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故鄉的人

熊培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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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故乡的人 / 熊培云著.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495-8560-1

Ⅰ. ①追… Ⅱ. ①熊…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摄影集－中国－现代 Ⅳ. ①I267②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5547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孟志成

赵雪峰

装帧设计：里　巷

内文制作：陈基胜

不只是我走了，故乡也走了。

或者，故乡还没有来。

作者于玛格丽特·米切尔故居前。

米切尔在有关故乡的小说《飘》里写道——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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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故乡的囚徒

- 晕眩

- 山坡

- 土地

- 荒野

- 池塘之底

- 乡村公路

- 万物有灵

- 杀鸡

- 柔软的心

- 大自然的儿女

- 磨难

- 无辜的风车

- 上大学的树

- 喇叭

- 水壁屋

- 屋托邦

- 盖房

- 说谎者茂斗

- 天井

- 沉船

- 尘世屋顶

- 荣枯有时

- 两棵梧桐

- 卖粮食的人

- 看风吹过山冈

- 移山

- 树叶没怎么动

- 野果的滋味

- 糯米军团

- 半生菜园

- 偷柴

- 人力车

- 城市的幻象

- 几家灯火

- 姑娘你去哪儿了

- 外面的世界

- 何处是巴黎

- 钢铁怪物

- 产权与记忆

- 风雪夜

- 原来的你

- 双重抵抗

- 随风而逝

- 隔水问樵夫

- 波茨坦磨坊

- 必须赞美

- 知音

- 月光

- 花儿与少年

- 方尖碑下

- 古老的微笑

- 食人间烟火的自由女神

- 魔鬼岛

- 良知仍在沉睡

- 沉重的时刻

- 追故乡的人

- 弯曲的芦苇

- 绿雪

- 意义的巢穴

- 沉湖

- 花狱

- 行走的树

- 最后的贵族

- 参差

- 世界的影子

- 素描

- 雾霾节

- 明月千里

- 人网恢恢

- 面包星球

- 买房

- How long is now

- 皆大欢喜

- 读书人的八字

- 寻书

- 寻找向日葵

- 神迹

- 上帝保佑

- 老村长

- 小天堂

- 一个老兵

- 赤脚医师

- 希望

- 草泽

- 村葬

- 墓碑

- 该上岸了

- 两个小沙弥

- 虚云老和尚

- 不负

- 捷径

- 天高地厚

- 割舍

- 附录 把真理关进笼子——有关本书的问答

- 后记 我们来自虚空，却又身处无穷

自序

故乡的囚徒

我与摄影结缘注定是很晚的事情，我能找到的自己最早的一张照片是在身份证上。那是1989年，我十六岁。

读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当摄影家的念头。不过那时候普通照相机还都是奢侈品，所以一切只能是空想。大学毕业后，我进报社工作，转年单位给每位记者发了一台佳能EOS相机，而此时我已彻底迷上了文字，做职业摄影家的念头再次被抛到一边。

不过尽管如此，这些年我还是拍了几十万张照片。不是以摄影家的身份，而是以写作者的身份。我拍照的目的和要求都很简单，只要写作的时候能当资料查阅或参考即可。照相只是我做笔记的一种方式。

如读者此前所见，我的有些照片会被当作插图用在书里，但那只是极少数。

有一天下午和出版社的朋友聊天，他们建议我把以前的照片整理出来，而我也正有此意。于我而言，将这些“多余的素材”束之高阁，实为暴殄天物。

这就算是这本书的缘起了。

一

透过这本书，读者或许可以看到我在文学上的进一步回归。尽管挑了很多照片，我依旧认为照片在这本书里只是充当配角。不是因为我对摄影有偏见，而是因为相较照片我仍旧更喜欢文字。照片不会终结文字，正如观看不会代替思考。

但我并不像威廉·华兹华斯那样排斥照片，认为读图意味着人类重新回到了孩提时代。

同样，在苏珊·桑塔格那里，摄影是彻头彻尾的撒谎术，“掩盖多于揭露”。许多批评者附和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每次按动快门的时候，就像是在扣动扳机枪决真相。

我以为这是对影像的苛求。既然任何艺术都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就没有理由奢望一张照片必须提供全部的真实。

承认这点很重要。我将文字与照片混合在一起，也只是努力拼凑出一个更接近真实的真实。

此外，照片的价值还在于为我的思考提供某种时间感和现场感。它们让我相信，思考是在某个时空下的产物。

二

这些年，我写了太多的长篇大论。有时候，我也渴望对自己的文字做一些减法。所以在此我要感谢这些照片，是它们帮我实现了梦想。

相较于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艺术尊崇的原则是尽一切可能做减法。摄影尤其是一门做减法的艺术。我们瞄准、聚焦时，焦点之外的事物就被模糊或者省略掉了。写这本书也是如此。当我凝视一张照片，周围不知不觉寂静下来，而我也很快感受到了在写作上做减法的妙处。

我的文字开始变得轻盈而节制。我喜欢节制之美，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感觉。我甚至开始陶醉于这种书写风格。

2016年初的二十多天里，我完成了这部书稿的大部分写作。久违的一气呵成。虽有些许疲惫，却感受了从未有过的愉悦。这一切，当然同时感谢我曾经生活过的故乡，若非它的厚重，我不会如此才思泉涌。感谢上苍，让我生于穷乡僻壤，可以远离浮华，接近生活的本质。

三

如果说摄影术摄住的是事物的影像，我更期待的是我的文字能够摄住事物的魂魄，抓住我想要阐明的问题的实质。

我这样说，不是贬低摄影。我同样羡慕那些能够通过手里的相机抓住生活的灵魂的人。我时常羞愧于自己没有像马特·布莱克（Matt Black）那样拍出一幅幅有关“贫穷地理”的照片。布莱克是2015年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得主，他曾经开着货车拍摄美国的贫困地带，让那些枯燥的有关贫困的数字开始有了人性的温度。

《追故乡的人》不为反映贫困或者底层生活而设。最初我本想以“沉重的时刻”为主题来编辑这本书，记录生命中那些让我陷入沉思与伤感的瞬间。当时准备探讨的问题包括故乡、天下、自然和心灵。

然而当我从数以万计的文件中挑选出一些我有话可说的照片时，我发现它们大多数都和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包括前面提到的天下、自然和心灵。这些都是我的安身之所。

考虑再三，最后我还坚持将这四部分内容合编在一起。我很清楚，我所追寻的故乡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还包括一切可以安顿我人生激情的东西。没有这些，我对故乡的爱就只是随遇而安，而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四

如今很多朋友都在慨叹故乡的沦陷，故乡正在变成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对我而言，故乡是双重枷锁，它既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也是一个走不出的地方。而这恰恰是我的痛苦所在。

近十年前，我曾经为故乡一棵古树的消失痛彻心肺。即便如此，对于故乡我总是有着说不尽的眷念。我在城里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几乎没有做过一个关于城市的梦。我总是梦见故乡的青山碧水，梦见村子里盖起了新的房子。无论过去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还是现在写《追故乡的人》，从本质上说，它们都反映了我内心旷日持久的挣扎。

我是故乡的囚徒，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我想在文字里安顿自己，以便让我能够早日从沉重的故乡情结中走出来。而我能想到的重获自由的办法无外乎两种：

第一种是像胡适先生所自嘲的那样，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些年我之所以不知疲倦地回到故乡，不是因为我不自由，而是因为我情愿不自由。而我内心知道，这种心甘情愿，很多时候并不是选择，更像是逃避。因为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故乡近乎一种先验式的存在。赞美故乡，仿佛是赞美一种神秘主义。

第二种是以更宽阔的世界为故乡。比如人生天地间，以天地和自然为故乡；人是思维的存在，以思维为故乡。如果从时间上考虑，我所追寻的故乡不只在过去，还可以在将来。

我经常在这两种解脱方式间摇摆，时常兼而有之。但我认为第二种情况似乎更符合我的本性。追故乡，也是在追理想中的自己，它不受时间地域之限。否则，我将无法解释当年我第一次走进巴黎大学和纽约中央公园时的怦然心动。

无论如何，我都要和我的故乡做一个了断。我爱这个地理与人情上的存在，但我希望自己不再因为日夜思念它而忘记丰富的世界。我希望将故乡拓展为我所热爱的一切。甚至相信，我就是故乡，我走到哪里，故乡就在哪里。

我知道，无论将故乡拓展得多么广阔，我永远是故乡的囚徒。既然我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我的天命注定是更好地回到故乡，或者与故乡在某一个时空点相遇与重逢。

五

2月14日，是一个被称为情人节的日子。2016年的这一天，我在故乡重新攀爬云居山。至山顶时，天又纷纷扬扬下起雪来。在真如寺虚云纪念堂前的风雪里，我背着相机，逡巡良久。

“少小离尘别故乡，天涯云水两茫茫。”这是虚云《辞世诗》里的两句。虚云的故乡在泉州，最后的天涯却是在我的故乡。而这里却是我走向世界的第一站。每次重归故土，我像是从终点又回到起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和天涯。

每个人要像爱故乡一样爱天涯。

只有那样，他才有可能是自由的。

这或许是虚云老和尚的人生教给我的最大的“应无所住”吧。

再过几天，我又要离开故土了。我知道一个人想要忠诚于内心的使命，就得学会独自远行。纵是虚公所说“众生无尽愿无尽，水月光中又一场”，那又如何？

所谓活着，就是非如此不可。回想连日来写作上的苦乐，我相信我的故乡，就是我走过的道路，以及我所持久关注的人与世界之命运。未来的岁月里，无论在故乡，还是在天涯，我愿意平等地对待万物，我愿我是故乡的，我愿我是自由的。

2016年2月14夜于永修乡下，时山风呼啸

晕眩

那一天是大年初一，我刚刚回到村里，遇到两个年轻人正在井边洗脸。刚打上来的井水，因为比气温高，看起来竟是热气腾腾的。

这是村里唯一的一口水井。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井口就已经长满了蕨草。根据生物课上学过的一点知识，这些草很容易让人想起远古的一些事情。

想起从十三四岁开始，我便是从这口井打上水，然后“哼唷、哼唷”给奶奶家挑去。除了平时用水，每年夏天农忙的时候，有些村民还会拿着自家的军用水壶到这里打上几壶水，然后带到田间地头。以此清凉的井水解决野外日高人渴时的后顾之忧。

“回来了，新年好啊！”

我过去和年轻人打招呼的时候，不经意站在井口旁向下张望。一路劳顿，我看见自己有些蓬头垢面。

尼采说：“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尼采的意思是：与魔鬼战斗的人，应当小心，不要让自己成为魔鬼。

其实这句话也适合像我这样不断凝望故乡的人。如今的故乡对我而言既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也是一个走不出的地方。即使离开了，不断的回望也会使我们变成故乡的一块泥土。

爱与恨都会让人晕眩，并且让你成为自己所爱或所恨的一部分。

山坡

天高云稠，风行草偃。

有一天，我带着相机去小时候曾经放过牛的地方。那里已经林深草密。偶尔还能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草根深处，让我畏惧。

早些年，那附近有一座寺庙，在我出世前后被拆了。几个落难的和尚自此不知去向。

最近这两年，村里有计划说是要在垅里修一个水库。如果那样，待水蓄起来后，这些草坡就不再属于我了。

我曾经在那里度过童年时光的无尽山坡啊！

乡村是一道道通往天空的山坡。没有那些杂草丛生的山坡，我不仅难以偎依地球，而且真的无法抵达天空了。

土地

我的父母失算了。

当年他们希望我能考上大学，洗去脚上的泥巴。可当我真正考上了大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发现我不仅洗去了脚上的泥巴，而且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如今我是城市户口，理论上已经与农村的土地绝缘。

这些年每当我返回家乡，总会到田间地头拍几张照片。尤其是在夏日，看树影婆娑，风吹稻浪，心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有故乡而无自己的土地，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荒诞的事情了。

照片中的这块地，我曾在这里插秧、耘禾、割禾、打谷、挑担。尤其是割禾，由于家里田多，双抢的时候父母忙不过来，就要我去帮他们。

一大清早出门，看着满田的稻株，真觉得这不是人能做完的事。起初会非常厌倦，但是真的等到割完一块地，内心总是有说不出的喜悦。我很感谢这种磨练，我关于生活的很多耐心，就是从田里锻炼出来的。

因为在这里听过崔健的《一无所有》和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对这块土地尤其有感情。少年时候的磨砺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

这是我家离村口最近的一块地。又累又热的时候，我会和父母坐在稻田边的古树根上休息。那棵古树俊秀挺拔，枝繁叶茂。十年前被树贩子挖走后，我的伤心至今仍未平复。那是祖母过世以后，我最难承受的一次生离死别。当古树带着它的过去消失后，我一度觉得自己在这个故乡已经没有了未来。

当我和故乡都离开了那片土地，我们将以何种方式相逢？

荒野

“故乡荒芜了，回不去了。”许多人悲从中来。

我也有过相同的伤痛。曾经嬉戏的河流，长满了荒草。水路变窄了，山路也一样。

荒芜，像是一双自然的巨手，正在抹去我在那里的许多记忆。所以，当我在河边拍完这张照片，我竟天真地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去了。

不过后来我还是经常会回到故乡。而且，我甚至爱上了故乡的荒芜——因为我喜欢荒野。

就像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的，荒野中没有英语或德语，没有文学与交谈，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制也没有君主专制。当然，荒野里也无所谓诚实、公正、怜悯和义务。

荒野有什么呢？

在人类试图搜刮一切资源的眼里，荒野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在拓荒时要播种和耕耘。让荒野按照他们想要的样子生长。而现在的抛荒意味着这双手退出去了。

人类若能满足果腹之需，就应该把土地还给自然，让它们重新变成荒野。

正如海子能在一无所有的天空中找到安慰，我也能在一无所有的荒野中寻得慰藉。荒野和天空一样，它远离人类，容纳万物，孕育但不占有。

假如有一天，我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我愿意让它成为荒野。把一部分土地重新还给自然，是人对自然的慈悲，也是对自己的善意的觉醒。

相较于荒野，文明恰恰是野蛮的。没有永恒的荒野，故乡就会渐渐丢掉灵魂，正如大地失去星空。

池塘之底

第一次去瓦尔登湖的时候，我在谷歌上搜地图，才注意到瓦尔登湖的英文名不是“Walden Lake”，而是“Walden Pond”。按中文意思，它似乎更适合译为“瓦尔登塘”。

那一天我在瓦尔登湖边绕湖走了一圈，湖边成片的松树林让我想起江南老家以及我家旧宅边上的小池塘。我一直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逢人只会说“我家屋后的那个塘”。

在城里，如果房子边上有这么一个池塘，你就算是拥有一栋“水岸豪宅”了。至少广告会这样吹嘘。然而，在乡下，它却是那样平淡无奇。我也是在离开故乡后才愈发意识到它的宝贵。

我怀念那个时常出现在梦里的池塘。夏天的时候，池塘里长满了荷叶和莲花，也算是阅尽人世繁华。到了冬天，荷尽花枯，恢复了平静，远远望去，它又有了朱熹诗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意境。

离开农村，我已经说不清楚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怀念过去，很多时候是因为在现实面前一筹莫展。比如在城里，我再也没有可能拥有那样一个池塘。

这张照片是我春节回家的时候拍的。由于村子搬迁，这里渐渐少了人气。池塘之上，飘着一种阴翳、清冷的气氛。它让我想起有关池塘的更多文学化的东西。

比如，除了现实，池塘还为我构筑了一个隐喻的世界。我喜欢的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面有个少年修养院，它的名字就叫“池塘之底”。在那里，池塘之底是一个隐喻，它寓意着那是一群被时代遗忘的孩子，没有人会注意他们的存在。很幸运的是，影片中的孩子们后来遇到了一位可以改变他们一生的好老师。

其实，中国农村的底层社会更像是池塘之底。正因为那是一个幽暗的国度，我们村的父母当年才拼命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农村。

我当年考上大学，就像是一朵荷花露出了水面。因为离开家乡很多年，我也慢慢意识到，生命并不会因我一时的出逃而定格。当我逃出一个池塘之底后，等待我的将是一个更大的池塘之底。

而我，又因为根在其中，注定会像夏天的那朵荷花，在生命的冬季到来之时，慢慢沉入污泥中去。

乡村公路

我喜欢在乡村公路上开车，它会给我一种约翰·丹佛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乡路送我回家）里的感觉。

江南河湖众多，照片中的这一段路修建在河堤上。作为村里通往县城最近的一条主路，它串起了我不少儿时的回忆。

我家老宅子边上有一个池塘，我小时候父母在池塘里种了些蒿笋，这是一种禾本水生蔬菜，也叫茭白。到了秋季，他们会把已经成熟的蒿笋从池塘里剥出来，分几次挑到县城的农贸市场卖。

这是非常辛苦的旅程。我父母通常是半夜两点钟起床，各挑一担，赶到修河的渡口时，差不多是早上四点多钟。那时四处都静悄悄的，他们要隔着大河叫醒住在对岸村里的船家。就这样挑担前后走三十里地，紧赶慢赶在天亮的时候到县农贸市场。卖完蒿笋后通常他们会就近喝一碗清汤（馄饨），然后再往回赶，到家时差不多是下午了。

后来有了自行车，去县城方便了很多。我记得村里有个年轻人办起了蘑菇养殖。但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光靠自行车无法把那些蘑菇运到街上去。最糟糕的是江南多雨，路面一旦被水浸涨了，自行车会卡在泥里，时常寸步难行。

如今政府加大农村基础建设投入，农民也自筹了些资金，这条路前几年做了硬化。在我拍摄的路边大概只有几十米的地方，有一块功德碑：

“高桥圩向为永修粮仓，物产丰富，人民勤劳。然久困一隅，出入不易，百姓翘首以盼，心系通衢，却因财力不济，难遂夙愿。及至公元二零零三年初，九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远秀同志莅临高桥圩鹊湖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号召修路。聆佳音，群情沸。男女老少，慷慨解囊；公仆贤士，鼎力相助，一举筹得善款二十三万八千余元。高桥圩公路始建于二零零四年七月，竣工于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历时一年余，乃得全线贯通。公路全长十三点六公里，宽四点五米，桥涵三座，总投资二百五十二万二千元……”

接下来碑记介绍了市、县各级单位如何殚精竭虑、悉心指导，“终成此造福桑梓之盛事”。“盛世兴壮举，鸿图谱新篇。几代夙愿了，致富路上风流竞；千秋功业成，小康道上再挥鞭。谨立此碑，永铭众情，不忘党恩……”

然而由于施工管理不到位，只过了几年，许多路面已经破败不堪。倒是那块功德碑至今完好无损，就好像历史已经作古，但历史书还在。

万物有灵

我在家门口坐着，一只黑狗从院子里路过。紧接着又过去一只。两只狗的脚都受了伤。它们一瘸一拐地走着，像是两条失去平衡的乌篷船。

父亲和我说，那都是因为猎人在山上放了太多的捕兽夹子，结果连累了村里的狗。狗被夹住后会乱咬一气，狗的主人也无法上前帮它解开夹子，只能靠它自己慢慢“断臂求生”。其时何等痛苦，可想而知。

有条狗，据说给夹住后直接被村里几个年轻人打死吃掉了。

“和狗的主人打了招呼，没关系。”其中一位说。

如果相信万物有灵，人类一定是辜负了狗的忠诚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我看到的是人类贪食一切，成了万物的灵柩。

小时候我见过村里人把打死的狗挂在远离地面的树上，因为狗属于土命，接上地气就能复活。

这些年，我听到很多有关捕杀的故事。有的人用毒药，有的用电。结果是水库、河沟里的大鱼小鱼死个精光。想起从前，尤其是在夏天雨停了以后，我会在稻田里看到不少草鱼。这通常都是下游河沟里的鱼，因为泡头，从圳里顶着水流涌进了田里。

而山谷里不仅竖起了捕鸟的尼龙网，连山上也牵进了捕兽的电网。我听说附近有过路的人，不小心被电打死。这事后来闹了挺大的纠纷。

还有一种办法是直接用炸药。据说它的主要作用是将鱼炸晕，逼迫它们浮出水面。

早些年炸药比较好买，我曾经听说过附近有人因为炸鱼丢了一只手。那真不是一时“失手”，是永久失去了。

生活在乡下，随时会面对种种残酷。为了谋生，或习俗使然。当地人对这些事情习以为常。而我害怕见到杀生，我总觉得自己不适合活在这世上。

杀鸡

暑假的一天，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看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地上找吃的，我按动了快门。小时候有关鸡的温馨记忆就定格在那一刻。

想起母鸡抱窝时的情形。我印象中母鸡会在几个鸡蛋上趴好多天。如果那时候你把它赶走，它会高叫不止，像是掌握了宇宙的真理。对大自然来说，的确是没有比传宗接代更正气凛然的事情。

待赶它的人走了后，母鸡会重新趴到刚才的几个鸡蛋上，继续孵小鸡。如果日子到了，小鸡们会自己啄开蛋壳摇摇晃晃走出来，然后去找到母鸡，跟着它走。我不知道它们之间的语言，看到一个个鸡蛋变成毛茸茸的小鸡，我不得不感叹生命的神奇。

我开始长身体的时候，母亲为我杀过一只公鸡。当地人叫公鸡为“阳鸡”。那大概是唯一一只因我一人而死的鸡。我这辈子虽然没有吃太多的肉，但鸡肉确实是吃过一些。我一直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不是因为对不起上帝，而是对不起鸡。

除了愧疚，我对鸡更多的是感恩。我在乡下时常听到鸡的叫声。那些嘹亮的声音带给我的，不只是田园牧歌式的诗意，更有灵魂深处的颤动。而这些很多是借着古老的文字完成的。

中学时读到温庭筠的“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我对尚未离开的故乡与早行人有了更深邃温情的理解。后来又读到李贺的“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又是前所未有的酣畅淋漓。小小少年，千钧心事，那时自觉人生责任在肩，未来可期。

如今我住在城里，已经听不到鸡的叫声了。平时听得最多的是看家护院的狗的叫声。那些狗种类繁多，有的甚至还穿着衣服，都是我年少时不曾见过的。

柔软的心

早先村里种的主要是水稻，因为粮价太低，所以后来有些地就改种了棉花。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故乡，没有见证它的春种秋收。

水稻棉花，一饱一暖，满足的都是人的基本需求。虽然我没有种收棉花的经历，对棉花却非常有好感。每次买衣服，我最愿挑的也是纯棉的质地，因为它朴素而且贴心。

我常在北方的冬天里生活，母亲担心我冷，还特地给我寄过两床棉被。母亲说，那都是咱家棉花地里收上来的，暖和。那一刻我觉得故乡并不总在原地等我回去，它还会寻找化身千里迢迢来温暖我。

我有关棉花最深刻的记忆是在小时候。那时村里经常会有弹棉花的师傅来。他们背着一张箜篌一样巨大的弓，一手扶弓，一手拿着棒槌不断地砸弓上的牛筋弦。“叮当、叮当、叮叮当”，像是开一场单调的乡村音乐会。

最神奇的是，那些外表混乱的棉花很快会被弹棉师调理得松软有型。当他们在棉絮上布好错落有致的纱线，一床方方正正的棉被也就做好了。

女儿五岁的时候，随我回村过年。有一天，她在棉田里捡了根棉花枝，捧手心里玩了一路。而我边退边走，用相机定格了她当时的着迷。

老家管棉花枝上的棉铃叫棉桃，棉花开了以后会慢慢长出棉桃，它有一个坚硬的外壳，乍一看有点像罂粟果。待成熟时棉桃会自动裂开，白白的棉絮吐出来，又像是一朵朵小白云，一只只惹人疼惜的猫爪。

那天我没有问女儿为什么喜欢棉花，我想她一定是出于好奇吧。而我也一直好奇于大自然的造化，它何以孕育出这样一种植物——在坚硬的外壳里面藏着一颗仁慈而柔软的心。

大自然的儿女

一只公鸡在院子里徜徉，想偷吃簸箕里的谷物，却又在东张西望。如果被主人发现了，它就会被唤作“死瘹鸡”（瘟鸡），然后被赶走。主人心疼这些谷物，心想鸡吃房前屋后落在地上的各种杂食就好了，怎么能和我抢粮食呢。鸡如果会讲道理，可以和主人争辩说，你把我全身上下都能吃掉，我吃你几粒谷子怎么了，baby？

我拍下这张照片，是在一个冬天的正午。簸箕的影子直直地砸在地上。在乡下，这种簸箕算是中等型号，有一种更大的通常直接放在地上，用于晒干谷子和花生等作物。还有一种小簸箕，不仅可以用来盛物，还可以用来簸米。

早先乡下的米由机器剥开后，农民会把米和糠一起挑回家。然后用自家的风车将米和糠分离，其中米留给人吃，而糠则用来喂猪。

大概是我八九岁的时候，父母吵架把我和两个妹妹留在家里。过了很久他们都没有回来。饿不过了，我就自己做饭吃。家里没有干净的米，我只好学大人的样子舀了两碗糠米放在一个簸箕里，然后双手端起它去扬米里的糠。

对于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而且要重复很多次才能够将米糠除去。我当时年纪小，做事也想当然，看米糠扬得差不多了，就把剩下的米倒进锅里。谁知饭做熟后根本没法吃。里面仍有大量的米糠，难以下咽。邻居知道了，一个个心疼得直摇头。

母亲后来和我说，自那以后她觉得大人吵架苦了孩子，所以和父亲能不吵架就尽量不吵架了。

因为这些难以诉说的灰暗记忆，多年以后当我听到法国歌曲Belle Île en Mer, Marie Galante（海中美丽岛，英勇玛丽）时难免有格外的共鸣。

童年、孤寂、贫穷、暴力，荒无人烟的孤岛，被海水隔绝了的整个世界……

有时会问自己，为什么我的人生没有被童年的黑暗吞没，是什么守护了我内心的明亮？我能想到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我在心里并不怨憎我的父母。十几岁时，我已经清楚父母一代是被制度性地隔离在中国的底层，也目睹了底层社会日复一日的艰辛与无望，我对父母包括他们偶尔施加于我的暴力只有理解和同情。

他们是不公正时代的受难者，而我是受难者的孩子。

至于第二点，我在诗歌《童年的回忆》里做了一点解释。

大人又在争吵

家里唯一的一盏油灯

摔倒在了杉木书案上

老大老二老三先后醒了

光着脚，从一个噩梦

爬进另一个噩梦

窗外的风，吹进黑色短筒套鞋

被子里的几只寒号鸟

咕咕了一整夜

这天清晨，大雪封门

大自然的儿女

突然忘了各自的酸辛

有诗人朋友在读到我这首诗的时候，说有前三段就可以了。他不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我说，如果只有前三段，就不过是一首寻常的诗了。

其实，我在这首诗里最想表达的不是年少时受了多少苦，而是想说大自然给了我多少安慰。大自然不仅平息我们内心的痛苦与干戈，而且教会我们近乎本能地去热爱生活。

记得很多年前，我还在乡下读书的时候，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故事，其大意是说，一个人想去杀人，当他下了车，看着月光照亮大地，四野静谧安详，他放弃了杀人的念头，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原来如此美好，他应该好好活下去，也让别人好好活下去。

我很庆幸自己身上不仅有思想之维，还有自然之维。几十年来，我一直活在大自然无边的慰藉里。远处起伏的山峦，林间升起的雾霭，车前飘落的黄叶……我感恩大自然不仅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还以四时不断变换的风霜雨雪丰富着每一颗孤独的心。

磨难

那一天，我走回老宅基地，看到一个石磨躺在杂草堆里。

小时候，奶奶和妈妈常在一起磨豆腐。当我看到浸胀的豆子从磨口放进去，被一粒粒碾碎，然后流到搁在下面的木盆里，真觉得这磨子很神奇。

早先农村人命贱，不会保护自己。我听母亲说她在生我之前有两个男孩没有保住，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推磨引起了早产。这可真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磨难。

“要是有现在的医疗条件，往保温箱里一放，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母亲感慨道。

我出生于七十年代，在我之前，村子里有不少孩子没有活下来。那时候是在集体，农民既没有种田的自由，也没有卖粮的自由，更没有时间上的自由，人像是木偶被牵着，一切都听集体安排；又像是石磨一样被推着，终日连轴转。可叹的是，一年忙到头，最后可能还会倒欠队上的钱。

我不太能理解，就问母亲那时候为什么会欠队上的钱。母亲说那时候社员工资年底结，平时家里没有钱。有什么开销都得找队上预支，如果看过一两次病，吃过一两次肉，年底一核算就有可能会欠队上的。

母亲的话让我想起村里的牛。我总觉得这种制度对人不公平。

单干以后，集体农庄的制度性磨难减轻了，农民的日子慢慢好起来。那时候每家至少都有一头水牛，我和大妹经常去放牛。虽然每天都是骑牛进，骑牛出，时而呵斥它，但是我们对牛终归是爱护的。

牛生病的时候，父亲也会请郎中来给它治病，父亲没好意思找牛要钱，当然牛也拿不出。父亲知道，牛一年忙到头，耕田、耙田、拉磨，只有我们家欠牛的，而不是牛欠我们家的。

无辜的风车

在老家的杂物堆里，我看到一架风车，于是和父亲一起把它抬到了墙角。它像是一匹精瘦的骆驼站在那里。那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家里新添置的一件农具。我那时喜欢练书法，还在上面写了“车中出宝”和父亲的名字。

风车的主要作用是分离谷、米中的脏物。原理非常简单，只要摇动Z字型的把手，叶片转动，风就会把正在坠落的轻薄的脏物吹出去，而较重的谷粒或米粒则直直地落在谷箩里。由于随时可能用得上，单干以后差不多每户农家都有这样一架风车。

农村可玩的物件不多，这样奇巧的东西自然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不过有一种说法，说是谁要是使劲摇一架空风车，谁就会受一辈子的穷。

我在乡下至少听过三种穷命，摇空风车算是后天会变穷的那种，还有两种是命里注定会穷的。一是八字不好的，二是手上只有一个螺的。所谓“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开酒铺。”这是一句有关命运的顺口溜。我手上有六个螺，属于命里要开当铺的那种人，不是那么害怕，有时候就忍不住去摇风车，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猛转几下，再跑到出风口去吹风，这风车便是我的手摇风扇了。

有关风车的故事并非都这么浪漫。我前几年整理有关老家的材料时了解到，这无辜的风车，在极端时期也被抓去做了不少恶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生产队有个地主，在土改时因为不愿交出家里的花边（银元），大冬天被扒光衣服，扔在了洗猪盆里。然后，批斗的人用风车口对着他吹。被折磨个半死还不算，据说这位地主最后被挂在钉耙上给活活耙死了。

“如果爷爷当年不是太小气，就不会死。”地主的一个小孙子听我提起这件事，对我感慨道。他现在在成都做点小生意。对于他的这句话，我是半信半疑的。

风车也罢，钉耙也罢，它们原本只是用于谋生的农具，在特殊年代里却成了害人甚至夺命的利器，这是发明它们的人都不曾想到的。我听说这位地主的故事时已经人到中年，不知道还有多少惨烈的事情埋在我所热爱的故乡的泥土里。

上大学的树

我曾写到过老家有棵古树，被树贩子连根盘走了。

我曾为此肝肠寸断，并且做过一个梦。

我梦见一辆辆卡车把许多农村的大树装走了。而我不知道村子里的那棵古树最终去了哪里，于是开始寻找它。我想追回一棵树，如同追回我远逝的故乡。

故乡走了，我还在。这样的故事，我很想拍一部纪录片，或者一部电影。

后来，在县城的宾馆里，我遇到一位初中同学。我们已经近三十年没见面了。他当年成绩差，没有考上大学。大概是为了套近乎，他和我说：

“你们村我很熟悉，我去那里买过一些树。”

“包括村口那棵古树吗？”那一刻，我想挥动拳头。

“我买走的是几棵樟树……”同学似乎意识到了我的不快。

一次痛苦的聊天。一边是假装的久别重逢的热情，一边是内心里痛失所爱的翻江倒海。我们都是农村国被押解进城市国的奴隶。不同的是，我做奴隶时不伤害故国，而这位同学，在城里做奴隶的时候还要去乡下贩卖奴隶。

“有机会到浙江出差的时候就找我啊，我请你吃饭！”最后，同学客气地说。我说好吧。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个虚伪的人。我答应了一件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几年后的一天，我在离家三十公里左右的乡间公路上走着，远远望见一辆卡车运了几棵树。我赶紧举起相机，拉近镜头。那是我在梦里看到的一幕。树枝被截断了，露出的伤口，像暗夜里的繁星。

“那是几棵考上大学的树。”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一批批的大树进城了，农村千疮百孔。那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棵考上大学的树。和这些被削枝去杈的树的命运一样，我当年也是被时代的巨浪连根拔起，冲进了城市，待漂浮不动了，就在一个角落里扎下根来。

喇叭

喇叭，唢呐，

曲儿小，腔儿大。

官船来往乱如麻，

全仗你抬身价。

上学时读到《朝天子·咏喇叭》，我竟有些莫名的感动。没想到喇叭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俗物也会出现在课本上。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对音乐知之甚少。当城里的孩子有机会学钢琴与小提琴时，我所能接触到的乐器，不过是锣、鼓、喇叭。准确说，这三大乐器里能刨出调的只有喇叭。锣鼓这两样东西同音乐没多大关系，它们只是打出节奏感，作用和洋瓷脸盆差不多。

至于喇叭，虽是一门正经乐器，但也不尽如人意。我早年听人吹喇叭，总分不清请他们的人家办的是婚礼还是葬礼，因为那管子里出来的声音乍听起来都是千篇一律的悲伤。

有一年春节，我随村里的几位本家去县里迎接族谱，人还未到，远远看到那里红旗招展，锣鼓齐鸣。那一天，我在现场感受到了某种深藏于中国传统里的生生不息的精神。离开前，我拍了不少照片，其中一张是位蹲在墙角吹喇叭的人。我并不认识他，想必也是我的一位本家。

遗憾的是，当时我还没有看到电影《百鸟朝凤》。否则我会上前和他打个招呼，至少给予一点精神上的鼓励。在我们乡下一样，洋乐队正在渐渐地取代土乐队。当然，如果他能吹《百鸟朝凤》那样的曲子就更好了。

我常常在吵闹的咖啡馆写作，甚至有时候还会坐在车水马龙的街边读完一本书。虽然天生喜静，但我并不在意喧闹。所以，我抗干扰能力还不算差。然而，对于另一种喇叭的声音，我常常是忍无可忍。

这就是高音喇叭，作为一种360度向外扩散的暴力媒介，它广泛存在于许多公共场合。

“严禁携带手枪、步枪、冲锋枪、机枪、防暴枪……炸药、雷管、导火索、导爆索、爆破剂、手雷、手榴弹等……”

比如在我路过火车站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有个大喇叭如此循环播放。这是些多么善良的声音啊，总在提醒我还生活在一个旧时代。

为什么到处都是噪音？因为人人都为自己的存在感而焦虑。这世上，有的人想活在别人眼睛里，有的人想活在别人心里，最普通不过的是想活在别人耳朵里。婚丧嫁娶、喜怒哀乐、钱权名利，重要的是得有个响，得让人知道，否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所见证或未见证的幸福与痛苦，常常以一种听得见的方式流传。

水壁屋

几年前的一个秋天，因为寻访胡适，我在安徽歙县住过一晚。那天晚上，我在歙县的大街上走了很久。我迷恋那里的古城墙，以及满城的徽派建筑。

犹如时空倒转，那一夜我感觉自己重新回到了已经消逝的故乡，见到了故乡从前的模样。

转天，我又去了位于绩溪上庄的胡适故居，那是一栋有天井的房子。教科书里曾经说旧中国是一穷二白，站在胡适故居的屋檐下，我知道事实上不都是那样。

这张照片是我去滩溪外婆家的村子拍的。镜头里出现了四种房屋，包括土坯房、水壁屋、砖瓦房以及远处的楼房。它像是一部普通人家的房屋进化史。那些翘起来的屋角，在当地被称作“水壁扳爪”。

我出生在外婆家，那是我童年时的一段辛酸记忆。记忆中外婆家的房子在当地属于难得一见的水壁屋。除了堂屋，几个卧室都装了楼板和木地板。

据说外公当年也算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年轻时和余华的小说《活着》里的福贵一样嗜赌，并且有幸将家产挥霍一空。谓之有幸，是因为外公因此混成了贫农，躲过了革命年代那几场著名的政治运动。

遗憾的是，在外婆去世以前，外婆家的水壁屋也因为要建新房被拆除了。如今回到我出生的地方，感觉整个村子也像是被荒弃了一样。

我不知道当地人为什么把这种纯木结构的房子叫作水壁屋。问了些人，他们的解释是这些房子在涨水时可以将板壁拆下来过洪水。相较于现在的楼房，我更喜欢的是这种木结构的房子。它上下两层，不仅超级抗震，而且接近自然。

了解中国建筑的人可能知道，与这种水壁屋类似的木结构是徽派建筑（准确说是赣派、徽派建筑的结合）的精华。如果在外面砌上砖墙，墙上接出几个迎风挺立的马头墙，再在外墙上齐齐整整刷上白石灰，它就是标准的徽派建筑了。

记得我小的时候，老家一带是有很多徽派建筑的，只是后来它们慢慢都消失了。而在离我老家直线距离不过两百公里的婺源农村，却保留下来了大量徽派建筑，配上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如今那里成了“中国最美的乡村”。

“婺源之所以保留了很多徽派建筑，是因为婺源发展慢。发展得快的地方，都拆得差不多了。”

县民政局的一位官员这样告诉我。那天他送我去机场。他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

发展必然带来毁灭吗？

这事说起来有些荒唐。我在欧美，经常见到一两百年前的房子。那些国家无一不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但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将过去的一切都推倒重来。

在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时代的浪潮推搡着每个人朝前走，仿佛保守就是愚昧，不改变就是落后。

就这样，每个人都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并且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扔掉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屋托邦

那年夏天，我在永修乡下看到一栋土库。土库正门的门楣上镶着一块青石板，上面刻着“松柏长春”四字。而在不远的另一个门框上则写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两种祝愿拼在一起的时候，充满了历史的张力。它们共同见证了传统与现实、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重重。

土库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在砖缝中灌土，由此得名。我不知道那栋土库始建于何年何月，花了多少时间和银两。这种带天井的民宅在江西曾经风行一时。

在我家直线距离二十多公里外，有座被称为“中国民间故宫”的汪山土库，仅采光天井就有572个，前后盖了近七十年。有一天，我慕名前来，穿行于各个天井之间，仿佛走在一个迷人的“屋托邦”中。

而其中一副对联“春风大地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更令我叫绝。此联较邓拓原句“春风大雅能容物”显得更胜一筹。

旧时的中国人，把房子当作祖业，盖房生子，都是人生大事。那是些对古老的生活充满虔诚和敬意的人。他们希望在时间上流传一些东西，而不像现代人，从东搬到西，从南住到北，只在空间上不停地流转。

可叹时间又是那么靠不住。我在乡村拍过不少老房子。有的因为长期无人居住，如今屋内早已经变成了小树林。有的虽然像汪山土库一样保持完好，但已人去楼空，不属于原来的主人。

那天我在汪山土库遇到一位管理员，他自称是这个庞大家族的外亲。他和我说汪山土库一共遇到了四次艰难时世，一是太平天国，二是日军侵华，三是土改，四是“文革”。

那一天，我本该忧伤。然而当我想起曾经去过的一些废墟，便立即节制了这种忧伤。像吴哥窟那样雄伟的建筑，在岁月的磨洗中也曾一度湮没无闻，这一座座乡间土库，又算得了什么？

世事无常，地球每天都在不停地旋转，只为磨平万物的棱角。

盖房

“这是第三次盖房了。”母亲站在阳光下对我说。搅拌机在边上轰隆隆作响。

母亲说出嫁前媒人告诉她父亲家里住的是砖房，嫁过来后才知道父亲和爷爷奶奶同住的房子只有一小部分砖，其他大多是土坯，而且“用手都能够得着屋檐”。

为了改善条件，父母合力在老屋边上扩建了一个房间。生活也因此渐渐有了起色。谁知没住多久，正好是过年的时候，老屋的椽子被白蚁蛀坏了，连椽带瓦砸落下来。新房子也受了连累。母亲还怀着孕，急急地从厨房跑了出来，而奶奶当时受了惊吓，兀自怔怔地站在原地。所幸吉人天相，一老一少都没有受伤。经此蚁祸，在对老屋做了简单检查后，爷爷奶奶继续住在没有坍塌的那间，而我父母只能临时寄宿在村里一个五保户家里，凑合着把这个年给熬过去了。

老屋修好后，父母在里面继续住了几年。大约在我十岁时，他们决定重建一栋新房。父亲设法从山里买了些杉树，有了桁料就好盖房了。母亲后来和我说，那些桁料拖拉机只能运到村口，当时已经是晚上了。由于怕丢，父亲和母亲就连夜将木料一根根抬到屋基地。而我打着马灯，走在前面，为他们引路。这些辛酸而甜蜜的生活细节，如果不是母亲旧事重提，我已经全然忘了。

对于当时盖房子前后的故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呵斥过我两次，一是盖房时我在泥瓦匠边上唱《刘三姐》里的歌“我家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二是我在门口的墙上写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时我已经上了初中，刚学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父亲大概是觉得不吉利，训斥了我一顿。

我工作刚两三年，手里也没有多少钱，村里被上面动员移民建镇。理由是鄱阳湖泛滥时，村子涨过水，所以要整体性向地势高的地方搬迁。为此，国家给每户一万多元补贴，前提是原来的房子必须拆掉。所谓人穷志短，村里的农民贪图这笔钱，都急急地拆了旧房，在新基上盖了个只有一层的楼房。为了省钱，当时地基都没有打好，后面加盖一层时，也都是将错就错了。

我腾出精力来帮父母盖房子，是最近几年的事情。由于父母并不经常在老家，房子拖拖沓沓盖了很长时间。那年深秋的一天，我回老家时正好赶上一个小型工程队来给我家的房子装模。他们站在屋顶上，很有一股子乾坤在手、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那天傍晚，在他们离开时，我用相机留下了他们的背影。这群人来去匆匆，像是行走于乡村的游吟诗人。那一刻，我突然很羡慕他们。我在想，无论是种地、养蜂还是盖房，每一份贴近大地的工作，都有属于它的特定的诗意。

说谎者茂斗

童年是乡愁的起点，也是梦里的常客。

当我长大成人，原先的许多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即使偶尔重新见着了旧时的某些物件，我们也无法回到当年把弄它时的光景。

那年夏天，老家还在翻盖新屋的时候，我回到乡下，不时帮泥瓦工打点下手。有一天早上，我在楼下的沙地上发现一个墨斗。

墨斗由墨仓、线轮、墨线、墨签四部分构成，算是中国传统木工行业中极为常见的工具。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过它了。早先看到的似乎要精致一些，线轴一端有的还会挂一个麂角。

小时候家里常常会请周边的木匠来做点家具。每当看到木匠拿着墨斗给木头打线时，就觉得神奇。两边一拉紧，将墨线从中间轻轻拉起再放松，墨线就会在木头上弹印出一条笔直的黑线来。

而农民也会以此为准绳来讲一些道理，如“谈理不论亲疏，弹墨不论曲直”。

因为年龄还小，认不得几个字。那时候我竟误以为另一个村子里的名人“茂斗”的名字就是墨斗。

茂斗何止是名人，他在我们当地就是说谎的代名词，相当于国外的匹诺曹。如果一个人说另一个人是“茂斗”，意思就是后者说假话了。而这些话在孩子们之间往往流传得最快。

“你是茂斗打白话哩哟！”如果一个人怀疑另一个人说谎，他一定会补上这样一句。如果说墨斗在人们心目中代表着说真话，茂斗则完全走到了反面。

茂斗已经故去很多年了。前几年我才知道有关“说谎者茂斗”的一些故事。他当年成分不好，被批斗过，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编造诸如“明日夜里要多煮些饭，国民党要打回来了”之类的谎话。

那个时代过去了。严格说，这些“胡言乱语”也谈不上什么谎话，只是他的一种不合时宜的愿望罢了。

天井

有一年回乡下，我开车带父母去邻县游玩。半路上遇到一个古村落，据说有一千年历史，里面有不少老房子，我们就买票进去了。

踩着年深月久的麻石路，我在一间老宅子前停了下来。就在我走进去，缓慢踏上木板楼梯时，我突然变得有些恍惚。

在一种似曾相识的幻觉里，我仿佛望见了自己的前世。过了好久，我才明白这一切恍惚都是源自我童年的回忆。

小时候我曾经在大姑家住过一些日子。那是一栋有天井的老房子。陈旧的木色、雕花的窗子及房型和我拍摄的这间房子几乎一模一样。

我曾经站在那间在乡下已经难得一见的屋子里，瞻望天井外面湛蓝的天空，倾听落雨时雨水从天井的瓦沟檐角淅淅沥沥流入地上的水槽。待到雨停了，如果时间凑巧，几户人家的女人们还会坐在水槽边洗衣服，开我和另一位同龄小姑娘的玩笑。

那时候我对发生在农村的苦难了解不多，更不清楚那些苦难有什么来龙去脉。后来知道那栋房子原本是一户地主家的，土改后分给了几户贫农，其中一户是我的姑父家。

因为这场时代的变故，那户地主不仅失去了自家的房子，他的老婆也因为不堪凌辱和人生的大起大落在山上找棵树上吊了。

我记不清最后见到那栋房子是在何年何月，只知道它在各位新主人盖了新屋后被彻底拆除了。若干年后姑父对我说：“当时以为这个破房子不值钱，拆完后各户平分了几根木棍和一堆砖头……现在知道它值钱，但是已经被败光了。”

进了城以后，我一直想住回农村那种上接天下接地的房子。寻找一栋有天井的房子成了我的一个心结。在我之前，有的人实现了这个梦想，但他们的梦想很快破灭了。

沉船

那一天，我和母亲一起去天津万国桥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吃饭。

万国桥是以前的名字，因为当时的天津有英、法、俄、美、德、日、意、奥、比九国租界，故得此名。又因为这座桥位于法租界入口处，而且是由法租界工部局主持建造的，所以当时天津人也叫它“法国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给它改名为“中正桥”。再后来，时代又不一样了，中正桥变成了解放桥。曾经的维多利亚路也变成了解放路。

准备出来的时候，我在餐馆墙壁上发现半扇木窗，便拍了这张照片。精致的雕花工艺，一看就知道它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属于某个大户人家。

想必后来是那个宅子没落了，遭遇了变故，这半扇窗子也不知道转了几手，最后流落到了这家餐馆。

我们常常感叹光阴流逝，物是人非。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所能看到的更多却是物非人非。

人没了，一个时代就过去了。船沉了，一块船板被冲上了岸。

那些让我们争论不休的陈年往事，摆放在图书馆里的人类故事，也就是几块堆积在一起的船板吧。

尘世屋顶

村子里的屋顶，早先是茅草盖的。麻雀会在里面做窝。那时候的屋顶，有自然之美。人居屋顶下，鸟宿屋顶中，屋顶之上是苍穹。

不过这样的屋顶，实在不结实。一是容易被风刮走。杜甫当年也是住在这样的茅屋里，一场大风为他吹出了一句名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二是容易引起火灾。我清晰地记得村子里一天傍晚有家人的屋顶烧了起来。幸好那家紧靠着池塘和井水，大火很快就被全村人浇灭了。

浇不灭的时候也多。我家老宅子边上曾经有棵几人合抱的樟树，因为厨房失火被活活烧死了。真应了那句“千年等一回”。

早先，据说以前日本兵到我们乡下时，也经常在村子里放火。有户人家一栋瓦屋被烧了，又重新盖了个茅草屋。结果日本兵第二次来烧时，他担了几桶水在边上等着救火。纵火者大概觉得他是在蓄意反抗，与皇军作对，于是把他杀了。

我小时候最想攀爬的不是高山，而是屋顶。那是尘世的顶端。虽然那时村里大多已是瓦屋，但没有哪个孩子敢爬上去，主要是因为大人不允许：一来怕踩坏了瓦片，二来担心孩子从房顶掉下来。

我家的房子只有父亲能够上去，但都是例行私事。比如什么时候发现屋子漏雨，待天晴了，父亲就会上去“检瓦”，把碎瓦换掉，或者将下滑的瓦片复位。

由于一直无缘爬上屋顶，所以每当我在电视里看到有人在屋顶奔跑时，心里总是羡慕不已。我盼望有朝一日在屋顶上行走，像是一次短暂的远足。不是向着大地，而是向着天空。那一刻，人仿佛挣脱了尘世的束缚，身心是彻底自由的。

我拍这张照片时，家里还剩两间有瓦顶的小屋，不过后来父母把它们都拆了重建了。或许那是这个村庄留给我的最后一点诗意。

现在，每家人都可以在屋顶上行走了。遗憾的是，这里几乎片瓦无存。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玉的世界，瓦不存在了，活下来的只是玉的附庸。正如我的村庄，成为城市的附庸。屋檐飘雨，已是昨日之梦。

夏天的夜晚，我时常独自躺在老家的屋顶上。我心里塞满了太多的东西，再也装不下童年时的绚烂星河了。

荣枯有时

那一天，外面很冷，我和表弟在外婆家附近的稻田里走着，随手拍了这张照片。外公、外婆早已经过世了，我们这些子孙如今分散在中国各地，做着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

小时候在树底下一起嬉戏、打闹，许多记忆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多少年后，我甚至也是在偶然之间望见田间有这样的两棵树。我想它们应该都是樟树吧。由于是冬天，其中一棵树已经掉光了所有的叶子，枯死了一般。就像我在诗里写的：“谁没有两颗心/一颗心枯，一颗心荣。”

小舅还住在外婆的村子里，他和我说那棵貌似枯死的树并不是樟树，而是和我村里被挖走的那棵古树一样是朴树。它现在只是落光了叶子，其实没有死掉。每年春天的时候，它会重新焕发生机，至暮春又将枝繁叶茂。

小舅的一生自顾不暇，如今儿女终于长大成人。我非常感激小舅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借给我不少小人书，并且给我做过一只木头手枪。全民皆兵，从娃娃抓起。

后来，我上了大学，在书里遇到另一位舅舅，那是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高脱弗烈特。高脱弗烈特是个货郎，走南闯北，没多少文化，但他却是克利斯朵夫的人生向导。他不仅告诉克利斯朵夫作曲时要有真诚的态度，而且还要对人生保持克制与耐心。

有一次，两人在冰天雪地的户外聊天。克利斯朵夫急急地说：“舅舅，怎么办呢？我有志愿，我奋斗！可是过了一年，仍旧跟以前一样。不！连守住原位也办不到！我退步了。我没有出息，没有出息！我把自己的生命蹉跎了，许的愿都没做到！……”

高脱弗烈特舅舅说：“你得对着这新来的日子抱着虔敬的心。别想什么一年十年以后的事。你得想到今天。……现在是冬天，一切都睡着。将来大地会醒过来的。你只要跟大地一样，像它那样的有耐性就是了。你得虔诚，你得等待。……干吗你要抱更多的希望呢？干吗为了你做不到的事悲伤呢？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Als ich kann （竭尽所能）。”

你要竭尽所能，并且从容面对万物荣枯有时。我是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候读到这些话的。克利斯朵夫的舅舅，因此成了我另一位精神上的舅舅。

两棵梧桐

念中学时，我尤其喜欢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寻寻觅觅》。里面有一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那时候中学校园里有几棵梧桐树，所以我对个中意境有了更直观的印象。

那是我情窦初开时的记忆。我能想象的爱情，应该也是从脚踩着秋天的梧桐树叶开始的。虽然此后漂泊不定，但我的确一直生活在梧桐树影里。至少，我念书的南开园，塞纳河边的住所以及现在的小区，都被梧桐树包围着。

这张照片是我在老家村子里拍的，一颗孤零零的蓇葖果。树是我的同伴茶生种的。虽然茶生略长于我，若按我这支熊姓“乾坤宇宙循环培育”的辈分排，他属育字，比我小一辈。

年少时我们经常在一起下象棋，而且他也没少赢我。按说智商没有问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成绩总是很差。他留了不少级，按当地人的说法，是一个“桐油罐哩”。

我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茶生来看我。我至今未忘他当时的一脸落寞。他在县里检兵没检上，好像是有点近视的原因吧。早先家里托了人，原本以为可以混过去的。

“还是你读书好，我这辈子没有什么指望了。”他哀戚地说。

说这番话的时候，茶生站在走廊上，而我站在教室里面。由于马上要上课，怕耽误我的学业，他执意不让我走出教室。那天，隔着窗子的铁栏杆，他没说几句话就走了。来去匆匆，就像一个绝望的人探视一个瘦骨嶙峋的囚犯。

茶生在家务了几年农，后来随亲戚一起去江浙一带打工。由于各忙各的事情，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潜意识里大概也是觉得来日方长吧。

不幸的是，当我从法国回来没多久，茶生便因病去世了。他得的是癌症，生产队还特意为他做了些募捐。

对于茶生的逝去，我一直很失落。每次回到村子里，远远望见他当年栽下的两棵梧桐，恍惚间总觉得他还活着。树苗是三十多年前他从我们初级中学的植树节活动上捎回来的。如今，那所中学早已被夷为平地，难见半棵当年的树木，反倒是这两棵被私藏的梧桐在这个村子里长成了参天大树。

不要轻言死去的人，那里有我的生命。那个种树的人已经阔别人世，但他留给我年少时的记忆以及他亲手栽种的梧桐，如今都是我所思慕的故乡的一部分。

卖粮食的人

冬天。正午。我路过村子附近的一家粮站，拍了这张照片。二三十年前，它势比县衙，是何等威风凛凛。到如今，却是门可罗雀、杂草丛生，全然一副末日景象。

记得我读中学时，当地农民为了把粮食卖出去，需要在这里彻夜排队，甚至为此还发生了严重的斗殴事件。而粮站的人拿着一根带槽的铁刺，将它一次次刺入装谷子的麻袋里，并将引流出来的谷粒放几颗在嘴里，以判断谷子的湿度和质量，由此决定稻谷的等级。

“一百斤谷子，十七块三毛三。”这是我们当时经常听到的话。我有个同学家是粮站的，在我们那些种田的学生眼里，他自然是上等公民。这就好比我们家的粮食是囚犯，而他是狱卒的孩子。

那位同学身材高挑，平时最爱唱的歌是他自己编的——“有一个姑娘没穿衣裳，我的心在澎湃……”其旋律铿锵而喜乐，我至今未忘。

帮家里卖粮食是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由于粮食不好卖，有人捎信回村里说镇上另一家粮站收粮食。不巧的是，父亲当时忙不开，只好让我带两麻袋谷子，随村里的几位农民去十几公里外的周田镇。

坐在堆满谷子的手扶拖拉机上，大约一小时后，我们到了周田镇的粮站。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度过了一个日高人渴、饥肠辘辘的中午，直到鼓起勇气在附近的一家小卖部买了平生第一瓶啤酒，喝完没多久我便身躺在粮站前的石台上睡着了。

醒来后继续等。那次卖粮前后花了我五六个小时，最后我还是没有卖掉家里的粮食。有些事情不记得了。后来听父亲说，当晚他又把谷子运到了十几公里外的第三家粮站，并且倚着粮食在路边睡了一宿，转天下午总算是把那两袋谷子卖给了粮食贩子。

“那时候卖粮难呐，最多一次卖了一个月。卖完了也是打白条，拿不到钱。”父亲叹了口气，仿佛在回忆另一个人的人生。

后来我知道，其实农民家里的粮食也并不总是那么不受待见的。上世纪六十年代闹饥荒，我爷爷藏在厨房灶灰里的一小袋谷子都被来自公社和大队的干部给搜走了。

看风吹过山冈

在我上中学的半路上，有几座小山。山上有各种树木和花草。每逢春夏季节，栀子花、映山红、野桃花开得漫山遍野。再加上蜜蜂、蝴蝶、蜻蜓飞舞其间，总能衬托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中小学生，如果想勤工俭学，还可以到山上采集一些具有药用价值的金银花、黄栀子和金樱子到镇上去卖。那时候，这些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属于每个孩子和成年人的。

我之所以喜爱这些未经雕琢的小山，还因为穿行其间时我能够体会到丘迟笔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意境。我关于江南乡下的许多乡愁，以及年少时的一点可怜的美好记忆，都凝缩在这十六个字里。

遗憾的是，前几年回乡下时我发现这几座小山丘被挖得面目全非。据说有生意人承包了这片山地。紧接着来了若干台推土机，将这里的花草树木差不多灭了个精光，只剩下山冈上的几棵孤零零的树。远远望去，像是几根绿色的招魂幡。

就这样几年过去了，山上依旧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栽种。有传言说那个生意人圈这块地，其实只是想借着这个项目腾挪资金做其他的生意。

每次路过这片山丘时，我都会无奈地多看上两眼。像是看望一个遭遇劫难的恩人。有时候我会停下来拍几张照片。那些冷酷的推土机，不光是削去这几座小山的灵性，而且把它自远古以来的所有故事都抹平了。

人生常有的一种失落是，你原以为能够永恒的东西，在你的眼里慢慢被磨蚀，而你也从最初的无能为力变得无动于衷。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消散了的一切又重新在心头凝结，继而又一次飘散。我曾经写过一首诗，诗的名字就叫《看风吹过山冈》：

每个人都是要死的

不用紧张，暴雨将至

我还有一天的时间

看风吹过山冈

你花一天的时间遇见我

我花一天的时间来向你告别

剩下的一天，我想和自己谈谈

看风吹过山冈

…… ……

我记忆中的故乡，没有地平线，有的只是连绵不绝的山冈，以及山冈上猎猎的树与风。

移山

我喜欢乡村，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的不变。乡村观照我内心深处关于永恒的某种隐秘的愿望。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百年不移的村庄、房前屋后的树木、蜿蜒的道路、起伏的山坡、水波粼粼的池塘……然而我的这些有关永恒的愿望，在短短二十年间都一一破灭了。

村子挪了，因为移民建镇被整体搬迁。原先村子周边的很多树枯死了，池塘变得毫无生气。曾经走过的山路，如今也不通了。

我的中学在云居山脚下，如今站在小镇上，远远望去，其中一座小山被挖得像条癞皮狗。小时候读《愚公移山》，老师说那是一个有关励志的故事。那时候不知道好端端一座山如果没了，或被糟蹋了，有人会痛彻心肺。

我与县人大和政协的朋友聊起这件事，他们也都是摇头，说问题都知道，就是停不下来。

拍这张照片前后，我读到过一篇新闻，说的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脉山谷深处一小镇被发现拥有一座价值达12亿美元的金矿，然而该镇的450名居民经过辩论和公投，拒绝了加拿大开发商的开采要求。理由其实只有两个：一是居民可以说不，二是青山比金钱古老和永恒。人若不活在时间里，就不会有希望。

有一年，我在日内瓦参加完世界废除死刑大会，会后有机会去瑞法边境的一个村庄游玩。一路上，直为当地的山水之美倾倒。其实我的村庄以前也是很美的，山上和村里有不少几人合抱的大树，只可惜到了我这一代什么都不见了。

一种叫物欲症的传染病在蔓延。我知道我所生活的时代病了。在这里，物质的旗帜已经插上了精神的高坡。除了贪婪与不知节制，已不再有什么堪称永恒的东西了。

树叶没怎么动

小时候村里偶尔会有来自江苏、河南和安徽的讨饭人。他们大都衣衫褴褛，背着一个袋子，手里拿着打狗棍和碗。

“给口饭吃吧，家里受了灾荒。”他们哀求说。

虽说是要饭，这些人讨的多半是米。心地慈悲的农民见着了，怜悯他们一路上奔波劳苦，又想积点德改变自己的命运，便会从米缸里抓一把米给他们。不过这已经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在极度贫困的六十年代，江西因为地多人少、山水资源丰富，所以没有出现像河南信阳那样悲惨的极端饥饿事件。据说有河南人来江西逃难，一到九江发现“树叶没怎么动”，便往老家捎信，通知家里人赶紧来这活命。

但是，当时江西还是发生了不少饿死人的事情。在我记忆中，奶奶曾经提起过她有个小孩便是饿死的。

“那个时候是读棺材书哦！饿得书包都背不起来，我读到小学三年级就没力气去了。走不动路，作业都是请别人帮着做的。”母亲也常常和我谈起她饱受饥饿的故事。

不过母亲从不后悔曾经读过几年书。因为多认识些字，她不会像村里有些目不识丁的妇女一样在城里迷路。每次说起这点优越感，她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父亲说他小时候也挨过饿，吃了不少“糠头粑”和“油树皮”。

“屙不出屎来，大家就用勺子挖。”他向我诉苦。吃野菜、糠粑和树皮，是父亲那代人的共同记忆。

这张照片是我过年回乡时拍的。我对父亲的一些陈年旧事非常感兴趣。那天我随他到村外找他小时候吃过的“油树皮”。我们找了很久，终于找到几棵。因为方言的缘故，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他说的“油树”是榆树。我知道，尤其在中国北方，榆树当年救了多少人的命。

“咱家池塘边上以前有棵脸盆粗的‘油树’，那时候你爷爷经常去剐皮，后来那棵树死掉了。”

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不无遗憾。

我们在田野里走着，一路上，他问我是否还记得遇到的一些树的名字，苦楝、乌桕、檀树……我说有些我真想不起来了。

那是我生命中非常难忘的一天，父亲带我爬坎过坡，仿佛他是个老手艺人，要传授给他的长子有关大自然的平生绝学。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读到如何吃榆树皮的教程，说是以防灾年。人要感谢大自然，虽逢灾年，我们还能够在山里水里找到些吃的。

想起我老家有位妇女，“文革”期间因为成分不好在大山里躲了几个月。那时候她还很年轻，全靠着山里的野果活了下来。

几十年来，人类长驱直入，占领了大自然的所有角落。经济林代替了天然林，山间野兽和野果子已经难见踪迹。与此同时，水生物也因为农药的滥用而繁育不力……

大自然是人类最早也是最后的粮仓，而我们却没有善待它，以至于今日许多地方都变得山穷水尽。若是再遇上大饥荒，那里恐怕连树皮都找不着吃了。

那天父亲还带我认了一些长在地里的野菜，印象最深的是清明菜。奶奶在世的时候，我吃过不少她拿清明菜做的绿色糍粑。

父亲原本还想找到他小时候爱吃的“猴子脚板”，可惜的是，我们从田里找到附近的小山上，直到天黑，不知为什么却再也找不着了。

“也许是因为农药打太多了吧。”父亲说完，一脚跨过田埂。

野果的滋味

早先村子里有桑椹、枣、桃、梨和李子，池塘里长满了菱杆和莲藕。现在池塘荒芜了，村子周围除了橘子和柚子，也没什么可以吃的了。

一个秋日的午后，我躺在老家的屋顶上晒太阳，突然怀想起年少时在山野里寻觅野果时的情景。这是一次让我流出口水的回忆。

上学路上，学生们三五成群，最大的喜悦就是突然发现路边的某棵覆盆子熟透了果实，红得鲜脆欲滴。如果上山放牛，还能摘到一些带刺的金樱子和毛栗，以及长着虎斑的酸筒杆、密密匝匝的菝葜。

从名字上看，最有趣的是清明籽和地萢，在当地它们的名字非常接地气，一个叫牛婆奶，一个叫猪婆奶。牛婆奶悬在枝上，而猪婆奶贴着地长。若是看到哪个放牛的孩子回村时嘴唇发乌，你不用担心他中了毒，那嘴多半是吃猪婆奶染的。

如果好吃而又想过得高雅一点，茶树肥大的叶片，还有映山红和栀子花的花瓣，可能是最好的选择。甜滋滋的，那都是些让人唇齿留香的美味。

大自然不仅是触手可及的世界，而且是种类繁多的粮仓。放牛的时候，牛在坂里安静地吃草，我们一群孩子有时会去附近的山里采蘑菇和蕨几。这些在今天，算是高级的野菜了。

村子后山上有许多苦竹，小时候我经常会去那里拔竹笋。竹笋不仅可以吃，而且外面的笋叶还可以折叠成一把把精致的小雨伞。

走在异国他乡，时常会触景生情，想起故乡的一些风物。这张照片是我在冲绳博物馆拍的。我一走进博物馆就立即被几根灯柱子迷住了。它让我想起了年少时用竹叶做的小玩具。

一年后，我在韩国的一个晚宴上看到一瓶覆盆子酒，一时兴奋不已。虽然这些年我几乎是戒了酒，但当时还是忍不住喝了几杯。人生最忆少年时，我原谅自己打破了禁酒的戒律，并劝自己说那不是喝酒，而是品尝久违的野果的滋味。

如今村子里的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他们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骑牛远征，熟悉家乡的地理，也不会像我那样熟记山里野果的名字，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而我总觉得，在山里找寻食物，是我年少时的最大的幸运。它不仅让我熟悉了自己的故乡，也触摸到了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恩情，并因此心怀感激。

糯米军团

乡村的许多老物件都消失了。我常常会怀念一些东西，比如水车。不过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实物了。小时候我曾经亲眼看见大人们如何借着水车将一个池塘的水抽干。这让我不得不佩服中国古人的机巧。

一个冬日，我在老村子的西北边看见从前的一个碾槽。小时候我总到这里来玩。它紧贴着地面，由若干凿成U形的麻石拼成一个规整的圆形。在我的记忆中，这里除了碾槽，原本还有圆形的碾盘、凸形的碾桩和A字形的碾架，如今它们早已不知去向。而用来拉碾子的牛，在村子里也已经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机器。

我不知道这个碾槽始建于何年何月，随着村庄的荒芜与部分传统生活的废弃，它渐渐失去了现实意义。我看着它，就像看一头死去了的恐龙，所有的肉都已经化作尘土，只剩下一个空空如也的骨架子。

而我童年时期的很多记忆都与此有关。印象最深的是在寒冬腊月，各家各户为了做冻米糖，会先用木甑蒸上一甑的糯米。待这些糯米蒸熟后，主人会立即把它运到这里，倒进碾槽内，然后由牛拉着碾架转动，目的是让碾盘将煮熟后已经粘在一起的糯米分开。

而孩子们也早早守在碾子边上，那热气腾腾的糯米饭，总会给人一种跃跃欲吃的冲动与喜悦。由于时近过年，大人们通常也会大大方方地从木甑里抓出几把糯米饭，逐一分给每孩子。孩子们接着后，会迅速地把它捏紧，并在两手间颠来颠去，不时咬上一口。虽然那只是光秃秃的一点米饭，但它软乎乎、香喷喷，已经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了。

因为天天在一起玩，又是住在一个村庄，孩子们有时就能像糯米饭团一样紧紧捏在一起。记得有一次和邻村的孩子们打架，双方互掷石子，我们村的孩子们就是死守在这个石碾子周围，俨然是一支“糯米军团”。

来自外部的压迫会令人团结，但并不持久，等待每个孩子的是更真实的生活。虽然长在同一个小村子，但绝大多数人都被迫卷入城市化的绵延宿命。还未真正长大成人，我们便以各自的方式陆续离开这片故土，从此星散天涯，四海为家。

遗憾吗？也许有，也许未必。李安的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只有离开故土，才能茁壮成长。”这应该也是李安的心声吧。李安的父亲逃往台湾前，就住在我家三十公里开外的德安。而李安后来也是去了美国发展，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活在故乡，你可能只是一个盆栽。为此，你必须经历一次次换盆，直到真正找到能够容纳你浩瀚生命的土地，属于你并能够见证你勇敢的战场。

半生菜园

还在集体的时候，生产队里有多少亩地我都不觉得亲切，那都是父母累死累活却不见收成的地。我有感情的是我家的一小块自留地，虽然它只有一分大小，却是极端年代里唯一属于我家的土地。为了改善生活，父母在那块地里种了些蔬菜，包括辣椒、小白菜、茄子、萝卜、芥兰，还有黄瓜、南瓜、丝瓜等等。

尤其是在夏天，母亲忙不过来就会对我说“云子啊，快到园里帮我摘几只辣椒来”或者“摘两个茄子来”。我得令立即飞奔出去。跑过村南晒谷场和日后被树贩子挖走的古树，就是我家的菜园子了。

包产到户后，农村的政策渐渐宽松，父亲在屋后又拓出了几分菜地，家里蔬菜的种类于是又多了起来。从此我也不必总是跑老远去帮母亲摘菜了。

那时在村里常会听到一些外乡人的吆喝，比如“破凉鞋、牙膏壳、乌龟壳、甲鱼壳、旧塑料拖鞋……兑糖吃啰!”从年头走到年尾，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三两个收破烂的人到村里来。他们边走边敲着一个“叮当、叮当、叮叮当”的铁板。如果有孩子给他们需要的废品，他们就会从随身挑的小担子上凿下点糖给那个孩子。

时代在变，农村也一样。如今村里垃圾堆得到处都是，当年那些收垃圾的人都不见了，来得多的反倒是本地一些卖菜的。

这张照片是我过年回家时拍的。我在的那几天，村子里每天都会闯进几辆卖菜的摩托车或皮卡。只要在村口山坡上长按几声喇叭，村里的妇女大都会闻声而动。正在打麻将的妇女舍不得手里的牌，就会扯起嗓子说“某某人啊，帮我带一斤大蒜啊”或者“有鱼么？给我留一条”。诸如此类。

自从搬到新基后，我家原来的几块菜地渐渐荒弃。整个村子也已经很少有人种菜了。他们学会了城里人的生活，每年花许多钱买菜。而我大多数时间在城里居住，一直想在家边上有块自己的菜地，却求之不得。

从故乡到世界，又从世界到故乡。有时候我会想，我们这辈子的很多得失与寻找，无外乎前半生找后半生，后半生找前半生。寻寻觅觅，寻到的与要寻的都只是半生缘。

偷柴

老家房子改造后，土灶一直留着。母亲很少用煤气，她说大灶的火做菜更好吃。每次回到老家，我都喜欢坐在灶前看灶膛里的火苗蹿动，不时用铁钳往里面添加柴火。记得当时年纪小，母亲做饭时常常会让我在灶前添加柴火，那是一生中最温馨的回忆。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灶前拍了很多张火苗的照片。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将它用在我的书里。因为长期观察灶膛里的火苗，我对叶芝的诗《当你老了》别有一番感触。

当你老了，头发花白，睡意沉沉，

倦坐在炉边，取下这本书来，

慢慢读着，追梦当年的眼神，

你那柔美的神采与深幽的晕影。

……

诗的开篇，叶芝只是说“在炉边”（by the fire），这里的fire同样适合我家灶膛里升腾起的火焰。

我能想起家庭和睦的一面，也是母亲在灶上做菜，父亲在灶下生火。如果爱是相伴相随，这一人灶上一人灶下就是对爱的最好诠释。

生活在不同文化之中，我常常会发现一些共通的东西，并为此感到欣喜。比如我早先学法语时发现有个词叫foyer，其意思是“炉火”，引申意为“家庭”。如果一个人“离开了炉火”（quitter le foyer），即表示离开了家。如果说某个女人能干，就可以称她为“la fée du foyer”（炉上仙子）。甚至，它的复数（foyers）还能用来表示故乡。

说起田园牧歌，人们很容易想起炊烟袅袅。在中文语境中，炊烟几乎是家的象征。我所在的农村，以这个村庄“有多少个烟”来代指有多少户人家。据我在家谱上查证，我们村在1820年前后有七十多个烟。几十年后，只剩下二十多个烟了。家谱上没有记载人口锐减的原因，我不知道是否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

在老家，灶膛之火也有其辛酸的故事。那里不仅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有巧妇难为无柴之炊。早些时候在农村常常会有斗殴之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砍柴。有些村庄不靠近山，无柴可砍，就只好到其他村庄的山上去偷柴，如果被发现，轻则没收柴刀和戗杆，重则被殴打。

至于我所在的村庄，真正的辛酸是先后有两位看林人被大村庄前来砍柴的人给打伤，不久后都病死了。他们一老一少，为村捐躯，历史不会记载这些琐碎的事情。

如今的山上林木茂密，却很少再见樵夫。村里人抱怨说，山上柴火越来越多，没有人砍了，映山红开得再也不如从前漫山遍野地艳丽了。

人力车

老家县城有一种人力车，人们管它叫“蹬士”，意思是“用脚蹬的的士”。由于它烧的不是汽油而是脂肪与肌肉，所以有的人也叫它“肉的”。

早先县城没有出租汽车的时候，我并不十分拒绝坐它。几块钱一趟，再远的路程，也就十来分钟。不过它也让我时常陷入一种道德上的困境。

车夫都是附近的农民兄弟，我西装革履坐在上面，就算偶尔会多给他们几块钱的报酬，但总觉得在奴役他们。我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寄生虫与剥削者。这些观念不只是我从中学的教科书里学来的，我相信大多数人就算是出于良知的本能，也会有一种不适感。

后来，当县城里的出租汽车多了起来，我就很少坐人力车了。而这又让我陷入了另一种道德上的困境。

首先我得确定我是在什么环境下做选择。作为一种社会服务的购买者，我所面对的也是一个规范的出租市场。既然都是出租车，为什么我非要坐烧汽油的车，而不坐人力车呢？是因为出租汽车更方便和舒适吗？如此厚此薄彼，我是不是太过势利？如果大家都不去坐这种人力车，车夫们靠什么养家糊口？他们可都是一些暂时还开不起出租汽车的人。

胡适曾经对比东西方文明，说东方是人力车文明，而西方是汽车文明。这个观点不无道理。中国古人虽然也强调要“善假于物”，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却是非常有限的，更没有发展出科学的概念，于是有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但是，针对胡适的人力车与汽车之喻，有个问题还是值得回答的——每辆汽车背后都有一个漫长的生产链，谁能说得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它究竟耗费了多少人力与手工？

正如打开电灯开关时我不会去想有多少穷人正在地底下挖煤，我因为所谓的良心发现拒绝坐人力车而选择机动车，这是否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君子远庖厨”？

城市的幻象

村里有两个重要的节日：一是端午，二是春节。我离开故乡后，已经很少过端午了。不过从渊源上说，我对端午还是别有情感。因为它是为纪念屈原而设，而屈原实为熊氏，这么说来我们就是本家了。熊姓难得有几个名人，有关屈原的这点掌故成了村里孩子莫大的骄傲。

我有关端午的最深记忆是在节日前后几天，每家每户门上都会插几根艾蒿，说是为了辟邪。而孩子们手上也会提着一个用毛线编织的网兜，网兜里装了一两个染了一品红的熟鸡蛋。一旦见了面，大家就会成群结队，走东串西，仿佛那几个鸡蛋是他们共有的灵魂。

至于春节，我能回去时就尽量回去。回家过年，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感情役，谁也逃脱不了。

早先坐火车，因为票不好买，我常常会选择在除夕那天上车。忘了那些没有意义的节日设定吧，我对自己说，每个日子都是平等的。我宁愿选择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或许天性使然，我对拥挤总是敬而远之。我坐过最长的一次火车是37个小时，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是站着。最难受是闷罐车里的拥挤，行李架和座位底下都是人，想上个厕所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而除夕那天，我在车上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整个一节车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我喜欢那种空空荡荡的荒凉。火车如大河奔流，我是河上的一叶孤舟。

到家已是正月初一了。父母体谅我，他们会说：“来归（回家）了就好，哪日都一样！”话虽如此，我知道父母心里总还是有些悻悻。正月里进屋，不像回家，像是走亲戚。

这张照片是我过年时拍的。和以前不一样，那些天村子里许多人都在大放焰火，炸得天翻地覆。最热烈的时候，感觉这里和我所在的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在城里，如果那一刻有人给你打电话拜年，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躲在一片混乱的战壕里。满世界都是枪林弹雨，而你却是无处可去的逃兵。

除夕，站在屋顶上瞭望四野，我注意到隔壁一个村子焰火放得最热闹。这个村子很少出大学生，年轻人早早出去在北京做铝合金门窗生意。据说他们这些年都赚了不少钱。在祝福他们的同时，我猜想他们回到家里，点燃的不只是新年的祝福，还有城市的幻象。

那一夜，我过了很久才沉入梦乡。在老家的天上，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古老的宇宙、闪亮的星河，而现在它都被那些城市的幻象占领了。

几家灯火

风吹稻浪，也吹歪了电线杆。我在秋天拍了这张照片。这种独木难支的供电方式在老家已经不多见了。它让我想起我早年生活中的一些明与暗。

家里最早点的是油灯。油灯有两种，一种是煤油灯，也叫洋油灯。如果煤油不好买，家里就会点清油灯。清油灯用的是菜油，如油菜籽榨出的油。它的灯光非常黯淡，古书里说的如豆灯光就是指清油灯。

老家以前有在元宵点“七星灯”的风俗，用灯芯草做的清油灯放在床底，以求神灵保佑“五男二女，七子团圆”。

相较而言，煤油灯要亮堂许多。但是，为了节省煤油，父母平时会尽量压低灯芯，以免灯焰蹿得太高。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昏暗中度过的。

八十年代初，村里终于通了电，并且从邻近的德安县买回了一台飞跃牌电视机。那时候还在集体，按说生活有所改善了，但我依旧生活在昏暗之中。电是通了，可家里的几个灯泡却都只有15瓦，而且吊得老高。再加上油烟的熏染，本来不怎么亮的灯泡就更暗了。

年轻时读晏殊的名篇《踏莎行》，其中有句“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老家没有杨花，能让我感受“濛濛乱扑行人面”的是蚊子。夏夜，我做作业的时候，母亲常在我身边摇蒲扇，为我驱赶蚊子。相较于随时可能被扇子扑灭的煤油灯，电灯的确方便多了。

不过，大自然的风同样会将电灯吹熄。那时候乡下很少有水泥杆，农民只能就地取材，砍些笔直的杉树替代。由于埋得不深，再加上杉木会在泥土中腐烂，如果赶上大风，这些电线杆会被吹倒，电线也随之被拉断。

我小时候也见过一些土办法，如果被风吹断的只是一根零线而不是火线，村民会把家里的那根零线埋进泥土里，然后浇上些盐水，这样电灯也一样能够发光，只是非常微弱，像是一个垂死的人，奄奄一息。

如此情形并不多见。由于杉木电线杆拉力有限，风会将相邻的电线吹到一起，造成短路。所以，有大风雨的时候，送电站的人通常会提前拉下电闸。那个弱不禁风的年月，一场风就能直接将我们的村庄吹回到秦朝。所以，很多夜晚村民们都在等电来。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农民那么贫困，为什么电费却要比城里贵出一两倍？

这些年村子里完成了电网改造，不仅杉木电线杆都已经换成了水泥杆，而且电压也上去了，在苦熬了几十年后，村民终于可以用上洗衣机和空调。

如今村里的孩子，日子过得还算亮堂，不像我年少时有那么多昏暗的记忆。不过，有时我也会怀念年少时的光景，一盆炉火，一盏油灯，可以聚拢一家人。在昏暗的年代里，头顶的星河总是显得格外灿烂。

姑娘你去哪儿了

我小时候见过的第一个十字应该是白色的。那是在赤脚医生的百宝箱上。如果没记错，上面的横竖两条，粘的都是医用胶布。后来我到了周田镇，经常在电线杆上看到黑十字，那是当时最常见的广告——老军医包治百病，尤其是性病。

电线杆并非寻常之物，在穷乡僻壤，它就是当地的互联网与电视台。你会在上面找到各种东西。寻找失散亲人的、办假证的、重金求子的、教魔术扑克的……那是另一个隐秘而又光怪陆离的中国。有些人身处绝境，有些人招摇撞骗。上面不但有问题，而且有答案。

我在大学教书，偶尔和学生谈到“头条是地狱，广告是天堂”。新闻会把一些骇人听闻的东西塞给受众，而广告商为推销产品，会为购买者营造幻境。社会跟随人性，在欲望与恐惧之间快速运转。要想了解它，就不能只看它的新闻，还要看它的广告。而在一个骗术流行的国家，街头广告的标配通常都是“卖天堂，送地狱”。

这些年，我在乡下经常看到的广告不是办证，而是“贩卖枪支”。外星人看到了，会误以为中国是美国，枪支可以自由买卖。

有一次，我就这件事问公安局的朋友。他说那都是一帮骗子。如果你把电话打过去，对方会跟你约个地方接头，然后说为了安全起见必须换地方接头，折腾几次后便要你预付钱款表明诚意。而当你真的转了钱过去，那卖枪的人你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一个寂静的午后，我在县城的老铁桥下闲逛，看到某娱乐公司的招聘广告。我于是把它拍了下来，这则广告向我解释了许多农村姑娘去哪儿了。

我不能断定说那是一则行骗的广告。我看到的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吸走了农村太多的骨肉，包括姑娘。

广告边上有几个毛笔字———“要善待花木动物”。那些农村姑娘进城后能否得到善待，只能看各自的造化了。

我曾经跟着朋友进过一间KTV。那里水好深啊，几个身着泳装的姑娘，端着酒杯，在我眼前游来游去。

“你先挑，我们一人一个！”朋友说。

那天晚上，我没有善待朋友为我先挑的姑娘。坐在沙发上，我像苏格拉底一样问她：“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没一会儿，姑娘脑力不支走了。姑娘知道我那天不是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会善待姑娘。

姑娘你去哪儿了？我的那位朋友，身边又多了一位姑娘。

外面的世界

小时候爱看露天电影，当时只有战争片。诸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之类。

而我有关电影的最深记忆，却是没有在邻村看成电影的两次。一次是父母不让我去，怕走夜路不安全，而他们又不愿陪我去。任凭我站在门口，头撞门框，他们也没有让我去。另一次是在夏天，在知道邻村晚上有电影后，我听母亲的话在下午睡了一觉，以免晚上看电影时打瞌睡。谁知这一觉一直睡到了晚上八九点，醒来时发现电影已经结束，村里去看的人陆续回来了。

从此以后，经常听人说起片中人物双枪李向阳以及长得像黄鼠狼一样的松井中队长。那场电影叫《平原游击队》。因为贪睡错过一场电影，那大概是我能记起的第一件让我追悔莫及的事情。这种感觉真糟糕，仿佛别人一夜乍富，而我一夜赤贫。

村里的电视机是1981年买的，为此队上卖了一头牛。那一年，也是包产到户单干的第一年，队里刚刚分了青苗。自从村里有了电视，隔壁不少村民带凳子、赶夜路来看《霍元甲》。我那时候也是个电视迷，有一次睡着了被锁在仓库里，醒来后不知身在何方。

五年后，我家也买了一台电视机，这回是卖了一头猪。因为这台电视，我不仅了解到了城里人的生活，也看到了国外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的是将外面的世界搬回家了。它不像现在，现在的电视反倒是越来越封闭。

这是一台天津生产的北京牌电视。三十年过去了，虽然家里早已经换了彩电，但这台电视依旧能用。电视外的世界变了很多，打开电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仍只能看到新闻联播。

如今乡下，偶尔也有送电影下乡的活动，但因为大家痴迷于看电视，电影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村里一位干部和我抱怨：

“放电影虽然不花钱，但你总得请放电影的人吃顿饭吧。他们一来就是三个人，再把附近的朋友一叫拢，一次吃掉五六百。这样的电影放不起啊！而且这边饭还没吃完，那边电影已经放完了。”

早些年，村里因为读书人多放过不少场露天电影。只要谁家考上大学生，通常都会大、小队各送一场。据说那时候放一场电影大概需要四十元，差不多是一个中学老师的月工资。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村里也为我放了两场电影。那是一种朴素而神奇的心理契约——村里电影都已经为你放了，你将来怎么可以有负于父老乡亲？

何处是巴黎

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位于巴黎圣米歇尔大道边上的索邦大学。大学里面有个小广场，它像是一个巨大的天井，又像是一片心灵的沼泽，我刚走进去就陷在了里面。

一个异乡人，穿越时空，回到了未来的故乡。多么神奇的感觉。那个下午，我徜徉其中，流连不已。就在这时，天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

后来，我给巴黎大学的导师写信说，那天我被这所大学幽远的历史与丰富的现实彻底征服了。冥冥中自有天意，我不仅要到这里来读书，还想亲吻地上每一块古老的石头。

几个月后，我如愿以偿，我成为巴黎大学的学生，并有机会在这个院子里拍一些照片，无论阴晴雨雪，春夏秋冬。如果你爱一个地方，就要在那里陪它走过四季。

我忘了是什么时候拍的这张照片，那时候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拍雨果像和索邦的屋顶。我把这些照片放在一个叫“屋顶上的阳光”的文件夹里。我经常在索邦图书馆里读书，累了就下到院子里，冥想、徜徉，或者喂鸽子、与各国学生交谈、看漫天浮云舒卷……那一刻，我感觉此生受过的苦，都烟消云散了。

我现在生活的城市，既不在故乡，也不在巴黎。随着年龄的增长，激情的消退，我越来越觉得故乡不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而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记得海明威说过，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如果在巴黎生活过，此后一生他去了哪里，哪里就是巴黎。

其实不只巴黎，故乡亦如是。我不只是我，我是我所热爱的一切。

有首法语歌是这样唱的：“J'ai deux amours，mon pays et Paris.”意思是我有两份爱，家乡和巴黎。

我曾经说过，我当年去巴黎读书的最大收获是在地理上远离了中国，在时间上找回了自己。

如今，我离开巴黎已经很多年。那个曾经是未来的故乡，也停留在了过去。然而我的灵魂并没有衰老，我希望我能继续活在时间里——我有两个故乡，一个在过去，一个在将来。

钢铁怪物

我拍了一张艾菲尔铁塔的标准照。举起相机的时候，我正坐在不远处的高台上陪一岁多的女儿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一百多年前，艾菲尔铁塔拔地而起时，当地很多文化精英都如临大敌，像遇到了永久的坏天气。

他们担心这个钢铁怪物会在这座古城投下令人厌恶的影子，掩盖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凯旋门等古老建筑的荣光。在咒骂声中，这座原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并被指定代表法国荣誉的铁塔，变成了塞纳河边的耻辱。

不过，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糟糕。时间能毁灭一切，也能成就一切。每日低头不见抬头见，日久生情，巴黎人慢慢习惯了一种意见——像巴黎这样伟大的城市，就应该有这样一堆钢铁。

当然，这里的峰回路转，并非只是时间的功劳。它还在于人是意义动物，会努力寻找让自己过得去的精神内涵。有人会说服自己，在此平淡无奇的世上，这不只是一堆钢铁，更是一面为法兰西理想主义竖起的旗帜。艾菲尔铁塔挺拔向上，让巴黎这座涂脂抹粉的城市有了钢铁的意志与高扬的灵魂。

十几年后的一天，我在电影《云中行走》（To Walk the Clouds）中获得了久违的感动。影片讲述了1974年法国杂技人菲利普·帕特在纽约双子塔之间搭建钢索并成功穿行的故事。

我喜欢《云中行走》这部影片，还因为它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女主人公告诉帕特说她要离开纽约回巴黎，因为“我已经帮你实现了你的梦想，我还要实现我的梦想”。

问题是，为什么帕特要在两个与他生命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大楼间走来走去？

只是挑战极限吗？不，还有寻找和赋予意义。

所谓爱，就是给自己喜欢的人与物赋予意义。当你爱上了纽约的双子塔，也就为它们赋予了灵魂。这样，它们就成了你灵魂的一部分。你也因为又有意义之食果腹而获得某种满足感。

人是半个上帝，他不能像上帝一样创造物质的世界，但是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为万物赋予意义，是我们拓展自我、接纳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们不愿否定自己爱过的东西、恋人或者故乡，也是因为他们都变成了我们灵魂的一部分。

产权与记忆

没有谁不渴望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好在那里安顿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而一旦有了房子，可能又是另一回事。它像一个牢笼束缚着你。

我在城里也有自己的房子，不过回想我最美好的时光，很多时候却是在出租屋里度过的。

读高中的时候，我和两位同学在云居山脚下租房子住。那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我们三个穷学生每月凑足五块钱。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算是过了两年桃花源里的生活。

收房租的是一位穿着时髦的年轻人，他负责替远在县城的单位看管这山脚下的几栋房子，见我们有意，就顺便把其中一栋租给了我们。

“单位的房子，反正空着也是空着，我就赚你们几包烟钱。”年轻人一边说着，一边扬起手上那块气派的手表。那时候我们都没见过什么世面，以为凭他这一身行头，就算是有钱人了。

后来，我和那两位同学天各一方。我先是到了北方，十年后又去了巴黎，开始一个人的学习与游历。

秋天的时候，我站在塞纳河最高的一座桥上拍了这张照片。这是一座建于十九世纪的老楼，就在十六区布莱里奥码头街边上，离塞纳河只隔着一排法国梧桐。我曾经在那里租过一个小房间。还记得有一次为了应付考试，我有几天没下楼。

我没钱在巴黎买一处房子，但我从来没有为此感到遗憾。我更珍视的是在巴黎的生活经历。房子是房东的，城市是大家的，生活的记忆是我的。记忆与产权无关，它是我不需要任何认证却可以真正拥有的东西。

这世上最可怜的不是我的贫穷，而是你虽然富甲一方，却没有多少记忆。你在银行存了很多金条，在不同的城市买了很多房子，这些金子和房子虽然名义上属于你，但如果只是像一堆废品一样存在那里，它们和你的生命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忆故我在。回忆是巴黎唯一能够给我的东西。那时候的我没有去想远大前程，也没有思乡病，有的只是一座随时可以谈心的城市。虽是一介穷困书生，我在巴黎过了这一生中最简单也最善良的日子。

一个人只有经过一次逃难或者远足，才知道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和所有人一样，有朝一日我必须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我能够带上的唯一行李，也只是一点点时苦时乐的人生回忆罢了。

风雪夜

那天傍晚，我在法国西部的小城布雷斯特散步。几个小时前，这里刚刚下完一场雪。

我举着相机，独自徜徉，拍的都是沿街的一些房子。它们上接天、下接地，像我乡下老家的那种。在中国，城里人管类似的房子叫别墅，在乡下叫家。

走在飕飕的冷风中，那天我突然希望自己有一大笔钱，可以买一栋类似的房子，把自己安顿下来。

“就这样生活一辈子也不错啊！”我内心的一个声音说。

也许是因为孤独太久，也许是在外面生活有些累了,也许只是天气的原因。我习惯在晴天拥抱世界，在雨天拥抱自己。而在这样的雪天，我更愿意将自己与世界全部归零，并且融合在一起。

而事实上，当时我的心正被在互联网上引起激烈讨论的孙志刚案牵着。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无数人在异口同声地追问。我远远地看着这次声讨。我觉得时间在中国那边，我必须尽快回到中国去。那是我的故土啊，那儿有我未竟的责任啊，而在这安逸的国外，我将一无所成。

故乡是一个神奇的词汇，它有时候检验你情感的浓度，有时候检验你情感的宽度。离开中国后，我更加确定了故乡这个词是会随情境而变。当我离开村庄去县城，村庄是故乡。当我离开南方到北方，南方是故乡。当我离开中国到欧洲，中国是故乡。如果有朝一日上了月球，地球又拓展为我的故乡了。

灵魂有多少种形状，故乡就有多少种形状。我要承认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我个人的成长，我对故乡不是那么无条件赞美了。故乡永远处在明暗之间，它会一直告诉你自己曾经从哪里来，但永远不会告诉你应该到哪里去。

故乡如点，人生如线。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再也不想将自己局限在地理上的故乡了。我不希望自己沉迷于在空间上寻找过去，我愿意自己能够在时间上寻找未来。

原来的你

巴黎有个蓬皮杜艺术中心，在这座由钢管和玻璃管构成的庞然大物里面，摆放了许多现代艺术作品。

比如，我曾经看过的有组画是这样的：画家在一个女人的裸体上涂满蓝色的油彩，然后让她先后躺在几块画布上。由于这位女人当时姿势各异且着力点不均匀，一组省时省力的人形图很快大功告成。

这组盖章式的人体画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不是画，而是艺术家在挣扎。在我眼里，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想法，一种观念，和我理解的表现主义绘画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尤其是当我看到有人将笤帚也绑到画布上的时候，我会明显感到艺术家们内心的绝望。古典主义与表现主义占领了绝大部分领地，后来者要想安身立命，只能寻找一些骇人听闻的方式。

相较于蓬皮杜艺术中心里面的绝望，我更喜欢它外面的氛围。那里有各种艺人，有的练杂耍，有的给人画像，以便从游客那里赚一点小恩小惠。一种细水长流的生活之美。

像我这样的旅行者，最愿意为之驻足的是街头的流浪音乐。这张照片中的人应该是一对夫妇吧。无论他们是在故土，还是在他乡，我很羡慕这种又弹又拉的生活。而且我相信，如果他们一直生活在自己的音乐里，音乐就是他们的故乡。

我曾经动过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我是他们，我愿意流浪四方，并且每到一个地方，就演奏一曲当地的情歌，从My Own True Love到La Vie en rose再到《四季歌》。

《四季歌》是我听过的第一首情歌。上小学时音乐老师只给我们教了春季，因为校长认为这首歌有伤风化。后来那位音乐老师也没再教书了，具体原因不知。我小学快毕业时，校长也突然消失了。几十年后我在县档案馆查资料，才知道他是因为超生被开除了。

在北京的街头，我偶尔也会见到流浪歌手。那样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座城市立即被赋予了灵性。有一天下午，我在西单的地铁口看到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在吹“鸳鸯双栖蝶双飞”。

那天我站了很久，看台阶上下，人来人往。那是我生命中古老的情歌，古老的咏叹调。我第一次听到它时，刚上初中，我已经感受到自己的内心，正在绽放着一种朦胧的爱意。

在各类艺术中，唯有音乐能够保留时空，储存记忆，将你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引渡回过去。而原来的你，是那样的年轻。

双重抵抗

法语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小时候我听教科书这么说过。然而我在法国时，却经常感觉到法语岌岌可危。

有一次，希拉克率团参加欧洲的一个会议，当法国商界领袖塞埃从说法语变成说英语之后，希拉克与法国外长以及财政部长先后离开了会场。

随后，媒体将希拉克的这次抗议解读为“语言爱国”。试想，若非担心本国语言受到英语的蚕食，以希拉克的老迈之身，何以要做出如此轻率之举？

不过，事情并非只是如此。

有一天晚上，我在布列塔尼与当地人跳完踢踏舞，在大街上看到一群人在游行，他们以静默的方式庆祝自己的传统节日。

为什么穿着旧时的服装？他们的目的不是面朝过去，是为了要回他们的将来。由于法语文化的破门而入，许多布列塔尼人意识到他们的传统濒临灭绝，而首当其冲的是这个地区已经很少有人会说布列塔尼语了。

当希拉克抗议英语文化大行其道时，同样有人在布列塔尼抗议法语文化大行其道。简单说，法国政府面临的是“双重抵抗”：面向外部时，它是抵抗者；而面向内部时，它又是被抵抗者。

问题是，社会演变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这种自救有用吗？这些参加完游行的人，回到家里会找一本书来学布列塔尼语吗？我不确定。文化融合，很多时候只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至于虾米，也许只能在时间那绵长而宿命的峡谷里自生自灭了。

在那天迷茫的夜色里，我拍了这张照片。它让我想起伦勃朗的世界名画《夜巡》。

我离开布列塔尼已经十多年了。回想我在那里住过的岁月，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梦。正如照片中的布列塔尼人，我也常常走在过去的梦里。

随风而逝

在国外我参加过一些游行示威活动，比如反对死刑，抗议战争，支持平权。

不过对于一个异乡人而言，很多时候并不为赞成或者反对什么，而纯粹是为了见证一个地方的风土民情，看水往哪里流，听风朝着哪个方向吹。

那一天，阳光格外明媚，我在雷恩参加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当时雷恩的几条主街上都站满了人。我跟随的是一个由几百位布列塔尼风笛手组成的游行方阵。布列塔尼风笛传自英格兰高地，如今已经成为了布列塔尼文化的象征。

没有永恒，只有存在。

所有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每代人都有自己的伤逝。走在人群里，我对自己说。

不过那天我并不十分伤感。

一来我参加了一个盛大的风笛Party，整座城市，笛声悠扬。二来我还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位手握风笛的姑娘。当她吹完一支曲子，转过身和后面的同路人交谈时，我按动快门，记录下了那一刻。

背井离乡这些年，我常常会问自己我的故乡在哪里。我知道它不只是地理上的一草一木，还包括许多同时代的人和事。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出现过，如同邓丽君的歌、张国荣的戏、某个街角邂逅却又不再相逢的你。

想起西藏僧人世代相传的坛城沙画。那些刚刚完成的杰作，没过多久就要被抹平。世间所有繁华，想来都不过是一掬细沙。

有时我也不明白自己这一生一定要保卫什么。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美，就像沙画一样弱不禁风。既然沙画无法保存，我们只好保存画沙画的形式。在创造与毁灭之间，经历西西弗斯一次次地推石上山。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将随风而逝，包括风。那一天，我在雷恩大街上遇到的那张美丽脸庞，最后同样不知所终。

隔水问樵夫

那年夏天，我收到德兰诺瓦先生的来信。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要去南开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在12月份就会重逢了！”

雀跃之心，如同孩童。我承认，那一刻，我被他信中的喜悦感染了。

德兰诺瓦先生执教于巴黎政治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主义。我在巴黎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讨论些问题，比如中国有没有民族主义，如果有，其内涵是什么？

我回国后，我们曾经在香港、北京和巴黎等地又分别见过几次面。那都是一些国际性会议，见面也只是讨论一些学理性的问题。

德兰诺瓦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而且认识不少汉字。记得有一次开会，他听不进去，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首王维的《终南山》，向我请教他对这首诗的理解是否正确。

坐在台下，我们悄悄地讨论了十来分钟。最后，德兰诺瓦收起纸条，还不忘补充一句，“嗯，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这个我最喜欢，它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意境之美。”

几个月后，就在我等着德兰诺瓦告诉我他已经来到中国以及住在哪里时，却收到了他的另一封信。在信中他特别悲伤地（très triste）告诉我一个特别糟糕的消息（très mauvaise nouvelle）———他没有拿到前往中国的签证。

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德兰诺瓦也不清楚。

“也许是因为什么什么……”他嘟嚷着。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我们一起讨论过的王维的《终南山》：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在古代，遇到一条河流，有船就可以过去。而现在，世界小了，水却急了，河流与樵夫都不一样了。

波茨坦磨坊

我走进波茨坦磨坊时，已经是下午。顺着狭窄的楼梯上到顶楼，一位父亲带着他的五个女儿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磨豆子。

三个素昧平生的成年人，因为一个有关物权的传奇走到了一起。

故事发生在19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波茨坦近郊盖了座行宫。为了风景这边独好，他强行拆掉了一个磨坊主的房子。此前他想花钱把磨坊买下来，但是磨坊主不同意，说那是他祖宗传下来的财产，他的任务就是维护下来，一代一代传下去。

房子被拆除后，磨坊主将威廉一世告上了德国地方法院。不久后，法院做出判决，皇帝败诉，而且必须将磨坊“恢复原状”。没办法，威廉一世只得派人把已拆毁的磨坊重新建了起来。

故事到此并未结束。据说几十年后，磨坊主的儿子因为经济拮据想把磨坊卖给威廉一世的儿子威廉二世。威廉二世就是那位最早鼓吹“黄祸论”的人。甲午战争后不少西方人担心中国龙将在已经西化了的日本的带领下崛起。为此，威廉二世还特意找人创作了《黄祸图》，号召“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虽然排外，但威廉二世并非十分昏庸。他给了磨坊主的儿子一大笔钱，并且写了一封亲笔信，告诉他这个磨坊既是德意志国家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纪念之物，也是他们家族的光荣所在，要求他能够把这个磨坊世世代代传下去。

那一天，我站在波茨坦磨坊的顶楼拍了这张照片。照片中波茨坦王宫仿佛是一只被挡在户外的怪兽。如果从民权的角度看，它更符合一个经典的隐喻——权力终于被关进了笼子。

我其实很羡慕那个男人的五个女儿。在这个磨坊的顶层，她们轮翻推着磨子，看豆子被碾碎，发出咯咯的笑声。而我，一个异乡人，看着几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想着这个并不古老的故事，还在为自己的国家心事重重。

必须赞美

那一天，在柏林乡下的一个城堡主持完几天的国际会议后，我又一次来到了柏林墙下。会议的主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正常交流？”

在东德崩溃之前，柏林墙意味着恐惧与隔离。如今复建的部分墙体，更像是一座露天的历史博物馆或现代艺术馆。

和十年前我站在柏林墙下不同的是，此时墙上的涂鸦又换了一批。我看过不少反映镣铐与自由的作品，而接下来的这幅涂鸦可谓别出心裁。

我猜想这幅画的主题是“赞美”，而且是“必须赞美”。

人总是喜欢被赞美的。这方面，微信的点赞设置就比较人性化，如果每条微信后面同时附一个点踩，恐怕它就不那么讨人喜欢了。同样不讨人喜欢的还有“必须赞美”。

法国《费加罗报》的座右铭是“Sans la liberté de blamer, il n'est point d'éloge flatteur”，意思是如果没有批评的自由，那么谄媚者的赞美也就没有什么意义。我很喜欢这句话。如果赞美是必须的，那么赞美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内涵。

“必须赞美”是独属于人类的一种行为艺术，它有很多种姿势。比如领导人在台上讲话，台下必须鼓掌；领导人走在前面，下属必须跟在后面；领导人说你是坏人，你就真的相信自己是坏人了。

回到画面上来。被强制竖起的大拇指在这里只是一个符号。通常，手脚上的镣铐被理解为限制身体和行动自由，而这个被铐起的拇指，指向的则是被限制的思想自由与赋予意义的自由。

其实在逆境面前，人们并非毫无选择。比如说在这幅画中，当四个手指伸开，它变成了一个握手的姿势。或者，当胳膊翻转，拇指朝下，它又成了一种否决方式。

一边是奴役，一边是自由。艺术只能定格于一刻，生活却别有洞天。

知音

暮色四合，德国小城。一个装扮得像是宫庭乐师的白人，在吹完最后一首曲子后，终于收起了他的长笛。漫长的一天，就要结束了。

那一刻，我正站在不远处的一座小楼上，知道他吹的最后一首曲子是《茉莉花》。

也许我应该走下楼去，为他的盒子投一枚硬币。

音乐没有国界，也模糊了谁是故人。

月光

那一天，秋意深沉。我独自来到莱茵河畔寻访贝多芬的故里。站在波恩的一个小院子中间，拍了这一张贝多芬。那是一座半身塑像。塑像的旁边是几棵银杏树，澄黄的叶子像月光一样洒落下来。

上大学时爱听贝多芬的《命运》，觉得世间一切皆可抗争。如今我也爱听他舒缓的《月光》了。

波动的涟漪，冥想的柔情，悲伤的吟咏，还有阴暗的预感，一切都在舒缓的节奏里变得柔和。

然而，那颗骄傲的灵魂没有因为它变得柔软而失去光华。在这首奏鸣曲里，贝多芬留给世人的不只有月光洒向海面的宁静，还有面对风浪时的无所畏惧。

走上山冈，穿过河流，每日奔波于人世。我能想到的痛苦之源无外乎两种：一是恶挥之不去，二是美求之不得。不同的是，在面对痛苦时，有的人甘于沉沦，有的人迎难而上，有的人不知所以，而我却选择了安放。

从此各尽天年，我与命运井水不犯河水。

我把余下的生命放在月光里。那里没有命运急促的敲门声，没有我对人世种种不公的控诉……有的只是月光照进门扉时的从容不迫以及揽下即将发生的所有悲剧的勇气。

或许是受了上天的眷顾吧，贝多芬是先有《月光》后有《命运》，《月光》最后一章的相对激烈甚至可以说是《命运》的前奏，而我却阴差阳错，先接受了命运的狂风暴雨，然后沐浴了月光的宁静，像是从命运的伤害中复原，又像是克利斯朵夫遇见了葛拉齐娅。

寂静的夜晚，我独自坐在书房里听贝多芬。想起两百年前，有人批评他的乐曲里闪动着刺透暗夜的光芒，而来回摇摆的巨大阴影摧毁了人们内心的全部感受，只剩下无尽的渴望所产生的痛苦。

当那颗月亮从云端升起，我愿我的痛苦如大海里的波涛，而我的灵魂是海面上的月光。它们交错、起伏，但是互不怨憎沾染，彼此温柔以待。

曾经酷爱《命运》开篇的惊心动魄。那著名的“三短一长”，在战争年代与摩尔斯电码里的“V”有了紧密的关联。它不仅代表正义的胜利，而且象征着一个下坠时代的反转与上升。

而现在，我的生命中没有敌人，我看到的只有人，一个个在灵魂深处手无寸铁的人。没有谁是我需要战胜的。我没有时间浪费在扼住命运的咽喉了，我有自己的咽喉，我要听到内心的声音。

当我历经沧桑，我深信我的生命就是我所热爱的一切。我深信我要操心的英雄主义是我为自己所热爱的一切做了什么，而不是痛苦对我做了什么。

我承认痛苦的意义，但并不接受它。我不与痛苦搏斗，也不与它同流合污。我期望精神上有一个绝然的我，不受痛苦的引诱与胜利的蛊惑，不被它们牵着鼻子走。

尼采说，没有音乐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回首往昔，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悲剧或许就是热爱音乐却对它一无所成。然而这并不妨碍我喜欢贝多芬，喜欢那些能够用音乐表达自己并收藏时间与风景的人。

我的幸运是，我时常在这些人的热爱里看到我的另一种生活与宿命。他们都是别人，却又都是此世间的另外一个我。

照片中贝多芬立于暗处。在我心里，他一直在光明处。因为超越凡俗的音乐，他是永远的光明之子，是人类高贵的起点也是终点。

我相信人类的文明开始于音乐出现的那一刻。音乐是人类的神迹，万物的母语。它像时空隧道引渡一切。它对应灵魂的知觉，最大价值是对记忆与人的唤醒。它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翻译的语言。

正如此刻我头顶上的星空从来不需要翻译，而我却能读懂它满天的寂寥与古老的无穷。

花儿与少年

柬埔寨是我到过的最贫困的国家。我过海关的时候，导游要求旅行团成员在护照里夹一美金，以“补贴”这个国家的海关工作人员，否则他可能会以“少盖一个公章”的方式给你找麻烦。

导游是这样说的，大家只好照章办事。不过我宁愿相信她说的话是假的。

大街上，因战时地雷而失去腿脚的人仍然随处可见。去不同的景点，到处是乞讨的孩子。如果你出于怜悯施舍了其中一个孩子，很快其他孩子就会像扑食的鸽子一样围过来，以至于我一时无法上车。他们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但并不妨碍我感受到其中的急切——

“别人有的，我也要有。”

“欲望的另一个词，叫公正。”我对自己说。

我是在一家寺庙的院子里拍下这张照片的。照片里的两个小男孩都非常腼腆。他们没有向我索要任何东西，只是不停地冲着我笑，一个举着花朵，另一个打着手势，鼻孔里还在冒着鼻泡。

事实上，在他们身边还有个抱着孩子的小姑娘，我不确定那个小姑娘是不是孩子的妈妈。

那是一次沉重的旅行，淹没在丛林中的吴哥窟让我感叹历史的无情，而红色高棉时代更让我痛心于人类作恶的潜能。

我曾经读过有关红色高棉的种种恶行。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为了实现所谓的乌托邦，一夜之间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变成了农民，知识分子戴眼镜都被视为罪恶。许多人被杀死在水稻田里，直接变成了肥料。也是因为“水稻田”这个词，这些不幸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的故乡，以及曾经发生在那里的残酷。

记忆是脑海中的魔幻。它能让人幸福，也能让人痛苦。当人们无法承受那些苦难的过往，就会选择遗忘。而新生的一代就像新长出来的稻谷一样，慢慢覆盖那里的一切。

方尖碑下

我第一次到达美国的时候，飓风也到了。

华盛顿广场，天空乌云翻滚。矗立在我眼前的是华盛顿纪念碑。一座身形巨大的方尖碑。

就像喜欢几何一样，我喜欢方尖碑。还在巴黎的时候，我常常去协和广场，只为感受它独一无二的力量与美。它是几千年前古埃及人留给后人的旷世杰作，也是人类共有的文明的化石。它是白天与夜晚的交界，既见证了人类文明由故乡到世界的光荣扩散，也见证了人类文明由世界到故乡的无耻掠夺。

相较协和广场取自古埃及的方尖碑，华盛顿纪念碑多少让人欣慰。这是一座在本土生长起来的方尖碑。而且，它用的不是一块完整的石料，而是由许多石块拼砌而成。

内战期间，这座方尖碑的建设一度中断，很多石块被反对派扔进了附近的河流。由于后来从其他地方采集的石块略有色差，待纪念碑终于落成，人们很快发现华盛顿纪念碑的上下两截看起来深浅不一。

那一天，我像一个枪手一样提着相机，我试图以我的方式来诠释这座雄伟的纪念碑。很快，我在路边几根射灯灯柱那里找到了灵感。当我站到其中一根灯柱的后面，并将自己调整到合适的位置时，我发现镜框里的方尖碑已经完全变成了一把擎天而立的长剑。

华盛顿纪念碑同时是个纪念馆，它的内部中空，内壁上嵌有来自美国及世界各地的铭文石碑。其中一块为清朝宁波府所赠,碑上文字取自晚清名臣徐继畲的《瀛寰志略》：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

徐继畲是中国近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早在1840年代,他就已经从华盛顿身上看到不尚武功与民主选举的价值。然而，中国有几人记得徐继畲当年的思想。

我在美国寻访历史的时候，常常会想起《常识》的作者托马斯·潘恩。他被美国人遗忘的遭遇令人同情。但正如富兰克林所说，如果没有潘恩的笔，华盛顿举起的剑将徒劳无功。

回想本国漫长的历史，那些由刀剑与思想交织的命运，没有捍卫自由的思想，那举起的刀剑何止徒劳无功，更有可能贻害无穷。

古老的微笑

拍这张照片，是在我第三次到纽约的时候。当时奥巴马已经成功连任。在通往自由女神像的渡口，我拿出相机拍照。

我随身带了一本新近出版的《这个社会会好吗》。每到一处，我会把它拿出来与当地的景物合影。既然它可以作为我寻访的见证，我就不必自拍了。

在我身边，有一位黑人工作人员。大概是出于好奇，他过来问我拿的是什么书。他说他也喜欢读书。我说那正好，您拿着吧，我来拍张照片。

“我什么也看不懂……”黑人翻开书，嘴里嘟嚷着。

“再翻翻，里面不只有中文。”我边说边按动快门。

没过一会儿，黑人开心地笑了起来，并摊开书中的一页，上面是一张照片。

“啊，我认识她，罗莎·帕克斯！”黑人说。

虽然看不懂中文，但是这位黑人很快发现我的书里还有马丁·路德·金和图图大主教的照片。

“这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和奥巴马一样，是我们黑人的英雄！”黑人不无骄傲地说。

“据说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为我的这位老乡感到骄傲！”我半开玩笑说。

黑人闻之大笑。

这是我生活中的平常一幕。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这句深沉的咏叹，在中国可谓尽人皆知。这些年我经常在国外旅行，却很少有这样的感慨。

无论到哪里，我总会遇见一些似曾相识的人。即使语言不通，我相信我们仍是可以交流的。因为这世界上除了文字，还有照片，还有更古老的微笑，以及那些为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

食人间烟火的自由女神

这些年，我拍过不少自由女神的照片，从巴黎到东京，再到纽约的自由岛。甚至，在纽约的时代广场，我还拍过几位真人装扮的自由女神。不过扮演女神的，通常都是些彪悍的男性，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当替身收钱。

那年冬天，我重返纽约，几个月前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飓风，自由女神像附近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相关景区暂停登岛参观的业务，所以我只能远远地望着它，拉近镜头拍下了这张照片。

相较此前我在纽约拍摄的自由女神像，如果仅从构图、色彩和清晰度等专业角度来看，这张照片堪称劣品。然而，这恰恰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强烈的有关自由的象征或符号，而且为自由呈现了混乱的背景。

黑越越的树林，谜一般升腾起的烟雾，像是要竖起其他神像一般的繁忙的塔吊……

在这张照片上我看到了一个有关自由的真实的世界。在这里，自由女神不再是明信片和政治课本里的那个光芒万丈的自由女神，而是混乱的“俗界自由女神”，是食人间烟火的自由女神。

我承认自由是美好的。过去的这些年，我一直在追求心中的自由，也无时无刻不喜欢自由。然而自由不只是一个凌空蹈虚的概念。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这世界真正迷人的东西，不是自由，而是责任。既然无限的自由不可触摸，不如转身去担起有限的责任。在有限的责任里感受无限的自由。

自由只是手段，责任才是目的。

我需要财务自由，是希望人生走得更宽阔。我需要审美自由，是希望我能让自己满意。我需要言论自由，是希望我的写作言之有物。

关于最后一点，我更相信的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言论上的责任，他对言论自由的渴求也就不会那么迫切。如果你看到一个地方起火了，却被禁止去说，你一定会心急如焚。

魔鬼岛

那天，阳光正好。我在旧金山的魔鬼岛监狱逛了一下午。这里早已人去楼空，如今只剩下络绎不绝的游客以及几个囚犯逃进茫茫大海的故事。

曾经对垒的双方，狱警与囚犯，正义与邪恶，律令与计谋，武器与拳头，都已经烟消云散。这世上没有谁是自由的，区别只在于有的人是生活的囚徒，有的人是制度的囚徒，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囚徒。

良知仍在沉睡

那天在微软总部做完讲座，我独自在西雅图大街上闲逛。在一条街道的拐角，我撞见了西雅图酋长（1786—1866）。

一座小雕塑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广场，看起来有点像我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见过的山顶洞人。

为什么西雅图酋长的雕塑远不如我看过的华盛顿的雕塑那般雄伟？我有些愤愤不平。在我眼里，如果说华盛顿代表美国的独立，那么西雅图酋长代表人类的良知。

有关西雅图酋长的故事很多。早在一百多年前，迫于白人的西进运动，西雅图酋长所属的印第安部落必须离开世居的土地，搬到保留区去住，否则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西雅图酋长答应了白人蛮横无理的要求，并且代表印第安部落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唯一要求的，就是白人能像我们一样的对待这块土地上的动物，待它们如同亲兄弟一般，把它们当作一家人。”

在西雅图酋长看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沙滩、耕地、山脉、河流、薄雾、白云以及每一根闪闪发光的松针，每一只嗡嗡鸣叫的昆虫，都是圣洁的。他说，“树汁流经树干，就像血液流经我们的血管一样。我们和大地上的山峦河流、动物植物共同属于一个家园。”

西雅图酋长最感动我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没有了动物，人类会怎样？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死去了，人类也会灭亡。降临到动物身上的命运终究也会降临到人类身上……我们深知：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

一百多年过去了，而我们这个自以为高贵的物种，至今仍在自相残杀。我不知道人类什么时候会把爱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生灵及整个大自然，我只知道人类的良知仍在沉睡。

沉重的时刻

那天下午，我独自一人，由南向北穿越纽约的中央公园。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几个月前第一次路过时我就已经被这座公园迷住了。

中央公园里有许多树木、鸟类以及被纪念的历史人物，包括莎士比亚、汉密尔顿和列侬。在繁华的曼哈顿中心，留有一块占地超过800英亩的公园，这不得不说是纽约的奇迹。虽说寸土寸金，但物欲在这里并没有彻底泛滥，而公园里毕士达喷泉边上的四座雕像中，其中有一座代表的就是节制。

公园里还有数以千计的长椅，其中相当一部分已被人有偿认领。捐赠者有一项权利，可以在椅背的铭牌上写一段话，以纪念自己的亲朋或爱人。感谢那些充满了人性的文字，让我甘愿在公园里花上几个小时，只为了一次次走近那些暗绿色的空椅子。其中最让我感慨的一句话是：They lived and laughed and loved and left(他们活过笑过爱过而后离去)。

夜幕降临，天空中突然飘起了雪花。以我的经验，上苍如果有意让我爱上一个地方，就会为我下一场雪。早些年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场雪而彻底爱上巴黎的。有人说雪会覆盖和掩饰世间的一切。相反，我认为雪可以去除虚饰，为我袒露万物的灵魂。

我满身雪花走到公园北端的杰奎琳水库边上。就在那附近，迎面遇到一位年轻的女子。她冲着我温情地一笑，然后擦身而过。也许是因为孤独的缘故吧，我在风雪中回望了那个渐渐远去的背影，并且记住了那个慈悲的笑容。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想起里尔克的《沉重的时刻》,什么样的荣华富贵能够换来这样一首诗：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间某处笑，

无缘无故在夜间笑，

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遗憾的是，我只留下了一个空镜头。时至今日，连那个慈悲的笑容也渐渐忘记了。唯一记得的只有当时的那点孤独与浅浅的无望。而那场雪一直落在我心里，让我相信心里没有大雪纷飞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

追故乡的人

自从发现了被湮没的农学家董时进以后，我想给他写部传记，于是去美国找到了他的儿子董保中先生。

董保中先生是文学教授，退休后住在旧金山附近的一座小城里。虽然八十多岁了，身体却很结实。

记得那天董先生和他的美国夫人去机场接我，刚见上面，他就直接从我手里夺过行李箱。

“你是客人，大老远来，东西该由我拿。”走了没多会儿，他把我的箱子拎进了汽车的后备箱。

我在董先生家里住了几天，那是一栋两层的House。董先生说这房子是他前几年买的，花的钱相当于人民币六七百万元。

“是吗？现在中国的房价可是贵得不得了……”

我惊诧不已。在旧金山不远的地方，能买到这么便宜的别墅。重要的是，不只有房子，还有几百平方米的土地。具体到院子，这里的露天烧烤和游泳池我都不羡慕，最让我情不自禁的是那棵少说也有两百年的大树。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在四川种了片大果园，后来都被没收了……”董先生回忆说。

由于董先生喜欢剑术，那几天他除了和我聊他的父亲和家事，还教我练习击剑。有时在他家的书房里，有时就在那棵大树底下。

中国文人常常感慨“平生书剑两蹉跎”，我是人到中年才有机会“练习击剑”。如果有这样一棵大树，可以坐在底下读书舞剑，宴乐宾朋……我所追求的美好人生，也不过如此吧。

“现在中国到美国方便，有空就常来我这住几天吧！我这有房间，你可以到这来写作。”

董先生读过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知道我内心的忧伤。当他看到我不停地对他家院子里的这棵大树拍照，甚至几次爬到树上时，便这样安慰我。

此心安处是吾乡。我承认，在董先生家里的那几天，我时而有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且认他乡作故乡的错觉。可我内心也在不停地问自己，既然我在这里的愉悦如此真实，一切恐怕就不是“错觉”那么简单了。

几年后的一个夜晚，我梦见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周边的乡下漫游。不知不觉间，骑进了一个山明水秀、古木成林的村庄。我问一位坐在湖边的老人这些树是如何保留下来的，老人支支吾吾，什么也说不出来。而当我想拍照时，手机卡里的内存却满了。

接下来更让我扫兴的是，就在我对那位老人说“我看见树很亲切”时，他并不理解我说的“亲切”是什么意思。

“啊，你在说什么？！什么亲切？！”

老人不断地重复这句话，直到这个村庄和所有的树在我的梦里渐渐隐去。

我每晚都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在梦里我无法和那位老人解释我所遭遇的一切。醒来后，我突然明白自己这些年对故乡的所有追逐。

我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有时候追回童年，有时候追到天边。有时候追入文字，有时候追入月光。更多的时候，我是追进了梦里。而我梦里的故乡，或许在过去，或许在未来。或许已经消逝沉沦，或许永远不会到来。

还能从故乡的重轭中解脱出来吗？回想过去这些年，我时常奔波于故乡与世界，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幻之间，我早已经疲惫不堪。

“任何地方只要你爱它，它就是你的世界。”

寂静的午后，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在网上读到王尔德的这句话。

我的经验告诉我王尔德是对的。故乡与世界之间的那道白墙，在这里轰然倒塌了。当我意识到凡我所热爱的地方就是我的命运，我猛然发现我的故乡与我的世界融为一体。我不再纠结于故乡既回不去也走不出了，我的过去与将来都已经安放于现在。

我是我世界的精神与皮囊，我走到哪里，我的世界就在哪里。我一生追求怎样的故乡，就在怎样的故乡度过一生。

弯曲的芦苇

冬天，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湖。当时湖面已经结冰，落着一层未化的雪。湖岸，是一片久违的毛蜡烛和芦苇。

就在我举起相机不断拍照时，偶然发现其中有一根弯曲的芦苇。

帕斯卡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因为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而且他知道自己有朝一日必定死亡，知道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天地无言，它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吗？我不知道。但天地真的可以让我的思想驰骋。而思想又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东西，它能教人刚直，也能教人弯曲。

我见过的人，大多数都是会弯曲的芦苇。其实即使是那些外表刚直的芦苇，起风之时，也是要弯曲的。世人常以宁折不弯为理想，但大自然信奉的是宁弯不折。

那天我折了几根已经枯萎的芦苇和毛蜡烛，把它们带回家中。没几天毛蜡烛像宇宙一样慢慢膨胀炸开了，飘得满屋都是飞絮。而芦苇依旧直直地立在花瓶里。

我之所以没有折走湖边那根弯曲的芦苇，是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弯曲之美。我想看它春天来临时的样子。

关于它的弯曲，过去也一定有很多故事吧。人到中年，我越来越爱听那些弯曲的故事了。世界是弯的，人也是。也许，我就是那根也会弯曲的芦苇。

那天在湖边，我是用同情的眼光看着那根芦苇的。周围都是刚直的芦苇，唯独它是那样的弯曲，看起来甚至有些丑陋。我不在的时候，它一定经受了不少同类的责问吧。给它拍照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一根强壮的芦苇在喝叱它是怎样的怯懦。

一个星期后，我重回湖边，想去寻找那根弯曲的芦苇。遗憾的是，我再也找不着它了。

绿雪

这年的雪来得有点早。由于忙着整理书稿，它头一天晚上下完，我转天下午才有时间带着相机出门。没想到，一路上我最想拍的不是白雪，而是满地新落的杨树叶。它们像绿雪一样盖住了昨夜的白雪。

多少绿叶死于壮年。在坠落之前，这些叶子仍然保持着饱满的绿，没有一点生命羸弱的迹象。人世间何尝不是如此。在我的村庄和我的同学里与我年龄相仿的，就有人二三十岁早逝。我们能安慰自己的，是生命经历此一过程，还将进入彼一过程。

所谓轮回，不过是改头换面的一点点永生的愿望罢了。

意义的巢穴

我每天都睡得很晚，不仅是因为有事要忙，更因为我享受万籁俱寂的孤独。而当我终于进入梦乡，我做过的最多的梦，就是在乡下有一间房屋。我知道，这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梦，还是精神层面的梦。

可是里尔克却说：“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有一天晚上，重读《秋日》，我在心里打一个问号。没有谁不需要一个房子。清高如里尔克者也一样，他一生都在诗歌里筑造自己的巢穴。

突然想念起那些搭在大树上的鸟巢。转天早上，带上相机，我在南郊拍了一上午照片。那同样是一场有关房屋与孤独的旅行。

有人说，女人是筑巢动物，男人是野生动物。其实，野生动物也喜欢为自己做窝。只是它们不在树上，而是在山洞里。

中国人常讲安身立命。安身是为了肉体，立命是为了灵魂。二者从本质上说都是安顿。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总得为自己找到安身之所与安心之所。

这世上有很多庙，庙里有很多和尚。和尚们常说“应无所住”，想来竟是欺骗世人的“假话”。这些心肠柔软的人，不仅把身子安顿在庙里，又把心安放在了菩萨身上。

就算这些都不是“有所住”，那他们至少是把心安放在“应无所住”这四个字里了吧。人是意义动物，一个人一旦为自己的人生赋予了某种意义，从此就生活在这个意义的巢穴里。

我最早知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是在《金刚经》里，而是读了虚云老和尚的一点开示。老和尚说，这八个字是《金刚经》的总骨，假使把这句领会了，这一卷经文也就明白了。

是啊，人不要迷恋俗物，要放下执着心。然而谁能够做到呢？不要执着，同样是对不要执着的执着。

我所站立的地方，就是我灵魂的归所。即使是虚云老和尚，恐怕也无法做到“应无所住”吧？他一生修庙行善，我相信他一直住在他的慈悲里。

沉湖

暑假的一天，我开车带父母去家附近的庐山西海玩。

当年，村里很多青壮年都在这里卖过苦力，包括我的父亲。

“那时候人山人海，做事非常累人！但就是有一点好，饭尽管吃。”父亲说。

在那个穷得只剩下国家的年代，大家累一点还在其次，能吃饱饭是头等大事。

西海以前是一片高山，修河从山谷里蜿蜒穿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当地数以万计的人被动员起来，参与一个改天换地的大工程。二十多年以后，待山脚下所谓的亚洲第一大水电土坝修好，河水开始浸漫上来，山谷慢慢变成了湖底，曾经耸立的997个山峰也都变成了山岛。

住在山里的所有村民都变成了水库移民，被迫迁往其他村落消化。到如今，他们的故乡已经沉入湖底几十年。山里人世世代代的恩怨，也都消失在这一汪湖水里了。

这张照片是我在快艇上拍的。那棵树原本生长在一个小山岛上，因为湖水几乎没过了山岛，使它看起来很像是长在水里。

让当地人觉得神奇的是，水位蓄得高的时候，即使那棵树完全泡在水里，最后还是会活过来。如果是在古代，相信会有一个关于这棵树的传说。

那天，我让开快艇的朋友载我在树周围转了一圈。于近处看，这就是一棵平淡无奇的树。而当我重新回到岸上，远远望去，我竟忽然觉得那棵树像是一位痴心的情人，在湖心守望着它沉在湖底的永生之恋。

或许也是永别之恋。我们常说世事沉浮。有些东西沉下去，就再也浮不上来了。

花狱

阳台上的两盆茉莉花，每年从春天开到秋天。

一个夏日的清晨，我用手机记录下它们的美丽，却遗憾无法收集它们的芬芳。

坐在阳台上，有时我会忍不住放下手中的书，看着这些洁白的花朵发呆。那些已经凋谢的、正在开放的和含苞待放的茉莉，像山岭上的积雪，又仿佛几世同堂。

让我心生感慨的是，无论它们是否生长在同一花枝上，每一朵花都相安无事，没有谁必须继承谁，也没有谁必定称王；没有哪朵花比另一朵花更自由，也没有哪朵花必须为另一朵花担起责任。

花开花谢，这些大自然忠诚的儿女。我羡慕它们安安静静地绽放，安安静静地凋谢。正如我理想中的一生，是安安静静地活着，也安安静静地死去。

然而我又常常对这两盆茉莉心怀愧疚。我没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来安放它们，正如我在这个国家没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来安顿灵魂。我只能将它们养在两个逼仄的花盆里，并且每天把它们关押在阳台上。

漫长的花季。这一年，我阳台上的茉莉，开了一千朵，一千个囚徒。我知道我不只是养花人，还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狱卒。如果我因为远行或者痴迷读书而忘了给它们送牢饭，它们就都饿死了。

行走的树

冬天，车子缓慢地行进在大理的旷野，我看到一群行走的树，在湖边，你推我搡。

我举起相机的时候，刮起了大风。我感觉它们想成群结队，一起去天涯。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老家也有一些树。在它们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想浪迹天涯。

最后它们都没有走。我走了。

我走了以后，现在它们真的在天涯了。

最后的贵族

北方的冬天，一片萧瑟。择一个没有雾霾的晴日，我带上相机，想去郊外寻找美。找了很久，什么也没有找到，最后在一棵光秃秃的树底停了下来。

我举起相机，对准树上的最后一片枯叶。

最后的贵族，坐在枝头，在风中摇摆。

按动快门，断章取义，沙漏在响。在美与意义的世界里，即使是一片枯叶也可以称王。

参差

立春前几天，我在旷野里给一棵树拍照。虽然还是严冬，它已经长出了嫩芽。而其他很多树，还在死气沉沉的梦里。阳光下，我看见这棵树枝条高举，每根枝条都参差不齐。

一棵树尚且有如此不平等，遑论万物。万物本来清净，平等即差别，差别即平等。当我们人为地强调物物平等时，平等就消灭了万物的本性。

世人费心劳力，寻找平等的乌托邦，最后只寻回了血流成河。大自然孕育万物，崇尚的是有差别的乌托邦，你寻不寻它，它就生长在那里。

世界的影子

我懒得搬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家里有很多书，二是我现在居住的小区里有许多梧桐树。

很多年了，我一直喜欢梧桐。尤其是那些大大的叶子，活的时候认真地活着，死的时候也从不拖泥带水。

秋日，一个寻常的午后，我在楼下漫步，看到阳光将树影投在了墙上。这是一棵并不起眼的小梧桐，它站在路边，离幼儿园的围墙只有大约一米左右的距离。我立即用手机将它拍了下来。

微风轻拂，思绪乱飞，站在婆娑树影间，我突然理解了中国的山水画。

水墨是世界的影子。而大自然，已经备好了一切。

再后来，我有机会去富春江畔。邀请我去那里的朋友，送给了我一幅《富春山居图》的仿制品。回到家里，戴上白手套，我迫不及待地从樟木盒子里再次取出这幅山水长卷。我把它放在桌子上，从右到左，徐徐展开，一时竟读得热泪盈眶。

从前只喜欢西洋油画中色彩的我竟也爱上了传统中国绘画，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尽管我早就知道，中国的古人真正信奉的是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之用与器物之用。

还有比水墨更好表现古代中国人心灵的东西吗？

仔细想来，传统山水长卷的价值就在于它不只有空间上的呈现，还有时间上的绵延。当你打开它的时候，你可以控制你的速度，让卷轴里的时空在你面前慢慢铺展，而你也仿佛是一个隐逸的今人或者古人，尽情地游历其间。

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读画体验。年轻时有些东西不能理解，比如戏曲的咿咿呀呀，山水画的千篇一律。随着年岁的增长，那些曾经不能理解的东西，慢慢能理解了。

素描

中学时迷上了素描，一度想考美院，又舍不得我的文字理想。思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写作更适合自己。

也许是因为理想半途而废，我时常怀念学校后山里的那条溪谷。那时候我经常坐在溪边的岩石上写生。因为无人指点，全凭自己摸索，因此不得要领。画出来的东西，也常常是黑乎乎一片。

黑不是问题，问题是黑得不成章法。

时光流逝。那些涂鸦之作我一幅也没有留下来，如今山脚下的那条溪谷也因为附近建了一个矿泉水工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大水库。就算是我此刻有心，也再不能坐在中学时的那块岩石上写生了。

有一年夏天，我上山路过那里的时候，一条黑狗追了我快一里路。

“汪、汪、汪，这是我老子的地盘，也是老子我的地盘。”黑狗说。

中学毕业已经二十多年了。有一天，我坐在天津开往北京的动车上，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树木，拍下了这张照片。

陆放翁有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其他艺术也是如此吧。那天雾气腾腾，并没有往日的毒霾，窗外匆匆掠过的树影帮我完成了一张中学时未能如愿的素描。

我一直遗憾自己丢掉了画笔，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重拾二十几年前的梦想。我要感谢自然之母，虽然我没有走上追求艺术的道路，却可以每天生活在她艺术的怀抱里。

雾霾节

国内有研究说，我们国家的雾霾是中性的，国外没法比。国外有研究说，北京雾霾发现耐药菌，人类最后的抗生素将束手无策，国外没法比。

英雄所见略同，国内国外没法比。

而我只能相信的是自己的经验。从国外回到中国，如果赶上雾霾，当我坐的飞机开始降落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住在潜水钟里。

空气消失了，机舱外是一片浑浊不清的污水。机翼像是一条鲨鱼，在水中游弋。

因为雾霾的缘故，许多朋友都买了空气净化器。有好事者甚至开始在网上公开贩卖来自国外的空气。

“加拿大落基山脉空气，纯山野感受，64美元一瓶。英国威尔士新鲜空气，清晨露水般的感受，97美元一瓶……”

我这并不漫长的一生，正在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的分水岭：

在前一个时代，一些昂贵的东西变成免费的东西，被充了公；在后一个时代，一些免费的东西开始变成奢侈品，就算你想花钱，也要不回来了。

我不想说这个时代只剩下了肮脏。清新的空气，和煦的阳光，洁净的水源，已如我的青春年华一去不返。我曾经努力远离的贫困岁月，如今仿佛变成了黄金时代。

据说在特殊的年代里，如果不能谈论沉重的话题，人们就谈天气。而现在，谈天气成了最沉重的话题。于是大家不停地讲有关雾霾的笑话。

这是一个长于苦中作乐的民族。许多人把有雾霾的日子过成了雾霾节。

从来没有救世主，中国除外。

幽默是中国人的救世主。幽默是反抗的开始，同时也是反抗的结束。幽默教会中国人苦中作乐，向死而生，在苦难面前出污泥而不染。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苦难无数，癫痫、躁郁症，贫穷、死刑、流放等等占据了他生命的大部分时光。而他最担心的是他配不上自己所经受的苦难。

中国人最担心的是自己讲出来的笑话，配不上这个时代的苦难。

明月千里

那一天，百无聊赖。我去宜家买了一盏普通的床前灯。这样，临睡前看书就方便多了。

回到家，给它接上电源，并按低了灯头，让光投在卧室的白墙上。光影之间，仿佛明月千里。

古人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其实，月没有阴晴圆缺，变幻的是世上的人心。

我时常怀念年少时在乡下度过的每一个晴朗的夜晚。

那时候，大地与人类都在沉睡，而天空却是明亮的。

那时候，月亮走，我也走。我远离人群，过着简单而清贫的日子。

那时候，站在时光黑越越的旷野里，我和世界共着一轮明月和几只萤火虫，我和世界像是同甘共苦的兄弟。

2015年的最后一天，我在夜里拍下这个人造的月亮。小时候觉得2000年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份，现在同样遥远。

人网恢恢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正在美国旅行。它让我想起了一位在监狱服刑的朋友。他在生意场上出了点事情。我们几个朋友，想方设法营救他，但最后都无济于事。

一个人一旦吃了官司，就像是身体有了大的伤口，各种病菌会乘虚而入，开始在他的身上安营扎寨，吃拿卡要。而他病急乱投医的妻子还要感激这些病菌，以为它们是降妖除魔的救星。

审判的那一天，我在法庭外等了很久。几位记者被挡在外面。法庭大门紧闭，和他们一样，我没有资格进去旁听审判。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位朋友了。我想在法庭上见证他的艰难时刻，然而我连法庭的门都进不去。

那一天，站在一扇沉重的铁门之外，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傍晚的时候，我回到家里，重重地倒在床上。

人网恢恢。一个人站在法庭上，一只飞鸟困在罗网里。

面包星球

一双恋人，面对面吃完最后一顿晚餐。

乐声未央，时间尚早，桌上还剩两个面包。他给它们分别插上水果签。然后掏出手机，点击屏幕，把光线调到最暗。当快门闪动，时间定格于那一刻。两个水果签变成两个人，两个面包变成两个星球，屋顶的灯光变成夜空中的星星。

举头三尺有神明。只要你愿意发现，这就是一个充满灵性的世界。

那一天，面包起义，各自漂流，两个人成了两个世界。

买房

我想在郊区买一个上接天、下接地的房子。看了好几处，最后终于相中了一个。这个房子空置了几年，外观、户型和价格我都还算满意。

最重要的是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它让我想起老家院子里的那一棵。我童年的很多记忆都与它有关。

说来也神奇，老家的房子因为移民建镇被拆除后，那棵枣树少了人气，没几年就枯死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我真的会相信万物有灵。

就在我为自己可能重新买到一个附赠枣树的房子而庆幸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哥，对不住啊！我回来查了一下，我们晚了一步，房子已经被人买走了……”

来电话的是下午刚刚带我看完房的中介。

之后几天，我继续找房子，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有空时我还会去看那个被别人买走的房子。白天或者傍晚。每次都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只差把钥匙插进锁眼，点亮屋里所有的灯。

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刚刚忙完手里的一部关于日本的书稿，突然想起了这个房子，它渐渐成为了乡愁的一部分。我又一次驱车前往。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没等我走下车，我已经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好端端的房子被毁了，房屋的新主人正将房子拆掉一部分重盖。

泊好车，我走上前去。由于还在施工，那个院子被几块漆黑的木板围着。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往里看，院子里的那棵枣树早已不见踪影……

空气突然变得凝重起来。我不仅失去了一个房子，而且失去了一棵枣树。举起相机，我拍了几张照片。快门咔咔地响着，我的心又一次哗哗啦啦碎了。

那天傍晚，因为这段隐秘的乡愁，我突然明白购买的意义不只在于占有，还在于保全。

How long is now

“How long is now”，这不是一条标语，而是一个哲学问题。

那一天，我在柏林的另一面墙上看到这句话。这面墙隶属于一个废弃的大楼，大楼里聚集了一批生活在柏林的流浪艺术家。

最早是在网上了解到柏林有这样一个艺术街区，到了柏林我就迫不及待地去了现场。由于这栋楼当时正面临拆迁，“How long is now”又从哲学问题变成了现实问题。

现在有多长久？

在我看来，现在就是我们思考与感受的那一刻。我在，故现在在。我不在了，过去、现在和将来就都不在了。所以，现在是此时此刻，也是我漫长的一生。

现在是一个时间概念。

我曾经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我死以后，谁来计算时间？既然我无法再感受时间，我死后十年与一万年又有什么区别？假定我死前想知道死后世界变化的快与慢，是靠大树底下的一个人，还是靠山顶上的一块石头来为我说明这十年与一万年的长度？对于一个人来说，一年都已经足够漫长，而对于一块石头来说，一万年与两万年并无区别。就算是只选择人来为我丈量时间，快乐的人与痛苦的人所能感受的时间，长度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留给自己的答案是没有人能够为我计算时间，因为从本质上说时间不存在。

时间不过是不同物质在运动过程中生长出来的相。时间不能倒流是因为已经发生的运动不能逆转。

时间是世间最大的幻觉。我们走在各自的时间里，其实就是生活在各自的梦里。

两个人的幻觉同样是两个维度里的事情。你不能感受我的时间，就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当我死了，不再思考和感知这个世界，我就跳出了时间，或者说这个世界里由我建立起来的一切幻觉破灭了，时间在我那里崩溃了。

你无法为我丈量时间，就像你无法拿一把尺子丈量虚无。

皆大欢喜

草木萧疏的季节，我和朋友路过观音桥旁边的一个旧房子。它原本是一个荒弃的道观，最近这些年被人改造成了“泰山神庙”。

这大概是我看到过的最破败的庙宇。有意思的是墙壁上还留了庙主的电话。想必它不是用于办证，而是为了通灵。如果谁想求神拜佛做法事，只需按着这个电话联系一下就好了。

我拍这张照片主要是因为这副对联——“有意烧香何必面朝南海，诚心拜佛此处就是西天”。对子还算通顺，遗憾的是它把左右贴反了。

小时候喜欢练习毛笔字，过年时总是为家里写春联，都是些描述喜庆的大白话，如“山青水秀风光好，人寿年丰喜事多”“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等等。也许是因为悲情的东西更能够触及灵魂，能让我在年少时停下来思考一下的反倒是一些挽联。还记得祖父过世后，家里堂前的神龛上摆放了一个灵屋，上面贴的对子是“日落西山常见面，水流东海不回头”。它虽然令人悲伤，但也富有诗意，给逝者的亲人以寻常的慰藉。生老病死，都是顺应了大自然的规律。

我对文字天生敏感，每遇名寺古刹首先要看的就是对联。几十年间印象最深的两幅对联，一是真如寺虚云老和尚的自挽联———“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二是庐山东林寺藏经阁前的“自修自持莫道此间非彼岸，即心即佛须知东土是西天”。

除此之外，几年前在西湖边上的西泠印社看到清人陈鸿寿手书的“课子课孙先课己，成仙成佛且成人”，此联也是颇得我心。

我一度以为对联是最能体现中国人的中道与平衡的。比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但是后来又犹疑了，因为对子只是形式上平衡，而在语义上却往往是重复的。这意味着如果上联语义是平衡的，那么这种平衡在下联会被强调；而如果上联语义是失衡的，那么这种失衡在下联也会被强调。简单说，一个是正正强调，一个是正反强调，关键是下联。

当然，这种表面上的失衡并不影响我对对联的喜爱。从结构上看，对联更像是两个半圆，如果严丝合缝将它拼好了，它就圆满了。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中国的对联更追求皆大欢喜的文体了。

读书人的八字

乡下人喜欢说“八字”，他们管不适合结婚的人叫“八字不合”。八字指的是一个人出生时的干支历日期。

我也喜欢说八字。不过我的八字和很多人不一样。我最早知道它是在一本书里，而且它真的只是八个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回想过往，读书与寻找就是我的现实与宿命。记得十年前，当我仰望天空，拖着行李倒行在法兰西的林荫大道上的时候，嘴里不断哼唱的也是“三百六十五里路”。

我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上小学时我曾经试图离家出走。不过，那次我只走到了故乡的青山上，最后还是回到了家里。差点陪我浪迹天涯的行囊是一个黄书包，里面装着几本起了皱的语文书。我当时异想天开，打算靠着那几本书将来能当个作家。

我喜欢旅行，也走了世界上许多地方。有人说，旅行如性爱，满足的是人潜意识中进入的欲望。这个说法似乎只适合描绘男性，而且不全面。旅行不仅可以满足一个人的求知欲，让他进入，还可以帮他挣脱原来的现实。

“日子在晨昏之间摇摆，我的一生也飞逝在旅游的冲动和家居的愿望之间。”和黑塞说的一样，我也常常在两者之间摇摆。

几年前游白鹿洞书院，行走在山涧溪谷之中，那里有我喜欢的隐逸和冷清。印象最深的却是里面的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就立即被它迷住了。

人到中年，有时候迫切想着让自己安定下来。书让我接近人类，树让我回归自然。

虽然生于穷乡僻壤，我一直庆幸自己有缘成为一个读书人。如果说书籍是我的乡土，那么雪莱、泰戈尔、罗兰、加缪、纪伯伦、柯艾略、余华就都是我的乡亲。当现实不足以容身，我就逃亡到书里，并且在书里旅行。

尽管我受恩于读书，但我并不认为读了几本书就可以妄自尊大或居高临下。黄庭坚曾经说过“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对镜则觉面目可憎”。对此我不以为然。回想极端的年代里，许多变得“面目可憎”的，也往往是读了几本甚至只读过一本书的人。

一个人有没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和他读多少书没有必然联系。毕竟，真正的读书只是和作者交谈，而非听圣训或开光。所以我宁愿想得糟糕些——既然人类通过书籍传播有瑕疵的理性与意义，就应该对可能出现的“理性的灾难”和“意义的灾难”有所戒备。

寻书

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市井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偶尔有些远离人群的社交。我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读书和写书中度过的。

那一天，在法兰西学院参加完一个会议后，我独自来到巴黎大学外的索邦广场，正好看到一位老人在书店外的旧书摊边寻书。赶巧我随身带了个爆炸镜，它虚化了周围的一切，让老人这个寻书的动作显得更加专注。

这些年，我偶尔也会在一些旧书店里寻书，那是一场辛苦而甜蜜的旅程。我洗尽脚上的泥巴来到城市，以思考为业，体力活做得很少。唯一让我受累的，大概也就剩买书了。还记得九几年的时候，有一次在琉璃厂买完书，不小心误入了一个胡同。那是一个狭窄而深长的胡同，里面没有出租车，可苦了我当时背着一大包书，从杨柳依依一直走到了雨雪霏霏。

自从有了网络书店，这点体力活也为我省了。不过这也未必全是好事。由于网络书店的冲击，如今绝大多数实体书店只能是惨淡经营，每况愈下。且不说我所在的大学已经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几年前我重回巴黎的时候，发现拉丁区也少了不少书店，而前面提到的那家书店也已经改卖裤子了。

我在现在的地方住了十多年，偶尔会在附近看到一些流动书摊。那都是一些盗版的文集，有不少人会买回家装点门面。它们厚重而方正，看起来更像是纸做的家具。

而在附近的一个街区，我还看到过一个书摊，那儿竖了大红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几个丑陋的黄字——“正版图书 十五元一斤”。

你生前爱惜羽毛，凡事认真，死后谁还管你灵魂几斤几两，都差不多吧。那一刻，我真觉得人人死而平等，所有作者一律平等了。

寻找向日葵

我喜欢梵高的油画。不仅因为他的作品里有底层的艰辛，还有对生命的挚爱。此外，蕴藏在它线条与色彩里的坚实而自由的气息，甚至让我一度相信梵高终结了绘画。

活着的时候只卖出过一幅作品，死后哀名无限。这就是梵高。

无论是星空、教堂，婴孩还是吃土豆的人们，我在梵高的绘画里找到了某种神奇的力量。那些漂浮而旋转的笔触，像是为我绘出一个个灵魂的漩涡，随时将我吞没。我知道它是沉郁的，却又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内在的欣悦。

二十年前，我有机会在互联网上找到了梵高的很多作品。尤其是断茎的《向日葵》（1887），让我欲罢不能。为此，我还写过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当时的喜悦之情。当时我对出国没有太多的奢望，觉得能在网上看到那些有色彩的油画就心满意足了。

几年以后，我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第一次看到了梵高的真迹。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说油画作品必须到现场看。

一个食不果腹的男人，站在大地上，仰望撒满天空的精神食粮。这是我看梵高的星空时的真切感受。

再后来，有机会去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在那里首先想到的也是梵高美术馆。因为梵高的缘故，虽然我在荷兰举目无亲，但丝毫也不觉得自己孤单。我想那里既然是梵高的故土，就不应该是我的他乡。这种感觉，我在去法国的阿尔小城时也曾出现过。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阳光照耀大地。

墙壁上的这幅油画是我在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拍的。它正是我二十年前在互联网上努力寻找的向日葵。当我在博物馆里猛然撞见它时，就像是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一位朝思暮想的故人。

“你来了。”

“嗯，来看你了。”

“我知道你会来，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你很久。”

神迹

早先乡下信的主要是菩萨。清朝末年信上帝的人来了，有些乡下人就改信了上帝。在我老家，到民国时还有几个道观，但是这个教派尤其没有根基，后来都式微了。

再后来什么宗教都不让信了，信菩萨和信上帝的就消失了，大家只管一心一意信毛主席。谁不信就揭发谁。

如果谁过上什么好日子，遇上什么喜事，说一句“托毛主席的福”，就算是万事大吉了。

如今乡下有许多农民信基督教，女性居多。有的信得很专业，有的则完全业余。专业的会坚持做礼拜，业余的则要看自己的兴致、闲暇和急迫感。

如果生了病，医生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时他们就宁愿信上帝。当然他们也可能同时信菩萨。就像同时抓了两副药，中西药结合。

我也遇到过一些信得比较虔诚的。我有一个好同学，他的奶奶、母亲和姐姐都信了主。

有年夏天，我在一个农户家里见证了她们做的礼拜。她们文化程度不高，但做起事来却是一板一眼，让我看着有些感动，并给她们拍了几张照片。这位女儿宣讲《圣经》时的口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相信，若不是在乡下务农，她或许会做出一番事业。当然，因为信仰的原因，我相信她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也是满意的。

“她们刚信的时候，我是支持的。人有信仰，就不会纠结于一些小事情。”同学接着说：“但是后来我发现她们信主信得好累，总担心自己做得不好会遭到主的惩罚，所以我们家过年鞭炮都不让放。不过现在她们不这样坚持了。他们的教义也在不断完善。”

我生活在城里，周围信基督的这些年也越来越多。我至今未皈依任何宗教，也不喜欢有些信教者居高临下地向我传教，仿佛他们是“信仰暴发户”，在教我这个精神上的穷人如何快速致富。

最重要的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个有信仰的人，他们不相信我的天命就是我的上帝。和很多传教者不一样的是，我的信仰没有让我变得骄傲，我不认为别人要跟着我的信仰走。信仰首先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它理应让人变得内省而谦卑。

我们无不生活在各自的意义世界里。一个人愿意相信什么，主要基于他为自己所赋予的意义，而不是他所看到的事实。一个人相信上帝存在，他没有向别人举证上帝存在的义务；一个人否定上帝存在，他拥有拒绝接受别人的举证的权利。

简单说，我追求事实层面的真理性的唯一，也崇尚意义层面的丰富性的繁荣。我希望大地之上，人人各行其是；太阳底下，万物各成其美。

一个悖论是：如果我绝对相信上帝存在，那么我究竟是绝对相信上帝存在这个事实，还是绝对相信我自己的判断？接下来，若我不是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如何做到绝对相信上帝存在？若我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否意味着我相信自己胜于相信上帝？

同样的问题是，当一个人表明自己对上帝的绝对信仰，究竟是基于对上帝的谦卑，还是基于对自己的狂妄？

这些讨论并不重要，我知道理性的诘难回答不了信仰的问题。这个世界究竟有无上帝，我不急于知道也无须证明。

我唯一确信的是，疑惑同样是我信仰的一部分。既然上帝全知全能，那么撒旦是不是上帝的一部分？否则，怎么解释这世间会有那么多的恶？若上帝果真是仁慈的，又为什么有永罚的地狱？

我希望有一个真实的上帝能为人间带来信望爱。但如果没有上帝，我也不会认为人类从此万劫不复。就像米沃什在他晚年的诗中所说，假如没有上帝，人也不会只为自己活。他仍旧是他兄弟的照顾者。他不能以这世上没有上帝的名义听任他的兄弟忧愁。

有希望的是，无论生活在光明还是黑暗里，我总是相信人是有内在的神性的。而如果没有内在的神性，人也不会创造或者接受一个外在的神。

几十年来，当我沉迷于思维的故乡，我越来越不能像个普通人那样简单信仰与生活了。我有时觉得自己被挤上了穷途末路，甚至连那个被世人紧攥在手里的上帝都已经不干不净了。身为人子，我只能带着自己的一点点可怜的怀疑，终日坐在一个狭窄的书房里。那里没有上帝，也没有佛陀，有的只是我最初的故事与最后的愿望。那里唯一的一点神迹，是我虽然身如囚徒，脑子里却装得下整个宇宙。

上帝保佑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家里盖房子，需要找人装模。头一天，来了一个两人组的小分队，他们负责提前用木板钉好模具。

两个人衣着俭朴，神情憨厚，都是附近本本分分的农民。其中一个整天烟不离手，而且毫无保护地走在屋顶的山墙上。

“腰上系根绳子吧！”我让他小心。

他装作没听见，继续我行我素，甚至对我的提醒有些不耐烦：“放心吧！从来没有出过事情，我们都是这样干活的。”

人活在经验里，但经验是靠不住的。那天下午我提心吊胆的，忍不住的时候又会过去提醒他一下。幸好没有出什么事情。

另一位农民，我猜想他是个信仰了上帝的乡村基督徒。因为他戴了个安全帽，帽子上面写着“以马内利”几个字。以马内利相当于耶稣的另一个名字，它的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不想由此断定两位装模的农民对生命的态度有什么不同，我也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存在。当我给那位戴安全帽的农民拍下这张照片时，我心里想的是另一个问题——人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随时想着不给上帝添麻烦，而不是天天嘟囔“上帝保佑”。

我虽然不信上帝，但还是想对那些正在信奉上帝的人说，还是先学会自己保护自己，再请求上帝来保护你吧。一个连自己都不救的人，对生命自然是漠视的。若是如此，你又有多少诚意请求上帝来救你呢？

“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将自己活过斯大林归功于命运的赏赐。但在相信命运之前，他首先要相信的还是他自己。

身为作家，爱伦堡一生都在执着于对人的发现。正如他在书中申明的，人们早先是发现大陆、岛屿，不久大概就要开始发现行星，但对一个作家来说，无论在过去或是未来的一切时代，最重要的是发现人的心灵。

而我相信，在人心浩瀚的星空中，最闪亮的那颗星就是自救之星。命运从来都是对过去的总结，而不是对未来的决定。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即使是一个坚定的宿命论者，在过马路的时候，他也会左右看看两边有没有车。

老村长

拉着一个二轮车，老村长静静地站在我面前。等我拍完照片，他又开始忙了起来。虽说这天是大年初一，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不紧不慢地将每户村民门口的生活垃圾装进小车，然后运到村后的垃圾场。

“一日要跑好几趟，一个月190元，一天合6块多，”老村长笑着说，“往差里说是要饭，往好里说就当是锻炼一下身体……”

老村长是我见过的村里最有公心的人。他曾经做过二十年生产队长，为村里打了一口井，修了一座水库，建了一座砖窑。而现在虽然年近八十，还凭一己之力在村口的路边种了十几棵树。

“修桥补路瞎双眼，杀人放火子孙全。”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的一句话。

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老村长。那天我坐在他家的墙角晒太阳。我至今还记得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却想不起他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话，心中难免咯噔一下。当时只是觉得这句话不对。人要多做善事，大家都这么说。可偏偏这句有悖常情的话是老村长说。既然话是他说的，我也不敢去辩驳，只觉得人世间何其荒诞。

后来年纪大了，对这句话的体会也越来越深。无论是在历史书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坏人活得逍遥、好人反遭恶报的事情实在太多。到了这时候，才开始琢磨出老村长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对于许多生活在苦难中的人而言，这句话同样暗藏了一种心理平衡机制：

如果有个人的命比我好，那是因为他太坏了。既然是这样，他的好日子就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如果我的日子过得不如别人，那是因为我做善事得了报应。但这不是我的错，而是命运的错。既然这样，我还计较什么呢。

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并不会按着这句话去生活。毕竟，自古以来，中国人心里还有其他一些话在平衡它，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见人不是，诸恶之根。见己不是，万善之门”。

真正令人迷惑的是这个世界复杂无比。善与恶并非两条平行线。若是机缘巧合，善因也可能铸成恶果。回想我村里的许多大树，如果没有乡村公路，它们也不至于在过去五十年间被扫荡一空。

人类在河流的两岸生儿育女，罪恶也会在道路的两边生根发芽。人性能够点亮一盏灯，也能吹灭一盏灯。

小天堂

有一年秋天，我回到县里。一位朋友来看我，他答应陪我一起去隔壁县找他的父亲。第二天，我开车带着他穿山越岭，来到了一家寺庙前。

接待我的是一位老和尚，也就是我这位朋友的父亲。有关他一生的传奇故事，我早有耳闻：老人俗姓周，祖籍江苏，年轻时在真如寺出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政治的原因，他和很多和尚一样被迫还俗，随后娶妻生子。待孩子长大成人，在征得了妻儿的同意后，他苦于平生心愿未了，决定再次出家，于是又重新当回了和尚。

我的这位朋友对他的父亲非常敬佩与爱戴。他经常来寺庙看望他的父亲，不过并不称其为父亲，而是叫他“老菩萨”。也是因为这个“老菩萨”，他自小有了些佛缘，并且对佛理非常感兴趣。

老和尚不想和我聊太多过去政治上的事情，说是怕家人受到连累。谈到寺庙的好处，他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公平，大家拿的钱，做的事，过的日子都差不多；二是人与人之间亲近，谁病了都有人照顾。

“庙里有个上了年纪的和尚，他生了重病，生活不能自理，负责照顾他的那个年轻和尚特别周到，还专程带他去北京看了病。”老和尚补充道，同时用手指了指楼下的一个房间。

那天我静静地听老和尚讲了一下午，感觉他在寺庙修行并非只是为了登临彼岸的天堂，更为寻找俗世里的乌托邦。尤其是在听他说到住在寺庙里的两个好处时，我突然有些心酸。人类奋斗那么多年，为理想社会更是死伤无数，可就这么两个愿望到现在也没实现。

这些年我访问了不少寺庙，和老和尚的青灯孤影相比，有些和尚的生活则是另一种富丽堂皇。我曾进过终南山附近的一间寺庙，那里的方丈不仅在山上建了一间大而气派的玻璃书房，还养了狮子、藏獒、苍鹰和日本名犬。

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太丰富了，但从骨子里说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的。他们追求的或许从来都不是彼岸的大天堂，而是此岸的小天堂。而且，在每个人活着的时候就经历着这样的生死轮回——做不了皇帝（儒）就做菩萨（释），做不了菩萨做神仙（道），做不了神仙做土匪（墨）。协调得好的，是皇帝、菩萨、神仙和土匪同时做。

中国人追求的自由常常是一种审时度势后的自如，中国人的一生像水一样流动，这个民族注定源远流长，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总是强于改造环境的能力，他们目的明确同时又留给自己一副副模糊的面孔。

一个老兵

炎热的夏天，我在镇上一户人家里拍了这张照片。照片中的女人满含热泪和我说起她的父亲，一位叫李济美的国民党老兵。照片里的两张遗照，便是李济美和他的夫人。

此前，我在县政协主编的文史资料里读到过李济美写的有关围歼日军的文字，并从别处获得他的部分手写传记。他是在日军打到修河时参军的，随十九师撤退后，在部队里先做见习文书和传令兵，不久又考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怒潮澎湃党旗扬，今日挥戈上战场。

为国为民无贷责，成仁成义不彷徨。

这是李济美在军校毕业前夕写的一首七绝。从1940年重新分配到部队到国民党败退时“在福州坐待解放”，他那时已经从少尉排长做到了团参谋长。

虽然他一生参与战斗几十次，为抗日受过三次重伤，但这些历史在1949年后的特殊时期都被淡忘了。“八年抗战功成罪，革命成为反革命”，他曾以诗自嘲。

问世间故乡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在其他的诗句里，李济美解释了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随军逃亡：

咫尺台湾终未去，养生故土有深情。

十年戎马前功弃，卸甲归田由命听。

叶赛宁不无深情地说：“我回到故乡即胜利。”沈从文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故乡是游子一生的软肋。我有时候会想，李济美如果当年去了台湾，命运又将如何？他舍不得离开，是因为他是“故乡的囚徒”。他到了台湾，也许会像于右任一样悲吟“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依旧是“故乡的囚徒”。

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了解到李济美的更多故事的。他们住在同一个村庄。据说李济美一家因为库区移民搬到这个村庄之前，曾被安排到公路边上的另一个村庄，但很快被勒令搬走。作为“五类分子”，上面担心他离公路太近会搞破坏。今日中国渐次开放，回想当年有些事情，若非曾经生活其中，是很难理解的。

战场上一次次的大难不死让李济美能够从容面对后来的所有批斗与监禁。而岁月与环境也会永无休止地磨砺人，并让人适应。所以我在李济美晚年的诗文里读到类似“党恩国赐光明现，尚有微霞放晚辉”这样的句子。而在刚刚被收编时，他写过另一首被囚诗：

被俘集中到丰城，屈辱贪生愧感深。

学扭□□呼□□，口难张启步难成。

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的七绝。它记录了个人与时代变化之间的某种张力。这种张力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消失或者被隐藏起来了。

赤脚医师

早先乡下有些赤脚医师，他们经过短暂的应急培训后，就可以出诊给农民看病了。

小时候我经常会看到大队的几位赤脚医生出入我们的村子。起初他们是走路来，后来改骑了自行车。最特别的是医药箱子，上面有个标准的十字，让我觉得箱子的主人神秘莫测。

让我看着神奇的还有装药水的小玻璃瓶子。在给人打针之前，医生通常会把手里的小磨石在上面轻轻一转，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呯”音，瓶口的那截玻璃管就被他掰开了。

赤脚医师并不是每天都在外面跑，有时候是病人去他们所在的村子看病。如果是小孩看病，有的父亲会用谷箩挑着，一头坐小孩子，另一头压点东西。这样新奇、浪漫的出行会让小孩子的病在半路上好一半。

我八九岁的时候，得过一次严重的急性肠胃炎，每天要走两三里路去找邻村的一位女医师打针，前后走了六趟。由于已经上吐下泻好几天，走路腿都是软的。站在田埂上，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软塌塌的风筝，一阵风就能把我吹跑。

照片里的这位赤脚医师今已过世。大家管他叫“邓医师”。在我记忆中他每次出诊都是走路。几年前过年时我曾去他家看望他。当时他抱着一个火炉和我聊天。堂前的屋壁上有副对联，上联是“千秋伟业垂青史”，下联是“万代幸福奠鸿基”，横批“毛泽东主席”。由于是栋老屋，从厨房里窜过来的油烟早已经将它们熏成一片暗黑。

找邓医师是为特别感谢他曾经为我母亲缓解了病痛。那大概是十一二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在垅里的水稻田里干活，肚子突然开始剧烈地疼痛。由于实在难以忍受，母亲只好满头大汗回到了家里。

这是我生命中最后怕的一件事情。当时年幼无知，母亲开始和我说疼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在意。所以当她让我去大队找医师时，我有些漫不经心。一来大热天的有几里路要走；二来我也没觉得肚子疼有多危险，我自己也经常肚子疼得在床上转磨。

但那一次母亲确实病得不轻，以至于疼得有些不省人事了。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幸好父亲及时从外面赶了回来。

我至今不清楚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只记得当时她躺在门板上，邓医师在她的腹部扎了几根钢针，没多久她清醒过来，剧烈的腹痛也慢慢消失了。那也算是我第一次目睹什么是妙手回春。

在乡下，及时找来一位赤脚医师未必全是好事。我奶奶最后一次生病的时候，父亲也是给她叫了一位赤脚医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检查，这位医师只是按经验给奶奶先开了点药。转天送到这位赤脚医师那里刚打完吊针没多久，奶奶就死在半路上了。

“或许奶奶是死于一场医疗事故！”二十几年后，当我心里突然冒出这个念头时不禁毛骨悚然。

“那时候也没有多想，以为就是人不行了。”父亲回忆起当日的情景，无奈地说。大概是考虑到年深月久，而且人死不能复生，父亲没有继续想下去。

奶奶得的应该不是什么大病，如果头一天能够送到医院，或者第二天有急救车及时赶到，我想她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而那天父亲和姑姑只能借来一个双轮板车，推着奶奶朝县城去。山路迢迢，我能想象那是父亲这辈子所经历的最艰辛而无望的路程。

奶奶死在半路上，她的早逝变成了我的成年礼，也让我的父亲彻骨悲伤。父亲活在自己的经验里，虽然尽力了，却于事无补。他不能怪罪自己请来的赤脚医师无能，也无法改变这个村子的偏僻与贫穷。在一个主要靠私力救济的国度，他能责备的只有他自己。我说我爱自己的故乡，可从来没有爱过它让我的祖母病死在半路上。

希望

我和杨晓松认识，是几年前的事情。他因为《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找到了我。我在书里写到了他的父亲杨华松，一位国民党县长。日本兵攻占永修时，他曾带着一支军队守在当地的深山老林里，直到抗战胜利。让杨晓松痛苦一生的是，没过几年，因为时代的变迁，他的“民族英雄”父亲被镇反了。

杨华松被枪毙后，杨晓松的母亲改嫁给了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五六十年代，这位老红军从北京下放到兰州，最后又回到江西老家，死后没有留下足可以证明其是老红军身份的材料。为证明养父的身份，杨晓松和他的母亲曾经以乞讨为生，在北京上访。

当然他更希望有朝一日政策落实，能够改善一家人的生活。据我所知，杨晓松在兰州的房子，只有二三十平米，最多时全家住了老少十几口，现在也有七八口人。而且这还是借住的安置房。

杨晓松和母亲上访了大半辈子。2008年奥运后再也没去北京，理由是他被政府“开飞机送回兰州”了。那是他这辈子坐过的唯一一次飞机。他觉得就这件事情而言，政府中有些人待他们母子不薄，就答应不再去北京上访了。

几年后的一个冬天，我特地去兰州看望杨晓松一家人。说起生父的命运、母亲的苦楚和自己一生的挫折，他泪流不止。杨晓松说他的生父曾经救过一位美国飞虎队员，还送给后者一枚有他肖像的扳指。

杨晓松问我是不是能帮他联系上那位飞虎队员。我后来查了些英文资料，也找在美国的朋友帮他联系了，不过没有下文。因为那时候的飞虎队员很多，而我连被救飞虎队员的姓氏都不知道，只能从永修地方的文史资料中得知他的名字可能叫乔治。

我离开兰州的时候，杨晓松送我到机场大巴站。我隔着车窗为他拍下了这张照片。当时他见身边有个人后背有些灰土，便帮他拍了几下。见我用相机在照他，他又站好了姿势，定定地看着我。

对于我的这个善良的同乡，我既有十二分的敬意，又有深厚的同情。回到家里，我把照片传到电脑里。那时我才注意到杨晓松的眼角里含着泪花。

和许多热衷于上访的人一样，杨晓松是不幸的。他因为活在过去而荒芜了现在。几十年来，他总想着为自己讨回公道，可谓尝尽了苦头。他希望世界给他公正的时候，却没有公正地对待自己。他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然而希望并不总是给人希望，希望还常常将人推进深渊。

草泽

不知不觉已是深秋了，我又一次返乡。那天我先后采访了两位老人。一位八十多岁，至今写诗。一位七十多岁，两年前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我试着读了其中部分章节，觉得它并不比那些所谓名家的小说差，甚至还要好一些。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每次回到故乡，访问一些未曾谋面的人，了解到他们默默无闻的创造，我总会有此感叹。

我当年远离故土，也许只是为了更好地回去，与他们相遇。十几年来，因为这些发现，我既不迷信国外，也不迷信城市。我相信凡是热爱自由且对自己生命负责的人，都会有我意想不到的创造。

那天采访结束后，我准备回家。半路上穿过几个小山岭，在那里我看到一个养蜂人。他坐在一堆蜂箱旁边，将头埋进了臂弯里。蜜蜂在他的周边飞舞。我远远地望着他，将镜头拉到最近，按动了快门。

我没有惊扰那位或许已经沉入梦乡的养蜂人。我有个学生，她的父母也是养蜂人。我曾经特意为他们写过一首诗，赞美并不富裕的养蜂人“像大地一样风餐露宿，像上帝一样身无分文”。

人生有许多种可能性，而我只是选其中一种作为我的宿命在生活，所以我说我是我的沧海一粟，我是我万千可能之一种。为此，我也常常想，如果当年没有上大学，我又不想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也许我会做一个养蜂人，也许我会喜欢那种生活。

那一天，在故乡寂寞的山岭上，我仿佛遇到了另一个自己。我还给他拍了几张照片。神奇的是，我看到了他，而他没有看到我。

村葬

即将离开法国的时候，我常常流连于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几块墓地，拉雪茨神父公墓、蒙巴那斯公墓、蒙马特公墓……它们让我想起中国的一些村庄。在我看来，乡村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就在于祖坟偎依着村庄。已经逝去的人，像是并没有离开这片土地，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活着的人相处。

小时候觉得乡下葬一个人过于夸张。如果有人需要出殡，村里老老少少所有的人都出动了。抬棺材的、举哭丧棒的、放鞭炮的、敲锣打鼓的、痛哭流涕的……熙熙攘攘，挤满了一路。

记得我爷爷过世那年，作为年幼的长孙，我还被要求坐在棺材上。当时我只有十岁，懵懵懂懂，什么也不敢问，甚至连哭都不会。

后来我听说类似仪式具有双重含义：一是确定长孙在这个家族未来的权威；二是取“坐棺”的谐音，表明这孙子将来要“做官”了。

第二条让我听着有些后怕。幸好它不灵验，否则我这一辈子将会在无聊的送往迎来中度过多少空虚的日子。

不过父亲和我解释说，在老家并没有听说坐棺是为了“做官”，而是表示这家有了子孙后代。

村葬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八仙。他们负责抬棺材，主要是些有体力且人品正直的人。他们要替主家说一些好话。比如掘坟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树根，八仙不会说“把树根挖掉”，而应该说“把这龙（或者凤）起掉”。

我听来的一个故事，说是在很多年前，在附近村子有户人家病死了老人。就在办丧事的时候，这户人家的儿子不太会说话，对着前来吊唁的客人说了句“招待不周，明年来过”。一位八仙听着了，就及时过来打了圆场，说这事“千年没一次，万年没一回”。

而如果八仙说了不吉利的话，办丧事的人家可以拿哭丧棒打他。据说有被打了的，此后几年都觉得身上不舒服。想必是心理作用，他以为自己遇见了鬼，受了鬼的鞭笞。

这些恩怨外人看来或许荒诞不经，但都是以死者为大。在中国的传统里，一个人死了，就像进入了灵界，立即被赋予一种尘世里难以捉摸的神奇力量。

让人难以琢磨的是，那些获得冥界法力的先辈，还要留在阳间的人给他们烧纸。这世界上最快的速递，不是来自顺丰，也不是圆通，而是阳间寄给阴间的那些东西，点把火的工夫，货就到了。

这样的风俗习惯可能惹人嘲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仪式维持了生者与死者的联系，给虚无的生命以某种实有的慰藉。

如今我同样在城市里过着空虚的生活，偶尔也参加过几次在殡仪馆里举行的追悼会。但是在那里我似乎并不能感受到生命的重量。城市浩瀚无边。一个人，无论他生前有多伟大，在茫茫人海中死去，终究是孤零零的。

更何况，城里追悼会的主角往往都是些各怀心事的活人，相关仪式也像是从死亡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而在乡下，葬礼的主角从头到尾都是那个死去的人，那里没有上级的慰问，有的只是人人死而平等的乡里乡亲。

“没有人是座孤岛，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击，陆地就会失去一角。”约翰·多恩写在诗中的深沉的忧郁，我回到村子里更能体会。

这是一个狭小的村庄，村民多世居于此，共度晨昏。任何一个人的死去，都意味着这个村庄缺去了一角。而他的生命，在他离去时也得到了最高贵的礼遇，那是一场全村人都参加了的村葬。

我的祖父母葬在村后的几棵大树下，我曾经在不同季节为这些大树拍下照片。我时常觉得祖父母的灵魂与这些大树有关。它们会看着我几时走出这个村庄，知道我多久没有回去。

墓碑

村子前面有条几米宽的河沟，村民们管它叫“圳”。

平常，妇女们都到那里去洗衣服。圳边水面宽阔的地方，有五六个洗衣服的台子。它们大多都是文革“破四旧”时期从附近山里挖来的青石墓碑。

搭建洗衣台子的方法很简单：先是在水里钉几根高度相等的木桩，然后在上面铺一块墓碑就大功告成了。

李白有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可谓意境幽远。然而，如果想到其中许多声音是从墓碑上砸出的，恐怕心中又会另有一番滋味。

小时候我和其他孩子就从这些墓碑上跳到水里游泳。如果要上岸，也是抓着它们爬上来。那时候没有能力去多想一些事情，只觉得这一切不过是生活中的平常一幕。

我很早就知道和尚死了叫“圆寂”，就是因为在圳里停了两块和尚的墓碑，上面刻有这两个字。如今想来，这些墓碑浮在水面上，倒是真有些普度众生的意象。

初春的一天，我在圳边闲逛，拍了几张照片。这些横躺着的墓碑上的石刻大多已经模糊不清。其中磨损最严重的只剩下“大明”“隐翁”四个字。不知道此隐翁何许人也。在墓碑上刻下“隐翁”以传诸后世，也是一件令人感慨的事情。

有关墓碑的故事还有很多。在大集体的时候，村里有一个积肥的大粪窖，里面有不少青石。后来村里自办小学，找不着黑板，正好赶上大粪窖停用，村民于是把其中一块品相好的墓碑挖了出来，临时当黑板用。这样的故事，在乡下有很多，我想如果拍成电影，它们比伊朗电影《黑板》一点也不会逊色。

最近几年，我回到村子里，发现圳里已经水草丛生，拥塞不堪，水质也变得极差。停在水面上的几块墓碑，已经很少有人去用。世事沉浮，带着借来的几块墓碑，我们的圳，看来也要亡了。

该上岸了

我读中学的时候，一共出过三次远门。

第一次是十五岁那年，我背着一本诗稿去九江日报社投稿。接待我的文字编辑读了我几首诗，就对旁边的美术编辑说：“他们这代人比我们还忧郁啊！”

第二次是十六岁时去南昌。目的是为了见证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待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学校，已是月明星稀的半夜。

第三次还是十六岁那一年，我再次来到九江。这次是和同学甲送同学乙。因为不能异地高考，同学乙要回所属的县城中学读书去了。

那一天，我们仨在九江市区逛了很久。最后来到了南湖边。由于年轻气盛，我与同学甲沿着最长线游过了南湖。同学乙是只旱鸭子，他守在岸上帮我们看衣服。

我和同学甲游得精疲力尽，在对面上了岸后已经不敢再游回去，只好顺着湖堤往回走。而同学乙见我们久久不回，便抱着衣服朝我们这边走来。

人们常说，年轻时天不怕地不怕。这些年我路过九江，总会住南湖边上的酒店，最好窗户还要对着南湖。是的，我怀念年轻时勇闯天涯。不过我现在的想法好像变了，我开始替当年的我感到后怕。我关心当年的我就像关心一个鲁莽的孩子。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保守了。

不过当年的情况还不算糟糕。虽然湖中暗藏凶险，好在我当时游到对岸时知道上岸，知道勇敢也需要节制。过去这些年我经历了不少险境，最终能够化险为夷，全凭自己内心还有另一个声音——“该上岸了！”

念佛者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不是因为怕苦而回头，我只是不需要那些无谓的勇敢。既然你的天命在岸上，就不要在水里牺牲了。

两个小沙弥

读中学时喜欢逃课，经常到后山上的寺庙里去玩。起初我并不喜欢寺庙，那些张牙舞爪的塑像让我望而生畏。直到后来遇到几位和尚，我才意识到自己差点被形式挡住了内容。

有时候也会同僧人们聊天，也许是觉得在他们身上有我另一种人生。还记得有天中午上山，我问一个小沙弥，为什么“做了和尚”，他说“想做了就做了”。很有禅意的回答。当时他正端着个瓷碗站在外面吃饭，没记错的话他喝的是碗稀粥吧，上面还漂着片褪了色的青菜叶子。

许多年后的一天，我来到另一间寺庙。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神童曾经在这家寺庙剃度修行，我想找他请教一些问题，包括他当年为什么突然消失于公共视野。他给我的回答除了对当时的国家失望外，当然也包括前面那个和尚所说的“想做了就做了”。

和我以前去过的寺庙不同的是，这间寺庙里不但有佛学院，还建了个篮球场。

黄昏时分，我来到球场边，当时有两个小沙弥站在操场上。一个小沙弥在努力投了几个球后，请另一个年纪稍大的小沙弥也来投球。后者双手合十，拒绝了前者的邀请。

那一刻，我好像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对话。

一个我说：“来，进个球吧。”

另一个我说：“投球就想进球，进一个球就想进两个球，就会起竞争心。我还是不投了吧。”

为什么一定要把球投进那个圆形的铁框？那是创立游戏者为你设置的规则，为的是让你有颗与人攀比的竞争心。

竞争心有时候会毁坏人。三个和尚没水吃，也是起了竞争心。人在世上，最该争回的是自己，至于那些争浮世浮名的事情，就算你曾经深陷其中，想不做了就不做了。

虚云老和尚

我与佛有缘。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连个居士都谈不上。

我年少时最大的佛缘，是在我就读的云山中学后面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庙，庙里住过一个老和尚。

这座庙叫真如寺，建寺至今已有1200年。这个老和尚名叫虚云，我出生时他早已经在真如寺里圆寂了。据说他活到了120岁，经历了所谓“双甲子”。

虚云圆寂后，弟子们感念其功德，在庙里为他建了一间虚云纪念堂。中学时我时常逃课上山，有机缘在这间纪念堂里看到虚云白须飘飘、闭目打坐的照片，以及他“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的自挽联。虽然我那时尚未开化，但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人生，即使只是睹见一点神奇的浪花，也不由得肃然起敬，真觉得这世间曾有作人天眼目的高僧大德在。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北方工作，每年回老家，差不多都会上山转转。有一天在虚云纪念堂前拍了张照片，当时正好有位和尚在清扫堂前落叶。他让我想起我读中学时在庙里遇到的一位老和尚，我上大学时还和他通过几封信，后来世事辗转，疏于联系，我们之间的因缘也就断了。

和我年轻时不一样的是，现在的山顶上多了一个收费站，说是这一带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且寺庙是旅游的主要内容之一。我还听说庙里的和尚和收费站的人曾经闹过些纠纷。和尚们大概觉得收费站如此圈地要钱，既有辱佛门尊严，也搅扰了香客们的清净。

回想起年少时上山的自由自在，如今回到家乡却要被收门票，这种感觉真的是糟糕透了。

“每次上山，总觉得自家的地方被敌军占领了一样。”我和县里的朋友说。

那一天，接待我的是庙里的知客常戒法师，我原本想找这里的方丈请教些事情。常戒说，方丈去政协开会了，还没有回来。

心里念的还是感叹一生如“挑雪填井，知音难觅”的虚云老和尚，我试图多找到一些有关他的故事。虚云老和尚年轻时抛舍两位妻子遁入空门以及后来在云门之围中被打断肋骨的事情我早有耳闻。而他在真如寺被迫号召僧众接受政府改造的事情，却是这一次偶然知道的。

那是在起身告别的时候，常戒法师送了我了一本《虚云老和尚在云居山（重刊）》。里面收录了1958年5月30日虚云老和尚写的一篇五言长诗，名为《云居山学习会示众》，其中多为对政府的社会改造的溢美之词，如：

“政府爱人民，生产开学会。革除旧时秽，造成新世界”“全民都改造，一日千里快。社会主义兴，模为天下范”“急急须改造，团结互相爱。共享和平福，共庆新社会”“勉诸同学们，勿效我腐败。圣贤尚勤学，闻过谢即改”……

对于这些言语，我读后不知所以。我知道虚云老和尚在云居山时如何忍辱负重、悲深行苦。他说这些话，恐怕也是为了保全自己一手重建起来的寺庙吧。

这是发生在他圆寂前一年的事情，我不确定此事是不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场磨难。我读过几本有关虚云老和尚的传记，印象最深的是他临终前的一个细节。

据说虚云老和尚自觉即将油尽灯枯时，将几位弟子叫到床前，递给了他们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大意是“那些恨我的人，不要恨了，我就要走了；那些舍不得我的人，不要舍不得了，我去去就来”。

我仰头长叹一声。寥寥数语，虚云老和尚对人世的慈悲、对恶人的宽恕以及对佛法的信心，都包在那张纸里了。

不负

那一天，我无意间撞进一家佛学院。走进其中一间教室时，学生们已经下了课，里面空无一人。环顾四周，墙上贴了不少幅书法习作，印象最深的是黑板边上的这一幅。上面写的是仓央嘉措的诗——不负如来不负卿。

它出自一篇长诗，其中四句早已妇孺皆知：

曾虑多情污梵行，入山又恐误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一直喜欢这首诗中表达的人生两难———如果你是一个持节修行的人，动情了有负佛祖，不动情又有负有情人。在此困境下，无论你怎样做，每一种选择都是一种辜负。

而当我了解了有关这首诗的更多故事后，则另有一番沉重。而且它同样与辜负有关。不同的是，那里没有佛祖，也没有情人，有的只是一个人和他朝夕身处的时代。

首先说这是一篇译文，中文并不是仓央嘉措写的。当读者沉醉于它中文的韵律与意境时，有几人知道他的中文译者曾缄的命运？

相较默默无闻的曾缄，同样是翻译大家的傅雷似乎要幸运得多。傳雷因为译介罗曼·罗兰的作品而广为人知——尽管两人最后的结局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曾经多次为傅雷的晚境潸然泪下。但对于曾缄，我有的更多是叹息。曾缄曾写过一篇长诗《双雷引》，纪念在土改时以身殉琴的琴家裴铁侠。其中四句是：

郎殉瑶琴妾殉郎，人琴一夕竟同亡。

流水落花春去也，人间天上两茫茫。

据说曾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罪证就是他写的某些有硬骨和气节的诗文。

世间何来双输法，既输时代又输我。

捷径

那一天，受朋友之邀，我到富春江畔看古老印刷术。然后去邻近的县城做一场有关读书的讲座。讲座结束以后，组织这场活动的姑娘向我推荐了一家寺庙。

我在网上查了下资料，这家寺庙里有一尊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石弥勒佛，它通高16.3米，两膝相距10.6米，是中国南方仅存的早期石窟造像，被誉为“越国敦煌”。

我说好啊，那就带我去吧。

几个人翻山越岭，徒步穿越石阶与竹林，只为寻访一尊大佛。

我们到了的时候，庙门差不多要关了。待匆匆看完大佛，走出庙门，几位才发现刚刚翻过的山体底下早已被人凿出一个隧道。

“天啊，我们走了好多冤枉路！”一位同行者感慨。

而就在我举起相机拍照隧道的时候，两个和尚正好从隧道的另一边走过来。

忽然想起福克纳在海明威自杀之后说的话：“海明威所显示的无畏与男子汉气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伪装。我不喜欢走捷径回家的人。”

此刻我也想说：“我不喜欢走捷径出家的人。”

然而这世上想去天堂的人，无论信菩萨的还是信耶稣的，有几个不在贪图捷径？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抛弃俗世，一心一意侍奉神灵，表明忠诚，天堂就近在眼前了。

我说这句话，不是要反对他人心中的信仰，而是想强调俗世的价值。回顾人类历史，凡被誉为高僧大德者，都没有真正离开过俗世。他们出家，不是为了了却凡尘，而是为了更好的回家，回到芸芸众生中来。

那一天，我彻底明白了一件事情。出不出家对我而言不应该成为问题，我注定要在芸芸众生中修行。我愿以人间的这点苦乐引领我生存的意义，也尊重人间的意义。我的俗世与我的文字一样，都是我要低头经过的庙宇。

天高地厚

年少时爱看《西游记》。当我情窦初开，听到的第一首情歌就是唐僧路过女儿国时的插曲《女儿情》。那时候不懂“御弟哥哥”为什么会辜负那一片纯真的女儿情。后来知道人有天命在身，慢慢也就懂了。

春日，陪两位朋友参谒苏州的寒山寺。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一首清冷的《枫桥夜泊》让这座寺庙久负盛名。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一度成为造反派刑讯逼供的牢房。

这幅照片是我在寒山寺的大殿旁拍的。站在屋顶上的是《西游记》里的唐僧师徒四人和他的坐骑白龙马。看他们两手空空，想必正在去西天取经的路上。

西天被喻为极乐世界。它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在庐山东林寺藏经阁读到的一副对联——“自持自修莫道此间非彼岸，即心即佛须知东土是西天”。在香火茂盛的佛教丛林，突然看到这样两句话，时于我心何等戚戚焉，无以言表。

我佩服唐僧不畏艰险去西天取经的勇毅坚决，也敬仰农民遵循四时长年耕种土地的坚持。如果都忙着西天取经，这东土怕是要颗粒无收了。

然而世人只把荣誉给了那些在天上运送书卷的人，却忘了在地上收获粮食的人。甚至有时候还会“笔头剥削锄头”，抢走他们的粮食，让他们饥寒交迫。

我经年累月从事写作，也算是走在取经的路上。没有悟空的保护，也没有菩萨的指引，我凭的全是满腔的热血。灵魂是我唯一的指南针。

苍天在上。尽管我一直在仰望中生活，但我从来不敢轻视农民在田间地头的劳作。而且我也不想脱离这片土地，我怕如果那样，我就变成只知天高而不知地厚了。

割舍

冬天还未离去，我又一次来到了真如寺。当时这里正在大兴土木，扩建禅房。

院子里的几棵白果树，早在深秋落尽了叶子。虽然它们的树龄已经超过千年，等熬过了冬天，来年又是满树苍翠，生机勃勃。

据说五十年代虚云老和尚到此重建庙宇时，看到有一棵白果树即将枯死，便嘱咐他的徒弟将其部分多余树枝砍掉，以保全那棵树的性命。在虚云老和尚的指点下，那棵白果树终于渡过劫难，起死回生。

这是一个断臂求生的故事。有关它的内涵，喜欢下围棋的人尤其有体会。比如，落子多的地方，未必最安全。因为棋子太密的时候会互伤气门。或者，如果知道前面是条必死之路，就不能陪着对手“拐羊头”。在必要的时候，必须学会割舍。

然而生命毕竟不似棋子，随时可以推倒重来。我想起白果树起死回生的故事，也因此陷入两难。

断臂求生自然有其道理，似乎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万物有灵，对于被砍掉的树枝而言，在它未死之时死去，是否也是一种“残忍”？同样，如果两根树枝只能留其中一根，又该如何取舍？

我想起学者桑德尔有关正义的经典之问。在面对同样的生命时，该通过怎样的取舍来决定我们“慈悲的方向”与“慈悲的限度”？

我参不透这个问题，只好随遇而安。

我像所有人一样劝慰自己——你知道那棵白果树都快要死了，那么所有的枝条就都将是死亡的一部分。而现在既然有机会让它们部分存活，那就能救多少就救多少吧。

普度众生呢？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附录

把真理关进笼子

——有关本书的问答

在这篇文章中，我着重回答了几位朋友线上线下的提问。时间为2016年2月初的几日，当时书稿已经写完。

和以往不同的是，本部书稿的写作没有使用Word，而是在Adobe的排版软件InDesign上直接完成的。

问：为什么想到出这样一本书？

答：有一天，我去出版社玩，看到法国摄影家维利·罗尼的摄影集《那一天》，爱不释手。封面是他的摄影作品，一个拿着法国长棍面包奔跑的小男孩。它勾起了我关于巴黎与摄影的双重记忆。我在巴黎的时候，也经常有把一根长棍面包当一顿饭吃的经历。

这些年我在老家和世界各地拍了不少照片，但是没有整理出来，我于是有了出版一本图文书的念头。近十年前，我准备回国时打算写一本书，名字都想好了，叫《转型时期的乡愁》，但是后来不了了之了。

这其实就是因缘。时间到了，一切都水到渠成。较之《转型时期的乡愁》，我认为现在这本《追故乡的人》更接近我想要表达的事物的本质。

而且这不仅是我的一种生存状态，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追故乡的人”涉及的是一个时代的群像。换句话说，我们都是追故乡的人。

有人可能会说，这书名是不是在模仿小说《追风筝的人》。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巧合，正如《追风筝的人》和歌曲《追梦人》形似一样。

相较于《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在《追故乡的人》里追求的是一种文本上的轻盈。但涉及的话题，我想仍旧是厚重的。它不仅有我关于故乡的日常，还有我关于天下、自然与灵魂的思考。

问：什么是故乡？

答：故乡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我很难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首先它是指地理意义上的乡土，比如我的农村老家。

此外，中国人也常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如果你愿意将故乡装在心里，故乡就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精神存在。

而这也是我过去想说的，比如转型时期的乡愁，不只有关于过去的乡愁，同样有关于未来的乡愁。

在此意义上，如果我是托马斯·莫尔，我宁愿将乌托邦里的世界视为自己的故乡。这个故乡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与理想之中。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故乡以地理为起点，一个故乡以观念为终点。我说我将在文字上重建我的乡土，就是从地理回到了意义或观念。

说到底，故乡的意义是每个人可以自己界定的。我读过作家哈金的一篇文章，他说自己当年是“逃亡到英文”。在那里，语言与文字也是一种乡土。

问：地理上的故乡，最怀念什么？

答：我所在的村庄谈不上有多美，但我有一种敝帚自珍的情怀。我最怀念的是那里的星空和大地。我想最主要还是在故乡与自然更亲近吧。

每次回到乡下，早起时看到不远的山上升起茫茫白雾，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我无法解释原因，我想它应该与藏在我们身体里的自然基因有关。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有回归自然母体的冲动。

有时候我会责备自己是不是过于留念过去，以至于没有未来。然而人就是这样。既然未来变幻无穷，遥不可期，我们就只好在已经定格了的过去找寻一些永恒的东西。

过去是一个巨大的时空漩涡，精神上的黑洞。占有不会让我们抵达天堂，能够让我们进入天堂的，只有怀念。

问：精神上的故乡，最在意什么？

答：每个人都有精神上的故乡。当我们说到自己精神上的故乡时，内心会有一种喜悦甚至甜蜜的感觉。精神上的故乡，有时候会是地理上的故乡，有时在地理上的故乡之外。

我所在意的精神上的故乡，最重要的还是它是否可以将我带入一种自由而有尊严的美好状态。

我说追故乡，有回到地理上的故乡的内涵，但更多是指精神上的故乡，当然也包括我说的思维上的故乡。追故乡是一生的修炼，我希望在追故乡的过程中丰富并成就我自己。

问：如何看故乡的衰败？

答：这个世界一直在衰败，也一直在生长。古代多少美丽的酒器，如今都成了古董。古老的树林里，堆积了多少枯叶。但是我们有新的酒器，树林里每年都有新的叶子长出来。

衰败每天都在发生，并不等于我接受所有的衰败。当然，最可怕的是那些被繁荣掩饰的致命的衰败。那是一种让人胆战心惊的衰败。

比如中国农村的很多房子，原先是木质的，抗震效果非常好，后来大多变成了砖混的，但是没有做任何防震设计。表面上房子越建越大，实际上却孕育着一场大的衰败。

所以说，中国社会必须应对两大挑战，一是精神上的危机，二是物质上的危机。精神危机可能是自作自受，而物质危机还可能是自作他受，它会殃及下一代甚至下几代。

问：贫穷意味着什么？

答：没有谁会喜欢贫困的时代。不过对于个人来说，贫困并非完全不可接受。人生是什么？说到底不过是一段有限的经历。从这方面说，我并不认为经历贫穷就一定比经历富裕更痛苦。

我小时候，家里可说是一贫如洗，但我从来没有为此去怨憎什么。相反，我因为家庭的贫困，对父母有更多的爱与责任，对我所处的时代和周遭的人群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同情。而且，因为曾经经历过贫穷，我在做选择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最差不过是重新回归贫穷，没什么大不了的。

贫穷所能教给我的，远比富裕要多。博尔赫斯说得很好，一个诗人应当把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不幸，视为对他的馈赠。一个人，如果学会了诗意地生活，那么他生命中的每一刻都会变得诗意，因为每一刻的时光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黏土，由他来塑造，赋予形态，锻炼成诗歌。

问：如何面对大自然？

答：现在的孩子并不是很愿意回到乡下。城里有太多东西吸引他们了。而我时常感恩于生活的，恰恰是自小生活在农村。那里虽然贫穷，但我却可以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我说受到大地山川、日月星辰的哺育不是抒情，而是我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

关于自然，本书虽然着墨不是很多，但纳入我思考范围的都是一些本质性问题。而且，我也的确受到了大自然的启发，并且享受了前所未有的思维的乐趣。

大自然给予了人类太多的恩情。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粮食和蔬菜，免费的空气、阳光和水，而且给了人类无穷无尽的美。而人类，却对不起这份恩情。人类试图替代造物主，像纳粹一样贪婪地统治地球上的一切，凡不合其心意的一律消灭。

人类杀戮动物的理由是认为它们没有心灵。其实不是那样的。我看到过很多有关动物有心灵的故事，比如得抑郁症的鹦鹉。

英国有一只上了年纪的灰鹦鹉，因为总在男主人新欢面前呼喊前女主人的名字，被扔进车库关了三年。漫长的监禁生活使它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为此，它几乎拔光了身上所有的羽毛。幸运的是，一名鹦鹉心理学家后来为它进行了诊治，在陪它做游戏并服用百忧解后，它的病情开始慢慢好转。据那位鹦鹉心理学家说，鹦鹉跟人类很像，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比如社交的需求。

这个故事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心灵不唯人类有，动物也有自己的心灵。

问：追求平等吗？

答：我追求平等，但我不是一个信奉平等的原教旨主义者。相较于平等，我更喜欢自由。而且认为平等的价值就在于保障大家的自由。否则单纯的平等就有可能沦为一种简单的暴力。

我不认为一个扁平化的世界是人类的福祉。我们赞美大自然，恰恰是因为大自然给了人类一个“差异的乌托邦”。这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乌托邦，一个可实现的乌托邦。而人类却把平等当作了贪婪的借口。凡是他人有的东西，我都要有。人在模仿中不但失去了本性，这种目的论的平等同样让人类文明变得越来越单调和乏味，甚至将人类推向了罪恶的深渊。而这一切，在乔治·奥威尔笔下早已是一个历史的笑话。

相较自由，我觉得平等是这个世界上最需要谨慎思考的事情。当我们说万物平等的时候，是指生命的平等，而不是一棵灌木向一棵乔木要平等，一只蚂蚁向一头大象要平等。

这种不平等是造物主赋予的，只有尊重差异，才可能做到阳光底下，万物各成其美。

生命平等并不代表人生必须平等。人类社会之美，也应该尊崇这一自然法则。一个好的社会会在尊重基本的生存价值的基础上，提供尽可能多的发展个性的机会。这也是开放社会的价值之所在。

问：如果老了，会选择在哪里生活？

答：以前我是斩钉截铁地希望自己能够回到老家乡下生活，现在可能多了些选择。我在那里生活了十七年。每当我回到故乡，我觉得自己回到了生命的原点，仿佛所有重负都放下了。而当我离开这里，我发现故乡变成了一个重负。

所以对我而言，回到故乡和走出故乡都是一种胜利，但现在我都做不到。我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我为此感到非常苦闷。我甚至以“天鹅绒监狱”来形容我的故乡，觉得自己是“故乡的囚徒”。

可以确定的是，当老之将至我所选择的必定是一个可以安顿我的心灵与人生最后的激情的地方。

我有一个梦想，在每一个我喜欢的城市或者乡村生活一年时间，在那里走过四季。我越来越觉得生命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漫游。如果有幸遇到美的东西，随遇而安就好。

问：与“故乡的囚徒”对应的，是世界公民吗？

答：我并不是很愿意用公民这个词来描述人的状态。公民是一个政治词语，我现在更愿意回到人的境遇本身来谈论人的问题。卢梭讲“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也不仅是指人在政治方面受到的宰制。

人的概念比世界公民更广阔，也更厚重。尤其重要的是，它可以容纳我在人生哲学与宗教信仰方面的思考。这些都是超越政治的。

而我说自己是“故乡的囚徒”，也并不是说故乡动用了暴力或者麻醉手段使我失去了自由，之所以出现这种状态，很大程度上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

我迷恋故乡，并因此失去了“不迷恋的自由”，是我心甘情愿的。而如何重获自由，实际上也面临着故乡的冲突。因为这里的故乡并不是单数，而是复数。

所以我说，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在众多故乡之中（比如地理的故乡、精神的故乡、爱欲的故乡、思维的故乡、母语的故乡等等），你愿意选择做哪一个故乡的囚徒。当然人最和谐的状态是故乡能够统一，而不是分离。否则内心总是会有一种割裂感。

问：如何看待亲情？

答：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亲情之中。亲情不仅是感情体系，而且是责任体系。父母对儿女有感情和责任，儿女对父母也一样。

而且，我们的故土情结，和我们曾经体验过的亲情是分不开的。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因为我妹妹一家当时正在美国访学，我对美国的感觉就亲近很多。这是一种神奇的移情体验。

在《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一书中我特别从亲情的角度谈到了中国的“超稳定结构”。为什么中国贫富分化那么严重却没有崩溃？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行为。

日本是一个纵向社会，而中国不仅有以家族（区别于日本的集团）为中心的纵向社会，还有基于人情世故的横向社会。而且，就家族救济而言，后者具有双重稳定功效。比如说一个精英或者中产，从底层农村出来，因为收入还可以，就会帮助大家庭的其他成员。正是无数这类隐秘的帮助在缓解社会矛盾，甚至会使基尼系数指标失效。

另一方面，如果他是这个大家庭的顶梁柱，即使他在心里有反抗现有秩序的冲动，也会充分考虑自己的行为对整个家庭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国人以家为信仰，有责任心的人通常都会先努力救出自己，继而救起家庭。一旦完成了血缘上的救赎，他们改变社会的愿望也就不那么迫切了。我想这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超稳定结构”，一种以家为单位的精英救赎结构。

当然，从自由的角度而言，亲情也可以说是一种互相设限的牢狱结构。所以在里尔克那里，亲情和爱虽然美好，但同时是令人恐惧的。

问：如何理解爱？

答：罗素说过：“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寻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在我这里，它们无一不是爱。

越剧《追鱼》的结尾有这样一段对话。观世音问鲤鱼，“不知你愿大隐还是小隐？”鲤鱼反问：“大隐怎的，小隐何来？”观世音回道：“大隐拔鱼鳞三片，打入凡间受苦；小隐随吾南海修炼，五百年后，得道登仙。”鲤鱼忠贞于自己的爱情，于是忍痛让观音菩萨拔掉了自己身上的三片金鳞，转为凡人，与凡间的有情人结为夫妻。

尘世，本是我们为爱修行的地方。我们都渴望寻求爱情，但是大多数人都失意而返。

我想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这个世界上男男女女虽然很多，但真正相爱的人很难遇到。在茫茫人海里找一个人，并不比在沙漠里找一个人更容易。同样，在森林里找一片叶子容易，找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则很难。

而很多人寻找爱情，就是带着这样一种痴心妄想，以为自己青春年少，森林里林叶茂密，便可以找一片与自己相同的叶子。有的人很快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降低了标准，退而求其次。有的人则会一直找下去，其所谓的爱情，最后只能是一个故事接着另一个故事。相爱首先是为了共同的意义生活，然而人赋予自己和他人的意义是会变化的。

二是这个世界上，有爱的能力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只是把爱情当作一笔生意，要么忙着为自己的情感投资维权，要么急于放情感的高利贷，所有付出只为得到更高的报答。

还有一种是纯粹的爱情党，他们爱自己的爱情甚于爱世间任何人。他们的爱情就像是一道填空题，当他们以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实际上是爱上了自己的标准答案。这些都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的爱情。我理想的爱情是在他人的命运中看到自己的使命，并且努力完成这一使命。如果需要什么回报的话，那就是被爱者幸福，爱人者美好。

有一天我看见女儿发的一条微信，写的是“自己选的路，哭着也要走下去”。我觉得她说的挺有道理。这是我喜欢的人生态度。它不是无怨无悔地去爱，而是说既然自己做了选择，就应该为这份选择担起责任。

人是世界上最悲情的动物，明明知道自己死之将至，却无一不在努力活着。寻找永恒，是人类抵抗死亡的一种最悲壮的努力。

我们每一个人，生前一亿年没有遇着，死后一亿年不会相见，所以在活着的时候，一次寻常的擦肩而过，也值得珍惜。

问：你信仰什么？

答：尽管我在书里谈了不少佛教的内容，但我没有刻意要求自己信仰什么宗教。皈依某个宗教的人，不一定有信仰；而有信仰的人，不一定要皈依某个宗教。

我的生活和南字有缘，南昌、南开、南风窗、南方周末，也包括“南无阿弥陀佛”。我至今没有皈依任何宗教，但在若干宗教中，我更亲近的是佛教。这主要是因为，除了对因果律的坚持外，佛教还强调了两个基本的东西，一是慈悲，二是智慧。

慈悲在基督教里当然也有，但基督教似乎很少讨论智慧。基督教讲的真理也不是智慧，而是律法。在那里对上帝的信仰是绝对与不容置疑的。这也是我们常常无法继续交流的原因。

有些布道者是这样的，一旦我在他们面前表示了怀疑，他们就会指责我在上帝面前过于傲慢。其实依我之见，他们也只是单方面宣布上帝站在他们一边。

如果我愿意辩解，我会说我尊重并羡慕你找到了上帝，但是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并且赋予了我们自由意志，那么我们就应该运用好这份自由，包括怀疑上帝的自由——这才是对上帝负责。

每当说到这里，我们之间的交谈基本就结束了。当然我知道，从本质上说这种尴尬不是因为我们信仰不同，而是因为追求的意义不同。就信仰谈事实是很难交流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尊重每个人选择的意义。

燕京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我承认，这世界不能没有真理，而且真理也在某种程度给我们带来自由。但是，这只是真理的一面。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谈论真理，但近些年我越来越拒绝用这个词了。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所担心的，如果我们只是活在一个“二二得四”的真理的世界，那将是多么令人绝望！

一个人开始在生活中信奉真理的时候，也是他死去的时候。真理不只是限制自由的石墙，更可能是食人的野兽。所以必须把真理这头食人的野兽关进笼子，让它回到原有的范畴。

真理只能是相对科学事实而言的，它追求的是唯一性；相反，意义追求的是丰富性。而如果我们以追求真理的态度去面对宗教信仰，视某一种意义为唯一真理，必定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我们无法断定哪种宗教信仰、哪种意义是唯一的，最后胜出的只能是暴力。

在此意义上，所谓“文明的冲突”本质上说是“真理的冲突”。如果一种文明以为自己就是真理，是唯一的，容不下另一种文明，那么争端就在所难免。

需要强调的是，我这样说并不是想混淆是非。我们生而为人，关于人的生命、尊严等最基本的价值体系还是要坚持的。

这世界上最让我感叹的是大自然的神奇，我不得不对它心存敬畏。当然，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这种敬畏同样适用于人类自身。

至于有没有上帝，这不是我能够回答的问题。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意义层面而非事实层面的事情，所以我对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我喜欢这种留有余地的状态。正如死不是生的结束，而是生的一部分。死是为生留下的余地。

后记

我们来自虚空，却又身处无穷

年初写完的书，直到年底才能出版，这不是第一次遇到。其间坚持，一言难尽。

付梓之际，仍想说点未尽之意。

我们来自虚空，却又身处无穷。这是我时常重复的一句话。它来自帕斯卡的教诲。我们之所以热爱故乡，沉迷于在时间与地理上找寻故乡，也是因为故乡如同我们自身，存在于虚空与无穷之间。

故乡是一个时空概念，其最迷人处，当不在于空间，而在于时间。按照中文字面意思，故乡可以被理解为“已经逝去的家乡”。你能回到曾经的空间，却无法回到曾经的时间。此谓失乐园。又因为，人志存高远，现状难安，故乡或存在于未来某个地方——这也是我在《追故乡的人》中着重表达的对未来的乡愁。可叹未来如遥远的天际线，让人求之不得。此谓乌托邦。

普鲁斯特曾感慨天堂只在那些逝去的日子里。其实天堂也在那些永远不会到来的日子里。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似乎都比现在可靠。我们爱过去，爱将来，唯独不爱现在。触摸现实，凉热可感。而故乡能够慰藉人心，却只是因为它并不存在。

人若有公平心，本无所谓一定要分出个故乡与他乡。可是，作为意义动物，人非如此不可。若无分辨心，既无力认识世界，也无法确定自我。茫茫大海，故乡是一个精神上的坐标；炎炎人世，唯有想象中的世界才能经得起各种怀疑。

昨夜，我在下一本书里这样谈到《海上钢琴师》里的主人公1900：

有人可能会说，1900被困在一艘轮船上，生活短促而狭小。可他并非只有船，还有他生来就会弹奏的钢琴。是的，钢琴也是有限的，最多不过88个键。然而就是这区区88个键，演奏了世间无数感人肺腑的乐章。

对于1900而言，轮船安顿了他的肉身，钢琴安顿了他的灵魂。世人贪婪，忙于追求无限财富，而1900却只求“琴键为始，琴键为终”，以有限触摸无穷。

最后，感谢我生命中遇到的所有温情与善意，感谢读者多年以来的支持。此刻我们或许并不同路，但都在追故乡的路上。故乡注定是精神性的，一如我们这个世界注定是精神性的。因为这种精神性，我深信故乡并非只是世界一隅，更是世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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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5日 晨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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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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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 故乡的囚徒

晕眩

山坡

土地

荒野

池塘之底

乡村公路

万物有灵

杀鸡

柔软的心

大自然的儿女

磨难

无辜的风车

上大学的树

喇叭

水壁屋

屋托邦

盖房

说谎者茂斗

天井

沉船

尘世屋顶

荣枯有时

两棵梧桐

卖粮食的人

看风吹过山冈

移山

树叶没怎么动

野果的滋味

糯米军团

半生菜园

偷柴

人力车

城市的幻象

几家灯火

姑娘你去哪儿了

外面的世界

何处是巴黎

钢铁怪物

产权与记忆

风雪夜

原来的你

双重抵抗

随风而逝

隔水问樵夫

波茨坦磨坊

必须赞美

知音

月光

花儿与少年

方尖碑下

古老的微笑

食人间烟火的自由女神

魔鬼岛

良知仍在沉睡

沉重的时刻

追故乡的人

弯曲的芦苇

绿雪

意义的巢穴

沉湖

花狱

行走的树

最后的贵族

参差

世界的影子

素描

雾霾节

明月千里

人网恢恢

面包星球

买房

How long is now

皆大欢喜

读书人的八字

寻书

寻找向日葵

神迹

上帝保佑

老村长

小天堂

一个老兵

赤脚医师

希望

草泽

村葬

墓碑

该上岸了

两个小沙弥

虚云老和尚

不负

捷径

天高地厚

割舍

附录 把真理关进笼子——有关本书的问答

后记 我们来自虚空，却又身处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