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引言：真相？假相？什么是你眼中的中国素描(1)

- 引言：真相？假相？什么是你眼中的中国素描(2)

- 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也无法理解的中国经济

- 谁制造了“中国之谜”(1)

- 谁制造了“中国之谜”(2)

- 谁制造了“中国之谜”(3)

- 谁制造了“中国之谜”(4)

- 谁制造了“中国之谜”(5)

- 谁能参透“中国之谜”(1)

- 谁能参透“中国之谜”(2)

- 谁能参透“中国之谜”(3)

- 谁能参透“中国之谜”(4)

- 谁能参透“中国之谜”(5)

- 谁能参透“中国之谜”(6)

- 谁能指引中国经济(1)

- 谁能指引中国经济(2)

- 谁能指引中国经济(3)

- 向左走，向右走(1)

- 向左走，向右走(2)

- 向左走，向右走(3)

- 向左走，向右走(4)

- 人口大计：拥挤的生存哲学

- 中国人口环境的切面(1)

- 中国人口环境的切面(2)

- 中国人口环境的切面(3)

- 中国人口环境的切面(4)

- 中国人口环境的切面(5)

- 中国人口环境的切面(6)

-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1)

-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2)

-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3)

-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4)

-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5)

-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6)

-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7)

- 人多与人少：孰优孰劣(1)

- 人多与人少：孰优孰劣(2)

- 人多与人少：孰优孰劣(3)

- 人多与人少：孰优孰劣(4)

- 中国怎么办(1)

- 中国怎么办(2)

- 中国怎么办(3)

- 中国怎么办(4)

- 中国怎么办(5)

- 中国怎么办(6)

- 中国怎么办(7)

- 中国怎么办(8)

引言：真相？假相？什么是你眼中的中国素描(1)

2008年，华尔街溃败了。

恐慌不断在世界上空盘旋，而这些恐慌也随着时光流逝一点点变成现实。可怕的是，即使是天衣无缝的经济学量表，也没有在之前的某个日子，准确预测出金融危机这一灾难的降临。

到底是谁葬送了华尔街，历史留给我们一地碎片。疯狂与贪婪超过了美国国情的承受力，也超出了世界的承受力。一度沉溺在财富梦中的人们，天真地把泡沫堆砌的虚假繁荣当做真金白银。错识国情，历史给了盲目者严厉的惩罚。

几乎所有的人都把中国当做扭转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棋子。在中国，构筑的马其诺防线更坚固；在中国，可以找到新的世界经济增长点；在中国有盛宴，市场和资源也充满诱惑，私募机构、纳斯达克都愿把橄榄枝抛向中国......

但是，也有人称，中国不是救世主，中国拯救不了世界。

中国，到底是不是救世主？你瞳孔中映射出来的中国素描，是历史的真实表白还是喧嚣浮华的幌子？

站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历史关口，我们迫切需要答案。

历时两年，大型纪录片《国情备忘录》剧组深入到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市、区，行程超过8万公里，用行走的脚步记录中国国情，试图勾画出一条中国国情的脉络；而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亲自担任节目主持人，并提供了大量权威、准确、翔实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国情、国策进行全面的解读。本书不仅汲取了纪录片《国情备忘录》的精华，还链接了更多的背景资料。读完本书，读者心中将自有乾坤。创新与毁灭并举的时代，一举一动都系乾坤。无论中国的笔锋是否浓淡相宜，都要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考察人类智慧和灵魂的时刻——阵痛后，需反思，这是涅槃最好的基石。国情宏大到关系中华民族的命运，也能微观到一口饭，一件衣裳。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把中国看做世界历史的开端，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最古老、最持久的国家。至今，我们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古代文明的基因，不断驻足聆听昔日的凯旋之声，又不拒绝现代文明的养分。

经历了明智的历史转折，中国以“大国崛起”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追随中国的脚步，它的每一个足迹并不是那么清晰。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不是轻易能够认识的，也不是朝夕之间能够解决的。我们很难从国际上找到现成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来解决中国的特殊发展问题，我们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

引言：真相？假相？什么是你眼中的中国素描(2)

国情的真相往往在我们的过于悲观与乐观中徘徊，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提供的数据让我们擦亮眼睛：

“人口众多”，我国拥有13亿人口，任何资源被13亿一除，都变得稀薄，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和世界的后果都将不堪设想。不过，我们同样不能忽视13亿带给我们的人口红利，它挺起了中国制造的脊梁。

“地大物博”曾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先天优势，但我们消耗得很多，浪费得不少，进口的也很多。我们的资源在不断枯竭，更尴尬的是，一个泱泱大国，是国际市场的大户，却“买啥啥涨，卖啥啥贱”。区区一个力拓，因为“骗婚”中铝，就卷走中国数千亿元。

GDP过山车的速度增长，财富以几何数暴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每两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繁华尽显。然而，在有些偏远山区，很多人只能勉强填饱肚子，贫穷的帽子大而沉重。当国际上一些人士批评中国贫富差距在扩大时，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也是中国进行改革的必然结果之一。拉大是正常的，拉得太大则需进行调整。

已经是工业大国的我们，在技术水平、管理经验、产业提升以及国际竞争力上却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创新乏力，击中中国制造的死穴。

......

是强国，也是弱国；是富国，也是穷国。这恰是中国的国情逻辑。

在镜头前面，我们自问，经历了五千多年古老文明的中国，在享用了三十年的繁荣之后，什么是支撑我们前行的力量，什么是我们成长的基因，中国究竟面对怎样的道路？延续了整整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否还能在我们手中续写？未来前行的动力和比较优势又在哪里？通过《国情备忘录》的独家解读，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成长，也看到了我们的伤痕，看到了生机勃勃，也看到我们必须面对的艰辛。

这是一个越来越融入世界大潮，却又相伴着许多难题的中国；这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但又始终顽强地向上生长的中国；这是个全社会深深地被各种欲望搅动，但同时又发自内心地渴望和谐、正义与幸福的中国..

那个梦想，一百多年前，在刘鹗的书桌前曾奄奄一息，“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无哭泣也，得乎？”那个梦想，一百年前，在梁启超的海船上又曾复活了，“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壮哉，我少年中国”。

中国仍然在“历史的三峡”中航行，前面还有大大小小的浅滩激流。

而对基本国情的重新发现和审视，将成为中国经济这艘大船的望哨和指路灯。

我们一起出发！

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也无法理解的中国经济

多年以后，关于2008年，有这样一些印象将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

这一年，一场金融风暴从美国华尔街悄然发端，在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这些百年历史的金融巨头相继倒下后，风暴进一步席卷整个欧洲大陆，金融危机肆虐下的世界经济陷入了全面衰退。

这一年，罕见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降临到中国人身上，带着剧烈的伤痛，中国人向全世界奉献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壮观与宏大的奥运盛会。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作为全球唯一保持增长的经济体，完成了历史上的又一次跨越——经济总量突破3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达到7.3%，稳居世界第三位。

再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像今天这样受到世界的关注：无论是三十年不变的经济高速增长，还是金融危机中奇迹般地率先回暖，都让深陷经济危局的西方国家充满了探究的热情，他们想弄清中国的发展动力，更希望中国能够成为抵御风暴的中流砥柱，引领世界走出危机。

也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看清自己：延续了整整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否还能在我们手中续写；未来前行的动力和比较优势又在哪里？

世界的目光也投向中国。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并能在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中国是否真的正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地带？在世界眼中，中国到底制造了什么样的谜团，谁能破译当代中国基因？中国国情的真相是什么？最先进与最落后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中国发展有着怎样的本土化轨迹？

【权威数据披露】

姚景源：我是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我所在的这个机构最主要的职能，就是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国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及时。

一般人感受这个国家的变化，多半来自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我则是依靠这浩如烟海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再清楚不过地标示着这个国家的变化与进步。

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

中国的外汇储备列居世界第一，外贸规模世界第三。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幅高达9.4%，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在1978年还不到1%，2008年已提高到7.3%。

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亿美元，2007年猛增到21 737亿美元，增长了104倍。其中，出口总额从98亿美元增加到12 178亿美元，增长了123倍；进口总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9560亿美元，增长了87倍。

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改革开放初期位居第三十二位，从2007年以来则稳居第三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到1%提高到2007年的近8%。

中国生产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机和鞋子，还有几乎全部玩具。2005年，全球最大的美国连锁零售商店沃尔玛的6000个供应商中，有5000个来自中国。

谁制造了“中国之谜”(1)

★危机中的中国盛宴

2008年9月14日晚上，25 000名雷曼员工度过了不眠之夜。整个公司开始“敦刻尔克大撤退”，一位曾因在雷曼工作而令人羡慕的员工这样描述他们的离职：

“这是一家经历过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公司，人们都说雷曼是‘有十九条命的不死猫’，我们加入雷曼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这么一天，不过，现实比我想象的要残酷得多。全公司灯火通明，员工通宵翻箱倒柜清理物品，甚至复制客户联络资料，为求职做准备，只是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当走出雷曼大门时，就好像大人物从飞机上第一个走下来一样，无数相机对着你闪光。”当然，当这样的明星滋味并不好受。

在这规模浩大的25 000名雷曼员工中，有一个中国人C。当他抱着纸盒走出雷曼的大门时，竟有些恍惚。在华尔街挣美元，在雷曼入职，他曾是那么意气风发。而今天，金融风暴已经彻底打碎了他的华尔街财富梦，孤单的身影被路灯拉得很长很长。

C站在大街上，被浮华堆砌得喧嚣的华尔街竟安静下来。他不禁想，“连华尔街都阵脚大乱，哪里才是我的落脚地？”

不少朋友已经知道C离职的消息，纷纷打来电话问候。在中国的朋友劝他：

“回中国吧，这里才是金融危机的避风港。”

听到朋友的规劝，C不禁想起五年前，他从美国某著名大学毕业后，对于留在美国还是回国，他曾犹豫不决。

一个声音告诉他：“留在美国吧，美国的华尔街弥漫着世界上最悦耳的商业音乐。中国的金融土壤还很贫瘠，回去了你会发现英雄无用武之地。”

另一个声音告诉他，“回国吧。中国虽然没有华尔街，但这是一片待开垦的金融土地，充满机会和挑战。”

再三斟酌，C还是选择留在华尔街。“潮水退了，才知道哪些人在裸泳”。他怎么也没想到，美国成为金融风暴的风眼，华尔街被伤得遍体鳞伤，而大洋彼岸的中国却安然无恙。作为中国人，他竟然有些看不懂中国了。在美国，他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评价——中国让人看不懂，中国是个谜！

谁制造了“中国之谜”(2)

无论历史身处哪一个低谷，总有高坡出现，而中国就是历史的一个高坡。它以从容不迫的发展态势，为世界做出榜样。当其他国家还在收拾残局时，中国却在享受盛宴。此时的盛宴不是标榜中国有多么繁华和喧嚣，而是彰显中国出色的危机预防力及传递给世界的信心。

2008年12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改变了前几个月一路下滑的颓势。在消费领域，200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2007年增长21.6%，2008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达到17.4%。2008年，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量，而人们期待中国将在2009年贡献一半左右的增长量。

全球经济急转直下，世界经济出现了集体噤声，尤其是对高速增长这样的敏感字眼更是退避三舍。2008年，中国实现了9%的GDP高速增长，随后在2008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定下了2009年GDP增速保持8%的目标。

这让全世界感到惊诧，全球经济每况愈下，中国却逆势而行，提出实现8%的高速增长，中国提出8%的底气在哪里，这到底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一个伪命题？

2009年7月16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1%，又为全年“保8”增加了几分胜算。

因而，中国没有理由不受关注。

的确，中国的国情是“底子薄”，但大量的统计数据向世界再清楚不过地标示着中国的进步，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

中国的GDP以不可遏制的速度增长，在“10%”左右徘徊的惊喜数字，让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水泥、黄金和原料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列居世界第一。截止到2009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1316亿美元。我国外贸总额居第三位。2008年，中国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25616亿美元，同比增长17.8%，实现贸易顺差约2955亿美元。美国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8226;罗奇就曾这样感慨：“在亚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打破即使是接近中国在25年的时间里贸易总额增加8倍的收入。在二战后，也很难找到一个经济体可以超过中国的经济增长。”

历史上，经过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曾被称为“世界工厂”，现如今，这一称号当之无愧地属于中国。中国生产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机和鞋子，还有几乎全部玩具。以世界最大的美国连锁零售店沃尔玛为例，在沃尔玛的6000个供应商中，就有5000个来自中国。

谁制造了“中国之谜”(3)

上海港、天津港、营口港、青岛港......货物吞吐量也在连年破青岛港货物吞吐量连年破纪录，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的身影，从鞋子、袜子到打火机、皮包。2008年，中国花了11 330.8亿美元买外国货，却把14 285.5亿美元中国货卖到了世界各地。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近五年，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当中国上市公司开市的槌声在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伦敦证交所响起的时候，在国际资本上中国概念已经成为国际投资银行家追捧的对象。百度、锦江之星、如家，中国老百姓日常接触最多的这些网络搜索平台和经济型酒店成为国际买家手中最有未来的成长型企业。

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工业革命以来国际经济实力对比第四次巨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是19世纪早期英国的崛起，第二次是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和德国的崛起，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经济奇迹，第四次就是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其余地区的崛起。

经济学家罗纳德&#8226;科斯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将在75年后超越美国和欧盟，我对此深信不疑。”

中国发展历程波澜壮阔，没有理由不受关注。

谁制造了“中国之谜”(4)

★世界眼中的中国

中国，成为世界的焦点。

对2006年世界性的杂志SCI和SSCI索引，有28.9%的文章其题目都与中国有关。

关于中国经济起飞的说法首先来自西方，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9月，该报用头版头条大幅报道中国经济起飞了，根据是世界银行的报告，并附有一张很大的照片。

全球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一旦涉及中国经济，经常使用的是一些加感叹号、感情色彩比较浓厚的词汇。比如庞然大物、中国虎、新的超级大国、中国旗舰、全球化的帝国，等等。

在形容中国的众多新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代周刊》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始”；美国《新闻周刊》称中国是“亚洲的庞然大物”；美联社在新闻评论中用“中国虎”来代表中国经济；《时代网络在线》给中国的称号很吓人，叫“新的超级大国”；法国《回声报》副主编伊兹拉莱维奇发表了一部名为《当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的著作。刊登于该书封底的简介说，“中国已经醒来，世界正在颤抖..世界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改变了中国，现在中国在改变世界，今后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之声”电台在预测2050年世界经济形势时将中国形容为“旗舰”。

2008年，德国《金融时报》撰文，称德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大受益国。德国必须高度重视这个正在兴起的国家。

无论是哪个称号，尽管是在绘声绘色描写中国的崛起，但无不带有酸溜溜的味道，甚至还裹挟了“中国威胁论”的火药味。在他们看来，大国崛起都是通过扩张实现的，中国没有扩张的客观条件，但中国在掠夺世界的资源。

在发展中国家，则对中国经济抱有强烈的期待：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当局要学中国“经营城市”，提出要“15年赶超上海”；巴西《经济价值报》在一篇长达14页的介绍中国的文章中称中国是“全球化的帝国”；拉丁美洲第一大周刊的巴西《请看》杂志在一篇长达78页的文章中称中国为“正在上升中的帝国”，该杂志封面图片是一条红色的龙盘在蓝色的地球上，虎视眈眈地看着整个地球。

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世界有条不紊的脚步。经济格局混乱，谁将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世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中国。“中国不是功夫熊猫，非经济救世主”。商务部长陈德铭不想世界为中国镀上“救世主”的光环。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中国当做“功夫熊猫”。

在很多人看来，以欧美中心的世界格局即将被打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今，“G2”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人们不断用G2来指代美国和中国，G2成为世界新秩序的代名词。的确，中国虽然是新兴国家，但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前进。

渣打集团CEO彼得&#8226;桑兹就说：“我认为(中国政府公布的2008年度经济数据)很振奋人心，因为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的内需很强，中国经济不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需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因为很明显，目前对增长率贡献较少的部分是出口和投资，我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保持内需持续增长，因为这正是中国度过这次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中国的行动很重要。”

在全球化的经济链中，中国这个环节已不是可有可无。人们都清晰地懂得，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将惠及全世界。无论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标签，都传递着这样一个主题——中国越来越强大。

谁制造了“中国之谜”(5)

★“中国是个谜”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长达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独特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历史悠久的文明，没有其他民族可比。”

古老的中国神秘而瑰丽，让来自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阿兰&#8226;佩雷菲特感慨万千。

崛起的中国，又蒙上新的面纱。三十年经济的强劲增长，如此深入地改变了中国国情，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经济学里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当现实经济发生变化时，经济学的理论也要随之改变。在西方浩如烟海的经济学理论中，却找不到适合中国经济的理论。

在全世界的眼中，中国迷雾重重，是一个难以看清的国家，成为经济命题中的悖论。外国经济学家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个人均资源贫乏、技术创新几近空白以及产权不完全清晰、市场不完全开放、社会不完全平等、对外不完全开放的制度条件下，中国出人意料地创造了经济奇迹。

所以，近些年，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中国之谜。“中国之谜”逐渐成为过渡经济学的理论命题，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际主流经济学家的重点课题。

罗纳德&#8226;麦金农在1993年提出了“中国之谜”时认为，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

于是，他把中国这种“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提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8226;诺兰借助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同样提出了中国之谜的说法。他认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但中国是在各种缺损的条件下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这样诠释他心目中的“中国之谜”:“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

弗里德曼，是最关注中国经济的一位经济学家，对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诙谐的幽默：“只要能够给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他就有能力获得，或者他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为世界经济学家带来了伤脑筋的经济反例。这些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专家，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充满了困惑和不解。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三十年间保持每年近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而这样的增长速度至今还在继续。按照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国并不具备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政治条件，也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描绘的蓝图进行，反而驶向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他们把中国的快速发展称为“中国之谜”。

中国的确是个谜。在“中国之谜”背后，隐藏着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禀赋；蕴藏着一个古老国家，如何在古老的土地上破茧成蝶，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肩；暗涌着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福祉道路。

谁能参透“中国之谜”(1)

★看不懂的中国经济

许多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他们更多地希望把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移植到中国的实践中去，这大大束缚了西方学者的眼界和理论视野。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很难给“中国之谜”一个相对有说服力的答案。

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8226;萨克斯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之所以超越苏联、东欧，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农村，这成为中国劳动力的源泉，在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没有达到整体经济承受能力的底线之前，通过推行渐进式的变革，大量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以T&#8226;Rawski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劳动力转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事实上，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工业经济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杠杆；有些经济学家更甚，认为中国根本不是一个谜，完全可以用新古典理论进行诠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就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源于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

不过，很多人并不认为这些经济学家已经破解了中国之谜。

基辛格，最关注中国国情的国际政治家。这位代表西方首先打开中国国门的老人，几十年来，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中国每一个哪怕是细微的变化。他用了一句西方政治家们的口头禅来判断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

就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家试图破解中国之谜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逐渐超过意大利，又超过法国。2006年2月15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GDP增长率为9.9%，总量达2.2257万亿美元。而与此同时，英国的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英国GDP的增长率为1.8%，总量为2.03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

即使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中国仍然实现了9%的GDP高速增长。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这个谜越来越难解。他们绞尽脑汁，希望把中国这个不再沉睡的巨人装在某个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但是，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由于中国的国情过于神秘与复杂，这些理论往往束手无策。

谁能参透“中国之谜”(2)

★最真实的声音

以往我们提到国情时，往往说：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但今天，一句话已经远远不能描述出中国的基本国情。

国情既是绵长的历史叙事，也是宏大的纪实诗篇。13亿人心中，有13亿个国情的版本。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因为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会从不同的侧面认识中国国情。

学者往往俯瞰中国国情，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站在宏观的视角，为我们全面刻画中国国情。

经济学家樊纲：

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体制转轨国家，它面临着两套问题：在发展中，贫穷落后，低收入人群占全部人口的80%，所有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全都有，如国有企业，行政手段管制，计划经济，腐败，法制不健全等。

其中，贫富差距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是腐败问题，另一个是农业社会转型问题。

和别的国家比，我们国情非常独特。中国的任何成就除以13亿，成就是很小；问题乘以13亿，问题是很大的。

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胡光宇：

人口多、底子薄，这是最核心的国情，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来定的，比如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重点城市，它的各方面的经济水平指标，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这是第一世界的；第二世界，像江浙一带，大部分的省会城市，较富有的一些，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但差不多；第三个是贫困地区，县级市；第四个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

作家梁晓声：

中国国情有几个数字是相当重要的，第一个数字就是说中国已经拥有了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第二个数字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口统计是13亿。

作家张胜友：

中国的基本国情，表面上来看，是在改革开放的调节下，社会分层化，多元化。社会在财富拥有的水平上、消费模式上，都阶梯化、阶层化。这是一个竞争性社会必然的一个格局。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基本国情就是，与西方相比，在社会利益上，财富上，受教育水平上，社会遵从方式上，程度上，这个分层结构的模型，跟西方现代化社会相似阶段的模型差异在哪？

谁能参透“中国之谜”(3)

中国前驻日外交官唐淳风：

我们国家真的很伟大。比方说我们长期引以为自豪的，一谈起来必然跟人家说，我们这二十几年，我们这三十几年，我们的GDP涨了几倍，我们的财政收入、贸易增长了几倍。从综合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很多的发展，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很多挑战。

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

中国国情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特别快，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系列重大的机会和一系列重大的新的矛盾。

与学者相比，普通老百姓对国情的阐释多从自己生活的一个方面出发，具体到他们的切实感受。

某超市顾客：

希望工程是中国的一项公益活动，目的是通过援助资金、物资，帮助落后地方建校办学，多年以来，援建希望小学近万所，在每100所农村小学中，就有2所是希望小学。在北京郊区延庆县，一所希望小学的孩子们，现在刚刚依靠捐赠喝上了牛奶。

某大学学生：

大学生就业难是很严峻的中国国情。我们也在很努力地找工作，可是很多人还是找不到工作。我不想一毕业就啃老，但我也不想在校园里躲一辈子。

80后白领：

作为一个80后，刚毕业两年，无房无车，正在向自己所向往的中产阶级生活努力的人。我想说一句，大家脑子要清醒，千万不要被人利用。房子买不起，至少我还租得起。车子买不起，至少我还能坐公交。吃不起牛排，至少我还能吃米饭。国家稳定，大家才有钱赚，生活才能有盼头。要是真的乱起来了，像伊拉克、阿富汗那样，生活就更没盼头了。

农民工：

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国情。谈谈我自己吧。我们公司的人很好，经常把能卖钱的东西给我，一次有个女孩还给了我一件衣服。每次在我们这里做事，有水喝，有时候还有好烟抽。我最怕的就是生病，哪怕是感冒发烧，最想的就是儿子能考上大学，母亲身体能好起来，最愉快的日子就是吃了饭跑到小卖铺去看电视。

......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获得空前的财富与发展潜能，空前融入世界，并受到世界的尊重。但我们也空前面对着缺乏经验的空白、矛盾和冲突。不论是变革过程的理性保障、社会安定，还是变革目标期望的新制度创建，都需要认清我们的国情。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经验往往都是片面的，生存地位也是有局部性的。我们需要在各种理性的、情感的以及文化认知基础上，剥茧抽丝，深度剖析中国国情。

谁能参透“中国之谜”(4)

★强大还是弱小

因雷曼兄弟破产而离职的中国人C，最终还是把人生之旅的下一站锁定在中国首都——北京。

在首都国际机场，C刚下飞机，他就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力量。在首都国际机场，每2分钟起落一架航班，不断变换的航班显示屏和繁忙的飞行跑道让人感受到这里的效率和繁荣。

然而，他或许永远都不知道，就在离北京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三义村，地处河北省康保县，距离北京256公里。土坝的另一边就是内蒙古与河北交界的沙漠地带。沙地里除了土豆很难种什么粮食，更别说经济作物了。

66岁的王荣和老伴就住在这里。家中唯一的电器就是一盏电灯，一个月不足2元的电费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已经算是一笔相当大的支出了。此时室外是摄氏零下20多度，因为政府发了700斤救济煤，老两口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生起了炉子。

王荣告诉我们：“今年什么也没收到，就收了点攸面，还有一点小土豆。”

一碗腌白菜、一盆煮土豆，就是他们的午饭。王荣的老伴也是一脸无奈，“家里本来是养了一头猪的，后来因为成本太高就给卖了，卖猪得的700元钱买了一些化肥，给家里买了一些油盐也就所剩无几了。”

受土地沙化的影响，在三义村，像王荣这样的贫困家庭并不少见，家里能有十几只羊已经算得上是富裕了。

2005年，类似三义这样的贫困村，在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区市中，有3798个，贫困县则有32个，占该地区县（区）总数的44%。其中，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人。

在中国，诸如首都机场与三义村这样的巨大落差处处存在。

种种成长的力量，种种前进的方向，有的还没有生成就已经被超越，有的还在迅速崛起，有的已然停顿消失，曾经忧虑的正在好转，不经意间又会险象丛生。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之谜”的关注，其焦点不在于争论中国国情是否符合西方的经济理论框架，而在于中国现实的复杂状况。

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有一个口号，叫超英赶美，那是我们提出的蓝图。很多年后，我们几乎忘记了这个口号，但就在2005年，中国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赶上了英国。

而今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一位河南商人用10亿元买下了德国帕希姆机场，温州商人也买下了英国的某家电视台..

但是，中国真的强大了吗？

强大，还是弱小，就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常常很难分清。每天，我们从许许多多来自中国各个角落的统计数字后面，面对着我们这个国家。这些数字看似枯燥，但正是这些数字组成的浩瀚场景，在描绘着中国的复杂国情。

谁能参透“中国之谜”(5)

中国资源丰富，但又负重累累。

中国有18 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20 000多公里大陆边境线，领土南北跨越的纬度近50度，东西跨经度60多度，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内海和边海的水域面积约470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广袤的中国。

从资源总量上看，在中国，已发现的170多种矿产资源中，钨、锡、钼、锑、稀土等储量世界第一，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世界第一，煤炭、石油、黄金等的储量也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个富饶的中国。

然而，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这又是一个负重的中国。

中国处于黄金发展期，但又贫富不均衡。

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升至300 670亿元。三十年间，国民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升至全球第三位。这是一个迅速跑着的中国。

当我国的GDP总量超越德国，挤进世界前三的时候，人均下来，我们的GDP刚超过3000美元大关，在世界18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6位，我们依然是中下收入的国家。这又是一个贫瘠的中国。

一份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对中国的地区不均衡、贫富不均衡做过这样的描述：“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

在中国，有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同时，在奔涌的怒江江面上，上学的孩子们每天溜索往返于怒江两岸；在上海，有高达492米的“世界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同时，青海某一个普通村庄，人们至今还只能点着煤油灯照明。

在中国，许多研究经济的学者，也把在中国国土上出现的这种局面称作“中国之谜”。

和以往任何经济体的崛起不同，中国是以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的，三十年的一路成长，改变了几代人的生命体验。

当电视屏幕上出现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的故事时，没有人怀疑，自己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巅峰时刻。然而，繁荣真的会永远眷顾这个国家吗？对于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前行的长河中，是否有我们未曾发现的暗礁，当我们对繁荣已经视为理所应当时，是否对试图绊倒我们的障碍视而不见？

如何才能保持中国更长久的繁荣，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

谁能参透“中国之谜”(6)

★怎一个“变”字了得

法国大文豪雨果当年曾经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他认为中国是缺少变化的国家。德国大名鼎鼎的黑格尔也这样评价中国：“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议论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

但今天，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一成不变的，变化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十多年前，美国人阿尔文&#8226;托夫勒的一本书《第三次浪潮》，为我们描述了未来社会的大变革，这给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冲击。但今天，阿尔文&#8226;托夫勒面对中国的巨变，感叹所有的变化超出了他的预测范围。他说：没有人能够想象中国的崛起。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变化如此迅速地降临。

没有人能够精确地预测未来。主流的预测在不断地变化。

1961年，我国的GDP增长率低达-27.3%，到2008年，即使世界遭遇世纪灾难金融风暴，中国仍保持了9%的高增长率；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陆人口为5.4亿人，到1969年已达8亿人，今天我国的人口有13亿多；自1985年专利制度建立以来，我国专利的申请量以每年20%的速度连续增长；2000年3月，湖北监利县一位乡长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当地农民负担如“泰山”。2008年，中国政府对农民进行粮食、良种等补贴已有4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已经2年；一百五十年前，德国人李希霍芬乐观地预言：“山西煤炭资源可供世界两千年之用。”今天，最富足的煤炭，仅供中国百年之用；1996—2006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净减少1230万亩耕地；淮河有歌谣：“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不洗马桶盖。”2006年，青海省实行“人退湖进”政策，青海湖的环境发生很大改善，一位老人还发现了绝迹多年的湟鱼，这种鱼十年才长半斤。

胡鞍钢，一位关注中国国情的中国学者，几十年来，他研究中国国情的文章和书籍摞起来，已经比他的个子还要高。他对自己的国家有过这么一段感慨：

“年岁越大，所知越多，却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表示了诚挚的尊重、诚实的敬畏。研究国情就如同读一部天书，天天读，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也读得不是很懂，知之不多、也知之不深，因为中国太大、太复杂，它不仅每年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

谁能指引中国经济(1)

★历史上的“富国”之鉴

经济发展，国家富强，依据国情制定经济政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而又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国历史上，政策演进的成与败，得与失，从来都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历程。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节用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

这段文字出自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子的《富国篇》，他论述了节用裕民是富国之道。以翔实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推论人民富裕，生产发展和国家富足三者的关系。

“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

“百姓和时，事业得序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源也。”

“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

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依然有价值的思想。

现在我们常用的“开源节流”一词，就出自荀子的《富国篇》。一个两千多年前的老人说的一句话，就现在而言，仍是可用于国家经济财政问题的专用术语，可见荀子智慧非同一般。他的富国理论也由此照耀着以后2000年的中国。

春秋时期的管仲、战国时代的商鞅、汉代的桑弘羊、明代的张居正，都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在国家经济发展与政策制定后面进行着探索。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人在“国家发展与经济政策”的探索中缔造的辉煌篇章。

1911—1949年这38年，人民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同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也贯彻其中。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中国在某些方面虽然得到一定发展，但中国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扩大了。不少国家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几千、上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却只有300美元左右。在世界上排名，落到一百多名以后。这段历史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唯有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中国才会实现强国富国的梦想，人民才会过上好日子。

直到1978年，中国拉开破冰之旅的序幕，改革开放的气息扑面而来。1978—2008年，这三十年，背负着转型的使命，将中国推向“大国崛起”。这是属于中国的三十年，更是浩瀚绵长的中国历史上重重的一笔。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时间像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可我们总能从大场景中聚焦出气血贯通的画卷，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长江商学院教授王一江认为，历史给了我们六条教训与六条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谁能指引中国经济(2)

六条教训：

一、落后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二、动乱不可能造成我们国家的繁荣和强盛。

三、极端的思维方法，会让全民族和全国人民都付出沉重代价。

四、政治不能干预经济。

五、政府的大包大揽是不能建设一个持久繁荣的强大国家的。

六、热情和良好愿望不能代替经济规律。

六条经验：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不发展，就落到挨打的局面，重新有这个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二、重视体制问题。把体制创新作为最重要的创新。

三、在处理经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建设的关系上，要掌握好平衡。

四、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强大的民间力量，是我们富国强国的根源所在。

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

六、对外开放。

身处岁月的节点，回首，呼吸着扑面而来的气息，其中的呐喊、呼吁甚至转型的阵痛、断裂，让人着迷。今天，我们站在历史厚重的肩上，将会看得更高更远。

谁能指引中国经济(3)

★迥异的中西工业化环境

公元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英国一位名叫亚当&#8226;斯密的学者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被简称为《国富论》，这本书成为西方国家经济理论的圣经，也由此奠定了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基础。

《国富论》源远流长的影响力至今还在不断发散和渗透，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即便如此，以《国富论》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却并不一定就是拯救中国经济的圣经。

中国也曾希望向西方国家学习，19世纪60.90年代，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中国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尝试。

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新式教育、新思想、铁路、重工业等影响后世的成果。在文化交流、商务往来、科学技术上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但是，中国的封建体制素来是“各朝各代，官是大而强，民是小而弱的”，洋务运动亦是如此。在封建政治体制框架下，任何与封建传统意志相违背的进步，哪怕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政治制度，也会遭遇强大的阻力。

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师夷长技以制夷”最终没有把中国带上强国富民的坦途。

历史上，我们无法复制西方人的成功。今天，我们面对的环境，已经和西方经济起步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差别。

翻开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左拉的《萌芽》，美国作家德莱赛的《嘉莉妹妹》，可以看到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图景。

工业化人口规模不同。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本土人口只有1000多万人，少于今天的北京和上海。二百多年的实践中，只有占世界11.2%的西方发达国家，跻身工业化的行列。而且，他们的工业化进程也是不一而足的。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这13亿人口需要在50年内步入工业化。

资源环境不同。西方国家走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他们的工业化将地球的资源与环境状态推向警戒线。因而，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之后才遇到资源与环境瓶颈。同时，西方不必为工业化所使用的能源和造成的污染付出过高代价，为成本外化。中国已经丧失了成本外化的机会。中国在工业化之初，就遇到了资源与环境的紧箍咒。由于资源被大量使用，资源的价格与西方国家工业化之初时的价格已是冰火两重天，这意味着中国将付出更多的工业化成本；在环境上，中国更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不仅会威胁到中国自身的生存环境，还会威胁全球的资源与环境。

社会环境不同。当时的西方国家靠扩张“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英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可以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而在那时的美国，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奴隶和无数华工苦力当时都是合法的。西方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多元化，也破坏了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生态。

中国不会也不可能以扩张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只能进行合法的经济贸易扩张。相比之下，中国今天面对的国际竞争条件异常苛刻：出口一个苹果到欧洲，都需通过别人制定的几十种技术指标的检查，其中很多指标纯属贸易保护主义。

此一时彼一时，中国的工业化环境与西方的工业化环境截然不同，这就决定了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会摔跟头。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上，但我们更不能忘了中国这片热土的特殊性。

向左走，向右走(1)

★不流阿根廷的眼泪

很多西方国家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规划了一条通往国家富强的大道。但实践证明，沿着那条逻辑线描绘的走向，并非是一个国家发展强盛的金科玉律。拉美国家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制定的经济政策，使“经济拉美化”在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制定发展政策失败的代名词。

2001年，阿根廷这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抢劫浪潮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最终迫使阿根廷内阁集体总辞职。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向国会递交辞呈。总统走后，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1320亿美元的债务，高达18.3％的失业率。

面对连续萧条和债务累累的阿根廷经济，也许很难有人相信这个拉美小国曾经是二战以前的世界七大工业国之一，处在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地位。而带领拉美走向失败的正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一项共识——《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由曾任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8226;威廉姆森根据西方学者的意见执笔的。雅诺什&#8226;科尔奈，是西方在经济转型问题研究上影响很大的一位学者，他有个著名的论断：经济体制不像超市，不能保证得到计划与市场两个世界的最好部分，拼凑起来装入一个篮子里。他认为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相互替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其转轨结论就是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路径。这是《华盛顿共识》的代表性观点。

《华盛顿共识》主要包括加强财政纪律、政府开支转向经济效益高及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进行税制改革、利率市场化、贸易自由化、放松外资限制、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等方面。《华盛顿共识》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其延伸出的经济政策也成为发展中国家所奉行的经济铁律。

20世纪80年代初，拉丁美洲国家就成为“华盛顿共识”的试验场，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进行了所谓经济结构调整，大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贸易自由化以及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不幸沦为重灾区。例如，阿根廷、乌拉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均以失败告终。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付出了高昂代价，1976—1983年破产企业增加了7倍，银行业几乎崩溃，失业率达30％，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在外债方面，1982年8月，墨西哥无力偿还到期的100亿美元外债，引发了1982—1983年的“债务危机”，巴西1999年的债务利息占其出口收入的69.3％，阿根廷在前几年则爆发了由外债引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

很多拉美国家的经济学家指出，拉美国家这二十年经济的停滞和发展质量的下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难辞其咎。

整个拉丁美洲都认为他们被华盛顿抛弃了，《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份来自巴西的报道：“美国..正在为该地区人们所认为的冷漠付出代价。人们认为，在他们的领导人听从了美国的建议、开放了市场以迎接全球化的短短几年后，美国对横扫该地区的经济危机表现出的却是冷漠..当地的一位民调者兼政治分析师菲利普&#8226;诺盖拉说：‘当你承诺全球化和自由的市场时，人民激动地想也许繁荣的美国梦很快就快到家来了。’但是，如今这一地区的公众——用他的原话说——‘就像一只咆哮的狗。’”

经济和平期，“华盛顿共识”尚有用武之地。但一旦经济出现困难动荡，过于开放的市场往往会滋生更多的危险；同时，由于公共政策缺失，市场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政府对经济放任自流，在经济危机来临时，缺乏必要的宏观调控能力，拉美经济终于“毁在”曾经风靡一时的“华盛顿共识”上。

“华盛顿共识”并没有使拉美实现经济繁荣的美国梦，反而为拉美制造了悲剧。“华盛顿共识”江河日下，显然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向左走，向右走(2)

★拒绝休克疗法

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俄罗斯为振兴经济实施的休克疗法，是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经济改革，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导致了俄罗斯经济的倒退。“休克疗法”这一医学术语，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8226;萨克斯引入经济领域。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自1992年1月1日起，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按照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能同时存在，主张激进式变革，反对渐进式变革。俄罗斯联邦进行经济变革，就必须实施全面而彻底的经济变革，完全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实施市场经济。“休克疗法”是根据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制定的，为激进式变革，主要包括稳定宏观经济、经济自由化和产权私有化三个方面。

“华盛顿共识”的翻版——“休克疗法”同样复制了悲剧。在长期的指令性价格及商品极度匮乏的形势下骤然放开价格的闸门，导致商品价格飞涨，通货膨胀汹涌而至。俄罗斯休克疗法实施不到一年，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

休克疗法的失败使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10。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有专家估计，俄罗斯人均GDP生产要达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水平，GDP每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也需要15年的时间。

俄罗斯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认为“休克疗法”是“‘华盛顿共识’的最野蛮形式”，把“休克疗法”与俄罗斯历史上三大外敌入侵——蒙古人入侵、拿破仑入侵、希特勒法西斯入侵放在同一个破坏程度上，认为其带来的经济损失要比希特勒法西斯1941—1945年入侵苏联时造成的损失大一倍还多。

“休克疗法”与当时俄罗斯的国情是格格不入的。国策，实际上是基于国情的一种智慧，无法因循任何一种现成的理论。在中国，我们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探索一条符合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

有意思的是，杰弗里&#8226;萨克斯，这位休克疗法的创始人，到访中国的时候，对中国评价时说：我觉得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向左走，向右走(3)

★北京共识

其实，能不能把计划和市场最好的部分“装入一个篮子里”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目标模式的精髓所在。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讨论北京共识了。

2004年，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乔舒亚&#8226;库珀&#8226;雷默的一篇论文，叫《北京共识》。雷默在其论文中指出，“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引起各方关注。

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所有了解发展中国家几经起伏的发展史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争论的人们，都不难掂量出“北京共识”一词的分量。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今天的中国，正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所有难题。中国政府实际上在面对有史以来最难的课题。没有向外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奇迹。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公元2008年9月25日21点10分04秒，神舟七号载人飞船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

中国每一次的火箭发射，都牵动着这个国家公众的目光。这是一个大国的雄心，这是一个强国的尊严。

在神舟六号的太空之旅中，搭载了三幅中国的书画长卷。三幅长卷中，人物、山水、花鸟各56件，这三幅中国画，被命名为——《神州颂》。

56幅人物，描绘着中国56个民族——自古中国，人杰地灵..

56幅花鸟，寄托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九州之壤，物华天宝..

56幅山水，描绘着中国人心中的家园——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家园，这里有中国人强国的梦想。

奇迹是许多真实的数据。

中国的GDP已经冲过3.3万亿美元。中国，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中国的进步使1.5亿人摆脱了饥饿和贫困。

北京奥运会让世界看到了充满朝气的中国，上海世博会将再次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自信与开放的国家。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不是轻易能够认识的，也不是朝夕之间能够解决的。我们很难从国际上找到现成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来解决中国的特殊发展问题，我们只能充分了解、深刻认识，并牢牢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看待和解决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

向左走，向右走(4)

★反思：站在历史的拐点

“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的生活过。”茨威格以话语结束了他对“昨日的世界”的追忆与思考。

与过往的历史相比，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中国正在崛起，中国距离世界中心地带越来越近。然而，最好的时代，我们所走的路并不是一路坦途。如果我们无法正视中国国情还有令人忧思的角落，也许，最好的时代，会变成最坏的时代。

金融危机后遗症仍然存在，甚至还有人高呼“会有第二波袭来”；中国的资源版图越来越小；耕地面临着被城市化吞噬的危险；碧水蓝天越来越少；人口考验着中国的承受力；农民、农业与农村仍然相对落后；很多人现在还无法纳入社保这张大网..

中国国情，有些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比如中国有13亿人口；有些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比如中国的环境恶化。如果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积极寻找良策，那么，最好的时代，就真的是最好的时代。

人口大计：拥挤的生存哲学

拥挤的车流，快速涌动的人群。面对密集得甚至有点透不过气来的生存空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恬淡从容，处乱不惊。

拥挤，这或许是生为中国人必须要习惯的一种生活。

虽然同样的拥挤可能出现在东京、纽约、伦敦、孟买，甚至更多国家的一些城市。但是在国土面积前五十位的国家当中，没有一个会像中国这样，在如此广袤的疆土上，大面积地出现类似的拥挤。也不曾有过其他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始终如一地密集着。

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万－1000万的速度增长。

人口多，为中国带来了创造奇迹的可能。今天的中国，似乎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拥有庞大人口资源的国家，才有可能创造奇迹。我们这13亿人，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赚钱和消费。

然而，要养活13亿人，更是一个浩大工程。衣食住行，无论牵动了哪根神经，都是13亿人的浩大工程，任何历史的笔锋都忍不住要大肆泼墨。

当家难，怎么当好中国这个大家？即便是世界顶级管理大师，恐怕也难以给出完美的答案。

有人说，假如中国的人口只有美国的3亿人或者更少，我们会怎样？

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们不会作出如此徒劳的假设，历史永远不会被“假设”绑架着前行。

泱泱大国，我们应该如何善待每一个真实的生命？至今，人口红利是基业常青的优势竞争力还是被透支为噱头？计划生育这项国策到底是对人道主义的泯灭还是治疗人口壅塞的灵丹妙药？计划生育是否无意中充当了损耗独生子女道德价值资源的帮凶，谁来驱赶国策投下的阴影？未富先老，是咒语还是宿命？

【权威数据披露】

姚景源：打开中国地形图，绿色的平原很少，大部分是黄色、橙色的高原、丘陵。虽然中国人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真正适合人们生存的空间，却只有300多万平方公里。

我们国家统计局，曾用人口普查结果做过推算：中国有超过两成的人口居住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地区，而全世界平均也只有10%的人口是居住在海拔400米以上的地方，中国人生存环境之恶劣，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建国以后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那个时期出生的孩子们，如今已经开始结婚生子。中国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过去五年，中国的新生人口一直在波动，2005年和2008年两度突破1600万人关口，2009年很可能将达到1800万人。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国家，人口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8.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人均GDP从改革前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2％上升到74％。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据测算，如不实行计划生育，只有1800多美元。如不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的资源、环境将面临更为沉重的压力，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水资源、能源等将比目前减少20％以上。

中国人口环境的切面(1)

★拥挤的标签

早上7点，闹钟响了。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的李响，睡眼惺忪地起床，只几分钟，他就洗漱完毕，匆匆挎包离开了家。公司距离他所在的小区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为了赶在9点前上班打卡，他不得不加快步伐向车站赶去。

到了车站，已经有很多人在车站翘首以待了。不断地有公交车开来又开走，车开来时，呼啦一大片人挤下了车，又有呼啦一大片人挤上了车，车站还是清静不下来，整辆车仍被塞得满满的。左等右等，李响要等的车终于开过来，他没怎么费力气，就被后面的人流推着挤上了车。在车上，前后左右都是人。

在车上，李响还暗自庆幸，“幸亏实行了计划生育，若不对生育踩急刹车，中国岂不要人满为患了？”

山东籍的李响25岁，在家是独生子女。其实，他的父母很想再要一个女儿，迫于20世纪80年代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只得作罢，这成为他们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李响还是单身，虽然刚刚25岁，还不至于归到“剩男”的行列，已经有不少热心的同事张罗着给他相亲了。相亲时，他也有不少尴尬的经历。

经历一：都是独生子女惹的祸女方：“你是独生子女？”

李响：“是的。”

女方沉默，不多久。女方的电话就响了，接到电话，女方以“朋友找我有事”为借口逃之夭夭，留下摸不着头脑的李响。后来，才知道女方那边的反馈——独生子女是家里的“小皇帝”，往往被父母宠坏，有自私、冷漠等不少坏习惯，女方怕招架不住。

经历二：父母没有养老保险也是错女方：“你没有兄弟姐妹？”

李响：“是的。”

女方：“哦，那你父母有养老保险吗？”

李响：“没有。”

女方沉默，不多久。女方的电话就响了，接到电话，女方同样以“朋友找我有事”为借口逃之夭夭。女方那边的反馈——李响是独生子女，他父母没有养老保险。女方也是独生子女，父母也没有养老保险，两个人养四个老人，压力太大了。一开始，李响觉得女方的这个理由很浅薄，但考虑再三，发现这个“逃跑”

的相亲对象还真给他上了现实的一课——两个人养四个老人，压力的确不小。

拥挤只是空间的相对。数目庞大的人口以及逼仄的空间，不折不扣地勾勒出中国的生存状态——拥挤。

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虽然同样的拥挤可能出现在东京、纽约、伦敦、孟买，甚至更多国家的一些城市，但是在国土面积前五十位的国家当中，没有一个会像中国这样，在如此广袤的疆土上，大面积地出现类似的拥挤。也不曾有过其他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始终如一地密集着。这个问题的答案，曾在20世纪30年代被一个叫胡焕庸的地理学家掀开过一角。

中国人口环境的切面(2)

1935年，胡焕庸发表了我国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方面第一批论文。其中，最重要的论文是《中国人口之分布》。在文中，胡焕庸绘制了一张与众不同的中国地图，这张地图被一条线分为两半——从黑龙江的瑷珲也就是今天的黑河，一直到云南腾冲。线的西北一侧是中国64%的土地，但是大约只有4%的中国人生活在这里，原因很简单，这边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是游牧民族的天下。就这样，一条线画出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线的东南方，土地面积占中国的36%，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却养育着96%的中国人。这就是说，同全国平均密度相比，东南部高出2.67倍，而西北部仅及其的1/16。很明显，瑷珲—腾冲一线，在中国人口地理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所承认和引用，被称为“胡焕庸线”。

全世界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接受了大自然给予的辽阔土地的同时，也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大自然的不公，并以不断膨胀的数字，向大自然证明人类无与伦比的繁殖能力。

13亿人，横切面是一个庞大的人口集合；从纵切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裹挟着现代文明的基因，沉淀了人类上千年的历史与文明。人口泱泱，得益于中华民族得天独厚——拥有广阔的施耕地带。早期文明的发源地——黄土高原，印度洋上温暖的海风时时照顾，拥有亿万年积淀形成的黄土层，松软而矿物质丰富，阳光充足，即使耕作工具非常简单、农民还不懂得施肥，黄土高原已经可以连年耕作。

农耕时代的优越，很容易造成经济形态的此消彼长。商业总是被拒绝。商业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农耕，所以人们不断控制商业。文明早期优越的耕作环境和耕作条件，导致中国人对农业的信守。同时，在农耕为本的社会，工作方式的改良也会提高人口资源的容量。

中国也不知不觉受到了外部世界的杠杆撬动。明朝中期以后，欧洲人与中国频繁往来。他们首先带来了美洲的花生、玉米、土豆、红薯等这些产量巨大对生存环境要求较低的作物，这成为人口膨胀的物质条件。清朝，这些舶来品在广大的半干旱地带广泛种植，为人口膨胀提供了食物来源，到康乾盛世，人口已经飙升到近4亿。

中国自给自足的农耕优势，为中国人口的膨胀提供了硬件，而生育伦理的建立则是保证中国人口大幅增加的软件。按社会生物学理论，养育后代是自身安全的一种调整，以保证某个物种或种群的延续。但中国人并非完全如此，中国有孝道秩序。在甲骨文记载中就有人类社会共有的杀老弃幼现象。大灾之年，就把老人杀了，保证以有限的粮食维持有遗传能力之人的生存。在中国，生命追求永恒的通道不在天堂，也不在西方的极乐世界，而在血缘和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旺盛的生育激起的热情，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作物的产量和生产成本，这三个条件合成，导致了历史上特殊的人口数量崛起的高峰期。

拥挤的标签，隐藏着历史的影子。我们的祖先给了我们拥挤的宿命。今天，这样的宿命仍在继续..

中国人口环境的切面(3)

★“岿然不动”的人口分布线

距离胡焕庸提出人口分布线已有70年之久，拥挤仍然像挣脱不掉的尾巴，紧紧跟在当代中国的身后，而且，我们生存的空间更加狭小。随处，我们都能看到人山人海的盛况。

历史变迁，胡焕庸人口分布线竟然纹丝不动。

在近年的人口普查时，我们发现，胡焕庸画的这条线依然存在。也就是说，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的人口发生了巨大的流动和变迁，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说，人口分布的格局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根据1982年我国人口普查数据，黑河—腾冲线以东和以西的人口所占的百分比为94.4％和5.6％，比当初仅有1.6个百分点的增减。

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东南、西北两部分的人口比例是94.2%比5.8%。

现在人们利用夜间灯光平均强度遥感数据，将县域人口统计数据分布到1km2×1km2网格上，得出1998年人口密度图。与胡焕庸1935年的图相比，分布的大结构没有明显的变化，只是由于技术手段的进步，揭示出更为细致的纹理。

中国人口数量，比起1935年已经大幅增加，“胡焕庸线”画出的中国人口分布结构历经了中国的大三线建设、屯垦戍边、上山下乡等一系列人口向西部迁移的政策，迄今仍然“岿然不动”。

统计数据表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总数有大约1亿人。

这些人从哪里走出？又流向何方？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抽样数据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是：

第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十分活跃的几个大省：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在吸引外来农业人口方面占据明显优势。

第二，上海、北京两个超大型城市对于非农业人口的吸引力非常大，其外来人口的构成与其他省区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

第三，人口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如河南、安徽、四川、湖南等，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呈现人口正向的净输出状态。

第四，西部地区对于人口的吸纳能力仍然非常有限。

由此，我们看到，胡焕庸发现的人口分布格局不但没有缓解的痕迹，相反有加重的趋势。

城乡差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宁波、南通、张家港、舟山、厦门、福州、温州、汕头、泉州、东山、广州、深圳等东南沿海城市，对外来人口有极强的吸引力。这提醒我们思考，人口向适合生存的地区集中，是不是一种规律？中国真正适合生存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中国人口环境的切面(4)

中国的版图上，代表平原的绿色部分很少。大部分是黄色、橙色的地区。

和中国人相比，美国拥有与中国几乎同样大小的疆土，但人口却比中国少了10个亿。而且美国从落基山脉下来，一直到佛罗里达，几乎就是一片平原，中部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完全都是平的。

虽然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我们生存的空间，其实却只有300多万平方公里，和印度的国土面积差不多，但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还是比我们宽松一点，因为他们的人口比中国少2个亿。与中国人相比，整个欧洲的面积虽然比中国略大，但是他们的人口总数却只有中国的一半。

西方工业化进程，从来没有提供过一个如此大的农业人口国家是如何转型的经验。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他们的人口只有区区1000万，还不到全球的2%；1935年罗斯福新政后的美国，人口也不过才1个亿，只占全球的5%。而新中国开始工业化转型的时候，身上背负的人口是5.4亿，而现在已经有13亿了。

人，总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在胡焕庸线的这一侧，土地肥沃，山清水秀，适合人类生存，人头攒动，密密麻麻；另一侧，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人生存的资源比较稀缺，不适合人生存，地广人稀。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在国内迁移流动。省内的，跨省的，跨南北的，以及少量跨东西的。人口的汇集，越来越被利益牵动着，改变着中国的人口版图。利益有巨大的现代凝聚力，今天人口的聚散围绕着商业利益聚散。

再者，从西部客观条件来看，西部的确有资源，容纳经济可以，却难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中国没有这样多的资源。中国是全世界居住最高的地方，平均住的最高并不是好事。尤其是山区，不但天气寒冷，还没土、没水、没交通，通婚圈很窄，也容易患地方病，人们往往对这样的生存条件退避三舍。

本质上，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社会，即便我们接近一半的人口已经生活在都市和城镇，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观念上距离农村更近，对于承载人类延续的东部地区，人们割舍不下。浩荡的江河，辽阔的原野，耕作了我们所有的传统和精神，养育了13亿人共同生存这样一个人类独一的后果。我们即便高坐都城，离开原野，无法理解我们的现在和未来，13亿，这个包含一切中国素质的社会数字。13亿，这个带来所有希望和艰巨的经济数字，是数千年岁月打造的一个生命河流的今日景象。中国未来的毁誉，将系13亿于一身。

中国人口环境的切面(5)

★13亿人的生活怎么过

对于李响来说，中国的人口现状带给他的苦恼是，上下班的公交车很挤，父母时不时会在他面前唠叨“没有机会再要一个女儿”，相亲时会有人因为他是独生子女而拒绝他。

而对整个中国，13亿人口的苦恼远不止李响的苦恼那么简单。960万平方公里，当我们豪气万丈地喊出“地大物博”时，却被“人口众多”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也许只有当你真正近距离地去观察这个国家的每个细节，你才能明白，要支撑起13亿人的衣食住行，是个庞大而又艰难的系统工程。而13亿这个数字并不是静止的。在短短4秒钟里，中国就又有一个孩子出生了。而中国在有限的狭小空间，养活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和中国人相比，印度人是幸运的，因为中国真正适合人生活的土地面积，只相当于一个印度，而论人口，中国却比世界第二的印度还要多出2个亿。与中国人相比，欧洲人也是幸运的，尽管整个欧洲的面积仅比中国略大一些，但他们的人口总数，却只有中国的一半。和中国人相比，美国人更是幸运的，他们拥有与中国几乎同样大小的疆土，但人口却比中国少了10亿，而且他们生活的那片土地，是大块大块的平原。

中国人是全世界居住海拔最高的人，有超过20%的人住在海拔500米以上，而全世界住在海拔400米以上的人口只占10%，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中国人生存环境是最恶劣的，最不适宜过多人口生存。

960万平方公里，中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数字背后，是极其拥挤而艰难的生存条件：

按能源负载，中国人最好不超过12.6亿；按土地资源，中国人最好不超过10亿；按淡水资源，中国人更是只有4.5亿才好。

13亿意味着虽然中国拥有数不清的河流湖泊，但当这“生命之源”平分给13亿人的时候，中国就只能和以色列、沙特、阿联酋这样的沙漠之国，并列站在联合国的缺水名单当中；虽然中国地下蕴藏着世界十分之一以上的煤炭，可被13亿人一分，中国就只能去仰望原本在总量上并驾齐驱的澳大利亚，去羡慕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富裕；虽然我们脚下还涌动着比OPEC成员国卡塔尔和阿尔及利亚还要多的石油，但是人均以后，我们就会被40多个国家甩在身后。

中国人的日常开销究竟有多大？也许在北方这个最大的煤炭枢纽，你会得到另一种答案。

大秦铁路线上，一座三百多米长，十五六米高的煤山，通常只需几个小时的时间就会被完全搬空。中国每三盏灯里就有一盏必须靠这里运出的煤来点亮。而这条能源大动脉现在承载的运量，已经是它设计运送能力的4倍。绷紧的不仅是铁轨，还有铁路线上每个职工的神经。

13亿人要吃饭，平均每天就要吃掉160万头猪，就要消费掉大约13亿公斤的粮食。

中国人口环境的切面(6)

13亿人要生活，每天就有10万吨垃圾需要填埋，就有3个西湖的水要被马桶抽掉；13亿人要发展，每天就要动用相当于建一个长江大桥的财政资金；13亿，如果拆解成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很可能将是一项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

春运，这是中国人创造的独有的生活景观。每年春天，要将超过20亿人次的出行妥善安排，相当于帮每个中国人都搬一次家。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活动，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有过中国政府这样的体验。

吃喝拉撒，这个具体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最基本的自理能力的简单事件，一旦乘上13亿这个天文数字，就变得纷繁复杂。我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思考，13亿人的生活，到底该怎么过？

我们有13亿人口，那么，中国到底能够承担多少人口？中国的人口底线在哪里？显然，13亿还不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还不至于承载13亿就人满为患。但底线不在未来悠闲的栖居，稍不留神，中国的人口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越过“人口三八线”了：线这边，是安居乐业；线那边，是中国土地不能承受人口之重。

有人说16亿、17亿是底线，也有人说7亿.10亿。争论从没有停止过。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估测，中国人口承载极限在16亿左右。最理想的人口数量是7亿.10个亿，中国现在的人口比理想状态多出了3亿多。

决定中国人口底线的要素不仅有自然要素，还有社会要素和政治要素。房子够不够住、工作够不够做、养老够不够充足..一系列问题都在制约中国的人口底线。

温家宝总理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曾说：“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可以变成很大的问题；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可以变为一个很小的数目..解决13亿人的问题，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1)

★谁能看透人口问题

追溯历史会发现，远古时期中国的气候地理条件和现在有很大不同，那时我们这片土地是全世界最适合农耕的土地。在农业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生产的增加、财富的增加，主要是靠劳动力的贡献。对劳动力的追求，就是对财富的追求。这样的追求，中国人延续了数千年。

庞大的中国人口，创造出世界上最古老也最灿烂的文明。那些新颖农具每一次在中国出现，都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

史学家司马光在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上，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话：“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人多，赋税就多、兵力就强。这也被后来的中国帝王，当做国家兴亡法则的最好总结。事实上，从西周时期开始，中国就已经取代了埃及和巴比伦，成为世界的人口中心。

亚当&#8226;斯密在他著名的《国富论》里这样写道：“一国繁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就是不断增加人口数量，皇帝们治国的主要思路为鼓励百姓多生。因为农耕文明的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人力构成经济生产和军事力量的决定因素。从康熙至道光，中国人从不到1亿猛增到4亿，150年里翻了两番，完成了中国古代史上人口最大规模的一次增长，与它相对应的是那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已经超过1/4，中国的繁荣与富足让西方人望尘莫及。

不过，这依然算不上最高纪录。一百年之后，中国人口增速再一次被刷新。

从建国到1970年，中国连续出现了两个人口高峰，中国人从5.4亿猛增到8.3亿，和康乾—道光时期相比，同样是增加3个亿的人口，但这次我们只用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里，全世界人口增长了11亿，也就是说当时全球新增人口中每3个人里就有1个是中国人。尤其是从1964—1974年的十年，中国差不多每年都要生出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来。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发展生产，大多数人认为人多力量大，所以就多生，这也参照了当时苏联的人口发展模式。那时，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并不深刻，只把人当做了生产者，并没有认识到人同时也是消费者，没有考虑到积累问题。

人口的发展变化幅度很小，2%的人口增长就是在快速滚雪球了，更何况中国以9%、10%的速度滚大雪球。人口从量变到质变，常常跳出人们的视野之外。当人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增时，很多人还沉浸在“人多力量大”的遐想中，只有少数人如马寅初等人有先见之明地提出人口控制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1957年就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表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称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主张必须控制人口。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2)

马寅初被群起而攻之，有组织批判他的文章数以百计。反对控制人口的人提出“人手论”，人手论与人口论针锋相对。人手论的理由振振有词，人总要有两双手，一个人两双手创造出来的价值总是超过消费的，人创造出来的东西超过消费，就有积累，就有剩余，有了剩余社会才能积累。马寅初仍然坚持他的“新人口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特殊年代，马寅初的孤军奋战最终换得“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的批示。很多与马寅初有类似主张的人，被划为右派，中国失去了一个控制人口的机会。

一直到1979年，整整二十年时间，中国的人口研究变成禁区，无人问津，最终人口的急剧膨胀“吃”掉了发展成果，无论是国家财富还是个人财富都很难积累。20世纪60年代，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工人10年没长过工资，城里容纳不了，就只有上山下乡..

农耕时代，由于自然灾害、疾病、医疗卫生等原因，人口的增加是缓慢的，人口起落往往与王朝循环同步。但到近现代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生率不断提高，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口终于膨胀到与自然、社会资源不可调和的阶段，吃饭、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

越来越多的人把天平倾向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论，或许，“人手论”真的过时了。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3)

★拨慢人口钟

“只有膝盖疼痛的时候，才会感到膝盖的存在。”法国著名人口学家索维的名言，在中国人身上得到应验。

人者，邦之本也。中国人自古相信：“民之众寡为国之贫富，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然而当历史翻页，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贫富与强弱，已经不能再和人口数量简单地画上等号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部特别轰动的电影《甜蜜的事业》，这是中国第一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电影。电影是喜剧，看了很轻松，那是中国人人口观念开始变革的一个起点。也就从那时起，中国拨慢了人口增长的钟摆。1980年，意识到“人口起飞”不再等于“国力起飞”的中国人，将几千年的生育传统深埋心底，为了国家前途和全球减贫目标的实现，开始了三十年的艰难跋涉。

巨大的社会经济压力，让那时的中国政府第一次尝到了“人多之痛”。

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对人口的标准已是冰火两重天。传统社会里，人口的繁衍文化为贫穷和富足可以服从于生育，但生育不能服从于贫富。但新工业社会，对人口数量的唯一衡量标准变成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有利于社会发展。

对于人口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是在实践中慢慢探索。中国虽然在人口认识问题上走了一段弯路，但也提醒我们，在人口问题上我们必须警惕，一旦政策失误，影响的将是未来几代人。因为人口对社会经济的压力，比如吃饭、教育、就业、住房等问题，往往要十几、二十年才能暴露出来，我们当前很多经济矛盾和问题，其实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的反映。

历史总是在行将失控的瞬间，窥见真理的光芒。1978年的中国，一场新的改革蓄势待发，而此时中国人口已逼近10亿大关。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可以心怀坦荡地去等待生活方式的改变，慢慢将人们的生育热情降温。唯有当年的中国，已经来不及等待自然女神的眷顾。1980年9月25日的清晨，中国，作出了历史性的抉择。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这样解释计划生育的原因：“为什么中国要实行计划生育，就是说我们不能等到人口缓慢地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了，人们生命观念自然转变过来，中国真是没有那样的时间。”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4)

1999年全球人口突破60亿的时候，联合国向每个国家的首脑都赠送了这样一个人口钟，提醒各国首脑随时警惕人口的变化。中国人这三十年少生4亿人，意味着我们少生了一个欧洲，我们不仅帮助全球缓解了资源压力，而且促成了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的人口钟，非拨慢不可。

拨慢人口钟，西方没有“西学东渐”的经验复制给我们。西方在全球跑马圈地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人口紧缺的问题。即使西方出现间断性的就业不足，这是伴随经济周期不断显现的结果，但也很少有经济学家或官员认为是人口抛锚了，大多把原因归结为市场机制或社会管理。

一场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坚决而痛苦的人口控制，自此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对于三十年前的那一代中国人来说，他们内心的生育传统与国家前途纠结在一起——生与不生，已经不再是个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中国政府来说是艰难而痛苦的选择。而为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以及子孙万代，又必须这么做。一代人为此做出了牺牲。很多人甚至丢掉了工作或者走上手术台，中国所有的妇女都把生孩子的年龄向后推迟了三年甚至更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事件的受益者，为了能让更多人受益，很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被推到付出者的传送带上。

未来的岁月时光发展到遥远的以后，我们的后人回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过程，波澜壮阔的计划生育运动，辉煌惨烈的程度，远远超出红军长征，超过土地，它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计划生育是在拯救我们和未来，所有的人都应为这场轰轰烈烈的人为生育运动鼓一次掌。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5)

★计划生育“摸石头过河”

提起20世纪80年代那段疯狂的计划生育岁月，李响的父母仍然心有余悸。

当时，兄弟姐妹多达7个的李父，怎么也想不到，等到他结婚生子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了。生了李响后，李响的父母一直想再要个女儿。但是，国家政策已经不允许了。邻居就因为超生不但被罚了款，还被掀了屋顶，最后邻居的老婆还是被迫流产了，李响的父母再也不敢动生第二胎的念头了。

多子多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李响的父母只能守着李响这个独苗过日子。计划生育，这个在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字眼，成为中国挥之不去的印记。

在西方国家，人口的规模经历了自然的发育过程，不需要也没有出现过人为的干预，人口某个阶段的多和少，生命对于传宗接代愿望的热和冷，是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自然后果。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口也经历着不温不火的自然繁殖状态，很少有人为干预的状况出现。

中国人的生育伦理是多子多福，努力生育。然而，传统社会中，也有其独特的平衡人口的规则。在封闭的生活条件下，有限的医疗保障限制了人口存活能力。同时，在传统王权循环规则当中，会出现周期性的社会冲突，秩序崩溃造成人口大面积淘汰。一旦秩序处于失范状态，生命对生命的淘汰毫不手软。繁荣与萧条的周期交替，成为中国人口自发调节“旱涝”的自然手段。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有利于人口增量的条件——多子多福的生育伦理与提供人类健康安全的保障，两者嫁接到一起，中国的人口版图以大跃进式的速度蔓延。

事实上，在大规模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中国也尝试进行了人口调节，如上山下乡。尽量稀释人口，不断消减城市人口，以降低全民族生存质量的方式来消化都市人口的负担。当然，这些措施既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又背离社会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方向，而且大部分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心中都会留下一个或大或小的疤痕。中国，不再等待，不再等待以人口自然成长过程来完成对生育热情的消减。从大潮的浪头只是少数智慧，到领导层或者全社会的人认识到——人口无节制地增长也是在掘社会主义的坟墓，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觉醒状态。控制生育的时刻终于来临，整个民族朝着与民族生育愿望越来越远的地方前进。

从1980年到今天，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深入人心。为我们全社会节约了高达7万亿元的抚养费用，也使中国的经济变革处境更为宽松：

1980年，党中央发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宪法》；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口问题被提高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1991年开始，中央连续15年召开专题座谈会，研究部署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随后，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2004年，国家启动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历时两年，研究成果为国家制定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撑；十六大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6)

三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也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蜕变过程，逐渐从行政性向法制性转变。除了行政性政策还有奖励政策。国家开始用经济政策进行引导。

在西部农村出台了这样一条政策，少生快富，一个家庭可以生两个孩子，但如果这个家庭自愿放弃不生第二个孩子，政府就奖励3000元。在西部，3000元不是一个小数字，可以办一个猪场或鸭场了。多项政策多管齐下，中国人口的繁衍乾坤被慢慢扭转。

人口，这辆曾经呼啸而过的生命火车，经过急刹车的阵痛与冲击后，开始缓慢行驶。人口政策越来越人性化，并开始放宽。

中国的人口控制已经在两难抉择中挣扎，控制人口往往会带来老龄化。以寿命延长为前提，生育率下降往往会带来老龄化，老龄人的比例越来越高。一旦数量问题得到缓解，就不能忘记质量问题。我们并不主张出生率越低越好，人口降得越快越好，稳定在两个以下，才是中国大政策的战略部署。人口学上，通常以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标准。到2006年，城乡平均是1.8，即一个妇女平均生1.8个。

不过，中国人口太多，龙头我们只能慢慢拧。放开龙头的时候，中国选择了微调，实际上中国的生育龙头已经拧松不少了。

人口学家邬沧萍这样告诉我们：“有严格法律规定的占中国整个人口36%，36%的人只许生一个。59%是什么呢？是农村生了一个女孩子可以再生一个，所以叫一个半的政策。但是现在我们还有可以生两个的，很多地方，尤其宁夏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生两个，甚至可以生三个和不受限制的。所以不能说是我们中国里面人口都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还是有区别的。现在微调也是有区别的，每一个省微调的程度不一样。”

与改革开放一样，中国的人口政策没有经验可以复制，也没有历史借鉴，是摸着石头过河。庆幸的是，我们顺利过了河。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冲突、调整、磨合、适应，今天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甚至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已经理解了人口控制与国家前途，与自己生存质量相关，已经适应并接受了国家人口政策对生育的干预。生育，这辆拉满了中国人历史价值观的火车，经过三十年艰难而沉重的跋涉，已经改头换面了。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7)

★16亿人的“资源稀薄”蓝图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代，不可遏制地从生育高峰下滑，经历着人口冬天。

但有着独特生育伦理的中华民族，可能在未来人口的生产领域，为全人类提供希望。但是，中国人口过多，将会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13亿的重量，已经让中国气喘吁吁。中国用不到一半的土地养活13亿人口的压力，是客观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并不会因为经济发展了而得到缓解。恰恰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会不断向资金充裕、资源充裕的地区流动。近年来，我国东部以及一些大城市的人口承载压力在不断增加..中国特大城市和大型城市的人口数量已经远远超出国际标准，比如北京，每平方公里要比世界其他特大城市多出8000人。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城市能达到宜居城市的标准..

不过，13亿还不是终点站。很多人猜测，中国的人口将会达到16亿。假如今天的中国人是16亿，而不是13亿，那将意味着什么？

大庆油田自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56.7亿吨，累计生产原油18.21亿吨，占同期全国陆上石油总产量的47%；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548.2亿立方米，特别是实现年产原油5000万吨连续27年高产稳产，创造了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如果中国的人口是16亿，那么我们至少还需要一个大庆油田才能应付每年的石油消费；如果中国有16亿人口，还意味着中国的人均耕地下降，逼近联合国警戒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1760立方米，中国不得不跨入联合国有关组织确定的中度缺水型国家的行列；……16亿，很轻易就把中国的“地大物博”平均得所剩无几。除了摊薄资源，16亿的人口大国，接踵而来的还有一系列令人焦头烂额的社会问题。交通拥挤、住房狭小、就业难、看病难、社会犯罪率上涨..

我们不希望人口再多了，如果真到16亿、17亿，那就很糟糕了。16亿，已是中国的人口底线。如果我们的人口雪球真的滚到16亿，那么中国将坐在人口火山口上战战兢兢。就连西方媒体在用挑剔的眼光评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变成矛盾的综合体。他们一面在各种人权报告中对中国这项国策指指点点，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高度赞扬中国控制了人口，减少了世界资源负担。这两种声音如同一个变奏曲，弹了三十年。

然而就是在这样并不和谐的变奏曲中，命运多舛的中国完成了华丽转身。

三十年来，中国少生了4亿人，这意味着少消耗粮食1710亿公斤，少消耗水资源1867.5亿立方米，少占用耕地播种面积5.7亿公顷。

人多与人少：孰优孰劣(1)

★救赎中国

与以往的王朝不同。建国后，我们拥有一个统治到每一个角落的稳定社会秩序，这成为人口繁衍的黄金时段。多子多福的生育愿望又推波助澜，中国坐上了人口增长的过山车。

没有工业经验坚强的政府，也没有力量的政策，而那些充满浪漫主义的试图跨越人类的经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制度等，削弱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土地也在不断萎缩。与生产能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吃饭的人越来越多。饥饿铺天盖地而来，一寸一寸吞噬着人们的生产热情。中国的农村只剩下了三样风景：共产主义理想、无米下锅的食堂以及饿死的农民。人民公社给农民画了一个诱惑的大饼，但农民只能眼巴巴地画饼充饥，却抵挡不住真实的饥饿。

有了饥饿的教训，中国政府以“前无古人”的坚决姿态，开启了计划生育政策的闸门。有人说，这是一个坚强、负责任也是一个不计后果的政府。但紧要关头，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如此控制生命繁衍、波澜壮阔的社会制度，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不再拥有生与不生的权利。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很多人快乐和幸福都系在生育孩子身上，尤其是生育男孩，而计划生育政策则大大降低了人们维系生育的幸福指数，没有未来的恐惧一波一波涌上来。恐怕每一个在计划生育浪潮中放弃生育的人们，并不都是自愿的，甚至是带着怨气的。不可否认，在从被迫控制生育到自愿控制的生育伦理的过渡中，最初的经历者承担了更多。同时，计划生育还成为西方攻击中国政府的噱头，大量关于中国人权的美国政府报告，很多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做文章。

人口政策到底是好还是坏？答案显然是前者。

1994年9月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第三次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中国政府提出：“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发展问题。”

2005年这个叫张亦弛的孩子幸运地成为了中国第13亿公民，为了让他的到来推迟4年，中国花费了整整25年的时间。

小亦弛是这个家庭里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家里人所有精力几乎都花在了这个孩子身上。为了他的成长，全家拿出了全部积蓄，买了一套大三居。

比起三十年前，现在中国的每对夫妻平均要少生四个孩子。原来花在五六甚至六七个孩子身上的钱，现在花在一个孩子身上。独立的卧室，良好的教育，各式各样的玩具，张亦弛彩色的童年，是他的父辈和祖辈们小时候不曾想象过的。

张亦弛的父亲张彤由于赶上了生育高峰，他的童年远不如自己的孩子这般斑斓，“上面有比我大的我就永远穿不上新衣服，上面最大的哥哥，他穿剩下的给第二个弟弟，然后第二个弟弟再给第三个弟弟，然后就这么传下来的”。

人口数量的有效调控，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重要的基本条件。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1/3左右，创造了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期，对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贡献率达1/4以上。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国家，人口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

200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400美元。据测算，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只有1800多美元。在人口有效控制的同时，也提升了人口素质，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的资源、环境将面临更为沉重的压力，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水资源、能源等将比目前减少20％以上。

果断的人口政策，及时止住了人口洪流的倾泻。某些西方舆论在煞有介事地拿计划生育做靶子攻击中国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如果中国政府对人口的繁衍放任自流，中国人口势必会膨胀到冲破国界造成国际后果的时刻，恐怕那时他们又会发一通“中国人口威胁论”的牢骚了。

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审视人口政策，我们会发现，强制性的人口政策是在救赎中国，也是在救赎世界。

人多与人少：孰优孰劣(2)

★“人手论”与“人口论”的现实博弈

究竟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们应该拥护“人手论”还是“人口论”？

不同的国家国情不同，答案也并不相同。

当中国启动工业化列车，人口载重却成了大问题。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他们的人口只有区区1000万，还不到全球的2%；1935年罗斯福新政后的美国，人口也不过1个亿，只占全球的5%。而新中国开始工业化转型的时候，身上背负的人口是5.4亿，占全球的1/4。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郑晓瑛谈道：“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更具体地说，实际上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那么带着这样一个大的基数的农业人口进行这个工业化的转型，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西方的工业化这个进程，和他们的经验从来也没有提供过一个如此大的农业人口的国家是如何转型的经验。所以中国完全走了一条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不管如何，中国人口众多也为中国带来了一段激情飞扬的岁月。在中国，有“人口红利”一说。计划生育为中国大大降低了抚养比，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相对增加，这就是人口红利。这部分劳动力，为中国制造业的腾飞提供了最有力的跳板。

中国人的生产力是惊人的：我们生产的粮油畜产全球最多，我们生产的水果蔬菜全球最多。每年我们都能为全世界每个人生产两件新服装，为全世界每个孩子增添两件新玩具。

13亿，这个数字对于市场，也有巨大的潜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谈道：“13亿人口要吃要喝要住，它的消费市场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我们知道在经济上，你只有有了市场，你才能去生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口总量多，一定的人口规模，对经济是有拉动作用的。另一方面，就是你这个劳动力，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充分的劳动力的供应，对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

早在2005年，在五大基本商品中，除了石油，中国的粮食、肉类、煤炭和钢铁的消费总量都已取代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庞大的人口消费规模，有力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百姓每年要购买1.3亿部移动电话，这个数字超越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中国人每年要消费掉3500万台彩电，这个数字目前全球无人能及；13亿人，每年仅凭购买食品和服装，就可以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未来二十年，中国还将成为全球汽车第一消费大国，奢侈品第一消费大国，2015年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俯瞰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潜力正在被加速释放。

我国人口多，劳动力充裕，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低价劳动力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不过，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口既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经济所必须承载的负担。因而，人口众多也是一把双刃剑。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劳动力量上的积累不足以代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人多与人少：孰优孰劣(3)

我们在简单的农业生产中依靠体力时，人多就是生产力。现代化的生产，生产要素中光有劳动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资金，有设备，有管理人才，也得有原料。如果只有劳动力，而且还是没有受过训练的劳动力，劳动力多并不能增加生产。

“人手论”越来越走下坡路，而“人口论”则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逐渐占上风。到20世纪80年代，人口已经不堪重负，人们最看重的吃饭和就业问题并没有因人手增多迎刃而解。相反，在吃饭问题上，人口平均的粮食越来越少，并带来住房困难、入学困难等问题。人口多，工作就成了“狼多肉少”，只得低工资多就业，手里抱的是铁饭碗，工资却很低。

现代化的生产对人才的要求，已远远超出了量上的要求，在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都需人才相匹配。

人口需要与经济协调发展，如果人口过多，超出了一个国家自然资源及社会生存要素的承受力，人口过多反而适得其反。

我国的资源环境已不能容纳更多的人。单就土地而言，我国的耕地很少，我们的耕地已经到头了，国家死守18亿亩的底线。耕地稀少，中国这么多人吃饭，应该怎么办？科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袁隆平发明了水稻，但再优良的品种如果没有水也是徒劳，并不是每一寸土地都能种植水稻。所以，解决人口问题，不能只靠科学家，还要依靠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

人口增多也加大了污染环境的系数。西方人认为中国在破坏全球的环境，我们也很委屈——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并不高。但是，从GDP的角度，我们生产同样的GDP，制造的污染要比西方国家高很多。这是粗放型经济增长带来的后遗症。

哪里人多，哪里水污染就最严重，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当今水问题的一大定律。2007年5月29日，江苏无锡城区的自来水发出了一种难闻的气味，市民们纷纷跑到街上抢购纯净水。与此同时，无锡太湖的水位下降到了五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调查，这场水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太湖沿岸严重的工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人口太多是造成太湖水污染的主要原因。太湖地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这里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么多人要生活，必然会产生巨量生活垃圾。这么多人要吃饭，要工作，就要千方百计增产粮食、发展工业，当地农业和工业飞速发展了，污染排放也出现了天量。光是太湖流域每公顷耕地一年的化肥施用量就已经达到将近67公斤，是30年前的3倍！

“人口多，底子薄”的特殊国情，也把就业问题凸显出来。国际上就业年龄即劳动年龄是16.65岁，我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总量为9.09亿人，比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总数还多3个亿。如何安排这9.09亿人的工作，恐怕哪个国家都不能轻而易举地解决。

人多与人少：孰优孰劣(4)

大学毕业生、城镇新增失业人口、农村转移劳动力，再加上原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下岗的没有安排工作的职工，这样每年需要解决的就业岗位就是2000多万个。虽然我们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已连续四年超额完成任务，目前已经达到1000多万个，但依然有1000多万的巨大缺口。从2003年的212万到2008年的559万，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每年都在以六七十万的速度递增。他们是中国经济的新生力量，然而这些天之骄子却已经习惯了“一毕业就失业”的尴尬。

有些人喜欢拿新加坡、日本和中国比较，说这些国家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没有搞人口控制，但就业问题不是也解决得很好吗？这里面忽略了一个最大的国情，就是我们的人口基数要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当年“四小龙”的就业问题可以靠外贸，甚至劳务输出来解决，但我们不可能。到2010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总量比全世界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还要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国外资源来解决就业问题，把自己的问题推给别的国家。人手论已无用武之地，我们需要正视人口的利弊，如果我们控制人口不得力，将是利多弊多甚至利少弊多。

中国怎么办(1)

★中国改变了世界人口格局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全球化不是风靡一时的时尚，更不是一场各国短暂扮演各种角色的天堂游戏，而是一种趋势。全球化在以特有的逻辑、规则，潜移默化地对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世界的竞争中来；在经济一体化的现实中，科技、政治和经济革命正在消除各种壁垒，国家之间早已没有了国界。

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与全球经济甚至政治共冷暖。同样，中国人口生产革命能否成功，一样与世界息息相关。

在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是最受关注的统计数据。我国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被称为10亿人口普查，接着11亿人口日、12亿人口日，也都作为人口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记入史册。之所以重视以亿计算的人口里程碑，目的就是提醒人们对待人口问题要有忧患意识。

1987年7月11日18点23分46秒出生的婴儿，将是第50亿个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宣布这一天为“50亿人口日”。世界上第50亿个居民出生在原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这是全球第一次出现人口日的概念。

1988年6月30日是亚洲30亿人口日。1999年10月12日成为世界60亿人口日。每一个这样的日子，世界各大媒体都对这些全球人口标志性日期进行了显眼标注，而这样的报道后面，人口众多的中国，每每成为备受关注的国家。

中国在人口控制方面的努力，拆除了“人口爆炸”的引信，使世界人口达到50亿的时间推迟了2年，使亚洲达到30亿人口的时间推迟了3年，使世界人口达到60亿的时间推迟了至少4年。

人口问题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话题，它关系到全球居民的生存环境与健康问题以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对中国人口的繁衍放任自流，全球对人口的承受能力将会瞬间增加。中国人口过多所产生的负影响力，将会迅速通过全球化的链条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中国对人口踩刹车，让世界松了一大口气。

中国的人口政策也在世界产生了示范效应。由于我们坚定的人口政策，中国妇女总的生育率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中国的人口政策和成就，促进了原来不重视计划生育的一些国家政府，使其认识有所改变。中国的人口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

人口钟为谁而鸣？不但为中国而鸣，也为世界而鸣。控制中国人口的使命，来自中国内部，更来自世界。过去，世界因担忧中国的人口钟过快而心跳加速；今天，中国成为改变世界人口格局的重要棋子。

中国怎么办(2)

★未来任重道远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为中国创造了较长时间的人口抚养费用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充裕、储蓄率较高的有利时期，节约的社会和家庭抚养费用，实现了社会财富与家庭财富的积累。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每4块钱里就有1块钱是因为人口控制实现的，保证了总体小康目标的实现。如今，中国每对夫妻生孩子的数量已经从将近6个下降到1.8个。从高生育阶段走向低生育阶段，发达国家用了将近130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30年。

然而，这一切只能代表过去。尽管三十年来中国在人口政策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我国仍然面临着重重压力。

北京妇幼保健医院是北京最大的专科妇产医院。产科六个病区的办公室全都已经腾出来改成了病房。门诊医生从原来的六七个增加到了十二个，还是无法满足需求。北京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张为远告诉我们：“以前挂号头一天（晚上）十点钟排队，去年就是提前了，头一天下午就来排队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建国以后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那个时期出生的孩子们，如今已经开始结婚生子。中国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过去五年，中国的新生人口一直在波动，2005年和2008年两度突破1600万人关口，2009年很可能将达到1800万人。

虽然与前三次生育高峰相比，这次的生育高峰仅仅是一个小突起，但社会公共资源同样面临新一轮的抢夺。

因为赶上了生育高峰，远在黑龙江的一位年轻母亲产生了不少担忧，“最大的担忧就是，孩子的早期教育问题，因为孩子太多了，没有相对应的机构来容纳这么多的孩子的早期教育”。

上一拨人口高峰出生的人，现在差不多都到生孩子的年龄了，而且都是符合二胎政策的独生子女，新的人口高峰已经提前到来了。同时，“无子不成家，有儿万事足”的传统生育观念，依然影响着每个中国人。富人超生、名人超生、农民工的超生问题，都一一摆在人类学家和政府的案头和会议桌上。这一切都暗示，中国好不容易才维系住的人口总量与社会资源的平衡依然脆弱，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破。

但是，即便我们保持现在的生育水平，人口规模的压力依然存在，因为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的人口总量每年还会以1200万.1700万的速度惯性增加。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本世纪40年代中国人口才能达到15亿的峰值。一旦放松警惕，我们就很可能会突破之前讲的16亿、17亿的人口承载极限。因而，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还应当承担控制人口的社会责任，我们的使命并没有完结。

从现在开始的未来三十年，中华大地上还将新增2亿人口，还将有3亿农民要从乡村走向城市。这意味着至少有5亿中国人需要在有限的国土空间上重新布局。

那些人口低密度国家，可能永远无法想象中国人为了让每一块土地都产生效益付出了多少成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重新安排家园对中国人来说是怎样一种心灵体验。

中国的人口现在约为13.5亿人。我们刨掉4亿未成年儿童和青少年，刨掉1.5亿的老人，剩下的大约7.5亿人应该是支撑我们国家发展的人力资本。但是这7.5亿人我们还得往下减。因为其中1亿是文盲，得减掉。

十七大报告对小康社会目标的内涵已经进行了拓展，从2020年GDP比2000年总量翻两番，转变为人均GDP翻两番。这是个重大变化，因为单纯以经济总量来衡量，只能表明中国国力的增强，但是人均GDP更能反映居民在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

在巨大的就业压力和资源压力下，我们必须确保人口总量这个“分母”保持稳定，未来5.10年，我们依然要使生育率稳定在1.8的水平上，这是中国人口发展战略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人口不是商品，生产多了可以销毁。人口惯性增长是不可逆的，中国在人口问题上不能再有失误了。

如果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峰值能控制在15亿左右，到那时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就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人也将因此而完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口控制。但是，由于千年积淀下来的庞大基数，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怎么办(3)

★老龄化“步履急促”

当数千年积淀下来的庞大人口基数，对应的是新增人口瞬间大幅减少的时候，中国发展的前方，是另一个隐忧。

4-2-1，8-4-2-1，这种倒金字塔式的新型家庭结构考验着我们的社会。最近三十年，它一直是一个金字塔形。但是这个金字塔，正在慢慢变成一朵蘑菇云，在中国上空升腾。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老人比例如果超过10%，就算老龄化社会。

1982年还是壮年型国家的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宣告进入老龄化社会。西方国家从青壮年步入老龄化，大多数都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自然过程，然而中国只用了不到18年。

2008年底，中国的老年人口总数达到了1.49亿，这意味着全世界每五个老人里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全亚洲每两个老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当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步履急促地涌入人们的视线，他们的抚养问题也开始拷问着中国社会。

1988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的天津市，这几年老年人口开始加速膨胀。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比例目前已经猛增到13%。

在天津许多普通社区里，你都会看到这样的情景，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志愿服务者也大多是退休老人。

类似的情景，不止发生在天津。社会年龄结构的变化，正在使中国的劳动人口抚养负担不可避免地加重。这是所有已经步入老龄化的中国城市，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阎青春告诉我们：“劳动人口的抚养比越来越沉重，建国初期（抚养比）我们都是20∶1，一直发展到后来到60年代、70年代还是10∶1，可是前几年我们测算了一下，就只有3∶1，劳动力的抚养比只有3∶1。到2025年，根据我们的研究和测算，就要达到2∶1，也就是说两个劳动人口就要抚养一个人。”

即便在发达国家，老龄化也是最头疼的社会难题：

福利大国法国，近几年老年人口爆炸性增长，已经使他们的退休金入不敷出；保障大国英国，养老金亏空目前高达300亿.600亿英镑；我们的邻居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因为养老保险问题而暴露出财政危机；另一个邻居韩国，目前需要支付的国民养老年金，已经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就算是在最富裕的美国，十年后他们的养老基金也将面临着不够用的威胁。

远不及他们富裕的中国，今后的压力只会更大。

北大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晓瑛这样谈道：“国外在进入老龄化的时候，基本上他们的人均GDP都达到了5000.10 000美元这样一个水平。中国从2000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以后，到今天已经十年过去了，中国的人均GDP还不足2000美元。”

中国怎么办(4)

未富先老，未富速老。社会养老的捉襟见肘随处可见。

在宁波一家普通的养老院里，由于床位有限，等待入住的老人又太多，收住老人的平均年龄，已经从三年前的65岁提高到了现在的81.7岁。

中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目前超过1500万人，比五个新西兰的人口还要多；中国的残疾老人，目前有4500万人，已经相当于一个韩国；中国老年痴呆症患者，未来二十年里将达到1020万人，届时将相当于两个新加坡。

如果按照国家目前平均每张养老床位8万元的最低投入来计算，仅这部分老人的养老投入，就至少需要5.6亿元的资金。5.6亿，这已经相当于目前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1/5。

郑晓瑛认为中国难以承受快速的老龄化，“发达国家是在一个很漫长的老龄化的过程中，用充足的资源来应对一个较小的老年人口群体的需求，那么这个对国家的压力是比较小的。中国是在资源很小的情况下，要快速地应对一个很大群体的老年人口需求，这个情况国家是难以承受的”。

2050年，中国的老人总数加起来将达到4亿，这比英、法、德、意、日5个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整个21世纪，我们都已经注定要和“老龄化”三个字相伴。

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这样担忧中国的老龄化：“光靠国家财力，能不能支撑起这么庞大的老年人群体？我们可以算这样一笔账。生病看病的钱暂且不算，光说吃饭，即便老人们每天三餐只吃盒饭，按现在最便宜的5块钱一盒计算，每人每年就要5475元，全国1.5亿老人，每年就要吃掉8157.75亿元。

而我们现在全国的社会养老金支出一年只有5000亿元，光是解决这个吃饭问题就很困难了”。

老龄化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还不是我们这个正在加速老龄化的国家唯一的问题。没有钱，我们可以挣，财富可以通过辛勤劳动获得。但是问题恰恰在于，未来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很可能会出现不足的状况..

老龄化并不仅仅是老人问题、养老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社会思维会不会僵化，创新能力会不会削弱，国家发展速度会不会受到影响，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从经济层面上看，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将会慢慢演变成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所以无论是生产、交换、分配，还是消费、储蓄、投资，将来在中国都会发生很大变化。

我们做好准备应对这一切了吗？

“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两千三百多年前孟子的这番话，已经在提醒今天的中国人，面对这些生养我们的父亲母亲，我们有责任倾举国之力，让他们有尊严地、快乐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

各种各样的努力，已经起步。

当这些各具特色的养老试点不断出现在社区，出现在乡村，我们还是需要提醒自己，这些试点目前还只限于相对富裕的地区，要想让中国大地上1.5亿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养老服务，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智慧。

203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加速阶段，留给我们的战略准备期还有20年，只有20年。

中国怎么办(5)

★优先投资人的发展

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这样的话以一种难得的清醒被写入了中学教科书，但三十年来，究竟有多少人记得这样的话？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还处在世界产业分工链的低端，这也是由中国的人口状况决定的。我们要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但我们也要在国情面前怀着一种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心情选择我们要走的道路。

除了巨大的人口基数及很容易越过警戒线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其他方面的人口国情仍然严峻且不容乐观。

从还在娘胎里的胎儿到成年人，都遭遇着疾病的侵扰。

由于环境污染、经济相对落后造成的营养不足、地理偏远造成当地都是亲戚等因素，中国还有很多缺陷儿。尽管通过多年努力，全中国的婴儿出生平均体重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现实依然残酷——目前在中国，每30秒就有一个缺陷儿童出生。

当出生缺陷问题在中国拉响一级警报，癌症也开始成为成年人最大的杀手。

发展中国家高发的肺癌、肝癌在中国一直居高不下，而发达国家高发的乳腺癌、大肠癌这几年也开始迅速攻占中国人的健康领地。日益复杂的中国癌症图谱，正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中国各地之间的经济发展失衡。

性别比例失调也是当前人口国情一块明显的伤疤。中国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出生性别比还是正常的，但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经达到1∶1.7。而在海南、广东和湖北，男女比例失衡已经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时候。

未来中国可能出现3000万光棍儿。中国的人口生态遭到极大挑战。

在中国，计划生育也造就了某个特殊词语——独生子女。今天，有超过1亿人的中国独生子女大军。独生，意味着众星捧月，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资源用于孩子的培养。虽然中国民间早就深知“独柴难烧，独子难教”，但是在中国的城市里，人们依然眼睁睁地看着众星捧月般养大的独生子女，在道德上出现滑坡，在经济上开始“啃老”。计划生育，也在一点点吞噬独生子女的道德价值资源。

人口规模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庞大的人口规模我们无法改变，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没有解了？

虽然二十年以后能解决社会养老抚养问题，但在这二十年里，儿童的抚养比同样会增加，社会负担依然会加重，远水解不了近渴。如果继续控制人口总量，我们又将面对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不足、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

人口规模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人口问题上，如何把数量转化为质量，对于中国发展更为重要。

新中国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取得了种种成就：健康素质方面，经过六十年不懈的努力，衡量国民健康水平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中国已经降低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73岁，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文化素质方面，九年义务教育被写进中国的法律，中国人平均受教育的年限目前已经接近9年，比改革开放前整整翻了一番，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然而，中国目前高素质人口比例仍然偏低。目前中国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技术教育的人口比例只为美国一百多年前的水平。中国人口素质这些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现在的人口，每十万受教育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印度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技人员，在每千人当中的比例还是很低的，中国每千人当中从事研究和开发，我们叫R＆D，这个工程师和科学家只有0.5个，日本是5.1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人口素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怎么办(6)

如果我们只靠这一小部分人，去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车，可以想象，这会有多么吃力。

翟振武深深担忧中国的人口素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要想创造出美国这样的GDP总量，中国不需要13亿人就应该能创造出来。民族能不能发展，国家能不能强盛，民族能不能繁荣，人口多少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而人口的素质才是决定因素”。

当中国制造努力摆脱原来小作坊式的生产，试图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时，中国的企业家却蓦然发现，自己企业里最基本的员工素质，离想象中还有相当的距离。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俞尧昌非常苦恼：“因为质量都是工人制作出来的，产品是制造出来的，不是检查出来的。而制造的过程，你可以去看我们现在的这个装备，全是世界一流的，那一流的装备就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工人去操作它。如果素质不到位，很好的装备也不一定能生产出一流的产品”。

十年前就定位于世界名牌制造中心的格兰仕，这些年来，人的问题一直是它的切肤之痛。格兰仕缺的不仅是高素质的技工，还有高素质的工程师。格兰仕一度认为，只要从国外引进了一流的技术和生产线，就能生产出国际一流的产品，事实却令他们失望。同样的流水线，同样的材料和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依然在工艺上存在差距。

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其国民素质，包括健康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养，可我们在很多方面越来越受制于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这样一个国情，出生缺陷、文盲、电脑盲、科技盲，几亿之众！所以我们只能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大大地摊薄了我们的经济收益率，而且不断地加大我们的经济成本。人力资本跟物力资本、金融资本一个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即使不生产，它依然在消费。不是先进生产力，就是落后生产力，甚至是破坏力。

而且，“人口红利”这曾被世界艳羡的字眼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曾经有人会自豪地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丰富的大国，我们永远消耗不了我们的劳动力，但是现实正在不动声色地结束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刘易斯转折点，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会经历二元经济蜕变的发展过程，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化必需的廉价劳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工资增长缓慢，雇用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差距扩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最终会从无限供给的状态向短缺状态转变，并实现质的飞跃，这就是刘易斯转折点。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劳动力由廉价向昂贵迈进，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境也将改变。

从2004年开始，民工这个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开始出现断流，持续五年的民工荒，打破了乐观者的预言——中国不会很快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亚洲发展展望》中警示，中国的劳动力面临三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短缺制约了企业制造水平，以及结构调整等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近年来，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逐渐由沿海向内地蔓延，甚至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转变成“人口负债”。

在中国农村，还有一半的劳动力没有念过中学，全中国的文盲已经超过1个亿。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靠什么来实现，最起码要给他一种基本的工作技能。所以中国不存在劳动力总量不足的问题，短缺的是有技能的、有熟练技术的劳动力。

中国怎么办(7)

劳动力市场储备会越来越枯竭，但却仍然出现高技术人才匮乏的尴尬。当前，面临洗牌的不仅是企业，还有劳动力。

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同样提出：“一家之子弟弱，则其家必落，一国之子弟弱，则其国必亡。”

二战后的日本，物质资本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大量存在，这促成了它后来的崛起；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大力发展职业中学，也造就了一批实业家和发明家。第一架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就是其中之一。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十分重视人口科学，培养了大批高端人才。所以说，人口能不能科学发展，这涉及一个国家的人口安全意识和战略意识。

人口专家邬沧萍以印度为例，为我们上了一课：“为什么印度里面，IT软件确确实实在全世界独一无二，我们叫世界的工厂，人家叫世界的办公室，人家在这点上，它的文化素质，它的英语水平，显然还有一点，在国际公务员，印度就比我们多，什么道理呢？你看联合国，哪一个国际机构里面，印度的人都多。”

翟振武同样认为提高国民素质至关重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要想创造出美国这样的GDP的总量，中国不需要13亿人就应该能创造出来。美国只有3亿人就创造出来了，当然你说中国在一个发展过程当中，现在达不到美国经济发展水平，但至少就是说，在这里面你能不能创造出你国家的竞争力，你民族的发展，国家能不能发展得强盛，民族能不能发展强盛，人口多少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那么技术水平，科技，人口的素质，这才是决定的因素”。

庆幸的是，今天我们的政策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人口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们不能动用任何人为地减少现有人口的念头。

对待人口，也需要大禹治水的智慧，当堵则堵，当疏则疏。我们可以提高人口素质，变人口压力为人口动力。

2006年，中国发布了建国以来第一份人口战略研究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先投资于人的发展。

优先投资于人的发展，是我们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目标。我们试图以现代化为课堂，以排山倒海的磅礴，把国民推入提高素质的浪潮。但现实告诉我们，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揠苗助长。

1979年我国农村改革以前，很多地方已经普遍地使用抽水机、拖拉机、插秧机、打谷机等农业机械设备，看上去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中国的多数农民仍然吃不饱饭。1979年，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政策，虽然绝大多数农民凭借一家一户的经济实力购买不了农业机械，他们只好改用很原始的“水车”抽水，用牛耕地，用手插秧，用人工脱粒。但奇怪的是，科学技术在广大农村的应用普遍倒退的198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有了显著的增长，大部分农民一下子就解决了温饱问题。直至今天，大多数的中国农村还是用机械化程度不高的耕作方式，但绝大部分农民却能丰衣足食。

很多地方公共汽车实行了无人售票，据说公交车无人售票属于“与国际接轨”。可是，由于实行无人售票，整座城市因没有了售票员而少很多就业机会。

欧美等发达国家劳动力紧缺，无人售票是他们明智的选择。可是依照我们的国情，有什么理由步人家的后尘？

中国怎么办(8)

如果我们单纯以农业机械化、无人售票等现代化方式，把劳动者挤出粗放型产业，强迫他们在阵痛中蜕变。我们会悲哀地发现，我们无法给他们提供额外的工作机会，这些被挤出粗放型产业的劳动者，涅过后，不是重生而是迷茫。

优先投资人的发展，步子不能迈得过急，过大，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经验，需要本土化，更需要原创。但无论如何，唯有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才能提高人口素质，从人力资本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这是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

人者，邦之本也。

中国人自古相信：“民之众寡为国之贫富，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然而当历史翻页，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贫富与强弱，已经不能再和人口数量简单地画上等号。

从现在开始的未来三十年，中华大地上还将新增2亿人口，还将有3亿农民要从乡村走向城市。这意味着，至少有5亿中国人需要在有限的国土空间上重新布局。

拥挤，或许还将继续。每个清晨，我们仍将这样开始。

尽管拥挤，尽管嘈杂，尽管现代社会的竞争加速了各种不如意。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依然流淌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伦理基因。

家人，是我们幸福的永恒寄托；朋友，是我们永不沉沦的精神港湾。即便是一双双陌生的手，也会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予最有力的支撑。

同一屋檐下，13亿中国人，将永远这样——相互支撑，寻找美好、和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