚玩着洛绮丝右边的乳头，他说，对劳作分配的考虑必须牵涉对其他各种事情的通盘考虑。比如能达到最佳效果的教育体系，还有对于理想衣着方式的新想法，以及新的语言形式。他的大脑有些混乱，在跟考沃特本人对抗着，支配着他的手，转去玩弄洛绮丝的左乳头，留下她的右乳头紧张地直立着。洛绮丝女士如身陷梦境般地眺望窗外，惬意地颤抖起来，又说了一次她想去乳品间工作——她对乳品间的一切都非常着迷。洛绮丝一边迷迷糊糊地任凭自己的双膝跪落到山羊皮地毯上，感觉到考沃特在用他粗硬的手分开她已然湿润的大腿，一边对他说，应该在他繁杂的备忘录彻底完成之前，跟全体的人讨论一下对劳作的分配。“不然的话，他们会觉得……”她说着，正当他打开了她底下的两片唇，她因欣幸，声音像起了褶皱，打了寒战一般，“他们会觉得，你是个主人和建筑师，不是这个自由平等社会中的一员。”他同意了，在一长串狂喜的无语意的呻吟响起之前，他吐露出“我同意”这几个字。

考沃特在召集起所有人后，将发表演说，地点是那个通常被他称为“舌之剧场”，偶尔也称为“言之剧场”的地方。这里还有很多其他剧场，我们将会看到的，比如默剧剧场，还有酷刑剧场，它们分布在这座大城堡的其他地方。这座“舌之剧场”，以前曾是一个小教堂，就像其他的剧场一样，比如“献祭剧场”。当然这座城堡中还有其他的小教堂，有些已经停用，有些变成了隐士的小居所，有的则被赋予了其他的用途，例如衣物间、藏酒室，或一些严苛地试炼灵魂与肉体的场所。这座城堡里的小教堂从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被精确地统计过，其实，就连其他房间也一样，房舍数量的准确度有着很大差池。

之所以被命名为“舌之剧场”，一部分原因是至少从屋顶拱形结构的暗影部分看去，柱顶过梁和挑檐之间的古老雕带上，描画着火舌。火焰向上烧着，像燃着柴堆或束薪，火的形状却像一顶降下来的王冠。“舌之剧场”的墙壁破碎不堪，壁画也不完整。有人认为火舌是地狱之火的一部分，他们这么推断是由于南门上刻画着一个煤黑色的恶魔，那个恶魔挥舞着八只手臂，每一只手臂都举着一个哀号的婴儿，而恶魔的嘴里长满了可怖的白色獠牙，做好了吞咽这些小婴儿的准备。但也有些人相信这些火焰是对圣灵降临节天降之火的景象的刻画，并且解释说火舌之下那些依稀可见的棍状人物，是在马可楼[5]里等待的使徒们。相信这一论调的人也有他们的某些证据，因为在所有雕带画之下，还有一条模糊雕带，上面画着大主教的主教法冠。

“舌之剧场”被两侧哥特式的窗户透进来的光隐约照亮，但在原来祭坛的位置，新修建了一个舞台，舞台装上了缀满金星的午夜蓝色的丝绒幕布，还有所有能升降舞台场景、柱基、王座、石膏墙，以及其他能派上用场的道具。“舌之剧场”内部的椅子都是雕刻而成的高背长凳，如果是在教堂里的话，或者把它们称为“教堂长椅”也不为过，但这毕竟是个剧场。不是多么舒服，但却令所有在座的人能摆出一种必要的、僵硬的、审慎的评判委员会般的坐姿。

考沃特从舞台的后端步入，看起来一副谦恭又精力充沛的样子——他显然知道要摆出怎样的架势。他神气地穿着一条绿色的马裤和两条白色的长袜，颈上是一条看似简单却精巧围系的领巾，闪耀着的头发统统扎在后面。他讲话流利，充满智慧和激情，他讲了至少有一个半小时，当他的思路变得太错综复杂时，才照着他那未完的备忘录读一读。

他谈及的主要议题都罗列在下面，这是为了时下的阅读方便。真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附录的A2部分，细读他关于人类热情和单纯欲望的翔实又透彻的描述——但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当他在“舌之剧场”陈述时，他的许多构想还处于没有明确成形的阶段，完全不能与他们后来红玉般多姿多面的智慧结晶、他们精密的通信联络系统，以及交互索引论证的精神与政治理论所相提并论。当然，在那一刻，天才般的考沃特只不过是本能地畅叙他的预见性设想——一个社群的身体和思想，应该被集体意志和集体欲望凝聚成一个整体，这个社群将只以各自的本能习性和完整享受为行事出发点——以此作为最终目标，他详尽说明着他的理解，他的分类研究——人的肢体激情，不管巨大还是微小，都是人类释放能量的方式，就像花朵释放甜蜜芳香、传播花粉一样，自然如呼吸和流血一般。

下列都是考沃特演讲的实质命题。当他发表他的讲话时，洛绮丝女士，也绝不仅仅是洛绮丝女士——大家都观察着他上唇的动静、他白色颈子上的雄健搏动、他闪亮马裤中的强壮的肌肉膨胀，尤其是，当他在言辞急迫的时候，他的绸料护体中那个变硬变圆、因被挤压而明显起来的、象征着他生殖力的部位——这种观察，让洛绮丝女士和别人得到强烈的快感。考沃特的演讲还没结束，洛绮丝女士极度渴望能触摸他，帮他释放，但她只能在一阵狂热的掌声中得到些许缓解。

1. 整个社区必须为实现每个成员最大限度上的自由生存和自由表达而努力不懈——不管那个成员是男性还是女性。

2. 为了达到上一点，他们已逃离的那个腐朽世界的所有错误位差和区别必须被废止。不能有主人和奴役，不能有支付和欠款，但是应有对要完成某一项工作的一致意见，应有对娱乐的享受，应有对这种享受的分享，以及从公共财产或集体才思中分配出来的对大家的适当奖励。职业将不复存在，还有特权也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有得到属意工作的均等机会，应该受心愿支配，因为只有由衷想去完成的工作，才是好工作；因受奴役付出劳力，是做不出好工作的。

3.“我们终会意识到，”考沃特说，“我相信，只要反思一下就会明白，我们这世界中许多的邪恶的位阶和压迫，来自那些我们不敢质疑的社会制度。我们当中许多人已经质疑并抛弃了我们祖先和同胞的宗教，见识到了那些宗教信仰所导致的罪恶，但我们还没有充分地研究过那些不自然的制度——婚姻、家庭、宗族以及师长对学生的独裁教育方式，到底如何危害了我们最自然的冲动和倾向。我相信我能证明女性情感受到了一夫一妻制度的伤害，当然这些伤害同样体现在被削弱的男性气势上。我也相信我能从理性和感性上，证明一个被留给长辈照看的孩子在生长和发育上面临了多少妨碍——不管长辈有多和蔼良善又可亲。”

他也和众人讨论了其他议题：

4. 能否依据个人的倾向性来分配工作——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儿童——因为每家每户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各有不同。

5. 是否能设计出一种更美好更不拘谨的新服装样式，不被错误的礼教束缚——在新的秩序下，礼教是多余的。我们不会再需要那些有撑骨和系带的衣服，除非有那种能从对于身体的束缚上得到快感的人——这种人应该存在，而这种衣服也可存在。

6. 他提议语言最终是应该被重新制定和彻底改造的，因为语言中没有足够多的文字能形容愉悦行为和人类关系，而既有的一些担负此类功能的文字，多有轻蔑之意、刺耳之音，因为这些文字跟陈腐限制和神职人员、宗族长老、好为人师者的痴念淫欲有关。“语言!”考沃特大叫道，他的嘴巴张得像一个潮湿的大山洞，他火热而颤抖的舌头和闪亮的牙齿显露出来，“语言是一种肢体产物，一种我们最早期的亲密行为和生理欲望的产物，从还在被喂养母乳的小婴儿咿咿呀呀，到尝试说出未成形或未成系统语言的预言者那充满激情的辩论。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概念再造语言!”考沃特大声疾呼，“用我们的亲吻和呷吸，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行为和身份，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塑造出新的名字。”

7. 他也建议整个社群应该在一致赞同并制定好日期的前提下，经常参与剧场表演。应该有舞蹈、默剧、音乐、辩论、唱诗、体操、摔跤、杂耍等……

“还有吞剑和吐火。”从后排的座位传来一句。

“当然可以，如果我们所有人之中有人能从冰凉铁器的触感中或咽喉着火的体验中得到他渴望的快感。我们也必须有戏剧演出，不能只演关于旧事物的旧戏剧——国王和大将的野心，一夫一妻制下恋人的悲叹；我们要表演展现新社会秩序、新社交关系、新欲望、新问题、新解决办法的新戏剧。演完之后，我们要举行关于这个表演的含义、价值观、优点和缺点的探讨，我们的探讨无论从能量和热情上都不应该亚于表演本身。”

考沃特接着说：“我还提议，我们要定期集会来讲故事。你们当中可能有人觉得讲故事原始又幼稚，但我认为讲故事是最初的人类交流方式，因为我们是长久以来和将传延至后的唯一一种从前尘往事和先人智慧中，取得参考和参照并用以设想未来的动物。我建议，我们互相讲故事，一个接一个地讲，讲述我们人生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完会有不同的结局。我是说，讲故事能给大家带来更深的理解和友情，对叙事的深层理解同样也可以积极作用于主宰我们人生的那些热情和欲望。当这些热情和欲望步入了正向轨道并自然显现，我们的集体就会更容易地看到这些正面能量如何被巧妙使用于为我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享受的服务。当讲故事的人变得更有技巧、更有说服力，听故事的人也随之变得更有质疑和探索能力，故事就会变得越来越有真实性，因为隐秘的细节、羞耻的秘密、压抑的欲求，艰困旧时代中的暴力，都能被一种清晰、理性、友好、包容度高的光明和温暖所昭示和融释。因为我同样相信，我们心中被孤立和当成秘密的那些东西，会在身体中和头脑里溃烂，最终贻害个人和群体。阳光能够治愈化脓的皮肤，友好的凝视能治愈疡肿和心灵上的痈疮。”

他又说道：“之后，我们或许会想一起重演那些真实故事，重演带来的或许是仁慈的治愈性的改变，或许能修复我们的损失、填补我们的欲望，谁知道呢？这么说吧，我非常希望，讲故事能成为我们这个团体神圣的、核心的活动。”

“但这些仅仅是我的想法——我自己的想法。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良久、深刻地思索，寻找我们的行进之途，寻找出能有效、尽快解决目前紧急问题的方法。”他最后说。

包括洛绮丝女士在内，在场所有的人——连那些小朋友和连一个字也听不懂的小婴儿也不例外——都在考沃特的演讲结束后欢欣鼓舞地鼓起掌来。大家本着合作和热心的精神，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说，图尔德斯·坎托，问及“讲故事”这种带有自传性质的叙述——在他看来，这是既有教育意义又有娱乐性的——但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与旧时宗教中的告解行为混淆，会不会，就像告解中施以忠告的人一样，成为一种意识操纵方式，在较弱的告解一方的身上，注入恐惧感，并向弱者发号施令。对于这个问题，考沃特的回答是，讲故事不会以宗教中私密的告解的形式进行，他设想的是在开诚布公和富有同情心的人群中展开，所以不会产生那些问题。

梅维丝女士把小宝宝弗洛里泽尔紧抱在她胸前，问考沃特什么时候对幼儿的集体养育会展开，集体养育是否能够提供社群中这些最幼小成员的一切所需，比如母乳和母语抚养。她从自己的切身渴望出发，表明自己有一种哺养和照料她亲生的小婴孩的热情需求，她也确信每个女人都会这样想。考沃特的回复是：任何计划都不会在没有经过全面探讨的情况下就付诸实施，他认为梅维丝所坦诚的这种母职倾向乍看之下，好像可以说明，她在育婴行业中会很适任，但是这一点，也需要再经确认。考虑到婴儿本身是否对她抱有亲近感，或许也有其他保姆和奶妈的人选。

至于梅维丝女士抱有的浅见——她说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想要照顾婴孩的天性，特别是照顾自己的婴孩，考沃特只能够引经据典去论证她的错误观点，他举出历史上各种文化中对待不想要的婴孩尤其是女婴的方法：在以文明号称的雅典，女婴被装在罐里，搁置墙外；又或者是中国古代杀死女婴的习惯，但有时候他们又对孩子过分溺爱或因过分挑剔而体罚孩子。

一个叫作朵拉的年轻女子，曾经是，或者说直到那一刻还是，一个女侍——而那一刻是解脱、释放，是考沃特希求变革的时刻。年轻的朵拉用了一种美丽却倦怠的语调——尽管她的主人洛绮丝女士一直禁止她使用这种语调，因为听起来很傲睨。但朵拉还是问了，她问如果她自己自然又热情的需求是过像淑女一般的生活，比如：喝茶，躺在长沙发椅上休息，跟男士们调情之类，那么在现在的新秩序之下，是否可以得以实现。对待这个傲慢的问题，考沃特用了尽可能最顺耳的庄重语气，说他希望从今往后，只要在群体机制的规范和秩序之下，任何人如果希望躺在长沙发椅上呷茶，任何时候都可以落实自己的愿望，因为这的确都不是很不得了的享受。当然也可以跟男士们调情，既能满足男士们的需求，女士也能与他们分享共同的乐趣，这可以视为乱言塔所有女性一部分的权利和义务。不过，工作的绩效依然不能够被忽视，因为这个大集体必须有饭可吃，种植、烹调等工作也必须进行，那些无法完成农田里或厨房里的工作的人需要想其他的办法来为社群的福利尽心力。但提出问题的这个人，他指的是朵拉，在新秩序下，不能被当成妓女而被雇用，因为考沃特认为，快感必须是在你情我愿、互不强求和没有金钱关系的前提下达成——除非受益方觉得有必要、有意愿为自己得到的某些服务来付费——因为考沃特留意到，对于有些人来说，接到对方手掌中递来的一枚枚硬币，或发现床下藏着的一条长筒袜，与任何次数的射精或拥抱相比，都是更重要的享受。而且，考沃特自己心中也并不确定，这种“癖性”是会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中消失，还是永远无法拔除地存在下去。年轻的朵拉看样子是花了一点时间去思索考沃特的观察中最后那一部分的言下之意——她秀丽的双眉打了结，她的双唇疑虑地翘了起来。

剧场中后排的人们暗暗形成了一片阴影，格里姆上校的声音穿透了人群，他阴沉却响亮的声音，打破了剧场中暂时的寂静。

“那么清理公共厕所是谁的责任？”

剧场又陷入了一阵寂静。格里姆上校继续说起来，他语速快，听起来很能言善道。他说：“我想再问一遍，清理公共厕所是谁的责任？我也想向您提供我的观察所得：前人很多创建理想社会或共和国的努力，最后功亏一篑，都是因为厕所这个小问题而失败，它并不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如果您不介意我稍微多言几句，它确实是有着根本上的重要性。”

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尽管纳西斯提议过由社群中所有的人一起来分摊这个工作，制定一张值班表，每个人和一个搭档每个月或每年里轮值一定天数的方案。他带着得体的笑容，补充道：他极其乐意把自己的这份工作“转卖”出去，代价是任何在他权限范围之内所能够提供的东西——如果新秩序允许他这么做。墨丘利尤斯则说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个把精妙发明当成志向所在的人，并且，这个人能用滑轮、漏斗、引流、水泵之类的系统，让公共厕所能够独立运作，构建成一个永动不止、自动清空、自动净化的系统。图尔德斯·坎托说如果新秩序建立在对每个人都有一套各不相同并能为社会所用的爱好倾向这种假定上，那么大家现在需要做的是询问人群之中是否有人有清理排泄物的爱好倾向。他说他看到过疯人院里的精神失常者玩“粪物”玩得很开心，但他不想在他们中间有任何在疯人院待过的精神失常者。考沃特说图尔德斯·坎托描述中的人之所以被关在疯人院里，是因为他们喜欢玩粪的天性不被社会所接纳，这种人的确能在眼下这个理性的社群中，被雇用成为负责清理公共厕所的工人。人群中又是一阵沉默，这阵沉默被一位叫作马里厄斯的二十岁男孩所打破，他的意见是清理公共厕所可以成为惩罚罪犯的方式，他在学校和军队中就见过这种惩罚方式。佩尔妮女士则说她希望在这个大家意图创建的新世界里，最好不要把任何一种方式的惩罚当作可取的，于是讨论从格里姆上校的公共厕所问题，移转到对“可取之处”的争辩。顺理成章地，他们讨论起了惩罚和制裁，光这个讨论就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这是一段贤达各表、令人开心却也叫人倦乏的时间。

讨论过后，图尔德斯·坎托对格里姆说：“你的问题没有找到答案呢。”

“的确没有，而且事情会因此变得更糟，因为以前那些还在清理公共厕所的人接下来再也不会想继续干下去了。”

“有的领导者应该以身作则，树立范本，自己首先带头加入第一班轮值搬粪的行列中。”

“这可不是他的调调。但我相信他会找到搬粪问题的解决办法。搬粪这件事是不会令他垮台的。”

“找到志愿者可不会是多容易的一件事。”

“所有人都可以被违背本意，被强制从事一些志愿行为，你等着看吧。”

“我觉得你对我们的成功好像并不乐观嘛，格里姆。”

“我可没这么说。我是说，我已经不是个年轻人了，如果真有成功的一天，成功也肯定会拖拖拉拉地实现，反正我没办法活着看到那一天。不过，如果这一开始就有一些失败的情形，那么幸好我在这儿，能搭把手。我肯定能为某些事情，以实际行动做出一些反应吧。”

当天夜里，考沃特在自己的房间里见了达米安，达米安是他的贴身男侍。达米安像往常一样谨慎又恭敬地敲门，考沃特也如一贯，漫不经心地回应：“进来吧。”考沃特躺在他的长沙发椅上，他穿着靴子的双脚跷着。那是，或者说那以前是达米安的责任——关切地跪在考沃特身边，脱掉考沃特的靴子，把靴子拿走，又把自己细长的双臂伸进还留有余温的靴筒里，擦拭和按压着饱满的靴皮，再把靴楦塞进靴子里，接下来，他再回到考沃特身边，把他主人的双脚套进刺绣的丝绒拖鞋中。就是这一套小小的仪式，主仆两人多年来安插了许多令彼此牵记的小游戏。比如说，有时候，达米安会用自己的嘴唇来擦拭考沃特那濡湿了的长袜的每方每寸，擦拭完这只，再换那只。有时候达米安会轻柔地脱下考沃特的长袜，亲吻考沃特美丽的裸露的双脚，把自己的舌头精准地安插在脚趾与脚趾之间，而他的主人则会安躺在垫子上，面带不同的笑容，有的是自发的，有的则是非自发的，他玩弄着达米安官能感强烈的嘴唇。达米安极其瘦削，比考沃特矮一些，却很可能年纪比考沃特稍长。他的发色像戴在头上的一顶小黑帽，发型剪得像一只倒扣的布丁蒸碗，又像一顶头盔。他有一双硕大、悲伤、眼窝很深的深色眼睛，留着茂盛却修剪整齐的髭须，须尖的触感尤其能唤起考沃特脚趾的愉悦快感，当然也不只是考沃特的脚趾。有时候，这股快感自脚趾向上延伸到他的膝盖和大腿，更有些时候，达米安会毕恭毕敬地解开考沃特臀后的衣服系带，用鼻孔细嗅着，用舌尖爱抚着那根突然树立起来的壮丽之柱。这个达米安，有着一只典型的诺曼人的阔鼻子，所以他能用鼻子在考沃特的鼠蹊部制造出一种特殊的战栗和颤抖，这种战栗和颤抖也能作用于裹在软套里的考沃特的睾丸上。这些游戏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言不语进行着的，因为达米安对自己应该做到何种程度有着精准的理解——在这种认知下，他知道该如何向上探索他主人的躯体，比如在所有身体部位中，他主人的嘴唇是最神圣的，那里蕴藏着的宝藏极少被人试探；在这种认知下，他也拿捏着自己操纵的强度或侵袭的攻势。有几次，当这个小仪式结束时，主人手脚伸展，浑身赤裸地躺在一堆软垫上，达米安也把自己用强壮的肌力抛掷向他，像主人一样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解开，所以他们两具肉体和肌肤紧贴着彼此。但如果达米安在这些游戏中，错估了主人所需的力道，导致太多的痛感，甚至太少的痛感，他的主人就会用相当大的雄性力量，猛踢这个仆人，把他踢倒在地上。有一次，考沃特就用自己那只优雅的白腿，在一次猛烈的、狠准的发力中，踢断了达米安的锁骨。

今夜，达米安又进到这个房间，松松垮垮地站在门内，他的肌肉都是松弛的。

“来啊，来啊。”考沃特说，口气很友好。

“我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达米安说。

考沃特懒洋洋地横躺在他的靠垫中。他头顶架子上摆着一盏罩着威尼斯金玫瑰玻璃罩的蜡烛，在烛光映照下，他的脸显得格外美。思忖了一刻，他似乎看出达米安心里在想的事情，于是慵懒地说：“你一定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当然，现在你必须做让你快乐的事。”

他脸上挂着格外少见的甜蜜笑容，一只脚还伸出长沙发椅，晃荡着。他补充道：“或者你可以换到我的位置来。我们玩那个游戏时，当你担任主人的角色，而我成了你的奴隶时，那曾经让你快乐，我记得。我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了你满足，对吗？我们今晚要不要玩那个游戏？”

达米安仍然站在门口的一片阴影中，俯首前倾，无动于衷。

达米安说：“那个游戏永远结束了。你必须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以后不能再玩那个游戏了，阁下，或者听完今天你在舌之剧场所说的那一番话，我该改称你为‘我的朋友’。”

“但我也说了，我们必须做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事。我们必须找到最能令我们感到快乐的小秘诀，然后施行一些我们有欲望去施行的事。我们曾经一起做过的事情给你带来过快感，达米安，我是那么觉得的。你当时流的汗水是一个兴奋的男人所流的汗水，并且，你的精液在愉悦中喷射在这些靠垫上。这个游戏没有理由终止啊。来吧，躺在这儿，我来帮你脱下靴子和马裤，然后吮吸你的脚趾，舔你的毛发。”

“我看你根本是什么也不懂，”达米安坚定地说，“那时候我得到的快感，是当我的身体像我的命运一样受你指挥时，我从自己仅存的独立的思想中得到的快感。我的生计完全仰赖于要能够取悦你，还有其他的事情，比如：为你准备好你的领巾，为你奉上酒和果脯，为你呈上鞭子和小雪茄。如果我这样都还能把我的种子洒在你身上或你的垫子上，我的主人啊，是因为在我的脑海里，我看过这样的画面——我是一个纵情声色、骄奢淫逸的苏丹，看着你从踝关节到颈项，都被捆绑着，绑绳切割着你精致的肉身，肤黑的女孩儿用牛鞭抽打着你……只要脑中有这幅想象中的血淋淋的画面，我就能射精。先生，我的朋友，这样我就能完成我的职责了。而现在，我从我的职责中被豁免了。”

考沃特坐直了身体，阴影追逐着他和达米安，他象牙色的眉毛像笼罩着云雾。

“或者，”考沃特含糊地说，“我们可以就这样开始。我没办法，我恐怕，不能提供肤黑的女孩和牛鞭，但绑绳倒有不少，或者你可以把我绑起来，伤害我，这样就能满足你的欲望。”

“你还是不懂，”达米安说，“那是我作为一个仆役、一个奴隶、一个有主人的人的欲望。那些欲望是在受命之下的隐秘的欲望，不是他自己的。现在我是一个自由人了——至少在你的说法中如此，所以我必须开始学会拥有一个自由人的欲望。我所欲求的可能跟你毫无关系，我所欲求的可能是躺在洛绮丝女士的怀里，听着她甜美的声音轻唤我为她的爱人，轻唤着我为她心中热恋之人，轻唤着我为她亲爱的宝贝，或者是其他我闻所未闻的温柔称呼；我所欲求的是她的手指怯怯地抚摸我的头发，我所欲求的是温柔、是亲切。也许我所欲求的永远不会实现，因为我并不知道她是否想要我，无论我是被捆绑的，又或我是自由之身。我的主人，我的朋友，不求回报的欲望，也许会像你这个新经济体中公共厕所的问题一样棘手。”

就是在那时，考沃特感觉到这个新创意的第一波震动，给乱言塔带来了极大的欢愉和极大的恐惧。这对他来说，是切实的问题——他和达米安快乐游戏的废止，达米安竟对洛绮丝女士有意，不管洛绮丝是否能够回应达米安的心意……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与艺术有关，与叙事有关，与剧场有关，这些他都在刚结束的这很长的一天中约略勾勒过。因为，这个社群中的成员都不再有特定的身份或职责，他们都要在骤然间获得的自我中重新寻回自己，那么，会有一个方法，一个特别的方法，一个最好的方法将出现，那就是将这种自我探索，转变成一种对过往历史和未知未来的演绎。即使只是一种空想，若能在全体人之前搬演，对大家都有裨益。而且在剧场里，考沃特和达米安又会轮流上演主人和仆役的戏码；另外，在剧场里，洛绮丝会安全无虞地刺激达米安或者对达米安产生欲望，这远比现实中达米安一边克制自己，一边一意孤行地站在洛绮丝的门前等待回应，更有效果，更有结果。

但是考沃特还没准备好将这个能带来普遍利益的新策略提出来供大家考虑，所以他对达米安说：“我如此建议：既然我现在感到一种寻求释放和快慰的急切冲动，我们不如寻找一种完全平等和平衡的方法来使得每个人都得到享受，最后我们两人都可以各行其道、高枕安睡。所以，我提议我们两人都躺在这里，脸颊对脸颊，阳具贴阳具，赤裸躺在地毯上，对彼此完成有如镜像一般的相同动作。你吻我也吻，你握我也握，直到达到满足，这将被确定为我们两人之间新的平等条例和尊重条款，这将决定我们最后选择做些什么，或不做什么。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我的朋友。”

“我觉得，”达米安说，“这是一个优雅的解决方案，带着从你的怀抱里取得直接又不虚伪的快感这一意图，我愿意接受你的提议。”

然后他们宽衣解带，一起躺卧，嘴唇对嘴唇，阳具贴阳具，尴尬得像两个处男。达米安在考沃特曾是禁忌的嘴唇上给了他悠长又猛烈的一吻，考沃特先是有些退缩，后来又大方地迎接并回吻了达米安，用的是同样的力度。事情继续发生着，一开始两人有些笨拙，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兴奋激烈和勃勃生气，两人互相策动着，发挥着创造力，奇妙地回报着对方每一次的欣然接受。那些细节留给你去自行想象就好，我知道你的想象力所引发的快速喘息，所制造的喷涌精液，比我用笔墨描出的影影绰绰的欲念，更具有繁殖能量。但我能向你保证的是，他们最后同时达到了一个最大获全胜的、最躬身曲背的高潮射精，他们一起号叫着，那是一种诚实的欢愉和一种共享的勋绩。考沃特暗自思忖：“我们的这个新联盟顺利地、别出心裁结成了，我想继续行进下去。”

[1]　比尔博·巴金斯(Bilbo Baggings)，小说《霍比特人》中的主角。

[2]　波特、汤姆、威廉，皆为《霍比特人》中的人物角色。1　休·平克的姓“平克”原文为“Pink”，在英文中有“粉红色”的意思。

[3]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

[4]　原诗为：“Her pure and eloquent blood spoke in her cheeks, and so distinctly wrought, That one might almost say her body thought.‰

[5]　马可楼(Upper Room)，被许多历史学家推测为耶稣与十二门徒享用最后的晚餐的地方，被人们称为“最后的晚餐室”。

第3章

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你说想收到我的信，所以我就正给你写着一封。真奇怪啊!在那片树林里见到你，你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生物，或者来自另一个世界，对了，还有你那漂亮的儿子。对我来说，看到他，着实让人吃惊，因为我从来不知晓他的存在，这也同时让我意识到我们两人分别多久、差异多大，对此，我感到遗憾。我怀疑你是否知道你究竟对我来说代表些什么，也直到我那天见到你，我才真正能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念你那永不妥协的聪颖和那种我曾经试图让你领会的感觉——这也是阅读和写作对世界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以前都以为我们领会到了，但也正是那种想当然的“领会”，让人了解到，我们那时共享的是多么不真实、多么孤绝、多么宛若置身天堂的一段时光——我们都应该就停在当时、留在当地读诗，因为那是我们命中注定该做的事。我猜测，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下去，这一切都会“永存不朽”——就像拉斐尔所做的一样——但冥冥中我又有点心神不安，即使我能够在学业上非常突出(毕竟我并不突出)，我也不认为我真的想把我人生中剩下的岁月统统关在大学的墙垣中度过——就像丁尼生的灵魂寄托在《艺术殿堂》的楼阁中一样——尽管我能体会到这其中的荒谬，而那也是因为我能从一个完全站得住脚的知识角度来看待此事。不过，拉斐尔的人生仍是很好的、丰富的、严格的、复杂的——拉斐尔的人生真实确凿得就像他家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生与死，不过，我完全能从他身上看出，现实亦抽取、消耗着他人生的生命力。不管怎样，我愿意将我为自己创造出的一些现实讲述给你听——包含这些现实中的非现实的元素——也希望能得到你的回信。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依然在写诗。我首先说这一点的原因是，我有时候会连续好几天甚至好几星期也不写诗，因为我花费很多时间在教学上，也需要在帕帕加洛出版社读稿，所以若我把自己定义为诗人，是颇为荒唐的，有时候我又因此觉得沮丧。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我会向那些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介绍说“我是个诗人”，除此之外，我根本不会提起，我会说，“我目前暂时是个老师”，或者，“我有一份在出版行业的兼职工作”。我写过一两首我的确很满意的作品，但我知道我还没有属于自己的腔调，这令我担忧，因为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我的年纪已经不算年轻了，真的。如果我能收集好我所剩的勇气，我会把我写过的一首关于石榴的诗寄给你看，那是我见到你的时候，脑中就在创作着的诗。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看到你家的那片紫杉树时，脑中会涌现出诗中的画面——可是，紫杉的果实也不是说不像微缩的石榴，它们是像的——但紫杉，是我无法安插在诗中的一个意象。所有的诗歌都在那些意象后面拖曳徐行，这些意象组成了诗歌的一部分，却不能全部融入诗歌中。每一件事物都与另外的一件事物有着联结，尽管我引用“只有联结”来形容你的现状时，让你有了暴怒的反应。

星期一到星期四的午餐时间，我去支教。我的教学内容在每间学校里有着极大的不同。有时候，我要教饥渴的六年级学生学习《冬天的故事》或者《哈姆雷特》；有时候，我面对着的是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坐不住也不会保持安静，甚至说不了几个多于一个音节的词，这些会时不时地让我害怕。我常常觉得像有一把剪刀刺进了我的肋骨，而我只能在一两个星期内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在放着《圣经》的那个角落，屏着一口气。每一次必须重新融入学校里那种气氛时，都是异常让人讨厌的，我绝对说不出来我曾经享受过甚至有一点点喜欢过那种气氛(连这都算说得客气了)，且不用说那些暴力相向，那些愚蠢行径和那些庸俗表现(这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用“真实”来形容)。学校有着它封闭的、象牙塔般的真实感，因为它有着在学校内独有的规则和语言，这点跟剑桥一样。我很幸运，因为我一开始便不期待教学是多受益匪浅、多振奋人心的——带着崇高理想与伦敦青少年分享D.H.劳伦斯和哈代的同事们最终无可避免地陷入悲伤——有一个同事使用他课余的私人时间为一群十几岁的少女汇编了一个描写“火”的选集，这个同事在一片像女巫发出的欢声和尖叫中，竟然还把自己的教室给点燃了。学校教育中有太多理想主义的成分，《蝇王》对这一点的正确理解，是值得耀武扬威的。在那些我教过的学校中，我也发现绝大多数学生注意到了这种理想主义的存在。但我不希望这代表我有意把自己投放在这个游乐场中的献祭台上，就像我那位着了火般的同事一样。

我偶尔也会遇上令我惊喜的孩子——我教的一所综合学校中有一个叫作鲍里斯的男孩儿，他有完美的听觉，能听出完美音调和诗性译文，他给我了极大的乐趣，而且他能品味《哈姆雷特》中那种丢弃式或堆砌式的韵律——但是我不想跟这样的孩子产生任何情感联系，一旦联系产生了，那就会让我变成一个“老师”，但我不是。我只为了那些书而教书，而仅仅是去年一年中我在斯泰尼、杜丁峰和莫登等地教学时，从《哈姆雷特》中发现的东西，连你听了也会震惊啊，弗雷德丽卡。即使我能勉强称得上是一个还不错的老师，那也只是因为我关心书籍胜过关心学生。一部分学生在这一点上尊重我，当然我在唬住这些孩子上也有一套——这个倒是与生俱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他们有时候能把我的话听进去。我想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既不爱他们，也懒得去管他们如何看待我。我还以为我会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纪律主义者，但我毕竟不是。我要是对他们说“闭嘴”，他们有时候真的闭嘴，这让我感到愉快。谁想得到呢？

除了教学，每周中有一天半的时间我为鲁珀特·帕罗特工作。鲁珀特·帕罗特的帕帕加洛出版社，是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的分支，是一间连年亏损的定位为高端文化的出版商，鲁珀特只出他认为值得出的书——诗集、一些文学小说，甚至随笔集。他非常想出一本以帕帕加洛为名的月刊，即使他最终成事，我担任这本月刊首任编辑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况且，年老的吉姆森·鲍尔斯对此并不十分热衷，他紧紧把守着出版社比较赚钱的那一部分，这年头就数课本和宗教书籍尚有利可图。从出版一本大部头的古里古怪的神学研究专著里，鲍尔斯赚了一大笔，那本书叫作《神性内外》，时下好像人手一本。帕帕加洛出版社位于接骨木花宅邸，考文特花园的一个死胡同里，出版社由一个快要散架的楼梯上的两间黯淡无光的办公室和一间堆满包装材料的地下室储藏间组成。我爱这个出版社。我甚至爱那些被寄来出版社的很糟的诗——我必须将来件返还给寄件人，因为这会让人了解到诗有多么重要，即使对那些没有耳力、没有词汇、没有思想，却硬要凑写出一首诗的人而言，诗都是重要的。当学校里的孩子们问我：“但写诗有什么用呢？”我告诉他们，人们为什么在自己的婴儿诞生时，或祖母过世时，或在森林里看见一阵风时，要拿起笔来创作。

我好像应该向你描述一下鲁珀特·帕罗特是怎样一个人。他头发很卷，身材圆胖，也不是特别高，公立学校毕业的。年纪在三十岁末尾或四十岁出头之间。他常穿马夹，红色的、芥末黄色的毛料马夹，有的时候上面还有浮凸的花纹。他有一张很会说话的、有点微噘的小嘴，嗓门有点尖细，这让人很容易误会他能力有限，因为他的确符合一种刻板印象。但是他实际上非常聪明，他眼力极好，而且总做好事。他喜欢我写的诗，但他语带保留，这我接受也尊重。我恐怕你没办法从我的描述中把他对上号，那就权当这是一点介绍——你应该来见见他。

我差不多该在这封长信上停笔，回去批改那些关于《精灵市集》的文章了。我最近也见了艾伦和托尼，告诉他们说我见到了你，他们俩都高兴——他们说想你，让我转达他们对你的爱，他们也希望能早日见到你，我把他们的心意在此转达。我们曾经都是乳臭未干的小生物，你让我们中许多人或多或少甚至全心全意爱上了你——但那都是前尘往事了——我们现在都老了，也变得明智了些吧。我猜是这样的。

我想我会把我写的那首石榴诗给你读一读——在我积攒起所有勇气的时候。或者我应该把这首诗先给你，为它找到一个归宿。我时而好奇自己是否应该写关于希腊神祇的诗——他们不是都死了吗？我们难道不是应该想点别的事情？但关于教室或每日庸常琐屑的事情也是没什么新意，在我眼里看来无异于枯木死灰，跟德墨忒尔和珀耳塞福涅没什么区别。谁真正掌权了啊？弗雷德丽卡。是1944年颁布的“教育法令”？还是霍利教士和他的那本《出神入神》什么的？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神并不像是死了，至少在诗里是活着的——我写的时候看到它们了——尽管我写的是关于死亡的东西。你会发现这首诗似乎没有一个真正的结语，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一开始是怎么写出来的——等我弄明白之后，再告诉你。现在我终于又找到你了，所以请务必回信。

爱你的

休

石榴

谜之果，皮之球，羊皮纸般坚韧

承装了立方体的果冻

沾染着血液和褐色的水

包含着煤黑色的球体，像一张好看的照片

当然也包含着果园

黑暗中的冰冻果霜和黑色皮肤的男孩

端着月华色盘子中的蜜瓜

像裹在蛇皮中的绯红之月

端来炸裂的石榴和那段虬曲的茎

橘光中，薄纸上泪迹斑斑

丰厚的甜美汁液，拿来银针吧

为了种子，为了银勺子

为了果浆和高脚酒杯

为了黑血般的酒，他们唱着

在暗中甜美又低回地，他们唱着

月色洒向一片荒漠

她坐在一张银椅上

他黑丝绒般的眼球

凝望着她，一次一次吞噬吸收着她

不要倒映出她的样子

这漆黑的眼睛何处可见？目光如此黯淡

柔和闪烁，闪着淡淡黑晕

蓝白色的牙齿微笑

在淡淡黑晕的唇间

他多么巨大，他多么宜人

他的眼睛被她锁住

她坐在一张银椅上

无序地用粉色指头摘取着

只为客套地浅尝几颗种子

石榴的味道近似

无味，多叫人惊讶。她品赏着

这片空白，她吞咽入喉

果冻中黑色的小球体

她喉中潺潺。她的味觉

思虑着，回忆着

土与水的味道，昏沉甘美

他在暗中微笑

老妪在空中蔓延

她生气，她干枯，她身上没有水分

她的乳房只是皮，像她的鞋底般干枯

她裙中夹带旋风和盐

她蔓延着，她盯着她植根的裂隙

她皱缩着无法抓住，骨瘦的鸟儿

叽叽吱吱。它们的卵只是壳

卵中并无肉体，没有盘成螺旋的蜥蜴

卵中蕴积湿气，没有形块

要跃上翅膀，她一筹莫展

穿过干枯的平地，留下碎裂的黏土

以及灰尘。她要让地表化为灰尘

都是灰尘。那老妪的怨气

如此单一又恐怖，灰尘扬起

卷入她的裙子，她搅动着

带着可怕的欢悦，提取着

土壤、骨头和细软种子的湿气

皮皮·玛姆特在布兰大宅的早餐时间，将信呈给了弗雷德丽卡。他们都环坐在餐桌上，眺望着草地另一端的护城河、平地和树林。利奥在吃水煮蛋和烤面包条，奥利芙和罗萨琳德吃的是培根、蛋和鲜蘑菇，她们俩一边吃一边称赞味道。在奈杰尔自己从餐具柜的扁平烤盘中拿了更多的蘑菇时，皮皮·玛姆特从邮箱里取出了信，拿了进来。她把奈杰尔的信都放在奈杰尔的碟子旁边，罗萨琳德和奥利芙两人也各有一封信，最后是弗雷德丽卡的信。然后她过去查看她的粥煮得怎么样了。

寄给弗雷德丽卡的那封信很厚，弗雷德丽卡一开始也没认出来信封上是谁的笔迹。她只知道她对这个笔迹很熟，然后她才注意到是休写来的。她把叠好的诗放在自己盘边，又觉得应该把整封信都收起来，等一会儿私下里读。她抬起头，看到有好几双眼睛在盯着她——皮皮的眼睛、奥利芙的眼睛，所以她打开信，开始看，时不时笑一笑。奈杰尔从餐具柜那儿回到餐桌上，看到了弗雷德丽卡的微笑。

“你收到了一封长信啊，谁寄来的？”

“一个老朋友。”她没有抬眼看他，仍在看信。奈杰尔用他早上还没用过的黄油刀戳进了信封，先扯，再割，又扯。

“你在剑桥的朋友？”

“对。”

“一个好朋友，一个特别的朋友？”

“是的，是的，让我先看完信，奈杰尔。”

“看起来是很有趣的一封信，快告诉我们你在咧着嘴笑什么？”

“我没咧嘴笑。我只是读到信中关于在伦敦的学校中教书的描述而已。读你自己的信吧，奈杰尔。”

他站起来，又去了餐具柜那边。奥利芙说这些蘑菇让人吃了还想吃。奈杰尔没理会奥利芙这句试图转移注意力的话：“弗雷德丽卡，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那个笑话吧。”

“信里没有笑话。让我看完我的信。”

“那肯定是一封情书。”奈杰尔说，像绸子一般突然滑到弗雷德丽卡身后，“你放在一边的是什么？”

“这不关你的事。”

奈杰尔躬身，从桌上拿起那些叠好的信。

“是一首诗，跟你没有关系。”

“那天来喝茶的那个年轻男子也写诗。”罗萨琳德委婉地说。

“那个年轻男子大老远从伦敦跑来这座古树林里迷路，”奈杰尔说，“我希望那天我也在这儿，好见见他——我是那么希望。他现在找着你了，他跟你说了什么，弗雷德丽卡？”

他身体前倾，抢过弗雷德丽卡正在读的那封信，他身手迅速又干净；弗雷德丽卡的手没有攥紧，她还没有反应过来，信已经不在她手上了。奈杰尔更像击剑手一样稍微闪了一下，隔着桌子，弗雷德丽卡就更够不着他了。他举着信，念了出来：

你说想收到我的信，所以我就正给你写着一封。真奇怪啊!在那片树林里见到你，你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生物，或者来自另一个世界，对了，还有你那漂亮的儿子。

他用一种断断续续的、孩子气的声音念着。他说：“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哦，来了来了。‘我怀疑你是否知道你究竟对我来说代表些什么，也直到我那天见到你，我才真正能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念你那永不妥协的聪颖’，废话连篇、废话连篇。”

皮皮·玛姆特说：“别顽皮了，奈杰尔。”她的声音没有带着被听到的期待，的确没有。

弗雷德丽卡说：“把信还给我。”

奈杰尔继续用一种口齿不清的愚蠢音调念着信。没有人给他反应，所以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放弃，自己把信看完了，阴沉地皱着眉。然后他打开了写着诗的另一封信，开始用一种新的挖苦的语调来念：

她坐在一张银椅上

无序地用粉色指头摘取着

只为客套地浅尝几颗种子

弗雷德丽卡怒火中烧，尽管如此，她还是注意到，即使奈杰尔现在用了装哭的腔调读诗，他还是知道该在哪些地方使用重音。

“这是什么胡说八道啊？”他质问，莽撞又厚颜，“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

“是在好好说话。”

他继续读了几行，那些重音仍是放对了，然后他停下了。

“把我的信和诗都还给我。”

他想不出来接下来要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就在那儿阴沉着脸，咄咄逼人又激愤难消。正当他要把那些信递还给弗雷德丽卡的时候，弗雷德丽卡不明智地说了一句：“在我的家乡，拿走别人的私人信件是不可原谅的行为。”

“你现在不在你的家乡，你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我不希望你收到缠绵诗人寄来的信，在我这里，并不允许你结婚生子之后，还跟以前的男朋友保持往来。”

“是你们漂亮的儿子哦。”利奥用沉静的声音说道，向他们提醒自己的存在。

“小男孩儿可不是漂亮的，亲爱的，”皮皮·玛姆特对利奥说，“更适合的词是‘英俊’或‘好看’的。”

利奥执拗地重复着：“‘你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生物，或者来自另一个世界，对了，还有你那漂亮的儿子。’信上就是这么写的。就像精灵或哈比人一样，我想他是这个意思。你看吧，我们让他感到了惊喜，他人很好，我喜欢他。”

弗雷德丽卡，她的怒火已经达到即将要爆发的临界点，她满腔没说出来的话跟她爸爸当时要吼出来的一样多，她无言地凝视着奈杰尔。

利奥说：“我不喜欢你用淘气的语气念诗，我不喜欢那样。是我请他来喝茶的，我喜欢他，我跟你说过了。”

“显而易见，他用他的小手段已经把你收服了。”奈杰尔说，但已经没有那么威吓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利奥说。他的眼睛在他的双亲之间来回扫视着，在想接下来要说什么或表演什么，来避免灾难的发生。

奈杰尔说：“在这儿，你的信，你拿去吧。我希望你打算也写一首诗回复他。”

“我不会写诗。”

弗雷德丽卡把那封被亵渎了的信叠好，看奈杰尔吃他的蘑菇。奈杰尔盯着自己的盘子，长长的黑色的睫毛下，他的眼睛很黑很黑——不可能在别处看过这么深这么黑的眼睛。“我恨你。”弗雷德丽卡脑中的声音说，“我恨你，我恨你，我当初真不应该来这里，我不能再住在这儿了，我当了这么久的傻瓜、傻瓜、傻瓜。”她桌下的手握紧了她的信，她满怀思虑地咀嚼着一小块面包，想起了休，想起了以前的弗雷德丽卡，那时的她是另一个人。那时的弗雷德丽卡可以马上就讲出一个男人是不是被她所吸引——不管她是否容许那个男人触碰她。那跟两个人爱不爱同一首诗无关，跟一个人能不能轻易地对对方讲出一段悲伤、成功的故事或一种想法也无关。有的男人可能是令她会觉得惺惺相惜的，有的男人则不然。她曾为此思考过一阵，但还是搞不懂原因。她喜欢过休·平克，其实她爱过休·平克，的确爱过，而且爱得比爱奈杰尔还深——她气恼地、恐慌地告诉自己。但即使在奈杰尔赌气地解剖蘑菇时，他的身体也依然能挑动她的身体。至于休，她重见他是满心欢喜的，这像是她一本曾经钟爱的旧书，遍寻所踪却失而复得。不是那种简单的重逢的惊喜，而是永远都与她切身相关的这种感触，萦绕在她心中。而奈杰尔，则用力咀嚼着蘑菇。

休·平克的来信改变了弗雷德丽卡的婚姻。尽管她已经习惯告诉自己这段婚姻并不幸福，但她也已经习惯因此埋怨自己。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她也无意接受这种境遇，诸如此类的明智观点是她不断提供给自己的，但也伴随着由百无聊赖和挫折失意所导致的混沌的悲鸣。她不会为了自己的不快乐去埋怨奈杰尔，但是她确实对奈杰尔在她生活中的长期缺席而生气，也认为奈杰尔无法认清她所要的东西——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工作，她想要去工作。她非常急于向奈杰尔解释她是爱他的，因为他跟其他男人相比是不同的，但是这并没有也不能改变她。她依然是弗雷德丽卡，她多想跟奈杰尔解释啊，但这种对话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奈杰尔不是个好说话的人。她只好告诉自己一早就应该了解到这一点，但可怜的弗雷德丽卡渴望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类发明了“原罪”的说法，因为除此之外的其他假说实际上更糟——宁愿能位居宇宙的中心，面对因自身失败直接导致了厄运的那种恐怖，也不要沦落为一个由偶然的、巨大的、邪恶的外力所造成的无辜受害者。“这样很糟，是因为我没有想得更透彻。”弗雷德丽卡对自己说。她为奈杰尔抢她信这件事感到苦恼，既因为这是奈杰尔向她发起的第一次的真正的“侵略”行为——不听她说话并不能算侵略行为，也因为抢信让他显得荒诞可笑。她为他的愚蠢而难过，他竟然用那么幼稚、吹毛求疵的声音朗读休·平克的信。她想继续爱他、要他，即使她并不喜欢他的朋友、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她喜欢他有神秘感和危险性的模样，而不是愚蠢。

休·平克的信也带来了其他变化。那期间奈杰尔正好在家中，处于一种“戒备”的状态，弗雷德丽卡却接二连三地收到大量老朋友的来信。这都是些“不请自来”的信——她根本没有写信给任何人——但她担心奈杰尔可能以为这全是对她急切的或深情的话语的回应。他盯着她看信，没有再抢她的信了，但他问过她那些写信的人是谁。她据实以告。“你所有的朋友都是男人。”他观察到这一点，没错，是这样。他有一次说：“如果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女人，你也不会开心。”“我不会介意。”弗雷德丽卡坚定地说，但奈杰尔不在眼前的时候，她想象了一下，她发现自己还是会介意的，“这只是我所受的教育的独特性。”她安抚着他说。奈杰尔不应答。

其中有一封信是艾伦·梅尔维尔写来的：

最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休·平克说你想得到我们的消息，并且把你的地址告诉了我们。我们在“羔羊和旗帜”酒吧里喝酒时祝你健康，托尼、休、我，还有一两个其他朋友。休说你住在一栋乡间别墅里，还有树林和田产。真想不到你会过上这样的生活，但我相信你不排斥，我确信即使在这样的生活中，你也会过得很棒、表现得很棒，就像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一样。你的房子里是不是收藏着画作？我想写一本关于早期威尼斯艺术的书，在那些被与繁华世界隔离开的旧式英国大宅的长廊中或灰色墙壁上，隐藏着一些出人意料的画中人和画中风景。我当然不是以收藏艺术品为生，但我教相关的课——不是在休教的那些学校里，我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教书，学校在考文特花园里。我教的是艺术史，学生是一群不想知道太多关于乔托或提香的事情的画家、陶艺家、工业设计师和布艺编织者，怕我让他们的原创性产生一丝凹陷——当然了，他们都是神的子民，即使是那种最亦步亦趋的派生艺术家也一样。你会喜欢我教书的这个地方的，这也会让你感兴趣。

休不太善于描述建筑物和人物。他说他在你那里注意到了一些紫杉木、一个大阶梯、一阵打哈哈和一些茶杯之类的，这几乎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有关你或你周遭事物的实感。但他的确提到了你那非常漂亮的儿子。你怎么不给我寄一张印着鹳鸟的卡片？或者一个装着糖衣杏仁的银篮子？我现在对应对住在乡间别墅里的人物挺有一套的——你说，我该不该去拜访拜访你啊？

另一封信来自艾伦的密友托尼·沃森。在剑桥的那段日子，艾伦和托尼是室友，弗雷德丽卡称他们俩是“变色龙和冒充者”。艾伦，是出身于格拉斯哥贫民窟的男孩，有一种机敏灵活、无阶级意识的社交魅力，而且还一头金发；而托尼，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儿子，托尼本身也受过完整的阶段式教育，浑身充满了一整套的工人阶级品位和习性，并且用一种刻意训练出的口音讲话，介于“伯明翰口音”和“考克尼口音[1]”之间。托尼的信写得比艾伦的更长一些，也更有情感的直接表露，尽管弗雷德丽卡和艾伦比较熟稔和亲热。可以说，她和艾伦建立起一段真正的友谊关系，她是这么认为的，至少自己不会和艾伦陷入两性之间的性诱导、性失衡，或性霸凌。因此，她偶尔会好奇：艾伦是不是同性恋者？

托尼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我料想你需要一些调味剂。我们这儿有很多。因为选举热火朝天，所以办了很多舞会——人们扭动着、叫嚷着、摇晃着，每个人都有移位的脊椎或脚踝，简直像流行病一样。我曾在《政治家》上写过一篇关于“摩德俱乐部”的文章——你会很欣赏我对“谁人乐团”的歌词带有利维斯格调的评论——就像你会欣赏我的意大利西裤一样。但说起来，你一直以来就一点音乐感也没有，也有可能的是，你此刻正在一些很时髦的夜店里尽情舞动，根本不需要我向你更新时下最流行的单曲……我真希望我们没有失联。

不过，说真的，选举很火热。我在贝尔塞斯公园里、居民住家门前的阶梯上发传单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气氛真是令人激动地高涨——各处都一样，但我的诚实让我不得不补充——工党的宣传攻势跟保守党一样古板又枯燥，但你像特别支持保守党那一阵营的。但我必须依仗着你，因为你是能在公牛群、牛奶搅拌机、洗革皂和驴叫声中发动起那场女性革命的密探。认真说话不行吗？托尼·沃森，你这个笨蛋。我到处奔走，向人们保证会有一种新的道德秩序、一种新的政治科学——不会再有跟电话应召女郎、不穿裤子的部长联结在一起的丑闻；不会再有穿着褶边围裙、拿着马鞭的蒙面男子，只有诚实可靠的来自利物浦的经济学家和穿着白色工装裤的干净男人。为尽快实现一个公平社会，而做很多有用而“无阶级”偏差的事情(比方说，在伦敦北部居民的住家前面放一台自动化的餐具清洗机，就是开展革命的具体措施之一，尤其对大多数工人来说是这样的。又例如妇女，她们一直和肮脏的旧式洗碗机困在一起，从事无偿劳动)。

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政治性的报道，在《镜报》上有两篇，《政治家》上有三篇，《曼彻斯特卫报》上有一篇。我写的都是对冗长乏味政治演讲的机智解读；在候选人未造访地区举行的选举会议议程摘要——我正在变得小有名气，我觉得——但你知道，这些时日真正的阵地是电视——这是电视将发挥重大作用的一次选举。可怜的休姆爵士(呃，其实是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爵士，但这个名字卡在我喉咙里，我的圆珠笔也不愿意这么写)有一张像骷髅一般的脸和一口不像样的牙，现在家家户户能看到这些琐屑的小事，一点一点加固着你的印象，就像棺材盖上的钉子越钉越紧一样。这些东西挺解闷的，但我不喜欢那种无谓的恶意。人们叫他“骷髅脸”，说他对人怒目而视——像仅凭目视就能使他人遭殃的邪眼一样。电视就像一个魔术箱子，弗雷德丽卡，它的法力正要开始搅动。我一定得上电视，我是一定得上电视的。文字是很美妙，但已经是明日黄花——姑娘，电视才是新能量的汇聚之地，所以我要上电视。你那位在“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吨位不小的朋友欧文·格里菲斯，就因为工党和媒体的关系而上了电视，时不时都能在电视荧屏上看他在那儿奉承拍马地咧嘴笑着——你看电视吗？亲爱的，还是说你在工业化前的隐居地里，过着不染俗世尘嚣的日子？我敢说格里菲斯那家伙很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电视那个小东西——他用直觉教导人们，把煽动者驯化得彬彬有礼、易于亲近、说话麻利不重复——很多未被驯化的“煽动者”觉得这很难——会飞的威尔士小伙子们，再也没有“大集会”的暗语了。格里菲斯还能指导那些大人物，告诉他们哪里做错了和哪里做得很好。我料想，他能在这一行走得很远——但我不确定，他对他的那些原则是不是严肃的——

休说你生产制造出一个小家伙。坦白说，对我而言，这难以想象，但我想你能用你一贯的混合在一起的皱着眉头的决心和神经质，把这一切处理好。虽然我这些日子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但总觉得老朋友们是得更花时间和更深入地经营的。我们爱你，弗雷德丽卡，来看看我们，来和我们玩，如果你被允许的话，来和我们一起创造胜利吧。(我想你不被允许。哎呀呀，托尼·沃森，可得注意了!)

你记得我这位饲酒之神吗？你记得总是能把你所有的仰慕者召集起来看你表演的聪明的我吗？总是机智过人、资源丰富——像大山崩一样!我这超群的才华，已经在你的“牛群”之间发动起一个大型的宣传活动了，就是想让你看看你究竟有多受重视。振作起来，想象得到一个超大的、火热的吻，来自——

托尼

我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我不怎么常写信，但是我得知有人需要我写一封。那是来自曾经的一个声音在说话，而我多希望那是来自未来的声音。声音小心翼翼地说你现在是一位拥有优渥生活的已婚女士，请问你是否记得一辆摩托车？是否记得斯卡布罗一间血腥的旅馆？还有我想要帮助你解决一个深奥难题的意愿？以及卡马格的一个海滩，罗伊斯顿镇的一个台阶，夏日夜晚中的微笑，你那清澈年轻的声音(对，我记得你的声音，我可以专业地告诉你，那是只有从脑海中才能听到的声音，那是一个根本听不到了的声音)。“我会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的，我不会流血的。”那声音中的质感已经消逝了，不可避免地消逝了——一同消逝的还有树林中的亮光。我非常害怕诗剧的复兴，可我也知道诗剧无以挽回，这格外令人忧伤。

你在做什么呢？我在骑着两匹马——朝向终点站狂奔——我不能永远这样，我告诉自己，我会在赛场上穿着我粉红色的褶边衣一头冲进漫天木屑中，好吧，不用比喻句——我努力得像两个人在干活一样，裹着两种不同人生。我有自己的实验室。在北约克郡大学的“进化楼”里，我们在做很有趣的工作，研究视觉的建构、对形状的认知、出生后的可视化记忆之类的事情。我经常见到你弟弟，他参与了由微观生态学家们和新型神经系统科学家们合组的一个项目，他们的项目跟我自己做的一些关于活跃大脑的心理学实验有关——每个人都很看重马库斯，微观生态学家亚伯拉罕·考德尔-弗拉斯、数学家雅各布·斯克罗普，也相当重视他，你听到应该挺开心的。我们极其理想主义的大学副校长仍坚持着知识一体化的观点，所以我们常做一些跨学系的探讨，比其他研究场所更频繁。所以我能向他们说起我另一半的人生——我与那个魔术箱子所发生的私密的、羞耻的调情——可能是基于了解我对于大脑如何构想并识别脸面和箱子所得出的严肃分析理论，所以或多或少他们都愿意相信我在电视上所说的话，毕竟我工作做得不错，也有不错的助手。

我最近做了一两个关于艺术和感知的优雅的小艺术节目。你看不看电视？你几乎无法开始想象在接下来的十年或二十年里，电视这个屏幕、这个箱子，究竟能以怎样的形式传播艺术和思想。现在，我们手中有一个新的文化工具，能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能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不管能让这一切变得更好或更坏。可能会更坏吧——得知人们对惰性、便利和不思辨的需求……但当我这么写的时刻，我发现这件事的对立面也是成立的——人们通常需要复杂性、困难和思辨，而且电视也提供这些内容——用电视独有的方式。这是一个比我们以往讨论任何话题都更加严肃的对话，你意识到了吗？——也因为我看不到你，所以不会为你的脸庞和仪容所分心，所以能直抒胸臆。我甜美的弗雷德丽卡，书写式的文化——而不是电视文化，马上就要被贬谪到博物馆里和满布灰尘的书架上。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电视上，在箱子里，你不用“语言”思维，它需要的思维模式是图像、联想和很多一闪而过的形式。大众害怕的是：电视会被有权势的操纵者所利用，用来控制民众——就像赫胥黎的“唆麻”一样[2]——但那不是真正吸引我的。这的确可以实现，但任何有天分的人会因为想要去实现这种控制欲而感到无聊——当然，我说的是科学家们，而不是政治家们，科学家都有单纯的灵魂。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新的思维模式将会改变我们头脑中的微小分子，改变这些微小分子所能做的和不能做的——即使是莎士比亚、康德、歌德，甚至还有维特根斯坦都会觉得我这兴趣是既陈腐又艰难——无论结果是更好还是更坏，弗雷德丽卡，我都不做任何判断。

我原本不想谈论这个议题。我本打算对着一股余烬，写一封壮丽恢宏的信，信上说：回到我们身边来，来看看我们，来谈天说地!电视上有一个猜文学语录的游戏节目要开始录制试播的第一集——就像往常一样，他们想要找一个哪怕只知道任何一点语录的女人，但简直找破了头也找不到——你看，你虽然不是个非常有名的作家或名人，但你很有急智，长相又能登上台面，更是满腹才学——所以，如果你哪天突然想起要来伦敦待一阵子——给我个电话，我认识那个制作人。

我还听说你有了一个儿子。这是多大的一个责任啊!我可不确定我能担此重任。

照顾好自己。写信给我。语言目前依然是个有效的交流方式。

向你致以爱与敬意

威尔基

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我最近才听说你有了一个儿子，所以尽管这封信来迟，还是要祝贺你，希望你过得开心——你之前在我们中间，消失得太突然。我常常想起你，也真的希望你过得开心。

至于我呢，我现在在教育电视台工作，从不同的戏剧表演中截取小片段做成节目，并做出分析。这不是一个全然令人满足的工作，因为仅凭这些小片段是无法真正理解一部完整的戏剧作品的；连教的这一部分也不能让我满足，因为我根本看不到我教的那些孩子，但我的生活已经足够愉快了。我的同事和我所遇到的戏剧演员们都认同我的工作，所以，我能持续下去。我目前并不负责编剧，尽管我偶有一两个不错的点子，对电视节目或剧场来说可能都有用。

对我而言，最近发生在我身上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受邀成为由政府成立的咨询委员会的一员，对语言教学进行调查研究。我们开过第一次会议——我们的委员会主席是位人类学家，看起来挺明事理的，他基本上是一个集所有善心人士于一体的一个人——他拥有老师、语言学家、写作者、广播员、犯罪心理学家、物理学家等各种身份。我们制订了一份探访各所学校和学院的繁重计划，已经有许多文件陆陆续续送到我们手上，等待我们的深入研究。我还给你父亲写过一封信，请他提供一些意见。他是我曾共事过或结识过的最好的教师。还有，他既有脚踏实地的实践性，也保持着高尚的理想，我想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北约克大学的副校长威基诺浦，也在委员会中，尽管他不是主席——但他是个文法学者，我猜测他给人一种太过有“先人之见”的印象，所以应该没办法把不同的意见整合到一起。

如果能收到你的近况，我会非常开心，当然还有你先生和你儿子的近况。我看我这封信写得相当生硬，但你会带着一如既往的敏锐度，读完我的信。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亚历山大

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请原谅这封突如其来、让你一头雾水的来信，毕竟时间已过了这么久。我最近在北部——你可能已经听说了，玛丽发生了一个意外，一个相当严重的意外，但她现在已经安然无恙了，也重回校园，表面上看起来挺开心的。也可能你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你失联了许久，我也一样。这就是我写信给你的原因。我和你父亲一直有交谈，我想他会很愿意收到你的来信——这只是典型牧师的说法，其实他很受伤，很沮丧，他特别想得到你的消息，但是他的自尊不允许他这么说。我对写信不在行——在你面前尤其如此，因为对你来说，写是你的第二本能。你父亲很赏脸地告诉我说他觉得我们俩很像(说的是你父亲和我很像)——全世界只有你能参透这句话中的滑稽和讽刺，因此我才说给你听。我没有对他反驳些什么，因为他说得也有点对。但真正像他的人其实是你，是你啊，弗雷德丽卡，他也知道这一点，而且他不再年轻了。原谅我这么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归咎于像我职业习惯似的干预行为又发作了——但是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对你母亲提及此事——她有着一颗包容又隐秘的灵魂——所以我才跟你父亲一直对话。这对我们来说都是让人惊讶的。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动态。我还在那个“地窖”里工作。我的工作是把人们从边缘拉回来——听起来很有戏剧性，但真的也是这样——尽管那些人不见得会因为孤注一掷而过得多么好，当然也不一定就过得糟。这是一种好笑的专业工作。但适合我，当我看到人们在路上放声高歌，显得怪里怪气，那同时让我意识到我也是古怪的。

照顾好你那漂亮的儿子，弗雷德丽卡(我看到你寄给你父母亲的照片了)。我对我儿子是疏于照看的，我已经知道我会用余生来后悔这件事。我期盼我们能再次见面，我更希望我是因为足够了解你，而觉得你会原谅我这种干涉的行径——不管怎样，我希望能获得你的理解。牧师似乎又在说话了。上帝保佑你。

爱你

丹尼尔

奈杰尔看着弗雷德丽卡打开这些信，一封接着一封。她读的时候时常抬起头来看他，发现他也在看她。她读了艾伦的，读了托尼的，读了埃德蒙·威尔基的，读了亚历山大的和丹尼尔的，而他带着一股充满监视性的岿然不动又阴沉神秘的安静，坐在桌子另一端。秋日阳光落在白色桌布和银汤匙上，而深色皮肤的男人专注地看着女人。这些信带来了老朋友们生动又形象的“魅影”，艾伦无声的微笑，亚历山大逐渐褪色的风采，托尼别扭的幽默感，丹尼尔和弗雷德丽卡父亲那种似是而非的连接性。他们无一不在提醒着弗雷德丽卡，让她想起自己以前是怎样的一个人——好辩的、激昂的、糊涂的、聪颖的。当她私下里重读着这些信的时候——“私下”是指她的浴室，浴室的窗户上雕饰着曳地的茉莉花叶和向上攀爬的爬山虎的纹路——文字的生命力和信件书写者一闪而逝的影迹，也不期然地引致那个深色监视者的出现。他比那些寄信的人都更真切。她确记着他的肩胛、他的腹部、他的喉咙和他深色的阳具。她想起了他的阳具，在她读威尔基、艾伦、托尼的信时，她边读边舔舐着自己的泪。他比他们都更真切，她却比以往的自己虚幻了一些。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回复这些信笺，也不知道是否能把回信放在大厅中那只中式大碗里，然后被拿走，寄出去。事实上，她先写过回信，又全部撕掉；后来另写了一些回信，再全部撕掉。她很害怕。她安排好自己的日程，与奥利芙、罗萨琳德在市集日去史派森德镇。在那儿她买了一沓明信片，先写好地址和姓名，在所有明信片上写了简短的几句话：“收到你的来信真好。我会很快回信。F。”[3]她没有丹尼尔的地址，但她记得丹尼尔工作的那个教堂的名字，就把地址写为那个教堂的地下室。奥利芙和罗萨琳德看着她寄出那些印着山峦、河堤与夏日原野的卡片。她故意在她们面前扇了扇那些明信片，好让她们看到她写的字有多么零星。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必要这么做。

奈杰尔这次在布兰大宅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弗雷德丽卡和他有过不错的日子。他们带着利奥在山坡上野餐，带利奥看鹿和獾所留下的痕迹。她和奈杰尔还谈论过利奥。后来，弗雷德丽卡不太记得他们又谈了些什么。她只记得他的手放在她的手上，而她的手则放在凤尾草上，那是一种幸福感，她记得他们两人的身体在地毯上伸展着，只有狂乱的、秘密的精神活动在她自己的头脑里进行着。她打算在他离开的时候才继续回复她收到的那些信，但他没离开。

他手上拿着的又一封信是一封装在平淡无奇的棕色信封中的信，用打印的方式标示着：“奈杰尔·瑞佛的夫人收”。他是在她就要打开信的时候，把那封信抓过来的，他边伸手，边说：“把那封信给我。”她递给了他，他读完信，又还给了她；那是一封她母校剑桥寄来的一封参加纪念晚宴的寻常邀请信，信上写着：“请告知您想和哪些旧同学就近入座。”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她质问他。

“我想你可能会筹划某些事情。我想你可能会将之前说过的回到那个老地方的计划付诸实施。我看我是想错了。”他并没有补加一句“抱歉”——那句抱歉似乎勉强悬浮于空气中。

“也许我真会那么做。”

“我看你可做不成。”

“我可以——如果我真想那么做。我可以来来回回。在那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只要妥善安排就行。反正你也是来来去去啊。”

“那也是你所不能那么做的一个原因。”

“你凭什么这样说，这不公平。”

“我想不出我不能这样说的原因。你许下过承诺。你知道你做过些什么。”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我还以为你挺聪明的。你不应该结了婚，然后一走了之，就像你没结婚一样。”

“即使结了婚也不意味着要在一夜之间改变自己的本性。”

“可能吧，但你却应该改变，而你没变。我不准许你离开这里，就当利奥和我不存在似的。你没有理由这么做。”

“你不能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为什么不能？”

最终，他还是被通知得走。他舅舅休伯特从突尼斯打电话来叫他走。奈杰尔开始准备去阿姆斯特丹的行李。弗雷德丽卡却郁闷地发现，自己为他又将离家而感到受伤和低落。她想不明白自己这种心绪是因为会想念他，还是气恼他有这种说走就走的自主权，而她却没有，又或者是他可以兴冲冲地离开她。婚姻在它自己的弹性牢笼里带有固有的一部分情绪，但这部分情绪却不真正属于那些身在婚姻中的任何一方。她想：“我不会愚蠢到再结一次婚。”过后又觉得这么想其实更愚蠢，她明明身处一段婚姻中。

她看到奈杰尔在他们两人的卧室里读着她的信，这正好是他要走的前一天。他坐在他们的床上，一手拿着威尔基的信，一手拿着托尼的信。

“我只是想确定，”他说，带着他早已聚集好的精力充沛的镇定，“确定你不会有任何计划。”

弗雷德丽卡在门口静静站着。

“那我有任何计划吗？”她说，她用了一种和在此情形下不相称的讽刺和戏谑的口吻。

“我不喜欢你的朋友们，”他说，“我不喜欢这些人。”

“他们这些信不是写给你的。”弗雷德丽卡说道，探究着他的脸色。

“你简直就是个贱人，你就是，”他说，以一种和开始一样泰然自若的口吻，“就是个愚蠢的贱人。”

弗雷德丽卡曾经拥有像她父亲一般的狂暴能量。她继续在门口多站了一会儿，因手指和肝胆间的怒气而感到刺痛，于是终于忍不住咆哮起来。她在气势上和速度上压过了奈杰尔，抢回了信——丹尼尔的已经有点撕裂。她又说了在那些相似场景中总是说的话，说她不可以被如此对待，说她一刻也待不下去，说她要走了，现在就走。她打开了衣橱，把衣服往地毯上丢。她又找到一只旧皮箱，开始把各种东西往箱子里面塞，一边大哭一边尖叫。她的信、一件睡衣、一把牙刷、一件胸罩、一件毛衣；她泪如泉涌，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这些东西也得带走：书、她写的信，这些都太重了，也太多了，一想到重量，又引发了她新一波眼泪的喷流。“我要走，我要走，我一刻也不能留!”她拼命叫喊，塞着东西，任何东西，包括奈杰尔买给她的但她从来没穿过的黑色丝质内裤，杂乱无章地被扔进那只皮箱里。肾上腺素的释放，对她来讲是一种发泄和刺激。奈杰尔来到她背后，一把抓住她后颈上披散着的红发，给了她一记猛烈又专业的扭转。那种剧痛令人难以忍受。弗雷德丽卡听到她颈项中不同骨头的碎裂和移位。她想到了：“他把她杀死了!”她停止了对代词精妙使用的惊叹，看了自己依然还活着，依然拥有自己的知觉，体尝到了疼痛。

“愚蠢的贱人!”奈杰尔又说了一次，并给了她一阵殴打——他用的是膝盖？还是用他没用到的手肘？——就在她后背上的一小块区域，用极轻微的力道，再一次造成了她巨大的痛感。弗雷德丽卡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起过肢体冲突。她们家里的孩子都叫人惊讶地温和；她父亲的怒气只能导致家具的毁坏和书籍的焚烧，绝不会伤及人体。她所就读过的学校都是受人尊敬的，并且她牙尖嘴利，她不是那种会沦落为受害者的孩子。这是第一次。奈杰尔的胳膊绕在她脸上。他喘着粗气。她张开嘴想要呼吸，却只吸入了滚烫的布料。她的舌头碰到了布绒，她扭转着头，她的鼻尖划过他衬衫袖口的棉布，然后划过了他的皮肤，那是她非常熟悉的皮肤，那也是此刻因暴怒而产生了刺鼻气息的皮肤。她用力将牙齿往那块皮肤中深陷了进去。她尝到了血腥。她没办法关闭自己大脑中管理自我嘲笑的“审查机制”，尽管，她，作为弗雷德丽卡，必须做“咬人”这么下作的事情。

“贱人!”奈杰尔又骂她了，用他空出来的拳头朝她的肋骨处撞去。弗雷德丽卡喘不过气来。她把头扭了又扭，在痛苦和难以置信中呻吟着，闭紧了牙齿，几乎是在咬啮着，制造出相当大量的血液，充斥了她的口腔。“贱人会咬人。”她在窒息中默念，正当血液在她齿缝间流动，她竟然能抽出一刻对吸血鬼产生了好奇。然后她前倾倒下，松软无力，失去了生气，像一摊死肉——这是书中教的最古老的伎俩，她的脑袋给自己解释着步骤。这奏效了!奈杰尔终于放手了，站起来看着她的躯体，弗雷德丽卡用尽全力，狠狠地踢了他的腿，导致他失去平衡。他半身倒在床上，半身撑在地上，这时，弗雷德丽卡，权衡了她毁损的脊柱所残存的力量，踉跄地直起了双腿，几乎从他身前把自己扔进了浴室，紧接着锁了门。

冲水马桶旁边堆了一小摞诗集。弗雷德丽卡喜欢坐在上面，读诗背书，让这些重要的诗句活起来。有叶芝、有马拉梅，还有拉斐尔·费伯，还有莎士比亚。弗雷德丽卡坐在马桶盖上，打开了莎士比亚。她发现她完全看不到书上的字——空气似乎在闪光，她眼前像蒙上了一层清晰的罂粟花色的红纱。她冥思似的舔着自己唇上和嘴里的血——盐味、金属味和其他东西的味道，她觉得那是人生、盐和金属混合的味道。她抖个不停，以至于无法站起来去漱口。她的牙也很痛，好像在牙龈里松动着。她用一种捧书学习的姿势坐在那儿，举着莎士比亚，呼吸着、嗅着浴室里的空气——体味、水汽、香水残渍、漂白水的隐约的刺激气味，还有，血。

先是一阵静寂，再是浴室外拖着脚走的声音。奈杰尔正朝着浴室踱步过来。她等待着。突然，传来一阵猛烈又可怕的爆响：他正在用一个很重的工具猛击着浴室的门，并高声咒骂着。浴室门很结实，这座房子很结实。这座房子以前没有这么多浴室，但扩建起来的浴室都被装上了很结实、坚硬的门。弗雷德丽卡坐在里面，举着莎士比亚，什么也不说。她想不出该做些什么。她是那种会因为无能为力和迟疑不决而感到痛苦的生物。这种情况持续了一阵子，弗雷德丽卡思考起这栋房子里其他的栖居者，好奇他们会怎么想，或者，他们会怎么做。她觉得奥利芙、罗萨琳德和皮皮·玛姆特会把她们的头钻进被褥里头，塞住耳朵。她又想到了利奥，她明明尽量不去想到他。利奥会听到吗？会不会害怕？会埋怨谁？现在她第一次同时感觉到两件事：一是她自己的愧疚，二是她对奈杰尔确凿的恨意，她都一起感受着。

砸门声停止得像开始时一样急促。她在等待着一句问讯：“弗雷德丽卡？”但什么也没等到。这道门太厚实了，她听不清楚外面到底发生着什么事。拖脚走路、磨蹭、一声碰撞。安静。很安静。她读着莎士比亚，发现自己竟然让奈杰尔翻开过《无事生非》：

本尼狄克：世上万事万物，没有什么如你那般值得我爱。很奇怪，不是吗？

碧翠丝：就像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一样奇怪，我也可以说没有什么如你那般值得我爱，但是别相信我，可是我也没有说假话。

弗雷德丽卡，十二岁时瘦骨嶙峋、满脸雀斑；弗雷德丽卡，十七岁时棱角分明、哗众取宠；弗雷德丽卡，二十岁时在剑桥里被年轻男子包围，但她头脑里有着爱情的样子，对某种必然性怀着美满的、诗意的认定。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爱情，难道这只是一个危险的想法？外面响起了一阵鼻息声，浴室也慢慢暗了下来。浴室门的下端没有安装灯线。浴室里黑了，很黑。她既看不清莎士比亚，也看不到自己的脚。这是在乡村，路上没有街灯，窗外也是一片黑暗。她听得到自己的呼吸，某处有一滴水的坠落。浴室门外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带着急切的满足感：“你现在还能做些什么？”

她没有回答。

“你现在可没办法在那儿一连待上几个小时读书了，你能吗？快出来吧。”

她说不出话。她把下巴靠在自己的双膝上，把莎士比亚蜷在她身体中。

“我不能等了。我没办法坐在这儿等你。”浴室外的声音说。

她踮着脚走近浴室门，透过锁眼对外面说：“你会吓着利奥的。”

“那又是谁的错？是你这个贱人，你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生下他。”

她像在浴室门口被重新充了电。弗雷德丽卡又退回去了。她的视力已经习惯了黑暗。窗户很小，扭扭捏捏的方形，透着午夜的蓝黑色。她看得到茉莉的细叶和蔓生叶片的影迹。她看得到一两颗星星，隔着窗玻璃像小针孔一样，那些不知名的星星，孤零零地散落在天幕一隅。

她在黑暗中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弗雷德丽卡想起了丹尼尔的信和他所提及的比尔口中那番认为自己和丹尼尔很相像的说法。她此时的境遇更让她感怀童年的情景，因为她的童年就是在发怒的咆哮、在暴风雨般的恶言谩骂中、在软弱的委曲求全中度过的。她以为在自己嫁给奈杰尔的好处中，至少有一项是因为她觉得奈杰尔身上有那种克制的冷静，而这与她父亲比尔的滔天怒火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但她现在，竟身处这番田地，被关在浴室里，苦等风暴平息。斯蒂芬妮也是违背了比尔的意愿，嫁给了与比尔“完全相反”的丹尼尔。丹尼尔说得也对，他是像比尔的。命运总是骤然降临，出其不意在你后脑勺给你一击，弗雷德丽卡悔恨地思索着，轻探了自己酸痛的后颈和腰部的神经。必须加以必要的修正——比尔的确多话，但他不伤人；奈杰尔只愿意不断重复着一个或几个字，并且伤人很重。利奥是个能言善道的小孩儿，大概他不需要以武力伤人。一想到利奥，她又忍不住啜泣起来。她从头脑中以微观的方式看待她自己的存在与行为。“她在啜泣。”啜泣——这是一个很好的几乎可以拟声的词。眼泪从她鼻子上滚下来。

“我可以进来吗，弗雷德丽卡？我不会伤害你，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如果说话的人是比尔，那么这将是一个转捩点。但不管怎样，她已经筋疲力尽了，也悲观地相信起宿命来。她在阴暗中把钥匙插进锁眼里，又退到后面。他缓慢地走了进来，顺着墙壁摸黑寻找着路线。他用弗雷德丽卡的棉质衬裙包扎在自己被咬伤的那只手上，也就是他的左手。他把他的另一只手——右手，放在她前胸，他的手跟她的胸一样烫，但他的手是沉重的，她的胸是刺痛的。

“你还是一个贱人。”他说。他的声音因混合了一些无以名状的情绪而沙哑着，但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我说得对吧？一个彻头彻尾的贱人，我早就该知道，你看你把我的手弄成什么样儿了？”

“我看不到，你应该把灯都打开，不管你是弄断了保险丝，还是干扰了总输电线。万一，万一有人醒了要起来。”

她在悄声低语。

“你快跟我出来吧，我不想再看你做傻事了。”

“我也没心情做傻事了。”

“跟我出来。”

他把手绕在她的腕上。他们搀扶着、挨着墙，走出了这黑暗的房间，脚步极轻地旋过楼梯口，在熟悉的阶梯上小心翼翼地落脚。保险丝盒在后厨房的一个保险箱里。奈杰尔松开了弗雷德丽卡，才能去够到总电闸，他发出一声铁质的粗气或鼻息，才把总电闸拉了下来。幽暗长廊左侧的一束灯光，唰地点亮了门道。房子里鸦雀无声。奈杰尔拍了拍弗雷德丽卡的屁股，像人在鼓励一匹母马一般。“好了吧？”他说。

他们比来时更快地返回了他们的卧室，卧室像刚才一样，只亮着桌灯和阅读灯。真是一个可怕的场景。床上扔满了弗雷德丽卡那些原本装着乳液和蜜粉的瓶瓶罐罐，但都空了——多数是礼物，弗雷德丽卡最喜欢用的“香水”是强生的婴儿爽身粉。地板上散布着砸烂的椅子腿。那些砸烂的椅子横七竖八，像死掉的动物，被截肢后凭空放着。镜子被恐怖地粉碎了，连窗帘也溅上了血，还有床罩和床褥也壮观地遭此厄运。弗雷德丽卡惦记着威尔基的信，像惦记着自己处女膜破裂那般难忘。她极快地说了一句话，试图转移奈杰尔的注意力，以防奈杰尔也想起那封信。

“简直像谋杀现场。”

“看上去真是挺糟的。”他语气中带着骄傲，又有一点适度的尴尬。

“我不会睡在这里，我去另找个地方睡。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该把这里清理一下？”

“当然不了。为什么？他们可以清理，我们花钱请他们来清理的。我们去找个别的房间来睡。我们可以去睡你那张旧床，就是你以前睡的那张。我晚上也常常窝在那儿陪你睡。”

弗雷德丽卡很想说她想要单独睡。但她太累了，也急需睡眠，又害怕——尽管她不想承认，但她害怕自己像很多时候的很多女人一样，随时准备好到自己害怕的男人那里索取慰藉。他们二人静悄悄穿过长廊，溜进了弗雷德丽卡从前睡过的客房，床上罩着一个防尘套，奈杰尔把防尘套扯到地板上，上面沾染了他的血。他们做爱了。他灵巧又温和，又在枕头上留下了他的血迹，她隔天早上才看到。她脊椎上的伤痛让她难以高潮，有那么一两次她想放弃算了，或者伪装，但奈杰尔坚持不懈，他等她，他触碰她最私密的部位，他在她耳边哼唱着没有语言的歌，终于，好不容易，万幸地，她高潮了，她叫了出来，她的声音和身体一齐颤抖。奈杰尔说：“就这样，没事了。”没有意义的短语却承载着很多意义。

漆黑夜里，躺在他身边，弗雷德丽卡说：“你伤害了我，伤得很重。”

“我要是想的话，可以杀了你。我服役时，在突击队里学过徒手格斗。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轻而易举地，你还没注意到，就已经被我杀了。”

弗雷德丽卡沉思着他的话。

“你是说我该为没有意外被你杀掉而感到庆幸吗？”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不是，别傻了。我只是学过怎么找到人的疼痛点。”

“所以那是一句警告还是一句道歉？”

“都是吧，你不觉得吗？我想我们还是不要说话了，说话让事情变得更糟。就睡过去，让它过去。刚才，你很喜欢吧？喜欢我们刚才做的，不是吗？你很开心，对不对？”

“是的，不过……”

“我都已经说了，别再说了。你是一个啰里啰唆的愚笨贱人，弗雷德丽卡。说话很伤人。”他把他的手，温暖、坚实、亲切的手，放在她两腿间的三角地带，“相信我，睡去吧。”

第二天，来了一个女人，站在楼梯平台上清刷壁纸上的血渍。皮皮·玛姆特带来一个开厢型货车的男人，把碎烂的椅子运走了。房间里换上了新的床单和窗帘，那些空了的瓶子被摆回原来的位置。奈杰尔又要离家出差去了，他吻了弗雷德丽卡、利奥，利奥像个巨大的乌贼一样，缠在奈杰尔脖子上。“要乖一点，”奈杰尔对他们两人说，“我会打电话给你们的，要乖一点。”

奥利芙和罗萨琳德都不跟弗雷德丽卡说话。反正是那种在餐桌上重复进行的固定对话，倒是按部就班地发生着。早餐很安静，午餐很“行政”——“我想我得去赫里福德买些种玫瑰的东西，还得剪一剪头发，你想一起来吗？”喝茶就以更社交制式的方式举行着，姐妹俩和皮皮·玛姆特尽量尝试着跟弗雷德丽卡聊聊，她们总是把利奥当作话题，下午茶时，利奥也会在；午餐时，他偶尔也和她们一起吃，但通常，他在自己的育婴室里吃午餐。她们讨论利奥的进步，利奥说过的话，还有利奥的马——小黑。如果利奥还坚持做这些事，他以后一定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头会变得很大——她们每每都以这样的结论，来结束这一席对话，而利奥则在一旁把他的手按在眉毛边上。他第一次这么做时，是出于真正的惊恐，因为弗雷德丽卡看得出来，他害怕自己的头骨向外膨胀，但他现在纯粹是为了“做效果”，因为他的姑姑们和皮皮·玛姆特，一定会因为他这个动作而狂笑不止。她们也常常把利奥和他爸爸在儿子这个年纪时相提并论。比较他们俩翻的跟斗，还有怕黑的习性，尖锐度和成长进度。早期，她们尝试着向弗雷德丽卡讲述奈杰尔的童年，好像弗雷德丽卡会因为未曾参与奈杰尔这段黄金年龄充满无尽焦虑似的，也为了弗雷德丽卡不至于过得魂不守舍，就一定得经由这几位代理人，来获取关于奈杰尔的知识。这种对话现在进行得比较少了，但也没有任何活动来接续这类对话。弗雷德丽卡有时候好奇皮皮·玛姆特是真的一直在这里侍奉吗？真的经历过奈杰尔的成长阶段吗？还是说她从这间大宅里的居住者道听途说中吸收到了这些知识呢？问问她不就好了。但弗雷德丽卡没有问，就像这间宅邸里的人从来也不向弗雷德丽卡询问她过往的任何事情一样，不问及她的父母、她的姐姐、她的弟弟、她姐姐的孩子们。弗雷德丽卡偶尔在与利奥成长状况的对比中，谈及她姐姐的孩子们——她谈利奥时，把它当成和自己在玩桌上游戏，每次重复了某些陈词滥调就能获得加分，头奖是那个陈词滥调能以一个极平庸的归纳法，融合奈杰尔、马库斯、利奥和威尔于一体。奥利芙、罗萨琳德姐妹俩和皮皮都知道弗雷德丽卡的观察结果里有一些错误，但却不知道到底错在哪儿，而就像弗雷德丽卡心中明了的一样，那三个人也不是特别在意她的想法。

她觉得那三个人在她不在场时，互相说话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她在紧闭的门后，听到她们一阵热情的低语声，她们有紧张的语气、坚持的语气、痛苦的语气、欢笑的语气，这些语气是她在她们面前从来没有听过的。

她不想知道她们的事。她跟奥利芙不是一类人，跟罗萨琳德不是，跟皮皮·玛姆特也不是。她们清楚地对她表明这一点，既没有带着残酷的意图，也觉不出来带着善意的必要性，她们只是想把一些事情阐明——她碰巧出现了，奈杰尔碰巧看上了她，她碰巧成为利奥这完美生物存在的必要条件；房子很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她说的话不多，她感觉自己有点虚弱，的确，也有点懦弱。她们都各自为政，不过如果她需要有人帮她跑个腿，找个医生，寄个信什么的，她们都随时准备好了似的，太过乐于帮忙——也只是“太过乐于帮忙”罢了。帮助她适应、融入布兰大宅的生活方式，帮助她取悦奈杰尔和利奥。但她却无法为她们提供任何帮助——可能除了一件事，就是别碍手碍脚，这也正是她在做的，但她们可能并不欣赏她这种不碍手碍脚的做派。

在婚姻的初期，她和奈杰尔都把布兰大宅当作一个蜜月度假胜地。他们手牵着手攀爬着通向卧室的楼梯，每时每刻都牵着手，咖啡时光、正午、下午茶时间和晚上。弗雷德丽卡记得，他们在递茶杯时，在倒葡萄酒时，触摸着对方。他们径直从两个姐姐面前穿过，站在楼梯上的皮皮也被他们视而不见，就像她们从不在场似的。此刻的弗雷德丽卡，孤独又脆弱，回想起来，为以前的愚行而羞赧不已，或者是那些她以为被当作愚行的事情——无论从前还是此刻，没有任何人跟她反馈过是否有“愚行”的产生。奈杰尔像是住在他自己宫阙里的“帕夏[4]”，她是这么想的，但她不能说。利奥是住在女眷后宫的小男孩。利奥会在八岁左右被送去寄宿学校。他会去念他爸爸念过的学校。

弗雷德丽卡觉得她无法接受利奥被送去宿舍里，跟一群男孩子同睡。她曾经看过那些住宿的男孩子哭，这一点也不好。

弗雷德丽卡觉得等利奥走了之后，她自己也可以走了。

弗雷德丽卡觉得当利奥八岁时，她都已经三十二岁了，她的人生基本上算结束了吧。

她遇到奥利芙和罗萨琳德时，她们俩像是一体的，但她们并不是双胞胎。奥利芙比罗萨琳德年长，但大不了几岁。她们都比奈杰尔年纪大，大了五六岁的样子，也可能是七岁——反正，弗雷德丽卡没问过，当然也没被主动告知过。这意味着她们俩都在三十岁左右，她们自己肯定也想过嫁人这回事，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们要嫁人。不过，她们已然嫁给了布兰大宅。她们从不争吵，甚至连姐妹间的小口角也没有过，这让弗雷德丽卡惊奇而疑惑。尽管连她自己也不相信，弗雷德丽卡却给自己讲述了一段关于奥利芙和罗萨琳德两姐妹的很长的故事，她们曾经斗到要死——抢过同一个男人，也因为在姐妹中一个人有焦急离开的渴望而发生争执，那个人渴望去做点别的事，比如去开拉力赛车，去医院里当护士，去考一个关于家禽饲养的学位，去乘坐一艘希腊游轮——弗雷德丽卡的想象力瓦解得极快——在她杜撰的故事里，姐妹俩两败俱伤，也产生了恐惧，因此，姐妹俩答应彼此永远都不要再有分歧。她幻想出的这个故事根本无凭无据，但有真凭实据的是，即使在没人看她们时，姐妹两人的脸也像是各戴着一副郁卒的闷闷不乐的表情面具那样。像奈杰尔一样，她们两条明确的、实心的、棒状的、深色的眉毛之下，是和眉毛相距“遥远”的、巨大的、凹陷的、深邃的眼窝。奈杰尔的胡须很浓密，每天要刮两次胡子——沿着他的长脸，从下巴到颧骨那片贝蓝色的须根阴影，是他的魅力点之一。他们姐弟三人都有着能垂下大片阴影的上唇。奥利芙和罗萨琳德的头发剪得整齐，一丝也不会翘起来，但其他部分的毛发——她们的粗花呢衣服，她们健美的、密布黑毛的腿，甚至她们的嘴唇上方，都是毛茸茸的。她们看起来不高兴时并不代表她们真的不高兴。奈杰尔在最尽兴地自娱自乐的时候，显现的竟会是极其阴郁的样子。这就是他们脸孔固定的神情。利奥遗传了他们庄严的双眼，但形状像易变的几何图形。

姐妹们有她们的社交生活，其中并不包括弗雷德丽卡。她去过郡上的一两场公共表演，那些飞身跳跃的戏码、马鬃和皮革的气味，都让她挺享受的。她也学会了骑马，她用自己的方式骑着，她享受着骑马——她曾以为置身于这个异度空间般的世界中，会充满无限惊喜，但只有骑马这一部分，最接近她对惊喜的预设。她喜欢和奈杰尔一起骑马，她喜欢策马漫步草叶沾着露珠的草原，她喜欢看奈杰尔匀整的身体前屈靠向飘扬的马鬃，骑在她的前面——这动作中有一种即时性，让她立刻兴奋起来。她喜欢朝着地平线猛冲。但和奥利芙、罗萨琳德一起骑马，却并不是那么奔放的。她们喜欢彼此陪伴、漫无目的地骑着马，让马快步小跑；另外，她们喜欢打猎，这是弗雷德丽卡不想去尝试的，但她们姐妹俩几乎是无视般地鄙薄着她——“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乎你认为什么是对的？”弗雷德丽卡的骑友来来去去，因为各家各户开着路虎车来来去去。一个叫作佩姬·格里辛尔的女人，一位优雅又容易紧张的女士，带着袭人的马华丽香水味，曾尝试着要与弗雷德丽卡结为朋友。佩姬·格里辛尔去过弗雷德丽卡家，和这位新嫁进来的瑞佛太太，一道坐在休息室里。她一坐下，就立即推出了她先生不忠行为的私密话题，仰头灌着掺加了奎宁水的杜松子酒，就像一把正怒放的花束的花朵必须靠着水和阿司匹林才能重注活力一样。然后，她就睡倒在沙发上，皮皮·玛姆特带着私人司机进来，把她扛起来，开车送回家。“我恐怕，这种事总是发生，”皮皮对弗雷德丽卡说，“不管怎样，有些人总是离不开杜松子酒。就算有了杜松子酒疗法，她的反应也不怎么样。一个迷失的灵魂，可怜的佩姬，说起来真可悲。”弗雷德丽卡疑惑，皮皮·玛姆特是不是也经诊断，会成为另一个潜在的迷失的灵魂。

奥利芙和罗萨琳德最牢靠，也是最常被邀请的、最常被征询的朋友，是一个比她们俩年纪小一些的女孩子——爱丽丝·英格利希，娇小、活泼，一整头像开塞钻似的松软银色卷发，一张圆脸的底端是一个极尖的下巴，那张脸很宽阔，上半张脸上是一双很蓝的眼。爱丽丝比瑞佛姐妹有生气得多，在她和弗雷德丽卡见面后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她多次和弗雷德丽卡说：“我们必须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弗雷德丽卡逐渐认清她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爱丽丝竟对奈杰尔抱有企图——尽管弗雷德丽卡一点也不明白，爱丽丝的意图是否有任何站得住脚的依据。至少奈杰尔从来没有提起过爱丽丝·英格利希，但这对他们两人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有没有意思，都构不成证据。爱丽丝·英格利希常常带着一种坚定的得意扬扬，说道：“我知道奈杰尔觉得这样或那样。”比如，实施综合学校教育的危险性，或者是议员们对下议院所撒的谎的荒谬度，又或者是一个廉洁的司法机构存在的重要性。尤其是大选制造出了人们壁垒分明的立场后，她来得更是勤快——她的到来跟当地的保守党委员会有关——她的屡次到访也激发了奈杰尔对自己认定的政治观点的态度更加坚定。弗雷德丽卡在初期爱丽丝坦诚对奈杰尔的感觉时，觉得很有意思。拥有一件别人很渴望的东西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更加确定了别人对你所拥有的东西的渴望，这可真是痛快。但是她对那个新崛起的保守党支持者奈杰尔并不抱同情，如果奈杰尔在场，肯定也会在郡上、在伍斯特市的后街上掀起反抗，阻止那个卑鄙下流的、鬼鬼祟祟的肮脏小人哈罗德·威尔逊[5]。爱丽丝知道奈杰尔觉得威尔逊完全不讲原则，完全坏心眼，完全无能。爱丽丝知道奈杰尔觉得威尔逊想要把每个人辛辛苦苦赚来的储蓄都捐给“乞讨者”，好让他们能开心地坐收政府的渔利，好让他们豪奢入住一分钱都不用花的公寓里，好让他们在屋外停着车，好让他们在屋内安装电话——是这样的。爱丽丝甚至知道奈杰尔想让弗雷德丽卡去帮忙劝阻郡上的那些店主，不要再听那个无耻之徒的虚妄奉承——即使奈杰尔从来没跟弗雷德丽卡提起过政治。弗雷德丽卡推测奈杰尔是投票给保守党的——这是他不正当的迷人之处的一部分，像唐璜，像拜伦，有着终极的、不可被接受的罪孽。她还推测出奈杰尔知道弗雷德丽卡是不会也不愿投给保守党的，但最近她也开始好奇起来——奈杰尔是否曾经对她说过任何与爱丽丝所称的“我知道奈杰尔觉得……”有相似之处的话，如果真说过，弗雷德丽卡在嫁给他之前会三思一番，因为他的品位会变得——像爱丽丝一样——完美又完全地不可接受。但是他显得对政治漠不关心。弗雷德丽卡清教徒式的家教，让一种奇怪的效应，作用于她此刻对政治的看法。因为尽管比尔和温妮弗雷德都是忠心的工党党员，出于阶级出身、出于本能，也出于缜密的信念，他们还是以宽容、不盲从世俗、深思熟虑的怀疑论者的传统，把弗雷德丽卡这个女儿教养长大，要求她凡事都多思考几遍，要求她对每件事都看到正反两面。比尔也有着自己的一些执迷，其中一项就是对执迷本身有着相当执迷的排斥反应。所以弗雷德丽卡知道自己对保守党直接的反对本能也是值得深究的，从表象上看，是保守党反同性恋、反黑人的态度。“同性恋者、黑人，和保守派女性一样，都是人类”，弗雷德丽卡明白也坚信这一点。可是，当爱丽丝·英格利希说出“你必须伸出援手，弗雷德丽卡，你必须拥护大众”时，弗雷德丽卡因天性中的厌恶感，觉得恶心，以一种在这个房子里从未听到过的、只属于她自己的声音，回答道：“他们不是我的大众。”她这么想着，也这么说出来了，“并且，我很高兴他们不是，我必须这么说。”

她上楼去了，步履沉重，踏出砰砰的声音。她关上了她卧室的房门，砰的又一声。但任何的“砰砰”又有什么用呢？

她寻找托尼的信，想安慰一下自己。自从他把信都收走，她就再也没有看到她那一沓信；那些信被怒火和泼溅的血弄得污浊了，连写信人知道了都会恐慌。她找到了托尼的信，充满理想主义和机智辩言的信；也找到了丹尼尔的，信中是愧疚感所导致的一场短暂的波涛汹涌。但他说得对。她应该写信给比尔和温妮弗雷德，她却又不能。她担心再过上一遍斯蒂芬妮过世前后的那一段日子。她心里有一部分希冀随着姐姐的死终止了，她的过去，她的家人，每件事，每个人，因为美好的记忆比不好的记忆更令人痛楚。那段充满着动荡情绪的结局，让整件事显得无比骇人；斯蒂芬妮的微笑，斯蒂芬妮的聪慧，斯蒂芬妮懒洋洋的平和宁静，都变成了鬼魅、幽灵和可怖的无形的残像不受控制地骚动在虚空中。丹尼尔说得很对，比尔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不能又因此失去第二个女儿。

她想说她会给比尔写一封真真切切的信，但不是现在——还不是写的时候。她又接着找埃德蒙·威尔基的信，但遍寻不着。她翻遍了所有的东西，就是找不到。那是所有来信中最个人化最出人意料的一封——因为威尔基比起休，不算她的真心朋友，他也比不上艾伦、托尼，也从没爱过弗雷德丽卡，而亚历山大甚至都爱过她。威尔基的信也是唯一一封性感的信，对一个未经批准的读者来说，这是唯一的实在的挑逗。她把她的抽屉倒空了——她装毛衣的抽屉——那是她原本藏这封信的地方。她又翻遍了她的书桌。没有。她很快意识到奈杰尔拿走了威尔基的信。威尔基的信在她脑中灼烧耀眼，变成一件极其重要的物件，就像在梦中找到的一件失踪的东西，能让所有事情恢复正常那样。那想法刺激她看到这样的情景：在斯卡伯勒北约克大学“进化楼”，一张床上满是血迹。她也重新经历了一次被殴打脊椎和头发被撕扯的疼痛感。她充满了痛恨。她把奈杰尔视为一件危险和可憎的事物，她因这些感觉而自惭形秽，她因自己而恶心。

晚上的时候，她开始在奈杰尔的私密地点搜索。过去她从来没有打开过他的抽屉，从来没有碰过他那一沓堆放着的文件。他的文件全都是经年不动、蒙着灰尘的，像是一辈子也没碰过，她自己的也是。现在她开始碰那些纸了——在奈杰尔抽屉柜的最上层——她在做一件很无谓又愚蠢的事情，奈杰尔会拿了威尔基的信，把它塞到自己的账单和银行结算单里吗？她又搜索起奈杰尔装袜子的抽屉，像一棵结着整齐的黑色果实的苹果树，接着是奈杰尔的衬衫、内裤——都收纳整洁，纤尘不染，平淡无奇。她还把衣橱里奈杰尔的夹克衫都浏览了一遍，掏出内衬的口袋里每一个弄皱了的信封，只要信封上写着“奈杰尔”，她都检查了一遍，良心不安地尽量不去读信封里信件的任何一个字，就好像这种无心刺探的行为能够保护她自己的隐私权一样。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回原位，甚至包括一个还没拆开的保险套，她也将它塞回一个棕色的信封里。奈杰尔的衣橱里有好几个上锁的箱子和手提箱。她直视着这些箱子，整个人还被黑色肿胀的恨意控制着，她重新从奈杰尔内衣抽屉的底端找到那个装满钥匙的一只雪茄盒子。这在她眼里看起来像是一个精明小男人把担心会弄丢、会消失和会忘记的所有东西的钥匙，放在一起的地方，就算别的钥匙都不见了，只要这个雪茄盒里的钥匙还在就行。这些钥匙是缝纫机钥匙、旧珠宝盒钥匙、写了五年才写完一整本但最后由于太尴尬而扔到一边不敢再读的日记本钥匙等诸多女性钥匙的男性版本。她把雪茄盒从那个很深的抽屉里取出来，用不同的钥匙去试验不同的箱子。一个相当大的手提箱很轻易就被攻陷了，而且是被一把看起来很简单的钥匙打开的，开箱后，传出一阵腐坏的臭气，像来自融化了的乳酪。原来那里面装着的是卷成一团的一看就知道没洗过的橄榄球衣，什么颜色都有，橘色的和黑色的，深紫色的和猩红色的。还有她觉得是沾染了旧时尘土的成捆的袜子，20世纪50年代的液体，甚至，那个年代的蛋糕屑——她从来不知道奈杰尔玩过英式橄榄球。她赶快把这只手提箱锁上了，但打开这只手提箱极大鼓舞了她，所以尽管遇到了几次失败，她还是坚持不懈，这是一种带有美妙快感的暴行实施，一种得到了正当性辩护的暴行。她打开了另一只箱子——应该是一个档案箱——装了大量的学校照片，五岁的奈杰尔、九岁的奈杰尔、戴草帽穿西装外套的奈杰尔，站在一排排目不转睛、目光如初星、嘴唇坚毅丰盈的年轻男子中间的面色黝黑的奈杰尔。然后，一只非常小巧的、构造相当繁复而且有些厚度的钥匙——这只钥匙绝不是那种随心所欲打造出来又大批量复制过的钥匙的其中一只，它很特别，是有一丛尖利细齿的桶状钥匙，打开的是一只巨大并且古旧的文件箱，就像“财政预算发表日”当天，财政部长挥舞炫耀的那只文件箱一样。

她仍没有发现威尔基的信，但她发现了一些收藏好的杂志和照片。“你也知道就是那些东西。”一个男人常常对另一个男人说，或者一个女人常常对另一个女人说。然后点头示意，是一种世故的心照不宣。这么多肉体，在这种肌肉上如此程度的拉伸，这么多球体，这么干净、丝滑、桃色的皮肉上又裹着这么一层晃眼的高光，这么阴湿的洞穴竟然敞得这么开，这么闪亮的尖头，这么白如珍珠的牙齿在接近、在吞咽，这么紫的像抽芽似的血管，这么多的物件，这么多的捆缚，这么不真实的扭曲发生在这么不可能压缩的却像橡胶一样的身体上，这么光滑的噘着的唇，这么肿胀的充血，这么多泪，这么多恐惧，这么多纵情欢乐，每样都面面俱到。这么多富有创造力的角度，一个阴蒂，一个肛门，一个龟头，一个小舌，一个这样的或那样的、流质的或硬实的事物的串联。一本叫作《我的坏坏的小小的床头书》，另一本叫作《调皮女孩们所受的真实惩罚》。人的身体并不是无限度地五花八门，但它五花八门的程度确实是要比这些图片中所展示的一系列姿势、情态和身体部位要高得多。人的色情想象似乎在严格的条框范围中边受制边努力工作。扣锁、链条、皮鞭、尖锥、笼子、皮靴——自从中世纪的刑讯室被修好了以后，一切没有太多变化，除了橡胶的发明问世，这制造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装饰品和人类习惯。如果你要问弗雷德丽卡这些东西会不会造成伤害，或者是否应该被禁用，她会给你一个正统的答案，一个适用于任何忠告式专栏的正统的答案——“不，它们没害处，它们有娱乐功能，如果人们喜欢它们，它们就是有用的。”但看了这些赤裸裸的屁股、这母猪一般的乳房、这张成球形的嘴巴，她自己的身体反应让她十分措手不及。她很快想到了自己，想到她在暗影里的乐趣——她思考：在这种程度上她对这些照片的反应是色情的——她回想：当他在……当我在……当我们一起在……在他的头脑里他看到……她恶心起来了，她知道已经看见的不能当作没看见，她知道这一点也不重要，她也知道这暗光中一闪而过的性幻想，已经令所有事情改变了。就像在劈裂的树杈细枝中，竟找到了粗重的树桩，她五体投地、疯狂地告诉自己：“我没办法假装自己没看见。有的人会被吸引，有的人会被击退，我是被击退的那个。”这也不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吸引力隐藏于厌恶感之下，像带有一些模糊的气味，这我都明白——也不止这一点，全部的事情，都简单到可怕的程度，像露天游乐场上的玩具娃娃，这是有辱人格的。不管我善良的、自由主义的头脑如何避免那个评判意味重的词，这始终是有辱人格的、肮脏下流的，那所有的粉红色的、橘红色的、明晃晃的怒放的肤肉。

她想过要不要点起篝火烧书，这让她回忆起她父亲在她的童年里也点燃过篝火，焚烧了她谨慎隐藏好的秘宝——《少女的水晶》。可怜的比尔，他怎么能将《少女的水晶》与她眼前这番恶心的叙事画面，或者与对水晶的病态狂热所相提并论？她也无法回答。她自己的性爱想象总是发生在文字之后，总是取材于没有被言语文字说出来的部分；在她明确知道男人和女人在一起都做些什么之前，她想象的是伊丽莎白·班内特和达西最终裸裎相见[6]，她也想象过罗彻斯特先生[7]，但罗彻斯特先生带来的是舒适的带有保护感的兴奋，还有一种爱的表情，对“她”的爱，简·弗雷德丽卡，或者是弗雷德丽卡·简，那个被爱的女人。

“如果你把手指放到其中一个丰满的乳房上，”她对自己说，“那乳房会像气球一样把你的手指弹开，搞不好还带着一阵哼唧，或金属般砰的一声。”

她终于锁起了这只档案箱，把它放回原来发现它的地方。

在她自己的睡袍口袋里，她找到了威尔基的信。

当然要说并不是她把信放在那儿的，也有可能。她的确记不得曾这样做过。

弗雷德丽卡、奥利芙、罗萨琳德、皮皮和利奥一起乘坐着路虎车去史派森德镇。她说她想搭这趟便车，在一定程度上，她确有此意——她想要离开布兰大宅透透气——她同时也想打几通私人电话，但并不知道要打给谁；她已经沮丧到无力承受威尔基的尖锐了。史派森德镇是一个小型的市集镇，小镇的一端被牛栏和褪色的混凝土场院占据。另一端却是美的，有一家小客栈，叫作红龙——沿着小客栈是一条宽阔长街，开设着旧式杂货店、烘焙房、肉店、糖果店，和一间镶着厚防护玻璃罩的男性服饰用品店，还有一间看起来更摩登一点的店，卖的是老派物件——当地的手工陶器，家庭自制果酱和腌菜，还附设一个把药装在彩色瓶子里卖的药房。主路还分出一些支路，沿路上是红砖的乔治王朝风格的房屋，支路再上端是一幢幢低矮小屋，其中一些拥有开满鲜花的小花园、擦拭干净的黄色门环和干干净净的蕾丝窗帘。镇上有两间咖啡馆：一间叫“手纺车”，一间叫“紫铜壶”，两间咖啡馆都摆放了纱锭状椅子腿的扶手椅，詹姆士一世时期风格的印花坐垫，还有椭圆形或圆形的岩石桌。基于某些原因，瑞佛一家人总是去“手纺车”咖啡馆，从不去“紫铜壶”。他们喜欢“手纺车”的英式奶油茶点，司康饼、覆盆子果酱和康沃尔凝脂奶油。这家咖啡馆的茶壶都包着手工编织的茶壶套，茶壶套上有凹陷式的间隔，壶盖上是羊毛编织的壶顶。弗雷德丽卡一直等到皮皮端起了茶壶，才说自己忘了在药房拿些东西，说去拿了就立刻回来。在药房的上缘一点，就是个电话亭，从“手纺车”里面是看不到那个电话亭的。

她有一大把零散的便士和先令硬币。她站在红色电话亭里，将一把零钱全部放在撕裂和毁损了的电话簿上。电话亭里是再寻常不过的一种气味——陈烟的臭味，淡淡的尿臊味，窒闷的灰尘味，酚醛塑料气味和石头的冷冽感。她拾起电话，拨给接线员，她对接线员陈述着——这让她在最后一刻做了决定——她要打给艾伦·梅尔维尔。远处带着咆哮意味的牛叫声传入她耳里。她等待着，聆听着电话中的咔嗒、嗡嗡、空白音和刺耳的传输音，最后，突然响起的是一个清晰的苏格兰腔。

“喂。喂？”

“艾伦？”

“我是。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艾伦，是我。弗雷德丽卡。”

“弗雷德丽卡!”他叫着，听语气他很高兴，“我说呢，为什么这么久还没听到你的回音。你好吗？你在哪儿啊？你打来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

他总是这样的，即使是很亲密时，他也保持着令人惬意的谦恭和游离。

“不。是的。我想找个人说说话。我多开心收到了你的信。我觉得你离我非常遥远——从各方面来说都很遥远，不仅仅只是距离。听到你的声音，我好愉快，我真的好愉快。该死，钱不够了。等一下。这下就行了。我又多投了一先令，我们可以继续讲了。”

“我可以打回给你吗？你的电话亭在哪里？”

“史派森德镇。不用打回给我，没事的。我攒了很多零钱。我从电话亭打给你是因为——我打给你是因为——我觉得可以更自由地交谈。”

“弗雷德丽卡，你听起来不是很开心。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不。并没有。不。我只是有点孤单。就是这样。”

电话亭玻璃窗上有个空洞。是利奥，他的小白鼻头正挤在窗玻璃上，对着弗雷德丽卡膝盖的高度。她环视四周。原来奥利芙、罗萨琳德和皮皮·玛姆特，都在从不同的位置盯着她。她们看起来相当冷峻，但是当她们看到她在张望时，开始挥手和微笑，带着鼓励的神情。

“我得挂断了，艾伦。”

“但你还没说什么啊，亲爱的，你还没开始说话呢。”

“我必须得挂断了。大家都围绕着电话亭。”

“让他们等一下啊。”

“我没办法在她们盯着我的情况下和你讲话，我不行。我得挂了。帮我问候大家。告诉大家他们的信都、都……”

“弗雷德丽卡，我可以打回给你吗？”

“不可以。也可以。我真的不知道。我会再试着打给你的。”

“你听起来不妥，弗雷德丽卡。”

“我得挂了。我得断了。”

“弗雷德丽卡……”

“再见。帮我向托尼和其他人问候。再见……”

她们不需要批评她，她们不需要问她正在打给谁，她们甚至不需要说：“你说你要去药房，但我们却在电话亭里发现了你。”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她们心中总是极其明确的。弗雷德丽卡说：“抱歉让你们等了。”她们却说：“没关系，你没让我们等，我们也只是碰巧路过。”然后所有人都钻进路虎里，弗雷德丽卡坐在皮皮和奥利芙中间，利奥则坐在皮皮的腿上。

弗雷德丽卡心想：“我受困于此——这种想法是一个错觉。我随时都可以起身离去，比如说明天，我可以做到。如果我直接说‘我现在要离开了’，她们三个人应该会很开心听我那么说——就是这样的。”

利奥说：“你的茶凉了，我们好奇你去了哪里。”他把自己的小手放在她手上，紧握着她的手。她却很僵化地一动也不能动，因为奥利芙和皮皮坚实的臀部就在那儿挤压着她的臀部。

利奥对汤米·布洛克和托德先生[8]产生了兴趣。弗雷德丽卡尝试着给他读一些其他的故事，比如《托马斯小火车》和更多《霍比特人》的故事，但是每一天晚上，利奥都坚持让她重复读这本味同嚼蜡的书。他几乎可以复述出书中大部分的情节，并且对结局情有独钟——狐狸相信自己施展计谋杀死了獾。

“我要把那个肮脏的坏蛋埋葬在他自己挖好的洞里。我要把我的寝具都搬出来，在大太阳下晒一晒。”托德先生说。

“我要用软皂，要用猴子形状的香皂，用所有不同香皂；还要用苏打水和硬毛刷；还有波斯粉[9]和石炭酸来去除这种气味。我也得给自己消消毒。可能得烧点硫黄。”

“什么是硫黄，妈妈？什么是波斯粉？”

“硫黄是黄色的，带着一种令人不快的气味。”弗雷德丽卡说，她连说话的语气都被碧雅翠丝·波特的习语所感染了，“火柴上就有硫黄，还有烟花，坏掉的鸡蛋也会有这种气味，你可能不知道——现在的鸡蛋几乎都不会坏。那可是一种难闻的气味。”

“如果用坏鸡蛋的气味去去除汤米·布洛克的气味，那他身上的气味该多糟糕啊？”利奥问，“你觉得他闻起来像什么？”

“也许像好几个月没洗的脚的气味吧？”弗雷德丽卡说，“可能你也不知道那是怎样一种气味。”

“维戈先生做园艺的时候，我闻过他的衬衫，”利奥说着，“爸爸说维戈先生浑身臭烘烘。你觉得汤米·布洛克闻起来像维戈先生吗，妈妈？”

“应该更糟吧。利奥，你不应该说任何人臭烘烘，那是一个不雅的词，这个词会伤了别人的情绪。”

“但我喜欢这个词。臭烘烘、臭烘烘、臭臭烘烘臭烘烘，臭像松针一样，而烘烘像小黑的大便和小便。”

“你的臭烘烘说得够多了。我们接着念故事吧。”

“噢，你还没有告诉我波斯粉是什么呀？”

“对啊，还没。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昨天就告诉你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你可以去查查看啊。”

“我的确可以。但我怎么知道你会想一直听汤米·布洛克和托德先生的故事，一直听到了第四遍。”

“你应该知道的呀。我爱汤米·布洛克和托德先生。我们明天也要读他们的故事。我喜欢看他们对彼此做一些可怕的事。他们是可怕的人，做可怕的事，一切都是可怕的，但小兔子最后很安全就够了。我只是有一点害怕，他们也害怕，我是说小兔子们。他们的妈妈折了她的耳朵，因为她也害怕。你怎么折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是只兔子，你就没办法折你的耳朵。像这样。”

弗雷德丽卡把手放在头上，做做样子折了折自己的红头发。利奥尖声地笑起来——妈妈对于故事演绎，更叫他兴奋。

“继续读吧，现在，继续读。”他催促着，“托德先生打开了门……”

“汤米·布洛克坐在托德先生厨房的桌子上，他把茶从托德先生的茶壶倒进托德先生的茶杯里。他自己全身是干燥的，咧着嘴笑；然后他扔了茶杯，往托德先生身上泼滚烫的茶。”

利奥边尖叫边笑，在他的枕头上滚来滚去，笑到流眼泪，慌慌张张稳住了呼吸。弗雷德丽卡抚摸着他的头发，把脸埋在他的胸前。他抓着她的头发，小脚乱踢，继续笑、继续抽搐。

大约是过了一星期之后的一天，奥利芙、罗萨琳德、皮皮·玛姆特、弗雷德丽卡，还有利奥，他们在一起喝茶，车轮轧在砂砾上的声音从外面传来，罗萨琳德说：“肯定是爱丽丝来了。”皮皮·玛姆特满嘴都是没咽下去的水果蛋糕，说：“不是爱丽丝的车，是路虎的声音。”“也不是我们的路虎，”奥利芙说，“我们的车没有这么震的噪声。”“听不出是谁的车。”罗萨琳德说。皮皮走近窗户。“是三个男人，”她说，“没一个是我们认识的。正下车，走向我们的大门。”“难道是保守党的说客？”奥利芙问。皮皮已经走去门边。一阵男人的低语声后，最终响起一句很大声的“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站起来，趋身走向大门。皮皮·玛姆特站在那儿，在通向前门的一段阶梯上——那是一个他们并不应该置足的地方，那是一个他们的存在感很不真实的地方，但他们却真的在此——托尼、艾伦和休·平克。他们的路虎崭新锃亮，休说：“下午好，玛姆特女士。我们碰巧路过……”

“所以就想来找我们的老朋友弗雷德丽卡。”托尼接着说。

艾伦说：“弗雷德丽卡，我们没有打扰吧，我看？”

弗雷德丽卡担心自己会哭出来。她跑下台阶，用双臂环绕住艾伦的脖子，他也抱了她，休抱了她。休·平克在她脸上留下一枚轻吻。皮皮·玛姆特站在门道上，观察着这些随性的拥抱。

“喝杯茶？”弗雷德丽卡问道，带着轻微的歇斯底里的笑声，“你们要不要进来喝杯茶？”

“那正是我们想听到你问的，”托尼，抢在皮皮·玛姆特还没开口之前说，“你真友善。”他虽然这么说，但皮皮·玛姆特脸上的表情没有多友善。托尼接着说：“我们这一路走得挺远的，正需要一点茶呢，是吧，艾伦？是吧，休？”

他们进屋了，真是一个充满精力的集体，他们给彼此投来不可置信的表情，他们先于奥利芙和罗萨琳德伸出手来之前，跟她们握了手。

“你找到来路了，我看。”奥利芙对休·平克说。

“不难找。我们也只是路过。想说看看能不能找到弗雷德丽卡，碰碰运气罢了。”

“茶凉了，”皮皮·玛姆特说，“我去泡一壶热的。”

她推着餐车出去了。弗雷德丽卡为大家互相介绍：托尼、艾伦、休、奥利芙、罗萨琳德、利奥。

每个人都就座了，从眼中观察着彼此，从心底考量着彼此。艾伦先开口跟奥利芙和罗萨琳德说了些客套话，比如布兰大宅有多恢宏，奥利芙和罗萨琳德则简单回应，她们已经从气势上算输了。

托尼说：“还有你，亲爱的弗雷德丽卡，你怎么样？你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快跟我们说说你的情况吧。”

“我陪着利奥，”弗雷德丽卡说着，却打住了，“你们应该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每个人的事情，告诉我你们正做些什么。”

托尼说：“大家都得了‘选举热’。”

艾伦说：“我在泰特美术馆教一些课，我讲的主要是透纳——我突然对透纳有了兴趣，我一向都觉得自己不喜欢浪漫主义画派，但却有了兴趣……”

休说：“我啊，卖出了那首石榴诗，就是我寄给你看的那首，卖给了《政治家》。我写了不少诗，可能会凑起来出一本书吧，差不多了。我不知道书名该不该叫《钟和石榴》——基本上是这么定名的，但我很想以‘钟’为主题，当然不是想媲美于吕贝克的钟声。如果一定要说，应该是类似‘玛丽小姐真倔强’那种概念[10]。”

“带着银铃和贝壳。”利奥背诵着。

“没错!”休对利奥说，“花园里满布着闪烁的东西……”

“除了银果和金梨[11]。”

“你儿子是个诗人，弗雷德丽卡。”

“他喜欢文字。”弗雷德丽卡说。

“他看样子就很着迷于文字。”托尼边说，边看着坐在沙发上的那两位黑乎乎的姑姑。她们只字不言。皮皮·玛姆特推着她的餐车回来了，餐车上是新沏好的茶。托尼吃了三块水果蛋糕，艾伦吃了一个黄瓜三明治，蘸着巴敦酱。

“威尔基呢？”弗雷德丽卡问，“你们肯定见过威尔基，对吧？”

“他整天忙着他的电视游戏节目，刚录完第一集，他说好笑死了，文学骑士们和戏剧小姐们天天在那儿殴斗，弄出些笑料百出的错误，把奥登的作品错认成拜伦的。这都是威尔基说的，他还说有人把狄更斯错认成奥斯卡·王尔德，把莎士比亚错认成福雷斯特[12]，他还让我们转告你说你一定得来上这个节目玩，每个人都去玩了，连亚历山大也去了，反正你也得去玩……”

“你绝对会让那些人都输在起跑线上的，弗雷德丽卡。”艾伦说。

“没有人想要在电视上看到我。”弗雷德丽卡说。

“不，你一定能让每个人都想看到你的，你总是能这样的。”

他们尽情享用着茶点，对为他们提供茶点的这栋房子里的生物们暧昧而笑，他们三个总是轻柔、明快地异口同声，他们共同追忆也互相引述，他们并不是冥顽不化地粗俗和不容人插嘴，但他们大谈特谈弗雷德丽卡开过的店，弗雷德丽卡喋喋不休的一些话题，还有弗雷德丽卡的绯闻和想法……这些也都是弗雷德丽卡多么渴望聊的。所以，她渐渐融入了他们的谈话中。她告诉休她喜欢他那首“石榴诗”的原因。她说着黑暗中那棵长着丰盈果肉和饱满种子的石榴，说着天空中那个震怒的德墨忒尔。他们两人——休和弗雷德丽卡，引用着对方的言语，融洽又一致。

利奥突然插了一句，是诗中的一句：“无序地用粉色指头摘取着。”

休对利奥微笑：“我不知道你妈妈也读给你听了。”

“妈妈没有读过，”利奥说，“是爸爸读的。”

沙发上那两位深色妇女嘴巴闭锁地互相对视。弗雷德丽卡向利奥伸出了手。休还沉浸在自己的诗中，没有发现这些细节。他问利奥：“你爸爸喜欢这首诗吗？”

“我想他并不喜欢。”利奥回答。

“诗歌并不是他的……”弗雷德丽卡接了话。

“他喜欢的是《霍比特人》，”利奥说，“我也喜欢过。”利奥答得彬彬有礼。

艾伦·梅尔维尔提议：“我特别想在你家的小树林里走走，可以吗？弗雷德丽卡。我们可以去走走吗？我来自灰蒙蒙的北部，一点也不了解这个村庄，但它真漂亮。”

弗雷德丽卡起身。“那我们去走走吧，”她说，“没错，去看看它的美景，我现在真的需要去走一走，我们去吧。”

艾伦转向奥利芙和罗萨琳德：“请问你们要不要也一起来？”

“哦，那可真是挺……”罗萨琳德说。

“不，不用了，谢谢你的邀请。”奥利芙说。

“不，不用了，谢谢你的邀请。”罗萨琳德跟着说。

这是弗雷德丽卡第一次看到她们姐妹俩在意见上不一致，弗雷德丽卡心想。她以为自己很夸张，但她觉得自己突然又恢复成原来的自己，狂喜又机敏。

“我们不会走得太久，”她边说边走向大厅，去拿她的外套，“我想我们不会在外面待很久，不过反正这也不重要，对吗？”

“我也要跟你去，”利奥说，“等等我。”

“最好别去，亲爱的，”皮皮·玛姆特说，“你会错过你的晚餐哟。我准备了威尔士干酪，是你爱吃的，还有糖浆果馅饼，也是你爱吃的。”

“我要去拿我的衣服。”利奥说，他已经要冲去开门了。

“你妈妈不想让你跟去，”皮皮·玛姆特对他叫道，“她想见见自己很久没见到的老朋友。我们就安静留在家里，等她回来吧。我们玩快乐家庭的纸牌游戏。你不是很喜欢那个游戏吗？”

“她想让我跟去!”利奥嚷着。他一动不动站着，几乎要哭出来，充满了气势。他是比尔·波特的外孙，奈杰尔·瑞佛的儿子，他小小的手指按在壁炉台上。“她不会想丢下我，一个人跟他们走。她不会的!”

弗雷德丽卡怔怔地傻站着看着他。她没说什么，但他们母子二人四目相交。托尼·沃森开口了：“那你的衣服在哪儿呢，利奥？”艾伦对皮皮说：“我们会好好照顾利奥的，我们一定会提早带他回来，绝对误不了他的晚餐。”

弗雷德丽卡擎着他的衣服，利奥耸耸肩，钻进了衣服里。他们往果园的方位走着，路过了一片片草场，利奥先是让休和艾伦一人一手提着他摇荡，后来又骑在托尼壮实的肩膀上，揪着托尼满头的鬈发，指指画画路上的景物。深秋的黄昏里，风景很快就变得模糊不清，一只乌鸦、一个障碍物、一条水槽、一只死掉的白鼬，还有一只喜鹊像被钉在白鼬的尸体上。

因为利奥在场，没有人向弗雷德丽卡问起她的生活。在艾伦看来，这个小孩儿，尽管很小，却带着无比清晰的目的而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企图阻止弗雷德丽卡向她的朋友们谈及自己的生活。整个谈话中，只要稍有一阵因众人陷入思虑而产生短暂停顿，这个孩子就会仓促赶来“填空”，带来一些慧黠的、炫耀的、语调轻微高频的说辞，也许是这样的，艾伦心想，也许是这样。弗雷德丽卡的三位男性友人适应了这种状况。他们都是她真正的朋友，他们是来为她带来最大限度上的帮助的。林子里已经非常暗了，日落之后，薄暮似的微光不愿散去。

他们结伴返回，路上讨论着形容“暮光”的词汇：幽微的、朦胧的、昏暗的、莹柔的。休引用了海涅的诗：“在灰暗的暮色中，在宜人的土地上，深潜入丛林。”他们已到前门，又从前门绕着护城河走了一圈，延长了这次散步。艾伦对弗雷德丽卡说：“你的确生活在一个被护城河围绕着的农庄里。”

“休上次来的时候，不断重复引用那句‘只有联结’，我极其不悦，但他说的实际上也没有错。”

“所以你有‘联结’吗？”

“听我说，艾伦，我们怎么可以武断地比较不同事物的真实性？比如这里和伦敦，比如头脑里全身是书籍的人和头脑里全是数字的人。我的确对剑桥过于浓厚的文学风气感到有些厌倦。我对那种隐蔽和阴翳也有些不适应了，所以我对自己说，我要产生联结，所以我现在才置身于一个被护城河围绕着的农庄里。”

“再加上一个丹佛斯太太[13]。”

“不要这么说。不恰当的比较，会造成可怕的伤害。”

利奥说：“在灰暗的暮色中，在宜人的土地上。”

休说：“多绕的词句也难不倒你的舌头。”

艾伦拉住了弗雷德丽卡的手。

他们一行人转了弯，穿过那条绿得几乎不透明的河，踏过那条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的沙石路。他们来时开的路虎车旁边停着另一辆车，一辆银色的闪亮亮的凯旋汽车，不是奈杰尔的绿色阿斯顿·马丁。在最顶端的阶梯上，居高临下望着他们几个人的是三个男人。其中一个人——也是最矮的那个人——是奈杰尔。另外两个男人都穿着西装外套和法兰绒长裤，那是一种很正式的非正式穿着。一个人有着深色皮肤和大片卷卷的白胡子，看得出那胡子细致地修过。另一个则是光头，戴着角质框架的眼镜。艾伦松开弗雷德丽卡的手，托尼放下了利奥，利奥东看西看，然后在沙石路上俯冲了一阵，又试图慢慢爬上台阶，迎向他爸爸。

弗雷德丽卡为她朋友们的到来而道歉，尽管她知道她不需要这么做。她介绍他们说：“这都是我的老朋友们。”也解释说她事先并不知道他们会在这里出现。当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吐着字。奈杰尔和他的两位友人，迟钝地站在那里，在最顶层的阶梯上占据着制高点，也挡着门。在弗雷德丽卡向奈杰尔一一介绍之际，奈杰尔向艾伦、托尼和休的方向，快速地点了一下头，干净利落、毫无笑意、经济节约的点头。他也向一众人介绍了他身边的两位同伴：戈文德·沙阿，以及基斯波特·皮纳克尔。他们俩非常正式地向艾伦、托尼和休伸出手，而这三个男人需要倾斜着身体去握他们的手，像廷臣接受谒见一般。

“这位是我太太。”奈杰尔说。“幸会。”沙阿向弗雷德丽卡致意。“很高兴见到你。”皮纳克尔对弗雷德丽卡说。弗雷德丽卡突然有种在同一时刻被他们二人以不同方式鉴定和总结的感觉。在白色胡须下，沙阿有着柔和饱满的嘴唇，深邃凝重的眼睛卧在虬曲的白色眉毛下，双眼下方还有笑纹。他穿着蓝色的西装外套和一件象牙色的丝质衬衫，颈上围着一条印度丝绸围巾，是金色的火焰图案，点缀着深红色和黑色的小花。皮纳克尔整个人是“蛋形”的，一个发亮的蛋形光头，安装在一具坚实的蛋形身体上，整洁又无毛。他的衬衫上有蓝白相间的条纹，他脖子上的是一条海军蓝的丝巾，系得极其细腻整齐。奈杰尔穿着黑色的毛衣和黑色的裤子。艾伦、托尼和休则都是灯芯绒的夹克和裤装，内衬马球衫领的毛衣。奈杰尔的朋友们让弗雷德丽卡的朋友们显得既不稳重又不牢靠。弗雷德丽卡的朋友们，从他们自己这一边的立场上看，让奈杰尔的朋友显得浮夸自大，华而不实。但问题是，弗雷德丽卡的朋友，并不立足于他们的“立场”上。在通常情形下，这两组人大概会互相加入，聊得兴致勃勃并相融无间，但这根本没有发生，奈杰尔向弗雷德丽卡的朋友们解释道，他和皮纳克尔和沙阿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商讨，他想招待三个人喝一点东西，但被婉拒了，三个人退向他们开来的路虎车。托尼问：“或许你在商谈要事之际，可以把弗雷德丽卡借给我们一会儿，让我们去史派森德镇吃一顿晚餐？”这个意向单纯的临时邀请里有一丝努力征询的意味，每个人都体会得到。奈杰尔回应道：“噢，可能不行，我不觉得她会想那么做。毕竟我和朋友们才刚刚抵达这里。”

弗雷德丽卡说：“如果你有事情需要讨论的话，你实际上并不需要我在场啊……”

她非常理智地知道，这番辩词是根本不用说出来的。

但她也知道既然她说出来了，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还会在这儿逗留一些时间，”托尼说，“我们住在红龙旅馆里。我们应该会再见到的。”

“应该吧，”奈杰尔说，“但谁知道呢？”

他一点也不想再见到他们这些人，他的弦外之音再清晰不过。

弗雷德丽卡与皮纳克尔、沙阿，以及奈杰尔共进晚餐。她并不常见奈杰尔的朋友，即使她见了，奈杰尔那些朋友也不怎么对她说话。奈杰尔在一个极其男性的社会中经营、度过自己的社交生活，一个充斥着俱乐部、酒吧、雪茄、复杂和吊诡人际的男性社会。当他在家的时候，那个男性世界以无形的方式向他所在的以护城河围绕的庄园发出召唤，空气的声音、咽喉的声音、文雅的声音、激动的声音、浓稠奶油的声音、欧洲人的声音、亚洲人的声音、美洲人的声音，都从他的电话筒中传来，他整夜坐着，倚在他的皮扶手椅上，与这广阔的世界对话。弗雷德丽卡认为如果她的朋友们没来找她的话，她不会被邀来陪同皮纳克尔和沙阿共进晚餐。远方友人来到布兰大宅是很罕有的情况，而通常若有人来访，她会被“贬谪”到利奥的育婴房里吃晚餐，或者皮皮·玛姆特弄点好吃的东西给她装在托盘里，她就在火炉的旁边吃完。但是今晚，她却坐在奈杰尔和友人的餐桌上，一同用餐，但大家都没什么话跟她讲。皮纳克尔几乎是通过与奈杰尔的对话，以第三人称称呼她。“你太太看样子在乡村中过得很舒适惬意。”他说道，他和沙阿都面露愉快的微笑，“在荷兰，我们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地貌景观，一切看起来都很单调。请问，你太太是否造访过荷兰？”“没有，”弗雷德丽卡说，“我很想去参观一下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我很想去欣赏凡·高的画作。”“你真的应该带她去一次荷兰，瑞佛，”皮纳克尔对休说，“鹿特丹不算漂亮，但她应该会喜欢代尔夫特和莱顿，她会对郁金香感兴趣。”皮纳克尔的话对自己都没什么兴趣，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沙阿说：“所以你对绘画感兴趣？瑞佛太太。”跟皮纳克尔不同，他至少是看着弗雷德丽卡的。当她的眼睛和他的相遇时，他给她一个小小的隐秘的微笑，尽管那微笑是否不假思索并不可知。他说：“瑞佛太太，我觉得你今晚这件棕色的洋装选得很好，这是和你美丽头发相配的棕色。怎样的图画是你所喜爱的？”

弗雷德丽卡不中意她身上穿的这件洋装——那是一件高领细长袖的深棕色筒形裙，色调在咖啡和巧克力的颜色中间。那洋装最大限度地凸显出她细长的身材和胳膊，洋装本身倒显得短了，还有她细长的腿也一览无余。戈文德·沙阿想象得出她洋装之内是令人难为情的小乳房。他看起来友善，但弗雷德丽卡知道沙阿不认为她有魅力。但沙阿坚决相信她想要让他觉得她有魅力，所以他的眼睛在她身上自由游走，但保持着礼貌。

她说：“恐怕我对绘画作品不是很懂。但我对凡·高了解得不少。我有一个好朋友写了一个关于凡·高的戏剧剧本。文学是我真正的志向。”

“我知道有很多关于凡·高的戏剧，”皮纳克尔说，“大众对他的生平很有探知欲，他既有信仰又很疯狂，这一点很合乎荷兰人的性格。他在世的时候只卖出过一幅画。我敬佩他在面对和穿行人生窘境时的坚毅。怎么会有一个正常人能画出成千上百幅作品，却忍受无人购买的现实？我问我自己，他是不是知道自己的作品终有一天会被人渴求，还是说他的成功纯属意外？”

“很多人都在创作没人需要的作品，”沙阿说，“不过我必须认同你的观点，的确有人带着坚定的信心，继续创作，他们知道有一天世人终会醒悟，终会想要他们所创作出的作品，他们的眼光是超前的。他们中有些人看起来像是疯人，有些人本质上的确是疯人。我知道凡·高的弟弟是个商人。他可能就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世人总有一天会想要他哥哥画的这些作品。也可能他并不知道。据我所知，他买下了哥哥所有的画作，收藏了哥哥所有的画作。或许他只是心地善良。或许他只是实践他作为家人的忠诚。”

“他也死于精神崩溃，”皮纳克尔说，“很多荷兰人都败给了忧郁的疯狂。这像我们外套上的灰色雨痕。这也是我们远游的原因，从灰色的雨水和忧郁的疯狂中逃脱。”

“但对于住在次大陆上的我们，”沙阿说，“我们远游的原因是我们必须逃离极度的贫穷和被我们搞得一团糟的日常生活。我们自己建筑起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经营企业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群脱序的人，并且既懒惰又腐化。为了能有任何一个企业，我们甘愿勇敢面对灰色的雨水和忧郁的疯狂，仅仅是想换取能供我们每天果腹的面包；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我们甚至还能往面包上涂点牛油、果酱，最好不过的是最终能把鹅肝、鱼子酱抹在面包上。但我们不喜欢你们大陆上灰色的雾气和你们那恐怖的又湿又冷的风，我们渴望日光，很想在次大陆和大陆之间来来回回，但我们做不到。”

三个男人为这番话大笑，好像这番话有着比表面上听起来更加深厚的含义。

“终于能为人生感到痛快点了，”沙阿说，“一间办公室在鹿特丹，还有一间办公室在伦敦，在克什米尔的山上有一栋房子，在安提比斯有一栋别墅，在地中海有一艘游艇，在北海有一艘远洋航船，我算是个自由人。”

皮纳克尔说：“文森特·凡·高即使在荷兰南部也是既忧郁又疯狂的。我看，阳光没给他带来多少好处。但我个人很喜欢阳光，我偏爱在非洲北部或意大利或南法住上一两个星期，我懂得保护我的眼睛和皮肤，也不会让我过度暴露在阳光中。”

“基斯波特，你一站出来，我们就知道你是个小心谨慎又稳健温和的人啊。”

“只在某些方面如此，戈文德。只在我个人的性情方面。当我必须冒险的时候，我也会冒险。不冒险的话，是没办法做生意的。”

“的确如此。重点是，知难而上并量力而行。”

几个男人又大笑起来了。弗雷德丽卡穿着她的棕色洋装，但她事实上并不在场，也绝不会想为那两个男人在场，即使是留一双女性的眼睛来观察他们的男性活力也不行，因为他们也的确不把她当“女性”看待。奈杰尔就视她为女性。他即使在看着沙阿和皮纳克尔时，也留心着她；他常常给他们斟满酒杯，却完全不给她倒酒。她想他之所以没怎么说话，是因为他一定程度上在思考着艾伦、托尼和休为什么突然出现。但他从头至尾只字未提，这叫她好奇不已。不过，即使他在自己的电话世界中，也多数扮演着聆听者的角色，他的头向一侧倾斜，他的嘴唇和眉毛陷入深思熟虑。

三个好朋友正在红龙旅馆里吃着牛排和牛肉腰花馅饼。他们先喝了番茄汤，才开始吃馅饼，真是太好吃了!餐室里的梁柱不算高，也说不出来这个餐室到底是新还是旧，但餐室一端有一个酒吧。餐室的壁炉里烧的是实木，像篝火一般，依傍着木头烧起来的火，让人格外开心。

托尼说：“她不能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她会发狂的。”

“你不能那么说，”休说，“她来到了这里，搞不好是因为她真心喜欢这里。搞不好是她对乡村生活有一种眷恋。我就有，时不时都想到乡村里。”

“你认为她喜欢乡村生活？”

“不，不，我可不这么看。”

“那她当初为什么要来？”托尼问道。一时之下，他也想不出一个好的分析式的解释。

艾伦说：“我注意到的是，所有的能在谈论莎士比亚或者克罗德·洛林[14]，甚至是詹姆士·哈罗德·威尔逊，都侃侃而谈并理性思辨的人，却总会在决定自己的婚姻时做出一些愚蠢荒谬的事情。意志坚定的人总是受到意志薄弱的人的压力胁迫，反之亦然。人们总是和自己对婚姻的向往结婚。我认识一个女孩，她的理想是嫁给一个煤黑色头发的男人，她最终遇到一个这样的男人，你说这是多么理想的婚姻啊——她嫁的那个男人无趣至极，还在房间的顶楼上藏着一辆火车模型。我也注意到有些人结婚就是为了向父母泄恨，或者重复他们父母的错误或成功，多数时候两者兼有。人们也以结婚为手段，达到远离父母的目的，更有无数的人草草和一个爱人结婚，是为了避开另一个爱人，但他们心里想的不是和自己结了婚的那个人，而是没和自己结婚的那个人。当然也有人结婚，是为了恶意刺激那个不要自己的人。”

“或者是为了钱。”托尼说。

“或者是为了钱，”艾伦说，“我会以为这是弗雷德丽卡把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全部融合进一个计谋中，然后实施。但这也可能是对于自己太想做的很多事情，她有了一个对抗式的计谋——至少暂时看起来是这样的。”

“她说过她结婚是因为她姐姐过世了，”休说，“但我得说，那并不是她准确的原话，我看是她自我暗示那件事改变了她。她姐姐死了，她也因此变了。”

“我不明白，”托尼说，“为什么姐姐的死可以让一个人转变为庄园妇人；这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一个转折，我只能这么说。”

“但你可以想象出那个情境，”艾伦开口了，“在一个全新的地方找到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是一段全新的人生……她不会愚蠢到作弄自己的。”

“她一直是很愚蠢的，”托尼说，“这才是她让人能够忍受的原因。她的愚蠢和明智是同时体现的，但她又总是判断正确的，这太难以置信了，她这个可怜的女人。看到她身陷囹圄，竟有一些幸灾乐祸的意味。”

“不，没有，不知道哪来的这种意味。”休说，“这一切都很可悲。还有那个令人惊讶的小男孩。他不让他妈妈对我们多说一个字。他做到了。”

“这是我们来找她这件事里面最癫狂的部分，”托尼道，“这让弗雷德丽卡身处困境中，没的拯救。”

托尼对弗雷德丽卡窘况的沉思辨析里，有一些欢悦的元素。而艾伦和休则是一直心烦意乱的，比起托尼，他们似乎插手干预的意愿也比较少。休说：“话又说回来，你又怎么能确证呢？最出人意外的夫妇会以最出人意外的方式获得快乐。”

艾伦反驳：“这当然能确证。她现在一团糟。她迷失、混乱，又愧赧。”

托尼问：“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女侍应生端来了柠檬蛋白糖霜饼。

艾伦语气坚定：“反正我们不能就这么丢下她一个人不管。”

休有些迟疑：“我不认为我们要再见到她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

壁炉中火光摇曳跳跃。坐在酒吧里很舒服。他们又点了咖啡和威士忌，谈论起詹姆士·哈罗德·威尔逊和鲁珀特·帕罗特。外面起风了，风还夹带着雨。

弗雷德丽卡躺下得比较早，奈杰尔带着皮纳克尔和沙阿去了书房。弗雷德丽卡躺在床上，读着劳伦斯·杜雷尔的《贾丝汀》[15]。她之所以选这本书，是因为她觉得这本书的叙事性足够强，即使她在此时的状态下，她的注意力还是能被这本书的情节吸引住。她想：“我明明可以爬起来就去往亚历山大。”然后她意识到，真正可以去亚历山大的是皮纳克尔、沙阿、奈杰尔·瑞佛。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花超过十分钟的时间去品读杜雷尔精雕细琢的散文，但他们肯定都比她更愿意待在家里、留守在自己的世界中。她不想让杜雷尔笔下的亚历山大港出现在自己的卧室里，所以她熄了灯。呆板地卧在黑暗中，用意志力召唤着睡眠的降临，她晃了晃脑袋，不想却导致了骨痛。她再次打开了灯，翻开了里尔克[16]的诗集。她躺在床上，读的是《致奥尔佛士十四行诗》的德英双语对照译文版，让自己的头脑动一动。越读越想读，语法上的小角力赛有一种绝妙的舒缓效果，她读到几行让她身体不禁寒战的诗，她觉得她一定得拿给休读一读。

Geht ihr zu Bette so lasst auf dem Tische

Brot nicht und Milch nicht: die Toten ziehts.

(如果你上床，

在桌子上不要留下面包，

不要留下牛奶：

因为你若放了，

就会招致死神。)

她又马上意识到：要拿任何什么东西给休读，都将是难事一桩。

奈杰尔躺到床上的时候，已经很晚很晚了，弗雷德丽卡假装已经睡着。他摇摇晃晃进来，打开灯，带着一股麦芽威士忌的气味。弗雷德丽卡躺在床的一边，像一根生气的针状物。他上床后又关了灯，伸出结实的一只胳臂，去触碰她。她蠕动着躲开。他拉住了她。她脑中突然出现档案箱里那些屁股、乳房和嘴巴的画面。她像鳗鱼一样滑下了床，捡起她的里尔克诗集，又闪避进浴室里。

她听到他的质问：“你那时候拉着他的手干什么？”

她尽力去回想艾伦对她说的话，回想艾伦那句“被护城河围绕着的农庄里”。她实际上没有任何能应对的话。她问自己要不要用力甩门，但她克制住自己，她把门轻轻地关起来，等在那里。

I st er ein H iesiger？ Nein aus beiden

Reiche erwuchs seine weite Matur-

(他来自这个世界吗？

不，他来自两个王国，

释放着他宽博的本性……)

她等待着他的爆发，但是没有等来。奈杰尔睡着了，威士忌是极美的，睡眠是极美的，安静是极美的。弗雷德丽卡眼眶痛楚，泪水被挤了出来。

第二天便是星期天，弗雷德丽卡与沙阿和皮纳克尔吃过早餐后，他们两人开着凯旋汽车离开。她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在屋子里信步。走过楼层间的过渡平台，步上台阶，穿行于房间之中，又回到大厅。她想不如真的出去走走，但觉得她的朋友们可能会来找她。的确如此，上午十点左右，她听到电话铃声。皮皮在大厅里接起了电话。弗雷德丽卡正在楼层的过渡平台上。

“喂？是的。我不知道她此刻在哪儿，也不知道她今天有什么计划。我会过去问问看。”

弗雷德丽卡开始走下台阶。

奈杰尔从客厅里出来，对皮皮点了点头。皮皮在等了差不多的一阵后，拾起电话说：“抱歉，我问过后得知她一整个上午都会很忙，我恐怕您来也见不到她。”

皮皮对着电话说得不卑不亢。弗雷德丽卡已经从台阶上走下来，奈杰尔又对皮皮点了一下头，皮皮一连串同情的话吐了出来：“真是感到很抱歉，她现在没办法来接听电话，她出去了。”

在弗雷德丽卡能做出任何举动之前，皮皮迅速地把电话挂断了。

弗雷德丽卡说：“你明明看到我根本没有出去，皮皮，这是怎么回事？”

皮皮看了看她，垂下了目光，快步走开。弗雷德丽卡转身对奈杰尔说道：“所以我一辈子哪儿也不能去了，是吗？”

“别无理取闹了。”

“我没有无理取闹。你刚才对我的朋友们说了谎，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人明明在，你却对他们说了我不在。”

“对不起，”奈杰尔说，带着随时想让人平息怒气的一种灵活性，“对不起，那是我的不对。但我就是受不了那群人。”

“你又不认识他们。”

“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而且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

他们盯着对方。弗雷德丽卡说：“我要去打给他们说我在家。”

“我不想让你那么做。就这么一次，别去，我想要你待在这儿，让我感到安心，我们可以和利奥一起出去。我们可以开车去兜兜风。和我们两人在一起，对利奥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就这么一次’？”弗雷德丽卡揪住关键字眼，问他，“你说‘就这么一次’是什么意思？我从来也没有去过任何地方，没见过任何人，我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而现在我朋友们来了，你竟然有脸面说出‘就这么一次，别去’。”

“你必须明白，”奈杰尔说，“我对你并不放心。你不是那种能让人安心、习惯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你让我感到恐惧。我害怕你会觉得我无趣，觉得我和利奥都无趣，然后就想要离去，或者之类的。你可以理解吧？”

“噢，是的。”弗雷德丽卡说，“我可以理解。但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如果你因为觉得我会想要离去，就一直把我禁锢在这里，我还是会离去的，你也可以理解吧？”

“但利奥……”奈杰尔还没说完。

“不要用利奥来胁迫我。我是利奥的母亲，我也是我自己，这两件事是同样的事实。我要去见我的朋友们。”

“就这么一次也不行吗？”奈杰尔又顽固起来，接下来尖厉又凶狠地狂笑，“好，我们重新开始吧，我们一起去伦敦，我也会带你去阿姆斯特丹，和皮纳克尔一道，你可以去看你想看的那些画，我们去度假——我们可以去西印度群岛……”

“我不想去西印度群岛，我想去能让我谈论书的地方——能让我思考的地方——我必须得思考，以你和皮纳克尔和沙阿想做什么就可以随便去做的那种方式。”

“你在这里也可以思考啊。你想要的根本不是思考，你想要的是男人，你想要的是很多男人。”

“不，奈杰尔。我想要的……”

“他可是拉着你的手啊!”

“这有那么糟吗？”

“是的。是的，就是那么糟。对我而言，就是那么糟。”

“对不起。那根本不代表什么，何况利奥也在场。他们不过是我的朋友。”

“就这么一次——留下来陪我。我错了。留下来陪我。”

她留下来了，因为她心底无比明晰：如果她坚持要尝试着往红龙旅馆打那个电话，将导致的是丑陋的难堪和可怕的暴力。他们开车出去了，弗雷德丽卡、利奥和奈杰尔三个人一同度过了或许可以被称为“美好”的一天。他们两人都跟利奥说话，利奥也兴冲冲地回应他们。利奥从头至尾都没有提及艾伦、托尼和休，尽管弗雷德丽卡在等着利奥提起他们。但好像艾伦、托尼和休从来就没来过，从来也不存在似的。

当他们一家三口返回的时候，奈杰尔说：“你看，我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皮皮把利奥安顿上床。她为奈杰尔和弗雷德丽卡取来了晚餐。皮皮没有看弗雷德丽卡的眼睛。弗雷德丽卡自己也累了。她又撑过去一天，这让她感到欣慰，但当这种释然的感觉化为跃动的血液滴落进她的血管中时，她又开始思索了：撑过去一天，再撑过去另一天，这究竟算什么样的人生？“很多人的人生，”一个冷嘲热讽的假好心的仙女的声音在她头脑里咕哝着，“很多人的人生。”弗雷德丽卡用她的叉子野蛮地刺断了盘中的胡萝卜。她想：“今天是星期天，他们又都有工作，他们可能已经赶回去了。”

裂缝合上了，但在卧室里，又弹开了。弗雷德丽卡预见到奈杰尔对今夜已经有了设定好的剧本，剧情是一段冗长的、巧妙的、复杂的做爱过程，夹杂着温存和亲昵，结果是自我满足和失落，还有精疲力竭的熟睡。她在尽力，因为她太累了，因为她在某些程度上是绝望的，她训导着自己要接受这一切，因为这是她一定要“付出”的，因为她需要睡眠和尽快陷入无意识的状态，也因为利奥。她看着奈杰尔褪去衣服——他喜欢裸睡——她暗自想着：“他的身体对我来说，比托尼、艾伦和休三个人的身体加在一起，都要更真实——再把亚历山大、威尔基和拉斐尔·费伯的身体加到一起，也比不上他的身体更真实。”她相当疯狂地对自己说。她起身坐在属于她的床的那一边，穿着她白色的长袖睡袍，有一条系带，还有一个领子，她好奇几个世纪以前的女人们是否能够承认她此时的绝望——她并不想弃家而逃，也不想跟托尼、艾伦和休做爱，她只不过想跟他们说说话，只不过想感受到精神空间里的一点点自由。卧室里一片漆黑，奈杰尔拉下了窗帘，暗红色的锦缎窗帘，窗帘上的图案是红色大地上的红色树丛和红色繁花。当奈杰尔不在，弗雷德丽卡一个人的时候，她的窗帘是打开的，她在窗边看看星星或云朵。她想象着艾伦、托尼和休在一个有白色墙壁和粉蓝色窗帘的大房间里，窗户全部敞开，风吹动着粉蓝色窗帘，阳光从窗口中透射进来……她耸肩躬身，俯视着自己的膝盖。那个全裸的男人疾步快速走着，有点趾高气扬，像所有全裸的男人一样。他从卧室和浴室之间进进出出，弄出一些扭水龙头的噪声、吐东西的噪声、冲水的噪声。弗雷德丽卡坐着、等着、想着。她想着：“我是个女人。”又想到这是多么愚蠢又矫饰的想法啊。她想着：“我之所以那么想，是因为我现在变成了不太确定自己是女人的一个女人，我想打消这种疑虑。我是一个纤瘦的女人，一个尖厉的女人，一个多话的女人，不是那种充满动物性的男人只要一想到女人时，头脑中就会出现的那种女人。剑桥模糊了这一点，尽管那是暂时的，但那时候学校里并没有太多女人，我们看上去像是被当成真正的女人一般对待，就像监狱里的护士，营房里的秘书。”

那个男人握着他身前的那根阴茎，它没有勃起，也并不沉寂，抖动着生命力，逐渐固化起来。他对她说了一句：“亲爱的。”他缓缓靠近这个静止不动的女人，抽拉着她的睡袍，意欲把睡袍从她头顶上浪漫地脱离。

弗雷德丽卡在脑海中，以绝对的清晰度看到一连串影像：那只上锁的档案箱里的画面——交缠的肢体、膨胀的肉身，洋红色和玫瑰色，滑溜的充满弹性的一团团东西。她扭转着避开，握紧了她的衣服，开口说话了：“没有用的，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用。你和我同样明白：我们之间完了，我们不能留下来，这一切都行不通。明天我会整理一下东西，到史派森德镇上搭一辆出租车或别的车，用一种文明的方式离开这里。然后我们可以保持朋友关系，让事情不要变得难看。”

她没有预期自己会讲出这番话，并且不是那么舒服地意识到自己的语调像一个保姆在对一个孩子说话，奈杰尔停顿了一下，又恢复了他的挺进。那根阴茎没有疲软，反而硬化成一根愤懑的棍棒，在他身下晃动着。他的脸色涨红。他抓着弗雷德丽卡的头发，把她的头往床上拽——她让自己快速地躺倒，因为她想起了他的突击队本事——他掀起了她的睡袍，占有了她。他并没有想伤害她的意思，但他也没有亲吻她或爱抚她。他自顾自地猛撞着，直到爆发，最后坐在地板上，身体稍稍摇晃。弗雷德丽卡惶恐又震怒，她用细微的声音说：“我再没有多余的话好说了。我一定要走，明天就走。”

“不!”奈杰尔狂吼。他的眼睛兜不住充溢着的泪水，眼泪滚到他的脸颊上。

弗雷德丽卡顺手用床单和睡袍擦了擦自己的大腿。

“你需要的不是我，”弗雷德丽卡说，“你只是想留住自己得到的东西，像所有占有欲强的雄性动物一样，你就像一头牡鹿一样，一旦某头牝鹿肆蹄而走，你就要嘶吼和追逐。你要的根本不是我，你要的和我毫无关系。”

“你凭什么这样说？你并不知道我的想法，我常常觉得，你知道的一点也不多。你不关注我，你又怎么知道我的感受？”

“我想我再也不会关注你的感受了。我要去另外一个房间睡。晚安。”

她去了那个空出来的卧室，坐在床边上，黑暗中，发抖。她等着。她什么也不想。她单纯感到害怕。她等着。当她听到过道上响起了脚步声，她躲到了门后。她还在发抖着。她以为自己可能会晕厥。那扇门被大力推开，那个男人跨进了房间。他站着不动，让眼睛适应黑暗。弗雷德丽卡夺门而出，从过道跑下楼梯。跑进了厨房，又冲进洗碗间，她拉起门闩和门上的链锁，把洗碗间反锁上，再从洗碗间逃向安静、潮湿的黑暗中。她一直跑着，跑过后院，穿过一道门，跑进马厩场。她聆听着。一开始，并没有他追来的声音，不一会儿，她听到开门的声音。仅此而已，他没有乱碰乱撞。他悄悄地行弋着。弗雷德丽卡轻轻地、轻轻地推开了马鞍房，溜了进去，再轻轻地、轻轻地拉上了门。她不想把自己关进来，她想疾驰在野地里，一直跑到伦敦去，但那太愚蠢，她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她躲进一排马鞍架等着。她知道，等他打开这扇门，如果他打开这扇门，他会看到她发着微光的白色睡袍。她找到一条马鞍褥，铺在一把椅子上，钻到椅子底下。每个隐藏的地方都让她觉得更危险，因为她无法逃脱。她听得见自己的血脉奔流，冲击着她的头脑和她的心灵。她的嘴唇干了，她蜷伏着。

仿佛过了很长的时间，马鞍房的门被猛地一撞，砰然大开。她看见他赤着的脚，还有他拖着地的睡裤底边，蓝白相间的竖条纹。她浅浅地、浅浅地呼吸着，只吐纳着能够维持生命的一点气息。他在门口叫了一声：“弗雷德丽卡!”她丝毫不敢动弹。他走了进来，环顾四周。她认为他绝对有一种对体温和呼吸的觉察本能。像正在猎食的野兽一般，他细细听着，但他没有走向她的方位。他只说了一句：“我会找到你的。”她从他的声音中读到他不知道她在那儿，对，他不知道，他有点窘迫，他冒着烈焰腾腾的怒火，对着偌大的一个空屋咆哮。他离开了，没有关门。她还是听不到他的脚踩在铺路石上的声音，她已经快歇斯底里了。她听到门的声音，另一道较远的门的声音，突然，一间马栏里的马动了，用它的铁蹄磨了一下地面。她听到第二扇门被关上了。之后很久一阵，她再没听到任何声音。她在寒夜中蜷伏着，身上只有那件濡湿了的睡袍。她对自己说：“快点，你很聪明，你的才智可以派上用场，下一步你该做些什么？”但是除了回到马鞍房里藏身，苦等到天亮，然后拾掇几件像样的衣服，再跑到大路上之外，她什么主意也想不出来——大路距此就两个半英里的路程，虽然不是常有车辆经过，但总可以等到一辆，搭个便车。不过，有利奥，要怎么在他还醒着的时候跑走呢？

过了大概两小时之后，她从马鞍房里出来了，伸了伸她蜷缩已久的身子。万籁俱寂。“他可能在房间里等着我，”她想，“我如果被他发现，事情会不可收拾，他会用他的突击队技艺杀了我。”她并不真的觉得他会那么做——没有任何拥有自己完整生命和想法的人，会真的想象自己要去死。她预计自己可以躲在某个房间里撑过今夜，直到明天早餐的时间，直到天光初露……

她摇摇晃晃却一声不响地绕着马厩场的外围走着，穿过了后院，走到后门。天气是这么冷冽、这么潮湿，天空阴沉无光。后门既被锁上也被闩上。她站在门前，计划下一步该做什么。她莫名其妙地放松起来。清早时分，她就会浑身湿淋淋、手脚冷冰冰地被请进去，但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现在还能打什么主意？”她背后响起了他的声音，他从房子的一个角落踱步过来。他穿上了一件衬衫和一双橡胶底帆布鞋，手持一把斧头。弗雷德丽卡一看见斧头，尖叫出来，反正他也想让她尖叫。那不是一把多大的斧头，但足够精良，一把利落的、顺手的、豁亮的小斧头。

“你别做出什么傻事。”弗雷德丽卡满怀疑惑地说。

“我会抓住你的!”他恶狠狠地边说边向她迫近。

弗雷德丽卡开始奔跑。

她跑得像个狂人，跑过场院，跑进了果园；跑过果园，跑进野地。他紧追不舍，当然他跑得更快，但是她跑得几近疯狂，她跑得出人意料地快，她嘴巴张大，夜里寒冷的空气充斥着她的口腔，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她跑过了野地。他在大笑，他在高于野地的斜坡顶上，冷笑地看着她在下方跌跌撞撞，他发出一阵呐喊似的笑声，把斧头朝她扔去!

她躲躲闪闪，什么也看不清，她根本不知道他的意图是好还是怎样，抑或是他真的铁了心要向她扔那把斧头。斧头的梯形刀片劈中了她肋骨的部位，砍倒了她。她和斧头一起陷落到地上，刀片削开了包覆着她肋骨的皮肉，掉落时也割到了她的小腿肚。她的睡袍很快被血水浸红了。弗雷德丽卡侧身倒地，两眼无神地看着草地，看着一座鼹鼠丘，看着天际线，看着被乌云笼罩着的黑色夜空。她呼吸困难，她眼睛疼痛。她感到自己在流血，感到自己在失血——是她体内的血，大量的温热的块状的血。今夜终于唤来一个结局。她却不合上眼睛，直盯着。

他滚跑到她身边，跪在她身边。他支持着自己，开始号啕大哭，他撕开了她的睡袍，很快绑成了一个绷带，有效地止住了她的流血。他喃喃说着：“我并不打算伤害你，我并不打算伤害你，你知道我没有这个打算。”

“什么打算？”弗雷德丽卡语无伦次地问，很快陷入了幸福的无意识状态中。她在他的怀里又醒来：他正抱着她爬上山腰，走回宅子里去。她想：“要不我先睡一会儿吧。”

他把她包扎得非常完善。他用橡皮胶布和棉纱布把她捆扎住，他擦拭她的伤口，并帮她止住了血。他念叨着：“都是些皮外伤，你不太需要看医生，我知道我在做些什么……”

“因为你在游击队里待过。”

“嗯，这些技巧还是管用的。我万分抱歉。我还能说些什么？我不知道我怎么能下手……我非常爱你……我不愿意伤害你。”

“看起来可不像。”

“我知道。噢，上帝，我错了。请你必须谅解我。”

“我谅解。”

“我不喜欢你说这话的方式。”

“你完全无心。”

“求求你，弗雷德丽卡。”

“走开。我要睡觉。”

“对，你需要睡眠。”

他顺从地走开了。她躺在床上，皮皮·玛姆特把早餐送到她床边。皮皮·玛姆特说：“我听说昨天夜里你从什么地方摔了下来。”

“差不多是那样吧。”

“如果我是你，我会多加小心的。”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皮皮？”

“就是原话中的意思。我会多加小心的，如果在夜里跑来跑去的。”

她装出比自己设想中还要严重的样子。这给她制造了一些筹措调度的空间，尽管她不知道她要筹措调度些什么。利奥来她的房间看望她，轻抚着她的脸颊。

“好可怜，你病了。”

“我摔倒了。我笨手笨脚的。”

“你会好起来的，爸爸说的。”

“我只是需要多睡点觉，利奥，就这样，而且我得尽量卧床不动。我现在还不能下床走动。”

“好可怜。你好可怜啊。”

“你别哭啊，利奥。我一定会好起来的，我向你保证。”

他哭哭啼啼。弗雷德丽卡坐起来，抱着他。这所有的一切，对他都没有什么好处。

“你的脸都擦伤了，好可怕，你肯定摔得不轻。”

“是的。我摔得很重。但是我感觉好多了，你看看妈妈，没有什么大碍。”

“没有什么大碍，”利奥用他稚嫩的童音说道，“没有大碍。”

奈杰尔和利奥出去骑马了。奥利芙和罗萨琳德刚好也出去有事，去帮着爱丽丝分发竞选用的传单。弗雷德丽卡不知道皮皮在哪儿——皮皮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但弗雷德丽卡焦急不已。她起床了，穿上一条宽松裤和一件针织衫，走到楼下。她行走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有点痛感。她的伤来自摔倒，还有斧头的挫伤。她站在大厅里，思考了一会儿，打开了前门，从沙石路上往外走。如果皮皮突然出现，想要阻止住她，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但到处不见皮皮的人影。弗雷德丽卡在护城河上的桥上通行无阻，顺着车道走下去。她脑中一半的主意是如果她能一直走到大路上，她会拦住一个摩托车手。她终于走完了车道，空旷无人的大路上，她坐在路边的一截矮墙垣上喘口气。她听到自行车轮的声音，还有自行车链条咯吱咯吱的声音。她赶忙低头看向自己的脚。一个男人的声音：“弗雷德丽卡!”她跳起来，她哭起来。那男人是休·平克，骑在一辆很大很旧的自行车上。他们互相看着对方。

“你到底对自己做了什么？”

“我看起来是不是很不堪？”

“你看起来很吓人。又瘀青又发紫又枯黄又有擦伤。”

“我摔倒了。”

休把他的自行车停在路边。掏出一块手帕，擦擦自己的脸。

“那你是怎么摔的，弗雷德丽卡？”

“嗯，”弗雷德丽卡说，“这发生在我们对婚姻的争论过程中。”

“接着说啊。”

“我说不下去了，我会哭。我不想哭，我想搞清楚该做些什么。为什么你还逗留在此？”

“因为我想见你啊。想看看你是不是没事。我们设想我们可能把事情弄糟了，我们知道我们也没有任何介入的权利，我们想说——我们担心你。”

“谢谢你们。”弗雷德丽卡庄重地说。他们坐在路边，“艾伦和托尼呢？”

“他们在树林里，心想你走树林那边的话可以遇到。我们打过一两次电话，但是你不在，他们说你不能来接电话。”

“其实我在。”

“我们知道你在，所以我们才留下来没走。我们这样来回巡逻似乎没什么用，但你看竟然让我遇上了你。”

“是啊，是有用的。我们现在就见到了。但我家里的人可能随时都会找来，我应该怎么办？”

“跟我们一起回伦敦？”

“怎么可能呢？利奥怎么办？”

“嗯，”休说，“我们夜里可以把我们开来的路虎车停在树林的林道中，你能出来吗？我们可以在他们还没有发现你失踪之前就抵达伦敦。我看你好像没办法自己走到树林的林道里。”

“我不会开车。”

“这是你的疏漏。你以后最好去学学开车。我是说真的。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今晚就可以把你搬弄走。如果我能说一句，你看起来得赶快被我们带走。我从来也不能把你想象为一个受虐狂。”

“我不是受虐狂。”

两人之间有较长的一段沉默。休先说：“抱歉，我想我刚才说的话有点不着边际，别放在心上。”

“不，不是的，你说的话当然有道理。我应该出走。我把自己的生活搅和得一团乱麻。还生下了利奥。”

“带上利奥一块儿走。”

“这怎么行？他是个快乐的小男孩，或者他本应该是。如果我也是快乐的，他生活无忧无虑，也被人疼爱，他有他的小聪明……我不是最不可或缺的……我不是家庭的中心人物……”

“所以你不带他？”

“不，不能带他。我不能大半夜里带上一个对一切浑然不知的小男孩出走……”

“我不是说你永远有家不归，弗雷德丽卡。只是载你先离开一阵子，好好想想清楚。你以后可以为利奥再做打算。回来看他，或者监护他之类的，反正是做一个更妥善的安排……你要知道，跟我们走并不是事情的完结。”

“不带他也不行。”

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休又开口了：“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你对他并非有多么好的影响。”

伤痛自有它们的用途。弗雷德丽卡住在另一间空着的卧室里，她声称只有独处才能让她休息得好一点。她每天很早上床，脱掉衣服，只拥一本书。她还是没想好之后要做些什么：夜半出逃在某个层面听起来荒诞、浪漫、可笑，在另一个层面听起来扣人心弦也耸人听闻——她怎么能丢下利奥呢？她也不能为自己招致来自我毁灭，可那样做对利奥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她不是弗雷德丽卡，如果她不是他的妈妈呢？“妈妈”，是她深恶痛绝的一个词。为什么英语里会制造出这个合成了布裹尸体和亲密母性两种概念的词？她一度想起了她的姐姐斯蒂芬妮，相似也好，不似也罢，她们俩都是妈妈，弗雷德丽卡冷酷地想：斯蒂芬妮也是为了性爱才结婚的。表面上似乎不太可信，因为丹尼尔很肥胖，但弗雷德丽卡知道斯蒂芬妮和丹尼尔之间确实是有性有爱的。“现在可倒好了，”弗雷德丽卡心想，“热情、开明的女性知识分子各自生下了孩子，尽管我们中一个人嫁给了教堂，另一个嫁给了庄园，可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性吧。”她觉得斯蒂芬妮是幸福的，没有人能过得十足幸福，但斯蒂芬妮幸福地爱着丹尼尔，也幸福地爱着威尔和玛丽，这点毫无疑问。斯蒂芬妮有能力自取灭亡。弗雷德丽卡觉得自己之所以会嫁给奈杰尔，可能是因为斯蒂芬妮嫁给了丹尼尔，而斯蒂芬妮已经死了——此刻是死的，永远都将是死的。斯蒂芬妮步出了剑桥的交际圈和无休止的歧视，道德上的和审美上的歧视；她紧紧握住了自己感官上的幸福。像查泰莱夫人一样，走进树林里，领受命运对她展开的歼灭，她身后还拖曳着一连串对文学作品和人物的引用，比如弥尔顿的“失明”、斯温伯恩的诗中苍白的加利利人[17]、济慈诗里“静寂中没有狂喜之容的新娘”，还有莎士比亚笔下的普罗塞耳皮娜，她用意志力驱走他们，目的是在这大好春光中，让自己彻底迷失，然后从体内重新找到自己。“那正是我们的神话，”弗雷德丽卡心想，她正在大脑中和休延续着他们未完的对话，“身体就是真理。”弗雷德丽卡在心中说，“查泰莱夫人讨厌语言，奈杰尔没有语言，我则无法脱离语言。”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斯蒂芬妮的死亡摧毁了我，那暂时性的摧毁，让我得以暂且蜗居在我的身体里。

利奥也在我身体中住过一段时日，是一个短暂的访客，不完全地，又或是完全地，我们“分开”了。

不在一起。

对利奥而言什么是重要的呢？在这里的是“妈妈”，不在这里的是“弗雷德丽卡”——在一处弗雷德丽卡就单纯是弗雷德丽卡的地方。

我一直对我母亲那消极的寡言感到相当怨恨。那不算是人生，那刚好是我最不想要的，刚好是我最不想过的。但是，我得到了同样的人生。

至于利奥，我可以“盗走”他。但他如果留在此地，他仍是个小少爷，在这里，大家都很爱他；在这里，他拥有属于自己的真实人生，即使我无法拥有。

利奥留在此地，会有更好的生活。

如果利奥再遇到我，遇到弗雷德丽卡，在别处遇到弗雷德丽卡，当弗雷德丽卡单纯是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能向他展示一种生命的真相。他也许会生气，但至少我们能交心对谈。

你果真是那么想的吗？

不，不，我想我如果离开，我就永远不要再奢求还可以见到他；但我如果留下，我们两人的人生都会被毁灭。我觉得那说起来很戏剧性。我觉得，即使那很戏剧性，但也是真的。戏剧性的人生不是不存在，连斧头都可以向人投掷，连游击队的把戏都可以对人施展。

你只会越想越把自己往火气中诱导啊，弗雷德丽卡。又或者是忧虑，但任何一种都足够支持你离开。你明明想离开，那是你要的，即使利奥留下来，你却会仍然想要离开，你只是寻求一个许可罢了。

你得不到那个许可的。利奥是你的儿子。你必须陪伴他成长或放弃他。你必须自行抉择。

“现在你究竟该做什么呢？”那个戏剧性的轻蔑的声音回荡在她脑海里。

她起身穿衣。屋内昏暗，四下无声，门窗紧闭。她即将犯下罪行。她没有任何行李，她不想要这段人生中的任何东西。即使她都已经在一阶一阶地下楼了，她还在跟自己商讨着到底该不该走。但她的身体在做主，她极有实效地秘密潜行着，像一个偷猫贼，快速穿越了厨房，离开了整个宅邸。

那是一个浓雾弥漫的夜里，弗雷德丽卡在马厩场里昏暗的灯下，看见一个个灰色的蒙纱的庞然大物在马厩场里游移。她停下脚步，到马鞍房里取了一只手电筒，又小心翼翼、匆匆忙忙地上路了，以墙垣的影子为路标，走回她曾经亡命逃窜过的路线，来到有围墙的那座果园里。夜雾伴随着她移动，扩散又聚拢，让她眩晕，苹果树、樱桃树，本是光秃秃的，现在都被雾气镶上了边框，不一会儿，又在月光之下一一现形，那月亮悬在一方黑蓝色的只有寥寥孤星点缀的夜空中。这个晚上刮了很多风，而且几乎是飕飕的疾风，吹得枝杈胡乱拍击、簌簌作响。她感觉从脚底传来自己心脏的声音，她站在果园边上，鹅莓丛、梨树、杏树围成了墙，那是果园最阴暗的一处。她以为她听到身后紧跟而来的脚步声，所以她驻足细听，除了万籁俱寂，她什么也听不到。她心惊胆战。一个手里拿着一把斧头、一支剑或一杆枪的男人，随时可能跳出来。头顶的月亮，经过一番云遮雾罩，展露了满月之姿。天空像起了骚乱，缎带、碎布和一层层烟雾在追逐和缠绕。

矮丛里传来一个声音，一种踉跄地摩擦着木丛的声音，是矮丛根部那边发出的，响了一下就消失了，像有东西立即蹲下不动。她心想：搞不好是一只獾。树林里住着獾，据说也会爬进果园里，会爬到人类居住区和野外的中间区域。矮丛那边再次发出一点很轻微的窸窸窣窣，又停了下来。夜间觅食的动物，在行动。

她走到果园门前，扭转着钥匙，打开了果园的门。她面对着园外漆黑、黏湿又宽广的土地。骤然间，她身后是一阵急促的跑步声，她怒不可遏之际转过身来，把手电筒发出的刺眼灯光照向那个步步逼近的人。“你现在还能打什么主意？”她脑中播放出这句话。但她的手电灯光中没有人脸的出现，只有慌里慌张的气声，还有一双胳臂环扣住她那条受伤的腿，像蛇一样紧紧箍着，越来越紧。强壮又幼小的双臂，还有埋在她伤口上的一张脸，似乎要把脸挤进她的伤口里。

“利奥，放手。你弄痛了我的伤口，我的宝贝，快放手。”

“不!”

“我哪儿也不去，你快来我手边。”

那是黑暗中的一场角力赛。弗雷德丽卡使劲拉起她儿子，利奥在被拉起的过程中，用他那金属线一般的手指和很能盘绕的腿脚，紧抓着能抓紧的他妈妈身上的每一部分。他终于被妈妈提起来了，他的手死命地勒住妈妈的颈部，他的脸嵌进了妈妈锁骨的部位，他以倔强的决心，把自己的身体和妈妈的身体黏合在一起。他穿着他的睡衣，脚是光着的；他的脸弄湿了，他咬紧了牙关。

“利奥，利奥。”

他不说话。他们站在那儿，然后她坐了下来，小男孩还是像绳索打结般搂住她的脖子。

许多年以后，在巴西的利奥内格罗，一个名叫纳萨雷诺的印第安人会递给弗雷德丽卡一只好不容易从一棵树上拽下来的树懒。这只树懒浑身是灰色的毛，在旅馆前面的那块空出来的地面上，它动作非常缓慢、缓慢，几乎像不能动弹一样。它长着三只新月形的长指甲，它弓形的双臂摆出任何姿势都显得无力。它瞪着圆圆的、黑黑的、小小的眼睛，盯着某一样东西看，没有思维也没有表情。弗雷德丽卡起先以为这只树懒的颈部有一块甲状腺肿，一块凸起，后来才看到它并没有肿块：原来，绕在它颈部的是它的孩子，因为抱得那么紧，根本辨不出小树懒的轮廓，在树懒妈妈神秘的灰色毛中，竟然藏着八只小树懒，树懒妈妈的锁骨处埋着外人绝难辨认出的一只小树懒的头。树懒妈妈的怪事看在弗雷德丽卡眼中，令弗雷德丽卡刹那间回想起那夜在果园大门边的一刻，她儿子也攥着啊抓着啊，想挖开她的身体，重新钻回去。当然她现在无法想象，但多年后目睹着树懒又想起来，自己和儿子曾站在果园门口：“那是我人生中最糟的一刻，没有比那更糟的了。”

利奥抬起头来，一字一顿地说：“我——要——跟——你——走。”

“没事了。我抱你回床上去。我们回房间里去。”

“不。我——要——走。”

“你不明白这一切，孩子。”

“我很累了，”他说，“我想事情、想要怎么做，想得很累，我真的累了。我要和你一起走。你不可以也不能不带我走。不行。”

“利奥，你松开一点。你像海中老人一样，盘踞在辛巴达的脖子上[18]。”

“继续背着我，”他说，“‘继续背着我’。他就这么说的，那个老人。”

于是弗雷德丽卡停止了一切想法，继续出发了，焦急又蹒跚，越过了果园外的平地，身上还有一个滚烫的孩子悬在她胸上，死死地用手脚钳着她。就这样，他们竟然走完了所有的台阶，这期间，利奥的手丝毫未曾松懈。他们已经往树林里走了，顺着紫杉树之间的隙道又跑又走。弗雷德丽卡一次次怯懦地问着：“你还好吗？你会不会不舒服？我的宝贝。”他也不回答，只是用力愠怒地抓牢妈妈，他的动作有些迟钝，让人以为他睡着了或死掉了，只剩下抓攫的力量。她看着黢黑粗壮的树干，还有云在僵直不动却飒飒而鸣的树枝间穿梭，她在疼痛和苦痛中移步，想象着另一个年轻的弗雷德丽卡，因自由的欢悦而跃动着。她再也记不得任何男人的身体，她只会记得这一个火热的、发怒的、贪婪的男孩；她再也不会记得任何肉体上的快乐和痛楚，她只会记得这双手臂的触感，他头发的气味，他呼吸时奋力的震颤。“我们两个人都清楚知道：我打算遗弃他。”她磕磕绊绊地跑着，心里面这样想，“这件事会成为我们的羁绊。”她抓着他护着他的手劲跟他施加在她身上的是一样强的。她听见他们两人的心脏一起砰砰砰地跳着，他们两人的呼吸也搅和在一起。当艾伦·梅尔维尔走出树丛接应她的时候，他摇晃不定的手电筒灯光为她在地上照亮了路，眼前这一番景象让他想起斯塔布斯[19]那幅荒唐却美妙的画中的狮子，那头大猫抓在飘散着白色鬃毛的高耸的马背上，正在猎食。艾伦立即想到她身上纠缠着一个恶魔，而他定睛后，看到弗雷德丽卡手上擎着的，是一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绝望而无助。女人和孩子，袒露着牙齿，看起来不怎么像人类。

“你好，利奥，”艾伦严峻地问，“你要跟我们一起走吗？”

男孩没有回答。

弗雷德丽卡说：“他自行其是。他能跟我走吗？”

“我不认为你们能被拆散。”艾伦明智而审慎地说。

[1]　考克尼(Cockney)一词，意指英国伦敦尤其是伦敦东区使用的考克尼方言，也被称为“伦敦方言”。

[2]　作家赫胥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虚构了“唆麻”(Soma)的概念。

[3]　F是弗雷德丽卡英文原名Frederica的首个字母。

[4]　帕夏(Pasha)，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

[5]　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James Harold Wilson， 1916—1995)，英国政治家。

[6]　伊丽莎白·班内特(Elizabeth Bennet)和费茨威廉·达西(Fitzwilliam Darcy)，是英国小说《傲慢与偏见》里的两位主人公。

[7]　罗彻斯特先生(Mr. Rochester)，是19世纪英国文学名著《简·爱》中的男主角。

[8]　英国童书作家与插画家碧雅翠丝·波特《托德先生的故事》(The Tale of Mr. Tod)中的角色。

[9]　波斯粉(Persian powder)，一种粉状杀虫剂。

[10]　源自英国童谣《玛丽小姐真倔强》(Mary, Mary, Quite Contrary)。

[11]　源自英国童谣《我有一棵坚果树》(I had a Little Nut Tree)。

[12]　福雷斯特(C. S. Forester， 1899—1966)，英国小说家。

[13]　“丹佛斯太太”是英国小说家达芙妮·杜穆里埃(Dame Daphne du Maurier， 1907—1989)的代表作《蝴蝶梦》中的女管家。

[14]　克罗德·洛林(Claude Lorrain， 1600—1682)，是法国巴洛克时期的风景画家。

[15]　此书为《亚历山大四部曲》的首部曲。

[16]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德语诗人。

[17]　斯温伯恩的诗歌《冥后之歌》(Hymn to Proserpine)中有对加利利人(Galilean)的描述。

[18]　《天方夜谭》里关于阿拔斯王朝英雄、航海家辛巴达的故事中，有一个纠缠在辛巴达背上的老人，最后辛巴达灌醉了老人，才把他抖落下来并杀死了他。

[19]　斯塔布斯指的是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 1724—1806)，英国画家，以精心描画的马而闻名于世，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马画家”和“画马的达·芬奇”。

第4章

筹备已久的戏剧演出也终于要登场了，那是在舌之剧场第一次举办戏剧演出，但当庆祝典礼在“淑女之塔”和“圣洁之塔”举行前，洛绮丝女士趁机从乱言塔溜了出来，独自一人骑马，去森林里漫游了。若要解释她这些举动的原因，她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所以与其被发现后又被要求解释，她宁愿隐秘出行——这样不必被问，也不必自清，省却了口舌上的辩解。如果被强制自白，她打算说自己很着迷于独自骑乘，就像有的人着迷于或陶醉于此时在舌之剧场里以面红耳赤、长吁短叹和口干舌燥等动态、情态和仪式所呈献出的表演，是一样的道理。但她诚心希望不要被人盘问这种对孤僻的渴求，别的什么渴求都好，因为这种渴求并不会让考沃特宽容地微笑着理解和应允的。而关于如何协调、照顾达米安、考沃特和洛绮丝女士三人之间不可相容的欲求，还有很多讨论尚未进行。考沃特对这些讨论的结果抱有希望，洛绮丝女士却恰恰相反，以不将自己物化为男人的傀儡为傲。她的这番进取心，仍处于萌发的时刻。

在彼时，也正是每年万物萌发、复苏的时刻，或者差一点就要到这个时候了。她骑马的时候，还是得穿着有绗缝着衬料夹层的外衣，但她把她的皮草披肩和绒毛帽子放在一边，只披着一件轻薄的斗篷，她独自开发了许多宽广的骑乘路线，而随着大路向着丛林深处延伸，取而代之的是许多蜿蜒扭曲的小岔路。小岔路通往秀丽的林中空地，有些空地上，第一波降临的春天之花的花苞正在新绿的草皮上跃动，乌头花、菟葵花、报春花，以及羞涩的紫罗兰。见到此番景色，她会下马，心不在焉地绕行于那些黑色的树干之间，观察那些明亮的小花蕾这个星期又成长了多少，并在脑海中私自“侵占”了这秘密的地方。她念念有词：“我的报春花长得比我预期得快很多。”或者“我的画眉鸟唱得可真美妙，还在榛木枝上跳着舞”。她开始把自己当成守护这些树木的森林女神，照顾它们，尽管她什么也没做，就只是盯着看、微微笑和走过来走过去而已。她变得越来越大胆，每次都探索得比上次多一点，拓展着她的疆域，嗅闻着林中香气，在灌木丛中放声歌唱，有时她思考着如何在乱言塔中度过自己剩下的人生岁月，有时思索着乱言塔之外的世界会发生些什么，那些河流与海洋沿岸的城市和渔港，小径和大路。一只雌雉鸡带领着一队幼雏从她前面穿过，她弯下身来把其中一只柔软娇小的鸡雏放在手心中，但它们叽叽叽叽地叫起来，四散着逃开，但她紧跟不舍，提着她的裙子，把直冲着她脸的荆棘和多刺的枝丫都向身后拨去，追着看那些像抛了光似的、青铜色的雌鸟羽毛在死掉的欧洲蕨中间时隐时现。她继续往前摸索着，直到她进入另一片未曾发现的林中空地，那块空地里的树木更高、更葱郁，而且全都已长成，结着她没见过的“果实”。这片空地是环形的，树木探出黑色的坚硬的臂膀，在臂膀的尖端悬垂着一些摇摇晃晃、嘎吱作响的物体。她一开始以为垂吊着一些衣服，起的是稻草人的作用，仔细看过后才惊觉那原来就是人的尸身——一具具脸已经黑了，眼睛也被鸟喙啄食掉，腹部肿胀，并散发出恶臭的尸体。

他们随着风向摆来荡去，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就像那些树一样，树干在风中矗立着，枝丫因风摇晃，树叶摩摩挲挲。突然洛绮丝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她听了心脏快瞬间停顿：“您误以为是树的果实，对吗？我的小姐。”

洛绮丝带着惊恐和愠气，发着抖，转过身来，原来离她那么近，她背后便站着格里姆上校。他一定是在她全神贯注地穿梭在荆棘里的时候，蹑手蹑脚地靠近了她，越靠越近，越靠越近。她盯着树枝上吊着的死尸，完全没注意到他已近身其后。

“狭路相逢，对不对，我的小姐？真抱歉，我让你受到了一点惊吓。让我带您远离这些晃动的尸体，带您回到您的田园居所吧。”

“我为什么没听到你的声响？”

“这不奇怪。您的注意力在其他事情上，而我又是个受过训练的人、兽追踪者，且让我把这些树枝为您拨开。”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一个人静一静。”

“我看得出来，您已经静过了，不是吗？但您现在已经被和您共享这片林地的其他‘同伴’吓得魂不附体，我如果此刻将您孤零零留在这里，自己一人突然离去，那显然有失风度。”

“你说的同伴，指的是谁？”

“我还不敢断言，但这片林地中有这样的‘聚会’，看起来并不能说不寻常。通常的解释是，这些死人是克雷布斯人的祭祀牺牲者，但克雷布斯像其他所有的嗜血部族一样，常常为一些并非他们所干下的坏事而背黑锅。”

“我对克雷布斯人一无所知。”洛绮丝女士说，她一动不动地站着，也无意随他回返，因为要回去的话，免不了在某种程度上碰触格里姆上校巨大的身体——就算不是乱言塔所有居民的想法，但她像乱言塔的大多数人一样，对碰触这位上校有一种强烈的嫌恶感。不管是否了解自己被嫌恶，上校还是拉住了她的手臂，牵着她走回把她带到这片林中空地的小岔路口，他请她坐下，坐到一根长满苔藓的矮树桩上，平复一下情绪。洛绮丝女士在那些以革命为名的战争中看过更惨烈的画面，因此她决绝地逃离那个旧世界，她其实更想傲气地回到她的马身边，但她更清楚那就是不顺从格里姆，与格里姆为敌对她自己绝没有半点好处。在这种焦虑下，她只得坐下，玩弄着她的马鞭，接过他从长颈瓶里倒出的装在小罐中的白兰地。

“克雷布斯人啊，”格里姆说，“是一个团伙，又可说是一个部落，他们居住于，或者说出没于丛林深处和山下的洞穴里。他们身材矮小，肤色黝黑，体毛很多。他们身上还带有一股非常呛人的体味，他们嘟哝地说着没有人能懂的语言，而且不断吐口水。他们并不常现身，他们成群结队狩猎，穿着兽皮，手持皮革制成的小圆盾。知道克雷布斯部落存在的人，对他们到底是不是人类争论不休。他们即使是被杀死，也不会把死者留在活人手中，所以我们没办法验尸，也就无法确认他们的人种或物种。从来没有人看到过女性克雷布斯人，也可能是克雷布斯人实在都太相像，即使是两个并肩作战的克雷布斯人中有一个是女性，但身披兽皮，也没办法被看出性别。他们从不留活口，一定会把看见过他们的人消灭。这是我听说的，他们有时会把人弄瞎，但更多的时候则是赶尽杀绝。您已经亲眼目睹过那些吊起来的死尸了，您追踪他们追得这么近，是绝对没有好处的，我的小姐。就我所见，通过那些吊着尸体的特殊绞索的皮料可见，应该是克雷布斯人干的，没错。这我知道——这是我的专业——所以我知道，但是同时不能否认，有一些专门搞游击战术的不良分子组成的帮派，还有一些没有被缉拿归案的法外之徒，也在模仿克雷布斯人的手法，这样做是为了掩护他们自己的藏身之处——其实他们本身也是很害怕的。”

“你知道的可真多。”洛绮丝女士说。

“我一直在考沃特这个王国的边境巡查呢，我的孩子。”这位老兵说，“南方的防御机制比他设想中的更加脆弱，所以，并不是只要他把边境关闭并远离尘嚣，就意味着我们身外的世界不再存在了。如果您不想变成一具七零八落的白骨和一只被掏空的骷髅头，那么我建议您不要再孤身一人骑到这些林中空地来。”

他注视着她美丽的脸。她嘴唇是那么丰满宽厚，明净的眼神像眼睛里充溢着一泓闪亮的液体，面庞之下，是她柔美的身体。洛绮丝女士感觉到他看她时就像看着一个身体受束缚的奴役，他眼神犀利，鼻孔漆黑，嶙峋下颌骨上的珍珠白色的牙齿，说话时发出咯咯响声，他的话还没停。

“如果您认为不是很粗鲁的话，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您会这么频繁地骑到这片丛林中，而且总是自己一个人？淫邪之人的脑海中，会觉得您是来赴丛林里的某种幽会，但从您的第一次漫游开始，我就是您的隐形同伴，所以事到如今，我能为您的纯洁无辜做担保。”

洛绮丝女士的胸腔和喉咙中一下子涌上一股热流，她给出了她早已准备好的说辞：

“考沃特想为大家提供尝试实践人类所有情感需求的机会，因为他觉得这从本质上就是基础性的、无价的，而我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类。刚好我最近才发现自己对离群、独处、隐秘的事物和大自然有兴趣。这并不是不寻常的，其实这是很普遍的，我能很沉浸在这种人性情感中，或者我觉得我是沉溺的。直到一刻前，你才向我解说，我的独处竟然是一个假象，这真是最令人感到冒犯的解说。”

“但我会说，我觉得那一刻你需要我来保护你免受克雷布斯人的攻击。”格里姆答道，他落座于与洛绮丝毗邻的一块树桩上，坐得很稳，想要开始讲一段很长的话，“或者我可以说，我当时担心你有背叛我们的动机，当然，我现在必须说，那种怀疑是站不住脚的。又或者，我可以说——我必须实话实说——夫人，我一向对打探消息极有兴趣，我对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和来去动向都必须了若指掌。我年轻时当过密探，我的小姐，那真是能给像我这样的人带来极强感官满足的一种职业。幸而，在这个地方，这种满足感是被认可的，是不被视为会对人造成伤害的。如果您能接受我的建议，再不要游弋于这片林地中，您就永远不会知道我这种令您不适的满足感所为您解除的种种恐怖危难。”

洛绮丝女士闭紧了她娇美的双唇，因为她听到也感知到他话中所带来的“不适”，她连皮肤都发热起来。

“你反而对考沃特关于乐趣的大众讨论丝毫没有兴趣？”这个冷酷的士兵饶有兴趣地问道，“我发现你频繁地缺席于那些令人欢悦的讨论，可是我们群体中大多数人都相当投入、相当热情。”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常常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同样的话，”年轻的女士回答说，“他们的讨论总是往来回环、杂乱无章，不断回到他们最初提出的主张，但从一开始他们就无法用论据论证自己的论点。我认同你刚刚所说的我们群体中的很多人在这些语言竞争和团体论战中得到的快感是巨大而剧烈的，但对于讨论的热情，就像一般女性对说长道短和散播绯闻的热情一样，看起来并不存在于我的性格特质中。是这样，没错。”她继续说着，她显然陷入了对自白的狂热，忘却了眼前这个同伴可能并不值得信任，“在我个性中占很大一部分的那些成分导致了我对退守和静思的渴求，我是渴望独处的，换言之，这是我对这些充满喧嚣的、不具价值的、存在某种另类危险的社会活动的一种回避。这些无尽无休的、情绪高涨的社会活动让我愈加感到难以融入和无法适应，尽管这些却似乎很自然地在我们的同伴之中找到了生命力。我极爱，我一直极爱，甚至可以说是崇拜——考沃特的能力、美和强大的智慧。在他的求索之中，我看到了他对变革、恢复自然人本性的一种逻辑思维。但我却仍没准备好——仍不心甘情愿——仍无法完全信服地接受他那种带有必然性的论调——我还无法顺从地投入他的一切计划中。”

“依我看，”格里姆说，“今天早上的争论是对排泄的痛苦与快乐的争论，此议题攸关着某些特定人士的利益，当然包括了我们群体中的一些人，不仅仅是议题中的实物——液体的也好，固体的也罢，除此之外，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穿了，不过是我们中几个确定的人物，他们之间爱情与欲望、亲密与独立的关系。我说得对吗？”

“几乎如你所言。”小姐说，她此刻仍然沉浸在纠结于这些问题时所给她的轻微乐趣中。她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地泛红起来——当她领悟到上校刚才坦白的：在她毫无察觉地缓步游走时，他就隐匿于她身边!他一定看到她蹲在白屈菜边上叹息着，又或者看到她开心地捞起一块泥泞，让它滴滴答答落到这苔绿色的土地上……他难道都没有转移开他的视线吗？他是不是偷窥得津津有味？她曾经把裙子提起来，掀得很高，尽情感觉着煦暖的微风蹿流于她雪白又匀美的双股之间，那温热的、粘连着的股沟，考沃特一直想让她在舞台上展示给台下那流露出垂涎、艳羡眼光的众人。“格里姆上校在监视我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快感？是怎样的一种快感？”一想到她自以为闲步于僻静的林间小路上，身后竟被他那双窥探秘密的眼睛紧随着，她觉得这比考沃特所举办的那些公众活动都更叫人厌恶、更令人不安，却也更有一丝趣味。

“如果考沃特能刺激整个群体，进而刺激到所有人对他所提出的议题感兴趣的话，”上校仍旧泰然自若，“那么他就赢得了有利的政治筹码，他接下来可以进一步解决摆在他面前的棘手的‘家政’问题——我们也必须公正地解决粪便清理的这个问题。我的夫人、我的伙伴，这是我们的生计问题。我曾经见过监狱里和营队里流行过暴乱似的热病，病源就是低劣的卫生条件。”

洛绮丝不知该如何应答，所以只能安坐着，继续玩弄着她的马鞭。

“他肯定已经预见到了，”上校说，“但那个时刻还没有到——他引领我们探讨对于热情的解放，但迟早我们会触及某一部分特殊热情的解放，那种解放建立于伤害他人取得快乐的基础上。我不是说那副镣铐要扣得更紧一点才有快感，也不是说抽打伴侣会让一个男人的性器不胜狂喜、昂昂雄立，因为这些事情可以经由特设的款待和明确的指示而协调好，比如在舞台上，在卧室里，或者在地窖中。并不是。我真正好奇的是，考沃特什么时候才会意识到，有一天大众会觉得他们度过星期天最好的方式，是看谁的头在斧头之下滚动，或看狮子在嚼食角斗士的颈部静脉。考沃特是否会举办一个吊刑大会，以慰公众的嗜血嗜死的念头？他可能会发现我们所有人中谁的一次自杀举动，会提供一次，也只有那么一次，让大众享受以他人之死为乐的机会，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这种无法被超越的、耽溺其中的兴奋，死在玄学派诗人形而上学的对死的解释中，就在那珍贵的一刻，释放出恶魔，喷洒出恶种，任凭鼻腔收缩，就像那些可怜的吊着的人一般，没有人要砍掉他们的吊绳解救他们。那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洛绮丝夫人，但对受死之人来说，是没有任何真正的快感的。”

“考沃特永远也不会赞同以一个人的消亡换取另一个人的快乐。”洛绮丝反驳，尽管她内心深处对于她、考沃特和达米安三人之间快乐的度量，觉得非常烦恼，“至于你的嗜血爱好，格里姆上校，来自你的血液和本性，这一点你自己刚声明了，我更愿相信，你也放弃了这一爱好。”

“这是我爱好的一部分，”他答道，“这是从我对战争策略发展而来的爱好，身处在我们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世界里，这是没什么用处的，但为了保卫这个世界，可能还是有用的。我了解到我这种随意的、完全没有根据的推测，已经造成了您的不安，我向您保证，我对折磨白皙、娇弱的女性的想象力绝无兴趣。我们是不是该回乱言塔了呢？”

“我并不是很想回去，”她回答，但回答得很有礼貌，“微风很温暖，撇开刚刚那片空地里荆棘树上的恐怖果实，这里的花和树木也很令人觉得抚慰。我在林中非常放松，我想探索得更远一些。”

“我十分强烈地建议你不要那么做，”他说，“这不是多么安全的一个区域，它以春天般的微笑和无害的外表作为装饰，它其实对无辜的生灵是有害的。让我再带你看一样别的东西，夫人。”

“我不想再回去看那些吊着的人。”洛绮丝拒绝他的提议，用的是上校用过的表达方式，用来掩盖她一想起那些尸体，就止不住地反胃。

“没有这个必要，夫人，我们不是要回到那边林地。你只需要从这片林地的荆棘树上随便折下一段枝杈——一段嫩枝就好，不要折那些枯朽的。”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

“折一段嫩枝就好。”

所以她只好伸出手，折断了一根鲜绿的嫩枝，枝上还带着牢牢附着的、充满活力的小小萌芽。而从那折断的一端，慢慢涌出一股暗沉的血液，流成一团血块，像一只肝脏颜色的蛞蝓隆起背，在迟缓地爬行，边爬边喷出汩汩鲜艳的血，鲜血最后变成绯红色的血滴。她满怀恐惧地一把把嫩枝扔掉，大呼小叫，她不断用手指擦着她的裙子，因为她的手指也被沾上了血。她恳切地乞求上校告诉她嫩枝流血的理由和这种怪异现象所具有的含义。

“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他回答，“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每一种都是假想的说法，有的听起来甚至是玄虚的。作为一位有文化的女士你是明白事理的。伟大的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在他《神曲》的地狱篇中，把这种现象归结于树的自杀，包括吊死的人和如血般的树液这两者间的联系，都被视为对书中内容的一种通俗式的想象。但更暧昧的说法是，因为这里是克雷布斯人或其他种族的人大开杀戒的地方，所以大地以人血为饮，以骨肉为食；这些滋养源源不断地输入，所以这里的树无法长出单纯的绿色的树液、韧皮、树脂，只能将养分以恐怖和恶心的方式吸收、反刍。还有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说法，是说这里的土地和这里的树木憎恶人类——就像克雷布斯人一样，而克雷布斯人某种程度上就像这片土地的守林人、培育者，于是这片大地欢快地吸收着死人或那些毫不警惕地躺在树根处或树荫下的人的精血。故事还有另外的演绎版本，这种故事你在世界各地都能听到，但一般人不会要求鉴定是否有如血般的树液，那故事是说树是由男人和女人幻化而成的，又或者是由克雷布斯人幻化的，克雷布斯人就是会动会走的树。如此一来，树和人的关系就像是毛虫和蝴蝶的关系——人类的巧思、人类的梦幻，成为一切事物的原理，就像蜜蜂会采蜜，或者果树会结实……我所能确定的是，这个地方散发出怨怼和痛楚。我反正在此并不受欢迎，你也一样。”

洛绮丝女士听了这番话，因一些字眼而害怕和作呕，她颤抖着，终于答应走回自己的马旁边，并由上校搀扶着上马。

他们骑着马，翻过平原，一起返回了乱言塔；洛绮丝心中浮想联翩。乱言塔满布大片大片鼓胀的云朵，像飞驰的帆船，像打滚的醉汉、像竞逐的烈马，云简直比风飘得还快。乱言塔就耸峙眼前，前一秒还锁在暗影中，下一秒已经在金色阳光中沐浴。从她的角度看去，乱言塔并不是个造型突出的建筑，它古旧腐朽的壁架和阶台，可以用阡陌纵横来形容，所以某些区域看起来像是一堆残垣断壁，或者说是碎岩层叠，总之是很凌乱的架构。但在阳光里，远眺之下，乱言塔里的住户们在谷缝和拱廊里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工作着，所以那栋庞然大物因人流穿梭点缀，像是一座蚁丘。洛绮丝女士，在马背上骑乘着回到这里，身边随着一个亦步亦趋的血性男人，她并不知道乱言塔是否是一个“久别”的家园、避风港，又或是一个被选定的避难所、安息处——比如说，像个地窖那样。

“我们现在组成了一个保护弗雷德丽卡联盟。”托尼·沃森说。

“还有一个弗雷德丽卡权益联盟。”艾伦·梅尔维尔说。

他们齐聚在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位于奥蒙德大街的公寓中——这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在亚历山大这里，她可以住得最安心，而且应该不会立即被发现。亚历山大在惊讶于每天清晨收到连串找弗雷德丽卡的电话之后，他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了弗雷德丽卡和她儿子，她儿子似乎跟她一刻也不能分开。他卧室中的床大而舒适。在弗雷德丽卡经历了一夜时断时续的睡眠之后，她醒了，穿着亚历山大的一件衬衫，严肃地思考这所有事情的讽刺性——她多么渴望来这里，渴望了许多年，她现在终于来了。她甚至还在亚历山大的床单上滴了两三滴血——作为“见面礼”——血来自她身上还在发炎的伤口。亚历山大晚上倒是在自己的另一个卧室睡了一宿好觉，但他还是有点惶惑。因为他的三个好朋友——艾伦、托尼，以及休，给了他一番关于奈杰尔的巨细靡遗的描述，说奈杰尔复仇心理多么重，又多么暴力。托尼更直接把奈杰尔称为“斧头男”。

一群人关于弗雷德丽卡的未来展开的讨论，因为利奥的存在变得无以复加的复杂。利奥和弗雷德丽卡坐在亚历山大的亚麻沙发上，利奥把身体倚向弗雷德丽卡，好像两个人能变成一体似的，弗雷德丽卡看起来病恹恹的。托尼说她必须去看医生，而且已经在帮她想离婚的事情了——托尼认为一定得有一张医生开具的验伤记录，但此刻，他可说不出口。

“我并不是特别难受。”弗雷德丽卡说。

“你看起来难受得要命，”托尼说，“我看得出来你在忍痛。”

亚历山大用他蓝色的咖啡壶为每个人倒上了咖啡。他记得自己当时也为丹尼尔·奥顿倒咖啡，用的是同一把咖啡壶。丹尼尔·奥顿那时刚从艾尔斯福德飞抵伦敦，住在亚历山大家。亚历山大想：“我是一个总任每个人前来求助的人，尽管事实上，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我也没有太多用处，况且，我并不友善也漠不关心。”

是休，直接向弗雷德丽卡发问：“你以后想做些什么？”

弗雷德丽卡用一只胳膊揽住利奥的头，是个拥抱，是个半掩住利奥耳朵的拥抱。

“我不能回去。唯有这一点是肯定的，也是我目前可以说的。”

利奥紧闭嘴巴。不发一言。

“我想找个地方静一静，好好想一想。我需要工作，我必须独立。”

每个人都望向利奥。

“我们两人会走一步看一步，”弗雷德丽卡说，“我现在需要一个能和利奥一起住的地方。之后，利奥……利奥也必须想……”

“我想过了，”利奥说，“我要跟着你走。你也想让我跟着你走，你是这么想的，我知道你这么想。你想带上我。”

“我当然是这么想的，”弗雷德丽卡说，“只不过……”

她想到了他的小马，想到他每天从厨房到小牧场的既定行程，想到他的完美小世界。她想到自己的“职业生涯”要从照顾一个幼小而焦虑的男孩开始。

“只不过……”利奥重复了妈妈的话，他的脸在微微颤动。

“没什么。我们会找到一个住的地方，找到一些事情做。”

亚历山大说：“我有个主意!可能是个很不错的主意。托马斯·普尔怎么样？他独居……呃，他单身，和他的孩子们住——他住在布卢姆茨伯里的一栋公寓里，我也曾经在那儿住过。他妻子离开了他，跟一个男演员私奔逃家了，那个男演员是保罗·格里纳韦，在我的戏剧中扮演凡·高。托马斯有两个正值青春期的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女儿大概十二岁；另外还有一个小儿子，西蒙，今年八岁，比利奥稍大。托马斯经营克拉布·鲁滨孙成人教育学院——他绝对能帮弗雷德丽卡找到一些教学的工作——这是兼职赚点零钱的好方式，很多妇女都这么做——他的那间公寓也挺大的——他可能愿意伸出援手，另外，也不会有人会想到去他那儿找弗雷德丽卡。”

“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弗雷德丽卡记得托马斯·普尔，他是亚历山大和她父亲在布莱斯福德·赖德学校共事时的同事，“他跟你剧中那个斯潘塞一样好。”但弗雷德丽卡和亚历山大两人都记得托马斯·普尔和美丽的安西娅·沃伯顿的一段情事。安西娅·沃伯顿那时候和弗雷德丽卡一样，都是女学生，安西娅·沃伯顿却落得未婚先孕、堕胎的惨淡下场。但以“惨淡”而言，就弗雷德丽卡来看，托马斯似乎比安西娅更加惨淡，不过，表象却可能是极具欺骗性的——这件事，弗雷德丽卡和亚历山大，谁也没当面说出来。

“如果你想兼职的话，教书的确是个可以考虑的选项。”艾伦·梅尔维尔说，“如果你有这个意向的话，我可以马上帮你找到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里兼任几小时课的工作。现在艺术系学生要攻读学士学位，除了艺术本身，还得学一些其他的课程，所以我们也教文学，相当有意思呢。”

“我也可以问问鲁珀特·帕罗特，看他有没有一些读稿、校对和审稿之类的工作提供给你。”休说，“工作很烦琐、细碎，但可以不用上班，在家完成。某种程度上，出版行业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别忘了，还有威尔基的电视游戏节目啊，”托尼说，“你可以做做节目评论什么的。那不是很简单，但我觉得你能行……”

“工作!”弗雷德丽卡说，“我一定得工作!”

“没错，接下来……”托尼补充说，“我们就该考虑一下别的事情，比如长期范围里，你得做些什么。”

“是的。”弗雷德丽卡应道。

亚历山大、弗雷德丽卡和利奥来到托马斯的公寓。这是一栋坐落在布卢姆茨伯里，宽敞的、爱德华七世时代风格的宅第式公寓，托马斯的单位位于这栋大楼的第六层。亚历山大和托马斯曾在此共居一室，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亚历山大在创作一出叫作《黄椅子》的戏剧。托马斯·普尔的妻子埃莉诺，在1961年突然弃家而去，跟了一个叫作保罗·格里纳韦的男演员。《卖花女》在纽约重演时，保罗·格里纳韦演出过其中的角色。普尔的四个孩子：克里斯、乔纳森、莉齐和西蒙，那时候分别是十四岁、十二岁、九岁和五岁，此刻则分别是十七岁、十五岁、十二岁和八岁。年纪较大的两个男孩眼下在布莱斯福德·赖德学校念书，就是在亚历山大和托马斯作为教师相遇的那所学校，也是弗雷德丽卡的父亲曾经任职的学校。在亚历山大的印象中，克里斯、乔纳森都还是小男孩儿，但克里斯已经在忙于大学入学考试了。他问起了克里斯和乔纳森，普尔则边回答边带亚历山大和弗雷德丽卡参观客厅——当亚历山大还住在这儿的时候，那曾经是亚历山大的卧室。这个房间有一扇很大的八角窗，透过窗看出去，是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大火箭。窗的两边，一边是满目的唱盘和餐具，一边是塔楼和天线——从新建的邮电大楼的圆柱那一端蹿了出来。

在利奥面前商谈弗雷德丽卡的未来，是不可能的；但看起来，把利奥暂时带离弗雷德丽卡的身边，却是可能的。利奥和弗雷德丽卡坐在长靠背沙发上，利奥的手捻在弗雷德丽卡的衬衣褶皱中。一位年轻的奥地利姑娘这时候出现了，她的名字叫瓦尔特劳德·罗泽，棕色的卷发，甜美的花瓣形的脸庞，骨架小得像鸟一般。她的笑容又自信又害羞。她告诉众人说莉齐正在游泳，西蒙则在自己的房间里。她还对利奥说她正在准备茶和巧克力果酱饼。“果酱饼？”利奥以为自己没吃过。“也就是水果奶油蛋糕，”瓦尔特劳德解释道，“是我亲手做的，很好吃。”

弗雷德丽卡把眼神从瓦尔特劳德身上转移到这个房间四壁。墙被隔成了书架，摆满了书，她不禁轻叹。托马斯说起并问候她父亲，弗雷德丽卡说自己有一阵没有父亲的消息，亚历山大说他和弗雷德丽卡的父亲保持着联络，因为他们同在那个斯迪尔福兹委员会。“他现在怡然而居，”亚历山大说，“他陪着自己的外孙，他们住在旷野上，他还在晚上教课。我们一度为他担心，担心他退休之后无以度日，但他的确过得很好。”

瓦尔特劳德回到这个房间里时，手上端着茶具，再回来时，端出她说的巧克力果酱饼。巧克力果酱饼把八岁的西蒙·普尔从房间中引了出来——这个腿又细又长的小男生，脖子也很纤弱，眉上垂散着闪亮的整齐的棕色头发。他有点腼腆，但很有礼貌，进房间时问候了所有人。瓦尔特劳德告诉利奥说，西蒙想要让他看看自己的火车玩具。利奥轻声低语地客气答应了。瓦尔特劳德的口音有点不标准，但显然她的英语能力并不差，至少富于机智，她告诉利奥西蒙的火车有三段分隔的轨道，一个转车台、两个站点和一节卧铺车车厢。西蒙说：“我正在制作一个铁道转辙器。”可能是因为瓦尔特劳德和西蒙都温和可亲，也可能是因为连日来紧紧攥着妈妈攥得太累，又可能是因为蛋糕上的巧克力纾解了他的精神紧绷，利奥终于愿意放开自己，随他们一起走开了。弗雷德丽卡感觉到自己的手在哆嗦。她极快地告知她的两位朋友，她在利奥面前不能明说一些事情，还说她以后不想回到利奥的父亲身边，还有，她想工作，她想重新展开自己的人生，但她想不到以后利奥会怎么样。“我不可能回去，我也不可能保有利奥，我却不能把他送回去，我无法为他打算什么。”弗雷德丽卡对托马斯和亚历山大陈诉着，两个男人看着她，既关心也同情。

托马斯的提议正如亚历山大所设想的——弗雷德丽卡这期间应该住在这里。因为两个大男孩现在正读书，不在家住，所以这里有空出来的房间给他们母子住。而且他们三人：托马斯、瓦尔特劳德、弗雷德丽卡可以一起照看莉齐、西蒙和利奥，同时也各做各的工作。实际上，托马斯至少可以让弗雷德丽卡在克拉布·鲁滨孙成人教育学院里教一节晚上的课，碰巧学院里有一位教员孕期极其不适，已经被劝请在家休息。那节课刚上到“小说形式的发展”或相似的题目。“因为我对你了解足够透彻，所以我知道你能胜任这堂课。”托马斯·普尔说。他又极不合时宜地赘了一句：“或者说你和你父亲一脉相承，我很相信。”

“我总是说我不会去教书的。”弗雷德丽卡有点固执。

“我们都这么说过。”亚历山大附和。

“这只不过是个建议而已。”托马斯说。

弗雷德丽卡环视着房间里的书。

“不是那样的，”弗雷德丽卡说，“我不是拒绝这份工作。我觉得自己就像在吃着巧克力果酱饼的西蒙和利奥一样。贪心，十足的贪心，想做得太多。”

但是当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她的脸，却没有贪婪之色。亚历山大看不出来，他心想：至少她连一点那种老式的贪婪表情也没有。

托马斯问亚历山大在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亚历山大说自己正全情投入，其他人在他看起来也一样。他们担忧的是，不知道经过这次大选，政府的政策会不会有所改变，但看来政策改革势在必行，所以这个委员会面临着被解散的可能。亚历山大说他觉得这很有趣，一部分原因是他喜欢看这个组织里的人以组织为名的工作状态：内部的同盟形成了，冲突随之发生，理性和不理解也激起了小旋涡。委员会十分尽责：他个人已经在不少学校进行了调研，接下来还会去更多乡村、市中心、富裕郊区和英格兰东部农业沼泽地带。那里的学校将被调研，其中也包括育婴学校和较年长青少年就读的学校。“你们对于教育和学习有任何想法吗？”亚历山大试图从普尔疑虑的表情和弗雷德丽卡满脸的倦容中寻求认可，他这种提问的方式，来自委员会早期对他的训练，“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以为生活发生在任何地方，绝不会发生在教室里，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他回忆着、总结着那种曾经被禁锢在教室中的无趣窒闷，那种棕色油毡布窗帘和满是灰尘的窗台，那种踯躅彳亍的钟表行走时，那种在纸上能刮擦出爆裂声的固执笔触，似乎都散发出一种钻心的难闻的气味。在教室里一片棕色气体和灰质倦怠所汇成的海洋中，好不容易等到出现新景象的一刻——一个公式被推导出来了，一句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咏唱结束，哈姆雷特也喊出一句：“词啊，不过就是一堆词啊!”亚历山大说去中等学校调研时，依然能抓到自己在学校时那种感觉。但是一到小学，便感受到小学里弥漫着一股新的气氛——每个人都在讨论“小孩子到底是什么”“小孩子能够做些什么”之类的课题。亚历山大说他常常有这种感受，他觉得自己和同僚们简直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爱丽丝一般，在一个明亮的地下世界中巡游，也通过窥镜来看人事物。他看过一片清新的纸页森林，悬挂着诗歌和描了色的鸟儿；他看过硬纸板雕塑成的一座座城塔；他看过目的明确的奔走、建设和试验……他跟委员会里语言和学习心理学的专家们谈过，发现幼儿能够创造出语句构造这从无到有的过程中的很多奇迹，成年人只要领会到这一点，就不需要逼迫小孩子、训练小孩子。

“的确是很发人深省也振奋人心，”托马斯说，“但也有很多小孩子是目前正在发酵的一些幼教风气的受害者，比如说，西蒙，我的小儿子西蒙。我认为他是那种喜欢待在角落里的安静小孩儿，他是自然的、正常的。但是，总会听人说他不愿与其他孩子接触……”

“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在我看来是这样。”亚历山大措辞谨慎地说。

“我也这么觉得。但也许他有情绪障碍，搞不好程度比我想象中的要严重。但我试图帮他弥补母亲在他生命中的缺失。”

亚历山大的情绪突然失陷。他几乎能确定那个西蒙，西蒙·文森特·普尔，就是自己的儿子，而不是托马斯·普尔的儿子。西蒙的生母埃莉诺在生西蒙的时候，几乎也是相当确定地并且带着几分愉悦地，向亚历山大解释西蒙是亚历山大的儿子这件事，到底有多么确凿的证据。自那时起，接受并关注西蒙的存在，对亚历山大来说就是头等要事。当西蒙还只是个小婴儿，埃莉诺也还在家里照顾孩子们的时候，亚历山大视自己为一个充满威胁的问题人物，埃莉诺的情感侵袭也颠覆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西蒙的诞生，使得这段关系对亚历山大来说，变得更有诱惑力，也更有讽刺感。亚历山大担心自己和托马斯的友情，因为这份友情对他很重要，所以他尽力维持着。后来，埃莉诺抛夫弃子，亚历山大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道德谜题，思考对西蒙而言这形同虚设的角色——说是父亲并不是他的父亲，而母亲又弃家不顾。但亚历山大没有一丝要去了解西蒙的打算。他并不喜欢太小的孩子。西蒙反正已经有一个所谓的家庭了，陪伴着他的有他的同胞(应该说是异父同胞)们，还有一个已成定局的人生。亚历山大如果试图要与西蒙父子相认，那是颇荒唐的，因为那是基于一刹那间快感的相认，也是基于一场基因突发意外的相认，如果基因总是意外的根源。所以他避免见西蒙。

最大的问题其实在托马斯身上。对于托马斯是否知情，亚历山大一丁点儿主意也没有，就连托马斯是否曾怀疑他们几个人之间有纠葛的历史，亚历山大也无从了解，但又想不出托马斯凭什么会知道，所以他继续对托马斯保持着和蔼可亲的信任感；虽然这么说，但他也不敢保证托马斯如何能不知道，毕竟埃莉诺的情绪每次一发作起来，不是戏弄，就是嘲讽，那是她性情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亚历山大想，如果托马斯怀疑西蒙是亚历山大的儿子，那么他现在的言行就是洞悉一切后最好的示范，如果能这样保持下去，也很好。所以这两个好朋友之间所有的对话都非常模棱两可，托马斯的表现似是而非，像是针尖对麦芒般，企图用自己对西蒙的问题的偏执论述，以及托马斯凭借自己的、西蒙的爸爸的身份，展现对西蒙所投注的单枪匹马的、义无反顾的关爱，来刺痛亚历山大。

直到聊到斯迪尔福兹委员会，谈话的氛围才有所转变。亚历山大现在已经能推测八岁男孩的心态，毕竟，他看过八岁男孩写下的东西，也通过讨论，了解到八岁男孩想些什么、知道些什么。他想找西蒙说说话，却不太敢。“性需求是短暂的。”亚历山大想，看看弗雷德丽卡，他曾经渴求过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也曾渴求过他，但作用力却是延宕的。

利奥和西蒙又回到这个房间了。

“我们会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弗雷德丽卡对利奥说，“我们会和瓦尔特劳德、西蒙一起住在这里。没有问题吧？”

“嗯，没有问题。”利奥说。

亚历山大看着西蒙：他的鼻子还没有长至一定形状，但是他的嘴，他的嘴明明……托马斯一把搂住了这个男孩，把他拉近自己。

“利奥和妈妈跟我们一起住，怎么样，西蒙？”托马斯问。

西蒙把前额抵在托马斯的肩上。

“好啊，”西蒙说，“我不介意。”

那天夜里，时间已经很晚了，托马斯·普尔和弗雷德丽卡分坐在壁炉两端。托马斯还对在他戏中演出角色的弗雷德丽卡留有印象：难对付、感情浓烈、充满野心。他帮弗雷德丽卡预约了一位医生，他见不得如此伤痕累累的她。但他对此什么也没说，只说了一句：“我喜欢你的小利奥。”

弗雷德丽卡哽住了，蹙起眉头。

“我也喜欢他啊。他是那么……我差一点就落下他了。但他来了，他一定是要来的……”

“如果你真的落下了他，你也会再回去带他来吧？”

“会吗？我想我会吧。像母子连心一般，我们俩之间有一条绳子牵系着，或者是一条线，能被拉扯、延伸得很远。他现在与我在一起，我就不会回去了，我也不敢想象要回去这件事。不仅仅是因为……不仅因为一切都无法收拾，也因为我一开始就不该去那里。”她环视了四周，“房子里有一个叫作书室的房间，但没有一本书是那个房子里的所有人都可读的，当然，除了那些童书。”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去那里？”托马斯低声地、中立地问。

弗雷德丽卡眼神又落在墙上的书上。

“那里的那个房间很像我父母亲的房间，相同的事物背后，蕴藏着重要的道理。我很想离开我父母亲的房间，我说的是当时——当亚历山大谈起儿童教育时，他的那番描述也恰恰是我所度过的童年——‘棕色气体’，那是他用的词，就是那种感觉，压抑得令人窒息。我的确是觉得‘生活会发生在任何地方，但绝不会发生在我所在的地方’，我不愿重复父母留给我的二手生活，我想，那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另外，就是斯蒂芬妮，她造就了我所有的过去、我所有的世界——她让我看到一种死亡的方式。还有，奈杰尔也在那时候出现了。他曾经是多么有生命力——正派、温良，剑桥的二等公民。我以为他代表着我当时生命的相反面——那么无色彩、那么多话、那么无为——但那竟不是真正的他。我真是个笨蛋。如果不是为了利奥，我只会把我和奈杰尔的事，当成一个糟糕的教训。”

“孩子总是需要母亲，”托马斯·普尔说，“这是传统智慧。但也千真万确，我为此付出了代价。”

弗雷德丽卡说：“在那里，利奥什么也不缺，他有两位极其疼爱他的姑姑，有一个像是超级保姆一样照顾他的人，他有一匹马，一栋有护城河围绕着的大房子、马厩，还有一个果园和田产——别跟我说这些只不过是物质，并不是，因为利奥喜欢那些东西，他属于那个地方……我则不，我喜欢那些东西，只因为它们表面上散发出的魅力，那些也不是我真正追求的东西……但他……我不应该把他从那一切中带离。”

“不是这样的，在我的理解中，是他要跟你来的。”

“他又怎么会知道我们成年人想要过怎样的生活？他又怎么有任何能力做出一个我们称之为‘决定’的决定？——他就是来了。说不定他以为我们两个反正现在在一起，以后也会一起回去……”

“他或许真是那么以为的。他说过些什么吗？”

弗雷德丽卡想了想：“没有。但小孩子也不会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他们从来也不说，是不是？他们不敢说出心中的愿望，担心一旦说出来后，别人反驳了他们，他们的愿望就一闪而逝了。”

“不管如何，利奥都是个聪明的小男孩，而且他和你一起来了。还有，孩子都需要母亲。”

“奈杰尔可能不用经过太可怕的一番争斗，就放我走。我对离婚还没有什么认知，我之后会好好想想。但奈杰尔绝不会对利奥放手，他不放也是对的，因为一个孩子需要父亲和母亲，奈杰尔也很爱利奥……”

“那么，假以时日，你们会达成一种妥协吧。”

“我不觉得。他跟我父亲很相似，极度专制。他绝不会让我离开后又再回去探视利奥，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我不想利用利奥，让他成为我们意志力竞争的牺牲品。”

“你现在说的这些话，没有一句让我觉得你会想把利奥当作制衡奈杰尔的筹码。你不是那种人，你爱利奥，利奥随你来了。试着接受这一切。你的直觉是对的。孩子无论怎样都需要一个母亲，不知道埃莉诺当初怎么能忍心离开。换句话说，我知道她那时陷入热恋——那种事情我懂，我猜想她想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这我也可以理解。但就那样离开——突然在一个晚上离开。当时我在学校里教夜班，她就留了张字条给临时保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跟我们任何人有任何联络。她什么也没带，连一张照片也没带，孩子们的书信也没拿。你能想得通吗？”

“某种层面上，我能。看起来那是让她离开的唯一方法，如果选择离开的话。”

“但她从没有设想过——或者逼自己去揣度一下——孩子们该怎么办？第二天早上……怎么过完一个月？怎么过完一年？”

托马斯·普尔满腹情绪，“第二天早上”此刻在他身上重演，还有“第二个月”“第二年”，统统回来了。

弗雷德丽卡说：“她无法允许自己去想象……”

托马斯喃喃道：“孩子需要……”

弗雷德丽卡开始掉眼泪，嘶哑地、拼命地哭起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托马斯用一只手环绕住她。门开了，是利奥。他看了看托马斯，确定托马斯是不是得为妈妈的眼泪负责，搞清了这并不是托马斯的责任。于是他自己走上前去，像个螺栓一样，紧紧把自己嵌入弗雷德丽卡的膝盖上。

“别哭，”他说，“别哭。别哭。别哭。”

弗雷德丽卡顺从地擦干了眼泪。

“我不知道你会觉得他是怎样一个人。”休·平克说，在去见鲁珀特·帕罗特的路上，这句话休对弗雷德丽卡说了不止一遍。鲁珀特·帕罗特是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的性格跟他的外表还挺一致的。”

弗雷德丽卡阔步走着。书店、市场里的蔬菜、竞选海报、伦敦、生活。她穿了一件衬衫式连衣裙，布料舒适、襟袖宽松，领口有一条黑色系带，裙摆长度刚刚过膝。“我也得去剪剪头发。”她心里想着，眼睛热衷于盯着身边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我的头发是不是挺厚重的了？”

“你一直在那么说，”她转头对休说，“说得好像鲁珀特·帕罗特是个魔术师一样，鬼鬼祟祟的。”

“不、不，不是那样的。恰恰相反，事实上他具有某种典型的人格，而且典型到毫无疏漏。你等下就知道了。”

这天，休不用去代课。他放弃休息，带着弗雷德丽卡去见鲁珀特·帕罗特——鲁珀特可能有些原稿需要她来预读。这说明休非常善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这样的工作，毕竟他也在兼职创作，在写诗。他最近着迷于俄耳甫斯的故事，也正在读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诗。休担心对神话的追溯对诗人来说可能太过陈腐，又为诗中死人头颅高悬的一段而震慑。他在脑中写了几句诗：

那颗死掉的头颅

扭转着，被高挂着

直接吊在峭壁上，血滴

一丝丝染红河流

汇入水流，汇成河水

歌声

旋绕着

在死亡的双目间

像河水一般湿润

“你喜欢他吗？”弗雷德丽卡问。

“谁？帕罗特？哦，是的，我很喜欢他。”他想了想，“他笃信宗教。这一点你一开始可能看不出来。”

“那不好吗？”

“不会啊，怎么会呢？有什么不好的。就是让人有点吃惊罢了。”休说，但他脑中想的是：这首诗不好，念着太软，应该更简练、直白，但保持流畅度。

接骨木花宅邸2号，托梁看上去可不怎么安全。那是一栋又高又瘦的建筑物，其实是属于好几栋紧密相连的又高又瘦的建筑物中的一栋，这些建筑物矗立在幽暗庭院中，被临时搭建的门墙和支撑杆上架起的桥式廊道连接起来。门廊很显眼很好找，门廊里摆着一张女教师用的那种栎树木桌，还有两把扶手椅，椅座上和扶手上都积满了灰尘。墙壁书架上陈列的书也多已褪色，封面朝向人，而不是书脊。阿德尔伯特·霍利的《神性内外》和《我们的激情 基督的激情》，抬眼即是。《神性内外》的封面采用的是欧普艺术风格，黑白相间的螺旋线旋转交叠成旋涡状，最后消失于一个黑色的圆洞，而那个圆洞也正好是霍利英文名字中的那个“O”。《我们的激情 基督的激情》封面上也同样是螺旋，但螺旋的颜色是血红色和橘黄色的。两本书封面显得优雅，也充分显示出一种能量。

门廊一角开着的一个小孔眼似的房间其实是升降机的所在，拉开吱吱嘎嘎的铁格子门，那升降机猛的一下升了上去，呜咽着，似乎摇摇欲坠，却能把自己升起来。弗雷德丽卡和休来到了四楼。他们几乎是屈身而行，深绿色的回廊里积尘已久，二人在这个形状不规则的矩形回廊里拐了三次弯，才来到帕罗特的办公室。帕罗特的办公室，若在狄更斯时代，绝对是一间仆从住的阁楼小屋。办公室的天花板是倾斜的，因为是顶楼，还是两整面都倾斜的，墙壁漆的颜色像是被烟熏过的洋葱皮。地板上是成堆的落满了灰的书；书架上的书也是灰蒙蒙的；书桌上摞得很高的几沓纸仍是在那儿迎接落尘的。桌上还摆着两张照片：一张照片里是一位正摆着姿势的新娘，戴着头纱，拖着裙裾；另一张照片是站成一排的穿着西装、领子镶着褶边的微笑的孩子们。

鲁珀特·帕罗特是个不算高的人，一头深红金色的鬈发，卷度非常密实，之所以没有留成乱糟糟的“拖把头”，是因为剪得很勤快也很精细。他的脸和身体都显示出，他是一个很有纪律的人。以他的身高来看，他应该搭配一张胖嘟嘟的脸，但是，他的脸没有赘肉；他也应该有双下巴，却令人想象不出他有双下巴的样子；他的肚腩也应该在他淡紫色衬衫和紫色底上有粉色和银色圆点图案的领带下缘挺出来，不过，也没有。所以只能凭眼睛，顽固地画出他扭曲的样子。他的嘴，正像休告诉弗雷德丽卡的那样，圆圆的，嘴边稍微有些皱纹，但嘴唇是柔和的。他的眼睛是蓝色，鼻子则无明显特征。他说话时，有一种公立学校似的拖长腔调，再加上看到他那种“我是长这样、可不是长你想象中那样”的体征时所产生的延时效果，让人误以为他语速慢。但他给人的整体印象是有效率的、有能力的、让人觉得轻松的，因为他自己被自己催得烦躁不安。

休向鲁珀特·帕罗特介绍了弗雷德丽卡，并解释了为什么她此刻急需工作。帕罗特问弗雷德丽卡都有些什么兴趣，弗雷德丽卡说她没有太多兴趣，勉强也就一种——文学，可她相信自己学新东西学得很快，也对每件事都抱有好奇心，她很确定。帕罗特说为出版社预读稿件并被支薪的，几乎都是女性，她们在稿纸堆中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早上都有“不请自来”的一沓一沓的原稿，寄至出版社。

“我们是支付读稿人薪水的，钱不算太多就是了。”帕罗特看着弗雷德丽卡说，“因为我们本身就拮据，也因为，你看，有这么多受过教育的妇女坐在家里看着孩子，急切地想做一些工作。”

“是的。”弗雷德丽卡说。

帕罗特说：“我们的小出版社，以前多是出版一些政治类书籍，标准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思想的政治书籍，《费边主义论休闲》之类的书。是我说服了吉姆森·鲍尔斯，告诉他宗教书籍会畅销。他是个老式的社会主义者，思维比较单一，他以前觉得宗教欠缺真实性，是一派胡言，根本不用理睬。我则看出有这个市场，绝对有这个市场——国教正处于一种骚乱状态里，看看《坦对上帝》，就是一位安静的主教写的一张安静的‘供应链管理’式宣传册子，一个全国性的畅销书，卖得多热闹!而且比起他身为伍尔维奇主教，他身上更极端的东西还有许多，我看他也更性感，就像性感字面上的意义所说的——性与宗教，不管在教会中还是在时下流行的青年文化中，都有讨论。另外，死亡神学等，都是很令人兴奋的话题。再就是圣灵恩赐，关于对圣灵恩赐的学习等，还有，我们道德解构的解体，这已经人所共知。克莉丝汀·基勒和普罗富莫，以及保守党当权派的所有麻烦问题，都乱作一团，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看事情的方法让人心安理得，尽管我们已不再相信那些方法。现在，我们的‘不相信’有了疏通的途径，人们有了阅读的热情，人们想去读所有的内幕，人们想获取思辨的权利。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道德动荡又重整、有意义的混乱、人们急于重获新知。”

帕罗特接着说：“我曾经打算做一个系列出版物，命名为《现代思维的试金石》或者什么的。我也挺喜欢‘明灯’这个词，但不能总是用它来指代一切事物，不然听起来就像是在为小学读者写书。再说，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过时了，听起来像是拿破仑时代的用语，我们却一直倡导直白的有精神感召力的书写方式不是吗？‘火炬’怎么样？‘先锋’怎么样？”

“‘欲望之箭’怎么样？”休顺着他的话说，“又或者‘弹头’？”

“或者‘燃眉之急’？”弗雷德丽卡也建议了。

帕罗特思考着他们两人的提议。

“差不多了，”他说，“都不错。但《宗教学的燃眉之急》《精神病学的燃眉之急》《社会学的燃眉之急》，听上去似乎并不是太贴切。”

“《巫术学的燃眉之急》。”休多说了一句。

“别开这种玩笑，巫术是一个严肃的议题。许多人对巫术有探知欲。巫术崇拜，现在大为热门，尤其是古老信仰里的巫术。尽管我没有什么兴趣——我对基督教教义已经极其着迷了——但读者有兴趣。他们投书进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让人想象不到的热忱。”

他递给弗雷德丽卡一本书，封面上画着一个盘着腿的囚犯坐在一间贴满衬垫的囚室里，头上还戴着一顶纸做的尖顶呆瓜帽。

《语言是我们的紧身衣》(作者：埃尔维特·甘德)

弗雷德丽卡翻开这本书。每一页都是空白的。

“那就是个打样的样板书，”帕罗特说，“作者本人很喜欢这个小玩笑——你翻开他这本‘反语言’的大作，看到的竟然是一尘不染的空白的纸页。他是我发掘的另外一个作家。我发掘了霍利教士，我亲自发掘的他。我在一间圆形尖顶屋里听了他一场反精神学运动的演讲——特别有震撼力，他指出那些精神病院本身就是病态的、无效的，他说医生们给求诊的人戴上精神分裂症或精神病患者的标签，使得诊疗具体化起来，我们就以这些名字称呼他们，迫使他们进入疯人院。听了甘德的讲话后，我有了写信给甘德的想法。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我是我兄长的守护人？》。你可能看过那本书，公众并不欣赏，评论却相当正面，而且销量很高。”

弗雷德丽卡观察起封面。埃尔维特·甘德是个像花园中摆放的小土地神一样的人，体形矮小，眼睛很深，细细长长的鼻子，嘴形弯曲，头发不多，晒得有点黑，可能这都是摄影效果。照片上的他穿着一件开领衬衫，看不到腰部以下，很明显地，他坐在一张高脚、椅背也很高、宝座一般的椅子上。封面上的宣传文案上写着：《我是我兄长的守护人？》是新一波知识运动的一部分，这波运动怀疑文明在形式上被压缩，并质疑压缩文明的这些“形式”，是不是来自我们语言的作用，尤其是印刷物上的文字更具“压缩性”。文案还引用了马歇尔·麦克卢汉[1]的话：

“一种集体的共性意识可能成为人类的先决条件。语言作为人类科技的延伸，具有分化和异化的能力，可能会是人类企图丈量天堂高度的巴别塔。此刻，计算机实践着把任何一种代码或语言转译为另一种代码或语言的功能。简而言之，计算机履行了科技能像五旬节一般，带来普遍理解和统一的效用。”

“埃尔维特·甘德，”封面上的文案总结道，“接受麦克卢汉的语言分化论，却质疑麦克卢汉对科技能为人类带来如‘五旬节’共性意识的夸大，或者从根本上对科技本身提出了质疑。埃尔维特·甘德，拥有对此类共性意识如何被重构和翻新的一些大胆观点。”

“好像挺有趣的。”弗雷德丽卡说。

“你一定得去听听他的演讲，”帕罗特催促说，“你会发现埃尔维特·甘德有个人魅力，我是说非常有自己的个人魅力。”

“个人魅力”似乎是他欣赏的一个词汇。

他从地上成堆的稿件里找出四份稿件，让弗雷德丽卡预读——这些都是小说稿件。其中一份，字与字隔着大间距，工整地打字完稿，另一份字打得较乱，稿纸的页缘都翻折成角，第三份是单行距碳字体打印的，最后一份则是手写的。打字工整那份是里士满·布莱的《银船远航记》，页缘翻卷起来的那份是鲍伯·格利的《疯狗与英国人》，碳字体的那份是玛戈·彻丽的《分离之物》，手写稿的那份是菲莉丝·K.普拉特的《日常食品》。普拉特的稿件里还夹着一封信，信上说：“非常抱歉，我必须将自己的手写稿寄给您。我的确拥有一台打字机，但目前打不出来比我的手写稿更清楚易读的字。我希望您仍然能够读懂它，并期待收到您的读后感。”

弗雷德丽卡许诺会给每份稿件写出简报。她和休一起回家时，休说：“你是否想过，那将会是多好的一件事，真的，如果能写出一部小说的话，弗雷德丽卡。”

她看起来很是震慑。

“我知道。但我没有任何想法。我从来没受过那种我得写出一部小说来的教育。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能写出小说来的人都不是英文文学系出身的？他们学的是哲学、古典学，或者历史……又或者是根本什么也没学过。只是这么想一想，就让我感到一种不安。我想我唯一能写的小说种类大概是敏感的剑桥学生之类的东西，因为那种学院生活，让我至今都能吓得倒退或鄙视不已……哦，不过，谈论书籍的乐趣却是不变的，但毕竟跟谈论房子、物件和财产的感受不同。”

她虽然一瘸一拐，却还是能走得很快。她的瘸行相当明显，所以休问她：“你的腿不疼吗？”

“疼，但就是看起来不会痊愈的样子。托马斯要带我去看他的医生。”

晚上，弗雷德丽卡坐在布卢姆茨伯里公寓的书桌前读着原稿，这也是让亚历山大写出《黄椅子》剧本的那张书桌。她在那儿阅读着。她和托马斯·普尔一起做了晚餐，然后，她、莉齐、利奥、西蒙和托马斯一起吃了厚片煎饼和水果沙拉(瓦尔特劳德没一起吃，因为她在上英文课)。利奥显得轻松多了，西蒙是个友善的孩子，已经把利奥当成了自己人。艾伦·梅尔维尔打电话过来给弗雷德丽卡，告诉她：明天帮她安排了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一个面试。有两堂兼职课她可以应征：一堂课是玄学诗歌，另一堂课是19世纪小说。

弗雷德丽卡觉得为这些小说原稿写简报是一件挺愉快的事情。

《银船远航记》(作者：里士满·布莱)

本书的情节——如果能勉强被归结为情节的话，围绕着一个由行为怪异的人和魔法生物组成的团体夺回他们原属地——伊莱德·杜拉朵尔的经历。伊莱德·杜拉朵尔被认为是这群人的先祖能永久栖居的地方，在那里，人们不用语言来交谈，他们可以用想法就实现物质世界的改变。但这群人现居的地点(波纳多)被一个暗黑魔兽(米尔坦)统治着，他们也被暗黑魔兽所奴役，暗黑魔兽将波纳多用毁损变形的磨坊(根据文中所述的建筑风格，应该是19世纪的磨坊)、高耸的烟囱、吊桥堡垒、火焰喷射器等建筑覆盖，这些能活动的建筑多由碾压技术所驱动。在这块工业废弃地的外围，是一片矮木林与黑河。那群被奴役的怪人和魔法生物被神秘的信息征召到一起，聚在一座满是尘埃和灰烬的小山冈上。他们到底是怎样一群人呢？作者给出了描述：破衣人、多毛人、棕人、傻子、“半人”(他另一半身体是羊身)、岩石精灵、青蛙——这只青蛙尽管在全书行进过程中，一直让人以为他是敌军的密使，但最后真相大白时，人们才知道青蛙是一个极有献身精神的英雄，因为青蛙在一块大门入口石头上的惨死，阻止了大门的关闭，使得这群起义分子能顺利进入伊莱德-杜拉朵尔。

要分辨这群起义者中的每个人并不容易，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说着一种高腔语言，并且对于用语言来陈述经历，他们显得并不在行，比如，文中有这样的记述：

“然后，这只青蛙被带往另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青蛙的灵魂被在世界底端那些盘根错节的黑色根状物中运送着，就像一个失明者一般。青蛙的整个身体都能跟无法言语的一些灵力沟通，因此，青蛙基本上呈现出一种昏厥状态，因为它的身体在经历着极端的开悟。”

许多“探险”在书中一一展开。书中有一幕写得很不错：这队起义军在一片非空想的战场上——在一块混凝土质的高沼地上，与一群眼冒红光的黑狗进行搏斗；另一处不错的描写是：这群人终于找到银船停泊的港湾，并且登船，他们航向极地汪洋，被海面上漂着的大块浮冰所慰藉，进而冷静。但他们却遭到一只吊舱或者说一支漂移武装队，更具体一点说是一群凶恶独角鲸的攻击，敌人用强光和密集作战取得了上风，挥舞着他们镶着角状物的长矛。作者布莱先生可能是一个常常待在家中和一群无言生物相处的人，而不是经常和有思维的人类见面，或者喜欢一些“半人类”，还有青蛙等。全书中只有一点点，或者说几乎没有性描述的成分。所有的女性人物(或者说雌性生灵)都是伊莱德-杜拉朵尔的居住者或访客，她们都是高大的银色生物，系着美丽的皮带，而且动不动就高举双臂，这点很有趣，让我想起《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厄休拉和古德伦在湖边所做的达尔克罗兹动作。但是，没有任何事件发生在这群女性人物身上。每种威胁，甚至是在冰山上的最大冰块上发生的那场大激战，最后都消解成一次无可言喻的视觉奇景，然后引发这些主要角色发表一连串狂想式的感叹。这些感叹几乎可以，但不是完全可以，被当作一段段无意义的空白呓语，对于一般人的内耳来说，听起来应该是挺难受的。

这份稿件中的故事脉络企图向托尔金的小说靠拢——我猜想，作者本人对托尔金有着真诚的崇拜，也并非出于对托尔金书籍销量的渴望，才进行效仿。但是全书缺乏叙事紧迫感、风物考究和现实意义。另外，全书也缺少适时的幽默叙述，听起来是一件好事，但相信我，不是这样的。书中的故事也从不同层面上回响着《绿野仙踪》的旋律(我窃以为这是作者的无心之举)。总而言之，这是一部有奇想却空洞的作品，它的成书初衷具有矛盾性——一方面是渴望创作创新，另一方面是渴望居住于一个虚无世界。

《疯狗与英国人》(作者：鲍伯·格利)

我不敢相信在此书之前，世界上尚未有一本以《疯狗与英国人》为名的书。如果让我来设定以此为名的书的情节，我会认为《疯狗与英国人》这本书，应该是一本阴郁的作品。事实上，我觉得，本书确实如此，该作用浪荡的笔调写就，描绘了一个名叫约翰尼·希普的脾气乖戾的二十多岁的英国人，以搭便车的方式漫游南法的旅程。他在家乡(普雷斯顿市)被一位叫作狄安娜的倒霉姑娘不懈追求过，狄安娜有一双毛腿，脸上满是斑点，轻微口臭，总穿缩腰紧身裙，头发油油的，下巴上长了一个疣——像是想要成为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家，笔下关于恶咒的段落中会安插的事物。约翰尼·希普一次又一次从狄安娜的手袋中偷钱。(文中借约翰尼·希普之口，写道：“她不用做什么工作就有钱，可她对花钱没什么兴趣，所以像是不怎么需要钱，我却总是急需钱财，也知道如何靠花一点钱就从日子里找到点乐子。”)这些偷窃行为几乎是约翰尼·希普用以谋生的全部手段，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工作过，或者做过任何有意义的事情，他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还被漂亮的法国和意大利女子招待过，那些女子之所以愿意停下自己的运动型跑车，接他上车，供他吃、载送他，我推断是因为她们看上约翰尼·希普不修边幅的外表和冷酷气质，再就是他阴茎的尺寸。这些女人各具不同的种族背景，文中说“油亮漆黑如乌鸦”“亮晶晶的白金色”，或者“火焰般的棕红色”，但都具有相似大小的球形乳房、流蜜汁的小口和闻起来甜美的阴毛。约翰尼·希普常常弃她们而去，因为他从餐厅的窗口，或停在加油站正等着加油的法拉利车窗向外看去，总能看到一个更好的女人。

这部小说里出现过很多食物——堆得像山一样的豆焖肉，闪闪发光吊人胃口的蒜泥蛋黄酱，奶油烙鳕鱼，马赛鱼汤，等等。这些美食仅仅是饥渴交媾前的序曲，但是，若没有酒，提及这些食物也是枉然。文中写到的酒大多是啤酒，这一点有些古怪，因为小说中写到约翰尼·希普频频置身于葡萄酒庄园。不过，约翰尼·希普对法国绿茴香酒、马丁尼、白色葡萄酒、马斯喀特、玫瑰红葡萄酒、干邑、阿马尼亚克酒、薄荷甜酒、君度橙酒、荨麻利乔酒之类的也不中意，每一种酒都让他在吃下酒菜时觉得反胃，不管那些食物来得易或不易。我没有数过具体的页数，但我想能让人读到产生一种介于性交和呕吐之间的感受。每每好像会有一点讽刺或反语的修辞，又总是会被作者对于约翰尼·希普那种几近病态的文字迷恋压制、掩埋，然后完全读不到——这也显示出作者耐力和能力不足。全文的对话很少。(我引述文中的话：“这根本不需要任何言语。我把自己扔向她，她湿润地敞开自己，迎接我，然后是躯体的对话，夹杂着一些喃喃自语和叽里咕噜，来自我已经脱序的肝胆，那两具躯体进行着富有节奏的猛击。”)

对于一个不带感情的读者如我来说，约翰尼的外表很有可能像狄安娜对约翰尼而言一样，是令人生厌的。他花很多时间钻研自己的胯下、腋窝、脚指头、脏到发硬的内裤、满是污秽的鞋子、留有痕渍的衣服、剪断的须根的气味……对气味的执迷，简直像他对自己山羊般的生殖能力和他对人生的坦诚，以及那种他对别人从不流露爱意，却总能像花蜜之于蜜蜂一样吸引到女人的能力，这种种“生命现象”的证据。

他会因自己对地理或者方位的认识而缺乏安全感。他顾及自己要给旅途预留时间，所以连从戛纳到尼姆都恨不得乘坐喷气式飞机。但旺斯离蒙彼利埃可不近，而且卡马格地区的大多数公路还未向旅行者开放。

这本书，就像你所能想象到的那样，在它开始的地方结束了——约翰尼·希普，两眼迷蒙，宿醉未醒，打着饱嗝儿，装着满肚子的自我膨胀，在艾格莫尔特(那就是书开始时他出现的地方)，等着被搭讪。任何男人(或女人)如果还有清醒的意识，就应该快点开车离开。

《分离之物》(作者：玛戈·彻丽)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叫作劳拉的敏感、年轻、工人阶层女孩的人生故事(她如果真的叫劳拉，她一定是工人阶层出身的，无论如何，我都怀疑她可能属于偏下层的中产阶级，当然这是每个人都觉得再平淡无奇不过的一种出身——尽管拥有这种出身的确实有很多人，甚至是最多人同属的阶层)。劳拉得到一份去牛津读英文的奖学金，在那里爱上一位叫作塞巴斯蒂安的年轻男子，但那个男子却没有爱上她，而且更可能的是塞巴斯蒂安爱着自己最好的朋友休，他们一起求学、一起度过军中岁月，而此刻在一起灿然地读着英文，还一起在牛津大学戏剧协会里演话剧。

劳拉先在好几个章节中，痛苦于是否该跟几个年轻男子上床，或者跟其中一个男子度过几个文雅浪漫的夜晚。她的处子之身终于献给了一个人，却不是塞巴斯蒂安，而是休(休体形较小，但更强壮，更有肌肉，比他细若柳枝似的好朋友粗糙了不少)。自此我们才有了一段微弱的有趣的刚刚萌芽的三角恋，但玛戈·彻丽对三人关系并无细述，显然作者对此没什么兴趣，她有兴趣的是诊断到底谁跟谁在“恋爱”，如果作者至少能告诉我们到底劳拉有没有嫁给塞巴斯蒂安或休，或者她根本就没嫁给这两人其中一人，又或者她嫁给了另外一个人，只要一个结局就好。但作者完全没有告知读者，只留下一个似是而非的结尾：牛津的生活已经告终，每件事都迷迷糊糊，像一团谜影，悬浮在空中。

这是每位在大学修读英文的年轻女孩都想象着自己可以写就的一本书——或者是大多数人(弗雷德丽卡一开始写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为求公正和客观，又把“我们中的”给画掉了)的心愿，但大多数人欠缺耐力和意志力写完这几百页。但我感到在玛戈·彻丽的书写中，在对日常生活的细节上，她的笔触是异常感人的，即使她的笔下的角色是刻板印象中的角色，而且像木头人一般。她描写萨默维尔学院的浴缸时，劳拉躺在浴缸里双脚踢向空中，水哗啦啦地洒下，流过她的双臂……还有，玛戈·彻丽还写到了学院花园、电子水壶、咖啡店、大学图书馆……她的写法，让你觉得这些事物好像从来没有被人见到过或描述过。这对读者来说，有一种奇妙的作用，因为这些事物太常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所以读者已经被施以一种陈腐却强大的法术，但在玛戈·彻丽苍白无力的叙事手法中，吸引住了那些一向容易上当受骗的读者，她洗刷着他们，带来一种新的能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出这本书的中心情感——是一种空虚的渴望，是一种笨拙的性决定上的协商。总而言之，我认为，玛戈·彻丽是有写作能力的，她很可能写出不错的东西来，前提是她得有主题。

但为什么不是单纯的牛津？不是直接的青春恋情？不是莎士比亚或其他什么？我读完之后，扪心自问。因为这本书将一种恶心的感觉注入我的身体里，而这种恶心我并不陌生。这是一种年轻的清新的“似曾相识”。这就是敏感的年轻女子应该回避创作关于牛津的青春小说的原因。没什么是能令人振作的，写完这么多页，还不如做点其他的事情。

《日常食品》(作者：菲莉丝·K.普拉特)

这部小说以一位妇女做面包为开篇。详细解说了酵母的发酵和面团的膨发，而且面团是先被压扁再膨胀起来的。小说形容了等待面团膨大所需要的耐心，也描写了烤箱中的圆形面包、长条面包、十字面包。

这本书的女主人公是一位牧师的妻子，他们一家人住在沃里克郡，夫妇两人一共育有十三个孩子，而这位太太对做面包非常着迷。她的名字叫作佩姬·克伦普。她的丈夫是伊夫林·克伦普教士。佩姬是在难民营里当义工时遇到了现在的先生的，并且为他转换了宗教信仰，成为基督教徒，因为她先生的信仰非常坚定，并且视宗教为世俗世界中很有明显用途的一件事。但他并不是如自己希望中的那般超脱、先进，他总是在没有被征召到为极端情况效力时显得极为易怒——而且他们现在身陷囹圄，过着一种往好处想是“文雅”、往坏处讲是“清贫”的生活。家庭事件层出不穷(他们经历过一场白血病导致的死亡，一位浮夸高傲的主教的烦扰，一些体罚、一次“喜悦而空虚”的幻视)，这导致佩姬对神失去了信念，但伊夫林强迫她继续“强装”虔诚，毕竟她有太多孩子要照顾，她也没有太多选择。

小说的戏剧性由此开始——尽管表面上无非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戏剧性转折——伊夫林本人经历了一个灵性昏沉黯淡的夜晚，他以为自己看到了恶魔，恶魔跟他说了两件事：1)恶魔亲口说：“我是纯属虚构的，我是被想象出来的。”2)恶魔又说：“基督教也是虚构出来的。”恶魔要伊夫林走出虚构的人生和信仰，活在一个有生有死的世界中。

那晚的幻象让伊夫林陷入了极端的悲观、梦游、绝食、几近戏剧化的令人费解的说教论道和刻意设计好的却无力顺利执行的自杀尝试中。佩姬告诉他，就像他曾经告诉过佩姬的——“你必须活在强装的生活中。”但伊夫林却对她说：“具有神职圣职的神父无法以强装的方式生活，不过普通的家庭主妇却是可以如此的。”这番话导致佩姬对他策划了一场有预谋的攻击，她的攻击工具是一把面包刀，因此弄得整个家里血污遍地。

这不是一本悲剧小说，也不是对一场闹剧的记叙，只能说是一部异色的泰然的黑色喜剧。书中有一场最完美的滑稽戏情节(让人对一种宇宙性和社会性的价值混乱和空洞失序有了直观印象)，还有对几个心智健全的、被严格监督的青少年的描写。另外，书中还出现了一位贴心的副教区牧师，一头逞凶好斗的驴子，一个咄咄逼人的小婴孩，以及各式各样的有趣人事物。

故事对照面包的形象和意象而写，用的是一种令人非常满足的笔调。鼓胀暴突的生活和佩姬手中面包那肿胀暴跳的能量，对比的是再也无法被当作上帝“寄体”的圣餐饼。小说也几乎(并非完全地、并非齐全地，但从象征意义上说是“几乎”)揭示着酵母细胞才是“真神”，因为它给养了一切。一连串的比喻贯穿全文，隐现在主教宅邸的黄瓜三明治、奶油蛋卷上，还有模具和盘尼西林，都各带喻意。

我建议你亲自读一读这本书，并且好好考虑它出版的可能性。它让我读得忍俊不禁，也让我读得毛骨悚然。并且，它让我感知到，英语是言之有物的一种语言，能写出有深度、有趣味性、复杂艰深的东西——这种感觉，让我找回了对英语的信心，因为在读完其他三本书之后，几乎快放弃对英语的信任。

就这样，弗雷德丽卡完成了四本书的简报，她心中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欢愉感。之所以说“五味杂陈”，因其中有不少元素：她本身享受着写作的过程，享受着看语言文字从她的笔尖流泻而出，这也让她觉察到：“我又是我了，我又是自己了。”这让她对“身体”重获了一种真实感，因为她的心灵活过来了。然后，就她对金钱的认知来说，不管得到的酬劳多么少，只要是赚来的就视同“独立”。除此之外，就是文字本身带来的快感，不仅仅是菲莉丝·K.普拉特手写整本小说所具有的震撼性，还有布莱、格利、彻丽等人所组成的书写“工业”，这些“业者”始终觉得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坐在那里笔耕不辍，创造出一个由想象力铸就的世界，是一件绝顶重要的事情。这种快感，到头来让弗雷德丽卡觉得自己对奥利芙、罗萨琳德和皮皮·玛姆特的忍耐力多了一些，现在她们再也不能给她的世界设限——也正是因为她们，弗雷德丽卡才深刻而清楚地感知到“佩姬·克伦普”在书中所受到的囚禁是多么残酷，于是玛戈·彻丽书中的“劳拉”则离弗雷德丽卡无限遥远了。

托马斯·普尔敲敲弗雷德丽卡的门，告诉她可以吃晚餐了。晚餐是托马斯准备的：腌猪腿肉、菠菜和伯沙玫酱。弗雷德丽卡尝试向托马斯讲述她写阅读简报时的愉快。她说：“我爱这种有事情做而且我擅长做的感觉。我也感念这么多人明明知道可能出不成书还毅然决然写下去的精神。你会觉得他们傻吗？”

“不，我不会这么想，”普尔说，“那是一种充分利用个人能力的愉悦，我也很明白这种愉悦。就像一个看似感觉迟钝的小男孩在学校里，突然写出了一篇多达十二页的作文，从文中你看到他思路的流转。这便已足够。”

“我一定得工作，”弗雷德丽卡说，“用不完的能量会杀了你，用不完的能量会转而与你对抗。”

她想到了酵母。

“看到你重新开始笑，我很开心。”普尔说，他又有所疑虑，“我很开心你来我这儿。这听起来很怪，我是说我还记得你原来的样子——你曾经是那样一个坏脾气的女孩儿，那么一个刚愎自用的女孩儿，对你父亲来说，你是个难题。但你现在却变成一个女人，还带着利奥一起，出现在我这里。”

弗雷德丽卡有点拘谨地笑了笑，对于普尔使用“女人”这个词，既欣慰，又不安。

他们吃了一顿挺不错的晚餐。他们谈起了菲丽丝·K.普拉特、埃尔维特·甘德，谈到敏感又年轻的女性为什么不应该写小说。他们没有谈论奈杰尔。但很快就得谈了。

比尔·波特正在重新修订他为讲解《曼斯菲尔德庄园》所做的讲义。他一直在从事校外教学，讲解《曼斯菲尔德庄园》，这本小书他至今讲解了三十年。尽管不是每年都修订讲义，但他常常改写他的讲课内容。他这么做，一部分原因是顾及新学生，他们不应该被灌输陈词滥调；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和这份奥妙又悲伤的讲义的关系一直在改变——在缓慢地改变，如同一个男人和家庭的关系一样。比尔脑中有托马斯爵士[2]的形象，托马斯爵士对女儿的道德养成方面投注的关注力不够，但是却和他妻子的妹妹其姓“普莱西斯”的子女们所组成的“替代家庭”中，得到了一些教养子女方面的满足，比尔·波特也满怀爱意地想到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也都和他住在一起。

屋外的村庄一片宁静。一辆车在远处就发出轰鸣，呼啸声越来越大，并没有疾驰而过，反而停在门前。门铃声响起来。比尔以为温妮弗雷德会去迎门，但是她好像没在家里。门铃声又催促了一遍，比尔去开了门。

比尔没有马上认出门外的是他女婿，过了一会儿才看出是奈杰尔·瑞佛。比尔眼前的人健壮结实，穿着猩红色的马球领衫、粗花呢子的西装外套、双斜纹布裤子。而奈杰尔看到的是一个土地神一样的老头子，几绺飞散着的灰色和生姜色的头发，一双锋利的、褪色的蓝眼睛。

“我想和弗雷德丽卡谈谈。”

“呃，但你可能来错了地方。她并不在这里。”

“我觉得她一定在这里。我没有打电话通知就直接过来，因为我料定了你会说她不在，或者说她不愿意跟我对话。所以我要直接来找她谈。”

“年轻人，你在你的大脑中写出一个跟事实毫无关联的故事，在你告诉我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她没和你在一起，抱歉。她并没有来这里，即使她看起来像能远行的样子，但她没有远行至此。”

“我不相信你。”奈杰尔说。比尔觉得奈杰尔处于激动的状态。奈杰尔继续说：“我要进来了，我要找她，她必须跟我对话。而且我想要回利奥。”

“我帮不了你，”比尔说，“即使我能帮你，我也不会帮。你到底让弗雷德丽卡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一种非常舒服的生活。”奈杰尔说，“请你不要挡住我的去路，可以吗？我要进来，找我的太太和儿子。”

“我不说谎话，”比尔说，“他们不在这里。”

比尔试图把门关上。奈杰尔连脸色都在抵抗。奈杰尔推开了门，他的冲击力大到使得比尔的头撞到了门后的毛石墙。比尔一下子被碰伤了，血流不止，也头晕目眩，双膝跪地，倒在门厅，倒在奈杰尔面前。奈杰尔赶快伸出手撑起了他，口中发疯似的念念有词，并语焉不详地道着歉，用颤颤巍巍的手指轻触比尔碰伤的头皮。他们两人以一种相拥的姿势蹒跚着，奈杰尔把比尔架到了厨房。奈杰尔有着令人惊异的高效，他很快找到一块干净的茶巾，开始擦拭他岳父的头。

比尔用颤抖的尖厉语气斥责着他：“你看看你自己，也看看这周遭到底有没有他们母子俩的踪影，你尽管在这栋屋子里搜查吧，反正你已经闯进来了，但你也找不到他们。”

奈杰尔真的环视了厨房一圈，几乎是在细嗅着，像是在嗅闻失踪者遗留的气味。他更因为比尔的“邀请”，又冲回了门厅，比尔听到他在更高的楼层上推门的巨响。头上的血，滴入他的眼里。奈杰尔又出现了，手中拿着一件绿色的宽下摆的女士洋装。

“这是她的衣服。”

“没错，是她的，从她还没嫁给你之前，她就放在这里了，是她不要的。我们还有一整柜她不要的衣服，你应该看过她穿那些衣服。”

“我要带走这件衣服。”

“你请便，我也不觉得她想再看见这件衣服。”

“对不起，我伤到了你。”

“事后道歉总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比尔回了这一句，停下来没有再说下去。这是比尔经常对别人说的一句话，他紧紧地盯着奈杰尔，用一块捂在眉毛上的脏手帕极快地擦了一下即将滴落的血。

“她在夜里逃家了，带着利奥一起走的。我这一阵子的确待她不是很好，但我决心改过自新，待她更好一些。你知道，我容易，我很容易冲动。”奈杰尔说着，边说边修正自己的言语。因为他看出来，比尔早已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他“容易激动”。比尔没有回应什么，因为他忙不迭地接过奈杰尔的手帕，擦拭着血。

“我确信她会来这里，那是女人会做的事。她们会回到母亲身边。但我耐住性子等了一会儿才来这里——因为我很恼怒，我感觉到我应该冷静下来思考一下——我真的思考过了。”

“弗雷德丽卡可不会做大多数女儿会做的事。”

“我不知道要怎么寻找她的朋友们。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把他们全都杀掉……”

“你似乎实在不怎么擅长讨论。”比尔说。

奈杰尔对他怒目相视。

“我要走了，”奈杰尔看起来盛怒未消，“把你一个人留下有没有问题？我该不该等有人回来才走？你会不会头昏？”

“不，”比尔说，尽管他的确有点头昏，“如果你能离开，我会非常开心。现在，就请你离开吧。”

“你能通知我吗？如果——如果你得到他们母子一切平安的消息，或者是他们需要钱或任何东西，又或者……”

“我会做弗雷德丽卡希望我为她做的事情，”比尔说，“这你应该知道。”

马库斯在午餐后回到家里，看到他家门外有一个男人在一辆绿色的阿斯顿·马丁车后座上，像一个几乎要昏厥的女人一般，整理着一件绿色的派对洋装。马库斯眼见那辆阿斯顿·马丁从村后方驶离，驾驶者车技很好，但开得太快了。

大选终于在10月15日举行。弗雷德丽卡和托马斯·普尔一起看开票结果。和他们一起看的还有休和艾伦，因为他们俩都没有电视，当然还有亚历山大，自从弗雷德丽卡和利奥住进托马斯·普尔家后，他来得频繁多了。普尔是个“文艺男”，并不倾向在自己家里摆一台电视——他担心自己会陷入自我放任，过着清教徒生活的他把看电视视为对时间的浪费。但是他被他的孩子们说服了，孩子们说在学校中如果不能和同学们讨论《蝙蝠侠》和《流行之巅》等电视节目，会被像“弃儿”一样对待。艾伦的朋友托尼·沃森在海顿报道哈罗德·威尔逊的票数；与此同时，托尼也在写一篇电视对本届大选所发挥的影响力的深度文章，托尼对威尔逊在电视上对自己外表、政治形象、政见、民调舆情的精准控制力崇拜得五体投地。这次大选选情激烈，参选者的票数都互相紧咬不放，直到第二天的下午，结果才逐渐明朗起来——工党得到了制胜的过半票数。几个好朋友一边吃着炖辣肉酱，一边喝了不少红酒。弗雷德丽卡想着，却没说出来——奥利芙、罗萨琳德和皮皮·玛姆特喘着粗气、心潮起伏地看着开票转播，尤其是票数相差无几左右摇摆的时候，这群女人更是对“我们英国人”的命运忧心得不得了。他们是人民的公敌，保守党政府不知怎的总是能与一些不名誉的、失职的、引人奚落的事情相挂钩，比如克莉丝汀·基勒、曼迪·赖斯-戴维斯等跳梁小丑，保守党作为执政党，党员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表现有天壤之别，并且一再传出欺诈和耻辱事件。弗雷德丽卡心中准备好要接受哈罗德·威尔逊，就在哈罗德·威尔逊在海顿那个拥挤不堪的礼堂中，突然失控似的振臂挥舞的那个凌晨时分。他的得票率多了两成。他在电视镜头前亲吻他太太。在他身后，可见欧文·威廉姆斯[3]那张巨大的喜悦的脸。

“他曾经想和我结婚，”弗雷德丽卡对众人说，“我挺好奇如果我和他真的结婚了，会是怎样的……”

“我觉得你们的婚姻会是很糟糕的，”艾伦语气平稳地说，“他已经和政治结婚了，你只能当他的情人，你肯定受不了。”

休也开口了，一反常态地尖刻：“就像在剑桥一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得抢到某个人。所以造成了很多悲剧，很多愚蠢至极的悲剧。剑桥里女学生本不够多，所以每个人都蠢得要命。”

弗雷德丽卡隐隐地被伤害了。哈罗德·威尔逊在镜头前张狂地散发着光芒。即使这样，也并不能证明他赢得了这场选举。

亚历山大说：“如果他胜选了，我疑惑他会不会解散我们的委员会。我已经开始认为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了。委员会里的人变得，我想说，变得团结一致了。我们是一个团队，我喜欢这一点。我希望这能持续下去。我们下个星期要去参观几所小学。我们像大人国里的人一样，我们从小处学习新东西。”

没有人对此能有任何建议。他们在这几个小时内心神涣散了，微醺，也微微地满足。托马斯和弗雷德丽卡把所有人送到公寓门前，像一对夫妇一般。托马斯一只手搂住了弗雷德丽卡的肩膀，弗雷德丽卡并没有挣脱，但也没有对托马斯的动作有进一步回应。

“你觉不觉得休·平克依然爱着你？”托马斯问弗雷德丽卡。

“不，”她说，“他的确一度爱过我，但就像他说的那样，每个人都跟每个人相爱过，尤其是女人。我们俩都以为对方很特别，以为对方是很稀有的人。”

“那你爱过他吗？”

“噢，那可没有。我爱的是拉斐尔·费伯，或者我爱的是我对拉斐尔·费伯的想象。可望而不可即的那种感觉，你知道，老师、禁忌、修道之类的。我自己想象了很多，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们的距离太远了。”

“你变了。”托马斯·普尔说，他想了一下子，然后拉近她，轻轻亲吻了她头顶处的头发，又松开了她。

“晚安，睡个好觉。”

“你也是。可能明天我们就会置身于白热化的机械世界里了，也或许不会。”

但他们第二天会从机械世界里醒来。

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阶梯上，“门户”这个名词闪现在弗雷德丽卡的头脑中，这显得诡谲又棘手，因为词语本身与人类保持着疏离，并且坚持这种疏离感。这所学校的确有一个很壮观的门户，在尼古拉斯·佩夫斯纳[4]的《佩夫斯纳建筑指南》中还有一小段描述。这所学院是一座长形的纯石制建筑物，占据了露西广场一端的全部，并临近在罗素广场和南安普敦街上段的女王广场。学院的前门装饰着艾瑞克·吉儿[5]的浮雕作品，前门与“门户”间被一段宽敞的楼梯连接着，楼梯是扁平的，穿过了一座圆形石拱门，石拱门的两端站着亚当和夏娃，真人大小，也是艾瑞克·吉儿雕刻的，他们二人皆手持苹果，面上带笑，好像被逐出伊甸园是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根本对他们毫无影响。罩在两尊雕像顶上的是密密麻麻的人物形象，但究竟是天使、精灵，还是仙子，并无法辨识。沉重的黑色大门上的两个门把手是黄铜铸件，一个是斯芬克斯，一个是美人鱼，斯芬克斯和美人鱼都有着金色的发亮的乳房，因为长期被人摸来摸去。

“门户，”弗雷德丽卡对艾伦·梅尔维尔说，“这座学院的门被称为门户是实至名归的。它通往一个古怪的世界，门户。”

“美是心中的瞬刻，像门户开关时的追溯；但在肉体之上，美却永恒不灭。”艾伦诵着诗，一只手抓着斯芬克斯的黄铜乳房。

“我想起的倒是查泰莱夫人引述斯温伯恩的诗，”弗雷德丽卡说，“她喋喋不休着‘苍白，在走廊及门户之外[6]’之类的，还说着她要怎么穿越那些走廊和大门。大概是类比冥后珀耳塞福涅要从冥界重返人间吧。”

他们走在这栋建筑物中，好像不是走在一所教育机构中。学院里满是长廊和楼梯——都是实心和石质的，建造出来就是为了耐久——不过，空气里仍有一股学院里独有的淡淡的“精英”气息和消毒剂气味。长廊里挂着美术作品，有明亮的抽象画，有歌手和电影明星的流行肖像画，有“布莱克式”的云状形体画，还有面具般隐晦的拼贴画。原来，那股消毒剂的气味就是来自这些画作——油彩、松节油、油灰、高熔金属。艾伦正在向弗雷德丽卡介绍“通识教育课”。

“我以前总是说我不会投身于教学，”弗雷德丽卡说，“但如果能和你一起工作，也是一件好事。”

主管“通识教育课”的学系主任有一间镶有嵌板的办公室，窗上挂着两色的亚麻窗帘(窗帘是纺织品系的学生们制作的)。学系主任给弗雷德丽卡倒了一杯咖啡，用番茄红色的咖啡杯递给她(咖啡杯是陶艺系的学生们制作的)，然后审视着她的简历，简历是弗雷德丽卡在艾伦的指导下，熟练地整理出来的。学系主任是一个高大俊朗的男人，长了一张弗雷德丽卡的母亲应该会称之为“好人脸”的脸，闪闪的蓝色眼睛，精心打理过的整齐后梳的黑色头发，夹杂着一两缕白色溪流般的银发，嘴上挂着轻轻的笑意。他穿了一条蓝色的灯芯绒长裤，系着一条红色的绸料编织领带。围绕着他办公室墙壁的，是三排油画和复制画，画作下方都写着优美的富有文化素养的箴言，弗雷德丽卡看出这些画都是威廉·布莱克的手笔。一幅画着飞溅的斑点的抽象作品，下方写着：“丰沛的精神即是美。”一幅在星空背景上画着一张孩子气脸庞的作品，下方写着：“如果那个人的脸从不发光，那么他将永远也变不成一颗星。”一幅拼贴成树形的巨大作品，下方写着：“愚昧之人和慧颖之人看到的绝不是一棵相同的树。”一幅画着眼睛的作品，下方写着“一个思想可填满太空”和“愤怒的猛虎比训导过的马匹聪明”。还有一幅看得出受皮拉内西影响的蚀刻版画作品，下方有着长长的一段诗文：

这就是艺术之城哥贡诺扎市中大教堂金碧辉煌的殿堂。活物神洛斯的火炉怒吼咆哮，充满生机，熊熊涌动，因愤怒和绝望而痛悼，从南方一直烧到北方，烧着了天地四元素。看!烧火的工人伦特拉和帕拉马布隆，塞欧托曼和罗明，奋力地与哥贡诺扎的无数人民围着死神的铁砧，煽动着怒火[7]!

“哥贡诺扎[8]”是一直让弗雷德丽卡生厌的词。对弗雷德丽卡来说，那是婴儿的一句嗫嚅，根本不符合造词法则。尽管不是故意的，但这个词听起来滑稽可笑。“通识教育课”的学系主任边扫视着弗雷德丽卡的简历，边喃喃自语道“了不起”，更抬起头观察着正注视墙上不同画作的她。

“我把威廉·布莱克当作学院教学的重点。他是最伟大的英国诗人和英国画家。他写尽也画尽他头脑中的一切东西。学生们都称他有启发性。多年来，我把学生们向他这位天才致敬的作品收集起来，成了一个收藏——你可以看得出，学生们的风格大相径庭，但精神却是共通的。我喜欢雇用有创意的人。你本身也从事写作吗？波特小姐。”

(弗雷德丽卡决定用回她的娘家旧姓。)

“不，我并不写作。学习英国文学会把人的创作欲望清空。可是看起来在这里却不是这样——每个人都在创作着。”

“这里的确有一种特别的氛围。我也尝试着写点什么东西。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头脑被赋予了创意，那么至少应该尽力创作，你不这么认为吗？”

“嗯，你说的当然很有道理。”

“我总是被预言类的书籍启发。”

弗雷德丽卡，毫不留心地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从来没办法读得下那些预言书，因为书中使用的语言太丑陋了。但《天真与经验之歌》则另当别论……”

学系主任宽容地微笑着，说道：“我相信如果你多投放一些注意力的话，会发现预言书的语言有一种自成一格的美感，一种特异的美感，一种自由的美感——就像布莱克所说的那种‘自由’一样，他说那种单调乏味的抑扬顿挫——实是束缚——韵脚和空白的诗行像戴着镣铐。戴着镣铐的诗歌，也为人类戴上镣铐。你需要一双被刷新过的耳朵。这是有视觉性的——在阿尔比恩和德鲁伊[9]的视觉中，能意会到希伯来人宗教的基础和源泉。”

“的确是很有趣的神话传说。”弗雷德丽卡说着，眼神却聚焦在一幅极有冥想意味的水彩画上的题词，那幅画上的玫瑰花蕊中似乎隐匿着一条无形的虫。

“神话也许是真实，或者说是真实的神话。”学系主任边说边微笑，弗雷德丽卡还在试图解读画上的题词。题词是这样写的——“谨以此画，送给里士满·布莱，因为你教会我理解欲望无垠又无穷的本质。敬你爱你的玛丽戈尔德·托平。”

《银船远航记》在她脑海中突然浮现，带着一份窃喜，稍做分析，弗雷德丽卡一下子豁然开朗。但她把分析结果紧张地吞咽下去。里士满·布莱并没有注意到她的神情转变。他给弗雷德丽卡提供了为期一年的兼职教学工作，需要过试用期，还给弗雷德丽卡分配了一间能见学生和写教案的办公室。艾伦带弗雷德丽卡去看属于她的办公室。

往上、再往上、还要往上。低矮扁平的楼梯紧挨着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墙壁而建。这楼梯上的台阶也太宽了——因为常有巨大的物件从这些台阶上被抬上去或扛下来。台阶的中间还立着纯铁锻造的栏杆扶手，这让弗雷德丽卡想起僧侣外出远行时经过的那些台阶。台阶黑漆漆的，在台阶的顶端，是一间间工作室和画室，以玻璃盖顶，室内充满光线，通透明亮。艾伦引领着弗雷德丽卡越过这些工作室和画室，到了这栋建筑物的终端，穿过各种颜色的时隐时现，穿过明暗交替的影迹晃动，穿过油彩、丙烯酸颜料、松节油和乙醇糅杂的气味。在最后一个通风的空间内，在正中央，竖立着一个奇怪的物体，被一群身穿紧身黑衣的学生围绕着，另有两个穿牛仔裤的学生，正在操作着像是投影仪的机器。那个奇怪的物体是一个巨大的长颈瓶，也许是蒸馏瓶，又或是潜水钟，物体周身圆滑，上缘是个漏斗形的开口，而一个投影仪对着漏斗开口，向内洒下彩色的光线。弗雷德丽卡看着光线从金红色变成蓝青色，再变成靛蓝色，又变成亮黄色，最后变成粉玫瑰色。这个长颈瓶，或者说长形桶的外壁被涂成亚光的黑色，上面还凿出杂色斑驳的各种形状和大小的舷窗，伸出舷窗外的是闪亮的缎带和变色的光束，那些光束有一种浓厚和液状的质感。学生们以黑色的硬纸管、潜望镜、绘图板“武装”着自己，从各个所能占到的角度向舷窗内张望，有的屈膝躬身趴在较低的舷窗下，有的则踩在椅子上居高俯视。所有的操作都控制在一个膀粗腰圆的男人手中，一个毛发稀疏的男人，穿着一件漆条纹的有破口的海军式针织毛衣。艾伦向弗雷德丽卡介绍这个男人，这个叫作戴斯蒙德·布尔的男人好像认识艾伦，对艾伦也挺友善。戴斯蒙德·布尔是个画家，教学生入学第一年的基础学科。艾伦向戴斯蒙德介绍弗雷德丽卡，说：“这位是弗雷德丽卡·瑞佛·波特，她会在这里教文学。”

“那祝你一切好运。”戴斯蒙德·布尔说。

“我能看看你们在做什么吗？”弗雷德丽卡问。

“当然，请到最上面去，在那里看得最清楚。马修在这儿发明了一些彩色灯光。他把各种油料装进瓶罐中或框架中，这让光线有了色彩。你可以爬到梯子上看一看。”

弗雷德丽卡爬了上去，向里面看。潜水钟里看上去好像充满了流动的光芒，但那只是空气，但竟然能那么浓稠、那么多色彩。潜水钟墙壁的颜色不断变换，不断被绿色的斑点、金色的流线，或者将红色或翡翠色的波浪纹投射。多么令人雀跃，多么迷人，这是能量、光芒和色彩的演出，这场演出着实让弗雷德丽卡花了一番时间去领略到竟然还有东西虬曲深埋在人的视觉边界底下。那是一丛摇摆不定的卷发，或海藻，是排列整齐的一串石头，又或肢体，难以使视线固定，难以用视力识别，因为底下那个东西的颜色从金色到绿色又到天蓝色，变个不停。

“那是雕塑吗？”弗雷德丽卡兴奋地问道。潜水钟底下传来砰然轰鸣的一个声音，回答了她：“不。不是雕塑，是一个活着的生物。精确地说，是一个有神性的人。我的任何活动都是虚无缥缈的，我在这方面是个专家。”

“你现在可以下来了，”戴斯蒙德·布尔说，“午茶时间到了。”

弗雷德丽卡退回到这个大容器的底下。在容器里面那个人轻轻一跳，就用手把住容器的边缘，露出的是长长的灰色的手指头。那手指灰得相当明显，一旦脱离了那些绚丽的彩光，究竟是本质上就那么灰，还是因对比而显得灰就有点难说了。一颗头从容器边缘探出来，一颗长形，很长的长形的头，配着一个很长的、好看的鼻子，细长的眼睛和很薄的嘴，头颅被很长的铁灰色、又长又直的头发覆盖着，这柔软的、细长的、铁灰色的头发，垂下来能一直遮盖到他的肩膀和前胸，所以很难看清楚这个人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腿也是很长的灰色的腿，肌腱发达，极其瘦弱，这两条腿从囚禁着它们的牢狱中被抬升出来，也被那头灰色的长发包覆着。整个诡异的身体终于显形了，在日光之下，浑身散发着蓝灰色的色调，身体轻轻在容器边缘停留片刻，纵身跳下，一步一步移近弗雷德丽卡，支棱着那双又高挑又纤细的腿，在头发搭成的帐篷下向前趋着。弗雷德丽卡的眼神聚焦在那个人的阴部，不知是意外还是故意的，随着头发的甩动，弗雷德丽卡看出那是个男人，阴茎短小，笼罩在灰色的阴毛之中。这个生物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

“我是裘德。”他自我介绍道。

“我是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说。她闻到一种不是很好闻的气味，一种鱼类的气味，一种老旧煎锅的气味，一种酸败的变质的油的气味。

“是一种古老的、鱼类一般的气味。”裘德说，他的声音尖锐，刻意营造出腔调。弗雷德丽卡因厌恶而突然颤抖了一下，注意到自己正在被裘德注视着，自己却以颤抖回复了他。当裘德意识到这一点时，他转开了，径直走向画室电热器旁的折叠椅，折叠椅像三朵红玫瑰同时盛放在一支铁茎上，裘德伸出他灰色的手，伸进了一片红色的光芒里，也顺势把他灰色的小腿伸进了“玫瑰”里。他肋骨处的皮肤、臀部上的皮肤，像挂在雕刻好的褶皱里，不是平铺的，而是折叠的，像犀牛那装甲似的皮层。学生们递给她用塑料杯装的咖啡，也给他拿来了饼干——他不要饼干。一整群人就环坐在他脚边。

艾伦把弗雷德丽卡带进属于她的那间小办公室，其实是被隔板隔开的一间位置较高的工作室的角落，还是能分享到照射进工作室里的光线。办公室里有一张白色桌子，那并不是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放了一盏可任意调换位置的灯。椅子是粉红色的塑料模制椅，有扶手、椅子腿和一个与头部齐高的做成人头一般的小椅背，好让坐着的人把头倚在上面歇息。小椅背上画着长睫毛的眼睛闭着，画着的一对红唇噘着像等待一个亲吻。

“刚才那个人是谁？”弗雷德丽卡问艾伦。

“裘德。裘德·梅森。我猜那并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有点装模作样、故弄玄虚。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从哪里来。他的话也不多，但他偶尔给学生们讲关于尼采的课。学生们都挺喜欢他，也听他的话。他在美术课上出现过几次，自动请缨说想担任模特，然后他就消失了一阵子，然后他就又回来了。艺术学校的美术课总是缺乏模特，而他在担任模特时，又挺可靠的。”

“他长得像咕噜[10]，又或者说他长得像布莱克笔下的尼布甲尼撒[11]，但是比尼布甲尼撒要更瘦。”

“裘德可不赞成布莱克的观点。他曾跟里士满·布莱所属的布莱克小圈子或布莱克盟友会，吵过几次架。裘德更倾向于尼采。”

“这让我想起一件可怕的事情。”弗雷德丽卡向艾伦详细叙述了《银船远航记》的种种，她无法自抑地让整段描述多了很多幽默感。接触《银船远航记》的始末，对弗雷德丽卡来说是尤其“幽默”的，甚至幽默到悲伤的程度。她说：“当我看到哥贡诺扎的那些小山岳时，我就知道了。你对我说里士满·布莱这个名字，我当下应该仔细听好，但是我也很可能忍受不了听他的名字入耳，我该怎么做呢？”

“一定要保密，”艾伦提点道，“不要告诉任何人，不管你多想告诉别人。你一直以来就爱多嘴，亲爱的，我看到你又恢复成原来那个自己，为你而高兴，但是要忍住、要忍住。忘掉那艘银船，也忘掉登银船出海的所有人。”

“你却一直以来都不爱多嘴。”弗雷德丽卡嘟哝着，把关注力投放到这位朋友身上。从读剑桥时开始，她就常问她自己，有时候也问艾伦：“艾伦，你爱的是什么？”但弗雷德丽卡从来也没有从艾伦之口得到任何一个答案。他整洁、白皙、友善，她对他们两人之间的友情很确定，也对自己关于他一无所知这件事很确定。她喜欢这种局面。

“是一种什么感觉？”弗雷德丽卡问艾伦，她显然被周遭的一切给迷住了，被穿越“门户”之后进入的镜子的另一面给迷住了。“给艺术家们教历史，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

“糟透了的感觉，”艾伦回答她，“这群所谓艺术家，认为逝者就是死了的人，之于面对自身问题的他们，是一无是处、毫无裨益的，甚至他们觉得逝者更有其负面意义和恶劣影响，因为前人的思维威胁着他们思维的原创性。嗯，也不能说他们所有人都这样想，但大多数人都这样想。你将领会到我的观察。之所以教导他们，让我觉得很考验人。考验着你对拉斐尔、乔托，或者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12]的看法。但是我教的那些人似乎都用脚来表决，所以我无法常常得到和他们争讨的快感。这是其一。其二是这样的艺术学院总依靠兼职教师的热情来营运，学院记录课数，支付薪酬，薪水却并不高。所以，如果兼职教师不愿来，学生们就无课可上，学生无课可上，学院也没钱可赚。”

“这在哪儿都是一样的，”弗雷德丽卡说，“至少，这里是饶有生气的。”

[1]　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亦译为马素·麦克鲁汉，加拿大著名哲学家及教育家。

[2]　托马斯爵士(Sir Thomas Bertram)是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人物。

[3]　欧文·威廉姆斯(Owen Williams， 1890—1969)，英国工程师和建筑师。

[4]　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 1902—1985)，是一位英国籍艺术史学家，尤其专注于建筑史，他最著名的著作是46卷的《佩夫斯纳建筑指南》。

[5]　艾瑞克·吉儿(Eric Gill， 1882—1940)，英国雕塑家、字体设计师、石匠、版画复制者。

[6]　此句出自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1866年的诗作《珀耳塞福涅的花园》(The Garden of Proserpine)。

[7]　该诗是威廉·布莱克长篇诗画《耶路撒冷》(Jerusalem)第73帖中的内容。

[8]　哥贡诺扎(Golgonooza)是威廉·布莱克长诗《耶路撒冷》的一个意象，是布莱克创造的一个表意文字，明显对应于启示录之后的新世界，即新耶路撒冷，是一座“艺术之城”。

[9]　德鲁伊(Druid)，在凯尔特神话中，是一个能与众神对话的特殊阶级。

[10]　咕噜(Gollum)原名史麦戈(Sméagol)，是英国作家J.R.R.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 1892—1973)作品中虚构的角色，在小说《霍比特人》里首次登场。

[11]　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是威廉·布莱克画中人物，是古巴比伦王。

[12]　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亦译为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

第5章

亚历山大心中关于新工党政府可能会解散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担忧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现在，委员会非但没有被解散，还有两个新成员加入来为委员会提供更多的公众意愿。就像其他委员会一样，斯迪尔福兹委员会名单上集合了“伟大而美好”的终年制公务机构人员，以及从各领域中明智、审慎而公平挑选出来的专业人才。委员会成员的原始名单如下：

菲利普·斯迪尔福兹教授——委员会主席，在格拉斯哥大学的人类学系担任大学教授

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北约克郡大学副校长，文法学者，博学者

娜奥米·卢里博士——牛津大学英语系讲师，《冥想诗的多种传统》以及《解离的敏感性：神话还是历史？》的作者

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剧作家、英国广播公司(BBC)教育节目制作人

马尔科姆·弗兰德——记者、播音员

汉斯·里克特——物理学家，目前受雇于欧罗波尔石油公司

亚瑟·比弗——切斯特大学教育学院幼儿发展学系主任

埃米莉(米莉)·珀菲特——童书作者

奥丽奥尔·沃思——多尔金圣克莱尔女子学校校长

盖伊·克鲁姆——德贝郡波顿文法学校校长

亚历克斯·斯温伯恩——克罗伊登戈尔登格罗夫综合中学英语学科主任

路易斯·鲁塞尔——心理学研究者

沃尔特·普里斯特——德文郡地方教育局顾问

沃尔特·毕晓普——柯尼斯伯勒教师培训学院代理校长

新的工党政府在此基础上，为委员会添加了两个新成员：

米基·英庇——利物浦诗人和表演者

罗杰·梅戈格——自由撰稿人，代课教师，包括《圣礼的呼唤》(作于1956年。这是他在得到尽可能去“自由”书写的鼓励之后，写的一本关于一所英国现代学校中英语学习小组演变过程的作品)等二十七本著作的作者

委员会本身也有公务员：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秘书奥布里·韦斯，还有他的助理阿加莎·蒙德。

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为小学和中学的英语教学提出建议。除此之外，委员会的工作还将涉及其他层面，包括了对有些存在争端的教学方式投以关注，比如：阅读教学应从声音还是影像入手？学习语法是利是弊？表达自由是否与准确度以及对语言规则的服从两相抵触？菲利普·斯迪尔福兹在教育部向委员会全体成员致辞时，他显然对于被一整个圆桌上的人团团围住，感到如坐针毡、拘谨不安。

他说：“我可以说在我们前几代人的文化观念里，语言和儿童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这种观念和态度，使得语言和儿童的问题终究变得愈加棘手，所以语言、儿童的问题成为我们投诸心血重点研究的课题。幸而我们委员会的强大阵容是由来自两个领域的专家人才组成的，这两个领域是——幼儿发展与儿童教育、语言类型与语言行为。我们必须坚持哲学思辨上的缜密性，也要保持最大限度上的理论实际性；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坐在这个房间里，和前人一样，又空耗了二十年。但基于我们所研究的课题仍属于新兴议题，仍处于不断演进和变动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应该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不能奢望我们的结论能成为最终定论。让我们记得一点，我们，或者说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家长，让我们所有对希望、恐惧，以及理解能力的咨商，都从那一点开始。”

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工作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收集资料、与教师商讨，另一种是在教育部里展开辩论。另外还有材料取证方面的工作，这些材料，以大袋大袋信件的方式寄来，信上以热情的笔触写下对语法学习的请愿，或对取消语法教学的请愿，或对诗歌教学的诉求，或对死记硬背式学习方法的批判；也有支持“看图说话”的，有支持声效学习法的，有倡议混合技巧学习法的，有说疗愈式学习法有效的，更有指出应该开设天才儿童教育班的，另有为母语不是英语的学习者发声的。有那么一刻，亚历山大在研读着这些热情洋溢的信件时，带有一种孤傲冷酷的人类行为观察家的态度，他知道自己将成为这一切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知道自己将加入这场战斗，而且将奔赴前线战场。

他并不全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答应加入这个委员会。一部分原因是，他感到被征询是挺荣幸的一件事；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本身对语言是感兴趣的；他依然将语言视为他艺术表达的一种媒介。更次要的一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艺术创作走得不是太顺。他想以不同的方法进行戏剧创作，但是他并不确知要如何进行。剧场里正在勃发出一种新的生命，但这个新生命与他那部成功作品中剧本语言的丰厚抒情性毫无关联。他1953年的《阿斯特赖亚》是一部诗剧。但现在的剧场实践的是阿尔托[1]的“残酷戏剧”理论[2]。新时期的剧场所信奉的不是精细斟酌过的韵文式语言，而是指望“支离破碎的语言来让生活变得同样支离破碎”。所以，那是血腥剧场、尖叫剧场、身体极限剧场。那是一种在控制范围之内，既打破崇拜也冲脱旧习的剧场。格兰达·杰克逊[3]就曾扮演过克莉丝汀·基勒，在舞台上脱过衣服、洗过澡，又仪式化地穿上罪人的囚服，复述着克莉丝汀·基勒在法庭上的证言。她自此之后，也说着咏颂式的语言，扮演过杰奎琳·肯尼迪，为扮演料理总统后事的第一夫人。这是在《在萨德侯爵的导演之下由夏亨顿精神病院病人们演出的尚保罗·马哈被迫害和刺杀的故事》上演之后的事。

亚历山大这个男人，被那部作品震撼并打动，被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痛苦挣扎、呻吟悲叹，以及演员疯狂的撞头行为所震撼、所打动，被剧中艺术家般的侯爵和备受折磨的革命者之间的关联性所震撼、所打动，也被杰克逊所震撼、所打动——她是一个野性的色情的夏绿蒂·科黛，用她的一头秀丽长发，鞭打着萨德侯爵。从观众的角度，亚历山大感到在舞台上释放这么多暴力不是一件好事。不仅如此，他也私底下认为，这出戏有点“孩子气”。但什么是“孩子气”？在现时这种情况下，一个孩子可能是要比一个成年人更明智的。亚历山大陡然觉得自己老了，觉得自己过时了，他曾经相信省思的力量，相信欢唱的律动，相信事情总能想出结果。但所有的一切，此刻被新血冲刷掉，被号叫掩盖掉。说他加入这个委员会是为了观察集体政治中的戏剧成分，的确有点恶俗，事实就是这样，事实是委员会搞不好能给他带来一些新点子。

委员会的商讨过程涵盖的层面很广泛。委员会的成员人数太多，他们无法全部都挤进同一间教室或教职员办公室，所以大家自行分成小组，兵分四路——南线、北线、西线、东线，到各自所属的区划里参访不同的学校，比如有的去了威尔士和英格兰东部池沼地带，有的去了坎伯兰郡和邓弗里斯郡，有的则去了德文郡和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亚历山大谨慎地加入了其中一个小组，他将要在约克郡待两夜，并去利兹和弗莱亚格斯的小学、卡尔弗利和诺斯阿勒尔顿的文法学校参观。亚历山大之所以选择这个小组，是因为他想顺便去见比尔·波特，去比尔·波特的孙子孙女入读的小学看一看，而且这也是亚历山大主动提议的，被委员会许可了。除此之外，他选择加入这个小组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小组的召集人和陪同人是阿加莎·蒙德，这位来自教育部的年轻代理人。

这个小组里还有威基诺浦教授、汉斯·里克特、路易斯·鲁塞尔、奥丽奥尔·沃思，以及刚加入委员会的两名新成员：米基·英庇、罗杰·梅戈格。

亚历山大想方设法让自己和阿加莎·蒙德全程为伴，从伦敦去了约克。阿加莎是个神秘的漂亮女人，三十几岁吧，亚历山大想。阿加莎话不多，常常低着头，审读她手头上的资料。她的头发长而直，绾成一个松散的圆形发髻。她的睫毛纤长浓黑，双手细腻。她有点过瘦，看起来可能有一点悲伤，也比较孤僻。但她完全是亚历山大所喜欢的类型；他一眼就能识别她这样的女人——并不心甘情愿，却依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还怀有一种隐秘的焦虑或恐惧，就暗藏在她冰冷的外表之下。亚历山大以前爱过的所有女人都如此这般——凌厉、阴沉的女性，带着一种潜藏的激情，但弗雷德丽卡不在此列。他不太愿意回想起弗雷德丽卡强迫他对她陷入情网的那段极短的日子。亚历山大坐在阿加莎对面的座位上，看她整理着她的文件，车窗外伦敦郊区的风景慢慢退却，内陆的风情渐渐展露。他帮她端来一杯咖啡，观察到她和他自己一样，都因为早起而稍有倦意。他问她赶到伦敦会合远不远。

“我住在肯宁顿。还不算太糟，但我搭地铁搭到快患上幽闭恐惧症。”她回答道。

“我倒可以步行到国王十字车站。所以这一点算我幸运。我独居。”亚历山大说。

“我和我女儿一起住，”阿加莎回应，是精准的切中核心的回应，“她今年四岁。为了能参加这些学校探访活动，我得把她安顿好，当然，我也挺担心她。她刚刚上我们当地的一个幼儿园。”

“她的父亲呢？”亚历山大问，尽管他已经观察到阿加莎的手指上没有戴结婚戒指。

“她没有父亲。”阿加莎淡淡然地说。没有多余的叙述。过了一会儿，她接着说：“职业妇女在这个国家里过着并不太容易的生活。但英国的公务员制度中颇显奇怪却不得不说很人性化的一点是：女性公务员最多可以抚养三个非婚生的孩子，并且提供产假。也不会盘问什么问题。这一点出人意料，不过，很有用。”

“的确是这样，但你的生活肯定过得相当劳碌。”

“不轻松是真的，但还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能拥有我现在的工作，只能说算我幸运。”

他们在友善的沉默中行进着。亚历山大又发问了：“我们委员会的新成员是怎样的两个人？”

“你最好能形成自己的判断。米基·英庇曾经在利物浦念过学士课程，但肄业了。他在洞穴俱乐部表演，老师和学生听说他要来探访，都非常兴奋。他们想请他朗读自己的诗作。我看那没什么不妥。”

“那么罗杰·梅戈格呢？”

“别提了。他几乎每周都写信到教育部来，信上都是他对于教育革新的新理念。当这个委员会还在倡议阶段时，他就写信来自荐说要当委员会的观察员。公务员一向对这种事情没有回绝的余地。但他搞不好不是什么难缠的人。他只是显得有点——来势汹涌。但是，基本上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新教育部长刚上任，若将新部长的建议置若罔闻，并不妥帖。所以理论上还是吸收罗杰·梅戈格加入比较好。”

“你现在开始有点官腔官调了。”

“我喜欢这些非人称的动词叙述。‘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是很实用的表达方式。”

“优雅又一本正经。”

“确实如此。”

“尽管我不认为你是一本正经的。”

“哦，但我必须如此，我必须如此。事实上，我喜欢一本正经。”

等他们抵达唐克斯特时，亚历山大说：“我想参与这份工作对你来说一定很有趣，毕竟你有一个四岁的孩子。”

“我跟我女儿说话时像水车转一般说个不停。大家都强调跟孩子对话的必要，也分享对话的技巧。我用对话的方式让我女儿感到疲累。”她边说边笑，然后皱起眉头，“我实在太爱她了，因为我们相依为命。我尽量不太谈论她，但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她。”

亚历山大想对阿加莎说：我也有个儿子，但我儿子以为自己是别人的儿子。但亚历山大没有说出来。他在心里说：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让我倾吐的人，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但她可能觉得我是个腐旧的缓冲器，一个过时的老物件。她对我说这番话，说不定她也只是对每个人都挺亲切的一个人。至少，亚历山大以前从来没忧虑过这些事。

即将到达约克郡时，阿加莎说：“我一直想告诉你，我曾经在一部名为《阿斯特赖亚》的话剧中演出过角色，那是在牛津大学戏剧协会里，当然是在牛津。我那时在做研究工作。我扮演的是贝丝·思罗克莫顿。我在剧中嫁给了沃尔特·罗利。我爱极了那个角色。”

“当那部话剧首演的时候，”亚历山大说，“我就爱上了扮演贝丝·思罗克莫顿的那个女孩。”

首演中扮演贝丝·思罗克莫顿的女孩也是亚历山大喜欢的类型，阴沉、神秘、隐忍。

“我曾经和埃德蒙·斯潘塞恋爱过，但没有结果。”阿加莎·蒙德说，“短暂又甜美，仲夏夜里的一段感情。”

他们此时已到约克郡了。走出车站时，亚历山大帮阿加莎提着手提箱。他们坐进出租车里，亚历山大突然问：“你女儿的名字是什么？”

“莎斯基亚。但我女儿跟她不像，我是说跟伦勃朗[4]的莎斯基亚[5]不像。我女儿长得像我。但我总觉得莎斯基亚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完整的。我想，‘莎斯基亚’是一个能带来好预兆的名字。”

他们两人正在变成朋友，亚历山大感觉到。他活了起来。是的，他活了起来。

他们去的第一间学校是位于利兹郊区的星辰小学。他们从约克郡的迪恩庭旅馆驾车到了星辰小学。亚历山大此刻对于和阿加莎·蒙德坐在相邻的座位上不是很习惯，因为阿加莎正和前座的威基诺浦教授展开关于语法的严肃讨论。威基诺浦教授太高了，以至于不能舒服地坐在这辆迷你小巴士的座位上——他佝偻着，把他那张巨大的脸郑重地向前倾着。汉斯·里克特则坐在亚历山大的后方，也是极少数亚历山大会去主动攀谈的人之一。汉斯·里克特穿着一套西装，一头斑驳灰发修剪得很整齐，脸虽不出奇，但也干净体面，戴着眼镜。路易斯·鲁塞尔坐在巴士的尾端，离威基诺浦远远的，本来对威基诺浦就有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路易斯·鲁塞尔长得不高，肤色深，有一种像鸟一般的灵活机动，也有些易怒。那两位新加入这个团体的成员不仅彼此之间隔得很远，也刻意和其他所有人都隔离，就像每个集体中的新成员一开始一定要表现出的样子。罗杰·梅戈格满腹疑虑地审视着每个人，在心底估摸着大家，总结着大家。当别人向他表露出任何一种态度时，罗杰·梅戈格都显现得极其自觉，并暗中相信他对人的这番观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亚历山大也疑惑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这些。罗杰·梅戈格穿着一件寒酸的灰漆漆的马球衫，外罩一件没了板型的羊毛外套，那是有一点过时的装束。他稀薄的头发是灰红色的，而密实虬曲的络腮胡则是褐红色的。

利物浦来的那位诗人格外俊俏，一头毛茛花般金闪闪的浓密鬈发，一张双唇丰厚饱满的嘴，还有大得无辜的蓝色眼睛。他穿着无领夹克，内搭一件蔚蓝色的衬衫，这件衬衫更带出了他眼睛的蓝。直到目前，他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扶着女士走上巴士车门的台阶，帮着年老的成员入座。他们小组中还有一位女士是奥丽奥尔·沃思，她是一位校长，穿得也像一位女校长一样——非常好看的海军蓝西装，配以白色衬衫。她的脸庞像被刻画得很精确，保持着专业的观察者姿态。她大概有五十岁了。因为她长的是女校长标准的模样，所以从她的外表看不出一丁点儿她的人生轨迹。小组在人行道上等待的时候，她和亚历山大聊起了那位利物浦诗人，她说：“如果那个人在我的班级里，我会对他多留点神。”

星辰小学之所以被以“星辰”命名，是因其革新性的建筑特色。小组千里迢迢来参观这所学校，也是听闻它既创新又令人鼓舞。整间学校采用玻璃制成墙壁，学校建成了星星的形状。它本来就是一种全开放的空间概念——学生临时地组成小组，各据星星的一角，带着他们的小书包，书包上缀着色彩明亮的小豆豆，除了书包，还有他们的塑料椅子和小桌子。他们不是以年龄、学科分组排列的，而是以自主选择的结果组合在一起。其中一个组正在做圈状的陶器，大一点的孩子帮助那些年纪更小的孩子。另一个组正在测量一些从一系列塑料容器中倒进倒出的水，庄严地测量和记录容器中水的高度。小一些的孩子往容器里倒着水，年纪稍长的孩子们记录着，也是这群年纪较大的学生绘制着一个测量的图表。星星另一个角的孩子们观察着蜗牛在玻璃缸上爬行，还在纸上画着蜗牛的触角、嘴、腹足。这些小人快速、繁忙、喧闹地从一个空间往另一个空间移动着，嘴里不断嚷嚷着，“我们现在急需一个木勺”，或者“曼迪又失手了，她这次犯了同样的错误”。有的在星尖上操作着一个录音机，靠近她的则在敲一只鼓。因为没有教室、长廊、墙壁的隔断，所以小学生们的书写绘画都挂在中央的画架和公告牌上。一幅名为“我的家庭”的绘画作品正在展出，一张桌子上摆着孩子们的每周剪报。在通道的角落有一个图书角，立着一个圆形的小书架，下方是许多坐垫，坐垫四周是零散堆叠着的书。整个学校空间里吵闹声响不断。但总体上说，都是些有目标有指令的吵闹，刺耳、多样化、忙碌，也真的很大声。亚历山大，像组里其他上了些年纪的成员一样，震惊于眼前这番与自己就学时完全不同的景象。这些小孩子，穿得明晃晃的，自由活动着，跟他们这些成年人当初当学生时所表现出受胁迫般的、卑屈的、时刻紧张的情状根本不同。眼前所见的局面，对这些此刻并不是职业教师的成员，比如说亚历山大——曾经是，但现在不是——对这些委员会成员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诱发了他们的恐惧感，那是曾经的学校建筑、冰冷恐怖、压力控制和权威命令，所遗留至今的一种恐惧。但在这间学校里，恐惧感对孩子来说，是不存在的。一个小女孩举着线轴式编织棒，出现在亚历山大面前，她说：“打扰您了，我想我编着编着漏了一针，所以接下来就编得有点滑稽，像被虫子蛀出了一个洞，您能帮我修补一下吗？”亚历山大接过来她的编织棒，试着用针棒在这块羊毛织物上穿插。她很自然地期待着他的帮助。他却只记住了她的比喻——“像被虫子蛀出了一个洞”。

真是没什么好惊讶的。他又开始头痛——这是因为从四面八方灌进耳里的嘈杂声，这些噪声从各个角落传来，从那些他当孩子时很可能选来躲藏、蹲伏、阅读的角落传来。但在这里，没有任何可供隐身的场所。是光明公开，是集体生活。

奥丽奥尔·沃思正在和这所学校的校长谈话，校长是一个热情勃发的年轻人，对于当校长来说，他的年纪实在太轻，但却能跟奥丽奥尔·沃思有条不紊地详述他对儿童自由活动选择权的理解，以及他对这些活动难易程度的把握；在解释自己理念的同时，他也能跟不时从他身边擦肩而过的孩子们和教师们保持流畅的通话交流，就像一个杂耍人能颇有技巧地掌控他手中的绿色球和橙色球，从不会搞混一样。他口中振振有词：“西利亚，我看你玩瓷土玩得有点腻了，你可以去参加莫里西小姐的小组啊，他们正在讨论和记录两栖动物的知识。”接着他又转向奥丽奥尔·沃思：“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玩瓷土会玩得得心应手，但你根本不需要在这一天当中玩这么久的瓷土，做这么多的瓷土作品。”

接着，他又对一个经过的小孩子说：“没关系，希瑟，我听丁斯代尔先生说你在拖慢别的同学的进度。这样吧，你休息时间来找我一下，我会教你怎么量正方形的周长，然后你就不会以为自己落在后面了。”

他转头对奥丽奥尔·沃思说：“如您所见，沃思小姐，我们试图让孩子们主导他们的学习节奏和学习兴趣，但是我们也为有特长的儿童准备了有足够吸引力和难度的学习内容。”

“如果有才能的孩子迫于同侪压力，而不愿意尝试解答较难的问题呢？”

“啊，这一点就是我们灵活处理的地方，我们会把较难的问题伪装出一种简单的表象。”

“所以你们并不鼓励进取心是吗？”

“我们不赞成竞争，我们倡导的是合作。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才能，这是我们必须去努力培养的。”

“所以你也不会在一天的学校工作结束之后累得面色无光？”

“时常会疲惫不堪，”年轻的校长笑起来，“但那是值得的。”



罗杰·梅戈格正在读着一个小学生作的一幅画作，主题是“我的家庭”，他问从他身旁经过的路易斯·鲁塞尔：“令人震惊的是在孩子们的作品中，母亲总是以生气的样子出现，比如说——‘我妈妈在尖叫’，或者，‘我妈妈对着我大吼’。所有的小孩子都把他们的妈妈画成一具长着巨大、浑圆嘴巴的柱状体。只有那尖叫的大嘴是描摹重点。”

“年幼的孩子在绘画中体现着简单的人类认知机制，”路易斯·鲁塞尔说，“小孩子们后来才学到人有身体、双手和脸，那些较大的孩子会在画父母亲时，把身体部位也画出来。”

“我爸爸有一根长棍，”梅戈格模拟着小孩子的语气说，“我爸爸还有一个大球。他把大球狠狠地向我砸过来。痛死我了。”

“可能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鲁塞尔说。

“棍、球和爸爸，”梅戈格戏谑道，“多么直接、多么单纯、多么简洁。还有尖叫的妈妈。这就是典型的现代家庭。真可悲。”

“并不尽然。”鲁塞尔反驳。

“但这是异常压抑的。‘快去睡觉，妈妈说。我不敢说我不要去睡觉。你会看着我妈妈一直喋喋不休。我讨厌床，我想一整夜晚都不要睡觉。’”梅戈格读着一篇满是错别字和错误语法的作文习作。

“这挺有趣的，”威基诺浦教授站在梅戈格身后，“‘一整夜’后面的‘晚’，这个孩子知道要用完整的词语，即使是啰唆的用法。”

亚历山大想找到一群像自己的“儿子”西蒙·普尔在学校里那样的，此时正在上课的孩子。他终于找到一组写作班的学生，还有一位上课的年轻老师。他们正在阅读他们的“新闻书”，并翻查着字典，他们把字典装在他们的小棉布包里面，因为他们没有可以摆放书本的课桌。他们写啊说啊的，然后把自己写成的东西上交给老师，老师从“新闻书”里找出比较难的字眼，让他们去查字典。亚历山大问那位年轻老师，孩子们在读些什么，老师把几张带着图画和一两行字句的亮色的卡片展示给亚历山大看。“我会读斯派克·米利根[6]的作品给他们听，当然也会读米基·英庇的《给坏男孩和坏女孩的不乖诗歌》，孩子们很喜欢这首诗。而且米基·英庇今天真的来了，这太棒了!”

“孩子们会学习诗歌？”

“不，他们单纯喜欢听诗读诗的乐趣。死记硬背是一种颇具破坏性的方法，这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他们必须自己去发现事物，发掘知识。有些人能够获得新知——这几乎是凭意外，但我们却没有办法把意外安排好。我们这儿的孩子们也不学乘法表，他们自己把数字列成方格，自己去发现数字间的联系。只有这样，知识才会留在脑中，不会忘记。”

“但他们学字母表吧？”亚历山大看着字典说。

“哦，不。不是像你设想的那样，不是那种死记硬背的学法。他们基本上自己吸收和理解字母。”

“那么他们是怎么学会使用字典的？”亚历山大又问。

“我演示给他们看，直到他们自己也看会了。”

“我以前喜欢唱字母歌。能正着唱，又能倒着唱，也喜欢背乘法口诀，还有法语动词。其中有一种乐趣。就像舞蹈一样。”

那位年轻的女老师极富表现力地战栗起来。

米基·英庇被要求朗读他的一首诗。孩子们从星星的各边各角蜂拥而来。米基·英庇让两个孩子去搬来几个大箱子，然后站在大箱子上，孩子们仰视着他。他是一个浑然天成的表演者，他说道：

“孩子们总是被人命令说，来这里、去那里；做这个、做那个。他们根本没有选择权，他们只能服从指令，但通常他们被指示得去做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但是指挥他们的人却不知道也不在乎，我说得对不对？指挥孩子们的人只想去把世界赶紧摆弄成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在那个环境中，孩子们安静、乖巧、可爱、听话。所以，我为坏孩子们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主角是一群去到一个神秘国度的孩子，在那个国度里没有任何对他们呼来喝去的人，只有一群各种各样的想要帮孩子们赢得自己生活权利的奇异生物。我现在朗诵给你们听。”

米基·英庇的这首诗写得有点长，结束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还有蓝色的水泡

还有黄色的雪人

还有紫色的弹簧

还有绿色的呻吟者

还有冗余的红色

还有硕大的灰色的咕哝的猪

还有挑剔的粉色的小精灵

还有橘色的猫头鹰

紧跟着的可怕的约鲁巴人

还有令人生厌的拉普人

听到吹哨声就来了

当发疯的米基·英庇一吹口哨

他们就勒死祖母们

他们就歼灭阿姨们

他们把老师们头对脚、脚对头地排列

每二十个老师被捆在一起

将老师们环锯成段并送入烤箱

再把烤好的教师丢给老虎

所有人大喜而吼

在明亮光芒中彻夜狂舞

光芒来自他们生起的火焰

火焰来自他们的学校制服、书本、纸币、墨水、书

桌、椅子、黑板、篮球、曲棍球杆、粉笔、抹布、化学仪

器、地球仪和煤气喷灯

他们蹦跳腾跃

他们扭曲求欢

他们啮噬巧克力雪糕，灌下可口可乐

直到他们被呛到

“他真是无法无天。”奥丽奥尔小声嘟囔。

孩子们大声欢呼、掌声雷动。米基·英庇把孩子们排成长队，跳起了“鳄鱼舞”，他们的队伍像蛇一般在校园里逶迤巡行。孩子们在笛手的配乐下高唱着，他们大多数人保持着高涨的情绪，一点也看不出疲倦萎靡，尽管有一两个小孩子开始蹒跚或号啕。终于，阿加莎·蒙德拉住了米基·英庇的胳臂，告诉他说：“委员会必须离开了，还有其他的学校在此次参观行程中。”米基·英庇并没有马上就停止，阿加莎不得不小跑追上米基·英庇，向他苦口婆心地解释。米基那俊美的脸笼上了阴郁。他朝孩子们问话：“你们想要停止吗？”

大部分孩子喊：“不想!”另有几个说：“想!”

“他们不想现在停止。”米基·英庇说。

“不行，必须得停止了。”阿加莎厉声说道。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集中到她背后，以示支持。

“你们看啊，”米基·英庇边撤出孩子们的队伍，边转脸向孩子们说，“他们才不在乎你们想要什么，他们才不会让你们为所欲为，当他们对你们说你有自主选择权时，那只不过是一个诡计。”

孩子们中间传来一阵稀稀落落的呼声，似乎在回应着米基·英庇的喊话，就好像他是个流行明星似的。

卡尔弗利的安乃林·贝文综合中学跟利兹郊区的星辰小学不一样，这并不是一所崭新透亮的新学校。安乃林·贝文综合中学由曾经的大主教堂文法小学和利兹路现代中学改建而成，现在是一座拥有两个校区的学校——文法小学校区和现代中学校区。旧的文法小学装有护墙板，因此幽暗又有回音，而旧的现代中学四四方方、有棱有角，在操场里还建有装配式的教室，飘散着一股腐朽又不怎么清洁的气味——教室里长着饶有异国风情、看似有咸味的菌物，暖气管上也被喷洒上斑斑点点的化学污渍。就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委员会的小组成员展开了一场关于“混合能力教学”优与劣的激辩。小组成员们被带去观赏四年级学生的一个即兴短剧演出，学生们表演的内容是两夫妇间的家庭口角——正在准备周末午餐的家庭主妇，和她想去酒吧喝酒或看足球的丈夫的争吵。剧本还是提供给了那些没有戏剧表演能力的学生，好让他们的演出不至于让观众看得一头雾水，但也有学生演得自然出色——一个女学生突然在表演厅中疾呼起来：

“所以，照你的意思，我却必须每天都重复同样的生活，对吗？从早到晚，毫无变更，采买食材，烹煮三餐，然后陪着我做好的食物空等，等到所有食物变冷、泛油，如此这般，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最后只能倒掉这些残羹冷炙，将餐具洗刷干净，在你终于回到家的时候，对你说一句‘没关系’，而你一身臭气和一脸病态，你真的一身臭气和一脸病态!这就是我身为女人的全部内容吗？”

如此流利又雄辩的口才，让她的脸上最终漾出一片绯红色的光晕，这让和她演对手戏的男演员羞怯不已，那个演丈夫的男学生只能一再重复着：“哎，拜托你不要这么夸张。”或者：“事情哪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又或者：“哪个女人不是这样的？”罗杰·梅戈格满怀喜悦地享受着这一刻，并向戏剧指导老师祝贺着，说短剧激发出女学生内心积蕴已久的女性矛盾与挣扎。戏剧指导老师告诉罗杰·梅戈格说，这个女生的父亲是一位教区牧师，而且滴酒不沾，所以短剧中很多剧情纯粹是由她想象出来的。但亚历山大觉得无聊至极。在他的印象中，学校生活的组成成分中占90%的是无聊。不管对好学生还是对坏学生而言，都是无聊。因为青春本身就是无聊的，尽管这一点不被承认。

安乃林·贝文综合中学的校长也是一个实验者和创新者。他主持了一个学校委员会，也经常在旧文法小学的礼堂中举行一些讨论。为了欢迎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到来，校长特别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

“我们学校相信的是，教授英文语法，有百害而无一利。”校长说。

校长这番说法里有其隐秘的动机：校长本人，就是一位地理专家，对自己求学时期的英文课印象深刻——对语句要做语法分析，对从属子句的放置，都是一种磨心蚀志的折磨，一场令人困惑又全无意义的练习。“一个学年是很短暂的，”校长继续解释着，“学校学习从总天数上计算，也是不多的，对从句的分析是对时间残忍的浪费。”他学校里的大多数同事都认同他的感受和观点，他学校里的大多数学生亦是如此，“即便是热情的读者，对于英文语法的学习，也是会反感的，也会觉得这些是非自然的。”

校长将这组斯迪尔福兹委员会小组的成员介绍给学校师生。

“今天，我们荣幸接待的这组贵宾，研究的正是此刻所有人都在辩论的问题。他们中有威基诺浦教授，他是德高望重的文法学者；有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他创作的剧本让我们中很多人着迷不已。我们也要欢迎一位颇受欢迎的年轻诗人米基·英庇。另外，还有一位科学家、一位物理学家，以及一位专事教育内容写作的作家在成员行列中，他们每个人都将把各自的所专所长带到今天的讨论中。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我们学校中的学生对今天的议题的精深思考，也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我们学校中一向有对我们所关心的议题进行良性探讨的习惯——这包括将我们认同或不认同的见解清晰呈现，也包括我们会认真听取任何人所提出来的任何想法。”

辩论会活泼地举行着。一个粉红脸腮、黝黑俊秀的六年级男生，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都在没有被教学的情况下，自主地领会了如何讲出并理解符合语法规则的语言，我们能懂得诗歌、新闻报道、政治演讲，以及人与人彼此的对话，而且我们从不需要去下苦功分辨哪一个词是名词，哪一个词是动词，更不必说所谓的名词从句或虚拟语态。但当我们学习他种语言的时候，的确需要多少掌握一些诸如此类的术语，但外语本身就得从这个基础上学起来。”

反对者，是一个看似激动的圆润女生，她反驳道，语法从本质上跟化学物质或人体器官的定名别无二致。“我们需要了解血液循环和心脏瓣膜。而语言也是我们人体机理的一部分：我们对语言的了解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想要弄懂它。”

提案者的二辩驳斥了这个女生的论点：“如果没有人懂得血液和心脏的运作，你会死；但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名词或动词，你却会无碍地进行着你的讲话。”

反方二辩是一个紧张不安、眉目低垂的男生，他辩论说，如果一个人无法正确地说和写，那么就不能得到一份工作，或通过一场考试。规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让生活变得更好。人们或许不喜欢规则，但他们或许将更不喜欢没有规则的生活。对规则的谙习，能给每个人带来公平的机会。

辩论会进行得很顺利，学生们以令人惊讶的人数踊跃参与了争辩。他们都准备得很充分，在小卡片上写下了论点，辩论过程中，不时读着小卡片。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其来有自，他们搜集整理的逸闻式论据层出不穷——无实质语意的东西、不公不义、某个语法的愚蠢程度，还有，就是对空耗时间的鞭笞。但语法的拥护者在辩场上显得更加有教养和有责任心，大概是老师精心挑选出来的学生，并指点他们如何支持自己的论点，比如说“语法让我们能以更有趣的方式进行写作”，或者“语法让我们洞悉我们自己的想法”。

不过，反对语法的学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威基诺浦教授向校长祝贺，称赞他的学生非常有辩才。米基·英庇则边听辩论会，边在座位上蠕动，有时候甚至把他的脚直接搭在他身前的座位上(那个座位上坐着的是汉斯·里克特)。就在威基诺浦与校长对话之际，米基·英庇一把拉住了校长的袖子。

“我能对您的学生们说两句吗？他们的话我听得已经足够，现在我想让他们听听我说的话，您有意见吗？”

“我跟你说过了，”奥丽奥尔·沃思对亚历山大耳语着，“如果那个人在我的班级里，我一定会对他多留点神。”

“我们应该上前阻止他吗？”亚历山大回问。

“那应该不在我们的权限范围之内。”奥丽奥尔说。

“您请便。”校长对米基·英庇说。

“孩子们，你们听着。我的名字是米基·英庇，我是个诗人。我已经听完了你们各自的说法，有的说得不错，说出了非常棒的东西，但你们不过是全都被某种自以为聪明的想法集结在一起，比如威基诺浦主席、女士们、先生们，以及其他垃圾的想法。孩子们，听我说，不要被他们洗脑。听我的，要往有自由、创意、远见的方向去思考。他们不过让你们坐在那里，学习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之类的东西。你们根本一点也不需要那些东西。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拥有无穷无尽的知识——威廉·布莱克。他认为，只要你观察世界的方式是正确的，你的想象力就是无限的。他对‘无限’最有见识。听听他说过的话，他的话将颠覆你的认知。比如，他说过：‘你何以知道，当每只鸟划过天际时，它们所翱向的极乐世界，正是你因闭锁了五感而远离的世界？’他还说过：‘一个思想就可填满穹苍。’另外，他也有这样的名句：‘活力就是一个生命，活力来自躯体；理性则是活力的界限，或是拘囿活力的圆周。活力本身就是永恒的欣喜。压抑欲望的人啊，请你继续压抑，因为你的欲望薄弱到可被你压抑，压抑者，或理性者，篡夺了欲望的领地，统治着不甘的灵魂。’[7]”

米基·英庇接着说：“你们应该好好思索一下这些话，好好思索怎样利用自己的活力，好好思考怎样面对无限——而不是纠缠在他们教你的那些东西上。当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没有人像我对你们一样说这样一番话，所以现在我要对你们说这番没有人对你们说过的话。”

有的学生微笑，有的学生嗤笑，有的学生鼓掌，有的学生面带窘色地坐立难安。听者们的反应并不一样。那些先前发表过意见的学生，等待着因自己的发言被赞扬一番；当然，在少年少女的群体中，总是有一股对出丑的惧意在不断滋长着。在他处、在别时，米基·英庇可以轻易地降服、驾驭、善用年轻人的惧意，但在这里，他的讲话却像在扳机扣到半击发位置一般，火力突然终止了。不管是米基·英庇本人还是校长，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校长顺水推舟地感谢了米基·英庇，感激他“决定与我们分享这则信息”，米基·英庇则一屁股坐回原来的座位上，皱起了眉头。

亚历山大问威基诺浦：“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憎恨语法？”

“这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一件事，也是我们必须剖析的一个现象。当然，他们所抱怨的语法其实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守旧概念，是拉丁文的衍生物，跟现代思维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我的确觉得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也许是大脑的阻滞，在计议、度量着它本身的运作。”

亚历山大听到威基诺浦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时，只觉得那跟从句的分析与教习毫无相关性。“然而，也挺有趣。”亚历山大想。

米基·英庇缺席了当晚在迪恩庭旅馆的晚餐，威基诺浦也没有出现在餐桌上，因为他连夜赶回了任教的格拉斯哥大学。向阿加莎·蒙德问起委员会是否会处理米基·英庇的人，是罗杰·梅戈格。罗杰·梅戈格简直像是一个从不忌讳于提出糟糕问题的顽皮鬼，可他不喜欢别人的糟糕举止，尤其是比他更年轻的男性的糟糕举止。阿加莎以“外交辞令”回答他说，委员会的主席或秘书，应该会就成员在委员会里所应具有的正确言行，找米基·英庇谈一下。从她以往的经验中看，这样的问题通常会以“问题成员”服从组织章程或离开组织，用这两者中其一的方式得到解决。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刚刚及膝的洋装，看起来挺俏丽，甚至可以说美丽。她的腿又细又长。她有可能是穿上这种短款洋装后，依然可被视为出色的10%的女人中的一员。亚历山大故意走上她身后的台阶，在心底品评着她——女性公务员竟然可以穿上这种展示臀部动态并露出膝盖窝的裙子，可真是稀奇，她看起来简直像个女学生，或者宇宙飞船队动画片中的女指挥官。亚历山大顾左右而言他地问了一句：“那你认为我们那位大顽童最终会服从，还是脱队？”

“他搞不好会退出，他可能会闷得受不了。反正我的想法是他会退出，但我绝对不会在我们的政治领导面前讲他的坏话。毕竟，他的出现带来了一种多样化。只可惜他会郁闷至极，这是毋庸置疑的。”她接着补充自己刚刚说的话，“另外，他成了一个集体的极好的刺激源，像砥砺珍珠的砂砾。他会让整个组织更有向心力，更善于合作。”

亚历山大顿时生出像“慈父”般把手搭在她肩膀上的冲动，他毅然阻绝了这股冲动。

委员会小组第二天去弗莱亚格斯的小学。第二天清晨，亚历山大抽时间趁早赶路去看望了比尔·波特，他一早便通知了比尔·波特，所以比尔·波特也在等着他。亚历山大看到比尔瘀青的脸，很是吃惊，忙问比尔是不是摔伤了。

“不，我不是摔伤的，我还没有老到被自己的脚绊倒。我被一个怒气冲冲的年轻人推挤在门与墙壁之间，撞伤了头。那个年轻人是我的女婿，他跑来找弗雷德丽卡。不相信弗雷德丽卡并不在我这儿，也不相信我不知道弗雷德丽卡究竟人在何处。很明显的，弗雷德丽卡投下了一枚震撼弹，带着儿子离家出走了。我也在观望事态的发展。每一天都过得不乏味。我很庆幸我对于她的去向一无所知。她需要掩护。”

“我知道她在哪里。”亚历山大想了一想，说，“她正被照顾着，而且被照顾得很好。”

“如果你见到她，”比尔说，“告诉她，我很想跟她取得联系。告诉她，我在这个地球上所剩时日无多。一日为女儿，终生为女儿，她将会慢慢认清、接受这一点，你一定告诉她。噢，我竟然什么也不知道。但你最好别告诉我她的栖身之所，以防那个粗野的人又回来找我、折磨我，逼我把她的行迹和盘托出。他完全做得出来那种事，然后他又会哭着为痛下的毒手而抱歉——即使穿着厚重的衣服，他的身手也很敏捷——都是因为他脾气很大。”

“我会告诉她的。她现在也隐居避世。”

“这大概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理智的一件事了。但如果她能有一丁点理智，也不会身陷这种窘境。她应该嫁给一个温和的男人，像丹尼尔那样的男人。”

“你之前都不让丹尼尔进你的家门。”

“是啊。不过，我已经回过神来了。其实是他基督教徒的身份令我排斥，我并不排斥他本人，而且我也做了结论：他并不会比我多出任何一丝一缕的基督徒品性。”

“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传道者，你从以前就是如此。”

比尔对亚历山大还以笑容。

“人老去以后，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他说，“就是分得清楚谁跟你是合拍的人，谁是能真正和你分享回忆的人。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彼此。”

“的确如此。”亚历山大说。

自亚历山大一进门，比尔两次说到自己老了。比尔看上去的确苍老了。他受伤的部位，痊愈得很慢，他的皮肤薄得简直像洋葱皮。瘀伤的面积很大，伤口里的淤血显映在皮外，呈现出黑色。他的笑颜意外地令人毛骨悚然，但亚历山大报以带着关爱的笑容。

亚历山大重新加入委员会小组，他去了弗莱亚格斯小学。中班的七到八岁的小学生们正在听校长兼老师戈登小姐讲童话故事《大绿虫》。学校是由当地出产的灰石建成的，教学建筑采用宽大和简单的风格，主要教学空间被隔离成两部分。学校从20世纪30年代就维持着这样的格局。学生们成排地坐在长课桌后面，年纪小的坐在前排，年纪稍大的坐在后排。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最后一排，坐得不是很舒服。即使臀部不大的成员也一样，比如阿加莎·蒙德、利物浦诗人、路易斯·鲁塞尔，甚至连穿西装的汉斯·里克特， 他们都像是坐在宝宝椅上。威基诺浦被尊奉地坐到戈登女士那张不太称头的写字椅上。奥丽奥尔·沃思小姐、罗杰·梅戈格先生则分享同一张体育课专用的长凳，还得留出一点位置给后来加入的亚历山大。

“大绿虫发出咝咝声(这原本是蛇行时的吐息声)，没有收到回应，于是它就跳进了波浪中。‘多么可怖的怪物啊……’公主喃喃自语起来——它扑扇着它泛绿的翅膀，身体也在不断改变着颜色。它长着象牙色的爪状物，头顶盖着一丛丑陋的蕨叶似的浓密的毛。公主心想：我宁愿自我了断，也不把生命葬送在它手上。”

戈登小姐的声音是平静的。她在那些“吸引人”的词汇上着墨较多，比如：蛇行、咝咝声、蕨叶之类的。孩子们坐得很定，听得入神，没有动来动去。她希望孩子们不要乱动，孩子们也做到了。她在黑板上写下一连串的近义词：小蛇、大蛇、龙、长形虫，然后让孩子们举出他们所知道的同类指向的词，孩子们答着：蝰蛇、小毒蛇、蟒蛇、草蛇、鳞脚蜥。戈登小姐说：“鳞脚蜥是一种没有脚的蜥蜴，并不属于蛇类哦，鳞脚蜥已经进化成有足动物，但最后决定放弃它的足。”于是，孩子们又继续开动脑筋：王蛇、眼镜蛇、“耐格”。戈登小姐更正说：“‘耐格’不是蛇的种类，而是一条蛇的名字。”说出这条蛇名字的学生显然是读了《丛林之书》中的《瑞奇-提奇嗒喂》。孩子们仍在说着：鼓腹毒蛇、黑曼巴蛇、响尾蛇。于是，这些词汇引发了一场关于“同义词”与“专门用来区别物种、类别的科学名称”两者之间差异的小小讨论。学生们讨论了长形虫、小蛇、大蛇各自带有的“词感”，比如，一个红发小女生说长形虫是“肥的”“厚的”“缓慢的”；而小蛇，那个小女生认为小蛇是“快速滑行的，还有一种尖利的感觉”，她同时也说出了大蛇给她的印象：“是一种奇幻生物，或者《圣经》中的怪兽。”孩子们还议论纷纷地说很多人都不喜欢蛇，但在某些故事里，人们却经常幻化成蛇。亚历山大看着那个勇于发言的小女孩，她有着一头红金色的发丝和大而黑亮的眼睛，她脸上的雀斑像浅淡的喷溅的咖啡滴落在奶油上一样。她的前额很宽，嘴唇既宽也轻软。亚历山大认得出她，从她的脸上、皮肤上、嘴唇上，甚至她转头和聚精会神的神态上，就可以读出她所拥有的基因。她是斯蒂芬妮的女儿，也是丹尼尔的女儿，她的名字叫玛丽，她带有比尔脸上一抹飘逸的红晕，还有温妮弗雷德面色中缓慢流动的金质，一种弗雷德丽卡的机敏。斯蒂芬妮也具有这种机敏，当然，她从她爸爸丹尼尔身上遗传的是她深思时独有的迟钝凝眸。她和西蒙·文森特·普尔在同一周出生——是啊，亚历山大又想起那个男孩来了。那个男孩活得自在，漫长的人生还未展开，“所以，他带有托马斯·普尔的基因，或我的基因，真的重要吗？”亚历山大自问，他自答道，“对，重要。”他很想了解西蒙，所以他看着玛丽，他又想到阿加莎·蒙德的女儿莎斯基亚，她的女儿“没有父亲”。

“每节课下课前，”戈登女士说，“我们都要读一读字典，查一查我们今天所学的字词，比如今天的虫子、小蛇。玛丽·奥顿，你来挑一个单词，因为你今天思考得很多，你来选一个吧。我们最后想读到一些没有人认得的字眼——连我都不认得的字眼。我们还会畅想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单词，而我们可以用这些单词做多少表达。”

威基诺浦点了点头。利物浦诗人则不想对这一班的学生发表演讲，一部分原因是他意识到这里有一位比他更有个人魅力、擅讲故事的中年女教师，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也对女教师讲述的故事和班上在玩的文字游戏有兴趣。

无论如何，他仍旧在晚餐时间鼓起了自己所有的勇气。晚餐在用写字桌搭起来的长桌上进行，上菜的是穿工作服的食堂女工们，她们把晚餐用教职员餐盘端上桌。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桌端，一道道菜被端到他们面前：一锅像是炖羊肉的东西，一份湿乎乎的煮加工豆，还有一些颜色发灰的土豆泥，混着像鹅卵石一样的淀粉团。

米基·英庇大声说：“这些东西简直跟垃圾没两样。没有人应该被喂食这么像垃圾的垃圾。孩子们不该吃，我们也不该吃，所以我不会吃这些垃圾。”亚历山大理清了他的思路：诗人绝对有心来煽动这些孩子来反抗——或者是象征性地，从丢掉这些食物开始。但是有些孩子正忙不迭地大快朵颐，有些在无精打采地用他们手中的叉子捣乱。这不是多好吃的食物，但也不至于完全不能入口。其实亚历山大自己也不想吃，但也因诗人的“负隅顽抗”而觉得尴尬。诗人站起来，把餐盘里的食物统统刮进一个装满热水的浸泡着使用过的餐具的大桶里。诗人说：“这个村里肯定有个小酒吧。谁想跟我一起去吃个三明治？”没有人回答他。诗人昂首阔步走了出去。阿加莎预料得对，这个委员会小组里剩下的所有人似乎都跟彼此更加同心同德了。

委员会的成员们召开了一个讨论这些学校参访的会议。他们在教育部一个毫无生气的房间里，绕着长桌子围坐，这个房间之后将被改造成教育与科学系的系办。成员专业、职业相近或相同的就相邻而坐，比如学者跟学者坐在一起，教师跟教师坐在一起，作家和记者坐在一起。他们相处不怎么融洽，但没人跟那长着甜美脸蛋的诗人坐邻座，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便条簿上画卡通人物。其后，这些职业组别被打乱，大家又重新聚合在一起。亚历山大坐在委员会主席菲利普·斯迪尔福兹教授、委员会秘书奥布里·韦斯，其他学者如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娜奥米·卢里、亚瑟·比弗等人的对面。他坐在那儿，不是为了直视主席的眼睛，而是为了看到阿加莎·蒙德。亚历山大不把自己当作这个集体的一员，他以独立的个体、观察员自视，他认为自己在这儿是一个失误。但其他人呢，用他们积累了一生的经验所得，认定亚历山大善解人意又平和待人，认为他是个带来向心力的人物。奥丽奥尔·沃思和罗杰·梅戈格分坐在他的两侧。

阿加莎完成了翔实的参访报告。亚瑟·比弗虽然没有随队参访，但评论说星辰小学和弗莱亚格斯小学针对基础教育表现出完全相异的教学理念。亚瑟·比弗问参访成员是否对这两所小学的优点，形成了各自的看法。

汉斯·里克特说现在已经是秋季。他补充道，之所以会先说这一点，是因为夏季里的星辰小学会显得空气流通又光线充沛。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入秋后，室内会变得相当闷热，老师和学生都会因出汗而感到不适。汉斯·里克特的意思是说：学校建筑忽略了人。

亚历山大则说星辰小学根本未给学生们提供隐私权。

罗杰·梅戈格说多数学校都不注重学生的隐私，他转而问汉斯·里克特对于建筑的意见，是不是一种比喻。

汉斯·里克特说，这并不是任何比喻，那只是一种用体感进行的物理观察。但是精神状态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所以当孩子们感到炎热时，他们事实上是无心学习的。

菲利普·斯迪尔福兹呼吁委员会成员们把议题从建筑转到语言教学上来。

奥丽奥尔·沃思指出，星辰小学和弗莱亚格斯小学都是不错的学校，因为孩子们在两所学校中都能学到东西，而且学得快乐。但她又补充道，这可能是因为这两所学校所表现出了好的教学风貌的缘故，也可能是当天上课的教育者素质都较高。星辰小学的校长像是连后脑勺都长了眼睛，所以他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和管理能力。同时，当他直面眼前的实务时，条理清晰的他，能够有效减少在教学中难免会产生的无目的性和混乱。同样的，弗莱亚格斯小学的校长兼教师戈登小姐，在掌控各种年龄和各种能力程度学生的关注力上有独到的一套，她能充分锻炼学生的头脑。但如果换成了天分不够、创造力不强的教师，在弗莱亚格斯小学的实例中，学生的注意力很快就涣散了。

亚瑟·比弗建议道，委员会的报告中必须有一章用来详细解说教师的教学活动。因为语言的教学植根于教师的能力，以及教师的哲学观。

罗杰·梅戈格自言最令他震惊的是来自卡尔弗利的安乃林·贝文综合中学那股对语法的深深恨意，这在那所学校的语法辩论会上一听便知。不管是多少优质的施教，都无法令那所学校的绝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改变对语法的排斥态度。罗杰·梅戈格说当自己还是个学生时……

(所有的委员会成员，经过委员会的一致决议，被要求回想自己作为学生时的情景。每个人都从前尘往事中采撷破碎的云影，不管是愉快的时光，还是惨淡的日子，都被从那一间间满是尘屑的课室内召回。亚历山大浏览着每个人的神情。他描摹着罗杰·梅戈格当学生时的样子：肥胖、膝盖肿大、头发卷曲、怒气沉沉、好斗，不是任何一个学科上的顶尖学生，但总是趋近着顶尖的学生。)

罗杰·梅戈格说，当他自己还是个学生时，学习语法的经验是一个早已架设好要生擒你的圈套；是老鼠钻进迷宫中接连撞上的几道门；是教师展示极端权威和降下严苛惩罚的工具；是你写作发散创意思维时遇上的一连串可恨阻碍。简而言之，语法就是一种压迫。

他说情况似乎没有任何好转，还说自己对“废除主义者”抱有同情态度。“那个男孩子说得对——我们都在没有事先学习语法的情况下，讲出了语法正确的语言。”

娜奥米·卢里反驳说，如果没有语法，那么没有一个孩子能读懂、阐明弥尔顿或约翰·多恩的词句。

沃尔特·毕晓普指出大部分孩子大概永远也不会读弥尔顿或多恩，孩子们根本不用忍受极少数精英分子才能经受住的语法推敲和从句分析所带来的痛苦，因为他们长大后只需要会写工作申请，只需要会读政府表格就足够了。

盖伊·克鲁姆的观点是，不管喜欢与否，人类都需要规则。任何一个社群都无法忽略最简单的一条或几条规则，因为失去了这些规则，这个社群将无以运作。他也不支持那种宣扬经由学到了几个新事实就可以获得新发现的教学论调。有感于孩子们被哄骗着应该去“发现”这个或那个，盖伊·克鲁姆说，明明可以先通过学习获取知识，然后在具有一定知识的基础上，再去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规则有促进作用，规则创造了顺序和条理，没有顺序和条理，创作能力只是空谈。连字母都不识的可怜小孩儿把时间都浪费在对字典漫无目标的翻查上。那种学习有序规则的乐趣，现在似乎被鄙夷。盖伊·克鲁姆坚持道，除非一个人先将一些简单的数学定律内化于心，否则他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游刃有余。盖伊·克鲁姆也相信，如果没有任何规则，那么足球、网球和卡片游戏，将会极度无趣。“只要是有孩子的人，”盖伊·克鲁姆说，“在玩卡片游戏的过程中，如果有人想要借此延伸出一个新的游戏，却因为临时起意和脱序无章而被无聊感折磨，那么这些人都会觉得对规则的需要，是一种深刻的人类需求。”

利物浦诗人发话了：“那是法西斯主义者会说的话。”他接着说：“如果你强迫人们学古旧的诗歌，他们会恨那些诗歌。你应该让人们自己去接触诗歌。或者你可以禁止人们接触古诗，将接触古诗的行为定罪。这样，人们就会对古诗如饥似渴。”

主席问威基诺浦有何感想。

威基诺浦说他觉得把处于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动机和对群体行为设计出的一套管理章程，与具有广泛社会能见度和解说力的语言结构形式相互类比并不是一个有效又明智的做法，原因是：如果我们连能够解释我们思维的言辞都没有，我们就无法分析“规则”的本质和它们的缺陷。威基诺浦说：“尼采指出，所有的西方哲学理论都在研究的是相同问题的不同变种，而且循环往复，因为所有的想法都由简单的语法功能所主宰和定向——这种论调，其实归根结底——在尼采看来——也是一种哲学问题。但这不等于他把所有的哲学问题都简化成‘语言问题’——尼采论述的重点是，我们的思维能力是我们语言技能运作的结果。尼采和坐在这个房间中的一些人不同，他主张的是，我们所使用的语法种类和语法结构是固有的，是我们大脑结构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大脑又是基因决定的。无论是大脑那超凡的精密度，还是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及它自身的缺陷，还有大脑对无可解决难题的周期性复发的担忧，都是一种固有规则运行之下的作用。尼采相信学习这个规则是困难的，即使要来思辨这个规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叫人厌恶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教能够描述语言结构的那些词，我们也没有探讨思维结构的任何方法。”威基诺浦还辩称：“这不是对现在仍在教程中的绚丽繁复的拉丁语语法练习的一种辩护，拉丁语语法练习早就该从现在的教学大纲中被废除了。”

罗杰·梅戈格说自己认同威基诺浦的观点，他还说盖伊·克鲁姆呼唤的对语法规则的需求，的确常常转化为造成社会压迫和边缘化的微妙教条。罗杰·梅戈格继续说：“我相信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症结所在。”他回忆自己在教学的时候，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因此，他说服了学生们以更加袒露的心态、更加热切的笔触来写作，比如写他们家庭中的矛盾，或者写他们的希望和欲望，而罗杰·梅戈格把学生们所写的内容记录整理进他的《真实生活故事》一书中(书名是罗杰·梅戈格对杂志中类似“解惑阿姨[8]”那种专栏作者的一种嘲弄，当然罗杰·梅戈格确信自己没有必要向在座这群尊贵的文化宾客来说破他书名中的小幽默)——“我同样鼓励学生大量使用生僻字词、复合式表达方式，以及有冲击力的写法，主席先生，我想说的是冲击力与文章的真实感相长……”

“不过，”奥丽奥尔·沃思打断了罗杰·梅戈格的话，“等到你再也不教你的那些学生，等到你不能再教那群被你一直鼓励着以书写揭露真实的学生——顺便说一句，我读过你的那本书——我想问等你再也不教那些学生之后，他们又会怎么样呢？你能陪伴他们多久？在你感召完他们勇敢写出家庭虐待、痛苦挣扎和紧张情绪之后，你还会在他们身边吗？”

“在我——在我开始卖我的书之前，我教了他们整整两个学期呢，他们因为直面人生挣扎，意志也坚强起来了。”

“但教师并不能做精神分析师的工作。”

“我可是一个遭受过像你这样的人士发出的像高射炮一般的抨击的人，而你本身却并没做多少关怀学生的工作。”

“我只负责教他们课业，梅戈格先生。我教他们读、写和思考。我教他们将关注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更广阔的事物上。我尊重我的本分，也尊重他们的本分。”

“你不过就是个学术当权派……”

“所有的当权派，”沃思女士语带悲戚地说，“眼下，似乎都是谬误的。”

亚瑟·比弗这时点出来此刻正在台面上进行的观点交换，切实地将一些他想向委员会指出的教育哲学具象化、典型化了。亚瑟·比弗说：“马丁·布伯声称，旧时代的教师们从固有的社会文化中承袭了一种权威感。于是，在比较美好的说法里，对于那些侵略者般的孩子而言，教师是历史的使者。但是这种制度的病态之处在于随着文化权威的崩溃瓦解，却强化了一种权力欲，这种权力欲让教师变得刚愎自用、专横严酷，因为这种权力欲越来越被私自滥用。而这种权力欲的对立面也造成一种错误的‘爱欲’——它是权力欲的退化，变质成一种理想式的互惠互利与情感分享，从本该是专业的关系转化成个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所有师生间并不是可持续的，师生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诚实相对和耐久相处之上，但不是所有的教师都会对学生产生良好的感情，就算是那种‘假性家长’的关系，在学年结束之际也无法延续。所以教师和学生现在似乎更加像伙伴一样亲密，有些人指出这是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机制的一部分。”

“我能了解你所说的重点，”罗杰·梅戈格说，“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对我班上每一个学生，付出的是真爱。是真爱。”

他瞪大眼睛环视一整桌的人。亚历山大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也相信就是有那种魅力型的教师，偶尔会被“爱”这种情绪激励着授课。

“你用真爱度过两个学期，”奥丽奥尔用她尖刻、女校长式的语气讽刺着，“你付出了真爱，陪学生度过了两个学期。你把爱翻译成文字语言，落于书面上，你用真爱把他们隐秘的苦痛公之于众。”

“我在这方面拿捏得很谨慎……”

“我非常确定，你在处理公众的阅读兴趣、游走于法律尺度边缘方面，拿捏得很谨慎。”

就这样，一条清晰的分野，一组准确的术语，就这么设定好了。整个委员会将就此按照分好的组别，在各自的成员中分配职责，不管是研究“爱欲”，还是探讨“权力意志”；不管是伙计关系，还是老板与下属，都将各司其职。亚历山大为此简直着了迷!

委员会的议程结束后，有一个雪莉酒招待会。亚历山大移动到阿加莎·蒙德身旁，帮她往外端酒杯。那位科学家，汉斯·里克特，拍了拍威基诺浦的肩膀，像是慰劳辛苦的他。

科学家对威基诺浦说：“我很欣赏您对规则所做的一番讲话，还有您对思维结构的阐述。如果我们能按照您的思路执行整个调研，我想我们走的路径和选择的方式将会很不同。我原本以为我加入这个委员会只是来看看科学教育者们是否能以更棒更好的英语来解说他们的理念，或是相似的一些情形。但是您今天所发表的观点改变了一切，您对于我们思维局限性的阐述，无疑是非常精彩的。”

“我很确信，”科学家继续说着，他滔滔不绝，好像在以专长讨论盐的结构，“在宇宙间还有更高等的智慧，对于那种宇宙级的智慧，我们的智慧只是它的子集而已。”

杰勒德·威基诺浦震惊于他的一席话，他脑中一瞬间出现了巨大的天使头部的群像，又逐渐从天使头颅展露出天使们的整个身体，以密集的翅膀扑扇着，往整片天空扩散开去——忽而是羽毛堆叠的琉璃似的幻景，忽而是不断变换的像几何般复杂的图形。

威基诺浦不由得微微倾斜了他同样很大的头，捋了捋浓密的胡须。

“关于你说的宇宙智慧，”他说道，“我不清楚我们怎样能得到足够的凭据来证实它的存在。就像一个二维的没有深度感知力的纸片人，他无以见得也不能论述一个三维的躯体，或者一个活生生的有血肉肌骨的生物。”

“但他可以通过直觉来感受一种存在感。就像我们在解决问题之前，可以通过直觉，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谁又敢肯定直觉一定能解决问题呢？”威基诺浦反问。

“我同时能通过直觉来预见失败的可能性啊。”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们无法想象你说的那种宇宙智慧所使用的语言。”

“嗯，我看我还是先把我自己的智慧跟我们人类共同使用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吧，这样好像会比我之前所知所想的更有趣。”

“绝对如此。”威基诺浦回应道。

[1]　阿尔托指的是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 1896—1948)，法国诗人、演员和戏剧理论家。

[2]　“残酷戏剧”(Theatre of Cruelty)是安托南·阿尔托在其著作《戏剧及其重影》(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中阐述的一种戏剧形式。

[3]　格兰达·杰克逊(Glenda Jackson， 1936年5月9日— )，英国女演员、政治人物。

[4]　伦勃朗指的是伦勃朗·哈尔曼松·范·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是欧洲巴洛克艺术的代表画家之一，被称为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

[5]　莎斯基亚·凡·优伦堡(Saskia van Uylenburgh， 1612—1642)，是荷兰画家伦勃朗的妻子，她曾在一些著名的油画作品中担当模特。

[6]　斯派克·米利根(Spike Milligan， 1918—2002)，英国喜剧演员、作家。

[7]　原诗出自威廉·布莱克《天堂与地狱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8]　解惑阿姨指的是意见专栏作家，指在报纸或杂志上经营解惑专栏，在专栏中回复读者关于个人问题的信件。“解惑阿姨”是英式英语中固定的说法，原词是“agony aunt”。

第6章

杰勒德·威基诺浦坐在政府给他安排的专车里，继续思考着“语言”。他思考着有序和无序，思考着秩序和脱序。对于这些事情，他已经思考了很久，而这也几乎占用了他所有人生。每每思考时，他总带着一种无望的探求和追索。他的思绪像一艘用平行的对齐的木板构筑而成的木筏，浮沉于涌动着恶潮的黯黑沧海上。眼前所见的是一束圆锥体似的极美光芒，围绕着这束光芒的，是没有任何形状的、隐匿于肉眼的、无法被测绘的黑暗一片。他把自己贬为汉斯·里克特的“纸片人”，用二维的风筝翅膀浮游着，浮游在空气和物理概念的“力”所驱动的涌流中，而这团涌流，却是他既描述不来，也探寻无果的。

他在莱顿度过了童年，他的父亲是一个新教徒神学家、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充满了困惑、苦痛，终日纠缠于一本“书”中的德行、宿命、文字这三者间的确切关系。他并不完全也不纯粹是荷兰加尔文主义的继承者：他的外祖父是半犹太人，外祖父的父亲是研究《塔木德》[1]的学者，外祖父的母亲本是一个荷兰天主教徒，她后来才相信：基督教需要对犹太人所承受的酷刑承担罪责，这缘于她对宗教典籍的误读和误信。而杰勒德·威基诺浦的祖父，到了他这一边，却极度痴迷于那本“书”中所使用的语言。他竟然给自己安排了一场注定徒劳无功的旅程，也是因为他对神秘主义、历史学说和解经训诂的兴趣，他试图找寻乌尔语的遗迹；耶和华最初使用的语言——亚当在伊甸园里说的话，当然还有耶和华对亚当所说过的话；再就是耶和华的定名的词语——他带领宇宙万物脱离空虚混沌之际，只不过是轻易给每件事物定下了名字。在巴别塔停建之前，在狂妄自大的人类企图营建一座颀长向天的建筑而遭到耶和华惩罚，产生了语言分歧，产生了语意不明之前——在巴别塔停建之前，玄奥的传统流传着也主宰着世界和人类，话语就是事物，事物就是话语，它们是一体的，或许像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一样不可分离，或者像一个人的思维和他的头脑的关系。其后，在巴别塔陷落后，语言和世界并不一致，更严重的是，人类的语言变得不通透、隐秘，被包裹了一层皮囊似的不可理解、难以穿透的特质。在那座承载着人类雄心壮志的高塔陷落之后(几乎所有神话都保有类似的故事)，原始的、神圣的、单一的语言，被粉碎得像水晶裂块，变成了七十二块，或者水晶碎块的数量是七十二的倍数那么多。许多字与词读起来像是从原石球体上散落的碎片，尖利突兀却又有相似点——每一个希伯来字母，每一个希伯来词，每一个希伯来语法结构，都像是碎成了一地的晶状物。卡拉巴派学者、赫耳墨斯主义者、学习《妥拉》和《塔木德》的哈西迪犹太教徒们，都曾尝试用那些残存的只言片语，去重组那种古老的语言——杰勒德·威基诺浦的外祖父致力于寻找古语的语序和语法，有时候也要和他严肃的“加尔文主义”女婿，也就是杰勒德·威基诺浦的父亲基斯·威基诺浦，来争论是不是因为五旬节从上天降下的圣灵之火，降在马可楼的门徒们身上，使得门徒们能够“说话”，在种类不明的口语中，他们含混不清地说着那种原始语言的其中一个版本、一个支离破碎的部分。基斯·威基诺浦觉得乔基姆·斯蒂恩即使在大审判之后要堕入永恒的火灼炼狱中，也不会改变他原本对语言就具有的趣味性推敲观点。但基斯·威基诺浦不确信最初的古语是希伯来语。他认为那是比希伯来语更自然的一种语言，从本质上讲，是来源于自然界的一种语言，一种能够指认出狮子、羔羊、苹果、蛇、树木、善、恶的语言，这种语言能够完全涵容并回应所有所指示事物的能量和意义。大象说的是大象语，蠼螋说的是蠼螋语。

年轻的杰勒德·威基诺浦聆听着、观察着。一直聆听着、观察着，也被一次又一次地激怒。他非常清楚从他父亲的圣经论述中，同时，也并不是很情愿地从他祖父的推测中——之所以“不情愿”，是基于美学思辨中的因素——领悟到：人，真的可以被愚蠢的行为、无谓的信仰，架空一生；而且，不止如此，语言的“天性”使然，使语言设下了陷阱、巧合或诱惑，诱使人类将整个人生耗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杰勒德·威基诺浦也读到尼采的学说，尼采提出了“反基督”的观点，并对基督教的传统道德观念予以抨击，尼采的批判中使用了多彩的语言、丰沛的热情和激昂的能量，尤其是他本人早年间便放弃了对基督教“地狱之火”的信奉。尼采说过：“我担忧的是我们仍然摆脱不了上帝，因为我们依旧相信着语法。”神学，是上帝的语言；语法，是神学的表征。

杰勒德·威基诺浦成了数学家。他之所以选择成为数学家，是为了思考制度并断绝语言所给他带来的混乱。他使用的费波那契数列，包含许多学理在内，费波那契数列更描述了内耳耳蜗的螺旋，鹦鹉螺的卷曲，菊石和一些特定种类的蜗牛，树干上新枝的特殊位置，因为这些事物都体现着费波那契数列。他退守至纯粹的数字或线条组成，好像他只看到四边形、线段长度，以及蒙德里安的基础色调，而蒙德里安曾受约翰内斯·维米尔[2]启发，维米尔曾将光通过矩形的彩色窗户时形成的光影情状和光照射在阅读、思考、倒水的女性身体上时造成的照明效果，刻画记录下来。

也可能因为威基诺浦来英国时，英国正逢战事，所以他必须用英语来交流和教学，最终连思考都同样得用英语这门外语来进行。他虽然掌握了也精通英语，但这始终不是他自己的语言。[3]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间的威基诺浦，把注意力从数学结果上转移到语言结构上。他对罗曼·雅各布森2提出的所有语言都具有“区别性特征”这一理论产生了兴趣。但在索绪尔[4]看来，语言是象棋的相似物——在游戏中，语言不过是随意的符号，但被赋予了特定的正规的功能性，而近年来，诺姆·乔姆斯基[5]声称他已能论证出语言具有一种深度的普适结构，或者说是有一种放诸全部人类语言皆准的语法，它植根在人脑中，无法经由学习而掌握，却像心脏的跳动和眼睛的聚焦一样自然，这种语法不会被社会经验或人生历练所改变，因为它是人类生物特性的一部分，并能够将哼唱、嗡嗡声，以及千万种口音背后的思维模式，组合后建构出含义——恰如水狸生来便会筑坝，蜘蛛天生具有织网的本领，所以，人类也是一出生就有用语法来说话和思考的能力。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转换描述”等理论在1964年仍属于新的生硬的理论，有着数学一般的精确度，理解这些理论，需要依赖于对数学计算和数学结构的使用。杰勒德·威基诺浦相信，从理性角度出发，乔姆斯基的这些理论是正确的：人脑对生成和转换语言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不会被空水桶所吸走，也从不曾刻印在“白板[6]”上，但是却存在于大脑皮层和大脑神经元的树突、轴突、突触之中。乔姆斯基关于知识和语言的理论，刷新了旧的语法观点——另一派认为大脑被社会，被后天学习，以及偶发事件所塑造和定型。要认同语法能力既是天生的也是不可改变的，在当时，是对决定论、对宿命论的冲击，当然受到冲击还有其他的事情，因为这种新观点暗示了：遗传区别分化了人类，而不是环境。威基诺浦认识的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新观点是令人厌恶的，就像威基诺浦觉得他父亲的主意令人厌恶一样。威基诺浦在自己的学术天地中，听到了不少讨论，有的说语言是一种水晶般的、不可改变的结构，有的说语言是一种“乱中有序”，一种框架般的结构，形状和形式能随着环境与风气的变化而变换。从美学意味上，杰勒德·威基诺浦更倾向于认同“架构说”——语言是不断改换的、复杂多样的、变更有序的架构；而在理智范围中，他又接受“晶体说”；直觉上，也是同样的，“晶体说”比较合乎他的看法。乔姆斯基所说的人类建构语言的本能，更让威基诺浦感同身受。

威基诺浦的预期是，在遥远的未来，神经科学家也好，遗传学者也罢，或者是研究人类思维的学生，在神经元树突的森林里，在突触的链接中，能够发掘出语言的形式，能够证实：基因像是非周期性的“晶体”，对于它所控制的物质而言，“晶体”能决定事物将会演化出的结构、形状和内容。威基诺浦遥望着未来，想象着对“晶体”恒定不变的内核的理解能够达致对阡陌般的语法和语法的深层架构的理解——但以上任何一种知识，都无法确实回答出委员会提出的“到底该教小孩子和半大孩子一些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威基诺浦同样感触良多。

[1]　犹太法典《塔木德》(Talmud)是犹太教中认为地位仅次于《塔纳赫》(Tanakh)的宗教文献。源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间，记录了犹太教的律法、条例和传统。

[2]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昵称为扬·维米尔(Jan Vermeer)，或约翰·维米尔(Johan Vermeer)， 17世纪的荷兰画家，作品有《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

[3]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俄罗斯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

[4]　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

[5]　诺姆·乔姆斯基指的是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1928— )，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认知学家、逻辑学家、政治评论家。

[6]　白板，译自拉丁语“Tabula rasa”，是一个认知论主题。认为人生来没有内在或与生俱来的心智，也即是一块白板，所有的知识都是逐渐从他们的感官和经验而来。

第7章

托马斯·普尔带弗雷德丽卡去布卢姆茨伯里广场看自己常看的医生，医生是一个性格开朗、有点富态的男人。托马斯和弗雷德丽卡在那间公寓里所组成的临时家庭，经过了两个月，竟然在形态上有点像惯常的婚姻一般。比如说，对日常购物单的和谐讨论，对莉齐、西蒙和利奥三人稚拙情感和天真友谊的评说。当然，托马斯和弗雷德丽卡也谈到了书，就是弗雷德丽卡在学院的新课程里所要讲解的那些小说，她所任教的学校叫作圣母学校，两人还谈到如何将在圣母学校和在艺术院校的教育方法调和得更一致更和谐。利奥在这期间很是安静，偶尔会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却不是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没想到儿童在使用语言时，也会如此留心。利奥说：“他们会想我的。”并且强调：“马儿小黑会想我。”他望向弗雷德丽卡，从她面上探寻她的意向，弗雷德丽卡尽量向他传达出一种稳固的冷静、一种短暂的确定和对这一切的信赖。

弗雷德丽卡的伤复原缓慢。溃烂、化脓，又裂开，她的伤口透出一种亮粉红色，这种颜色一看就不对劲，都流出脓水来了。

弗雷德丽卡正要出门，托马斯·普尔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别忘了拿出勇气，”托马斯说，“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

弗雷德丽卡转脸看他。他常常在这种时刻要亲她一下，这看起来好像很稀松平常。利奥则突然出现在门道上，弗雷德丽卡立即“缩回”原来那个自己，弗雷德丽卡仓促间举起手，避开那还没有成形的一个吻。

“哦，抱歉。”托马斯·普尔下意识地说。

“没关系。”弗雷德丽卡说。

那位名叫利马斯的胖医生，探查检视后，把弗雷德丽卡的伤口包扎起来。他说话时，语调挺愉悦：“这个伤情况看起来可不大好啊，有点儿难办，你不太走运啊。”

弗雷德丽卡说：“还有别的病症。”

“告诉我。”医生说。

“好像我的阴道也不太对劲，整个阴部都有问题。我的阴道非常疼。还长出一些类似脓疱的东西，有的还结了痂。”

她精准。她羞愧。她疼痛。

医生收敛起笑容，给她做了个简略的诊察，写了张单子，告诉她必须得去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性传染疾病医院的诊疗所。弗雷德丽卡自然是觉得满腹愧疚，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在性方面极其放纵，她以为自己侥幸地躲过了对后果的承担，现在她垂头丧气。

“你上次性行为是什么时候？”医生问她。

“是跟我丈夫，我婚后，就只跟我丈夫有性行为。”她的坦承有自我引申的作用，她的愧疚瞬间转化成恼怒。奈杰尔内衣抽屉底那只雪茄盒子里的画面，在弗雷德丽卡眼内一闪而过。她把她极不舒适的双膝并拢在一起，感觉到疼痛、苦恼、不安、割裂，这些感触在她起身行走时紧紧跟随着她。

“我了解了，”医生若有所悟，“这不是一段很明智的婚姻。”

听到这种不费力的断言，弗雷德丽卡有一种为奈杰尔辩护的刚愎的欲望，尽管她的怒气丝毫未消。或者她只想为自己辩解，辩解自己选择结婚对象的不智。她只好说：“有时候事情会发展到脱离你的预期。”

“没错。现在你最好尽快去米德尔塞克斯郡就诊，以防你的病情恶化，还有，避免性行为。”

“我简直无法再去想象自己会想做那种事情。”

“也不尽然啊。”医生说，口气中似有一种兴高采烈的顺从。

“喂喂，”电话那端又是那个洪亮的声音，听起来和蔼却令人厌烦，“我找那个叫丹尼尔的传道人，那个叫丹尼尔的代理人，那个叫丹尼尔的死气沉沉的说教者代表。丹尼尔，你好吗？”

“我好不好与你无关。不过，我还好。你呢？”

“我既受虐也受伤，我的朋友，看不见的部位正在淌血。昨天晚上，我又去讲大道理，我把这当成我的义务——每个人不时都要建立一点近乎理想式的义务心理，以便更好地存活于人类社会。我认为，少许的人类社会存在感，会让人有条不紊，如同人类交媾的甜蜜滋味，甜美的丹尼尔，无形的丹尼尔——哦，亲爱的代理人，我隐隐切盼着，我可否至少提高一个人的理解力？所以，我去我邻近的小酒馆，去散播一点说教。我告诉他们——那些无法凌驾于怜悯心之上的有爱之人多么可叹!可是恶魔却告诉我：‘即使是上帝也有它的地狱——它对世人的爱即是地狱!’后来，恶魔又对我说：‘上帝已死，它的死因是对世人的爱。所以对怜悯心保有警惕吧，因为不久之后，那将成为世人头顶密布的厚重残云!不过，同时也要记得：一切伟大的爱都在怜悯心之上，因为这些爱有创造的欲望，能创造出被爱的事物!’‘我把自己献给我的爱，我爱我的邻人，就像爱我自身’——这就是所有创造者的语言。创造者的语言却是难懂的。他们说琐罗亚斯德[1]的语言[2]。他们可能说的是德语，但我不觉得你所受的教育里包含这种前敌对国的语言。哦，传道人，你听起来可真是一点也没有承袭伟大的欧洲文明。因此，当我在邻近小酒馆对我们那群当地人撒下这番珠玉言论之后，他们揪着我的头发、摁着我的椅子、扯着我的裤子，用他们脚上的靴子，对我的肢体造成了更多局部伤害。甜美的丹尼尔，你根本不须动用一点儿悲哀，就能看到他们的靴子、脚踏车链子和一个砸坏的玻璃酒杯在我身上造成的伤害。你有人性吗，丹尼尔？这一点我总是怀疑，因为你对我这么不亲切，就连你那死去的主上交代你抚慰我的伤口这件事，你也表现得迟疑不决，但我真是饱受折磨啊，哦，牧师、哦，你，不管你喜不喜欢我，我就是你的工作，我说得没错吧。你睡着了吗？噢，你这个约克郡人!你就不能再守护我多一会儿吗？”

“我没睡着。我正守护着你。你应该找霍利教士聊聊。他读过尼采，他研究上帝已死的神学理论。对我来说，我认为你和霍利教士会有一场精彩的论战。同时，听到你被殴打的消息，我不无难过，但是，恕我直言，我看你这完全是惹祸上身，连我有时候也很想殴打你一顿，如果我能锁定你的身份。”

“啊，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喜欢评断别人的判官。终于来到这一刻，你能让我听到一些真心话，终于来到这一刻，我们能融洽相处，也不枉费我从最初把我这个声音孜孜不倦地灌输进你那不情愿和毫无准备这一切的耳洞里。我短暂的爱人啊，我必须说，我深深地想被殴打一顿，就像你所说的那样，被揍成碎片，被撕得稀巴烂，被打到混沌得像一团肉酱，或翻搅成一锅肉汤，如果你有这个能力，我自愿化成那个样子给你看。在史密斯菲尔德的巷道中，我苦寻着你，但不见你的踪迹，于是我把正义的红色袍子翻转，看到内襟藏着令人惊惧的施虐和殴打工具，但我亲爱的丹尼尔，你是我身穿黑白法衣的警诫者、惩罚者，可惜我遇不到你，你可知道我的小穴渴求着你，还有我下身的脏器和我那不安的舌头……”

“你听好，我一点不想惩罚你，也不想惩罚任何人。我也不穿黑色白色的法衣，让可能喜欢这种东西的你空欢喜，我穿的是没有什么款型的灯芯绒裤和套头针织衫，所以别再瞎说了。你需要我把电话转给霍利教士，让他和你聊聊尼采和上帝已死论吗？”

“对我来说，跟一个像你一般对这些事情毫无容忍和不屑一顾的人谈论，才更加有趣味性——我看要改变你这个信仰早已缺失的预言家，得付出的可不是一般的技巧，要克服的困难也非同寻常。要是跟你那位霍利教士谈话，搞不好会像跟那些已经皈依的人继续在他的信仰范围内传经讲道一样，是一件易如反掌又枯燥至极的事，没什么意思。”

圣西门教堂地下室的楼梯传来一阵扰攘。从螺旋阶梯上降下了沉重的脚步声，那脚步迅疾、果决又匆忙。在丹尼尔身后，金妮已经先站了起来，把毛线针紧抓在手上，像要用来防身似的。

一个声音响起，尖厉、浑厚、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个声音：“请问丹尼尔·奥顿在吗？我被告知要来这里找他。”

金妮应答：“他正在工作。基本上我们这里不接待访客。但我们楼上有个起居室，你可以在那儿喝杯茶。”

来者说：“我才不是什么访客，你这个蠢女人。我现在必须见丹尼尔，这是我们之间的私人事务。”

“我不大清楚他现在有没有空见你……”金妮说。

“我听到嘈杂声，”电话听筒那端的“钢线”用颤音说，“你分神了。我得去躺好，舔舐我那些可怜的伤口了。你可以幻想我舔的样子，我迟钝的朋友，快幻想我的舌尖与血痕的触碰。”

“还能更糟一点吗，”丹尼尔说，“简直没有比无法挑动欲望的人做欲望挑动之事更糟的了吧。”

“啊，你绝对有点被挑动起来了，我听得到。你怎么可能一边是基督徒，一边却不被血的翻涌和气息挑动起来呢？我亲爱的迟钝的朋友。”

“那边那位就是丹尼尔·奥顿吗？”来者问。

“你也看到了，他正在通话中。”金妮答。

“占用你一点时间，奥顿先生。”来者对丹尼尔说。

“真叫人兴奋……”“钢线”没说完，丹尼尔就把电话听筒放回原位。丹尼尔转向这个直奔自己而来的访客。一个黝黑、体形厚重的男人，跟丹尼尔差不多的身高，头发修剪得整齐，一身西装，丝质领带，下巴铁青，眉毛浓密得纠结在了一起。

丹尼尔边对来者伸出手，边问：“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我看是你把我的太太藏起来了吧。我正到处找她，我觉得可能藏匿她的人是你。把她交还给我。”

“依据保密条款，我们不能违背职业准则……”

“你不认识我。我和你是亲戚，虽然听起来不是真的，但的确有这么回事。我是奈杰尔·瑞佛。我太太是弗雷德丽卡。我虽然没见过你，但我听说过你。你娶了我太太的姐姐，你太太死了。我知道你的事。我认为我太太投奔你来了。她离家已经两个月了，我不停找她，也找不到，当然我找你也并不顺利。我考虑过了，结论是她肯定会来找你。你写过信给她，我见过那封信。我不想伤害你，也不想伤害她，我只想找到她，带她回去，还有我儿子，我也得一并带回去，他是应该跟我在一起的。他一辈子都应该跟我在一起。所以，请你告诉我，我太太在哪里。你告诉我她身在何处就行，我不想伤害她，只想要回她。”

“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失踪了。”

“我不相信你!你绝对知道她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丹尼尔说，但不妙的是，他补了多余的一句，“她看起来像做了一件对的事。”

奈杰尔抽身向后，冲丹尼尔的脸上砸了一拳。丹尼尔踉踉跄跄，慌里慌张地伸出一只胳膊来保护自己的头。金妮·格林希尔在忙乱中按下了一个应急按钮，突然间轰鸣又刺耳的铃声在他们这座地下室的上一层嗥嘶起来。他们的确是常常被访客攻击，后来他们发现有了这个铃声装置能够喝阻访客实施进一步的暴力攻击。他们和当地的警局也达成了共识，只要铃声大作，警局会派人来“看一看”情况。此刻，对于这个现场里的人来说，这个尖刻的噪声确实起到一种令人发狂的效果。奈杰尔又朝丹尼尔刺出一拳，这一拳斜向落在丹尼尔的耳上。同时，奈杰尔那造价昂贵的西装发出撕裂的声音。丹尼尔一瞬间想起了“钢线”，“他该多后悔自己错过了这肉身激烈相撞的场面，还有这血色的汩流”。丹尼尔一直试图充当一个绥靖主义者的角色，但是他又觉得不该轻易放过那些加害者。他抢占了他的上风，一把揪住他连襟的领带结，用手抵着奈杰尔的喉结。

“你给我听着，我不说谎。如果我说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我就真的不知道她在哪儿。你最好搞懂这一点，节省咱们两人的时间。”

他很想揍奈杰尔，血从他迅速肿起来的鼻子中滴滴答答溅到奈杰尔的名贵衬衫上。奈杰尔稍想了一下，举起右手，朝丹尼尔还没有被伤到的左脸上狠狠甩了一巴掌。丹尼尔心知肚明，奈杰尔也就这么点能耐，没有更多的别的本事了。丹尼尔想要回击，可内心太多挂虑。铃声嗥叫个不停，终于，一个警察出现在楼道尽头。丹尼尔，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警察说：“没什么大事，麻烦您跑来一趟，这是个误会引起的。”

“如果您确定一切正常的话，奥顿先生。”警察说。

“真的，全都是误会。”丹尼尔说。

丹尼尔，奈杰尔，两个男人怒目相视。竟然是奈杰尔先释出和解的善意。“我知道你太太的事，也知道她的死亡，你接受不易。而我的太太带着我的儿子离家出走了。我只想找回他们母子。”

丹尼尔眼前出现了死者的面目，那面目突如其来，猝不及防。他感觉自己整个头脑里血红一片。他出拳了，击中奈杰尔的嘴巴。又是一片血光四射，红浆迸发。

“老天!”奈杰尔含糊不清地喊，“对不起!我那么说不对。这真他妈糟透了!我们能坐下来吗？”

“如果你坚持要这么做的话。”

“我已经说了，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我不该那么说，我只是想……只是想……你是知道的……我把话乱说一通。听我说，在那段日子里，是我照顾着弗雷德丽卡走过来的。她每次哭，我都抱紧她。别打我了，我不过想说……你和我……咱们两人知道彼此却不相识。这是很私人的对话，我想告诉你，她当时在我的臂弯里哭得无休无止，我是说弗雷德丽卡。我就想她回来啊。”

奈杰尔喃喃自语，说的全是丹尼尔血红脑袋里的旧事，奈杰尔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那件事”，就是因为斯蒂芬妮，奈杰尔才娶了弗雷德丽卡。丹尼尔一言不发，愁望着地上。两个男人都愁望着地。金妮·格林希尔不合时宜地想到一个比喻：男子肤暗，如若黑牛。

“我已经越陷越深，也很想挽回一切，”奈杰尔对丹尼尔说，“给，你拿我的手帕擦一擦吧，我装着好几块手帕，都是干净的。”

丹尼尔默默擦着自己的血。

“好吧，我接受你的说法。你说你不知道她的行踪，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找她？我是不是应该去找那些开着路虎车来我家的混账朋友？但我记不得他们的混账名字。我多想让他们远离我们的生活，滚得越远越好。现在我想找到他们，却不知道从何找起。我想我儿子，他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骨血，我爱他。一个父亲爱他的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在一块儿也是天经地义的——儿子应该和父亲住一起。就是这么回事，不是吗？”

丹尼尔垂下了头。他自己的儿子在约克郡。奈杰尔的儿子跟弗雷德丽卡在一起，即使是男人中很有“母性直觉”的丹尼尔——对，就算是丹尼尔，也不觉得奈杰尔有希望找回儿子。丹尼尔从来没有完全地接纳、喜欢弗雷德丽卡。丹尼尔从某些层面上，根本不愿意去想弗雷德丽卡为斯蒂芬妮哭。“斯蒂芬妮是我的啊!斯蒂芬妮是我的啊!”

“每一天，”奈杰尔仍在诉说，“我都以为，今天弗雷德丽卡会联络我。我的奢望每天落空。”

“我会帮忙问问。我不是说我能找到她，我也不是说我有任何头绪要从哪里开始。我会尽量帮你传个话。让她联络你，她联不联络你是她的自由。”

“我去过她约克郡的娘家。我把她老爹的头往门上撞。我不是有意的，我抑制不住我的火气。我那么做一点恶意也没有。”

丹尼尔听着听着，笑了出来。

“有这么好笑吗？”

“他本人也经常说：‘我那么做一点恶意也没有。’我奉劝你，还是用平和的方式把她找回来吧。”

“我爱她。”奈杰尔说。

“爱？”丹尼尔轻声疑问，他的工作让他对这个字眼充满着一种职业化的恐惧感。他边指引着奈杰尔上楼，边对奈杰尔说：“你几乎毁了我的职业生涯，你打坏了我两只耳朵。我现在所能听见的就是哼哼唧唧和干扰声和寻常噪声。这很糟糕，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聆听。”

“真是一份滑稽的工作。我想这个工作令你不快吧，别人的苦恼，你又能帮上什么忙？”

“偶尔能帮上一点忙，偶尔地。”

“你听到了另一面的人生。”奈杰尔说，他好像忽然“出脱”了。他给了丹尼尔一张名片。“如果你听到关于她的任何信息。”

“我告诉过你了，我的耳朵已经不管用了。”

他们就这样分别了。

“我们伟大的设计者，”格里姆上校对已和他形同密友的图尔德斯·坎托说，“考沃特即将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群体之中那些娇柔稚嫩的乳儿身上，转移到稍大一点的那群小孩子身上，喋喋不休、趣致可爱的童言童语，能让阴暗的长廊复活，又或是美妙地扰乱成年人的沉思。”

“他自己身边并没有这样一个孩子，”图尔德斯·坎托说，“尽管他从没昭告众人，也没有人知悉他到底有没有那样一个孩子。”

“那却并不能阻挡一个热衷此道的人对此事发表见解。图尔德斯，我的朋友，千万别忘了，我们可都曾经是孩子，我们都同样在孩童领域里有真知灼见。”

“我们给予别人的建议，都来自久远年代里我们自己的那些畏惧和希冀，我们的人种就是如此这般地延续着。”

“但是考沃特，我愿上天庇佑他的灵魂，改造出一种全新的儿童，让其成为一种全新的人类，后世因此便可遵循他的创造。”

“他或许会做出了不起的大事、善事，毕竟男人们、女人们都敬爱他。每次他讲演，男人们和女人们都会孜孜不倦地聆听好几个时辰。人们可不会这样听我们说话，也不会遵从我们的要求。”

“在陈旧的年月里，那些我已经彻底隔绝的年月里，人们是遵从我的命令的。”

“但是，我亲爱的格里姆，那些不值一提的破旧年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一个人对众人许下了幸福的诺言，要是幸福无法降临，众人将会抱以怨恨。”

“如果他教会众人处世智慧，众人却将会宽解相待。”

“你真见识过这样的治世之道？”

“没有过。但希望就是人类最愉悦的沉沦。让我们去听听看我们的大设计者描画他要如何从母亲乳房上将婴孩全数解放的蓝图。”

“舌之剧场”挤满了要听考沃特讲解孩童教育理念的人，毕竟要被教育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而乱言塔里真正的孩子，有五六十个，则没有被安排出现在这个演说场合上，几位女士自发地联合起来照顾这些小生灵，教他们各种传统文化和手工艺，比如：说俏皮话、预读、写作、计算、语言、生死道理、歌唱、舞蹈、吹笛、拉小提琴、打铃鼓、敲钟琴、折纸康乃馨、烤小蛋糕、观察小动物，比如：蜘蛛、壁虎、苍蝇、蟑螂、蚯蚓和老鼠，还有，她们教孩子们认识豆类和芥菜的生长。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在没有预先准备和相当偶然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即使是这样，也足以使孩子们安静投入，也满足了他们不断推进、不知倦怠的好奇和好动，而且是在孩子们觉得合理、天真的方式下进行的。但可以料到的是，考沃特对教育提出的建议是更加理性、深奥、尖锐的，尤其是对漫长童年期的度过方式多有侧重。(他发问：“谁会对这漫长而漫长的童年岁月没有感触？每分钟都像蠕动着前行，每小时和每一日像厚重的丝绒缓缓入水时发出幽幽飒飒的声音，而下一个月是无意想象地遥远，就好像是另一个星球上才会发生的事，又好像是黑夜中的星星，联结它们的只有黑色的尘屑，那些尘屑联结着此刻和即将到来的此刻，以及令人疑窦丛生的似乎不会到来的此刻。”)

我不想在这里复述考沃特演说的全部内容，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那真是用他的个人魅力堆砌出来的一场讲演，他的观众在他的句号和圆括号之间摆荡着，就像眼镜蛇跟前的昏了头的红眼老鼠；就像充满灵性和智慧的传道人脚趾前五体投地的信众。事实是落于纸端的文字很可能缺少演说时产生的凝聚力和吸附力，的确，一旦被定型于书面，口语的魔幻很多时候充其量不过是墨迹的忽隐忽现。只是，为了这番表演，考沃特做了太多的功课，烧了多少夜半时分仍灼热的灯油，当然，少不了达米安和洛绮丝不断给他灌以糖浆，施与刺激，有的香甜如蜜，有的咸涩似盐，他想着想着、说着说着，思绪飘到一些袋装的囊状物上，就像那些布袋里的囊状物不知不觉壮大成一个因受过度刺激而膨胀的脏器，承装着脓水一般的刺激性体液。其实，他对于戏剧有想法，对演说和朗读的学习有想法，最隐秘的是，他对婴儿神秘感官生活的规则和构成有想法，在他看来，这应该被揭露和公之于众；他对惩罚有想法(他对惩罚的想法是精确分出等级的，也在精密度上有其允当的界限，同时又是充满开阔视野的)；他对群体生活有想法，他对避世独居有想法，他对腐败等相关种种议题有想法，他对食古不化和乐于娱人有想法——如果把他有想法的事物和问题全部罗列出来，比从在这个堕落又琐碎的世界中找出一个愿意应和我的读者，都要浪费时间。所以，我想尽量简略地概括他的话，以此来加快我的陈述速度。他所有想法的纯粹和美妙没有在日后的应用过程中完全被具体化，尽管如此，我想这种纯度和美感却会在他们那个世界的生活中隐约闪现。他是一番好意——确实是一番好意，除了考沃特，我想没几个人能获得比这更好的赞辞。

因为绝大多数的孩子都不在场，所以乱言塔不少的女性也不在场，因为她们要“照顾”孩子们，至少她们是这样以为的。

但是梅维丝，就是费边的妻子，也是弗洛里安、弗洛里泽尔和年幼的费利西塔丝的母亲却在场——因为她实在太难与自己的孩子们分隔，也因为她担忧考沃特打算切断他们母子之间的牵绊。

还有洛绮丝和达米安也在场，他们无法把手从彼此的身体上移开。考沃特为自己在戏剧策略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震惊。在“面具剧场”的那场演出中，洛绮丝相当自愿和投入地在众人面前演示了她对达米安肉体的激情，那也是达米安欲从洛绮丝身上得到的，只可惜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他只能空想，而在演出中，他却真实地获取了。事情就是这样，戴着一张笑脸面具和一顶蓬乱假发的洛绮丝，终于在达米安强大的情感攻势中败下阵来，输给了自己的肉欲，而选择戴上一张武士面具的达米安，在台下观众群情激动的助威声和他们愉悦观赏的喝彩声中，满足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淫欲。自从那次演示开始，洛绮丝的身体便苦苦渴求和贪念着达米安，而相比于达米安对洛绮丝的欲念，洛绮丝的也只是多出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在考沃特的睡房内，就在考沃特奋笔疾书的时候，洛绮丝和达米安交合了，他们抽身分别去给考沃特端餐送水后，再度交合了。

他们二人的事，在考沃特看来，是自己良政善见的美好结果。

他却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地总结自己的看法，他觉得洛绮丝原本浑圆坚挺的双乳在纹理上有了些微皱褶，而达米安肥瘦适中的屁股大到显得自负而荒谬。

不管怎样，他已经成功证明了：一个人对于欲望正规而有条不紊的演绎，完全能引致另一个人的欲望。

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洛绮丝的痴笑。

作为叙述者，该是我把讲述的重点从达米安与洛绮丝共同体尝、两情相悦的美满交媾上，转移回考沃特演说内容的概括上了。但是我会在述说完考沃特肉质丰厚的论述后，再说起他们的甘美肉身。

考沃特说，一个孩子，是由一个女人生下的，而某个男人在已知情况下，参与了为这个孩子的诞生而受精播种的过程，但对于是否要使孩子降生，这个男人的肯定意愿也许并不如多数人所想的那般强烈。

考沃特继续说，在我们逃离的腐朽世界里，生下来的孩子在家庭中被抚养长大，长成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同时，有了兄弟，同父异母的兄弟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当然也有女性同辈，全体被统编进一个社群。在那个陈旧社会里，就是考沃特他们逃脱的社会里，所有的秩序和结构，包括草根社会、君主政体、基督信仰、教育机制等林林总总，都模仿着家庭的形态生成。由此，威权、迫害、皇脉、阶级、临幸、特权的构筑，以及导致权利压制、非理性逻辑、非法物质侵占和个人贪欲念头的，均以家庭结构为基础。

在这个新辟的天地中，就在乱言塔中，众人平等也相依为伴。不会再有婚姻，不会再有家庭，孩子将是这个群体中每个成员的孩子。嫉妒和偏袒之心将不复存在，全部正在哺乳的母亲将把母乳毫无偏私地喂养给所有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人饱足，全体皆饱足；一人挨饿，全体亦挨饿，如此，不再有相残相害。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乱言塔里现有的婴孩、儿童，会被送去新的寄养宿舍，这个寄养宿舍好几个星期前就在考沃特的授意下开始修筑(他甚至从乱言塔外雇用了化外之人作为劳力，加快寄养宿舍的建成，加速对家庭机制的废除)。这座新的寄养宿舍修建在乱言塔主体建筑的一个侧厢，是不同于主塔内部装修的新型设计。寄养宿舍里，会设置床板和软垫，大床和小床，窗帘和铺盖，家具摆设都是色度和亮度极高的颜色，因考沃特观察到孩童的成长发育需要接收丰富色彩和纹理的视觉刺激，当然，也少不了光线，他早设计好了，寄养宿舍将彻夜灯火长明——他注意到孩童大多惧怕黑暗。不仅是黑暗，还有影子。因此，有些地方，暗影斑驳，有些孩子好像有被形状可怖的暗影所吓到的快感，有些地方，则会由极强的光线带来一室通透，有些孩子见了怪影，心中会留下创伤。考沃特还发现，有些孩子喜欢与成群的小狗等幼小动物一起入睡，有些孩子因为天性喜好独处，倾向于独自安眠，不管是哪种情况，考沃特都做了周详安排。

“如果一个孩子想和另一个惯于独处的孩子为伍，那该怎么办？”图尔德斯·坎托发问。

考沃特回道，即便是孩子，也会学会自主管理他们的小社群。考沃特指出，孩子们得学会互相尊重，彼此善待。“既然我们的社会都愈加和谐了，这一点在孩子们看来也是自然的，也是值得他们引用的。动辄得咎和逞凶斗狠是家庭机制的产物，这些产物会被理性社群和完善的欲望表达所替代。”

他接着谈到了教育。“儿童，须以各自的速度来学习，而且，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他说，“我们不应该将具有限制性的积习宿弊，早早扣在他们身上，这样会导致他们的心理畸形扭曲，比如重复一些没有目的性的、无人可懂的辞令或数字，比如什么透视法则或规范了道德的俚语、俗谚。一切学习和知识都应是自我发现，一切问题都必须在孩子真心急迫地想得到答案时才被回答，而不是在其他的任何情况下。他们需要有大量的书籍，他们的秉性需要被社群接纳，成年人需要随时随地做好言传身教的准备，这包括了教他们阅读和教他们懂得书中晦涩的内容。考沃特说：“有的孩子，可能想一连读长达十五个小时的书，也可能一两个星期之内不碰书一下，在我看来，那十五个读书读个不停的小时，远比几个月的强制学习要有用得多。”

他还说(对了，这都是我的概述)：“我深刻意识到，我们这些自诩为成年人、大人、理性人的人类，有太多要向小人儿们学习。我们不妨留心观察一下，便可以发觉，孩子们的世界充满了丰富活动和各种探索。而我们呢，闭锁又退守，偏偏想把他们禁锢起来，不是掌掴就是给他们坏脸色看，还总以恶毒的事物来恫吓他们——阉割、致盲、长不高、被地狱之火吞没……小孩子是最自然的存在，他们从母体中迸发而出时，带着最自然的能量和力量，正是这种能量和力量遭到了我们成年人的曲解和压抑。当小女孩儿因纯真天性掀起了小裙子，向成年男女毫不避讳地展示她们圆鼓鼓的小肚子和可爱的小屁股，我们难道不会在心头上得来一记撞击，因此珍视又宠爱这些无邪又大方的女娃娃吗？不仅是小女孩，小男孩们也一样。小家伙们无视性别，想要唤醒各自沉睡的小小器官，用他们身上的小尾巴和小珍珠来获得快乐。我们看到后，真的应该恐慌，又用号叫和暴怒来伤害他们吗？现在我们正是这样。我们难道不应该对他们施以微笑，和他们一起嬉玩？如果我们和他们自然和谐、毫无杂念地玩起来，难道他们就会无法成才？难道他们就会不学无术？其实，反过来，他们会教导我们，教我们遍尝极致的愉悦、入迷的感知，教我们认识到什么是乐善好施，什么是互惠互利。”

考沃特说到这些话时，不但加强了话语力度，更试图带来他所谈内容的视觉观感，尽管如此，却让剧场里在座的那些脚踏实地又缺乏想象力的伙伴难以接受，因为考沃特显然是在宣扬一种新形态的思想，或者剧场(因为在考沃特一贯谈话的体系中，剧场、思想，还有宗教，呈密不可分、彼此影响的关系)，或者惯例，甚至可以说，是让成年的男人和女人，俯身去从对婴孩和乳儿的模仿中获得新知，再露骨一点，是让所有人在剧场的舞台上天真地赤裸着，天真地去探索彼此的肉身，去探索那些已经发育成熟了的、刚到达适婚年龄的和尚处于青春期的一切孔洞、唇舌、牙齿、凹缝、出血、流汁、子实、汗液、口水、眼泪、哮鸣、不宁。我们在新生儿状态时，或者我们从婴儿老师那里学到的喃喃呓语和语焉不详，并不能视作是对一种更甜润更有潜力的新语言的初学，我们以肉身贴地、匍匐而行时所自然发出的听来无甚意义的吱嘎声、摩擦声、低嗡声、嗯呃声——就是一种最新的语言!“噢!”考沃特冲着台下大多数发出了巨大唏嘘声的躁动着的观众大叫，“如果我们能再次回归到无限趋近于我们的诞生时刻，从那一刻起重新学习，我们将会再造崭新的自由的官能，以及非同以往的不受拘束的交感力和享受力。所以，我们由此必能创造出一种先进的真实的语言，一种代表爱、享乐、诚实的语言，一种完全没有影射、弱点、缺陷的语言，一种像利剑一般的语言，一种像阴茎射精时精子即时唱出凯旋之歌般的语言，一种刈除了可怜的耻辱感的语言，一种凌驾于支吾的窘迫感的语言——那将是一种首次出现的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他说道，经由观察，他发现：相对于乱言塔里那些更脆弱又娇气的成年人，儿童对人类排泄物没有显示出同样的反感，而成人的这种反感让乱言塔里公共厕所的使用率越来越低。考沃特认为，这种对排泄物的反感可能是狭隘教育导致的一种扭曲了的敏感性，这敏感性也可能是自然的，是自然发展的产物。考沃特感到儿童对秽物和脏乱的愉悦应该被导正使用，因此建议成立一支少年清洁队，他们可以推着他们的小推车或赶着小马车，一辆辆小车上装满盛着秽物的桶子、盆子，飞快地进出乱言塔，他们所到之处，都伴着喇叭声和笛声。考沃特还为清洁队的小队员们设计出了制服，浅橄榄绿色粗麻布衣，在所有接合处都以猩红色的穗带作为联结物——考沃特把自己的设计展示给这帮聚集的民众看，台下当然响起了礼貌的掌声。

考沃特对于惩罚的想法，跟我接下来将要向各位讲述的有关。不过他的想法只是草拟出的内容，所以呈现出一定的不连贯性，我将在稍后才详述这些想法以供讨论。“我想，”他说，“我想宣布从今往后，在我们的理性又充满热情的世界中不会再有严刑和惩罚。但依我来看，一切事情都未臻完美，至少目前如此，还无法看到一个完美的局面……不过，整体上，我觉得成年人最好不要再责罚孩子们，他们的小过失应由他们的同辈在互相容忍和笑意盈盈的氛围里修正。”

说到这里时，梅维丝女士问：“是否可以允许我发表一些意见？”考沃特早已把这位女士视为自己的反对者。她高挑身材，浅棕肤色，轻缓地说：她和费边，也就是她的合作者——之所以称费边为“合作者”，她说，是因为在现行制度中，已没有“丈夫”的存在。她说他们俩经常交流，也对很多事情持有相同观点，就好像他们能以对方的思路来想事情，能不用语言来对话。他们两人互为一体，像两棵共生共荣的树，在那个旧的国家里，在革命没发生前，这种关系是相当受人尊重的。但在乱言塔里，却备受“塔民”质疑，她看起来鹤立鸡群，故意和其余所有人唱反调。尽管乱言塔里许多人尽情拥抱着被赋予的崭新自由——那些附属的教堂和狭小的地窖里，每晚都在进行着四人、十二人，甚至是二十人的纵情群交；尽管越来越多人在酷刑剧场、舌之剧场积极地展现出他们深埋心底的欲望，目前却没有任何人尝试接近费边和梅维丝，对他们施以同样行径。梅维丝和费边在这一行人的逃亡初期，总是以最真诚的笑容和最温情的善意对待众人，比如梅维丝曾经为那些孩子——也有成年人，举办过许多欢快的庄园野餐会，她亲手做出美味的面包和蛋糕，调出甜蜜的柠檬水、薏仁水，还有装点着樱桃和白芷的蛋奶果泥。但此刻在乱言塔，绝大多数的“愉悦”是更加狂乱和猛烈的，梅维丝这些简单的小欢宴几乎无人参与，或者只能吸引到那些特别年老和特别年幼的。在梅维丝女士宽眉间，凝蹙着的一道暗影取代了往常一缕缕好客的笑纹。有一天晚上，在他们那石筑的卧室里，她和费边讨论起取悦他人会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梅维丝女士对费边说：“可能对你来说会有娱乐性。”费边回答道：“亲爱的，如果我闭上眼睛，想象粉嫩的帕斯托蕾拉或光滑的克洛丽丝，事实上是柔软的、棕色肌肤的你，带着你那些细小的伤疤，笑起来时的皱纹和隐秘的皮肤褶层，我可能会完成那一切。不过说实话，我也不太相信自己能做完。可是如果我无法完成，那这就是对自由发挥欲望、随意获取多重享乐这种号召的一记反击，因为我惧怕被社会不认同，而勉强自己做不情愿的事——而这种被硬性规定、视为寻常的行为准则，正是我们试图从旧世界里逃离的。如果我和你只对彼此有欲求，因为我们互相了解和信任，这也应该在自由的名义下被包容。”

“他搞不好会命令我们在他的舞台上公开表演给众人看。”梅维丝担忧。

“我可不这么认为，”费边分析着，“乱言塔不是个君主政体，他又不是个国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行事的权利，让那些能通过表演来发现自己的人来表演就够了。”

“他也许会对你和我说：你们并不了解自己。”梅维丝的顾虑没有减轻。

“我们会向他证明，我们非常了解自己和对方。”费边说。

“他可能会恨我们。”梅维丝女士心中暗想，但没有高声说出这句话的勇气。不过费边却听到了她的想法。而且他的面上，也扬起微微的愁容。

考沃特早已颇费时间地将他这群“塔民”之间主要的情感关系梳理完毕，将恋慕关系和对立关系写成一份表格，这些关系被小箭头和刀剑、十字、公鸡、公牛和张开的嘴巴等小符号连接在一起。他还做了一个临时总结：“一个真正和谐的世界，需要有现在五倍的公民人数，才能保证所有可能的欲望得到实现并有互相满足的机会，但既然乱言塔无法超额容纳居住者，也无法令过多的欲望得以实现，那么我们所有人现有的配合度必须加倍，也就是说，必须来‘尝试’那些对我们来说并不自然的激情。比如说，一个人想掀开另一个人的伤口上的痂，但找不到伤口结痂的皮肤，那么必须有人在酷刑剧场来模拟痂被掀开时的情态，甚至学着去享受这个过程。”

他的话题移转到梅维丝女士身上，并把她挑出来作为例子解说。梅维丝女士代表着一个简单的类型，她是那种目的性非常单一的女性——只想被吮吸。考沃特就像是在为她进行着“诊断”，他说：“梅维丝女士的感官知觉全部集中在她硕大的棕色乳头和暗沉的乳晕上，她人生中唯一的乐趣就是婴儿吮吸时的收放，以及无齿牙龈留下的轻柔噬咬，小嘴唇坚定的吸力和小手指对她丰满圆润乳房的揉捏。”自从这一行人来到乱言塔后，她就理所当然地掌管着自由——自己宽衣解带，在每次婴儿有需要的情况下，把自己那行将喷发的乳房放进婴儿嘴里，毫不带羞怯之心，而这一切都是她可以随心所欲的，因为羞怯感已被消灭。一个有理解能力的读者可能会以为考沃特这伟大的“设计者”应该会任命梅维丝女士这样的女性担任寄养宿舍里所有婴孩的乳母，并将这视为适得其所，也能发挥其作用。但在考沃特的心里，他对梅维丝袒胸露乳这一幕厌恶异常，尤其是在看到婴儿吮吸得太急切太激烈，乳汁从婴儿的嘴上滴落的时候。在她平静地为自己的孩子哺乳的画面出现时，他感到自己有一种欲望，他想控制住她，就用他的手，或者用一个武器，去刺穿或挫伤那对坚挺不倒的圆球，让热血和温奶混流到一起，把她的乳房切割成片状……他却没有像一个优秀的关于欲望的分析专家那样，理清自己去伤害梅维丝女士的欲望源自何处、因何而来，又可能给他带来怎样的满足。他还没能进入更深层次的境界。在他现有的程度上，他无法思考自己作为自然生物的一种残害、损伤、钻痛、撕裂、致瘀、穿刺、绞杀的冲动。不行，尚未进化完整的考沃特只能转移他对梅维丝女士“乳房展示”的憎恶，尽量让自己恢复理智，为整个群体着想。这位女士，在新的享乐条例中，显然没有什么太大用处，没有人对她显示出欲求，且都排斥她那太显而易见的母性天分。考沃特觉得她必须学着融入多形态、多样式的肉体欢愉中，这样对大多数人都有好处。他心底的阴暗处，已经想出一个帮她实现这种转变的情境，“洞开”这位清苦的女性。他被梅维丝女士“我是否可以讲话”的询问打断，他话说到一半，却只得愠怒地回答她：“当然了，你当然可以讲话。”随即，他感到一丝恶心，因他很明白她将要说些什么，他也清楚自己要如何反击。

于是梅维丝女士站起身来，把她幼小的儿子弗洛里泽尔拥紧在怀中。她用她乳汁般顺滑的声音说：“将小婴儿和赋予他们生命的母亲分离这种做法的明智性可受公评。因为一个小生命的身体寄居在一个女人的身体中生长成形，当新生儿因脐带剪断而与母体分离后，他仍是她身体或生命的一部分，并且，在一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他无法独自站立或行走，何况母子之间是一个自然的生态关系或供求关系，他身体上的强健，需要母亲施与乳汁来维持，也需要母亲从旁呵护，教他生活技能，并保护他免受外界侵害。”

“我并不否认……”梅维丝女士说，“‘有神设计并创造出我们，使得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的这种观点，但是，我想要申明的是，在自然界中任何一处，我们都可以看到源自血亲关系的纽带和关爱。即使是雌性鳄鱼也一样，雌性鳄鱼曾一度被认为缺乏天伦甚至具有食子倾向，但也被观察到会将她诞下的小生灵放在它恐怖的利齿间保护它们，小鳄鱼会自动钻进母鳄的齿缝间寻求庇护。当然母鳄不会一视同仁地对任何幼小的两栖动物提供避难所，它只保护自己的孩子们，那是它蛋中孵化出的生命，她知道这一点，也认得出她的孩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考沃特以耐心的语气回应道，“我们难道没有看到从这种偏爱中蹦跃出的邪恶吗？我们难道没有看到自我中心和优越感寄生着的温床，还有那劳心费力筑成的爱巢，总是阻挡着富有冒险犯难之心的孩子去探索外部世界？不仅仅在残酷的现实中可见，就连文学比喻中，我们也不断地读到：当婴儿在熟睡中时，母亲翻身时将沉重的身躯压在那些睡梦中无辜的小身体上，令她的孩子窒息而死。不，让我们在一个有着检讨、制衡、巩固、敏锐情感的社会系统里，把自己拓延至其他需要推挤的活动中，就如同置于灼热难耐的‘母性’情感中，让我们能感到一份共同的爱，那么，整个世界将因此变得多么和谐。没有人再需要去争抢均分给每个人的东西，没有婴孩儿会饥饿地为乳汁号哭，没有被过分宠溺的孩子会挣扎着要逃离母爱那叫人透不过气的束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都会得到足够的母爱关怀，所有人，男人、女人、阉人、孩子，没有人会施放过多，也没有人承受过多。”

台下的听众欢呼起来，考沃特听起来像是对的，因为即使梅维丝的孩子们不再由梅维丝专门照顾，也不会短缺半分关爱，孩子们得到的不会少于他们之前就已得到的，因为关爱他们的人更多。

刚落成的寄养宿舍由佩尔妮女士举行了开放仪式，佩尔妮女士用剪刀剪开了一条粉红色的丝带，象征着寄养宿舍正式投入使用。正当所有人都在参观寄养宿舍时，格里姆上校和图尔德斯·坎托登上了乱言塔的城垛，俯瞰着平阔的大地。人们都在为寄养宿舍灵巧的寝具设计而赞叹连连，硕大的圆形床上铺着软垫，软垫上绣着一只只小羊羔，小羊羔和幼狮、小花斑豹在草地上愉快地玩耍。此时，格里姆上校对图尔德斯·坎托说：“我看到有一队骑手正驭马朝我们接近，我们的警卫去了哪里？”图尔德斯·坎托说：“你的眼力比我好，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不确定我们有警卫，因为反正从来没有人来我们这里，也没人自告奋勇想要在一个岗哨上站岗。”

大家为寄养宿舍内精致的玩具柜、夜壶和布艺品惊呼着，所有这些东西都描画着蝴蝶和咧着嘴笑的壁虎。

格里姆上校正色说：“我看到那队骑手举着一面流血之树的旗帜，那是克雷布斯人正在光天化日之下穿行于山谷间，而他们通常不会在日间出没。我认为你应该赶快下去通知考沃特和其他人，说不定克雷布斯人是想来进犯我们。而且我们目前没有从北方撤离山谷的方法——我们唯一的桥被砍断了。”

乱言塔没有组建武装军队也没有任何防卫机制，但说起来，对于一个强大的外部势力而言，一旦乱言塔关闭了城门，切断了桥梁，这座堡垒是很难被侵入的。现在塔内每个人都忙进忙出，像巢穴里一群骚动不安的虫子，这时才发觉剑、子弹、干草叉、火枪、扦子、刻刀等诸如此类要是当初都带上的话，还能派上多大用场？克雷布斯人的骑队愈加靠近，格里姆上校的确没看错——朝乱言塔而来的是克雷布斯人，策马疾行、怒气冲天，那是一支约有一百人的队伍，他们边行边唱，但没人能听懂他们到底在唱些什么。

他们马匹矮而丑，马毛粗黑，马鬃茂密，它们紧贴着地面奔驰，掀起一阵灰土，跑得快得令人发慌。骑手们的面目都不可辨，他们都戴着平头头盔，那头盔上的毛皮都伸向他们的鼻子。他们也穿着黑色皮背心，柔软又经过了磨光，呈现出这块暗沉那块闪亮的外观，又因为他们所穿的马裤也是黑色的，所以整个队伍像是一片移动的、会唱歌的黑影。黑影上方是一块银色的云，那是他们手持的黑色长矛矛尖所发出的颜色。这队人看似一群畸形的钢铁侏儒，骑手们的肩膀相当宽，手臂也相当长，不过他们躯干矮胖，腿是弓形腿，夹着马肚子，那腿简直短得要命。

乱言塔的人们都站在城垛后，挥舞着他们仓皇搜寻到的不像样的武器，男人、女人和一些孩子，就在那里站着往下看。佩尔妮女士说很可惜他们没有足够时间准备好滚烫的油，歌莉娅女士则说油很珍贵，没有多余的可以对付底下那些克雷布斯人，克雷布斯人搞不好会用头盔接住油，在塔下安营扎寨，对乱言塔展开长期围攻。克雷布斯人终于兵临城下，开始吹起巨大的喇叭和鹦鹉螺，并在关闭的城门前围聚起来。

于是，考沃特从城垛向下喊话：“你们是带着和平意愿来的吗？”

一个高亢、似有碾磨力的、乱言塔没任何人具有相同嗓音的声音，混沌地回答说：“并非带着和平意愿，也不蓄意挑起战争。我们只是带来了一样东西。”

“这是一个诡计，”纳西斯说，“他们想诱使我们打开门。”

“我们想用这样东西交换你们现有的一些东西，我们想换得酒、面粉和糖，来举办宴会，今天是我们的大宴之日。”那个声音说。

“那就把你们带来的东西展示给我们看看。”考沃特叫着。

“你必须亲自下来看才行。”克雷布斯人说。

“这是个陷阱啊。”纳西斯喊。

“我不认为这是个陷阱，”格里姆上校说，“克雷布斯人确实定期举行盛大的宴会，也喜欢用我们精工细制的材料为他们的酸酒、根状蛋糕调味。我们下去吧，考沃特，看看他们到底带来了什么东西。费边会拿着火枪站在斩断的桥边，纳西斯手里有另一支火枪，会保护我们突围，我们可以下去看看他们带来的东西。”

“我们的面粉和酒只够自给自足，没有多余的可以分出去。”佩尔妮女士告诫。

她又问：“万一那些克雷布斯人对我们不满，决定扎营不走，把我们全部逼出来，我们不就得挨饿了吗？”

考沃特和格里姆上校还是下塔，走到了桥口，让克雷布斯人把要交换的那样东西带上来。

克雷布斯人带过来的是一个很大的皮袋子，用皮绳紧紧系着。

“打开袋子，”格里姆上校说，“这样我们才能进行交易。”

两个克雷布斯人打开了袋口，抬起他们小又尖还穿着靴子的脚，朝袋子上踢了几下。

袋子里爬出一个男人，他爬得费力，他长长的灰色头发上沾染了血，他的脸上戴着一个带血的面具，两只胳膊被绑在一起，还有两腿也从膝盖处被捆着，所以他只能像一条蛇一样迟缓地从袋口蠕动出来。他的嘴也被一条皮带从两排牙齿间绑住了。

“他说是你的朋友，”克雷布斯人对考沃特说，“至少在我们捉到他时，他是这么说的。”

克雷布斯人转向考沃特和格里姆上校，对他们说话时，他们的大半张脸都被黑头发挡着，看得出脸很肥，嘴巴也被头发遮盖，头发中间依稀可见如豆的眼睛冒着光。

“他脸上有血，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考沃特说，“快让我们看看他。”

“他说是你的朋友，”克雷布斯人重复着同样的话，“如果你不认识他，我们就以间谍的罪名杀了他。如果你认识他，我们需要你赎回他，食物可以作为赎金。你们的食物就快运输回来了，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也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运回来。但我们现在就得准备我们的宴会，我们现在想要一些酒。”

“让他站起来，并把他松绑。”考沃特说。

于是克雷布斯人打开绑在他身上的皮绳结，扶着这个男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还推了他一把，但没有解开他手上的绳子。

那是个高个子男人，穿着一件黑色长披风。他的一双眼睛在满是血污的脸上格外光亮。

“你认得出我来吗，考沃特？”那男人问，“虽然我脸上沾满污物和泥巴，你认得出我来吧？我不是老天赐给你的一件大礼，但我只希望你能够从他们手上接纳我，不然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不会是什么好事情。”

他的声音听起来他痛得要命，却是干脆和明确的。

考沃特这时笑了。

“你说得没错，”考沃特笑着说，“你可不是老天送来的什么好礼物，因为你和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一件事抱相同观点。但是我们除了接纳你，没有其他选择，我的宿敌，因为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在我面前。”

没有人知道这个陌生人到底是谁，除了考沃特。他们还是准备了足够的食物，足够的酒，满足了远道而来的克雷布斯人。从克雷布斯人手中被放出来的这个男人，痛苦却仍趾高气扬地穿过桥，走向了乱言塔。考沃特对聚集在一起的塔民们说：

“现在让我向你们介绍我儿时的玩伴和同窗，参孙·奥里金。我也可以当着他的面，当着他此刻被血和泥盖住的面，跟你们大家说，他就是一条爬进我们这个天堂中的毒蛇，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反对派，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让他对我认同。如果要找个人为我们正进行的计划扯后腿，或者对我们提出的目标唱反调，没有人比他更合适，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拿出温柔关爱来欢迎他的到来，并以各种公平适度的愉悦享受让他感动，不然的话，他就会把我丢进修道院的一间间小房间里，严惩我们，让我们整日颤抖，严刑惩罚和浑身颤抖可不是我们隐秘的快感，因为他会确保我们在夜里一点快感也没有。是不是这样呢，我的老对手？我有没有说错？”

“我会保持缄默的，”参孙·奥里金嗫嚅道，“至少此刻会缄默，这一点我向你保证。”

参孙·奥里金说完就昏倒在自己刚才站着的那一块鹅卵石地上，巴比特的那些深入的哲学讨论不得不延期举行了。

一间大工作室改装成的教室，一端有个小讲台，弗雷德丽卡站在上面，教室顶端透进光。弗雷德丽卡穿着一件黑色短羊毛衣，外罩一件黑色编织外套，两件衣服长度相同。她的长发松散地垂着。她一张尖脸，在分梳成两股的发间，显得更加清晰。她望向她的学生们。学生们坐在椅子上，椅子附设可翻转、供当作写字桌的扶手，男学生们穿深色的牛仔衣，女学生们穿裙子和长的工作服，颜色大多是暗沉的水果色，那些颜色看着让人心里有点反酸。女学生们唇色很浅，眼妆化得像那些不怀好意的玩具娃娃，睫毛刷得很长，眼皮像被打肿了。这些学生都是专业的浪荡子。有的在做笔记，有的在涂鸦。弗雷德丽卡正满腔热情地讲述着：黑色湖水上的一只小纸灯，黄色的报春花和盛产螃蟹的红色海洋，白色鹳鸟和绿松石色的天空，还有那只邪恶的墨鱼“从光芒中央直勾勾地盯着[3]”。弗雷德丽卡说：“劳伦斯的每个用词，都有其丰富的含义。”她描述着月光映在水中的碎裂的倒影，她解释着白色邪佞花朵，那恶之花，漂在死亡海洋上。她教的是一个为期十周的“现代小说”课程。学校里的一个老师里士满·布莱说：“学艺术的学生都有阅读障碍，挑一些写得比较短的书讲给他们听。”她挑了《威尼斯之死》[4]《恶心》《城堡》，这些书都还没有在课堂上讲到。她首先选择的是D. H.劳伦斯和E. M.福斯特的书，因为她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两位小说家的书，她在剑桥时就读过，剑桥，也是她人生终结的地方。“小说，是唯一光彩夺目的生活之书。”——这是D. H.劳伦斯对小说基本的观点，在弗雷德丽卡看来，在D. H.劳伦斯在世时的文化氛围中，他的作品可谓小说最终归向的完美终点。有人还曾经问她是不是“劳伦斯式的女人”？不过，20世纪60年代社会已经在缓缓加速，向前发展了，这个社会并不觉得D.H.劳伦斯有多么大胆前卫，尽管“查泰莱夫人的审判”让他作为作者，在进步性上得到了承认，但真正大胆的是《裸体午餐》，是艾伦·金斯堡[5]，是阿尔托。弗雷德丽卡感受到了纯粹的人文时代的一种操弄，觉得自己的人生跟《恋爱中的女人》搅和在一起(弗雷德丽卡认为《恋爱中的女人》强悍、荒诞、深奥，还有一种固执的妙不可言)。这本书仅仅凭其存在性，就成了弗雷德丽卡看世界的一个方法。这本书对她太重要，她也想让这些学生都读一读。

她还不是很认识她的学生们。之后，她才能分辨得出来谁是谁。学陶艺的比学纸品设计的更能注意到事物间的不同；比起平面设计师，精于绘画的人使用的语言更加华丽，也更加随意；学雕塑的要么沉默寡言，要么口若悬河；就读工业设计的厌恶书籍的“文化”形式，而读珠宝设计的都比较疯狂，沉浸于剧场设计的人把书当作蓝图描画或图像结构来看待。眼下这个初始阶段，弗雷德丽卡摸不透他们，甚至有点儿怕他们。她在那里，自视为一个“文学评论者”，而学生们却都是“艺术家”，直觉上，她觉得自己不应对他们进行过于严格的分类，也不该从道德上判断他们。她所做的是尽力去诱使她的学生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书籍都是复杂的正统的结构。因为她明白这些学生大致上不怎么喜欢书。对他们而言，光明和意义存在于别处，比如说在工作室里，在酒吧里，在床上。

弗雷德丽卡说：“以一本小说为例，比如《恋爱中的女人》，它由一长串的语言建构而成，就像编织一样，方方寸寸、密密疏疏。书，是作者用头脑写成的，也会被不同的阅读者在头脑中重写，相同的书，因为不同的读后感而被重写成一本不同的书。对作者来说，书中人物的命运可能比作者的朋友和情人都更加有趣——但并不是说作者忽略朋友和情人，他也在努力地去了解自己的朋友和情人。人们都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唯语言不是我们仅有的一切。一本小说同时也是由想法写成的，那些想法联结着人们，就像层层叠叠的混合编织——《恋爱中的女人》，讲的是颓败，讲的是消亡之爱，讲的是桑纳托斯[6]与伊洛斯[7]形成对照。这些想法都是由语言构筑起来的，但这仍不是小说的全部，这本小说也是由图像组成的——那几盏纸灯、那一轮月亮、那丛白色的花朵——你或许会以为这是那种像绘画一般的图像，但它不是，这是不具象的可视化图像，而这样的图像才是真正强烈、有力的。这些图像都是由语言描绘而成的，这仍不是小说的全部。我们必须想象那轮残缺的月亮，书中那轮月亮吸收了我们所有的想象力，以及我们对月亮所有盈缺异同的观感。”弗雷德丽卡试图让画家们和雕塑家们懂得：一本小说尽管不是一幅画，但同样是一件艺术作品。在这个过程里，她也试着让自己明白一些事情。学生中，一位年轻的女子示以微笑，一位年轻的男子正奋笔疾书。弗雷德丽卡确定他们都在谛听，整群人都在谛听。她征服了他们，她织成了一张网。

在这间工作室型的教室另一端，另一个小讲台上，是另一群学生，比起弗雷德丽卡的学生，是挺松散随便的一群，他们或躺在地上，或蹲在地上，围着一个“模特”。那个“模特”是裘德·梅森，似乎是在对学生念着一个血红色小账本上的字句。裘德·梅森一半的身体没穿衣服：他腰腿部以下是裸着的，他坐在讲台边缘，他双膝在灰色幕布般长发中隐现，他的睾丸垂悬在两条脏腿之间，触碰着地上的灰土。他穿着一件污秽的丝绒上衣，掉了色的婆婆纳蓝，那上衣是短裙式的，大概是17世纪和18世纪交接时的那种风格，缝着脏兮兮的蕾丝滚边，胸前还有花边饰巾或三角形饰带一样的东西。在他的上衣之下，或者说花边饰巾以下，他就没穿什么了，他的身体像一块黑色的金属。他朝弗雷德丽卡喊话，声音质感有一种锯木头的效果：“你应该跟他们讲讲尼采，那个乘坐轻舟、勇渡摩耶怒海的人，那个看到幻象却在个体化原理的支撑下坚持过来的人。”

弗雷德丽卡生气了。她将学生注意力聚拢起来的那条线断了。她现在说什么都会让她听起来像是个尖刻的女教员，或者是个直接的怒气冲冲的人。但她就算保持沉默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她开口了：“我在讲的是D. H.劳伦斯。”

“我知道啊，我都听到了。你讲的有一些内容的确不能说无趣。比如，编织那一段就挺不错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具歧视性的艺术一样。你继续啊，我们搞不好还会加入你的课堂呢。”

弗雷德丽卡怒瞪着他。所有可以想得出来的辩驳都会让她显得脾气暴躁。裘德·梅森微笑着，一抹自我陶醉的、自以为慧黠的微笑就挂在他那张憔悴的肌肉线条明显的脸上。

弗雷德丽卡回他：“正因为是编织，如果你不来破坏我们的探讨思路，我会感到开心。”

“探讨？你说探讨是吗？比起那些身体裸裎、把血肉贡献给学术研究的人，那些不过是整天探讨就能养家糊口的人，是何其幸运？我倒想听听你们的探讨。”

这很明显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挑衅——在这种情况下，弗雷德丽卡要么邀请他加入这堂课，要么对他高声发言以示被骚扰，要么就故意拉低嗓音好让他听不到她在说些什么。看起来，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请他加入课堂。但弗雷德丽卡根本不想要他出现在自己面前。她对他是彻头彻尾的厌恶。她厌恶的可能是他的长相，他的气味，或他那拉锯似的声音，还有他突如其来的扰乱。弗雷德丽卡决定继续讲课。她选择与他对立。她成功地掌控了班上大多数人的注意力，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忍不住转头去看裘德的反应。

“《恋爱中的女人》的核心……”弗雷德丽卡说，“是一种神秘感，是一种空虚感。小说中塑造的两位女性极其完美，是因为她们在做出关于爱、性、未来的决定时，显得非常有真实感，同时，她们又极其神秘，她们像是能够主宰生与死的神话人物。但是，我们要怎样看待伯金这个人物？伯金在很多层面上，就是作者D. H.劳伦斯，这点不言而喻，另外，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人物的个人意识所代表的就是整部作品的中心意识。作者已经告诉我们，但我们常常遗忘的是，伯金是个学校督察员。对啊，在某一章节中，我们的确读到他去视察一所学校了——就是他和厄休拉讨论欧榛的繁殖那个章节。我想，作为读者，我们不相信伯金是一个学校督察员。他既能出入诺丁汉郡的上流社会，也能游走于伦敦的波希米亚艺术群落。他作为一个学校督察员，却如此交游广阔，是没有理由的，这看起来很不对劲。”

“不过，马修·阿诺德[8]，”那个拉锯似的声音说，“曾经就是个学校督察员。”

“马修·阿诺德同时也是无数书籍和诗歌的作者，”弗雷德丽卡轻描淡写地开始说，她这次竟然能试着把裘德的插嘴融入讲解中，“更可谓一个文化时代的代表人物。我刚刚所要说的是，我们阅读书中对伯金的描写时，如果不是把他视为作者D. H.劳伦斯的另一自我(伯金在显示自己男子气概时表现得非常激烈。这一点上，劳伦斯倒是机智地又像串通好似的愚弄了伯金)——如果不是把伯金视为作者D. H.劳伦斯的另一自我，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把他当成作者在书中的出现？而《恋爱中的女人》不是这样的作品，至少没有引导读者把整本书看成一幅作者的自画像。D. H.劳伦斯或许说过：小说是人类表达思想情感方式中的最高形式。但作为读者，我们比没有读过他小说的那些人更有权来评断这句话——我注意到的是，D.H.劳伦斯觉得写一本关于在小说内写小说的小说是不健康的。”

“一切的存在是为了结束一本书。”弗雷德丽卡的“应声虫”用法语讲了这句话。弗雷德丽卡给了他一个很戏剧化的、像是赞同的点头致意以掩盖了自己被打断的愤怒。她又接着讲了下去。

“D. H.劳伦斯坚持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就像乔治·艾略特记述利德盖特的辛苦劳作和多萝西娅[9]的精神挫败一样。D. H.劳伦斯不是一个审美主义者，但是他被视为有审美主义取向。因为《恋爱中的女人》是一部以艺术视觉呈现人物感知和生活体验的小说——从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两方面着眼。这部小说写于一战期间，但小说没有直面战争，可以说《恋爱中的女人》直面的是视觉方式和思维方式。”

“还有性爱方式。”

“是的，性爱方式，也是其中一环。但伯金在小说中并不是个艺术家，因为D.H.劳伦斯嫌恶过于还原现实的叙述方式。他想写的是死亡，他想写的是欧洲。他的书写中还有一种空虚感，或者说是一种实在感的匮缺，因为书中的伯金并没有在写书，但事实上，我们阅读时都以为他好像在写书。这就是空虚感的成因——其实是失望——如果伯金是在写一本书，那该多好。只可惜，D.H.劳伦斯想要说的是人间一切的事物，却不是书。”

她此时狠狠地盯住她的学生们，学生们也以同样的眼神回击，他们都在听她的讲述。她不知道这次自己说得对不对。这是一个令她极度着迷的课题：伯金的非现实性、学校督察员、明明不是在写书却把世界当成一本书。

裘德这时开口了：“你知道尼采说过什么吗？他说，‘只有被视为一件美学产物时，这个世界才能在永恒中拥有其合理性。’尼采还说‘我们都是那位名副其实的造物者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尽管我们对我们自身重要性的意识，远比画中一个士兵对于他即将投入的那场战争的意识来得要更加强烈’。”

“这纯粹是一番牵强附会，我并不相信你那位名副其实的造物者。”弗雷德丽卡冷言相向。

“你尽可不相信。但你的戴维·赫伯特[10]可能相信或相信过，可能他的伯金相信或相信过。恐怕你在自己狭窄的功利主义根性中坐井观天吧。”

正当弗雷德丽卡要气冲冲地反唇相讥时，教室的另一端起了一阵骚动，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是戴斯蒙德·布尔。戴斯蒙德·布尔说：“哦，她正在这儿上课。这节课应该已经上完或快上完了。学生们都请出去吧。”

站在戴斯蒙德·布尔身后的是丹尼尔·奥顿。他的脸呈现一种有趣的糟糕状态，他的眼周全都是乌青的瘀伤，他的嘴唇裂开了，他的鼻子红肿得几近华丽。

“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的，”丹尼尔对弗雷德丽卡说，“你丈夫正在找你。”

弗雷德丽卡攀下讲台，抱住了丹尼尔。学生们则开始收拾书本。

“你丈夫找到了我，”丹尼尔说，似乎对自己突然出现在弗雷德丽卡面前这种戏剧性也有点享受，“但我希望他别找到你。”

戴斯蒙德·布尔拉来了椅子，丹尼尔和弗雷德丽卡都坐下来。有很多事情一时间涌上他们脑海：斯蒂芬妮、威廉、玛丽、利奥。

“你丈夫还去找了你父亲。”

弗雷德丽卡笑了出来：“我希望奈杰尔没把我父亲也打得鼻青脸肿。”

丹尼尔正色道：“别笑了，奈杰尔真的打了你父亲。他把你父亲往门上撞。你父亲处理得比我冷静。他还让奈杰尔拿走了你的衣服。”

“我的衣服？”

“是你跳舞时穿过的衣服，你父亲说的。”

弗雷德丽卡不能接受比尔受伤这种事情，不能接受比尔是脆弱得会受伤的。

“帮帮我，丹尼尔。”她边说边伸出手去拉丹尼尔的袖子。而她后背袭来一阵变质油脂混合着汗酸和腥气的气味。

“这不是赶来审判的丹尼尔吗？”裘德说，“我看我终于见到您本人了，属于我的、贴心的、我唯一的朋友，而且是活生生的，以丰满生动和强健雄厚的血肉之躯出现在我眼前，比我所设想过的更加完美。您是否能从黑暗中把我认出来？我无形的君主？”

“噢!该死!”丹尼尔震惊得不顾礼仪。“你就是‘钢线’!”他情不自禁又骂了一次，“哦!该死!”

“‘钢线’？”裘德喃喃自语，“这是一个我没听过的感叹词。”

“那是我们每次听完你那令人厌恶的声音后，在登记簿上给你取的名字。”丹尼尔说，“很有描述性，不是吗？”

“这是一种恭维吗？我被恭维了吗？基本上，是个不错的名字。我算是个名人了，有了假名。但‘钢线’？似乎也不是特别棒。我的名字是裘德·梅森。以前你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在我的世界里，我自己更替自己，我就是我自己的先祖。还有其他事情，会让我觉得扫兴吗？”

“也许吧，”丹尼尔说，“现在请你打电话给别人吧。我得和弗雷德丽卡好好说话了。没空跟你开玩笑。”

“我们一定会再相见的。我很高兴今天见到了您。传道人，您有一种难以预测的美。您虽然外表并不闪亮也不灼眼，但您内在有一道光透射出来。我希望我自己的露面也没有太令您失望。”

丹尼尔在椅子上阴沉地瞪着他。他的眼睛瞄到了裘德·梅森结痂的肚脐眼，眼神继续下移，顺着他那毫无生气的灰色的阴茎，一路下滑到他那嶙峋的双膝。

“你闻起来就像是陋巷中的流浪猫。”丹尼尔说。

“但我还真认识几只。它们是一种机智灵敏的小野兽，它们是我亲爱的朋友。对了，你是否知道，我曾存在于古老的以太媒质中，那时候的肉食取自我朋友的脸颊和耳朵。”裘德·梅森对弗雷德丽卡说。

“你走开吧，”弗雷德丽卡说，“拜托。我有事情要想。你以后可以和丹尼尔说话。”

“不，他不能跟我说。我得走了。你和我先找个地方聊一聊，然后我得走。”

弗雷德丽卡和丹尼尔在一个咖啡座里聊起来。那个咖啡座是个很好聊天的地方，福米卡牌的桌子外围，被隔出一个个小隔间。咖啡座里还播放着背景音乐。弗雷德丽卡，明明曾躲避着丹尼尔，也不愿试着和丹尼尔见面或回复他的信，此刻却几乎被见到丹尼尔时的快乐、被丹尼尔的存在感和真实感所吞噬。泪水不停袭进她的眼眶，又滚滚滑落。她的手从桌上朝他伸过来，擦过了桌上的咖啡渍，丹尼尔握住了她的手。

“并不是你的信有任何问题，只是我还无法面对。我一直是个傻瓜，现在是个害怕的傻瓜。如果不是因为利奥，我也不会这么害怕。因为利奥，我没做过任何对的事情。”

“把一切都告诉我。”

她打算和盘托出。所有令人遗憾的事情——陌生人的吸引，郊区大宅里的陷阱，为人妻母的恐怖，(她说：“我以为我依然能做我自己，但是，丹尼尔，我根本不是我。”)生下利奥的错误和利奥带来的美妙，内疚感、更多的内疚感，保守的游说者，旧时朋友的探访和来信，丈夫的愤怒，血光，斧头……她都说了。但她没说她无意间发现了“蓝胡子”的抽屉柜，也没说她去米德尔赛克斯郡检查性传染疾病。

丹尼尔仔细聆听着。毕竟聆听是他的工作，而且他了解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歇斯底里地向丹尼尔说着奈杰尔是一个真实到可怕的人，眼泪不断从她尖尖的鼻峰上滴下来。

丹尼尔说：“他告诉我，在‘她’死时，是他慰藉了你。”

“是的，那的确是真的。”

他们两人遽然互视。

“那不是多不寻常的事，”丹尼尔说，他指的是伤逝的心情和痛苦的回忆，“那种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即使是分享，也不会让我们的处境有任何好转。”

弗雷德丽卡对于丹尼尔有心和他述说丧妻之痛这一点，很是感激，不管他能说多少，她都心存感激。她在桌子上紧握着他的手。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他问她，“离婚吗？”

“我一定要离婚。但是中间还夹着利奥，不会那么容易。”

“你需要一个好律师。我认识一两个，是因为从事这份工作而认识的。我会给你一个律师的联络方式。你最好能赶快联络对方，让整件事情能够善终，不然永无宁日。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和托马斯·普尔住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和谐有序地进行着。他家里有个保姆，但我们所有人都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况且，利奥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对了，你一定要来看看利奥啊。”

“我会的，我也想去看看他。我的工作时间很长，但我会尽量抽空来的。还有一件事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要不要一起到约克郡过圣诞节？你父母亲一定会很想见到你——这一点你是明白的，你虽然身陷囹圄，但你毕竟是他们的女儿。我觉得让利奥见见威尔和玛丽也很好——利奥终究是他们的外孙。明明是亲人，却素昧平生，这不合情理。再怎么说，总是血浓于水。”

“但我现在还顾不了这么多。不过，我一定会想清楚的。我此刻充满了恐惧感，我只能先舔舐自己的伤口。我还无法讨论我的那些过错，我对他们所犯下的那些愚蠢过错。”

“没有讨论过错的必要，你跟我一起去就好。”

他们还简短地聊了聊裘德·梅森。丹尼尔描述了他那些以扰人为乐的电话。弗雷德丽卡不齿极了，当然丹尼尔自不必说。

“他想让我们厌恶他。”丹尼尔说。

“好，那我们就一齐讨厌他。”弗雷德丽卡说，“我们就一致对他深恶痛绝，如果那是他想要的。”

弗雷德丽卡的其他几节校外课都不是在克拉布·鲁滨孙成人教育学院，而是在一所老旧的小学里进行的。学校在伊斯灵顿，是个天主教小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红色，不怎么好看；学校底层有个食堂，供应火腿、乳酪面包、甜甜圈、马铃薯片，稀得像水一样的咖啡和像灰水一样黑漆漆的茶，但这所学校却有着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名称，叫作“我们那悲郁的女神”。弗雷德丽卡在“我们那悲郁的女神”教的课，也有一个独具匠心的名称，叫作“战后英国文学”。关于这个题目，已经有人写就了一本完整的著作，是位美国人写的，书中指出，所谓的战后英国文学无非写的是那些出身于边远地区的反叛的工人阶级年轻人，坚持自己的主张，为曾经喑哑的自己寻找声音的经历。书中还说“战后英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是很新的。弗雷德丽卡对这种观点抱持怀疑态度：“这位作者难道从来没读过D. H.劳伦斯的书？从来没读过阿诺德·贝内特的书？”弗雷德丽卡读了美国作者写的这本书，对她而言，在阅读审美上极有意思的一点是她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把本质上并不有趣的东西，硬是读出趣味来，可换句话说，很多东西或事情，如果别太用心去看去做，应该是挺有趣的。弗雷德丽卡告诉自己：“我要尽量对金斯利·艾米斯[11]、约翰·韦恩[12]、约翰·布莱恩[13]和其他‘愤怒的青年’保持兴趣，我还要为学生们讲《蝇王》和艾丽斯·默多克[14]。我虽然也出身于乡野，也很有自我意识和个人主张，但我不能认同那些作品里的世界观。相形之下，D.H.劳伦斯就不一样，他渴求知识、奋发学习，他对自然史和艺术史都有钻研之心，他认为人们应该勇敢地脱离矿区村庄，但那些作家却对他的观点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自己肩上有筹码。我会告诉学生为什么这一点让我沮丧。”

她第一节校外课的学生像是一出荒诞剧的演员班底。托马斯·普尔曾告诉过她：“如果凑不到七个学生，这个校外课可能讲不成。学生来不来全看运气，尤其是你这种性质特殊的课。学生即使来了，但能不能留下来也看运气，基本上能留至一定的时间段就够了。但如果他们不要留下来，这个校外课也许得取消。”

讲课的地点在“我们那悲郁的女神”的顶楼，顺着坚硬的金属扶手，走过四层陡峭的红石台阶，就到了他们的课室。弗雷德丽卡走进课室，抓紧时间对学生们简要介绍了一下讲课内容，还有比如“现代英国文学书写的几个趋势”这种概述。她面对的是十四个坐在极不舒服的小椅子上的成人学生，那些椅子看起来像是给地精做的——给利奥那个年纪的人坐还差不多。学生里有两个穿深色西装的挺年轻的人，一对中年夫妇，一个漂亮的女孩，一个现在皮肤松弛但年轻时肯定也漂亮的女人，一个瘦小的穿一件干净的勿忘草色针织套衫、系一条密密麻麻小绿点图案领带的男人，一个面色严峻的女人，一个身躯庞大面容随意的女人，一个穿粗花呢子夹克的老年男人，还有一个修女。弗雷德丽卡朝这群陌生面孔围成的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的圆圈注视了一会儿。

“他们怎么能叫你们坐在这样的椅子上？”弗雷德丽卡问。

修女答说：“见怪不怪了，有时候仅有的椅子是婴儿椅。我见过一位女士，卑躬屈膝、整身骨头蜷缩着坐进那种小椅子，最后她必须得像折叠梯一样，被折叠着送回家，太不幸了。”

“但我们天文课上，就有比较像样的椅子。”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说。

“我提议，”说话的是穿勿忘草色套衫的男人，“波特小姐，我们应该赶快到其他课室迅速果断地搜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椅子。”

这一张张脸，一张张色相斑驳的成年人的脸，跟艺术系学生们毫无同质性的脸，组成了一个圆圈，齐刷刷地面对着弗雷德丽卡，审视着她，同时也审时度势。弗雷德丽卡发现其中有个女人画着蓝色和银色相间的精致眼影，其中有个男人戴着夹鼻眼镜。

“你知道我们该去哪些教室搜查吗？”弗雷德丽卡问浅蓝色套衫。

“我们下两层楼，去那个双倍大的课室，现在里面暂时没人。”

“我们不会惹祸上身吧？”大个头女人问。

“我们都是成年人，能惹什么祸？”弗雷德丽卡反问。

他们很有秩序地组织起来，去了那个摆满中学生椅子的空无一人的课室。穿西装那个人从教室里面把椅子递给旁边的人，旁边的人再递给站在楼梯上的这个互助组里的另一个人，一个接一个。差不多十分钟，这群人就按部就班地坐好了，他们原先坐的孩童椅被整齐地摞好，摆放在课室的后方。弗雷德丽卡这才开始讲课，她有点紧张，她不知道这些听课的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听课。他们都是从伦敦各个角落走在一起的陌生人，他们可能刚结束一整天的工作，或者做完了一整天的家务，这些陌生人为什么想要了解战后英国文学呢？可能是正在写一本相同题材的书，可能是需要晚宴派对上的闲聊话题，可能是急切地想见人，见任何人都行，而关于战后英国文学的讲述，则会成为见面时的背景噪声，也可能是他们想要逃离他们被紧闭已久的房间，甚至可能是他们想以一种可定义的或不可定义的方式，改变一下自己。

讲课一开始的时候，这群人还不能算是一个整体吧，弗雷德丽卡感到对他们的姓名和性格一无所知，这是导致自己迟迟无法下定论的原因——她必须确定他们来自不同阶层的复杂背景，才能断言他们组成不了一个整体。于是，她做了记录：

罗斯玛丽·贝尔(一个肤色深、纤瘦、美丽的女人，在医院里当社工)

多萝茜·布里顿(大块头的女士，杂志《女性的境界》编务助理)

阿曼达·哈维尔(漂亮的中年女子，皮肤晒得黝黑，有些皱纹，年届四十，无业)

汉弗莱·马格斯(穿婆婆纳蓝色套衫的男子，竟然在社会保障部门担任书记员)

戈弗雷和奥德丽·莫蒂梅尔(一对退休夫妇)

罗纳德·莫克森(计程车司机)

乔治·墨菲(股票经纪人)

易卜拉欣·穆斯塔法(研究生)

莉娜·努斯鲍姆(曾经是接待员，目前失业)

约翰·奥托卡尔(电脑程序员)

佩尔佩图阿(修女兼教师)

艾丽斯·萨默维尔(退休公务员)

吉丝蕾恩·托德(年轻的心理分析学家)

尤娜·温特森(家庭主妇，四个孩子的母亲)

弗雷德丽卡对教学还有些生疏，她以前总是说自己永远都不要教学；但她不知道，她骨子里就流着教师的血液。她一边讲解，一边扫视着成排的学生。两个都市感十足、西装打扮的男人坐在后排，之后他们两人的座位会分开。一个黑色头发，一个金色头发。黑头发的男人看她时带着有点侵略意味的微笑。金头发的男人则爱盯着自己的膝盖。退休夫妇倒是满脸鼓励的笑容。大块头的女士似乎最认真听课，她能从弗雷德丽卡讲解的结构中抓到一种明确的节奏感。阿曼达·哈维尔涂了眼影的眼皮忽上忽下，又忽下忽上，弗雷德丽卡还不清楚这位女士做出聆听状是否真的意味着她在聆听。罗纳德·莫克森和莉娜·努斯鲍姆，焦躁不安，摇来晃去。莉娜·努斯鲍姆顶着一头指甲花红色染料染出来的大波浪卷发，摇得最厉害，而且动不动就用嘴唇发出嘙、嘙、嘙的声音，佩尔佩图阿修女和汉弗莱·马格斯，应该是最有聆听能力的两个人，他们毗邻而坐，既对讲者满怀敬意，又时而露出思索表情，而且几乎纹丝不动。弗雷德丽卡不停扫视他们，以探寻他们发出的感兴趣或者没兴趣的讯号。她编织起一张捕捉他们注意力的网——当弗雷德丽卡提及卡夫卡的时候，吉丝蕾恩·托德的关注力立即被抓住，因而极快地动了一下身体；当卡夫卡的名字第二次被提及，弗雷德丽卡的眼神和好几双女性的眼神相聚在一起。除了莉娜·努斯鲍姆不断的嘙嘙声和金发的约翰·奥托卡尔的垂目向膝，所有人的注意力就这么一点一滴地，被弗雷德丽卡一网打尽。向弗雷德丽卡提问时，大家的问题来得有点慢，但总归是有问题的：奥德丽·莫蒂梅尔的问题略显友善；汉弗莱·马格斯的问题问得比较专业，他显然是读过了教材中建议阅读的所有战后英国文学读物；多萝茜·布里顿问了一个有点挑战性的问题，似乎是为了让气氛更加活跃才问的；乔治·墨菲的问题有点恶作剧的意思，这也是因为他意识到弗雷德丽卡关于福利国家的讲述有前后不一之处。重点是他们都在与弗雷德丽卡对话，而不是互相之间说话。弗雷德丽卡借用罗斯玛丽·贝尔提出的一个颇有假设性的论点来回应那位尖刻的墨菲先生，这甚至引起罗斯玛丽·贝尔和乔治·墨菲两人就现实中和战后英国文学中的英国国民福利制度稍微交换了一些粗浅的看法——至此，弗雷德丽卡的“网”彻底织好了。全班人去学校附设的餐厅吃吃喝喝，并了解彼此，互相问着：“你从事什么行业？”“你对C. P.斯诺[15]有何见解？”或“你有没有看过《马拉/萨德》？”但没有人与修女说话。不过，修女独自安坐，静静喝茶，对这一切显得漠不关心。弗雷德丽卡以一种不敢确信的兴奋感观望着她的学生们，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奥利芙、罗萨琳德和皮皮·玛姆特，想起了果林和平原。尤娜·温特森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她的胳膊肘边，那个本来静默、白皙的女人，出于社交目的，问弗雷德丽卡是否结婚了，是否有孩子。弗雷德丽卡不想与她进行对话，她满面嫌恶地转脸面对尤娜，看到的是尤娜那张松弛却难掩兴奋的脸。尤娜自顾自地说：“我有四个孩子，他们真是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这是我十三年来第一次一个人出来。我也曾经修过经典文学，但读到一半就结婚了，迈克，也就是我丈夫觉得我没必要再读下去，我就停止了。我真希望我没有丧失思考的能力，有时候我怀疑自己可能已经没有思考能力了。我不觉得自己有勇气能在课堂上高谈阔论，你看，这就是午茶时间的好处，但如果咖啡能再好点就更好了。”

后来，就像所有的集体一样，这个班级会发展出其独有的亲密和分歧，会分化成核心和替罪羔羊，会制定出同盟与联合的条例，会产生反对派及强烈的不赞同主张。弗雷德丽卡尽管对处理“团体政治”没有经验，但她已经意识到必须把这一群人整合起来，因为这攸关她的个人利益及立场，毕竟，在吃零嘴和喝茶的休息结束后，她的责任是站在比他们更高的位置，对着他们所有人讲一小时的话，聆听他们的话，也确定他们会继续上课。

这群成年人学生和那些“专业”学生不一样。成年人渴求新知，他们来自他们相信的所谓的真实的世界，来自职场，更重要的是，他们来自真正体尝经历过的事情——婚姻、新生、死亡、成功、失败，而这些经验对年轻学生来说，不啻为翻遍了课本每一页也触不到一点点形貌的幻影。成年人倾向于对照着生活，来检视和衡量书中所写的内容，也常常发掘书的欠缺。“我读了之后，简直笑得快抽筋了，”计程车司机罗纳德·莫克森说到《幸运儿吉姆》中出租车司机家的床单被烧那一段，“但我要是哪天愿意拿出时间来讨论这个描写为什么好笑，我想我一定是疯了。”乔治·墨菲，那个股票经纪人，半嘲笑半寻衅似的问为什么小说跟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关联少得可怜：“请原谅我的评论，不过举例说吧，厨房、媒体、学术界……你们想想看，哪一个跟小说内容有关系？”他把话说开了，“不止如此，我们生活中存在的人和事，比如跨国公司，越南那些被闻所未闻的方法杀害的人，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人类登上太空……这诸多事物，小说从来没提及也似乎不知情。那么我为什么要读小说呢？”

弗雷德丽卡问：“那么你为什么要来上课呢？”

乔治·墨菲笑了：“我原本不过是要去上一个小摩托车的维修课，哪知道只要再交个十先令，就可以多上另外一堂课，所以我就来了。”

弗雷德丽卡又问：“那么你为什么要留下来听这堂课呢？”

“噢，我想考虑一下生命、死亡和性，我想这堂课终究会谈到这几个话题吧。”

弗雷德丽卡为他们讲的另一个内容是“托尔斯泰的怀旧情绪”。她的讲稿来自艾丽斯·默多克和多丽丝·莱辛。两位女作家都对托尔斯泰书中流露出的怀旧情绪表达过尖锐的不满，因为他在怀旧的基调上采用碎片式的现代书写形式，直接造成了人物道德观的单一和简化。于是，这些成年学生，竟然开始讨论书中的人物角色，听起来，比起书中人物，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更加真切、重要、有趣。他们抓住这堂课，攻击弗雷德丽卡。他们问她：“为什么？为什么艾丽斯·默多克、多丽丝·莱辛非得读托尔斯泰？”多萝茜·布里顿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乔治·艾略特、托马斯·曼、《包法利夫人》，或者普鲁斯特的书？”而就在那堂课上，弗雷德丽卡跟大家说定了，说下学期要讲那些作家。弗雷德丽卡目前并不知道这个决定会对她产生怎样的影响。

弗雷德丽卡和她的好朋友艾伦·梅尔维尔坐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公共休息室，她跟他讲了校外课和“托尔斯泰的怀旧情绪”。她说：“滑稽的是不管是由怎样一群人组成的小团体里，矛盾总是与性有关的。”艾伦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用他那令人愉快的苏格兰口音轻声细语道：“但看起来你非常喜欢教学，你现在越来越像我记忆中那个弗雷德丽卡了。你的学生们，他们是不是都爱上你了？”

“学生里是有一个很俊美的，但他从来不说话。”

“我可没有问你有没有爱上他们。你爱上他们的话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你必须意识到，他们肯定都会爱上你，这就是团体领袖的天性魅力，但你可不能把这跟私人情感混为一谈。”

“我们现在都成群结队地外出，比如上完课去酒吧喝一杯。一开始，只有几个人一起去，他们像是比较亲近的几个人组成的核心小团体，然后他们也邀请了我，我又尽可能地让其余的人都加入，不让这个小团体来来去去只是那几个活跃、热情的人。”

“你本来就有这方面的天资，你生来就会做一个好老师。”

“才怪呢。我教书反正只是一时的，我好像又有自信心了，尽管我还不知道要怎么运用这种自信。不过，我就先运用在课堂上吧……”

他们俩大笑起来。弗雷德丽卡真心觉得有个很棒的异性朋友简直是至高的快乐。她看着他棱角分明的清新面孔，感觉到自己对他的一腔爱意：他非常吸引人，很性感，但她深知自己不能被他吸引，虽然不知道自己怎会如此明白，但她却明白：做艾伦的朋友，会是双重的喜悦；而做艾伦的情人，却会是一场灾难。可她到底是怎么明白的呢？是何等无言的保留？是何等含蓄的神会？是何等简明却悲伤的沉默？让她探查到了一旦爱意萌生，必将引致灾难？她还是说了：“我是真爱你啊，艾伦。”

“我的确需要被爱。喝完咖啡后，来听我讲关于画家维米尔的课吧，我为维米尔这堂课写了精彩的讲稿，你要是能来听的话，我再开心不过了。”

会画画的戴斯蒙德·布尔，踱到了两人身后。戴斯蒙德·布尔也是个苏格兰人，瘦骨嶙峋，姜黄色的眉毛像是毛茸茸的虫子一样，满是须根的厚实下巴，透亮的蓝眼睛，唯他棕红色的头发细软而稀疏，所以不得不剃成一个光头。他的胸毛反倒浓密，从他敞开的衬衫领口蹿出来，是火红的簇拥的虬曲的一团。他穿着一件颜色暗淡的没系扣子的开襟衫，原本的颜色几乎难以辨认，可能是某种蓝色吧。

“我会去听你的课，艾伦，我很愿意去看看你准备的关于维米尔的幻灯片。放心吧。”

“我在考虑到苏富比申请一份全职工作。”艾伦突然蹦出一句，显然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那你肯定会变得富有。你就不会在你的班级里发现那些仪式了。”

弗雷德丽卡不解：“仪式？”

“就是一些唱名活动，挺老派的唱名，里士满·布莱办的。他按照权力等级来排列他的学生们，从高到低逐一点评。极有娱乐性。哦，主谋者来了。”

里士满·布莱微笑着靠近他们，端着一个精致的日本瓷杯，喝的是类似花草茶的饮品。这间公共休息室几乎是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收藏室，收纳着学生们各式各样的作品——一个斑马纹的沙发，一个猩红色的长凳，几个坐上去很舒服的包豪斯设计风格的用皮料和铁做成的椅子。休息室的几面墙上挂着的也都是学生的画作，作品的选取方向迎合了学生们时下创作的几个趋势：两张细腻的硬框的抽象亚克力绘画；一张画着巨大的浅灰色的抽象风格的旋风；一张画上画着暗绿色公园中的一个棒状物，有L. S.洛瑞[16]、乔治·秀拉[17]、埃米尔·诺尔德[18]的风格；一张画着的是圆锥帽上的神秘漂浮物。还有一张是约翰·林内尔[19]为塞缪尔·帕尔默创作的肖像画的复制画，画中的塞缪尔·帕尔默有一种温和的农人气息；另有两幅画是帕尔默版画的复制画，画中是羊群、云层、林木、暗影、光线、纵向的构图、神秘的空间，最终，画面中所有图像都没入线条之后。咖啡壶也是学生们做的：一把银的，是珠宝设计系的学生手工打造的，银壶上玫瑰色的玛瑙手柄格外奢华、抢眼，还有一把是工业设计系学生们制作的，外观看上去简朴又实用，但倒水时并不怎么流畅。茶壶有这两把，而茶杯各不相同，有沉重的陶杯子、轻薄的瓷杯子、画着卡通猴子头的杯子、卷心菜形状的结构失衡的杯子、上了玫瑰釉的完美的圆形杯子。

“我收到不少关于你的课的良好反馈，”布莱对弗雷德丽卡说，“学生们喜欢你的课。”

“听到这个，我很开心。”

“我也听说你在一间出版社工作。”

“我只是为一间出版社做些预读、审读之类的工作，都是在晚上读的。大多数都是些垃圾。”

“我目前正在找一个出版人，我自己也写了一本书。算是非同寻常的一本书，请容许我这么奉承自己，但是对写作者来说，挺叫人难过的，书不太容易出版。我想问：你是否介意帮我审读一下？”

弗雷德丽卡说她很荣幸，也随即补充说她对出版这一行也不是特别熟，她说自己几乎还是个门外汉，就算读完了，她的意见可能也派不上太大用场。

“但你现在肯定对出版界那些生意人的头脑多少有点想法了。你肯定听过J. R. R.托尔金的故事。他的出版社原本拒绝了《魔戒》的出版，但最后作为一个利益均分的项目还是出版了，只为讨好‘教授[20]’，但看看现在谁变成有钱人了？太过商业的头脑总是无法理解大众对罗曼史和神秘故事的饥渴。”

“我觉得你说得没错，”弗雷德丽卡说，她盯着身前的玻璃桌看，玻璃桌下是布莱那因为过分热情而交缠在一起的两只脚，缠过来缠过去。

“我还有十分钟就得开始上课了，”艾伦说，“我得去看看我的幻灯片。”

“你一定得做好学生的出席登记，”布莱提醒道，“如果缺席艺术史课，那些学生可不能拿到他们的学士学位，这是规定。”

“我知道。”艾伦说。

艾伦在教室里准备好了幻灯片。戴斯蒙德·布尔和弗雷德丽卡就坐在投影仪下。从就快开始上课，到终于该上课，再到上课时间过去了十分钟，没有任何学生来。就在这时，教室门被推开了，出现的是裘德·梅森，他穿戴整齐，一改过去衣不蔽体的模样，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丝绒女士长袍和一条紧得透不过气的午夜蓝的丝绒长裤。他走进教室时既没有看他们任何人一眼，也不发一语，径直在前排坐下，但尽可能地与艾伦、戴斯蒙德·布尔和弗雷德丽卡保持了距离，矫揉造作地铺开自己的长袍，并理了理长袍的下摆，又合起双手，点了点头，像在教堂里似的。

“正如我所料。”艾伦说。

“但还有我们在，”布尔安慰他，“让我们听听你所要讲的维米尔吧。”

“就算在剑桥念书时，我也不会去上上午十一点的课，”弗雷德丽卡说，“一整个上午会被十一点的课毁掉。”

“是啊，我也不会来上课。”艾伦边说，边在他的学生出勤表上画出一连串工整的“0”。

“学生们之间好像有一股思潮，”布尔说，“他们坚信：过去的一切都是危险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死亡。他们认为历史毁灭了独创性。他们认为学术讨论是反艺术的行为。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一定要完成一种决裂，掀起一种反叛，创造一个新世界。”

“但维米尔在我看来，根本不是什么压迫者。”弗雷德丽卡不解。

“可能学生们眼中的压迫者是我，”艾伦说，“我对学生们说，我认为维米尔在他画作的小角落里静悄悄地解决着难题，所以他们就把整块浮夸的、放大的画布拿去探索，不断探索，他们宣称比维米尔还能解决更多难题，绝对更多……”

“画布的尺寸可以说是一个重点。”布尔说。

“我知道这一点，我理解这一点。但你们所说的一切都无法引起我的兴趣。”那个拉锯似的声音从第一排上传过来，“我们还在等什么？”

于是，那些画作——或者说不是画作，而是画作的浅淡光影，就像是被色彩渗透了又被光线定格了影像的透光薄片，显影于屏幕上。一个女人从奶罐里倾倒着源源不断的牛奶，在一片平整的光面中，一个女人称量着金沙……这些女人极其私人的静默，竟吸引着另一些人专注的面目，“她们应该知道，”弗雷德丽卡心想，“那些女人知道自己正置身其中的这聚精会神的一刻，将会无限延长，长至永恒，又或者至少会延长到一个非人性的时间点。”维米尔画中的“几何感”，体现在地图、壁毯、半开着的玻璃窗窗棂上，而“调和感”，则通过光来实现，光带来了调和，光也被调和着。《代尔夫特风景》[21]一作中，黄色的屋顶组成补丁般的斑块，船只与水面相接的部分形成了完美的球面形光域，这激发出的是一种强烈的、安静的、高度集中的，而且明显不含任何一丝愠气、伤痛或攻击的冥思。艾伦向他们展示一些特定光线是怎样用暗箱捕捉到的。他用自己新的束光灯、镜头来完成它们所能达到的视觉效果，向弗雷德丽卡和戴斯蒙德·布尔揭示出那些维米尔从未见识过的画面：显示一支画笔，变成一只半张的嘴巴，接着是毛发，然后是一束无限逼近湿润眼球的光芒，近到那束光飞散成为闪烁的碎片，又组合成蘸着色彩的一支完整无缺的画笔。然后他回放了这些幻灯片，那个女人又回到一个房间，或者轻抚小钢琴，或者称量金沙，或者倒牛奶。

当艾伦完成这一切后，那个拉锯似的声音问：“你简直可以哭出来，是不是？”

这是毫无来由也让人无从理解的一个问题，所以，艾伦也没有回答裘德。布尔说：“画家在抱怨，艺术史研究者在抱怨，他们共同抱怨的是此刻每个人都只强调透明度，而那种透明度其实是光的颜色，不是颜料的颜色。所以说观赏者们自始至终就是错的——眼中看到了错的东西，那些画家和史学家就是那么说的。我却要说，这是一种新的观点，光是可见的，我们都看到了光——我们可以从中学习——我们甚至可以学习怎样把东西画成透明的。”

艾伦说：“年轻学生在讨论猛击伦勃朗和维米尔那些画家的方法，他们觉得年轻画家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度。这种火气可不可怕？”

“大概是俄狄浦斯那种仇父恋母的情结吧？”弗雷德丽卡说，“会不会是这样？”

“至少俄狄浦斯感到良心有愧，亲爱的，你再看看那些年轻学生，他们坚称自己在发起一场神圣的战争。是青年与老人、死者之间的对峙。”

“但他们自己也会长大、老去啊。”弗雷德丽卡说，她置身于20世纪60年代——那是年轻人口不断激增的整整一个时代，但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那些相当“专业”的年轻人不能理解自己某一天也将会老去的事实。

“他们可能永不会老去，”拉锯的声音说，“他们正在施展阻止时间前行的魔法，他们正在创造一个个不朽的时刻，他们正在改变生命的大方向。”

女人从奶罐中倾倒着牛奶。奶罐中的牛奶永远充盈，她灵巧的手部动作永远不会停止。

裘德·梅森问：“你是否真的以为，千年后，算了，别说得太夸张，就说两百年后吧，到那个时候，你觉得我这柴木般的四肢和我这并不明晰的面目，会在剧院的银幕上流泻出光彩？”

布尔回答道：“我可以想象得到啊，非要我说的话，如果你的形象是用那些本身就过时或遭到淘汰的材质塑造出来的，你很有可能出现在剧院的银幕上。”

“只有写作是上策，”裘德·梅森说，“要保持自己形象不灭的话，只有写作。我就在写一本书。”

“每个人都在写书。”弗雷德丽卡说，但她此时想起的却是有点歇斯底里的里士满·布莱。

对戴斯蒙德·布尔被她深深吸引这件事，弗雷德丽卡心知肚明。但这对弗雷德丽卡来说并不是特别值得庆幸的。因为她很清楚，戴斯蒙德·布尔同时被一半以上的女学生吸引，可能还有一些女教师也得布尔青睐。不管怎样，戴斯蒙德·布尔的倾慕，的确在弗雷德丽卡此时新旧转换的生活中带来一丝星火，也激起了弗雷德丽卡面对新人生的意愿。戴斯蒙德·布尔踱进弗雷德丽卡窄小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就正对着底层的美术教室，美术教室里，学生们在一束纯净的光线中研究裘德·梅森那灰扑扑的肉身。弗雷德丽卡用屏幕遮挡着这一切，她静静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你要不要在午餐时间来看看我的画作？我在克勒肯维尔有一个画室，我可以开我的厢型车载你去。”

“我得回家看看我儿子，我也坚持回家吃午餐。”

“去看看又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肯定会喜欢的。你儿子占据了你所有的人生呢。”

“我还是不去了吧。”

“但你会跟我来的。”

她的确跟他去了。他买了一根法国长面包，一客意大利腊肠和一瓶瓦尔波利塞拉葡萄酒，两人上了他的厢型车。弗雷德丽卡知道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发生得很频繁，只是每一次坐上车的女人不同。但她对此并不介意。她是喜欢布尔的，比如，她喜欢他每次思考问题时，眉毛就蹙成一团。车门一关，弗雷德丽卡就闻到一股挣扎着的微弱的大蒜味，混合着一种身心俱疲的强烈气息，还有更强烈刺鼻的松节油的气味，而戴斯蒙德·布尔身上也散发着石油溶剂的味道，那是他画画时用的东西。弗雷德丽卡一本正经地想，画家是必须被荷尔蒙牵着鼻子走的，必须臣服于荷尔蒙的操弄。布尔的笑容，强健的体魄和他敏捷的双手，都很迷人，但他身上那股味儿真是叫人受不了。她在他身旁挺直地坐着，他们俩讨论起裘德·梅森。

“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儿，”布尔说，“他每次都是通过苏活区一间邮局的存局候领业务来收取信件。你可能觉得他挺可怜的，不过他自己的人生当然由他自己做主，他喜欢脏兮兮和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不过，也并非全然如此，他人格中有正直健全的部分。对了，里士满·布莱倒觉得他疯了。”

“要我说，里士满·布莱才疯了。”

弗雷德丽卡本想说读过里士满·布莱写的《银船远航记》，但把这些话咽了下去。

布尔说：“对，我认同，他比威廉·布莱克那种画家还要疯，是一种傻疯。”

戴斯蒙德·布尔的画室位于一个大仓库之上。它由两个巨大的房间组成，要上去得登过一截铁梯子。画室里油画的气味更加浓烈，让弗雷德丽卡仅剩的一点食欲都被冲散了。两个大房间合成的空间非常宽敞，但生活起居的部分则很小。两个大房间所有墙上都覆盖着大型的画布，画布被架在拉伸器上，挂得相当高。在每个房间的中央都放了一个双层床垫，床垫上摆着皱巴巴的几个枕头，铺着明亮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毯子。其中一个房间摆了一台电灶和一个电子水壶，另一个房间则有一台不大的冰箱。

“坐下吧，怎么舒服怎么坐。我家装潢摆设十分简单，这里可以开个派对，也便于私密的二人相约。我把这两个房间叫作分裂的戴斯蒙德·布尔。在你的左边，是‘摩登画家劳森伯格[22]’；在你的右边，是来自‘苏格兰的欧洲人’，一位充满负罪感的美术创作者。你喜欢哪边的我？”

“我哪能说得出来？每个房间我都看不完整。”

“你想让我把画布收起来吗？”

“这就是我来的目的，不对吗？”

戴斯蒙德·布尔拔掉了买来的那瓶酒上的软木塞，找了个塑料杯，给弗雷德丽卡倒了点红酒。这不是什么好喝的红酒，太酸了。他把一只手搭在弗雷德丽卡肩上。

“噢，我可不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布尔说，“可能是来欣赏一下我的版画之类的？我们俩怎么不好好坐下，聊一聊，做些放松的事，再聊会儿，然后想想看工作什么的？”

他把一只手放在弗雷德丽卡的乳房上。弗雷德丽卡也友善地把自己的手盖在他的手上。她身上有沉睡着的一部分，想复苏过来回应。可同时她红肿的发热的身体内里，一些疼痛和悲苦也被一起唤醒，坚决地拉扯着她。戴斯蒙德·布尔给了她一个温热又带着松节油味的吻。弗雷德丽卡说：“我现在有点恍惚，就是这一刻，我想这种事不能进行下去。我想看看你的作品，我来就是要看看你的作品的。”

布尔一瞬间面露窘迫的神情。弗雷德丽卡愉快地想：搞不好，比起他那些藏起来的作品，他更情愿和坦然展示的是他的裸体吧。布尔对弗雷德丽卡的性爱欲望，那场可能发生的性爱，让弗雷德丽卡变成了一个“女孩”，当时布尔眼中的她，就是个女孩，但当他们重新开始对话，弗雷德丽卡又变成了别人，不再是那个女孩了。布尔说：“嗯，那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呢？”他考虑了一下。“你要知道，这些作品很私密，全部都带有私密性。我把它们创作出来，是为了要卖出去，尽管都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画出来的，这听起来有点叫人发狂——独自做出这些作品，但它们又必须被观赏、审视，又必须全部离开我的屋檐庇荫，暴露于天光之下。”他说，“我快有点精神分裂了。”“精神分裂”是个很时髦的词汇，但当他把所有画布都掀开时，弗雷德丽卡才明白了他的意思。

弗雷德丽卡左边的画室里，是一个奉行着“艺术为一切，一切皆艺术”这种观点的艺术家的创作产物。不明所以的人来到这间画室，可能会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旧货店。其中有一幅作品，由成百上千条电线制成，各种各样的电线，裸露的、缠绕的、裹着厚涂颜料的，颜色也多得不胜枚举，拧在一起的纤细红色电线，圆滚滚的黑色电线，防腐的重工用途的蓝色电线，除此之外，还有橘色的、棕色的、绿色的、明黄的……所有的电线纠缠着连接着，像巢穴，像网，像带刺的铁丝网围栏，像卡通片里的玫瑰。另一个作品则是成排的鹅卵石。“这些鹅卵石都是从我母亲住的那条街上的每栋房子的每个花园里捡来的，每块鹅卵石都代表着一个郊区住家的花园。这块又大又绿，那块既薄又带有赤褐色。它们排列的顺序跟那些房子的排列顺序是一样的。”他顿了顿说，“那块笨重的灰色鹅卵石属于一个烫着卷发、得了癌症的女主人，那块石英质的鹅卵石代表一个颇具姿色的金发女郎，我有一次看见她穿着日用睡袍从自家门阶上走出来。”

“可我又看不到，我要怎么看到？”

“你看不到。可一旦我讲给你听了，你就知道了，不是吗？你不可能抹去自己的认知。你可以仔细观察这些鹅卵石细微的颜色差别，你看到了吗？是色彩的汇集——我喜欢这块血红色、带有蓝色斑纹的，踩过它的那个女人，穿着令人绝望的、悲伤的、皲裂的黄色高跟鞋，她趾高气扬却步履蹒跚。每块鹅卵石都有编号，编号正是房子的号码。”

“那么，哪一块代表着你母亲？”

“你看，你这才问对了问题——我能不能在一排的石头中找到我想找的那个人？你说说看，哪个是我母亲？”

“42号是一颗干枯的西瓜种子，而其余的全是石头，42号是你的母亲。”

“我母亲也罹患癌症，是卵巢癌。她正日益萎缩。我告诉了你，但不表示这些事情没有私密性。”

“可是这是一排石头啊……”弗雷德丽卡连声音里也难免透出挣扎，“如果没有你的讲解，这些石头对我而言是否有任何意义？”

戴斯蒙德·布尔揭开了一幅又一幅作品，他凭创作打破了僵持，他用色彩、图形和物件填充了画室，让空余的空间更显压缩。他又展示了一件用俗艳的印花衬衫的碎片拼接成的一件诡异却令人怡悦的作品，布块全部被烫得非常平整，可以看见蓝色和黄色的雏菊，粉色和红色的罂粟，橘色和紫色的木槿。

“你会盯着这些颜色的碰撞、混合，一直盯到眼花和出神，”他说，“你听到了吗？时装店的橱窗在向你尖叫。”

他揭开了越来越多的作品——竟是些黑的画布、白的画布，那些画布有的尺寸相近，有的发着光，有的似乎被胡乱涂抹了黑或白的油彩，透过油彩，隐约得见的是：这儿飞出一只血红色的细纹蝶，那边长着一片苹果绿的模糊树丛，又或者黑色污迹下是泛黄的赭色，烟雾朦胧中透出靛蓝。

“劳森伯格擦掉德·库宁[23]的素描，在上面重新绘画。我秉持的原则是艺术存在于世界的一切事物上，我们各取所需，任意解读。你现在看到的全都是我重新涂抹过的作品。都是我以黑色和白色在旧作上所做的挣扎。我还记得起来那些画中原来都画了什么——这张其实是我画得挺好的一张立体派自画像，那张是带有波纳尔[24]风格的风景画，画的是从窗口望向花园，但不管怎样，还是掩盖不了我没有创意的真相……哦，你看，黑色之下还有苹果花星星点点地绽放呢。”

“你抹去了原画，是因为你很喜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

“两种情况都有，都有。有些是我太过喜欢的作品，有些则是极度令我不齿。”

“听起来倒是很有理论性。”

“的确如此。但也不缺乏激情。这就是我被艺术深深吸引的原因，这就是我从事艺术创作的原因。我相信这出于我对于艺术的观点是——艺术为一切，一切皆艺术——这有点像服食迷幻药，所有的世界都开始外爆和内爆，爆炸带来的是熠熠闪烁的新寓意。但你不跟我做爱，这件事我有点失望，那种紧张感和刺激感被破坏了。”

“真是做爱的好理由呢。”

弗雷德丽卡仍然纠结于自己和那些神秘又再普通不过的鹅卵石之间的关联。

“我想说的还是鹅卵石，事实上，如果你没有告诉我你的故事和想法，这些鹅卵石根本于我毫无意义。我面对这样一幅作品，心里想的是：我还不如自己去排列一排鹅卵石，或者排列一排衬衫碎片什么的，又或者是用巧克力糖纸做一幅拼贴画，诸如此类的。”

“但你却自此再也忘不了我的鹅卵石。”

“没错，”弗雷德丽卡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她自己几乎为此事感到不快，“我肯定无法遗忘。”她真的忘不掉了。

“如果别人送给你鹅卵石，”布尔说，“那不是什么好礼物，因为鹅卵石有记录和被读取的功能，所以别收为妙。我交过一个女朋友，每次来我这里，都带着一大袋自己的衣服，全是她认为我会喜欢看她穿的衣服。我就用她奉献的衣服创作了一幅拼贴——每操她一次，就往上面贴一块布——但对我来说，在那段关系里，我自始至终是三心二意的。”

他们买回来的那瓶酒喝完了，又喝了一瓶，第二瓶是从床单底下摸出来的已经开过的，戴斯蒙德·布尔带她进入了第二个画室。这一次，他不说话了，他只是从一面墙移到另一面墙，费力地搬下那些画布，累得呼哧呼哧的，而除了如“画中是一堆面具”“画中是另一堆面具”“画中又是一堆面具”“画中是一堆燃烧着的面具”之外的话，他没有任何多余的讲解。

弗雷德丽卡这次也不言不语。她对绘画所知有限，所以无法评论画作，甚至也不知道看一幅画，如何正确地去观察、思考。她在艺术学校里待得已经足够久了，她很清楚视觉或图像不需要被强硬转化成叙事文本，但画中的面具图形似乎在邀请着她进行叙事解读。画面中的面具真令人感到不安和混乱，它们是有关节链接的骨骼，又或者是静态艺术表达方式下的扁平化的意象，其实是蒙上了面具的种种极致情绪——是恐惧、狂喜、是性兴奋的变异、是充满挑逗的痴笑、是生理年龄“模板”的碎裂；但同时，这些面具又相当平面，无非是均匀铺陈的颜料和色块，是接壤的平面，是黑暗中飘浮着的颗粒形状连成的一条纽带，突然间，在另一道光线里，闪现出黯淡空洞的眼睛，这一切都化于画中，连光线也是由颜色创造出来的。画上的颜色有的明亮，有的晦暗，正红色、鲜红色、金色、维罗纳蓝色……有的颜色则很浅淡，薰衣草色、石灰白色，还有一些以蜡质的色彩为底色，点缀着透明度高的肉粉色，另外，画面中这边伸出一只黄色的手，那边是一只天蓝色的脚。

“我试图在呈现具象绘画的不可能性。”

“关于这一点我的感想是，我所看到的似乎是在一个抽象世界里的躯体。”弗雷德丽卡这番话说得有几分机智，几乎是接着他的话说的。

“你的观点是我没预料到的，至少没有在画中明确表达。不过，我喜欢你的说法。再来点酒吧。”

“我还喜欢你画中的粉红色。”

“那是恩索尔[25]常用的粉红色。他的粉红色穿透人心，我还在学习对那种粉红色的使用。你或许可以说那些面具是恩索尔的，但这些粉红色也是我的，那不是他专属的粉红色，我的粉红色也区别于他那种恐怖的嘉年华会上的粉红色，我的粉红色是有希腊神话色彩的，是关于对某一段被遮挡的往昔的溯源。”

“也呼应了那些被擦掉的画所要传递的信息。”弗雷德丽卡灵光一现，说出了这番话。他不得不眼神锋利地看着她。

“的确有这样的意味，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如果哪一天，你在‘状况之内’，你一定要回来，我们可以享受一段开心、悠长而友好的关系，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人是否能与擦掉的画交合？弗雷德丽卡陷入头晕目眩的思考中。而一个赤身裸体、神气活现的男人，是否是一副面具？那副面具是否遮盖了头脑，只露出了不断注视又注视、再接着求索真意的一双眼睛？

“我该回去看看我儿子了，”她说，“我很高兴我看了你的作品。”

弗雷德丽卡回到了布卢姆茨伯里的公寓，利奥乖巧地和托马斯·普尔、西蒙坐在一起。见到妈妈回来，利奥没有奔向她、迎接她，这是一种惩罚，他滴溜溜转着的眼睛充满了烦恼和急于惩罚她的愤懑。托马斯·普尔也一样生气，不过他盯着弗雷德丽卡时，有一种想得到她的欲求。他说：“你所在的出版社那位帕罗特打来电话找你，还有休·平克，人人都要找你。还有托尼·沃森，他跟《新政治家》出版社的人谈妥了，让你写书评。”

“好的，我有点累。”

“我去给你泡一杯咖啡。坐下吧，我去泡咖啡给你。”

他站起身来。她极其负疚。她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应该回来了。托马斯·普尔经过她身边去厨房的时候，顺手摸了摸她的头发。利奥说：“有的时候，有的人可真叫人讨厌。”

“谁？你讨厌谁？”

他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讨厌不知道别人的行踪。我喜欢别人在我知道他们会在的地方。在布兰大宅里，每个人在哪儿我都知道。”

“我没出去很久啊，我总是回到你身边啊。我在为我们的生活奔波着。”

“我们曾有过生活。”

弗雷德丽卡无法言语。利奥蹑手蹑脚地蹭到她身边，用双手围住了她的腰。

“没事的。”利奥说，她其实也想说同样的话。

她低下头去碰触利奥的头，她嗅着他的头发。除此之外，她再也没什么可做的了。她突然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电影中一条睿智的狗奔跑了几百英里，循着气味，被那块充满磁力的故土牵引着，奔回那块它熟悉也深爱过的土地。她嗅闻着的这丛头发，就算和其他头颅上的头发全部挤到一个房间，她仍能凭嗅觉辨出这丛头发。这句“没事的”，会穿透所有的语言，传到她的耳里；这个小人儿，就是她的中心。这并不是她能够自由选择的，但这是个事实，是个比其他事实都更坚决而确凿的事实。这是如此狂暴的一种爱，狂暴到几乎抵达了爱的对立面。

“有时候，我们爱一些人的时候，会爱到恨他们。”她低声道。

[1]　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公元前583)，又译为查拉图斯特拉，是琐罗亚斯德教(也被称为拜火教、祆教或白头教)的创始人。

[2]　该句原文是“Thus spoke Zarathustra”，字面意义上是指琐罗亚斯德所说的语言。

[3]　弗雷德丽卡所讲述的以上内容，来自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的小说《恋爱中的女人》。

[4]　又译为《魂断威尼斯》。

[5]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 1926—1997)，美国诗人、作家，“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

[6]　希腊神话中的死神。

[7]　希腊神话中司管欲望的原始神。

[8]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教育家。

[9]　利德盖特和多萝西娅都是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长篇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的人物。

[10]　戴维·赫伯特(Davud Herbert)是D.H.劳伦斯“D. H.”的全名拼写，裘德此用法表达对D.H.劳伦斯的讽刺。

[11]　金斯利·艾米斯(Kimgsley Amis， 1922— )，英国小说家、诗人。“愤怒”的青年代表作家之一。

[12]　约翰·韦恩(John Wain， 1925—1994)，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13]　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e， 1922—1986)，英国小说家。

[14]　艾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是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作家。

[15]　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英国科学家、小说家，较为人熟知的作品是《陌生人与亲兄弟》(Strangers and Brothers)小说系列。

[16]　L.S.洛瑞(L.S.Lowry， 1887—1976)，英国画家，主要以刻画英国西北部20世纪中期的工业生活为主。

[17]　乔治·秀拉(Georges-Pierre Seurat， 1859—1891)，法国画家，点彩画派代表画家，新印象派重要人物。

[18]　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 1867—1956)，德国著名的画家。

[19]　约翰·林内尔(John Linnell， 1792—1882)，英国风景、人像画家、雕刻家。

[20]　J.R.R.托尔金曾任牛津大学教授。

[21]　《代尔夫特风景》(The View of Delft)是维米尔绘于1660年至1661年间的油画作品。

[22]　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 1925—2008)，美国画家、图形艺术家，他的早期作品启发了波普艺术。

[23]　威伦·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 1904—1997)，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

[24]　波纳尔指的是皮尔·波纳尔(Pierre Bonnard， 1867—1947)，法国画家和版画家。

[25]　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 1860—1949)，比利时画家、版画家，常被视为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代表性画家。

第8章

弗雷德丽卡、利奥和丹尼尔回到北方去过圣诞节，他们三个人坐在拥挤的火车上，像一个只有父母和子女那样的“核心家庭”，但事实上并不是。托马斯·普尔对于弗雷德丽卡和丹尼尔不留下来过一个家庭式的圣诞节这件事感到受伤，反正圣诞节总是一个必须有人受伤的日子。弗雷德丽卡和丹尼尔两人，都对回到缺少了斯蒂芬妮的那个家感到害怕。当然弗雷德丽卡也很清楚自己对父母亲表现得很糟，而且他们两人都还不认识利奥。他们被马库斯从卡尔弗利车站接到了弗莱亚格斯村，马库斯没怎么说话，但显得很镇定，虽然他不是常常这样。当他们的车开到了高沼地的马路上，弗雷德丽卡的心飘起来了：这块天地那么灰，那么暗，常年忍受着风吹，这就是她诞生的北方啊。

她着实为新房子的美丽吃了一惊。站在门阶上，出来迎接她的不是比尔，而是温妮弗雷德。那是一个脸上洋溢着毫无疑问的微笑，眼角还泛着泪的温妮弗雷德。她轻唤：“弗雷德丽卡、利奥。”充满暖意地轻抚了他们，要是在以前，这种状况下，温妮弗雷德应该是保留的、退缩的。弗雷德丽卡惊觉自己也忍不住掉了眼泪。利奥则抓住弗雷德丽卡的腿，观察着眼前这一切。温妮弗雷德身后的是玛丽，玛丽扑向了丹尼尔，丹尼尔一把将她拥入怀中。玛丽身后是比尔，他比弗雷德丽卡印象中的他瘦小了很多——更加苍白，气焰也弱了，他在等着，看自己的女儿要怎么做。弗雷德丽卡冲上前去，吻了他。马库斯把行李提到窗户直接面向高沼地的几间漂亮的卧室里，他们都隐隐约约地知道，从漫长的愠怒和逃避中回到这个家的弗雷德丽卡并不能同时带回这个家里另一个失去的女儿——斯蒂芬妮是无法回来的。温妮弗雷德拥抱了丹尼尔，比尔和丹尼尔握了握手。众人欢笑相迎，也细嗅着彼此的感情，全家人移步到客厅中，尽管是阴冷的冬日午后，客厅里一棵高高的圣诞树，在各种光色的闪烁中，带来了节日气氛，圣诞树上的彩灯和小饰品有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金色的、白色的，是温妮弗雷德和玛丽一同装点出来的。此外还有马库斯用魔术金线穿起来的一些六角形和多面体装饰品，那是十一年前马库斯为斯蒂芬妮的圣诞树所做的小手工。

圣诞树的旁边，站着丹尼尔的儿子威尔，十岁了，长着像丹尼尔一样的黑发和一双敏锐的黑眼睛。他目光射向他的父亲，眼里尽是怒气般的强烈情绪，当丹尼尔趋前去抱他、吻他时，他畏惧地退缩了。弗雷德丽卡问：“你还记得我吗，威尔？”

“或多或少吧。”威尔说，他的声音出奇地像丹尼尔。

温妮弗雷德用小推车推来了茶点。装茶的银茶壶是她结婚时收到的礼物，她做了肉罐头、蛋和水芹馅儿的三明治，热气腾腾的肉馅饼，还有一个硕大的圣诞蛋糕。“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玛丽告诉爸爸丹尼尔，“是外婆、威尔和我一起做的，我们搅拌材料搅拌了很久，我们好几个月以前就做好了生面团，让它发酵，面团里全是白兰地和很多有趣的香料。昨天我们才为蛋糕上了糖霜和装饰，就等着你们回来。我们把每个人名字的首字母都写在蛋糕边缘——是马库斯舅舅帮我们划分了距离，设定了比例。你看，B连着W连着F连着M连着D连着另一个W连着另一个M，最后连着L， L就是利奥。每个字母都镶着银色的小球，还用玫瑰绕着它们，蛋糕的中间是我们堆起来的雪中平原。菲林戴尔早期预警系统在最中央，因为威尔想要，虽然这挺滑稽的。你看，这里是被覆盖的树木，这里是冰冻的湖，这边是小溪和一些岩壁。杰奎琳说我们不应该把预警系统的那些球也放在蛋糕上，但马库斯说这没什么关系，于是我们就放了。它们在糖霜上看起来多好看啊，而且每一样我们都可以吃——”

丹尼尔说蛋糕做得真漂亮，它也的确漂亮。温妮弗雷德说了一句没有太多必要的话，她说：“这是个‘世俗’的蛋糕。”玛丽很快说明天晚上平安夜他们所有人都要去村里教堂唱圣诞颂歌。“不是半夜去唱，是一个献给家人的圣歌之夜，我们学校里的老师也会去，我们一起唱，我很会唱歌，家里每个人都会去，但外公不去。”

下午茶时分，杰奎琳·温沃带着给每个人的礼物来了，礼物被放在了圣诞树下。陪她一起来的是遗传学学者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博士，他拥有一半的丹麦血统和一半的约克郡血统，留着剃得方方正正的凸起来的金红色胡须，有着一头金红色的头发，深色眉毛底下是深蓝色的眼睛。弗雷德丽卡从没留意过马库斯这位年轻的女性朋友杰奎琳，弗雷德丽卡总是把两个女孩子混在一起，一个是鲁茜，另一个是杰奎琳，鲁茜金发，杰奎琳棕发，她们都是马库斯在教堂里的朋友，是受牧师吉迪恩·法勒教化的年轻人。弗雷德丽卡记得的杰奎琳是个长腿的女孩儿，棕色的长头发扎成辫子，还戴着猫头鹰一般的眼镜。现在，她面前的杰奎琳是个瘦长结实的年轻女人了，大概二十六岁，动作敏捷又优雅，长着一张表情沉着又不失机敏的椭圆脸孔，仍是一头发亮的棕色长发，只是棕色多了层次——好几种不同的棕色汇聚在一起，在灯光下混合着、变色着。她戴着一副黑色镜框的眼镜，眼睛是深棕色的，却很澄澈。威尔站起来挨到她身边，玛丽吻了她，温妮弗雷德也吻了她。马库斯叫了声“杰姬”，显然很开心，同时他也对卢克·吕斯高-皮科克的到来感到开心。丹尼尔向卢克问了问蜗牛的状况，卢克说蜗牛们此刻正在冬眠。弗雷德丽卡远观着他们相聚而坐，悠闲而谈。她看到杰奎琳望向马库斯，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则望向杰奎琳——两种“望”是相似的，都背叛了话题中所要表达的兴趣，这两种“望”也都没有明确地宣称对目中人的所有权，只是非常生动活泼，也更有警觉性。她注意到温妮弗雷德赶快为杰奎琳端来了茶、肉馅饼和蛋糕，还跟杰奎琳说了圣歌的消息。弗雷德丽卡心想：我妈妈肯定喜欢让杰奎琳当自己的女儿。她又想：不过，马库斯喜欢的是另一个女孩儿——鲁茜，比杰奎琳要古怪和无趣得多。那是个护士，对，马库斯喜欢的就是那个护士，她记得。弗雷德丽卡看着自己的弟弟，弟弟正和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聊得兴起。弗雷德丽卡听到的是“记忆痕迹”“分子记忆”之类的词汇，还听到数学家雅各布·斯克罗普、生理学家莱昂·鲍曼、微观生态学家亚伯拉罕·考德尔-弗拉斯的名字。杰奎琳说：“肯定是蜗牛的实验出了问题，我无法相信记忆是那样被运载的。”

“我们可以试着重新做一次实验。”吕斯高-皮科克建议。

“我想从蜗牛这方面找一找切入口，”杰奎琳说，“它们的神经细胞很大，我们可以在记忆化学研究方面做点有意思的事。”

弗雷德丽卡注视着马库斯，不，杰奎琳这个棕发的聪明姑娘对马库斯根本没有性吸引力。又或者马库斯装作不被吸引——但谁又能说出马库斯到底被什么吸引？他想要什么呢？不管怎样，杰奎琳还是时不时往马库斯的方向投去极快的一瞥。每次她这么做时，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则对她还以一个尖锐的眼神。弗雷德丽卡思索的是他们三者间的性纠结，却没想到自己听到的第一个讨论竟然关乎科学进步，竟然关乎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

她暗忖：家人们一时促膝相聚，一时各自远扬。现在，我感到满足和兴奋的是，这些面孔、表情和我如此相似，也和彼此如此相似。但这个节日假期结束之前，我们却可能都会感到被互相限制、冲击、抹杀。

门前突然响起一阵车的悲号和尖叫，紧接着是车轮停下来的声音。门铃响了。温妮弗雷德去应门，在门口呆站着、疑惑着。站在门阶上的，是一个身穿海军蓝大衣的方肩男人——是奈杰尔·瑞佛。

“我希望，”他开口了，“来看看我的妻子和儿子。我给他们带来了礼物，也在想——既然是圣诞节——他们至少会愿意跟我说说话，我毕竟千里迢迢地赶来。”

“请进吧。”温妮弗雷德充满不确定地邀请他进门。这的确是圣诞节，他的确是丈夫和父亲，待客之道规定了他应该被请进门来，毕竟，温妮弗雷德对他的所作所为毫无所知，也对将发生些什么全无预料。

“等一下——”奈杰尔说，他从车里拿来了两个巨大的硬纸箱，都用圣诞节的礼品包装纸包得精美，包装纸上是午夜蓝和银色相间的条纹，装点着以蓝色和银色缎带编织成的亮晶晶的玫瑰花结。

弗雷德丽卡从客厅里的圣诞树旁站起身来，走到门廊上，站着，阻挡着奈杰尔突破界限，以防他进入屋内这光彩熠熠的小世界。他只得放下了他的两个大箱子，一派轻松地站在那里，与她四目相接，他似乎很快地预备好接下来的动作。弗雷德丽卡面对着他的脸，这是他真正的脸——那种极沉极暗的表情，那种专心致志的神色，总是翻搅着她。

“我只是觉得，”他说，“可能谈一谈才是明智的做法，就只是谈一谈。我也觉得至少你会让我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而且，我觉得我有权利对我儿子说圣诞快乐。你觉得呢？”

弗雷德丽卡一瞬间醒悟到，真正的错在她自己身上，错在她在没想明白之前就仓皇地嫁给他，错在她无法在这段婚姻中撑下去。这个领悟，让她动摇了，迟疑了。

“我不知道，”她说着，但依然挡着门，“这没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

“如果你不愿意，我不会死赖着不走，”奈杰尔说，“我不会待太久，尽管我大老远来到这里。我只想完成两件事：一、见到我儿子，并把圣诞礼物交给他；二、和你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谈一谈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就算只是约好一个谈话的时间和地点也行。就这样，我觉得我有做这两件事的权利，我是这么认为的。”

利奥出现在弗雷德丽卡身侧，他不明所以，只得凝视，眼睛在弗雷德丽卡和奈杰尔之间游移。奈杰尔朝利奥伸出双手。利奥仰头看他妈妈，妈妈竟然点头了——什么？这算是默许？还是理解？利奥越过了妈妈，被抱在奈杰尔怀中。奈杰尔把鼻子埋进利奥亮闪闪的发丝里，闻着利奥头发的气味，那气味是弗雷德丽卡一切存在感的中心。奈杰尔眼里溢满了泪水。

“爸爸想你。”他对利奥说。利奥举起小手，拽住了爸爸的衣领。他回头看着弗雷德丽卡，蓦然间，弗雷德丽卡看到利奥明朗洁白的脸上，瞪着的是奈杰尔的乌黑眼睛。弗雷德丽卡准备好赴死，准备好失去意识了。

“脱下你的大衣。”利奥对奈杰尔说。

“进来吧，”弗雷德丽卡嗫嚅道，挪着她似乎已石化了的腿，弃守了门廊，“进来见见我的家人们，毕竟是圣诞节。”

她逐一向奈杰尔介绍着：“我父亲，你认识，这是我母亲，我弟弟，我姐夫丹尼尔，我姐夫的孩子威尔、玛丽，这是我们的一位家族朋友杰奎琳，这是另一位朋友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博士。”

“我先行告退比较好。”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

“不——”弗雷德丽卡说，“任何人都没有必要走。奈杰尔只是带礼物过来，他没有要留下来，所以大家都不需要走。”

她的嗓音尖厉，让人听了很想走，但又拖拽着大家留下来。没有人动，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和杰奎琳也没动。温妮弗雷德拿走奈杰尔的大衣挂起来，给他端来茶和蛋糕。利奥坐在他的膝盖上，一只手绕着奈杰尔的脖子。比尔和奈杰尔互相点头，交换了一种诡谲的尊重；奈杰尔紧接着又向丹尼尔点头致意，丹尼尔一边微笑，一边皱眉。没有人说话，所以奈杰尔先开口了：“我为弗雷德丽卡和利奥带来了礼物，或许他们应该打开礼物吧，既然我可能不会久留。”他边说边转向威尔，“请你去把过道上的两个箱子搬过来好吗？”

威尔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奈杰尔让自己的儿子打开其中一个箱子。又用同样生硬却流露适当温和的嗓音让威尔帮利奥打开箱子，威尔也服从了。箱子被打开了。霍比恩牌的电动小火车显现在眼前，相当细腻精致的玩具，飞天苏格兰人型号的蒸汽引擎、车厢、拖车、轨道、转车台、车站、信号灯、道岔……各种配置，一应俱全。

“但他太小了。”威尔说，他几乎是生气地瞪着奈杰尔。言下之意是说：利奥这么小，玩不起来这么大的玩具。

“我才不小，”利奥说，他把火车头攥在胸前，“我一点也不小，这是我的玩具。”

“我倒认为你可以帮他把玩具组装起来，并教他怎么玩。”奈杰尔对威尔说，“如果有你帮忙，帮他拼接起零件，全部组装起来，他就算小，也可以玩啊。”他对威尔亮出一个温暖又慧黠的微笑，“你要是能帮他，我会很开心的。尽管我也愿意帮他——所有的父亲都想在圣诞节和儿子一起玩火车——但是我不会在这儿啊。幸好你在这儿呢。”

某种程度上，他在这里占领了一些地盘，接着转向弗雷德丽卡。

“你不打开你的礼物吗？”

“我会把它和全部礼物都放在圣诞树下，之后再打开，圣诞节时打开。”

“现在打开它。”奈杰尔说，“我搞不好还得拿回去换，我现在就得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件礼物。”

“什么都不想要!”弗雷德丽卡心里在喊叫，“我什么都不想要!”利奥在一旁鼓噪：“打开啊，我也想看看，打开吧。”

威尔把箱子搬到弗雷德丽卡跟前。弗雷德丽卡无精打采地拉开了绑在礼品包装纸上的蓝色的玫瑰花结。利奥从奈杰尔的膝盖上爬下来，去帮弗雷德丽卡。明晃晃的包装纸沙沙作响，褪去包装纸后，露出的是一个很大的结实的长形盒子，覆盖着银色和粉色的丝网。打开盒子，是一件女装。深炭灰色的高领洋装，两袖紧而长，裙身混编着红色丝线的穗带和刺绣，颜色饱满，却也雅致。款式类似长款的女士袍式上衣，连着的是一条火焰摇曳的短裙。看起来有点像，不，事实上就是库雷热[1]的衣服。和大多数红发的女人一样，弗雷德丽卡基本上不穿红色，但这件衣服恰恰是红色，一条再红不过的朱红色裙子，红得好像能点燃她红色头发中静默的火，能炼出她脸上片片雀斑中隐藏的金。但看到这条裙子，没人说得出话来。温妮弗雷德穿着一件深绿色的马球衫领上衣和一条粗花呢裙子；杰奎琳穿着一件深棕色的双面针织套衫，配一条浅黄色的灯芯绒裤；而弗雷德丽卡自己上身穿着一件牛仔外套，罩在格子图案的法兰绒衬衫之外。利奥突然说：“你快穿上啊。”

“你试了之后，我可以拿去换，或者拿去改。”奈杰尔说。

“穿上啊、穿上啊!”利奥不断起哄，“现在就穿，我说现在就穿吧!”

弗雷德丽卡，本来一直握着盒盖，想要把盒子重新盖上，突然放下了盒盖，拾起盒子里的衣服，走出房间去换衣服了。

“我想知道，”奈杰尔对温妮弗雷德说，“这附近肯定有个客栈之类的地方，让我住一宿——”

“我们家的卧房可都满了。”温妮弗雷德又说了一句傻话。

“对，全满了，”比尔说，“恐怕客栈里也不会有空房间，应该没有。”

弗雷德丽卡换好了衣服出来。为了让衣服增色，她还穿上了黑色连裤袜，并在脖颈处绾了一个发髻。她真美。弗雷德丽卡从来都不美，尽管她总是活色生香地带着一种迷人气质，但就在这一刻，在这件库雷热洋装里，她是不折不扣的美——“美”这个字眼终于可以用在她身上了。这件洋装像为她量身定做的，她一对小而高的乳房，乖巧又优雅地端坐在胸部的贴身剪裁中，她柔细的手腕、苗条的腰身、秾纤合度的臀部，尽管都被覆在这一席丝织面料底下，却透露出恰到好处的美感，她身上的每一块凸起或每一方凹陷都相连起来，有了必须存在于原处的理由。只能说这件洋装的款式是奇特的、正式的、考究的、强烈的，裙幅离膝盖明明是那么长，让这件洋装乍一看让人觉得，太孩子气，像女学生穿的无袖制服或洋娃娃穿的小短裙，但穿在她身上就不是。弗雷德丽卡的一双长腿在裙裾的衬托下被拉得更修长，她的大腿如果再多一英寸，就会破坏令她曲线毕露的既简约又复杂的版型设计。她伫立着，卢克·吕斯高-皮科克禁不住夸赞：“美!”奈杰尔狠狠回瞪他一眼。

“我不能收下这件衣服。”弗雷德丽卡说，她的话根本是一连串背弃，背弃了公认的事实，背弃了奈杰尔对她躯体肌肤的精确理解，背弃了自己的构造机理，背弃了自己的举止分寸，背弃了这件只能由她穿的衣服。

“每个人都说男人没办法帮女人买东西。”奈杰尔丢出一句，弗雷德丽卡则没接话。奈杰尔继续说：“男人当然可以帮女人买衣服，只要他用了心。当我看到这件衣服上的红色时，我知道：就是它了。这有点冒险，但应该会适合你穿，果然是适合的。弗雷德丽卡，你不得不承认，这件衣服的确令你增色。你一定要收下它，我没什么附带条件。不管你——也不管我们会做什么决定，我都希望你收下它，它就是你的衣服，没有人能穿出你穿的效果。利奥喜欢妈妈这么穿，对吗？”

“我喜欢!”利奥嚷着。

温妮弗雷德给她的女婿端来一壶新的茶，尽管她不认识她的女婿。利奥重新坐回奈杰尔膝上，弗雷德丽卡还矗在那儿，鹤立鸡群却明丽动人。这件衣服把她和大家区隔开来，她像被包裹在赛璐玢玻璃纸里一样。她不情不愿地望着奈杰尔，带着一丝钦佩：他在做某些事情上，的确自有一套。奈杰尔向温妮弗雷德讨教，哪里能有让他容身一晚的当地小旅社。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本想要建议他去住巴罗比的“大个头儿”旅社，但看了弗雷德丽卡一眼，把话咽了下去。利奥说：“你可能可以和我们一起睡在这里啊，可能可以吧。”

“我并不这么想，”奈杰尔对他说，话语里带着一丝不卑不亢的故作爽朗，“现在还不行，我不觉得可以这样安排呢。”

村里的大钟响了。玛丽说：“我们快赶不上教堂的圣诞颂歌了，我们得快点走啊!”

“我可不去。”比尔说，“别叫我去。”

“不会叫你去的，”玛丽说，“但是爸爸会去，还有外婆、威尔、杰奎琳和吕斯高-皮科克博士，你们也会一起来吧？”

“为什么不呢？”吕斯高-皮科克边看杰奎琳边说。

“马库斯舅舅会和杰奎琳、吕斯高-皮科克博士一块儿去，那么你们呢？”玛丽问，她充满疑惑，先看着弗雷德丽卡，又看向利奥和奈杰尔。

“去年我们也去唱圣诞颂歌了呢。”利奥说。

“没错，”奈杰尔说，“我们去年去的是史派森德镇。挺好玩的，是不是？我喜欢圣诞颂歌，它们让我们和祖先有了联系。我的祖先们全都长眠在史派森德镇上。”

“我们可碰不上祖先。”比尔说。

“每个人都有祖先。”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他用自己遗传学者的眼睛，认真看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脸。

“一起去唱圣诞颂歌吧，”利奥对奈杰尔说，转脸看向他还穿着“圣诞礼物”的妈妈，“你也快来啊。”

“我得先换掉这件衣服。”

“不用了，就穿着这件吧。”

弗雷德丽卡终究还是脱掉了那件衣服。

只有比尔一动未动，其余所有人都披上了大衣，横穿过弗莱亚格斯村，去到圣卡斯伯特教堂。他们被笼罩在烛光之下，唱起了古老的歌谣——《齐来崇拜歌》《圣婴降临人世》《睡吧，我的宝贝》《东方三贤士》《在晴朗午夜降临》《冬青树和常春藤》。利奥站在他的爸爸妈妈之间，偶尔拉着两个人的手，既隔开了他俩，又联结了他俩。丹尼尔站在威尔和玛丽之间。大家都会唱的部分不是太多，但偶尔有一两句甜美的歌声划破沉寂。出人意料的是，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有一把清亮、无惧、悦耳的男高音。玛丽特立于波特家族里的一众人，她是真的会唱歌，清甜又轻柔，唱了不少。弗雷德丽卡回想到念书时的大合唱令她困窘，而她现在已然是个成年女子，明明有自主权，却依然困窘于自己的言行和选择。

温妮弗雷德想起斯蒂芬妮，频频拭泪。

威尔则无法为死去的母亲哭泣。

奈杰尔的男低音偶尔会走调，但却为这一切增添了有用的、必要的喧闹。

丹尼尔想起降临在稻草中的那个“婴孩”。丹尼尔也想到自己的孩子，自己只陪了他们那么短的一段时间，又想到圣母马利亚的孩子，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天以极其残忍的方式被弑杀。他也想起自己不愿意想起的那张脸，也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精神从那张脸上转移开，比如投入圣歌的演唱上。“冬青树结出的浆果，如血一样红，马利亚诞下甜美的耶稣基督，为可怜罪人降善[2]。”

回到了比尔家，每个人都试图留下奈杰尔和弗雷德丽卡独处，好让他们俩谈话。弗雷德丽卡一点也不想和奈杰尔谈什么，但每个人“坚持”着消失了：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和杰奎琳各自回家，比尔去了书房，马库斯和温妮弗雷德开始包装礼物，丹尼尔和两个孩子去洗漱。奈杰尔、弗雷德丽卡和利奥一起坐在起居室里，入夜后一片漆黑，起居室的壁炉里烧着柴火。

“我们从来没住过一间美丽的房子。”弗雷德丽卡若有所思。

“听着，”奈杰尔说，“和我一起回家吧——不用回去过圣诞节，因为我知道你会在这里过节——但是可以回我们自己的家住几天，比如节礼日[3]，或者节礼日的隔天——我们可以聚聚——我们可以谈一谈，理出各种事情的头绪。连我们的马，小黑，都在思念利奥，更不要说皮皮、奥利芙姑姑和罗萨琳德姑姑。不能和利奥一起过圣诞节，她们伤心极了，而圣诞节正是家人们共聚的时刻啊——”

“我就在和我的家人们共聚——”

“反正我找到你了，因为我就知道你会在这里，因为家人们对你如此重要。我想你必然知道家人们是重要的，我想你也必然知道利奥应该和他的家人们在一起。”

“我好想看看小黑。”利奥说。“我想每天都看到它。”他说，“妈妈，我们就回去看看它，行不行？”

“我做不到。”弗雷德丽卡拒绝了儿子。

“就几天而已，你还忍受不了我们几天吗？”奈杰尔问。

“无法忍受。我绝对做不到，我不会回去的。”

她也无法在利奥面前大声忏悔自己的负疚。她犯下多可怕的过错!她从不该走入这段婚姻里，现在每个人都因她的过错而遭罪。

奈杰尔说：“那么就让利奥一个人回去。让我带他回去见皮皮、小黑和姑姑们。我们都爱他，他是我们的，那也是他的房子，我总有权见我自己的儿子吧。”

弗雷德丽卡垂首丧气，她很明白如果利奥回到布兰大宅，她就永远也见不着他了——当然，除非她也一同回去。她惧怕回去，身体和精神上都惧怕。她根本无法再回到那个地方。但奈杰尔要见儿子、宠儿子，又是天经地义的。她相信一个孩子需要双亲——在原则上相信，她认同共同监护。她也不免担心，她偶尔也病态地、困乏地这么想：利奥住在布兰大宅的话，他最终会是快乐的，他的人生会有一个定式，事实上他就是按照那个定式被抚养到现在这么大，从某一方面来说，那个定式就是他所要继承的一切。她还想到，利奥可能会被送走，那么小的一个人儿，就被送到寄宿学校里去，像当时的奈杰尔那样。可她又想起自己在穿越丛林时，那具紧紧伏在她身上、与她生死相依的小身体。

“我不知道那行不行得通。”她虚弱地说，她可能已经开始歇斯底里了。她想：我可以让利奥回去住一晚，再回来。他会回来的。

“你怎么想呢，利奥？”奈杰尔问，“你想回去和我一起住吗？”

“这不公平，”弗雷德丽卡说，“你怎么能让一个孩子来做选择？”

“你就让他做过选择啊!”奈杰尔一时暴怒，声音狂躁，“你就那么带他走了，不顾他的意愿，也不顾我的意愿，和你那群下贱的朋友野蛮地带走了我的孩子——”

“是他要跟来的——”

“啊，你自己承认了吧，所以如果他没有要跟来的话，你就准备遗弃他对吗!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让他回到我身边。布兰大宅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利奥，你是不是要跟我回去？”

“除非妈妈也一起回去。”利奥说。

“我们就回去一两个星期，妈妈回不回去都无所谓。要是你能说服妈妈，那更好，要是不行的话——”

“你不能这样对利奥!让他回到他外婆的身边，让我们两人单独讨论!”

“利奥，你要不要回去？跟我回去，我们回家。”

“你听好，奈杰尔。我死都不会回去，我一开始就不该跟你去那个地方。就因为我跟你去了，现在的一切都是我铸成的错，没错，我说的是一切。我认为我们应该平静地离婚，然后平静地解决所有事情。但利奥，他是选择跟我来的，他现在跟我在一起。不过以后，我们应该有个——有一个正式的安排。”

“不会的!如果你以为我会轻易给你离婚的快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是我的妻子，我儿子的母亲，我就是这么定的，我不会放弃我的决定。”

“我是绝不会跟你回去的，你明明知道这一点，事实就是这样。”

“利奥!你跟我走!就现在，收好你的小火车，我们走!”

“利奥——快去找外婆，我会在这儿跟你爸爸解释清楚——”

“贱人!”奈杰尔骂了出来。他冲到弗雷德丽卡跟前，钳住她的肩膀。弗雷德丽卡退缩着、挣扎着。“贱人!”奈杰尔继续骂弗雷德丽卡，“居心叵测的贱人!”他的手掌就快甩到她脸上。“我看你敢不敢——”他咆哮着，声音因一刹那间蒸腾起的怒火浑浊起来。利奥开始尖叫，他惊声尖叫，不停尖叫。所有人都拥到了起居室。丹尼尔上前要护住弗雷德丽卡，奈杰尔只得放手。利奥跑到外婆身边。

比尔对奈杰尔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赶快离开吧。”

“我们俩根本没事。”奈杰尔说。

“根本就是有事!”弗雷德丽卡说。

“快走吧!”丹尼尔说完，握着弗雷德丽卡和利奥两人的手，把他们俩带离房间，比尔继续对自己的二女婿怒目而视。

“我不想评断到底谁是谁非，”比尔说，“因为我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知道人无完人。我再说一遍，请你离开这里——直到弗雷德丽卡说想要见你。我们是她的血肉至亲。”

“利奥也是我的血肉至亲。”奈杰尔大喊。

“这我们都知道，但现在真的不是一个争辩的好时刻。请走吧。他们都说，有数据可证，圣诞节摧毁的婚姻远比维系下来的多太多。你以后再来吧，请回去吧。”

奈杰尔想讲点逞凶斗狠的话，但注意到他上次“造访”时在比尔头上造成的伤疤，于是他停止了，撤退了，夺门而去。

可能是奈杰尔的原因，他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圣诞节当天享受着彼此的陪伴。温妮弗雷德和玛丽努力把房间收拾得温馨美好，这栋位于马斯特斯路上的房子从来就没如此温馨美好过。圣诞节那晚，他们吃了传统的美味晚餐，火鸡烤得很好，蘸酱也辛香合宜、辣度适中，火鸡腹内的填充物也满是香草和味道奇趣的香料。弗雷德丽卡和比尔谈笑风生，她说着自己下个学期将要开的小说课。她告诉她父亲向成年人教授文学是怎样的经验，告诉她父亲她是怎样讲解《恋爱中的女人》的。他们谈到了《恋爱中的女人》主人公之一“伯金”的问题——伯金本身是一个教职人员，不是写作者。

比尔说：“你总是可以在合上D. H.劳伦斯的书后，发现心中灌注了满满的对劳伦斯的盛怒。那是多么愚蠢的一个男人，有时候甚至是个卑劣的男人——华而不实、刚愎自用。但你和他的书诀别了一段时日，当你重新打开他的书后，你发现他的语言、他的视觉，都在向你闪光，是一种权威的光芒，又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我一开始一点也不懂该如何教书。我心想：这该多枯燥乏味啊。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这个过程反而让一切都更加真实——你穿梭于另一个世界，也栖居于这个世界——你发现你栖居的那个世界比以前真切多了。如果没教书，我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没错，这就是伯金那个老家伙所欠缺的，弗雷德丽卡，你看，他没有你这样的本事。”

“下个学期，”弗雷德丽卡说，“我要教：《包法利夫人》《白痴》《米德尔马契》《城堡》《安娜·卡列尼娜》，或许还会讲讲《曼斯菲尔德庄园》甚至《恶心》。”

“人生啊……”她想说的是，尽管她正在列举、谈论文学书籍，但她说的是文学中的人生，而且她的人生在文学对照下也一样鲜活——她怒火滔天的丈夫有一个像蓝胡子一般的手提箱，里面装满了粉红色的橡胶秽物，而且他是一个学会了如何将他人残杀于无声的男人。弗雷德丽卡想：“我自己的人生啊，就这样蒸发消散了吧。”她笑望着父亲，想象着父亲拥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生——他在斯卡布罗的课堂上讲读《荒凉山庄》，在卡尔弗利的课堂上为学生们诠释《失乐园》。她似乎看到她父亲幻想中的画面——恐龙在雾茫茫的伦敦街头昂首阔步；天使闪着的微光从花园远处的树木枝丫间透过来。

圣诞节的下午，她帮着威尔和利奥组装小火车，三个人像是组成一个很棒的团队：弗雷德丽卡不动声色地帮助利奥，让利奥既知道自己拥有这辆小火车，也让利奥能发挥主动性，来组装零件，而不会因威尔的不耐心或争强好胜而为难。同时，弗雷德丽卡也适时咨询威尔的意见，威尔的确能给出像样的意见。丹尼尔则在一旁看着他们，他曾提供过帮助——就一次，但威尔把那块铁路的零件从丹尼尔手里一把夺过来，并装在了特别叫人预料不到的一个位置。丹尼尔觉得无论如何自己都不能填补孩子们所欠缺的母爱，可即使是弗雷德丽卡，在“母性”这一部分，也是极其薄弱的。她瘦弱，反应快，却看得出她很紧张：两个男孩根本不把她视为成年人，当然也没有以同龄人的身份对待她——或许是介于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一种人。利奥跟他妈妈在一起时，基本上是把弗雷德丽卡当成囚犯看管，动不动就专横地伸出手，把她拉回自己身边，生怕她离自己太远。丹尼尔记得斯蒂芬妮说过，她们两姐妹的童年没有“玩”这个概念，两姐妹没人“玩”过什么，所以丹尼尔知道弗雷德丽卡正在努力动用自己的智慧，来融入育儿和亲子相处这个过程，这一切对她来说，都并不得心应手或自然而然。

“我自己的儿子啊，”丹尼尔心想，“是永远不会原谅我的。”儿子像他一样一根筋。他自己深爱过一个人，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他存活下来的唯一方法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威尔也继承了他这一点，感到自己是被遗弃的人，而且不轻言原谅。丹尼尔预料到，他们这对父子终有一刻会后悔不该苛求、冷待对方，当那个时刻到来时，绝对为时已晚——丹尼尔知道肯定会是这样，但此刻他无能为力。他无法和威尔心灵相通，因为他们都坚持自我。玛丽却不一样，她需要丹尼尔的关爱，她期盼得到丹尼尔的关爱，也在看起来不可能的情况下，制造出父女情感交流的机会，丹尼尔也不吝于向玛丽伸出双手、敞开心扉。

“你应该和你爸爸说话的。”弗雷德丽卡对威尔说。

“但我并不想和他说话。”威尔很倔强。

“可能你有时候想，有时候不想吧，”弗雷德丽卡说，“大多数人和父亲的相处都是类似的。”

“我不想跟他说话的情形更多一些，他过早地离开我身边，就那么轻易地走了。但没有他，我也挺好的。”

“他那时候整个人支离破碎——”弗雷德丽卡用和成年人对话的口吻对他说，“他不成人形，无以为继，他们两个人太亲密了，我是说他和斯蒂芬妮。斯蒂芬妮过世的打击，他承受得比任何人都要多太多，你必须试着了解这一点。你和他这么相像，你一定能从某个程度上了解他的感受。”

“但是我了解什么并不重要。”威尔语气冷淡，“因为我无法改变自己。我也支离破碎过，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弗雷德丽卡说。

利奥又爬到弗雷德丽卡身上，他把双手圈成环状，像老虎钳一样钳制着弗雷德丽卡的颈项。威尔看着利奥的举动。弗雷德丽卡几乎是把利奥从自己身上推下来，却又紧紧搂住了利奥。威尔说：“我自己应付得很好。”

“我看得出来。”弗雷德丽卡从利奥的头后探出头，对威尔说。威尔为铁路装上了最后的一块，完成了轨道的铺设。

“现在可以打开电源了，”威尔说，“火车头已经连接好。看看能不能开起来，看看轨尖管不管用。”

“让利奥开电源吧。”弗雷德丽卡说。

“利奥，来吧!”

火车得到了电能，绕着迷你的人工造景开始了它的旅程，先穿越了一个轨道，再经过一个车站，又驶离了一个月台。利奥把电源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别弄坏了电源开关啊，”威尔说，“轻点，你试试看转车台。”

两颗小小的头颅凑在一起，俯首去查看铁轨。这时候丹尼尔回来了。

“我父亲曾经驾驶过火车头，”他对威尔说，“也就是你的祖父。”

弗雷德丽卡以为威尔会想站起来、离开这个房间，但他只是移动了一下轨尖，在沙发后面推了小火车一把。

小火车动力十足地行进着，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

全家人的好脾气在圣诞节过后的那天也延续着。家里有些人当晚还被请去北约克郡大学校长马修·克罗在朗罗伊斯顿的伊丽莎白式宅邸里参加酒会，而这个庞大宅邸的其他部分现在属于北约克郡大学的校用建筑。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和马修·克罗一起过的圣诞节，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也会在这个酒会上现身。从弗莱亚格斯开车到那儿真是很长的一段路，弗雷德丽卡、比尔和马库斯坐比尔的车同去，马库斯开车。丹尼尔则和他的两个孩子、温妮弗雷德留在家里，他也帮忙照顾利奥。

克罗在他装有护墙板的书房中为宾客们送上了香槟。克罗站在他收藏的那幅被活活剥皮的马西亚斯[4]画下，显得更加苍老，他虽然脸色红润，但应该是忙乱导致的潮红，他的头发也稀疏多了，整个人都缩水了。弗雷德丽卡穿的是库雷热的洋装，她告诉自己除此之外，没有带更适合的衣服，也提醒自己可以稍微花点心思让这件衣服真正属于自己，切断这件衣服和奈杰尔的关联。另外，她今晚和第一次穿它时那晚，一样美。

房间里挤满了人，有些人是弗雷德丽卡认识的：亚历山大在那儿，跟北约克郡大学副校长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说话。还有埃德蒙·威尔基，肤色黑、动作快，比他以前胖了些，正在和哲学家文森特·霍奇基斯说话，还有一个稍微黝黑的男人转过身来，那是拉斐尔·费伯。看到拉斐尔·费伯时，弗雷德丽卡此时感到，人类在毫无预期之下看到一个自己爱过的也爱过自己的人时，所触发的那种微弱惊讶。拉斐尔极快地看了她一眼，又把眼神迅速移走。他肯定是要和文森特·霍奇基斯待在一起的，那是他的老朋友。克罗则要带比尔去和威基诺浦、亚历山大讲话，亚历山大的话题不外乎是斯迪尔福兹委员会和英语教学法，弗雷德丽卡也跟着比尔去了，她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拉斐尔。亚历山大一手搭在弗雷德丽卡肩上，问候她过得怎么样。之后，亚历山大原本的话题又继续进行下去了。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现在分成了两派，分化的原因并不是英语作为语言的讨论，而是到底该采用怎样的教育方法。亚历山大描述这两派时，以亚瑟·比弗为分野的代表。其一是“爱欲”派，与之对立的是“权力意志”派，前一派相信的是爱与自由，后一派遵循的是规则和权威。威基诺浦说：“语法，被牵涉进来是因为当权者在法规制定中留下了困惑，另外，从人们可被视为天性的部分中，也发现了规则和规律。这是一个古老的讨论，只是在时下有了新的转折。一个人可以无动于衷，只要他曾经是无动于衷的，他就可以凌驾于这一切烦冗之上。”比尔说优质教育的秘密是去理解那些学习的人，去在意那些被学习的内容。弗雷德丽卡突然想起裘德·梅森扰乱了她讲D. H.劳伦斯那一堂课，裘德·梅森更搬出了尼采。“只有被视为一件美学产物时，这个世界才能在永恒中拥有其合理性。”弗雷德丽卡以尼采的名言为启，说起了自己的体验。

她说：“我为一群不认为自己应该了解历史、不相信自己必须学习历史的艺术系学生讲解D. H.劳伦斯，但我总是被一个裸体的、灰皮肤的中性化模特打断，他披着一头灰色长发，用他拉锯似的声音，不断复诵着尼采的话。”

大家都笑了，关于教育的话题持续着。

马库斯见到了他几个同事。有亚伯拉罕·考德尔-弗拉斯博士，身材矮小，一头粗硬的白发，嘴唇上方还留了整齐、洁白的髭须，他是一个曾研究过鸽子脑细胞蛋白质合成的生物化学家，并且对新学科——神经系统科学有着审慎的兴趣。和他挨着的是雅各布·斯克罗普，他的专业领域是人工智能；还有莱昂·鲍曼，他对脑细胞结构、树突、神经元突触、神经元轴突、神经胶质进行着细致的生理学研究。雅各布·斯克罗普是英俊的男人，有一种几经雕刻的感觉，像一个中世纪的僧侣，脸形修长，头发精短。鲍曼矮一些，肉也多一点，嘴唇很红，头发很卷。马库斯的研究，暂名为“电脑模式与人脑活动”，在斯克罗普的指导下进行，斯克罗普正使用不同的运算法则，构建原始的电脑，来模拟人类的认知和学习过程。马库斯并不全然欣赏斯克罗普，但马库斯欣赏鲍曼，而且他和鲍曼都为高尔基染色[5]切片的脑组织、为神经元所组成的错综复杂的树枝状空间形态感到震惊又排斥，但鲍曼就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工作。马库斯喜欢的是与数学相关的东西，并且非常拿手，不过他也搞不清楚自己正在做的是不是自己想做的。威尔基对斯克罗普研发的电脑模型有些热衷，因为这也与威尔基自己的工作相关，威尔基探研的是认知扫描和形态辨认。比如，他试图弄明白：眼睛究竟需要获取多少信息，才能让大脑得出“这是一棵树”“这是一张脸”的结论。威尔基也在假象、错觉上探索，因为大脑似乎能够自动为盲点做空间补充，将空白之处以图形填满，就像为桌子铺桌布一样——概念上差不了多少，但大脑铺的却是一块想象出来的、假定存在的桌布。

科学家们讨论记忆，讨论思考的化学机理，讨论视觉的运作方式。

教师们讨论规定和允许的政治关联，讨论孩子们如何学诗歌，讨论函数表、讨论字母表。

马修·克罗把弗雷德丽卡带离了教师们的小团体，引荐她去认识语言学院的院长尤尔根·穆勒、英语系教授科林·伦尼。科林·伦尼是苏格兰人，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创作。尤尔根·穆勒、科林·伦尼他们这几个人其实和文森特·霍奇基斯、拉斐尔·费伯等人，属于同一个小团体。克罗对弗雷德丽卡说：“这么多年以来，我对在大学里我所能触及到的各方各面上发挥最有利的影响力，也全心投入。我尽力去理解杰勒德·威基诺浦的文艺复兴论调，在某些教学或思考的方法上，试图把艺术和科学结合在一起。但你也看到了，他们是怎么分成派系的，他们是怎么在小团体里和自己人说话的。看那边那位社会学讲师布伦达·平彻，还有那些教授、讲师的妻子，她们也有她们的小团体，谈论的都是女人永远都要谈论的话题，这毫无疑问。但她们肯定不是在谈论时装，她们的着装整齐划一地丑陋，你不觉得吗？而你却恰恰相反，你艳光四射。这很冒昧，但请恕我冒昧，亲爱的，你为什么能穿得出来一件如此靡丽的衣服？我听说你结婚了，你走入的肯定是一桩好姻缘，你的衣服说明了一切。”

“我的婚姻一团糟，几乎是一场灾难，从头开始就是个错误。我绝望透顶，这件衣服是我丈夫用来哄我的一件礼物，我实在不应该穿上，因为它无法使我得到慰藉，但它是我目前最得体的一件衣服——或者我根本不该抗拒它。我这样的解释，你满意吗？”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我想知道你的经历。不过，这可以以后再说。你现在可以往我的窗外看看。看看那些侵占我这座伊丽莎白式天堂的教学楼。语言楼、进化楼、数学楼，社会学楼，或者说社会科学楼？——这些楼的‘主人’为各自学院建筑的名称吵个不停——他们的争吵永无止息。他们还没有在不同学院建筑起相连的通道，我相信建成之后，看起来会像个大蜂窝。”

穆勒和伦尼都不愿和弗雷德丽卡说话，他们正就卢卡奇提出的“沃尔特·司各特是相比于其他英国小说家，在欧洲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这一观点进行着友好的辩论。穆勒的研究范围覆盖了尼采、弗洛伊德、托马斯·曼和末期的欧洲文化传承；伦尼曾写过论述沃尔特·司各特、歌德、巴尔扎克、乔治·艾略特的著述，两人的著述都是大部头，颇有分量。他们只觉得穿库雷热洋装的女人无聊到不值一提。随着讨论逐渐热络，两人越靠越近，背身向弗雷德丽卡。拉斐尔终于过来与弗雷德丽卡寒暄，他问弗雷德丽卡是否记得文森特·霍奇基斯，但霍奇基斯这个人外形没有什么记忆点，弗雷德丽卡每次见霍奇基斯，都不太有印象。弗雷德丽卡对霍奇基斯微笑致意。拉斐尔却很直截了当地对弗雷德丽卡说：“婚姻生活想必很适合你吧？弗雷德丽卡，你看起来争芳吐艳。”

“争芳吐艳”从拉斐尔这个精准、神秘的人口中说出，完全在弗雷德丽卡的预料之外。在弗雷德丽卡听来，这句话带有敌意，既不公允也不恰当。

“婚姻生活并不适合我，我步入婚姻后发现自己一无是处。”

“这样啊。”拉斐尔说。

弗雷德丽卡细细打量拉斐尔的时候，两人之间有一阵沉默。沉默中，弗雷德丽卡想：“我上过他的课，我坐在很靠近他的位置上，我爱过他，无论从‘爱欲’还是‘权力意志’的观点来说，我都爱过他。”拉斐尔像克罗一样，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身形却同样矮小，简直像一道光从他们身上抽离。这真可怕，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再爱我们曾不顾一切地恋慕着、渴求着的人或事时，难道不会惊悸？那是一种死亡，可与此同时，弗雷德丽卡感到，这也是一种释重，是自由的开始。拉斐尔这张脸，这张表情坚决的脸，此刻不过是一张脸。

“我们刚才在评论这张画上的马西亚斯，”文森特·霍奇基斯说，“拉斐尔简直不能与这幅画共处一室，拉斐尔认为这幅画应该被隆重地烧毁。”

弗雷德丽卡感到心中腾起一股气急败坏地想要替这幅画辩护的欲望，马西亚斯的主题画作总是让她激动得颤抖、恶心，甚至也能给她带来一种快感。她看着画，画中的农牧神马西亚斯被吊在树上，毛皮垂至脚边，嘴唇被拉扯到露出尖利的牙齿，他的整个身体闪耀着黑红色，好像是把血块喷到身前的喷泉水池中。他的生理结构被勾画得非常准确，他充血的肌肉在肩胛和腹部扭曲堆积。

“它表现的是艺术和痛苦。”弗雷德丽卡说。

“我会不知道吗，”拉斐尔说，好像对于她过于简省的总结表示轻蔑，“但这幅画不对劲，品位并不高。”

“你的说法则挺时髦的，”霍奇基斯说，“你看过《马拉/萨德》吗？在疯子、犯人和行刑者的号叫中，新世界才能诞生，新事实才被揭露。”

“别犯傻了。”拉斐尔对自己的朋友也不口下留情，他对霍奇基斯表现出如同对弗雷德丽卡一样的不屑，“这幅画只能令我作呕，看了之后只会令人幸灾乐祸，我们每个人心底暗藏幸灾乐祸的感受，却刻意保持缄默。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正视自己的卑劣，我不赞成的是沉溺于邪恶的想象之中。”

“这幅画是很有震撼力的。”弗雷德丽卡坚持自己的看法。

拉斐尔给了她一个甜蜜的微笑。

“我只觉得，画里有一种不应当被看到的东西。我得去看看窗外那些漂亮又抽象却有人味的教学楼了。”拉斐尔说。

拉斐尔走开了，霍奇基斯逗留了一会儿，缓缓走去威基诺浦教授那里，正巧威基诺浦跟几个科学家在说话，“科学组”和“语言教育组”两个派别的人终于被媾和在一起了。他们在谈的是难以捉摸的记忆痕迹——视觉、触感、声音、思绪的踪迹，一旦消失，它们去了哪里？它们留驻在身体里，等待被唤醒。“记忆分子”的概念此刻让生物化学家和人工智能研究者都开始兴奋起来。为了让刚加入的霍奇基斯了解“记忆分子”是什么，亚伯拉罕·考德尔-弗拉斯博士解释说：“‘记忆分子’主要是说：已经学到或获取的信息，就如基因编码信息，有可能可以被存储，并由很长的分子传输，像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一样。‘记忆分子’这个概念，被有关蛋白质的免疫学学说进一步强化，因为抗体能辨认出有机体的侵略者，记住它们，用的是某种信息编码方式，然后抗体就这样来防范日后前来进犯的侵略者。所以，相应地，我们想，我们记忆的根源，我们意识的结构，是否也能在这些奇妙的分子中发现？”

威基诺浦问，对此有怎样的研究可以做。莱昂·鲍曼说《逐虫者》的主编詹姆士·麦康奈尔训练真涡虫、扁形虫和一些简单的微生物躲避光亮的本领，詹姆士·麦康奈尔使用的是与电击相关的方法。

“然后詹姆士·麦康奈尔粉碎了这些受过训练的微小生物，喂给了一组幼年的微小生物吃，进食且一并吸收了原来那些微小生物的分子。他声称，吃下了同类的微小生物也抗拒光线，而另一组什么也没吃的微小生物则欢快地冲向光线。我自己觉得这一切很不可思议。屠夫是多么可怕？草食是多么理想？我是不是不应该从我刚刚吃下的牛排和动物肾脏中吸收任何东西？”

霍奇基斯说：“但问题是，所谓的‘信息’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形式？比如说免疫学里的信息，脱氧核糖核酸的信息，设计电脑的科学家脑中的信息，又或者你以类比法思考时得来的信息。当然你总这样思考的话，是很危险的。但无论如何，我都不够格来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我毕竟不是个科学家。”

马库斯飞快地朝霍奇基斯扫视了一眼，马库斯心想：“他点醒了我。”马库斯这才知道，自己一直对工作充满疑虑是因为没有对语言学的兴趣，因而无法理清思绪、找出思路。

莱昂·鲍曼说：“机体里生理学的变化也不可忽视，这些变化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在正在成长的大脑中——但之后这些变化会停止发生，这是我将关注的部分。”

马库斯在一瞬之间看到了一个雏形，那是他想要探知、想要求索的事物的雏形。在他的脑中，这些事物以一个形状的姿态出现——那是想法处于萌芽期的初始形态，尚无法用言语表述，也无法用图表阐明，这一切都急于成形，不愿只是一种未被想过的想法。但马库斯又是怎么得来这种体认的呢？这应该与鲍曼的理论有关，与斯克罗普的则无关，这一点马库斯很清楚，在他获知自己想要找寻的事物之前，他与斯克罗普的学说早已离析。“当我找到那种东西时，那将会是相认，而不是结识。”马库斯心想，“也不会像苍白、虚无、均匀的婴儿般的心灵空白状态上，被强硬地划下一道刻痕。”他的想象是，一堆纤长、强健的翎毛蜷曲着，层层叠叠，堆成了一个骷髅的形状。他觉得自己这种“无言”的想象像是鸟用喙梳理羽毛一般柔顺的过程，当所有的羽根和孔隙全都被覆盖起来，连成一片，表面将是光滑而明亮的。他并不清楚这种比喻是有用的，还是误导的，又或是两者兼有的。他此时才开始对科学慢慢有了足够的省思，他知道科研的念头，在思维过程中，比喻和类推密不可分，而比喻和类推既有实用性，也值得存疑。马库斯觉得如果能跟霍奇基斯聊一聊会是很有趣的，但他继续安静又肃穆地站着，一副专注表情。亚伯拉罕·考德尔-弗拉斯博士引述起薛定谔在20世纪40年代时提出的猜想——薛定谔有脱氧核糖核酸是结晶体的直觉，考德尔-弗拉斯博士说：“双螺旋结构上有着以非周期结晶体形态呈现的基因，在薛定谔的头脑中，他对生命有了新的论述，有机的生命，受制于两种秩序——其一是非周期性的结晶体，其二则是一种‘失序’，随机的原子震动和碰撞。由此可见，我们的整个宇宙可能就是一个信息系统——在寄生虫的噪声中，结晶体间传送着信息——人类的思维也成为宇宙中不同部分信息的传导方式——人们彼此告知——”

他们的对话被房间另一端一阵尖厉的嘈杂和混乱的争吵打断。原来是女士们——这些男宾的妻子们，正聚在一起。在克罗的“推测”中，她们本该安静地讨论洗衣机和衣服。弗雷德丽卡已经加入了这群女士，她们包括了：鲍曼太太，肤色深、身材壮，穿着一件印花丝裙；斯克罗普太太，她是一个姿色有些残褪的金发女子，裹在一套黑色小洋装里；伦尼太太，身形高大；穆勒太太，有些怪异；考德尔-弗拉斯夫人，是个矮小、灵敏、警觉性高的女人，还有一位，高挑、身材方正、身穿紫红色的方形低领闪缎鸡尾酒裙——这是威基诺浦夫人，她的头发剪得很齐整，留着刘海，硕圆的杂色眼睛，手上戴一条金手链，举着一根香烟，擎着一杯橙汁。弗雷德丽卡是在场唯一一个见到她时毫不惊讶的女人，其余所有人虽然都知道北约克郡大学的副校长已婚，却从来没在社交场合见到过他的太太。有人轻描淡写地说她生病了，不过也从来没有人对她的“病况”刨根问底——这情有可原，毕竟这是副校长的私事。另有一种谣传，说她是个像柏莎·罗彻斯特[6]一般的女人，她疯了，并被禁锢着。但是她此刻正在这里，以血肉之躯出现在众人面前。不过她没有参与任何会话，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地毯，再不就是偶尔望向那幅画着马西亚斯的画，轻微地摇晃着，好像她踩在中等高度高跟鞋里的那双脚不怎么舒服。

女人们正在谈着的，不是衣服，也不是洗衣机，而是忧郁倾向。她们描述着醒来时的惊慌失措和起床的艰辛，还有一天一天时光有时疾逝如白驹过隙，有时拖沓到漫长无望，只能听着时钟，听着广播，洗着衣物。她们还说到卡尔弗利的医生，不知道那医生能不能开点药，也不知道就算开了药，吃下去管不管用，当然，她们连究竟一个人该不该吃药也争辩了一番。她们的话题也包括：对孩子乱发脾气的程度可以到多么糟糕，她们达成的共识是对孩子的看法，孩子就像是一些庞大的罐子等着母亲们把生命力统统倒进来，也像一刻不停狂奔的电气化交通工具，亟待母亲们提供能源，而作为能源提供者的母亲们本身就没有完善的能源再生功能。鲍曼的妻子芙勒尔·鲍曼轻笑着说：“他们也像年轻强健的肉食动物，他们大清早微笑着、自动自发地吃着麦片和字母形状的小块意大利面，其实就是在吃母亲的肉身。”她们说都曾抱怨过自己的母亲有过忧郁症状，现在轮到她们自己了。布伦达·平彻问：“你们不能工作吗？”于是这群女人开始了像合唱一样冗长的描述，描述她们为争取工作所付出的努力——有的确实能得到一点打字的工作，而伦尼太太找到一个教夜校的工作，但她的临时保姆总是三番两次不能来，所以她课也教不成；考德尔-弗拉斯夫人更语出惊人——她说想回去从事科研，去读个博士学位，但她丈夫让她打消这个念头。

社会学学者布伦达·平彻没有为这场谈话贡献属于自己的意见，她不多搭腔也从不分享。她只是专注聆听着。她的棕色羊毛衣有点不尊重场合，头发也细长发灰。虽然没说几句话，她却问了弗雷德丽卡她的身份和职业。弗雷德丽卡说自己正和丈夫分居，一边教书，一边为出版社写读书报告，以求谋生，弗雷德丽卡还说，想做更多事情。她说，在工作和儿子之间，很难兼顾。威基诺浦夫人插话了：“你的丈夫应该能负担你的一切，所以你并不需要工作。”

“我不想伸手向他要钱，即便是要钱也不是要来给我自己用的。我喜欢工作，我必须工作，我必须思考。”

“社会学家”问：“你在生儿子之前，对工作抱有同样的想法吗？”

“如果你没做好育儿的准备，”威基诺浦夫人厉声道，“你根本不应该生下孩子。”

威基诺浦夫人疾言厉色，她的声音浑浊起来，脸色变得通红。

“我要是照顾不好自己的话，也不能照顾孩子啊。”弗雷德丽卡回应。

“你生来本不是为了单单照顾自己的，”威基诺浦夫人反驳她，她踩着高跟鞋的双腿一直颤颤巍巍，而她始终看着地上，“为众生失去了灵魂的那个人，将拯救一切。”

弗雷德丽卡也被激怒了。

弗雷德丽卡说：“我不认为你对我足够了解，所以你不应该对我的人生妄下断言。”

“我看得出来你不是个好女人!”威基诺浦夫人提高了音量。

弗雷德丽卡注意到自己竟然把手缩进了口袋，试图把手上的结婚戒指推下来。弗雷德丽卡环视四周的女人们，几乎全都垂首低目，脸上挂着僵硬而不幸的微笑，只有布伦达·平彻是个例外，她用一种冷漠的口气问：“威基诺浦夫人，你为什么说她不是个好女人？”

“我可以看到她头四周绕着一团邪焰，她想要毁掉她的男人和孩子，”威基诺浦夫人语气中满是坚定，“这些事情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如果你眼力够好的话。”

弗雷德丽卡说：“对不起，我还是离开好了。”

“你给我留在原地!”威基诺浦夫人一声令下，“好好听我要对你说的话!”

斯克罗普的妻子卡米拉·斯克罗普急忙冲去拽副校长的衣袖，让他赶快过来，他的妻子正怒气冲冲地欺压着弗雷德丽卡。威基诺浦夫人的手高举着，是要抓、要握，还是要抑制住自己，都不得而知。

“伊娃!”杰勒德·威基诺浦大声喝止他的妻子。

“我必须畅所欲言。”

“不，亲爱的，你不能。你必须致歉，然后回家。就现在，伊娃，说对不起。”

他双手环抱着他的妻子，把她架离。

伦尼太太说：“我就知道我们不该谈什么忧郁症，我就知道我听说她在锡达山精神病院里接受治疗的事不是空穴来风，我就知道我们早就应该停止忧郁症的话题，这就是我对这一切的总结。”

穆勒太太则说：“我觉得她可能有酗酒问题。”

“相当严重的酗酒问题，”考德尔-弗拉斯夫人，“我留意到这一点了，真是令人惋惜。”

没有人直接与弗雷德丽卡对话，弗雷德丽卡也觉得自己现在被标记成“不是个好女人”——即使伊娃·威基诺浦的精神问题很严重，她口中的话根本不能视为合理。

弗雷德丽卡终于把结婚戒指推了下来，她联想到了霍比特人佛罗多·巴金斯[7]，摘下了那枚让他隐身的魔戒。

布伦达·平彻趋前，把弗雷德丽卡拉到一边，问：“你心情怎么样？”

“哦，有一种不明所以的罪恶感。我‘不是个好女人’，这一点被她看穿了。换作是你，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我猜应该和你的感受差不多吧。”

布伦达·平彻缓步离开。弗雷德丽卡打量着她。她是一个大学里的讲师，是一个局内人——并非局外人，但是她的姿态耐人寻味，她把自己降级，和身处“局外”的另一半混在一起，和那些“配偶”混在一起，和那些社交场合里的“附属品”混在一起。弗雷德丽卡好奇这个女人究竟有怎样的用心。但亚历山大走过来找她，她也顺势忘了布伦达·平彻这个人。

布伦达·平彻隐匿于马修·克罗同样装着护墙板的洗手间里，打开了她的手提包，取出一个卡带式的录音机，抽出了一卷卡带。她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有趣的暗访项目，她录下的是大学教授、讲师的妻子们的生活和交谈内容，她考虑日后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个暗访扩大化进行，比如，调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的婚姻生活。她详细记录她们的语言习惯、遣词造句，她们的失意后悔、寄托展望，她们的群体对话、无言隐情，她记录这一切，就像莱昂·鲍曼记录树突和神经胶质的性状一样谨慎缜密。20世纪70年代早期，布伦达·平彻会写就一本书，书名为《母鸡派对》，这本书将极其畅销，并改变许多人的生活，也包括她自己的生活。此刻，她迟疑的是，抹去威基诺浦夫人的失控爆发是否更符合伦理道德？当然是符合的，但她宁愿悖德，也不能删掉这段录音，这是为了维护这不合常理的癫狂不智、这无从探究的失格愤懑两者间所牵连出的一种美学意念，尽管说到“美”，布伦达·平彻根本不知道那个富有的红发女人穿着的那件昂贵的洋装好看在哪里。她第一眼从那件洋装上读取到的是：傲慢。她心想：“弗雷德丽卡自以为是个人物，而在弗雷德丽卡眼中，我不过是呆滞又惹人厌的家伙。”这么想着，她给录音机换上了一卷新卡带。

[1]　库雷热(Courrèges)，法国服装品牌。

[2]　该句是《冬青树和常春藤》中的歌词。

[3]　节礼日(Boxing Day)，圣诞节次日。

[4]　马西亚斯(Marsyas)：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5]　高尔基染色，神经细胞染色法的一种。

[6]　柏莎·罗彻斯特(Bertha Rochester)，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简·爱》中的人物。

[7]　佛罗多·巴金斯(Frodo Baggins)，英国作家J.R.R.托尔金史诗奇幻文学作品《魔戒》中的人物。

第9章

冬天降临，严冬围攻起环绕着乱言塔的群山，寒气也让乱言塔里的居民们变得懈怠，忠诚度似乎也在降低。冰冷刺骨的寒风穿过了坚实的塔壁，在蜿蜒的长廊上叫嚣着、拍击着，又从门缝钻进石墙围成的居室，或顺着螺旋似的令人晕眩的阶梯，溜入角楼或地下室内。乱言塔的居民们裹着羊毛毡和兽皮，新的肉体享受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值得多么期待，没了什么乐子。洛绮丝女士的脸色显现出一种瓷质的苍白，她的嘴唇也不是丁香花般的粉色，而是变成仙客来那样的紫红色，泛着蓝意。人们还是每天都聚集在一起，要听别人讲一天中发生的令人振奋的故事，用以发明出一些惩罚方式，或微妙地借此补偿互相伤害造成的痛感，表扬对疼痛的忍受。不过这些聚会场所实在是又冷又潮湿，很多人决定不再挣扎着起身，他们继续睡，或者爬起来到塔的南边，晒晒太阳或看看明亮的海洋。

考沃特在塔里巡视着，每一个房间都探视一番。他总是能寻到一扇从未推开过的门，或一个从未被打开、不知其中内容物的箱柜，或一个只闻得到腐臭气的壁炉，又或一个阁楼——阁楼里满是倒挂着的蝙蝠和层层叠叠令人作呕的蜘蛛网。

他也从一个小教堂穿行至另一个小教堂，检视小教堂里的壁画对人性和生命的刻画，墙壁上、屏风上满是阴幽的四肢、爆裂的眼球，或者是因雕刻过而扭曲的身体，以及天使空洞凝望的眼神。他第一次造访的时候，占据他内心的是对人类理性和激情火花进行探研的鼓胀热血，因此他在失望之下，命人把那些作为奉献物的画作撤下带走，取而代之的是重新绘制的壁画，是更讨人喜爱的幻想画面，是对美丽形貌和自由欲望的赞誉，是对交媾欢愉和狂饮暴食的称颂。事实上，他还对他的一些居民说，他此举是为了杜绝压抑人心的谎言和晦暗幽闭的想象。但转眼之间，已是隆冬，他又怀揣着疑虑或烦闷带给他的第一丝躁动，造访了曾经来过的小教堂。他扪心自问：为什么这些荒唐的画面会出现在这里？是什么创作欲望使得它们被画出来？这些画到底能拨动人们心上哪根病态的弦？

“我们伟大的‘设计师’似乎发现了宗教。”图尔德斯·坎托对格里姆上校说道。他们两人穿裘皮大氅，站在阳台上，脚下是气定神闲、信步游弋的乱言塔居民们。

“但他对宗教深恶痛绝，”格里姆上校说，“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神父与囚犯无异，神父是思想的禁锢者，也是年轻人和敏感、纤细直觉的迫害者。’”

“但是，物极必反，当一种激情到了极端，必然走向它的对立面，”参孙·奥里金表达了看法，他站得离两人有点远，披着一件暗色斗篷，暗到几乎让人不辨他的存在，“恨可能转变成爱，只有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中立才能稳固保持其本质。”

“所以我们得预期一些变化的发生？”图尔德斯·坎托问。

“我们的设计师只是对于剖析和激发人类本性很有兴趣，”格里姆上校说，“宗教本来就是人类本性固有的一部分。”

参孙·奥里金说：“我也行游过许多地方，但我没行经过任何一个缺失宗教的社会，任何社会无一例外，都有宗教的存在。”

“那么你本人呢？”格里姆上校问参孙·奥里金，“你是否有任何信仰？遵从任何宗教礼仪，或是向任何神祇祈祷过？”

“都没有。对人类来说，去探求幻象、讲述故事、编造神力，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却正付出着不自然的努力——我审度着黑暗，抗拒着想象。这是很具毁灭性的生存方式，生活对我的回馈是相当贫乏的，但是我的本性迫使我这样生活。”

在他们几人交谈的同时，考沃特已经从玛丽小教堂移步去了名为“滴血之心”的空荡荡的神殿。他手持蜡烛，破译着神殿中可视可感的一切。比如出自各路艺术家之手的耶稣受难像。它们风格迥异，有的精工细制，有的粗犷质朴，有的在视觉上扣人心弦，有的则充满洛可可装饰感。考沃特相信自己是个有理性的人，是一个研究人类幸福感的勤勉学生，是一个解析人类天性的细腻学者。在他深层次的信念中，那些宗教的故事不过是肥腻臃肿、利欲熏心的神父们、主教们，或红衣主教们强加给轻信大众的谎言而已，考沃特明白人类渴求权势、操控欲望、鼓弄人心的心理根源。在他反叛的年少岁月里，他曾一度着迷于荒淫、脱序的希腊神话故事，有感于希腊神话体系中的神人们淫荡、残忍、善变，他想说无论希腊诸神多么强词夺理、吹毛求疵，也比不上一个神的用心险恶，那个神居然能自满地将对一个人——或者说对他的儿子，某种隐秘程度上也是对他自己的缓慢折磨——与几个世纪以来所有施虐者对人类族群和人类家庭所作的恶等量齐观，并把所有罪恶一笔勾销，不究罪责!但是此刻，在这阴冷黯淡的岁月里，考沃特重审自己对宗教的理解，他认为现在的自己过于轻率，也太年轻鲁莽。他在一幅幅鞭笞、流血、桎梏、赤裸的画面中穿行，他问自己：在普世人性里，多么深的淫欲才能与这些画面呼应。他不认为这是以负罪感来换取粉饰过的纯洁，用溅血来夺回宛若新生的自由这么简单的事。不、不，他想：我们意图用疼痛的施加，来消解疼痛本身所带有的迷思，借此来强化我们的意志力，并对未来需要经历的痛苦保有一份警惕戒慎。当我们真正能直面疼痛的时候，绝对可以派上用场。不过他又转念一想，对疼痛的这番感悟，也同样是肤浅不堪的。因为实话实说，在观察痛感的产生时，当刀锋轻巧地划破鼻孔、臀、腕上的血管、后庭的玫瑰时，当斧刃沉重地劈开发肤、软骨、肌肉、筋时，当生肉绽放、鲜血磅礴，白骨闪出珠光，浅淡棕红色的骨髓现于眼前时，无可否认的，这种视觉刺激的确引发快感。考沃特接着想：不，也并不完全，除了观看，我们也满心欢喜地去畅想、期待，我们身上新切开的伤口涌出了我们自己的血液，温热的血浆呈现片状流经我们的胸骨和大腿，那种微微的灼痛感，那种敏锐的、充满趣味的神经末梢的扭动翻滚——这不正也是我们渴求的吗——如果我能说出真相的话。我们嫉妒那个满是刀痕和一脸血迹的温顺的人，我们嫉妒他独有的、我们没有的——新知。

考沃特继续着他的探求，从一个又一个特殊的角度构建着他的认知空间。古老皲裂的木板上画着日耳曼的受虐者，嘴唇紧绷，露齿咆哮，头发上沾着脓血，和荆棘纠结在一起，掩盖着头皮上黑色的血块，胸腔被撕裂，滴着暗色血液，双股和膝盖沉重，因移位而倾斜，小腿肚上也凝结着极痛楚的化不开的淤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甜美、无邪、秀气的意大利式画像，画中人脸色绯红，与背景中的象牙、雪和亚麻布相映，皮肤流光溢彩，就像系着明亮的丝带，全是一张张俯看着的美妙而自傲的脸庞；还有用狂放的巴洛克风格画成的像是刚加入某个宗教的两个新人，他们是一对兄弟，面朝复杂的天空揉着发烫的眼睛，伸着红色的舌头喘着粗气，臂膀和双腿张开，连腋窝和腹股沟的皱褶也看得一清二楚，直面施虐者的怒瞪和皮鞭，那些施虐者不是神情凝重、冷漠超然，就是面色贪婪、大腹便便，又或者矮如精怪、不具牙齿，还有的暴跳如雷、狂吼乱叫，也有的寡无人性、凶残如兽，但无论是哪种形貌，施虐者们最终都是满足的——满足于鲜血四射带来的狂喜，满足于虐打的任务顺利完成。考沃特自言自语：“这个艺术家显然从创作当中得到了快感吧？”他因为灵光一现得到答案的兴奋、刺激和惊惧，不由得裹紧了身上穿的皮裘。考沃特想：“画家的快感是用不计其数的方法来刻画受伤的红色嘴唇或皮鞭鞭打造成的青肿。”考沃特又问自己：“这难道不也是对人性本能的一种分析？不过，这是对死亡的崇拜，还是对美丽与快感的膜拜？”考沃特自问自答，满足着自己的求知欲：“其实所有的问题都在互相回应和解答。”他如此想着，一种暗黑的愉悦，带着令人颤抖的热力、冰冻和蒸腾，侵入了他的身心。

他继续走着，欣赏也享受着宗教的种种酷刑，或者说像酷刑一般的宗教，他来到一个虬曲的旋转阶梯，顺着阶梯不断地下楼，闻到了古老、潮湿的石头散发出的腐臭气味，他继续走着，拾级而下，绕转回旋，手中的蜡烛烛焰摇曳，时而昏昏欲灭，时而没入暗影。在石阶的终端，是一扇嵌在石墙上的能够被轻易打开的圆形门。门锁看起来因年久而被遗忘，却被上了油。推门入内，才知道来到了一间女士寝居，尽管看起来像闭锁在地球的深处，但房间因污迹斑斑的玻璃透进来的光，被时明时暗地点亮。窗上描画的是一位握有王权的女人，身穿湛蓝欲滴的袍子，戴着一顶金冠，脸上挂着微笑，心脏部位却插着七把巨大的利剑，她宽阔的裙裾上，是伤口中汩汩流淌的血，血液覆盖了她的胸前和大腿位置，流到她蓝色袍子的深红色滚边，也溅到她坐着的开满鲜花的草地上。房间里左边墙上是另一幅很大的女人肖像，那女人有着像白石一样的肤色，瞪着眼睛，在她膝盖上的是她浑身是伤、残肢断骨的儿子，儿子的嘴是裂开的，肩膀也移位，肋骨部位肿胀，手和脚皆被刺穿，惨况令人不忍卒睹。而这幅画居然以鲜花的图案装边，有红色的玫瑰花、白色的百合花、蓝色的鸢尾花，这是整幅画中仅有的几种色彩，剩下的全都是石白的颜色和层层叠叠、不同深浅的灰色。房间的右边挂着一幅油画，手法细腻轻巧，画的是一个年轻女孩俯首照料偎在她裸着的胸前的新生儿。婴儿用绷带紧紧包裹，瘀伤的双目也紧紧闭着，露在绷带之外的皮肤竟然是紫色的，长着斑点，也似乎湿乎乎的，这小生命既像才呱呱坠地，也像刚死不久。

在女人们“身前”，这三个女人“身前”，这几位悲苦之母“身前”，是成排成排奋勇燃烧着的光芒。当考沃特仔细审视这些光芒时，才发现那是蜗牛的螺旋壳中盛满了灯油，灯芯吸着油，卖力烧着。

这间女士寝居里，全都是摞起来的长椅子，还堆放着一些可以用来躺的稻草，现在它完全被当成了一个储藏室，墙上也吊着一捆一捆的麦秆。在这个房间的正中，在祭坛前面，是一个坐在只剩三条腿的小凳上的老年妇女，借着插在绚丽银烛台上的三根粗壮蜡烛所发出来的光，正纺着线。她的脸就像夹胡桃的瘪嘴钳一样干瘪。老妪双目泫然，眼神像疯人，眼窝凹陷，一只眼睛旁边的皮肤经过了缝合，她喃喃自语喋喋不休，嘴巴也是向里面瘪着的。手指比正常人多了几节似的，像七扭八拐的树枝，但它却因劳作磨损而红得发亮，似快要吐露的花苞。尽管考沃特已经下令(或者说建议，毕竟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拒绝他的号令)，乱言塔的居民们应该该穿明亮、清澈的颜色，以昭示新的社会秩序，但是眼前这个老太婆不仅包着黑色的围巾，还穿着黑色的长袍，简直像他童年见到的贫困农人——在他父亲童年里，甚至他祖父的童年里，农妇都是这样的打扮。老妪正在一个精巧的小纺车上，织着猩红色和白色混合的线。

她毫不陌生地向他问候：“日安，小主人。”

“日安。”他下意识地回答，但面有疑色。

她说：“您可能觉得您并不认识我，我可以因为您这样的错觉而感到被冒犯。我曾经是您的保姆，您的小嘴曾从我如今干枯的乳房上狂饮暴食，其实更早之前我还见证过您的降生。我曾经是您母亲的助产士、产妇，用这双手拯救了您，把浑身是血、不愿离开母体的您，从您温柔母亲血淋淋的阴道中拉拽出来，然后我一只手轻拍您的臀部，把生气注入您的体内。您俯卧在我另一只手上，终于晃动起小腿，先是嘤嘤地啜泣，再是号啕大哭。”

她接着说：“我的名字叫格利瓦。”她看上去有点愠色，因为考沃特没有任何认出她的迹象。

对于考沃特来说，他记得是晴天丽日里她穿上刚晒干的贴身内衣上那股甜美的气息，但是他不太能确定自己真闻过这股气味。他在自己的几个口袋里到处翻找，想找到一点东西送给她，却只找到一个表皮已经起皱的小苹果，他看着苹果，有点迟疑，但她却从他手里拿走了那个苹果。“谢谢你。”她说完便用力地咬了一口苹果，苹果汁喷到她下巴上。

“那么您究竟在乱言塔里这人迹罕至的角落里做什么？”她问他，继续用她那没有牙齿的牙龈噬咬、咀嚼着苹果。

考沃特在一个长凳的末端坐下，脚边是落满了灰尘的干草堆。

“我在思考，”他说，“我在思考宗教，以及宗教的含义，还有人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倾向，这些我都没思考得特别清楚。”

“思考？”她说，“思考可不会让你走得多远。不过，就你所说的，我的小主，你到底思考了一些什么？我的宝贝，你沉思到底带你去向了何处？”

“我的思考带我去到了那些庆典，”他说，“带我去到了那些表演一般的仪式，带我问出：为什么？还有更深层的问题：我们需要这么做的真相是什么？我的观察是，所有的人都能从一些庆典中得到观察，比如对智慧的省思，对新年伊始的寄望，对亡灵盛宴的敬畏，对死而复生的渴求，等等。我还记得对土地进行祝祷的仪式相当盛大壮观，仪式上为祭奠故人而点燃的蜡烛，摇曳闪烁、光芒耀眼。”

“我可以告诉你的事情很多，”她说，“我可以告诉你，你祖先那一代人在这些殿堂里的庆典过程，那些舞蹈、那些盛宴、那些面具表演，还有其他的仪式。”

“请告诉我，”考沃特说，“这些都是我在探寻的。是天赐的偶然把我带至你身边，你又将带我至你的记忆里。”

“偶然？”她说，“或者是名字不同的一种东西，一如偶然般强而有力，是偶然的姐妹——命运。”

他们一老一少，坐在昏沉的日落时分，坐在郁积的隆冬寒意里，伴着灯光，闻着蜡味。她讲述起暴政年代里在这座塔的旧殿堂里为迎接新年将近时所举办的宴会和盛典，她讲述起在暴君指示下，一位“主祭”，如何在王室侍从官或男仆之中甄选出来——“有的时候，选出来那个人实在不太像样，因为选不出来，所以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只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亲信中指派一个，也有些时候选出的那个人的确因有些气焰而能把人唬住，可能是个自负的小人，或高傲的有钱人，或自我膨胀的阉人。不管怎样，选出来之后，那个傻瓜会下达一些愚蠢的指令，比如：让女人们用酒渣来洗脸，用黑色鸟类的生肉做馅儿饼，或者用牛的阴茎和猪的膀胱来装饰礼堂，无论他下了什么指令，都必须完成，因为主祭是王，尽管只是一天的王——就那么可怜的一天。但主祭头顶上的君主们更加不可一世，他们带来的报应更加凶暴残忍。我年轻的小主人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未来将要领受怎样的命运，所以他们一定要确保自己将来所受的痛苦今日必须被偿还，就像他们在神的宣判前提前免除了自己的罪责一样。所以他们要在众人面前做戏，做一场让更多的年轻的君主忍受炙烤、鞭打的戏，当然这场戏要由当天的主祭来执导，脱掉那些‘小君主’的裤子，痛打他们的臀。还有更多设计巧妙的惩罚，比如悬空、垂吊、吐唾沫、戳弄等，我看得花上我一个月的时间来对你详述。”

“但我愿意听你慢慢细讲。”

“好吧，那就满足你，我的可人儿，我今天就满足你。不管惩罚的形式为何，也不管当天的王——那位主祭到底是傻瓜还是恶棍，在祭奠那天即将结束时，某些事情肯定会发生，就像日夜交替生死轮回一般不可违抗，那就是——从主祭的身体中诞生出一轮新的太阳——主祭会大量进食豆类和其他会引起肠胃气胀的东西，以胀大他的肚子。然后便是所有民众的混乱的开始，男人们穿上裙子和女人的紧身胸衣，跳起舞来，女人们则享有了穿裤子和猎装上衣的自由，跟着男人们一同舞蹈，最后演变成众人戴着面具在乱言塔的楼梯上和厅堂里互相追逐的景象，这一切要在一年中白日最短的那天的夜幕降临时分开始，在预示最长的一夜即将完结的第一道晨光洒下时停止。于是，大家就知道：这是新一年了，新一年就是主祭的裙袍上那个染血的新生儿。”

格利瓦继续说着：“接下来就是圆木桩登场——那根圆木桩被埋没在炉膛中的柴火深处，被闷烧了整整一年，现在被拖了出来。在圆木桩之后，公猪的猪头紧接着登场了，嘴上衔着用香料腌制过的苹果，还滴滴答答地淌着猪油。再就是大馅饼也被端上来了，这块大馅饼的馅料有蜗牛和猪尾巴，美味的馅饼做成螺旋盘绕的塔形，塔尖上以鸟类形状的糕点作为点缀。众人把炉膛里的那根旧的圆木桩点燃，再放进去一根新的，围绕着火焰跳着舞。人们在铁桶皮上烤更多蜗牛，把油淋到蜗牛壳上，你会听到那些小生物用尽最大气力逃缩、哀叹、尖叫的声音。我的宝贝啊，你知道吗，乱言塔的农人们还曾经在年终之火上活生生地烤了像一座塔那么高的猫，但他们不是在塔里烤的，因为塔里的女人们易受惊吓。不过后来，塔民们的确不用真的蜗牛来烘烤了，他们用栗子面和杏仁蛋白糖膏捏成蜗牛，柔软也甜美，成了仿冒的蜗牛——因为蜗牛是有灵气的，而那结实的杏仁蛋白糖膏，只能说是蜗牛那多汁肉身的替代品。”

“为什么是蜗牛？为什么要烤蜗牛呢，老太太？”考沃特问——倒不是因为考沃特天真地猜想这种古老的生物知晓一切问题的答案——考沃特认为当代的或新派的农人所做的很多事情，其原始意涵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已经遗失。不过，他仍觉得这些像玩杂耍一样的人在他们重复不断的蹈习中，说不定也保留了远古世界的智慧结晶，和人类之间和谐相处时所奏出的弦音，以及人、兽、植物皆一起共有、分享的自然天性，而这种自然天性可能极其近似于一种灵性。考沃特突然有一种想法：如果将先人这些民俗仪式重新介绍给乱言塔里的居民，也许会催生一种更有血亲感的新生活，这种生活更加细腻也更加深刻，几乎像是能量的泉源，这比头脑冷静地在狭隘的说理和运作上要高明得太多太多了。

“蜗牛有怎样的灵气？”考沃特问年老的格利瓦，一边问一边靠近她，靠近她那黑漆漆的衣装，靠近她黑衣散发出的浑浊窒息味道——还融合着她吃苹果时飞溅的果汁香气。

“人们都说蜗牛穿梭在我们的世界和地下长眠者的世界，”老女人娓娓而道，“它们不停地为死人哭泣着，它们爬过留下的痕迹因混入了它们的泪而更加光亮，它们以腹触地而行，就像在花园中受到了惩处的神人。但它们也不是邪恶的物种，它们不过是行者，行过此生与来世。要知道，最肥硕的蜗牛总能被发现于墓地中——这些肥硕的蜗牛我们一般是不会抓的，只有那些顽皮的小孩子会秘密地去抓——肥大的蜗牛吊悬在小茴香上，那是死人的植株，因此大蜗牛也带有死人味，炖了或烤了后都吃得出来。它们是夜间的行者，星光下它们留下月亮的影迹，它们也是太阳的子民。当人早早入睡时，它们也陷入长眠，只在它们驮着的壳、它们螺旋形的房屋上，开一扇半透明的窗。当人醒来时，它们也从死寂一样的睡眠中醒来，它们的肉身翻动，将身体抽出壳外，它们冷血的身体仍渴望一丝太阳的温度。它们往来两界，你看，我亲爱的男孩儿，它们总是在两个世界之间行弋，地与天之间、火与水之间、雄与雌之间——因为它们既可化身成王，亦可变换为后，而它们的子嗣像是琉璃或珍珠一样晶莹剔透。当我们把它们从栖身之所里吮吸出来时，也为它们死气沉沉的壳带来了光明，因为它们惯于生活在阴湿中，从未看到真正的光——它们生时在悲悼的路上洒下一线银光，死时遇见一道炸裂炙热的火光。它们不是鱼，不是畜，不是禽，所以才如此神奇，不确定的事物最是神奇，因为它们不被定型。”

考沃特说：“那么今年，我们应该在塔内再次举办嘉年华。我们应该制作华丽的服装和奇趣的面具，而且应该有一个迎接初升太阳的典礼，我们要迎接我们血液中的太阳，我们也得有一个主祭和一个捧着太阳的华服女子，还要有野兽和人类的角色。我会派人去采集蜗牛。对了，老太太，你需要指点我们的厨师，教他们如何烹制大馅饼。”

“我已经在纺织猩红色和白色的羊毛，为你做一件大袍子。”格利瓦说。

“你怎么知道我会扮成那个穿着华服、捧着太阳的女人？”考沃特问。

“我就是知道。”纺着线的格利瓦说，她摇着头。考沃特无从知晓她摇头的原因，是悲郁，还是麻痹，又或是冷幽默。

老妪又说：“我知道你的手指会被刺伤——如果你继续像现在一样，把玩着我的卷线杆儿。”

“胡说。”考沃特嘟哝道，挥舞着卷线杆儿，卷着她纺好的线。“我只不过是对世间万物的运作机理有着无法满足的欲望。”

于是，他就刺伤了自己的手指，一如格利瓦所预言的。

她拉过他的血淋淋的手指，放在她的口中，她衰老、棕色、布满纹路的嘴唇轻轻地锁住了他的血肉，她的舌头舔着他粗糙的皮肤，温柔地吸着他的血。他的血就这样和黏湿的口水与果汁一起，在她的舌尖上混合，也就在此时，他想起了所有事情，他想起他的鼻子触抵着她温热的乳房，他想起她乳汁的味道，他想起自己小小的双手揉捏着她，像揉捏甜蜜的油酥糕点那样，他想起自己的胯间那发烫的濡湿的襁褓束带。眼泪从他的脸颊上滚落，他哭的是一往无前的匆促时光，哭的是碎裂的干枯的血肉躯体，哭的是当岁月吸干了他骨头中的精髓后，他就是被囚禁在皮囊中一个单一的奇特的“人”。

“这太吊诡了，”格里姆上校说，“为什么在即将到来的嘉年华上必须有在数量上占上风的猩红色戏服或衣装？我们尊敬的首领的名号应该是常青的，但是首领的品位却在火焰和血浆里打滚。”

“你完全不必对此惊讶，”参孙·奥里金说，“因为士兵在游行时总是爱穿色彩艳丽的衣饰。你看你自己，不也穿着猩红色的外衣，披着猩红色镶金边的斗篷？”

格里姆说：“我的确听过这样的说法，因为衣服是红色的，所以伤口流出的血液就能被掩盖。我对此不置可否，毕竟我们贴身的小衣物像落雪一样是白色的，而且绿色衣装的士兵也不少见，绿得像冬青树一样，还有黑衣裹身的士兵，穿黑色便于隐匿于夜色中行军。所以，你说红色是炫耀的颜色，这是不对的，我们穿上红色是为了把一种我们正血脉贲张、正杀红了眼的威慑注入敌人心目，穿上黄铜色是为了进发时发出像太阳一样耀眼灼目的金光!我们是如此热爱我们的军服，我们是如此珍惜军服之下的肉体。”

“法官们也是穿猩红色的衣服，”图尔德斯·坎托说到自己的观察，“还有红衣主教们，也没来由地把那种富丽的颜色加诸自己身上。”

“别忘了，巴比伦大淫妇穿的也是红色。”参孙·奥里金提醒道，“那个如假包换的血红色女人骑着她血红色的七头十角兽，吞噬星辰。”

图尔德斯·坎托说：“尽管我们的罪孽与猩红同色，却可以被羊的鲜血荡涤清白。献祭的羊羔周身纯白，流着可以漂白的血液，真是一种矛盾的生物。”

参孙·奥里金说：“穿军服的人，或穿礼服、法衣的人，明明都是人，却不是同样的人，因为衣装不同，衣装是一串暗语，是一个功能，是一种行走着的思想。人的衣装证明着人的游历，代替着人的言语。同时也是一种隐藏，只有委身其中的人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做过什么。”

考沃特生气勃勃、热情迸发，他加入了图尔德斯·坎托、格里姆上校、参孙·奥里金三人的对话，并请求他们三人一起加入他即将在一年中白昼最短那天举办的庆祝典礼——或说是新年表演。考沃特希望格里姆上校能扮演助“新年”的产妇或稳婆、接生婆一类的角色，并且戴一个经过特殊设计的镶边儿面具，还有一块巨大无比的裹头巾。图尔德斯·坎托在考沃特设想中，是“新年”这个新生儿的教母，打扮成一个戴着黑色面具、顶着羊毛假发的老祖母。而洛绮丝女士则是图尔德斯·坎托扮演的教母的教父，洛绮丝女士的角色名字为“洛戈斯”，图尔德斯·坎托为“安纳金”，他们俩得在新生儿降世时一起甜美咏唱。

“甜美吟唱可不是我的强项啊，”图尔德斯·坎托说，“我这把嗓子早就裂了。”

“没关系，我们会以排箫伴奏，”考沃特说，“除了排箫，还有锣、钹、摇铃、齐特琴和笛。”

参孙·奥里金问考沃特：“那么你究竟想从中得到怎样的效用？”

考沃特于是向参孙·奥里金解释说，他想让乱言塔的居民们的血脉、心弦，与地球的运转和初生太阳的新焰一起，随之跃动、和鸣。接着，考沃特说，想让参孙·奥里金在典礼上扮演一位巫婆，戴上前脸和脑后都有的双面具。参孙·奥里金说自己不想参与演出，不想上台，也不想舞蹈、演讲、咏唱，或演哑剧。“我只想观看。”参孙·奥里金说。他补充道：“只要有一个人在观看，而且是纯粹地观看，那么这一切就可升华为艺术，是有智慧的，这一切将与宗教、劣质的东西相反。”

“但我不想让你仅仅是观看。”考沃特说。

他们四目怒对、紧锁。

“但你也不能违背我的意愿，强迫我行事。”参孙·奥里金提出了有力反驳，“我的意愿就是观看，我的快感来源便是观看——仅仅是观看，而不包括其他任何事情。我相信超然和客观，在孤立、强悍的心智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我觉得这一点你也清楚，考沃特。我观看过克雷布斯人的新生之舞，那与美没有一丝关联，也没有任何教化意义。”

“快告诉我，他们是怎么跳舞的？”考沃特急切地问，眼睛放光。

参孙·奥里金，以平和的语调，用恬静又经过修饰的语句，一边喝着加了肉桂的温酒，一边向他眼前三位同伴讲述克雷布斯人的盛大筵席，讲述点燃篝火和捆缚囚犯的过程，讲述用酸麦和猪血发酵而成的牛奶，讲述窸窸窣窣的女人、她们的哀叫和转头回避的脸，讲述巨大号角的一记轰响和蹩脚的噗噗声以及接下来的平稳吹奏，讲述锣、钹、响板、铃鼓、动物膀胱和动物将死时的嘶叫，讲述过长的蛇行舞蹈队伍的动作何以以平足踏地并越来越快地晃动着他们油腻腻的臀，讲述受惊吓的野兽也被驱赶进绕着篝火环行的舞蹈队伍，最终被人们的指甲和牙齿撕碎，腰腿肉叠着腰腿肉，肋骨叠着肋骨，内脏叠着另一坨血淋淋的内脏，直到克雷布斯人周身被兽血涂满，把死兽的犄角像王冠一样戴在自己的头顶上，或者把狼、野猫、熊崽、雌鹿、野驴、猫鼬的头放在头上。篝火越烧越旺，因为动物被烤而流出的脂肪滴到火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然后囚犯被带到篝火前，领受像野兽一样的命运，被撕裂和炙烤，被舔舐和分食。参孙·奥里金说，那天被选出来的“一日之王”必须掌控全局、有王者风范，一日之王在火光之下坐在克雷布斯人黝黑的肩膀上，被扛到木制的王座上，被戴上各种珠宝，然后以美酒和蜜糖喂食。一日之王的手脚被吻了个遍，沾满了人们的口水，他还穿上一件以猩红色和金色丝绸刺绣的大袍子。参孙·奥里金还讲到，当第一缕晨曦洒向克雷布斯人盘踞的黑暗山岭，只触到平原的边缘，还没笼罩住整个山谷时，一日之王会被鞭打、烧烤，然后被撕成碎块，供众人享用。讲述这一切时，参孙·奥里金语气冷淡，有条不紊地组织着语言、陈述着事实，参孙·奥里金看到考沃特的眼睛明亮又湿润，也看到图尔德斯·坎托老眼中流淌着的黏液。而他发现格里姆上校的眼睛一如自己的眼睛一般干涩，格里姆上校颈上和额前的脉动则像往常一般沉着稳健。

“克雷布斯人有没有一个他们供奉的神？”考沃特问，“他们是否以神的名义来火烤和分食那个可怜的人？”

“他们的确有自己的神，”参孙·奥里金答道，“但是克雷布斯人从不说出神的名字，即使是承受着将死的痛苦也不说，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神的名字。但是他们的神戴的面具名目可不少：有一个面具上是黑马，有一个画的是火焰，另一个画着一条大虫，还有一个是一个白色孩童的形象，他们在舞蹈的不同阶段请出并祭拜不同的神，另外他们自己也打扮成所供神明的样子，模仿致敬。”

考沃特问：“所以你看过那些神的样子？”

参孙·奥里金说：“是的，我看过，看到的时候尽力让自己不感到恐惧或兴奋。”

“那么你有没有观察一日之王的神情？他有没有透露出一丝恐惧？”

“他一整张脸都呈现一种空洞的假笑，到底是惊吓过度，还是他被下了药以致神志不清，这些我都不清楚。”

“或者他是真的感到快乐？在那一片混沌的神秘中？”

“我不这么认为，您尽可这样去设想，但我并不觉得实情如您所想。”

乱言塔有了宴会和舞会，笑语喧哗，歌声缭绕，气氛热烈，群情激昂。楼梯上下、长廊远近，都有人群起舞的身影，他们蛇行游移，如鳗鱼一般，可是舞蹈的队伍中不仅有人，还有熊和野猪，长角的山羊和愚蠢的绵羊，慧黠的猫和狡猾的狐狸，贪婪的狼和小嘴的乌鸦都在跳动着，当然不是真的动物，它们全长着汗涔涔的人腿，戴着假的尾巴，除了伪装成动物的人之外，还有身上挂着葫芦、穿着男用遮阴布的女人，以及戴着苹果塞成的假乳房、穿着漂亮裙子的男人，而塔内塔外也全都装点着蜗牛形的灯饰。当天并没有指派主祭，但宴会桌前端的是穿着女祭司猩红袍子、扮演“大淫妇”一角的考沃特，他的头上还戴着很长的黄色卷发的假发，嘴唇涂成红色，手指也五颜六色。在他旁边的是类似主教、神父、红衣主教的一个角色，戴着主教冠和镀金面具；格里姆上校打扮成老婆婆的样子，洛绮丝和图尔德斯·坎托则分别是“洛戈斯”和“安纳金”，洛绮丝身穿一袭黑色的男士套装，脸上是黑色的鹰嘴面具，图尔德斯·坎托的一套女士长袍颜色五彩缤纷，面具上是一条金色绿色两种颜色相间的蛇。当最长的这一夜就要达到子夜时分时，一根圆木桩在众人欢呼中被点燃，一大盘一大盘的蜗牛被送到火上烤着，热油溅入、滴进它们赖以为生的小洞中，上百只小蜗牛无骨的身体一起扭动翻滚、忍受煎熬。当晨曦降临时，庆典达到了最高点……那真是一个冗长乏味的庆典，因为考沃特还没找到举办庆典的门道，他也不明白如果要用一个庆典把全体人员凝聚起来——一定数量的人肯定得感动、欢跃、投入，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得集体遭罪或尖叫。考沃特的设想是，作为乱言塔的总规划师，自己应该是所有人心目中需要和想要的角色，得既是替罪羊，也是大淫妇；既是父亲，也是母亲；既是活仙，也是死神；既是受刑者，也是惩罚者；按照他自己的思维结构，他更通过这次庆典意识到无比明晰的一件事：他乱言塔里的子民们既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他充满象征意义的昂首阔步和低回沉吟，也无法从那种参与现代农神节般的情绪中抽离出来。这种情绪对带有宗教美学的群体激情而言，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它体现在尴尬的讪笑上。

考沃特又想出另一个仪式，仪式上他双目被布蒙住，袍子也被掀开，他的臀部被像是主教、神父、红衣主教之职的人凶残鞭打，当然赋予那个人职权的人也是考沃特。考沃特给了那个人一整袋的白柳条，让那个人将白柳条染得血红，在授命之下，那个人狠狠地将白柳条鞭打在考沃特臀部上——这并不是装腔作势，考沃特让那个人倾尽全力地狠鞭，也不准使用假血来蒙蔽众人，因为在他们真实的新世界里，假血这种东西是不允许存在的。戴着一顶乳房形状的有角主教冠的主教大人不是别人，正是梅维丝女士，对于演戏这件事，梅维丝女士跟拒绝在嘉年华庆典上扮演任何角色的参孙·奥里金一样心不甘情不愿，但作为女性，梅维丝女士就没有像参孙·奥里金这位先生一样不留情面的冷血决绝，或他那般斩钉截铁的无动于衷。考沃特轻而易举地拒绝了梅维丝女士的异议，否定了她缺乏自信的态度，他强制她参与的理由是指责她不愿以大局和集体生活为重，不愿牺牲蝇蝇小我。梅维丝女士的反驳是：整个新世界的规则当中没有强制任何人舍弃个人意愿以成全集体的细项，并且新世界的建立本来就是为了让个人意志与集体利益和谐共存。考沃特继而说她含糊其词、语焉不详，观点有偏差。他说，梅维丝女士很明显是思维守旧，固守布尔乔亚的腐臭思想，期望得到仆从们卑躬屈膝的尊崇，可是在新世界的秩序之下，一切伪善、体面和虚情假意都被人类的开放性、真实性取代。他又对梅维丝女士说：“另外，同样真实的是，你仍然不愿从家庭这个既徒劳无益又充满损害性的社会制度中解脱出来。或许，你应该考虑离开这里，回到外面的那个世界中去。”梅维丝女士想到曾经的家园中那已烧成焦土的农田和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想到害人的绞刑架和阴森的死囚牢房，想到流浪的游民和饥饿的士兵，忍不住心酸流泪。她眼前更浮现出在乱言塔的小花园中，在树荫底下那些园游会和女子们缎带飘飘的遮阳帽，不知怎么就抽泣得更厉害了。她感到惧怕，她的社会经验和生活经历告诉她：在这种情况下，惧怕是合情合理的。于是，她答应了考沃特，她将扮演一个小角色，还有她的一个孩子也将出演，考沃特坚持让她最小的女儿费利西塔丝参与，让费利西塔丝扮演“新年”——这是意象化的一个角色，费利西塔丝的出现将代表太阳的诞生，预示着指引乱言塔全体居民迎向光明新生的一道光芒。像考沃特期待的那样，梅维丝女士的惊恐让他自鸣得意，因为以前洛绮丝女士总用一种客套、纵容，有时甚至是批评性的眼神来看他，就好像在她眼里，他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长成一个优秀的男人，前提是他得摆脱一些特定的愚行。当然，更令考沃特感到称心如意的是梅维丝女士终于能人尽其用，被派上用场，成为执行他新创的惩罚仪式的一分子，因为他知道梅维丝女士原则上反对任何人因任何原因遭到鞭打，可是这时，他感到梅维丝女士现在已经有一种渴求了——去鞭打他的渴望，因为她为考沃特对待她的方式不满，也对自己会产生鞭打人的欲望，觉得太过自咎。

梅维丝女士的这些感受一一得以证实，她举起那只要朝“大淫妇”雪白臀肉上鞭打的手时，手竟然抖个不停，而后极其轻柔地挥下。“狠狠打我!”考沃特从紧闭的牙齿间挤出声音，“否则我可是会对你不利的。”装扮成接生老妪的格里姆上校也催促她：“狠狠打下去!不要停!只有这样你才会得到解脱，尊敬的女士，你可以打得心安理得，因为你们两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狠狠地打下去吧!”洛绮丝女士也对她喊，洛绮丝女士还在鹰嘴面具之下狂笑着，高声嚷着：“让男人看看一个冒着火的女人能做出什么事情来!谁让女人的正义怒火被点燃了!”

所以，“主教大人”继续打下去了，先是轻缓地、犹豫地，后来，考沃特的血溅开了花，梅维丝女士被激着，打得越来越愤怒，把考沃特的臀部划出一道道交横的血痕，考沃特沉浸在快感和痛感交织的癫狂中，叹息着松懈下身心，达至了兴奋的高潮，梅维丝女士依然不停地鞭打着他，直到图尔德斯·坎托和洛绮丝女士不得不上前阻止她，把她从另一种癫狂中拉回来。梅维丝女士瘫坐在舞台上，她戴着主教冠，无法自抑地点着头，像一个挨了揍的孩子一样号叫。图尔德斯·坎托和洛绮丝女士搬来一桶红酒糟，倒在考沃特已经发紫的臀上，整个舞台汇成一片血和酒的海洋。从考沃特敞开的胯间，蹑手蹑脚地爬出一个浑身赤裸的小孩子，在舞台上红色的液体中爬行着，手中还举着一根蜡烛。那是年幼的费利西塔丝，她在王座之下瑟瑟发抖——置身于发臭的秽物、喧扰的混乱和血红的汁液里，谁能不颤抖？不过她牢牢地记住了自己被安排好的戏份，她是一个血红的赤裸婴儿，将一根点燃的蜡烛高举空中，只是她一边演着戏，一边因过度受惊而忍不住哭出来。台下的观众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因为不单是“主教”，还有“新生”，样子实在是太惨不忍睹了，而且都在高声号哭。考沃特重新披上袍子，好不容易坐了起来，却像泄了气的皮囊，唯有两眼能射出锋刃一般可怕的厉光。就在这时，一双手突然拍了起来，是参孙·奥里金的手，他轻轻拍了两次。参孙·奥里金转头向窗外，此时，新年的第一轮太阳穿透浓密丛林，投下第一缕红色晨曦，考沃特的时机也把握得太巧了!

这一章故事的一开始，就叙述了由考沃特亲自划分的不同寝室里那些见得光的和见不得光的行径。考沃特这位智者对童年的概念是惊人的，基本上接近于天堂神话的理想主义，他把那些居住在穹形睡房中的小生命视为纯净的活力之光，因为他们拥有纯善、温暖、无污的肉身和直觉，充满了启发性善意、高度创造力和玩心十足的随意性，而且他们没有被来自病态社会、邪欲丛生的成年人的世俗节仪、道貌岸然所困阻、扭曲和致残。事实上，这些被称为“清污者”的公厕清理人头领们，他们的玩乐心、随机性和创造力，确实在小小寝室中的床榻和睡椅上茁壮成长着。“即便他们有过失，我们把他们留给他们的同伴们自由评断即可，”考沃特说，“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相信这些不起眼的小漏洞、疏忽和疑虑都能自我更正，也都应该赞同幼小心灵对自由无拘的追求，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所谓的合宜，只有他们才能以救赎为名义权衡责罚，这些责罚可能是不痛不痒的，比如说被禁食巧克力一次，或提供小的服务一次，又或是帮其他小孩子清理一下鞋。”

作为作者，如果我能说的话，其实“清污者”们在夜里设想出来的责罚方式已经让人时有耳闻了。乔乔、阿道弗斯、卡波、格里纳这四个孩子，因为他们想出趣味十足的羞辱方法，制造出焦虑不安的气氛，表现出霸道恣意的气质，而在年幼的居民之间备受称道，他们的奇思妙想让男孩儿们和女孩儿们被引诱着去互相惩罚，比如散布邪魅的恐惧感，无休止地随机恫吓，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趣的作弄何时会发生，也说不出责罚的实施到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可以说是没日没夜地摧残受罚和娱乐观看。这些聪明的男孩儿擅于操控封闭在年轻头颅里柔软灰色物质的精华，以及幼小脆弱心灵中血液涌动的旋律，这简单得就像他们夜里侵袭睡床上孩子们的嘴巴和下体一样。就在节日疯狂庆典的第二天，乔乔、阿道弗斯、卡波、格里纳几个“清污者”声称他们对费利西塔丝在庆典上的行为极为不满，他们的不满主要有两项控诉：其一，她通过奉承的不正当手段争取到了重大庆典中的主要角色，得到露脸表现的机会，可是她的表演却拙劣至极，而且她令自己蒙羞——竟然在明亮的烛光之下，以继续表演为名，把自己的裸体纵情展示；其二，在以故意炫耀的心态，展示了她羸弱不堪、毫无亮点的小身体之后，她竟然像个婴儿一样哇哇大哭，完全破坏了盛大庆典的欢乐快活气氛，此举令在场所有人都失望不已。

所以，“清污者”让费利西塔丝站在寝室中央，扯掉了她的睡衣，对着她的裸体狂笑不止。每个孩子都戴上了他们在庆典舞蹈上所戴的动物图案面具，有猫头鹰、猫、蝌蚪、蝾螈、露齿兔、大鼻子熊、咄咄逼人的小山羊之类的动物，孩子们在可爱面具之下，围绕着费利西塔丝跳起舞来，边跳舞边对着费利西塔丝小小的肚子、大腿和瑟瑟发抖的双膝指指点点，甚至戳她和言语尖酸地数落她。跳了一会儿舞之后，乔乔宣布费利西塔丝不用被她的行差踏错受惩罚，至少现在不用，她需要被给予时间做深刻的思考和反省，惩罚会在她身心全准备好的时候降临到她身上，他们可任意对她实施惩罚，她无法反对或抗拒，但“清污者”此时拒绝说出惩罚的具体内容。

孩子们咯咯笑着散去，可怜又瘦小的费利西塔丝拾起自己的睡衣，赶紧钻进角落的一张小床上，她像绝望的蜗牛缩进壳里一般，蜷缩在被窝里。乔乔却从她身后袭来，抢走了她的衣物，跟她说：“既然你喜欢赤身裸体，那么你就赤身裸体吧。”费利西塔丝爬进毯子底下，牙齿像毛线针一样互相敲击，发出嗒嗒的声响，这个噪声又激怒了阿道弗斯，硬掰开她的嘴，一手撬着她的上颌，一手捏着她的下颌，狠狠地用外力让她的嘴张开、闭合，发出更大的嗒嗒声，让所有人看得大笑。

夜里，费利西塔丝先是抽泣，又是痛哭，尽管听得出她在哭，不过她躲在枕头和毯子之下，哭声听起来是微弱的。但乔乔、阿道弗斯、卡波声称被她的大哭大闹吵得不可忍受，他们从床上爬起来，把费利西塔丝从她的小床上拖下来，把她头朝下关进了放扫把的橱柜里。“看你现在还能不能又哭又喊了!”他们朝橱柜里的费利西塔丝说，橱柜里什么回答也没有，因为费利西塔丝根本发不出声音来。

早上，待所有孩子都去吃早餐时，费利西塔丝的哥哥弗洛里安悄悄地打开了橱柜的门。费利西塔丝跌了出来，身体像木板一样僵硬，摸起来冰得像块石头。弗洛里安发现她还没死，他用自己的脸去触碰费利西塔丝已经发灰的嘴唇，感到她仍能对他的脸吐出一丝微温的气息。弗洛里安立即用毯子把她包裹起来，照看着她，哄着她，过了一会儿，她才开始颤动，血液重新在她的四肢间流动，她缓缓地站起来。她只喃喃说着：“但——但——但——但——但”或“可——可——可——可——可”之类的字眼，没有其他的完整的词。她再也没说出过一句话，就只是在乱言塔里无声地慢行着——但必须紧紧贴着墙，因为她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站立。她也不看任何人的眼神，只是从嘴角不断流着口水。

弗洛里安问自己是否应该对塔里的任何居民说一说发生在他小妹妹身上的事情。他考虑过后，还是觉得最好只字不提，这是他保全自己的方法，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他的确保持了缄默。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他们的母亲梅维丝女士对着她近似喑哑的小女儿悲伤垂泪，他再也无法隐忍，他将费利西塔丝经历的事说了出来，但是没有透露始作俑者的名字。梅维丝女士听了他的话，哭得更加痛心，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或许在一般人看来，她应该在居民的议事会上公开这件事，请议长为自己的孩子讨回一个公道，她思前想后，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不引起争执，因为即使犯错的人是孩子，却全都是她几乎舍弃性命，从大革命的士兵们手中救出来的孩子，她想：“他们再怎么样也都是孩子，他们哪知道他们犯下的是如此之大的过错呢？”于是，她私下里把乔乔、阿道弗斯、卡波叫到自己的房间，对他们说：“互相指责和报复是没有益处的，在我的信仰中，不管是怒火中烧还是恨意如霜，我都不认为需要用挖眼或拔牙的方式来惩罚别人。我们必须互相施以爱，无论爱有多难。”梅维丝女士对这几个显得温顺又有些情绪低落的男孩子说了那番话。几个“清污者”说很认同梅维丝女士的话，他们还说梅维丝女士对他们伤害费利西塔丝的推测是不正确的，即使费利西塔丝对“新年”一角的塑造既过分又令人失望，“但是，”他们说，“一定有人在您耳边说了闲话，而且说了些谎言吧。不过，正如您所言，宽恕是群体生活和群体情感的核心所在，我们也自然会原谅在背后中伤我们的人。”

第二天，早餐过后，弗洛里安就失踪了。在他消失大约一整个白天后，乱言塔进行了一次搜寻行动，因为这对塔民来说算是挺紧急的一件事。但是乱言塔太大了，坑窑、水井、孔道、地窖又很多，护城河又那么深，防御墙又那么高，上哪儿能找到一个鲁莽的男孩儿？于是这个男孩就此从乱言塔里行迹无寻、不知所终了，没人再见过他的毛发、骨头，也没有一滴血或一个甜蜜的微笑。

自从弗洛里安消失和乱言塔的寻人行动后，梅维丝女士变得愈加沉默和离群了，但是她在社群中还做着以前就做的事务，比如：削土豆皮、缝缝补补、烤制小蛋糕、做风味小点心或杏仁挞之类的，这些事情她最拿手，做得比任何人都好。她唯一提出的要求，是卸下育婴的职责。在一些人看来，她的卸职在合乎情理之余又有一份优雅的气质——尽管大体上，塔民们仍觉得就这件事而言，个人情感不应被牵涉进来，但显然，母性中偏袒的一面占了上风，让梅维丝女士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又过了一段时间，乱言塔的塔民们相继收到了一些漂亮的小字条，被邀请参加一个宴会，地点是乱言塔的白塔塔顶上刚铺好的庭院里，“白塔”又叫“尖塔”，这两个名称在塔民间并行不悖，称其为“白塔”的人，多指的是那座塔塔石的颜色，叫“尖塔”的，则是偏重这栋建筑物在装饰格调上的风格——因为它有很多尖顶拱式的设计和披针状的窗户。漂亮小字条上所说的宴会，充其量是个园游会。不过称之为“园游会”又有点不适合，因为白塔或说叫尖塔的这座塔楼，被显露出残垣断壁之貌的城垛环绕，而且周边杂草丛生，庭院四周像是铺了一圈镶了边的壁毯，那“壁毯”是由恣意生长的野草、石缝间顽强不屈的低矮无花果树、俗艳的千里光花、金鱼草、蒲公英等植物一起编织出的。另外，即使塔民们亦多多少少觉得梅维丝女士的园游会有些平淡、过时，但心里仍有一份对梅维丝女士失子遭遇的怜悯。于是，在小字条上注明的日子和时间，乱言塔的大多数塔民顺着破裂、失修的台阶，攀登白塔，在拐角处互相推搡着、嬉笑着，都迫不及待想一尝他们心目中烹饪高手的好厨艺。

很明显地，梅维丝女士为这次的小宴会花了不少心思，在破烂城垛围出的庭院上方架起了用红色和黑色丝绸织成的华盖，在庭院中央摆上一条长桌子，并用锦缎当作桌布，桌上放的是她精心烹制的美食佳肴，还有装着粉红气泡酒的大酒壶，桌上的装饰品是点缀着小浆果的枸骨花环——叶片像针，浆果似血。梅维丝女士本人则在她绯红的外衣之下，穿了一条雪白的长袍，发间也别着一顶小小的枸骨花环。

人们很快地察觉到餐桌上摆设的美食，造型相当别出心裁，食物组合成的形状是一个人，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性别难辨，因为古朴、端庄如梅维丝女士，她在“人”的两腿之间用更多枸骨叶装点，但枸骨叶底下隐现的是糖渍无花果，而胸部那边，人们只能用含糊不清来形容。这道人形美食第一眼看上去像个巨大的姜饼人，让人想起童话里女巫用来引诱汉塞尔和格雷特进入小屋时给他们俩的姜饼人[1]。梅维丝女士的人形美食是由许多不同的小型食物所组成的，蛋奶冻、果子馅饼、杏仁蛋白糖膏、牛奶冻、果冻、乳酒冻、百果碎、乳蛋布丁、奶油果泥、奶油小圈饼、杏仁挞、油酥千层糕……那个“人”的头部戴着果子馅饼和鸡冠花围成的一个冠冕，它的身体按照人体构造，被刻画出肌理、轮廓和凹凸，这里是桃子和奶油组成的肉，那里是柑橘片摆成的内脏，蓝莓组成脉纹，黑醋栗像是静脉血。“人”脸是掼奶油、蛋白酥和玫瑰花瓣馅饼构成的，脸颊充盈、双唇丰满，还用红苹果为脸上点上颜色，蔓越莓代表着口沫，云雀肉烤成的椭圆形小饼是舌头，不用说，那一粒粒糖渍杏仁是牙齿。接下来是眼睛，桧树果实做成的小馅饼是瞳孔，青梅果冻是虹膜，以香草点睛，白色的乳酒冻围裹着形成眼球，眼球外缘是棉花糖丝做成的睫毛。这个甜美的“人”儿，留着很长的红色指甲，手指甲和脚指甲都很长，甲片是涂了红醋栗果冻的小果子饼，红醋栗果冻滴在切成小块的饼上，像是血块，也像是红色指甲油。这个甜蜜蜜的“生物”，双乳是一圈圈粉红色杏仁蛋白糖膏膏体绕成的矮峰，巧克力渍过的松露嵌在中间，是为乳头；从双乳的高度推想，这对乳房的主人如果不是一个花季少女，就是一个性感男子，总之，是摸起来甜美，尝起来也甜美的。肚脐是一个蛋奶冻，陷于桃子肉和奶油中间，蛋奶冻还覆盖着一道表面上看不见的螺旋状的线形奶黄蛋浆。这具从里到外都很甘美的“人”体，说起来是裸裎的，除了颈部戴着一条红醋栗小果子饼镶成的项链，这条项链从中央垂下一根链子，像马裤上的纽扣一样，将颏、肚脐和胯连成一线，腰上也围了一条线，都是红醋栗小果子饼做成的。两线相交，闪闪发亮的两根朱红色线条，将不同部位连在一起，又或者说把同一具身体划为不同部分。乔乔看着滚圆的红醋栗小饼干，边舔嘴唇边对阿道弗斯说：“简直像苍蝇淹没在血液里。”

这块人形的大糕点两乳之间是一块盾形的外置的心脏，满布着密集的血红色的心形小果子饼。两个隆起的肩膀和突出的心脏所组成的三角地带，是一整块深色的三角形蛋糕，像刀片一样，以乌黑色的颜料覆盖，似乎是煤烟灰垢。

梅维丝女士注视着、微笑着，她眼前这快乐的一群人肢解并分享着这新鲜出炉的人形美食。她面带笑容特地朝考沃特投去一瞥，她想起在这群人对大逃亡进行商谈之初，在东躲西藏的危险境遇中，他们所有人互相支持、彼此信赖。他们那时的想象是：在一个由他们创建出的新社会秩序中，一切甘甜美味的食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免费提供、无尽享用的，蛋糕和风味馅饼等食物，只要任何人想吃，即可张口就吃。考沃特尤嗜甜食，杏仁挞正令他大快朵颐，他也联想起自己当时决意要在新秩序中，以珍馐佳馔代替争斗杀伐，以烹调竞技代替体育比赛，以厨艺创新代替严苛审判，总之，新世界中要充满黄油曲奇饼，或皇后一口酥[2]，或乳酪杏仁面饼，或玉米煮利马豆，或蛋白酥饼……

当糕饼人的四肢被众人扯断和哄抢，当蜜汁被从它的肚脐、巧克力乳头被吮吸出来并柔缓融化在一张张嘴里，当它的脸和心脏被撕得四分五裂、不成原形，留下大大小小的孔洞时，梅维丝女士爬到城垛的阶梯上，背向天空，面容只剩黯淡，任凭冬日的风不停地鼓弄着她身边的丝绸华盖，也不断掀扬起她那已经蓬乱的长发。

“我有几句话要说，”梅维丝女士开了口，“我希望我准备的食物如我设想中那么令人满意，也期待你们在重新开始轻咬、品尝、呷饮之前，能将珍贵的一点时间赐予我，让我说完几句话。我的话主要包含着一个问题，我问完之后，若得不到答案，我想我的话就会演变成一段声明。”

“她怎么看都像是学校的女教师在与顽皮的男学童对质，”乔乔对阿道弗斯说，“她忘了我们这里根本没有这么愚蠢的权力制度文化，我们这里根本没有教师，也没有学童，我们有的是自由。”

“对于我的问题……”梅维丝女士说着，“我相信我很可能得不到答案。我的问题是：‘我的儿子弗洛里安身在何处？’我无法相信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人如果想说的话，绝对可以说得出来。如果弗洛里安还活着，我愿意去改造他，去解救他，去接受他；如果他已夭亡，我想哀悼他，体面地安葬他。我的要求并不多。”

洛绮丝女士被心中的痛楚激得面色发红，她朝梅维丝女士喊道：“你也知道我们连日来到处搜寻，我们像找自己的孩子一样费尽心血。事实上，他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我们把所有石块都翻开，把护城河河底用网钩捞了一遍，把森林也仔细摸索了一遍。”

“连所有橱柜都打开了!”乔乔用一个格外关心的口气说，“他绝对没有被关入乱言塔里的任何一个橱柜。我们把搜查所有橱柜、煤库口、储藏室当成我们的要务来执行。”

“弗洛里安是一个任性的小男孩，”阿道弗斯说，“他可能误入猪栏或屠宰场，或失足落入井里，又或被狼叼走。他就是不听劝告。我不觉得你会再见到他了。”

“我们千万不能失去希望。”考沃特说了一句，但他语气中也听不出一丝说服力。

“如果是在以前，”格里姆上校说，“我知道怎样查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的那些旧方法，不能在新世界里使用了。”

“你绝对不能再次使用你的旧方法了!”佩尔妮女士轻蔑地接了格里姆上校的话，“有多少无辜之人在你的严刑逼供下供述出不曾犯下的罪行？”

“的确是。”格里姆上校说，“既然如此，我只能相信，这件事情的真相是永远也查不清了。”

“这同样是我个人得出的结论，”梅维丝女士说，“那么现在，我有其他的几句话要说。”

她从城垛阶梯上走下，走到餐桌旁，把那个大糖人的肩膀和心脏所组成的三角区域上那黑漆漆的部分取下来——那一块东西本就无人碰触。她把那块东西吞下去，又重新回到她原本所站的城垛上，舌尖似乎在细品黑暗的滋味，要从这漆黑的物质中获得力量。

她说：“古训有谕：在古巴比伦，通灵塔顶端的议事堂总是留给神祇巴力进行活动的场域。巴力有时候会来与女祭司行房休息，有时候会在庞大的石桌上举行一个飨宴供人分享，更有时候，特别是在饥馑之年，要求众人献祭。关于献祭的故事很多，比如：一颗血红的心脏，要细细炙烤；还要一个肢体健全的人类婴孩，一定要是头胎，把婴孩捆绑起来，与烤好的心脏一起丢入巴力祭坛的火焰中。我们的先人也曾讲过巴力飨宴的情形，在他举办飨宴那几天里，会烤好一个硕大无比的糕饼，然后切成小块，其中有一块要用他祭坛中点燃永恒火焰的煤烟灰涂黑。所有参与飨宴的人都要被蒙住双眼，然后拿取切好的糕饼，拿到涂成黑色那块糕饼就是被选中的人，那个人要被献给神。被喂养一段时间后，被选中要供献祭的人会变得肥胖，而且他所有的欲望都要被满足，他可以尽情吃肉喝酒，吃下各种糕饼，也可纵情声色，和美女或良人上床，或吸食镇痛的麻醉品。当大日子到来时，他和颜悦色地被投入祭坛的火中，于是，巴力就会心满意足，来年便不会故意折磨或迫害他忠实的子民，而且会让他们的谷物和瓜果取得丰收，让他们的孩子健康茁壮地长大。我们也知道克雷布斯人现在依然保有点篝火献祭的习俗，他们在林中某处举行祭礼，被当作献祭祭品的可能是一个囚徒、一个痴人、一个被视为害群之马的人，或一个被宠爱的儿子——不同人的转述中有不同的故事。而在我们逃离的陈旧社会的宗教中，也有献祭的类似例子，被选定的那个代表着神的人，饮下苦酒，提供肉身，被肢解献祭，以拯救民众于苦难之中，他是为自己而牺牲的，我们一直被这样教育着。

“但我们毕竟不是神，此刻的我们是追求幸福的神志清楚的生物。我们没有神的概念，因为我们没有神对我们进行审判。我们也不需要因讨好神而无谓折磨自己，以此来减轻神加诸我们身上的苦痛。我们不过是人类而已，但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突然发现了深植于我们内心深处已久的一种欲望——去伤害别人也被别人伤害的欲望，这是一种古老的牺牲与献祭的本能欲望。我最近思考了很多——具体说来，是过去的几个星期。我思考的不是别的，正是伤害作为一种欲望的存在。我仿佛看到：在农人的宅院里，栖着一只受伤的失血的鸟，那血可能来自一只折断的翅膀，或者一只残废的爪子，就是因为鸟儿那几滴血，宅院中肥硕的健壮的母鸡、骁勇好斗的小公鸡和正嗷嗷待哺的小鸡雏的血性被激了起来，它们一哄而上，对那只倒卧的鸟儿开始了发狂的撕扯和啄食。只要眼前有伤残的小鸟或小动物，它们肯定会将之啄斗至死，它们会将小鸟胸脯上的羽毛全部拔除，让小鸟的那只剩光秃秃毛囊的紫色身体展露无遗，接下来，它们要见血，然后，就是见骨。这再寻常不过了，在这些缺乏思维能力的禽类动物身上，它们去伤害他者的冲动是很自然的。

“我并不相信这天地间有一个可以让我为之牺牲自我，以求我儿平安回返的神明。我也同样不相信复仇是问题的解决方法——这是腐朽世界那一套，我们唾弃也放弃了那个世界。不管我的温柔的儿子的眼睛或牙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要求另一个母亲以儿子的眼睛或牙齿来补偿我。我们只能惩罚自己，那只被剥光了的、备受愚弄的鸟儿，如果有任何一点神志，也肯定会加速自己的死亡，让自己早点解脱。尽可说我多愁善感、故作忧伤，但如果我心存一丝那种念头——就是若能以我的死来息止你们之中某些人心头的残虐情绪，我真的不觉得这令我为难，我愿意付诸一试。”她边说这席话，边往城垛的高阶上攀登，风势越来越强，把她的发丝和襟裳撩得更加凌乱，她颤颤欲坠。“我宁愿相信，我的身体可以将嗜血和祸心两相发酵所产生的邪恶能量全部吸收，并浓缩于我体内，而这股邪恶能量也会随着我生命的终结一同消失。因为我自愿赴死，没有任何人需要为我的自尽来负责或负罪，是我自己要杀死自己，其实我是为了唤醒一种原始的纯善而死，这很值得。我期盼我们所有的苦厄都随着我的死远离，而野花般繁盛的旧日纯真和甘甜怡人的美酒佳肴，今后会驻留在此。”

她又登上了城垛更高一层的台阶，矗立在那里，俯视众人。突然之间，一个凄厉又令人窒息的怪声从女士们的裙裾间响起，是弱小的费利西塔丝奋力从女士们的把持中挣脱，她奔跑着穿越过庭院，踉踉跄跄地攀爬到城垛的台阶上，一把揪住了她母亲的裙子，已经说不出完整语句的她只能发出一些听着令人痛心的嗓音。梅维丝女士俯下身来，抱起了自己的小女儿，脸上唰地流下两行眼泪，她将女儿紧紧抱在怀中，亲吻着女儿。

“这孩子救回了她的母亲!”洛绮丝女士激动地叫着。

可是，梅维丝女士转过身去，继续登着台阶，她停了一会儿，像在感受站在城墙边缘上的高阔和自由，她柔情地对怀里的女儿呢喃着，一脚跨出去，踏入空中，口中呢喃不断，念念有词。

所有人都拥向城垛，考沃特却没有——他往塔下跑。他的想法是：他要用他强有力的臂膀接住他的老战友。

乔乔对阿道弗斯说：“她终于决定把自己变成一片肉馅饼了。她真是挺轻的。”

她的确很轻，白塔的高度使得她显得更加轻盈，她悬荡在空中，裙摆飘扬。风掀起了她全部的衣裙，轻托着她，抚弄着她，她像一颗长着羽翅的西克莫槭树种子，又像是一面风筝，在风中打转、回旋。人们再也听不到她是否还在对怀里的女儿轻唱，但人们听到的是孩子在尖叫，孩子发出的是一种粗糙、刺耳的叫声，孩子应是知道自己正缓缓下降，直到触底而亡。

考沃特又一次被自己的巨塔击败，长廊似乎无边无尽，千方百计地阻挡着他。他横冲直撞，奔跑着跌倒，他爬起来发现自己像在绕圈圈，他以为自己是在往塔下冲，其实却回到最高点。他终于找到一扇门，使尽力气把那扇门上生锈的铰链和铁索撞断，他继续奔跑着，又撞开另一扇门，差一点从塔上摔下去。

梅维丝女士像一只大鸟，如鸟降落一般下坠着，孩子沙哑的叫声和她自己清扬的歌声穿透了她在风中鼓噪着的衣裙，只是不知道人们是否还能听到。她看到了树的尖端，她想自己可能会一瞬间弹飞起来，避开树，又或那些树能擎住她，终止她的下坠，她在空中尽量动用身体，做了几个不怎么优美的动作，扭动、翻转，只为确保她能够以头触地。扑扑扬扬的衣衫挡住了她的脸，她实在看不清楚方位，她只能用她蕾丝花边内裤里的优雅的双腿，像剪刀一样自在裁剪着风……她的头撞到一块尖利的石头上，像一只被画眉鸟衔着用力甩出壳儿的蜗牛，在她摔得脑浆迸裂之际，从一扇连着的栏杆桥侧门冲出来，疾驰过护城河的考沃特，从梅维丝女士颤抖着的怀抱中，一把将费利西塔丝拖出来，费利西塔丝完好无伤，考沃特心疼地抹去费利西塔丝小脸上的血和脑浆，那是母亲的血和脑浆。

“如果她以为她可以震慑住那些误入歧途并伤害她儿子的人，”图尔德斯·坎托说，“她真是大错特错了。”

“她只不过会给他们带来一种嗜血之欢，”格里姆上校说，“她的确带来了一个奇景，但跟我们在旧世界旧秩序里看到的没什么不同。”

参孙·奥里金说：“她还是甩不掉陈旧时代里的错觉，她以为自我惩罚就能使作恶之人感到羞愧。太多女人自残自戕，以为自己感受到的痛也能够伤害那些加害者，殊不知那些加害者只会以此取乐。”

“你对她那番自我牺牲的豪言壮语有什么观感？”图尔德斯·坎托问格里姆上校，“她对献祭的那些说辞，对我来说不啻失魂落魄的胡言乱语。”

“所有会想到自我牺牲的人都是失魂落魄、胡言乱语的，”格里姆上校说，“但溅一点血，总是对增强法官和士兵、国王和神父的士气与能量大有裨益，因为这些人都喜欢歃血为盟。”

参孙·奥里金说：“该发生的始终会发生，这是一个自我推进、永续不灭的机制。我们的血液像机油一样润滑着齿轮，不管我们要不要奉献出我们的血液，我们的意图都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从另一方面说，这位女士献身也好，消失也罢，不管怎样，都会暂时刈除我们这个小世界中对互相迫害的刺激和驱动。我们沸腾着的血液可以先冷静一阵子，不过也说不定——不知道这是否会激化一些人对弱势族群的恨意。总而言之，血液能找到属于它自己的水平线，就像水一样。”

弗雷德丽卡想到了前厅，她自己也很疑惑，为什么会想到前厅呢？她明明不在任何前厅，她接下来没有要经由前厅进入哪里，她不过是在阿诺德·贝格比的办公室里，坐在阿诺德·贝格比对面，他们都坐在以铬合金为框架的高背皮椅上。贝格比是贝格比、默尔&施洛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贝格比的办公室在一座乔治王风格双层建筑的一楼，建筑物位于桑德兰广场，而桑德兰广场就在布卢姆茨伯里。贝格比的办公室基本上被他的橡木大桌子给占满了，阳光从罩着细铁丝网的窗上斑斑驳驳地洒进来。从办公室往外一眼看去，是这栋建筑物上锁着的花园的铁围栏的尖头。再侧耳听听，隔着花园，远处传来孩童追逐和叫嚷的声音。

弗雷德丽卡穿得像个圣诞童话剧中的玛丽安[3]一样，她穿着一件短款的绿色绒面革洋装，内搭长筒网袜，还穿了一双皱巴巴的高筒麂皮靴。阿诺德·贝格比穿着深色西装，领带上均匀分布着血红色的波点。他有一头会弹跳的黑发，看得出来他已尽量把浓密的秀发梳得服服帖帖。他的眼球跟头发一样，也是黑色的，皮肤有些肉感，他脸上骨位分明——鼻骨、颏骨、颧骨都高耸突出，轮廓相当鲜明，他的嗓音是那种和缓的苏格兰口音。他会在记录和低头看什么东西的时候喃喃自语。

“你对离婚这件事心意已定。”

阳光透过窗上的铁丝网，在他的记事簿上留下了格子。

“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到这里来。”

“所以你头脑相当清晰。”

“我并非要显得无礼。”

“你没有显得无礼。很多人到我这里来，说是要谈论离婚的事情，但他们根本不想离婚。请跟我讲讲你的情况吧，瑞佛太太，还有你丈夫的情况。”

关于自己的婚姻，弗雷德丽卡做出了一份尽可能准确、不带感情的描述，她来之前已经想好什么要说，什么不要说了。她说自己婚后常常独处，丈夫也反对她去从事任何工作。她说她长期没有任何亲友访客，她久别的几个朋友到访后，丈夫对她产生了不可理喻的气愤态度，她强调她丈夫突然间有了暴力倾向。她说他攻击了她，导致她受伤。因此她尝试逃跑，她说她丈夫朝她丢了一把斧子，斧子砍伤了她。她边说边为自己感到自豪，毕竟她能以平稳、安静、详尽的口吻，讲述着关于自己的事情。阿诺德·贝格比速记着。弗雷德丽卡停顿时，阿诺德·贝格比问：“还有呢？”

“我们的相处不和谐。”弗雷德丽卡说，同时意识到这是一个愚蠢的词语，这是一个不具备描述作用的词语，“这全都是我的过错，我原来就不应该和他结婚。我早该知道我不应该那么做。”她每天都在懊悔这一点。贝格比先生用手中的笔敲着他坚硬的牙齿。他以他熟练的温和口吻，告诉弗雷德丽卡，“不和谐”和“过错”，任何一样都无法构成离婚的理由。构成离婚理由的是遗弃、虐待、通奸、精神错乱，以及一些晦涩难解也不可接受的特定行为，贝格比先生相信他还不需要详细解释到底是哪些特定行为。但是他认为弗雷德丽卡目前处在以被虐待为由诉请离婚的立场。疏于照顾、拒绝聆听在一些情况下，也可等同于虐待。当然，肢体上的暴力行径绝对是虐待，法庭也会把夫妻双方的性格和境遇列入考量，来定夺其中一方的单一暴力举动所造成的影响是否可视为虐待。他猜想，弗雷德丽卡应该很少被殴打，也没被东西砸到过。“没有对吗？那很好。那么你被斧头砍伤后，有没有去看医生？”

“当然去了。”弗雷德丽卡说，“不过我当时告诉医生我被绊倒了，倒在带刺的铁丝网上。”

“可惜你竟然是那么说的，医生相信你了吗？”

“我不知道，至少医生帮我缝合了。我在伦敦又看了医生，伦敦的医生帮我清洗、包扎了伤口，我对那位医生是据实以告的。”

“但是，有点遗憾，你在伦敦看医生的经历发生得太晚了，可能没有什么效用。尽管他可能会证实你的伤应该不是带刺的铁丝网造成的，但法庭上一般不会对原告提不出确凿证据支持的证言表示认可。还有没有别人也看过你的伤口？”

“有另外几个人，但那几个人都不是能帮我做证的人……”

阿诺德·贝格比答应先把这件事放一边，他问弗雷德丽卡如果她诉请离婚的话，会否认为她丈夫会提出异议。弗雷德丽卡说相信自己的丈夫一定会反对离婚，她说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时，她丈夫试图逼迫她回到家中，也逼迫她交出儿子。她说她丈夫不喜欢受挫或被忤逆。她也补充道，如果她让他们两人的儿子回到家中，她将永远再见不到儿子了。律师先生对弗雷德丽卡说：“但庭上也会考虑到父亲的探视权。”弗雷德丽卡说：“我也认为我儿子应该保持与父亲的见面，我也想满足双方这一点，但我从骨子里知道，如果我儿子现在返回与我先生同住，我此后将再也见不上儿子一面。”阿诺德·贝格比说：“你得出这种结论，必须靠证据支持。你在法庭面前，也必须有证据支持你的任何指称，包括你骨子里感觉的证据。”弗雷德丽卡忽然觉得在这场离婚对质的沙盘推演中，就算单单从语言选择上看，自己的“骨子”真的是横生枝节也于事无补。她却对“骨子”有了画面：在她绿色的绒面革衣装之下，在她看似平静的肉身之内，是她血痕斑斑、微微颤抖的“骨子”。然而，她的骨子并不成为证据。

阿诺德·贝格比提起了通奸的议题，尽管“瑞佛太太”本人并未提及她是否怀疑自己的丈夫有通奸行为。不过她说过她丈夫频繁离家，而且有时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阿诺德·贝格比问：“你是否想过，你丈夫可能在离家的时间段里，和别的女性来往？”

弗雷德丽卡说不知道，也没往这方面想过。她说她相信她丈夫是爱她的，还捎带羞涩地补充道，如果是性生活的话，他们两人是“幸福”的、是“和谐”的——又是个愚蠢的词，她竟然又说了一遍。她说她丈夫是一个喜欢女人的男人。她说到这里，犹豫了起来。阿诺德·贝格比留意到她的犹豫。他试图引导她的思路：“你是不是想起了一些事情？”

“也说不上是很重要的事情，”弗雷德丽卡说，“但我曾经……我曾经感染过性病。”她这次为自己精确、令人不舒服的用词感到自豪。因为她是弗雷德丽卡，她能逼迫自己说出这个词、说出这件事，她脑中浮现出一些不必要也不相关的联想，比如莎士比亚笔下情欲荡漾的维纳斯[4]，用躯体紧逼着阿多尼斯；弗雷德丽卡还想起斯宾塞[5]笔下的维纳斯是一个含蓄的维纳斯，是一个中世纪的维纳斯，是一个被鸽子环绕，被展着翅膀、手持火热弓箭的儿子所陪伴着的高贵女性……弗雷德丽卡在椅子上稍微动了动。她说：“除了我丈夫，我不可能有其他被传染性病的途径。”

“所以，你没有和其他人发生过关系。”

“那就是我所说的意思。”

“一个有传染力的性疾病就是通奸的证据，你有病历之类的证明？”

“是的，有。”

他们的交谈继续着。弗雷德丽卡疏通着自己的记忆，试图讲出更多信息。阿诺德·贝格比承诺会写信给奈杰尔·瑞佛并通知他：他的妻子以受虐为由，向他提出离婚。阿诺德·贝格比说，他会静观奈杰尔·瑞佛会如何回应。在此期间，弗雷德丽卡需要赶快回家，写出一份关于婚姻情况的详细报告，列出被视为有可能构成虐待行为的一切，巨细靡遗，并要尽力写下来能提呈作为通奸证据的所有细节。阿诺德·贝格比也问“瑞佛太太”是否介意夫妻双方在有律师陪同的前提下进行一次“友好”的会面——以谈论离婚、赡养费、监护权、探视和管养方法等相关细节。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住在哪里。”

“这一点有些麻烦，那么你现在住在哪里？”

弗雷德丽卡把自己现在跟托马斯·普尔住在一起的情况告诉了阿诺德·贝格比。“所以你现在与他合住的这位托马斯·普尔先生，是否有结婚的打算？如果你的离婚能够完成的话。”

弗雷德丽卡给出否定的回答。“不……”她说，“我和托马斯·普尔的合住，完全是基于妥善安排才做出的一个决定……我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我们只是一起分担对孩子的照管……并不是……”

弗雷德丽卡不确定阿诺德·贝格比是否相信她。阿诺德·贝格比说：“如果你诉请离婚，你将需要提出一份声明，请求法庭对你的通奸行为做出慎重判断——我这么说，当然是在你也有通奸行为的假定下。作为你的律师，我有责任将这件事向你阐明。”

“但是我没有通奸，”弗雷德丽卡说，她的语气非常受伤，“一方面，如我所说，我目前正染病……”她因为疑惑，而停顿了辩解。

“如果你没有染病，你会被诱惑？”

“我没那么说，我也不认为……”

“你也不认为那与我有关。但那的确与我有关，瑞佛太太，作为你的诉状代理人，这一切是与我有关的。我不建议你和一个与你毫无亲缘关系的男人继续生活在一起——即使你说同一个屋檐下还有一个可以帮工的保姆和好几个孩子——如果你的丈夫对你的离婚诉求提出反对，这都可能会成为不利于你的事证。”

“可是如果没人帮我照顾孩子的话，我无法工作养家。”

“你可以要求你丈夫提供你和你儿子的生活费。”

“我不会那么做的，我想自食其力。”

“关于你不能和托马斯·普尔继续合住这一点，我不想再加强调。如果你想说服法庭让你获得你儿子的监护权，你现在必须另做打算。”

“可是我和托马斯·普尔的协作安排……”

“坦白说，这不是什么好的协作安排。我建议你搬出去。除非你最终的选择是嫁给普尔先生。你认为他是否想娶你？”

弗雷德丽卡此时处于千头万绪的焦虑中，她没回答。

“思考一下我的问题，瑞佛太太，”阿诺德·贝格比说，他终于露出了微笑，“我们一定能想出一个好办法，你不必如此沮丧。”

“我一下子感到自己泥足深陷。”

“我们会找到帮助你重获自由的方法，不要担心。”

这是弗雷德丽卡第一次做法务相关的陈述，是她向一个带有偏袒倾向却有决断能力的听者，正式讲述的故事。弗雷德丽卡筛选了叙事元素，阿诺德·贝格比分类、评估、重组并扩充了她的讲述。这对弗雷德丽卡来说只是一个开始，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多、更多这样的对谈发生。

从阿诺德·贝格比的办公室走出来，广场上的弗雷德丽卡得以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之下，她停下来，通过铁栅栏观察对面两个金发孩子的举动。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年纪稍微大些，男孩儿从年龄到个头都有点小，两个人骑着三轮车绕着草坪在沙石铺成的小径上转圈圈。更近些的，是两个妇女背对着弗雷德丽卡坐在长椅上，弗雷德丽卡可以清楚地听到两个妇女的聊天内容。

“要我说，男人真的都是一样的。他总是说：‘你能不能别唠唠叨叨的？’我当然可以停止唠叨——如果他能认真听我说完，并且记住我说的话。但是他觉得我低于他，他觉得我所说的任何事情都是琐碎的，有时候甚至有贬低的意味，于是他听都不听，就继续去思考那些他自以为重要的事情了。我告诉他：‘我也不想满脑子都塞满你不屑一顾、不置可否的问题，如果我不需要帮你记得每一件烦琐无聊的事情，我也可以做一些很深层次的思考。’他完全不在乎我的脑袋是否被塞满了，他自己的脑袋反正是一片白茫茫的冰原，像永远处于无边无际的放空状态，那对他来说是个很私人的个人境界。”

“我觉得他们感受得到威胁吧，”另一个女人说，“他对待我就像对待一只喋喋不休的老母鸡，或者把我当成他老妈，一天到晚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事情，警告他做的那些成人世界里的事情都是顽劣下作的，或者不断打他的手指头。我一点也不想当他老妈子，我不想当任何人的老妈子，也不想扇任何人的巴掌，或阻止任何人外出。但你没有多余的选择，如果你家里有人要吃饭要保持整洁的话，你就得当所有人的老妈子。他总是用一种放纵的态度狠狠嘲笑我，以为他自己是个跟他儿子一样大的小男孩儿，如果我一开始要跟他说点家计或家务上的事情，他就要冲出家门去酒吧喝酒了。但是就算离开他的视线，我私下里要是做了点让他看不上眼的什么事情，他就会对我吹胡子瞪眼。”

“没错，他没完没了地问‘有没有这个’或者‘那个放在什么地方’。他可能随时就回来了，回来就问‘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或者站在那儿，动也不动，找也不找，朝我问：‘有没有面包？’要不就是：‘牛油放在什么地方？火柴放在什么地方？’那些东西明明就在他眼皮底下。但我必须跑上跑下，帮他拿东西、递东西，他需要我做这些事情。”

“以后别做了。”

“不能不做，自己做反倒省事一点。到头来，落得清闲，不然，他不知道能弄出多少麻烦。”

“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们都不帮他们做事会怎么样？要是你不帮他做事会怎么样？”

“他搞不好会打我吧，搞不好会离家出走。”

“你真这么想吗？”

“没错。”

两个女人身后爆出一阵大笑——弗雷德丽卡在她们俩身后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也这么觉得!”

那两个女人一唱一和，她们就是哪个合唱团里的人。弗雷德丽卡看到她们俩都戴着巨大的编织帽，一顶黑帽子，一顶白帽子；一样穿人造毛的大衣，一件橘色大衣，一件荧光粉色大衣；她们的口音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口音，语音标准又饱含幽默感。她们口中的丈夫是一个没有特征、不辨面目的“他”，而从她们对“他”的上下文叙述中，弗雷德丽卡发现两个女人使用的是密不可分或者说合二为一的语气。这就是女性的叙事方法，尤其是看管着孩子们的女人们，几乎都使用同样的叙事方法和陈述结构。也许是因为命运使然，又或是个性特立，弗雷德丽卡从来就不是任何女性讨论小组的成员之一。在小学和中学念书时，她就不怎么得人心；进了剑桥，她的朋友们又都是些男人；嫁给奈杰尔后，她跟奥利芙、罗萨琳德和皮皮更是搭不上话——但她天生的本领是，她能从一组女性谈话中迅速刻画出一个原始的、不具形貌的，却存在普遍性的对话机制和叙述方式，并且喜欢思考：她听到的这番谈话发生过后，那些说话的女人回到各自的人生中，她们自己和她们的男人们的关系会如何被那番谈话影响？女人们要是有志一同地对诸如“西里尔”“弗雷德”“路易斯”“塞巴斯蒂安”们挖苦和批评，会不会让这些男人下次出现在公共场合里时，全都变成毫无特色的“他”“他”“他”“他”？女人们对男人们讽刺过后，会不会因同仇敌忾而结成了处处与男人们唱反调的反对联盟？或者在她们眼里，男人们形象全失，统统沦为笑柄。同时，弗雷德丽卡也已经意识到：刚才与阿诺德·贝格比所做的一席法务咨商，以一种微弱却偏激的方式，确凿地建构或改变了几个人的身份：奈杰尔成了丈夫，她自己成了上诉方，托马斯·普尔成了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一个人。

她心想：这倒是挺让人兴奋的，她的兴奋点是她发现人类行为可以从动态、变化的观点来审视。

她亦因为自己所经受的“自然人”的经历而感到惊骇。她一直以为她的人生就是她自己，而她可以操控和支配自己人生的一切。即便是那一夜奈杰尔丢下的那把斧头砍伤了她，她一腔怒不可遏的滔天火气，是因为她眼睁睁地让自己受伤了。当然她受伤前，她满怀着从桎梏中逃逸，重新获得自由新生的热望。

但人生的叙事结构像是一张渔网，一个陷阱，它定义着也改变着每一个人，包括她在内。

她在返回托马斯·普尔的公寓的路上继续深思着。到了托马斯·普尔的家，弗雷德丽卡又想起了“前厅”——那个让人稍做停留或等待，接着才能经由这一个场域去往下一个场域的地方。她想道：“不过人生中的确有很多时刻，在我极其有个人身份认知的一些时刻，我仍然必须等待。旅行开始前要等待，分娩前第一次阵痛和最后一次疼痛难忍的阵痛间要等待，考试要等待，登台演讲或演出也要等待；也有一些时刻让我感到人生的完整，比如我很清楚有些事情即将发生，却尚未发生的那种时刻。我的人生就是由这些时刻完整连缀起来的，每个时刻的记忆都如此清晰——尽管这种感受并不重要，尽管这种感受没有依凭。不过，在毫无这种预感的时候，你去站在门口试试，问自己接下来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绝对是茫然无知的。”

她不记得她嫁给奈杰尔之前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她也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走入与奈杰尔的婚姻。

她对于离婚极度恐慌，因为离婚了，她才会得到一条生路；可是她对婚姻的畏惧却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婚姻困住了她。

她的结论是：“彼时的我，脑中空无一物。”她此刻狠狠地捏造着自己以前的形象：“我就是个蠢货!我给奈杰尔的是从未存在于我身上和体内的东西，只因为我脑中空空如也!一个妻子？我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妻子？就像幻影中的海伦去了特洛伊，而真正的海伦却留在埃及无所事事。”

弗雷德丽卡有一连串自我诘问：

“我为什么要结婚呢？

“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不得不做的一件事。

“为什么？

“反正人们都要结婚。

“但为什么？”

弗雷德丽卡脑海中出现了丹尼尔的伟岸形象，丹尼尔继而娶了她的姐姐斯蒂芬妮。弗雷德丽卡看到斯蒂芬妮的头侧躺在咖啡桌上，又哭又笑地说自己很幸福。

弗雷德丽卡继续自问自答：

“我嫁给奈杰尔是因为斯蒂芬妮嫁给了丹尼尔，结果她死了。

“一派胡言!

“如果不是这样，那到底是为什么？”

图尔德斯·坎托、格里姆上校、参孙·奥里金，这三个已成朋友的人站在舌之剧场外，而舌之剧场内部则挤得水泄不通。乱言塔的居民们正围聚着，要听年轻男子纳西斯的告解。纳西斯站在废弃的祭坛之前，向众人讲述他被一个毛发很多的育婴女佣引诱的过程，接着他又讲到自己对一个笛子老师的沉迷。我之前就曾描述过纳西斯动人的相貌，他的皮肤白得像雪花石膏，却染着玫瑰色的红润，他的头发是黑色与乌檀色相间的。

“我们童年时遇到的那些专制统治者，”纳西斯说，“他们胡乱导引着我们年幼无知的兴趣，而那时的我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知识去抗拒他们。他们只是一味地教我们隔靴搔痒、保守秘密和自我控制，而当我们识破了他们一贯的伎俩后，也掌握了控制他们欲望的能力，搞清了他们的弱点后，他们却成为我们的受害者。他们教会我们的是什么？是羞辱、是变节，他们明明应该带我们珍惜纯真并享受自由。我必须坦白，我曾把我的一个朋友海亚辛斯报告给了保安队，因为他对我的爱意让我疲乏生厌；我也曾经讲过我是如何把阿马丽利丝逼入绝境，我只不过是对她冷言冷语、不管不顾。我经过了许多的自我反思，思考到底是怎样的舔舐，让我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生物？噢，其实我的说法再形象不过了——就是那个大块头育婴女佣的多毛阴唇和浑圆乳房，让我舔来舔去舔成了现在的我，她令人憎恨的、窒息式的、热滚滚的拥抱，频繁地骚扰着我，在她那嘲讽般的示爱中，我终于在她的怀抱中被粉碎了。她让我不断对我所厌恶的一切留恋不已，她造就了我，我成了这副样子。”

“他就这样反反复复、颠来倒去地讲着这么几件事，”图尔德斯·坎托说，“他把身为男人却出卖了好友海亚辛斯的愧疚，当作第一件事，接下来再召集另一个告解大会，说他找到自己背叛好友的原因，是他发现一个学童告发了同窗的隐秘行为，学童因此避免了一记鞭打的降临，归根结底是小孩子都被教坏了。他现在说那些学童的欺骗和自保，就是无用的学校教育导致的结果。他会继续揭发整个巢穴中的背叛行为，相信我，人们一定会愿意听，会继续听的。”

“他完全没有提他告发海亚辛斯所获得的银币有几枚，”格里姆上校说，“说白了，就是肉体产生出欲望，欲望畸变为变态。除了他对扭动、抽插、舔舐和缠绕等细节的讲述，他倒也可以讲一讲他对银币的饥渴。冰冷的几枚银圆可以换来美食和人的性命，那跟对其他欲望的追求别无二致。”

参孙·奥里金说：“欲望终究会使人沉沦，我们伟大的设计师要求我们讲述并审视我们的欲望，将任何暗黑的思绪和抖动的兴味全都记录下来，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澄清这些想法，使欲望变得干净、健康、纯真和明智。但我却要说原本就扭曲的，终究无法捋直；还有，我们千头万绪的思维，怎么可能被尽数？”

“你似乎是一个没有什么欲望也不受欲望指使的人，”图尔德斯·坎托对参孙·奥里金说，“对许多人来说困难的事情，对你来说却易如反掌。”

“我有非常深切的欲望，”参孙·奥里金说，“我的欲望是每到欲望来袭时，能够压制欲望，能够战胜欲望。肥胖的西勒努斯[6]每个毛孔里都能冒出重重油脂和浓浓酒气，他被虏获后，对虏获他的国王说：人世间最美好的境遇是从未被生出来，而第二美好的境遇是即将死去，只有这样的宁谧才是真正的宁谧——这一点是我们乱言塔里的年轻朋友所无以体会的，不管他要怎样在记忆宝库中翻箱倒柜，不管他要怎样在想象空间中纵情畅叙，不管他要怎样将重担卸除在别人心中，不管他要怎样将伤痛摊平在天地之间……真正的智慧是岿然不动，是恭默静守，是不予不取，是无动为大。”

“但你自从加入我们后，却没有保持你的静默。”图尔德斯·坎托说，“我们共饮共食，我们都从你的言谈中获益；有了你的相伴，也是我们的一件乐事。”

“我也同意，我们之间的闲谈和这个地方的乐观气氛在我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参孙·奥里金对图尔德斯·坎托和格里姆上校说，“你们这两位含蓄不露的智者，已经让我原本抱持的不参与、不融合、不结交的心态逐渐崩解。但是我想这种关系不会持续很久，我们三个都会是未来的见证人。溅血之日势必降临，嗜血之心终将止渴，考沃特也很明白情势的发展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我们不妨在一旁静观事态演变。”

弗雷德丽卡和艾伦·梅尔维尔站在写生画室外面，身上披着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玻璃外墙反射出来的光。一组学生聚在写生画室里，席地而坐的他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圆形，听着被他们围在中间的那个人的讲解。弗雷德丽卡和艾伦也在听着，只不过他们与讲解者保持了更远的距离。讲解的人是裘德·梅森，他裸露的膝盖上放着一大沓不整齐的机打文件。他身上除了一件亮面的红色单层睡衣没有穿多余的衣物，而那件睡衣大咧咧地敞开着，展露着他铁灰色的身体。他的脸几乎埋没在他很长很长的铁灰色头发后面，但隐隐约约中看得出来他的脸是油腻发亮的。他坐在讲台上，肮脏的脚蹬在讲台的阶梯上，脚趾的抓力很强。

“如此一来，第二节课就结束了。”他结束了他的课，把帘幕似的头发朝后面甩去。“世间诸相，万物皆空。”他用这句话向外面的弗雷德丽卡和艾伦示意，让他们进画室来。两个人保持着警戒心趋步向前，缓缓地走进他用刺鼻体味设置好的私人领域。

“你肯定认为我对着一群形同被关押的听众读我自己的创作是很空虚的一件事吧，”裘德·梅森对弗雷德丽卡说，他的声音仍是那么清晰，仍是那么像电锯锯过耳膜，“你是一个相当注重文学和文学性的人，我正好写了一部文学作品，但我不觉得你会对我的文学创作感兴趣。”

“为什么不呢？”弗雷德丽卡反唇相讥，“听你这么一说，我很惊喜，也很兴奋，我很愿意拜读大作。”

裘德·梅森憔悴瘦削的脸在铁灰色的长发中若隐若现，他深深凹陷的眼睛射出亮光。

“亲爱的，我写的不是一本好书，不是一本适合正派年轻女性的读物。”

“别来虚伪矫饰的那一套了，我不管那是不是一本好书，我说过了，听到你写书让我兴奋。”

“但书是会害人的。”

“我知道。如果你实在不想让我读你写的书也没关系，我回去继续重读《包法利夫人》。”

“那本书也不好。是一本充满恶意和绝望的书，我的书比起《包法利夫人》书中那铲挖不尽的焦土灰烬般的内容可有希望多了。”

裘德·梅森因弗雷德丽卡对他的书所流露出的兴趣和对他的撩拨故作冷淡的处理方式而更加雀跃。弗雷德丽卡则为了不与他眼神交会，下意识地盯着他的紧绷的肚皮看，好像要研究出他的肚皮到底有多紧绷。

“你没料到我也会写书吧？你就承认吧，在你眼中我不过是个废物，油腔滑调的废物。”

“如果我真是那么看你的话，也是因为你故意给我种下的印象。”

“你可以读。伸出你的手吧，就在这儿。”他往弗雷德丽卡身前蹦着，带来了他的一阵体臭，也把先前他膝盖上那一大摞乱七八糟的打印纸塞到她手上。“我指定你担任我的读者。这世界上简直没有比这更荣耀的爱了，不过我也同样需要从你那里调动一丁点的爱来读完这一堆卫生纸一样的东西。哦，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词，多棒的词啊——卫生纸、卫生纸——我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已了!”

“这是你仅有的一份原稿吗？”

“你是不是在迟疑？你是不是为你刚刚做出的承诺后悔？还是说要我把书拿回来？”

“拜托你，不要再来这一套了!如果是唯一的原稿，我只是不愿为你这份原稿的存亡负责任。”

“你根本不用负责任。我出卖身体，我买来了复写纸。我用我的手书写下了所有的文字，基本上可以说，我渗透出、我分泌出这黑色的意味深长的字串，或者说我把身体发肤的剧痛顺着字刻印在这学术用纸上。难道我会把我唯一的一份书稿装在一个塑胶袋里带到这里来？连想也不要想!这本书是从我身体中诞下的孩子，是我人生独一无二的喜悦，所以我克隆出来各种版本，把我的宝贝们存放在我的寒舍之中。我带在身边的不过是一份庸俗的复刻，如果我想要滚入车轮底下，它很适合陪着我一同粉身碎骨。而在我的家中，我收藏着一份不朽的原版书稿，是用各种彩色墨汁写成的。不要在我面前说使用彩色墨汁是一种模仿他人、缺乏创意的行为，我必须先发制人地告诉你，我可以无比直率地告诉你：这用彩色墨汁写就的书，是向他致敬——我把这本书献给弗雷德里克·罗尔夫，献给伟大的科尔沃男爵[7]，是他教我体会到血红色和翡翠色墨水所带来的极乐、狂喜、至福!”

托马斯·普尔告诉弗雷德丽卡有一位督导员要去听她的夜间课程。现在是2月，晚上依然黑得要命。他们的成人课程没停过，只有圣诞节和冬至日前后那些白天很短、夜晚降临得很早的几天没开课。托马斯对弗雷德丽卡说，最好是让学生能在课上交阅读笔记或读书报告——这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弗雷德丽卡回应说：“学生们对写东西有点不大情愿，反正他们都已经主动来上课了，何必还要强求他们写什么报告呢？”不过，她心知肚明，如果她一定要让学生们写报告的话，学生们也会乖乖听话。毕竟，学生们喜欢听她说话，听她话语中的聪慧，听她讲解时的激情。弗雷德丽卡担心的只是：怕他们对一起听课的同学感到无聊。托马斯·普尔说这节课本来就像一个疗愈小组，有心理治疗的功能，所以同学们之间有交谈有对话是应该提倡的，这属于疗愈的一部分。弗雷德丽卡反驳说自己才不是什么理疗师、矫治师，而且她的学生也不是病人，他们没有生病，他们是有理解力的成年人，他们需要思考困难和艰深的问题，但日常生活中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她对托马斯·普尔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可是，托马斯·普尔在接下来的话中又用了“疗法”一词，他拒不修正自己的观点。他说：“你应该发现他们一旦在课堂上被赋予了讲话的机会，心中是非常感激的。学生们，即使是成年学生们，也需要你摆出权威的姿态，来要求他们投入心力，铲除懒惰倦怠和缺乏自信等陋习。”弗雷德丽卡心想：“嗯，就算他对学习是一种疗法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对学习中需要权威这一论述却是正确的。”因为她深有所感，而她自己就费了很大心思才得以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踊跃发言，她以自己为引，启发学生们开口，学生们终于愿意发表各自的看法了，不论是弗雷德丽卡，还是学生们，竟然都对各自的言之有物感到惊喜。但不管怎样，督导员还是选了一堂不太容易上的课来旁听。那天晚上，弗雷德丽卡要讲的是卡夫卡的小说《城堡》。“谁想对《城堡》发表一点个人观点？”弗雷德丽卡问学生们。如果是在一个月以前，弗雷德丽卡心中会预计从事心理学分析的吉丝蕾恩·托德会第一个讲话，因为她常常引用卡夫卡的文字，可出人意料的是，举起手来要讲话的是那个惯于穿西装的安静的金发男子。他从来没缺席过一堂课，但他从来没发言过，除了在大家喝咖啡休息时，他时不时会跟另一个总穿西装的男子说话；第二位常穿西装的是骑兰美达机车的那个人，他的出席率就有呈“间歇性”发展的趋势。

“啊，好的。”弗雷德丽卡有点惊讶又一派轻松地问他，“你对卡夫卡的作品格外有兴趣吗？”

“是的。”金发男子简短地答了一句。弗雷德丽卡稍微等了一会儿，才等到他接着说：“是的，我对卡夫卡感兴趣。”金发男子把自己的话补充完毕。

现在他做好准备要正式发言了。托马斯·普尔和督导员坐在学生围成的圆圈的最后一层，其实总共才两层。课室里灯光暗淡，好像有人在窸窸窣窣地试图从一整条长条形包装的宝路薄荷糖中取出一颗。这位穿西装的金发男子约翰·奥托卡尔站起身来，手持一沓整洁的白色稿纸。他的面孔带有古典英伦男性的面部特征，眉毛很宽厚，眼睛湛蓝，嘴巴无甚特色而不显眼，整个人显得和蔼可亲。他的头发可能因为很厚，看上去有点蓬乱。

“我觉得，我记得在学校念书时，老师严格禁止我们说‘我觉得’，”他开始说话了，“但接下来我所能做的就是说出‘我觉得’，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其他让我站在这里说话的理由。如果你们愿意聆听，那将是我的幸运。因为在卡夫卡这本《城堡》里，没有人聆听主人公土地测量员K——除了在睡床上被K无意间侵扰的一个城堡里的秘书。当K终于有机会对秘书说话的时候，K却睡着了。

“我在上这堂文学阅读课之前，并没有阅读的习惯。所以可能我没有办法像在座的一些同学一样，在谈论一本书时触类旁通、引证对比。我只想说这本书对我而言，是目前在这堂课上我们被要求阅读的所有读物中，最具人类生活体验的一本书，尽管表象上，这本书所讲述的人类生活体验，几乎是空洞无实的。

“读这本书时，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两件事：第一，主人公K说自己是个土地测量员，但不被接受也不被承认；第二，城堡。

“K可以远远地看到城堡，但似乎没有任何路径可以让他抵达城堡，或带口信给城堡里的人。

“所以他必须住在位于城堡下方，并住在城堡管辖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没有一件事是牵扯不到人类身体和人类情感的——性爱、竞争、愚蠢的争执和身份地位的问题，就像农场谷仓前场院里的母鸡们一样。

“你或许会想，这无关痛痒，只要城堡本身是壮丽、宏伟，如要塞一般固若金汤就好了。事实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那个城堡象征的就是这个村庄，或者是一块岩石，或者是一个视觉幻象。虽然卡夫卡以作者的身份告诉了读者关于城堡的一些事情，但这些事情给读者互相抵触的印象和自相矛盾的感觉。城堡在下雪天时处在‘辉耀通透的空气中’，城堡‘能吐露出光芒并自由无拘’。这座城堡也象征着K的原乡，它也是一个村庄。书中说‘原来它不过是景观寒碜的城镇而已，一堆歪七扭八的村舍，如果非要说这个城镇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那么唯一可说的就是村舍都是石质建筑’。不过，涂墙泥早已斑斑驳驳、剥落殆尽，连石头也似乎正在慢慢风化粉碎。另外，村庄里还有一座塔。‘塔的一部分被常春藤优雅地覆盖着，只有一扇扇小窗子，穿透了常春藤的遮掩。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那是一种发了狂似的闪光。’这是一座疯掉的塔。卡夫卡写道，这座塔像‘是一个小孩子用哆哆嗦嗦或者心不在焉的手设计出来的，犹如一个郁郁寡欢又精神错乱的房客……从房顶钻了出来’。那么城堡到底是什么呢？是主人公或卡夫卡想去却到不了的地方，是一个异于他此刻寄身的地方，是一个典雅的、炫目的、狂乱的地方。但卡夫卡的文字在这些描述中没有完整地拼贴在一起。当然，那座城堡也像似是而非的空中楼阁。

“村庄里的生活毫无章法、秽乱不堪——那是我们所能想象出最糟糕的群体生活模式，比如在家庭或工作伙伴之类的群体生活中，猛然间人们就开始交恶；同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是人们之间的脉脉温情，跟恶意一样均等，但这些情绪都很虚假，也毫无来由。每个人都一直说个不停，说长道短又含混不清，他们不停自我解释又自我谅解——人们善变又爱推诿。本质上，这是某种层面的权力斗争。包括K在内，没有人知道城堡内部是否与村庄生活天差地别还是一模一样，反正K去不成。

“每件事都如梦似幻，你好像可以对复杂细腻的思维流变和千头万绪的人类情感都全盘掌握，但你一产生这种念头，身体置身睡梦中时的惰性鲁钝便会发作，否认也拒绝你的下一步行动，但也可能是你被睡梦世界中其他生物的无动于衷或含恨积怨所阻挡。

“卡夫卡是一个在官僚政治中备受挤压的保险代理人，也无法让自己进入婚姻生活。他笔下多是蛆虫、幼犬和梦幻混沌所组成的世界里的爱情与权力，他明明也可以写一写所谓的‘适者’的求生状况。尽管城堡里的官员都有婚姻生活，但他们一样慵懒嗜睡。他们无法清醒地对眼下的情况有任何关注和警觉，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就是全书的关键所在，没错，书中人物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当然懂得使用语言，但他们无法用语言思考，他们只会用语言来发牢骚。当他们谈论爱情和势力时，他们的语言文字全部搅和在一起，他们最终无法明晰地表达任何意思。还有自由，谈何自由呢？当他们所有人动不动就想睡觉、要睡觉，瞌睡得要死，还有什么自由可说？这本书中的文字可说是支离破碎、残败荒芜，就像城堡本身一样。当K一开始试图打电话给城堡里的人时，那时候他还不明事理，他只听到电话中传来滑稽可笑的嗡嗡杂音。‘就像是无数孩子低声哼唱的声音，但是还不能算是真的哼唱。是回音，而不是舌音本身，从无限杳渺的距离之外传来。这被一种极不可能的可能性汇聚在一起，成了一束高音频的共振式声响，就在耳边震动着。那束声音简直要冲破听觉极限，来穿透一切。’

“孩子们合唱给人一种天堂般的观感，但如果是孩子们哼唱或聚在一起嗡嗡嗡地咕哝，则像是在游乐场上的事情，而在游乐场上，你是可能受伤的，因为游乐场上没有规则秩序。

“书中的所有角色某种程度上不比易怒的孩子们成熟多少。我希望我能在这一点上多做讨论。

“语言没有带人逾越或凌驾于其他人和事之上的本领，它让人无处可去，社会像是一个几近疯癫的建构，只固守着一个单一的功能——让社会本身在一个令人不可置信的方式中运作——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缘由。

“我也读过卡夫卡的另外一本小说《在流放地》，书中描述了一种耸人听闻的酷刑方式。被裁定有罪的人躺在一张床上，嘴巴被堵住，一个行刑人将对犯罪者的判决操纵一种特殊机器的针，以针刺在罪人身上，并蘸着罪人的血去刺写，用书写的方式处死罪人。这个酷刑的行刑者是一个相当乐于做此事的官员。行刑者不断地对一个行游到此地的探索者说：罪人读不到自己的判决，却能从身体上感知得到。除了这种刑罚机器的精确性之外，就没有其他规则了——《在流放地》这一台刑罚机器，就像是《城堡》中的城堡——我们无从接近机器或城堡。机器的齿轮等机件发出恐怖的噪声，那块塞口布几乎快被以前的受刑者磨损到无法再用了。K是个土地测量员，但他却无法远离这个蛮荒之地到别的地方去测量土地。K以为城堡的信使巴纳巴斯是一个出现在暴风雪中的天使，但巴纳巴斯不过是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男孩儿，那些口信也不是什么真正有用的消息。妙就妙在，卡夫卡全篇可以用这种非语言来写作，恰如天使一般，写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天使，也没有什么土地亟待测量。《城堡》是一本关于人性的非人性作品，又或者说它是一本关于非人性的人性作品。可能我就是在玩弄语言吧。”

约翰·奥托卡尔的发言结束后，讨论进行得非常热烈。心理分析学家吉丝蕾恩·托德和医院社工罗斯玛丽·贝尔两人借由小说引出了对“为什么20世纪初期男性惧怕女性”这一课题的一连串讨论。吉丝蕾恩·托德视小说中K的无奈无为是他对母性人物妖魔化的结果，但罗斯玛丽·贝尔将之归咎于社会压迫的表征。佩尔佩图阿修女表示说她们两人的理解与神明缺失有关，当然“神性”体现于神职人员和威权人物身上，若联系对神明的信仰，便不难解释为什么小说中会出现一座莫名其妙的城堡以及那些狂热的世俗欲望和心境挣扎。汉弗莱·马格斯赞成佩尔佩图阿修女对神明信仰的某部分论点，但也指出作家或任何人都不能只求事情有意义，便凭空设置一个神出来。易卜拉欣·穆斯塔法则说：“神是存在的——这一点卡夫卡本人非常清楚，不管他承不承认。”学生们很快又对小说中K的助手产生了讨论兴趣——这些助手，是不怀好意的骨肉同胞？还是无法无天的受雇职员？是混混沌沌毫无目标？还是埋没于阴茎之下的两颗睾丸？“又或者是K本人受损灵魂的放射物，是精神分裂的一种象征？”约翰·奥托卡尔举一反三，“也可能是在本我和超我不受制的情况下，自我认同的游离放逐？”约翰·奥托卡尔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因此吉丝蕾恩·托德朝他投去友善的微笑。后排的督导员对课堂热烈的气氛也感到满意，在笔记中留下关于课堂的讨论的观察。

下课后，老师和学生们去了酒吧。酒吧的名字叫“山羊与指南针”，店门上挂着一个很惹眼的摇摇晃晃的招牌，招牌上是一只邪恶的患白化病的山羊在操作一个指南针，颇有威廉·布莱克画笔下原神祇乌里森的风格。这间酒吧内部装修以深棕色皮具为主，还有一个大壁炉，只是壁炉里没有烧真的木或炭，放着的是以假乱真的电子煤，连仿制烛台上的灯罩也是假的羊皮纸，而且在酒吧内摆得还不少。他们一群人在酒吧尽头一个漆黑角落找了一张深棕色的大桌子，在桌子两侧的两张高背长靠椅上坐下。长靠椅不够坐，有的人坐在仿中世纪的木凳上。课堂里超过半数的人总是会来这间酒吧，也因此一些强烈的情感关系就这么形成了。一伙人经常给尤娜·温特森的婚姻问题提供建议，或者听汉弗莱·马格斯对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死刑、同性恋等议题发表观点——而同性恋，无疑是时下最引起热议的话题之一。有趣的是，他们以《包法利夫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或普鲁斯特的书为参照物，来对比探讨当今的话题。弗雷德丽卡不想和托马斯·普尔坐得很靠近——托马斯·普尔今天也跟着来了，他正在和几个人深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弗雷德丽卡和托马斯·普尔在长桌子的两端分坐，弗雷德丽卡和相邻而坐的约翰·奥托卡尔喝起了红酒，她称赞他写了极好的一篇读书报告。弗雷德丽卡说：“但你以前怎么不发一语？”

“我以前不说话，是因为我觉得我说话的时间没到。”

“我还不知道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在一家航运公司编写电脑程序。可以说我是一个数学家。”

“乔治·墨菲来这堂课是他上完摩托车维修课后顺便来上，你呢？”

“我来是为了学习语言。我从来没有正规地运用过语言，我的成长过程中，语言是缺失的。”

“我有一个数学天才弟弟，对语言极不信任。”

“我的情况很复杂，我还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兄弟，我们两个都是数学家。我们俩从小就说一种隐秘的语言——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我们使用的是手势和动作。我们把所有人都隔离在我们的交流之外，没有人可以听懂我们的话。我们就像是同一个孩子，对着镜子在说话。这种沟通方式令我们两人感到害怕，可越是害怕，越能够加深和强化我们之间的了解——我们需要依附于对方的存在。我们完全隔离了外部世界，同时，我们也称对方为彼此的囚牢。”

“你是否有能以同样方式和你交流的朋友？”

“直到我们上大学之前，我都没有朋友。我们尝试着要去不同的大学，但行不通——我们可以各自去不同的地方，最终肯定会重逢。我们为此起了争执。我们都想在人工智能的领域工作，却都试图让对方做不同的事情。我们简直像一个人被撕成两半——我是一半，他是另一半。每次当我们不期然相遇时，就像是看到自己在眼前显形，好像自己以前是隐形人。我没办法细加解释。不管怎样，我一度在与别人交流时遇到过很大的困难。除非是用电脑语言——演算法、福传[8]、通用商业语言[9]。我知道这样是不够的，每次和别人聚餐，我都只能默默坐在餐桌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和女孩子见面时，也无话可说。后来，我找到了现在的工作。”

“那你的双胞胎兄弟呢？”

“他选择的是另一条人生道路。以后某一天我可能会告诉你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现在。我们各有问题。他找到一种说话的新方法，而我不喜欢。我迫切地需要以一种独立的方式来重新学习语言——不是学一种个人化的语言。如果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的话，请见谅。”

“你使用语言时，有着强烈的自信。这从你的卡夫卡读书报告中，就可见一斑。”

“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人如果不说话，是否照样可以思考。我感到就像猿猴的学习或者《圣经》中亚当得自上帝的语言系统。写卡夫卡的读书笔记是我针对我的想法产生语言学习的思考。我问我自己：在我必须以书写的形式将读后感写出来之前，我脑中是不是已经具有了读后感的所有内容？”

“你认为呢？”

“那是肯定，但是那些读后感不以文字的方式存在。在写出来以前，我的读后感是以状态、感觉的形式存在的。但即使我用了‘状态’和‘感觉’这两个词，它们依然无法指代我要表达的意思或者我的想法。”

他是一个有口才的人。弗雷德丽卡心里想，他察觉到自己的这种口才，但是依然保留了口才的纯净和天真。他的用词是过关的，他显然对自己的用词感到欢喜，因为每一个词都像是他全新铸造出的。她对他说：“你能来学习语言，我感到高兴。”

“不仅仅是学习语言，”他压低了声线，“我来还有其他目的。”

弗雷德丽卡疑惑地看着他。

“一个目的需要语言，另一个目的则不需要语言。”他用低沉的嗓音，很快地说，“我要你。”

她这次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他，金灿灿的微笑，认真专注的眼神，他的双手放在桌上，他的双腿和双脚放在桌下，离她很近，却完全没有触碰她。她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以默然回应，但一阵涌动的血倏地灌注进她的心脏，也袭上她苍白的脸庞。他笑了，她却没有，他观察着她的困扰，他站起身来，去拿更多的饮料。他是一个成年男子，不是一个学生；他的年龄比她还要大。“我要你”三个字似乎改变了所有事情，也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她对人生不是一无所知的，她也经历过其他的“我要你”。只是，这三个字，此刻又被说出来了。

回家的路上，托马斯·普尔向她祝贺，说她的课很棒，说她是一个天生的老师，说他早就说过这句话，说她班上的学生很有活力。她想起来他曾用“疗法”这个词来称呼她的课，她为此有些生气。她想，书籍不是“疗法”，书籍是领会，是思维。她还在为约翰·奥托卡尔极度的自信而不得喘息。她忽然说：“我的律师跟我说我必须搬家，但我不知道搬去哪里。律师说我不能一边跟你合住，一边还想顺利离婚。”

托马斯·普尔说：“我还在想你能不能长久地住下来。”他落寞的语气中没有让她说出肯定答案的期望。

“我不能住下来，”弗雷德丽卡说，她在夜色中阔步走着，“我得找一个单纯又普通的地方住，但也不知道怎么找。”

后来，她问了丹尼尔，问他能不能帮她找个新住处，丹尼尔说他没有办法。她又问了托尼、艾伦、休·平克，也没有一个人能帮得上忙。能帮上忙的是亚历山大——那个帮她找到第一个避难所的人，也将帮她找到第二个。他让她去找阿加莎·蒙德。

[1]　这是格林童话《糖果屋》(Hansel and Gretel)中的情节。

[2]　皇后一口酥(Bouchées à la Reine)，法国传统小点心。

[3]　玛丽安(Maid Marian)，英国民间传说中绿林英雄罗宾汉心爱的女子，常穿绿色衣服。

[4]　莎士比亚曾写过一篇叙事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该作于1593年出版，通过维纳斯对阿多尼斯的求爱，塑造了一个积极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诗中的维纳斯长期以来备受评论者和读者争议。

[5]　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英国著名诗人。

[6]　西勒努斯(Silenus)，古希腊神话的森林神祇之一，常以秃顶和厚唇老人形象出现。

[7]　弗雷德里克·罗尔夫(Frederick Rolfe， 1860—1913)，英国小说家、艺术家、摄影师，“科尔沃男爵”(Baron Corvo)是他的众多笔名之一，他常常自己作为主角，出现在作品中。

[8]　福传(Fortran)，是“公式翻译”(Formula Translation)的缩写，是一种编程语言，是世界上第一个被正式采用并流传至今的高级编程语言。

[9]　通用商业语言(COBOL，是英语Common Business Oriented Language的缩写)，又译为面向常规业务型语言、常规商业信息处理语言，是最早的高阶编程语言，也是世界上最早施行的标准化计算机语言之一。

第10章

2月寒冷的一天，两个人走着去哈梅林广场。哈梅林广场并不是一个广场，而是一个位于肯宁顿的汤勺形死胡同，而肯宁顿又是伦敦的一部分。在泰晤士河以南，肯宁顿有大量的建筑物，所有的公共绿地无不窄小、枯燥，或被铁丝栅栏包围着。路倒是开阔、笔直，但多是布满尘土的主干道，有的主干道两旁是成排的别致的按乔治王时代风格整齐排列着的房子。肯宁顿还有不少小隧道和迷宫一般的建筑群，年代各异，有乔治王时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还有战争时代的预制房，房子颜色是残褪的粉和蓝。与这些小房子毗连的是高大的塔楼，那是些纪念碑式样的长方形水泥建筑，阳台和阳台一层层相叠，灰突突的，顶着天。哈梅林广场的房屋多是19世纪早期建好的，有着优雅的长条形窗户，窗户的面积随着三层楼从下往上依次递减，地下室只有经由阶梯才能走进去。这些房子都相当漂亮，但有一丝狭窄的感觉，路边也有一些比较宽敞的以乔治王时代建筑为模型的房子。总体上这类房子在肯宁顿越来越少，它们以不同的状态被翻新着，你会讶异它们的翻新状况和修缮手段可以有天差地别的迥异差距。有的房子被改造得极有中产阶级品位，墙壁以明晃晃的白色粉刷，窗台上还添了花盆箱，门环换成了黄铜的，每一扇窗的窗帘都讲求美观；而有些房子则极其破败，好像就快坍塌，松垮垮的金属丝上挂着肮脏的网布窗帘，墙上的漆不是裂开就是像长了疮疱。有一两间房子的颜色和其他房子比起来显得特别刺眼和不协调，那是那种西印度风格的亮度极高的深蓝色，再不就是李子皮那样紫色粉色混合的颜色，又或是让人忍不住口中发酸的绿色。汤勺形的哈梅林广场，其“勺碗”处的中心腹地是一块泥地——不是草地，因为没有绿草生长，那里丢着两个废弃的车用婴儿座椅，一块霉烂的床垫，还有一件新的但血迹斑斑的亮粉色洋娃娃睡裙。

步行去哈梅林广场的那两个人脚程挺慢的。弗雷德丽卡本来走路时总健步如飞，但她原本的大跨步被和她同行的那个人的拖拖拉拉阻碍了，两个人一前一后，缓慢地走着。弗雷德丽卡罩着一件长款的披风式黑色大外套，内搭灰色针织束腰上衣，腿上穿着绿色紧身裤，脚上是一双黑色长筒靴。她拿着一片暗金色的护胸甲，还有一块有浮雕的盾牌，她看起来像是个不灵光的不列颠尼亚，又或是布里托玛耳提斯女神的鬼魂。弗雷德丽卡的同行者穿着灯芯绒裤，蓝色的连帽衫帽边上是银色的毛，头上顶着一个巨大的金色头盔。头盔的塑料系带松脱了，头盔总是滑下来牢牢地包住他的头，所以每走几步路，他就必须把滑落的头盔又推回到头顶上。他手里拿着一把柄上镶着仿真珠宝的金色长塑料剑——他不是挥舞着剑，就是把剑放在地上拖着走，这把剑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所以让他的速度被拖慢了不少。如果弗雷德丽卡提出来要帮他拿剑，他就站着一动不动，固执地发脾气，猛烈地摇头，导致头盔滑落又把他的头给裹住。

弗雷德丽卡是那种去哪里都行色匆促的女人，速度像子弹上了弹道一般。这种缓步慢行让她感到不习惯。如果不是因为母子之爱，她也不会甘愿和儿子两个人彳彳亍亍。她调整着自己的步伐，以便和利奥的速度相谐。利奥有那些爱生气爱闹别扭的脾性，而她作为他的母亲，难道会没有？她至今也没有想出来要怎样跟利奥提出搬家的建议。她也记得自己在四岁的时候，自己脑袋里急速回旋着的那些成年人的想法和知识根本就是乱成一团，没有可解的方法，她那时也是无法和成年人沟通的。她猜想利奥肯定也是一样的——但是她对此也不确定。利奥在托马斯·普尔家住得很开心，他习惯了瓦尔特劳德·罗泽的照看，也喜欢有西蒙的陪伴。可是他必须和弗雷德丽卡一起搬出来，不然弗雷德丽卡就没办法和他爸爸离婚。弗雷德丽卡不知道一个人如何能背负着这么浓厚的愧疚感继续生活下去，而且她要怎样把汹涌澎湃的情绪波动都处理好，怎样能忍受自己？她对利奥说：“我们要不要试试看用橡皮泥把头盔的系带暂时粘好，这样你走路就能看见路了。”

“我搞不好随时都需要把头盔戴好，以防敌人接近。”

“我们就在街上把头盔整理好吧，你就可以走得快一点。”

“街上很可能有敌人，我想。”他又挥舞起他的宝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弗雷德丽卡想：“如果我待会儿要去见的住在那栋房子里的那个女人不喜欢利奥，那我肯定会讨厌死她吧。”

她不曾拥有过任何女性友人。读小学和中学时，女同学都一致反感她——那是因为她太过聪明。这一点她可以接受，这是她意料之中应得的待遇，对她来说，这既是一种恭维，也是一种惩罚。而剑桥则意味着男人——是她可以爱、可以交心的男人。

她们母子俩终于抵达了哈梅林广场42号，这栋住宅刚好在“汤勺”的勺碗和勺柄的交接处。看得出来房子经过了一番用心打理：大门新上了黑漆，窗户都洁白干净，门前的砖块都用新砖重铺了一遍，对了，窗下没有设置花盆箱。踏上门前的台阶时，弗雷德丽卡帮利奥拉着他头盔上的系带，按下门铃后，利奥的头盔又滑下来了。阿加莎·蒙德出来迎接他们，打开门时，出现在阿加莎·蒙德眼前的，是把冬日艳阳挡在身后，两个穿得乌漆麻黑却金光闪闪的一大一小的两个人——一个穿着靴子，一个戴着头盔。“快请进，”阿加莎·蒙德说，“我准备了茶。”

阿加莎·蒙德住在这栋三层建筑的顶上两层。她和弗雷德丽卡之前粗略的计划是，弗雷德丽卡和利奥租住一层和地下室，租金不贵，附带条件是她和弗雷德丽卡轮流带孩子。阿加莎住的那两层楼可谓纤尘不染，窗帘和沙发颜色富丽，窗帘布上是威廉·莫里斯设计的金色郁金香；白墙上钉着印制画和油画，有的是抽象画，有的是19世纪的画作，有的是多雷[1]为但丁的《神曲》所绘制的插图，有的是约翰·马丁画的天堂光色、混沌世界和骚乱景观，画面上有一大群蜂拥的明亮的小天使，像萤火虫一般簇拥飞着。厨房中的白墙上有几幅马蒂斯的《爵士》印制画，印制画下方，是陶制的罐子、碗，赛巴迪牌的刀具，碗柜上摆着一堆蓝色与白色相间的旧碟子。厨房的角落有一个儿童游戏房，是一间结实的木制小屋，木墙上还精细地画着红色、白色的爬墙玫瑰和蓝色的斗草。对弗雷德丽卡来说，这一切完全看不出来是阿加莎·蒙德忙活了一整个早上的大扫除的结果，也不知道这一切是否都是为了迎接自己而准备的。弗雷德丽卡检视着眼前的东西：装着大小、深浅不一木制勺子的棕色瓶子；猩红色挂钩上洁白的擦拭杯盘用的毛巾；用了挺久但刮擦得很干净的砧板；装着咖啡豆、麦片、茶叶、红糖、白糖的各种玻璃罐儿。无论什么都有着自然的感觉和顺手的次序，打理这些用具的人应该挺自得其乐的。厨房里有两扇窗，各带百叶窗，一扇是翡翠色的，另一扇是天蓝色的，配在一起叫人心旷神怡。

阿加莎·蒙德递给弗雷德丽卡的茶，装在一个旧的斯波德茶杯中。给利奥倒的是鲜榨橙汁，还有一大片弯月形的饼干，上面还用糖霜画了一个笑脸。拿到饼干后，利奥才心甘情愿把头盔摘了下来。他摘头盔时，阿加莎的女儿莎斯基亚·蒙德——这个肤色深、瘦长结实的小姑娘出现了。莎斯基亚穿着一条无袖的灯芯绒短连衣裙、紧身的蓝色针织套衫和红色裤袜，她从她的房间里跑出来。一进来，就和利奥面无笑容地互相对视了一阵子，后来才退回到各自母亲的身边。两个母亲或者说两个女人并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坚硬的靠背椅上，与对方能隔多远就隔多远。

“我不能住在这儿，”弗雷德丽卡心中嘀咕着，“这样子我过不下去。我要不要现在就走？”

“我买这栋房子的时候，”阿加莎·蒙德开口了，“房子的价格很便宜，因为那时候的房子都没什么内部装修。从要买的时候，我就打算要和别人合住，所以在装修时，就做了两套独立的内部家装。因此房子是两套厨房，两套卫浴，尽管都挺小，但都适用。我搬进来之前也没预期到我竟然可以——或者说我必须常常离家，事实上我眼下频繁出差，跟我们教育部的一个委员会一起出公差。我是在出差时遇到亚历山大的，后来他跟我说了你的事，他还说我们两个或许合得来。”

阿加莎·蒙德的神情镇静且持重，她对弗雷德丽卡说话的时候，像和与会者开会的语气。阿加莎的五官匀称，分布在恰当的位置，她的眼睛很大，深邃却不是那么温情融融。

“于是，按照逻辑思维，我是这么想的，”阿加莎·蒙德接着说，“两个年纪相仿的女人利益相同——连孩子的年龄也一样——或许真的可以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安排，只要我们两个人都能把事情想清楚就好。就算我们两个不喜欢对方，也能有互不干扰的防范措施。比如说我们可以设定一套合理的公道的细则，防止我们一不小心触犯了对方，令对方生厌。我虽然从来没有跟别人合住过，但我确信合住会败在一些愚蠢的琐碎的误会上，而这些误会一开始都是可以预见到的。”

弗雷德丽卡对她所说的事情表示特别赞同。

“一旦一种协议或契约达成了，往后两个人就很难对一些问题进行合理讨论。”阿加莎·蒙德强调了这一点。

弗雷德丽卡看穿了：阿加莎实际上很紧张，她很显然在应付着一个僵局。同时，她也很担心——为自己担忧，也为她女儿担忧。弗雷德丽卡心想：“我不如就离开吧。”弗雷德丽卡这才决定把自己的眼神从膝盖上转移到视线的水平位置，刚巧与阿加莎·蒙德的眼神相交，弗雷德丽卡发现自己的意图也被阿加莎洞悉了。

“没错，我的确紧张，”阿加莎坦白了，“毕竟，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连我们的孩子也会牵扯进来。但我觉得我的坚持是对的，如果你愿意搬进来的话，得有一些细则。”

“我现在必须搬出来。”弗雷德丽卡突然丢出这么一句，“我在现在那个地方住得没什么问题——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算是挺好的。不过，如果继续住在那里的话，可能会对我的离婚产生不利影响。我想我应该明确跟你说……我的收入并不多，但是我不想待在家里当个保姆；我会分担起对两个孩子的照顾，当然我也必须工作，不然我会死掉。”

“没错，我了解你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们得详细研究的原因啊。”

两个人陷入了沉默。阿加莎提出来要带弗雷德丽卡看看空出来等待她们母子入住的两层楼。这两层是整栋房子可居住空间的一半，第一层有两个个人房间和一个厨房，地下室有一个客用卧房和另一个厨房。无论房间还是摆设都以白色为主，翻修过的浴室，所有的墙壁，小厨房里的劳作台，被木椅子环绕着的餐桌，都是白色的。像手术室一样白，而且没有特色。只有地下室的地面是磨砂的，木制橱柜由罩光漆涂成了发亮的光泽面。

“我不愿意把我的品位强加给任何一个住进来的人，所以家具都没什么颜色。”阿加莎·蒙德说，“有时候一个人强烈的色彩倾向和色彩选择会招致别人的厌恶。要是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充满代表着别人喜悦和平静的色彩，那该多叫人难以忍受啊。

“我觉得两个家庭可以在同一屋檐下过着独立的生活——但我也不排斥每周一起聚餐一次，或每两周聚餐一次，这都可以以后再说；我想我们两个母亲需要和对方的孩子认识接触，这都是为了以后能好好相处。我还有一个会来我家的临时保姆，有时候我晚上太忙，她就会过来帮忙带孩子，她还能做些熨烫衣服、洗洗擦擦的事情；她的工钱我们可以商量着给，不一定要平均分摊。我也不希望我们其中任何一方都把邀请对方用餐或分享任何东西当作是一种强迫……另外，关于借东西用这一点，我看我们也得格外留心——不过呢，在我看来，吸尘器倒是可以也应该在协议下共用——可能只有吸尘器可以共用吧。”

阿加莎·蒙德的话里充满了疑虑，弗雷德丽卡环视着空空荡荡的墙壁，还有白得晃眼的墙面瓷砖。弗雷德丽卡可没有任何一点打理家庭或料理家务的才华，她从来不做家务，也用不着做家务。

但利奥需要一个家。

阿加莎·蒙德的话除了充满疑虑，还有担忧和一种对高效率的准确感。她毕竟是个公务员，她的脆弱只体现在育儿的问题上。

“你会办派对吗？”弗雷德丽卡问。

“噢不，这是因为我不喜欢参加大的派对。不过，我觉得，要是能提前协商好的话……”

弗雷德丽卡打断了她：“我觉得这行不通。我不应该来打扰，我看我的生活方式可能不……”

她也想不到要怎么形容自己的生活方式。阿加莎·蒙德劝慰她说：“我都了解，我很了解……”

她们两个的对话被楼上传来的一阵尖叫淹没了。两个女人，不约而同地，想象着两个孩子在欺负对方，也在被欺负。她们转身跑上楼，她们是灵活的年轻母亲。

莎斯基亚哭得很凶，一边用手指头指着儿童游戏房，一边围着那个小木屋兜圈子。小木屋里面则是猛烈的敲击声，整个小木屋都在震动，好像快要爆炸了。阿加莎对莎斯基亚说：“你被关在外面了？”弗雷德丽卡对利奥喊：“你被关在里面了？”莎斯基亚好不容易停止了大哭，呼哧呼哧喘着气说：“他被卡在小屋里面了，我没办法把他弄出来。”说完，又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阿加莎蹲下身来，利奥被套在门边，动弹不得——他的剑横摆着，堵住了门框，他头盔上的系带缠绕着。头盔完全把他给闷在里面，他的头敲击着门框，像一只用头攻击玻璃窗的巨型甲壳虫。阿加莎好言相劝他站在那儿别动，先是把他的剑慢慢抽出来，接着，她一丝一丝地，调整着这具气得发抖的小身体，让他一点点地扭转且终于摆脱了困境。阿加莎接下来又教利奥怎么在一个局促的密闭空间中摘掉头盔，蠕动着脱身。她示范着，戴上头盔又摘下头盔。两个孩子坐在母亲怀里，脸颊红润，神情沮丧地抽泣着。

“我烤了一个蛋糕，”阿加莎·蒙德说，“我们好好吃蛋糕吧。”她终于露出了笑容，因为合住将会带来的危险在此刻可以说是避免了。

蛋糕很漂亮。那是一个烤成了金色的蛋糕，里面有半透明的朱红色樱桃果冻层，蛋糕的造型是童话故事中汉塞尔和格雷特所遇到的糖果屋，茅草屋顶是巧克力糖霜乔装的，蓝色的小窗户，黄色的砖墙。一朵朵小花星罗棋布地在绿色的藤蔓上攀爬，藤蔓则蜿蜒缠绕于绿色的门扉上。烟囱管帽是麦芽糖捻成的，相当有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建筑特色，两只小鸽子栖在屋顶上。利奥和莎斯基亚各拿了一块，坐在儿童游戏房里吃——就算他们俩都进去了也不会拥挤。当然，利奥把自己的头盔、宝剑都放在小木屋外。弗雷德丽卡穿梭在各个房间中，细看每一面壁炉墙上挂的画作。墙上挂着威廉·布莱克两幅《保姆之歌》的复制画，分别是收录在《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中的不同版本。《天真之歌》的《保姆之歌》在壁炉墙的左侧，画面上，这首诗写在一棵悲伤柳树的枝杈下，字的颜色是粉中带金。保姆坐在柳树树根上，可能在缝纫，也可能在书写。在她身后，两个玫瑰色的纤细女孩拉着手，形成一道拱门，其余的孩子正要穿入拱门中，似乎要走入温暖的柔光中。

诗是这样写的：

当孩子们的声音在绿地上响起

山上洒遍了他们的欢笑

我的心在胸中安然休憩

一切是如许静谧。

“回家吧，我的孩子们，

日已西沉，夜露凝集

走吧、走吧，别再玩了，随我回返

明天旭日当空时再来。”

“不嘛、不嘛，请让我们玩，白昼未完

我们还无法入睡

你看，小鸟儿空中翻飞

绵羊悠然包围着山野。”

“好吧、好吧，去玩到天黑

然后回家去睡。”

小家伙们跳着、叫着、笑着

声音回荡在山间。

《经验之歌》的《保姆之歌》在壁炉墙的右侧，诗画上有三个在门廊上的人物，一个紫色衣衫的女人关切地躬身向着一个绿衣的孩子。孩子蓄留着一头金色的长发，一只手斜垂在腰间——这是为了凸显孩子的性征，而不是任何掩盖。布莱克在他绿色的马裤前方用金色的线条微妙地刻画出孩子的性别：是个男孩子。在男孩子背后，一个年龄不可辨的女人坐在门阶的角落处，垂首俯视。虬曲向上的葡萄藤上结着一串串沉重的葡萄，紫色的、金色的、绿色的，对应着三个人物衣装的颜色，向那两个女人和一个男孩伸出盘旋的卷须。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当孩子们的声音在绿地上响起

山谷听到了窃窃私语

我脑中青春年华的记忆鲜美如昨

而我的脸庞已泛绿苍白。

回家吧，我的孩子们，

日已西沉，夜露凝集

你的春天和你的白日，在嬉戏中荒废

你的冬天和你的夜晚，在伪装中降临。

“我多想拥有这几张诗画。”弗雷德丽卡以抽象的客套来称赞阿加莎的艺术品位。

“我希望拥有威廉·布莱克所有的诗画，我崇尚他诗歌中的二元性。每个保姆对孩子们的天真和自己曾拥有的天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也反映了她们对自身、对自己童年的观点。”

弗雷德丽卡望向窗外，望着哈梅林广场中心那块泥地和那些垃圾。几个孩子在废弃的儿童座椅那边追逐着、躲藏着，三个黑皮肤的孩子，三个白皮肤的孩子，无一例外都在尖叫。你分不出他们到底是在玩耍，还是企图互相伤害。她喃喃自语：“在我执教的那所艺术学校里，学系主任为威廉·布莱克疯狂。他常常长篇大论，讲述成年人应该重获儿童天真纯粹的灵动力、同质多象的任性反常和不受约束的欲求渴望。”

“我们教育部领导的委员会里也出其不意地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有委员会成员宣讲说成年人应该跟孩子学习，让孩子们制定规程，解放全部的课程。于我个人而言，我难以跟这样的人产生共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很怕其他的孩子，他们在我眼里是肆意掠夺的老虎和愚蠢笨拙的山怪，他们一直想钳制我，捉弄我。我那时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对我来说真正的人就是成年人。”

“我和你一样，”弗雷德丽卡说，“你慢慢了解到成长过程中有很多你不会说的事情和不会用的东西，只有在你成为一个人而存在的时候，一切才豁然开朗。我以前常常说自己——我是一个关在幼稚面具和伪装之下的人，而我周遭的人们用适合我幼稚脸庞和幼稚衣服的嗓音来对我说话……”

“然后你诧异，你想弄明白——是每个人都戴着幼稚面具，还是只有我……”

“然后你根本也求不到答案，你只能怀疑：全世界戴着幼稚面具的只有你……”

“然后你等待着长成一个成年人，或一个真正的人，或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类——你在孤独中野蛮地等待着，守护着你所有的秘密，怀抱着你所有的希望和可能性……”

“然后等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说：做一个弗洛伊德信仰中的‘多相变态’的[2]孩子，是多么真切的一件事，是多么自由的一件事……”

“然后你质疑：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

“因为你的孩子如此天真，所以你的感觉是，你的孩子肯定不知道那些你确信你知道但你从不说出口的事情——你不能说，因为你的孩子很容易就会受伤……”

“太容易了。所以，不要再说童年是天堂一般的年代，根本不是那样的，那基本上就是跟地狱没什么两样——你做什么都能下地狱……”

“可是，当我们有了天堂的概念时……”弗雷德丽卡从威廉·布莱克的诗画，看向约翰·马丁黑色版画中的天使拉斐尔，拉斐尔一身莹白光芒，从浪漫主义笔触中那黑压压的天堂之树冉冉升起，穿越了一片林中空地，飞向微光闪闪的一对赤裸形象——那是所有人类的第一对父母……弗雷德丽卡接着说：“当我们有了那个概念时，那是我们对我们所诞生于的‘第一个国度’的残存回忆——我们曾经……那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曾经的确有过一段比现在更轻盈更明亮的经历……”

她们终于停止对话了，几乎透不过气来。两个女人对视而笑。阿加莎·蒙德的脸因为笑容，被点亮了，也释然了。她是美的，可是，面无表情的她，还是比笑容满面的她美了一丁点儿，因为她不说话也不笑时，五官更突出、更集中。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弗雷德丽卡又惊又喜。

“我也没有过。再多吃点蛋糕吧。”阿加莎依然笑着。

儿童游戏房里发生的另一波小骚动终止了她们的对谈。

弗雷德丽卡交到了一个朋友。

三个星期以后，弗雷德丽卡带着利奥搬进了哈梅林42号的下面两层。

弗雷德丽卡去圣西门教堂探望丹尼尔。反正她焦躁不安又无人陪伴，所以自从圣诞节开始，她和丹尼尔变得比以前更加亲密友好了。走在这座只有一半用作教堂的建筑物里，她停在小礼拜室那边，读着上面的告示。有一张是牧师吉迪恩·法勒的青少年教会组织“喜悦孩童”的宣传单，上面写着：“基督教拥抱所有人，孩子们玩游戏时，妈妈和爸爸们也能很快地学到东西。”宣传单上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围成一大圈的人，什么年纪的人都有，光着脚拥抱在一起，笑得心醉神迷。在角落有一张很小的卡片，它被用绿、红和蓝三种颜色的墨水做滚边装饰，装饰上是不大明显的哥特风格，图案极其优雅，细看之下，滚边上有胸部羽毛呈血红色的鹈鹕，还有松散缠绕的缎带，尖牙利齿的蝙蝠和猴子也隐藏在葱郁枝叶间。在中间是哥特风的数段文字，手写的字体很工整。文字如下：

“如果说宗教的残酷性是一把有着很多梯级的巨型梯子，那么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梯级。

有的人一度以活人为自己所信之神献祭，他献上的有可能是自己最深爱的人，因为他把自己第一个亲生子献上。

人类进入道德社会的时代，有的人献给神的是自己最灵敏的本能，就是他的天性。因此，看看他在禁欲时的仓皇脸孔，竟然闪现着这新献祭传统所铸就的一份悦然。

最后一种残酷是什么？一个人竟不再需要在一个封闭的仪式中、不需要为求日后的欣喜和公平审判而牺牲自己所有的舒适、圣洁、疗愈、希冀和信仰。换言之，不需要再向神献祭了。他脱离了宗教的残酷和自残的残酷，转而崇拜石头、蠢行、负荷、命运和空虚。

以空虚感置换对神的信仰——在这最后一种的残酷性中具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神秘性，被时下一代又一代、不断涌现的新人类所继承：我们每个人都知晓这一点。”

弗雷德丽卡站在那里默读这几段文字，她不懂要如何评价，但印象中这并不是陌生的概念。然后，她顺着螺旋式的阶梯走进地下室。

金妮·格林希尔坐在属于她的隔间里，听着电话里的厉声叫嚷和吞吞吐吐。她裹在苹果绿色毛衣下的两个浑圆肩膀，紧张到不得松懈：她时不时地认真点头，或者盯着她对面墙上的蛋箱。

丹尼尔在自己的隔间里阅读，他厚实的脸上满布沉思。

从霍利教士的小天地里传来了饶有生气的谈话声。一进到地下室，弗雷德丽卡惊讶地看到鲁珀特·帕罗特竟然也在。他抽着一根石南烟斗，周身云遮雾缭，面色尤其红润，他穿着一件带绿色的粗花呢西装外套和一件芥末黄色的背心，坐在霍利教士的旋转椅上，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还做着各种手势。霍利教士也抽着一个烟斗，罩着长及脚踝的袍子，坐在一张破旧的皮制扶手椅上。

丹尼尔见到弗雷德丽卡的到来显得很高兴，他给她倒了茶，又去把茶壶里的水加满。鲁珀特·帕罗特在旋转椅上转来转去，看到进来的人是弗雷德丽卡!

“弗雷德丽卡!我正想出版一些你写的读书报告呢!你的读书报告写得太精彩了，让我边读边大笑。我都不知道你还会到这儿来。”

“我是来见丹尼尔的。”弗雷德丽卡心想帕罗特一定是把丹尼尔当成她的指导老师了，她随即补充了一句，“丹尼尔是我姐夫。”

“你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你是来这里受训成为‘聆听者’的一员呢。”

“我也想过有没有那种可能性，但我应该不合格。我没耐心，并且我也不够谦卑。”

“我倒是想成为一名‘聆听者’，”帕罗特说，他的脸由原本的粉红变得更加粉红，“当然，我来这儿的另一半原因是，我是阿德尔伯特的出版人。但是我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这份工作很重要，我还想出版一本书，名称就叫《聆听者》，我想让阿德尔伯特来写这本书，内容是介绍辅导行业或照管行业工作的个人，比如——心理分析学家、精神病医生、缓刑犯的监视官，或者聆听者……还有一些新兴的或正在涌现的会心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发起人、领导人……”

“要不要喝茶？”丹尼尔问。

“好的。”霍利和帕罗特说。这几个人的见面形同一个茶会，他们谈笑风生，畅所欲言。金妮还在听着电话里的喋喋不休，像处于另一个世界中。

“弗雷德丽卡工作做得非常优秀，尽管她获得的酬劳不高，”鲁珀特·帕罗特说，“她所评论的书我几乎一本也没出版，但我非常重视她在报告中的意见。”

“但你接受了出版菲莉丝·普拉特的《日常食品》的建议，”弗雷德丽卡说，“对这一点我感到欣慰，菲莉丝·普拉特是个不错的写手。对了，她写的内容可能会让丹尼尔和霍利教士有兴趣，那是关于一位丧失信仰的牧师的故事。”

“菲莉丝·普拉特上个星期来找过我。”帕罗特说。

弗雷德丽卡急切地说：“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快说说。”

“她身材很高大，”鲁珀特说道，“穿着一套细平棉布的黑色套装，戴着一顶好像教士才戴的那种帽子，扁平、帽檐宽大的黑帽子，系着一条无精打采的红丝带。她进到我的办公室，说：‘我要来撤销出版我的书。’我告诉她，她的书已经进入了制作过程，连封面都已经设计好了——主图案是一个小、大叠合的农家面包，面包旁边还放了一把巨大的刀——是一把发着凄厉光芒的刀——是一把面包刀……我跟她说我们都很喜欢她写的这本书。她以一种没有声调的嗓音说她的书不可以出版，不值得出版，她想把书取回。我跟她说这本书很值得出版。我内心是有点受伤的——大家常常误以为身材高大的人友善又体贴——她却一再重复着她要撤销书的出版，说着她的书不值得出版。她从头到尾表现得毫不动摇，而基于某些理由，我感到我应该成为一股不可抗力来面对她，于是我对她说：‘你欠我一个理由，你也浪费了我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情感，而这些都不重要，但我真的认为你是一位很不错的作者——我特别想发掘一位很出色的小说家。’我对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都是我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我相当紧张，为我自己的所言感到紧张。可她坐在那里，重复着她仅有的两句话：要撤销书的出版，不值得出版。我被逼之下，对她说：‘如果你能诚实地向我保证：撤销出版是你自己的决定，那么我就立即终止出版，而且你无须感到任何压力。’突然间，她双眼盈泪，她哭到脸都快溶解了，她说她丈夫读了这本书的宣传推介后说这本书写的就是他自己。”

“真是这样的？”弗雷德丽卡语气中不无震慑。

“说不定是真的，但我也无从知晓。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几乎有一种怒气冲冲的坚定。所以我接下来耐心说服她，告诉她她将给我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到底写得多好，然后她就越来越激动，激动到快冒烟……她答应她回去之后会好好想一想。我也不知道她接下来将做何打算，她没跟我细说，但我也没停止书的制作。这本书对她而言，意义很大，我很清楚。不过，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她文笔很好。”弗雷德丽卡说。

“没错。”

“那么，其他的原稿呢？”弗雷德丽卡问，“我还给了你另一本复写稿，书名是《乱言塔》，你读了吗？”

“当然读了，”鲁珀特·帕罗特说，“而且还读了两三遍。”他把音量压低，好像要密谋什么事情一般，“要出这本书的话可得冒很大风险。这本书会让任何一个出版人或出版商惹上麻烦——即使在出版审查机制和言论尺度都宽松了不少的此刻。那不是一本正经的书。”

“但却是在脑中挥之不去的一本书。”弗雷德丽卡说，像是在试探鲁珀特·帕罗特。

“的确是，它的确在脑中挥之不去。”

“有其他人读过那本书吗？”

“没有，我还在考虑该让谁也读一读。”

他们所有人的头顶上传来一阵声音，是有人从台阶上走下来的声音。

黑色的、闪亮的、皲裂的漆皮鞋，肮脏的婆婆纳蓝色的袜子，鞋袜之间露着不干不净的皮肤。紧身的条纹裤子，亚光黑色的表面上是银色的竖条纹，紧紧地箍着腿肚子，裤腰很高，高至腰腹，裤上的两条背带也很残旧。来者披着斗篷似的铁灰色长发。一件紫色的夹克，满是黑蓝色的污渍，有一部分已经磨得快要透光了，围着一条年份古老的夜用白色丝质围巾，灰色长发之下是一张灰色长脸。他的气味该怎么说呢，是一股极其活跃的陈腐和溃烂的味道。

来者用凄凉的声音说：“我还一直以为你们全都是被禁锢在此，听着那些比窒闷空气更浓重的哀号声——当然那些哀号声里也有我的一点贡献。我强烈感到应该抑制我的肉身在这可怕又凄惨的相逢中出现，所以我静悄悄地溜进来，发现没有任何人有负疚感，而且这里还有相当稀有尊贵的肉欲撩人的访客。客源看似稳定，当然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名访客。我还发现我留下的一张联络卡片，保存完好，竟然没有被立即撕碎或丢进火里。我想请问我是否可以和负责审判我的明智而审慎的丹尼尔继续我们的神学论战。但我又看见了弗雷德丽卡，正在呷茶。这恰巧还原了《落失男孩》中位于地底的藏身之处。我是否打扰了你们？我该离开吗？或者说我能留下吗？”来者是裘德·梅森。

霍利教士说：“我们欢迎所有访客，我认出了你的声音。看到你挺开心。可否告知你的姓名？我是阿德尔伯特·霍利，那边的是弗吉尼娅·格林希尔——你和我们两个人都有过对话——这位年轻人也是一个访客，他叫鲁珀特·帕罗特。”

“我知道这个名字，”裘德·梅森说，“巧合到底能多巧？”

弗雷德丽卡的头脑在飞速转动，她不确定鲁珀特·帕罗特到底是赞同还是反对《乱言塔》的出版，但是她可以断定：裘德·梅森的做派和气味不会给鲁珀特·帕罗特留下正面印象。裘德·梅森最后那句“巧合到底能多巧”却真的是很应景的话，弗雷德丽卡对鲁珀特·帕罗特说：“这位是裘德·梅森。他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那本书《乱言塔》的作者。”

“噢!”鲁珀特·帕罗特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他看了一眼裘德·梅森的脚，把自己的椅子转向了裘德。裘德一步走到了地下室的中央。鲁罗特·帕罗特说：“你书中写寝室中的小男孩们受到的那些折磨……”

“让你感到不着边际？玄之又玄？”

“完全不会。十足令人信服。甚至又有些传统的意味。我好奇你是否曾在斯韦恩伯恩学校待过？”

裘德眼神定住，面目闭锁。

“我甚至能想象得出你书中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橱柜和执行水刑的地点都是什么样子，还有你在书中使用的一些极具地域色彩的俚语，比如‘诚实一下’‘大脓包’‘骗死人’之类。你在克劳德·浩特博伊兹那边念过书？”

裘德融入了他身上营造的灰色气氛中，垂下了他的头，他的脸因此埋在他油滋滋的像窗帘布一样的头发中。然后他又伸出了他的头，分开了“窗帘布”，把“窗帘布”逼回他肩膀后，说道：“我没有经历过任何卑劣的法国学者，在我看来，克劳德·浩特博伊兹是一个能带人从旁门左道饱览法国堕落历史人文的绝佳导游。只是手段有点强硬，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是强硬的，过于强硬。”

裘德使用的形容词让鲁珀特·帕罗特像布朗尼蛋糕般和颜悦色的脸上，突然出现一道露齿咧嘴的郁窒笑容。

“是强硬啊。”鲁珀特·帕罗特似乎认同，微微点头。

裘德专注地看着帕罗特的脸，说：“我后来被大学录取了，我把一切画上了句点。我溜走了，我放弃了，我逃窜了，我释放了自己，我像河流入海一般融进了世界，我在深夜与黎明之间极端的时间跑出去了，再也没有人在那个地方看见我。我翻过了坎伯兰郡的山脉，游走得越来越远，随意地自我放逐，以野猪的睾丸为食。我像一个流浪学者般，就这样流落到巴黎，我在巴黎得到了庇护和一间图书馆。”

“是一间很棒的图书馆吧？”帕罗特问。

“是最好的图书馆。”裘德说。两人陷入了一阵沉默，裘德又说：“希望我贡献出的是令您满意的篇章。”

“是绘写我们那一整个时代的一本书，”鲁珀特·帕罗特说，“像是一块美味却难嚼的肉。”

“我是个素食主义者，”裘德说，“只有在我的想象中，我才是个屠夫。”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两个在用暗语对话。

“你已经意识到这本书可能会有引起审判或争讼的风险了吧？即使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经历了一切之后，我也不认为你这本书能幸免于此。”

“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写的纯粹是我必须写出来的东西。《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过是一本庸俗又荒谬的书。”

“那《乱言塔》……”

“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一本书。”裘德边说边对这间地下室那些蛋箱、电话和乱放在梁柱旁边的几把破旧的椅子投去了不屑的眼神。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帕罗特说，“但我必须说这是一个我感到我要去迎接的挑战。”

他显然经过了一番天人交战，他稍微起皱的发际线上冒出涔涔汗意。

丹尼尔听得出帕罗特话语中的紧张感。丹尼尔曾花了一整夜劝说鲁珀特·帕罗特放弃割腕自杀，就在不久前。丹尼尔记得这件事，虽然他根本不想回忆起来。他解救的是一个执迷于自我鄙夷和绝望情绪中的帕罗特，那是一个站到他面前时涕泗横流、浑身颤抖的帕罗特。午夜时分，在圣西门教堂的地下室里，丹尼尔和霍利教士轮番对他进行开导，最终，霍利教士对他隐秘经历、潜藏欲望、暧昧不明和多面性格的冷静而大度的包容，才让他重燃生命之火。丹尼尔告诉帕罗特：人类拥有着无限丰富的差异性和独特性，霍利命令帕罗特要爱上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之处，也要承认自己的暗黑特质，把这一切当成人生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也因为这样霍利教士写的《我们的激情 基督的激情》找到了出版人，鲁珀特·帕罗特也称为“聆听者”的一位访视助手。他对丹尼尔言行谨慎，他不爱丹尼尔，却深深相信丹尼尔。丹尼尔能理解帕罗特坚持要出版这本书的理由，也明白为什么出版这本书对帕罗特而言很为难，万一这本书遇到问题的话，帕罗特必定再次陷入困境。但丹尼尔不知道出版一本书到底会有什么困难，不过，他知道即使是一个“仿冒者”或“伪装者”，也会完成一场真实的自杀。

“我们应该为这项冒险事业喝一杯!”霍利教士高呼，他取出一瓶匈牙利公牛血红酒——这种酒在当时可是很风行很时髦的。酒被呼呼噜噜地倒进各种不会漏水的平底玻璃杯中，他们所有人举杯相庆——包括金妮·格林希尔。她本来在辅导的那位致电者话还没说到一半就挂断了，可能是情绪失控，可能是有访客，可能是过于尴尬，又或者是晕倒了？她不知道是哪一种原因。弗雷德丽卡祝酒时欢呼：“为《乱言塔》干杯!”

他们一饮而尽。

弗雷德丽卡坐在地下室，她在哈梅林广场新家里的地下室。她尝试着书写，但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摆在她面前的白纸仍是一个字也没有的一张白纸。现在是黄昏时分，因为寓所刚刚漆过，房间散发着微弱的油漆气味。她透过奶油黄色的软百叶帘看着窗外的墙，窗外的光线穿过了百叶帘，在弗雷德丽卡的纸上洒下了有点叫人心悸的一道道金色和紫灰色的条纹暗影。她现在有了一张浅色的松木书桌和一张深蓝色的塑料椅子，椅子腿是铬合金的。

她周遭全是书纸，却写不出字。托尼·沃森把她为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写的几篇读书报告给《小望远镜》杂志新上任的文学编辑看了。《小望远镜》是布卢姆茨伯里的一本由少数派族群创立的文化周刊，发行量虽然有时低到几乎令人担忧，却因为与超低发行量不成比例的极高声誉和文化影响得以继续出刊。此刻，弗雷德丽卡在这本杂志上与其他三位专栏作者轮流写书评，所以她被成箱成箱的精装本小说包围。她一次评论四五本书，字数在二百五十个字以内——为每本书给出最重要最精简的评价，或者写最少不能少于三十个字的句子。她好不容易学会了怎样在二百五十个字以内写出该写的东西，剔除不该写的东西。基本上，她不可能在评论中写出书的完整梗概，她只能提示——比如描述一种气氛或打出一个比喻，比如：“愤怒青年们的版图”“艾丽斯·默多克式的道德玄机”“缪丽尔·斯帕克[3]的智慧与怪诞”“大卫·斯托里[4]式的北方情怀”“C.P.斯诺[5]《权力走廊》般的叙述”……出版社编辑常常告诉弗雷德丽卡不要使用形容词，她只能尽力遵从，因为形容词肯定能避免一些有歧视意味的说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叙事，比如：“惊人的”“平淡的”“暧昧的”“沉闷的”“积极的”“残忍的”“复杂的”“揪心的”。虽然这已是陈词滥调，但好在形容词精确、有效，并有感召力，而且形容词越多，感召力越强，无论别人交代什么，弗雷德丽卡总有自己的标准。她回避使用“生动的”“鲜明的”“明智的”“可笑的”“最大的”“袖珍的”之类的形容词。从感觉自己像是个硬要把流血的大脚塞进玻璃鞋里的臭大姐以来，她已经学会在各种可能性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只能说她公平行事。任何一句尖酸刻薄的评语必须被一句纯粹的描述句平衡。每星期，两位或三位小说家会针对弗雷德丽卡在书评中“漏写”或者在文中没有提及的部分，写出至少一千字的愤怒回击。不管怎样，书评专栏成了弗雷德丽卡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当然这么做比那些写了一箱一箱被拒绝出版的书稿要赚钱多了——那些可是他们自己辛勤写下的文字。基本上，经她阅读和评论过的书，每本都能卖出二十本吧。读得多了以后，她变得非常明确：怎样才能写出一部不像样的小说，或者，怎样写才写得不像是小说。

在她书桌的另一侧，是她为她教的文学课所准备的一摞书，她正在为比较《霍华德庄园》和《恋爱中的女人》两本书里爱情与婚姻的一节课备课，她在大纲上写下：

“在《霍华德庄园》里，玛格丽特·施莱格尔的人生信条便是‘只有联结’，但是她必须承认自己的失败；而《恋爱中的女人》里，鲁珀特·伯金花了大量时间在诽谤‘联结’的概念，并表述他对‘爱情’所抱持的无节制的猜疑和对抗。但结尾，鲁珀特·伯金却陷入一种神秘幻视般的合一和联结中，这是语言所无以描述的。

“两位作家、两部小说都在文中声称：‘机械时代’和‘人类激情’是两相对立、抗衡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两本书都带有田园诗般的情怀，暗示着爱才是完满的。或者说简单点，在原始的或伊甸园的往昔中，爱是自然而然的——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社会’变得复杂或工作并未机械化之前。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她想不如直接扔掉这写了半页纸的教学大纲，但她知道不能扔，大纲必须得写出来才行。“把你认为有关系的一切，把你反感、认为不可接受的所有事情都写下来，”弗雷德丽卡想起律师阿诺德·贝格比对她说过，“我会把你提供的资料以书面文字形式整理好，我会重新改写一遍。”

弗雷德丽卡想要呕吐。她努力了三四次，写下了这么几行字：

他殴打我。

我丈夫殴打我。

奈杰尔殴打我。

最后一行被她狠狠画掉。

他用他的手背猛攻我，意欲伤害我。

他受过伤害别人的训练。

他曾表明过这一点。

她把“猛攻”改成“击中”，她脑中有模糊的意识，她认为这篇“交代”文字应该是只给出基本事实的、不带感情色彩的、严谨又中立的——她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但“猛攻”显然带有强烈的感情控诉。

当我反锁自己，躲进浴室里时，他关掉了整栋住宅的电源，把我独留在黑暗中。

这一段关于奈杰尔的描写，尽管相当令人惊惧也甚具羞辱意味，但能否被归类于虐待？或者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恶作剧？

我当时很害怕，担心，恐慌。

她把所有的字都画掉了。

当我试图逃跑时，他朝我背后扔了一把斧子。

他受过军队训练，他是准备要击中我的。

弗雷德丽卡自己的观点算证据，还是不算证据？或者只是她偏执的观点？她仍记得那天夜里土地的气息，记得仿佛在扭动的地平线上，记得扑打着的翅膀的声音，这一切可能只存在于她头脑的想象中。她不记得那一记斧头砍下去的猛挫，她只记得后来伤口渗血和流脓以及瘀伤处不断变换的颜色。

奈杰尔可怕的脸孔。

他不是个怪物。

伤口对她造成的伤害程度远不及他的拒绝造成的伤害程度大。他在拒绝她外出工作的时候，既生气又和气——怎么会有一个人能在回答是否允许她工作时，同时流露出这两种情绪？伤口对她造成的伤害程度也远不及当时她对奈杰尔会否允许她工作的臆断假设——真的是这样的。但弗雷德丽卡很清楚，无论是贝格比先生还是离婚法庭，都不会对她个人的人性反思有任何兴趣，她写道：

他立场坚定地拒绝我与他讨论我从事任何工作的可能性。

尽管我当初嫁给他时，不认为我会被限制去工作。他声称仰慕我的智慧和独立。

声称？是吗？他说过吗？这些字眼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还把我父亲的头往门上撞。

他也攻击过我的姐夫，我的姐夫是个牧师。

她的诉请资料在她自己看来写得令人作呕，因为它支离破碎，几乎不具实际的求情功能。而这最多只是让读了这份资料的人洒几点同情的眼泪，对人为的蠢行哑然失笑。

她的诉请资料令人作呕的另一原因是它形同谎言，它重新交代真实事件，只为使其达到一个有效目的——让弗雷德丽卡从这个早已变成陷阱的婚姻中脱身——所以，这份资料以不妥不当的语言，只记述一面之词。不妥不当？是有欺骗性的？还是证据不足的？

弗雷德丽卡想：这全都是我自己的错误，至少奈杰尔是全心全意地想要与我结合的。他是真心的，不管这段婚姻最终变得多么荒唐愚昧，我一开始就不是真心的，我一直有顾虑，我一直很明白：我不该蹚婚姻这趟浑水。

她的思绪纷乱交缠：我嫁给他是因为我是个女人，我想为人生做个了结，不用再去考虑到底要不要结婚，不用再去伤神：我是谁，我到底在哪里？我也不满意当时我的状况，可我明明应该对自己有全盘掌握，所以我说这都是我的错——但这些事情我不能写出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写。

她继续没有头绪地思索着：尽管如此，我们也许能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

可是他永远都不在家。

这是怎样一番哀鸣？这是怎样一份怨怼？

我与他的女眷们被禁锢在一起，就像住在城壕围绕的庄园里的玛丽安娜[6]一样，不，甚至还不如她。

我真不应该写这些东西。钢笔的每一笔墨迹，都在摧毁一点我试图紧紧握住的真实又和谐的回忆，或者说这是一种无须言语的公正，又或是对不可外扬的家丑的保护。

她写了“粪便”“他妈的”几个字，又都画掉了。

要我写成一篇对我人生经历的讽刺文章，一个文学艺术作品，或一部两者皆有的虚构小说，我倒是写得出来。

我嫁给奈杰尔，是因为我对《霍华德庄园》里玛格丽特·施莱格尔的迷恋与崇拜，因为我是个读者，我是一个亲爱的读者。

我嫁给奈杰尔，是因为我姐姐去世了，奈杰尔给了我慰藉。

但这篇供述并不是为了揭开我嫁给奈杰尔的缘由，而是为了记录奈杰尔的所作所为，记录奈杰尔对我的暴力、虐待言行，以便让我从我的错误决定中抽身。

我写下这些事情，好让一些人可以对奈杰尔做出判决，而我也借此对自己做出判决——真是一件事牵连着另一件事。无论是对奈杰尔还是对我的判决，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叫人无法忍受的，不如说这是肮脏下流的。

她只好转向自己的备课大纲，她想努力在这份大纲上写出点有用的文字，于是又在自己已经划定好的令人厌烦的分类小标题下写了起来。

《霍华德庄园》第22章

玛格丽特在晨间向她的主上致以奇怪而温柔的问候。她的主人亨利·威尔考克斯，或者说威尔考克斯先生，是一个成熟的男子，玛格丽特或许能够帮助他把那座连接起人们心中的散文和激情的彩虹之桥建成。因为如果没有这座桥，我们都是无意义的碎片，是未闻道的僧人，是未除尽兽性的野兽，是没有连起来的拱形，是没有开化的人。只有那座桥带来的联结，爱情才能产生，爱情才能落在桥的最高点上，在一片灰暗寡淡中闪现出光芒，却又比火焰更加朴素干净。那个人如果能从联结之桥的任何一端看到爱情羽翼的荣光，必定是个幸福的人。他灵魂的路径是整洁的，他和他的朋友们也会觉得他的灵魂道路是平坦易行的。

但是要走上威尔考克斯先生的灵魂之路却是困难的。他自年幼就漠视了自己的灵魂。他如是说：“我不是一个会关注我自己内心的家伙。”他的外在是兴高采烈、可信可靠、勇敢无畏的，但是在他的内心，他外在的美好特质，全都转化成混乱、制约，只要能够制约的，他都要制约，他奉行的是一种不完全的禁欲主义。不管他的身份是少年、丈夫，还是鳏夫，他总是有一种隐匿的信仰——他认为肉体激情是不良的，那是一种只有他被激情拥抱时才涌上心头的信仰，而宗教加固了他的这种信仰。在星期天早上经由高声诵读而灌输给他或其他令人尊敬的绅士的那些话，也曾一度点燃了亚历山大的圣加大肋纳和圣方济各亚西西[7]的灵魂，把他们的灵魂烧成了对肉身的白热化的愤恨之火。威尔考克斯先生无法像圣人一样带着天使般无比快乐的炽热之心去爱上帝，但他却可以对爱自己的妻子保有一点羞耻之心。“爱，又不敢爱。”于是，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他。

这似乎并不艰困，她只需要以自身苦无之物向他请求赐予即可，她只需要指出他灵魂深处原本就潜藏着的一种救赎方法，而这种自我救赎的方法潜藏于所有男子灵魂中——只有联结，这是她仅有的布道方法。只有将人们心中的散文和激情两相联结，两者才能共同洁净升华，人类之爱才能升高至最顶点，人类从此也将不必以支离破碎之态生存。只有凭借联结，一直从野兽和僧侣身上进行掠夺的孤绝感才能彻底死去，因为，联结是兽类与人类的生命力。

但是她却失败了。因为亨利·威尔考克斯身上有一种她始料未及也难以攻克的特质，不管她曾经多少次提醒自己应对其有所提防，有所预备，那种特质便是他的感觉迟钝。他就是注意不到某些事情，这已不须再赘述。

《恋爱中的女人》第13章

“我想要的是一种我与你之间奇异的连同……”他静静地说，“不是相会，不是交际……你说得很对，那是一种平衡、均势，是两个生物间纯粹的平等——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交相辉映、分享光芒。”

她看着他。他极度真挚，而真挚对她而言，总是相当荒诞、相当陈腐的。这让她感觉不自由和不舒适。他为什么要把星星也牵扯进来呢？

《恋爱中的女人》第27章

与厄休拉的婚姻是伯金先生的复活和重生。

厄休拉却无从知晓。她想被更加理解，她想得到更多爱慕。可他要怎么才能向她表明心迹，向她倾诉她的美丽是多么浑然天成——他想说的是，她的美不是形式，不是分量，不是色彩，而是像一道流金之光!他又如何能够解释她的美深植于、现形于何物？他只好对她说：“你的鼻子精巧优美，你的下巴令人迷恋。”但他的话听起来与谎言无异，这令她失望、受伤。即使他在她耳边真心呢哝：“我爱你，我爱你。”那似真却不是极致的真。那是一种凌驾于爱情之上的东西，像一种欢悦，也像是一种优越，它超脱了原始和质朴的存在感。他何以能自称“我”——当他已是一个新生而陌生的人，当他已根本不是原本的他？他口中的我，只是纪年的旧公式，是一个已死的字眼。

在这簇新、绝佳的喜悦中，祥和取代了知识，此后，再无“我”和“你”，只有横生的“第三存在”，是一个未被意识到的奇观——在这奇观中，人不再以单一的自我存在，而附生于或寄生于我的“个体”和她的“个体”两相结合后形成的一个新缔结物，是从“二元性”中重获的一种天堂般炫美的整体。“我爱你”再也无法从口中说出，因为我不再是“我”，你不再是“你”——我们被整合并晋升至一个新的“一体性”，在这种“一体性”中，该是阒然无声、万籁俱寂的，因没有任何应答之需，一切完美圆满，细腻密合。语言在“一体性”的不同部分中悠游传递，但“一体性”里所有语言都在表述一个相同的感觉——完美、喜悦的宁静。

他们两人在第二日合法成婚，一如他所嘱托的，她开始给她母亲和父亲写信。

弗雷德丽卡在这些文段上苦苦思索。文学和生活两者间有着难以言喻、错综复杂的交互关联。她之所以选择讲解E. M.福斯特和D. H.劳伦斯小说中的爱情与婚姻，是因为她正纠结于婚姻的死亡和爱情的终结；但是在这两本书中，婚姻在某些程度上是生活在文学推动力的作用下，产生的成果之一。奈杰尔某部分的吸引力是亨利·威尔考克斯“只有联结”所施的符咒，奈杰尔和威尔考克斯先生一样，具有对外物的吸引力，但是奈杰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迟钝——以前和现在都不迟钝。

《霍华德庄园》和《恋爱中的女人》，两部小说中的人物，两部小说的作者，无一例外，都激情满怀地渴求着“联结”，他们都想体验一种不被区隔、毫无不同的一体性——身体和心灵、自我与世界、男性与女性。弗雷德丽卡也曾经试着去渴求这些东西，渴求转化成的敦促，渗透进她所有的阅读中。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试图建立起对上帝的信仰。她遥望星空，想象着远在天的尽头有一个充满智慧、爱心和关心的人，但是她的努力白费了，她想象不出这样一个人，或者她并不相信这个人的存在。对自己的强迫，不仅让她穷尽双目，也让她头脑受挫，只要她一想起这些童年往事，只要她又再次渴求“联结”和“一体性”，她的头和眼睛就又开始疼痛。幼时的无谓努力，留下残存的回忆，让她在从这两本书的写作中思考着一些事情。即使是一些拟古主义的旧词古语，仍保有一个时代的心绪和悸动，文本能够拉回旧日情怀，令人向往、切盼，那些古早的表达方式多么拨动心弦。

“她的主人”“晨间”“那个人如果能从联结之桥的任何一端看到爱情羽翼的荣光，必定是个幸福的人”“只有将人们心中的散文和激情两相联结，两者才能共同洁净升华”。

还有，“与厄休拉的婚姻是伯金先生的复活和重生”“一体性里所有语言都在表述一个相同的感觉——完美、喜悦的宁静”“一如他所嘱托的”。D. H.劳伦斯现实生活中的妻子回应着E. M.福斯特小说中的玛格丽特·施莱格尔，都是古色古香的。

弗雷德丽卡想：E.M.福斯特心神不宁地嘲讽着，而D. H.劳伦斯则坦诚到无以复加，但他们两个人都被宗教式的语言浸染着。厄休拉的美是“浑然天成”的，像一道流金之光。E. M.福斯特则把爱情拟人化，写出“他灵魂深处原本就潜藏着的一种救赎方法”这种句子，也把野兽和僧侣连同比较。性爱对D. H.劳伦斯来说，会令语法类别产生混乱，连语言规则都被废止，没有了“我”和“你”，没有了“主体”和“客体”，只有天堂般炫美的整体中的“之于我”和“之于她”，单元体的“一体性”中是“阒然无声、万籁俱寂”的——连语言都没有了必要性，语言已然溃败。

她接着写道：

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假设性爱能够取代现代人从宗教中所体尝到的神秘经验，这是妄下定论的轻易之举。倒不如说，在文学盛行的时期，小说的叙事方法确实是建构于《圣经》的基础之上，但后来却脱离了《圣经》的架构，甚至是与《圣经》的叙事背道而驰、产生抵触——尽管《圣经》是所有书籍共同的源头。不管是E.M.福斯特，还是D.H.劳伦斯，都把恋人的交合注入了《圣经》象征——那是上帝为天与地订立的盟约，又或是将男女之爱以彩虹作比——是E.M.福斯特笔下的“彩虹”，是瓦格纳作品中彩虹桥的模拟物。在瓦格纳的描绘中，彩虹桥由像极了人类的诸神建造，并联结着地面和诸神所在的瓦尔哈拉神殿。

为什么要把星星也牵扯进来呢？厄休拉疑惑。毕竟，“小说，是唯一光彩夺目的生活之书。”这是D.H.劳伦斯曾这样形容小说的分量。所以，在这本“唯一光彩夺目的生活之书”中，应该包罗万象，无一遗漏，语言塑造出了肉身、彩虹、星星，还有“一体性”。

“可为什么……”这个疑问来自弗雷德丽卡，“为什么这种‘一体性’、这种爱情、这种小说，在我看来，如此不切实际？如此遥不可及？如此睹始知终？”

书中的之乎者也无非是保存、蓄留过往的一个方法，那是僧侣和修道士的过往、神秘主义者的过往、传道者和牧师的过往。而在此刻，那些之乎者也是无力无为的。

又或者，世界上无力无为的只是我一个人。

弗雷德丽卡定睛审视着她在纸上为奈杰尔所做的供述，统统表列分类，他的罪孽，他的恶行，她的偏颇，她的隐瞒。她从中也总结了自己的婚恋，不得不追问自己：“爱情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

“爱”这个字眼，真的有其含义？

我曾经爱过奈杰尔吗？

他教给我的只有欲望。

他毁灭了我的一部分，同时又让我明白：疏离感也是一种力量。

但是，我真的想知道爱的含义。

想知道，是的，在形单影只中获知爱的含义，而不是在和谁纠缠在一起的情形下。这种想法的确是有些令人作呕的，不过，我终究成了一个形单影只的人。

在遇见奈杰尔之前，我爱过的男人是亚历山大和拉斐尔。这两个男人都像是不完整的彩虹，或未完成的联结，他们像伯金先生口中的星星，美丽明亮却也无法触及。可我喜欢的就是那样的他们，我可以付出努力去试着改变，让他们对我充满渴望，也让我对他们充满渴望，但一旦那样，他们就不是原本的自己了。我只爱原来的他们，就像光彩闪耀的画作。确实，他们两个人很相像。

斯蒂芬妮和丹尼尔就是为对方而生的，我是那么想的。斯蒂芬妮知道，丹尼尔也知道。我也有了动心的时刻，就在最近，我对丹尼尔产生了渴望，我想象着他的触碰，因为他知道爱是什么。

我不知道爱是什么。我背叛了奈杰尔，因为我无法对奈杰尔示爱。

我也从约翰·奥托卡尔身上看到了奈杰尔的影子。约翰·奥托卡尔情绪紧绷又激烈，像是以前的奈杰尔，深不可测，让人觉得饶有趣味。

我不能再结识，又去伤害一个人了，也不能彼此伤害。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年纪增长，有了醒悟。

她质问自己：如果我不想要“一体性”，那么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她追念中有对某一天的回忆。那是很久之前的一天，在戈特兰德的旷野上，有一个词击中了她的心——“贴合”，那是弗雷德丽卡对生存方式的描述。她曾经年轻过，贪婪过，她曾经扮演过亚历山大剧本中的“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伊丽莎白一世就有独善其身的智慧，也勇敢地呐喊过：“我不会流血!”她终身实践着自我和自主。而弗雷德丽卡呢？她也曾有过绝对能实现心中所有心愿的憧憬：我要精妙的语言、完美的性爱、真挚的友情、缜密的思维，而且我要的这些东西，必须保持纯粹的独立性，互不牵涉，却能在必要时“贴合”，就像地质层一般，不会渗透，不会彼此淹没，不会像有机的细胞一样热烈地融合、分裂又融合为一个沸腾的单个细胞。事物最好是冷静、明晰和分裂的，如果它们一开始就是分裂的。

“只有联结”“一体性”中“天堂般炫美的整体”，都是欲望的神话，是对完满人生的饥渴和追求。

如果有的人接受碎片、层次、镶嵌图案上单一的镶片，颗粒……

这种接受也有其艺术形式。事物并列但各成一体，没有两相结合的向往。

“真正结合的其实是受精卵里的精子和卵子。”弗雷德丽卡以一种尖锐的智性直觉看待男人与女人的结合，她想：结合的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细胞。语言在男人和女人结合时毫无功能，无法令他们的结合升华或让他们感受到对方的超越。但是基因主动去盘圈、螺旋、结合，构筑起生命的句子和段落，基因使用的是它们最原始的字母。两个半体终于合成一个整体。

她突然想起了她儿子，在她又想又写，而且写不出什么像样东西的整个过程里，利奥出奇地安静。弗雷德丽卡决定就此停止，因为此刻所有能想的事情，她已经统统想了一遍，她也隐隐约约地参悟到爱的意思。利奥的躯体曾经是她自己的，也已不单单是她自己的；利奥的躯体曾经是她躯体的一部分，也已不再是她躯体的一部分。利奥，完成了那座“桥”两端的桥拱。

“利奥，你到底在哪儿？利奥!利奥!你在哪里？”

弗雷德丽卡从不入侵阿加莎·蒙德的空间，但利奥却常常“侵门踏户”。比起利奥动不动就跑去这栋房子的上面两层，阿加莎·蒙德的女儿莎斯基亚·蒙德到底下两层的频次比较少，不过她偶尔在她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下楼来和弗雷德丽卡母子两人吃晚餐。底下两层遍寻不着利奥的情况下，弗雷德丽卡只得上楼，去看看利奥是不是在楼上。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响动，也没有尖细的声音。弗雷德丽卡转向一个角落，听到阿加莎的声音，平静却充满戏剧性。

“‘那边有一栋房子着火了。’

“‘在这种荒山野岭里哪有什么房子？’

“‘是篝火，可能是士兵点燃的，士兵可能在找我们吧。’

“‘我们还是藏起来比较好。’

“‘着火的不是房子，是一片灌木丛。是一片荆棘丛，在旷野中兀自烧起来了。’

“‘我们赶紧想一想，’马克提议，马克一向是个急躁的人，‘到底是谁会在灌木丛里点火？’

“‘可能是闪电吧。’朵儿·特罗斯托说。

“‘我们过去看看比较好。’阿特格尔说。

“于是他们四个人就朝着着火的灌木丛走去。灌木丛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他们尽管距离很远，也闻得到一股烧焦的气味。他们越来越靠近灌木丛，看到连空气都因热流而扭曲颤抖，烧焦物的颗粒也在空中飘来荡去。眼前没有一个人影，也不见脚印和断裂的枝干。

“‘就是一片起火的灌木丛啊。’克劳斯说。

“朵儿·特罗斯托惊叫：‘所有的鸟巢，鸟巢中所有的雏鸟都会被烧焦。’

“‘它们也许早就飞走了，’阿特格尔安慰道，‘现在已经是年末，它们这时应该不会仍旧留在这些鸟巢里。’

“阿特格尔想起了他巨大的皮面书，书中记不清有多少页描画着鸟卵，有斑点的、杂色的，各式各样的卵；还有各种鸟类，嗷嗷待哺的、振翅欲飞的。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对鸟羽和爪子的刻画。

“‘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朵儿·特罗斯托说。

“四个旅者透过烟雾极目远望，在灌木丛深处，真的有东西在微动，似乎因受热而翻滚。

“‘是一只被烧光了羽毛的鸟，’克劳斯叫着，‘是一只很大的鸟。’

“‘那可不是什么鸟，’朵儿·特罗斯托说，‘我看到它扁扁的嘴，它有牙齿!’

“‘是一条蛇，一条可怕的蛇!’马克惊呼。

“‘我们得去救它!’阿特格尔说。

“‘那不过是一条被烧得很肮脏的蛇罢了，’马克说，‘而且烧伤得还挺严重。最好别去动它。救蛇反被蛇咬的事情司空见惯。故事书里都这么写的。’

“两个男孩，一个王子，一个侍从，怒目而视了一会儿——那股怒气并不强烈。然后，阿特格尔拔出了他的剑，朝灌木丛步步逼近。烈焰的阵阵热气点亮了他的脸，他闻到了自己头发烧焦的气味。他斩断了几条横在他面前的树枝，好让自己更加接近火源。要钩起那条大蛇，令他有点害怕，剑并不是去做这件事时能用的最好的工具，如果他用力过猛，那条蛇可能会从它盘踞的树枝上跌下来，掉进熊熊燃烧的篝火中。阿特格尔用长袍捂住脸，离篝火越来越近，他把他的剑放在那条蛇的身体底下，让他惊讶的是，那条蛇居然像有智慧一般，费尽气力驱使着身体爬上阿特格尔的剑锋。

“‘你几乎要把它当成肉来烤啦!’马克叫着。

“‘等一等，别着急。’阿特格尔竟然对着蛇说话。

“阿特格尔把剑慢慢地收回来，一同跟着他的剑被拉出来的是剑上的那个重物——是一团虬曲着的肉，阿特格尔小心翼翼地让剑从火焰和烟雾中退回来，他自己的手都被烧着了，袖子也熏黑了。

“‘蛇已经被烤了吧。’马克说。

“这条蛇真的很庞大，身体是黑色的，从烟雾中也看得到它全身是金色的螺旋花纹，还有金属钱币的斑点。它的腹部是浅金色的，头部是上阔下尖的钻石形的，还长着角状的眉毛。它缓缓地拖着身体爬行了一小会儿，像一根粗绳子。忽然间，它体内像是涌动起一股涟波似的生命力，它蜷缩起来，有如忍受着疼痛，它再次探起头来，睁开了红榴石般的两颗巨大眼睛，炯炯有神，喷射出慑人的强光。”

“什么是红榴石？”利奥问。

“是一种巨大的红色宝石，”阿加莎对他解释说，“一种又大又红的做珠宝用的石头。有时候也可以指人的皮肤上生的一种很痛的痈，那种痈也是红得发亮的。”

“我不喜欢蛇。”莎斯基亚咕哝道。

“你没见过蛇，”阿加莎说，“不过，的确有很多人没见过蛇。”阿加莎坐在沙发上，利奥坐在一个扶手上，莎斯基亚坐在另一个扶手上。弗雷德丽卡悄悄坐在地板上。

“继续读吧。”莎斯基亚对她母亲说。

“那条蛇开始说话了。它用一种咝咝的声音说着，窃窃私语般，它的声音像是树叶摩擦时发出飒飒或瑟瑟的声响，又像是丝绸被极快地从一个戒指或扣环中抽过时的声音——那是一个干涩却快而尖的嗓音。它对阿特格尔说：‘我是有角蝰蛇，是这个国家中所有蛇族的王。我被一个暴怒的士兵丢进了这把林火中，也是那个士兵放的火。我有让你们能听懂动物语言的法力。只要是能够发出声音的动物，语言都有其义，比如鸟，比如用腿奔跑或爬行的动物，比如能飞起来的动物，比如会挖掘会钻洞的动物。但你能听懂我的话，是因为你向身处火焰中的我伸出了援手。’

“‘我不敢相信动物会说话!’阿特格尔很兴奋，‘我从书中读过，当然了，书里说……’

“‘一开始，那并不是真正的‘说话’，曾几何时，我们都是同宗同源，如果我们聆听，便能够理解彼此的天性，不需要使用任何语言。然后，人类创造了语言，使用语言来统治。我们也把以前听到的记得住的人类语言说出来，并且能够听得懂人类的语言。而在人类之中，总是有极少数的人也能听得懂或想得起存留在血液中，那种古老的话语……’

“‘会不会有其他的生物也能与我对话？’阿特格尔问那条蛇。

“‘为什么你要向那条蛇问话？’马克很不解，‘它又不会回答。’

“‘不，当然不会。’蛇对阿特格尔说，‘大多数生物根本不想接近你们，还有很多生物装作愚昧无知的样子。即使你试着去挑衅它们，它们也置之不理。我们不爱你们，也不愿亲近你们。但是你们可能顺便听到或偷听到一些有用的事情，比如潮虫的闲言碎语或椋鸟的叽叽喳喳。’

“‘我说不定会发疯的，’阿特格尔对蛇王悄悄说，‘如果我无时无刻不被各种生物的语言包围着，我是会发疯的。’

“‘你根本不会听到的，除非你有心要听，’蛇说，‘你如果想要听到，就应该投入耐心，也坚持不懈。我现在得走了。’就在眨眼间，像正在鞭打的皮鞭挥起和落下那么快的时间，它已经远去了，穿过了一丛石楠花，把身子投进两块巨大花岗岩孤石间的缝隙，消失无踪了。

“‘那条蛇对你说话了吗？’朵儿·特罗斯托问阿特格尔。

“‘好像是吧。’阿特格尔若有所思。

“‘我听说过动物能与人对话，’朵儿·特罗斯托说，‘但我听不到。’

“‘我可不相信那条蛇能说出什么话。’马克气呼呼地说。”

“马克真是蠢极了啊。”利奥说。

“不，他并不蠢。”阿加莎对利奥说，“你之后会发现他不蠢。他当下只是有点气恼，因为他们这几个人逃亡之前，他只不过是个侍从，是个伴读并代替王子受责罚的男孩。他们此刻正在逃亡途中，他以为身为王子的阿特格尔应该是绝望无助也一无是处的，因为阿特格尔从来也没离开过自己的塔楼……但是马克会慢慢改变，人们是会改变的。”

“太好了，”莎斯基亚说，“我不喜欢总是气哼哼的人。”

“你在跟他们讲什么故事啊？”弗雷德丽卡问阿加莎。

阿加莎说：“是我自己写的故事。”

“我也可以听呢，”利奥说，“阿加莎说我也可以上楼听她讲故事。”

“我非常欢迎你来听。”阿加莎对利奥说。

接下来几个星期，弗雷德丽卡也加入了他们，和两个孩子一起听阿加莎写的故事。她因看到利奥和莎斯基亚神游于另一个时空而得到一种久违的心神荡漾，当然，她在听的时候，也时不时地走入了那个异度时空，因为阿加莎的故事编写得极其复杂精细，而阿加莎讲述得也绘声绘色，好像她就是故事中的人物之一。故事讲述的是阿特格尔王子的经历。某天早上，他从自己居住的面向海港的日光塔楼中醒来，发现塔楼已经人去楼空，他的人生一直在塔楼中度过，因为他的国家与邻国的强权正发生着战争，塔楼和城中空空荡荡，是因为敌军派遣了一支舰队进犯。阿特格尔被厨师的女仆朵儿·特罗斯托、宫殿侍卫克劳斯，以及自己的侍从兼伴读马克所搭救。王子和马克一起接受军事教育，掌握了剑术、格斗、射击等技能。他们四个人变装后，一起乘坐四轮运货马车逃亡，一路向北，去寻找阿特格尔危险的舅舅拉格纳，尽管拉格纳非敌非友，他们还是决定先找到他再说。他们一行人被几股势力同时追缉着，而阿特格尔在其余的三个人看来，毫无能力，只是众人的一个包袱，但事实证明，即使被钳闭在塔楼里，阿特格尔竟然也是一个优秀的追踪者和领路人，因为他作为王子，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尤其是那些读不完的厚重的皮面书，更是充满了狩猎、木工、地理、航海等不同知识。马克，那个侍从，以为阿特格尔会整天倚仗自己王子的高等位阶对每个人耀武扬威、颐指气使。但阿特格尔用实际行动向所有人证明了：“我也是个有能力的人，不仅仅是个王子。”他们继续朝北方进发着。阿加莎告诉弗雷德丽卡：“接下来的故事中，连土地和景观都会活起来，他们会遇上具有魔力的生物，有的来自异世界，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语言。”

阿加莎说：“这个故事是我写给爱读书的孩子们的。比如，我，还有，你。写给那些因为爱读书而被鄙视的孩子。我想告诉孩子们：你可以从书中学到生活的方法，不用接受别人说教的口气。但是写这个故事最难避忌的一点是让马克这个普通的男孩子成为扬扬得意的胜利者，因为在我的观察里，王子和公主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已有既定形象——王子在童话中是成不了大器的，是注定平凡的。”

“这个故事对利奥和莎斯基亚来说会不会太古旧了一点？”

“对你而言会古旧吗？”

“完全不会，这个故事让我喜欢得不得了。我恨不得一口气听完这个故事。”

“那就没有古旧与否的问题了。他们一边听故事，一边对一些生词僻字提问。只是，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委员会里的老手们听到我写的这个故事会有什么说法。”

弗雷德丽卡跟阿加莎说起她写陈诉状目录时遇到的难题。“我好像写出了一个类似奇幻故事一样的东西。”弗雷德丽卡尴尬地做了个鬼脸，对阿加莎诉苦。阿加莎看起来异常沉着冷静，她告诉弗雷德丽卡，这种陈诉状怎么写都是不讨好的，一定是不会令人满意的。阿加莎倾听着，流露出同情，但是也没有因此而对弗雷德丽卡讲述自己婚恋的任何细节。弗雷德丽卡偶尔会好奇莎斯基亚亲生父亲的身份。阿加莎不是没有访客，她有：夫妇、牛津时期的单身朋友——男女都有，还有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成员、她的公务员同事。阿加莎会在友人到访时，准备精致的晚餐，当然弗雷德丽卡也常常受邀一起进餐。话说阿加莎的厨艺一流，她能够胜任马拉松似的接连几天的晚餐料理，比如说五道菜的丰盛晚宴——肉酱和奶油虾，顺口汤品和各种想象力十足的前菜，焖肉和盐烤牛排，苹果汁淋羊腿和鸭肉，肉卷和鱼卷，菊苣、橙子、水田芥和黄瓜拌的沙拉，自制的水果馅饼和蛋奶酥，最后是综合奶酪饭和火腿牡蛎吐司。如果是三道菜，阿加莎每次一定会准备：鳄梨沙拉、蒜烤鸡肉和法式甜点中的一道水果点心，三道菜中必定有一道是她大费周章烹饪的熟食菜色。餐桌上的交流是文明而平静的，阿加莎好像跟谁都没有特别强烈的感情牵连。在其中某次晚餐上，弗雷德丽卡留意到亚历山大对阿加莎的倾心，她观察到亚历山大讲述期待与阿加莎同去布里斯托尔的学校巡视时所流露出来的温和语调，当然，阿加莎出差时，照顾莎斯基亚和利奥的工作就落到弗雷德丽卡身上。弗雷德丽卡对此乐见其成：他们两个的确是挺适合的。弗雷德丽卡心里又下意识地追问自己：“我这么想是什么意思呢？”她替自己缓颊的答案是：“至少他们两人不会暴力相向。”弗雷德丽卡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亚历山大和阿加莎同居一处，过着平和又有教养的生活，从不吵架，对，绝不吵架，也绝不会因情绪激昂而身体发抖——无论是好的情绪还是坏的情绪，总之，没有过激的情绪。不过，弗雷德丽卡也想：“无论我目前多么了解亚历山大，也不足以支持我对阿加莎所做出的任何推测、假想，因为我对阿加莎还不是那么熟悉。”阿加莎并不想把自己的内心摊在任何人面前，这一点弗雷德丽卡很清楚，阿加莎的这一点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相当“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一种表现，或许会招致别人评价为“冷漠”。不过，在弗雷德丽卡眼里，阿加莎是镇定自若的，她对每一件事情流露出细致和审慎的态度，就是这样。

“她想活在她自己写下的故事里。”弗雷德丽卡隐隐地想。

“但是，她却没有要退守回童年的意思。”弗雷德丽卡对阿加莎的评价是：“成熟”，“她是个大人，是个成熟的女人，我眼中的她，比起我想象中她眼中的我，是更成熟更懂事的”。

弗雷德丽卡从阿加莎身上体会到一种安全感，她愿意和阿加莎分享自己的心事，对阿加莎投注了完全的信任，因为弗雷德丽卡明白，即使是在阿加莎的头脑里，也不会把弗雷德丽卡说的任何一件事情当作调侃的资料，也不会产生曲解，或到外界散布，因为阿加莎就是一个不会交换私密的人。弗雷德丽卡对阿加莎说事情时，会带着一种轻微戏谑、事不关己的语气，即使是发生在弗雷德丽卡自己身上也让她有切肤之痛的事情，比如她向阿加莎描述一把斧子怎么劈到身上，又或者是怎么突然发现自己身染性传播疾病。而阿加莎听后，则通常只给出一两句精准的评语，比如“花柳病”的词源学理论。阿加莎说：“易怒又充满伤害性的维纳斯，春日里春情涌动的气氛，这两者的确是会叫人困惑。”她们两人对波提切利笔下的降临在帕福斯的维纳斯被鲜花缭绕有着同样的见解。那幅画不仅仅是表面上看得到的景观而已，她们都认为那幅画深意绵远。

“性病这一段我可以不写。”弗雷德丽卡其实是在征询阿加莎的意见。

“你的确可以不写。”阿加莎说，“但这可能非常重要，是个有力证据。眼下，最重要的是举证，疾病就是其一。”

“那不过就是细菌感染。我一开始感觉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亵渎，后来我发现那算不上什么亵渎，事实是我根本不在乎他背着我做了些什么。”

阿加莎一针见血：“不过，如果你真的要显示出你在乎你们两人的感情，你就势必得说你在乎。”

“我不认为我在乎任何事情，”弗雷德丽卡掏心掏肺，“除了利奥。”

“我看得出这一点。”阿加莎说。

弗雷德丽卡看着阿加莎悄然低垂的面目，多么清朗、优雅、标准的一张脸啊!她想问阿加莎：“那你在乎的又是什么呢？”弗雷德丽卡话到嘴边，却不敢问出口。

[1]　多雷指的是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 1832—1883)，法国著名版画家、雕刻家和插图作家。

[2]　多相变态(polymorphously perverse)，弗洛伊德性心理发展理论中的一个观点。

[3]　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 1918—2006)，英国战后著名女作家，被评论家们称为天主教作家、讽刺家、超现实主义作家以及道德家。

[4]　大卫·斯托里(David Storey， 1933—2017)，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5]　C. P. 斯诺，即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英国科学家、小说家。

[6]　《玛丽安娜》(Mariana)是英国著名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出版于1830年的一首诗作。

[7]　圣方济各亚西西(Saint 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简称方济各、方济、亚西西，在天主教译名系统外也译为“阿西西”，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位精修圣人。

第11章

阿诺德·贝格比把弗雷德丽卡那份可怜兮兮的陈述改写成一份工整的离婚申请书。

高等司法院

遗嘱检验、离婚与海事分庭

(离婚庭)

上呈高等法院

1965年4月1日

弗雷德丽卡·瑞佛离婚申请说明：

(1)离婚上诉方、呈请人弗雷德丽卡·瑞佛于1959

年10月19日，与奈杰尔·瑞佛(下文中称作被告方)，于

赫里福德郡史派森德镇教区教堂合法结婚。

(2)婚后，本申请书中上诉方与被告人曾共同居住于不同地点，最终在赫里福德郡朗巴罗布兰大宅定居。

(3)上诉方与被告方婚后育有一子，利奥·亚历山大，出生于1960年7月14日。

(4)上诉方为儿子——利奥·亚历山大——的抚育、照管与教养为量，建议以下安排：利奥·亚历山大将与上诉方居住于伦敦SE11邮区的哈梅林广场42号的房舍内，该处由上诉方与阿加莎·蒙德小姐及其女儿莎斯基亚·费莉西蒂·蒙德共同居住。利奥·亚历山大本年度9月将与莎斯基亚·费莉西蒂·蒙德一同进入伦敦SE11邮区黎巴嫩路威廉·布莱克小学就读；上诉方计划此后申请赡养费。

(5)上诉方与被告方婚后，被告方对上诉方实施过虐待行为。

(6)被告方具暴力情绪特征，频繁对上诉方施以言语纠缠、辱骂、高声嘶喊、肢体冲撞。

(7)1964年9月28日，被告方肢体攻击上诉方，造成上诉方头部、肋骨处、背部多处严重挫伤；上诉方进入浴室进行闪避，被告方关闭家中主要电源，对上诉方施以恐吓，并将上诉方禁锢于浴室内长达几个小时。

(8)1964年10月4日星期天，被告方于卧室内对上诉方再次进行肢体攻击，上诉方在惊吓中逃离家中，藏身于马厩和马鞍房。当上诉方离开隐藏处，被告方手持斧头等待上诉方，并以斧头对上诉方进行恐吓。上诉方跑进田地，被告方在其后紧追，以言语羞辱上诉方，并投掷斧头，造成上诉方髋部受伤。

(9)除了以上被告方对于上诉方所实施的虐待、暴力行为，被告方对上诉方疏于照顾，被告方长期离家，与商业友人外出洽公，频率及时长已超过合理商业差旅所需。被告方强硬坚持上诉方以及两人的孩子全天候留守于布兰大宅。被告方对上诉方来访的友人粗鲁对待，并毫无理性地拒绝招待上诉方的访客，且禁止妻子与友人见面。

(10)另有理由相信被告方有通奸行为，因上诉方于1964年11月被诊断出感染了性传播疾病。上诉方已宣誓除得自于被告方，绝无其他受感染的途径。

(11)上诉方在被告方的橱柜中发现大量淫秽色情藏书。

(12)上诉方从未在任何情况下协同、密谋或纵容被告方的上述通奸行为，也拒对被告方的施暴予以容忍。

(13)该申请书并未提供给被告方审阅，亦无与被告方串通共谋之虞。

弗雷德丽卡审视着这份文件，这是对她婚姻的另一种叙事。她说：“奈杰尔不会喜欢。”

贝格比笑说：“这也用不着他喜欢。”

弗雷德丽卡试图从贝格比的脸上捕捉到一丝清晰明辨的神情。

“你没有在申请中写出奈杰尔阻止我从事工作。”

“我不认为加上那一句是明智的举动。”

“事实上那才是他对我做的最残忍的事情。”弗雷德丽卡声线细微，嗓音干燥，“阻止我工作，是阻止我以自我的方式生活。”

“婚姻的确是有这样的效应。”贝格比解释说。

“而且你还说我要求赡养费。我根本不要赡养费，我可以工作，我想自己养活自己。”

“你要诉请你儿子的监护权，以及对他的养育和管教。作为单亲家长的你，如果太过强调对工作的渴望，或者展现太多你的个人抱负，法庭并不一定会对你的行为表示赞成。”

“如果我是个男人的话……”

“你以女性身份得到监护权的概率很高，因为女性在一般观念中倾向于待在家中照顾孩子。如果我能够直说的话，你的性别恰恰是你的优势。你的丈夫，若如你申请中所说，他在法庭的眼中，拥有的是其他优势——他拥有优渥的家庭，几个熟识和热心于关爱你儿子的女性亲眷，还有支付昂贵寄宿学校学费的经济能力。如果你不计你儿子的利益，反而把你的个人尊严放在首位，你在法庭上营造出的形象将是负面的。而且，如果你丈夫像你描述中那样对你实施了诸多酷刑，你一定也要让他对你的生计进行赔偿，毕竟那是你有权利争取的。”

“不是那样的。我不想要他的钱，我不想与他争执，与他抗争。我只要利奥，我只要做自己，我只要工作。”

“这就是英国法律和姻亲关系的争讼系统，我恐怕你和你丈夫在庭上难免一战。我想知道，你丈夫是否曾对他的儿子有过暴力行为？”

“没有，他没有伤害过利奥。但我觉得对我的伤害也是对利奥的暴力，利奥看我受伤情感上也受到伤害，但肢体上，利奥没有经受过暴力。”

“所以你丈夫只对你暴力相向？”

“对，他只攻击我。其他所有人对我丈夫只有崇拜之心。”

“可惜，真是可惜。”贝格比陷于椅子中，权衡着奈杰尔·瑞佛对儿子欠缺暴力虐待行为给弗雷德丽卡的离婚申请所造成的劣势。

他对弗雷德丽卡解释说，这份离婚申请会用邮件寄发，在离婚登记处记录建档，无论是对离婚提出异议还是反控，被告方，也就是奈杰尔，都必须在离婚登记处露面表态。如果他不想对离婚进行自我辩护就必须书面答复上诉方的律师。贝格比问弗雷德丽卡觉得奈杰尔会有怎样的回应。

弗雷德丽卡试着去思考，她想着奈杰尔垂下他深色的脸，读着大页书写纸。她还想起奈杰尔对她的痛殴，那把飞过来的斧头，那些污秽不堪的色情图片。她能想到的只有奈杰尔的暴怒——奈杰尔会在暴怒催化之下变成一个铁青脸面的恶魔。想到这里，弗雷德丽卡禁不住双手交叉，护在自己胸前，像要防御侵袭。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一定会反击，他也会想要利奥。”

“那么我们就来应战，我们会做好准备，全力迎战。我们需要目睹了他虐行的目击证人——法庭不会总是听信无凭无据、愤愤不平的受害者。医生、家人、朋友之中，有谁看到过你的伤？还有，如果我们能对他的通奸行为进行举证，我们就会处于优势，这个举证可以来自你对感染的准确供述——当然，也需要医生提供的病历诊断。你是否确定你对你丈夫差旅中所见之人、所做之事毫无头绪？”

“我没有过问，因为我并不怎么在意，我在乎的是一个独立的人生。奈杰尔总是跟基斯波特·皮纳克尔、戈文德·沙阿凑在一起，他们合作航运生意，这是我知道的。他们应该是伦敦很多俱乐部、会所的成员，那些场所我完全不想去。如果我没记错，有一个俱乐部叫‘蜜罐’，还有一个叫‘尖角和流苏’，我有一次看到了这个俱乐部的宣传单。东方的舞女们穿着为跳肚皮舞而穿的丝绸长裤和丝绸胸罩，胸罩上缝着流苏。我想沙阿对俱乐部的经营有商业兴趣，我记得他们谈过这些事情。”

“我知道那些地方。”贝格比出人意料地说，同时带着一种满足的神气。弗雷德丽卡不可置信地注视着他，目光尖锐。“我知道会去那些地方的都是怎样的人。”贝格比说，他也没有回避弗雷德丽卡的眼光。弗雷德丽卡一言不发，贝格比又补充了一句：“那些地方全是高级应召女郎和妓女。”弗雷德丽卡仔细一想，其实她自己也应该知道那些俱乐部的名堂，只是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因为那跟她没有关系。她好奇自己为什么会觉得“那跟她没有关系”。她是想说自己对奈杰尔的肉体没有独断的占有欲，但她现在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得以法律思维拣选词汇。她只求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人生。所以，理论上，她并不介意奈杰尔背着她做出这些勾当——如果她没有被禁锢在房子里，她将更不介意。不过，真是这样吗？她忆起她看到那些赤裸裸的图片时胸中涌起的羞耻和恶心，她从不觉得那些图片能带来任何趣味。所以，她根本不会去详查“蜜罐”“尖角和流苏”到底是怎样的场所，她也不会把去那种场所视为一种消遣、娱乐。阿诺德·贝格比似乎听到了她所有没有用语言说出来的想法。

“被告方拥有的色情书刊等所有物能够视为可被研判的通奸证据进入呈堂证供。”贝格比说，“如果一个女人进入一间男妓馆，这个举动即可为她的通奸行为下定论；但如果是一个男人进入妓院，只能说这可作为他通奸的强有力证据，但不具确凿的结论性。”

“有趣。”弗雷德丽卡一本正经地说。

贝格比似乎从她的挫败感中得到些许快慰，弗雷德丽卡有这样的观感。对贝格比来说，他只不过是把人体的动作想象了一下，而对弗雷德丽卡来说，这是她身体上切实的疼痛感触和要为从法律上终结这一切折磨而举证这两者间的矛盾撕扯。“如果我当初能对‘蜜罐’或什么的多留点心，我可能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因为我要是能对两个人的共处有一点概念，结局也许就不会这么糟。”

贝格比说：“如果离婚进入答辩阶段，我们就应该考虑对禁止婚姻废除的限制条件，你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对你丈夫的一切指控，以及任何可能存在的默许、宽恕或者共谋等情况可能都会被坚决否认。而你不注意的话，你现在对你丈夫婚外私通的态度，可能会被视为宽恕。另外还有对禁止婚姻废除的酌情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你需要考虑的是上诉方自身的通奸或虐待行为。我必须根据法律规定来知会你——你若有任何通奸行为，对于上诉方通奸行为的记录将作为保密的任意裁决陈述，而这也会提供给法官参考。”

“我没有通奸行为，”弗雷德丽卡否认，“我从来没有通……”

“但被告方和法庭都很可能会有疑问：你和托马斯·普尔先生的关系是否全然单纯？”

“我们两人是单纯的，会住在一起只是为了便利。他有几个孩子、一个公寓和一份工作，我们共同承担临时保姆的工作。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我父亲的旧同事。”弗雷德丽卡的话中满是愤慨，她回避了对亚历山大的提及。

“好的、好的。现在和你合住的是一个女人，这很好。你确定再无其他人了对吗？如果你丈夫对离婚提出异议，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调查……”

“房子里除了阿加莎，再无别的成年人了。”

“你其余的那些朋友，就是你丈夫反对你来往的那些朋友，他们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

“男性。”

“你确定你丈夫没有嫉妒或怀疑的动机？”

“是的，他们只不过是朋友。”

“一直都只是朋友？”

“不是，不是所有人都只是朋友。我……我在剑桥时，跟其中几个人相处过。”

“当然婚前的不节行为不能在公众道德的范畴内检视，但是却可能导致一种推测——你曾经对与多于单一男性发生性行为没有异议，那么你之后的行为就很值得质疑。”

“我在婚后没有与任何男人有过性行为，除了奈杰尔。”弗雷德丽卡争辩说。真是令人疑惑，她说的明明都是实情，但感觉自己好像在说谎，而且谎言好像会被揭穿。这大概是因为贝格比，作为她的律师，总是不情愿相信她。贝格比又一次看穿了弗雷德丽卡的想法。

“律师在本性上就是倾向于质疑别人的陈述，”贝格比说，“当然我愿意接受长久以来你对你丈夫都保有忠诚的说法。”

“这跟是否保有忠诚没有关系，”弗雷德丽卡驳斥道，“我也不确定你所指的忠诚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要说的是，我没有和其他人发生过性行为。”

“非常好!”

直到现在，弗雷德丽卡都感到她的律师并不喜欢她。有些事情她没做也没说，却是她该做也该说的。或许，她应该在他面前啜泣？最近，所有涌动的情绪都在自行枯竭，并最终让她麻木。当她还是个年轻女孩的时候，她常常大喊大哭。但现在，她知道她应该让自己更稳定，更强而有力。然而，她很明显的感受是：阿诺德·贝格比对她的麻木和坚强并不抱全然的赞赏。

回到哈梅林广场，她看到同样的两个女人坐在那里，还有同样的两个孩子在草地上玩耍。他们和弗雷德丽卡隔着铁栅栏，在上了锁的铁门的另一端。孩子们戴着亮粉红色的毛线帽，穿着看起来暖和的外套，但双腿从大腿开始便几乎是裸露的，他们正追逐着一个粉色和蓝色相间的塑料球，跑进灌木丛中，一群孩子大笑着向前猛冲。长椅上坐着的两个人，也穿着孩子气十足的衣服，高声劝诫跑得越来越远的孩子们：“要留神啊!”弗雷德丽卡坐在铁栅栏的另一侧，感觉自己像是个被关在牢笼里或捆缚于网中的野兽。她仿佛看到自己被关在铁栏杆的笼子里，底下装了轮子的笼子正在往前走，笼中的自己龇牙低吼、一瘸一拐。她自己应该是先被大树枝上撒下的捕兽网所捉获，再被丢进笼子里的。捕兽网不是奈杰尔安置的，但一股热血冲脑的奈杰尔在她身后气喘吁吁、紧追不舍，奈杰尔朝她扔出一把斧头，血从她的腰腿上喷出。那张捕兽网是用词汇编织而成的，但那全都不是能用来描述她此刻经历的词——通奸、纵容、婚前不节行为、上诉方、被告方……她尝试去解读这些词。通奸有不纯洁的言外之意，就像是掺入杂质的牛油，掺假的白面粉，甚至有一种窃取的意味；不节行为就好像在肠子和膀胱等器官失禁或肌肉不受控的情况下，身体所肆意享有的性欢愉。“括约肌的正确用途是盛装。”弗雷德丽卡想。而那些法律专有名词，所承载的是一整个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附属历史，女人就是男人的财产，是男人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被玷污。而在自制和无节之间的，是怪异的、古老的、强大的基督教道德历史。在剑桥，性代表着自由、个性，是一种令人雀跃的自我决断、能力、选择的声明主张，是与所谓的“生物学恐怖主义”的暗流并行到几乎要汇流。弗雷德丽卡追忆着：“在那些时光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反叛中欣喜若狂，反对教条、反对布尔乔亚式的谈性色变和危言耸听、反对我们的父母亲——是刻意反对父母亲的，为反而反，总之，我们给父母亲贴上的标签是：卫道、冷血、体面。但是这些法律名词与古典的‘拘谨’‘高尚’所具有的概念也是南辕北辙的，这是在‘公众道德领域’中使用的尖刻语言，它将我作为社会成员来裁断，为我提供摆脱泥淖的方法——它提供的方法是让我融入社会，让我漫不经心地走入婚姻——因为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外是：到底要不要结婚。”

结束了在“我们那悲郁的女神”学校的校外课，弗雷德丽卡回到哈梅林广场的住所，利奥正在和莎斯基亚、临时来帮工的老保姆阿尔玛·伯德塞耶太太一起喝下午茶。阿加莎也在晚餐时间赶了回来。夜幕悄悄落下，一伙孩子在地下室的窗口前嬉闹了一小会儿，很快跑开了。阿加莎和弗雷德丽卡放下了窗帘，拉下了百叶窗，将室内营造成暧暧含光、幽幽透暖的一个空间。阿加莎开始读她写的故事：四个旅人被一个名叫亚勒里·布朗的浑身泥巴的小精灵引入了很深的一片小丛林，天也正好下起雪来，大片大片雪花簌簌降落，扑灭了他们生起来的火，把他们困在黑暗之中——那是再真实不过的一片黑暗。在他们和天空中的星月之间，横亘着一片极厚的潮湿云层。阿特格尔听着矮树丛中鼩鼱和老鼠的窃窃私语，也注意到多刺枝杈上鸱鸮正在驻足观望，他还听到湿冷树叶底下、腐殖质底下、土壤底下，有蠕虫细微的声响。鼩鼱和老鼠谛听着蠕虫的声音，鸱鸮谛听着鼩鼱和老鼠的声音，孩子们在这温暖的房中谛听着、瑟缩着，也想象着置身黑暗的恐惧。所有的生物都在倾诉着饥馑，想象着食粮。鸱鸮很不喜欢人类的气味，所以一动不动。突然间，朵儿·特罗斯托看到远处纠缠不清的荆棘丛和刺针林中有一道冷光闪过……

“继续讲啊。”利奥说。

“我不能讲了，”阿加莎说，“没有了，我还没写完。”

“但是你心里面知道啊。”利奥说。

“不，我并不确切地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阿加莎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为什么会有黑暗呢？”莎斯基亚问。

“因为我们居住在地球上，地球自己转动着、转动着，与此同时，地球还围绕着太阳转着更大的圆圈，所以当黑夜到来的时候，我们在地球上背对着火热太阳的一面，太阳是一个冒着火的大球……”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莎斯基亚问。

“我也不知道了。”阿加莎说。

“我是不怕黑的。”利奥把自己红扑扑热乎乎的小脸放在弗雷德丽卡的膝盖上，休息着。

但弗雷德丽卡却是害怕的，她害怕自己正一步步走进的小丛林，害怕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害怕失去利奥，害怕伤害利奥。这些事情此时已经摊开于公共道德领域了，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将要对她审判、裁决。她颤抖着搂紧了利奥。

她紧攥着“E. M.福斯特和D. H.劳伦斯小说中爱情与婚姻”的讲义，来到那所名叫“我们那悲郁的女神”的学校，她被地铁之行——这短短的旅程安慰到了。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张脸孔，这么多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生命正在进行着。人们真实地活着，尽管时下流行风潮作祟，有的人看起来像个圆眼睛、白皮肤、亮嘴唇的玩具娃娃，有的人头顶已秃，有的人顶着高耸的蜂窝头，有的人长发飘逸浓密，有的人发卷蓬松，有的人戴着甲壳虫帽，有的人戴着塑胶防雨帽——帽子上有半圈透明塑胶，点缀着深红色和碧绿色的圆点，还镶嵌着紫色和橘色的珠片，帽檐里伸出两条丝带，穿过戴帽者灰色的头发，在皮肤堆叠的下巴上打了个结。弗雷德丽卡在这些人中间感到安全和没有特色，因为每个人都太有趣了。这就是伦敦的光彩动人之处，这是她此刻拥有的伦敦。伦敦，简而言之，是丹尼尔的教堂，休·平克的公寓，鲁珀特·帕罗特积尘的办公室，她和阿加莎在哈梅林广场的房子，她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教职员休息室，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大型画室，阿诺德·贝格比的办公室，以及她的校外课。

教室里有一种新的气息，在弗雷德丽卡熟悉的这些像老白菜、老粉笔一般的老面孔中，弗雷德丽卡一走上通往教室的台阶，就闻到了这股厚重的、腐朽似的“新气息”，弗雷德丽卡心想：“我单凭气味，就可以认出一个人。”走进教室，她看到了她“闻出来”的那个人。裘德·梅森独自坐在第一排，穿着他脏兮兮的蓝丝绒裙袍，戴着一顶像是警察戴的宽檐帽。他灰色的长发披散在裙袍的领袢和袖山上，发丝一如往常地油腻发光。上这节文学课的其他学生在交谈，但没人打量他。

“我是个流浪者，”他对弗雷德丽卡说，“冒着严寒来到这里。我住的地方真的太冷了，我穷到没有钱买温度计来测量到底有多冷。家里冷，街上也冷。如果不会造成你太大的困扰，可否请你将我收容于此？今天连大英图书馆都关了。”

“但你不能妨碍到别人。”弗雷德丽卡说。

“我也不会扰乱和腐蚀任何人。我什么话都不会说，只求你让我静静坐在墙角，听你讲课。”

弗雷德丽卡对班上的学生说：“这位是裘德·梅森，他在艺术学校任教，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几个月之内即将出版。”

学生们纷纷点头，一派和谐。弗雷德丽卡取出她的讲义，开始讲D. H.劳伦斯和E. M.福斯特。她首先点出两人的相似之处：都对人生的完整性、灵魂的协同和均衡性，以及在地球上或地底下的扎实的生死体会抱有渴望；他们二人排斥机械化的生活，厌倦城市，不接受碎片化或解离的人生。她也说到“遗失的天堂”这个概念，那是一直萦绕于福斯特对苏赛克斯以及劳伦斯对诺丁汉郡的情感，甚至是一种寄托。在书中，前者试图从猪的齿缝中寻找无毛榆的踪迹，后者则曾在炎热、阳光普照却人迹罕至的地方试探过人类灵魂聚集地的遗痕。弗雷德丽卡也把这些联系到两人书中充满智慧的女性们，如玛格丽特·施莱格尔、海伦·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古德伦·布兰文的热情追求。弗雷德丽卡说她们追求的是解放，也是屈从；是思想，也是冲动。

弗雷德丽卡一如既往，上课时习惯性地扫视着课堂里的人。弗雷德丽卡想起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有一个艺术系女学生，穿着黑色的紧身针织套衫、黑色的紧身迷你裙、黑色的厚连裤袜和一双祖母才会穿的坡跟鞋。这个女学生上个星期对弗雷德丽卡说：“我们一定是得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是艺术系学生，我们得穿跟别人不一样的衣服。”她的朋友也都穿黑色，层层叠叠的黑色，涂着勃艮第葡萄酒色的口红，素着不施脂粉的苍白脸面，她们都非常赞同“必须跟别人不一样”这一番言论——真是很一致地跟别人不一样着。她的思绪随视线回到课堂这群人身上，校外课的参与者本来就成分混杂，体现在服装上，更是特色各异。罗斯玛丽·贝尔穿着绯红色的羊毛衬衫、灰色罩衫和灰色长裤。多萝茜·布里顿穿着鼓鼓囊囊的浅黄褐色毛料宽袍，上面缀有红色和黑色的眼睛图案的斑点。汉弗莱·马格斯穿着白色的衬衫，系着海军蓝的领带，衬衫和领带规规整整地穿戴在他蓝色的套头衫里。阿曼达·哈维尔穿的是一件长袖高领奶油色羊毛库雷热牌子常出的那种束腰上衣，长度刚好及膝，她还在她晒出黝黑肤色的纤细手腕上戴着好几只金手环，今天的眼影是亮闪闪的风铃草色的蓝眼影，眼影上用心地盖了一片金粉。罗纳德·莫克森，那个计程车司机，在阿兰牌的羊毛衫外裹了一件防雨工作服。易卜拉欣·穆斯塔法身上是一件像甲虫似的绿色无领外套，袖口、衣襟和领口是海军蓝色的滚边，里面是一件和外衣怎么看怎么不搭配的灰色法兰绒衣服。莉娜·努斯鲍姆穿着青绿色安哥拉山羊毛毛衣，领子是宽松的重褶领。佩尔佩图阿修女一身黑，裹着头纱。吉丝蕾恩·托德把深绿色的马球衫穿在刺绣的背心里面。艾丽斯·萨默维尔和奥德丽·莫蒂梅尔不约而同穿了女式衬衫和粗花呢西装。尤娜·温特森穿着铁锈色的灯芯绒收腰的衬衫裙。戈弗雷·莫蒂默和乔治·墨菲都穿深色西装。弗雷德丽卡心想：“即使是西装，也比那位艺术系女学生习惯性一身黑的肃穆装扮有趣多了。”弗雷德丽卡的视线在寻找第三位穿西装的人，那个人通常是约翰·奥托卡尔。

但他今天可没有穿西装——他穿的是一件彩虹色的羊毛衫，色彩比彩虹的颜色更多，每一道鲜艳色彩都被织成三角形拼贴在羊毛衫上，紫罗兰色、紫色、深红色、橙色、黄色、草绿色、深绿色、天蓝色、深蓝色……那是一件花哨、前卫、昂贵的羊毛衫，螺纹针织把领、袖和所有的三角形拼贴全固定在相应的位置上。他穿西装的时候，总是显得克制、持重和圆融，只是他美丽、明亮、刻意塑好型的金色头发在西装衬托下，显得有点矛盾。此刻，这件多彩的羊毛衫让他的头发看起来很松散随意，也更有生命力了——他的发尾甚至有稍许凌乱。他的身体也在这件色感丰富的衣服里放松了许多；他的脸型突出又难以忽视，他的微笑亲切地洒向教室的每个人、每个角落。他宽阔眉毛下的蓝色眼睛热切又深沉地注视着弗雷德丽卡的眼睛，每次弗雷德丽卡将视线扫向他的时候，都好像会被他的眼神锁住。他端正地坐在角落，自成一方明艳的色块，绝对是一个惊奇景观。

弗雷德丽卡记得他对她说过的：“我要你。”

他正对她浅浅笑着。

弗雷德丽卡看看约翰·奥托卡尔身上的彩色三角形，又看看裘德·梅森的蓝丝绒裙袍，脑中浮现出的是多米诺眼罩、假面具和鲜艳的伪装物。如果说艺术系学生执意要穿成艺术系学生的样子，那么，这个教室里的人则尽量在扮演“普通的人类”，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单一却又混合为群的人，在这个群体里，他们早已在某种程度上饰演着一个特定的角色，演出一幕预设的剧情。他们不知是孩子还是学生，反正都坐在课桌后的学生椅上，听弗雷德丽卡讲述劳伦斯、福斯特、性爱、死亡和地球。在人群中，约翰·奥托卡尔是谁？是个电脑程序员？是个常常穿西装的男人？是个声称自己连人类语言也说不好的人？是五颜六色的一个个三角形？在自命不凡的外表之下，裘德·梅森又是谁？还有，吉丝蕾恩·托德是谁？如此精致、如此小心翼翼的矫饰装扮，如此精美的花朵图案的背心之下，她究竟是谁？她的职业是心理分析学家，她聆听人们讲述着与她毫无关联的沉闷人生和如梦似幻的现实异境，她会不会疑问：“我眼前这个人，在思考劳伦斯和福斯特小说中的婚姻时，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吉丝蕾恩·托德的表情是怎样的？她坐在她的病人对面，如果从病人的背后看去，吉丝蕾恩·托德的表情会不会突然消失在病人眼前？还是说她和病人拥有同样的表情？她真实的面容是什么样子？在听课的人中，那位汉弗莱·马格斯穿的婆婆纳蓝色衣装和约翰·奥托卡尔身上滑稽戏丑角服饰般的色块服饰，本质上有怎样的区别？只能说两者都很“明丽”，穿的也不是他们上班时穿的制服。不过，婆婆纳蓝这种颜色吐露着供需分配和公共图书馆的官方意味，而小丑服饰则流露着危险的气息……无论如何，要说“装扮”，他们任何人都没有裘德·梅森这般高超的伪装本事。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佩尔佩图阿修女也是精心装扮过的，一条拘泥刻板的白色圆环绕过她的额前，一层再加一层的黑色，包覆住她的脸颊和她的颈肩。

文学课上的讨论涵盖广泛。弗雷德丽卡觉得“校外课”之所以生动，是因为大家在课堂上使用的语言是“通用语”，是普适的语言，这就是校外课中“校外”的概念，是不受学术、纪律、宗法、派系制约的。课堂上任何一个人的发言在某个极端的角度来看，完全是指向对立面的一种碎嘴、谣言，又或者是哲学层面上的歧视，但是他们为了交谈而用语言吐露出的“丝”，却巧妙地把两个极端联结起来，钩织成一张既有死结又有漏洞的“网”。这些成年人针对别人，说着或聪颖或愚鲁的话，评说着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E.M.福斯特、D.H.劳伦斯、伯金、威尔考克斯先生，就好像这些人现在是或以前曾是他们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一样。这些评论者心知肚明，当然去点醒他们一下也行。他们话题中的这六个人，有四个人其实就是语言文字的产物，是欢呼雀跃的文字傀儡，是不具血肉形体的——弗雷德丽卡提醒课堂上的讨论者注意这一点时，退休了的戈弗雷·莫蒂默说：“如果我们都要从语言文字上溯源，那么劳伦斯和福斯特其实也是活在语言文字里的——劳伦斯和福斯特不可触碰、无法交涉，我们对他们两人本身的思想论证，对比他们两人对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的思想论证，是相当偏颇也更值得怀疑的。”弗雷德丽卡发觉，校外课的学生们完全能够讨论，也的确很投入地在讨论：小说中的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厄休拉·布兰文“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或“搞不好就会变成怎样的人”，这些讨论可以说是饱含批判性，也不合原文逻辑，或者是信口开河的，但这也许就是劳伦斯和福斯特“很可能也想让”读者们讨论的。正是经由这个途径，我们才学会思辨和理解。所以，引用福斯特小说中的话就是：“联结”起人们心中的散文和激情。这个“联结”，在弗雷德丽卡看来，是语言学、想象力、旋涡般的推理能力、阐释、理解，以及疑惑，所共同建构起来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带入文本之中。无业的阿曼达·哈维尔，噘着嘴唇、晃着身体说：“施莱格尔姐妹根本不是‘真正’的女人，因为她们俩都被对性爱和人际的信仰驱动着，她们由此形塑，却也扭曲了她们对事对物的回应。”“不过，这世界上的确有对性爱不明智不敏感的女性，”佩尔佩图阿修女不认同阿曼达·哈维尔的观点，“这些女性完全不具厄休拉·布兰文那种对肢体语言心领神会，从而将肢体语言与心理活动完美转译的能力。”裘德·梅森终于忍不住插嘴了：“并非总是如此。”寥寥数语的干预对裘德·梅森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可见他的确是努力言简意赅，不扰乱他人。佩尔佩图阿修女说：“对，并非总是如此，这我当然知道。”后来佩尔佩图阿修女对弗雷德丽卡说：“我让裘德·梅森最好能洗个澡，因为我不觉得除了我之外，别人会给他这个建议。”弗雷德丽卡问：“那他说什么？”佩尔佩图阿修女说：“他说，‘我喜欢我充满刺激性的强烈气味，这是我对人际近乎洁癖的一种讲究，我想让人们对我敬而远之’。”佩尔佩图阿修女继续对弗雷德丽卡说，“他的策略显然十分奏效，你对他那样的人实在没什么办法，这种人在我们女修道院的后门那儿躲着的有一大堆。”

讨论继续进行着，从一个话题绕至另一个话题。担任股票经纪人的乔治·墨菲再次提到了小说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上一次这节校外文学课讲到“战后英国文学”时，墨菲就指出许多小说家对大多数人的工作情况所知甚少。墨菲说：“小说，总是执迷于性交、恋爱、上帝和食物。我对这些小说元素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大多数人也执迷于性交、爱情、上帝和食物，但是除了这些，大多数人也执迷于工作、商品、机械和财产。可是，为什么文学课上的诸位不因为小说家泛滥地描述性交、爱情、上帝和食物，对其作品抱有藐视或轻忽的态度？相反，他们甚至会痴迷、着魔，把智力都花在与书中这些内容的纠缠上。要知道，大多数人和工作环境中的人结成社交关系，但是在这些关系中并没有人想当然地像小说家一般执迷于性交、爱情，不过，性交、爱情在个别情况下，也涉入职场合作关系中，却不是必然。”墨菲说自己对福特斯小说中的威尔考克斯先生抱有兴趣，因为威尔考克斯先生被设定为代表着工作、商业和财富的人物角色——“与莱纳德·巴斯特形成对照，”佩尔佩图阿修女说，“莱纳德·巴斯特是个粗鄙又可怖的傻瓜，不管福斯特多么尽力地把他刻画得有趣或神秘，都不改其本性。”墨菲接着说：“看看伯金和厄休拉·布兰文，他们在相爱时做了什么？他们放弃了他们的工作，去寻觅亚当和夏娃堕落前的那一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就好像人类在机械和机制背后的创造能力和谋划能力是邪恶的，是具有毁灭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小说家能打动我，因为他们无从想我所想。”

“至少他们知道你在床上想些什么。”阿曼达·哈维尔说。阿曼达·哈维尔显然觉得墨菲很有吸引力。“不，他们并不知道，”墨菲说，“我可以把一个最妖娆动人的姑娘搂在怀中，也完全被欲火焚烧，但我脑中仍有一部分会去担忧股票价格、咖啡种植、董事会里的钩心斗角。而小说家最多只能把我对姑娘的举动描述下来，却不知道我支配着身体的头脑里还能、还在另想些什么。”

校外课结束了，一群人的交谈地点换到了那间名叫“山羊与指南针”的酒吧。他们在靠墙的位置找到了一张大桌子，一大伙人占满了整个桌子。乔治·墨菲坐在阿曼达·哈维尔和罗斯玛丽·贝尔中间，罗斯玛丽·贝尔在医院里当社工，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把自己牵扯进和心理分析学家吉丝蕾恩·托德的意识形态之争。在酒吧里，罗斯玛丽和吉丝蕾恩几乎在同一战线上，反对乔治·墨菲和他对人生、工作的观点。罗斯玛丽和吉丝蕾恩都富有同情心，但施以同情的原因和对象各有不同。罗斯玛丽和吉丝蕾恩都同情伯金、厄休拉、海伦和玛格丽特在弗雷德丽卡“诊断”下的对人生完整性和个人身份认同的渴望，也都很愿意接受威尔考克斯先生自鸣得意的蠢行和劳伦斯对生计蝇营狗苟的堕落态度，她们都认为这是男人的真实性情。乔治·墨菲给了她们俩一个不可一世的傲气轻笑，说她们俩不过是乌托邦式田园诗歌的赞美者。乔治·墨菲的西装剪裁合身，但在腰际和手肘部有些微褶皱。阿曼达·哈维尔用画着蓝色星空般的眼皮底下稍稍褪去神采的蓝眼睛注视着乔治·墨菲，弗雷德丽卡留意到阿曼达·哈维尔被铐在金手环下的纤手放在乔治·墨菲的腿上，像在休憩。裘德刺鼻的体味一直从他的裤子、裙袍和直长的灰色头发上强烈地散发开来。他坐在弗雷德丽卡旁边。在弗雷德丽卡和裘德对面，几乎要陷进那个阴暗角落的，是身穿五彩缤纷“迷彩装”的约翰·奥托卡尔。

弗雷德丽卡对裘德说：“佩尔佩图阿修女对你的评价不无道理。”

“对我超自然法力的评价？”裘德说，“我用我的肉身阻挡肉身，我既不被欲求，也没有欲求，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

弗雷德丽卡轻摇着椅子。

裘德问：“还是你要我离你远点？”

裘德身上的气味综合了培根肉和酸臭牛油的元素，还有汗水和过期啤酒的元素，尽管弗雷德丽卡从来没见过裘德喝酒，而且裘德现在正啜饮着一杯葡萄柚汁。

“不用了，我能习惯你身上的气味，我无所谓。”

裘德观察着弗雷德丽卡：“你却不是没有欲求的人。”

“那不关你的事。”

裘德说：“在别人的视线中，你被评价是理所当然的。你，刚才站在我们众人面前，我们审视你、扫描你、臆测你。”

“我是没有欲求的，因为我必须没有欲求，”弗雷德丽卡说，“法律规定我必须保持没有欲求的状态，直到我的离婚得以完成。”弗雷德丽卡抬了抬眼，与盛装打扮的约翰·奥托卡尔的眼神相撞——好像被手电筒发出的光束刺到眼睛，弗雷德丽卡赶紧又垂下了眼睛。裘德在自己的华服里也欠了欠身子，为弗雷德丽卡又送上一股氤氲臭气。这也逼得弗雷德丽卡对约翰·奥托卡尔说：“我喜欢你的羊毛衫，是你的新尝试。”

“我无法抗拒它精密的构筑原理。”

“这件羊毛衫也有构筑原理？”

“你还没看出来吗？这件羊毛衫有着秩序与混乱的精美结合。每个三角形都绕着彼此旋转又旋转，或者上上下下——它们严格遵循光谱的规律，从紫罗兰色一直排到深红色。而在规律的基础之上，一切又都是随机的。就比如从某个角度看，橘色和粉红色和绿色随性排列，简直毫无章法。我喜欢这种冲突性。当我发现了这件羊毛衫的构筑原理时，我喜不自胜。我明知自己没有雄厚财力，却坚持买下了它。”

他自始至终没有把眼神从弗雷德丽卡眼睛上移开过。

“弗雷德丽卡正依据法律规定，实践着毫无欲求。”裘德告诉约翰·奥托卡尔。

“这挺难的。”约翰·奥托卡尔笑着说。

“就整体而言，这样的确是会导致逆反情绪，”裘德说，“就像很多事情已经规定好或要求好，我呢，却总想反其道而行。”

约翰·奥托卡尔继续微笑着。弗雷德丽卡把眼神丢进自己的酒杯里，脸上不禁潮红，她想起了裘德写的小说《乱言塔》。裘德怎么会不知道欲求和奇事的机缘。她又抬起头来，看着约翰·奥托卡尔衣服上一块一块的三角形，想象在这件衣服底下的约翰·奥托卡尔是什么样子……不，他不能出现在欲求之中，但弗雷德丽卡总是希冀着她不能得到的东西。约翰·奥托卡尔肌肤紧绷，他上唇部位剃掉的髭须泛着金黄色。“他的眼神真是很和蔼。”弗雷德丽卡这么想着，但也不太确定。她问约翰·奥托卡尔：“你也会像乔治一样，无时无刻不记挂着你的工作吗？”

“连做梦都梦到在工作。我梦到我正为一个游轮设计程序。梦里我边环游世界边计算船队的最优化部署，连我使用的机器都在与我对话。我在尼日利亚离岸，我登上一艘船，我的机器忽然显示出：‘什么船？根本没有船。’我也梦到了其他事情。”约翰·奥托卡尔对弗雷德丽卡说话时，眼神锁定着她。

“但我的工作好像要离我远去了，”裘德说，“鲁珀特·帕罗特现在握有我的原稿，我简直像一切都被褫夺了那样。我只能坐在大英博物馆里，读取人类的完美潜能。这对我是惩戒，惩戒!”

酒吧打烊了，这一伙人出现在街头。弗雷德丽卡出发去乘坐伦敦地铁的北线。约翰·奥托卡尔收敛他斑斓的彩色光焰，披上一件黑色聚氯乙烯材质的雨衣，陪着弗雷德丽卡一起往地铁站走。裘德也陪着弗雷德丽卡。

“要不要我送你回家？”约翰·奥托卡尔问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和他并肩站在斑马线上，她发现自己瑟瑟发抖。“我也要送你回家，”裘德对弗雷德丽卡说，“我和你走同一个方向。我住在斯托克韦尔，我们刚好可以一起回家。”

“我从不知道你住在哪里。”弗雷德丽卡对裘德说着话，但眼睛却看着约翰·奥托卡尔。

“没人知道我住在哪里。”裘德说，“但在地铁里，我好像起不到保护一位女士的作用。他们偶尔会攻击我——那些缺乏教养的伦敦男孩儿，他们只要喝得有点醉，就会对我产生反感。而你们两个恰恰可以保护我，你们尽量多坐几站再下车。”

约翰·奥托卡尔说：“会不会是你看起来就像是想要被攻击那样？”

“我看起来就是我应该看起来的样子。我的本性就是看起来这个样子，这是我的身份认同，也是我的真实个性，这是我就算去了墨西哥也不会改变的样子，这是我要在攀登跨越彩虹之桥时要穿的礼服，我要穿成这样去‘联结’我心中的散文和激情，即使我因为这样而被人类鄙薄和抛弃，我也必须忍受这一切。我无法在我的肤肉之上，再戴一副面具。”裘德一边说，一边睥睨着约翰·奥托卡尔亮晶晶的雨衣和他雨衣里那件集天地光彩于一体的羊毛衫。

“所以你要求我和你一起回家，是为了让我保护你？”

“不，不，不是的，是为了让你保护弗雷德丽卡。你可以把我和我的命运一起遗弃在椭圆体育场那一站。接下来，我会独自搭着那条黑暗的地铁线直到终点。但是和你在一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我被扒光、鞭打、侵害和伏击的危险。”

他们悄无声息地搭着地铁，约翰·奥托卡尔和弗雷德丽卡一起在椭圆体育场这一站下车，独留裘德面对他未知却充满各种可预知可能性的命运。他们透过窗口看着裘德面无表情的灰色脸孔，目送这节发着光的车厢，疾驰向无尽的黑暗。被强迫和满身腐臭的裘德同处一节拥挤的车厢，对弗雷德丽卡和约翰·奥托卡尔来说，有一种浇熄性欲的功能。他们就一起走着，隔得挺远，穿越了漆黑的长街，走进哈梅林广场，又转了一个弯，但还是隔得挺远。到门阶上的时候，他们彻底隔开了。弗雷德丽卡没有邀请约翰·奥托卡尔进屋。街灯让小河流淌出粼粼金波，也让聚氯乙烯的光滑的平面和折缝处反射出银光。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约翰·奥托卡尔说，“如果可以的话。”他的口气听起来很闲适。

“是可以的。”弗雷德丽卡说。她进屋去了，抽身离开了夜色。也就是说，她先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他的电话没有打来，下一周，他也没出现在校外文学课上。

阿诺德·贝格比接到了奈杰尔·瑞佛委任律师的回复。回复上说：当事人选择对离婚进行抗辩，并否认对婚姻过程中的所有指控，也要求立即协商对其儿子——利奥·亚历山大的探视。弗雷德丽卡说她不想见奈杰尔，事实上，她害怕他，也不想让利奥不开心。贝格比说只有她展现出理性的一面，才能在离婚案中有更多赢面——除非她预见到这次见面，奈杰尔还是会对她或她的孩子暴力相向。“他不会对利奥施以暴力，”弗雷德丽卡说，“他是爱利奥的。”奈杰尔和利奥的样子浮现于弗雷德丽卡眼前，奈杰尔不断膨大，像魔鬼一般，大声吼叫，眼中冒火，他浑身是黑蓝色的，像通了电一般狂躁。利奥，有着弗雷德丽卡的发色、奈杰尔的眼睛、弗雷德丽卡的嘴巴、奈杰尔健壮敦实的骨架，除此之外，他有着他这个年龄的孩子独有的洁白、专注、易受惊的面孔。弗雷德丽卡身体中有一小部分固执的公正，这份公正明确对她指出：一个孩子只有一个父亲，孩子和父亲最好的相处方法是互相了解，而不是单凭想象。于是，她答应见奈杰尔，见面安排在阿诺德·贝格比的办公室。

她以为他会将愠怒和憎恶全部从眼睛中射向她。没想到，他坐在贝格比的椅子上，窗棂的格子暗影落在他黝黑的脸上，他整具身体躲藏在他深色的西装里，给了她一个意愿坚决又像商业会面时的表情。他此时是一个完整的、活着的、复杂的人类生物，不是一个魔鬼。她好像不认识他了。她只记得他赤身裸体时强壮又矫健的肢体动作。他开口了：“当然，我还是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

“为什么？我们根本不幸福，我把你逼疯了，而你也期望我成为我根本无法成为的人。”

“我们有利奥，”奈杰尔用了一个并不公正的动词，“我们可以尝试。”

“我没办法尝试。”弗雷德丽卡冷冷地回答。

他们开始互瞪对方。

“无论如何，让我见利奥，让他回家过一个假期。”

“家？”

“他出生的地方，他长大的地方——如果你偏要咬文嚼字的话。让他在野地里奔跑，让我能见见他。他是我的儿子，我爱他，你无法否认这一点，你的正直不容你否认这一点。”

“我知道你爱他，他也爱你。”

“所以没有必要让他回避我，我保证不会惹他伤心。”

贝格比说：“瑞佛太太担心的是，你无法在约定的时间让孩子回到母亲身边。”

“我当然不会想把孩子还给弗雷德丽卡。但是我也没有愚笨到以为把他强硬留在我身边就能让我规避一切麻烦的程度。而且我也不是个怪物——不管弗雷德丽卡到底怎么想——我不会把一个想去别处的孩子紧紧抓住。”

弗雷德丽卡对他的最后一句话的真假不置可否，但从理性上看，那句话是成立的。

“让利奥在夏天回来一个月。”

“不行，一个月太长了，他会忧虑。”

“那就三个星期。我保证不会跟他讨论整件事最终的结果——也不会试着去说服他从此永远地留下来。就让他骑一骑他的小黑马，让他在田野中奔跑，他会很开心的，他也会觉得事情会好转。他一定十分想念布兰大宅，而且有一天，布兰大宅将是他的。”

“好吧，”弗雷德丽卡说，“三个星期。”她对孩子所知甚少，即使是利奥，她也未能完全洞悉。她从直觉上为利奥做出了判断，她觉得利奥花三个星期去探访他从小到大住过的地方刚好，时间如果超出三个星期，利奥就会陷入对失去母亲或失去童年旧居的担忧之中——但，哪个？哪个？什么才是对利奥最好的？

“如果他完全不想回到你身边，你也必须接受现实。我答应会努力，让他回到你身边时不那么困难。”弗雷德丽卡说。

“我相信你。”奈杰尔说。他突然又因发怒而改口：“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我不知道我怎么还能因任何一件事情重新相信你!”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马上咽下了这口气，恢复成穿着西装的一个微笑着的男人。

弗雷德丽卡跟利奥沟通。她问他：“你愿不愿意夏天的时候回布兰大宅住三个星期？”“和你一起吗？”他立即回问——弗雷德丽卡知道他会这么问。“不，”弗雷德丽卡说，“只是跟着爸爸一同回去，他想见你，很想见你。”她故作坚强地说着。她想象着全英格兰谁要紧接着说出下面几句如此悲伤的话——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我们以后再也不能三个人一起生活了，但是我们俩都爱你，我们俩都想见你。”利奥捏着自己的两片小嘴唇，陷入了考虑。他甚至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好看不见弗雷德丽卡，把她暂时排除在考虑之外。弗雷德丽卡这时想起了自己的外甥威尔，那个拒绝原谅父亲的孩子。“利奥最终会原谅我吗？”弗雷德丽卡扪心自问。“三个星期是多长？”利奥问弗雷德丽卡，但没有得到回答，因为弗雷德丽卡还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小孩子头脑中，对三个星期从时长上做出一种小孩子听得懂的描述：“我只知道三个星期里，我会想你。”弗雷德丽卡干巴巴地、故作镇定地、内心绝望地说。利奥也对弗雷德丽卡说了同样的一番话，用的是同样干巴巴的听起来镇定的语气，但他觉得去玩三个星期是很好的。

利奥7月离开，他会在布兰大宅过他的五岁生日。这一阵子，校外课会在暑期停课，而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学生们也将准备他们的期末考试。可能会有几本书能让弗雷德丽卡写书评吧，如果没有新书的话，弗雷德丽卡的收入会在夏天骤减至很小的数目，只剩鲁珀特·帕罗特支付给她的那笔先要读一大堆质量参差的初稿然后写出版评估报告的收入。阿加莎这期间很忙，她正在起草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第一份探访报告。弗雷德丽卡上楼帮莎斯基亚准备茶点，第二天，则轮到阿加莎自己照顾女儿，可阿加莎回到家，发现她的朋友，也是她的室友的弗雷德丽卡，坐在阿加莎原先坐着讲故事的沙发上，为莎斯基亚读托尔金的小说。见母亲回来，莎斯基亚飞快地从沙发上朝阿加莎飞扑过来，阿加莎也敞开怀抱，一把将莎斯基亚抱起。弗雷德丽卡开始流泪，脸上满是苦咸的泪水。阿加莎赶忙坐到弗雷德丽卡身边，轻轻捋了捋弗雷德丽卡的头发，再环抱着弗雷德丽卡瘦弱的双肩。莎斯基亚也伸出手去抚摸弗雷德丽卡湿了的脸颊。弗雷德丽卡想对阿加莎哭喊：“我亲手毁掉了利奥的人生。”但不能，弗雷德丽卡不能在莎斯基亚眼前这么说。阿加莎给弗雷德丽卡端来咖啡，还有裹着巧克力酱的饼干，让弗雷德丽卡好好放一个假。“莎斯基亚和我要外出一阵子，”阿加莎说，但没点明母女俩的目的地，“所以你就自由了。多吃点饼干，你需要血糖。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的，人们总会也总要挺过来。利奥爱你，你爱利奥，这就够了。”

“不够。”

“但只能是这样了。”

过了一会儿，弗雷德丽卡又疑惑起莎斯基亚生父的下落。“她们此行会不会是去赴那个与莎斯基亚生父商定好的约见？”阿加莎显然处理好了莎斯基亚生父的问题，阿加莎形同将那个人从莎斯基亚的生命中抹灭。

第12章

阿加莎带着莎斯基亚离家远行了，弗雷德丽卡孤零零地待在房子里。时空被扩张延展了，弗雷德丽卡心浮气躁，仿佛连碎裂、明亮的空气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伦敦的夏天是干燥、扬尘的，在这白漆墙壁的地下室里，弗雷德丽卡感到晕眩，觉得自己好像被风扬起，变成了一只没有拴绳的热气球。她终日无法入睡，她被欲念所侵蚀——她想利奥，一想到他，就能哭出声来；她想工作，她那些雄心壮志不知道在这时跑到哪里去了；她想恋爱，她的人生中一直不缺恋爱对象，亚历山大、拉斐尔·费伯，这些男人都曾在她的感情线上被她紧紧拉扯。她想象自己还能做什么工作。“我到底想做些什么事情呢？应该是创造。”她自问自答，“或许我应该回到剑桥，跟拉斐尔谈一谈，看我能不能修读博士学位，毕竟我曾这么考虑过。或许我应该去大英博物馆，阅读弥尔顿和他那些比喻。”她想到弥尔顿，紧接着是《失乐园》的人物形象像幽灵般在她脑中闪现：亚当和夏娃在绿茵如碧、繁花烂漫、果实丰硕的花园里，正迎接着全身像是由通透光彩汇集而成的天使，撒旦和巴力西卜则死气沉沉却怒火滔天地在地狱火湖中浮游，鳞片发出幽幽光芒的蛇卷曲蜿蜒，在涂了瓷釉般的天堂草坪上爬出它的邪佞之路。“像我这样才是人类啊!”弗雷德丽卡有点发狂地想，“在脑中招待这样的客人，招待这些由语言和光芒创造出的神话生物，这才是人类。”

这一切在弗雷德丽卡身心中从未改变过，不知怎的，关于拉斐尔和到剑桥读博士学位的想法，却变得不那么叫她开心了。剑桥的绿坪、回廊、茶杯和烟卷，对弗雷德丽卡来说，无非是陈年往事里的残破光影。

“到底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弗雷德丽卡对自己质问着。坐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听到血液敲击着她空荡荡的头颅。她对自己的问题无以自答。独自一人的弗雷德丽卡是一个不真实的生物，她的真实是因为利奥的存在。

她决定给利奥打一个电话，这仅仅是利奥离开她身边的第二天。但她害怕从电话里听到布兰大宅传过来的声音，她害怕住在那里的人。除了利奥，她也害怕可能发生在利奥身上的改变，更害怕听到利奥说如何如何看待她。

“这里是布兰大宅。”电话那端响起的是一个女性的声音，声音听起来舒心，弗雷德丽卡却悬着一颗心。是皮皮·玛姆特在接电话。

弗雷德丽卡说：“我是否能与利奥说话？”

电话里一阵死寂。弗雷德丽卡听得到也看得到窗明几净的大厅、沉重喑哑的门扉。

“我想要和利奥说说话。”弗雷德丽卡又说了一遍，她很庆幸不需要自我介绍。

“恕难安排。”电话里的人终于吐露出第一句回应。

“我只想跟他打一声招呼，和他保持联系。”

“我们也都想和他保持联系。”

“我知道，”弗雷德丽卡无意详述自己的心迹，也不想对皮皮·玛姆特提出恳求，尽管她知道皮皮·玛姆特也很宠爱利奥，“利奥在吗？”

“我不认为他在。”

“你看看他在不在。”

又一阵死寂。

“不，他不在，他出去了。”

“你能不能告诉他我打过电话给他？他能不能回电？”

“恕难从命。”

“说不定他想打给我。”弗雷德丽卡说，但她实在无法对皮皮·玛姆特使用“请”这个字眼。

“他可能不想打给你。”皮皮·玛姆特说，“你最好不要打扰——如果你需要我的看法，但我相信你并不需要。”

弗雷德丽卡听到了憎恶的声音，她努力控制自己，轻轻放下电话。然后她不由自主发起抖来，眼泪夺眶而出。

她决定给她的朋友们打电话。她打给了休、艾伦、托尼、亚历山大、丹尼尔，还有埃德蒙·威尔基。她决定办一个派对，她致电邀请了戴斯蒙德·布尔和鲁珀特·帕罗特，以及鲁珀特的太太梅丽莎——弗雷德丽卡从没见过梅丽莎。鲁珀特问梅丽莎是否能来参加这个派对。托尼现在也有了一个女朋友，彭妮·科穆韦什，托尼也要带彭妮来。威尔基则和往日女友卡罗琳重修旧好，卡罗琳是威尔基创作诗剧《阿斯特赖亚》时结识的，他们后来各有对象，但此刻又走在一起了。弗雷德丽卡请他们所有人自带酒水，因为弗雷德丽卡没什么钱。托尼·沃森说最近跟欧文·格里菲斯重新取得了联系，在剑桥读书时，欧文·格里菲斯曾经恋慕过弗雷德丽卡，他目前在工党的研究部门工作。弗雷德丽卡决定不邀请托马斯·普尔——可能是怕私人领域里的事情被公诸公众领域，也可能是怕自己的私生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她也根本没想到该不该邀请裘德·梅森，但是对于裘德·梅森竟然和丹尼尔结伴而来也见怪不怪，裘德·梅森眼下似乎跟丹尼尔走得很近。

这是一个挺棒的派对，各种声音融汇、交杂，也保持了清醒或反对的立场。

“你去没去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的诗歌节？”

“我没去，但我有几个朋友去了。他们说是很狂野的活动。”

“所有参与者都在号叫、嘶吼、咆哮!现场真是要多混乱有多混乱。”

“现场的气氛一度让人想起希特勒造访纽伦堡看望支持者的往事。我本人也去了诗歌节。”

“杰夫·纳托尔[1]和约翰·莱瑟姆[2]也都去了，他们全身上下都被漆成蓝色，打扮成书的模样，就是他们毁掉的那些书。人们因此纵情狂舞。”

“参与者都兴奋难耐，他们好像在集体神游太虚。阿德里安·米切尔读了一首关于越南的诗歌，更让人群情昂扬。”

“美国在越南投下了伞兵部队，他们现在发动了攻击，这已经成为他们的战争了。”

“哈罗德·威尔逊——我的首相，应该对美国的举动表示反对。”

“他才不会反美，我们的福利制度全赖美国的救济和补助。”

“美国人想让威尔逊派兵，他们强烈要求他出兵。”

“威尔逊那么狡猾，他是不会派兵的，他只会给每个人口头上的鼓励，别的什么也不会给。”

“他在控制着大企业税收的下议院没有多数议席，他没有靠山，他做什么大决定，比如参战，都得经过投票。”

“我们当初应该选雷金纳德·莫德林[3]当首相，他应该会是亚历山大·道格拉斯-霍姆很好的接班人。”

“我们的保守党应该赢不了下届大选。搞不好得请托利党重新出山。”

“我还是不能把哈罗德·威尔逊排除在人选之外，他的确是太精明了。”

“听说他被一个名叫马西娅·威廉斯的操控着？”

“不是操控，是哈罗德·威尔逊信任她。”

“这不就是厨房内阁吗……”

这是鲁珀特和丹尼尔的对话：

“啊，丹尼尔，正好要告诉你一件事。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起过的那位神学女作家菲莉丝·普拉特吗？她还是想撤回她第一本书《日常食品》的出版。她开始要撤回那本书是因为她丈夫不喜欢这本书。现在她要撤回是因为她丈夫又喜欢上了这本书。她丈夫跟她说，他觉得她描绘出了一幅我们当今社会中‘上帝已死’信念的壮丽画卷。她丈夫认为书中那个遇刺的丈夫是献祭的羔羊，我也是这么看的。她丈夫还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当书中的牧师失去信念，无异于成为‘上帝已死’的信众之一，而当牧师的妻子，也就是书中的女主人公刺杀了牧师，牧师的死其实象征着‘上帝重现’。牧师的死为上帝的回归开辟了道路，因为牧师之死意味着妄念之死。”

丹尼尔从文学概念上评论道：“菲莉丝·普拉特丈夫的话听起来十分具有现代性。”

“菲莉丝·普拉特本人则说：‘如果这本书能撤销出版，那么上帝将更加彻底地被湮灭。她还说她正在进行另一本书的写作。她甚至给它起好了书名，叫作《磨碎其骨》，那将是另一个有关神学的惊悚小说，讲的是一位教堂管事把教区牧师和副牧师制成堆肥的故事……我永远也猜不透她什么时候是在开玩笑，什么时候不是。但我不会撤销她第一本书《日常食品》的出版，封面都已经设计好了，封面上是马格里特[4]画风的一条面包，从面包里爆出血块。”

“太可怕了。”

“但肯定会畅销，至少在现在这个时局中，这种书会大卖。你能不能帮我和普拉特太太谈一谈，解开她的一些神学疑惑？”

“我宁可不要。”丹尼尔退缩了。

“那么还是我继续找她谈吧。”

“休，你听说帕特里克·赫伦[5]在伦敦当代艺术中心的事了吗？他言论攻击美国人。他指责美国人的文化帝国主义。帕特里克·赫伦认为这是以沙文主义思维进行的政治求和，所有的英国艺术评论家总是不遗余力地宣扬：美好的事物都来自美国。”

休·平克说：“帕特里克·赫伦近期的创作都难以想象地瑰丽。那些飘浮不定的圆盘和色彩饱和的空域，都叫人赞叹。看他的作品，就像在看造物的元素，在看天使的飞舞，而且不需要用类比法来推敲，你看到的就是生命元素和天使灵性。看得快让我发癫。”

“发癫？不会吧，休，这是为什么？”

“因为帕特里克·赫伦的画让我有写作的冲动，就好像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值得去做的事情。但是我讨厌关于绘画的诗歌，那让我觉得是二手创造，是陈词滥调。帕特里克·赫伦作画，我则想用如他的手法来写诗，但是并没有什么好写的，因为都被他画出来了。或许还有些没被他画过的东西，但我却不得其门而入。”

弗雷德丽卡看到了裘德·梅森。

“你还好吧，裘德？”

“病恹恹的，不耐烦，失落。”

“出版商似乎想要删掉你书中的一些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文字，他们用红色笔圈了不少段落和字词。”

“我绝不容许我的原文有任何删除或修改。”

“当然了，出版社会去跟律师商榷的。”

“我不允许被阉割、被去势!”

“别担心。你的书应该会保持原貌。不管它是否具有冒犯性，就算有，整本书也已经冒犯性十足了，所以删减一星半点的字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你在安慰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至少我不认为有安慰你的必要。你是否已经在写下一本书了？”

“我魂不守舍，也心神不定——这是我不写或写不出任何东西时的感觉。但我没有人生可写，我寂寂无名，人生潦倒，所以我总在那些没被邀请的聚会上不请自来。”

“我如果知道你住在哪儿，肯定会事先邀请你的。”

“我总是能给自己找到方向，你看到了，我就是这么有办法。我喜欢你住的地下室房间，但你不会喜欢我的房间。”

威尔基踱步到弗雷德丽卡身边。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弗雷德丽卡？”

“不怎么样。我儿子现在不在我身边。我做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但我的教学工作是阶段性的。还有，我正在提出离婚。”

“我无法理解你当初为什么要结婚。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在电视台的资料部门给你找一份工作，你想做吗？你有没有什么长期规划？”

“我不确定。今天早上我还在想，我可能会去读个博士学位，既然我已经发掘了自己的教学能力。”

“难以想象。”

“我可以想象。”

“好的，你可以。他们说‘能者成事，不能者教书’，你到底是哪一方面不能？”

“我大概不能写小说吧。别挖苦人了，威尔基，我喜欢教书。教书对我很重要，不信你去问亚历山大。”

“他知道什么？”

“他现在正在一个教育委员会里担任重要工作，他进出不同学校，进行实地访视。”

“嗯，说不定这能拍成一个很好的电视节目。人们怎样学习？人们学习什么？你知道吗，北约克郡大学有一组人正在研究我们学习时，大脑的运作状态。我们是计算机，还是水母，或者是会计算的水母？我以为我自己就是个水母人，我觉得我们是果冻状的肉、血和神经细胞组成的，但这已经不是什么时髦见解了。现在最时髦的话题莫过于运算法则，每件事情都与运算法则有关，每件事情也都能被二元对立的理论来解释，每件事情都变成了‘若不是这样，必然是那样’，这世界上可能只剩下你和我知道：事情其实‘既是这样，也是那样’，我们也知道其他一些有用的事情。不过，现在世人已经有事可做了——研究记忆。”

“我弟弟马库斯就在研究记忆。”

“太好了，没想到他如此优秀，这叫人惊喜。”

托尼·沃森的新女朋友彭妮·科穆韦什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讲师，她的父亲是一位匈牙利犹太裔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的理念被哈罗德·威尔逊的财政部采用了。彭妮·科穆韦什和开朗乐观的欧文·格里菲斯就哈罗德·威尔逊的厨房内阁聊得正开心，两人都各有消息来源，他们的闲话还说到威尔逊的妻子在唐宁街10号住得有多么不舒服，以及马西娅·威廉斯对威尔逊的政治影响力。彭妮·科穆韦什个子不高，肤色不白，身材不瘦，留着一个沙宣式的波波头，这个发型挺适合她。欧文给大家讲述了乔治·布朗的酗酒问题。戴斯蒙德·布尔和休·平克讨论着帕特里克·赫伦发表的反美艺术声明，觉得此事的重要程度不亚于伊恩·史密斯宣布罗德西亚脱离英国独立的恫言。鲁珀特·帕罗特因为有太太在身边，显得跟平时不大一样。鲁珀特的妻子梅丽莎是一个来自乡村的女子，脸型精巧，一席银灰色的长发更让她的面部骨骼显得柔和，她的头发有着自然优美的卷度，那个年代，有教养的并且注重头发卷度的女性似乎越来越少。她一整晚几乎没说什么话，但人们一旦开始讲话，她必定转过头去面带礼貌和兴趣，专注地看着说话的人，也表现出对他们的谈话饶有意兴的样子。另外一个没怎么说话的人是丹尼尔，他本来想来这里见阿加莎，他喜欢阿加莎，他跟亚历山大提过这件事。“我觉得阿加莎可能去约克郡了，”丹尼尔说，“她说如果我去约克郡看威尔和玛丽的话，她可能会和我约在那里见面。”

“她没有跟我说她要去约克郡，”亚历山大对丹尼尔说，语气中有一种略显愉快的伤感，“她把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学校探访报告初稿的前两章交给我了，她文笔非常清晰干净。”

弗雷德丽卡在厨房里切黑面包、法式长棍面包、西芹和奶酪，裘德·梅森悄悄出现在她身后。

“你看起来不是很开心。把你切好的东西交给我吧，我帮你端出去。”

“我不是很开心？我想这是你对我做出的第一个个人评论吧？”

“我在你家做客啊。”

“所以你觉得有必要对我表示慰问？”

“不是，我只是觉得我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你有太多情感纽带，你应该如我一般生活，无欲无求的，这样你就会变……”

“变成什么？变成裘德·梅森？”弗雷德丽卡有点朦胧醉意，裘德铁灰色的脸，让她难以对焦。

“你会变得专心致志。你正在虚耗着自己，在对别人的好感和关注中虚耗自己。丹尼尔就很专心致志地要带走世人的罪孽——虽然这么说有点亵渎神明。但我对你的预言是：你终究无法实现潜力，无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这话太伤人了。”

“我对温情脉脉的表述不感兴趣。年轻的女士，请收起你所有延伸开去的触角。这些事情对你而言都太过琐碎，这些闲聊也对你毫无裨益。我认为我们真正的神，是时间，时间主宰着尘世一切生物——我们的神不会宽容任何一个人对琐碎人事物的嗜好。”

“你未免太浮夸了。我对琐碎人事物没有任何偏好，我只是置身其中。另外，这派对、这些友人怎么说都不能被称为琐碎，他们对我来说像是细胞的增殖，是一股蓬勃繁荣的生机。”

她转头看了一眼自己房间里的面孔，也让交谈的声音进入自己的耳膜，这一切都像是一种潜在生命力的温暖酝酿，是生命不同形式的展现，充满着无限情趣——不过，她得设计出属于自己的对这种生命力和生命展现的礼赞方式，她得寻找到自己和这一切的真实无欺的联系。可是，什么是“真实无欺”的？

裘德一脸不快：“我对你的细胞增殖说感到厌恶、不快。”

“那是你运气不好。”

裘德正色对她说：“我见过你根本无法想象的人间惨况。真正的恐怖，反而无法用口语言说。”

他在弗雷德丽卡桌前的椅子上重重坐下——或者说跨下，打翻了桌上的一只盛着红酒的酒杯，摆着切好的各式面包的木板也摔到地上。酒杯碎裂，红酒洒了满地。丹尼尔拿来一块抹布要去擦地，裘德闭上了眼睛。“他神情很恍惚。”戴斯蒙德·布尔说。裘德正面砸向桌子，灰色头发盖住了他扑倒在桌上的头颅。

“他不能就这样倒在这里。”弗雷德丽卡惊慌失措。

“我带他走，”丹尼尔说，“我带他去教堂，暂且安置他。”

“我也来帮忙，”鲁珀特·帕罗特说，“我现在感到对他负有责任。”他妻子梅丽莎·帕罗特也随即站起身来。

“那么我们就快点行动，我出去找一辆计程车。如果我们对他负有责任的话，那我们就别空等着。”

“我可以抬他起来。”丹尼尔正在使劲扛起裘德。

“鲁珀特说也有责任，我们一起来搬他吧。”梅丽莎指挥着。

“都是受虐狂。”被众人架起来的裘德从他松弛颓丧的嘴唇上丢出这么一句话，撑开一只眼的眼皮，就像爬行动物的眼皮一般，又闭了起来。

老朋友、新朋友都散去。弗雷德丽卡站在门阶上，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黄色街灯的灯光泼溅在台阶上。所有人都匆匆赶去搭乘地铁，只有几个人除外——鲁珀特、梅丽莎、丹尼尔和四肢绵软呆钝的裘德，他们四人乘一辆黑色的计程车离开。弗雷德丽卡转身要关门时，一个人从弗雷德丽卡邻居门道上的浓浓黑影中闪了出来，静夜之中，那个人的脚步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弗雷德丽卡倒抽了一口气，往自家的门边退了好几步。她看不清那个人的脸，只看得到他戴了一顶松软的大圆边帽檐的帽子，帽子戴到底，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她见过这个人，见过这个人曾戴着这顶帽子，穿着一件反光的一动就会发出声响的聚氯乙烯材质的雨衣，就在这条泥泞的环形街道上，就是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此刻，这个人呆若木鸡地，又站在这个广场的一角。他一周前是不是就站在那儿的？

“别害怕，我只是想见你。”

黄色的街灯下，一张白皙的脸照入弗雷德丽卡眼帘。

“我刚才举办了一个派对，你应该也来参加的。”

“但我不想贸然闯入你家，不想出现在一个派对上，我只想见你。”

“你最好进来。”

弗雷德丽卡的确有些害怕，尽管她知道来者是约翰·奥托卡尔。他也登上了弗雷德丽卡站着的门阶。不远处传来一辆车咳嗽般的引擎声，然后又停止了这种“咳声”。弗雷德丽卡尽量不去理会那些杂声。

“进来吧，喝杯咖啡。”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该进去。”

“那你为什么要来呢？”

“你知道原因。”

他摘下他的帽子，他的聚氯乙烯材质的衣服因为抬手、脱帽、拿下这几个连续动作，又发出毕毕剥剥的声音。他一整头浓密金黄的头发乖乖地卧在头皮上，光滑而光亮。

弗雷德丽卡不能回答他什么。她的确知道，又恍似不知道，所以说不出“我知道”。

“我一直在悄悄地观察着你住的房子。”他说。他的声线低，似乎充满预谋。尽管房子多数时候是空着的，他是一个情人，不是一个窃贼，但弗雷德丽卡并不情愿告诉他：“房子多数时候是空着的。”他突然开口说道：“如果我得不到我想要的，我会失去我拥有的。”

弗雷德丽卡明明可以说：“不，不会这样的。”又或者可以问他：“那你想要的是什么？”她确知他想要的是什么，可她还是问了：“那你想要的是什么？”

“是你，”他坚决地说，“你就是我想要的。想要到一种叫人难堪、难忍的程度!”

“进来吧，”弗雷德丽卡又说了一次，“你不能站在这里——我们不能站在这里，这毕竟是门口。”

他们顺着楼梯走入了地下室。他脚步沉重，脸色凝重。在教室里，在酒吧中，这张脸的表情总是机敏的、漾着淡淡好奇的、满是欢喜的、易于共鸣的，而现在这张脸好像被一种漫不经心的意愿和动力督促着。弗雷德丽卡想要笑出来，但不能笑。他身体中的紧绷感透过空气传达给弗雷德丽卡，或者说传达给他们俩。他们在弗雷德丽卡房间里两张正对面的扶手椅上各自坐下，且都坐在边缘上。

“你没来上课，一连好几周缺课。我以为你放弃了我们两人的关系。”

“我的双胞胎兄弟生病了，我得去照料他，还得处理一些事。我已经处理好了。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我能做的只有想你。”他踌躇了一下，继续说，“在每况愈下的情形中，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却变得越来越清楚——我得来见你。我知道我言不及义。”他又犹豫了一会儿，说了下去，“我跟你说过，我的语言能力不够。但我……我脑海中想象出一幅画面，就是你对我能够完全地了解……”

“完全？”

他垂下他的头。

“比如说我的……历史。两个人共处一室，不仅是身体，也带着历史。”

弗雷德丽卡不是没有想过他的身体，但的确没想过他的历史——她无从想象他有些怎样的历史。她回想了一下踏进这个房间里缓缓踱步又在刚才急切离去的所有男人的身体：休·平克，白肤、红色毛发；亚历山大，细长又有些佝偻；欧文·格里菲斯，手舞足蹈；托尼，身姿轻盈；艾伦，优雅；丹尼尔，身体像岩块一样结实，却喷发着活力；鲁珀特·帕罗特，浑身发出粉红色的光；埃德蒙·威尔基，颓废、苍白，粗框厚眼镜让他更显孤绝；戴斯蒙德·布尔，肌肉发达，身上溢着化学药剂的气味；总颠三倒四的裘德，是灰白的、像长着鳞片似的。她喜欢约翰·奥托卡尔的肩膀，喜欢他宽阔的嘴巴，总之，他的身形是她喜欢的。他的身体发肤对她来说，一直在勾画一种有意思的光彩、电流、气场——那几乎是一种能量，一种肉眼可见的气味和氛围的涌动。

弗雷德丽卡说：“我不知道你的历史。”

“对。”

他的眼神落在地上，他没有向她讲述历史的打算。他抬起头来，沉默地盯着她。弗雷德丽卡也以注视回报。他们的眼神在触碰着对方，这让他们两人都感到震动。她嗫嚅着说：“我得把这乱成一团的房间整理一下。”但她的身体没有移动。

“等一下，”他说，“现在不用整理。”

他站起身来，走上地毯，那地毯突然化为一片无垠的萧索之地，他却终于行了过来。他把一只手绕在她的后颈上。弗雷德丽卡想：“这就是我想要的吗？这就是我想要的吗？”约翰·奥托卡尔摩挲着她的脸、她的发、她的腰腿处、她小小的乳房。他的摩挲是轻柔的，那么轻柔，让她开始动了欲念，半愠怒半强迫地，她想要被更激烈地揉捏。她把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轻吻了她的脸颊，他的手像对她的衣服提出着疑问，是一颗纽扣？是一截拉链？是一条系带？当他把“疑问”都解开后，藏在衣服里这个赤裸的女人就被鲜明地定义了，她隔着衣服也能生动鲜活起来。她的头脑却未曾停止发问：“这就是我想要的吗？这就是我想要的吗？”她侧目望向地下室的窗外，街灯将一柱圆锥形的光束洒下，她看着光束，微微皱起眉，她的嘴唇却因为快感，无意识地张开来。她脑中回旋着：“这就是我想要的吗？”她想起了自己在豆蔻年华里才有的贪婪和求知欲——“我想了解我的身体，我想了解性爱，我想了解男人的身体”。她那时候可以漫不经心、不假思索地攥紧、探索、困惑、浪笑、恶心。她此刻害怕了，她更年轻时则不会害怕。她的身体对触觉尽管不是陌生的，却也不是放肆地能够胜任也甘愿投入的。她想起自己少女时期费尽心思去抢夺亚历山大的关注，让亚历山大也对她显露欲望。她此刻才惊觉那些事太幼稚，也担心自己逐渐老去，已经处于失去诱惑力的边缘。她回想起那时对亚历山大产生爱恋情愫是因为两人差距悬殊——亚历山大是教师，是她爸爸的友人，是禁忌。而此刻，她想，和约翰·奥托卡尔的这段关系有着同样的刺激：“这次，换成了我是教师，我之所以被追求，是因为我单身，我被注视着，但还是有一段禁忌的阻隔需要跨越。”她站在她脚下那块地毯上，看着窗外路灯的锥形光束，顷刻之间，联想了许多许多。在她思绪翻飞的时候，上身的衣服贴着她的身体一件一件簌簌滑落，约翰·奥托卡尔的手指找到了她衣服的所有系扣处，正让她成为一个女人，一个他想要的女人，一个他想象过的女人，一个他未曾见过的女人，一个他终于得见的女人。“我太瘦了，”弗雷德丽卡想，“对任何人来说，我都几乎称不上有乳房。利奥除外。”约翰·奥托卡尔将手伸向她裤中温热的三角地带，他巨大的手伸入她裤中，将她的裤子极其温柔地褪至她的膝盖处，然后跪在她的身下。弗雷德丽卡把自己的手放在她金红色毛发覆盖的三角处，约翰·奥托卡尔吻了她的手，也吻了她的毛发，他的动作是极轻的。

他仍穿着所有衣服，包括他的聚氯乙烯雨衣。当他趋前去吻她，或慢慢跪下时，他的雨衣因材质和摩擦，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喃喃私语似的，却很大声；他的头发像送到她的手边，他头发的触感柔滑、浓密、温和，连金色都似乎摸得出来，有了实感。弗雷德丽卡的思绪还没止息，她努力地抑制自己，不在脑海中勾勒利奥和奈杰尔的样子，可是，利奥和奈杰尔好像突然出现在这个房间里。她的鼻腔中弥漫着利奥头发的气味：那是最亲密、最强烈、她最爱的气味。她情不自禁地弯曲了双膝，俯身面对约翰·奥托卡尔的头顶，把自己的脸埋进了他的金发中：啊，闻起来真好，是很有疏离感的一种气味，像在闻一条吃起来对身体有很多益处的面包。她开始微颤、轻曳。约翰·奥托卡尔试图从他的聚氯乙烯外皮中脱身，他里面穿了一件繁花烂漫的衬衫，衬衫的图案是开满绿色菊花和蓝色玫瑰的一座花园，真是一个拥挤的天堂，但衬衫的剪裁很好，是一件可以搭配西装外套穿的衬衫，形廓和款式讨喜，却不流于俗套。弗雷德丽卡怯懦地伸出她的手，去解他衬衫上的珍珠母纽扣。她心里又在穷追不舍地问：“这就是我想要的吗？这就是我想要的吗？”没有任何一颗珍珠母纽扣能对她回应，几颗纽扣各安其位，却连成一线。约翰·奥托卡尔脱鞋的动作不是很雅观，弗雷德丽卡识趣地转头回避。他的裤子脱得顺利，像灵蛇脱壳。他的阳具壮美，金黄的卷毛将其围绕，它似乎对自己的存在感有着异常的确定。弗雷德丽卡看到时，忍不住笑起来。他们两人一同倒下，温暖的身躯粘连着温暖的身躯。“这就是我想要的吗？这就是我想要的吗？这就是我想要的。是的，没错。”

他们在地毯上大笑着打滚儿，差点滚到裘德·梅森的那摊还没完全干燥的红酒渍上。他们紧抓彼此，热切抚摸，无人牵引，各显温存，是一场美好的性爱。他们没有任何对话，自始至终没有人说话，但弗雷德丽卡听到他在睡梦中呓语，是一连串低声的没有意义的音节，以“z”和“s”为主，又突然来了一阵急促的“t”，是怡悦的哼唱，最后一声奇异的口哨声，像鸟儿尖细的啭鸣，就此安静无声了。她默默地忍下了几欲夺眶的眼泪，不愿再自我放逐。她小心翼翼地收留好内心的欢愉，是如此紧绷，又有几许隐秘。

早上，他们两人赤裸地从弗雷德丽卡窄小的床上苏醒。直到他们终于决定起床了，也还是没有言语上的交流，约翰开始收拾昨夜弗雷德丽卡派对上留下的残余，身上一丝不挂。他端着用过的酒杯和空了的酒瓶，进进出出弗雷德丽卡的厨房。弗雷德丽卡呆滞地看着房间里的酒瓶、烟灰缸和利奥的玩具——一只坦克车，一只机器恐龙，一只有枢节的木制蛇。

“我不能待在这里，”弗雷德丽卡怔怔地说，“我不能一个人待在这里。”

“我们可以去个什么别的地方。”约翰转身对她说。

“我在想要不要去约克郡，去看一下我的父母。”

“我们就去约克郡，我没去过那里，反正我现在放假。”

“我们不能一起去我父母亲家里啊。”

“你可以一个人去父母家，之后，等我必须回来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待在一起几天，就你和我两个人，可以对吗？”

“我们不如马上穿好衣服，锁上家门，一起去北方。”

“我有一辆车，我可以载你。”

“当然好!”

“这没问题，对吗？”

“没问题。”

她的身体里嗡嗡作响，是快乐的哼唱。他用心地缓缓环视着她住的这个地方：书籍、玩具、打字机、摞起来的打印文件——都是鲁珀特·帕罗特那边送来的书稿。

“我们快点走。”她催促道。

[1]　杰夫·纳托尔(Jeff Nuttall， 1933—2004)，英国诗人、演员、画家及出版人。

[2]　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 1921—2006)，英国概念艺术家。

[3]　雷金纳德·莫德林(Reginald Maudling， 1917—1979)，英国政治家。

[4]　勒内·马格里特，亦译为雷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 1898—1967)，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

[5]　帕特里克·赫伦，亦译为帕特里克·海罗恩(Patrick Heron， 1920—1999)，英国抽象画家。

第13章

他们上路了，在路上有这样的时刻：红砖房往后退去，为灰色的石头让路，灰色的石墙也渐渐出现在视线中。天空和草地的颜色也似乎随着这些灰色石块的改变而改变——在岩石映衬下，天空是更蓝的一种蓝色，草地是一种带有蓝色元素的绿色，而整个世界，在回返故土的那个北方人看来，变得那么丰盈，甚至有了液体般流淌的质感——但比液体更加严肃，也没有液体那么友善，只在真实性上没有减损。弗雷德丽卡与驾驶座上的约翰·奥托卡尔比肩而坐，约翰·奥托卡尔开着他深蓝色的车，不断吞噬着朝他们扑面而来的公路和风景。约翰惊讶的是，一个人对于回到原乡的感受竟然可以如此凶暴。沿路上看到的房舍都不是特别迷人，却有一种坚强固执的风骨，好在那些房子偶尔因蔓生植物和攀爬的玫瑰而软化了形象。“19世纪遗留下来的房子有一种气质，”弗雷德丽卡在心中说，“是一种公民性，却不墨守成规。”她把这种观感对约翰·奥托卡尔说了，他说自己来自米尔顿·奥尔弗雷佛斯，那是贵格会[1]的慈善家们规划修建的，位于埃塞克斯郡的一座20世纪花园风格的城市。“我们的房子像玩具街上的一座座玩具屋，”约翰笑道，“50年代的时候，我们那里的人都那么说。虽然坚固，也配有漂亮的小花园，但我们就是想逃出来。”

弗雷德丽卡本就曾离开她北方的故乡，逃向伦敦。她一直喜欢着伦敦，喜欢她四处游走、居无定所的伦敦生活，她无法描述自己为何无法对那些灰色、蓝色和绿色产生归属感，所以沉默以对。他们正驶进约克郡谷地，灰绿色的小山坡倾斜着从路面边缘上开始升高，往天际探伸。将小山坡分割成不均匀的、如拼缀图一般的，是带有些许工业感和力量感的干砌石墙，是层层巧妙垒好的黑色平滑石块所组成的蛇行阵列，是摞压起来的一截又一截光秃秃的原木桩。“这全都是故乡的人的手艺。”弗雷德丽卡默默地想，紧接着又斥责自己这突如其来的多愁善感。不过那些墙是真的美。“这种技艺，这种精准。”约翰·奥托卡尔观看着这些规划整齐、修筑巧妙的岩石、礁石组成的壁垒，不由得发出感叹。“这也是我父亲常常赞叹的，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词，”弗雷德丽卡说，“我以前总是下意识地等着他这么说，他竟然一次也不落。现在我看到这些墙，这竟然也是我的观感——如此高超的技术!”

他们两人没有直接去弗莱亚格斯，而是先在途中的戈特兰德找了一间小旅馆住下。他们到小旅馆的时候，夜色渐浓，回头望向远处荒野上的点点灯光，像潋滟动人的水光，又像是悬浮游弋的细雪。他们在小旅馆登记的时候，在住客单据上写的是：约翰·奥托卡尔夫妇。这是一个幻想、一个虚构，弗雷德丽卡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尽管她并不是奥托卡尔太太，但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身份。他们顺着嘎吱作响的黑木楼梯走上一间吊灯垂得很低的卧房，卧房里的壁纸上满是小树枝，连床单也是同样的图案。他们在小房间里情不自禁地相拥，约翰·奥托卡尔精壮的身体对弗雷德丽卡而言，依然是有趣又陌生的，但有温热的触感，也能与她的身体契合和沟通。他们走出房间，目送最后一道微弱的天光，那道天光就在他们眼前由小山峰围成的碗里消失。初升的星光映进他们眼中，褴褛的云絮在星星的群落间纠缠穿梭。他们牵着手，他连手指都是温热的，弗雷德丽卡感到他的手指在与她的相碰时，有微微的震颤。

小旅馆里有一间兔子洞大小的黑漆漆的酒吧，酒吧里混合着啤酒、红酒和石蜡的气味。他们在小旅馆的餐厅里吃饭，餐厅的墙是桃红色的粗糙的泥墙，餐桌上钴蓝色的烛台上，点着一支盈盈的蜡烛。他们晚餐吃的是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餐桌上两人突然有点拘谨，对彼此客气。他们分享着彼此的身世，或者说部分的身世。弗雷德丽卡描述自己的父亲比尔、母亲温妮弗雷德时，用的形容词是：不因循守旧，教书匠，尊重常识；描述姐姐斯蒂芬妮时，用的词是：闪亮，聪颖，入土为安；说弟弟马库斯有数学头脑，灵敏，不好相处；她也介绍了自己：在布莱斯福德·赖德长大，在布莱斯福德女子文法学校读中学，学校风气自由，但学习内容无聊到令人窒息。约翰·奥托卡尔向她讲述的是一个在和平主义思维浓厚的贵格会社区长大的童年，他的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当年在一家巧克力工厂担任生产部门经理，二战期间因为提出良心上的反对意见而被抛入监狱，直到战争结束才获释。他也说起了他的母亲，但弗雷德丽卡想象不出他母亲的面目，不过她清楚：他母亲应该是一个贵格会教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和平主义者。“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在米尔顿·奥尔弗雷佛斯的文法学校念书，”约翰·奥托卡尔说，“那段就学经历还挺平顺的，我们后来去了布里斯托尔专门读数学。父母亲一开始认为我们这对双胞胎应该被分开，所以我们一个被送去了布里斯托尔，另一个被送去利物浦，但是这种强行分离并没有成功，后来我们两人都留在布里斯托尔上学。”

“你是其中哪一个？”

“我是一开始就被送去布里斯托尔的那个。”

“你觉得你们两人应该被分开吗？”

弗雷德丽卡在延续话题。

“应该也不应该，”约翰·奥托卡尔口气平和地说，“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想要把我们俩分开，但结果事与愿违。”

弗雷德丽卡本想要问：“为什么说事与愿违呢？”又觉得问不出口，她进行着“自我审查”。于是，餐桌上一阵冷清，约翰在思考着怎么把话说下去。

“一开始，我们在布里斯托尔读的并不是同样的学科，后来读着读着就读成一样的学科了，我们读的都是纯粹的数学学科。”他说完这一段又停顿了，不一会儿，话茬被接上了，“活在同一个数学世界里，用相同的思路和方法，解决着同样的数学难题。”

“你那时候快乐吗？”弗雷德丽卡问道，随后意识到不管问什么，约翰的童年经历好像都是一个有点危险的话题。接着，是一阵更长的悄然无语。约翰·奥托卡尔边吃东西，边无法抑制地皱紧了眉头。弗雷德丽卡想起约翰曾经说过，来上校外文学课是为了学习语言，便疑惑他此刻是不是遇到了语言组织或表达上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快乐的，”他终于开口说话了，“我是说，情况是我们对彼此异常熟悉，你知道的。但这也是我们兄弟俩唯一了解的一件事。也因为——我们俩总是在一起，所以，我们接触不到其他的人事物。我们没有——没有各自的朋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是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我们喜欢那些朋友。这是因为一种相似性，朋友们和我们都是同一类人，但是我们两兄弟需要……或者说我需要……真的需要……我自己的人生，可以那么说。”他用鼻子发出一阵自嘲的痛苦的笑声，“比如说，一个属于我的女孩，还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想法，尽管我有时候会想，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想法，如果你明明就和别人抱持同样的想法，你也不必伪装成特立独行，不然就太傻了。我们兄弟俩都很热衷地参加反核游行——就是在奥尔德玛斯顿村[2]的那些游行。我们和父母亲一起游行，参加的还有从米尔顿·奥尔弗雷佛斯赶来的贵格会教徒们。我们投入的是比我们的人生更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很有意义。”他思忖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恐惧也是件好事。”

“恐惧？”

“你在那里一直游行着，你走啊，唱啊，和旁边的人勾挽起胳膊，体现出人类的团结，但是你在做这些事情时，是心怀恐惧的。你会担忧有些傻瓜不知会对这个世界做出什么愚蠢的事情来，担忧一些你根本无法去想象的事情，但是你必须戒慎，必须去努力想象那些令你恐惧的事情，时时刻刻都要心怀恐惧。你知道吗？游行是你唯一能做的，不过你脑中时不时地会涌入一种认知：自己所参加的游行，最终可能无法成事，没有实效。”

弗雷德丽卡的确考虑过核弹对人类的影响。但她的思虑不是来自自保的麻木不仁，就是来自一种人类应该守护住唯一一块栖身之地的残缺信仰。她审视核弹威力时，甚至带有个人主义的愚智和盲勇，她每次只要一想到入迷，就会赶紧抽离。她对人类的群体情感是作呕的，即使她情绪中偶尔流露出共性情感这种倾向，她对此相当不以为然，极不认同也从不欣赏自己这一点。她绝对没有任何耗费个人时间参加示威游行的念头，她对示威游行的作用也持怀疑态度。她不认为自己想被牵涉进公民运动中去，但好像也并不介意去讨论抗争、抗议这些事。她迟疑着，阻止了自己对约翰·奥托卡尔的探问，只在餐桌一端，用眼神穿刺着他的外在。约翰·奥托卡尔眉头紧锁，当他感觉到她的眼神时，他抬起头来，投以微笑。他的笑容里充满柔光和明亮的暖意。弗雷德丽卡一阵目眩和悸动，她也欢笑以对，是特别爽朗的欢笑。

她想问他的不过是他是否在某一时间，以某个方式，设法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女孩，但她没胆量问。

夜间，他们的做爱像是兴致勃勃的发明创造，也像是费尽心机的合力绸缪，但少了最初的那种惊吓感，比如昨天晚上。他很快掌握到什么是弗雷德丽卡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他唤醒着弗雷德丽卡的身体，让她的身体欢唱，他显然对自己的技艺感到满意，她低吟着，沉浸在欢悦中，一遍又一遍的欢悦，一遍又一遍的欢悦。他们同睡同醒，转身面对着彼此，轻抚着对方的手和脸。弗雷德丽卡苏醒在一阵懒洋洋的活力中，她呼吸着他的呼吸，这种亲密令她和颜悦色，通体舒畅。他在她耳边呢喃着“特什”“特然”“阿兹唛”等不具实意的音节。一次又一次地，擦过她的耳畔，那陌生、低沉的欢呼，最终是平和的收尾。他入睡很快，睡得很沉。弗雷德丽卡支起身体，凝望着他沐浴在月光下的脸庞，一张变得熟悉却依然有距离感的脸，静谧、空白、洁白、美丽。像雕塑一般，与她的脸有些神似。“这就是我想要的吗？”她脑中有一个固执的、回旋的声音。弗雷德丽卡再次躺下，她伸长自己纤细的身体，去与他的身体相比相触，肤贴着肤，骨碰着骨，让两人身上残存的欢悦的余温得以续延。

他们早上在旅馆那间桃红色的餐厅里吃早餐，坐的位置刚好能看见窗外的旷野。餐厅里有其他食客，一个家庭，一对夫妇，一个戴眼镜的男人——那个男人正在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弗雷德丽卡和约翰·奥托卡尔向餐厅要了几块三明治，就往旷野那边散步去了。他们信步闲游，形影相随。这步履的欢快节奏，这肌肤的真实温度，都让弗雷德丽卡头脑中诗意躁动。在她急切渴望着被触碰的年轻岁月里，有几首诗曾打动了她，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爱，我真的在爱吗？

我走在另一个人思维的光亮里

就像存在于一种荣光之中

我曾经住在天昏地暗里

像维纳斯的小教堂

深夜中伫立在黑暗中

黑暗中却又有神圣之物

轻柔稀薄，不委身于寻常之处

连皎洁的月光都为之迷茫

无意识地慰藉了人心

尔后，爱情降临

如一颗被践踏过的星星

用余力散尽残焰……

她想把这首诗复诵给约翰·奥托卡尔听，但她却不敢。当她还是少女时，她曾对着镜子默念这首诗，像用咒语召唤一张并不存在的脸。尽管此刻她眼中全是约翰的脸——或多或少地在日光下闪着光，让她的少女情怀又上心头，只是，这首诗仍然是她的秘密，是成年弗雷德丽卡的秘密，只能被藏匿。“我一直在找你。”弗雷德丽卡想对他说，但最终，她说出口的是：“你找到她了吗，那个属于你的女孩？”

“哪个女孩？”

“没什么。”

“哦，那个属于我的女孩。嗯，是的，我找到了她。她是一个法国女孩，事情很复杂。”他说，“甚至可以说糟透了。”

其后是一段冗长的沉默。弗雷德丽卡对他说了抱歉。约翰·奥托卡尔说：“我不想，不想毁了我们正享有的一切，不想因提起往事扫了你的兴。毕竟都已过去，那不是多好的一个故事，滑稽而不堪。”

他接着说：“当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看到玛丽-玛德莱娜时，我觉得她真美。她也住在我们寄住的人家。她是一所学校的导读员，她郁郁寡欢，不得其所。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对她的感受——我是说任何人。我一直把她放在心里，我思考怎样才能跟她说得上话。最后，在她有一天下班后，我跟她说话了——是在她工作的学校附近，不是在我们住的地方——我就直接说：‘我想认识你，想跟你说说话。’她说：‘你是双胞胎中哪一个？’我永远记得，那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原来，她也无法分辨我们。所以我告诉她‘我是约翰’，接着又约她去看电影。我想电影院里又阴暗又隐秘，这挺好的。我记得我们那天看的电影是让·谷克多的《美女与野兽》。看了一会儿，我有一个奇妙的感觉——我不是没有过这样的幻想——我幻想我看到我的双胞胎兄弟也走进了电影院，坐到玛丽-玛德莱娜身边的另一个位子上，我们就这样一边一个坐在她左右。当放映厅内灯光亮起，她看到了我们两人。她当然有很优雅的举止礼仪，她跟我们两人一起讨论着这部电影，我们三个同去了咖啡店，继续聊。聊反核运动，聊爵士乐，聊电影。她朝我们两个人微笑。”

约翰·奥托卡尔对弗雷德丽卡说开了：“我们出去过几次，三个人一起。我知道我的双胞胎兄弟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根本不用对我开口。他也知道我的心情：我想要玛丽-玛德莱娜，我想拥有她。我不觉得我的双胞胎兄弟也想占有玛丽-玛德莱娜，因为他只不过想占有我想要的。于是，我跟我的兄弟说：我必须单独跟玛丽-玛德莱娜相处。我告诉他：我们或许应该暂时分开，我们应该有各自独立的一部分人生，我们既然一生为二，就应该是两个个体。我也告诉玛丽-玛德莱娜我想要拥有她。她让我亲了她，还让我做了其他事情。我必须经由那些事情来对她倾诉，她很了解我的感受。但是，我的兄弟却不善罢甘休。”

弗雷德丽卡问：“他做了什么？”

“起先，他一直对我们纠缠不休。他总是知道我和玛丽-玛德莱娜会去哪里，然后他会在那个地方出现，装作巧遇的样子。有一天，玛丽-玛德莱娜对他说：‘我和约翰想独自相处，你应该去找一个属于你的女孩。’她态度很温和，但他却恨恨地惩罚了她。”

“怎样惩罚的？”

“他伪装成我，玛丽-玛德莱娜毕竟无法分清我们兄弟俩。他换上我的衣服，约玛丽-玛德莱娜出去，还与她发生性关系，然后再嘲笑她，笑她蠢到辨识能力低，笑她自食恶果。她在羞愤之下回到法国，她告知我，她实在无法承受这一切，她深受欺辱，也万般恐惧……”

约翰·奥托卡尔对弗雷德丽卡说：“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些的。”

弗雷德丽卡说：“我想要知道。”

弗雷德丽卡迫切地想要知道这些事情。她被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是多么戏剧化的一个故事!她和约翰·奥托卡尔并肩走在羊肠小径上，她说：“你说过，当你来到我身边时，你带着你和自己的往昔。”

“那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往昔，是好几个人交错着的往昔。”

“你做了什么呢，当她离开之后，当玛丽-玛德莱娜离开之后？”

弗雷德丽卡的视觉中有了玛丽-玛德莱娜的形象，是一个毛发一缕一缕地卷曲着，又瘦又黑的法国女孩，眼神颓靡，嘴型小，像一个红色的小圆点，这更让她显得充满了隐秘感。当然，这仅仅是弗雷德丽卡的想象，真正的玛丽-玛德莱娜或许跟她想象中的样子毫无相似。

“我火冒三丈，我告诉我的分身：‘我和你别无选择，必须分离!’我还说：‘我要像别的独立个体一样，像其他独立自然人一样，去找一份普通工作，过一份平淡的生活，我要去创造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他受不了，他……他恳求我，他向我道歉。我连夜收拾行李，他竟然在我收拾行李时钻进我的房间。我说：‘很显然你知道我会搭哪一列火车离开，但我不想让你也上车，你不能跟我一起来。’他说他会去把玛丽-玛德莱娜找回来。我说玛丽-玛德莱娜不是整件事情的重点。我夺门而出，拦下一辆计程车，飞奔到火车站，在火车站待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来到了火车站，找到了我，要和我一起登上火车，他使尽力气，完全控制住了我。我站在大街上，朝他不断怒吼。我……我揍了他，就揍了他一拳。他瘫坐在人行道上，我飞快地离开了。”

约翰·奥托卡尔的叙述诡异中带着一种痛感。

他们头顶的云朵在蓝天里奔涌竞逐，这一天的风很大，好像能把刚才对话里的句、词、字都吹到石楠花的花蕊上——弗雷德丽卡想象着这幅画面。她仿似看到约翰·奥托卡尔，因为悲伤和懑郁，身体僵直地关上了计程车的车门。她也仿似看到呆坐在人行道上的那个男子的落魄相貌，他被迫吐出一口极幽怨的气息。她看到那个地上坐着的男人背后还有一个人，是空间中一个没有实体的形象，她觉得那个形象就叫作：他。

“后来呢？”

“后来我接到玛丽-玛德莱娜从法国卡昂打来的一通电话。她几乎绝望了，因为他也追到了卡昂去找她，他坐在她家的门阶上，苦苦哀求她回到我身边，像个丑角一样演戏，对她弹起吉他，吹起小号，试图平息她的怒火——在那么有限的时间里，他竟然具有了音乐能力。”

约翰·奥托卡尔兀自说了下去：“我去卡昂把他带了回来，他整个人已经处于一种崩溃状态。不仅是他，还有玛丽-玛德莱娜，她说她永远都不想再见到我们其中任何一个……此刻，他在接受心理辅导。我，我也试过心理辅导，但我不喜欢那种被辅导的方式，所以我就停止和他一样接受辅导了。他——现在无法脱离他的心理辅导师。他好像是住在一个互助公社里——我是这么推断的，但他之前还在医院里治疗过一段时间。我则找到了工作，住进了现在住的公寓。”

约翰·奥托卡尔有点语无伦次，也口吃起来：“如果……你和我……继续交往下去……你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吧。”

“你讲得很有趣。”

“我不会用‘有趣’这个词来形容我的经历。”约翰·奥托卡尔说。

弗雷德丽卡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但一直以来，她并不是一个那种有着丰富到不寻常的想象力的女人。直到那夜她和约翰·奥托卡尔同床而眠后，她对约翰·奥托卡尔的想象力才开始启动，运作起来，她想象的是约翰·奥托卡尔那个不在此处的分身，那个双胞胎兄弟。一边细嗅着约翰·奥托卡尔头发的气味——他胸前晶莹的汗珠，他跟她做爱时浑身散发的气息，弗雷德丽卡一边好奇着：跟简直与约翰·奥托卡尔别无二致的另一个人做爱是什么感觉？那个让人辨不出真伪的人，那个与他同卵双生的生命体……她用大拇指和中指张开时的距离，度量着约翰·奥托卡尔肩胛骨的长度；她端详着他耳朵里的螺纹和螺旋，用舌尖舔着、探着他的耳道。真的有与他那么相同的另一个人吗？有一个用错觉和羞辱狠毒地惩罚了玛丽-玛德莱娜的人？爱的精髓本就是恋人有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品质——越独特越好，弗雷德丽卡想，是父亲的教诲和知识刻印于她的心中——独特，是一个无法被质化、描述的形容词。弗雷德丽卡试着去想象另一个弗雷德丽卡，她满腹恐慌地放弃了这离谱的幻想。

弗雷德丽卡和约翰·奥托卡尔驾车翻越旷野前往落谷瀑布，想去那里看看，他们把车停在斯莱茨，徒步越过了厄古邦比、伊本戴尔、小贝克。地图上的地名全都是古地名，听起来洋溢着亘古的生命力：汉普赛克、索斯哥雷夫、福尔赛克、奥德玛丽贝克、海布莱德斯通。在一处林地边缘，他们看到红色、蓝色和金色的小光斑——两个人从绿篱那边缓慢地走过，他们因为篱笆的阻隔，在穿行时不得不停顿、俯身，红色、蓝色和金色，那些分别是他们的保温瓶、塑料箱和帆布包的颜色。当两对人擦身而过时，弗雷德丽卡被对面这两个人认出来了，原来他们是杰奎琳·温沃和遗传学者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博士，弗雷德丽卡，和约翰正处于一种柔韧、微妙却也有一丝脆弱的关系中，她关心着约翰的感受，不想停下脚步跟杰奎琳·温沃、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话，她只想和这两个此刻无足轻重的人轻轻地致意，各自前行。卢克·吕斯高-皮科克似乎领会到了弗雷德丽卡的用意，他低下头，继续注视着微湿的草地和灌木植株的根部，但杰奎琳则停了下来，亲热地和弗雷德丽卡打招呼，还问弗雷德丽卡是不是要到弗莱亚格斯村。杰奎琳从红色的保温瓶倒出了咖啡，约翰·奥托卡尔欣然接受，他们坐在巨大的绵延的岩石上，每个人手里各端着一个颜色鲜亮而不同的彩色塑料杯。从他们坐着的地方，可以看到菲林戴尔荒原上的弹道导弹预警系统，三个纯白的庞大球体列成一排，在天际之下格外显眼，以澄澈的湛蓝色天空和浮动的棉絮般流云为背景，三个球体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天上的云缓慢地改变着形状，一会儿是成群的羊，一会儿是堆积的棉花，一会儿是八足类动物，一会儿是羽毛床，一会儿是敞篷双轮马车。

杰奎琳又问了一遍弗雷德丽卡是否正在去往弗莱亚格斯村的途中，弗雷德丽卡说目前还不能确定，说自己只是凭一时冲动，放了几天假。杰奎琳明亮的棕色眼睛正打量着约翰·奥托卡尔，可能在猜测他的身份。杰奎琳跟弗雷德丽卡说：“马库斯要是能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杰奎琳的语气中有一份对马库斯的独特亲密感，还有一种轻微到不易察觉的对已经“拥有”了马库斯的展示。弗雷德丽卡又开始好奇了，她在别的情形下也不止一次地好奇过：杰奎琳和马库斯这两个年轻人，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如果你去弗莱亚格斯村，”杰奎琳又插了一句，“丹尼尔见到你也会高兴。”弗雷德丽卡说自己并不知道丹尼尔此刻也在弗莱亚格斯村。“我没有理由会知道。”弗雷德丽卡补充道。“是啊，所以阿加莎也会很惊喜!”杰奎琳说，阿加莎也会带着莎斯基亚来看丹尼尔的一双儿女：威尔和玛丽。杰奎琳总结道：“我们都很期待阿加莎的来访。”弗雷德丽卡应了一声：“哦。”再无任何可说的。杰奎琳脸上挂着笑，说：“我们都想见见阿加莎。”

约翰·奥托卡尔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那三个球体。“它们好像是存在于异度空间的东西，好像带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真实性。它们的规模与荒原不太相称，像是按照另一个世界里物体的比例来设计的，既丰美又带着满满的恶意。它们的美感和简约，让人很容易忘记这竟然是人类双手的杰作，所以要说它们的设置，破坏了这片自然地貌中的天然风情，也不是很合理，它们并非是格格不入的。总之，这三个球体硕大却不突兀。”

“它们却是不折不扣的人类伟力的丰碑。”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赞赏道，“它们正悉心聆听着《圣经》中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的声息。我们发明出可以摧毁世界的引擎，然后再制造出这些庞大的非人类的半球形物体，来监测和探听朝人类逼近的厄运。”他笑了，笑得极其干硬，“我不认为这些球体是多么高强的防御装置，当然，它们看上去强大，看上去高雅。”

没有人说得清这套早期预警系统的雷达天线罩在“大灾难”降临时，会发出多久的警报——是四分钟，六分钟，还是十二分钟？“准备好领受你们的厄运吧!”弗雷德丽卡戏谑说，“我们会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也不尽然，”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反驳了弗雷德丽卡的说法，“死亡会乘风而降，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地渗入空气中，潜入草叶间，流入牛奶中，藏入我们的牙齿和骨骼中。它并不需要从西伯利亚飞过欧罗巴的北海直冲我们而来，但是肯定会在我们的区域内造成危害。不久前坎伯兰郡就发生过一起导弹试射事故，事情最终被掩盖，没有新闻传出去。锶这种元素会进入暴露于爆炸云下的儿童的骨骼中。我已经测量过了——我使用蜗牛的壳来测量。”他向约翰和弗雷德丽卡展示了一整盒蜗牛空壳。他说：“在一些特定的蜗牛种群中，某一范围值内的锶元素可以在蜗牛壳中被检验出来。”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他有一个朋友研究的是较大型的蜗牛——莫雷阿卵胎生树蜗牛，发现于法属波利尼亚的莫雷阿火山岛——那是法国试爆炸弹的地方。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他朋友用不同范围值的锶元素来检测蜗牛的生长速度，当试验被法国人发现后，他的那位朋友被驱逐出了莫雷阿火山岛。“我也在兰开夏郡的蜗牛身上发现了锶元素的富集，”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你拿一只空的蜗牛壳，向壳里注入透明的胶状物，再用锐利的金刚石圆锯将蜗牛壳垂直切割，你就会看到一个美丽的螺旋，一个符合斐波那契螺线规则的螺旋——根据那个螺旋，你可以通过测量矿物的方法来纪年。”

约翰·奥托卡尔向卢克·吕斯高-皮科克问起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自己研究的主要是种群遗传学，他告诉他们：例如陆生大蜗牛(后来叫花园葱蜗牛)、哈雷克斯(或雷默瑞丽蜗牛)，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被研究过，它们的壳被用以记录特定纹路的主导性或稀缺性——纹路的变化种类、纹路的数量和疏密、纹路的缺失、纹路的花纹，等等。“如果我们能认真观察它们，我们就会发现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说正在眼前发生。”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接着说，“不同的蜗牛种群有着不同的栖息地——绿篱、路边，以及多种多样的木质，包括山毛榉、栎树和混生树种——我们观测蜗牛的变化，实际上是观测环境的变化。蜗牛有的是粉色的，有的是黄色的，壳上无纹的蜗牛多栖居于山毛榉木上，而壳上有纹路的蜗牛则多在灌木篱墙上栖居，它们可以在重重伪装的掩护下，躲过画眉鸟的攻击。我和杰奎琳会来这里，是因为这里有一块画眉鸟常用的砧石，我们可以在那块平板的砧石上收集破碎的蜗牛壳——你看——就是这一盒子的蜗牛壳。我们清点蜗牛壳的数量，仔细审视蜗牛壳纹路上的变化。”

不远处的路边，的确有一块颇大又平整的石块，石块周遭尽是蜗牛壳碎片，有的蜗牛壳几乎被敲碎，露出壳内的柱状螺旋结构，发出透着寒意的光，有的则四分五裂，像是打烂了的蛋。

杰奎琳说：“但是最近画眉鸟消失了，有的砧石已经被遗弃了。我们估计，作为食物链一环的画眉鸟惨死于杀虫剂，因为它们吃下的全都是被硝苯硫磷酯、狄氏剂、七氯毒死的表皮更加油亮的虫子，即使那些画眉鸟没死，造成的结果也是它们无法生养孵育下一代，或者生出丑陋的幼体，因为药剂中的毒素造成脱氧核糖核酸的损伤，改变了基因，这和辐射的后果是一样的——幸好，我们在这里发现的画眉鸟还健康地生活着，欢快地唱着，兴致勃勃地在砧石上啄着蜗牛壳——不过，在其他很多地方，画眉鸟都不见了。我们希望从画眉鸟留下来的这些蜗牛壳上，获知蜗牛这个种群的演变。”

弗雷德丽卡瑟瑟发抖，这段对话中，有一段令她感到毛骨悚然，那就是——人类亲手制造的死亡悄悄降落到空气、水和其他物质上，这种死亡能穿透树叶、皮毛、血肉、骨头和甲壳，这种死亡就存在于荒野的气息中，就存在于这监视着、监听着、耸立着的三个大球体所组成的无声画面中。约翰·奥托卡尔和杰奎琳·温沃聊到他们时下青年一代的恐慌和担忧，还聊到对上一代人的迁怒，约翰·奥托卡尔和杰奎琳·温沃都还年轻，所以对青年人的心情能感同身受。

弗雷德丽卡拨弄翻转着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收集来的蜗牛壳。她赏看着这些迷人的盘卷和螺旋，想象着一个个生命体蜷缩着寄居在螺旋状的屋宇中，那些生命体长着触角、黏滑、反光、长着七千颗牙齿，如今这些壳的主人已经消失不见。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拾起一只只蜗牛壳，向弗雷德丽卡展示——有的是粉红色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壳上只有一道线条，有的纹路复杂。他告诉弗雷德丽卡：“陆生大蜗牛有着白色的嘴唇，很可爱的、象牙白色、隐隐发光的嘴唇。”他的描述带有诗意，“哈雷克斯蜗牛跟陆生大蜗牛则很容易区分，因为哈雷克斯蜗牛的嘴唇是黑玉色的，是一种乌油油的黑色。”从他精挑细选的语言上，弗雷德丽卡看得出他真心喜欢他所研究的这种生物。

“它们把自己的历史全都背负在身上，”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从它们背上驮着的壳，你就可以读取它们的基因构成。”

“所以你是否觉得达尔文的理论是正确的，自然选择的规律改变着物种的基因？”弗雷德丽卡问。

“不，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卢克说，“生物的演化很具迷惑性，规律很难说得清。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是确切严谨又无误的，那么经过相同自然选择压力的不同物种，基因上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同质性或同类性——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不同的物种向我们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多态性。不同的形态依然固存，即使严苛的科学理论也指出：这些异态早应该消失殆尽。花园葱蜗牛千百万年前遗留下来的化石揭示出：它们的壳无论是从颜色还是纹路上，都不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少。”

“会不会是物种经历了不同的天择压力……？”

“我想引用培根的理论。”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说，“在物种的多样性上，我觉得引用培根的话再适当不过了，因为我尝试去阅读蜗牛壳上脱氧核糖核酸所留下的遗言时，突然想到了培根曾经说过的话——‘所有人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寻常的疑惑：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张脸中间，竟没有相似的两张脸。’我则恰恰相反，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有相似的脸？如此一来，我们即可考虑：到底二十六个字母在人们漫不经心或不予研学的情况下，被拼组成了多少难以计数的词？而且，一个叫法布里克的普通人可以用这些词写下多少接连不断的文句？我们由此可知：丰富和多样的变化，是一种必需。被缩写为DNA的脱氧核糖核酸只有三个字母，但是它却能够制造出无穷无尽的生命种类，即使是蜗牛，种类也多如恒河沙数。”

弗雷德丽卡端详着卢克·吕斯高-皮科克那张认真的脸。他唇上的胡须剪得整整齐齐，一根根昂然挺立，像是赤黄两色相间的粗壮的短刺，和他一样充满着旺盛生命力。在那红色的柱状、茎状胡须之下，是他看起来柔软又神秘的嘴巴。他的眼眶很深，他的耳朵很尖，他有红狐狸一样的气质。他跟弗雷德丽卡可一点也不相像，尽管他们俩毛发的颜色大略相近——“如果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这四个人，可能会误以为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和我有亲缘关系。”弗雷德丽卡心想，她忍不住朝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报以微笑，卢克·吕斯高-皮科克也朝她微笑，但不是全然对她笑，他脑海中还想着蜗牛和脱氧核糖核酸，他应该是对她、蜗牛和脱氧核糖核酸一起笑吧。弗雷德丽卡别过头，向约翰·奥托卡尔扫视了一眼，极快地将他宽阔的眉毛、闪亮的额头、坚定的脊背，将这个胎生的脊椎动物，将这个她渐已了解和为之感怀的男人，纳入眼底。弗雷德丽卡对卢克说：“有些人的脸的确是相似的，比如约翰就有一个同卵双生的兄弟，但我没见过。”

卢克·吕斯高-皮科克递给她两个蜗牛壳，这两个蜗牛壳都是黄绿色的，也都没有纹路。

“遗传学者最喜欢双胞胎了，”他说，“尤其是喜欢那些有着不同人生境遇的双胞胎。”

“你得亲自向他探知他的故事。”弗雷德丽卡说。

“我会的。”卢克说，他又递给弗雷德丽卡另一个蜗牛壳，这个壳基底的色彩很浅，一条深色的螺旋线从底部旋绕向上，像缠着整个壳身。“这个也送给你。”卢克说。

约翰和弗雷德丽卡当天下午回返他们在戈斯兰德下榻的小旅馆。落日时分，他们穿过戈斯兰德的小村庄往旅馆走时，碰上一队羊群，羊脸是黑的，羊眼是黄色的、不通人性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弗雷德丽卡的记忆里拽了一把，她意识到，自己曾来过这里，坐着大巴，跟着旅行团一起来的，她见过眼前所见——这一番现在看起来挺有趣味，也挺有教育意义的小村景致。和这次相比，以前那次似乎更值得回味，因为她是和一个刻意打扮过的旅伴同行的。眼前踱步而过的羊群和身旁灌木上的丛丛荆棘，把那个人重新带回她脑中，是埃德蒙，在他年轻时很引人注目、充满反叛的躯壳里。埃德蒙的样子又给她带来一种想法，那个想法关乎她的疏离感。很久以来，她就有一种将两种事物区隔开来的能力，比如：性爱与语言、抱负和婚姻。“我在想什么啊？怎么能想到疏离感呢？”她质问自己。她记得自己正在思考拉辛[3]的剧作，她记得自己脚步的律动与约翰·奥托卡尔脚步的律动轻松闲适地吻合，或许就是这种相谐的律动，让她将眼前的景观化为对仗的两句诗。其实诗本身与景观毫无关联，而联动性就是这么有趣，这么有力。

那两句诗是这样写的：

那再也不是我隐藏在心中的激情：

那是爱神将自己拴牢在猎物身上[4]。

她记得，她记得她欢愉地品味着这两句诗的工整与和谐，两句之间的停顿像刚好处于一个最精准的枢纽上，上下句在语感节奏上被完美地隔离开，稍作停顿后，下一句顺着上一句释出的连贯韵律，又灵动地接续起来。她把这两句诗用法语原文大声地背了出来，约翰·奥托卡尔把手亲昵地放在她臀部上，那是一种爱意的表达。他大声笑着说：“就是这种感觉!”弗雷德丽卡停下了脚步，被性爱的冲动迷惑着，用两手紧紧钳住了他。就这样，他们被羊群观看着，也被在小旅馆那间桃红色的餐厅里阅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男人观看着。弗雷德丽卡和约翰·奥托卡尔就这样互相环抱着、亲吻着，再慢慢移步进旅馆。他们相偎相依，不能分离。弗雷德丽卡的思绪在黑暗中化为一条流窜翻寻的蛇，在搜索一个最能说明力量和安全两者间关系的词。她记得当姐姐斯蒂芬妮从丹尼尔身上得到那么明显又确实的幸福时，自己作为妹妹的那种惶惶不可终日。她想到了E. M.福斯特和D.H.劳伦斯，还有那句“只有联结”，还有那神话般的“一体性”。曾经击中过她的那个词又回来找她了——如此固执地——那个词是“贴合”。“贴合”让事物保持着疏离感。人生不是被比喻、性爱或欲望联结在一起的，而是被一贯带有着古旧知识、运行机制的事物，甚至是意外中发现的事物紧密结合在一起。她把手伸进口袋，触摸着卢克·吕斯高-皮科克送给她的三个蜗牛壳，两个是绿色的，一个是一条螺纹绕满了整个壳身的。这螺纹是后天的“贴合”，还是先天的有机的增长？锶元素的渗透，能在金刚石圆锯对蜗牛壳螺旋体的垂直切割下显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层次——这是坎伯兰郡的一场意外，还是时间在空气中的散落？——“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啊？”弗雷德丽卡困惑不堪。乘着风潜入空气中的死亡，并非有刹那间消灭整个地球、摧毁全部人类的神圣威力，这种“新型”死亡的羸弱和片面，让她惧怕；另一方面，她却因此对死亡产生了一种原始又模糊的预感，简直像是碎片化的、并列式的艺术形式，那些碎片并没有相互交织，也并非有机地螺旋排列成一棵树或一个蜗牛壳，而是像一砖一瓦的建筑，或一层一叠的堆放，恰如邮政大楼的修建。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就坐落于荒原上，从石楠花的花丛和新石器时代的岩石缝中，甚至是在古坟墓碑的缝隙间，都可以看到那三个球体，但这三个球体的美，就深藏于它们与周遭环境的隔阂，以及你一眼将荒原的全部景观尽收眼底时的那种即时性中。

她产生了某种特异的感触，她又不知道那是什么，因而无法将感触往任何一个方向推搡或深化。“‘贴合’也好，‘疏离’也罢，我又想起了童贞女王和一股脱胎于她孤独感、疏离感的力量，事实上，我感到她的能力、她的智慧其实是脱离于她的孤独感和疏离感独立存在的。”弗雷德丽卡想得出神。

“你在想些什么？”约翰·奥托卡尔问，他握住她的肩膀，把她的脸转来对着自己，“你悄悄从我身边溜走了。你去哪儿了？你在想些什么？”

欲望缠着弗雷德丽卡的脊椎骨慢慢向上绕行，像顺着游乐场的螺旋滑梯慢慢攀爬，她玩过螺旋滑梯，她曾在螺旋滑梯上边滑行，也因害怕和惊喜而大声尖叫。

“我有了想写一本书的主意，书名叫《贴合》。”

他听了以后，只是浅浅微笑，轻轻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在卧室里问：“为什么要叫《贴合》？”

“我还没想得透彻。是我在准备校外文学课时想到的概念，引申自人们对任何事情都追求一种‘一体性’——恋人之间的一体性，身体与心灵的一体性，生活和工作的一体性。我倒觉得对如何将这些事情隔离开来产生兴趣，才是挺有趣的一件事。”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对她说。他一丝不挂地坐在床沿上。房间里的灯全关了，屋里溢满皎白的月光。他说：“我明白那种两个不同生命体被禁锢于同一副皮囊中的恐惧感受。”

他们两人赤裸着沐浴在月光中，在床边依偎着。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促使她摸了他的阳具。两颗睾丸自然垂坠，移动柔缓，藏匿于一层皮所构成的冰冷的袋中，分居两侧。阴茎皱缩时，看上去像一只柔软蜷缩的蜗牛；而当它无目的地摇摆着壮大时，就从一条笨拙移动的丰满的蛇，变为一根坚实的棍棒或萌动的枝丫。“一体两面。”弗雷德丽卡这样想着，他的双臂缠住了她。弗雷德丽卡自叙着：“很多人或许会这样以为——当两具躯体交会时，是同处一地的两个人，借助于另一个人的躯体，竭力地去抛却自己、抹除自己，来达到合一。那上升的体温，那潮湿的触感，那有节奏的律动，那激动的喘息，那滑腻的肌肤，那一进一出——那便是合一？那便是两个个体在同一个过程中化为一体？不，我们两个人都亟待分离。”她脑中的语言如此清楚明晰，她继续无声地自言自语：“我把自己附着在性爱上，让性爱的旋律带着我沉沦迷失，我听到激越欢腾的窒息声、气绝声，但那不是我，我没有窒息，也没有气绝。我抵达了，我抵达那个临界点、交汇点，那是一个虚无的境界，然后我放弃了，我释然了，我再次成为我自己，比以前更像自己，越来越像自己。”弗雷德丽卡的眼神飘到约翰·奥托卡尔脸上，“他的脸，陷入性爱后的恬然中，纯净得像是阿波罗的雕像，我猜不透、抓不到他颅内的一丝震颤，”那个只存在于弗雷德丽卡脑中的多话的善言的分身说，“我喜欢他这个样子，我喜欢一无所知，我喜欢我对他这份迷茫的了解。”

丹尼尔陪伴着他的岳父坐在弗莱亚格斯村的草坪上，那是岳父家的草坪，丹尼尔手上正帮女儿编着一个雏菊花环。一朵朵丰美的粉色边沿的花朵散落在他黝黑的膝盖旁边，这全都是他女儿玛丽采摘来的。草地上两个男人，半躺半坐在帆布躺椅上，看着穿天蓝色裙子的小女孩儿，光着脚，在他们面前阔步炫耀，做芭蕾舞步中的竖趾旋转，或者向他们俩俯身猛冲。她红金色的头发垂成一袭丝绸般的帘幕，笼罩着她安定、圆润的脸。编雏菊花环有两个方法：一是穿透每一朵雏菊花梗的末端，将另一朵雏菊从上一朵雏菊花梗的孔洞中穿过，让花冠卡住；另一个方法是选出一朵花梗很硬实的雏菊，将其他雏菊串联在一起——把每一朵雏菊的花茎穿透，将雏菊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编成一条密集的花朵项圈，因为被拴在同一条花梗上的雏菊很多，所以项圈看起来很硕大很华丽，花朵丰盈繁盛，白色、粉色的雏菊相间，花瓣如羽翼般伸展、扑闪。丹尼尔用第二种方法编了一个手环，玛丽却对这种残忍又丰盛的铺张浪费大呼小叫，所以丹尼尔重新给她编了一个长绿色花环，很零散很疏离地在绿茎上插一两朵小型的雏菊。他编得有点慢，撕开茎柄，缠成一线，有的撕坏了或缠断了，就要扔掉重新再做。玛丽跑上跑下，又摘来更多花朵。比尔说玛丽就快要剥光了草坪上的鲜花，让整个草坪看起来既传统又体面。

“新的花明天早上会再开的，”玛丽说，“永远都会有花，你摘的花越多，明早开的花也越多。”

玛丽的蓝色裙子在外公眼中，其实就是一块在风中不断鼓胀、飘飞不定的三角形纯棉布，被鞋带捆绑、固定在她身上。她脸上长了一些雀斑，是新长出来的，极为可爱。她弯腰采摘，又突然直起身来。比尔对丹尼尔说：“玛丽时时刻刻提醒着我，她和她长得很像、很像。”

“对，她们颈脖转动的方式和她们的腕部。”

和玛丽相像的女人是她的母亲斯蒂芬妮。死去的那个女人令人惊惧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与他们同在。两个男人，一个年轻的，一个年老的，揣度着彼此对同一个从他们生命中永远缺席的女人的不同感受。玛丽高高跃起，在空中摆荡着双脚，像在舞蹈，他们为玛丽拍手鼓掌。比尔喃喃自语：“当你起舞时，我希望你/搅动起海中碧波，就这样一直翻搅不停/不需要别的舞步，翻搅着便好，翻搅着……”[5]

丹尼尔问：“你说的是什么？”

“没什么。”比尔说，“是我以前不怎么喜欢的一个剧作，我直到此刻才悟出它的重点。”

玛丽的舞蹈把含有斯蒂芬妮的过往一幕幕拉回两人眼前，她的脚落地时重重拍击着草地。她说：“有一辆车开过来了。”

丹尼尔起先以为是阿加莎·蒙德载着女儿莎斯基亚又回来了，但并不是她俩。温妮弗雷德将两人迎下车来——竟然是弗雷德丽卡，这完全出人意料；还有一个金发男子，完全没人认识。弗雷德丽卡一下车就看到了玛丽，玛丽正因刚才的狂舞而气喘吁吁，弗雷德丽卡先看了玛丽，又看向丹尼尔，眼神示意说：“我看到了一个活着的魂灵，我相信你们也看到了。”弗雷德丽卡和丹尼尔的脸不约而同地扭曲起来，再怎么克制也没有用，那扭曲渗透进他们的肤肉里。

丹尼尔眼中的弗雷德丽卡因性爱而辉耀着，像是热爱晒太阳的人浑身涂满了黄油。她的尖脸颊出现了旧日的线条，那是尖锐敏感，也是阳光在她脸颊上驻留的光彩，但这却让他意识到自己原来更倾向于接受最近那个更憔悴的、更屈从的弗雷德丽卡。他看到众人聚集的花园里其实还有一片黑色的暗影在彳亍，那是他已没有人形的亡妻。弗雷德丽卡对丹尼尔说的第一句话是：“杰奎琳·温沃告诉我，你们正在招待阿加莎。”

丹尼尔说：“她其实是来找威基诺浦教授谈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事。她提议说要来这里一趟，好让莎斯基亚见一见玛丽。”

弗雷德丽卡感到一阵微微刺痛。“真奇怪，她没有对我说起任何事，什么也没对我说。”

“是吗？”

“毕竟这里的也是我的家人。我感到奇怪。但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啊，反正你现在也过来了，不是吗？”丹尼尔试图打圆场，宽慰她。

丹尼尔有点言不由衷。他早已注意到了——以前有点模糊，现在愈加明显——阿加莎·蒙德看他的眼神中有一种刻意的温柔。他觉得自己不是没留心，事实上，他曾把阿加莎对他的感觉刻意搁置了一阵子，因为他觉得阿加莎不过是在递给他一个盘子，或端给他一个酒杯时，多赋予了一丝关照和一点细心，这似乎也不是多么奇特。他终是倾心于阿加莎·蒙德的，他意识到，自己有那种在北国的晴天丽日中，和她静静恳谈一番的期待，又或者一起随便散散步，看看下一秒他们俩能一齐发掘出什么新感觉。她毕竟是那么神秘莫测的一个女人。他多想从她身上发现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这种感情是与他对待玛丽和威尔时所不同的——威尔此刻不在家，他和当地的童子军伙伴们一起骑脚踏车去了——这可以说是丹尼尔自“那件事情”发生后，拥有的第一种私人情愫，也是他勾画的第一份微妙的寄托。现在，弗雷德丽卡来到他面前，笼罩着她的是一片浓郁的性爱云雾和她无意间流露出的骄傲自负，她现在像是被嗡嗡的蜂群簇拥着，因为她融化成了一抹过分香甜的蜜。温妮弗雷德端出茶来，为约翰·奥托卡尔倒了一杯茶，约翰·奥托卡尔羞怯地赞美着田园景色，他看上去并非全然愉悦——他有意跟这个家族里的成员保持着距离。

阿加莎和莎斯基亚到了，阿加莎开了一辆租来的两人座微型轿车载着莎斯基亚，那是一辆边沿漆成黑色的黄色小车。阿加莎看到弗雷德丽卡很是惊诧，却又是一番坦率的惊喜。阿加莎戴了一顶手工编织草帽，大朵大朵的洁白菊花撒在宽阔的海军蓝色的帽檐上。远离伦敦这几天，她的皮肤晒得多了一层棕色的光晕，她赤裸着的双臂也更显光滑。丹尼尔幻想着他的双唇抚过她的双臂会是怎样的感觉……他只是在脑中想，嘴上却说：“很高兴你最终能赶来这里。对了，莎斯基亚要喝点什么吗？果汁怎么样？玛丽在你们来之前，一直在跳舞呢。”

“我也会跳舞。”莎斯基亚说。

“真可惜，利奥不在这里，”温妮弗雷德说，“今天还是他的生日。”

弗雷德丽卡没有接话，对于利奥的生日，她没什么可说的。她尽量不去想利奥的生日，不去想利奥，不去想利奥现在在做些什么。在场每个人都看向弗雷德丽卡，又把视线移开。约翰·奥托卡尔信步游晃，他正注目于一片玫瑰丛，一副极其专心致志的神态，这一切都仿佛与他无关。阿加莎转身问候了比尔，对比尔说她此次北方之行的目的是完成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报告，对一些牵涉技术层面的章节，一些存在争议的章节，以及语法的问题，她跟威基诺浦教授进行了商讨。阿加莎说自己也读了比尔呈交给委员会的教学心得，她对这份心得特别感兴趣，想跟比尔深入探讨一下文学阅读与儿童书写两者间的关系，毕竟新的教育政策对儿童写作有了侧重。阿加莎说：“到底什么是‘创意’写作？创意？那是我避之不及的一个词，我对这个词全无好感。”

“实践之下，才见真理，”比尔说，“如果你们的威基诺浦教授是个值得你信赖的人，你何必要在一些小细节上裹足不前？”

“丹尼尔可能也会认同我的看法吧。‘创意’对写作有一种亵渎感，对于书写而言，‘创意’散发出一种隐晦、腐坏、侮慢的气息。我发现你刚才用了一个宗教式的比喻，你用了‘真理’这个词。”

“我是故意的。”比尔笑得很舒心。

“我知道，你怎么看呢，丹尼尔？”

“创意吗？至少这个词对我来说，不具有任何冒犯意味。倒是挺丑陋的一个词，这个词让我想起旧杂货拍卖会上的白象玩具、酒椰灯罩、陶瓷兔子和纸花。”

众人一阵大笑。

马库斯回来了，与他同来的是杰奎琳。他们把椅子搬到庭院的草地上，在草地上办了一个小小的茶会。鸟儿鸣啭耳畔，蜜蜂嬉游花丛。约翰·奥托卡尔闲散至极，流露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杰奎琳把马库斯带到他跟前，为他们两人互相介绍，说他们两个虽然都是人类，却具有“人工智能”的特质，她说马库斯善于使用运算法则，而约翰则能将运算法则使用在海事交通上。于是，这两个男人开始用计算机语言对话，论说各自的优势和弱点。约翰·奥托卡尔显得轻松多了，他成了这场家庭聚会中最有职业感、专业感的一个人。弗雷德丽卡则后悔来到这里，她想给肆意入侵她私人场域、擅自面见她家庭亲眷的阿加莎，在脑海中涂上几笔“妖魔化”色彩，可是“妖魔”终究离那个正与比尔·波特探讨教学方法的冷静的女性形象相去甚远。阿加莎和比尔刚好说到了斯迪尔福兹委员会里有趣的分歧，一派人是“权力意志”的拥护者，另一派人支持的是“爱欲”。“可是，所有人都能团结在一起，只针对一个人，”阿加莎·蒙德说，“被针对的是诗人、演员米基·英庇，他想以自己的文笔让整份报告‘增色’——他在每个章节前面都撰写了几句讽刺诗。”阿加莎翻到其中一段讽刺诗，读了出来。

吞吞吐吐、一星半点的温柔爱意

擦屁股、擤鼻涕的仆从精神

不正是大多数教师所欠缺的？

“就现状来看，他说的确实没错。”比尔说。

“但也不能借助于写诗来彰显他的高贵地位。”阿加莎说，“他甚至威胁委员会，如果我们不把他的大作印在报告上，他会投稿到《星期天报》来奚落整个委员会。他绝对做得出来，他会让我们在最不能显露难堪的领域中，恰恰显得最难堪。”

是相当文明的一个讨论。丹尼尔留意到阿加莎对他没有任何言语上的特别表示，直到弗雷德丽卡随杰奎琳去了厨房，阿加莎才转向丹尼尔，她的帽子在她的脸上打下暗影，她的脸隐匿在暗影中，只看得到她帆布躺椅上明晃晃的红白相间的布条。

“我感到开心……”她说，“我本来就想……我本来就期待能够见到你。”

“我也是一样。”丹尼尔说。两个小女孩儿在庭院里小花园的一角做着什么事情。四岁的玛丽正在向莎斯基亚展示石缝中生长着或筑巢着的植物或动物。“她们俩相处得挺好。”丹尼尔赘加一句，随即发觉到这句评价的愚蠢，两个小女孩儿只是没有明目张胆地打起来，却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她们俩多么合得来。

“嗯，那很好。”阿加莎说，“我很希望看到她们俩能……”

阿加莎话音未落，弗雷德丽卡已经回来了。丹尼尔抬头看着背光而站的弗雷德丽卡，逆光中，她的头发更加光亮和轻盈。弗雷德丽卡望着远处两个小女孩儿，对阿加莎说了句：“玛丽长得跟她母亲像极了。”

“跟她父亲也有点像，”阿加莎回应道，“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哦，是吗？怎么看出来的？”弗雷德丽卡反唇相讥，“我可从来都没看出来。”

“他们父女俩的嘴型很像，”阿加莎认真答道，“都有很毅然决然的下颚。你说会有毅然决然的下颚这种东西吗？我只觉得他们父女二人嘴巴以下的脸型长得很像。”

“斯蒂芬妮的嘴巴长得就是那样的，玛丽的嘴巴跟斯蒂芬妮的嘴巴简直一模一样。”

“夫妇二人的长相的确会有相似性，”杰奎琳出声打圆场，“无论是数据还是基因，都证明了夫妻之间的相似性。”

丹尼尔不悦地发现：原来弗雷德丽卡的声音和斯蒂芬妮这么像!尤其当弗雷德丽卡背向阳光，此刻面目模糊，她像被斯蒂芬妮鬼魂附体，成为白日花园里的一具游魂，至少在某些角度上，她与她死去的姐姐形影上是重叠的。幸好阳光修饰了她的轮廓，即使冷言冷语从她口中射出，她的线条和棱角却异常柔和。

“抱歉，我失陪一下。”丹尼尔边说边站起身来，将众人留在花园里，径直走进屋中。

弗雷德丽卡和约翰向每个人道别，驾车离去。弗雷德丽卡没有向约翰解释什么或问什么。离开前，比尔对自己仍然活着的女儿说了语意不明的几个字：“当心一点。”比尔和温妮弗雷德谁也没有对约翰·奥托卡尔致意说“欢迎你下次再来”。“他们显然是悲观的，”丹尼尔心想，“他们对弗雷德丽卡能否明智行事，抱有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丹尼尔认为两位老人对女儿如此悲观是有理由的，他们对她几乎如以往一般生气或泄气。阿加莎和莎斯基亚随后也告别离开，要返回她们暂且寄居的朗罗伊斯顿——那是北约克郡大学副校长，也是委员会主席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的家。阿加莎伸手要与丹尼尔握别，丹尼尔真诚相握，竟然没有因悸动而颤抖。有一些火花并没有被点燃，尽管没有弗雷德丽卡的干预，但欠缺缘分的事情任何人都难以强求。丹尼尔因此心情受刺激，情绪低落。

杰奎琳靠近丹尼尔，问起他的工作状况，也跟他讲了鲁茜的事：鲁茜越来越投入参与吉迪恩·法勒牧师的“喜悦孩童”组织。“喜悦孩童”是英国国教会中迅猛发展的一个宗教运动，吉迪恩·法勒每个周末都在海边仓库和乡村农舍办静修会、布道会，“孩童”们纵情歌舞，高声欢呼，以“爱的探索”为名，互相触摸交融，像无知的婴儿一般撒欢儿，来表达惧怕、怨怼、和善、生与死等。一大伙人每次都吃那种过逾越节会吃的餐食，他们所有人围坐在一张公用的祭坛桌一般的大桌子上互相喂食自家烘焙的面包和家酿酒。活动现场还张贴着吉迪恩·法勒的巨幅海报，海报上是蓄着金色胡须、面容仁慈和蔼的吉迪恩·法勒，在他身下画着的，是裹在长袍里的一双双手臂，围抱着一群赤裸的满脸志气的青春身躯，如此父慈子孝的一幅画面。丹尼尔对吉迪恩·法勒和“喜悦孩童”都没有好感，丹尼尔自认是一个拘谨压抑到无以复加的人，他对此毫不隐瞒，所以要他在一团和气的群体中高唱或吆喝，他绝对做不到。他问杰奎琳：鲁茜过得快乐吗？

“简直是心醉神迷。”杰奎琳讽刺道。

“我曾经以为马库斯和她相恋过。”

“他们的确相恋过，可能马库斯到现在都还爱着她，这一点我无法理解。他们一度爱得浓烈，还做爱什么的。不过马库斯没有告诉我这种事——都是鲁茜说的。她觉得她有必要告诉我，因为马库斯在情感和肉体上对她需索无度——这全是她亲口说的。她后来认为自己不应该再和马库斯继续保持性关系，因为这会害她在参加‘喜悦孩童’的活动时，向‘孩童’们释放错误的信息。‘喜悦孩童’的操守之一就是不能互相隐瞒。他们每次活动时会有一个被我称为‘情感剥离’的板块，一个‘孩童’曾在‘情感剥离’上对她说：她的臭气会从身体或口中散发出来，众人都会闻到——我确定他们在活动上用过‘臭气’这个词。所以，她停止了和马库斯做爱。她设想她应该也能够引导马库斯加入‘喜悦孩童’，但当马库斯拒绝她时，她尝到了挫败感。不过，他们两人现在还是会见面。”

丹尼尔把视线转移到位于野地庭院里的这座小花园的一堵墙上。杰奎琳自以为识趣地说：“我知道你不喜欢马库斯。”

“你说得不对，我觉得你说得不对。我和马库斯都见证过糟糕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发生，那些事情糟糕到简直没有一丝人间善意。”他细细打量着杰奎琳，“但至少你喜欢他，那很好。”

杰奎琳不由自主地直了直身体。

“我爱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爱他。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我对他的爱，感觉到他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不过，这甚至让我烦忧，因为你知道，马库斯不是个能让人安心与之交往并让人说得清其中的道理的人。另外，现在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向我求婚了，我发现，至少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有很明确的人生追求，他有雄心壮志，却也不失真诚的人性，他有一流的思考能力，也尊重我的想法。而马库斯为人处世的态度模棱两可，很多时候都心不在焉，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除了鲁茜——因为他想要鲁茜，这有点滑稽，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鲁茜不怎么和马库斯沟通交流，而她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于是，我总觉得如果我耐心等待，马库斯就会发现我在等他，然后在某一天，改变心意，青睐于我。你知道，那就像一道闪光之后他眼中出现了我，就那样的。”

“这样的事的确会发生。”

“我和马库斯，我们孩提时就认识了，但当时他成熟得不像个孩子——我也一样，我也自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还好，我相当不介意等待——甚至是喜欢等待，直到被他看见，而且在等待中，我可以不间断地工作，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对神经细胞和记忆有一种假想——是关于学习行为的本质研究——说是假想，其实是一种有真凭实据的推想……啊，我总是跟你说这么多话，会不会令你厌烦？”

“我的工作就是听人说话。”

“我希望你不仅仅把我当成你工作内容的一部分。我是说，我把你当成一个可以倾诉和交心的对象，我会一直这样看待你——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谈过马库斯，但这些话我全都一整套一整套地收纳在脑中。”

“如果我对你坦白以告，你可能不爱听。”

“你就说吧，像我对你如此坦诚一样。”

“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卢克·吕斯高-皮科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

“你不是真那样想的吧？你不像是会这样说的人。”

“我必须依理智行事，我相信好的判断力会让成事的可能性更高。”

“在这个世道中，你这种想法行不通吧？”

“的确行不通，我认同。”

“但恋爱却不受控地随时随处发生。”

丹尼尔大笑起来：“真是随时随处!”他接着说，“如果我们能参透人类的学习行为……”

“其实那全都是生物化学反应。恋爱、学习，诸如此类，其他情感和行为也不脱离这个范畴。也不要说，如果提前知道，或者提前看到——那都不会让事情发生任何改变，因为事实上，就是那样的，就是那样的吧。”

弗雷德丽卡去了帕丁顿站。她就站在出发与抵达的出入口那边。她口干舌燥，她心急如焚，她血脉贲张，她形单影只。她的棕色单肩包无精打采地垂在她亮绿色的宽摆裙边上，摇摇晃晃地贴着她的臀部。她细长、瘦弱的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发颤。她的眼睛急切得快要冒出火来。对了，她终于剪短了自己的头发，她现在的发型让她看上去像戴了一顶古铜色的帽子，或头盔，尖尖的发尾时不时舔舐着她的颧骨。她此时的等待不似以往，不是夜里在她居住的地下室里，等待约翰·奥托卡尔时心中涌动的那种不安的活力，她现在的心情很极端，带有卑贱又无耻的念头。

她等待的火车缓缓进站，她鼓足力量挪动着双腿往闸口的护栏那边走。这是一列很长的火车，往闸口走的路也很长。她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被挤来挤去，她只好极目远眺，怕错过什么。乘客从火车上纷纷下车，从远处，她就看到红发的来者上蹿下跳，朝她这边飞快移动；她听到砰砰砰的声音，那是急促地敲击着地面的脚步声；她看到一个结实的身影，在来者身后亦步亦趋。朝她直奔而来的人穿着一件她认不出来的新夹克衫，她没见过那件衣服，那不是她买给他的，除了夹克衫，来者还穿着簇新的闪亮的小皮鞋。来者终于来到她跟前，把头一下子扎在她的胯下，因为他的身高只能到她那里；他的双手摩摩挲挲地绕到她背后，接着便紧抓住她的后背，再也不松手；她赶紧蹲下，好与他拥抱，两人像上了锁一般死命抱着，不想分开，与其说拥抱，不如说是对彼此不能释手的紧抓不放，那个小小的身躯要是能回到那个女人瘦削至极的身体里，他一定选择钻进去，再也不要被生出来。他无意识地踢打着她的腿，攥着她的颈子，揪掉了她的单肩包。她跪在肮脏的水泥地上，好扶持、支撑着他。他不停地大呼小叫，字字句句刺进她耳里，也插进她心里。

“我恨你的头发，你剪掉了你的头发，我恨你的头发。你剪头发之前都不告诉我，我恨你!你的头发好难看，我觉得真难看，我一点也不喜欢!”

他的两只小手乱摸着伸进她柔顺的头发里，就是脸颊周围那两撮，弄乱了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发揉得像杂草丛，用力地拉扯、揉搓。本来剪得整齐的一个发型，已乱作一团，她或多或少变回以前的样子。

皮皮·玛姆特气喘吁吁地赶上来，带着利奥的书包和行李箱，把箱包撂在弗雷德丽卡身前。皮皮·玛姆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大口喘着气，她穿了一件红、白、蓝格子的衬衫式收腰连衣裙，脚上是其乐牌的坡跟皮凉鞋。她根本没有要跟弗雷德丽卡说话的意思，她只对利奥说了句：“好了，再见了，利奥。快点回来哦，我们都会想你的。”

利奥转过身来，面向皮皮·玛姆特，一只手还抓着弗雷德丽卡的头发，仰起脸来，等待被皮皮·玛姆特亲吻。皮皮·玛姆特俯下身子要亲利奥。她的脸很靠近弗雷德丽卡的脸，皮皮·玛姆特噘起了嘴，那一刻弗雷德丽卡脑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皮皮·玛姆特会朝她脸上吐口水。只是，皮皮·玛姆特眼中噙满泪水，她亲完利奥之后，泪水狂流不止，滴在利奥长着雀斑的小巧的脸颊上。

“我们不是过了挺棒的一个假期吗？”皮皮·玛姆特对利奥·瑞佛说。

“是非常棒的一个假期。”利奥说，“告诉我的马儿小黑，告诉它，我一定会回去的。”

他的一只手仍然使劲揪着弗雷德丽卡的头发，是一大把头发，另一只手擦拭了自己的脸颊。他的动作力道拿捏不准，弄得弗雷德丽卡很疼。

“谢谢你。”弗雷德丽卡向皮皮致意。

“请不要——不要谢我。”皮皮说，“如果我能做主的话……”她没有说完自己的话。

“走吧，利奥，”弗雷德丽卡对利奥说，“我们回家吧。”

弗雷德丽卡的眼泪不知道何时已经蓄满，说完这句话，泪水如雨滴般不断滚落，从她的下巴跌落到利奥肩头。她不知自己为何此刻非要落泪，她说不出一个原因，但就是无法自抑。她一把抱起利奥，她的手清楚地记着利奥的胸、利奥的腰、利奥的重量。

两个女人气恼又无助地哭着，利奥起先是毫无头绪地看着她们俩，后来他的注意力被一只鸽子牵走，鸽子紧贴着车站的顶盖低飞着，翅膀上洒着荧光。

[1]　贵格会(Quaker)，又称公谊会或者教友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

[2]　奥尔德玛斯顿(Aldermaston)，位于英国伯克郡的核武器研究机构所在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核武器游行在此频繁举行。

[3]　让·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法国剧作家、诗人。

[4]　这两句话出自于拉辛1677年的悲剧作品《费德尔》(Phèdre)。

[5]　出自莎士比亚的作品《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

第14章

9月来临，利奥和莎斯基亚要读小学了。阿加莎和弗雷德丽卡一齐送两个孩子去上学。利奥和莎斯基亚走路走得无精打采，但两个小人儿始终手拉着手，走过灰突突、脏兮兮的肯宁顿街。威廉·布莱克小学是阿加莎挑选的，她向与她一同工作的教学委员会里的学校审查员做了许多细致的咨询后，才选定了这所学校。学校位于黎巴嫩路，这是一个没有种植任何树木的街区，满布着各色小商铺，街区的中央就是学校所在处。威廉·布莱克小学是一座很高的暗色红砖正方体建筑物，窗户灰蒙蒙的，竖着铁窗棂，透过玻璃窗，可以模糊看到教室内部悬挂着纸做的鹦鹉、小鸡、罂粟花和小云朵。学校附近有一个大的沥青操场，操场躲在冒着尖刺的铁栏杆后面。学校有三个入口——每个入口都带有宗教意味，修着哥特式的石拱门，安装着厚重的铁锁门，三个入口门上缘的石头上分别镌刻着男孩、女孩和混血婴儿的铭文。阿加莎说，尽管学校从外观上看起来不过是一座令人不快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物，但它名望很高。阿加莎向弗雷德丽卡保证，这所学校的声誉之所以高，就在于它教学法上的先进和创新。话虽这么说，两个女人的心还是被紧紧揪住，送孩子入学比自己入学还叫人担惊受怕。两个孩子双手相扣，没有太多表情。前一天，利奥才说：“我觉得，《糖果屋》童话中关于汉塞尔和格雷特最棒的一点是：他们是两个人。他们两人最后都平安无事，因为他们是两个人。”学校里，大一点的孩子冲过小不点儿们，跑到了前面，到处是推搡、冲撞和叫嚷。学生们由各色人种组成：有黑色皮肤的，棕色皮肤的，白色皮肤的，还有说不清楚确切肤色的孩子。在“混血婴儿”铭文下那个入口处的门阶上，有一位接待老师牵着利奥和莎斯基亚的手，将他们俩带进学校。这位接待老师是一个纸片人一般的姑娘，穿着一件草莓色的迷你裙，脚上是一双黑色的漆皮踝靴，头发亮黄，如金灿灿的蒲公英一样的颜色；她的嘴唇涂了一层油亮的唇膏，有点可怖；眼线涂得漆黑，像绕着眼睛画了黑圈，还戴着假睫毛——她看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洋娃娃。在弗雷德丽卡的预期中，那本应该是一位更有母性的老师形象，没想到看到的是孩子群中一个稍大点的女孩子。这位老师是南丁格尔小姐，声音温和，透着通情达理的气质。她把四人带到衣帽间，每个小孩子都得到一个贴着动物造型的挂衣钩，他们的名字写在挂衣钩上。利奥的挂衣钩上是一头狮子，刻着的文字是“利奥，狮子”。南丁格尔小姐告诉利奥：“你的名字是狮子的意思。”利奥说：“我知道。”南丁格尔小姐说她很满意。莎斯基亚的挂衣钩上是一只毛茸茸的猫咪，刻着“莎斯基亚，猫”。莎斯基亚说：“我不想要猫，我不喜欢猫。”南丁格尔小姐四处找了找，给了莎斯基亚两个选择：一头骆驼或一只羊。莎斯基亚选了骆驼。“不过，它们会吐口水。”莎斯基亚对南丁格尔小姐说。南丁格尔小姐颇赞同地说：“对，我看过骆驼。它们挺任性的呢。”

阿加莎和弗雷德丽卡对老师和孩子们说了再见。她们走到大街上，撞上一群飞奔向学校的孩子。阿加莎再次向弗雷德丽卡保证这是一所好学校：“学校建筑可能有点不像样，但你看到挂在教室外走廊上的学生手工作品了吗？”那是一整班学生亲手做的装饰带，主题是《霍比特人》：有正在行走的戴着兜帽的矮人一族，矮人比尔博光着他毛茸茸的脚，手持直笛；白巫师甘道夫的白胡子飘飘扬扬，身后跟着一堆热情洋溢的伙伴；整个画面的背景是崇山峻岭，洞穴的入口处是正注目监视的兽人，天际线上是零星的狼；还有一根树枝，被肥大乌黑的蜘蛛占据，树杈间是精心编织的一片片蛛网；在整幅画面的最角落处，是藏匿在洞穴中的恶龙史矛革，它的鳞片是学生们别出心裁用牛奶瓶盖组合而成的——不仅如此，史矛革躺卧在一堆用彩色糖纸和小塑料弹珠拼贴成的金银珠宝中。整幅拼贴画可说细腻精美，阿加莎跟弗雷德丽卡说：“你认真看看这幅作品，能看得出来学生们得研究树木的生长方式和蛛网的编织原理等，还要掌握透视技法，在材料配置上也得有相当的创造力。”在拼贴画的上方，是威廉·布莱克诗歌的插画，比如《羔羊》《老虎》《小男孩的迷失》《土块和石子》，以此来彰显、赞美学校的名称。弗雷德丽卡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叹服道：哪有这样的学校啊？她的确觉得这种新式学校叫人精神振奋，但她不确定利奥是否能够适应群体生活。瓷砖铺设的长廊里冰冷的声音回响、绵延，令人心寒。当弗雷德丽卡还是个小学女生时，她在学校里不断被同学排挤和针对——她自小就是个孤僻、愠怒的小孩。“这会不会遗传给利奥呢？”她有点担心。她和阿加莎说：“我完全没办法过群体生活，学校令我厌恶。”

“我也一样。学校的日子似乎永远都过不完，不断折磨着我。现在我想问：当年那些同学人在何处——那些在孩子群里那么成功那么讨人喜欢的人？”

回到家后，弗雷德丽卡收到一封信，装在很长的法务信封中。信封里是她的诉状律师阿诺德·贝格比的信，同时封装在内的还有被阿诺德·贝格比称为“被告方”的奈杰尔·瑞佛对“上诉方”，也就是弗雷德丽卡那封离婚申请书的回应。阿诺德·贝格比在信中说：“如你所见，被告方对我们的申请书中所有重要事实的指控都予以否认，他的回应由他的诉状律师代为誊写，我已备为附件，提供给你参阅，他在回应中敦促你带着和解与恢复夫妻同居权利的考量与他见面。他也对儿子的监护权提出要求。”

弗雷德丽卡打开厚重的大裁切书写纸，阅读“被告方”的信。

被告方，奈杰尔·瑞佛，由泰格先生和佩尔特先生两位诉状律师代理，就您提出的离婚申请致函于您，现回应如下：

(1)被告方对以上所述申请书中指控的虐待行为予以否认。

(2)被告方对以上所述申请书中指控的通奸行为予以否认。

(3)被告方对以上所述申请书中提及的儿子利奥·亚历山大的监护权提出要求，并对利奥·亚历山大的照管和养育提出以下安排建议：

利奥·亚历山大应与被告方一起居住于原本的家庭住宅：位于赫里福德郡朗巴罗的布兰大宅。在该处，他将由管家菲莉帕·玛姆特小姐照料，玛姆特小姐自他出生时便对其施以照料，另外，他的两位姑姑：罗萨琳德·瑞佛与奥利芙·瑞佛也将从旁照料。

利奥·亚历山大将进入布罗克斯预科学校读书，他已经取得这所学校的入学资格，他的父亲、被告方奈杰尔·瑞佛也曾就读于该校。从布罗克斯预科学校毕业后，他将继续进入坎伯兰的斯韦恩伯恩学校，那也是他父亲曾经就读过的学校。

利奥·亚历山大可定期在假期里探视母亲，他的母亲也可自主前去布兰大宅的家中探视他。

弗雷德丽卡急忙冲去见自己的诉状律师。在阿诺德·贝格比的办公室，她坐在被铁丝窗网切割过的阳光里，她只听得到自己的声音，一种恳求、恐慌的声音。

“他无法夺走我儿子，对吗？”

“对法庭来说，把年纪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带离母亲身边，把监护权判给父亲，将会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相当不寻常。但如果真的发生了，也只能说运气太糟。我们必须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我们必须正面迎战，既然你丈夫显然已经开战，我们应当回击。在我的预想中，我以为他至少会对通奸坦承不讳——如果我们放弃指控他虐待，他可能对通奸行为坦白——这才是文明人的做法，但是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显露出共谋的嫌疑，或者显现出默许、纵容他的通奸——因为我们的法律系统中，必须有对立的两方。瑞佛太太，法律要求一定要有有罪的一方和无辜的一方，法律也对主张离婚那一方持负面态度，并会极力证明到底哪一方在捏造证据，或对原本咬定事实却突然翻供改口那一方采取不信任态度——当然上述情况不是目前已经发生或需要应对的。不过你丈夫的确极力在塑造充满慈爱和宽容大度的形象。”

“不，他根本是恼羞成怒、毫不退让。”

“你怎么说都可以。他当然也可以说自己是宠爱慈爱和宽容大度的。他毕竟连你的背弃行为都可以包容，他还说想让你回到他身边。你必须能够证明他对你足够恶劣，以至于离婚成为一个理智判断下的要求。我会让你的辩护律师格里菲斯·戈特利在庭上要像斗牛梗一样战斗、争取。我们亟须能够为你所遭受的虐待做证的证人，还有当你丈夫远离你，做出那些苟且行为时的证人。你会不会考虑聘雇一个私家侦探？”

“不。那是一个可怕的主意。另外，我也负担不了，我负担不起任何额外开销。”

“我会向那些俱乐部打听打听，那个叫‘蜜罐’的俱乐部，还有那个叫‘尖角和流苏’的。至少应该会有一个门卫——一个男招待员，又或者一个前任门卫——一个前任男招待员。基本上这些人都会避免做目击证人，因为这对他们的就业信用不利。但他们或许会认识一两个年轻女子，想要说点什么话的年轻女子。从他们身上着眼，值得一试。我们得好好操作这个案件。”

“我丈夫还往我身上丢过一把斧头。”

贝格比脸上闪过一丝凄怆：“但我们得证明这件事。”

“我身上留有一个巨大的疤痕，是粉红色的，每逢雨天都会隐隐作痛。”

“我们需要切实地证明这个创伤的来源。”

“我不想让利奥住进一个预科学校的集体宿舍，那太恐怖了，那是非正常的，我无法想象——他还那么小……”

“很多小男孩都有过寄宿生活，而且平安顺利地从宿舍中走了出来。”贝格比停顿了一下，“比如说我，”他又停顿了一下，“可能连法官也是一样。”

他的神情显得很是悲郁，有点心灰意冷。他眉头紧锁，可能是焦虑开始发作，也可能是一种职业化的幸灾乐祸吧。

“利奥肯定会不适应的。”

“我们应该期望事情不必走到那一步，那样你儿子就不会去寄宿制的预科学校。我会跟戈特利律师好好研讨一下这个案件。同时，你必须尽量找到能描述你丈夫脱序、残酷、好斗行为的人，比如女佣？我们还必须去医院取证。你的朋友是否曾目击过你丈夫对你施暴？”

“他们都没有亲眼看见我受虐，他们是在之后才见到我的。”

“但道听途说是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提呈的。”

“但他不能夺走利奥!”

丹尼尔在圣西门教堂里值夜班。橘色街灯的光线穿透满是陈年污渍、凌乱斑点的玻璃窗，在教堂内的石壁上投下一种仿佛含着酸性的喑哑光芒，有时又因路上一闪而过的照明车灯，这片亚光爆裂地挣扎，闪出一点不同的光焰。丹尼尔在一根维多利亚式的梁柱后，静坐于阴影里，望着鲁本斯《基督下葬》和霍尔拜因《墓中基督》这两幅作品的复制画，它们全都是霍利教士悬挂在祭坛上方的。今天的日期是10月28日，丹尼尔想要对一种邪恶的灭绝表达感激，并致以深思。在这一天，下议院在一场自由投票中，通过了谋杀刑罚法案，也就是死刑废止法案。丹尼尔坐在不知为何物所霸占的一团黑暗中，回想着盛大庆典上的甲胄华服，回想着隆重其事的宗教仪式，回想着以他人痛苦为乐的人间残暴，回想着今天被一笔勾销的一切。他非常明白，自己现在所感受到的一切——包括他初次体会到的面对死亡时的苦痛，其实本质上都不是他对死者的同情之心——尽管某种程度上，他对死者有一份怜悯。他曾想象过也亲眼见过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站在被告席上，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法官的黑帽子，任宣判的字字句句随意敲击着鼓膜，但也不得不做一些作为生者始终要做的事情，比如走回牢房、进食、说话、排泄、呼吸，但作为一个被宣判将死之人，那个男人或那个女人的存在不是一种未知，而是一种确知，倒数十天、九天、八天、七天、六天、五天、四天、三天、二天、一天，倒数十小时、九小时、八小时、七小时、六小时、五小时、四小时、三小时、二小时、一小时，倒数十秒、九秒、八秒、七秒、六秒、五秒、四秒、三秒、二秒、一秒，命运会携着头套和绳索而来，直逼死囚拖着形同已死的两条腿往绞刑架、往圈套中挪移。虽然说死亡就是死亡，但这种死亡却是尤其诡谲、可憎的，原因在于它的确定性，在于它是一种公共处决和公开执行，在于它的非自然性，而这与其他所有谋杀致死行为具有相同的非自然性。但是，死亡总归是死亡，丹尼尔心想：“许多人痛苦地等待着去死，所有人前仆后继踏上归路。”公开进行的肉体惩罚最令他惊骇的一点是，恐惧借此被散播到全社会中去，尽管这是一整个社会在处决，在共谋，在裁断。邪恶的气息流窜在法庭官员、男警、女警、律师、法官的呼吸中，他们聚合在一起，必须执行“导致死亡”的这场叫人作呕的闹剧。同时，那股恶之戾气在囚牢里，在狱警和其他目睹死囚濒死挣扎的囚犯身上也嗅闻得到，戾气点燃的是侥幸的眼神或病态的恐慌。不过看别人受苦所引发的快感刺激着媒体，也在那些快要作呕的、深受影响的人心中激发出一般情况下难以想象出的画面——无论是像杀人狂一般的喜悦，还是充满血腥味的正义怒火，或是如活在恐怖中的受难者一般，都能得到一种不甘、惧怕、毁损的身份认同——这可能是丹尼尔小时候的自我情感投射。在卡尔弗利的时候，丹尼尔曾见到过一个哭哭啼啼、身体抖个不停的男人，那个男人以前是个牧师，曾经出席过卡尔弗利监狱的死刑执行，在一阵由负疚、惊悸、嫌恶交杂而成的情绪中，他彻底丧失了理智。“一个能制造出这种机制的社会，是一个生了病的社会。”丹尼尔想，“但也不能称之为非人类的社会，纯粹是因为残忍是人性的表现，残忍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其他任何一种生物的天性。”而黑猩猩那种“战争贩子”的残虐行为，在丹尼尔的时代还没有被发现。

丹尼尔就这么坐在教堂里，破坏着自己的头脑，从叙事到戏剧性，他从中撷取各种元素，对自己的思维发动着攻击。他清醒地分析着这些事情，也嘲笑着他总喜欢嘲笑的那句话：“你将会被从颈部悬吊，直到死亡，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丹尼尔想象着法官宣判死刑时所戴的黑色帽子，想象着法官桌上摆着的一束小花，想象着囚禁死刑犯的暗无天日的牢房，想象着依纳爵·罗耀拉[1]教导他的信徒们在受难苦路的朝圣之行中想象着耶稣的心境，做更深层次的冥想，在大脑的暗室里、在血液中、在汗滴间、在碎骨处、在秽物上、在疾呼下、在无力的肌肉里、在吐着唾沫的围观人群中、在荆棘冠冕的刺痛里、在无力踯躅的大腿和膝盖上、在从脚趾痛到心脏的每一步挪动间，依纳爵·罗耀拉让信徒们将怆痛、挣扎中的耶稣形象栩栩如生地重现于眼前，重现于现实。这些画面是多令人发指啊!而这种令人发指又不在于蓄意荼毒或扼杀的居心和冲动，却是在于将一场凌迟折磨布局、转化成一个猎奇景观，并引发路人纷繁观览情绪的“匠心独运”。静默于黑暗中的丹尼尔其实看不清楚鲁本斯画中那沉重的、珍珠光感的、僵硬尸化了的肉身色彩，也辨不明霍尔拜因画中阴冷、松弛延展、皮包骨般的遗体细节，这两位画家都精于描绘肉体，了解肉体的美和复杂性，擅长调和玫瑰色和蜡色，摆布蓝色和灰色，操弄阴影和亮光。他们在画各自的那幅作品时，捕捉的是肉身腐烂过程中的某一时刻，画家们倚恃画技，撩拨着笔端的美学发想和创作快感。他们是爱尸身的，爱到好像在对死亡的沉静凝眸中，那尸身一瞬间复活——仅此一瞬，尔后再无复活之可能。“这就是基督，这就是圣人，一个受尽折磨又被处以极刑的人。”丹尼尔心想，“不过，人们经过生命的种种之后，来艺术里寻找上帝是对的，毕竟在绘画中，人们对恶的认知从态度上说是愚鲁冷漠的，从情绪上说是生气勃勃的，从情势上说是孤注一掷的，从道德上说是自以为是的。”随便吧，只要邪恶得诛，感谢什么都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世道下，在这样的时日中。即使过了很多年后，当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被世人再度提及，丹尼尔想起的还是1965年10月28日这个寂静、幽暗的夜晚。那个夜里，当他扫除了头脑中有关停尸房和酷刑室的想象，从冤魂的凄厉又急促的喋喋不休中夺回自己的头脑后，他在那个被夜色涂满了深蓝色的圆顶屋里，找到了柔软、清净和释然的自己。

一个星期之前，恰恰是死刑废止法案通过的一个星期之前，在柴郡的海德镇，二十六岁的仓库管理员伊恩·布雷迪和二十三岁的速记打字员迈拉·欣德利，两人被控谋杀十岁的莱斯莉·安·唐尼。莱斯莉·安·唐尼的尸体在两人被控前，在奔宁山脉沼泽地的煤堆里被发现。伊恩·布雷迪同时被控谋杀十七岁的爱德华·埃万斯。如果事件发生的时间稍有不同，丹尼尔经常怀疑：自己是否还会有这样一个静夜？

阿加莎·蒙德来到弗雷德丽卡所住的地下室，带利奥上学。今天轮到她送孩子们上学，她也顺便拿来了弗雷德丽卡的信件。两个信封很大，显得第三个棕色信封再小不过，第四个信封上印着小巧的维多利亚拼贴[2]——拼贴上是天使头像和红腹灰雀，一朵百合和一朵玫瑰。利奥正在和他连帽夹克上的拉链纠缠不休，还不准别人帮他。他在那儿皱着眉头生闷气。弗雷德丽卡当时在利奥身后，她把自己的压力和义愤以耳语的方式，嘀嘀咕咕地透露给她的好朋友阿加莎，这些有关利奥的窃窃私语就从利奥的头顶上飞了过去。弗雷德丽卡快速撕开了那两个大信封，并不是因为她急于知道信里面写了什么，而是因为她忧惧信中内容——难以名状的忧惧总是比无知和受限的感觉要糟糕得多。其中一封信是奈杰尔的诉状律师盖伊·泰格写来的，信是通过弗雷德丽卡自己的诉状律师阿诺德·贝格比寄来的。当然，信的内容是关于利奥的——这已经不是第一封这样的信了。奈杰尔似乎正发动起一连串法务信函的持续攻击。这些信都不是他自己写的，因为语言不是他的沟通媒介。他从来没有给弗雷德丽卡写过一封信，所以就算弗雷德丽卡想要一盒奈杰尔写给她的已死的旧情书来疑神疑鬼或悔恨叹惋也做不到。贝格比随信附上的便笺说奈杰尔通过律师发的这封信应当被深思熟虑。弗雷德丽卡当着利奥的面没办法明说什么，她只好拿起那把她平时帮利奥剪小纸人的裁衣剪，假装要递给阿加莎，也顺便举起那封信，晃给阿加莎看，继续压低嗓门向阿加莎暗示这封信的毁灭作用。

“盲眼的命运女神手持可憎的修剪[3]。”阿加莎说道。两个女人哑然失笑。阿加莎引用的这句诗让两个人都似乎好受了一点。她们俩没有讨论为什么一句诗会有缓解紧张的效用，但她们毕竟都是女人，她们两人也受同一种文化的熏陶。

弗雷德丽卡佯装凶恶地说：“一点也没错，我就是盲眼的命运女神。”

“拿出勇气来!”阿加莎出门前撂下一句。

利奥终于拉上了连帽夹克的拉链，大获全胜般拍起手来。他和莎斯基亚跟阿加莎一起离开了。

弗雷德丽卡细细地读起奈杰尔的，不，奈杰尔律师的信。

亲爱的瑞佛太太：

我经我的当事人奈杰尔·瑞佛先生授意，通过贝格比、默尔&施洛斯律师事务所几位代表您的律师，递交这封信给您。请您就奈杰尔·瑞佛先生关于你们共同的儿子利奥·亚历山大·瑞佛的福祉，所提出来的几项建议，进行考量。

首先，我的当事人请我向您明确传达这一点：目前你们两人分居，而这是奈杰尔·瑞佛先生最不乐见的情况，他迫切地希望您带着您的儿子返回到你们婚后的居所，并商谈和解。他对您在离婚申请书中所陈述的有关虐待和通奸的非难一概予以否认，并愿意真诚地向您证明：就您事先未提供任何预警、讨论，也从没为解决观念差异而尝试进行任何理性努力或友善沟通，就擅自采取的离弃行为，他也做好了原谅您的准备。

我的当事人对于您无缘无故也不经考虑就带走你们两人的儿子——前文所述的利奥·亚历山大·瑞佛一事，尤感遗憾。他认为您这样的举动对他的儿子毫无益处，利奥·亚历山大·瑞佛原本是一个过着幸福生活的孩子，他的居住环境充满快乐气氛，也衣食无忧，他从小到大均在住家中得到几位亲属和一名慈爱管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原本将在出生地得到抚养，直至长大成人，而且，在适当的时候，他将成为布兰大宅的所有人，这是他依法享有的权利。

我的当事人已经得到消息，了解到您带着孩子居住在伦敦一个贫困、环境相对不稳定的区域——包括您住在类似贫民区中的一栋公寓的地下室这一部分情况，我的当事人也有所了解；另外，他也获悉您也无法为孩子提供全天候的照料，而让他处于一种不断变动的间歇性的托管中，以便于您能从事各种临时、兼职的工作，来赚取生活费。综上所述，我的当事人无法认可您现在的行为，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对儿童成长没有益处。因此，他很慷慨地提议：提供一份优厚资金，供他儿子和您的生活所需，以便让您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担负起照料利奥·亚历山大的全部责任，将这视为您的重心所在。我的当事人相信，您从婚后居所的意外离去——如果原因如您所说，是为了寻找就业机会，那么，比起其他能够全神贯注养育幼儿的女性而言，您对就业的重视将导致您愈加不能胜任对年幼孩童的照顾和管教。况且，您也无法提供这个孩子在原本成长过程中早已适应的舒适的家庭生活和有益的田野环境。我的当事人认为对这个孩子最好的安排就是立即让他回到他出生后从未离开过的家庭。当然，他也允诺，如果您无法放弃对您个人生活方式的追求，他将保证您与这个孩子能够有足够的接触途径，确保您在布兰大宅中受到欢迎，无论您选择成为布兰大宅的女主人还是访客，都随您的喜好。

我的当事人相当关心也备受困扰的是：您在未同他进行商讨的情况下，就为他的儿子在教育上做出了不当安排。基于社会地位和教育理念上的考量，以及一切以孩子福祉为优先的观点，他请求您重新考量您将他的儿子送到肯宁顿威廉·布莱克小学就读的决定，我的客户指出：无论从家族出身和背景，还是从利奥所背负的极高期望上来看，这次入学都是失当的。瑞佛家之前三代的儿子全都入读位于赫里福德郡的布罗克斯预科学校和位于坎伯兰的斯韦恩伯恩学校。我的当事人衷心希望也满怀期盼，能为儿子提供他自己曾受过的高品质教育，让他的儿子和同辈或同龄亲属就读同样的学校，目前，利奥·亚历山大的堂、表兄弟，有一部分已经在前述的两所学校中入读。

就眼下的情形来看，我的当事人建议他的儿子应立即被送往布罗克斯预科学校，他已在那所学校为儿子取得了入学资格。相信您也很清楚，您的离婚申请书一旦上庭进入司法程序，我的当事人会跟您一样争取他儿子的监护权。但是，我的当事人此刻仍真诚地希望这种局面能够被避免，因此他想要试图劝说您回返你们婚后的住家。与此同时，他建议，现在对你们共同的儿子最公平、最恰当、最有益的安排，便是将利奥·亚历山大送往布罗克斯预科学校。在那里，你们二人作为父母，可以在公平条件下共同对儿子进行探访。我的当事人所有提议皆合理而慷慨，希望您能即刻考虑提议，并给予赞同回应。

读完奈杰尔诉状律师的信，弗雷德丽卡又读了自己律师的信。信上说原本为她的离婚听证会定好的日期已经被推迟了，因为被告方申请获得更多时间进行准备。弗雷德丽卡打开了棕色的小信封，里面是克拉布·鲁滨孙成人教育学院寄给她的一张支票。最后一个信封——就是印着维多利亚拼贴的那封——打开后，她看到一张来自“离经叛道画室”的邀请函，这是戴斯蒙德·布尔寄来的。布尔对拼贴画越来越执迷，信封上仿古的天使娃娃和花朵只是他的小试牛刀。他正在创作一幅将人的面孔层层叠加的大型作品，面孔不限古今，挑选自报纸和绘画，比如罗伯斯庇尔的眼睛长在玛丽莲·梦露的脸上，这张脸生在布隆奇诺笔下那头代表着“欺诈”的怪兽长着鳞片的长尾上；又或同样是坐姿，但罗斯福的照片被移花接木到提香所画的教皇保罗三世的坐像上。这幅作品目前还在一个极其混沌的创作过程中，有些部分似乎处理得索然无味，有些部分则慧黠得惊人。布尔很得意地认定，弗雷德丽卡现在愿意随时造访他的画室，成为他的床伴。“她喜欢我的作品，她喜欢我。”布尔似乎胸有成竹，“只要她喜欢这两样，接下来的就水到渠成。”弗雷德丽卡这边，因为约翰·奥托卡尔的缘故，她不倾向于认为和布尔发生关系会损害法律赋予她的任何自由——反正和约翰·奥托卡尔早已发生了关系。她对和布尔做爱这件事有点蠢蠢欲动，似乎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和约翰·奥托卡尔并不存在羁绊。自从和约翰·奥托卡尔上床以后，她便开始服食避孕药，这让她体重不断增加，脾气也越变越差，也可能不是避孕药的关系，她的生活才是增重和坏情绪的根本原因。她吃了差不多两小袋避孕药，每天都吃，9月吃完了一袋，10月吃完了另一袋，避孕药吃完了两个月，约翰·奥托卡尔也差不多销声匿迹了两个月。戴斯蒙德·布尔这明目张胆的约请因此显得更有诱惑力了，弗雷德丽卡心想：毕竟，避孕药不能白白浪费。

她没有向阿诺德·贝格比报备自己和约翰·奥托卡尔的事情。她选择“隐瞒”的原因很多，这些原因互相牵连、环环相扣，也会导致一连串“不必要”的后续反应。比如，贝格比会认为她在针对是否发生过通奸、失检或法律规定已婚妇女不应有的行为进行自我陈述时，有欺骗嫌疑。弗雷德丽卡感觉会受到贝格比的道德判断，与约翰·奥托卡尔发生性关系在她自己的认知中并不重要，但在贝格比的评断下会是相当要不得的一件事。另外，一旦把约翰·奥托卡尔这个人的存在告知了贝格比，就相当于将自己和约翰·奥托卡尔的关系正式确立，有了确凿感，而这或许并不是她自己或约翰·奥托卡尔本人想要的那种“盖棺定论”。所以，弗雷德丽卡的观念里，和约翰·奥托卡尔不是通奸，这听起来太严肃了，他们俩只是单纯的性爱。“单纯的性爱”似乎能规避法律视线的严苛检视，如果法律上对于“通奸”和“失检”的理解有某种价值上的偏袒，那么，“单纯的性爱”的意味则相当松散，因为它经不起放大观察或讨论，“至少是不用作为呈堂证供被明说的”。弗雷德丽卡对此颇有些骄矜，但同时困扰着她的是：“事实上，我找不到任何像样的语言来向阿诺德·贝格比描述我和约翰·奥托卡尔的关系。”

弗雷德丽卡此刻既疯狂又压抑，她抄起那把裁衣剪把盖伊·泰格的信纵向地剪成两半，又横向地剪一次。剪来剪去，那封信成了一堆矩形碎片，它们再也不成一封完整的信，她阴郁地看着这堆碎纸。一个文本被碎片化后，就像九头蛇摇晃着九个头。她拾起这些碎片，摊放在桌上，排出了一行字：一个在布罗克斯预科学校的快乐的小孩。她不由想起艺术系学生们对威廉·柏洛兹文本拼贴的写作手法所产生的兴奋感，弗雷德丽卡选取碎片，把盖伊·泰格的信以相应结构拼贴成一篇新的东西，产生了新的“意思”：

一个在布罗克斯预科学校的快乐的小孩，还有几位亲属安插在他身边，全心全意照顾着他，并且要争取他儿子的监护权。他就是他自己生的，生于离婚申请被递交至正义的场所之际，当时，布兰大宅的主人希望阻止事情最终演变成这样，我的当事人也收到消息，返回婚后的居所，那是一个贫困、环境相对不稳定的环境，建议你最好能够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那是一个最有益处的安排：类似于贫民区中的一栋公寓；你应该立即安排去布罗克斯预科学校，照料这个小孩，父母亲会有空去做兼职工作来赚钱。我的当事人的要求是两种都有的，我的当事人不照顾这个小孩，也希望你能顾及他儿子的利益，又快速又同情地支付你合理钱财，这样能最好地使你在目前的情况下坚持下去，奉献出你所有的关注。你可以离弃这个小孩，也可以把婚后定居的家庭当作房子或者它的女主人或者视它为你的雇佣关系，但你不适合有很小的小孩，小孩对于不被商讨这件事感到异常关心和沮丧，因为事关他稳定的家庭环境，在把这个小孩送去给威廉·布莱克的亲属和一个非常有爱心的管家，带进家里或者带到瑞佛家族的世界中，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带着这个小孩去坎伯兰郡，那便是我的当事人的伦敦区域。他也得到消息：他拥有被描述为他的同辈的特点——包括总是在改变的。还有指控，都在学校里了，当时你消失了，他的儿子也和一些不同的短期建议的工作被送走，这些都是为了贝格比、默尔＆施洛斯律师事务所的福祉，我们已经确认了目前的分离是在他虐待非难的紧急需求之下，在他婚后的居所原谅你的离弃行为的同时，解决你假定的分歧和决定，你带走亚历山大·瑞佛以及难过的遗憾，劝说你回到斯韦恩伯恩学校，回到能给予关照和监管的和真心的希望和期待的女性当中，在可能被当作生活费的资金中受教育。在对孩子来说舒适的家庭环境中，留下你的优先权，从这个孩子的福祉中离开。[4]

律师们重视的是以精准明确、不含歧义的描述，导出不容置疑、无懈可击的结论；因此，弗雷德丽卡用律师信“写”出的拼贴文比起有些辞藻富丽的拼贴文，欠缺了一份美感，但是这篇拼贴文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她的迷惑、她的困窘，也揭示出她对奈杰尔的诉状律师为粉饰奈杰尔乐善好施义举所举论点和论据的真实看法：那无非是一派胡言。但经由这篇拼贴文，她终于自己找到了艺术系学生非要推介给她的威廉·柏洛兹，她领悟到艺术系学生引用的柏洛兹的话的真意：

这就是此刻的声音，这就是所谓的方向，碎片支撑起我的废墟和我的一切，试一试这种语言方式，这就是此刻的声音，这就是极致的释放，这就是终极的原理。

柏洛兹还说：“人人都看得懂拼贴文，人人都可以创作拼贴文。这很有实验性，因为你终于有了还可以做这样一件新鲜事的感觉。就在此际，开始书写，这不是什么需要被探讨或争论的东西。”

柏洛兹的话言犹在耳：“所有的写作实际上都是拼贴出来的，像是用头脑读取的一幅文字绘成的拼贴画，不然还会是什么呢？剪刀的使用让创作的过程更加直观，也让创作的延展程度和演变程度一目了然。语意明确的古典散文可以完全用拼贴组合的方式写作出来，对满是文字的一页进行剪切和重整，其实是将世人引向新次元，这也能够使得作者将书写升华成充满电影感的分镜描绘。随着手中剪刀的移动，我们的官能感觉也随着图像在改变，从嗅觉到听觉，视觉到听觉，最后由听觉到动觉。这就是兰波‘元音的色彩’引领的，还有，兰波的‘对感觉意识有系统地打乱’也是这个道理。最终在文字中要达到使用酶斯卡灵般的致幻效果：看到色彩、尝到声音、嗅到形体。”

弗雷德丽卡考虑着艺术系学生的话。这番论述既引人入胜，也令人排斥，是一种领会方式，也是一种表演方式。弗雷德丽卡自认是一个知识分子，受好奇心的驱动，思觉一致和融会贯通的愉悦也促动着她；弗雷德丽卡自认是一个知识分子，总体上她所处世界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声称一致性、连贯性已死，或疾呼世间诸事的规律本质上是多么虚无缥缈：规律只是人定的，规律短暂又不稳定。但弗雷德丽卡无比明晰地意识到多重自我身份：她的人生好像正在翱翔，而飞着飞着，她的人生就要解体为各种不相干的零零碎碎：她的这种解体是为了从乡村庄园和世俗家庭中挣脱束缚，换取自由；同时，她是一具为了躲避受孕的恐惧和灾难，而在两个月之内依靠化学方法来自保的麻木女体；另外，她是一具与一团横冲直撞、体形矮小、满头红发的男性能量核相联结的瘦弱女体，那具女体从众人生活中的缺失，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存在、一种争取；她正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在结构关系上，英国文学与已经被尼采和弗洛伊德思想美化的欧洲文学是一半与之极力维系，一半与之丧失关联的；她是一个委身于地下室，钱不够用的人；她不过是一段记忆，记忆成分上粘连着的最多的是莎士比亚，还有很多的17世纪诗歌，以及不算少的E. M.福斯特、D. H.劳伦斯、T.S.艾略特和浪漫主义作家，这些名目的作家和作品，曾一度被视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人人应通晓的内容。但目前看来，这些不成知识财富，反倒像是叫人不安的一种精神负担。她是一个离婚法庭的上诉方；她是菲莉丝·K.普拉特和里士满·布莱书稿的评断者；她是一个坐在书桌前重整着各式各样字词文段的女人，那些文字所使用的字眼和词汇可以大相径庭——法务信函、利奥学校寄给家长汇报学生们要学初等教育表音字母的通知信、利奥人生中第一次写下的两个词——公共汽车和人类、出版社寄来的初稿和随初稿附上的其他说明或相关交代——她为初稿写的读书报告，她为周刊写的书评专栏，受制于书评专栏的出版要求，她不能使用太尖锐的字词，因为就三百字的字数限制，她写再多吹毛求疵的文字，也是浪费。在各种文体的浸淫和训练中，她已经有了将注意力从一段法式煎蛋卷食谱描述迅速转换到专题论文，从斯波克转换到《圣经》再转换到《瑞斯丁娜》的本事。语言围绕着、搓磨着她，同时发出许许多多声音，可以说没有一种声音是属于她的，或者说所有声音都是属于她的。

就像许多人快要被伤痛、困顿、恼怒的情绪引爆时一样，弗雷德丽卡也想过：是否应该依靠写作来控制或宣泄心中的痛？尽管控制和宣泄是一对反义词，但对情绪调解来说皆可适用。她甚至还买了一个练习簿，随时来记录所感所想。她在买这个练习簿的时候，站在文具店里对自己说：试着把法务信函的字句全都转化成简单的白话的英文，这样自己读了会好过一点。这个练习簿是金色的，包着绿色的塑料边，封皮上印着紫色的花卉形几何图案，像我们在学校的美工课上学习画的图案一样。细看，那是叠加着的一枚枚罗盘，围绕着一个中心排列成花瓣的形状，又像是一个半月形紧挨着一个半月形，就是如此抽象的一朵花。弗雷德丽卡在练习簿的第一页写了第一句话：

“许多问题的来源说穿了是词汇。”然后，没有然后了，弗雷德丽卡写不出下一句。就其本身而言，这是尚可接受的一句话，虽然这是关于“词汇”的一点想法，但没有“词汇”将这句话接续下去。一个星期以后，像狗碰巧叼到了老鼠一样，弗雷德丽卡得到了下一句：

“没有词汇能拼凑出下一句。”

一个月过后，她又写道：

“试着用简练的笔触，来描述一天。”

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篇文字：

我今天起床起得挺慢，我能感到舌头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舌苔。

所以，我的口腔里有一种类似于……类似于什么呢？——金属、腐物、陈酒的味道。我本来想写“死亡”，但这有点夸张。反正我起来了，我去了洗手间，我做了你也会在洗手间做的事情，小解、大便，用恶心的散发着人工香型的强力薄荷味产品，驱走了口中的死味。我讨厌薄荷，我一直都讨厌薄荷，但持续往嘴里放薄荷产品。我知道，如果是这种行文风格的话，我应该形容一下撒尿拉屎的愉快和闲逸，但我可不想这么做。就事实来讲，撒尿和拉屎尽管叫人轻松，却再稀松平常不过，所以描述这两件事倒是会令人震惊，好像这两件事本质上就是多令人震惊似的，写出那样的文字，跟我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我真的知道我的初衷是什么吗？我真的厌恶这种风格的写作。从洗手间出来后，我去叫利奥起床。他的大半张脸埋在枕头下面，他的脸被枕头盖着的部分微微冒出了汗，皮肤呈淡淡的粉红色，没被枕头压着的部分，则是干爽的、微温的。我吻了他的脸。利奥的气味，利奥身上所有的气味，是我迄今所知的最美好的事物。我又觉得，我不想解释利奥的气味到底是怎样的，或为什么我会说利奥的气味是最美好的。我现在使用的笔调不适合写这些东西，尽管，某种程度上它感召着我往那方面去写，接下来我就会心安理得：啊哈，你看，是吧？我终于详细地描述了利奥的气味!且让我继续写下去。我们吃了早餐，早餐吃的是水煮蛋和吐司。吐司有点老有点硬，但家里的吐司永远都是老而硬的。我也想吃新鲜出炉的面包，可是没有想吃到必须跑出去买回来的程度。如果我就新鲜面包有多令人快慰这一点深化下去，追捧得没完没了，我可能真的会忍不住冲出去买面包了，不过，我不会多写任何关于面包的字。我和利奥又吵了寻常的一架，我们争执的是究竟谁该系他的鞋带，因为他已经快上学迟到了。论断是我还是他该系鞋带吗？算了吧，我写不出来。那种啰唆的行文风格让我作呕，不过，却有人能用这样的风格写出一整本书。看起来精巧琐屑，细读后根本站不住脚。我只不过想尽力去思考一下我的人生哪里出了错，或者我具体该追求些什么，这些思虑跟张嘴就看到一大片舌苔，或者单用一个动词就算一个句子，又或者优雅地留意你平常就在留意的事情一样……重点是说，我的思虑跟这些事情是毫无瓜葛的，不需要用文字来伪装矫饰，好像那些日常的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或者琐碎的举动有多出人意料、多耸人听闻!不过，我此刻的确可以洋洋洒洒地写下成千上万个字，越写越远，越写越离谱，越写越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今天晚上的校外文学课，我会讲解《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有一点很特殊，就是她本人不会讲解什么《包法利夫人》。

这也真是俗不可耐的口气。把心情写下来后，事情反而变得更糟了，幸亏只是糟了那么一丁点儿，这是一种命运？书写者的命运？写作固然叫人难以自拔，却没有什么作用。停笔吧。

弗雷德丽卡重新读了一遍自己写不下去的开篇文字。接着写下去的欲望依然残留，但伴随着写作欲望的还有一点恶心。这种写作欲望弥留了好一阵子。有一次，约翰·奥托卡尔和她做了爱后睡去，她试着写了一点东西，想厘清自己对他的感觉，想细究这个金发男人躺在她的乳房上沉静呼吸的感觉，想推测日后他是否会到来，会停留，会定居，会消失；想搞懂自己会对他敞开心扉，还是紧闭心门，或是转身拒绝，甚至像墨鱼一样突然喷出一团墨汁后撤离——这是她对情感关系中无缘无故退出那一方所用伎俩的习惯性比喻。“我爱他吗？”她强迫自己写出第一句，这是一个真实到无以复加的问题，但这短短几个字，在她视觉中有着激烈的存在感，还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以第一人称单数的口吻写就的连篇累牍，迅速地在她体内填满巨大的厌恶感，这导致了她尽管才写了一部分，就飞快地把写完的部分从记事簿上扯下来，凶恶地将纸撕得粉碎，再立即丢进洗涤槽下面的垃圾箱中，和倒掉的茶叶、豆芽上剥掉的皮混在了一起。

后来，她又在练习簿上写了这样的短句：“我恨我。”这可能是她写下的最有趣的一句话了，然后，她补赘了几个极有思辨性的字：“为什么？”接下来，她给出自己的答案。

我恨“我”是因为当我写出“我爱他”，或者“我害怕被他禁锢住”之类的话时，这个“我”是我发明的一个角色，是从我的人生中汲取了生命养分后，被伪装成的一个灵巧的闭锁的角色。仅仅是写出“我爱他”，甚至单单是“我爱他”中那个“我”，就足以令人将腹内之物呕吐无遗。真正的“我”是“我恨我”中的第一个我——那个观察者——不过，只有待我写下“我恨我”这几个字那一刻，我才能意识到恨“我”的那个我才是真正的我，但可悲的是，写作这个再现过程，让身为观察者的我也成为一个斧凿的、造作的角色，更可叹的是，指出观察者的虚伪性的那个人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人——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这就陷入了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中，就像大跳蚤身上总有小跳蚤，小跳蚤身上有更小的跳蚤……跳蚤们咬来咬去。所以这是不是写作本身给我们的教诲：不要写作？或者说可以写作，但不要写“我”？

这一页写完后，也被撕烂了。即使弗雷德丽卡觉得写作似乎稍有一丝趣味了，却还是被恶心的感觉压制住。

她漫无目的地思考着，要不要试一试拼贴文。她有这样的想象：把离婚的不幸遭遇和为离婚必须进行的生硬谈判，全部都剪成碎片，合成一篇胡说八道的日记，这篇日记搞不好会像算命的水晶球一样，偶尔泄露出天机，比如“我的当事人不照顾这个小孩”之类的谶兆。想象归想象，弗雷德丽卡心中有座天平，所以她不觉得这样的胡思乱想能给她带来任何正义的满足感。问题是，盖伊·泰格先生的当事人非常照顾这个小孩，也愿意照顾这个小孩，这就是症结所在。而除此之外，一个聪明如弗雷德丽卡·波特的女人——准确地说，是曾经聪明如弗雷德丽卡·波特的女人，怎么可能身陷如今这一团泥淖？她自嘲地笑了起来，翻出文学课讲义的复印件，找到论述福斯特和劳伦斯作品中“完整性”和“一体性”的部分。她从讲义中把这几页抽出来，以威廉·柏洛兹可能会称允的方式，切成片状。先是纵切，再是横切，然后重组。这个拼贴方法让弗雷德丽卡对劳伦斯产生了妙趣横生、狂想曲般的新观点：

她渴望在年纪这一点上被关注。在被知识、高度和色彩所取代的她固有的平和感之间，现在是一段死亡的阒然的路程。但是有件事只能被排到第三顺位，因为意识不到，他知道他自己从不是什么一体性，但他说：你的鼻子很漂亮，因为是一个新的鼻子，一个全新的，这听起来像谎言，毕竟她恰恰是二元性的。我怎么能说“我”呢？他问，他默念着将成为真相的话：你在真相面前，已经停止生存了。一切都升华进一个新的一体性里，这个一体性逾越了每个人，因为一体性无须针对任何人的疑问来作答，旧的存在感又如何呢？可是在独立的新世界和未知的一切之间，要怎么行进？这不关他的事，终究每个人都会有完美的宁静感受——无论是这个我，还是这封旧信。

在这个新的、极好的欢悦中，她无法获知——没有我和你的概念，一切只能被崇拜着。这里有奇迹，生存在他们之中的奇迹。他何以能说出我的存在和我的美感的结构性，因为没有什么形状，也没有从奇异的金色光芒中重获的极乐个体。怎么去爱你？当我停止后，只有她的美丽静卧在那里，只为了他。我们都着了迷，而且你的下巴挺可爱，但是在一个所有事物都寂静、失望、受伤的地方，即便一切都极度完美并融为一体。类似于“我爱你、我爱你”的语言，只是一小部分。然而，在一个炫美的整体中，凌驾了狂喜。

弗雷德丽卡又依循旧法，用讲义剩下的部分，完成了另一篇拼贴文：

人们或多或少都在说着以前就说过的原话，带着或多或少相同的节奏，好像所有文字的吐息都是可以互换的。这个福斯特，有着更加牢固的结构，直到他被肢解成分量可观的小块，他才会被解构，在一个有着高与低的特定对比中，抽象和可靠的文字才能派得上用场。

外表上，他是神采奕奕的，只能指出救赎的方法，可是所有的都已经被恢复成混乱状态，植根于每个人的灵魂中。通过她布道内容中不太完整的禁欲部分，只能联结丈夫和鳏夫，他一直都是这样，两个人都扬扬自得。激情是腐坏的，信仰占据了制高点，在碎片人生中富有激情地活着。宗教也有联结，还有野兽和僧侣在星期天早上被大声诵读，它们对彼此来说，都象征着生命，因为它们都会死。她没有什么天赋，她只求联结!那才是“良好言辞”的形式。散文和激情都会被建筑起来，捆缚住人类之爱，但她从来没有奉献出人类之爱的打算。只有联结，他被剥离了孤立感的鲁钝反应再无法展现。它不需要掠夺灵魂，它安静地暗示着：桥上涌动着一段已经达到白热化的恨意，那恨意和美丽共存。亨利的一个品质是能成为圣徒，以及爱到无穷无尽，尽管如此，她再三提醒，他可能有一点羞涩，单纯因为他不能对她所说的话付出任何注意力。他的不留心，让我内心烦扰，这鬼鬼祟祟的信仰——肢体的欲望，只有在受尊重时，才能保持。

弗雷德丽卡把三篇拼贴文——奈杰尔诉状律师的信、对联结的诉求、对一体性的讴歌，全部紧挨着，贴到练习簿上。

弗雷德丽卡很明白：“我这是在胡闹，我没有好好想事情。我不过是将嫁给奈杰尔的过错，归咎于E. M.福斯特和D. H.劳伦斯而已，那明明是我自己对两性结合的某种渴望，是我对联结激情和散文的试探。而事实上，或者说某种层面上，我嫁给奈杰尔，是因为恰恰相反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让事物保持分离的状态。我能想到性爱的有益、性爱的美好，美好比有益要高明多了，我也能想到因为奈杰尔那么富有，所以我大可不必变成像我母亲一样的家庭主妇。我想到：我身体的器官和我心中的想法都能够一如往常地安然运作，嫁给奈杰尔，只需要和他在性爱，在我拒绝成为家庭主妇这两点上进行商榷……我的确是咎由自取，不管命运将什么加之于我——这也包括了利奥，利奥不是我的负疚，我应该对利奥尽职尽责。”

她的想法延伸着：“但无可否认的是，对‘只有联结’的追求，那种浪漫情怀，即使是一点点，也的确存在于我的心胸中，我们人类本就是凭冲动行事的，所以我的决定中有着随兴的成分。唉，我又绕回这个总是一进来就走不出去的窘境中，我只想着要和约翰·奥托卡尔构筑联结，要和奈杰尔·瑞佛断绝交往。”

她在练习簿上写下一个字，并在字底下画线，像是写了一个书名。她写的是“贴合”，她在脑海里为这个词寻找一个可能的形状，以及这个形状可能存在的空间，然而，她还想不出什么东西来。什么是“贴合”？拼贴文某种程度上就是吧。贴合是一种形式，产生自对剪断、碎裂后，以新形态存在的事物的再度组合。“所有的写作实际上都是拼贴出来的，像是用头脑读取的一幅文字绘成的拼贴画。”威廉·柏洛兹的话像针刺一般，在她脑中搅起一阵狂乱骚动，让她一刹那间意识到一些事情：文字的核心在于，它们一定得是被使用过的，它们根本不必是全新的文字。要用文字表意，只需把文字重新组合。弗雷德丽卡越想越远了——如果你写下“龙巨”和“蟒大”，也许不会有人知道它们确切的意思，但当你写下“巨龙”和“大蟒”，对“巨龙”和“大蟒”的感受，和围绕着“巨龙”“大蟒”发生过的故事，以及敬畏、穿凿、颜色、恶臭、松软、残暴，还有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尾随或捕杀“巨龙”“大蟒”的那些人后，你会立即体会到：文字与人的关系就像庞大的风筝牵连在纤细的风筝线上，或者深海里的恶兽咬住了渔夫的钓鱼线，当然文字是否会受控，得另当别论。弗雷德丽卡的思路再次回到拼贴文，她预见到：拼贴文对作者和读者来说，在几种情况下仍会“出错”，那便是——对原本随意的事物过分高估；对“琐碎事物必定含有其意义”这种人类无谓坚持的过分信赖；大脑在惯性运作时无意识地抛出一些干扰理解的脑内垃圾；有些纸张在剪碎之后才发现纸上仅有的一个字已被剪得无可辨认。弗雷德丽卡急切地想告诉自己：如果你想要获得一个信息，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一个信息；但是极目天涯海角，巡弋四面八方的一双无论如何也要寻找到信息的眼睛，只能说那是一双疯狂的眼睛，一双徒劳的眼睛。

弗雷德丽卡在“贴合”两个字下面，缓缓写下：

我发现我有不断增强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也不单单在我一人身上被发现，那种倾向就是：把生活万象视为一种文化产品，而这种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是：带有神秘感的陈词滥调；另外，我，以及很多人，倾向于引用语录，而拒绝自我创造。(托马斯·曼《浮士德博士创作过程》)

弗雷德丽卡的思索深入着：引用文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拼贴文。引用，就如托马斯·曼所说，是从语言文字的网络中捡拾、拼贴过那些老套的文化产品，却反过来能给所谓的文化产品提供一种如纸片般又薄又脆的活力，一种脱离母体文本存在的独立，并赋予文字确切而精准的含义。尽管相较于一般的拼贴文，引用自托马斯·曼的这段话，听起来就庄严肃穆，又充满学术性，而且更有一股激越的生命力，或者说是一股不同的生命力。E. M.福斯特的“只有联结”是一种陈词滥调，D.H.劳伦斯的“一体性”也难以跳脱，另外，“只有联结”和“一体性”在权力关系上也言之不详。“当然也可以引用其他文本。”弗雷德丽卡心想。“贴合”这个概念的形体，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在她头脑中恍惚闪现，令她无法集中精力。“也可以引用报纸上的新闻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就难脱与报纸的关联，不过，即使载体相异，据实以报的内容到底是报纸新闻，还是小说创作呢？如果联系上下文，即使幼稚、率真如‘我做了你也会在洗手间做的事情’这样的文风，都难免隐隐约约地让人读得出引用的意味。引用式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被容许的，是受牵制的，是有贴合性的。”她脑中忽然有了一个主意：“我需要的是能记载摘要的索引卡片，而不是一个笔记本或练习簿，我得能够随时检索、查阅。说穿了，我除了可以引用法务信函，也可以引用我自己为文学课写下的关于托马斯·曼或卡夫卡的讲义，换言之，可以引用我自己的人生。未曾加工过的原始素材，有指导意义的人生轨迹。”

同一个星期，弗雷德丽卡又添加了一段摘抄：

詹姆士讲述了自己这样的经历：独自漫步于夏日夜晚的公园里时，看到一对情侣正在欢爱，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跟整个世界、跟天空、跟树木、跟花朵、跟草丛，也包括那对情侣，产生了巨大的奥妙的一体性。他急忙冲回家，尽情地沉浸于书海中。他告诉自己：“我本没有任何权利来领受这种经验。”不止如此，他亦感觉到：在自己与整个世界融汇结合时，那种自我身份缺失的威胁感更令他震慑不已。他明白，那个过程中，激烈的孤立状态、自我吸收或被吸收这三者间过渡时，完全不存在任何中途行进阶段，一切在极速中完成。他曾在须臾间担心被吸收进大自然中，被大自然吞噬，导致自己从此消失——这是最令他害怕的，也是最令他期待的。他记得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5]所说：“凡尘之美，最是惊险。”要凡夫俗子听懂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的箴言尚且不易，更不用说，践行其博奥真义了，但这就是世俗之人所不能。(R.D.莱因《分裂的自我》，第91页)[6]

接着这一段，弗雷德丽卡又有补充：

在这样一个舞台上，酒神狄奥尼索斯[7]的出现，就像一个挣扎、受苦的人登场一般。他之所以能表现得像一般史诗人物那样拥有着明确、精准的内在与外在，得归功于梦的解析者阿波罗，因为阿波罗通过梦，使用比拟手法对合唱团成员透露了酒神的情态——那个英雄就是秘仪中所崇拜的酒神，是个经历过苦痛的司酒之神。神话传说中，狄奥尼索斯还是孩童时，曾被泰坦[8]神族肢解，四分五裂时被崇奉为匝格瑞俄斯[9]，拥有了完整的身体，狄奥尼索斯现在仍在体尝着生命中一种个人化的痛楚——由此，经由身体的碎裂，狄奥尼索斯的苦难遭遇具有了象征意义：那种痛是身体朝向空气、水、土壤和火的四散、裂化，这种分解状态可以被视为所有折磨和人格价值丧失的本源。(尼采《悲剧的诞生》，第66页)

弗雷德丽卡的增补仍未完结：

世界发出洗一个和平热水澡的倡议!地球上的麻草都是免费的!宇宙级别的诗歌观礼竟如此意外而世俗地举行着!随兴自在的星球歌颂嘉年华!苏联宇航员从诗歌中得到阵地的顿悟，那是纯净无瑕的、超越国界的诗韵受精!皑皑白骨带来爱的集会的佳音，恶鬼也结成阵线，同志、阁下，现在开始精神启发!优良书籍和流转时光的残余猥琐地朝新方向流泻开来，展开充满恶意的新旅程!灵魂革命与城市灯光和替罪风潮一一发生!诗之泉的中心涌动着饥饿的意识，后甲板舱室的时代交替以四十二下为一组的节奏敲击着世界毁灭般的凯旋乐曲!你并非孤单一人!投入神奇的猜想!啊!带着圣洁的心灵加入这场看不见的暴动!阿尔比恩!醒来吧!醒来吧!醒来吧!啊!融进寡廉鲜耻的浪潮中!只有真正赤裸的自我意识才能找到新世界!寰宇一家亲的新形态必定是永恒!没有人将会是疯癫的永生者!地对空导弹、芬莱特、费林盖蒂、费尔南德斯、金斯伯格、保罗·里欧尼、丹尼尔·里克特、特罗基、西蒙·文肯多格、霍罗维茨……齐向国际诗歌盛会乞灵!

弗雷德丽卡的引用源源不绝：

弗拉基米尔：或许它们在喃喃自语。

爱斯特拉冈：它们窃窃私语。

弗：它们沙沙作响。

爱：它们窃窃私语。

(静默)

弗：它们在说什么？

爱：它们在谈论它们的生活。

弗：它们并不满足于仅仅活过一次。

爱：它们也需要谈论生活。

弗：它们也不满足于死亡。

爱：那的确不够。

(静默)

弗：它们发出如羽毛般抖动的动静。

爱：如树叶。

弗：如余烬。

爱：如树叶。(《等待戈多》，第63页)

这是弗雷德丽卡的又一段引用：

庄严为首，凄清于心，性器唯美，手足平衡。

卑鄙之于卑鄙者，正如风之于鸟水之于鱼。

乌鸦宁愿万物皆黑，鸱鸮盼望一切昭然。

勃勃生机何其丰美。

如果虎以狐为谏，它也只会变得诡计多端。

道路修葺后变成坦途，但未经修葺的歧路才是天才之路。

宁可扼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唤醒未上演的欲望。

人踪未竟之处，自然一片荒芜。

真理绝不是可言传、可理解，却不可被信仰的。

点到即止，多则无益。(威廉·布莱克《天堂与地狱的婚姻》，第十版)

至此，弗雷德丽卡的练习簿，形态上已经变得与一般学生的摘录簿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她的练习簿里，窜动着一股不易平息的能量。一天夜里，在冲动的驱从下，弗雷德丽卡记下了一段逸事：

校外文学课结束后，在酒吧里喝酒时，汉弗莱·马格斯讲了一个他朋友的故事。他的朋友是位女性，就称之为“她”吧。她的母亲死后，除了一大笔债务和一台培根肉切片机，什么有用的像样的东西也没留给她。她母亲曾经开过一间店，后来倒闭了，那家店唯一留下来的就是那台培根肉切片机。她把培根肉切片机带到肉店的冷藏室，准备卖给开肉店的肉贩子，冷藏室里当时空无一人，她试图用培根肉切片机来割腕自杀，却怎么也无法将手腕放在靠近刀片刚好能顺利切断血管的恰当位置，而且冷藏室里冷得要命，她冻得实在无法继续自杀尝试，整个人瘫软在那儿，血溅得到处都是。汉弗莱·马格斯说：“可以说是血肉模糊吧。”低温阻止了她的失血，肉店的人发现她后，将她送进了医院。医院里的人帮她包扎起来，也将她的伤口缝合好。她居然挺喜欢医院的，在学了一点护理技术后，成了医院里的护理员。她在手术室内工作，她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她感到被需要。我问培根肉切片机的下落时，汉弗莱·马格斯这么回答我：“问我没用，我可不知道培根肉切片机最后怎么样了。”我猜他的那位朋友大概卖了它。我猜那台培根肉切片机现在正在某处安然切着培根肉，实现着它当初被设计的功能。

这个故事有趣的点在于“培根肉切片机”这个词，就这个物品的存在功用而言，确如它被命名的那样，确如人们对它的叫法，它呼呼飞转的刀片有着无比精准的功能，但这个功能里并不包括切人。这是一个关于“一致性”和“非一致性”的故事，可能我多余的讲解，会叫人扫兴，以后我该学着有所保留。

两天后，她记述了另一件逸事：

一个女人端坐在维达尔·沙宣的发廊里，就是邦德街那一间。她的长发，那一袭她一直留着的长发，正在被剪成那种光滑柔顺、欢快活跃的中短发，贴着她棱角分明的颧骨，像是两块锋刃尖利的刀片。两个年轻人一起在她的后颈处工作。她的身体周围则滑落着、堆积着长发、缠丝、捆束、卷须，那些东西在不一会儿之前，还是她身体的组成部分。她的头发在她的领口部和颈间的皮肤上播撒，轻微地穿刺着。她身后一个男人屈身，弯向她的头部，把她的边缘呈尖形的两片头发放下来，令其自然垂坠到下巴的位置。他弄痛了她，因为她试图抬头看镜子，她每次不由自主地抬头时，都被身后一个男人轻轻按下去，虽然力气不大，也是会被弄疼；另一个男人则在她赤裸脖颈上的颈椎骨那边劳作着，蜻蜓点水似的剪着。她可以清楚听到她的头发与他们手中剪刀相碰时发出的声音——是剪断粗丝线时的那种断裂声。其中一把剪刀时不时划擦着她的皮肤，是刀尖的触感，他仍在伤害着她。她几乎可以肯定，那把剪刀的主人故意在她身上制造着这些小小的伤口。她听到那两个挥舞着剪刀的男人在她头顶聊得意兴正浓：“你快看那边那个女的，你看她耀武扬威的样子，她以为自己是个可人儿啊，自以为了不起，她不过就是个活生生的倒霉鬼，看她拢在后面的那一坨头发，简直像是个肿大的淋巴结，她自己看不见吗？她肯定看不见那一坨头发又摇又摆，她觉得自己简直是活色生香，给她弄头发那个肯定就是这么跟她说的——秀色可餐，他把镜子放在一个对的角度，所以她才看不到他给她弄了个多叫人想去死的发型，后颈的头发越剪越高，想让她看起来精神，结果剪得都不剩什么头发了，就剩坑坑洼洼的头顶上那一个包。”两个男人嘻嘻哈哈，他们手掌下面那个女人也想抬起头来看看他们说的那个人，但被一把压下去。她心想：“我以后也不会忘了这件事，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记得。”人世间有那么多的凌辱，那么多的灾难，为什么她非要单单记着在发廊里发生的这件事？她身后那两个男人终于准许她抬头了。她穿透泪水，看到自己的样子。头发沿着她下巴的线条，剪成匕首的形状。那两个男人对她说：“你看起来真可爱啊!”发廊里在座的所有剪着一样发型的女人，都看起来一样“可爱”，当然，没剪那种发型的女人们除外。当她晃晃自己的头，她的发丝随着她的头轻盈甩动，然后又迅速回到原来那个完美的位置，她的颈项完全露出来了。她给了那两个帮她剪头发的男人小费，尽管她给得不太情愿。不过，她的新发型的确是挺漂亮的，不是吗？

这段描述比“我去了洗手间”那段有了显著的进步：至少，这段里面没有“我”，而且写出了个真实的故事，是弗雷德丽卡自己的故事。这给了弗雷德丽卡一种压倒性的审美快感，既是因为这些文字没有令她立即作呕，也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终于按照个人意愿做成了，也做对了一件事——按压着自己，逼出了一点像样的东西。就像那两个男人按压着她的头，她不置可否的是：“被按压，是不是也是乐趣的一部分？”发廊里的见闻、感受曾让她难以释怀，不过，在此刻却成为她开心的理由，而且她有了好看的发型。她把这一切与对拼贴文、培根肉切片机、尼采、布莱克和《分裂的自我》的思索做了对照，她认为她的个人体验尽管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却有着与之感知上的接近。她因此有了收获。

[1]　圣依纳爵·罗耀拉，依纳爵又译为伊格纳丢(Saint 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西班牙人，耶稣会创始人，罗马公教圣人之一。

[2]　维多利亚拼贴(Victorian Scraps)，是一种发源于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当政时期的艺术拼贴。

[3]　阿加莎此处戏谑地引用了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作于1638年的田园诗《利西达斯》(Lycidas，也译为《黎西达斯》)中的一句，原句是：“Comes the blind Fury with th’abhorred shears.‰

[4]　在英文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为保证词句通顺，本书中拼贴文的译文中会有少量字词与拼贴前的译文略有不同。——编者注

[5]　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英国诗人、罗马天主教徒及耶稣会神父。

[6]　R.D.莱因(R.D.Laining)指的是罗纳德·大卫·莱因(1927—1989)，英国精神病学家。

[7]　狄奥尼索斯(Dionysus)，又译为：狄俄倪索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8]　泰坦(Titan)，希腊神话中一组神的统称。

[9]　匝格瑞俄斯(Zagreus)，亦译为扎格柔斯，希腊神话中的神祇，被认为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前世。

第15章

1965年10月

弗雷德丽卡的校外文学课越教越上手。弗雷德丽卡最近在讲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卡夫卡和萨特的内容。约翰·奥托卡尔没有报名上最近的课程，当然，关于为什么不上课，他也未对弗雷德丽卡做过任何解释。基本上，大多数学生还照旧出现在课堂里，相处起来比以往轻松多了，也知道跟谁说话最能聊得来，也不尴尬。成人学生之间出现了更加细化的三三两两、成对成双，连彼此间的嫉妒心都随之增强了。裘德·梅森再没有出现在弗雷德丽卡的课堂上，但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写生课教室里的红色灯光中，他河马般的灰色皮肤还是会隐隐约约透着光泽，他也时不时在弗雷德丽卡鸽子窝大小的办公室里塞进几张印着尼采名言的明信片。利奥在学校里结交了一个叫克莱门特·阿加彭斯的朋友，那是个脸盘很大、面相和蔼的高个子黑人男孩。克莱门特·阿加彭斯有个弟弟，名叫阿萨内修斯，两兄弟的妈妈是个夜班护士，他们还有一个偶尔才出现的父亲，他们说他的工作是“卖卖东西”。克莱门特和阿萨内修斯是第二代移民，父母亲来自加纳。弗雷德丽卡挺喜欢克莱门特，尽管克莱门特是哈梅林广场区的一个捣蛋鬼。他们一群男孩子总是绕着广场跑来跑去，而且还被怀疑常常玩一些恶作剧，比如，按了谁家的门铃后赶快逃走，或偷别人家门外的牛奶瓶，再不就是破坏窗台上的花盆箱，遭殃的多是那些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花盆箱用白漆粉刷一新，还在门上装了黄铜的门环，花盆箱被弄坏了不说，连门环偶尔都会被拆卸下来。尽管如此，弗雷德丽卡对克莱门特却有种特别的感情——或者感觉，但她不敢向任何人述说。她为儿子和克莱门特的关系而感到欣慰：克莱门特和利奥真的非常喜欢彼此，亲密无间，两个小男孩随时随地都能玩在一起，也能讲个没完。她也为自己喜欢克莱门特而觉得很开心，克莱门特说的笑话总是能逗得她哈哈大笑，克莱门特讲的故事她也听得津津有味。她很庆幸她儿子有个黑人朋友——而且是个真心朋友，毕竟，在还没交到克莱门特这个朋友之前，利奥自己在哈梅林广场上玩时，三番两次被有意无意地撞倒，再不就是他的儿童三轮脚踏车突然间消失了一阵子又神奇地出现了，但少了车铃，脚踏板上的橡胶垫也不见了。这些事情都曾一度让弗雷德丽卡忧心忡忡。她小时候在学校里也遭到过霸凌，她被殴打、撕咬、绊倒、抓伤，事实上她自己觉得没什么，她习以为常了。她很小的时候，独自一人穿过小村庄去学校，一点也不会惊慌，每天在踏上回布莱斯福德的公交车那一瞬，她都感到自己比早上的时候长大了一点。她心目中设想的哈梅林广场，是一个具有都市生活特点的村庄，不过那只是她的期望，比起她度过了整个童年的地方，哈梅林广场是一个不太安全的地方。她对哈梅林广场到底有多不安全并没有实感，她觉察不出令她不安的因素——就像她的同辈人一样，往往对自己身处的那个时代有着迟钝的感受力。所谓的都市恐惧感在1965年才刚发端，还是个新名词，没什么实际意义。更令弗雷德丽卡害怕的是：万一奈杰尔的委任律师们发现利奥坏了的三轮车或那些脏兮兮的玩具该怎么办？“我也担心会看到儿子受伤的身体和哭花了的脸，他一边擦着眼睛，一边揉着伤口……”弗雷德丽卡想象着，“这样的情况谁说就不会发生在布兰大宅里，比如他在小围场里骑着他的小黑马慢跑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又或是在什么预科学校的更衣室或储物间里被一群不像样的小混混捉弄。”她一边吓着自己，一边下意识拿出自己做的司康饼和果酱给克莱门特，连给克莱门特和利奥读碧雅翠丝·波特的童书《托德先生的故事》时，也忍不住胡思乱想。

11月到了，克莱门特他们开始为篝火之夜收集柴火，哈梅林广场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在广场中心泥地边缘上举行盖伊·福克斯之夜[1]的传统。男孩子们会去当地的商铺，讨要装蔬果的板条箱或坏掉的椅子。“我们不怎么收硬纸板，因为硬纸板着火后烧得很快，而且烧得乱七八糟，遍地火星。所以得用木头，木头烧得比较稳定。”哈梅林广场的父亲们，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父亲，都拿出自家用不上的柴木。有一天夜里，克莱门特他们收集的所有木头一下子被偷走了，就算出动了大批人马到篝火举办地附近——比如炸毁的废墟或足球场上盯梢——那些被盗的木头也一根都没找回来。柴火的收集只好重新再来一次，而且也加派了人手保护收集来的柴火，白天看守的是些小男孩，晚上换成了怪里怪气的爱夜游的成年人。利奥对此感到兴奋，他根本没见过什么篝火，但仅凭一句“直冲夜空的光焰”就能点燃他的想象力。他万分沮丧地得知篝火之夜竟然落在他固定回布兰大宅的一个周末。他对弗雷德丽卡说不想去布兰大宅。这是他第一次对于在父母双方间的轮换提出异议。他有时候从布兰大宅回来后，脸色煞白，神情严肃，也不说自己在布兰大宅做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弗雷德丽卡也不会问他，她希望布兰大宅那一方和自己一样保有同样的默契。她不想去想皮皮·玛姆特或他两个姑姑奥利芙、罗萨琳德是否会向利奥问一些关于威廉·布莱克小学或克莱门特或约翰·奥托卡尔的有刺探性质的问题——尽管弗雷德丽卡从没向利奥正式介绍约翰·奥托卡尔，但利奥的确见过约翰·奥托卡尔一两次，见到他和弗雷德丽卡坐在一起，当利奥被安顿好上床躺下之后，弗雷德丽卡和约翰·奥托卡尔就只是坐着。弗雷德丽卡不知道利奥在布兰大宅里被问了什么问题，她对一无所知有着强烈的渴求，正是这份渴求让她能在儿子面前保持沉默。但是，她却不可自制地想象着，越想越害怕，尤其是想到利奥可能漫不经心讲出的什么话，搞不好可以成为拆散他们母子二人的有力证据。

利奥说：“我不想去布兰大宅，不想错过篝火之夜，怎么样也不想错过。”弗雷德丽卡说：“但你必须得去你爸爸那边。”利奥说：“不!我要留下来看篝火，我一定要去看篝火。”弗雷德丽卡说布兰大宅很可能也会生起篝火，照样可以看。利奥哭闹着，把自己搞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呼哧呼哧地大口喘着气，一边尖叫着，这让弗雷德丽卡想起她和自己父亲吵闹的情形。弗雷德丽卡说：“这件事我不能跟你爸爸商量。”利奥说：“你当然能，你就是不想去做而已。”弗雷德丽卡照实说：“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利奥大喊：“你根本就很讨厌我!你不爱我!你不想要我!”利奥气得口不择言，声嘶力竭。弗雷德丽卡赶紧给阿诺德·贝格比打了个电话，阿诺德·贝格比在回电中说：“经过一连串信件交换，我得知布兰大宅那边也会举办盛大的篝火之夜，赫里福德郡好几个地方都会燃起篝火。”利奥听了弗雷德丽卡的转述后又开始发脾气，发完脾气后就不说话了。他竟然有超过二十四小时不说话!第二天夜里，弗雷德丽卡端着他的晚餐进到他的房间，看到他在讲电话。

“你告诉过我怎么打电话，怎么在我有需要的时候打电话找你，你是说过吧？我现在就得找你。我想留在这里看我们广场上的篝火，用来点篝火的木柴都是我们收集来的。”

利奥说完，听着电话那端的声音。

不一会儿，利奥说：“不，妈妈不让我留在这里，她说我不能留下，她说她不要我。”

电话里的声音又让利奥静下来听。

“我知道，那边的篝火也肯定不错。但我对我们广场上的篝火情有独钟。”

弗雷德丽卡对利奥的用词很是崇拜——“情有独钟？他从哪儿学来的？”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她不让我留下来，不然的话，我也不会现在打这通电话给你，对吧？她很不理智，你也知道她不理智。她不明白我到底有多么想留在这里和我的朋友们一起看篝火。她觉得你不会理解我想看我们广场上的篝火的这份心情，但我知道你能理解。你理解，对吗？”

利奥又静悄悄地将耳朵伏在听筒上。

“所以我能留下来吗？谢谢你!我就知道你能理解我。好，我去找她来，让你跟她说话，让你告诉她。你就告诉她吧，她人在这里了。”

“弗雷德丽卡？”听筒里响起熟悉的声音。

“是我。”

“你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对待利奥的？为什么他不能留在你那里看他情有独钟的那个篝火？”

“我以为你想跟他一起共度周末。”

“对，共度周末，然后你也想让他觉得我是个暴君!周末的安排是可以更改的，不是吗？如果他很想要什么东西，或很想做什么事情，他应该被允许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不是被你的个人意愿所凌驾。你就不能留他住一个周末？你就不能妥协一次？你周末还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吗？”

“我当然能让他留下，我可以永远让他留下，我只是……”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自己的安排。反正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想留在你那里看篝火，你就应该满足他的心愿。我可以让他提前一个周末来我这边，这正好也能配合我的日程，我过几天要到荷兰处理一些公事……不说这个了，我们之前的约定不变，但这个礼拜让他提前过来吧，你让他来听电话。”

“谢谢你!”利奥欢呼着，“我就知道你肯定能帮我!”

电话里也传出心满意足的笑声。

弗雷德丽卡满腹怨气地走进厨房。

利奥从布兰大宅回来时，他一头头发全部被剃光了，他圆鼓鼓的后脑勺全部露了出来。弗雷德丽卡吓坏了。她一把把利奥抓进怀里，利奥也紧紧抓着妈妈，每次从布兰大宅回来后，他都这样抱弗雷德丽卡，越抱越紧，越抱越像要掐死妈妈。弗雷德丽卡不能相信她儿子的头发就这么不见了：“他们对你做了什么啊!”

“佩尔说我看起来像个小女孩，像个小仙女，她还说，也像那种嬉皮士。她说她要把我变成一个小男子汉。”

“那么你喜欢自己的发型么？”

“不怎么喜欢。我觉得头很冷，也觉得自己看起来有点傻里傻气的。克莱门特的头发也很短，但他的头发是卷卷的，我的头发太松软了。皮皮说我早应该去找理发师剪一剪头发了。”

“但你不是不喜欢理发师吗？”

“嗯，对呀。我不喜欢他们把那些剪头发的大理发剪架在我脖子上。皮皮是用小剪刀和剃须刀给我剪的。她说要让我看看她的手艺，每个人都说她剪得很好，可我还是觉得头顶有点冷，而且我看起来像剃了个光头。但我的头发会长出来的，对不对？”

“没错，会长出来的。”

克莱门特和弟弟阿萨内修斯——大家都叫他萨内，两兄弟做了一个假人，他们把假人放在一个捡来的破旧折叠式婴儿车里，推着假人在街上走来走去。“给我们的假人捐点钱？”他们在当地的地铁站附近询问行人。他们今天来到了哈梅林广场地铁站的入口。这个假人的身体是用一个满是污渍的茶叶色枕头做成的，套着一件橘色、绿色条纹相间的T恤衫，上面还有鹦鹉和棕榈树的图案。假人的“双肩”各有一只瘪了的粉红色塑胶手套，用来代表手；松松垮垮的底部则连着一双小婴儿的橡胶底帆布鞋，那双鞋鞋底都裂了，鞋面上全是洞。假人的“脸”上是纸做的面具，一张亮晃晃的橘色折叠纸，正中央戳着一支毡头笔，象征鼻子，圆圆的眼睛和长长的卡通式睫毛大概也是那支毡头笔画出来的。对了，假人还长着虚张声势的胡须。这张面具贴在一个撒了气的足球上，很显然，这就是假人的“头”，头顶上戴着一顶老旧的棒球帽，帽子上印着“如日初升，阳光灿烂!”的标语。阿加莎站在哈梅林广场地铁站口，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假人，一脸批判地审视它的构造。

“嗯，我会给你们六便士，因为你们看起来费了一点心血。以前还有人举着个画了张笑脸的洗衣粉盒子让我捐钱，我什么也没捐。但你们这个缺胳膊少腿的假人让我于心不忍，不如你们今天晚上把这个假人拿到我家来，我们看看能给它添补点什么。”当晚，克莱门特和萨内推着他们发出吱吱呀呀声音的运输工具，把假人带到阿加莎的家里。阿加莎用废纸填充了假人的四肢，把裂缝和缺口都补好了——这个假人的新腿现在看起来有一种中性的线条美，胳膊也充实丰盈。阿加莎对弗雷德丽卡说当自己看到假人原本那两只摇来晃去的塑胶手套时，既心酸又害怕。“简直像由沙利度胺造成的海豹肢症畸形儿。”阿加莎厌恶假人制造工业，“我反感焚烧假人的行径，几百年前人们烧死了一个谋反者，这就值得被大肆庆祝至今？”“我了解你的出发点，”弗雷德丽卡说，“但我还记得小时候在篝火之夜上玩得很开心，毕竟那时候战争[2]刚刚结束，我还是个小女孩，烟火升空时我心中的兴奋喜悦一直让我难以忘怀。我觉得不该让现在的孩子们失去我们那个年代所享受到的乐趣。不过，想到一个人的手指头和内脏被烧得嗞嗞作响、焦臭刺鼻，我也恐慌不安。这种痛苦，是我们不能讲给孩子们听的。”“嗯，我知道。”阿加莎说。

阿加莎的故事书《北国行》中的角色们继续着旅程：

他们来到了一堵不可逾越的石墙下，那堵墙以冰冷的岩石砌成，陡峭、冰封、漆黑、油亮，像玻璃一样光滑。一行人寄居在靠近石墙的一个村子里，村子名叫“后村”，后村的居民人数不多，是个居住在一座座冰屋里的小群体。冰屋绕湖而建，那是一个很小的湖，湖中央有一个小到不起眼的间歇喷泉，整个小村子就坐落在一片荒芜的冰原中心点上。小湖深处涌动着温热的水，一群群珊瑚色的小虾和钢青色的小鱼游来游去，村民们很有节制地捕捞这些水生动物，只在节日的时候才吃一点鱼虾。村民们身材像球，手腕、肘部和膝盖上绕着一圈一圈的明晃晃的脂肪，像项圈一样套在身上；脸呈现玫瑰一样的红色，脸颊像圆苹果；身披用熊、狐狸、貂鼠皮做成的毛茸茸的斗篷；他们看起来乐天悠哉，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来到了这个村庄后，这群旅人或者说逃犯的身份被村民们不断争讨。而这群人除了原本几个人，现在还加入了几个新成员：他们结识了一只像是活过了几个时代的雄性画眉鸟，它浑身泥污，有时候还会说人话，但只有在想说的时候才说，多数时候并不想说；一只乌鸦也加入了旅人的队伍，只有阿特格尔明白它的语言，但阿特格尔不完全相信乌鸦的话；还有一条猎犬，毛是黑色的，猎犬常常是隐身的，别人看不见它——莎斯基亚执拗地认为这条猎犬有一天会变成一只狼；另一位朋友是马克路过平原时，从一个山洞里发现的奇异物体，这个物体有时候像蟾蜍般蹲坐着，像是很小的一条龙，有生命迹象，有时候很显然固化成了一块燧石一样的石头，在原本该是“额头”的地方下方一层层岩脊处，是闪着强光的硅石，在它是活物的时候，那里本该是它的眼睛。它的体型大小如公猫，所以变成石头时，重量之大可想而知。作为发现它的人，马克得一直抱着它走，而马克也随时有扔掉它的冲动，画眉鸟则让马克别扔，说这个半生半死的物体总有一天能派上用场，毕竟它有几种挺有用的本事，比如让湿掉的木头起火燃烧，他们把这个亦龙亦石的物体命名为多拉克西列克斯。这一行人最新的同伴名字叫作弗莱克西涅斯，有趣的是，多拉克西列克斯从石头变成爬行动物时，弗莱克西涅斯便会以人的形态和这群旅人一起同行，弗莱克西涅斯的身高比旅人中最高的还高出一半，而且形销骨立、瘦长丑陋，他的身体基本上是同一个色系的几个颜色的组合，比如说浅淡的黄褐色、棕色和干草色——他的牙齿像涂了焦糖，他的嘴唇是象牙色的，眉毛像是杂乱的干燥的茅草，他的眼睛是麦芽糖色的，还有一种雾蒙蒙的感觉，他发长及肩，泥色的头发打着结，一行人说他的头发色泽像“卧在雪地中的小山”的颜色。弗莱克西涅斯有变身能力，比如变成一把笤帚或扫把，而且能不假人力，自由活动，不过弗莱克西涅斯变成笤帚或扫把时，如果被人盯着看，它的动作往往缓慢又浑身作响；如果没人搭理或不被注意，它则轻飘飘地“扫来扫去”，像缠绕成一坨的麦秆，在风中被推搡着、推行着。后村这种拘谨地方，对弗莱克西涅斯和多拉克西列克斯来说，都不适合居留。所以，旅人们暂居在后村时，弗莱克西涅斯总是化身为一架破旧的梯子，呆滞地矗在冰屋外面的一角，在湖心间歇喷泉频繁喷发出的浓厚热气中，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干燥。多拉克西列克斯也了无生气，像任何一块无聊的石头一样蹲坐着。画眉鸟则把头埋在翅膀下，乌鸦却带来了一个不寻常的消息：后村的村民们要在靠近绝壁般的“黑冰墙”的某个岩脊上举办一场篝火盛会。

克莱门特和萨内也迷上了这个故事。莎斯基亚本来不是很欢迎这两位新听众，但后来想通了——他们来分享的不是她温馨甜美的私人睡前故事，而是替她分担了一种力道极强的情景叙述。对莎斯基亚来说，母亲的故事几乎总是给她带来戏剧化的震慑——在星期天午间被讲述的这场冒险之旅，常让她在星期天晚上辗转难眠，但是，她无法不听这个故事。阿加莎对弗雷德丽卡说：“孩子们对‘星期天午间震慑’的需求，已经成为一种正式的日常必需，同时它又有令人满意的播送效果，就像成年读者追逐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或狄更斯《董贝父子》[3]的章节。”阿加莎《北国行》的故事与创作者、讲述者和聆听者的生活可以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不过，既然讲到了后村村民的篝火计划，很难让人不联想到哈梅林广场中心泥地里也即将迎来的篝火之夜，孩子们难免两相比照。

阿加莎坐在沙发上，上身罩着一件黑丝绒上衣——像中世纪的女侍的外衣，下身穿着一条银色的针织毛裤。她乌发松散，垂挂在脸颊两侧，莎斯基亚蜷缩在她身侧，紧贴着她；克莱门特和萨内紧挨彼此，在暖洋洋的壁炉前烤着火，听着故事；弗雷德丽卡和利奥分享着同一张扶手椅。

马克和阿特格尔主动提出想帮助后村的村民采集柴火，却遭到村民阴沉的拒绝，村民们说这场篝火是他们村内部的事情，得由自己人负责。村民们为了找柴火，不得不去很远的地方。要找的柴火必须是又松又枯的，这样才好烧；他们把这些柴火放在雪橇上拖回来，雪橇是用兽皮和树干捆成的。他们住的这个荒芜区域实在没有太多树木，只有些矮小的荆棘灌木，生命力旺盛，顺着风向贴地生长，风也从来不善待这些灌木，总摇撼着灌木上的荆棘，并疯狂地吹来了冰晶，冰晶黏附着，像满满的碎钻贴在那些荆棘上。

朵儿·特罗斯托算是和后村里一个叫索罗迦的老妪成为了朋友，索罗迦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躺在年轻旅人们点起的火堆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她身下铺垫着一层又一层的兽皮，边在微弱的余火上烤着一些羊奶酪碎块，边打着瞌睡。后村的村民都不跟索罗迦说话，最多给她带一些饮用水，偶尔给她一只烤过的老鼠腿或兔子腿，多数时候都当她不存在。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当朵儿·特罗斯托跟她说话时，她挺高兴的，她也向朵儿·特罗斯托讲了一些篝火盛会的事。

“篝火大会总是在夜晚最长的那夜举行，午夜前一个小时，篝火就必须点燃，”索罗迦说，“比较好一点的年景里，我们会在黎明时分就着篝火的余烬享用一餐盛宴，多是可食性植物的根块、烤司康饼和烤松鸡。如果那场篝火烧得非常快，便预示着春天即将到来，你可要知道：我们这儿不是每年都有春天的。村子里那些年纪太小的，都不记得春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春天一旦来了，我们就能拥有火热的、金色的太阳，一整天都能晒到太阳，有时候太阳连续出现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所有的花草树木都趁机钻出冰封雪冻，而冰雪也消融成水，匆匆流走，离开时还给万物万般慈爱的抚慰——春天里的天空，颜色也不寻常，是和画眉鸟的蛋壳一样的蓝松石色，不是现在的天空那种铁青色。”

“要让今年的这场篝火烧得旺，应该很难，”朵儿·特罗斯托说，“天气这么糟糕，除了冰雹，就是冷雨，天黑之后更是万物结冻，寒意入骨。”

“村里人会用兽皮盖着好不容易找到的柴火，”索罗迦说，“但没办法阻挡湿气渗入，湿乎乎的风也会阻碍木头着火。”

屋外的台阶上传来脚步声，一个金发男人从门后绕进来，脸上挂着微笑。是约翰·奥托卡尔。

“我敲了门，”他说，“没人应门。”

“因为我们正在听故事!”利奥没好气地说。

约翰·奥托卡尔摘下头顶的粗呢帽。他又穿着他那件光彩炫目的多色块毛衣。他朝着坐成一团的这群人跨了一步。

“我能不能也坐下来听故事？”他问，“你们不用理我，我在这里坐着就行，可以吗？”

他表现得谦恭有礼，边向阿加莎投去试探性的眼神边缓缓坐到地毯上，紧挨着弗雷德丽卡的扶手椅。弗雷德丽卡垂放的手捋了捋他发量厚重、颜色浅淡的金发。原本沉浸于朗读中的阿加莎被他的举动弄得有些意兴阑珊，她说：“我还是不读了吧。”莎斯基亚、利奥和克莱门特则催促她说：“读啊、读啊。”阿加莎耸耸肩，读了下去。

索罗迦继续对朵儿·特罗斯托说，村里的年轻人必须跳过篝火，似乎他们跳得越高，就越能为新一年带来光明的好兆头似的。老妪缓慢絮叨着，天气急剧恶化着。

这几个旅人旅途中从没遇到过这么一场雨，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怪雨，下着冰、下着雹块、下着冻成片状的烂泥，这场雨让那堵黑冰墙在日间成了一座湿淋淋的冰川，在晚间像一只用冰雕成的头盔——但不管什么时候，黑冰墙都能让任何一根擅自触碰它的手指冻伤，那冻伤的感觉跟灼烧很像，既烫手，又刺痛。后村的村民看旅人们越来越不顺眼了，村民中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旅人们携厄运而来，只要他们在，这场篝火就绝对烧不起来。索罗迦告诉朵儿·特罗斯托，村民们正密谋要把他们全部赶走，把他们驱离到距后村很远的荒地上，或者会对他们做出“更糟”的事情，至于什么是“更糟”的事情，索罗迦没有明说。

约翰·奥托卡尔叹了一口气，像是疲累的长吁，接着把身体倚在弗雷德丽卡椅子的扶手上。阿加莎的故事进行着：

当篝火大会要举办那一天，村民们从早上就咕咕哝哝地抱怨着，抱怨说导火线湿掉了，抱怨说他们把储存在冰屋里的燃烧着的木板运到岩脊的途中，木板上的火被湿冷的风吹熄了。乌鸦对阿特格尔说：多拉克西列克斯能把篝火点燃，阿特格尔气哼哼地说：“多拉克西列克斯要是恢复成龙的形状，肯定能把篝火点燃，关键是它现在就是块石头，没用的石头，没人知道怎么把它变回一条龙!”

“有一个办法!”乌鸦说，“你必须把它带到间歇喷泉，把它浸泡在热水中，不断地清洗它，翻动它，这样它就能重新获得生命力。其实它本来是一只火蜥蜴，最适宜火蜥蜴的生活环境就是间歇喷泉的热水层，只要把它放回它的家里，它自然就能活起来。”于是，阿特格尔和马克搬着这块沉重的死石来到了湖心处的间歇喷泉，两个男孩伸长了双臂，把石头浸到冒着气泡、水温很高的那一层，他们很留神地抬着石头，让它在水中被气泡冲击着，被热水冲刷着。他们明显地感到原本冰冷的石头开始复苏了，它的坚硬的表面逐渐变成粗糙的皮肤，并且抽搐着，他们还感觉到“石头”竟然有了心跳和血流的涌动，石头化成了一只生出了脚的蟾蜍，还带着一条短粗的小尾巴——这条尾巴是所有人从来没见到过的。蟾蜍在男孩们紧抓不放的手中持续扭动着、拉伸着，把男孩们的手拽向湖水深处。

两个男孩保持着安静，能听到水中只有咕噜咕噜的水声，连“石头”变形、成长的声音都被水声盖住了。

“它很喜欢待在水里呢，”马克说，“水真的能给它带来生命力，我看我们要是放开手，任它游走，它会一辈子留在这里吃小虾。”

阿特格尔伏在水面上，想透过热气和水面的气泡看到水里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他惊见水中有两颗金色的明亮眼睛也正看着他。

阿特格尔朝着那双眼睛喊着：“多拉克西列克斯!多拉克西列克斯!快上来啊，帮村民们点燃篝火!”

多拉克西列克斯慢慢地浮出水面，重现于阿特格尔和马克眼前的是一条轻盈的、发亮的、头顶冒火的、浑身迸出金绿色光芒的爬行生物。阿特格尔举起了它，把它揣在自己胸前，用衣服包裹着它，匆匆地冒着雨雪穿越过荆棘丛，爬到山脊上。阿特格尔大汗淋漓，一方面是因为跋涉辛苦，一方面是因为他埋在湿衣服底下、紧贴着前胸的那个生物身体所发出的巨大热量。

村民们在雨雪中伫立齐聚，看着堆成塔形的柴火。木塔搭得很好，但顶端已经彻底湿透。一个村民说，在脑力能追溯的范围中，就连最差的那一年，也没出现过完全点不着火的情形。另一个村民说，柴火中一定要有七种不同种类的木材，但这次柴火中可以确认的只有六种木材，被认为是第七种木材的细枝种类并未得到确认。第七种应该是一种角木，那是一种很难找到的树种，而且一遇到霜冻就不能生长。阿特格尔上前一步，向村民询问是否可被允许介入，说自己有点燃篝火的方法。一个年老的村民说，篝火只能被去年火堆里没烧尽的木板点燃，另一个年老的村妇则问阿特格尔所说的方法到底是什么。阿特格尔打开上衣时，传来一股淡淡的烧焦味，精神奕奕的多拉克西列克斯显露在众人眼前。那真是一个活力旺盛的生物，在它的灰绿色的皮下，可以看见红色和金色的发光脏器，它们就像大火中烧红了的煤块。那个年老的村妇指着这条小龙说这是天赐的礼物，大家应该接受它；而先前那个老头子发话说，魔法是骇人的，可能会给遵循古法的村民们带来危害；村民中多数人都觉得天气太冷了，大家都为这连绵不断的雨和雪感到消沉，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在呆滞不振的村民中，这位年老村妇以热忱取胜，让阿特格尔得到了帮助他们的机会。阿特格尔获准把多拉克西列克斯放在柴火边上。他把多拉克西列克斯轻放在地上。多拉克西列克斯蹲在那里，在铁青色的地面上熠熠闪烁，它晃动了一下身体，张开了嘴巴，吐了一口很长的气。它吐出像一条变色龙舌头一般的东西，其实是一团液体的火焰，这团火焰绕着柴火堆盘旋着，盘旋了一圈又一圈，整整三圈，不曾断裂。多拉克西列克斯闭上了嘴巴，绕成圈的液体火焰黏着在湿掉的柴火上，发出了咝咝、嘶嘶的声音，接着冒出了热气，然后噼里啪啦一阵，火苗蹿了出来，火星也从柴火里冒起，一堆柴火就这么被点燃，烧起来了!不一会儿，火势越来越大，火焰熊熊，火旺到地上没有东西可以将其扑灭的程度。

村民们从没见过这么一场大火!篝火的边缘，村民们烧烤着肉食和用猪油、面粉做成的油糕；在火焰的顶点，巨大的火舌不断蹿升，在红和黄之间变换着颜色，有时发出翡翠绿和亮蓝色的光芒。火焰试图为天空描画出不一样的色彩，那顽强的气焰，让持续不断的雨雪都低迷起来。火焰竭力上升着，即使力有未逮，也在风中尽情绽放、摇曳。村民们一整晚都在狂舞，趁着气氛正热烈，而时间还未到午夜，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围着篝火跳跃，并向篝火里丢卵石，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黑色的，他们一边跳一边将石头丢入火里。不光是男人，妇女和少女也纷纷跳了起来——女人们都穿裤装，在那个严寒的地方，裙装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看着年轻人跳篝火的村民们开始鼓噪，在原地跳起圆圈舞，和着歌声、鼓声和笛声，他们吹的笛是用兽骨制成的。随着年轻人跳过篝火的速度越来越快，劲头越来越猛，围观村民们的圆圈舞转变成踏地舞，也换了一种新的音乐节奏来陪衬舞蹈。一个火辣的女孩拉起马克的手，邀马克一起跨越篝火；马克别提多害怕了，他尽可能跳得很高，还是感觉到由下而上升腾着的滚滚热浪，他最终还是跳过去了，眉毛被火燎到了，睫毛上也钩着烟灰，连眼泪都熏出来了。阿特格尔也跳了一下，跳之前还助跑了，他跳得不算太高，只能说刚好没被烧着，但落地时踏进了灰烬里，被扬起的冒着火星的废渣弄了一身。两个高壮的男人举着朵儿·特罗斯托跨过了篝火，她在空中就像个充了气的皮袋子，没什么重量。她紧闭着眼睛，感受到热气一闪而过，再睁开眼的时候，看到的是火光点缀着的漆黑夜空。她回神后，发现几乎每个人都跳完了，两个年轻男子这时半指引半拖拉着弗莱克西涅斯浅黄褐色的身体，想让弗莱克西涅斯也跳一下。朵儿·特罗斯托站了出来，说他们这样做不对，不能硬逼弗莱克西涅斯，说弗莱克西涅斯身体不舒服，这在他的外表上体现得很明显，说弗莱克西涅斯身体干燥得像引火物一样，一靠近火就会燃起来，朵儿·特罗斯托还指出弗莱克西涅斯并不是旅人中的一员。但村民们坚持说弗莱克西涅斯必须跳，因为只剩他一个人，他不能不跳。弗莱克西涅斯站在那里，不知是打着瞌睡还是犯着迷糊，他肩膀一节一节凹凸不平，两只纤细的胳膊摇来晃去。过了一会儿，他用他奇怪的吹口哨似的声音说：“我同意了。”

“万一你撑不下去，我们会把你拽过去的。”村里的小伙子们说，但口气不大好，有点像是看热闹，因为很多人头脑里都有这样一个画面：干巴巴的弗莱克西涅斯绝对会扑倒在火堆中，一瞬间被火吞没。朵儿·特罗斯托请求道：“他太干燥了，他会引火而焚的，篝火肯定会对他不依不饶。”

又是那个同意让阿特格尔想办法点火的老村妇说：“篝火只会烧被火选中的人。除非他是篝火选中的人，不然篝火一定会让他越过的。”

“我同意了。”羸弱的弗莱克西涅斯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意愿，然后挣脱了把持着他的两个人，姿态极其笨拙地朝着篝火踉跄而去。

弗莱克西涅斯靠近篝火时，轻身一跃，他跃得极高极高，像一片被上行气流托高的树叶，在褪掉黑暗的深蓝色夜空中轻游、摆荡。他悬浮在狂烧着的柴火木桩上，像一只巨大的蝙蝠或猫头鹰，村民们都为他的轻盈、从容、无重而喝彩。他旋转着降落了，却不是落在篝火的另一端，而是落在篝火正中，是火心的所在。火焰贪婪地吞噬了他，吸收着他的能量。他全身猛烈燃烧，爆发出热量，他的毛发、双手和肩膀都烧起来了，一股浓烈的烟雾包裹住他几乎要爆炸的形体。朵儿·特罗斯托开始抽泣，马克一边跨上前去要营救弗莱克西涅斯，一边大声求大家伸出援手。可是，弗莱克西涅斯直立于篝火中，尽情地燃烧着，他燃烧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形态，他似乎从火焰中汲取着变化的能量，而火焰也在从他身上索取着他的能量，这是一场力量的争夺战。在漫天红火中，他变成了绿色；他满是泥泞的头发化为藤蔓和新叶编织成的一张帘幕；他伸展着的枝杈一般的双臂冒出绿色的幼芽；他的双腿加粗、变绿，长成饶有生机的树桩，支撑着他柔韧的、翠绿的、滴水的、湿润的身体；再往上看，他的脸已经是一张金绿色的微笑的脸孔，绿苗从他的眼睛和嘴巴里肆意地长出来；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闪亮的叶片编织成的冠冕。他急速生长着，待他终于长得枝繁叶茂，他大跨步地离开了篝火，他的每一步都跨得很远很确定，他终于成为一棵光芒四射的绿色树形人，头发是鬃毛般硬挺的祖母绿色细枝，身上披着一件火焰翻滚的长袍，那火焰只是兀自干烧，虽然裹着弗莱克西涅斯的身体，却烧不着他，火焰也不触地，只是飘在空中。弗莱克西涅斯径直离开了原先陪伴他的几位年轻旅人，也把后村的村民远远甩在身后，他来到那座不可逾越的黑冰墙下，把手抵在墙上。他用手碰触墙壁的地方，涌出一股绿色的激流，冰开始融化，墙也软化了，像熔岩一样流走。一部分的黑冰墙就这样化解了、分裂了，裂成一道狭长、竖直的通道。通道的台阶是花岗石铺成的，台阶通往一个隧道，隧道两端耸立的石柱是黑冰墙里原本的石头凿成的，石柱底部长着的根茎类植物，石柱上盘旋着的蔓生植物，全都是绿色的冰滴下的水所长成的。弗莱克西涅斯穿行过隧道时，隧道里的植物都发出光芒，以示迎接，光芒照射在他身体的叶片上，那些叶片随着他的脚步，也折射出耀眼的光。他向黑冰墙的深处，也就是山的深处行弋，人们看着弗莱克西涅斯一步也不停地走着，他亮闪闪的身影渐行渐远，直到他隐入隧道最深处，化为肉眼可见的一个小光点。

当他消失在众人视线之内时，篝火也不知什么时候悄然熄灭了，晨曦盈满大片天空，篝火仿佛延烧到天上，黎明的天色是火红的。黑冰墙的那道裂缝此刻显得幽暗又危险，但裂缝就这样敞开着，再也没有关闭上。

阿加莎邀请所有人享用一顿星期天的早午餐。约翰·奥托卡尔说他很愿意留下来，他和阿加莎这时交换了一个微笑。弗雷德丽卡也挺开心的——她希望约翰·奥托卡尔和利奥能以一种宁谧、和谐、不复杂、不妥协的方式相见，她更多考虑的是利奥的感受。因此，对于阿加莎的邀约，弗雷德丽卡心存感激。她看得出约翰·奥托卡尔也赞同阿加莎是个外在、内在皆美的女人。弗雷德丽卡站起身来，帮阿加莎准备这临时起意的早午餐，弗雷德丽卡厨艺不精，食物储备也有限，所以无法单凭一己之力下厨请客，她只有几个蛋、一点乳酪、一些水果和两块鸡肉。阿加莎很快弄好了一个丰盛的沙拉，沙拉里有鱼肉、豆子、水煮蛋、绿色蔬菜和番茄。克莱门特和萨内没有留下来吃东西，他们说得回家，兄弟俩语焉不详地说了一句“每个礼拜都要去教堂”之类的话，他们家一家人都是天主教徒，但不是那种会排斥“盖伊·福克斯之夜”的天主教徒。做完沙拉后，阿加莎说还要准备一些烤薄饼，弗雷德丽卡在旁边帮忙打面糊。阿加莎说了一句：“他好像是挺不错的一个男人。”

“但他来去自若。”

“这不是什么问题吧？”

“问题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

“你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

“我一点也不想。我不想让他在我生命中产生很大意义，如果太大的话，我会负担不起……”弗雷德丽卡没有说完整句话，她另起了一句：“这一天又一天，不知道他来与不来，对我来说也是有点困扰。”

“你不能开口问问他？”

“我看不能吧。”她想了一下才说，“我不认为从他那儿得到的答案能有任何意义。”

阿加莎的话有点劝诫的口气：“没有答案的事情，消耗着人的能量，让头脑受折磨。最好不要在心中存有太多疑问——我这是一种理想但不切实际的劝告，我知道。”

“不过，他人很好。”

“他确实长得很好看，个性也很好，你没说错。”

弗雷德丽卡想到阿加莎从来没有过男性访客，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一概没有。“这让人觉得，莎斯基亚简直像是阿加莎单性生殖的产物。”弗雷德丽卡心想，“但是，不可能是那样的，因为肯定在某处有某个人。阿加莎会向我倾诉这一切吗？我挺怀疑这一点的。”

在阿加莎的起居室里，约翰·奥托卡尔正在教利奥和莎斯基亚玩一个小游戏——剪刀、石头、布。“我们必须同时伸出手，比出各自的手势。”利奥重复了约翰·奥托卡尔刚才那句话中的一个词：“同时。”约翰·奥托卡尔点点头，柔顺的金发滑到他眉毛上。他教两个孩子怎么摆出剪刀、石头、布的手势。平伸手掌和手指，是布；食指和中指做出叉状，是剪刀；握紧拳头，是石头。剪刀能剪碎布，石头能钝化剪刀，布能包住石头。这么简单的一个小游戏，让利奥和莎斯基亚玩得入了迷。他们玩的时候“性格”也显露无遗。利奥玩的时候，每次都变换不一样的手势：石头、剪刀、石头、布、剪刀、布、石头、布。莎斯基亚则耐心地连续好几次摆出同样的手势：布、布、布、布，然后突然出一个剪刀；又或是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剪刀。约翰·奥托卡尔笑着为他们俩记分。他对孩子们说：“我像你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也玩过这个游戏，是跟我双胞胎弟弟玩的。”

“谁赢得比较多？”利奥问。

“没有人赢，”约翰·奥托卡尔说，“我们每次都是摆出一样的手势，完全没有差别。两个剪刀、两个石头、两个布。”

“那可没什么意思。”利奥嘟哝了一句。

“不是没意思，而是叫人生气。那简直不是玩游戏。”

“就像利奥和我在录音机里录下我们发出的噪声一样，因为我们俩只会一个劲儿喊C或B。”莎斯基亚若有所思。

“差不多是那样的，”约翰·奥托卡尔说，“我们以前也玩过用录音机录音的游戏。”

他留在那里，陪两个孩子静静地玩了一下午。他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树木，也帮孩子们把恐龙剪纸粘到剪贴簿上，还能和阿加莎、弗雷德丽卡轻松闲适地聊天。他留下来，吃了晚餐，把利奥哄上床，坐在利奥房间的角落里，一个床头灯照不到的地方，听弗雷德丽卡给利奥念《小灰兔》里的鼹鼠、小男孩，和一枚古老罗马硬币的故事。当利奥沉沉睡去，约翰·奥托卡尔跟着弗雷德丽卡来到她自己的房间，他拉下了百叶窗，抚摸着弗雷德丽卡的肩。弗雷德丽卡原本做着事情，这时也不得不转向约翰·奥托卡尔，望着他，他把手放在她的颈项上，好吧，她接受了；他把手放在她的臀部上，好吧，她也没抗拒；他把嘴唇贴在她的嘴唇上，把她的身体拉近自己的身体。他温热的皮肤贴近她，温暖了她，像突然间把她点亮，像一束可感的光线从她脊背上疾掠而过。弗雷德丽卡身体向后仰，让自己的嘴唇离开了他的嘴唇，沙哑地说：“这不公平。”

“什么？是什么不公平？你在担忧些什么？你不需要担忧，你不可以担忧。”

他正尽其所能，让自己和她两具衣衫整齐的身体合而为一。

“我们不能这么做，这里有利奥，利奥还在睡着。我不能和你，你不能和我……”

“好，那你坐下来，静静地和我坐着就好。静静地就好了。”

他们坐到了沙发上。未被满足的欲望令他们两人微微颤抖，那是一种欣悦的颤抖，他们沉浸其中。他们没有脱彼此的衣服，他们没有做爱。所以，当利奥睡到一半，迷迷糊糊走进来说睡不着的时候，就不会遇到意外的情形，也闻不到刺鼻的汗味，更看不到他这个年龄不该看到的成年人的性器官，取而代之，利奥看到的是一个高大的穿着小丑般毛衣并且正微笑着的金发男人，还有一个瘦弱的穿着巧克力色衬衫和紫丁香色裤子的红发女人。

约翰·奥托卡尔和弗雷德丽卡没说什么话，就挨着彼此，这么坐着。子夜，约翰·奥托卡尔要离开了。弗雷德丽卡送约翰·奥托卡尔出门，在门阶上，弗雷德丽卡说：“利奥下周末不在这里，你可以过来。”

“我不能来。”一开始，他似乎准备在留下这句话后，转身便走。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得去一个宗教静修活动，是我参加的一个组织举办的。成员有的是贵格会教徒，有的是从锡兰来的，还有几个是医生。你看，连医生也来参加了，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我——我有时候会去参加他们的活动，这次他们也请我参加了，就是下个周末，我答应要去了。”

“去哪里参加？”弗雷德丽卡问。但她不敢问：为什么参加？

“这重要吗？我们会去一个叫作坦格尔伍德的静修所，在白金汉郡的一个贵格村，叫作四便士村。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太矫揉造作，但这些名称不重要，这些字眼也不重要。如果非要让它们显得重要的话，那么我可以改用别的描述方法。重要的是，我其实想告诉你这些事，但我又怀疑，你不会想听我说这些事，你不会想知道这些事。你对宗教没有兴趣。”

“但我对宗教并未抱有敌意。”

“真的吗？你先思考一下，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再告诉我你的想法，告诉我你对宗教所持的想法。基本上，在相当一部分情况下，可以说在一大半的情况下，连我自己对宗教都怀有敌对心理。但无论怎么样，宗教就存在于你我身边，这一点你无可否认。”

“我没有要否认。”

他看着她，像看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反对派人物一样。他喃喃自语：“我就知道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件事，毕竟根据指令，我就不应该告诉你这件事……”

“约翰!”

“你看吧，你明明不想听。”

“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如果你什么也不告诉我的话？”

“我们根本不应该开始这个谈话，都是我的错。过来，让我抱抱你，别说话。这样是不是好多了？现在我们拥有的这一切才是真实的，不管这是什么，这是真实的。”

她敏感的身体这次倒没有像以前一样因激动而产生刺痛感。他轻抚着她的背，像让一把火循线向下延烧，那把火抑郁地冒着火星。他把他温暖、缄默的手遽然插到她两腿之间，轻柔地握住她的下体，静待着她的悸动，静待着她浑身紧绷着的肌肉一点一点松弛下来。他说：“这是真实的，记住了。现在，我走了。”

他走了。

大致上，弗雷德丽卡因为约翰·奥托卡尔和利奥拥有了一次公开、互不妥协的见面而欣慰。这更多是因为她不希望她和约翰·奥托卡尔保持这种不能见光、不能言说的暗中往来，而不是因为她想让她的情人和儿子达成一种特殊的互谅的良好关系，她也不想将约翰·奥托卡尔引入任何某种试探性的三人关系——男人、女人、小孩。“没人会愿意那样做。”弗雷德丽卡想，“我只求事事简单、和谐。”所以，后来约翰·奥托卡尔又来了好几次，而如果刚好利奥、莎斯基亚、阿加莎都在场，弗雷德丽卡都会尤其得意。他们一群人有次还一同出行，去了自然史博物馆，两个女人、约翰·奥托卡尔、小男孩、黑发小女孩，第一次集体去一个地方。弗雷德丽卡感到一种谨慎、稳定又成熟的关系正在形成。有天晚上，在餐桌上，弗雷德丽卡问利奥：“我们请约翰·奥托卡尔一起来过篝火之夜好不好？”

利奥很直接地回答：“不好。我不喜欢约翰·奥托卡尔。”

“哦，利奥，为什么？他还教过你玩剪刀、石头、布……不是吗？”

“当没有人在看的时候，他总是扮一个可怕的鬼脸来吓我。”

“不会吧……”

“他就隔着玻璃窗扮鬼脸，他扮鬼脸的时候脸都发白了。那些鬼脸很叫人讨厌。”

“他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做呢？”

“而且我也不喜欢他的气味，他身上有一股恶心的气味。”

“利奥!”

“是你问我的。明明是因为你问我，所以我才回答。如果你想请他来看篝火，那么你自己邀请他。希望在广场上的时候，他的气味不会那么刺鼻，搞不好跟烟或什么混在一起，更难闻吧。”

“如果是你的意愿，我不会邀请他的。”

“我没有什么意愿。你问了，我就说了。我反正说了，他臭气熏天。”

弗雷德丽卡考虑要不要跟阿加莎讨论一下——弗雷德丽卡想知道利奥是不是故意跟她唱反调的。利奥口中说的约翰·奥托卡尔的气味，会不会是她和约翰·奥托卡尔做爱时发出的气味，不小心被利奥闻到了，不过，弗雷德丽卡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和约翰·奥托卡尔已经尽可能谨而慎之，应该不会被利奥发现蛛丝马迹。或许是利奥凭空胡说，他把自己所能想到的最适合骂人的话说了出来——这倒是挺伤人的，挺有泄愤效果的，如果利奥真有心那么做的话，自此以后，弗雷德丽卡再联想到约翰·奥托卡尔，就完全无法把他和利奥所说的臭气割裂了。这臭气，到底是真的，还是幻想出来的？如果是幻想，那么，来源是什么？弗雷德丽卡想不通。

篝火之夜降临了。阿加莎和弗雷德丽卡得到了邻居贾尔斯·安普尔福思和太太维多利亚的拜访。安普尔福思夫妇住在哈梅林广场拐角处一栋漂亮的白房子里，他们家的花盆箱被哈梅林广场爱捣蛋的孩子们砸坏了，但他们新换了维多利亚风格的敞面式百叶窗，而且门把还是擦拭得锃亮的黄铜把手。贾尔斯和维多利亚也想和哈梅林广场中所有的居民一道过个狂欢的篝火之夜，他们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至少不被其他居民们排挤，毕竟他们是中产阶级家庭的代表，当地的工党势力对中产阶级家庭极尽排斥，不过，有些工党党籍的地方议员，却在伦敦东南部的一些贫瘠和沉闷的广场住宅区里把他们的住宅装修成颇有中产格调的排屋样式。贾尔斯是个建筑师，瘦削精干，总是一脸歉然的样子；他灰扑扑、乱蓬蓬的头发和掩盖在一副角质框架眼镜后的眼神，的确让他想重建、美化、拯救哈梅林广场上所有丑房子的坚毅决心表露得不那么明显。维多利亚则是儿童精品店“碎衣、标签、紫罗兰长袍”的店主，这家店不仅名称特别，选址也特殊，它莫名其妙地坐落在哈梅林广场商店街一排店铺中，夹在一个脾气不好的伦敦东区佬儿开的蔬果摊和一个巴基斯坦药剂师开的药房中间。她店里卖精致可爱的儿童洋装和小羊毛衫，还有一个海绵填充玩偶专区，那里是一些柔软又充满弹力的狮子、老虎和北极熊，一个个带着笑嘻嘻的表情，全都是维多利亚自己缝制的。贾尔斯特别想与阿加彭斯及厄特两家人交朋友，这两家是整个哈梅林广场失业者人数数一数二多的两个母系社会家庭，他们合住在哈梅林广场17号那栋挂着织锦窗帘的房子里，只有窗帘看起来堂皇。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家具、没有地毯的，但偶尔从他们家的窗口能丢下几把破椅子，其中有几把椅子今天成为了哈梅林广场篝火的基座。维多利亚自制了一些热苹果酒，里面有浮浮沉沉的小苹果块儿，她还做了一些深色的、烤过的、黏糊糊的太妃糖，很担心没人要吃，所以不敢端出来。阿加莎对她说：“你不端出来，怎么知道别人会不喜欢？况且，英国人没有不喜欢太妃糖的。”贾尔斯和维多利亚走出来了，但更多的中产阶级邻人都先在各自家中的百叶窗后面观望、躲闪了一阵，直到整个节庆正式开始，才慢慢走出屋外。基兰·厄特看大多数人都来了，就点燃了铺在柴堆中央那块被汽油浸泡过的棕色大纸板，一丛火焰向上猛冲。烟花在各个区域施放，于是夜空中出现了红色的发出嗞嗞声的光束，绿色的火花喷水池，银色的间歇喷泉……不绝于耳的爆破声，五颜六色的火花，让哈梅林广场上的夜空格外热闹、绚烂。弗雷德丽卡帮利奥搬出他一整盒的罗马焰火筒、维苏威火山喷泉和孔雀烟花，利奥和莎斯基亚举着手上的小花炮，神情庄重地摇晃着。人在叫，火在烧，篝火烧得越来越旺，火光也越来越强。人们一个接一个从家里走出来，驻足在街上，观看篝火；孩子们边跑边尖叫，还躲在广场中停放的车后面玩捉迷藏；维多利亚·安普尔福思鼓足勇气端出了她做的太妃糖，果然得到了每个人的喜欢，大家开心地享用着她的手艺。受到了鼓舞的她，索性搬出紧固的折叠桌，布置成一个小摊位，放上她做的热苹果酒和红色、绿色、蓝色的做工精细的珐琅马克杯。天空中布满褐色的积雨云，感觉再过一阵子，银色的如箭一般的雨丝就会洒下来，一团蓝苍蝇也嗡嗡地飞来飞去。那个假人——克莱门特和萨内做的那个假人——在点火前就被固定在柴火的顶端，事实上是假人安坐的烂得不像样的藤椅被牢牢固定在柴火上，假人则被绳子和旧的羊毛线捆绑在藤椅上。“简直像德鲁伊教的献祭。”阿加莎说。那个假人懒洋洋地瘫坐着，脸上挂着微笑，火还没有烧到它身上。“幸好今晚没有什么风。”贾尔斯·安普尔福思观察了一下天气说，“但这场篝火对哈梅林这个小广场来说还是太大了一点，我们应该把水桶装满水，准备在一旁。”

“肯尼特太太一如往常，早就把胶皮管连到自家厨房的水龙头上了，”卡萝尔·厄特仰头从手中的瓶子里喝了一大口啤酒，接着说，“去年两个孩子不小心把头发烧焦了，还有一辆车的漆被弄花了。”

“不知道那辆小奥斯汀是谁的？”维多利亚指着不远处树下一辆奥斯汀小轿车说，“那辆车总是停在这儿，但没见过任何一个邻居驾驶它。”

弗雷德丽卡端出一篮烤栗子，也受到邻居们的喜爱。利奥撒娇说想要吃一根香肠，弗雷德丽卡说：“别胡乱要东西。”

抬起头，天空像一块爬满了红色大蛇的金色草地；大蛇退去后，天空又被银色的蕨类植物的巨大叶片给遮挡住了；须臾间，具象的图案没有了，天空在靛蓝色、橘色、乌贼墨色、亮黄色和鲜红色之间更换着色彩。

人们啜饮的饮品也多种多样，有的喝热苹果酒，有的从一个有开关的酒桶里往塑料杯里倒红酒喝，有的喝瓶装麦芽酒，有的喝不含酒精的软性饮料，有的把可乐和朗姆酒掺着喝，有的喝甜雪利酒，有的喝荷兰蛋黄酒。克莱门特和萨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串串的中国鞭炮，布赖恩·厄特把其中一串挂在一根树枝上，树底下停放着的就是那辆不知道主人是谁的小奥斯汀。鞭炮被点着了，噼里啪啦地轰炸、爆裂、巨响、扭动着，利奥一下子给吓哭了，人群中有一个蓄着两撇胡子的秃顶矮个男人大喊起来：“小心我的车!”

篝火冒出了滚滚浓烟，哈梅林广场烟雾密布，人们如果站在广场一端，根本看不清另一端。人们在广场边缘，牵起手来高唱《噢，我心爱的克莱芒蒂娜》[4]，不知为什么，英国人时不时能从记忆中把这首歌翻出来唱一唱。烟雾渐渐消散了一点，透过烟雾，弗雷德丽卡看到了广场另一端的约翰·奥托卡尔，约翰·奥托卡尔之所以显眼，是因为他又穿上了那件色彩丰富的拼贴式羊毛衫；他正弯下腰来点燃什么东西。看到弗雷德丽卡正在看他，他直起身来，隔着灰蒙蒙的烟雾向弗雷德丽卡挥手。她不顾被熏疼了的眼睛，绕了一大圈，来到约翰·奥托卡尔身边。约翰·奥托卡尔点燃的东西没有立即在空气中烧得热烈奔放，也没有射出炸裂的光芒。那堆摞起来的东西烧得死气沉沉，围绕着边沿烧成一个圈，发出蓝色火苗，像一个蓝色的大兜帽。

“我在烧书。”约翰·奥托卡尔说。那是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其实就是把书烧掉而已[5]。弗雷德丽卡厌恶烧书的行径，不过，约翰·奥托卡尔烧的都是俗艳的平装本。最顶上烧着的那本，封面上有个头颅渐渐消失的女郎，双乳挺立，冲破了身上的黑色蕾丝；下面垫着的一本，也快被烧着了，是保罗·田立克的《我们存在的根基》，这本书下面的是伍尔维奇主教的《坦对上帝》。

“我真的不赞成焚烧书籍。”弗雷德丽卡有点不悦。

“这就是烧书的意义所在啊，”约翰·奥托卡尔说，“没有必要烧别人毫不在意的东西。”

他举起一个盛满墨汁般饮料的玻璃杯，向篝火上的假人致敬。

“这杯酒是敬它的。它的主意再明智不过了，统统爆炸吧，从底炸到顶!然后就会有重新过上真实人生的机会!神在烈焰中浴火重生!”

“你喝醉了。”

“不不不，你才喝醉了呢。来，我们跳舞。”

他走入肩搭着肩跳舞的居民中，成为链接的一环，把另一只肩膀留给弗雷德丽卡，让她勾上自己那只肩，一起跳舞。弗雷德丽卡刚好能闻到他腋下的气味，呛鼻、发酸，还有另外的气味——浓重的熏香，是宗教仪式里使用的那种香，混合着麝香，还有甜腻到不行的香水味。弗雷德丽卡试着推开他，却被他越勾越紧。弗雷德丽卡仰头看着他的后脑勺，看着他篝火映照中红润可爱的面色。

“快，跳起来啊。”

烟雾弥漫，篝火熊熊，弗雷德丽卡惊见——广场另一边，也有一个约翰·奥托卡尔，穿着同样的多色羊毛衫。

弗雷德丽卡觉得没有通过对自己的一个测试，她可能一直期待着自己搞砸那个测试。

像小小的黑孩子一样，小小的白孩子的脸也熏得乌漆麻黑，像小恶魔一样逆时针方向横冲直撞着。约翰·奥托卡尔终于死死地钳制住弗雷德丽卡，把她拥在自己的左胸前，哈梅林广场的居民们喝得醉醺醺，一团和气，他们勾肩搭背地摇晃着、歌唱着——“我们一起真诚地举杯，友谊地久天长!”

[1]　盖伊·福克斯之夜是指每年11月5日在英国各地举行的庆祝活动。

[2]　战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3]　《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是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

[4]　《噢，我心爱的克莱芒蒂娜》(Oh My Darling Clementine)，美国西部民歌。

[5]　烧书(skoob)，为了表示对书籍泛滥的抗议和对书籍崇拜的讥讽，而将书籍焚烧掉的行为，“skoob”是“books”(书籍)的反写。

第16章

这天，临近正午，洛绮丝女士和年轻的纳西斯暂停了急速又仓皇的逃遁，让各自的坐骑有机会喘息，同时也让他们自己来舒展一下长途跋涉后疲乏的身体。那是仲春里的一天，连空气中都流溢着希望；他们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山口地段，来到一个秀丽的平原上。春日里柔嫩娇弱的矮树丛、翠色欲滴的小麦田，和柔软的干草牧场混生在一起。每棵树上，都有几只高声鸣放的鸟儿，让人以为它们随时都会在啭声、哨音、连唱、喉音等变化无穷的乐音中将喉咙撕裂。蝴蝶也一刻不停地从这朵花流连到那朵花上，又或在平原的边缘上翩飞徜徉。就连懒洋洋的蟋蟀都在晴天丽日里，百无聊赖地用干燥的腿来不断摩擦胸部。两位旅者发现了一个石制的水钵，涓涓细水从水钵中汩汩流下，爱抚着生了青苔的石块，也滋润了旁边一棵繁茂的野樱桃树，枝丫上满满的都是早熟的樱果，看起来很是甘美。纳西斯摘了好大一捧野樱桃，用帽子盛装着，洛绮丝女士把出逃前准备好的美酒和水壶拿出来，又从余粮里取出一些饼干、肉肠和干酪。他们已经离开了乱言塔的地界，他们此刻是自由之身，这份自由，让他们期待这些食物能有更可口怡人的好滋味——的确是这样的，在放松的心境中，入口的东西也变得美味多了。也因为深切感受到难得的自由和解脱，他们连看对方时，都带有一种全新的好奇，尽管他们不过是因长途劳顿而满身风尘、灰头土脸的一对男女。以前的纳西斯是一个脸孔漂亮得过分的男孩，他的脸像一面金色的盾，时不时被打着小卷儿的茂密蓝黑色秀发掩盖住完美的棱角。他那双黑亮的大眼睛，像两颗成熟的黑葡萄，在纤长、反光的睫毛底下莹莹闪动，那弧度精致的黑葡萄酒色的眉毛，是多少女性付出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而拥有这样的眉毛，似乎是美男子才可享有的特权。他的脸蛋细腻可亲，他的下颏是一块神圣的倒三角，安嵌在三角形底边上的嘴巴，饱满到让人怀疑是不是一直处于略微肿胀的状态。那只不过是美少年娇气又傲气的唇珠，而早前的动乱和乱言塔里的残酷经验削平了他身上圆润、丰盈的部分，甚至连他的酒窝也磨失了，他青春少年的美感已经消退，剩下的是刚成年男子独有的凄郁温驯。他上唇的唇珠枯萎了，他下唇的紧绷感时时显现，不过，纳西斯这一切容貌上的变化都令洛绮丝女士感到愈加有趣，这比他稚龄时便让他深有自知的美态更诱人。能被时间摧残的，是柔弱的东西，坚硬的另当别论，而时间也能硬化强化一个人的某些部分。他咬碎饼干时，露出了牙齿，他的牙齿一如往常地洁白和整齐。他的颈项强壮了许多，他的皮下也不再是软绵绵的，而是有了肌肉，现在比喻他的话，说成年的雄鹿再合适不过——不能再拿他与可爱的幼鹿、亮洁的小猪崽来类比。

至于洛绮丝女士，尽管穿得不能算华美，也一直把脸尽量用兜帽捂住，甚至就连此刻放心地吃点东西也要背向阳光，但是她的脸上肤肉紧致，没有方寸松弛。有意思的是，乱言塔奇妙又诡异、完美又恶劣的生活竟然造就了她线条明显的筋骨和运用自如的肌肉!在那个环境中，没人预期女性会有这样的进化，毕竟乱言塔的大多数女性都以锦衣玉食为乐，牛奶、丝绸是她们生活里必不可少的；洛绮丝女士身上清晰可见的肌肉被视为“不得体”，或者说，被男人认为“非正常”。对乱言塔的年轻女人而言，长出了肌肉，还不如在光天化日之下袒胸露乳，甚至长出雪白的细滑的小肚腩，乱言塔的人认定，秾纤合度的身材、妖娆妩媚的身姿是花样年华中的女子最好的装饰，这一点任何女人都不能遗忘，尤其是已与青春告别的女子，更应该费尽心机维持形体之美。事实上，洛绮丝女士那两颗叫人心驰神荡的玫瑰色硕圆宝石，在她长着浅蓝色血管的雪花石膏般酥胸上的两颗宝石，已经颓然坠降了，已经失意下垂了，不仅如此，她的双峰表面上出现了狭长的裂隙、凹陷的沟壑、苍白的纹路、丑陋的伤口和干涸的皲裂，与其说她的乳房像雪球、鲜桃或其他美好的引起兴奋的事物，不如说那是岩羚羊的皮，长在岩羚羊身上是好看的，若长在她身上……但不管怎么说，她的骑行装下，她的紧身胸衣，给了她胸部有力的托举，让她的双乳至少在衣服中看起来是两个苹果的形状。幸好，她的腰身是纤瘦的，她的大腿，在当时的风尚中，细到了与美无关的程度。也正是因为她的瘦，她的行动力大为提升，她握力增强，弹跳轻盈。这一切都看在纳西斯眼中，而他在脑中盘算着还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不管能看或不能看，只要洛绮丝女士出现在他眼前，他便已心情愉悦、想象开阔。

“现在走到了这一步，我们应该把乱言塔里那些日子当成一场噩梦。”洛绮丝女士咬下一小口肉肠，手上玩弄着一颗野樱桃。

“可我们不能忘却那段时光，永远也不能。”依然年轻气盛的纳西斯说，“因为那是给我们惨痛教育的一课，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过犹不及，让我们领略了从自由到凌虐和奴役的不变性。我们必须回到我们原来的世界，宣导人应有节，欲应有度。”

洛绮丝女士显然有过一番深思熟虑：“至于我，我想归隐，成为一个寂静主义者，一个藏身于温室中的寂静主义者，远离人世间的喧嚣、骚动和纷争。你可以尽情去宣导，但我要隐居避世，逃避一切事情，逃避任何宣导。”

“你如此美丽，怎么能甘于逃避一切事情？”纳西斯反问，他暗地里为自己的急中生智感到自豪，他本来想说的是“你依然美丽”，当然，这个说法不合时宜。

洛绮丝女士幽怨而柔情地看着他，看着他的双目。

“是真的，我会认真逃避每一件事情。”她轻启双唇，毅然决然地说了这样一句忧伤的话。“谁又能知道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呢？”纳西斯在心中思忖，这个年轻男子从洛绮丝女士在草坪上的坐姿和四肢摆放的方式，读取了一个不同于她语意的信息。所以他起身离开，走进矮树丛中，去解放他酸胀的膀胱，也为另一目的准备他所要用到的那个身体器官。

洛绮丝女士闲散地躺在那片绿草上，她以为自己听到风中传来一阵笑声。她觉得那是一声声短而尖细的笑，亦有一群人激昂的嘈杂谈话，以及混合着嘶喊和吼叫的放歌。歌唱还配着没有走音的乐声，流畅又尖厉，是号角!她放弃了警戒，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是这片山林里山神发出的声音吧，山神正在猎寻属于他自己的乐趣。”她无比清楚，那根本不是什么山神的声音，但她同时心存侥幸：“当那激昂的闹声慢慢逼近时，希望那群人能草率地略过这片小树林，希望那群人愚钝到无法发现我在此的藏身之处。”她知道，她的希望会落空。

当考沃特赶来加入对洛绮丝女士的搜身时，洛绮丝女士的衣裙已经被滴满从猎犬额骨口中喷溅出来的恶臭口水，她的衣袖被撕破了，染上了血，因为她曾跟这群搜索者和猎犬奋力一搏，连她的裙裾也被扯烂，衣衫褴褛的她甚至无以遮羞，她的胯部完全袒露在众人眼前。她惊惧地合拢双腿，找碎布掩盖下体。考沃特却邪恶地说：“我又不是没看过你赤裸下半身的样子，看过太多太多次，所以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故作端庄，你就让它敞开吧。”

“我不是故作端庄，我是想保全颜面!”洛绮丝女士叫着。

“你没有保全颜面的权利，你也没有保全颜面的需要!你现在正要前往的地方，就是让你一度落荒而逃的地方，在那个地方，颜面的观念早就灭绝了!”

洛绮丝女士转而乞求道：“我亲爱的考沃特，我曾经爱你如同爱我自己的发肤，也曾经甘愿搭上我自己的性命只求能够拯救你，并将之视为我高尚的命运，爱你如我，可为什么你一定要阻止我离开乱言塔？我没有成为你的敌人，没有对你倒戈相向的念头——因为你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如果他们捉到我，他们会用折磨你的方式来折磨我，他们知道我们曾是一体的，这一点你也清楚。我要抽身离去，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年老色衰、精疲力竭，我亲爱的朋友啊，我已经再也无法在你为乱言塔那个自由国度所设计的宏伟蓝图中尽任何绵力。我的爱人，我的理想主义已经粉碎，但我的同情心尚存——我只想住进一个远郊小屋中，一边聊度余生，一边回忆我们曾有过的伟大愿景，我们曾走过的美好岁月，还有你为这个世界所做出的那些惊人贡献。肯定有人能够替我实现你为我预设的角色，肯定有别人拥有比我更强大的内心，更强健的肢体，更坚定的意志。我是一个失去了影响力的人，考沃特，我不配再继续留在你的阵营中，不配再与你为伴。但我现在依然记得你在我们最黑暗的日子里——那是我们一边躲避革命军的追捕，一边规划未来人生的时候——你说过，我们所要创立的新社会的真正原则是完整的自由度，用以在和谐状态下，满足身体和灵魂的任何欲望，哪怕是卑微的欲望，也要被满足。可眼下，我尊敬的王，我身体和灵魂最卑微的欲望就是放弃在你的新社会中的生存位置。我渴求孤独、贫穷、怠惰、庸俗、无聊，我渴求的全是我们在气焰最嚣张的时候所取笑和鄙薄的事物，但这些事物如今对我而言具有重要的确凿的存在价值，我现在就像是一件被拧干了水的旧衣，一根干枯破损得快倒塌的木桩。噢，考沃特!噢，宽宏大量、心细如丝的考沃特!自由度也应该包括离开群体的选择，欲望也应该囊括对欲望的戒除。让我走吧，人们会世世代代传扬赞美你的智慧和宽容!”

“你说的不过是虚妄的恭维!”考沃特冷言相向。他骑在马上，马蹄提起落下，踩踏不停，他却镇定自若、目光如炬地俯视着地上的洛绮丝女士；他的马躁动不止，像跳着小步舞，但考沃特立即制服了它，考沃特只是把自己不可撼动的决心，通过他双膝夹紧时产生的残忍又疼痛的作用力传达给身下那匹马。“你应该听到你自己的声音了吧——你那个虚弱、欺骗、谄媚的声音，你说的话连你自己也无法相信吧!你那乱言塔的皮肉，再也不值得我来拯救，你令我作呕!你根本未曾觉得我宽容或明智!你也不认为我在乱言塔所造就的任何东西是正确的、美丽的。你诋毁我的人格，鄙视我的才干；我在整个创建新社会新秩序的过程中，都被你讥讽，被你质疑，你让我的开端走得特别艰难。我绝对不可能饶过你、放走你、任凭你向那个摇摇欲坠、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造我们的谣、说我们的坏话。我们不会放任你偷袭我们的防守、削弱我们的意志，不会纵容你浇灭我们的热情、动摇我们的军心。只要有一个零部件出错，整个机器上的链条都会跟着散架，整个工事里的机关都会随之毁弃，最终导致整个工程功亏一篑!不，我不会施恩于你，我不会就这么放你走的!愚蠢的女人，你得跟着我返回乱言塔，并领受我专门为你设计的惩罚!”

他紧接着扫视四下，问：“你带着一起脱逃的那个毛头蠢材呢？纳西斯在哪里？”

“他走了。我们争吵过，之后就分开了。他早已走远!”

洛绮丝女士在绝望之中撒了一个谎，只为了给那个年轻人一线生机。

此时的纳西斯人在灌木丛深处，浑身僵硬，纹丝不动，他原本在小解，尿到一半，他的阳具正被他握在手中，阳具和他人一样，像被冻住了，他不敢继续尿，连抖动也不敢，怕因阳具不小心弄出动静，害他被擒获。当纳西斯听到洛绮丝女士奋力一呼，想要警告并拯救他的时候，他陷入了天人交战，是否应该冲出灌木丛去保护她？但这不切合实际，毕竟猎犬在侧，而弓箭手也随时待命。还是留在原处，接受她相救的一番心意？其实他根本无须两难，也不用在道德良知中迷走，因为猎犬嗅到了他的气味，一路追踪到了灌木丛中。猎犬冲跳过去就开始残暴撕咬他没系上纽扣的马裤，他漂亮的双手以及他企图用双手护住的柔嫩阳具，也没有幸免，顷刻间，他的双手和胯下已是一片血肉模糊。考沃特赶到了，一把抓起纳西斯，把纳西斯绑到马鞍上，纳西斯血流如注，失去意识；考沃特也把洛绮丝女士捆了起来，她衣衫不整，目光呆滞。所有人骑马回到了乱言塔。

“我们或许能尽力救她。”图尔德斯·坎托悄悄跟格里姆上校说。

“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不过，我们可能连自己也救不了。”格里姆上校说。

“不能让她经历那种惩罚，直接被处死都比接受那种惩罚来得好。”参孙·奥里金说，“至少死还比较快一点。”

但是他们没有来得及救出洛绮丝女士，洛绮丝女士所要面临的惩罚缓慢得堪比凌迟。

考沃特对再也无法逃离的这位女士说：“现在，我要向你展示我为你准备好的这一套机械。我要为你详尽地介绍它的精密、复杂，和它令你飘飘欲仙又让你生不如死的原理。不要着急，我一样一样讲解。”

考沃特拍了拍手，一台带轮子的手推车被推到了舞台正中——是的，这一切发生在一个舞台上。手推车的上面摆放着一个小巧、尖锐的塔形或角楼形金属制圆锥形物件，它的表面是平滑的，底部像是一个蠢人才会戴的那种有伸缩性的帽子一样，整个器具底部拴在一条皮带上，可以挤压和拉伸，整体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奇形怪状的马镫。

考沃特说：“假如说，这个工具缠在你的关节上，当皮带从它设计独特的底部的那些小孔洞中被拉紧，那些钢制的尖齿就会刺出来，狠狠地刺穿它们接触到的表面，因此能紧紧固定在一处；而当它的尖状的顶端插入任何可以插进去的绵软的缝隙，它的圆棒便会打开无数的小口，从小口中会探出无数微小的舌尖，那些舌尖会缠绕、舔舐和搔痒，但这些小舌尖也是精钢制成的，事实上它们是磨砺过的刀锋，所以能够进行刨削、切割、雕刻等运作，一丝一毫、一方一寸。”考沃特接下来直截了当地对洛绮丝女士说：“这个工具是专门为进入你的身体而设计的，能从内部扩张开来，顶点的尖头是它开花结果的地方，但它一路延伸挺进的过程中，带来的是高潮不断，它就像一个名副其实的密林，各种灌木栉比丛生，伸出柔软的、深探的触手，它们一起运作时，能带来强烈的快感——这些折叠式小刀、小叉子、小镊子、剪刀、转动的细丝、搅拌齿轮、钳子、针，会在震动、液体分泌和气体流动中一触即发，协同合作……”

考沃特故作正经地说：“我会认真观察和研究：快感与痛感是否有一种善变的、绝佳的关联？相当引人入胜的是：快感与痛感是否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快感是不是在恐惧心理的作用下无意识产生的？当然也有人说：如果以死亡来对比，女人的性高潮的猛烈程度几乎与绞刑致死的惨烈程度无异。”

洛绮丝女士耳闻也阅读过许多男女英雄英勇面对摧残折辱的故事。她真诚地相信如果施虐者或行刑者的毅力和决心更加顽固、强悍，那么那些英雄是根本撑不下去的。她也真诚地相信，自己还有最后一次乞求、告饶的机会，但在某种意念的支持下，她拒绝了那个机会，她告别了以前的自己。她觉得贪生怕死不该是此刻这个洛绮丝的所作所为，她觉得自己不该奢望能挺过这个工具对其“设计目的”和“服务功能”的实践。她漠然地说：“真是个精妙的工具啊。”

“我也这么觉得，毕竟我花了很多心血来研制。”

“既然如此独具匠心，想必消耗了不少的试验品。”

“虽说是这样没错，但我自己也辛勤地付出了体力。”

“这么费神耗时才做出来的工具，我想大概从我们一迁居到乱言塔，甚至还在赶路时，你就开始设计了吧？”

“是的，我一直把设计计划藏在我的头脑中。”

“请告诉我，考沃特，这个工具是设计给不特定的对象，还是专门为我设计的……”

“它自始至终都是为你设计的，它的尺寸、比例和构造，都为你量身定制，我一次又一次地亲自测量，就是为了能把它放进你身下的那个珠宝匣。”

“所以当我们历尽千难万险奔赴此地，你就已经知道一切要这样终结？”

“我的一切都不会终结，”考沃特说，“但你的一切会在此终结，除非我的工具是有瑕疵、有缺陷的，不过请放心，我保证它的使用效果尽如人意。”

“对我们那伟大的设计师而言，讽刺是最没用的武器。”格里姆上校观望后，说了这句话。

“讽刺？如果你是个女的，当他把一个会噬咬、会擦伤、会锯割的金属装置放进你的屄里，那时候，讽刺才是最没用的武器!”图尔德斯·坎托愤怒地说。

“在死亡之前，讽刺是最后一种满足了。”参孙·奥里金悄声说，“对一般命运多舛的女人来说，死可能都是一种满足。但是对那位堪怜的洛绮丝女士来说，她的死却不会令任何人满足，尤其对我们伟大的设计师来说，更是如此，我相信他不会从她的死里得到他预想的那种满足。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眼界可以预知：他最终体验到的满足并不会如想象中那么大——就算一开始有满足，在不间断的重复的试验中，这种满足也不见得有任何增强……我看，是时候筹划我们自己的出逃了。你们说呢？我们应该比那两个头脑简单的人更有计谋、更有魄力吧？”

格里姆上校似乎有点答非所问：“我一直以为，你的信仰是最好不要降生于世。如果不幸降生于世，那么最好能死得快一点。所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想要离开乱言塔，如果你留下来的话，你所谓的第二件‘最好’的事——死得快一点，这种命运似乎随时都会逼近，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我个人是禁欲的，我将性欲享受从人生中摒除。”参孙·奥里金也没有直接回应格里姆上校的疑惑，“我不想死于一个疼痛感的试验，也不想死于某人对某事丧心病狂的钻研。如果不考虑离开，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来满足我们伟大的设计师，与此同时也尽量保全、怡悦我们自己。”

“那么你就违反了你的人生准则。”

“至少不会违反你的人生准则，上校先生，我们清楚你精于此道。”

《乱言塔》的封面上，是一座蓝黑夜色中的黑塔，塔楼的图案则带有迪士尼风格，一轮白色的月亮悬在其中一座塔楼的塔尖上，白色的拱形窗户反射着月亮的寒光。塔下是一队衣衫不整的人，多数是女性的形象，她们穿着高腰的紧身裙，披头散发、乳房外露，排在呈螺旋状登塔那队人的队伍末端，人群的影像最终消失在一个门廊中。封面上的人让弗雷德丽卡觉得有些似曾相识，或许是因为他们轻薄到几乎透明的衣服——啊，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那些千里迢迢从四面八方赶来上夜间课程，热爱着艺术的“虔诚”女学生，穿的不也是很类似的衣服？这让弗雷德丽卡莞尔一笑。她的视线回到这本书上，书的封面印刷只用了三种颜色：钴蓝色、黑色、粉色，封面上写着“乱言塔”，书名下一行是“裘德·梅森著”，字体是统一的黑色哥特体。翻到扉页，有一句话：“乱言塔：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裘德·梅森[著]”。这本书出版于1966年3月，弗雷德丽卡收到了两本赠书，一本是鲁珀特·帕罗特寄来的，赠言写着：“感谢你让这本书进入我的视线中，我确信这本书是值得出版的，希望这本书能不负众望，成为畅销书。”另一本是裘德·梅森寄来的，他的赠言是这样写的：“致弗雷德丽卡：一个曾经觉得我无法成事，后来又鞭策着我让我成事的人。让我以可能是最不恰当的理解来称呼你为‘这本书唯一的催生者’。我胡言乱语，我向你致敬。——裘德。”

这个封面在弗雷德丽卡看来尚能过关，说精美就谈不上了。不过达到了刺激视觉的效果，而且简约。缺点是多多少少给人一种“这是一本托尔金式奇幻小说”的错觉。

弗雷德丽卡也留意到几篇书评。有一篇是《每日电讯报》的评论，刊载着评论的那份报纸是阿加莎从教育部拿回家的。这篇评论的题目为《我们堕落的深层次症状》。评论说，这本书是极少能显现出力道的书，那些对官能主义、变态刺激的需索无度，对惊世骇俗之心的决绝贯彻，在书中都有所回应，但是这样的处理，只能让本来就有愤世嫉俗情绪的读者，难以接受该书极力传达的震撼——或者说，要达到唤醒此类读者这一目标，作者只能无所不用其极，以更极端更粗野的笔触来行文。评论者写道：“我们身处一个病态社会，显然，这个社会中的一切都在向下沉沦，无论书籍、社会行为、时装款式，还是毫无意义的装腔作势，都是沉沦的写照。在一个健康而充满精力的社会里，这本书可能不会被出版，因为出版人会有应有的信念，也会有守护这种信念的勇气。在如今虚伪的自由主义风气下，可预见的是，任何原本不见光的东西都能堂而皇之地从石缝里钻出来，并在大太阳底下炫耀自己的存在感。”

《卫报》的评论标题为《受伤的外科医生来铺了钢板》，评论总结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我们面对自身病态的方法是面对病态，与病态共生，并把我们藏匿羞耻心、诡计遁词、分裂意识、钝化感知的地方统统掀个底朝天，摊在太阳下，然后勇敢地穿越污秽和嫌恶，换取新知、新解。我们处于一个崩溃的精神状态中，只有让我们的压抑感也一起彻底崩溃，才能使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病态，从而由此走上一条艰难又危险的自我重塑之路。评论人坚持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得接受一个事实：我们都是令人恶心的!”评论人更盛赞裘德·梅森：“裘德·梅森替我们所有人，向前走出了无畏无惧的第一步!”

《文汇》[1]上有一篇署名为“玛丽-弗朗斯·史密斯”的长篇评论文章，署名下方点明了玛丽-弗朗斯·史密斯的身份：“伦敦大学艾伯特王子学院比较文学系卡莱尔教授。”史密斯教授本身是位学者，她将《乱言塔》作为学术论文来分析，试图揭示“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思想家查尔斯·傅立叶和作家萨德侯爵自由探索精神和艺术表达理念在书中的渗透。史密斯教授撰述说：“尽管萨德侯爵被囚禁在巴士底狱，却能够通过他茅厕里的排水管驱策世人。”她还写道：“目前的法国思想家继承了超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遗风，对傅立叶和萨德侯爵的观点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傅立叶比较温和地相信，对任何一种人性欲望的尽可能满足与宽容，都能将人类和谐地引至一个新天堂，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萨德侯爵的信仰尽管比较黑暗，却与傅立叶如出一辙，同时更加激进，萨德认为人类的自然激情应该被政府承认和容许，他亦坚持，非常态的行为可被视作将人类与原始天性沟通的一种有利工具，也能够给人类提供窥察、洞悉自己天性的方法。萨德侯爵对违反伦常、背离道德的哲学兴趣，可以与尼采的某些学说产生联系，毕竟尼采曾说：人们从《俄狄浦斯王》中汲取的智慧经验，从《哈姆雷特》中收获的谅解感受，都与人类的非常态行为有直接关系。”

弗雷德丽卡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男洗手间外遇到了裘德·梅森，他依然穿着那件蓝丝绒裙袍——可能本该是一个名叫卡罗琳的女人才会穿的东西。要是用地毯拍打器拍掸那件衣服，上面陈年累积的油渍污垢可能会化成云朵飘走。他的头发扭曲僵直，可能再也梳不开，灰蒙蒙地像落了一层铁屑，从远古时就未曾清除的油脂分泌物让他部分的头发结成硬块，油油亮亮的，长发一直延伸到他裙袍的褶边上。裙袍上长满淡淡的斑点，像一只只振翅欲飞的蛾子。也许是刚从洗手间出来，他身上还沾着粉色厕纸的纸屑，将整件衣服装饰得更有视觉爆发力。他身上本来就有一种酸腐味，现在又加上了马桶的气味。弗雷德丽卡谢谢他赠的书，并祝贺他第一本书的出版，问他读到的书评是否令他开心。

听到“书评”二字，裘德的脸悲戚地皱缩到一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评论文章，抽出一篇，念了一点。

“我能开心得起来吗？”他说，“你试试看被人称为‘下流疫病的后遗症’是什么感觉？我就是我，我希望我一直保持这样，我也希望书就是我的反映或投射，也是我的艺术性创造。我一直相信自己，也维护自己，我不是能给他们含沙射影、肆意凌辱的那种人。”

“至少你的作品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如果他们把你的书视为‘症状’，他们会更广泛地讨论。我们快离开洗手间这个区域吧，裘德，跟我聊聊你对玛丽-弗朗斯·史密斯的观感。”

“她无非是个冷酷无情的爱卖弄大道理的人，给她一道彩虹，她也敢将彩虹拆散。她写的那篇书评，更像是她对萨德或傅立叶或哲学家群体的专题论文，那篇文章中她完全没引用我书中人物或角色的任何一个举动或语言，没有考沃特做了什么、参孙·奥里金想了什么，或图尔德斯·坎托说了什么。好像我和我书中的人物不存在一样，而我书中所有的人都居住在我可怜的头颅里，他们在我头颅里的平原上不停地疯狂奔驰、斗智斗勇，但到头来，这一切对她来说像没发生过一样，弗雷德丽卡，我和我的角色们就只是一些空虚的概念，但我们是自由无拘的，也是有本源身份的，我们是酷刑剧场里破烂不堪的背景幕布!”

“天啊，裘德·梅森!你是说那些评论人应该把你书中那些角色当成真人一般来讨论吗？”

“当成真人一般？我亲爱的弗雷德丽卡，他们比菲利普·汤因比先生、西里尔·康诺利先生、玛丽-弗朗斯·史密斯都要真实!”

“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流氓，他们的评论都没有辱没你的作品!”

“我不是个流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禁欲者，我是一个为我创造出的世界哀悼的人。”

弗雷德丽卡忽然明白了他的心情。她说：“我知道你想念书中的那些人。因为你告别了、失去了他们。你有没有在写新东西？”

弗雷德丽卡拽着裘德的胳膊，把他从地下室带往楼梯上，他们终于远离了洗手间的区域。

“嘘，千万别跟别人说。我正在构思一个关于艺术家的故事，会写很多因艺术中毒已深，玩儿命地搞艺术的年轻人。但是艺术家们都相当讨厌我。他们现在思维简单，就像当兵的一样。我可能也会写一个在军营里的故事。一个面临围攻却依然死守的军营，没有人进入，也没有人出来。”

“就像《乱言塔》一样。”

“不，不一样，那个军营前望盐海，后倚荒漠，军人们在守护一块没有什么生存希望的土地。是不是挺有故事可讲的？我考虑过，我只愿意把这个故事的架构告诉你。但事实上，弗雷德丽卡，我的天使啊，我现在极度慌乱和失落!我明天还要接受《伦敦标准晚报》的一个采访，我没有任何想法要和他们报纸年轻的女记者分享。”

“你明明有很多想法。”

“但都是糟糕的想法。他们大概只要我简单的几句话，用于一行或两行的引述。一两行？我可不是一两行，我是纠缠绵密的一整团!”

弗雷德丽卡问：“那鲁珀特·帕罗特是否满意《乱言塔》的销量？”这引起裘德更多叹息。

“我曾经预想过一场庆祝——那是绝对会举行的，但到现在还没举行过。斟满香槟的酒杯会递到我手上，当然，我不会一饮而尽，但我却喜欢欣赏那些气泡在酒杯里飞扬上升，最多吃几片夹着鱼子或小鱼的烤面包。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读到一本描述有鱼子小面包的派对的书时——那时候我还在法国——我脑中立即有了这样的想象：一个盛大罗马狂欢派对，宾客都躺在小面包上、长沙发椅上，像鱼子一样，每个人的颜色都不同，有鲑鱼粉色的、天蓝色的和古铜色的，像是秀色可餐的人体盛宴，每个人都热情勃发，互送秋波。我还是期待着会有这样一场为我的新书举办的狂欢，即使狂欢派对上的鱼子小面包都是小巧的、可食的、让人下咽的——而不是给人坐在屁股底下的，那也好。”

弗雷德丽卡听出了他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就可以约一些朋友一起去酒吧，为《乱言塔》畅饮一番啊。我可以叫上艾伦、戴斯蒙德·布尔，再找其他几个人。酒吧里尽管没有鱼子小面包，但我们却能为你举杯庆贺。”

“用蜜罐里的爆裂的蜂蜜小气泡来安抚你的好朋友屹耳[2]吧!”裘德说，展示了他不寻常的阅读兴趣，“那好吧，我允许你安慰我，我们去好好喝一大罐啤酒吧。”

整个欢庆队伍聚集到这个充满红皮、亮铜、镶边镜子、玻璃灯罩，装修得异常豪华，名叫格里芬的当地小酒吧。裘德根本没喝啤酒，他对侍应生说：“给我一杯没有玛丽的血腥玛丽，对，我只要血腥，纯粹的血腥。亲爱的，再给我几滴做罗马臭鱼酱时用的汁液，应该是腐烂的鱼身上滴出来的坏水。”他兴致高昂，连身上的气味都和以往那种冬日里垃圾槽散发的臭气不同，是一种热烘烘、乱糟糟的臭味。这个庆祝的小团体里有几位画家、艺术史学家、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一些学生，当然，还有弗雷德丽卡、艾伦、戴斯蒙德·布尔。他们认真地研究了一番《乱言塔》的封面，基本上都不满意它的封面设计。加雷斯·拉金，一位在塞缪尔·帕尔默教平面设计的讲师，说他会把《乱言塔》的封面设计当成二年级学生的习作项目，“这样，你就能从二三十幅平面设计中选出一个替代方案了。我得给已经读到二年级的学生们布置一些有难度的作业，让他们不至于每天做些空洞的设计。”

“裘德还可以为小说中那些酷刑的场面当模特。”一个女学生说。她上身穿着一件紫色的高领衬衫，衬衫上是星星点点的小雏菊碎花，下身是一条黑色的窄口裙，配了一双俗称“奶奶靴”的细跟靴子。

“你肯定会享受由我担任模特的人体写生课。”裘德不假思索地说，他的脸是一张面具，他那张仿佛能无限拉伸的松弛脸皮下应该藏着别的面目。“他今天真是很起劲啊……”弗雷德丽卡心想，她似乎越来越摸不清裘德的想法和感触了。

艺术家们一品脱一品脱地喝啤酒，喝了几巡。裘德也给自己灌了不少“血腥”，他一遍一遍地对侍应生说：“我只要血腥玛丽里的血腥，谢谢，亲爱的。”弗雷德丽卡觉得畅饮开始至今，有一个时刻让她实实在在意识到了裘德的丑陋，那就是明明大家心照不宣地以为裘德至少会请大家喝一轮，但他并没有那么做。弗雷德丽卡不知道裘德是否听得到众人的耳语和低吼。有人压低声线说：“没想到他是出了一本畅销书的作家，却表现得像个一整个画室里没卖出一张画的画家一样，连杯酒也不请。”趁裘德去洗手间的时候，弗雷德丽卡提议说要请大家喝一轮——那个年代还不是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男女薪酬差距仍然很大，所以在酒吧里请一大轮酒，对女性来说，尽管不是不可能的，却也是所费不赀的。艾伦帮她把酒端过来，说要帮她付账，她坚决不肯，裘德踩在红色高脚凳上对着镜子磨磨蹭蹭整理衣服，更是让她气得干瞪眼，因为他好像没看见弗雷德丽卡结账。十四品脱的啤酒和一杯纯“血腥”，让她的钱包破了一个大洞，她本来就没什么钱。

《伦敦标准晚报》派来采访裘德的竟然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女记者，而且打扮得很时髦——不管怎么样，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伦敦，“时髦”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发着诱惑之光一般的新概念，人人都要赶搭“时髦”这班车。《伦敦标准晚报》派来的女记者名叫玛丽安娜·图古德。

裘德·梅森坚持在苏活区的一间茶座受访，茶座的名字是“南妮特的糕点店”，南妮特的糕点店其实是一个狭小的小甜品店，窗上挂着厚重的蕾丝窗帘，只有三张小圆桌，每张桌子上都铺了暗红色的塑料桌布，又覆上一层白色的蕾丝，曲木椅子却摇摇晃晃，快要散架。在这样一家奇怪的店面，与“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的作者见面，不能不说奇怪。毕竟，他笔下的故事被认为恶心、有虐待狂倾向、色情、充满智慧、深奥，并且——“是我们失调社会与人格的一面镜子”。

我不知道该期待些什么。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一个误闯入咖啡馆的游民，后来才知道他是我的受访者——我相信这是他刻意制造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留着非常长的头发，发色深灰，中分；至于他的服装，是一件丝绒的裙袍式服饰，我怀疑原色应该是柔蓝色的。他配了一条丝绒裤子，仁慈地说，他穿得算是得体，不过他的鞋子上有破洞。他脸型较长，骨骼突出，眼皮耷拉，导致眼睛看起来半睁半闭。他真的可以先清洗一下再出门，尽管他的穿着已经抢尽了风头。他像是童话故事中的人物，是虎克船长、咕噜和萨德侯爵的三种形象的综合体。尤其是萨德侯爵，裘德自称学到了他的笔法。

裘德·梅森是一个难访的人，他通常对一些再普通不过的问题都只用一个简单的“不”，或一阵坚决的沉默来回应。他也不愿意透露他的出生地、他的教育背景、他的居住区域，连他有没有和家人同住，或有没有朋友这样的问题，他都三缄其口。他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地“有教养”，他发音清晰短促，鼻音厚重，比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的腔调还要夸张，他的英语有一种故园遗风，但音调较高，也刺耳。他坦承自己是个肄业生，从一个寄宿学校里逃了出来。他自称“从此后，我坠入了暗黑深渊”，那么，据此推测，他是从弃学后，才开始钻研超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学说，并且成为剧作家让·热内的拥趸之一，他将热内奉为“大师”，却否认热内是他在生活方式上的范本。裘德说：“热内相信偷窃是好的，是一种促进商品在不同社会阶层间流通的简易手段，但我本身不缺乏物质也不需要物质，所以我从不偷窃，也未遭偷窃。”

他告诉我，他以在一所艺术学校任职为生。当被问及他在艺术学校里的工作内容时，他意外地“畅所欲言”：“我奉献自己，我展示我这具瘦骨伶仃的躯体，让他们描画我丝毫不具任何欲望的肉体线条。”他因此可能跟艺术系学生们极其亲近，他告诉我他仅仅把他的书读给一群他精挑细选的听者，而就在诵读过程中，他的才华被注意到、被发掘了，他的“伯乐”将他的原稿转交给他的出版人，也就是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的鲁珀特·帕罗特。

帕罗特显然独具慧眼，他总能嗅到那些有伤风化的书一旦出版所能带来的商业成功——他还曾经出版过菲莉丝·普拉特的《日常食品》，那本书描写了与乡野神职人员有关的持刀伤人事件和鹅肝危机，是一本畅销书。

裘德点了几种法式甜点，他的吃相极其贪婪，他用又长又黄的牙齿穿刺进那些糕点里，狼吞虎咽、大快朵颐。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吞食了一个天鹅形状的蛋白糖霜，一口咬断了天鹅的头；他又吃了一个名叫“修女”的泡芙类甜点，“修女”有一个淋巧克力酱的小圆头，小圆头坐在一个肥硕的灌满了奶油的糕体上；他还吃了两块蝴蝶酥。他说他不是经常都有吃法式甜点的机会，他喜欢美食，但吃得很少——在他看来，“匮乏是一个避免脑满肠肥的好方法”。他不饮酒，也不吸烟。我猜测，裘德会不会像蒂莫西·利里[3]一样，也认为迷幻药比现今社会上如酒精、尼古丁一般的“心灵麻醉剂”更加健康、有效？我的猜想令他愤愤不平。他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话：“我不需要致幻剂、扩胸器、吊袜带或电熨斗。”我的直觉是他强烈地认为我的智力远在他之下，所以，我的问题根本不值得被严肃对待、认真回答。

不少评论人在书评中预期《乱言塔》很有可能会成为一本在特定群体中受到狂热追捧的小众读物，尤其会吸引年轻的、赶时髦的族群，以及阿尔托、彼得·布鲁克、《歌门鬼城》、柏洛兹的追随者们。裘德·梅森本人，在我眼里，是一个标准的嬉皮士，是一个花里胡哨的精英文化分子。他驳斥了我的观察所得，类比了“破卵而生”的彼得·潘，裘德说：“我就是我，从未变过；我的头发就是我的头发，从来没有曲直长短的变化；我的书就是我的书，从我的头脑中蹦出来后就是有血有肉的一本书。我的一切，自成一格。”

除此之外，他是否也喜欢他的艺术系学生们呢？我期盼他除了喜欢自己，除了喜欢断了头的“天鹅点心”“修女点心”之外，也喜欢点别的东西。

“那些学生真是令人反胃!”他脱口而出，随即又改口，或说更正，“那些学生本身正处于一个令人反胃的状态中。他们正在拉断他们的枷锁。他们不会因压制而屈服，去盲目地和谁表现出亲密，也不会被盛名所惑，认为有必要朝拜米开朗琪罗的绘画，或赞美罗斯金的技巧。他们都会尽量保持各自的独创性，这是一种很新的意识，这证明他们没有被陈腐的美学教条和复杂的艺术史所玷污，清新、纯真和质朴的气息反应在这些学生的身上和作品中。”裘德说这番话的时候，看起来很严谨，但我也难辨其所言真伪。

我问他是否认为《乱言塔》会拥有一大批读者。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是的，我对此没有疑问。”我追问他为什么，问他书中的哪些部分或哪些内容最脍炙人口。

“噢，”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以爱为名义或信仰，对他人做出恐怖的事情。而读者们喜欢读人类互相作恶的故事，因为他们自己也想得知怎么残害他们心中所爱的人，他们自己也想掌握叙述这些事情的方法，毕竟，在我看来——很自然地——爱读故事的人都会走到写故事这一步。故事，让这个世界维持转动，就像热内用偷窃来促进商品流动的道理一样。”

他从一块大的卷心甜点上咬下了一口，奶油喷射出来的一瞬，我看到他在对我微笑。

鲁珀特·帕罗特读完这篇专访文章后，朝着休·平克大吼大叫。他的吼声中总有着一丝气音的质感，听得出来，吼叫者本人也在苦苦压抑这种气音。他吼的是：“以后绝不许裘德·梅森再接受任何采访!裘德·梅森让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人都颜面尽失!”休·平克和颜悦色地给出自己的想法：很可能裘德尽量配合完成了一个像样的采访，但记者可能无缘无故地讨厌裘德，或讨厌那间甜点店，或讨厌其他的什么东西。“就比如裘德的气味，”休·平克说，“不过那位女记者已经相当有修养地没在文章中提及他的气味，想必蛋白糖霜的香甜和裘德身上的酸臭混合起来，肯定不怎么好闻吧。”休还觉得这篇专访能够刺激书的销量，他说得没错。《乱言塔》首印一下子就卖出了三千本，并且仍在热销。

弗雷德丽卡在自己的办公室外面被裘德拦住。他又从他的内兜里掏出那一叠书评和报道，气急败坏地抽出《伦敦标准晚报》的那篇专访。他暴跳如雷，最令他诟病的是玛丽安娜·图古德在介绍菲莉丝·普拉特的小说《日常食品》时，说它是描述“鹅肝危机”的一本书。“这些年轻人简直目不识丁!”他嚷嚷着，“明明不会，还写什么法语!‘Crise de foi’才是‘信仰危机’!她写成‘Crise de foie’，多加一个字母，变成了‘鹅肝危机’!她以为来到了法式小馆，就要跟鹅肝挂上钩吗？什么鹅肝？简直是一头蠢猪!”

“那可能是个笑话，是她故意埋下的一个双关语吧？”

“你别跟着傻了!她才没聪明到能有这么诙谐幽默的表达，她完全是蠢猪!你快看看她引述我说‘那些令人反胃的艺术系学生懒得苦练基本功，也不愿学习伟人’的那段。她根本听不出我的反讽!”

“记者永远也听不出来反讽——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听不出来，你和我都一样。她可能心知肚明这一点，因此才故意把‘信仰危机’写成‘鹅肝危机’，这就是她的反讽。”

“反正她把我写得像个傻瓜一样。她也完全没报道我对书的内容、对角色、对主旨所发表的真实想法。却在取笑我的牙齿。”

“但你看起来像是自讨没趣，这你是知道的。”

“我讨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讨啊!”

弗雷德丽卡的眼光被另一篇刊登不久的书评吸引住了。

“那是安东尼·伯吉斯写的么？可以让我读一下么？”

伯吉斯的书评从一段对恶的阐述开始，他用戈尔丁的格言提纲挈领：“恶出于人，有如蜜产于蜂。”伯吉斯提出一个看法：英国人总是对于“恶”感到局促不安。伯吉斯写道：英国人无法越过对与错来看事情，他们总是自然而然地依照世俗喜剧的标准来进行判断，在他们心目中，道德品行跟社会等级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在天主教和加尔文教派教义占主导地位的地域，作家们就不惮于指出地狱中充满着硫黄的臭味，也勇于直面善与恶永恒的对峙。接下来，伯吉斯还引用了阿尔·阿尔瓦雷斯现代诗诗集中激励人心的序文《超越了文雅的原则》，与犹太人大屠杀、核威慑等现代史上人类的恶行相对照。

伯吉斯说：“裘德·梅森，更是远远地超越了文雅的原则。在希波的奥古斯丁和贝拉基的论战中，希波的奥古斯丁强调原罪，称人类本来完全堕落；而爱尔兰的异端分子贝拉基则否认原罪，他相信人可以经由自由意志和合理地运用德行而获得救赎。”伯吉斯问，那么，谁不会本能地倾向于赞同贝拉基的说法？另外会有谁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会不惧怕，会接受那位阴沉的奥古斯丁主教的论点？毕竟奥古斯丁认为人类无论如何挣扎，都将永远陷于毁灭、背叛、虐行的圈套中，因为这一切背后，有一个类机械化的系统在主宰。

伯吉斯指出，裘德·梅森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新派艺术家，寓言编撰者。他的寓言故事在一个更像“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这一背景设定中，重现了奥古斯丁和贝拉基的交锋，而在裘德构建的时空中，萨德侯爵冷笑着宣扬着对自由和恐惧的理论，萨德侯爵因此化为一个变节的奥古斯丁信徒；与此同时，温柔亲切又疯疯癫癫的查尔斯·傅立叶创建了一个和谐的乌托邦境界，在那个境界里，繁星互相辉耀，并合唱出悠扬婉转的歌，因为人类的激情欲望和性爱自由以及无尽欢愉，温润了宇宙，并改变了天体的乐章，把海洋翻覆成一汪酸甜适口的柠檬汁，鲨鱼成了超级邮轮，大型虎鲨成了大型运输设备。“裘德·梅森笔下的角色，搅进了他们伟大的设计师——一个典型傅立叶主义者的乌托邦构想中，”伯吉斯分析道，“那个乌托邦构想是条粗壮的机械传送带，能把所有人运载到萨德侯爵的地下暗道和地牢中。”

伯吉斯还大胆预测裘德的这本书含有“堕落和腐化倾向”，很有可能会因淫秽猥琐、有伤风化而面临被起诉的巨大风险。但伯吉斯又心存疑问：这本书会不会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而被还以清白？伯吉斯说：“真正的色情作品是有动力学作用的，能把一切转化成实际行动，因色情作品是挑逗的、刺激的，让肢体产生兴奋，让精神寻找释放。因此，《乱言塔》不能被归类于色情作品，因为作者深刻关心的还是道德，是对与错，所以他笔下的内容是缺乏动力学质量的。”伯吉斯论证道：“艺术的价值总是被能让人由静至动、付诸实践的那些元素所磨灭，这些元素一出现，艺术的价值就荡然无存。另外，色情作品和八股文字如果从纯粹的美学标准上判断，都是应该被唾弃的。”在伯吉斯看来，裘德·梅森是既八股又色情的，经由伯吉斯的推测，裘德将自己的立场投射在他塑造的一个角色中，那个角色便是参孙·奥里金，那个被克雷布斯人交还给考沃特的人质，最终向考沃特投诚的前敌对分子。这个人物在书中，表现出一种尼采式的人格，并宣称应该克制本能冲动和性欲望。可是这个人物在现实中对应的正是作者裘德·梅森，裘德·梅森选择构筑起这个寓言，这一切都是裘德·梅森锻造出的一台机器和为机器设计的发条装置。他又反过来以戏仿或模仿的方式戏谑这台机器及其驱动原理，讽刺施虐狂和受虐狂的华丽装扮和残虐玩具，斥责人类肤浅的色情伪装和变态狂欢。读者可以自行判别：他的搔痒真的让人春心荡漾？他文字中的齿轮开动时，真的能顺便打开引起效仿的开关？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不制动，而制静。伯吉斯列举《尤利西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虹》说：“这些文学作品本身的情感已于书页间卸除殆尽，却在书页外制造出被艺术净化过的情感抒发。”裘德·梅森，尽管有着不可低估的才华和独创性，却在一种暧昧和危险的方式中进行创造。弗洛伊德和靡菲斯特[4]可能会对着裘德·梅森露出嘲弄的笑容，就像裘德·梅森自己看着他笔下的考沃特时所流露的表情一样。

1966年3月，《乱言塔》出版；4月，哈罗德·威尔逊以突飞猛进的高达97%的有效多数票赢得了大选。《乱言塔》已经卖出了六千本，并引起热议。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告诉弗雷德丽卡：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牛津大学英语系讲师娜奥米·卢里博士私下里向亚历山大透露，皇家检控署的检察总长已经要求她阅读《乱言塔》，并提交一份报告，给出依据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法令对这本书提起控诉恰当与否的意见，她还被要求对专家是否会支持这本书进行观点收集。卢里博士对亚历山大说：“我不喜欢这本书，但我认为从文学价值的层面上看，这本书是值得出版的。”

新一届国会里出现了几位新的议员，其中一位是赫米娅·克罗斯教授。她是一位内科医生，也是卫理公会的司祷员，她所在的利物浦选区既包含风气开放的城郊区域，又有一些市政府所属的公共住宅区，为各种不同种族的居民分区居住。克罗斯教授在议会质询当中询问总检察长准备对这样一本居心险恶、不堪入目，却得到某些误导性赞誉的书采取怎样的措施。总检察长默文·贝茨爵士回应说，相信这本书的销售高峰期已过，而且它定价过高，无法在广大范围内流通，另外，文学评论界整体上倾向于认为这个作品具一定文学价值。但克罗斯教授反驳说，她认为这本书以诱惑性的手段来表现虐待行为，考虑到我们目前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恐慌的时代，人心极易受到蒙骗和蛊惑，很不幸地，文学作品无疑能够影响人的心志——尤其是那些本已倾向于接受恶念的人，更容易在书的支配下，实施虐待或自甘堕落。克罗斯教授一并提及了对犯下“沼泽谋杀案”的伊恩·布雷迪、迈拉·欣德利的审判，但没有直接将《乱言塔》与两人的凶案相提并论。克罗斯教授的说法得到了托利党议员伊夫林·梅登的认同——他来自萨福克郡，是一名爵士，伊夫林表示自己也读过这本书，说它是“一团肮脏、很肮脏、太肮脏、再肮脏不过的湿粪”。除了伊夫林·梅登外，克罗斯教授还得到了下议院其他托利党后座议员的支持。国会质询过后，当周周末出版的《星期日报》和其他几份周末报纸上刊登了数篇文章，讽刺对《乱言塔》发起攻击的国会议员，其中一份报纸还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中，克罗斯教授打扮得像个女头目，挥舞着皮鞭，鞭打一个跪爬的光屁股的男人，那个男人被认为是鲁珀特·帕罗特——因为从外貌特征上看，不像是裘德·梅森。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成员、自由撰稿人罗杰·梅戈格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棍棒和石块会砸碎你自己的骨头》，他在文章中毫不留情地猛烈抨击对文章和言论的限制行为。他写道：“其实最精确的一句解释是‘文字伤不了你’。在面对煽动、引诱和多种多样的刺激时，任何人都有足够的自由和权利，去决定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而对于那些心灵脆弱或冥顽不化的人来说，我们所能做的是尽量去教育他们，使他们得到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不是去压制别人的自由。保持机警是必要的，却不能摆出高压专制的姿态……”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刊登后，隔天，也就是星期一，克罗斯博士宣称如果皇家检控署不针对这本书采取应有的行动，那么她就要援引1959年《淫秽出版物法》法令的第三条款，对《乱言塔》的出版人和作者提起自诉。巧合的是棘手的“沼泽谋杀案”也正在审理当中，这更让《乱言塔》蒙上一层具“危险影响”的阴影，因此，这迫使皇家检控署不得不宣布对这本书提起公诉。

弗雷德丽卡从鲁珀特·帕罗特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她去位于接骨木花宅邸2号的出版社时，带了一大叠报纸，还有一个篮子，以便带走更多书。帕罗特坐在书桌后面，说：“你看看，还不都是因为你给我带来的这块烫手山芋!”他边说边把皇家检控署的公函递给她看。“他们还扣押了所有的库存书，”他圆润的双颊越发泛出粉红色，他的眼睛也亮锃锃的，“我们得打这场仗!”他说，“我们得战斗，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经历什么痛苦。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一个信念自由的问题，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如果他们那样的人在这场战争中获胜，那么我们将退回到一个焚书的黑暗社会中，在那个社会里，焚书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焚人了!”

他满头鬈发，全是密实的小卷，穿了一件芥末黄的背心，搭配上一条格子呢领带——怎么看也不像一个为捍卫言论自由而牺牲的烈士。弗雷德丽卡问：“我们该怎么做？”

“面对地方法官以前，我们先要慎选出陪审员；我们要组成一个由专家组成的证人团队，让控方由始至终都无法攻击文学作品，彻底驳倒怀特豪斯太太、克罗斯博士和支持审查制度的那一伙人。建立一个防御基金会，把其他出版社、出版商、出版人联合、团结起来。还有，就是调查取证。”

“裘德对此有什么看法？”

“坦白说，我情愿裘德不要参与这起讼案。他是我们中最弱的一环，他的出现，会给陪审员们留下可怕的印象。除了他的外表，他总改不了能制造反效果的轻浮举止。我得指望你，弗雷德丽卡，我得靠你把他管理好，让他不至于又惹是生非，让他头脑清晰地看待事情。我们要开一个有效果的准备会议。我想到的辩护律师是奥古斯丁·韦戈尔。我们得跟诉状律师好好谈一谈。我们得寻求每一个有希望的突破口，我们要杜绝任何失败的可能性，我们承担不起失败!”

他直视着弗雷德丽卡，不由自主绷紧了嘴唇：“我们需要寻求能得到的所有帮助。”

“我会尽我所能。”弗雷德丽卡说。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帮上什么忙，能扮演什么角色。

“只要你鼓足全部勇气，我们绝不会失败!”鲁珀特·帕罗特问弗雷德丽卡，“还记得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是麦克白夫人吧？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啊!”鲁珀特·帕罗特想起了什么似的。他大笑起来，笑得很温暖，又有一丝悔意。“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引用，我以后得留心点，以后可不能犯这样的错，尤其是面对庭上的诘问，我可不能说错话。”

“不过，麦克白夫人严格意义上没有失败。”

“从长远来看，她却是失败了的。她手中留下污点，也死于梦魇。我不一样，我打算赢得这场官司，在自己的睡床上安然离世。”

1966年的上半年，弗雷德丽卡也得面对自己的问题。关于她的离婚诉请，她好像永远也等不到听证会的到来，她被受聘于奈杰尔的律师所发来的一连串信件压得透不过气，那些信件的内容都是在说利奥的教育。最近一封是这样写的：“如果利奥能如预期一样到斯韦恩伯恩学校或其他公立小学就读，根据目前大致上的学年计划，他已经开始学习拉丁语和法语了，这些外语都是为了能使他通过公学入学会考而进入公立中学所必学的。我的当事人奈杰尔·瑞佛先生已经获知，在您为令郎所选择的威廉·布莱克小学中，没有此类准备课程的提供。我的当事人希望您知道，只要能让令郎入读一个双方都可认同的赫里福德郡当地小学，我的当事人将欣然支付全部学费，他希望您能够尽快针对他的提议给出一个令他满意的答复，以便迅速做出后续安排。”弗雷德丽卡将信中的几个字剪下来，组成了一句，贴到了自己满是“贴合”的摘录簿上——“法语准备拉丁语小学全部疑惑机会语言”，然后兴致昂扬地写了一封回信，当然，得先由自己的律师阿诺德·贝格比改写成一封有法律“口吻”的正式信函，再递交给奈杰尔的律师。

“烦请您转告您的当事人，基于我的了解，您的当事人，也就是我儿子的父亲，他自己从未在任何考试中及格，不会说任何外语，也没有阅读习惯，而我本人则在中学高级水平考试中，四门外语皆得到优异成绩，并且从剑桥获得了英文系一等荣誉学位，另外，我目前和一位教育部负责人合住。基于以上种种理由，我认为针对我儿子的教育问题，我从根本上是相当关注的，并握有话语权。也请转告您的当事人，我的父亲退休前，是一位备受尊重和爱戴的杰出校长，我认为没有人比他更关心教育和文明议题，相较之下，我认为您的当事人、我的丈夫，在教育和文明议题上，都充分显示出他的欠缺。谢谢。”

在哈梅林广场的家中，她带着愤慨，向艾伦·梅尔维尔和托尼·沃森讲述她丈夫的“教育理念”。艾伦和托尼都是她在剑桥时的同学，前者是个真的变色龙，后者是个假的变色龙。艾伦，这位真变色龙，他高雅的举止完全掩盖了他为走出格拉斯哥工人阶级家庭所经历的惨烈和艰难挣扎，更不用说这一路上所必须面对的重重竞争，他对教育对人类的提升作用显然别有感触。艾伦好奇弗雷德丽卡为什么会反对利奥进入公立学校，艾伦说：“搞不好利奥会在乡下的公立学校过得很开心，毕竟学校里有特定的教育标准和有教养的男同学们。”托尼，这位假变色龙，其实也善于“仿冒”，他是一个社会主义学者的儿子，出生于富庶之家，读过预科学校，也读过公立学校，但却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小伙子，喜欢穿羊毛衬衫和工人穿的山蓝色的防雨厚夹克，可是他实际上是饱学的。托尼就非常赞成利奥待在现在的小学。“如果他在学校操场上被欺负了，你一眼就能看到；如果他不认真学习，你也一下就能发现。艾伦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三十个男孩子共用一个更衣室，晚上又一齐在床上想妈妈想得呼天抢地，那根本就是个鳄鱼池，孩子们难免彼此间拳脚相向、恶形恶状，那样的学校俨然是一个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世界。而且你也不知道晚上究竟是怎样的变态把你的孩子哄上床，我就知道。”

“但你就这样撑过来了，不是吗？”艾伦说。

“你也是啊，从所有的荒地争霸和操场殴斗中，你幸存下来了。”

“也有的人无法幸存。”

“没错。”托尼正在追踪报道“沼泽谋杀案”在切斯特的审判，目前住在切斯特一间小旅馆中。于是，关于利奥就学选择的讨论有了一个新的探讨方向，那就是儿童的安全问题——儿童怎样免受成人侵害，因为莱斯莉·安·唐尼和约翰·基尔布赖德的悲惨命运震惊了全英国。他们原本普通、祥和、孩子气，而今已经不复鲜活的脸庞，每天都出现在柔软的灰色的新闻出版物上。托尼在法庭上听过杀人凶手录制的莱斯莉·安·唐尼生前求饶的录音带。莱斯莉央求着被释放，说想回家找妈妈，说害怕，但换来的却是凶手叫她住嘴和乖乖别动的威吓。而在行凶现场的录音结束后，原来的录音带上没被抹去的圣歌童声合唱紧接着播放起来。托尼义愤难平：“这种‘逆转’，真是凶手这场‘傻瓜秀’中最疯狂的笑话!”艾伦说：“别再说了，我一点也不想知道更多的细节。”“我也不想!”托尼说，“我不想回到切斯特的法庭上。我不想继续当记者。我不想知道任何事情了。”弗雷德丽卡心扑扑地跳，胸中开始作呕，她不能把利奥和儿童成为牺牲者的谋杀案联想在一起，她苦恼地说不出话来。失去利奥的担忧、惧怕和恐慌席卷了她，她无法自抑地哭了出来。艾伦和托尼两人关怀地将手搭在她两个肩上，窗外的街上，传来车的引擎声，托尼拉下了百叶窗。

弗雷德丽卡还接待了保罗·奥托卡尔几次来访。他的双胞胎兄弟约翰·奥托卡尔则来得越来越少，也再没给弗雷德丽卡打过电话。所以当弗雷德丽卡从地下室的玻璃窗上看到一头凌乱金发下的那张脸，或者当她购物回家后在门口看见一个披黑色聚氯乙烯防水雨衣的身影，她才学会假设——这是保罗·奥托卡尔吧，因为他跟约翰不一样，约翰白天有固定工作，不会随意出现。尽管这样，她还是觉得挺难辨认的。他们两兄弟都耸肩弓身，他们两兄弟的站姿和站法也一样，他们两兄弟严肃拘谨的、带试探性的、迷人的微笑都是一样的。

“我就是顺道来看一下你，希望你不会介意。我目前闲着没事做。”

“不，我不介意。但我手边有不少工作得做，我有文章要改，还有一些稿要写。你先喝杯咖啡吧。”

“好的，谢谢。”

他没有安静不动，他蹑手蹑脚地在她的房间里徘徊。把书从她的书架上拿下来后，又不按照原来的顺序摆放回去。他把镇纸放在手中把玩，看镇纸能不能在手指上保持平衡，或者佯装镇纸险些从他手中跌落，然后又笑嘻嘻地把镇纸重新放好。他一脸天真地和弗雷德丽卡说：“你的电唱机呢？你的唱片呢？我们来点儿音乐吧。”

“我没有电唱机。我是个音盲，我喜欢安静，如果播放着音乐，我就没办法思考。”

“那你在摇摆时髦的伦敦怎么活得下去？而且，你还得略懂一点音乐，才能弄懂我的双胞胎兄弟。我们俩的生活中离了音乐不行，我们以前是在一个乐团里一起演奏的，他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件事？我们还在奥尔德玛斯顿村的反核游行中表演过呢。他吹号，我吹单簧管，我们配合得很好。我正在组一个新的乐团，我想让他加入乐手阵容。要知道我们俩缺一不可，缺了谁都不能完成一场优秀的合奏，因为我们都有关于对方的预感——我们演出时，能知道彼此的想法。对了，我的新乐团有个特别可爱的名字。”

“是吗？”

“我那个新乐团的名字叫‘扎格和齐格齐格齐山羊’，很妙吧？你觉得呢？”

他又继续在弗雷德丽卡房间中巡行。

“你应该来看我们的演出啊!我们双胞胎合奏时，默契到不得了!分开的时候就不行了。我一度很沮丧——就是约翰去上你的文学课的时候，他报名参加了你那么多堂课，但对我只字不提，我真的很沮丧，但我最后还是理解了、接受了。我们俩都有感觉，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俩想各不相谋；有的时候，我们俩想合而为一；但有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不同步的。我读了你文学课上讲到的每一本书，我在……我在静养的时候读的。《浮士德博士》《威尼斯之死》《城堡》《白痴》《悲剧的诞生》，我都读过了。所以我才得出你会对音乐感兴趣的结论。”

“但我的乐感早就弃我而去。”

“改天，我演奏给你听，我们两兄弟一起合奏给你听。在这个时代，有谁不是通过音乐来认识世界？书籍就像是窗上的刮痕，是外化的，而深入内在，你会发现你的灵魂会在音乐中舒展。音乐比书籍垒起的金字塔可要高明多了。”

“你能不能坐下来？你这么晃来晃去让我心烦意乱。”

“我自己也很心烦意乱。毕竟，我闯入了你的生活，我表现得失礼，我可能在做一些约翰不喜欢我做的事情，请原谅我。”

“请坐。”

“如果有音乐的话，我就可以冷静下来，认真聆听。”

“但我没有音乐。”

“我是不是惹你生气了？你看着我的眼睛，让我告诉你：我是嘴唇没有被你亲吻过的那个人，我是身体没有为你展示过的那个人。所以，对你来说，当你看着我的时候，看着一个对你来说很陌生却又很熟悉的，或者不陌生却也不熟悉的人，那到底是一件有趣的事，还是一件可怕的事？”

“我看你现在还是离开吧，我还有事要做。”

“你难道不想知道我们到底是相同还是不同的吗？看看我们两兄弟拥有的是不是相同的面目、相同的声音、相同的亲吻？要不要我现在吻你？那么你就能体会我们的吻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

弗雷德丽卡原本坐在那里，边看学生的读书报告，边用一个粉边黑底的马克杯喝刚泡好的雀巢咖啡。那个马克杯是她在剑桥读书时用的，不知道怎么被保存至今，被她从弗莱亚格斯的家中拿到了伦敦。“让人厌恶的是相同，并非不同。”约翰·奥托卡尔是沉稳的、温柔的，像一只慵懒的大猫，而眼前这一位，手指在膝盖上紧张地发抖，其实是手指和膝盖一起抖动；他的头部也不由自主地轻晃，像是脑中有一段嘶鸣的弦音在操控着他。不过，他的微笑是约翰的微笑，他的眼神是约翰的眼神，他的手指是约翰的手指，他们连声音都是一样的，清晰度和温暖度，那就是约翰的。

弗雷德丽卡说：“不必了，我不想知道。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离开这里，我会把对约翰的情绪和约翰一起整理好、管理好，如果他认为有必要的话。”

“如果你吻我，他不会介意，他反而会期待你吻我。我们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面路标的前后两面，他也心知肚明，亲爱的蹙眉的弗雷德丽卡，仅有他的吻是不够的，只有亲吻了我们两个人，这段感情体验才是完整的，对你而言如此，对他而言亦如此，这他也是再清楚不过的。别生我的气，吻我吧!他知道我在这里，他现在肯定知道我来到了你这里，他期待这一切的发生，我们两个人一直都知道。你接受了我们中的一个，也要接受另一个，既然他知道我来了，那么你就算拒绝了我们中的一个，也会拒绝另一个。或者拒绝反而是一件好事，我们两个人对你来说，可能无法承受。”

“你对我来说，可能是无法承受的。”弗雷德丽卡说，“你很令人无法承受。但我会跟约翰讨论。”

他一跃而起，厉声说：“我只要一走，你便会遗憾不已，因为你会极度渴望了解我的人格，你会渴求我的!”

“我倒是想碰碰我的运气。”

“没有运气给你碰!你如此冰冷!如此狡诈!就凭你那副眉头紧蹙的样子，你可不会拴住他的心!你会把他闷到裤子都掉下来!”

“我真的需要你此刻马上离开。”

他离开了。

他再次来找弗雷德丽卡。一开始，仿佛上次的对话从来没有发生过。站在哈梅林广场42号门阶上的那个人衣装素淡，他穿着一套西装，外套是无领的。这种西装外套的流行风潮是被披头士乐队带起来的，外套的颜色是沉静的午夜蓝，外套里面搭了一件白色的马球衫。目光投向他的那一刻，弗雷德丽卡体验到一股性欢愉的来袭，她定神之后，费了一点脑力观察，才敢确认那应该是保罗。

“不好意思来麻烦你，”他表现得彬彬有礼，“抱歉得叨扰你一下，如果你能挤出一点时间的话，我很想从你这里得到一点专业意见。”

“请进吧。”弗雷德丽卡说。

可是一进到弗雷德丽卡的房间，保罗·奥托卡尔又开始了他的逡巡。他边游走边滔滔不绝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属的那个团体，哦，不是‘扎格和齐格齐格齐山羊’——你对那个团体不感兴趣，你对音乐也不感兴趣，不过我所属的另一个团体是一个颇有灵性的小组，我们要举办一个‘诗歌周末’。约翰肯定告诉过你，我们兄弟俩，他和我，都是阅读功能缺失的动物。我们都有语言文字上的障碍，所以我不知道为了这个‘诗歌周末’，我应该从什么读起。对了，我们那个小组应该会定名为‘灵虎’，好像有个叫里士满·布莱的人会来给我们做个演讲，讲题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预见性’，我完全弄不明白这个讲题的意思——但我学习速度很快，你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从《悲剧的诞生》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悲剧的诞生》我是从约翰那里读到的，我取走了他的书。他知道，他能感觉到那本《悲剧的诞生》从他书桌上飞起来，飞进了我的背包里，我们俩就是这样的，我们对于彼此有一种可视化的动态感知。不管怎么样，我今天来找你，目的是想让你帮我拟一份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必读书目名单。这么一来，我就能让我们的导师埃尔维特·甘德惊喜一下——我喜欢为埃尔维特制造惊喜——‘诗歌周末’上还会请一位诗人来参与，他的名字叫菲恩莱特，这应该是姓氏或者笔名；还有一个艺名为‘西洛’的表演者，他其实是‘扎格和齐格齐格齐山羊’乐团里的鼓手……要一份书单，会不会给你添麻烦？如果不麻烦的话，就请你帮我列一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购书单，或从必读到补充阅读的书单。你所推荐的书一定能开化我混沌的心智。”

“好吧，我可以帮你列几本书。”弗雷德丽卡说。

“我真是读不懂《阿尔比恩的女儿们的幻象》，我在想要不要以吟唱的方式来理解它，就像祷文的词一样，然后配上铃声、鼓声和比较单薄的号声，作为配乐。”

弗雷德丽卡坐在那里写着。她写下《忽必烈汗》《古舟子咏》《不朽颂》《许珀里翁的陨落》。正当弗雷德丽卡写着，保罗·奥托卡尔说了一句：“我希望我上次没有给你造成困扰。我那时候精神异常亢奋，若有冒犯，请你原谅。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保有那种低调的友情。”

“你还想要一份文学评论书目，或者只要浪漫主义诗作名篇就够了？”

“怎么样都行，全看你的意思。”

弗雷德丽卡继续写了下去。她很想问一句：约翰·奥托卡尔也会参加你们的“诗歌周末”吗？但问不出口。

“你写书单的时候，我来泡杯咖啡吧。”保罗·奥托卡尔说。他找到了她的茶壶、她的即溶咖啡、她的牛奶——他像是不费心神，早就知道这些东西放在哪里似的。他还找到了利奥的饼干，饼干上面用糖霜画出笑脸，饼干的颜色挺丰富，有樱桃色的、柠檬色的、咖啡色的，还有涂了纯黑巧克力的饼干。他把咖啡和饼干放在托盘里，那显然也是利奥的托盘，因为托盘上画着彼得兔和本杰明兔。弗雷德丽卡的书目和诗篇名单还没写完，她继续写着：托马斯·德·昆西《瘾君子的自白》。弗雷德丽卡接过保罗·奥托卡尔递来的茶点，那是她喜欢吃的笑脸饼干，也是她常用的兔子托盘，这个闯入者细心又温柔的举动，让她泫然欲泣。

几天后，约翰·奥托卡尔给她打来了电话。从他的口气中，听得出他有点过劳。五分钟的电话交谈里，他没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除了一句：“我可以去找你吗？”

弗雷德丽卡问：“什么时候？”

“这个周末行吗？”约翰·奥托卡尔说。

“利奥这个周末去他父亲那里。”

“那我就这个周末去找你吧。”约翰·奥托卡尔说。

弗雷德丽卡憋在心里没说的是：“但这个周末在四便士村有一场诗歌活动，不是吗？”没把这句话说出来，她觉得自己有点小聪明，也很有自控力。她洗了头发，换了一张干净的床单，买好了晚餐——是不会扫兴又不破费的晚餐，烟熏鳟鱼沙拉，和一个柠檬馅饼儿。约翰到来的时候，穿的是他上班时穿的衬衫，上面点缀着绿色的菊花花纹；外罩一件无领的茶青色粗呢西装外套，滚边是深蓝色的。尽管有这些鲜明颜色的衬托，在弗雷德丽卡眼中，他整个人形貌上是褪色的，在另一个人明亮、尖锐、清晰、极端的外形对比下，眼前这个人骤然失色了。弗雷德丽卡试图从他的脸上寻找“他”与“他”的不同。他坐在那里，坐在餐桌的另一侧，像石化了似的，又像是筑起了防御心，总之，就岿然不动地经受着她的检视，让弗雷德丽卡以为他也正期待被她的眼神扫描一遍。他东拉西扯地讲了一堆最近工作上的事情：托尼·本的北海原油政策对航运业的影响，还有公司突然出现的收支差额问题……他环顾了一下弗雷德丽卡的地下室房间，说：“还是来到这里好。”

“我还以为你会去那个‘诗歌周末’活动。”弗雷德丽卡终于假装不经意地说了出来。

“啊……”餐桌上的约翰·奥托卡尔嘴里只发出这样一个声音。他放下刀叉，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直视着窗外阴暗的楼梯井。

“弗雷德丽卡，我觉得如果我直接穿上我的外套，径直走出你的房间，永不再回来，可能会给我们俩节省很多痛苦和纠结。不然的话，后果对你我来说太残忍了。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吧，或者我先问你——对你，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对他，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或者我什么也不问你，我们就共处一室，保持安静，只让你和我在心里面去想象……想象你和我的生活，你和我的感情，但他始终会变成一个你和我之间的恶魔，一头巨大的恶魔。我已经看出来了，你现在看着的不是我——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是我和他两个人，你对比，你好奇，你猜疑。你的回忆全都混淆了——那个微笑究竟来自哪个人？对诗歌有兴趣的是哪个人？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可能我和他都曾有一样的微笑，都对诗歌有过或有着兴趣。把我们两兄弟强行割裂，是一种暴行，弗雷德丽卡，那是一个不自然的举动，你不会想那么做的。我，要么，就占有你的全部，要么，就彻底失去你。”

“那么你说他到底想要什么？”

“他想拥有属于我的东西、我拥有的东西。”

“是以你的身份，还是以他自己的身份？”

“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我可以回答。他想让我和他同时拥有同样的东西，他想要表现得更好——他想让我和他同时与你恋爱、做爱，他想成为表现得更好的那个人。”

“然后，这一切我都无可置喙？我只能任凭操控？”

“嗯，一部分是这样，另一部分又不是这样。我以为我能摆脱他、远离他——但我明白了，我不能——我做不到，是有原因的——非常确凿的原因——同时，我又很想要我自己的人生。”

“他不能找到一个他自己的姑娘吗？”

“他只想要我的，不管是谁。可是，我不想那样——这就是我和他之间的一个不同。”

弗雷德丽卡说：“你不能让他总占上风，那对你和他都是不对的。”

“我想让你知道的是——我想要的是你。而我不想要看你和他争斗，或者看你成为被争斗的对象——或者看你和这一切产生任何关系。我只希望你能做自己，就像我当初看到的你那样——瘦削却倔强，还有一丝神经质，站在那里讲解‘连续散文的写作形式’，你的眼睛是亮的，你的头脑里追随着一种专心致志的兴奋感，你的每句话都随着那种兴奋感的流动而连缀不断——我当时在讲台下面想：多希望能让她看我一眼，就在那样激昂奔放的思想状态中，用那种聚精会神的高度关注，想一下我吧。”

“我在看你，我在想你。”

“你看过我，你想过我，对吗？”

“对，此时此刻。”

她站在他身后，双手环抱着他，感觉到他在战栗。

“我不会被击垮的，”她柔声道，“我是一个斗士，你知道。你和我都不会被击垮的。我们来一起面对，继而摆脱这一切。我可以把他阻挡在我的世界之外。”

他战栗得更猛烈了：“不!”他说，“没用的!”

弗雷德丽卡也被激怒了：“你必须明晰我的立场和决心，你必须抛开悲观，你必须战斗!你不能刚刚进入我的生活就抽身远去，只因为他正千方百计想要渗入我的生活。你是不是在童年的时候就一直任他随心所欲、予取予求，比如蛋糕、小三轮车、小刀具之类的？”

“嗯，是的，我总是让着他。总是在某个地方有某个我可以拥有的东西，一旦被他发现，他就要从我手中毫不留情地攫取。”

“好吧，弗雷德丽卡·波特却只有一个，就这么一个，没有多余的。我就是我，我无法灵肉分离，无法被分解成等量或不等量的半个或残余。而且这一刻，我要的就是你，你就是我想要的，除非你继续自怨自艾或自我否决下去，那么我便会陷入愁苦中——即便是那样，他也别想得到我，拒绝了他之后，我更不会任由你捡拾。约翰·奥托卡尔，你们两个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强迫和歪曲我的心志，你要走要留，我悉听尊便。只不过，我必须警告你，我必须警告你——我不是你们兄弟两人可以丢来丢去的一个绒球，我不允许你们在我背后议论我、分享我，我永远都只会过我自己要的生活，但是，在这一刻，我的生活中可以容纳你的存在，我说完了。”

对着窗户的约翰·奥托卡尔转身面向弗雷德丽卡，把她搂进怀中，长叹一口气。

“到床上去。”弗雷德丽卡对约翰·奥托卡尔说。她上前去，要拉下百叶窗，恍然间，她好像看见窗外有个穿着暗色聚氯乙烯雨衣耐心站着的金发的人影。她紧张地把脸贴近玻璃，但看不到任何东西。她这才把百叶窗全部拉下，伸展了一下手臂。“随便吧，想透过半透明的折叶来窥视两个影影绰绰的人融为一体，那就看吧。”她开始解开约翰·奥托卡尔上衣的扣子。

他们做爱了。几乎当夜一整个晚上，几乎隔日一整个白天，百叶窗再没拉起过，他们除了做爱，就是行将做爱或刚结束做爱。他们多数时间在一片沉默、静寂中做爱，完全没有发出任何能从声带发出的声音，间或打破无声的是肤肉相碰时短促的吧唧声，或吮吸的咕噜声，或鸟儿般轻微哭泣的嘤嘤声，或头发摩擦棉质床单时的咝咝声，或手指、脚趾钳住躯体、被单时的啪啦声。他们谨慎、和善、从容地探索着彼此的身体，偶有欲念爆破或狂喜迸发，但他们缓慢地将欲念和狂喜压制住，正当一切快要回复平淡时，两人又能同时快速地撩拨彼此。她尝遍了他身上的许多滋味，他有时候是干涸的，有时候是微润的；她也体察到他的许多性情，他有时候是光洁的，有时候是勇壮的。她对他的洞悉，像是他渗入了她的肤肉中，像是她流进了他的骨血里。还有任何两个人的身体能比他们俩的更加紧密吗？还有任何两个活体细胞的结合能比他们俩的更纯粹更交融吗？他们像蛇一样缠绕，像山羊一样腾跃，像深海鱼一样吞噬，像山林里的野猫一样追踪着诱人的肉香。他们进食，也被进食，他们偶尔稍稍弹开，清醒一阵，但包裹着他们赤条条身体的是被他们的汗水体液浸透的同一条寝褥。他们两人身体对彼此的急切渴望，和一度弥漫在头脑中的对“细胞融合”的恐惧，都在这幽深、迷离的黑暗中消失无踪了，他们在那颗“神奇药片”的庇佑下，任意欢爱，随性欢爱，只知欢爱，尽情欢爱。弗雷德丽卡最享受的是平滑的下腹和平滑的小腹交叠时的温暖感触，与坚韧的骨盆和坚韧的骨盆撞击时的冲动力量。当清晨再次到来，他们两人像从一个整体中轻轻拆解之际，她摸了摸他的皮肤，摸到了黏滑的血液，她又摸了摸自己的身体，也摸到了血液，她的手指被血染红。“你看看我们俩。”她对他说。他们像两个被涂上油彩的野人，身上是一条条的血痕，一抹抹的血污，一点点的血迹，周身是尚暖的就快干掉的血液，宛如被红色的油彩喷绘，画上了纹样：螺旋、小溪、掌纹、缠腰带，两个人像是拓印的作品，图案是对称互见的，你有的，我也有。那是弗雷德丽卡的血，是她下体渗漏的血液，那是避孕药造成的血液中激素水平暂时升高又下降后的撤退性出血，不是女性那亘古不变的生理韵律。弗雷德丽卡赶忙去查看约翰·奥托卡尔是否会因这血淋淋的人体喷绘而反感，却看到他正微笑着用手指勾描“血画”的轮廓。

“这是血契，”他对她说，“你可以在你身上读出我，也可以在我身上读出你。”

“像野蛮人的仪式一样。”

“你疼不疼？”

“不疼。很美丽，又温热，还闪光。”

他们低声细语。在他们两人的头顶上，莎斯基亚的双脚发出快步小跑的咚咚声，又突然在某处停住。阿加莎叫唤莎斯基亚的声音传来，听不清楚她对女儿说了些什么。

“我标注了你，”约翰·奥托卡尔说，“我们两人互相标注了。”

“让我们永远都不要再动了吧。”弗雷德丽卡说，这个诉求显然是纯艺术性的，却有失实际性，这句诉求恰恰让诉求本身瓦解，她说完这句话，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得移动，得起身，不能再一动不动了，他们都知道。

“你幸福吗？”她问，像所有的女性爱侣一样，问了同样的话。他答道：“再幸福不过了。”他把一只柔软、沉重的手搭在她臀胯部突起的地方。

不管什么原因都好，约翰的这次来访，终止了保罗的侵扰，至少在好长一段时间内，保罗再没来过。弗雷德丽卡思索着，是不是保罗以某种方式觉察到两人的心迹，而这种觉察阻隔了他。可是，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觉察呢？觉察到了什么呢？她得不出答案。一两个星期之后，血痕早已彻底从她身上洗净了，而在她记忆中，在她心中，那条血痕只不过降温、褪色了一点，仅是一点。她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更觉得不须知道她和约翰·奥托卡尔意欲何为、情归何处。除了阿加莎，弗雷德丽卡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和约翰·奥托卡尔的事情，即使是对阿加莎，弗雷德丽卡也说得不多。弗雷德丽卡对阿加莎说：“约翰·奥托卡尔只是我此刻一个秘密的情人，一种隐匿的欢愉。我与利奥的未来，和约翰·奥托卡尔没有关联。”但她这次明显感觉到一种不自由——不像以前的那种自由。以前她是可以随时进入和退出任何一段恋慕、爱情、欲望关系的，但现在有了利奥，利奥在观察，在算计，在妒忌，在追问，利奥随时要掌握她的行踪、她的情绪、她的计划。利奥的窥伺毕竟和保罗的不同，利奥的窥伺更有重量，更像负担。直到初夏，保罗都没有出现在弗雷德丽卡眼前，弗雷德丽卡意识到：至少他曾出现在利奥眼前，应该不止一次。

“我今天又闻到那个傻笑的男人的臭气，”利奥说，“那个飘着臭气的男人路过我们家，又从窗上向里看。”

弗雷德丽卡没有向约翰提及，她起了疑心，她孤零零地焦虑着。

她梦见自己和两个男人同床，一个红色，一个白色，都是滚烫的石头雕刻成的。两个石头男人都被刻着硬挺的阴茎，白色的男人阴茎上滴着红色的血液，红色的男人阴茎淌着白色的精液。他们一起转向她，把厚重坚实的胳膊横压在她的胸上，让她不能喘息。他们骑上了她，两个石头男人各骑着她一条大腿。太沉了，石头男人似乎准备压死她，她根本叫不出声来——她吓醒了，满心恐惧。不过，她又为梦中感受到的重力而惊叹，也为梦境对现实如此轻易又简约的还原呈现而佩服，她更引以为傲的是：梦里的两个石头男人，宛如她匠心独运，凭一己之力雕筑出的两件艺术品。

[1]　《文汇》(Encounter)是一本已停刊的英国文学杂志。

[2]　屹耳(Eeyore)，也译为咿唷，是英国作家A. A. 米尔恩(Alan Alexandra Milne，常被简称为 A. A. Milne， 1882—1956)的系列故事书《小熊维尼》中的角色。

[3]　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 1920—1996)，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作家，以其晚年对迷幻药的研究而知名。

[4]　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是歌德诗体剧《浮士德》中一个重要人物角色，是魔鬼的化身。

第17章

亲爱的约翰：

在经过慎重考虑后，我提笔给你写这一封信。在我们心理医生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公约——有一件事是要避免的。我们把那件事视为“底线”的操作，甚至在某些情形中，它也近乎一个不可触碰的禁忌。在约定俗成中，我们认为做那件事是有伤害性的，那就是——未征得“病患”的允许，接近“病患”的亲属、恋人、同僚。即使征得了“病患”的允许，对“病患”的伤害性也不会降低多少。因为传统的心理治疗或精神治疗建构在两人关系上，提供心理分析的人和接受心理分析的人要考虑到，其他的种种关系都要在这种基本的两人关系框架中，被囊括、整合、解决。

像你所知道的那样——当然，我想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正在“治疗”你的双胞胎兄弟，因为他被诊断患有“狂躁抑郁性精神障碍”。我相信你也明白，我对这样的新型疾病的病患抱有相当大的同情，但我在“病患”身上看到了相当大的起色。我想要在这里分享的是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想法——或思维模式，或假设。这些都在建议我们在看待心智的不寻常表征时，不要将它们视为一些对具体规范的脱离或偏移(毕竟，什么是“正常”？谁规定了我们要什么标准、规范呢？)，而是要把它看成是新的探索方法，用这种新的探索方法来探索神智，探索痛苦，探索处于被损害或有损害环境中的一个灵魂的种种历练。换句话说，你的兄弟在我眼中并不是一个亟须获得“治疗”的“病人”，但是毫无疑问，他拥有一颗焦躁多虑的心，他正在经历、正在穿越一场精神上的猛烈风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风暴来时，那一道道刺眼的闪电，在从天而降的惊涛骇浪之上，剧烈颤抖，发动着攻击!”面对潮鸣电掣，火海巨浪，他要么会能量大增，要么被彻底击溃。

对我来讲，我感到“高兴”。“高兴”是一个没什么价值的词语，我原本想说——或我应该说：我感到“喜悦”。能遇到保罗，是令我多么喜悦的一件事。保罗现在喜欢被叫作“扎格”，他毕竟新组了一个叫作“扎格和齐格齐格齐山羊”的乐队，这是他在“灵虎会”的集会里使用的名字。“灵虎会”的“集会 ”已经不能用那种老旧贵格会信徒的观点来看待了，“灵虎会”的集会目的之一是将力量——甚至是蛮力重新注入成员们身上。贵格会的集会，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雨冲刷，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些等候上帝投下内心之光的五旬节静坐会了。贵格会教徒们已经不再“颤抖了”，信徒们不再以口舌对话，内心之光逐渐暗淡。就像诗人克里斯托弗·列文森诗中所说的那样：“灵性之虎已被驯服。”他诗里面提及的“灵性之虎”就是我们这个小组“灵虎会”得名的由来。我们这个小组的创立目标是明确而良善的，几个人聚在一起，就是为了扭转我们灵性丧失的颓势，自发地制造出力量、热量和光亮，让每个人都能与失而复得的灵性成为一体，至少为我们当中那些迷失方向、怅然流浪、身心俱伤的人带来正向激励。我相信“扎格”(保罗)选择加入，成为一头“老虎”，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是应该被支持的。这个小组——这个集会，由一群有智慧、有意志的人共组而成，它的成立是远远凌驾于满足成员个人的庸常所需的。

你可能已经开始疑惑：“那么，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或者，你并不疑惑，你会鄙薄我这文过饰非的假设问题。我相信你多少了解一部分情况，但事情的原委及全貌你可能不清楚——这就是我写信向你告知的要事。我希望你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用我粗陋的文笔，向你详述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你的关联。

我最近喜见“扎格”常常在“灵虎会”的集会上，一改急躁，沐浴在安静祥和的光芒中。而在“灵虎会”的两个小活动场合上，我有幸与你简短碰面。不知你是否知道，你的出现，让“扎格”感到放松和冷静，你所带来的那份宁谧，不仅滋润了“扎格”，也让集会的其他成员获益。我一厢情愿地相信：深层次的默思静修，也给你带来了好处，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但是，最近办的几次集会上，都没有见到你的到来，你也未曾回复我之前寄给你的几封信。“扎格”说相信你已经“放弃了他”，也“放弃了‘灵虎会’”。

我在“扎格”的心志寻回和灵性求索的汪洋之旅中，陪伴了他足够长的时间，如果他一早已是船上的乘客，那么我至今都还是他的客舱乘务员，所以他诚实地对我说他觉得是你有意在你们兄弟两人之间制造出距离。我希望这是你做的一个明智决定，一个值得尊重的决定，一个不会叫人懊悔的决定。不过，有三件事，我从来没有对你透露过，在一番深思之后，我选择此刻向你诉说。

1. 你的回避直接让“扎格”的康复之路受挫，或者说进一步置他于险境——他感到失去了亲人，他出现了许多负面的感受，这些负面感受都作用于他身上，出现了类似于自残自虐的行为。当他无法与你得见的时候，你在他的头脑中成为幻象一般的存在或能量发射物——这极具威慑力，也是“扎格”对抗的对象。但他也了解到：你作为一个个体，是一个复杂的、独立的人，具有切实的需求和追求的真实的人生，这些事实他都能接受。

在“扎格”看来，与你在“灵虎会”所营造的健康的、受控的情感境界或精神场域中保持稳定的联系，是保全他残存的“现实性”的必要手段。他所需要的那份“真实性”，与一般常识中的“常规”或“常态”相提并论时，是否代表同样的意义？答案其实昭然若揭，但不管我如何对“真实性”的概念进行拆解，我都坚信，这份“真实性”对一些人来说，是存在的。我们所知的，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不管这个真实的世界多么无穷无限，都无法让人回避或否认那个不真实的世界。我必须指出，“扎克”目前就受困于后者，那个不真实的世界，而且要他回返真实世界，是特别困难的。

2. 约翰，请恕我直言，你的回避，也让你身陷险境，因为你和“扎克”是相连的——你是他的一部分。你与他的分离，应该是一种微妙的化解、分解，而不该是粗暴的、残忍的强行隔离。在你内心深处，你也很清楚，你对“日常”的依恋，事实上是一种“非真实性”，其危险程度，与“扎格”单枪匹马前往极光之地的糟糕旅程是不相上下的。如果我的话让你心海某处边际的情绪有了一丝颤颤的共振，让你藏匿于心神底部的焦虑感传来一点微弱的呼应，都请你继续挖掘我话中的意涵，来找我吧，和我说说你的感受。你可以重回“灵虎会”的怀抱中，把你的问题摊放在这一片由关怀眼神和未知感动所投射出的纯净光明中。

3. 世界在你我眼前改变，我们的意识也在改变。我们可以顺利进入一个不再互相戕害的状态中。你最初会被吸引来参加“灵虎会”的活动，也不只是为了装卸你双胞胎兄弟的正面或负面情绪那么简单，一些奥妙的因素，你自己当时也难以解释吧。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表露情绪，不会再像以往被贴上丧心病狂的标签，而是一种清醒自知、坦诚面对。

另，这封信若在你读来是一纸空言，那么，尽管烧掉这封信，忘记你曾经收过、拆过、读过，即可。

顺颂时祺

你真诚的

埃尔维特·甘德

约翰·奥托卡尔一言不发地把这封信展示给弗雷德丽卡看。他午休时约弗雷德丽卡见面，坐在咖啡馆里，什么也没说，就把这封信拿出来，让坐在桌子对面的弗雷德丽卡读。他穿着上班得穿的西装，一件蓝白条纹的衬衫，系了一条深蓝色的领带，领带上别着一个小圆点形的翡翠领带夹。弗雷德丽卡反感他把自命不凡和日坐愁城两种性情混合在一起挂在脸上的样子。当然，更叫她反感的是信的内容。

“而这个埃尔维特·甘德的毛病，是多言癖。”弗雷德丽卡没好气地说，“他信里面好多句子空洞得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不是没有意义，有些段落中，他使用的是宗教语言。”约翰·奥托卡尔说，“所以读来会有一种既丰富又空虚的感觉。我也尤其反感这种行文，贵格会教徒非到万不得已，不会这么写东西。”

“但他不应该是个心理医生吗？”

“我们的宗教在职业上没有限制或排他性。一个人可以既有宗教职务，又有一般职业。”

两个人为语言和职业起了口角，其实是为了避免讨论这封信。

“你怎么看待这封信？”约翰·奥托卡尔打破了僵持。

“这跟我又没什么关系吧？”弗雷德丽卡一副事不关己的语气，“是你的信，是你的双胞胎兄弟，是你的贵格会和‘灵虎会’，是你的心理医生。”

“好吧。”

他愀然不乐地盯着桌布看了一会儿，接着叠好、收起了那封信，好像要离开的样子。

“原谅我，我听起来太刻薄，我也不想这样。那封信吓着我了，还有，你看起来像要被卷入一些事情里，要被吸收进什么团体里。”

“我没说那些事会发生。重点是，自从——自从我们……我就再也没去‘灵虎会’了。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去，我想给我们两人建立的关系——和拥有的感情——一个机会。”

“如果你觉得我自以为有任何权力，或任何立场，阻止你成为‘灵虎会’的一员，请你务必三思。我没有权力，更没有意图——我也不愿从你那里获得这样的权力。”

“我知道。”

“所以，不要一脸愁苦，不要唯唯诺诺。”弗雷德丽卡突然想哭出来，“我想要的是，一个自由自在、不拘形迹的你。”约翰·奥托卡尔轻柔地说：“埃尔维特·甘德也有一定道理，他不把保罗当病人对待，因为他不喜欢‘病人’这个词。但不管有没有人说保罗是病人，保罗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样的。保罗没有办法掌控一种平凡的正常的人生，这我知道。我也知道，我一定能够帮助保罗。埃尔维特·甘德在这一点上也是对的。”

“那么，你就必须帮助保罗。”

“如果我付出的代价是我自己的人生，如果我也变得咆哮嗥叫……”

弗雷德丽卡几乎快要脱口而出——“我们来一起面对，来渡过这个难关!不要忧愁!”这些台词早就写进了她的剧本中——本来就是要在这样的剧情中说出来的，可惜，她并不想说。原因是她不知道就算没有了保罗/“扎格”、埃尔维特·甘德、“灵虎会”，她和约翰·奥托卡尔会走到哪一步，或者会止于哪一步。

“我不想因为这些事让你觉得无聊。”约翰·奥托卡尔说，尽管弗雷德丽卡没说什么，他却准确地回应了这一阵极为尴尬的沉默。

弗雷德丽卡突然逆忧为喜，笑了出来。

“不知道会有哪个人觉得这一切无聊？”她笑说，“不是无聊，而是吓人。那么，你准备怎么做？”

“我是不会去‘灵虎会’的，我想要平静和安宁，是一种正常的平静和安宁。那些人让我觉得太容易自我沉醉，太想要自我满足。不去是不去，但我至少会给埃尔维特·甘德写一封回信，对他解释一下我的想法，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不认为去‘灵虎会’是个好主意。但我十分不想写这封信，我厌恶写作，我厌恶理清事情的条理、轻重、顺序，那全是谎言，那全是权衡。”

“我会亲自见见埃尔维特·甘德，”弗雷德丽卡说，“鲁珀特·帕罗特会召集一些人，开一个讨论会，探讨怎么为《乱言塔》进行辩护。帕罗特召集了他出版社所有的畅销作家——霍利教士、菲莉丝·普拉特，当然还有埃尔维特·甘德。帕罗特也要求我与会，他说只有我能让裘德表现得规规矩矩。他还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审判中，有一个最近才毕业的女大学生曾经给了证词，当时她是个更年轻的女孩，她表示自己安然度过了青春岁月，心灵没有被那本书‘荼毒’。我看我应该没办法在证人席上给法官留下个未受‘荼毒’的好印象，我读过《乱言塔》，但很早以前我的心灵就被‘荼毒’了，哈哈。帕罗特最近忙得焦头烂额，他简直把这场审判当成推动一次改革。裘德那边也一点都不好过，失魂落魄的样子，他是在烦自身的一些事情。”

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6月的时候举办了一场学年结业展，校方把这次展览称为“专科毕业展”，但其实参展的许多学生都在读本科，早已不是专科生了。根据学校规定，艺术系学生的“专升本”得通过一个文学考试，这就是弗雷德丽卡前一阵子为什么工作很忙，她既要监考，又要改考卷，而现在终于忙完了。星期天下午，弗雷德丽卡约阿加莎一起来看展，当然还有利奥和莎斯基亚，连克莱门特和萨内都跟着来了，像参加派对一样，还有，约翰·奥托卡尔，说来看看“神话故事”。几个人一起吃了个大午餐，他们以前也有过几次这样的聚会型午餐。

弗雷德丽卡很享受校园中的气氛，那些大的画室被分隔成小空间，每个小空间内的装置和摆设都独树一帜，别有个性，彰示着艺术创作者们身份和风格的不同。比如，一个空间被描绘成正经受着风暴肆虐的农业用地；紧挨着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个画成盒状的空间，盒子里全是光彩夺目的半月形饰品和紫色黄色斑纹的宝钻形饰品；与这个“大宝盒”毗邻的是一个拼贴画世界——长着如气球般丰满胸部的一个胡子大叔，腿上裹着渔网丝袜，脚蹬细高跟鞋，正在跟一堆巨型胡萝卜和肥胖大兔子不知是搏斗还是拥抱；几步之遥，是一个满是人像画的展厅，许多幅人像画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画中的男人与女人正在将一层层塑料状的面具从自己脸上剥离下来。经由这些人像画，弗雷德丽卡已经对绘画作品的趣味性有了基本了解：得看技巧，看这些相似作品各自的凹凸、明晦、递渐；看不同作品表层的质感差异；还有，画中人是双眼皮还是满是褶皱的眼窝，都有其寓意。这些人像画都是苏茜·布莱尔的作品。苏茜·布莱尔是戴斯蒙德·布尔的得意门生，但也上过弗雷德丽卡的文学课，为应付文学课的考试，她写过一些文章，例如题为《举例并解释为了鼓励或劝阻读者对爱玛·伍德豪斯或范妮·普莱斯抱以同情心，作者简·奥斯汀在作品中使用了几种不同的写作方法？》之类的论文，苏茜·布莱尔的文笔带有不必要的装饰性，完全无法看出她在油画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生猛又野性的智慧，在人物的血肉和形体上都看得出这种智慧的流淌。弗雷德丽卡觉得画家在文笔和画笔上的差距特别有趣，这是她以前从来都没想到的，因为毕竟比起文学，她和绘画并不亲近。在另一个隔间里，是一个如梦似幻的天堂，所展示的画作风格上介于克劳德·洛兰和亚瑟·拉克姆之间，作品系列名为《幻景何处寻》。被冠以这种名称的画作，本来应该是粗劣又俗气的，但弗雷德丽卡他们看到的是极其典丽缥缈的作品。莎斯基亚不由得赞叹：“那是多么动人的绿光啊。”

但这个展厅里，有一些画家，其实是学生们，正在往皱巴巴的塑料杯里倒红酒和白酒喝，作品上也撒落了一层薄薄的碾碎了的洋芋片。弗雷德丽卡一行人极快地穿过了下一个空间，因为那个房间除了一块红色的画布、一块白色的画布和一块蓝色的画布，再无他物，极快地在画布上像煞有介事地用红色印刷字体写着《一致》，令人觉得乏善可陈。他们来到了平面设计系的展厅，走进这个展厅，最直观的感觉是，陈设非常讲究。弗雷德丽卡在这个展厅里意识到平面设计系讲师加雷斯·拉金果然是个很守信用的人，因为《乱言塔》的确成为封面设计和海报设计的灵感，出现在展示作品中。说是巧合，却也不太出人意料，众人在这里遇到了裘德，他徘徊在众多作品中间，像《古舟子咏》里的老水手一样，随时准备好要抓住一个人，就不由分说地猛讲一通。裘德一见到弗雷德丽卡他们，真的立即冲了过来。

“现在，你们眼前所见，是一系列现代艺术作品，我想，它们在表达上全都是相当克制的。你们的观后感是什么？哪一幅作品紧紧地握住了那根本无法被握住的暗示性？”

“这个人啊……”利奥压低声线对莎斯基亚说，“是另一个臭烘烘的男人，我妈妈真是认识太多臭男人了啊。”

“这个人把人臭得够呛!”克莱门特也认同利奥的说法。

“安静!”裘德喝阻窃窃私语的孩子们，“除非大人对你们说话，否则，小孩子不要开口，这个规矩你们可得遵守。你们也是挺可怜的了，矮成这样，根本看不完整我的塔楼作品收藏。你们不如去那边吧，那边有个好心肠的大姐姐做了一系列佩罗童话的海报设计，你们快去看看，看完了以后，把你们的想法给我讲讲。你们还可以给她的《穿靴子的猫》和《小红帽》图像设计打打分数，十分是满分，快去吧。”

有一部分《乱言塔》的封面设计只能说是挺平庸的，但也有一部分是高明又充满暗示性的。有一张像是受了大卫·霍克尼的影响，画面上是一个戴假发的男人和一个浑身套着环的女人，他们睨视着彼此，互赠着不怎么真心的秋波；有两三张都把塔楼画成了迪士尼风格的；另一张上面是列队行进的一堆蛆虫似的婴孩，手中携着玫瑰枝，准备爬过一堵铁闸门，爬进无尽的黑暗中；还有一张，画面上是威廉·布莱克风格的三个长者或智者，这三人站在城垛上，被一群群黑色的大鸟围绕着；下一张进入众人眼神的是一张有布勒哲尔格调的绘画，画中的塔显然是没有盖完、行将坍塌、杂草丛生的巴别塔，水滴形状的物体画得很细，那似乎是从塔身的孔洞中流出来的鲜红的闪亮血滴，滴到了露台上。裘德未经任何人的询问，直接点评起这幅作品：“字体有点花哨，如果你看得够仔细，你会发现那些字全都是针和钉子拼成的，我不喜欢这样的处理。但不管怎样，这幅作品还是比那些滥竽充数的作品优秀太多了，那些劣等作品的作者根本不是和我同一国的人，他们纯粹是来混淆视线的干扰者，看了他们的设计作品，再读我的书，你会觉得和书中那些角色是有隔阂的。”

“这一幅不错。”阿加莎说。

得到阿加莎赞赏的这幅作品是一张半抽象作品，色调明快——番茄色的一个有着双苹果脸颊形状，或者说屁股形状的水果，被一个亮绿色的圆锥管缠绕着，圆锥管的尖端是一个蛇头。蛇头洞穿了水果，从一端钻了出来。

“我不中意它!”裘德说。

“这当中有一个隐含的笑话，”阿加莎用她一贯低沉、柔和的嗓音说，“不公开[1]、玫瑰屁股[2]。主角在这个封面中出现了，这是纯粹的可视化语言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还是不中意它。”

阿加莎似乎在思索裘德“不中意”的原因。

她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搞不好也不中意它。但既然我不是你，我还是得说整幅作品是诙谐机智的。希望它得到了很高的分数。”

“它是得到了很高的分数。”裘德承认。

裘德说要带一行人去“看我的荣光和他的耻辱”，他催促众人赶快下楼梯，到学校餐厅去，学校餐厅正在展示上人体写生基础课程的学生的作品，裘德赤裸的形体被各式各样的绘画媒介呈现，粉笔画、炭笔画、彩粉画、水粉画、铅笔画、丙烯画、油画，都捕捉并定格了裘德的裸露。有的画中，他只是一具瘦骨嶙峋的细长躯体，面目模糊，整颗头颅被一丛毛发遮蔽；有的画中，他的乳头和鸡巴被画得过分细腻，用铜绿色的线条勾画在灰色的画纸上；有的画中，他显得极度柔软，软芯铅笔出奇准确地描摹出他那河马灰色的皮肤色调；有的画中，他像帝王般坐在镀金边缘的椅子上；有的画中，他像胎儿般蜷缩在松软下陷的大堆软垫上；有的画中，他只是由肌腱、隆起的膝盖、冻疮、瘦到快断的脖子所组成的一团东西；有的画中，他的轻蔑神情让人不寒而栗；有的画中，他低垂的双眸间飘出了愁云惨雾。利奥、克莱门特和萨内，三个小男孩从这一幅画游移到那一幅画，他们什么也没说，但是大人们都看出来了：他们在比较每幅画中对生殖器官的刻画。利奥是那个总指着画对别人耳语的，克莱门特是那个忙不迭点头的。

“如有需要，敬请发问。”裘德说。

阿加莎从善如流：“你本人喜欢看这些画么？”

“我想，这些画都在试图说服我：‘我是存在的。’我们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知道。有些时候，从某些角度看，我的胫部是不成比例的——不但是左右两条胫骨不对称，跟其他部位相比，也不太协调。”

远处，教学楼内部的某个地方传来音乐声，学校餐厅里的人们都听到了。那是爵士曲风的单簧管吹奏，如木般沉着，又如水般清澈，一声声悠长、绵延的尖啸，伴着和弦的流转，是孤单的重复的哀鸣。弗雷德丽卡一行人循着乐声的方向走去，有的门把手上挂着白色的小卡片，上面写着红色的字“看演出，这边走”。但表演艺术不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课纲上，至少，目前学校没有开办相关课程。起初没有太多人跟着门把上的提示走，倒是些孩子拉着成年人穿过一道又一道门。与校内车库和停车场相邻的雕塑储藏间里，搭好了一个小小的舞台。舞台覆盖着黑色的丝绒，可能是刚刚才铺的，扬起的粉笔灰还没散尽。舞台后方，是一个长形的焊接式雕像，雕像喷上了鲜红色的漆。雕塑整体上是一座座相连的梯子，一片片叶形、刃形的装饰元素悬在梯阶上。舞台右边是挤在一起的，有千疮百孔的干酪色表面的石膏模型：一个面色温和的阿波罗，快要因不平衡而翻覆，但还是一脸微笑；一个牧神潘恩，蹄子很抢眼；一个没有头的雅典娜，穿着胸甲，胸甲上是蛇发女妖；一个马头；一个小得离谱的半人马。舞台左侧站着保罗·奥托卡尔，他一身燕尾服，一条白色领带，打扮得复古帅气，吹着单簧管，他的乐谱摆在身前矗着的一副精美的镀金谱架上。舞台右侧是一个牢笼似的大型结构，像用多种颜色的麦秆扎成的。笼中有一个人，穿得像只鸟，凸起的亮黄色臀部，拖着一条真的羽毛结成的尾巴，腿上是一条皱巴巴的紧身裤，脚上是铁丝、绝缘胶带、油灰连缠带填弄出的一双爪形鞋，他的胸脯涂了焦油，粘上了细密的羽毛，头戴的面具也粘满了羽毛，是绿色的羽毛，在尽力还原美洲印第安鸟人的形象，面具顶上拴着一个铝制装置，这个铝制装置牵引着一只同样是铝制的长鼻子似的喙，好像随时会啄人，喙从根部到尖上，涂着亮粉红色的荧光漆。

鸟人毫无节奏地点头啄着爪子前面一个巨大的金属盘，金属盘是黑白双色的螺旋纹。这种啄食和单簧管的节奏完全搭不上，鸟人纯粹自顾自地啄着。不过，有时候，鸟人虚弱无力地展开又放下他的两扇翅膀，叫人明显看出那不过是两只胳膊。鸟人每次这么做的时候，还发出“咯咯咯咯”的短促声音。莎斯基亚说：“那是他那个荧光鼻子发出的声音。”利奥指着那个吹单簧管的人说：“那是另一个臭烘烘的人，是另一个约翰。”利奥边说边抬头望向约翰，好确认自己说的没错，确认他看到的是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弗雷德丽卡也望向约翰，用眼神问他现在该做些什么。约翰站在石膏模型的阴影中，微微笑着，听得入神。这个演出空间里还有另外一个人，是戴斯蒙德·布尔，他礼貌性地亲了弗雷德丽卡一下，又对裘德报以微笑。

保罗·奥托卡尔没有向他的观众做任何知会，便暂停了他的爵士乐吹奏。但他的同伴，那只鸟人没有停止发狂般的啄食动作。保罗·奥托卡尔朝台下鞠了一躬，坐下来，开始吹奏莫扎特单簧管协奏曲的柔板乐章。鸟人继续啄着，已经是一种机械性的动作。美丽的乐音滔滔不绝，无风却能清扬。鸟人的喙刺着啄着，这让弗雷德丽卡受不了，她想喝止那个鸟人，却做不到。鸟人又进行下一项“日程”——张开翅膀、咯咯大叫。音乐似乎吸收了鸟人的一些力量，鸟人停住了，不再啄盘子，于是，在那片刻平静中，众人耳边只有变得有点弱管轻丝的乐声。过了一会儿，鸟人开始发挥高超的模仿能力，模仿母鸡产卵的下蹲姿势和急躁姿态，逗得孩子们大声笑起来，真是一段匠师级的模仿。单簧管兀自吹奏着，模仿完下蛋后，鸟人又啄起盘子来，啄了几下，停止了。接着，鸟人发出一连串声音，似乎在表演一只鸡在逃避捕捉时的滚跑乱颠，没跑远，被抓着了，然后脖子被掐住了。鸟人窒息、噎住、嘶鸣，美妙的音乐不被这一切打扰，峨峨汤汤的乐声昂扬行进。弗雷德丽卡心想：“这一切不足以说服我，是我漏掉了什么吗？”——而这种自疑的想法，是她那几年常常浮现心头的想法。

当音乐缓缓结束后，保罗·奥托卡尔合上了乐谱，叠好了谱架，取出了一盒火柴，将麦秆牢笼点着了火。

“当心!”戴斯蒙德·布尔喊。

笼子烧了起来，烧黑了，烧焦了，整个笼子倾塌了。单簧管演奏者和鸟人向台下一鞠躬，走下了舞台。“就这么结束了？”利奥问。

“就这么结束了。”保罗·奥托卡尔回答道，脸上没有笑容。

“真是太好玩的一场演出了!”克莱门特发表了自己的观感。

“这场演出让人头疼。”莎斯基亚说，她的乐感比弗雷德丽卡和利奥要好。

这对双胞胎兄弟肩并肩站着。

“你把笼子烧掉了啊，”利奥关心的是，“那你以后怎么演？”

“我们不会再演了。”鸟人开腔了，面具之下的鸟人，操着利物浦的口音，“现在演完了，我们要去吃意大利面，当作今天的晚餐，毕竟这一天就快结束了。你们要一起来吗？”

“当然了!”保罗·奥托卡尔首先响应了，“意大利面是个好主意，还有谁要去吃？”

他们这一伙人都去了转角处的意大利面餐厅。这感觉非常自然、非常平常——两兄弟凑巧相遇，一群朋友看完了一场艺术专科学生的毕业展览，决定去吃个意大利面。

鸟人的扮演者自我介绍名叫“西洛”，他摘下他那个面具，和箍在鼻子上的铝制鸟喙，露出他苍白的脸，脸上戴着一副眼镜，脖子瘦长。因为约翰·奥托卡尔似乎认识他，弗雷德丽卡就问约翰·奥托卡尔，这个叫西洛的年轻人名字跟静默是否有关联。约翰说：“不，没什么关联，他的真名是西德尼·洛，‘西’‘洛’分别是他名和姓的第一个音节。你可以把这当成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名字，毕竟那两个音节让你联想到了‘静默’，不是吗？说不定他的新名字有这样的指向，不少音节重组起来，都会有新的意思。”

“比如：经验主义、民族优越感等。”保罗举的几个例子乍听之下，浑似有一些轻微的负面意味。

总之，这是愉快的一餐。这间意大利面餐厅把用餐区域装修成一个个独立的搭棚而建的小谷仓，餐桌上铺着红色的桌布，别有农家风情。每个小谷仓都挤满了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学生，学生们举杯畅饮，尽情欢庆。利奥他们这几个孩子倒郁闷得有点不耐烦，心急地等着点好的奶油培根面和意式肉酱面上桌，而约翰·奥托卡尔则带领餐桌上的人玩起了大型的连环游戏“剪刀、石头、布”。利奥问约翰：“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们两个人伸手时总是摆出同样的手势，每次都是一样的？”

保罗对着约翰眯着眼睛笑：“你把这件事也告诉他了？”

“所以是真的？”利奥锲而不舍地追问。

“不然我们试试看？”

简直像掰手腕比赛，是酒吧或小餐厅里必有的余兴节目，玩的时候气氛融洽，但仍有紧张气氛。约翰和保罗对视而坐。他们先来第一回，两人都出了布，再一回，又都出了布。接下来的也像两人串通好了似的：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剪刀、剪刀、布、布、剪刀、剪刀、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绝不可能是惯例或巧合。弗雷德丽卡开始满怀戒心地看着，寻找着破绽，后来，她看呆了。布尔说：“这已经不能用平均律来解释了。”西洛问：“你们两个在伸出手之前，是不是已经读取了对方的头脑？”

“不，没有这回事。”保罗说，“我们只是凭直觉知道。比闪电都快的直觉感受，我们就是知道。”

剪刀、剪刀、布、布、石头、石头……没有任何一次出错。

双胞胎兄弟两人颇为得意地看着对方。保罗问约翰：“你还记得吗？我们以前还唱过一首歌。”保罗哼唱起来，“任何你能做的事，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任何事情都做得比你好。”

两个人对唱起来：“不，你不能。”“不，我能。”“不，你不能。”“不，我能。”

“这首歌歌词写得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保罗说。

自从哈梅林广场的篝火之夜后，这是弗雷德丽卡第一次看到他们双胞胎兄弟俩出现在一起。利奥、克莱门特和萨内也有模有样地学着唱起来：“任何你能做的事，我可以做得更好。”弗雷德丽卡纳闷儿：“我以为他们兄弟俩的根本问题是看谁抢得到我。”弗雷德丽卡在性魅力方面很有自信，其实也可能是过分自信。她自恃拥有令人迷乱的“历史地位”，尽管她所代表的历史非常短暂，她所做的事也不值得大肆宣扬，她就是自信：她曾经是一个剑桥的女学生，那时候校园中男女比例失衡，每个女生都被至少十一个男生簇拥着。她们就是校园里的公主，那时候能进剑桥的女生，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但现在不是这么回事了，不仅校园里发生了改变，眼前的真相也让她吃惊。“原来我并不是他们抢夺的对象，这就是问题所在。”她恍然间有点措手不及，她同时在跟兄弟两人抢夺，她跟约翰抢夺保罗的关注，跟保罗抢夺约翰的关注，再这么抢下去，她知道自己稳输。你看，他们双胞胎二人，坐姿多么闲适，表情多么温煦，轻松地伸出他们的手，比画着同样的剪刀、石头、布，永远分不出赢家输家，永远没有分歧。

她想：“他们就像是一把剪刀上交错的双刃。”她想：“如果两人是双胞胎，那么他们就有双胞胎的一切特质，这是根深蒂固，不会改变的。”她想：“被上帝联系到一起的两个男人，是任何女人都无法拆散的。”这么想着，她在心底狂笑着。她突然记起了那一夜两具染血的躯体，那是她和约翰的身体。她感觉到了戴斯蒙德·布尔的手，他坚实的手掌贴附在她的臀部，他的手指很强壮很稳固，她竟没有将他的手推开。

约翰和保罗又唱起了另一首歌，并引得所有人齐唱：

我有一句，唱诵与你，

绿草如茵，日见其盛；

知你者也，知其何在？

若无此人，独居于世，

天涯海角，恒其不变。

莎斯基亚和阿加莎提高了嗓门儿，唱出优美的歌声，萨内也唱得相当用力。真是一个温馨、友善的聚会。“我有一句，再诵与你，如兰少年，清香怡人；华然绿衣，亮光如璧；若无此人，独居于世，天涯海角，恒其不变。我有一句，三诵与你，绿草如茵，日见其盛；三人结友，知其所为？三三为奇，必有相争……”一大伙人唱得好不热闹!

“你唱得跑调了，弗雷德丽卡。”

“保罗，我就知道我会跑调，我没有不跑调的时候。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完全没有乐感，我是个音痴。”

“我们可以教你唱歌啊，你可能不是完全的音痴，几乎没有人是无法被拯救的音痴，你可以学的。”

“不，我不想学，我不要学。我还是闭嘴好了，既然我的歌声冒犯了你，我就静静听你们唱吧。”

戴斯蒙德·布尔的手指快把她臀部的那一块布料都弄皱了，弗雷德丽卡依然无动于衷。双胞胎兄弟各据一方，四目相对，眉毛扬起，充满了对彼此的戏弄和怜悯似的，他们二人做出迷人的表情时，迷人的程度也是一样的。

“继续唱啊。”利奥唱上了瘾。

“三三为奇，必有相争。如兰少年，双双成伴。华然绿衣，亮光如璧。若无此人，独居于世，天涯海角，恒其不变。”

弗雷德丽卡的名为《贴合》的摘录簿上，最近有了一些新内容：

使用须知：您的药片独立分装于塑料药盒中，并标注了每天该吃的药量。将药片从塑料盒中取出后，以水送服，保持每天在相同时间服药。重要提示：请勿在任何一天内中断服药，如果有遗漏服药的情况，您将可能无法被完全保护。如果您连续三周服药，请在第四周停止服药，在此期间，您可能会出现出血情况。出血量一般较小，但偶尔会比一般月经出血量大。这属于撤退性出血，血液清洗子宫，但这并不是月经，也不会导致任何不适。如果大量出血的情况发生，并且在您几轮用药后仍出现出血情况，请您及早就医，医生会为您重新确定服药剂量。

“使者将这只小巧的玻璃鞋带到三姐妹的宅邸，鞋还未到，宅邸里一片欢欣。最大的姐姐宣称那只鞋是自己的，要抢先试穿；继母将大姐的脚与精致的小鞋比量了一番，告诉大女儿说不可能挤得进去。‘但是，为了与王子牵手，为了得到近半个王国，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继母对大女儿说，‘你镇定一点，我要用刀在你的脚后跟上削掉一小片，你的脚就能挤进去了。’继母真的这么做了。大女儿跑到使者和年轻的王子面前，骄傲地伸出她的肥腿，在闪亮亮的玻璃鞋中展示着她的脚。但使者观察到鞋里深色的血如泉涌一般，从鞋缘上溢了出来，他请她脱掉了鞋，她照办了，她脚跟上的伤口清晰可见，她在众人面前羞愧难当，颜面扫地。轮到了二女儿，她完全没有被姐姐的失败打击到，她把自己那只粗脚硬往鞋里面塞，不管她怎么挣扎、怎么猛推，脚就是进不去。她的母亲，也就是辛德瑞拉的继母，取来家里宰杀母鸡所用的斧头，迅雷不及掩耳地砍掉了二女儿的大脚趾，马上包扎起来，整只脚终于塞进去了，二女儿也是一脸骄傲地，蹦蹦跳跳来到王子面前。但是树上那只用鲜花装饰辛德瑞拉亡母坟墓的棕色鸟儿飞过来，叫起来：‘鞋里面有血!鞋里面有血!’使者凑近审视，看到鞋里果然淌满了血，而这第二个女儿已经痛得昏了过去。二女儿也自取其辱，跑到一边又哭又叹气。使者问：‘你们家里还有年轻的女子吗？’继母回答道：‘没了。’但辛德瑞拉的父亲说：‘还有辛德瑞拉，她住在厨房里的灰烬里。’使者马上派人去召辛德瑞拉。辛德瑞拉来了，轻轻地伸出脚，她的小脚很秀气，穿着廉价长袜，沾满了灰垢。她一下就把鞋穿上了，不费任何力气。当王子看到她人鞋合一， 一下子认出了她!尽管她一身女仆装扮，但她正是与王子在舞会上共舞的那位美丽舞伴啊!王子宣布：‘我已失而复得，这就是我发誓要娶的那位新娘!’王子与辛德瑞拉一起驭马而去，他们与那棵垂枝大树上欢唱的棕色鸟儿作别。”

弗雷德丽卡在此处插了一句话：“那么是谁擦干净鞋中凝固的血，而且在辛德瑞拉把处子之足穿进鞋里之前，还擦过两次？”

我在树下看到一位安坐的处女

红色和白色的玫瑰悬放于她面前

心中一记抽动，我的血脉由此启动，我的血液开始扩散

一颗不休的头颅，安放在了我的颈项上。

“我人生没有乐趣，亦不求人生乐趣，我更没对死亡心怀巨大的恐惧；但若死亡之钟敲响，恐怕我的血肉必会随死神一同消散，却也回避着死神的面目。”

——伊丽莎白一世

审判进入第十一天

“你与祖母有过交谈，对吗？”

“没有，她只不过问：‘那些噪声是怎么回事？’我说：‘是狗吠而已。’——并未如一些传言中所说：我告诉祖母，录音机砸在我的脚趾头上。”

“这一切对话都发生在争吵期间？”

“不，不是这样的。”

“但非常可疑的是，她为什么会在吵闹声停止一段时间之后，才问那是什么噪声？”

“并不可疑。她可能是刚刚从睡梦中被吵醒，下了床，走到她卧室的门前。”

“你非常坚持，这位老年女士不应该过问这件事？”

“是的，那就是我朝她喊的原因，好阻止她下楼，一旦她下楼了，她会被眼前的一切吓到休克，甚至吓死。”

“另外，你的一双鞋上有血迹，对吗？”

“是的，很可能是被血溅到了，因为我那双鞋就留在客厅里。我出去的时候只穿高跟鞋。”

“现在审讯已经进入第十一天了，我们以前也听过你的说法，你坚持说你的那双鞋放在客厅里，你当天晚上并不是穿那双溅血的鞋出门的，对吗？”

“是的。”

“请让我看看你现在所穿的高跟鞋。据你所知，这双高跟鞋内部完全没有血迹吗？”

“完全没有。”

“但你的脚就穿在这双鞋里，你的脚竟然没有沾上任何一丝血迹？你穿着你的鞋，难道不是在血迹斑斑的地上行走吗？”

“反正没有血。”

“你现在穿的高跟鞋就是你当晚所穿的那双吧？”

“是的。”

“请让我看其中一只。”(一只鞋被上呈给总检察长。)“这就是你去沼泽时脚上穿的鞋吗？”

“是的，我穿着它上了车。我在户外总是穿高跟鞋。但我们没打算在沼泽上走，我们就是把车停在那儿。”

斯通的故事

彼得·斯通，一个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雕塑系学生。他是一个因佝偻着身体而显得瘦小的年轻人，脸上的皮肤坑坑洼洼，肤色有点灰，嘴唇宽厚，一头浓密的头发总是盖满了石粉。后来我被告知他的作品也在“专科毕业展”或“本科汇报展”上展出，也看到了那个作品：那是一面不算太大的大理石竖石纪念碑，大理石是白色的，有着粉红色的脉纹。整个作品呈圆柱形结构，顶端稍圆，显然经过了一番雕凿，碑体表面出现了裂纹、浅凹，以及肌肉般的线条脉络，所以从不同角度看，石碑明光烁亮，也让人想不到石质是大理石。石碑并不高，大概只有三英尺的高度。我一直被启发着要以颠覆和冲突的眼光来看待新形态的艺术作品，所以看了斯通的作品之后，我认为这个作品的创作，就是对焊接金属雕塑、模压塑料雕塑、纤维玻璃雕塑的蔑视和挑战。斯通的大理石纪念碑是今年“专科毕业展”上唯一一件石雕作品。

他的最后一科考试是我监考的，不仅仅是考试，那天对他来说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最后”的。我记得他好像是坐在倒数第三排的一个座位上，一个大的画室摆了几张课桌和椅子，临时充当了考场。他进考场时笑得很豁达，坐下后东张西望，根本不答卷。他抖着腿，无聊地晃着身体。他突然开始在纸上写东西，看他的动作，知道他在纸上写了很大的字，他不断跑到我这边来，要更多纸。他还在得到准许之后，离开了考场一会儿，回来之后，在纸上多写了几个大字，接着要更多的纸，然后又请求离开考场，回来的时候，满头石粉，风尘仆仆。反正他们都是学艺术的学生，没人会觉得他们的行为出格或离谱。终于，我搞清楚他像孩子一样进出考场之间。每次回到考场，都在纸上写下很大的一个字。来来回回中，他桌上已经写了一摞纸。他最后一次冲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石化了!”考场中一个学生说，大家笑起来。考试结束，我收好、整理了答卷。他只写下了一句话，用超大的圆体字反复地写了好几遍——“你无法让一块石头流血。”

后来，我们才得知他跑去了霍尔本地铁站，下了自动扶梯，来到中央线的月台，张开双臂，迎着一辆进站的列车，跃入轨道。据消息说，他当场死亡，在那种情况下，跳轨者一定是没有生还可能的。可能他以为自己能飞起来，可能他在考场中感到了人生的绝望。没人知道为什么他会选择死亡。事发现场一定有大量血迹，列车司机精神崩溃，此后无法再驾驶列车。这个故事太干净利落了，像是语言构筑起了这个故事，与现实对比，事情好像没发生过，抑或构筑起这个故事的不是语言，而是血和石头。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故事。离奇，正是因为这伟大的、闪烁着精确感的语言。

为什么舌尖对每一丝风中的蜜香都难以割舍？

为什么耳中那股狂热的涡流能引来八方声色？

为什么一只宽鼻能将恐慌、颤抖、惊惧统统吸入？

为什么要给一个热情迸发的年轻男孩套上枷锁？

为什么我们要将欲望温床上的肉体以帘幕遮蔽？

处女失声尖叫着从她的座位上仓皇逃开，

畅行无阻地奔向了通向港口的小山谷。

但尸罗并不像一般的龙，她浑身没有柔软的部位，除了她的眼睛。她身上有太多异变的骨节和凹陷，经年累月，都成为她保护身体的遮盖物，坚硬的皮层不断增生着、累积着，她的皮层层加厚，厚度难以估量。刀刃只是在她的表皮上划下一道丑陋的划痕，但她那些令人作呕的皮层是任何人使尽了力气也刺穿不透的，精灵族或矮人族用钢刀也无可奈何，就算诺多族精灵贝伦或大英雄图林·图伦拔的手也是徒劳。经历了一击的她屈服投降，在山姆头顶上用力撑起她巨大的如袋般的腹部，毒液在她伤口处起了泡沫和气泡。对准她的脚再一砍，她整个庞大的身体支撑不住，轰倒在山姆头上。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山姆当时还站在地上，尸罗这一倒，让山姆自己的剑掉落了，山姆只好双手举着叶状匕首刺针，用力向上刺去，试图躲开那屋檐般的可怕的肚皮。尸罗带着满腹怨怒，使出了比任何勇士之手都更强大的气力，她趁着力道尚猛，射出了毒针。毒针深深、深深地刺中了山姆，被毒针刺到的山姆慢慢被挤压进土中。

尸罗从来没想到过会有如此痛苦，尽管她作恶多端已久，却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会体尝到这种痛楚。连与最骁勇善战的刚铎王国勇士、最野蛮的半兽人对峙时，也没有被伤得这么重，也没有被任何一把剑刺进她心爱的血肉。

1966年5月8日《观察家报》莫里斯·理查森的报道

“如果他们两个曾经是神志健全的，他们此刻的疯狂，证明他们早已抛弃了自己的心智。”我对这一句话的印象尤其深刻，这是曼彻斯特当地旅馆的勤杂工对伊恩·布雷迪、迈拉·欣德利的心理所给予的评价。如此凶暴狠戾的行为只能用“爱尔兰逻辑”或“黑格尔逻辑”——这种矛盾逻辑来描述，让人无从解释。

或者可以说我们曾经都是“多相性”的——婴儿期的多形性反常，普通成年人无意识的施虐和受虐冲动，当然，这都是真实存在的普遍情况。但是他们经过精心策划过的一场场可怕表演，跟冲动扯不上任何关系。他们对受害者所进行的复杂诱惑，也说明他们是伺机犯案的。我即使能对“开膛手杰克”报以同情，都不会对那两个人施舍半点怜悯。真古怪，有人竟然亲热地称他们二人为“布雷迪和迈拉”。

整起事件中另一个古怪的因素是“双重元素”，这种在两个人身上同时发作的“感应性精神病”，其病发原理目前尚不可知。不过，粗浅来看，一个歇斯底里的癔病患者爱上一个精神病患，那么，只要两人在一起，他们的精神错乱就会被共享或分享。如果分开他们，癔病患者会康复，而精神病人会继续发疯。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女性的癔病患者极易感染伴侣的性反常行为。

被告席上的布雷迪是个单薄、骨感、瘦长的年轻人，没什么肉的脸上，鼻子格外挺直，显得额头格外扁平。他深棕色的头发梳理得干净又整洁，不过发质不好，显得有点灰暗。他的穿着是这样的：灰西装、浅蓝色的衬衫、流露文青气息的深蓝色领带——他这样的装束让他不为时代所拘。跟大卫·史密斯不同，大卫·史密斯上庭时，极尽打扮之能事。你若对布雷迪一眼看去，你首先注意到的会是他极差的面色——一种白泥色。他真的看上去就是一副病得不轻的模样。

相比之下，迈拉就容光焕发。她的头发原本是自然的棕色，但每个星期在庭上出现时都会换一种不同的颜色。先是银紫色，再是耀眼的金丝雀色黄发。她身材高挑，五官突出：鼻子很直，嘴唇薄而有线条感，下巴相当厚实，蓝色眼球。综合看起来，她几乎是一个美女，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们应该会羡慕她的长相。

她外罩黑白斑点的上装外套，下装是相同花样的裙子，内衬一件衬衫，领子敞开，露出脖子，而衬衫的颜色也是浅蓝色的，这跟布雷迪的穿着倒是搭配。我怀疑她在每件事上都模仿布雷迪，连保持手帕折叠工整这个小细节，她也不放过对布雷迪的模仿。乍一看去，从她脸上可以看到一种如公爵夫人般的威严气度，但走近你就会发现，她那不过是被大批量生产的超级市场廉价品所堆砌起来的时髦外表——她给你一种爱吃泡泡糖和棉花糖的印象。

他们两人都在庭审时惯做大量笔记，也常屈身从被告席的前端，用一根铅笔去戳他们的代表律师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偶尔，他们两人还互相为彼此带一盒薄荷糖。有一次，在大卫·史密斯上庭做证时，迈拉还给布雷迪一个极快的灿烂的笑容。当布雷迪本人走上证人席时，迈拉凝视着他；而轮到迈拉作证时，布雷迪则在他的草稿本上画着一些人脸。

“一起喝杯茶？”“好啊。”在跟一些调查过此案的侦探相识后，我们把与此案相关的一些话题全聊过一遍：当代青年、暴力倾向、审查机制、自由放纵之类的。其中一位侦探，有些社会学家的特质，并且对曼彻斯特的街头文化和流行文化有些研究，他认为曼彻斯特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危险的变态气息。“变态”对曼彻斯特人来说，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词。他说曾经看过一个商店打出这样的广告——“变态雨衣又推出新系列。”“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宣传语？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昭告天下说他们卖的雨衣都是给变态者穿的，这不就行了么？”他一连问了超过两遍相同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道德上极拘谨的人的一种过度反应，但无论如何，他的所见所感已成为现实世界的普遍情形。我在想：可能因为这个案件，以后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更多将“变态”视之为常的现象吧。

报道这个案件以来，我从没做过跟案件相关的任何梦，一次都没有，什么也没有，但偶然间我发现，在下午快结束的时候，我在法庭上会进入一种幻想状态。幻想的内容基本上是对被告进行复仇，我的幻想连细节都很清晰，而且复仇的手法细腻。我问我自己：“如果我能穿上蝙蝠侠的装备，俯冲向被告席——这对我来说太易如反掌了，因为我在旁听席上的座位离被告席很近。好吧，如果我冲到了被告席，《世界新闻报》会愿意花多少钱采访我，让我讲述我的人生故事？”

凌晨两点，我还醒着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是因为街上有一些飙车的浑小子。现在连切斯特这么古风浓厚的地方都有了夜店，那些浑小子在街上按着喇叭狂飙扰人。我试图从萨特的《圣热内，喜剧演员和殉道者》中找出一句话来形容我对布雷迪的看法。书是切斯特当地一位很亲切的朋友借给我的。那位朋友认为，可以相信的是：布雷迪终有一天会弃暗投明，成为一个过人的天才。我想，那布雷迪可能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改造，更重要的是，他欠缺热内的才华。我说得不对么？

萨特写道：“因此，偶生恶意的人却是不同的，恶——一闪而过、略施小计、微不足道的恶，只能从一个人的眼角间和其他部位看出……真正的敌人像是我们的双胞胎兄弟，像我们自己在镜中的影像……而在和平时代，社会有足够的智慧，能制造出专业化的、职业化的作恶者。”

他还写道：“对善人来说，恶人的存在是必要的，就像对贞妇而言，淫妇的出现也是必要的。他们是彼此执迷的，一个施虐狂的横空出世，必定能给另一个人带来意识上的安抚、涤荡和舒缓。恶人都是经过征召的、选定的，他们一出生就是坏的，也不须赋予他们任何改过迁善的希望。”

嗯，我认为法官芬顿·阿特金森先生应该相当认同萨特的话。毕竟，庭上的恶人恶贯满盈。

又该放暑假了，利奥会去布兰大宅消夏；这种一来一往、有去有回的模式，表面上似乎成为利奥的生活常态，而弗雷德丽卡某种程度上也希望利奥能适应这种常态，但是完全没有这回事。无论是在哈梅林广场还是布兰大宅，对利奥来说生活的周期是不定的，是临时商定好的，而且大多没有经过他本人的同意，因此往返两地之间，少不了既成事实的暴力强制，或言语威胁中的暴力强制。律师的信也你来我往，频密不断，弗雷德丽卡把奈杰尔的律师信剪碎重拼，贴在自己的“贴合”摘录簿上。同时，她也在计划着属于自己的夏日计划：要不回一趟故乡约克郡吧。

正当她思考的时候，约翰·奥托卡尔来电话了。他正在工作，不过，弗雷德丽卡不知道他办公室和住家的地址，但她猜测可能都是在伯爵宫一带。她想象约翰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广阔的空间，摆满了高大、光洁和发出微微嗡嗡声的机器，四周墙上是发亮的蓝灰色大屏幕，显示着各种图表，还有柱状的二进制语言，工作人员把这些数据和图形全部打印在可折叠的风琴褶纹纸上，进行分析研究。在她的想象中，围绕着约翰的是他庄重得体、西装革履的同事——而其中有些人，或许得穿白色的医用外衣。虽然是幻想，但这一点连“幻想者”本人也不太确定。“幻想者”自由地设计着——约翰的办公室里应该装设着冰冷的金属制软百叶窗，摆放着锃亮的纯钢办公家具。搞不好根本不是她想象的那样，但这就是她头脑中的画面。电话那端的约翰问：“你可以出门和我共进晚餐吗？”

“基本上没问题。我可以找个临时保姆，阿加莎说今晚得迟一点下班。我可以问我一个学生能不能来帮我带孩子。”

“维克多的小舍，”他说，“今晚八点。”

弗雷德丽卡喜欢去“维克多的小舍”用餐，那是一个小巧、隐秘、简单又高雅的法国餐厅，有法兰西小馆的风情，而且做的是相当地道的法式料理。那里的法国美食，除了让她联想到法国风景画中黑绿色的密林背景，还有可说是法国特产之一的蚀刻拉花玻璃，更有令她神往的普罗旺斯的炎夏，令她想起大仲马笔下的“格里莫夫妇”，也叫她口中有了葡萄酒的甘醇和大蒜瓣的香气。她穿了一件黑色的亚麻连衣裙，裙长至膝，搭了一条丝质披肩，也是黑色的，上面绣着奶白色的形状像卷心菜的玫瑰，还有金色的百合花，披肩还坠着很长的掺了亮丝线的穗儿。另外，弗雷德丽卡也学会了画眼线，她在上下睫毛根部描画上两条乌黑的粗线，让眼睛看起来显得轮廓鲜明，眼神犀利，好像在瞪人似的，与画眼线同属一类化妆技巧，她顺便也学会了刷睫毛膏。无论怎样的妆容，都无法使得外形棱角分明、步调流星赶月一般的她，蜕变成一个娇柔可人的洋娃娃。可是她已经努力过了，这个眼妆是她尽最大的能力化出来的。她用浅棕色的口红涂抹在自己丰厚的嘴唇上，以便让嘴角看起来不那么宽阔，但这个颜色并不是特别适合她。约翰·奥托卡尔穿着西装，是工作时的那套西装。弗雷德丽卡喜欢看他穿西装的样子，毛发蓬乱、又瘦又蓄须、身形松垮、爱穿绒料毛衣或刻意不修边幅的男人，都令弗雷德丽卡无感，连假设要活在一个充满着那种男人的世界里，都令她心生畏惧。爱穿西装的约翰·奥托卡尔刚好是她喜欢的类型，而且他虽然头发很长，却修剪得很整齐，打理得很细腻，他让金发也变得有型，不似一般印象中金发男人的漫不经心、随意慵懒，他在外形上和弗雷德丽卡一样，是有棱有角的。他坐在维克多的小舍中真好看、真应景，一个认真考究的男人，吃着一餐认真考究的晚餐。他们点了法式肉酱、传统鱼汤、风味烤土豆、精致法式沙拉，和一块完美的柠檬馅饼儿。餐桌上，他们谈起了夏天该做些什么。

“我在想，要不要回一趟弗莱亚格斯。”

“那儿很漂亮，越往北，风景越美。”

“我们上次在戈斯兰德住的那几天也不错。”

“比‘不错’好太多了。”

他们之间好像有一些拘谨。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你还有假期吗？”

她以前从不约他一起去任何地方，她都是等着他先开口、先邀约。这一次，她表明了心迹，掌握了主动。

“我当然很想去，很想和你一起去。”

“不过？”

“我还有十天假。”

“不过？”

“你明明知道我的‘不过’是什么，弗雷德丽卡。‘灵虎会’要在四便士村举办为期一个月的静修会。蒂莫西·利里的‘灵性发现联盟’会派人来，还有一些佛教徒参与，这个静修会是埃尔维特·甘德主办的。保罗也会在，保罗希望我去陪他。甘德又写信邀请我了。”

约翰看着浆过的白色桌布，没有看弗雷德丽卡。他补充了一句：“保罗让我问问你要不要一起来。”

“当然不!”弗雷德丽卡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像是自动设定好的答案，语气里是强烈的憎恶。她看着约翰压抑、黯然的神情，约翰慢慢低下头，原本以为他的脸会融进餐厅苍绿主调的背景色中，没想到，他低落的脸庞却因洁净桌布的反光，而被一丝丝点亮了。“约翰，对不起，我本无恶意。但是我没有宗教信仰，也因反感从不参加团体集会。我讨厌一大群人的集体活动，我无法应付那种压力，也害怕在人群中迷失自己。我受不了，我没办法。”

“我告诉过保罗，说你是不会去的，也说明了原因，我对他解释的，跟你现在说的话是一样的。”

“然后呢？”

“保罗说：‘那就是她更应该来的理由，如果永远不接触，她所不知道的事情，她将一辈子也不知道。’”

“他说得可能没错，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宁愿过一种‘不知道’的人生。我会用一只大袋子装许多书，去北方，沉浸在阅读和写作中，还要和我的家人们好好享受家庭时光——家庭，毕竟是一个让我别无选择、无法割舍的群体。”

“我将会失去你。”

“那没人说得准。但我们应该判断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想法，我只能说：我无法把你——至少是我接触到的你——想象成某个狂热团体里的一员，整天只是低吟、哼唱和忏悔。话虽如此，我也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相，即使是我，也有你可能无法想象出的一面吧。”

“不是你说的那样，不是每天只有低吟和哼唱。”

“那是夸张的说法，我承认我说的话不够公允。我觉得我们应该停止对这个话题的谈论。”

“贵格会的沉思……”约翰·奥托卡尔话刚起了头，没有说下去。

“贵格会的沉思？”弗雷德丽卡满腹不解。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那种沉思，让所有人在我心中都变得不再难以忍受。不只是那样。我可以坐在那里，把所有人都当成再普通不过的存在。又过了一会儿——在沉默中浸透过一会儿之后——每个人都变得很沉静。有一种失落感涌上来——不是自我的失去，而是周遭这一切——这喧扰庸碌的生活中琐碎的消失，你和所有人静默地享受着这生命的空白质感。那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同样的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任何东西——现在想想看，那多令人难以忍受，你以为我的忍受能力比你强？那是一种真实到更真实的嬗变，并且从更真实升华至返璞归真，我不想让大家都变成什么‘灵虎’——我只是喜欢那种静默，那种去伪存真。听着，弗雷德丽卡，那是令语言失去解释能力的一件事。你看，我一直重复着‘真’，但你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即使是‘真’这个字眼，也无法透露真意。”

“我或许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不管如何，宗教是我不能离弃的东西，我以前一直不愿正视它。我搞不懂它对我会有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今年夏天，我会在四便士村的宗教活动里得到怎样的启示和收获。不过，我想贴近、想体验的不仅仅是宗教，还有其他的事需要我去做，我得照顾保罗，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尊重你。”

此时此刻，她洞悉了自己对他的爱，是洞若观火的一份爱，不再若明若昧，她想要用“爱”，来回应他这一番至真至诚的感言。

“我将会失去你。”他又说了一次。

“我真的不知道。”她尝试回应他，想做到跟他一样真诚，“我不应该说那些失礼的话，但我没有欺骗你，那也是我真实的感受，我无法接受你的执着和投入，无法接受‘灵虎会’，无法接受化学成分引发的癫狂，无法接受搂抱相迎的集会，我只感到……”

“排斥。”

“是的。”

“我也是，真的，如果是为我自己，我可以不去，但是保罗他……”

“不是你希望与他隔离的么？”

“没错。但我缺乏能力，有时候我想，能帮助我们兄弟俩的人是甘德。”

“你真的这么想？”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不知道我该想些什么。而保罗从来都知道自己该想些什么，讽刺的是，这恰恰是他的症结所在。长久以来，我都被当成是那个坚强的人，而我只是某种程度上的坚强，他才是个有信念、有感知的人，他能孤注一掷……”

“我的生活里无法容纳你们两个人。”

“同意。所以，我将会失去你。”

他又低下头，把眼光平铺在桌布上。弗雷德丽卡咀嚼着柠檬馅儿饼，她的味蕾上有甜和酸的味觉。她可不需要什么化学药剂的刺激，柠檬馅儿饼本来就是甜的，是酸的，是忘不掉的味道。

“你决定就好。”她淡淡地说。

他抬起头。

“我会跟你一起去弗莱亚格斯。我不能失去你，你对我很重要，我们两人一起在北方的旷野上找到属于我们的宁静。”

他轻轻地挪动手，他的手拂过白色桌布，触到了她的手。她一瞬间心悸不止——她是不是给出了无法兑现的承诺？她是不是将要卷入一段难分难舍、迷离扑朔的兄弟纠葛？

“不用保证些什么。”他仿佛从沉默中听到了她的迟疑，“就是过一个暑假罢了，我们一起过个很好的暑假。”

她这才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干燥、温暖，又好摸。他们结了账，搭地铁回到了肯宁顿。

当他们返回哈梅林广场时，发现广场的人行道上聚集了比以往要多的人群，阿加彭斯一家人出动，厄特全家人也在人群中，连那辆小奥斯汀的矮小主人都站在靠近人群的地方。哈梅林广场42号的门是敞开的——不是后门或侧门，而是正门，站在门框边上的是利奥、莎斯基亚和他们的临时保姆，几个人都焦急地向外望着。约翰·奥托卡尔和弗雷德丽卡来到圆形广场“锅柄”处——其实是广场的边缘，顺着广场边缘的台阶逐级而下。要走到广场中央时，他们发现一个光芒耀眼的人也正在台阶上蹦蹦跶跶，那个身影一次能跨三个台阶，很快地，那个人用芭蕾大跳式的剪刀步，跳到了中间那块泥地上。那个人长着一头飘逸的金发，裹着一件长款的、闪闪发亮的袍子——远看像是袍子，其实是一件透明的袖子很长的塑料雨衣，雨衣发出来的亮光，像汽油滴入雨天路上的水洼显现出的那种油水混合的复杂光色一样，塑胶雨衣也因人的动作，发出咝咝的、嗖嗖的声音。那个人手上搬着东西，小心翼翼地摞到一张旧椅子上。那个人紧靠椅背摞东西，好让东西不会掉下来。旧椅子立于泥地的中心位置，那块泥地上还留有不久前篝火之夜时焦黑的痕迹，与旧椅子毗邻的，是一张被胡乱丢在那里的破床架。那个人弯腰靠近了椅子，动了一下那个东西，整个哈梅林广场便立即被音乐充斥了——不是流行音乐，而是歌剧《女武神》的临近结尾处，女主角布伦希尔德身陷火海时的一段女高音唱段。不清楚为什么人们远远地看着那个人的出格行径，但没有任何人上前。那个人接着拿出一个基安蒂红葡萄酒瓶，拔掉塞子后，他从酒瓶里往椅子上倒出液体，以示祭奠，然后旋转着掠过泥地边缘一座座塔形物，那全是用书籍所堆砌成的，好几座书塔围成圈，围绕着泥地。他不再轻声哼哼了，而是大声地唱起来，听嗓音是个男人，但他唱的不是瓦格纳，跟电唱机里《女武神》的咏叹合不上，他唱得振振有词，唱词是混合式的文本。他还在舞蹈着，在街灯的灯光下尽情舒展着双臂。渐渐地，似乎能看清楚塑料雨衣之下，他一丝不挂，但他身上涂着经过特别设计的螺旋纹路的金色和紫红色彩绘，彩绘从他的四肢旋扭开去，一路旋扭到他的乳头，扭过了他金色阴毛中勃起的阴茎，连他的肚脐眼都没落下。他一头迎风飘散的金发之下，脸也涂了漆，但因为他戴了一个猫面具而不辨面目。面具上画着一只张着口，不知是咆哮还是打哈欠的猫。这副外表让人看得屏息凝神。他拿出一只打火机，点燃了其中一座书塔——书塔一共七座，都筑得相当高。他把一座一座书塔轮番点燃，向书塔敬礼，先是耷拉着脸，后来又扮起鬼脸，分不清是向人扮鬼脸，还是向书扮鬼脸。他唱啊跳啊，口中念着：“酒神的女信徒啊!扎格列欧斯啊!”这是既荒谬又骇人的一个场面。书塔上的书一开始烧得很旺，后来火势转小，发出刺鼻的气味，冒出阵阵浓烟。他暂时停止了狂舞，从基安蒂红葡萄酒瓶里往书塔上倒东西，是煤油。弗雷德丽卡原本和所有人一样，几乎快被他制造出的喧嚣、火焰和诡谲画面吓得瘫痪，可猛然间一股心胆俱裂的恐惧像电流一样贯穿了她!她把约翰的手拨开，踉跄地跑向前，她伸腿向离她最近的一座书塔踢，要毁掉书塔，书塔上的书竟然是被线连在一起的，书塔坍塌，书却没有散，火花滚了一地。从倒掉的书的书脊上，弗雷德丽卡辨读着书名和作者，那是她的藏书，全都是她的藏书!那不仅仅是书，也是她的一部分，是她在校外文学课上讲解的书，是她穷尽一生爱着的不肯放弃的书——《城堡》《审判》《白痴》《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曼斯菲尔德庄园》《堕落》《理性时代》《蝇王》《自由落体》《恋爱中的女人》《霍华德庄园》。

怒火吞噬了弗雷德丽卡。是丧失理智的怒火，是狼突鸱张的怒火，因为她的理智和顾虑早已写进她所有的笔记、所有的注释中，而这些笔记和注释，都写在熊熊燃烧着的书的扉页、衬页和空白页上。她努力要踢散这些书，用脚来为书灭火。她又冲向另一座书塔，那座书塔里有《失乐园》、欧里庇得斯的剧作集、《浮士德博士》。穿塑料雨衣的那个人从破床架后蹿出来，扑到她面前，向她狂啸着。“他在向我狂啸!”在心急火燎中，她仍在意着要用正确的字词来形容所见所闻。

“我要杀死你!”她也向保罗/“扎格”狂啸，“我只要一抓住你，就会杀了你!”

“我——不——会——被——杀——死——的!”他故意拖长音，“我——本——就——生——于——火——海!我——不——会——着——火!我——也——不——会——被——消——灭!”

“胡说八道!”弗雷德丽卡吼着，“你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她试图一把抓住他，但他的皮肤又烫又滑，他身上的金色和紫红色油彩或油污是吸热的，他的体温太高，她的手一碰到他的肉体，不得不又立即松开。她揪住了他飞扬着的塑料雨衣，塑料雨衣也是一样地烫手和滑溜，高温下的塑料，眼看就要熔化似的。他向后跳跃着，跳回广场中心，他点燃了那把旧椅子，椅子上还摆着他装着煤油的红酒瓶，这一把火蹿升起来，像一座火焰塔拔地而起，直冲夜空，把他的金发表层烧焦了，他的雨衣一角也迅速熔化了。塑料在高温中皱缩枯萎，制造出独有的臭气和浓烟。弗雷德丽卡身陷两种情绪中无法招架，一种是杀人狂般的残暴震怒，一种是拯救残书的心急，真想扑灭这场火，把书在化为灰烬前抢出来!她企图移动到另一座书塔，又被保罗/“扎格”先发制人，他在她面前疯跳着，又弯下身子，在她冒火的惊悸的双眼前，把书塔紧扣在怀里，像要保护书塔。现场弥漫着种种臭气，是肤肉被烧着的气味，还有烧塑料和烧纸的气味。书塔的结构并不稳固，他和书塔一起往后翻覆，倒在泥地上。弗雷德丽卡赶忙一脚把绑在一起的书从他已经被烧伤的胸腹部踢开，那些书早就在熏烧着，保罗/“扎格”抱着书时，是浑然不觉，还是置之不理？等约翰·奥托卡尔回过神来，奔到弗雷德丽卡身边，一切都为时已晚。保罗平躺在地面上，双眼圆睁，直勾勾地盯着什么东西，是烟霾中的夜灯，是黑色、橘色、银色搅和在一起的夜空，还是遥远的快被烟熏得看不见了的星星？保罗并没有痛感，疼痛席卷的时刻还未到来。玛丽·阿加彭斯出现在这个场景里，拿着添加了锌的蓖麻油药膏。保罗那不太像人的却依然灵动的眼神转移到弗雷德丽卡身上，弗雷德丽卡也看着他的脸，他的睫毛是金色的，但黑色和红色的眼泪从他眼中滚滚落下，拂过他涂成了金色的脸。他喃喃地说：“天空，爬满了旋转的大蜘蛛，它们和不同颜色的八足类动物成群结队地爬着，那些吃着生肉、吐着血的蠕虫和蛆虫也很稠密地聚集着，它们得赶紧躲起来了，但它们没有地方可躲，因为它们数量太多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布伦希尔德尖声唱出她的反抗和屈服。”弗雷德丽卡意识到她眼前这位敌人精准地指出了歌剧的行进过程，而他的宣告也吸引所有远观的人缓缓地聚拢到泥地上，近看这一切。“他进入了极度兴奋的状态，”玛丽·阿加彭斯说，“一定是这样的，他在药物作用下，进入了一趟糟透了的旅行。”

“我极度兴奋!”保罗大叫，“我在一个高远的地方，我要一跃而下，我的天使们会把我托举起来，你们看着吧，我在一趟糟透了的旅行中，蜘蛛追着我不放，我得跳了，我得狠狠地跳下去，只要我一跳，它们就会跟着我一起跳，所有原本承托着我的东西都会被我拽下去，你们都会看到这一幕的，不管你们愿不愿意，你们都会看到的。”

“疼死我啦!”他突然说了一句，接着就狂躁地呻吟起来。

“我已经叫了救护车，”玛丽·阿加彭斯说，“他被烧得这么严重，他们会把他送到罗克汉普顿的烧伤救治中心。”

她话刚说完，救护车的警报声就已传来，一辆救护车从街角绕进来，驶进广场里。

约翰·奥托卡尔说他得上救护车，陪伴着保罗。

弗雷德丽卡安抚了莎斯基亚和利奥入睡，自己却彻夜未眠，她从遭火舌凌虐的书中找出几乎完好无损的书，从烧得焦黑的纸中拣出烧成棕色或黄色的纸，从灰烬中捧出可以辨认的字。她静静地哭着，直到她那善良体贴的朋友晚归回家，她才停止了哭泣。约翰·奥托卡尔没有从医院里打电话给她，第二天也没有电话。

[1]　考沃特(Culvert)的英语发音近似covert，意思是：不公开的、隐蔽的。

[2]　洛绮丝(Roseace)的英语发音与Rose-Arse相近，Rose-Arse直译是“玫瑰-屁股”的意思。

第18章

保罗/“扎格”的公开“表演”之后，奥托卡尔兄弟俩悄无声息地淡出了弗雷德丽卡的世界。弗雷德丽卡先是等了一两天的电话，接着便失陷于一种她曾感受过的旧时怨愤。她去见了戴斯蒙德·布尔——就在他的画室里。她喜欢他的新创作，一个名为“面具”的装置艺术作品和全是眼睛的拼贴作品。她用高脚杯喝了几杯艾格尔公牛血红酒，不胜酒力，醉倒了。红酒在她腹中翻搅，松节油不放过她的鼻腔，而心中的幽怨更是无法排解，这一切都让她反胃到想吐，她倒入布尔的怀中，两人滚到布尔画室中的床垫上。布尔是一个不说废话的情人。“他像一个蒸汽锤，”弗雷德丽卡想，“这正是我此刻需要的：躺平、性交、终止。”她啃咬着他的肩膀，狠抓着他的肋部和屁股，她敦促他勇猛挺进时的样子，像一个野女人，但她毕竟是一个现代女人——她在避孕药的保护下，什么也不怕，所以她才那么野。他们两人见面，本就是为了各取所需，所以没有花言巧语，没有拐弯抹角，没有前戏调情，没有好奇探索，也没有惊喜发现，只是一个合理范围内的肉体享受，也没有哭哭啼啼和互相伤害，就是两个处于忘我状态的人，分享一段对彼此有益的时光。之后，他们一起去吃了一顿晚餐，滚烫熟番茄和奶油干酪调汁的蘸汁意大利面、波纹贝壳通心粉，他们边吃着热腾腾的食物，边热烈地讨论帕特里克·赫伦的绘画作品。“这对我、对布尔、对谁来说都是公平的，”弗雷德丽卡心想，“或许，这能够让我把那两个双胞胎塞进我脑袋的凹洞里。”她更怀疑，自己在面对、处理这一切时，是不是表现得像个男人一样？她可以在自己的下唇上感到自己撕咬布尔时的狠劲，她的牙齿在自己嘴唇上都咬出了齿痕；她还在自己的颧骨上看到和布尔面颊相碰时造成的肿胀，想必撞他时撞得很用力。但她一脸欲求被满足的表情，她自己看到后，不怎么愿意承认。戴斯蒙德·布尔问起裘德·梅森和他那本书的官司。“最近没什么消息了，”弗雷德丽卡说，“可能是律师们的‘农闲’时节到了，他们不怎么工作。”

她一个人去了北方。她惆怅满怀，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度过夏天，不知道该怎么度过接下来的人生。她很想念利奥，可是她不得不内疚地坦白：利奥不在她身边时，她真正感觉到了自由；她也不怎么想奥托卡尔兄弟俩，那对双胞胎跟她所谓的自由没什么关系。真是一个很热的夏天，她坐在她弗莱亚格斯房舍后面的草坪上，居高临下，面向旷野，她读着需要写书评的小说，但那个夏天，出版社、报社和杂志社寄给她的书不是很多，是个干枯的夏天。她还得准备明年要在校外文学课上用到的讲义，她想重点讲解两本书，一本是《威尼斯之死》，一本是《丹尼尔·德隆达》。她回到父母亲身边，用了一天或两天才彻底意识到父亲的苍老，他有点耳背了，走路时也很留神，甚至是小心翼翼的，不过，他的思想观点还是很超前的，也更有试探性。弗雷德丽卡回到弗莱亚格斯村两天后，丹尼尔也来了，除了看望儿子威尔和女儿玛丽，也借机休息几天。他和弗雷德丽卡一样，也有感于比尔的衰老。

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到来，一场谁也无法预料到的戏剧性事件也即将拉开序幕。之所以说无人能够预料，是因为这场戏的主角们都在弗莱亚格斯，情节大多在朗罗伊斯顿和卡尔弗利两个分舞台演进着，所以人在伦敦的弗雷德丽卡和丹尼尔并不知情，只能当看客。其实这是马库斯和他的两个女性友人——鲁茜和杰奎琳的私事。弗雷德丽卡躺在帆布折叠椅里，在高耸的草坪上，时不时能看见他们从眼前走过，有时候是两个人，有时候是三个人，有时候是四个人——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偶尔会加入他们当中——他们四个人或三个人或两个人，不是激烈或阴沉地争吵，就是看着地面做沉思状，或比一些表达心情的手势动作，或像结了冰一样一动不动，这全都看在弗雷德丽卡眼里。有一次，弗雷德丽卡在距离家门口很远处瞧见马库斯和杰奎琳，杰奎琳，棕色眼球、神情坚决、面色凝重，正在厉声斥责马库斯。

“你必须去，只有你才能解决这桩缺德事。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很离谱，也知道你能插手介入，那你为什么还懦弱成这样？”

“这不关我的事，我改变不了什么，我的参与只会让事情变得更棘手。”

“但这太可怕了啊，马库斯!”

“或许吧，或许吧。”

他们一看到弗雷德丽卡趋近，顿时没了声音。弗雷德丽卡百无聊赖地琢磨了一阵，从他们的争执中琢磨不出任何头绪，只好又返回托马斯·曼对威尼斯独特活力和无奈颓败的精细解构中。

马库斯和杰奎琳来弗莱亚格斯吃午餐，两人走进家里时，弗雷德丽卡不知道要不要把他们当成一对，以至于她去问了丹尼尔，丹尼尔也说不知道。丹尼尔说：“他们两人的关系可能是一阵一阵、分分合合的吧。”他还补充了一句：“他们好像对彼此都有不满。”温妮弗雷德做了一桌好吃的午餐，一大盘烤肉，一大盘沙拉，还有覆盆莓蛋奶酥。吃过午餐后，他们转移到屋后的花园里喝咖啡。一个人影从房间里走出来，靠近了他们，但是没人听到门铃响。来的人是鲁茜，也就是那位护士，她两根浅色的头发扎成的辫子，在她肩头扫来扫去；她穿着一件方格棉布洋装，满身是蓝色小格子，洁白的领子光滑无褶，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她对温妮弗雷德致歉说：“请原谅我很失礼地闯进来，我急得连门都忘了敲。我是来跟你们大家道别的，我会离开卡尔弗利——我已经辞职了，不在医院里工作了。”

“哦，这样啊，我为你有点不值，”温妮弗雷德很实话实说，“希望你心情没受到什么影响。你这是要去哪里呢？”

“你不是说过你还没决定吗？”没等鲁茜开口，马库斯就忍不住了，“你不是说你还在考虑当中吗？”

“嗯，我已经考虑好了，我也祈祷过了。一切都变得无比明晰，只能说无比明晰。我就在等着事情变得明晰，我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浪费。所以我已经递上了辞职信，收拾了行囊，然后来到这里，和大家告别。”

她扬起一张明丽的脸，对着温妮弗雷德微笑，没有向马库斯或杰奎琳看一眼。丹尼尔问：“你到底要去哪里，鲁茜？”

“我要去立誓修行。噢，不是你们想象中老式的女修道院里那种修行，没有那么封闭。吉迪恩·法勒的‘喜悦孩童’组织要组建一个小型的驻地社区，名称叫作‘喜悦同伴’——我会成为第一批的同伴之一。我很适合，我有能胜任这个工作的技能。”

她的微笑很轻浅很克制。丹尼尔为她搬来了椅子，请她坐下，她欣然接受，仍不向杰奎琳或马库斯看一眼。

“这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机会，我不能错过。”她的声音小而清脆，声线跟她的微笑一样克制。她在膝盖上叠放着两只手，和蔼地看着在座所有人。

“所以你的工作是吉迪恩·法勒牧师为你安排的吗？”

“没错。第一个社群会在吉迪恩牧师目前所在的教区设立，靠近博尔顿。那个地址很理想，周边有许多宁静的村庄，那个教区下设的堂区是一个农庄型的堂区，但我们在那儿接待访客、有需要的教友或一般人都没问题——况且那个地区周围就有许多工业城市，我们去那些城市宣导或那些城市的人来找我们都很方便。”

马库斯说：“你在你目前工作的地方就能发挥很大作用，你看你在儿童病房里帮助了多少年幼的病患啊。”

“是啊，但那是一个弥漫着死亡和绝望气息的地方，一个糟透了的地方，而且我被工作捆绑，想去哪里也去不成。幸亏有‘喜悦孩童’的朋友们，我得到了他们极大的帮助——同时，我们不但互相帮助，也能帮助那些病态的、不快乐的人。我们能向世人展现：我们有治愈的能力，吉迪恩有治愈的能力，我自己就见证过他的能力，这下我终于能为他工作了。”

“但为什么要立誓？”丹尼尔不解。

“哦，不是以前那种誓言，是新的誓言。誓言详细内容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但其实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对社区的忠诚，永不松懈的警戒心，以及对伙伴的信任。”

杰奎琳爆发性地开口了：“鲁茜，你不能这么做，你会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你千万不能去。”

“危险？根本不危险，那是一条救赎之路。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明白。”

“吉迪恩·法勒是很有人格魅力，但是你很了解，他是个危险人物——你知道的，我敢肯定你知道。”

鲁茜从椅子上站起来，细致地整理了一下身穿的方格棉布洋装。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我不会让你惹得我不开心。我知道你根本不会了解，我曾经还疑惑过是否会得到你的理解，但现在我确定了。这就是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我借这个场合和你分道扬镳，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行径、我的决心——让你不会再继续为难我。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我，我早就知道这一点。”

“我也不敢说了解你了。”马库斯附和了杰奎琳。

“好吧，我还曾对你抱有过一线希望。你明明有理解力，但你非要回避一切。我想我应该走了，我没有必要待在这里被任何人攻击。”

她站在那里。她和比尔握手，比尔一副悲观的神情；她和温妮弗雷德握手，温妮弗雷德温和地笑着；她想要亲杰奎琳一下，杰奎琳迅速闪开了；她亲了丹尼尔，丹尼尔对她说：“照顾好自己，鲁茜。”她尝试亲马库斯，马库斯出人意料地抓紧了她的手腕。

“不要走，鲁茜。”马库斯语意不明，不知道是让她此刻别急着走，还是让她永远都不要去“喜悦孩童”那里。

她挣脱了马库斯，抽出了自己的手。她快速地离开了，从后门进了屋子，从前门出去。她的头低着，她可能在哭。马库斯追了上去，她跑了起来。两个人从屋子里跑了出去，很快就没了踪影。杰奎琳先是站了一会儿，又慢慢沉进椅子里，若有所思的样子。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这时也出现在花园的大门外，他显然是从旷野上走到这边来的，穿的就是一身散步的衣服。杰奎琳竟然没注意到他的出现。杰奎琳对丹尼尔说：“你知道吉迪恩·法勒的为人，你知道他都做过什么事。阻止鲁茜!”

“我阻止不了她。”丹尼尔说，“关于‘喜悦孩童’，你究竟都知道些什么？”

“什么也不知道，但整个‘喜悦孩童’都令人从心底里感到不安。我只知道吉迪恩是怎样的一个人，也知道他在哪里，他的爱就是性。他用他的魅力、他的外表、他的手段、他的独立去勾引那些年轻女孩。他把那些女孩都害得很惨——我到过他那里，我知道……”

“他伤害那些女孩子？”

杰奎琳思考了一下丹尼尔的问题，她说：“我猜，是这样的，是的。他为所有事情都制造了一种可怕的幻想性，无论是自我牺牲还是情感交流都变成幻想仪式。说什么幻想，那全都是性欲、肉欲、色欲……”

“但你空口无凭。”

“你是在为他开脱？”

“不，像你所说的，我很了解他。我相信你的话都是有真凭实据的。”

“好，那么，你就应该阻止鲁茜。”

“太难了。她是个成年人，她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马库斯回来了，他径直穿过了他的家人和朋友，穿过了卢克，走向了旷野，他的步履越来越快。杰奎琳站了起来，朝他追去。某一段距离之外，她赶上了他，远远望去，看得出他们在拥抱，后来，马库斯又把头放在她肩膀上，他们走远了，臂膀相依相携。

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进入了花园，温妮弗雷德给他递了咖啡，他啜饮起来。

花园里此时只剩弗雷德丽卡和卢克·吕斯高-皮科克两个人。比尔去午睡了，马库斯和杰奎琳不见了人影。丹尼尔带威尔去拜访当地一个朋友，玛丽骑着脚踏车去远足了，温妮弗雷德整理着碗碟。卢克·吕斯高-皮科克没有特别过问这一幕幕戏剧性的场面，但弗雷德丽卡大致上告诉他发生了什么。

“鲁茜来了，宣布说要离开卡尔弗利，去一个宗教社区里居住和服务，而且还立了誓，所以搞得大家都不开心。杰奎琳跑去安慰马库斯了——也可能是马库斯安慰杰奎琳吧，但这其实也说不清楚。”

“既然这样，我还是先别说我自己的消息了。”

“你自己的消息？什么消息？”

“我得到哥本哈根一个研究机构的邀请，去担任那个机构的负责人，可以说是一个荣誉。”

“所以你会去哥本哈根？”

“我还在考虑，正反两方面的因素我都要考虑。”

他望向眼前空荡荡的旷野，什么人影也见不到了。弗雷德丽卡注意过他看杰奎琳时的眼神，弗雷德丽卡想要告诉他：“空等是没有用的，到头来只是一场空。”但这么说显然太失礼了，所以她只好问：“那片旷野中有陆生大蜗牛吗，还是螺旋大蜗牛？你观察过吗？”

“我认为应该有蜗牛，但应该不是我所研究的蜗牛种类；还应该有蛞蝓吧，但也不是我实验室里研究的那两种，尽管种群相同，但差别很多。”

弗雷德丽卡似乎对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和他研究的蜗牛有了些微的兴趣。她感兴趣的原因是她觉得他也是一个“层层贴合”的生物——他既能把他所有的注意力投放在那些渺小的、珍珠般的、卷曲盘绕的、缓慢爬行的生命体上，又能详述一些诸如基因、脱氧核糖核酸之类复杂到令她不知所云的知识，还能将他狂烈的性冲动，转化成寂寥的却并非无能的恋慕。弗雷德丽卡也正尝试着要将自己那本定名为《贴合》的摘录簿上的内容，转化成一种有连贯性的却各自独立成篇的写作，就比如，她有过这样的想法——自己是个集许多女性身份于一体的女人，是母亲，是妻子，是情人，是观察者，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将不同的旋律、节奏、语汇，像编辫子那样编织在一起，变成一个能发出许多声音的聚合体？也可能自己做不到吧，她不是没有这样的顾虑——斯通的故事是一个旁观者的侧记，是个案，或说是特例；法务信函重组后的“拼贴文”，很新奇，却也古怪；还有那些她因为心弦轻抚而想把心情落于纸端的时刻，可是这些情绪一旦用文字写了出来，她便对自己难忍憎恶，那感觉就像是她摸到了一团黏滑的污泥——这是她须臾间想到的一个比喻方式，因为她刚才说起了陆生大蜗牛。如果要写真实的感受，比如利奥反抗着的胳膊，对奈杰尔暴行的回忆，约翰·奥托卡尔染上血渍的小腹，一股心底油然而生的恶寒将立即压倒她，让她看到自己的虚伪，之所以说“虚伪”，是因为这一切都太庸俗、太陈腐，以至于对这些事情的记录本身就成为一个造作、斧凿之举。她又看向卢克·吕斯高-皮科克，这是一个观察者、一个收藏者、一个思想者、一个行路者——他爱上了一个棕发、棕眼的女孩，而棕发女孩爱的是弗雷德丽卡的弟弟马库斯，这是叫人费神的一个局面——这种关系，让卢克·吕斯高-皮科克也变得庸俗，变得寻常，或者他本来就有庸俗和寻常的一面，但这加重了他庸俗寻常的程度。她不敢把这些想法跟他分享——他的自尊心应该比谁都高，且不容轻蔑，但他的自尊心是很内敛的，不形于色。弗雷德丽卡观察到蜗牛的“性生活”——或者说交配，毫无疑问，并不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痛苦，这都是相比人类的性生活而言。她说，她知道蜗牛是雌雄同体的，整个交配过程可以独立完成。吕斯高-皮科克说，生物界对此仍有争议，事实上，它们是否真的倾向于通过自体性交来繁殖，也值得讨论。通常来说，一只蜗牛仍需要另一只蜗牛来进行繁衍生殖。关于以一个谁、什么时候、用了什么、做了什么的方式这种问题，吕斯高-皮科克是这样向弗雷德丽卡讲解的：蜗牛，长着一种稀奇的器官，叫作交配器，或“恋矢”，两只蜗牛用恋矢来互相刺激。而恋矢的不同点，也是区分陆生大蜗牛和哈雷克斯蜗牛的关键所在。他还说了自己对大型蛞蝓——黑蛞蝓两个种群的研究，两种都是黑蛞蝓，一种在旷野中常见，一种则在谷地深处现身。吕斯高-皮科克说：“蛞蝓这种生物是很有趣的，尽管旷野黑蛞蝓与深谷地黑蛞蝓外形上几乎毫无区别，旷野黑蛞蝓却能自体受精，并会保持基因的一致性，而深谷地黑蛞蝓经由有性生殖，繁衍出基因多样化的后代。真古怪，难道不是吗？——要知道，在地理上占据高位的旷野黑蛞蝓，虽然是雌雄同体、独善其身的，它们的性器官却在可能长达数千年的弃用中，仍保持着巨大的外观形态，这跟达尔文的观点是相悖的。”弗雷德丽卡问：“对基因科学的深入研究是否改变了你对人类行为的态度？”他欲言又止，陷入了一阵沉思。

他说：“我本来打算想都不想就直接否认，但我思考了一下，觉得真正的答案是肯定的。爱，以及所有与其相关的情感表达，是人类特有的，就像语言文字一样，专属于人类。我从来不赞成对猿猴教授人类语言的做法，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贬低了其动物性，就像给它们穿上短裤或戴上童帽。但是当我开始理解，我们不过都是脱氧核糖核酸编码序列的结构性产物；当我开始理解，雌雄同体的黑蛞蝓也好，两性相交的黑蛞蝓也罢，或者是花园葱蜗牛，甚至是人类，都受制于脱氧核糖核酸的序列；当我懂得我们细胞内生命机能的运作正一刻不停地进行着；当我懂得语言、意识却似乎与这一切并无相关——这种认知，的确能改变我，的确能改变一个人，是的，我对人类行为的看法有极大改观。最重要的是，基因科学降低了我对自身重要性的高估，也纠正了我对‘爱即是爱’，以及‘爱最大’，或‘爱的表达’等一切情感层面的论述，基因科学让我了解，不仅仅是性爱，连性别都源于一种盲目的驱动。怎么说呢？就像抗体围绕着病变的细胞而产生，或者细菌随血流在全身散播，爱，与这些生理过程，在道理上是一样的。”

“我以为这种领悟挺让人宽慰的。”

“哦，可以这么说，有时候挺叫人宽心的，特别是头脑清醒的时候。”

“或许有的人应该依靠这些科学理论将就着过下去。”

“唉，但运气的事谁也说不准，或许有的人不相信科学，或许有的人恋爱很顺利。”

“在我个人的经验里，”弗雷德丽卡说，“没有绝对顺利的恋爱，或者顺利也只是一时。”

“欸，你是不是在向我暗示什么事情？”

“不，哦，不是，我没有暗示什么。”

“其实没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弗雷德丽卡从卢克·吕斯高-皮科克借给她阅读的文章中选出几段，抄到她的《贴合》摘录簿上，这么做的原因是，她颇欣赏蜗牛如此公开地展示壳上的螺旋，直截了当地让人阅读它的基因序列。她还抄了一段关于哈雷克斯蜗牛的“恋矢”，以及哈雷克斯蜗牛与陆生大蜗牛的差异的描述。

贴合

习惯决定了栖息地。哈雷克斯蜗牛被认为是一种有惰性却也有灵敏感知的动物，它爬行的时候，壳会保持微微前倾的竖直状态。相比起其他种类的蜗牛，它的夜行性稍弱，在生物学家内格尔看来，哈雷克斯蜗牛在光度锐减时反应尤其钝化，或者说在阴影中反应特别迟缓，而且在日间光照下并不会过分刻意或谨慎地遮蔽自己。

比较来看，哈雷克斯蜗牛体型小于陆生大蜗牛，包括壳在内，整个身体更趋近于球形，壳的螺旋处呈白色，壳的厚度稍薄，光泽度较高；哈雷克斯蜗牛的螺纹变化不多，壳上毫无螺纹变化或有五条螺纹的种类较多，无论是螺纹的数量，还是螺纹的缺失，都是辨别哈雷克斯蜗牛和陆生大蜗牛的依据所在。

内在结构上，哈雷克斯蜗牛和陆生大蜗牛的差异更加显著，最大的分别是交配器或曰“恋矢”——四片看似简单的可纵向伸出的锋刃状物上，长着新月形的石灰质尖刺。在哈雷克斯蜗牛身上，每片锋刃嵌入得非常深，裂缝可容纳锋刃完整的长度，锋刃一分为二，总共形成八片尖利的锋刃，另外，在每片锋刃上没有新月形的尖刺，是光秃秃的一根根长刃；在陆生大蜗牛身上，阴道黏液腺也通常比一般常见于林谷的蜗牛，在分叉上更多，而且不同于一般林谷蜗牛阴道黏液腺单一又一致地呈指状，陆生大蜗牛的阴道黏液腺在末端是肿胀或囊状的。

卢克·吕斯高-皮科克的资料被弗雷德丽卡穿插进她反主流文化的阅读资料中，在这些阅读材料中，还有蒂莫西·利里《分子革命》的部分内容，《分子革命》是蒂莫西·利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所赞助的D-麦角酸二乙胺研究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讲。弗雷德丽卡摘录如下：

关于“兴奋受众”的讲座

如果你们中任何人在过去两小时内吸食过大麻，那么你现在听到的不仅仅是我所发出的信号。你们的感觉器官已经得到强烈刺激，感知能力得到极大增强，你们对于光线的作用和声调的变化也极为敏感，你们在我这番洋洋洒洒的主语、谓语的整齐语序中，能抓到许多感官暗示。你们当中可能还有人感到得赶快把你手中那支高倍显微镜放在你一只眼睛上，对我观察一遍，口中振振有词：“这个人到底在絮叨些什么？”如果是这样的，那就说明，你今天晚上真的是服用过致幻剂才过来听我演讲的，不管怎样，我的职责都不是将你从幻觉中唤醒，更恰如其分地说，是不让你在幻觉中感到失落。我在对沉浸于幻觉中的听众们演讲时，常常有这样的体验——我的眼睛在室内四处搜寻，最后定点于两个球状物上。在两汪幽深、漆黑的潭水中，我意识到我看入了一个人的基因序列，我必须从这个基因序列中解读信息，我要提醒自己的是，不要企图让这些信息对符号性思维产生意义，不要让这些信息对复杂的感官系统产生意义，我需要的是对许多革命性的生命形式——变形虫、精神失常者、中世纪圣人，解释我读到的信息。

弗雷德丽卡的摘录素材多种多样：

铁轮永不停转，木槌敲击不止。夜里，排气孔散发出的热气有了飞羽般的形态，排气孔下方红色的、蓝色的、毒液般绿色的光芒，将这丝丝缕缕、缠绕升腾的羽毛点亮。

那里耸立着一座造型庄严的塔楼。它是旧时工匠们建造的，却透露出一种并非出自匠人之手的感觉，那座塔楼像是经历过排山倒海般的岁月磨难，被撕裂了骨架而露出的一副躯体。塔楼上端有一层光滑的石阶，上面写着奇怪的符号，一个男人可能在石阶五百英尺之上，以悬空之姿站在那里。那便是欧散克塔，是白袍萨鲁曼的堡垒，不管是从原始设计上，还是从巧合上，“欧散克塔”都有着双层含义。在精灵族的语言中，欧散克塔的意思是尖齿状的塔，而在中土大陆的古英语中，欧散克塔的意思是“狡黠的人心”。

弗雷德丽卡的摘录回到了“蜗牛”：

陆生大蜗牛——壳上有左旋螺纹的庞然大物

壳形不均，种类不规则

陆生大蜗牛体型硕大(弗雷德丽卡还在这里贴上了陆生大蜗牛的照片)

螺旋随着外旋扩大，部分螺纹有断裂、错置现象

逆时针方向盘转的螺纹

又回到蒂莫西·利里的讲稿：

我们必须意识到进化尚未终结，人类不是最终的产物，就像灵长类动物有多个物种一样，人类，或者说智人，可能最后也会进化为多个物种。说不定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两个不同的人类物种，其中一种人类叫作“机械人种”，他们喜欢住在金属制的建筑物或摩天大楼里，只要在一种机械秩序中，或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便会生龙活虎。不过，这种人类，最终将成为一整套很技术性的机械部件中，失去效能、容易损坏的零件。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变得无足轻重——就像蚁丘中的蚂蚁，或蜂巢中的工蜂，性别或性交，变得很不个人化，滥交情况也随之出现。这种人不会在乎到底要和谁做爱，反正每个人在他眼里，都是可替换的零件。还有，比如说，有个漂亮的金发女郎是个电子打字机操作员，所以我们也能衍生出“科技人种”，不管怎样，我们人类这种善于“播种”的物种必将世代繁衍，但是，如果我们那一整套试管生育机制的部件中，有哪个部分没被杀菌剂清理干净，我们就得面对新的疾病种类。我们搞不好会住在沼泽里，或林中的某处，得意忘形地嘲笑着人类的生存机制，回忆着我们的来时路，并向我们的孩子讲述这一切。不管你相信与否，我们都不是机器，我们被设计出来也不是为了制造机器或操作机器。我认为懂得机器操作原理的人得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欣赏的人，因为机器本身就是一套完美的瑜伽修行法，机器本身是一种美妙的迷幻药。我对机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脱氧核糖核酸多么不可思议，能制造出我们人类，也制造出那些机器。

——蒂莫西·利里，《灵魂会话》，第221页

弗雷德丽卡的思绪在基因的相同性、差异性、机器人种、花卉、石头、纸张、剪刀等事物之间不安地游走。她觉得一般“兴奋受众”所执迷的脱氧核糖核酸，与陆生大蜗牛的脱氧核糖核酸即便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无论是在食品加工机里，还是幻灯片上，又或是卢克·吕斯高-皮科克的显微镜下，人类和陆生大蜗牛的脱氧核糖核酸都是天差地别的吧？弗雷德丽卡想了解卢克·吕斯高-皮科克的所知，但就近来看，比起搞懂蜗牛是怎么一回事，弗雷德丽卡更想弄明白蒂莫西·利里究竟在说些什么。

冗长的法务信接踵而至，即使是在炎夏，即使是在远离伦敦的弗莱亚格斯村。弗雷德丽卡打开其中一封，里面有一叠厚厚的文件，阿诺德·贝格比为那封文件写了一封附信，信上说，经过极其中立又客观的研判及思考，他得出的结论是：“你的丈夫，也就是被告方，似乎已经决定要提供他的答复，而他的答复已经记录在案，你对他做出了离弃、精神虐待和婚内通奸的指控，因此，他不得不进行答复。他已经向司法常务官告假延期上庭，以便有足够的时间修订他的答复，并准备在庭上进行反控，他的告假已经得到了准许。”

贝格比还说：“我需要特别点明的是，作为我的客户，我希望你得知：庭上要求你丈夫对你的失检行为做出具体的逐项指控，但他不需要交代对你失检行为取证的渠道。当然，你的离弃行为相当明显，所谓的精神虐待，与离弃有关，当然也包括你一并带走了你们唯一的孩子利奥·亚历山大。关于对你婚内通奸的指控，他举出的事证既详细也精确。但是你在你的离婚诉请中，没有选择对相关事件给予任意裁决陈述，并且对我保证通奸问题不存在。所以，我请求你告知：你认为我接下来应该采取怎样的举措？另外，你应当注意的是，你丈夫的反控请求并没有包含请求在法庭上规避他自己的通奸行为。”

贝格比也进一步指出：“在你丈夫对你做出的通奸指控中，所有被提及的人士都必须作为共同被告，在接到控状时进行答辩。如果他们选择对诉讼进行辩护，可以亲自上庭或以其他形式抗辩；如果他们放弃辩护，他们不须做任何事。”

“如果能尽快收到你下一步的指示，我必感激不尽。”贝格比在信末写了这样一句。

弗雷德丽卡读着奈杰尔的反诉书，那是一封满是蛇行般黑色文字、用红色系带打了一个完美绳结的反诉书。没想到竟是这么长，这么巨细靡遗，这是事实和虚构的糅杂。反诉书中列明的人物有：托马斯·普尔、休·平克、约翰·奥托卡尔、保罗·奥托卡尔和戴斯蒙德·布尔，举出的实证包括：私下的亲密行为、公开场合的拥抱，以及同处一室的过夜。反诉书中还表明他将争取他们婚姻的“共同产物”利奥·亚历山大的监护权。读罢，弗雷德丽卡第一个，也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情绪反应是：“我竟活生生在阿诺德·贝格比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傻瓜，我无性无欲的生活明明早已终结，我却没有对我的律师坦诚相告。”紧接着，她的另一个情绪是盛怒!“但为什么我必须对一个如贝格比那样——一个我既不喜欢也不相信的人，坦白我的私事，坦白我在哪儿躺过睡过，坦白我摸过谁的肉体，坦白我被谁插入过？这明明都是隐私啊!”然后，弗雷德丽卡又慢慢地逐个分析起在反诉书中被列明的、可能需要辩护的人。托马斯·普尔，唉，他是个满怀哀戚又通情达理到无以复加的人；然后是奥托卡尔兄弟，奈杰尔会不会向他们两个索取赔偿？保罗会上庭应讯吗？他们两人眼下或许沉浸于“灵虎会”中无法自拔。弗雷德丽卡不指望约翰会为了继续和她保持那种没把握、不坚固、总是试探来试探去的恋爱或好感，而进入证人席上直面法官。他没准备好，也许永远也不会准备好，或者她根本不奢求他准备好，无论是此刻、将来，或任何一个时刻，她要如何对约翰解释呢？但是法律和奈杰尔却会不由分说地“落实”她和约翰的感情，让这段感情证据确凿、无可置辩，然后再把这段感情切断、毁灭。而且，这份呈堂证供某些部分有其真实性，在那个让她无计可施的法庭上，在法官的眼中，她是否会被视为一个有足够能力和自制力去保有利奥、保护利奥的女人？那是一切都左晃右摆、价值观混乱的20世纪60年代，而且法庭被一群戴着18世纪假头套的老朽主宰，他们秉持着19世纪的肉体道德进行裁决，弗雷德丽卡只觉得自己会被碾成酱，被磨成粉，被无情凌辱，被彻底摧毁。

她握着这封可怕的信，回到自己的房间，尽力保持着平静，又诚惶诚恐地读了一遍。她无法把信上的内容向父母倾诉，她只能哭，她毫无头绪地哭着，浑身瘫软地哭着，忧愤难平地哭着。她房间的门突然打开了，进来的人是丹尼尔。

“弗雷德丽卡，你怎么了？”

“你看!”

弗雷德丽卡把信递给他。

“有一半的内容是谎言!是谎言!”

“你肯定能得到你想要的离婚，你总会有出路的。”

“是的，我肯定能离婚，但是利奥呢？利奥会被判给谁？”

丹尼尔在她的床上坐下。

“法庭一般会把孩子判给母亲。”

“但我在反诉书中是一番十恶不赦的模样，既不负责任又令人生厌。但是奈杰尔家却一副体面，他们家什么都不缺，养着马，还能送孩子去高贵的学校……”

“但你真的想要利奥吗？”

“这已经不是我想不想要他的问题，我们母子是必须在一起的。利奥也知道这一点，我曾经以为我可以留他在那里，但是我做不到。我以前做不到，现在更做不到了……”

弗雷德丽卡看着丹尼尔，他是一个好男人，弗雷德丽卡油然而生的是一种自己不是个好女人的心情，但是她又想到，丹尼尔也一度远离，或者说抛弃了他自己的一双儿女。弗雷德丽卡一直想知道他怎么会做出那种事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但她从来没开口问过，以后也不会问。此刻，她只怔怔地盯着他，她两眼通红，浑身不断颤抖。

“噢，丹尼尔。”

丹尼尔抱住了她。她在他的肩膀上哭，哭到完全放弃了自我。丹尼尔捋着她的头发，嘴里一语不发，紧紧闭锁。他们两人听到了玛丽唱着歌经过的声音。玛丽的歌唱音准极好，音质也很清亮，是波特家绝无仅有的一个会唱歌的人。

“你女儿唱歌真好听。”

“我父亲就很会唱歌，他以前在大型合唱团里唱歌，唱过《弥赛亚》里的唱段。”

“你女儿听起来真快乐。”

“要知道，人类本性坚韧。”

“智者议事会”(1)

相当莫名其妙地，几乎在收到反诉书的同一时间，弗雷德丽卡参与了另一案件的审前讨论会，会议在接骨木花园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举行，讨论的是怎样为《乱言塔》进行辩护。鲁珀特·帕罗特的代表律师是一个谨慎持重的小个子男人，名叫马丁·菲舍尔，被请来代表裘德的律师个头也不高，名叫邓肯·拉比。马丁·菲舍尔满头银发、温文尔雅，而肤色发色黝黑的邓肯·拉比时髦阔气，还能把手指轻易地向后扳动，他时不时这么做，尤其是在焦虑的时候，他的手指总会发出一声声清脆的响音。为帕罗特的辩护担任主导的王室法律顾问是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裘德方面所聘的王室法律顾问是塞缪尔·奥利芬特。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身形巨大、骨骼突出，他身上所有可见的骨头的形状都让人联想起枯树桩，但他脸色红润得很鲜明，杂乱的双眉下目光如炬。塞缪尔·奥利芬特是那种看起来像惠比特犬一样机警敏锐的律师，即使是在休息时，他好像也在一刻不放松地搜寻着什么蛛丝马迹；他的头发暗淡无光，沉闷地耷拉着，可以看得出来戴的是一顶假发，这顶假发即使本身看起来不怎么样，但却让他面部刀锋般的线条和棱角凸显出来。四位律师和他们各自的书记员参与了这场审前讨论——而在其后几个月内进行的接连几场审前讨论中，也有其他的律师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为第一场审前讨论赶来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办公室的弗雷德丽卡，怀里抱着一堆她从火海中抢救过来的写满了注释的宝贝文稿，在入口处的大厅里，她遇上了裘德和其他人。裘德依然被臭气笼罩，用拉锯般的嗓音尖厉控诉着，说出版社完全没有征询过他的意见，一切决定都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暗中达成的。这样的说辞当然引起一旁鲁珀特·帕罗特的激烈反驳，帕罗特原本就呈粉红色的脸，现在红得更厉害，他脸部肌肉紧绷，对裘德厉声道：“如果一切都是对你保密的，你今天也不会出现在这里!”裘德那把拉锯似的嗓子提高了音量：“帕罗特，我无意中从你秘书口中听说的，你秘书有一次和别人讨论关于我的事，说千万不要让作者本人搅和进来，那个作者喜怒无常，很难应付……”

弗雷德丽卡不得不上前制止裘德继续纠缠不清，她说：“噢，裘德，你赶快住嘴吧。不要占了便宜还装作吃亏。你偷听到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公开宣扬，这本来就是一种文明义务。还有，反正在你的设定中，你偷听来的那些话对你无非是一番恭维，你明明喜欢被认为是喜怒无常、难以应付的。重点是，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在帮助你。”

“你又知道什么东西，就在这里教训我？!”裘德反问，语气中还有一丝逞凶斗狠，但明显柔缓了很多。

“我知道的是你这个人!”弗雷德丽卡像乘胜追击似的指责着裘德，“我知道的是鲁珀特·帕罗特为你做了多少事情!我认为你应该闭上你的嘴!”

帕罗特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对弗雷德丽卡说：“我们正在准备召开一次智者议事会，我觉得你有必要参与，你的建议应该帮得上忙。这只是很初步的一次探讨——我们找了一些专家，大多是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的作者们，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也应允与会，还有罗杰·梅戈格。他们都曾在《乱言塔》的书评中说过好话，事实上是给予了很多赞誉，他们这次都愿意来提供一些建议。对了，我们还说服了菲莉丝·普拉特，她也会给出她的想法。你是我们出版审议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你为我们促成了普拉特太太和裘德著作的出版。请你用你的学养，就先锋英语文学的部分，给我们帮助吧。”

这次审前会议在出版社顶楼上一间弗雷德丽卡从未踏足过也闻所未闻的大房间里召开，大家围坐于一张光亮的椭圆形桃花心木桌前，房间里弥漫着一股久未被使用过的霉味，闻起来像是过了期的坚果，混合着腐烂了的苹果酸气。鲁珀特·帕罗特坐在椭圆桌的一端，左右两侧是两两为一组的律师们。弗雷德丽卡和裘德坐在正对着鲁珀特·帕罗特的另一端。出席的还有霍利教士，他代表的是教会；还有埃尔维特·甘德，他代表着心理健康和灵魂科学。玛丽-弗朗斯·史密斯和罗杰·梅戈格也如约而至，在场的还有一个矮胖的男子，红色的鬈发，红色的胡须——但那红色并不怎么明亮，反而有一点喑哑，鼻梁上夹着一副金边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透露愉悦神采的蓝色眼睛，他穿着一件敞领的马德拉斯格纹衬衫，被向众人介绍时，大家才知道了他的身份，他名叫阿夫拉姆·斯尼特金，是一位民族方法学研究者。裘德一坐下，就把灰色的长发摊摆在桃花心木桌上，听到了阿夫拉姆·斯尼特金的身份，裘德天真地问了一句：“民族方法学研究者是做什么的？”

“这个有点不大容易解释，”斯尼特金爽朗地说，“基本上对民族方法学的任何一种定义都无法让任何两位民族方法学研究者认同。我们学界还举办过非常盛大的会议，专门讨论到底什么是民族方法学。”

“所以你连一个暂定的解释也没办法给我们？”裘德咄咄逼人，“法庭可不会允许你连暂定的解释也不提供。”

“可以说我们研究的是在进行某一种行为时，在其过程中人类到底有怎样的心理活动。与社会学者所不同的是，社会学家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在已经被社会学家完成归纳、分类的行为类别中行事。”

“那么你算不算社会学家？”

“很多民族方法学研究者都是社会学家——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是从社会学分流而来的。传统的民族方法学研究可以用陪审员在法庭上的听审和观察来类比，作为公开的观察者，陪审员不释放任何干扰庭审的信号，而具有了陪审员资格后，陪审员认为自己在这个审讯过程中，究竟能起到怎样的功能？陪审员如何看待自己的存在？——这就是民族方法学研究的一例。我的这一回答是否能稍微消解你的疑惑？”

“哦，算是吧。”裘德说。

“所以你通常会在哪里的法庭上观察陪审员？”塞缪尔·奥利芬特颇有戒心地问了一句。

“我多在加利福尼亚工作，别担心。”斯尼特金慧黠一笑，表明了自己美国人的身份。

“斯尼特金博士曾经做过一项特别的研究，使用的材料是人们，应该说是人类所出版的所谓有风险的文本资料。”鲁珀特·帕罗特为众人说明阿夫拉姆·斯尼特金出现在这里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邀请斯尼特金博士加入我们，因为斯尼特金博士认为色情读物能够发挥特定而有效的社会作用，当然，若是取其精华的话……”

“我会把你刚才说的理解为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裘德又插话了，“我必须点明的是，我的书不是色情读物。在这个前提下，我的书的确有类似催吐的排毒效果，但请勿把我的书冠上‘色情读物’的污名。”

帕罗特正色道：“请允许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这个会议举办的目的是让律师和被认为是各领域专家的与会者，就被视为对社会大众而言带有‘堕落和腐化’倾向的艺术作品，其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这一议题展开讨论、交换意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胜诉离不开辩方提供的令人深刻的辩诉资料，辩方上呈的资料来自伟大的、优秀的诗人、教师、主教，还有一位年轻女孩，女孩说这本书在她读来，充满了柔情、芬芳、光明，和对婚姻忠诚的宣扬。而控方则依赖着对书中露骨性描写段落的大声诵读，以极其煽情的口吻问出了问题：‘你会允许你的妻子、女儿或女仆读这样一本书吗？’不过，我个人的观点，和今天在场的一些法律专家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乱言塔》的审判和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等量齐观，至少两本书的内容和性质是不同的。当然，两本书的不同还体现在更多层面上，而对这两本书审判的差别，也不仅是书目不同所决定的。我们这次邀请的专家范围很广，不是只有文学评论者和受尊重的公众人物。我想我的发言可就此暂停，我现在将发言权交给能引领我们有效了解审讯和指导我们对话的人。”

弗雷德丽卡环视了整个桌上的人，觉得玛丽-弗朗斯·史密斯的出现是个惊喜：她是一位高挑、苗条、举止高雅的金发女郎，叫人没料想到的是，她的脸美得惊人，她的长发梳到脑后，用一条黑色缎带绑了起来，最吸引人的是，她脸上自带一股温和、谨慎与紧张交织而成的神情。除了她，弗雷德丽卡同样是第一次目睹的是菲莉丝·普拉特，这位小说家如她笔下《日常食品》一书中所写的农家面包一样，是上细下粗的体形，她头上是密实而厚重的小卷，黑色和银色的发丝交杂，她丰满的脸上，法令纹顺着她圆润的脸颊攀爬向上，从她松弛的嘴边皮肤一直延伸到眼窝。她裹着一套看上去就挺耐穿的针织布女士西装，是茶青色的，西装外套里是一件忍冬花小花纹的短领衬衫。菲莉丝·普拉特旁边的霍利教士，弗雷德丽卡就不陌生了，他银色的直立如马鬃般的银色头发和被烟草熏得发黄的尖牙，弗雷德丽卡见过许多次。曾在亚历山大和阿加莎话题中出现的斯迪尔福兹委员会成员、自由撰稿人罗杰·梅戈格，则比弗雷德丽卡想象中更多肉、更有活力、更不耐烦了一点。埃尔维特·甘德则是个光头，长了一张轮廓清晰、五官深邃的脸，像雕像一般，他的鼻子尤其长，嘴巴很宽，但张合之间很有控制力，瘦削的高高耸起的颧骨上方，是镶嵌得很深的一双煤灰色眼睛，他的脸一看就像是一个高个子男人的脸，或者说他的脸很配旧时西班牙大公的身材，但当他站起身时，竟矮得令人意外，而且还有点弯腰曲背，比起佝偻的腿，他的双臂倒是挺长的。他的皮肤裹有一层灰色的皮质，但不是裘德那种病态的油灰色，埃尔维特·甘德的肤色是冷峻的花岗岩色，而且是雕凿得很高级很精细的那种花岗岩。

会议开始后，第一组对话的人是两位律师，间或有王室法律顾问不时插入评论。律师们把这当成审前的沙盘推演，从各方面提出为《乱言塔》辩护的意见，比如心理学、政治、文学价值、“催吐剂”效应、宗教意义等。其中一位律师邓肯·拉比指出，如果请牧师出庭做证，控方势必也会请牧师，那么在两位牧师的争辩之下，辩方的策略会适得其反，所以可能要跟控方做好交涉，双方都不要请牧师提供证言。霍利教士觉得这样很可惜，因为书中很明显有神学中关于受难的描述，这部分描述在霍利教士看来，是伟大、真切而深奥的。“那么就请你说服我。”塞缪尔·奥利芬特用一种柔缓、怂恿又危险的语气，似乎对霍利教士下了战书。“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中，是有一位主教作为证人上庭的，”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提醒道，“那位主教让整个辩护陷入难以摆脱的胶着状态中，他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实质上在鼓吹婚姻，后来那位主教被大主教训斥谴责了，这是我听说的。所以，坎特，依前例来看——公平地说——请牧师、主教做证，并不会有想象中的效果。”霍利教士说认识一个不错的主教，是一个常上电台节目的主教，而且有不少支持者，这位“电台主教”可能会愿意上庭，因他本身有过苦难和凄凉的境遇。拉比再次表达了自己对请主教当证人的反对。马丁·菲舍尔开口调解：“这样吧，如果控方请主教，我们才请主教。”裘德嚷嚷着：“主教不过是些跟普通人一样的浑蛋、蠢货，没什么了不起的!”菲莉丝·普拉特对裘德说：“我们聚在一起，是来帮你的，不是来听你口出秽语的。”菲莉丝·普拉特跟基督教慈善组织“母亲的联盟”主席的口气如出一辙，那时候大型慈善福利团体里都还没有女性主席。裘德又要狡辩：“我只不过认为……”菲莉丝·普拉特打断他：“请住嘴，请不要轻易地认为些什么。你有你义不容辞的义务，其中之一便是不要为难来帮你的朋友们。”裘德不肯罢休：“当全部人类都与我为敌时，我还有什么朋友？”“亲爱的，无由地妄自尊大和幼稚地夸大痛苦，都没有意义。”菲莉丝·普拉特中断了裘德的表演。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接着对裘德“发难”：“对了，一旦上庭，你的形象必须整饬一番，得像个正常人一般。”

“像个正常人？”

“你需要表现出最基本的整洁，比如把脑后和两鬓的头发剪短，穿西装系领带，好好地洗个澡，这些对你来说都是上庭前必不可少的。”

“哦!不!”裘德又开始喊，“我就是这副破败、坦率的模样，我怎么都不会改变，你必须接受我的存在。对一个人来说，他的衣服就是他肉体的一部分，是不能分离的。我自始至终就是这样的，我也向心目中最隐秘的神祇发过誓，无论是我头上的发丝，还是我手上的指甲，都不会让它们在剪刀或锉刀下被修剪、被损伤，我的身体发肤将保持原貌，不管地狱朝我打开，还是洪峰向我袭来。”

“把脑后和两鬓的头发剪短。”赫弗逊-布拉夫重复了这一点。

“或许，最好的选择是完全不传召你上庭做证。”奥利芬特说，“这是我能给你的最衷心的建议。”

“不传召我？不传召我上庭将是最大的愚行!”裘德的表演继续进行，“我一定要上庭，我一定要发言，我势必出现在众人面前据理力争，为我的书辩护!”

“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赫弗逊-布拉夫毫不客气，“如果你坚持以这副样子上庭的话，我们不如现在就散会回家。这就是我要说的。”

邓肯·拉比不得不转换了话题，他问起哪些人会为《乱言塔》的文学价值给出证词，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会先去探探安东尼·伯吉斯的口风，毕竟他在评论中，指称《乱言塔》是一本好书。还有弗兰克·克莫德教授、芭芭拉·哈迪教授、克里斯托弗·里克斯教授、威廉·戈尔丁、安格斯·威尔逊、尤娜·爱丽丝-弗莫尔。“还有剑桥那个伙计，”赫弗逊-布拉夫一时想不起其中一位证人的名字，“就是每个人都谈论的那位剑桥学者。”

“利维斯教授。”弗雷德丽卡提示道。

“对，就是他。”赫弗逊-布拉夫说。

“请别忘了，他不肯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做证。”马丁·菲舍尔说，“尽管他是个D. H.劳伦斯式的男人，我却看不出他会为《乱言塔》说好话。”

“我曾受教于他，”梅戈格说，“我读研究所时，他教过我。只能说他很乖戾又有些偏执，但毫无疑问，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他不是好讲话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答应为《乱言塔》做证，不过，我相信我能代表他的批判性思维。”

“感谢你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马丁·菲舍尔说。

“也请你一并代表教育界发言。”正把好几根手指一齐向后掰的邓肯·拉比补充道。

“我的观点是任何出版行为都不应该被限制，出版审查制度是荒唐至极又不切实际的。”罗杰·梅戈格有点激动。

“请你以在出版物文学性、社会性和价值观这几个层面上的专业姿态，为《乱言塔》的文学价值做证即可。”邓肯·拉比委婉地提醒作为证人的梅戈格无须逾越专业。

梅戈格没立即接话。弗雷德丽卡突然意识到：梅戈格实际上根本没有读过《乱言塔》。弗雷德丽卡执教一阵子后，现在对一些事情特别有洞察力，比如：眼睛的快速移动代表着什么？点头是否意味着有明智的决断？还有，最基本的，弗雷德丽卡一眼就能看穿那些说自己读了什么书的人是否真的读过那本书。梅戈格这时候开口了，他说：“斯迪尔福兹委员会里有一些成员本身就是作家，而且有古典式的思辨性，也出版过严肃读物。比如说，亚历山大·韦德伯恩，我认为他的作品虽然文学价值不高，但他形象良好，而且通过了国家教育系统的普通水平考试和高级水平考试，他会给人留下好印象。”

赫弗逊-布拉夫欣喜地说：“你提到的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就是我们想要找的那种证人，他是那种会让陪审团看着很顺眼的证人。”

鲁珀特·帕罗特的秘书端着茶进来，秘书从银壶中将茶缓缓倒入一个个印着英国王冠标志的德贝瓷杯中。一盘小点心也摆上了桌，盘中有巧克力夹心饼干、蛋奶饼干、夹酸栗果酱饼干。与弗雷德丽卡比邻而坐的阿夫拉姆·斯尼特金情不自禁地赞叹：“真迷人啊!”

“什么真迷人？”弗雷德丽卡问。

“你们英国式的决策过程很迷人，茶和饼干的搭配，诸如此类。我想就英国人汇总清单的方法写一篇文章。到底是谁汇总今天与会者的名单的？到底是谁汇总将要为《乱言塔》上庭的证人的名单的？这一层一层的汇总、筛选和决策是如何完成的？在最终将证人名单汇总完成前，会征询多少相关人士的意见？会将多少人剔除？又会有多少人原本被属意，但无法出现在名单上？我很想写这么一篇文章。”

“我以为民族方法学研究者会感兴趣的是，一个被称为专家的人，在为一本像《乱言塔》这样的书担任辩护证人时，会经历怎样的心理活动。”

“没错，也包含被称为民族方法学研究者的人的心理活动。所以民族方法学研究者本身的想法，也可以是研究的一部分。”

会议结束，众人陆陆续续离开出版社的办公室，弗雷德丽卡发现自己竟然和裘德、埃尔维特·甘德走在了一起。裘德很反常地闷闷不乐、不发一语。甘德对弗雷德丽卡说：“我们还没正式被互相介绍认识，但是我知道你，听人提起过你。”

“是吗？你听说过关于我的什么？”弗雷德丽卡口气咄咄逼人，她自己心里也惶惑不安。上次哈梅林广场上一别后，约翰·奥托卡尔想必陪保罗·奥托卡尔去了那个静修会，至今，她再也没收到约翰·奥托卡尔的一丁点消息，他从她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仿佛他从未出现过一样。而弗雷德丽卡不久前收到了律师的通知，她的离婚诉请案11月就要开庭，她害怕极了。

“我听到的全是对于你的称许。”甘德的话把弗雷德丽卡快要开始乱飞的思绪拉了回来，“你在我所辅导的四便士村的几位朋友口中反复出现，刚好那几位朋友目前过得都不是很顺利，基于我的职业操守，我无法透露关于那几位朋友的现况。不过，恕我冒昧，我认为你现在情形也不是特别好，你应该也身陷烦扰吧。”

“也许你的洞察力很敏锐吧。就算你有意透露你那几位朋友的现况，我此刻都不愿想起或谈论他们，以及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一点也不。”

“那对兄弟其中一个人说了几乎和你一样的话后，就保持着缄默，而另一个人则喋喋不休。我尝试居中调解，让那个安静的说说话，让那个多话的能心平气和，但是我的努力换来失败的结果。”

弗雷德丽卡默不作声。

“你难道忘了吗？”甘德诱使弗雷德丽卡开口，“你忘了午夜的纵火、轻微的爆炸，和你物品的损坏？”

裘德突然说：“离经叛道是通向智慧殿堂的必经之路。”

“你在反讽。但我认同你引用的威廉·布莱克的话——话中有几分真意。我也很想帮助你，但你还没有准备好让我帮你，你认为我是个滥竽充数的骗子。”甘德对裘德说。

“我可没说我认为你是个骗子，”裘德嘟囔着，“等一下，或者我的确认为你是个骗子。”

“你并不了解我。”

裘德反问：“我为什么要了解你？”

“你可能有一天突然感到对我的需要，那将会在一瞬间发生，与其说那是一种感知，不如说那是一种决定。而当你需要我时，我就在这里，随时等你，而你的存在也令我相当好奇和着迷。”

“别听这个人胡言乱语，”裘德转脸对弗雷德丽卡说，“他想让人跟他一起发疯。”

虽然这句话是从裘德口中冒出来的，但听起来却不像是裘德一贯的表达方式，也不像是裘德储存在脑中的词汇。这几句表面平常、实则反常的话，点燃了弗雷德丽卡某些隐秘的情绪，像是在她心中放了一把火，引起了她内心的连环爆炸，但她始终不说话。

甘德被裘德的话逗笑了：“好即是坏，坏即是好。你对我们此次偶遇抱怀疑态度是合理的。我们会再见面的——在一个更平和的氛围中。”这是甘德对弗雷德丽卡说的。

“对你而言，裘德·梅森，这整起事件，这整个审判过程，都是对你微妙生存机制的一次严峻考验。如果你需要帮助，我随时恭候。”

“你赶快去帮助这整个世界吧，别挑人帮助。”裘德不屑一顾。

“哦，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事实上，我们只会与需要我们的人相遇，这是冥冥中的一种牵引，命运把我们带到有需求之人和有难之人的身旁。我们三个能在同一条路上走着，这是有原因的。你看，我们以前从未走在一起，现在却是同路人了。所以，我必须以我所能所感，将我从你的面目上、你的星象上、你的肢体语言上所读取的消息告诉你，供你参考，这就是我们相遇的原因；当然，如果你不相信这一切，也没关系，请不要介怀。”

离婚案就快开庭了。随着开庭日期的临近，弗雷德丽卡变得越来越瘦削，也越来越敏感，她无法摆脱对可能失去利奥的惧怕。尽管利奥让她人生的每一步都迈得十足艰辛，有时候像要吞噬她的一切生命力，吸光她的每一滴血液，而且利奥自行其是，言行举止无法用任何社会行为模式或逻辑思维方式来对比、印证，但弗雷德丽卡心知肚明：身为人母，便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利奥是那样一个令弗雷德丽卡感到痛苦的小生命，但他的存在对弗雷德丽卡而言是无法替代、不可或缺的——他肢体上和情感上的每一丝振动，紧紧地牵动着她的神经、触觉，迫使她不得不随之共振；他无论是徐徐行进，还是暴跳如雷，抑或是拔腿狂奔，都让她的心悬在半空中；他不经意的微笑像一团明净、炽热的火焰，让她通体温暖；他睡梦中的脸庞让她呆呆望着，望到忍不住掉下眼泪；数不清有多少次，在半晦半明的天光中，她屏息凝神地屈膝蹲伏，为的是感受他沉睡时的鼻息，她觉得她可以就这样静静地守护着他，直至陷入所谓永恒的时光。

她很想找人倾诉，她不知道能不能向阿加莎描述一下这撕心裂肺的恐慌，可阿加莎不是不见人影，就是闪烁其词，无法给弗雷德丽卡提供任何陪伴。弗雷德丽卡留意到阿加莎几位朋友频密地来访，特别是那两位老朋友——丹尼尔和亚历山大，他们一来便直接上楼，去找阿加莎，却不会走到弗雷德丽卡所在的地下室。弗雷德丽卡只好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是自然的。阿加莎既有美貌，又有智慧，阿加莎即便不动声色，亚历山大也能轻易被阿加莎俘获，因为亚历山大迷恋的就是阿加莎的神秘、冷淡；丹尼尔则需要摆脱现在的心绪，所以总是对阿加莎倾吐。阿加莎最近经常要“加班”，弗雷德丽卡就必须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弗雷德丽卡心中一半是酸涩，一半是狐疑。有天夜里，弗雷德丽卡又在家独自照看两个孩子，阿加莎直到很晚也没回家，但亚历山大却意外登门。阿加莎不在，亚历山大只得去地下层“造访”一下弗雷德丽卡。“抱歉，害你不得已而求其次。”弗雷德丽卡表面上取笑着亚历山大，暗地里鄙视着自己。亚历山大接过弗雷德丽卡递来的一杯咖啡，向她解释她应该要知道却执拗地不去打听的事情——阿加莎几乎被斯迪尔福兹委员会报告初稿里的种种问题纠缠得透不过气，那份调研报告虽然还在草拟阶段，但整个调研所暴露出来的实际问题，和台面下暗潮汹涌的人际关系问题，都让报告的主笔之一阿加莎濒临崩溃。

但阿加莎平时不怎么跟弗雷德丽卡讨论工作，弗雷德丽卡倒满不在乎，动不动就跟阿加莎谈起工作——毕竟阿加莎对弗雷德丽卡的工作是有兴趣的，所以也喜欢听弗雷德丽卡说那些事。亚历山大把身体堆入弗雷德丽卡的沙发里，放松地坐着，说起了斯迪尔福兹委员会：

“集合一整组人的意见来写报告真的是太难了。对于究竟要使用怎样的策略才能完成整份报告，我也正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基本上，负责执笔这份报告的人有两位，也就是阿加莎和我，我们已经协调、划分好了章节架构。然后，委员会还有其他编撰小组，各小组负责不同内容——我们有‘口语英语和书面英语’小组、‘教室管控：关爱/权威’小组、‘教室实际问题：什么是对的？什么该被纠正？’小组，‘教育的原则：以孩童为中心还是以集体为导向？或者两者兼容？’小组，还有一个‘应该如何进行语法教学？教多少语法？为什么教这些语法，而不教其他语法？’小组。最后这个小组还有个别名，叫作‘语言作为学习对象’，多细致啊!简直像动物学或数学一样!只听这些名目，就叫人觉得唤醒了心底澎湃的激情——那种真实的、紧要的激情，你可得注意，那是关于真实的紧要的事情，所涌出的激情。从调研中，你几乎要相信学校里的教师们的宏愿，教师们说想要为学生们创造出完整的人格、友善的环境、充实丰盛的人生、潜能的充分开发、好奇心的满足、自信心、成长、坚毅、机敏，差不多也就是学生需要的那些东西吧。但当你对比这番愿景检视教师们的所作所为，你会发现他们的承诺就像掌中沙，一泻而去；那种感受也像在显微镜下观察各式各样的生命形态，须臾间，那些生命形态突变成巨大粗壮的蛇，互相缠绕更彼此噬咬。我们在报告中写的是如何教授语言，而我们笔下所用的那些语言，似乎总是言不及义，无法将我们真正的想法表达出来。我们的委员会主席菲利普·斯迪尔福兹教授好几个月以来对我们的整个评议过程不发一语，但不久前突然说了一段话，他表达了对头脑的困惑，他惊讶的是当我们要学习并解析头脑的运作时，头脑本身竟然展现了叫人恐慌的抗拒力。斯迪尔福兹教授连同汉斯·里克特、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正在为整份报告写一篇序言，意在点明‘孩童’和‘语言’这两者，因成为集中研究和学术关注的课题，到底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被卷进剧烈又奥妙的变化中。”

“阿加莎从来不对我说这些，这太吸引人了，你快接着说。”

亚历山大说了下去，他对各编撰小组，以及小组形成过程中成员间不期而至的结盟、敌对，还有各组人员的调整详加描述。亚历山大特别点出，委员会成员之一、那位记者马尔科姆·弗兰德，尽管在讨论过程中几乎无甚贡献，却在文段概述和归纳整理方面显示出他的职业特长。他的写稿能力很强，目前正负责“教育的原则：以孩童为中心还是以集体为导向？”这一部分，亚历山大还告诉弗雷德丽卡，教师们对教室主控权这一议题分成两派：一派反对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法，认为孩子们应该按照需求，自然而然地去探求发掘，就像两岁孩童在不经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就能获取语言能力，学校中的孩子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学习；持反对意见的另一派教师则强烈认为，学生同样有必要获取他们懒于获取的知识，有备无患，一旦这些知识派上用场，他们将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喜悦，即使不是实用的知识，这个“社会”仍要求社会成员掌握一定知识，尽管在学校中，“社会”这个概念还不会为学生们制造太多问题，但“社会”对每个人来说，迟早都将成为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亚历山大继续说着，斯迪尔福兹委员会中绝大多数人憎恶语法，也对语法的教学表示反感；而语法的支持者们，虽然是斯迪尔福兹委员会中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却掷地有声地倾诉着对语法的热爱——他们热爱语法的规则、语法的美感、语法的复杂。委员会中的埃米莉·珀菲特是一位童书作者，她赞成学习诗歌，但建议回避诗歌中的语法，她将语法视为“精神虐待”，于是“精神虐待”如此轻易地，又增加了一个门类：“精神虐待，有趣的惯用语”。亚历山大转述了威基诺浦教授的点评。亚历山大称赞了阿加莎管理这些编撰小组、让小组成员乖乖听令的高超手腕——就是威胁他们会临时调派撰稿人罗杰·梅戈格和诗人米基·英庇入组。这两个人没有任何小组愿意接收，却在小组之间扮演着“使节”的角色。

弗雷德丽卡说在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里见过罗杰·梅戈格一面，亚历山大讲完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情况后，弗雷德丽卡把鲍尔斯&伊登的那次审前会议的事情大致复述了一遍。她说，律师们永无休止地鉴定着这个人、那个人的资格，也不依不饶地探究着上庭做证的专家们的合理性。她有感于生活中充满了为各种不可能下定义之事、物下定义的律师和委员会，让童年、堕落和腐化倾向、语言、婚前行为失检、通奸、负疚都有了定义。她说，她此刻对奈杰尔充满了“负疚”，因为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他。但是她又说：“奈杰尔也对我提出了反控，对于控状中大多数事情，我都没有负疚的感觉，当然有几件事的确令我负疚，不过，那不关别人的事，我只需要过自己那关。”

弗雷德丽卡和亚历山大两人的话题是岔开的。亚历山大说：“我知道，加入斯迪尔福兹委员会后，也许会有一个我心境异常澄澈的时刻，在那个时刻里，我会弄懂教学、儿童、语言的意义，而我珍贵的所得，会在调研、诠释和各种复杂事物组成的混沌状态中轻飘飘地消失。结果，真是这样的，事物的复杂性远比我想象中的更确凿不移、更根深蒂固。”他还说，整个调研过程中他所观察到的真正杰出的教师，都深知教学、儿童、语言是什么，就像他自己也一度确知的那样，不同的是，那些教师的认知不会转瞬即逝，他们用坚固的知识，实践着言传身教。

他转而安慰弗雷德丽卡：“你说你负疚，我为此感到抱歉，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把这种心情抛诸脑后。”

弗雷德丽卡很想和盘托出自己对可能会失去利奥的那份惊悸，她的确很怕会失去利奥，也许是因为太害怕了，她没办法说出任何一个字。

她转换了话题：“我们在审前会议上还讨论到能否请你为裘德提供证词。”

“难道你们觉得我想提供证词吗？”

“你理应提供证词，如果他的书被宣告有罪，他会死的!”

“我不喜欢他那本书。”

“不管你喜不喜欢那本书，你都不会想看那本书被禁吧。”

“我想我可能不希望吧。”

他们听到阿加莎开门的声音。“好了，”弗雷德丽卡说，“快去商议你们的报告吧。”

贴合

呻吟的是我的母亲，垂泪的是我父亲，

我纵身跃入这险恶的世界；

无依无助，赤身露体，声震八荒

如同藏身于云絮中的魔王。

我在父亲的手掌中挣扎不止，

也在捆缚我的襁褓中奋力撕扯，

无以脱身，精疲力尽，

只好在吮吸我母亲的乳房时狠狠撒气!

——摘自威廉·布莱克《经验之歌》

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对两件事情的关注，或说对两个概念的留意，这两个概念在近代历史上都已变成吸引人的研究主题和学术难题。当然，在以前，这两个概念没有现在的地位，我们所说的是“儿童”和“语言”。19世纪前，“儿童”指的是婴儿或个子矮小的成年人，他们穿着和父母一样的衣服，与父母一样，服从着相同的一套法律惩罚，包括绞刑，当然也受制于相同的道德准则；而如今，我们把一个人类生物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成为一个独立、有责任感的个体所需要的时间，也纳入考量。我们对这个过程投以更多关注和更复杂的兴趣——包括对语言的学习，经由语言的学习，一个人才能获得独立，建立责任感。

我们对语言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语言不再仅仅是那块让我们窥看外部世界的玻璃镜片，而成为我们形塑和限制自己目的性和领悟力的工具。我们的哲学就是语言的哲学：维特根斯坦甚至将哲学视为“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而坚持“语言、真实和逻辑”思维体系的那一派，则认为语言形态对自然万物本质的真实性和虚构性具有极大的创造作用。另有一派相信“语言已与世界解离”，语言成为一种仅仅能够对自身的组成部分及其关系和结构进行最佳阐述的局部系统。同时，学界对语言作为权力工具、统治工具和操纵工具这一研究课题的学术兴趣与日俱增，因此随之产生的是一种新论调：儿童也应该对语言的操纵潜能有一定的熟识和警觉。在这种论调中，有几个议题一直被争论不休，这几个议题皆与语言的政治功能性有关，比如英国人对“正确”言谈和“有序”书写根深蒂固的坚持，某种程度上就源于他们所属族群或等级已成为共性的口语习惯和语言结构；又比如，以既定的“规则”框架来确认语法规则，这种做法既有实效，也有其限制；还有，语言是否能决定何种利益占上风？又或者，语言是否能改变权力结构？

(摘自斯迪尔福兹委员会关于英语教学的调研报告序言，截取的是草稿内容，后来该部分经过大幅修改)

当被告知婴儿性欲呈“多相变态”状态，我们成年人便会闭目塞听。而且弗洛伊德的观点肯定是说多相变态也是我们最深层欲望的表现模式——有谁会将这种主张认真对待呢？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认知从对“变态”的偏见上剥离，如果我们可以尽量保持客观，我们才能去试着分析婴儿性欲的实质，我们也必须重新审视它的定义。婴儿性欲指的是利用全身所有器官或说任何器官来获得快感的行为，因此，如果我们检视婴儿性欲这个概念中的“变态”各个要素的具体性质，那么弗洛伊德的观点将会变得相当清晰。“变态”包括触摸、窥视的快感，肌肉运动的快感，甚至是对疼痛的渴望所带来的快感。

弗洛伊德和布莱克都认定，我们人类保存于无意识状态中的终极本质，是对快感这一原则的极其隐秘的忠诚，而“快感”用布莱克的话来说，则是“喜悦”。

在人类世界中，存在于聚合与离析、相依与独立、群体和个体，甚至生存与死亡等两者间的辩证式的纽带关系，早已断裂。这个断裂就是在婴儿期发生的，而这个断裂的结果就是家庭制度的诞生。家庭制度为在孤立无援生存条件下的儿童提供了长期并持续性的照料，在家庭制度中，家长的管护让人类的童年成为一个不受现实原则支配的有特权意味的自由阶段，也因此，在一个近乎不真实的情境中，人类允许并鼓励了婴儿性欲和快感原则的初始发展。在父母庇佑之下，与现实隔绝的童年期里——不管是从爱欲还是本能来说，在爱和快感的世界里，婴儿性欲都构筑起一个自我陶醉又无所不能的美梦。

但是，如果家庭制度给人类婴孩提供的是一个对其他动物种类全无所知的主观体验式的自由阶段——而这种体验可在婴儿被置于对父母照管完全客观依赖的条件下，并且与其他物种的隔绝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实现。而完全客观依赖父母照管，将造成婴孩对爱欲需求消极的依赖态度，婴孩将无法做那些“自我陶醉又无所不能的美梦”。所以说，家庭制度对人类欲求的形塑可以去往矛盾而极端的两个方向，矛盾所产生的辩证关系，正是弗洛伊德所谓的“矛盾情绪”和“心理斗争”的导因。

家庭在人类心智上所造成的矛盾性，也正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和死亡冲动两者间的矛盾性，这在前文中已有阐述。

(诺曼·O.布朗，《生与死的对抗》，“死亡与童年”一章，第113页)

当他们终于睡醒时，已经是深夜了。格雷特哭了起来，她边哭边问：“我们该怎么走出这座森林呀？”汉塞尔只能安慰她道：“再等一会儿，等月亮升起来时，我们就能找到路了。”等到满月高悬，汉塞尔拉起他小妹妹的手，两人循着地上一颗颗像新铸的四便士硬币般闪闪发光的卵石，就这么慢慢走着。他们走了一整夜，在破晓时分返回了爸爸的家。

——童话故事《糖果屋》

还有一些回声，

隐匿于花园中，我们是否要追溯？

快，鸟儿说，快去找到它们，快去找到它们，

就在花园一角。穿过第一道门

走进我们的第一个世界，我们是否要听信

画眉的欺骗？走进我们的第一个世界……

去吧，鸟儿说，树叶丛中全是躲好了的孩子，

他们兴奋地藏在那里，忍住不笑出声。

去啊，去啊，去啊，鸟儿说，人类

承受不了太多的现实。

——T.S.艾略特《四首四重奏》之《烧毁的诺顿》

一个梦

一个正在等待离婚听证的女人，恍然间，发现自己置身于湍急小河的河岸上。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画面和感觉，她和小河被掩映在浓荫之中，日光和叶影在水面上竞逐奔跑，偶有微风拂过，撩动起层层的树叶和粼粼的水光。她行走在小河边平阔草地的颀长草叶间，戴着她的订婚戒指，那是一只白宝石、蓝宝石和月光石排列而成的蓝白相间的戒指。戒指上箍紧着宝石的钩环突然松脱裂开，宝石脱落四散，掉入草丛中，那些蓝色和白色的小石头滚得到处都是，那么微小却光芒四射，似乎比原来安坐在戒托上时的光亮更加夺目。她试图把它们捡起来，一颗颗宝石像水滴一样从她指缝中溜走，蹦蹦跳跳地滚远，又像被郁积的苦楚催促着的泪珠，扑簌扑簌地坠跌——这是梦境中的一幕，做梦的不是那个女人，做梦的人清清楚楚看到那个女人的脸，女人空洞的眼窝就像戒指上空无一颗宝石的戒托，只有蓝色的和白色的石砾般的眼泪从眼窝中滚出，摩擦着她的脸颊落下。

被两边河岸夹紧的幼小河流，像是被枯枝碎叶和蜗牛废壳紧紧包裹着的水孩子，跟茧中的毛翅目幼虫一样，被“房舍”所禁锢；水孩子从水中极目远眺，追随着漩流，漩流时而急速奔流，时而鼓出水泡，戏谑地将水泡抛向紧跟的水孩子，而那漩流亦然，对水孩子从不离弃。

女人的眼泪和宝石，一滴滴、一颗颗地滑入河水，尽情融在水中，化为水花。

我一追想我们往昔的岁月，心底就会生出

无尽感念和赞美，倒不是

为了那些最值得称颂与赐福的事物——

欢乐和自由，童年时天真的信条

无论是欢腾时还是静默时，

振翅欲飞、如同雏翼般的希望总在他胸中震颤；

——我不是为了这些

才唱出感谢与赞美的歌；

而是为了那些对感官世界和外化之物

所做出的倔强盘诘，

为了那些来自我们身上的跌落和泯灭；

为了一个游走在虚无尘世间的生灵

那茫然无由的疑虑不安，

为了我们一介凡夫俗子在面对至高天性时

如戴罪之身一般的惊惧战栗……

——威廉·华兹华斯《不朽颂》

就在诞生的一刹那，来自石器时代的婴儿在与20世纪的母亲对峙时，就已经屈服于一种暴力之下了，那种暴力叫——爱，婴儿的父与母也曾受制于“爱”，因为他们同样有双亲……我们如此有效地摧毁着自己，我们使用的正是伪装成“爱”的暴力。

——R.D.莱因

死亡的至少有八十三个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儿童，还有四十六人被掩埋在艾伯凡村的矿山中，矿山靠近默瑟特德费尔。昨天早上，一场大雨过后，煤矿堆积的尾矿因浸湿而导致崩塌渣流，倾泻而下的矿渣崩落压毁了潘特格拉斯小学、一座农场和一排房舍。学生中有八十八人获救，其中三十六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默瑟特德费尔的工党国会议员S.O.戴维斯表示，矿难发生时，一个当地煤矿仍继续往矿渣上倾倒废渣……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的生还者里，包括潘特格拉斯小学的女校长——六十四岁的安·詹宁斯；而副校长D.贝农被发现时已经死亡，他怀中掩护着的五名学生也全部罹难……

因为晨雾，临近艾伯凡村的芒特普莱森特村，有五十名儿童逃过了这场矿难，他们所乘坐的校车遇雾延迟，在矿难发生十分钟后抵达潘特格拉斯学校。芒特普莱森特村的一名母亲奥尔雯·莫里斯说：“要不是因为那场雾，我十四岁的儿子乔尔就会提早到学校。他后来哭喊着跑回家，告诉我那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心中的欲望和开瓶器一样扭曲，

不要降生于世是人类最好的选择；

第二好的是格式化的人生轨迹，

像舞步一样，尽情地舞蹈。

跳吧，跳吧，舞动起来的人生多从容，

音乐竟有如此感染力，似永不停顿；

跳到星辰从椽子上纷纷降落；

跳吧，跳吧，跳到你也放弃。

——W.H.奥登《死亡的回响》(1936年)

第19章

“穿上你的外套，利奥，快一点。”

“今天我不想去上学。”

“你必须去上学，阿加莎和莎斯基亚在等你了。”

“但是我们今天要离婚啊，我得去离婚。”

弗雷德丽卡从没有跟利奥说起过离婚这回事。

“你不能去，”弗雷德丽卡说，“小男孩儿不能去离婚裁决法庭。”

“我能去，我得去。”

“不，你不准去。你必须去学校。”

利奥拽着弗雷德丽卡穿在睡衣外的宽松外衣，她原本是要在利奥去上学的时候才为上庭换衣服。利奥一边跺脚，一边尖叫：“我要去法庭，我要去法庭，我要去法庭!”

“你不准去!”弗雷德丽卡冲着他喊，提高了嗓音，怕在与儿子的对峙中屈于下风。两个人气急败坏，喊得都快哭了，两张脸一样煞白。

“我要跟你一起去离婚。”

阿加莎这时出现在他们房门外。

“我们今天要去离婚了。”利奥对阿加莎说。

“不，你今天是要和我一起去学校，别让你的母亲为难了。”

利奥的眼神在两个成年女人之间游移了一阵子，似乎在权衡他继续抗议下去的后果，然后他执起阿加莎的手，再也不看弗雷德丽卡一眼，避免和她眼神上的交流。

“晚些时候再见。”弗雷德丽卡对着利奥的背影说，她在道别语说完后，给利奥加了一个称谓：“短吻鳄。”她说得挺心虚，语气中有种颤颤巍巍的装腔作势。

利奥什么也没回，大踏步地跟阿加莎离家出门了。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开始。

弗雷德丽卡穿上一件黑色的洋装。那是一件黑色皱褶呢料的直筒及膝洋装，领子是有尖头的衬衫领，在两条长袖的袖口处有一排纽扣。她看着镜中的自己，看到一个貌似正派又有都市风格的女人。她想了想要不要上一点妆，但觉得还是保持素净比较好，她又审视了一遍自己刀锋似的两片齐耳红色短发下如狐面一样尖瘦的脸庞，最终还是化了一点妆——或者是认为怎么样也得对今天将要面对的特殊场合行一分礼仪，或者是打算把真实的自己掩藏在妆后，又或者是最终发现了女性的素颜风潮还未兴起。一如她为出席所有重要场合所化的妆，她随便地在浅红色的眉毛上用睫毛刷扫了扫，平时她从不碰眉毛，可就算她注意到了眉毛，她的手法也不怎么细致，只能说她把眉毛搞得更糟更乱，黑色的睫毛膏一团团地粘在浅红色的眉毛上，脏得十分明显，她只得用力把黑色硬块刮擦掉，留下几条红色的刮痕。“要不要别裹得黑漆漆的？要不要戴一条项链或别一枚胸针？”她又端详起身上的衣服，她并不惯于佩戴首饰，她翻来翻去，找到一串挺精美的石榴石和珍珠镶嵌的印度式样的细长项链——是奈杰尔送给她的，但和这套衣服不怎么相配。

她拒绝了那些说要陪她上庭的好心提议。她不想把上庭这件事看得多严重：“我不怕抛头露面，就算是站在证人席上也不怕。”可她明明不是一个优秀的公开演讲者，也不是一个多有感召力的老师，更不算是个能言善辩的人。她只怕一件事，那就是失去利奥，但不怕在庭上因为可能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失去利奥，她有她的自信。她穿上一双黑色的、闪亮的高跟鞋，拎起她的包，挂到肩上，往地铁站进发了。她感到眼前的时空是空白而虚无的，她相信，在这段时空的尽头，必有一个终结，有些事肯定会被了结、被定夺。她会变得——自由？不，“自由”这个词已经开始失去意义，在她看来，她会变得更负责任，对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她感到喉咙深处极度干渴。

她在法院里见到了阿诺德·贝格比。贝格比是和代表她的辩护律师格里菲斯·戈特利一起来的，戈特利拿着弗雷德丽卡的卷宗和一大摞别的卷宗。戈特利先生是个金发男子，轮廓鲜明、衣着利落，看起来相当注重仪表，他皮肤白得很好看，两只手都精心保养过。他告诉弗雷德丽卡：“完全不需要紧张。”弗雷德丽卡说：“我不紧张。”他还让她畅所欲言，把想说的要说的都说出来。“即便是那些让你反感的，瑞佛太太，你依然要照说不误。”他说在她这桩离婚案中，她自己将是唯一被传召的证人。“但是我们从你的医生那里，得到了关于你那不幸的小感染的书面证词，还有‘尖角和流苏’俱乐部的一名女招待、‘蜜罐’俱乐部的一名女招待和一名门卫的书面证词，他们的证词都是直指你丈夫的通奸行为的。这些证据应该足够了，肯定是足够的，如果对方没有提出反控的话。我的同事劳伦斯·昂斯是对方的代表律师，对方好像想传召相当数量的证人到庭，但只有一位将亲自上庭……”

“是谁？”

“托马斯·普尔先生。”

“这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托马斯·普尔也会据实以告……”

“当然。喏，那位就是劳伦斯·昂斯先生，就在那边，他身旁的是你前夫吧，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弗雷德丽卡心不在焉地注视着她所在的这条长廊。长廊那端就是奈杰尔，他健壮结实、气势汹汹，身穿一件深色西装，系了一条红色领带，他线条刚硬的下巴已经微微泛青，就算是在刚剃完须的早上，他新一茬的胡须也会迫不及待地冒出来。奥利芙和罗萨琳德也来了，她们俩都穿着粗花呢的女式西装套装，一套是蜜糖色的，一套是绿色和淡紫色条纹的，裤子有点起皱——应该是坐着的关系，两人都穿着有褶边的麂皮鞋，鞋子似乎合脚而舒适。在她们一旁的是皮皮·玛姆特，她一身铁锈色的装束，脸上却像是被用力清洗后显现出了粉红和锃亮，头上别了一整头的铁发卡。

还有昂斯先生，以及奈杰尔的代表律师泰格先生。昂斯先生大腹便便，整个人鼓鼓囊囊的，脸颊是葡萄酒般的深红色，丰满的嘴唇上是一道道流畅、深浅不一的唇纹，他头发不太多，残存着几绺深色的、稀薄的头发，形成茅草屋顶似的一团乱发，但反正戴上那顶律师戴的司法马尾假发，就看不出他发量的稀少。他穿着律师袍，这里鼓起一个包，那里鼓起一个包，全身是大大小小的鼓包。他正大笑着，奈杰尔也跟着一起笑。跟奈杰尔一起来的那三位引人注目的女士，都假装没有看到弗雷德丽卡，而奈杰尔是真的没注意到弗雷德丽卡。

简直像是在考场里等待答题。不知道哪里摆着一座钟，响着时间流过的声音。这是11月，一道细长的横斜着的日光中，有灰尘在轻摇曼舞。这让人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一种不真实的想法——这近乎空虚的时光中，充满了古老的疼痛，往昔的恐慌，过时的满足，陈腐的欲望，一切都摇曳在将要降落、成为旧物的尘埃里。

一转眼间，他们已经在法庭上了，法官是赫克托·普拉姆，假发下他的脸，并非如名字给人的红润印象——不但没有一丝红润，反而是苍白的，又带一点蜡黄的面色，他鼻子很瘦，瘦得他钩子似的鼻尖几近透明，脸上布满镌刻般的皱纹，皱纹从他干瘪的脸上蔓延着，蔓延过颈项，最后全部堆积到他领口处。他咳嗽时，会用手捂住嘴巴，那是一双皮肤薄到透亮的老人之手，手骨一览无余，但他的灰白的指甲却厚实。白到不掺一丝黑的眉毛下，是灰到快要发绿的一双眼睛。这位法官大人的羸弱体质昭然若揭，他保存着气力，坐在他紫色法官袍裹成的茧中，留心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格里菲斯·戈特利用带有旋律般的愉悦语调解释说，今天这两桩讼案——一桩是弗雷德丽卡·瑞佛控诉奈杰尔·瑞佛，另一桩是奈杰尔·瑞佛控诉弗雷德丽卡·瑞佛，两案合并为一案听证并审理。“但我代表的是妻子这一方，也就是弗雷德丽卡·瑞佛，而我学问精深的友人劳伦斯·昂斯，代表的则是丈夫。弗雷德丽卡·瑞佛的离婚诉请因提出在先，并引出另案，所以她的供证将被首先听取。”

弗雷德丽卡的诉状里关于奈杰尔实施肢体虐待、精神虐待、婚内通奸的控诉，被逐项宣读。然后，她被传召到证人席，站在那里，她一下子感到自己俯视着整个法庭，她看到了奈杰尔，看到了阿诺德·贝格比，也看到了许多素昧平生的人。

格里菲斯·戈特利带她回溯了一遍她的婚姻，客套又亲切地称呼着她，那语气就好像在对待一个突然间不得不面对一个未知、险恶世界的年轻弱女子。

问：你的这段婚姻，是在与你丈夫交往三年后，并经过你良多考虑后才步入的。据你说在前期，你感到这是一段幸福的婚姻？

答：是的，从很多方面上看，是幸福的，尽管并不是如我预期的那种婚姻。

问：那么你的预期是什么？

答：我以为他会爱我的全部，爱我原本的天性。但后来，我发现他似乎只想让我待在他的房子里，哪里都不要去，也不让我见任何旧时的朋友，甚至不让我工作。

问：而你在剑桥大学取得了一等学位。

答：是的。

问：你在校期间是一个活跃的优秀的学生吗？

答：是的，我自认是。我算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也打算继续深造，读一个博士学位。

问：你先生是否知道你的抱负？

答：我想他是知道的。他以前常说仰慕我，是因为我的独立、自主之类的。

问：但当你们结婚后，发生了改变？

答：是的。尤其是我儿子出生后，他期望我待在家中，似乎变得更加合理了。

问：你认为你先生对你的独立人格从态度上发生转变，单纯是因为他觉得你需要待在家中照顾你们的孩子？

答：并不尽然，我能感受到他的嫉妒心。我知道他想让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认为家是我唯一理所当然的处所，我知道他认为待在家里就是女人应该做的。

弗雷德丽卡听到了自己的声音，那绝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声音，那是一个安静的年轻女子，在为人生发声、宣示、嗟叹，她发出的是所有有知识的女性早该发出的声音。

问：在你们的家中，你在家务和育儿方面是否缺乏帮手？

答：不，不缺。

问：在不忽略育儿和婚姻的前提下，你是否有可能与朋友交往，或者从事论文的写作？

答：是可行的。我的先生出身富庶，我们家中有很多人可以照顾利奥。

格里菲斯·戈特利轻柔、理性的盘诘进行着。他带着弗雷德丽卡回溯了发现私人信件被拆开时的震惊，以及奈杰尔在电话里对她朋友的一番羞辱，还有奈杰尔愈加频密的长途差旅。

问：你感到了他对你的忽略和怠慢？

答：是的，可以这么说。他以为我反正已经成为他的人，住在他的家里，所以，对我求爱那一部分，在他生命中已经结束了。他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中，但是我却不能，那是不被他允许的。

问：在性生活方面，你是否认为你们的婚姻是幸福的？

答：一开始是的，可以说特别幸福。(她稍微顿了一下)性爱是我们之间最好的一件事……那是我们可以用来沟通的一种语言。

问：之后，情形发生了改变？

答：是的。

问：是否可以请问是为什么吗？

答：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己的抽离。我开始渐渐意识到我不应该结婚。

问：而你丈夫是否有任何导致你对婚姻进行重新思考的表现？

答：他变得越来越有暴力倾向。

问：当你说“他变得越来越有暴力倾向”时，你是指他是作为一个性爱伴侣，还是作为一个善妒又不理智的丈夫，展现了过度的暴力倾向呢，瑞佛太太？

答：两方皆有。在床上时，他常常弄伤我；而在平时，他开始对我变得有攻击性。

问：据你所说，还有一次，你在他离家的时候，查看了他橱柜里的一个箱子。

答：是的。

问：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你那么做的原因？

答：他私自将我的一封信藏了起来。那是我姐夫寄给我的一封信，我姐夫是一个牧师，写信给我只是想安慰我。我是为了找我姐夫寄来的信，而翻看了我先生的箱子。

问：那么你在箱子里找到了什么？

答：一堆色情照片和色情杂志。

问：你是否对自己的发现感到惊讶？

答：尽管是很有趣的发现，我却极度震惊。我感到相当恶心，我觉得自己都被玷污了。同时，我讶异于自己竟对此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问：是否能请你描述一下究竟是怎样的一些照片？

答：多数是施虐受虐题材的画面。(弗雷德丽卡意识到此时她不需要使用精准的技术名词。)画面中是一些被折磨被弄得肮脏的女人，浑身戴着锁链、套着皮具，甚至插着刀子，那些女人暴露着身体。我感到污秽，我感到惊恐。

问：你丈夫是否曾对你有过肢体上的攻击？

答：是的，他开始有了那样的举动。

格里菲斯·戈特利带着弗雷德丽卡回忆了她承受的一次又一次猛击，包括被电池狠狠砸过，被荒唐地禁锢在洗手间里，在马厩里被疯狂追逐，被丢来的斧头砍中，被伤口折腾得死去活来，复原后更是被折腾得死去活来。

问：你是否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讲述过这道伤口的由来？

答：没有，我讲不出口。

问：是什么令你讲不出口？

答：我觉得人们通常都会为遭到伤害而感到羞愧，把自己置于那种……会令人想要伤害你的境地中，尤其令人难堪。

问：每次伤害你后，你丈夫有什么态度？

答：他会表现得格外温柔。

问：他懊悔吗？

答：他会道歉——如果那是他懊悔的表现的话。但是他总是会被戏剧性事件冲昏头脑，被刺激得很兴奋。我因此而知道，他对我的伤害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问：所以你决定要离开他？

答：我觉得我必须离开他。我非常苦恼，也非常害怕。这一切都不在我的掌控之内了，我明白我必须抽身远去，把事情考虑透彻。

格里菲斯·戈特利又将弗雷德丽卡重新带回那夜她飞奔过的野地里，那番带着儿子寻觅栖身之处的挣扎里，那种再也不要走回头路的决心里。他问弗雷德丽卡是否在这段婚姻的任何一个阶段中，对她先生的忠诚度产生过怀疑。她说在思虑过后，她无法说服自己相信丈夫一直以来都是忠诚的。她说她放弃去探究丈夫那些越来越长的差旅，也不想去追问为什么和“生意伙伴”一定要去“无上装女郎”的俱乐部里谈生意。格里菲斯·戈特利取出了“尖角和流苏”俱乐部一名女招待和“蜜罐”俱乐部一名门卫签过名的书面证词，证词都指出奈杰尔·瑞佛曾与数位女性一起离开俱乐部，而那些女性从事的是“一整夜为男性提供娱乐”的职业。“大家都能看到，在那名门卫的证词里写得很清楚，”格里菲斯·戈特利说，“那名门卫表示：瑞佛先生是他们俱乐部的熟脸常客，也相当享受俱乐部提供的表演和女郎们的服务。门卫还特别表示对瑞佛先生的口味印象深刻——比起搔弄，瑞佛先生更倾向于掌掴那些女郎，可以说，瑞佛先生不排斥对女郎施以一些带有风险性的行为。”

问：瑞佛太太，你是否了解那名门卫证词的确切含义？

答：不，我并不是太了解。

问：你是否对这些证词感到惊讶？

答：不。呃，是，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惊讶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些细节；而我一开始说“不”，是因为我知道肯定有些事情在背地里发生，而我阻止自己去发掘。我不知道他这些行为到底具有怎样的严重性。

问：是巨大的严重性。如果我可以切换到后续的事件，如果我可以披露你的一部分隐私，请允许我翻开来自你的医生的证词。医生的证词显示：1964年11月，你先后两次去米德尔塞克斯郡诊所就诊，病因是性感染疾病。请问这是否属实？

答：是的。

格里菲斯·戈特利就弗雷德丽卡的病历逐一说明。

问：你认为你是怎样感染这种疾病的？

答：是我丈夫传染给我的。

问：你确定？

答：相当确定。从我结婚后直到离开他，他是我唯一发生性行为的对象，我很愤怒。

问：为什么愤怒？

答：我后来才知道，这很可能会伤及我腹中的胎儿，会使婴儿的视力或脑部受损。他应该一早就告诉我他在外面的事。

法官问格里菲斯·戈特利：“你的举证是为佐证通奸这一项，还是虐待这一项？”

格里菲斯·戈特利说刚才的几项举证借用于对通奸和虐待这两项指控。

他问完弗雷德丽卡现在的生活、居住情况、利奥就读的学校，以及利奥的朋友等一些情况后，结束了询问，坐了下来。他已经讲述完一位聪颖的，可能有点过分自信，甚至可能接受过过多教育的年轻女子，身陷社会和性别双重困境的故事，她的经历也许会引起一些可以料想的反感，但是她所犯下的过错，跟她所遭受的攻击和侮辱比起来，是远不成比例的。

劳伦斯·昂斯开始发言，他询问法官现在是否可以代表自己的诉讼委托人，就委托人所面对的指控，向控方证人——也就是弗雷德丽卡本人提出询问。法官允许了他的请求。

问：请告诉我，弗雷德丽卡·瑞佛，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奈杰尔·瑞佛？

答：为什么？

问：是的，为什么。你显然是个聪明人，有精细的个人生涯规划，在你决定嫁给你丈夫前，你也认识了他相当一段时间，我相信你对他很熟。在我看来，你不会是因为被激情一时冲昏头脑而决定结婚的那种人。所以，我的问题是：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他？

答：他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问：但你也是位很强硬的女性，有决断力，有智慧，我们总是被提醒你是多么有智慧的一个人。我确信，你肯定成功地打消了不少年轻男士想要和你结婚的念头。

答：是的，有过这样的经验。

问：那么为什么你突然准备好要嫁给这个人？我想，你们当时已经睡在一起了吧。

答：是的，如我之前所说，我和他的性爱在沟通上是奏效的，这是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我以为其他的事情会水到渠成。

问：对一位自称知识分子的人来说，这还真是一番古怪的观点。

答：不，并不奇怪。时下的知识分子都读过D. H.劳伦斯，他主张我们都应该聆听我们的激情，聆听我们的身体，聆听我们的感知。我有强烈的感知，那是一些良善的感知。

法庭上此刻仍弥漫着对格里菲斯·戈特利资料探查和收集能力的赞叹情绪，而劳伦斯·昂斯和弗雷德丽卡之间无声无息地开始了一场性别的交锋——两人四目相交，投射的是各自的性别智慧。他在暗示着什么，他慧黠的嘴唇起了一丝扭拧，他圆硕的脑袋似乎准备好要用怎样的观点来开火，他洞悉了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亦然。

问：啊，D.H.劳伦斯。他笔下那种仿佛远古即已存在的、神秘却可感的相异性。所以你感知到了吧？

答：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问。但的确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他的散文糟得令人生畏，但是又何妨？是的，关于“相异性”，他写得没错，我的确感知到了。

问：你因为性的欢愉而结婚，即使瑞佛先生从任何一个层面上都无法分享你作为知识分子的品位，也可能从来没有翻开过D. H.劳伦斯的任何一本书？

答：那就是来自对立面的吸引。我确实对他一无所知。他就像你所说的，与我是“相异的”，我喜欢那种相异的感觉。我承认我以为他有更丰厚的内在，以为他至少会比我认识的绝大多数男人都更加独立或成熟。

问：所以你认识很多男人？

答：我所在的环境如此。

问：多奇特的说法。毫无疑问，你指的是剑桥女大学生独享特权的那个环境。在与奈杰尔·瑞佛结婚时，你在性方面并不是没有经验的吧？

格里菲斯·戈特利此时提出了反对。婚前性行为即使失当，也不能作为这起离婚案的证据呈堂。而劳伦斯·昂斯解释说，设下此问是为了确认弗雷德丽卡作为妻子，对于丈夫在性方面的小过失是否真的像她所说的那么惊恐。因此，法官驳回了格里菲斯·戈特利的反对。

“证人须回答这个问题。”法官说。

昂斯接着说：“当你结婚时，你已经认识很多男人了。”昂斯对着弗雷德丽卡眯起眼睛，想要重新构筑他们之间刚才那稍纵即逝的性别关联。

“是的。”弗雷德丽卡说。

“你婚前总共和多少男人发生过性关系？”

戈特利又提出反对，这次的反对是有效的。法官和庭上所有人都看到了弗雷德丽卡的不情愿，她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作答。

昂斯说：“那我们继续吧，重新回到那些污秽照片的问题上。你难道不觉得，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女性，在描述你看到那些照片时的反应时你是否有点夸张了？你拥有主修英国文学的学位，而且是一个优秀学位。我想你们在校上课时，课堂上肯定泰然自若地讨论过莎士比亚的低俗作品、乔叟的下流故事、威尔默特的淫词浪语。所以，你真的会为了区区几张淫秽照片而震惊？即使再不入流，但遗憾地说，那些照片是有代表性的，它们的作用充其量跟吸烟室里的小曲或洗手间里的笑话一样，都是些小男孩们解闷儿的伎俩，包括你儿子在内，就连他也会懂，这个我一点也不存疑。”

“我只能说我极其惊恐。我反应过激，是因为那些照片对我的打击太大。我认同你刚才说的那些，如果我提前听过你的这番说辞，我表现得可能也不会像你口中那般夸张。但那一切让我异常恶心。”

“真是一场对蓝胡子的橱柜的突袭。你事后也许会想：早知道就让那个橱柜好好关着就是了。你可能会自省：所有的婚姻都需要保有私人空间、私人橱柜，毕竟那些照片并非强制要你看的，并非正大光明摆在那儿让你受惊的。”

“我没有你假设出来的这些想法。”

“我们回到你提供的一部分证言。我博闻强记的友人格里菲斯·戈特利曾问你为什么你和你丈夫的性欢愉停止了，我相信他期待听到的答案是‘因为我丈夫冷落我，又对我施暴’，或者类似的答案。但是我记录下了你提供的答案，你说的是：‘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己的抽离。我开始渐渐意识到我不应该结婚。’你能否对自己的观察结果做出说明，瑞佛夫人？”

弗雷德丽卡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她无法吐露一个字。昂斯听见了她“响亮”的想法——她明明知道答案，她也知道自己不应该说出答案，所以默不作声。

“请说吧，瑞佛太太，你如此能言善辩，如此思路清晰，而且这是个简单的问题。说吧，‘我开始渐渐意识到我不应该结婚’，这是为什么？”

“我开始渐渐意识到我无法兑现自己许下的承诺。”弗雷德丽卡脱口而出，因终于能把胸中憋闷的话说出来，她得到暂时的解脱。说完这句，她没接着说下去。

“你带着居心不良的态度走入婚姻？”

“不完全是这样。”

“不完全是这样？可听起来完全是这样!你是不是曾经觉得：我犯了一个错，甚至是一个可怕的错，一个敏感的男人，一个不怎么擅长表达的男人，一个性情暴躁的男人，一旦觉察到我的逆转，难免有轻率的情绪爆发，那是他对我的抽离的回应。”

“我没有抽离!”

“抱歉，瑞佛太太，‘抽离’是你的用词。”

“我的抽离也构不成他往别人身上丢斧头的理由。”

“的确构不成。另外，我方也并没有承认往谁身上丢过斧头。请回答我，瑞佛太太，你当时为什么要嫁给奈杰尔·瑞佛？”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是性，换句话说，是性欢愉，还有就是他锲而不舍地追求我，他是锲而不舍的一个人。”

“跟他本身非常富有毫无关系？”

“几乎没有关系。我喜欢，不，我有一度喜欢去高级餐馆。但那更多是一种陌生环境、未知场域的诱惑力，我想去见识见识这世界上和我背景不同的那些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你提到居心不良，我想说我根本不求生活费，至少我个人不需要——我现在想阐明这一点。我结婚不是为了钱，但我的确有一些对于熟悉生活的憧憬。”

“你相当能说会道。”劳伦斯·昂斯这样评价弗雷德丽卡，带着一份鄙夷。

问：让我们重回到你仓促逃离布兰大宅的那一夜。当晚是否有你的一群友人，一群男性友人，刚好在你的住宅附近逗留，刚好开着一辆路虎车闲晃，刚好在等你？

答：我的友人们不被我家的男主人欢迎，他们可能再也不会拜访我了。我极度惊惧，但那个时机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是不容错失的。

问：你又是如何为你儿子准备当晚出逃的？你有没有对他说你要带他离开布兰大宅，离开爱他的父亲、姑姑们和一直抚育他长大的女管家，离开他无比依恋的小马驹？他是自愿跟你走的吗？

答：是他自己决定跟我走的。(法庭速记员的记录中写了一句附注：证人对于这个问题显得极为愕然。)

问：请问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把他，把一个幼小的孩子带到卧室里，然后，你让那个不懂事的孩子在父母亲中做选择？

答：当然不是，我绝对不会那么做。我没有把我要离开这件事告诉他，也没有把他唤醒，我无法那么做，我觉得那对他不公平。我没有打算要离开他很长一段时间——那不是永远的离开，那一刻我是那么想的。

问：你感到让他留下，对他反而比较好？

答：是的，彼时彼刻，我的念头就是那样的，非常显然，他应该留在原地。

问：那么他究竟是怎么跟你出走的？

答：他在后面跟着我。他说要跟我一起走，他似乎知道我要离开。

问：他有没有说想让你留下？

答：没有。他说他要跟我走。如果他没说，我也可能会和他回到家里，在那里继续住下去。但他清楚地说了要跟我走。

问：他不过是深更半夜里爬起来的一个绝望又疑惑的小孩？

答：是的。但他同样是一个刚毅果决的小孩。你不认得他，他意志很坚定。

问：所以你要说的是，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才四岁，就已经有那么果决的意志，能在深夜里，将一个一同出走的决定，强加于一个口口声声爱他的母亲身上，但那位母亲却似乎有一种自我了断的决心：母亲认为儿子留下，对儿子反而比较好？或许事实是另一种情形吧，瑞佛太太。那个被你心甘情愿地留在睡床上的小孩，不合时宜地意识到你将要离开，突然间冲出来抗议、恳求，你则担心自己和一群年轻男人的会面因此被贻误，于是你不得不一把抓起这个小孩，这是你急中生智的补救方法，像带一件原本没预计要带的行李一样，把小孩就这么扛走了。(法庭速记员记录道：证人闻后一阵沉默。)

问：请问，事实是否跟我描述的后一种情形相近？

答：(法庭速记员记录：证人低语道)不，根本不是那样，我爱我的儿子。

弗雷德丽卡的声音既微弱又干涩。她无法张口，无法发言。她舔了舔嘴唇，在法庭看来这是她紧张的表现。

格里菲斯·戈特利随后问了她几个问题，试图使她恢复镇静。然后出具了比尔·波特和丹尼尔·奥顿署名的书面证词，这些证词描述的是奈杰尔·瑞佛对比尔·波特和丹尼尔·奥顿两人在两个不同场合所做出的暴力袭击，这两次暴力袭击都发生在弗雷德丽卡逃离布兰大宅后。

劳伦斯·昂斯的第一个证人是奥利芙·瑞佛小姐，他简要介绍了一下她的身份：她是奈杰尔·瑞佛的一个姐姐，至今未婚，居住在家族房产布兰大宅里。昂斯请她回忆她弟弟的婚姻情况。

问：得知他要与弗雷德丽卡结婚，你是否惊讶？

答：不，当时并不惊讶。她常常来我们这儿和我们小住。他们两人显得非常相爱，看到奈杰尔开心，我也很开心。

问：那么弗雷德丽卡开心吗？

答：这就有点难说。对她来说，要融入我们的生活不是那么简单，毕竟她和我们的出身背景不同。

问：你是否认为她觉得你是咄咄逼人的，还有你们紧密的家庭关系，以及乡间的生活形态，都让她感到不习惯？

答：哦不，那可不会。我看她从头至尾都是鄙夷我们的。她觉得我们既迟钝又无聊，她也就是当奈杰尔在时，过得还比较有生气。撇开奈杰尔，她基本上对剩下的我们这些人是不屑一顾的。

问：她会不会是太想念她旧时的朋友？

答：应该不是。她有很多访客，看起来都是她乐见的访客——大多是从伦敦来的年轻男子。我们也殷勤招待了，当然了，那是我们该有的礼数。

问：你们是否有任何阻止她的友人来探访或阻绝她和友人联络的行径？

答：哦不，怎么会呢？我们可不是闭门谢客的孤傲人家。不过我看她的朋友们可能多多少少觉得我们有点古板，觉得我们有乡绅派头，哈哈。

问：当你的侄子利奥出生后，比起以往，弗雷德丽卡是不是更安分了？

答：哦不。可以说是相反的情况。她一天到晚绷着脸，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我们怎么做也没办法让她高兴起来，她总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呆坐着。

问：她有抑郁倾向吗？

答：非要那么说也可以。但好在我们人手多，都能帮忙照顾她刚出生的儿子。

问：她爱小婴儿吗？

答：哦，是的，她爱儿子。但我不认为她是那种天生就很会照顾孩子的新手妈妈，她连抱孩子的姿势也不自然，你知道吧，反正她就是显得有点笨拙，连面对自己的亲生子都有点保留。

接下来，对奥利芙·瑞佛的问讯转向对奈杰尔·瑞佛被控虐待的供述。

问：你是否目睹你弟弟曾对他妻子发怒？

答：他们隔三岔五就吵架，两人互不相让，势均力敌，但他们是典型的床头吵床尾和，刚刚还在楼梯上大喊大叫，等一下又抱在一起拥吻，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如果要我说，我看这很正常。不过弗雷德丽卡生气生得实在太频繁，因此她常常触怒奈杰尔。但不吵架的时候两人很甜蜜，微笑、拥抱什么的。

问：你是否见过你弟弟对他妻子动粗？

答：没有，从来没见过。

问：但他是不是会动粗的那种人？

答：我不知道他们两人私生活中具体发生过什么，但我不以为他是会做出那种事情的人。如果弗雷德丽卡身体上有伤，那我们都能看见啊，反正我们是没看见她受伤。

问：但1964年某天，有一位医生被请进宅邸，来诊治你弟媳大腿上一道大范围的深而长的切口。

答：她说那是她跑出去看月亮的时候，被养马的小围场边上的带刺铁丝网绊倒而刮伤的。

问：这个说法在你看来会不会古怪？

答：不会啊。她总是在夜里跑到屋外乱晃。她闷坏了，可怜的女人。

问：所以她的伤口看起来跟带刺铁丝网造成的伤口吻合吗？

答：至少她长裤上的划痕跟铁丝网是吻合的，我没有仔细看她的腿，我没关心到那么细致的地步。

问：所以她的伤口造成时，她并非穿着睡袍？

答：我不知道什么睡袍不睡袍的，我没看见她的睡袍，我只看见她那条有血痕和裂口的长裤，说是被铁丝网刮破的。

问：你是否想过她的伤口可能是你弟弟导致的？

答：我没这么想过，听到你这样的暗示我有些诧异。我弟弟爱她，哦，或者说爱过她。我弟弟对她的所作所为已经非常包容了，在我看来，我弟弟付出了很多努力，只为求她和儿子一道回到我们家。我对我弟弟偶尔急躁的表现不是很惊讶——毕竟，是她搞得弟弟像个傻瓜一样，你自己想想看，她就那样大半夜里不告而别，和她一伙儿的是一群伦敦的文艺青年……反正我弟弟是不会伤害她的，那么做有什么好处？

问：假设性的问题，如果她已经离家长达三年了，你觉得最后应该怎么解决问题？

答：我不赞成离婚。我本身是一个按时到教堂做礼拜的人，教义告诉我们婚姻只能结成一次，而且应该是永久的。我个人认为一个孩子应该在祖宅中，在父母的陪伴下长大。她应该努力说服自己回来。但如果她执意不肯回来，那么她应该让利奥回到我们身边，回到他成长的家园，回到他终将要继承的家园，回到他备受宠爱并会觉得无比安全的家园。

劳伦斯·昂斯又传召了罗萨琳德·瑞佛，包括奥利芙·瑞佛在内，这两位作为证人的姐妹在做证前，都没有出现在法庭里。罗萨琳德·瑞佛也说弗雷德丽卡曾有过许多前来探访的友人，也说弗雷德丽卡根本没有任何想要留在布兰大宅里的意思，整天面有愠色，以跟丈夫吵架为乐。同样地，罗萨琳德·瑞佛说，据弗雷德丽卡本人当时所说，她大腿上的伤口是被带刺铁丝网刮伤的，她看见过弗雷德丽卡刮破的长裤和长裤上的血痕，但没听说过弗雷德丽卡穿着的是睡袍。

姐妹俩拥有一种极其实在又令人乏味的庸俗风格，给庭上在座的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是眼界受限却有理有据的英伦乡绅阶层。她们蹙额，似乎是尽力想对她们那行为出格的弟妹表现出公平态度，她们也完美地展示了对侄子利奥的浓浓爱意。提到利奥的时候，她们那厚实的嘴角挂着微笑，她们那乌黑的眼珠闪着亮光。罗萨琳德还补充了奥利芙没有说到的一幅温馨画面：两个姑姑耐心地教导着一心想学会骑马的小男孩如何驾驭那匹小黑马，与此同时，小男孩的母亲则拒绝走到围场上，为她儿子取得的“勋绩”喝彩助威；小男孩的母亲似乎总是“在读一本书”，即使是儿子学会了在马背上快速行进，做母亲的也并不上心。罗萨琳德也表示说奈杰尔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丈夫。

劳伦斯·昂斯也传召了皮皮·玛姆特。皮皮的脸因义愤而显得气色红润，面颊反光。比起那对感情不轻易流露的姐妹，皮皮是个情绪不怎么稳定的证人。她表现得就像是自己极力争取才得到了上庭机会，所以得表明身份，阐述立场，为信念而斗争。她整头别满了铁发卡，做证过程中，她时不时把发卡拔下来又重新别上去，好像只有这样她的头颅才能安安稳稳地固定住。昂斯问皮皮的问题和问那两姐妹的大同小异，比如：奈杰尔和弗雷德丽卡婚姻初期是怎样的状况？弗雷德丽卡来访的朋友多吗？弗雷德丽卡是不是缺乏朋友？还有布兰大宅里的生活情形，以及利奥的养育过程等。

问：弗雷德丽卡知道自己怀孕，是高兴的吗？

答：我不敢那么说，高兴？不!哦不!与其说高兴，倒不如说是个打击。

问：所以她的怀孕是不在计划之内的？

答：有一次她和她一个朋友打电话，我无意中听到她的几句话。她总是和朋友在电话里大聊特聊，不断打电话。她对朋友说：“你肯定猜不到——我竟然怀孕了，真是太糟糕了，怀孕毁掉了我的一切，我的人生全毁了。”

问：你确定你听到她那么说？那不是你对她的话的概括？

答：听到她那么说我吓了一大跳!那是多可恶多惊人的一番话，我当然记得她的原话。

问：但当婴儿出生后，她的心态是否产生了改变？许多女性得知自己怀孕时都免不了震惊，可一旦生下了孩子，却也会很爱自己的孩子。

答：我没看出她生孩子前后有什么不同。她的母爱并不浑然天成，我尝试着要教她一些东西——比如怎么安抚孩子，怎么哄孩子入睡，怎么给孩子喂奶，但她表现得特别急躁、易怒、懒散，一副根本不想学的样子。我有一次注意到她看孩子的眼神，就好像她希望这个孩子从她生命中消失一样。

问：那是你的个人解读罢了。

答：但我知道谁为那个孩子亦步亦趋，处理了所有事情，谁为孩子受伤的膝盖贴上胶布。孩子在宠物天竺鼠死掉后最先向谁哭诉，又是谁知道孩子最爱吃几分熟的水煮蛋和烤到什么程度的面包条。

问：你会不会让她觉得自己是附赘悬疣？

答：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问：我是说你会不会让她感到既然孩子的一切有你打理，她就有点觉得自己百无一用？

答：我不认同，一点也不认同。她就是全然地不感兴趣。她如果不是在独自走来走去，或者在打电话给她朋友，就是“在读一本书”。我曾看到她一只手正在给孩子喂奶，另一只手擎着书，我可以告诉你，她的眼神在书上，而不是在孩子身上。还有一次，我听到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就跑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孩子被小折刀割伤了，她那时待在楼上，“在读一本书”，好像什么声音也没听到，也可能是充耳不闻。

问：那么孩子爱不爱母亲？

答：天性使然，他是爱母亲的。孩子总是想获得母亲的关注，但总是失败。不过，我在孩子身边，我就是他的皮皮，还有他的姑姑们陪伴左右，所以他还是被照料得很好。

关于奈杰尔对弗雷德丽卡的攻击，留有血痕和裂口的长裤，那件虚幻的睡袍，以及伤口的成因，皮皮的口供和奥莉薇、罗萨琳德两姐妹的精准吻合。昂斯对皮皮还有其他的询问。

问：你是否看到过那道所谓的伤口？

答：我当然看过，如果家中有任何人需要打扮、清洗、照顾，都会找我，即使是她，我也会前去照顾。

问：你如何描述你看到的那道伤口？

答：是锯齿状的、不均匀的。很显然是铁丝网刮伤的，就像狩猎时身体暴露处受伤的伤口一样。罗伊兰斯医生来了一看就说：“典型的铁丝网刮伤。”医生就是那么断定的。我只能说那是一个不灵活的女孩想要攀上树篱，却没看到另一边围着铁丝网，跌下来自然被刮伤的。她没有乡村的生活智慧，我们都知道树篱外围肯定是绕着铁丝网的。看见她受伤，奈杰尔心里也很不好受。奈杰尔整天陪着她，安慰她，陪她聊天。

弗雷德丽卡写了一张纸条传给戈特利，上面写着：“她在说谎。她们全都在说谎。”

“是过度渲染？”戈特利回传给弗雷德丽卡的纸条上问道。

“不，是说谎。彻头彻尾的谎言，信口开河的谎言。”

“会不会是她对表象信以为真？”

“不，不是。连表象也都不是真的。”

“法官也会留意到她的发言中充满敌意，这股敌意在座的都能感受到。但要证明她是凭自己的想象力编出这么一套完整的大型谎言，这的确有难度。”

“但她的确是……”

“嗯，好，且看法庭到底相信谁。”

昂斯没有像问奥莉薇和罗萨琳德一样，问皮皮觉得最后应该怎么解决问题。但是他问皮皮的是：“如果按照现状度过三年，你觉得奈杰尔和弗雷德丽卡两人之间是否有和解的任何希望？”

“关于这一点，我不敢有太大希望。我知道奈杰尔想让事情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也是事情该有的样子。一家人本来就应该在一起。但如果她不尽妻子本分，那么至少得让小男孩回到自己的家，那个家才是他能得到快乐和关爱的地方。那个家有足够的爱，充满了爱，这一点我必须点明。但她要是想来看孩子，她知道她随时可以来，反正孩子必须在最恰当的地方得到最恰当的一切。那个孩子在伦敦南区的地下室里哪能过得快乐？那个孩子明明就是个乡野小孩，土生土长的乡野小孩。”

皮皮做完证后，法庭暂时休庭，让大家午餐、午休。弗雷德丽卡一口气喝了半品脱掺柠檬汁的啤酒。她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她也不喜欢啤酒，但是她很口渴，想以酒精止渴。她试图开自己的玩笑，她对阿诺德·贝格比说：“我觉得我好像是因为读书而受审。”

“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

“如果我是个男人，就不须面对这种事。”

“可能是吧。我倒认识一对夫妇，都是三十出头，无法生育，急于领养一个孩子，前去为这对夫妇做居家访视的社工在报告中写道：‘貌似挺值得信赖的一对夫妇，用意良善。家里藏书太多，妻子有阅读习惯。’”

午休时间过后继续开庭，辩方这时传召的证人名叫西奥博尔德·德罗赛尔，他也被人称为提奥。他个头儿矮得不得了，站在证人席上时，只露出一颗脑袋。他几乎完全谢顶，气色看上去也十分不健康。他的脸过长，面色悲戚。他穿了一件方格衬衫，外罩一套棕色西装。这个人让弗雷德丽卡觉得有点眼熟，但直到西奥博尔德·德罗赛尔透露了自己的职业，弗雷德丽卡才在同一时间认出了他。他就是哈梅林广场上的小个子男人，他就是那辆总像在“咳嗽”的奥斯汀小轿车的主人。他说他是顶尖调查公司的总监。

“我负责监视别人，也帮助查明真相，我能查到任何事情，真的，什么都能查出来。我主要擅长的是与婚姻相关的调查。”

问：你受雇于奈杰尔·瑞佛先生吗？

答：是的，我从1964年12月起被他雇用。

问：你受雇后做些什么？

答：跟踪监视那位女士，也就是奈杰尔先生的妻子，看她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也看他们的儿子在做些什么。

问：自从1964年10月起，瑞佛太太住在哪里？

答：她住在布鲁姆伯利的一栋公寓里，所属人是一位叫托马斯·普尔的先生。我看到她进进出出那栋公寓，看到她和普尔先生一起上班，又和普尔先生一起回家。当然，我无法进入公寓，无法监看公寓内部发生了什么。

问：你对普尔先生和瑞佛太太两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怎样的印象？

答：他们非常相爱，非常亲昵。我在不同情况下看到他们拥抱和亲吻，比如说当他们俩在街上道别的时候之类的。我也看到他们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购物——是普尔先生的孩子，还有弗雷德丽卡的孩子。他们怎么看都像是一对夫妇，这是看得出来的，他们对彼此自然随意，又有各种充满爱意的举动。

我和住在他们公寓里当保姆的女孩攀谈过两次。我假装是个要跟她借钻头的邻居，我觉得比起食糖，钻头是更适合我这样一个邻居向她借的东西，其实很多人家里没有钻头。那位保姆，尽管年轻，却很谨慎——不让我进入他们家中，所以我搞不清楚他们睡床或者夜间睡眠的安排。我在言谈中，佯装把瑞佛太太看作普尔太太，那位保姆，也就是罗泽小姐(证人低头看了一下笔记本)纠正了我，告诉我说瑞佛太太并不是普尔太太。但是罗泽小姐也说，据自己观察到的，那一男一女可能很快就会结婚了，事情在往这个方向发展。罗泽小姐说：他们俩肯定会成为一对恩爱夫妻。

问：后来，瑞佛太太搬离了那所公寓吧？

答：是的。她搬去了哈梅林广场42号，和阿加莎·蒙德小姐及蒙德小姐的女儿同住，蒙德小姐似乎是单身状态，访客也不多。

答：那么瑞佛太太呢？她的访客也不多吗？

问：不对，她的访客可多了。她有许多男性访客，有的独自登门，有的结伴而来。我在场监视的时候做了记录，要知道我不是一直在那儿，我也有其他受委托的调查工作得做，所以我的信息在连贯性上会有出入。就我的计算，大概有七到八名比较固定的男性访客，对这几位访客，她都表现得相当亲热，搂搂抱抱、亲来亲去，你摸我、我摸你。

西奥博尔德·德罗赛尔念了一连串人名：托尼·沃森、休·平克、埃德蒙·威尔基、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丹尼尔·奥顿、戴斯蒙德·布尔、裘德·梅森。这是在他监看下常去找弗雷德丽卡的男子，有的是独自前往，有的是成群结队。弗雷德丽卡瞪着西奥博尔德·德罗赛尔，原来自己的人生在那个躲在奥斯汀小轿车里的矮子眼中成了一派光景。在西奥博尔德·德罗赛尔的描述中，弗雷德丽卡那些与好朋友们相聚的夜晚是这样的：“简直是一场狂野的派对，她的邻居们经过我的车身时，都在嘀咕着那伙人。她在哈梅林广场的居民心目中，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

问：你是否觉察到那些访客中有的人并不仅仅是亲密好友那么单纯？

答：那位女士去戴斯蒙德·布尔先生位于克勒肯维尔区鹰巷的住家那几次，我都跟踪了。我跟戴斯蒙德·布尔先生的女房东混熟了，女房东似乎对于有这么一位放荡不羁的画家房客感到很是骄傲。这位女房东安娜贝拉·帕滕太太告诉我(法庭速记员记录：证人照着笔记读道)：“戴斯蒙德·布尔的画室里铺了一张床垫，他就在那张床垫上和他的模特、学生，和各种来路的女人性交。”在女房东看来，戴斯蒙德·布尔先生是“一部无法获得满足的性爱机器”。我不认为女房东视其为癫狂或变态，我想她只是觉得戴斯蒙德·布尔先生懂得享受性爱。女房东本人也从对戴斯蒙德·布尔先生性爱行为的想象中获得快感，并且……

法官指出该位女房东的说法不能被采信，毕竟那也只是证人从女房东口中听到的一面之词。昂斯问证人是否在女房东帕滕太太的房间中观察到任何真凭实据。

答：我得到女房东足够的信任，于1966年7月28日，通过布尔先生门上的一块玻璃嵌板，就是那种叫磨砂玻璃的东西，观察到了布尔先生房间中的情形。我看到瑞佛太太举着一杯红酒，同时一丝不挂。

问：一丝不挂？

答：也可以说赤身裸体，但显然无拘无束。

问：或许她是在为布尔先生担任人体模特？

答：也许是吧，但那可能不是全部，因为我看到布尔先生也赤身裸体，他的那儿是勃起的，他靠近了瑞佛太太，并将她推倒在他的床垫上。他的床垫就铺在他其中一个画室的地板上。我成功说服了帕滕太太签下自己的名字，作为我们共同见证这一幕的凭证——帕滕太太并不介意签名，据她说反正布尔先生“才不在乎别人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他对这一切得意极了”。

法官问书记员：布尔先生至今未对要求他担任共同答辩人的呈请书做出回应？

书记员：是的，大人。

法官又问：他决定不出庭？

书记员：是的，大人。

法官：如此看来，他同意让这件事在法庭上被提出，不做出任何辩驳。

问：在你的观察中，是否还有其他男子与瑞佛太太过从甚密？

答：还有约翰·奥托卡尔先生。

问：你第一次看到奥托卡尔先生是什么时候？

答：应该是1965年的5月或6月。他以前常常来到哈梅林广场，盯着她亮起灯的窗，像一只痴情的公狗。一开始，我以为他可能是个夜盗——我静静坐在我的车里观察着，尽量不引起注意——我就那么几小时几小时地坐着，有时候我会借手电筒的光，读一点东西打发时间。但我还是能看清楚他的长相，能看清楚他张望的神态。有一天夜里，她让他进屋了。我偷偷地跨过了广场，去到她家的方位，俯瞰她家的地下室。她住在地下层，睡在靠窗的房间。她通常都不会拉上帘子，就算她拉上了，那帘子顶多也就是个很薄很透光的百叶窗，从外面还是能很清晰地看到她的身影，能判断出她在做什么，或者任何在她房间里的人在做什么。看到他们两人的性交行为终于发生，令我感到满足。他们在7月5日、7月14日都有性交，后来他们陆陆续续有过至少十四次的性交。

问：除了住家，你是否在他处对瑞佛太太和奥托卡尔先生进行过跟踪监视？

答：我曾在1965年的盛夏跟踪了他们去约克郡的行程，他们以约翰·奥托卡尔先生和太太的名义，登记入住了一间旅馆。

法官问证人：连他们的远行你也得跟踪吗？你不是说已经观察到足够多的信息了吗？

答：哦，远行当然我也得跟踪了，大人。我还拿到了旅馆员工签了名的书面证词呢，当然，我的雇主在对我交代工作时已经点明了，我必须跟踪她去任何地方，不能让她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昂斯接着盘问。

问：你是否发现还有更多男子让瑞佛太太置于不体面的情形之中？

答：还有一位保罗·奥托卡尔先生。

问：保罗·奥托卡尔？

答：问题在于保罗·奥托卡尔先生是约翰·奥托卡尔先生的孪生兄弟，他们二人是同卵双胞胎。我一开始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长相雷同的两个不同男子——都是留着金色长发的年轻人，都在哈梅林广场出没，你根本预料不到，谁能预料到这种事情啊？谁能预料到两个流浪汉似的男子在午夜以后会来注视着同一扇窗口，而且两个男子还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有一次我碰巧注意到孪生兄弟其中一人又来注视地下室的那扇窗口，就像我有时候会去监视那扇窗口一样，而忽然之间，我发现窗口内的瑞佛太太正在跟孪生兄弟其中一人含情脉脉地对话，我费了一点脑力才弄明白，原来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只是长得一样。约翰·奥托卡尔先生在欧罗堡信息系统中心工作；保罗·奥托卡尔先生是个流行歌手，艺名：扎格。他在一个叫作“扎格和席格席格席山羊”的乐团当主唱，等一下，我看看，是“席格”吗？啊，不是，是“齐格”。

法官：请重复一遍。

证人：扎格和齐格齐格齐山羊。

法官：讲究的名字，太讲究了。

证人：法官大人，您说什么？

法官：请继续。你刚才说到你发现他们兄弟俩，准确地说是孪生兄弟俩，都对瑞佛太太动心了？

证人：是的，法官大人。但要分辨出他们俩到底谁是谁，可不是您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有时候，他们俩都穿很体面很称身的西装；又有些时候，他们俩穿的好像是戏服——就是那种滑稽戏里丑角才会穿的衣服，比如说亮到刺眼的袍子之类的东西，甚至他们还会在身体上喷绘。当他们晚上来看瑞佛太太的窗口的时候，他们穿的是黑色聚氯乙烯材质的雨衣，我没办法认出他们俩到底是谁在屋子里面和瑞佛太太谈情说爱，谁在街上默默地目睹着窗内发生的一切。

法官：你说他们还会在身体上喷绘，这是什么意思？

证人：嗯，只能说他们两人举止非常怪异，而且喜欢炫耀，有自我卖弄和自我宣传的倾向。有一天晚上，他们两兄弟其中一人在哈梅林广场中间那块废弃的空地上，用煤油点燃了很多很多书。点火的那个人除了披着一件长款的发光的塑料袍，里面就什么也没穿了，但是他那光溜溜的身体上到处都涂抹了乱七八糟的各种颜色。我猜测他可能是受了什么药物的影响。瑞佛太太跟他起了很严重的冲突，在火堆里打起来了，被烧的都是瑞佛太太的书——应该是吧，我想。瑞佛太太和他角力，他倒进了火里，被烧得挺严重的。广场上的人叫来一辆救护车。瑞佛太太抓着他光溜溜的身体，又是嘶喊，又是号哭。

昂斯这时插话了，问道：那么瑞佛太太的儿子是否也处于这些身体上有喷绘的年轻男子的陪伴下？

答：挺频繁的。有时候瑞佛太太在场，有时候不在场。瑞佛太太的儿子基本是跟一伙黑人孩子玩，那些黑人孩子整天在街上瞎晃，干一些偷别人家的牛奶或按了人家门铃就跑的蠢事，有一次其中一个黑人孩子怂恿其他孩子把鞭炮丢到我那辆可怜的小车底下，给我的小车造成了不小的损坏呢。

问：你收集到怎样的证据让你确信瑞佛太太和这对孪生双胞胎兄弟都发生过性行为，而不是仅仅和其中一人发生过呢？

答：哦，有一次我从窗外看到瑞佛太太和兄弟其中一人在大吵，于是我就轻手轻脚地凑近去听。只要你把自己藏在台阶的暗影中，就没人能看到你在地下室的窗户外面。那个男子对瑞佛太太嚷嚷着，告诉瑞佛太太他们兄弟二人总是共享女人，还说他自己是动真格的，他兄弟充其量是个影子之类的。我还抄下了一句他当时说的话，他说：“这就是存在于你想象中的我真实的肉体。”他好像是在说明，如果缺少了他们兄弟俩任何一个人，这整个相爱过程都将会是不完整的。

问：瑞佛太太的答复是什么？

答：我只看到他们两人躺到了床上，还看到他脱掉了瑞佛太太的衣服，后来我必须得赶快溜了，因为我老远听到蒙德小姐回家的脚步声。

托马斯·普尔上庭，接受了劳伦斯·昂斯的问讯。

问：你为什么会邀请瑞佛太太到你的公寓里和你同住？

答：因为我觉得她十分可怜，我为她感到难过——她整个人都浸透在恐惧中，她遭逢了人生的很多失去，而且她认为，她必须躲开她那暴力的丈夫，要离她丈夫远远的。这怎么看都是一个很妥善的安排——我们两人都是单亲家长，都得照顾孩子，也都要工作养家。我帮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也都分摊家务和照管孩子。

问：你是否享受和她同住？

答：可以说非常享受，我们彼此都很熟了。我和她父亲共事过，她父亲曾是一位校长，在布莱斯福德·赖德学校任职。

问：所以你们轮流暂代父职、母职？

答：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

问：你们的孩子年龄相同还是相近？

答：孩子们彼此间年龄相近，但我和她的年龄可能差了两辈。

问：这是一个不小的差距，但你还没有年长到可以当她父亲的程度。所以，你是否觉得——是否觉得她是有魅力的？

答：是的，她是个有魅力的女性。

问：你是否有过和她结婚的念头？你是否曾构想过：如果娶了她，一切会很顺利，你们的工作和生活都会很和谐，就像你们以父亲或母亲身份照顾彼此的孩子那样？当时你们的婚姻已经在实践过程中了。

答：我的确那么想过，的确是。

问：如果瑞佛太太单身的话，你是否会想要娶她？

答：这个问题是你纯粹的假设。

问：请问你是否会想要娶她？

答：会的，我会想娶她。我十分欣赏她，也对她怀有恋慕。

问：你对她的恋慕是否达到当她在你的公寓中和你共处时，你想和她做爱的程度？

答：不，她不想要做爱。她身心都受到创伤，需要静心恢复，也需要思索的空间。我只想给她提供那样的生活环境。

问：那么她为什么最终离开了呢，普尔先生？

答：因为她决定离婚，因而感觉到我们的共居行为会让她在名誉上受损。关于这一点，她可能是明智的。但她必须搬离，让我觉得惋惜。

问：或许她因选择更年轻的男子、更刺激的生活才离你而去？

答：或许吧，不过她既已下定决心和丈夫离婚以获取对自己人生的全盘掌控，我不认为她会自毁前程。

问：如果告诉你据说她曾举办过一场场狂野的派对，并热情款待过一名叫作扎格的流行歌手，你是否会感到惊讶？

答：弗雷德丽卡做任何事都不会令我感到惊讶。她天性中有无所顾忌的因子。但是，她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是一位有智慧的女性，她也正在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

问：你将她的婚姻视为“错误”？

答：她因为姐姐的骤逝而一蹶不振，我认为她结婚的时候处于极度哀恸和无比痛苦中。我不觉得在那种情形下，她应该做任何决定，但事情已然发生。

奈杰尔·瑞佛是最后一名上庭的证人。他站在证人席上，保持着警戒却也显得无拘无束，他的脸上透露出一种谦恭的注意力，但他的身体像“随时准备好要弹跳”——这是看到奈杰尔后，最先跃入弗雷德丽卡脑海里的几个字。他根本不看她，他的眼神中没有一丝轻蔑，也没有一丝悔意，他的头发光滑多了，也比以前长了——原来，他也正缓缓滑入这多姿多彩、时髦新潮的20世纪60年代。

弗雷德丽卡却突然陷入了和奈杰尔第一次做爱的那段回忆。那发生在奈杰尔的单人公寓房间中，他们被灰尘和一堆脏兮兮的衬衫环绕着；她记得他的身体倾覆在她的身体之上，他有一张多么专注的脸，就那样阴沉地俯视着身下的她；她记得，自己惊讶于突然间再也不会惯性失神，惊讶于对火热快感的体尝，惊讶于在他手中、在他身下的自己那份切实的存在感。其后，偶尔地，在和其他男人做爱时，她总是不期然地回想起生命中那深刻到无法忘情的体悟和因过剩而蔓延至今的欢愉。她情不自禁地低下头，感受一股热血涌上颈、涌上喉。这所有的用于交锋的文本资料、所有的粗糙或精致的谎话、所有的语焉不详模棱两可、所有的令人痛恶的牵强附会、所有的不辩自明的真实，都与她胸口上翻涌着的热血有关，但是，这股热血的激昂又是任何语言文字解释不清的。

她倾听着，听奈杰尔解说他们的婚姻——用的是他一贯闭锁的、谨慎的语言。他丝毫没有愠怒的意思，因为他的姐姐们早已代他出了一口恶气。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他可能打动不了任何一位仲裁者为他投下同情票，或让他们觉得他受了冤枉——多亏了他的姐姐们。不过，弗雷德丽卡却被他打动了。

问：你的妻子申诉说你离家的时间过长，离家次数也太过频繁，还说你阻止她拥有自己的人生。

答：我希望她能做一个好妻子，但她对好妻子的定义可能与我的不同。而事后看来，我们当初或许可以各有一些让步。

问：她突然离家，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震撼？

答：是很大的一个震撼。我从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糟糕到如此程度。我只觉得她有点不开心，还预料她不久后就会回家。

问：你是否曾伤害或恐吓过她？

答：有一两次，我的确没控制住我的情绪。对此我也很担心，因为我曾自恃有极高的自我控制力。所以当我失常地吼叫或伤人时，的确会令人害怕，更会令她害怕，因为我没显露过那样一面。

问：你刚才承认你吼叫了，那么伤人这一点你也承认？

答：我有一次无法抵抗她的挑衅，我在我们的卧室里推搡了她一下。

问：挑衅？

答：我觉得她没注意到我的存在，也不愿意注意我的存在，她的心神不在我身上。那感觉就像和一具……和一具行尸走肉住在一起。也许我这么说不好，我的意思是她人在那儿，但是她的灵魂是空的。我想去摇一摇她，让她回神，就那么一两次而已。

问：你是否曾朝她丢过一把斧头？

答：没有。

问：她指控你曾经对她丢过斧头。你是否能够尽力回想一下她指的到底是哪件事？

答：没有这回事。(法庭速记员记录：他停顿了一下。)她可能是捏造出来的。她的想象力很丰富。(法庭速记员记录：他试图制造自己想象力不如妻子丰富的形象。)

问：当你妻子离家后，你是否盼着她能回家？

答：我当然在盼望。我从头至尾都觉得那是个不值一提的愚蠢误会。

问：为了让她回家，你是否付出过努力？

答：是的。我几乎找遍了我能想到的所有地方。我去见了很多人——她的朋友、她的家人。她故意躲着我。当我最终发现她的踪迹时，她很显然决定要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问：但你依然想让她回到你身边？

答：我相信婚姻，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女人的归宿就是她的丈夫和孩子。她拒绝对话，拒绝讨论，她一点做贤妻良母的心思也没有。而我不是个圣人，我只是个讲道理的人，我等过也期待过。现在，我想我该放弃了。我想重新整理我的人生，我想要回我的儿子。我爱我儿子，他在我们原来的家过得很幸福，那是他该回归的地方。

格里菲斯·戈特利针对淫秽图片、“尖角和流苏”俱乐部、“蜜罐”俱乐部，对奈杰尔展开质询。奈杰尔说那些照片是一个同学赠予的，同学觉得“那是很有趣的一个玩笑”。奈杰尔说：“我把那些照片和我的橄榄球用具放在一起了，后来也忘了它们的存在。但我依稀记得放在哪里。”然后，他娓娓道来对“尖角和流苏”和“蜜罐”这两个俱乐部的造访。

答：那些场所的确存在着某些特种行业，特别是对于外国人有吸引人之处。对我来说意义不大，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陪外国友人前往了。我承认有一两次我带那些场所里的女人出去了。这不是多光彩的一件事，我心知肚明，不过，要说“通奸”，也够不上吧……

问：这就是通奸行为。

答：好吧，既然你这么说，那么我了解了，是通奸。可是，那充其量是胡闹，你知道，男人的顽劣。我从来不知道那能跟我的婚姻扯上半点关系，毕竟那又不是对一个真实的女人动了真感情。

问：真实的女人？

答：那些女人不在我们的阶层之内，不在我们的世界之内，她们就是出来赚点钱，分散一下男人的注意力。(法庭速记员记录：证人停止说话，显然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不觉得我去俱乐部跟她非得离开我有半点关系，我不觉得去俱乐部是多严重的一件事。

问：你的妻子对此也许有不同的观点。

答：我敢肯定她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我去俱乐部干了什么并不是什么亟待讨论的问题。她对独立的需求，这才是今天真正的议题。我就此投降，我现在只想要离婚，就算结婚生子不是她理想中的人生，这我都完全接受了。如果我们一开始都能够明智一些，那么我们如今能节省很多眼泪。但事实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为了儿子着想，我必须全力把他争夺回我身边。在这件事上我一直很努力，因为我把他摆在我人生中最首要的位置，我相信布兰大宅是他最好的去处，他属于那里，那里也属于他。我也想让我的妻子一同留下，但她跟那一群男人跑掉了，这就是我作为一个男人，对整起事件的理解。

劳伦斯·昂斯这时取出安德鲁·罗伊兰斯医生签署过的书面证词。安德鲁·罗伊兰斯是布兰大宅的家庭医生，证词中说他从未在任何时候替奈杰尔诊治过任何性传染疾病，罗伊兰斯医生也记得替弗雷德丽卡检查伤势时被告知，那是弗雷德丽卡想要翻墙却没看到墙外围隐秘的铁丝网，从墙上跌下来被铁丝网刮伤造成的伤口，这和医生的诊断是吻合的。

弗雷德丽卡被重新召回证人席，针对西奥博尔德·德罗赛尔和托马斯·普尔的证词接受盘问。弗雷德丽卡不断坚定地重申：在普尔的屋檐下，自己过的是守贞的生活，并讽刺道：“我必须守贞，并不是因为我想要守贞，而是因为我被传染了性病。”

问：如果你没有被感染，你会跟普尔先生同床共枕吗？

答：我不认为我会，不，我不会。但我想点明，你的提问是离题的。

问：即使离题，你也考虑过要不要跟普尔先生上床吧？

答：普尔先生已经清楚表明他曾经构想过与我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但我没那么构想过。他知道我的心意，这一点他先前点明了。

问：所以在你看来被视为贞妇是重要的？被视为一个不与各色男子上床的女人是重要的？

答：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也不认为我今后会那么想。

问：那么你跟约翰·奥托卡尔先生的关系是什么性质的？

答：是很私密的关系，至少我希望是。我和他发生过性爱，这一点我承认，我们在不同情况下有过性行为，差不多是像德罗赛尔先生所记录的那些次数。

问：你爱奥托卡尔先生吗？

答：我想我再也弄不明白“爱”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不知道我要怎样对一整个法庭的人描述我对他的感觉。我想我的确对他怀有——或者说怀有过爱意。是的，是那样的，我想说那是，或者说曾是一段认真的两性关系。

问：是？曾是？目前情况是怎样的？

答：我不清楚。夏季结束后，我就没见过他。

问：他是你的学生，对吗？

答：他曾经是我的学生。

问：当然由于这层师生关系，你是否觉得自己对他在某种程度上负有责任？

答：几乎没有。他来上的是我教的成人班。在那个课堂上，我们都一样，都是成年人。

问：所以你们就能睡在一起？

答：不。不是你说的那样。

问：奥托卡尔先生今天不在场。我们向他递送了一封请他担任共同答辩人的呈请书，但他没有上庭。

答：是这样。

问：你是否曾经有过与奥托卡尔先生结婚的想法？

答：我本人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想法。容我据实以告，完全没有。我想我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法律程序，可能终结了我和他的一切。我是说终结了我和他的关系，倒不是说终结了我和他结婚的想法——直到你提出这种想法之前，我从来没心存要和他结婚的念头。

问：从没心存，从没心存。所以这仅仅是一段外遇？发生在你儿子眼皮子底下的一段外遇，一段轻浮的外遇？

答：不，我们的关系是认真的，不是你所说的轻浮。我们每次见面都在不影响利奥或不让利奥难过的前提下发生。

问：那奥托卡尔先生的双胞胎兄弟呢？

答：我从未与他的双胞胎兄弟上床。

问：你与他那位双胞胎兄弟是什么关系？

答：我可以说，没有关系。他的双胞胎兄弟，那个人常在我不知情时，私自进入我的住所。他也干扰约翰·奥托卡尔的情感生活。三言两语没有办法解释得清。

问：德罗赛尔先生刚才提及看到约翰·奥托卡尔的双胞胎兄弟，在药物影响下，焚烧了你的书籍。

答：我觉得是那样。是的，他烧了我的书，是保罗做的。我也试图阻止过他。我不想让他再进我的房间，不想让他靠近我儿子。一切都很可悲。

问：一切都很可悲，很可悲，我忍不住要认同。所以你是否觉得这对双胞胎兄弟的情绪和生活方式都让你有点难以掌控？

答：我可能不会再见到他们了。好几个月了，我没有见过他们，没有见过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过去了，结束了。

问：但你是爱奥托卡尔先生的……抱歉，我是说约翰·奥托卡尔先生。

答：是爱过。我已经不了解我此刻的感受了，说不出来。

问：还有戴斯蒙德·布尔先生，你刚才也听到德罗赛尔先生证词的内容了。

答：我和戴斯蒙德·布尔仅此一次。

问：仅此一次？

答：那是我们仅此一次的性行为。

问：但你常去他家吧？

答：他是我的同事，我喜欢他的画作。

问：但他常常约女人上门。你和他在他那张床垫上做爱那次，就是刚好被德罗赛尔先生从磨砂玻璃窗上窥探到的那次？

答：对，就那次。

问：我们可能觉得这有点难以置信，是什么让你打破了自己的原则，发生了那种事？如果你有原则的话。

答：我需要慰藉。在保罗的焚书之举后，我极度恼怒。

问：焚书？

答：是的。把书堆成塔形烧掉，烧毁书塔据说是一种新的艺术形态。

问：所以一个艺术家烧掉了你的书，而你最自然不过的反应是和另一个艺术家做爱，只因为你“需要慰藉”，只因为你“极度恼怒”？

答：是的。

问：所以那是你经常做的事情吗——只要一需要慰藉，就找个男人做爱？

答：不是。

问：你说你和休·平克先生从没有做过爱？

答：是的。

问：和托尼·沃森先生、艾伦·梅尔维尔先生也没有做过？

答：是的。没有，自从我婚后就没有。

问：埃德蒙·威尔基先生呢？

答：自从1954年以后就没有了。我和他是陈年旧事。

问：请你告诉我，瑞佛太太，对你而言，性爱是否是神圣的？还是那只是你获得慰藉或疏解恼怒的快捷方式？

答：“神圣”，是一个从来不会在我的字典中出现的词。我觉得性爱因人因时而又不同，它可以是认真的、严肃的——有时候也可以不是严肃的，就是随意发生的一件事，只要不是以伤害或蒙骗为目的。我给出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答案，这我知道。当我站在这个法庭上，当性爱被以通奸论断，当每个男人都被视为潜在的丈夫或父亲，我不知道我还能给出多好的答案。我想指出的事实是，我对我的丈夫一直是忠诚的，直到我离开他——但他却不是，即使他说他只不过是去逛了“尖角和流苏”和“蜜罐”之类的俱乐部。性爱，根本就不是……

问：性爱根本就不是？

答：不重要了。

问：请问你要说的是什么？

答：性爱，根本就不是症结。症结是刻薄和残忍。

问：你如此聪颖，肯定读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根据他的学说，所有事物都与性有关。一个男人的刻薄和残忍，会不会是被回避、被拒绝、被挫败、被轻忽的性方面的不安全感而激化导致的？

答：(法庭速记员记录：证人沉默。)

问：你不予回答？

答：你刚才说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陈述。

问：一个你无意回应的陈述。

答：是的。我无话可说，没什么好说的。

律师们要做最终发言了。首先上场的是格里菲斯·戈特利。他指出，他的当事人是一个聪明又慷慨的年轻女子。他特别强调了她的“年轻”——她真心诚意地嫁给一个与她出身不同，一个社会地位更高，一个家庭秩序严谨、家庭目标明确的高阶层男子，她被赋予了融入这个阶层、这个家族中的期望，并且要心存感恩——戈特利说，这一切都在她的大姑子们和女管家的证词中表露无遗，而且全家人对她的态度没有一丝妥协退让。“自从她步入这段婚姻那一刻起，这位年轻女性的丈夫就基本上把她当作家庭所有女性中排第四位的成员。而她婚前倍加珍惜的那些亲友和故交的情分、她想要在婚后延续的愿望却不被允许。她丈夫在婚姻中缺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她丈夫更坦承，这些缺席不仅是因为生意往来的需要，也不仅是因社交娱乐的渴求。更应当被谴责的是，她丈夫的某些行为足以危及妻子的健康，甚至我的当事人指出，这也会危及孩子的健康，我的当事人在这个看似世外桃源的家庭中，深感不被需要，无足轻重——法官大人，不管您能从瑞佛小姐们以及玛姆特小姐的证词中得到多少事实真相，至少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就是他们所有人对我的当事人从未有过喜欢、同情或理解。”

格里菲斯·戈特利以清晰的追溯和精确的推理，讲述了弗雷德丽卡受虐的故事——正对肋骨的猛烈攻击，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的恐慌无助，还有几乎致残的斧头砍伤。“她的丈夫和夫家所有人都否认这些暴行的发生，因为他们有亲密的血缘关系。他们的证言可以说极其吻合、毫无出入。我的当事人在法庭上，正如她在自己的婚姻生活里一样，孤立无援、孑然一身。”戈特利接着说，弗雷德丽卡不是一个女圣人，也不是一个女豪杰——“她只不过是一个想要走出深渊的年轻女子，离开囚禁她的社会等级制度，尽管你可能会觉得，所谓的社会等级制度在这段婚姻中看来加诸她的不过是不痛不痒的小迁怒，但是别忘了，她还要挣脱性暴力，就像她发现的她丈夫私藏的那些淫秽图片一样，本质上是对女性的伤害和羞辱，这在她丈夫对女性的态度上体现得相当明显——她的丈夫流连于‘蜜罐’俱乐部所提供的娱乐活动，也从特定的应召女郎那里获得了直接满足欲求的服务，比如玛拉·萨诺帕萝丝，奈杰尔先生就直言不讳与之有过性交易。”

戈特利吁请法庭以弗雷德丽卡·瑞佛遭受的精神和肢体虐待，以及她丈夫的通奸事实为依据，准许其当事人离婚。

劳伦斯·昂斯形容自己的当事人是一个持重又充满活力的年轻男子——尽管事业心太重，但这很正常——这不是一个过失，更不是什么罪恶。他娶了一个剑桥毕业生，他和妻子初识时，妻子还在剑桥念书，是快乐地沉醉在剑桥男性世界中的风华正茂的姑娘，被狂蜂浪蝶殷勤包围追逐。昂斯说自己的当事人很清楚那年龄稚嫩却心态成熟的姑娘早已花名在外，在情场中几度沉浮——不过，也许并说不上多离谱，仍在文化修养和人生历练所许可的范围内。

昂斯说，这位年轻的男子，像在舞会上于众多追求者众目睽睽之下掳走了公主。男子心中很可能寄望于童话故事。“我尊敬的法官大人，您最意想不到有人可能正相信着童话，并按照童话的套路实践着人生，就像您刚才所听到我当事人讲述的婚恋经历一样，他用尽自己好的幽默感和坏的幽默感来调整他那天真的期待。”昂斯说。男子以为他和心上人从此能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他好不容易娶到的那位公主会变成庄园的女主人，就像祖祖辈辈的庄园女主人一样过下去。但是公主不满足庄园里的人生，也不打算和丈夫幸福美满地生活。昂斯指出：调整和改变是婚姻双方都应承担的，没有任何一对夫妇不需要经历这个过程。不过，瑞佛太太没有调整的意思——她渴求的是年轻男人的追逐、她的“事业”、她的书籍、她的“独立”，就好像她从没许下过她的结婚誓词，尽管她已经有了年幼的儿子，在许多人看来这本该是一个女人婚后好几年幸福生活的来源。但如她所承认的一样，尽管是那么惊人，她却说“她抽离了”，还有“开始渐渐意识到不应该结婚”。她就在指控丈夫虐待那一段聆讯中做出了这番自白——尽管她当时处于不稳定的心理状态中，她仍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诚实面对自己。可是她编造了一个故事，捏造出她丈夫施加于她的残虐行为，捏造出令人无从理解的雄性暴行，那些暴行毫无缘由、毫无征兆，非常不自然地发生了，所以她“被迫”进行了一场戏剧化的夜奔，跑进午夜丛林，逃离了她的丈夫——“这个故事顺势将我们所有人带进了《蓝胡子》的城堡，也让我们适时而充分地观览了蓝胡子小房间里那些叫人心惊胆战的藏品。”——接下来，她又“事后聪明”地抓起了她儿子。“即使她认为儿子留下，对儿子反而比较好。”昂斯长叹道，“我们到底要怎么相信她讲的这个故事？我的当事人瑞佛先生、两位瑞佛小姐，以及菲莉帕·玛姆特小姐都坚定地反驳了瑞佛太太的故事。容我提醒各位，瑞佛太太有英语系的一等学位，她是一位欧洲小说专家，也正因为如此，她的文学课取得了一定成果，至少，在她所有为她的巧言令辞所倾倒的学生中，约翰·奥托卡尔先生成为她的裙下之臣。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文字是她最烂熟于胸的。她知道关于斧头啊，穿白袍子的女人啊，趁着夜色从林中出逃啊这些所有的文学桥段。而我当事人的姐姐们，则踏实得无以复加，她们看到的是有均匀裂痕的裤装，因而自然推断出那是铁丝网划出的典型的锯齿状裂口。我们难道会相信这两位寡言少语、勤上教堂、以‘古板又有乡绅派头’自谦的姐妹，会合谋捏造出这么一个天衣无缝、首尾一致的故事吗？另外，她们难道还会唆使那位优秀的罗伊兰斯医生做伪证？这已经不是封建统治下的英格兰了，罗伊兰斯医生也不是瑞佛家的家臣。那躁动不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那有如传奇文学一般的奇巧之心，全都属于瑞佛太太!”昂斯总结道，奈杰尔·瑞佛先生针对虐妻指控，无须做出回应，因为指控不具实证。“请先看看这对夫妻，”昂斯说，“然后决定到底哪一位值得信赖。在任何婚姻问题中，都有对与错的分摊，很少有只归咎于其中一方的情形。但这个案件中，是非对错已有分解，再清楚不过的是瑞佛太太出于天性而对生活方式做出了选择，这导致了她后续的行为，问题根源只能从她身上追溯。”

当法官准备宣读结案陈词时，弗雷德丽卡又陷入了思忖：“我太孱弱了。”她自觉没有足够的分量——她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她知道的，她无法说出来；她说出来的，又不是对发生过或发生着的事真实完整的叙述。法官根本没有听进去她的话吧，一定会做出对她不利的判决吧。法官居高临下，审视着她，用的是那双凹陷进病态脸皮中潮乎乎的眼睛。“法官一定会定我的罪。”弗雷德丽卡心想。

法官开口了：

“我们这些老人必须谨记：婚姻在变，社会风俗在变，公众期望在变。不过，你们置身于一个离婚法庭，置身于一个基督教国家，圣公会信仰着婚姻的缔结是一生一世的、是不容解除的，你们其中一人正是圣公会教徒。你们两人都希望能够离婚，但是我们的法律规定你们绝不可以串通密谋，达到离婚目的，而是应通过解释你们需要离婚的原因，并提供婚姻中不当行为的事证，作为法律依据以合法离婚。妻子，弗雷德丽卡·瑞佛太太，首先提出受虐和丈夫通奸的指控，借此寻求解脱；丈夫，奈杰尔·瑞佛先生，因长期忍受痛苦，请求在原住址恢复夫妻同居权，目前，他也基于足够理由，认为自己的耐心等候不会带来任何良性结果，自己的种种期望也被证明不切实际，所以他面临的抉择是宽容大度地接受现实。”

法官继续说：“我审慎地斟酌了提呈于我面前的证据。瑞佛先生承认了对通奸的指控，但是否认了对虐待的指控。最重要的几项控告是瑞佛太太声称遭到拳脚相向，以及被瑞佛先生以斧头攻击，这些控告完全基于瑞佛太太未经证实的陈述。她似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对任何人诉说过这些所谓的攻击，而错失了在那段时间内将诉苦当作可被采纳证据的机会。她成功地逃离后，甚至没有专门向那些如影随形、在路虎车上等着搭救她的年轻男性朋友描述自己遭受的任何一个攻击，不过必须点明的是，我们收到了来自休·平克先生署名的书面证词，他在证词中表示，自己被告知那把斧头的事故，是在瑞佛太太离家十一天后。瑞佛太太提供的证据，必须和瑞佛小姐们以及玛姆特小姐提供的证据进行比对和权衡，当然，后三位表面上品行端正的证人，是不是编出一个故事以支持她们的弟弟或雇主？也不是说对她们的可信度完全不用存疑，不过在我看来，从概然性权衡的角度上，她们三人的可信度甚高。同样的权衡也适用于关于性感染疾病这项指控，瑞佛太太声称唯一的感染来源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有可能与传染了这种疾病的女性有过交媾行为，但是他却呈上自己未受感染的诊断证明。瑞佛太太断言自己从结婚后，一直到出逃之前，都没有任何男性或女性友人，这却与瑞佛小姐们和玛姆特小姐的说法产生了矛盾。并且，她最近的行为并未显示——即使基于她自己的价值评断——她在肢体上也保有足够高的守贞程度，因此如果判定她可能从别处得到了性感染疾病，并非完全不切实际。”

法官接着说：“在离弃家庭后，她自己也发生了通奸行为——这一点她供认不讳，而且也被目击者佐证。她否认了一些通奸行为，却承认了另一些。我们不需要对事实真相追根究底，或者对她提出异议的指控寻找反驳的证据，因为她承认的那些通奸行为，已经能揭示事件本质。”

法官的发言转移到对这段婚姻的感想：“我对这起离婚案的夫妻双方，都有一定的同情。双方均误解了另一方对婚姻做出的承诺，但是比起瑞佛太太的离婚呈请书小题大做的臆断，这本是可以轻易协调的婚姻纠纷。瑞佛先生理想中的妻子是内在外在都符合贤妻标准的一位女性，那位女性必须能够接受现实——成为妻子后，无可避免地会被剥夺一些自由，会被施加一些约束；瑞佛太太则以为瑞佛先生爱的是她的真实本色，她的聪明睿智，瑞佛太太甚至也高估了瑞佛先生对她的包容度。据我观察，越是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妇女，越是会在许多方面严苛地对待男性和其他女性。社会倡导女性提升技能、提高期望，但我们此刻的社会并无法配合比以往更加进取的女性，也无法满足女性不断调高的期望，尤其成为妻子和母亲这种所谓的‘完整人生’，不再符合高学历女性的自我期许。而其他一般程度的女性，面临自我意识与现实生活无法相容这种难题，在处理的时候可能会更加耐心、温顺、灵活。瑞佛太太到底是太过稚嫩和冲动，她的选择是一走了之。”

法官的话题绕到弗雷德丽卡提出的指控上：“本案的关键疑点是究竟是否发生过斧头砍伤，这也是全案中关于虐待指控最有实质性的一项事证。但我认为目前瑞佛太太的证词并不可靠——主要还是概然性权衡的问题，法庭允许对此进行充分思考——关于斧头砍伤的概然性权衡，我们更倾向于相信丈夫这一方的供述，还有他的家眷、管家的举证；另外，瑞佛太太本身的离弃行为无可争辩。而瑞佛先生为劝说她回家而进行的努力尝试都被详尽记录，相当可信；还有，夫妻双方都有外遇行为，任何一方都没有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意愿，也没有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一个新家庭的预期。”

法官宣读着裁决：“我要做出对丈夫有利的判决，他反诉的请求得到了接受，他将被给予离婚暂准判令，妻子的诉请被驳回。关于他们夫妇二人的孩子——利奥·亚历山大·瑞佛，法庭将尽快着手进行监护审查程序。法庭福利处事务员将走访夫妇双方，探视他们的居家环境，并与孩子谈话，这个小男孩据说非常善于表达也聪明机灵。我想就监护权的判决在圣诞节之前召开听证会，但是法庭书记员担心因为多宗案件亟待审理，这个听证会圣诞节前可能无法召开。法庭因此给出如下指示：孩子获准继续住在他目前的住处，也就是和他母亲在一起，此举目的是尽可能减少对他生活的干扰。另外，由于孩子对往返于父母两方的住所感到愉快，法庭指示孩子可与父亲共度圣诞，他必须在12月24日当天从母亲的住所来到父亲的住所，过完圣诞节后，于12月27日回到母亲身边。”

套着那件黑色洋装的弗雷德丽卡站在审判室外，她裙子下摆之下那双裸露着的膝盖轻晃着，互相敲打着。她感到好像刚刚看完一场电影，电影里有个她瞧不起的蠢女人，经历了一场审判，被奚落了一番。除此之外，弗雷德丽卡隐隐约约地发现，今天，自己的人生故事被前所未有的一种叙事手法彻底改变了——生命中的真相，微弱的小心愿，彻头彻尾的谎言，组合成一部新的虚构作品中的一个章节，讲述了一段真假难分的新故事，而在这段故事中，她自己……她是谁？她是否存在？一切都缠卷在一起，纠结成一张细密、复杂的网。弗雷德丽卡真心地想：“我一点也不在乎谁打赢了这场离婚案，万幸，这场离婚最终发生了。”她最有印象的是，在她今天听到的这段故事里，那个女人被告知无权照管年幼的儿子，是因为那个女人对儿子爱得不够。长日将尽，她觉得在这一天里，她走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准则、章法是那么不同寻常：阅读是邪恶的，是一种疏于职守；对一个人代表着温柔或宽慰的一件事，竟然会被定义成对另一个人权利的剥夺。弗雷德丽卡孤零零站在那里，任凭膝盖互相击打。这时她的脑中突然闪过一句话：“谁能告诉我：我究竟是谁？”——而这句话，是被谁刺进了她的意识里？

有一个人从她身后走来，把一只胳膊放在她的肩膀上。“这真的是糟透了，你还好吗？”是奈杰尔!她先退缩了一下，然后才敢转脸，直视着他的眼睛。她发现，他竟然也身陷那张万语千言织成的文字之网，那张网覆盖住床上的肉体，覆盖住带血的斧头，覆盖住睡梦中的小男孩，覆盖住那些难以名状、无法形容、不可理解的东西。

“我在颤抖。”弗雷德丽卡说。

“你知道你完全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所有的费用我都会出。”

“谢谢你。”

“我们过一段时间再谈论圣诞节的安排。”

“好。”

“在爱的战争中，一切都是公平的，你说对吗？”

“不，不公平，不公平。有些事不公平。一旦说谎，就不公平。”

“我只想要我的儿子啊，弗雷德丽卡。”

“我也想要我的儿子啊!那也是我的儿子啊!”

“但我不觉得你想要儿子，你不是真的想要，不是从心底想要。这就是问题的根源，这就是我对抗你的原因。”

他居然说出了真相，她不由得低下了头。

“我们再说吧。”她吐出了几个字，声音低得可怜。

“好。如果儿子回到我身边，你什么时候想来看他都行，你也可以带他去度假去旅行，我们会好好安排一切，那个家不会把你排除在外。”

“但是他想跟我住在一起。”

“所以我们以后再讨论吧。”

他又轻拍了她的肩膀，她也重复了刚才的动作——先是退缩，再转脸向他，看他的眼睛。

那天夜里，弗雷德丽卡做了一个梦。她站在一扇高高的门外，门的顶端是带刺的铁丝网。天色阴沉却炎热，似乎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她不够高，所以没有办法从钥匙孔向门那边窥望，那个钥匙孔虽然很大，却远在她头顶之上。她知道不会有任何人来，她四处张望，想找到一块高的地方，好站上去远眺。她找到了一架有轮子的移动式阶梯，她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就像所有做梦的人都知道梦中器具的用途一样，移动式阶梯是留给被判处绞刑又不能行走的犯人用的，这个阶梯会把将要被处决的他们推到绞刑吏跟前。梦中的弗雷德丽卡使劲把移动式阶梯推到大门前，那架移动式阶梯的轮子是木制的，推起来嘎吱嘎吱响个不停。她登上了阶梯，抓住了身前的阶梯把手。她终于能向钥匙孔里面看去了，那个钥匙孔像是一个很长的延伸开去的幽暗隧道。门的那边原来是一个花园，从很多方面看，那个花园都与亚历山大的诗剧《阿斯特赖亚》中的朗罗伊斯顿花园相似，而弗雷德丽卡曾在那部诗剧中扮演过年轻的童贞女王。门后的那座花园有着宽阔的草坪，摆着玩槌球游戏时用的金属圈，草坪上还有几株玫瑰树，再向远眺，草坪被深色密林围绕，树叶是灰黑色的，有着阴幽的美感，连树上结的金黄色果实都被裹上了一层煤灰，所以果实上的光像透过黑色烟尘一般，影影绰绰地闪着，不怎么抢眼。

草坪上一群野兽在缓步漫游，看起来像是一群很大的猫，实际上是狮子、老虎、黑豹，它们有的是金色眼睛，有的是绿色眼睛，有的尖牙上还沾着血，但都那么安静，那么闲散。她想要把它们全部放出来，但她知道，一旦把它们都放出来，那些野兽会将她生吞活剥。而且四下里看不到门的钥匙，她生出一个主意：可以从钥匙孔中钻进去，把自己扔到那群动物中去，不过，这也太离谱了。一个声音在她脑海里回荡着：“你很瘦弱，你很瘦弱。”她发现自己的确很瘦弱，她变成二维的了，是一个纸质女人，一个卡片女人。她眼睁睁看着自己插进门缝里，一寸一寸费力地穿隙而过，最后，她飞在花园上空，像一只风筝一样。在花园的尽头是一个像圣坛一样的建筑，是一座小小的石洞，洞里摆着一张石床，石床上是一头石狮，很幼小的一头狮子，周身间歇性地散发出光芒，一种很热很亮的光。弗雷德丽卡好不容易让自己降落在草坪上，然后她径直朝小狮子走去。其他所有的野兽都尾随着她。她穿着一条红纸和白纸折叠成的裙子，随着她的步履，裙子仿佛花瓣一样轻轻柔柔地从她身上凋零、飘落。她像极了诗剧中年轻的“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被她的继母凯瑟琳·帕尔举着剪刀恶狠狠地追赶着，还有那个爱开玩笑又十分轻佻的继父托马斯·西摩，他想要把伊丽莎白的衬裙剪碎。继父西摩因此以叛国罪受审，并丢了脑袋。“他可丢了脑袋啊!”弗雷德丽卡脑袋里则响起一阵莫名的声音，而草坪霎时变成了红色和白色的碎片，浮动在槌球金属圈之间。她的裙子再也不是一条完整的裙子了，就剩一张系在她腰间的纸带，纸带上悬挂着红色和白色丝带，根本掩不住她那长成一个红色三角形的阴毛地带。此时，与诗剧中的情节一样，弗雷德丽卡像红色法兰绒衬裙被剪碎的伊丽莎白那般，喊出了女乞丐才会喊的台词：“哎呀，这是什么乱糟糟的情形，这可不是我啊!”弗雷德丽卡的身后出现了一批对她紧追不放的角色——巨大的石头刻成的女人、红色的女人、白色的女人，都在大声疾呼：“砍掉她的头!”似乎只有到达石狮的位置，她才能得到安全。在她奔跑的时候，花园快速地生长着、延伸着，她被金属圈绊倒了，两只脚都流血了。一个红色的女人宣称这个被绊倒的女人是尤娜公主，因这个倒地的女人渴求狮子，而在场所有人立即戳穿这个弥天大谎，并纷纷指责这种谰言，人们说地上那个女人根本不是尤娜公主，因为尤娜公主是个处女，处女哪需要什么狮子相伴。

弗雷德丽卡自辩说：“我是处女，处女可以拥有石狮。”“不，那才不对呢，处女们连石狮也不需要。”人们反驳道。圣坛上的小石狮这时候龇牙低吼起来，并极快地长出一身壮年雄狮才有的毛，那些毛根根直立，眼睛也变得血红!它张开血盆大口，打了个哈欠。弗雷德丽卡心想：“我必须到它那里!”

“她才不是什么处女!”石刻的女人、红色的女人、白色的女人，统统驳斥弗雷德丽卡的辩解。到头来，这三种女人全都变成红色的了。只有弗雷德丽卡，全身煞白，打着冷战，凄寒的夜里，她在花园的草地上冻得瑟瑟发抖，无法用双手抱着自己取暖，因为她的双手护住下体，试图遮羞。包围着她的女人们的脸像复活节岛上石像的脸，不同的是，这些女人的脸用红色的石头雕刻成，是血精石，是红玛瑙。她们对弗雷德丽卡叫嚣着：“她做不了什么事，她是用纸做成的，她是张纸片，只是张纸片，她这么瘦，瘦成了一条线!”

“但纸片能包住石头!”弗雷德丽卡喊道。她飞向石床上那头窝着的生灵，用自己的身体包覆住了它。顷刻间，万物垂谢，红色和白色的玫瑰落英缤纷，纸片化成碎屑纷纷扬扬，那些原本笨重的石像也粉身碎骨。一切都倾覆了，陷落了，她被世界压垮了，小石狮则蜷在她身下，被她的身体保护着。

弗雷德丽卡醒了。

第20章

“各位陪审员，”法庭书记员说，“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是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以及裘德·梅森。他们被控在今年3月13日，出版发行了一本淫秽书籍，书名为《乱言塔》，副书名是《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针对这项指控，犯罪嫌疑人宣称自己无罪。而现在，掌控权在你们手中，请你们在聆听完所有证词之后，裁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

但被告席上只有一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他穿了一套煤灰色的法兰绒西装，一件白色衬衫，系着一条工整的有凸点的暗红色领带；他的发型是简洁的“小毡帽”式露额短发，虽然发色是灰色的，但闪着银亮亮的光；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肉，眼睛也深陷在眼窝中。他看起来就像是关完禁闭、刚刚被放出来的人，又像个改过自新的囚犯，也像结束冥想、回归“现实”世界的僧侣。不过，他那身衣装很经得起审视，怎么看都很考究很合身；可惜，第一眼看过去，那些衣服就像是挂在他身上——不像是穿在他身上，有一种违和感。他在衣服里，活像是个人形的衣架子，或者说稻草人。领子后，他的颈项纤细，泛着灰色。他有一种中世纪的骨相——颧骨又高又尖，鼻子很挺，眼睛是半闭半睁的，眼珠下陷。

弗雷德丽卡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丹尼尔和她一起。她一开始没有认出那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谁，尽管她曾参加过讨论会，是赞成对这位犯罪嫌疑人进行“形象大改造”的一员——而且他们那一拨支持者显然得胜了。犯罪嫌疑人的外在终于改变了。

“不就像戴了个面具一样？裘德，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你就尝试一次。法庭审讯像是本虚构的文学作品，我们都得在里面演一个角色，跟下象棋没什么分别。你得扮演白骑士，你必须看起来像一个正派、体面的社会成员，法庭会看人识面，会判定一个人该有怎样的外表——这一点很重要，你的外表不能出错，因为从外表判别一个人，也是审判的一部分。”

裘德·梅森抗拒道：“这不是什么虚构的文学作品，这是真实的。我即将上庭，我就要以我原本的样子上庭，我的外表是代表真实自我的一份声明。”

“我不知道你的外表究竟替你发表了怎样一份声明。”邓肯·拉比说，拉比是裘德的代表律师。

“那只能说你对服饰的符号学没有研究了，”裘德说，“我的衣服是天蓝色的，这是真理的颜色，这件衣服也是睿智的启蒙哲学家们和淫荡的宫廷美人们一度常穿的款式。我衣衫污秽，因为真理本就污秽；我的头发自然生长，未经修剪，我的皮肤也一样，我从不护理。”

“谢谢你的一番讲解，”拉比说，“可这无法让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先生对你产生一丝好感，我只想说，你如果按照原本的样子上庭，肯定是策略上的一场灾难。”

“拜托你了，裘德，”弗雷德丽卡说，“你的着装必须尊重场合，你既然入局，就要好好玩这场游戏。你得看起来庄重得体。头发还会再长出来，衣服也可以先放进衣柜里存放。你那些快快乐乐赤身裸体的日子已经过得足够多了。”

“但是我得维护我人格的完整啊。”裘德仍胡搅蛮缠。

“你到底想不想打赢这场官司？”鲁珀特·帕罗特忍不住吼了起来!

此刻，弗雷德丽卡惊喜地看着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裘德。“他确实有一番相貌，”她心想，“他以前把自己五官的优点全抹杀了。”不过，他看起来病恹恹的。

陪审员在法庭上安然就座。开庭前曾就陪审员的选任有过一些讨论，讨论的重点是这次要不要选用清一色的男性陪审团，毕竟，按照惯例，淫秽物品案件在审理时，陪审团全部是男性成员。而法官在宣布开庭时，也明确表达了自己对陪审团选任的倾向，法官说：控方和辩方都已经同意，在双方看来，此次不必遵循全男性陪审员的前例，另外，如果陪审团中能出现一两位女性，整个陪审团将更能代表公众意见，更能代表思想健全的普世社群，这些都理应反映在对陪审员选择的包容性上。因此，这个案件的陪审团中出现了三位女性，但没有一位是年轻女性——她们一位是美容沙龙经营者，丧偶；一位是曾受雇于皇家女子海军、现已退休的体能训练员；一位是家庭主妇。男陪审员们多已届中年，除了一位肤色黑不溜秋的年轻人，穿着皮夹克，经营一家黑胶唱片店。中年男性陪审员们职业背景相当多样化，有银行经理人、会计员、游泳池管理人、科技大学的物理系讲师、电工、餐厅老板、裁缝和综合学校的老师。他们大多数人宣读誓约时都不会结结巴巴的。其中，那位裁缝是犹太裔，戴着一顶犹太小圆帽，他起誓时读的是《旧约圣经》。

一些例行探讨在庭审开始前进行，探讨结束后，陪审团一致同意，将以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审判先例为参照。陪审团将先听取控方和辩方各自的证言，然后在休庭时阅读《乱言塔》，这个决定的达成，是因为陪审团认为如果只听完控方一方证言就读这本书，头脑中带着控方的尖锐指控，难免会产生先入为主的片面解读。戈达尔·贝拉弗莱法官大人身形巨大，脸长，尽管戴着白色假发，也掩不住沉郁英气，那顶白色假发，或许是因与眉目相映，越看越闪亮。他素有对律师和证人都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好名声，另外，他对艺术的欣赏，也是法律界众人皆知的。

另外，陪审团还决定，既然控辩双方请来的证人都是“专家级证人”，那么，所有证人应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全程聆听，不得无故缺席。

王室法律顾问奥古斯丁·韦戈尔爵士，首先对案件进行阐述：

尊敬的法官大人，以及陪审团的各位成员，我和我博学多闻的友人贝内迪克特·斯卡林一起担任这起案件的控方律师。辩方之一，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由我学识广博的友人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以及佩里格林·斯威夫特先生担任辩护律师；辩方之二，裘德·梅森先生，由塞缪尔·奥利芬特先生以及默林·雷恩先生担任辩护律师。

奥古斯丁爵士有一张令人愉快的，似鹰一样的面孔，嘴唇较薄，在他休息时，他的上唇机灵地翘着。他有一种在发言时保持全身稳定的技巧，同时，他能聚精会神、充满体贴地看着陪审团成员们——能与他们四目相接，眼神既保持着公平，又吐露出关心。他发音清晰，语调轻柔，用词准确。他告诉陪审员们，他们此次的工作是依循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法令，来判定小说《乱言塔：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是否是一本淫秽书籍。他还对陪审团说，“淫秽”一词，根据《牛津大词典》，被定义为：“对庄重和体面具冒犯性；表达或暗示不贞洁或淫欲的想法；不洁、不雅、下流。”这个词也有其他意思，包括“语言缺少清晰性；语意有不确定性；令人费解”等，而恰好这个案件体现出的重要一点，若按照以前“淫秽诽谤罪”的法条来看，“淫秽诽谤罪”确实是缺乏清晰性的，因此对此案并不适用。而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第一条A项的第一款，就对“淫秽”阐明了定义：

“在此法令下，如果一部作品整体上，倾向于对任何阅读、观看、聆听或以其他方式接触该作品或接触体现作品内容的信息的人士，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那么该作品可被认定为淫秽出版物。”

奥古斯丁爵士接着说：“但这个法条的阐释在语言、含义、理解上又带来了其他问题。你可能会觉得，在听完这个法条后，你需要‘堕落’和‘腐化’这两个词的精确释义。《牛津大词典》对‘堕落’给出的现代定义是‘使道德败坏；误导；使人格降低；使道德沦丧’。而‘腐化’的定义则更长更复杂。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中的‘腐化’无疑指向了该词典上对其作为动词的第三层解释——‘使道德产生缺陷或无耻；摧毁道德的纯洁或纯朴；使沦落或良好品格毁灭；使人格降低；玷污’。”

奥古斯丁爵士对陪审团的讲解远远没有结束，他说，在实际领域中，“堕落和腐化”被用来指“引起举止失当”，或者是“煽动违反法律，以及违反良善风俗和社群目前普遍遵守的礼节的举动”。他还举出一些以往的案例，来帮陪审团加深理解。他引用斯特布尔法官劝勉陪审团时曾说过的话：“要记得，只有当一本书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的影响，那么控诉才成立；如果一本书只是倾向于制造惊悚或恶心的效果，那么控诉并不成立，因为这不是刑事犯罪。”

以前类似讼案里的法律顾问都会公正地向陪审团强调这一点，正如奥古斯丁爵士此刻说的一样，一本书即使令陪审团感到不悦、惊悚或恶心，都不足以构成这本书成为“淫秽”出版物的理由。但是奥古斯丁爵士相信，“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这一说法，给陪审团提供了一定的权利，也可以说责任，去考虑一本书对“灵魂”产生的影响——如果能用“灵魂”这个词的话。奥古斯丁爵士说：至少，陪审团可以去定夺一本书在被阅读后，对读者的思想状态或精神健康会产生怎样的效应，是否会直接导致读者做出堕落、腐化、非法的举动。

奥古斯丁爵士告诉陪审团，他们是能够裁定《乱言塔》这本书是否淫秽的唯一评判人。控辩双方都会各自传召专家级证人上庭做证，就这本书的本质做出说明，就这本书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或其他方面的价值做出说明。他还提醒：这些证人所提供的观点仅限于评定这本书的价值或缺陷，并不能直接证明这本书是否淫秽，因此，关于淫秽这一点，证人们不应被要求提供看法；即使证人们发表了对于此书是否淫秽的意见，陪审团也应不予理会。这本书到底是不是淫秽出版物，这本书究竟是否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必须由陪审团席位上的十二位男士和女士独立决定，因为陪审团代表的是人道、文明社会和公认的常识。

当他们对此书是否属于淫秽出版物做出了判断，也只有从那时开始——此书文学价值或其他价值的相关问题才可产生。《淫秽出版物法》第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当陪审团对一本书做出属于淫秽出版物的判断时，若出版者能够成功为书籍证明其在“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其他被普遍关注的领域内”有公共价值，那么被告也可获判无罪。本案的辩方已经声明将会援引《淫秽出版物法》第四条第二款，并经由提供专家们的证词来进行无罪辩护。辩方将就《乱言塔》具有文学价值，以及社会、精神意义等其他层面的重要价值来进行辩论，以证明此书的出版符合公众利益。奥古斯丁爵士对陪审团说：“听取了他们提供的证据后，你们将自行判断。法官大人已经破例准许，本案将由辩方首先举证，控方会根据辩方对此书做出的种种辩护，决定传召哪些证人进行反驳。”

奥古斯丁爵士还告诉陪审团，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诉讼案中，伯恩法官曾规定，在陪审团成员阅读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全书前，控方不得在陪审团成员面前引用书中任何段落。当时，王室法律顾问杰拉尔德·加德纳先生，发表了对此项决议的看法，杰拉尔德·加德纳先生说道：“我不反对我的各位律师同僚们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故事定性，也不反对控方对陪审团揭示到底哪些内容属于淫秽……我尊重的是在陪审团未读完整本书前，控方不能以个别文段的描述来造成陪审团对书的偏见。”

奥古斯丁爵士说，因此他将先针对《乱言塔》进行案件综述，然后在后期才针对书中某些具体文段的描述做出检视。他说，在古时候，当书籍因“淫秽诽谤罪”受审时，因无法针对书籍的文学价值或相关公众利益进行辩护，所以，往往只需要抽出一两段“辞藻华丽、极尽夸张”的文字在法庭上朗读，只要有人觉得这些文段不可接受，就能以“淫秽”将书籍定罪。但此刻面临审判的是一整本书，是一整本书背负着“淫秽罪”的指控，是一整本书有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嫌疑。奥古斯丁爵士说自己很赞成法官大人下达的整本书都需要受审的决议：“《乱言塔》书中包含着对下流行为、露骨性爱、非自然举动的大量直白描写，更严重的是，还详尽地描绘了酷刑和折磨，多到显得冗余。因此，林林总总的内容汇集在一起，使整本书从倾向性上，让我觉得极度淫秽、堕落，或者说腐化、邪恶，又或者说反常、低俗。尽管如此，陪审团仍旧会从书中发现些许所谓的文学价值，当然，我也不打算否认这本书的确有文学价值——不过，无论从笔触还是主旨上看，它的文学价值远远无法超过它的粗鄙、变态。”

“此前早已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奥古斯丁爵士说，“在D. 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受审的过程中，其实是查泰莱夫人在受审，查泰莱夫人因通奸和她的性交事实而受审。而对于《乱言塔》来说，是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将要受审，是犯罪嫌疑人的想象力、他塑造的世界、他试图传达的信息都将与他一道受审。《乱言塔》是一本绝望又无望的书，它薄弱的叙事从一群被叫着似乎是法国名字的人，要去远游并创建一个自由社群的决定展开。这个‘自由社群’所谓的‘自由’，在书中指的是完完全全的性爱表达自由，不管那种表达有多么令人作呕或离经叛道。这种自由产生了变化，变质为放纵、虐行、癫狂和毁灭。与之相关的摧残和羞辱，不仅施加于成年的男子和女子身上，竟然也发生在小孩子身上，而且一切都被描写得相当毛骨悚然和无比详尽。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淫秽作品’这个词有着悠久的历史溯源，‘淫秽’最初便和‘卖淫’密不可分；当然‘作品’指的是书写而成的篇章。一直以来，‘淫秽作品’被认定为书写妓院和卖淫的文字，或者被视为描绘娼妇的文字。《乱言塔》与之相似却又有不同，你读后会忍不住觉得，这真是淫邪和肮脏想象力的产物啊!当然，我确定，辩方绝对会申辩说，这是一本有道德的书，因为它揭示了放纵能够引发虐行和压抑——是否如此，还需要各位定夺。你可能会对这本书给出这样的总结：这本以‘道德故事’欺世盗名的书，说穿了，不过像一条捆绑、悬挂着文章的线，那些文章无不挑逗、激发着人类暗黑而下流的空想。辩方大概又会告诉你说，这些故事都凄惨而可怖，我想你最好反驳辩方：这本书从本质上缺乏亚里士多德所称的‘艺术净化作用’，并未对憾事做出弥补，也未对恐怖进行清除。这本书从恶意和不安开始，以恶意和不安结束。在控方看来，这本书唤醒了使人不快的感受，其实比使人不快更糟，它搅动着人类最坏的本能——性冲动与施虐欲望两相媾和，共同作恶。如果你觉得这是控方一家之词，之后你会在庭审过程中，听到控辩双方提呈的关于这个心理学问题的证言。因此，我在这方面的论述，就此打住。”

奥古斯丁爵士又提起《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说：“女士们、先生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情况不一样，《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认为伤风败俗，是因为它直白地描述了性行为，而且文中使用的粗言秽语，不见容于我们这个对文明用语早有规范的社会。另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掺杂了人们对社会等级和婚姻制度的种种观点。但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讼案中，很多有声望的关键证人表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传达出的负面情绪较轻微……”

为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担任辩护的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提出了反对，他指出在“淫秽程度”上对两本书做比较，是不可接受的。

而法官表示，如果是为了指出两本书其中一本具有文学价值，而非单纯比较两本书的淫秽程度，那么这样的论证，法庭上是可以接受的。

奥古斯丁爵士说，对两书进行比较，其实像是游走在一条极细的钢丝上，稍不留神，就会遗失原本明确的论点。他说，他观察到的是——《乱言塔》的问题，不同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查泰莱夫人提出的关于爱情、婚姻和语言的问题，毕竟查泰莱夫人身处争议风波中，最后却被还以无罪之身。他说，归根结底，《乱言塔》的问题是残虐和变态。奥古斯丁爵士说，接下来他将讨论下一个重点，也就是关于《乱言塔》潜在读者的问题——《淫秽出版物法》点明了：“任何阅读、观看、聆听或以其他方式接触该作品或接触体现作品内容的信息的人士。”

他切中要害地提醒法庭里所有人，英国举国上下刚刚从对沼泽谋杀案的审判中缓过来。他转向陪审团的方向，说：“若你们听说过沼泽谋杀案的审判，无疑都会听到过‘文学’‘小说’之类的词，而文学和小说，不应该诱人作恶。我们应该记得伊恩·布雷迪都读过什么书，我们也应该记得与伊恩·布雷迪一丘之貉的迈拉·欣德利——迈拉·欣德利受了布雷迪的影响，而布雷迪受的是书的影响——至少他的邪恶念头有一部分来自书，比如《卐字祸害》和萨德侯爵的著作。迈拉·欣德利在和伊恩·布雷迪成为情侣之前，可能是个正常的年轻姑娘吧，她没有被任何邪恶思想侵蚀。而说到萨德侯爵，我确信裘德·梅森先生肯定读过萨德侯爵的书。《乱言塔》中的‘乱言塔’，他特别写了法语名——Tour Bruyarde，这明显是对萨德侯爵那臭名昭著的《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西林古堡’的剽窃。我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请千万不要轻巧地想：‘那只是一本书而已。’要知道，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被书鼓动，他们的人生会因为书而充实、改变，或毁灭。独裁者没收书籍并将之焚毁，就是因为书籍是危险的。如果任由《乱言塔》这样的书堂而皇之地流通，那么，书籍对人类的危害性无疑会升高。由此可见，那些独裁者，他们的焚书之举，竟然是正确的。好书对坏人来说是危险的，反之亦然，坏书对好人来说也是危险的。”奥古斯丁爵士的控方发言至此结束。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站起来，为自己所辩护的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进行陈述。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是个胖嘟嘟的男人，红发，就算戴了白色的司法假发，也掩不住他浓密的红发。但他并不如外表看上去那般幽默，他不怎么迷人，似乎随时有发出吼声的冲动。他本来在一系列审前会议中一直以辩方王室法律顾问的身份出席，没想到开庭时，他却加入了辩方律师的团队，并且似乎很乐于攻击自己的对手。比起他，奥古斯丁爵士的风格就像在情与理之间信步闲游，亲切而有所克制，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则讲究修辞，毫不吝啬地使用各种修辞手法。就像鲁珀特·帕罗特的代表律师马丁·菲舍尔一样，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是一头“旧猪圈里的公猪”，那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某一派校友之间晦涩难懂的一种称谓。鲁珀特·帕罗特也一样，是“旧猪圈里的公猪”，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毕业生。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先对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发表了一番溢美之词。他说，鲍尔斯&伊登是一家历史悠久、享有声誉的出版社，和约翰·默里、约翰·布莱克威尔、史密斯与埃尔德等老牌出版社齐名。鲍尔斯&伊登是一家长期出版专业学科著作的出版报，出版领域包括宗教、神学、社会思想，还有一小部分纯文学和小说，但这一部分文学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即使是如法庭上在座的各位庄严之士、严肃之人都可阅读。他指出，鲍尔斯&伊登的叙事类文学书籍，不是情色小说或前卫小说，不为耸人听闻或引人猎奇而出，这部分文学书籍包括一些稍有学究雅致气质的推理小说，其主角多为好探问查证、好追根究底的教区牧师，或者教区牧师的妻子，他们的另一身份是侦探。除此之外，最近还出版了菲莉丝·K.普拉特太太的精彩绝伦的畅销小说《日常食品》，讲述的是一位牧师的普通人生。鲁珀特·帕罗特先生是鲍尔斯&伊登的分支机构——帕帕加洛出版社的新任总经理，虽然年纪轻轻，心态上却很老成，是一个勤于去教堂的基督徒，一个快乐的丈夫和父亲，一个在可能由昏昏欲睡或跟不上时代的老朽组成的董事会里最有活力的新成员。在鲁珀特·帕罗特的规划下，鲍尔斯&伊登的出版方向有了新的开拓，出版书目有了新的扩展，他策划出版了一系列新书，这些书有的直面时下最引人关注的事件，有的回应此刻正在被全社会探讨的议题，比如：神学的一些新困境、犹太人大屠杀及其原因、撒玛利亚人问题、社会救济的新形式、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研究、社会学和哲学辩证，以及对迷幻摇滚和流行音乐等新文化事物优缺点的观察……这些书全都是针对新议题、新事物和新现象的严肃、及时而又负责的记录和分析。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说到了《乱言塔》，讲述了这本书的出版始末和鲁珀特·帕罗特的用意。赫弗逊-布拉夫说，《乱言塔》由一位文友介绍给帕罗特先生，这位文友的文学品位和判断力，帕罗特是非常信赖的。帕罗特读了《乱言塔》的原稿后立即觉察到，一经出版，这将是一本有争议性的书，一本能引起公众强烈反应的书，他将这本书形容为难消化的食物，对读者来说，会是难领悟的一本书。“但女士们、先生们，一旦你们读了这本书，你们将会认同帕罗特先生的观点——”赫弗逊-布拉夫说，“《乱言塔》是一本很有震撼力、很有原创性的书，是对乌托邦幻想者、追逐者蠢行和丑态的尖锐讽刺，是对性理想主义者、性享乐主义者放纵无度的激烈嘲弄。” 帕罗特不仅觉得此书写得坦白无欺、有血有肉，并充斥着对愚昧下场和作恶后果的无情曝光和全力批判，更是认为《乱言塔》是一本有强烈道德感的书。从根本上说，《乱言塔》所要攻击的是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现象，跟1959年颁布的《淫秽出版物法》所要攻击的现象是一致的，瞄准的目标都是淫邪、背德、堕落、腐化。“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阅读后，会发现《乱言塔》中那些堕落腐化的人，都没有被轻忽姑息，他们都领受了糟糕至极的报应。”赫弗逊-布拉夫说，“总而言之，这是让你深刻认识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堕落腐化本质的一本书，不仅是我们的社会，可说是所有社会都有的极恶根源。如果你读后感到厌恶，就达到了它成书的目的，它不是那种让你尽情沉浸在温暖、舒适而愉悦的柔光中的书，它的写就、它的出版，是为了告诫、警示、阻绝。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社会中的某些事件、某些态势，是急需有智之人来明辨、阻拦，或终止的，《乱言塔》所宣扬的，就是对这些恶劣态势的认知，就是一种带有惶恐的正义感。”

和奥古斯丁爵士一样，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也论述了对“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看法。他说，《淫秽出版物法》的出台，是为了杜绝淫秽作品。所谓淫秽作品，是那些下流肮脏老男人用来手淫的恶心素材，是顺着娼寮屋顶檐沟排放出的腥臭黏液，是对于受虐和受辱毫无怜悯的讥笑狎侮。“女士们、先生们，真相是，作者和出版者和你们一样，对淫秽作品憎厌，却依然散布这些作品。但是要注意的是，《淫秽出版物法》禁的不是文学作品，不是那些对现实社会弊端、对腐朽社会和性失控、对引发淫秽作品所述现象在真实生活中泛滥发生的事物、对琐屑空洞和虚耗人心、已经溃乱失陷和即将溃乱失陷的社会秩序，进行正面迎击的无畏作品。不仅如此，《淫秽出版物法》还有别的用途，它要使得那些真正的文学作品能够自由地发行，要确保那些正直的文学作品不必担心被污蔑为淫词艳曲。”赫弗逊-布拉夫说，“因此，辩方将极力邀集大力支持《乱言塔》的专家级证人，就这本书的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价值举证。”他还说：“正如我博学多识的友人奥古斯丁爵士所说的，坏书伤害的是好人，但好人的善行和大作，必将摧毁坏书!”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最后引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禁毁一本好书，如同杀死一个好人一般；杀死一个好人，抹杀的只是一个理性生物，破坏了上帝的影像；但禁一本好书，扼杀的是理性本身，毁灭了你我眼中上帝的圣像。”

弗雷德丽卡疑惑，这一段引用是否过度？她望向陪审团，观察有多少人会对《论出版自由》里的这段话产生情绪波动。她看到：一个男人因听懂了这段话，开始眉头深锁；一个女人脸上扬起赞同而欣悦的微笑，并频频点头；而其他大多数人，呆滞、疑惑、淡漠地注视着某处，眼神里尽是虚空。

轮到王室法律顾问塞缪尔·奥利芬特发言，他代表的是裘德·梅森。奥利芬特说自己的当事人是一个年轻男子，一位艺术工作者，他挣扎在贫困线上只为实践艺术。奥利芬特对《乱言塔》的观感是，它是一本复杂的艺术作品，其主题是探讨性解放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压抑和暴行之间的关系。《乱言塔》继承了欧洲嘲讽文学和讽刺艺术的伟大传统，以道德败坏的笔触书写败坏的道德。奥利芬特引证了一些先例案件，指出一本文学作品在被指控为淫秽出版物的情况下，作者和出版者的真正意图对判断一本书究竟是否淫秽的陪审团来说，大多是无关紧要或不构成判断因素的；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淫秽与否则被导向对作品文学价值的审视，因此，作者和出版者的意图能够被重视，甚至必须被探讨。奥利芬特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中，D.H.劳伦斯的创作目的无可避免并自始至终被视为重要证据，在法庭上被争论。在许多辩方证人看来，劳伦斯本人无疑带有清教徒气质。他直率地写出了一本关于性爱的书，但他的意图是主张克制，反对纵欲。女士们、先生们，我要说，我的当事人与劳伦斯思想一致，这两位作者的创作意图可相类而视。在我当事人的书中，有一个角色，可能是这部讲述恣肆和惩罚故事的整本书中，唯一对人对事抱有完全的同情态度的角色，这个角色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参孙·奥里金，他总是说教，总是宣扬节制，宣扬戒绝和避免参与所有活动，宣扬实施禁欲主义。读时你也许会觉得神奇，在一本毫不避讳地描述性行为，甚至是将群交行为都纤细无遗地描绘的书中，能感到的再强烈不过的精神氛围竟然是禁欲主义和节制主义。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刻意设置的幽默和反语，在梅森先生的书中，这种对比和反差都集中由参孙·奥里金体现。但误读或错过这种幽默感是可能的，尤其当你戴着追索堕落和腐化文字的有色眼镜时，就更容易迷失。因此，我要郑重地提请各位注意：这高明的幽默和反语，是《乱言塔》这个哀伤故事里不可错判的精彩之处。梅森先生的创作意图是嘲弄愚行，以及比愚行更值得憎恨的东西，而他的写作手法是冷酷无情地暴露和不留慈悲地刻画这一切。这是和时间一样古老的文学艺术，跟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值得被尊敬的。”

在这一连串演说进行的同时，弗雷德丽卡留意到从她身后又或是她的座椅底下，时不时传来一阵奇怪的嗡嗡声和咔咔声。长时间聆听的法官终于发话：“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应不应尽快安排陪审团读这本书？”弗雷德丽卡此时转过身，寻找声音来源。她看到面上布满生姜色髭鬓的阿夫拉姆·斯尼特金，那位参与辩方审前会议的“民族方法学研究者”，此刻就坐在她身后，沙色的睫毛之下，他明亮的蓝眼睛一动不动，法庭的动静让他入了迷。

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继续问：为让陪审团读《乱言塔》，做了怎样的安排？需要预留多长的阅读时间？在哪里读？

弗雷德丽卡悄声问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你用录音机录下了法庭上的所有发言？”

“当然啊。”

“这是被准许的吗？”

“我得到了法庭的许可。我没说录音会用于民族方法学研究，我说这是出版社为了记录存档。我疑惑的是法庭为什么不用录音的方法做官方记录，他们让速记员来记录——你看，速记员就在那边，奋笔疾书那位。不过，法庭不介意我录音，他们说这没什么问题。”

弗雷德丽卡听到磁带在卷轴上如蛇行一样发出窸窸窣窣声，那是录音机对文字的消化。

讼务律师和法官商量着《乱言塔》的阅读事宜。塞缪尔·奥利芬特说可以让陪审员把书带回家，在安静的家居环境中以适当的速度阅读。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中，陪审员被安置在“老贝利[1]”特辟的一个房间中进行阅读，而且为陪审员准备了扶手椅。而现在，根据回报，这起讼案的陪审员们，都已退回到旅馆房间中。首席陪审员报告说，陪审团休息室的椅子坐起来很硬，不舒服。正是这句“抱怨”，让法官打定了主意，决定到底要让陪审团在哪里读书。法官反驳首席陪审员说：“陪审团休息室的椅子本来便是那么硬，陪审团被召集至此，本就该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在不同人生阶段都曾经坐过很硬的椅子，在学校里，在图书馆里，但我们没有因硬椅子受到什么伤害。比起整个人陷进柔软的沙发里，恰恰是坐在结实、牢固又坚硬的椅子上，让我觉得自己更加警惕和敏锐。椅子很硬？不，我倒觉得陪审团休息室里的椅子应该是合适的，也必然是合适的。”

下午2时15分，陪审团被派去休息室阅读了，整个法庭里的人开始等他们。埃尔维特·甘德对阿德尔伯特·霍利和阿夫拉姆·斯尼特金说：“法官好像有施虐倾向，而这会导致两种可能——当然，一种是他支持《乱言塔》，另一种是他排斥《乱言塔》。”弗雷德丽卡想去跟裘德说说话，但裘德早已不见人影，他肯定是去了“老贝利”的塔楼。鲁珀特·帕罗特则不断重复着说控方律师太难缠，他的脸如往常一般粉红而发亮，他穿了一件孔雀蓝色的背心，外罩裁剪缝制细腻的蓝灰色精纺毛料西装。

下午4时15分，法官派人去询问陪审团还需要多久才能把书读完。得到的答复是：其中三四个陪审员说早已经读完了，首席陪审员——那位游泳池管理人说自己需要一本词典，厚的大词典更好，如果不是很麻烦的话，他还想要一本法语词典，当然是法英双语的那种。接着，又有另外几名陪审员说就快读完了。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指示陪审团说，每个人都必须严谨、深入地读完这本书，如若不然，将会被撤换。于是所有陪审团成员返回休息室里，坐上坚硬的椅子，手捧用黑色、粉色和钴蓝色三种颜色设计封面的《乱言塔》，继续读了起来。十二个陪审员，有男有女，十二种不同的阅读，有的浏览略读，有的因读不懂而跳着读，有的像扫描仪一样快速扫过页面。有一个女陪审员把书带回家了，睡前在床上读，读到洛绮丝之死时，女陪审员哭得快昏过去，惊醒了她的丈夫——这个小插曲后来才被报道出来，因为这个女陪审员的丈夫在印刷领域工作，是印刷工会的成员，她丈夫认识《世界新闻报》的记者，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乱言塔》的审判结束后，记者在报纸上报道了这桩小逸闻。

第二天，法庭继续审理此案。第一位被辩方传召的证人，说自己的名字是亚历山大·韦德伯恩，自己的职业可以说是剧作家，最近也成为斯迪尔福兹教育委员会的一员，正对小学和中学的英语教学进行调研。他在文化类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第三电台工作过，也做过教育类电视台的制作人。除此之外，他也是一所男子寄宿学校的校长，他的剧作被作为普通程度考试的教材使用。媒体形容他：“一位非常俊美的公众人物，出庭做证时身着相当合体的深绿色灯芯绒西装、柠檬黄色衬衫，系一条蓝色底色、印有绿色康乃馨的领带。他一头浓密的银色头发，声音有如男高音般浑厚，总是面露谦和、谨慎与乐于相助的表情，即使身负压力，也不背弃自己的好品质。”

亚历山大·韦德伯恩的发言持续了三个小时，可说是提供了很实在很中肯的证言，而在表面上，他的神色是冷静的。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带亚历山大回顾了《乱言塔》中的部分文字，赫弗逊布拉夫专门挑了比较长的段落诵读——多数是与性无关的描写，也没有任何暴力情节的叙述。赫弗逊-布拉夫问亚历山大：是否认为这些段落具有典型英语散文篇章的文学价值？是否认为人物特征塑造得精巧入微？是否认为这些文段的内容足够严肃？亚历山大回答道：《乱言塔》并非属于需要对人物特征进行精巧入微塑造的文学体裁。赫弗逊-布拉夫请亚历山大为庭上可能存在的“对文学术语毫无认知”的陪审员解释什么是“文学体裁”，并提请亚历山大：“如果可以的话，请尽量不要使用太专业的术语。”亚历山大说，关于角色这一点，《乱言塔》里的角色都属于“类型”角色，就像寓言、讽刺作品、风尚喜剧作品中的角色一样，这些角色不需要深度，他们的行为才是重要的。紧接着，亚历山大被要求解释“寓言”“讽刺作品”“风尚喜剧作品”的含义，并被质疑道：“当你指出《乱言塔》里的角色都属于‘类型’角色时，不是说这些角色都是俚俗或粗糙的吧？”亚历山大回答道：“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亚历山大听到一阵笑声——可能是笑他，也可能是笑赫弗逊-布拉夫，反正是笑两个人里“说了笑话”的那一个。亚历山大把剩下的解答说完：“《乱言塔》里的角色各自代表的是品质。”“好的品质吗？”“不尽然，各种品质，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

对亚历山大的讯问，直接证明了赫弗逊-布拉夫在探讨文学价值时词汇量的匮乏。一开始，亚历山大以为，赫弗逊-布拉夫对于陪审团成员们作为普通读者，或者说“普通男人和女人”，或者说普通人的文学理解程度关心过度，后来才发现，不单是自己，就连其后接受赫弗逊-布拉夫讯问的文学专家，大都有着这样的体会——这简直像从令人窒息的厚羊毛堆里爬出来喘喘气、见见光一样艰辛，来论证文学价值的专家级证人都竭力要组织简明又精准的语句，却被一遍又一遍地告知：“你的语言，你的专业级别语言，不能被作为证言接受，必须请你换一个表述方法。”比如，亚历山大经过缜密思考后，指出《乱言塔》中某一段写得比另外一段成功，因为该段落中仅凭借简单一句，就几乎能以悲剧气氛为整个场面定调，而另一段好是好，但只不过是黑色幽默，像一出大型木偶秀。赫弗逊-布拉夫插嘴：“那么，请问，韦德伯恩先生，你所谓的‘大型木偶秀’是什么意思？请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分享你的想法。”又比如，亚历山大说某一个情节“写得不如别的好”时，赫弗逊-布拉夫立即问：“不如别的好？那么那个情节到底好不好？那个情节到底是否具有文学价值？请直接地回答：好，或不好。”于是亚历山大只得一遍一遍地重申，“是好的”“是好的”，因为他的确觉得写得好。而《乱言塔》就此在听者耳里被扁平化为一连串“好”的段落，“好”的句子。

在回答塞缪尔·奥利芬特的提问时，亚历山大重申：“《乱言塔》是一位年轻作家创作的严肃作品，带有强烈的道德诉求。”

轮到奥古斯丁爵士向辩方证人进行反诘。

问：韦德伯恩先生，你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也是一个能够下笔千言的人，你致力于写作，也精于写作。我可以说，你的诗剧带给我极大的快感，无论是在书页上，还是在舞台上。我这并不是恭维，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能与“说着迷人、魔幻语言”的你交流。我想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阅读《乱言塔》对你而言是一种享受吗？

答：享受？是，也不是。

问：那我们就从两方面来探讨你如此易懂的答案吧。我们先从“是”开始，为什么你觉得读《乱言塔》是一种享受？

答：生动的描述。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既能合二为一，又能一分为二的世界——一半是童话，另一半是反乌托邦。

问：反乌托邦？

答：就是乌托邦的反义语。作者在塑造这个不得人心的假想社会时，使用了高明的写作方法。字字句句都炽热激烈，给读者异常鲜活的画面感。

问：我知道你肯定会给出清楚的答案，因为你头脑清晰又深思熟虑，而且你本身也是位作家。我要问的是，《乱言塔》是否曾为你带来性愉悦？

答：(法庭速记员记录道：证人想了一下。)极少有，近似于无。其实所有的写作都与性愉悦相关。诗人华兹华斯曾说：语言的节奏就是人体的节奏，这种节奏是一种大原则，它决定了我们生活、行游和拥有生命本质时所感受到的愉悦。

问：真是非常有趣。在你看来，所有的写作都与性愉悦相关，这种说法确实妙趣横生也发蒙启蔽。那么，这本书是否曾让你感到比较明确的性愉悦？比如说，让你感到像在看一幅春宫图？

答：几乎没有。

问：然而你说过这本书写得很好，“生动”“炽热”“激烈”，都是你使用的形容词。要知道这本书很大的比重是对性行为的叙述，是对裸体的描绘，但没有给你多少愉悦？

答：确实是几乎没有。

问：你会不会是出于为此书辩护的心理，而否认自己感觉到的愉悦？

答：事实并非如此。我想可以这么说，作者的本意是让我体验一种受限的愉悦，让我去想象愉悦，读下去后，你会发现作者猛然切断了体验和想象的途径。

问：作者试图让你心生厌恶？

答：这就是“不享受”的部分了。但作者这么做的理由很充分。

问：作者可能实现了目的。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你对这本书所产生的性反应，带有一种厌恶情绪？

答：这远比你所说的复杂得多。

问：复杂得多？会不会是这本书想带有一种催吐效果，想让你在读的时候，因书中描写的世界和行为感到恶心？

答：这也远比你所说的复杂得多。

问：这本书居然如此复杂。那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你坚持否认作者希望你从他对痛苦的书写中体会到任何愉悦，任何应受谴责的愉悦？

答：我没有这么说。

问：你是否是那么想的？

答：你把我绕进你的语法陷阱了。

问：但你是否知道我在问什么？

答：我不认为作者希望我从他对痛苦的书写中体会到任何应受谴责的愉悦。

问：你完全没有愉悦？

答：没有，或者几乎没有。

问：正如我对你的印象，你的确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我终于明白了。韦德伯恩先生，你说“不是没有，几乎没有”。请你告诉我，从文学价值的层面看，《乱言塔》作为一本文学作品，究竟有多好？当然，我们不能从淫秽程度上对书籍进行比较，但是我们却可以从文学价值上做出对比。当《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接受试炼时，作者D. H.劳伦斯的生平和作品分析，是大学课程里的内容，而且不仅是英语系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他的影响力都得到了印证。我学识渊博的友人、王室法律顾问杰拉尔德·加德纳曾指出，如果不是久负盛名，乔叟早期的一些作品也有淫猥之虞，是他的名字保护了他的作品。韦德伯恩先生，请你以教师、作家的身份告诉我，裘德·梅森先生到底有多优秀？像D. H.劳伦斯一样优秀？像威廉·柏洛兹一样优秀？像米基·史毕兰一样优秀？

答：《乱言塔》是裘德·梅森的处女作，是一本严肃文学作品。它不是一本惊悚小说，不像米基·史毕兰的小说，米基·史毕兰的书，至少我难以下咽。《乱言塔》文笔好、寓意深。我无法对仍在世并刚刚展开写作生涯的作者的文学地位做出最终评断。

问：“我无法对仍在世并刚刚展开写作生涯的作者的文学价值做出最终评断”？

答：我说的是“文学地位”。

问：但在这类案件中，对作品文学价值的判断都是“暂定”的——如果与D. H.劳伦斯的作品相对照的话。

塞缪尔·奥利芬特提出反对，法官判反对无效。亚历山大说文学价值确实是“暂定的”，即使是与D. H.劳伦斯的作品相对照，但并不代表不能做出有效判断。

下一位被传召的证人是娜奥米·卢里博士——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系讲师，也是萨默维尔学院的院士。据她自我介绍，她也是出版于1960年的《解离的敏感性：神话还是历史？》等多本书的作者。她说负责指导许多年轻女性的学习，她说将乐见自己的女学生们阅读《乱言塔》。在追问之下，她说自己愿意向女学生们推荐这本书。但是，她不会积极地向她们讲解、诠释这本书。因为她个人并不支持教当代文学，事实上，牛津大学直到最近才开始将1830年以后成书的作品列入教纲。

她黑色头发，穿全套优质粗花呢服装，五十多岁。赫弗逊-布拉夫对她说：“你是一位单身女性，也执教于一个全女性的学院中，而且你创作与宗教崇拜相关的诗歌。但你却很欣赏《乱言塔》这本书，这是你亲口表明的，你还说过，你相信这本书具有文学价值。”

卢里博士说：“我的确未婚，我的学生也都是女性。但我不认为女性所做出的文学评价与男性有任何不同。”

法庭里响起一串笑声，卢里博士也拘谨地笑了。

奥古斯丁爵士则试着引导卢里博士说出《乱言塔》的惊悚程度不亚于斯威夫特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的言论——要解决爱尔兰家庭的贫穷问题，可以把爱尔兰的婴儿用烤或炖的方式做成美食!“或者可以说《一个小小的建议》更加叫人不安。”奥古斯丁爵士问卢里博士，是否觉得斯威夫特将婴儿焗烤后做成“餐桌佳肴”这一“前卫”的美食品位有任何吸引力。“不。”卢里博士答。奥古斯丁爵士又问：“那么发生在《乱言塔》里那些龌龊无耻的活动——鸡奸、凌虐、群交呢？是否也是丑恶至极的？”

“是的。”卢里博士说。奥古斯丁爵士的脸上漾起讽刺意味的轻笑，他这个笑脸是故意摆给陪审团看的。

“所以，你觉得《乱言塔》里描述的纳西斯年幼时犯下的无知恶行，达米安和洛绮丝近乎癫狂的交欢，与斯威夫特的‘烹婴’一样叫人反感？”

“我没那么说。斯威夫特是不折不扣的讽刺主义者，他写作时总是恶言泼语、悍然不顾。”

“也就是说他字里行间流露出野蛮的愤慨。”奥古斯丁爵士转头为陪审团温和地“翻译”。

“但是梅森先生不同，可以说，梅森先生的计划是带着读者来‘领受’一番《乱言塔》的情趣。”

“带读者领受？不是激发、挑逗、诱使？你的用词如此平凡质朴，如此像教学用语。”

“梅森先生的确有挑逗意味，当然是在他认为有挑逗的必要时。但那种挑逗极其短暂。”

“他随时开启挑逗，也随时截断挑逗，像控制阀门一样？”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那么说。”卢里博士应道。

安东尼·伯吉斯是下一个被传召的证人。他脸上的骨骼像峭壁一样嶙峋突兀，但他的声音很圆滑，像是在录音室里精致打磨出来的。他用音乐术语盛赞《乱言塔》：如高歌般激越，像奏鸣曲般热情，又似赋格曲般朦胧。他对赫弗逊-布拉夫说：“《乱言塔》是一本深有道德感的书，几乎可以说太有道德感了。”

问：怎样才算是一本“太有道德感”的书？

答：这一点我以前曾不止一次谈及——艺术的价值总是被能让人由静至动、付诸实践的那些元素所磨灭。这本书有极其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具道德说教意味的书从纯美学角度上讲，就比较薄弱。《乱言塔》这本书是一本会下圈套的书，千万不要相信一本会下圈套的书。

问：你是说《乱言塔》在道德感上设下圈套？

答：是的。它以恶心人和恐吓人的方法让人震撼感动。

问：但它是一本文学作品。

答：我不懂为什么你要用“但”，你只需要说：它是一本文学作品。它是前途一片光明、精神内核极其严肃的一本书，它应该得到赞扬，尽管它不是《尤利西斯》或《虹》，但它同样值得被阅读，值得被探讨。

奥古斯丁爵士起身，对安东尼·伯吉斯开始反诘。他与安东尼·伯吉斯四目相接，从眼神中度量着这位小说家。

问：你引用了自己以前说过的话，你说《乱言塔》从纯美学角度上讲，它的艺术形式感比较薄弱，因为它为读者设下圈套，它促使读者付诸实践。

答：是的，它公然地进行道德说教。

问：在你为这本书撰写的书评中——我得说，那是一篇相当有洞察力的出色评论——你不仅指出，这本书因道德说教意味浓厚，会促使人付出行动，你还把“说教文学”和“淫秽作品”统统归类为“会促使人付出行动”的体裁，你把“说教文字”和“淫秽作品”在这本书中做了联结。

答：是这样，没错，你读懂了我写的评论。

问：所以这本书既淫秽又说教？

答：这本书不是“高雅艺术”，在高雅艺术作品中，所有元素都均匀分配，因此高雅艺术在经过严格品鉴和细腻斟酌后，能传达一种美学情趣。而《乱言塔》不同，它拥有风格糅杂、元素混合的文体，它成书的目标就是激发读者从心理到生理的动态。但这不是说《乱言塔》就不是一个艺术作品，或者说它不应该被出版发行。即使不是所有书都能如《尤利西斯》或《虹》那么精彩、杰出，也不代表我们就应该阻止新作诞生。

法官这时插了一句话：“说得没错。不过，我必须再次提醒陪审团：文学专家级证人所提供的关于《乱言塔》是否淫秽的任何意见，仅供参考，不应左右各位的判断。”然后，反诘接续下去。

问：伯吉斯先生，像问其他证人一样，我将会问你同样的问题：《乱言塔》是否曾为你带来性愉悦，让你产生性反应？

答：啊，是的，当然。这是一本好书，它发挥了它的作用，它能煽动情绪。大多数的好书都是这样的，阅读和性兴奋总是亲密连接的。

问：《尤利西斯》亦然？

答：当然了，《尤利西斯》也不例外。你这个问题不值得我回答。但《尤利西斯》和《乱言塔》不一样。

问：不一样？

答：《乱言塔》更原始一些。

问：伯吉斯先生，你是一位小说家，一位笔力勇猛的小说家，你敢于冒险。你在书写性兴奋的情节时，甚至在书写虐行的情节时，脑中有读者的身影吗？

答：有。

问：他或她在你脑海中是怎样的读者？

答：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兴奋时如我般兴奋，抽离时如我般抽离。

问：你是否会设想你的作品，对那些教育程度不高、想象力受限，但会读你的书的人，将能产生怎样的效应？

答：这是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问题，不过，预想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阅读，这是很愚蠢的；另外，作为作家，假装能够去预先判定同一本书对所有潜在读者将会产生的效果，这也是很愚蠢的。

问：那么作为作者，你是否觉得自己该对那些心智脆弱、未经教导、容易躁动的读者负有责任？

答：没有办法为所有读者都负全责，但在一定范围之内，我认为是的，我能负责。而且，为了回应你尚未问出口的问题或拐弯抹角的暗示，我要说：我很确定裘德·梅森无意将无知的读者带进一种失责、狂热的境界。但是你无法断言，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问：你无法断言，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下一位出庭的证人也是一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份严肃的周日报纸的书评人。他是一位温文整洁、风雅俊逸的男子，名叫道格拉斯·科比。他个子不太高，但声音极悦耳又有一份稳定感，他有一点年纪，时光开始为他雕刻出法令纹，跟胡桃夹子脸上那两道一样。他的发色，怎么说呢，是那种金属色的亮金发，又带点奶油的颜色，不过整体上开始泛白了。他创作过不少受欢迎的大部头小说，比如《毒化影响》《亨吉斯特之马》《假海龟的叫声》《玻璃屋里的人生》，他同时是艺术理事会文学小组的成员，也是英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对他进行提问的是塞缪尔·奥利芬特。道格拉斯·科比自认在文坛算是一个有些许影响力的小说家，也认为自己在文学评论方面有重要地位，他说阅读过《乱言塔》，对这本书很是崇拜。

问：在你看来，《乱言塔》是一本非供消遣的严肃文学作品，对吗？

答：毫无疑问，写出这本书的年轻人绝对前途无量，他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但他极富天赋。他应该得到鼓励，年轻的写作者都应得到鼓励，因为我深有体会——我还是新人时，走过不少弯路。

问：请你说明为什么你认为它是一本严肃文学作品。

答：好的。因为这部作品处理的议题是“邪恶”，你要知道，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我们从不在意“邪恶”，从不凝视“邪恶”。我们是英国人，我们一直如此高雅，我们最着迷的是有没有失礼或失态，最关注的是社交礼仪中的琐屑细节，最紧张的是吃鱼用的叉子要摆在什么位置，最在意的是与我们对话的人是否有着和我们一样地道的口音，或者他们的鞋子好看还是丑陋。是的，事实就是如此；是的，尽管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和广岛市原子弹爆炸都发生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英国人真该感到羞耻，因为我们所有的牢骚都集中在花圃里，埋怨着不知道该不该把白色的花摆在花园边的草本植物围篱上，嘟哝着摆了比较俗艳，还是不摆比较粗鄙。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些事。

问：但裘德·梅森却直指“邪恶”这个问题。

答：嗯，没错，是的，他面对了这个问题，他的确很有先觉，而且他对用写作直面“邪恶”议题有一股冲劲，甚至可以说很勇猛的一股冲劲，这股冲劲体现在他书中对哥特式锁链、地窖的描述上，尽管某种程度上有一点陈腐，但毋庸置疑，这样的描写非常起作用，非常起作用。威廉·戈尔丁也曾写过“邪恶”，比如《蝇王》，写的是一群撒野男学生的沦落与邪恶，很有启示作用。梅森先生在《乱言塔》里对寝室生活的刻画，也是一群撒野男学生的沦落与邪恶，但梅森先生笔下的显然是一个大型木偶秀版本。我个人则倾向于把对邪恶的书写，嵌入对日常生活、起居室、剧院酒吧、乡野庖厨、学校职员室等普通场景的描绘上，我希望把邪恶嵌入可感的生活，就像詹姆斯曾经说过的“要留意社会细节”，奥登也写下过这样的句子：“茶杯上那道细细的裂痕开启了，一条通往死亡之地的路径。”茶杯之类的东西便已足够，但是梅森先生不这么想，他重装上阵、火力全开，抽打、绞刑，什么都用上了，他选择了一条更激进更危险的路，尽管很难完成创作，他却顺利收笔，这是一场壮观的旅程——但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把对邪恶的研究嵌入可感的生活中，这样的写法会更有效。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看守者们，夜里回到他们位于城郊的家里，进到厨房中，厨房中有粉色灯罩、粉色的猪肘子……诸如此类生活用品和生活画面，你用灯罩和猪肉为主题，就能写出一篇好文章，你不一定非得……

问：所以你对梅森先生这本书的结语是什么？严肃？优良？

答：啊，是的，就像我说过的，他很不错。他如果加强学习的话，会变得更加优秀，重要的是给他提供尝试的机会，这特别重要，是的。

轮到奥古斯丁爵士反诘，他反而说：“我没有问题要问，法官大人。”

辩方又请出了下一位证人，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她来自伦敦大学艾伯特王子学院。她穿了一套雅致的女士西装，纯羊毛料，西装是黑色的，有白色滚边。

赫弗逊-布拉夫对这位外表娇柔又纤弱的证人十分殷勤。一开始，这番客套和逢迎使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有点不安，她明明想一本正经地以自己的理解，为《乱言塔》的人文思想背景给出既有学术性又易懂的解说，而赫弗逊-布拉夫“介入”后，以提问的方式让史密斯教授借发表在《文汇》杂志上的书评，来对《乱言塔》抽丝剥茧。

问：史密斯教授，你在你的评论文章中曾指出，在座的陪审团成员们刚刚读完的这本《乱言塔》，“继承了欧洲人文历史和哲学辩论的主流传统”，这可是相当重大的一个主张。

答：我想我可以充满批判性地证明这一点，《乱言塔》这本书的作者对法国大革命时期及其后期的法国思想争议、哲学争议有着极开放的接纳，所有这些争议的焦点都集中在两个议题上：人类应该多自由？对人类的限制究竟该达到什么程度？

问：你在评论文章中也提及了几位思想家的名字，比如查尔斯·傅立叶。你是否能够为我们简述傅立叶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在《乱言塔》中的体现？

答：傅立叶是一位既温和又有些怪异的思想家，和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认为对人类情感和生活方式发动一场改革，可以唤醒一个和谐新时代的降临。他坚持认为前几个世纪所遗留下来的“文明”是罪恶、压抑又颓废的。他声称对所有人类激情和欲望的迁就纵容，能将人类引入和谐，这是他在1810年提出的观点。他相信所谓的文明人和颓废的人认为所有的人类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人类之间千差万别。他主张女同性恋者、鸡奸者、自虐者、恋物者、慕男狂等，与其被惩罚，不如被社会容纳。他还写了一本名叫《充满爱的新世界》的书，讲述一群移民者去小亚细亚奈达斯的旅程，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社群，一个实践着绝对性自由的群落。他们举办滥交、群交活动，也举办狂饮暴食的派对——傅立叶在自己的书里看到了和谐中的“斗争状态”，比如，厨师们以文明姿态比赛制作小甜点——他对自己的小巧思很是喜爱。他热衷于发明等级制度，他在书中建立了一个洋溢着欢爱的宫廷，里面有大祭司、教皇、女总管、告解者、托钵僧、小仙子、酒神追随者……

问：所有这一切，在你看来，都很温和？

答：哦，是的，一派温和。就像华托的《舟发西苔岛》里的画面，表面上是一个如梦似幻的世界，事实上却掩藏着严肃的政治想象力。傅立叶真诚地相信：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和极端恐怖，也许能够将法国往前推得更远，也许能导致旧秩序和老规矩一如他渴求中的那样，进一步瓦解——比如，婚姻制度得以废止，因为婚姻在他的观念中，让几乎每个人都不快乐。傅立叶写道：“在和谐的境界中，每个自然人——男人和女人，都会被赋予最低限度却令人满足的性欢愉。”

问：你认为《乱言塔》承袭了这种“传统思想”？

答：是的，前半部分是。书中的角色们往一个“充满爱的新世界”进发，这是来自傅立叶的感召；其后发生的事情，则可看出萨德的影响。

问：请为我们讲述一下萨德，你真的把萨德当作思想家看待？

答：一定要把萨德当作思想家看待。他的地位举足轻重，尽管他血管里流淌着犬儒主义的血液，他却是那条代表着启蒙哲学家们开始赞美人类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时代的分割线。他问道：如果我们都能自由地遵从自己强烈的激情，谁能阻止我们去伤害、去杀戮、去奸污、去折磨他人的欲望？他说：因为伤害、杀戮、奸污、折磨，就是人类的激情，再自然不过了。有一种观点认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这些自由思想家能把人引向断头台或者萨德打造的闺房——梅森先生就读懂了这一点，也在书里展示了他的理解。

而那位话题中的被告，却在看自己的手——他根本不望向史密斯教授，一些陪审团成员注意到这一点。

问：你出此断言的依据是什么？

答：嗯，让我先从《乱言塔》这个书名开始说明。“乱言”可以被理解为噪声、嘶喊、嚎叫，有动物性的意涵，在有的语言解释中，“乱言”近似“乱吠”，是猎狗发出的噪声。“乱言塔”本身是“巴别塔”的一个象征，巴别塔的修筑是人类为了登天取代上帝，与上帝等同。人类的放肆触怒了上帝，上帝降下惩罚，派一个捣蛋的精灵到人类中间，搅乱了他们的语言，让人类再也不能彼此互相理解。巴别塔说穿了，是一场人类反抗上帝权威的共谋。在《乱言塔》中，那个乱言塔社群就是傅立叶构筑的“充满爱的新世界”，也是萨德建造的“西林古堡”，那群浪荡子砍断了将他们与外部世界相连的桥，以便能执行种种恶行。

赫弗逊-布拉夫向史密斯教授致谢，感谢她对《乱言塔》的清晰解读。赫弗逊-布拉夫入座后，控方接着向史密斯教授盘问。

问：谢谢你饶有趣味的讲解，史密斯教授，你为我们生动勾勒了一幅法兰西人文思想的图卷，也将《乱言塔》从哲学角度予以剖析，给我们带来一场深度讲解，这令人悦服。我想问的是，你刚才谈及的萨德的书、傅立叶的书，都是法语书吗？

答：是的。

问：在市面上自由流通，任人阅读？

答：是的，但傅立叶的书并未全部面市。很多都未经整理、编辑，原稿保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问：你所述的这些思想是不是非常典型的法国思想？你的祖国法国，是不是在性方面给了国民相当大的自由空间？

答：在某种程度上是。

问：英国人一向惯于到法国购买那些被认为对英国读者不合宜的书，或者去看女神游乐厅的刺激表演，或者去你的国家做性质相似的一些事。有的人觉得像法国一样，拥有这些自由很好；有的人觉得对维护社会公德多付出一些关切，对阻遏傅立叶先生急切宣扬传播的那些观念多投入一些心力，有其正当性。你或许觉得，起草并制定《英国国会法令》，让《乱言塔》这本书的审判有法可依的那些人是很次等的。

塞缪尔·奥利芬特起身对控方表示反对，指出那是一个陈述，不是一个问题。

问：你的发言带有如此冷静的条理性，如此法兰西式的辩才无碍，无论对萨德还是《乱言塔》，都能侃侃而谈。如果我可以说的话，从外表看，你并不像是一位会对邪魔般的萨德挑灯攻读、潜心研思的人。史密斯教授，请你告诉我，你享受萨德的书吗？

答：享受？不，一点也不。(法庭速记员记录：这很明显是一个充满反感的真实否认。)

问：但是你之所以读萨德的书，是因为你觉得应该读？

答：是的，就像我说过的，萨德举足轻重。我个人更倾向于读傅立叶。

问：那位温和、怪诞、放纵的傅立叶，他是能写出华托画中仙子和自虐者逸事的文字家。那么《乱言塔》呢？史密斯教授，你享受这本书吗？

答：不，我钦佩这本书。

问：但作者可能很期待你能享受这本书。

美貌的教授和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不约而同地垂下了眼睑，涨红了脸。

答：此刻，我们一再被提醒，作者的真实意图是我们无法知悉的，也与读者对其著述的批判性解读丝毫不相干。

问：请一定原谅我做此提问：你在阅读《乱言塔》时，是否感到震颤的性愉悦？

答：(法庭速记员记录：证人脸颊通红。)可能有吧，我不记得了，但那不是我最主要或能够牵制住我的阅读反应。

问：谢谢你，史密斯教授。

紧接着出庭的证人是一位剧场导演，福斯托·杰梅利，他曾与彼得·布鲁克、查尔斯·马罗维茨共事过，这位证人热情洋溢地高谈阔论着爱德华·邦德的《拯救》，《拯救》中婴儿被杀死在手推车里的情节，是对布莱克诗句“有欲望而无行动，无异于将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的践行。证人还说起了热内的《女仆》和《阳台》，说起了阿尔托的“残酷戏剧”，证人引用阿尔托的话，昭示了残酷戏剧的目的：“像牺牲者在火刑柱上被焚，从火舌中发出了信息。”塞缪尔·奥利芬特问证人：“我们此刻活在热内、邦德、阿尔托、《马拉/萨德》和彼得·布鲁克《李尔王》的时代，你是否觉得《乱言塔》在此际的文化语境中是出格的？”证人说：“我觉得完全不会。”这位证人实在是太过激情昂扬，他说每一句话都是手舞足蹈，并常常从他那黑云般的长发中露出脸来大声发言。奥古斯丁爵士说：“我没有要问该位证人的问题。”奥古斯丁爵士做此判断，可能是因为已经发现这位证人总是对自己的“观众”喊话，全然不顾其他听不懂戏剧的公众。

审讯进行到第三天了，辩方传召了埃尔维特·甘德。证人自称是一名医学博士、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学家。他表示自己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精神困扰的青少年提供治疗，也出版过一些关于语言和社会、心理健康，以及精神病患者群体症状分析的一般书籍，《语言是我们的紧身衣》《压迫者之舌》《我是我兄长的守护人？》等都是他的作品，他也承认，自己对研究语言和压抑两者间的联系尤其有兴趣。“当然，还有语言和表达。”他补充道。

坐在证人席上的埃尔维特·甘德有着冷峻和整洁的形象，他的秃头在闪光，他的鼻尖在闪光，他的长牙在闪光，而且闪得更亮。他的眼睛巨大，有雕塑感，但眼皮耷拉着；他做证时，像逐渐在施咒，咒语的连缀感慢慢增强，但他的声音却是平稳的，只是到了快说完时，他气若游丝，像耍蛇人的姿态一样摇晃不定，他还有边说边用手轻敲证人席壁架的习惯。他出庭时穿了一件皱巴巴的灯芯绒西装外套，黑色的，内衬一件米白色的马球衫领针织套衫，裤子也是灯芯绒的。弗雷德丽卡注视着他，把他想象成一件打磨光滑的象牙制品，或一块乳白色的大理石。赫弗逊-布拉夫问了他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问题，意图让他论证《乱言塔》作为一本阐述个人精神崩溃以及群体社会痼疾的作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甘德长篇大论着，声音洪亮，又极具音乐性，只消片刻，便将听审的公众全都笼络成一个对他的颠头耸脑心服首肯的群体，但他发言结束后，大多数人无法记得他发言的大部分内容，还有一些人，根本想不起他到底说过什么。甘德说，人类是分裂的生物，而且越来越分裂，不仅与其他人分裂，自己的身份和意识也呈分裂状态。甘德认为，《乱言塔》不仅体现了这种分裂感，也传达了一种与自我、与群体聚合统一的渴望，就像巴别塔原始的神话故事一样。甘德说，人类愈加成为一种“投射”，一种对他人想法或意识的投射——尤其是家庭成员的想法或意识，也是对内心恐惧及隐秘心愿的投射。他指出，我们活在一个人类被标签化的世界，不但被标签化，也被评判为罪犯、疯子、变态者、施虐者或其他极具偏见意味的名称，评判后即被惩罚，或者也有稍微好一点的标签，比如绝望的、深情的、合理的、疑惑的。语言毁灭了我们，正如语言造就了我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曾备受谴责，是因为直截了当地使用低俗的脏字来描写身体功能，我们因此用委婉语高筑起一整座语言牢笼，从此避免对这些身体功能的平铺直叙，用语言把人类从自我中分裂。但有一种人类疾病——妥瑞氏症——一种遗传性的神经内科疾病，会让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或者突然口出那些被认为是恶劣到不应该说出口的字眼——肏、屎、尿。甘德说不会因为自己用了这几个字眼，而向庭上致歉。他说，那几个字眼无非是像夜间遗精时，从人体流出的液体，再被如污渍一样擦拭即可，和射精是一样的道理，都是无比真实的存在。但人类却甘愿冒险犯难，连同我们为遮掩身体而捏造的语言，鬼鬼祟祟、徙倚仿徉。裘德·梅森为我们揭露了我们的结局：我们将面对皮舌和铁具，既然我们被禁止使用口舌和身体器具。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已经开始恍惚，却还在坚持。他既要掌握问答的主控权，又要敦促他的证人将关注点移转到“也就是说，我们手上这本书”上。这似乎正中甘德下怀，甘德说：“你的敦促，不禁印证了两种令人销魂的对比：一是对话和交配，二是自渎和独白。足够的医学证据显示，比起性交，男性手淫时释放的生理物质更多。”

“请问关联何在？”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忍不住问，“你刚才的话与本案，与本案中的书，或者与本案中这本书的内容，怎样能产生关联？”

“法官大人，我在说的是语言自渎，或者说是《乱言塔》式的自渎，是有意识的自曝、有良知的自曝，我在说的是这本书是孤立状态和非现实感的产物。”

甘德又径自说了下去，他说《乱言塔》中的塔民社群，求索的是一种早已遗失了的具有原始性质的统一状态。“那种统一状态是不可能的身份认同，一种多相变态。我可以引用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诗歌做出解释，里尔克祈求能够变成一个实现自我满足并独立生活的雌雄同体者。”

“他当真有这种执念？”

甘德吟诵道：

Mach Einen herrlich, Herr, mach Einen gross,

bau seinem Leben einen schnen Schoss,

und seine Scham errichte wie ein Tor

in einem blonden Wald von jungen Haaren.

“我不知道，”法官说，“甘德先生，我是该请你为陪审团着想，把这段诗翻译成听得懂的语言；还是该请法庭速记员从法庭记录上把这段诗，作为无关、无效证词删除掉呢？我的德语不是那么灵光了，但我极力跟随着你的引用，你的引用让我觉得有点……有点……嗯，或者赫弗逊-布拉夫先生能够为我们指明：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段诗的翻译？”

赫弗逊-布拉夫说：“甘德先生的热忱尽管很有感染力，却也让他自己被冲昏了头，失去自制力，如果我对甘德先生的话做出了正确理解，我想说甘德先生的主要论点是说《乱言塔》的塔民群体是一个病态的群体，他们试图获取统一，最终却失败了。”

法官：这个论点与“语言自渎”以及里尔克的诗到底有什么关系？

甘德：能让我回答吗？D.H.劳伦斯说过：“我要使我的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保持健康，方法是邀请每条在我头脑中那片‘无意识沼泽’的边缘上盘圈、缠绕的小黑蛇，爬进我的小说世界中。”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米歇尔·勒西斯也说过：“施虐、受虐，以及几乎所有的丑行恶习，事实上只是让人类更加体会到自己是人类的方法。”我想要说的是，《乱言塔》一书中的英雄考沃特，正如史密斯教授所言，是一个像傅立叶一样的人，想要在塔里为他创建的社群安排筹划好所有事情，他希望从此不再有迷失的灵魂，不再有因被抛弃拒绝而苦寻皈依的生命，所有人将成为统一的一个整体。在书中，这最终是行不通的，不过，这种渴求是高贵的，不仅高贵，而且清醒、健康。我之所以引用里尔克充满寓意的诗，是因为它在同样程度上让我高兴，让我看到关于统一整体的一副盛景——对雌雄同体、多相变态、自我满足、浑然一体，那美丽而无望的向往。

法官：我不确定我应该这么做，我们可能会浪费庭上所有人的时间，但是我要请你翻译里尔克的诗。

甘德：谢谢您，法官大人。可以这么翻译——让我想想——就这么翻译：

使一个人丰美，主啊，使一个人壮大，

为他的生命建起一个美丽的子宫，

让他的羞耻之处雄起如支柱，

矗入澄金色的柔亮森林中。

法官：谢谢。非常感谢。我相信陪审团肯定觉得听明白了远比听不懂好。

甘德：这首诗很有力，很美妙。

法官：也许吧，但听德语原句时似乎更好，我这么认为。赫弗逊-布拉夫先生，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回到讼案的中心要旨上了。

赫弗逊-布拉夫：完全同意，法官大人。甘德先生，是否可以请你用你自己的语言，来为我们分析：《乱言塔》随着故事的深入和暗黑化程度的加深，施虐受虐的行径愈加频密。作者这么写，到底有什么意图？意欲达成什么效果？

甘德：好的，我当然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些行径被定义为“贬降仪式”。我想为陪审团介绍H.加芬克尔发表于1956年第61期《美国社会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探讨的是“成功贬降仪式的条件”。文中写道：在现代社会中，贬降仪式是离间、异化行为的一部分，在所有机构中都会发生。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R. D.莱因，在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动物与人类的仪式化行为》一书中，将许多现代精神病诊断行为定义为不折不扣的异化仪式、贬降仪式，一些公共检讨会也属于这个范畴。《乱言塔》中的告解、忏悔活动，以及剧场，都有进行贬降仪式的功能。我们也可将这些活动与某些妓院里上演的一些画面相提并论，比如男人被强迫打扮成淘气小男孩或殉道者的样子，被链条捆绑起来，任凭妓女贬损、辱没。热内也指出，人们也有去扮演司仪、辱人者、法官、主教和司令官的需求。不管是在妓院寻欢，还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一样的。一种暴力躁动，一种血性反叛，在向真实自我穿刺和洞悉的过程中，都是必要的。

法官：我不确定我听懂了你的话。你的意思是说法庭、精神病院，甚至教堂，都是为了贬降人类而设计出来的？你的意思是说，梅森先生在书中是这么表述的？

甘德：不、不。只是从某些层面上看，这些机构可被理解为有贬降作用的，但《乱言塔》深刻、绝妙、流畅地论述了我们对彼此进行贬降的谜之疑团和含混暧昧。法官大人，你可以把我们的贬降欲望视为原罪的一个方面，或者是用于对将人群进行分裂的那种力量的一种展示——这在《圣经》中的耶和华身上就体现得很明显：耶和华沉重地打击了巴别塔原居民们的放肆无礼。

法官：甘德先生，你的自我表达清晰，但说理却让人有些费解。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你是不是在谴责耶和华打击对人类进行分裂的罪过？

甘德：耶和华是一个人类神祇，是一个人类投射，从这个角度看，你对我的理解没有错。

法官：我必须提醒你的是，你刚才出庭时，是以《圣经》起誓的。

甘德：我起誓的时候，说的是“我对万能的上主宣誓”。我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想的。我所说的“万能的上主”是一股凝聚的力量，是一片光与美的净域，而不是一个打压人民的残酷审判者。

法官：你教化了我。

甘德：法官大人，我记起一段语录，来自西蒙娜·德·波伏娃关于萨德的评论，想必能精准概括我的本意。

赫弗逊-布拉夫：我想我们可以摈除语录或引用，回归正题《乱言塔》和它对残酷虐行的描述。我记得你曾说过，《乱言塔》是一部反映人类苦难和社会痼疾的深奥作品。你用了一个法语单词“痼疾”，来指代顽症、沉疴。

甘德：但我想到的那句西蒙娜·德·波伏娃语录颇能说明一切，那句话完美地解释了萨德，以及裘德·梅森。西蒙娜·德·波伏娃洞悉了一切，她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作家，那么值得尊敬的思想家，请一定要听我说她的那段话：“太急于支持萨德，无异于背弃他，因为他想要的就是我们的困顿、屈从和死亡；而如果我们同情一个在孩子喉部割下一刀的性欲狂者，我们就是与萨德对立。萨德并未禁止我们去为自己辩护，他准许一个父亲去制止自己的孩子落入色魔手中，也不反对那位父亲在孩子被性侵被残害后去复仇，去杀死那个强奸犯。萨德的诉求是：在不可调和、互不见容的独立个体之间的搏斗中，每个个体都以‘存在感’的名义，与自我意识牢固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萨德认可人们之间的宿怨和世仇，他不认可的是法庭。萨德认为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法官的惺惺作态远比暴君的装模作样更加傲慢自大，因为暴君把自己囿限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法官却将自己的观点上升为普遍规律。法官的成就，根源无非是一个谎言。因为每个人都明明被自己的皮囊死死囚禁，根本无法成为任何两个不同个体的调停者，毕竟，谁跟谁都是隔绝的。”

赫弗逊-布拉夫：甘德先生，你不会是在暗示梅森先生藏于书中的论点是“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吧？

甘德：啊，当然不。裘德·梅森不接受萨德的信仰——他根本不接受这个人。但为了版税，他愿意给萨德的论点一次被讨论的机会。我们身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任何严肃的论点，都可以被有偿地传播、散布。

法官：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论点：“萨德认为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

甘德：但那只是个论点。您是个有智慧的人，这是个智慧的法庭，您怎么样也得意识到这一点——抱歉，我这句话的表述不对劲——我知道您明白这是个很严肃的论点，其实，您和裘德·梅森都不接受这个论点。尽管我对审判、标签、投射、灌输、心魔等概念都抱持怀疑态度，就算我是这样一个人，比起累积仇怨和轻易杀人，我还是站在支持法庭这一边，我也不接受萨德的论点，但我愿意承认他的论点所具有的深远重要性。我们不能禁毁萨德，或裘德·梅森。

法官：好的，甘德先生。好的，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你的证人已经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往深层境界了。

赫弗逊-布拉夫：法官大人，我们正在讨论的正是一本很有深度的书，这是毋庸置疑的，毕竟《乱言塔》不是一本悦己愉人的小说，不是一本烦言碎辞的小说，它的确在往深处探伸。

奥古斯丁爵士问埃尔维特·甘德：“如果你拥有权限的话，你是否有想要禁止发行流通的书？”证人回答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禁止芭芭拉·卡特兰的小说，因为她的小说全是谎言，会给相信这些谎言的人带来不幸。”奥古斯丁爵士说，即使爱读这样的书，也是一种微弱欲望的体现，也是一种值得被认真探讨的心态。甘德微笑了，他同意奥古斯丁爵士的看法：“我刚才的答案给得有点仓促，那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你说的是对的。重点是：无论什么，这都不构成禁毁一本书的理由。”

问：反正到最后——万事皆可？

答：啊，是的，我是这么觉得的——万事皆可。

问：法官大人，我没有更多问题了。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开始显得面红耳赤，四肢懈怠。他跟自己年轻的后辈同事和鲁珀特·帕罗特悄悄交谈，很显然对证人选择以及之后将要上庭的证人存疑。不管怎样，他还是传召了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他在去证人席之前，把自己的录音机交由弗雷德丽卡保管，请她来帮忙录下自己做证的过程。

斯尼特金出庭是为了根据多份社会学研究资料来论证一点：那些有性冒犯、性亵渎癖好的人，在能直接接触到“露骨的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实施性侵犯或性暴力的概率其实较低，尽管一般认为这个概率也许是较高的。但斯尼特金真是一个糟糕的证人，因为他无论做怎样的供述，几乎每句话都免不了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这么说”“在一些能被精细描述的情形下”之类的赘语，这让他的话像被紧紧包覆在茧里，缺少鲜活的说服力；而在当控方只是简单地问了一句：“你所说的那些社会学实验里，使用的文字素材是否可被归类为‘淫秽作品’？”斯尼特金却用了冗泛口舌，大费周章地论述到底何为“淫秽作品”，他说：“淫秽作品的定义要看‘淫秽’的定义，也要看那些作品的读者或使用者，到底赋予了作品怎样的用途；同时，也要看所谓的‘淫秽作品’的读者或使用者的习惯或习性，是否经过研究和分析……”

法官打断了他的发言，让他长话短说，也许是因为有了应付埃尔维特·甘德雄辩言辞的前车之鉴，法官必须适时地表现出一种急躁感。

斯尼特金还辩解道：社会学研究显示，淫秽行为历来是被疏离和被挫败的一种反抗武器，这带有传统性，而当他口若悬河地解释什么是“淫秽行为”时，又遭到法官和赫弗逊-布拉夫的制止。然后，他将裘德·梅森形容为一个“怀有理想主义、希望重新改造社会的年轻人”。斯尼特金说：“如果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另类社会诞生后的初期形式，那么对语言的蹂躏与玷污，或者说让语言变得淫秽又无用，正是建构一种新语言的必经过程。”

奥古斯丁爵士直接设问：“你是不是在说《乱言塔》是一本淫秽的书？”

赫弗逊-布拉夫立即提出反对——证人关于《乱言塔》是否淫秽所发表的观点不应被庭上接受。

反对有效。

奥古斯丁爵士改问斯尼特金：“你认为《乱言塔》是不是年轻人希求蹂躏、玷污语言的例证？”

斯尼特金否认，他说完全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乱言塔》是反对蹂躏、玷污语言的，《乱言塔》中使用了极端清晰表意的语言，来造就其文学价值。“我想说的不过是——”斯尼特金说，“我们活在一个新的舆论环境中，《乱言塔》的文字已非多么令人心惊胆寒了。这就是我要说的。”

奥古斯丁爵士说：“我们中有些人活在那个环境中，而另一些人则极力避免活在那个环境中。”

下一位证人是阿德尔伯特·霍利教士。他白发轻扬，手指被尼古丁渍染成黄色，穿着神职人员的白色硬立领。众人被告知他是任职于圣保罗教堂的教士，也是神学和心理学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专业的“性治疗师”，还是一个专门以提供热线电话来帮助绝望人士的慈善组织的负责人。

赫弗逊-布拉夫问他是否认为《乱言塔》是一本有道德信息的好书，霍利教士肯定地说：这本书既有文笔，又有道德。

问：你作为一位基督教牧师，是否会鼓励别人去读这本书？

答：当然会。这是一本很深邃、很有基督教色彩的书。

问：请问你为什么会做此评论？

答：这是一本关于承受苦难和施加苦难的书，而受难和施加苦难就是基督教的中心。我们崇敬那位被鞭打、折磨、戴上荆冠、剑刺、双手钉在十字架上直到气绝的人的尸体。我们更宣称，我们的上帝使此人受难——而此人是上帝的一部分，即是上帝——受难承担并偿付了我们的罪责。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残酷的、善妒的上帝——这是《圣经》一直固执地向我们讲述的。残酷和苦难是我们教义和仪式的重点，基督教是一种观念的表达：即现在被我们称为虐待、受虐的行为和思想，便是我们存在的中心真理。

问(法官)：你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基督教牧师，认为上帝本质上是残酷的，另外，这本书也指明了这一点？

答：以前我们所称的上帝有一部分是残酷的。另一部分是人性的，是基督。我认同威廉·布莱克的说法，他在《最后的审判》中写道：“如我所想，世界的创造者何其残酷，作为基督的崇拜者，我不禁要说：‘哦，儿子多不像父亲啊!’全能的上帝先往头顶上一记猛击，其后耶稣携疗伤的良药而来。”为了缅怀他，我们必须崇拜耶稣的人性，我们必须吃下他垮掉的身体，饮下他流失的血液，因为他祈求我们那么做。

赫弗逊-布拉夫正在引导，或者说正在试图引导这位证人回到对《乱言塔》里一些事件的道德分析上，比如儿童们的捕猎、洛绮丝的死亡。赫弗逊-布拉夫想引导霍利教士说，这些片段充其量只是在道德上是惊悚的，而非在性意识上挑逗。赫弗逊-布拉夫的诱导并不算成功，因为霍利教士的回应痴迷而癫狂，他说这些片段写得“骨寒毛竖地恐怖，神乎其技地奏效，光彩射目地邪孽”。霍利教士离题地说起对儿童和死亡的看法，他自言尤其为诺曼·O.布朗奥妙的精神分析学说所吸引。他形同呼喊：“《乱言塔》《圣经》，以及诺曼·O.布朗的著作都是对人类社群里爱与死到底如何产生的一种凝视。不管是生殖细胞，还是人类社群的‘一灵真性’，都弄不懂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死亡伴随着‘个体化’而来，婴儿脱离了曾经吮吸过的乳房，将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生物——在家庭中，个体开始分离，预示着新的核心家庭就要出现，死亡也即将诞生——当儿子成为父亲，儿子的父亲就可以死了，也必须死。人类家庭是由强烈而紧张的爱的模式构筑的，因此必将制造出更强烈更紧张的死的模式。法官大人，这是诺曼·O.布朗的理论，也是裘德·梅森在书中所论证的。”

法官：是吗？我恐怕没听明白你的意思。你每个单独的句子我都能理解，但整体大意令我似懂非懂。

霍利：我可以释疑。

法官：不，不必了。我相信陪审团成员们各凭才智，达成了对你证言程度不一的理解。我也相信陪审团会自行判别你这番神学领悟，是否能和他们对《乱言塔》的解读达成一致。

塞缪尔·奥利芬特代表裘德·梅森向这位教士展开问讯。

问：你与裘德·梅森相识？

答：我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

问：你会怎样形容他？他是不是一位严肃的作者？

答：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同时处境也非常艰辛，有才华的人常常如此。他与社会的关系不能说是顺畅的，他的生存状况也堪忧，不过他挣扎着向外界传达着想法，进行着创作。

问：即使他个人境遇欠佳，他是不是也从不间断写作？

答：他生活在边缘上，在极端上——我是指他的经济状况，他很贫穷。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其实是一种疾病的表现——他遭受过社会的迫害和嘲弄，他是一个替罪羊，一个受害者。

塞缪尔·奥利芬特没有预期会得到这样的答案，犹豫了一下子他决定继续问下去——这要比重新回到上一个问题更好。

问：你是说他因身处困境，所以了解现代生活的苦痛？

答：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圣愚”般的人物看待，就像让-保罗·萨特笔下的“圣热内”一样，又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白痴”，他是一个在残酷世界中颠沛流离的纯洁之人。而萨特把“圣热内”视为一个萨满教的僧人，先被死亡精灵肢解，再被砍成碎块，尔后重生，成为一个智者。裘德·梅森也有复苏的智慧，他的人生蒙受苦难，但他却能在书中死而复活、重获新生。

听了这番突兀的又极致的颂誉，裘德·梅森完全没有露出任何感恩的表情，这让辩方律师们都尴尬不已。

奥古斯丁爵士起身，对证人反诘。

问：你对基督教和虐待及受虐的观察让我很感兴趣。你是否认为《乱言塔》中对折磨的描写，体现了一种对世界残酷性或对造物主残酷性的宗教式体验？

答：是的，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

问：所以你觉得作者刻画这些露骨性虐的动机是昭示一种虔诚的宗教狂热？是极度渴望带读者感受肉体痛楚及性痛楚这两种贬降行为的由浅到深的不同层次？

答：基督体尝了各种层次的痛楚，他死于痛楚——这我们都应该知道。

问：但我想他没有经受过性痛楚。

答：所有的痛楚都与性相关。他曾是一个人类，他以人类姿态受难。

问：你认为阅读这本书时，读到其中哪些晦涩艰深的性恐怖场面，会让读者能够以一种——或许是一种极恍惚极模糊的方式，将这些性恐怖场面与主耶稣基督的受难联系在一起？

答：如果人类竟然不能读取或感知世界上的各种可能性，这真令我无法想象。

问：让我问得更清楚一点，也请你答得更清楚一点——你认为推荐别人读这本书，是不是一种基督教行为？

答：我必须引用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那种动辄逃逸自保、一贯隐居避世的道德，那种绝无突围出击、回避直面敌手的秉性，那种只会临阵脱逃、不愿加入奋战的品行令我不敢恭维。须知那不朽的花环，是要在经历一番烟焰张天、腹热肠荒后才能夺取的。”

问：但我们的主耶稣不就曾说过一句话，也告诉我们要如此祈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答：翻译得有出入，我们现在都改说：“不让我们陷入诱惑。”

问：真的改成这样了吗？法官大人，我没有更多问题了。

弗雷德丽卡必须得错过几位证人的出庭应讯环节，因为她要见法庭福利处事务员。事务员会在监护权听证会召开前，来对她进行访谈。这位由法庭指派的事务员安西娅·巴洛是一位中年女士，来弗雷德丽卡家中进行访视那天，穿了一件波斯羔羊皮衣，戴一顶皮帽子。她的眼睛很亮，但眼睛间距有些大，头发白中带点灰，她在交谈时，表情常常过分热情、入迷，这让弗雷德丽卡对她没什么信心。在弗雷德丽卡眼中，这位安西娅·巴洛太太基本上是夏丽蒂·法勒一样的教条女人，夏丽蒂·法勒是吉迪恩·法勒的妻子——那个宗教组织“喜悦孩童”的创办人的妻子。出乎弗雷德丽卡意料，巴洛太太问的问题挺有一套，尽管发问急促，但问题很合乎情理。她问弗雷德丽卡：“你是否觉得利奥在布兰大宅的话，过得会更开心？毕竟那里有田地、马场、果园。”弗雷德丽卡说：“是这样，没错，正因为那些理由，我也差一点就把他留在那个地方了。”巴洛太太问弗雷德丽卡为什么最终没有将利奥留在那里。

“因为他想跟我一起走，那也是第一次我无比真切地感觉到：他是我的孩子，我的血肉，我是他的母亲，他的人生是我给的，不是皮皮·玛姆特给的!无论我多不完美，他也需要我，我们对望时，连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他父亲呢？”

“利奥的确也是他的，这就是灾难的源头。可幸好，利奥虽然年幼，却是个早慧的孩子，是个敏锐又有坚定信念的孩子，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你爱利奥吗？”

“比爱任何事物都要爱他，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书，不管我想不想爱他，我都爱他。这是天性使然，我想你问了一个荒诞的问题。”

“我明白。我只想听听看从你口中到底能说出怎样的答案。你会非常惊讶于不同人所给出的不同答案，很多人把这道问题当成监护权攻防战的要塞，志在必得；又或者他们会说：‘我必须得爱他，不是吗？’”

“好吧，其实我也可以说：‘我必须得爱他，不是吗？’这是我的生物机制。”

“你爱你儿子，这我毫无疑问。”

“最后会怎么样呢？”

“这不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我还得去走访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姑姑们，也得亲自和你儿子对话，我可以和他单独对话吗？”

“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对与孩子们沟通很拿手，放心，我不会让他不安的。”

“这孩子有点容易精神紧绷。我另外想说的是，我完全不赞成把这么小的男孩送进寄宿学校，我觉得那很危险又糟糕。孩子们都太小了，寄宿学校那个环境……但利奥很像我，独来独往，他和我一样，需要一种自我的生活，他一定会厌恶寄宿学校的环境。请你一定要体谅这一点，他是一定会厌恶那种环境的。我希望我的话听起来不是那么刺耳。”

“不，这是很合理的担忧。我想知道，你能善尽抚养之职吗？”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有阿加莎相陪，利奥有莎斯基亚做伴，而且孩子们去的是一所好学校。”

“那学校的确不错，我调查过。”

“那么，最后会怎么样呢？”

“一般上，福利处总是会倾向于母亲，但如果是男孩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倾向了。不过，法官更愿意相信女性比较适合照料孩子，这没错，我是这么想的。”

“在利奥身边围绕着的还有很多其他女性，但只有我，是他母亲。”

“一点也没错。我能看出你多在乎这孩子。”

回到法庭，赫弗逊-布拉夫传召鲁珀特·帕罗特进入证人席。帕罗特说为能出一本像《乱言塔》这样的书感到自豪。《乱言塔》是一本重要的书，尽管有争议性，但它所传达的信息却是非常有道德感而且属于这个时代的信息。帕罗特口吻轻缓、快活，声音有一丝高傲意味，却被他那夸张的谦恭有礼全部掩盖过去，他真是十足的老派格调。他的蓝色眼睛熠熠发亮，他圆润的脸颊也绯红而有光，他回传给提问者的那份关注力，让提问者感到有点过于强烈。帕罗特始终是一副对所有事情都谨小慎微、用心推敲的样子。赫弗逊-布拉夫问帕罗特，最初承担这本书的出版时，是否想过这本书会被认为是触目惊心、难以领受、秽乱不堪的一本书。

答：嗯，是的，自然是这样的。这本书程度深，内容硬，完全不手下留情。但是，我相当有信心的是读者大众以及有关当局，会发现并注意到这本书的实质——严肃、有抱负的文学佳作。我当时感到：这本书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这个世界。这本书说的全是存在于我们社会里，亟须被挑明被正视的事情。

问：是怎样的事情？

答：控方已经多次提及了其中一部分事情——比如，寝室中那些孩子的施虐惩罚行为。实际上，包括这个情节在内的许多内容，都让我意识到这是一本我必须出版的书。因为读到书中的寝室和惩罚，我求学时的片段历历在目……

问：你也是“旧猪圈里的公猪”？就是说，你也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毕业生？

答：是的，我是。像你一样，我相信《乱言塔》的作者裘德·梅森也是。《乱言塔》里有许多细腻的绘写，但最细腻的绘写之一是对孩子们寝室里日常情况的叙述——在此刻的大型寄宿学校里，同样的事情肯定仍在发生。

问：请让我问得详细一点：你不是在说斯韦恩伯恩学校的寝室里也曾发生过谋杀吧？

答：没发生过，但险些发生。而且没有人外传，这是一种保持缄默的密约，一种心照不宣的氛围。反正大家觉得小男生们都很乖巧，老师们也是如想象中闪亮和体贴。《乱言塔》这本书却说出了真相，尽管读起来像是出自放肆的妄想，但大段大段的内容，就我所知，却是再令人清醒不过的事实。这就是一开始我被这本书触动的原因，后来，我发掘出其他更多的亮点。总而言之，清醒的现实主义观察和记录贯穿这本书始终，而那些幸运的，从没有在斯韦恩伯恩就学过的读者，可能无法更准确地评估它。

问：你认为让读者获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与《乱言塔》中给人空想错觉的叙事相去不远，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吗？

答：全盘考虑后，我认为是的。我是说，要限制公众的知情权已经再无可能。只要听过福斯托·杰梅利证言的人，都会认同我们此刻正置身于一种新的社会风气中——更多事情有了被广泛讨论的机会，而不是像以往般被掩盖。我们英国人不再蒙昧或那么轻易地感到震慑，而现在的冲击远比当年克莉丝汀·基勒、曼迪·赖斯-戴维斯的事件爆发时的冲击力小。我想，这样的开化风气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比如，新闻媒体报道会让某些人，尤其是脆弱群体陷入苦恼，比起如《乱言塔》般富有想象力的虚构文学作品，危言耸听的新闻报道伤害程度更大。奥古斯丁爵士在质询中提到了“沼泽谋杀案”，我认为对罪案的一些报道令人毛骨悚然、极度不安，《乱言塔》可不是这样的笔调。但我同时也承认，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社会，我们还是因循了一些老规矩——假装有些事情并不存在。当奥斯卡·王尔德被投入监狱时，法官说“这是我审判过最糟的案件”，法官还声称王尔德罪孽之深，深到令法官必须给自己下一个“禁止令”，好让那些不愿说出口的语言继续放在腹中——即使面对罪大恶极的王尔德，也不要口出恶言，法官说：“任何一个正人君子听了王尔德这两桩案件的案情后，那些语言都会禁不住地涌上胸口。”但当时有一份报纸，也只有一份报纸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指出那位法官肯定审理过真正恶性的案件，包括谋杀案、勒索案等，同时还痛斥道：这是一个因虚伪而有罪的社会!那份报纸疾呼：“为什么英国政府不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每个男学生，以及大学里至少一半的男大学生提起公诉？大学里男女学生间的狎昵行为，司空见惯如通奸!这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在许多公众或大多数公众对人性的了解与公共言论尺度之间，有一条鸿沟，那些和我以及我料想中的裘德·梅森一样，在学校中受到霸凌的人，也是那些旁观小男孩“缄默密约”的受害者。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缄默密约”，和寝室中那些暗不见光的威吓欺压，是一样可恶的!庆幸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活在一个进步时代中，对于忠实描述我们所作所为的成熟文字，难道我们成年人没有权利阅读吗!

(法庭速记员记录道：法庭里此时响起零零星星的掌声。)法官要求保持肃静，并示意：如此干扰庭审的行为不可再次发生。

轮到奥古斯丁爵士对鲁珀特·帕罗特提问。

问：帕罗特先生，你是一个颇受敬重的出版人，你在出版开智启蒙类书籍和前卫先锋书籍方面，享有盛誉。

答：是的，对此我不必自谦。

问：你也出版了埃尔维特·甘德的书，埃尔维特·甘德先生刚才关于“贬降仪式”和“多相变态”的演说令我们大长见识。

答：你也不需要话中带刺。他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备受尊敬和爱戴，能出版他的书，我很骄傲。(法庭速记员记录道：庭上小范围内响起了掌声。)

问：希望你不要把我的话当作讽刺。你也出版了阿德尔伯特·霍利教士的书，霍利教士向我们阐述了基督教的核心是受虐、受难和施加苦难。

答：是的，他也是重要的作家，能出版他的书，我很骄傲。尽管我并不认同他所有的强调重点，但我承认他是一位勇敢又细腻的神学家。

问：毫无疑问，毫无疑问。而你对《乱言塔》的出版也抱有一种责无旁贷的心情，对吗？你感到这本书代表的是对性自由的一记猛击，还有它对晦暗罪恶和隐秘残酷无畏又直白的揭发，对吗？

答：是的。但你的表述让我对这本书的感觉听起来有误导性，甚至有些荒谬。《乱言塔》是一本严谨、美丽、勇敢的书，与黑暗做最无所畏惧的对峙。就像我表明的那样，能与这本书产生关联，是我的荣耀。

问：我可以感觉到，对于公开你、裘德·梅森和我那位博学友人、你的辩护律师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在学校里忍受过的龌龊霸凌，你感到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感。

答：某种程度上，是的。

问：某种程度上。你借由《乱言塔》中寝室虐行的记录，猛然回想起了自己的求学时光，你难道不觉得：这种“识别”，让你对《乱言塔》的判断可能有些扭曲、片面吗？甘德博士就曾提醒过我们：童年创伤会在心中留下很深的伤痕，并且会激起怨愤。这是否会蒙蔽你的判断？

答：我不这么认为。这些伤痕强化了我的判断。我想借这本书涤除让那些苦痛发生并一再复发的人间虚伪。

下一位走上证人席的是犯罪嫌疑人——裘德·梅森本人。他站在那个“小盒子”里，一开始情绪低落，眼睑下垂，把两只手握成拳头，紧挨在一起，摆在身前。弗雷德丽卡凭直觉感知到：他刚刚戴上了一副假想的手铐。她看着他瘦削的脸庞和塌陷的眼窝，追想着他在被整理得干净整洁前，那副披头散发的样子。对比刚从证人席退下的他的出版人那番粉嫩、硬朗、尖锐，裘德·梅森显得像个灰色皮肤的空心人。弗雷德丽卡疑惑：他现在身上会是怎样的气味？还有那油炸味或汗酸味或体臭味吗？他现在是不是用了石炭酸皂，涂了男士止汗剂？弗雷德丽卡的鼻孔凭借想象被填满了报纸刚被印好时的油墨香，她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

塞缪尔·奥利芬特开始盘问自己的当事人。

问：请告诉我们你的名字。

答：裘德·梅森。

问：那是你的真实姓名吗？

答：是的。但不是我父母给我取的名字。

问：你父母给你取的名字是什么？

答：朱利安·盖伊·蒙克顿-帕迪尤。(法庭速记员记录道：法庭上响起一阵笑声。)

问：你更改了自己的名字？

答：很多人都改了自己的名字，我也改换了我的名字和我的人生。

问：请问你来自怎样的家庭背景？

答：我现在没有家人，我想我已被逐出家门。我父亲靠向酒吧卖猪肉小牛肉派赚了一大笔钱，但我是个素食主义者，不是因为美德或者良心什么的，而是因为我容易呕吐。我母亲是个摄影模特，名字叫波皮，我称我的父母为帕比、波皮。我们以前住在维尔特郡。他们有足够的钱找保姆和帮佣照看我，后来我五岁时，被他们送到贵族预备学校，十三岁时，我又被送进斯韦恩伯恩学校。所以我不能说我对我的双亲有多了解，毕竟我们将彼此抛弃了。我不知道他们如今是生是死，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说挺好的。

这个拉锯一般的声音虽然毫无抑扬顿挫，但传递了一种叫人心神不宁的紧迫感：这些全都是说者预先演练好的独白，也是他很想说的话，不是勉强从他嘴里被逼问出来的。

奥利芬特：帕罗特先生多少提及了你在斯韦恩伯恩学校的经历，你在那里过得快乐吗？

裘德：呃，极偶尔吧，会有一种极兴奋、灾难性的快乐。但同时那些快乐的时光也毁灭了我的人格和我的人生。多数时间我是郁闷的，我很频繁地感到惊悸。那所学校里暗藏着极多极大极其精致的虐行，从不需要被人提议，想发生就发生。极多、极大。

奥利芬特：这些虐行是由谁实施的？

裘德：哦，惯常由男教师们实施。我们常常被各种不同的男人以各种不同的理由以各种形式鞭打。你如果能想办法让自己上瘾，而且能满足那些爱施鞭的人，你会活得痛快一点。另外，男学生们也都很残忍，有颐指气使或刁钻刻薄的，也有阴险的、戏谑的、下流的，这很平常，男学生应该在哪里都一样。我以为这相当平常。

奥利芬特：你撑过去了吗？

裘德：没有。简而言之，没有。我知道这跟我的外表有反差，尽管有太多被强加的施暴经历，但我没有享受被虐的癖好。我小时候像大多数小孩子一样，坚信受罚和挨揍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改变的、永无绝期的。很多人一旦成年，就很轻易很顺便地把这些统统忘了。

奥利芬特：你在学校时是个好学生吗？

裘德：我认为我是，我对语言的使用很有天分。有人曾告诉我，我那位波皮妈咪，我那位甜美的母亲，我那位一年与她相见的次数可能一只手就数得过来的母亲，有一部分法国血统。她有时候的确穿着很调皮的衣服入镜。我的法语很流利。

奥利芬特：同时你也精于英国文学？

裘德：啊，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的英语老师说我前途一片光明：得到奖学金、进入名牌大学、写出博大精深的诗歌之类的。我更年轻时是个“小明星”，我在学校里所有的戏剧中都饰演主角，你知道，包括所有莎士比亚的戏剧。

奥利芬特：你都演过什么角色？

裘德：我扮演过美艳绝伦却喋喋不休的克娄巴特拉七世。我的英语老师，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称赞我说，从来没有看过比我演得更好的克娄巴特拉，我那时候天真地相信了。后来，我喜欢出演一些主角，比如赫瑞修，还有肯特公爵，忠实稳重。我也想扮演伊阿古，但是谁会在学校里演出《奥赛罗》？

法官：请问你的提问有何用意，奥利芬特先生？

奥利芬特：我希望借此介绍梅森先生的文学背景，以便引出之后对他作品文学价值的问题。

法官：我明白了。

奥利芬特：而且，我学识广博的同僚赫弗逊-布拉夫先生已经将梅森先生求学时期的经历，与他作品主旨的严肃性做出了联结。

法官：你当事人的创作意图对于作品本身是否淫秽这个问题，没有参考价值。

奥利芬特：我了解这一点，法官大人。但创作意图对文学价值的探讨有参考价值，这两点在我的提问中能够产生联系——而且是很紧密的联系，我问的是我当事人思想成形重要阶段的一些经历。

法官：好的。但我认为无须谨慎检视他所有的学科或学校里非专业的戏剧演出。我们都看得出他陶醉于他学校时代的戏剧表演中。

裘德：并非一直如此，法官大人。

法官：是吗？并非一直如此啊。奥利芬特先生，如果你愿意，请继续你的提问吧。

奥利芬特：梅森先生，你没有读过大学，对吗？

裘德：是的，没读过。

奥利芬特：不过在你父母亲的计划中，你应该是要读大学的吧？

裘德：我青少年时期很不开心，我从学校中逃走了，我逃离学校的过程相当经典，或者说很浪漫，我毕竟是在半夜中逃走的。我偷了一辆自行车，一直骑到了哈维奇，又坐船去了阿姆斯特丹，我先在那儿游荡了一阵子，后来被人带到了巴黎。

奥利芬特：你当时十六岁？

裘德：是的。我不认为我逃学后，我父母亲找过我，我没听说过他们有寻找我的举动。我在巴黎给他们寄过一张明信片，回邮地址写的是“留局待取”，我收到他们回复给我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们不想知道。”

法官：你确定这就是你和父母亲之间所有的联络？

裘德：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这是真的。法官大人，如果别人根本没有寻找你的欲望，隐居是极其简单的一件事。我是他们最大的失望，这我不得不承认。波皮妈咪总是冲着我说：“你令人失望。”她在回寄给我的明信片上也是这么说的。她不会写字，只写了个“p”，我相信她把所有对我的失望，都用一个“p”表达出来了。我寄给他们的可能是一张令人失望的明信片——上面是居斯塔夫·莫罗画的斯芬克斯。可能他们以为我颓废了。

法官：所以你寄那张明信片是为了挑衅他们？

裘德：法官大人，那张明信片能有多挑衅？那时我独自过了六个月艰困的生活，是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

法官：可能是那样的吧。我对你的真诚度比较感兴趣。

裘德：我说的都是真话，句句属实。

法官：但不完整？

裘德：法官大人，没有人能在短短几句话中道出完整的真相。就算我说出完整的真相，我也不觉得你会满意——我不觉得。我经历的不是很像样的一段人生，但我保证我没说任何一句谎言，我发誓不说谎。

法官：奥利芬特先生，请继续你的提问。

奥利芬特：在巴黎，你是否尝试继续你的学业？

裘德：我决定办一张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图书证。我结交到各种朋友——我的朋友也挺关照我，我还和在咖啡馆里遇到的人交谈，也在剧场和电影院里做点零活儿，当带位员之类的。我对法国文学产生了兴趣。我认识的一个人给我讲了傅立叶，你知道，那个人有点怪，却很有趣。我跟那个人说我要研究一下傅立叶，我去了图书馆，读了傅立叶的著作，我迷上了傅立叶的学说。我是个自学者，我相信自学成才。自学者倾向于一开始学一个东西，就一直学到死。我把傅立叶钻研透彻后，又转到对尼采的学习上。

奥利芬特：你那时候开始写作了吗？

裘德：我从没有一刻是停止写作的。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在写作了，而那之前，我习惯于讲故事给自己听。我以前会在镜子前打扮好，把一整个故事表演出来。有一次，我给波皮和帕比演了一出哑剧《灰姑娘》，我自己做了所有的衣服，演了几乎所有的角色，我没有任何朋友，我那时候身边只有一个保姆，保姆帮我扮演了神仙教母和故事解说员。波皮和帕比稍微鼓了一下掌，他们急着出门，而我才刚刚演到要穿水晶鞋那一段。抱歉，法官大人，我发现我令你感到无聊了，但你说过让我讲出完整的真相，刚刚说的这一切就是我最初的写作。我从来没把这件事告诉给任何人——也从来没对谁发过誓——哦，除了一个人，而那个誓言是一场错误。

奥利芬特：你什么时候开始了认真写作？

裘德：我所有的写作都是认真的，我认真到要死。写作才是我真实的人生，比那所恐怖学校的小黑屋和教职人员可要真实多了。

奥利芬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乱言塔》的？

裘德：嗯，可以说，也是在那时候吧，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对了，是谁说我的书里只有五个或六个好情节？不管怎么样，我总是重复写着同样的一个故事。一群朋友要出逃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开始更好的人生，更美丽的人生，更自由的人生，在那个崭新天地里为所欲为。我想，是《灰姑娘》的故事、是《天路历程》的故事、是《珊瑚岛》的故事。从地牢里、煤渣中钻出来，去往舞会或天堂，睡在羽绒床上，吃金盘子里的食物……直到稍微长大一点后，我才对那一切产生了怀疑：我们无比憧憬又极力美化的地方，也许是我们将要逃离的地方。

弗雷德丽卡心想，裘德·梅森在扮演一位伟大的作家，陈述自己伟大的才华，但演技略逊。奥利芬特适时地、强硬地打断了他。

奥利芬特：但《乱言塔》是一本成人书籍，不是童稚幻想。

裘德：它是一本关于童稚幻想的冷酷成人书籍，当然也是关于成人幻想的，我必须承认，不过这并不是顽劣、恶毒的写作手法。幻想对人类来说，就如蜂蜜对蜜蜂一样自然。时下人们总是一说到自然就要提起蜂蜜，如落窠臼一般……

奥利芬特：听过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极其明晰透彻的证言之后，面对她的论点，你有怎样的想法？

裘德：(法庭速记员记录道：他的声音更加决然、强硬。)史密斯教授是个学者，她的评论可以说“隔靴搔痒”，这好像也是时下人们常用的说法。她的解说让我的书听起来干巴巴的，充满剪贴感，像是一摞厚厚的毕业论文东拼西凑之后捆绑在一起，等待被人们讥讽、销毁。从史密斯教授那乏善可陈、无足轻重的分析中，我完全认不出我的书，认不得那些糟糕的什么激情。我真实地活出了那些故事，奥利芬特先生，书中所有的事情我都活生生地遭逢过一遍——

就在此时，裘德的嘴角出现了第一抹白色的泡沫或碎渣，他紧张地用舌尖舔来舔去。

奥利芬特：嗯，你可以不喜欢那种论述，但你亲口说过你的确读过傅立叶，而且也坚称《乱言塔》有一个庄重的道德观点，这没错吧？

裘德：艺术曾几何时有过“一个庄重的道德观点”？艺术只不过能感染、呼吁，艺术只不过能把你逗得咯咯笑，或者让你欢喜，让你哀愁。好吧，你不喜欢我的说法。你不喜欢是正确的，我是在装疯卖傻，我情不自禁地装疯卖傻。但我的书却不是一本疯傻的书，它是一本好书，它问世是为了启迪和感化，而不是为了伤害或催吐。读不出这些信息的人，是不会读书的人。

裘德和他的辩护律师在接下来的几分钟之内，围绕着《乱言塔》莫衷一是的“用意”来来回回、唇枪舌剑。奥利芬特保持着耐心，忍让着他这位总是爱反驳的当事人，不断抛出辩护团队已经研拟好的用于帮裘德脱困的说辞。裘德最终坦承：自己对人性的看法是“阴暗”和“消极”的，却不是“变态”或“扭曲”的。他后来又开始对这些“毫无实意”的形容词轻微抱怨了一番，最后还是被迫重申了自己对人性的观感。他说，自己像尼采一样，将人生感受寄托于一种顽强的悲观主义，一种欢快的绝望心情。他问自己能不能引用尼采来表达自己的感慨，他得到了允许。

裘德：尼采说：“每一次，当一个人不带挖苦、平心静气地评价人类，说人类只不过是一个带有两种欲望的肚子，只不过是一个只有一种欲望的脑袋，说这种话的人，只能够也只想要看到饥饿、性欲和空虚，似乎这些就是人类行为真实的唯一的动机。简单地说，每当一个人拙劣地评论他人，而不是说他人的坏话时，知识爱好者应该仔细又勤勉地聆听那位评论者的说法，大致上也应该每次都把耳朵借给那些说话时从来都不会气急败坏的人。因为愤愤不平的人，或总是对自己(或者对世界、对上帝、对社会)咬牙切齿的人，在道德层面上比喜笑颜开、自鸣得意的色鬼要站得高很多，不过那些愤怒之人，在其他任何层面，都要算是一个平庸、无趣、不是那么有益的人，而且没有人会比这种愤怒之人更爱说谎、更会说谎。”

法官大人，我是否可以说，“英伦之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恶，而是愤怒。我们对每件事都能愤愤不平、恼羞成怒——邮票的价格、公共厕所的卫生条件、男学生或政治人物的言行、天气、用一腔热血和昂扬激情写出来的书。其实是愤怒把我和我的书推上了审判台，愤怒让人无中生有、搬弄是非，对我的书捏造出毫无公正可言的读后感和种种假说。我的确对人类评价不高，写出了人类的恶，但其他很多人也这样写作，包括圣·奥古斯丁。法官大人，愤怒才是真正的淫邪和猜忌，愤怒的声音不值一听。请不要听。

法官：你可能应该去给监狱的犯人朗读，而不是把时间都投注在傅立叶和萨德身上。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的明智之举似乎是没有向自己的当事人发问太多关于《乱言塔》本身的问题，但他简直不能自拔地返回到对20世纪40年代斯韦恩伯恩学校状况的提问上。后来，审判结束后，媒体在报道这次审判时说：如果企鹅图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中，受审的似乎是有通奸行为的查泰莱夫人，那么《乱言塔》一案则让人时不时地感觉到——真正的被告人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公猪和猪倌。一位记者问赫弗逊-布拉夫，此案中他当事人的最大优势或胜算勉强可说是“暧昧性”，那么为什么不绕着这一点绕圈圈，却非要频频把矛头直接对准斯韦恩伯恩学校？赫弗逊-布拉夫说之所以强迫自己这么做，是因为他身为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毕业生，对那个学校在心理上也有一些打不开的结。“发生在英国的每一件事，”那位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归根结底，都要溯源到教育系统、特权——或缺少特权、性之间那纠结的关系。萨德被耶稣会会士侵犯，但傅立叶却在公立学校寝室内的陷阱和幼稚的胡搞瞎搞中保全了他的高洁、纯真。”

问：梅森先生，你说过曾受教于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

答：是的。

问：他是个好老师吗？

答：他有自己的一套，令人赞叹。

问：这我相信，他有自己偏爱的学生吗？

答：不是很公开，但有。他会特别挑出几个男孩儿，给他们进行课外文学辅导。可以说，他借此消除那些男孩儿的蒙昧。

问：你曾是他偏爱的学生之一吗？

答：一度是，之后就不是了。是一个很常规的模式。一开始他爱你，然后你令他“失望”了，所以他开始纠你的错，最终“毁掉”你。

问：“毁掉”，这个词用得很重。

答：所有被他偏爱过的学生下场都很凄惨，有各种传闻。据说有的欺骗成性，有的和低年级的男孩儿在公厕里鬼混被发现，有的未成年饮酒，有的自杀了——传闻中自杀的就一个。但那些他偏爱过的学生曾经都很优秀，而在被他偏爱之后，总会出一些怪事。

问：你是否也曾身陷于任何传闻？

法官：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你这些问题的用意是什么？想要导向哪里？

赫弗逊-布拉夫：这些问题都与《乱言塔》这本幻想式文学的现实性有关，法官大人。

法官：我看不太出来。

裘德：但我不介意回答这个问题，我今天想要回答所有问题。

法官：你能回答什么问题，这由我来决定。请你继续，赫弗逊布拉夫先生。

赫弗逊-布拉夫：法官大人，我的问题能成立吗？

裘德：我可以回答。

法官：你只能在被要求发言时发言。

裘德：如果我不能发言，我该怎么解释一切？

法官：你今天不是来解释人生的，而是来为自己的书辩护的。赫弗逊-布拉夫先生，请你继续提问。

问：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曾与你纠缠在一起过吗？

答：我不会把我们的关系称为“纠缠”，你用错了词。他是一位魅力无限、妙不可言的男士。他真是绝妙!

问：你是否知道斯韦恩伯恩学校毕业生曾针对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发表过一份联名声明？

答：不，但请你告诉我，我很愿意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问：你知道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最后怎样了吗？

答：我想他死了吧，他就算真死了，我也不会难过。

问：他1952年自杀了，梅森先生。斯韦恩伯恩毕业生的联名声明发表后，他被学校以不名誉的方式开除了。

答：怎么……

问：怎么？

答：他是怎么自杀的？

问：他在洗热水浴的时候割腕，割了两只手腕。

法官：赫弗逊-布拉夫先生，我不认为你应该继续追问这个话题。你的当事人说他对这些事情毫不知情。

赫弗逊-布拉夫：好的，法官大人。我想问梅森先生是否认为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是个年轻人的荼毒者，是否认为他是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之间斯韦恩伯恩一系列肮脏变态事件的始作俑者？

答：构不成一系列，他不会同时偏爱多于一个学生，这是他一贯的手法。每个被他偏爱的学生都以为自己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然后接替那个学生的新人，会觉得“前任”是个令人失望的人，反正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每次都会这么说。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是个像大天使米迦勒一般的人，冷峻、纯粹、金光耀眼。我想你应该也认识他。我不愿意想象他在浴缸中流血的样子——太难看了，那种死法虽然比脑部中弹要好，但还是很丑。

问：梅森先生，是不是经由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你才第一次认识到了就像《乱言塔》中描画的那些……那些受虐和被虐行为？

答：很可能是这样的。他让我读了卢梭的《忏悔录》。对了，卢梭如果不被鞭打，就无法达到性高潮，我书里写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得见。而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最拿手的是在性爱过后忏悔，用语言来回顾刚发生过的事情。

问：原来如此，我们是否可以从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身上看到你小说中“考沃特”的原型人物？

答：你把“考沃特”读错了，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你如果直接用英语来发音，“考沃特”简直像英国排水系统的管路一样乏味。“考沃特”是一个法语名字，有绿色或青草色的屁股或空洞的意思。嗯，你知道吗，我从没有想过考沃特到底是不是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考沃特是很多人——是白马王子，是红花侠，是查理二世，是詹姆士一世，是傅立叶，是我——我想，他也可以是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而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与考沃特，可能是像普洛斯彼罗和卡利班一样的关系，普洛斯彼罗教会了卡利班语言。“这个黑暗的东西我必承认是我的。[2]”创造出了考沃特这样的角色，我为此可以忏悔好几个小时。你现在让我感到异常悲伤，我不是为了告慰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的灵魂，才创造出考沃特这个角色的。

裘德·梅森浑身颤抖。他嘴角的白沫已经慢慢堆积成白色的干燥的硬渣，很显眼地在嘴唇边缘堆积着。从此时开始，庭上在听梅森的证词时，也听到一阵敲击或拍打的声音，是他的膝盖快速连续地轻敲证人席木质壁架的声音，是他的手拍打身前证人席栏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振翅，又像是心跳，不是特别有节奏规则，但连续不断。他给的证言落于纸端，应该是扬扬得意、鲁莽草率的一些语句，但在庭上所有人的耳里，他凄凉的声音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沙哑刺耳的音质，听起来叫人心慌烦扰。

奥古斯丁爵士准备对他诘问。站起来之前，奥古斯丁爵士细心地整理了一下他的律师袍，脸上的神情虽然严肃，却呈现出关心的意味，甚至好像挺友善。

问：你向我学养深厚的友人供述说你受洗时的名字为朱利安·盖伊·蒙克顿-帕迪尤。你放弃了自己的本名，是为了表示对你父母亲的隔绝，还是为了表达对那个名字隐含意义的摒弃？

答：两者皆有。

问：你不喜欢那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是从任何角度检视，它都叫人生厌。首先，双姓就很造作；其次，“盖伊”的浪漫意义全都与十字军战士、老英格兰，或者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有关；还有，不是漂亮男孩儿就根本受不起“朱利安”这个名字。再回到双姓，我的双亲塑造了我的姓。我父亲姓蒙克顿，我母亲姓帕杜，我母亲的姓来自法语帕迪尤——真是一个叫人承受不起的名字，就像一摊涂墙泥非要混充教堂里的一尊人物雕像。

问：非常明确而形象的一番反驳。与你双亲给你取的名字相比，你给自己所取的名字却也有其独特诗意。我如果说你给自己取名为“裘德”，是向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英雄《无名的裘德》致敬，会不会是错误的说法？

答：你说的一点儿也没错，我就想当无名的人，我事实上也是个无名的人。

问：哈代笔下的裘德是名自学者，是个石匠，是一位始终被大学拒于门外的知识分子吧？

答：是的，这很符合他命运的设定。或者如你所说的“诗意”——浪漫主义本身没有什么不妥。

问：的确没什么不妥。我没记错的话，哈代的裘德名叫裘德·福利，你给自己取的姓是梅森。我记得，哈代的裘德是个石匠，是个职业的砌石匠人。

答：是的，他是一个诚恳的工匠，他能读懂石中的诗意。我相信艺术一开始是门手艺，我也自始至终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梅森在英语里是石匠的意思，我觉得取姓为“梅森”，是成为艺术家一个很好的开始。

问：你的名字确实经过了精心雕琢。据我所知，《无名的裘德》一出版，遭遇到异常猛烈的抨击声浪。

答：《无名的裘德》受尽谩骂，还被一个主教焚书。哈代曾辩称：“我们不列颠人憎恨提议，而且我们将永远不辜负我们祖国为我们遗留下来的优越感。你的画作不能展现不真实或不寻常的画面，甚至违反艺术的准则；但靠着规行矩步、拘俗守常而成长壮大的人才可被允许绘画，并不是我人生的观点。”

问：这段文字你全部烂熟于胸，显然对你意义深远。你从何时起把这段文字背得这么熟练？

答：从求学时就会背了。

问：所以在动笔写《乱言塔》很久之前，你就已经取好自己的名字，你的灵感来自一位无名的自学者和一本超然不群、被世俗诟詈的书？

答：是这样的，这没什么不好。

问：是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引领了你读《无名的裘德》？

答：根本不是。我自己发现了《无名的裘德》这本书——完全经由我自己的摸索。他不喜欢哈代，他认为哈代拙口钝辞、啰里啰嗦。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的品位建立在对诗歌的欣赏上。

问：他读的是哪些诗？

答：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而且是早期的诗歌，比如《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鲁克丽丝失贞记》。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在处理撕裂的肌肤时非常细致，他也把玩弄玫瑰色的双颊和奔腾的血流当成游刃有余的小游戏。当然，我们也都知道“黑女士”和“白青年”的典故。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对殉道者的画像也很赏识，他还喜欢理查德·克拉肖[3]和奥斯卡·王尔德的诗，比如《瑞丁监狱之歌》。“每个人都会毁灭所爱[4]。”这句诗他常常挂在嘴边，等你和他混熟了，他会念波西写的关于羞耻的十四行诗给你听。

我是羞耻之情

总与爱情同行，我最为机智

能让如冰的双唇和肢体燃烧……

“我是不敢吐露自己名字的爱情。”[5]波西是个拙劣的诗人，很拙劣。当格利斯曼·古尔德开始吟咏这些低劣诗歌的时候，我几乎快要放弃他了。

问：波西是指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

答：是的。

问：王尔德在狱中那一封封激情勃发的信，就是写给他的？

答：是的，都是些愚蠢至极的信，写得不好。

问：你是否崇拜王尔德？

答：他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他有一定程度的欣赏；他作为一个男人？不。他是个傻子，一个附庸风雅之徒。他踩着更坏的傻子们，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傻子。

问：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是否崇拜王尔德？

答：他也是对其作家素质怀有一定程度的欣赏。为什么你总围绕着王尔德唠叨个没完？你是想用王尔德做类比吗？

问：你是否接受类比？

塞缪尔·奥利芬特对此提出反对，反对成立。奥古斯丁爵士绕到其他问题上。

问：你的生计是什么，梅森先生？

答：我生活得极其拮据，我在公开场合展示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在炭笔画、丙烯画、油画中得到永恒。简而言之，我在艺术学校当人体模特。这是一种很诚实的交易，令我变得谦恭。

在弗雷德丽卡耳里，这是裘德顺嘴溜出来的几句，是他排练得很熟的场面话。

问：你在巴黎生活时也以此为业吗？

答：不，我不知道要怎么进入这个职业，我当时也没想过要从事这个职业。

问：那么你在巴黎究竟怎么谋生？

答：我尽量让自己对不同的人有用。我常常寻求依附，担任别人的门生，人们对我的研究、对我的思维、对我的未来感兴趣，会收下我。

问：你住在哪里？

答：住过很多地方，后台、酒吧都住过。

问：和乐善好施的保护者们住在一起？

答：不，实际上并没有，没有。如果你是想问我有没有当人家的娈童，我可以回答说：我没有。我不是娈童，再也不是。我不要!

问：再也不是？

答：我独自入眠，孑然一身，我是一个很孤僻的人。我不知道这些事实是不是跟你的问题或你想说的任何东西相关，我还要补充的是：我没有性生活!性的作用被高估了，性存在于脑中，远远优于付诸行动。没有对D. H.劳伦斯不敬的意思，但他真正懂得的，远比自己想象中懂得的要少太多。

问：梅森先生，你是说离开学校之后，你一边过着洁身自好的生活，一边写着有声有色的性爱幻想文学？这是你个人的选择？

答：不总是这样，也不完全是这样。但是这基本上是我对营生的粗略计划，是一种理想化的设定——是的。尼采曾说：“哲学家总是对他们的感官反应过分急躁或充满敌意。”他说性对灵性创造和艺术构思有极大破坏性。“那些有着最大能力的人，根本不需要从实际经验、从不幸经历中学会些什么。”尼采说得很对。

问：梅森先生，包括你对尼采的无比崇敬在内，现在我们对你的思维构造有了更多了解，不如让我们再谈一谈你的书。你对史密斯教授对《乱言塔》的解析不予认同，因为她把你的书解读成一份对自由和禁抑的哲学探索。

答：她的看法实在味同嚼蜡。书是一种狂热的事物，由体验交织而成，在书写的过程中，它被赋予生命。书，比现实都要直接。

问：书，比现实都要直接？

答：我想，如果人们足够诚实的话，他们会承认，想象中的体验比真实的体验更真切。就像闻到咖啡的香气——而你喝下去之后，却不觉得它有多香多好喝，而多多少少有股霉味。我开始写作，是为了逃避人生，却发现书写比人生更生动、更鲜活、更丰富。

问：人生？莫非你是在引用《圣经》？梅森先生，相信你很清楚你引用的是什么。但是你提供给读者的人生却不是寻常的人生——恰如我们已经听过的丰富证言，你书写的人生充满了镣铐、折磨、鸡奸、群交、食粪、鞭笞、凌迟……有的虐行纯为了取乐。梅森先生，你想对自己的读者们做什么？你希望他们从你描绘的恐怖场景中获得快感，还是希望他们避之唯恐不及？又或是希望他们效仿？

裘德沉默了，他的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他舔着自己干涸嘴唇边结块的唾沫。终于，他开口说话了。

答：我不知道。我没把读者放在心上，任何读者都不在我关心的范围内。我写的都是我必须写的，是我的所见所感。我写出的本就是一些人的幻想，也是一些人的谋生手段——是人类的真面目，做这些事的人远比你想象中要多得多。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需要幻想，就像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需要做梦一样。我只知道：如果你阻止一个人做梦，你就毁掉了那个人的思想；如果你关掉一个人的幻想，我想你会让那个人变得危险。

问：但考沃特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中，变成了一个杀人凶手。

答：行为害了他。

问：行为也害了他的牺牲者。梅森先生，你是否从洛绮丝的死亡中得到了快感？在你书写这一段的时候，你是否得到了快感？

答：快感？

问：请不要搪塞，梅森先生。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是否从性折磨导致洛绮丝女士缓慢死亡的过程中得到了快感？

答：难道莎士比亚在康华尔公爵刺瞎葛罗斯特伯爵眼睛[6]的过程中得到了快感？难道莎士比亚是在感召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都去随便刺瞎别人的眼睛？书中的人物的确得到了快感，但我辈读者，没有什么快感。我想，莎士比亚是要让我们打消主意。

问：《李尔王》是一部伟大又凄怆的悲剧。你是在拿《乱言塔》跟那种书对比吗？

答：不!哦，不!我只是马西亚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艺术工作者，一个被阿波罗剥了皮的双管笛演奏者。

问：请解释你引用的掌故。

答：马西亚斯长着山羊蹄，是个羊人，在一个演奏比赛中向阿波罗发起挑战。马西亚斯输掉之后，被阿波罗活剥。马西亚斯被阿波罗从皮囊中拔出，他的皮肤离开了肢体。但丁在描述这个场面时说：“他被从如阴道般的四肢皮囊中拔将出来。”马西亚斯再也无法演奏了，他死了。奥斯卡·王尔德说现代艺术就是马西亚斯的惨叫，含恨、哀怨、可叹。不悲惨，忍受了折磨但不悲惨。悲剧已是过眼云烟。

问：所以你的创作并不是悲剧，而是一篇含讽刺意味的管乐乐章？你想对常规喷出一颗树莓果？

答：树莓果？我不知道什么树莓果。

问：拜托，梅森先生，你肯定听过“喷出一颗树莓果”这种说法吧，就是发出嘘声、发出呸声[7]。

答：别用你那种腔调“拜托”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发出一个无礼的声音，要用树莓果代替。怎么，是跟肛门静脉周围那片围绕着臭屁的小玫瑰花饰一样的道理吗？

(法庭速记员记录道：法庭中这时又有笑声，又有反应过激的批评声。)

问：梅森先生，《乱言塔》从读者中得到了一些可谓凶暴的评语，而你在做证过程中也极力表达出你的态度、立场，你是否觉得让这两者和解是一件困难的事？

答：我的确觉得很困难，我说的是，比起写作，做证让人体会不到什么愉悦。当你做证的时候，你并没有主控权，你被引诱着说出一些蠢话。

问：可以这么说，你把自己“展现”在法庭上。你以一位不谙世故的自学者、一个公共教育系统受害者的姿态出庭应讯。你被文学的影像和引语组合而成，哈代、王尔德、马西亚斯都是你引用的对象。看起来，你把自己设计为戏剧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演员，你扮演的是一个受害者，被谴责写出了一本败德之书——早在这场审判发生前，早在你粉墨登场前，你就策划好了这一切。梅森先生，你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

答：这是一个需要我回答的问题吗？(法庭速记员记录道：证人颤抖得很厉害，他的声音低沉嘶哑。)

问：我只不过是要从意图和性质上，揪出你这本书的重点。辩方传召的一位证人，阿夫拉姆·斯尼特金先生谈到现代人危言耸听、突破禁忌，以及使用“污言秽语”来炮制无政府状态的欲望……

答：我不认同你刚才所说的任何一句。我对无政府状态毫无兴趣，我只是个艺术工作者。关于“污言秽语”的讨论都是些废话，那些词有什么用？谁会常常在文学里使用？放在文学作品里，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就像你用口中的分泌液来粘书页一样，那两个词，“口中”和“分泌液”，都要比“屎”和“鼻涕”好，至少那两个词是你会想要回应的词。如果我真的想让你沮丧，我可以用极其正规的文字写出关于狂喜或伤痛或撤退等任何话题的文字，那些文字绝对会像锋刃划过你的头脑一样，在你的记忆中留下印记，我肯定能留下这样的印记，并保证它不会消退。可怜的、老朽的D. H.劳伦斯试图迎合并驯服那些“污言秽语”，就像把古铜币的两面擦掉，就能以劣币混充良币？行不通的，因为“污言秽语”只能惊耳骇目。韦戈尔先生，我写作不是为了装腔作势或惊耳骇目，不是。

问：不是？那你写作是为了害人，是为了割裂我们的头脑和记忆……

答：那又不是非法行为。

问：让我先说完。我引用你刚刚说过的话：“我写的都是我必须写的，是我的所见所感。我写出的本就是一些人的幻想……”你写出的这些幻想，无非是上演在妓院里的情景，和棕色封皮包裹下的肮脏拙劣内容。梅森先生，你只不过是用好一点的文笔、强一点的力道把同样的东西写出来。你难道还不想承认你的书会像其他淫秽书刊一样害人匪浅？

答：害人匪浅？害人匪浅？韦戈尔先生，我从不觉得你口中那些淫秽书刊会“害人匪浅”，我也去过你说的那些场所，我知道那里是怎样的天地，缭绕的香雾、致幻的鸦片、俗艳的丝绸、光滑的锦缎、轻柔的薄纱。我看到过成年的男子，包着尿布、含着奶瓶，一副蚩蚩蠢蠢的样子；我看到过法官穿着镶褶边的围裙和黑色的长筒袜，假装自己是个女佣；我看到过邮差伪装成法官，还有知名的外科医生扮演一团火，说自己这团火被扑灭的办法只有一个——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恶心的方法。如果我把这一切写成科研论文发表，你根本就管不着我。但我是艺术工作者，在我还是个青春男孩的时候，我可能会是个俗不可耐的男妓，但我不是淫秽作品的作者，我是一位艺术工作者!

问：你的抗辩非常富于表现力。但梅森先生，你至今仍未回答我提出的关于读者的问题——对此你置之不理。恕我直言不讳，在你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把文学和性虐混合在一起，残害了你的身体，腐化了你的心灵——而你打算把这种伤害强加给这个世界，强加给你的读者，强加给被你的读者迫害的那些人，毕竟你的读者中说不定存在着跟背叛你的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一样的人。

答：你什么也不明白。我爱过他，我爱过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他不是个卑鄙的“斯文加利[8]”。他是那么……是那么……他已经死了，他生前是怎样的都不重要了，被审判的不是他，尽管看起来像是他。他如今不在人世了，我爱过他，除他之外，我没有爱过谁，也不再会爱了。

问：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伤害在你身上造成，你被玷污被侮辱，你想把这份伤害传延开去。

裘德(问法官)：我需要回答吗？那不是个问题，那是一派胡言。

法官：那的确只是个意见的陈述，你无须回答。

裘德：他不应该说出那番话。

法官：陪审团请忽略控方律师刚说过的话。

斯尼特金的录音机里磁带仍在旋转着。奥古斯丁·韦戈尔说没有更多问题了，他最后留下的那道被删除的、作废的问题——又或者说是一派胡言，狠狠地印刻在陪审员们的头脑里——那毕竟是他与裘德·梅森一场对峙的高潮。

下一位证人上庭时，弗雷德丽卡离开了。那位证人是位校长，他确认了斯韦恩伯恩学校里那些越轨行为的故事，也断然声明对《乱言塔》遭到的指控没有异议。弗雷德丽卡遇到了在庭外长廊上踱步的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亚历山大认为情势对辩方越来越不利，他说奥古斯丁·韦戈尔比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可要精明多了。“奥古斯丁·韦戈尔一定掌握了裘德关键的人生经历，”亚历山大说，“比辩方律师们掌握得多。”

“可能在皮卡迪利街的哪家妓院里遇见过裘德。”弗雷德丽卡尖酸地说，“我父亲以前说过：‘那些寻芳客都盛装打扮，招摇过市。’唉，裘德真是个笨蛋!他为什么非要卖弄？”

“他说了，他是位艺术工作者。”

“你也是艺术工作者，但你并不卖弄。”

“很令人不快的是，裘德很有潜力成为一个卓越的艺术工作者，但他们却要把他送进牢房。问题在于裘德缺乏常识，这是他的悲剧。我常识就挺多的——其实是太多了，这是我的悲剧。”

“别又开始创作你的讽刺诗了，我可不怎么喜欢奥斯卡·王尔德。”

“裘德也不喜欢。”

“我猜已经讨厌到连那个人的名字也不敢说出口了。像我现在这样。”

“你是不是为裘德担起心来了？”

“我没想到我有一天会这么说，我的确对裘德产生了一些心灵上的牵绊。我也从没想到我会认同霍利教士的话——裘德是像圣愚一样的人物，一个十足的愚者。”

辩方安排的最后一位证人是小说家菲莉丝·K.普拉特，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唯一的畅销书作家。普拉特太太身穿一套粉色西装，衬衫缀满花朵，颈上是一串银链，坠着一枚用紫水晶镶嵌而成的十字架。她问候辩方律师团队和奥古斯丁爵士时，声音和气，像是对熟人说话，带着柠檬蜂蜜一般清爽的语气，有点尖，但也温暖。她表示《乱言塔》让她很是受用——“是一个相当令人满足的阅读体验”，像一个神话故事，有对邪恶的惩罚，也有一些让人战栗的情节在里面，但不具有特别强的警示作用。她说，作为一位教区牧师的妻子，她见过“许多祸害他人的扭曲心灵，还有一些人有害人之心却尚未行动”，她对《乱言塔》的读后感是：“大致上，尚且能让那些喜欢读神话故事，也能从神话故事中体会出兴味的人精神稍微被提振。神话故事和侦探故事比关于集中营的新闻报道要温和又无害多了，你对此会有同感。毕竟神话故事和侦探故事为现实笼罩上一层粉色的光晕，把真实世界的污秽全部掩盖了起来。”

赫弗逊-布拉夫问她，是否会把这本书读给她的孩子们听。

“任谁都知道有的孩子可以接受一切事物，而有的会为一只海豹或小鹿斑比的死一直哭个不停，而且伤痛永远无法弭平。我觉得梅森先生有一个很小的失策，就是把这本书的副书名定为《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孩子们可不喜欢直白的性描写，孩子们喜欢脏乎乎的鼻头和屁股，但不喜欢看生殖器官展示生理功能，更不用提生殖器官被强迫使用。不，我想我会慎重考虑该把这本书推荐给什么人去读，一定得是个明智又理性的人，任何成人读物的读者都必须是明智又理性的。”

奥古斯丁爵士像问辩方以往所有证人一样，问普拉特太太是否因这本书感到过性愉悦。

答：当然，我是有感觉的人。他是个很巧妙的作者，某些合乎我个人特定幻想的部分让我相当有感觉，我想你读的时候也一样。而有些部分则让我一笑置之，还有些部分我干脆跳过了，我看在一般情况下，你读了也免不了如此。

问：这对你来说肯定不是一般的读物，普拉特太太。你本人的创作则立足于现实，取材于乡村生活、家庭日常和教堂事务。

答：我在旁听席上听到你对梅森先生就幻想的部分进行逼问，要知道我第一本书中的女主人公因为被丈夫威逼得太紧，刺死了她的丈夫，制造出一出血淋淋的人伦惨剧。奥古斯丁先生，那也是一种幻想，就算没有被印刷在纸页上，就算没有被更多教区牧师的妻子或其他怀有同样幻想的女人读到，这样的事件还是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梅森先生对幻想和做梦所发的感想非常有道理。幻想和做梦拯救了我们，阻止我们付诸实践。

问：包括那些有警告意味的或有凶杀预兆的梦？

答：算我拜托你了，奥古斯丁爵士，你难道想告诉我说如《乱言塔》这样造诣极高、别出机杼，又适时地狠狠地幽默了一把的好书，竟然和心智紊乱的谋杀犯有关联？或者你是要暗示说那位可怜的梅森先生想布局杀死某个人？他只是个难得的好作家，他已经被焦虑折磨得半死不死了，我想说这太可惜了。

奥古斯丁·韦戈尔参考了其他淫秽讼案，认定那些旧案里的控方证人都选得不对劲。他在检视了辩方这次精挑细选的专家型甚至是名人型的证人档案后，决定控方证人阵容必须是精简却有说服力的，并且带有足够的影响力。于是，他只传召了五名控方证人——赫米娅·克罗斯，她是最早在公共视线内鼓噪要对《乱言塔》提起公诉的人；一位来自斯塔福德郡的总警司；一位来自伯明翰贫瘠区域的副主教；罗杰·梅戈格；以及一位教授，伊夫里姆·齐兹，他是个犹太教历史学家。

赫米娅·克罗斯这个人竟然长成了一副叫人不安却又合乎情理的模样。她是个国会议员，以前在地方医院针对犯案累累的青少年做了不少工作，同时也在她所在地的婚姻指导委员会任职过。除此之外，她目前既是卫理公会的司祷员，又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她身材结实，表情麻木，有着黑色的直发和直线条的嘴巴，很矮小却充满存在感。她说她承认《乱言塔》比一般淫秽作品写得要好，但是她不能把《乱言塔》归为文学作品。在她看来，文学作品是脉络复杂又多变的，但《乱言塔》却像所有淫秽作品一样，文字简单，情节重复性高。“如果法庭上的各位不介意我的用词，我会想说，《乱言塔》就像一场挺爽的男性手淫。”但若一再重复，就只有疼痛和受伤的感觉。而且这本书极具冒犯性，因为它把各种不良的想法灌输进那些喜欢伤害儿童的坏人的头脑里。“一场挺爽的男性手淫是一回事，但伤害儿童是另一回事。我一直被告知，我们活在一个宽容、放任的社会里，我知道这种社会情势将导致的是什么，将导致那些像布雷迪和欣德利一样的虐童、杀童凶犯层出不穷，其他的就算不会杀，也会不断地诱骗我们的孩子。所以说，这本书是极有冒犯性极危险的。”

被问到是否认同菲莉丝·K.普拉特“幻想能提供良好疏解”的观点，赫米娅·克罗斯说，不认同。“至少我没有这样的体会，她说有，我看那也仅仅是她个人的幻想——幻想，就是虚幻的、无稽的。我认为戒慎并祈祷的好处更多，如果你感觉到诱惑，与其写成文字，让自己沉湎于虚无想象中，不如戒慎、祈祷。”奥利芬特问她，那些用面包刀捅死人的凶手，行凶前是不是戒慎和祈祷就够了？她回答道，用面包刀捅死人和自己所说的事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没错，也得戒慎和祈祷。谁知道会不会在哪个地方有哪个人，因为读了一本讲用面包刀捅死人的书，便郑重其事地挥起手中的面包刀？”法庭上倏然骚动，是菲莉丝·K.普拉特的读者们忍不住沸腾起来。塞缪尔·奥利芬特准备凭借自己已获取的优势推进下去。

“克罗斯小姐，你本身不是一个博学之人吧？你对文学也没有多大兴趣。”

“是的，我不读书。我认为很多人因为阅读垃圾般的书，或者围绕着书说一些垃圾般的话，而浪费了大量时间。虽说同样是垃圾，但我想我至少能分得清楚，哪一本书纯属低级，哪一本绝对会害人。”

“你如何能够辨别？”

“我懂得很多，我有太多实务经验，我能分辨得出哪些人在面对《乱言塔》这种书的影响时，心志是脆弱的。这都是常识。”

“你是否认为你自己也因受《乱言塔》的影响，变得堕落而腐化？”

“我就是被恶心到了，觉得很厌恶而已。”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没回答，因为我又不是那本书的预期受众之一。我戒慎、祈祷。”

雷恩总警司是个高大的男人，外表整理得一丝不苟，脸上像打了蜡一样光洁，声音意外地轻柔。他的证言既沉闷又像读报告一样逐条罗列，列举了一连串在他看来是因受刺激、受影响、受蛊惑而发生的刑案，他全程照本宣科，读着一份书写材料。“那些对书籍内容感到满足的人，”他说，“对自己并不满足，他们心生恶念，想尝试书中所写。就像伊恩·布雷迪，他们尝试了。”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在无线电收音机里听到广播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在一阵失心疯般的冲动之下，那个人抄起煤棚里的一把斧头，把睡梦中的岳母劈死在床上。

奥古斯丁·韦戈尔竟稀里糊涂地替辩方先发制人，问雷恩总警司：“你不会是在暗示《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是一本该被禁的书吧？”

“不，律师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尝试例证，那些脆弱的人，容易接受暗示，也确实能实施行动。但这本《乱言塔》不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乱言塔》是一本难缠的书，会催人思考；是一本像人一样的书，会让人感知。《乱言塔》全书充斥着性交和死亡，再没别的了，是一本典型的淫书……”

“反对。证人关于此书是否淫秽的观点不能被采信。”

“反对有效。”

副主教的名字是汉弗莱·斯旺。他太瘦了，瘦得叫人悲伤，戴着一副眼镜，人看上去和他的眼镜一样易折。他说《乱言塔》是彻头彻尾的邪书，完全不如霍利教士所言，这本书跟传达基督教理念扯不上半点关系，并且竟然不光彩地牵扯到我主受难，就凭这一点，这本书也该被以亵渎上帝的罪名遭到起诉——他特别详细地就这一点大加阐述。他还说这本书的确能让弱者禁不起诱惑，在诱惑中堕入极大罪恶。

在被赫弗逊-布拉夫问及是否认为因读了这本书而堕落和腐化时，副主教说感觉像是被连拖带拽地扔进一团污垢中，还被强逼着看极讨厌极反胃的东西。

问：我没有问你是否感到讨厌和反胃，我问你是否感到堕落和腐化。

答：如果我必须以“是”或“不是”回答你的问题，我的答案为“是”。正因为读了这本书，我变成一个更低劣的人类、更病弱的灵魂。我需要花费时间，我需要付出努力，从这次阅读经历中得到康复。我魂灵中一些好的元素已经被屠戮，并且体内开始溃烂了。

问：副主教，你使用的语言非常激烈。

答：律师先生，那本书里使用的恶心语言也一样激烈。又激烈又暴戾。比暴戾还要更暴戾，因为它用官能主义的文字来诱导弱者!这是邪恶!邪恶!!

看到证人席上罗杰·梅戈格那摇头晃脑、心满意足的样子，鲁珀特·帕罗特的脸因盛怒而涨红。帕罗特用有意让别人听到的高声私语对身边的律师说：“他转为控方证人，无非是觉得这样他能得到更多关注。”这句话招致了法官责难的瞪视。梅戈格自表身份，说他自己从事教育和写作，写作范围包括社会学、文学和教育等议题，他也表明自己是斯迪尔福兹教育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打着红色领结，穿了件海军蓝色的西装外套。他微笑着环视法庭，连看帕罗特时，眼神也不改温和。

韦戈尔：梅戈格先生，可想而知，很多人看到你今天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会感到惊讶。我知道，你素有唯理论者和自由捍卫者的声誉。

梅戈格：是的，我的确以这样的形象为公众熟知，对此我也引以为豪。我写过多篇关于言论自由的论文；我支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我也曾发表文章支持《性罪行条例草案》——此刻，草案正提呈至国会下议院，而我相信，今年夏天这些条文将被收入《法令全书》。

韦戈尔：我没说错的话，《乱言塔》甫一出版你便投书《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梅戈格：是的。

韦戈尔：请在法庭上讲一讲你的那篇文章。

梅戈格：文章的标题为“棍棒和石块会砸碎你自己的骨头”，我在文中争辩的是：文字伤不了任何人，或者说，伤不了任何成年人。我也写道：对任何描述合法行为的文字不应有任何禁令，因为在具体操作中，要将淫秽作品和文学作品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而且，比起淫秽作品被禁发，更重要的一点是，文学作品不应受限制。

韦戈尔：我想很多人会同意，这是多值得称赞的一番思想。

法官：奥古斯丁爵士，你应该将你的个人评论提供给我们。

韦戈尔：抱歉，法官大人。(法庭速记员记录道：律师转身对证人说)但你眼下却做好了准备，要当着法庭所有人的面，来论证《乱言塔》对可能将会读到它的人，具有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倾向。

梅戈格：(法庭速记员记录道：证人很坚定。)是的。

韦戈尔：是什么导致了你的转变？

梅戈格：非常简单，因为我读完了这本书。(法庭速记员记录道：法庭里一阵大笑声。)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大笑。可以大笑，你们全部人都可以大笑，你们每个人都有大笑的权利。我让自己出丑了，但我从中学到了东西。当我写《卫报》那篇文章时，我秉持的理念是：没有任何书能伤害如我一般正常、明理和博学的读者——这是一个基本道理。然后我就开始读这本书，它糟透了!我现在知道堕落和腐化到底是什么感觉了。说出来你可能会笑——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一些隐私，叫我惊恐万分!如果我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如我教过的那种不长进的孩子，我肯定会受到教唆。总而言之，我现在才看到了光。我故意使用形容皈依过程的宗教语言，那道光是一个预示，我感知到：人千万不能活在一个沉溺并热衷于虐行描绘的社会中。毕竟，我曾经被《马拉/萨德》这部戏剧搞得很不舒服，我整个人干哕难忍、浊气缠身，但我相信那对我的灵魂是好的，目睹那种惨象，能让灵魂更坚强。我还听说，有一位作家，把沼泽谋杀案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演绎了一遍，并称其为艺术创作。那位作家声称直面了世人“最关键的焦虑心态”，把沼泽谋杀案的始末“写成了一出翻天覆地的创意剧作”。据说，有些作家和艺术家主张他们应该有用尸体创作的特权，宣称要把尸体取出内脏后，悬挂在哈罗德百货公司的橱窗上——解剖学家能处理尸体，艺术家们也能，这就是他们的诉求。我相信，如果这些诉求都能成真，梅森会觉得为他自己书中那些骇人的段落来辩护是格外简单的事。但我可不要生活在把恐怖当趣味、当创意的社会环境中。我逐渐省悟到：那些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不是被掩藏在地毯下面就行了，而是必须被熊熊烈焰付之一炬。我受够了这个放任的社会，艺术家们会变本加厉予取予求，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有和我一样的体会，他们必将为自己心中丧失殆尽的洁净和纯善而哭泣哀悼。真正的自由不是去任意伤害别人的自由。

塞缪尔·奥利芬特顺着梅戈格结尾的话来盘问。

问：梅戈格先生，你说，“真正的自由不是去任意伤害别人的自由”。

答：是，我是那么说的。这不是一个多入时的想法，但我信守这一点。

问：不过，梅戈格先生，根据史密斯教授、甘德博士、韦德伯恩先生等人所说，你所信守的不正是《乱言塔》这本书极力表明的中心主旨吗？

答：《乱言塔》是一本翻来覆去、回环往复的书，就像绕着树不断盘旋的蛇。什么是它最确凿的主旨？我们都听闻了，萨德侯爵声称人类应自由地杀人和强奸。我想说的是，魔鬼会把自己的文本以一点点道德观繁复巧妙地包裹伪装。我从《乱言塔》中读到的信息，就是萨德的信息，是此刻最时髦的信息。《乱言塔》的作者亲手杀掉书中一个虐杀成性的主人公，好给他的读者们带来另一拨虐待狂似的振奋感。这是多么狡猾、卑劣和感人至深啊!

奥古斯丁爵士的最后一位证人尤其缓慢地走上了证人席，当他终于抵达那里时，在证人席外几乎看不到他。他太矮了，太老、太弱了；他有一张和蔼可亲的小小脸孔，肤色匀淡如羊皮纸，他的脸像是用小细纹刻画而成的古地图，还用棕色描出各时代的小岛；尖如鸟喙的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头上戴一顶黑色的丝质无边便帽，露出额上如小婴儿般细软的亮白色头发。他穿着一件很肥大的黑色西装外套，但明显看得出他的躯干弯曲，背驼得很厉害；他的手像枯枝，或动物的钩爪，骨头的硬结和血管的凸起看得一清二楚，他双手紧紧抓牢身前的壁架，似乎不这么做就会倾倒。他自称为伊夫里姆·齐兹教授，在剑桥大学任教，是犹太历史和犹太文学专家。他是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一名幸存者，他在灭绝营里失去了妻子、孩子和姐妹。他也是许多本著作的作者，包括《巴别塔与静默》《人之舌、天使之舌》，这两本书都是关于犹太教神秘主义历史、语言和静默的学术著作；他还著有一本关于卡夫卡和德语的书，以及一本名为《私人处所》的书。他用他微弱、清晰、精准的声音说：“《私人处所》是一部与来自‘内心、隐私、寂静处所’的感觉相关的书，这个处所的存在，让那些‘幸运或不幸运的定居于此的人’的生存成为可能。”

奥古斯丁爵士首先问他是否读过《乱言塔》。

答：读过。

问：请问你作何感想？

答：写这本书的人是有才之人，他写出了一本扣人心弦也惨绝人寰的书。若一言以蔽之，我会说那是淫秽作品，不是文学作品。

问：请你详述你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以便让陪审团了解你做出这个判断的缘由。

答：淫秽作品的内容被局限在人类天性中几个固定层面，主要是一人对另一人肢体的强权控制。这种控制将人类的存在削弱降级为肢体功能——某些重复性高、过于强调、特定挑选的几个功能，被不留一丝隐蔽和私密地公之于众，任何与之相关的丰富想象、徐缓温柔、不言而喻、慷慨善意和欢好欣喜都公开展现。淫秽作品把蒙在羞耻心上的那层遮盖物撕得粉碎，留下的是怆痛和坏死。淫秽作品是会将人性泯灭的。

问：我相信你在自己的书中也曾发表过这些见解。

答：是的。如果我可以，我想引用一段我在书中批判过的文字。这段文字来自莫里斯·吉罗迪亚斯的《奥林匹亚读者》一书：

古时已有的道德审查，由人们代代继承，它源自基督教神职人员几个世纪以来的精神统治。而今它实际上已经被终结，我们可以期待的是文学因自由的到来而改头换面。不是带有负面意涵的自由，而是探索人类头脑所有正面形态的手段，当然这种自由或多或少与性相关，或者由性催生。

这是一段明显荒唐的陈述，而且夸大其词。但这个夸大其词的说法，却得到很多可敬之人的赞成，包括那些为《乱言塔》夸夸其谈辩护的人——任何事物都不许被隐藏，任何事物都不许被消音，任何事物都不许被禁言，而允许被畅所欲言的是性，是被视为肉体的躯体。一个没有宗教信仰支撑的社会很容易达到这种自由境界，这是合乎逻辑的。与梅森先生在精神上建立起纽带的尼采，曾这样写道：“从前精神便是上帝，接着变成了人类，现在正变成群氓。”群氓，是没有隐私意识的人类，蒙昧的动物，纯粹的肉体。我见识过极权主义的统治，也见识过完全自由的政体——是完全的解放，是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亵玩别人的身体。权力总是有边界有限制的，而且能对他人身体所做的事有多少？但是那些“享受”这种自由的人，穷尽一切去“享受”的人，总是何其相似!

也许不仅是伊夫里姆·齐兹的证词，还有他的白发苍颜，他的痿痿羸羸，他的年衰岁暮，他的饱经沧桑，他的和颜悦色，他的郑重其事，一起让这个座无虚席的法庭有了一些反应，特别是让陪审团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震撼。塞缪尔起身对伊夫里姆·齐兹问了对罗杰·梅戈格发问过的同样一个问题：“你不能接受《乱言塔》，是被你自己的立场所限，是依赖你个人制定的原则，是出于对完全自由和极权自由的反对吧？”

齐兹的回答是：“梅森先生在书中借用了巴别塔的故事，用这样一个有关语言和上帝的神话故事，来带出关于人类身体、人类自由和人类痛苦的现代观点。在犹太教对这段故事的注解中，有一个时间很长、而今已成传统的看法：并非像所多玛与蛾摩拉的居民，或大洪水发生之前的陆地人类那般，巴别塔的居民们并没有被统统毁灭。根据犹大·哈-纳西的记述，巴别塔居民之所以未灭绝，是因为他们彼此关爱，互相合作。对上帝犯下不敬之后，他们没有完全被灭，他们被围绕着神的宝座的八十位天使，教了八十种语言。从此，说和写对他们而言变成难题，但重点是他们获救了。在梅森先生的书中，人们不得救赎，因为书中除了完全的自由和肉体，别无他物。他书中的人统统丧失了尊严，失去了希望。”

问：听起来你对《乱言塔》的印象是悲观主义。它是不是全无文学价值？

答：我没说它全无文学价值。有，但远远不够。对于避免沦为一本对读者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书来说，它的文学价值是不够的。

问：这是出自一位有虔诚信仰的教师的视角？

答：是的，也是出自一位历尽苦痛，祈愿世上不会再有这么多苦痛的长者的视角吧。

双方律师要做结案前的综述。奥古斯丁爵士整个人异常清醒，一副没有情绪起伏的样子。他重申《乱言塔》是一本重复性太强，被主题死死捆缚的书。他引用了书中一两个最叫人揪心的段落，还用萨德的一段话做对比。萨德如是说——

“在大自然的视线中，杀人是一种犯罪吗？这样的设问无疑首先伤害了人类的自尊，因为人类会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中，被贬低至其他自然生物、产物的等级。尽管如此，人类充其量就只是个动物，与别的动物没有太大区别。在大自然的眼里，人类的死并不比一只蝇虫或一头牛的死更了不得……消亡是大自然进化的方法，她促使杀手去执行杀戮，杀人行为的结果无异于瘟疫或饥荒……一句话，杀人是一种暴虐，但暴虐经常是必要的，也绝不是可耻的，在一个共和政体里是不可或缺的。”

奥古斯丁爵士问：是谁把这样的话誊录下来，用心研读？是谁将落入自己残虐圈套中的无辜受害者称为动物？是伊恩·布雷迪这个杀人凶手，他将自己的阅读材料、虚无主义思想，以极绝望极危险的未来预想的形式，分享给早已为他目眩神迷的受骗者、他的共犯迈拉·欣德利。“陪审团成员们，请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残忍的行径和残忍的念头无法传递，无法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奥古斯丁爵士说，“那些本意良好的‘专家’用他们各自的学术论文娱乐了我们，也迷惑了我们——他们宣扬虐待和受虐行为能带来无害的性快感，他们沉浸在欢愉的自由思潮中，一厢情愿地劝慰我们：‘万事皆可。’同时，他们大都拒绝承认被《乱言塔》的过激言辞挑起对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的性反应或器官反应；他们几乎不愿坦白，当读到年幼的费利西塔丝遭受折辱或为洛绮丝女士设计出的奇巧的致死手段时，他们自己的身体也有酥麻或震颤的反应。他们全是专家级证人，他们全是权威级证人——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一位美丽的女性，一位孤傲的法兰西女士，选择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对查尔斯·傅立叶的性迷惘和萨德侯爵歪理邪说的研究上，个中原委，相信只有她自己才知晓；霍利教士，是一位基督教牧师，他竟然甘愿将裘德·梅森诡谲怪诞的幻想等同于上帝的受难。甘德博士则更令人难以理解，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把痛楚反应、性兴奋和伤人的欲求的讲述，和一些他可以随意赋予新意的抽象词汇，无可救药地拧绞在一起，比如‘解脱’‘自由’‘压制’等词，这些可以被他从生僻的角度诠释，传达出邪佚的隐含意义。因为事实上，他生活在如常的社会中，而他放言高论的自由，被像我们这样一个警醒的法庭、像你们这样由理智公民所组成的陪审团保护着。”

奥古斯丁爵士直接面向陪审团，说：“各位陪审团成员，你们已经读了这本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怎样的感触。你们可能恶心到想呕吐，可能像大病了一场，可能在不安的心情中被挑逗起来，可能身体忍不住颤动、蜷缩，就像我读时一样。女士们、先生们，我曾经参加过多件淫秽讼案，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大多数淫秽作品尽管不堪入目，却与《乱言塔》的不堪入目迥然不同。一般的淫秽作品不堪入目，是因为它们写得寡淡、庸邪、不具胁迫性、有违生活实感，因为它们只能将垂死的想象力激发为郁闷的想象力。我敢说《乱言塔》比那些通常呈递到法庭上的厚得出奇的垃圾书写得好，也正因如此，《乱言塔》才更能引起恐慌，才更加有毒害。专家级证人们花大篇幅告诉你，这些都属于它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他们也说了对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予以评估是困难的，他们罗列出希望这本书得以出版发行的理由，还有，他们——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说这本书没有激起他们的欲念。亲爱的陪审团成员们，我明白你们心里自有度量，也相信你们的读后感更简单明了、更直抒胸臆，不会跟抽象语言和教条主义扭缠在一起。如果伊恩·布雷迪和迈拉·欣德利读了《乱言塔》，他们事后的所作所为，你们应该也不难想象——当然不只他们，还有那些偶尔才有施虐歹念的人，会不会更肆无忌惮地犯下小奸小恶？但再小的恶，也是恶。”

奥古斯丁爵士的话题转移到对几位被告的评价上，他说：“我直觉地信赖帕罗特先生，他是个好人，诚恳的人，用意良善的人，稍有点愚鲁的人。他被摩登而华丽的文词和扭曲的理想主义自由论调误导，涉险出版了《乱言塔》，尽管他应该避免这样的错误判断。梅森先生是一个早在青春年少时，生理和心理都已被败坏和腐化的人，或者说从童年起便已被引入歧途，我对他抱有无限同情。很显然，我的友人，辩方律师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也从个人角度对梅森先生这位校友，怀有同情与支持，当然，对赫弗逊-布拉夫先生的遭遇，我也深表同情。我料想，梅森先生早年的经历导致了他后来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对社会现实阴暗面、丑恶面的感悟，还有最直观的，就是他个人著作《乱言塔》的创作形式与内容。陪审团成员们，我猜测你们可能和我一样从各种渠道获取了这样的认知——虐打孩子的人，自己也曾是被虐打的孩子；对孩子进行性剥削的人，自己也曾是被性剥削的孩子——这已经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这是一个环状的社会剥夺生态，或者说是一个败德的循环。打破这个循环，对我们这群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的人来说，是责无旁贷的。梅森先生身心伤痕累累，他或许也正毫无意识地伤害着别人。”

奥古斯丁爵士最后回归到陪审团的职责上，他说：“想必各位已经清楚，请容我再次提醒：关于一本书主旨、意图的讨论，对判定这本书是否有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倾向，是全无关联的。尽管帕罗特先生可能是个善良的人，梅森先生也可能对自己成为严肃艺术家甚具自信，但是你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决断——这本书是否有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倾向，不仅是对专家们的堕落和腐化影响，更是对那些普通男人与女人的堕落与腐化影响——过着普通生活，会因绝望而被怂恿甚至压榨的普通男人与女人。如果你们认定这本书有此谬恶倾向，你们接下来应该检验这本书的文学价值或例如深度、涵养、端肃、美韵等价值，并稽较：这些优秀价值能否胜过、盖过此书对一般读者将能造成的不利影响。陪审团成员们，关于这一点，哪一方的论证更得你们信任？是那些滔滔不绝，透过繁杂专业术语和学术迷雾看问题，并把各自善心美意牵扯进来的专家？还是那位有高世之智，坚信《乱言塔》是危险书籍，是淫秽作品而非文学作品，并自称历尽苦痛，祈愿世上不会再有这么多苦痛的长者——伊夫里姆·齐兹教授？”

赫弗逊-布拉夫的发言要冗长、聒噪一点，比起奥古斯丁爵士，赫弗逊-布拉夫的几个论点也颠来倒去，很是重复。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今时今日，人们的接受程度提高，以前被视为淫秽的事物如今被如常对待”，而恰恰是这种复述，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可能自己也不敢断定这种社会风气就很好。他说出版正视虐待和受虐现象的严肃著作是对的，创作反映这些现象的严肃文学作品也是对的。他讲得十分有冲劲，但在一般人听来，某些部分似乎太过冗长，比如，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的罪孽和斯韦恩伯恩学校里流窜不止的歪风，跟无人告发和保持缄默就很有关系。赫弗逊-布拉夫不厌其烦地使用着“绝妙”“杰出”“大有可为”“才华横溢”等词汇形容裘德·梅森，也极高地评价了鲁珀特·帕罗特对出版事业和文学事业的责任心，还断言口碑好、信誉佳、资格老的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根本不可能出版任何有堕落和腐化影响的书籍。几位证人也在赫弗逊-布拉夫赞扬之列，比如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和菲莉丝·K.普拉特，皆展示了高尚人品；他也毫不留情地鞭笞有些证人，比如罗杰·梅戈格，赫弗逊-布拉夫用一个单薄的文学引用讥讽了罗杰·梅戈格。

“那位‘两面派’先生是《天路历程》中一个很显眼的人物，而梅戈格先生虽然喜欢评论时事，却也免不了见风转舵。我完全不怀疑，他在以后的什么时间点又会对《乱言塔》大加追捧，就像他上个星期表示对《乱言塔》多有抬举那样。”对于伊夫里姆·齐兹的证词，赫弗逊-布拉夫则语带遗憾地说：“很可惜，集中营的卫兵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与伊恩·布雷迪或迈拉·欣德利之类的读者相提并论。另外，女士们、先生们，我要说的是，基本上，普通的、尽责的英国人都不是伊恩·布雷迪或迈拉·欣德利之流，英国人就像你、就像我一样，能按照自己成长的速度来接受和评估事物。如果我们要取缔所有能激励怪物变得更像怪物的书，我们倒不如从《格林童话》开始，从童话里喊着‘咿呀呼哈，我闻到了英国人气味’的巨人开始。只因有个地方有个人像术士一样正在磨骨头，有个人像巫婆一样正在烤面包，我们就要对童话下禁令？明辨是非的普拉特太太告诉我们说：《乱言塔》无非就是一本充满幻想的童话故事。”

塞缪尔·奥利芬特选读了《乱言塔》中与性和虐待无关的几个段落，有的是对林间风光的描画，有的是参孙·奥里金的忠告和警戒，有的是对乱言塔日常生活的记录，他的朗读很有画面感。他问：“这些是堕落，是腐化，还是出自一位文学事业岌岌可危，几乎被道德狂热者掩埋，坠入落后思维陷阱的年轻作家的美文？这名年轻人至今惨淡度日，身处痛苦和逆境，但仍写出了一本出色、勇敢、感人的书，他明明应该得到嘉奖，而不是被斥责和惩处。这是一个绝不能被称为诱惑者和挑拨者的年轻男子，因为他是一位坚忍的卫道士、一位堪怜的空想家。”

陪审团成员们有的看着自己的手，有的看着天花板，有的看着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

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做最后总结。他的言语枯燥又程式化，他首先感谢陪审团付出的耐心，这让人感到他自己的耐心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接受过不小的考验。他告诉陪审团必须就“淫秽”这一核心指控进行裁断——这本书从整体上，是否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一旦陪审团的结论是肯定的——肯定这本书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必须立即覆勘这本书是否具有足够的文学价值或其他对社会大众有价值的成分，进而来权衡这些有益价值是否能够超越其有害影响。“如各位所见所闻，辩方援引了《淫秽出版物法》第四条的具体规定，请专家级别的证人就其文学价值进行辩护。我们都很了解，我们今日的世界是一个在烈日之下充满各种专业知识和各领域专家的世界，但是英国刑罚会基于陪审团根据事实做出的判断，而不是专家们提供的专业意见。女士们、先生们，只有你们才是这个案件里所有事证的最终审判人。我的职责是把法律托付给你们，来自两方的事实——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控诉，以及能超越有害影响的文学价值和其他有利证据。所有的事实都任你们，也只有你们来裁夺。你们已经得到字典中对‘堕落’和‘腐化’这两个词的定义，我不认为我还能为你们做更深入的注释，或者再对‘倾向’这个词详加解析。”

法官接下来带陪审团简要回顾了一下双方的举证。总的来看，他表现公正，没有对任何一方的偏袒，不过，他概述霍利教士和埃尔维特·甘德的证词时显得有点急躁。法官说道：“控方指称，辩方所谓的专家级证人使用了令人混淆、困惑的词语；而且证人对词语的诠义，与常识中我们对这些词语的理解有异。你们或许觉得控方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各位，请谨记，你们在这里代表的是平凡男性与女性，要维护的是常识的公正与美德。”他另指出，在加拿大，控辩双方各自最多传召五位证人。他说：“你们也许会觉得，这种限制可能具有某些值得注意的优点，尤其是证人的集中性和专注性。”

他最后说，陪审团此刻唯一的职责在于，权衡各方表述，来审度这本书是否属于淫秽出版物——尽管这相当有难度。“我预料，让你们更为难的是，控辩双方都承认，这是一位仍在世的作者近期发表的一本新书，对其文学或其他层面价值的判断千万不可流于泛泛。”他重申：“你们，作为陪审员，是所有论述和事证的唯一决断者。请依据你们在庭上所阅所闻，裁断这本书是否淫秽，若是，请裁断它的价值是否能够超越它的淫秽，以让它在符合公众利益的情况下公开发行。”

陪审团退下了。鲍尔斯&伊登的一大群人急忙讨论法官的总结到底是敌意的还是善意的，而对这件事本身讨论不出个所以然，让他们都觉得是一个好预兆。霍利教士索性说反正大家壮怀激烈地奋战了一场，鲁珀特·帕罗特无心地丢出一句：“快别说了。”然后又很快地致歉。法官当庭给另外一些被判定有罪的人下达了量刑判决，裘德·梅森这时候却不见人影。弗雷德丽卡揣测不出他的心意。阿夫拉姆·斯尼特金宽慰她道：“今时今日”，陪审团不会判什么淫秽出版物罪。“我一点也不想再听到那个词组——今时今日，什么今时今日!”“为什么？”斯尼特金问。“那是一个浮夸的陈词滥调。”“不，它有凿凿有据的含义。”“它的言外之意是招人烦厌的。而且，我认为你是错的。我审视着他们的脸，他们仇视霍利修士，他们觉得裘德让他们遭到了奚落，他们不喜欢裘德。”“陪审团不是靠‘喜欢’或‘不喜欢’来判案的，你知道吗？他们很重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他们一生也许只能履行这一次。”

三小时之后，陪审团返回法庭，问是不是他们应该对“淫秽性质”和“文学价值”分别裁定，而且对“淫秽性质”的裁定应发生在对“文学价值”的裁定之前。法官告诉他们：确实如此。首席陪审员报告说：这非常艰难，考虑到同时听取了双方针对“淫秽性质”和“文学价值”的证词和辩驳，陪审团内要达成一致裁决难度极大。法官同意这是一个难以裁决的案件，也表示将尽可能提供陪审团需要的帮助。

五小时之后，陪审团又回来了。裘德·梅森也回到被告席。法庭书记员吁请庭上保持肃静。

书记员：陪审团成员，你们是否就裁决达成一致？

首席陪审员：是的。

书记员：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淫秽书籍，罪名是否成立？

首席陪审员：成立。

书记员：裘德·梅森出版淫秽书籍，罪名是否成立？

首席陪审员：成立。

法庭上弥漫着一股焦灼而胶着的情绪。法官发话：“让我们保持清楚无误：陪审团判定出版社和作者出版淫秽书籍，罪名成立。辩方援引《淫秽出版物法》第四条，为超越其淫秽性质指控的文学价值和其他价值进行辩护。陪审团是否能辨识该书的价值？”

首席陪审员：不，法官大人，我们不能。

书记员：这是你们所有人的最终裁决？

首席陪审员：是的。

弗雷德丽卡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鲁珀特·帕罗特面色苍白地聆听着法官的宣判。法官认为：这间声誉卓著、值得尊敬的出版社，带着良善意愿出版这本书，因此被判处一笔五百英镑的小额罚款，并扣押该书所有的印刷本。法官然后转向裘德。

“我原可以判处你监禁，但那似乎是失当的量刑。包括你本人的证词在内，许多证据都指出：你将自己的书视为一本严肃的艺术作品。不过，陪审团另有他论。本席考虑到你的生活状况和经济条件，无法支付高昂罚金，因此只判处你五十英镑的罚款。”

“我知道你们都在针对我!”裘德号叫。

[1]　老贝利(Old Bailey)指的是伦敦中央刑事法院(Central Criminal Court)。

[2]　出自莎士比亚《暴风雨》，是主角普洛斯彼罗的台词。

[3]　理查德·克拉肖(Richard Crashaw， 1613—1649)，英国诗人。

[4]　王尔德《瑞丁监狱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中的诗句。

[5]　波西诗歌《两种爱情》(Two Loves)中的诗句。

[6]　“康华尔公爵”和“葛罗斯特伯爵”都是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的人物。

[7]　树莓果的英文单词“raspberry”，也有嘘声、呸声的意思。

[8]　斯文加利(Svengali)是英国卡通画作者、小说家乔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 1834—1896)于1894年出版的经典小说《软帽子》(Trilby)中的人物。

第21章

鲁珀特·帕罗特当即声明要提起上诉。大多数律师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包括：诉讼费用巨大，成功率低，耗时费力。他们都说：诉讼一定会旷日持久，而且要获取法庭记录得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且未必能拿到完整记录——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法庭都可选择性地提供记录。帕罗特说他自己就有一份完整的法庭记录，那是由阿夫拉姆·斯尼特金辛勤录下的一盘盘磁带。帕罗特立即请自己的秘书开始抄录录音内容。帕罗特还计划聘用一位新律师，因为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坚决反对上诉，也无意加入辩护团队之中，有人提及一个名字——约翰·莫蒂默，他既是一位年轻的剧作家，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离婚律师。一篇对陪审员们表达讥讽和不满情绪的报道开始在《泰晤士报》上刊登，文章写得很尖锐：“原来那些陪审员所代表的正是不折不扣的有常识的普通人。”一个声援艺术对抗法律攻击的基金会成立了，但公众的捐助热情不是很大。比起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塞缪尔·奥利芬特倒很赞成上诉，他花了不少时间仔细研读转誊自斯尼特金录音带上的法庭记录，帕罗特的秘书佩蒂·斯托特小姐的已处理公文篮里总是堆满了她整理好的法庭记录。但是，上诉有一个“小障碍”。塞缪尔·奥利芬特发现自己的当事人之一不见了——裘德·梅森在庭审结束后，趁帕罗特接受媒体采访时，去了厕所，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寄给他的信一封也没有被收取，他在艺术学校为美术系学生们担任人体模特的时段，也被一个新人填补，新模特是一个前拳击手，肌肉贲张，全身皮肤都是巧克力色。

弗雷德丽卡没有心思倾听帕罗特埋怨裘德失踪带来的麻烦，毕竟她自己也是麻烦临头——利奥的监护权听证会转眼就该登场了。裘德那场输掉的官司，让弗雷德丽卡越来越泄气——本来她还不会像现在这么长吁短叹。她感到自己和裘德全都是顽皮的孩子，而顽皮给他们带来了惩罚，在接受了神秘莫测的成人世界那些神秘莫测的律法审判之后，她才发现原来他们的顽皮不叫顽皮，而叫罪大恶极。她同时也有了像孩子一样的感触：以前以为被逻辑操纵运转的世界，实际上是被世界自身的偏见、情绪制造出的系统所操控的，任何事都无法提前预测。她和裘德都被要求复诵对他们人生故事的一种滑稽模仿，用的是他们从来都不会用在自己身上的语言，然后被评判，被公布出种种缺陷。某种程度上，这一点也不重要。重要吗？弗雷德丽卡暗笑，谁在乎那十二个麻木不仁、群疑满腹的陪审员怎么看待《乱言塔》？谁在乎尊贵的赫克托·普拉姆法官大人对知识女性和服食春药后的性交有何看法？但转念一想，这些事情又的确重要——裘德的书不能再流通和被阅读，而且很糟很糟的是，利奥可能会从她身边被带离。

一开始，弗雷德丽卡从安西娅·巴洛的频频到访和好言规劝中得到安慰，这位巴洛太太高声欢呼自己和小利奥建立起真正友好的关系，在她口中，利奥是个“成熟的小大人”，利奥“不断给人带来惊喜”，再不就是“你一定非常以利奥为傲，瑞佛太太!”。后来，弗雷德丽卡因巴洛太太一天到晚引用诺里奇的朱利安[1]的话而恼火。巴洛太太动不动就挂在嘴边的是：“瑞佛太太，所有的一切都会好的，所有的一切都会好的，所有的事情都将尽善尽美。”

“你也不能确定吧。”

“我相信会是这样的。当然，朱利安夫人预言的是未来。瑞佛太太，你没有宗教信仰吧？”

“是的。”弗雷德丽卡嘴上乖乖回答，但心里面又开始发作：看吧，就算在我家，就算我只不过是对别人保持我的理性真实，我还是要面临评判，面临说不准会让我和儿子分隔的评判。弗雷德丽卡心不甘情不愿地对巴洛太太补充了一句：“但我姐夫是位牧师。”

“所有的一切都会好的，所有的一切都会好的，所有的事情都将尽善尽美——如果你把动机全部净化以后，置于切切恳求后的光洁心田上。这就是朱利安夫人得偿所愿的方式，要把动机全部净化。”

“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哦，我只是在唠叨。瑞佛太太，你一定要为利奥往好处想，为可爱的利奥设想最好的未来。”

弗雷德丽卡头脑中闪过田园、马场、丛林、山冈的画面，这是一幅纯英伦风情的画面。她还看到，小黑马在蒙蒙细雨、飕飕劲风中，疾驰奔越过平原的英姿……

“没有什么最好的可以发生。”弗雷德丽卡说，“人生不是非黑即白，人生是一团混沌。大多数人的人生是这样的，但法庭上的人好像看不透这一点。”

“哦，他们当然看得透。你得记着，他们眼中的人生不是那些珍贵时刻中的奇光异彩。面对混沌就是他们的工作。你必须有信心。”

“可他们居然相信那几个女人的满口谎言，奥利芙、罗萨琳德和皮皮·玛姆特。”

“也许监护权听证会上会换一个法官啊，瑞佛太太，你一定要有信心才行。”

终究还是同样的一位法官。监护权听证会上，弗雷德丽卡见到的还是赫克托·普拉姆法官大人。这一次利奥也跟着出庭了，和巴洛太太坐在一起，听他的父母亲分别向法官陈述，为了他的福祉，他们都做出了怎样的安排。奈杰尔的律师在庭上展示了一些照片，有布兰大宅、果园、利奥的房间；还有一些哈梅林广场的照片：广场上到处是一些被丢弃的破床头床架和被雨淋到发霉的椅子。整个广场在篝火的映照下，亮得刺眼而可怕，火光摇曳之下，阴影处是黑人孩子们在跳舞。奈杰尔的律师说，利奥在布罗克斯预科学校和斯韦恩伯恩学校的入学事宜都已全部处理好。“可以向法官大人保证的是，此刻，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斯韦恩伯恩学校，和《乱言塔》审判案结束后媒体报道中的斯韦恩伯恩学校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总体上斯韦恩伯恩学校还是一所传统风气很浓厚的学校，但此刻与时俱进，变得很有前瞻性，各方面水准都有提高，管理方面也更加人性化。”奈杰尔的律师还说布兰大宅的三位女性也来到了庭上，且已经做好发言准备，她们很愿意向法庭介绍那个正等待着利奥回归的、充满温馨关爱的家园。律师补充道，布兰大宅本来就是利奥的家，利奥如果不是被母亲强行带走，现在还在那儿过得好好的。

奈杰尔开始陈述，他话很短却说理充分。他说利奥是他的儿子，作为一家之主，他感到能为利奥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衣食无忧的生活是很幸运的一件事。他说不怀疑前妻也同样用她自己的方式爱着利奥，但是他觉得前妻不是那种对小孩子感兴趣的女性。她不是多么了解小孩，所以建议她以探访的方式与利奥保持亲子关系，这种安排是适合她的，她自己也会满意，而且她可以拥有随时来探访的自由。奈杰尔还说，他对利奥和母亲现在的居住环境，以及利奥交到的朋友都不放心，他不想让利奥在那里长大。奈杰尔话说得很直率，他直接看着法官的眼睛，以男人对男人的方式推心置腹，虽然很自信，但也看得出他实际上紧张得不得了。

轮到皮皮·玛姆特，她说利奥的妈妈从来都不爱他，那个女人没有母性，那个女人只想让利奥恨自己的原生家庭。皮皮说自己才能算是利奥真正的母亲，在利奥生病的时候寸步不离地照顾，教他绑鞋带。“我在她只会‘瞪着眼看’，或者‘不开心’，或者‘阅读’的时候，代替她为利奥做了所有的事情。”

弗雷德丽卡被排在最后发言，她开始要说了，或者她开始尽量想要说点什么，可连她自己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法官高高在上，眼睛一动不动地俯视着，那张又长又白的脸因为等不到她像样的一句话，皱缩成一张蹙额又焦躁的脸。

“请你说话。”

“很抱歉。我是想要说的，我想要说的是哈梅林广场已经不是照片中那样了，现在整个广场经过一轮改善修复，我们有了一块围绕着广场的环形草坪，广场中心用两色砖块摆成阴与阳的图案。那些垃圾也被清理了，这都是我们所有广场居民一起做的。”

“原来如此。”

“我们发觉了保持公共区域清洁的重要性——至少不能让它像以前一样脏乱。我也知道，我所做的任何安排都无法与布兰大宅现有的一切媲美，但我只知道，我不能让利奥回那里去，因为他想和我在一起，而我尽力做出了我认为最妥善最好的规划。同时，我不会放弃我的工作——尽管相比起男人，一个女人既要工作，又要独立照顾孩子，的确要更加辛苦。不过，我们有两个女人，我和阿加莎·蒙德，法官大人，我们是两个尽责的女人，两个能干的女人。我了解布兰大宅的人都很爱利奥，利奥也爱他们。我对家庭和传统这两个概念也很尊重，我来自一个书卷气的家庭，一个重思考的家庭。利奥的父亲认为，利奥的生活中应该有骏马和森林；对我而言，我对利奥成长环境的重视不亚于他父亲，我发誓要让利奥在一个各种书籍俯仰皆是的房子里长大。我对学校的要求也很高。抱歉，对我来说，把利奥这么小的小男孩送进一个集体寝室里睡觉，真是很不明智。他这个年龄的小男孩，应该待在家里，和妈妈在一起。法官大人，您也许不认同，但这是我的坚持，利奥是我的儿子，我在这一点上不能退让。我的父亲是个校长，他任职于一所寄宿学校，但校风自由，而且孩子们年纪也都比较大，所以在教育这一点上，我是有谈论资格的。”

弗雷德丽卡终于进入了“说话”的状态。“我知道在我说要好好承担母职时，受到了很多非难。法官大人，您就曾在离婚案的审讯中批评过我。您在离婚案上听到的一些证词是谎言，但离婚案已经终结，那都是过眼云烟了。努力谋生，再带大一个孩子，确实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安排——但我已经下定决心不要任何付给我的赡养费，我不想要。这不是很理想，但这是我的抉择，我能做好这件事。如果我真的是他们口中所说的那种女人，我根本不会想拼尽全力去争取利奥。在离婚案的审讯过程中，您问我，出逃那一晚，我是否打算带他一起走？我说我曾考虑让他留下，因为我觉得他留下，对他会比较好，但他坚持要跟我一起走。请您一定要理解——这就是全部事实。我想过让他留下，但他做了选择。他是个多小的孩子啊，但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不会再让他从我身边离开了，除非他向我开口。”她说。

法官问：“如果他真的向你开口？”

弗雷德丽卡说：“我想，我会倾听他的理由。他应该自由决定自己的去留……”

弗雷德丽卡突然难过得说不下去了。

普拉姆要求和巴洛太太单独对话，全部人离开法庭。过了一会儿，巴洛太太从法庭里出来说，法官要见利奥，所有人可返回法庭，唯独利奥被带到别处“玩耍”去了。真是漫长的等待，过了许久之后，法官才回到自己的席位上。弗雷德丽卡感到浑身不舒服。她感到自己的人生先行离开了自己，就在法官回来的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瘫软到无力控制。她曾是那么桀骜、凶猛、独立；她曾经是那么慧黠、自由、狂放，而她现在置身于一室人群之中，那群人都能施展各自的本事，对她的未来施加控制和影响。原来，那个此刻不在场的小男孩的权利与要求，比她自己的都更为重要。她脑中飞速倒带了一下：利奥是一场性行为的结果，奈杰尔确实给她带来过愉悦，但那些愉悦似乎和利奥一点关系也没有。她整个人呈现空白、虚脱的状态，断定自己的一切都会被剥夺。她恍惚着，甚至没有听到法官开始宣布听证结果。

“……这个监护权听证会里最主要的疑虑或最大的推定是：法庭会不会鉴于女性天生的母性特质，而倾向于母亲？毋庸讳言，从生理因素上推断，母亲能够较好地哺育、抚养儿童，幼童也需要母亲的切实关照——至少在童年前期或早期是这样。但是，瑞佛太太在那些对她不是特别友善的人口中，被描述成一个‘没有母性的女人’，的确，她不是典范式的母亲形象，但可被称为典范母亲的女性少之又少，却都能把孩子抚养成人。玛姆特小姐可以说是非常有母性，但瑞佛太太对照料儿子的玛姆特小姐毫无怨恨之心，尽管瑞佛太太自己的母职很大程度上被玛姆特小姐代为履行，而玛姆特小姐对瑞佛太太怀有明显的敌意，也对瑞佛太太的儿子有极强的占有欲，这种心态本席无法完全赞同。瑞佛先生一方提出了生动而有说服力的证据，向我们展示，瑞佛家是拥有古老传统的家族，这些传统需要儿子来继承。更令本席震撼的是瑞佛太太对自己家庭背景的描述，她相当有书香气息的家庭也有家风和传统，她想让儿子继承温和谦逊、知书识礼的气质也是相当合理的。毕竟，这个世界由各种不同人文风貌的家庭组合而成，有重视体育的，也有爱好阅读的；有极富创业精神的，也有尊崇知性风范的。”

法官谈到了对他们儿子的看法：“我完全被父母双方对儿子深切的爱打动，双方都把儿子的福祉摆在首要地位。从这个角度上看，比起在这个法庭上见过的很多孩子，我必须说利奥真是无比幸运。比较确定的是相比起跟随父亲，跟随母亲的他，日子可能不会过得太稳当太舒服，但稳当和舒服可不是人生的全部。我作为一个先后从一所斯巴达式的预科学校和一所校纪严格的公立学校毕业的老人家，接下来要表达的观点可能会令瑞佛太太有点惊讶——我相当认同她的观点：小男孩最好还是能够待在家里，和爱他的人们住在一起，通勤上学，不应住校。”

巴洛太太提供的意见，也是法官考量的重要因素。对此法官说：“巴洛太太对父母双方，以及布兰大宅的各位都做了详尽的实地走访和对话。巴洛太太严谨、清晰和洞察力极敏锐的调查报告，令我感佩。她特别指出，对利奥的聪明智慧她感到尤其惊喜，听完她的分析后，我今天上午也亲自见了见利奥，和他有过一番交谈。我在这样与儿童交谈的场合，都以不穿法官袍的普通形象出现，毕竟我是得帮助孩子们，而不是吓着孩子们。相当明确的是，我与利奥的谈话，印证了巴洛太太对我的转述——利奥清楚地表达了与母亲在一起的意愿。同时，他也不愿意与他的父亲和他的旧家断绝联系，不过，他担忧，对他来说，在所能发生的所有事情之中，失去母亲才是最坏的结果，他的原话是说失去母亲是一件‘糟糕事情’。巴洛太太汇报说，令这个孩子感到担忧的几个因素是，害怕母亲离开他，害怕自己被迫与母亲隔离。尽管童言童语，他说出的却都是棘手问题，但我认为他已经给自己找到了方向和出路，也免除了本法庭在监护权判定上的为难，因为他能思维缜密、毫无畏惧地表达自己的心愿，他有真诚的期待和沟通的能力——我也应在这几点上向他的父母表述祝贺。”

法官最后宣判：“本席宣判父亲和母亲拥有对儿子的共同监护权——此外，本席希望，父亲至少须尊重母亲在对儿子早期教育的就学形式和学校选择上占有的主导权。我将对儿子的抚养权和管束权判给母亲——弗雷德丽卡·瑞佛。”

所有人步出法庭，弗雷德丽卡头晕目眩地站在那里，四下张望，不知道利奥人在哪里。她惶惑中听到一阵扭打的声音和尖厉的喊叫，她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只觉得头部左边突然被敲得很痛。原来是皮皮·玛姆特冲了过来，用沉重的手提包狠狠往弗雷德丽卡脸上砸。锋利的金属环扣撕裂了弗雷德丽卡的眼角，她的脸颊也马上因挫伤而肿胀瘀血。布兰大宅的人迅速将歇斯底里大哭大喊的皮皮·玛姆特围起来，架住她，把她拉走了。奈杰尔留下来检查弗雷德丽卡的伤势，但巴洛太太把弗雷德丽卡拉往自己身边，用一条覆盖着波斯羔羊皮的胳膊圈住了弗雷德丽卡的肩膀。巴洛太太浑身散发着浓烈的Je Reviens香水味，臂力雄厚的她把弗雷德丽卡从长廊上拖走。不知怎的，弗雷德丽卡觉得这场袭击给自己带来一种久违的解脱。奈杰尔在长廊那头大声呼唤：“我会改天再去找你看你的!”弗雷德丽卡点头，发现自己的头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一条手帕给包住了，她看不到的是手帕上渗着她的血。耳边全是各种鞋跟敲打地面的声响，布兰大宅的人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法庭。在一个接待室里，弗雷德丽卡终于和利奥“久别重逢”，弗雷德丽卡一见利奥就开始哭。安西娅·巴洛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盛着热水的小钵，还有棉絮。她用棉絮蘸水，处理着弗雷德丽卡脸上的伤。安西娅·巴洛俯身帮弗雷德丽卡擦拭，弗雷德丽卡鼻子闻到各种气味：消毒水味、Je Reviens香水味，还有利奥头发的气味，利奥的头发真是又红又暖。他没对弗雷德丽卡讲述离开法庭时的经历，也没有问弗雷德丽卡怎么会弄成这副模样。他的手指紧扣着她的手指，问了句：“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啊？”

1967年的春天张皇地溜走，夏天不明所以地来了。哈梅林广场的“中产阶级风格”改造计划还在进行：天竺葵的花盆和小翠柏的花盆出现了，又被偷光了；越来越多的窗户被漆成白色，显示出中产阶级格调；一条公园长椅摆到草坪前，紧接着被偷走了，然后那儿被安装了一条看上去就很沉重的金属长椅，长椅被固定在地面上，这下没人搬得动了；长椅旁边摆了一个亮绿色的垃圾桶，也是被固定在地面上。私密的同性恋行为，以及堕胎都被合法化了，世界在五彩斑斓中绽放、爆炸——披头士发行了唱片《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彼得·布莱克设计的封套上正中是身着亮色锦缎制服的四个留八字须的大胡子中士，旁边是他们身穿正装的制作于1963年的蜡像，披头士这四位大胡子站在一大班名人的纸板前，包括卡尔·马克思、劳莱与哈台、阿莱斯特·克劳利、拳王阿里、蒙娜丽莎、W. C.菲尔兹和泰山等，这张唱片中的歌曲充满了新奇创意，《在天空中戴着钻石的露西》《橘子树和果子酱天空》……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台开始播放彩色节目，弗雷德丽卡弄来一台彩色电视机，因为电视上有她参与的一个女性杂志节目，节目名称为《博阿迪西亚》，节目里到处是穿着迷你裙、亮皮靴、金色防雨绸外衣大步流星的事业女性。弗雷德丽卡一看电视就停不下来，利奥也一样。告别《松饼骡》《维吉尼亚人》《超人》等模糊不清的黑白世界，电视的色彩变得丰富、亮丽、光怪陆离，叫人神魂颠倒。就连一只橙子被切开都成了一种闪闪发亮的新启示，一朵玫瑰花盛开的过程更是一场视觉盛宴，还有女皇的衣服再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了，她那些粉色的、蓝色的、绿色的、黄色的穿着怎么看起来如此离谱又失态？《斯迪尔福兹委员会报告》终于出版了，因为最终稿太厚实，所以分成两卷出版，一经问世，立即引起一阵风暴式的抗议——《放任自流有了许可证？》《给我们的孩子戴上机械学校的脚镣》《他们为什么意识不到教育就是压迫》《跟不上形势委员会》《以儿童为中心？不可理喻的委员会》《我们的动词和连词哪儿去了？》《脱轨的分词》……诸如此类的文章一时间多到满坑满谷。委员会成员之一罗杰·梅戈格火上浇油，写了一封抗议信，炮轰委员会不懂得师生之间共同合作和互相信任的必要性。另一位委员会成员盖伊·克鲁姆也写了一篇干巴巴的短文，预测一些技能将永不复存在。没有什么记者从头至尾读完这份《斯迪尔福兹委员会报告》，因此在报道委员会的结论时总与这份报告的作者原意有很大出入。亚历山大·韦德伯恩被委托制作了一系列用于教育频道播放之用的莎士比亚戏剧片段，片段中的演员们都穿现代时装，他还想写一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布莱希特式的话剧。

卡修斯·克莱撕毁了自己收到的征兵单，拒绝参加越战，与亚洲的有色人种作战。这一年的6月，以色列人在“六日战争”中战胜了埃及人和约旦人；他们穿越了重重地雷陷阱，任由地雷在他们的号角声中爆炸，气势万钧地控制了耶路撒冷旧城，继续向哭墙脚下挺进。

7月，在圆屋剧场举办了自由辩证法会议，反精神医学的学者们在会议上痛心疾首——人类将被幻觉和故弄玄虚的伎俩毁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号召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和美国的黑人从白人手中夺下枪支，并物尽其用；赫伯特·马尔库塞说会场摆放的鲜花让他心旷神怡，他相信马克思主义者将从技术中解放出本能的自我。会议上，与会者严厉谴责了集体自杀和屠杀行为。戴维·库珀以“超越语言”为题，发表了总结演讲，呼吁终结一切对立，包括“主观与客观、白与黑、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施虐者与受虐者、杀人犯和被杀者、精神病医生和病人、教师和学生、监护人和被监护人、食人者和被食者、肏人者和被肏者、拉屎的人和被拉了一头屎的人”。会议上还举办了一场用钢琴木架、金属管、装牛奶的板条箱、空罐头罐子作为乐器的演奏会。会场上真的是处处以花朵装饰，有的争芳吐艳，有的蔫头耷脑。

对《乱言塔》的上诉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比较让人紧张的是裘德·梅森至今杳无影踪，有人觉得他可能又逃回了巴黎，当然还有一种谁也没能说出口的猜想：他是不是已经死了？另一个音信全无的人是约翰·奥托卡尔，自从在弗雷德丽卡的离婚案上被列为关系人、共同答辩人以来，他全无回应，形同绝迹于人间。弗雷德丽卡放弃了他，她有她的自尊，没有往约翰·奥托卡尔工作的地方打电话；如果约翰·奥托卡尔再也不要见她，她也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她后来又去了戴斯蒙德·布尔的画室一两次，还和休·平克跳了舞，休·平克可能不是个很好的舞者，但他卖出了一整套诗，出版了诗集《地下俄耳甫斯》——是鲁珀特·帕罗特的出版社帮他出的。对英国人来说，1967年是很奇妙很忙乱的一年，在很多人记忆中留下的印象是：这一年好像比以前的任何一年都要长，就像长盛不衰的“权力归花儿”运动一样。可是对大多数人而言，那种噪声、气氛、光焰是很表面很空虚的——不过是一些口号式语言，是人们在烹饪、推轮椅、陪护年长者，在商场里银行里图书馆里工作，或者跑进酒吧或什么嘉年华里时，耳边飘过一两次或更多几次的类似口号而已。1967年6月，“自发的地下”的音乐基地UFO俱乐部，催生了电子花园俱乐部。电子花园俱乐部在考沃特花园横空出世，还引起小野洋子和街头剧团组合“爆炸星系”两方支持者的对抗。阿夫拉姆·斯尼特金开始使用民族方法学，对“权力归花儿”的活动人士“花的孩子”、电子花园、色彩斑斓的梦境、炼金术婚礼进行研究。他也喜欢上了弗雷德丽卡，好几次试着约弗雷德丽卡一起去俱乐部里玩，但弗雷德丽卡直到8月电子花园俱乐部关闭再以中土俱乐部为名重开时，才跟斯尼特金去了一次。

利奥在7月满七岁了，弗雷德丽卡被要求去参加夜间家长会，跟老师交换关于利奥的情况。她和阿加莎坐在学校礼堂里，头顶上是一串彩色纸花连成的摇来晃去的一片森林，纸森林用棉线串在一起，不同的纸花串用蓝色的平头钉和图钉别在一起。她们俩和一大堆家长排队等着轮流见老师。利奥的老师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士，穿着一件束腰宽松外衣，头发大概和明尼哈哈县一样长，眼睛被黑色眼线绕成完整的圈——老师给每位家长十分钟的时间。终于轮到弗雷德丽卡了，弗雷德丽卡坐在小学生低矮的椅子上，双手放在同样低矮的课桌上，驼着背跟老师对话。

“利奥在学校里表现得挺好，瑞佛太太，他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

“是的，难道不是吗？”

“他跟同学们的关系也很好，交友上没有什么问题，他朋友太多了。”

“我很开心。”

“他还没能开始独立阅读。的确，他在这方面有点迟缓，我想他可能是在智力开发方面比较缓慢。”

“你说什么？”

“从阅读上看，他智力开发缓慢。”

“这当中肯定有误解，他的词汇量异常丰富。前几天他说了‘炽热’这个词，他还谈论过喷气式飞机的‘雏形’和‘阴谋诡计’什么的。”

“我能想象得出他使用那些词的情形，但这关乎阅读，他可能还没学到阅读的动作技巧。不过不用担心。”

“听着，他能读碧雅翠丝·波特所有的故事书，他曾经读给我听过。”

“瑞佛太太，那是阅读还是背诵？阅读和背诵不能混为一谈。他可能在某方面太强了，另一方面就会相对弱，基本上是这样。”

“他还读书给莎斯基亚听。”

“莎斯基亚在阅读方面就很快。但请不要担心，瑞佛太太，孩子们的智力开发速度存在差异，他会慢慢学的。”

“但我们家是一个有读书传统的家庭……”

“我猜测会不会是你让他对阅读有点反感呢？你说，会不会有那么一点？会不会是太过强调、太多期望了？对他宽容些吧，瑞佛太太。”

“但如果他不会阅读……他要怎么学习？他学不到任何东西啊……”

“千万别担心，瑞佛太太。”

老师开始看自己的手表了。

弗雷德丽卡对阿加莎诉苦。弗雷德丽卡说：“他竟然无法阅读，我完全没注意到，只看到他整天都在说话。我真是个不称职的母亲……”

“我的确怀疑过，”阿加莎说，“我曾经试验过他一两次。莎斯基亚很快，但利奥缺乏耐心。他非常不愿意理睬那些简单的词，但艰深的词他又不明白意思。但现在学校里会教各种学习方法，看与读、初步教学字母，还有各种新型实验，其中有一部分对孩子有帮助，有的则效果一般。我认识一些或许能帮上忙的人。现在利奥还处于初期，来得及。”

弗雷德丽卡感到无助，但她什么也没对利奥说。她听着利奥“读”《托德先生的故事》时感到：等到利奥回布兰大宅过暑假的时候，就算利奥不回来，她也只能甘心隐忍。她从来没料到利奥身为她的儿子，却不会阅读。

8月了，披头士去印度和马哈希[2]一起灵修，布莱恩·爱普斯坦[3]自杀身亡。披头士又急急忙忙赶回英国，但他们说马哈希开导他们不要太哀伤。裘德·梅森依然下落不明，弗雷德丽卡百无聊赖、空虚寂寞，只得跟阿夫拉姆·斯尼特金去了中土俱乐部。阿夫拉姆·斯尼特金只观察，不跳舞。他身上带了一个笔记簿，封皮是新艺术风格的设计，由紫、金、银三色组合而成。除了笔记簿，他还拿了一个纸袋，里面装的全都是软糖。他把软糖一块一块从纸袋里拿出来，又在他身前的桌子上沿着桌边把软糖摆成一排。“吃一块吧，”他对弗雷德丽卡说，“这是哈希什[4]配方的软糖，精心制作的，吃了对你有好处。”他的眼睛因为幸福感，好像要溢出水来；他姜色的头发甩啊甩的，长度就快触到肩膀；他胡须浓密，扎成一束；他的光头闪着紫色和绿色、橘色和玫红色、黄色和绛红色的光，原来是闪光灯作祟。他像一个迟钝的侏儒一样蹲在墙角，抽着他自己卷的烟草，时不时冥想似的伸出他的双手，再不就是吞咽着哈希什软糖。弗雷德丽卡本想尝一块，但下不了手。她现在是一个十足的北国清教徒，严格控制着自己的人生。她穿着一件碎花图案的直筒连身裙，削肩设计，能露出腋窝，像是小女孩穿的连身裙，裙子的底色是黑的，裙身满是纯白的小雏菊和亮蓝色的旋花属花卉。她还留着很有棱角的“头盔式”沙宣头，两侧的红色发尖不断舔着她白皙的脸颊。

“跳支舞吧，”阿夫拉姆·斯尼特金冲着她喊，“如果你愿意的话。”喊完便吞下另一块挺大的软糖。弗雷德丽卡没跳舞，她环顾着四周。这个地方像个仓库一样，或者说飞机棚。四壁全都是混凝土，只有灯光打过来时，墙壁才有颜色，那些灯光，有的在穿行，有的在跳跃，有的在打转，光线极强极猛，让人眼花缭乱。俱乐部里烟雾氤氲，烟雾改变着光照，或让光增厚，或让光渗透，或让光聚拢，或让光扭曲。不但是烟雾，连声音都和光起了反应，那声音似乎像线状物一样，被光运载着散播着。俱乐部某处——挺远的一处，应该有一个乐团在演奏，一个组合在演唱。阿夫拉姆·斯尼特金非要躲在边缘区域，弗雷德丽卡和他待在类似于凹室的一角，他们所在的位置看不到表演者。

弗雷德丽卡自认是一个没有乐感的人，因此她在这个场合不能说多享受，她感到自己快被噪声给撕裂了。脉动、嘶鸣、轰响、敲打、鼓点、节奏、重奏、撞击，都放大了她由内而外的撕裂感。这地方真没给她什么快感，只是一个劲儿地让她的耳朵充血，好像连肾脏里的血液也上蹿下跳，疼死了、疼死了、疼死了啊!

人们在舞动、在回旋，那是一幅如梦似幻的画面——圆锥形的女巫袖连身裙、精灵穿的宽摆大长袍、层层垂坠的黑色薄纱衣、银色与白色相间的网状披挂、紫色黑色的邪魅之花、纯白的玫瑰和月光花，全都在起舞!他们如蛇一般虬曲扭动，轻颤慢转，他们随旋律聚合在一起，脸上还挂着浅笑，似乎要施咒或招魂。所有人都在舞蹈，但没有两两成形的双人舞。弗雷德丽卡拿手的只有牛仔舞——她可以在男人的手臂边缘转来转去，像螺旋一样旋扭出去，再跺脚，一声大笑后，再顺着男人的手臂转回来。牛仔舞就是性爱，牛仔舞就是兴致，牛仔舞让人开怀大笑也气喘吁吁。弗雷德丽卡眼前这些跳舞的人，多数是女孩子，她们时而像低矮的蘑菇，时而像盘绕的花朵，她们一起转圈，一起复位，所有动作都是同时完成，她们是一个整体中整齐的个体，却没有个人主义，也没有成双结对。

“我能跟这些人产生心灵共鸣!”阿夫拉姆·斯尼特金欢呼着。他又吞下一块软糖，面带极乐笑容，又叨念一遍：“我能跟这些人产生心灵共鸣!”弗雷德丽卡看着他在笔记簿上写下这句话——“我能跟这些人产生心灵共鸣。”句末画了一个笑脸，写了几个铜版印刷字体的字母，还画了一连串圆圈，圆圈外围被添上了一条蛇。

他不断重复着：“我能跟这些人产生心灵共鸣!”

弗雷德丽卡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穿行于跳舞的人群中，寻找着洗手间。喧嚣声越来越大，已经不能说是噪声了，最后变成一声号叫，一声咆哮，一声呜呼。她终于能看一眼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在表演。主唱穿着一袭多色块绸缎拼接而成的宽松长衣，长衣的袖子是银色的，翻领特别大，裤子是白色缎面质料，头上戴着一顶奥古斯塔斯·约翰式的白色绸布礼帽。他挥舞着一支以花和丝带装饰的长棍，兴奋至极，他的头向后仰，他的喉结随着他或啼或吠的叫声上上下下地抽动，他的脸是约翰·奥托卡尔的脸。

弗雷德丽卡先是转身走回表演场地看了看，接着原路折返回阿夫拉姆·斯尼特金待着的地方。她觉得自己还是赶快回家的好。她的牙齿是蓝色的，双手是绿色的，头发是暗紫色的。她在烟雾中摇曳，她在那些“梦中人”身边绕行。她终于找到了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也不知阿夫拉姆·斯尼特金是在嘟哝还是吆喝：“我能跟这些人产生心灵共鸣!”

弗雷德丽卡丧失了语言功能，赫伯特的两句诗自动地在她头脑中吟咏：

如此纤细而瘠薄，不见防护或友人

每场暴雨和每阵飓风，都将我的身体穿透。

她开始跟着朗诵，对自己朗诵，像在念咒。后来，每一次有人提到“60年代”，她都会想起这天的情景，想起“扎格和齐格齐格齐山羊”在中土俱乐部的表演，想起哼唱变成了哀号，想起灯光搭建而成的迷宫，想起一个个跳舞的女孩汇成了同步的大群体，想起“如此纤细而瘠薄，不见防护或友人”，想起“我能跟这些人产生心灵共鸣”，想起“每场暴雨和每阵飓风，都将我的身体穿透”。穿透、穿透、穿透。

“我们需要裘德来签署上诉书，”鲁珀特·帕罗特说，“弗雷德丽卡，你总是能帮我们找到他，这一次呢？”

“什么蛛丝马迹都没有。媒体也在找他，但没人听到他的一丝风声。”

“你看他会不会是投河自尽了？”

“我倒觉得，”塞缪尔·奥利芬特插嘴道，“他就算投河，也会确保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他投河的过程，至少也会让我们寻获他的尸体。”

“我一开始也是那么想的，但现在很不确定。我们之中有没有任何人能有一点关于裘德的线索？”

“丹尼尔!”弗雷德丽卡急中生智，“裘德以前总打电话给地窖里的丹尼尔，打给丹尼尔和霍利教士!”

弗雷德丽卡和鲁珀特·帕罗特急匆匆地赶往圣西门教堂。丹尼尔坐在他蛋箱似的隔音间里，接听一个中学男生的电话，男生说自己高级水平考试没过，吞下了六片可待因。丹尼尔正在苦口婆心地劝说男生去医院，过了一会儿，男生挂断了电话，不知道他是无聊了，或困得打起了瞌睡，还是难过得不能自已。丹尼尔在记录簿上总结了这次电话，这个个案就算处理完了。“我想他知道六片可待因毒不死自己，也可能我设想的有错。”丹尼尔对弗雷德丽卡和鲁珀特·帕罗特说，“你们怎么来了？”

“是为了裘德，我们怎么也找不到裘德。我们需要他在上诉书上签名。当然，我们也万分担心他的安危。我们想确认他是安全的，非常想。”

“可他没来过啊。”

“他有没有打电话过来？”弗雷德丽卡心急火燎。

“如果他打电话过来，那电话内容我得保密。但是他没打电话给我们，没有。”

“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不，不知道。可能是南伦敦？他给我这样的印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一次搭地铁和我回‘家’，我们刚好顺路。”弗雷德丽卡回忆道。

“可南伦敦这么大!”鲁珀特说，“再说他也有可能去了别的地方，什么地方都可能去，不过他没钱去。”

“他没有银行账户吗？”

“对，他都用邮政汇票，或者现金。”

丹尼尔翻看着早期的电话记录。当时裘德·梅森还是个令人反感的无名氏，大家都称他“钢线”。正当众人查找线索的时候，金妮·格林希尔来了，她端来了茶，问他们在做什么。

“我记得一件事。”金妮·格林希尔说，“我记得一件事。”她在认真追溯那件事。

“我算和他有过一次完整的对话。那天丹尼尔不在，丹尼尔去了约克郡。那个人说起自己住在塔顶。”

“那是他书里的内容。”

“不，不。他说：‘没有人想住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曾经有个小孩从我住的这个区域坠落——是从塔顶坠落的。’”

“那也是他书里的内容啊。”鲁珀特·帕罗特说，“《乱言塔》里就写过一个小孩子坠塔。”

“嗯，可说不定他把现实中的坠塔写进书里了吧。”金妮·格林希尔说，她没读过《乱言塔》。

“他说过各种胡话。”丹尼尔说。

“但不妨一试。”金妮·格林希尔说，“我们可以联络报社和社会服务团体，询问南伦敦地区儿童坠塔的情况。”

这个调查很耗时，没想到，坠塔的儿童比他们预期中的要多，罗瑟希德、布里克斯顿、佩卡姆、斯托克韦尔都有儿童坠塔事件发生。他们问市政理事会那些发生儿童坠塔事件的塔楼上都有怎样的住户，得到的答案里没有一个住户跟裘德·梅森特别相似。最接近或有可能的是斯托克韦尔的瓦斯特沃特尔塔，那里有一处私有土地叫作沃兹沃斯区，那个区里所有的塔都很奇怪地刻意以湖的名字命名，比如格拉斯米尔塔、德文特塔、厄尔斯沃特塔。1962年，的确有个小女孩从瓦斯特沃特尔塔的塔顶坠落，小女孩当时两岁，是一个十七岁少女的女儿，少女被控将女儿从塔顶推落，最终以谋杀罪名被判刑。少女的名字叫戴蒙德·贝茨，这是一桩当年尽人皆知的人伦惨剧。塔顶的居住区现在被一个无业男子使用——“是一个有点迟钝的人”。名字叫作本·莱帕德。弗雷德丽卡陷入了思虑，她说：“裘德本姓蒙克顿-帕迪尤，本笃会[5]的帕德……可能是裘德!”“他自从1962年起就住在那里。”市政理事会的公务员说。“我们去找找看吧!”丹尼尔说。

沃兹沃斯区还是有一分风采，或说有一种格调——尽管用“格调”这个词，让这个区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格调。区里的一座座混凝土塔高耸直立，塔与塔之间是大片的空地。塔上修建了露台，窗子的形状也千差万别——有的是圆拱形的，有的是方形的，小小的，有的则很巨大。那些窗棂最初应该是被漆成浅蓝色的，但现在窗上的蓝漆不是脏兮兮的，就是已经剥落了。建筑师的本意是展现建塔用的自然材料、混凝土、金属和漆料，让它们像花岗岩一样褪色，但混凝土不会褪色，只有漆料会。不过，塔身上那些漆料斑斑驳驳，像是被泼了大面积的脏水，脏水干掉后留下难看的水渍痕迹。塔楼间的空地，大概按照草图上的规划，应该是绿色的，应该栽种着灌木和树，但实际上是裂化的沥青，有几棵不服输的细而尖的树苗钻裂了涂得好好的沥青，在空隙中蹿长着，但它们在再也扩大不了的生长范围中，只有等死的份儿。倒是在沥青的裂缝处有一抹抹绿意，那些裂缝处是膨胀的土地，苔藓、陆生藻尽情吮吸着土壤的滋养。早秋灰蒙蒙的天色中，丹尼尔和弗雷德丽卡赶到这里，风卷着包裹炸鱼和薯条的报纸，扫过沥青。瓦斯特沃特尔塔的入口处袭来一阵尿骚味，还有零零星星的粪便斑点。真是俗套到俗不可耐的地步。俗套本身就很惹人厌——因为平庸陈腐却叫人无可逃避，就像这尿骚味和粪点子。如果电梯能管用就好了，但在这样的情境中，它肯定不管用啊。弗雷德丽卡三步并作两步，一次跨过好几个阶梯，像兔子等乌龟一样，等着一步一步慢慢爬上来的丹尼尔。抵达第十三层楼的时候，两人都已气喘吁吁。弗雷德丽卡感到肺快爆裂了，心脏里像有一把榔头在敲，丹尼尔则用手帕不断擦拭着满脸的汗水。

他们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光秃秃的混凝土楼梯平台，平台一侧是一扇蓝色的掉了漆的门，门前地面上是一个盘子，里头有一大块鸡骨头，是鸡的肋骨，盘子上还有一抹一抹的番茄酱。他们敲了敲门，没人答应也没人开门，他们继续敲。

一个声音从楼下传来：“本是不会应门的。”

一个小女孩出现在他们面前，小女孩穿着很整洁，一条百褶裙，一件套头衫，白袜子大概是学校规定穿的。她年纪在十岁左右吧，圆脸，混血儿，金属丝般的非洲特色发质，但发色暗红，双颊色泽微暗，嘴巴很大。

“你认识本？”

“我们为他提供食物，是妈妈准备的食物。我们把食物放在他门外，等我们不在或不看的时候，他就取走食物。他不愿意出来，妈妈说他头脑有点迟钝。”

“他长什么样子？”

“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了。他以前是个怪人，留长发，他常常挨揍，现在他都不出门了。”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他吗？”

“如果他没答应还是别去的好。”

“没人有钥匙吗？”

“门没锁，但不会有人想进去，里面快臭死人了。”

丹尼尔推开了门，过道空空荡荡，地上干干净净，只是有一股气味，近似裘德以前的体臭，但明显衰退、淡化了。他们经过一条晦暗的走廊，进到一个比较大的房间，一面玻璃墙闪着灰色的亮光，照射着对面的墙，剥落的墙纸上堆满落叶，墙上有的部分渗出盐花，有的部分长出霉斑。房间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墙角有一个床垫，床垫上是一堆毯子；一张桌子，上面是一排装着各种彩色颜料的墨水瓶和一个装着钢笔的笔筒。桌子旁边的地上是一台小电灶，灶上是一层又一层烧焦了的食物，像是死火山口堆积的岩层，墨黑色的，铜绿色的，灰棕色的，早已发霉酸臭。

房间的另一角是一排异常整齐的书，按书籍开本尺寸的不同，堆成了一座座低矮的书塔。

两人好一阵子才注意到床上的那堆毯子里裹着一个人，那个人纹丝未动。

“裘德!”弗雷德丽卡唤着。

“出去。”那个幽灵用拉锯般的声音气若游丝地说。

“是我们，弗雷德丽卡和丹尼尔，你的朋友，我们多希望……我们很想找你谈一谈。”

“出去。”

丹尼尔凑近床垫，轻轻掀开像是重压在裘德身上的毯子。裘德躺在那里，穿着那件他出庭时穿着的衬衫——那件衬衫似乎自他出庭后至今再也没有脱下来过。他的头发长了一些，蓬乱又油腻，被揉成了一个灰色的鸟巢，而不是一顶灰色的贴头帽。丹尼尔眼中的裘德，瘦弱、枯槁得简直濒死。丹尼尔痛心地说：“我们得赶快把你从这里弄出去，你得跟我们走，我可以带你去医院。”

“你……不需要过分力争、过分殷勤地求取生存。”

弗雷德丽卡喊着：“他们需要你的签名，你的书要上诉了!”

“没必要了，他们会输的。”

弗雷德丽卡噙着泪感召他：“裘德……拜托你……你以前斗争过啊，你用你的方式斗争……”

“而现在我要用我的方式去死。你们走吧。”

最后，他们二人差不多是用抬的方式，从塔楼蜿蜒的阶梯上一阶一阶地把裘德搬了出来，安顿进一辆计程车里，计程车司机闻到裘德的气味，本想拒绝搭载他们，但看到丹尼尔，便同意了。丹尼尔提出要送裘德去医院，裘德开始哭叫。最后，他们只好把裘德带到丹尼尔自己位于克勒肯维尔的卧室兼起居室。丹尼尔的房间不大，比起裘德位于塔楼、连在室内也快听得到回音的宽敞住处，丹尼尔这里显得很是拥挤，尤其是家具有点多。裘德洗了个澡，是丹尼尔和弗雷德丽卡一起帮他洗的，裘德边洗边埋怨了一阵子。他的头发也洗干净了，变得意想不到地柔顺，发丝盈动，像通了电，这个发型给了他威廉·布莱克一般的圣贤气质。在被丹尼尔和弗雷德丽卡一番上下内外的全面打理过程中，裘德始终闭着眼。现在他被套进丹尼尔的睡衣中，被好好地安放在丹尼尔的小床上，丹尼尔会睡到沙发上。“这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丹尼尔打趣道。弗雷德丽卡说如果不是因为利奥、阿加莎、莎斯基亚，自己也很愿意收留照看裘德。“不。”丹尼尔一口回绝她，“这一段时间内，裘德是我的工作。”

“对了，他得给上诉书签名。”

裘德睁开了眼睛，说：“如果你帮我远离那些人，我就签。”说完又闭上眼睛。不一会儿又睁开，问：“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没带我自己的那些衣服过来？”

丹尼尔说：“没错。”

“我的衣服都收在一个纸箱里，放在我的住处，记不起是哪个角落，那是我所有的衣服。”

“你想让我去把你那些衣服找出来、拿过来？”

“我没有替换的衣服。你的衣服我穿肯定都不合身，我想你也不会想要借给我。麻烦你了。”

他再次闭上眼睛，头缓缓地沉入丹尼尔的枕头里。嘴里喃喃低语：“你真是一个上帝的使者。”他的声音里听得出有种满足的语气。

丹尼尔送弗雷德丽卡出门。他说：“我不知道我能安抚他多久。”

弗雷德丽卡笑着说：“你们俩都像旧靴子一样，脾气死臭。你一定能帮他解开心结的，时间到了，就行了。”

“是啊。”丹尼尔也故作轻松地说，“我做得到。”

中土俱乐部偌大的空间，顶部悬挂着丝质的帷幔，上面画着各种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杯子和剑、太阳和月亮、向日葵和指南针、皇冠和锁链。整个空间都被七彩缤纷、横冲直撞的光线点亮，置身于此还能闻得到一股诡谲而浓烈的香精气味。两队旅人在熏香和彩光中冒了出来，并打了照面。其中一队人个个白净高大，大都披着明晃晃的灰色斗篷，内衬流光溢彩的绿色礼服，银色腰带上装点着树叶状的金属雕花，扣环上镶的是祖母绿。他们整队人背后都背着水晶羽翼，羽翼在不断变换的光线中熠熠生辉；额头上套着银圈，银圈箍住了他们飘飞的秀发，却让银圈上吊着的简单饰物在眉毛上边随意晃动。他们的领队没有穿绿色礼服，而是穿耀眼的白色礼服，斗篷盖在他头上，挡住他的脸，他手持一根权杖，带领自己这队的人轻吟浅唱。

哦!伊尔碧绿丝、姬尔松耐尔

如宝石一样倾斜而降，白色星华何其光耀

你是星空主人的荣耀[6]!

他们脚上穿着浅色皮料做成的凉鞋或镶有蹄铁的精致靴子。

第二队的人多数都穿着白色罩袍，脸上戴着有太阳和月亮图案的金色或银色的面具，他们头顶绕着一圈槲寄生。他们中间的那几个人呈裸露状态，但胯间的旭日形饰物和新月形饰物遮挡了他们的性器。这一队人由一位吟游诗人以诗歌来为他们做介绍：

这二十四位来自神圣家族的人出现了；

他们都曾出现在它的神迹中。

是人类的奇迹，是人类的神明，

救主耶稣，将永远得到祝福。

塞尔西，我真挚的朋友，

那之后谁因屈服，

而被绝望的波浪吞没？

是谁的化身又从海上的洪峰中升起？

后来被命名为奇彻斯特，

如此讨喜、温顺和轻柔!

她的小羊羔对着海鸟咩咩细诉，

仍在为阿尔比恩哀戚。

卑躬屈膝以得罗斯儿子之名和其化身，

俯首弯腰以得黑夜魔女女儿之名并被降生，

被放在腐殖土中，用榔头和织机塑造。

在凡人的胃和神经中，

死神恸哭。

(我以英语称呼它们：英语，这厚实的祭奠。

罗斯铸造了这顽固的语言结构，

与阿尔比恩的愁思对抗，

多亏了这愁思，否则他将化为一缕喑哑的绝望。)

吟游诗人上前一步，说：

“让我们为阿尔比恩的神话史诗狂想而欢庆!让我们为造物主欢庆，是造物主创立了神话的体系，让我们不被人类臆造出的体系役使，造物主看穿了笼罩在语言之上的种种幻象，指明了不休的象征和恒久的灵光。让我们为威廉·布莱克的七重视觉和真正的耶路撒冷欢庆!让我们也为J. R. R.托尔金欢庆，他一手编造了精灵语、中土世界和西海以外的陆地神话!你们将要看到的是一场仪式和一场祈祷，一场召唤和一场舞蹈。当我们把语言、文本和神韵这三种强大的网全部编在一起，编成一场崭新美梦的织料，谁知道会有怎样的暗之形态或光之生物，冲进我们的视野呢……”

舞台上的众人开始吟唱，并把一团纤长的、闪烁的细丝在彼此间传递。“精灵”们歌颂的是埃兰迪尔[7]和鲁瓦[8]。吟游诗人则在诵读布莱克的《耶路撒冷：巨人阿尔比恩的化身》。

女性来自男性，

两性来自上帝，

他们不再是它的化身，

生命各自承担：

他们束限了它的脑，

当他们束限它的心，

当他们束限它的腰身时，

布满红色血管的一片网纱，

像猩红色长袍般，

围裹着他们立地生长。

表演者们原本的那团丝线现在被掺入红色的丝线，一个吟游诗人来到众人中间，像线轴一样加入这场编织。

将他们从它的视线中遮蔽，

像为安眠者盖上一席纱

如献上比尤拉之花编成的布幔

为死者遮脸；

幽暗无光却有温柔触感，

但极其疼痛又苦楚

像拥抱最爱之人

又像将细软如纤维般的柔情绵密编织，

不再有男与女媾和，

但怆痛中、号叫不止的折磨中，

喊出了最崇高的声音

筑起了隔离的石墙，

痛苦的心被强逼着织出帘幕，

掩盖受尽摧折的秘密。

“精灵们”吟唱着欧散克[9]和米纳斯[10]的恐怖，吟唱着尸罗的蛛网和巴拉多[11]的眼睛。“精灵们”用轻柔的歌声唱着对切断纽带、突破界限，再搭建一座彩虹光桥的渴望。

“偶发艺术”表演在伦敦到处发生着，弗雷德丽卡和艾伦·梅尔维尔去看了其中一个。这次担任吟游诗人一角的是里士满·布莱，艾伦和弗雷德丽卡非要来，是因为他们心底对“偶发艺术”有着近乎病态的好奇。他们所处的位置，根本看不到舞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舞台上浓雾滚滚，丝带和衣服被高高挂起，飘荡着、缠绕着；而且也听不到什么人声，现场吹奏着长笛作为演出配乐。吹奏者的呼吸声很重，笛声中偶尔夹杂着排箫、铃铛的乐音。外面也隐隐约约传来一些噪声，是从停车场传来的，停车场与这栋包含演出场地的建筑物毗邻。说到演出场地，布莱已经在那儿开始表演他仪式的部分了。但外面的噪声实在太吵，摩托车车轮狂转的嘶鸣混合着鼓声，而且是非洲鼓。弗雷德丽卡仔细辨认着：哦，还有锣、手鼓、钹的声音……噪声汹涌澎湃，没有停止的意思。而剧场内为阿尔比恩祝祷的神话史诗舞蹈却像沉静冥思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剧场里一个声音说道：“我是凯兰崔尔[12]，我戴着水之戒。”停车场的噪声奇迹般地消失了，那些发出噪声的人似乎走了……可把人吓得心惊肉跳的是，突然响起更爆裂的一声巨响!很显然，那些噪声制造者离开了停车场，顺着地下室进入了这栋建筑物，因为节奏感很强的鼓声和踏地声从观众们的脚底下传来。艾伦·梅尔维尔欢呼雀跃：“我就知道我们来对了，我就知道肯定很有意思!”弗雷德丽卡喃喃道：“有意思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用词。”

侵略者蜂拥而入!他们中许多人赤身裸体，身上不是用唇膏画着火焰的图案，就是用菘蓝染料画着瓶塞钻。他们扛着粘在棍子上的海报，多数海报上画着越南佛教僧人在火中将自己献祭——盘腿而坐、身穿藏红色僧袍的人像，被火舌吞噬着，被浓烟包围着，正要往身下的石头堆里倒去；还有一些人抬着拼在一起的厚重狭板，狭板上竟然钉着猪头!猪头从头颅中间被剖开，露出牙齿、椎骨和猪脑。一群人跳上了舞台，他们人数众多，有男有女，鼓声也越来越振聋发聩。他们跟台上原来站着的那些穿长袍的表演者扭打起来，抢走了表演者的排箫和铃铛，他们按着自己的意思开始演奏。这时，一个浑身漆黑，似乎扮演着金发恶魔的人跳到舞台前方，跟着鼓声摇头摆尾，一把抢过原来那位吟游诗人身前的立式麦克风。金发恶魔大喊：“来一首诗吧!”喊的人原来是米基·英庇。他越喊越起劲：“来首诗!扎格要来了!我来首像样的诗!”米基·英庇唱起诗来了：

齐山羊们跳着舞

来到通灵塔

它们欢蹦乱跳

跳给戴帽子的猫看

那猫戴着锃亮的帽子

那顶超炫的血红色的

锃亮的帽子

在焚书的火光中

它们摆荡着乳房

晃动着阴毛

它们把鼻涕吸进气管里

就为给通灵塔边

那闪亮亮的猫看。

山羊和指南针

猫和小提琴

豪华的谗言和哄骗。

双头蛇和胡同猫

这个和那个

到底什么意思？

淘气鬼和昴宿星团

直翅目

直升机

蜜蜂蜜蜂蜜蜂膝盖。

螺旋式螺旋式螺旋式地快转

逆时针逆时针逆时针地回旋

盘卷退缩

麻烦和跋涉

宇宙锅在宇宙中沸腾。

晃动你的骨盆

扭动你的脚趾

转动蜜罐

答复玫瑰

过来跳舞

欢蹦乱跳

跳到通灵塔

巨大的金猫

戴着那顶超炫的血红色的

锃亮的帽子。

观众爆笑起来，跟着他一起吟唱。保罗/“扎格”穿着白色的绸缎裤子和古代弄臣的上衣穿过观众中间，他不苟言笑、面容姣好。他疾步走上舞台，身后是他的随扈，他们都穿着白色绸缎服饰，手捧婴儿浴盆。粉红色的婴儿浴盆里装着暗乎乎快要溢出来的什么东西。里士满·布莱也是身着礼服，头戴面具，本来要表演，但被搅和了，他走上前去与这位入侵者对峙，却踩到连着米基·英庇手上麦克风的电线，差点摔倒，幸而他及时稳住自己。

“不好意思，”戴着太阳面具的里士满·布莱说，“这是一场庄重的仪式表演。”

“我知道，”保罗/“扎格”说，“这是个‘偶发艺术’表演，一切都发生着，你发生着，我发生着，我们发生着，这不是很快活吗？你应该为碰上不可预见的事而高兴，请让我招募你为‘扎格和齐格齐格齐山羊’光荣的一员。”

他向跟随着自己的人挥了挥手。舞台立即被摆满了露齿而笑的半只猪头，猪头被放在狭板上，还有扮演火中僧侣的人也一一上台，唱起来、跳起来了。

“你是个老好人，”扎格对里士满·布莱说，“我也是个老好人，来，让我们结盟。”

一个头上戴了一朵枯萎罂粟花和一些羽毛的年轻女孩，把胳膊伸进了其中一个婴儿浴盆，原来那里面全是浸泡在黑血中的苍白的猪肠子。扎格捞出一条猪肠子，先举过自己的头顶，又把猪肠子绕在里士满·布莱和自己的脖子上，红色液体顺着白色的衣服滴滴答答地落下，他们两人碰巧都穿着白色的衣服。

“不!”里士满·布莱嚷着，“我……我见血就晕。”

“失去意识对你来说正是件好事。”米基·英庇说，“把自己同化入集体中。”

“不，不用了……”里士满·布莱叫着，努力摇着自己的脖子，想不用手去拉扯就把猪肠子甩下来。

“看样子你可不是奥兹国来的魔法师啊。”米基·英庇戏谑着他，一把将布莱的面具拽了下来。保罗·奥托卡尔面带微笑，一动不动地站着，任凭猪血从身上滴落。

而紧随保罗·奥托卡尔的那群人，急急忙忙地把内脏、猪肠子往裤子里塞，还有的把猪肠子从裤裆里拉出来，让血畅快地滴。

里士满·布莱耷拉着的脸从柠檬色变成蜡黄色，他真的头重重地朝前倒了下去，履行了他的“诺言”。他的脸栽进猪血里，台下有观众笑起来。鼓手不停地击鼓，鼓手的旋律配合着这一切，让观众笑得更厉害。

“就让这一切随性地发生吧!”米基·英庇激情地呐喊着，“‘偶发艺术’哪有什么观众!我们此刻都是演员!动起来吧，你们这些猪油桶!解放你的屁股，快来跳舞!”

“太老套了!”弗雷德丽卡气呼呼地说，“全都是假的。”

“那些猪头是真的吧。”艾伦说，“还有那些僧侣。”

“哦，见鬼!”弗雷德丽卡说，“我要回家了，我得跟保姆换班了。也许未来的人不会相信以前曾有一个人，为了和保姆换班而离开一个‘偶发艺术’表演现场。”

剧场里冒出一股烧焦味，和血腥味、烧香的气味、烧油漆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不知从哪里还传来一两声轻微的爆裂声。有人开始叫喊：“快清空剧场!失火了!失火了!”剧场里的人你推我搡，又哭又叫，竟然还有鼓声。原来是有人在这个改建成剧场的工作室角落放了一些书用于焚烧，但不小心点燃了装着丙烯颜料的罐子，引起了爆炸。弗雷德丽卡在烟雾弥漫中，顺着不知因什么和什么发生什么的化学作用而产生的一条冒着气泡的“河”急匆匆地跑下了楼梯。她根本不想和别人一样等着看这栋建筑物究竟会不会彻底烧毁——毕竟，她请来的保姆还在等她换班。她径直走去了地铁站，而在那条很长的下陷的自动扶梯下方，就是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雕塑系学生，彼得·斯通，疯狂地迎向死神的地方。

自动扶梯上挤满了人，弗雷德丽卡有时候会看着每一张迎面而来的面孔，寻找他们的不同，也寻找他们的相同；探查他们的心思，偶尔也一瞥他们的逝水年华。很多时候她发现，人们眼中的空洞是一模一样的。今夜，她什么也没看到，什么脸也没看到，她看到的只是一条白色的无颜色的队伍。就在她也行将变得空白之际，自动扶梯的下方传来一声呼叫：“弗雷德丽卡!”

她看到暗处有一张脸向上攀着，努力地和她的脸相对。瘦削、有棱有角、没有一点瑕疵的脸，那张脸连接着的身体穿着黑色西装和黑色雨衣，那是约翰·奥托卡尔的脸。他们两人一上一下，在扶梯上擦身而过的时候，弗雷德丽卡凶狠地朝他大吼：“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当时很害怕!”

“那不是借口!”

“是真的。你等我!”

“不，我不等!”她被自己的话激怒了。但当她走下自动扶梯时，她后悔了。她踌躇了一阵，转身，又转身，再转身，登上了往上走的自动扶梯。她半路上又遇到了约翰·奥托卡尔，他正在下行。

他说：“我说了等我。”

“我说了我不等，然后我改变主意了。”

他们再度擦肩而过，到底是多长的两条反向自动扶梯？是不是全伦敦地铁站里最长的两条？她听到他又说了一句：“等我。”她在上面等了，站在自动扶梯的上端，看着从下往上来的每一张脸，这一次居然每一张都那么剧烈地不同，但没有一张是他的脸，他也没有在自动扶梯的下端。怎么办？保姆还在等换班。她走进了弧形月台，给了月台里的卖唱歌手一枚硬币，那位歌手正轻声唱着：“花儿都到哪儿去了？”她在月台上等了等，望向幽闭的隧道——飘着异味、又旧又黑的隧道——想着死了的斯通和活着的奥托卡尔。

车厢里的空座位很多，她形影相吊地坐着，觉得今天晚上过得很糟，她不喜欢那个“偶发艺术”表演，虽然演出有一定趣味性。她看着倒映在昏暗车窗玻璃上的自己的脸：苍白的皮肤、凝视的眼神、深色的眼珠，也许是被倦怠晕染了，那眼珠的颜色比原来更深。一张透明的白脸，像鬼魂一样，却比在明晃晃的镜子中照出的真实的脸更加典雅。她和自己的眼神对望，眼角余光捕捉到一个站着的人的形象，站得有点远，是一个人的倒影，光照的角度，让那个人的脸两次、三次、四次地叠加在一起，他的脸被他自己的脸覆盖了一层一层又一层，像一层层极薄的纸面具，但其实只是一张脸，就一张脸，约翰·奥托卡尔的脸。她试探性地对昏暗玻璃窗中的他微笑，她将自己的头微微倾斜，她的红发在玻璃窗中闪过一瞬鬼影，他在玻璃窗中朝她点头。她听到了聚氯乙烯雨衣的摩擦声，她嗅闻着气味，在煤灰味和香烟味的夹攻下，她隐约闻到了他金发的气味，闻到他出现的气味。她没有转身，她对着玻璃窗说：“我已经学会了失去你。”

“我不会怀疑那一点。问题是，你是否能学会拥有我？”

“也许能。”

“那就好。”

他们的手碰在一起，他们对着玻璃窗中彼此的镜像，微笑着。

经过了一重一重的麻烦，12月，报纸上刊登的关于《乱言塔》上诉案的报道显得异常简短。

报纸上写道：《乱言塔》赢得了上诉。前一位法官误导了陪审团，让陪审团如坠深海，失去方向，无法靠岸。

上诉庭的法官们认同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以及裘德·梅森——《乱言塔：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作者的观点。出版社提出了十一项上诉理由，大部分理由被法官们驳回，但法官们同意：初审法官毫无必要地贬低了专家级证人，也没有在陪审团研判对此书文学价值的辩护时，提供足够的判断标准与方向。上诉庭的一位法官直言：“初审法官像把陪审团成员丢入深渊，让他们各凭本事，自生自灭。”

报纸上还刊登了鲁珀特·帕罗特的新照片，照片中，他跟他的法律顾问们一起畅饮香槟。媒体登的裘德·梅森的照片却只有那些旧的。丹尼尔把所有报纸带回来给裘德，裘德此刻仍躺在丹尼尔的床上，他已经不是那副形销骨立的样子。他穿上了新的睡衣，那是金妮·格林希尔帮他买的。裘德坐起来，面无表情地检视着每份报纸的内容。

“所以已经没事了。”丹尼尔说，“你现在爬起来，去赚一大笔钱，当一个名人吧。”

“不，那些事我一件也不想做。他们已经把我剥得一干二净，我不想要什么钱和名气。”

“但你得到了平反。”

“有人说的是一回事，也有人说的是另一回事，风言风语太多。被嚣论、指摘的滋味很不好。”

“嗯，不管怎么样，我亲爱的朋友，你现在都应该爬起来，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把我带到这里以前，是不是就该设想到我会赖着这一点？”

“我设想到了，我说你可以待到你感到自己好转为止，现在，我觉得你自由行动比较好。”

“但我可能还没完全好转。”

“要不我们冒个险吧，你可以试着先起床，再请我喝杯东西。”

“也许行得通，”裘德笑了，“我考虑一下。”

这三个朋友看着累累的骨头，惨白的骨头、带血的骨头、颅骨、肋骨、胫骨、腕骨、跗骨全都堆摞在一起，骨堆上，还有用破布包着的炖好的肉随意地丢在这边或那边。

“克雷布斯人来过，又走了。”参孙·奥里金推测道。

“我们不能触碰这些骨头，”格里姆上校说，“免得克雷布斯人回来的时候，发现还有人活着。”

“我们离开这里吧。”图尔德斯·坎托提议道。深不可测的森林某处，有一头野兽开始嚎叫；烈日灼热、蔚蓝一片的天空中，有一只大鸟在不停地绕着他们飞旋。三个衰老的男人慢慢地穿过了溪谷，一次又一次地回头张望身后的这座塔和塔底叫人不寒而栗的骨头山，他们走啊走啊，直到那堆骸骨再也辨不清是人类身上的遗留物，只化成一堆白色岩石，点缀在绿茵上，和草根旁边的甲壳、鹅卵石混杂在一起。他们继续走着，如果没有被克雷布斯人擒获，他们就将一直走下去。

[1]　诺里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 1342—1416)，英国修女，基督教神秘主义者。

[2]　马哈希(Maharishi)，又译为玛赫西，意为导师或智者。

[3]　布莱恩·爱普斯坦(Brian Epstein， 1934—1967)，英国音乐界巨擘，披头士乐队的发掘者及经纪人。

[4]　哈希什(Hashish)，由印度大麻所榨出的树脂，比未筛分的大麻芽或叶的浓度高。

[5]　本笃会是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编者注

[6]　《哦!伊尔碧绿丝、姬尔松耐尔》是J.R.R.托尔金奇幻小说《精灵宝钻》(The Silmarillion)中的一段精灵赞美诗。

[7]　埃兰迪尔(Eärendil)，是托尔金小说《精灵宝钻》中的人物。

[8]　鲁瓦，又称情绪神(Luvah)，是布莱克的长诗《四天神》(The Four Zoas)中的人物。

[9]　欧散克(Orthanc)，托尔金小说《魔戒》中的一座高塔，后来成为白巫师萨鲁曼的要塞。

[10]　米纳斯(Minas)，托尔金小说中位于中土大陆的一个虚构城市。

[11]　巴拉多(Barad-dur)，托尔金小说《魔戒》里魔王索伦的要塞，塔顶的索伦之眼注视着中土大陆。

[12]　凯兰崔尔(Galadriel)，托尔金小说《魔戒》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