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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

作者：【荷兰】皮尔·弗里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ISBN：9787508683171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纪念约翰·理查兹，

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个伟大的人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1]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 2003.

中文版序

过去二十年间，我主要的研究兴趣就是所谓的“大分流”问题，2000年彭慕兰出版的专著正是以此为题。自那时起，这一主题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就我个人而言，自争论伊始就特别感兴趣的是，国家及其政策在世界各国走向不同的增长与发展路径时发挥的作用。我关注的焦点始终都是中英两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发展，这两个国家正是彭慕兰书中的主角，而这两个世纪也被认为正是大分流发生的时期。

我选择这一特定主题的原因在于，国家的作用在当前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世界经济史是我的专业所在，这一领域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强调地理、资源、要素禀赋和价格。偏重于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的著作特别强调国家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但这些著作对于回答我所关注的实际问题没有多少帮助。就我的研究偏好而言，这些著作过于宽泛，缺乏坚实的经验证据，比如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就常犯一些明显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制度主义者都强调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始终都是政治经济，绝不能脱离政治谈经济发展。政体如何组织和架构，统治者如何制定政策，这些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洞见被很多世界史学家忽略了。

对于讨论国家的作用，这些世界史学家自一开始就满腹狐疑，因为历史著作的传统形式是“遍数各国”，而他们倾向于认为世界史能够摆脱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对他们而言，太长时间以来，国家作为区域性的研究单位几乎是不证自明的，这自然而然地将政治和政治家置于核心地位。然而，如果想要理解大分流，依我看来我们就无法忽视国家的作用。实现起飞的欧洲国家和没有实现或更多后来实现起飞的欧洲国家，它们之间存在广泛的差异。有几十年的时间，英国都是欧洲唯一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当我们转向世界其他地区，日本在19世纪就已开始吸引我们的目光，这表明并非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毫无二致，也强烈暗示国家实际上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而一国统治者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至关重要。因此，在我看来，将国家重新纳入考量也就意味着将政治重新纳入考量，这也就意味着要关注经济主体实际上是如何思考的，在有关大分流的浩如烟海的分析中，这一点令人惊讶地被遗漏了。强调国家的作用，当然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只考虑国家就能完全解释大分流。我主张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但是强烈否认这是唯一因素，实际上很多因素都在起作用。

在笔者对中英两国进行比较时，最让我震撼的，首先就是两个国家貌似如何与真实情况存在巨大的差异。我见过有人将大清帝国描述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典范，并拥有其各种典型特征，也见过有人将其视为“治理乏力”的弱国。至于大英帝国，有些论著称其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摇篮，也有人将其视为一个秉承重商主义，始终都在进行干预的财政—军事国家。这使我相信，我自己的论述必须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根基。在世界史中，观点太多，而依据的事实却太少。

本书主要关注三个问题。首先是两国可用的实际资源。其次是两国的制度和组织架构及其效率与效果，这一点虽然与前者不无关联，但仍有所不同。最后是两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背后隐含的经济思想。一国如若缺乏足够的资源或者有效的制度和组织架构，就无法正常运行，易于沦为国内混乱和冲突，或者外国攻击的牺牲品。在19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在几个方面肯定属于这类所谓的“失败的国家”。但是，这发生在中英经济开始分流之后。在清朝的全盛时期，国家当然运转良好。但笔者的研究表明，与英国相比，清朝肯定只有远为匮乏的官员和士兵等实际资源可供使用，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与控制资源较少的国家相比，国家控制更多的资源并不意味着该国能够将现代经济增长提前一个世纪。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清朝想要为创造或支持现代经济增长助一臂之力，国家也缺乏足够的实际资源。只有以广泛的公共基础设施为根基，现代经济增长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而这是清政府无法提供的。

通过考察两个国家制度和组织的设置我得出结论，与清朝相比，随着时间推移英国表现得要更像一个“现代”国家。在集权化，通过创建官僚体系、标准化和编纂法律等方法实现理性化，创立金融和货币体系，收集臣民的信息并与之交流等诸多方面（这也是在简要列举我的发现），清朝比英国得分更低，而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我看来，这也使得清朝实现工业化的机会更为渺茫。我对经济政策及其背后经济思想的讨论使我认识到，清朝不可能走向英国那样的发展道路。对于清朝的统治者而言，变革并非他们关心的主要事务，更遑论创新。清朝拥有更少的资源，组织更为低效和薄弱，更不重视创新，这些因素极大地降低了清朝走上现代经济增长道路的可能性。

英国的状况完全不同。在其历史上，英国不是处于战争状态，就是处于备战状态。英国统治者最为关心的就是获取各类必需的资源以发动战争，而战争也变得越来越昂贵，需要投入的资源包括人力越来越多。获取这些资源反过来又要求政府财政收入日益增加，而贷款也成为家常便饭。战争和备战成为英国经济中最大一笔生意，遥居各行业之首。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是国家经济行为的核心。这对经济中的投资和消费产生了各种重要的影响，对财政货币体系和公共品的供给而言，也同样重要。这种财政—军事主义的资产负债表在总量上必须极为准确，由此产生何种影响目前仍在争论，并且未来可能也难以形成共识。但是在我看来，这对英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最终影响是积极的，尤其是它激发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思想的诞生，并且促进了政府各种政策的相互配合。英国统治者认为他们不得不确保本国经济高效而富足，或者更准确地说，要比与之竞争的那些国家更高效和富足。

令每位研究欧洲近代史的学者都感到惊讶的是，欧洲国家始终都在相互比较，一直都将彼此视为必须要打败的竞争对手，如果确有必要，就不惜发动战争来实现这一点。这激发了各种思想，被统称为“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常常被错误地描述为拜金主义的初级版本，这种拜金主义只将金银视为一国的财富。实际上重商主义涵盖的范围远不止对金银和贸易盈余的关注，其主要观点最恰当的归类可能是“经济国家主义”。英国政府采取的重商主义政策，目的在于系统地保护和支持本国的制造业和贸易部门，因为这些部门能够带来更高的增加值和更多的就业。在这一背景下，农业被认为前途渺茫。现在，经济学家将那些致力于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民经济的国家称为“发展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而言，英国采取的政策通常都是非常典型的。原则上，任何被认为能够抵制无能和促进效率的举措都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择。在拙作中，我描述了范围广泛的各类政策，几乎涉及经济中的所有部门。英国政府常常感到自己承受不起故步自封的代价，对于那些虽然不受欢迎但是有利于发展和政府财政收入持续性的举措，它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实施。就此而言，必须要认识到，至关重要的是国家能力，而不是“民众”的财富或福利。后者最终确实得到了改善，但这基本上只是一种副产品。相较而言，清政府更倾向于“故步自封”，并保证其臣民的“安全和福利”。清朝统治者对于治国之才有不同的想法，其核心思想可以恰当地概括为“农耕父爱主义”，这意味着运转良好的农业和农户是社会根本，以前一直如此，未来也应当这样。

至于我已收到的一些对拙作的评论，我想强调的是，我绝对无意以西方为规范来考察中国，那意味着将西方的规范或实践视为“正确”之物。我要力图表明的是，对于实施保护以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生发而言，清政府提供的帮助与英国相比，相距甚远。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至少在18世纪，民众在清朝“农耕父爱主义者”统治下的生活要比处在英国“重商主义者”统治之下的生活更为惬意。

另一点值得再次强调，声称英国的所作所为要比中国更“理性”，或者英国统治者做出了“理性”的选择而中国的统治者犯了错误，这都不是我的原意。多数乃至绝大多数英国统治者的决策都是相当合理的，考虑到他们所处的环境，甚至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所有与之竞争的邻国都在加强军备、保护本国经济时，如果你不如此从事显然不合常理。考虑到清朝长期以来都是本地区无可争议的霸主，如果像英国那样将重金投入陆军和海军，这对清朝的统治者而言，又有什么合理性呢？同样，他们为什么不像英国统治者那样对臣民课以重赋，乃至发行债务？清朝统治者拥有的疆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也从未卷入任何激烈的经济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难道是理性的吗？

我要评论的最后一点实际上已经多次重复过了，但是对那些只浮光掠影地读过本书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本书的人，我还要再重复一遍。我从来没有说过各国要为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而展开竞争。在工业化为人所知之前，它不可能成为人们的目标。世界经济史不是赛马，看谁先冲过“现代经济增长”的终点。现代经济增长作为第一个案例在英国实现时，只是一个结果，而非目标。

我将要出版一本有关日本的专著。在那本书中我努力要解决的问题是，日本自19世纪晚期开始的经济起飞，在多大程度上与其国家和国家政策有关，我将借此深化和提炼本人有关国家对大分流至关重要的观点。考虑一下“富国强兵”和“现代化”对日本的吸引力，很容易让人想到日本的国家与英国发挥了相似的作用。我希望中国读者对拙作中有关清朝内容的评论对本人的新书有所助益。我并非一名汉学家，我也没有受过有关中国历史的训练，更不懂中文。在写作本书时，我利用了我读过的所有文献，并发动了所有的个人关系以获取进一步的资料。我无法阅读所有的材料，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处理如此宏大的问题时。我肯定会遗漏一些重要信息，也当然会犯错误。但是，学术研究始终都是一个猜测与反驳的过程。

前言

在本书结稿之前的一年零三个月，我完成了另外一本著作《摆脱贫困：现代经济增长探源》（Escaping Poverty: The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Vienna and Göttingen, 2013）。此书同时出版了德文版，名为《现代经济增长探源：近代早期的英国、中国与世界》（Ursprünge des modernen Wirtschaftswachstums.England, China und die Wel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Göttingen, 2013）。该书详尽讨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因而也论及历史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以及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那本书中，也必然要讨论英国、中国及其国家。在本书中，我明确地将中英两国国家的角色作为研究的重点，当然，这需要借助于原有的成果，特别是《摆脱贫困》的第10章、第12章、第16章、第20章第6节以及“为何不是中国？”这一章；对中英两国公共财政的讨论，参考了我的《18世纪中英政府财政比较研究》一文，该文收入由彼得·劳舍尔（Peter Rauscher）、安德烈·塞尔斯（Andrea Serles）和托马斯·温克尔鲍尔（Thomas Winkelbauer）编辑的论文集《论政府的性质：近代早期财政史研究》（即《历史杂志》增刊，2012年第56期，第209—257页）。该文还以工作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的网站上。本书与参考文献中列出的我以往的著作有某些重合之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与原来的成果相比，我认为无论对自己而言还是对读者而言，本书论证得更为充分，行文也更为流畅，不只是简单复述以前的内容，而是进行了重写，并做了很多改动。现在人们很容易被指责“自我抄袭”，因此，我必须要承认，本书的写作是建立在我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的。在我阅读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全球资本主义新史》（Empire of Cotton: A New Hist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2014）一书时，本书已经完稿，因此，我未能将其中的发现与论断整合到书稿中。然而，我想指出的是，贝克特也多次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历史大分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贝克特的观点，如果不考虑国家及其对经济的干预与操控，或者不考虑这些国家准许使用的甚至是经常使用的强制与暴力，就无法解释历史大分流以及更一般的“西方的兴起”。

导论

完善的市场有利于穷人。

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何富，穷国为何穷》，第18页

全球经济史上最为活跃和有趣的争论话题之一，是有关“历史大分流”[1]的，即在18世纪和19世纪，世界各国在财富、发展和增长方面开始出现巨大的差异。在这场争论中，西欧（尤其是英国）与中国的比较最为核心。为何是英国而非中国率先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为何英国没有走中国那样的发展道路？这些问题引发了持续的争论，且硕果累累。这一事实表明，过去数十年来，西方史学界对于从15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的近代早期中国的印象发生了某些根本的改变。在本书重点关注的经济史领域，很多作者不再将康乾盛世[2]视为当时世界上的贫穷落后之地，或者认为它与西方世界迥异。相反，他们现在重新审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发现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3]这被濮德培称为“欧亚类似论”（Eurasian Similarity Thesis）。与之同时，“摒弃固守过时的东西方两分法”变得非常流行。[4]美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戈德斯通甚至造出一个术语，即“加州学派”，意指一群人数渐多的学者，他们断言近代早期欧亚大陆两端的财富、发展与增长的水平非常相近；秉持欧洲中心论的学者则认为，当时的欧洲社会独具某种特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这些学者头脑中的乌托邦。[5]一些对传统观点持有异议的学者，如弗兰克、霍布森、马克斯甚至更进一步，他们声称，在近代早期与东亚相比，欧洲应被视为“落后”地区。[6]

长期以来，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的历史，西方史学界缺乏严肃的学术研究，长期充斥着带有偏见的陈词滥调。新近兴起的世界经济史研究生机勃勃，在这一领域，中国不仅值得严肃研究，更需为之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令名。对于中国，负面和落后的印象司空见惯，尤其是那些对中国辉煌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的人，这绝对需要更正。但是，我担心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这在学术界屡见不鲜。打破过去的传统，即太过关注“与‘西方’相比，‘东方’缺少些什么”这一狭隘命题，这一良好的愿望绝不能让我们忽视两者之间切实存在的巨大差异，现如今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全面关注西欧与中国相似之处的学者，最终多少都要解释19世纪出现的显而易见的历史大分流，无论将其归之于“偶然”“意外”“运气”，还是其他因素。[7]很多人也确实这样去解释，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以这种方式解释重大的历史分流，难以让人信服。虽然毫无疑问偶然性在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解释重大的转折通常要考虑主要的基本条件。至于重大的持续分流，通常意味着初始条件有着重要的区别。[8]我最近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对历史大分流的出现及其可能的解释，尝试进行综合分析。本书的基本目的在于，阐明某一特定的重大区别极有可能是导致历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

国家的重要性、角色与功能：以英国与中国为例

这一真正重大的区别就是国家[9]的重要性、角色与功能。在研究历史大分流时，与世界历史研究的很多其他领域一样，不再将国家及其疆域作为研究的起点，也不再将其作为分析的默认前提，这一做法越来越普遍。在很多研究领域，这样做确实有正当的理由，然而不宜矫枉过正，就像现在很多世界史的教科书，几乎完全忽略国家的作用。像本书这样的研究，想要探讨不同的国家到底有何特点，对经济发展会有何影响，显然必须将现实中的国家作为基本的分析对象。要明了与国家相关的事物，必须对国家进行研究。

本书意在表明，在这些方面，英国以及更一般的西欧与中国存在哪些根本性差异。将关注点聚焦于英国与中国，是因为我确信采用简单的“西方”与“非西方”这样的二分法不仅不利于解释，通常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的观点是，如果考察在欧亚大陆两端国家以何种方式影响经济生活，那么令人注目的就不再是两者惊人的相似，而是惊人的差异。从地理上讲，本书将关注特质鲜明的英国，但是也会经常论及其他西欧国家，以表明英国的经历是特殊的抑或是普遍的。从时间上来看，本书的分析聚焦于所谓的“漫长的18世纪”。对英国而言，这是指从1688年至1849年，前者伴随着光荣革命英国国家组织方式的很多重要变革开始引入或予以制度化，后者伴随着《航海条例》的废除开启了英国经济政策的新时代。[10]对于清朝，讨论的时期从17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前者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清朝开始对整个中国大陆实行实际的统治，并且光复台湾；后者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被迫“打开国门”，经济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关注英国漫长的18世纪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开始起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至于中国我为何选择这一时期，还需要略做解释。我选择清朝开始统治至鸦片战争这段时间，主要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所有参与历史大分流争论的学者实际上都在讨论这一时期，而我将从国家的角色这一角度对这场争论进行分析、解释和评论。与清朝相比，中国很有可能在宋朝更接近起飞状态，但是，将那时的中国与近代早期的欧洲进行系统比较，几乎没有人这样做过，这意味着我要像本书这样写一本关于宋朝的著作，缺乏足够的素材。[11]

就我而言，历史大分流的产生，是由于世界上某一特定地区出现了现代经济增长，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却没有出现。在拙作《摆脱贫困》中，我集中讨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具体特征及其各类成因。如果再这么做，不免重复。因此本书将明确聚焦于在漫长的18世纪国家的作用何以使英国出现了现代经济增长，又为何现代经济增长未能在清朝出现。从这一角度对这两个国家进行系统比较，本书首开先河。因此，我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展现两者的相似与差异，并未深究这些相似与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其中很多影响显而易见。然而在有些方面精确地确定其产生的影响，则需要另立新作进行深入的分析。在这里我只能指出进一步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考虑到清朝是一个浩瀚的大陆而英国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有人可能会批评我所做的比较分析毫无意义，我需要比较的应当是欧洲与中国，或者至少是西欧与中国。然而，我还是决定将英国作为比较的对象。首先，就我考察的主题而言，即使“西欧”也不是一个恰当的对象，因为在很多方面西欧的国家之间就存在着显著差异。即使英国在一些方面可以被视为典型的西欧国家，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略微夸张点说，英国却是一个十足的异类。而且英国是第一个，从很多方面来讲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也是唯一一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本书绝对无意重复辉格党人努力维护“英国例外论”的陈词滥调，但是，本书也将表明，英国确实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其他西欧国家，有时甚至差异很大。如果简单地假定在近代早期存在着非常相似的“西欧国家”，这将会产生严重的误导，我们将多次看到这一点。[12]只有在法国大革命及其产生广泛影响之后，西欧各国不同的国家形成（state-formation）模式才开始出现明显的趋同，而在此之前各国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查尔斯·蒂利（1929—2008）作为一位研究国家形成的重要学者，以如下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即“自公元990年以来盛行于欧洲的国家形式，为何随着时空的变化出现如此大的差异？”。[13]在近代早期，所谓的“西欧国家”还没有出现。这一术语具有误导性，不只是因为欧洲各种政体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也是因为这些国家几乎一直致力于相互竞争，甚至经常诉诸武力。近代早期欧洲历史的特点，就是欧洲人之间持续的战争。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死于其他欧洲人之手。我只举一个最惨痛的例子，“在拿破仑时代，仅法国就有近百万人在战争中丧命，全欧洲可能达到500万人之多”。[14]就此而言，欧洲明显是一个各方面区别明显、形式迥异、互相竞争，甚至兵戎相见的政治实体的大杂烩。但是，我还是会经常提及其他欧洲国家，以扩展比较的范围，并且表明即使西欧各国存在着上述显著差异，将中国与整个西欧比较，在某些方面也是合理的。有关近代早期欧洲各国之间相似与差异的文献汗牛充栋，我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一些文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15]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很多相互竞争甚至发生战争冲突的欧洲国家有非常相似之处。有人甚至可能像蒂利那样断言，正是这种竞争经常导致国家之间互相模仿和借鉴最具实效的国家体系，这是其国家架构最终变得越来越相似的主要原因。伴随着国家体系之间的竞争，这些国家一直在相互观察、分析和模仿。国家及其众多国民热衷于评估各自国家的相对实力和潜力，他们肯定可以通过相互比较掌握其中的逻辑和可资借鉴之处，就像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比较各个“大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制度，进而借由这些比较去尝试和学习，效仿最佳实践，这是非常自然的。近代欧洲的历史，就是相互竞争的国家不断参考、借鉴、模仿和追赶的历史。[16]比如，英国、法国、荷兰共和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很明显都是这一欧洲或西欧国家体系的一部分，这最终使这些国家的制度出现了“均等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有相似的经历，有时相互之间仍然存在重大的区别，这取决于这些国家为了竞争采取了何种组织形式，以及是否取得了成功。本书所关注的是，一国作为欧洲国家体系的一部分，绝不意味着在现实中其经济史以及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与同一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相似。只需要将葡萄牙、西班牙与英国、荷兰共和国做一下比较，就能完全明了。很多经济史学家可能会断言，这些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比如富裕程度，可能超过英国和荷兰与中国的差距。所以有人可能会建议，不仅要把欧洲各国分开来考察，也要注意不能夸大或“简化”欧洲国家体系的影响。无论何时，既要注意欧洲国家体系产生的普遍的可能也是“积极的”影响，也要注意到“欧洲”或“西方”的多元化。

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有必要指出，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9世纪相比，近代早期的欧洲各国在很多方面更具“渗透力”。在那之后，统治者更加严厉地控制其民众和资源，本国与外国之间的分野也更加鲜明和有效。这些国家的陆军和海军都可以招募很多外国人，就像外国人可以在该国的特许公司工作一样。很多时候统治者也是来自国外。[17]最上层的贵族也经常跨越国界。外国商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每个重要的贸易中心。[18]而且，已经出现了像国际金融这样的事物。比如荷兰共和国的金融家会认购英国的公共债务，在1764年和1774年荷兰投资者持有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份额超过30%。[19]货币也经常跨国流动。在本国的通货中，外国货币可以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本国铸造的货币较少或者本国发行的货币规模较小，而邻国货币规模庞大且地位显赫时。在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其他大部分由西班牙发行的货币都可以使用；在俄罗斯，可以使用西欧国家的货币；在波兰，可以使用来自瑞典和撒克逊国家的货币。[20]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在很多方面与现代国家仍有很大区别，只有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些国家才变得那么“规范”。[21]

本书共有八章。开篇是导论，提供一些史料背景，讨论使用的研究方法以避免产生误解，然后概括主要的经验资料。接下来的四章探讨中英两国的国家“硬件”或“基础设施”，并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大量的比较。这四章分别讨论了收入、支出或超支、财政和货币以及人事。后面四章讨论军事与经济、经济政策、经济与帝国，最后是国家建设。本书大部分内容是描述性的，因为我认为准确地说明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实际差异有多大，并在可能时予以量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国家在西方兴起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出现了如此多迥异的观点，在“宏大叙事”风格的作品中，这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如此多的观点所依据的可靠史料又如此之少，因此，早就应该付诸努力以探究“历史真相”，而这也是极为重要的。我希望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对历史大分流成因的严谨分析都必须要关注这些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影响，换句话说，分析这些差异可能又进一步造成了哪些差异，将在结论部分予以简短讨论。我特别想强调本书的描述性质。应该首先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事物的状态，这本身就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这一点在本书中也是显而易见的，然后才能断言其造成的影响。在本书中，我主要参考了英文文献，努力展现西方学术界在本领域“目前的水准”。就本书与本领域的中国专家互相切磋，也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史学引论：传统观点与其他视角

顽固的传统观点：视英国为新兴的自由贸易经济体

对于国家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角色和功能，我特意强调近代早期中国与西欧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对其进行深入考察的价值，这可能会让很多读者感到惊讶。在近代早期“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的相关研究中，这些差异不是早已人所共知了吗？不是早就有无数学者比较过，在近代早期尤其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东西方国家的差异，即英国越来越倾向于承担“守夜人”的功能，而中国则实行的是“东方专制主义”？我试图说服的对象是谁？为了澄清这些问题，我有必要以一篇史学导论开始本书的写作，简要介绍本研究领域的“传统观点”和“其他观点”。

据称亚当·斯密（1723—1790）曾经断言，“除了提供治安、轻赋和尚可接受的司法之外，由极度蛮荒走向高度富裕，需要国家所做的几无他物”。[22]斯密影响深远，甚至对于那些从未读过其著作的人通常也是如此。很多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声称斯密关于经济发展中国家扮演的角色的观点是正确的，一些人至今仍相信这一点。很多学者为之辩护，称西方的兴起以及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国的兴起，这段历史证明斯密的观点是正确的，当然这也是按照他们对斯密的理解。根据他们的观点，西方的统治者真正遵循斯密反对国家干预与重商主义的思想，正因为如此，西方兴起了。[23]让我们不要再争论斯密实际上说过什么，[24]而是讨论一下“斯密主义者”，即后来继承其思想的人如何看待一般意义上的增长尤其是西方的兴起，并关注国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当然可以探讨一下，在实践中斯密到底想要国家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但是，从理论上讲，斯密及其追随者显然将政府的角色局限于创造和维护良好的环境，使市场运行流畅，很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国家的经济功能应该是“服务”于市场。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政府应该创建和维护自由公平竞争，以使“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无论如何，这表明政府必须保护领土，建立透明有效的法律体系，并予以执行，特别是保护产权，提供必要的实物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因为私人企业提供这些设施是无利可图的。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绝不能干预市场，也不能允许垄断存在，更不能自己创造垄断，或者保护和协助某些特定生产者和消费者逃避公平竞争。简而言之，当时令斯密憎恶的“重商主义体系”下的一切事务政府都不能做。

“斯密主义者”对英国经济史的阐释，与辉格党人对英国总体历史的阐释非常吻合，英国及其在工业化方面的领先地位，主要被视为长期积累结出的硕果，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经济逐渐形成了自由公平竞争的特质，政府也越来越按照“斯密主义”的逻辑行事。引自阿诺德·汤因比的下文切中要害，正是他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了“工业革命”一词：

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竞争代替了中世纪的管制，此前后者控制了财富的生产与分配。[25]

过了一两百年，这一观点仍然非常流行，下文引自罗森伯格和伯泽尔关于西方如何致富的著作，可以表明这一点：

1750—1880年，西方政府对于经济自治的尊重，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除了英国《工厂法》和俾斯麦社会保险体系这类偶有发生的例外，政府总是满足于仅在有人提出要求时才提供协助。[26]

麦克尼尔的著作讨论“像荷兰和英格兰这样鲜有管制的国家”的财富与活力，声称福利与战争都对经济发展不利。[27]经济增长以及作为经济增长特殊案例的工业革命，归根到底只有联系到“市场”才能予以最好的解释，这一观念至今仍占主流，尤其是对广大公众而言。

当然，这些观点会有细微的差别和变化，尤其是英国“辉格史学”长期以来强调英国的“例外论”，声称从很早以前英国就与欧洲其他国家分道扬镳，并向其他欧洲国家展示了实现现代化的最佳方法。无论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认为市场机制是西方在经济方面取得显赫领先地位的根源，其影响超过任何其他因素，这一观点一直流行，直到现在仍是如此。[28]让我举两个例子，首先是埃里克·琼斯的论断，“经济史可以视为增长趋势与寻租势力之间斗争的历史”。[29]根据他的观点，在前现代国家“政治意味着寻租行为或者分蛋糕”，且大多数现代国家也是如此。[30]我猜测这是说，允许市场自发地发挥作用，将是实现增长的理想机制。这一逻辑的一个几乎完美且极具吸引力的例证，来自兰德斯的畅销书《国富国穷》。[31]他认为，西欧或者更准确地说信奉新教的西欧实现工业化，以及工业化最早出现在信奉新教的英国，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他的观点非常坦率。对于英国何以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他专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充分表达了他的观点。按照他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确保了市场能够自由发挥自身功能，“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32]他认为市场是“欧洲例外论”的根源。他认为在欧洲发明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欧洲独有的，也是实现工业化的先决条件。至于何以如此，他总结道：

在最后的分析中，我想强调市场的作用。欧洲的企业是自由的。创新大行其道，并可获得可观的回报，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阻止或阻碍创新的能力是有限的。[33]

根据他的观点，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创造和维护有利的环境，使“看不见的手”能够顺利地发挥作用。

我们还发现了古典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将一般性的“西方兴起”特别是英国的崛起，等同于市场的兴起与亚当·斯密所谓的“重商主义体系”的废除。就这一体系，约翰·奈写道：

考虑到管理和防卫殖民帝国需要高昂的费用，这导致沉重的税负和庞大的政府，从而使效率极为低下，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如此大规模的扩张对于国家而言，可能都是代价不菲、得不偿失的。[34]

按照他的观点，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和秉承干预主义的国家，英国可以发展得更好：

关于帝国促进了总体的经济发展这一点，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经济学家依据适当的经验证据推测，从全球来看干预是无效率的，这一论断应被视为决定性的。最多可以争辩，政治激励可以使经济政策处于最有效率的状态。但是，这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明政治是如何制约生产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尽管存在这些缺乏效率的干预，英国又是如何得以发展的。[35]

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非常坦率，完全反对下述观点，即重商主义及其财政—军事国家对英国的经济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每个不这样想的人，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明显都是错误的：“人们认为重商主义的扩张对他们有好处，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人们是否相信，这都是不正确的。”[36]用她的话说：“英国经济无论现在还是1792年或1790年的成功，都不是因为由战舰、男人和金钱推动的为实现生存、繁荣和统治而进行的无休止争斗，而是由资产阶级的尊严和自由推动的创新。”[37]按照她的观点，如果帝国主义有助于贸易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工业化，那么，“实行和平与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就不会从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征服中受益”，这是违背事实的。她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因为一些欧洲国家比如丹麦，由于拥有一些小规模的海外殖民地而受益，而瑞典、德国和奥地利由于殖民地很少或没有殖民地而受益”。[38]根据她的观点，如果大幅削减军事方面的努力与花费或者大幅减少重商主义政策，英国的经济可以做得同样好，正如以下引文所示：

长期以来，英国拥有少量都铎王朝时期那样的海军用于防卫海岸线，就可以保持独立。

如果允许通过阿姆斯特丹或勒阿弗尔转运，所有的教友派教众组成的联合王国购买商品的价格就会像现实中的英国一样便宜，获得的机会也会一样多。

如果在发明空调以前，曼彻斯特是适合纺纱的地方，那里就会成为欧洲纺纱产业的中心，不管英国是否在普拉西、魁北克、特拉法尔加和滑铁卢等地赢得战争。[39]

在本书中，我们当然会多次回顾英国的重商主义和财政—军事倾向。在这里我只是简单地提一句，我认为上述论断都是极为幼稚的。在我看来他们完全忽略了近代早期世界中“竞争”的残酷现实。

乔尔·莫克尔在其关于1700年至1850年英国经济史的著作中，认为“自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以降”，这个国家就变成了“世界上能够想象的最为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寻租行为几近绝迹。对他而言，向自由市场转型作为“所有制度变革之母”，是使经济增长“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的必要前提”。[40]他明确否认英国的财政—军事国家在这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一些学者似乎忘了，汉诺威王朝发动的对外战争耗费巨资，代价惨重，毫无收获”，他认为，设想18世纪的国家提供类似“基础设施或国防”这样的公共品，可能过于“天真”。[41]国家主要做的就是一件事，即发动战争和收税以支付战争的费用。按照莫克尔的说法，国家的另一项主要活动就是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42]作为英国经济史专家，他当然了解并承认“在18世纪末期以前，总体而言英国仍然固守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信条”，但是他仍断言，“在1815年以后，新的自由主义思想逐渐被人们接受”。[43]因此，根据他的观点，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在很多方面仍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和受到管制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的，“而非因为制度方面的先决条件已经就绪”。[44]然而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国的情况要更好一些。[45]他的观点似乎可以总结如下：在极为漫长的18世纪，尽管存在重商主义，英国经济仍然开始发展与增长，重商主义一旦消失，经济发展与增长的步伐就加快了。[46]按照他的说法，“在1700年至1850年的英国，公共部门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于，要在战争与提供公共品之间取得动态平衡”。[47]

对于西方如何走向富裕的“经典”解释，始终都以古典或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信条为基础，即自由竞争和完全竞争的“看不见的手”是经济成功的保障。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对西方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经济史学界也可以觅到踪迹，虽然与多数“铁杆”经济学家相比，经济史学家当然始终都更明了制度的作用。道格拉斯·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他始终非常活跃，对于西方世界的兴起与英国的经济发展，著作甚丰。[48]因此，我在分析中不得不经常考虑诺思及其合作者和支持者的观点。毫不意外，诺思断言西方世界的兴起是由于西方更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在其所有著作中，总是假定适宜的制度、经济发展与包括工业革命在内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条几乎笔直而且总是极为平滑的逻辑链条。这些著作有一种倾向，就是极为强调界定清晰并由国家予以保护的产权的发展。在1971年关于西方世界兴起的著作中，诺思与合作者托马斯从自己的视角描述了1688年以后英格兰如何建立了有效的产权保护体系，包括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法，他们最后断言，“工业革命的舞台已经准备就绪”。[49]在其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声称对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而言，“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更为清晰的、得到更有效保护的产权和效率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张的市场”。[50]在与沃利斯和温加斯特于2009年共同完成的著作《暴力与社会秩序》中，1688年以后的英国扮演了开拓者的角色，成为第一个所谓的“开放进入型”社会。这类社会被定义为“拥有广泛的政治参与，采用选举制度选出政府，以宪法约束并界定政府的权力，以及公正地实施法治”。[51]要达到这一阶段必须具备特定的条件。这些所谓的“入门条件”包括，存在正式的法律，为精英设定规则，存在永续组织，以及牢牢控制住军事武装。[52]在一个类似于1688年以后的英国那样的社会，寻租行为逐渐减少，增长开始加速。我再举另外两个这类基于制度视角的例子。如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所言，“一个稳定的覆盖全国的政府建立起来的数十年后，比如1688年之后，英国的工业革命走上正轨”。[53]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赢得广泛赞誉。书中多次假定，光荣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引发工业革命的机制产生于“光荣革命带来的一系列制度变革”。[54]该书第7章讨论光荣革命，题目为“转折点：英国1688年的政治革命如何改变了制度并引发了工业革命？”。现代经济增长所需的条件似乎就是适宜的“包容性”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于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该书的作者区分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并做了以下描述。[55]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指，“以一种多元的方式广泛地分配政治权力，又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力的集中，以实施法律，维护秩序，以之为基础，财产权具有安全保障，包容性的市场经济得以实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是指，“保护产权，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鼓励投资于新技术和新技能”。攫取性的政治制度，“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样他们就有激励为了自己的私利去维护和发展攫取性的经济制度”。攫取性的经济制度，“使少数人从多数人手中攫取资源，无法保护产权，也无法为各种经济活动提供激励”。

制度学派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将国家的政府视为“掠夺者”，或者至少是奥尔森所讲的“坐寇”，如果它们不受制约的话。[56]以他们的观点，统治者几乎毫无例外地会危害增长，而不是促进增长。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如此确信沉重的税负和政府债务会损害经济，以致他断言英国的工业化一定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事件”，是“多种因素幸运地叠加在一起”的结果。因此，他认为英国就是“运气好”而已。[57]国家第一次打破掠夺行为的惯例，出现在近代早期的西欧。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即使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增长，大部分政府也被认为过于懒惰、无知或者无能，无力实现经济起飞。[58]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强调，国家为了垄断暴力必须足够强大才行。[59]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国家的角色仅限于创建和维护包容性制度，并为市场机制“提供便利”。很明显，他们不相信政府能够成功地实施发展战略。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制度经济学家的分析对于积极的、干预主义的政府政策对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利”影响，缺乏明晰的、系统的认识，政府政策只关注“把价格搞对”就可以了。[60]

顽固的传统观点：中国（清朝）作为专制的“东方”帝国

对封建主义时期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传统的（主要是指19世纪）观念同样顽固。对于那些秉持这种观念的人而言，封建中国的困境，即未能实现工业化很好解释。他们只需要指出一点就可以了，即中国所具有的某种“东方专制主义”特征。这种观念源远流长，其发端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61]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种观念被“详细阐述”并予以“系统化”，成为重要的学界共识之一，这种观点以及“水源的国家垄断”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成为中国经济落后的最明显的解释。[62]不同知识、国家和政治背景的学者，如黑格尔、穆勒或马克思以及（程度较轻的）韦伯，对这种负面印象的形成都负有责任。[63]对于中国史学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非常重要，即便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提出和发展这些传统的观念，他们也相信其中很多的陈词滥调。比如马克思在1853年6月2日的一封信中，带有赞许地提到17世纪的作家伯尼尔，这位作者写道：“在东方世界的不同地区，即土耳其、波斯和印度，缺乏私有产权。这是理解东方的关键。”[64]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表示完全赞同这一观点，“缺乏土地财产权确实是理解整个东方的关键”。[65]这如何成为封建中国的主流印象并非那么显而易见。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特别是18世纪，尤其是对于开明的欧洲人，中国的形象包括其统治系统和经济体系，通常是非常正面的，甚至在各个方面中国都被视为欧洲的榜样。伏尔泰曾经论及中国的政府体制，“肯定没有人能够想象一个更好的政府”。[66]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这类“亲华”言论变得稀少了。一种阴暗的负面形象开始成为主流，在19世纪后半叶成为一种几乎被所有人接受的陈词滥调。[67]

直到如今，我们仍能发现在很多著作中，清朝被描述为“专制的”、“极权的”和“落后的”。有趣的是，西方史学界更倾向于斯密传统的学者和更倾向于马克思传统的学者在这方面的分歧一直很小。就像在19世纪，此时对中国历史的传统负面观念开始盛行，很多学者无论其政治观念如何，仍将清政府视为专制的甚至是极权的，确信其不管做过别的什么事，绝对没有促进增长，更不要说促进资本主义了。很多西方学者仍然认为，中国与西方正好背道而驰。我们以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例子开始。兰德斯在描述“西方”何以兴起时与描述“东方”何以没有兴起时，观念一样传统。在其著作中，清朝以一个专制甚至极权制度的形象出现。按照他的观点，清朝甚至中国整个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是由反对发明与创新的精英统治，他们“扼杀了积极性，提高了交易成本，使有才干的人不愿从事商贸和工业”，这些因素再加上“知识阶层的故步自封”，导致这个国家闭关自守，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显然，他认为在所有这些方面，与西欧相比中国都是非常糟糕的。[68]兰德斯深受汉学家白乐日观点的影响。[69]这位学者对另一位在西方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即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也有深远的影响。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所有经典论述也将中国描述成“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国家，他断言中国有一个极为强大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家工具。按照他的观点，在中国，资本主义受到“国家有意的阻挠”。[70]在1989年出版的一本深受欢迎的著作中，他的同事阿兰·佩雷菲特仍称中国为“停滞的帝国”，称英国马戛尔尼使华是“文明的冲突”的典型。[71]在其关于欧洲奇迹的著作中，琼斯带有赞许地引用了下面一段话，“财产得不到保障。短短这句话，就能涵盖亚洲的全部历史”。[72]根据文安立的观点，清政府“渴望控制臣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指出在清朝，国家“无处不在”，甚至可以称之为“警察国家”，“清政府在受到威胁时会变得极为残暴，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在中国持续了两百多年”。[73]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从未提及清朝，但是很明显，清朝不满足他们关于社会向开放进入秩序转型的条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也毫不例外地将清朝描述为“极权主义”。[74]

马克思通常赞同这一观点。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很多方面都明显是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观点不同于正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其影响甚广的有关现代世界体系的著作中，在解释为何各类帝国（在他眼里，中国显然位列其中）未能发展出像资本主义（他认为这在16世纪兴起于西方）那样富有活力的形态时，对于各种经典论调，他视为理所当然：

帝国的政治集权，既有优势也有缺陷。其优势在于，借助于强力（贡赋与税赋）和贸易方面的垄断优势，确保经济资源由外围汇集到中心。其缺陷在于，为政治结构所必需的官僚体系耗费了太多的收入，特别是压制与剥削激起了反抗，而这增加了军事开支。[75]

就像本书后面会看到的那样，上述引文严重歪曲了清朝的实际情况。在李约瑟关于科学和技术史的著作中可以发现类似的观点。在改变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方面，这位历史学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重要。他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认为中国科学发展的停滞应归咎于“官僚主义盛行的封建制度”。[76]

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的历史学家，如布伦纳与艾思仁、葛希芝或者马宗达，继续关注中国与西方特别是英国在生产方式、财产关系、农业生产中的阶级关系以及政府在维护或推翻现有社会秩序时发挥的作用等方面的差异，在他们看来，这些方面的差异极大。[77]他们对于中国和英国生产方式差异的认识受到一些学者的影响，这首推黄宗智。他断言中国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生产方式。黄宗智并不否认，中国经济在明代尤其是在清代，经历了广泛的商品化进程。但是与斯密和马克思不同，他们关注的是生产方式，而黄宗智关注的是生产份额。他认为由于小规模农户是主要的生产单位，这最多在某些时候能够实现某种增长，但不会实现发展。所以他声称，这种情形下的商品化和市场扩张，只能导致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增加。这意味着家庭生产方式会更为巩固甚至进一步强化，而不是逐渐消失。这种劳动密集化的过程，最终只能导致劳动投入的收益递减，他将这一过程称为“内卷化”（又译“过密化”），因而走向经济发展的死胡同。[78]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经济是停滞的，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工业化，陷入伊懋可所讲的“高水平均衡陷阱”。[79]当然，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中国找到了大量例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的经典认识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比如在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中，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只有将其置于马克思关于历史演进的观点之下，即将历史视为一系列生产方式的固定更迭，才能理解为何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发现中国“封建时代”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研究这种萌芽为何从未完全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80]在所有这些分析中，国家都被视为现有生产方式的维护者。

其他观点：英国的财政—军事主义和重商主义与中国仁慈的农耕父爱主义

考虑到近来关于英国与中国的历史研究数量庞大，令人惊讶的是，未加批判地重复19世纪以来的众多陈词滥调的现象仍在继续。就像我已经指出的，至少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传统观点与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根深蒂固的关于“良好治理”和“经济效率”的认识非常吻合。然而强调市场机制、私有产权和私人企业的斯密主义视角，从未完全主导西方学者对西方兴起的解释。它必须与强调国内外“原始积累”和“压迫”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展开竞争。也总有一些学者的著作在解释西方财富的起源与性质时，将“看得见的手”即干预主义的国家视为最核心的因素。考虑一下像威廉姆斯这样的学者，声称讨论英国资本主义意味着讨论奴隶制，[81]或者有的学者使用沃勒斯坦的术语，将“西方”作为“中心”的发达与“其他地区”作为“外围”的落后联系起来。[82]霍布斯鲍姆将其关于英国1750—1968年的社会和经济史的著作命名为《工业与帝国》，[83]这不是偶然的。帕特里克·奥布莱恩断言，在英国历史中，贸易、经济、国家财政和帝国的扩张之间存在着断不可分的联系，此时他说出了很多人曾经相信并且现在仍然相信的观点。这也清楚地表明，不一定非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旗帜鲜明的左翼学者才会持有这种观点。[84]特别是约翰·布鲁尔的著作《权力的力量》出版以来，学者就开始激烈争论在“漫长的18世纪”国家对英国经济的影响与作用是否相当微弱。我的印象是，对反对观点的支持在增加，即将英国视为一个财政—军事国家（布鲁尔的术语）。[85]当然，最终所有的国家都会成为财政—军事实体，因为缺乏经济和强力手段的国家都无法生存下去。我这里指的是，近代早期的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存在一些特定的社会结构，在这些地区国家首先成为一台战争机器，系统地将前所未有的大量资源投入战争。[86]很多学者开始沿着布鲁尔的思路分析英国的国家形成，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同意他的解释和评价，在某种意义上这样做是在为重商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英国的重商主义“恢复名誉”。比如，芬德利和奥罗克在他们的著作《强权与富足》[87]中，明显纠结于自由放任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统治地位（就他们的观点而言）与近代早期竞争的残酷现实。但是最终，他们多少有些不情愿地得出结论，重商主义和财政—军事主义使英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对英国而言，普遍的自由贸易应该好于以代价沉重的军事胜利为基础的与殖民地的贸易，但是，在近代早期这很难成为一个现实的选项……认为汉诺威王朝为实现这一目的，即英国在欧洲单纯地为维护帝国和政治军事利益而获得胜利，所花费的开支和采取的政策减少了英国民众的福利，这似乎过于学究气，也绝对无法验证。[88]

他们补充道：“得出以下结论似乎是合理的，即对于解释英国为何工业化如此成功，如此领先，尤其是与法国相比，英国在海外取得的军事胜利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89]他们基本上赞同奥姆罗德的观点，即“在前现代时期，对增长的限制是由地缘政治决定的，即国家实力与海军为商船远航提供的保护”。[90]阿什沃思观点鲜明，并且坚信：

如果说存在一条独特的英国工业化道路，那么，这不在于企业家精神或者以技术为中心的文化传统方面有所区别，而主要是以消费税和关税壁垒为主导的制度框架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以贸易保护和征税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伴随着轻税或免税的棉布、钢铁和陶器等商品的急剧增加以及丰富的煤炭资源，英国在工业化和商品化方面的优势似乎罕有匹敌。[91]

在另外一处描述英国产业发展的地方，我们发现有如下引文：

不是由于明显不同的本国精神特质或者在“探究并征服自然”方面有特殊天赋，相反，更多是由于采取的政策，如建立关税壁垒以培育国内产业，模仿然后改造外国商品尤其是亚洲商品的技能，前所未有地利用非洲的奴隶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垄断与英属北美地区的贸易往来，富有侵略性的军事力量，以及同样重要的相对有效的征税体制。[92]

帕特里克·奥布莱恩最近的评论有些惊人：

我们稍显夸张并且可能引起争议的推测是，在一些重要的方面，第一次工业革命似乎可以被视为成功的重商主义的典范，法国大革命（在大规模的持久战争中被英国击败）无意中对工业革命最终的巩固与进步做出了积极的甚至可能是“实质性的”贡献。[93]

从另外一个极为不同的背景和视角出发，布雷萨南·帕塔萨拉蒂在其著作《欧洲为何走向富裕》中，就重商主义对英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给予了相当“积极的”评价：“英国所走的道路是全球竞争压力、自然资源方面的不足和重商主义国家共同作用的结果。”[94]

一些社会学家也持有相似的观点。我们将看到，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乔瓦尼·阿里吉在其2009年的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以及1994年的《漫长的20世纪》中，从很多方面重新讨论了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观点，认为对于西方的经济发展之路，国家发挥了突出的、积极的作用。政治学家霍布森和韦斯在20世纪90年代为之辩护的命题，与我在本书中力图捍卫的命题是一样的，即“‘强大的’国家……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至关重要”。[95]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是一个拥有强大国家的显著案例。他们发现，迈克尔·曼关于社会权力根源的著作也支持这种观点。关于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甚至一些偏重历史的经济学家现在也不同意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96]张夏准、埃里克和索弗斯·赖纳特拥有广阔的历史视野，最为直言不讳，但是绝不是只有他们如此。[97]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出版的著作，也阐明了国家实施促进增长的政策发挥的根本作用，尤其是所谓的“发展型国家”。[98]他们的批判是根本性的。按照《中国经济季刊》创始编辑乔·斯图威尔的说法，在解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实际如何起飞时，主流经济学，他这样称呼新古典经济学，几乎驴唇不对马嘴。[99]在对亚洲经济体发展与停滞的分析中，他声称：

没有一个重要的经济体，从一开始就采取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的政策然后还能成功地发展。积极主动的干预始终都是必要条件。[100]

按照他的观点，在迄今为止所有实现起飞的社会，“重商主义”政策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扮演了主要角色。没有一个只相信自由放任的社会能够走向富强。有几位历史学家始终坚信这一点，斯图威尔断言这一洞见体现了“历史学家”对主流经济学家的“胜利”。[101]

在这种背景下，战争和暴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芬德利和奥罗克将其关于第二个千年贸易、战争与世界经济的著作命名为《强权与富足》，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明确提出，“国际贸易的历史不能忽略军事掠夺的原因和影响”。[102]他们写道，世界贸易最重要的扩张更多“来自马克西姆重机枪的枪管、弯刀的刃锋或者游牧骑兵的凶残”，他们又补充道，“如今的贸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理解为相互争斗的大国之间某种军事与政治均衡的结果”。[103]更具体的，一些学者声称，英国的工业化和增长有着正向的密切联系。在奥布莱恩关于财政—军事国家的研究中，很多内容似乎都暗示了这一点，他引用的各类最近文献，似乎表明他也赞成这种观点。[104]后文贝克特和特纳、尼尔的引文也很坦率。这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即战争尤其是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本来会扼杀英国的增长。[105]无论如何看待这些观点，我觉得罗杰的提醒是正确的，“现在确实是时候了，应该将战争视为英国前工业化时期的经济活动之一，其重要性至少与农业和对外贸易相当”。[106]他提醒学者注意以下事实，“在工业革命关键的早期阶段，英国打了一场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世界战争”，“很难相信，对英国经济造成的负担至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严重的英法战争，没有产生重要的经济影响，或者英国经济成功与军事胜利完全无关”。[107]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发现暴力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本书中，我将特别关注阿里吉的观点。[108]

很多研究近现代西欧的历史学家倾向于不再忽略国家对西欧经济史的影响和积极作用。甚至于像布拉德福德·德龙、尼尔·弗格森、杰克·戈德斯通、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乔尔·莫克尔或约翰·奈这些学者，即使认为财政—军事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对增长没有太多的积极作用，现在也承认近代早期的英国确实是这样一个国家，至少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前是这样。

在研究清朝的历史学家中，也可以发现观点的转变。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转向“相反”方向，即倾向于认为在清朝国家的角色更为不重要，在清朝特殊的情形下，这意味着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与阻碍也更少一些。过去对清朝的权威观点，是一个由专制精英统治的“东方”社会一直在干预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生活，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那么流行了。几位学者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意识到，明朝特别是清朝时期的中国，根本不是处于东方专制政权的压迫之下，而是未受太多的管制。[109]很多学者不再相信清朝的统治者是“反贸易”和“反商人”的，并将清朝变成某种“命令经济”。我们见证的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就我所见而言，主流的解释现在变成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政策最好被描述为某种“农耕父爱主义”。[110]按照这种观点，清朝国内经济拥有大量小规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市场的数量极多，市场一体化有实质性的进展，基本上遵循“斯密主义”的发展路径。在漫长的18世纪，清朝被认为已经是一个实现了商业化的市场经济，或者用亚当·斯密的话讲是一个“商品化社会”，政府只有在担心“人民生活”受到威胁时，才会对市场机制予以干预。[111]举很多例子中的一个，现在王国斌的著作断言，对于经济活动，清政府不是任意妄为的专制，而是“仁慈”且非常有效率的。它有特定的程序和优先次序，农业是重中之重，对民众的安定与富裕的关注完全超过对个人自由的考虑，毫无疑问，它想要控制或者至少监督和“管理”公共生活的某些领域。但是，当它最优先考虑的事务安枕无忧时，它的经济政策通常是“无为而治”。拥护这一观点的人似乎承认，这基本上意味着一种保守主义的态度，目的更多是在于守成而不是变革。魏丕信承认这种战略十有八九会导致“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提高”。如同王国斌所讲，“清政府的目标是实现静态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这一目标，也就是说，将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技术传播到辽阔的疆域”。按照他的观点，这一目标在“一个有局限性的世界”里是合理的，尽管与欧洲人想通过“竞争与增长”实现的目标不同。[112]然而，有时修正主义者的观点会更为激进。濮德培声称，“清朝管理经济的能力足够强大，甚至我们应该称其为‘发展主义的农业国家’”。[113]罗森塔尔和王国斌在他们2011年出版的《大分流之外》一书中写道，“与欧洲相比，近代早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促进增长的意图更为明显”，他们甚至声称，“如果说在18世纪有一个国家倡导了经济发展，那么这个国家应该是清朝时期的中国，而不是英国、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114]同样在这部著作中，他们用整整一章的篇幅（第3章）来解释，中国非正式的制度与欧洲崛起故事中强调的正式制度一样有效率，表明与“东方专制主义”的经典故事所讲的相比，中国的产权远不是那么不安全，现在很多学者也同意这一点。[115]

西方关于中国封建王朝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权威观点，有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确信该政府不愿意使中国经济对外国商品和外国人开放国门，尤其是当这些商品和人来自西方时。当然，没有人否认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着广泛的经济往来。但是，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都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的商品交换不应被视为正常的“贸易”，而应被视为“朝贡”。[116]现在这种想象的区别也遭到了激烈的反驳。很多讨论这一议题的著作都认为，以朝贡名义或在“朝贡”伪装之下的许多商品交换通常就是贸易。[117]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关“朝贡体系”的概念已经完全消失。几位有影响力的学者明确地认为这是中国早期近代历史的重要现实。[118]关于中国的封建政府持续干预对外贸易的观点，也遭到了反驳。这一观点现在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西方学术界几乎只关注中西方交流的结果。干预和监视，有时甚至是控制这些交流的倾向可能确实存在。但是，应该认识到官方政策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很大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中西方贸易仅是中国全部对外贸易的一部分甚至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总体而言很少受到政府干扰。对这一观点的修正也非常激进。根据王国斌的说法，“相较而言，比如与西欧国家相比中国很少阻碍贸易，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119]他断言，“中国的长途贸易政策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都促进了斯密式增长，程度超过了当时欧洲的政策实践”。他甚至更进一步，推测西方的重商主义比当时的中国征税更重，更具掠夺性。[120]

在主流史学界，所谓的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很长时间以来被视为政府排外和封闭的世界观的自然“延伸”，这种世界观鲜明地体现了其自给自足及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几乎所有西方的教材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就会引用而且现在仍在引用乾隆皇帝在马戛尔尼使华之后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乾隆皇帝回信中的话被视为清朝拒绝外国商品的典型例证，“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21]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更是如此，“天朝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122]很容易就能找到大量类似的引文。[123]比如，兰德斯和佩尔雷特多次提到了这次出使的失败不是偶然的。现在，很多研究清朝的西方历史学家都否认清朝是封闭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即使对于来自西方的人员和思想也是如此。例如，卫周安写道：“从16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中国人对欧洲和欧洲商品有着浓厚的兴趣。”[124]约翰·霍布森在某种程度上更进一步，他现在宣称，我们在近代早期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中国拒绝向更发达的欧洲学习，而是相反，一个落后的欧洲从中国借鉴了很多东西，中国实际上更为“发达”，不需要任何来自西方文明的“帮助”。[125]

进一步的修正：近代早期国家建设与创建帝国的比较

专家对于近代早期中英两国国家的认识即使不是完全混乱也是形态各异。对于英国，至少可以分辨两种差别明显的认识，一种将当时的英国视为一个明显朝着自由放任迈进的国家，另一种则强调，直到19世纪40年代之前，英国真实的特征是作为扩张的财政与军事工具及其重商主义政策。[126]至于清朝，作为一个东方专制国家的形象当然仍在一些圈子里徘徊，但是清朝作为一个“农耕父爱主义”政体的形象，即使还未成为主流，也变得越来越流行了，至少在汉学家中是这样。至于按照农耕父爱主义模式描述清朝的政治经济，王国斌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长期付诸努力，以这种方式研究西欧与清朝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差异，支持加州学派的观点，即西欧与清朝最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按照他的观点，也是其他很多学者的观点，工业化之前的制度差异并未造成两个地区的经济出现明显差异。他与罗森塔尔在其《大分流之外》一书中承认存在明显的制度差异，但是，他们极力反对西方文化或制度安排有任何“先进”之处，明确地赞同如下方法，即“消除所有认为欧洲的文化或政治制度可能优于清朝的观点”。[127]根据他们的看法，“在近代早期，与欧洲的政治经济体系相比，清朝促进经济增长的意图更为明显”。[128]

至于国家形成和民族建构，罗友枝指出，她看到两者明显处于相似的状况，根据她的观点，不管是在西欧还是在清朝，在国家财政收入、领土的巩固、行政集权和文化凝聚力等方面都有所增加或增强。[129]濮德培在其《中国向西迈进》中写道，就像长期以来的那样，将清朝视为一个孤立的帝国，而相比之下将欧洲视为一个国家不断扩张的体系，这可能会产生误导。“早期的大清帝国并不是一个孤立、稳定、统一的‘东方帝国’，而是一个结构不断演进的国家，致力于动员各种资源以发动扩张战争。”[130]他认为，“论证欧洲的国家体系有着独有的特征，以多元、竞争或者特殊的中心—外围结构为标志”，“然后对西欧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进行过于简单的比较”，继续使用这种模式是错误的。[131]他发现，直到18世纪50年代，经贸交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互动在整个欧亚大陆都是相似的。因此，他断言仅是在此之后，中国和西方的发展才开始真正分流，两者之间显著的差异才变得清晰可辨。根据他的观点，在18世纪60年代随着与俄国确定边界并平定准噶尔部，清朝统治者感到他们已经完成了建国任务，只是到了那时，由于不用再面对来自欧亚中部大草原的威胁，他们的帝国才失去了活力和弹性。[132]约翰·达尔文在其关于全球帝国史的著作中也敏锐地指出，欧洲和亚洲的实际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国家建设和文化创新是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历史的显著特征，而不仅仅局限于欧洲”。[133]和文凯比较了英格兰（1642—1753）、日本（1868—1895）和清朝（1850—1911）在公共财政方面的制度发展，也倾向于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相互之间的差异。他清楚地认识到存在的差异，并关注产生的不同结果，即在英国和日本出现了现代财政集权的国家，而在清朝则没有出现。但是，他以一页长的引论开篇，关注英国、日本和清朝在各自国家形成中的相似之处。[134]在修正主义者中，戈德斯通似乎坚持少数派观点，声称英国的国家非常特殊，而这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35]

中国官僚体系的机能似乎也得以重新评估。与中国封建晚期的很多方面一样，其形象千差万别，对它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从近代早期通常极为正面的评价，到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极为负面的评价，在最近的大约20年中，又得到了更为正面的评价。在18世纪，当“亲华”的启蒙运动达到高潮时，在某些圈子里，中国士人统治体系受到广泛赞赏，被认为比欧洲的行政体系远为理性，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用“现代”这个词。在欧洲，总体来说绝大部分“公共”职位依然牢牢掌控在“非专业人士”的手中，包括声称自己的官职与生俱来的贵族，购买官职并通常可以将其传给子孙后代的人，或者尤其是在本地区或当地从事这些公共事务却没有或很少获得报酬并具备资格的人，官职就如同一种“公民义务”或“公民荣誉”。非专业体制是绝大多数西欧传统政治及社会制度的特征，相比之下很多欧洲人认为中国的体制更高级，这就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了。在中国，至少任命的官员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而且他们实际上为朝廷工作，而不是为自己工作。很多欧洲人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值得模仿的典范。[136]

这种积极的印象随着清朝统治的削弱和崩溃而消失了，而这一点随着19世纪的逝去，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在学者中，可能马克斯·韦伯的分析尤为明显，使中国官员的形象变得不那么正面。他断言，按照他自己理想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官员不是“真正的”官僚，中国的行政体系也不是“真正的”官僚体系。韦伯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行政管理体系采用科举制度，打破了以“世袭官僚体系”为特征的封建制度，使得社会阶层“更多地取决于官员的资质，而不是财富”。他甚至更进一步，声称按照严格的正式术语来讲，“就一个稳定的现代官僚主义社会而言，中国是最为完美的例证”。[137]然而，他坚信“东方”和“西方”官僚做事的“精神”有着广泛差异。这是他本人的话，可能对理解中西方差异并没有多少帮助。统治中国的士人不是也不想成为专家。他们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也没有被训练成为理性而又讲求实效的专家。按照韦伯的观点，在一个劳动分工明确、管理权限分明的体系中，他们无法胜任。他们大部分收入是不合法的，也不包含在正式的薪酬中。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官僚体系显然不是在一个理性化的法律体系内运行的。[138]韦伯的观点极具影响力。从他的思想出发，甚至以之作为衡量的标杆，学者对中国与欧洲做了大量的比较，结果都倾向于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确实有所不同，“官僚化”程度也“更低”。[139]可以这么说，韦伯对中国行政体系做了理论研究，并发现它是有缺陷的。那些对其实效更有兴趣的作者，给人留下的印象不那么深。中国的官僚体系开始被认为是缺乏效率的，并存在着普遍的贪腐现象。随着时间流逝，封建中国的另外一种形象，即作为一个无效率的贪腐政治实体，很明显流行起来。

在这方面，潮流也出现了逆转。一个最新的例子是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关于前工业化时期中国、越南和朝鲜官僚政治的著作《迷失的现代性》，书名直接点明了主题。在该书中，作者试图揭示现代性的多重根源之一，即任人唯贤的官僚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这些近代早期国家已经在寻求建立这样的体系，最终甚至实际上创建了这样的体系，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中国、日本和朝鲜进入“后封建”时代的时间远早于西欧，通过培训政府官员使政府体系理性化，也远早于西方付诸努力以创建任人唯贤的官僚体系。这让他得出结论，“理性化”这种现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不同背景下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这一现象自韦伯以来就在全球历史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理性化的过程可以相互独立地发生。根据他的观点，“东亚官僚政府”的存在表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异被夸大了，应当结束某一文明的历史中心论，当然这是指西方。那些研究“中土之国”或“天下”的人，对西方的自我中心论进行这种义不容辞和冠冕堂皇的攻击，总会让我有些迷惑，这并不意味着伍德赛德会忽略这种“官僚体系”的危险和缺陷。恰好相反，他的分析信息丰富，富有洞见，特别是关于这些国家在为集体目的而动员民众上的无能。但是总体来说，他的论调还是表明东亚早熟的政治现代性，并自豪地指出以教育为基础建立的政府所具备的能力。[140]濮德培明显赞同这一点，称“伍德赛德的著作表明东亚社会早已预见了当代有关官僚体系、精英制度和社会福利的争论，这是对西方自负的迎头痛击”。[141]王国斌毫不犹豫地将清朝政府描述为官僚体系，在其《转变的中国》一书中明确写道，帝国是按照“官僚主义”的方式统治的。[142]更重要的是，按照他的说法，清朝的官僚体系与当时任何其他的官僚体系都不相同。他认为，“这肯定是18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官国家管理体系”。[143]在这一点上，他与王文生的观点似乎一致，后者对清朝官僚体系效率的评价远没有那么正面。王文生将雍正皇帝与乾隆皇帝统治下的清朝描述为一个拥有“庞大官僚机构”的“高度干预主义”国家。[144]就这一点来讲，这当然不能表明清朝官僚体系是有效率的和强大的。然而，王国斌很明显认为它确实如此，“清朝动员资源与分配收入的能力超乎想象，远胜于当时欧洲国家创建者的能力”。[145]按照他的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不成熟的官僚国家，或者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多次声称，清政府“对物质财产的保障超乎想象，更不用说欧洲当时达到的水平”，[146]“从空间范围和实际种类来看，中国帝制政府的权威与权力的边界，远远超过欧洲国家”。[147]他对封建中国由国家建立的赈灾官仓的印象尤为深刻，认为“如果我们将视野局限于西方的样本，那么国家关心普通民众的福利状况，很晚才成为政治现实”。[148]在他和魏丕信于1991年共同编辑的一本著作中，他们就写道：“欧洲国家未能像中国那样建立官仓并实行其他的食品供应政策，以缓解对生存的忧虑。”[149]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欧洲国家没有深切关注精英和平民的教育与道德，也没有积极探索并渴望制服潜在的叛乱行为”。[150]

上一段中的引文，几乎都来自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一书，但是，很明显王国斌此后的观点并未改变，一直声称直至19世纪晚期清朝用于民生的政府开支比欧洲通常的水平要高得多，这是由于清朝采取了很多“父爱主义”政策。[151]在他最近的《大分流之外》中，他和罗森塔尔仍然声称，“与欧洲的统治者相比，清朝的统治者似乎花费了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公共品”。[152]

这些观点之所以有趣和重要，是因为它们作为不容置疑的真相而被广泛接受。魏丕信赞同他曾经的合作者的观点，这并不令人意外。在出版《大分流之外》之前，王国斌与魏丕信一起，还有其他几位学者，已经写了一本著作，论述清朝的官仓和粮食再分配。在那本书中，对于中国行政体系在18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在粮食分配方面的能力和效率，他们都非常乐观。[153]在魏丕信为法国著名杂志《年鉴》所写的两篇论文中，也有类似的积极评价。[154]第一篇关于中国和汉学，我们发现他批评马克斯·韦伯，因为韦伯否认其他文明有能力建立能够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就像西方官僚体系所做的那样，并且有能力沿着相似的方向演进。魏丕信通过各种比较，指出中国和欧洲在制度和管制层面，其现代国家的构造都是趋同的，并且结构也是相似的。他认为直到19世纪，在某些方面甚至时间更长久，中国都因为国家更具理性而受到称赞，这不是偶然的。中国的近代早期国家形态让他想起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专家治国”。他并不是要开历史倒车，认为中国的国家和经济从16世纪开始就已经“现代化”了。我们还发现，他认为就经济安全与社会保障而言，近代早期中国形成的制度，应被视为很久以后欧洲国家才发展出来的制度的先驱。[155]上述评论均来自魏丕信在《年鉴》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在第二篇论文中，对于中央政府掌控总体社会的实际能力，他似乎不那么“乐观”了，而是认为中国社会的实际管理绝大部分是在地方层面上完成的。但是尽管如此，他对18世纪情形的描述给人的印象是，清朝政府有着不同的目标，面临不同的约束，既来自外部也来自自身，但与西方政府相比，缺陷并没有那么严重。他想要传递的信息是，清政府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政府，尽其所能改善社会状况，又避免引起重大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一个完全无能和贪腐的政府。[156]

伍德赛德在其近来关于东亚“官场”的研究中，明确赞同我上面引述的王国斌的观点。[157]霍夫曼、波斯特尔-维奈和罗森塔尔谈到近代早期时，引用魏丕信和王国斌的著作，仿佛这是已被证明的事实，他们认为，“在我们所谓的公共福利方面，中国支出的比欧洲还多，投入赈灾的资源远超过欧洲国家”。因此对于他们进一步的评论，即“封建时期的中国已经建立了税收官僚体系，转移的税收收入数量，欧洲国家闻所未闻”，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158]马丁·雅克在其最近关于中国兴起的著作中，完全赞同王国斌关于清朝是一个有效率的、官僚主义福利国家的所有观点。[159]邓钢反驳了加州学派的很多观点，但是对清朝在全盛时期的“原始福利主义制度”，也毫不犹豫地给予非常正面的评价。[160]在这种背景下，罗伯特·马克斯在谈到“印象深刻的国家赈灾体系”时，认为“假如令人印象深刻的赈灾体系是可信的，那么保护森林以在危机时使农村人口得以保命，就不会在清朝出现”。[161]马蒂耶斯·海因里希在一篇关于清朝福利和公共慈善的论文中写道：“清政府创建了一套复杂的社会福利制度，使西方前现代国家相形见绌。”[162]2001年濮德培写道：“就某些方面而言，封建主义的政策看起来就像是现代政策的雏形。清朝的福利政策，比如救助孤儿与赈济饥荒，以及通过常平仓来调节粮价，胜过20世纪中期以前的绝大部分欧洲国家。”[163]让我最后再引用一段话，来自杰里米·布莱克，他对近代早期的国家有如下评论：“在绝大部分国家，中央政府就是一位君主以及少量的顾问和官员。认为他们有能力为一个现代国家奠定基础，这种观点会让人产生误解，虽然中国可能是一个例外。在中国，政府掌控的资源和政府的规模更大一些。”[164]

现在对清朝统治体系的描述，通常更为正面。比如曾小萍在《剑桥中国史》中写道：“雍正时期（1723—1735）采取的政策，为18世纪强大的现代国家机构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65]帕特丽夏·桑顿同意这些政策是重要的且具有创新性。[166]罗威廉在其关于陈宏谋的专著中，将清朝描述为“一个继承了儒家传统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167]然而，很早以前曾对清朝国家组织及其表现有正面评价的学者，论及乾隆皇帝统治晚期以后的时代通常都表现得远为悲观。即便不是绝大部分，也有很多学者过去都赞同，19世纪清朝的行政体系混乱不堪。[168]也有人认为，即使这种观点也过于乐观了。[169]

甚至清政府中声誉不佳的“衙役”和“当差”，在某种程度上也恢复了名誉。我们现在掌握的一些可信度较高的材料，通常来自清朝的士绅或者官僚撰写的文章，他们对身处其中的官僚体系不屑一顾。根据这些材料，在清朝统治时期，这些衙役和当差遭到了广泛的鄙视和憎恶，一般都被认为是贪腐、无能和贪婪的。“天底下所受的苦难，均由恶吏所致。”[170]在谈到清朝的官僚体系时，这些人常被喻为“豺狼虎豹”。在所有关于清政府的著作中，“基层吏治”可能都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171]根据史料记载，这一问题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改观，“在地方官府中，罪恶的衙役或当差扮演着恶棍的角色”。[172]现在，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布拉德利·里德的著作。[173]这位作者当然无法否认，从字面上来讲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可能大部分都是“非法的”，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各种“贪腐”盛行于世。但是，他指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即这些衙役和当差不得不想方设法赚点收入。他们通常没有正式的薪水，也没有正式的职务可以使之有章可循，因此，他们不得不随机行事，其行为难免“超出法律的范围”甚至“违犯法律”。而且，无论其确切的地位和行为如何，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里德称之为“非正式的官僚”，其行为的“正当性来自这些人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174]

关于中国国家“升级”的最后一个例子，来自许田波比较古代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的著作，其中欧洲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该著作虽然只涉及中国古代（公元前656—前221年）的情况，但是也应被看作为当时及以后中国国家形成进程“正名”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断言，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的特点是她所谓的“自我削弱”的权宜之计，这让我很惊讶。在这些权宜之计中，最重要的是采用军事承包商和雇佣军、包税制以及出售政府职位。她的这种正名，可以称之为“大逆转”。她声称，严格来讲，近代早期欧洲的经历并非那么引人瞩目，而是明显落后于中国数个世纪。她认为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发展，其特点是国家“解体”。她力图说明，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中央的权威逐渐被中间的实力派侵蚀，因此国家对暴力工具的垄断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征税的优化和权力收归国有难以走向正轨，行政机构的官僚化也无法实现。如此解读自中世纪后期至滑铁卢战役的欧洲国家历史，绝对具有高度的独创性。[175]

一些作者甚至想要将帝国主义加入欧亚之间“惊人的相似”的名单。这暗示清朝在整合力量以对抗其他国家时是非常成功的。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例子做出了激进的修正。军事史领域的专家杰里米·布莱克在一本关于18世纪战争的著作中写下了下面这段话：“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和陆地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大国就是清朝时期的中国。”[176]罗友枝直率地指出，清朝是像西欧国家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早期的史学中，遗漏了当时积极扩张的帝国，比如东欧的哈布斯堡王朝、沙皇俄国或者大清帝国，反映的是顽固的西方中心论的偏见”。[177]她甚至抱怨说：“有一种怪诞的史学偏见流行于欧洲，即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只适于欧洲，中国人、祖鲁人和其他人要做的是‘创建帝国’。”这可能是因为“殖民主义”被视为一种具有全球影响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定义了何为现代，而现代是工业化和高科技的时代，帝国作为一种国家扩张的模式越来越落伍了。[178]阿达斯写道：“大清帝国与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者一样，在南亚和东南亚拥有一些殖民地。”[179]达尔文似乎表示同意，“认为‘欧洲’殖民的方式与‘亚洲’有明显的区别，这可能是错误的”。[180]通过将大清帝国与蒙古帝国、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进行比较，罗威廉总结道，“现在更让我们感到迷惑的，不是这些帝国雄心壮志之间的区别而是它们的共同之处”。[181]劳拉·霍斯泰特勒写道，她想要强调，“致力于扩大自己版图的大清帝国与同一时期欧洲殖民大国采取的方式、技术和意识形态是很相似的”。[182]阿里吉在其《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指出了欧洲和东亚国家体系之间存在几个重要的区别，然而又称它们都是“国家体系”，认为它们之间有足够多的相似之处，从而使得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是有意义的。[183]清朝的帝国主义以及清朝与汉族和其他大清帝国臣民之间的关系，成为非常流行的研究对象。[184]虽然阿达斯和阿里吉等作者在其著作中强调，清朝与欧洲的帝国主义存在一些根本区别，但是关注它们的相似性仍是现在的主流。

重新思考国家的角色

摒弃传统的观念，即贪婪的极权体制摧毁了增长的所有希望，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前现代政体是否过于懒惰、无知，手段过于落后，以致无法带来增长。

琼斯，《增长的重现》，第132页

资本主义只有被国家认同并掌握国家权力时，才能取得辉煌的胜利。

布罗代尔，《反思》，第64—65页

“重新思考国家的角色”现在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185]在古典社会科学领域，它当然从未完全消失。马克思和韦伯都认为国家是资本主义兴起与延续的基本因素。按照他们的观点，资本主义是西方经济特殊性的缩影。对他们而言，国家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守夜人的角色。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了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采取行动的重要性。按照他的观点，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政府的角色就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186]马克斯·韦伯多次指出了以下事实，即资本主义与现代官僚主义国家互为前提，他进而做出了以下表述：

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之间的这种竞争，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最好的机会。每个国家都不得不为获得流动资本而展开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愿意与之分享权力。这种被迫形成的与资本的联盟产生了国家公民，即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因此，正是封闭的民族国家保障了资本主义可以持续存在下去：只要它不屈服于某一全球性的帝国，资本主义就可以存在。[187]

布罗代尔过去数十年也成为一名古典学者，他也像本节开始的引文表明的那样直言不讳。而且所有这三个人都同意，就促进现代增长与发展而言，封建中国的国家即使没有阻碍作用，也没有什么助益，沃勒斯坦现在还不是一位“古典”学者，他也同意上述两点。

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中，自从经济学家自视为科学家，理性的经济人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就明显占据了舞台的中央位置。在他们看来，国家最理想的角色除了起到一些辅助作用外所剩无几。一些经济学家如罗斯托以及实际上研究发展的格申克龙，从未忘记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实际上要重要得多。在当前的争论中，经济学家似乎同意，至少对于长期发展和增长，制度“至关重要”。[188]这表明国家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些作用归根结底仍然只是辅助性的。我已经提到了两本近来的著作，一本是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的《暴力与社会秩序》，另一本是一发行就引起轰动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后者强调制度是经济发展与否的唯一解释，这样做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聚焦于国家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全球史的学者，对于全球经济中穷国与富国之间何以产生巨大的鸿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运气、地理、最广泛意义上的要素禀赋、是否存在复杂的市场机制和专业化、资本积累、对勤奋工作和消费的态度转变，到创新和“文化”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事物，不一而足。制度不免被提及，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制度因素极为突出。一些学者明确反对制度主义者的解释。比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直接否定就东西方的经济发展而言，国家或者任何制度因素是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按照他的观点，经济史中像国家这样的制度所起的作用都是派生的，基本的经济力量驱动人类历史前进，制度只是对此做出回应。格里高利·克拉克在历史大分流方面著作甚丰，他也认为制度发挥的作用是次要的。最后一个例子，罗森塔尔与王国斌强调要素价格与战争的作用，否认西方存在本质上更为高级的制度。总体而言，在当前关于历史大分流的争论中，更多提到的是运气、地理、资本积累和市场。[189]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无论对于近代早期的中国还是近代早期的欧洲，在很多比较中都有对国家的分析。然而，在关于历史大分流的争论中，明确赞同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观点并不多见，多数学者更加认同“自由放任的”英国注定要比“专制的”中国在经济方面更成功。而且，这些观点都很笼统。通常而言，讲到西方与东方或远东的国家有何区别和相似之处都不是特别具体，有的观点缺乏坚实的、最好是数量化的证据，有的则缺乏系统的比较分析。总体而言，这些观点多是相当随意的一般性评论。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做的研究。他们认为产权、正式的法治、利益代表与包容性、永久存在的非人格化组织以及其他类似事物可以解释西方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之间出现的历史大分流，但是不管他们的优点是什么，作为注重实证的经济史学家而言，何以如此仍不是十分清楚。

作为历史大分流争论中的关键人物，彭慕兰在解释欧洲与中国的大分流时明确承认国家的重要性。这在他如下观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即中国缺乏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阿里吉所讲的那种“资本主义”。[190]在对近代早期资本主义的解读中，他们经常称之为“重商资本主义”，这并非偶然。在那时，资本通过长途贸易积累起来，这种贸易所处的市场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完全垄断的或者至少是被操纵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看得见的手”，也就是说如果缺少国家的干预和支持，这样的经济体系是无法存在的。在彭慕兰的著作中，他认为解释英国的经济增长及其辉煌成就必须关注英国的外围地区，此时“非斯密式的资本主义”清晰可见。他注意到，英国在其殖民地内外创建了某种外围地区，这对英国的工业化而言，是与成功使用煤炭资源同样重要的先决条件，而清朝缺乏这样的外围地区。显然，如果不高度重视国家的本质，就无法讨论“殖民地”、“外围”或“非自愿贸易”等概念以及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彭慕兰的《大分流》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其描述应该更具体，分析应该更深入。彭慕兰并没有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分析，以讨论西欧国家和清朝的政府通过何种具体机制来促进或阻碍增长。对于该书而言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以准确地说明政府做了什么，不同的国家又有哪些区别。在此后的论文中彭慕兰再次表明，他充分意识到了清朝和大部分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存在重大区别，“这种政权，比如清朝，长期具有某些优先考虑的目标，根源于对王朝永固的追求，这使其无视甚至敌视海外殖民地和商贸活动”。[191]但是，他在提出这一观点时也没有对由此产生的影响展开讨论。

在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中，西欧与中国在国家形成方面的区别是其关注的焦点。王国斌写作该书有明确的目的，即表明这些地区有何不同，以及简单地以欧洲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国家形成是多么错误。他毫不讳言，中国和欧洲在国家形成的过程和逻辑方面确实存在差异，但是，在工业化之前这些差异对经济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也不是出现工业化的原因。[192]他所做的比较当然信息丰富，细致入微，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使用的量化数据既匮乏又相当不系统。我们发现，对于其研究的主题至关重要的部分，比如政府收入和支出，特别是社会政策或者平民和军政府人员的数量和素质，使用的数据很少，尤其缺乏系统比较的数据。在这方面，同样非常遗憾的是，当提到欧洲或西方时确切的含义是什么，王国斌并不非常明确，当然，该书中涉及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想要在王国斌的著作中找到对不同国家的区分，往往徒劳无获。[193]考虑到各国之间，甚至西欧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使他得出的结论很难确定无误。就像我们看到的，在《大分流之外》中，王国斌与罗森塔尔明显偏爱的方法，就是“消除所有认为欧洲的文化或政治制度可能优于中国的观点”。[194]

相似的评论也适用于许田波的著作。她一贯使用“欧洲”这一说法，但没有指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似乎欧洲国家形成的特点就是“自我削弱”的权宜之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采用军事承包商和雇佣军、包税制以及出售政府职位。然而，在并非欧洲小国的英国，在许田波讨论的时期之前的一个世纪即1680年之后，包税制和出售官位就不存在了。提供军事服务的私人企业家仍然非常重要。但是，他们不再享有“军事企业家”那种独特地位，就像弗利兹·雷德利克在其经典著作中描写的那样。[195]在其著作的不同地方，许田波明显意识到英国不符合她的模型。但是在很多方面，普鲁士、瑞典和俄国也不符合。欧洲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时代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在查尔斯·蒂利的著作中，她可以发现这一点。[196]所以她所谓“近代早期欧洲”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她认为在近代早期欧洲，我们看到的是国家解体，这明显需要一些经验证据来证明。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难道真有一些坚实证据，能够表明欧洲在暴力手段的垄断、税收的理性化和国有化以及行政体系的官僚化等方面毫无进展，如果我们按照国家解体的字面含义来理解的话，甚至这一进程还出现了逆转？[197]

讨论国家和中西方的比较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官僚体系，并提及马克斯·韦伯。在魏丕信和伍德赛德的著作中，偶尔会冒出韦伯的名字，但是打个比方，韦伯的“灵魂”始终在游荡。我怀疑这两位作者是否真的阅读过韦伯关于官僚体系的论著。[198]不管怎样，对于他们通过攻击一个假想的目标，来概括他们“修正主义”的观点，这可能是最简单的解释。伍德赛德为中国的“官僚体系”正名，全部的焦点都在于强调其精英制度的特征。每个真正读过韦伯论著的人都知道，他从未否定中国的行政体系有这样的特点。相反，他明确提到过这些特点。韦伯也从未否认清政府曾经努力要实现理性化。但是，这些努力失败了或者努力的程度还不够，没有达到他的标准。韦伯的观点是，清代中国不是一个现代的官僚国家，所谓现代是指完全系统地实现理性化。无论魏丕信还是伍德赛德，都没有真正致力于反驳韦伯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实际观点。将中国政府的结构与韦伯提出的理想模式进行简单的比较，后者的某一简略版本本书后面会论及，这一点就非常清楚，即在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官吏在各个方面都不像韦伯式的官僚，他们所处的环境在各个方面也不是韦伯式的官僚体系。如果我们看一下清朝行政体系运行的原则，就能发现这一体系与韦伯理想的官僚体系截然不同。当然，真正重要的是这一体系在实践中是如何运行的。我们将会看到，这方面的差异是惊人的。无论是伍德赛德还是王国斌或魏丕信，都没有讨论清朝官吏接受的教育和训练，少得难以置信的人数，地方政府极为匮乏的经费和官员少得可怜的薪水、额外的非正式收入和衙役、当差与并非政府正式人员的幕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正式的法律体系的缺失以及贪腐。我们后面将对此逐一展开讨论，从中会发现大量的差异。

如果完全以韦伯的理想模式为标准就必定会得出结论：近代早期的清代中国不是一个官僚国家，而且所有的西欧国家至少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也不是。所有严肃的历史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都不再认为任何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是一个官僚国家。包含所有行政要素、管理整个社会体系的现代官僚体系，绝对是在拿破仑以后才出现的现象。在由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的法国直接或间接触发的重大改革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在各种缺乏理性化的统治体系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下孤悬着几处“官僚体系的孤岛”。[199]一些历史学家受到吸引，使用“官僚体系”一词来描述18世纪法国的行政体系，迈克尔·曼斥其为“荒诞”。[200]至于欧洲官僚体系是否更具“现代性”，韦伯在其著作中从未断言近代早期西欧国家的官僚体系已经完全成熟了。如其所见，韦伯对官僚主义社会的特征与前提条件的描述极为清楚地表明这是一种现代时期（比如法国大革命以后或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现象。他关注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201]当然各个国家在政府官僚化方面都取得了一些进展，某些特定国家的一些政府部门可能实际上已经官僚化了，比如英国的大部分征税系统就是如此。但是，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行政体系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认为韦伯说过上面的话，可谓愚蠢。然而，这为比较当时中国和西欧各国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另外一个理由。我担心持修正主义观点的学者不能对韦伯的本意和分析予以公平的评价，也不能真正接受最近的实证研究成果。

我最后谈一下濮德培。在其最新著作中，他可能并没有系统地引用韦伯的观点，但他显然“重新思考国家的角色”。在他的分析中，国家扮演了核心角色，他还谈到了国家在历史大分流中的作用。但是他同样缺乏基于系统的量化证据所做的系统比较。在我看来，这很可能导致他认为，直至18世纪后半叶，西欧与中国的差异只是细枝末节上的，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202]罗友枝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她对西欧与中国发展的相似性的论断非常激进，声称这些地区都可以被认为处于“现代早期”。[203]

对于近代早期西欧与中国的国家形态，各种观点有着广泛差异且经常互相冲突，为了能够对这些观点进行评判，需要做的分析应当是系统性的，尽可能量化的、比较的、注重实践而不是规范或观念，并且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变化。雍正时期（1723—1735）清政府的运行与道光时期（1821—1850）迥异。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财政—军事国家与战争以后开始形成的自由放任国家也迥然不同。虽然18世纪晚期英国在官僚体系方面处于某种领先地位，但是在19世纪已经落后了。有人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受制于其优先目标的不利影响，英国已经变成一个相对欠发达的虚弱国家，[204]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我的分析与迈克尔·曼、约翰·霍布森和琳达·韦斯非常相似，但是我只关注两个国家，即中国和英国以及一个更短的时期，这样，与他们相比我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分析得更为深入。[205]我的结论是，中国与英国的国家在重要性、作用与功能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对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定产生重要影响。

国家：现代与前现代

本书的主题是国家，对国家的分析、比较和讨论贯穿始终，因此，当然要在理论上和经验上做一些说明。以下一般的、开放的和概括性的定义将是我分析的起点。一个国家是指：

1.一组不同的制度与人员组织方式；

2.集权，即政治关系由中心向外围辐射；

3.疆域划分明确的领土，国家可以有效对其实施统治；

4.以垄断暴力工具为基础，垄断有约束力的权威规则的制定。[206]

根据上述定义，如同我们当代的定义一样，国家是一个自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现代现象。令人惊讶的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英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接近这一定义的政体。按照理想模式，现代“韦伯式”的国家要有界定明确、范围清晰和疆域固定的领土以及界定明确的臣民或公民。对其疆域或民众，国家拥有不可分割的、不重叠的唯一主权。用佩里·安德森的话说，它不再是“四分五裂的”。[207]统治权归于一处，基于人人平等的法律通过直接的、委托代表的方式进行统治。这样的国家的特征是对合法的暴力、统治和税收的垄断。这些国家对主权和合法性有严格限制的定义，尤其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倾向于促进臣民或公民的国家认同感或者对这种意识加以利用。[208]

对于现代国家而言，首要的是领土而不是管辖权或人员。它们有着清晰的边界而不是模糊的边疆。它们痛恨国内的飞地和海外的领土。它们被界定为一片抽象的、同质的空间而不是一些具体的地区和民众的集合。在这方面，西方根据托勒密的世界观使用几何坐标绘制的地图的兴起和广泛传播，极为重要。领土的主权可以绘制成地图，对于人员，相互重叠的主权则不能这样。现代西方绘制地图的逻辑，必然影响现代西方国家形成的逻辑。用查尔斯·蒂利的话，我们可以说“国家创造了地图，地图也创造了国家”。国家对这种制作地图的方法兴趣盎然，很长时间以来它们就在使用已有的商业制图法。但是直到17世纪甚至是18世纪，国家才开始大规模推动绘图工程，组织空间布局，通常直到这时，与实际情形相比，绘制的地图才变得更加轮廓分明，更为系统。[209]

在本书讨论的时期，国家拥有了边界，但是这些边界通常是一些区域，而不是一条分界线，国家主权仍然有管辖权的特征，比如对人员的管辖权，主权不是唯一的、不可分割的，而是重叠的、四分五裂的。对于我们的分析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是模糊不清的，而在我们对国家的分析中，这一区分是最为核心的部分，至少按照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是这样。四分五裂和重叠的主权经常存在，意味着前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对暴力、公共规则和税收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垄断。私人仍然拥有并使用大量的暴力手段，比如很多贵族和军事承包商就是如此；使用雇佣军和私掠船只的体制也仍然存在。间接统治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中央政府无法直接管理所有臣民，这些人受地方精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特权、豁免权、“封地”、闲职、出售和占居官位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至于征税，我们既能发现不由政府征收的税收，如封建义务或什一税，也能发现税收豁免和包税制。通常缺少“全国性”的法律体系和“国家认同”，或者这两者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公私之间的区分如此不明晰，因此很难确定行使公共职责的人的身份是政府官员还是个人。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上面提到的模糊的边界，借助于所谓特许公司的概念在本书中可以得到清晰的说明。特许公司是指私人公司由国家授予“主权”，在世界上的某些特定地区可以像政府那样行事，比如缔结条约、发动战争、拥有军队和自己的官员、收税，如此等等。比如根据其最初的章程，荷兰东印度公司被允许“开战、缔结条约、取得领土和建造军事工事”。其他特许公司也获得了类似的权利。

为了不影响后面行文的流畅，我以本书中最重要的公司即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简要说明这类公司的结构和历史。其最初的章程表明，英国政府将东半球贸易的垄断权卖给了一群商人。[210]这些商人分担风险的方式就是自1657年起建立了一家真正的股份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并非国家行为。它是作为一家具有自治权的公司设立的（这在当时显得相当异类），甚至允许其拥有战舰。公司关注的重点完全在于贸易和利润，而不是征服和殖民。然而，关注重点的转变也清晰可见。随着1670年前后5个法案的实施，查理二世国王授予东印度公司一系列权利，如占领领土的主权、铸币权、修筑工事、指挥军队和结盟的权利、开战与停战的权利、占领区的民事与刑事裁判权。至1689年，该公司可以说成了统治印度大陆的“国家”，独立掌管着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等地大量官员的任命权，拥有一支强大的、具有威慑力的军事力量。自1698年开始，它有权使用“Auspicio Regiset Senatus Angliae”，意指“谨遵英王与议会之名”。这意味着“国王的臣民获得的主权属于国王，而不属于臣民自己”。

很容易理解，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将垄断权授予某些特定的人群。几乎从一开始这种做法就引起了争议。东印度公司经常受到猛烈的抨击，经历了几次严重的危机，在这些危机中公司摇摇欲坠，公司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17世纪晚期，我们甚至看到除了以前的公司外，还建立了一家“新的”公司。但是这件事未能如期实现，1709年，新旧公司合并为一家联合商贸公司开展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总而言之，直到18世纪60年代，国家的干预较少，主要体现为法律与宪法方面的要求，尤其是在特许权的授予与续期方面。东印度公司在海外的政治权力日益膨胀，尤其是随之而来的贪腐与管理不当，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在英国国内遭到了激烈的批评。用菲利普·劳森的话说，这使东印度公司“失宠”了。[211]1784年政府开始监管东印度公司的政治和外交职能。东印度公司不再拥有独立的开战和停战权，必须“遵从陛下的旨意”。[212]1784年新的法律明确包含以下内容，“在印度实施领土征服与扩张的计划，有悖于本国的意愿、荣誉和政策”。[213]

一段时间后，东印度公司在日常事务中的作为还是像一种军事占领力量，且相当独立于英国政府。其领土仍在扩张，军队仍在增加，发行的债务不断膨胀，招致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这使东印度公司的特权地位逐渐被削弱，最终导致先后在1813年和1834年丧失了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垄断地位。然而，它继续在印度统治着广袤的疆域，就像拥有完全的主权，直到英国王权1858年直接组织政府。就这样，东印度公司从最初一家混杂着商业目的和殖民统治并使用暴力的公司，逐步演变为一股主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势力，实际上统治着一个领土远比英国广袤，人口也远比英国众多，并且对英国经济而言也极为重要的疆域。[214]或者如鲍恩所言，“这家公司曾经掌控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在其最后的数十年中，仅仅致力于帝国的商业”。[215]并非仅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出现了这种转变。按照詹·德弗里斯的说法，欧洲的贸易公司“由英格兰人自175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与母国政府一起或由其代替，逐步转变为殖民统治者”。他断言，无论荷兰的还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寻求借助于对占领区的统治来弥补贸易利润的下降。[216]正如后面将会看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其所作所为也证明了这一点。[217]

说到统治一片广袤的疆域，对于英国而言就不能不提哈得孙湾公司。这家公司于1670年获得特许权，对一片36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拥有贸易垄断权，它实际上也统治了这片区域。1821年英国政府出面干预，该公司被迫与蒙特利尔西北公司合并。它们实际覆盖的贸易领地合在一起超过770万平方公里。作为一家特许公司，这家新公司在1869年才完全解散。在拒绝了美国政府提出的1000万美元的报价后，该公司同意将鲁珀特王子领地与西北领土归还英国，英国又将其授予加拿大，但加拿大要支付给英国30万英镑，以补偿哈得孙湾公司的损失。甚至在此之后，该公司仍保留了最为挣钱的商栈和1/20的土地用于移民和定居。[218]这一例子清楚地说明，对于近代早期的欧洲而言，这些公司绝不是仅仅精确地指明主权实际上及于何地。我不打算从宏观层面上谈论和分析这个问题，但是，只要与对各个国家的分析有关，我还会再提到它。

私人暴力未被中央政府“没收”，或者恰好相反，政府经常明确允许甚至鼓励私人对其他国家的民众使用暴力，这一事实意味着在和平的私人经济活动与公共暴力之间没有一条明晰的界线。权力、政治、暴力和经济，当然从未完全彻底分开过，但是，在我们讨论的时期，它们实际上通常无法分开，也几乎没有差别。没有什么比马克思的话更贴切的了，“在真实的历史中，臭名昭著的事实是，征服、奴役、掠夺、谋杀，简而言之，暴力，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在政治经济学温情脉脉的编年史中，自古以来充斥的却是一派田园风光”。[219]经济史学家也是最近才更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实。[220]在这里，我也不打算提出一般的理论性辨析与原理，而是按照实用主义的方法讨论每个案例中遇到的问题。

要估计“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需要了解所讨论国家的规模与民众的数量。让我们先讨论与中国一起站在本书舞台中心的那个国家。与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一样，不列颠、大不列颠以及之后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虽然较绝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的程度为轻，但也曾是一个“组合而成的国家”，当时的英国是一个“组合而成的君主政体”，即国家是由数个地位明显不同的领土组成，这些领土的权利、法规、制度以及受中央政府控制的方式与程度都有明显的区别。[221]“曾是”这个词对于本书分析的主题非常重要，近代早期国家的经济整合程度没有达到今天这种地步，如同表1所示，在这方面英格兰的“独特性”再次表露无遗。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在古代政体结束时欧洲国家在经济方面是多么碎片化，“在1789年的法国，据估计至少有1500个内河收费关卡，柯尔贝尔试图将其全部取消”。[222]更多的例子可以参见表1和表2，这取自丁切科的专著。

表1 国内关税统一区域占全部领土的平均比例：1700—1815年

资料来源：Dincecco,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第16页表2.1。

表2 国内关税统一区域的平均面积：1700—1815年（单位：平方公里）

资料来源：Dincecco,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第18页表2.3。

当时像哈布斯堡王朝或西班牙帝国那样的政体，其组合而成的特征显而易见。根据相关描述，哈布斯堡王朝与现代国家背道而驰。[223]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如下事实：即使在其中心地区，为了论述的方便，这通常指“奥地利”、“哈布斯堡的领地”或“西班牙”，也不是接受同样管理的真正现代的统一国家。“荷兰共和国”这样的小国和“法国”这样的大国，同样如此。甚至被认为是官僚集权国家原型的普鲁士，在18世纪也远不是一个完全整合、统一管理、国界清晰的现代国家。像我们现在知道的这种国界清晰、中央集权、统一管理的国家，是随着法国大革命并在其之后才兴起的。我认为英国是唯一的例外。但是，甚至在讨论近代早期的“英国”时，在某些时候也不得不对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这四个不同地区分别对待。它们各自的大概面积如表3所示。在1801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成立。王国由上述四个地区组成。自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和威尔士就已统一。威尔士正式并入英国的政府体系是在1536年，虽然由于财政方面的考虑，直至1576年统一才开始实施。

表3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四部分的面积（单位：平方公里）

表4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四部分的人口（单位：百万）

注：∗表示只包括英格兰。有关爱尔兰的数字是估计值。

资料来源：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7—12页。

这个“组合而成的国家”的四个地区是不平等的。英格兰明显是最重要的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不列颠以及后来的联合王国就是“大英帝国”。这个词被用来表明英格兰以某种形式统治着其他三个“国家”。[224]在本书讨论的整个时期，从几乎所有方面来看英格兰和威尔士都形成了一个实体。如上所述，苏格兰于1707年正式与英格兰和威尔士合并，以大不列颠的名义组成一个联合王国，拥有信奉新教的共同统治者，奉行相同的法律体系和共同的自由贸易体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彻底的政治联盟。[225]在税收、财政支出和国家债务的偿还等方面，苏格兰经常受到与英格兰和威尔士不同的对待。直至19世纪初，苏格兰民众缴纳的税很难与伦敦的民众相比，在1707年之后的50年中最多只有后者的15%~20%。[226]所以，我所使用的那一时期的数据，通常仅指英格兰和威尔士。对于绝大多数的公共财政事务而言，19世纪苏格兰才被真正整合到英国。苏格兰高度发达的银行体系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苏格兰有自己的银行和银行票据，这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27]英格兰银行管理着众多的政府事务，而苏格兰银行被有意识地禁止向国家贷款。1707年以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货币体系本应整合在一起，但是苏格兰的货币面值仍以苏格兰币表示。[228]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苏格兰的贫困救济制度也与英格兰不同，这种差异持续了很长时间。用财政收入来衡量苏格兰对英国的贡献确实相对较小，但它在其他方面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29]

1801年的《联合法案》终结了爱尔兰正式的主权地位，并入大不列颠，但是实际上这既未实现真正的统一，也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230]绝大多数爱尔兰人都认为，他们国家的地位更像是一个半殖民地而不是联邦中的一个正式成员。[231]就其最初的意义而言，爱尔兰的功能是大不列颠的殖民地，在17世纪前70年，它接收了来自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大约20万移民。[232]在这些殖民者以及很多其他大不列颠人的眼中，爱尔兰人明显不是自己人，或者用同时代人的话说“爱尔兰人和印度人区别不大”。[233]弗格森正确指出，“爱尔兰是英国殖民的实验室，阿尔斯特是种植园的原型”。[234]无论在法律方面有何细微差别，长期以来英国对待爱尔兰就像对待殖民地一样。比如在17世纪90年代，英格兰采取一致行动，使得爱尔兰的牛、羊和猪无法出口到英国。强大的英国羊毛生产商成功地抑制了爱尔兰向英国出口羊毛。爱尔兰被强烈建议发展亚麻产业。[235]对于我们的分析而言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航海条例》主要有利于英国人。这些法案对海峡群岛和1707年《联合法案》颁布之前的苏格兰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尤其是爱尔兰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中的优待区域之外。[236]1801年之后爱尔兰的特殊地位仍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直到1817年至1819年真正的财政整合才开始。直到1824年，法律才规定爱尔兰与英国之间为自由贸易。在这之前与爱尔兰的贸易被视为对外贸易。独立的通货又存续了两年，直到1853年，两地的消费税和税制仍有明显区别。在联合王国的很多统计中，爱尔兰继续被视为外国。在“他们的”新教国家中，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明显难以找到轻松自在的感觉。在爱尔兰定居的以前的英国人和苏格兰人可能也有类似的感受。

这些区别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有时还会持续存在，然而，这绝不能让我们忽视以下事实，即无论好坏苏格兰人被统一到“联合王国”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爱尔兰人也是如此。在这方面，苏格兰人融入大不列颠看起来非常成功。比如，在各类战争中，苏格兰人都与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并肩战斗。在1793年至1815年的英法战争中，苏格兰人明显没有置身事外。1803年超过6万名苏格兰人在志愿兵制度下作为普通士兵服役，约占大不列颠军队人数的17%。1804年，苏格兰合格男性中有44%愿意服役，其中绝大多数愿意在英国的各个地区服役。这一比例比英格兰地区还高。当然，这一数字并不能说明苏格兰人对大不列颠有多么迷恋，也有可能只是表明了苏格兰地区广泛存在的贫困状况。[237]这绝对是所谓的1745年至1746年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之后的实际情形，当时英国军队强行将苏格兰并入大不列颠，使之发挥补充军队人员的作用。[238]不管准确的原因是什么，苏格兰与英格兰和威尔士合并，创建和统治一个帝国，显然是要试试运气。18世纪50年代在不列颠群岛的总人口中，居住在苏格兰的略多于1 /10，而东印度公司至少有一半职员属于苏格兰。[239]苏格兰有自己的启蒙运动与产业转型。有人甚至可以争辩，在19世纪中叶苏格兰的工业化程度甚至超过了英格兰。[240]

爱尔兰的情况非常特殊。一方面，爱尔兰明显是被占领的领土。英国大约1.2万人的常备军驻扎在那里，其费用来自爱尔兰的税收，这是由“他们的”盎格鲁与爱尔兰议会强加给他们的，该议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英国。[241]政府原则上不招募爱尔兰人加入军队，即便他们是新教徒。在18世纪后半叶，需要的士兵如此之多，以至于来自爱尔兰的新教徒乃至天主教徒都可以在爱尔兰以外的军队中服役。他们的贡献变得非常重要。随着时间流逝，在帝国的军队和官僚体系中以及在海外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移民中，爱尔兰人所占的比重达到甚至超过了平均水平。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参与到大英帝国之中。在1825年至1850年间，在东印度公司的孟加拉军队中爱尔兰人的比例不少于48%。1830年，整个英国军队中超过40%来自爱尔兰。顺便说一下，这一数字在19世纪下降了，在1900年仅有10%左右。[242]在皇家海军中的情况也是一样，在18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船只上的海员通常有25%~30%是爱尔兰人。[243]所有这些清晰地表明，爱尔兰既是殖民地也是殖民者的两面性。[244]显然，帝国将四个国家中的至少三个锻造成一个国家。这个最初被称为“英格兰帝国”的国家，1750年以后逐渐被称为“大英帝国”。[245]18世纪中期在美洲的“英国”军队中，30.3%的人出生于英格兰，27.8%出生于苏格兰，27.2%出生于爱尔兰，其余是在殖民地或在外国出生的美洲居民。[246]

本书不只讨论英国，有时也会评论其他西欧国家的状况，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些国家的规模和人口。至于规模，我给出的是几个西欧国家目前的面积，这只能了解其规模的量级。要充分意识到，在我们讨论的时期，德国和意大利还不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讲，比利时也是如此，奥地利只是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心区或中心区之一，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小国。至于其他国家，现在的面积与近代早期相比差别相对较小。[247]

如果我们将所有国家放在一起，西欧（包括大不列颠和整个爱尔兰）总共大约230万平方公里。1700年西欧国家的总人口大约7500万，如表5所示；182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25亿，1870年大约是1.75亿。[248]在必要时，我将给出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家的具体数据。

表5 本书涉及的主要西欧国家当前的面积与漫长的18世纪的最高人口数量

∗ 仅指法国在欧洲的领土。

在实际分析中，我不会提到“德国”和“意大利”，因为在近代早期用梅特涅的话说，这两个国家基本上只是“地理上的表述”。当前德国和奥地利的面积与其“前身”在漫长的18世纪时的面积差别很大。因此，有必要提供更详尽的信息。最终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帝国，1871年面积大约为54.1万平方公里。那时它的人口大约为4000万。哈布斯堡帝国的核心先是如今的奥地利，后来是奥地利和匈牙利，在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统治下面积约为67.5万平方公里，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扩张中，人口超过了5000万。为了对量级有所了解，我在表7中列出了其他一些帝国在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时的规模。

表6 普鲁士的面积

资料来源：North,“Finances and power”，第158页。

表7 部分帝国在漫长的18世纪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时的数据

注：所有这些帝国最大面积的数据来自Turchin,“Theory for formation of large empires”，表2。人口数据在任何一本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

请注意，这里的数字不包括海外领土或殖民地，实际上仅是母国的数据。大英帝国和其他几个西欧国家的面积和人口数据，参见本书第355—356页。

就此而言，一国的面积可能并不是非常重要。对于前工业社会而言，总耕地可能是其发展潜力的一个更好指标，区位可能也是如此。估计可以利用的总耕地并以此作为“发展潜力”指标之一，困难重重。在17世纪末至1850年，英国的耕地由4万平方公里增至6万平方公里。[249]平均来看，在讨论的时期还有另外不少于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养殖。1850年英国大约2/3的土地被用作农地，包括耕地、草地和牧场。很难确定准确数字，因为土地可能有不同的用途，各种作物的产量也有差异。大约在17世纪初期，法国用作耕地或草地的数量为18万平方公里。这大约占当时法国面积的40%。1859年同样用途的土地数量达到28万平方公里，超过当时法国总面积的60%。[250]

在这些方面，中国的情况如何？近代早期的中国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帝国”，很可能是由于其更具体的含义，即一个国家由一个皇帝统治着。为了论述方便，我遵循这一传统，虽然我认为魏丕信的说法也有道理，他强调直至中国在18世纪扩张之前，它更像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帝国。在那之前，它基本上等同于内地十八省，不应被视为一些国家、殖民地和民族的集合，而在英语字典中，这种集合是帝国的特征。[251]然而我愿意改进一下魏丕信的观点。首先，由于中国内地十八省包括西南部的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等省，用曾小萍的话讲，这些省份“在18世纪20年代之前，大片的地区居住的都是汉族以外的民众，对这些民众国家只能实施有限的政治控制，而无法实施社会控制”。[252]其次，除了内地十八省以外，清朝的疆域从一开始就包括了蒙古的部分地区以及更为重要的东北“满洲”，这两个地区地位都很特殊。“满洲”可能长期以来都是人烟稀少的地区，但是这是一片广阔的领土。在19世纪50年代清朝将“满洲”很大一部分土地割让给了俄国之前，这块土地的面积超过120万平方公里。现在，曾是“满洲”中心地区的三个所谓的“东北省份”面积约为80万平方公里。再次，面积约为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于17世纪80年代被收复，并入清朝的版图。无论如何准确地描述清朝统治的疆域，从一开始清朝就有组合而成的政体的特征。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特征变得更为突出。

在17世纪临近结束时，清朝就已经开始系统地扩张自己的统治，那时被称作“外蒙”的地区也成了帝国的一部分。清朝于1644年入关时就已经征服了内蒙古。我们现在讨论的地区幅员辽阔。现在的内蒙古约120万平方公里。[253]现在的蒙古国几乎就处在之前外蒙的位置，面积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现在称为青海的地方在18世纪也成了大清帝国的一部分。青海现在面积达72万平方公里。新疆在18世纪曾是巨大的“新边疆”，现在边疆有些变化，面积有160万平方公里。同样在18世纪，清朝对西藏的影响和势力明显增强了，西藏现在超过120万平方公里。随着时间流逝，大清帝国“组合而成的”特点变得越来越明显，清朝统治或管理的各个地区有着不同的行政体系，生活着不同的族群，这些族群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也不尽相同。[254]如果我们考虑帝国各个朝贡国的地位，情况甚至更为复杂。我们后面比较英国和清朝的帝国主义时，会再回到这一话题。在那里，我还会就中国内地十八省以外的所有地区的人口规模提供更详尽的资料。在本章中只要知道这些地区几乎荒无人烟就足够了。在1800年前后，对这些地区人口的估计甚至最高的数字也远低于大清帝国总人口的10%。

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各个部分的规模。为了简便，我们在本书中称之为“中国”。当时，中国是一个面积约为93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255]内地十八省一直被视为中国的“中心地区”，其人口绝大部分是汉人，面积不足400万平方公里。[256]清代中国经过18世纪，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帝国”。对于帝国的面积最多达到多少，我发现估计的数字有很大差异，这很可能取决于哪些地区被包含在内，哪些地区则没有。我简单地罗列出来，以对量级有大致的印象。根据图尔钦的观点，中国面积最大时是在1790年，达到1470万平方公里。法纳认为，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扩张的规模达到顶峰，面积差不多是1350万平方公里。根据邓钢的估计，在1812年面积超过了1150万平方公里。[257]与西欧的帝国相比，中国的扩张，除了台湾以外都不是在海外。数十万定居海外的中国人不属于这种扩张。在这里，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地区未包括在内，因为无论如何它们不是中国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过于松散，因此不适合将其包含在内。

我们还没有评论中国人口的规模。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欧各国的差异也是巨大的。我们要再次提到完全不同的量级。17世纪80年代，明清改朝换代之后的恢复开始了。当时文献中提到的人口数字有着惊人的差异。这些数字的范围从邓钢的大约5000万，到李中清和王丰以及其他学者的大约1.4亿，还有何义壮的远大于2亿。[258]对于讨论的时期结束时的人口也在同样的量级，即超过4亿人口。[259]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由于征服或并入了一些极为辽阔的地区而进一步扩张。然而，这些地区中的绝大部分，当时人烟非常稀少，并且以后也是如此。

图1 中国人口的估计

资料来源：Deng,“Unveiling China’s true population statistics”，附录3;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第169页；Lee and Wa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第28页。

对于中国而言，仅仅参考国土面积，得到的信息可能也不是特别准确。所以，有必要了解一下可以利用的农地数量。综合各种估计结果，我得出中国农业用地的数量在17世纪末至1850年前后从40万~5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70万~80万平方公里。[260]草地和牧场的作用较小，因为畜牧养殖相对不那么重要。在当时的英国，农地的面积包括大约一半的草地和牧场，约为12万平方公里。这意味着平均每人可以利用的农地面积是中国的3倍。平均每位农民拥有的农地面积，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更显著了。当时中国农地总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中国存在的人口过剩问题似乎也并非特别严重，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大量土地是不适于农耕的，而且还需要额外的广阔大地来为耕地提供水和肥料。对于英国和中国的比较而言，很难评估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两国的农业体系内部都有很大差异，尤其是在中国有的地方以水稻为主，有的地方主要生产小麦和黑麦等谷物，还有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英国也一样。然而毫无疑问，从人均水平来看西欧可以利用的耕地面积要比中国多很多。[261]

我们这里讨论的各个国家在实际面积和人口数量方面以及帝国其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可能会引出一个问题，即就其“管理”而言，是否会随着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变化而呈现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面积或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相比，小国单位面积或人均政府支出是更多还是更少？对这个问题，没有清晰明确的答案。即使有的话，在我们进行比较的时候，比如比较近代早期的英国和中国，也无法满足其他条件相同的要求。一个与周边国家相比拥有众多人口的国家，只需要拥有一支与其总人口之比相对较小的军队，仍能震慑潜在的敌人。但同样是这个大国，其优势会被它拥有的更长的边界抵消。与管理一个小国相比，在首都管理一个大国无疑要耗费更多的财力，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一般而言与一个人口稀少的大国相比，一个人口密集的小国的单位面积或人均基础设施的成本会更低。在某些方面，一个岛屿要比一片浩瀚的大陆更容易管理。要给出一个一般的答案，需要考虑的变量和因素太多。就我个人而言，我倾向于认为就低廉高效的政府而言，像英国这样的岛国，规模较小，人口相对密集，完成了城市化，交通较为便利，与中国这样的人口密度差异很大、城市化程度更低、拥有辽阔陆地的国家相比，有明显的优势。

国家力量的概念

在本书中，很多地方都提到国家的“强度”或“力量”。因此，有必要澄清一下这些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区分国家的不同维度，不无裨益，在这方面主要依据琳达·韦斯和约翰·霍布森的研究。[262]他们主要区分了“专制力量”（despotic power）与“基础性或有机的力量”（infrastructural or organic power）。这种区分并非源自他们，迈克尔·曼提出了“基础性”和“专制”力量，约翰·霍尔阐明了“有机的”国家力量。[263]专制力量意指统治者不必借助于与国内社会群体进行制度化的日常谈判，自己就可以采取行动的范围。这主要是指统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其臣民所做的事情。这应该与“基础性的”或“有机的”力量区别开来，后者可以被定义为统治者实际渗入国内社会，在全国实施政治决策的能力。我们讨论的是两种区别明显、倾向于此消彼长的力量，一般而言，拥有强大专制力量的国家，其基础性力量是薄弱的，反之亦然。[264]

至于“基础性的”或“有机的”国家力量，韦斯和霍布森在其专著的引言部分做了进一步的区分，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区别。首先是他们所谓的“渗透能力”（penetrative power），即国家深入接触并直接与民众互动的能力。其次是“攫取能力”（extractive power），即国家从社会上攫取物质资源或人力资源的能力。为了使这种攫取能力变得稳定，成为常态，更加持久，国家必须与其他社会权力集团进行谈判。再次是有关基础性力量的谈判能力。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这种力量的某种形式，即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主体之间基本的互惠关系。他们声称，一种嵌入式的但是也是自发的国家工具，能够激发更多经济和社会能力，使之获得更多社会关系的支持，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意味着国家的力量会随着自治能力的有效嵌入而增强，而国家的劣势则会随着社会摩擦的加剧而更加突出。对于我们的分析极为重要的是，现在有一种趋势，将“国家与市场对立起来”，将“公共与私人对立起来”，但是不应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种零和游戏，即国家的损失就是社会的收益，反之亦然。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对立，用马祖卡托的话说，实际上通常是一个“神话”。[265]在其“最高阶段”，基础性或有机的力量将具有协调经济并使经济实现完全转型的能力。基础性力量与社会的能力有关。[266]在我们对中国与英国及西欧其他国家的比较中，上述区分被证明关系重大，揭示了更多的信息。对于一个国家在哪些方面力量强大且影响深远，这些区分提供了很好的衡量标准。

我想强调的是，讨论“国家力量”不仅仅是当代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爱好。如上所述，在漫长的18世纪，欧洲人尤其是统治者与巨贾痴迷于国家力量，比如他们总是在比较本国与其他国家的财富、军队、海军、官僚体系和税收体系。[267]他们还与欧洲以外的国家进行这样的比较，提出并尝试过很多测度国家力量的方法。他们懂得这种力量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可以利用的资源与专制力量。财政—军事国家的核心观念，就是认识到世界强国凭借的是攫取资源的能力，而不是资源本身，这意味着国家力量主要基于内部的统一与组织能力。

对方法、度量衡与货币的评论

所谓不合时宜的精确产生的谬误，是一种经验性的表述，指其要求的精确度不可能实现。

费希尔，《历史学家的谬误》，第61页

在历史进程中，货币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本书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并在实证方面力图精确。然而在我所做的比较中，尽量避免“不合时宜的精确产生的谬误”，即精确与可靠不超过可获得的资料允许的程度，这是极为重要的。我着重强调的是，本书给出的数字更多是量级和估计值，有时甚至是猜测。我努力探究的量级要足够确定和准确，能够作为比较的基础，但不是绝对确定和准确的数据，因为现在还缺乏这样的数据。在我们讨论的时期，系统的统计还没有诞生。对于一些极为重要的资料，比如人口规模、耕地规模、工资与价格、税收收入、其他政府收入以及军队、海军和官僚机构的人数等，我们通常缺乏最基本的信息。我们拥有的资料通常是稀缺的、含糊的、不可靠的、很难比较的。主要问题在于定义与分类。我们讨论的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名称也经常会发生变化。

甚至对于近代早期政府的公共财政，这是其力量的来源，所获得的信息也极为有限。这些政府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真正的“预算”。[268]听起来可能令人有点惊讶，在中央政府层面，获得了多少收入，又有多少支出，用于什么地方，通常没有准确的记录。直到20世纪初，中国的统治者才有了真正的预算。[269]陈绍光在其1914年关于清朝税制的专著中恰当地提醒读者，他的专著“从统计角度来讲，绝对不能令人满意……因为缺乏有效的财政管理，没有人能解开中国所有省份财政状况的谜团”。[270]在旧制度行将结束的时候，1781年法国的财政总监内克尔宣布，用现在的话讲，财政收入减去支出后的盈余为1000万里弗尔，而他未来的继任者卡洛讷则争辩说，赤字超过了4600万里弗尔。[271]这一差异可能部分是由于误解，但是这种分歧也清楚地表明，确定当时的“公共财政”即使对专家而言也相当困难。一位研究近代早期法国历史的专家感慨道，“财政体系之复杂，非言语所能形容”，[272]这也就不难想象了。

缺乏透明度，经常是故意为之。荷兰史专家范德尔森写道，荷兰共和国的财政部门似乎就是在尽可能地制造混乱，以确保没有人能够洞悉全局，甚至最高级别的长官也不可以。[273]按照研究18世纪哈布斯堡帝国公共财政问题的专家迪克森的说法，“财政收入的数字比猜测强不了多少，财政收入的计算并不总是从年初开始，有时是从年中开始，加总有时也会出错”。除此之外，税收还经常被拖欠。[274]在欧洲或西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现在所谓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会出现混杂与重叠，无论是财政还是行政或战争，都是如此。根据博舍尔的观点，“在政府资金的管理中，没有哪个阶段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公共财政”。[275]再一次，除了英国政府的部分部门外，上述这一点可能适用于本文讨论的所有欧洲国家。甚至在英国，第一次公布年度公共开支的清晰概况也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276]与大部分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统治体系中主权分散的封建制度与间接统治的历史遗产要少得多。从理论上讲，清代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在实践中它并非如此，其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通常也是“混杂”在一起的。

还有重要的定义问题。哪些应确定无疑地计入税收，哪些不能？如何对税收和其他政府收入进行区分，如果两者有分别的话？本书重点在于税收，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也会包含中央政府收入的其他来源。如果有人可以获知官方资料的清晰概况，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数额与实际收缴的数额之间有着巨大差异。此中的贪腐、欺诈、挪用和漏出广为人知。在这方面，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等式的收入端和支出端都有问题。另外，常规的与非常规的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别也是巨大的，就像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差别一样。这使得确定哪些数字为平均值，哪些又是最有代表性的数字，是非常困难的。

在当代社会，政府支出的主要部分是政府工作人员的费用。近代早期的情况就像区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一样复杂。分析有多少人作为公务员为政府工作，又有多少人在军队里为政府工作，他们获得的正式收入是多少（如果有的话），实际上又是多少（包括所有的形式！），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在西欧，有人行使我们今天所谓的“公共职能”，但他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因为他们的职位是通过继承或者花钱获得的。另外一些人只是名义上的官员，他们的官职都是闲差，实际上什么工作都不干。公共服务的报酬，经常不是或不仅仅是收到的货币薪水。很多工作尤其是在地区或“市镇”层面，大多是荣誉性的，通常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薪酬。“官员”通常不得不见机行事，以在“工作”之外获得一些收入，而这实际上不会花费他们自己的钱。在中国有很多人为官员服务，做的是“公共部门”的工作，但是既不在国家公务员行列，国家也不为其支付报酬。事实上这些人构成了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主体。那些由国家雇用的官员以各种费用和罚金补充自己的正式收入，但是另一方面也要从自己的腰包中支付很多公共开支。

这一领域的历史学家只能尽量保持清醒、一贯和谨慎的态度。我在本书中寻求的是表明“量级”。我不幻想能达到完全的精准，但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以严谨地比较中国与西欧各国政府对于促进或阻碍一般性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对历史大分流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这就是我在本书中努力收集和建构基础性经验资料以力图实现的主要目标。

关于货币与银币

在我的分析中，政府的收入、支出和债务扮演了关键角色。当时各国有不同的货币单位，英国的货币单位是英镑，中国则是银两。为了恰当地理解本书提供的数据，需要了解这两种“通货”的相对价值。我使用“通货”一词，因为英镑和银两都是记账货币，即价值为特定数量和特定纯度的白银的货币单位，但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硬币或银币。中国根本没有任何正式的银币。这里提到的中国白银，是指非硬币的白银。英镑和官银（库平银）仅是作为“衡量的尺度”。英国确实有银币，但英镑并不是任何一种银币。在我们讨论的时期，大部分时间英国实际上实行的都是金本位，英镑的价值通常都表示为黄金。对于中国，我使用的是官方库平银。实际上存在很多重量与纯度各异的银两。

英镑与银两的相对价值问题不难回答，只要以官方的库平银为基础，再看一下银两和英镑分别代表的银子数量就可以了。一库平银为一两中国银，或者用西方的单位来计算，为37.3克纯度为99%的白银。[277]这是国家财政部门用于计算收支的单位，也是全国征税的标准。[278]重量和纯度当然都很重要。实际上有很多重量和纯度各异的银两。甚至对于官方的库平银或官银的重量，专家的意见也不完全统一。[279]除非另有说明，本书使用的银两均为库平银。与外贸相关的，自1858年以来还有一种海关银或关银，与库平银略有不同，即1.14两白银。[280]在我们讨论的时期，一英镑的价值比111克纯银稍多，官方定为3两中国白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中，汇率有些波动。[281]在本书中，我按照这一“汇率”将英镑转换为银两，或者相反。在涉及其他货币时，比如荷兰盾或里弗尔，我也会说明它们与银两或其他“通货”的“汇率”，原则上以其代表的白银数量为准。然而我们将会看到，以白银为等价物换算的汇率，并不总等于实际“汇率”。

通过这种方式，就像我们今天将币值表示为美元一样，我希望所有数据都具有某种可比性。这种可比性不仅仅是学者的虚构。全世界都用白银在全球开展交易，或者更准确地说，按照价值来计算白银是近代早期全球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不仅如此，根据当前全球史中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中国在这些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被认为在多数时候发挥着“全球银池”的功能。按照赞同这一观点的学者的说法，所有来自拉丁美洲贸易的白银，有相当可观的数量最终流入了中国，估计值包括1/2或2/3甚至在一处极端的例子中达到了3/4，这种情况大概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此后中国开始出现白银净流出。数额巨大的拉美白银被认为经由绕过好望角的海上航线或者更为曲折的经由陆路，从欧洲抵达中国。另外，除了本国生产的大量白银以外，为中国经济提供白银的还有安南、越南和缅甸，拉美的白银越过太平洋，并经由马尼拉也流入中国，有时来自日本的白银也非常重要。我后面将讨论这一问题。[282]无论中国作为白银蓄水池的假说是否属实，白银交易遍布全球，在全世界充当实际货币的基础或者发挥记账货币的功能。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西班牙或墨西哥银元，它当时近乎全球货币，不仅在拉美使用，直到19世纪都是美国、欧洲和部分亚洲地区法定的偿付手段。在中国，这种银元成为一种重要的记账货币，在各个地区甚至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真正的”货币。[283]原则上，流入中国的银币必须转换为银锭，不能作为法币流通，但是实际上它们经常作为货币使用。这里也必须考虑重量和纯度。按照林满红的观点，在本书讨论的时期，墨西哥生产的白银重量为27克，大约相当于24克纯银。按照含有的纯银计算，一枚墨西哥银元大约相当于2/3两白银，或者1两白银大约等于1.43枚墨西哥银元。[284]我在本书中通篇都采用这一汇率。各种货币确实存在很多不同的重量、纯度和价值，但总体而言，这些差异没有如此之大，以致使我的结论产生实质性改变。

简而言之，白银不仅是在全世界交易的商品，实际上在所有的大陆都被用作货币。在中国，白银从未被铸成硬币，却一直发挥着“货币”的功能。人们可以而且经常不得不以白银作为偿付手段，它还经常起到价值尺度的作用。有些白银铸成银锭，在每次买者与卖者之间的交易中根据白银的纯度和重量按照确定的价值交易。在英国，货币通常可以按照一英镑111克的比例兑换成白银。因此，在英国，人们也可以用白银付款或者标价。在西欧和在中国一样，纸币广为人知，并得到了应用。然而，盛行的观念是，纸币只有在随时可以兑换成金币或银币时，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当然金属硬币的短缺也经常是发行纸币非常合理的理由。在这方面实际上也会有一些突发情况，英国1797年暂时停止了兑换，直到1821年才完全恢复。

纸币兑换成白银或者相反，当然必须极为慎重。假定白银在近代早期的国际贸易和洲际贸易中发挥的功能就像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发挥的功能一样，这肯定是错误的。在国际贸易中，每一块换手的白银不管是否铸成硬币，都必须确定其准确的重量和纯度。国内交易也是如此。甚至在使用铸币的情况下也要非常小心，硬币中实际白银的重量有可能发生官方变动，即硬币贬值。硬币的重量也有可能被篡改。硬币还有可能由于磨损而发生改变。在本书中，我一直采用各种货币的官方确定的白银重量。[285]西欧的白银或银币与美洲银元的纯度通常在85%~95%。官方假定中国的纹银纯度达到或接近100%，实际上通常要少很多。称重和分析检验的结果表明并非总能达到标准，纯银绝不是完全纯正的，而是按照纯度的标准可以称为纯银。纯度能达到95%~100%的白银，帝国政府可能都会按照纯银来接受。[286]如果有人想要将散银铸成可被接受的银锭，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损失一些银两。在缴税时，中央政府要征收所谓的“火耗”，因为每年收税时在重新融化碎银和银块并将其铸造成银元宝的过程中，实际上会损失部分银两。[287]我们发现了一些例证，正式重量为50两的银元宝，尤其是经过认证的，价格会超过同样重量的银锭，就像银币会超过没有铸成硬币的银锭一样。[288]

我前面提到的英镑与银两的实际汇率，即1英镑等于3两白银，实际上是基于它们各自代表的白银数量。然而也有很多例子表明，某些银币与其他银币或银锭相比具有所谓的“溢价”。西属美洲地区的银元就是明证。它在中国某些地区交易时，会高于按照其白银含量和纯度计算的“公平”价格，有时也会更低，但我们对此不展开讨论。用金的话说：“有时候在中国的某些地区，银元只按照重量交易，银币中含有的贵金属重量最为重要；而在其他一些地区，有时候又按数量或银两来交易，不管其内在价值是多少。”[289]很明显，与重量相似的碎银相比，银元通常被认为更可靠，标准更高，特别是更便于使用。因此，银元可以卖出更高的价格。根据一份资料，在我们讨论的时期临近结束时，这一溢价可以高达50%。这可能是一种例外，但是可观的溢价是十分常见的。[290]外国银元很受追捧。在这方面，几位学者指出以下惊人的事实，特别是在白银枯竭时中国进口银币，并在交易中相对于其白银的价值给予显著的溢价，同时中国又出口银锭。[291]实际上，事情甚至更为复杂：不同的银元在中国获得的溢价也有差异。[292]认为直接基于某种货币基础（在我们的例子中是金属或贵金属），且很容易相互兑换，那就是一类毫无差别的“货币”，这可能是一个重大误解。我们讨论的这些货币，即黄金、白银和铜，作为货币可能有不同的功能，它们之间的兑换比例也可能出现明显波动。实际兑换比例与白银含量比例之间的差异，同样存在于银元与英镑之间。直到1814年，西班牙或墨西哥银元通常可以兑换1/4英镑，银元含有大约24克纯银，英镑大约是111克。1814年以后，出现了一些小的偏差。[293]美洲银元的价值被认为与墨西哥银元相等，虽然实际上两者的价值有微小的差别。

这意味着，像本书所做的那样，按照以白银计价的“记账货币”来表示不同国家中央政府的收入、支出与债务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而是需要谨慎对待。如果我们清楚地了解以白银计算的量级，对于某些问题我们就掌握了一些有意义的信息，比如一国处理跨国交易或跨国支付等事务时，拥有的白银或白银等价物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然而，这些信息可能对解决很多问题没有太大帮助，而这些问题对我们的研究而言又是极为重要的。为了能够判断一国在我们考察的时期全国的经济财力，还要说明收入、支出和债务的人均水平以及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了了解国家收支产生的影响，就必须与实际收入进行比较，这样就必须看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我会尽可能尝试提供这些不同的测度，为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提供具体的有时也是独特的视角。

两个未详述的主题：产权与法律

我尽量进行量化的、结构性的和系统性的比较。我将先从描述所讨论国家的所谓“硬件”开始，即它们的收入、支出、债务、人员和制度。在我的分析中，下一部分聚集于它们的经济政策。总体而言，我的分析有些偏向于国家的“硬件”，并从迈克尔·曼关于社会力量来源的著作中汲取了很多灵感。[294]然而，我意识到从货币和相关民众的角度来衡量的政府最重要的活动，实际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一定是最大的。[295]政府实施各种各样的政策，都会对经济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哪怕这些政策不是或者主要不是“经济方面的”。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忽视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发挥的作用，正是通过这种制度，才能够提供各种公共品，并使一个社会，用詹姆斯·斯科特的话讲，具有“合法性”。[296]在有可能并且我也感到自己力所能及时，我会考虑这些因素。为了完成我的研究，我不会详细讨论产权和法律，如果想要详细讨论这两个问题，需要另外写一本书来论述。总是有一种倾向，认为西欧和中国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有关西方经济发展及其独特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争论中，产权包括专利从一开始就扮演着核心角色。在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对产权的研究勃然兴起，比如诺思及其各位合作者，以及现在尤为出名的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他们将产权视为持续发展与增长的必要前提，有时甚至是充分条件。对于稳定的经济环境和一个社会的发展与增长潜力而言，产权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对于解释历史大分流，在我看来其解释力非常有争议，或者我退一步，在这里只是简要提一下我的观点，关于这一问题更多的文献参见注释。[297]英国当然不是第一个具有产权的社会。基本上历史上所有的社会都懂得某种形式的产权保护。就我而言，英国在哪些方面与这些社会有所不同并不清楚。而且，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我也没有发现产权的变化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有何实质性的直接联系，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经济起飞之前与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在产权保护方面有任何重大的变化。在1688年之后的英国，产权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得到更好的保护，因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基于国家利益要求有更多权力去干预产权。更一般地，我们必须认识到，就像接下来将会讨论的那样，西欧的历史并不缺乏“没收”的例子，受到妥善保护的牢固产权包括专利在内，也可以成为增长的障碍。[298]一些研究英国工业化实际进程和历史大分流兴起的根本原因的学者，如艾伦、克拉克、克拉夫茨、芬德利和奥罗克、琼斯和麦克洛斯基，根本不认为产权是关键因素，这并不奇怪。[299]致力于欧洲乡村地区13世纪以来产权、土地市场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最新一部专著，表明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的很多地区，虽然产权“不完善”或具有“多重性”，仍实现了经济增长。该书作者没有发现明晰的产权与工业化之间有直接清晰的联系。[300]在这一复杂的研究领域，区别不同的领域非常重要。比如对英国而言，1688年以后小农财产受到的保护要远远少于贵族的地产，后者借由“限制继承”与有关地产继承的各种严格法律，避免财产被出售和分割，这些保护一直都有，但也绝不是完全的保护。[301]

至于清代中国的产权，有必要做更具体的评论。我所阅读的文献清楚地表明，那里的私人产权是极为常见的，甚至实际上是法律规定的。然而，中国与西欧确实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别。让我们来看一看最重要的产权形式，即中国的土地产权。对此很难做出严格而又确凿的一般说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以至于本领域的专家总结道：“在太平天国之前，即1850年之前的时期，对土地所有制能够确信的是，复杂是其唯一特性。”[302]造成这种复杂性的常见原因是，对同样一块土地，要区分田面权和田底权，比如区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就是如此。这种事实上的共同所有制形式意味着不可能收回土地，更有甚者，租金通常以货币形式固定下来，由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和“习俗”，地主如果要收取租金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只要佃农支付了固定的租金，他就非常确定自己能够继续耕作“他的”农田。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拥有数量可观的农地的地主通常将农地分成很多独立的经常是非常零碎的小块出租，同时普通农民的少量农地经常由各种孤立的小块土地组成。总体而言，对我来说个人的绝对产权在中国要比在西欧更少见。在中国，产权倾向于受到更多的制约，更具“共有性”，也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303]而且，“附加条件的买卖”这一概念一直很重要。[304]

至于法律，绝大部分专家现在都同意，在近代早期的中国书面契约十分常见，其“法律”地位与在西欧没有根本区别。[305]比如，如果有人想要证明他对某块土地的所有权，他需要一份“真实的”契约，例如上面盖有只有国家官员才能提供的官印。盖上这样的官印，意味着他不得不为土地缴税，这又变成了他正式拥有这块土地的证据。这会导致人们“自愿”缴税，从而证明土地是他们的。[306]然而我猜想正好相反，人们不愿意正式拥有土地，因为那样意味着要更频繁地缴税。[307]对经济史上法律所扮演角色的争论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即关注产权，但是所谓的“法治”，意义更为广泛。马克斯·韦伯在所有关于“西方例外论”的论著中，总是热衷于辨明法律体系是不是理性的、正式的，以及它们实际上如何运行，这不是偶然的。在他看来，“法律秩序的可预测性、连续性、可靠性和客观性，对大规模的资本主义至关重要”。[308]我在本书中不会深入研究这一有意思的问题，仅为读者提供现有的文献。[309]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即英国一直秉承普通法体系。根据韦伯所言，英国从未将罗马法作为其司法体系的基础。普通法是一套判例法体系，运行的基础是令人信服的权威。这意味着在经常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国家的英国，立法者与法官的自觉行动与解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韦伯看来，这种因素在任何完全成熟的、[310]理性的官僚化法律体系中应该尽可能地消除。艾伦·麦克法兰特别强调以英国的法律体系解释其异乎寻常的经济发展，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也认为法治原则至关重要以外，他还强调英国法律体系的灵活性、实验的背景以及陪审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311]在这一背景下，对于产权的法律起源，以及普通法体系和大陆法体系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学者们展开了有意思的争论。[312]

韦伯所谓的法律“理性”与“可预测性”，通常与法律的形式化和非人格化的特性有关。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认为这是开放进入秩序，或者向开放进入秩序转型的重要前提条件。[313]正如前面指出的，王国斌和罗森塔尔在这方面也秉持反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他们认为，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盛行于中国国内司法体系，至少对中国的贸易尤其是长途贸易来说是这种情况，但是，它可以像西方国家之间的长途贸易中的正式制度安排一样有效率。[314]即使确实如此，当与真正的来自不同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外人打交道时，这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也就无法再发挥作用。中国越开放，这一点就变得越明显。就我所见而言，研究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献尚未足够坚实和一般化，使学者们可以对历史大分流中法律所起的具体作用得出稳健的一般性结论。我个人相信法律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未来也将就此展开研究。但在这里我所能做的，就是给出两本代表最新进展的著作。[315]

[1] 这一术语因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流行起来。

[2] 大清帝国存续时间为1616—1911年。康乾盛世指17世纪80年代至18世纪晚期这段时间。

[3] 这一当下流行的表述，实际上是彭慕兰《大分流》一书第一部分的标题。

[4] 对于欧亚相似论，参见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536—542页。希望超越两分法的愿望，在近来出版的一些著作中都有所表现，如略显矫枉过正的Goody、Lieberman，以及观点更为持中的Darwin的After Tamerlane，以上著作均列入本书的参考文献。“固守中西方两分法”，这一表述参见Lieberman, Beyond Binary Histories。

[5] 关于加州学派及其主要成员和思想，参见我的“California School and beyond”一文。

[6] 他们的著作参见参考文献。

[7] 大量例证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第53—55页。

[8] 详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第44—53页。

[9] state这里指作为权力机器的国家而非地理或其他意义上的国家，全书同。——编者注

[10] 对严格的制度层面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争论，参见Braddick, Nerves of the State; 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2章；O'Brien,“Fiscal exceptionalism”; Stasavage, Public Debt; Sussman and Yafeh,“Institutional reforms”。近来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一般性解释，重点在于其“革命”程度，参见Pincus, 1688; North、Wallis and Weingast以及Acemoglu and Robinson最近出版的著作，将光荣革命视为影响世界历史的重要事件，见参考文献。

[11] 关于宋代中国在经济方面可能比清代中国更发达，参见Deng,“Demystifying growth”; Jones, Growth Recurring，第73—84页；以及Liu, Wrestling for Power。

[12] 参见附录A中的文献，讨论英国与欧洲或西欧国家的异同。

[13] 参见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折页，比较一下Epstein所讲的，“近代欧洲最具历史意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其丰富的政治形态，以及某类政体或国家不能长久地保持经济方面的领先地位”，参见Epstein,“Rise of West”，第252页。

[14] 参见Bell, First Total War，第7页。

[15] 比如：Black, Kings, Nobles & Commoners; Blockmans, History of Power; Downing, Military Revolution; Ertman, Birth of the Leviathan;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Tilly and Blockmans, Cities & the Rise of States in Europe。Finer的History of Government对从古代君主国家与帝国到随后出现的现代国家的政府体系，从全球范围做了精彩的分析。至于本书中着重描述的财政—军事国家，我参考了以下文献，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列出：Bonney, Economic System and State Finance; Bonney,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Cavaciocchi, Fiscalità nell'economia europea; Cardoso and Lains, Paying for the Liberal State; Conway and Torres, Spending of States; Dincecco,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Karaman and Pamuk,“Ottoman state finance”; O'Brien and Yun, Rise of Fiscal States; Rauscher, Serles and Winkelbauer,“Blut des Staatskörpers”; Storrs, Fiscal-Military State; Torres Sánchez, War, State and Development。

[16] 参见Hont, Jealousy of Trade; Sophus Reinert, Translating Empire和“Rivalry”; Scott,“Fiscal-military state”；关于重商主义的文献，参考本书第6章注释2—11。

[17] 外国人加入英国的陆军、海军和特许公司的情况，参考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29页表2.1，即本书表31，以及本书第4章注释92—93。就本质而言，欧洲的君主是跨越国界的。从1689年至1702年，英国与荷兰共和国拥有共同的统治者，即英王威廉三世。

[18] 关于伦敦的外国商人和银行家，参见Chapman, Merchant Enterprise；拿破仑战争时期更具体的情况参见Beerbühl,“Supplying the belligerent countries”。

[19] 关于荷兰人认购英国公共债务的情况，参见Van Zanden and Van Riel, Structures of Inheritance，第99页表1.3。关于外国资本和资本家涌入英国的情况，参见Cassis, Capitals of Capital，第1章；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13章，以及O'Brien,“Contributions of warfare”。关于荷兰人投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情况，参见Bowen, Business of Empire，第112页。

[20] 参见Eagleton and Williams, Money，第167页。

[21] 进一步的评论参见第40—51页。

[22] 引自亚当·斯密的好友Dugald Stewart。参见Hall,“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154页。

[23] 斯密并不总能得到同时代人的认真对待，即使其过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也是如此，特别是其关于自由贸易的思想，比如参见Magnusson, Nation,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14—15页。

[24] 在斯密的著作中，至少有两点不是特别符合“斯密主义”，因为声称秉承斯密传统的那些人，大多不会赞同这两点。第一点最明显的体现在如下事实中，即斯密不反对《航海条例》。他认为“这不利于对外经贸往来，也不利于由此引起的财富增长”，然而他却声称一些管制措施“是明智的，只要以最审慎的态度采取这些措施”。他还明确解释了为何如此，“然而，就像国防要比财富重要得多，《航海条例》可能是英国所有商贸管制措施中最为明智的举措”。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第464—465页。请注意，斯密在其著作的标题中明确提到了“国家”，断言“每个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目标，都是增加该国的财富与实力”（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第372页）。第二点是，斯密认为，持续的、显著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对斯密著作中这方面内容的分析，参见Wrigley,“Classical economists”。

[25] Toynbee, Toynbee's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58页。这大体上也是Polanyi在其Great Transformation中提出的观点。

[26] Rosenberg and Birdzell, How the West Grew Rich，第145页。

[27] McNeill, Global Condition，第122页。

[28] 仅举一些例证，参见Baechler, Hall and Mann,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Bernstein, Birth of Plenty; Crone,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Ferguson, Civilization; Gellner, Plough, Sword and Book; Hall, Powers & Liberties; Jay, Road to Riches; Jones, European Miracle; Jones, Growth Recurring; Landes, Wealth and Poverty; Macfarlane, Riddle of Modern World; Macfarlan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Powelson, Centuries of Economic Endeavor; Ringmar, Why Europe was First; Rosenberg and Birdzell, How the West Grew Rich。

[29] Jones, Growth Recurring，第1页。

[30] Jones, Growth Recurring，第47页。

[31] Landes, Wealth and Poverty。

[32] Landes, Wealth and Poverty，第15章。

[33] Landes, Wealth and Poverty，第59页。

[34] Nye, War, Wine, and Taxes，第24页。

[35] Nye, War, Wine, and Taxes，第24—25页。另外，参见第427页的引文。

[36] McCloskey, Bourgeois Dignity，第215页。

[37] McCloskey, Bourgeois Dignity，第216页。

[38] McCloskey, Bourgeois Dignity，第223—224页。

[39] 三段引文参见McCloskey, Bourgeois Dignity，第224—225页。

[40] 所有引文来自Joel 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中信即将推出其中文版）一书的第8页。他的整本书都在为这一命题辩护。

[41] 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第159页和第392页。Mokyr自己似乎忘记了，一个人的损失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收益。

[42] 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第392页。

[43] 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第153页。

[44] 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第25页。

[45] 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第12页。也参见该书第68页，“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完全适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然而，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它的优势似乎非常明显。”

[46] 这一观点与Nye相似，在某种程度上也与Goldstone相似，后者探究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是否可能与现代国家的成长无关，而非现代国家成长的结果？”参见Goldstone,“A historical, not comparative method”，第270页。

[47] 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第392页。就我看来，有关政府支出的数据并不完全支持这一观点，参见第185页。

[48] 读者可以参考文后的参考文献。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诺思的学术观点经常会有相当彻底地改变。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第120—121页注释335。

[49] North and Thomas, Rise of Western World，第156页。

[50] North and Thomas, Rise of Western World，第166页。

[51] 参见North, Wallis and Weingast,“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Open-access Orders”，摘要。

[52] 参见他们的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第5章。

[53] Olson, Rise and Decline，第128页。

[54] Acemoglu and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第197页。

[55] Acemoglu and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第429—430页。另外几处也有关于“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描述，通常只有轻微的差别。

[56] 奥尔森将国家视作坐寇的描述，参见Power and Prosperity“坐寇”一章。将国家视为掠夺者的论断，参见奥尔森为Bonney的Rise of Fiscal State一书所作的序，第4页；Levi, Of Rule and Revenue;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57] Bradford DeLong,“Overstrong against thyself”，第164—167页。根据他的观点，英国人口的强劲增长是该国实现工业化的最重要原因，因为这意味着人均的公共债务更少。我看不出这一点如何能解释工业化。

[58] 参见，比如，Jones, Growth Recurring，第126页和第132页。

[59] 参见，比如，Acemoglu and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第80—81页。他们所称的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权力要“充分集中和多元化”，参见该书第81页。

[60]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历史学家的影响，明显的例证参见本书第8—14页。这种影响在下面的著作中也很明显，Ferguson, Civilization（中文版参见中信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文明》），以及他的Great Degeneration。

[61] 对历史大分流之前中国的这种观念及其他印象，参见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Rubiés,“Oriental despotism”，以及Spence, China's Great Continent。

[62] 这些概念参见Blue,“China and Western social thought”; Hung,“Orientalist knowledge”。亚细亚生产模式的详细讨论，参见Brook,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东方专制主义的经典描述，参见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63] 韦伯的观点参见Schluchter, Max Webers Studieüber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及韦伯的观点，参见Song, Bedeutung der asiatischen Welt。

[64] Marx Engels Werke（Berlin, 1990）第28卷，第254页。英文是作者自己翻译的。

[65] Marx Engels Werke（Berlin, 1990）第28卷，第259页。英文是作者自己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随意地从“东方的不同地区”转到“东方”，甚至是“整个东方”，这令人惊讶。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发表的关于中国的评论，参见Torr, Marx on China。

[66] 我在Paine, Sino-Japanese War的第14—15页找到了这条引文。

[67] 17世纪和18世纪的这种亲华言论，参见Maverick, China.A Model for Europe。当然，好与坏的分别从来没有一条明晰的分界。这些细微的差别参见Jacobsen,“Chinese influence or images?”以及Millar,“Revisiting the Sinophilia/ Sinophobia dichotomy”。在19世纪，也不是所有人都对封建中国抱有负面印象，直到19世纪后半叶，仍有对中国及其经济的正面评论，参见Murphey, Outsiders，第9章。伴随着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对于中国的正面评论戛然而止。参见Paine, Sino-Japanese War，第1章。

[68] Landes, Wealth and Poverty，第56—57页及第341页。对欧洲和中国的比较，参见第2章和第21章。

[69] Balazs,“China as a permanently bureaucratic society”和“Birth of Capitalism in China”。

[70] Braudel,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第3部分第2章；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第2卷，第588—589页。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第3卷，第520页。引文来自此处。对Braudel有关中国的观点的批判性分析，参见Elvin,“Braudel and China”。

[71] Peyrefitte, Empire Immobile。

[72] Jones, European Miracle，第165页。引文源自1925年Reade, Martydom of Man，第108页。客观地说Jones在其European Miracle第一版中，也论及更为“积极的”国家具有的正面作用，他只是在以后的著作中，比如Growth Recurring，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73] Westad, Restless Empire，第8—9页，第20页和第50页。

[74] 参见Acemoglu and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中关于中国的一章。

[75] Wallerstein, Modern World-System，第1卷第15页。

[76] Needham, Grand Titration，第197页。更多有关李约瑟的信息，参见Findlay,“China, the West, and world history”，以及Winchester, Bomb, Book & Compass。

[77] Brenner and Isett,“England's divergence”; Gates, China's Motor; 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 Mazumdar, Surgar and Society。

[78] Huang,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Huang,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79] Elvi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特别是第7章；Elvin, Another History，第2章。

[80] 参见Dirlik,“Chinese historians”对这类“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析，参见Xu and Wu, Chinese Capitalism。

[81]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对威廉姆斯观点的讨论，参见Solow and Engerman, British Capitalism and Caribbean Slavery; Solow, Slavery and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System。重新讨论威廉姆斯命题，通常表现为更为缓和并经过修正的形式，可参见Blackburn,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 Blaut, Colonizer's Model; Drayton,“Collaboration of labour”；弗兰克早期的大部分著作，也包括ReOrient; Inikori, African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以及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可以参见其导论部分。关于欧洲很大一部分财富是“不公平地”从世界上其他地区攫取的，在“教科书”里也能找到大量证据，比如Hobson, Eastern Origins; Marks, Origins of Modern World; Ponting, World History。

[82] Wallerstein, Modern World-System，第4卷。

[83] Hobsbawn, Industry and Empire。

[84] O'Brien,“Inseparable connections”。

[85] Brewer在其著作Sinews of Power第XVII页中引入了这一术语。

[86] 对这一术语的含义和各种不同观点的讨论，参见Storrs,“Fiscal-military state”，第2页、第9—10页、第17页、第47—48页和第52页，以及Torres and Sánchez,“Triumph of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87] 《强权与富足》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2012年出版。——编者注

[88] Findlay and O'O'Rourke, Power and Plenty（中文版见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强权与富足》），第351—352页。

[89] Findlay and O'O'Rourke, Power and Plenty，第352页。

[90] Ormrod, Rise of Commercial Empires，第340页。

[91] 这些引文参见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379页和第382页。

[92] Ashworth,“Revenue”，第1047页。

[93] 参见O'Brien,“Contribution of warfare”，结论部分。

[94] Parthasarathi, Why Europe Grew Rich，第263页。

[95] 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1页。

[96] 这两种视角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微乎其微，远小于两者之间根本的相似。

[97] 他们的著作见参考文献。

[98] 除了文中直接引用的文献以外，我个人选出部分最新的文献：Amsden, Rise of the“Rest”; Johnson, Japan:Who Governs? ; Lindert, Growing Public; Mazzucato, Entrepreneurial State; Por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Schwartz, States versus Markets; Stanislaw and Yergin, Commanding Heights;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Woo-Cumings, Developmental State。

[99] Studwell, How Asia Works，第59—84页和第223—226页。

[100] Studwell, How Asia Works，第226页。作者意指政府的干预。

[101] Studwell, How Asia Works，第二部分。

[102] Findlay and O'Rourk, Power and Plenty，第XIX页。

[103] Findlay and O'Rourk, Power and Plenty，第XVIII页和第XIX页。

[104] 参见第19页的引文。

[105] 参见第193页。

[106] 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第18页。

[107] 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第2页和第17页。

[108] 参见第212—216页和第315—317页。

[109] 关于这一观点及参考文献，参见Jones, European Miracle，第二段第11章；Growth Recurring，第8章。

[110] 在19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印象急剧改变之前，很多人持有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与欧洲相比，中国更像一个“自由放任经济”。参见Gerlach,“Wu-wei in Europe”; Jacobsen,“Chinese influences or images?”将清朝的国家解释为“农耕父爱主义”，我参考的文献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列出如下：Antony and Leonard, Dragons, Tigers, and Dogs;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Dunstan, State and Merchant and Conflicting Counsels; Leonard and Watt, To Achieve Security and Wealth; Pines, Everlasting Empire; Will,“Chine modern”and“Développement quantitatif”; Will and Wong, Nourish the People; Wong, China Transformed;Wong,“Taxation and good governance”;Rosenthal,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清代中国不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专制主义的”、压制性的国家，而是“仁慈的”，后来变得“羸弱”的国家，这种观点在很多教科书中都可以发现，比如参见Crossley, Wobbling Pivot;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以及Rowe, China's Last Empire。

[111] 斯密关于商品化社会的观念，参见Macfarlan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第二部分。

[112]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280页。

[113]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541页。

[114] 也参见王国斌最近的一篇论文，Wong,“Taxation and good governance”。

[115] 参见第61—63页。

[116] 这种经典的观点，参见Fairbank and 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117] 很多学者不再相信存在中国朝贡体系。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Blussé, Visible Cities，第11页。Millward, Beyond the Pass，有关“tribute system”的部分；Miuward, Eurasian Crossroads，第70—74页；Perdu, China Marches West，第402页。有益的评论，参见Deng,“Foreign staple trade”。

[118] 一位相信中国朝贡体系存在的学者，描述了这一体系的运行情况，虽然与费正清和邓嗣禹对贸易与朝贡进行的比较与区分相比，他的观点要更为含蓄，参见由Grove and Selden编辑的Hamashita的著作，以及他与阿里吉和塞尔登合写的序言。更进一步，可以参考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以及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

[119] 参见他的“Role of the Chinese state”，第20页。

[120] 参见他的“Role of the Chinese state”，第18页。

[121] 此处的翻译参见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第Ⅱ卷，第248页。

[122] 参见Cranmer-Byng, Embassy to China，第340页。

[123] 让我举几个明显的例子。在乾隆时期编辑的《清朝资料全集注释》中地理卷的序言部分写着，“中国位处世界中心，四面海洋环绕。海外各国被视为地处世界的边缘”，引自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21页。乾隆皇帝还说过下面的话，“天朝抚有四海，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165页）。更多关于中国统治者中国中心主义的例子，参见该书第15页。

[124] Waley-Cohen, Sextants of Beijing，第128页。也可参见其“China and western technology”，以及Zurndorfer,“Sinologie immobile”。

[125] Hobson, Eastern Origins。

[126] 英国就国家而言，实际上具有两面性，这取决于是看它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还是看它处理与英国在欧洲及全世界的地位有关的事务。

[127] Rosenthal and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第101页。

[128] Rosenthal and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第209页。

[129] Rawski,“Qing formation”。

[130]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15章和注释16。第527页的引文。

[131]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527页。

[132]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550—551页。

[133] Darwin, After Tamerlane，第104页

[134] 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1章。

[135] Goldstone, Why Europe，第6章。

[136] 西方公众如何看待这些考试，参见Jacobsen,“Chinese influences or images”，第632—634页。中国对英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实际影响，参见Chang,“China and English Civil Service reform”，以及Wong, Deadly Dreams，第161页。1853年提交的一份报告，最终导致英国采用考试形式选拔公务员。这些考试涉及罗马和希腊经典著作与数学。

[137] 这些引文分别引自其《中国的宗教》（Religion of China）第5章开篇的句子，和其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的第610页。我将第二段引文翻译成英文。

[138] 对于韦伯的观点，我参考了他的《中国的宗教》一书，特别是第二部分，以及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关于中国的章节。对韦伯观点的分析，参见Van der Sprenkel,“Max Weber on China”。

[139] 参见Reed, Talons and Teeth，第1章；Yang,“Some characteristics”。

[140] Woodside, Lost Modernities，导言和结论部分。

[141] 这一评论参见Woodside著作的封底。

[142] 参见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34页、第157页和第282页。

[143] Wong,“Changing fiscal regime”，第14页。与几个欧洲国家的比较不能证实王国斌的观点，参见第4章。

[144]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257页。也参见该书第33页。

[145]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32页。也参见Epstein，他写道：“前现代的中国，财政体系的效率明显处于更高的水平。”Epstein,“Rise of the West”，第248页。

[146]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98—99页。

[147]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03页。

[148]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98—99页。

[149] 引自王国斌的一篇论文，收入Will and Wong, Nourish the People，第521页。

[150]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03页和第101页。

[151] 参见Wong,“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olitical economies”，第30—31页，以及Wong,“Politiques de dépenses”，第1408页。

[152] Rosenthal and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第173页。

[153] 我参考的是Will and Wong, Nourish the People。在此之前，魏丕信以相同的思路已经写过Bureaucratie et famine。

[154] Will,“China modern et sinologie”和“Développement quantitatif”。

[155] 所有这些乐观的观点，并不意味着魏丕信对中国和欧洲的差别毫无察觉。他强调，清代中国没有发展成为财政—军事国家，税收规模少得惊人，并极为稳定，且一直如此。然而，他并未深究这一事实的含义。

[156] Will,“Développement quantitatif”，我建议对中国官僚体系的实际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Will,“Bureaucratie officielle et bureaucratie réelle”。

[157] Woodside, Lost Modernities，第56页。也可参见Woodside,“Ch'ien-lung reign”，第307页。

[158] Hoffman、Postel-Vinay and Rosenthal, Surviving Large Losses，第16页。

[159]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第81—86页。

[160]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19—24页。

[161] Marks, China.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第254页。

[162] Heinrich,“Welfare and public philanthropy”，第126页。

[163] Perdue,“Empire and nation”，第301页。

[164] Black, Power of Knowledge，第122页。也参见同一著作的第166页。

[165] Zelin,“Yung-cheng reign”，第228页。

[166] Thorn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69页。

[167] Rowe, Saving the World，第326页。

[168] 关于乾隆皇帝晚期以后，中国历史持续“衰落”的标准观点，参见Mann Jones and Kuhn,“Dynastic decline”。

[169] 对这些观点的总结，参见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及其第1—34页引用的文献。

[170] Reed, Talons and Teeth，第1页。

[171] 这句话改写自Rowe, Saving the World，第339页。

[172] Reed, Talons and Teeth，第252页。

[173] Reed, Talons and Teeth。

[174] Reed, Talons and Teeth，第7章。

[175]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第49页表5。作者宣称写作此书是为了挑战如下命题，即欧洲注定会走向权力相互制衡的国家制度，而中国注定要接受一个强制统一的帝国的统治。参见第III页。我未曾读过任何包含这些假说的文本。濮德培称她的书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表明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分析，如何为更为完备的理论和资料以及更确切的历史指明了道路”，参见其评论。

[176] Black, Warfare in Eighteenth Century，第31页。

[177] Rawski,“Qing formation”，第209页。

[178] Rawski,“Qing formation”，第220页。

[179] Rawski,“Qing formation”，第221页。她引自Adas,“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180] Darwin, After Tamerlane，第493页。

[181] Rowe, China's Last Empire，第73页。在该书的第7页，他称“这些帝国实际上很相似”。

[182]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第30页。她指的是18世纪。

[183]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314—315页。

[184] 更多例子，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列出如下：Christian, History of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Dabringhaus, Qing-Imperium; Dai,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 Giersch, Asian Borderlands; Herman,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 Le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ontier;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and Eurasian Crossroads; Perdue,“Erasing the empire”; Perdue,“Nature and nurture”;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Richards, Unending Frontier; Rhoads, Manchus and Han;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Siu and Sutton, Empire at the Margins;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评论性的文章参见Guy,“Who were the Manchus?”; Supdita,“New frontiers”。

[185] 这一表述来自Evans, Rueschemeyer and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186] 参见Marx, Capital，第1卷第26—33章以及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第82页。

[187] Weber, Wirtschaftsgeschichte，第288—289页，我自己翻译成英文。

[188] 这一表述参见Rodrik, Subramanian and Trebbi,“Institutions rule”，进一步的解释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第9章。

[189] 有关历史大分流中制度所起作用的讨论，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第20—27章。

[190]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第2章和第4章。阿里吉的观点参见其Long Twentieth Century和Adam Smith in Beijing。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分别在Civilization & Capitalism和Modern World-System中各自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

[191] Pomeranz,“Without coal?”，第266页。

[192]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6章。参见第151页，“欧洲的政治经济不是产生工业化的原因，欧洲的政治经济也没有有意识地采取措施，以推动工业化。相反，欧洲的政治经济创建了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一旦出现，就能够推动工业化”。请注意，这里全部都是指欧洲的政治经济。

[193] Wong, China Transformed。

[194] Rosenthal and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第101页。

[195] Redlich,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有关文献，参见Harding and Solbes Ferri, Contractor State; Fynn-Paul, War,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英国的情况参见第一章注释299。

[196] 我再次引用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在折页上的一段话：“自公元990年以来，盛行于欧洲的国家形式，为何随着时空的变化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197]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第1章。

[198] Woodside在其Lost Modernities的第122页注释34，参考了韦伯Religion of China中的两页。魏丕信在其关于现代中国与汉学的论文中，参考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著作的引言。这有些奇怪，因为韦伯关于官僚制度的主要系统分析，在其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在Religion of China一书中，他主要是比较了西欧与中国的情况。

[199] 现在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参见Finer, History of Government，第3卷，第1473—1651页；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10—14章。

[200]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453页。

[201] 韦伯在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第三章和第九章中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官僚统治的完整的制度，只能存在于现代工业化社会。

[202]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15章。

[203] Rawski,“Qing formation”。

[204] 对这一命题的介绍，参见Moers, Making of Bourgeois Europe，第171—182页。在赞同这种观点的学者看来，英国在19世纪并没有像很多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变成一个完全现代化、官僚化和非人格化的国家，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未能将贵族阶级从权力和荣誉的宝座上赶下来。

[205] 按照时间顺序，参考的文献如下：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以及Hobson, Eastern Origins。

[206]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第4章。

[207]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第147—72页。

[208] 深受韦伯思想影响的关于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特征的介绍，参见Poggi, Development of Modern State。

[209] 有关本段的资料和观点，参见Branch, Cartographic State。

[210] 本书关于东印度公司的一般性资料来自Kumagai, Breaking into the Monopoly; Lawson, East India Company; Robins, Corpora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Webster, Twilight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至于这家公司作为企业的一些具体资料，参见Bowen, Business of Empire。

[211] Lawson, East India Company，第6页。

[212] Lawson, East India Company，第125页。

[213] Lawson, East India Company，第128页。

[214] 这些资料来自讨论与印度关系的论文，参见Marshall,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Eighteenth Century; Porter,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Nineteenth Century。

[215] Bowen, Business of Empire，第298页。

[216] 引文参见De Vries,“Limits of globalization”，第731页。进一步的评论参见该作者，“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第88页和第91页。

[217] 参见本书第265—266页。

[218] 有关哈得孙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及其历史资料，来自Bown, Merchant Kings，第5章，以及有关该公司历史的网络资料。

[219] Marx, Capital，第1卷第874页。

[220] 参见第5章。

[221] 这些观念借由以下文献传播开来，Koenigsberger,“Dominium regale”和“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在前一篇论文的第12页，Koenigsberger不甚严谨地描述如下，“近代早期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是组合而成的国家，一位君主统治的国家不止一个。这些组合而成的国家或君主政体，可以由完全独立的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被海洋或其他国家隔开，比如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霍亨索伦王室统治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实际上还有英格兰和爱尔兰，或者毗邻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皮埃蒙特和萨伏伊、波兰和立陶宛”。更为分析性的描述参见Elliott,“Europe of composite monarchies”，在该文中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个表述，即“多重王国”，以及Nexon, Struggle for Power的“组合国家”一章，作者在第6页和第7页做了非常有价值的描述。有时也会遇到另外一种表述，即“中心多元国家”，参见Grafe,“Polycentric state”。

[222] Branch, Cartographic State，第161页。要更多了解法国在整合市场时遭遇的失败，参见Bosher, Single Duty Project。

[223] 参见Hochedlinger,“Habsburg Monarchy”，第56—57页。

[224]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第120页。有关不列颠如何统治其边缘地区，参见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225] 比如，参见Colley, Britons，第12—13页，在“苏格兰”一章中证据俯拾皆是。

[226] Devine,“Scotland”，第397页。

[227] 有关苏格兰的历史，参见Devine, Scottish Nation。

[228] Eagleton and Williams, Money，第185—186页。

[229] 比如，参见Whatley and Patrick, The Scots and the Union。

[230] 对四个国家形成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段历史的联系、整合与比较，参见Kearney, British Isles。

[231] 对于1801年之后爱尔兰在联合王国中的地位，参见Fitzpatrick,“Ireland and the empire”。

[232] Canny,“English migration”，第61页。

[233] 这句话来自英国人Hugh Peter，他于1646年在马萨诸塞做了这样的表述。虽然他不是唯一一个做出这样比较的人。参见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第80页。

[234] Ferguson, Empire，第64页。

[235] 参见Hont, Jealousy of Trade，第222—233页。

[236] 在各种《航海条例》中，联合王国各个不同部分受到区别对待，参见Cullen,“Merchant communities overseas”; Morgan,“Mercantilism and the British Empire”，第168—169页。

[237] Colley,“Reach of the state”。

[238] Way,“Klassenkrieg”，第100—101页。

[239] 苏格兰人在帝国创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参见Colley, Britons，第117—132页。关于东印度公司至少有一半职员属于苏格兰，这一观点参见Ferguson, Empire，第45页。

[240] 对苏格兰在漫长的18世纪的经济史分析，参见Devine,“Scotland”。有关苏格兰比英国其他地区工业化程度更高的论述，在该论文的第400页。

[241] Way,“Klassenkrieg”，第101—104页。

[242] 关于这一问题以及更多的数据，参见Leonard,“Imperial Projections”，第37页，以及该文的参考文献。

[243] Frykman,“Seeleute”，第61页。

[244] 关于爱尔兰是否是，以及在哪些方面是大不列颠的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参见Bush, Imper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第62—76页；Kenny, Ireland and the British Empire。

[245] Cain an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第670页。

[246] 参见Way,“Klassenkrieg”，第100页。

[247]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差别是微不足道的。法国在1600年有44万平方公里。这比其当前的面积小10万平方公里。这一领土的扩张大部分发生在“漫长的18世纪”。参见Braudel, Identitéde la France.Seconde Partie，第45—57页。

[248] Maddison, World Economy，第183页。

[249] Vries, Via Peking Back to Manchester，第93—94页，注释86。

[250] Braudel, Identitéde la France.Seconde Partie，第45—47页。

[251] 参见Will,“Chine modern et sinologie”。我查阅了《朗文—韦氏英语大学词典》中的定义。我在这里不想卷入有关“国家”与“帝国”之间区别的复杂争论。读者可以参考Burbank and Cooper, Empires，特别是第8—11页。

[252] 引文来自Zelin,“Yung-cheng reign”，第221页。对这些地区的“整合”，参见Woodside,“Chi'en-lun reign”，我参考的文献参见导论的注释175—187。

[253] 这些数据的整理来自Benewick and Donald, State of China Atlas，第94页。Fletcher,“Ch'ing Inner Asia”和“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以及Naquin and Rawski, Chinese Society，第213页。

[254] 对于这些体系的描述，参见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9卷、第10卷和第11卷。

[255] Benewick and Donald, State of China Atlas，第102页。

[256] 我计算内地十八省的面积是基于以下文献的数据，Benewick and Donald, State of China Atlas。

[257] 参见Turchin,“Theory for formation of large empires”，第202页。Finer, History of Government，第3卷，第1130页。以及Deng,“Sweet and sour Confucianism”，第16页。当然，这些都是估计数据。地区的边界通常没有清晰的界定，有时还会发生变化。什么时候清朝对特定的地区实施了有效的统治，也不总是特别清楚。地图参见Barraclough,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第174—175页。Ebrey,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第223页和第241页；Herrmann,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第51页。

[258] 不同的估计，参见邓钢，“Unveiling China's true population statistics”; Heijdra,“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Kolb,“About figures and aggregates”，第245页。Lavely and Wong,“Revising the Malthusian narrative”; Lee and Wa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邓钢极低的估计数字在同人中没有得到太多支持。何义壮在其论文的第440页，估计中国人口在明朝末期明清朝代更迭之前，在2.3亿~2.9亿。他的估计得到以下文献的支持，Mote, Imperial China，第743—747页。Myers和王丰选择的估计数字为在1700年左右，人口达到1.5亿~2亿，参见其“Economic developments”，第565—566页。总体而言，李中清和王丰的数字现在被认为是最为可靠的。

[259] 文献参见上面的注释。

[260] Vries, Via Peking Back to Manchester，第93—94页，注释86。

[261] 关于1700年世界上各个地区每英亩土地上农民数量的比较，参见Baironch,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第140—143页。可以比较Clark, Farewell to Alms，第141—142页，“在1801年的英国，每平方英里有166人，按照欧洲的标准来看，人口密度仅属于中等水平……中国沿海地区具有更高的人口密度，江苏在1787年每平方英里有875人，令人难以置信。有人可能会反驳，认为这样的人口密度是由于种植水稻，而对于绝大部分的欧洲地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甚至在山东和河北这些种植小麦的地区，人口密度在1787年也超过了英国和法国的两倍”。

[262] 参见其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6—8页。

[263] Mann,“Autonomous power”;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Hall, Powers & Liberties，第133—144页。

[264] Mann,“Autonomous power”，第113页。

[265] Mann, Entrepreneurial State。

[266] 参见Morris, Why the West Rules，第24页。这一表述与Guldi的Roads to Power相比含义更为广泛，在该书中，作者将英国作为一个重视基础权力的国家讨论，比如英国动用国家力量，在基础设施的硬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267] 参见导论注释15。

[268] 对于“预算”一词的含义以及欧洲各地区何时引入，是否采用复式记账，有关的评论参见Scott,“Fiscal-military states”，第26—29页。

[269] Stanley, Late Ch'ing Finance，第4页。

[270] Chen, System of Taxation，第8页。

[271] Bosher,“French administration”，第590页。

[272] Hoffman,“Early modern France”，第230页。进一步了解法国财政金融体系的复杂，参见Soll, Reckoning，第6章和第9章。

[273] 我在如下文献中找到了这段引文，Veenendaal,“Fiscal crises”，第136页。也可以参考上一注释中Soll的著作。

[274] Dicks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第2卷，第90页。

[275] Bosher, French Finances，第6页。

[276] 参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389页。

[277] 一单位中国银子被称为一两，一两银子作为货币单位，被称为一库平银。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XXIII页。对中国复杂的货币单位的介绍，文献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排列如下：Deng,“Miracle or mirage”; Horesh, Chinese Money; Kahn, Currencies of China;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Lin, China Upside Down; Ma,“Chinese money and monetary system”; Mors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第5章；Peng, Monetary History;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Von Glahn,“Money use in China”;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

[278] 原文来自Peng, Monetary History，第669页。

[279] 根据Deng,“Miracle or mirage”，注释23，库平银重37.5克；根据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XXIX页，为37.8克。Peng, Monetary History，第669—670页，给出的数字大致相当，并且指出广东有一种银两重量为一广东两，这比官两要稍轻。

[280] Peng, Monetary History，第669页。

[281] Mui and Mui, Management of Monopoly，第57—61页。更准确地说，一英镑等于111.35808克纯银。进一步的解释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解释性注释，第XXIII—XXVI页。

[282] 参见索引中silver-sink一词。

[283] 中国使用西班牙或墨西哥银元的一些例子，参见Hao, Commercial Revolution; Irigoin,“End of a silver ear”;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Lin, China Upside Down; Peng, Monetary History，第2卷，第8章第8.1.4节；以及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Von Glahn,“Foreign silver coins”。

[284]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XXII—XXIII页。根据Deng,“Miracle or mirage”，注释23，一枚墨西哥银元重量在24.25~25.56克，1555—1820年，纯度在89.6%~93.1%。按照平均重量和平均纯度计算，一平库银大约相当于1.6枚银元。这与下述文献所说的量级相同，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XXIX页。作者认为一平库银相当于1.57枚银元。我采纳林满红的兑换率，且知道这有大约10%的高估。

[285] 对1450—1750年的情况，参见Braudel and Spooner,“Prices in Europe”，第458页。他们没有提供普鲁士塔勒的资料。自1764年以后，其价值为16.7克白银。1660—1775年这段时间，更为详尽的一般性资料，参见McCusker, Money and Exchange。

[286]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第78页。

[287] 在官方规定的兑换率、按照惯例可以接受的兑换率和强加给民众的“特殊”兑换率之间，经常会有巨大的差异。

[288]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第31页和第73页。

[289]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第46页。

[290] 关于50%的溢价，参见Kahn, Currencies of China，第129页。关于有时出现很高溢价的其他一些例子参见Hao,“Commercial revolution”，第35—44页；Irigoin,“Trojan horse”;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其中“美元，中国对其的态度”一章；Peng, Monetary History，第672—678页；Von Glahn,“Foreign silver coins”。

[291] 参见Hamashita的文章，收录于Grove and Selden, Takeshi Hamashita，第27—38页、第114—44页；Horesh, Chinese Money; Irigoin,“Trojan horse”；以及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

[292] 关于不同的银元获得不同的溢价，参见Burger,“Coin production”，第180—186页；Irigoin,“Trojan horse”; Peng, Monetary History，第672—678页；Von Glahn,“Cycles of siliver”，第52—53页。

[293]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XXIV页，脚注8。

[294] Mann关于社会力量的思想，参见其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1卷；Mann,“Autonomous power”; Mann,“Response”。

[295] 对Mann过于强调国家“硬实力”倾向的批评，参见Braddick,“Early modern English state”; Epstein,“Rise of the West”第247页；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18—20页。

[296] 参见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第2页。

[297] 关于产权重要性的争论以及我个人的观点，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第323—332页。在这儿我还想援引Everest-Phillips,“Myth of‘secure property rights’”，我完成拙作以后才读到这篇文章。

[298] 瓦特的专利在某些方面就是蒸汽动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参见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第85—86页、第107页。关于专利重要性的争论以及我个人的观点，参见拙著Escaping Poverty中有关“专利”的部分，英国工业化的情况，参见Mokyr,“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299] 参见拙文，“Does wealth entirely depend on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nd pluralist politics?”，注释21; Jones的观点参见其“Economics without history”，此文出现于拙作Escaping Poverty之后。

[300] Béaur, Property Right, Land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301] 参见，比如，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 under“settlement”（inheritance）。

[302] Bernhardt, Ra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第14页。一般性的分析与例证，参见Huang, Peasant Economy and Economic Change; Huang,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特别是第6章以及下一注释中的文献。

[303] 参见，比如，Linklater, Owing the Earth，第156—157页。作者在书中指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要承担很多义务，这与英国对产权的观念相反”。

[304] 个人产权和个人自由开办企业，在清代中国比在同一时期的英国受到更多制约，参见Gates, China's Motor; Linkater, Owning the Earth，第9章；Maculey,“World made simple”;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Schurman,“Traditional property concepts”; Wakefield, Fenjia。关于事实上两者差别不大的观点，参见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第67—107页。Buoye在Manslaughter中分析了有关中国18世纪产权与所有权的各种观点，指出曾经存在一种道德经济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逐渐消失了。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提供了很多有关“满洲”和中国产权关系的资料。最新的综述参见Kishimoto,“Property rights”。英国土地产权的情况，参见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3章和第4章。

[305] 关于在中国近代早期经济中契约的作用，参见Zelin, Ocko and Gardella, Contract and Property。

[306] Osborn,“Property, taxes and state protection of rights”。

[307] 参见Elvin,“Why intensify?”

[308] 我直接引自英文版的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第1095页。

[309] 对于中国，参见Bernardt and Huang, Civil Law; Huang, Civil Justice，以及Huang的Code, Custom and Legal Practice；对于英国，参见导论注释309。

[310] 一个有所不同的解读，参见Cotterell,“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311] Macfarlane对英国法律的大量评论，参见其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以及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的第16章，在此书中，Mokyr强调英国社会中信任、信心与非正式规则的重要性。

[312] 一些介绍性的评论与文献，参见Helpman, Mystery of Economic Growth，第119—122页。

[313] 参见North、Wallis and Weingast,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第5章。

[314] Rosenthal and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第3章。

[315] Cooter and Schäfer, Solomon's Knot，以及Ma and Van Zanden, Law and LongTerm Economic Change。

第一章

政府收入

中央政府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

我们吃进嘴里，披在身上，穿在脚上的一切东西；我们乐于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闻到的，尝到的一切东西；温暖的，发光的，活动的东西；地面上的一切和地下的水源；无论是从国外进口，还是本国生产；无论是原材料，还是产业工人创造的新价值；无论是让人胃口大开的调料，还是让人恢复健康的良药；无论是法官身上的皮衣，还是吊死犯人的绳索；无论是穷人的盐，还是富人的调味品；无论是棺木上的铜钉，还是新娘身上的缎带；无论是家中安坐，还是出门在外；无论进入梦乡，还是躲避债务：一切的一切，都无法逃避纳税。学童挥鞭抽打纳了税的陀螺；在一条纳了税的道路上，乳臭未干的年轻人用他纳了税的马鞭，奋力驾驭那匹纳了税的马；一位病入膏肓的英国人，用纳了15%税金的汤匙服下纳了7%税金的毒药，然后倒头躺在纳了22%税金的印花棉布床上，在遗嘱上贴上了8英镑的印花税票后，在药剂师的怀里离开人世。而这位药剂师，为取得使其安享死亡的权利，花费了100英镑。男子去世后，身后的全部财产立即被征收从2%到8%不等的遗产税。除了遗嘱认证，要葬入教堂的祭坛所费不菲。他所有的功德被刻在纳了税的大理石碑上，昭示子孙。而后他便与父辈团聚，再也不需要纳税了。[1]

神父西德尼·史密斯（1771—1845），

1820年1月发表于由其参与创刊的《爱丁堡评论》

当前中国改革的第一要务，就是进行税法改革。没有财力支持，任何政府都无法存续。只要当局没有找到筹集资金的更好办法，中国的现状就不会有所改观。

赫德爵士（1835—1911），清朝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

1869年6月4日写给海关专员E.D.德鲁的信件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一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令人憎恶的一点便是征缴税收和其他费用。接下来，我们将从这一点展开正式的分析。正如托克维尔在分析欧洲的旧制度时所言，几乎任何公共事务都是以税收为基础的，最终也均会导致税负的增加。[2]在西方国家，政府税收在政治过程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而财政收支被视为“国家被各种误导性的意识形态残忍地剥光外衣后剩下的赤裸骨架”。[3]熊彼特认为一位学者如果决定研究一国的财政史，“与其他研究相比，他能更清楚地辨别世界历史的轰鸣”。[4]因此，我从考察政府收入着手展开本章的分析。在本章中，我将尝试比较各国由中央政府收缴并且直接或间接地支配的税收。

此处特别强调中央政府并非多此一举。有些财政收入从不处于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下，而是由中央政府以外的其他权力机构收缴和支配，对此本文不予讨论。原因在于欧洲国家的中央政府并不会完全控制地方财政支出，至少通常情况下是这样，因此，如果将地方政府的支出列入中央财政预算将会造成误解。在后文中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情况要更为复杂。下面引文中霍夫曼对法国旧制度的描述实际上适用于本书论及的所有欧洲国家，“由于如此多的税收被用于地方开支，王室不得不与地方精英争夺对这些资金的控制权，这些地方精英对于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往往会有自己的想法。结果，这减少了由国王控制的税收比重”。[5]其实，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区别并不总是那么明确，有时这样的区分甚至相当随意，更多的时候根据已有信息甚至无法做出这样的区分。但是区分二者太重要了，因此，我在本书中始终都会尽力区分。

同样，这部分的分析将聚焦中英两国，但是我仍会提供其他欧洲或西欧国家的数据。我的观点是，以人均数量衡量，甚至有时绝对数量也是如此，英国的财政收入一般要远超过中国。为了避免诡辩的嫌疑，我总是将英国的数据“最小化”，即使用估计值的下限，并将中国的数据“最大化”，即使用估计值的上限。对于政府支出的数据，我将采取同样的处理方法。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书对英国的评论大致基于1688—1850年或者稍早时的状况。“数据来源”参见注释中的文献。[6]对中国的分析大致也属于相同的时期，同样，这也取决于资料的可得性。我同样将“数据来源”列于注释。[7]初步的分析框架依次列出如下，为了便于比较，我以白银为单位系统地计算并列出货币的数量。这并不意味着所涉及的支出在现实中均以白银支付。就本章讨论的时期而言，这种处理方法既有所助益也合乎情理。其实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白银作为衡量财富的一般标准并不是特别合适，因为相对于黄金而言，白银的价值变动较大，但是总体而言，那已经超出了本书研究的时期。

我先提供两个相当粗略的指标，即以白银表示的几个欧洲国家中央政府收入的总量与人均量（表8a和表8b）。

表8a 最新论著中估计的欧洲主要国家中央政府年均人均税收收入（单位：克白银）

注：此处计算英国的数据时，自1707年起将苏格兰包括在内，自1801年起将爱尔兰包括在内。我认为就税收而言，这一做法具有误导性。财政统一要比（部分的）政治统一晚很多。我自己对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均税负的估计要远高于此，参见第100—105页。

资料来源：1800年前的数据出自Karaman and Pamuk,“Ottoman state finance”; 1800—1850年的数据出自Dincecco,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Karaman和Pamuk采用白银作为计量单位，Dincecco则用黄金。我按照黄金与白银15∶1的比例，将其数据换算为白银。这一比例只是大致估计，并不完全准确，但不影响此处的结论。

表8b 最新论著中估计的欧洲主要国家中央政府年均人均税收收入（单位：克白银）

资料来源：Dincecco,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附录A.1。

由于很难得到同样可靠和可比的数据，在表8a中并未包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数据。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一战事频仍和通货膨胀的年代，税收大幅增加。表8b提供了拿破仑战争激战正酣时的税收数据，这是根据丁切科最新著作得出的估计值，我认为将这两组数据分别列出会好一些。在本书中，对于进行比较的欧洲一端，我将借助大量参考文献聚焦于英国的状况，并将它与其他欧洲国家比较，特别是荷兰共和国、法国和普鲁士。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结束之后数年中，英国国库的税收净收入不到600万英镑，人均净税收降至110~120克白银。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导致税收大幅提高之前，英国的税收净收入在1790年已增至1600万英镑，相当于大约18亿克白银。即使将苏格兰的人口包括在内，负担这些税收的人口也不超过1000万人。[8]人均税收应在190克白银左右。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税收收入，因为这些是国库（即中央财政部）实际收到的收入。据估计，总税收要比净税收高出10%左右，因此，人均实际缴纳的税款约为210克白银。[9]

根据奥布莱恩的数据，从18世纪90年代初期直至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国中央国库收缴的税收净收入从大约1600万英镑增至1815年超过6200万英镑。[10]这大概是我们讨论的整个时期中的最高值。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收入甚至更高，根据有些资料几乎高达8000万英镑。[11]6200万英镑的税收净收入大约可以折合白银69亿克。用这一数字除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则人均税收净收入超过600克白银，如果将苏格兰包括在内，那么人均税收净收入在500克白银以上。如果我们取8000万英镑这一税收总收入的最高值进行计算，那么以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为标准计算的人均税负大约为800克白银。即便在1815年之前的整个时期，苏格兰向伦敦缴的税也很少，如果将苏格兰的人口包括在内，人均税负也将近700克白银。从1801年至1816年，年均财政总收入与总税负大约为6000万英镑。也许有人会质疑，我们采用的数据不具有代表性，因为这段时间战争和通胀几乎“贯穿始终”。但是，即使我们将相当温和的通胀因素考虑在内，就像接下来所做的那样，财政收入的增加也是极为显著的。[12]除此之外，从18世纪80年代晚期至19世纪20年代，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这将近40年的时间里，许多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并且确实发生了。而且这段时期对于历史大分流的讨论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即使考虑到英国的税负从19世纪20年代以后有所下降，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中国的税收数量也完全不在同一量级。

正如图2所示，从拿破仑战争结束至19世纪50年代，大不列颠或联合王国的税收的确显著减少。至少以人均税负计算，英国人开始支付更少的税款，税收在GDP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行政规模的大幅扩张和拿破仑战争的巨额开支，使这个财政—军事国家岌岌可危。公众的不满情绪迅速蔓延。1793—1815年收缴的附加税，绝大部分转向由富人的消费和收入承担，因为普通纳税人的忍耐已达极限。如哈林和曼德勒所言：“这一财政—军事国家是法兰西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公众不再愿意支付费用以维系这一体系。”[13]进入19世纪中前期以后，大不列颠或联合王国的净财政收入徘徊在5000万英镑和6000万英镑之间，折合白银大约为56亿至67亿克。1821年包括爱尔兰在内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共有2100万人口，1850年这一数字增加至2800万。这意味着1821年整个王国的人均纳税额约为250克白银，1850年约为240克白银。由于此时爱尔兰人适用一套不同的税收体系，他们缴纳的税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这些数字有相当程度的低估。[14]在拿破仑战争激战正酣时，英国人均税负肯定超过6英镑，这意味着此后人均税负急剧减少，降至不足3英镑。为了确定这一变化对于普通纳税人有何实际影响，当然必须考虑19世纪中前期英国一般价格水平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15]还必须注意到，在这段时间的大部分时期，并不存在直接所得税，即使有数量也极少，就像法兰西战争时期一样。因此，根本无法确定“普通”民众的税负确实减轻了。能够确定的是，随着时间流逝，如果以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英国这个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和19世纪初期征税全欧洲最多的国家，此后开始成为一个低税负的国家。[16]

图2　1688—1800年英国扣除借款后的政府税收净收入，以及1800—1850年英国财政收入总额

注：图中折线为前后五年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O’Brien,“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taxation”，第3卷；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581—582页。

这个初步的概览相当简略和粗陋，然而能得出一些有趣的、对于很多人而言可能也是非常意外的结论，而最令人意外的莫过于如下一点：英国的税负如此之高，甚至高于其他任何地区。对专家而言，这一点早已人所共知，但是人们依然会读到一些文献将英国描述为低税负的国家。[17]同样令人惊诧的是，欧洲或西欧各国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时期的差异如此显著，这种情况在本书的分析中屡见不鲜。最后它还表明，尽管情况各异，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欧国家的政府在近代早期都能成功地征缴大量的收入。[18]

欧洲或西欧国家财政收入的其他形式

本文对西欧国家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税收收入。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欧洲还是其他地区，税收通常不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唯一来源。政府可以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它们也经常由此取得收入。其中一些属于稳定的财政收入，另外一些则无规律可言，有些甚至只是一次性的。对于西欧的统治者而言，这些非常规的，在某种程度上仅是一次性的政府收入，在一般性的调查中往往被忽略。我不会对此展开讨论，但是完全置之不理，也是极不恰当的。[19]

同样，欧洲国家之间甚至西欧国家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欧洲国家”这一表述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在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以及荷兰共和国，几乎所有的政府收入都来自税收且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以货币支付，或者是通过借款筹集的资金。在中东欧国家，很大一部分政府收入不是来自征缴的税收，而是来自比如政府拥有的财物或权利，而且很多支付都采用实物或劳役的形式。要想全面了解近代早期政府总的财政收入，就不能只考察税收收入。全球各地政府的常规性收入还有一种经典的形式，起源通常比税收更为古老，即来自领地的收入。欧洲各国在这方面同样有显著的差异。[20]在中欧国家，领地一直非常重要。在1740年的普鲁士，国家财政总收入中大概有45%来自该国的领地。1800年这一数字大约为40%。[21]在18世纪后期的数十年中，奥地利的政府收入中可能有大约20%来自国有财产，这既包括来自领地的收入，也包括采矿和铸币的收入。[22]就这些国家而言，来自国有财产的收入总是被计入对政府总收入的估计中。因为这些收入太重要了，是政府总收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法忽略不计。在1478年至1844年的撒克逊以及1653年至1913年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共营业盈余”极为重要，这是指“除单纯的税费征缴以外，来自王室和公共经济活动的各种净收益。典型的项目是来自领地和森林的收入，也包括一些来自王权的收入，如采矿、制盐或其他垄断产业”。[23]据我推测，中东欧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对于西欧国家的政府而言，国有财产或“王权”作为收入的来源，没有那么重要。在整个18世纪，英国的国家收入中来自领地或其他财产的比例平均不到5%。对英国的估算，学者们通常主要关注税收，虽然数量很少的其他收入来源可能也包括在内，但经常不会明确指出。科祖布明确考察了这些收入，他认为1688年以后，英国议会掌控之外的财政收入，即出售专营权和土地以及来自铸币的收入，从来没有超过总收入的3%。[24]无论准确的数字是多少，这部分收入无足轻重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还呈现下降趋势。平均而言，法国的这类收入比重为5%~10%，在18世纪初期更低，但是在大革命之前升至12%左右。[25]

19世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欧洲国家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来自国有财产的收入重新变得重要起来。但此时这类收入主要不是来自领地或类似的财产，其来源更为多样化，比如来自王权的收入，即政府垄断某些权利或视之为特权，强迫民众为之付费；来自港口或矿厂的分红；来自邮政和铁路等政府企业的收入。在19世纪晚期的普鲁士，来自铁路的利润对中央政府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一度被称为“铁路之国”。[26]由表9中的数据可知，这部分收入的增长实际上有多显著。

西欧国家获得财政收入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出售“官职”。在法国，国家主要有两类职位。只有少数为政府工作的人是“委员”（commissairy），即领着薪水并为其工作的雇员。据估计在1784年这部分人仅占全部职员的大约20%。[27]大部分职员是“官员”（officier）。这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占有了自己的“岗位”，这通常是因为这份工作是他们买来的，或者因为他们直接继承了这份工作，或间接地从继承这份工作的人那里得到的。法人团体会保护自己的产权。大部分占有自己岗位的“官员”并不从事任何实际工作，也不缴税。成为“官员”意味着获得了尊贵的地位。这一类人数以万计。在他们购买官职时，所支付的费用成为国家一笔不菲的收入。但这仅是一笔暂时的“意外之财”。由于政府不能对这些新晋的“官员”征税，反过来还要给他们提供一些报酬，这样一来，政府就逐渐失去了对其“官僚体系”的控制。“卖官鬻爵”之风在三十年战争的后期与路易十四统治的后期尤为盛行。只是伴随着大革命，这种现象才在法国绝迹。“卖官”的确给法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仅举一例，在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时期（1689—1697）, 61%的王室开支是由征税筹集的，其余39%来自创建新的领干薪的官职。据估计，仅在1689—1713年，法国王室通过卖官得到的收益就有大约7亿里弗尔之多。[28]在我们计算的法国政府收入中包括了这项来源。在英国，至少与政府总收入相比，这项收入是微不足道的。

表9 来自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及国有财产的政府收入占比：1760—1850年

资料来源：Mann ,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第2卷，第382页。详细的解释参见Mann ,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第2卷，第387—389页。

在统治者仍被认为应该“自立”的年代，来自领地的收入是至关重要的。那时贡品与劳役是统治者的另一项收入来源。在18世纪的西欧诸国，一般而言政府已经开始减少对臣民的此类需求。然而在法国这部分收入不可忽略，18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场有关交通设施劳役价值的争论就说明了这一点。时任法国财政大臣内克尔估计，这些劳役价值2000万里弗尔，这还不包括大巴黎地区和所有王室的领地。当时政府总收入的量级在5亿~6亿里弗尔。在旧制度行将结束的时期，这样的劳役原则上可以以币代劳。[29]然而直到1836年，法国政府仍然要求农民每年提供3天的劳役来维修道路。[30]

所有西欧诸国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强制劳役，是征召臣民在陆军和海军中服役。这一政策在普鲁士、哈布斯堡帝国和俄国等国尤为盛行，这些国家雄心勃勃，但又资本匮乏。用蒂利的话说，在这些“极端专制的国家”，政府时常下令向民众征召男丁、粮食和牲口。这对民众而言是极大的负担。比如在这些国家里，应征入伍的国民必须终身服役。在1701年至1714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时期，维也纳征召了超过28万人。在1734年至1739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与土耳其战争期间，这一数字为14.5万。尽管越来越多的军事骨干人员是自愿入伍的，但是直至1868年普通士兵仍然是强制征募的。举两个例子，在普鲁士，1756年有1/2的士兵是征募来的，1763年则为2/3。[31]

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推行的征兵制，被认为是现代大规模兵役制的开端，这在当时只是一项应急措施。这一制度的正式形成是在1798年。按照这一当时引入的制度，原则上来讲可以征召200万~300万男丁服役。法国和普鲁士有关“大规模”兵役制的尝试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达到高潮。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后，普遍兵役制出现了，这实际上变成了一项永久性的政策：意大利是在1862年，德意志帝国则是在1871年。英国没有正式的兵役制，直到1915年才实行。然而危难之时政府就会强征男丁入伍。通过强制力为海陆军征兵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即便英国在这方面比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更好些，有不少民众自愿入伍，也很难将这种征兵制度视为“自愿的”。原则上，这些民众服役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几乎“终身”都在服役；在实践中，只要战争还在继续或者他们的长官还需要他们，他们就不能退伍。[32]贫困和走投无路是这些人选择从军的最重要原因。很明显，我们讨论的是国家以这种方式征用的成年男子劳役，其数量极多。但绝不能忘记，军事人员除了实际投入战斗以外，还要从事各式各样的工作，尤其是在殖民地他们还要从事修路和修筑堡垒等工作。

以上这些也许还不是欧洲统治者强占劳力的所有形式。在济贫院工作的劳力或被强制劳动的囚犯也可以包括在内。[33]囚犯通常会被送往殖民地。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被送往殖民地的囚犯是被处决囚犯的7倍。[34]那些没有殖民地的国家，则可以将囚犯卖给别的国家。在18世纪，德国政府将部分囚犯送往北美做奴隶，而不久后的普鲁士则将重刑犯送往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当劳工。[35]在本书的第307—313页，我将回到这一话题，详细讨论非自由劳力对英国及其经济发挥的具体作用。届时我还将提供量化的资料，说明这类劳工征募的重要性。

统治者始终四处寻求熟练工人和“专家”。他们试图以各种特殊优待，甚至不惜采用绑架的方式将其招至麾下。阻止拥有一技之长的人离开本国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很正常的做法。也有各种例子，有些恰好拥有资本或某项技艺的人被迫离境，之后却在另一个国家大受欢迎。最有名的莫过于犹太人和摩里斯科人的故事，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之前他们被逐出西班牙。还有在漫长的18世纪一开始时，被迫离开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但是也有人可能会想起2万名离开萨尔茨堡的新教徒，他们在1732年投奔普鲁士。[36]如果统治者认为有太多不服管教且百无一用的人需要养活，也许就会想尽办法将其赶出国门。当他们开始意识到大量人口就意味着大量劳动力，从而也就意味着大量财富时，便开始放弃这种做法。[37]被驱逐出境的移民通常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少意外之财。比如在被驱逐的新教徒中，大约有4万~5万投奔英格兰，5万~6万投奔荷兰。这些新教徒并不是近代历史上唯一一批因为政治原因被迫离开法国的群体。在大革命期间，大约有13万牧师和贵族离开法国。当“荷兰革命”期间西班牙的军队占领荷兰南部时，大约15万新教徒背井离乡，这些人通常比较富有。他们成群结队地迁移，带走了自己的财富和技能。[38]在迁移的途中许多财产被官方或他人剥夺。这也为国家带来另外一笔意外之财。

在比较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史时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倾向，那就是西方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与东方私有财产的“不安全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些坚信市场能够带来福利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中，这一观点尤为盛行。这是从一些更为偏向欧洲历史的文献中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剥夺各种财产特别是来自特权的财产，如贵族或教会拥有的土地或财产，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首先，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证，就是宗教改革时期收缴教会财产。1536—1552年，英国王室收缴并出售的天主教会土地，大约占当时英国总农田的1/5~1/4。因此王室也承担起了为以前的修道士提供生计的责任。[39]在这一过程中，教会和王室之间的财政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神职人员缴税也成为王室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从16世纪50年代起至1642年，中央政府直接税收收入中约有1/6来自神职人员。[40]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战结束后，价值超过500万英镑的土地被充公。保皇党为避免土地充公而缴纳的罚金高达130万英镑。[41]光荣革命以后，王室的土地几乎全都以低价出售，或干脆直接赠送。[42]1720年在所谓的南海骗局中，中央政府诱使许多以永久年金形式持有政府债务的民众将其手中的年金转为可赎回的股票。最初股票价格上涨，但是泡沫最终破裂。中央政府当然不是无辜的。因为通过这一骗局，中央政府得以摆脱高利息且无法赎回的巨额年金。然而这构成了事实上的违约。[43]当然人们同样可以认为，在圈地运动和篡夺封建宗族财产的漫长过程中，大量“消失”的公地也构成了这种违约。但是，如果仅是借用马克思的话指出这是近代发生在英国境内的——当然在境外也同样如此——十分重要的“原始积累”手段，似乎还不够恰当。

掠夺教会的财产，以欺诈手段转让国有领地，窃取公地，篡夺封建宗族的财产，以冷酷的恐怖手段将其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这些原始资本积累形式却得到田园诗般的赞颂。[44]

在英国，即便是在光荣革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充公这一做法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想想奴隶贸易的废除或者奴隶制本身吧。[45]而且在战时英国政府还毫不犹豫地征用私人船只和水手。在那个后来创建荷兰共和国的地方，也同样如此。16世纪中期以后，主要省份内的教会与慈善机构至少拥有5%~10%的土地。在荷兰新教徒反抗西班牙天主教统治的1568—1648年，这些土地被充公，为城镇或省份所有，用于各类慈善事业。[46]在16世纪初的瑞典，基督教拥有的土地约占所有农业用地的1/5。但在1560年，所有的基督教土地被清算，所得被王室收归囊中。[47]

在漫长的18世纪，以教会“改革”的名义将其土地充公的做法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但在这个世纪也存在大量的土地征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教会”轻而易举地就拥有了全国10%的土地。贵族手中的土地大约是其两倍。大革命期间400万~500万公顷的教会土地被充公，却未收到任何补偿。与此同时，神父变成了政府官员，并发誓效忠共和国政府。大革命期间，贵族丧失了将近一半的土地。从1825年开始，政府以发行债券的形式作为补偿，即所谓的“流亡贵族十亿债券”（émigrés billions），但是这些补偿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土地回购，其实际价值也很快缩水到大约6.2亿法郎。[48]18世纪80年代，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约瑟夫二世关闭了全国境内将近1/3的修道院，并变卖了这些修道院的财产。约瑟夫二世因此获得6000万弗罗林的收益，这一数额相当于当年全部的税收收入。而剩下的修道院，只有保证未来会做些有益的工作才得以存续。[49]在西班牙，剥夺继承权或者“没收充公”是一个漫长、复杂、时断时续的过程，从国王查理三世于1759年至1788年在位时开始，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在将特权财产转变为私有财产的过程中，仅在1836年至1895年就有将近615000处地产，涉及1000万公顷土地，几易其手。这大约占当时所有农田的1/4。[50]1798年至1900年所有被剥夺继承权的土地的总价值合计1280.8万里亚尔，而1里亚尔折合1.2克白银。[51]剥夺教会财产并不意味着政府本意要反抗教会或者企图消灭教会。在由剥夺土地继承权而来的收入达到顶峰的那40年中，国家用于维持教会运转的费用，实际上要高于变卖教会财产带来的收入。[52]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我提及的欧洲统治者干预产权的活动仅限于发生在本国境内的案例。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土著居民原则上没有任何权利可言。[53]

除此以外，西欧国家另一种攫取资源的方式是债务违约，这种方式攫取的是臣民的钱财。在这方面我们也会发现国与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比如在借贷体系高度发达的英国和荷兰，英国甚至建立了管理长期债务的体系，与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存在巨大差别。这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前的法国，它当时尚未建立起货币财政制度以有效处理巨额债务。在这些国家，政府“信用”常常只是政府违约的一种较为委婉的说法。政府违约最终便成了强制民众为国家付款的手段。这部分钱财也因此被当作一种“正常的”和经常性的政府收入。至少在19世纪初期以前，英国和荷兰的政府仍然会照例偿还应付的债务。由法国政府扶植的荷兰王国（1810—1813）的违约方式是将利率降至原来的1/3。在1559年、1598年、1634年、1648年、1661年、1691年这几年，法国政府曾经完全或部分违约。同样的故事在1714年、1721年、1759年、1770年以及1788年多次重演。1797年第一革命政府的违约涉及2/3的国家债务。政府欠贷款人的26亿里弗尔债务就这样被一笔勾销。[54]又如1820年普鲁士，政府宣布1.8亿塔勒的公债账户“永远处于关闭状态”。[55]哈布斯堡王朝面临的是负债过多的问题。1811年和1816年哈布斯堡王朝几近破产，1811年只有能力偿还1/5的债务。[56]1557年至1696年西班牙政府完全或部分违约的次数不少于14次。[57]在近代欧洲，政府违约的例子不在少数。同样，历史上也不缺少通过货币贬值隐蔽征税的例子。事实上这一策略在政府中很受欢迎。因为这使人们不得不缴纳铸币税，在无形之中克扣民众的收入。[58]人们也会联想起政府通过滥发纸币等手段制造通货膨胀，这也是一种使债务“缩水”的策略。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在这一问题上英国是“特别的”。1694年货币改铸以后，银币和金币的价格互不相关。[59]以上三种政府摆脱债务的方式，无论是违约、制造通胀还是财政紧缩政策，都让民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我们研究的这段时期，英国没有实施其中任何一种措施。

最后一种常常被忽视但是确实是由人民向国家“缴纳”的一项“税收”是驻扎部队。其实对于乡镇而言，这是相当沉重的负担。驻兵通常驻扎在一国境内，如果驻扎于敌境之内当然再好不过了，但实际上驻兵常常驻扎于母国境内。总体而言，尽管西欧国家派出驻兵的频率在18世纪有所下降，但仍有国家保持了这一传统。例如英国就一直派兵驻扎在爱尔兰。[60]在中东欧，政府希望民众能够为驻扎在本地区的部队供应粮食。为了控制成本，这些驻军常常被鼓励尽可能自给自足。[61]

以上所举的例子并不完全来自漫长的18世纪，也并不完全来自那些在本书中举足轻重的国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影响我接下来想要提出的观点：侵犯私有财产和操纵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东方暴君的专利。当然这并不否认某些财产在西欧确实被保护得非常好。在英格兰，死刑犯数量从1689年的50例增加至1800年的200例。大部分犯人是因为各类盗窃行为被判决。正如某位研究近代犯罪史的专家指出的那样，直到1800年至少在理论上“英国的财产仍然受到有史以来最广泛的死刑制度的保护”。[62]

战争赔款与劫掠赏金

战争几乎是西欧历史永恒的主题。稍后我们会讨论欧洲的战争带来的惨痛代价，这让中国相形见绌。战争成本高昂，因为各国为之押上的赌注如此之高。这意味着战争也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无论最终收益和代价如何权衡，战争总归可以为获胜一方带来收入，比如胜利者可以得到战利品、赔款、割让领地和特权等。战争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在第二章和第五章进一步讨论。在这里，我将战争简单地视为政府收入的直接来源。当然，将由战争带来的各项额外收入一一清点有点不切实际。我将主要分析战利品和支付的战争赔款。前文提到了拿破仑帝国的“壮举”，即正如大卫·贝尔所言，它“开创了洗劫艺术的先河”。[63]对于拿破仑而言，以战养战才是真理。传统的洗劫一空的策略被认为太过随意。于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系统的方法，即强迫战败方支付大量金钱或其他形式的战争赔款。[64]1806年至1812年，拿破仑从普鲁士“征缴”的钱财总计超过5亿法郎。这相当于从每位普鲁士居民那里至少搜刮了225克白银。[65]据称，1803年至1814年法国纳税人为拿破仑战争支付的成本“仅”占战争总成本的60%，在战争耗费的42.59亿里弗尔中，超过17.43亿可以从战败国的赔款中得到补偿。[66]拿破仑自己就曾炫耀说，他从手下败将那里得到的收益已经超过20亿法郎。他尽可能地避免信用贷款。在拿破仑看来，国家债务是“不道德且具有毁灭性”的，认为它会“不动声色地削弱国家的基础，并使当代人遭到子孙后代的诅咒”。[67]在拿破仑最后一次战败时，法国背负的战争赔款已经超过18亿法郎。这相当于当年法国GDP的18%~20%。平均而言，每人需要承担270克白银。[68]1871年被德国击败后，法国需要支付的战争赔款已经高达50亿法郎，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30%之多。这也意味着，平均每位法国居民需要负担500克白银。在特定条件下，[69]支付这样的赔款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当然，接下来我还将提供更多相关的例证。

战争还使个人获益，为政府工作的人可以得到额外的收入，这也可以算作政府的收入，因为这可以减少政府支付给雇员的工资。所有被皇家海军雇用的海员，都有权获得所谓的“劫掠赏金”。当然每个人获得赏金的数量不同，高级人员比普通雇员获得更多种类的奖励。被俘获的军舰和商船被视为一种赏金，船上的设施和货物通常会被拍卖。拍卖所得的现金数额巨大，并在俘获这些船只的船员之间分配。从1744年3月到1745年4月，俘获一支英国军舰和武装私船获得的总收入约为492万英镑。在1803年至1810年，这一数额可以达到700万英镑。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人由劫掠赏金获得的收益合计约为3000万英镑。这一数字实在大得惊人，已经与当时荷兰共和国的GDP不相上下了。[70]

这里提到的“武装私船”，按照国际法被定义为“属于私人所有的船只，经战争委员会授权，在海上航行时允许采用战时一切手段，抗击敌国船只”。[71]武装私船通常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以确保它们服从政府指示，同时船只的使用还必须接受政府军舰的检查。原则上武装私船有别于海盗。一般来说，海盗意味着“由一些独立于任何政治实体的群体，在海上或者无主土地上或一国的领海之内实施暴力行为”。[72]还有不少例子可以说明，政府如何通过“外包”暴力行为，以降低成本，增加收益。[73]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期间（1739—1748），纽约的武装私船俘获了超过240艘商船，总价值超过62万英镑。接下来，这些武装私船又肆无忌惮地掠夺荷兰，给荷兰带来的损失高达130万英镑。整个战争期间，约有3500艘敌船被俘获。仅仅在七年战争（1756—1763）的前四年，原本与法国进行自由贸易的中立商船也被列入“掠夺名单”。英国的武装私船洗劫了1000艘法国船只。法国也“以牙还牙”，俘获了300艘英国船只。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期间，支持叛乱一方的美国武装私船俘获或摧毁了600艘英国船只，总价值约为1800万美元，同时俘虏了16000名英国战俘。1803年至1815年，法国武装私船俘获了5114艘英国商船。[74]如此一来便不难理解王文生的观点：“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帝国政策从未支持任何政府授权的海盗行为，或任何形式的海上军事扩张。”[75]

政府降低直接成本或者增加收入的形式还有很多，其中许多都可以被归入“外包”暴力行为的范畴。比如一些军事承包商就承担了许多政府不愿意或无力独自承担的活动。通常政府更乐于使用海外雇佣军，这样本国的居民就可以从事其他生产性的劳动。如果这些雇佣军由特许公司支配或指挥战斗，政府便无须再操心。此外这些军事企业还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给政府带来收入。政府计划征税时，有时也会采取这样的“外包”方式。包税制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至少在当时看来，包税制是合理的。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政府出售官职或特权。在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一些文献，在漫长的18世纪清政府也越来越多地采取了某些“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措施，将一些政府行为“外包”给“市场”或“其他主体”。在我看来，自乾隆以后清政府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76]

对于那些坚信“优胜劣汰”的学者而言，如果仅仅从降低成本、储蓄、直接收入或间接收入和利润等角度理解前文，将很容易产生误解。当然前文提及的各国政府用以增加收入的各项措施，通常都与低效率、高成本以及统治权在长期中的削弱密切相关。同样，中央政府一方面认为各式各样的外包活动应适可而止，另一方面又常常发现克服既得利益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甚至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必要时放弃统治权会是一种最佳的选择。[77]政府活动的私有化曾被认为是政府的最优选择或者至少是较优的策略，如今却变成了争论不休的议题，说明对这种做法是否有效率，一时之间难以达成共识，恐怕也不存在毫无争议的一般性答案。我将在必要时就一些具体情况展开分析。

由殖民地和暴力与统治外包带来的收益

最后一国政府还可以直接，当然也可能间接地从海外“殖民地”获得收入。比如在海外殖民地征缴的税收或者在海外殖民地获得的收入，数额是十分巨大的。但是这些收入通常被囊括在一般的税收收入中进行讨论。对于像英国和荷兰共和国这样的国家，直接对“殖民所得”进行征税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就直接征税的“度”而言，英荷两国政府却与西班牙政府不同。特许公司在英荷两国开拓海外殖民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特许公司是（半）自治实体，而非皇家公司。这意味着原则上它们自主运营，自主分配收益。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司不向政府缴纳一分一毫。实际上它们最大的“贡献”在于代替政府统治好“它们”的领地，可以为政府节省相应的开支。比如印度在法律上是属于英国王室的殖民地，但东印度公司在统治印度时，却几乎像一个拥有独立财权和军权的自治国家的政府。自由贸易与掠夺给东印度公司带来巨额收益，以致英国政府难以遏制分一杯羹的欲望，当东印度公司成为孟加拉的征税人后，被迫同意每年向国库上缴40万英镑以使国家分享部分税收。此外东印度公司还需支付特许权合同续约的费用。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它通常会在资本市场上以购买债券的方式成为国家债务的重要投资人。其他的公司如皇家非洲公司、南海公司等，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78]当然国家还可以对特许公司的常规贸易征税以获得收入。这部分收入的数额也不容小觑。[79]大量的收入被汇回英国。当然这部分收入在讨论时已经被囊括在总税收中。关于“榨取自印度的财富”，其具体数字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毫无疑问，这部分钱财还无法和当时清朝来自海外的收益相提并论。[80]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存续时间不如英国东印度公司长。后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逐渐成为一个消耗国家财力、负债累累的包袱。最终，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99年宣告倒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东印度群岛对后来脱离法国人统治的荷兰王国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荷兰从英国手中接管当时的“印度尼西亚”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被另一家垄断巨头即荷兰贸易公司取代。在所谓的“耕种制度”下，爪哇农民被迫种植出口作物。1830年以后，所谓的“殖民综合体”（colonial complex）对于政府财政而言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政府开始全面支持“殖民综合体”的发展。19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来自殖民地的收入被认为是“调节整个荷兰财政的浮子”。[81]19世纪40年代殖民地收入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40%。这一比重在之后的20年里甚至还在提高。来自殖民地的收入已包括在我的估算中。[82]

接下来作为分析和比较的出发点，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中央政府收入的数据将会以表格的形式呈现。这些估计值可能偏低，因为并不是所有常规或非常规的收入都被计算在内。然而为了方便讨论，我决定在考察欧洲国家的政府收入时主要关注税收。当然，一些已经声明的例外情况除外。现在来考察一下清朝的情况。

康乾盛世时期政府的税收及其他收入：主要观点

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清朝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呢？接下来，我争取一气呵成，分析这段时期中国的情况。因为相较于1792年至1815年战乱频仍的欧洲来说，清朝在这160年里既没有发生根本变革，也没有加快发展的脚步，甚至可以说几乎一成不变。具体而言，清朝的政府收入、征税方式和征税对象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有新税种产生。到19世纪60年代，政府收入总额才有实质性的增加。然而，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在这一时期白银与铜币的兑换率大幅度上升，甚至一度超过2500∶1。这使那些普通的纳税人苦不堪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用更多铜币兑换白银，才能够正常缴纳税赋。

在能够找到的西方文献中，关于清朝税收方面的信息少之又少。因此对清政府税收状况的解读就比英国更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清政府并没有做到财务透明，尤其是没有对汉人透明。无论是日益积累的现金财富，还是国库里的宝物，又或者是征收的税款以及工程建设款，无一例外都由满族贵族掌控。1885年以前，从未有过汉人担任户部和工部尚书。同样，内务府在此之前也从未有过汉人官员。[83]因此，在那以前汉人对国家的收支状况一无所知。如果你阅读文献，就会发现我们仍然缺乏系统连贯的清朝税收信息。1898年清政府曾经尝试采用年度预算，但这一改革以失败告终。直到1909年中国才开始采用年度预算的方法，以对本国的财务状况有大致了解。这一制度大体上以如下方式运行：由户部集中分配税收用于各项开支，同时由各地政府分散进行征税。与法国一样，清政府收支的官方数据并没有将一切款项包括在内。比如，对皇室宗亲的津贴就从未公之于众。满清入关以后，皇室宗亲的人数约为2000。19世纪初，这一数字就已经超过30000。供养这些宗族成员，少说也要花费几百万两银子。除了税收和给贵族的津贴之外，还有一些收支未列入“官方”统计。[84]户部与内务府这两个掌管关税、盐业专卖以及官办制造业的机构，其官僚体系在1662年至1796年膨胀了3倍之多。[85]除了支出的增长，清政府的收入来源也日趋多样化。先以税收为例。在清朝，户部负责税赋收缴的相关事务。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土地税，或者更确切地说从1713年起土地税与人丁税是最重要的税种。除少部分可以用实物支付外，大部分税赋需要以货币的形式缴纳。[86]除了这两大主要税种，当时还存在一些次要税种，比如单独的粮食贡赋、盐税和关税。这里的“关税”不仅包括对广州进出口贸易征收的税款，还包括对国内贸易的征税。统一管理所有开放口岸的海关直到1858年才正式成立。[87]

尽管对清政府的实际收入有不同的估计，但其中的差异并不显著，因此不会改变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正如前文所说，相比具体数字，量级才是最重要的。它相对清晰，并且不会产生争议。在我查阅的所有文献中，关于清朝在1750—1850年中央政府实际收入的估计值，最低是3000万两白银，最高为8000万两白银。相关参考文献请查阅附录B。在这些收入中，只有一小部分[88]最终到达京城。但是，那里的中央政府却决定着大部分收入的支配。

关于18世纪清政府的实际收入还存在一个更高的估计。这一估计是由当时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勋爵根据一位清廷使者提供的信息得出的。根据他的推算，当时清政府的收入约有2亿两白银之多，其中1亿两来自常规收入，剩下的部分来自额外收入。在所有收入中，仅有1/6缴归国库。剩下的由朝廷实际支配。[89]和马戛尔尼一同前往中国的约翰·巴罗在后来写下的中国游记中也确认了这一观点。更有趣的是，他在游记中提出，这也就意味着1803年英国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所得大约为3300万英镑，按照3两白银兑1英镑的汇率计算，如果以白银计价进行比较的话，当时英国居民的税负是中国老百姓的15倍。[90]19世纪初至40年代，清朝中国税收收入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1849年，税收达到4200万两白银。到19世纪50年代，这一数目开始显著增长，到1911年达到3亿两白银。

在巴罗的文献中，税收似乎简单地等同为政府总收入，就好像朝廷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但是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首先，正如王业键在其著作中说明的那样，官府在征收土地税时，会额外征收一笔“附加税”。[91]根据他的估计，1753年征收了5600万两白银的税收，另外还有1800万两白银的附加税。这一附加税占官方税收总额的比重超过了30%。考虑到在18世纪初最为重要的土地税的收缴近乎固定，且常规的政府收入非常低，附加税实际上成为一种正式的税赋。附加税的数量由地方官员在权衡官府和百姓的利益后决定。地方官员在确定附加税时，通常需要咨询当地长老与士绅的意见，并请求得到省级政府的许可。在经过朝廷的允许后，省级政府制定的税率可以适当偏离官方水平。[92]

表10 康雍乾年间清政府常规性税收收入（单位：百万两白银）

资料来源：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59页和第61页。

除此之外，王业键还提到了所谓的“献金”，并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献金”是向那些曾对公共事业有所贡献的人授予官职、专利、头衔、军衔或学位，由此带来的收入。实际上，这一合法的“献金制度”只不过以“奖赏”之名，行卖官之实罢了。根据王业键提供的数据，18世纪末仅是出售名义上的学位、头衔和军衔，每年就给清政府带来300万两白银的收入。出售官职每年能够带来的收入在200万~3000万两白银。尤其是在19世纪初期，出售学位、头衔和官职带来的收入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雍正年间（1723—1735），这部分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9%。乾隆年间（1736—1795）这一比重上升至17%。嘉庆年间（1796—1820）这一比重超过了54%。在道光年间（1821—1850）这一比重终于降至36%。在此后历代皇帝统治期间，这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93]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比重相当高，此处所谓的“政府收入”仅指政府总收入（除去贡粮）中实际到达京城的部分。正如前文所述，这只是政府总收入中的一小部分。白莎指出，道光年间户部中央国库的总收入从未超过2000万两白银。[94]1799年至1850年仅按100两白银的价格出售在最高学府国子监就读的监生资格，就能带来超过7400万两白银的收入。捐监是一些官僚步入仕途的入场券。1764年22.4%的地方官员曾经以捐献的方式取得监生的称号。1840年这一比例为29.3%，1871年上升至51.2%。与此同时，直接售卖官职也十分盛行。1798年1437个中央官职、3095个省级和地方官职被出售。这当然只是个别例子，也不是每年捐官的收入都有这么多，但是有关的数字仍大得惊人。[95]靠钱财而不是学术造诣发迹的旁门左道居然愈演愈烈，在危难关头尤其如此。19世纪中叶以后，捐官变得比科举制度更加重要。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尽管清政府由此把科举考试作为阶级流动的首要渠道，[96]但太平天国被镇压后，科举却成了步入仕途的次要途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捐官每年可以带来400万~600万两白银的收入。[97]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在本书讨论的这段时期，王业键提到的第一种献金带来的年收入在几百万两白银以内。[98]虽然这一数额十分巨大，却不足以使政府总收入的量级发生质的变化。

王业键提到的第二种献金来自商人。根据他的观点，尽管这一部分收入有逐年上涨的趋势，但是从总量上看却相对较小。他提供的数据显示，1735年至1820年这一类献金的总额为4000万两白银。这一数字仅包括大盐商和广州行商的捐献。[99]但在我看来，这一数字低得可疑。[100]而且王业键又补充道，这些献金是否真正入了国库，还有待考证。因为这些商人通常都负债累累，捐献只是名义上的。基于本人阅读的文献，我感觉由于这些献金很多是以非正式的方式提供的，那些不得不提供正式献金的捐献者，可能不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清政府从来不必为这些献金提供回报，更不用说为之支付利息了。这与西欧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

也许有人会问，献金应该被计入税收，或者应记为其他常规性的政府收入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它们是清政府收入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此外，这些献金的数额十分巨大。这也就意味着，尽管估计这部分收入数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是如果忽略这部分收入，将使整个分析出现误差。也有人认为，纳税和捐献的区别在于纳税是强制性的而“捐献”是自愿的。这种说法未免太过笼统。许多捐献者的确并没有被强制，并且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回报，这就是所谓的“互惠”。在我们研究的这段时期，科举制度从未被捐官制取代。尽管总有人希望能通过捐献谋得一官半职，但是，如果这些人希望得到真正掌握实权的职位，恐怕只是黄粱美梦罢了。

另一方面，尽管有的捐献并不是“被胁迫”的，但仍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政府会“说服”人们捐献，以帮助那些饥荒的受害者。所以，正如魏丕信所言，所谓“自愿捐献”与“被迫捐献”之间的界限其实十分模糊。根据他的观点，“尽管政府并没有责令富人必须捐献，却指责富人的自私自利，并且向那些自愿捐献的人授予殊荣和官爵。这便是他们呼吁慈善和慷慨所用的冷酷无情的方式”，“直接强制捐献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不愿意捐献的人会被公开批评为“自私自利”。[101]尽管政府虚伪地禁止了对这类人的勒索和迫害，但是富人的这种形象极易引起民众的公愤。只要浏览文献就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案例，士绅和商贾为了不被视为“奸商”或“为富不仁”，被迫去帮助穷人。[102]尤其对于盐贩和行商以及有意与中国人做生意的洋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清朝也许不像古老的黑暗传说描述的那般暴虐，但是，如果只关注它仁慈的一面，不免有失偏颇。然而从宏观经济的视角看，以上的总结还远远不够。

最后，王业键还提到了来自公共事业的租金、利息和收益。根据他的观点，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这些收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他提及的租金和利息，实际上就是内务府而非中央政府的收入来源。因此，这些收入的重要性显然不可忽视。张德昌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19世纪中叶以前，内务府的巨额收益并没有超过户部的收益。”[103]考虑到大部分税收并没有送达京城，这一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尽管罗友枝并不认同这一观点。[104]陶博在其关于清朝内务府的著作中列举的例子也不支持这一观点。而这部著作恰好是张德昌有时会引用的。[105]令人诧异的是，就连张德昌自己举出的证据都无法有力地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的确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清初“皇帝私人开支”的规模显著扩大了。正如他指出的，内务府为政府提供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张德昌提到了一系列具体的收入来源：来自皇庄的收入，这部分的比重实际上微不足道；来自本国境内和附属国的朝贡；来自海关配额的收入；出售西洋参和皮草专营权的收入；来自罚款和财产充公的收入。1780年至1795年内务府有340万两白银的收入来自所谓的“自评罚款”。[106]其中来自商人的贷款、皇家当铺和城市地产的收入也可以计算在内。[107]毫无疑问，直到19世纪初期，内务府的资金通常会被用于资助各类政府活动。

政府收入的其他来源

按照传统“东方专制主义”的观点，清朝政府拥有绝大部分土地，而这些土地无疑会带来巨额收入。的确，当时土地大多为政府直接掌控或划拨给八旗军。但是，真正为清政府所有的土地，在农业总用地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108]内务府从这部分土地中获得的收入，相对而言是微乎其微的。[109]尽管在19世纪50年代后，在普鲁士这样的西欧国家，公营事业的盈余已经相当重要，但在清朝，这部分收入一直少之又少。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相比欧洲，清政府几乎没有从国有财产或专营事业中得到任何收益，同样，也难以通过建立铁路网或邮政系统盈利。[110]正如前面所言，18世纪以后西欧政府从民众那里收缴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下降了。到18世纪末，这种捐纳商品或者劳务的方式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在清朝情况则大不相同。也许有人会想到强制劳役。强制劳役的形式有许多种，比如“战争”时期的总动员或者富豪提供的无偿公共服务。[111]这些无偿公共服务通常作为士绅自愿回馈社会的“礼物”，其目的是为了显示他们的仁慈、博爱和所谓的公心。[112]官僚也有能力捐赠，也许会觉得有义务回馈社会，因为他们的收入就是从社会各处得来的。所以，政府时常采取这种临时性的措施。这些措施相当重要。但是具体有多重要，我们无从得知。

在清朝，诸如征收土地这种获取收入的方式并不罕见。在一些案例中，征地所得甚至大得惊人。但相比政府总收入来讲，这仍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113]此外，在清朝，违约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因为政府从不借款。政府也从来不会用降低货币成色的方式增加收入或减少开支。如果有也只是操纵铜币币值，因为政府从未将金银作为铸币流通。因此，由统治权带来的收入相对较低。我们已经提到过，政府会征收火耗，即一种可被理解为蚀耗补贴的费用，就好比政府在征收谷物时往往额外征收一小部分，以作为运输途中遗失或损耗部分的补偿。[114]这给了地方官员一定的财政空间。他们可以利用这部分额外收入弥补日常开支，建设公共工程，甚至中饱私囊。由于地方官员具备一定的私人特权，且不受皇室事先的约束，因此在征税时他们可以制定高出官方税率10%~20%的税收政策。这样一来，“官方”税率和“实际”税率之间就存在很大的区别。有些地区高出的幅度甚至可以达到50%以上。一开始，清朝皇帝视其为“必要之恶”，置之不理。但雍正皇帝毅然决然地禁止了这种行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尝试着禁止这种行为。[115]据我所知，清朝廷从未强制征兵，或是让军队驻扎在本国境内。但是，强制囚犯劳动的例子却不在少数。通常这些囚犯会被流放到新疆或“满洲”。那些被我们称为“强制劳役”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对中国官方数字的深入分析

尽管我们掌握的中国的信息要比英国的少，接下来还是会稍微前进一步，更加细致地分析清朝中央政府的官方税收收入。此处的官方税收也包括其他附加税。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一直以来土地税作为最重要的税种，在整个清王朝统治期间基本保持稳定。仅有的小幅上升也只是来自农田的增加。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土地税收入大约为5000万两白银。然而，我没有找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的相关数据。其余种类的官方税收规模持续变小。乾隆末年包括附加税在内的政府总税收大约有1亿两白银。我开始考虑这一数字是否偏高。但是即便如此，这样计算的当时的总税收也只有3300万英镑，或者37亿克白银。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也只有11克白银。[116]前文提到，18世纪末“献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然，计算政府由于“献金”制度得到多少收入是一件困难的事。即便我们大胆假设，嘉庆年间献金已经变得和税收及附加税一样重要，在其鼎盛的时候政府总收入还是没有超过2亿两白银。19世纪头10年每个中国人负担将近20克白银的政府税收。除此之外，内务府也有收入。但是，我们缺乏进行比较研究所需的可信数据。即便内务府收入能达到年均1亿两白银，虽然这已经是土地税的两倍，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总收入也不可能在3亿两白银以上，这大约折合111.9亿克白银。在19世纪20年代，政府收入达到顶峰。此时的人口接近3.8亿。因此，人均政府收入为30克白银。在阅读西方文献时，我从未见过这样高的估计。但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英国与中国之前存在的巨大差别，我还是会将这一较高的估计值作为比较分析的出发点。这些数据只能说明1820年以前的情况。1820—1850年用白银计算的官方税收总收入没有增加，相反还出现了些许减少。

当然，政府开支从未高达3亿两白银。在我搜集到的1750—1840年的数据中，政府开支从未超过5000万两白银，折合1700万英镑。[117]这一数字甚至不到拿破仑战争后期英国中央政府年均开支的1/5。即便对清政府的总收入做偏高的估计，其收支水平相对于英国政府而言，也是十分之低。

漫长的18世纪中英两国政府收入更深入的比较

迄今为止，我并未在西方文献中看到囊括所有收入来源的清朝政府总收入的估计值。也许有人会问，凭借现有的资料能否得到这样的估计？诚然，以我略显粗糙并且偏高的估计来看，在本书讨论的这段时期清朝政府总收入从未达到3亿两白银。这就意味着，我将使用的“政府收入”数据，比欧立德、李中清、魏丕信以及王国斌估计的要高得多。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度。就我搜集到的资料看，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毫无疑问，除去税收外中国用白银计价的总政府收入的人均值，更不用说正式的税收，要比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低得多。如果考虑人均税收，那么这种区别会更加显著。与其说是区别，不如说是一种差距。无可争辩的是，“自由放任的英国”的税收比“东方专制的清王朝”的税收更高。如果除了常规的税收外，还考虑其他种类的收入来源，我们的结论也不会改变，即相比英国中央政府，或者可以把范围扩大到大部分西欧政府，清朝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少之又少。

读者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由中央政府实际支配的那部分收入，包括中央政府控制的地方开支。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那些提供“公共服务”的人们并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收入，或者没有得到足够的收入。因此，他们只能依靠“顾客”愿意为此支付的“费用”。老百姓就是所谓的“顾客”。由他们支付给这些人的金钱数额巨大。如果我们把这部分金钱计入税收，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中国老百姓的“税负”远超过官方数据显示的情况。实际上，我认为我们的确应该把这部分数额计入官方税收，因为这一部分支出是用于公共品和服务的。当然，这笔美其名曰“火耗”的费用到底有多大，我们无从得知。实际支付的金额通常是由参与各方讨价还价后临时决定的。因此，渎职、低效率和贪腐发生的可能性极大。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分析中国官僚机构时详细讨论。但是，即便是这部分支付的数额可以确定，它们也不直接进入任何一级政府的账目，因此，也就无法列为政府的可支配收入。

老百姓正式支付给政府的费用和为了被“统治”或被“管理”而实际支付的费用之间存在巨大差额，正如政府的名义开支与实际的公共建设支出也存在巨大差额一样。正如法国人所说，清朝“法律上的支付”和“实际上的支付”相当不同。这会给政府和人民带来消极的影响。如此一来，我们会看到一种“两败俱伤”的困境，那就是人们支付的多，但政府得到的少。此时民怨四起，老百姓觉得自己是贪腐的受害者。但实际上，这样的贪腐并没有让政府“获益”。在漫长的18世纪，清朝基础设施薄弱，无力维护长期的投资和设施。中央政府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政策执行不力，难以落实。民众向各式各样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进贡财物，但并没有享受到任何公共服务。这些“剩余”当然不会无故消失，而是落入了官员的口袋。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类“非常规的非税收入”在英国和荷兰共和国明显降低。法国大革命掀起的政府改革甚至在西欧国家完全取消了所有这类收入。所谓“非常规的非税收入”，是指一般性的国有资产收入以外的那些收入，这些国有资产收入随着时间推移又重新变得重要起来。但中国的情况却恰好相反。“非常规的非税收入”在19世纪下半叶变得尤为重要。各种临时性的敛财措施对政府而言已经习以为常。捐官这类破坏国家合法性的行为便是其中的典型。土地税大体上固定不变，只有到1853年以后中国才出现像新型贸易税或厘金这样的新常规税种。[118]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关于税收和税收政策的讨论经久不息，税收政策总是依据不断出现的经济问题而改变。这里有一个趣闻轶事，我认为可以视为一个典型案例：1760年英国仅是调节关税，就有800个独立的议会法案。[119]

接下来，我们将对中英两国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根据王业键提供的资料，1753年清政府包括附加税在内一共征收了7400万两白银的税赋。按照他的观点，当时其他来源的政府收入仍然微乎其微。[120]我们姑且以9000万两白银作为当时政府总收入来分析。这一数额折合3000万英镑，几乎是当时英国中央政府税收收入的4倍。如果这一估计可靠的话，这意味着在18世纪60年代，在人口数量仅为中国3%的英国，税收收入却是中国的1/4。即便我们采用邓钢估计的相对偏低的中国人口数量进行比较，当时英国的人口数量也仅为中国的8%。就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前夕，英国居民向政府实际缴纳的税收达到了1600万英镑，折合4800万两白银。此时，英国的人均税收为200克白银，是当时中国的20倍之多。那时中国的常规性税收收入在一个世纪以来鲜有增长。

正如前文所言，拿破仑战争即将结束时，英国中央政府税收总收入达到7000万英镑，税收净收入超过6000万英镑。1802—1817年英国中央政府的年均税收总收入大约为6000万英镑。除以当时英国的总人口即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人口总和，每年人均政府总收入大约为550克白银。这与当时中国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同时期的中国，即使按照最高的估值计算，如果不是过分的高估，中央政府从庞大的人口数量中汲取的有效收入仅为3亿两白银，除以约3.5亿~3.6亿人口，人均仅为30克白银。在19世纪初期，即便按照不切实际的“高”估值计算，清政府的总税收也仅比英国高出60%~70%。当时英国的人均总税收却是中国的18倍。因此约翰·巴罗在1803年声称，当时英国居民的税负是中国居民的15倍之多，也就不足为奇了。[121]实际上，我认为两国之间的差异其实更显著。在这里我讨论的是“有效收入”即实际由政府支配的那部分收入，而非“实际收入”即老百姓为服从统治或仅仅是被压榨而支付的税款。无论这些收入的具体数字为何，比较分析之后得到的结果，都是两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为我们分析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特别是在1801年至1817年，这样的差异尤为明显。1802年至1851年，英国的年总税收从未低于3900万英镑。这期间的年均总税收大约为6000万英镑。[122]即使我们将爱尔兰的人口计算在内（当时大约有2200万人），得到的每年人均总税收也有大约300克白银。此时的中国，人均总税收在半个世纪以来未有增加，甚至还有所下降。

如果我们采用李中清提出的估计值作为分析的出发点，那么这样的差异将更加显著。李中清提出的量级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他提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期，中国政府的税收从未超过6000万~8000万两白银，折合2000万~2700万英镑。更有趣的是，一些认为清政府能够有效管理国家税收的学者也接受了这样的估计。比如王国斌，一方面他认同李中清的估计，与此同时又坚持认为清政府“调配收支的能力要远远超出当时欧洲统治者的想象”。[123]就我搜集到的信息来看，这一说法并不是对所有西欧国家都成立。比如对于英国这个在我们讨论的历史大分流时期最重要的西欧国家，这一看法显然并不适用。此外，对于末代清朝而言这种说法也并不成立。1911年清政府声称征收了将近3亿两白银的税收，这显然使王国斌产生了误解。他写道：“羸弱的晚清政府征起税来却非同一般。”[124]在当时，3亿两白银的政府税收收入其实大约只占国民生产净值的2%~3%。这一比重相比其他国家，甚至相比中国过去，是如此之低。

政府收入和国民收入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其实并不乐观。当时一些官僚难免会对低税率有所抱怨。比如靳辅（1633—1692）在1677年至1688年任京杭大运河与黄河河道总督，他认为过低的税率是当时阻碍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三大恶”之一，其他两大恶为水利建设不足，以及相对于生产者而言消费者数量过于庞大。[125]陈宏谋（1696—1771）是乾隆时期的东阁大学士，同时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本人与大多数官僚一样是低税率的支持者。但是他也认为：“虑民之远利，不可吝于浩大工程。”例如，他认为需要大量投资水利工程建设。但是乾隆皇帝却因为要体现自己“节俭”“爱民”的仁君形象，反对在水利建设方面有更多的开支。[126]陈宏谋反对这样的“审慎财政”，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经济理念。这种理念还导致了官员在必要的工程前迟疑不决，直至灾难真正发生才有所行动。这种因袭孔子“廉政爱民”思想的行为，正是他认为的阻碍清朝政治经济发展的“第四恶”。[127]

对于那些认为18世纪清朝处于民困国贫境地的人而言，相对较低的政府收入并不会使他们感到意外。即使在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度，你也无法要求贫困的人民缴纳大量“赋税”。当然，此刻我并不想争论当时的中国是富还是穷。[128]我想说明的是，如果我们比较中国和西欧国家的国民收入中有多大比例归属中央政府，则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就这一比例而言，中国的政府收入并不太高。英国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毫无疑问，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一样，其经济财政史被研究得如此深入且“硕果累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对英国的估计仍困难重重。地区之间的差异加剧了估计的难度。但是，不同估计值的差异还未大到影响量级的确定。

那么，税收收入或者更准确地说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到底有多少呢？[129]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曾经研究了1715年至1812年英国税收占国家商品产出的比重。[130]根据他们的研究，这一比重在初期为16%，到1803年至1812年也就是拿破仑战争时期，上升到36%。在拿破仑战争末期，这一数值甚至更高。[131]在后来的著作中，奥布莱恩认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665年的3.4%上升到1815年的18.2%。[132]科祖布认为，在18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9%至13%之间浮动。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一比重超过了20%。[133]唐顿认为，英国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世纪初期的9%上升至1810年的23%。[134]戈德斯通则估计，1789年英国的税收占GDP的比重达到18.6%。这一比重虽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显然并不是“峰值”。[135]相对于其日益增长的GDP而言，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国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在19世纪30年代这一比重大约为10%。19世纪40年代这一比重为11%~12%。[136]这些估计值之间当然会存在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并不影响我们对量级的确定。我们要认识到，在英国以及大多数其他西欧国家，政府的开支通常会比政府收入更高。[137]

我们掌握的有关法国的资料虽然不像预想的那么清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18世纪80年代法国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小于10%，[138]并且这一比重并没有呈现线性的稳定增长。根据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的研究，1715年至1808年税收占国家商品产出的比重在1735年达到最高值，约为17%，而占GDP的比重约为12%,[139]此后又于1770年达到最低值。拿破仑战争以后，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甚至降至更低。1840年，尽管税收已经连续10年增加，但这一比重仍然小于10%。[140]在18世纪的荷兰共和国，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10%~15%。[141]在19世纪上半叶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0%~12%。[142]迪克森研究了哈布斯堡王朝各个领地，如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和加利西亚，他粗略地得出了以下估计，即在18世纪80年代战争导致其大幅增税以前，中央政府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2%~15%。[143]普鲁士的这一比重很可能和哈布斯堡王朝在同一量级或者略低一些。[144]对这两个国家而言，拿破仑战争以后，由税收以及其他收入来源构成的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比战时以及战争之前要更低。战争以后，这一比重低于10%。[145]

对中国的估计要比其他西欧国家复杂得多。实际上，我们对中国1880年以前GDP的估计更多只是猜测而已。表11是我根据最近的一些文献整理的估计值。

表11 清朝GDP的估计值（单位：百万两白银）

注：T.Liu,“Estimation of China’s GDP”一文的估计值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不太现实。更多初步但有趣的研究成果，参见Shi Zhihong, Xuyi, Ni Yuping and Bas van Leeuwen,“Chinese national income”。在近来的研究中，学术界达成了共识，即清朝的实际收入在我们讨论的大部分时期持续下降，并低于英国的水平。

资料来源：a.Feuerwerker,“State and the economy”，第16页。b.Guanglin William Liu, Wrestling for Power，第104页。c.Brandt, Ma and Rawski,“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第56页，注释230。因为这一估计值基于一些不合理的假设，因此我认为不可靠。d.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The Nanking Treaty System: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mproved economic performance”中，邓钢认为1833年的GDP为39.31亿两白银，1839年为43.25亿两白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06年6月5日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中，他提出中国1830年的GDP约为15万吨白银，或约为40亿两。e.Broadberry, Guan and Li,“China, 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表3。f.Ma, De Jong and Chu,“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第17页。g.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196页；Deng,“Miracle or mirage”，表9; Feuerwerker, Chinese Economy, ca.1870 -1911，第2页。h.基于以下文献计算所得：Ma, De Jong and Chu,“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第47页。

我们对政府总收入的估计也充满不确定性，不同估计值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所以，只能近似地估计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8世纪清朝的这一估计值为4%~8%。[146]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一比重没有增加过。根据我对政府总收入的较高估计，结合表11中邓钢对19世纪30年代清朝GDP的估计值，可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8%。在清朝存续的最后几十年里，政府的总税收收入增至3亿两白银。但这部分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远远小于10%。[147]如果我们将清朝分地区进行分析，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这样的分析对最富裕的那部分地区来说尤其显得不利。但是，在这些地区税收的征收并不那么严苛。

尽管以上数据并不那么确切，但我们依然可以得出结论，相比西欧国家的政府而言，18世纪以来中国人均政府收入是非常低的。同样，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均GDP也比西欧国家更低。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近代早期的西欧，税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令人费解的是，大部分加州学派的学者在比较中国和西欧经济发展时并没有对税收进行深入研究。在彭慕兰的《大分流》以及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这两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甚至都没有将“税收”作为相应的索引。当然，讨论税收占GDP的比重有时也会引发误解。这不仅因为近代早期不同国家的GDP以及政府收入的数据并不那么确切，还因为对于不同的税种而言，同样的税率也有着非常不同的影响。如果只聚焦于最高的赋税，那么考虑到当时相对较低的实际人均收入，英国和荷兰的税负无疑是巨大的。21世纪初期英国和荷兰的实际人均GDP是1800年的10倍之多。对于整个西欧，实际人均GDP在这一大段时期，增加了至少15倍。[148]通常消费者会把大量的金钱用于购买必需品。如此一来，政府征税的影响不容小觑。

英国的私人收入与政府收入

也许有人会批评说，迄今为止我们讨论了那么多数据，却没有说明这些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会提出以下问题：这些数额与当时的收入水平相比如何？这部分数额可以购买多少东西？一个人要工作多久才可以挣到这么多收入？的确，这些问题都很重要，而我也将尝试着回答。然而我想要再次强调的是，尽管这些批评者的观点很有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之前我们以白银计价进行的比较以及对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数据所做的分析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比较分析对于我们回答国与国之间的差别以及一国的货币存量等问题，十分有益。此外，研究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还有其他价值，这一比重可以告诉我们，中央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的参与力和影响力。

如果想要回答与国内状况直接相关的一些问题，仅凭我们目前得到的估计值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其他指标作为补充。第一个指标就是人均纳税额和当时工资水平的比值。首先分析非熟练工人的日工资。

表12再一次印证了将“欧洲”作为整体进行分析会产生误导。劳动者的“平均”日工资可以使我们确定，他们需要工作多少天才能凑够政府收缴的税金。首先，我们比较伦敦非熟练工人的人均名义工资与19世纪上半叶的人均纳税额。1800年至1815年一个非熟练工人每天的工资约为17.7克白银，大约需要工作30天才足以支付人均纳税额。[149]用白银计价的日均工资在19世纪头10年达到顶峰后一直保持稳定，并且有下降的趋势。我认为在19世纪40年代，同等条件下工人的日均工资比17.7克白银要少一些，同时工作不到20天的收入就足以支付税款。在英国，伦敦的工人日均工资最高，并且只需要工作较短时间就可以支付人均纳税额。[150]

表12　1750—1799年以及1800—1849年建筑工人的平均名义日工资（单位：克白银）

资料来源：Allen,“Great Divergence in European wages”，第416页表2。

当然，仍然有一些工人并不能像普通工人那样在平常光景时获得平均工资。上一段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男性雇佣劳动的日工资。此外，这些工人每年的工作天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通常一个家庭里也不只有一个人赚取家庭收入。另外，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工人的数量在增加，人们工作的时长和努力程度也在增加。[151]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些“典型化事实”关注量级。我们研究的时期是19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是我们分析的核心。在这一时期，英国居民的人均纳税额在头20年里达到最大值，为500~600克白银。并在这段时期的末尾达到最小值，约为250克白银。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计算平均纳税额，这些数据需要增加至4~5倍。

图3 英、法、荷三国的人均税负（以建筑行业非熟练工人平均工资天数表示）

资料来源：Van Zanden,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218页。

表13　1800—1850年伦敦以及英格兰南部各城镇平均年工资估计值（单位：克白银）

资料来源：Allen,“Great Divergence in European Wages”，第416页表1和表2。我假设每人每年工作超过300天。

基于高薪水和长工时的工人收入状况，艾伦给出的平均年工资的估计值很高。如果以上估计是基于范斯坦的数据，那么在充分就业的假设下，1780—1850年英国一个体力劳动者的平均年工资为2100~3700克白银。其中，3000克白银的年收入在英国较为常见。

在英国，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通常并不是唯一有收入的人。1787年至1865年，男性家长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0%~80%。当然这一比值会根据劳动部门的不同和时间的不同而变化。[152]哈勒尔和汉弗莱斯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妻子和孩子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在18世纪80年代这一比重是25%。到19世纪30年代这一比重已经超过40%。19世纪40年代在经历了经济危机以后，这一比重有所下降。19世纪60年代这一比重降至更低。[153]为了得到一个完整的平均家庭收入估计值，我们需要补充其他家庭成员获得的收入。让我们把这部分收入固定为男性平均收入的一半。

如果我们将男性平均收入的一半加入范斯坦对体力劳动者平均年工资的估计值，那么英国在1780年至1850年的家庭收入年均值为3400~5500克白银，大部分情况下为4500克白银。这些数字可以作为我们衡量平均纳税额与各类平均收入比重的依据。

表14　1800—1850年伦敦以及英格兰南部各城镇平均家庭年收入估计值（单位：克白银）

资料来源：基于Allen,“Great Divergence in European Wages”，第416页表1和表2。我假设每人每年工作300天。

艾伦给出的所有估计值都相当高。其实大部分人并不会在一年之内工作超过300天。一年275天至300天甚至更少的工作时长，看起来要更现实一点。此外，在任何时候充分就业的假设都显得过于完美。尤其对于熟练工人来说，其他家庭成员的劳动成本和回报被假设得太高。1801—1803年不列颠和威尔士平均家庭年收入的估计值一度达到了10000克白银。[154]在这种情况下，1803年一个英国普通家庭的收入大约为39英镑，折合超过4300克白银。[155]

无论是纳税还是收入，其实际价值的确定都要考虑当时的生活成本。生活成本的数据参见图4A和图4B。这些数据表明，国家税收相对普通民众的平均收入而言有多高。我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政府通过税收征用了多少“抽象”劳动，而不是民众为了支付税收，具体付出了多少劳动。然而，如果对实际税负有更准确的估计，当然再好不过。为了得到不同人群的实际税率，我们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1780—1850年英国很大一部分税收为间接税，即对非必需的消费品征收的关税或消费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消费品比如奢侈品，对税收的重要性逐渐减弱。一个人的实际税负取决于其消费了多少商品。因此实际税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选择。第二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纳税额和个人的收入与财富息息相关。[156]普通英国居民通常没有土地。他们的收入也十分低，以至于根本不需要支付所得税。拿破仑战争期间对收入和财富征收的赋税占税收总收入的将近1 /3。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前20年，为了支撑对法国的战争，英国开始征收额外的赋税。在此期间，根据1798年推出的法案，英国富人支付的所得税占所有额外赋税的60%。这一法案在1816年被废止，19世纪40年代重新生效。[157]在拿破仑战争进入尾声之后，土地税和财产税的税额持续降低。1840年至1849年这部分税额仅占税收总收入的8%左右。原本被废止的法案重新生效后，所得税的占比为6%，关税和消费税的占比为2 /3。这就意味着尽管有一部分赋税（有时甚至是很大一部分赋税）和寻常百姓并不相干，但是大部分普通民众仍然要承担税赋。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的最后几十年，这部分赋税并没有减少。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富人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重新开始支付所得税。这意味着在这一时期平均纳税额降低并没有使普通英国居民获益。如果考虑到第三个问题，即持续降低的物价水平，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的实际影响是增加的。

图4 英国的生活成本

注：（A）1696—1823年，根据Schumpeter-Gilboy价格指数计算的英国消费品价格，以1701年为100。

（B）1790—1850年，根据Gayer-Rostow-Schwartz指数计算的英国商品价格（包括本国商品与进口商品），月均值，以1821—1825年为100。

资料来源：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719—721页。

当时工薪阶层的实际赋税取决于其消费习惯。同样，由于时间、地区、具体所得不同以及一些高税率商品具有更高的价格弹性，不同人群的税负往往存在较大差异。[158]尽管当时人们的个人预算千差万别，但是大部分普通工薪劳动者都可以生活在温饱线之上，过着“体面”的生活。并且他们会在一些高税率的商品上花费不菲，比如1830年以前税率高昂的啤酒以及烟草、茶叶、糖、盐、燃油等。如果收入增加，对这些商品的消费也随之增加。[159]每一位工薪者要想维持体面的生活，他为其消费的商品缴纳的税额占收入的比重将很容易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对于一个有着体面收入的人来说，这一比重可能更高。在所得税和财产税税率较低的时期尤其如此。大部分征税的商品介于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中产阶级”，即年收入在50英镑至400英镑之间的人群，承担了过多的税负。1750年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数的15%。1800年这一比重为25%。[160]

图5 温饱水平的每日生活成本

注：基于Allen,“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中的数据，更多解释参见Allen,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35—42页。

这与英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极度不均息息相关。[161]其他西欧国家也同样如此。在英国，工薪阶层的收入属于平均水平，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呈现高于自雇者收入的趋势。[162]但是根据彼得·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姆森的观点，18世纪以来，尽管熟练与非熟练雇佣工人的工资收入几乎是所有关于生活水准的研究关注的核心，但这部分收入占当时英国GDP的比重从未超过1/8，即便扩大“工人阶级”的范围，结论也是如此。[163]此外，收入最高5%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8世纪以来持续上升。另一令人诧异之处在于，英国领薪工人和劳动者包括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在内，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从未超过1/3。英国的这一比重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已经很高了。因此，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在比较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时，这部分人口的收入从来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呢？

中国的私人收入和政府收入

不管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精确定义是什么，想要求出这群人的纳税额占其收入的比重真是个棘手的问题。首先，关于当时工资的数据少之又少。其次，即便有可得的数据，要想了解它们确切的意义和代表性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此外，即便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当时的工资水平，也很难从中推测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工资并不是唯一的，甚至并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其他方式确定他们的收入。除此之外，铜和银的兑换率变动也会造成额外的麻烦。因此我们很难确定以铜钱或白银支付的金额，其实际价值是多少。在19世纪20年代，这一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最后，还有两件事需要扼要地介绍一下，至少需要引起注意。第一件事是，中国的收入分配和英国一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公。一小部分人群拥有大部分的财富。张仲礼关于中国士绅阶层收入问题的研究被广泛引用。在他的研究中，19世纪80年代收入最高2%人口的收入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24%。[164]这当然只是一个估计值，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张仲礼的估计是错误的，或者认为18世纪早期的情况远非如此。第二个问题是，当时大部分税收收入来源于土地税。原则上，拥有土地的人就需要支付土地税。这意味着用土地税的人均值判断这一税种的实际归宿，会产生误导。因为土地税的支付取决于地域、土地质量以及土地的所有者。土地质量不同，征税的额度也大不一样。优质田地征收的税额通常至少是坡地的25倍。[165]此外，我们关于政府收入的数据也不甚确切。因此我们必须十分谨慎，避免过于武断地得出结论。

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到底有多重？薪酬并不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当然，雇佣劳动是个例外，只有极少数工人阶级是真正的“无产者”。[166]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他们的收入。我们找到的数据看起来的确非常不可思议。18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即便包括以实物支付的薪水，一个非熟练工人的日工资通常也不会超过3克白银，至多不会超过4克白银。[167]一般来讲，他们的日工资为2~3克白银。这相当于中欧和部分南欧地区城镇的工资水平。在下半个世纪，大部分欧洲地区工人的工资呈现上涨趋势，用白银表示的中国工人的工资却几乎没有增长。[168]民间证据表明，许多普通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上述估计区间的下缘，甚至低于最低的估计值。[169]尤其是和英格兰相比，中国用白银计价的工资明显更低。这就暗示了这部分税额的实际影响。[170]同样，在我相对偏高的估计中，中国的平均纳税额只有一个高工资的非熟练工人大约十天的工资而已。我承认这样的比较有些不恰当。因为中国的雇佣劳动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并且无法得到应得的工资待遇。[171]中国雇佣工人的工资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的工资收入仅够支付个人的生活开支。这样的工人由于无法娶妻生子而被称为“光棍”。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通常要比当雇佣工人挣得更多。根据彭慕兰的观点，佃农的收入是雇佣工人的2倍之多；自耕农的收入是雇佣工人的3倍之多，更有甚者能得到雇佣工人5倍的收入。[172]接下来，我们将讨论3~6克白银和4.5~9克白银两个量级。为了支付税款所需的工作天数当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如果按照惯例，工资或者所有类型的收入完全或部分地以铜钱的形式支付，那么劳动者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有时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铜钱和白银的兑换率会出现大幅波动，并且这样的兑换率因地而异。清朝官方将白银和铜钱的兑换率固定为1000∶1。然而实际上兑换率总是在剧烈波动，且各地差异很大。从19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银价上升，白银和铜钱的兑换率变为2000∶1。除此之外，大幅波动还存在于其他一些时期和地区。银价上升的影响难以计量。[173]对于那些没多少白银的普通纳税者而言，银价上升意味着实际税负的上升。因为他们必须用更多的铜钱才能换回纳税所需的白银。与此同时，铜钱的供应并不充足。此外由于银价上涨，用白银计价的商品价格下降，这意味着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银价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显著上升后，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下跌。[174]

综上所述，从19世纪20年代起，收入由铜钱支付的民众税负出现了显著增长，因为他们必须用白银支付税收。尽管政府并没有提高税率，但实际上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人们却支付了更多的税款。根据一位官员的说法，1849年的税负是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的3倍之多。有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日益繁重的税负让老百姓的日子越发艰难。农民不得不出售更多的粮食，以确保他们能够像以前一样纳税。与此同时，出售粮食以及淡季务工的收入急剧减少。[175]更糟糕的是，在把铜钱兑换为白银的过程中，他们常常上当受骗。

图6　1644—1911年铜钱与白银的兑换率

资料来源：Lin, China Upside Down，第3页。

图7　1685—1865年中国用白银计价的米价

资料来源：Lu and Peng,“Research on China’s long - term rice prices”，第487页；其他资料表明，以白银计价的米价有更明显的下降趋势，参见第一章注释174。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的实际收入上涨。当然，这样的增长也不宜夸大。以实物征收的赋税保持不变，那些不以白银缴纳的赋税也同样如此。对于许多普通纳税人而言，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由于铜银兑换率问题以及日益严重的贪腐和欺诈，实际税负的确显著增加。这导致了大量的未缴赋税以及逾期欠款。因此，政府实际收入并不能达到名义上的水平。此外，尽管用白银计价的税收总收入一直保持稳定，但总人口的数量在增加。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开支。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情况。尽管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其实并不缺乏解决之道，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176]19世纪50年代通货紧缩结束，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了新篇章。然而这与本书的主题无关。

无论这些问题多么复杂，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以白银计价的纳税额通常来说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相较平均工资而言都比英国的纳税额低。尽管分析不同群体实际的纳税额完全可行，但是这并非本书需要讨论的内容。大部分税收来源于土地税：只有拥有土地的人才需要支付这一税项，支付的金额根据他们生活的地区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会有很大区别。同样，给官府的“献金”也因人而异：富人理所当然会“捐献”更多。必须指出的是，从19世纪20年代起收入由铜钱支付的人由于必须用白银纳税，因此其实际缴纳的赋税显著增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实际纳税额往往比名义值要高许多。以上的一切都表明，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税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此外，对于那些生活在温饱线上的人来说，他们承受的税负甚至超过“贫困”的英国居民。因为贫困线以下的英国居民有着相对较高的税前工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通过消费自主决定应该缴纳多少赋税。

在这里，最好的方法是参考抽象平均数，它至少可以用作评估所得税税负归宿的参考。假设19世纪头10年，人均纳税额为30克白银。这其实是一个相当高的估计，因为这已经是人均土地税的3/4。我们可以乐观地估计中国的情况也和英国一样，即一个领薪工人一年工作300天。在报酬优厚的情况下，此人一年的工资收入为900克白银。其实每年600克白银的收入更现实一些。那么每年30克白银的纳税额大约占收入的3.3%~5%。但是这样的计算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在清代中国，仅靠工资生活的人口数量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另外，这些人几乎不需要缴纳任何赋税。对熟练工人的收入征收的赋税也不算多。土地税才是政府主要的税收来源。但这一税种只有拥有土地的人们才需要缴纳。对那些支付平均税负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一个四口之家，实际税负约为每年120克白银；对于一个五口之家，约为每年150克白银。

假设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是一个领薪劳动者的5倍之多。那么，这样的四口之家家庭年收入为3000~4500克白银，需要缴纳占家庭总收入3%~4%的赋税。当然，这样的估计都是“典型化的”。但是，我想这些估计值传达的信息十分清楚：当时人们的税负非常低。需要再次声明的是，所有的抽象平均数都是基于粗略的估计值计算得出的。但是，这些数据仍然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我们的确大体上了解了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的相对比例，这对接下来确定政府实际支配的资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府税赋及其购买力

从理论上讲，确定英国和中国政府收入的实际价值即确定政府收入的购买力，并不会推翻“英国是一个高税国家，而清代中国是一个低税国家”的观点。在19世纪头10年，英国居民人均每年大约需要向政府缴纳600克白银，其中大部分以间接税的形式缴纳。这一数额在中国已经足够让一个成年人过上一整年丰衣足食的生活。即便以相当高的估计值计算，当时中国老百姓人均每年向政府缴纳的税款也只有约30克白银。这在当时的伦敦大约只能支付一个非熟练工人两天的工钱！尽管英国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异，但中国也同样如此。因此这样的地域差异并不会改变我的论点。[177]

那么，我们如何确定中国以白银计价的购买力，并将其与英国的购买力进行比较呢？在中国，向政府缴纳1克白银对普通纳税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聚焦于以白银计价的温饱水平的生活成本，“中国”显然比“英国”低不少。当然，这一比较有赖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尽管中国实际的地域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的差异比预想的更小，在得出大胆结论之前还是必须十分谨慎。毫无疑问，在漫长的18世纪，中国的生活成本比英国要低。但是想要确定“中国的生活成本”究竟比“英国的生活成本”低多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现有的文献，保守地讲，我认为尽管在中国维持温饱需要更低的成本，但是中英两国在这方面的差别并没有大到可以弥补两国人均纳税额的差异。

我认为在1790年至1820年如果以白银计价，在英国维持温饱水平的生活成本大约是中国的2~3倍。[178]艾伦在图8中给出的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民间证据同样也支持这一估计。1803年旅华的约翰·巴罗的以下言论不妨姑且信之：“我估计一先令在中国的价值大约为英国的3倍左右。”[179]1793年马戛尔尼认为一个中国农民每天的生活成本大约为50铜钱，约合1.8克白银。[180]同年，洪亮吉估计每天4克白银难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181]根据林则徐的观点，1838年一个中等收入家庭每天的生活开支大约为1/10两即3.7克白银。虽然当时中国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当时的物价水平仍相对较低。[182]

图8展现了伦敦和北京以一揽子生活必需品的倍数衡量的实际收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明显要比同时期的英国居民更贫穷。我认为这是对彭慕兰“惊人的相似”的否定。工业革命以后，英国的普通劳动者开始变得比同时期的中国劳动者更加富裕。这也决定了英国政府从原则上讲可以比中国政府征收更多的税赋。英国多征收的这些税赋主要是靠对非必需消费品征税实现的。如果我对两国生活成本的估计没有错，这就意味着在19世纪初就“综合的”国内购买力来看，英国政府平均从每位居民那里得到的收入，大约是中国政府的5倍。也许有人会指出，实际数值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但是考虑到在估计中国政府收入时我采用了较高的估计值，我认为这一观点是站得住脚的，甚至中英两国的差距比前述估计还要大得多。

图8 伦敦和北京非熟练工人收入与维持生计的成本之比

资料来源：Allen, Global Economic History，第11页。

政府的购买力

讨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时，我们不仅需要将生活成本考虑在内，关注民众的税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需要关注政府的实际收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收入做些什么。实际上，掌握了税收总额和生活成本对我们搞清楚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大帮助。我们要懂得，衡量所谓的“政府购买力”取决于政府实际购买了什么。

由于篇幅和时间所限，对于政府购买力我们只能给出一些概要性的评论。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清代中国，最大的经费开支用于军队。因此，我们需要知道这笔经费实际都用来买了些什么。第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大概就是武器。就此而言，像菲利普·霍夫曼分析近代英格兰和法国那样去分析中国，对于我们弄清楚这些问题很有帮助。他在分析近代英格兰和法国时发现，从14世纪到18世纪这些国家大炮、手枪和火药的价格相对而言逐年下降。[183]这就意味着在“西方兴起”的过程中大部分政府开支实际上相对降低了。尽管这样的变化并不能轻易忽视，但是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其经济意义。对陆军和海军的拨款与补给无疑是军费支出的大头。大量的钱财用于支付陆军和海军的工资以及制服和粮食供应，而不是用于兵器或防御工事等方面。自文艺复兴时期至17世纪晚期，在法国、威尼斯、西班牙和俄国这样的地方用于大炮和碉堡的开支大仅占军费的4%~8%。对于英国而言，如果将1804年、1809年、1810年的数据加总计算海陆军的开支如下：薪水，50%；粮食，16%；造船及维护，15%；租用船只，5%；制服，4%；武器和弹药，4%；建造工程，3%；战马、兵营、战俘监狱，各占1%。[184]通常而言，陆军规模更大，耗费财力也更多。17世纪荷兰陆军的军费开支是海军的2倍。即便英国拥有18世纪最强大的海军，其陆军的军费也与海军的相当。[185]例如1811年皇家海军的军费开支超过1950万英镑，陆军开支为2380万英镑，军需品开支超过450万英镑。[186]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军舰有多廉价。军舰的配置和养护通常价格不菲。拿破仑战争期间15%的军费开支用于军舰的建造和修复。[187]西欧步兵的耗费通常是骑兵的一半。近代陆军的发展主要源于步兵规模的扩大。这不仅体现为绝对数量的增加，还体现为相对占比的增长。当然骑兵的规模也在扩大。

最后我们发现，那些计入普通消费者生活成本的开支项目对于我们计算维持陆军和海军的巨额军费也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生活成本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战马。无论是对欧洲国家还是对中国，战马在军队中的重要性都不容小觑。根据冯·克里菲尔德的观点，17世纪末西欧一支6万名士兵的军队拥有4万匹战马。[188]骑兵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因而战马的价值不仅局限于骑兵，还可以用于运送大炮。与骑兵相反，大炮的价值日益增加。[189]在奥斯特里茨，一支拥有7万法国士兵的陆军部队有2万骑兵。1812年在博罗季诺，拿破仑军队中的骑兵数量为3万人。[190]在和沙俄的战争中仅法国一方就损失了18万匹战马。[191]腓特烈大帝时期，七年战争结束以后的1763年3.7万匹战马从军队退役。[192]近代饲养战马大概和坦克时代的燃油供应一样意义重大，且耗资不菲。无论是用于农田劳作还是制造厩肥，无论是用于运输、游玩或是战争，整个西欧的马匹不可计数。里格利声称，169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马匹数量为120万，1855年英国的马匹数量为149万。当然此处需要重申的是，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英国这样，人均马匹数量如此之多。里格利还声称，1812年法国的马匹数为220万，1830年这一数字为250万。[193]这些数字足以表明，欧洲相对较少的土地就可以喂养大量的马匹。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5英亩的土地就足以提供喂养一匹马一年的饲料。[194]因为喂养马匹的粮食都需付钱，这就意味着近代时期在英国买马和养马都比在中国更便宜。丹尼斯·塞诺认为，在中亚地区喂养一匹马大约需要120英亩的草场。要知道中亚没有什么粮食作物可以生长。[195]就此而言，欧洲的确比中国更有优势。

同样，中国政府的购买力和私人购买力并没有太多不同。中国大部分军队开支用于俸禄的发放、士兵和牲畜的粮食供给和衣物补给。中国这些方面的开支甚至比欧洲更多。然而要想详细、准确地比较这两个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两国的支付方式、军队构成都有诸多不同。比如大部分中国军队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和中东欧不同，西欧的军队从未如此。[196]另一方面，大部分给“军队”的拨款实际都给了士兵的家眷而非士兵本人。[197]相较英国和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大炮和枪支在中国的军队并不那么重要。至于骑兵，其价值难以确定。18世纪中国的战马数量为100万~300万匹。每年有2.5万~5万匹马被军队征用。清朝的大部分战马都来自中亚。皇帝密切关注马匹的供应。在18世纪尤其在乾隆年间，对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征服保证了马匹的供应。这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是件好事。骑兵在中国比在西欧更加重要。[198]考虑到西欧大规模的“军事化”，我开始质疑中国的马匹总数是否真的超过西欧。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在中国战马也消耗了大量资源。[199]

如果谈到装备成本，旗人的装备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他们没有直接收到装备，就会得到一笔钱用于购买这些装备。在18世纪中期，一名普通士兵大约会得到30两白银用以购买装备，军官则会得到600两。[200]他们的俸禄在当时并不算高，当然也不算差。一位京城的旗人每月俸禄为4两白银，大约合每天5克白银。省一级的旗人每月俸禄约为3两白银，大约合每天3.5克白银。当然，除此之外旗人还会得到相当可观的粮食津贴。在京城的旗人每年可以得到22石粮食，地方旗人每年大约可以得到30石。当时一个成年人每年消费的粮食大约为3.6石，儿童消费的粮食大约为1.8石。[201]这意味着，这些粮食津贴足以养活12口甚至16口人一整年的时间。随着旗人需要养活的人口增加，生活成本上升，工资不升反降，[202]旗人的境况开始不如从前。当然，尽管旗人的收入实际上的确下降了，仍比普通的绿营军高出不少。与西方相比，普通绿营军的装备已经日益落伍。

谈到海上军事力量，中国和欧洲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英国和荷兰而言，海军是军事力量的基石。虽然出于种种原因，维持海上霸权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从成本收益来看，这样的付出相当值得。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海军。讨论西方国家的政府开支，就好像讨论“国家承包商”一样。在中国，尽管政府外包并不是一个稀奇的概念，但是这种方式远不像在欧洲国家那样规模巨大且十分复杂。[203]最后，中英两国在漫长的18世纪里还存在两个巨大的差异。一是清朝皇室不同于那些能够在市场上自由购物的消费者。他们有资格从象征皇室的官营制造厂那里订购想要的商品。二是官员有权力以低于市场价格订购原料与成品，这有利于国家生产的商品，特别是丝绸。[204]

政府收入的增减

西方国家的税收尤其是英国，不仅要比中国高很多，实际上这些国家的税收往往呈现快速且稳定增长的趋势。这样稳定的增长似乎是一种“常态”，以至于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中央政府压榨百姓的“定律”或“规则”。换言之，中央政府总是千方百计想要提高收入。[205]需要再次声明的是，18世纪的英国也许有些极端，但是其他西欧国家的数据也表明，英国的情况虽然有些极端，但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没有本质的区别。[206]即使我们剔除通货膨胀和人口增长的影响，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英国的税收也表现出显著的增长。拿破仑战争末期，英国政府的税收已经是一个世纪前的两倍之多。[207]如果我们关注从17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税收增长更为明显。1680年至1815年英国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从200万英镑增加至6000万英镑。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1815年的税收是1680年的9倍。如果不计苏格兰的人口，1815年人均税收的实际值比1680年的4倍还多。[208]许多欧洲国家都呈现这一趋势。比如18世纪以来法国的人均实际税负持续增加。[209]但是荷兰在这方面是个例外。荷兰18世纪末的税负和世纪初大体相当。[210]当然在19世纪初一系列大规模战争结束之后，事情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在英国，人们开始确信税负过高。与此同时，税收体系的“合理化”和“官僚化”趋势削弱了国家的作用。人均税收及支出开始大幅度下降，并且它们扮演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211]当然，就绝对值而言尤其是与中国相比，英国的税收和政府开支还是非常高的。

相比之下，17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中国政府税收的增长微乎其微，人均税收尤其如此。中央政府常规税种的人均税负甚至还下降了。当然，罗友枝认为西欧和中国的税收都增加了，这一观点其实没有错。但是中英两国的税收总额和人均值的差异都太大了，因此我认为这一观点对我们的分析并没有太大帮助。[212]康熙年间，政府收入大部分来自税收，税收在当时可以达到3500万两白银。[213]即使按照相当乐观的估计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年均政府总收入也不可能超过3亿两白银。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学者对人口的估计尚不能达成统一，但经历了漫长的18世纪以后，人口数量至少由最初的1.3亿~1.4亿增加至1800年的3.4亿。这一数字在1840年大约为4.1亿。尽管关于中国物价水平的资料并不像英国那样清晰，但是根据我搜集的信息，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当时清朝的通胀率和英国相当。也就是说，17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用白银计价的物价增长了100%~200%。但是19世纪20年代以后，伴随着银荒的发生用白银表示的物价开始下降。[214]这也意味着尽管我们认为政府收入的绝对值增长明显，但是相对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和低通胀率使政府总收入（不仅仅是税收）的实际值和人均值鲜有增加。许多学者甚至还认为政府总收入的实际值和人均值事实上下降了不少。[215]我个人是支持这一观点的。我想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在此讨论的是中央政府得到的官方常规税收。但是，那些由老百姓缴纳给地方官员或半官僚机构的税赋又会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相对而言，中国的税收收入较为稳定，这绝非偶然。中国的统治者总是尽可能地保持较低的税收水平。他们倾向于削减开支而不是增加收入。我想再次引用陈宏谋的话：“明吏必将控赋于最低。”与此同时，他还认为“理一国之财，节制审慎为重”。因此，他主张对财政开支要量入为出，并认为这是“天道使然”。乾隆皇帝同样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官粮多，则民粮少”。[216]显然这是审视国民财富的惯常视角。他还说道：“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217]管理“一国的资源和人民的生计”被认为是国家的责任。[218]用17世纪文人李邺嗣的话概括，“明治之尺在于吏少，仁政之识在于赋低”。[219]“藏富于民”的原则被认为相当重要。[220]

为了遵从这一理念，官方税额和税赋原则上不能太高。实际上，向中央政府缴纳的税赋通常而言甚至比税额更低。我们知道，在某些情形下政府还会决定免征特定税款，或者豁免拖欠的税款。例如，康熙皇帝统治的前49年免除的税款总计1亿两白银。这一数字比政府年税收收入的两倍还要多。在此期间他颁布过一次全国普免，规定每三年就有一个省份豁免一整年的土地税。[221]在这方面，康熙皇帝还颁布过一项非常有名且影响深远的举措，即1713年承诺以1712年全国的人口数量为准，此后成年的人口也不征钱粮。所谓“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原则，实际上意味着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人丁税失去意义，并开始将人丁税摊入土地税之中。[222]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免税优惠”和“税收豁免”的例子，这些政策通常意味着某种赈灾措施，虽然不是全然如此。[223]还有一些关于政府补贴的例子。康熙和雍正皇帝甚至还向商人提供贷款。[224]当然这一措施在乾隆年间被废止。康熙和乾隆皇帝都以节俭闻名。从清朝前期到道光年间，大大小小的几次豁免，用李明珠的话讲，按照最“慷慨”的估计，涉及的税收总额共计1.5亿~2亿两白银。[225]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讨论的时期跨越了150多年。

除此之外，因为中国的税收体系以土地税为主，因此天然就不具有灵活性。18世纪以来也未有任何变革的必要，税收体系的僵化并未产生严重的问题。土地税税额的核定和收缴方式没有发生重要的变化，收取的税款也十分稳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收入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对税收系统细微的调整和改变，政府收入的确增加了，特别是我先前提到的献金制度以及通过内务府收缴钱款。但是显而易见的是，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国的税收体系本身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考虑到税收收入的实际值充其量只是保持稳定，甚至极有可能出现了显著减少，西方学者无疑会因为观察到的这些事实而感到吃惊，即政府的开支通常比收入更低。只有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间的最后十年，政府才出现了预算赤字。在欧洲人看来这样的财政赤字规模其实很小。中央政府的金库也就是户部的金库从来没有亏空过。直到1850年户部的金库仍然有一些储备。这些储备经常用于一些紧急事故或者用于耗费巨大的军事行动。政府也从未借款。但是政府固守节俭的观念，其实是错误的。在清代中国，像西方国家一样系统性地使用财政赤字的手段是不可能的。后文我们会继续分析清代中国和西欧在公共债务方面的差异。

政府收入的征缴效率

集权与分权

我们讨论的中央政府的税收，不能等同于民众向中央缴纳的所有正式的[226]费用，更不是民众向官员及其手下缴纳的所有费用。首先，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留置权”，即留下一部分金钱或资源自主决定用途，而不上缴给首都和中央政府。这部分钱财的规模归根结底是由政治决定的，它本身并不能说明税收体系的效率。税收系统的效率和一个非常重要的差额有关。即便地方收取的部分收入不会上缴中央，也不意味着中央统治的低效。在这里，我将“效率”（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定义为中央政府总收入和净收入之间的差额。这一差额由广义上的征缴成本所致。所谓广义上的征缴成本，除了征缴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还包括因挪用、欺诈和腐败等原因导致的“损失”或额外“成本”。有一些经济上的理由可以很好地解释地方政府为什么要留下这些金钱和资源。比如收缴的税款不必上缴至中央然后再下发至全国各地，这样可以省下不少的成本和精力。但问题在于这些收缴至中央的金钱和资源往往并不由中央政府实际支配。至少在欧洲的确如此。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根据法律或惯例很多事务并非由中央政府直接决定，它们只能通过间接方式统治。事实上中国的情况也常常如此。尽管从理论上看，考虑到其统一的官僚制度，清代中国内地十八省更像一个直接统治的专制国家。

英国19世纪20年代以前地方保留的税款仍然微乎其微。几乎所有税款都上缴至伦敦。授予地方的自由裁量权并不包含和财政有关的事务。从这方面看，英国毫无疑问是欧洲最集权的国家。根据马赛厄斯的观点，18世纪中叶地方税总额大概占中央税的10%，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至14%~15%。[227]朱利安·霍皮特给出了一个和1801年的量级相同的数字：“据推测，英国地方政府的开支为600万英镑，大约为总公共支出的11%。”[228]然而他补充说，在司法体系和道路维护方面，地方政府通常也无须担负太多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到拿破仑战争以后地方赋税的征缴和支出都增加了：1840年地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21.9%。1890年这一比重增长至38.4%，1910年超过49.7%。[229]同样，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但是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19世纪以前大部分税收都上缴至中央政府。[230]

当我们考察其他西欧国家时，也会看到这些国家间的相似性和差异。对法国税收体系中地方税款的保留、费用的扣除和中央政府收税过程中实际的低效率，一些文献未做清晰的区分，也许是因为这些问题在实践中也难以分得清楚。让我们从这一事实开始，即18世纪大部分征缴的赋税从未到达国库。根据韦斯和霍布森的说法，大概有50%的收入未入国库。[231]博舍尔认为1788年皇家金库的收支勉强超过国家预算经费的一半。[232]理查德·邦尼断言，同一年度一共征收了4.72亿里弗尔的常规税，扣除费用和成本以后仅剩下2.11亿里弗尔。[233]菲利普·霍夫曼对此更为悲观，他写道，在一些案例中实际征缴的收入仅有1/4能在国库档案中找到相应的数据。[234]但是他也补充道，表象也许产生误导。中央金库并不会记录政府收取的每一笔收入。金库的账户可能会略去一些巨额款项，比如地方在考核和征收税款时的成本、薪酬发放、军队开支以及一些特定支出和派发的款项。那些由政府直接支配的收入显然也不包括在金库的账目中。包税人和清算人可以凭借政府信用，以包税制或债务清偿为由对指定的名目收费。中央政府支出的官方数据也很有可能产生误导。[235]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我们不仅需要知道谁收取了多少收入，还需要知道是谁实际上决定了支出。

现在，让我们分析清朝财政部门的组织。为了便于讨论，我决定聚焦于土地税的征缴，这在总税收中是占比最大的税种。[236]王业键关于中国土地税的学术著作，提供了不少资料，而我的讨论也将基于这些资料展开。[237]从各个方面看，中国的财政体系分权程度较高。户部的财政权其实十分有限。对于全国性的财政政策，户部并没有绝对的权力。户部本身也并不负责征税。它对国家资源的控制在于支配由地方征缴的税款，因为地方需要保留一部分税收用于必要的行政支出。户部要想实现这样的控制就要与省级政府不断沟通。省级政府每年必须向户部上交三份财政报告：一份是全省下一年度支出预算；另外两份是半年度省级金库状况的报告和年度收支报告。一般而言，户部需要做的是评价，然后核准这些报告并确认其支出计划。由地方政府征收或为地方政府征缴的税收，通常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的保留税，即用于地方支出而留存的部分税收；另一部分则需要上缴至省级政府。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巡抚密切监视这一过程。巡抚的品级次于总督，但不听命于总督。同样，省级政府也会保留一部分税收用于省级政府的开支。其余的部分则由中央政府支配。这些部分可以储存在省级金库里待中央日后分配，也可以直接上缴至京城。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供有财政困难的省份使用。实际上政府的收支都是以金锭的形式流转。这是很费时的。因此中央政府当然不会将所有收入都聚集在京城，而是将大部分可支配收入存放在省级金库甚至一些处于重要地带的县政府的金库之中。虽然这些收入并不实际存放于京城，却处于京城的实际掌控之中。但是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为地方开支保留的这部分税收太少了，无法弥补实际的开支，并且许多留下来的税收还会被指定用途。因此，对各级政府而言用于行政开支的资金远远低于实际需求。

究竟有多少财政收入留在了地方又有多少上缴至京城，王业键并没有提供相关的数据。我在文献中看到了许多不同的估计。马德斌声称只有1/3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入了户部的金库。即便如此，这仍是一个相当高的估计。根据史志宏的观点，19世纪初期以前中央政府的收入大概只占政府总收入的25%~33%。1800—1850年，这一比重降至22%左右，此后又持续下降。[238]1765年中央政府的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1/4，其余的部分为地方政府开支。[239]1862—1874年，严格来说这段时期已经超过了我们讨论的范围，京城每年留给省级的税收收入为1900万两白银，1875—1893年则增至6300万两白银。这大致相当于税收总收入的1/4。[240]根据巴斯蒂的观点，1887—1903年由户部直接支配的税收大约占总税收的18%~27%。[241]马戛尔尼在他的日记中给出了稍有不同的数据。根据他的说法，只有大约1/6的税收实际到达京城。根据他的描述，民用和军用支出以及偶发的意外费用都会第一时间从省级金库支出，剩余的部分才会上缴至国库。[242]根据马德斌的观点，理解中国财政体系运行的最好方式是确定户部中央金库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根据他的估计，1723—1867年户部金库年均流动额大约为1100万两白银。[243]

想要确定地方可支配税收的具体数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搜集的数据表明，在省一级大约20%的税收不由中央政府直接支配。[244]在这里我们只讨论土地税的比重。在给出这些比重时必须十分谨慎，因为大部分地方保留和分配的税收实际上并不用于地方支出，而是用于支持政府的军事活动或者用于国家的驿站。曾小萍在其关于18世纪税制改革的著作中提供了一组数据，表明超过80%的地方保留的税收不由地方官员支配。因此，毫不意外她得出了如下结论：地方官员行使职能不受这些经费的约束。换句话说，他们通常必须通过一些临时性的方式获取资源。[245]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实际保留的税款并不比英国的多。[246]

税收效率或无效率及其原因：英国的情况

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讨论“效率”。总收入和净收入的区别告诉我们，中央政府花费了多少钱以征缴那些最终实际由其拥有并支配的收入。当然，这个区别不会和我下面要讲的中英两国案例的主题毫无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收入征缴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均质化，即原则上对任何事务和任何地点都具有相同的影响；二是标准化，即使用相同的程序、方法和测度；三是货币化，透明，协商一致，最后受制于政府机关彼此间的某些制衡。一般而言，很难准确区分实际截留的收入与征缴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成本”和“损失”。因此实际中通常不会一一做出区分，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当我们处理包税制时便不会在意这一区别。在我的文章里也是如此。即使我想要做出区分也不是总能如愿。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搜集的资料不足以支持这样的区分。

在多数情况下，政府获取收入的效率随其均质化和标准化的提高而提升。这不仅与获取收入的“技术”效率有关，也可以通过一些影响其合法性的更间接的方式，即寻求公众“支持”，以提升政府征缴效率。但是，谈到均质化和标准化，英国是个例外。原则上它的税收体系对于不同的地点或社会地位都是一视同仁的。实际上其土地税的征收有点特别。这可能而且确实导致了地区之间的差别。但是对其他种类的税收，英国的国家税收征缴体系在地理位置、地位或等级等方面均无差别。请注意，我指的是不列颠即英格兰和威尔士。就征税而言，苏格兰和爱尔兰仍是非常不同的政体。此外，我还将讨论征税的原则而不是征税的实际影响，实际影响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际财富、收入和消费。标准化在英国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标准流程需要清晰和统一的措施与方法。特别是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想要提出一个标准的度量衡。但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824年才创建了一套适用于全国的统一测量标准。[247]基斯在其著作中声称，1817年约有230种不同的度量衡遍布英国各地，苏格兰还有70种。[248]税收和征税程序的标准化提高了征缴的效率。另一方面，征税官经常推动征税对象的“标准化”以进一步提高效率。英国的消费税对确定生产课税商品所用的方法、材料和结构常常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一件商品征税开始意味着要明确这一商品的成分和生产方法。追求税赋平等和征税透明的纳税人会进一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消费税和关税对生产流程与管理、对商品的重量、测度与包装还有质量的标准化，影响越来越大。消费税和关税即使不在促进垄断，也在鼓励生产实体的规模变得更大。[249]就此而言，税收显然对生产、分配和记账方式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欧洲其他国家的均质化和标准化，情况通常很不一样。在欧洲大陆，对于不同的地区和社会团体的征收金额和征收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收入和经济结构的区别也许是这一差异产生的“客观”基础。但是这样的差异通常不是基于“客观”因素，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地区之间的差异经常是巨大的。一般而言，一国的“中心地区”比外围地区纳税更多。据估计，在旧政体末期即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整体来讲法国人均财政负担为23里弗尔。然而里昂大部分居民要负担30里弗尔，鲁昂的居民则平均负担37里弗尔，巴黎居民的人均负担超过64里弗尔。[250]直到18世纪末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仍存在各种不同的税收体系和内部通行费。普鲁士这样相当小的国家在官僚化和均质化方面往往被视为典范。即便如此，18世纪普鲁士官僚化、均质化的发展也远未完成。19世纪20年代初，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城镇、乡村之间税收仍存在差异。[251]甚至在荷兰共和国这样更小的国家也存在许多地区性的差异。比如，1790年荷兰省以仅占全国1/3略多的人口承担了大约60%的赋税。[252]

英国的税负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没有哪个有地位的社会群体在这方面能够享有自身应有的特权。但是在其他大部分欧洲或西欧地区，税收特权就显得非常重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更不用说实际执行这一原则了。个人税负通常不直接与财富相关，甚至与其收入的关系也不大。就此而言，税收显然不是累进的。相反，即使原则上税收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实际上对不同的人也会有非常不同的影响。消费税在西欧非常重要，在英国尤其如此，在当时的荷兰共和国和法国也是如此。通常这样的税收实际上是累退的：他们打击穷人甚于富人，特别是对非常普通的消费品征税，情况更是如此。而且，这种情形屡见不鲜。[253]但是欧洲大陆国家并不打算实现征税的社会均质化。在这方面，荷兰共和国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在欧洲大陆，许多富人免于缴税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凭借各种特权享有特殊待遇。这是欧洲旧制度与等级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这里无须展开论述。至少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更糟的事情是富人不仅对国家金库贡献甚少，最重要的是他们还经常在政府征税的过程中中饱私囊。与荷兰一样，集权化的英国在这方面也是个例外。在英国没有人可以免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税负平等，在英国也可以看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纳税存在明显差异。地产精英缴纳的赋税很少，有钱人往往会发现他们的税负实际是由别人承担的。包税制在1688年之前就已经被废除了。关税包税制在1671年被废除，消费税包税制在1683年被废除，壁炉税包税制在1684年被废除。尤其是军队，因为有闲职，它们经常出售官职。[254]但是总体而言，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职业化的发展。在整个18世纪，英国议会席位在“腐化的”或时常“中饱私囊的”行政区仍然可以买卖，但是这个问题也将得到解决。我认为英国在这方面是个例外，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将集中讨论一个国家，即法国。与英国相反，法国的富人和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不用缴税或缴税很少。只要想一下神职人员、贵族和很多资产阶级这类特权者就能明白。他们不仅经常在很多方面享有税收豁免和其他特权，独占这些特权还使他们从其他人那里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获利。法国的教会非常富裕。18世纪后半叶教会拥有的土地约占全国农用地的10%，而且几乎不用为此缴税：相反，它为了自身发展还征收所谓的“什一税”。内克尔估计1784年来自“什一税”的收入约为1.1亿到1.2亿里弗尔，这比中央政府征收的土地税还要多。据估计当时的教会总收入高达1.5亿到3亿里弗尔。1750年左右，教会对国家总税收的贡献估计约为500万里弗尔。[255]当时的贵族（其中很多是以前的资本家）拥有约20%的农用地。贵族通常不需要缴太多的税。相反，他们还征收相当可观的领地税。许多富裕的资本家也从免税中受益。他们和许多贵族一起，更多的是包税制和卖官鬻爵（通常是闲职）的受益者。考虑到法国政府确实有时会违约和降低货币成色，在政策方面缺乏正式的制衡，当时的财政和货币体系也欠发达，因此尽管法国的人均纳税额要低于英国，但是法国人常常会对自己的境况感到不满也在情理之中。法国人需要缴内部关税，这在英国从未有过。另外还可以再次引用亚当·斯密的话形容他们的感受，即“与英国人相比，他们感到自己所受的税收压迫更甚”。[256]

与英国相比，征税流程和度量衡的标准化在西欧和中欧发展较慢，更不用说欧洲的其他国家了。比如罗纳德·祖普科声称旧制度下的法国有不少于25万种不同的测量标准。[257]普鲁士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到1821年才统一了货币。总体来说，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欧洲大陆征缴政府收入比英国更分散，更不均匀，更具“临时性”。基于上述理由，当民众纳税额和政府税收收入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时，人们不能对征税效率期望过高。

英国的税赋是以货币支付的。消费税和关税的“成功”意味着这是一个非常货币化的经济，不存在徭役或其他类型的实物税。西欧其他国家的境况并无不同，货币化已然成为惯例。正如在西欧大部分地区流行的那样，在市场经济中，用货币纳税而不是以实物或劳务纳税，对政府而言明显要更好些。[258]税收涉及的金额是如此之高，基本上只有白银或黄金可以用来纳税。整体而言，这对英国经济非常重要，因为中央政府是最大的富豪、雇主和借款人。在资本密集度较低的国家，情况可能有所不同。[259]普鲁士政府引入了所谓的“屯兵制度”，即军事人员在不执行公务时需要从事其他工作。因此中央政府不需要负担他们的生活费用。我们讨论的体系包含普鲁士总人口的7%，因而影响巨大。[260]类似的措施哈布斯堡王朝也曾尝试过。

政府征缴收入的效率和范围与其征缴的透明度不无关系，而征缴范围反过来又会影响征缴效率。但是有时候透明度也会影响征缴效率。在某种程度上征缴效率是所有参与者实际谈判的结果，也与纳税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监督和影响征缴过程有关。在中央一级的透明度、发言权、监督与制衡等方面，英国的状况看上去更好些。英国取得的进步总是联系到光荣革命。在那场革命之后，公共财政的职责确实最终被移交给英国议会。从1688年开始只有英国议会可以征税，议会必须每年都讨论财政法案。公共财政成为议员经常关注的问题。然而，声称议会实际上控制了政府的收入特别是政府的支出，需要十分谨慎。因为在光荣革命以后，用“控制”这个词形容议会在一系列事务中发挥的作用，通常不合时宜。[261]比如光荣革命之后很多年直至18世纪80年代，虽然国债被视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契约，但是王室家族和内务部门的花费仍完全属于国王的私事。与收税不同，政府支出不受议会的约束，即使在宪政革命以后也是如此。迟至1780年，埃德蒙·伯克仍然认为，“对任何一年的政府支出，第一财政大臣无法做出哪怕是勉强能够接受的估计”。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英国议会当然更无法办到了。[262]在实践中控制公共财政的主动权几乎完全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这明显是财政部的首要目标。议会议员可以详细检查、收集资料，然后进行辩论。[263]考虑到政府部门通常缺乏标准化和统一的记账规则，正如康韦所举的例子表明的那样，议员真要这么做，其实远非易事。议会议员没有过多使用他们的这种权利。[264]根据现在的标准，18世纪的英国政府几乎不能算作问责制。[265]直至1811年，第一份翔实而又便于理解的年度公共支出表才印制出版。[266]但总体而言，征税变得越来越透明化，权力开始相互制衡，这反过来有助于提高征税效率，减少征税过程中的“不公平”。从纳税人的角度看税收征缴体系远非完美，但是说到底，他们显然可以接受这个体系。对此，很多因素都发挥了作用：国家有一个相对良好的公共济贫制度；以价值固定不变的白银为货币，因而不会像很多国家那样偶尔甚至经常出现贬值；政府不违约，提供充足且因时而变的货币供给；最后，随着时间推移成功地减少了贪腐现象。

考虑到先前的评论并且考虑到当时的水平，我们认为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征税的效率非常之高。当然，这没有考虑不同征税体系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比如非常有效率的消费税和非常无效率的关税并存；也没有考虑土地税的征缴主要由土地所有者的代表决定，且大致固定不变。让我归纳一下英国的优势，税收标准得到普遍应用，即应用于整个国家；不同区域或不同社会群体，在纳税方面没有区别；原则上在征税者眼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中央政府是最后决定税收事务的唯一机构，税收几乎完全由它支配。此外国家相对较小；有一个高度货币化、商业化的经济，没有内部关税；法律和关税也很统一；最后，它还有非常标准化的征税方法。所有这些因素必然会对征税的效率和整体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267]亚当·斯密始终都认为：

国内自由贸易与统一的征税体系大概是英国繁荣富强的主要原因之一；每个大国为使本国产业得到长远发展，必然拥有运行最顺畅、范围最广阔的市场。[268]

而且，从更具体的现实层面上，征税过程涉及的人数众多。18世纪80年代有超过8000名全职员工在英格兰的财政官僚体系中工作。[269]生活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民众大概每1万人中就有一人是这类员工。如果仅关注参与征收和管理税收的人员数量很容易造成误解。比如，据估计在18世纪70年代法国税收征缴过程大约包括了25万人。据迈克尔·曼所讲，其中“只有”35000人是全职和“专业的”，这意味着他们以此维生。[270]但是在这些人中，有些人所做的工作在英国本该由军队完成。如果我们扣除了这些人，那么最终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即在这个居民人数是英国3倍，国土面积也超过英国3倍的国家，居然只有7000个“真正的”财政官员。如果我们计算一下平均多少人中有一个专业的财政官僚，在我们讨论的时期英国将是西欧官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而这个事实至今很多学者尚未认识到。[271]

就征税而言，英国不仅有很多官僚而且他们的人员配置也很有效率。如前所述，英国几乎没有出售官职的现象，也没有那么多的闲职，包税制在1681年以后就不存在了。[272]许多参与征税的人仍是闲职人员，但出售财政官职现象几乎已经绝迹。不同种类的税收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至少从18世纪头10年到19世纪30年代，消费税作为英国最重要的税种完全由国家控制的消费税部征缴。消费税部的工作人员是训练有素的专业全职员工，他们仅为政府工作。在近代早期，英国的消费税部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接近真正的官僚体制的部门。[273]在威廉·阿什沃思看来，这“是一支等级分明，恪守严格规章制度并且训练有素的官僚队伍……素质优良，薪酬固定，重视征税的技术方法”。[274]他认为消费税相对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实现了在生产环节对商品征税，即使不鼓励垄断，也鼓励规模更大、数量更少的生产者，集中于某一特定地区进行生产。[275]

与休谟的观点相反，[276]英国征收消费税的成本估计值极低。随着时间推移，那些成本明显更低：在1684年为总收入的15.8%；在1730年为总收入的7.7%；在1760年为总收入的6.5%；在1787年仅为总收入的5%。[277]当时也有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1767年比较了法国和英格兰的情况，然后总结道：

法国部分累进税的征缴，比如一般收入，包括租税和人头税等，国家耗费的成本不足10%或者每里弗尔不足2索尔，这些成本另加在税收之上以弥补征税的费用。然而在英格兰，征收消费税的费用，每100英镑的花费不超过5英镑12先令6便士，征税由代表公众的专员执行，而不是由代表自己的包税人征收。[278]

英国的土地税和其他几个规模较小的税种是由不甚专业的专员征收的。这类税款的征收，官僚化和专业化程度要差很多。但是由于土地税只占总税收的很小比例，其金额也很小，所以由非专业人士征收产生的问题并不严重。土地税实际上在17世纪末是固定的，直到18世纪90年代从没真正超过200万英镑。因此，土地税与土地或农产品的实际价值关系不大。[279]

征收关税的体系非常复杂，仍有很多闲差，更不用说官僚化了。在各类学者和当时人们的眼中，征税体系贪腐盛行，以其低效而臭名昭著。[280]然而关税在18世纪贡献了1/5~1/4的总税收。从19世纪20年代起其重要性急剧增强，直到我们这里讨论的时代，关税产生的税收总计超过政府总收入的1/3。按绝对价值计算，我们讨论的关税是一笔巨款。[281]所得税在1799年被引入，在拿破仑战争后被废除，在19世纪40年代又重新引入。所得税和实际收入有明显的联系。比如在1799年第一次引入收入所得税时，收入在60英镑以下的免税；收入在60~200英镑的实行累进制；超过200英镑的统一按10%的税率征收。[282]19世纪40年代所得税再次被引入时，仍然采用按照实际收入征收的原则。[283]这些税赋的征收成本其实相当低。

总体而言，征收成本肯定很低。据估计，1788年至1815年在征税总收入和支付给国库的净额之间存在大约10%的差异。[284]在这之前这一差异可能更大。1800年至1850年政府征税的年度成本在最低240万英镑和最高490万英镑之间徘徊。这一时期政府总支出在最低4880万英镑和最高1.129亿英镑之间，[285]征税成本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从未超过10%，显然正常情况下这一比例会更小。与世界其他多数国家，尤其与中国相比，英国经济各个部门一般来说纳税的经济实体规模相对更大，也更为集中。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征税者只需要和较少的实体打交道，从而使其工作更简单，成本更低。如前所述，英国的征税体系经常积极推动创建规模更大的生产单位。相反，在这方面中国很难扩大生产单位的规模。

在面积较小且高度货币化的荷兰共和国，大量的收入最终由政府支配。人们希望建立一个高效的税收制度，据说征税成本在19世纪上半叶为17%，而在18世纪的荷兰省仅为5.5%。1748年的税收革命后，税收不再采取包税制，荷兰省的征税也变得更有效率。[286]尽管荷兰是欧洲赋税最重的国家之一，但是财政官僚体系的规模很小。18世纪末荷兰有300~350个领薪水的官员。如果将短期在岗的官员包括在内，总数也少于2500人，绝对数量可能不算太多，但是就相对数量而言，与当时其他国家相比也不能算少。[287]

至于法国实际的征税费用，奥布莱恩和马赛厄斯给出了很高的估计。他们声称，18世纪法国总税收和净税收（包括征税的收益和成本）的差异约为20%。他们讲的只是由普通包税人征缴的税收。[288]麦克唐纳认为征税的实际成本不会超过收入的15%。[289]我们可以在文献中找到民间流传的更多资料。1787年一位当时的专家估计，贪腐的税收官僚的征缴成本少于8%。这一数字低得惊人。[290]根据经济史学家赖利的观点，1752年征收成本不超过王室收入的14%。从全国看，如果不计与权贵谈判的费用（这一费用每四五年才发生一次），那么征收成本约占总收入的13%。[291]我已经提到过，以某种形式参与税收征缴的人为数甚多。显然这不会对效率有太大影响。实际征缴成本是相对较低的。

并非所有欧洲国家在征缴税收方面都有较高的效率，但是普鲁士拥有严格、低廉和组织良好的征收体系，效率很高。由国家经营的部门通常贡献1/3的政府收入，这也是国家征税效率较高的原因之一。但是要说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官僚化和高效率，必须谨慎对待，不能盲目乐观。[292]1749—1784年奥地利总收入和净收入的差异估计在15%~34%。[293]1782年奥地利王室财务大臣辛生道夫伯爵声称，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总收入的26%或者成为征收费用，或者被地方权贵截留。[294]随着时间推移所有西欧和中欧国家都日益呈现追求征税效率的趋势。但是总体而言，我们必须说从现代角度看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征税并非都是高效的。监控征税过程，制裁贪腐行为，对所有前工业社会显然都非易事。各种免税和特权、区域性和地方性的差异，都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包税制和卖官鬻爵现象非常普遍，对现代的观察者而言这些现象貌似效率全无，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条件，这大概是最灵活的征缴税收的策略。

相比于由受雇的税务官构成的全国性专业官僚体系进行征税，卖官鬻爵和包税制很有可能不是一种有效的征税方式。但是，考虑到确定税收和转交税收的困难，政府通常别无选择。[295]此外，如果关注的重点是这一策略本身，那么把征税的权力卖给出价最高者，这一做法不必视为国家羸弱或权力遭到削弱的象征。只要控制住经常出现的贪腐，对近代政体中的政府而言，出售征税权或职位可谓明智的权宜之计。这适用于任何近代政府。它预先获得了现金，因而可以轻松地对包税人和其他违背约定、出售职位的“官员”采取措施。即使在英国，包税制也并非完全无效。包税制的废除与其说是由于自身的无效率，不如说是中央政府想找到一个可以更加密切而又直接地监控税收的办法。出售官职也可以作为一种激励“新”人的方式，通过将他们与中央政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这种方法能够发挥实效。[296]布莱克甚至对此有非常正面的评价：“包税制远非政府的缺陷和信息运用的局限，相反它是提升收入的有效方法。”[297]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必须认识到韦伯极为珍视的完全成熟的官僚国家在历史上很晚方才出现。

不同西欧国家存在惊人的差异在这方面也有体现。这样的差异再次告诉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对“西欧”不可轻易地一概而论，更不用说“欧洲”了。英国比法国远为集权，也更有效率。实际上，英国拥有西欧最集权和最有效的征税体系。如前所述，这并不完全出人意料。现在对法国在大革命之前税收状况的描述，通常比过去要更为正面。但是归根结底，就中央政府而言法国税收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问题，在这一分散体系下，无法有效收集足够的钱财以实现其目标，另外，税赋的实际承担者认为当时的税收体系是极不公正的，且税负过高。

认为英国没有贪腐，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天真而且错误的观点。相反，英国被称为“朽化的贪腐制度”，官场上相互勾结和庇护，侵吞公款和尸位素餐的现象屡见不鲜。其根源在于君主及其各个部门，比如英国海军贪腐的劣迹几乎尽人皆知。[298]我们已经提到过海关在发放特许权时出现的低效和贪腐问题。在维持监狱系统的运营和为海军及陆军提供给养等各类事务上，英国政府一直依赖承包商。当军队的扩张超出了国家行政机器的供给能力，承包商的作用就进一步增强了。来自私营部门的参与者继续作为国家能力的必要延伸，这必然滋生玩忽职守现象。但与当时的观念相反，此时的私营部门并不总是充斥着贪腐问题。政府鼓励承包商之间的竞争，加强它们与行政机构的联系。[299]各种朽化的贪腐都得到了处理。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成功的改革。英法战争期间，改革和进步的压力变得非常紧迫，政府成功地解决了许多权力滥用的现象。[300]更重要的是，如果以是否对获取政府收入产生不利影响来衡量，我们这里讨论的贪腐形式即使产生了一些恶劣的后果，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国家的行政效率。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政府收入都是通过间接税获得的。[301]

税收效率或无效率及其原因：中国的情况

对于清代中国税收体系的集权程度，以往不厌其烦地详述帝制中国拥有压迫性中央政权的著作，力图表明这是一个统一的体系，而现在的学者普遍同意实际上并非如此。税收征缴基本上由各省组织，而各省均存在鲜明的特色。征税在富裕省份和贫困省份有所不同，税收还存在由富裕省份向贫困省份的转移。比起全国平均水平，富裕省份的税负要高得多。[302]比如在江南地区，每亩平均税率相当于整个帝国平均水平的4倍，最重要的是，根据资料，江南地区的耕地占比也非常高。土地税在江南赋税最重的县可能达到10%~15%，但是整体而言各省仅为大约7%。[303]税收体系在内地十八省和其他地区也有差异。中央政府倾向于因地制宜。例如康熙皇帝于1713年宣布的摊丁入亩，在18世纪末也仅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即便如此，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地的民众仍处于不同的税收体系之下，就像西藏一样。[304]与西欧相似，中心地区要比外围地区缴纳更多的税赋。除此之外，中国税收的地区差异不仅体现在税负方面，还与赈灾有关。[305]

实际上，不同社会群体间也存在巨大差异。身份更为显赫的地主和地方士绅，通常不用缴税。“士绅”成为一个享有经济特权的特殊群体。王业键对清朝土地税的权威分析表明，不同人群缴纳的土地税极为不公。[306]18世纪一个“士绅”家庭缴纳的税收可能只有相应平民家庭的1 /3，而且还可以免除强制性的劳役。整个19世纪平民每亩缴纳的土地税可能达到士绅的2~5倍。[307]顺便说一句，士绅并非税收事务中唯一拥有特权的群体，旗人也比平民税负更轻。[308]此外逃税现象也很普遍，比如将平民的土地登记在拥有特权的地方官员名下，以此来逃避税收。地方官员当然会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些报酬。另一种方式是由农村的精英代替更为贫穷的人纳税，然后收取费用，以此利用税收体系的漏洞。对于那些不能及时完成税收额度因而需要借钱的官员，地方精英也可以采用这种策略。地方士绅这样做往往会对代表朝廷的官员产生实质性影响。[309]毋庸多言，由于度量衡和货币存在巨大的差异，税收可能以白银、铜钱或实物的形式缴纳，也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程序的标准化无疑困难重重。近来，很多以英文出版的有关明清中国的著作，经常认为在16世纪后期“一条鞭法”税制改革之后形成了一套完全的“银本位”税收体系。很多学者甚至极力声称，这带来了一个完整的“银本位”国内经济。[310]实际并非如此。令人奇怪的是，既然现在所有专家都不接受这个说法，这一观点何以在论著中反复出现。银本位从来就不完全，即使在税收方面，税款也常常以铜钱或实物的形式缴纳。[311]何义壮指出，改革发轫时，明朝也是这种情况。[312]这同样适用于清朝。根据邓钢的观点，即使在著名的“一条鞭法”改革之后，中央税收也仅有40%以白银支付，剩下的60%是以其他形式支付的。此外如邓钢所述，在整个清朝时期税款以货币还是以谷物支付，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313]林满红指出，1657年规定70%的税款以白银支付，其余30%以铜钱支付，但实际上很多税款仍以铜钱支付。[314]王业键可能是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税收最优秀的专家之一，他写道：“众所周知，清朝土地税的征缴，有的是以白银形式，有的是以谷物形式，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然而从18世纪中期开始，征税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即谷物税改为由货币缴纳，以货币支付的税赋改为以白银支付。”[315]再看最后一个例子，瞿同祖是研究清朝地方政府问题的专家，据他所说：“通常允许纳税者以铜钱代替白银来缴税。铜钱和白银的兑换率由本省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并与当前市场兑换率一致，地方行政官员征税无权超过这一兑换率。然而地方行政官员中通行的惯例是，强调以铜钱代替白银纳税且兑换率高于市场价格。”在注解中他补充道，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做法变得很流行。[316]简而言之，直到漫长的18世纪末期甚至在此之后，中国大量的税款都是以铜钱而不是以白银支付，这使税收的征缴累赘不便。即使政府坚持以白银收税，普通百姓常常仍以铜钱向中间人或官员支付税款，这些人再向国家纳税，其中至少一部分是以白银的形式。19世纪20年代白银开始流出中国，上述现象变得更加普遍了。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中国南方的一位巡抚观察到，本国80%~90%的民众以铜钱支付土地税。[317]总而言之，税收中相当大的比例仍以实物形式（即谷物或饲料）缴纳，这不仅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而且使侵占公款、欺骗和贪腐等行为不乏可乘之机。[318]毫无疑问，整体而言清代中国经济无论如何也不是完全的银本位，事实上清朝的经济与之相差甚远。

和英国相比，清代中国由政府引导的货币化程度显然更低：税收更少，税款的形式不全部使用货币，政府没有负债且支出更少。在中国如果以货币纳税，遇到的麻烦要比英国更多，因为若以进入区际贸易的商品比例来定义商品化，那么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在漫长的18世纪“商品化”程度更低。与中国相比，英国城市化程度更高。大部分以土地为生的英国人既没有土地也无法租到土地，他们难以借此维持生计。英国的失地农民比中国农村更为普遍。因此英国的市场参与度甚至市场依赖度，肯定比中国更高。商品化程度不高的社会几乎肯定是一个货币化程度较低的社会。

与英国相比，中国的国内运输设施很可能也更不利于商品化。就像几乎所有的前工业化经济，长途贸易的商品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相当低，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廉的运输成本，这又取决于水路运输的状况。中国东南地区由河流和运河构成的水路运输系统，比1750年之前的西欧大部分地区更为密集也更有效率。中国也有一些贯穿本国的大江大河，但并不总是可以通航，比如黄河，当然也很难借此向上游航行。此外，大江大河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即淤塞和洪涝。中国的河运系统绝不像英国那样密集且四通八达。中国有很多运河，但通常水量不够充沛，不适合运输大宗货物。[319]在内地十八省之外和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水上运输根本不可能或者困难重重，这些地区的长途运输成本肯定居高不下，因而几乎不可能定期长途运输大宗商品。[320]我们不能忘记，在前工业化时期100公里都算是相当长的距离。陆地运输是很麻烦的，出资建造和道路维修也问题多多。[321]像文安立声称的那样，中国的水陆交通毫不逊色于西方，其中必有夸张的成分。[322]偶有一些文献提及，清代中国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如此乐观的论调让我感到震惊，这一观点基于对某些证据的特殊理解，这些证据基本上只看到了接近江河的重要城镇、有重要行政职能的城镇，以及看到的是官方的而不是实际的价格。[323]19世纪中国的陆路和水上运输系统已经恶化。这一恶化，尤其是陆路交通的恶化，归咎于木材和钢铁等原材料的匮乏，但是中央政府的软弱至少也是原因之一。[324]

总体来看，以货币支付比以实物支付税款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高价值的“通货”如白银和黄金，优势尤为明显。但是对于中国非常重要但价值低廉且笨重的铜钱，优势则不太明显。实物税总是包含高额的运输成本。比如19世纪从江南运往北京的贡粮价格增加了2倍或3倍。全部支出必须由百姓而非政府承担。[325]范斯莱克在其有关长江的著作中声称，19世纪早期清政府在运输和管理贡粮方面可能花费了1500万盎司白银，约占总收入的1 /4。[326]实际上以白银缴纳的税款在运往京城时运输成本也很高。政府有充足的理由极力避免这一成本。此外以货币支付的另一个优点是，与谷物相比，货币可以更灵活地用于不同的用途。

在权力制衡方面，中国也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我已经提及，直至19世纪后半叶中央政府的财政事务汉人不能插手，完全由满人掌管。不同的组织如户部和内务府独立处理经济事务，这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中国没有“独立的”监管收款和付款的方式，也没有讨论和决定税收政策并掌控政府各部门之间权力制衡的制度，就像英国议会那样。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份简单的任务，因为没有可供核查的“预算”。税负很低，但不是在制度化的框架下通过正式谈判形成的。从现代官僚主义的视角看，这一体系运行了如此长的时间，而且至少中央政府对它还非常满意，我们对此只能表示惊讶。

在中国，税负被有意识地设定在较低的水平，但是至少对于土地税而言，征税成本占到税收总额的1/5~1/4。[327]据曼素恩所讲，征税主要有三种方式：由政府官员征收，由允许自己征税的民众组织征收，实行包税制。[328]在这些征税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个体系实际上由完全受雇于政府和领取薪水的专业官僚掌控。地方税收主要由一些既不直接隶属于政府部门，通常也不由政府付薪的人征收，也许可以称之为“准官员”。有时，雇用他们的地方长官会为其提供部分收入。但是多数时候，他们为了谋生必须自己想办法以某种方式完成政府指派的工作，包括征税。京城和省级发挥协调功能的官僚机构规模很小。我只找到了1895年的数据，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一个世纪以前的情形与当时有很大区别。以1895年为例，我们计算出，户部的所有官员加上省级税收管理机构的官员，整个清朝“财政”官员的数量仅为1800人，这意味着每25万人才有一个“财政”官员。[329]就此而言，理解各省在税收事务上实际的自治权有多大以及各省实际的税收体系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是非常重要的，尽管通过将各省划分为盈余省份和赤字省份，中央政府使各省的税收收入和税收支出有所平衡。实际上在地方一级，农村的税收事务也通常由两类农村民间组织负责处理。通过将不属于士绅阶层的村民分为小组，从中选出执行特定任务的代表，形成了两类民间组织：一类是所谓的里长，原则上应该负责财政事务，包括税收和人口登记；一类是所谓的保长，原则上必须负责维持公共秩序，如治安、人口登记和犯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保长逐渐接管了里长的职能。这些由村民“选出来”的领导者负责向村民收税，如果有些村民没有缴税，领导者通常要自己负责。里长制度产生了一系列弊端，我不会在这里详细讨论，当然里长的职能被保长取代时弊端也没有减少。[330]

至于行政部门的运作，本书后面将会讨论清朝整体的“官僚体系”。[331]在这里，我仅讨论与税收征缴以及更一般的公共财政有关的问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清朝正式的官僚体系规模很小。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正式领俸官员，至多仅数万人。这些官员获得的政府经费很少，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正式的工作人员，据魏丕信所言，每位官员仅有5~6个副手，他们可以为副手定期提供正式工资。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准官员”，这些人不隶属于正式的政府部门，也没有正式的政府工资。有时候这些人从他们为之提供服务的官员那里获得一些收入，但是总体而言，他们必须自己想法挣钱。这很难被视为一个高效的官僚体系。最后，也不能像王国斌那样称之为“小”政府。[332]掌管整个帝国的“准官员”，如衙役、当差和那些不知该如何准确称呼的人，不只是参与征税的人，还包括了所有的准官员，这些人加一起在18世纪肯定达到数十万人之多。他们都以提供了服务为由向民众索要钱财或其他报酬。我们如何才能确信，这些民众付出的财物能够物有所值呢？在19世纪刚开始时，洪亮吉曾经估计，在一个大县应配备大约1000名差人，中等规模的县700~800人，小县至少100~200人。如果我们以每县平均500名差人计算，在清朝1526个县及相应的地区其总数将达到7.63万人。[333]据喜欢夸大清朝统治专制性的魏复古所说，在清朝统治期间中国各省每个官员拥有的差人，肯定超过40人。他断言，“在王朝统治的最后时期”，中国有约4万名文官以及超过170万名“部下”，他称之为准官方助手。[334]我阅读的各类文献表明，民众不得不供养高达百万的“准官员”。张仲礼认为，在整个19世纪，所有的士绅中约40%提供了某些社会服务以协助管理当地事务。考虑到在19世纪后半叶或者更准确地说在19世纪80年代，整个国家估计有大约150万士绅，这意味着当时仅士绅“阶级”就供养了大约6万名“准官员”。[335]

政府官员通常不是财政专家，即便他们是专家，作为“局外人”他们也缺乏在本省有效且恰当地处理财政事务所需的“本地知识”。他们正式的下属人数很少。说得婉转些，官员的衙役和当差似乎并不懂得真正的“专业知识”。所以在这方面，官员基本上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转而依靠当地士绅；二是自己雇用并支付薪酬给专家，而这些专家通常本身就是士绅。当然这两种“解决方法”都难称有效，也不符合官僚体系的规则。说得好听些，地方士绅也有自己的利益，其利益并不必然与政府官员的利益相同。他们在地方上很有权势，影响举足轻重。士绅中有很多人但不是所有人，通过了科举考试。就我而言，第二个“解决方法”彰显了清朝政府存在的根本缺陷。[336]政府官员不得不自己出钱雇用这些人从事公共事务，且无法将其纳入正式的官僚体系，这真的非常奇怪。使这种状况更为“低效”的是，“清朝官员”的薪水低得难以置信，而这一工资除了支付自己的生活费，还要用于支付许多“官方”开支。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借助于这点微薄的收入，各省的政府官员根本无力完成其本职工作。如果他们额外雇用了人员，包括一些高素质的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实际上主要不是来自其贫困的雇主而是来自他们的工作，衙役和当差就是如此。这实际上意味着允许官员以某种方式榨取民众的收入。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日渐增多的庞大群体。有估计表明，1854年大约27000位幕僚发挥了专家的职能，其人数几乎和真正的官员一样多。[337]

插曲：某些税种是否更易于征缴？清朝土地税与英国消费税和关税的比较

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税收效率问题，区分我讲的“技术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前者指收缴特定税种在技术方面的可行程度，并以实际征缴的收入占计划收入的比例作为衡量标准；后者指攫取特定收入来源在政治方面的可行程度。因此，总效率可以用实际收缴的总收入占潜在总收入的比例衡量。

就研究西方的国家形成史方面，查尔斯·蒂利是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总体而言在前工业化经济中，相比于对商品征税，对土地征税更为复杂，因此效率也更低。[338]如果确实如此，清朝政府相对较低的税收收入可能与土地税在该国举足轻重有关。蒂利不是唯一持这一观点的人。诺伯格和霍夫曼关于许多近代欧洲国家税收体系的研究也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可以选择，近代君主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行政层面，都更偏爱对贸易征税。[339]贸易税在此文中指的是征收关税，这对英国最重要；或者征收消费税，这在所有欧洲国家几乎都很重要。休谟在《论税赋》中写道：

最好的税种是那些类似于消费税的税种。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看起来就像自愿缴税；因为人们可以选择使用多少需要征税的商品，采用逐步征税的方法，不易被察觉；如果明智地征缴，税收自然会产生节制和节俭的效果，消费者由于区分不清税收和商品的自然价格，几乎感觉不到税收的存在。消费税唯一的缺点就是征收的代价非常高昂。[340]

亚当·斯密指出了这种收税方法的另一个优点，从税务官员的角度看：

最终纳税的消费者，很快会混淆税收和商品的价格，然后几乎忘记他缴纳的任何税款。[341]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蒂利和休谟的观点。比如埃特曼，他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对土地征税比对贸易征税更简单。[342]他也许参考过亚当·斯密的观点，斯密认为“任何人占有的土地数量和价值从来不是秘密，都是确定的”，他又补充道，“土地是不可移动的”。[343]另外，军事工程师和税收改革家沃邦在18世纪早期抱怨道，判断土地价值以及评估土地税困难重重。[344]我不认为这一问题有明确的答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经济体货币化的程度、经济规模、是否存在完善的地籍登记制度、组织税金评估和收缴的方式，对于任何缺乏统计数据的前工业化社会，这些绝非易事。

总体而言，欧洲的贸易税和消费税在政府总收入中扮演的角色，比清朝更为重要：这些税种比土地税更为灵活，直接聚焦于经济中已实现货币化的部门。对生产或分配的几个节点征税，比征收土地税更容易。英国的消费税征缴系统利用了这些优势，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很有效率。但英国的关税效率不高。中国的关税收入被认为无足轻重，其征收也相当低效；建立一个大规模征收消费税的体系，任重道远。经济实体如此之多，其规模通常如此之小，国家幅员如此辽阔，对实际的产品和贸易征税，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1853年引入厘金税的历史恰好说明了这一点。[345]此时盐税作为最为重要的间接税由所谓的盐商实行包税，他们从政府手中取得了盐业专营权。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清朝的税收仍然就是土地税。

最后，我考察一下当时有关税收的政治关系，这比上述技术性的问题更为重要。在决定一国“财政制度”和由谁承担税负时，这些政治关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346]在英国，土地税由地主阶级向自身征收。[347]他们自己管理，因而也控制了土地税的征收。消费税部门的官员征收消费税，这是此时最重要的税收。他们是专职政府官员。原则上，地主更偏爱对土地征税，而非对消费和借贷征税，因为地主控制着土地税的征缴，而且只要他们能控制，他们就会更偏爱土地税。在实践中，其他税种和借贷很快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土地税征缴过程中，土地税征税人代表中央政府征税，而中央政府对此很少干预，土地税由地主自己提供必要的信息，并最终缴纳少量的税款。土地税评估的基础是根据估计的地租确定土地价值，而不是农产品的价值。1692年至1798年，普通土地税每年的征缴都不是依据调查或地图，甚至连广泛的书面登记也未使用。实际上直到1799年，估价一直都基于1694年所做的评估，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土地的实际价值和税收估值几乎毫不相关。这还意味着富有的地主税负很低，而且总体上还在下降。[348]当然各地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北方的地主要比南方的缴更多税。

无论中央政府、地主还是普通民众，都没有通过调查和绘制地籍征收土地税的激励，甚至19世纪50年代的地形测量图都不算是真正的地籍图册。此外，英国或者至少是英格兰特性鲜明：“在18世纪和19世纪就基于地籍调查征缴土地税而言，英格兰与欧洲大陆有着明显的区别。”[349]显然，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政治决策而不是缺乏能力，也不是无力发现潜在的好处。如伊恩·哈金所言，爱尔兰被克伦威尔征服之后“1679年这个国家的土地、建筑、人口和城堡都被调查得清清楚楚……以便于英国掠夺这个国家”。[350]始建于1791年的地形测量局只要有适当的理由，主要是军事方面的原因，就可以利用三角测量法为（部分）英国绘制精确的地图。[351]

创建全国性的地籍系统通常耗时很长。基本上在19世纪（晚期）之前，这样的地籍登记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实施过。[352]在法国的旧制度下，总体而言土地税是基于人口而不是基于土地征收，主要的例外是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因此征税所需的不是规划或地图而是业主名单。1790年决定废除所有的旧税种，代之以单一的财产税，并考虑财产的净收益。相应地，1807年引入了根据财产规模和土地使用性质征收的新土地税。这必然会产生详细的地籍登记。直至大约1850年法国才完成测绘工作，而且即便此时测绘仍有遗漏。在现代所称的“荷兰”，法国大革命也促进了该地区的地籍测绘。在荷兰，有人试图创建一个征收土地税的体系，该体系以土地使用者和地主从土地中获得的收入为基础。在1795—1811年的荷兰地籍登记中，调查人员最早尝试以严格统一的规则和测量标准绘制全国地图。最后一个例子来自哈布斯堡王朝。为中央财政征收的土地税是军事支出的主要来源。其中大部分是对不动产征收的税。拥有地籍登记对中央政府评估税收十分有帮助。人们付诸种种努力，但并未取得显著的成效。玛利亚·特雷西亚在1756年推行的地籍登记表明，36%有产出的土地未被记录。约瑟夫二世试图建立统一的地籍登记制度，基于此所有人只需支付一种土地税。但是这一对土地净收入征税的计划被证明太过复杂，而且耗时良久，因此未能实现。所以国家决定对总收入征税，并尽可能做些纠正和调整。事实证明地籍登记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弗朗茨一世统治时期，下奥地利地区于1817年开始为新的地籍登记展开测绘。“仅”奥地利地区，地籍登记直至1861年方才完成。作为估税依据的价格体系此时已经完全过时，毫无价值可言。

在中国，由土地所有者缴纳土地税，这也存在问题。一般来讲，清朝北方的小农既是耕种者也是土地所有者。长江三角洲情况有所不同。那里大多数耕种者仅租借“田底权”，这意味着要由拥有田底权的地主纳税，当然他要确保从农民那里收取的租金足以抵偿这笔税款。[353]而且许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拥有各种独立的地块，不仅大地主如此，甚至那些耕作面积很小的小农也是如此。[354]评估和征收土地税必然是一项复杂和浩大的任务。首先耕地按标准划分为三等，然后每等又分为三个次等。在实践中各地之间存在广泛差异。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各种差异很大的评估方法，负责征收土地税的官员对产出不同的土地固定使用同一标准税率，即不是以实亩为依据而是以所谓的官亩为准。[355]登记的土地数量、土地品质的分类标准、依据富裕程度或运输成本等因素确定的税赋数量，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别。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缴税的税率通常也有不同。由此产生的欺骗、逃税和敲诈的机会，数不胜数。尽管中央政府原则上力图保护小型佃户以及土地所有者，并担心可能出现强大的地主阶级，但是为了抑制因缴纳租金产生的冲突，中央政府逐渐倾向于支持地主。政府通常坚持佃户要缴纳地租。在租佃现象比较普遍的地区，政府的收入过于依赖地主收取地租的能力，这使得政府的政策实际上被其乐于宣扬的那些社会因素主导。

清朝统治时期土地登记存在广泛遗漏，这使其臭名昭著。这是征税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仍未及时更新地籍登记，缺乏有关土地市场和真实产权关系的可靠信息。最后一次全国土地普查还要追溯到1578年至1582年，以此次普查的结果为基础，清朝初年制定了“基本定额”，这一定额被认为是神圣的，甚至出于任何实际目的也不可动摇。[356]根据奥斯本的观点，许多土地（可能大部分是明朝定额确立后新开垦的土地）一直没有登记。18世纪和19世纪广东开垦的土地中，登记的不足20%。[357]王业键大胆地尝试了全国范围的估计并得出结论：“在清朝统治的第一个百年，至少有1/3新开垦土地未被登记，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这一数字为4/5。”[358]帝国政府在得到了原先的定额之后，便失去了更新土地数据的兴趣，缺乏足够热情使登记土地的数量超越1600年的记录。地方层面也缺乏动力和手段提高土地登记的数量。税收定额越低，地方官员实现征收目标的概率就越大，他也就越有机会展现自己“仁慈”的一面。农民当然更没有兴趣增加自己的税赋，至少从官方数字来看税赋貌似很低。但是，税赋增加对这些勉强维持生计的人群而言仍有可能产生巨大冲击。报告土地面积和土地税仅是走走形式而已。[359]

如前所述，土地税根据土地的质量分为很多等级。但是，土地确实有时会得到改善。税收定额不会定期增加。如果税收确实增加，通常是因为课税的土地数量有所增长。像清代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追查土地和农产品的价格及其购销数量，对于收入不足、人手短缺的政府官员而言，即使他们想要这样做肯定也过于繁重，更何况他们还没有意愿做这些事。以这种方式征收的土地税几乎是固定的，对农民征税也只是依据其名义上拥有的土地。根据伊懋可的观点，这种税收体系产生了鼓励密集耕作的效果。[360]就像18世纪晚期一份基督会教徒的报道提到的那样，这也许就是小农拥有的土地产量远高于大地主的土地的原因。[361]我们已经看到，英国也没有完善的地籍登记。或者更准确地说，根本就没有地籍登记。但是，在我们讨论的整个时期，英国的土地税从未达到税收总收入的1/3，其重要性也迅速下降。中国则相反，土地税在这一时期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关税缺乏效率，盐税采取包税制，这些都无关痛痒。相反，土地税征缴的“无效率”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虽然没有人明显察觉这种影响，也未对此表示深恶痛绝。清代中国的财政及金融事务在中央层面极度缺乏透明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此不无关系。

王国斌断言，与中国相比欧洲国家在农业税征缴方面效率极低，这实在令人惊诧。[362]他没有指出具体是哪个欧洲国家。让我们再次聚焦于英国。英国的土地税数额的确不大。平均而言，包括评估的其他税收，土地税总额在18世纪达到每年200万英镑，1810年至1819年年均收入达到最高的800万英镑。在一个面积仅为23万平方公里，人口仅有1300万的国家（这还包括苏格兰在内，而土地税归苏格兰所有），每年却可以征收折合600万两白银的200万英镑税收。而在一个拥有3亿人口的国家，即使只考虑内地十八省，人口也相当于英国的17倍，每年只能征收4000万~5000万两白银的税收，英国真的是“效率低下”吗？即使根据两国的生活成本做出调整，王国斌的观点依然无法得到有力的支持。此外，如前所述，英国相对较少的土地税收入，是由于统治着这个国家的主要精英拥有足够的权力利用国家机器减少自己的税负，并将负担转嫁他人。这显然不是一个国家拥有弱势政府的表现。

从无效率到渎职与贪腐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讨论民众向政府缴纳的正式税收。当然正式税收不一定与实际支付的款项相等，事实上也的确不同。正如所料，一些人缴得比正式的应纳税款要更多，而另一些人则更少，同样如我们所料，存在各种各样的贪腐问题。我们先分析清朝的问题，在我看来清朝的问题远为严重。我认为清朝的税收系统明显不会很有效率，而且必然会导致大量的操纵和欺骗等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为数甚少的官员不得不完成繁重的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专家，不得不过度依赖自己的下属，而这些下属往往没有正式工资。这一体系的脆弱环节还不止于此。包税制的缺陷显而易见，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征税方法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产生的问题也趋于增加。与之相似的还有将评估和征税“外包”给各类组织，这些组织必须自己负责这些税款，而这种征税方法也趋于增加。显然，在清代中国这样庞大的前工业化国家，这种征税方法是难免的。因为清政府并不想也没有能力建立专业机构，所以只能采用这种税收体系。

就征税而言，清朝社会也是“模糊不清的”。[363]中央政府缺乏信息。像清朝税收体系这样的“间接统治”系统不只是征缴的税收很少，中央政府甚至不知道税收到底有多少，因为它不知道整个国家实际有多少资源。由于征税很大程度上是半私有化的，它并不很“透明”，而且缺乏一致性。它大体上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运行，因为根本没人有能力按着其他原则征税。实际上这种征税方法很像包税制。以上指的是土地税的征收，但是其他税种的征收也很难被称为“官僚化的”、“可预测的”或者“透明的”。[364]对于必要时求助于各类贡赋的政策，这当然也同样适用。中国征税效率不高，这并不会让我们感到震惊。考虑到税务官员面临的重重困难，它实际上令人印象深刻。

讨论（无）效率，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贪腐问题。在讨论清代中国的官僚体制时，这个词经常出现。在关于清代中国历史的任何一部教科书中，我们都能找到对各种贪腐问题的描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阐明贪腐的真实状况是一件易事。很多贪腐并非正式规则或法律上的，只是实际管理人员的决策行为。很多人从事管理，提供现在所谓的“公共”服务，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官员。他们的所作所为与现有的规则或规范并不一致，因此最好称之为“法外”行为或“不法”行为，但不一定是“违法”行为。[365]而且他们提供的很多服务也是必需的，按照里德的说法，由于这种行为是“必需的”，因而实际上也是“合法的”。只要这种“公共服务”的收费“合理”，过程体面而高效，人民将很愿意接受它。但是，举个例子，什么算是“合理”的收费，什么又算是“敲诈勒索”呢？不同的当事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想法，这不足为奇。不能指望那些没有工资的衙役和当差或者工资很低的官员，不会做一些缓解自己经济窘境的事。为了正常运转，中华帝国事实上依赖一些由非正规途径提供的经济支持，很明显这同样适用于帝国的官员，他们确实有工资，如果其“即兴发挥”的策略没有效果，就会被帝国认为道德沦丧，应受谴责。[366]所有人都知道，官员的正常收入很低，即使算上“养廉银”和办公费用的补助也是如此；所有人也都知道这些官员想摆脱这种境况。只要官员不滥用他的权力，这都被认为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诱惑太大了，特别是由于哪些行为严令禁止并不明确，官员发财致富且逃脱惩罚的可能性很大。以下来自张仲礼对19世纪下半叶官员状况的估计，真正由欺诈而来的收入甚至没有包括在内，这一估计表明官员多么善于此道。更早些的情况可能不会如此极端，但本质上差别不大。

官员的正常收入只有629.5万两白银，而额外收入是正常收入的19倍。为官的士绅的总收入据估计约为每年1.21亿两。这一巨额收入要分配给23000名在职的中国官员，在19世纪后期这些人约占整个士绅阶层的1.6%。平均而言，一个官员每年的总收入超过5000两白银。[367]

这意味着像帕克那样对腐败所做的定义——“腐败就是不正当地利用公共权力，以实现个人利益”，虽然从理论上看很有帮助，但是在实践中依然难以应用。[368]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毫无疑问很多人确实不正当地利用了自己手中的权力。

效率低下、即兴发挥、渎职和赤裸裸的贪腐往往交织在一起。[369]当纳税人不得不将粮食换成货币或将铜钱换成白银用于缴税时，我们知道必然会出现各种欺诈方法。除此之外，索取各种额外的支出、费用和贿赂也是机会多多。显然，我们只能猜测涉及的金额。但有一点毫无疑问，相关的数量是惊人的。让我举个例子。19世纪末实际征收的税收估计已达到公开征收数量的3~4倍。[370]研究中国军事史和晚清问题的专家范德温写道，据估计清末不少于2/3的收入是“非正式”征收的。[371]1854年一位御史估计，政府衙役和当差等人的贪腐成本与幕僚的额外薪金高达约800万两白银，据他所讲，这大约相当于当年1/5的国家年度总收入。[372]有文献指出，当时贡粮税负约为官方合法税额的2.5倍。[373]瓦格纳在其关于中国农业的著作中有以下论断，在清朝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十年，但是他也暗示之前的状况可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不谙世事之人才会相信中国的土地税很低，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土地税很高，很多情况下甚至税负过高。”如果实际支付的土地税和人丁税高达官方税赋的6倍，他也丝毫不会感到惊讶。[374]对19世纪初长江下游各省的研究表明，向京城报告的土地税只有民众向地方官员及其下属实际缴纳的总额的1/2或1/3。[375]显然，盐税也提供了大量的贪腐机会。19世纪初两淮地区上缴给政府的盐税略微超过200万两白银，实际征缴的税收约为800万两，而该地盐业运输商人的相应支出约在2000万~3000万两。[376]

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些问题在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广泛存在。但是，早在之前问题就已昭然若揭了。有传言表明，乾隆皇帝的御前侍卫和珅在近25年中敛财累计高达80亿两白银，根据我掌握的这方面资料，徐中约补充道，“据说这大约相当于10年的实际国库收入”。[377]据徐中约所言，和珅只是尖锐的表象而非普遍贪腐的成因。实际上贪腐现象在他掌权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邓钢列举了几例早期主要的贪腐案例。[378]18世纪普通农民受到税务人员和当地士绅的欺压，缴纳的税款数倍于官方定额，这种状况非常普遍。[379]我们已经提及征收“火耗”的惯例。在这方面，横征暴敛的机会比比皆是。依照惯例，火耗约为官方税赋的10%~20%。但是在一些地区，火耗已高达官方税赋的50%。早期清朝统治者将其视为必要之恶，但是雍正皇帝坚决禁止官员征收火耗。他实施了一个方案，依法按照固定比率确定火耗，并根据当地的情况进行调整，然后将这部分收入收归国库。地方官员欺诈勒索老百姓的现象，当然不可能由此完全消除。[380]在清朝所有税种中，少报最严重的是“杂税”。1753年杂税实际收取的金额是上报数额的5倍。[381]通过图伯特有关清廷内务府的著作可以了解，该部门也充斥着贪腐现象。[382]想一下西方商人在广州的遭遇，人们就难以否认以下事实：中国的“海关”也充斥着敲诈勒索、贪腐及众多费用支出。[383]戴莹琮的专著指出，川藏边境地区在18世纪是一片“贪腐的沃土”，在那里中央政府无法控制支出，诈骗、挪用公款和逃税的现象也很普遍。政府担心，收紧权力和征收更多税收以建立一个体面的、薪酬优越的官僚体系，可能会妨害边境的安定。[384]

以上评论并不是源自“欧洲中心论”或“因循守旧”的抱怨。当时的中国人，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民众，对这些乱象再清楚不过，人们怨声载道，反抗也越来越多。[385]以下是洪亮吉在18世纪末所做的评论，此前我们也曾引用过他的评论：

实际情况是，地方官员利用上级赋予他的职权从百姓那里攫取财富，一半缴给上级，另一半留给自己。[386]

1795年乾隆皇帝本人承认，只有20%~30%的地方长官是绝对清白的，让他们达到很高的水准，实在是为难他们。[387]《清实录》对1806年的记载写道：

据称外省地方官于收漕时，例外浮加，虑劣衿从中挟制，先採访绅士中平素好事者，豫行贿嘱，许其包漕若干。其余乡曲贫民，因得任意浮收，重受其累。[388]

在关于18世纪中国贪腐问题的论文中，帕克写道，无论是外国人或者是中国人都相信，在当时的中国，贪腐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严重问题。即使这些观察者都犯了错误，这依然揭示了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民众之间明显存在普遍的不信任。她对清朝谚语的研究表明，除了其他方面，中国总体上表现为一个充斥着贪腐的官僚机构管理着一群无助的受害者。衙役和当差几乎总是被人鄙视，一位好官显然会被认为是例外而非普遍现象。孔夫子式的理想官员是做民众的父母，国家对官僚的评价虽然反复强调这一点，却与当时谚语传达的智慧相悖。理想和现实差距太大。这些负面形象不仅仅是幻想。各种形式的贪腐可能并且确实使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根据传统观点，大量官员的违纪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质疑和惩罚，这无助于提升民众对执政者的信任。问题不仅存在于文职机构，长期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大量发财、晋升和贪腐的机会。镇压白莲教的军事行动在前三年就花费了1亿两白银。户部经计算得出只有一半是合法的支出。例如，大量金钱可能被用于雇用所谓的临时士兵，每月挣2.4~3两白银，一个“正式”士兵只赚大约1两，而这些临时士兵往往是编造的。[389]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贪腐是沉重的负担，它让整个社会民不聊生。民众的不满极其普遍，并在18世纪末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即白莲教起义。这源于对课税、弊政和贪腐的不满，最初爆发于四川东部，后来蔓延到湖北和陕西。

这只是诸多起义中的第一次，接下来是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390]帕克结束其论文的一句话，值得引用如下：腐败行为对金钱的贪婪加上刑法无力禁止以及官僚从中获得的收益，加剧了无处不在的贪腐问题，严重扰乱了18世纪中国的国家和社会。[391]

在这方面，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政府为纳税人提供的是东西方世界中最糟糕的东西，即征收高税赋，却回报以数量极少的公共品，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在著名的白银流失和外国入侵之前，这些方面的问题就已经出现了。通过所谓的“博眼球的慈善行为”，官员确实也将部分收入回赠社会，这些收入本来就应该用于提供公共品，为此官员要征收更多的额外收入。

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漫长的18世纪，在税收征缴方面，与英国相比中国效率更低、管理更差。王国斌声称，“中国政府实施由国家官僚体系执行的、常规性的少量且合法的农业税”，[392]而且，“从公元前3世纪，中国就开始利用有组织的官僚体系，规范化收税”，这种说法过于乐观了。[393]中国的税负确实很“轻”，至少正式的税负是这样。但是，我无法将清代中国的税收征缴称为是“有组织的”，更不用说“规范的”了。因为事实并非如此。我也不能说中华帝国有时比近代欧洲国家表现得更好。[394]它肯定没有英国表现得好。实际上，我们很难在王国斌《转变的中国》的索引中找到有关贪腐的条目。在《大分流之外》一书中，他和罗森塔尔甚至声称，在清代中国“寻租和降低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的其他经济扭曲相对较少”。[395]这忽略了与之相悖的大量证据。其实在中国经济中，直接和间接贪腐的成本肯定是巨大的。

这类有关中国税收水平很低的评论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可能有很好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理由，用来解释中国的事务。实际上，中国中央政府征收的税收远少于英国，一定程度上显然是一种权衡。对民众实施轻徭薄赋是德政的表现，体现了“儒家”关心民生，不取民财的仁爱理念。此外，选择这样的政策无疑被认为是一种理性选择。满族作为只有几百万人的少数外族精英，需要统治一个有数亿臣民的人口稠密的庞大国家，实际上满族已经占领了整个国家，这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在公共财政问题上，他们的统治效率不高，与英国相比有更多的“贪腐”，这很可能是源于清政府的选择：政府热衷于尽可能少地雇用官员，并为他们提供微薄的工资及经费，政府可能会惋惜由此出现的各类低效和贪腐，但不会真的对此感到震惊。人民将希望寄托于统治者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这种期望即便不是毫无可能，也确实是太高了。政治在这方面也有影响。由于官员太少，在职官员就想使自己的职位“保持稀缺”，他们通常反对增加官员的数量，尽量使用“外部人”（主要是遭到他们强烈鄙视的衙役和当差），这使整个官僚体系陷入困境。[396]有时中央政府强烈反对合并县级以下的职能机关，反对将他们变成真正的官员，因为它担心正式行政管理体系的扩张使衙役更有可能自行其是，或者反对未考虑地方利益的中央政策，从而削弱国家权力。[397]

考虑到清朝巨大的规模、庞大的人口和当时国家的技术状况，我们从现代视角观察到的大部分低效和弊端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将清代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官僚化和集权化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不仅由于实际的政治关系，这也超出了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任何一个前工业化社会的保障和监管能力。雍正皇帝确实力图将其帝国变得更像一个现代官僚主义的国家，但也以失败告终，他的继任者回归到由来已久的非正式统治，地方精英掌握地方事务的控制权。作为中央机构的官僚体系，根本没有强大到足以真正治理这个国家。

对中英国家力量的概括性评论

之前的论述为概括性评论做了很好的铺垫。英国中央政府的社会地位很牢固。其牢固程度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18世纪成熟的现代官僚国家需要具备的各种垄断，英国均已具备，用韦伯的话说，就是对合法暴力、公共管理和征缴公共收入的垄断。在英国，国家在任何公共领域都不再有任何竞争者。在国内，“军队”暴力不再是私人财产，一些行政管理部门或公共收入也不会出现严重的挪用公款现象。英国也不存在可以行使的封建权利，封建贵族也不享有税收免除、特权、闲职或豁免，私人与公共的界限也不再像封建社会那样模糊。政府有权获取任何形式的公共收入，并自主决定这些收入的使用。贵族无权征收封建税，1534年教皇和修道院征收“首年金（first-fruits）和什一税”的权力已经转移给了王权。圣公会的主教们有时会扮演征税官的角色，但他们无法持有这些收入。中央政府分配地方可获得的贫困救济。利益集团不能靠国家过日子，更不能将公共财产转移到私人金库。税收几乎完全由政府官员征收，这样的做法非常高效，并且无一例外都以货币形式上缴中央。此外，英国国内是一个完全没有内部关税的市场。尽管英国的地方政府都是自治的，但是英国的政府管理是集权的、“向心的”、统一的和有效的。王国斌所讲的那些植根于社会并通过集体力量削弱其他欧洲国家政府的近代中间团体，在我们讨论的时期在英国已经不复存在。更准确地说，这些中间团体已经被政府接管，或者在1688年之后成为政府的一部分。[398]就国家直接支配的资源而言，即钱财、人力、军事和政府官员，英国的根基相当牢固。因此，当其经济腾飞时英国显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是一个面积相当小且均质化的岛屿，这的确有利于其变得更强大，并且监控政府相对容易，从1066年起便不再有任何地方势力。此外，相对而言英国还十分富裕，且货币化程度较高。各领域的精英都参与治国，以强化统治的合法性。尽管一直以来仍存在一些分歧和冲突，但这无法阻挡一个强国的诞生。

在国家“硬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能力），即收入、支出及人事方面，相对于欧洲的财政—军事国家尤其是首屈一指的英国，清帝国就显得十分羸弱，因为清朝中央政府能够支配的资源实际上非常有限。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称清代中国为弱国也令人奇怪。因为每个对中国和西欧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人，都会折服于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的连续性和长久性。派尼斯认为清帝国具有“无与伦比的耐久性”，这是正确的，因为“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近代政体，能够像清帝国一样，为如此庞大的人口提供如此稳定、和平的环境，且保持相对繁荣和公平”。[399]而且，清朝统治者的出发点似乎也有所不同。他们的统治箴言被称为“无为而治”。[400]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进一步讲道：“在（清代）中国……国家不是以一个组织的形式存在的。”他认为，清朝盛行的一种观点是“理想的政府应该无为，即什么都不做”，实行“消极统治”。[401]从很多方面来看，在地方层面很少能看到中央政府的身影，更别说正式的组织了。清代中国只不过是一个薄弱的行政上层建筑，它将日常事务更多地留给地方精英。但是，仅凭这一点就认为中国具有一套地方自治制度，并且有一个仁慈的、放松对偏远地区管控的中央政府，在我看来是过于乐观了。中央政府通过地方官员控制每户家庭，习惯性地采取连坐责任制，使村民互相监视，逐渐对彼此产生不信任和恐惧。[402]统治者可能也需要因时而变。下面的引言可追溯至明朝，虽然时代变迁，但仍反复出现在19世纪有关治理的著作中：

当前，治理的首要目的是将棘手的事务控制在最低水平，而不是火上浇油；维护规则，而非改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持稳定，而不是引发骚乱；放宽和简化对人们的控制，而非强化或使之复杂。

下面的引言也是如此，“维持道德传统是政府的主要任务”。[403]显然这些语录被视为需要留意的好建议。如果要遵循这些语录以及其他类似的教导，显然统治者首先应该教育人民，巩固社会和道德秩序。很明显，并非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去动员民众。比如，王国斌和桑顿强调道德基础和中国统治体系的逻辑，这是正确的。[404]桑顿在其著作的导论部分，将国家描述为“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道德代言人”，他主张：

我并不否认，战争动员起到了扩展和深化国家权力的作用，相反，我想要说明的是，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战略制定中……道德目的至少与军事目标一样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405]

我认为派尼斯将中国政府形容为一个“异常强大的强调意识形态的实体”，是非常恰当的。[406]

中国的统治者常被教导要教化民众，并以此作为政绩的检验标准。官僚也时常被提醒这是他们的责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经常使用武力。但是，孟德斯鸠极为夸张地声称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并且以恐惧作为统治工具；统治者的权力是无限的；人们受暴力的驱使卖力工作，在暴政下苟延残喘。[407]所谓的“君权神授”确实有其道德基础。君权必须是“努力挣得的”，也可能因为皇帝的乱政而“丧失”。帝制长期存在和历朝历代的统治表明，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在维护权威和巩固统治方面是很成功的。但是，中国历史上大量的农民起义显然使人警醒，不是所有人都确信政府能做得很好。[408]总体上中国的“政治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没有任何反叛组织能够提出真正可以替代现有王朝秩序的选项，在现有王朝秩序中，在宗法专制统治下，帝国官员和地方精英在合作、共同参与和互补的体系中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制度模式。

我们讲到“无为而治”时必须很小心，不要夸大了中国的例外主义。实际上与清政府和其他西欧国家相比，英国可能更像是一个例外。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清朝统治者与西欧小国的大多数统治者，在很多方面并无太大不同。直到拿破仑时代，大多数西欧统治者都深谙间接统治之道。相对而言，与同时期中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统治者相比，英国统治者面临的任务，至少在国内要容易得多。而且有谁会为英国想出的解决方案（即财政—军事国家）唱一曲名副其实的赞歌？当然，与将大部分精英拒之门外，还要让一个庞大且人口稠密的国家运转起来相比，一个小国让精英间合作和共同参与显然要更容易。

另一方面，承认清朝统治在总体上“成功”，我们必须很谨慎，恐怕许多研究近代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并非如此，他们并没有混淆清朝中央政府“完美的”标准与各省统治阶层通常“糟糕的”运作，而是忽视了运作体系中明显的衰落信号。18世纪晚期以后帝国变得比以前更庞大、人口更稠密，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的信号变得清晰可见，人们对统治阶层的不满越来越明显。这种不满不一定会马上导致实际的叛乱，但逐渐积累的不满情绪对清政府而言也不是什么好事。民众缺乏活力，毫无生气，这在当时表露无遗。很多官员和评论者对此都有所抱怨。伴随着统治在省级层面的断层，这些情绪导致了中央统治的瓦解。[409]当政府的资源变得相对更少、任务更重时，其基础性权力也变得更弱。即使是修正主义者也很难否认，至少从18世纪后期的几十年开始，政府面临的问题与日俱增，能够成功解决的问题却越来越少。很多学者都认为，乾隆末年，中国政府是无序的。一些人认为问题暴露得更早。[410]关于贪腐的抱怨和叛乱都增加了。人口压力、帝国的过度扩张、日益明显的分化以及生态问题，都使统治更为困难。在官僚体系的主动性和士气方面，如罗威廉所讲，“令人不安的迹象出现在这（1795年）之前”。[411]以下是曾小萍描述的有关18世纪末期的状况：“合理的财政管理已经不复存在，非正式的资金流转网络再次成为中国官僚体系的标志。”[412]清朝帝国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很多方面都面临影响极其广泛的结构性问题。再次引用罗威廉的观点：

不可否认，清帝国制度性的失败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显露无遗，清朝统治者及其臣民均已察觉这些苗头，这使19世纪的大分流不只是相对落后于欧洲，而且自身能力也绝对地削弱了。[413]

在19世纪上半叶，中央政府未能成功找到一套统一的策略，为当时产生的问题提供持久而又可行的解决方案。官仓制度开始运转不灵，生态问题迫在眉睫，与此相关的还有水资源管理问题。随着清朝不得不应对日渐增多的叛乱，为军队筹集军饷并掌控地方军队显然越来越困难。鸦片进入中国以后，白银开始大量外流。[414]一开始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内部。但是在西方干预内政从而使之恶化之前，这些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即使像王文生那样，试图将嘉庆统治时期描述为“过度扩张后开支紧缩”，而不是“危机”和“恶化”，[415]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得出如下结论：开支削减意味着政府社会参与的明显减少，比如集中控制官仓的运转、控制水资源、军事防御和维持公共秩序，也包括出售官衔、学历和职位，这些现象开始在各省出现。在我看来，即使不讨论开支削减，像王文生那样认为“清朝最后的崩溃应该……归因于一个无法阻挡的跨朝代、跨国界和全球转型的过程，而较少归因于国家权力的衰减或领导素质的下降”，这也是夸大其词。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此沉重，以至于“即使近代世界最能干的统治者和最强大的政府”都会被其压垮。[416]中国至少相当一部分问题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而这些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

如果清政府真的将保障臣民“生活安定富裕”视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我们只能认为：从乾隆皇帝统治后期开始，它让人民渐渐失望，再也没有实现清政府自身的目标。每个政府最基本的任务是维护法律和秩序，抵御外敌入侵。清政府逐渐放弃提供这些公共品。此处我们不做事后评论。中国统治者的“君权神授”开始逐渐遭到质疑。清朝统治在国内日益受到冲击。当清政府不再设法抵御“洋鬼子”入侵时，其统治的合法性必将进一步遭到破坏。就像成功往往带来战利品一样，失败也会受到惩罚。清政府没有能力，也经常不愿意打破地方士绅的统治，在冉玫铄和周锡瑞看来，清朝晚期这些士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统一性的精英，虽然他们并非完全相同”。[417]大清帝国越来越能印证帕特丽夏·克洛恩的观点，“前工业化国家有相当强的力量阻止某些事情发生，却几乎没有力量推动某些事情实现”。[418]

税收体系及其发展轨迹

作为欧洲异类的英国

为阐明税收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我们必须准确了解征税的对象以及谁是纳税人。本书主要区分了直接税和间接税。从全球来看，1688年之后的近代英国在这方面十分与众不同：间接税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直接税。这里的间接税是指对各类货物征收的消费税和关税；直接税是指土地税，再加上对窗户、四轮马车、房子、骑乘马或家奴等财产征收的各种税赋。土地税包括其他财产税，在1770年之后从未超过总税收的20%。如果我们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土地税中土地所有者支付的绝对金额大体上是相当稳定的。[419]到那时为止，土地曾经是也将继续是财富和收入的最重要来源。[420]英国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成功地让其他群体承担了主要的税收负担。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40年代，通过间接税征收的收入不少于英国总税收的70%~75%。在间接税中，大致2/3由消费税构成（占总税收的50%）, 1/3是关税（占总税收的25%）。[421]要了解这些消费税收入的数字意味着什么，当然需要知道什么税算作消费税。严格意义上的消费税，是指对国内生产或种植的商品所征的税。这意味着这是国内货物税而非进口关税。尽管这一定义与我的分析息息相关，却并不适用于我们讨论的整个时期。从1643年到1825年，大部分进口商品要征收关税而非消费税，但是一些特定的进口商品仍然征收消费税。以下是阿什沃思对这一变化的描述：

1825年，以前对葡萄酒、舶来品、烈酒、咖啡、可可、胡椒和烟草所征的进口消费税转为了关税。这一过程整个19世纪30年代都在持续，直到1841—1845年关税占到所有税收收入的43%，消费税所占比重大幅降低，降至27%。[422]

另一方面，海关关税制度进行了改革。1822年关税合计达到进口商品总价值的63%，而1825年仅为38%。[423]改革后国内商品和进口商品变得更便宜。就像我们现在知道的那样，收入所得税是后来的产物。1799年英国正式引入所得税，1816年废除，又于1842年重新引入。

前述各类税收相对比例的数据是长期以来各种数据粗略的平均值。在几场重大战争期间直接税可能变得非常重要。18世纪的前10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期间，直接税超过了总税收的35%。1800—1810年的10年中，因拿破仑战争期间政府借贷受到制约，英国政府尝试征收所得税，当时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超过了30%，因此所得税又以“打败拿破仑的税收”而著称。[424]如果像通常所讲的那样拿破仑战争真的是为保卫财产而战，那么战争也是以大量的财产为代价的。1793—1815年逐年提高的所有附加税中，大约高达60%来自英国比较富裕的阶层。[425]总体而言，消费税和关税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构成了英国税收的大部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变化。税收的重点大致从最开始的土地税及其他财产税，转向关税，进而是消费税，最后转向所得税。1816年收入所得税被废除，1842年当它被重新引入时，英国的税收体系比1688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间接税。1842年，所得税重新引入后，很快变得非常重要。在19世纪40年代所得税平均每年占年度税收的比重为6%。在19世纪50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至14%，19世纪90年代达到15%。20世纪30年代所得税占总税收比重已达30%，因此20世纪所得税的地位变得非常突出。[426]

在荷兰共和国间接税也非常重要，尽管不像在英国那么重要。与17世纪相比，此时间接税占总税收的比重高达70%，在18世纪则降至不足50%。在1790年为43%。[427]法国整个18世纪的总税收中通常有一半由直接税构成，另一半则由间接税构成。[428]普鲁士的关税和消费税达到政府总收入的近1 /3；均适用特殊税制的盐税和烟草税，占总税收的近1 /10。[429]在19世纪上半叶这些税种的重要性急剧增加。[430]它们在欧洲各国的重要性各不相同，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比在中国更重要。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英国的情况，分析一下各种税收的绝对金额。消费税构成了英国政府税收的最重要来源。17世纪末由中央政府征收的消费税达到100万英镑。在1781—178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年均约600万英镑，1820—1825年升至2900万英镑，几乎增长了5倍。然后消费税开始减少，1845—1850年年均消费税“只有”略低于1500万英镑。[431]

对于英国的中央政府而言，第二重要的税种是关税。关税也是对消费品征税。对贸易征税与对贸易商征税是不同的，因为一般而言贸易商可以简单地把成本转嫁给他们的顾客。贸易税在英国的国家财政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已经提到过，整个18世纪通常有大约1/4的总税收来自关税。这些关税仅对对外贸易征税，而且英国与中国不同，没有内部关税。1715年英国政府征收的关税约为150万英镑。这一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在1780—1800年通常政府征收的关税每年约400万英镑。19世纪上半叶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关税变得更为重要。无论是其占总收入的比重还是所涉及的数额都有大幅度增长。1825—1850年这一数字平均约为2000万英镑，即超过6000万两白银。[432]如果英国不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不大，它当然不可能征到如此多关税。[433]

在这方面我们也必须十分谨慎，不能简单地将欧洲（西欧）一概而论，仿佛这些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欧洲西北部其他主要的贸易国家比如荷兰共和国，其关税很低。[434]1700—1790年荷兰省作为这一共和国中主要的贸易省份，其净关税收入几乎不会超过总收入的5%，与此同时英国净关税收入占总税收的比重为20%~28%。总体来看，荷兰共和国的关税总量很小，折算成英镑为10万~25万。[435]从原则上讲，这些收入要用于支付海军薪酬，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关税的规模。

中国：土地税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消费税和关税无足轻重

与英国或者说实际上与欧洲大部分国家相比，中国税收体系的基石仍是直接税，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由土地所有者缴纳的土地税。如前所述，在整个时期内，我们没有看到太多土地的升级或评估的变化。征收土地税的结构、原则和方法总体上没有什么变化。比尔在其关于清代中国税收的综述中，从1650年到1841年中选出7年，这7年中土地税从未低于政府总税收的74.5%。1725年之前这个比例从未低于80%。直到19世纪土地税仍占政府常规税收的大部分。土地税的税额是稳定的，基本上只随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增长。在19世纪50年代所谓的厘金税出台前，几乎不存在与贸易有关的税种，与西方世界的商业国家特别是英国相比，这是一个有趣且极其重要的差异。[436]我们看到的两个国家，中国是一个抑商主义的主要对土地征税的农业国家，而英国则是一个重商主义的主要对贸易征税的商业国家。

在近代中国的货物税中，直至此时盐税是最为重要的。1650年盐税征收了200万两白银。1812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我们讨论时期的最高水平，超过600万两，折合200万英镑。盐税占总税收的比重在低于10%和接近15%之间徘徊。[437]盐对中国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盐税本身，还体现在盐商上。在为政府提供大量献金的商人中间，盐商地位非常突出，有人可能会说，政府希望他们这样做。据伍德赛德所言，这些献金“为维持乾隆的战争机器，提供了预算外收入”。[438]

如图9所示，关税一直是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整个讨论的时期关税收入从未低于总税收的1/5，有时甚至高达近一半。考虑到我们讲的中国政府收入，相对来说关税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并不像英国那么重要。对清代中国经济持传统观点的人看来，与英国相比中国关税收入不那么重要也不足为奇：按照传统观点，清代中国的经济是封闭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准确。起初欧洲人埋怨中国“闭关锁国”，因为他们希望与一个盈利前景广阔却顽固不化的贸易伙伴进行贸易。这种怨言经常被夸大。人们一般认为，中欧之间的贸易从1753年起就不再局限于广州，欧洲人可能还在澳门和厦门以及中国境外的许多地方与中国商人进行货物贸易。此外，欧洲人与中国的贸易只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部分。[439]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虽然并非完全不受限制，却往往比与欧洲的贸易更“自由”，且规模更大。我想强调的是，在讨论中国对外经济交流时，我确实说的是“贸易”。传统观念认为，这种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朝贡的形式进行，虽然这肯定是存在的，但这种陈词滥调还是尽早抛弃为妙。

图9 大不列颠（1688—1801年）与联合王国（1802—1875年）各类税收的相对重要性

资料来源：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575—577页和第581—582页。

与同一时期英国的贸易相比，我们对中国的贸易了解甚少，所以寄希望于获得一些有益的其他资料。让我们先从海外贸易开始。在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上半叶，中国与日本的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白银，也为中国提供了大量铜钱，但铜钱在18世纪明显减少了，直到变得不值一提。[440]中国和南亚各地的贸易往来十分活跃，特别是中国从南亚进口食品。[441]然后是中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尤其是马尼拉大帆船运来黄金以交换丝绸的贸易，重新唤起了全球历史学家的兴趣，这些学者现在倾向于认为这一贸易的规模相当可观。[442]中国通过英国商人与印度进行的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首先，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向印度出口原棉。后来鸦片作为印度向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逐渐在中印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443]从18世纪下半叶的数十年开始，美国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他们的进口中很大一部分是茶叶，尽管进口量比英国少一些。与此同时，他们主要向中国出口白银和土耳其的鸦片。[444]

如果力求分析的“完整性”，我们就必须将中国的陆路对外贸易包括在内。在中国与俄国的陆路贸易体系中，原则上贸易应集中于恰克图，并受到严格管制，这让人联想到广州。但是实际上这一制度执行得不太严格。原则上这种陆路贸易是以货易货，这意味着至少在名义上不涉及贵金属或其他形式的货币。良好的管理使得在恰克图的交易比在广州的交易得到更为友善的对待，也会采取更加尊重对方的方式。中国和俄国是伙伴关系，俄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与中国签订正式条约的国家。[445]皮草是俄国出口到中国的最重要的商品。在18世纪末，皮草占了俄国向中国出口总额的75%。在此之前，皮草所占份额比这更高。19世纪的前10年，羊毛变得更加重要。1850年羊毛占到总出口额的65%，而此时皮草占总出口额的比重降至23%。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出口到俄国的主要产品一直是棉花。中国出口到俄国的丝绸量也一直很大，但是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4%降至19世纪末期的12%。中国还出口大量大黄到俄国。但是就像对西方的出口一样，主要商品变成了茶叶。1760—1785年俄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占进口额的15%，至182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87%，1850年则为90%。以上是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446]最后，内地与西藏进行陆路贸易，向其销售主要产自云南的茶，交易换回的马匹又被运往云南和四川；[447]中国从缅甸[448]和暹罗[449]进口棉花；中国还与越南[450]和朝鲜进行贸易。一直以来朝鲜都保持着与中国的朝贡关系。[451]中国与我们西方称之为“满洲”的地区有着特殊关系。内地十八省与“满洲”的贸易需要缴纳关税并进行检查，所以通常被认为是对外贸易。[452]如马戛尔尼勋爵在其日记中所讲，货物从“满洲”进口或经由“满洲”运到中国会被适当征税，而从中国出口到“鞑靼”的货物却是免税的。[453]1772年清政府才完全废除对大豆和豆饼经由海路“出口”到“满洲”的限制。此举意在保护“满洲”的消费者。[454]

中国并不是封闭的，它与世界许多地区都有商品交易。经济史学家当然想了解这些交易的价值。邓钢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口总额为每年980万~99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人均1克白银。[455]最近杉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数字。[456]据他所言，1840年广州总出口额不到400万英镑。以亚洲六个主要地区的六个主要港口之间的贸易额为标准，根据其粗略的乐观估计，同年亚洲内部贸易额为2455万英镑，而当时（海外）出口到西方的贸易额为1870万英镑。杉原想用这些数字说明，亚洲内部贸易是巨大的或者至少规模并不小。但是我认为他并没有证明这一点。因为仅单算英国的对外贸易包括转口贸易以及与爱尔兰的贸易，即使其人口仅为大约2500万，却在同年达到了约1.25亿英镑。[457]

大部分对中国国际贸易的估计都把重点放在海外贸易上。因为即使国际贸易包括陆路贸易也绝对不会改变中国国际贸易的格局。例如，对中国与俄国的贸易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估计。18世纪70年代中俄贸易总额为250万卢布，1800年增加到750万卢布，1824—1830年贸易额每年在550万至780万卢布之间波动。在19世纪中期中俄贸易额已进一步增至每年1600万卢布。[458]若以白银作为标准，当时一卢布约折合半两白银，即使在19世纪50年代中俄总贸易额也仅为800万两白银或不足300万英镑。这些数字不足为奇。中国与中亚的贸易额甚至更少，其贸易额不值得一提，至少在18世纪上半叶是这样，我找到了相关数字，“正常的”价值只有几万两白银，我从未见过某一年超过20万两白银。相对而言，在国际贸易中，中国与印度和朝鲜的陆路贸易也同样是次要的。[459]我们难免得出如下结论，即中国的国际贸易尤其是洲际贸易，相比于GDP总量，确实微不足道。在这方面清代中国的确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经济体。无论准确的数字是多少，清代中国对外贸易与GDP的比例直到王朝统治的末期仍然相当低。我们认为，清代中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最多不超过1%或2%。[460]最后，考虑到清代中国巨大的内部市场、数亿人口、低水平的全国财富总量以及高昂的交通运输成本，这一切似乎也不足为奇。

同样，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的贸易从绝对数量来看是巨大的，但是相对来看是微不足道的。马奇班克斯（旧译马治平）是广东来华大班特选委员会的主席，曾在中国生活17年，他在1830年公然宣称，“中国和世界上开展对外贸易的任何政府一样，都是独立的”。[461]他并不是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专业人士。19世纪30年代初，约翰·菲普斯估计中国全部对外贸易包括舢板贸易，每年价值为7000万~8000万美元。这一价值低于2000万英镑，折合5000万~600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每位中国人5克白银。[462]古伯察（1813—1860）是一位走遍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他在19世纪40年代认为，中国的国际贸易特别是与西方人的贸易，对大清帝国没有任何影响。在他看来，如果清代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停止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也不会由此遭受任何持续的影响。很可能如他所讲，国内的民众甚至不会注意到与西方的贸易停止了。[463]18世纪90年代，茶叶已成为截至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负责陪同马戛尔尼的乔治-莱昂纳多·斯汤顿爵士却认为：“中国人消费如此多的茶叶，以至于即使欧洲人停止喝茶，中国茶叶市场的价格也不会下降。”[464]游历中国多年的罗伯特·福琼在19世纪40年代末仍声称：“茶如此，丝绸也如此。这些产品的出口量和本国人的消费量相比，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465]1880年，公平地说，清代中国的出口已有所增长，据张仲礼称，出口商品约占总产量的40%。[466]在中国打开国门之后，对外贸易总体而言明显增多，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强劲的增长。[467]但即便如此，中国的国际贸易在19世纪末期仍然无足轻重。而且我找不到任何政府采取系统性政策以促进对外贸易的例子。

我们只需一点常识就足以发现，洲际贸易每年就只发生在几艘小船上，它的总吨位至多不超过几十万吨，因此，洲际贸易和陆路贸易都不太可能对拥有数亿人民的经济体产生根本性影响。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无法改变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很小这一事实。让我再列举一些数据，以证明这一观点：大不列颠1840年的出口总额5000万英镑，大约折合2亿美元。其进口额约为7500万英镑，约折合3亿美元。大不列颠当时有1600万人口，即使加上爱尔兰也就2400万人口，当时爱尔兰只有800万人口。菲普斯对当时中国海外贸易总值的估计约为8000万美元。这一估计高于邓钢和杉原的估计。然而，即便如此中国海外贸易额也仅为大约每人5克白银，而英国当时海外贸易额，人均大约550克白银。约翰·克劳福德被杉原称为当时“最为见多识广的西方人之一”，据克劳福德所言，19世纪30年代中国舢板贸易总量约为8万吨。杉原为证实他的观点又补充道，这一吨位超过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舶进入广州的总吨位”。[468]这可能是实情，但是当时在英国登记的船舶总吨位约为2500万吨。[469]杉原在同一篇论文中指出，1840年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总额达到5325万英镑，这清楚地表明这一贸易规模很大。[470]在这里，以明确的比较方法和全球视角来分析同样很有帮助。1840年在全世界约11亿人口中，约有7.5亿人生活在亚洲。[471]这意味着亚洲内部的贸易额约为每个亚洲人8克白银，其中一部分实际上还掌握在西方人手中。所有这些粗略的估计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其总体结论不可能因为更精确的数据和估算而被驳倒。当然对于中国的关税收入这说明不了什么。小额贸易也可以产生大量的关税收入，而如果大额贸易几乎不纳税，也不会产生很多的关税收入。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与英国有很大不同。直到1858年，中国才在对外贸易的海关中引入了一个特殊的独立组织。在此之前，内部关税与在广州对海外贸易征收的税已经合并。在近代早期经济史上，我们常常在著作中遇到不同的估计。但是，对本书而言关键在于，这些估计与我们已有的英国数据相比都非常低。我发现各种总关税收入的估计都属于同一个量级。1753年至19世纪40年代，关税总收入在400万至600万两白银之间徘徊。[472]很多关税收入是对航行于沿海和河道的舢板贸易所征的税，有一部分是在几个陆路通道的驻地征收的，大部分还是对国内贸易征税。[473]谢和耐声称，18世纪末期清朝国内贸易征收的商业税高达400万两白银，而海关税收仅为65万两白银。[474]如果庄国土的数据是可信的，那么在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海关年度税收约为150万两白银，据他所言，这大约相当于清政府年收入的3%。[475]如果从更开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可能会认为，对货物征收的正式关税并不是贸易产生的唯一的政府收入。范戴克在其关于广州贸易的第一本著作中写道，进口税从1828年的78万两白银上升到1832年的超过120万两白银，与此同时出口税也在增长。然而他也提到，超过45万两白银是作为19世纪30年代一口通商下的港口费征收的。[476]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从宏观的、GDP的角度看，这些总量均微乎其微。中国与俄国在恰克图的贸易应该是免税的，因为并没有给清政府带来任何收入。

有关关税收入的数据仅指“正常的”征税。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关税定额盈余”，直接支付给内务府，有时甚至会取而代之。同样，此处我只能列举一些数据作为“孤证”。1796—1821年，皇帝从广州贸易中获得了85.5万两白银。当时所有国内贸易及沿海贸易的关税定额盈余加在一起，每年约200万两白银。[477]除此之外，还存在各种压榨和勒索。[478]阐明现实问题的复杂性，我做得也许不如马士。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们谈论的这一主题。在其出版于1918年的著作中，关于广州1837年的状况，他写过一段话，被广为引用：

基于当时璞鼎查爵士汇报的税率，作者对1837年向英美两国进出口货物所征的税赋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估算，发现总额刚超过650万两白银；如果我们将对其他外国商船的合法贸易征收的50万两计算在内，并将从未计入统计数据或被报道的鸦片贸易所得，恰当的估计约为100万两计算在内，就可以合理地估算出当时广州海关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收入约为800万两白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估计，除了广州这样繁忙的港口以外，从旅顺口，还包括梧州、潮州府（汕头）、江门、电白县、琼州（海口）、廉州府（北海）等地的海运业务获得的收入，大约为200万两白银。以上收入仅包括关税在内就达到1000万两。除这一数额之外，还有从行商那里获得的港口税和献金。行商独享垄断特权，也需要不时给地方官吏很多小恩小惠。因为这些地方官可以找机会封锁自由贸易的通道。但是如果这些官吏想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也必须反过来取悦广州海关总督。总之，我们可以很确信，尽管广州海关总督对每年收入的官方估计不足100万两白银，但是实际得到的收入一定超过了1000万两。[479]

尽管现在获得的数据不是很清晰，但是我们得到的与官方最广义上的总“关税”有关的数据以及所有详细的证据，都指向相同的结论。相比英国关税上升到每年几千万英镑，中国的关税收入从未超过几百万两白银，其中大部分关税还来自陆路和沿海贸易。中国的关税数额很小，但是与没有内部关税的大不列颠相比，税额更高且更烦琐。以盐税为例，“盐区的分界线倾向于和严格的、牵强的政治界线重叠，分界线仅仅根据地形确定，这样的划分忽视了生产和运输成本等经济因素”，这种做法“明显缺乏市场理性”。[480]在这方面，关税无疑阻碍了消费。此外，即使将附属国贡赋的数量包括在内，由于这些收入与总的GDP相比微不足道，所以这无碍大局。

英国是一个人口和国土面积都很小的岛屿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庞大国家，直接的海外贸易却相对较少。因此，不考虑其他因素，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如英国，这毫不意外。但是，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两国政府关于对外贸易的作用和重要性，观点相当不同。清政府很少参与对外贸易，通常也不太积极，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消极并没有体现在关税的征收水平上。方行对此的认识是正确的：“海关收入被认为不值一顾，与外国人的贸易仅仅是一个友好的让步。”[481]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密切监视，遭到定期干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清政府像其他商业国家那样，通过系统性的努力实现收入最大化或者通过调节关税操纵贸易。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清朝的对外贸易政策是“重商主义”的，就像文安立所讲的那样。[482]进口税的制定有些武断，往往没有经过理性计算就被改变，但是通常进口关税是很低的。[483]据张彬村的观点，在整个清朝期间出口是不征税的。[484]这当然有点过于乐观；至少在19世纪中期，依据法规在任何情况下出口茶叶都需要征收大约10%的税赋。[485]

对英国间接税的进一步评论

考虑到消费税和关税这两种针对货物的税收在英国税收体系中作用显要，进一步研究这些税收所针对的货物种类是十分必要的。我已经说明，征税的对象基本上是消费品，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很宽泛的类别。有关对何种物品征税的更精确信息，税赋多少，这些税收对政府收入总额的重要性及其征税所依据的理念，对于我们分析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关系重大。[486]通过考察1788—1792年的数据，我们对征税消费品的种类及其对政府收入总额的重要性可以得到一个清晰且颇具代表性的观点。[487]在此期间，40%的总税收来自对啤酒、麦芽、啤酒花、红酒、白酒以及茶叶的征税。酒类的重要性非常惊人。进口烈酒被课以重税，1788—1792年朗姆酒平均税率高达60%，雪利酒为27%。[488]总体而言，从17世纪最后25年开始英国不再对法国葡萄酒征收关税。尽管如此，国内酒类未能幸免。拿破仑战争期间，伦敦啤酒的消费税超过了其价格的40%，[489]而啤酒的消费量是巨大的。1800—1830年平均每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人均消费量约为30加仑。在1830—1850年的联合王国这一数字约为20加仑。[490]糖的消费税和关税约占总税收额的3%，对糖的征税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酒的征税，因为糖大量用于生产酒类，比如朗姆酒。所有这些使来自酒类的税收几乎占到税收总额的一半。[491]举一个这一时期临近结束时的例子，1841年对烈酒的税收达到税收总额的15%，麦芽和糖各占10%，茶税占8%，还有烟草占7%。[492]啤酒税在1830年被废除。[493]但是总体而言，令人吃惊的是税收收入仍然继续集中于某些物品，酒类仍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494]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并非那种在很大程度上靠对酒征税维持运转的欧洲国家。1767—1863年俄国政府平均有1 /3的税收来自白酒。俄国的国防预算如此依赖白酒的包税收入，以至于被称为“酒精帝国”。[495]

除了酒类，在西欧税务官员眼里颇受欢迎的其他商品还有盐、糖、茶、咖啡、可可和烟草等进口食品和药品。在工业化之前，盐作为一种商品在全球范围内普遍被课以重税。在这一方面英国也不例外。回到同一例证，1788—1792年英国盐的消费税不低于70%。[496]盐税在1825年被废除。[497]糖也曾被课以重税。如我们看到的，在同一时期黑砂糖曾被课以重税，平均而言对朗姆酒的原料即黑砂糖征收34%的关税，[498]尽管税率逐渐在降低。[499]这一时期盐和糖的税收收入约占总税收的10%。其次当然是茶叶。18世纪税收主导了茶叶的零售价格。[500]一直到1784年茶叶的从价税在75.9%~127.5%之间变动。随着1784年著名的《减税法案》（Commutation Act）出台，茶叶的从价税降至12.5%。在这一世纪茶叶越来越便宜：1725年至18世纪70年代初，茶叶税后价格降低了一半以上。[501]通常人们较少关注的是，仅在这一著名法案出台之后的20年税收又回升至100%，这一回升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仍在继续。平均来看，1815—1850年茶税有时甚至超过100%。[502]19世纪40年代是茶叶在英国历史上课税最重的时期，任何时候按单位重量缴纳的武夷茶和功夫茶税率固定的关税都分别达到主要成本的350%和280%，其中功夫茶一般为工人阶层饮用。[503]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英国人饮用他们喜爱的饮品。不过茶叶整体价格趋于下降，这肯定不是毫无原因的：1787—1820年，平均价格较1725年下降了大约30%。[504]1820—1860年茶叶含税的价格几乎减半。[505]我们谈论的这笔收入金额巨大。1711—1810年英国政府对茶叶征收的税收，总计达到7700万英镑。[506]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茶税收入，平均而言约为300万英镑。1840—1860年这一数值增加到年均超过500万英镑。这超过了英国税收收入的8%，这笔收入足以支付英国皇家海军支出的2/3。[507]19世纪50年代以后，来自印度殖民地和锡兰的茶叶在英国市场变得重要起来。在短短几十年中它们几乎完全取代了来自中国的茶叶。

咖啡作为另一种在英国逐渐变得重要的饮品被广泛消费，但最终未能像茶叶一样变成“英国特有的”饮品。咖啡的销量在19世纪的第一个10年急剧上升，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几乎赶上茶叶的销量，当时在整个英国茶叶和咖啡每年的人均消费量都为1磅。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在30年代茶叶的人均消费量急剧上升到9磅，然而咖啡的人均消费量下降到不足1磅。[508]咖啡也被征税，虽然最终税率比茶叶低，产生的总收入也更少。[509]烟草税也开始成为英国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并持续了一段时间。1793—1815年的整个时期，烟草税为5.42亿英镑的总税收贡献了超过1100万英镑。[510]烟草的关税非常高。比如，1788—1792年其平均关税为83%。与荷兰共和国一样，英国政府通过商品税名目对烟草征税。在其他欧洲国家，征收烟草税常常采用私人征税者垄断的包税制。葡萄牙、卡斯提尔、意大利的一些地区、法国以及奥地利也是如此。在18世纪的晚期才开始对像烟草这样的商品征税：奥地利是1784年，法国是1810年，意大利是1862年。1750—1788年各类烟草税占法国政府收入的4.6%~6.5%。平均而言，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这一比例为3%~6%。[511]尽管烟草被课以重税，但价格还是便宜了。比如1600—1700年英国每磅烟草的价格从30~40先令下降到不足1先令。[512]

最后，我将以生丝和瓷器作为从其他大陆进口的海外产品的例子。亚当·斯密指出，生丝曾被课以重税。[513]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以及拿破仑战争期间，进口关税收入达到180万英镑。[514]瓷器由东印度公司进口，在18世纪初期被征收12.5%的进口税。至18世纪70年代进口税超过了33%，到这一世纪末期征收的关税是其拍卖价格的一半。[515]进口数量是惊人的。1721年的进口数量达到18世纪上半叶的顶峰即200万件。然而它产生的税收非常低，仅有104370英镑。瓷器不是昂贵的商品，也变得更便宜。东印度公司在1791年不再大量进口中国瓷器。瓷器不再是税收的重要来源。在整个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相关的税收收入不足50万英镑。[516]欧洲的瓷器生意因进口禁令而遭受打击。这种情况持续到1775年。在此之后政府开始征收进口税：起初针对法国瓷器征收不少于价格的150%，至1786年税率下降至销售价格的12%，这意味着来自法国瓷器的竞争更激烈了。为了使英国的替代品占领国内市场，日本和中国的漆器也被课以重税。[517]如果我们把直接税与酒类税、盐税和热带地区商品的进口税加在一起，数额几乎等于18世纪末英国政府的全部税收收入。英国税收剩余的10%来自简单的工业产品，如蜡烛、皮革、肥皂、玻璃以及印刷制品。总之，1788—1792年的消费品税收收入超过了1100万英镑，这相当于总税收的2/3，与当时中国土地税占总收入的比例几乎一样多。

我提到的货物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们绝对不是生活必需品，或者就越来越少进口的热带商品而言也不是奢侈品。这与当时流行的征税理念相吻合，即从原则上来讲生活必需品不应被征税或者只应征收少量的税款。[518]英国大多数税赋是针对相当普通的商品。那么多商品都可以被征税，显示英国已经是一个高度货币化、开放且经济发达的国家。按照德弗里斯的说法，18世纪下半叶一个英国下层家庭用于购买欧洲以外进口货物的花费已经占到支出的15%了。[519]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进口热带商品的关税增加进一步表明，人口进而总消费量比人均消费量增长得更快。1800—1850年人均消费的茶叶、糖和烟草几乎没有变化，这与咖啡形成鲜明的对比。[520]

探究最终谁为这些税赋买单无疑是有趣的。间接税最终很大程度上转嫁给了消费者。消费税尤为明显。引用约翰·布鲁尔的话：“消费税可能遭受更残酷的打击：衣物不被征税，除了盐以外基本的食物不被征税，或者廉价的蜡烛和肥皂税率很低。但是，得出以下结论似乎是必然的，即消费税削弱了大部分消费者的购买力，比对富人的打击更甚。”[521]商人缴纳关税，但是他们显然想尽一切办法将费用转嫁给消费者。人们也可以不支付关税而选择走私，这也确实是极受欢迎的方法。[522]与中国的情况相反，英国相当一部分生活成本实际上包含对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假使英国的税收体系与中国一样，英国人能够购买的消费品将显著增加。由此来看，通过简单地比较英国人和中国人实际能够购买的消费品数量来判断二者的财富，是具有误导性的。

[1] 本段引文出自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299—300页。

[2] Tocqueville, Ancien Régime，第159页。

[3] “国家被……”一句引自奥地利学者Rudolf Goldscheid（1870—1931）的Staatsso-zialismus oder Staatskapitalismus，第128页。我自己翻译了这段话。

[4] 这句话引自熊彼特一篇关于国家税收危机的论文，重印于Swedberg, Economics and Sociology，第100—101页。

[5] Hoffman,“Early modern France”，第231页。

[6] 关于这一时期英国税收的历史，存在大量文献。我使用的文献根据作者姓名字母顺序排列如下：Beckett and Turner,“Tax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Bonney,“Towards the comparative fiscal history of Britain and France”; Brewer, Sinews of Power; Capie,“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stable fiscal and monetary institutions”；所参考的Daunton的文献，列在文后的参考文献中；Harling and Mandler,“From‘fiscal-military’state to laissez-faire state”; Horstman,“Taxation in the Zenith”; Kozub,“Evolution of taxation”; Mathias,“Tax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Mathias and O'Brien,“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所参考的O'Brien关于税收及其他财政事务的论文，参见文后的参考文献；Schremmer,“Taxation and public finance”; 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最后，我还参考了O'Brien、Hoppit、Capie、Daunton and Peden在下面论文集中的文章，Winch and O'Brien,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Historical Experience，导论的注释14也列出了很多论文，讨论英国的财政状况。

[7] 关于中国税收的资料主要来自以下文献：Beal, Origins of Likin; Chen, System of Taxation; 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Deng,“Continuation and efficiency”;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Feuerwerker,“Presidential address”; Feuerwerker, State and Society; Feuerwerker,“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He, Paths towards the Modern Fiscal State; 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 Huang, Broadening the Horizons，第242—254页。Le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ontier; Liu, Wrestling for Power; Ma,“Rock, scissors, paper”; Sng,“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 Wang, Land Taxation; Zelin, Magistrate's Tael。

[8] 根据O'Brien的观点，直到19世纪初期，几乎没有苏格兰人向英国国库缴纳税款。参见O'Brien,“Political Economy”，第3卷，注释和资料来源。

[9] 我得出的这些数字是基于以下文献：O'Brien,“Political Economy”。

[10] O'Brien,“Political Economy”，第3卷。

[11] 1816年，英国财政总收入达到最高的7860万英镑，参见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581页。

[12] 参见第104页。

[13] Harling and Mandler,“From‘fiscal-military’state to laissez-faire state”，第52页。

[14] “1853年以前，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消费税和其他税收变化幅度极大……1853年之前，爱尔兰人税负很轻”，参见Fitzpatrick,“Ireland and the Empire”，第495页。根据O'Brien的观点，在1817年以前，英国政府根本不在意爱尔兰税收征缴情况。参见O'Brien,“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taxation”，第3卷，表2、注释和资料来源。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明显发生了对爱尔兰人不利的变化。

[15] 参见第104页。

[16] 关于在漫长的19世纪，英国政府收支的水平和结构，参见Daunton,“Trusting Leviathan”; Daunton,“Creating legitimacy”; Harling and Mandler,“From‘fiscal-military’state to laissez-faire state”; Hoppit,“Checking the Leviathan”，以及Peden,“From cheap government to efficient government”。

[17] Clark写道，一般而言，前工业化社会是轻徭薄赋的社会，他断言英国是一个税赋极低的典型例子，参见Clark, Farewell to Alms，第148页。在本书讨论的时期，这一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18] 参见O'Brien and Yun-Casalilla, Rise of Fiscal States，以及我的“Governing growth”一文，在该文中，我比较了西欧国家、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以及大清帝国与税收有关的问题。

[19] 关于欧洲国家不同类型的财政收入及其随时间的演变，参见Bonney,“Revenues”；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观点发生的变化，参见Bonney,“Early-modern theories”。

[20] 一些一般性的、比较性的资料，参见Hartman, Steuersystem der europäischen Staaten，第314—336页；关于18世纪中期的情况，参见Spoerer,“Revenue structures”，第790页；1760年至1910年的情况，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382页表11.6。

[21] Gorski, Disciplinary Revolution，第82页。可与以下文献比较，Bonney,“Revenue”; Henderson,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Policy，第66页。

[22]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382页。更多资料参见Capra,“Eighteenth century.Ⅰ”; Dicks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Ⅰ; Otruba and Weiss, Beiträge zur Finanzgechichte'sterreichs。

[23] Spoerer,“Revenue structures”，第784页。

[24] Harris,“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第215页。

[25] Morineau,“Budget de l'état”，第314页。

[26] Their,“Steuergesetzgebung und Staatsfinanzen”，第316页。

[27]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452页。

[28] Stasavage, Public Debt，第87—88页。

[29] Conchon,“Resources fiscales”，第1060页。

[30] Osterhammel, Verwandlung der Welt，第982页。

[31] 本段的数字引自Hochedlinger,“Habsburg Monarchy”，第81—84页；Lucassen and Lucassen,“Mobility transition revisited”，第365—369页；以及Wilson,“Prussia as a fiscal-military state”，第119页。

[32] 关于西欧国家的征兵制度，参见Black, European Warfare，第178—186页；Parrott, Business of War, passim；以及Tallett, War and Society, passim。关于英国的情况，参见第309—311页。

[33] 关于欧洲济贫院的资料，参见Lis and Soly, Worthy Effort,“workhouses”。关于囚犯劳动的概况，参见De Vito and Lichtenstein,“Writing a global history of convict labour”。

[34] 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46页。

[35] Weisser, Crime and Punishment，第140—141页。

[36] Clark, Iron Kingdom，第141—144页。

[37] 一般性的评论和资料，特别是关于英属大西洋地区，参见Morgan and Rushton, Banishment in the Early Atlantic World。

[38] 文中的数据来自Gorski,“Little Divergence”，第170—175页；Lucassen and Lucassen,“Mobility transition revisited”。

[39] 更多资料，参见Habakkuk,“Market for monastic property”; Knowles, Religious Orders in England，第3卷；Woodward,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Youings,“The Church”，Youings,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后续发展，参见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第168页。

[40] 更多资料，参见Sheils,“Modernity, taxation and the clergy”，第745—756页。

[41] Habakkuk,“Public finance”。

[42] Marx, Capital，第1卷，第884页。

[43] 参见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114—126页。

[44] Marx, Capital，第1卷，第895页。

[45] Harris,“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第230—231页。尽管废除奴隶制时会支付给奴隶主一定的补偿，但废奴对于奴隶主而言，的确是一种财产的剥夺。

[46] 有关教会土地的总量，参见Hoppenbrouwers,“Mapping an unexplored field”，第44页。有关土地充公的具体事宜，参见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654—657页。

[47] Heckscher,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第67页和第126页。

[48] 参见Asselain, Histoireéconomique de la France，第114—117页；Dupeux, French Society，第47—56页、第95—99页。在所有贵族中，流亡的那部分人几乎失去了所有土地。

[49] Oppenheim, Europe and the Enlightened Despots，第102—106页。更多案例和参考文献，参见Sandgrube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第144—147页。

[50] Shupert,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Spain，第58—60页。

[51] Tortella, Desarollo de la Espan~a contemporanea，第48页。

[52] Tortella and Comín,“Fiscal and monetary institutions”，第171—172页。

[53] 更多案例，参见Lorenzetti, Barbot and Mocarelli, Property Rights and their Violations。

[54] Ferguson, Cash Nexus，第146—147页。也可参见Bonney,“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France”; Bordo and White,“Tale of two currencies”，以及Félix and Tallett,“French experience”，第164页。

[55] Clark, Iron Kingdom，第342页。

[56] Sandgrube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第222页。

[57] Ferguson, Cash Nexus，第146—147页。

[58] 更多例子参见Sargent and Velde, Big Problem of Small Change。

[59] 有关重铸货币的内容，参见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245—252页。

[60] 关于军队在本国境外利用当地资源的种种方式，参见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第2章；以及Tallett, War and Society，第148—149页。

[61] 参见Hochedlinger,“Habsburg Monarchy”; Wilson,“Prussia as a fiscal-military state”。

[62] Weisser,“Crime and punishment”，第139页。

[63] Bell, First Total War，第17页。

[64] 更多苛捐杂税的例子及有关数额的估计值，参见Ferguson, Cash Nexus，第394—397页；以及Macdonald, Free Nation，第331—334页。拿破仑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他敛财的花样层出不穷。1803年，他将路易斯安那州卖给了美国。这一片土地的面积约为214万平方公里，大约是法国本土面积的4倍之多。美国购买这片土地，连本带利需要支付给法国23213568美元，约折合为500万英镑。

[65] 参见Macdonald, Free Nation，第333页。除了金钱方面的补偿以外，普鲁士还必须割让将近一半的土地。

[66] Félix and Tallett,“French experience”，第165页。

[67] 引文参见Macdonald, Free Nation，第328页。拿破仑声称已征缴的财产超过20亿法郎，参见此书的第333页。

[68] Bordo and White,“Tale of two currencies”，第315页。

[69] 参见Asselain, Histoireéconomique de la France，第159—160页；以及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第132页。

[70] 更多数据，参见Allen,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第120—123页；Hill, Prizes of War, passim; James, Warrior Race，第328页；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under‘privateers’；以及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22—26页。

[71] 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22页。

[72] 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22页。

[73] 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22—26页。

[74] 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627页注释43。

[75]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84页。当时英国还未使用“海盗”一词。

[76] 更多评论参见Dunstan,“Safely supping with the devil”。

[77] 至少在西方国家是如此。

[78] 国家与特许公司之间财政与经济关系的纠葛，背景资料参见以下文献，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排列：Bowen, Business of Empire，第2章和第3章，部分具体案例参见第30—31页。't Hart,“Mobilising resources”; Paul,“Joint-stock companies”; Stern,“Auspicio Regis”; 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32—41页。

[79] 参见第316页的例证。

[80] 关于18世纪70年代至1820年榨取自印度的财富，参见Cuenca-Esteban,“British balance of payments”。

[81] Van Zanden and Van Riel,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第115—120页、第178—182页。引文在第117页。

[82] Van Zanden and Van Riel,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第99页和第180页。

[83] Chang,“Economic role”。

[84] 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第292页。进一步的资料，参见Chen, System of Taxation，第32—33页。

[85]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74—75页。

[86] 解释18世纪以前清朝税收体系复杂性的非技术性概览，参见Mors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第4章。对清朝土地税复杂性的介绍，参见Chen, System of Taxation，第3章；以及Wang, Land Taxation。

[87] 18世纪清朝海关的分布，参见Myers and Wang,“Economic developments”，第584—585页。由外国人实际控制的新型海关的资料，参见Lyons, China Maritime Customs。

[88] 参见第1章注释237—246。

[89] Cranmer-Byng, Embassy to China，第247—251页。

[90] Barrow, Travels in China，第192页。

[91] 关于“附加税”概念的解释，参见Wang, Land Taxation，第33页。“如果税收任务已经完成，但是仍然无法满足政府的财政需求，在税收额度既定的前提下，官员会征收附加税以支持公共活动。征收附加税最便捷的方式，是在原来税收额度的基础上加收一定的税款。”

[92] Wang, Land Taxation，第33—34页。

[93] Wang, Land Taxation，第9页。

[94] Kaske,“Price of an office”，第291页。

[95] 以上数据来自Ho, Ladder of Success，第34页、第47页和第49页。

[96] Ho, Ladder of Success，第50页。

[97] 原始文献参见Swart, Sale of Offices，第110页。

[98] 关于这一说法的证据，参见Ma,“Rock, scissors, paper”，第25页图4。

[99] Wang, Land Taxation，第8—12页。

[100] 在Ho, Ladder of Success一书的第80页，作者认为，1738—1804年，两淮盐商向政府捐纳了3600万两白银。规模较小的献金没有计算在内。Susan Naquin认为，两淮盐商在1810年5月至1814年4月向政府捐纳1240万两白银，几乎完全用于河流整治，参见Naquin, Millenarian Rebellion，第360页。关于广州行商的捐纳，参见本书第329—332页。

[101] 引文参见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第6页、第59页和第60页。

[102] 参见Hung,“Contentious peasants”; Hung,“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03] Chang,“Economic role”，第244页。关于内务府及其经济重要性，参见Torbert,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Lin,“Shift from East Asia”，第94页。这篇文章指出，乾隆年间，内务府的年均收益和支出都从未超过300万两白银；Lai,“Economic significance”一文的第二段也提供了相似的数据。Burger则认为，19世纪初期内务府的预算约为1000万两白银。参见Burger,“Coin production”，第183页。

[104] Rawski,“Qing formation”，第218页。马德斌则认为内务府的预算仅占清政府总预算的1%。参见Ma,“Rock, scissors, paper”，第26页注释17。

[105] Torbert,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或参见Lai,“Economic significance”，第11—12页。

[106]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177页。这些罚款其实是一种勒索，由官员自愿缴纳，以减轻可能犯下的罪行。

[107] 关于皇家当铺的重要性，参见Deng,“Miracle or mirage?”; Stanley, Late Ch'ing Finance，第22—24页。

[108] 关于政府拥有的土地，参见Huang,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第87页；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第71页，在此书中，作者认为政府拥有的土地占总农耕地的比例不足3%。关于公地的更多资料，参见Chen, System of Taxation，第47—51页。

[109] 参见Chang,“Economic role”; Torbert,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110] 关于“公共事业盈余”的概念，参见第75页。

[111] 关于总动员的方式，参见Wong,“Changing fiscal regime of Qing dynasty China”; Wong,“Taxation and good governance”。关于政府支配财务或劳务的案例，参见Mann,“Liturgical governance”; Sun,“Finance ministry”。

[112] 更多案例参见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under“Conspicuous philanthropies”。

[113] Chang,“Economic role”，以及Torbert,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114] 参见第60页。

[115] 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32页。

[116] 18世纪90年代，中国的人口大约为3.4亿人，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估计。Brandt, Ma and Rawski,“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第56页注释23认为，当时的人口约为3.85亿，这肯定高估了当时的中国人口。相较而言，Deng,“Fact and Fiction”，附录3;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第278页；Lee and Wa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第27页；Sieferle and Breuninger, Agricultur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35页、第107页、第245页提及的估计值，都要低得多。

[117] 参见第176—178页。

[118] 王业键提到的贡赋类型，在17世纪末的英国已经毫不重要。关于厘金，参见索引。

[119] Berg and Clifford,“Luxury”。

[120] 王业键并没有将内务府的收入考虑在内。对于当时内务府的收入，我也缺乏具体的资料。

[121] 参见Barrow, Travels in China，第192页。

[122]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581—582页和第587—588页。

[123]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32页。

[124]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56页。这一观点在以下的文献中也被反复提及。Rosenthal and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第201页；Wong,“Taxation and good governance”，第373页。

[125] Dunstan, Conflicting Counsels，第155页。

[126] Rowe, Saving the World，第333页和第342页，关于乾隆皇帝支持低税率的说法，参见此书第116—118页；以及Zelin, Magistrate's Tael，第262—263页。为了建立起仁君的形象，乾隆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实施了长达10年的税收豁免。参见Dunstan, State or Merchant，第444—452页。

[127] Dunstan, Conflicting Counsels，第188—191页。更多信息参见Yang,“Economic justification”; Chen,“Financial strategies”。

[128] 讨论当时中国贫富状况的文献，参见第1章注释169—182。

[129] 使用这一相对较模糊的术语是因为，在实际的计算中，我参考了不同的国民经济总量，如商品产出、国民收入以及GDP。

[130] 国民商品产出低于国民收入。根据我的估计，大约有1/3的人从事服务业。

[131] Bordo and White,“Tale of two currencies”，第304页图1。

[132] O'Brien,“Political economy”，第3页。也可参见O'Brien,“Fiscal and financial preconditions”，第13页图5。

[133] Kozub,“Evolution of taxation”，第373页。

[134] Daunton, Trusting Leviathan，第23页。

[135] 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第205页和第206页。

[136] 参见Kozub,“Evolution of taxation”，第373页。

[137] 参见本书第192—198页。

[138] 此结论基于以下文献提供的资料：Bonney,“France 1494 -1815”; 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第204—205页；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41页和第252页；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336—337页；Mathias and O'Brien,“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表3和表4；以及White,“France and the failure to modernize macroeconomic institutions”，第62页。

[139] Mathias and O'Brien,“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第613页和第611页。

[140] Bonney,“Apogee and fall”，第89页。

[141] 我从表1.1及表1.2下列明的参考文献中得出此结论。

[142] 1814—1840年的比重，参见Van Zanden and Van Riel,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第99页。

[143] Dicks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第1卷，第133—137页。基于相当不同的数据，Gorski认为，1789年至1790年，奥地利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于12%，参见Gorski, Disciplinary Revolution，第81页。Sandgruber在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一书的第222页，对哈布斯堡帝国的这一比重做了相似的估计。

[144] Gorski, Disciplinary Revolution，第81—82页。关于18世纪末普鲁士的国家收入和税收等级，参见Krug, Betrachtungenüber den Nationalreichtum; Riedel, Brandenburgisch -preuβische Staatshaushalt；以及Weitzel, Entwicklung der Staatsausgaben。关于现属于德国的地区的概要信息，参见Pierenkemper and Tilly, German Economy，第2章；以及Ullman, Deutsche Steuerstaat，第13—39页。

[145] 参见Spoerer,“Evolution of public finances”; Pammer,“Public finance in Austria-Hungary”。

[146] 参见Feuerwerker,“State and the economy”，第16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1750年清朝的这一估计值在4%~8%。韩书瑞和罗友枝认为，18世纪中国“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5%”，参见Susan Naquin and Evelyn Rawski, Chinese Society，第219页。罗友枝反复强调，即便是考虑了贪腐，清政府的税收收入也从未达到GDP的5%以上，参见Zelin,“Modernization”，第109页注释64。刘光临认为，在18世纪70年代，政府的税收收入大约占GDP的2.8%，参见Liu, Wrestling for Power，第104页。孙传炜指出，税收占GDP的比重从1685年的10%，逐步下降为1845年的2%，而大约3/4的税收来自土地税，参见Sng,“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第35页。根据Dunstan，土地税的征税标准约为年产的10%。尽管在她看来，实际的征税标准要更低一些，参见Dunstan, Conflicting Counsels，第151页。Perkins的观点是，这一比重为5%~6%，参见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第176页。最后，根据王业键的观点，清朝土地税的税负出现了“趋势性的降低”。此外，在清朝统治的最后15年，“在大部分地区和省份，土地税的征收标准降至产量的2%~4%”，参见Wang, Land Taxation，第126—128页。

[147] 参见Bastid,“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17页；Feuerwerker,“State and the economy”，第16页；Liu, Wrestling for Power，第104页；Ma, de Jong and Chu,“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图3; Perkins,“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以及Wang, Land Taxation，第129—133页。他们给出的比重远低于10%，甚至低于5%。

[148] Maddison, World Economy，第246页。

[149] 当然，他还必须为他的家眷纳税。

[150] 牛津、约克和伦敦三地官员1500—1850年的工资水平比较，参见Allen,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43页。

[151] 参见De Vries, Industrious Revolution，以及此书引起的反响。

[152] Humphries,“Household economy”，第259页。我在计算家庭总收入时，将男人、女人以及小孩的工资，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计算在内。分析的行业包括农业、采矿业、工厂作业、家庭外包以及贸易。参见De Vries, Industrious Revolution，第117—123页和第5章。

[153] 具体的参考文献以及观点的综合，参见De Vries, Industrious Revolution，第158页。

[154] 以上数据源于Floud and McCloskey,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第1卷第391页。同样，要想得到精确的数据十分困难。如果数据太精确，反而更不可靠。

[155] 数据参见Perkin,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第20—21页。此书中的数据援引自Colquhoun, Treatise on Indigence。

[156] 关于1700—1850年土地税、其他直接税和所得税的重要性，参见图2。

[157] 参见O'Brien,“Triumph and denouement”，第167—200页。

[158] 具有代表性的一篮子商品，参见Allen,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25—56页；Feinstein,“Pessimism perpetuated”; Floud and Johnso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第1卷；Berg, Humphries and Voth的文章；Hofman,“Real inequality”; Horrell and Humphries,“Old questions”；以及Mokyr,“Is there still life in the pessimist case?”

[159] 对消费品的征税税率，详细资料参见第166—169页。

[160] Berg and Clifford,“Luxury”，第1108页。

[161] 参见我的另一著作Escaping Poverty，第234—245页，特别是第244页。近代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参见Hoffman,“Real inequality in Western Europe”。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资本主义时代西方贫富差距有趣的数据，参见Piketty, Capit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62] Mokyr,“Is there still life in the pessimist case?”，第87—90页。

[163] 参见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Peter Lindert的网站“Data and Estimates”下的收入表。

[164] 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326—332页。

[165] Wagner,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ft，第136—42页。

[166] 参见第一章注释171。

[167] 这一估计参见Allen et al.,“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168] 更多资料，参见表12及其数据来源。

[169] 有学者认为，当时长江三角洲的工资收入用白银计价少于2克，参见Broadberry and Gupta,“Early modern great divergence”。克拉克也对当时的工薪收入持悲观态度，参见Clark, Farewell to Alms，第49页。18世纪中叶的情况，参见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第319—320页。关于18世纪90年代以及19世纪头10年的情况，可参见Hu,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第509—510页；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第54页；Naquin, Millenarian Rebellion，附录3，以及Smith,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第302—303页。关于19世纪上半叶的情况，可参见Gamble,“Daily wages”。

[170] 在中国，工资通常用铜钱支付。铜钱和白银之间的兑换率会剧烈波动。特别是在1815—1830年的银荒时期，铜钱的价值急剧下降。Allen和他的同事已经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

[171] 在我查阅的文献中，没有人认为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中国全职领薪的工人人数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会超过5%。彭慕兰最近写道，即便在高度商业化的长江三角洲，最多只有15%的乡村人口以工资作为主要收入，参见Pomeranz,“Ten years after”，第23页。

[172] Pomeranz,“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以及他在2014年9月24日哥廷根的德国历史学家年会上的发言。1620—1820年中国（长江三角洲）农民收入的计算，参见Allen,“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作者在此文中认为，19世纪20年代长三角农民家庭的收入大约等于同时期英格兰农业工资劳动者的家庭收入。但是，由于长三角已经出现“过剩劳动力”，农民家庭收入自17世纪20年代起开始下滑，并且再不可能增长。在英格兰，农业的工资水平远低于第二产业。

[173] 参见注释174。

[174] 关于18世纪中国的物价史，参见以下文献，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排列：Buoye, Manslaughter，第2章；Cheung,“Copper, silver, and tea”; Deng,“Miracle or mirage?”; Li,“Grain prices”; Lu and Pang,“Research on China's long-term rice prices”’; Wang, Land Taxation，第114—115页，Wang,“Secular trends”。

[175] 银价上涨及通货紧缩的经济社会影响分析，参见He, Paths to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5章和第6章；Lin, China Upside Down，第3章。区域层面的分析，参见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176] 参见第232—244页。

[177] 参见表12、表13和表14。

[178] 关于中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生活成本及生活水平的比较，参见Allen, Bengtsson and Dribe,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 Allen,“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llen,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34页、第39—40页；Allen et al.,“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Broadberry and Gupta,“Europe and Asia”; Gupta and Ma,“Europe in an Asian mirror”，以及Van Zanden and Li,“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需要反复说明的是，这一观点不过是基于估计值的近似所得。最新的估计值，参见表11的资料来源。1840年按购买力平价方法，估计值大约为1英镑相当于2两白银。

[179] Barrow, Travels in China，第92页。

[180] Cranmer-Byng, Embassy to China，第244页。

[181] 此评论见于Hu,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第509页。胡寄窗的评论援引自洪亮吉的《意言·生计篇》。

[182]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XXIII页。同样参见Chang, Commissioner Lin，第37页。张馨保提到，林满红认为在苏州和武汉，一个穷人的生活成本约为每天0.04~0.05两白银，0.1两对于满足各项生活需求绰绰有余。因此，当时一个穷人为了维持温饱每天大约需要1.5克白银。比较一下庄国土，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199页，他指出，根据林满红的观点，1839年一个普通单身汉每年的生活成本大约为18两白银，或者说670克白银。同一量级的估计值还可以参见Ma, De Jong and Chu,“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第19页。

[183] Hoffman,“Price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Western Europ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184] O'Brien,“Impact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185] 关于军费的资料，参见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第469—471页。有学者讨论了在近代欧洲，陆军和海军的薪水支付和供给对于养兵的重要性，参见Tallett, War and Society，第168—187页。以上两部著作讨论的情况，都处在我们讨论时期的早期阶段，有时，还会早于我们讨论的时期。关于稍晚一些的情况，可以参见导论注释193以及第一章注释299中有关国家雇佣军队的文献。

[186] Hall, British Strategy，第16页。

[187] O'Brien,“Impact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第366—368页。

[188] Van Creveld, Supplying War，第24页。

[189] 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 under“horses”and“cavalry”。

[190] Johnson, Napoleon's Cavalry，第16页。

[191] Black, European Warfare，第137页。Bell, First Total War，第261页，Bell认为损失的战马数量高达20万匹。

[192] 参见Hubatsch, Frederick the Great，第133页；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第148页。

[193] Wrigley, Continuity, Chance & Change，第37页和第40页。

[194] Wrigley, Continuity, Chance & Change，第72页。

[195] Sinor,“Horse and pasture”，第181—182页。Sinor在此书中讨论的是第二个千年伊始的情形。但是，我们没理由认为这一时期的情形会和近代早期有所不同，此时马匹仍靠自然草场喂养。

[196] 参见我在第190—192页和第223—246页对货币化的评论。

[197] 参见Elliott, Manchu Way，第310页。作者认为旗兵开支的很大一部分并非源于军官和士兵的供养，而是家属和马匹的供养。

[198] 关于清朝战马的信息，参见Gommans,“Warhorse and post-nomadic empire”。

[199] Elliott, Manchu Way，第310—311页。

[200] Elliott, Manchu Way，第177—178页。

[201] Will and Wong, Nourish the People，第21页和附表A1。此处，1石不去壳的稻米为65~70千克。

[202] 参见第191页。

[203] 相关的例子，参见Dai,“Yingyung Shengxi”。

[204] Li, China's Silk Trade，第42页。

[205] 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清朝中央政府。参见导论注释55。

[206] 参见Bonney, 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 Bonney,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Ferguson, Cash Nexus;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11章。

[207] Mathias and O'Brien,“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第605页。

[208] 这些估计基于下文提供的资料，O'Brien,“Political economy”，第3页。

[209] 参见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第204—205页；Mathias and O'Brien,“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第618页。

[210]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97页表4.3。

[211] 参见第70页、第159页以及173页。

[212] Rawski,“Qing formation”，第207—218页。

[213] 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59页。

[214] 参见图7。

[215] 公开发表这一观点的学者如下，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16—18页；Liu, Wrestling for Power，第88—108页；Ma,“Rock, scissors, paper”; Sng,“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

[216] 引文见Rowe, Saving the World，第191页、第332页和第260页；Dunstan, Conflicting Counsels，第189页。其他乾隆语录，参见Elliott, Emperor Qianlong，第143—153页。

[217] 引文见Dunstan, State or Merchant，第445页。

[218] Leonard, Controlling from Afar，第2章。

[219] 引文见Dunstan, Conflicting Counsels，第151页。

[220] 参见Dai,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Epilogue”。

[221] 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31页。

[222] 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0页。

[223] 关于税收豁免和赈灾，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0—24页；Myers and Wang,“Economic developments”，第603页。更多的民间传闻，参见Dunstan, State or Merchant, under‘land tax, universal remissions of’; 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第292页。

[224] 参见Chang,“Economic role”，第272页；Rawski,“Qing formation”，第217—218页。

[225] Li, Fighting Famine，第448页。

[226] 此处我所讲的仅仅是符合法规的那些费用的支付，不包括“非法的”以及从民众那里压榨得来的其他额外收入。这些收入我会在后文中讨论，参见143—150页。

[227] Mathias,“Tax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第117页。

[228] Hoppit,“Checking the Leviathan”，第280页。

[229] Daunton,“Trusting Leviathan”，第342页。

[230] 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德国以及美国1780—1910年地方支出的数据，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表11.1、表11.2和表11.3。

[231] 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44页。他们参考了Brewer、Levi and Mousnier的著作以加强自己的观点。

[232] Bosher,“French administration”，第586—587页。

[233] Bonney,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的导言，第11页。

[234] Hoffman,“Early modern France”，第236页。

[235] Hoffman,“Early modern France”，第236—237页。

[236] 概括性的评论，参见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6章和第7章。

[237] Wang, Land Taxation，第12—19页。

[238] Ma,“Rock, scissors, paper”，第23页，这些数据引自史志宏。史志宏的计算参考自Ma, De Jong and Chu,“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第17页。

[239] 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3页。

[240] He, Paths towards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157页。

[241] Bastid,“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第75页。

[242] Cranmer-Byng, Embassy to China，第247—248页。

[243] Ma,“Rock, scissors, paper”，第23页。

[244] 关于省级保留税收的资料，参见Myers and Wang,“Economic developments”，第604—605页。此处引用了曾小萍的许多观点，参见Zelin, Magistrate's tael，第2章。20%这一数字援引自曾小萍著作的第28页和第29页。这一数字是1685年时的情形。没有证据表明，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关于税款保留的规则发生了改变。

[245] Zelin, Magistrate's tael，第2章。

[246] 更多资料参见Chen, System of Taxation，第34—36页。

[247] Hoppit,“Reforming Britain's weights and measures”。19世纪的情况参见Velkar, Markets and Measurement。

[248] 引自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285页注释11。

[249] 这些影响见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

[250] Bonney,“France, 1494 -1815”，第161页。

[251] 关于征税与税收制度差异的简要描述，参见Henderson,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Policy，第3章；Spoerer, Steuerlast, Steuerinzidenz und Steuerwettbewerb，第2章第2.1节，以及Wilson,“Prussia as a fiscal-military state”。

[252]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表4.3。

[253] O'Brien著书立说，论述英国的税收是否累退，参见O'Brien,“Political economy”和“Triumph and denouement”。他坚信英国税收体系是“累退”的，因为大部分税收是来自低收入的纳税者而不是高收入群体，但是他也看到“立法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累进趋势”，参见O'Brien,“Fiscal and financial preconditions”，第33页。Ashworth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普通人被不成比例地征税，特别是通过消费税，参见Ashworth , Customs and Excise，第336页，Mathias持有类似的观点，参见Mathias,“Tax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第127页。荷兰共和国的情况，参见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112页表4.7，法国的情况参见Gross,“Progressive taxation”。

[254] 例如，参见Swart, Sale of Offices; James, Warrior Race，第32—337页。

[255] Ferrarese,“Problema della decima”，第934页；Goubert, Ancien Régime，第2卷第8章。

[256] 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905页。

[257] Zupko, Revolution in Measurement，第113页。

[258] 西欧已经被如此密集且紧密相连的“货币化”市场覆盖，以至于该地区的所有居民都可以参与市场经济，参见Bateman, Markets and Growth。

[259] 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参见Storrs, Fiscal-Military State。

[260] 普鲁士军队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普鲁士之外。

[261] 参见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3章。

[262] 引文参见Harris,“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第226页。

[263] Hoppit,“Checking the Leviathan”。

[264] 参见Conway,“Checking and controlling”; Harding,“Parliament and the British fiscal-military state”。

[265] 参见Soll, Reckoning，第7章。

[266] 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389页。

[267] Kiser and Kane,“Revolution and state structure”。

[268] 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第900页。

[269]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66页表3.2。首先，那里有数以千计的地方土地税务员，但没人知道具体人数。

[270]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390页。

[271] 参见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42—48页，英国和法国、荷兰、普鲁士的比较参见第45页。

[272] 包税制比政府自己征税效率更低，这一点并非显而易见。有关18世纪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情况的评论，参见Torres Sánchez,“Triumph of the fiscal-military”，第38—39页。更多评论参见第136—137页。

[273] Mann断言，“18世纪最有组织的政府部门可能是英国的消费税部”，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39页。英国税收官僚体系的工作方式和人事部门的特点，参见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3章；Brewer,“Servants of the public”; Brewer,“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state”。

[274] 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382页。

[275] 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262页。

[276] 参见第138页。

[277] 这些数字来自Fine, Production and Excise。相对较少的人对范围广阔的经营活动征税，参见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363页。

[278] Steuart,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第2卷第697页。该引文参见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334页。

[279] 参见Beckett,“Land tax or excise”; 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13页，这些税收征缴的方式参见O'Brien,“Taxation for British mercantilism”。

[280] 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Ⅲ部分。

[281] 部分数据见第159页。

[282] 关于所得税的争论及其功能，参见O'Brien,“Triumph and denouement”。

[283] 这类税收的功能参见Daunton, Trusting Leviathan关于所得税的部分。具体税率参见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13页。

[284] 参见Mathias and O'Brien,“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第642页；以及O'Brien,“Political economy”，第3页。

[285]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587—588页。见本书第173页。

[286] Fritschy,“Taxation i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第71页。

[287]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127页。

[288] Mathias and O'Brien,“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第645—646页。

[289]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54页。

[290] Morineau,“Budget de l'état”，第318页注释83。

[291] Riley, Seven Years War，第60—61页。

[292] 例如，有关普鲁士的论文，参见Brewer and Hellmuth, Rethinking Leviathan。

[293] Dicks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a，第2卷第88—89页。

[294] Dickson,“Count von Zinzendorf's‘New Accountancy’”，第24页。

[295] 间接税的案例，参见Hoffman,“Early modern France”，第232页。

[296] Wallerstein, Modern World-System，第1卷，第133—138页。

[297] Black, Power of Knowledge，第128页。

[298] Baugh, British Naval Administration，第8章和第9章。

[299] 类似的不满，参见Conway,“Checking and controlling”。为克服恶习而采取的措施，更为“乐观”的描述与更有成效的努力，参见Bannerman, Merchants and the Military; Cookson, British Armed Nation; 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under“contractors”; Knight and Wilcox, Sustaining the Fleet；以及Morriss, Foundations of British Maritime Ascendancy。

[300] 比如，参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11章。

[301] “朽化的贪腐”，参见Harling, Waning of“Old Corruption”。对一些贪腐和税收征缴的评论，参见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17章。

[302] 参见Chen, System of Taxation; Dai,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 Mors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Pomeranz,“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以及Wang, Land Taxation，第5章。原则上，这些差异应基于生产率的客观差别。然而，实际上，税收的决定却变得越来越随意。

[303] 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第44—46页。“亩”一词见本章注释355。

[304] 比如，参见Dai,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 Wagner,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t，第136页。

[305] 比如，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0—24页。

[306] Wang, Land Taxation，第34—48页。

[307] 士绅的特权与免税的情况参见（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 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328—329页（19世纪的情况）; Ho, Ladder of Success，第17—40页；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72—75页。在我们讨论的时期结束时长江中下游的情况，参见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308] 满族军队的特权和免税的描述，参见Elliott, Manchu Way，第4章，在该著作中满族的八旗子弟被形容为“特权阶级”。

[309] 中国富裕的士绅家族的成员减少自身税负甚至完全逃税，更为恶劣的是，他们经常将税负转嫁他人，各种情形参见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第80—100页。

[310] 这个理论源自Flynn and Giráldez，他们反复强调，自16世纪末起，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因为此后所有的税必须以白银缴纳，参见其China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zation。

[311] 在本书中，我将中国的小额货币称为“铜币”和“铜钱”，尽管称之为“铜”也未尝不可。参见第3章注释162。

[312] Heijdra,“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第491—496页。

[313] 比如，参见其“Miracle or mirage?”，第4章第2节。

[314] Lin,“Shit from East Asia”，第7页；Lin, China Upside Down，第40—42页。以铜币纳税的文献也参见Chang, Commissioner Lin，第243页注释86; Chen, System of Taxation，第36—44页。

[315] Wang, Land Taxation，第60页。

[316] Ch'ü, Local Government，第135页。

[317] Wang, Land Taxation，第60页。

[318] 在19世纪80年代，以价值计算，以实物缴纳的税款仍超过土地税总额的10%。参见Beal, Origin of Likin，第154页。中国1753年包括附加税在内的土地税，价值5400万两白银。王国斌估计以谷物支付的土地税（包括25%的附加税），价值超过1600万两白银，参见Wang, Land Taxation，第72页。关于贡粮的更多资料，参见Hinton, Grain Tribute of China。关于欺诈的资料，参见第一章的注释325—326和注释388。

[319] 更多资料，参见Tvedt,“Why England?”

[320] 在中国，是否邻近航道意义重大，参见Li,“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Ma,“Modern economic growth”。

[321] 概况性的分析，参见Kim,“Transport in China”。

[322] Westad, Restless Empire，第35页。

[323] 参见Shiue and Keller,“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以及Wang,“Secular trends”。Shiue和Keller断言，与长江下游地区相比，在西欧只有英国有更统一的市场。有些学者对清朝市场一体化的程度，远没有这么乐观，参见Li,“Market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324] 有关长途贸易交易的大米数量，参见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第273—275页。彭慕兰认为，在18世纪的中国，至少有1500万人是以“长途运输”的谷物为生，平均而言，这远低于总人口的10%。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第34—35页。与之相应的，有学者认为，在17世纪，粮食总产量的11%是在“全国市场”上销售的，参见Heijdra,“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China”，第507—508页。在18世纪晚期，经济作物的面积仍不足中国耕地总面积的10%，参见Ts’ui-jung Liu,“Rice culture”，第135页；江南地区的情况参见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第33—35页。刘光临估计，在19世纪80年代，国内生产的产品中，用于省际贸易的价值为国民收入的13%，在世纪之交时约为17%，参见Liu, Wrestling for Power，第248—251页。最后一个例子，据Perkins所讲，“在1910年之前”，5%~7%的农业总产品被运至100英里之外，只有1%~2%被运往国外，参见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第136—137页。

[325] Xue,“A‘fertiliser revolution’?”，第220页。

[326] Van Slyke, Yangtze，第74—75页。

[327] Wang, Land Taxation，第72页。

[328] Mann, Local Merchants，第3页。

[329] Bastid,“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第70页。

[330] 有关这些家户组织及其关系的复杂历史，更广泛的讨论我建议读者阅读Hsiao, Rural China under Li-chia and Pao-chia。我还无意中发现了有关保长的注释。

[331] 参见第250—255页。

[332]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34页。

[333] Bastid,“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第71页。其他的估计参见Ch’ü, Local Government，第3章和第4章。

[334]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第307页。有学者引用Folsom的数据，认为省级官员和部属的比率应为1∶30，参见Folsom,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第44—45页。

[335] 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69页。

[336] 这些私人雇用的专家大多数是税收和法律领域的专家，有关资料参见Folsom,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有关法律专家的情况，也参见Chen,“Legal specialists”。

[337]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39页。有学者认为，1880年仅高级别的官员，其幕僚就有16000之多，参见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86页。

[338]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87—91页。

[339] Hoffman and Norberg,“Conclusion”，第302页。再举一例，Epstein声称，“定居的农民及其财富比流动的商人更易监控”，“因此集权程度更高的外围国家，比如中国，实施的政策更偏爱前者，而不是后者”，参见Epstein,“Rise of the West”，第248页。

[340] Rotwein, David Hume, Writings on Economics，第85页。

[341] 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895页。

[342] Ertman, Birth of the Leviathan，第16页。“实际上商业税的征缴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人员，具备高超的计算能力，对海量的商品和一系列复杂的规定有细致了解，绝不是只要必要的设备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土地税不难管理，因为中央政府可以免于处理有关财富和收入评估这些耗时的事宜，需要做的只是为每个地区确定一个固定的数额。”事实上就像Ertman断言的那样，在英国和普鲁士，与征收关税或消费税的官员相比，征收土地税的官员人均征收的税款更多。

[343] 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848页。

[344] Hoffman,“Early modern France”，第231页。

[345] 参见He, Paths to the Modern Fiscal State，关于厘金的部分。

[346] 有关税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参见Cain an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第2章；Nye, War, Wine, and Taxes，第8章。

[347] 以下两段有关英国土地税和地籍登记历史的资料，摘自Kain and Baigent, Cadastral Map，第257—261页。也参见Ward, English Land Tax。

[348] 参见表1。欧洲大陆的许多地主，特别是贵族，通常不缴税或只缴微不足道的税款。

[349] Kain and Baigent, Cadastral Map，第260页。

[350] Hacking, Taming of Chance，第17页。这段引文出自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第49页。

[351] 地形测量局的历史，参见Hewitt, Map of a Nation。

[352] 我对欧洲各国的评论，同样基于Kain and Baigent的Cadastral Map。

[353] Huang,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第42页。该书也提供了有关田底权和土地之重要区别的资料，参见其“田底权”部分。

[354] 更大的地主的状况，参见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第1章。有关20世纪30年代农业的一般状况，参见Buck, Land Utilization。作者在该著作中提到，主要种植大米或其他谷物的农户，如果是自己耕作的地主平均规模为4.2英亩，如果是佃农则为3.56英亩，而平均每个农户有5.6块土地。

[355] 一亩约为1/6英亩或1/15公顷。

[356] 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第243页。

[357] Osborn,“Property, taxes and state protection”，第154—155页。广东的情况，参见Marks, Tigers, Rice, Silks & Silt中关于“广东”的部分。

[358] Wang, Land Taxation，第26—27页。

[359] 即使是（官方）税赋相当低，对小农也有很大影响，参见Elvin,“Why intensify?”

[360] 参见Elvin,“Why intensify?”。这种效果甚至可能会随趋势增加，趋势是根据租户的主要谷类作物和非补充作物征收租金。

[361] 这一评论参见Elvin,“Technology of farming”，第14页。

[362]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33页：“中国统治者征收农业税，效率远远超过欧洲的统治者。”

[363] 这一术语参见第387—388页。

[364] 关于内务府的情况，参见Torbert,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有关关税实际征缴的评论，参见Huang,“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365] 参见Reed, Talons and Teeth，导言和腐败部分；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1章和第2章。

[366] 参见Park,“Corruption”; 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1章和第2章。

[367] 参见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42页。据张仲礼所讲，普通劳动者年均总收入在当时为5~10两白银，包括由雇主提供的食物。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12页。

[368] Park,“Corruption”，第968页。

[369] 对贪腐现象更为理论性的分析，以及更多的案例，参见Chen,“Needham Puzzle reconsidered”; Kiser and Tong,“Determinants of the amount and type of corruption”; Ni and Van,“High corruption income”; Reed, Talons and Teeth; Sng,“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如有兴趣阅读更多案例，参见Ch’ü, Local Government;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Hsiao, Rural China；以及Park,“Corruption”。

[370] Bastid,“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第74页。

[371] Van der Ven,“Onrush of modern globalization”，第180页。

[372]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38页。

[373] Ch’ü, Local Government，第141页。

[374] Wagner,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t，第141页。英文为本人翻译。比较一下，Mors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第4章。

[375] Feuerwerker, State and Society，第90—92页。

[376] 这一资料参见Murphey, The Outsiders，第115页。他参考了一篇我查阅不到的文献，Metzger,“T'ao Chu's reform”，第4页。

[377] 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124—125页。比较以下有时差异惊人的估计，Hešen's fortune Chang,“Economic role”，第267—268页；Elliott, Emperor Qianlong，第157页；Nivison,“Ho-shen and his accusers”，第211页。

[378]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15页。

[379] 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125页。

[380] 参见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32页；Zelin,“Yung-Cheng reign”，第206—213页。

[381] Wang, Land Taxation，第71页。

[382] Torbert,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383] 比如，参见Huang,“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384] Dai,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第6章；“贪腐的沃土”这一表述，参见第185页。

[385] 中国官员和学者的批评，比如，参见Polacheck, Inner Opium War。宋云是一位长期身居要位的官员，他也指出，大范围和严重的贪腐是白莲教起义的主要原因，参见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74页。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对“中国官员贪腐”的批评，参见Chang, Commissioner Lin。

[386] Mann Jones, Hung Liang-Chi，第176页。现在他的名字写作洪亮吉。

[387]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30页。

[388] Elvin, Another History，第15—16页。邓钢认为，政府征收400万石大米作为士兵和官员的薪俸，实际征收的数量10倍于此，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8—29页附录5。

[389]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141—143页。同样参见Dai,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第6章。

[390] 参见Hung,“Contentious peasants”; Jones and Kuhn,“Dynastic decline”。

[391] Park,“Corruption”，第999页。

[392]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34页。

[393]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282页。

[394] 比如，参见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282页。

[395] Wong,“Taxation and good governance”，第361页。

[396] 进一步的解释，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Folsom,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第31—32页；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第23—24页；Woodside, Lost Modernities，第51—52页；Yang,“Some characteristics”。

[397] 比如，参见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49页。

[398] 有些学者在这方面赞同王国斌的观点，参见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第86—86页。

[399] Pines, Everlasting Empire，第2页和第9页。

[400] Leonard, Controlling from Afar，第2章。

[401] Fei, From the Soil，第29页、第30页和第113页。

[402] 参见本章注释330。

[403] 两则引文都来自Yang,“Some characteristics”，第141页。

[404] 参见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2部分；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

[405] 引文参见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1页和第2页。

[406] Pines, Everlasting Empire，第3页。

[407] 这些观点来自孟德斯鸠的De l'esprit des lois。对孟德斯鸠观点的描述，参见Spence, Chan's Great Continent，第88—95页。

[408] 比如，参见Deng, Premodern Chinese Economy，第4章和附录J。叛乱最常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也参见Pines, Everlasting Empire，第260页。

[409] 关于大部分“被排斥的”民众死气沉沉，缺乏生机的讨论参见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以及Woodside, Lost Modernities。关于民众的不满情绪，比如，参见Hung,“Contentious peasants”。关于各省的断层，参见Ku- 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很多汉人不再认为“大清国”是“他们的国家”。

[410] 乾隆皇帝的长期统治，被认为是清朝的黄金时代，除了末期皇帝宠臣和珅实际统治的一段时间。关于这段统治与皇帝本身，人们现在也发现了一些矛盾的有时甚至是负面的观点。如王文生所说，“许多最近的研究承认，乾隆的统治尤其是其后半段，可能不像之前认为的那么辉煌”，参见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8页和第9页。更多资料，也可参见Dunstan, State or Merchant，第479页；Elliott, Emperor Qianlong。

[411] Rowe, China's Last Empire，第88页。

[412] Zelin, Magistrate's Tael，第301页。

[413] Rowe, China's Last Empire，第149—150页。

[414] 对18世纪后期的数十年清朝面临问题的简要分析，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3章；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的导言部分；Rowe, China's Last Empire; Rowe,“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引言和第1章。

[415]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253页。

[416]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13—14页。

[417] Rankin and Esherick, Chinese Local Elites，第338页。

[418] Crone, Pre-Industrial Societies，第57页。

[419] 参见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507—511页。

[420] 比如，参见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第3章。

[421] 参见Harris,“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第218页。比较一下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11页。从19世纪20年代起，关税的相对重要性急剧上升。

[422] 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374页。

[423] 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

[424] Mathias and O'Brien,“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第612页。

[425] 参见O'Brien,“Triumph and denouement”。

[426] Ma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462页。

[427] 't Hart,“United Provinces”，第320页；Ormrod, Rise of Commercial Empires，第22页。

[428] 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第202—209页。

[429] 参见Henderson,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Policy，第3章；North,“Finances and power”; Wilson,“Prussia as a fiscal-military state”。

[430] Spoerer, Steuerlast, Steuerinzidenz und Steuerwettbewerb，第120页。

[431] 17世纪末的资料取自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523页。其他数据来自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11页。

[432] 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11页。1715年的资料根据以下文献计算得出：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522—523页。

[433] 1820—1910年，英国及法国的进口和出口占GDP的比重，参见Nye, War, Wine, and Taxes，第1章。如上所述，在19世纪20年代，进口消费税转变为关税。因此，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轻易对英国国际贸易的增长下结论。

[434] 参见Fritschy,'t Hart and Horlings,“Long-term trends”，图58和图59。这表明，在这方面商人的影响力超过了制造业的利益。

[435] 改述自Ormrod, Rise of Commercial Empires，第25页。

[436] 清朝统治期间不同税种的重要性，参见Beal, Origin of Likin，第1章；Lin, China Upside Down，第280页；Wang, Land Taxation，第72—74页。

[437] Beal, Origin of Likin，第3页。

[438] Woodside,“Chi’en-lung reign”，第272—273页。

[439] 我将在下面几页讨论这种贸易。

[440] 参见Cullen, A History of Japan,“对外贸易”部分；Deng,“Foreign staple trade”。

[441] 参见Blussé, Visible Cities;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第1卷。

[442] 这种贸易，参见Schurz, Manila Galleon，以后时期的情况，参见Legarda, After the Galleons。对中国和墨西哥贸易的分析，参见Schell,“Silver symbiosis”。讨论更大范围的贸易联系，参见Deng,“Foreign staple trade”。

[443] 参见Bowen, Business of Empire，其中有关“中国和印度”的部分。从18世纪末期开始，中印贸易成为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特别是棉花，参见Bowen,“British exports of raw cotton”。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鸦片被进口到中国，参见Wong, Deadly Dreams，第16章。

[444] 比如，参见Dolin, When America First Met China; Irigoin,“End of a silver era”; Mazumdar,“Chinese Hong merchants”。出口到美国的茶叶的增长，参见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3章第4节。

[445] 中俄（贸易）关系，参见Fletcher,“Sino-Russian relations”; 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107—122页；Mancall,“Kiakhta trade”。

[446] 一些数据参见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259—262页和第306页。背景资料，参见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447] 比如，参见Giersch, Asian Borderlands。

[448] 最好的概况性介绍，参见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第1卷第2章及其参考文献。

[449] 参见Cushman, Fields from the Sea。

[450] 最好的概括性介绍，参见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第1卷第4章及其参考文献。

[451] 参见Chun,“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Hamashita,“Tribute and treaties”; Larsen, 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Lee,“Re-evaluation of the Choson Dynasty's trade relationship”。

[452] 比如，参见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第8章和第9章。

[453] Cranmer-Byng, Embassy to China，第250页。

[454] 参见Xue,“A‘fertiliser revolution’?”，第202页和第209页。对“满洲”贸易和经济的限制，参见，比如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第8章和第9章。我们后面将展开讨论“满洲”的情况，参见第374—376页。

[455] Deng,“Miracle or mirage?”，图2.1和表11。数据属于同一量级的，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65页；Morse, Gilds of China，第82页；Wong, Deadly Dreams，第3731页。据同时代的人估计，中国在1837年的总出口达到3500万银元，参见Hu,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第524页。

[456] Sugihara,“Resurgence of intra-Asian trade”。

[457] 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15—416页。

[458] 参见Kahan, The Plow, the Hammer and the Knout，第234—235页；Avery, Tea Road，第132页。据Fletcher所讲，中俄贸易在1819年达到峰值，即1600万卢布，参见其“Sino-Russian relations”，第319页。

[459] 清朝统治者反对英国极力与西藏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参见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188—189页；Teltscher, High Road to China。

[460] 直至被迫“打开国门”之前，清朝对外贸易的结构、规模和重要性，尤其是与欧洲的贸易，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Eastman, Family, Fields and Ancestors，第123—139页；Feuerwerker,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第11页；Greenberg, British Trade; Huang,“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139—220页；Hung,“Imperial China and capitalist Europe”; Lee,“Trade and economy”; Liu, Wrestling for Power，第251页表AD16; Murphey, Outsiders，第7—12章；Osterhammel, China und die Weltgemeinschat，第7—11章；Sugihara,“Resurgence of intra-Asian trade”; Van Dyke, Canton Trade and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Wills, China and Maritime Europa; Xu and Wu, Chinese Capitalism，第395—399页。18世纪的具体资料，参见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第2章，作者表明，与西方国家总的海外贸易相比，中国的海外贸易微不足道，这与她自己的本意相悖！中国“打开国门”以后的资料，参见第一章注释467—468。

[461] Greenberg, British Trade，第43页。

[462] Phipps, Practical Treatise，第272页。我在以下著作中找到这篇参考文献，Greenberg, British Trade，第16页。

[463] Huc, L'empire Chinois，第348页。

[464] 评论引自Peyrefitte, L'empire immobile，第337页。英文是我自己翻译的。

[465] Fortune, Tea Districts，第1卷，第12页。1840年从中国出口的茶叶总价值，据估计至多不超过中国GDP的0.3%。这一估计基于Fang,“Growth of commodity circulation”，第175页。

[466] 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304页。

[467] 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107—114页。Keller, Li and Shiue,“Evolution of domestic trade flows”; Lyons, China Maritime Custom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第88页和第165—167页。总体上进口增长快于出口。

[468] Sugihara,“Resurgence of intra-Asian trade”，第147页。

[469] 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12页。

[470] Sugihara,“Resurgence of intra-Asian trade”，第166页。同时参见Yuping,“Steady customs duties”，第85—87页。

[471] Maddison, World Economy，第175页。

[472] 参见Beal, Origin of likin，第3页；Deng,“Continuation and efficiency”，第345页。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1页；Lin, China Upside Down，第280页。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194—195页。Wang, Land Taxation，第72页以及注释790的信息。

[473] 当时中国海关的组织情况，参见Huang,“Chinese maritime customs”，以及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40—141页。

[474] Gernet,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第485页。

[475] 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16页。更低的估计，参见Xu and Wu, Chinese Capitalism，第395—399页。

[476] Van Dyke, Canton Trade，第33页和第113页。

[477] 参见Chang,“Economic role”，第256—259页；Torbert,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第96—103页。

[478] 比如，参见Mors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第9章；Van Dyke, Canton Trade，关于“腐败”的部分。

[479]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Ⅱ卷，第5—6页。

[480]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67页。

[481] Fang,“Retarded development”，第396—397页。

[482] Westad, Restless Empire，第37页。

[483] 我参考了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关税”部分中所有的参考文献，及其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比如，庄国土写道，欧洲商人支付的货物税，平均为其价值的大约4%。此外，船舶税约为3000两白银或折合为1000英镑。最后是名为“附加税”的分类。“附加税”大约每船2000两白银，加上付给行商协会的3%费用。1809年，这些费用总共产生了700万两白银的收益。当然，与以往一样，我们应该知道除了这些正式的税费以外，实际上还被迫缴纳了哪些费用，而这些费用最后并没有成为中央政府的收入。参见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18页。

[484] Chang,“Evolution of Chinese thought”，第63页。

[485] Wong, Deadly Dreams，第343页；Lyons, China Maritime Customs，第32—33页。王国斌认为，进出口税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Morse声称，“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末期”，茶叶出口的实际税负很高，可能高达广州地区一般成本的30%。参见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1卷，第80—81页。

[486] 对以下段落讨论主题的概括性评论，参见Horstman,“Taxation in the Zenith”; O'Brien,“Political economy”; O'Brien,“Triumph and denouement”。

[487] 参见O'Brien,“Political economy”，第11页。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几乎所有的税收都大幅增长。有关增幅，参见O'Brien,“Triumph and denouement”。

[488] O'Brien,“Political economy”，第11页。

[489] Mathias,“Tax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第125页。

[490] Burnett, Plenty and Want，第27页。

[491] Nye, War, Wine, and Taxes，第72—73页。

[492] Horstman,“Taxation in the Zenith”，第135—136页。

[493] Mathias,“Tax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第128页。

[494] 1788—1792年、1792—1815年和1841年的绝对金额见O'Brien,“Political economy”，第11页；O'Brien,“Triumph and denouement”，第169—172页。Horstman,“Taxation in the Zenith”，第135—136页。

[495] Herlihy,“Revenue”，第188页。

[496] O'Brien,“Political economy”，第11页。

[497] Mathias,“Tax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第128页。

[498] O'Brien,“Political economy”，第11页。

[499] 参见Shammas, Pre-Industrial Consumer，第81页：“在整个17世纪，（糖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在1700—1750年，价格又下降了1/3。”

[500] Harley,“Trade: discovery, mercantilism and technology”，第183—184页。茶、咖啡和巧克力的更多资料，参见Burnett, Liquid Pleasures; Schneider,“Neuen Getränke”。

[501] Harley,“Trade: discovery, mercantilism and technology”，第184页。

[502] Wong, Deadly Dreams，第344—345页。

[503] Burnett, Plenty and Want，第23页。

[504] 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127页。

[505] Wong, Deadly Dreams，第344—345页。

[506] Macfarlane and Macfarlane, Green Gold，第77页。

[507] 参见Wong, Deadly Dreams，第343—355页。

[508] Burnett, Liquid Pleasures，第81页图4.1。

[509] O'Brien,“Triumph and denouement”，第170页。在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咖啡税大约300万英镑，为茶税的1/10。

[510] O'Brien,“Triumph and denouement”，第169页。

[511] 关于烟草的资料，参见Schmidt,“Tabacco”，第599—600页。

[512] Piuz,“Effets du commerce d'outre-mer”，第940页。

[513] 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906页。

[514] O'Brien,“Triumph and denouement”，第170页。

[515] 关于瓷器的资料，参见Berg and Clifford,“Luxury”，第1107页。

[516] 参见O'Brien,“Triumph and denouement”，第169—171页。

[517] Berg, Luxury and Pleasure，第79页。

[518] 比如，参见Berg and Clifford,“Luxury”。

[519] De Vries,“Industrious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第59页，比较De Vries, Industrious Revolution，第162页，在该书中，作者声称，18世纪晚期，英国底层家庭年均收入的大约10%被用于消费新出现的欧洲之外的商品。关于啤酒、茶、咖啡和糖等消费品，参见Burnett, Plenty & Want，第一篇。有关海外商品对西欧消费者重要性的分析，参见McCants,“Exotic goods”。

[520] Mokyr,“Is there still life in the pessimist case?”，第75页。

[521]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217页，更多资料参见该书第211—217页。也参见Nye, War, Wine, and Taxes，第75页：“消费税很可能转嫁到大量英国的消费者身上。”

[522] 参见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211—213页。最著名的例子是茶叶，直到1784年仍有大量走私，可能也会有人提到烟草。据估计，当时英国消费的烟草大约2/3是走私入境的。参见Mokyr,“Is there still life in the pessimist case?”，第85页。

第二章

支出或超支

支出

邻国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战争，我们必须跟上他们的步伐。

普鲁士选帝侯于北方战争前夕（1655—1660年）[1]

我对借债和利润这类事务毫无兴趣。我始终搞不懂它们。

菲利浦二世和其财政大臣的谈话[2]

民众繁重赋税稍减……则民力日增。

陈宏谋，中国18世纪的一位官员[3]

中国遭受的诅咒，便是官员难敷家用的微薄薪酬，由此滋生的产物可称之为“鲜花与荆棘”，荆棘是赤裸裸的敲诈与贪污，而鲜花则是给当权者的礼物。

赫德爵士的日记，1864年11月22日

13—19世纪欧洲财政体系的扩张是支出推动的。支出的形式或多或少独立于征税收入。问题由此变成了如何能够获得足够的经费来为支出筹资。[4]上涨的支出处于主导地位，之后提到的债务也是一样。与其他事情一样，中国采用的却是完全相反的逻辑。量入为出被视为财政管理的根基。[5]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廉政。清政府提供的行政费用远低于政府实际的需求，尽管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的开支数据并不一定展现了所有的实际支出或是实际的政府活动。法定开支与实际开支相差甚远。[6]政府官员的薪水数量很少。那些应该得到薪水的人所得甚少。很多人在提供我们所称的公共服务，却得不到任何正式报酬。很多士兵总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土地，以养活自己及其亲属。最终这一政策并不十分成功，尽管土地数量非常可观。地方政府不得不私下支付许多不能由财政承担的费用，即使正式薪酬中算上所谓的“养廉银”，私下的支出仍要高出几倍。[7]比如，他们需要用自己的薪水支付幕僚的费用。这些民间专家的专长主要在法律和税收方面，他们不属于任何政府机关，因此政府官员只能自掏腰包支付其全部费用。[8]至于政府指派给他们的官吏，官员得到的资金最多也只能支付其薪酬的一部分。按照惯例，无论出自官方的津贴还是自己的腰包，政府官员都无法为其“员工”提供一份体面的工资，这就意味着官员必须或多或少地授予官吏自创收入的权利。没有任何政府资金用于支付衙役和当差的费用，而这些人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所有这些在实践中意味着这些官吏，无论是幕僚还是衙役或者当差，提供的所谓公共服务不得不由民众支付费用。对于衙役和当差而言，这就是所谓的例费。显然这产生了大量敲诈和贪腐的机会。官吏得不到经费，却又指望他们完成一些公务，比如建造城墙、公路、堤坝等，这使问题日益恶化。对于中国省级官员的困境，曾小萍有以下简明扼要的描述：

最终，如果官员想要完成工作，只有两种选择。他们要么挪用中央政府为其他事项拨备的款项或是挪用为国库预留的款项，要么通过收税的方式压榨人民以获得必要经费。事实上，这两件事他们都做。[9]

正如巴拉兹所言，为了完成交代的每项任务，地方官员不得不成为天才，当然实际上天才并不常见。[10]更为严重的是，国库或官仓亏空或者未能完成税收定额常常被视为道德败坏，这些官员会被置于地方官衙的台阶前示众。[11]

当然，所有类似的权宜之计都没有被计入官方账目，由此带来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视为政府收入也完全搞不清楚。这并不是政府的储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它又减少了政府的开支，因此也可算作是一种收入。为了描绘中央政府开支的完整图景，我们还必须考虑皇室的开支以及由地方截留的税收所支付的开支。[12]对于这些开支，我还未见到任何系统的资料。

近观开支：军事的绝对重要性

查尔斯·蒂利在其关于欧洲国家形成史的名著中写道，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战争造就了国家，同时国家也推动了战争。[13]总体而言，他是正确的。在近现代时期的整个欧洲，战争一直是政府最大的支出项目：这就意味着现在为战争提供开支，或是未来为战争提供开支，即偿还先前的战争带来的债务。对战争债务的赔付很容易被忽略。这是不应该的：它往往是西欧政府总支出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文献对战争费用占总开支比例的估算往往不尽相同，因为有的只计算战争当时的开支，有的将债务利息也计算在内，而这意味着要偿付先前战争产生的相关额外费用。尼尔·弗格森估计，18世纪的欧洲领主平均将54%的总预算用于战事。他并没有将债务利息算在其中。[14]对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的亚洲、普鲁士/德国、法国以及英国，迈克尔·曼得出了同样量级的数字，当然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这些数字有所不同。[15]同样，对于战争债务的偿还没有被计入“军费支出”的分类中。阅读新近出版的有关漫长的18世纪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著作，人们只能得出结论：在当时战争支出一直都是其主要支出。[16]

直到19世纪最初的10年，普鲁士在军事上的投入从未少于总预算的70%。有时这一数字甚至高达90%。[17]即使考虑到政府系统推广所谓的屯兵制，即士兵尽可能自己解决生计，这显然仍不够用。17世纪40年代的荷兰共和国作为几部关于财政—军事国家的文献未被提及的西欧重要国家，军事支出合计达到了政府总支出的87%。当时只有4%的总预算被用于偿还债务。1801年就军事支出本身而论，“只”占预算的45%，但是预算中用于债务偿还的部分却高达41%。总开支的45%用于陆军、防御工事和海军，数量高达3000万荷兰盾，约合1000万两白银。[18]无须深入分析欧洲或西欧各国的情况也足以证明它们都是相似的。这同样适用于中东欧。普鲁士作为军事国家的威名已成为传奇。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让别人去发动战争吧，你，幸福的奥地利……应该联姻”，这句名言很久以来都被视为现实。然而，实际上哈布斯堡的军事历史与普鲁士十分相似：战争及其相关事务扮演了重要角色。[19]

就像本书其余部分那样，让我们聚焦英国。毫无疑问，布鲁尔将18世纪的英国称为财政—军事国家是正确的，尽管称之为财政—海军国家或许更贴切。这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中央政府的资金大量用于军事活动。他指出，整个18世纪每年政府开支有75%~85%用于陆军、海军、大炮以及偿还先前战争的债务。[20]爱克哈特·施雷默尔的估计甚至更高，他估计在18世纪的英国军事综合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80%~90%，在世纪之初较为接近前者，而在18世纪末则更接近后者。[21]其他的估计均在同一量级上。[22]

表15　1688—1801年大不列颠中央政府总净支出及1802—1850年联合王国中央政府总支出（单位：千英镑）

注：NR =数据不可得。

资料来源：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579—580页，第587—588页。

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军事开支骤减，不仅仅是绝对数额，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也在减少。与1688—1815年相比，1815—1914年爆发的成本高昂的欧洲本土战争数量急剧减少。整体而言，此时民用支出特别是有关基础建设和教育的支出大幅增加。但是比较而言，民用支出的总额一直很小。英国的情况同样是个例外，其民用支出仍然很低，而债务清偿的支出则高得惊人。从1816年至1850年债务费用几乎都超过年度预算的50%。但是其重要性不是最近才显露出来。伴随着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英国债务支出达到总支出的50%。一直到1790年这个数字都未低于35%。[23]

考虑到债务支出一直居于重要地位，英法战争之后军事支出重要性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待偿债务主要是之前战争耗费的支出。最后我想说的是，政府税收和支出占GDP的比例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出现下降趋势。[24]

图10　1688—1815年大不列颠债务本息占总税收的比例

资料来源：O’Brien,“The history, nature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an exceptional fiscal state”，第31页。

表16 主要战争期间英国陆军与海军的年均支出（单位：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25—64页，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12页；O’Brien,“Political economy”，第2页。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存在的差别，让我们考察一下投入资金的绝对数额。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开支高得惊人。1780—1830年是世界史上的重要时期，英国在陆军和海军方面的开支年均约2000万英镑。换算成等额的白银，接近清政府总的常规税收收入，而中国的人口是英国的30倍。当然我们应该了解，某些年份的总支出会大大高于平均值。无须另外讨论其他西欧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都与英国类似：战事费用十分巨大，且不断上涨。

表17　1688—1815年英国战时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单位：英镑，%）

资料来源：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第81页。

表18　1689—1815年英国为战争筹借的款项

资料来源：Macdonald James,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第339页。在计算战争费用时，津贴是按正常和平时期的防卫开支估计的。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的政府支出，又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对于我们讨论的时期，我未发现有任何估计显示清朝中央政府的开支年均超过4500万两白银。[25]1802—1851年英国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的总支出都在每年4800万英镑以上。在此期间，平均总支出达到大约6500万英镑。对中国而言，此时政府正式的年均支出约为3500万两白银。如果假设这些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是英国的3倍，这相当于3500万英镑。这意味着按购买力计算，英国中央政府的平均花费两倍于中国政府。就人均而言，同样按购买力计算这将是30倍以上的差距。[26]即使我们将中国的平均支出增加一倍，因为实际支出肯定会更高，这一差距依然巨大。就此而言，像王文生认为的那样，乾隆作为一个敛财和花钱的能手却难以克服“前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根本限制，即与人口数量相比能够动员的资源日渐减少”，这一观点看上去有些奇怪。[27]

如果我们信任该领域的专家提供的资料，中国也是一样，政府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军事，数量轻松超过正式支出的一半。我们通常应该谨慎对待有关的数据。我将区分官方常规性支出与战争支出，以深入探讨总开支。我找到的有关官方常规军费开支的所有估计，“出发点”都是官方常规的政府收入不超过6000万至8000万两白银。大致在1750—1850年官方常规的军费支出据估计年均至少为2500万，至多为3200万两白银。[28]王国斌指出，18世纪中叶当时的军费支出达到了每年1800万两白银。令人吃惊的是，在他看来这表现出清朝的强大。[29]马戛尔尼勋爵对此也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一位中国军官提供的信息，他估计中国军队由100万步兵和80万骑兵组成。他指出，在和平时期这需要7400万两白银以应付常规开销，还需要同样的收入作为额外的非常规开销。两者之和占到他所估计的政府总收入的3/4。[30]180万军队这一惊人的数字远远超过任何近期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这看起来十分夸张。这样一只庞大军队将会导致巨额的开支，而且马戛尔尼勋爵还仅指和平时期的开支，未包括大量驻扎在“长城之外”的鞑靼军队的开支。马戛尔尼勋爵估计的庞大的军队数量很可能有所夸大，其中包括很多并非真正能打仗的士兵，这些人仅被纳入统计，但是个人获得的报酬很少或者没有报酬。[31]

那么非常规的额外开支如何呢？这些开支，例如战争开支，经常从国库余额中支付。根据濮德培的估计，1747—1805年清朝主要战争的总开支约为3亿两白银。[32]当然某些年份的开支会高于其他时期。表19中的总额看起来很庞大，但是平均到每年，我们发现年均开支仅有500万两白银。1747年之前当然也爆发过战争。较高的估计是，雍正皇帝在位期间针对准格尔的战争持续了7年之久，花费了近1.3亿两白银，共4300万英镑或相当于每年600万英镑。[33]19世纪上半叶军事战争的开支开始显著减少。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抵御外侮共耗资3000万两白银，即1000万英镑。[34]相较而言，清朝中央政府用于镇压1850—1868年的国内起义，总耗费3亿两白银。[35]

表19　18世纪清朝耗资超过1000万两白银的军事行动（单位：百万两）

资料来源：Perdue,“China’s Environment”，表1。笔者再次强调，所列数据均为估计值。在其他著作中可能会发现，具体战役的数据与本书略有不同。目前，笔者发现的最大差别来自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141页。其中，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战争耗资总计约2亿两白银。需要再次说明，本书重点关注的是量级。

上述数据表明了两点。第一，相比英国，中国常规和非常规军事支出更低。如果取较高的估计值，如濮德培所讲，从1740年至19世纪初平均年正常支出可达3200万两白银。考虑到额外的战争支出，我们再增加500万两白银。这样，中国每年的总支出为3700万两白银，根据与英国购买力水平的比较，这相当于英国的3700万英镑。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人口是英国的20倍，而军队支出在扣除物价因素后仅仅是英国的1.8倍。这意味着扣除物价因素之后英国人均陆军和海军的开支是中国的10倍。这些数据也体现了另一有趣的事实：18世纪乾隆时期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以及之后的短期相比，军事支出明显高出很多。19世纪中叶，中国有人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对一些坚信中国肯定被战争动摇了根本的西方人而言，这一观点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离谱。道光年间的军事支出是嘉庆年间的70%，仅是乾隆晚期的50%。[36]这里提到的战争费用数据和后面提到的战争赔款数据无法令人相信，19世纪中国的问题是为抵御外敌而付出了高昂的军事准备和作战成本，就像罗森塔尔与王国斌以及文安立所说明的那样。[37]为公平起见，必须考虑中国至少有部分实际的军事成本秘而不宣，这是由于大量中国的军人特别是八旗兵，清政府会为其提供土地和为其耕种土地的农民，因此，他们可以自己承担一部分生计费用。

中英两国的非军事支出：相比英国，清朝真的更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军事支出在英国和中国都是最重要的单一支出类别，但是这并非唯一重要的。纵观整个西欧我们会发现，大部分政府在民政事务方面投入的比例较小甚至微不足道，比如行政和法院。这方面的支出以及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开始显著增加。然而在20世纪，基础设施、交通通信、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了预算的主要部分，这在18世纪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国的主要支出也是相似的，即军人（及其家属）、法官和官员的薪水。从比较的角度有两种支出十分有趣。首先是笔者称之为水利管理的支出，如疏通河流、灌溉和防洪，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水利问题是其中心议题，中央政府实际投入的资金十分少。[38]如果将水利管理的总投入和重要性作为水利国家的衡量标准，荷兰共和国更符合这一定义。然而与中国一样，大部分水利方面的支出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利管理的负担越来越重。但是随着维护成本逐渐增加并成为总支出的主要部分，用于扩建和创新的资金就越来越少：扩建和创新几无可能。就此来讲，正如伊懋可所言，中国已经达到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具体而言就是陷入某种生态锁定状态。大运河的持续通航和防止黄河泛滥改道都出现了很多严重问题。中国很多地区开始出现森林滥伐和资源枯竭现象。[39]

接下来就是官仓系统的运转费用。为了保障人民生活，中国政府付出很多努力，在认为必要时为了维护官仓系统的正常运行，可以要求商人出资或者直接干预市场。很多作者，比如魏丕信和王国斌，已经做了很多关于官仓系统的研究。据他们在《养民：1659—1850年中国之仓储制度》一书的估算，官仓中储备的粮食在18世纪末期已经非常之高，1791年达到峰值，乐观估计有近4600万石。如果沿着王国斌的思路，假定每位成年人月均消费为0.3石，儿童为0.15石，那么储存的粮食足够养活1500万~2000万人口，即约5%的人口一整年。[40]实际的分配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王国斌认为，5%的中国人口有15%的粮食是通过常平仓的派发得到的。这意味着粮食总消费量的0.75%是由官仓供给的。借由另外一个稍有不同的估算方法，王国斌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果。根据王国斌的观点，分配的粮食大致占到所有市场交易粮食的7%。根据吴承明的估计，粮食总量中只有10%通过市场交易，王国斌也支持这一结论，这意味着分配的粮食确实只占粮食总消费量的0.7%，或者说相当于约200万人的大米消耗量。[41]即使这些数据看起来不那么引人注目，考虑到中国的国土规模和令人生畏的运输问题，我们面对的仍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这种特殊的系统在欧洲着实罕见。

为了保障人民生活，政府不仅实行官仓制度，还采取其他相关的措施。如有必要，作为一种赈灾手段政府会减免税赋。政府为穷人派发土地并经常免除其税赋。政府运营各种福利组织，如孤儿院、救济院、学校和所谓的慈善院。[42]在这方面应当且必须提到旗人的地位。他们享受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供养，拥有无数人企图从中获利的世袭特权。为军队所拨的资金很大一部分用来照顾军人的家属。艾略特甚至认为他们实际上生活在某种福利国家。[43]他正确地指出，旗人享有特别的福利规定：

每年1/5~1/4的国家收入预留出来，用于支付旗人的生活费用，这些人不到总人口的2%。这是帝国晚期财政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44]

这类从政府扶助中获利的群体仅限于满足限制条件的精英，但是如果艾略特是正确的，由此分配的资源在数量上与粮仓系统的量级相同。笔者绝不是质疑清朝统治者是否真的关心他们的臣民。问题是王国斌和魏丕信这些学者及其追随者力图使读者相信，近代欧洲政府为其国民的福利（几乎）未做任何事情，这与中国父爱主义的统治者截然相反。我们已经看到，王国斌声称中华帝国由国家出资建立官仓并赈济灾荒，这表明“对物质福利的官方承诺超乎欧洲国家的想象，更不用说有关的成就了”。[45]

王国斌的很多论著都指出，在欧洲（西欧），再次使用这一常见但经常具有误导性的名词，中央政府对公共福利不感兴趣且态度消极。在任何情况下与中国相比，西欧国家的兴趣和作为都更少。这一被广泛接受的论断是不公正的。整体而言，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大量资金用于救济穷人，当然这也说明了欧洲存在数量庞大的穷人和广泛的贫困。[46]虽然由于因时因地差别太大而难以概括，但是基于对一些地方、地区和国家状况的调查，至少可以证明接受救济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25%。[47]在这方面，修正主义者宣扬中国政府的善行，批判西方统治者的残酷本性，这再次与事实相悖。

让我们深入考察有关细节。首先，粮食储备系统在欧洲并非完全不为人知。以普鲁士的勃兰登堡为例。1740年官仓的总储备能力足够20万人，即9%总人口的一年消费。[48]相比中国，这一储备系统确实主要是为军队提供食物。但是它也开始为维护国内粮食市场稳定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这也是更广泛的扶助政策的一部分。例如在七年战争（1756—1763）之后，腓特烈二世花费了相当于整整两年的税收收入向民众派发免费的粮食、饲料和牲畜。[49]在其统治末期，普鲁士的总人口达到500万，其粮仓内储备有1.2亿千克的谷物，同时他还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可用于购买价值相当的商品。根据当时的消费水平，这些财富总共可以为100多万人提供一整年的谷物。普鲁士的官仓不仅服务于军队，他们也很乐意将谷物派发给民众，而且经常这样做。[50]西班牙也有官仓，王国斌了解这一点，但有些地方的官仓他明显不知道，比如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官仓。[51]总之，官仓并不像王国斌以及其他人认为的那样，具有如此浓厚的中国特色。

更重要的是，不应该简单地把是否存在常平仓系统，作为判断社会统治者是否关心其臣民生计的决定性指标。与前面相似，在这方面谈论欧洲也没有任何意义。在18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发现就西欧而言，各国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拥有不同的战略、不同的挑战，战略实施的成功也是程度各异。毫无疑问，英国与荷兰共和国是最依赖市场的国家，当需要为民众提供必需品时，除了市场还要依靠贫困救济体系。但是，即使在18世纪的荷兰共和国，政府也经常在认为合适时借助一些类似于冻结价格或者补贴面包生产的政策，努力避免骚乱。[52]在法国，直到本书讨论的时期临近结束甚至更晚，政府才开始干预谷物市场，因为民众生计太过重要，不能任由看不见的手掌控。[53]历史上确实曾出现过很多次重农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花言巧语甚嚣尘上，但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各种极其复杂多变的政策无法被摒弃。孟德斯鸠于1748年写道，国家有责任为其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除了一小部分人以外，对多数法国人而言这是不言自明的。[54]当然，法国能否非常成功地实施这样的政策，则另当别论。答案经常是否定的。

王国斌及其他一些学者认为，现代早期西欧缺少政府主导的社会政策，这论断十分令人费解。成百上千的研究致力于讨论当时出现的相关政策。虽然程度不同，但西欧的世俗政权都相信，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政府不提供贫困救济和福利，让我们再次聚焦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55]从16世纪末期就开始实施首部《济贫法》，建立了由税收资助的致力于贫困救济的国家制度。济贫税被认为应由全体民众承担。在实践中，这些费用由那些被认为有能力负担的人承担，这部分人占全部人口的1/3~1/2。按照惯例，贫困救济采用派发现金方式。尽管救济穷人还有其他的资金来源，但是在整个18世纪，出自济贫税的救助无疑是英国救济支出中最大的单一组成部分。正如林德特、帕特奎恩和索拉尔等许多专家强调的那样，英国的方法非常与众不同：高度集权，非常强调对农村贫困的救济，由此支付的救济金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56]相关的资金数额巨大。筹集的资金总额在17世纪90年代中期足以为3.5%的人口提供食物。18世纪中叶这一数字翻了1倍。1802—1803年这一数字提高到大约14%。[57]

表20　1748—1805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济贫税收入（单位：百万英镑）

注：∗为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605页。

所有这些数据，使我们可以比较中英两国在贫困救济方面的支出状况，从而判断王国斌的观点到底是否可信。结果是否定的。有多种方式可以证明他的错误。在这里只介绍林德特的方法，他使用了王国斌和魏丕信著述中的资料，这使之看起来较为可信。中国18世纪著名的官仓制度提供给民众的谷物，用货币衡量其价值绝不超过中国GDP的0.5%。更具体地说，他认为1735年这些谷物占GDP的0.36%，而其他估计认为，1735—1780年占GDP的0.17%~0.26%。[58]18世纪晚期这一制度的运行效果更差，而且此后占GDP的比重更低。根据魏丕信和王国斌自己的估计，18世纪粮仓制度每年耗费0.5%~2%的政府收入（他们估计政府年收入为6000万~8000万两白银），按最高估计值，即8000万两的2%，为160万两白银。[59]

表21 英格兰和威尔士贫困救济支出占GDP或GNP的比重

资料来源：Lindert,“Poor relief before the welfare state”，第114页。有人甚至发现1817年有更高的峰值，据称支出高达930万英镑，被认为达到GNP的3.1%，参见Patriquin, Agrarian Capitalism，第204页。由于要耗费成本，支出当然比收入要低一些。

按照李明珠的观点，清朝早期至道光年间灾荒赈济的总额若取最高的估计值可以达到4.46亿两白银。[60]这一总量令人惊讶，因为其年均值相对较小，仅相当于100万英镑。邓钢对清朝灾荒赈济持乐观态度，他估计1666—1877年赈灾总额换算成货币应为4800万两白银，大致相当于每年7.5万英镑。[61]与中国相比，我们认为英国的贫困救济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占GDP的比重都处于更高的量级。1800—1850年济贫税收入在530万~930万英镑，此时政府总收入处于3900万~7900万英镑。[62]从济贫院获取救济的人数相当可观。除伦敦以外，177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1970所这样的场所，可容纳近9万人。[63]1850年从济贫院获取救济金的人数有12.3万人，以其他方式获得救济的有885696人，合计占总人口的5.7%。[64]为了证明清政府积极参与贫困救济，德国学者马蒂耶斯·海因里希指出，至1850年清政府建立了362所济贫院和567所孤儿院，即每110万人中有一所国家建立的济贫院，每69.4万人中有一所国家建立的孤儿院。对于研究现代早期西欧社会福利的历史学家而言，这些数字难言可观。由于诈骗和贪腐，清政府放弃了建立国家和地方济贫院网络的想法。[65]

为了说明在荷兰共和国的转移支付中贫困救济和慈善是如何微不足道，德弗里斯和范德沃德估计19世纪初荷兰救济金的总额仅有800万~1000万荷兰盾。这意味着每人有4~5荷兰盾，相当于40~50克白银。当时每年人均GDP大约是120荷兰盾。因此，这相当于荷兰将3%~4%的GDP转移给穷人。与中国政府通过官仓或其他方式花费在穷人身上的钱相比，这显然并不少。[66]其他数据也表明，现在称为荷兰的地区曾经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救济。1807年和1817年，领取救济金的人数超过总人口的10%。[67]当然这只是又一例证，说明西方在贫困救济方面，市场的成功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大量的贫困救济，情况可能会变得相当糟糕，尽管荷兰共和国与英国是否曾经遭遇饥荒，值得怀疑。

在其著作的很多地方，王国斌都承认西方政府的确关心民众的食品供应问题。但是他认为这种关心只限于城市，在乡村则毫无作为。[68]这当然不是事实。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与荷兰共和国，贫困救济金在全国各地发放，既包括城市也包括乡村。[69]特别地，英国的情况再次不适用于王国斌的理论。借用林德特在一部关于社会支出的著作中提到的：“英国将相对较多的救济金给予穷人和衰败的乡村，然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却把救济金更多地给予了城镇”，“为何贫困救济金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更多给予农村，而在欧洲大陆更多给予城镇呢？”[70]帕特奎恩明确地指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英格兰农村经济中的初步发展，济贫法制度才能产生并持续下去。给穷人的工资相对较高，因为接受救济的人都处于无地或半无地状态。通过稳定劳动力市场抑制社会动荡，这一制度对资本主义十分有益。

王国斌设想的第二个主要区别是，“教会的职责是为穷人提供福利，而国家的职责是为城市中心提供必需品，欧洲对这两者有明确的区分，而中国则完全不同”。[71]且不说在这方面严格区分教会与国家的职责，对新教国家而言显然已经过时，很大程度上对于天主教国家也是如此，而且这种说法至少对于英国与荷兰共和国明显是不正确的。英国对济贫体系的组织可能是基于教区的划分，但是，这有赖于国家和世俗的立法。英国由财产税支付的强制性慈善支出，其收入和支出来自15000个教区。但税率是由议会决定的。在大多数新教国家，贫困救济由教会和国家共同负责，虽然正如林德特所言，这种情况仅限于新教国家。[72]在英格兰，教区发挥的职能就像地方政府机构。在荷兰共和国，教会并不是真正的官方国家教会，但也在贫困救济事务中发挥着实际的领导作用，而行政当局则密切关注，并在最后关头出手负起职责。[73]运作中高度分散化的私人救济受到政府济贫机构的管理和制约。[74]荷兰共和国也一直认为有必要设立纯属政府的非教会贫困救济组织，且其重要性明显在增加。

如果想要切实了解清朝和西欧的政府政策有何不同，就不能只关注数量，虽然笔者认为在数量上英国与荷兰共和国明显高于中国，而是应该关注政府提供救济的理由以及真正获得救济的人需要具备的条件。在这两方面中国和英国、荷兰共和国存在明显区别。让我们再次聚焦于这两个欧洲国家。当然，公共安全和消除动荡对于每个统治者都十分重要。但是，有一点英国与荷兰共和国以及大部分西欧国家都非常突出，而中国却很缺乏，即提供救济与“约束”“教化”“改造”受救济者之间密切相关。在西欧，接受救济总要附加一些条件。总而言之，欧洲的社会政策同时也是一种教化，甚至教化的目的更突出，而且通常是某种非常具体的经济方面的教化，而不仅仅是济贫。

关于如何救济穷人，显然会产生争论，这是必然的。对于各类贫困需要区别对待，也总有人论及此事。以英国《济贫法》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区分：

无法自理或从事工作且无人给予适当照顾的老、弱、病、幼等弱势群体，通常被认为应该得到保护。身体健全的穷人一般指那些无法找到工作的人，比如在某地周期性或长期性失业或者缺乏技能。应当尝试帮助这种人群，使他们脱贫，救济方法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但是通常包括提供工作或者给予金钱两种形式。流浪汉和乞丐有时也被称为“健全的流民”，被定义为那些可以工作但是拒绝工作的人。在16世纪和17世纪，这些人群被视为潜在的犯罪分子，在工作中很有可能故意作怪。他们通常被认为需要惩罚，应被逐出市场以儆效尤，或者有时应被送到所谓的“感化院”。这些人也被称为懒惰的穷人。[75]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西欧有数以百计的感化院为穷人提供工作。[76]欧洲没有任何感化院能够实现自给自足，更不用说盈利了。在英格兰，人们很快就明白以给予现金的方式进行单纯救助成本要低得多。这些救助的主要作用显然是促使穷人安于现状并保持其劳动能力。[77]正如一位当时的观察家所言，“教区劳动的真正好处，在于养成勤劳的习惯”。[78]那些负责管理穷人的人试图实施监管，在其认为合适时改变穷人的行为，并且还要注意区分“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贫困人群。林德特曾展示过一份有趣的违规列表，这来自1832—1838年埃塞克斯地区的一个村子，列明了在哪些情况下将不得享有或者不再享有接受救济的权利。清单的第一条就是上一礼拜日没有参加礼拜。[79]下一条则是没有如实地向教区的监管者汇报收入，拒绝薪资较低的本地农活。即使饲养宠物也被视为违规行为。[80]在丹麦，德弗里斯和范德沃德认为，救助穷人是城市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经济也是如此，[81]这同样适用于西欧大部分国家。与慈善同时实施的还有行乞禁令、劳教所或者济贫院，以及为犯人、流浪汉和乞丐等人安排工作的地方。我们后面会继续讨论国家和各类社会精英为教化民众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在讨论劳动人口的第八章。

应对危机的社会政策有多成功？

王国斌及其合作者表明济贫措施成功与否至关重要，而英国和荷兰的案例十分有趣，且与其观点相矛盾。在英国和荷兰这两个国内市场最自由的欧洲国家，总体而言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市场能够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并以此作为行动的依据，特别是涉及平民的粮食消费。我认为这种假设大体上确实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市场”结合政府采取的其他政策也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仅举一例，1671年在荷兰的几个城镇有些商人储备了大量谷物，足够满足10~12年的国内需求。[82]在荷兰共和国，危及生命的严重饥荒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消失了。在德弗里斯和范德沃德关于1500—1815年荷兰经济的巨著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饥荒致死的记录。[83]他们提到了18世纪发生的除了饥荒以外的各种生存危机，并且指出在这些危机中政府会干预，但是会保持合理的干预力度，而且常常采用分散化的方式。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英国最后一次严重的饥荒发生在1697—1699年的苏格兰，尽管1710年也曾面临严重的困难。[84]

笔者无意将西欧描绘成一幅美好的景象，但是王国斌认为严重饥荒导致大量死亡的这类危机使（近代早期的）中国与欧洲分道扬镳，还无法确定是否真的如此，其观点不仅毫无助益，还具有误导性。饥荒确实使中国与英国和荷兰共和国走向不同的道路。[85]这两个西欧国家没有采取中国的解决方式，因为它们不曾遇到与中国类似的问题，而且它们比中国富裕很多，这也是原因之一。这绝不是说这些地区没有经历过贫困、死亡或者困难的时光。这些地区接受各类形式的政府援助的人口数量惊人，还有什么证据比数字更有力呢？但是，要注意不同的欧洲国家间存在差异，这一点十分重要。仅举一例，位处西欧核心位置的法国在18世纪还发生过不少于16次的全国性饥荒。[86]1816—1817年西方世界多个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生存危机。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物资极其匮乏，造成很多欧洲地区的人口死亡。此时的爱尔兰已正式成为英国的一部分，仍遭遇绝对灾难性的饥荒，据称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其中大部分死于疾病而非饥饿。[87]直至1850年以后整个西欧的粮食供应才逐渐得到保障，除非爆发战争等危机。

就贫困救济的必要性而言，结论是在18世纪的中国，逐渐整合在一起的市场与政府在危机时分配粮食的政策相结合，使饥荒发生的频率下降，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能彻底消除饥荒。在这方面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对当时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描绘得过于美好，对于18世纪晚期有些观点甚至更为乐观，比如彭慕兰认为“生活水准缓慢但稳步地提高”，或者如邓钢所言，“清朝的人类发展指数即考虑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生活水平等因素，有所进步”。[88]食品短缺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罗威廉在其关于名臣陈宏谋的传记中写道：“18世纪，陈宏谋在其漫长的地方官员生涯中曾在中国很多不同地区任职，多次遭遇严重的粮食短缺和饥荒。”[89]前文曾提到过的巴罗在其1804年的著作中提到，三年连续未有饥荒实属罕见。[90]当然这些资料都是基于个人的印象，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魏丕信的著述，他满怀热情地讲述18世纪中国政府为抗击饥荒做了很多努力，这当然也从侧面表明了需要努力应对的饥荒频繁发生，有些甚至会危及生命。[91]认为中国发达地区的民众比西欧人生活质量更高，寿命更长，这一观点在修正主义者的论著中极为盛行，在我看来这已经遭到了驳斥。[92]在长江下游地区，1800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女性为27.2岁，男性为28.4岁。即使是一岁时的预期寿命，中国的情况也不比英国更好。[93]中国人比英国人寿命更短且更加贫穷。因此中国统治者专注于食物和饥荒问题也就不意外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内地十八省之外有很多不适合耕作的地区；内地十八省则人口密集，依赖粮食输入。在18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比英国，中国的粮食供给无疑更为棘手。

表22 英国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单位：岁）

资料来源：Wrigley, 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第614页。

中国统治者是否解决了粮食问题？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地区尤其是时代的不同区别对待。整体而言，从19世纪初中国的官仓制度开始逐渐恶化，而且政府政策普遍开始变得低效。18世纪总体上粮食供给还比较“充足”。这不意味着粮食短缺已经消失。相反，短缺发生得更频繁了。在19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出现了，中国成了“饥荒之国”。[94]因此，区分各种食品短缺形式与导致死亡率大幅上升的饥荒很有必要。[95]由于空间和时间的差异，概括性地评价有关的情形非常困难。这一领域要论内容广泛，资料翔实，论断公正，首推李明珠的著述，她分析了中国北部很多地区特别是直隶地区的状况。重要的一点当然是她的研究结果极具代表性。直隶曾经是全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然而直隶靠近当时作为粮食输出地的“满洲”，毗邻接受全国大量粮食朝贡、可以随意将粮食运至全国任何地方的北京。李明珠推断，在康乾盛世时期直至18世纪末，粮食短缺才演变为导致较高死亡率的真正的饥荒。此外，与欧洲最严重的饥荒相比，物价上涨比较温和。当时有人死于饥饿的报道几乎为零。甚至连提及严重饥饿的情况都很少见。她认为多熟制和国家干预的共同作用使真正的饥荒很难出现。她写道：“总体结论是饥荒救济……非常有效，这一点无可辩驳。”[96]邓钢更为直接，他认为中国1666—1877年接受饥荒或灾难救济的人口达到1.666亿~2.513亿。然而这些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在我看来邓钢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到最后他也没有详述清政府的政策在消除饥荒方面到底有多成功。[97]

李明珠明确指出，饥饿和营养不良极为普遍，杀害女婴正是贫困的标志，国家积极干预的政策有助于避免发生重大的死亡危机，然而这并未使人们在饥饿和贫困中挣扎的现象绝迹。[98]这意味着政府并不是那么成功。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地估计大部分欧洲地区的境遇。李明珠继续写道，18世纪成功抗击饥荒可能导致19世纪和20世纪遭遇饥荒时更为脆弱。提供充足的食物可能引发人口增长，从长期来看只会使问题恶化。修建堤坝和水渠、着手增加食品供应、抗洪以保障安全，使农业变得越来越靠近河流。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干预加剧了河流堵塞，最终导致洪水泛滥。[99]另一方面，应对饥荒的制度特别是官仓制度的效率与刚建立时相比不断衰减；相反，贪腐和欺诈却与日俱增。18世纪最后数十年，国家运营的民仓开始走下坡路，储备量越来越少，而整体需求却越来越迫切。慈善越来越成为地方事务，因为中央政府需要更多的资金供养军队，特别是1820年之后，地方防卫、法律和秩序成为当务之急。私人慈善开始填空补缺。在常平仓、慈善粮仓和社区粮仓这三种粮仓中，后面两种更多归地方管理，但由中央监督；自1799年之后这种监督也停止了。无论中国统治者的“农耕父爱主义”有什么优点，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在粮食供给方面，他们的政策变得效率越来越低。

中国政府应对饥荒和贫困的战略与英国有所不同。经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国政府对其角色定位有着不同的考虑，所以不能脱离当时的情景简单地比较两者的策略和结果是否成功。[100]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一点，也没有人能够断言在提供救济方面中国政府比英国做了更多的努力提高其臣民的物质福利，也没有人能够说明中国政府在消除饥荒方面更加成功。除此以外，我们不免要得出以下结论：英国为制定与实施社会政策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更有效率，而中国则恰好相反。

对政府支出货币化程度的简单评论

在讨论英国的政府收入时，我们探讨了政府获取收入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实物形式。让我们同样考察一下财政支出。英国政府不仅希望收入以货币形式收缴，也希望以货币形式支出。陆军和海军官兵的薪酬越来越多地以实实在在的货币支付，这已成为西欧的惯例，并且与早些时候相比薪酬的支付变得更加正规。英国政府的支出与收入往往都采用真金白银形式，甚至为穷人提供的补贴也采取货币形式。实物支付形式几乎不复存在。[101]中国中央政府最大的支出同样用于军事。与西欧国家正常时期相比，它们的军队规模较小。简而言之这包括两部分，即绿营军与所谓的“八旗兵”。绿营军部队可获得工资。那些“有战斗力”的旗人会得到工资以及以大米形式给予的津贴，为他们及其亲属提供额外的资助。有战斗力的旗人与无战斗力的旗人之比显著降低了。[102]18世纪时有战斗力的旗人仅占到所有军队的1/4，但是他们的津贴是普通绿营军士兵的3倍，这再次表明清朝汉人和满人有着不平等的待遇。为旗人支付工资越来越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趋势，即政府以土地形式“支付”其津贴。这些土地可由汉人为其耕种。级别最高的旗人可以获得庄园以及必要的劳动力。艾思仁估计，那些在“乡下定居”的旗人，即这些旗人拥有大量土地，并且越来越不像有战斗力的士兵，其数量增至100万。不管具体数字如何，很多为政府“工作”的人获得货币形式的回报。除此之外，即使士兵收到了支付的工资，往往部分甚至全部都是铜钱，且依据的是官方的铜银兑换比率，而这个比率跟真正的“兑换率”几乎毫无关联。大致在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这一现象尤为突出。[103]这意味着工资大为减少。[104]

支付给官员的工资也同样微薄。正如本书后面讨论的那样，与欧洲相比，中国官员的数量跟他们收到的工资一样少得可怜。[105]我们进行了粗略的计算，19世纪80年代，23000名军官和文官的工资总和仅为600万两白银。每人仅有270两，大致相当于10000克白银，约等于90英镑。[106]更高级的官员按规定应支付白银，但是下属官员或者省级官员的津贴都是以铜钱形式支付的。支付公共工程的经费和交通费也同样如此。[107]中国政府用于纾解贫困和灾荒的支出十分巨大。通常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通过常平仓派发粮食来解决的。但是，救济工作很少全部采取实物形式。通常的规则都是给一半货币一半实物。[108]总而言之，中国政府显然对中国经济的货币化有所贡献，但是贡献远小于英国政府，也远不像那些认为一条鞭法改革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学者所乐于主张的那样，贡献如此之大。

超支

通过贷款为政府筹集资金，难道不是英国拥有的一座金矿？

乔治·贝克莱（1685—1753），写于1735年，

出自《乔治·贝克莱文集》，第3卷，第172页

一国必须取消公债，否则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大卫·休谟（1711—1776）,《道德、政治与文学散文集》，

第2卷，第9篇，第28页，论公共信贷

如果政府的赤字与拖欠是恶人故意所为，能做的也不过就是加强道德规劝，惩戒最恶劣的罪犯。

曾小萍，中国传统上对统治者引发赤字的看法，

《州县官的银两》，第25页

毫无疑问，无论两者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在漫长的18世纪西欧的可支配收入远高于中国。英国和荷兰的可支配收入最高。但是，不仅于此。如果我们着眼于政府支出，西欧与中国之间也存在强烈的反差。两者的支出类别差异并没有这么大，尽管各有特色，但还是非常相似的。主要的区别在于数额。相对而言，尽管西欧政府征缴了比中国多得多的收入，但显然仍不够。它们几乎总是将骇人的预算赤字累积成巨额债务。[109]再一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像英国与荷兰共和国这样的重商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存在巨大差异。英国与荷兰共和国有着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优越的制度安排，用于处理借债以及贷款和债务问题。公共债务十分常见，用于解决相关问题的制度安排却并非如此。在整个18世纪，平均而言英国政府30%的开支都来自借款。这意味着与收入相比，支出平均高出40%。[110]

1850年之前的一段时期，英国总公共支出达到拿破仑战争以后所有时期的最高水平，高达1亿英镑。[111]这意味着英国政府花掉了国民收入中如此大规模的支出导致国家债务居高不下。当然现在有太多不同的估计，但是1815年到1825年公共债务达到最高水平时接近8亿英镑，大部分估算都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112]与GNP相比，这是一笔巨大的债务。8亿英镑的负债相当于888亿克白银或者24亿两白银。这是整个英国的数据，所以原则上也包括爱尔兰。人均债务大约是4200克白银。如果不包括爱尔兰，因为其财政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与英国合为一体，那么人均债务在6300克白银以上。对于政府和社会这都是沉重的负担，即便借款的数额实际上相对较小，因为很多公债都是打折出售的。[113]拿破仑战争之后，60%的税收用于偿还国家债务。违约看似不可避免，但没有发生。经济增长让即使如此沉重的负担都变得可以承受，而且所有显然不想血本无归的大债权人都是议会的议员。[114]拿破仑战争使得国家债务上升到史无前例的规模，但是在1760—1860年英国的国家债务余额从未低于GNP的100%。那一百年中大约有2 /3的时间即从1780年至1845年，国家债务从未低于GNP的150%![115]1850年还有大约8亿英镑。[116]无论如何，预算赤字都算不上是件新鲜事。

图11　1790—1937年英国政府总支出占GNP和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Daunton,“Thrusting Leviathan: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第321页。其他的估计，虽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和计算，估计结果都处于相同的量级，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336—367页和第373页；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114页。很大一部分。已有的估计各不相同，但是如果说在19世纪初这一比例达到其峰值即GDP的大约25%，应该不算离谱。

图12　1690—1850年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国家债务占GNP的比例

资料来源：Macdonald,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第355页。如第二章注释112所示，有些估计高于麦克唐纳给出的数字。

为了展现这些借款的规模，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同一时期的中国进行比较。我们已经提到过18世纪50年代、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中国GDP的估计值。对中国GDP的估计在时间上最为接近的是1833年超过40亿两白银的较高估计值。[117]如果以克来计就是1500亿克白银。如上所述，英国大约8亿英镑国债，相当于888亿克白银。不管中国GDP的估值具体为多少，英国作为一个人口比中国一些省都要少的国家，在19世纪前半叶成功实现了经济蓬勃发展，并且开启了工业化进程，而英国的负债如以白银表示超过中国GDP总量的一半还多。如果用人均指标计算，这一数字甚至更加惊人。18世纪20年代初，包括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的整个联合王国国家债务合计约每人4200克白银。如果不将爱尔兰作为债务人，这一数字还要再高50%。为了便于论证，我们假设当时中国的GDP为40亿两白银。考虑到当时中国有4亿人口，平均每人大约10两白银或者说375克白银。简而言之，人均国家债务如果以白银表示，包括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在内的英国是中国人均年收入的11倍。当然这些充其量只是估计，也要考虑到一克白银在中国比在英国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即使我们的数据还可以更精确、更具可比性，我们的核心结论也不会变，即按照实际值和人均值计算，英国政府的开支远远超过中国政府，它积累了巨额债务，并因为经济起飞而侥幸逃脱债务的困扰。更令人惊讶的是，经济学家莱因哈特和罗高夫最近声称，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居高不下（他们定义为90%及以上）会导致显著的低增长，这一观点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广为流传。[118]他们的结论受到了质疑。[119]尽管如此，他们的反对者也承认，英国在工业化阶段的公共债务水平相当高，通常很容易导致严重的危机。

作为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另一典范，荷兰共和国也出现了巨额国家债务。18世纪有好几次险些酿成危机，但是最终也没有出现令其崩溃的财政或金融困境。荷兰共和国财政的稳定性超乎想象。[120]它从不曾出现因为负债过高而失控的现象，也未出现过流动性短缺的问题。即使根据极为谨慎的估计，1790年荷兰的外债也至少处于5亿~6.5亿荷兰盾。此时荷兰的黄金时代已持续了超过100年。[121]此后荷兰王国也没有因为背负巨额负债而陷入混乱或者贫困潦倒，1810年当时在法国国王统治下的荷兰政府确实对这笔债务违约了。这使得荷兰为负债支付的利息降至原来的1/3，而且余下的债务得以延期。在1813年法国离去之后这项举措也未废除。[122]1820年根据可得到的估计，虽然荷兰负债无数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并且拥有巨额的对外投资。[123]19世纪初荷兰投资者每年可以从对外投资中获取超过5000万荷兰盾的收益。在人均国民收入为150~200荷兰盾的情况下，从对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已经达到大约每人25荷兰盾。当时的对外投资总量均摊到每个人则是人均GDP的1.75倍。荷兰流动性的另一例证是，对国内外政府债务的投资额总额超过15亿荷兰盾或者说4亿两白银，显著高于当时中国政府的收入。[124]

荷兰共和国确实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后不再是强国，整个18世纪其实际人均纳税额基本保持不变，显然这不是整体财政资源枯竭的标志，而是金融界不愿再为其大国政策提供经费的表现。间接税在18世纪早期就已经达到上限，所得税和财产税是否会显著增加取决于精英阶层缴税的意愿，而他们的意愿并不强烈。荷兰在19世纪才较晚地实现工业化，这并非缺乏私人财富。财政赤字虽然一直是件平常的事，但在第一任荷兰国王威廉一世统治时期（1814—1840）经常处于相当高的水平。[125]

图13 荷兰省的公共债务

资料来源：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117页图4.2。荷兰省是荷兰共和国七个省中至为重要和富有的一个。1荷兰盾大约相当于10克白银。

表23 荷兰共和国（至1805年）/荷兰王国的公共债务与利息支出（单位：百万荷兰盾）

资料来源：Pfeil, Tot redding van het vaderland，第351页。

英国与荷兰共和国有着极高的负债。法国的债务占国家收入的比例明显更低，但其绝对值依然很大。对于其到底有多大，学者们的观点有很大分歧。理查德·邦尼估计18世纪80年代初法国公共负债总额相当于GNP的56%。[126]博舍尔认为1787年为80%。[127]麦克唐纳称1788年达到65%。[128]布罗代尔则认为1789年不会低于150%。[129]由于对国家负债的规模与在GDP中的占比每位学者的观点都如此不同，很难决定该以哪个数据为准。取得共识的是，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继承了近50亿里弗尔的公共负债。[130]这相当于超过220亿克白银或者人均900克。我们从来没有确定无疑的数据，但是这也能体现即使在法国公共负债也十分高。对于法国政府，负债总会带来大麻烦。前文已经提到过法国的违约。[131]所有这些都没有摧垮法国经济。19世纪上半叶在战争结束超过25年之后，财政动荡并且支付了大笔赔偿金，法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最现代的国家之一。令人惊讶的是，1818年法国的国家负债已经少于作为战争胜利一方的英国。负债的人均估计值为80法郎或者360克白银。就总量而言大约是110亿克白银，这少于GDP的50%。[132]在当时的英国，公共负债大约为人均4600克白银。有文献表明，关于法国低负债的部分解释是，在大革命刚开始时将大量国内财产充公，使得其他人更多地承担了战争成本。[133]法国的国家负债直到19世纪70年代一直都低于GDP的一半。[134]

本书的主要目标在于，考察中国和西欧国家之间存在的重大区别。就此而言，我在本章的结论一目了然：大部分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这一世界上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拥有巨额公共负债，远超过清代中国。直至19世纪50年代，中国仍对国家债务一无所知。此外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知道如何应对负债，因而债务对经济没有造成重大的结构性伤害。这一说法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西班牙。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传统观点认为清代中国是一个肆意剥夺臣民财产的专制国家，但是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时期，在货币贬值和债务违约的同时大量掠夺私人财产的案例对于西欧国家的政府也是“寻常事”，除了英国与荷兰共和国这两个例外，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却闻所未闻。

超支几乎是所有西欧政府的共同特点。[135]总体而言，主要例外就是共同组成瑞士的几个微型共和国，而且在整个近代早期用于防御的支出都极少。[136]也有像瑞典这样的暂时例外。17世纪30年代它遣散了近18万人的军队，还设法使国家免于任何债务。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普鲁士也是一个特例：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政府过于节俭，采用所谓的屯兵制度以限制军事支出，并且从国内征缴了大量收入。然而在大规模战争结束时，或者更具体地说在战争将要失败时，情况才有所改变。1786年以后收入减去支出之后的盈余不复存在。1794年普鲁士政府已经开始动用国库盈余，而且出现了公共债务。当普鲁士直接卷入抗击拿破仑的战争时，这对其财政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现存体制的弊端也暴露无遗。普鲁士没有灵活的借款机制，所以只能支撑短期战争，必须速战速决。甚至在18世纪90年代政府总收入也没有增长，结构改革也尚未推行。政府开始借款，但是大部分资金来自普鲁士自身。随着1806年的战败，改革迫在眉睫。[137]无论被法国勒索的赔款到底是多少，1815年普鲁士出现了2.06亿塔勒的公共债务。另一估计为2.87亿塔勒，[138]即人均约为600克白银。总额小于GDP的一半。直至1848年，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明显下降，仅为11%。[139]

军事凯恩斯主义

对于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支出和超支，军事起着主导作用，这并不令人吃惊。很多学者表示，对于经济上更成功的国家，当然首先是作为第一个工业国出现的英国，军事支出应被视为对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刺激。在本书的后面章节，我将更为一般性地简单讨论一下暴力和战争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本章只关注军事支出或超支可能产生的凯恩斯主义效果。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意大利知名学者乔瓦尼·阿里吉声称，近代早期欧洲大量的军事支出对经济有促进作用，并称之为“军事凯恩斯主义”。这一概念首先是由威廉·麦克尼尔提出的，[140]他给出了如下定义，“军事支出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刺激了本国居民的收入增长，进而导致税收和政府筹资能力的增加，这又为新一轮军事支出的扩张提供了支持”。[141]我将以英国漫长的18世纪为例，讨论这一观点。[142]对于中国这并不成立：清朝的军事支出相对较小，在军事方面也未出现超支。我将从一个评论开始我的分析，尽管我不想将其作为主要议题，但还是必须指出，就我个人而言，对于本书讨论的内容，我并不认为“军事凯恩斯主义”是一个恰当的概念。“凯恩斯主义”一词意指“赤字开支”。就此而言，如果阿里吉一贯明确地指的是政府借款或货币创造，那么这一定义不无助益。通常凯恩斯主义与对抗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斗争或是与其对立面联系在一起。如此一来，问题就变成了英国政府的军事支出是否可以视为类似情形，以及与这种情形的相符程度如何。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在其众多资金来源中找出支付这些支出的来源。大部分常规性政府收入来自税收。在漫长的18世纪，英国征缴的大部分税款来自对非常普通的消费品征收的消费税和关税。我看不出对普通商品征收税金并将其转移给军队，为何能够创造出额外的需求和增长。多数时候，绝大多数普通纳税人如果不缴纳税款也会把这部分钱花掉。对富人征税并用于军事支出，有可能真正促进经济繁荣，并最终增加税收收入。我们这里讨论的是那些如果不缴税就不会被花掉的钱。军队将越多的钱返还给国内经济，效果当然也就越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英国的实情。根据这一假设，税收有助于抗击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如果政府借债，也能达到使闲置资金流转起来的类似效果。通过这两种手段中的任意一种增加资金供给，政府就可以尝试并实现类似的宏观经济效果。只有政府真正提高了总消费和总投资，才能被称为“凯恩斯主义”政策。

依据这些衡量标准，对于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而言，承担战争成本的几种方式的凯恩斯主义效果如何，人们可能会严重质疑。如果税收增加，拿破仑时期就已出现的所得税可能真的可以促进政府支出的增加。但是在我们讨论的整个时期，这样的税收并不常见。至于那些借钱给政府的人，他们可能真的提高了流通资金的总量，并有效地促进了需求。但是这些人这样做是要求回报的。他们希望其资金能够得到偿还，并且要附加利息。因此政府支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债务偿还构成的。[143]而偿还债务的资金来自税收，这些税收又大都来自对普通商品的征税，这实际上降低了消费。这种为政府提供的贷款基本上可被视为延期缴纳的税款，通常只有经济扩张时才有能力偿还，而原则上这会减少总消费和总投资。[144]

增加任何形式的货币总供给，肯定会产生凯恩斯主义的效果，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实现了所有资源的充分利用，这也很容易导致价格上涨。然后，大部分效果不过是幻觉罢了。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扩大货币供给促进有效需求的理由，就此而言，军事支出肯定可以对英国经济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在资源未充分利用时。此时，问题就变成了英国的军队和战事的影响是否太大，以至于过度扩张并挤出了可能更具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或者它们是否将未利用的资源动员起来。[145]杰弗里·威廉姆森想知道为何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经济增长如此之慢，从现代角度看它确实如此。他认为，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挤出效应，这可以解释上述问题。他认为英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在支撑代价高昂的战争的同时，还可以实现快速工业化。[146]经济学家使用“挤出”一词，通常是指政府开支耗尽了那些本可以由私人企业使用的金融和其他资源。我认为，在这方面威廉姆森是不对的。实际上在我看来，对那些想要借钱的人而言，挤出效应会使利率上升。尽管存在巨额的政府借款和急剧增加的税收，资金并没有变得稀缺，至少在利率仍然充当资金供求的良好指示器时是这样。利率依然非常之低。1714—1832年有关高利贷的法律继续对商业贷款实行利率最高不超过5%的限制。政府债券的利率甚至更低。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甚至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也未遭遇过总储蓄紧缺的困扰。[147]其他资源包括劳动力似乎也并未出现极为紧缺的状况。肯定存在某些资源瓶颈和价格上涨，但是未出现真正由稀缺导致的物价暴涨。比如，在1792—1815年这段时期，居民消费价格仅仅翻了1倍，而商品的价格甚至上涨得更少。[148]即使在拿破仑战争激战正酣时，实际人均收入和消费并未下降，物价也没有大幅上涨。甚至在此时，英国显然还有未利用的或是未充分利用的资源。我只能赞同罗杰的观点，“如果税收和借款是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就必须……要问，为什么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遭遇的是经济暴跌，而不是经济繁荣”。[149]

我认为，军事凯恩斯主义有效刺激英国经济的案例肯定存在，但是现在缺乏的是对这一点的深入分析，特别是分析坏的过度支出和好的过度支出有何不同。在这方面也有很多明显的例证，表明以赤字增加军事支出最终妨碍了经济发展。就严格的实证与统计检验而言，我只能引用弗格森的评论，“如果尽可能地扩展我们的视野，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与英国或美国的实际增长之间似乎并不存在长期的统计相关性，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150]无论如何，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学者的出发点不再是“隐含地假设……流入政府口袋的钱，都白白浪费了”。[151]

无论公共债务对现代早期经济实际上有何影响，将公共债务视为对抗投资和消费不足的一种手段，这种完全凯恩斯主义的和实证的解读在当时还十分罕见。[152]确实可以发现为数不少的学者对公共债务持积极态度，因为这可以将闲置资金带入流通中，为生产性投资提供资金，扩大流动资金的规模，然后导致利率下降。我在本章开篇引用了贝克莱的话，在1735年他也十分想知道，“这种借款是不是英国超越法国的主要优势？或许我应该更进一步，超过欧洲所有其他国家？”[153]有一段时间，休谟也因借贷降低了利息而对借贷持积极态度，他声称：“利息是国家的晴雨表，利息的降低是人们生活富足的标志，这几乎屡试不爽。”[154]有些人不认为借贷真的有风险，只要借款来自该社会的其他成员就行。许多人认为公共债务只是一种必要之罪，以避免更严重的恶果：

发行国债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和财产，使我们最具优越性的宪政不至于堕落为教皇制或奴隶制。这鼓励帝国最优秀的臣民在革命中投入他们宝贵的生命和财富，以赢得漫长而耗资巨大的战争。[155]

尽管这一论点有重要的支持者，但是那些希望增加当期收入或利用储蓄支付战争成本的人，其论证从未取得太大的进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债务变得过高的观点开始流行起来。例如亚当·斯密说它是“有害的制度”，至于休谟，我在本章开篇已引用过他的话。他们都逐渐开始相信，国家债务弊端重重，尤其是像英国这样高的债务。[156]

总之，就我们讨论的内容而言，军事凯恩斯主义、推测性的自我实现机制，以及由此开启的良性循环，这些概念相当模糊。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军事凯恩斯主义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我认为英国就是如此，在英国找到相关例证的机会一定很大。为了确定其影响，有必要更为细致地分析涉及的资金及其来源与用途。将战争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加以研究，特别是像奥布莱恩和罗杰所做的那样，肯定前景广阔，成果丰硕。阿里吉有时认为，他正在研究的真正的良性循环有赖于以下一点：军事投资是绝好的有助于贸易和帝国建设的投资。可能确实真的如此，但是这与凯恩斯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羸弱的中国

清代中国的情况也很不一样。官方税率相当低，而且实际税负甚至更低。前面我们提到过豁免税赋与转移支付、补贴、永不加赋以及其他一些情况。在新古典主义和制度主义文献中有一种思想甚为流行：除了黄金时期以后的荷兰共和国和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外，所有前工业化国家仿佛都是由“坐寇”统治的“强盗”国家，总是贪婪地横征暴敛。对于现代早期的中国，这一观点明显是不正确的。中国的统治者不是总在力图实现收入最大化的“掠夺者”。他们更倾向于削减开支而不是增加收入。在漫长的18世纪，没有一位清朝皇帝的预算出现过财政赤字。通常情况下，国库会有盈余。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某些特定地区会出现由军事支出导致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比如四川—西藏地区。[157]在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统治时期以及乾隆皇帝统治的很长时期，户部的国库中积累了很多资金。这些皇帝在内务府的部库中也积累了大量物资，保有盈余，而不像西方国家通常都是赤字。18世纪70年代户部有8000万两白银，这是18世纪的峰值。1796年盈余也有7000万两白银。此时乾隆皇帝已经完成了“十全老人”中一多半的活动。在白莲教起义的末期，盈余已经彻底消失。从那之后，盈余再也没有超过3350万两白银。[158]但是即使在道光皇帝统治末期，1850年户部依然有800万两白银。[159]政府虽然耗尽了盈余，但是国库还没有亏空。政府甚至依然没有任何贷款。据林满红所讲，19世纪40年代户部赤字接近常规收入的4%。她说当时政府收入是1.2亿两白银，那么这意味着一年的赤字是500万两白银，相当于不到200万英镑。[160]中国政府将财政赤字保持在低水平的方法，即通过削减开支减少赤字，至少从欧洲的角度看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当税收欠款增多导致收入趋于下降时，中国政府就会感到不得不如此应对。[161]

[1] 引文出自Porter,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第111页。

[2] 引文出自Macdonald, Free Nation，第128页。

[3] 引文出自Rowe, Saving the World，第332页。

[4] 我改写自Bonny, 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书的导言，第13页。

[5] 该资料和1887年的引文，出自Stanley, Late Ch'ing Finance，第86—89页。

[6] 晚清时期法定开支和实际开支的差异，参见Wang, Land Taxation，第53—57页。

[7] 这些费用也被称为“反腐费”或者“养廉银”，参见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2页。

[8] 有关幕僚的资料，参见第一章注释336。

[9] Zelin,“Yung-cheng reign”，第207页。

[10] Balazs, 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ality，第54页。

[11] 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2章。

[12] 有关内务府直接报销的开支，参见Chang,“Economic role”，第270—271页。

[13]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3章。

[14] Ferguson, Cash Nexus，第43页。

[15]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373页。

[16] 参见O'Brien and Yun-Casalilla, Rise of Fiscal States; Storrs, Fiscal-Military State; Torres Sánchez, War, State and Development。

[17] 参见Gorski, Disciplinary Revolution，第3章；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373页。与几乎大多数欧洲政府相反的是，普鲁士中央政府在整个18世纪花费都不超过收入。

[18] 't Hart,“United Provinces”，第312页。

[19] 参见Hochedlinger,“Habsburg Monarchy”。

[20]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40页。

[21] Schremmer,“Taxation and public finance”，第325页。

[22] 参见Ferguson, Cash Nexus，第43—51页；Harley,“Reassess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218页；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373—374页；O'Brien,“Political economy”; Mann,“Power with profit”，第12页；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113—121页。

[23] 前一时期参见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117页；后一时期参见Ferguson, Cash Nexus，第140—141页。

[24]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11章，尤其是表11.2和表11.3。参见第368页的表述：“这一趋势如此明显且出人意料。我坚信，与多数读者的预期相反，政府活动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的减少，出现在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早期。”英国有几分特别：虽然它的税收和支出直到19世纪20年代还明显高于欧洲平均水平，但从此之后，两者都开始减少，并最终低于欧洲平均水平。此外，从19世纪20年代以后，间接税的重要性下降，同时直接税的重要性提高，但在欧洲其他国家，情况恰好相反。参见Daunton,“Trusting Leviathan”，第323—324页。

[25] 一般性的概览，参见Ma,“Rock, scissors,paper”，图3；同样参见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1—63页；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5章和第6章，该书特别关注1850年以后；Rosenthal and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第201页。所有有关总正式收入和国库余额的资料，均表明支出水平很低。

[26] 当然，这只是粗略的估计。我曾估计，英国在上述50年间，平均人口总量为2300万，中国为3.75亿人口。和前文一样，我只想展示量级。

[27]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22页。

[28] 这一数据基于我阅读的以下文献，Elliott, Manchu Way，第308—310页；Lee, Political Economy，表1.6; Van der Ven,“Onrush of modern globalization”，第179—180页。19世纪中期的情况，Sir Thomas Wade估计，兵部的支出为30874540两白银，在旗兵和绿营军之间平均分配，参见Wade,“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文献出自Powell,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第19页。

[29] Wong,“Politiques de dépenses sociales”，第1407页。

[30] 参见Cranmer-Byng, Embassy to China，第255—256页。总共1.5亿两白银，人均不足半两白银。

[31] 其他重要的评论，参见vei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第193—195页。

[32] Perdue,“China's environment”，表1。

[33]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第121—122页。

[34] Deng,“Sweet and sour Confucianism”，第28页。

[35] 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131页。至于更高的支出估计，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33页。在我看来，此文的数据并不太合理。

[36]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286页和第295页。

[37] 参见Rosenthal and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第200—207页。文安立强调中国问题的外部因素，参见Westad, Restless Empire，第25页。他认为，19世纪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灾难是源于帝国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缺陷。相反，灾难来自暴政、外敌入侵、战争和叛乱。其他的评论可参见本书第218页引用的王文生的观点。

[38] 有关资金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参见，比如，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3页；Wong,“Politiques de dépenses sociales”。与西欧政府相比，清朝中央政府收入很少，并且由于军事方面的大量支出，导致政府无法在水利管理方面再花费太多。

[39] 伊懋可关于水利工程的维护费用增长、“生态锁定”与政府在生态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观点，参见Elvin,“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 Elvin,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Elvin and Liu, Sediments of Time。大运河的情况，参见Leonard, Controlling from Afar; Pomeranz, Making of a Hinterland。黄河的情况，参见Dodgen, Controlling the Dragon。概览参见Marks, China.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第5章和第6章。

[40] 资料来自Will, Wong and Lee, Nourish the People，第21页附表A.1，清朝官仓系统的储存量达到每年粮食产量的7%，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1页。

[41] 参见Wong，载于Will and Wong, Nourish the People，第483—484页。据邓钢估计，中国每年30%的粮食在市场上销售。

[42] 参见，比如Rowe,“Social stability”，第546—550页。

[43] Elliott, Manchu Way，第311页。

[44] Elliott, Manchu Way，第311页。如第204页的说明，他们的人均总支出大约是绿营军的3倍。也可见于第119页和第139页。

[45]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98—99页。

[46] 对西欧近代早期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启发性分析，参见Lis and Soly, Poverty and Capitalism。

[47] 有关欧洲（西欧）现代早期贫困救济的一般性概览，参见Jutte, Poverty and Deviance。18世纪以后的情形，参见Lindert, Growing public。由比较视角聚焦英国，参见Harris,“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Innes,“The state and the poor”; Innes,“Distinctiveness of the English Poor Laws”; Patriquin, Agrarian Capitalism; Solar,“Poor relief and Engl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48] Schmoller and Naudé, Getreidehandelspolitik und Kriegsmagazinverwaltung，第278页。也可参见Clark, Iron Kingdom，第92—93页。

[49] Oppenheim, Europe and the Enlightened Despots，第42—45页。

[50] Hubatsch, Frederick the Great，第60页。这位普鲁士统治者的各类“社会”政策，参见第55—72页。

[51] 参见Wong载于Will and Wong, Nourish the People，第516页；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656—660页。

[52]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654—664页。

[53] Miller, Mastering the Market。

[54] Miller, Mastering the Market，第1页。

[55] 苏格兰有自己的贫困救济制度。

[56] 参见Lindert, Growing Public，第3章和第4章；Patriquin, Agrarian Capitalism; Solar,“Poor relief and Engl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57] Innes,“The state and the poor”，第229页和第226页。我们发现甚至还有更高的估值，参见Sokoll,“Armut und Familie”，第58页和第62页。

[58] Lindert,“De bonnes idées”，第1422—1423页。

[59] Will and Wong, Nourish the People，第494页。

[60] Li, Fighting Famine，第248页。

[61]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3页。关于现代早期中国的数据差异很大，这令人倍感沮丧。

[62]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605页和第581—582页。

[63] 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471页。

[64] 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26页。

[65] Heinrich,“Welfare and public philanthropy”，第126页。

[66]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600页。

[67] Van Zanden and Van Riel,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第122页。

[68] Wong,“Qing granaries and world history”，第519—520页。

[69] Lindert, Growing Public，第56—58页。

[70] Lindert, Growing Public，第56页和第58页。

[71] Wong,“Qing granaries”，第518页。将近现代西欧国家视为世俗政权，王国斌不是唯一一位持有这种观点的中国史学家。也参见Antony and Leonard,“Dragons, tigers and dogs: an introduction”，第4页；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23页。

[72] Lindert, Growing Public，第43—44页。

[73]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656页。

[74]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654—666页。

[75] 引文出自http: / / cs.mcgill.ca/~rwest/ wikispeedia/ wpcd/ wp/ p/ Poor_Law.htm。于2014年12月16日查阅。

[76] 参见第387—396页。

[77] Lis and Soly, Worthy Efforts，第477—478页。

[78] 引文出自当时的Patriquin, Agrarian Capitalism，第139页。

[79] 教会与国家之间区分是如此明显！

[80] Lindert, Growing Public，第48—51页。

[81] 笔者改写自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658页。

[82] Barbour, Capitalism in Amsterdam，第89页。

[83]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

[84] 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56页和第410页。更多有关英格兰的资料，参见Wells, Wretched Faces。有关苏格兰饥荒的资料，参见Devine, Scottish Nation，第3章。

[85]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25—27页。

[86] 参见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56页。从1740年到1810年，法国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比英国少7年，参见Livi Bacci, Population of Europe，第135页。

[87] 参见Donnelly, Great Irish Potato Famine; Gráda、Paping and Vanhaute, When the Potato Failed; Post, Last Great Subsistence Crisis。在爱尔兰饥荒中，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伦敦政府无意帮助爱尔兰二等公民，或者对此不感兴趣。

[88] 参见Pomeranz,“Without coal?”，第249页；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3页。

[89] Rowe, Saving the World，引语参见第167页。

[90] Barrow, Travels in China，第191页。

[91] 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至于不那么乐观的资料，可以参见比如，Kuhn, Soulstealers。

[92] 参见，比如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中“Living longer? Living better?”部分中对“寿命更长假设”的批评，或者更一般地，对清朝人口统计的乐观描述，参见Bryant,“The West and the rest revisited”，第421—433页；Wolf and Engelen,“Fertility and fertility control”，以及下一注释对“当时很多中国人可能‘生活得更好’”这一观点的驳斥，参见第一章的注释178—182。

[93] Elvin and Fox,“Marriages, births, and deaths”。

[94] 19世纪后半叶灾难的情形，以及对18世纪后半叶中国各地更为悲惨的描述，参见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第64—79页和第11章。湖北省1644—1911年的情况，参见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附录IV。

[95] 一些区分，参见Li, Fighting Famine，第8页。

[96] Li, Fighting Famine，第247页。她关于康乾盛世的结论，参见第246—248页。

[97]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3页。

[98] Li, Fighting Famine，第382页。

[99] Li, Fighting Famine的导言部分。

[100] 在第六章，我们将更细致地考察这些政策。

[101] Innes,“The state and the poor”，第229页和第241—243页。有关货币的总额，参见第195页。

[102] 有关“旗人制度”的研究，参见Elliott, Manchu Way; 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艾思仁讨论了“满洲”与中国北部八旗兵的历史。驻扎在新疆的士兵主要以国营农场和开荒为生，有关资料参见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第98—105页。

[103] Lin, China Upside Down，例如第5页和第12页，以及索引中的“士兵”。

[104]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30页。有关17—19世纪士兵实际收入的下降，参见Liu, Wrestling for Power，第170—190页附录B。对于长江三角洲农业收入，有着相似的观点，参见Allen,“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105] 参见第250—255页。

[106] 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42页。这一数量看起来非常庞大，但是中国政府官员必须从私人口袋中支付各种“正式”的支出，参见第136—138页。与英国官员的正式收入相比，中国“高官”的平均正式薪酬确实少得可怜。比如，英国的工资参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附录1; Ni and Van,“High corruption income”，第2篇根据1773年的规制法案，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度总督的薪水是每年2.5万英镑，参见Robins, Corpora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第112页。

[107] 例如，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2页和第12页。

[108] 参见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第133页。我指的由政府实施的官方救济。由私人提供的救济一般是实物。参见上述著作的第139页。

[109] 参见Ferguson, Cash Nexus第1部分和第2部分；Körner,“Expenditure”和“Public credit”;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148—399页；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358—509页。

[110] 整个时期的情形，参见Schremmer,“Taxation and public finance”，第319页。战争期间的情况，参见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第81页。

[111]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587页。其中给出的政府总支出数据，最高值出现在1815年，达到1.129亿英镑。

[112] 与以往一样，存在很多不同的估计。Ferguson, Cash Nexus，第129页，声称英国的国家债务在1821年达到峰值，即GDP的268%，大约为7.8亿英镑；O'Brein认为峰值为1819年的8.34亿英镑，参见O'Brien,“Fiscal and finan- cial preconditions”，第23页；Schremmer,“Taxation and public finance”，第354页，认为峰值为1820年的8.48亿英镑；Macdonald, Free Nation，第350页和第509—510页，认为峰值为1821年的8.56亿英镑；举最后一个数字，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300页，声称峰值为1816年的9.02亿英镑，包括8.16亿英镑的长期债务与8600万英镑短期债务。通常使用的数据，参见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600—601页。

[113] 数据来自Macdonald, Free Nation，第350页。他参考的一项估值，认为1794—1817年形成了5.69亿英镑的债务，但只换回了3.96亿英镑的现金。

[114] 英国发生过政府尝试逃债的案例。但是，总体而言，自光荣革命之后，政府的记录是无可挑剔的，这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参见Ferguson, Cash Nexus，第146—147页。

[115] 资料来自Macdonald, Free Nation，第348—355页。我改写了他的论述。比较一下Clark, Farewell to Alms，第158页图8.8。

[116] 参见Ma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463页。

[117] 参见第98页关于中国GDP的估计。

[118] Reinhart and Rogoff,“Growth in a time of debt”，第578页。

[119] Cecchitti, Mohanty and Zampolli,“Real effects of debt”，作者认为公共债务超过GDP的85%就会拖累经济增长。有关的评论参见Herndom, Ash and Pollin,“Does high public debt consistently stifle economic growth?”。

[120] Veenendaal, Jr.,“Fiscal crises and constitutional freedom”。

[121]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4章，第144页。

[122] Veenendaal,“Fiscal crises and constitutional freedom”，第133页。同样参见Van Zanden and Van Riel,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第90—106页。

[123] 根据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第264页，荷兰在1820年依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124]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4章第3.2节。

[125] 参见Van Zanden and Van Riel,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第99页。

[126] Bonney,“The eighteenth century.II”，第345页

[127] Bosher, French Finances，第22页和第255页。

[128]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41页。

[129] 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第3卷，第307页。

[130]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41页注释261和第321页注释38。

[131] 参见第79—80页

[132] Bonney,“The eighteenth century.II”，第382页。

[133] 拿破仑不喜欢借债，参见第80—81页。

[134] 资料出自Dincecco,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第142—144页；Ferguson, Cash Nexus，第130—131页；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第132—133页。

[135] 参见Körner,“Expenditure”和“Public credit”;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49页。

[136] Körner,“Expenditure”，第414页。

[137] Wilson,“Prussia as a fiscal-military state”，第121—124页。

[138] Bonney,“The eighteenth century.II”，第367页。

[139] 参见Dincecco,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第159—160页；Ferguson, Cash Nexus，第131页。

[140] McNeill,“Industrialization of war”。

[141]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266页。更多资料参见Arrighi, Long Twentieth Century，其中“军事凯恩斯主义”那一部分。

[142] Arrighi不是遵循凯恩斯主义方法的唯一学者。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MaNeil，以及我在讨论战争引发的需求产生的“动员”效果时，提到的那些作者，参见本书第293—294页。

[143] 参见第175页。

[144] 参见Bonney, 1995年版本的导言，第14—15页。

[145] “过度扩张”的概念，参见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后记”部分。这对于每个强国都是至关重要的，“投入战争，或者将大部分国家‘制造能力’投入‘非生产性’的军备，一国就要承受该国经济基础遭到侵蚀的危险”。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第539页。“挤出效应”的概念，参见第214页。

[146] Williamson, Did British Capitalism Breed Inequality?，第162页。

[147] 引文出自Mathias,“Financ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72页。与本文思路相同的更为广泛的分析，参见O'Brien,“Contributions of warfare”，第21— 36页。

[148] 参见图4。

[149] 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第11页。

[150] Ferguson, Cash Nexus，第403—407页。请注意，拿破仑战争之后军事支出在GDP中的比重明显下降。参见第174页。

[151] 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第10页。

[152] 关于信贷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公共债务的争论，参见Hont, Jealousy of Trade，第4章；Hoppit,“Attitudes toward credit”，第3章。

[153] The Works of George Berkeley（London, 1820），第3卷，第172页。

[154] Hume, Essays，第303—304页。

[155] Hoppit,“Attitudes to credit”，第316—317页，引文出自1733年，但是Hoppit没有说明引文的出处。

[156] 引文出自Hoppit,“Checking the Leviathan”，第286页；Rothschild,“English Kopf”，第39页。

[157] 参见Dai,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第6章。

[158] 数字引自Chang,“Economic role”，第272页；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201页；Woodside,“Chi’en-lung reign”，第270页。有一幅图展示了康雍乾时期户部的白银盈余，参见Lin,“Shift from East Asia”，第94页。

[159]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9页和第10页。因此，文安立认为在19世纪早期国库已经空了，这是错误的，参见Westad, Restless Empire，第9页。

[160]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36页。在完成了这份书稿以后，我阅读了以下文献，Chen,“Financial strategies”，其中的资料包括1709—1850年清政府国库的白银储备，以及1838—1908年的政府财政盈余。这些数据与我在本书中给出的数据有所不同，但是，这不会改变我论点的主旨。清朝中央政府一直遵循“预防性储蓄”的策略。

[161]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35—136页。

第三章

财政与货币

财政与货币体系

英国的财政革命：代议制与信任体系的兴起？

英国的中央政府能够通过税收筹集到巨款，也因一组特定的制度以及一组特定的权力关系而维持高额债务。这些制度和权力关系的综合影响被认为是根本性的，以至于在编年史中这两者的兴起被称为“财政革命”。这场革命始于17世纪下半叶，并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加速发展，如果没有光荣革命很难想象财政革命会有怎样的发展。本书不可能也不必探讨有关事情如何发生的具体细节，重点在于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主要的制度创新包括创建国家银行，创建吸引巨额资金的国家债务，债券和股票使用方式的各种改进，更复杂的保险系统，公司法运作方式的改变，比如创建新的东印度公司，以及发展出更好的收集和使用国家和经济信息的方式。[1]具体发生的事情已经有详细记录，但是到底对英国经济史有何影响，这一问题仍在激烈讨论中。在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还有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等学者的著作中，光荣革命和财政革命相互之间联系紧密，使英国能够稳定地走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道路上，并最终实现了工业化。在他们看来，这两场革命造就了一个精巧的体系，在这一体系里，产权得到很好的界定和保护，市场运行顺畅，这些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前提和激励。这两场革命确实在英国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即民众受到法治和包容性制度的保护，因此乐于寻找新的经济机会，而不是着眼于寻租。

很多历史学家在解释实际发生的事情时比较谨慎。比如平卡斯，他并不否认光荣革命是一场现代的真正革命。他认为，制度变革从一开始就被列入了很多革命者的议事日程，这一观点令人信服。但是，他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者的胜利是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随着罗伯特·沃波尔于1721—1742年成为英国首相，政治氛围早就再次改变。尽管如此，在他看来，关于政治经济的保守主义观点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再次占了上风，这一观点强调农业、地主利益、领主权力和垄断。[2]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有人可能会认为当前的进步与以前的发展有更多的延续性，这些改变早前就已经开始酝酿。[3]其他人可能会指出，政治氛围并非总是立马见效，比如对英国政府事务进行改革的兴趣只相当于18世纪20年代对荷兰议会进行改革时的（较低）水平。[4]此外，这场革命带来的突破也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大。举例来讲，与辉格党的史学观点不同，王权保留了更多的权力，而辉格党史学乐此不疲地夸大英国与“专制的”法国之间的差异。[5]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提出质疑，认为产权在1688年之后并未得到更好的保护。[6]总体而言，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在1688年之后的英国，制度发展和经济增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不像制度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认为的那么直接和清晰。总之，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不管制度有何具体作用（当然只有少数学者否认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正如我们知道的，从工业革命开始的现代增长或者说“熊彼特式增长”主要是通过科技创新和能源科技领域的突破驱动的。这样的增长如何与“1688年”联系在一起以及有何意义，并非一目了然。因此，严格地说，对于具体的制度与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科技创新之间到底有何直接联系，我持怀疑态度。然而即便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若要理解英国国家与经济极强的灵活性，以及它实现强权与富足的潜力，与光荣革命和财政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变革可谓至关重要。任何想要讨论这一潜力的人都必须关注制度变革。在这里，我将着重关注直接影响英国基础权力的制度发展状况，尤其是在（公共）财政和货币领域。

那些被贴上“财政革命”标签的发展，只有在某些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才有可能。1688年之后英国的国家和社会尤其是“当权者”和“资本家”，换言之就是政府和富人，相互之间的联系变得空前紧密。[7]很多重要的掌权者都参与了三家主要股份公司的创建。反过来，英格兰银行、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南海公司这三家代表金融界的公司，是政府入不敷出时重要的资金来源。[8]但是政府得到的真正金融“支持”，尤其是借钱给国家，有更广泛的基础：在18世纪中期，英国有5万~6万的公共债权人。这一数字不容忽视，但是与将近30万的全体选民比起来还是偏小。随着拿破仑战争导致的巨额借款，公共债权人扩张到大部分选民。截至拿破仑战争结束，债权人约达到了30万。[9]负责管理如此庞大债务的机构得以发展，政府和足够多的富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信任也得到了发展。

显而易见，政府债券曾经并且未来仍将被认为是一种良好且安全的投资，这不仅适用于那些非常富有的人，也适用于大量的中产阶级。政府已经创建了可以信赖的政府债券。很大一部分英国国家债券在外国人（主要是荷兰人）手中，这也可以佐证政府债券的信誉。在英国与西欧其他主要金融中心，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其金融市场早在18世纪早期就已经整合在一起。举例而言，英国政府长期债券的外国持有比例从1723年至1724年的10%上升到1750年的20%。再举一例，1782年荷兰投资于英国的资金总额已经达到2.02亿荷兰盾，约为2000万英镑。[10]早在1720年英格兰银行就在西欧扮演了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比作为英国国内最终贷款人早了一个多世纪。显然，即便是外国人也信任英国的财政制度，就此而言这也意味着他们信任英国的政治体制。外国投资者的参与缓解了英国资本市场的资金压力。拿破仑战争期间，伦敦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整个欧洲大陆的资本和资本家，由此吸收了巨额资金。[11]

持有政府债务的人，显然希望现有政治体制得以延续，因为他们是利益相关者。债权人当然也希望债务人能够偿还贷款。那些为英国政府提供贷款的人都是自愿的。这意味着他们一定已经考虑过，这不仅是安全的投资还有不错的收益。显然他们相信，除了能够收回本金，还会获得不错的收益。偿还债务的资金是“筹集”起来的，这一事实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信心。马丁·唐顿对债务融资的原理曾做过如下阐述：“‘资金筹集机制’将贷款的偿还与某一特定类型的税收联系起来，这种税收为每一笔贷款的偿还提供了保障或者说‘资金来源’，并且贷款额度由该种税收收入决定，这就留给政府一项复杂的任务，即选择何种税收去支持每一笔贷款。”[12]另外一个被尝试用来处理公共债务的“措施”是设立一个“偿债基金”，这一举措最早由罗伯特·沃波尔在1716年提出，并在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原则上这个基金来源于每年国家预算产生的任何盈余。[13]但是财政部在需要即刻用钱时，经常动用这笔基金。18世纪70年代小威廉·皮特再次提出这一想法，这次补充了用于防止财政部长在危急时刻动用这笔基金的法律规定。他增加了税收，以保证能够有100万英镑的盈余用于偿还国债，同时还让专门的委员会管理这笔资金。这项计划在1786—1793年运转顺利，委员会共收到800万英镑，通过再投资，减少了超过1000万英镑的债务。这一基金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被废弃。霍雷施将英国国债本质的特点简要描述为，“主要是广泛且长期地向自愿的债权人借款”。[14]拿破仑战争期间政府在短时间内需要大量资金，以至于不得不借助以下手段来筹资：引入一种所得税，并通过短期的负债来融资。这些债务并没有指定由哪种税收收入来偿还，而是以随时能够筹集到的资金作为支持，以降低债务成本。[15]

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英国采取了很多权宜之计，而且问题不断。但显而易见的是，1688—1815年，英国政府债券的利率减半而税收和国债都很高，当然通货膨胀也很厉害并且持续上升。[16]这些现象表明，相对而言通过债务融资越来越不是一种负担了。[17]英国政府债务利率不仅在下降，并且比其他国家（比如法国）都要低很多。在各国相互竞争的背景下，这一点显然非常重要。[18]英国政府可以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借到更多的钱。有人可能会和爱泼斯坦一样，认为利率水平代表了有闲钱的人对一个政府的信任程度。某些政体的借款利率会比其他政体低。[19]同样根据爱泼斯坦的观点，借款成本和财政效率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20]这一观点已经被丁切科进一步研究和证实了，他展现了国家通过集权和限制行政权增强了征税能力。[21]

图14 借款成本和财政效率

资料来源：Epstein,“Rise of the West”，第251页。

正是因为同时出现了运转良好的官僚体系、议会制度、英格兰银行和为国债筹资的方法，才使英国政府能够获得如此多的信用。英国极具特色的地方精英的自治和有效、强势、反应灵敏的中央政府的结合也帮了大忙。这种新出现的体制不仅在筹集资金方面效率惊人，还有意无意地产生了众多的社会影响。弗格森认为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5点：（1）对高效率征税的官僚机构的需求意味着对正式教育系统的需求；（2）英国议会的存在几乎肯定会提高私有产权领域的司法质量。（3）政府通过有税收支持的国债来筹资，随着这一制度的逐渐成熟，私人部门的金融创新受到了鼓励；（4）大量政府债券的发行扩大和深化了资本市场；（5）一家垄断货币发行和政府收支往来账户的中央银行能够发挥稳定整个信用系统的作用。弗格森甚至将这些发展描述为“工业革命关键的制度前提”。[22]这些说法中的任何一个可能都会引起争议，但是很难否认弗格森讨论的这些财政制度安排对英国经济和英国的大国崛起以及未来发展极为重要。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调动如此多的资金，并且还能将这种能力保持如此长时间。

近代早期的英国财政革命可能最为有名，但是在荷兰共和国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先进的财政体系。在很多方面英国实际上是在荷兰早就存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3]事实上很多类似的财政体系早在13世纪就已在意大利城邦（如威尼斯）得以实行，或者至少是进行过尝试。[24]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荷兰共和国的债务积累被利率的降低抵消。在18世纪和平时期，政府债券的（税后）收益在荷兰是2.5%，在其他地区是3%。[25]显然存在很多可以获取的资本，不仅如此，荷兰大量的资金还可以借给英国政府或投资海外。就像英国一样，荷兰的主要贷款者也希望维持国家的金融稳定。在针对西班牙人的起义中，荷兰总共不到200万的人口大约有6.5万名投资者（大部分来自荷兰）投资于公共借款。[26]至18世纪末期，国内债权人的数量估计约达到10万。其中有许多小投资者，大的机构投资者扮演的角色要比英国小一些。同时，现已成为荷兰共和国的这个国家人口数量几乎没有改变。

此外，欧洲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明显。霍夫曼、波斯特尔-维奈和罗森塔尔等学者近来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史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即对法国财政的悲观解释。[27]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否认，国家最终屈服于一场重大的财政危机，这场危机使得国家在法国大革命中崩溃。[28]谈到公共财政，我仍支持凯恩和霍普金斯的观点：“英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发展领先法国一个世纪，这一说法已经被最近有关公共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深入研究证实”。[29]法国确实没能发展出现代的宏观经济制度。[30]它缺乏组织严密的银行系统和国家银行。[31]与英国相比，法国尽管税收和国债较少，但是革命前政府筹借所需资金时遇到的困难更多且利率更高。1726年至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政府为借款支付的利率平均为7.3%，而英国政府只需支付3.67%。[32]

图15　1746—1793年法国和英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

资料来源：Stasavage, Public Debt and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96.1815—1914年英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在4%~5%，参见本章注释67。

缺乏财政革命，使法国相对衰弱并引发了社会革命。[33]与中国的情况类似，经济的强大不一定反映国家的强大。革命前的法国也是这一明显悖论的典型案例，孟德斯鸠注意到这一点，并将其表述为以下普遍规律：“掌权者可以征收更多的税，抢占更多臣民的财产，为此它不得不减少对民众的奴役，以平息他们的怨气。”[34]在关于近代早期西欧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著作中，诺伯格与霍夫曼也指出了同样明显的悖论，“在集权国家，即西班牙和法国，税收反而相对较轻”，而在具有强大代议制的国家，即荷兰和18世纪的英国，“税负极重”。[35]最后他们提出了相同的解释，“归根结底，一个繁荣富足的强大国家崛起，自由是必要前提”。[36]

近代早期像“专制主义”法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政府可能看起来非常强势，因为它们不受权力制衡机制的约束。但是，相比于在制度化背景下运行的政府，即以某种方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有更多人参与其政策制定的政府，专制国家的政府明显感到更难筹集到大量资金，过度开支也更容易带来麻烦。一个国家越是深入基层，就越能调动“基础性力量”，而一个国家若是非常专制，就像明显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就会缺乏支持，最后只会变得非常“衰弱”。[37]深入基层的国家依赖各种渠道，使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能够发表意见，方才拥有“基础性力量”。拥有代议制政府的国家能够以相对较小的努力获得大量税收，甚至可以出现结构性的超支，因为这些政府可以由其“执政”对象来监督并获得他们的信任。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政府规模相对较小，经济利益更为集中，这样的体制是很有好处的。只有在某些制度安排能够保障权利（当然包括富人的财产权利）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才能长期持续。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政府根本不会危害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如果这不会让新古典经济学家感到愤怒，也会让他们感到奇怪。[38]

沿着这一思路解释英国财政—军事体制“灵活性”的研究，屡见不鲜。麦克唐纳在标题富有深意的《债台高筑的自由国家——民主的财政根源》中说道：“最具信誉的国家总是提供资金的人可以控制政府的国家。”[39]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举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作为第一个例子，然后又举出意大利城邦，之后详细地论述了荷兰共和国和英国。“富人”在公共财政事务方面拥有影响力的国家，比起那些富人被排除在公共政策制定之外的国家有更强大的公共财政，这一主题贯穿该书始终，也正是他将漫长的18世纪时的法国和英国置于比较的核心。戈尔斯基也将英国的强大归功于该国的“官僚立宪主义”。“立宪主义”一词意味着将权利、对权利的保护以及这些权利的运用编纂成法律，形成制度，并予以信任。“官僚”一词则指向国家官僚主义的效率。他指出，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之后对法律和税收事务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英国的高税收得以写入法律并予以通过。[40]丁切科认为财政的强大与集权的有限政府有关，而斯塔萨维奇在其2003年的著作中将财政的强大与新兴的民主联系起来；在2011年的著作中，则将财政的强大与以下因素联系起来，即国家规模较小与城市商业中心兴起的共同作用。[41]

在某些圈子中流行的一种观点，将国家的力量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潜力与国家的“嵌入性”以及由此引起的信任直接联系起来。除了对财产权的讨论，我们目前还发现很多关于经济发展的著作中涉及“代议制”“分权制衡”“法治”，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包容性制度。[42]这些都与国家的组织及其运转直接相关。所以，在讨论这一主题的过程中，就像我早就阐明的那样，在解释英国在漫长的18世纪财政、金融以及总体经济的历史时，我有充分的理由提出很多质疑。我由范桑登和普拉克的著作开始。他们的论文从一个类似的角度出发，讨论公民权和国家财政实力之间的联系。[43]论文的优点之一就是基于史实，比起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广泛讨论过的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以及诺思、沃利斯与温加斯特未经证实且未详细说明的论断，该论文更具体，更具实证意义。[44]虽然在范桑登和普拉克的文章标题中只提到了荷兰共和国，但是他们还是经常论及英国的情况。在这一领域中，他们的论证极为重要。

根据他们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应该提供对产权的系统保护……提供公共品以减少交易成本……纠正市场失灵……作为回报，民众缴纳税收，为公共品的供给筹措资金。”[45]他们认为，通过创造信任与合作的条件，有关公民权的制度安排也会降低国家和居民之间交换的交易成本。民众能够接受相对较高的税收，作为为他们提供所需公共品的回报，因为他们或多或少能够监督政治过程。在这一背景下，高税收不一定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反而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如此看来，与那些税收收入更低和代议制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代议制（较为发达）的政府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且经济更为发达。用他们的话说：“公民制度的典范由古希腊城邦首创，中世纪在西欧重现……并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从国家层面上进行了重新定义，继而发展成为19世纪国家的核心制度。”[46]在存在公民制度的国家，基于财富和收入的新税收体系得以引入，这种个人化的税收体系建立在由公民自己提供信息的基础之上，被认为比消费税和其他间接税要公平得多。[47]他们认为，信任是“公民模式”的核心：“相对现代的税收形式即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后者采取累进税制），以及低利率的现代公共债务的形成，说明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信任程度，这在我们讨论的‘公民模式’中非常典型。”[48]

对于理解英国在漫长的18世纪的状况，他们清晰的描述和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像其断言的那样，是有用和充分的呢？国家“嵌入”（即部分或全部公民享有某种形式的制度化的代议制）与国家财政实力和灵活性，两者之间存在正向联系，这确实无可置疑。但是谈到近代早期的国家，包括我们这里集中讨论的18世纪的英国，出于谨慎的考虑，使用像“公民权”、“（官僚的）立宪制度”和“代议制政府”这样的概念，而不使用“民主”、“解放”和“自由”这些词，还是明智的。[49]应该避免使用像“民主”这样的词，这一点显而易见。我们这里谈论的社会与现代民主制度还有很大差别。即使在1688年之后，近代早期的英国仍然存在大量的政治以及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并且通常得到法律的支持。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近代早期像“解放”或者“自由”这样的概念（当然这里的“自由”经常是与“特权”相对应的“权利”），更多地适用于欧洲大陆的情况，而不是存在大量不平等的英国。谈到代议制政府，声称英国在1688年之后就有了宪法，也过于乐观了。关于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戈尔斯基有些论断也过于简单和乐观，他认为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议会在立法和征税方面拥有最高权力，因此高税收被合法化和接受了。[50]我会问，被谁合法化和接受了？“公民”这一概念有这么多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出现的现代内涵，以至于将它用于近代早期很容易引起误解。

即便在18世纪的英国，从法律上讲每位成年男性都可以称为公民，在法律方面甚至在法治方面的正式平等还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即真正参与公共事务的仅限于社会上非常少的一部分人群。在政治方面这个国家还不具有包容性。选举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利实际上只有很少比例的成年男性能够享有。就此而言，整个19世纪法国比英国或者荷兰拥有选举权的人更多（这里同样仅指男性），但是这一事实在辉格党阐述英国历史时被轻易地忽略了，我这里讨论的各位学者也遵循了相同的传统。[51]经济权力也是非常集中的，所以在这方面也会对其包容性有很大的限制。甚至和同时期的其他社会相比，英国民众在收入、财富和税收方面也是非常不平等的。借助于由政府授权和支持的垄断，排外的情况屡见不鲜。雇主和雇员在法律面前实际上很不平等，并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劳动者受到很多压迫。我们将会看到，重商主义政策是保护主义的，因此对于“外部人”就具有排外性。法治确实成为英国法律体系极为重要的特点，但是这也只适用于一小部分核心公民，而不适用于帝国其余的臣民，在其他许多方面，这些臣民当然也比核心岛屿上的公民享有更少的权利。正如我在评论中讲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评价英国的“包容性”时过于乐观了。[52]当然为英国辩护的人会说，在实行旧制度的欧洲大陆，以正式制度为基础的不平等更为严重。

考虑到所有这些评价，英国和中国的主要区别就不在于英国总体上成为“更崇尚平等主义”的第一个国家，与中国相比，英国民众享有更多自由并且能够更加主动和成功地参与国家事务。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重要的正式区别：首先是法治和发挥宪法作用的基本法概念。就此而言，诺思及其合作者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确实是正确的，而且这一点也很重要。然而，在这里引起我们兴趣的主要区别在于，英国拥有财富和实际控制经济的人也能行使政治权力，并且愿意主动帮助国家，也就是说事态紧急时他们愿意承担应对责任。

应对紧急情况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挖掘“代议制”“包容性”以及政府实力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联系。在这里我会集中讨论财政力量，在我看来这种联系经常出于假设和推论，而很少被证明。精英阶层（自愿）向国家缴纳税收和其他贡赋而国家向其提供公共品，这种交易在普拉克和范桑登的论著中体现得如此显著，但是在漫长的18世纪的英国，这真的存在吗？我认为这只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才存在。1688年之后，一般来讲富裕的英国人只有在迫于无奈时才会支持国家，并且再也不是无私和热情的支持。实际上议会成为英国政府和精英阶层商议财政事务的场所。但是，对于上述相互作用应持谨慎态度。与为国家所做的贡献相比，这些代表民众的精英人士从国家那里捞到的好处要多得多。那些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继续拥有大部分英国财富的地主，[53]在经历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土地税的短暂上升后，其利益得到了系统的保护，或者他们自己使其利益得到了系统的保护，他们仅为自己的财产缴纳很少的税，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18世纪末。[54]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再次享受优厚待遇，并得到《谷物法》（1815—1846年）的保护。基本上他们自己决定缴纳多少税赋给政府。在本书讨论的整个时期，主要的税收收入当然是关税和消费税。这对富人的影响相对来说很小，并且税率不是“累进的”。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明确引入的所得税是对收入或者财富征缴的税赋，除了土地税和几种需经评估的小型税种，所得税只在非常紧迫的情形下才需缴纳，即英国或者精英阶层的利益处在非常严重的危险之中，并且通过压榨普通纳税人已经无法筹集到足够资金的时候。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但是有人也可能提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在这些时候富人的确同意纳税，并且一起贡献了相当数量的资金。

作为最为典型的累进税，所得税实际上是于1798年引入的，就像其他主要打击富人的很多税种一样。1799年至1815年所得税总共达到1.55亿英镑。[55]但是它很快就在1816年被废止了，到19世纪40年代才被重新引入。在此期间，常规的非累进性质的消费税和关税依旧提供了大部分税收收入，甚至比它们在英国历史上曾经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这意味着在本书讨论的整个时期，很大一部分英国政府的收入是由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没有代表的人提供的。那些在政治体系中有代表的人，相对于其财富和收入，税收贡献很小；相反，那些没有代表的人相对来说贡献较多。下面这则笑话无可辩驳：富人有代表却不纳税，穷人纳税却无代表。虽然肯定不是经常发生，但是很多时候议会中的讨价还价都让没有代表的人付出了代价。

此外，造成这种差异的并非“宪政”和“代议制”本身而是党派政治。在18世纪的英国，重要的是代表债权人利益的压力集团拥有的政治权力，具体而言就是辉格党人的经济利益。投资政府债务的人从来没有在议会中占到绝对多数。1690—1710年，他们最多只有35个席位，然而需要257个席位才能占到多数。富裕地主继续缴纳很少的税，受到很好的保护，因为在整个18世纪他们都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席位。1803—1815年，在所有658位国会议员中，城市议员数量仍然只有112~124位，且大约一半是银行家。[56]然而辉格党内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投票权已经重要到能够起一定作用了。最终债权人对辉格党建立起了信任。[57]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保守党和辉格党相互妥协。麦克唐纳有以下描述：

18世纪舆论的本质其实就是：国家财政受到伦敦重商主义者利益的驱动，然而国家的统治权还掌握在地主手中，他们能够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得到优先考虑。[58]

对于更“市民化”的小国荷兰共和国来说，在某些时期范桑登和普拉克很有可能非常正确。早在1670年之后更多累进因素被引入其税收系统。精英阶层显然愿意对自己征税，[59]但是也不可过分。这种“有限的”自愿无论如何不会引起税收总收入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关于欧洲的著作中最喜欢用的反例是，法国显然缺乏在英国政治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机构和债权人一方。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的预算还没有公之于众；它没有常设的议会监督王权，也没有与英国类似的运作债务清偿体系的经验。在与债权人交涉方面，法国政府的信用记录很差。法国财富的主要部分是不用纳税的，因为大部分富人享受各种各样的豁免。焕然一新的法国大革命政府本可尝试以更有效和更可靠的方式更快地筹措资金，但它浪费了自己的信用。[60]

“包容性”国家的精英阶层之所以愿意提出大量征税的建议，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公共品作为回报，这一观点虽然不能说不正确，但略显草率。考虑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我们就会意识到，如果从成本的角度看，直到本书讨论时期的最后10年，最重要的就是军事权力。英国几乎所有的税收都收归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几乎将这些收入全部花光，并且往往是用来资助战争。一些学者如莫克尔，[61]认为战争是纳税人的净损失，也是人类生活和世界资源的一种浪费而不是一种公共品，这些学者可能会想，为什么议会明明拥有拒绝资助战争的制度权利，却从来不行使这项权利。对于荷兰共和国，德弗里斯写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很少提供公共品。这是共和国治国的一项方略，基础投资和教育投入被尽可能压低，并尽可能由直接受益人支付。”[62]

在我看来，近代早期和19世纪的中央政权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远不像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有那么直接的相互作用。因此范桑登和普拉克提出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主化过程，“导致了政府的急速扩张和税收的迅速增加”，他们认为这种效应会“长期存在”，现在看来可能真的如此。但是对于19世纪绝大部分时间而言，国家的支出与税收占GDP的比重明显不升反降。[63]然而，普拉克和范桑登还提到有代表权的公民“承诺义务”的另一个指示器：为国家而战的意愿。他们写道：“公民要求拥有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反过来，实施一些民主和透明的措施也使他们准备好为国而战，比如通过参军并缴纳相应的税收。”[64]无论如何，19世纪大多数具有投票权的公民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愿意为国而战。英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实行普遍的征兵制。此前军队主要是由被迫服役的人构成，这些人因为贫穷，缺少其他选择或者受到压迫。许多属于经济精英阶层的男人确实也在陆军和海军服役，但是直到19世纪这些人一直是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尤其是地主贵族。所谓在1688年革命中起到推动作用的“金融界”，也是制度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关注的人群，他们则远离军事事务。总体而言，欧洲的精英阶层并不一定要在军队服役，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虽然他们居住在一个“普遍征兵”的国家。有许多针对富人和权贵的豁免政策，而且他们很可能找人代替。19世纪末那些原则上需要服役的人，在德国实际上有超过一半服役，在奥匈帝国不到一半，在法国超过3 /4，在俄国不到30%。[65]

直到现在，我们仅仅讨论民众支付给政府的收入或者在陆军和海军服役。就为政府提供的贷款而言，英国的情况无论如何都截然不同。富有的英国人在议会中有代表，确实非常愿意承担政府的债务。大部分债券在这些人或者有钱的外国人手中。这是安全的投资，因为人们相信借助议会，其资金会得到偿还。与不得不缴纳各种税收且没有发言权的普通英国人相比，债权人享有控制权。这是一项很好的投资，因为他们预期未来会获得额外回报。不管这些债务是由特定的税收支持，还是通过“偿债基金”偿付，普通英国人不得不缴纳超过其公平份额的税收才能使政府偿还其债务加上利息，而他们富有的同胞则缴纳少于其公平份额的税收，这在此后成为惯例。英国政府开支的很大一部分是专门用来还债的。实际涉及的债务数额巨大。虽然1700—1709年，年均债务支出仅130万英镑，但是这个数字在1810—1849年已经增加到接近3000万英镑。折合成白银相当于清朝一年的总税收。[66]仅仅通过代议制和包容性解释英国的强大实在太天真、太简单了。即便不是一直这样说，人们也经常认为，英国的强大建立在代议制和排外的基础上。尤其是公共债务作为一种财富再分配工具，使富人更富。引用皮凯蒂的话说：

通货膨胀从1815年到1914年几乎为零，政府债券的利率一般为4~5个百分点，这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于公共债务对富人及其继承人来说是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67]

有些人主要由胡萝卜激励，其他人或者说更多的人则受到大棒的激励，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一体系坚实地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并且持续存在。

中国的财政体系或财政体系的缺失

中国的公共财政体系只能说是很简单，没有任何架构处理国家债务。这一点当然并不让人吃惊，因为没有国家债务。那为什么要为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呢？中国没有国家银行。没有正式的、制度化的途径，使经济精英可以参与支持政府财政和国家。我们提到的这些机构和制度安排，包括特许公司，中国一项也没有。当被迫面对在西欧看来并不严重的挑战时，这种制度缺失使中国面临极大的困难。在必要时，中国政府只会采取权宜之计，由精英们奉上“献金”，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但是，通常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荣誉、头衔或职位作为礼物或奖赏，这也并无规则可言。政府还可以诉诸动员民众服徭役或建设大型公共项目。但这也是临时性的。总体而言，正如我们看到的，出售头衔或职位以及包税制这些不规律的、临时性的收入来源，其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对西方公共财政如此重要的商人群体，其地位在中国却有很大的不同。与其西方同行相比，他们的力量不太强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地位较低。当他们受到政府和政府官员的侵害时，受到的保护更少。一方面这很容易使官员欺压商人，使其成为替罪羊。官员经常有激励做这种事。另一方面，这使商人对于完全信任和支持政府犹豫不决。在本书后面对一口通商的描述中，我希望能够简要说明他们如何进行“危险的勾结”，[68]毕竟他们确实经常互有所需。

中国统治者的节俭显然利弊共存。只要不经受真正的考验，他们的财政运作方式是很令人满意的。无论是中国的统治者还是他们的臣民，都不曾有过处理财政赤字和债务的经验。大城市或省级财政国库根本不允许发生赤字。只要收入充足，这就不是问题。然而，当政府需要更大数额的资金，特别是在短期内急需资金的时候，这很快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向自己民众贷款的传统并不存在，也没有来自外国的贷款。向外国人贷款并支付相当多的利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不得不支付比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更高的利息。[69]英国已经发展出一套复杂的系统，具有迅速动员巨额资金的能力。对于中国，这样的系统完全不存在。

在债务和赤字问题上，中国的统治者显然与欧洲统治者有不同的想法。这明显影响了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使他们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白彬菊在其关于军机处历史的书中写道，1723年上台时雍正皇帝就面临“仅土地税的欠款就高达惊人的250万两白银”这一问题。这些“惊人的欠款”其实加起来都不到100万英镑，人均不到1克白银。在该书其他地方，她称这250万两白银是“一个巨大的缺口”。[70]我早就提到过濮德培对清朝1747年至1805年主要战役总成本的估计，即大约3亿两白银。如果我们加上军队的日常开销每年约3000万两，那么总共就是21亿两。这些白银折合7亿英镑。平均而言，我们谈论的数额相当于每年不到1200万英镑，也就是说在整个时期人均6克白银。然而濮德培声称，中国在18世纪末因为“军事成本急剧上升”而面临困境。[71]我们在王文生最近出版的关于嘉庆皇帝在位期间的危机和改革的新书中，也找到了类似评论。他试图系统表明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中国已经捉襟见肘，认为“清朝政府在18世纪晚期的运营成本不断上升”，声称“对于一个前工业化国家而言，帝国和中央实施控制的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接受的水平”。据他所言，“在遥远的边陲，保持政治军事力量的成本对于一个现代化之前的农业国家而言是无法承受的重担”。[72]作为对比：英国在1793—1815年军费总开支约达到10亿英镑，年均4300万英镑。简而言之，英国人均为3.4英镑，相当于超过370克白银。[73]

这些对赤字认识的差异，尤其是处理赤字事务的差异，在19世纪尤其明显。在我的印象中，读过的所有文献在提到中国这段历史时，都没有将战争赔款作为国家和经济受到重创的主要原因。然而，当我们考察实际数据并将之与欧洲的数据相比较时，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对而言，这些负担惊人得低。导致中国当时出现问题的原因不可能是资金的多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无法充分利用国家的资源。

在下文中，我将介绍各类战争赔款和补偿、（对外）债务以及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发生的著名“银荒”的数据，这些总被视为对中国在19世纪遭遇困境的解释。数据均以人均白银克数呈现。为了更好地了解量级：在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2克白银足以支持一名成年男性一天的生活花销。1843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应支付2100万美元的“赔款”，折合成白银约为每人1.5克。在整个1842年至1900年中国的战争赔款共计7.13亿两。这相当于年均1200万两，或者每人每年1~1.5克白银。[74]政府的外债在当时也是一个引起巨大争论的话题。这经常被认为是当时以及整个历史上的一个主要问题。1853年至1911年国家和省级的外债总额达2.27亿两白银，人均不到20克白银。[75]在本书讨论的时期，清政府没有产生任何公共债务。在欧洲，这一量级的赔款和外债被认为无足轻重。[76]

显然，中国的公共财政不足以应付对欧洲西北部而言较小的挑战。中国的财政体系出了问题，我觉得货币体系也出了问题，之后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著名的白银外流事件产生的影响也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影响从19世纪20年代起变得越发明显，并总被看作中国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声称，这种外流实际上小得多，这也只能加强我的观点，即无论如何，人均数量并不大。在正式的研究中，同时代的人极高的估计已不能再令人信服。林则徐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扮演重要角色的官员，他认为几年来数千万盎司白银离开中国都是因为鸦片。[77]1837年的一次统计声称，每年流失的白银总计达到6000万两。[78]随着时间流逝，估计值变得越来越少：在19世纪后期，马士估计在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从中国净流出的白银超过2亿两。[79]1964年德尔米尼估计1826年至1840年白银净流出达到大约4800万两。[80]几乎在马士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郝延平认为在1827年至1849年约有9500万两的白银净流出。[81]几年后金德尔伯格提出与此几乎一致的估计。[82]林满红声称，1814年至1850年白银净流出的量级以亿两计。[83]在《银线》一书中，她提出一个新的估计：1808年到1856年中国的白银净流出就已经有2.7亿两。在这一估计中她包括了1808年至1814年从中国到印度的约1100万两的白银外流。[84]如果我们不计林满红估计时期的前10年而是聚焦于1825年至1856年，此时平均而言流出量更大，我们发现每年约700万两白银流出。平均来看，这不到每个中国人1克白银。用价值计算这绝对非常微小，不到1/100英镑；从与其他国家比较的角度来看，也少于当时一位成年中国人生活一天所需的收入。很难想象这种量级的白银外流会成为中国政府和国家产生重大危机的原因。[85]万志英在一个新的估计中甚至给出更低的数字。正如他指出的，美国几年来一直向中国输出大量白银，但是此时来自英国的白银流入（许多研究者一直专注于这一点）已经停止了。此外，在白银外流期间中国确实大量出口白银，但进口大量银币。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几个估算中都存在错误。据他估计，1818年至1854年总的白银净流出约9400万两，即平均每年约250万两，人均不到每年1/3克白银。[86]争论仍在继续，但结论在我看来是不容置疑的，即以价值计算银荒不可能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87]

在这方面，与英国此时的情况进行比较可能也很有意义。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引人注目的是英国的贸易逆差比中国高得多。1834年至1836年英国的年均进口达到大约7000万英镑。1844年至1846年进口已经上升至约9100万英镑。这两个时期的总出口包括再出口分别是4600万和5800万英镑。这形成了一个缺口，即资本外流，分别为2400万和3300万英镑。用白银计算相当于这一数值的3倍。以人均来计，相当于前一时期年均至少外流150克白银，后一时期为200克白银。显然一个健康的经济和健康的国家可以承受这些。[88]但是，实际上这些外流并没有发生。英国以服务出口和对外投资弥补了商品贸易的这一巨额赤字。[89]这种“解决方案”展现了服务业对于英国经济的巨大重要性，这种重要性若不联系到财政—军事国家的发展，是无法解释的。这也令人遐想，中国是否可以尝试为外国提供服务和投资以赚取更多的收入。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银荒对中国来说无关痛痒。即使流出该国的白银总值并不算多，也是很大一笔资金。也就是说，白银外流可能已经耗尽了中国一个重要的支付手段。

按照林满红2006年的说法，从1808年至1856年大约有2.7亿两白银的净流出，这意味着中国白银供应量（并非总货币供应量）的19%流出了中国。她估计白银供应量达到大约20亿美元或者说14亿两白银。[90]万志英估计，若是与大约14亿两白银供应量相比，白银净流出的比例大大低于10%。他参考李明珠的观点，认为在白银外流初期白银存量略低。和文凯认为，由于白银外流，中国的白银存量在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减少了40%。[91]他援引的是王业键1981年著作中的资料，具体文献我无法查证。2002年和文凯还讲到中国在1830年的白银存量达到11.4亿~13.3亿两。那么，40%的白银外流就意味着大约5亿两白银的流出。这真的不是很合理。当然，核心的问题是，作为一种主要货币，数十年来10%或20%的白银流出，可能是造成19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吗？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要真正确定这样的白银流失产生的影响，需要更多地了解当时中国其他资金的类型和数量。我们稍后将讨论这个问题。

表24 清朝白银存量估计（单位：百万两）

资料来源：a.Liu, Wrestling for Power，第60页。b.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第51页，援引自中国经济学家贺力平。c.Deng,“Miracle or mirage”，第4.1节。d.Lin, China Upside Down，第85页。e.Lin, China Upside Down，第83页。援引自马士。我无法找到原始文献。其他作者也有类似的对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很低的估计，参见第98—99页。还可参见Chen, State Economic Policies，第22页；Pritchard, Crucial Years，第103页。f.Myers and Wang,“Economic developments”，第571页。也有作者估计1830年为1.33亿两白银，参见Deng,“Miracle or mirage”，第4.4节。g.Myers and Wang,“Economic developments”，第571页。h.Hamashita,“Foreign trade finance”，第116页。

中国从未有过很多白银，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根据林满红估计的峰值，中国1814年的白银总供应量大约为14亿两。这就意味着在“白银外流”开始之前，经过几十年的所谓巨额进口之后，在白银存量肯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18世纪，中国仍然最多只有人均大约140克的白银供应量。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西欧国家拥有更多的白银供应量或者更一般和更重要的人均货币供应量。[92]如果按照所有更加专业的文献中的说法，在整个白银进口时期，白银在中国实际上仍是非常稀缺的。以下问题变得更为关键：在白银外流之前，中国政府为什么没有更加严厉和系统地采取对策，要么使更多白银流入中国，要么结束中国对进口白银的依赖。这也使我们想要了解，当白银外流真的发生时，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策略以应对白银外流或者白银外流产生的影响，以及为何这些策略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

不管确切的数字是多少，林满红和万志英估计的白银外流的相对规模会使中国“由盛而衰”，这一点并非不言自明。事情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以及“白银外流”如何引起了更激烈的变化，这并不神秘：白银流出导致通货紧缩，这引发囤积，反过来又使货币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由于纸币发行的大幅下降而更加恶化，并与（优质）银和铜的数量减少不无关系。[93]税收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按照固定的白银数量征缴，这意味着对普通纳税人而言实际税负加重了。相同数量的白银代表了更多的购买力，铜与银之间的兑换率下降，铜是许多纳税人收到和支付给中间人的货币，银是中间人支付给政府的货币。这将导致社会动荡和税收拖欠，进而使政府收入减少。

但是你可能会问，这一切是否不可避免。白银只是可以用作货币的（次）贵金属的一种：那么其他金属呢？纸币和信用凭证又如何呢？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白银短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为什么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如此严重，而在许多其他国家这只不过是个小麻烦？对于中国面临的困境，是不是肯定不止一种解释，而是要考虑整个政治经济包括统治者处理危机的方式？在我看来，中国的财政和货币症结首先是那些直接与政府财政相关的问题由于中国财政和货币结构及运作方式而变得极为严重，难以应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富和贫困问题，而是中国政府缺乏调动资金和资源的能力。要讨论曾经提出过哪些方法来解决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财政和货币问题，以及实际上又采取了哪些措施，需要补充太多的细节。在这里，只要指出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就足够了。[94]

英国的货币体系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是一位洞察秋毫的经济生活观察者。比如，他曾说过如下的话：“只要看一眼处于主导地位的货币金属，几乎就可以猜出这一经济体的特点和健康状况……在繁荣的经济体中……金银处于显著地位。”[95]一般而言，一个成熟的货币体系意味着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和一个组织良好的成熟国家。对这方面所做的比较只会说明英国相对于中国更有优势。要系统和深入地比较两个国家的货币历史，需要一整部著作。在这里，我将简要介绍一些重要的差别。[96]

让我们先从一份关于英国货币使用种类的调查，以及对较少用作货币的铜的一些评论开始。在中国，直到19世纪40年代，铜作为一种货币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早在亚当·斯密的时代，铜就不再是英国的法定货币了，除了用来兑换小额银币。[97]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铜出口国。[98]1800年至1859年全球大约40%用于出口的铜产于英国西南的康沃尔郡和德文郡等地的铜矿。直到19世纪50年代，智利作为主要的铜产国产量才超过英国。[99]因此，原则上英国并不一定会出现“找零问题”。只要英国铜产量的一小部分用于铸造铜钱就足够了。但事实上，在这方面总是会出现严重问题。[100]从很早开始，英国政府就不赞成使用铜作为官方货币。因此，铜的充足供应并非官方特别在意的目标。显然财政部缺乏积极性。它没有真正承担起为国家提供铜币的责任。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并不关心皇家铸造的铜币数量和质量，因为这不被视为真正的货币。正如铸币分析师约瑟夫·哈里斯承认的：“我们的铜币不是货币，而是一种象征”，虽然他自己也承认铜币对“国内小型交易非常有帮助”。[101]但是，英国并没有发行足够多的铜币。[102]为了抑制私铸铜币，1672年开始出现用于生产皇家金属制币的铜币铸币机。但是，铸币厂的铸币机通常只是在一些商业企业准备好的铜币毛坯上刻印章，甚至只是制造模具，有时铸币厂只是承包商的代理加工方。官方生产和提供找零硬币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是一个受保护的垄断特权，缺乏激励来发现和应用更安全的制度。[103]所谓的铜币公司生产很多用于流通的铜钱。与之相伴的有许多假币和各种代用货币。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小规模交易，铸造代用货币简直大有益处，难以弃之不理。随着时间流逝，太多的劣币和仿冒品也在流通，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于是英国正式宣布重新铸币。这发生在1797年。马修·博尔顿在其位于伯明翰的铸币厂使用蒸汽机驱动的铸币机制造新的铜币。4年来这个铸币厂发行的新铜币价值27.5万英镑，由此出现了经过改良的、规范化和更好用的新铜币。[104]

清代中国的故事焦点往往在白银。事实上，英国的银币在18世纪更多地作为相当小额的零钱。如果超过25英镑，人们可以拒绝接受银币。只有少量银币被铸造出来，很多流通中的银币也已经严重磨损。从1717年开始，英国早已处在金本位制下，尽管只有在1816年以后黄金才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准。金币更重要，并且发行得更多。1688年至1821年皇家铸币厂铸造的金币总价值是所铸造银币的大约9倍。[105]早在1730年，铸币大师约翰·康迪特就写道：“英格兰有十分之九或者更多的付款现在使用黄金。”[106]根据当时的估计，1798年英国流通中的金币约为4000万英镑，然而流通中的银币总数在1805年只有400万英镑。[107]亚当·斯密写道，与白银相比，苏格兰有太多的黄金进入流通，[108]虽然白银作为货币也相当重要。根据货币委员会的说法，在1790年银币主要由穷人使用。[109]在工资支付方面，白银可能比铜更重要，虽然在零售交易中可能铜是更重要的金属。因为银币对日常交易来说要比金币更为实用，所以白银从英国货币存量中消失可能会产生问题。银币往往供不应求。有时甚至有可能存在戴维斯说的白银“极度短缺”，[110]比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就是如此。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银币的严重短缺可以而且经常和银器的广泛使用并存。[111]1816年之前的铸币厂只根据提供给它的原料铸币，而这一数量是很小的。最终英国在这方面也采取了措施：从1811年至1816年改造后的皇家铸币厂生产了2800万枚硬币，价值近350万英镑。1816年该铸币厂开始铸造新的银币，价值为180万英镑。此时它不再等待私人为铸币厂提供的白银了。在新制度下，政府可以把钱预付给铸币厂，当铸币厂认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购买白银。[112]

提到黄金，这为我们带来了中国和英国之间另一方面的重要比较。在开采黄金的中国，黄金根本没有被用作货币。相反，在没有任何黄金开采的英国，实际上从1717年起一直实行金本位。[113]1696年货币大重铸后，套利的人将黄金引入英国，将白银换出去。1717年在金银复本位制下，黄金在18世纪慢慢代替了白银。尤其是1703年与葡萄牙签订条约之后，英国开始大量进口黄金。然而，直到1816年英国才正式采用金本位。有趣的是，它不仅经由葡萄牙从巴西进口了大量黄金，[114]还从中国进口了一部分。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中，黄金大约占1/3。[115]

不管我们希望聚焦于铜、白银或者黄金，毋庸置疑的是，以人均值来看英国的金属货币存量要比中国大得多，即使有时候看起来这还不够。而且，当涉及更高的价值时它越来越多地由优良的铸币构成。正如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史中经常出现的一样，对此有各种估计，有时相互之间差别很大。据乔治·金的估计，1688年英国的黄金存量价值2800万英镑。[116]1698年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查尔斯·戴夫南特（1656—1714）估计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货币供应总量为2660万英镑，其中银币560万英镑，金币600万英镑，其余是流通的纸币。[117]大卫·休谟声称，1752年有价值1800万英镑的货币在英国流通，与之相应的，还有1200万英镑的纸币。[118]我们早前提到过一个估计，即1798年约有4000万英镑的金币在英国流通，1805年约有400万英镑的银币。[119]我们并不清楚当时这些估计具体是如何得出的。现代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的估计结果。朗多·卡梅伦提出，1800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价值2000万英镑的铸币流通。[120]这相当于人均不足300克白银。德弗里斯估计，1790年单单英格兰的金属货币供应量就价值2500万英镑，[121]相当于人均超过300克白银。弗里斯特·卡帕依在最新的估计中声称，1790年仅英格兰金属货币存量就价值4400万英镑。这相当于人均5英镑或者550克白银。[122]

这些只是估计值，相互之间显然没有严格的可比性。然而有一点明确无疑，即尽管存在差异，这些数量都大大高于中国的金属货币存量，这里指铜币和银币。[123]根据我自己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得出的估计，英国的金属货币存量价值即实际的铸币，1780—1830年从大约人均3英镑增加到了4英镑，也就是相当于从人均330克白银增加到了人均440克。在英国，由于雇佣劳动数量的增加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高额税收必须以货币支付，使得价格水平上涨，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就此而言，英国确实比中国需要更多的货币。在我看来，英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毫无疑问要高于中国。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有能力出口大量的金锭尤其是铜和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出口经常引起抱怨。与亚洲的贸易导致银锭的流出，这经常被描述为“有毒的贸易”，因为这会“榨干从美洲输入欧洲的白银”，并且都拿来满足（相对）富人的胃口。[124]或者像凯里·雷内尔在17世纪80年代所讲的：“我们去东印度时除了准备好钱什么都不用带，回来的时候除了香料什么都带不回。”[125]但是，那些出口对经济的整体运行从来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抱怨也没有导致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总货币供应量仍然充足或至少够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利率在下降。[126]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金属货币。但是，我们不应忽视纸币和银行的重要性。英国财政革命的一部分是创建了英格兰银行。这里依次提供一些解释。作为一家私人金融机构，其特许权不得不定期更新。除了作为王室的财政代理人，建立英格兰银行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筹集资金，政府是其主要的财东。它在英格兰获得了对股份制银行的垄断，并一直持续到1826年，这通常并不适用于苏格兰。[127]它和苏格兰银行一起成立于1695年，是西方第一家持续获得成功的纸币发行人以及现金的最终金库。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英国有一家规模非常庞大的股份制银行，即英格兰银行；还有许多分散的小型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在其他几个方面也拥有特权地位。它为政府提供贷款并得到了相应的保障。财政部必须确保贷款的偿还。它还拥有完全的税收豁免，与其他货币发行者相比，它在印钞方面也有特权。伪造英格兰银行钞票的人会被判处死刑，这使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可以与国王的铸币相提并论。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英格兰银行还印制1英镑、2英镑和5英镑的小额钞票，这对于市场交易的顺利完成是非常重要的。19世纪20年代人们经常讨论中央银行的地位及其在调节货币供应量方面所起的作用，结论各有不同。1826年和1844年英国放宽了对其他银行发行钞票的限制。从1834年开始，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票据被确定为法定货币。1844年该银行获得发行纸币的垄断权，所以，就此而言它成为一家公共机构，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大量的股东。[128]在我们讨论货币时指出银行持有大量准备金尤其是黄金，这并非无关紧要。这些准备金会有波动，有时还非常剧烈。1816—1848年中国正处于白银外流的时期，英格兰银行货币准备金的价值在1819年8月达到最低值360万英镑，最高值出现在1844年，达到1540万英镑。[129]平均而言，这一期间准备金合计约为1000万英镑。这样的银行在中国并不存在，这当然使中国政府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更为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银行也就意味着谈论纸币。除了英格兰银行，发行票据的银行早在18世纪就已遍布英国。[130]学者一致认为，18世纪末以票据形式存在的纸币已经成为全部流通货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对于流通中纸币的估计，甚至比对金银和铸币的估计差异更大。我们已经提到过查尔斯·戴夫南特的估计，他认为在1698年就有价值1500万英镑的纸币在流通了，我们也提到过大卫·休谟，他认为1652年流通中的纸币价值1200万英镑。[131]现代学者约翰·戴认为上述两人存在严重高估。他认为，在1750年英国英格兰银行的纸币（他没有提及其他银行的纸币）总额不超过货币流通量的1 /10。[132]相反，格林·戴维斯认为，从18世纪开始，英格兰和苏格兰流通中的纸币价值（他认为是1500万英镑）超过了硬币。[133]

约翰·戴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在整个近代早期，大多数人仍然认为纸币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只要它可以按照要求兑换为金币或银币。但是讲到英国从18世纪后半叶之后的情况，我想他有所夸大。实际上，在18世纪末自由兑换停止了许多年，但是并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说明其货币体系已经相当发达了。再次，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非常大。阿姆斯特丹银行是欧洲17—18世纪最负盛名的金融机构，它将其资金量的80%~100%储存于金库，并且完全不发行票据。[134]在1803年的法国，流通中的银行票据显然只占货币存储量的5%。[135]

表25 银行票据的流通情况：英格兰银行的票据（单位：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Capie,“Mone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224页。

表26 银行票据的流通情况：英格兰银行的票据（单位：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Coppieters, English Bank Note Circulation，第149—151页。

表27 银行票据的流通情况：英格兰银行的票据（单位：百万英镑，年均值）

资料来源：Gayer, Rostow and Schwartz, Growth and Fluctuation，第202页、第235页和第267页。

表28 全英国的银行票据（单位：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Coppieters, English Bank Note Circulation，第154—155页。

表29 全英国的银行票据（单位：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Cameron,“England, 1750 -1844”，第42页。

当然，重要的是有各种各样的“货币”可以用作支付手段，例如以汇票形式存在的私人信用或者可转让的政府债券。

让我最后做个总结，参考朗多·卡梅伦的估计（表30）给出具有一定连贯性的估计值。纸币有助于英国的货币流动性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但是有些时候银币和铜币也确实供应短缺，且质量相当差。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分乐观地描绘英国的形势，换言之，不要认为结果是好的，就说明过程就是好的。一些小变革引起的严重问题也是存在的，有时候金融体系运转不灵，特别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最初的10年。[136]18世纪晚期，英国的黄金供给因为与美国和法国的战争严重减少。经济危机加剧了这种状况，使许多企业和银行受到了重创。除了越来越依赖信用、代用货币和纸币，英国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一政策于1797年2月由法律强制执行，当时由枢密院下令，英格兰银行停止将纸币兑换为硬币。纸币中止兑换的政策持续到1821年。它并没有导致金融崩溃或社会革命。显然大家对金融体系有足够的信心。[137]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之后，英国的货币和财政体系没有在压力之下崩溃，这一压力比中国的货币和财政体系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之后面对的压力要大得多。然而，中国的货币和财政体系没有经受住考验。我们讨论时期的最后几十年，即直到1850年，见证了很多激烈的争论，讨论如何实施现已被正式采纳的金本位制度，以及设计一种有效的联系机制将以下两者联系起来：一方面是供应高质量的金币，另一方面是通过运转良好的银行系统，实施受到控制但也足够灵活的纸币供应制度。这里没有必要对此展开论述。有关文献请见注释。[138]

当然，要对西欧各国的货币状况进行广泛的分析有些离题太远。我仅对荷兰共和国和法国的金属货币存量做一些评论。在我们讨论的近代早期世界，这可能是反映一国货币体系健康状况的最好单一指标，即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在需要时纸币可以兑换成金币或银币，从而货币体系得以有效运转。[139]荷兰共和国的金属货币存量大且质量高，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我们可以得到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估计值。以人均白银克数来计，1690年估计为576克，1790年不少于960克；而在1540年，在整个荷兰勃艮第地区人均值仅为95克。[140]法国近代早期的货币体系被视为既复杂又过时。据古贝尔的观点，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货币经常稀缺且质量平平，只有少部分可以流通。但即便如此，人均可用作货币的贵金属仍比中国高出很多。估计结果只有少许偏差。1631年流通中的金属货币存量估计相当于2259吨白银。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已经增加到10000吨，相当于人均400克白银。法国的货币体系基本上是金银双本位制，黄金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法国大革命前夕，黄金占所有流通中货币的34%，白银占65%，同样，这一数量相比于中国非常惊人，而合金硬币或铜币仅占1%。[141]

中国的货币体系

至于中国，让我们也从黄金这一最不重要的货币金属开始。大量黄金在中国境内或周边被开采出来。然而它并没有被用作货币。甚至更引人注目的是，尽管金额可能并不很大，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黄金往往是出口的。据估计，1701—1760年中国向西方出口了20~40吨黄金，另一个估计值甚至高到80~100吨，其中英国是最重要的进口国。[142]铜和银的出口被官方禁止，直至19世纪第一个10年。官员经常试图对白银进口征税。[143]政府政策在这方面是很严格的，但实际上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白银确实流出了中国。[144]

一些不太重要的例外情况，我依次罗列如下：中国经常出口黄金而大量进口白银，这与以下情况不无关系，即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时间，在欧洲白银相对于黄金比在中国更加便宜，虽然18世纪70年代之后就不再如此了。金银兑换率的差别为欧洲人提供了“套利”机会。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将白银输出到中国，将其换成黄金，因为以白银计，中国的黄金比较便宜。然后，他们再将这些低价购得的黄金带回欧洲，并换成白银，这比在中国能够买到的白银要多一些。这些廉价的白银被带到中国，在那里可以比在欧洲买到更多的黄金，如此循环往复。有证据表明，西方人确实从套利行为中获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已经明确允许出口白银，以从事这一套利活动。[145]在谈论近代早期的“金锭”时，同样必须非常谨慎。不同的金属和金属货币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历史。

中国用作货币的主要材料是铜、银、纸币或者“信用”。让我们从对白银的一些评论开始分析。白银构成了中国货币体系的核心，有些观点十分流行，认为中国是近代早期世界上的“白银蓄水池”，这是当今史学界的中心议题。不管这一观点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在漫长的18世纪白银在清代中国仍然是稀缺的。我在前文中提到过，林满红估计19世纪初期中国白银总存量从未超过人均140克。误差和不确定性是难免的，但是即便我依据货币史专家所做的最乐观的估计（在这方面这些专家一般比全球史专家更为谨慎），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白银进口之后与著名的白银外流之前，即19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人均拥有的白银数量显然少于200克，而且肯定要少很多。[146]

无论白银进口、出口和生产的确切数字是多少，研究中国近代早期历史的专家似乎都认为，早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著名的“白银外流”事件之前，中国的白银就已经很稀缺了。据罗威廉所讲，“在18世纪的大多数时期，货币需求仍然比货币供应增加得更为迅速”。[147]尽管可能对具体的时间和原因众说纷纭，方行、林满红和万志英这几位学者都指出，在18世纪的某些时期中国白银严重短缺。[148]万志英概而言之，“相对于需求而言，货币媒介一直很稀缺”。[149]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政府并未做出太大的改变。它本可以鼓励与西方人的贸易，这可能带来更多白银。但是它在这方面并未做任何事。与西欧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相比，清朝政府在这方面，如果不是说主动制造麻烦最多也只是被动而为。有很多例证表明政府关闭了银矿或反对开采银矿。[150]清政府试图对白银进口征缴关税。它声称有权对其征税。在他们看来，外国进口的银锭不是流入的通货而是流入的商品，因此可以对进口的白银征税。[151]他们还坚持认为，白银在运入中国后应该完好保存，原则上，直到19世纪下半叶白银才被接受为中国国内市场的法定货币。直到那时，以白银征缴的税收通常要以银锭的形式支付。唯一应付稀缺的策略，似乎只有禁止白银出口。

从中国统治者的角度看，中国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鼓励开采，或者在与“西方蛮夷”打交道时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我的观点是，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精英制定的政策在我看来并非是最优的。例如，中央政府没有通过白银铸币设定一个本位，这一点一直让外国人感到吃惊。[152]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该为自己国家的货币设定本位，并为其价值做担保。其中只有少数人会声称，银行应该是“自由的”，货币供给在英国应实行“非国有化”，因为他们怀疑中央政府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控制货币供给量，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2）和奥地利学派的其他成员。[153]你可能会认为，双方的观点各有优劣。西方政府的货币政策弊大于利的例子有很多。例如，政府过度花费或印刷额外货币使货币贬值，最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或是18世纪英国的具体例子，那里很多“找零问题”都是由将铸币权授予垄断者的政府政策导致的。然而，就我们这里讨论的具体情况而言，我认为英国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最终产生了很多积极影响，然而对于清代中国而言，文献中有大量证据证明国家缺乏集权和有效的货币权威，既没有一个国家银行也没有一个铸造银币的国家铸币厂，我必须承认，罗威廉称清政府在其“货币供给的管理”中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智慧与活力”，令我有点惊讶。[154]我要指出其中的一些缺点。铸币的广泛多样性使交易非常复杂，人们常常需要切割货币验证其金属含量。这会损坏铸币，并导致进一步磨损。政府知道许多国民更倾向于使用外国铸币。不过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中国没有铸造官方银币，除了一些不成功的尝试。[155]外国的铸币质量更好，更容易被溢价接受。19世纪20年代新贬值的硬币从西属美洲运到中国，货币当局对此没有予以回应。[156]基本上政府唯一积极采取但仍徒劳无功的政策，就是试图禁止白银出口。

实际上清政府没有铸造任何银币，也就意味着它不能采取措施，通过货币贬值增加货币供给。它也不能征收铸币税，就像对铜币征收铸币税那样，虽然“火耗”实际上可视为一种铸币税。清朝正式的火耗可以达到3%。在实际中有可能会更高，尤其是在雍正皇帝试图禁止过度征收火耗之前的一段时间。[157]针对小额铜币征收的铸币税当然不会很多。在这方面，英国的情况同样是特殊的。目前，从理论上讲根本不存在政府的铸币税，但是一个人在上缴银锭之后必须要等待数周甚至数月才能获取银币，这实际上相当于向政府的铸币厂交了一笔税。18世纪法国官方的铸币税不少于8%。[158]在欧洲，提高铸币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使政府有可能区分伪造的或外来的货币。在中国，清政府很少有压力和迫切的愿望做这些事。欧洲各国政府显然更关心货币主权。统治者总是认为铸币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君权，铸币通常刻有王室画像或者是王权的象征；第一个出现在中国钱币上的统治者是孙中山，即中国的第一任总统，他出现在1912年的硬币上。[159]中国征收大量铸币税的可能性要比西方小很多，政府并不热衷于从通货中获利。[160]

坦率地说，中国的货币体系极其复杂，当然也要考虑到区域之间差异巨大，以及缺少真正的努力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和“理性的”统一体系。[161]我们从讨论白银开始分析，在关于中国货币的争论中，这种金属通常处于中心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货币。在中国，并不存在全国性的货币，至少白银或黄金不是：这两种贵金属都没有被用来铸币。白银只是一种记账货币，此外，实际上存在各种不同的银两。对于日常的小额交易来说，在18世纪和19世纪，“铜”或者其他人更喜欢称呼的“青铜”是普遍的付款方式。青铜可能是最准确的描述，但是就像其他文献一样，本书中一般也称之为“铜”和“铜钱”，我决定一直使用这一术语，以免产生误解。[162]根据专家的观点，铜作为支付手段的重要性，在整个18世纪甚至有所上升。万志英、傅汉思和黑田东彦等学者是一方，林满红是另一方，双方对于铜币体系作用增强持续的时间持不同意见。林满红与其他学者意见相左，认为早在18世纪70年代这一过程就结束了。[163]据万志英的观点，铜在18世纪中后期重新成为流行的货币本位，尤其是在高度商业化的江南地区。[164]至于日常生活和普通交易，清朝统治时期铜币毫无疑问一直是主要的支付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始终保持了一个铜币经济。铜而不是白银才是中国货币体系的核心。在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白银变得更为稀缺时，这一现象就更普遍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观察家认为，“在中国除了铜钱没有全国性货币”。[165]1886年一位为香港和上海银行机构工作的苏格兰人查尔斯·阿迪斯声称：“唯一在整个中国大陆四处流通的货币就是铜钱。与其他货币一样，不同的铜钱在各地大行其道。”[166]

中国有铜矿，尤其是在云南。那里也开采大量白银，并且铸造铜币。德国历史学家傅汉思估计过1644—1800年帝国铜铸币厂的产量。他估计铸币厂生产了3.3亿贯铜钱，每贯有1000个铜币。至少按官方标准，这相当于3.3亿两白银，年均大约200万两。[167]18世纪下半叶每年铸币厂产出200万~300万贯铜币。据彭信威所说，清朝统治的第一个百年铜产量就达到了1000万斤，相当于每年30亿铜币或300万两白银。他认为这也是清朝整个统治期间的平均水平。[168]在这里，“官方”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银和铜的兑换率有较大波动，也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铸币厂生产铜币。当地政府很有激励封锁“自己”的铜币外流，而这当然会损害货币一体化。[169]在讨论这些数字时，我们必须意识到铸币会遭受磨损。举一个例子，在17世纪末的英国，价值100英镑的一袋银币在10年之间重量就会减轻一半。[170]至于铜币尤其是在中国使用的劣质铜币，由于磨损造成的损失是非常高的，比银币高多了。

我们谈论的是极高的铸币成本，即铸造铜币依靠手工，在乾隆初期成本平均为铜币价值的15%，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变得更便宜了。[171]在欧洲，货币早就实现了工业化生产，以模型来浇铸。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18世纪后期的英国，蒸汽动力已被用于铸造小额零钱。[172]第一台现代铸币机直到1887年才从伯明翰带到中国。[173]相对较高的生产成本和所有在中国使用的“小额零钱”的磨损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是民众在使用低价值货币时被迫付出的成本。对于中国政府，为普通百姓的日常交易提供铜币是优先目标，即使提供小面额的硬币代价不菲。据黑田东彦所说，也正是这一原因，欧洲地中海国家的政府倾向于发行贵金属货币。[174]在英国，政府明确选择专注于大额货币。另一个与主要使用小额零钱有关的弊端就是所需铸币数量巨大：在19世纪初，伦敦一个工人每天赚的钱相当于0.5两白银。按照中国官方的兑换率计算，这将是500个铜币。随着铜对白银的兑换率降低，有时达到2500个铜币兑换1两白银，那么0.5两就需要多达1250个铜币。在当时的中国，每天的工资水平要低得多。但是即使就像已经做的估算一样，我们假设工人工资基本在每天1.5~4克白银（我们早就讨论过官方兑换率，即1000个铜币兑换1两银币），这意味着需要40~100个铜币。如果铜币和银币之间存在固定的兑换率，这本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支付往往是相当费力的。对于大量的交易来说，铜钱的价值太低，而相当于37克多白银的银两，对于日常交易来说价值又太高。另外，金认为，清代中国铸造铜币的方法“比欧洲更为原始，更不精准”。[175]而且，这一状况在英国开始使用蒸汽机铸造硬币之后也没有得到改善。

云南的铜产量往往不够并且效率很低，部分是因为它的组织方式，部分是因为技术问题。[176]在这些组织问题中，政府的影响尤其明显，因为它试图把价格固定在一个过低的水平上。政府禁止私人炼铜和采矿。有些时候比如在19世纪上半叶，铜币私铸受到禁止。[177]因为铸造铜币成本非常高，许多旧铜币仍在流通，特别是还有很多假冒伪劣的铸币没有得到系统有效的处理。将铜币从云南运到大量使用这些货币的地区成本也很高。就技术问题的实质而言，最有效的办法是引用陈慈玉在有关中国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云南铜币生产的论文中的结论：

在19世纪初期，因为危险的矿井越挖越深，原本储量丰富的铜矿已经枯竭，铜矿严重透水以及冶炼所需的燃料短缺，使得铜矿开采变得更加昂贵。要生产100斤铜，需要1400~1500斤木炭，并且在铜矿地区木材很快就采伐一空，所以人们必须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木炭。因为未能突破开采的技术瓶颈，云南的铜产量下降了。[178]

霍雷施认为，“云南的铜矿开采似乎没有将水力、牲畜或机械动力整合在一起”。[179]同时，云南的铜产量下降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从日本进口的铜也大幅减少，从1790—1817年的每年超过100万斤，下降到1840—1851年的每年54.3万斤。[180]

政府并没有积极参与解决当时的技术问题。由于本书是关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所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评论。这与英国的差异是惊人的：在英国康沃尔郡和德文郡的铜矿，纽科门发明的火力发电机和之后替代它的瓦特蒸汽机都被频繁使用，使用煤炭作为燃料也是很重要的。瓦特和博尔顿实际上在这些矿井中试验了他们的机器。[181]英国政府在发展蒸汽式水泵方面并没有起到很多作用，所以，在这方面指责中国统治者“失败”也没有多大意义。尽管如此，非常令人吃惊的是，中国政府系统地干预所有与开采、运输和出售铜相关的事宜，甚至比英国政府干预得还多，但是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法方面所做的工作竟然少得可怜。特别是铜的生产和销售还是其主要目标之一。[182]政府积极但不甚成功地参与将铜从西南部的铜矿运到北京，这一活动极其复杂和费力。[183]彭慕兰认为，就煤炭而言，运输问题使中国相对于英国更无优势可言，而政府在这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84]

在讨论铜产量下降时，我们不应该只关注生产和分配领域的问题，在某些时期甚至不应关注。特别是在银荒时期，由于政府的指使，生产往往降低甚至故意停产。这一政策与18世纪早期和中期实行的政策相比是一个巨大的突破，那时政府铸币厂受到了鼓励，并且对于铜矿或者从日本进口铜的私人投资也得到允许，受到鼓励。[185]这种行为可能看起来有点反复无常，但是其实往往有明确的理由：试图通过操纵供给和需求控制铜和银的兑换率，具体而言就是铜的供给。即使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精细和灵活的策略，但仍然称得上是一个策略，只是收效甚微。政府期望防止白银外流的政策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但是也徒劳无功。从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银相对于铜而言几乎一直在升值。[186]

为了明确中国政府在为民众提供铜币时所做的努力有多大成效，必须了解我们提到的生产数量意味着形成多少实际的铜币供给量，特别是从18世纪末开始。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孤立地看待这些因素。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私人铸币厂，增加了生产总量；另一方面，正如之前所说的，铜钱受到很严重的磨损，可能很快从流通中消失。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即根据傅汉思的估计，按照“官方的”数据，即以官方兑换率计算，在大约160年间生产的白银约为1.2万吨，相当于中国人均约1两白银；根据彭信威的估计，在整个清朝统治期间这一数字也不会更高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口大幅度增加。我们有更多具体数据。乾隆年间生产了1.6亿枚铜币，嘉庆年间生产了5500万枚。以每人每年来计，前一个时期约为12.5枚，后一个时期不到7枚。在雍正时期的第二年是每人8枚。[187]这些数字也并不意味着铜币作为中国清朝的通用货币供给充足。此外，也不得不考虑伪造的铜币。我们在这里谈论的货币绝对数量非常庞大。邓钢认为，1793年官员在湖南、湖北和云南收缴了2000万斤的假币。[188]仅在云南，嘉庆年间就从流通领域中收回了超过100万贯的伪造铸币。[189]但是，即使我们能够准确地确定官方、私人和假冒铜钱的产量，并加到中国的白银存量中，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清代中国可充当货币的（准）贵金属总量很小。一贯铜钱的价值肯定大大低于200克白银，因此，铜可能在日常使用中很重要，但也只相当于白银的一小部分。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肯定要比英国慢。

纸币在中国并不陌生。相反，它早在宋朝就已发明。我们知道的第一张纸币，即没有日期限制的正式发行的汇票，是由金国在1189年发行的兑换凭证。此前也有过尝试。在明朝建立后，由于通货膨胀，纸币已经消失了。在18世纪末，一般而言各种票据（不是指政府发行的纸币）再次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政府发行的纸币直到1853年才重新出现。但是与英国相比，其重要性要小得多。汇票在18世纪很晚的时候才在与西方人的贸易中使用。[190]根据王业键的说法，在鸦片战争之前大约一个世纪，中国出现了四种“信用工具”或“纸币”。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弥补了清朝银铜复本位制的缺陷。这四种信用工具分别是白银票据或现金票据、本土银行支票、汇票和称之为挂账的转账系统。直至乾隆年间，民间票据市场方才出现。[191]在王业键看来，这些支付手段的重要性迅速上升，虽然对我们分析的主要时期即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只能猜测实际上它们有多重要。与长期以来政府垄断票据相反，19世纪主要是旧式私人银行和公司发行的纸质票据供流通使用。如前面指出的，直到1853年政府才再次发行纸币。[192]同时，从19世纪30年代起鸦片已经开始在中国各地作为货币使用。[193]我们只能得出结论，政府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对于私人发行的“纸币”究竟有多重要，王业键有以下“结论”：

估计18—19世纪中国的货币存量，哪怕只是粗略地估计，目前也是不可能的。然而鉴于私人票据盛行，发行主体激增，19世纪初期纸币在流通的货币总量中毫无疑问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达到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我不会感到惊讶。[194]

根据我赞同的霍雷施的观点，这未免过于乐观。霍雷施断言，私人票据的使用一般仅限于发行票据的周边地区和某些特定地区。票据的使用是基于对个人而不是对机构的信任。在他看来，私人银行票据的发行不应视为清代中国货币体系的支柱。

没有坚实的证据能够断言，（广义的）钱庄钱票在中国帝制时代后期被“广泛接受”。这是由于在1900年之前它十有八九只构成中国货币存量的一小部分，因为这样的凭证如果不是流通有限的也是在地区之间存在分割的……从总体上看，正如多数人认为的那样，19世纪末期中国的货币体系仍然是银铜复本位的。[195]

和文凯认为，“所有票据占整个中国货币存量的比例远高于10%，甚至到1900年时仍是如此”，这似乎不合情理。他补充道：“中国私人发行的票据还没有如此值得信赖，从而可以弥补帝国晚期放弃对货币控制产生的影响。”[196]

清代中国缺乏高度发达的货币体系。1900年左右，中国人均货币存量估计为5.2美元，相当于3.77盎司或140克白银。这与欧洲发达国家或美国相比数量是很小的。[197]问题还不仅仅是货币数量。让我再次引用王业键的话：[198]

显然，在清代中国的银铜复本位制下，货币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种金属（银和铜）的可得性，而货币当局对此没有实施有效的控制。这是一个糟糕的制度，缺乏根据市场对流通媒介的需求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灵活性。然而，除了僵化外，清代的制度还存在其他严重缺陷。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率持续波动产生了不必要的风险，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更糟糕的是，它缺乏统一性。由于没有标准化的银铜用于流通，其价值是由重量和纯度决定的。要确定一块金属的纯度，需要一位专业的货币兑换商。中国缺乏重量标准，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称为两的重量单位，在各个地区、各种交易中都不一样。因此，全国出现了数以百计成色和重量不同的记账单位（两）。铜币也同样复杂。流通中的铜币包括各种硬币，如政府授权的、伪造的和来自日本、安南等国的铜币。自然而然地，这些不同类型的铜币含量和重量各不相同。甚至官方铸造的铜币也是如此，这取决于它们何时以及在哪里被铸造。因此，货币的世界里充斥着各类银和铜币的兑换率，不同种类的铜币以及银的多样性，所有这些都导致兑换率剧烈波动。最后，这两种货币，特别是铜币因过于笨重又缺乏现代化的交通设施，以至于无法运至远方，同时也太不方便，无法满足大额贸易的要求。[199]

在同一文献的后面部分王业键指出，“银铜复本位制度内在的僵化、复杂和烦琐，依然如故”。[200]这一制度的复杂和僵化肯定推高了交易成本。[201]这些对中国的货币来讲都不是好事，当时的人们也这样认为，这在以下事实中显露无遗，即一种外国货币（来自拉丁美洲的美洲银元）在本国各地广泛使用，尤其是在跨国贸易中。美洲银元不仅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在发挥作用，还成为一种“真正的”货币。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这些银元取代没有铸造成形的银锭成为支付手段，18世纪之后更是如此。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这些银元往往能够以远超其白银价值的价格进行兑换，而银锭则用于出口，以获得银币。[202]许多中国人使用外国银币，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外国银币更便于携带和交换，与中国人自己铸造的银币相比，在形状和式样上也制作得更精良。[203]中国的统治者意识到了民众对外国货币的偏好并试图予以反击，坚称外国硬币应该熔化，铸成银锭，并禁止其在国内生产。[204]至18世纪末，中国官员引导一些银匠制造银元，在各个方面都与西班牙银元别无二致。然而这些银匠在设计和重量方面没有统一，因为众多工匠的工作相互之间完全独立。此外，银匠加入合金以掺假，比例可达50%以上。这导致之后中国禁止任何银币的铸造。[205]后来重新出现过一些新的（半）官方努力，以铸造中国自己的优良银币。但是，没有出现能够改变全局的成功案例。[206]不出所料，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抵制诱惑，他们无视政府法规，尝试自己私自铸造银元。最后，中国的利率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这表明中国的货币和货币供给确实存在某些问题。[207]

当然，我认为不应该把所有这些货币和财政问题的责任都推给清朝政府。但是，显然政府在这方面也难辞其咎。在清朝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中，一个良好的财政和货币体系最终必定取决于国家的作用。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像英国的统治者那样，密切关注财政和货币事务。在这方面有几点必须强调。正如我已经提到的，真正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个别无关紧要的例外，1853年之前清政府没有发行纸币或为纸币背书。[208]对于直至18世纪末期清政府的运转，濮德培通常都持积极态度，他指出，历史上中国曾在宋朝、元朝和明朝三次努力推行纸币，但都失败了。每次中国中央政府尝试使用纸币，都会导致过度发行、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以及各种随之而来的混乱。他看不出清朝会有什么不同。他指出组织、政策和国家力量的重要性，这些也正是我所思考的。[209]纸币是信用货币，其使用基于信任、透明度和一定的制衡。中国一直缺乏这些东西。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的白银流失大危机中，中国政府拒绝所有发行纸币的建议，主要原因是对官僚贪腐的恐惧，对人们会伪造这些新货币的担忧以及对国家缺乏信心，这同样适用于面值高于其内在价值的大额硬币。对此，1849—1853年的两江总督以下面这段话做出了说明：

纸币在过去曾发行过。今天为什么不使用？钱庄发行的也是一种纸质票据。这种纸币可以为平民所用却不能由国家使用，原因并不在于民众不相信纸币，而是因为民众不相信官员。这不仅是因为民众不相信官员，其实官员也不相信他们自己。[210]

对由此激发的争论和尝试推行的政策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参考文献中列出的论著。要对此进行广泛讨论会占用太多篇幅，但是总体而言，我们从中可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货币和财政问题在19世纪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货币和财政体系的合理化和现代化也未取得太多进展。[211]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期间西方正在加速发展，纸币方面也是如此。在19世纪早期，钢板和钢板雕刻以及可以复制的钢制雕刻印刷设计工艺都开始改变票据印刷行业的整体面貌。在这方面，中国明显落后了。[212]

相当长一段时间，清朝统治者总体而言似乎并不关心中国的货币。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没有铸造任何银币，也没有印刷任何纸币，虽然有人建议这样做。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的银铜兑换率几乎完全任由市场决定。当各国政府都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清政府却徒劳地试图通过禁止白银出口或者降低铜的生产，来解决这一问题。银荒时期虽然出现了激烈的辩论，提出了很多补救措施，但是，在这一危机四伏的时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根据专家们的意见，那些得以尝试的政府政策并不总能解决问题。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即使没有政治动荡，对于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它们也缺乏经验，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安排也不存在。政府没有与社会代表谈判的传统，也没有借贷的经验。在正常时期就很复杂的问题，在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外国干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变得根本不可能解决。19世纪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可怕灾难，中国经历了一段磨难重重的时期。中国的税收体系一直是支离破碎的，在内战和叛乱时期，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京城没有坐落于中国的富裕地区，这也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一些总结性评论

在讨论财政和货币体系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西欧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英国、荷兰共和国与其他国家比如法国、西班牙或德国，真的大不相同。英国的经历更多是一个例外，而不是普遍规律。在一部关于1200年至1815年欧洲财政国家崛起的著作的引言部分，理查德·邦尼写道，英国是唯一一个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处于“财政国家”这一高级阶段的欧洲国家。在许多财政和货币事务方面，它与众不同，也更先进。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大部分其他西欧国家才创建了“现代”财政和货币架构。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多次指出的那样，现代官僚国家总体而言只有在“后拿破仑时代”才出现。也只有如此，在19世纪我们才看到国家模式在欧洲范围内出现了趋同。在那之前，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路径之中。

此外我们必须小心，不能颠倒过来解读历史，认为英国比实际上更发达。它的财政制度无疑是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中最发达的。然而，它的货币体系在18世纪还远远不够理想，甚至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看到了英国持续不断地努力完善货币体系，而且往往是成功的，此外还有一个时刻保持警觉的政府。实际上，国家处理其庞大的国家债务并不意味着政府有一个绝妙的计划并预见事情会怎样演变。英国财政和货币体系的可持续性经常遭到严肃的质疑，而且这一体系很容易失控。许多措施实际上都是权宜之计，并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而是要解决迫在眉睫的具体问题。但是经济系统经受住了考验，并且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即使面临巨大的压力，如持久的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人口的大规模增加、农业歉收以及启动工业化，仍能一直运行。

我们必须更加小心，不要为“西方国家”的发展描绘一幅过于乐观的图景。清代中国显然缺乏货币主权。只有具备中央银行和机械化铸币系统，一个国家才能真正拥有这种主权。在1850年以前，只有英国具备这两样东西。[213]霍雷施在关于中国和西欧国家货币发展轨迹的比较中指出，1648年之后的西欧对主权货币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外国货币不能在另一个主权国家任意使用”。[214]在本书讨论的时期，这种思想在清代中国并不存在，许多外国硬币在其经济中流通。但是，美国也是如此，而且在整个19世纪的上半叶都是，但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清政府面临的许多问题，实际上对旧制度下的欧洲统治者来说再熟悉不过了。[215]

虽然完成了工业化的英国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它们仍然困扰着中国政府。再次说明，我的观点并非过时而迂腐的欧洲中心论。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都知道他们需要一个更好的货币和财政体系。但是，相关的变革太少，也太晚了。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我们看来缺乏效率的局面将为“专家”创造很多挣大钱的机会，而这正是这种局面“复杂”和“混乱”的特性。这意味着肯定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应实现制度的合理化。

与清朝的状况相比，引人注目的是英国的政府和社会拥有大量复杂的制度和机制，可以实施各种财政、货币及其他政策。在这方面，清朝政府当时根本没有手段实施复杂的微调政策。它基本上毫无准备，无法应对出现的问题。与英国相比，清政府的方法只能被视为原始的、低效率的。19世纪清朝经济困境的出现与恶化以及无力实现工业化，上述因素是一个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原因。霍雷施显然也这么认为。他强调，本章讨论的主题在关于历史大分流的争论中不能被忽略。他认为，近代早期采矿和冶金在欧洲及其殖民地发展顺利，更好的货币在那里被生产出来，转而在中国进行溢价交易。亚洲人通常想要的是欧洲的银币而不是白银。甚至被认为很先进的非欧洲货币，比如莫卧儿帝国的货币，也从未在印度之外扮演过重要的角色。[216]他总结道，在某些方面“欧洲的硬币铸造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这早在13世纪就开始了”。[217]此外，近代早期欧洲人获得了“全球金锭和硬币流动的控制权”。[218]他们了解全球的供给和需求并能从中套利。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白银进口是其经济优势的明证，霍雷施的观点截然不同于这些学者的观点。他认为，“欧洲以拉丁美洲白银兑换丝绸和茶叶等中国商品的交易，本质上是帝国时代后期中国比较衰弱而非强大的标记”。[219]他还认为，从中世纪末期到19世纪欧洲的统治者最终控制了铸币权包括附属货币的铸造权之前，英国就已开始使用价值更高的黄金货币，然后开始尝试使用不再直接和完全以某种金属为基础的货币与债务。[220]在我看来这一观点相当乐观，他的大部分描述同样乐观。在他看来，欧洲的纸币是通向现代国家债务经济的入口，这一点可能是与中国前现代时期货币历史的“最大区别”。[221]他认为世界货币史的简谱“证明……早在1800年之前很久，西北欧就已偏离了前现代模式”，他还说明“货币大分流”早在蒸汽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对于英国，我当然会同意这一观点。[222]

[1] 关于实际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参见（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 Carruthers, Politics and Markets; Dickson, Financial Revolution; Rosevears, Financial Revolution; Wennerlind, Casualties of Credit。

[2] Pincus, 1688，第367—369页和第399页。

[3] 参见导论注释9中的文献。

[4] Stasavage, Public Debt，第77—82页。还可参见Sussman and Yafeh,“Institutional reforms”。

[5] 英国的议会制和法国的专制主义之间的差异总体上不断缩小，比如参见Henshall, Myth of Absolutism。

[6] 参见Allen, Global Economic History，第29页；Hoppit,“Compulsion, compensa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7] 更多细微的差别和细节，参见本书第211—217页。

[8] 一些评论，参见Carruthers, Politics and Markets,“导言”部分，第3—26页；'t Hart,“Mobilising resources”。

[9]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27页和第351页。

[10] 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76页，比较一下，'t Hart,“Mobilising resources”，第198—199页；Van Zanden and Van Riel,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第99页，此处可以找到2.02亿荷兰盾这一数据。

[11] 参见导论注释18。

[12] 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511—517页。定义在第511页。

[13] 更多评论，参见Soll, Reckoning，第7页。

[14] Horesh, Chinese Money，第70页。

[15] Bordo and White,“Tale of two currencies”。

[16] Daunton, Trusting Leviathan，第47页。

[17]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42页。

[18] 参见第225页。

[19] Epstein,“Rise of the West”，第250页。比较一下同一作者的Freedom and Growth，以及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第135页。1750年之后，英国和荷兰政府支付的利率远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

[20] Epstein,“Rise of the West”，第251页。

[21] 参见Epstein,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比如第107页。在其著作中，他认为他的分析“为财政集权和有限政府对公共财政有重大的积极影响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2] Ferguson, Cash Nexus，第16—17页。

[23] 参见Tracy, Financial Revolution。

[24] Fratianni and Spinelli,“Italian city - states”;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章。

[25] Fritschy,'t Hart and Horlings,“Long - term trends”，第48页。

[26] 't Hart, Making of a Bourgeois State，第173页，以及同一作者的“Mobilising resources”，第199页。

[27] 参见，比如Hoffman, Postel-Vinay and Rosenthal, Priceless Markets。

[28] 关于不可避免的危机，参见Félix,“Financial origins”; Norberg,“French fiscal crisis”。

[29] Cain an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第71页。更多背景资料，参见Sonnenscher, Before the Deluge。

[30] White,“France and the failure to modernize macroeconomic institutions”。

[31] Goubert, Ancien Régime，第1卷，第55—60页。实际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还未创建国家银行，瑞典创建于1688年，英国在1694年，法国在1800年，荷兰在1814年，奥地利在1817年，比利时在1850年，德国在1875年，意大利直到1893年才建立。参见Magnusson, Nation,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43页。

[32]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42页。

[33] 英国与法国的比较，参见Bonney,“Towards a comparative fiscal history”; Daunton,“Politics of British taxation”。

[34] 引文出自其De l'esprit des lois，第3卷，第7章。

[35] Hoffman and Norberg,“Conclusion”，第299页。请注意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人均平均值。

[36] Hoffman and Norberg,“Conclusion”，第310页。

[37] 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各章沿着这一思路比较西欧和中国的国家形成，参见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一篇。

[38] 有关这一议题，可参见Lindert, Growing Public。

[39] 参见Macdonald, Free Nation，折页内容。

[40] Gorski,“Little Divergence”，第184页。

[41] Dincecco,“Fiscal centralization”; Dincecco,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Stasavage, Public Debt; Dincecco, States of Credit.

[42] 在这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最新著作，当然是North, Wallis and Weingast,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以及Acemoglu and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43] 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44] 参见拙文，“Does wealth entirely depend on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nd pluralist politics?”对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的评论，请检索谷歌学术。

[45] 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第113页。

[46] 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第139页。

[47] 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第115页。

[48] 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第140页。

[49] 所有术语，参见第226—227页。

[50] Gorski,“Little Divergence”，第184页。

[51] 关于西方各国选举权的普及和扩展，参见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第3章第2.1节；Finer, History of Government，第Ⅲ卷，第1637—1638页；Van Zanden en Van Riel,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第245页。

[52] 对英国不平等的评论，参见拙文“Does wealth entirely depend on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nd pluralist politics?”皮凯蒂（Piketty）在其《21世纪资本论》“英国”一章，有多处关于英国收入以及财富惊人不平等的详细阐述。此书的出版在我完成那篇文章以后。令人诧异的是，Acemoglu and Robinson的Why Nations Fail和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两部近年来在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名声响亮的著作，对于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中的影响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就我们讨论的内容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来说，我认为Acemoglu and Robinson的观点，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站不住脚的。

[53]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图3.1。

[54] 就此而言，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1688年之后议会“本将开征土地税”，这一观点并不正确。参见其Why Nations Fail，第195页。同样在这页，他们认为议会本将同意“整合并清理许多财产拥有和使用权利的过时形式”，这一观点也有失公允。

[55] 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387页。

[56] 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390页的脚注。

[57] Stasavage, Public Debt，各章，尤其是第77—82页。

[58]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30页。

[59] 参见 't Hart,“United Provinces”;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112页。

[60] Bordo and White,“Tale of two currencies”。

[61] 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第392页。

[62] De Vries,“The Netherlands in the New World”，第106—107页。

[63] 引文参见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第119页和第140页。相似的观点参见Magnusson, Nation,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该书第16页写道：“现有的证据表明，19世纪大部分欧洲国家公共部门占GDP的比重稳步上升。”他认为英国在这一普遍趋势中显得有些例外，但是，在同一页中他总结道：“其余大部分国家的趋势都十分不同。此处，公共开支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从19世纪20年代起都在增长。”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引用了Schremmer,“Taxation and public finance”，第178页。然而，这部分内容从第314页到第494页，却只讨论了标题中提到的三个国家。关于19世纪公共部门占GDP的比重，参见第2章注释24。

[64] 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第119页。

[65] Leonard and Von Hirschhausen, Empires und Nationalstaaten，第88页。更深入的评论，参见Osterhammel, Verwandlung der Welt，第Ⅺ章第5节。

[66] Ma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463页。

[67]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第131页。参见第3章。关于1770—2010年英国净资产回报率，参见该书图6.3。

[68] 此一表述参见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58—62页。在中国，这种“勾结”对资本而言甚至更危险。

[69] 这是19世纪50年代的例子。参见Stanley, Late Ch’ing Finance，第64—72页。

[70]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第27页和第71页。

[71] Perdue,“China's environment”，表1。

[72] 引文参见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33页、第119页和第27—28页。

[73] 参见Macdonald, Free Nation，第339页，以及Macdonald在第508—510页脚注70提供的解释。此处我并没有将爱尔兰计算在内。将其计算在内，将使平均值减少1/3，降至大约人均250克的水平。

[74]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31页。银两的价值在此期间有波动。这一波动已经计算在内。

[75]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65页。

[76] 有关西北欧国家外债的数据，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必须支付的战争赔款，参见第一章注释63—69。相似的结论，参见Chen,“Financial strategies”，第7章第5节。

[77] Peng, Monetary History，第758页。我将不会讨论银荒产生的原因。传统观点将银荒与鸦片进口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今的解释稍有不同，更关注多方面的原因，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2章；Irigoin,“Trojan Horse”。

[78]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第1卷，第26页。有作者基于当代中国的文献估计，1821—1853年，大约有4.8亿两白银流出中国，参见Hamashita,“Foreign trade finance”，第117页。这一估计值并不可信，尤其是它忽视了当时还存在白银，尤其是银币流入中国这一事实。

[79] 我在一些文献中找到了Morse的这一观点。例如，参见Wang,“Secular trends”，注释34。但是我并没有找到原始的出处。

[80]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第3卷第1341页。

[81] Hao, Commercial Revolution，第122页。

[82] Kindleberger, Spenders and Hoarders，第69页。

[83] Lin,“From sweet potato to silver”，第321页。

[84]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83—85页。注意我讨论的是净流出，并且将美元转换成了白银。

[85] 林满红在China Upside Down一书中指出，1808—1856年，每年流出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只有0.22%。这一数值是过于精确了。

[86] 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第50页。

[87] 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第51页。这篇论文回顾了当前的争论。

[88] 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15—416页。

[89] 参见第360—364页。

[90]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85页。

[91] 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34页。

[92] 参见第223—240页。

[93]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第442—443页。

[94] 参见第三章注释211。

[95] 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第1卷，第458页。

[96] 有关英国的概括性资料，参见Cameron,“England 1750-1844”; Capie,“Origins and development”; Capie,“Mone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ppieters, English Bank Note Circulation; Dyer and Gaspar,“Reform”; Feavearyear, Pound Sterling; Feinstein,“Capital formation”; Gayer, Rostow and Schwartz, Growth and Fluctuation; Jastram, Golden Constant; Jastram, Silver; Lindert,“English population, wages and prices”; O'Brien,“Mercantilist institutions”; Quinn,“Money, finance and capital markets”。一般性的资料，同样参见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97] 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57页。在此书的第61页，作者指出铜币不是可以替代先令的法定货币。

[98] 要了解铜的交易，参见Shimada, Intra -Asian Trade，第71—79页。

[99] Schmitz,“Changing structure”。

[100] 这些问题，参见Mathias,“People's money”; Selgin,“Institutional roots”。更广泛且更理论性的分析，参见Sargent and Velde, Big Problem of Small Change。

[101] 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245页。

[102] 关于皇家铸币局的铜币制造，参见Challis,“Appendix I”，第691—695页。

[103] Selgin,“Institutional roots”。

[104] Dyer and Gaspar,“Reform”，第444—448页。

[105] 参见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653—654页。

[106] Dyer and Gaspar,“Reform”，第431页。

[107] Coppieters, English Bank Note Circulation，第144—145页。

[108] 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280页和第293页。

[109] Mathias,“People's money”，第204页。

[110] 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295页。

[111] Mayhew,“Silver in England”。

[112] Dyer and Gaspar,“Reform”，第471页、第483页和第484页。

[113] 然而，此后黄金并不会出口，也不会被熔铸成币。关于英国金本位制的介绍，参见Feavearyear, Pound Sterling; Goldstram, Golden Standard；关于禁止出口和熔铸金子的评论，参见Capie,“Emergence of the Bank of England”，第297页。

[114] 18世纪以来，葡萄牙的金币大约有82%流到了国外。大部分金币流入了英国，参见Lains and Ferreira da Silva, Historia economica de Portugal，第1卷，第221页。

[115] 参见Deng,“Miracle or mirage”，注释10;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第1卷第425—426页和第432页；Peng, Monetary History，第766—767页注释8;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第119页、第129—133页、第227页和第225页。

[116] 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第3卷第307页。

[117] 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280页。

[118] 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第1卷第471页。

[119] Coppieters, English Bank Note Circulation，第144—145页。

[120] 参见Cameron,“England 1750 -1844”，第42页。可能已经被熔铸成币的金属的总存量，当然要更多一些。

[121] De Vries,“Netherlands in the New World”，第116页。

[122] Capie,“Mone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224页表10.2。

[123] 参见第232—244页。

[124] 引文出自Anderso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我从下列文献中发现了这段引文，Berg,“In pursuit of luxury”，第96页。

[125] Reynell, Necessary Companion，第13—14页。引文出自Pincus, 1688，第371页。

[126] 西欧的贸易总是充斥着对白银流向亚洲的抱怨。尽管对于英国和荷兰而言，这样的抱怨越来越少。关于这一世纪白银流入中国的抱怨，参见Porter, Ideographia，第4章。更广泛的讨论，参见Berg, 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iuz,“Effets du commerce d'outre-mer”。实际资料，参见Bowen,“Bullion for trade”。

[127] 苏格兰有自己的银行体系。1802年，苏格兰人均银行资产为7.46镑，参见Devine, Scottish Nation，第115页。

[128] 关于这家银行的历史和功能，参见Capie,“Emergence of the Bank of England”; Clapham, Bank of England; Cottrell,“Banking and finance”; Daunton, Poverty and Progress，第13章；Dean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11章；Ma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5章。我主要改写自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第225—226页。

[129] 关于储备规模的资料，参见Gayer, Rostow and Schwartz, Growth and Fluctuation，其“金融”部分。关于1817—1848年的情形，参见第163页、第202页、第235页、第267页、第296页和第329页。十分相似的图表，参见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656—657页。

[130] Cottrell,“Banking and finance”。

[131] 参见第226页。

[132] Day, Money and Finance，第2页。

[133] 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281页。作者同样引用了Charles Davenant的估计值，参见该书第280页。

[134] Day, Money and Finance，第2页。

[135]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43页。

[136] 关于英国货币政策的总体分析，参见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13章。更技术性的分析，参见Gayer, Rostow and Schwartz, Growth and Fluctuation，第655—657页和第10章。

[137] Eagleton and Williams, Money，第218—225页。

[138] 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7章。

[139] 此处我使用了“可能”一词，因为英国在北美进行殖民统治，后来美国独立之后，在漫长的18世纪虽然贵金属货币数量少得惊人，并且很大一部分还是外国银币，仍然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增长。参见Irigoin,“End of a silver era”，第230页。

[140]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90页表4.2。

[141] 法国大革命以前的估计值，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Braudel, Civilization& Capitalism，第1卷，第446页。Day, Money and Finance，第8页注释25; McCusker and Riley,“Money supply”，第272—277页；Morineau,“Frappes monétaires françaises”。Jan de Vries对1790年给出了350克白银的估计值，参见De Vries,“Netherlands in the New World”，第116页。1631年的估计值，参见Day, Money and Finance，第25页。关于黄金、白银、合金铸币以及铜钱的数量，参见Morineau,“Frappes monétaires françaises”。

[142] 参见第三章注释115列出的参考文献。

[143] 参见第三章注释115列出的参考文献。

[144] Peng, Monetary History，例如第672页。

[145] 有关这一话题，参见，比如Flynn and Giráldez,“Arbitrage”，以及他们的另一篇文章，“Cycles of silver”。案例参见Pritchard,“Private trade”。

[146] 我在2006年6月于法国莱斯特雷莱（Les Treilles）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提交了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如有兴趣阅读，我可以发送PDF。

[147] Rowe,“Social stability”，第514页。

[148] 参见Fang,“Conclusions”，第398页。Lin,“From sweet potato to silver”及“Shift from East Asia”; Von Glahn,“Money use in China”。

[149] 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第59页。

[150] 参见Xu and Wu, Chinese Capitalism，第249—253页。

[151] 参见Burger,“Coin production”，第179页；Chang,“Evolution of Chinese thought”，第60—61页。Deng,“Miracle or mirage?”，Van Dyke, Canton Trade，第7章。

[152] 清朝对西藏实施有效的管辖。从1792年起，西藏开始铸造银币。那是清代中国第一次铸币。

[153] 进一步的解释，参见Selgin, Theory of Free Banking。

[154] Rowe, China's Last Empire，第37页。

[155] 参见第三章注释205—206。

[156] 参见Burger,“Coin production”，尤其是Irigoin,“End of a silver era”。

[157] 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32页。

[158] 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62页。

[159] Eagleton and Williams, Money，第143页。

[160] Horesh, Chinese Money，第240页。

[161] 参见导论注释275。

[162] 万志英发给我的电子邮件，并允许我引用，他认为“青铜”是更恰当的表述，尽管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恰当的英文翻译。Deng,“Miracle or mirage?”注释126也指出，他更赞成使用“青铜”一词。相反，林满红却赞成“铜”一词。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XXIV页和第XXV页。

[163] 这些观点，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29页；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

[164] 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第45页。

[165] 引文出自1868年的Reverend Doolittle，见Horesh, Chinese Money，第135页。

[166]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57页。

[167] Vogel,“Chinese central monetary policy”。

[168] Peng, Monetary History，第735页和第775页，一斤大约为600克。

[169] Deng,“Miracle or mirage”，第4.2节。

[170] 参见Challis,“Lord Hasting”，第382—383页。因此，系统性的和经常性的货币重铸，以及努力提高铸币质量，在英国变得相当重要。

[171] Peng, Monetary History，第660—661页。

[172] 参见第224页。

[173]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10页。

[174] 这些评论，参见Kuroda,“Eurasian silver century”。

[175]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第45页。

[176] 关于铜币制造以及有关铜币的货币政策，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 Horesh, Chinese Money; Lin, China Upside Down; Shulman, Copper, Copper Cash and Government Controls; Vogel,“Chinese central monetary policy”。关于负责铜币的铸造和发行的组织及其使用方法存在的问题和低效，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Chang and Chen,“Competing monies”; Chen,“China's copper production”; Dunstan,“Safely supping”; Fang,“Copper mining and smelting”; Hirzel and Kim, Metals, Monies, and Markets，第3部分和第4部分；Horesh, Chinese Money; Sun,“Ch’ing government and the mineral industries”; Xu and Wu, Chinese Capitalism，在“铜”“铜矿”和“采矿”部分。关于一些总体状况，参见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第44—49页。

[177]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34—35页。

[178] Chen,“China's copper production”，第117页。一些非常相似的评论，参见Fang,“Copper mining and smelting”，第285—288页。

[179]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09页。

[180]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第442—443页。

[181] Shimada, Intra-Asian Trade，第71—74页。更多概括性资料，参见Weightman, Industrial Revolutionaries。

[182]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第137页。作者写道：“铜币的供应也许是政府唯一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因素。”

[183] Hirzel and Kim, Metals, Monies, and Markets，第4节。

[184]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第64—67页。

[185]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72—179页。此项政策的概括性资料，参见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5章和第6章。

[186] 参见第108页。

[187] Burger,“Coin production”，第174页和附录。

[188]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7页。邓钢在此书中列举了更多的例子，1斤大约等于600克。

[189] Burger,“Coin production”，第173页。

[190] Burger,“Coin production”，第185页。

[191]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第436页。同样参见Lin,“From sweet potato to silver”，第310—313页；Peng, Monetary History，第8章。

[192] Hao, Commercial Revolution，第47页。

[193] Hao, Commercial Revolution，第64—71页；Zheng, Social Life of Opium，第150—153页。

[194]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第436页和第438页。

[195]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46页。

[196]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37页和第146页。可以比较另一本书中略有不同的数据，Hao, Commercial Revolution，第64—71页；Lin, China Upside Down，第7页；Peng, Monetary History，第780—781页。

[197]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38页和第143页；为了比较，可参见第143—147页。

[198]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第335页。

[199]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第432—433页。

[200]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第435页。

[201] 除了王业键以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清代中国的货币体系非常低效。参见Burger,“Coin production”; Deng,“Miracle or mirage”; Eastman, Family, Fields and Ancestors，第108—112页。一些相对积极的评论，参见第三章注释215。

[202] 参见第60页。

[203] Von Glahn,“Foreign silver coins”。

[204] Overdijking, Lin Tse-Hsu，第32—35页。

[205] Kahn, Currencies of China，第128—127页。

[206] 参见，比如，Eagleton and Williams, Money，第156—157页。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34页；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在“Silver coinage, Chinese non-dollar”一章；Peng, Monetary History，第675页和第608—601页，以及Von Glahn,“Foreign silver coins”，第64页。

[207] 关于中国的利率，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Horesh, Chinese Money，其中“利息”的部分；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第271页。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第178—179页。Yang, Money and Credit，第92—103页；Van Zanden,“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342—345页。关于利率的概括性资料，参见Homer and Sylla,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s。罗森塔尔和王国斌在其著作《大分流之外》的第5章捍卫了他们的观点：我们现在了解的清代中国巅峰时期的高利率，并不意味着功能失调的信用市场，也不意味着阻碍增长的信用缺失。他们的解释并不能令我信服。我认为，高利率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08] 参见诸如Peng, Monetary History，第707—716页。

[209] 2002年3月的EH.NET中刊登了濮德培对下列论文的评论，Latham and Kawakatsu, Asia-Pacific Dynamism，参见评论的第4页。

[210] 引文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73页。

[211] 更广泛的分析，参见He, Paths towards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6章；Horesh, Chinese Money，第4章；Hu,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第22章第Ⅲ节；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第6章；Lin, China Upside Down，第Ⅱ篇和第Ⅲ篇；Peng, Monetary History，第8.1.3节和第8.1.5节；Zurndorfer,“Imperialism, 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finance”。

[212] Horesh, Chinese Money，第80页。

[213] 参见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第58页。引自Helleiner, Making of National Money。

[214] Horesh, Chinese Money，第266—267页。在此书的第84页，作者指出，“在整个18世纪，在英国流通的外国货币，只有刻上标记，才被认为是合法的。”

[215] 正因如此，King对于清代中国的货币体系的观点，并不那么消极。参见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特别是第42—50页。作者指出，中国制度存在许多外国人认为不合理的特征。这些特征与金属货币的天然属性一致。并且，西方国家也仅仅只是成功地解决了其中的一部分问题。他言之有理。Horesh的评论，参见Horesh, Chinese Money，第141页，在此书中，Horesh比较了18世纪末期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清代中国在19世纪早期已经开始衰败的事实。

[216]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06—107页、第112页和第116页。

[217] Horesh, Chinese Money，第85页。

[218]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15页。

[219]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3—14页。引文参见第14页。

[220] 这句话是Horesh著作中的一段话，参见Horesh, Chinese Money，第117页。

[221] Horesh, Chinese Money，第69页。

[222] 引文参见Horesh, Chinese Money，第84页。此书的第3章，名为“货币大分流：前蒸汽时代欧洲与中国的货币铸造”。

第四章

人事

官僚与官僚体系

一个充分发展的官僚体系与任何其他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与商品生产中机器和非机器之间的关系完全相同。在一个严密的官僚机构中，精确、快速、毫不含糊、事实和程序都记录在案、持续、自由量裁、统一、完全服从、减少摩擦，以及物力和人力的开支都提升至最适宜的水平。

韦伯，《经济和社会》，第561—562页

富人靠市场，穷人靠官僚。

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第165页

对欧洲状况的评述

当谈到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力量时，不得不提及它的人事部门：它实际上雇用了多少人，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率地使用这些人员以实现自身的目标，而不是让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来实现个人目标。人们普遍认为，为政府工作的职员就是政府官员，这些人作为职员，在一个大体像马克斯·韦伯定义的官僚机构里工作。[1]根据他的观点，简单地说，政府官员有以下特点：

·官员是自由的，只在公务中附属于当局

·官员通过明确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

·每个职位都有清晰界定的权限

·依据自由契约任用官员

·根据任职资格挑选候选人，通常是通过考试和技术训练

·官员领取薪水并将获得养老金

·官职是在职者唯一的或者说主要的职业

·官职构成了职业，包括根据资历或者成就获得晋升机会

·官员独立于管理手段的所有者

·官员的职务行为受制于官僚体系的纪律和控制

在讨论“我们的”时代之前首先需要强调，在世界上任意一个地方，真正“现代的”“韦伯式的”官僚体系只有到历史阶段的很晚时期方才出现。在此之前，西欧大多数以某种方式为中央政府提供服务的人们，至少直到拿破仑时代都不是韦伯心目中的那种政府官员，并且他们工作的环境也不像现代官僚体系。让我们先评述欧洲一般状况，本章的讨论仅限于文职官僚。

在本书经常提及的国家中，总体而言普鲁士可能是第一个在整个政府机构中至少有一些明确的“官僚”特点的国家。这个小国早已经开始对贪腐、官位世袭、包税和虚职的治理，同时努力引入工薪制、具体的资质要求、明确的等级以及严格的预算控制。但是，即便在这个国家，政府机构仅在18世纪的最后10年才开始出现类似的现代官僚机构，并且直到那时几乎所有重要职位依然牢牢地由贵族垄断。因此，可以将普鲁士当时的政府机构看作一个未经充分发展的官僚组织的案例，但是，贵族毫无疑问可以大体上表现得像官僚一样，并且在普鲁士他们越来越被要求这样做。[2]18世纪的哈布斯堡帝国也是一个渐渐趋向官僚体系统治的地区。[3]在这两个王国，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尝试建立官僚体系以便更好地统治“他们的”国家，使“他们的”王朝变得更为强大，[4]这取得了一些成功。据说18世纪80年代普鲁士政府已有14000名官员，相对而言这是个很大的数字，毕竟这个国家当时只有几百万常住人口。[5]在约瑟夫二世统治期间，哈布斯堡帝国政府机构的人数应该达到15000~16000。[6]有人估计18世纪90年代初官员人数为14000人，[7]而整个王国当时的人口总数超过了2500万。

提到政府系统整体的建构，这两个国家在18世纪都比英国更加“官僚化”。然而谈到更为具体的细节，除了非常重要的征税尤其是征收消费税之外，英国在规模（相对而言）和质量方面拥有整个欧洲首屈一指的官僚体系。我们要时刻谨慎，以免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也不能把“官僚体系”想得太过容易：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整个英国“真正的”文职官员数量是极少的。迈克尔·曼提出的数据显示，18世纪60年代英国有2万名文职人员为中央政府工作。[8]根据哈林和曼德勒的研究，1797年有16267名（文职的）公职政府官员，而在1815年则有24598名。但是他们的文章仅仅提到了英国。[9]其他的估计数据都在大约相同的量级上。税务官是所有这些官员中的主要部分，大约占到了80%。[10]拿破仑战争之后，人们普遍认为要通过减少税收和债务以及减少在政府领薪的人数，消除这种财政与军事合二为一的国家状态。事实证明减少为中央政府工作的官员数量不是一件易事。中央政府的官员人数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所增长：1827年的政府职员比1797年多了43%，实际上花费了两倍的资金。[11]所有公共机关或部门的文武官员人数从1782—1783年的9700人上升至1815年的24598人，到1849年进一步增加到29000人，[12]在海军、陆军和军械所工作的文职官员没有包括在内。1815年这些官员人数超过了40000人。[13]

尽管如此，官僚和官僚体系总体而言仍然是卓越的。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也同样如此。我仅举两例：在安妮女王统治（1665—1714）结束时，在美国殖民地的英国官员总人数为240人左右，而1805年在印度殖民地为政府工作的文职官员人数为2000人左右。[14]我们要非常谨慎，不要过于相信数字、名字或标题。在法兰西王国末期，法国这一经常被视为处于专制恐怖统治之中的国家，有大约30万人拥有某种类型的政府职位，他们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然而，其中最多只有1/5是真正领薪水的、可以被免职的、实际干活的“委员”。其余的人通常只是购买或者继承了所谓的“工作”，他们常常不具备专业资质。[15]幸运的是，他们能力缺乏不一定产生严重的问题，因为通常他们的工作只是一个“闲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工作或者即便有工作也是别人代做。在这一章中我引用了迈克尔·曼关于法国的数据，他及时将这一重要的警告补充到他的计算结果中：“这只是一个猜测，没人知道事实真相，但实质上它却是最有意义的发现。”[16]早些时候，在同一文献中他已经声称：“直到19世纪末，各国才知道公职人员的数目。”[17]

提到数字尤其是有关工作岗位的数字，这条警告同样适用于英国。整体而言，英国在收入和后勤方面是相当高效的。它确实有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官僚体系。但是，即使在19世纪头10年，虽然经过了严格的改革，仍然可以在诸如财政部等部门发现闲职人员。除税务部门之外，政府当然不乏受贿、贪腐和低效的现象，例如在海关部门。提到其他行政机构，我们很难发现那些用来描述现代化官僚体系的特点。英国是一个非常理性化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不僵化的和“得过且过的”，这取决于从哪个角度和哪些内容来评价。比如从地方层面看，就很难见到任何专业管理人员。那里的“绅士业余官员”养成了“蓄意反对实事求是的生活态度和业务程序的习惯”，而这些人仍然处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18]这种情况如此普遍，以至于有人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比较清朝的官吏和英国的“绅士统治者”时发现“中国传统的官员阶层与更年轻的英国文官之间，相似之处不仅限于表面”。[19]我们已经指出，在19世纪的英国，有人认为文职机关应该尝试模仿中国“官僚化”体系的各个方面。[20]为了使其官员各司其职，两者采取的方法确实有很大的相似性。两者都很强调古典科目，十分重视传统，这很像我们目前知道的“人文主义教育”。同样，两者没有对职业培训给予太多的关注。韦伯定义的现代官僚体系显然是19世纪的产物。在那之前，我们只能看到“官僚体系的萌芽”。

清朝的官僚和官僚体系

大约1800年之前，在全球任何地方，现代官僚体系都可以说闻所未闻，相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只有清朝的政府系统看起来相当专业与合理。18世纪的欧洲人把清朝的政府机构视为楷模。实际上，清朝的民政管理在很多方面确实比（绝大部分）西欧国家要更专业和官僚化。[21]它是一个专业机构：在18世纪，通常来说获取官职以资质为准，也就是说必须通过特定的考试，而不是靠地位、继承权或购买就能够获得。欧洲世袭贵族官员只占国家统治阶级的一小部分。正如伍德赛德所说，在这方面中国毫无疑问处于“封建统治后期”。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描绘出一幅完全举贤任能的画面：从社会层面上看，并非所有重要职位都能靠“努力获得”。尽管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相比，清朝的贵族统治很少，但它并非不存在。皇帝的随从中不乏王公贵族，即中国第一个满族统治者努尔哈赤的直系子孙。从16世纪末期到19世纪末期，这些人总共有700位。此外还包括有名无实的贵族，他们凭借自己的名声得到一个文官或武官的头衔。他们自身并不具有较高的地位或位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也极小，但是他们的职位仍然明显是“授予的”。最后，还有掌握许多世袭军事权力的八旗子弟。政府中还有许多职位由满人专任。这种政府重要职位汉族和满族大约各占一半的分配方式当然极受满族人欢迎，因为满族的人口不到清朝总人口的2%。[22]因此民族归属和偏向所起的作用，肯定是举足轻重的。

中国没有闲职。出售公职以及军衔、称谓和获取功名的机会，被视为偶然之举。但这是合法的，尽管它掩盖了本质上这是人们所做贡献的回报。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23]考虑到历史环境，国家对公务员的监管非常严格且有条不紊，[24]经常采用互相监督的形式。政府官员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不允许在其家人居住或家庭成员工作的地区工作。在京城之外，他们至少每三年就会被调派到另一个遥远的地区。这种“回避制度”被用来防止官员深陷地方政治斗争或者为地方利益俘获，并且希望能确保官员继续成为独立的国家公仆。该体系另一个“优势”是，至少在理论上整个中国管理方式是一致的，因为这个国家是被一群有着非常相似的教育背景和世界观的人统治着。这自然有助于相互之间的沟通，尽管不允许省部级官员与其他同级别官员有直接联系。这个体系曾经是灵活的，这也是人们设计它的初衷，希望它能适应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总而言之，当时人们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相比英国绅士，清朝地方层面的官吏，即那些管理国家地方事务的贵族，注定会更加低效和不专业。除此之外，清朝的官僚体系还有明显的优点，那就是小而成本低廉。在我看来，这也恰好是中国官僚体系的问题之源：它太小成本太低廉了。

令人惊奇的是，清朝受雇于政府并且领取薪水的公务员数目相比英国非常之少。18世纪清朝文职“公务员”的数目几乎是不变的，根据定义和数据来源的不同，总计有2万~3万名，这一数字差不多与当时英国公务员的人数相当。[25]粗略地说，这意味着英国人均公务员的数量是中国的30倍还要多。中国的数据不仅低而且惊人得低。如果扣除留在京城的官员，我们可以推断只有不到10000~15000名官员在地方治理国家。在19世纪中期的内地十八省，每位县官都要治理平均人口大约为25万人的1500多个地区中的一个。尤金·西蒙估计，在他出任法国领事的时候也就是1885年，整个中国的官员人数仍然不超过25000~30000名。[26]张仲礼在其关于中国士绅收入的著作中给出了类似的数字。他在书中写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总共有大约27000名官员，其中包括汉族和非汉族官员以及文武官员。[27]这意味着此时每14000名居民有1位“真正的”政府官员。在内地十八省之外，地方官僚体系也非常单薄。18世纪末西藏有175名清朝官员。[28]接下来的两个例子显示清朝在这方面的与众不同。19世纪70年代，单单在普鲁士就有超过30万名政府雇员，负责管理居住有大约2450万居民的区域，协助管理总共大约有4000万人口的德意志帝国。英国的官僚体系落后于其他国家很多。有数据显示，1850年共有4万名官员为中央政府工作，而在1890年则有9万名。[29]

在本书讨论的这段时期，清朝的人口、规模和复杂程度有了空前增加。然而政府官员的人数却几乎没有增长，同时他们为工作所做的准备十分不足。原则上只有那些通过至少一门科考的人才有资格得到公务员的工作。官员的人数巨大并且在持续增长，同样，花钱买学历和头衔的人数也在增长。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有不少于150万已有功名的文人以及大约300万童生参加两年一次的科举考试。[30]显然考试仍然被视为广大雄心勃勃的读书人的目标，这是入仕的主要途径。然而，对大多数有追求的考生来说，他们甚至没有做官的机会。对越来越多买了官场“入场券”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直接买官的人数急剧上升，有时甚至成了大多数，这些人的素质相比以前都没有提升。这些人增加了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紧张情绪，甚至在他们后来当上了官员或“基层官员”并挣了钱以后，也是如此。我同意何炳棣的观点，让那么多人投入如此巨大却几乎不可能从中得到工作机会的科举考试，称得上“在多数社会都罕见的人力和人才的巨大浪费”。[31]从这个角度来看，科举制自诞生时就缺乏效率，并且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率。

政府职员的工资即使加上相对较高的津贴以及某些官员的行政费用津贴，考虑到当时的花费，也是相当低的，但是它们只是官员总收入中十分微薄的一部分。张仲礼估计，19世纪80年代中国官员的总工资收入，包括文官武官、汉人和其他民族，大约仅为每年600万两白银。然而据他估计，他们的实际收入可能有1.15亿两白银，即每人每年大约为5000两白银或超过18万克白银。[32]使当官如此有诱惑力的除了地位和特权之外，不是正式的工资而是收取费用、礼物、贿赂以及其他一些或多或少与其职位有关的捞钱机会。张仲礼研究的被称为“士绅”的官员，不仅从衙门和所谓的士绅职能（如教书、幕僚和教育）中得到收入，而且从土地和商业活动中得到大量收入。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央政府可能很容易丧失对人事的控制。

在讨论清代中国的税收时我已经指出，官员必须面对的大多数问题是尽力做好他们的工作并提出“解决办法”。税收和行政管理工作总体上的情况是，办事人员太少，官员的工资太低，他们通常准备不足。一段时间之后情况也并没有改善。此外，回避规则导致来自其他地区且下属很少的官员处于当地“权贵”的包围之中。当他试图找到自己应该走的路时只能依赖别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这些士绅视为已获功名的人。这种等同是不准确的：“在保证地方特权方面，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财富、血统、军权、宗教或技术知识比一场科举考试有用得多。”[33]新来的官员不能自己挑选合适人员。他要考虑毛遂自荐者或者由地方实权派推荐的人。当地职员成为家族网络体系的一部分而几乎无法独立，一般而言总是处在地方权贵的保护之下。人事权无论如何不受官方的完全控制。掌握着地方权力的是衙役、当差和士绅“成员”而不是京城派来的官员。因为京城派来的官员至多三年就会走，这样的官员多半不能建立信任关系并任用自己人。他也不可能对长远事务肩负起责任。他们总是局外人，他们来了又走，官员必须依靠的当地士绅和当差则会留下来。在一个合作、共同参与和互补的体系中，官员和地方贵族逐渐融为一体，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士绅”。[34]

这意味着在清代中国，地方层面上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几乎不存在，更不要说形成一个正式的组织了。它仅仅是一个孱弱的行政上层建筑，日常活动甚至更多其他事务都要交给地方精英处理。尽管如此，即便几乎所有国家基本上实行间接统治，中国的官僚体系也表现得尤为明显。[35]对于清朝，美国史学家马士写道：

除了偶尔接触法官和经常接触收税者，能够感受到政府真实存在的人口也许只有1/10，肯定不足1/5。[36]

人们能在书本上看到许多对中国选拔官员的“精英”体系的介绍，赞扬中国“现代化的”统治体系，对此不能信以为真。不要被官员接受过教育并通过科举考试这一事实迷惑，重要的是中国官员真正学到了什么以及通过了什么样的考试。许多官员缺乏具体的组织或技术训练。他们上学时吸收的是某种文化而不是某种专业知识。实际上，他们熟悉的只是经典子集。他们所受的教育打算把他们培养成能够根据很高的道德标准进行治理的通才，而不是专家。韦伯所讲的“孔子对专家的排斥”确实存在。满清官员通常不认为他们是组织中的“器”，这是孔子的话，他们对专业能力很抵触。[37]法家传统更强调专业主义和法律机器而不是统治者的道德准则，但在与儒家思想的竞争中失败了，儒家思想为中国的统治体系提供了思想基础。[38]我们不应被清代中国统治体系中法家官僚的出现误导，认为实际上它真的像官僚体系一样运行或者服务于民众。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职业生涯中学习了很多，并获得了相当一部分专业知识，但这可以说是偶然现象而不是有意为之。官员私下聘用数以千计的专家协助他们工作，这不是偶然的。[39]我们已经指出，不应对英国政府雇员的素质、教育水平和廉洁过于“乐观”，但是至少在税收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职业化。这里不需要过多地讨论细节，因为我们在讨论清朝的税收体系时已经指出了其“官僚体系”的不足之处。同样，我在这里指出问题和不足，并非不考虑时代背景的后见之明或是秉承了欧洲中心主义，用“外国的”标准衡量清代中国。许多人太了解存在的问题，他们尽力去解决问题。[40]但所有采取的措施最终不过是权宜之计。[41]

而且，由于缺乏确保国家正常运行的正式“法治”和制度化的权力制衡，所以清朝管理系统从底层到最顶层全都容易受到“不良”官员的侵蚀。资金、合格人选和透明规则的匮乏，以及将任何官员的错误都视为官员个人道德错误的倾向（这也与官僚化格格不入），使所有官员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官员总是被迫采取“权宜之计”，接着就会陷入困境。[42]统治体系中继续存在着非常个人化的元素，尤其是在统治体系的顶层。皇帝有很大影响。英王乔治三世从1760年至1820年的统治，用白话来说可以而且只能被称为“疯狂”，但这并没有阻止英国引发并赢得一场全球战争，且本国经济开始腾飞。[43]乾隆皇帝年老后逐渐把实际统治权让给其他人，这一做法对整个帝国产生了广泛而消极的影响。然而，我们处理清朝问题时需要小心，要把理论与实践区分开来。派尼斯正确地指出：“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位君主拥有的权力能与中国皇帝相提并论。”中国皇帝“在理论上几乎是神”。然而实际上“皇帝的弱点不是过多的独裁主义而是如何统治”。派尼斯将他们通常的处境归纳为“虚假的全能”。[44]大多数皇帝因为拥有的权力之大而不知所措。总而言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孱弱无能的皇帝。从官员的角度看，一个孱弱的皇帝更受欢迎，因为这样一来他们通常就可以进行实际的统治。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强权皇帝接连出现，则是个例外。

军事的极端重要性

对欧洲状况的评述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了政府人事。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典型的政府雇员。然而在同一时期，在本书讨论的所有国家，军事人员的数量都远远多于政府雇员的数量。近代早期典型的政府“雇员”（再次使用不符合时代背景的术语）就是军人。在这方面也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可比数据，以便对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进行大致的比较。让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入册的士兵数量与实际可调动人数的差异。举一个例子，在清朝许多被归为旗人的人实际上根本不能被认为是士兵。二是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差异，这个差异是显著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近代早期的西欧军事化程度很高，远高于清代中国。

虽然军事化确实存在，我们却必须小心，不要夸大近代早期西欧的军事化。在这个阶段，阿扎·盖特所说的历史铁律，即“就经济而言，不超过总人口1%的军队是可持续的”，基本属实。[45]“违背”这条铁律的国家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不得已而为之，并通常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军队的最大规模确实趋于增长，但实际上人口也在增长。除非能够成为日益增加的常备军，否则其余的军人只能迅速退伍。在某种程度上军队规模的增加和费用上升只是一种错觉，因为中央政府有意识地不再求助于贵族为其提供军队、修建军事设施以及组织各类徭役。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日益增强的直接统治不可避免地引起控制权和人事权以及支出的集权化。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查尔斯·蒂利称之为高度集权的国家，[46]采取募兵制变得越来越普遍和重要，这也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募兵制比雇佣兵更便宜，而且国家有可能自己解决至少部分军人的工资。但是经过更长时间，经济发展最终促使更多的军队完全由国家供养。

根据蒂利的观点，大约在1400—1700年欧洲主要国家的特点是“中间商”盛行，“承包商招募的雇佣军在军事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统治者极度依赖地位独立的资本家，以期取得贷款、管理产生大量收益的企业以及决定和征缴税收”。[47]同样是蒂利的观点，紧接着这个时期的是一个国家化的时期，这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大约横跨了1700年至1850年。在这一时期，“国家从本国人口中征召大量军队，同时统治者直接吸收军队的力量进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接管财政系统的直接运转，大大削弱了独立承包商的地位”。[48]实际的时间进程不怎么清晰，国家化进程通常在法国大革命时才真正开始。从近期的研究来看，所谓的“合约制国家”（私人和国有企业交织在一起）在整个18世纪一直存在。[49]举个例子，英国的皇家海军有自己的船坞，但是在1803年至1815年，私人造船厂按照合同制造了84%的战舰，如果按吨位计算的话这一数字是72%。这一时期的承包商远比18世纪时重要。[50]但是，作为对总体发展趋势的粗略判断和概况，蒂利的观点无疑是有帮助的。

让我开始从纯粹数量的视角观察问题并提供一系列估计，以从总体上说明近代早期欧洲军事化的程度。[51]正如之前一样，我将详细说明英国的情况。普鲁士向来以军事闻名。1740年虽然总共只有220万居民，普鲁士仍拥有一支8万人的军队。[52]这一数量进一步增加，1786年弗雷德里克去世时普鲁士的军队人数（包括雇佣兵和应征兵）已经接近20万。那时普鲁士的人口是600万。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但并不一定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士兵中只有81000人是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53]1813年军队进一步扩张到28万人。[54]普鲁士并不被人视为一个特殊的例子。1780年在我们如今所称的德国，此时大致是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神圣罗马帝国，总共有32万名士兵。这意味着军队人数达到了人口总数的2%。[55]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奥地利帝国的军队总数达到20万人，而它的总人口为1800万人。1789年当总人口增长到2500万人时，常规步兵和骑兵的数量大概是31.5万。1790年包括炮兵及民兵的军事机构的总人数可能达到了50万。[56]

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仍然是欧洲的主要强国。这意味着它必须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事实上也的确如此。1670年全国军队达到了11万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中，它的军队数量从未少于10万人。考虑到它那时的人口只有200万，这意味着在爆发严重冲突时，它的军队相对来说比18世纪普鲁士的军队规模还要大。1700年法国作为一个拥有2000万人的欧洲超级大国，只有40万的军队，这一数字只到18世纪90年代才被超越。我们可以列举更多高度军事化的国家。1700年瑞典有不到130万的人口，却拥有10万士兵。在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1648）这一数字达到18万。不少于4/5的军队是外国雇佣兵。1632年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去世时不到10%的瑞典军人是瑞典人，剩下的大多是德国人。[57]无论如何战争都是一件非常国际化的事务。[58]我们不仅能从普通士兵中找到外国人，也能在指挥官中看到外国人的身影。

表31　18世纪军队中的外国人

资料来源：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29页。

每个国家挨个讨论没有什么意义。有学者估计了在我们讨论的时期欧洲军队的总数量。根据帕克的观点，1710年欧洲有大约130万军队。[59]卢认为在整个18世纪这一数量进一步增加了，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达到200万。[60]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军队的规模才趋于变小。

为了对涉及人数有直观印象，我们可以想一下，在1500年至1850年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军队每年要损耗10%~15%的人员，而在战争时期则要损耗15%~45%。包括死亡、残疾、逃亡以及到其他地方入伍的士兵在内，总体平均“损耗”不少于总数的20%。[61]表33展示了几个欧洲国家各个时期每50年在军队中服役的人数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军队服役是好几年的事情。法国士兵在1793年至1815年服役6年，有时甚至服役七八年。直到1847年，大多数英国职业军人实际上一生中通常有21年的服役时间。[62]

表32　1760—1850年军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资料来源：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393页。

表33 按50年分期的几个欧洲国家军队中服役的人数（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基于Lucassen and Lucassen,“Mobility transition in Europe revisited.Sources and methods”，网络版，第102页。

如果我们将未受政府正式雇用的士兵考虑进去，这些数字还会进一步增加。政府在国内通常依赖常备军，欧洲海外特许公司也有陆军和海军，其中一些人是来自母国的雇佣兵，另一些则来自欧洲其他国家。他们中间也有很多不是欧洲人。我们在分析英国的案例时发现，这些人的数量数以万计。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军营随从人员，也称为军队“随军人员”，包括仆人、妻子、孩子、军妓、食品补给者和其他人。在近代早期，随军人员的平均规模大概是所属军队规模的50%。有时候这一比例会高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随军人员的规模变小了，直至19世纪他们完全消失。[63]

除了陆军还有海军。17世纪荷兰共和国试图在各类战场上使用超过2万名水兵以赢得战争。在那时，这足以使一个国家成为欧洲的海上霸主。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规模的巨大增长。例如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和俄国都有大约6.5万人的舰队。[64]然而，在那时即使如此规模的舰队也不足以统御波涛。已经成为英国强劲对手的法国舰队进一步扩张，尤其是18世纪70年代与西班牙舰队结盟，这对法国国库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65]在18世纪末，海洋被英国皇家海军牢牢控制，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它的规模进一步变大。许多水兵在不履行职务时为商船服务。通过这种方式，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国家在18世纪末训练了30万~40万名水兵；英国有10万~15万人；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各有大约6万人；丹麦/挪威大约有4万人。战舰的人力消耗是巨大的。[66]许多服役的军人是外国人。

考虑到上述情况，实际战争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将举一系列的例子说明这一点。[67]当然，这方面也没有准确的数字。官方数据（即“纸面上的军事力量”）和事实的差异可能是巨大的。但是，这一趋势不容置疑。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他动用了1.8万人。1552年不少于5.5万人的哈布斯堡军队围攻法国城市梅斯，最终未能将之征服。阿尔布雷赫特·冯·华伦斯坦是一位波希米亚军事家，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1648）为“德国”皇帝服务，1628年训练了一支12.5万人的高效军队。1708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期间（1702—1713），有超过30万人卷入这场战争。随着全民防御原则或者说“全民总动员”在大革命战争期间引入法国，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一体系中，特定时期所有成年男性都成了潜在的士兵。从某种意义上，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确实发动了第一次全面战争。[68]1794年9月，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总人数理论上至少达到了116.9万人。实际上这一数字或许“只有”73万。1798年新的征兵体系以法律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并被正式推广到整个法国。许多对抗拿破仑的欧洲国家都不得不效仿或者至少实施大规模征兵。普鲁士是其中最激进的一个，然而英国却是一个惊人的例外。1810年拿破仑在西班牙派驻了37万名士兵。他用于侵略俄国的军队至少有60万人。其中有20万人是法国人，10万人来自附属部门，剩下的都是联军。[69]在1800年到1815年法国征募了至少200万人。他们不都是法国人，而是来自整个法兰西帝国。在1809—1812年帝国达到顶峰时，法国拥有4400万居民。规模的扩大在战场上也体现出来：1813年50多万士兵参加了莱比锡战役，其中15万人战死或负伤。[70]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此理解为直线式的发展，因为在整个18世纪军队的规模确实扩大了，但是和几个世纪之前的战争相比，激烈残忍、破坏性强的宗教战争越来越少了。总体而言18世纪的战争得到了控制，指挥官不想轻易消耗他们的军队。最好的例子或许是普鲁士，它总喜欢迂回作战。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是极其惨烈的例外。

拿破仑战争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军。19世纪其余时间的军事史基本可以概括为通过征兵和招募的方式广泛吸收各个阶层的国民，促使军队进一步职业化尤其是军官的职业化。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种职业化尤其是军官的职业化与大众化相伴而生，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联盟。当时在军官中职业化很盛行，这推动了军队系统的官僚化。另一方面，包括志愿者、被迫加入的人群以及许多国家的应征兵在内的军队数量有极大增长。[71]应征兵的使用可以提高效率，因为他们有相当不同的社会背景，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然而在旧制度的军队中，如此重要的雇佣兵却经常成了“社会的渣滓”，[72]至少他们被认为是如此。

考虑到在大多数国家，拿破仑的影响消失都伴随着王政的复辟，光靠大国沙文主义和大众盲目的爱国热情已然不能奏效。这一策略（如果这曾经是一种策略的话）的效果值得怀疑。普通士兵倾向于从特定的“值得信任的”人口中招募，这不是偶然的。全民防御不是灵丹妙药。对“大众”的担心从未完全消失。例如普遍征兵制1862年才在意大利推广，1871年在德意志帝国推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推广。[73]再者，即使可以激发战士的激情，现代军队说到底还是要靠训练、纪律和技巧，而不是靠“战斗精神”。现在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处理质量和数量的矛盾。根据大多数专家的结论，直到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才找到办法，建立起一支由训练有素的军官和机动的士兵组成的军队，他们所有人都要经历三年的服役，并在需要时可以被动员起来。

这些评论将我们从直接的数量分析引向了系统分析。近代早期军事研究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正如在行政管理中看到的一样，“间接统治”如此盛行。在18世纪初期的欧洲，能完全控制军队人事权和财权的中央政府尚不存在。当讨论近代早期的欧洲时，在军事方面使用“官僚体系”一词应该倍加小心。比如英国和普鲁士这两个军队官僚化的先驱，直到18世纪末才将自己的军官变成国家雇员而不是国家的代理人。[74]各种各样的私人承包商、金融家、招募者，总而言之是私人企业家，在军队寻找人才、给养和钱财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代表政府的利益，当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利益。[75]对近代早期欧洲武装力量的各种研究都强调私人参与，甚至是私人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种混杂在一起的状况在许多国家一直持续到19世纪。如同在民政事务领域一样，专横的“自治”贵族、包税人和贪腐部门的掌权者掌握着我们现在所谓的公权力，在军事领域中央政府通常也不得不实施间接统治，试图从远方施加控制。然而在17世纪下半叶，我们看到政府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和军队“官僚化”趋势越发明显。当然，我们所说的“职业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夸大或者过早发现太多的“现代的萌芽”。在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前夕，对很多贵族来说战争仍然事关荣誉，而不只是一个严肃的职业。军队和军人没有与社会其他部门以及其他职业区分开来，[76]而是始终带有业余性质。一名贵族仍然被视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在18世纪的荷兰共和国，甚至超过60%的殖民地都处在贵族的控制之下。这种对战争的观念直到18世纪晚期才受到挑战，同时，基于正式教育的正规职业化更受重视。我们已经讨论过法国政府广泛存在的售卖官职现象，法国军队也同样如此。至1787年军官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3.6万人，其中只有1/3是真正服役的，其余的都只是领工资而已。法国军队有1171名将官，普鲁士刚超过80名，奥地利也只有350名。军官的工资至少占到了法国军队预算的一半。[77]在很多国家包括某种程度上的英国，长期以来军队中可能都存在买卖官职的现象。[78]但是不论军人的社会背景和地位如何，为维持大规模的军事制度，管理的复杂程度是很高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复杂程度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看到在17世纪晚期的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军队的质量和数量都在加速提升。迈克尔·曼讲道，18世纪军队管理变得“相对集权化、常规化、纪律化、同质化和官僚化”。领薪水变得普遍起来，水兵和士兵变成了雇员。他声称，军队可以被视为“到18世纪为止最现代的权力组织”。[79]在他看来，官僚化使军队得以扩张。这类军队最终获得成功，就是因为非正式的、“松散的”军事组织在战场上被摧毁了。

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英国

让我们深入考察英国的情况，并将其与清代中国进行比较。英国毫无疑问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80]在九年战争期间（1689—1697），政府供养着11.6万人的陆军和海军。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期间（1702—1713），这一数字增加到13.6万人。在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这一数字是16.7万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1776—1784）这一数字再次增加，达到19.1万人。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开始，英国军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809年英国军队有234177名普通士兵，还有大约3万名军官和军士之类的人员。1813年英国军队中常规的英国和外国士兵的数量超过了25万。战争伤亡是巨大的：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每年的伤亡人数从来都不少于16000人。1809年伤亡人数超过了24000人。毫不奇怪，在数以万计的军人中有很多是外国人。英国政府最后一次依赖雇佣兵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3—1856），当时它雇用了超过16000名德国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大约有1/7~1/6的士兵来自国外。[81]令人惊讶的是，1819年政府通过了《禁止在外国服役法案》，禁止“任何本土出生的英国王室的臣民”参加“任何外国政治实体的军队”。[82]

通常情况下英国陆军的规模实际上相当小。但海军显然并非如此。甚至在和平时代海军也保持警备状态。英国议会批准的海员数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见表34）。实际人数一般会比批准的人数少3000~16000人。如同刚才已经提到的，这意味着在拿破仑战争激战正酣时，英国政府拥有将近26万名士兵，此外还动员了15万名海军。海军确实是一个“食人兽”。举例来说，从1776年至1783年海军招募了23万~23.5万人。[83]找到这么多水兵成了主要难题，因为作为一名海军参加大规模的海战会遇到复杂任务，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当然人们还要注意，不要导致商船雇用海员的工资过于膨胀。[84]许多外国人被雇用：18世纪90年代在英国的战舰上25%~30%的船员是被迫从军的爱尔兰人。[85]很多水兵在服役期间死去，这使问题凸显出来：1774年至1780年大约有20000人死去。[86]在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海军的伤亡人数进一步上升：皇家海军有9万名水兵丧生。1793年至1801年仅在加勒比海地区就有24000人死去。这一时期加勒比海地区陆军、海军和后勤交通等所有军队的死伤人数达到64000~69000人。[87]在海船上工作无论如何对健康没有好处：在运奴船上，通常有20%~25%的船员在航行途中死去。[88]

表34 英国议会批准的海员数量

资料来源：Hall, British Strategy，第11页。

表35　1775—1815年欧洲的海军力量（吨位在500吨以上的船只的总吨位数）（单位：千吨）

注：∗1785年前该国的数据包括了黑海。

资料来源：Duffy,“Worldwide-war”，第185页和第204页。

一些数据反映出英国舰队规模有多大，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扩大了多少。我在这里只讨论战舰，虽然这些战舰不能完全和“普通”船只区分开来。所以，战争中使用的总船数可能还要大得多。根据奈特的研究，我们发现1809年皇家海军的实际规模达到了最大值，即709艘服役的军舰。[89]霍尔估计的时期和奈特差不多，得出的结论是皇家海军总共有大约1000艘船只，包括小型战舰。[90]一直到18世纪英国都拥有欧洲规模最大的舰队。

英国的海军不仅比其竞争者规模更大，而且装备更精良，更有效率。[91]总之，在拿破仑战争达到高潮时英国有不少于40万名职业军人服役于陆军和海军。这些人在全球作战。在18世纪最后10年和19世纪初，英国陆军和海军参与了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等地的战争，数量惊人。即使远离本土作战，参战人员也可以有很多。举例来说，1793—1801年派往加勒比海地区的英国军队和英国出钱资助的欧洲军队大约有9万人，此时英国在其他很多地方也陷入了激烈的纷争。[92]然而英国的武装力量不只是政府直接控制的陆军和海军，除了这些人还有东印度公司的军队。1793年东印度公司的欧洲军队人数是18768人；1815年大约是31611人。而在这两个时期印度军队分别是69661人和195572人。这些军队完全由他们统治的本地人供养。[93]虽然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军队的士兵数量减少了，在印度的军事人员却进一步增加。仅在1857年兵变之前就有10万欧洲士兵（我找到的另一个估计是45000），此外还有25万士兵来自印度。[94]印度的武装斗争一开始就被英国政府外包给了东印度公司。私掠船也是如此，它们的影响不可忽略。虽然它们是私人企业，却得到了英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例如，1708年一部奖励法案正式通过，允许私掠船保留它们的所得，并承诺根据他们抓获的俘虏数量给予不菲的奖金。1744年国王特赦了愿意成为私掠人员的罪犯。英国政府在这方面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英国私掠船被允许攻击中立国的商船。它们像是皇家海军的附属部队。[95]我们讨论的不是一种濒临消失的现象。1793年至1815年，英国海军向私掠船发放了4000份特许缉捕令。[96]仅在1803年至1806年，就有47000人被免去义务兵役，就是因为他们在这样的船只上工作。[97]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许多私掠者和准私掠者相当活跃，如果他们想要违抗命令，政府也无法控制他们。虽然我只提供了少量传闻证据，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私掠者对正式武装力量来说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英国政府可以动员他们对抗敌人。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和法国都停止了发放特许缉捕令，这实际上结束了私掠船的行为。在国际法的要求和英国的施压下，这种做法在1856年被彻底废除了。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在与法国冲突的巅峰时期，英国还有很多人自愿利用业余时间在前线保家卫国。爱国热情被很好地调动起来以对抗拿破仑。主要的防卫任务落在了职业士兵的身上，但其他人的辅助作用不能说不重要。英国没有实施大规模征兵，但它的确通过发动民兵的方式加强了防卫，这些民兵通常在特定的时期工作，并且仅在英国国内服役。这些民兵通常占到军队总人数的20%。1803年志愿兵增加到414000人。1804—1806年仍然有大约30万人。接下来就是急速的减少，1812年少于7万人。1804年至1813年英国平均有大约80000名服役五年的志愿兵。他们的训练时间仅仅是每年12天或者24天。与民兵类似的还有大约3万人的后备军。所谓的“海上卫士”指的就是志愿保家卫国的海军，它们的数量有时能达到2.5万人。[98]

1801年英国人口不到1100万，1811年也才刚过1200万。那时候爱尔兰的人口大概在五六百万。根据我刚刚展示的数据，他们中有超过100万人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时期参与了对抗法国的战争。以下数据并非不可能：帕特里克·科洪1815年计算得出大英帝国的陆海军总人数超过了100万，他的估计包括了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力量。[99]琳达·科利认为英国是“一个武装起来的国家”，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100]拿破仑战争期间军队人数从未少于50万人，这还不包括皇家海军。实际上英国为战争付出的努力远大于这些数字展现的情况：这个国家养成了花钱支持其欧陆联盟军队的传统。由此花费的金钱是惊人的，支持海外联军对抗法国的费用总计达6600万英镑。[101]1812—1815年英国支付了1 /5~1 /4的军费给联盟军队，供养着50万军人，大多数是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士兵。如果我们把他们也算作英国的武装力量就能得出如下结论：在某些特定的时点，英国的武装力量达到150万人。即使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这个数字也很大。有这样一个估计，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供养的武装力量达到了成年男性的11%~15%，或者说是法国‘军事参与率’的3倍”。[102]如果我们看看英国横行全球的陆军和舰队，不难发现作为一个人口和领地比清朝一个省还少的国家，其后勤能力在世界上罕有匹敌。[103]愿意并且能够发展这种基础性权力，其重要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似乎被所有讨论“西方兴起”的学者低估了。

对英国社会来说，“战争生意”蕴含着制度合理化和制度创新，但是军事化程度比预想的要小。尽管在整个18世纪军事力量及其重要性都急剧扩张，但是直到拿破仑战败，英国的陆军和海军实际上都不是国家的构建者，而根据蒂利的观点，近代早期的武装力量通常都参与国家的建构。[104]相比普鲁士，英国的军事力量更加游离于政治和社会制度之外。[105]其常备陆军事实上规模相当小，而且以爱尔兰为基地。海军则得到了优先发展，规模既大又属于资本密集型，但是长期待在海上。大部分军队被派驻到英国以外，比如爱尔兰和一些殖民地，这些地方不得不负责给养。英国的陆军和海军当然是本国产品的大主顾，但是还比不上普鲁士军队。军队里通常有很多“外国人”，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人尤其多，但是英国也是德国人的雇主之一，当时德国是雇佣兵的主要输出国。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有1.9万名黑森人在英军服役。

长期以来军队由人数相对较少的地主阶层主导。对接受任命的军官的背景调查显示，1780—1830年这一主导趋势越来越明显。当然这不意味着职业化消失了。皇家炮兵和皇家工程兵中的职位不能购买。在那些部门，技术精湛是录用和提拔的标准。然而军队其他部门的军官职位，是可以花钱得到的，并根据在部队中的军衔和威望获得相应的官阶，从而晋升殖民地中尉军衔。在半岛战争期间（1808—1814）, 70%的军官靠资历和功绩获得提拔，20%是花钱买来的，其余人靠的是家族势力或者政治角力。在海军，航行指挥和检修可以确保技术专家的用武之地，但是一名军官的晋升步伐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其亲属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06]

仅就财政史而言，拿破仑战争是英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巅峰和转折点。只有迫在眉睫时整个国家才会武装起来。国家层面的征兵体系从没有得到实施，甚至没有计划过要实施。整个19世纪乡村贵族在军队中的重要性下降了，“业余军事传统”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像欧洲大陆那样的军事化，即各国为“国家”和“民族”战争做准备。英国的战争主要是在很远的地方进行的小型帝国战争。在国家建设的很多方面，包括军事方面，19世纪的英国走了一条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丧失了优势和基础性权力。当然，在打败拿破仑之后，英国就不再是这样了。[107]

清朝的军事

清朝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如果清朝中央政府像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一样动员人力，也就是说从居住在该国的每18个人中调出一个人参加陆军和海军，清朝的武装力量将达到1800万人！如果我们把英国出钱资助的50万联盟军队也算进去，并认为英国有150万人的武装力量，一个同等军事化的清朝将拥有一支2700万人的军队。

实际上（清朝）从来就没有接近这个数字，远没有达到这一水平。根据欧洲的标准，清朝军队规模很小。关于规模的数据众说纷纭，原因之一就是清朝满族军队的规模原则上是保密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估计和重构。18世纪末，不算数量不多的地方军队，按照军队的官方“记载”规模少于100万人。[108]清朝的军队基本上由两个独立的部分组成。所谓的八旗军原则上有24个旗，满人、蒙古人和汉人各占1 /3。实际上他们倾向于仅由满人构成。这些八旗军接近于西方所称的军队，即一个可以进行攻击的军事实体。[109]除了八旗军还有绿营军。绿营军更像是警察力量，主要由汉人组成，散布在全国各个发生小规模紧急事件的地区。八旗军有20万~25万人，最多30万人。[110]这里有一个问题，哪些人属于八旗军并不总是很清楚。对绿营军的估计见表36。

表36 官方指定的绿营军数量

资料来源：Powell,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第1章。这些数据都是基于以下文献：Wade,“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相似的数据参见McKeown,“Different transition”，第296页，在那里可以找到原始出处。有些绿营，只有1/6~1/2的人真的存在。同样量级的估计，参见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2页；Mote, Imperial China，第860—861页；Van der Ven,“Onrush of modern globalization”，第179页，估计有60万~75万人的军队；Woodside,“Ch’ien-lung reign”，第268—269页。

军队的总人数在80万~90万人。[111]考虑到清朝的人口有了很大增加而军队的规模相当稳定，与欧洲相比这令人惊讶。在17世纪80年代三藩之乱发生后，绿营军达到了90万人，八旗军在20万~35万人。战争平息后绿营军被裁减到60万人。[112]19世纪上半叶军队的总体规模相比以往没有太大的变化。1821年的一项估算得出，包括汉人、满人和蒙古人在内的正式军队达到了740900。[113]根据1825年的一项估算，八旗军由以下人员构成：10529名军官，236014名没有得到委任的军官和士兵，41422名临时士兵以及5327名工匠和仆人。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由京城牢牢控制，强有力地维护着满人的利益。我们之前提到的古伯察在19世纪40年代写道，至少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有123.2万人的帝国军队以及只有31000人的海军。[114]同样，人们可以找到不同的估计。根据1843年发表于《中国智囊》的一篇文章，清朝的军队由25万名满人和60万名汉人构成。[115]在我看来量级并没有改变，军队的规模显然没有什么可质疑的。根据法国领事尤金·西蒙的估计，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国的常备军队仍然不足10万人。[116]在这方面令人惊讶的是，16世纪中叶明朝的军队已经达到了大约84.5万人，而在1040年（宋朝时）甚至达到120万人。16世纪中叶中国的总人口毫无疑问远远少于2亿，1040年甚至少于1亿。[117]

不论出发点是什么，所有的专家都会同意，实际上清朝的军队比官方给出的数据要少，有时甚至少得多。发生冲突时真正重要的是一支军队的实力，而不是纸面上的武装力量，虽然当你必须为只存在于“纸面”上的士兵付军饷时他们确实很真实。阿谢德认为，在18世纪末实际军事力量接近50万，并“怀疑可以立刻投入战场的人数是否超过10万人”。[118]古伯察则认为能称得上有效率的职业军人只有官方数字的1/3。[119]其中有大量的村民以及懒散的八旗军，除了名称以外再不具备“士兵”的任何特征。邓钢认为，1851年绿营军只有一半的力量能够真的运转。[120]与欧洲相比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中国军队不懂得征兵，并且军队无法起到“国家学校”的功能。

按照欧洲的标准，发生战争时清朝能够动员的军队数量也比较少。根据一项估算，当1686年清朝军队在黑龙江地区与俄国发生冲突并第二次控制雅克萨时，只有2000~10000名清军士兵对阵350名俄国士兵。另一项估计则认为是5000名清军士兵对阵800名俄国士兵。不论准确数字是多少，考虑到这明显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这确实是很少的军队。[121]当17世纪90年代康熙皇帝与欧亚大陆准噶尔的领导人噶尔丹作战时，他有总共大约7万人的军队。1754年乾隆皇帝派出了两支各有2.5万人的军队干预准噶尔内部事务，以集中权力。濮德培为了说明清帝国的后勤能力，提到18世纪中期清朝在中亚的大战役总共牵涉三支主要军队，每支5万人。他们在每场战役中打了一两年。这意味着总共有15万人参加了这场战争。[122]我可以提供更多的数据，1788年清政府在台湾动用10万人的军队打击林爽文起义。[123]但是这不会改变总体的格局。简而言之，就我所见一场战争中人数最多的有30万人，这是清朝军队与和硕特蒙古军队的组合，1720年他们联合进军西藏并占领了拉萨。[124]与欧洲小国的军事动员相比，这样的数字都是偏低的。当然清朝军队也有他们的随从和随员。例如，到18世纪晚期许多人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被雇佣，到四川西部以及西藏进行开荒，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那里的经济发展。[125]

在这方面，参与战斗的人数不像西欧那样有明显的增长趋势。相反，我们要说：1644年满人用12万自己的军队以及6万蒙古人征服了北京。[126]然而，19世纪叛乱地区大规模的军队可以被动员起来反抗政府，这迫使政府也动员更多的力量。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不少于75万叛乱者试图攻占南京。太平军自称有130万人的陆地和水上力量。[127]通常很难知道这些数字是怎么得来的。根据邓钢的估计，他们的常备军队大约有60万人，同时活跃的捻军约有20万人。[128]对此也有不同的观点。例如麦基翁认为有85万太平军，但是这对我的主要论点没有影响。[129]

[1] 对于韦伯的这条定义，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第Ⅱ卷，第444—445页。Mann直接引自Weber, Wirtschat und Gesellschat，并做了简化处理。

[2] “相对来讲”普鲁士作为一个组织良好、中央集权和官僚体系的国家，可以参考Brewer and Hellmuth, Rethinking Leviathan。与传统观念更一致的详细阐述，参见Gorski, Disciplinary Revolution，第3章。

[3] 参见Hochedlinger,“Habsburg Monarchy”; Plattner,“Josephinismus and Bürokratie”。

[4] 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二卷，第447—452页。

[5] Jones, Emancipation of the Russian Nobility，第182页。同样，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定义。Brewer and Mann都估计，18世纪50年代早期构成普鲁士行政部门的人员，大约为3000人。但是，Mann指出，在普鲁士贵族庄园工作的官员未被统计在内。1804年，已有的数据显示，这些官员人数达到27800人，参见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127页；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390页。考虑到当时普鲁士人口少于英国，27800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6] 参见Dickson,“Monarchy and bureaucracy”，第334—339页。

[7] 参见Beller,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第103页。

[8] 参见Mann, Sou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393页。

[9] 参见Harling and Mandler,“From‘fiscal-military’state to laissez-faire state”，第54页。

[10] 参见Britain Hoppit,“Checking the Leviathan”，第284页，作者声称，1770年有7525名财政官员和1600名其他官员，并且说明了后一个数字只是一个猜测。他断言，1815年财政官员有21112名，其他所有官员为3486名。他认为从1815年到1829年有轻微的下降。

[11] 参见Harling, Waning of Old Corruption，第177页。

[12] Jupp, Governing of Britain，第136页。1815年，24598名官员的薪水总额为320万英镑。具体资料参见注释13。

[13] 参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315—316页。

[14] 第一个数字，参见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第452页注释16；第二个数字，参见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第119页。

[15] 关于必备的资质和政府官员的招聘情况，参见Fischer and Lundgreen,“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13—14页。

[16]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13页。数据和引文在第452页。

[17]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390页。他调查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奥地利和美国。

[18] 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13章有关英国的段落，以及Cain an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第38—50页，引文来自这篇文章的第39页。

[19] 参见Pratt, China and Britain，第70—72页，引文来自第71—72页。

[20] 参见导论注释134。

[21] 在欧洲的案例中，通常来说只提到文职官员。中国军事官员的数目不可忽略。邓钢称当时中国有2500名军事官员，参见其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5页。Elliott则认为超过10000人，参见Elliott, Manchu Way，第134—135页。

[22] 参见Hsu, Rise of Modern China，第45—59页。

[23] 参见第87—88页

[24] 参见Kreuzer, Staat und Wirtschaft以及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1章和第2章。

[25] 这些数字是没有争议的。很多文献中都可以查到，邓钢称，1700年，清朝有24150名文职官员领取薪水，而1850年则有26355名，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5页。

[26] 参见Simon, Paradies der Arbeit，第16页。

[27] 参见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1章。

[28] 参见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166页。

[29] 数据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806页和第808页。

[30] 参见Elman,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第584页。

[31] 参见Ho, Ladder of Success，第259页。

[32] 参见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1章。

[33] 参见Pines, Everlasting Empire，第105页。

[34] 关于中国士绅以及他们的训练和世界观的资料，参见Chang, Chinese Gentry; Ch'ü, Local Government; Elman, Cultural History; Ho, Ladder of Success; Osterhammel,“Gesellschaftliche Parameter”; Pines, Everlasting Empire; Row, China's Last Empire,; Smith,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35] “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的概念，参见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4章。

[36] 参见Mors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第72页。

[37] 参见Webber, Religion of China，第6章。

[38] 对“法家”和“儒家”之间差异的简要介绍，参见Folsom,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第1章，比较一下第23—24页；对最终取而代之的“官僚主义模式”与更具“封建主义”色彩的模式之间的区别，参见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23—24页；Duara, Rescuing History，第5章，后者分析了所谓的封建传统。

[39] 参见第一章注释336。

[40] 例如，参见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Mann Jones, Hung Liang-Chi。

[41] 有关中国行政体系改革和理性化的努力，参见Will,“Chine moderne et sinologie”和“Développment quantitatif”。雍正皇帝的具体措施，参见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有关改革税制的努力，参见Zelin, Magistrate's Tael。

[42] 参见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1章和第2章，其中提供了一些经典的案例。

[43] 参见Colley, Britons，第5章。

[44] 引文参见Pines, Everlasting Empire，第45页、第64页和第72—73页。

[45] 参见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引文在第364页，这一规则继续适用于近代早期的西欧，第474页。

[46] 参见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尤其是第16—20页。

[47] 参见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29页。

[48] 参见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29页。

[49] 有关英国和合约制国家，参见第一章注释299。对Tilly确定的时间进程以及依据的假设所做的严肃且令人信服的批判，参见Fynn-Paul, War,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

[50] 参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12章。对造船的介绍在第359页。

[51] 有关近代早期欧洲军队规模的估计，有时候很不相同，参见Black, A Military Revolution，第6页和第7页。Karaman and Pamuk,“Ottoman state finances”，第612页，有些数据在我看来不是很可信；Landers, The Field and the Forge，第13章第2节；Lucassen and Lucassen,“Mobility transition in Europe revisited.Sources and methods”，网络版，第65—102页；Poter,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第67页表3.1;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79页。我的数据全都来自这些文献，除非另有说明。最好、最详细的资料，来自英文的文献。

[52] 参见Gorski, Disciplinary Revolution，第80页。

[53] 参见Clark, Iron Kingdom，第215页。然而，Wilson,“Prussia as a fiscal-military state”中的注释68，比较指出，当在家乡以外被雇用时，许多军人就是外国人的身份。

[54] 参见Lynn,“Nations in arms”，第207页。

[55] 参见Stier and Von Hippel,“War, economy and society”，第244页。

[56] 参见Hochedlinger,“Habsburg Monarchy”，第88页。

[57] 参见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30页。

[58] 例如，可参见Bell, First Total War，第1章。

[59] 参见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第46页。

[60] 参见Luh, Ancien régime Warfare，第13页。

[61] 参见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第46页和第53—58页。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参见Landers, The Field and the Forge，第14章。

[62] 参见Lucassen and Lucassen,“Mobility transition in Europe revisited.Sources and methods”，网络版第67—69页。第69页有更多关于长期服役的例子，如1793—1834年，俄罗斯有25年的服役期。

[63] 参见Lucassen and Lucassen,“Mobility transition in Europe revisited.Sources and methods”，网络版第74—75页。

[64] 参见Harding, Seapower and Naval Warfare，第140页。

[65] 参见Baugh,“Naval power”。

[66] 参见Frykman,“Seeleute”，第57页。更多更详细的资料，参见Lucassen and Lucassen,“Mobility transition in Europe revisited.Sources and methods”，网络版第41—64页，有关“伤亡”的例子，参见第285—286页。

[67] 我举的例子来自Tallett, War and Society，第4—13页。围攻梅斯的例子来自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第24页。

[68] 参见Bell, First Total War。

[69] 参见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第151—153页；Black, European Warfare，第158页。

[70] 参见Bell, First Total War，第7页。

[71] 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改写自Black, European Warfare，第12章；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402—443页。

[72] 更微观的视角，参见Way,“Klassenkrieg”，第95—104页。

[73] 参见Moran and Waldron, People in Arms。

[74] 参见Childs,“Army and the state”，第61页。

[75] 参见Parrott, Business of War，以及Tallett, War and Society。

[76] 参见Bell, First Total War，第1章。

[77] 参见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第489页；Félix and Tallett,“French experience”，第158页；后者也指出，至1750年，法国军队中拿养老金的军官和拿佣金的军官一样多。

[78] 有分析表明，这实际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参见Allen,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第6章。

[79] 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424页。

[80] 基本资料，参见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30页；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中关于军队规模和海军实力的讨论；Harding, Seapower and Naval Warfare，第139页；Rodger, Command of the Ocean，第636—639页。

[81] 参见Hall, British Strategy，第1—3页。

[82] 参见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58页。

[83] 参见Rodger, Command of the Ocean，第396页。

[84] 在18世纪，技术娴熟且有经验的劳动力的作用在下降。18世纪末期，在英国皇家海军有1/4的人达到这一标准，就被认为足够了，参见Frykman,“Seeleute”，第63页。

[85] 参见Rodger,“Shipboard life in the old navy”，第30页。

[86] 参见Kemp, British Sailor，第139页。

[87] 数据参见Pope, Life in Nelson's Navy，第131页；Duffy, Soldiers, Sugar and Seapower，第334页。

[88] 参见Christopher, Slave Ship Sailors，第183—184页。Rediker, Slave Ship，第244页。

[89] 参见第五章注释121。

[90] 参见Hall, British Strategy，第1页。

[91] 对于如此高效的解释，参见第五章注释41。

[92] 参见Duffy, Soldiers, Sugar, and Seapower，第330页。

[93] 参见Duffy,“World-wide war”，第202页表9.2。

[94] 参见Duffy,“World-wide war”，第202页；Moore,“Imperial India”，第427页。45000名欧洲士兵的数据，参见Dalziel, Penguin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British Empire，第78页。

[95] 参见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22—26页。

[96] 参见Hall, British Strategy，第11页。Knight对特许缉捕令有以下定义：一份由海军军部发布的允许私有船只攻击文件中注明的敌国船舶的许可。他特别提到了英国的情况，但是这条法规在欧洲其他国家同样得到认可。参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537页。

[97] 参见Hall, British Strategy，第11页。Knight证实了这些志愿者的重要性及其数量，参见其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76页。

[98] 所有数字均来自Hall, British Strategy，第1章。

[99] 参见Colquhoun, Treatise on the Wealth, Power and Resources，第7页。

[100] 参见Colley, Britons，第285页。Cookson的British Armed Nation一书指出，当地权势和精英仍对战争资源动员起了重要作用，无论是情感上还是思想上。

[101] 参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388—389页。

[102] 参见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第5页。

[103] 参见Duffy,“World-wide war”。

[104] 参见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3章。

[105] 参见Childs,“Army and the state”。

[106] 参见James, Warrior Race，第327—334页。

[107] 参见，比如第五章脚注27。

[108] 参见Lord Macartney的估计，第188页。

[109] 军队驻地，参见Elliott, Manchu Way，第95页，他们通常不会靠近任何边界。

[110] 参见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2页；McKeown,“Different transition”，第294页，他提到了18万~30万这一数据；Mote, Imperial China，第860—886页。Van der Ven,“Onrush of modern globalization”，第179页；Woodside,“Ch’ien-lung reign”，第268—269页。

[111] 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30页。她提到的这个阶段是“清朝年间”。根据彭慕兰的说法，在18世纪80年代，清朝总共有大约90万军队。参见Pomeranz,“Weather, war, and welfare”，注释15。

[112] 参见Kessler, K'ang -Hsi，第108页。

[113] 参见Huc, L'empire Chinois，第254页。

[114] 参见Huc, L'empire Chinois，第254页。

[115] 参见Chinese RepositoryⅫ1843。这是应东南亚传教士的请求，于1832—1851年在广东发行的周刊。参见Latourette, 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第Ⅰ卷，第49—50页。

[116] 参见Simon, Paradies der Arbeit，第48页。

[117] 参见Huang, Taxation and Government Finance，第290页；Elvi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84页。

[118] 参见Adshead, China in World History，第246页。

[119] 参见Huc, L'empire Chinois，第254—255页。

[120] 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30页。

[121] 参见Black, War and the World，第72页注释20。

[122] 有关17世纪90年代的康熙战役和1754年的乾隆战役的数据，参见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181页和第272页；有关中亚地区战役的资料，参见Perdue,“Military mobilisation”，第776页。

[123] 参见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41页。

[124] 参见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235页。

[125] 数据参见Dai,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第180—182页。军队产生的经济影响，Dai,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第6页。

[126] 参见Wakeman, Great Enterprise，第Ⅰ卷，第310页。

[127] 参见Powell,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第21页。

[128] 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39页。

[129] 参见McKeown,“Different transition”，第296页。

第五章

军事与经济

军事导致经济革命抑或相反？

我们这里讨论的历史大分流，本身表现为世界上不同地区之间的巨大财富差异，但是在我们分析的漫长的18世纪行将结束时，同样也出现了政治和军事力量方面的巨大差距。任何严谨的观察者都不得不注意到这个问题，即19世纪是否“恰好”是世界经济霸权和军事政治霸权同时出现的时期，本书尝试聚焦于历史大分流中国家的角色，因此这一问题尤为重要。究竟是由“经济”决定“军事”和“政治”，还是相反呢？这些现象是否正体现了几个西方社会（首当其冲的就是英国）的根本力量？还是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关联？实际上也许根本就没有答案，但是人们至少可以讨论西方特别是英国的“产业”和“帝国”出现的时间，来思考这一问题可能的答案。“产业”代表了19世纪现代经济增长的兴起，而“帝国”则代表了政治力量在空间上的强力扩张。本章后面的部分力图说明，西方全球性的力量和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国家的特性。我将会更详细地讨论和说明，没有这些特征，西方的政治军事统治地位以及经济上的统治地位都是难以想象的。

让我们从“西方”借助工业化及其技术突破来统治世界这一命题开始说起。这一命题有众多受人尊敬的支持者。保罗·肯尼迪在其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关于英国海上统治权兴起的著作中清晰地表达了以下观点：

（工业革命）为这个国家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使其跃升至新的阶段，即当时唯一的世界强国。工业化不仅促进了英国在商业、金融和海运方面的霸权，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实力巩固了其海上霸权。[1]

之后，在同一著作中，他补充道：

“1815年之后，英国受益于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的海上霸权”，部分原因在于其竞争对手“工业力量相对薄弱”。[2]

已故的保罗·贝罗赫也相当直言不讳：“18世纪和19世纪殖民主义主要是工业发展的结果，但是反之则不然。”[3]20多年后，杰克·戈德斯通也明确表示：

并不是殖民主义和海外征服使西方的兴起成为可能，恰好相反，是西方在技术方面的崛起以及其他国家的衰落才使欧洲力量在全球的扩张成为可能。[4]

以上只是从众多学者的言论中，比如迈克尔·阿达斯、罗伯特·马克斯、斯蒂芬·莫里略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克莱夫·庞廷，[5]选取了部分更具影响力的学者的观点。与之对立的观点，即“帝国”以某种方式成就了“产业”，长期以来也受到许多学者的拥护，并且成为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的核心。而我的观点是，第一种观点低估了西方的扩张，这在以工业化兴起为标志的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之前就已经发生，表39和表40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这种观点高估了19世纪前50年工业化对西欧的影响；但是，沃勒斯坦的观点如果应用于整个西欧，无论如何有点过于无视这些国家的差别了，因为有如此多只有“产业”而无“帝国”或者只有“帝国”而无“产业”的例子。[6]

当然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否认在英国现代经济兴起时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后者被定义为“做事的能力”）之间有任何联系。这正是格里高利·克拉克的观点，他认为英国19世纪的统治力基本上只是其过去状况自然而然的发展，而且此时的英国人口有极大的增长：“因而，英国对世界的统治力的增长，似乎只是英国工人‘卧室劳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他们在工厂埋头苦干的结果。”[7]在他看来，帝国并不是由工业造就的，相反的关系也不存在。他对英国工业化的解释完全基于内生的角度。[8]

最后，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产业”和“帝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军事统治力的表现都是一种基础性的现象，是现代化、理性化或资本主义（理性化的一种）的兴起及其互相促进的结果。这一命题当然有多种不同的版本。马克斯·韦伯无疑是其最著名的支持者；在近期的学者中，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我想应该是迈克尔·曼。他的观点可以归结如下，在政治、思想、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拥有更多基础性权力的社会，相较于其他社会更易获得统治力。虽然未提出广泛的社会学命题，约翰·达尔文似乎也赞同这种观点，他提出“工业革命不是欧洲扩张唯一或充分的解释，欧亚革命实际上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变革：地缘政治、文化及经济”。[9]根据他的观点，欧洲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革命性改变，其直接原因不可能是与工业革命有关的经济效率的提升。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工业化几乎还没有开始。甚至直到1850年也只有英国成为一个以蒸汽和煤炭为基础的经济体，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发生得更晚。[10]这意味着英国在成为工业国之前，作为一个财政—军事体系和一个国家，其力量一定有特殊之处。据达尔文所讲，英国实际上是第一个现代化社会，如果我们接受他对现代化的定义：

对现代化的最好测试，可能是在一个社会中资源和人力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随着工作而自由流动，并在新的需求出现和感到新的压力时持续得到重新配置。理论上，许多不同的社会都拥有这种能力。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一些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原因，在1750年之后的几乎两个世纪里，欧洲西北部的社会（及其跨大西洋的后代）能够流动得最快，并且能够最好地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和政治压力。[11]

我完全支持这一观点，因为约翰·达尔文强调基础性权力不只在于经济，还有更广泛的多个方面。尽管他对现代化的宽泛定义使他看起来似乎更强调政治军事因素，例如他写道，“也许并不是欧洲的现代化获胜了，而是欧洲对暴力的超强组织能力使其获胜了”，或者“欧洲突然在欧亚大陆获得优越地位，是强势侵入其他地区或强行推翻原有统治的结果”。[12]我并没有看到这两者的差别，也不认为这种“超强组织能力”是这一地区的共同特征之一。

对于历史大分流是西方经济取得全球统治地位，还是西方政治军事取得全球统治地位，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立场取决于如何定义历史大分流。就我而言，历史大分流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现代经济在英国以及之后西方的其他地区兴起的直接结果。而现代经济的萌芽是由一系列能源利用和技术方面的革新造成的，同时也得到制度变革的促进和支持。这些能源和技术方面的突破正是其精髓所在：如果没有它们，就无法突破马尔萨斯式的天花板。[13]这对于确定工业革命和历史大分流的“发生时间”有重要意义。一直到1830年，蒸汽动力与传统能源相比仍然不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与此后的时期相比，传统能源在当时仍然被大量使用。冯·藤泽尔曼估计，大约直到1800年，全英国只有1 /10的煤炭被用于产生蒸汽动力。1830年这一数字大约增长到1 /6。[14]藤泽尔曼认为，当年固定式蒸汽机及海上蒸汽机的动力总和约为20万马力。1830年在火车上使用蒸汽机仍然处于初级阶段。[15]曼兴顿认为，1830年固定式蒸汽机有16.5万马力。[16]尽管这些数字绝对不可忽视，但是它们与以后的时期相比却显得苍白无力。1840年英国可用的蒸汽动力总和已经增长到了62万马力，1870年达到400万马力，1896年更是超过了1300万马力，或者说已经超过了3.9亿成年男子的劳动力。[17]毫无疑问，煤炭作为热能在1830年已经相当重要。[18]例如在钢铁生产方面煤炭无疑已经开始发挥作用。1700年英国仅生产2.3万吨生铁；1830年已经达到100万吨。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同样也只是处于快速稳定增长的开始阶段，20年后产量达到300万吨，在一战前夕甚至接近1000万吨。[19]这些产量增长无疑对英国的军事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如果说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战争形态已经实现某种形式的工业化，就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了，这不仅因为机械化的武器生产仍不存在，同样重要的是在海外战事中，交通和通信都还没有实现基础性的技术变革。当时火车尚未在战争中发挥任何作用，蒸汽机船也是一样，除了19世纪20年代的几次实验就再无进展。我们只能推断，在英国的工业化对军事技术产生影响之前，重要的帝国扩张就已经发生了。[20]以下是沃什布鲁克对英国征服印度的观点，这也适用于英国许多其他的扩张案例：

一般认为，（对印度的）征服始于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但是1757年英国还未取得多少技术上的优势或者实现工业上的现代化，尽管这些因素后来被认为标志着英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在印度，那些“前来征服的”英国人人数非常少，到1805年也只有3万人，他们用木船航行，带着上膛的步枪，这些枪还常常走火打到他们自己……这场征服的起点应该追溯到近代早期，而不是现代时期。[21]

在普拉西战役中，由罗伯特·克莱夫指挥的英国军队数量仅为对方的1/30，在英国人已经贿赂了对方军队的将领，对方保证不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也只是将人数上的劣势降低到1/13而已。英国人有8门大炮而对方有53门。著名的皇家海军无疑在大英帝国的形成中发挥了绝对核心的作用。但是，直至1845年它才购买了第一艘铁船。[22]引用格里高利·克拉克的话：

一直到工业革命的晚期，海军力量一直都建立在帆船的基础上。第一艘蒸汽动力军舰即法国的“拿破仑号”一直到1852年才投入使用。这仍然是一艘木船，而现代的铁甲战舰是英国的“勇士号”，1861年才投入使用。所以，直到1850年海军的舰船看起来都与工业革命之前的船舶很相似。[23]

西方在其工业化之前就已拥有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军事史方面的专家现在倾向于同意，（初期的）工业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军事都只有较小的影响。一直到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才开始受到“工业化”的极大影响。[24]远程通信方面的革命对战争有重大影响，这也是19世纪下半叶的重大突破。[25]从军事角度来看，西方国家早在工业化之前就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有效率。[26]令人惊讶的是，与工业化开始之后相比，英国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的领先地位在其工业化之前更为明显。[27]

英国在1780—1830年这段时期的扩张主要是在亚洲的一些地区，这一点并非无足轻重。在18世纪下半叶，西方财政—军事国家与东方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开始明显倾斜，以至于即使没有工业化带来的额外优势，西方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蚕食了现在所称的“印度”和奥斯曼帝国。尽管在奥斯曼帝国被征服的过程中，俄国的作用总是被忽视，但是最终19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被征服时俄国的入侵不可忽视。当前正在形成的共识是，由于同时出现甚至更早发生的“东方的衰落”使“西方的崛起”变得更为容易。当“东方”与“西方”在18世纪下半叶进行直接对抗时，东方的许多地区已经面临严重的国内问题。[28]例如莫卧儿帝国（实际上后来已经名存实亡）、萨法维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而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它们的未来会变得和过去有所不同。未来困扰全球统治者的，只能是西方的海上霸权，它在当时已经变得不可抵挡了。[29]尽管如此，“东方的衰落”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西方无疑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讨论新能源和新技术时，我们并没有穷尽19世纪30年代之前工业化对英国军事成功的所有影响。英国当时经历的经济转型可能早已影响了战争进程，这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以后，并使英国的国库更为充实。[30]人们可能会认为，英国当时经历的经济转型和工业化萌芽会对其财富有积极作用，并反过来增强其实力。然而，尽管当前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认为，18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确实进入了一个根本性的经济转型时期，但是他们不认为从18世纪80年代至1850年（!）的第一个工业化阶段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恰恰相反，多数经济史学家认为其影响微乎其微，且经济增长不会超过每年人均0.5%。[31]1830—1870年这一时期的增长大多都发生在最后20年。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并不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因此，财富的增长并不能解释英国在当时征服了世界上如此众多的国家。按照克拉克的估计英国的人口确实增长了，但是与“印度”和中国等许多亚洲国家相比，其人口规模依然非常小。

表37 英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Mokyr,“Accounting fo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4页表1。

1830年大英帝国已经较70年前扩大了两倍，并且已经成为当时地球上最重要的殖民大国。当时只有12%的大英帝国居民生活在英国本土，而后者在面积上还不到整个大英帝国的5%。再次重申，这些都发生在英国成为超级工业大国之前。因此，英国及其帝国在成为一个煤炭、蒸汽和钢铁的大国之前一定有某种特质，借助于此，英国征服了欧洲之外如此众多的土地，不仅战胜了当地的统治者，还包括欧洲的帝国主义对手，比如法国这一比英国大得多、居民也更多的国家。如果认为英国的这种特质就是它的财政—军事主义，这是否太过牵强？尽管西欧的政治军事实体很明显常常“成本高昂”：将如此规模的资金用于增强国家机器的威力，只有相当富裕的经济体才能够负担得起。如同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案例一样，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着复杂并且存在各种反馈机制的因果链条。但是就我而言，从地缘政治和地理经济的角度来讲，政治军事实体明显是有作用和价值的。它使小小的英国甚至在其成为第一个工业国之前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英国军事的根本性变革？

在近代早期的战争中，纯粹依靠人的蛮力显然最为重要，但这从来不是决定一个军队效率的唯一因素。决定军队效率的有一系列因素。杰弗里·帕克认为，西方在近代早期之前早已发展出了一种特点鲜明的“西式”战争，其特点包括：（1）极为依赖技术；（2）借助纪律来提高效率；（3）积极进攻的军事方法；（4）改进和坚持军事训练的能力；（5）拥有权力、组织能力和意愿为战争提供资金支持，并改变和扩大战争。[32]近代早期许多激进的变革都得以实现，以至于多名著名的军事史学家包括帕克自己都著书立说阐述“军事革命”，虽然这一概念在史学中肯定会受到质疑。[33]但是，即便一开始就质疑这一概念的某些方面，并且拒绝使用“革命”一词来描述这一历时数个世纪的过程，也不能或不会否认近代早期的西方战事确实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不仅体现在我们早已提到的规模和成本方面的巨大增长。

我只提及几个非常惊人的发展。谈到技术，最重要的是枪炮在陆战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海战也一样，而这对于西方获得全球统治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广泛使用枪炮是战术和战略发生变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反过来，这些变革只适用于一个拥有强大步兵和炮兵的军队，而且要比中世纪的军队更加专业化，重要的是更加有纪律。从这一角度来讲，在近来的文献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出“技术的核心地位下降了”，[34]因为通常被强调的是训练和纪律的重要性。许多学者现在认为，西方的成功如果没有卓越的纪律是难以实现的，这些纪律将有组织的部队中训练有素的士兵塑造成了典范。或者正如肯尼斯·蔡斯简明扼要的表述，“训练和纪律使欧洲人独树一帜”，以及“欧洲军事的卓越成就不仅仅体现在硬件方面”。[35]

西方的战争目标被认为具有侵略性，它们专注于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并歼灭对手，而不只是以战胜敌人为核心。毁灭对手总是被视为终极目标。这种战争目标从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并与交战时最大可能地使用纪律和暴力有关。一些作者如维克多·汉森试图将重点放在“西方的战争方式”上，他们认为西方在战场上的成功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只是由于资源积累或者技术运用等方面的运气所致。在他看来，自由的国家产生于掌握主动权的领导者和士兵，受到法律保护、免于专断行为的市民能够自由地“审查”战争、批评士兵，导致他们不断提高战略战术。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军事指挥的结构都是等级制的，但是并不过分臃肿，而且很好地适应了环境的变化。[36]在这一背景下，威廉·汤普森已经正确地指出，欧洲人结交当地盟友并利用当地政治结构中的弱点，以对抗欧洲以外的对手。欧洲在这方面的能力非常强。关注这一点非常有意义。另外，他们有时会避开真正强劲的对手，进而控制洲际远距离贸易和海上贸易。[37]

谈到改进和坚持训练的能力，西方军队的组织和指挥明显更加公正，更遵循科学和理性。就此而言，军队试图成为“常备”军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军队官员变得更加职业化。另外，拿破仑战争加速了这些发展。在动员的军队规模有了极大增长的同时，重要的组织变革也得以实施。当然这些动员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使战争“国家化”，并且由此增强了爱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重要性。[38]重要的技术变革不久便发生了，此时早已进入了19世纪。[39]随着规模的扩大、复杂性和成本的提高，发动战争和维持一支“西式”军队成为非常复杂、需要运筹帷幄的事务，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都牵扯其中。西方士兵的现金工资以及需要在市场上购买的必需物资也成为大事，需要大量复杂的交易。长期以来，这使军事企业家起到了特别的作用。然而最终政府将事务全盘掌握在手中，这并不是说广义上的“战争生意”被“国有化”了，许多私人企业家仍然参与其中，但是参与其中的私人贸易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定运营，因为政府不再将任何自治权转移给私人企业家。对于近代早期的西欧来说，说得偏激一点，典型的持久战提供了卓越的训练机会，而且迫使所有各方不断地“优化”和“改善”他们的军队。所有这些质的改变使这些军队更加锐不可当，并且让西方相较于“其他地区”持续保持领先地位。

人们当然可以争辩，英国是否确实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以及是否像那些捍卫和发展这一概念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这场军事革命引发了其他方面的重要变革。但是，我认为不可否认的是，从各种角度看，英国明显是欧洲迈向军事理性化和职业化潮流的一部分，特别是其海军。[40]它已经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尽管政府稳定的财政支持以及国家对皇家海军的优先考虑起到很大作用，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也不是规模的问题：有时法国舰队特别是当其与盟友的舰队联合起来的时候，与英国舰队规模相当。这显然是组织的问题，英国的舰队尽可能地活跃在海上，并时刻保持战斗状态，其舰船在英国内外的码头都得到了很好的维护，这有助于使舰队处于最佳状态，让海员恪守职责。在体格适合的英国人全部得到训练后，外国海员被允许应征入伍。借助这种方式，英国海军总是拥有充足的人员。在必要时，舰船和海员可以在商船和皇家海军之间转换，私人工厂也被用来为海军建造舰船。权力集中的英国海军部负责合作事宜。[41]在这几个方面，英国海军比其法国对手更有效率。英国海军的纪律也极其严格，当然这种现象在所有西方海军中都相当常见。[42]

中国的停滞？

在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中国当然并不都是完全停滞的。[43]它也不是明显“衰落的”。我们已经提到杰里米·布莱克的观点，他认为，18世纪清代中国曾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拥有最成功的陆上军事力量”。[44]他在另一部作品中写道：“17世纪时中国是一支具有军事能力的、扩张主义的非欧洲力量”。[45]他引用清朝曾经成功阻止俄国向黑龙江扩张的例子，以及清朝在蒙古获得了一些成功并最终征服了外蒙古的事实。但是他夸大了这些例证：我已经指出，只有很少的人参与中俄冲突，而且我想指出，当时俄国距离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还有一定的距离。蒙古人也许是强硬的对手，但是他们的军队规模不够大，也没有重型武器。简而言之，我们讨论的不是在西欧看到的那种大型战争，而是“小规模战斗”。引用濮德培的说法，18世纪中国军队确实赢得了许多胜利，而且在他们向“西”进军的过程中多次征服对手。毕竟这一百年清代中国的面积超过以前的两倍。谁不认为这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相当发达的标志呢？然而布莱克等人的观点却有点牵强。中国的成功更多的是告诉了我们对手的弱点，而非中国的优势。平定准噶尔无疑算是清朝18世纪的主要军事战役，但是如濮德培所写，这场战役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乾隆皇帝战胜他们时准噶尔的总人口大约只有60万。[46]总的来看，清代中国向亚欧大陆中部发起的突袭，比如伊犁、塔里木盆地、东突厥斯坦和西藏等地，可能占领的领土是惊人的并且对确保战马的供给很重要，虽然从严格的军事角度来看，这些并不是那么重要。在乾隆皇帝统治下清朝进军了缅甸和越南，但与中国相比这些是规模非常小、军队也很少的国家，其军事战役并没有大胜，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清朝在当时是一个军事强国。[47]

显然中国在18世纪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人们必须注意不能低估其军事力量，即便是在灾难重重的19世纪。在1881年我们所称的伊犁危机中俄国被迫做出让步，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数次打败法国。在中日战争将要爆发之时，人们还残留着一种对中国的钦佩之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社会，并且还有人对这一“唯一享有世界大国尊称的亚洲国家”感到惊叹，因为他们感到这个国家已经进行了一些使人钦佩的军事改革。由于中日战争后中国损失惨重，这种印象快速改变，对中国的描述变得很凄惨。[48]但是，无论人们想要多么精确地表达对中国军队力量的印象，必须认识到在18世纪这个国家获得的所有胜利都是在亚洲大陆上发生的，而且没有一场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没有一场是在海上。相反，英国军队在当时活动的范围、种类和强度都是非常惊人的：在许多次战争中都是与大国、强国对抗，并且其海军在18世纪末确实举世无双。

与欧洲相比，清朝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社会，其秉承儒家思想的精英阶级不喜争斗，这一点并非关键所在。汉斯·范德温写道：“将中国文化的精华是什么或者是否存在的问题放在一边，很明显中国的历史至少和欧洲一样暴力。”[49]这可能有一些夸张，但是清代中国确实是一个暴力好战的国家。人们可以举出许多战争的例子，比如叛乱、几次重大镇压甚至宗族灭绝，就像准噶尔战役以及其他几次战争。[50]但是无论他们想为自己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清朝统治者显然都将自己视为一群骁勇善战的将士。这里的关键是，中国的国家和军队并不是以像西欧一样的多元化体制运行的，它们能够把自己“限制”在较小规模和较低强度的战争中，因为它们的邻国不那么具有挑战性和危险性，这将在很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武器。军事史学家长期关注枪支。对“西方”来说，这些即使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由于在发展枪支方面处于下风，中国落后于欧洲，这一点渐渐得到众多证据支持而成为共识，我认为也确实如此。然而，18世纪中国面临的主要军事问题，例如西伯利亚大草原的边界争端，能否解决与更好的枪支没有任何关系。既然没关系，那么满人当时为何还要关心这些事？[51]到19世纪清朝本应该担心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太迟钝了。

尽管如此，总的来说与西欧相比中国毫无疑问在军事方面落后了。尽管有修正主义之嫌，但我仍然完全不认同在漫长的18世纪中国会有一场像西欧一样的“革命”，陆军不可能，海军更不可能。特别是在纪律、训练和标准化、先进枪支的广泛使用、将“科学”与“国家化”应用于军队等方面，像西欧发生的那种规模、范围和影响的变革，中国都不曾有过。历史的讽刺屡见不鲜，而其中之一可能就是西方先进的武装力量挽救了清朝的统治，因为19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朝统治者得到西方政权的支持，例如西方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直接干涉、提供现代武器和训练以及为军队提供军官，比如常胜军，如此等等。多亏了这些干涉清朝才得以维持中国统一，并维持统治。[52]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西方的支持，他们成功地在最后50年的统治中增加了所获得的收益。海关在1858年成立，在西方的监督下发展成为有效的收税工具。[53]西方大国归根结底并不想中国分裂。英国人一向喜欢与内陆地区进行贸易，而美国人说话已经越来越有分量，他们支持“门户开放”政策。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说，中国更害怕俄国和日本。

即使不直接比较18世纪的中国军队与西欧的军队，人们也能够发现中国军队的一些明显弱点，而这些弱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引人注目。[54]首先是我所讲的“组织上的”弱点。满人惧怕强大的地方军事领袖，这促使他们创造了一种分散化的军事结构。军事将领总是互相制约，这使其不可能积累过多的个人权力，以至于能够控制超过一个省的军队。即使在“自己的”省份，他们也永远不可能独立地享有真正的最高统治权。由他们直接控制的士兵数量通常很少。直到乾隆皇帝统治末期，这已经阻止了任何强势军阀无视乃至挑战北京。然而，这是有代价的：在需要时有效地调动一支强大且统一的国家军队并不容易。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削弱，我们看到了军阀的崛起，在一个或几个省份创造出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并且在日常事务上开始或多或少地无视北京。

军队由不同的力量组成，或者是满人（或蒙古人），或者是占多数的汉人，他们都有自己特定的组织和指挥，这并不能使效率最大化，在八旗兵和绿营军中继承军职是招募新兵的重要方式，这也使军队变得效率低下。[55]满族的精英阶层对其军队将领缺乏信任，特别是当后者不是满人时，这使他们选择了一种军官轮换制度，正像内政事务一样。这再一次阻碍了皇室发展出与军队之间的紧密联系。从严谨的军事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在中国被满人接管的行政系统中，军队人员的社会地位与内政官员比较起来仍然很低，这一点也不利于军事发展。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官和军队之间、不同种族——即满、蒙和汉之间、不同省份甚至不同军队之间的差异和分歧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正如我们随后将会看到的，中国在19世纪没有一支有效的国家军队。

第二个基本的弱点与资金有关。内政事务资金不足，而政府开支甚至不足以支付中国相对较小的武装力量的正常开销，更不用说对这些军队进行重大升级或者实现现代化了。我已经指出过许多士兵已经尝试自谋生路，供养他们自己和家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足；这还是在假如他们能获得一点收入的情况下。如果以白银支付他们的工资（这在当时十分平常），他们还要承担工资没有经通货膨胀调整的风险，通货膨胀在1750年到19世纪20年代都很严重。如果他们的工资以铜币发放（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那么他们从19世纪初以后还要面临铜价相对于银价急速下跌的问题。18世纪末期以后很多士兵非常贫穷。[56]这对他们作战时的士气和备战都没有好处。由资金导致的问题不断涌现。

这使我们想起了另外一些“弱点”。如果我们相信当时评论家的观点，那么曾经是清朝武装力量中流砥柱的满族八旗兵的效率正在下降。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绿营兵，虽然程度较轻。即使八旗兵确实受到过训练，他们的训练也非常传统且缺乏纪律。在枪支使用方面，他们基本没有任何训练，更不用说实战演习了。[57]在乾隆时期的几场大战之后，长期和平或者说没有战争，使得中国军队不再骁勇善战。相反，他们骄傲自满。实际上，只要政府能够保持警觉，不断收集西方强国的资料，与西方的战争是可以预见的，但是现实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即使他们为战争做了一点准备，也是针对旧式的战争。人们注意到中国军队在陆上的胜利，也只是相对于海上的惨败而言的。清廷从没有致力于发展强大的海军，而且一直低估英国的力量。[58]从这个角度来说，18世纪末期英国驻华大使马戛尔尼勋爵是一个极好的观察者，他曾有疑问，皇宫里的中国统治者何以能够想到：

几艘英国护卫舰竟然强于整个帝国的海军力量，半个夏天就能完全摧毁沿海地区的所有航船，并且使沿海居民民不聊生，这些居民只能靠捕鱼度过严重的饥荒。[59]

1809年清政府不得不依靠“外夷”（当时指的是英国人和葡萄牙人）帮助他们镇压南中国海的海盗，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改善这一状况，也没有真正开始建造一支舰队。[60]中国当时的海军力量连海盗都不能驱逐，之后还在1810年做出妥协，宣布大赦海盗。要知道这场海盗行动并非小事，有数据显示1809年相关人员的数量达到了近7万人。[61]

1812年嘉庆皇帝就批示过关于英美战争的奏折：

两蕞尔小国彼此构衅，事在夷洋，不值过问……嗣后如敢入禁地，必施以枪炮，慑以兵威，使知畏惧，且严禁贸易。[62]

他的继任者道光皇帝也没有在海军力量现代化方面投入更多的金钱，沿海防线的力量仍然严重不足。1834年两艘英国船侵入中国领海时，这位皇帝愤懑道：

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驰，一至如是，无怪外夷轻视也。[63]

我们已经指出，1831年中国海军只有3.1万人。中国在军事上几乎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意识到任何危险。它陷入了一种故步自封、盲目自大的境地。林则徐总督是当时在外国事务方面最为博识的中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他十分确定西方如果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将完全不是对手。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认为西方人不敢走到那一步。他认为英国军队由于裹腿而无法移动，而且英国人如果没有茶和大黄就不能存活。[64]耆英是当时广州的满族总督，认为外夷在黑暗中什么都看不清楚。[65]

最后，也有技术的原因。即使在现代史学中，对于为什么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传统解释，技术和武器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但是否定它们的重要性不免矫枉过正。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军队仍然有剑客和弓箭手，其枪支远不如英国军队的先进而且没有炮艇。[66]约翰·威廉·纳比尔勋爵1833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华贸易主管，在1834年写给印度格雷伯爵的一封信中问道：“一支使用弓箭、长矛和盾牌的军队，怎能对抗几个持枪、久经沙场的老兵呢？”[67]

如果借助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将18世纪中国最强大的军队放到欧洲战场上，那么它一定惨败；而如果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依靠相同的方式放到中国，那么它一定大获全胜。当然我们现在是按照反事实的方法在讨论，由于后勤方面的原因，西方人不可能长时间将一支精干、装备良好的军队转移到中国，更不用说中国转移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到欧洲了。然而，几支来自西方的小股部队就可以引发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我来说这显然证明了我的反事实讨论是有依据的。18世纪以后，军事领域的新观念和新技术毫不意外地从西方传播到东方，这并非偶然。[68]在军事方面，马戛尔尼勋爵很可能是正确的，上文我曾引用他对中国军队的评论，他在1793年再次将中国比喻为：

一艘老旧、疯狂的一流战舰，过去精明强干的官员使之令人惊奇地在海上漂浮了150年，现在以其块头和外表还能吓倒邻居，但是无论何时，一个无能之辈恰好成了船长就会无视纪律和船的安全。她也许不会完全沉没，甚至还会作为一艘将沉之船漂浮一阵子，然后会被海浪猛撞成碎片，但是她永远不可能在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69]

我们来看看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真正发生了什么。英国人派遣了16艘战舰、540门大炮、4艘武装汽船以及运载4000士兵的30艘船。他们就这样与距离祖国数千英里、有着4亿人口的国家开战，而且对清代中国来说，战争发生在自己的海域、自己的领土上，这是有利因素。那个人口众多，高度发展（按照加州学派的说法）的国家，被证明根本不是这支小部队的对手，并在几场只能被认为是小规模的战斗之后签订了屈辱的和平条约。中国在19世纪差点被从地图上抹去。孙中山认为英法可以在45~50天内征服中国。[70]而中国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殖民地，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对手没有联合起来，也不愿意接受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变得更强大。

战争、军事和经济创新

经济人……不愿意发动战争，而太多的经济史学家宁愿逃避与他们的想象不同的真实世界。

罗杰，《作为经济活动的战争》，第9页

18世纪的战争和税收可能是英国长期强大的两大重要因素。

贝克特和特纳，《税收和经济增长》，第401页

工业革命正是发生在拿破仑战争之时，且由此而致。

尼尔，《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第218页

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所有政府的核心事务就是战争。无论如何，它们的支出无疑与之有关。因而学者不断探索“战争”、“军队”以及“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在西方世界，战争以及备战十分常见，因而军事支出很高，尽管如此，西方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拉斐尔·托雷斯·桑切斯近期主编了一套有关财政—军事体系的丛书，想要解释“国家、战争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他认为，事实就在于“欧洲人成功实现了增长，不是由于享受了和平，而是由于借助了战争”。[71]

多数重商主义者认为，在强权与他们所称的“富足”[72]之间存在正相关，国家要靠军事力量变得强大。对他们来说，经济利益可以或者在必要时应该支持动用军队，这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没有这种标准的重商主义观念的人，比如拥护自由贸易的荷兰人彼得·德拉库特，也认为如果以为世界是安全和平的，那就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世界，特别是欧洲的不确定性，并考虑到有时我们需要通过贸易和航行与所有国家打交道，我们应该坚持一条实实在在的、普遍的原则，那就是对于荷兰来说，完全的和平只是痴心妄想、黄粱美梦、镜花水月，它被那些像妖女或美人鱼一样的人利用，让人们为其颂扬的和平美梦奋力一搏，欺骗这些盲目轻信的荷兰人，直到他们摔得粉身碎骨。[73]

想要追赶现代化国家的后发国家，无一例外地相信财富和武力互为前提，并且在中国和日本向西方“开放”以后，它们都想要“富国强军”，这并不是巧合。

战争以及更广义的暴力是无可逃避的现实，而且会产生重要的经济影响。如马克思所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士。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74]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桑巴特曾著书立说，讨论战争和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因而也与国家相关），以及利润和资本积累。[75]许多学者延续了他的研究。[76]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芬德利和奥罗克的《强权与富足》，在该书的许多地方，观点都非常接近拉普的理论，即“在近代早期的国际竞争中，竞争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私人企业”。[77]尽管他们仍然认为自由放任的政策和自由贸易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但是看得出来他们重视重商主义以及在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所有暴力行动。最后，正如很多主流经济学家那样，他们更偏爱简洁优美的理论而非混乱的现实。[78]2009年阿里吉在其《亚当·斯密在北京》中谈到了他所谓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和军备竞赛的积极作用。2014年莫瑞斯在其《战争，益处何在？》中认为，战争在“长期使人类更加安全和富裕”，而且“通过创造规模更大的社会、更强的政府和更高的安全性，战争已经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富足”。这种逻辑“随着时间流逝，也许是几十年，几百年”而愈发明显。人们可以用一句话总结这种观点：战争可以通过创建致力于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政府而发挥作用。[79]对于英国的这一特殊案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些学者强调战争以及备战并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害。[80]

想象使用武力能够带来的积极影响并不难。尽管有时当然需要付出惊人的代价，但是一场战争的胜者能够赢得一些东西：战利品、战败国的赔款和领土、一个被削弱的挑战者等。一次成功的力量展示能够获得回报，因为这可以被用来支持其经济政策，比如贸易和商人获得实际的保护，海洋战略得以实施以及势力扩张。一些人显然可以也确实从战争中获得了收益。无可否认，由于人们总是认为战争最终会有所回报，所以总是或多或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代价。如果我们看看欧洲的情况，每个人都认为战争会如计划一样发展，并且会得到良好回报。如果我们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欧洲人很明显将其施加暴力的丰富经验运用在其他大陆以实现其经济目的，比如以最简单的方式劫掠或者建立真正的帝国或贸易帝国。

但是，暴力的经济成本也显而易见。想象一下打赢一场战役需要花费的巨额财富，或者更糟的是花费了巨款最后却打了败仗。再想想由于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经济由此戛然而止。无论如何，即使对军事的投资最终被证明是有益的，难道不能有某种更简单的在一个更和平的世界中花费更少的方法，可以获得同样甚至更好的结果吗？为了证明战争和备战物有所值，人们不得不考虑其所有的社会成本和收益，并且将它们与没有战争和备战的反事实情形相比较。我们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我们只考虑直接的货币支出和收益，“除了一张臆测的收支平衡表，想要得出任何其他结果希望似乎太过渺茫”。[81]此外，为了制作这样一张表我们只能猜测，对于近代早期的欧洲人而言，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像一个固执的和平主义者或者一个坚定的自由贸易者一样思考，在欧洲近代早期那种崇尚战争和高度竞争的环境下，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战争、暴力、侵略以及不平等的竞争只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得不接受的生活现实。在战场上失利通常是无法接受的。暴力无论何时都没有经济理由。战争总是与一个王朝或者“国家”有关，而那些决定发动战争的人并不关心经济。随着时间流逝，经济因素确实在多个欧洲政府的决策中开始发挥作用，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它们的战争就有经济意义。即使一场战争在一开始看起来是有经济“理由”的，当它结束时，特别是当一国战败时，可能情况早已完全不同。战争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或者更广义地说是强权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在近代早期欧洲总是产生激烈的讨论，大多数人同意暴力和武力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只有强大的国家才可以拥有强大的经济。

另外，如果不是像重商主义者认为的那样，贸易是经济实力唯一的主要来源，在近代早期的世界中贸易至少也是经济实力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贸易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权。当代学者熟知并且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当英国终于能够只依赖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不用展示其军事力量就可以享有海上霸权时，工业化早已处于一个非常先进的阶段。但是，当时英国还无法拥有这样的地位。英国发动众多代价高昂的战争，这对其享有全球海上霸权十分有利。因此，这可以视为英国经济的一笔“投资”。我们永远不能从严格的收支平衡表的角度来确定这些战争是不是一笔“好投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些战争花费巨大。英国在1680年至1815年的军事总开支与同期英国国内产品的出口总额相差无几。[82]但是，再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英国完全不参加这些深陷其中的战役，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声名狼藉的战败者，比如奥地利、法国和德国，它们也成为高度发达、十分富裕的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不是只要成为战争国家体系中的一员并加入这场激烈的竞争，而并非赢得战争呢？

战争的经济影响：以英国为例

即使我们不能得到在讨论军事凯恩斯主义时提到的从收支平衡表角度给出的确定答案，即使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过时的问题，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战争的经济影响。因此，让我们尝试以此时的英国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对英国的影响相比太过微不足道，因而从中国的角度讨论任何战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积极联系，意义不大。在我们谈到细节之前，有几个评论与桑切斯的观点[83]有关，一方面是战争和财政—军事体系崛起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战争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的联系。在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20年代这段时期，无疑在全欧洲出现了财政—军事体系加速建立的现象。然而在大革命和在许多方面都很特殊的拿破仑战争之前，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体系的加速建立与不断升级的欧洲战火之间有直接联系。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之后，欧洲只有几场所有欧洲大国都参加的大型战争。陆军和海军方面的花费以及他们的规模都增加了，但是统治者非常小心，不让军队被完全摧毁从而损失所有投资。简单来说：备战确实加强了，但是实际战争并没有加剧。当我们考察经济时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18世纪包括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远不是一个出现了惊人经济增长的阶段。这意味着对于18世纪的任何时期，托雷斯在编纂其著作时可能都是基于错误的假定。这一一般性的结论也适用于英国。至拿破仑战争行将结束时，英国确实扩大了陆军和海军的规模以及在这方面的开支，然而却没有用武之地。谈到经济增长时，多数经济史学家都会同意，直到进入19世纪的前几十年，英国经历了一个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阶段，但是从实际GDP增长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增长。只有进入19世纪的前几十年，英国的实际收入才开始真正增长，当时税收压力即税收占GDP的比重下降了，政府不再有财政短缺，大战只是偶尔发生。在滑铁卢和萨拉热窝事件之间的时期，以欧洲的标准来说西欧非常和平。

这里又有英国的特质在起作用。首先，18世纪时它没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过一次大的战争，19世纪也是一样。在詹姆士第二次复辟（1745—1746）以后，这个国家也没有爆发过内乱。同样不同寻常的是，英国海军相对于陆军的重要性导致英国国家组织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那些国内驻有大量常备军的国家。[84]当然最重要的事实是，除了美国独立战争，英国从18世纪50年代到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为止，[85]没有在任何一场重要战争中失败过，甚至包括拿破仑战争，英国也所向无敌。在这些战争结束后，它迅速使军人复员并且将兵力集中于国内，其国内战争的规模与欧洲的正常情况相比是相当小的。

为了“评估”战争的经济影响，人们可能会着眼于直接的成本和收益，并试着将它们以一张漂亮的收支平衡表展示出来。尽管我不得不说，即使能够做出这样的表格，结果也会是非常负面的，而且我仍然认为做出这样一张表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而，那不是问题的关键。我想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说明过，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并不是积累而是创新。[86]因此我想着力阐明，战争是否为创新提供了根本的推动力。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不仅讨论了军事凯恩斯主义，同时也发展出一种不同的更为关注创新的论证思路。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军事主义之间的协同作用受到国家间竞争的推动，也确实形成了良性的循环累积机制，造福于欧洲人的子孙后代”。[87]据他所讲，拿破仑时期英国的转口贸易使英国工业能力成为国家增长的有效工具。[88]与中国不同，西欧的战争不仅成为完全商业化的活动，而且采取了持续的军备竞赛的形式。他视这种竞赛为“创新的主要源泉”，而后者在我看来正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标志。[89]按照他的观点，工业革命或者至少是资本生产方式的革命是“欧洲军备竞赛的副产品”。[90]韦斯和霍布森等学者也同意这种说法，并指出了英国早期工业革命时一些从军事部门扩散到其他经济部门的重要技术副产品的案例。[91]这样的例子显然是存在的。[92]但是，它能证明军备竞赛是“不断创新的主要源泉”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吗？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很难找到某一领域的学者否认“军事工业综合体”是创新的主要源泉。不过我同意伊懋可的观点，称其为“主要来源”不免有些夸大，而且最多是真假参半。[93]撇开“需求是创新之母”这一点不谈，这些解释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明了，[94]有许多例外，比如技术发展的主要来源是科学或者我称之为“技术的拼凑”。谈到我们讨论案例的时间顺序，战争的工业创新在许多方面都紧跟着市民社会中的工业创新，而不是领先于它。还有两点不同的反对意见。第一，为什么战争和备战的影响对不同国家如此不同？第二，我曾提到过，人们可能想知道，战争引发的创新是否不需要巨额的花费。我向任何试图坚持这一观点的人提出疑问，那些用于近代早期充满欧洲特色的军备竞赛的惊人巨款，是不是形成或者可能形成发明创造的最有效方式。然而，也许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是，没有战争带来的挑战，许多创新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因为它们不是任何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而是出于不能在战场上遭受失败的必然要求。这种必要性激发了本可能缺乏的努力。战争或者战争威胁毫无疑问是制造变革和提高效率的糟糕方法，对重商主义来说也是如此，但不容易弄清楚的是，在和平与公平竞争的时代该如何迈出“前进的步伐”。

高强度的军事化一定会有所谓的“动员效应”。战争或者战争威胁导致了下述情况：一个经济体的所有可用资源都尽可能高密集度地使用，产量和产能都被利用到了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成本的关心程度要比和平年代低得多。这意味着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被“动员”起来，而在很多前工业化经济中，这类资源总是存在的。一些学者认为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有所体现，他们认为这对于经济来说基本上是积极的，特别是这个国家由于战争都发生在他国的领土上从而免于战争破坏。[95]在这些战争发生时，英国国内经济在产量和生产率方面并没有受到影响。从18世纪90年代中期到1813年棉花产量增长了3倍。同一时期钢铁产量翻了两番，在基础设施方面也有了巨大的投资。[96]据估计，英国农民的收入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每年持续增长1~2个百分点。[97]在拿破仑战争末期，英国的经济急速增长。反倒是和平带来了萧条。历史提供了很多战争时期出现爆炸性增长的案例。荷兰经济的黄金时代大部分都处在与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时期。在整个20世纪，美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经历了最大规模的激增。对于胜利的一方很显然战争更有帮助。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法国经济是有害的。[98]它们标志着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次（更大的）分流。[99]

军事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满足这些需求对生产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例如几位学者发现，如果没有战争的推动，很难想象在蒸汽机生产、铁路和铁船以及许多在这些生产过程中迸发出的创新会出现激增。[100]另外，对武器和制服之类的标准化物品的需求产生了规模经济，并且随之刺激了生产的集中化。在运输和通信方面，军事因素一直很重要。在这些部门实现大规模现代化的过程中，军事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一时期从1850年之后才开始而且这时已经接近军事化时期，[101]即使战争本身真正的“工业化”以19世纪4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为开始的标志，[102]战争在专业化需求方面对经济的影响也很大。拿破仑战争基本还属于前工业化战争，因为人力和马力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革新也主要发生在组织、参谋和后勤等“软件”而不是技术等“硬件”方面。但是，它们对资源的需求十分惊人，而且对有关国家施加的产能压力是巨大的。英国加速实现“理性化”，[103]而不是仅限于一些最为突出的部门。罗杰指出，仅海军就在全国农产品市场上购买了1/5的产出。这必然会对农业部门造成影响。[104]

只关注战争的直接技术影响或者经济影响会产生误导。在欧洲，战争对组织的发展以及最重要的对国家体制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很可能是更加重要的。用蒂利的名言来说，“战争造就了国家，同时国家也推动了战争”，当然这也适用于我们这里讨论的欧洲历史。想找到任何与战争无关的现代国家组织，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人们只能认同弗朗西斯·福山的话：“战争最重要的影响可能不是谁赢谁输，而是它们产生的更深远的影响，这涉及战争对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形态的长期影响。”[105]这一点蒂利在《强制与资本》中也曾提到过，就细节而言波特的《战争和大国崛起》的描述更加细致入微，而且在我来看也更有说服力。莫瑞斯在《战争，益处何在？》一书中最后也有类似的主张，但是他使用的分析技巧较少，缺乏历史深度，而且没有引用上述两本书，这让人有点吃惊。战争总是作为制度变革的推动器而发挥作用，这些变革可以对国家的基础权力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英国为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化治理的许多有利的副产品，都与权力和战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果没有“重商主义”制度、组织和政策，没有调动资源的强大能力，拥有坚实基础权力的英国的产生与崛起是难以想象的。如前所述，危机总是能加快“理性化”的进程，例如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与“旧贪腐”及其他低效率事件的斗争。[106]战争及备战成为最重要的国家问题，在西欧它们与不断增加的、有组织的国际协议有关，而协议的对象慢慢变成了臣民。[107]对英国而言，创新对英国登上世界权力巅峰有根本性的作用，从广义上讲，创新产生了英国的“财政革命”，而所有的制度变革和创新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找到为战争买单的方法，并解决由此产生的各种公共债务问题。[108]显然，（财政）创新和战争有关。然而我们需要同样小心：对许多其他国家而言，在财政或其他领域，战争只是导致了权宜之计、更多的强制或者制造问题和混乱。那种正向联系并不存在，或者说很多时候并不那么明显。例如在近代早期的法国和西班牙就是如此。使这个问题更为复杂的是，这种联系在像普鲁士这样的国家在很长时间内并不存在，而普鲁士最终成为一个与荷兰共和国相比更加难以抵挡的军事力量。荷兰在很长时间内居民人数与普鲁士相近，并且在17世纪还是欧洲最富裕和财政体系最完善的国家。最后一例，奥斯曼帝国也不存在这种联系，而它并不缺乏战争。这再次说明，英国实际上非常例外，而且也再次提醒我们注意“需求是创新之母”“竞争推动进步”，这样的解释确定无疑。无论如何人们可能想知道，长期的战争是否真的促进了创新的涌现。我认为这样的战争和由此产生的资金需求，对财政革命来说肯定是不充分的，甚至可能是不必要的。实际上，后者通常是对战争环境的一种响应。

曼库尔·奥尔森在其研究中着眼于战争和制度变革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联系，他主张战争及其结果通常会摧毁“僵化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并消除所有反对革新的既得利益集团。[109]因此它们使社会能够以新的面貌重新开始。这部分可以参考托马斯·皮凯蒂，他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几个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摧毁积累的财富方面。[110]在战争中失败的国家，只要它们仍然保留有效的人力资本，通常在失败后也能实现强有力的发展和增长。罗森塔尔和王国斌在其《大分流之外》中也提出了在战争和经济增长之间更为间接的或者可能出人意料的某种联系，即长期战争使西欧的制造业生产如果处在城市之外就无法拥有安全的环境。因而制造业集中于城市内，并由于更高的工资促进了创新，也激发了迈向工业化的技术突破。对英国这个首个工业国且几十年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来讲，这种解释并没有什么道理。我已经在拙作《摆脱贫困》中讨论过他们的观点，在此只向读者指出文献的相关出处。[111]

以上讨论的联系都是间接的。战争一般是一项艰巨的事业，需要有组织的、制度化的基础设施，就此而言，战争与经济之间也存在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在西方，当时陆军和海军成为规模最大、花费最多且最复杂的企业。战争越来越现代化和“理性化”，并需要由专业化人才来实施。从这方面讲，战争也许确实发挥了“发明之母”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军队从劳动力和机器的使用、劳动部门以及所有大规模企业所需的后勤和管理安排等多个角度，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12]像马克斯·韦伯一样，他也指出在军队和工厂中纪律的重要性和作用。[113]

让我们再次深入探究英国的案例。在第二章，我们从相对量与绝对量两个角度展示了英国包括军事开支在内的政府支出数据。这些支出数额巨大，相关人员数量庞大。为了对军事组织和战争及其产生的广泛经济影响有更具体的印象，我在这里只关注英国海军。皇家海军是英国国内雇用平民最多的雇主。1700年其后勤部门有6500名雇员。1814年这一数字达到17300。[114]18世纪末一艘一级海军战舰有900名海员。建造一艘英国一般规模的舰船并为之提供相应的补给，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115]从组织的角度来说，当时建造并维持一支一流海军，绝对比调动一支陆军要困难得多。皇家海军不仅是一家大型企业，其生产还具有专业化和现代化的特征。引用詹姆斯的话：

其复杂性体现在作为第一家现代工厂，它所有的绳索和木滑轮都是由当时最先进的工业技术大规模生产出来的。1799年为朴次茅斯的干船坞排水的蒸汽式水泵更是当时的首创，1802年至1812年蒸汽机被用于锯木厂，当时每年能生产13万个滑轮。[116]

大量的资金和专业技术被用于军事投资。布鲁尔将其与工业投资相比较，非常具有启发性：

18世纪早期一家大型企业的资产大致超过1万英镑。安布罗斯·克罗利的钢铁厂当时被视为奇迹，有大约1.2万英镑的固定资产。18世纪末期建造一家多层棉纺厂的成本大约为5000英镑。比较而言，海军战舰的成本较高。17世纪末期海军建造一艘一级战舰需要花费3.3万~3.9万英镑，建造一艘二级战舰需要2.4万~2.7万英镑，建造一艘三级船1.5万~1.7万英镑。18世纪的后50年建造最大战舰的成本翻了一倍。1765年建造配备100门大炮的一级胜利号战舰花费了63174英镑。甚至建造小一点的皇家海军战舰也比大多数工厂的成本要高。[117]

在18世纪80年代，一艘配备齐全的新74门炮船需要花费近5万英镑。[118]在资金方面，战争完全使其他产业相形见绌。再次引用布鲁尔的话：

在18世纪的前50年，英国海军拥有20艘一级和二级战舰，大约40艘三级战舰，还有120艘较小的四至六级战舰。如果我们假定自17世纪之后船舰的建造成本没有增长，那么整个舰队大约需要225万英镑的投资，仅重置费用就占全国收入的大约4%。可以将这一数据与1800年西赖丁羊毛工业的243个制造厂的固定资产总额相比较，后者大约为402651英镑，平均每个纺织厂1657英镑。因此，英国国内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大约只相当于英国海军固定资产的18%。[119]

最后一个例子引自彼得·马赛厄斯，他提到一家高度资本化的大型伦敦啤酒厂——杜鲁门、汉柏里和布斯顿（Truman, Hanbury and Buxton）啤酒厂，在当时它被认为是一家巨大的制造厂。1800年其总资产是33.4万英镑。在这一总额中，啤酒库存价值10万英镑，原材料为7.5万英镑，应收账款如已送出但还没有收到价款的啤酒以及借款为10万英镑。“固定资产”、公共房屋租约和酒桶等总值为5万英镑，而去掉酒桶，真正的啤酒厂只有2.6万英镑。[120]

随着时间流逝，船舰的数量有所增加。皇家海军的有效规模在1809年达到最大，当时有709艘船舰总计469227吨可供调遣。1803—1815年，英国船厂至少建造了515艘战舰。此外，建造成本不断增加：1815年一艘在普利茅斯造船厂下水的百门炮舰成本大约为11万英镑。[121]而且所有这些舰船还需要养护。海军每半年需要花费1.3万英镑以保持一艘一级战舰的船体完整并适于航海。[122]

当然还需要提供船员。18世纪中期平均船员数量为4万人。[123]从1805年至拿破仑战争末期，皇家海军通常有超过10万海员和士兵。海军的维护费很高而且需要大量现金和专业化设备，还要在每次任务开始时就要准备好数月的食物供给和备用品。我们只能推测他们需要的供给总数：当时每个海员每星期有资格得到7磅饼干、6磅肉、7加仑啤酒、2品脱豌豆和3品脱燕麦，另外还可以有少量的黄油、奶酪和醋。如果供给允许的话，他们还能得到新鲜的肉和蔬菜。有时需要10万吨位的运输量来为陆军和海军供应这些物资。[124]人们可以想象，海军对现金的消耗并不多，因为船员只有在他们的船上服役时（比如在英国）才可以在港口领取报酬。

以上参考数据仅针对海军。当我们着眼于整体武装力量时，数据会更加惊人。引用彼得·马赛厄斯的研究：

考虑英国在1793—1815年英法战争中的全部军事花费，单是这一数字大概就达到了10亿英镑，其中有超过5亿英镑是由政府通过长期资本市场发债筹集的，期限超过了22年，而1750—1820年对运河系统的总投资累积约为2000万英镑，而运输投资是生产性投资中波动最大的。1809—1810年整个棉花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只有40万英镑，还不到当年军事预算4500万英镑的1%。[125]

我只能同意布鲁尔以下的两个观点：“作为一个组织，财政—军事国家让任何民间企业相形见绌”，[126]以及“如果我们对组织的历史而不只是生产的历史感兴趣，我们应该观察军事而不是民间企业”。[127]在规模和复杂性上，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战争的后勤部门。相比发动战争的成本，支持工业革命的成本只是“小巫见大巫”。[128]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东印度公司这个半私半公、半公司制半国有化的企业，在其所处的时代，它也是一家巨型企业。1815年政治经济学家帕特里克·科洪计算出这家公司为超过4.8万名英国臣民提供了直接的就业机会，而无论是在国内、国外或是海上，以各种方式靠东印度公司为生的英国人数量更是两倍于此。[129]我已经提到了东印度公司庞大的军队。[130]相比来看，175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顶峰时期一共（即在荷兰共和国、亚洲和其船舶上）才雇用了3.8万人。[131]

[1] 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第150—151页。

[2] 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第157页。我很好奇Kennedy所称的“不费吹灰之力”是指什么。

[3] Bairoch,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第82页，同时可参见第85页。

[4] Goldstone, Why Europe?，第69页。

[5] 参见Adas,“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第387页。Marks,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第11页；Morillo,“Guns and government”，第79页；Ponting, World History，第677—679页。

[6] 认为现代增长只能在一国成为帝国时才能继续的观点也是如此。在此，我引述了我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的分析。

[7] Clark,“What made Britannia Great?”，第51页。

[8] 参见Clark, Farewell to Alms。

[9] 达尔文所谓的“欧亚革命”，是指在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地缘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变革，在这段时间，欧亚文化和陆地之间的长期均衡，由于欧洲崛起并占据统治地位而土崩瓦解。参见Darwin, After Tamerlane，第160页。

[10] Darwin, After Tamerlane，第161页和第196页。

[11] Darwin, After Tamerlane，第27页。

[12] Darwin, After Tamerlane，引文在第27和第162页。

[13] 了解更多内容，参见拙作《摆脱贫困》第1章、第6章和第7章。

[14] Von Tunzelmann, Steam Power中关于煤炭消费的内容。

[15] Von Tunzelmann, Steam Power，第29—30页。

[16] Minchington,“Energy basis”，第356页。

[17] 数据参见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第292页和104页。

[18] 工业化进程中英国的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参见（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585页；Ma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481页；Minchington,“Energy basis”; Sieferle, Subterranean Forest，第88页；Von Tunzelmann, Steam Power。自1700年至1830年，使用的煤炭量从300万吨增长至3000万吨。至1900年它再次增长10倍，至大约3亿吨。到19世纪50年代，煤炭的出口量仅为总产量的百分之几。

[19] Matthias,“Economic expansion”，第10页；Mat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483—484页。

[20] 时间参见Etemad, Possessing the World; Dalziel, Penguin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British Empire。后者清楚展现了大英帝国是如何一步步成长的。

[21] Washbrook,“India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economy”，第89页。

[22] 关于“海上蒸汽船”的简单讨论，参见Black, War and the World，第166—168页。Headrick, Tentacles of Progress，第23—25页；Headrick, Tools of Empire，第1章和第2章及该书第36页关于铁船和皇家海军的评论，以及Pacey, 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第142—145页。技术在西方帝国主义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参见Headrick, Tools of Empire。“复仇女神号”是英国第一艘海上铁壳战船，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为东印度公司所有，并且从英国海军部获得了虏获敌国商船的许可证。

[23] Clark,“What made Britannia Great?”，第47—48页。

[24] 参见Black, European Warfare，第203页；Boot, War Made New，第114—115页；Lynn,“Nations in arms”，第212页；McNeill, Pursuit of Power，第225—227页、第233—236页和第233—236页，以及Murray,“Industrialization of war”。

[25] 参见Headrick, Invisible Weapon。

[26] 关于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的军事优势，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Black, A Military Revolution?; Black, War and the World; Black, War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lack, Military Power; Chase, Firearms; Hanson, Why the West has Won; Headrick, Power over People and Tools of Empire; Hoffman,“Price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Western Europe's comparative advantage”，“Why was it Europeans who conquered the World?”; Lynn, Battle; McNeill, Pursuit of Power; Parker, MilitaryRevolution; Parker,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Rogers, Military Revolution Debate; Thompson,“Militarysuperiority thesis”。

[27] 此观点参见硕士论文Maciej Hacaga, The British Global Hegemony 1763 - 1914 and Energy.The Intricate Nexus。我可以向感兴趣的读者发送一份PDF格式的文件。

[28] 参见Bayly, Imperial Meridian。

[29] Black, European Warfare，第12章。

[30] 此观点可参见Lynn,“Nations in arms”。

[31] 从这个角度来说Crafts and Harley的研究尤为重要。一些“结论”参见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125—136页，以及Mokyr,“Accounting fo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4页表1。

[32] 简短的解释参见Parker,“Introduction”。

[33] 这一概念1955年由Michael Roberts在一次名为“1550—1660年的军事革命”的演讲中提出，修正的版本参见Rogers, Military Revolution Debate。更多文献参见本书第五章注释26。

[34] Black, European Warfare，第196页。

[35] Chase, Firearms，第200页和第206页。

[36] Hanson, Why the West Has Won。对此的批判性的“回应”，参见Lynn, Battle。

[37] Thompson,“Militarysuperiority thesis”。

[38] 参见Black, Western Warfare; Wawro, Warfare and Society。

[39] 当时科技确实开始愈发重要，参见第五章注释24。

[40] 关于英国曾经发生“军事革命”的观点，参见Wheeler, Making of a World Power。相反的观点，参见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 Rodger,“From the‘military revolution’to the‘fiscal - naval state’”。

[41] 有关英国皇家海军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的海上战争机器的观点，参见Allen,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第5章；Baugh,“Naval power”，以及Morriss, Foundations of British Maritime Ascendancy。皇家海军和商船之间的人员交换，使一般商船海员的职业生涯经常在海军服役，参见Earle, Sailors，第12章。

[42] 参见Frykman,“Seeleute auf den europ·a·ischen Kriegsschiffe”，第65—72页。

[43] 关于清朝领导的中国军队的资料，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Di Cosmo, Military Culture; Di Cosmo,“European technology and Manchu power”，Di Cosm,“Did guns matter?”; Elleman, Modern Chinese Warfare; Elliott, Manchu Way; Fung,“Testing the self - strengthening”; Graff and Higham, Military History，尤其是Lococo,“Qing Empire”; Horowitz,“Beyond the marble boat”;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Lorge,“War and warfare”; Lorge, War, Politics and Society; Lorge, Asian Military Revolution; Powell,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Van der Ven,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Vam der Ven,“Military mobilization”; Waley-Cohen, Culture of War，以及Wang, Anglo -Chinese Encounters。关于现代中国战争的特殊问题，参见Modern Asian Studies 30, 4（1996）。

[44] Black, Warfa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31页。

[45] Black, War and the World，第72页。

[46]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285页。这意味着一个准噶尔人需要对抗超过400个中国人。还有其他更高的数字，但是两者比例的量级是类似的。

[47] 这些战役参见Elliott, Emperor Qianlong。1765—1770年侵入缅甸的战役参见Dai,“Disguised defeat”。戴莹琮将其描述为清朝曾经发动的最为灾难性的前线战役。清朝在1788—1793年的中尼战役中获得了胜利，但是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的胜利并不引人瞩目。

[48] 我在此引用并转述了Paine, Sino-Japanese War，第14—15页。

[49] Van der Ven,“Wa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第737页。

[50] 参见Elvin,“Historian as haruspex”，第105页。

[51] 更多背景参见Chase, Firearms，有关“中国”的部分。

[52] 更多信息参见Kuhn,“Taiping Rebellion”。

[53] 中国海关在1854年建立时，事实上有一个前身，即上海海关总事务司，它产生于一份中国海关税务司必须雇用英、法、美三国首脑指定的外籍人士的协议。参见Lyons, China Maritime Customs，第7页。赫德爵士是其1863—1911年的总税务司。这一事实符合王国斌的观点，即清朝在19世纪下半叶在征税方面是成功的。

[54] 我整理了注释列举的文献中提到的这些弱点，最有帮助的文献参见Powell,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55] 关于这种“地方化”，参见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56] 参见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57] 参见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Elliott, Manchu Way，第175—191页。

[58] 参见Wang, Anglo-Chinese Encounters，第2章。

[59] 这条引文参见Cranmer-Byng, Embassy to China，第170页。

[60] 有关中国海军力量的更多信息，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Andrade,“Company's Chinese pirates”; Antony,“State, community, and pirate suppression”; Murray,“Piracy and China's maritime transition”; Wang, Anglo-Chinese Encounters，以及注释61中提到的王文生的著作。

[61] 参见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3章。

[62] Westad, Restless Empire，第38页。这本书的参考文献有些令人困惑。

[63] Sng,“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

[64] Overdijking, Lin Tse-Hsu，附录6。

[65] 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192页。

[66] Headrick, Tools of Empire，第90—91页。

[67] 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175页。

[68] Ralston, Importing the European Army。

[69] 引文出自Cranmer-Byng, Embassy to China，第212—213页。

[70] 这条评论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31页。

[71] Torres Sánchez,“Triumph of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第14页，以及发表该文的著作的折页。

[72] 这一概念参见Viner,“Power versus plenty”。

[73] De la Court, True Interest and Political Maxims，第242页。

[74] Marx, Capital，第1卷，第916页。

[75] Sombart, Krieg und Kapitalismus。

[76] 我按时间顺序列出如下，Nef, War and Human Progress; Lane, Profits from Power; McNeill, Pursuit of Power; Sen, Military Origins of Industrialization;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Porter,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oper and Ruttan, Is War Necessary for Growth

[77] Rapp,“Unmak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hegemony”，第515页。

[78] 参见Reinhant在Journay of Global History上的评论。

[79] 这些直接的引文，参见Morris, War，第7页。

[80] 参见第287页的引文和第五章注释95。

[81] O'Brien,“Contributions of warfare”，第36页。

[82] 关于英国战争花费与贸易价值的对比，参见Harley,“Reassess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218页；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448—452页。

[83] 见第287页。

[84] 如果没有这些（战争、暴乱），会有怎样的影响，见Downing, Military Revolution。

[85] 令人惊讶的是，随着时间流逝，这场战争并没有对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贸易造成破坏性影响。

[86] 那正是拙作《摆脱贫困》的主题。

[87]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95页。

[88]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243页。

[89]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272页。

[90]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268页，阿里吉的观点基于William McNeil的理论。

[91] 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78—81页。Mumford也看到了其中的联系，参见其Technics and Civilisation，第163页。在书中他指出，总的来说“战争中的流血与钢铁产量保持了同步”。

[92] 参见，比如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12章。

[93] 参见Elvin,“Historian as haruspex”，第102页。

[94] 例如，在激烈的战争中，在生产和生产率方面施加的超高压，不一定对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因为无论常理还是理论研究都表明，这一定程度上对投入研发的资金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95] 例如，参见Davis,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Overseas Trade，第74页。Deane,“War and industrialisation”，第97页。O'Brien,“Contributions of warfare”; 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特别是O'Brien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论据，甚至在战争期间，英国也能持续在其经济中运用未充分利用的资源。参见本书中我对“挤出效应”的评论。

[96] 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352—353页和第392—393页。

[97] O'Brien,“Triumph and denouement”，第197页。

[98] 对于拿破仑战争对几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参见Aerts and Crouzet,“Economic effects”; O'Brien,“Impact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O'Rourke,“Worldwide economic impact”。他们对于英国和法国一些传闻逸事的评论，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12章。

[99] Verley, L'échelle du monde，第459—516页。

[100] 此观点参见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268页，他参考了McNeill的Pursuit of Power，第211—212页。

[101] 大陆几个国家的军事化，较之英国更加重要。

[102] 参见第5章注释24。

[103] 引自Bell, First Total War; Knight, Fighting against Napoleon，我的评论在第137—138页。

[104] 参见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第14页。

[105] 参见Fukuyama在Porter的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一书的封底的话。

[106] 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11章。

[107] 参见Tilly, Coercion and Capital中有关讨价还价的部分。

[108] 学者清晰表述了这种联系，例如Arrighi, Long Twentieth Century，第13页、第17页和第3章；Ferguson, Cash Nexus，各章以及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79—92页和第112—139页。

[109] Olson, Rise and Decline。

[110]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的“World Wars I and II”以及“Shocks”。

[111] Vries, Escaping Poverty，第184—186页。

[112] 更多评论参见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265页。

[113] 参见第391页。

[114] James, Warrior Race，第274页。

[115] 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像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自己建造船舶。

[116] James, Warrior Race，第274页。更多例子可参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12章。

[117]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34页。

[118] Baugh,“Naval power”，第238页。

[119]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34—35页。

[120] Mathias,“Financ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76页。

[121] 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315页、第368页和第359页；或参见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第10页。“一艘在1805年服役的74门炮装备齐全且可用的舰艇，成本大约为8万英镑，或者说是16个棉花厂的价格。”

[122]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35页。

[123] Baugh, British Naval Administration，第246页。

[124] Hall, British Strategy，第37页和第43页。

[125] Mathias,“Financ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72页。比较表17和表18中对成本的估算。

[126]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34页。

[127]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37页。

[128] Rule, Vital Century，第276页。

[129] Bowen, Business of Empire，第271页。

[130] 参见第265—266页。

[131] Gaastra,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第3章。

第六章

经济政策

西欧的重商主义实践

贸易是财政的基础，而财政是战争的支柱。

法国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1619—1683）

当我们仔细审视英国自由贸易的本质，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躺在“自由”之下的是垄断。

卡尔·马克思，《自由贸易与垄断》，

《纽约每日先驱报》，1858年9月25日

亚当·斯密曾言，人类“易物、易货、交换”的习性，总是与竞争对手的诱惑、恐吓和敲诈艰难共存。

西布赖特，《陌路人公司》，第233页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描述近代早期欧洲政府的经济政策，这个词就是“重商主义”。这并非没有风险，因为将重商主义描述为“欧洲的”经济政策很容易展现某种一致性和“系统性”，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一些措施只是临时性的，更多的政策也仅是权宜之计，而不是作为某些总体规划的重要部分，这时还称不上重商主义。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事情往往出乎意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大多数时期欧洲统治者就没有秉持某种“核心”理论与假设。不幸的是，这一核心思想往往从两个方面被曲解：一方面被扭曲为一心一意（如果不是头脑简单的话）的，而且错误地沉迷于通过贸易和贸易盈余获得作为财富的金银；另一方面，近来这被视为不过是一种寻租体系。[1]

要勾勒出早期欧洲统治者采用的一些（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经济政策的基本原理和目标，最好的办法就是追随德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瑞典经济史学家伊·菲·赫克歇尔的脚步。[2]他们和许多作者一样，将重商主义视为“经济国家主义”的一种形式。欧洲各国政府一直视欧洲国家体系中最成功的经济体为标杆并不断效仿，它们以在现代环境中为本国经济创造竞争优势为目标，而不是任由其放任自流。很大程度上这些经济体可能都拥有资源的比较优势。[3]这意味着它们会区分“好”的产出和“坏”的产出、“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他们想让本国生产或提供具有高附加值和大量副产品的商品或服务。他们通过在本国生产这样的商品来减少进口，并期望创造出口盈余。因此，重商主义隐含着各种促进制造业的政策。相比农业而言，大家公认制造业拥有更多潜力去创造财富。这样创造出来的财富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和政府而不是国民，关注的核心是国家财政和国家力量而不是国民收入和公共福利。[4]与国家实力的这种联系也解释了重商主义一词从何而来。大多数“重商主义者”将贸易视为壮大国家力量的最佳途径。制造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将制造的商品销往海外。这不仅使出口国的政府获得更多的税款，还会使进口国陷入贫困，因为他们必须为进口商品付出大量的真金白银。如此对方政府只能收取更少的税款。当然，若实际商品的进出口尽可能由同胞完成（尤其是在航运方面），效果是最好的。[5]例如英国著名的《航海条例》，这些措施的采取证明了这是事实。以下这段出自1685年英国某位威廉·卡特的引文，简洁清晰地总结了这一切：

如果国家财富仅仅来自制造业，养活我们的船运业和水手也主要靠制造业，如果国王关税的提高、迄今为止国家舰队的建立与维护、领海主权的保护，均依靠我们的贸易和贸易带来的财富，那么我们的金锭以及贵族和士绅赖以生存和维系的租金，就必定仅仅来自制造业。因此，必须将从事制造业的权利授予我，这才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6]

实施这样的政策，国家建构往往与国家经济的发展齐头并进。重商主义是一种双面现象：它通过移除国内贸易的所有障碍，以建设使国家经济活动“全国化”的统一体系。用赫克歇尔的话来说，就是“它反对一切束缚国家经济和国内贸易的因素”。[7]相反，在对外贸易中它却设立诸多障碍。赖纳特用两个主要原则鉴别这种潜在的重商主义发展政策，用现代术语可以描述为：第一，专门从事能够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商品和服务）且能够形成收益递增的行业。第二，试图创建一个能影响市场的有限竞争的环境。[8]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重商主义不仅是一项贸易政策，它也隐含着支持生产的大量措施。“重商主义者”力求“改进”。就此而言，即使我们现在所称的经济增长能够实现，也将一直处于一种极具“对抗性”和竞争性的“贸易嫉妒”（Jealousy of trade）之中。在这种环境下，一方的收益能够很轻易地转换为另一方的损失。

因此，重商主义是由广泛共识推动的遍布欧洲的运动。[9]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重点关注英国的实际经济政策。它恰好是重商主义的起源地，在实践中也将重商主义应用得最为成功。[10]这可能会使某些读者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总是倾向于将重商主义与柯尔贝尔掌管的法国或者弗里德里希治下的普鲁士联系起来。提到近代早期西欧经济发展的其他成功故事，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我只想提及荷兰共和国。它比那些将经济发展等同于欣然拥抱市场经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更加偏向重商主义。[11]

历史学家布里思科1907年概述乔治一世（1714—1727年在任）治下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1676—1745）经济政策的概况，适用于我们讨论的整个时期，当时英国采取的经济政策“必须使国内工业品免受国外制成品竞争，制成品自由出口必须受到保护，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要通过赏金和津贴的形式给予鼓励”。[12]沃波尔本人陈述道：“很明显，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制成品的出口和外国原材料的进口那样有助于提升公众福利。”[13]重商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经济国家主义的形式在精英中很受欢迎，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基本上是不言自明的。辉格党与英国保守党一样，都使用这些并非没有问题的说法，尽管他们的政见不合，但在1688年之后他们都坚信，国家必须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力求促进繁荣。[14]显而易见，在这样的背景下繁荣与强权相伴而生。丹尼尔·鲍声称在1650—1750年：

每个负责公共政策的人都认为，没有政权为贸易和领地保驾护航，英国的财富不能持续；同样没有贸易和财富，英国的保护也不能长久地维持。证据无处不在，且始终如此。首先要看的就是1651—1660年《航海条例》的序言，此外在《国富论》发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人不赞同斯密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强权与富足密不可分。[15]

就我们目前所知，即使亚当·斯密本人不赞同鲍将重商主义加在他的头上，他也会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国家权力和财富的学问，并且也会支持《航海条例》。[16]在1757年的一封信件中，霍尔德内斯勋爵认为所有人都将认同他的原则：

我们是士兵，同时还必须是商人：贸易依靠海上力量的发展，它们相互依存。依靠商贸获取的财富是国家的真正财富。[17]

在随后的数十年内情况并没有改变。1800年3月31日一份记录国王的大臣如何思考的备忘录写道：

显而易见，一个国家的现存实力和优越地位都取决于它通过商贸和海军获取的资源。它们密不可分。[18]

1825年政治评论员鲁大维称，自由贸易政策对英国将是一个灾难，并为保护主义唱起了赞歌：

当它们最大限度地免于（外来的）竞争时，我们的制造业取得了最大的进步。棉花生产还未知名之时，我们的棉花生产商已经生产出了行业内最好的品种，并且提供最大的价格折扣。我们的钢铁和另外几个行业早在几年前还远远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类行业，在完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现在已经与其势均力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它们。我们小心翼翼地将国外竞争者排除出国内市场，在这种有意阻碍竞争的体系下，我们的制造业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我们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制造大国。[19]

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才逐步被废除。英国以及其他重商主义政权十分注重武力与利益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实践中，这表现为他们毫不犹豫地利用武力甚至发动大规模战争来维护或者促进他们的商贸。在这一节里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

首先，让我就更多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展开论述。如上文所述，重商主义并不是简单地痴迷于贵金属。一些学者提出它不过是“重金主义”，这对重商主义者来说并不公平。这不仅仅是因为“迷恋”，毕竟重商主义者不是那么头脑简单，虽然考虑到金锭对于我们此处讨论的经济体有根本的重要性，也很有必要对其予以关注；还因为实际上重商主义者对财富和财富创造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埃里克·赖纳特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政府可以用上面的方法支持经济并创造财富。首先，他区分了中央政府能够扮演的三种角色：第一，作为供应商；第二，作为收入与分配的监管机构；第三，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者。然后他更具体地讲述了政府的第三种角色。他认为政府能够尝试如下做法：使国家从事正确的商业活动、为商业活动创造比较优势、提供基础设施、制定准则、培养熟练的劳工和企业家、创造需求特别是高品质需求、重视教育和知识、建立法律体系，最后扮演企业家和资本家的角色。[20]近代早期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对这些策略几乎照单全收。

重商主义在实践中也不是简单地寻租。将“重商主义时代”采取的保护措施单纯地视为所有各谋其利的有关党派，通过中央政府和垄断者的相互勾结来助长寻租的一种方式，这是片面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也有以特许权寻租的案例，例如对某些销售权的垄断。但是政府不会简单地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要求，充当一个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这仅仅是因为没有足够多这样的“共同”事务。[21]例如乡下的农业士绅、伦敦城的金融资本家、不断增加的工业实业家以及特许的贸易公司，其利益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羊毛部门与棉花部门、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和从事出口的新旧产业、特许公司和私营商人、伦敦港和其他港口，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皆是如此。此外更重要的是，国家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通常首先被定义为权力而不是利润。

奥姆罗德令人信服地表明，至少在他讨论的时期，英国政府的政策发生了转变。从支持垄断组织内的某些特定利益集团，到努力支持“英国联合体”，并且为国家和国家经济的利益而行事。[22]在英国这一案例中，真正令人惊奇的是各色人等在各种辩论中都不断提及类似于“民族”“联邦”“国家”“共同利益”和“国家利益”这样的词语，它们在概念上又不同于所有英国人私人利益的总和。[23]当然，要说清利益究竟为何物以及如何增进利益，从来都是不容易的。通常英国保守党和辉格党之间的对立随着时间推移也会发生意见分歧、冲突和变化。用高度简化的术语来说，英国保守党更偏向于“地产利益”，更倾向于将军事实力视为经济实力的基础，更热衷于君权和统治，更少反对王权和教会、专制和垄断，总体上更“重商主义化”。对多数属于金融界的辉格党人来说，最后的财富并不在于拥有多少土地，而在于作为生产力的劳工以及贸易。他们将工业和贸易珍视为国家繁荣的发动机，并更少采用零和博弈的思维。按照零和博弈，各国不可能同时实现增长。他们还认为在军事方面积极进取的强大国家是其精髓所在。[24]观点和重心的分歧当然存在，但是我们不应过分关注。此处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政府显然应该保护国家经济。

伴随着拿破仑战争，极具爱国主义精神的英国保守党人的军国主义思想确实有所膨胀，但是更多“自由主义的”辉格党人继续挑战英国作为军事国家的意图，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地赞颂发明者和探索者，甚至对他们的赞美都超过了军事英雄。对他们来说，经济是英国国家实力的基础，而不是军事力量的基础。1793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詹姆斯·柯里声称英国已至盛世，尽管其统治者的统治混乱不堪。[25]在秉承自由主义的辉格党人看来，如果没有来自工业和商贸的额外收益，英国在对抗拿破仑战争中是难以承担巨额花费的。[26]他们认为是机械和机械发明使英国跻身世界商业大国的前列，这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为重要。[27]一位出类拔萃的辉格党史学家麦考利勋爵在1834年写道，尽管英国从18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40年英国保守党的管理不善，但是工业使这个国家越来越富有。[28]在这种相互争论的背景之下，究竟是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还是保护主义最适用于英国，成为一个更热门的话题。[29]

在所有关于国家政治经济的讨论所涉及的有关“国家经济”和“国家”的争论中，都不能认为是普通民众的共同观点，或者说普通人的意见并没有被认真对待。1688年之后的英国依然是由精英主导的非民主社会。但是，政府代表的和政府期望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些特定的私人利益。当然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经济政策首先是发展整个经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扩张国家实力。这里的重商主义本身并不是创造经济增长的政策，也非旨在使国家工业化的政策，至少不符合这个词的现代意义。对于现在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概念，即某个社会的人均实际收入持续大幅增长，并不像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至少在理论方面当时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是这样的增长绝对不能视为寻常之事。无论对经济增长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持何种观点，在全球竞争的情形下，只有在实践中战胜竞争者以增加财富，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这一观点几乎总是处于统治地位。如果用现代术语解释，即“所有国家的扩张与财富总是基于外国人付出的代价”。[30]当然人们尚未明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一词，但是制定的重商主义政策在实践中确实包含了许多扶持制造业的措施。这些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

那些富民政策也是一样。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可能想说：“恰恰相反。”当某些依赖于“道德经济”的社会制度阻碍了国家的壮大和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通常会被精英统治者忽略甚至遭到攻击。[31]以英国为例，圈地运动和谷物贸易的自由化使商人们能够随时随地进行交易。重商主义政策不是为了保护地区或地方利益，而是以国家利益为先。重商主义国家是战争国家而不是福利国家。它们也不刻意保护劳工。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生产设备的引进和生产方法的改进有可能剥夺普通人的工作时，政府对此并不反对，甚至持“中立”或“支持”的态度。[32]除此之外，政府总是把重心放在管教劳工上并通常偏向于资本一方，以避免劳资之间的冲突。

“重商主义体系”的目标并不是为了给普通民众提供安全和财富或者说生计，虽然这在清朝统治者的议程上是一个优先考虑的目标。阅读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你能找到这样一条直白的表述，阿瑟·扬1771年写道：“除了白痴，每个人都知道下层阶级必须永远贫穷，并且绝不会勤奋工作。”或者这样一句出自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话，他在1714年以为了社会幸福的名义写道：“大量的工人阶级保持贫穷，这是非常必要的。”[33]威廉·坦普尔（1682—1699）说得更为直白：“让穷人勤奋起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除吃饭睡觉以外的时间都用来工作，才能获得生活必需品。”他声称如果“给予高工资，生活富足”，一个典型的工人将会在“一堆堆啤酒和熏肉中狼吞虎咽直到呕吐，然后继续大吃大喝，宿醉，像一只猪那样躺着，打鼾直到从睡梦中醒来”。[34]18世纪我们会看到这些方面逐渐在变化。更多的人开始从激励而不是生活必需的角度考虑工资的作用。[35]此外，关于自由劳动者也衍生出了更为积极开明的观点，按自己的意愿劳动成了每个人的基本权利。[36]

考虑到对普通劳动人民异常苛刻的政策，英国并没有依靠社会革命而是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剧变，例如工业化以及各种长期而艰苦的战争，来瓦解现有体制，这十分令人奇怪。显然，英国社会有足够的民族凝聚力，政府手中也有足够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以掀起一场大规模的风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确保贫困救济制度的实施，就此而言政府的努力不是完全没有效果。

对英国重商主义和劳工的一些评论

相比其他国家，英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壮大自己的国家呢？让我从一些对英国国内情况的评论特别是对劳工的评论说起。一个国家要具有国际竞争力，其劳动力成本必定不能过高。英国的名义工资非常高，但显然他们并非没有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竞争力应由“市场”决定。这非常符合当时英国的形势，即将英国的国内贸易变成真正的自由市场。但是即使在国内，政府也并未真正放任“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在它认为这样做是出于“国家”利益的时候。

就西方兴起的宏大叙事而言，在本章中我想反驳的一个论断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出现与“自由劳动者”的形成几乎相伴而生。一些数据显示非自由劳动者对作为“资本主义摇篮”和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英国是多么重要，这些数据提供了有用的信息。[37]在后文我将给出详尽的数据。我只是想用数据来清楚地说明我的观点，即使在英国也有数量惊人的劳工是不自由的。在全球范围内，劳工毫无例外仍是不自由的。阿瑟·扬认为，1772年全球只有4%的劳动力是自由的。用他的话来说，剩下的96%都是奴隶、农奴、契约奴或者附庸。[38]从全球视野来看，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在整个近代早期非自由劳动者的重要性不减反增。而更令人吃惊的是，18世纪在开明的欧洲甚至英国非自由劳动者也是如此重要。

总体而言，英国的法律对雇主非常照顾，对雇员却异常苛刻。我们不能忘记，即使所有英国人（确实是指所有的英国公民）都是自由人这一理念在当时可能已经非常普及，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者在当时的世界里仍然是极不寻常的概念。许多合约条款都是相当片面的。当时即使劳动力被视为自由的，通常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这些限制如今在西方世界会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在斯坦菲尔德的著作中，自由劳动者出现在英国和美国的法律中更多的是在19世纪，因为他认为只有在那个世纪我们定义的自由劳动者才真正出现。[39]在我看来，他是正确的。让我先列举一些对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有限制作用的全国性法规。一个真正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在近代早期，这样的流动性不符合传统的规则：人们必须定居且归属于某个确定的地方和群体，而劳动力的流动总是伴随着流浪、贫困和犯罪。这种所谓的《定居法》是自由迁移的严重障碍，它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直到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才被废除。最初这是为了防止“可能需要救济”的人，即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也许有一天需要救济的人，定居在别处而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居住区。这被证明是过于严苛了。因此一段时间以后，在实践中只有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才能被送回他们最初的居住区，这意味着流浪的人需要证书来证明他们到底属于什么地方。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这些人可以得到豁免，例如给予救济金而不是被迫返乡。随着时间的流逝，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渐渐弱化并最终被取消。但是对贫民来说，这些法规的存在仍然长期限制他们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40]

提到更为直接的干预劳动关系的形式，除了其他的以外，还有一部所谓的《工匠条例》，它始于1563年，用于处理学徒关系，控制劳工运动，到1814年才被正式废除。按照所谓的枚举交易的法规，年轻人要做数年学徒，并被当作儿童来对待，尽管他们显然已经是成年人。标志着劳动力市场更“自由化”的1814年改革，实际上对规范劳动关系的合同并没有实质影响。总的来说，1720—1850年与工作有关的刑事制裁得到了强化。许多法律被用来加强违约时的刑事制裁，对于拒绝工作的人也有相应的处罚规定。雇佣劳动者被视为家奴，提供服务天经地义。“仆人”这一起源于16世纪之前的词，被越来越多地用作任何类型的雇佣劳动者，包括雇佣工人、技工和其他工人。这样的仆人通常被视为主人的财产。[41]家奴的数量巨大，从严格意义上说绝大多数是女性，1851年就有90万人。早在19世纪初，帕特里克·科洪就估计有80万家奴。这个数字当然太高了，但是如果我们把从事有工资的家务劳动的所有妇女计算在内，这也许不是太离谱。[42]尽管他们是以合同为基础的领薪劳动，但其地位使他们无法享有现代意义上自由劳工那样的自由。[43]这几乎是所有为别人打工的劳动者的共同处境。

在1880年之前，用现代意义上的合同来表达以自愿为基础的双方义务，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形式。尽管合同存在，“自由”劳动力仍然长时间地被视为雇主的私人财产。雇主声称“自由劳工”违反合同的多种形式，继续甚至愈益得到刑法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监狱是为工人而不是为雇主准备的。类似的不平等也体现在《禁止结社法案》中，该法案一直有效，直至1824年才稍有松动。它禁止工人为了提高工资而“联合”起来，反之，雇主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轻易联合。在英国工业化初期，自由劳工并没有越来越占优势。由于存在“自由劳工”，英国并没有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早实现工业化。甚至相反的情况可能是正确的：“除了英格兰以外，没有别的地方能够如此长久而持续地执行国家劳工法。”[44]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劳工权利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作为工业革命和新型“自由劳工”典型代表的工厂工人，在英国所有工人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45]此外，在工业化最初阶段以及在此之前，在英国工厂工作的大部分人都是妇女和孩子。他们的地位尤其是作为家庭的成员，明显受到了限制。1832年英国某家拥有34.4万名员工的工厂，只有26%的男性超过18岁，30%的女性超过18岁。在1835—1870年棉花和羊毛工厂的所有员工中，44%都是18岁以下的男性和女性，[46]只有31%~35%是成年男性。[47]实际上，雇佣劳动在农村比在城镇更为常见。

我已经指出，在一个现代观察者的眼里，即使当时的劳工被视为自由的并且拥有合同，自由程度仍有很多可改进之处。孤儿院里的孤儿、在所谓的“济贫院”和“感化院”工作的人、乞丐学徒、矿工农奴、强制为皇家海军服务的男人或者投入到工作中的罪犯等人，很多时候甚至根本就不会提及代表自由双方自愿签约的合同。在济贫院或感化院工作的人数1776年达到9万人，1850年达到12.3万人。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并不是如最初设想的那样是身强力壮的全日制在职成年人。但是，这些地方还是安置了大量的劳动力。[48]成千上万的人，在18世纪70年代每年有9000人到1.3万人在感化院工作。[49]在工业化的头10年，成千上万来自济贫院的孤儿或儿童，作为乞丐学徒为事实上拥有他们的磨坊主工作。他们受合同的约束，在磨坊工作直到他们成年。例如到18世纪90年代末，棉花产业大约1 /3的工人都是乞丐学徒。[50]在苏格兰的矿区直到18世纪最后25年人们还能找到所谓的矿工农奴，他们为生活所迫，被束缚于矿井之中。[51]

加入陆军或海军的人通常也不是那么自愿。[52]我们已经概括性地指出了这一点。[53]英国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毫无疑问，有些人为了冒险而参军。然而更多人却是被贫困驱使，继而被引诱或者简单地说被误导。尤其是海军，许多人实际上被迫服役。贫穷和缺乏选择一直是“自愿”参军的最重要原因。1846年英国2/3的军队新兵因为一贫如洗而选择入伍。并非偶然的是，许多士兵来自爱尔兰。大多数人都在酒精的驱使下入伍。军队需要大量的人，并且需求由于人员伤亡和逃亡而进一步增加。因此在军队特别是海军，以各种引诱和胁迫的形式来为军队招募源源不断的士兵以弥补巨大的损失，看起来都是合理且正常的。陆军招募军官支付的津贴比海军支付的要高得多。如果不抓壮丁，皇家海军将招不到足够的海员：强制招募的水手和所有年龄在18~55岁熟悉大海的人在战时都在舰队上服役。这一政策到1833年才被废除。让我再给出一些数据。在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 18.5万人至少在海军的某艘战舰上服役一次，相当于9%的成年男性：他们中的一半可能是被迫的，即大约9万人。[54]1776—1783年约1/3的人被强制在皇家海军服役，即大约8万人。[55]该政策有坚定的支持者。其中一位支持者讲道，这将使国家清除懒惰且堕落的寄生虫，把他们变成最勤劳的人，甚至成为国家的勇士。[56]需要的人数如此之多，所以为皇家海军和商船招募足够多的水手必定不是易事。在危机和人数严重短缺的时候，商船提供的工资远高于军舰，商船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意，总是试图并最终总能成功地抢走军舰的水手。这往往使征兵人员在临时工和失业者、恶棍、罪犯、囚徒和以前的叛军中招募新兵。外国出生的背景并不能使一个水手免于强制兵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1807年仍有大约6000名美国公民是英国海军，并声称他们都是被强制服役的。[57]英国军队极需要男性，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它购买了10%输送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很多人不仅不是自愿参军，而且发现离开海军几乎是不可能的。直至1829年，大多数新兵都被诱导承诺无限期服役，这意味着通常要当21年的步兵和24年的骑兵。原则上在海军服役也是无限期的。1806年倡导七年有限期服役的尝试在实践中并没有生效。[58]凡是进入部队的人都要遵守非常苛刻的纪律，并任由其上司摆布。这些上司决定士兵是否可以离开部队。在战争结束时他们往往会这么做，让一些士兵和水手回家。

在军队服役的劳动力是英国劳动力的主体。他们发挥着“军事工人”的作用，捍卫和壮大了英国的经济。此外，在海外他们还经常执行军事以外的其他任务，如修建道路和要塞等。在整个欧洲，如果有必要的话殖民地政府会将士兵作为一种廉价、温顺和非自由的劳动力使用。据估计，从1815年至1900年，600多万欧洲士兵参与了帝国的创建，并且有相当数量的人留在了殖民地。200多万俄国士兵跨过了乌拉尔山脉。当然在这里让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在这一时期的某些时间里英国活跃在海外的士兵超过了100万人。[59]不把军事人员视作生产性劳动力，这是一个重大且常犯的错误。[60]在漫长的18世纪，分析和了解英国的经济实力却不系统地考虑军队，根本是不可行的。

按照现代的标准，成千上万工作在大英帝国各处的合同工人也难以算作“自由劳工”。1770—1775年，所有移居到美洲13个殖民地（后来的美国）的欧洲人中有10.4万名契约奴，5.2万名罪犯和囚徒，只有15.2万名自由人。[61]17世纪30年代后，1/2~2/3移民到美洲殖民地的白人为合同工人。17世纪定居在弗吉尼的人中75%或者更多都是仆人。[62]合同工人的地位往往与农奴差不多。这样的人有很多。斯坦齐亚尼亚认为，直到19世纪30年代整个欧洲约有30万人可能都是这样的。[63]囚犯也被迫提供劳动。1718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每年有近1000名罪犯离开英国。[64]英国输出了约5万名犯人到其北美殖民地，特别是来自爱尔兰的犯人。当这不再可行后，澳大利亚成为他们驱逐罪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1788—1868年不少于16.5万名罪犯被送到澳大利亚做苦役。犯人经常从帝国的一处被运送到另一个处。1787—1825年，4000~6000人从印度被送到明古鲁；1790—1860年约1.5万人从印度被送到海峡殖民地。[65]我们已经提到过放逐罪犯的政策。这表达了某种“政治”含义，这通常意味着将穷人和失业者送到国外，最好是殖民地。这一政策也存在于英国，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变得不再那么受欢迎。[66]

当然，与自由劳动者完全相反的就是奴隶。在英国也有一些人被称为“奴隶”。在17世纪早期，许多被强行征召进入皇家海军的印度人进入了英格兰。许多人都只是在英国人的家庭中为其服务。到18世纪，他们的处境变得与非洲的奴隶相同。他们的工作没有薪酬，可以被转售，并且几乎没有任何机会重获自由。当英国议会试图更好地控制东印度公司时，新的规定被强制执行：要求公司负责这些奴隶的生计，并为他们提供一条回到印度的安全通道。据迈克尔·费希尔的估计，1800—1813年大约10000名仆人或奴隶依靠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费用被运回印度。[67]但是，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奴隶就意味着谈论大西洋贸易，确实如此。这当然不是讨论大西洋奴隶制度的作用与重要性的地方。对于这样的讨论，我建议读者阅读参考文献。[68]我只想在这里再附上两点评论。第一，人们不应该忘记非洲和亚洲也大量使英国经济从中获利的奴隶劳动力，这确实与印度的情况相同。[69]第二，除了这些“真正的”奴隶，印度劳工也直接为东印度公司所用，相比自由劳动者，他们更像奴隶和农奴。东印度公司解散之后，劳工的状况并不一定得到改善。在印度部分地区的一些新茶园里如阿萨姆，情况骇人听闻。成千上万的苦力在那里工作，那几乎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奴役形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70]即便是这样粗略的概述，也能表明非自由劳动者是当时英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基础。“资本主义”英国直接或间接获利于大量国内外和海上的非自由劳动者。此处描述的自由和非自由是法律意义上的，因此“国家的问题”也值得在此处讨论。

英国的贸易：禁令、关税与扶持

在上述案例中，重商主义者试图促进出口商品的生产。直接促进某些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具体措施有很多，我会提到几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最为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就是各种《航海条例》。这些条例事实上是不列颠的法案，因为苏格兰在1707之前以及爱尔兰在大部分时间并不受其约束。其中最重要的法案于1651年、1660年、1663年和1673年颁布，主要是为了对付荷兰人。这些法案在1849年被废除了。[71]在这段时间，除了其他一些规定，相关法案包括以下内容：（英国的）沿海贸易只能由英国所有的船舶从事；从欧洲进口的所谓“枚举”的物品如亚麻和葡萄酒，必须用英国或生产国的船只运输；对从荷兰、德国等国进口的木材和烟草等货物，以及从亚洲、非洲和美国等国进口的远途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直接从出产地或装运港口进口至英国。殖民地的贸易受到英国《航海案例》的限制，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名单上列出殖民地生产的商品必须先运至英国，然后才能转运到欧洲。[72]

还有许多其他干预或规制对外贸易的法律。一些进口被完全禁止。例如有的法律禁止殖民地生产制成品，因为这可能与英国生产的制成品形成竞争。在这方面，有人可能会想到禁止从殖民地出口羊毛制品到英国的法规。我已经提到了爱尔兰羊毛产品生产和出口受阻的案例。对美洲殖民地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1700年英国颁布了禁令，禁止进口来自亚洲的印染花布和丝绸；1721年全面禁止进口在英国销售的印度印花布。这刺激了转口贸易以及麻纱布（一种混合亚麻和棉花的布）和棉布在英国的生产。[73]有趣的是，从中国进口瓷器没被禁止。然而它们要纳税，这有助于国内生产替代品。

我们的确在前面的章节中大篇幅地讨论了税收，包括关税。但是，我们那样做的首要目的是考察相关的金额。这样的方法作用十分有限。它总体来说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经济工具。税收可以通过锁定特定生产商、顾客和经销商群体，以重新分配财富；也可以通过设定高额的价格壁垒，比如资助或至少支持其他产品和经营活动来影响其价格。当通过消费税来收税时，也可以改变人们的习惯，在英国经常就是否应向某种特定商品特别是“必需品”征税展开激烈的争论。在生产阶段，税收也可以影响某种商品的组成成分和生产过程。税收还可以成为设定质量、度量、包装等标准的主要因素。税收也可以影响生产活动的规模和集中程度。

在重商主义的英国，财政政策实际上成为更广泛的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不断地讨论和评估，并在公众广泛的讨论中予以改变。[74]比如，英国征收关税最初是为了获得财政收入，而不是为了保护国内生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操纵对英国有益的贸易，成为一种支持和促进（某些）国内产业的手段。[75]例如，高关税能够保护和培育国内幼稚产业和抑制进口。征收关税日益成为重商主义政策的一部分，以保护和支持“英国的公司”。[76]同样，英国的政策也有些与众不同。例如，博舍尔在比较法国与英国的政策时写道，法国重视“海关带来的经济收入，这对它们来讲是一种税而不是经济政策的手段”。[77]这不能理解为英国政府一直对关税和税收收入不感兴趣。它肯定会感兴趣，因为相关的资金数量非常庞大。

这种保护主义也不局限于很多被形容为重商主义的亚当·斯密之前的旧时代。例如在19世纪20年代，进口工业品的平均关税率为45%~55%。[78]只有在1850年以后，而且还是非常暂时的，英国真的成了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总体而言，19世纪上半叶的关税太高，甚至比法国还高，并且持续时间相当之久，因此以自由贸易经济的存在或出现来解释第一次工业革命，都是非常牵强的。[79]当英国实现经济发展时，它绝对不是一个在国际贸易方面自由放任的国家。毫无疑问，许多生产商和贸易商都受益于贸易保护主义。更一般地说，保护主义不一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由此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环境和保护措施的种类与期限。[80]

让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关税如何被用来保护某些特定的利益。有时使用关税显然是政治性的。例如，总体而言从17世纪最后25年以来，对法国葡萄酒实际征收的关税几乎高到不会有任何进口。它们在英国市场上消失了，因为英国政府并不热衷于支持敌人的经济。对于从英国的半殖民地葡萄牙进口的葡萄酒则采取更宽松的政策。[81]关税这一武器的使用是区别对待的。对受管制的亚洲贸易货物征收的税收收入，就像哈维尔·昆卡-伊斯特班描述的那样，1765—1812年要比想象的多得多，无论是数量还是总价。按照利用英国船只运输的重量计算，这些货物的贸易很少超过3%，但这带来了相当于17%的国内消费进口额的税收收入，以及24%的全球进口的净关税和消费税。[82]

图16　1820—1914年英国和法国的关税收入占全部进口的比例

资料来源：Nye, War, Wine, and Taxes，第4页。

有些政策显然有利于某些国内或国外的利益集团。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主在这方面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18世纪50年代，糖的价格在英国比在欧洲大陆贵50%，因此西印度地主得到了优厚的待遇。[83]实际上在1768年至1782年间，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所有出口商品在英国销售的价格均高于世界市场价格，除了生姜！[84]19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印度甘蔗种植园主和炼油厂主比他们东印度的同行得到更优厚的待遇，这是引起激烈争论的原因。[85]直到1845年每英担蔗糖缴税25先令3便士，使用外国自由劳动力的蔗糖每担缴税35先令9便士。1845年这些税收分别减少到14先令和23先令4便士，国库一年损失133万英镑。[86]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也受益于保护，而代价由英国饮茶者支付。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茶税也是臭名昭著。18世纪7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共和国销售的茶叶平均价格相当。19世纪20年代荷兰茶叶的价格已经下降了2/3，英国的价格只下降了1/4。著名的苏格兰东方学者约翰·克劳福德认为，从1819年至1829年，与那些在美国市场购买的茶叶相比，英国人支付的费用是其近两倍。1830年在特别委员会关于东印度公司的事务以及英国与东印度和中国之间贸易的报告中，专家声称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导致公众多支付了100万~260万英镑的额外开支。[87]不出所料，垄断的结束并没有立即降低整体的价格。

垄断当然是一种针对竞争对手并对特定经济主体予以保护的特许形式。垄断在英国绝没有像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等制度经济学家乐于表明的那样消失了，实际上确定如此。[88]这当然常常使消费者支付额外的成本，并且可能会阻碍效率的提高。关税政策有时也被用来达到保护特定经济主体的目的。东印度公司试图保护自己的茶叶，而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主不愿意看到咖啡种植园主使用更多稀缺的土地来种植咖啡，因此至少在整个18世纪成功影响了税收政策，使之更有利于自己而不是咖啡种植园主。[89]因此，一个人是喝茶还是喝咖啡也受政治的影响。喝咖啡的人的选择也同样如此。19世纪的殖民地咖啡比外国咖啡征税更少。1842年殖民地咖啡的税率固定在每磅4便士，外国咖啡为8便士，两年后降到6便士。[90]到19世纪的前25年，英国政府对所有外国木材征收大约100%的关税，而殖民地的木材在名义上可以免税。来自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价格被人为抬到如此高的水平，以至于从1816年至1846年来自加拿大的木材每年至少占到60%，在大多数年份超过英国所有进口木材的75%，尽管从加拿大南部和北部运输木材比从斯堪的纳维亚或波罗的海国家距离更长。[91]

当然，国内利益得到了保护。我们已经看到，羊毛工业者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免于与外国竞争。这可能导致了英国国内棉花产业的兴起，但是，这当然也使英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更高，并且选择受到了限制。这项政策持续的时间也比通常认为的更长。例如1830年印花布消费税仍然存在。[92]进口钢铁的关税在1688年至1759年增加了不少于五倍。[93]旨在防止廉价进口粮食进入英国的1815年《谷物法》是否有效，实际上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问题。无论如何，它们直到1846年才正式被废除。事实上，1722年英国所有出口货物关税的废除并不意味着出口不受干预。为了鼓励出口和再出口，政府对出口给予奖励和退税是历来的惯例。[94]这样的再出口对英国经济非常重要。[95]某些出口是禁止的，如禁止出口纺织机械和其他设备的禁令直到1843年才取消。在1719年至1825年，工匠和技工向外移民被正式禁止。举出口税的一个例子：虽然在1790年至1815年，所有煤矿总产量甚至已经翻倍，其实际价格在英国除伦敦以外都在下降，但是，煤炭出口税仍上升了70%。[96]

即使包括所有这些干预措施，我们讨论的可能也不是一个成熟的、得到系统应用的产业政策，但是距离一个公认的、积极进取的战略并最终成功实现了发展本国生产和贸易的目标，相差不远。从1783年至1801年和1804年至1806年担任首相的小威廉·皮特开始，对陶器、钢铁、棉花和羊毛等产业采用新的出口导向的税收政策，所征的税或者很轻或者不征。严重的保护主义对来自瑞典和俄国的进口钢铁征收很高的关税，这保护了英国的钢铁生产。对主要的非出口产业的扶持在此之后明显消失了，非出口产业反而开始受到压制。在很大程度上出口产业开始繁荣起来，并努力开发国外市场。英国开始拥护贸易开放政策。[97]考虑到“产业政策”正在蓬勃兴起，当时出现了所谓的“产业游说”活动也就没什么令人奇怪的了。[98]此外，游说活动可能会产生影响。18世纪80年代有人建议对棉布征收消费税。各大棉布生产商威胁，相关法令一旦通过他们就要迁往爱尔兰。然后皮特就告诉下议院，针对普通棉布和棉麻的消费税将被废除。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和议会对经济政策的争论、信息的交流和政策的变更，始终都很活跃。

政府甚至可以直接干预生产。印度的鸦片垄断权从1773年起就由东印度公司掌握，1797年由一个政府机构接管。这就意味着鸦片生产实际上由政府垄断。但鸦片的实际贸易掌握在私人贸易商手中。这使得英国政府可以声称它和鸦片贸易无关。[99]有趣的是，对印度鸦片生产的垄断继续存在，甚至延续到东印度公司解体以后。皇家委员会曾经做过三次尝试，最后一次在1892年，以考察是否应该废除鸦片生产，但都不了了之。[100]直到20世纪初这一制度才被废除。

利用暴力和领土权力保护贸易

对于任何重商主义国家，保护其经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提到了保护经济的各种战略。对贸易而言，“保护”的概念并不明晰。在近代早期，贸易、捕获商船和海盗的区分并不明显，这意味着暴力在由各方参与的商贸中是很常见的，目的是增加自己的利润，而不仅仅是通过抵制其他人来保护贸易。扬·彼得松·库恩是在如今的印度尼西亚创建荷兰政权的领导人之一，1614年他曾写过一段著名的话，“没有什么贸易不是靠战争维持的，同样，没有贸易也就没有战争”。[101]乔塞亚·蔡尔德爵士（1630—1699）是英国商人、经济学家和西印度公司主管，他指出：“所有的贸易都是战争。”[102]历史学家艾略特提出，在另一个重要的贸易地区即加勒比海地区，情况与之类似：“之后的17世纪和18世纪初，在无法无天的加勒比海世界中贸易和海上抢劫大致同义。”[103]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荷兰西印度公司在战争和抢劫中的花费与收入远远超过实际贸易。[104]保护贸易的支出可能也是庞大的。在1613年至1792年的整个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军事方面的支出约占公司全部海外投资的30%。[105]

以和平贸易为一方，以政治和战争的权力博弈为另一方，当代人对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清晰的划分，这种划分通常过于乐观了！在整个近代早期两者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重商主义意味着竞争、“贸易嫉妒”或“贸易战争”，有时还是真正的战争。[106]前面曾经指出过，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分“漏洞百出”。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成立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损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利益。抢劫只是其中之一。[107]英国的沃尔特·雷利爵士（1552—1618）被誉为当代的库恩，他曾指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贸易，进而控制了世界的财富，并最终控制了世界。”[108]几个世纪之后情况没有多少改变，人们仍然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众所周知，在漫长的18世纪，强权和财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1801年防务大臣亨利·邓达斯告诉英国国会下院，像以前的战争一样，英国的总体目标是“破坏敌人的商贸和占领它们的殖民地”。[109]甚至在正式的重商主义鼎盛时期结束之后，强权和财富之间紧密联系仍是活生生的现实。英国继续准备开动战争，以保护其经济利益。本书中一个令人注目的例子即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它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经济战争”，由一位与中国有着利益关系的商人策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尽管有外交作为掩饰，实际上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通过发动战争直接接近中国的产茶区，成功垄断了中国的鸦片市场。1857年3月11日的《曼彻斯特卫报》对此直言不讳，“像英国发动的多次战争一样，这是一场商人的战争”。[110]

当时英国社会的两大重要机构，即皇家海军和东印度公司，清楚地表明了国家力量对经济发挥的重要作用。皇家海军的多次活动都可以归结为通过“海洋战略”保护党派和国家的经济利益。海军战舰保护的英国商船，保障英国商人的海上安全，击溃敌人或者至少使其龟缩在港口，以便帮助英国商人“征服”市场。[111]此外，海军在“和平”时期保证由英国船只提供相对不受干扰的商品运输，在战争时期确保英国比其他竞争者损失更少的船只。这些活动肯定降低了商人的成本，使商人的贸易更加便利。[112]而且，在发动贸易战时拥有海上控制权（比如19世纪的英国）被证明比拥有陆军力量（比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更有帮助。[113]海军肯定也以这种方式促进了公众利益。武力与利润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欧洲典型的重商主义的特许公司制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即一家私人企业以一定的服务和费用为代价，换取中央政府授予的贸易垄断权和各种统治权。在近代早期，西方的特许公司和商人很明显并不反对使用暴力。我们已经见证了他们拥有庞大的军队。[114]通常而言，在花费尽可能少的固定军事费用和政治费用的同时，他们更喜欢征服新的“拥有特权”的市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策略就是占领重要地区，这意味着如果有需要他们就会使用暴力、贿赂或者“劝服”合适的人，若非如此就尝试开展简单的贸易。随着时间流逝施加暴力的比较优势愈发明显，征服土地的诱惑和需求日益膨胀。在以自己的名义或其他派别的名义使用暴力时，公司越来越多地卷入当地权力斗争的漩涡。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争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开始控制孟加拉。从那时起，它无法否认作为占领者的事实。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此时孟加拉估计有约3000万居民，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人数之和的4倍之多。[115]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初在亚洲扩张，在18世纪它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殖民占领力量，尤其是在现称为印度尼西亚的地方。[116]这不在原来的计划之中，也不是对过去的突破。特许公司仍然是公司，“商业政策”对它们依然是最为重要的。就赚取利润而言，这些“征服政策”未必成功，从而使企业可以持续经营下去。正如斯滕斯高正确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特许公司都失败了。[117]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成为一家负债累累并最终破产的公司。其英国同仁存活更久，总体上好得多，但是仍然有着庞大的债务，其中收入和利润的增加更多地来源于在占领地区创建帝国，而不是来自贸易。

清朝的经济政策：国内和对外贸易中的农耕父爱主义

18世纪的清朝很明显不是重商主义的，最可能原因之一就是它不必如此。欧洲国家作为高度竞争的国家体系的一部分，不得不为了“生存”而不断地“适应”。因此，它们需要的收入规模不断增加。在19世纪40年代被西方人“打开”国门之前，清代中国势力强大，周围都是弱小邻国，并没有遭遇过类似的挑战。当然他们也曾经面临来自边疆地区的挑战，而且在清朝统治的前几十年需要应对复明势力的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在18世纪后半叶基本上都被解决了。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必须忍受永久性的生死攸关的挑战相比，从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清朝的统治没有遭遇过严重的威胁。随着明朝残余势力的失败以及雍正和乾隆皇帝的成功，常常容易被遗忘的是，随着与俄国的有效谈判，在签订了1689年《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恰克图条约》从而清除北部边界的隐患之后，大清帝国至少扩大了两倍的版图。用俾斯麦的话讲，“这是令人满意的”。

在清朝中期，依据一种与西欧重商主义不同的逻辑与理性，中央政府可以而且也确实发挥了作用。如同重商主义在西欧的情况一样，尝试用一个概念去定义这一政策总是有风险的，但如果不得不这样做，我会追随王国斌选择“农耕父爱主义”这一术语。[118]农业被认为是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统治者认为他们的责任，是像父亲一样照顾民众的生活，也就是说为其臣民提供安全保障和财富。他们不得不克制自己，并将国家命令解读为管理和稳定财富的措施，而不是用以控制和攫取财富。好的统治者应该轻徭薄赋，且不干涉地方事务。

与本书内容相关的问题，当然是在漫长的18世纪中央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具体的目标又是什么。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以轻松回答。其主要目标是促进农业经济繁荣，中央政府采取了它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需的一切措施：维护、修缮和扩大水利工程；传播包括农业、手工业和流域管理在内的各种技术知识；影响和监管某些商品，如种子和谷物的分配；运行常平仓体系；开发新土地，鼓励和促进迁移到新定居点，提供免费土地和灾难救济，等等。虽然强调粮食生产，中央政府也支持纺织品的生产，而且非常重要的是通过降税促进贸易。虽然国家本身经常局限于监控，但是有时也会秉持更为激进的干涉主义观点。显然中国不是一个发展主义国家，它采取的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也不是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和“升级”经济的总体战略。我们更细致地区分一下国内经济政策和与外国（经济）事务相关的政策。

西方史学界一直盛行的一个观念就是：中国的统治者不信任商人，永远监视着他们，并且找准时机压榨他们。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这一观点必须修正。我已经援引王国斌的观点，中国政府不同于西欧的国家，它没有采取阻碍国内或对外贸易的措施，根据他的观点，“中国政府的国内外长途贸易政策促进了斯密式的增长，其方式超过了同时期欧洲的实践”。我们看到，他甚至也认为西方商人可能比其中国同行背负着更沉重的赋税和掠夺，王国斌在这方面的观点确实过于乐观了，尤其是在涉及对外贸易时。有很好的理由修改这个公认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这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表明近代早期中国史学的修正主义走过头了。让我们首先讨论清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然后看一看它们的对外经济政策。

有关贸易的政策总体说来恰好与清朝统治的总体目标相符。在官方儒家理论中，商人通常不受尊重。但是在现实中，商人及其角色显然是被接受了，甚至受到赏识。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显然不能没有贸易和商人。因此，商业贸易通常是为人接受并得到支持的，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它甚至因此几乎完全免税。直到19世纪下半叶总的内部关税也没有多少。当时英国确实没有国内关税，但是举个例子，比如把中国的情况与法国相比，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中国相比，欧洲国家对国内贸易有更多干预。我猜大多数商人宁愿被轻视几分以享受免税待遇，也不愿受到尊重却被征重税。在清代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富人或者说“成功”商人的例子。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猜测政府意识到了商贸对中国农业社会的重要性。

然而，清朝政府将“民生”看得过重，不愿将其完全托付给商人和市场。只要贸易和商人被视为增加了共同财富，国内贸易就任其发展。这意味着清朝统治者很容易变得相当多疑，并干预某些种类的贸易和某些类型的商人。他们显然不喜欢利润太高的商人，肯定也不喜欢欺诈“老百姓”的奸商。他们也不喜欢商人的力量过于集中或者资本过于雄厚。怎么算过于集中或资本过于雄厚完全由政府决定，指出这一点并非无足轻重。中国官僚体系对商业活动的反应往往是模糊的，或者像一些人可能更喜欢说的那样，是犹豫不决的。它倾向于从几方面评估贸易的影响。“国家干预”的力量在抑制出口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有趣的是，向其他省份发送货物可能已经被视为一种出口，这告诉我们为何至少部分人会将中国视为帝国。[119]

就国内贸易而言，有一种“纠正”市场的倾向。清朝不是一个超脱世外的自由放任国家，而是一个有着重要自身利益的重农主义国家。其政策目的，用罗威廉的话说就是“放手让市场完成其任务，而不是迫使它做到”。[120]这不应该与坚定的干涉主义政策相混淆。不过，很显然即使清朝官员的偶尔干预也足以吓走从事谷物交易的一些商人。[121]在粮食不足时，国家会开放粮仓来影响价格，为最贫穷的人提供廉价谷物；在危机时期，土地可以（重新）分配；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要求”富人做出各种各样的贡献。政府认为这些干预是合法的，当然最重要的是没有人能阻止它实施干预。然而用现代术语来说，规则就是市场应该自力更生。需要注意的是，在讨论中央政府的相对冷漠时就像以往讨论这段时期的中国一样，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地方或区域层面可能存在各种“非常烦人”的干预，而中央政府对此一无所知，或者甚至可能持反对态度。在这方面就像其他很多方面一样，有一句老话说得对——山高皇帝远。

政府干预市场或者更广泛地说干预经济，还有其他形式。对于几种基本商品比如盐和铁的销售，商人获得了垄断权。然而他们的活动受到严格监管和监督，就像广州的行商一样，后文会详述。将这些商人群体看作在西欧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特许公司的中国版本，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通常中国的垄断商人只是负责某些（政府）收入来源的分配，因为政府认为这些活动“太过麻烦”。例如对于本文讨论过的铜的生产和分配，政府倾向于采取“招募投资者”（即有实力的商人）的政策，他们会在给定的条件下，按照规定的义务采取适宜的生产和分配方法，以满足需求。这意味着归根结底他们基本上只是政府的仆人。[122]政府将许可卖给交易商，用以控制四川和西藏之间的茶叶贸易。帝国政府自己控制了一些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例如人参、玉（直到乾隆皇帝去世）、黄金以及“满洲”的皮草。封地和旗人的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是非常小的。政府有专门直接为皇室生产的作坊；政府对铜的生产以及销售进行严密的控制；政府还严密监视所有类型的矿产生产。[123]

一般劳动力在中国是自由的。奴隶制并不陌生，但无足轻重。认为基本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政府的奴隶，这种固守东方专制主义的想法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然而国家能“要求”百姓参加各种各样的徭役，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上缴各种各样的“献金”。在“满洲”为旗人工作的农奴人数不断减少，在新疆和“满洲”有犯人被强制劳动。但他们的数量占总劳动力的比例非常小。在中国北方，我们发现农民的税款是由他们的地主东家支付的，他们基本上处于雇农的地位。但是他们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无论如何都不是国家的奴隶或农奴。[124]来自国有企业或垄断企业的总收入，与GDP之比非常小。简单地说，政府干预国内经济，尽管并不显著，而且在各个方面确实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但这种干预十有八九比较罕见，而非惯例。

清朝与对外贸易

清朝的对外贸易，尤其是与西方“蛮夷”的贸易，情况明显不同。这种贸易得到了系统和密切的关注。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统治者在这方面干预过多，毕竟西方重商主义统治者也是如此。西方重商主义者在干预和操纵外贸方面可能更甚。关键是统治者如何以及为什么而干预。在西欧，更准确地说是在英国与荷兰共和国，我们看到两派之间存在一些共生关系以及互相巩固的“权力”和“利润”（即官员和商人），虽然不一定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但是他们分享共同的信念：对外贸易至关重要，必须加以鼓励。相反，清朝统治者对于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持怀疑态度，尤其是与外国人进行的贸易。他们不太沉迷于此，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财政方面的原因而支持对外贸易。相比西方统治者，他们永远不会被迫发动极其昂贵的战争，或至少为战争做好准备。

在讨论中国政府的关税收入时，我已经简要地提到中国的对外贸易。作为GDP的一部分，其规模非常小；就绝对数量而言，我们谈论的仍是规模庞大的商品。然而，如果政府政策有所改变，对外贸易的规模本可以大很多。政府也有可能对其征收大量的税赋。对于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而言，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从统计数据来看它是相当封闭的。中国的进出口相比其GDP通常较小，特别是在工业化以前，那时运输要费尽周折，缓慢且昂贵。甚至中国一项完全相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不可能产生类似英国重商主义那样的影响。但是政治决策确实产生了影响。在以下的引文中，亚当·斯密的评论是正确的：

中华帝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气候多样，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省份，大部分地区之间通过水路实现便捷的交通，极大地促进了该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其自身足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从而使劳动分工程度相当可观。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并不比欧洲不同国家市场的总和小。然而更广泛的对外贸易可以将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市场作为本国市场的补充，特别是如果这种贸易有相当一部分以中国船只运输；这很可能会极大地促进中国的生产，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通过更加广泛的贸易，中国自然而然就能学会其他国家正在使用的技术以及世界各地所从事的技艺和产业。[125]

自从中国被迫开放经济并与西方进行贸易以后，其对外贸易的体量确实在增长，同时我们也看到产出有大幅提高，比如出口茶叶的生产。这表明斯密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观点是正确的。[126]

正如此前看到的，中国的关税很低，关税收入大部分是通过国内贸易征缴的。关税是有，也肯定会对贸易产生影响。世界上没有哪个中央政府曾经完全取消关税。中国经常禁止进口银和铜。[127]但是，我们看不到哪怕一丁点儿大体与西方重商主义类似的政策。作为收入的来源之一，来自对外贸易的税收对政府来说无关紧要。与对外贸易相比，国内贸易带来的税收更多，但是，这些税收收入即使加起来也无法与土地税相比，更别说GDP了。政府干预对外贸易并不是基于贸易盈余最大化的重商主义考虑，而是出于政治或财政方面的考虑。在本书中有两种现象让我觉得特别有趣。首先是茶叶出口税，我们上面已经提到。清朝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开始引入这一税种，并在战争结束后继续征收。[128]其次是中国统治者中的精英，具体而言就是所谓的粤海关，反复尝试对进口到中国的白银征税。[129]

政府官员有权干预经济事务，他们也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权力，而这种干预实际上比修正主义认为的力度更大，也更频繁，即使这会对商人和生产者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即使统治者和商人有机会结成伙伴关系，毫无疑问商人在合作中也属于弱势的一方。盛行的理念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就此而言，一直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就不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虽然经济中心不断南移。相比之下，伦敦不仅是英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中心。政治和经济权力交织在一起，在空间上共同集中于仅有几平方英里的伦敦市中心。统治中国的满族精英显然不是生活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他们不会像商人或企业家那样看待世界。居住在北京和承德的汉人大臣也是如此。政府在贸易方面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它也不认为海外贸易是非常重要的。航海时代的中国仍然保留了部分闭关锁国的政策。在面对英国时，中国的统治者无法想象这个国家为了贸易，也就是为了商人的利益，竟然会发动战争。中国的统治者和商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政府的扶持对商人开展竞争是非常必要的。[130]我想再次补充的是，与西方的统治者相比，清朝统治者通常有不同的优先目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每一本关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于漫长的18世纪或是通俗地称为近代早期的时代，从字面上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政府的许多法规，即便不是完全禁止对外贸易，也阻碍了对外贸易。中国政府对来自外国的移民和中国人向外移民都持反对态度。即使不了解主流自由市场经济领军人物观点的人，也会认为这类措施一定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一定不会得到商人和生产者的热烈欢迎。[131]说得委婉些，清朝统治者并不热衷于对外贸易和向外国商人“开放”，他们看不到“国际关系”存在的必要性。在关于清朝的每本著作中都会提到乔治·马戛尔尼大使，他不是失败的唯一案例。马戛尔尼勋爵自己就提到，在他之前有过六位大使。[132]一位来自荷兰的大使18世纪90年代被派往中国，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果。[133]1816年由英国派来的阿默斯特大使也以失败告终。当俄国人在19世纪初从伊尔库茨克派出一位大使，来协商中国港口对俄国轮船的开放问题，或者允许俄国的陆路商队进入中国内陆，他们甚至都没能成功到达北京。[134]中国没有类似英国历史上的干预政策。此外我还想补充的是，即使中国政府有过“零星”的干预，它也没有达到足够的干预频率，从而能够起到实效，这是因为政府认为它们可以在认为合适的任何时间进行干预。这肯定在中国商人和“企业家”中间形成了一种惶恐不安、风险规避和谨小慎微的氛围。

清朝统治者特别关注其臣民与西方“蛮夷”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也力图集中精力加以控制，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完全禁止。对于传统的朝贡体系，人们已经发现“政治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所谓的“一口通商”体系下甚至更加突出和明显，以至于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认为是中国的大国心态在作祟。该体系的创建以密切关注西方及其贸易为目的，强迫他们将经营活动或者至少是大部分活动集中在广州，只能接触特定的、经过挑选的贸易伙伴。[135]当然，实际情况要比预想的混乱很多。走私、逃税、贪腐、官商勾结和妥协等现象屡见不鲜。1757年之后，广州甚至实际上已经不是唯一一个开展中西贸易的通商口岸。澳门和厦门也有法律允许的中西方贸易，这里西方指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西方之间在中国之外有频繁的贸易往来，比如在马尼拉或巴达维亚。在陆上则有与俄国的贸易。所有持修正主义态度的同行试图说服我们，一口通商体系将成为推进中国对外贸易的一项重要举措，就像《航海条例》之于英国的作用，对此我并不同意。

这种将贸易集中在一个港口的观点，对西方来讲也并不陌生。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者曾尝试通过塞尔维亚的港口以及后来西班牙的加的斯或者葡萄牙的里斯本，同其他大洲开展贸易。考虑一下中国出口到西方的主要产品很快变成了茶叶，这些茶叶大部分来自福建，其次是广东，但是这也不是唯一的例子。选择其他港口出口茶叶可能更加切实可行，比如福州，那里同产茶区有着更密切的联系。选择广州作为通商口岸对于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有着相当消极的影响，在清朝实际统治下的最初十年，政府采取的政策使得贸易寸步难行，经济遭受了很大打击。但是清政府不愿改变政策。道光皇帝个人反对开放福州同西方进行商贸往来。同时有证据表明，地方官员也有阻碍贸易的共识。[136]茶叶只能通过陆地运输，即只能通过陆地运往广州，这比海上运输更为昂贵。塞缪尔·鲍尔从1804年至1826年一直在中国生活，他写下大量关于茶叶生产和贸易的资料，认为陆路运输的价格是海路运输价格的大约10倍。[137]罗伯特·福琼提到，1848年从内地运往上海的茶叶，其运输成本平均说来是总成本的50%，而如果运往广州这一比例将达到70%。茶叶贸易并没有马上转移到上海，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竭尽所能阻止这样做。[138]

丝绸也因基本相同的原因面临同样的限制。丝绸只能从广州出口，而且需要一个小型的经纪人团体从中撮合交易。这些限制直到1842年才由《南京条约》废除。即便如此，清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运往广州的丝绸征税，而不论这些丝绸实际上是被运至哪个港口。[139]除此之外，应政府的要求，中国的丝绸出口在1759—1764年被禁止，因为政府担忧出口会危害丝绸未加工原料的供应，从而使其价格上涨。同时，清政府也害怕这些物品出口到海外会让它失去课税收入并丧失对丝绸行业的“掌控”。直到1848年，八省的税粮也就是所谓的“贡粮”通过四条国内水路运输，耗资巨大。此后，税粮开始通过海路运输，这项举措减少了近65%的花费。[140]总的来说，清政府忙于阻止与外国人联系过于紧密或者过于“自由”，而不是模仿西方的政策。清政府采取的方法与重商主义国家比如英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将英国商人及其涉及“中国贸易”业务的公司与他们在广州的官方贸易伙伴（即其中国同行）进行比较，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便能了然于胸。诚然，仅仅关注中西关系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严格地按照数量来看，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联系更为重要，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其中一些贸易，比如与印度的贸易往来，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英国的掌控之中。而且，不断扩张的大规模中西方贸易为东印度公司和香港商人控制，他们往往被称为“垄断者”。[141]另一方面，虽然在与西方人接触时清政府对“蛮夷”产生的“恶劣影响”心存恐惧，但是，面对西方人和西方贸易时采取的处理方式很好地说明了清政府优先考虑的目标是什么。此外，清政府制定了许多针对所有外贸交易的限制性措施，这些措施几乎涉及我所知道的国家的所有对外贸易。这也阻碍了外来移民以及向外移民。在这方面，当时的“满洲”和台湾的情况也强不到哪里去。[142]

但是，让我们着重比较为西方特许公司工作或在其庇护下的贸易商与他们的中国贸易伙伴。[143]首先由于存在特许状，与中国行商相比，和特许公司合作的西方商人在日常经营中受国家摆布的程度要低很多。此外，特许公司能够通过新兴的资本市场与外部金融体系接轨，而行商却不得不从西方人或印度人手中借钱。鉴于中国高昂的利率，西方人非常愿意“帮助”他们的中国贸易伙伴。[144]最后，与英国及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度协调的官僚机构相比，行商是一个脆弱组织的一部分。他们甚至吃了不少苦头才懂得，他们并非与之打交道的形形色色的政府官员的伙伴，而仅仅是其下属。行商的地位基本上仅比政府奴隶高一点，他们在中央政府和与之交易的西方人的压榨下苦苦生存。而西方的特许公司无论是公司整体还是其成员，都享有行商渴望的各种贸易渠道与权利。[145]

通常认为贪婪的专制国家并不尊重私人财产，更不用说商人的利润了，但与这种陈词滥调不同的是实际上中国商人可以变得非常富有，无论他们是否活跃在国际贸易之中。1738年至1804年那些垄断了两淮盐区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所谓“制造商”和“运输商”，不得不支付近4000万两的官方苛捐杂税，作为对帝国的贡赋。这似乎数量惊人，然而考虑到他们每年的利润估计为600万~700万两，这其实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负担。商人们还是很富裕的。[146]我们知道，在18世纪的中国，有人主要通过买卖食盐积累了1000多万两白银的资本。[147]18世纪下半叶，扬州盐商的总利润估计达到2.5亿两白银。[148]实事求是地看，当时中央政府每年征收的税收总额包括所谓的附加费在内，据估计也只有5000万~8000万两。或者做另外一个比较，1720年至1833年，每年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出口的商品总额从未超过650万两白银。[149]19世纪的中国仍然可以通过“经商”发家致富。张仲礼在其著作中举了许多在19世纪末极其富有的士绅商人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士绅的收入。[150]中国当时的统治者意识到了贸易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他们肯定没有采取系统的措施来为难贸易商。

无论如何，总体而言商人的地位往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行政官僚的诸多规则和干预措施使得西方和中国的贸易商之间的交易变得非常复杂，难以预料。当我们回过头去看一口通商和中西方贸易，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些极端的例子，这在大多数拥有行商“协会”成员特权的中国商人的职业生涯中得以体现。顺便说一下，为了获得这种“特权”，他们不得不向政府官员支付20万两白银。[151]成为行商的一员通常被视为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特权，用魏斐德的话说，行商扮演着一个“不情愿的角色……即成为经纪人”。[152]他们不得不忍受要求他们上交巨额献金的官员的敲诈勒索，而且行商中的所有成员最终都有可能对其他成员的债务负责。从总体上看，对行商的定位并没有那么容易。一方面，马士指出行商成员为了加入“协会”被迫缴纳20万两白银献金，行商成员据说总共要支付200多万两白银的献金。但另一方面，马士又指出拥有巨额财富的伍秉鉴仅在1834年就积累了约2600万银币（600万英镑），和同时代的人相比，他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马士表示，“中国人（即行商）非常知足”。[153]徐中约总体上并没有直言不讳地否定政府的政策，但即使读他的书也能清楚地感受到政府的干预是一种极大的伤害。[154]郝延平在其关于19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的著作中总结道：“行商的外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到1829年有完全偿付能力的公司一度减少到3个。”[155]庄国土在其关于一口通商的一章结束时写道：

中国商人是一口通商的唯一受害者，一般的中国商人被排除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之外，而行商大多破产了，因为他们不得不承受政府沉重的苛捐杂税和西方人的盘剥。[156]

在这本书之前的部分，他早已告诉我们：“绝大多数行商的最终命运是破产。”[157]这两位学者显然对行商的地位并未抱有乐观的态度。然而邓钢的态度有所不同，他列举的潘有度（1755—1820）显然就是成功的行商：1820年潘有度已经积累了1000万墨西哥银元的家产，而这些财富在20年后保守估计也已经翻了1倍。[158]范戴克最近在《广州和澳门的商人》一书中的立场，也变得不那么消极了。

无论行商的确切地位如何，在我读过的关于一口通商的所有文献中或者其他中国对外贸易的例子中，都没有找到任何资料可以佐证王国斌说的政府积极“促进斯密式增长”。总的来说，官员盘查“商人”，对他们施加压力，并提醒其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应具备的道德责任，这一倾向非常明显。无论我们是从道德还是社会方面思考，从严格的经济角度看，中国当时的政治政策、官僚作风、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停滞不前，并不能积极推动贸易的发展，尤其是与西方的贸易，更不用说当时广泛存在敲诈勒索、贪腐、无能现象，许多官员也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之后为促进经济现代化而努力自强并创建“官督商办”的尝试，使这些问题更加昭然若揭。[159]在清朝，政府机构和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方式总体来说通常是问题的一部分，当然它们通常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一部分。

在海外经营的中国商人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来自中国（即“祖国”）政府的支持，这无疑是令人震惊的。这与西方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的商人在西方通常被视为帝国的前哨。[160]对于1万多名中国人在1603年被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屠杀一事，历史学家舒尔茨写道：

著名的1603年暴动之后，中国对于印尼华人遭到屠杀表现得明显麻木不仁，并不热衷于进行血腥报复，这让西班牙人感到非常震惊。直到两年之后，当时一位沿海省份的总督才敦促皇帝对屠杀这么多中国人的行为进行报复，但并没有人响应他的呼吁。[161]

1639年至1640年又有大量中国人被屠杀，清政府对此依然没有反应。[162]1742年，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荷兰殖民地政府对1740年在巴达维亚屠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向清政府道歉。据报道，乾隆皇帝曾说：“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163]据历史学家珀塞尔估计，在1763年英国占领马尼拉期间，西班牙保皇派屠杀了6000名支持菲律宾推翻西班牙政权的华人。清政府还是没有做出回应。[164]有趣的是，这些屠杀并没有阻止中国人继续前往马尼拉和巴达维亚。无论政府到底为何不予以回应，有一件事是明确的：从积极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的角度来看，从事国际贸易的西欧商人（有望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帮助），对中央政府的恐惧也更少。

“孤立主义”的影响

相较于西方的重商主义政府，只能说中国的统治者历来对国际贸易以及国际关系不怎么感兴趣。但是，当他们开始感兴趣时却又缺乏其他国家那样的经济实力。当时中国与外界的联系明显比以前众多学者笔下所谓的清朝“闭关锁国”时期要频繁得多。但相对于彼时的西欧，此时的中国最多算是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皆是如此。与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荷兰共和国相比，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与其他大陆的人员、商品、思想和资本的交流要少得多。总的来说，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统治者连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情往往都不甚了解。身处英国的伦敦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能轻易收集来自全世界的情报，而在中国的北京或其他任一城市，想得到其他大陆上一则及时可靠的情报都非常困难。中国的宫廷自然对欧洲以及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一无所知。不管是在对外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军事方面，均是如此。它们对世界上其他的文明毫不知情。有大量的轶事。[165]以及中国过去的地图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166]中国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使之几乎不受来自西方社会的外部影响。[167]甚至有传说讲，乾隆皇帝曾经向人问起印度的国土大小、人口状况以及他们的统治者是谁，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说法。[168]与英国的马戛尔尼谈话时，乾隆曾问过英格兰距离俄国有多远，以及意大利和葡萄牙是不是就在英格兰附近，是否由英国管辖。[169]

卫周安称，“从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中国人对欧洲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对其大为开放”。相较而言，此说法甚是有悖于当时的实情。[170]以下指标可以衡量对外表现出的兴趣：对外交流的人员流动；文章著作中涉及外国地区的次数；[171]学习外国地区当地语言的人数；以及从该地区进口的各类商品的数量，等等。与以往无异，中国在以上各项指标中的表现仍然不尽如人意，无论在哪个方面均滞后于西欧国家。若中国那时真的如卫周安说的那么开放，那么在19世纪中期被西方国家强制入侵之后，中国怎么还是对它们的状况一无所知呢？[172]在经济方面中国封建政府闭关自守，这表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对亚洲的各个国家；在军事方面更是贪腐横行，军队溃不成军。在中外交流方面，甚至连语言不通的问题也成了极大的障碍，因为那时汉语禁止对外传授。[173]

西方国家的重商主义以制定长期通商规则、效仿他国并与之竞争为核心。这一核心显然并没有在中国传统的国家经济体制中得到体现。比如，当时的京城对广州的中西方贸易状况毫不知情，就更不用说西方的经济状况了。当然，它对西方经济思想自然也是闻所未闻。[174]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竞争者面前，处于消息封闭的状态就是置己方于极大的劣势。这就是直到最后尽管广州表面上属于中国，但其真正的领导者仍然是西方的贸易者而非其中国同行的原因之一。[175]正如阿谢德所说，“若欧洲能统领全世界，那也是因为它第一个认识到全世界的存在”。[176]意大利作家托马索·康帕内拉（1568—1639）早在1599年的著作《西班牙君主制度》中就写道：“知道某个地方的存在，就相当于已经将其半数据为己有。”[177]西欧国家手中已经掌握了大量外部世界的信息。在近代早期，欧洲人就已经非常熟悉培根主义哲学中知识与力量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在杰里米·布莱克的《知识的力量》一书中阐述得淋漓尽致，亦值得各位读者一阅。因此相较于西欧国家对全世界信息的积极吸收，彼时的中国处于一种自我封闭、对外漠不关心的状态。黑德里克早前关于19世纪时期的观点很正确：不管在世界上的哪个地区，欧洲人对其时事动向都了如指掌。[178]欧洲国家对其殖民地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应对方法非常明确：一探索，二控制，三着手开发利用。且不管这种方法是好是坏，彼时的中国对此则处于完全蒙昧的状态。[179]

世界上大量的学者开始认识到，洲际贸易、交流和控制同时也带动了“科学意识”的觉醒，或者说得更通俗点，可靠实用的知识开始大量地被发现并积累下来。（半）封建社会体制确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视。[180]即使保守的人也会积极探听来自外部的各种消息，更何况保守的政府呢？[181]欧洲的国家体系对知识增长的促进无可比拟。欧洲拥有大量相互竞争的独立试验室，大家基于前人的经验或者借助于反复试验，竞相提出新的理论。这无疑是一种先进的体制。正如摩尔所说，“欧洲的领先，在于这是创新的诞生与繁荣之地”，这也正是政治竞争产生的结果。[182]

在他看来，传播新理念的人群，也能是不同的政治单位，以及有相互对立的信仰或是对立的临时政府。多元主义使得有不同思想的人能够在不同的领域和影响范围内自由活动，并寻求新的庇护。若某个庇护中心因政治原因遭到破坏，该中心亦可迁往别处。[183]

不可否认，中国亦由无数相互竞争的个体和大量不同的区域组成。所以它绝对也能体现出更多的活力。但是，即使上亿的中国人民也不能等同于普天之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汉人，享有共同的理念和利益。生活在大清帝国的人不像西欧人那样处于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这些西欧国家本国仅有弹丸之地，却拥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和广泛的海外联系。中国旧政府与世隔绝的封建统治以及不透明的治理方式，对知识和理念的交流与学习没有任何促进作用，也阻挠了各行各业的创新。

事实上，欧洲各国的政治体制同时也促进了知识的增长，因为其竞争性体制为知识的增长提供了额外的保障。在这方面将英国和中国相比，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封建政府乃至封建社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觉醒，感到“有必要”认识外面的世界。在欧洲那种相互竞争的国家体系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信息的重要性要远超过中国与周边附属国之间的霸权关系。另一方面，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一个世纪之前，清政府就有机会了解敌对的英国的状况。但遗憾的是，它从未真正这样做过。这对于一个宣称致力于保护自己领土范围内社会与财产安全的政府来说，的的确确是一种严重的疏忽。

就“恐外”或闭关锁国的状况而言，清朝就不太可能成为蔡美儿所称的“超级大国”，即一个“在历史中极少见的、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经济实力、足以称霸世界的社会”。蔡美儿认为，世界历史上的每个超级大国“至少以其所处的时代标准衡量，都是多元和包容的”。蔡美儿声称它们中的每一个“之所以能成功，都是因为不拘一格地使用来自不同背景的有能力和技能的人，吸引和发掘为其他社会所不容的有天赋的群体”。尽管蔡美儿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言过其实，且现实的基础不够深广，但其主要观点，即不论实际的好处是什么，一个国家必然会由于驱逐外来文化和外来人种而付出相应的代价，可能是正确的。[184]现代世界史之父威廉·麦克尼尔十分认同这一观点，即“重大历史转变的主要原因就是与外来人口接触，以获得新的和不熟悉的技能”。[185]知识和信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而“开放”竞争的社会相较于“闭塞”孤立的社会，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186]清朝统治者显然没有料到自己将面对这样的竞争者，他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制度，更为可行甚至效果更佳，足以替代现行帝制。部分外来威胁被清朝统治者很好地解决了，而部分威胁比如来自西方的威胁，则被严重低估了。发生在清朝内部的严重叛乱，直到太平天国运动都未能提供另外一种选择。他们反叛却不改革，要么想要重塑旧秩序，要么想着回到过去的好日子。在我们谈论的这段时期，清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从未遭遇过全面的挑战，或系统地与其他制度方案相比较。西欧则面临着制度方面的更大挑战，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去学习和选择，甚至包括海外。这最大限度地改善了当时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将英国制度创新的程度和深度与中国近代早期相比，那么清朝应被视为一个故步自封的帝国，而不像现代修正主义声称的那样有活力。谈到制度创新，相较于英国中国显然是一个落后者。前者在当时复制并实验了所有它认为合适的全新方法。在这段时期，清朝并没有尝试其他方式，以替代当时的君主专制。清朝曾经“成功的”制度安排成了其发展的桎梏，使永不满足的欧洲人最终将自满的清朝甩在身后。[187]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说，我们很难想象有什么可行的替代方案，能使中国在19世纪国际的和民族的星空中真正改造自己的统治体系。

结合中国人“安于现状”的特点，中国官员确实没什么非常迫切的理由向欧洲或者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学习。但是，这当然不能等同于中国人实际上“高”欧洲人一等，霍布森在其关于西方文明源于东方的著作中提出了此类说法，这有失偏颇。按照霍布森的说法，中国在1492年至19世纪50年代只是发展“落后”了而已。[188]不可否认，曾经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欧洲，但同样也不可否认，那时的中国也有不如欧洲的地方。中国的统治者本来可以通过与西方以及其他地区的“蛮夷”紧密地往来，并从中获益。到18世纪末期，从诸多方面来看中国显然早就不再像以前那样“高”人一等了。

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做到时时刻刻管理好自己的帝国。他们本可以以他国为鉴，以正己纲。在18世纪，中国的军队曾取得无数胜利，打下一片雄伟江山，那时他们就应该了解到，即便如此，他们也难以匹敌当时西方的那些国家。然而他们选择对此视而不见，并且没有为此做出任何努力以图改变。说到国家政体的运转，早在18世纪末期人口压力以及生态状况的变化已经警示了事态的恶化。就经济来讲，似乎那些修正主义者一致认为，在19世纪初期引入鸦片导致银荒之前一切都没有问题，直至鸦片战争爆发，此后经济状况才开始恶化。笔者认为，这些修正主义者的想法根本就是自欺欺人。

在19世纪银荒之前，中国经济真的像修正主义者力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先进吗？或者，中国作为全球白银蓄水池这一假说有何问题？

对于清代中国在经济和其他许多方面对外高度封闭这一点，大量学者表示不再认同。其中有些人现在甚至宣称，中国在近代早期曾是全球经济的“中心”。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有种观点认为清代中国经济的龙头地位是无可辩驳的。另一种略微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主要出口各种制成品，而西方人几乎无一例外的只能用白银来交换。当我们在研究欧洲经济史中的重商主义时代时，我们发现可以合理地假设欧洲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出口像白银这样的贵金属。因此，按照这种说法，白银的外流只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力量与成就由盛而衰、陷入绝境的标志，这反过来又暗示着政府不可能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障碍。

近代早期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代早期总有人说，中国就是美洲白银最终的流向地。这种将中国比喻成全球白银“蓄水池”的说法，并不是现代历史学家的发明。[189]这种现象出现于两个时期：一个是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这段时间，另一个则是在明清两朝更迭之后，从1700年至18世纪50年代，当时人们曾广泛讨论了这一现象。弗兰克说，在弗林和吉拉尔德斯的很多著作中，他们将这种现象视为“重新定位”近代早期经济史的基石。他们对于流入中国境内的白银数量做了大量的估计。[190]在他们看来，中国吸收了2 /3甚至是3 /4的产自拉丁美洲的白银，以及大量来自日本的白银。考虑到中国自己[191]（安南和缅甸也是如此）也生产大量白银并且官方不出口白银，这个国家在几个世纪里都作为全球大部分白银的储备地。这种状况在19世纪才发生改变。

白银蓄水池假说得到了大量的支持。阿里吉显然认为新大陆的白银有3/4流入了中国。[192]彭慕兰和托皮克写道：“新世纪的黄金和白银大量流入亚洲，或许这其中有50%是流向了中国。”[193]霍布森、威廉·麦克尼尔、约翰·麦克尼尔和庞廷都在其“教科书”中支持了这一观点。[194]弗林和吉拉尔德斯在其分析中更倾向于强调贸易者可以利用中国和西欧之间不同的金银兑换率进行套利。这种兑换率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白银去了中国而黄金留了下来。但是许多学者认为白银从西方出口到中国，意味着西方经济衰退和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冈德·弗兰克有力地捍卫了这一观点：

中国更高的（比如与印度相比），实际上是世界上最高的生产力、竞争力和中心地位，反映在中国举世无双的贸易盈余上。实现这些的基础，就是它在世界丝绸和瓷器出口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出口的大量黄金、铜钱以及之后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让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最终蓄水池”，以平衡中国持续的出超。由于中国为满足世界其他国家持续的“需求”而源源不断地出口，中国当然只能不断地扩张其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白银需求。[195]

弗兰克将近代早期的全球贸易定义为胜者和败者的游戏，并且认为这个游戏是非常“金块主义”的：那些垄断全球最大白银供应的国家就是胜者。他接受了那些胜者位于亚洲的观点，或者更准确地说胜者就是中国。按照他的观点，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旋转木马”的主要动力，并且是全球贸易这一“世界赌场”中的赢家。[196]他认为，直到1750年欧洲在世界经济中都扮演着毫不起眼的小角色。[197]马克斯不仅认同他的观点，而且比他更加坚信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在他看来，欧洲只能被看成“一个想要攫取东方财富的被边缘化的不起眼的小玩家”。[198]在数量惊人的学者群中再举两位作者，蔡斯-邓恩和霍尔声称“中国在与欧洲的远距离不平等贸易中获得了更多的回报”。[199]

根据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所有这些都只能证明中国政府关于国际贸易的政策并不像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坏”。相反，它们一定是非常合理并且高效的。在描写中英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所发挥作用的著作中，这一论断当然被反复强调。乍一看，你可能会倾向于形成这样的印象：安安静静地待在家中积累了大量白银的高产中国，对抗着大洋对面歇斯底里的、欠发达的、希望在中国丰盛的餐桌上分一杯羹的欧洲。然而，我们不需要通过太多的思考，而是仅仅依靠经验知识就能意识到，“白银蓄水池假说”和它所代表的中国政府没有阻碍对外贸易并且做得很好的观点，并不完全可信。

在简略地讨论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些事实。首先，最近的文献已经表明，在讨论清代中国的财富问题时，修正主义者显得太过乐观了。可以确信的是，在英国腾飞时中国更为贫困。此外，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变得消极之前，中国内部就已经产生了各种问题。但是，我们现在集中关注贸易和生产率的白银蓄水池假说。中国与西方的白银贸易盈余，并不像修正主义者说的那样大。中英贸易迅速增长应该是在进入18世纪的数十年中。在此之前，贸易规模都是很小的。在文献中经常提起的贸易大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起点太低。英国作为中国到那时为止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中英贸易中获得的财富在漫长的18世纪都只占其GDP的很小一部分。[200]这意味着在整个近代早期，流入中国的白银远少于最近一些历史学家声称的数量。对中国十分重要并且确实曾向中国输入大量白银的日本，也在18世纪大大减少了与中国的贸易。亚加布尔科和马尼拉之间及其与中国之间的跨太平洋贸易，也像中日贸易那样被历史学家忽略了太长时间。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怀疑它的真实性了。这种贸易当然没有达到像弗林和吉拉尔德斯这样秉持中国中心论的学者所说的那种规模，但是也在18世纪开始减少。陆上进口贸易从来都没有真正取得过成功。[201]在18世纪，对于除荷兰共和国以外的欧洲主要国家，亚特兰大远比亚洲重要。例如，英国、法国、荷兰共和国和西半球之间的贸易量是它们与亚洲贸易量的3倍。[202]中国确实在18世纪的最后数十年以及直到19世纪20年代的这段时间，“收集”了大量的白银。但是重点是许多严肃的学者尤其是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专家，提出的估计值要远小于全球史学家的估计，但这一点被完全忽略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十分复杂。我阅读文献得到的结果只是告诉我在1500年至1820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在最乐观的估计下也只吸收了30%产自或者在拉丁美洲流通的白银。当然，考虑到其庞大的数量，这些白银仍然数量可观，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203]无论是按总量还是按人均值，欧洲都得到了更多的白银。除此之外，他们还集聚了大量拉美的黄金，然而这些黄金在欧洲经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却被白银蓄水池假说的支持者完全忽略了。[204]我想要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降低中国白银进口的估计值，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中国是否很妥善地处理了国际贸易事务。从英国的角度来讲，白银大量从英国流入中国境内确实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麻烦，但是这对整个英国经济并没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19世纪初期，为了交换印度鸦片，大量的白银流出中国，中国白银贸易的总体平衡被打破，开始出现赤字，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著名的白银流失问题。[205]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停止了向中国输送白银。然而，严格按照双边贸易衡量，英国这一中国最大的西方贸易伙伴，作为一个国家仍然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保持赤字。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都是如此。贸易赤字激怒了英国人，并成为其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或者我更倾向于称之为借口。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实际上操纵这些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私商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是有盈余的。19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从英国商人（不管是公司的员工或是“个体商人”）那里购买的商品数量要远远超过卖给英国人的数量。以英国商人为主的西方商人将大量产自印度的商品销往中国，这些商品从最初的棉花逐渐变成后来的鸦片，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同时还将在中国购买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以此来赚钱。[206]在这样的多边贸易中，站在东印度公司或是个体商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贸易市场充满了利润，这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因为除了利润还有什么能够驱动这些人长期在中国从事贸易呢？

这对我的分析很重要，接下来是更为深入的分析。白银蓄水池假说的支持者集中关注商品贸易和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因此，他们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服务可以产生收入。一个人当然可以通过销售他人生产的商品赚钱。在我们讨论的情景下，这或许是一种比自己生产商品利润更为丰厚、更加高效的经营方式。从这方面讲，虽然单从商品贸易来看英国在19世纪那段时间被称为“第一工业国”和“世界工厂”，却在贸易中一直处于劣势，但是这其中的贸易赤字其实完全可以由其出售的服务和资本的回报来弥补。[207]其次，那些声称西方在与中国的对抗中“失败”了的白银蓄水池假说的支持者显然忽略了一点：我们必须从对外贸易关系的整体以及一个国家的整体收支平衡来考虑贸易往来。英国用购自他国的商品来支付不断增加的从中国购买的商品。它小心地管理着所有的运输，并且经常将这些商品转出口，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会对这些商品再加工一下，然后再出口。我们可以看到是英国赚取了主要的附加值，而不是中国。

到目前为止，讨论的都是数量方面的问题。与之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白银蓄水池假说的支持者对中国和西方之间交换的商品做了错误的系统描述。他们坚持认为，这是指那些在中国的出口中占主要地位并且体现着中国杰出生产能力的数量巨大的工业品。然而有研究表明，18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这些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数量巨大的工业品在出口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到18世纪末甚至几乎不值一提。一提到中国的制造业，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往往是瓷器。中国的瓷器生产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确实都令人印象深刻。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精巧”的商品，有人甚至说它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尽管欧洲人狂热地想要生产瓷器，仍然不得其法。西方人从中国进口的瓷器数量巨大，以至于使瓷器失去了奢侈品的地位而变得非常便宜，甚至开始成为商船上的压舱货。然而1709年以后，瓷器生产的秘密被揭开，欧洲也在之后的几十年生产了大量的瓷器。在18世纪下半叶，曾经有大量需求的中国瓷器被欧洲生产的瓷器替代。从中国进口的瓷器数量开始逐渐减少，尽管从金额上来说进口的规模从来没有发生重大变化。[208]179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对瓷器的大规模进口。[209]更准确地说，从那之后只有一些个体商人会从中国购买少量质量上乘、结构复杂精巧的奢侈瓷器，这些瓷器往往十分独特且价格高昂。

另一种人们经常想到的产自中国的商品就是丝绸。这又是一种高度复杂精巧的商品。我在这方面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贬低中国匠人的手工技艺。但是，从中国不断出口的往往是生丝，而不是丝绸制成的衣物。我们仔细考察中国对西方的出口就会发现，总体来说丝绸的出口数量在18世纪呈上升趋势。相对于国内的丝绸产量来说，出口数量称不上巨大。但是丝绸制品的出口数量实际上是减少的。[210]这种出口状况在总体上并没有对中国的纺织部门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也没有对欧洲的丝绸产业造成任何威胁。当然，我们也就不用考虑欧洲贸易保护政策的问题了。[211]谈到其他织物，中国确实出口一种叫作土布的棉织品。在18世纪末期，这种织物在西方变得十分流行。但是自此以后，土布必须与来自英国的机器生产的织物展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处境十分艰难。棉织物的出口从来没有真正腾飞过。[212]有趣的是，中国人自己在国内生产了大量棉花。除此之外，中国还在18世纪的最后数十年从印度和亚洲的其他地区进口大量棉花来填补本国棉花产量减少造成的短缺。显然如此低廉的棉花资源并没有像加州学派特别是彭慕兰讲的那样，成为中国发展繁荣的纺织产业的充分条件，就像在英国那样。谈到中国的出口，冈德·弗兰克还提到了黄金和铜。奇怪的是这些都不是制成品，如果有人认为它们应该是的话，那么白银也就是了。此外，让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对欧洲而言出口白银意味着虚弱，对中国而言出口黄金就意味着实力？至于黄铜，我只想说无论是在18世纪还是在之后的时间，中国从来都没有出口过大量的铜。更准确地说中国应该是一个铜进口国。[213]

总的来说，中国的出口地位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就已经衰落了。药用大黄的出口则因1777年以后大黄在牛津郡的商业化生产受到了冲击。[214]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人参这一原则上由政府垄断的暴利产业。在18世纪的最后数十年，中国开始进口从美国海运过来的人参。[215]在18世纪下半叶，对西方国家的出口主要由生丝、大黄、多种金属和药物构成，这些国家中有俄国和美国这些在18世纪晚期对中国十分重要却又经常被忽视的贸易伙伴，当然还有最主要的英国。对于英国而言，茶叶迅速变得十分重要。根据庄国土的说法，是茶叶驱使欧洲的船只驶向中国。[216]普理查德伯爵在20世纪30年代更直言不讳地讲，茶叶在18世纪后半叶成为人们“愿意牺牲任何事物来换取的宝物”。[217]它在中国贸易中日益增强的重要性要追溯到18世纪早期。尽管在最开始的时候英国是最大的茶叶消费国，但到18世纪60年代，荷兰已经在茶叶贸易中占有和英国一样重要的地位。一直到18世纪90年代东印度公司解体之前，茶叶都是中荷贸易中最重要的产品。在东印度公司解体之后，荷兰的茶叶贸易也一蹶不振。[218]1784年通过抵贷税条例之后，英国成为最重要的茶叶贸易商，美国和俄国这些一开始只是通过陆路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也紧随英国的步伐。在1760年至1795年这段时间，茶叶至少占了东印度公司通过广州出口的货物的81%，以及该公司在中国贸易中所得利润的90%。在其垄断的末期也就是1834年，茶叶是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唯一产品。[219]中俄贸易发展的情况也与之相似。尽管在1760年至1785年这段时间茶叶只占俄国从中国进口货物的15%，但这一比率在1825年上升到87%，至1850年则至少占到95%。在中美贸易中茶叶的优势没有那么显著，但仍然从1822年的36%上升到1837年的65%。[220]

那时候的茶叶绝不仅仅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加工好的商品，即使现在也是如此。从带有叶子的植物变成一种消费品，需要一系列复杂多样的工序。此外，中国的茶叶也并不只是笼统的指一种商品。要成为西方的专业品茶师或是专业买手，往往需要至少5~6年的资历。中国不同茶叶之间的区别就像欧洲用不同的葡萄酿造的红酒之间的区别。[221]茶是一种需要高度专业化和丰富经验的产业，那些运用复杂工具和“机器”的“高科技”，在茶叶生产中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尽管茶叶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中国在茶叶出口方面杰出的地位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其成熟的制造工艺，更重要的是中国在那个时候垄断了茶叶的种植。另一个亚洲的茶叶生产国日本已经停止了出口茶叶的生产。中国的这种垄断一直持续到1839年阿萨姆公司在阿萨姆地区开始开展茶叶种植的商业探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的英国正在向中国发动战争，以便通过贩卖来自印度的鸦片来支付向中国购买茶叶的费用。在中国贸易中占有垄断地位的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当然从来不会对在其他地方生产茶叶的计划感兴趣。然而，中国的垄断地位在1834年以后就不复存在了。

在了解了所有这些关于中国出口贸易构成的信息之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基本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里就已经成为茶叶、半成品和原材料的出口国。[222]它在鸦片战争之前以及英国成为主要的工业品出口国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从工业生产到初级产品生产的倒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受到来自西方、俄国和日本的正式的帝国主义压迫之前，中国就已经被边缘化了，至少从全球劳动分工来看，它已经处于生产链条的末端。研究英国及其在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这段时间的出口状况，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削弱白银蓄水池假说可信度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在那段时间制成品的价值在全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未低于过80%。[223]另一个结论是，在此整个时期，中英之间的贸易都只占英国国际贸易总额的一小部分，特别是和英国与美国、印度及加拿大之间贸易相比。[224]

重商资本主义的逻辑

因此，以上信息足以说明应放弃白银蓄水池假说：白银的数量远远小于这一论点的支持者认为的数量；我们讨论的仅仅是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英国商人与中国的贸易总体来说没有赤字，赤字只存在于两国的双边贸易中。整体而言，他们在贸易中获得了许多增加值，得到了很多收益。最后，在中国的出口中，制成品仅占很少部分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另外，我想阐述一些与清代中国和西欧特别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差异相关的观点。首先，对于在近代早期东西方交流中将用白银买东西的国家等同于“买方”和“失利的一方”，将用“普通商品”换取白银的国家等同于“卖方”和“获利的一方”，这是白银蓄水池假说的精髓，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西方人几十年来长期向中国出口白银的事实，足以证明这种诠释是不合理的。如果欧洲人经常性地缺少白银，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还要出口白银到中国呢？声称他们没有茶叶就无法生存，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在这方面，现代的修正主义者在不知不觉中倾向于持有一种和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坚信却不现实的观点相一致的解释，例如中国出口的商品对英国的重要性。林则徐这位中国的总督在1840年1月一封寄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写道：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225]

周顼是江南道御史，他在一份1838年的历史记录中声称，外国蛮夷如果不再能买到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的眼睛会瞎掉，他们会便秘甚至可能死亡。林则徐认同这种观点，并且真诚地认为如果不再出口这些商品，中国很可能会影响英国的生死存亡。不过后来，他对这种观点也产生了怀疑。[226]很显然，这过分夸张了：英国当然可以在没有任何中国进口商品的情形下生存，而且他们在这种情形下生存了很多年。为什么英国人和其他商人坚持不懈地用白银和其他商品换取中国商品，这个问题的解释只有一个：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好买卖。正如我将在接下来的茶叶案例中揭示的，不仅对他们而且对许多他们的同行和遍布全世界的消费者来说，这都是一笔好买卖。对英国商人来说，除了能从金银交易中获得套利，交易本身也是有利可图的。另一方面，这一定是因为在世界某处的最终消费者愿意并且有能力为来自中国的商品买单。

我不会再讨论金银兑换如何使西方商人出口白银到中国成了非常赚钱和“理性”的策略，[227]尽管有许多具体事例可以使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白银出口和西方的“逆差”。我将用茶叶作替代来阐述我的观点。第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与英国消费者或者是英国转出口国家消费者支付的金额相比，中国生产者和商人从出口茶叶中获得的收益微不足道。简而言之，很大一部分“附加值”由外国人获得了，即外国人赚取了附加值。消费者支付价格的很大一部分由购买茶叶运至英国并在英国售卖的商人或者销往其他地区的英国商人收入囊中。鉴于再出口的重要性，买茶叶再转卖给其他国家的商人不可忽略，所以也需要一并考虑。由于没有精确的数据资料，我们无法用净资产负债表揭示在茶叶生产后的商业链条中哪些人到底获得了多少收益。茶叶在出口前必须要经过加工处理。留在中国的茶叶的真实价值通常是不可知的。茶叶有很多种，每一种都有不同的价格。通常来说，追踪每一种茶叶到底出口了多少是不可能的。[228]但是，这不一定意味着我的观点，即“在茶叶交易中英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得不到支持。

我来举一个“典型化”的例子。大多数从中国出口到西方的茶叶都是在福建生产的。在19世纪的前数十年，当地商人收购的茶叶是每石12两白银，每石大约是60千克。行商从这些商人手里购买茶叶，通常是每石20两白银，然后他们再以每石27两的价格卖给英国商人。东印度公司再以大约每石60两白银的价格将这些茶叶卖到英国。[229]我们讨论的可是每磅值17克白银。最终价格比行商售出的价格高两倍。对行商来讲，采购价和销售价只相差每石7两，但是对东印度公司来说，买卖差价是每石33两白银。两者的巨大差距并不是因为中国和英国之间昂贵的交通运输费用。在18世纪，当时的运输费用只占到总费用的30%~40%。[230]令人惊讶的是，在英国商人看来中国在茶叶交易中占有的份额仍旧很大。[231]他们想自己接近原材料，消除中间商，获得更多的供应，并且和更大的交易商交易。[232]

我们刚刚提到的每石60两白银的价格，并非英国或者其他地方的消费者支付的全部费用。这一价格不仅包括中国生产者和商人以及英国商人的盈利，还包括（大部分）转移支付，比如交给英国政府的税收，当然也包括支付给那些真正卖茶叶的英国零售商的收入。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茶叶交易存在很高的关税。直到1784年英国政府对茶叶仍征收平均大约100%的关税。高关税导致走私猖獗，于是关税被降至12%多一点。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尽管不是对所有种类，但是部分种类的茶叶的关税又提高到了100%，并且保持在这个水平直到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结束。涉及的金钱数额并非微不足道。1711—1810年，不少于7700万英镑即2.3亿多两白银以茶叶关税的名义收入政府的金库。[233]这一金额相当于18世纪中国4年多的常规土地税收入。1835—1862年平均每年英国总关税收入中的520万英镑即20%来自茶叶贸易的关税。[234]为了对量级有所了解：1835—1857年政府通过茶叶关税得到的平均收入大约是皇家海军支出的2 /3。[235]与清朝的对比同样惊人：乾隆皇帝在统治的后期，每年有大约86.5万两白银的茶叶关税流入其个人钱包，这一数额还是很大的。[236]

上述关于作为原料的中国茶叶价格与作为最终产品的英国茶叶税前价格之间的差异，采用的数据来自传闻。这些仅仅是例子。对于从初始生产者到最终消费者的各种增加值的准确并具有代表性的估计，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非易事，而且这里也不需尝试做非常详尽的计算。一个非常粗略的“典型化”估计，至少足以说明下文所述的观点。这里要再次提醒读者，茶叶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和品质，所以有很多种价格。在19世纪前数十年，普通茶叶的价格在它们离开中国某地的农场运至广州的那一刻翻了1倍。离开广州抵达英国，在税务人员收税的那一刻价格再次翻1倍。另外，价格再次翻1倍是因为要缴纳销售前的关税。最后，零售商当然也要取走相应的收入份额。[237]

表38　1641—1828年荷兰、英国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在欧洲的销售价格与在亚洲的购买价格之比

资料来源：De Vries,“Limits of globalization”，第723页。

在茶叶的整个生产—分配链条中，产生的附加值当然不同于各类相关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挣得的收益。有一些指标可以说明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在这里指的是净利润占总成本的比例，包括费用、保险和利息支付。1788—1796年这一比例平均是15.85%，1793—1811年是26.18%; 1814—1828年则是25.14%。1815—1834年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获得100多万英镑的收益，其中超过90%来自茶叶贸易。[238]对于个体商家，我们只了解一些坊间信息。例如，我们了解到在1840—1850年一位叫梅尔罗斯的个体商人在其茶叶贸易中平均获得13%的收益。[239]这些看上去并不像是陷入困境的商人经营的糟糕生意。我们在这里描述的由英国人运输并在欧洲销售茶叶的增值情况，并不是特例。在近代早期社会的长途贸易中，商人通常会创造很多附加值，因此通常比出售商品的真正生产者有更高的收益。基尔提·乔杜里认为，回到欧洲后，欧洲商人通常以高于在亚洲购买商品价格的200%~400%卖出商品。[240]邓钢认为，欧洲商人通常以其支付给中国的价格的3~4倍卖出中国进口品。[241]尽管考察的是16世纪的情况，苏切塔·马宗达写道：美籍西班牙商人在中国—墨西哥的交易中，会得到初始投资4倍或者5倍的回报。[242]

在我们讨论的前工业化世界，生产者和（小的）地方商人挣到很多收入，这并不常见。但这种现象在长途贸易中更为常见。在长途贸易中，商人可以在某个地方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商品，然后以昂贵的价格销往别处，从而赚取大量利润。特别是，他们可以通过大规模交易来使竞争最小化。清朝统治者如果懂得布罗代尔在《文明和资本主义》中“本土资本主义”一章阐述的大规模重商资本主义的逻辑，可能会受益匪浅。[243]他认为资本家是处于交易活动最高处的人，是掌握着“制高点”的人。他们消息灵通，并且在物质上有能力选择他们想要从事的部门或地方。他们因为所在的市场缺乏透明度而获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想要控制市场，并尽力获得垄断地位。国家的支持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他声称，在长途贸易中一个人必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异国他乡的市场上运作，在那里信息、资本和人际关系极其重要，资本家要凭借卓越的经营才能赚取超额的利润：“长途贸易不是贸易的全部，但它是获得极高利润的唯一途径。”[244]几乎可以肯定，这夸大了长途贸易的实际收益率。但是我认同他在此书中的另外一个观点：“在18世纪，几乎在欧洲的每个地方，来自贸易的大规模收益毫无疑问要比来自工业和农业的大规模收益更多。”[245]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观点，他讲的是前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即我们现在称为重商资本主义时代。他在文中写道：“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社会生活所有领域中的最大收益份额是如何落到中间人手里的。例如在经济领域，金融家、股票交易者、商人和店主分食利润蛋糕。”[246]中国政府由于对长途贸易各领域的各种干预以及支持相对于西方重商主义政府来说较少，无疑难辞其咎，因为这些领域的实际贸易额、附加值和收益要少于本可以实现的规模。

如果商业资本家不仅将较便宜的商品从一个地方以高价卖到异地，还直接或间接地控制这些商品的生产，使产品更加便宜，更容易聚集，他们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如布罗代尔强调的（可能过于强调了），尽管商业资本家对于将其资本锁定在生产领域实际上是很谨慎的，总是使自己随时可以抽身出来，但是他们几乎一直在干预生产过程，哪怕只是协调生产过程。在西方重商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类似干预的例子。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近代早期由奴隶提供劳动的种植园经济。我们也可能会想到（再度）引入农奴制，提供劳力的人仍保留一些生产资料，但是形式上失去了自由。此外还有第二个选择，即吸纳自由人中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人通过“外包加工”通常至少可以获得一些生活资料。最后，还有使用季节性劳动力和移民劳动力的可能。在以上所有策略中，商人—企业家可以从下述事实获利，即使用的劳动力不需要按照总的再生产成本支付报酬，因为他要么还有其他再生产的方式，要么可以从经济体系外寻找资源，如移民或者使用从经济体系外进口的农奴或者两者兼有。第一种策略利用直接的强制，这和政治压力的联系显而易见。然而，外包加工制度也并非没有强制因素。因为这种生产模式的出现需要统治者接受下述状况：大量人口尤其是乡村地区的人口，再也不能通过在自己土地上耕作或者为别人劳作来完全养活自己。令人震惊的是，前两个策略在近代早期的中国几乎完全缺失。英国正是这一经济体系的核心，在该体系中这些策略是非常常见的，比如想一下英国人在加勒比海以及后来在印度的行为。英国人努力打开中国国门，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想控制茶叶的生产，使生产更有效率，更能满足英国人的需求，当然也更便宜。[247]

显然中国的生产者和贸易者确实在茶叶贸易中赚了钱，就像在其他跨洲贸易中一样。但是固守国内，只生产特定商品，并且最多将其带到本国的口岸，这比控制整个从生产到（外国）消费的链条所能获得的收益要少得多。[248]他们也的确知道英国通过销售中国商品获得了大量收益。在给维多利亚女王的著名信件中，总督林则徐写道：

该国带去内地货物，不特自资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国，获利三倍。[249]

在鼓励对外贸易和向对外贸易征税方面，中国政府本可以获得更多收入。就中国对外贸易而言，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表现都很糟糕，更谈不上最佳，这也是首先讨论白银蓄水池假说的原因。我认为政府至少在这方面应该受到指责。[250]英国商人和政府因为茶叶贸易获得大量收益，这一事实并没有对茶叶总消费量产生消极影响：茶叶消费量继续急剧增加。如果中国商人亲自开展长途的跨洲出口和进口，难道他们不能赚得更多收益吗？如果清朝政府鼓励贸易并征收更多的税，难道它不会获得更多收益吗？清朝政府征收10%的出口关税并不是打击对外贸易的有效方法。当然，所有这些观点并不意味着一个商业主义的中国本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像英国一样多的收益。巨大的国内市场就足以排除这种可能。但事实是不成比例的收益、附加值和就业落入了英国人或是英国政府的手中。

提到对外贸易，清朝统治者对国内生产者特别是境内商人的政策以及对其潜在收益的影响，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是很消极的。居住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商人，很可能会挣到很多钱。但是对当时的中国经济而言，这是无关紧要的：以任何系统的方式来看，他们都不是国内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统治者掌控了和西方人的贸易，将它限制在特定的地点，并且不鼓励中国商人更积极地参与贸易。例如，即使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促成贸易，他们本也可以在那些地区鼓励商人亲自将茶叶带去西欧或者其他可能有茶叶需求的地方，或者亲自去世界某处寻找白银。如果这些商人被允许自由往返，如果他们像其西方同行一样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不仅更高的收益而且更高的税收收入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国商人本也可以建立全球网络，获得全球专业知识。由于经济不完全开放，中国的政府精英无法实现现代经济学家所谓的“贸易利益”的最大化。

开放经济的影响也可能是更加间接的。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经济体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不那么开放，它将面临更少的挑战，但是它从所谓的“连带效应”中获得收益的可能性就更小。相对而言，中国的对外贸易不仅比西欧国家规模要小，它的多样化程度也不及西欧国家。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的出口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局限于少量商品，大多数是一些没有什么“连带效应”的半成品或原材料。我们再看进口，情况和西欧的也不相同。例如，英国源自亚洲的进口品如瓷器、纺织品、棉布和丝绸，引发了所谓“进口替代”，但是类似的情况并没有在中国发生。[251]在漫长的18世纪，中国从其他亚洲国家进口的商品中占比最大的是初级农产品。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这些商品都没有大量派生产品。到那时为止，中国从西方进口的最重要的商品是白银。进口白银无疑有积极作用，例如缓解中国的货币化困境以及相关的问题，然而有人会指出这其中可能的负面影响是，这些进口将使中国过度依赖白银进口来维持货币和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转。或者有人也会指出，如果中国建立了一个极少取决于白银而更多依靠纸币的货币体系，那么所有用来生产商品然后交换白银而付出的劳动力和资源就可以被更有效地利用。然而，那也意味着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252]

在由中国白银蓄水池假说拓展而来的这部分内容中，我想阐述的观点是，我们有很好的理由（a）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和经济“主导地位”持不那么乐观的态度，并且（b）更加严肃地看待政府贸易政策的负面影响。最后，从中西方贸易甚至在持久的西方对中国的白银出口过程中，获利最多的是西方商人、对进口商品征税的西方政府和买到了他们想买的奢侈品的西方消费者。相对来说，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从贸易中所得很少。尽管有很多主要是来自英国的中间商和英国的消费税的加价，来自地球另一边的人（比如英国人）仍有能力支付他们最喜欢的饮料，像许多白银蓄水池假说的拥护者那样将他们视为陷入绝望和贫穷之中不能自拔，这是荒唐的。同样，这当然也适用于来自亚洲的其他进口品，如香料、纺织品或者咖啡。

[1] 重商主义者沉迷于贸易盈余和金锭，这一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来源于亚当·斯密。关于“重商主义者”对贸易盈余和自由贸易的观点的简单介绍，可以参见Irwin, Against the Tide，第一部分。将重商主义解释为寻租的一种形式，这种观点的传播，参见Ekelund and Tollison的Mercantilism as a Rent-Seeking Society和Politicized Economics。

[2] 参考两部他们已翻译成英文的著作：Schmoller, The Mercantile System; Heckscher, Mercantilism。关于在某些方面当之无愧的批判性评论，参见Coleman, Revisions in Mercantilism; Coleman在“Mercantilism revisited”一文中细致入微的分析，参见Stern and Wennerlind, Mercantilism Reimagined。

[3] “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文献和解释，参见维基百科。

[4] 重商主义和国家财政，参见Bonney,“Early modern theories of state finance”。

[5] 关于强调生产和竞争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各种版本，参见Magnusson, Mercantilism, 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 Magnusson, Mercantilism, Critical Concept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Erik Reinert,“Role of the state”和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 Sophus Reinert, Translating Empire; Stern and Wennerlind, Mercantilism Reimagined。更详细的资料，参见第6章注释9—11。

[6] Carter, The Reply of W.C.，第49页。我在Pincus, 1688，第371页中找到的引文。

[7] Heckscher, Mercantilism，第2卷，第371页。

[8] Reinert, 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特别是第1—3章以及附录。

[9] 然而，即使是在西欧，国家之间仍然有巨大的差异。如果考察法国政府的政策，我们会发现在许多方面法国显然是一个重商主义国家。但是其“金融界”（Moneyed interest）的地位相比英国的政治精英要低很多。特别是知识界的辩论，参见Terjanian, Commerce and Its Discontents。英国和荷兰共和国的形势比较，参见Ormrod, Rise of Commercial Empires。在中欧，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往往被称为“重商主义财经政策”，这种现象颇为流行。理论参见Tribe,“Cameralism and the science of government”，Governing the Economy; Wakefield,“Cameralism”。并不总是成功的案例，参见Hackl,“Staatliche Wirtschaftspolitik”; Munch,“Growth of the modern state”，第207—214页。Sandgrube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第87—157页。Wakefield, Disordered Police State。

[10] 本章关注的是实际的政策，在我研究的问题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是政策，而不是理论辩论。对“英国重商主义”百科全书式的归纳，参见Magnusson, Mercantilist Theory and Practice。英国政府重商主义措施的简单总结，参见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第19—24页；O'Brien,“Mercantilism and imperialism”; Ormrod, Rise of Commercial Empires。关于近期的争论，参见Stern and Wennerlind, Mercantilism Reimagined;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9, 1（2012），第3—70页。英国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的简要概述，参见Howe,“Restoring free trade”; Morgan,“Mercantilism and the British Empire”; Ormrod , Rise of Commercial Empires。对于国家在经济发展和英国工业化中的作用的概况分析，参见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五部分；Harris,“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O'Brien,“Political preconditions”。

[11] 参见David,“From de la Court to Vreede”，klein, A new look。O'Brien将荷兰共和国视为成功的重商主义国家，持续了至少100~130年的时间。参见他的“Study of contrasts”，第20页。

[12] Brisco, Economic Policy of Robert Wapole，第129页。我在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中找到这条引文。

[13]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第21页。

[14] 参见Pincus, 1688，第12章。

[15] Baugh,“Maritime strength”，第188页。

[16] 参见导论的注释23，更一般的内容，参见其代表作的第四章第2节和第3节。

[17] 我在Rodge,“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的第7页找到这条引文。

[18] O'Brien and Engerman,“Exports and the growth of the British economy”，第177页。备忘录出自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董事长Henry Dundas。

[19] 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374—375页。

[20] Reinert,“Role of the state”。Reinert也指出，政府不得不留意实际工资是很高的。他正确地指出，这一特定的目标很晚才出现在国家的议事日程上。

[21]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第82页。

[22] Ormrod, Rise of Commercial Empires。

[23] 参见Pincus, 1688，第12章，特别是第396—399页。

[24] 17世纪和18世纪初的争论，参见Pincus, 1688，第12章；18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争论，参见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

[25] 我在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的第69—70页找到了这条引文。

[26] 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第95页。

[27] 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第102页。

[28] 我在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的第138页找到了这条引文。

[29] 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第137—138页。

[30] Pincus, 1688，第375页。

[31] “道德经济”的概念参见Thompson,“Moral economy”。

[32] 这种逐渐的转变参见Berg, Machinery Question; MacLeod, Inventing the IndustrialRevolution，第9章和第11章。

[33] 引文参见Furniss, Position of the labourer，第118页；同样参见Lis and Soly, Worthy Efforts，第7章。

[34] 引文参见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61页。在那里也能找到原始出处。

[35] 参见Coats,“Economic thought”，“Changing attitudes”; De Vries,“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Hatcher,“Labour, leisure and economic thought”; Lis and Soly, Worthy Efforts，第7章；Wiles,“Theory of wages”。

[36] 关于“开明”的观点，参见Lis and Soly, Worthy Efforts，第494—509页。考虑下文我对英国非自由劳动力的评论，这些观点显然对实际的劳资关系没有多大影响。

[37] “资本主义摇篮”的表述，参见Macfarlane,“Cradle of capitalism”。

[38] Young, Political Essays，第20—21页。

[39] 参见Stanziani,“Legal status”; Steinfeld, Invention of Free Labour; Steinfeld, Coercion, Contract and Free Labour。

[40] 关于《定居法》的背景和实践，参见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459—463页。这一原则在1662年列入法案。

[41] 我所有关于英国劳工地位的评论，很多来自以下文献Stanziani,“Legal status”。

[42] 参见Ma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260页。科洪的估算及其真实性参见Steedman, Labours Lost，第37—38页。

[43] 参见Steedman, Labours Lost。

[44] Lis and Soly, Worthy Efforts，第444页。

[45] 参见Ma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260—261页。

[46] Caton, Politics of Progress，第537页。

[47] 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23页。更详细的资料参考Berg,“What difference did women's work make”; Humphries,“Lure of aggregates”; Allen,“High wage economy”。

[48] 许多济贫院照料老人和那些不能自理的年轻人。参见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454—455页。

[49] Patriquin, Agrarian Capitalism，第109页。

[50] 参见Humphries, Childhood and Child Labour。

[51] 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225页。

[52] 后文中关于英国军队的资料，参见Higgs, Information State，第134—144页；James, Warrior Race，第292—316页。Way,“Klassenkrieg”。关于皇家海军的资料，参见Earle, Sailors，第12章；Frykman,“Seeleute”; Rodger, Command of the Ocean; Rogers, Press Gang。

[53] 参见第75—76页。

[54] Rogers,“Vagrancy”，第107—108页。

[55] Rogers, Command of the Ocean，第396页。

[56] Rogers,“Vagrancy”，第108页，原始引文出自Philonauta, The Sailor's Happiness（London, 1751），第19—20页。

[57] 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31页。

[58] Hall, British Strategy，第4页。

[59] Bosma,“European colonial soldiers”，表1。

[60] 总体的介绍参见Zürcher, Fighting for a Living。

[61] Fogleman,“From slaves, convicts, and servants to free passengers”，第71页表A.3。

[62] 这些数据基于Galenson, White Servitude第3—4页的估计。更多概括性的信息，参见Emmer, Colonialism and Migration; Christopher, Pybus and Rediker, Many Middle Passages。所讨论的时期结束时以及之后的数据，参见Northrup, Indentured Labour。

[63] Stanziani,“Legal status”，第381。

[64] Eltis,“Cultural roots”，第26页。

[65] 更多信息参见Bosma,“European colonial soldiers”; Meredith and Oxley,“Condemned to the colonies”; Young,“Indian convict workers”。英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囚犯和剩余劳动力输送到帝国其他地方工作的国家。Bosma声称，在19世纪被输送到海外或者跨过乌拉尔的囚犯数量就已经超过100万。参见其论文第319页及该页上的注释6。

[66] 参见Morgan, Rushton, Banishment in the early Atlantic World; Swingen,“Labor: employment, colonial servitude, and slavery”。从1832年到1887年，俄国有超过75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参见Bosma,“European colonial soldiers”，注释6。

[67] Fisher, Counterflowa to Colonialism，以及“Bound for Britain”。

[68] 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第253—262页。

[69] 参见Major, Slavery, Abolitionism and Empire。

[70] 参见Moxham, Tea.Addiction, Exploitation and Empire，第3章和第4章；Macfarlane, Green Gold，第10章和第11章。

[71] 参见Harper, English Navigation Acts。《航海条例》这个术语实际上被用于指代一系列法案。因此也可以指诸如1662年或1696年的条例。

[72] 上述以及更多的案例，参见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20章。

[73] O'Brien, Griffiths and Hunt,“Political components”。

[74] 这一段我大量引用了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

[75] 这一变化参见Davis,“Rise of protection”。

[76] 详见后文，参见第343—344页。

[77] Bosher, Single Duty Project，第95页。

[78] Bairoch,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第40页表3.3。

[79] 对英国关税和对国际贸易其他形式干预的一般概述，以及与法国情形的比较，参见Nye, War, Wine, and Taxes，第1章。

[80] 保护主义显然有“好”“坏”之分，更多的解释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第288页。

[81] 与法国红酒有关的英国政策，参见Nye, War, Wine, and Taxes，第3章。

[82] Cuenca-Esteban,“Fiscal dimensions”。

[83] Thomas and McCloskey,“Overseas trade and empire”，第98页。

[84] Thomas and McCloskey,“Overseas trade and empire”，第98页。

[85] Kumagai, Breaking into the Monopoly，第207页。

[86] Burnett, Plenty and Want，第23—24页。

[87] 数据参见Kumagai, Breaking into the Monopoly，第139页和第150页注释112以及第208—209页。Crawfurd的计算参见其Chinese Monopoly Examined，第87页，他是东印度公司的强烈反对者。

[88] 参见他们的Why Nations Fail，第7章。

[89] Smith,“Accounting for taste”。

[90] Burnett, Plenty and Want，第24页。

[91] Potter,“British timber duties”。

[92] Kumagai, Breaking into the Monopoly，第256页。

[93] Parthasarathi, Why Europe Grew Rich，第168—170页。

[94] 退税是指归还某些对进口产品和本国生产之后出口的产品征收的税款。参见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42页；Hoppit,“Bounties, the economy and the state”。为防止出口到殖民地，这些退税之后被废除了。

[95] 参见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448—452页。

[96] O'Brien,“Contributions of warfare”，第53页。

[97] 参见Ashworth,“Revenue”; Berg and Clifford,“Luxury”; O'Brien,“Triumph and denouement”。

[98] 参见Dietz, Before the Age of Capital，以及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

[99] Trocki,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第62—63页。

[100] Wong, Deadly Dreams，第426页。

[101] 引文出自Parker,“Introduction”，第9页。

[102] Pincus, 1688，第595页。

[103]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第224页。

[104] 参见Brandon, Mars and Mercury，表2.5。

[105] Gaastra,“Sware continuerende lasten en groten ommeslagh”，第87—88页。

[106] “贸易战”会导致“真正的”战争，参见Reinert,“Rivalry”; Shovlin,“War and peace”。

[107] Enthoven and Postma, Riches from Atlantic Commerce。

[108] James, Warrior Race，第269页。

[109] James, Warrior Race，第273页，也参见第六章注释18。

[110] 参见Wong, Deadly Dreams，结论部分。William Jardine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论断在第210页；《曼彻斯特卫报》的话在第458页。

[111] Baugh,“Maritime strength”。

[112] 参见Menard,“Transport costs”。

[113] O'Brien,“Hanoverian state”。

[114] 参见第265—266页。

[115] 关于英国在印度的扩张，参见Dalziel, Penguin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British Empire，第36—37页、第58—59页以及第78—79页。

[116] 1646年到19世纪初期，荷兰在爪哇以及更一般的在东南亚的扩张，参见Barraclough,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第176—177页，以及Jacobs, Merchant in Asia中的地图。

[117] 其评论参见Cavaciocchi, Prodotti e techniche d'oltremare，第717页。

[118] 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献的一般概述，参见导言中的注释108。在这段和下一段，我着重引用和阐释了Antony and Leonard, Dragons, Tigers and Dogs，第1—26页，以及Wong, China Transformed的引言。

[119] 这里阐释了Will在Bureaucracy and Famine（第211页、第215页和第217页里）的主张。

[120] 此引文参见原版Rowe, Saving the World，第162页里的斜体字。清朝政策与法国重农主义的比较，参见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第241页、第252—253页和第255页。

[121] 更多例子参见Dunstan, Conflicting Counsels，第6章。

[122] “招募投资者”的政策，参见Sun,“Ch'ing government and the mineral industries”，第844—845页。可以比较一下，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第49页。

[123] 内地十八省的例子，参见Xu and Wu, Chinese Capitalism，以及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9卷和第10卷中关于开采和矿业的内容。如上文所述，至少在铜矿开采的情况下，有时也包括其他矿藏的开采，政府更多出于经济原因进行干预，参见第256—258页。与新疆和西藏有关的例子，参见第401页。与“满洲”情况相关的评论参见第403—405页。

[124] 参见，比如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第28页。

[125] 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680—681页。

[126] 更多有关中国开放后出口实质性增长的资料，参见第1章注释467。然而相对而言，出口仍然是薄弱的。

[127] 像这样很难与Frank的论点相一致，他认为在18世纪中国是铜的主要出口国。

[128] Wong, Deadly Dreams，第343页。

[129] 参见第三章注释151。

[130] Wang, Anglo-Chinese Encounters，第3章。

[131] 各种类型的干预，参见Chang,“Evolution of Chinese thought”; Eastman, Family, Fields and Ancestors，第123—125页；Fang,“Retarded development”，第395—399页；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7章；Lee,“Trade and economy”; Van Dyke, Canton Trade and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Wakeman,“Voyages”; 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第9章；Wills,“Maritime Asia”。

[132] Cranmer-Byng, Embassy to China，第353页。

[133] Duyvendak,“Last Dutch embassy”。

[134] Findlay and O'Rourke, Power and Plenty，第300页。

[135] 所谓的行商一般被描述为垄断协会的成员，实际上他们没有真实的垄断权。参见本章注释141。

[136] 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第50页。

[137] 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8—9页。

[138] 此处资料摘自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167页。读者可以从该书中找到参考文献。

[139] Federico,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Silk Industry，第34—35页，以及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167页，读者可以从该书中找到该论断的原始出处。

[140]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9页。

[141] 我把“垄断者”一词加上引号，意为双方都没有真正的垄断权。至于行商，这是因为粤海关监督（关税监管者）不想让其垄断贸易，从而形成卡特尔，即所谓的公行（Cohong）。从1771年开始，粤海关监督决定禁止议价，并强迫公行商人分开交易。此外，总有某种商品是自由贸易的，甚至所谓的“枚举商品”通常也会被允许以一定的比例在自由市场上交易。至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对于所谓的“私人”或“国民”贸易，也面临日益增强的竞争。参见Van Dyke, Canton Trade，其中关于垄断的部分；以及Greenberg, British trade。Vam Dyke还提供了有关通商口岸中西方贸易规模的资料，特别是不受特许公司掌控的中英贸易的情况。

[142] 参见365—367页。

[143] 一口通商的概念参见Van Dyke, Canton Trade，行商的解释有些不同，它更少受官僚的影响；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更多信息参见Greenberg, British Trade; Hao, Commercial Revolution，第2章；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7章，以及Morse, Gilds of China，第57—85页。

[144] 中国商人向西方人借债的一些例子，参见Westerners Greenberg, British Trade，第4章，以及Van Dyke, Canton Trade，其中关于利息的内容。显然按照中国的标准，西方的利息要低得多。

[145] 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1章。

[146]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第50—51页。

[147] Osterhammel, China und die Weltgemeinschaft，第75页。

[148] Ho,“Salt merchants”，第149页。

[149] 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158—159页。

[150] 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6章。

[151] Morse, Gilds of China，第81页。

[152] 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第44页。

[153]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1卷，第86页。

[154] 干预的具体例子参见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7章，以及“残酷的剥削”，Rise of Modern China，第146页。根据徐中约的说法，在1773—1832年，行商向各类政府项目贡献了将近400万两白银。根据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41页和第42页，可能达到700万两。徐中约补充说，这不是他们被索要的全部数额。他关于行商地位的解释，也不完全是消极的，正如他写道：“总的说来，许多人成功累积了大量财富。”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146页。他给出的一个例子是伍秉鉴。然而这位富商卷入了一次与政府的冲突，最后被压榨了，还被认为是叛徒。参见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一书中有关伍秉鉴的那一章。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有趣的是像徐中约一样，魏斐德写道，在1773—1832年被记载的行商献金是大约400万两白银，但是他也暗示有一个家族，即胡雪岩，可能实际上捐献了超过1000万两白银。参见其Strangers at the Gate，第48页；Deng, Chinese Maritime Activities在第111页提到行商潘有度（1755—1820），他一生起码“捐献”了80万两白银。

[155] Hao, Commercial Revolution，第307页。

[156] 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51页。

[157] 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19页。在该书的第47和第48页，有一长串破产行商的名单。

[158] Deng, Chinese Maritime Activities，第111页；也参见第六章注释154。

[159] 参见，比如，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以及他对“官督商办”制度在运行缺陷上的描述，Perkins,“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160] 对于中国中央政府对海外的华商以及这些商人在“外国”领土上经商的态度，参见Deng, Chinese Maritime Activities; Deng, Maritime Sector;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第201—206页；Wang,“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161] Schurz, Manila Galleon，第93页。

[162] Brook, Vermeer's Hat，第178—181页。

[163] 受害者的确切人数是不清楚的。Deng, Maritime Sector，第134页和第164页，认为超过10万中国人被屠东。这肯定是个错误。我查阅的关于“Chinese massacre”和“Batavia massacre”的数据，大多处于5000~10000，也有提到数万受害者。

[164] 我没有找到Purcell做出此估计的原始出处，所以我参考了Borschberg,“Chinese merchants”，第370页。

[165] 这类事可参见Teng and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第17—21页。更多文献参见“导论”注释119—121。

[166] 对于中国地图和他们绘制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样子，参见Smith, Chinese Maps。从数量、范围和质量方面，与西北欧尤其是荷兰共和国制作和收藏的地图相比，中国的制图学就绘制他国而言，只能被称为落后。一般性评论参见Black, Power of Knowledge中的“cartography”。

[167] 更多例子参见Gregory, The West and China; Gunn, First Globalization; Mungello, Great Encounter。

[168] Teltscher, High Road to China，第2—3页和第219—220页。

[169] Elliott, Emperor Qianlong，第8章，他认为，很大程度上，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指一种虚假的无知状态，而且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中国的精英没有必要知道世界其他地方。Westad, Restless Empire，第31—32页，持相同观点。

[170] Waley-Cohen, Sextants of Beijing，第128页。

[171] 从来没有人能够像以下文献一样，即Lehner, China in European Encyclopaedias，写一本中国百科全书中的欧洲。

[172] 对于中国人向中国同胞介绍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西方”的努力，参见Drake, China Charts the World; Leonard, Wei Yuan和Renditions.Chinese Impressions of the West。对于中国人近代早期在哪些方面掌握或者没有掌握西方的知识，参见Elman, On Their Own Terms。过去200年，中国改革者意识到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忽略，并且这种忽略带来了消极影响，以下文献充斥着这类例子，Schell and Delury, Wealth and Power。

[173] Black, Power of Knowledge，给出很多例子说明中国没有参与海外文明引起的消极后果。

[174]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80—183页；也可参见Hu,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第22章和第23章。

[175] 中国政府对中西贸易缺乏兴趣，而且对此一无所知，参见Van Dyke, Canton Trade的结论部分；以及Wong, Deadly Dreams，第373—374页。

[176] Adshead, 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第77页。

[177] 引文参见Gruzinski, Quatre parties du monde，第157页。

[178] Headrick, Tools of Empire，第208页。

[179] 这种共同的努力参见Abernethy,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180] 有关近代早期知识和君权之间的联系，参见Black, Power of Knowledge；有关近代早期的英国参见Drayton, Nature's Government和“Knowledge and empire”；有关荷兰共和国，参见Cook, Matters of Exchange; Huigen, De Jong and Kolfin, Dutch Trading Companies；有关法国，参见McClellan and Regourd, Colonial Machine。

[181] “信息”在西方世界的重要性，一般性的资料参见Black, Power of Knowledge; Dudley, Information Revolutions; Headrick, When Information Came of Age，这些著作关注漫长的18世纪，尤其是收集、加工、传播知识的技术。在英国和荷兰共和国的商贸经济中，信息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在收集和传播信息中的角色，参见Rothschild,“English Kopf”；英国的情况，参见第8章注释29—30；荷兰的情况参见Lesger, Rise of the Amsterdam Market；有关政府收集本国国家和人民的信息，参见第387—391页。

[182] Mokyr,“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第340页。

[183] Mokyr,“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第342页。

[184] 引文参见Chua, Day of Empire, XXI and flap - text。更广泛的定义参见其第21—22页。

[185] McNeill, Rise of the West，第XVI页。

[186] 最近两本有说服力的著作为这一理论做了辩护，参见Ridley, Rational Optimist; Wright, Nonzero。

[187] 对于中国是如何将“成功的”制度安排变成发展的枷锁，参见Pines, Everlasting Empire。

[188] Hobson,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189] 这几条生动的引文，参见Chuang,“Trade between Chin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mericas”。

[190] 参见相关著作的参考文献。在其“白银流转”和“套利”部分可以找到很好的介绍。

[191] 根据林满红的说法，可能1/3源于国内或准国内产品，比如，安南或缅甸，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70页。

[192]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336页。

[193] Pomeranz and Topic,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第103页。

[194] Hobson, Eastern Origins; McNeill and McNeill, Human Web; Ponting, World History.

[195] 有关例证，参见Frank, ReOrient，第75页、第117页、第127—128页、第148页、第175页、第177—178页和第185页；引文在第127—128页。

[196] 这些表述，参见Frank, ReOrient，第2章和第3章。

[197] Frank, ReOrient，例如第75页、第100—101页、第179—185页、第193页、第195—197页和第270—271页。这当然是一个奇怪的观点，而且很难与Frank的观点一致，他认为欧洲人会从中国进口大量产品以换取白银。

[198] Marks,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第43页。

[199] Chase-Dunn and Hall, Rise and Demise，第191页。

[200] 参见本书第一章注释460—466。

[201] 对欧亚之间贸易联系的定量分析，不像字面表明的那样，只限于借由开普敦航线进行的海上贸易，还包括跨越太平洋贸易、陆路贸易和中日贸易，这些都提供了白银流入的资料，参见De Vries,“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

[202] De Vries,“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第93页表2.15。伊比利亚半岛与西方的贸易也比与东方的更重要，也参见以上文献。

[203] De Vries,“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第81页；也可参见本书第3章注释146援引我在雷斯特莱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

[204] 对于美洲金银的产量，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在1500—1800年，大致占世界总产量的80%；关于美洲出口到欧洲的相关资料，参见Barrett,“World bullion flows”。就价值而言，黄金相当于合并后的金银产量以及从美洲出口到欧洲的金银的1/4。在18世纪，黄金在美洲金银总出口中的比重更大了，有时会达到30%。这些黄金都没有流向中国，大部分流向了英国。

[205] 参见Bowen, Business of Empire，第225页图8.1，其中表明从这个世纪开始，东印度公司出口的白银更多去了印度而不是中国。从盈余到赤字的变化，与当时英国正进行工业化这个事实毫无关系。这又会引起争论，即工业化和西方霸权之间是否存在紧密联系。

[206] Wong, Deadly Dreams，第369—374页。

[207] 更多评论参见本书第220页以及第363—364页。

[208] 与中国向西欧出口瓷器数量相关的详细资料，包括价格和总价值，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Berg,“Manufacturing the Orient”;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第1卷，第388—392页；Findlay,“Pilgrim art”，第168—169页；以及Jö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瓷器在洲际贸易中以货币来计算的重要性，很容易被高估。Findlay认为，1717年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进口的所有商品价值中，它总计仅占2%。在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所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运载的货物中，瓷器总计占5%左右，公认的年利润总额在80%~100%。中国瓷器的国内消费量使其出口量相形见绌。其出口到欧洲的数量与国际贸易总量比较，也相对很小，但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是占绝对优势的。

[209] Hobhouse, Seeds of Change，第134—139页。Berg and Clifford,“Luxury”，第1107页提到英国的寡头交易商为了降低瓷器价格，设置高关税并限定价格。

[210]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第1卷，第403页。

[211] 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国在国际丝绸贸易中的角色相对次要，从20世纪初期，又开始迅速滑落。参见Federico,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Silk Industry，第196页表AI，第200页表AIII。从这一时期直到19世纪50年代，最大的出口国是意大利。

[212] 对于棉花制品，比如原棉、纱和布的产量，及其进出口参见Chao,“Production textile”; Chao, Development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附录F（有关原棉的产量）。

[213] 参见比如Shimada, Intra-Asian Trade。

[214] 参见Wood, Silk Road，第14页。林则徐显然不知道此事，参见第345页。

[215] 参见Dolin, When America First Met China，有关“Ginseng”的部分。

[216] 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59页

[217] Pritchard, Crucial Years，第163页。

[218] 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104—121页。

[219] 数据参见Osterhammel, China und die Weltgemeinschaft，第118页；以及Zhuang, Tea, Silver, Opiumand War，第141页。

[220] Hao, Commercial Revolution，第14页和第16页。

[221] 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第8—12页。

[222] 参见Deng, Chinese Maritime Activities，有关市场与贸易模式的部分。

[223] 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17页。

[224] 参见之前的注释，更多详细的资料，参见Wong, Deadly Dreams，第14章讨论了19世纪20年代晚期以后的情况。

[225] “Lin Tse-hsü's moral advice to Queen Victoria”，第25页。

[226] 这一资料，参见Overdijking, Lin Tse-Hsu，第79—81页。

[227] 在这里，我具体指的是贸易商。对政府来说，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对它们来讲，银或者更一般地说金银的出口的确是有问题的，因为军队的费用一般需要以银币支付。

[228] Wong, Deadly Dreams，第362页。

[229] 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40页和第89页；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第36—39页。

[230] Mui and Mui, Management of Monopoly，第61—65页；Gardella, HarvestingMountains，第39页。

[231] 对于支付给中国人的钱款，英商认为属于廉价出售的具体例证，参见Macfarlane and Macfarlane, Green Gold，第109页。

[232] 参见，比如Wong, Deadly Dreams，第355—360页。

[233] Macfarlane and Macfarlane, Green Gold，第99页。

[234] Wong, Deadly Dreams，第344—349页。

[235] 这一观点参见Wong, Deadly Dreams，第350—355页。

[236] Elliott, Emperor Qianlong，第134页。

[237] 我进行这一估算，是建立在以下信息的基础之上的：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 Hobhouse, Seeds of Change; Macfarlane and Macfarlane, Green Gold; Mui and Mui, Management of Monopoly; Wong, Deadly Dreams; 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

[238] Zhuang, Tea, Silver, Opium and War，第159—160页。

[239] 数据参见Mui and Mui, Management of Monopoly，第152页和第133页。

[240] Chaudhuri,“Circuits monétaires internationaux”，第64页。

[241] Deng,“Consumer goods for silver reserves”。

[242]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第77页。

[243] 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第II卷第四章。

[244] 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第II卷第601页。

[245] 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第II卷第428页。

[246] Marx, Capital，第I卷第907页。

[247] 对于西欧重商资本主义，除了Braudel，我还参考了Van Zanden的Rise and Decline。我的描述是以他的分析为基础，并经过重新阐释。

[248] 在当时的“满洲”，外国人控制了大规模的出口贸易，这是令人震惊的。参见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第169—170页和第7章。

[249] “Lin Tse-hsü's moral advice to Queen Victoria”，第26页。

[250] 在本文中，我总是从严格的经济角度看问题，清朝政府可能有（其他）极好的原因解释它采取的行动。

[251] “进口替代”这个术语是带引号的。我同意Maxine Berg的观点，他认为这点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充分涵盖市场内外两方面发展的进程，以及动态交互的产品开发和技术变革”，这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那时企业试图应对亚洲的挑战。参见Berg,“In pursuit of luxury”，第102页。

[252] 最直言不讳地是宣称中国是全球的白银蓄水池。他们也相当坦率地宣称，最终这对中国的经济并无帮助。参见他们的著作“Money and growth”。Frank认为中国持续进口白银会引起经济增长，这建立在中国18世纪人口急剧增加的基础上，而且据他所说，这反过来又建立在出现“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基础之上，参见Frank, ReOrient，第298—314页。更多资料参见Li,“Paradoxical effect of silver”。

第七章

帝国和经济

西方帝国的建立：背后的逻辑

要是可以的话，我会吞并所有星球。

塞西尔·罗兹，《临终遗嘱》，1902年

正如大多数其他西欧国家一样，英国成为一个帝国的中心。其重商主义倾向显然难逃干系。重商主义当然总是在寻找市场，但在欧洲要开辟市场实在难上加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开发新的外国顾客并不容易：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施行重商主义政策，力图实现出口最大化和进口最小化。至于攻占大片领土，强迫那里的居民成为屈从的贸易伙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洲所有国家都高度军事化，各国的军事效率从来不会在长时间内保持巨大的差异。所以，这就有了一个国家到别处试试运气的理由，期盼能借由它在国内所积累的财富和实战方面的丰富经验而受益。由于不同的欧洲势力都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欧洲国家体系之间的竞争毫不费力地扩散到了世界的其他角落。重商主义经典的零和博弈策略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不自己控制一块特定的区域，其他国家就会取而代之。考虑到由此产生的所有不利影响，显然这个国家应该采取行动。与之相似，弗朗西斯·巴林爵士（1740—1810）在1795年提到英国刚刚夺取的好望角时声称，其重要性“更在于如果它在法国手上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而不是作为一个殖民地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任何好处”。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逻辑”使人们努力控制和夺取全球市场。国家建设、重商主义和创建帝国或者各种领土扩张，事实上与所有欧洲强权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区别在于有的试图把它们的帝国建在海上，有的则试图在陆地上扩展领土。

这样一来，倘若有人要写一本著作，讨论国家在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不得不为帝国建立独辟一章。其次，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太过轻易地下结论。由于英国成为庞大的海外帝国的中心，这里的关注点是海外扩张，但是欧洲当然也有大陆帝国，想想俄国、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吧。就算只讨论西欧海外帝国，要简简单单得出结论也是很危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帝国同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相距甚远，虽然严格来说它们两者之间也不是完全相同的。除此之外，随着时间流逝，差异一直存在。举个例子，正如我们在讨论“印度”特许公司时指出的那样，英国及荷兰帝国存在着越来越多从“贸易帝国”转向“领土帝国”的趋势。最终，国与国之间在其积极从事的领域以及不得不面临的社会类型这方面存在大量的不同之处。这显然关系到一国的对手是“毫无缚鸡之力”的美洲部落，还是强有力的中国，这二者仅仅是两种极端情况。[1]

一个国家迟早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侵略者的海外计划，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创建帝国只是或主要是国家政策问题，事实远非如此。常见的情形是，国家是跟随者而不是领导者。在这方面，一国实际夺取并统治海外领土是由政府官员、私人还是二者的结合来主导，不同的西欧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有大量明显的差异。比如，想象一下像英国和荷兰那样的西方国家，在私人企业扮演重要角色的美洲或者在特许公司长期作为最重要的机构发挥作用的亚洲，国家发挥的作用迥异。然而不管公私到底如何结合，最终中央政府总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这一概括，我会在本章的开始迅速得出第二个结论：不管政府在构建帝国时花费多少，原则上来说西方政府至少应该自己买单。

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通常是掠夺和领土扩张，或者用约翰·达尔文的话说，“为了将一国的国家优势强加于其他社会之上，努力实现政治、文化及经济制度的同化”。[2]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英国，显然重商主义本身并没有演化成帝国主义，一开始就不是且永远都不是。反之，正如荷兰共和国的例子那样，很长一段时间内“海外扩张”（如果这真的是一个正确的用词）是由通过夺取市场而获利的愿景驱使的，而不是建立帝国的“惯常”逻辑，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是以夺取土地的愿景为特征。用阿里吉的话说，近代早期在英国和荷兰等国居于领先地位的是“资本的逻辑”而不是“领土的逻辑”，[3]这提醒我们注意朗格曾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商业帝国”和“掠夺帝国”之间的区别。[4]现实的过程总是趋向于更加复杂，但是这一区分就其本身而言，无疑有其价值。

在之前段落中提及的内容，反映了非洲和亚洲的情况。在美洲发生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美洲对掠夺者而言是意外的收获。由于新旧世界之间发生冲突时双方实力悬殊，相对而言，在人力、资源和时间方面只需有很少“投资”就足以主宰一个广袤的大陆。对英国来说，北美很快成为一片真正的殖民地，即人们定居下来繁衍生息的地方，就像其第一个殖民地爱尔兰。在失去巴西之后，荷兰在西半球不再拥有任何“宏伟蓝图”，也不再为实现其殖民地制度的统一而做任何努力。亚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这里，特许公司的角色更重要，也更持久。我们已经论述过它们是如何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

西方帝国的建立：土地与民众

帝国主义在欧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在聚焦于英国之前，首先让我们给出一些更加宽泛的信息。当人们谈及（西方）帝国主义的时代，他们通常指的是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这段时间。这并不令人惊讶。单单在1878年到1914年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就获得了约2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根据帕克的说法，1914年全球84%的地区都在西方强权或者最初来自欧洲的殖民者手中。同样是依据帕克的说法，1800年这一数据“仅为”（我引用的原文）35%。[5]就西欧自身那样小的面积而言，这一数据当然仍是令人惊讶的。这也是我想在这里指出的重点。

占领土地意味着使民众屈从。根据沙马斯的数据，1775年世界上有1/7的人在欧洲统治下生活。[6]1775年，西欧统治者拥有的国民数量大约是1.1亿人：约5000万人在母国，另有约6000万人居住在别处。这一人数当然是十分庞大的。当我们意识到西欧有些国家根本就没有或仅仅有少量海外扩张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表39 西欧帝国：1775年按地理区域划分的面积分布（以平方英里计算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Shammas,“Revolutionary impact of European demand”，第167页。

虽然沙马斯给出数据时多多少少有些随意，但布达·埃特马给出了大量关于18世纪以来西方帝国建立的定量分析。[7]我从他的书中截取了表40中有关英国的数据。正如该表所示，1880年在不列颠群岛之外，超过2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大约2.71亿人在英国统治之下。大英帝国的疆域大约是整个中国的2倍。[8]但即使如此，其人口仍旧“仅仅”相当于中国的3/4。再次强调，所有的这些计算都没有包括帝国“非正式”的部分。

表40 英国的海外帝国（单位：千平方公里，千人）

资料来源：Etemad, Possessing the World，表8.1。

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仅要意识到这些数据意味着巨大的扩张，还要看到这背后发生的重大改变。在1760年至1830年间，尽管英国在亚洲尤其是在印度收获颇丰，但是它失去了一块现在被称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后发国家取代了那片持续到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殖民地。但这一事实在世界史著作中并不总是受到好评。例如，彭慕兰非常重视他宣称的英国“大西洋外围”。很明显，他仍继续把美国包括在这当中。然而当英国真正开始工业化时，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美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在19世纪初获得独立。如果像彭慕兰说的那样，美洲的“鬼田”真能如此理想化地减轻国内土地的压力，在英国和更广泛的西欧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早期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或者荷兰人等没能从中获益？原则上讲，美洲可用的“鬼田”对于任何争夺者来说都是极大的幸运，不仅仅是对英国人和欧洲人。[9]我同意彭慕兰的观点：要设想中国从这种幸运中获益，考虑问题的思路需要有根本性的改变。比如，这可能意味着中国人不再想去爪哇岛贸易，而是去亚加布尔科。在蒸汽机船被发明之前，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会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根本性的改变。[10]但归根结底，这些意见都只是为了令人信服地反驳中国开发美洲的可能性，以防有人把开发美洲设想成一件对英国而言太过容易、廉价而且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资源以及较小程度上人力的成本都是巨大的，英国所做的尝试正是如此。注意，我指的并不仅仅是争夺外围地区付出的实际“成本”，还有在欧洲内外打败其他欧洲国家的开销，这样一国才能取得并保持对其殖民地的统治。

我们现在已经简要地探讨了有关帝国给母国添附土地及人口方面的内容。但是那些从母国来的多余人口可以去往的帝国又是怎样的呢？综合来看，在19世纪之前从人口统计的角度来看，帝国的重要性在西欧还不是特别显著。[11]总体而言，英国也是一样。我使用“总体而言”作为一种警告，不仅因为19世纪初组成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四个“国家”之间有着巨大差异，还在于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巨变。在17世纪，共有100万人离开了不列颠群岛，大部分人的目的地都是美洲殖民地。鉴于四个“国家”（即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总人口在1700年还没超过1000万，这一移民数量十分庞大。在这次迁徙中，英格兰和威尔士扮演的角色比苏格兰及爱尔兰更加重要。单单是英格兰移居出境的净人口就超过了70万人。美洲是人们最青睐的目的地。在17世纪它就是不列颠群岛约37.7万~39.7万移民的归宿。这其中大概有35万人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1600—1800年的整个时期，在内战及英联邦的动乱年代，英国移居出境的净人口达到最高峰。[12]我早已提及曾有大量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居民移居爱尔兰，那时爱尔兰的地位仅仅是英国的一个海外殖民地。从1700年至1780年，从英国移民到美洲的人数总计达到了约27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份额较少，大概有1/3（即只有约8万）。其他移民则来自苏格兰，更多来自爱尔兰。向美洲以外地区移民的人可以忽略不计。在1780年至1815年间，我们可以看到从爱尔兰移民到美洲的人数剧增：这一数字可能达到了10万~15万。同期来自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移民数量更为平稳。英国的陆军和海军已经开始吸收大量人员，因此直到英法战争结束英国政府更倾向于阻止向外移民，尤其是那些掌握“有用知识”的人。[13]

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事情再一次有了显著的变化。从1820年至1850年大约240万人离开了联合王国，到欧洲之外的国家定居。尤其是美国接收了其中很多人。1815年到1850年在离开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60万移民中，大约有80%前往“充满无限可能的土地”。美国在爱尔兰移民的目的地中仍然占比最多，就像对其他三地的移民一样有吸引力，甚至可能更甚。尽管如此，工业化进程中英国的“本土”也吸引了其中的许多人。有人曾估计过，1841年英国有83万“实际的”爱尔兰人，其中有45万人是土生土长的，剩下的则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14]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是灾难性的10年，尤其是对爱尔兰而言。我们看到有大批人离开不列颠群岛。在该世纪中期到一战开始前的64年间，有不少于1300万人离开，其中大多数还是前往美国而不是英属国家。[15]这当然极大地超出了本书讨论的时间范畴。

这一简要的综述表明，我们在书中关注的漫长的18世纪，离开英国后定居在大英帝国领土内的人并不是很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离开后定居在“美国”。这一现象在美国独立之前就存在，独立之后更为普遍。更概括地讲，直到19世纪初许多海外殖民地乃至更广泛的海外国家，都不是其他所有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重要人口流向地。即使在这一情况下，我们也必须小心谨慎，不能太轻易地得出结论。1492年至1760年，西班牙向美洲净移民67.8万人，葡萄牙52.3万人，法国10万人，荷兰2万人。[16]到1820年，据估计总共有大约260万欧洲人移居到新大陆，而这其实并不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17]在近代早期欧洲向美国移民的巅峰时期，每年大约有1.5万人离开欧洲来到新世界。在1500年至1800年，移民的年均值肯定少于1万，到1800年，单单是西欧的移民人数就达到了约1亿人。我们再次看到，就算西欧的移民人数也发生了巨变，而从其他大陆移民海外的人数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

西欧向非洲的移民人数甚至更少。实际上，离开欧洲大陆前往非洲定居的人数微不足道。1750年，真正在非洲居住的欧洲人在1.5万（根据贝罗赫的说法）到2.6万（根据埃特马的说法）之间，其中大约一半人是开普殖民地的居民。[18]亚洲对欧洲移民来说也不重要。从1500年至1800年的300年间，不超过200万欧洲人来到亚洲。[19]在近代早期，他们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就像没头苍蝇。对于18世纪特定时期住在亚洲的西方人数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创造了“没头苍蝇”这一短语的斯滕斯高估计这一数量在18世纪中期可能不超过1万。[20]贝罗赫和埃特马的预测在同一个量级上。[21]荷兰历史学家埃尔斯·雅各布斯认为，在1750年仅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亚洲雇用了大约2.5万人。这似乎意味着欧洲人的总数肯定高于贝罗赫、埃特马和斯滕斯高估计的数量。但其中许多“欧洲人”实际上是出生在亚洲的公司雇员后裔，是欧亚混血儿或者亚洲人。此外，1750年后欧洲职员的数量明显下降。[22]此时每年大约有5000名新员工到达，在某种程度上是接替许多在热带亡殁的雇员。这样的例子有很多。1733年至1795年，至少有8.5万名公司员工因为疟疾死于亚洲。[23]霍顿·弗伯还提出了额外数据，可以佐证我的上一个猜测：“考虑到所有因素，在1600年至1740年的任何一年都不可能有超过5万欧洲人生活在亚洲，到1800年总数可能达到了7.5万人。”[24]由此可见，无论在特定时间前往及居住在亚洲的欧洲人数究竟有多少，很显然最多是几万人。18世纪末，仍然有不超过3万英国人在印度。总之，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在近代早期，从西欧向其他国家的移民数量并不大。19世纪40年代，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至一战期间几千万欧洲人离开了欧洲大陆，尤其是前往新大陆。

帝国与鬼田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

我个人认为，帝国在许多方面先于现代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出现，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前者以某种方法创造了后者，无论如何，前者都没有为后者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资源。帝国外围地区为资本积累至少提供了一种主要资源，而这种资本积累又反过来为经济起飞提供了资金来源。这一论点在我看来站不住脚。你很难找到还有哪个经济史学家为之辩护。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创新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不是资本积累。不过这对第一个工业国家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人们的分析都倾向于关注激励和维持创新的机制。由于我在别处已经详细探讨了这一论点，在此不再赘述。[25]我在这里要简要讨论的是：彭慕兰通过关注他所称的“鬼田”以及帝国对服务部门发展的重要性，使这场关于“外围的贡献”的辩论出现了转折。

在现代的世界体系下抑或（针对这一问题而言）在“普通”的帝国中，核心和外围之间的联系应当是核心依靠来自外围的给养过活。沃勒斯坦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关注以货币计算的收益和利润。在这方面，英国和中国显然不同。彭慕兰在对比中欧时提出，至少有一些欧洲殖民地或属国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为核心提供的“鬼田”，而不是在于开发带来的直接物质利益，以此区别于沃勒斯坦的方法。他进一步提出，大西洋的开拓、环加勒比外围以及与该外围的非自愿[26]贸易，在漫长的18世纪对英国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概略地说，可能和其划时代地转向化石燃料这一经济革命同样重要”。[27]用他的话讲，事实上外围根本的重要性在于它为英国提供了土地密集型产品，以此减轻了国内土地的压力，而且实际上它极不情愿地扮演了欧洲出口品消费市场的角色。后者虽然略显次要，但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考虑到彭慕兰的观点及其清晰的主张，这一特定的鬼田的作用导致了近代早期中英之间的根本差异，让我们稍微更深一步地研究近代早期两国鬼田的角色及其对国家的重要性。

请允许我从等式的英国这一方开始做一些评述。由于我在拙作《摆脱贫困》中已经详细谈及英国工业化背景下的历史大分流和鬼田之间的确切关系，因此在这里我更希望关注中国。无论如何我都希望有力地证明鬼田对于历史大分流的重要性。[28]当然，历史从来都不是那样简单，但是如果我被迫在两个简化的选择之间做出抉择，即英国的鬼田导致了其工业革命；或者英国的工业革命造就了其鬼田，我会赞同第二个主张。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做了所有“核心”国家在世界经济历史中做过的事情：把原材料商品和初级产品“留”给了外围或将其强加于外围领土，自己则专门从事真正赚钱的领域。工业和服务业赚取了进口原材料的钱，以此获得了比较优势。海外投资和移民把土地变成了鬼田，这些土地就可以真正地向“核心”出口其需要的东西。鬼田只出现在由科技、经济及强权政治领域发展进步创造的、逐渐展现出来的全球劳动分工这一环境之中，发源于并且专注于英国“核心地区”，这使其相对于那些没有政治影响力的地区而言，如独立的美国、中东欧、荷兰或者像爱尔兰这样实际上就是联合王国一部分的地区，具备了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谈到鬼田地区的需求，我只会做一些简短的评述。英国实际拥有并保留政治影响力的大西洋地区面积很小，也没有很多居民。奴隶构成了英属加勒比岛人口的最大组成部分。例如，1800年奴隶占牙买加人口的90%。在奴隶生产的食糖产量最高的时期即1790年，英属加勒比奴隶居民的总数为48万。这个数量非常庞大。但他们自身的购买是否真的产生了彭慕兰描述的那种后果？[29]在英属加勒比地区，只有一半甚至更少的奴隶从事甘蔗种植。其他人则从事次要作物种植、养殖牲畜或者园艺。经常被提及的出口在加勒比经济中扮演着更为渺小的角色。据埃尔蒂斯所言，这些殖民地主要的产物集中用于殖民地自用而不是出口。[30]与彭慕兰的主张相反，我们知道美国南部的奴隶也生产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如供自己消费的谷物、蔬菜、肉、土豆和衣物等。[31]

我在这里做出的所有评述以及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更加详细的解读，当然都不是想要说明帝国统治和鬼田对英国的增长而言无关紧要。我想做的是，否认它们以某种方式成为增长的原因或者引擎。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想强调，它们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直接交换和积累。在帝国的中心，英国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参与者，与世界各个地区保持着永久性的联系：它交换物品、服务、信息、思想和大量通常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员，并在很多方面受益于此。它是各类全球交流的中心。这当然大大提升了其活力。作为世界帝国的一部分，它经常需要留心来自全球的（潜在的）竞争者。此外，它是全球海外帝国这一事实，蕴含着非常特殊的挑战和可能性，同时也不能不引起许多特定的回应。直接或更加间接地作为一种“增长的因素”，帝国统治的全部“影响”对英国肯定比对中国内地十八省大得多，即使许多英国人可能已经成了盲目的帝国主义者。在我看来，这一影响对发展而言非常重要。

我所想到的不仅是各种进口替代效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英国服务部门的影响。19世纪当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时，这一部门对于英国经济而言非常重要。甚至在1850年当英国被普遍认为是世界工厂时，只有不到一半的英国劳动力从事最广泛意义上的制造业。从事现代工业的人数只占制造业的一小部分。[32]超过1/4的英国劳动力就职于服务业。这一部门在本书讨论的整个时期对英国的经济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财富的作用可能比对就业的作用更大。不管怎样，1860—1879年有一项针对英国富豪群体的分析表明，在不动产财富达到50万英镑或者更多的人群中，不少于56%的人从事金融和贸易工作。[33]这里我还要添上一句，倘若没有帝国或者没有一个特定类型国家的帝国，这样繁荣的商业和金融部门是难以想象的。

总之，这一阶段通常被视为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即大概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按照强调煤炭、蒸汽及工厂的传统观点，此时工业化中的英国更不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英国的东北，这一时期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份额下降而不是上升了。这一比例在近代早期就已经非常高了。而其他地区则经历了增长。放眼整个国家，制造业的相对重要性在1500—1750年的增长超过了1750—1850年。从18世纪末开始，服务业在就业方面就表现出强劲的持续增长，尤其是在运输业。英国工业化的全盛时期很短，此时“兰开夏郡”的风头盖过了“伦敦”。倘若有人支持鲁宾斯坦，他就可以为这样一种富有挑战性的理论辩护：从根本上说，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工业化和制造业的经济体。在他看来，即使工业革命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英国在本质上也一直是一个以商业、金融以及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其比较优势在于商业和金融。[34]在杰出的《大英帝国主义》一书中，作者凯恩和霍普金斯在揭露“绅士的资本主义”时主要为同一理论辩护。就其本质而论，我认同这一观点。但是无论其理论价值究竟如何，英国都在日益形成的全球经济中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就此而言，其服务业比工业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虽然后者也非常重要。在特定的工业部门，英国确实成为并仍然是巨头。1913年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最高效的棉布及羊毛制造地。同年，它拥有的棉花纺锭设备占欧洲的50%以上。[35]1870年英国还生产了世界上50%的生铁。至于蒸汽机，英国仍然拥有超过全球20%的马力。[36]但事情很快起了变化。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多于英国的2倍，美国则是英国的4倍。同年，英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几乎被德国赶超，同时美国的消费量是英国的3倍。[37]如今英国的服务业增长明显以牺牲制造业为代价，其领先部门的地位也在下降。[38]

英国的全球领先在服务业部门非常显著。请允许我展示一些“一战”之前那段时期的数据来说明这一观点。[39]当时英国的轮船数量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在当时所有国家注册的船舶总吨数中约占40%。英国轮船承担了全球过半的海外贸易，同时英国制造了全世界大约60%总吨位的蒸汽船，其船队的2/3被转卖给了其他国家。全球约50%的外资涌向了英国。该国同时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以及最大的资本市场，外来投资比德国和美国要多得多。此外，英国在远程通信这一新领域也占有主要地位：1892年英国政府及英国公司拥有了全球2/3的电缆。1908年它们拥有60%的海底电缆。这个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的兴起与金本位的建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是没有工业革命，英国的全球经济领先地位简直无从解释，但是其金融和商贸部门也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与帝国和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完全赞同凯恩和霍普金斯的观点：“这个故事再也无法说下去了，似乎所有的思路都指向或者偏向工业化。服务业起源于或寄生于制造业的这一假设是需要论证的，而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就是如此。”[40]这意味着国家在英国现代经济及其现代增长的兴起中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中国和帝国

中国创建的帝国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我们是否真的能像各位作者要求的那样，辨别出中西方帝国主义一些显著的相似之处？[41]要对此做出评判，首先必须判定在东方帝国的情形下，究竟是谁在征服与殖民，谁被征服与被殖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可能有人会为这样的理论辩护：清王朝是由一群征服者构成的。他们来自北方的“满洲”地区，首先攻克了中国内地十八省，接着又占领了其他各地的领土。这样一来，“满洲”（或者用一个目前在中国更常见的词语，即“东三省”）被认为是帝国的实际“核心”所在。与此同时，中国内地十八省以及所有被满族攻陷的其他区域，都只是这一基本上归属于满人的帝国之从属部分而已。最后，我并不认为这些有太多意义。

清朝的帝国确实主要是由满人创建的。这方面有各种各样清晰的指标，比如在中国内政和军事管理中最重要的职务的分配方式。另一个显著的事实，则是在理藩院中，没有任何一个要职是由汉人担任的。这一中央政府机构完完全全是由清朝设计出来的，在明朝并没有先例；其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早在1636年，理藩院就以“蒙古办事处”的名义被建立起来，最终变成了一个对蒙古、西藏、新疆、“满洲”和俄国所有事务负责的机构。[42]满族统治者行事就像享有特权的胜利者一样，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从征服他人中获益。这些被压迫的人虽然被同化，但从来没有完全融入，也从未完全适应满人的文化。除此之外，相比较而言满人有更多的机会步入仕途。身份高贵的男子及其家属待遇优厚且纳税较少。清朝攻无不克的精英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满族身份，统治方式也从没有完全汉化。他们垄断了财政等特定的政府部门。最多只能说，他们选择了一个同时偏离满汉传统的混合机构。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关键之处，并不总是与官僚体系的利害关系和切身利益以及汉人一贯的官僚作风联系在一起。举个例子，与许多汉人官员相比，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就坚决反对汉人向满族故土迁徙，这一事实就体现了上述观点。顺便一提，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向那里输送大量的罪犯。“满洲”被视为满族人的发源地，是其尚武精神诞生之地。1680年之后，尽管乾隆皇帝有时会改变方针，但保护“满洲”故土不让汉人移居，从而确保清朝祖传遗产无恙的政策甚至成为清朝帝国大厦的中心支柱。

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中国内地十八省而不是其外围才是清朝权力基础和帝国核心的事实。清朝在很多方面并没有适应中国内地十八省现存的文化和制度。尽管奉天是名义上的副首都，但北京而不是任何一个“满洲”城镇才是首都。“满洲”在清朝中的位置和英国在其帝国中的位置简直无法相提并论。在很多方面，它更像是中国的一附属国而不是其核心。尽管有事实表明，一些来自内地十八省的资源涌向“满洲”，同时来自那里的人们垄断着各个领域，但“满洲”不是帝国的金钱和资源聚集地，也不是帝国的权力根基。请允许我引用詹姆斯·雷顿-安德森的一段话：

满族人承认中国内地十八省是其帝国及其财富和权力之主要来源的核心，“满洲”是外围的一部分，必须承担防卫和保护这一核心职能。[43]

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关内关外的满族人非常贫穷。“满洲”自身曾经是而且是一片空荡荡的土地，时不时有满族统治者离开。永久居住于此的满族人并不是非常多。关于该地区总人口的最新估计为：1750年110万，1800年200万，1850年530万。[44]去往那里的许多人都是季节性的移民。如果他们在“满洲”定居，那是违法的。简而言之：满族人可能统治了帝国，但内地十八省才是其中心地带。

既然这一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清朝统治者给内地十八省和他们自己的家园增加了多少土地和人口呢？我们已经证实，在1688—1830年受英国管辖的土地增长了20多倍。在清帝国情况却非常不同；内地十八省一直且继续作为整个帝国的核心区域。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整体，清代中国的面积从没有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依照确切的定义，“内地十八省”的面积为350万~400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将“满洲”包含进来，相对而言中国的领土扩张就会变得更小，即从大约500万平方公里扩张到最多稍低于1500万平方公里。据估计当时“满洲”大约有120万平方公里，明显从一开始它就是清帝国的一部分。即使我们把给中国上贡的国家也包括进去（而这将极大地延伸“帝国”这一概念），内地十八省的面积也从未低于整个清帝国的1/5。[45]我们当然要意识到清代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不能像英国借助其帝国在1760—1880年将近120年间所做的那样，简简单单把规模扩张20倍。它也不能像英国一样在同一时期建立帝国从而把人口扩张8倍。1760年，内地十八省的人口总计达到约2.5亿。要将之扩张8倍，中国就需要在其领土内增加约17.5亿人。这超过了整个世界的人口，而1870年世界总人口只有约12.7亿。

提到人口，我们发现内地十八省具有惊人且持续的优势：毫无疑问，帝国90%的居民住在这里。[46]有人指出，此时大多数中国人即大约90%，曾经是并继续是汉人。从这一角度看，目前史学界对非汉人大量增长的关注有些过度了。数百万移民离开了原来人口密度非常大的区域，前往更靠内陆的地区，尤其是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云南。可以这么说，中国被填满了。特别是在18世纪50年代后，居住在新移居区的总人口大量增长。[47]总之，政府支持向内地十八省人口稀少的地方移民，尽管它通常抵制汉人在“满洲”边疆省份定居。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移民从相对富饶但拥挤的地区，去往相对贫瘠但人口更加稀少的地区。[48]在我们讨论的时期，迁往内地十八省以外区域的人数一直非常少。原则上，清朝有可能支持一切开放措施，以为其帝国增添新的土地。但他们也非常清楚其中的成本以及增加的新移民和原住民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詹姆斯·雷顿-安德森提到一种走走看看的政策，并指出针对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应对。最终，政治考虑永远是第一位的。[49]

新疆大量扩张的地区、我们现在称之为青海的地区以及西藏地区几乎一直人烟稀少。现在被称为台湾的岛屿也没有稠密的人口。[50]新疆的人数保持在数十万。很长一段时间，清朝当局对于是否允许汉人向那里移民犹豫不决。1760—1830年，他们禁止中国人在塔里木盆地永久定居。大多数西行的中国移民集中在乌鲁木齐和准噶尔。1830年，新疆的汉人总人口（包括中国穆斯林）仍然只有大约15.5万人。1831年以后，清朝允许甚至鼓励向塔里木盆地移民，开启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入。[51]青海的人口规模更小了；西藏的人口直接受制于拉萨当地的政府，一直非常少，到1800年仍然在400万以下。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可以忽略不计。至于汉人向台湾（该地区于17世纪80年代由清朝占领）迁徙，清朝的政策也是矛盾的。[52]例如，在18世纪殖民是被彻底禁止的。不管官方政策如何，随着时间流逝人口确实增长了，移民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1684年，清朝控制下的台湾人口为10万~15万。50年之后几乎翻了3倍，达到了41.5万。19世纪中叶人口又一次显著增长，但这个岛屿的居民肯定没有超过200万，而且很可能更少。整个帝国中使用蒙古语的人数（不包括蒙古旗人）在19世纪前10年少于350万，其中70万在外蒙古，260万在内蒙古。清政府反对汉人在大多数蒙古地区定居。只有南蒙古吸引着中国人，那是在黄河大转弯之处。我们如果观察居民的总数，则只能看到相对较少的迁移。

我早已指出，1851年“满洲”这一面积超过12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其总人口仍然只有500万多一点。这相对于17世纪初期已经增长了很多，并且由于存在并不永久定居的季节性劳动力，在任何一段时间居民的确切人数都要更多。但就算把这些都考虑进去，这个地区仍然一直人口稀疏。清王朝始终更倾向于使“满洲”不受汉族定居者的制约，到1860年才正式打开了东北边境。即使此时，统治者也并非全心全意放开，但由于最终相比于被俄国殖民，他们更乐于“中国化”，才不得已而为之。大概在1890年至1937年，约有2500万中国人来到了“满洲”，其中有2/3又返回内地。[53]这显示了清政府及其帝国的潜力。对于多数希望依靠土地生存的汉人来说，去新疆、蒙古的大部分地区或者西藏并不非常诱人。综合来看，这些区域不只是土地贫瘠，它们对汉人而言还是“陌生的”。因此相比在中国东南部，他们可能感觉在西北部生活并不那么自在。很多人前往东南部，但相对而言去“满洲”的人则很少。简而言之，并没有很多人去开垦内地十八省之外的区域，在那里定居的中国人也并不多。一般说来，清朝在其新占地区的驻军人数也不多。譬如，在新疆地区被攻克之后，大概有4万名军人立刻进驻。到19世纪中叶，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万。[54]西藏汉人的军队数量最多只有几千人，为了清朝统治者的利益他们必须监督西藏的局势。[55]内地十八省之外的所有地区或许都有这样一种优势：人口密集的内地十八省可以尝试将多余的人口流放到那里。在我们讨论的时期内，这一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

上述各个西欧国家和中国统治者获得的额外土地及人口数据，表现出中西方在建立帝国方面存在诸多显著的差异。当我们从人口迁移功能的角度考察新获得的土地时，不可否认这些差异虽然存在，但不那么显著了。但就我而言，目前发现的这些差异足以证明，要说在这方面存在“显著的相似之处”是非常不明智的。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貌：还有更多非常显著的差异。想一想英国为了创造并维持帝国在金钱、资源、时间和人力方面耗费的巨大成本。我只需提一下前面章节讨论的内容，即税收和公共债务之高以及其陆军和海军装备之精良，就足够了。相比之下，中国创建帝国的成本非常低廉。这又与完全不同的优先目标相关。[56]

至于经济，帝国的收益显然也有不少差异。只考虑帝国的收益或者成本明显过于简化。我们需要更精确的分析，例如区分私人、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成本和收益。对整个社会而言，成本和收益会体现为对GDP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上。另外，上述每个方面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政府、社会和不同个人或公司资产负债状况的变化可能结果迥异。举例来讲，考虑可能出现的下述情况：私人获益但是政府和社会受损。依据研究的问题，区分长期和短期可能是有意义的。在不同时期，考察的结果可能不同。更进一步，正如我们早已提出并采用的方法，区分货币成本收益和非货币成本收益是必要的。从这些不同的角度考察创建帝国是否物有所值，已经并且仍然在英国以及更广泛的欧洲史学界引起激烈的争议。[57]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在英国社会至少各种不同的团体获取了无数利润。我们也不能否认中英帝国对经济因素的考虑大有差别。让我略做解释。

清朝中国的“帝国主义”一开始就是关乎领土安全的问题。在乾隆皇帝统治之前，清朝几乎完全以防御为主，即抵御草原游牧民族。在乾隆时期，清朝显然更像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但总体上还是防御型的。然而，无论实施这些不同的政策到底有何原因，清代中国的扩张并不是由经济因素驱使的，一般说来也和私人企业无关。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后者解释前者，这并不牵强附会。清朝的目的在于掌权，而不是为了金钱：“亚洲内陆附属国并没有太多收益流向北京。事实上，清朝并没有想从它们那里获得和平之外的其他东西。”[58]中亚历史最杰出的专家之一如是说。在通常情况下，这一观点实际上适用于清朝与其所有从属邻国相处时的情形。王国斌评论称，中国更像是在外围投资而不是从那里汲取资源。[59]比较大清帝国和欧洲扩张的驱动因素时，萨拜因·达布林豪斯还指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区别。她在有关大清帝国的部分写道：“对财富和贸易利润的追求以及使异教徒转变信仰的愿望，清政府几乎从未考虑过。”[60]这些因素通常由拥有自己“国家理念”的国度发起，并予以广泛实施。如果大卫·阿伯内罕的观点是正确的（我认为他是对的），即西欧建立帝国的动力和特征是对探索、控制和开放的渴望，以及公共部门的力量、私人部门的利润和殖民地人民的宗教文化这三方的合力，那么我认为必然得出以下结论：清代中国并不是帝国主义。[61]如果我们采用达尔文的帝国主义概念，即“为了将一国的国家优势强加于其他社会之上，努力实现政治、文化及经济制度的同化”，那么上述结论也是正确的。[62]西方统治在海外扩张的同时，不同的逻辑在发挥作用。即使西班牙这样的帝国将领土扩张放在利益和宗教之后，也是如此。尤其是在1770年至1840年，这是我们的分析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我们看到英国在成为西方最大殖民强国的道路上做出了清晰而专注的尝试，并出于经济目的开拓海外附属国。与清代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明显追求利益的私人企业在英国的帝国创建和运行中扮演着即使不是决定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私人与国家几乎总是紧密合作。

清朝吸收到其帝国中的区域，并未被改造成摇钱树。清政府用来控制西藏地区的微末支出是由当地自己支付的，政府并没有从当地拿走什么。[63]至于新疆，濮德培写道：“新疆从来没有实现自给自足，它挥霍着国库的金钱。”他又补充道，“它也从来没有真正通过私人贸易与内地形成一个整体。”[64]傅礼初认为，至1800年，每年大约有120万白银从中国内地十八省流向新疆，以弥补其开支。[65]人们开发了国家农场特别是在乌鲁木齐附近，那些被流放到帝国前哨的罪犯和驻扎在那里的汉人士兵在农场耕作。如此，这些农场获得了成功：它们生产了足以养活这些军队的粮食。但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总的来说占领的成本高于收益。当19世纪这一地区爆发骚乱时，开支显然更重了。对蒙古和如今的青海地区而言，情况也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在这方面，“满洲”同样需要花费来自内地十八省的政府收入。无论何时，支付给东北省份的大量行政经费都来自内地十八省。实际上，中国农民为支持清王朝在其故乡的战略和世袭利益提供了补贴。[66]四川也非常依赖于外来经济支持。[67]台湾亦然，它从未转变成“沃勒斯坦式”的外围。清朝和日本在对待已成为其殖民地的岛屿时，统治方式有非常明显的差异。[68]我们不需要讨论日本的殖民是不是或者在哪些方面获得了成功，是为谁殖民，又支付了怎样的代价，以此来赞同日本确实设法改变台湾的经济，且使其与母国的经济相适应。[69]

这些评论自然引出了一些更加广泛的、通过与西欧国家比较而产生的对中国国际关系的反思。在这些反思中，我会以乔瓦尼·阿里吉在其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所做的启发性且有益的简要分析为基础，并加以改述。[70]阿里吉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讨论了“传统的”观点，即在多国体系中，国家及其组织呈现典型的欧洲化特征。所以他声称，在近代早期也有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体系。虽然二者存在重要的差异，但这两种体系已经足够近似，从而使我们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欧洲体系的特征是各国之间持续的竞争，以及体系本身和不断变化的中心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就此而言，重要的是东亚国家之间并没有呈现这样的趋势：建立海外帝国以及参与可以同欧洲相比的大规模军备竞赛。清朝的扩张意图在于改变边境：其国界难以通过防御形成安宁的外围，且难以形成抵御亚洲内陆袭击者和征服者的缓冲带。至少在18世纪60年代之前是如此。在西方，我们看到了不间断的、无休无止的扩张主义。我在本章开篇提及的塞西尔·罗兹的话，在中国并没有相对应的谚语。中国是东亚国家体系中明显且毫无争议的中心，但向其上贡的那些国家并不是殖民地，那些中国核心之外的外围地区也不是。在西欧，更多的是各个霸权争夺者之间的力量均衡。阿里吉称欧洲强权争斗的外向性是由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制度的特殊结合决定的，这一结合也推动了欧洲体系的全球化。西欧对长距离贸易更感兴趣，一般来说这种贸易的重要性在西方比在东方大得多。在东亚体系中我们则看到了一种相反的机制，理解这种机制要考虑亚洲成功地发展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市场经济。对中国而言，贸易路线的控制相比于安宁的邻里关系而言并不那么重要。外国贸易受到的通常是限制而不是鼓励。欧洲的机制产生了一系列更有实力的、以资本和资本家为特征的国家。这与东亚毫无类似之处。欧洲的机制还导致了军事力量的显著提升，这后来成为东亚臣服于西方的关键。

西方的海外扩张通常意味着残酷的剥削以及创造“沃勒斯坦式”外围的努力。这种扩张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总是有着巨大的差异。作为统治者的西方人试图建立剥削、开发以及不平等交换的关系，其海外领地的经济事实上被改变和复制，如果有必要他们还会动用残酷的武装力量，以此服务于将这些海外领地吞并的核心地区的利益。他们总是尝试创造一种劳动分工，“核心”专门生产高附加值的商品，外围区域则被迫专门生产几乎没有附加值的原材料或初级产品，不自由的劳动者挣到的薪水微不足道。西方“核心”国家利用其军事和经济力量来支持这种劳动分工的运作，使收益流入它们的口袋。英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即英国对加勒比地区的占领，而这只是许多例证中的一个。当地的生产方式被完全改变以契合英国经济：它们的劳动力（即奴隶劳动者）很大程度上是从英国进口的；其产品（主要是食糖）以及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大部分利润都流向了英国。大多数非本地产的货物也都是从英国或者通过英国进口的。

中国内地十八省、“满洲”以及其新得领土之间的关系却完全不同。显然这种关系不是沃勒斯坦描述的“核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没有人以任何方式强迫诸如台湾、蒙古、西藏和新疆等新的领土，利用它们的经济来为清帝国服务。这些领土与清代中国新建立的关系并没有驱使它们根本改变其生产模式，清朝统治者也没有向这些地区施压，以强制这种改变。去往中国边境的移民或旅居者，无论是在内地十八省之内还是之外，都只是复制原来的经济模式。复制和传承内地十八省的生产、贸易、交通和金融模式，且只有很少或几乎没有变化。[71]我们看不到任何种植糖、茶、烟、丝绸或棉花的种植园出现：在新获得的地区没有，在内部边缘没有，在内地十八省也没有。[72]新领地自身所呈现的获利可能性通常没有得到利用。举例来讲，正如我们早就指出的那样，政府通常对汉人定居在外围地区持谨慎态度。政府并没有切实促进其新领土内部或与其新领土之间的贸易。政府不提倡甚至禁止开采稀有金属和新疆的矿物或者是各种可能有助于当地发展的项目开发，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73]在西方，西藏总是被认为有富饶的矿藏。这可以解释西方人（即英国人）对当地的兴趣。清王朝既没有自己开发，也没有鼓励或帮助别人开发。[74]整个18世纪，它不仅试图严格管制向台湾的移民，还频繁限制其贸易。[75]在这方面“满洲”的情形尤为有趣，我们之后会更加详细地探讨。作为统治者的清王朝及其国家并没有系统地从数以百万计的海外华人那里获利。这些人并不被认为是帝国的“一部分”。伴随着海外殖民的进程，西欧逐步形成了重商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架构和制度以及军事财政帝国主义国家的建立，在中国都付之阙如，但这不足为奇。

中国与鬼田

谈到用某种方法开发所占领的新地区，很明显中国（即首先是政府，其次是农商精英）本可以做更多事情来促进其开放，使之可以用各种资源供养内地十八省。要真正“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这种方法是否真的可行值得怀疑。但它绝对可以使清朝维持更长的时间。显而易见，台湾本可以更多地为清朝所用，蒙古、青海和新疆亦然，尽管当时这三个地区人口相当稀少，发展极不充分。台湾则不是这样，但归根结底台湾的面积还是太小。因此，我们可能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在前工业化的背景下，绝对充分或更加充分地开发这些地区，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工程。为了不让事情变复杂，我不会探究这些具有高度猜测性的情节，即中国可以在亚洲，甚至其他大陆的哪些地区殖民，虽然英国成为一个全球“帝国”的“核心”这一事实比想象中国成为这样的核心还更加牵强。让我们聚焦于英国“准备”起飞的时候，清朝面临着怎样的现实，以便使人口稠密（如果不是早已负荷过度的话）的内地十八省的核心地带缓解马尔萨斯人口论所说的约束。

我们也许不会考虑这样的可能性：中国从别国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其数量足以改变整个国家，因为中国的人口简直太多了。但我没有看到为什么这样的进口不能对特定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我能想到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在英国工业化时期从印度进口大量棉花。这在针对彭慕兰理论的辩论中被提及，并且是一个非常得当的例子，因为这与英国工业化“出类拔萃”的标志和其工厂的主要进口产品相关。伊懋可称，1785—1833年单单广东省平均每年从印度进口的棉花原料，就是整个英国在阿克莱特首次发明水力纺纱机时年用量的6倍。[76]据鲍恩所言，1805年5530万磅棉花从英属印度通过海运送往广州。这些棉花曾经并一直比中国棉花便宜很多。当时向英国出口的原棉数量维持在5890万磅。[77]举最后一例，布雷萨南·帕塔萨拉蒂指出，1815年中国通过广州进口的印度棉花数量，大概和当时英国进口的棉花数量相当。[78]以白银衡量，毫无疑问印度棉花比美洲的更加便宜。无论如何印度棉花都比中国自产的棉花便宜不少。[79]另外，中国在本国生产了大量廉价棉花。到底为何这些大量可用的土地密集型原材料，没有把广州转变为中国的兰开夏郡？如果答案是广东没有煤炭，那么为何这些原料没有引起制造业大规模的集中生产，也就是那种没有蒸汽机的工厂？

让我们聚焦于清代中国“内部边缘”及其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土地密集型产品确实对英国来说起到根本性的作用，那么从中国边境地区出口到中心地区的这些产品又是怎样的呢？假设我们不采用特定的“沃勒斯坦”意义下的中国，我在这里指的是中国内地十八省，那么中国在其自身的政体内部不分核心和外围。该国人口密集和高度发展的地区，如岭南地区、长江下游及东南海岸地区，并没有从中国人口相对稀少的欠发达地区包括“满洲”，进口大量土地密集型商品。[80]因此，这些地区承担了“外围”应当为“核心”履行的职能。作为一项限制性因素，发达的中国多多少少永久性地缺少粮食。在关于江南农业发展的一本书中，李伯重花了整整一章即“农业的外部条件”，讲述从中国其他地区进口谷物和豆饼对内地经济的重要性。[81]在讨论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时，罗伯特·马克斯评论道：“倘若没有越来越多来自外部的投入，整个系统将是不可持续的。”[82]如果我们相信其著作（顺便一提，还有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提出的那些数据，那么中国的中心地带依赖其“内部边缘”的程度，实际上超过了英国依赖其海外外围的程度，在我们讨论的时期一直都是如此。[83]

然而，彭慕兰认为，根本性的区别在于中国边境地区并不是沃勒斯坦式的外围，它们和中国内地十八省的关系从来没有转变为沃勒斯坦理解的外围和核心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外围的生产模式和中国内地十八省是如此相似，而且不同于沃勒斯坦式的外围，中国的劳动力是自由的。除此之外，中国更发达的地区和外围区域属于同一个国家，政府对其“外围”贸易伙伴实际的经济运行并未施加任何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影响。正如彭慕兰所言，这确实在18世纪中期开始的“边界”逐渐消失的进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边界开始具有中国“内部边缘”的特征。几乎所有新领土的开拓，首先都必然导致生产过剩。18世纪四川的粮食剩余最为令人印象深刻，且持续很长时间。[84]随着中国的“外围”地区逐渐被填满，当地农民满足自身消费的产出越来越多，同时他们开始不再从核心地区进口那么多产品了。随着时间流逝，中心地区和边境的联系倾向于更加淡化而不是更加紧密。[85]外围地区提供的生产要素的作用减弱，而且无论如何这些外围地区显然从来没有提供过彭慕兰所称的英属大西洋外围地区为英国提供的那些帮助。但是，这仍然无法解释下述做法：（1）强调从外围地区进口初级商品对英国发展的重要性；（2）只是顺便提及从外围进口到中国核心地区的产品。正如彭慕兰和其他加州学派学者指出的，进口到中国中心地区的土地密集型产品数量非常庞大。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几十年。为什么这些产品尤其是进口到广州的棉花，没有大西洋外围进口到英国的产品那么重要呢？

在这方面，“满洲”发生的情形非常有趣，更精确地说是那里并没有发生什么。我们在那里也看见了一些“填边”现象。“边境”略微北移，虽然该地区从来不需要进口粮食，但已差不多成了一个发达省份。考虑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些都稍显太迟了。薛涌认为，“满洲”本可以在漫长的18世纪为内地十八省储备大量鬼田并提供煤炭。[86]他所写的内容让人无法不赞同：“‘满洲’大量未开垦的土地提供了一笔真正的红利，可以幸运地弥补江南在地理方面的劣势。”[87]满族享受着极佳的自然馈赠，拥有大量农田。我想提醒读者的是，在19世纪50年代俄国分走一杯羹之前，清朝“满洲”全部的面积大约有120万平方公里。这一大片土地大约是同时期法国的两倍。19世纪末，一位旅行者仍然认为这片区域农业之富饶超乎想象。虽然中国内地十八省的许多森林在18世纪末已经被砍伐殆尽，但“满洲”的土地仍然呈现拥有无尽林地的景象。当地有充足的毛皮动物、鱼和牡蛎，地下蕴藏着金子以及19世纪后期发现的铜、铅、锡，那里的人参也十分出名。[88]但清朝精英从来没有真的在乎过这些。

要说什么也没发生，也是不正确的。“满洲”未开发的土地确实给内地十八省提供了大豆，但它们本可以在老早之前就做这件事：这意味着更多的肥料和更多的猪饲料。彭慕兰和李伯重都提到了“满洲”的大豆生产和出口到内地十八省的大批大豆。然而薛涌却认为他们对出口量的估计过高。他觉得“满洲”向江南出口的豆饼数量最多只有彭慕兰估计的10%、李伯重估计的4%而已，而彭慕兰最终认为李伯重的估计量比自己的更可靠。因此按照薛涌的说法，“满洲”为减轻内地十八省的压力所做的贡献，远没有上面两位专家认为的那样多。他还表示，即使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其产量仍然远远低于该地区在对外开放及系统开发条件下本可实现的产量，而这才是这一背景下更为关键的一点。这在“满洲”“开放”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那时该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地，每年产量超过500万吨，即6000万石。这一数量是李伯重对大约一个世纪之前“满洲”出口大豆过于乐观的估计量的3倍。[89]

“满洲”本来也可以成为京城的主要粮食供应地之一。这个说法并不是一个与时代不符的假设。“满洲”具备这一潜力：那里有优质的石油和足够的水源可以用于农业生产。当地的粮食价格仅为内地十八省的一半。当时的人们知道这一点，并就如何利用该地区的潜能提出了意见。例如一位名叫何国宗的清朝御史就在18世纪中期这么做了。请允许我再次引用薛涌的话：

如果清政府在“满洲”整合一系列农业项目而不是禁止向该地区移民，如果中国的商业制度足够有效，可以引导开发边疆所需的大量资本并建立许多大型农场，正如英国在北美所做的那样，那么本可以有大批的“满洲”粮食流入北京。[90]

对19世纪而言，谈到工业化就意味着讨论煤炭。这是“满洲”本可以提供给内地十八省的另一种资源。何国宗于1745年报告了奉天（今称辽宁）拥有充足煤炭资源，这些煤炭距离海港非常近。他认为应当开发这一自然的馈赠以缓解当地木柴的短缺。[91]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因此，和薛涌一样，没有人可以逃避这样一个结论：那些“满洲”提供的、可以真正被贴切地标记为“中国的地理好运”的机会被白白浪费了。倘若你支持薛涌，那么你就可以指出支持这一观点的各种理由，例如满汉之间的剑拔弩张或是明清的内部制度缺陷。本书的主题论调是，政府不愿意抓住这些机遇，或者不允许私人企业家做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相信彭慕兰的理论，即“煤炭”和“殖民”是英国能够实现工业化并把中国远远甩开的两大原因。我的理论是：中国也有煤炭和在某种形式上的“殖民”，但在利用它们的过程中政府构成了极大的阻碍。谈及煤矿，清朝起初经常禁止开矿，或者希望那些早已开采的矿藏关停。政府没有自己开矿或者促使这些矿藏开采“现代化”的创新精神。说到新吞并的领土以及“满洲”的开发，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许多机会没有被利用，更准确地说没有被考虑过。西方采取的那些殖民政策，在清代中国从来没有被采用过。活跃在海外的中国商人也没有得到支持。如果只是基于这些原因从而不详细探讨中国政府的角色，我们简直就无法讨论中英两国经济发展迥异的原因。在这一方面，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政府的角色并不积极。这当然也不意味着如果清代中国一开始就像大英帝国一样在全球舞台上有所作为，就会有好结果。

我们前面指出过西方开发和征服其周边地区的趋势。与此相关的是，总的来看，西方帝国主义有一种强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在宗教、发展水平、种族或国家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的强烈趋势。同样，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小心谨慎，不能鲁莽地得出结论：比如，西班牙人在其美洲殖民地的行为与英国人大为不同。[92]但是总体而言，我们或许能这样说：相较于欧洲帝国主义者征服其殖民目标的情况，中国统治者倾向于不那么排斥新获得的土地和居民。这一态度的差异必然产生经济方面的影响。我们在讨论清朝满族人在中国内地十八省的行为时，早已提及他们倾向于适应地方的惯例。在中国内地十八省之外，一般来说清朝对于运用一些间接统治感到满意，他们通常接受地方法律。满族和帝国的其他民族联姻。中国的帝国建立基本可归结为在清朝统治下实现的陆地上的“正常”扩张，以融合其他文明，如果“融合”一词不是太过强烈的话。这些文明早已长期为中国熟知，且对其经济和社会没有太多挑战和刺激。当然，我们讨论的是“主要”区别：在近代早期，西方及西方殖民地中也能找到适应和间接统治的例证。

当然，我们也不能像霍布森那样夸大大清帝国的“温和”特征。霍布森声称中国选择避开帝国主义，且中国的特征更多的是一种防御性的结构。[93]在其边境战争中，清朝可以表现得非常勇猛残酷。他们显然不是仅仅依靠“软”实力。濮德培毫不犹豫地将清朝在镇压准噶尔后期大规模屠杀准噶尔人称作“一场有预谋的大屠杀”。[94]18世纪，当清朝开始对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云南这些非汉人集居地施加政治和社会控制时，他们的方式并不总是“适应”。许多汉人来到那里，将土著居民赶上山，使其远离肥沃的土地。例如在贵州和湖南地区，土著居民背负着艰苦的负担，不得不说这通常违背了中央政府的指令，但显然并不总是这样。[95]在台湾和西藏，清朝的行为有时也非常严酷。18世纪后期帝国遇到各种麻烦，通常被残酷镇压的许多叛乱发生在汉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十分恶劣的区域，这并非偶然。

满族接受了汉族的一些特征，喜欢呼吁“普世价值”以及“相似性”。但他们的表现非常有选择性，同时通过其特权、宗教仪式、旗人制度以及强制性的骑术和军事训练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的故土仍继续成为彰显身份的关键元素，即使大多数满人从来没有在那里生活过。更进一步说，他们和汉人，不论是被他们统治的还是和他们一起统治国家的，在各地边境对待“其他人”的行为并不统一。在东北、西北、西南和沿海边境包括台湾，情势简直大为不同。他们对于这些边境地区居民的看法，从“文化主义”到“种族主义”不一而足。当然这两个词语并不是基于现代生物学的含义，更多的是一种地域决定论。定居的汉人农学家总是倾向于对游牧迁徙者抱有一种优越感。满汉之中的“文化主义者”宣称“未开化”的边境居民应当被教化。在这方面，“种族主义者”更加谨慎，通常更倾向于将“蛮族”排除在真正的文明之外。他们更喜欢排外和孤立，而不是致力于努力实现融合。

谈到汉人向这些边境的迁移，我们早已注意到这引起了复杂的情感和不同的政策。一方面，在帝国之中合并其他土地意味着更多的生产和更多的“文明”。在另一方面，这几乎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同土著居民之间的纷争。据濮德培所言，从18世纪的后50年开始，满族统治者趋向于前文描述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内地十八省的人口压力以及随后移民和贸易的增长，使得边境形势越来越紧张。他还声称明智的政策本可以防止摩擦，但清朝却已经丧失了施行不同政策的能力或者意愿，并因此引发了更多的抵抗。[96]

但即便如此，与西方海外帝国的建立相比，清帝国更多的是一个“非正式帝国”，施以准殖民地式的统治。[97]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传统的“边疆帝国”。西欧国家和中国获得了新的土地并对其进行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属于“帝国主义”，这都是正确的。但这就是“显著相似性”最主要的表现了。我要再次强调，差异比相似更为显著。

[1] 对欧洲殖民主义遵循的逻辑的描述和分析，参见Abernethy,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2] Darwin, After Tamerlane，第416页。

[3] Arrighi, Long Twentieth Century，参见索引中“Capitalism, logic of power”和“Territorialism, logic of power”。

[4] Lang, Conquest and Commerce。

[5] Parker,“Introduction”，第9页；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第5页。

[6] Shammas,“Revolutionary impact”，第167—168页和第184—185页。

[7] Etemad, Possessing the World。

[8] 对帝国规模和存续时间的系统比较，参见Taagepera,“Size and duration”，以及Turchin,“Theory for formation of large empires”。

[9] “鬼田”一词由Borgstrom在其Hungry Planet一书中提出。他将之定义为：“一国生产出通过贸易与远洋运输获得同等数量食物所需的土地数量。”彭慕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个概念，还包含了一国生产出通过贸易获得同等数量化石燃料和纺织品所需的土地数量。我也采用了这一广泛的定义。这些具体问题产生的背景，Jones在其European Miracle的第4章中有所介绍。

[10] Pomeranz,“Without coal?”，第251—252页。

[11] 关于欧洲迁移，包括移民去其他大陆的概述，参见Lucassen and Lucassen,“Mobility transition revisited”。

[12] Ferguson, Empire，第74—75页，以及Horn,“British Diaspora”。

[13] Horn,“British Diaspora”，第30—35页。

[14] Mokyr,“Editor's introduction”，第95页。

[15] 关于这一信息，见Ferguson, Empire，第113页；以及Mat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248页和第452页。我偶然发现对于从不列颠群岛来的移民数量还有更高的猜测。Marjory Harpers声称，1815—1914年，有2260万人离开不列颠群岛，参见其文章“British migration”，第75页。然而她并未就该数据提供任何来源。给出最后一个数据，Dalziel, Penguin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British Empire，估计1821—1911年约1700万人离开了不列颠群岛。至于1815—1924年，他给出的数字是大概2100万人，参见其书第61页和第68页。还有太多的文献没有列出。

[16] Eltis,“Slavery and freedom”，第28页表1。Eltis认为，这一时期74.6万人离开了大不列颠来到美洲。这一数字和Horn给出的不同（见本章注释13），但Eltis涵盖的时期也和Horn不一样。

[17] Eltis,“Free and coerced migrations”，第62页。他在1999年做出的猜测与2002年的不同。

[18] Bairoch, Victoires et déboires，第II卷，第570页；Etemad, Possessing the World，第21页。

[19] De Vries,“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第72页。他提到了通过船运去往亚洲的欧洲总人数，这些船只为当时与亚洲开展贸易的一家欧洲公司所有。我们谈论的是，平均每年不到7000人中的一半乘坐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100万通过这种方式离开荷兰共和国的人当中，只有1/3返回，顺便一提，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是荷兰人。

[20] Steensgaard,“Asia”，所引用的文字在第86页。

[21] Bairoch认为大约有1.5万人。参见Bairoch, Victoires et déboires，第II卷，第570页。Etemad估计1760年住在亚洲的西方人有1.8万。参见其Possessing the World，第21页。

[22] Gaastra,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第3章。

[23] Jacobs, Merchant in Asia，第9页。

[24] Furber, Rival Empires of Trade，第300页。

[25] 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关于创新的所有相关内容。

[26] 关于英国及其环加勒比海外围的非自愿贸易的详细描述，以及探索开发和高压政治，参见其Great Divergence一书第4页、第18页、第20页、第23—25页、第193页和207页。

[27]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第23页，“煤炭和新世界一起，使得欧洲朝着资源密集型和劳动节约型的方向发展”；第7页，“英国的故事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两个分别由煤炭和殖民地创造的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第23页，“作为引导人们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重要因素，欧洲的海外红利理应和英国转向煤炭相提并论。”请注意，在欧洲、英国和英格兰之间的随意（且令人困惑的）转换。我没能理解为什么煤炭和殖民地对18世纪的英国历史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煤炭在英国能源史上早已存在了几个世纪，其重要性大概和1770年所有其他能源供应加起来的重要程度相当，包括人类和动物能源。参见Warde, Energy Consumption，第69页表4。英国殖民地行动也并不是凭空而来。这方面的两大转折点是英国在印度建立的影响力，以及美国的独立。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问题彭慕兰几乎都未讨论。

[28] 如果没有特定资源的进口和特定产成品的出口，英国的工业化就无法持续。这是显而易见的，就此展开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29] Blackburn, Marketing of New World Slavery，第404页。这一数字比法属加勒比要少，那里有67.5万名奴隶。

[30] Eltis,“Slave economies”；另见Engerman,“Atlantic economy”，第150页。

[31] Fogel,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第44—45页。

[32] 参见Mat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260—261页。

[33] Cain an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第115页。令人震惊的是，这一时期非常富有的地主人数仍然是金融与商业富豪人数之和的4倍。

[34] Rubinstein, Capitalism, Culture and Decline。若寻求简要但非常有帮助的文献以阐释服务部门对于英国经济的极大作用，参见Eisenberg, Rise of Market Society in England。

[35]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第214—215页。

[36]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第219—221页和第291—293页。

[37] 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第200—201页。事实上Kennedy在其表格所指的是英国，但我假定他指的是大不列颠。

[38]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第5章，尤其是第326—358页。

[39] 这一段落中所有的信息，除非另有标注，均来自David M.Williams and John Armstrong,“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the maritime sector and some of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rade, moderniz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nineteen century”，论文提交给2009年8月3—7日在乌得勒支召开的第XV届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ference。

[40] Cain an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第8页。

[41] 参见第24—25页。

[42] 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23—28页，以及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53页。

[43] 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第87页。

[44] 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第310—312页。

[45] 将进贡国包括在中国之内，使我们不得不将“非正式”帝国包含在英国之内。

[46] 例如，关于1787年大中华各地区的人口数据，参见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对于1843年的情况，参见Naquin and Rawski, Chinese Society，第213页。

[47] Pomeranz,“Re-thinking the late-imperial Chinese economy”。比较一下，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第283页中的信息。关于中国内部移民，参见Deng,“Unveiling China's true population statistics”; Kolb,“About figures and aggregates”; Pomeranz and Topik,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第59—62页；关于说明18世纪主要人口迁移的地图，参见Myers and Wang,“Economic developments”，第567页。

[48] Pomeranz,“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49] 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第161—162页；另见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第320页；Umeno,“Han Chinese immigrations in Manchuria”。

[50] 关于这些地区人口规模的信息，参见Fletcher,“Ch'ing Inner Asia”和“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第51页、第271—272页注释2，以及第7章。另有Naquin and Rawski, Chinese Society，第213页。

[51]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第104—105页。

[52] 关于台湾人口和向该岛移民的数据，参见Chang,“Chinese migration”; Shepherd,“Som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53] Gottschang and Larry, Swallows and Settlers，第2页和第38页。

[54]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第99页。

[55] 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184—188页。乾隆皇帝在统治末期干涉西藏事务，用强大的武装力量驱逐了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侵略者。在其统治之后，这个国家基本上不受清朝政府的保护。清朝的权威在没落。到1854年，廓尔喀再次进攻时清朝无所作为，西藏不得不签署条约，答应支付赔偿款并宣布其受尼泊尔保护。

[56] 两个重要的评论依次是：首先，英国大多数花费都发生在其对抗其他欧洲西方国家和越来越多的海外国家。其次，英国付诸一系列努力，使帝国至少在一些特定的区域能够为自己买单。举例说明，想想这些制度：在印度招募印度人参加“英军”，以及使印度人通过税收为英国统治他们产生的花销买单，等等。

[57] 文献的数量是惊人的。对于认为大英帝国有所付出的作者，我参考了导言注释80的文献。关注较晚时期的微妙而谨慎的观点，参见O'Brien,“Imperialism”。由欧洲视角详细讨论英国案例的分析，参见Estmad, De l'utilitédes empires; O'Brien and Prados de la Escosura, Costs and Benefits。

[58] Fletcher,“Ch'ing Inner Asia”，第106页。

[59]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48页。

[60] 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235页。英文由笔者翻译。

[61] Abernethy,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62] Darwin, After Tamerlane，第416页。

[63] 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212页。

[64]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397页。

[65] Fletcher,“Ch'ing Inner Asia”，第61页。比较一下，Millward, Beyond the Pass，第58—61页，以及他的Eurasian Crossroads，第102—105页。

[66] 关于这一信息，参见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第1章。比较一下，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第58—59页和第72页。吉林和黑龙江都是“赤字”省份，每年接受来自更加富裕的内地十八省“盈余”省份的白银输送。吉林80%的预算以及黑龙江几乎全部的预算都是由这些补贴支付的。在19世纪上半叶，这些省份的年赤字总计超过100万两。

[67] Dai,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提供了大量的例子，例如第6章。

[68] 关于17世纪80年代到1800年这一时期，参见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关于之后中日政策之间的区别，参见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第7章。

[69] 第一次引发这一辩论，参见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第5卷和第6章中的台湾部分。

[70]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309—344页。

[71] 例如，“满洲”的情形，参见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第170页；比较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21—122页中关于中国社会架构“分形”特质的分析。

[72] 这方面的观察，参见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结论部分；茶叶参见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第2章和第4章，以及Vries, Zu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s Tees，第97—126页。

[73] 例如，参见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77页和第79页，以及Fletcher,“Ch'ing Inner Asia”，第66页。

[74] 例如，参见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111—112页，以及Teltscher, High Road to China。

[75] Chang,“Chinese migration to Taiwan”，第112页。

[76] Elvi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312—313页。水力纺纱机在18世纪60年代获得了专利。

[77] 参见Bowen,“British exports of raw cotton”，第115—116页。

[78] Parthasarathi,“Review article”，第283—284页。

[79] 在1793—1794年，每担印度原棉价格为10~12两。中国产的原棉成本则多3~5两。根据两个文献，1804—1813年，印度原棉仍然比江南棉花每担约便宜1两。关于该信息和文献，参见Bowen,“British exports of raw cotton”，第124—125页。

[80] 表明清朝地区间粮食转移的地图，参见Myers and Wang,“Economic develop- ments”，第613页。

[81]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第6章。

[82] Marks,“Commercialization without capitalism”，第76章。

[83] 彭慕兰著作中关于中国核心地区从其外围进口产品的数据，举一个例子，参见其“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第583—584页。在该书中他提到了从“满洲”进口到江南的豆饼。

[84] 有关的例子和进一步解释，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第212页、第214页、第243页、第274页和第366—367页；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第6章；Pomeranz,“Rethinking the late imperial Chinese economy”; 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第13章。

[85] 对这一填边过程的描述以及原因分析，参见之前的注释。

[86] Xue,“A‘fertilizer revolution’?”。

[87] Xue,“A‘fertilizer revolution’?”，第219页。

[88] 这些描述，参见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第9页和第103—104页。

[89] Xue,“A‘fertilizer revolution’?”，第196—197页和第218—219页。在我的研究背景中，这是非常惊人的：清政府仅仅在1772年明确废除了所有针对通过海运出口大豆和豆饼、意在保护满族消费者的限制。参见Xue,“A‘fertilizer revolution’?”，第202页和第209页。

[90] Xue,“A‘fertilizer revolution’?”，第220页。

[91] Xue,“A‘fertilizer revolution’?”，第219页。

[92]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第3章。

[93] Hobson,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第69—70页和第308页。

[94] 引文参见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284页；应对准噶尔的方式，参见第7章。

[95] 参见Richards, Unending Frontier，第131—137页。关于贵州地区野蛮的中国帝国主义，参见，例如Blunden and Elvin, Cultural Atlas of China，第38页，以及Jenks, Insurgency and Social Disorder。概括性的评论，参见参考文献中提到的濮德培的论著。

[96] 这一段改写自Perdue,“Nature and nurture”。我还推荐读者阅读他的“Erasing the empire。”

[97] 这些词语及解释，参见Osterhammel, Colonialism，第20页。

第八章

国家建设、民族建设与“透明性”

中英两国的国家与民族

从一开始，英国的优势就在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

兰德斯，《国富国穷》，第219页

自由太多，却无整体……

孙中山对中国人的评论[1]

被视为经济国家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重商主义，非常需要创建帝国作为其支撑。重商主义重视国民经济，它虽不能直接促使“现代”国家的诞生，但它必须以某些国家建构的功能作为支撑。只要地位不平等，国王依旧对其国民实施实质上的统治，那么依照现代国家的标准评判他们统治的王国就不太恰当。现代国家具有包容性特征：全民参与国家管理，归根结底，“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重商主义统治者对人民主权的热忱鲜为人知，就此而言，他们创建现代国家的意愿并没有那么强烈。不过，他们增强国家实力的政策明显蕴含着限制各种权贵之权力，使国民更为平等的意图，如果时机恰当，还能充分调动国民拥护国家的热情。实际上，这在无意之中达到了国家建设的效果，同时也增强了国家实力。

成为一个国家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国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明显能够强化国家的力量。以行政和军事为例，对国家和民族“共同利益”的考虑能够把“人民群众”迅速集合起来，这样的国家在发动战争时也会处于更有利地位，尤其是在面对一个没有多数民众支持的竞争对手时。[2]一个能够动员人民群众为了他们理想的社会而奋斗，并且能够获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政府，明显比一个群众对其国家缺乏责任感和热情的政府更有优势。战争期间，爱国主义可以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抗战力量。没有健康（但通常是不健康）的爱国主义支撑，英国绝不可能对法国进行持久战，尤其是在对拿破仑开战期间，尽管这种爱国主义最初可能只是仇外恐外、“种族”优越感和上帝会眷顾虔诚的人等多种信念的混杂。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全民动员、全民征兵和许多教化民众的理念，受到很多国家政府的追捧并非偶然。然而有趣的是，尽管英国被多数人视为欧洲第一个现代国家，但它直到一战期间才引进征兵制度。[3]

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应征士兵的“爱国”热情，对于这种能够将大量缺乏军事训练和军事技能的群众动员起来的手段，其诱惑力我们也不能低估。但如今许多人将参军作为一种职业，这与早期中东欧那些应征入伍的士兵不同。此外，大规模征兵促使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士加入其中，有助于提升军队兵源的质量。不管好坏的确切比例如何，许多专家和目前我们称之为“保守派”或“右派”的政客对欧洲历史上被描述为王朝复辟时期（1815—1848）群众动员的争论，热情都有所减弱。通常来说，在效率和凝聚力方面，严格的训练和严明的纪律比彼此间共同的认同感更为重要，也更为牢固。正如前文提到的，规则其实是专业化和大众化的折中产物。除了英国，欧洲强国力图维持一支由义务兵和职业军人组成的常备军，还有一支在战时能够迅速被动员和集结起来的后备军。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这种类型的军队是指1866—1870年而非1793—1794年大革命期间的军队。[4]

我们应随时注意，不要做过于极端的比较。然而，中英两国爱国热情和群众动员的潜力存在明显的差异。杰里米·布莱克曾明确谈及战争，但他对（中英）战争的论述有更广泛的含义：尽管中国军队在装备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但这种差距并不能解释西方列强大胜而中国惨败，相反，国家领导人没能团结和动员他们身后的人民，才是失败的关键原因。[5]这样的例证有很多：在大清帝国军队内部，士兵不忠于军官，军官之间难以合作，整个军队缺乏目标感和凝聚力。[6]满汉之间彼此也互不信任，满族担心汉人军队阵前倒戈。[7]这两个民族之间也存在一些深层的差异。此外，省级自治也很关键。“少数民族事务”（蛮夷事务）通常由地方政府解决，而没有上升到国家事务的层次。即使中国存在民族主义，几乎也只存在于反清运动中。事实上，中国人对“国家”的热爱不及他们对“故乡”的热爱。19世纪在中央政府卷入的各种战争冲突中，这一点都表现得十分清楚，部分地方觉得事不关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大多数省份并没有直接参与，而是置身事外；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也是如此。[8]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在洋务运动主要倡导者李鸿章的指挥下，北洋舰队和来自安徽省的淮军几乎承担了全部战斗任务。李鸿章无权指挥那些被其他南方将领控制的中国陆军和海军，他们对李鸿章的失败欣喜若狂。[9]一位《泰晤士报》的评论员在比较1894年的中国和日本时写道：“中日两国人民本质上的差异在于他们展现的爱国主义，日本人对战争群情激昂，而中国人却很淡漠。”[10]许多中国百姓和地方乡绅都认为，正是中央政府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的许多战败。抵御外侮和保障民生是政府的职责，从这个角度讲清政府的确做得很不好。要在这里说明白失败缘由和影响，并不容易。清政府没能成功抵御西方侵略者是它的一大缺陷，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它的威信和实力。实际上清政府企图依靠西方列强的支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这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邓钢在其最近的著作中列举了大量案例，证明19世纪后半叶中国不再是一个由中央完全控制的主权国家。[11]19世纪和20世纪所有的改革者几乎都希望中国真正成为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在梁启超（1873—1929）看来，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缺乏“民族意识”，孙中山认为中国需要“新公民”，中国人“自由太多，却无整体”，民众就像一盘散沙，需要用纪律团结起来。[12]

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或者有人可能觉得用“民族主义”一词更合适，虽然这个词可能过于强硬，对于我们讨论的内容并不非常合适）以及对于所谓的“经济动员”极为重要的国家制度，其产生和培育经常被人忽略。由此可知，对很多人来说，在本书讨论的这一时期“军事”和“经济”的差别无关紧要，不管在欧洲内部还是欧洲之外，都是如此。想想“富国强兵”这句格言，意思是国家富足，军事强盛，在明治维新期间的日本相当流行。中国的改革者也想实现富国强兵。[13]我们对“强国思想”和国家主义实际上有多么重要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很难否认这两者对日本“强”国和经济成功发挥的巨大作用。[14]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系统性政策在国家强盛和获得绝大部分群众支持时更易获得成功。相对于缺乏凝聚力、认同感和目的感的国家的人民而言，那些生活在统一国家的人民更容易在经济现代化和国际竞争引起的剧变中做得更好。以前在英国这种现象相当明显。我们认为苏格兰并入英国看上去就相当成功。我们研究发现，威尔士在并入英国之后并没有出现严重问题，许多爱尔兰人对英国创建帝国的贡献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

考虑一下纪律最初的形成过程及其核心概念中的集体主义内涵，人们会惊讶于目前主流经济学如此忽视“国家”和“民族”等集体的重要性，力图直接或间接地将所有经济现象归结为个体的理性选择。对于英国这种偏好个人主义传统的国家，当我们回顾其经济发展历史时，也能发现一些像“道德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富论”“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国家债务”“增长”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都像“经济”一词一样蕴含着“家庭管理”的意思，无一不跟“集体”相关。回顾欧洲大陆纪律发展的历史，集体主义无疑相当重要。罗斯托在其《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腾飞的先决条件，在一个国家应对发达国家威胁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15]格申克龙在其《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强调，在新时代和新世界，信念对赶超者极为重要。在他看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需要“动员全民参与”。[16]在那时，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国际竞争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赫尔普曼在其经典的经济增长分析著作《经济增长的奥秘》中，甚至没有提及“国际竞争”“民族主义”“赶超效应”“霸权主义”等概念。克鲁格曼认为，谈到经济就联想到国家竞争确实不可思议。[17]尽管这种观点的确令人不解，在历史上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确实是存在的。武断地否认它，对于社会科学和实证研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帮助。克鲁格曼也喜欢提比较优势这个概念，如果没有国家，比较优势又如何体现呢？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商主义者比通常的商人、政治家和学术研究人员更明白经济是如何运行的。经济发展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它需要人为地去追求。国家竞争即便不是必要条件，通常也能刺激发展。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能提出一大堆“发展意愿”的例子，正是由于清代中国长期缺乏这种国家发展的意愿，以至于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感受到外来威胁的存在。[18]

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极不愿意承认民族主义对经济的重要性，我可以援引本章开篇兰德斯的那句引言来证明。根据丽亚·格林菲尔德的观点，英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它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19]但在兰德斯看来，那与经济史毫不相关。在格林菲尔德关于现代民族主义的著作出版后，她写了一本有关“资本主义精神”的书。在该书中，她细致地分析了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向世人展示“爱国情怀”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在重商主义时代是如此，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仍是如此。[20]按照她的说法，民族主义是确保推动增长的经济活动得以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民族主义蕴含的本质和核心准则即平等意识和主权观念，能够带给人们民族尊严。那是爱国主义对民族事业承诺的基础。这种承诺的必要性在于，将经济包含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之中，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特性并不是内生的、自发的，它需要靠民族主义的刺激和维护。

考虑到“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有些对清代中国欠缺民族主义的评论还是比较到位的。在清代中国，民族主义作为统一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原则，薄弱至极。[21]从某种程度说，清代中国为其“松散”的统治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总的来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许多西方国家就具备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础了，而中国的这种意识相对是比较欠缺的。它这种精简的政府结构以及大量地方自治和自我治理体系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没有嵌入社会，而是像一层薄纱环绕在社会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就是许多区域（更确切地说是省份）的集合，实际上中央的权力相当分散，因为每个省的巡抚几乎可以独立地行使他们的权力。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中央（国家）的势力压根儿没有渗透到地方。同样，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几乎完全没有制度观念和国家结构意识，也没有将中国建设成一个近代国家的手段，而这恰恰是能够推动中华民族形成的力量；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国民也欠缺制度观念和国家结构意识，国民始终都没有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祖国来建设。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缺乏与中央政府谈判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在税收和社会福利等事关大众权益方面，这也是难以动员“社会大众”乃至“社会精英”的一个原因。

民族主义是由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表现形式。现实并不那么简单，一个有趣的差异在于，有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即自上而下的由国家产生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自下而上的由民族产生国家的民族主义。[22]在本书讨论的清代中国时期，即使存在某些形式的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建设力度也相当薄弱。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官员通常远离基层，很少融入社会调查实情。国家官员看不到也不想看到积极活跃的公民群体。现实中也没有大规模动员群众，为国出力。民族主义自下而上的形成条件也不充分。中国并不存在如同西方社会一样拥有地方势力的根深蒂固的贵族，他们实际上充当着国家建设过程中凝聚点或说是起航点的作用；也没有出现现有的社会精英及其“拥护者”积极投身于国家和民族建设的趋势。当谈及群众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时，我们看到的几乎全是漠不关心。当时的明白人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为了使“地方”融入“国家”，甚至有人建议建立一套涵盖地方名流的封建制度。[23]诚如有些主张认为的，这并没有夸大：即使作为一个多文化的帝国，庞大的清帝国也延续了超过一个半世纪，甚至延续到20世纪。那些被视为与西方国家构建中的“正常”部件有所不同的机制，一定还在起作用。

通常只有在各国激烈竞争中，国家主义才有存在价值，一个把自己看成是中央之国和“天下”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会与其他国家渐行渐远。中国“外围”断断续续的战争对中国内地十八省的百姓并没有太大影响；而西欧长期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则不断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这使得欧洲人会不自觉地去厌恶邻国，而对自己国家时刻抱以热情。用威廉·詹姆斯的话说，直至他所处的时代，欧洲战争就像“双手沾满鲜血的护士培育了各国的凝聚力”。[24]有学者强调国家在中国社会中首先扮演的是道德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这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也很难否认一个军队孱弱、统治分散的国家，在遭遇到其他因为战争而强盛的国家入侵时，很容易失去“君权神授”的地位。当然在清朝统治下，还存在其他一些“抑制”国内民主意识发展的因素。我之前就说过，满族人只是少数外来征服者。即使他们表现得足够“仁慈”，表现得像“纯粹的中国人”（汉人），他们的统治地位也只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此外中国南方和北方还存在差异，那些生活在内地十八省的汉族及其他民族，伴随着帝国的扩张逐渐占据了全国各地。中国也因此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使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难度加大。在此之后纳入中国版图的少数民族地区，确实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中国确实太大了，所有这些因素都会阻碍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尽管有人怀疑这些问题是否真的比在很多欧洲国家还要严重。与欧洲最大的帝国相比，清代中国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即使是在18世纪帝国疆域大为扩展之后，汉族人仍占总人口的90%左右。若以是否讲德语为标准划分，在19世纪末期的哈布斯堡帝国德国人所占比重约为1/4。在19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有一半的人都不是穆斯林。俄罗斯人明显是19世纪末期俄罗斯帝国欧洲部分的主体，比重超过55%，但乌克兰人的比重也超过了20%，波兰人比重约10%。另一方面，包括普鲁士王朝在内的许多帝国都没能在一战中幸存下来，而像英法这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却幸免于难。

在前面的段落中我曾提到，民族主义或者说是先进的国家意识和国家凝聚力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更宽泛地说是对现代化也有积极影响。当然，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对推动国家主义高涨也有反作用。事实上，这种相互作用关系比我描述的要更显著。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在其经典分析中展示的那样，把国家主义解释为现代化和现代经济增长的产物，是理所当然的。[25]只有建立在文化共享基础上的增长才能持续，更高效的通信手段和交通方式，越来越高的教育水平和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也能推动增长。就如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那样，因果关系实际上是相互的。从这方面看，清代中国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它既欠缺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集体意识，又欠缺有助于形成集体意识的经济增长基础。这种国家归属感和参与感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形成的。在西方史学界，对民族国家和国家主义是“原始形成”还是“后天发展而成”争论最为激烈。但是在英国并不存在这种争论，因为许多古老的西方“国家”是由统治者建立的。许多措施被用来促使人们考虑“国家利益”。

治理方式、知识和纪律

西欧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关注它们的国民，乃至关注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所以它们便开始系统地收集国民的信息，并对国民进行监督和引导。随着所需征缴的税收和征募的士兵越来越多，显而易见，对统治者而言他们越来越需要了解自己统治的国民的确切数量以及他们住在哪儿、干过什么、拥有什么、收入如何、有什么想法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发现所有的欧洲国家政府都会改造它们统治或是想要统治的社会，使之变得“透明”，这个概念是詹姆斯·斯科特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正如他所说：

要使社会“透明”，以便可以用简便的税收方式、征兵制度、预防叛乱的手段来合理地管理民众。我开始认识到，“透明”是治国理政的核心问题。在许多关键方面，早期现代化国家是很盲目的。（国家）对国民以及国民的财富、土地、位置和身份知之甚少。它缺乏一个像一张详细标注地形和民族的“地图”那样的行政系统，缺乏能够被大家共同理解的度量衡标准。统治者缺乏对国家地理及民众的清晰认识，最主要的是它缺乏可以将已知的信息“转成”可执行的一般标准的衡量方法，因此国家的干预往往很粗糙，常常弄巧成拙。[26]

国家设立标准，从而可以记录和监控那些复杂的、“不明晰的”地方社会的习惯做法。斯科特举了大量的例子，比如个人的姓氏、度量衡的标准化、土地丈量和人口登记制度、产权制度、语言和法律表述的规范化、城市规划和交通运输组织。正如福柯所言，欧洲各国政府都在“强化”对社会的管理从而使其变得“更易治理”，[27]通过可统计的方法，使土地、产量和劳动力等要素变得更加明晰，出了问题也方便处理。在中国我没发现类似的政策。中国政府没必要，压根儿也不想要进行过多的干预，更不要说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与别国展开竞争。然而这种竞争却是欧洲各国收集信息的主要驱动力。通常是将一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自然科学的研究水平综合在一起，以评估一国到底是强大还是弱小，并借此找到提升本国国际地位的方法。通过收集和应用可靠信息推动国家“进步”的开明观念，盛行于从18世纪就力图理性治理自己国家和社会的欧洲政府，这并非偶然。

科学和科学家在社会进步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近代社会早期，当科学界人士认识到科学研究没有边界时，人们就希望科技可以为国服务，而且被当作国际竞争的重要筹码。比如成立于1752年的荷兰社会科学研究院，明确提出为荷兰国家利益服务。成立于1662年的英国皇家学会，标榜自己的宗旨是“探求自然真知，为上帝创造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发扬人类的善良本性”，但本质上它也在为国家利益服务。随着时间推移，知识和有知识的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政府管理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信息。在英国，无论社会的实际倾向如何，国家和政府对“改善”“理性”“进步”等词都非常感兴趣。[28]此外，人们也倾向于认为“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权谋”。[29]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和瓦特这样的发明者在英国能享受民族英雄般的荣誉，而在中国则会受到打压。

欧洲各国政府对收集和使用数据越来越感兴趣（“统计”一词的词根与“国家”相同，并非偶然），将之用于广泛的用途，积极采取措施以培养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需的那种社会和经济。[30]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人口普查和登记制度的完善。当然，地图测绘技术也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清楚明晰。社会上可以获得的地图数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它们也因此成了普通商品。在这方面，可以参考本书第38—39页的论述。在这里我也必须提醒，不能忽视概率和风险计算方法的发展及其在保险等领域的应用，政府对此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这里考察的这些发展，是欧洲的普遍现象，而非总是英国在起示范作用。[31]我们发现英国在推广全国地籍登记方面进展相当缓慢。在推行人口普查和登记制度方面，英国也不是领先者。英国直到1801年才开展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爱尔兰在1821年之前都未被收录在内。地籍制度和人口普查之所以对英国的统治者显得不那么重要，是因为英国的主要税收收入不是来自土地而是来自消费品，甚至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英国都没有建立义务兵役制。法国在1794年大革命期间引入了公制（metric system）, 1799年权威性的公制被固定下来。但是并非没有反复，1812年之后，市制（pre-metric units）又重新被允许使用。直到1837年公制才再次成为法定度量衡。谈到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以及法国占领区法律体系的“理性化”这类革命遗产，很难高估其价值。正如我们所知，英国没有采用公制。英国开启了时间标准化的先河。英国邮局率先对全国范围内的邮车运营时间实行统一标准。随着铁路在英国的推广，全国范围内采取统一的时间标准也就迫在眉睫。因此所谓的“铁路时间”也就演变成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855年，英国98%的公共时钟都使用这个时间。[32]这类标准化对科学、技术、政治乃至法律都有重大影响。应当注意的是，科学家倾向于独立制定更多的标准，政府在这方面也乐于效劳。没有丰富的信息和标准制度，现代经济生活是难以想象的，而这些大多是由政府机构提供和强行推广的。标准化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相当可观。一般来说，国家在收集、提供信息和制定标准方面的价值经常被低估，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清代中国不仅国力“薄弱”，而且计量标准的“基础”也相当薄弱。

唯有永恒的创新才能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创新要依靠发明，依靠重大的科技突破。如今，研发和自然科学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最发达的经济体都是知识经济。在“起飞阶段”，科学发挥的作用自然不容小觑，但没起到主导作用。最近有几本比较优秀的著作出版，它们讲的是各种有用和可靠的知识在第一产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33]在这里重复它们的内容或者总结成几句话，没有任何价值。所谓的新增长理论也倾向于把知识经济定位为国家发展的核心。[34]这些著作表明在起飞阶段，英国政府在科技发展以及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方面直接参与程度并不高。他们还认为，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英国的积极作用和建设性作用。在法国更是如此，当然其成效更不显著。通常情况下政府不会自己开展研发项目，也不会大规模支持私人研究和私人教育。工业化过程中的英国是一个知识经济国家，而不是一个政府政策直接驱动的国家。然而英国政府扮演的角色虽然不那么直接，但在制度和硬件设施方面对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英国政府认同的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它并不反对研究，更重要的是它也不反对那些可能对当时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发明和创新。英国政府尊重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而且经常激励他们，给予他们奖励和荣誉。所有这些做法都相当重要，并且与欧洲之外的其他地方形成鲜明对比。清朝与此不同，其政府从不做这些具有重要作用的事情。当然，在欧洲各国，英国政府在这方面并不是做得最好的。

我在本书中的一个观点是，英国在演变成近代国家的过程中，拥有比清代中国更好的基础性权力。当然，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和物质基础。制度变迁已经被多次提及，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物质方面的基础设施。在这方面，交通运输发挥了基础性作用。[35]由于科技和制度的改变，1700—1830年英国道路交通的效率提高了近两倍。政府的角色主要限于获得议会授权，进而设立高速公路收费关卡。同一时期，英国运河的航运能力也几乎提高了两倍，这对煤炭资源的跨区域调配和利用有重要帮助。当然，轮船的发明使用也是激动人心的创新。然而，海外贸易在19世纪后半期才真正实现腾飞。但在此之前也出现了一些降低贸易成本的事情：因为有皇家海军的保护，“市场运转更加顺畅，海运也更加安全”。[36]这虽然不那么激动人心，但也相当重要，特别是对于产自北方的煤炭要安全运至伦敦来说。19世纪上半叶，每年煤炭的海运总量约50万吨。对效率的提高，国家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至于铁路建设，英国中央政府并不乐意发挥太大作用，但又不能把这一切全推给市场，邮政服务也是如此。在这些方面，英国政府还是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样在这些方面，从乾隆皇帝直至清帝国灭亡，清政府的有效作为显著减少，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小。[37]中西方的差异再次引人注目，中国的劣势也越来越明显。

前文我们已经论述了收集信息对统治者的重要性。然而，政府政策措施并不仅限于收集它们希望了解和需要处理的事务的信息：它们也应当了解和改进自己的行为。正如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提到的那样，信息之间有明确的联系，特别是要了解“你的”臣民和统治之间的联系。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约瑟夫二世毫不掩饰地讲道：“一个君王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清楚地了解他的子民。”。[38]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最好的例证就是政府一直努力把国民变成它们认为的正直、文明开化、遵纪守法、勤劳（本书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特性）的人：简言之，也就是那种愿意为统治者增加国家财富和出生入死的人。从现代化时代开始，随着民众越来越多地被关注，我们发现所有的西欧和中欧国家都在努力把民众变成“思想正确”“行为可期”“表现正常”的人。毋庸置疑，这一“驯化”或者说“开化”的过程，可以说是欧洲现代化早期主要的社会历史特征。致力于创造“现代男人”的文学作品数量多得惊人。[39]有时这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推动的，有时是由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推动的，有时是由雇主或者那些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的“资产阶级”分子推动的。通常来说，出于一些共同的原因，这些“社会精英”共同努力，最终创造出一些品质相似的“善人”和“顺民”。如果得不到中央政府的鼓励，大多数“驯化”即使坚持一段时间也没有多大效果。结果，政府实际成了支持者甚至是说教者。一个有纪律的社会的出现，往往与军队、官僚体系、济贫院、收容所、（手工）工厂和学校等有纪律的组织的出现相伴而生。

我们已经暗示过，那些数百万士兵参与的军事革命对训练和纪律的重要意义。军事人员也被期待以密切协调的方式表现得更为专业。[40]士兵们被期待的是按照清晰且合乎逻辑的指令行动，而不是单独行动。战争不再是彰显个人主动性和勇气的场合，而是需要集体的协同努力，而且要按照计划和策略进行。如今人们流行把军队比作“战争机器”，这并非偶然。马克斯·韦伯把军事纪律比作所有纪律“之母”（即发源地）也就不足为奇了。[41]军舰和商船上的纪律相当严格，就像在一个流水线工厂开展工作。[42]我们在新的官僚体系中也发现了相同的原则。政府公职人员越来越被要求按照规则和纪律办事。西欧各国政府逐步创建了一套“理性的”直接统治制度，同时清除那些“不好管控”的贵族、世袭公职人员、包税人、腐败且尸位素餐的公职人员的“间接统治”。在有些情况下，“间接”统治者逐渐由那些按章办事、纯粹为政府效力或不为任何私人效力的“真正”官僚取代。同样要注意的是，不要忽视这些过程，也不要把它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成功的过程往往是曲折的。总的来说，比军队更加专业化的官僚体系在19世纪依旧不够成熟。但是在此之前它就明确了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这种纪律革命开始在全部人群中扩展。出于某些原因，社会“精英阶层”开始依靠“社会大众”，反对那些被认为是“不开化的”“不守规矩的”或者是“懒惰的”行为。如果我们赞同威廉·坦普尔和亚当·斯密的学说，税收甚至都是用来操控劳动阶级道德的方式。[43]从经济史学家的视角来看，创建一支守纪律的劳动力队伍的大量创新性举措特别有趣。当人们开始为了赚取工资而为那些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工作时，纪律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工作、闲暇和贫困的概念完全改变了。劳动是一项工作甚至是一种职业，但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义务的观念开始盛行。在整个欧洲，救济院、贫民院、拘留所和类似的场所被建立起来，以“改造”那些不自觉接受改造的人。他们被迫努力工作，从而变成福柯所说的“顺民”。[44]乞讨和流浪成为要受惩罚的罪行，不工作也被视为犯罪。惩戒所在整个北欧激增。在荷兰称为“习艺所”而在德国和奥地利称为“监狱”的机构，数量大增，它们也可以翻译成“纪律坊”。在1750年的英格兰，几乎每一个市镇和工业区都有自己的劳教所。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劳教所关押过许多人。欧洲国家在开展道德和社会规训以及“文明教化”时，表现得异常活跃。国家政策、工人自身的贫困以及新的消费模式导致工作人数、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大大增加。这些辛劳的增加在欧洲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被称为“勤勉革命”。[45]这种革命在工业化之初并没有停止，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种状况只会加剧。按照经济史学家沃斯的说法，从1750年至1830年，英国劳工的工作时间至少增加了20%。[46]劳工的工作受到更多监督，采用大机器生产之后生产速度也大大提高。但“勤勉革命”绝不是独特的欧洲现象。事实上，这个概念首先是在分析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时提出的。[47]“勤勉革命”同样适用于中国现代化的早期。[48]但是生活在中国和生活在欧洲的人，其工作实际上差异很大。我也会用一些篇幅简要讨论这些差异。

随着大工厂时代的到来，社会对受过系统培训的劳工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49]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纪律的工厂会怎样。有大量文献证明，有纪律的劳工在现代工业中的重要作用。学者斯蒂芬·马格林就坚称，设立工厂的主要原因是确保“老板”能够控制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管理他们的工人。本书提到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就是，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和中国以及其他不发达国家，在这个方面的差异究竟有多大。格里高利·克拉克认为，纪律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而有些国家穷。按照他的说法，贫困国家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这些国家的工人缺乏纪律性，经常旷工，以至于工厂不得不雇用更多工人。[50]尽管这扯得有点远了，但我仍然要说，只要懂点西欧工业化常识的人，都知道工厂纪律对雇主和工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旨在改变西欧人民思维、心灵甚至是举止行为的举措如此之多，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质疑王国斌在其《转变的中国》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近代欧洲国家不太认同中国人赞同的塑造社会道德情操是统治国家的根本逻辑。”[51]他对农村人口的有关论述确实有些道理，但我们也必须清楚一点，欧洲重商主义盛行的发达地区远比中国的城市化成功得多。早期生活在欧洲城镇的人如果听说政府不关心他们的道德，会感到相当惊讶。在一定程度上，王国斌对欧洲现代化早期社会历史的特殊解读或许正像他理解的那样，类似于由教会主导的欧洲“道德改革”运动的确存在。按照王国斌的说法，“中国政府改造农民内心思想的举措与欧洲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欧洲的这些事务都是由教会做的”。[52]王国斌区分了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以及“公共”领域、“道德”领域和“宗教”领域，但这种划分对宗教改革后的欧洲有点武断和不合时宜。一位研究现代化早期宗教历史的荷兰专家坚定地认为：“在现代化早期，世俗权威超越教会权力的趋势一直没变。”[53]由宗教改革产生的所谓“宗教国家”，通常是借助主教在政治团体中的势力来维护教会的利益。[54]这当然适用于那些新教流行的国家，但在天主教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萨蒙认为在16世纪的法国农村，每个牧师都“是政府的一位代理人”，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制度化；多恩也在一篇有关18世纪信仰新教的普鲁士的文章中写道：“每个新教牧师就是一名国家公务员。”[55]我们还可以在一些有关德国现代化增长过程的文章中明显发现，如今我们称为“政治”“道德伦理”和“宗教”的概念明显被混淆了。

地方议员要求政府实施全方位监管的主张得以实现，在政策理论和实践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政策规章不再只关乎政治，有些也牵涉社会良好秩序及其建立方式……在现代社会，它们（即治安管理条例）处理的是民事私法问题，涉及婚姻、家庭、监护和继承以及产权、劳工和信用等方面。当然，它们也涉及宗教、道德、社会安全及其他“公共”领域……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之后的那段时期和18世纪，大量政策法规颁布施行，宗教仅仅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一小部分。但直到18世纪，德国王储接受的治国理政的教育理念仍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不过这种理念主张国王应该为民而非虔诚地为国效力。[56]

在教化民众的活动中，西欧的教会和国家实际上配合相当密切。有大量文献讨论德语所称的“社会管教”，其实就是在现代化早期国家和教会教化民众的举措。[57]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存在一些差异，新教教会被“改革”过，而且它们的教规改革更加“彻底”。这对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新教改革历法，尽量废除圣徒日和宗教节假日，从而明显增加每年的工作时间，这些举措非常成功，效果也很明显，尤其是在广大新教国家。[58]重新回到我们对国家整体比较的主题，英国依靠法律建立起了一套单一的信仰忏悔体系。英国国教是英国的官方宗教和官方教会。英国教会的成员享有某些特权，但那些被称为异教徒的人直到1832年都受到歧视。对1688—1832年英国是不是一个“宗教国家”的争论，相当严肃和激烈。[59]我以前就指出过，实施济贫法有助于宗教和国家当局的融合。对此，我认为不必进一步深入探讨。

任何读过相关文献的人会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首先，在欧洲现代化早期，无论是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在习俗改革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在西欧现代化早期，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宗教审判、惨烈的宗教战争、政治迫害、宗教监禁等，从根本上塑造了西欧历史。在所有新教国家，国家权力从教会转移到了政府手中，比如宗教审判要依照世俗规则；世俗权威战胜了宗教权威。其次，这些改革几乎全是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的共同努力。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世俗政权和宗教力量的相对重要性方面以及在其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后果方面，国家当局关注的内容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任何一个学习过那个时期历史的学生能了解的只有王国斌的观点：世俗政权没有兴趣诱导国民的士气和斗志，以及国家和宗教的区别与分离。现在我们认为的宗教与国家的“分离”其实直到19世纪才出现，在许多西欧国家政治、宗教和道德的联系甚至从未被割断过。

当然，我们不可能真正去证明这个观点。但根据我对中国与西欧国家的比较，西欧国家更热衷于训练官僚、军队和工薪劳动者。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僚更多受到严密监视。但同一时期的清代中国军队却军纪涣散，虽然有一些工薪劳动者，但他们经常旷工。我特别想指出的是，西方努力造就的是以赚取工资为目的、可以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而非单纯的从事小农生产的劳动力。尽管中国政府曾经在教化和指导民众方面比西方国家更加积极主动，但从经济视角来看，我仍然认为西方国家教化和指导民众的意义更大，因为西方国家注重提高效率和简化程序，而中国注重教人修身养性。中国政府当然对其劳动力的表现也很关心，然而绝大多数劳动力分布在农村并从事小农经济。当然，政府律令在这些地区也是适用的，但依法享有决策权的家庭（男性）户主几乎享有不受国家和任何他人限制的自由，可以做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决策。[60]在英国，与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一起工作或者为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工作，是非常平常的事，但在中国并非如此。在18世纪的英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整个劳动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同一时期的清代中国却几乎没有无产阶级。对于农村家庭，中国统治者按照性别确定了男耕女织的职业角色。[61]不论其成败效果如何，我都认为中国统治者关注的更多是传统和体面，而非经济效率。

[1] 引文出自Schell and Delury, Wealth and Power，第133页。

[2] 对于“民族团结”和“公民资格”之类的因素在发展军事力量时发挥的作用，我在导论注释232—233和第260—263的文献中已经提到，我之所以将“民族团结”和“公民资格”加上引号，是因为它们是一些现代词汇，跟我描述的时代并不相符。

[3] 征兵案例参见James, Warrior Race。

[4] 这里我几乎完全是参考Sheehan,“What it means to be a state”，第14页。

[5] 参见Black, War and the World，第181页。

[6] 参见Folsom,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第61页。在这里，Folsom指的是清朝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7] 这一观点可以在以下文献中找到，Crossley, Orphan Warriors，第54—55页。

[8] 参见Overdijking, Lin Tse-Hsu，第100页注释1。

[9] 参见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14章。

[10] 引文出自Paine, Sino-Japanses War，第237页。该评论发表在《泰晤士报》1894年12月26日第4版，但也没有理由认为19世纪早期的情况有所不同。

[11] 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5章。

[12] 参见Schell and Delury, Wealth and Power，第92页、第101页和第133页。

[13] 参见Pines, Everlasting Empire，第164页。

[14] 关于这一作用，我参考了Greenfeld, Spirit of Capitalism，第3章，以及Norman, Japan's Emergence。

[15] 参见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中的民族主义部分。

[16] 参见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第22—26页。

[17] 参见Krugman, Pop Internationalism。

[18] 参见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184页和结论部分。

[19] 参见Greenfeld, Nationalism；作为比较，可以参见Colley, Britons。

[20] 参见Greenfeld, Spirit of Capitalism。这段的其余部分，取材于该书的第1页、第3页和第23页。

[21] 有关清朝统治下的国家主义参见Dikötter, Discourse of Race; Dittmer and Kim, China's Ques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Esherick,“How the Qing became China”; Schell and Delury, Wealth and Power; Zhao, Nation State by Construction。

[22] 关于国家主义的特征、起源、形式及其与国家形成之间关系的经典文献，我参考的是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以及Hutchinson和Smith的许多著作，例如Nationalism。对于中国与欧洲之差异的比较分析，参见Wong, China Transformed。

[23] 参见Duara, Rescuing History，第5章分析了所谓的“封建”传统中中央有限的控制，以及血缘或亲属关系发挥的广泛作用。

[24] 参见James,“Moral equivalent of war”，第1283页。在第1293页他补充说：“战争是唯一一种能够训练出一个完整集体的力量。”有关的介绍，参见Sheehan,“What it means to be a state”，第13页。

[25] 参见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6] 参见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第2页。

[27] 参见Foucault 1970年和1980年在法兰西学院所做的有关“政府治理”的演讲，具体参见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的Michel Foucault,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合集。

[28] 英国的“改善”“理性”“进步”等情形，可以参见Borsay,“Culture of improvement”; Caton, Politics of Progress; 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 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 Porter, Enlightenment，以及Spadafora, Idea of Progress。

[29] 有关国家主导的科技进步的文献，可以参见Gascoigne,“Royal Society”; 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 Shapin,“Image of the man of science”。有关政治权谋和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可以参见Hoppit,“Political arithmetic”，以及Poovey, 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

[30] 关于英国的情况参见Higgs, Information State; Palmer, Economic Arithmetic。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各种类型的会计方法、问责机制、测量方法，参见Soll, Reckoning，第7章和第8章。有关地理覆盖范围方面的分析，参见Headrick, When Information Came of Age; Heilbron,“Measure of Enlightenment”。此外还有Black, Power of Knowledge; Dudley, Information Revolutions。

[31] 参见Bernstein, Against the Gods。

[32] 参见Zerubavel,“Standardization of time”。

[33] 这里我提到的书主要指Jacob, First Knowledge Economy; Leonard, Mothers of Innovation; 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

[34] 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中“Economic growth,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new”。在拙作出版后，另一位作者的著作才出版，Mazzucato, Entrepreneurial State，作者认为，国家为创新提供了主要的资金，也像企业家一样，有权进行高风险投资，参见其折页。

[35] 我的观点跟Mokyr一致，参见Enlightened Economy，第10章。

[36] 参见Menard,“Transport costs”，引文出自第275页。

[37] 参见Kim,“Transport in China”。

[38] 参见Kain and Baigent, Cadastral Map，第195页。

[39] 我使用现代“男人”一词，不是偶然的。当时也付诸很多努力来教化妇女，但是其重心不在于“改变”她们的公共行为，而是使之在私人生活中安于现状，服从权威。研究这些主题有很长的传统，Weber、Elias和Foucault的著作是主要的灵感来源。我仅列出以下文献，包括一些较老的文献，如Burke, Popular Culture; Muchembled, Popular Culture and Elite Culture; Spierenburg, Broken Spell; Raeff,“Well-ordered police state”。更新的文献参见Gorski, Disciplinary Revolution。罗威廉的著作关注18世纪的中国，他认为很多中国官僚，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力图使中国成为一个“秩序井然的警察国家”，而Raeff认为这是近代早期西方政治领袖的主要目标。参见Rowe, Saving the World，第333页。一般而言，可能确实如此，但在我看来，对劳工的教化，却并非如此。

[40] 有关军事发展的文献很多，这里我仅给出一个有关英国的：James, Warrior Race，第四部分。

[41] 参见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第686页。

[42] 参见Frykman,“Seeleute”。

[43] 参见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334—335页。

[44] 参见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第3.1部分，第135—170页。

[45] 参见De Vries, Industrious Revolution，第3章。有关De Vries对这个特殊解释所做的评论，参见Allen and Weisdorf,“Industrious revolution”; Malanima, Pre-Modern Economy，第238页。

[46] 参见Voth, Time and Work，第130页和第270—271页。

[47] 参见Hayami,“Great transformation”; Hayami, Saito and Toby, Emergence of Economic Society，尤其是序言部分。

[48] 参见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其中有关工业革命的部分。

[49] 有关通常意义上劳动力培训和工厂工人培训等特殊问题的文献，按作者姓名字母排序：Furniss,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Lis and Soly, Poverty and Capitalism和Worthy Efforts; Marglin,“What do bosses do?”; Pollard,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Rule, Experience of Labour; Steinfeld, Invention of Free Labour; 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和“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Vogt, Time and Work。

[50] 参见Clark, Farewell to Alms，第16章和第17章。在357页还有这样一句话：“劳动力的质量显然是制约低收入国家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

[51]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97页。王国斌持类似的观点，即帝王的野心和权力，在空间范围和种类方面都远超西方国家。他认为，欧洲国家“对精英和大众的教育与道德”缺乏深度关切，对潜在的推翻政权行动也缺乏积极的关心和忧虑，参见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01页和第103页。

[52] 参见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97页。

[53] 参见Van Rooden,“Kerk en religie”，第394页。

[54] 宗教国家是指施行某种特定宗教，并将某种义务强加给人民的国家。

[55] 参见Salmon, Society in Crisis，第79页；Dorn,“Prussian bureaucracy”，第409页。

[56] 参见Munch,“Growth of the modern state”，第208—211页。有关现代化早期国王与教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参见Von Greyerz,“Confession”以及后面的参考文献。

[57] 参见Behrens,“Sozialdisziplinierung”。这类社会规训通常直接和宗教国家联系在一起。

[58] 参见Gorski,“Little Divergence”，第175—177页；De Vries, Industrious Revolution，第87—92页。

[59] 参见Clarke, English Society和“England's Ancien Régime”。有关争论可以直接谷歌搜索“England confessional state”。有关天主教的特殊地位及其反对者的论述，参见Colley, Britons，第324—334页；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478—479页、第481—482页。

[60] 参见De Moor and Van Zanden,“Girlpower”; Wolf,“Europe and China”。

[61] 有观点认为，迫使妇女在家相夫教子的原因是中国浓厚的文化传统的压力所致，参见Goldstone,“Gender, work and culture”; Huang,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Mann, Precious Records，第6章。他们认为这种文化传统压力对经济只有负面影响，Bray就认为妇女享有的劳动成果与其劳动付出不对等，参见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以及Pomeranz,“Women's work, famil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Gardella认为女性工薪阶层的出现源于采茶业的发展，参见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第172—173页。很明显，在现实中统治者对许多忠告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结语

就算是重商主义政策的最佳例证提供的证据也是薄弱的，创建一个在财政方面贪婪成性的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并未阻碍英国向第一个现代工业化经济转型。但是，英国的壮大是由于重商主义政策，还是与之无关，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奈，《战争、葡萄酒与税赋》，第24页

重商主义体系……是资本主义学会走路的拐杖。

诺曼，《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崛起》，第110页

重商主义是所有资本主义成功的根源，这一事实被人们忽略了。

赖纳特，《富国何以致富，穷国何以贫穷》，第13页

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中国政府的羸弱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珀金斯，《阻碍工业化的政府》，第492页

我们的比较分析表明，国家在中英两国经济中的重要性、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有重大差异。对于熟悉这一领域文献的学者而言，这不足为奇。很多人信心满满地宣称，“中国”与“欧洲”有着“惊人的相似”，或者最近在专著和教科书中冒出来的较为少见的观点声称两者之间存在“惊人的差异”。通过考察相关的最新文献，借助于系统比较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轻易地避免这两种观点。

考虑到人口的差异，英国中央政府征收的收入比中国多很多倍。支出同样如此。在英国，政府的债务如此之高，然而它总能设法偿还。在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政府的支出从未超出过收入。无论是按名义值（即表示为白银等价物）计算还是按实际值（即按照购买力表示或按工日表示）计算，英国政府动用的货币数量的人均值都是非常巨大的。其总和占英国GDP的比重相当可观。相比之下，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人均值少得可怜，无论按绝对值计算还是实际值计算都是如此，占GDP的份额也相当小。清代中国中央政府从臣民那里征收的货币远少于英国，征用的役工也是如此。在英国，间接税的作用非常突出；而在中国，土地税一直占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与中国相比，英国政府的税收征缴更为集中和统一，无论在地方层面还是对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是如此。英国所有向政府支付的重要款项，必须采用白银、黄金或纸币的形式。而在中国，相当数量的税收一直都是以各种形式或以铜这种最便宜的贵金属缴纳的。看一下征税的方式，与中国相比，英国明显效率更高，贪腐更少，中国的民众除了正式的税负外，不得不向官员或准官员支付更多的费用，而且政府能够使用的收入占正式收入的比例也较小。在这两个国家，战争费用都是主要的支出。至于中央政府支付的福利开支，不管实际上由谁实施，英国政府的开支占GDP的比例要高于中国。英国经常探讨它们的税收体系，而且总是在变化。中国的税收体系令人惊讶的墨守成规。而且，英国政府的人均收入与支出无论按名义值还是实际值都急剧增加，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其实际值才或多或少变得稳定。同样，中国的情形非常不同。中国政府的人均收入和支出的名义值较为稳定，但是，从17世纪初至1850年其实际值几乎肯定有实质性的下降。

英国政府有如此多的货币收入，使之与清朝统治者相比，拥有远为庞大的“官僚体系”，雇用多得多的士兵与海军。当我们在本书中谈论英国的官僚体系时，我们主要是在谈论它的“财政官僚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其他部门，直到进入19世纪很长时间英国还一直依靠“业余绅士”来运作。在地方层面上，英国社会明显依靠地方自己管理，长期以来英国作为“自治的绅士社会”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当时真实情形的反映。在一个受过良好训练且薪酬丰厚的专业官僚体系中，英国的官僚在中央政府层面工作，特别关注为国家尽量征收更多的税款。与那些中国的同行相比，他们的情况算是好的。中国的官员按照相对数量来算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通常薪水太少，人手严重不足，没有为他们的工作接受过专业训练。与中国同行相比，英国在陆军和海军中服役的士兵和水兵，设施更精良，组织更有序，训练更有素，也更为强壮。在1750年至1850年间，英国官员和军事人员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大致保持在相同水平，而中国则急剧减少。考虑到上述情况，英国的公共财政体系要比中国发达得多，使政府可以借入并偿还数额巨大的款项。与中国相比，英国的货币体系也受到政府更严密的监管、更为统一，没有效率和混乱一团的情况也更少些。英国的经济可以以硬币或者以私人或官方发行纸币的形式使用数量更多也更便利的货币，其利率也更低。

英国政府的效率和基础权力日益增强，而中国则在清朝全盛时期以后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正如许田波对整个近代早期欧洲所做的描述，将英国的情形描述为国家解体，这是完全错误的。我收集的所有资料都表明，政府税收收入大规模增加，军队数量大幅提高，官僚体系规模膨胀，国家稳固且不断扩张，如此等等。国家形成是明显的趋势。自18世纪80年代以后，被描述为国家解体的应该是清代中国。即使在最辉煌的时候，清王朝在国家能力方面也是一个羸弱的国家。为了使上述观点更加明晰，让我简单重复一下国家能力及其三个要素的含义。国家能力被定义为，“统治者实际渗入国内社会并在全国推行政治决策的能力”，即统治者有所作为的能力，由渗透能力、攫取能力和谈判能力三种要素组成。就渗透能力而言，我认为清代中国是羸弱的，而且在整个时期越来越弱。统治者与民众接触和直接互动的能力很差，并且还在不断下降。它的攫取能力也相对较弱。与英国相比，它只从社会上攫取了很少的资源、财富、物质和人力资源，而且在这方面一直没有改善。为使这样的“攫取能力”可以稳定、规范、持续和有效，与主要社会权力集团进行谈判是其前提条件。与英国相比，清代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也非常薄弱。我们看不到这种谈判程序，也没有全国性的自治团体能够在一种“制度化的”常规框架下与政府谈判。国家能力中的谈判能力代表了政治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之间基本的互惠关系，与英国相比，清代中国在这方面也非常薄弱。中国缺乏相应的战略来协调整个经济，使之实现结构变革乃至走上增长之路，随着帝国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多样化，这样的战略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1]清代中国肯定不是一个发展主义国家。其政府追求的是安全和某些“传统”福利，而不是结构变革与创新，而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和本质。

然而，我们不应忽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在各个方面清朝的统治者远不像英国那样热衷于拥有和形成这种国家能力。我从未发现政府有明确的意图要尽量渗入社会，尽量从中攫取资源，或者与民众“代表”进行谈判。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差异和一个庞大的前工业帝国提高国家能力时遇到的重重困难，毫无疑问，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两国政府运作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清政府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外来统治者，直到19世纪之前的十年，对他们而言帝国似乎一直都是安全的。因此，他们只要关心民众的生活就行了，所需遵循的只是上天的旨意。他们本应发现悄然迫近的威胁，但事实上并没有，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不能说是不理性的。英国政府最担心的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求生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毋庸置疑，英国公共活动中的制度创新要远多于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的这种“焦虑”。

就像已经指出的那样，与西方的经验相比，中国的国家能力从一开始就是薄弱的，在漫长的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这种能力甚至进一步退化。考虑到在中央政府工作的官员数量少得惊人，北京从未以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对这一浩瀚帝国施以直接的统治。在实践中，肯定存在大量的地方自治，最多只接受来自京城的间接指导。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如此，国家的统治还可以在如此长时间里良好运行，这很可能是由于统治者采取的实用主义、灵活性、他们实施的社会政策以及在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大清帝国曾经拥有极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建构，但是18世纪晚期以后开始失效。中央政府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处理合法性危机。西方人的出现和白银流失加剧了国内矛盾。发生一场真正危机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从定义来看，帝国总是有解体的倾向，即使像大清帝国这样相当同质的帝国。18世纪晚期以来，大清帝国将版图扩张至那些其他民族居住的地区，这使问题更加严重。即使内地十八省，按照省份解体也并非全无可能。中央政府非常成功地以地方士绅作为补充，允许他们广泛的自治，然而这反过来又会成为一种不利因素，阻碍改革和向心式发展。帕特丽夏·克洛恩讲得恰如其分，清朝的中央统治太过羸弱以至于无所作为，同时又足够强大，足以阻止新生事物的产生，[2]这种情况在整个19世纪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50年代以后呈现加速趋势。

同时期的英国政府，不仅是大规模的采购者和重要的雇主，而且在积极引导经济向某一特定方向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它是一个十足的干预主义政府，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其经济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重商主义政策，这意味着政府表现出两面性。对于与国内市场有关的事务，我认为除了劳动力市场的某些方面，英国政府明显日益倾向于自由放任。至于与国际竞争和“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事务，在进入19世纪几十年之前它并没有采取干预主义的政策，但此后干预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厚。英国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占GDP的比重都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政府采取的各种手段如税收、补贴、关税和禁令等，支持和促进制造部门和贸易部门的发展，它认为这些部门对本国经济至关重要。它与企业家和商人“谈判”，经常扶持他们，为了帮助他们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中国政府的政策非常不同，他们关注对现有经济秩序的保护和“民众的生活”。为了维持这种秩序，政府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干预，但是很少为了改变而有所作为。这种状况也适用于政治、社会关系、道德、“科学”或技术等诸多领域。政府确实是保守的，它对对外贸易疑虑重重，总体而言没有给予真正的支持。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在全盛时期规模比明代扩张了大约一倍。清朝的前三位皇帝当然是非常成功的帝国缔造者。然而，英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倾向远超中国的国家。按照增加的土地和人口计算，英国的扩张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其统治者也尽其所能地从帝国赚取利润。在创建帝国的过程中，他们的国家成为各类国家联合体的中心，英国将这些国家变成必须服从自己目标的外围，它在这方面远胜于中国，并且从这些国家赚取的利润也远超中国。我们已经指出，在经济方面英国政府的国家主义倾向比中国要强烈得多。我们可以得出更一般的结论，它力图创建一个“不列颠国家”（British state）和“不列颠民族”（British nation）。它付出实质性的努力使其社会更为健全，虽然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相比肯定还差一些，参与建设更加完善的物质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投入很大力量使其国民转变为纪律严明、勤奋工作和遵从命令的劳动者。总体来讲，它在这些方面非常成功。中国的统治者就他们所做的尝试而言，在所有这些方面远不如英国那么成功。在讨论的时期临近结束时，中国仍缺乏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中国政府也努力使自己的臣民更守纪律，但是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经济效率。

何种差异造成了区别？

无论到底是什么，英国与中国就国家而言肯定有所差异。一般而言，西欧国家也是如此，虽然必须要认识到，在很多方面并且经常是在一些非常基本的方面，英国与其他西欧国家不同。当然，对我的研究来讲主要的问题是，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而言，这些差异有多么重要。这些差异在很多方面造成的影响都是十分明显的，但肯定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因此，有必要对此做些评论。

在分析历史大分流时，通常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种是斯密式增长，这是前工业化增长的主要方式，是由专业化和市场扩张驱动的；另一种是熊彼特式增长，是由持续的创新驱动的，这被认为是工业化时代的特征。[3]清政府通过促进市场交易和专业化，确实创造了有利于斯密式增长的环境。毫无疑问，清代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商业化。但是，即使在其最辉煌的时期，清政府也没有尝试推动中国经济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革或者促进创新。它最多只是努力实现静态的效率，即“将可以利用的最佳技术，传播到幅员辽阔的地区”。[4]有人可能确实会质疑，它是否曾经足够强大，可以完成更多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它想要这样做的话，是否真的有能力实现。它似乎从未热衷于推动自身的根本性变革，通常也不愿意对私人的自发行动予以支持，因为这可能会扰乱现有的秩序。[5]自18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清朝统治者发现即便是维持良好治理的基本要求也越来越困难了。即便不是完全负面的，此时他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多也就是中性的。在其国家结构或政策中，未做任何调整以促进经济创新，因此，对熊彼特式增长的出现他们没有任何有意识的推动作用。它在很多方面都太羸弱了，以至于无力支持“工业化”进程，即使私人经济可以“自发”地产生工业化。

英国的国家要比中国强大得多，此外也更为积极地推动并适应与现代经济增长有关的重要结构变革。英国的经济在近代早期得到发展和成长。早在18世纪，在现代工业对其经济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之前，英国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是一个重商主义的财政—军事国家。然后，它就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以及现代经济增长的诞生地。在其转型为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即在1750年至1850年，至少到19世纪20年代之前，它一直是一个十足的财政—军事国家，至少到19世纪40年代之前在很多方面一直是一个重商主义国家。流行的观点认为，英国遵从亚当·斯密的建议，放弃了“重商主义体系”，然后实现了工业化，这在时间点上搞错了。在漫长的18世纪的后半叶，英国在若干方面无疑向着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比如在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实际上成了最为先进的自由贸易国家，但是学者都同意，那时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工业国了。英国实现经济起飞，进入自我维持的增长阶段，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主要发生在一种财政—军事和重商主义体制的背景下。对英国工业化做经典的自由主义式解读一直如此流行，以至于系统地忽视了英国长期存在的干预主义与重商主义传统，[6]这实在令人不解。

重商主义在主流经济学家中一直声誉不佳，始作俑者当然就是亚当·斯密，他设想了“重商主义体系”，然后又将其攻击得体无完肤。经济学家与很多经济史学家通常倾向于认为重商主义是一种不合理的经济政策，对英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不可能有任何益处。与之相反，当时的经济学家几乎都相信，至少在很多方面[7]当时的重商主义政策是合理的，或者无论如何这是增加一国财富的唯一可行策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人都错了，这是不太可能的，也确实如此。

为了实现经济起飞，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采取重商主义者那样的行动。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你死我活，在这种背景下，各国政府还有别的选择吗？像主流经济学家宣称的，如果一国不采取重商主义政策，而是按照国际上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规则行事，本国的经济会得到改善，这完全忽视了近代早期西欧的现实情况。对于近代早期西欧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按照广为人知的“华盛顿共识”[8]行动，那么它即使不在经济方面自我毁灭，也是具有受虐倾向。在欧洲的国家体系中，没有一个主要参与者表现出自愿按照市场规则从事国际贸易的意愿，也没有一个参与者强大到可以迫使其他主要参与者这样做。可能会实施自由和公平贸易的跨国组织那时尚未出现。一个国家如果不发展强大的军事组织，在政治上注定会被毁灭，经济上也同样如此。像麦克洛斯基、摩尔或奈等人声称重商主义和财政—军事主义在历史上是“无效率的”，这没有多少道理。[9]亚当·斯密写道，“防卫”比“富足”更重要，[10]此时他似乎比其追随者更具常识。如果英国在对抗法国的拿破仑战争中失败，我也就没有机会研究其工业革命的起因了。

但是，某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意味着这些事情就是好的。几乎每一位现代经济学家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在黑板上或者在电脑上证明，重商主义的财政—军事国家甚至可能还有帝国主义对英国经济肯定非常有害。而且，举出一些案例和论证表明它们起到的消极作用有多大，这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但是在我看来，在我们讨论的整个时期，中央政府及其（经济）政策对经济的作用举足轻重，就像赖纳特在脚注中或者罗杰在最近的文章。[11]中表明的那样，作为世界上最热衷于重商主义的英国率先变得如此富裕，更重要的是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认为英国即使不采取重商主义政策也可以如此，这种观点不太可信。证明工业化是在“崛起的市场”的护佑下产生的，这一责任现在明显应由主流经济学家承担。索弗斯·赖纳特在其著作中所说的，也正是我要说的：

本书坚持认为，产业政策与军事政策成功地促进了英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可否认，英国使用的工具比简单地设置关税以促进国内生产要复杂得多，现在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历史证据如此之多，因此证明的责任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而不是历史记录。[12]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确定并展示近代早期的中国和英国在其国家工具与政策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方面，差异有多大。如同前面所讲，按照有效的基础结构能力与活力（其中自然包括军事能力）衡量，这使英国可以强迫中国做某些事而不是相反。此外还包括货币、财政和制度等方面的发达程度，两个政体建立与运行的方式对经济产生有利影响还是不利影响，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目了然的。对于战争的作用以及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带来的好处与坏处，未来的挑战在于要细致入微地说明我们发现的这些差异到底如何影响两国的经济及其发展。国家的重要性一目了然，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声称国家要做的不过是促进市场发展，把价格搞对；或者像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与阿西莫格鲁、西蒙和罗宾逊这些新制度主义者，他们认为国家要发展包容性制度；或者主要关心政府支出的凯恩斯主义者；或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国家不过是某一特定阶级的代言人，莫不如此。像工业化英国这样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其历史并没有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这样的国家在起飞阶段通常理所当然地要充当促进市场发展、壮大市场经济和增加政府支出的代理人，但是也会控制和引导这些活动，以实现某些具体目标。通过做这些事情，这些国家的经历表明干预、保护和垄断并不必然阻碍发展，虽然它们经常会产生这种影响。我们必须谨小慎微，避免使这种比较分析言过其实，或者使当前和未来的分析成为笑柄。对国内而言，重商主义与经济国家主义一样总体上都是亲市场的。重商主义者乐于创建自由公平、顺畅运行的国内市场，他们的政策有助于扩展与解放市场经济。考虑到对所有欧洲主要经济体而言其国内市场都极为重要，上述观点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

无论如何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是，重商主义实际上远不只是对黄金的迷恋或者政府与垄断者相互勾结的策略，这一事实到底意味着什么。重商主义也是一种强国政策，我想说这主要体现在实践中，具体而言就是注重加强制造业和贸易部门，使本国与国家机器变得更加强大。称之为一种工业化政策会让人产生误解，在英国实际发生工业化之前没有人知道现代工业究竟为何物。但是，我愿意称之为发展主义，重商主义当然会包括一些以发展为目的的政策，也经常取得成功，这意味着目标在于生产具有高附加值或更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产品更多的是知识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品，拥有比国外竞争者更好的品质，从而可以以高价卖到海外。人们脑海中会立即浮现出一些概念，如“标杆管理”“保护主义”“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征服市场”等。重商主义显然更偏爱生产者和贸易商，而不是消费者。很多英国的生产者和商人经常成功地与国家统治者谈判，这与他们的中国同行形成鲜明对比。英国很多重要的“产业”和“贸易”都曾得到过政府政策的扶持，在很多时候，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很难想象它们可以崛起（不管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有时这些代价是巨大的）。在一个重商主义的世界中，政府扶持其经济的最佳方式就是成为一个杰出的重商主义者。在漫长的18世纪，重商主义是不得不玩的游戏，而英国则精于此道。除了其他几个“有利条件”外，正是重商主义使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在本书中，我最后评论一下英国“例外论”与时点问题，无论如何不应忽视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这使得它的重商主义政策产生了特别的效果，而且该国的政策也在随着时间而变化。重要的是认识到，英国工业化最为领先的时候，比如说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它实际上是自由贸易的优胜者，而不是一个重商主义国家。更一般地，可以认为一个经济方面的超级大国在其崛起时倾向于浓厚的保护主义，在其成为经济霸主时则倾向于成为一个自由贸易者。[13]

英国的国家及其政策很明显不是促进或扶持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典范，但是，它们在很多方面肯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代经济增长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持续性。这可能是由于持续出现的创新，它源于以科学应用为基础的发明创造。现代经济增长是由知识驱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国家在知识生产中需要扮演核心角色。[14]然而，在开启历史大分流的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国家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微弱的。无论如何，政府本身不从事任何研究和开发项目，也没有大规模支持私人的研究或教育。它发挥的作用基本上都是间接的。它赞同科学的世界观，它不反对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它对发明和创新的抑制也越来越少，即使这些发明和创新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有时还是破坏性的。它尊重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经常激励他们，授予他们奖项和荣誉。所有这些肯定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与欧洲以外的世界形成了惊人的对比。虽然身处欧洲，英国政府在这些方面并非真正的例外，工业化的英国是一个知识经济体而不是政府政策的直接结果。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在英国经济起飞中居功至伟的经济部门，政府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在对历史大分流的分析中，焦点始终放在产业以及产业发生的重要技术与能源变革上，这也是正确的。对于这些变革的产生，政府的作用是微弱的。但是，即使增长完全局限于工业部门，仍有必要认识到如果没有某些进出口，英国的工业发展可能无法持续，而没有各种重商主义的干预，至少一部分进出口不可能像现实中那样得以发展。然而，英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实际上不仅产生于现代产业部门，也产生于农业部门，甚至更多的是在服务业。在所有这些部门，特别是在服务业，政府的政策均有实质性影响。重商主义（我们用这一简略形式）毫无疑问推动和促进了英国现代经济的崛起，其中，1850年之后的服务业部门，比如航运、银行、保险、对外投资以及更一般的创造“看不见的”出口的服务业，是经济中最为重要的部门。这些活动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且一直与重商主义的财政—军事国家关系不大。英国的服务业部门肯定不是工业和农业部门发生变革的派生物。它有自己的机制，如果没有英国以其财政—军事国家为后盾实行的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很难想象服务业的变革如何发生。没有这些政策和这样的国家，英国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按照我的观点，重商主义和财政—军事或更准确地说财政海军国家并没有导致英国的现代经济增长，换言之这不是产生现代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是考虑一下英国经济起飞时的具体情形，我肯定会将这些因素视为第一个现代工业经济体兴起的必要条件。

[1] 我使用“将会”一词，是因为在本书讨论的整个时期，这样的战略实际上从未被讨论过，更不用说尝试了。

[2] Crone, Pre-Industrial Societies，第57页。

[3] 这些概念的进一步解释，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中有关经济增长的部分。

[4] 来自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280页。

[5] 实际上，这种自发行动并不多。

[6] 不只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忘记了英国重商主义政策有多么系统，持续时间有多么长。再次引用Ashworth的观点，“以前保护与培育国内产业发展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相当多的重要政治家忽略了以下事实：如果不设置高关税，很多产业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379页。很多英国人开始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一个自由贸易国家。参见Trentmann, Free Trade Nation。

[7] 对垄断的支持经常受到驳斥，当然，这些驳斥尤其来自重金主义者（bullionism）。

[8] 对这一“范式”的精彩描述，参见Robert H.Wade为下列文献撰写的序言，Chang and Grabel, Reclaiming Development，但Wade本人并不赞同这种范式。

[9] 参见第10—11页。

[10] 参见导论注释23。

[11] 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第18页。

[12] Reinert, Translating Empire，第7页。

[13] 对这一问题与例证，参见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14] 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中“Economic growth,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new”。在拙作出版后，另一位作者的著作才出版，Mazzucato, Entrepreneurial State，作者认为，国家为创新提供了主要的资金，也像企业家一样，有权进行高风险投资，参见其折页。

附录

附录A 关于英国与其他欧洲（西欧）国家有多大区别或相似的文献

有关英国“特殊路径”的经典“辉格党”观点，简要概述参见Brewer and Hellmuth, Rethinking Leviathan; Macfarlan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 Macfarlan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Winch,“Introduction”。对于本书涉及的这些问题，读者如果想要自己了解英国实际上在哪些方面比较特殊，初步的介绍可以参考Ertman,“Sinews of Power”; Brewer,“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State”; Wood,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ism。对于英国国家的特殊性，参见O'Brein,“Fiscal exceptionalism”。英国税收体系的特殊性，参见Daunton,“Trusting Leviathan”。英国财政体系的特殊性，参见Macdonald,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第4—8章。英国贫困救济体系的特殊性，参见Innes,“The State and the poor”; Lindert,“Poor relief before the welfare state”，以及Patriquin,“Agrarian capitalism”。英国海军的特殊性，参见Roder, Command of the Ocean。英国军队的特殊性，参见James, Warrior Race。英国国家主义的特殊性，参见Colley, Britons，以及Greenfeld, Nationalism，虽然后者讨论的时期要更早一些。英国帝国主义和英国“绅士式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参见Cain an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在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与其帝国经济关系的一些特殊性，参见Etemad,“Colonial and European domestic trade”。英国启蒙的特殊性，参见Porter, Enlightenment。英国经济与城市化的特殊性，参见Allen,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rigley,“The divergence of England”及“The great commerce of every civilized society”。英国能源体系的特殊性，参见Warde, Energy Consump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英国工资的特殊性，参见Allen,“Great Divergence”。最后，英国工业化的特殊性，参见Berend, Economy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O'Brein,“Do we have a typology for the study of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 Verley, L'échelle du monde，第3章，以及拙作Escapting Poverty，第18—33页。读者如果有兴趣了解这一时期外国人认为英国在哪些方面具有特殊性，可以参见Rothschild,“English Kopf”。

附录B 有关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的常规收入（税收）的估计[1]

邓钢认为，至少在1850年之前清政府固定的收入从未超过8000万两白银再加上400万石贡粮，参见Deng,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第17页。

和文凯认为直到19世纪40年代，清朝中央政府的年收入大约为4000万两白银，到19世纪80年代，年税收收入增至8000万两，参见He, Paths Towards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131页和第153页。

李中清估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的总收入在6000万~8000万两白银，参见Le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ontier，表1.6。Elliot、Will和Wong引用了这一估计，并且明显赞同这一说法。他们头脑中想到的显然只有税收，以及附加税，参见Elliott, Manchu Way，第489页；以及Will, Wong and Lee, Nourish the People，第494页。

刘光临对税收的估计为，在1770年为5600万两白银，在1880年为8800万两白银，参见Liu, Wrestling for Power，第104页。

马德斌估计清朝中央政府平均每年的税收，在1700年至1749年间为3500万两白银，在1750年至1800年为3300万两，在1800年至1850年为3700万两，参见Ma,“Rock, scissors, paper”，第28页。我依据马德斌以吨白银为单位的资料，按照1两白银为37克，得出以上数字。

孙传炜认为清代中央政府的税收从未超过8000万两白银，参见Sng,“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第34—35页。

王业键认为包括所谓的附加税在内的总税收，在1753年约为7400万两白银，在1908年大约是这一数字的4倍，参见Wang, Land Taxation，第72页和第80页。

张仲礼估计由中央政府记录的年度政府收入，在19世纪80年代在8000万两白银左右，参见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328页。

上面给出的数字的量级，在讨论清朝的综述文章中很常见，参见，比如，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59—65页；Rawski,“Qing Formation”，第213—218页；Rowe, China's Last Empire的税收部分。

[1] 我自己的数据使用了不同的单位和指标，这可能会让人感到疑惑。在这里，我使用这些文献的原文。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经过近四十年持续快速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按照不同的核算方法，中国已经、正在或者将要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鉴于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超过所有高收入国家之和，如果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能够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由此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实际上，2016年以来发达国家政治风向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种力量格局变化的回应。

中国经济崛起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经济史学界。在近代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在很长时间以来也是最为先进的国家，其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至少延续到19世纪中叶。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先后走上了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现代经济增长之路，而中国囿于传统模式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难以自拔，以致中西方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差距持续扩大，这就是著名的中西方“历史大分流”。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应该被视为对历史大分流的回应。显然，如果洞悉二百年前中西方历史分流的原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和预见中国是否可能实现向发达国家的趋同和赶超，以及如何实现。

制度是决定各国长期经济增长表现的根本原因，这大概是经济学界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而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显然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国家通过财政体系和财政收支、货币金融体系、官僚体系和军事系统以及采取的具体经济政策，塑造了整个社会的各项具体制度，从而决定了个人、企业和其他行为主体从事各项经济社会活动面临的激励与约束，进而决定了各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而这反过来又会对制度的演进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本书的基本论点和逻辑线索。

作者在本书中挑战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彭慕兰和王国斌为代表的加州学派的观点，后者认为在历史大分流前后，中西方制度效率相仿，中国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优于西方，但是西方对新大陆的殖民所产生的资源暴利以及其他的偶然因素，使其摆脱了资源的束缚，从而走上了以劳动节约型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增长之路。作者通过大量翔实的历史数据说明，与西方相比，中国各个方面的制度均简陋而低效。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是，两者的关键区别不在于西方的自由放任与中国严密的专制，事实可能恰好相反，中国传统的制度架构决定了它对经济社会的干预是非常薄弱和有限的，这并非国家有意为之，而是受到国家能力羸弱的限制。最为典型的就是中西方征税能力和征税效率的比较，中国实际税负可能远轻于英国，但是也恰恰因为如此，中国无法提供经济增长所需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从而使其长期的经济绩效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就此而言，中国近四十年的快速增长显然得益于之前建立的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基础设施、社会安全等公共服务。然而遗憾的是，如何驯服和约束这一日益强大的国家机器，避免为少数利益集团所俘获，本书未着太多笔墨。

本书作者皮尔·弗里斯原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全球经济史教授，现任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对中西方近代历史均有精深的研究，除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外，还有多部关于中西方比较的著作出版。本译稿根据作者2015年提供的版本译出。译文尊重作者原意，以保持原著风貌。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稿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由我和我的学生共同翻译，具体分工如下，前言、导论和结语由我翻译，张鲁瑶和袁琳、马俊宇、毛咪、吴岩、徐宁吟、张琪、张力娇、胡映等同学分别翻译了第一章至第八章的内容。译完后，我对全书做了统校，部分内容做了重译。中信出版社的吴素萍与孟凡玲两位女士分别作为本书的策划和责任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特此致谢。

郭金兴

2018年8月于南开园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比较译丛”序

中文版序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政府收入

第二章 支出或超支

第三章 财政与货币

第四章 人事

第五章 军事与经济

第六章 经济政策

第七章 帝国和经济

第八章 国家建设、民族建设与“透明性”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