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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 2 / 廖信忠著. -- 南京 : 江苏人

民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214-14062-3

Ⅰ. ①我… Ⅱ. ①廖… Ⅲ. ①政治－概况－台湾省

Ⅳ. ①D6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5265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4-297

书       名   我们台湾这些年. 2

著       者   廖信忠

责任编辑   陈    欣

特约编辑   王予润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印       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毫米  x  990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4062-3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从[关着门的台湾]到[打开门的台湾]

第二章 蒋氏家族

第三章 族 群

第四章 台湾过去的政治教育

第五章 金门与马祖

第六章 禁歌与禁书

第一章  从[关着门的台湾]到[打开门的台湾]

钢笔或汽水瓶都有可能是炸弹

1987年以前，台湾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经历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可谓“世界之最”。这个戒严令正式的名称叫《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号》，简称台湾省戒严令。

这是因为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军一日转进三千里，共军追赶不及，最后转到台湾来。台湾就这样成为“复兴基地”“反共堡垒”，两岸开始进入长期对峙状态。

在台湾颁布这个戒严令，等于宣布台湾这个小岛也处于如战争般的紧急状态。另一方面，这个效力超过宪法之上的“戒严令”，也成为国民政府统治台湾的重要法律基础。

常常与戒严令被同时提起的还有《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部在1948年公布的宪法临时条款，被蒋介石认为是一部“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共匪叛乱”的动员令，全中国进入了“动员戡乱时期”。以国民党统治者的立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效力在宪法之上，再加上戒严令有许多模糊而又特殊的地方，等于也为他们的许多统治手段开了方便大门。

“戒严令”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就好像两尊门神，一左一右，紧紧保护着国民党政权免于任何被颠覆的可能性。

在戒严的几十年里，台湾的民众习惯于一种说法——“乱世用重典”，所以也很少去思考戒严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政府”会说“这个戒严是对付敌人的，不是对付同胞的”“就像金属探测器只会对金属起反应，桃木剑只会让妖精头痛一样，如果不是敌人，戒严令就影响不了他”。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错，而且其实，几十年来，一般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照理说，戒严令应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反攻大陆”是戒严早期最神圣不可动摇的任务，一切为“反攻”做准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不仅在墙上可以看到，就连信封、电影票、火车票、烟盒、喜帖，甚至连儿童的玩具上都可以看到如“光复大陆国土，解救大陆苦难同胞”的字样。社会各个领域都感染了这种紧张的气氛，许多公职机关单位还会办各种演习，男员工晚上要值夜班到各处轮流巡守，需要拿着手电筒到单位各处巡察，如果被安全人员渗透进来，贴上代表炸弹的有色纸条还没察觉，就要倒大霉了，年底考绩扣分。学校老师也会告诉小朋友说，路上如果看到钢笔或汽水瓶不要乱捡，那可能是炸弹……

在社会上，当时处处强调：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不过很少有人真正看过“匪谍”的样子，对于“匪谍”的印象，都来自各种画得阴森恐怖、恶毒狡猾的漫画海报，好像“匪谍”随时会出现。这种宣传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至于我小时候每次做噩梦梦到坏人，那个形象都是“匪谍”的形象。

问题就在于，国民党当局总是在四处找敌人，纵容情治单位机关鹰犬介入所有人民的活动。对“敌人”的认定标准从宽，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这种肃杀的气氛无形中就给民众一些压力。

台湾人现在会称那段时期为白色恐怖时期，不管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在那个时代，一不小心，有意或无意，都会被卷入那种恐怖的旋涡当中。

在台湾，白色恐怖始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这原本是一次查缉私烟的行动，却意外地引爆了本省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接下来则是一连串恐怖的肃杀及清乡事件，这也让许多台湾本省人就此闭口不谈政治，好长一段时间对政治冷感。

所以，在这几十年间，台湾的政治基本是稳定的（因为也没人敢自找麻烦），社会经济发展归发展，现在看来却是一种很畸形的发展。明明没有战争，但在长期的“戒严令”统治下，大家都避免去想那些越想自己就越觉得可怕的事，只一心想去赚钱，赚了钱又可以过上好日子，吃喝玩乐。在这种情况下，大脑活动好像都停止了一样。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思想活动啦！因为大家都很习惯去接受官方的思想，民间的思想活动一脱离官方思想的标准，就会被指说“有偏差”“不稳定”之类的，只要一被扣上这个大帽子，情治单位就像神创造天地一样，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被有关部门请去“配合调查”，简直就是吃不完兜着走。电影《风声》里，周迅被逼供时用的粗麻绳，可不是麦家老师的变态创意，在《柏杨回忆录》里就有这么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

后来，审问官又多了一位年纪较长的李尊贤先生，集中焦点盘问我被俘的经过。刘展华对我不肯承认被俘，十分震怒，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他即将爆炸。这时，我被安排睡在临时摆在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我还不知道就在这间审讯室里，三四个月前的一个夜晚，调查局把《新生报》的一位女记者，连当时严家淦先生都称呼她为“沈大姐”的沈源嫜女士，全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沈源嫜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来的声音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说实话，我招供……”

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并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沈源嫜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她招供不出她从没有做过的事，于是迅速拴上房门，解下绳子，就在墙角上吊身亡。这个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爆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她后来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调查局”“仁慈”地为她修筑了一座矮坟。

所以当年台湾有一句名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当年的“有关部门”，以“警总”为代表，“警总”就是“警备总司令部”，又是一个模糊法令下的产物，在过去是个人人闻之色变的机构。这个“警总”业务包山包海，什么都想管也什么都能管，甚至可以指挥军警，集党、政、军、情、特于一身，反正就是国民党在政治侦防方面的爪牙、白色恐怖的打手，对于国民党而言，简直就是太好用了。

话说当年陶喆他老爸陶大伟也曾被“有关单位”抓去过，原来陶大伟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愤青，性格很摇很滚，爱搞乐团。而他的父亲呢，也就是陶喆的祖父陶一珊，这位军统出身的将军在“警总”里当司令。陶爸爸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儿子太不像话了，在那个时代搞乐团简直就是离经叛道。有一天，陶爸爸的理智终于“啪”的一声断弦，派了一大群“宪警”冲进陶大伟的演唱会场，连人带乐器一起架到警总里“跟司令喝茶”。

唉，“警总”业务包山包海，就连家庭失和都能当作秘密武器来用，真是妙用无穷，更别提如何用它来打击异己了。对于老百姓来说真是苦哈哈，虽然日子是一天天在过，守自己的本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一件自己都不知道的错事，就被“警总”请去“喝茶”。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想，在说话和行动之前都要在心里先自我审查一番，就好像“警总”在心中也有一个分部一样。

戒严时期，“警总”蟹行，任何行动言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加以限制监管，那是一个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歌不能乱唱，舞不能乱跳；甚至头发也不能留长，报禁、发禁（学生必须留西瓜头）、党禁，样样都禁，充满禁忌的年代。你可以想象中国人是怎么教小孩的，国民党就是怎么管台湾的，不要吵、不要闹，乖乖的不一定有糖吃，不乖就打屁屁。

调侃“军民同胞们”的《大力水手》

戒严时期，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人、事、矛盾、荒谬与笑话，就围绕着恐怖的气氛展开了。

很奇怪的是，戒严时期气氛虽然那么肃杀，但每隔一阵子就总有几个不怕死的家伙敢于说真话，挑战这种气氛。

早期触及国民党敏感神经，且比较有名的案件就是“自由中国案”和“雷震案”。在1949年，以胡适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创办了一本叫《自由中国》的杂志，宣扬自由和民主。你以为这本杂志为什么能顺利创刊？因为当时国民党也为了展现自己跟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争取美国支持，所以也容许这本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杂志出版，而杂志里鼓吹的自由和民主当然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自由和民主啦！所以在创办之初，该杂志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关系良好，立场亦倾向拥蒋。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支持国民党。本来嘛，最早蒋介石任用自由派人物的目的就是争取美国支持，既然目的达到了，这些人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国民党为了重整党风，实施党改造，逐渐走向蒋介石强人威权领导的政治体制，许多国民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纷纷被边缘化，只好离开权力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的方向和风格也由批判共产主义并拥护国民党领导，转向批评时政以及国民党的专断横行，并开始与国民党决裂。

《自由中国》出版的11年里，从一开始拥护“政府”，到后来批评“政府”，一直风波不断，但都还在当局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直到1960年，《自由中国》开始质疑蒋介石的三度连任，并且鼓吹组织反对党，《自由中国》的核心人物雷震为了新党的组建而不断奔走，这简直就是公然挑战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台湾，反对党就是叛党，很快雷震就被逮捕了，罪名在现在看来也是让人哑然失笑的：“包庇匪谍”。因为组新党是“为了配合中共的‘统战’，企图造成台湾混乱”，《自由中国》也难逃停刊的命运。

据说后来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10年”，结果雷震真的就被判了10年，一干相关人士也难逃入狱的命运。一直到1970年雷震才出狱。

《自由中国》的核心编辑除了雷震外，还有殷海光，他的下场也蛮凄凉。作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之一，在他的文章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是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来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等时政问题。同时他也是位逻辑专家，我在上大学哲学系之前，先读了一些哲学书籍，其中逻辑方面的启蒙书就是殷海光写的教本，其清晰明快的写法让我很快有了逻辑学的初步基础。也许就是逻辑的训练与精神，让他对国民党站不住脚的说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在国民党眼里，殷海光跟雷震两人就像在唱双簧，殷海光自然也是眼中钉之一，可是他同时又是知名学者，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干脆把他架空，剥夺他的教职，限制他的行动。当年殷海光翻译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夹带了许多他个人的见解，一看颇有指桑骂槐之风，读起来大快人心，多少年来，很多人从这本书中得到鼓舞。后来哈耶克访台时，国民党畏于哈耶克的国际影响，当然也不让他跟殷海光见面，最后殷海光可说是在身心压迫下抑郁而终。

殷海光的思想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一家之言，现在有人会纪念他，主要是他在那个时代能不怕强权，敢于说真话实践真理的精神。

话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也不是没有好好检讨失败的原因。那时候党内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觉得以前在大陆就是让人民过得太爽，所以才会丢掉政权，以后要抓得更紧，要更专制一点；另一派认为以前民主化的程度还不够高，没能有效疏导百姓意见，到台湾后一定要痛定思痛，继续推行民主。《自由中国》其实就是在这两种立场对抗下产生的，不幸的是，前一种思考占了上风，国民党到了台湾后管得比以前更严，也越来越崇尚蒋介石的个人崇拜。

“自由中国案”与“雷震案”只是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代表性事件而已，在戒严时期可说是大小案不断。在戒严令下，法令很模糊，相关机构的工作定位很模糊，抓人的理由也很模糊，只有执法人员的自由度很高，常常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和认知来办事，所以在当时常常有许多让人哭笑不得、荒谬不经的事发生。

比如在台湾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柏杨的“大力水手案”。1968年，柏杨任某报纸家庭版的代班主编，该版每天都会连载美国漫画《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 Man）。有一期漫画的内容是这样的：卜派父子流落至一个丰饶的无人小岛而乐不思蜀，两人要各自竞选总统，撰写竞选文宣，柏杨将“Fellows”（伙伴们）翻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大家都知道“蒋总统”每次公开致辞都是以这句“全国军民同胞们”开头的，柏杨老早就是国民党的眼中钉，一直想要抓他，这一下被情治单位抓到了把柄，认为他暗讽蒋介石父子，结果就被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判处12年徒刑，减刑至8年后又无故延期，一共被关了9年又26天。

很多人都成了马克思的亲戚

以前也提过有关诬陷作家陈映真的笑话，这是当局眼中的蛋疼分子。有一次，情治人员去抄家，搜出一本马克・吐温的小说，就紧张地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马克・吐温是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他是谁？”哈哈！照这样来说，社会学的马克思・韦伯、电磁学的马克思・威尔都有更大问题了。这些国民党当局的鹰犬坏就算了，但是又笨，不学无术。还有像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左拉，只因为姓名发音译成“左”，就被打入左派，他的书也成了禁书。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一位抒情摇滚歌手Richard Marx，他最初的译名为“李察・玛克斯”。当局一见“玛克斯”顿时花容失色，气急败坏地立刻要求收回所有卡带，并且帮他改名为“李察・玛尔克斯”。还有人在机场入境时行李中有本《诗经》里的《毛诗》，也被没收，原因嘛，你就自己去想吧，应该很明显了吧。

更别说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知名作家，因为他们没跟着来台湾，比如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就通通在国民党政府查禁之列，因为他们全都“身陷匪区”。而这些大陆或香港文学家的翻译作品，也照禁不误，比如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巨人传》等。

当然情治人员没那么笨，那只是借口。在那个禁锢的年代，当局想要控制一切，包含思想与意识形态，所以禁书、禁片、禁歌也一堆，所列理由在现在看来都匪夷所思。

有些人比较倒霉，因为自己的小疏忽就被抓走去“喝茶”。

有一年的“蒋公”诞辰，台视副控室中负责上字幕的技术指导，在设定显示祝贺当时“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87岁大寿的字幕之后，不小心把下一个节目《杨丽花歌仔戏》第一句台词的字幕“大哥，不好了！番兵来了！”设定显示出来了，配上画面，看起来就像是“蒋总统”自己在说话。结果大批宪兵与警察冲入台视副控室，将他抓去喝警总茶。

以前有首歌功颂德的歌曲《海岳中兴》，有一年十月，某报影视版介绍这首歌时不小心把标题印成《海狱中兴》（“岳”的繁体为“嶽”）。这一“山”之差也差得太传神了，山河完全变色，影视版主编也因此被迫离职。

还有个《自立晚报》的记者，在“双十节”那天的报道中写了“透过一位华侨的大腿，正巧看到‘蒋总统’在校阅三军部队”。因为这一句话，《自立晚报》被停刊三天，这位记者也被送到专门收容政治犯的绿岛监狱，在这所“绿岛大学”里进修了8年。

情治单位的想象力和联想力超群，堪比脑筋急转弯。如果你是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排成“中共”，“反共”排成“友共”，或者“反共抗俄”误为“反共投俄”，那版也不用排了，排队入监先。更早期一点，如果你是女人，拒绝了痴汉的死缠烂打，他恼羞成怒地指控你是“匪谍”，你也要遭殃。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老师失踪后再也没出现，那肯定是班上有同学去打小报告。有些人连“政治”两个字都不会写，也会被当作政治犯抓走。还有人结婚喝喜酒，因为主人被怀疑是“匪谍”，所有喝喜酒的人都被指为“参加叛乱集会”而被逮捕。还有，当时民间流行互助会、碗公会、兄弟会等互助团体，只要其中一个人被举报为“匪谍”，其他人理所当然就是“参加叛乱集会”。社会上弥漫着这种肃杀气氛，到处黑影幢幢，好像“匪谍”就在你身边。

当时的绿岛，就关了很多这种莫名其妙被冤枉，或者一时言语文字出轨的年轻人。他们以叛乱犯入狱，反正法院是国民党当局开的，你要叛乱我就乱判，看你再得瑟。在狱中他们有人自杀，有人发疯，也有人人生的大好时光和大半辈子都在狱中度过，出狱后还遭到歧视，无法在社会上生活，无法找到适当的工作，一生郁郁寡欢，一辈子就这样完了。

政治犯家属的命运也很悲惨，家中顿失依靠，生计陷入困境，想要找人接济帮忙，亲友也怕受到牵连，纷纷断绝往来，还要遭受左邻右舍的指指点点。孩子在学校也受到歧视和排挤，也常传出特务情治人员将政治犯的妻子占为己有这种事。

诸如此类被捕的理由，现在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好笑，你会笑，正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比较能够正常思考的年代，才知道其荒谬性。可是在那个时代，遇到这种事没人笑得出来，这些都是人们用生命写的笑话，血泪斑斑。

就算不涉足政治，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以前戒严时期也有一条“万用法律”《违警罚法》，给了警察非常大的权利，简直就是无限大的尚方宝剑。只要警察看你不顺眼或者主观认定你仪容不整，就可以请你去警局喝茶聊一聊，甚至叫你在警察局拘留室过夜都可以，说不定还会偷偷给你玩“躲猫猫”。这条“法律”里有太多模糊的字眼，比如警察最喜欢用“鱼肉乡民”这一条，至于鱼肉是煎的、炸的，还是清蒸的，都是警察自己说了算。

美国总统“卖花生的卡特”

在许多描述台湾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少年的电影里，一定会有这一幕，年轻人在家里偷偷开舞会，突然有人大喊“警察来了！”结果全部的人连滚带爬一哄而散，因为舞会被警察依据《违警罚法》认定为“破坏善良风俗”。

类似的事还很多，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受到摇滚乐等西方文化的冲击，不少年轻男生模仿披头士的长发、牛仔裤或喇叭裤的颓废装扮，女生穿迷你裙。在保守舆论压力下，政府开始大规模取缔，也是援用《违警罚法》里的“奇装异服，违反公序良俗”，警察可以当街抓人，抓到后通通带回警局，头发太长，先帮你剪短，剪成跟狗啃过似的，或者故意把中间剃光，俗称“高速公路”。如果是穿喇叭裤或牛仔裤的话，警察局也准备了“利剪”把它们剪烂。女孩子穿迷你裙也不行（以现在标准来看，也算不上迷你），会被抓去写悔过书，请家长领回。这“善良风俗”的界定太模糊了，可能警察看着不顺眼，就算做做俯卧撑都可能会被以“强奸地球，违背善良风俗”的名义抓去拘留。

那个时期，社会风气基本上是保守而压抑的，大家只顾着赚钱，没有心思，也不敢有心思去多想其他事，这种气氛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慢慢被一连串的内忧外患所冲破。康德几百年前在《何谓启蒙运动》中告诉我们思想的基础并非来自权威，而是自己。虽然表面上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但戒严了几十年，连你的思想都想插一手，台湾人都逐渐被修理得脑残了。

现在在台湾每次做选前电话民调，都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人“持保留态度”，或者“拒答”。这个群体里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政治性的调查，心里仍然有许多芥蒂，不愿去讲这些。尽管台湾已经远离那种时代几十年了，这仍然是许多人挥之不去的阴影。

20世纪70年代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是内忧外患的，对于民众而言，则是生活在政府营造出的“风雨飘摇”的处境当中。正是这种时代背景，台湾人慢慢开始觉得，很多事好像不像政府讲的那样。

首先，第一件大事就是退出联合国，这个“退出”还真可堪玩味，至少后来的宣传、教育内容里都是用“主动退出”这个词。等我长大了，才知道是被人家赶出来的。怪了，我们不是正义的一方吗？这种事怎么还需要主动。

接下来就是1972年跟日本断交，在当时总是宣传“蒋总统”“以德报怨”对日友好，所以就痛斥日本的断交举动是“背信忘义”。全台上下掀起了一股反日风潮，不买日货、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歌、不吃日本料理、不讲日本话等。而国民党党营的“中国电影公司（中影）”也耗费巨资，在军方的支持下拍了许多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比如《八百壮士》《英烈千秋》《笕桥英烈传》等电影，理所当然都拿了奖，票房都不错，可是部分内容为了戏剧效果，和史实出入甚大，引发了不少议论。

“先帝崩殂”是20世纪70年代的头等大事。在台湾，“人类的救星、世界的伟人”蒋介石突然之间去世了（其实那么老了也不算突然啦），大家都在想，天要垮了，未来怎么办。

3年之后的1978年，蒋经国“登基”，不是……是继任，毫无悬念地继任。蒋经国在他担任“行政院长”任内，就开始为台湾规划10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他也意识到“反攻大陆”不太可能，要好好治理台湾这块土地了。果然，这十大建设为后来台湾的经济起飞推了一把。从尼克松访华以后，台湾当局跟美国的关系，用马尔克斯小说的标题就是“预知死亡纪事”，大家都知道要死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降临。到了蒋经国刚继任不久，“最坚实的反共友邦”美国，终于离我们（国民党）远去，断交了，社会上又掀起一股反美风潮，台湾各地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对美抗议活动，好像突然间戒严法对集会游行方面的限制都没了。社会上一方面是反美潮，一方面是移美潮。活动最高潮是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抵达台湾的时候，他一下飞机，从出机场开始就被群众包围，前进缓慢的车子一路上不断被蛋洗，警察好像都不太管。当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是卖花生起家，大家就贬他为“卖花生的卡特”，机场外有人在地上倒了好几麻袋花生让大家踩。从广告学的角度来说，这也太形而上了，有些不知所云。不知道的人看了，只会以为是特殊习俗，很难联想到卡特，要是直接做个卡特的纸人偶，配上星条旗烧给华盛顿看这样的画面，该多震撼、多给力。

当时有个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台湾将与苏联关系正常化。其实就是心理受到伤害，用来意淫的说法而已。后来有个美国记者采访蒋经国询问当时传闻的真假。他这样回答：“我们向来怎么说，就会怎么做的喔。”真是高明的外交辞令。

台湾社会内部呢，总是有一小撮企图破坏社会安定的“党外人士”，国民党当局想不透，这一小撮阴毛怎么越长越多。

地方选举舞弊

“党外人士”是个很暧昧、无所不包的泛称。支持社会主义的统派，与万恶“共匪”同声一气，他们是“党国”的敌人；“台独”分子数典忘祖，主张分裂国土，是“党国”的敌人；描写工农生活的小说家，是工农兵文学的传声筒，是“党国”的敌人；主张改革开放、社经自由化的洋派，与党争利，也是“党国”的敌人；有国外教会关系，挟洋人自重的长老教会，是“党国”的敌人。他们，通通是“党外”。

当局不断宣传“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讲明白点就是“乖乖听话，我罩着你”。还是沿用过去的方法，压制，再压制，不让你见到真实情况。

在这种氛围下，在台湾北部桃园县的中坜市发生了“中坜事件”，这次事件是到1977年为止台湾发生的最大规模群众暴动。原来在当年，几乎所有重要的选举都刚好在年底举办，可说是台湾实行地方自治以来盛况空前的选举，这也让许多对国民党不爽已久的青壮年政治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讲到“中坜事件”，就不得不说到许信良这位民进党前党主席的崛起。许信良本来是国民党党籍的省议员，当年也是被视为可大力栽培的明星政治家之一。但这个不乖的家伙竟然将野心打到县长宝座上去了，国民党说他“党纪记录不佳”。所以许信良就在国民党提名他人的情况下，宣布自己参选，当然就被开除党籍了。

许信良在当时的形象是比较好的，面对国民党的财大气粗，许信良不断收到支持者捐的各种物资及款项来维持开支，周围也有一群大学生义务帮忙。

终于到了投票的那天，国民党还是惯常地使用舞弊做票的小伎俩，因为国民党若不买票做票，就不是国民党了。可是不知道这次是新手还是怎么，总之，在中坜小学的投票所被发现有舞弊的事情发生。越来越多群众跑到中坜警察局讨一个说法，可是一直没有人理他们，这事就如同涟漪一样，附近有一万多名愤怒的群众包围并烧了警察局，而警察在驱散民众时开枪，流弹也打死了两个人。

最后选务机关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宣布许信良当选，而且还大赢20多万票，抗议群众才慢慢散去。这次全台性的大规模选举，党外人士也颇有斩获。党外不再是过去那种异议分子的孤军独斗，而逐渐形成一种政团的雏形，并且开始初步掌握地方行政的影响力。

“中坜事件”是台湾第一次有民众自发对抗选举舞弊，对国民党而言，自然也是一次震撼，脸上无光。虽然“中坜事件”轰动全桃园，可是相关新闻也被封锁下来，一直到几天之后，台湾的第一大报——《联合报》才大幅报道事件中暴徒的恶劣行径，这当然不是为了什么“满足阅听人知的权利”，而是以恢复人心秩序为目的的净化版，理所当然也不会告诉读者选务人员的舞弊。这种暧昧不清的报道，让越来越多的人好奇，结果这反而让“中坜事件”在市井流言当中广为全台人知了。

那时候的党外人士，对于争取民主一直都有所谓的“选举路线”跟“街头路线”的路线之争，就是因为这次“中坜事件”。传言闹得那么大，军队都已经准备进场了，可是后来国民党一反常态，居然没有大动作，也没秋后算账，真是出乎意料，就有人解读那是因为国民党那时虽然已经跟美国差不多走到最后了，可是还想极力讨好，所以不追究，算是卖美国一个面子。总之，“中坜事件”使部分党外运动者察觉到群众的力量，民心可用。另外有一些党外运动者突然意识到群众行为所隐藏的内在危险性。所以开始有“选举路线”跟“街头路线”的路线之争，一直争到20世纪90年代。

扫地的校工成为“国民大会代表”

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台湾来说，是个很微妙的年代。

在经济方面，许多外商见到台湾的廉价工资及劳工勤奋，于是到此设厂。在每个加工区，每天上下班时间一到，马路上的人源源不绝。有无数的女工密密麻麻地从厂区涌进涌出，那个壮观的画面是台湾经济起飞时期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象。

就本土而言，中小企业也开始崛起。在台湾，中小企业的定义其实也挺模糊。大家都纷纷下海创业，可以看到中小企业资金只来自于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所以经营上多半是业主直接管理而较少受外界干涉，员工从几个人到几百个人都有可能，甚至是夫妻店两个人也注册一个公司。可是一出现资金问题，整个公司就完蛋了，甚至把全部家产都赔掉，所以中小企业的老板压力也特别大，相对来说也特别勤奋且专断，要想尽办法不断地开源节流。后来，这些中小企业也跑到大陆去投资，很多大陆人普遍认为台湾人小气抠门，多少是跟这些台湾中小企业主有关，因为这些老板当年的创业经历影响了他们的性格，他们总觉得当年他们爆肝拼命，凭什么你大陆员工就不拼命（不过他们可能忘了员工跟老板不一样）。总之，台湾的中小企业在几十年来一直是支持台湾经济发展、赚取外汇与提供就业机会的一大力量。而十大建设陆续完成，为台湾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底子，当年台湾贸易量在世界排名第14，虽经历两次石油危机仍能化险为夷。

劳动力便宜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工业发达，当时台湾几乎是无所不代，从低阶到高阶产品都可以代工，是那时候的“世界工厂”。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影《致命吸引力》（Fatal Attraction）里迈克尔・道格拉斯在雨中望着女主角打不开的雨伞说：“台湾制造的吧！”（当年这段被台湾电检剪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玩具总动员》第一部，巴斯光年也发现他是台湾制造的，为此沮丧不已。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好莱坞大片《世界末日》（Armageddon）里，俄罗斯航天员对电子元件气愤地大叫“苏联制、美国制还不都是台湾制”。国外对台湾的印象就是如此。

除了大公司赚外汇，当局那时候又倡导“小康计划”“客厅即工厂”，让每个家庭都成为代工厂的延伸。在家里，客厅就可以组装圣诞灯或小饰品等，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代工事业。那时候一般的台湾妈妈不上班的，总是在家一边看电视听收音机，一边干这些组装活。等到时间差不多了，就煮饭等家人回来，晚上全家人再一起做，要不然就是白天上班，下班回家晚餐后就开始全家一起做，那么努力都只为了一件事，就是赚更多的钱。

台湾人开始有些钱了，政府也在那时开放出境观光。那时，台湾人的观光首选地就是香港，刹那间，太平山顶几乎都是讲闽南语的台湾人。

于是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就抱怨啦！总觉得父母那个年代怎么赚钱那么容易，好像只要肯努力一点就能赚到钱。以前父母总是说：“要好好读书，将来就可以找到好工作，生活就可以过得很好。”等努力读到大学毕业后，发现好像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比如说，以前在台湾考上医学系就是人中之龙，一考上说不定就有人来说媒，生活肯定会高枕无忧。考上律师，亲戚朋友人人称羡，是高薪及社会地位的保证。就算在一二十年前，工科的考上电机专业，将来就是电子新贵，每年公司配股，很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巨富。

现在每天看到工程师自嘲是电子新贫，抱怨每天熬夜爆肝，还不如去摆摊卖炸鸡排。原来高薪的律师，如果只是受雇律师的话，薪水可能只比一般上班族多一些。医生更是不同于以往，变得跟公务员差不多。

在以前那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如果男人做太稳定的工作，比如说公务员，还会被嘲笑没有上进心拿死薪水。现在呢？这几年台湾经济发展速度似乎没以前那么快了，民众信心也没过去那么强大，在选择职业的考虑上也跟过去不太相同。一个普通的初、高中学校开一个教师职缺，就挤了一堆留洋名校博士来应甄。至于公务员也是咸鱼翻生，父母开始鼓励孩子去考公务员，很多人不管原来是干什么的、干了几年，一窝蜂通通跑去补习教职，简直比玩网游砍掉重练还惨，为了考上公职而拼命。

在政治方面，那也是个激烈动荡到最高点的年代，一连串的外交受挫，百姓开始怀疑“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加上一连串的“阴谋分子”破坏政局，让国民党内部鹰派又开始抬头，除了加强控制外，也加大力度宣传拥护“政府”，各种相关的电影歌曲被传唱，更加强了政治精神教育。在好几代台湾人所受的教育中，一定都有如“田单复国”“少康中兴”“毋忘在莒”等课程，行进时必须学唱军歌，如《领袖颂》《蒋公纪念歌》等。每当有共军飞行员飞到台湾“投诚”，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时全台欢声雷动，认为敌方军心溃散，不久即将土崩瓦解，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政府”的粉饰太平挡不住民众寻求真相的欲望，可是主流媒体都被控制，所以异议人士只剩下办杂志这个方法。从更早以前的《自由中国》杂志到后来李敖办的《文星》杂志，异议人士总有办杂志这种小众媒体的传统，但几乎都不长命。国民党控制台湾是由党政军三位一体方式来控制，就像战队分散开来只能打杂兵战斗员，合体才能打BOSS战一样，党外人士也终于找到了方法对抗，也是三合一：思想者、言谈者与行动者的结合。在过去，这三者是各自为政，到了这几年才组合起来。所以，办杂志就变成党外人士积聚能量、相互串联的最有效方法。

以前台湾的异议人士，除了在台北的知识分子论政外，通常属地方士绅类型。他们借由选举崛起于地方，彼此之间并无组织性关系，各立山头，雄霸一方，每个人讲归讲，可是又常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缺乏明确的共同理念，关于政治的论述，呈现为分立而无组织的状态。

这种各立山头的状态，在1972年产生了变化。这一年“太子爷”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明朗化，一切准备就绪。糟就糟在，那时候国民党又遇到一连串的外交挫折，人民自然会有点怀疑国民党的统治能力。蒋经国想想，好吧！把政治参与的空间放宽一点来取得统治的正当性，堵住你们的嘴巴。

话说依照孙中山对政治的理念，“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照此设计，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治权主要由五权分立的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行使；为了避免人民权益受到政府侵害，人民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因此设立“国民大会”，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人民通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

在抗战之后，老蒋逃到台湾来之前，第一届“立法委员”及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被选了出来，可是才选完不久，江山易手，这些“委员们”“代表们”连滚带爬地跟着国民党来到台湾。这样问题就来了，第二届选不出来了！因为选民都在大陆，再加上是“动员戡乱”临时期，不再重新选举，只好等打回大陆去后才能改选了。于是乎，这些中央级民意代表开始“老的不退，死了就候补的上”，第一届“无限期延任”至鞠躬尽瘁。

据说，在台湾的超级明星学校——建国中学，就曾经有这么一位传奇性的外省籍校工，他在1949年的移民大潮中也来到台湾，就一直在建国中学里负责打杂，非常勤快。

一转眼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已兢兢业业地做了二十几年的校工，快要退休了。某天，校长照例让他去打扫会客室，结果他一反常态，没有立即照办，反而带着神秘的笑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校长。

校长接过一看脸色大变，连地都不让他扫了，马上请他坐下，要其他工友奉上茶水，再派司机送他回家。

这张神秘的纸是什么呢？原来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递补通知书”，通知他排在他前面的老国代已经死了，由他递补成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当然这只是个流行的传闻，但至少1972年蒋经国第一次开放第一届“增额国代”“增额立委”在台补选，让台湾民众有了更多的政治参与空间。

神明证明你拿了我的钱……

台湾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就开始了地方选举，一直到国民政府来台后，这种地方性选举都持续着。而在日本殖民时期的选举，就出现了一批实力派政治人物，成为地方望族或有力人士，这些人士周围自然也聚集了一批人，形成派系。直到国民党来台湾后，对于这些地方派系，用一些独占性的经济利益，比如说信用合作社或客运公司，来吸引收编他们，换取派系领袖政治上的效忠，而国民党也会回报他们，将这些地方派系人物送进各级地方议会。这些人进入地方议会之后，又可以借着特权贷款，或者做土地重划、介入重大工程招标等，壮大自己的派系，不断把自己人送进议会里。这就是台湾的地方派系，主要是地方上的望族、族群或企业等利益共同体，成为在当地能登高一呼的政治势力。

地方派系起源于选举，对于国民党而言，地方派系最主要的功能也是选举。都说国民党擅长打组织战，不管在什么单位，学校、医院、公营事业、部队、眷村等都有党组织，只要一选择，党组就会动员组织内部支持特定的候选人。但国民党组织的触角毕竟无法达到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就需要地方派系了。地方派系在其忠诚支持者中，培养了大批桩脚，并依靠他们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关系网。比如，春哥神教要在各地发展教徒，就有赖于各地后援会会长支持，这后援会会长的角色就类似桩脚。桩脚要跟地方邻里够熟悉，有一定影响力，可能是农会总干事、宗亲会理事长等，又可能是村长、里长之类的。一旦举行选举，地方派系就动用这些桩脚，选举时在基层为候选人固桩拉票，又或者常常是买票。在台湾，买票仅靠候选人出面进行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候选人挨家挨户买又累又太明目张胆，所以买票几乎都是靠着派系建立的桩脚在买。

在台湾，以前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不贿选就不会选”，每次一选举，只要出动孙中山跟蒋介石（钞票）就能赢，就算到现在，买票的传闻都还时常发生，尤其对一些老先生老太太特别有用，因为他们总会觉得拿了钱不投，好像对候选人不够意思。以前大家比较迷信，买票的人在上门买票时，还会把神像藏在衣服里，给钱的时候偷偷露出神像让选民看到，意思是“神明见证你拿了我的钱，你不能不投我”。这当然也要怪台湾人太容易被收买，一点道德勇气都没有。总之，国民党打组织战打到台湾民间，靠的就是地方派系，而地方派系要固票，靠的就是桩脚。当然地方派系只能说大部分都跟国民党有关系，而现在买票因为抓得严也少了，选举时不管哪个政党多少还是要寻求地方派系的支持。前不久有个“立法委员”与他地方桩脚的老婆开房，结果当场捉奸在床，那桩脚撞进门后第一句话就是痛骂：“连我老婆都玩！”

代夫出征说“老娘我”

跨进20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不再喊“反攻大陆”。其实这句话就像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最后那句“张无忌，我在大都等你”一样，电视里都已经放了几千遍了，还不见大都，“反攻大陆”喊了几十年也不见反攻。因为心里清楚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口号不再喊得那么响亮。

此时对岸大陆已经喊出和平统一的口号，再不响应似乎在立场上就站不住脚，于是乎，取而代之的口号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理想真是高得不得了，过去一切为反攻的思维也得以慢慢被解放，跟着社会风气也慢慢开放。

在要开放又不太开放的风气下，因为长久以来养成的敏感性，遇到一些小事还是会小题大做，比如我小学时就发生一件事，让人印象深刻。在布置教室时拿了很多色纸来剪星星，星星就算啦，偏偏很多同学剪成五角星，其中又有红纸。

兼课老师眼尖发现了，就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后来班导师（班主任）听到风声，也急忙跑来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训导主任知道了，气急败坏地也来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像唱RAP一样，一直反复跳针，问为什么有红星星。

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当然是因为每包色纸里都有红纸，这种事小朋友都知道的，大人居然还要问。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时候老师、主任还有点良心，只叫我们快把它拆掉就当没事了，不然大家都吃不完兜着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选举中，党外阵营有个奇特的现象——“代夫出征”，只要披上“美丽岛受刑人家属”的名号参加选战，就能获得支持，因为男人都在监狱里。家属本来互相都不认识，很多本来都是不问世事的家庭主妇，然而事到临头，他们只能出来参选。在政见发表会里，家属总是一方面痛批国民党的不公不义，然后诉求夫君的政治愿景只有她能继承，一定要配上那首哀怨的早期闽南语禁歌《望你早归》，整个情绪就像是电波一样从台上传到台下，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些家属讲出什么来。话一讲出来，那感动就传到整个会场，整个情绪悲怆无比，讲到激动处，台上台下哭成一团。有时候甚至话都不用讲，台上一站，台下听众就已经四肢无力，不由自主地啜泣。

后来那几年，台湾人也的确都看到当初那些只会哭的单纯的家庭主妇们，变成问政风格坚强，充满“老娘我……”气魄的铁娘子。

一般来说男性是比较关心政治的。而台湾的女人传统上心态就只是好好当一个“家后”，照顾好家庭，让男人在前面打拼，没有后顾之忧，对政治这种东西自然也是冷感没兴趣。可就在那几年，每每晚上去听党外人士的政见会成为全民运动，晚餐过后很多丈夫就顺便带着妻子一起去听。在这些政见会上，很多台湾妇女听到了她们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事，再加上这些候选人也都是别人的妻子家属，诉求起来真挚感人，让这些妇女同情心喷发，从这时候也开始关心政治，参与投票。

“艋舺”那时还没有“太子帮”

台湾省戒严令是1948年公布的，到了1986年已经38年，是全世界最长的戒严令。几乎在同一时间，韩国总统选举，全斗焕在压力下释放反对分子金大中，被迫与反对党领袖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在野领袖布托从伦敦返国，受到数万人欢迎。而当年的3月，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在选战中获胜，马可仕政权垮台，这给党外人士极大的鼓舞。台湾很流行一句话：“某某（自行代入其他国家或地区）能，台湾为什么不能？”台湾人一向有点看不起东南亚的“小黑黑”，可是居然连菲律宾都成功了，“菲律宾能，台湾为什么不能？”自然受到刺激，也鼓舞了党外人士。戒严令这不合时宜的玩意就首当其冲。党外人士选在戒严令公布的5月19日当天，在台北的龙山寺举办了一场“5・19绿色行动”。

龙山寺在台北的万华区，即艋舺，很多人通过《艋舺》这部电影认识了这里，它是台北市开发最早的地方，而龙山寺作为台北第一名刹，是当地居民信仰、活动、集会和指挥的中心。

台湾早期很多党外政治人物都喜欢选择庙口作为政见发表或活动的地方。在华人世界当中，庙宇都是凝聚当地意见与活动的中心，所以在庙宇发表政见，除了可以有效传播之外，庙宇也是本地、本土的象征。如果军警想在庙里抓人，就给当地人一种好像国民党这个“外来者”入侵的感觉，搞大一点还可能导致民间信仰团体的抗议，当局不知道这种民间的反抗力量有多大，所以对庙里办活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平常你去那里，会看到一堆老头在瞎扯、聊天、下棋。从前的龙山寺就是个民间论政的地方，很多人会把一些想讲但不敢公开讲的写成大字报，贴在围墙上，不过男人一过中年就只剩下张嘴而已，警察也当他们打打嘴炮，只要不过激，也不会管太多。而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艋舺”这一带是传统上党外人士以及后来民进党的大票仓。

1986年5月19日这天，艋舺的“太子帮”都还不知道在哪里。从清晨开始，几百名党外人士及群众到龙山寺里集合，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都写着“取消戒严”“百分之百解严”等字样的衣服，为什么是“百分之百解严”呢？因为当局总宣称，戒严令只限制了“百分之三”的自由，真不知道这“百分之三”是怎么量化出来的。不过这也是戒严以来，第一次有人敢公开提出“反戒严”的行动诉求，挑战国民党。本来要到目标“总统府”前去示威，没想到警方将大门一关，锁上，警方一千多人一圈一圈地围起来，他们都被孤立在里面了，所以他们只好在里面静坐抗议，并发表演说。

在长达14个小时的抗议活动中，宪警单位“不攻击、不驱赶、不抓人”，只打消耗战。五月的台湾已经相当热了，示威从白天奋战到黑夜，从艳阳高照、汗流浃背，持续到倾盆大雨，如落汤鸡一般。党外人士不曾打过这样的持久战，事先连粮食、饮水都没准备，每个人都饿得发昏。墙外不得而入的支持者见状，纷纷投掷包子、饮料等东西到里面补充战力。最后是在总指挥、“立法委员”江鹏坚与警方不断沟通，避免了擦枪走火的意外后才和平结束的。这场活动也通过党外杂志的宣传，突破了媒体的封锁，将理念宣传出去。

1986年到1987年对台湾很关键，或者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每一年都很关键，每一年与前一年相比，变化都更甚。除了不断发生的示威抗议外，民进党的成立与解严是头等大事，敏感一点的人都嗅得到那种气氛，都在想：“应该就是这两年了吧！”国民党的角色也很微妙，很多人都惊讶，怪了，怎么国民党还没有大动作，难道是等着党外露出什么把柄再一网打尽吗？关于这点，后来也有人说，其实蒋经国故意纵容党外人士对体制的冲撞，实际上在压制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那几年不断传出蒋经国身体不好的消息，其实党外人士也担心蒋经国来日无多，国民党内右派如果抬头的话，势必会对党外采取高压手段。据说有一次党外人士组党聚会，席中就有人提议要替蒋经国祷告，希望他能多撑几天，要死的话，等反对党成立后再死。

民×党到民进党

党外人士用“党外中央后援会”的名义向台北圆山饭店订了9月28日这天的场地，表面上是为了当年年底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选举召开提名大会，所以大部分来参加的党外人士、记者都不当一回事，但实际上要干什么只有核心人物知道。

会议正式开始，没想到一改过去的情形，记者都被请出门外，执委会对外宣称，推荐候选人算是自家事，不需要对外公开。就这样，大门一关，门口又出现了保安守卫，在门外的人不会想到，在那紧闭门内，正有一股强烈风暴在形成。

在深锁的门内，10人小组中的谢长廷、尤清等人突然提案变更议程，开始讨论组党事宜，并且当天立刻组党。此话一出，现场沉默了一会儿，知情的人紧张地看着台下的反应，事先被蒙在鼓里的人听了一阵错愕。因为“组党”这个议题在党外已经吵了很久，吵来吵去都没什么结果，所以虽然吓了一跳，大多数人心里还是想“反正就讨论讨论而已，最后肯定又是不了了之”，倒也没引起太大的波澜。

这时又从前面传来一张联署书，台上一喊：“愿意担任组党发起人的，请在上面签名。”大家才知道这次是玩真的，一阵骚动过后就认真了起来。最后，由德高望重的外省籍党员费希平担任当天的主席，一边联署，一边讨论党名、组党时机等问题。

就这样耗去了一天的时间，到了下午6点，费希平宣布：“民主进步党成立。”

会场外的记者等了一天，早已躺的躺，打茫的打茫（“打茫”是台湾军中术语，“偷懒”之意），浑然不知场内发生了历史性的大事，直到几分钟后的记者会，这个消息才如炸锅般地传了开来。一阵混乱后，夹杂着兴奋与恐惧，许多与会人士像逃离战区一样冲出圆山饭店大门，急忙找地方躲起来。

民进党成立了，在几年的时间里看不到什么正面的报道，提到民进党，言必称“民×党”“×进党”或者“所谓的民进党”，在戒严期间组党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坚决否认民进党的存在。支持民进党的民众也非常两极化，一种充满了激进，毫不讳言自己是支持民进党的，充满随时可以上光明顶一般牺牲奉献的殉教热情，其实哪有那么严重。另一种只能默默支持，毕竟整个社会的风气还不太能接受民进党，一说自己支持民进党，好像被当作异类一样，甚至还会被排挤。

在还没解严时，众党外人士，一直到民进党人的命运都取决于蒋经国，只要底下人看到他“龙颜”稍有不悦，眉头皱一下，就知道要抓人了。这些党外人士也深知这一点，做什么事都是抱着上光明顶殉教般的悲壮精神在进行的。民进党成立后，国民党内部定调是“党外偏激分子”，据说民进党一成立，情治部门立即呈上这些人的名单，请示是否抓人，蒋经国看了一眼，只淡淡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既不承认，也不反对。

10天后，蒋经国与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会面，在接受访问时，他亲口说，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于是新的时代开始了。

“嘉年华”般的街头运动

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台湾街头运动发生冲突最频繁的几年。各种运动蓬勃发展，工运、学运、农运、环运、老兵……眼花缭乱。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开始学着走上街头争取权利，有时索性先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在当时都被凝聚到反国民党的大旗之下，只能说当敌人强大到一个地步，所有可能与之对抗的人，或者可能使之改变的人，都可以是朋友。有个台湾人从小看长大的卡通《无敌铁金刚》，里面有句歌词是“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要和那邪恶来对抗……”所以，自认是正义的一方，都先站在一起了。

在许多的游行场子里，都会听到指挥者、演讲者大声自称“咱台湾人（我们台湾人）”，所以群众也在“咱台湾人”的激情召唤下一次次地走上街头。这在当时也形成了一种共生现象，社运人士还有民进党人，各种不同的诉求一定会在同一个抗议场子出现。在街头，只要作为指挥车的“民主战车”一声令下，大家都一起往前冲。在议会里，党外公职人员也通过提出法案支持。

当年台湾还没有蓝绿之分，独派和统派都能同台演讲，现在看来都不可思议，但大家就想先拉下国民党，其他以后再说，这是当时的一种集体信念。

那时台湾军警没有太多的镇暴经验，一有过激，马上强力驱散，不懂包围、反包围、包而不围那些镇暴战术。那时的社运人士也没太多街头抗争经验，知道群众运动很好发起，一呼总是百应，可是要怎么控制住群众，不让群众有过激的情绪，也没人有经验。

后来镇暴部队经验越来越多，开始有了驱散队形。驱散队形大概来自希腊方阵，基本有散兵三线（平行）、左梯形（左尖）、右梯形（右尖）、楔型（中间尖）、后退V型等几种，队伍里前排多拿着短棍，后排拿长棍，还有人拿着瓦斯枪和灭火器等，他们前进时，跺着大皮鞋发出整齐的响声，口中嘶吼着“嘿……嘿嘿”，不时再拿短棍一齐敲打盾牌，就像斯巴达勇士向敌军示威一样。在那个街头狂飙的年代，在北部服宪兵役的人几乎都是“见红即战备（月历上的红字代表假日）”。宪兵镇暴部队大都由义务役人员组成，对于义务役来说，假期是最重要的，好不容易等到休假，本来意淫着要跟家人朋友小马子一起度过，可是三不五时的就被什么“台湾第一勇”啦，“街头小霸王”之类的给破坏，所以宪兵弟兄也不管平常是不是支持这些街头运动的理念，只要在驱散时一抓到机会，就把落单群众包围起来，围到里面痛揍泄愤，谁叫你破坏我们休假。

话说在解严以前，驱散队形还不叫驱散队形，叫镇暴队形。在解严之后才改为驱散队形。而民进党还小的时候，常常上街头，那时，被打、被冲水、被抬走、被喝茶、被起诉都是光荣的，稍微热血一点的，多多少少有案在身。民进党高层很怕街头活动演变为暴力事件，早期一发生冲突，总是喜欢说有特务混进自己队伍中搞破坏。事实上，在支持民进党的群众里，真的有这么一批人，就是被媒体称作“暴民”的那些人，每次抗争，总是很热血地冲在前面，总认为要石头来棍棒去的才有快感，他们自称为“冲组”。

在那热血沸腾的几年，“冲组”的“大哥”们参加抗争就像上班一样，冲在最前头。累了喝一瓶运动饮料，吃一根香肠，继续跟镇暴警察对峙。深夜回家才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上班养家糊口。

后来，民进党想要改变形象，对街头运动也越来越有经验，所以每当有活动时，总是会组织纠察队，安抚并盯着支持者以防有过激的举动。再过几年，“冲组”比较克制了，宪警也愈来愈温柔，街头运动越来越欢乐，慢慢变成嘉年华，全家老小外加宠物还可以一起出门散步。

采访大陆及开放大陆探亲

1987年，社会开放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长达38年的戒严令终于在这一年废除。38年耶！国民党很喜欢宣扬在台湾缔造了“经济奇迹”，但是从来不敢说也创造了一项戒严38年的“政治奇迹”。有人说，解严就像一个原本已经被结扎的男人，又给接上了，一下子就生了一堆，什么都生得出来。很多事都算慢慢被解套了，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对于本省民众而言，原本几十年不敢讲的“二二八”事件，开始有组织地发起纪念活动，要求平反。对于外省人来说，在这一年，也开放了大陆探亲。

开放大陆探亲与台湾当局对大陆态度的改变有很大关系。1949年后数十万军民随着国民党来台，在两岸互相敌视，断绝交流的情况下，造成数以万计的离散家庭。

这几十年来，台湾的教育一方面歌颂大陆“历史悠久”“山川壮丽”，另一方面又禁止台湾人与大陆有任何接触，敏感到稍微有一点似是而非的小线索，当事人都要杀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两岸的“地下”交往越来越频繁，很多1949年后来台的外省人通过港澳与大陆通信，或者会面。商人也钻法律漏洞，通过第三地跑进大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办法的，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开放回大陆探亲，终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连串的“老兵返乡运动”，这些老兵也开始走上街头，希望“政府”正视这个问题，但是每次被否定的理由都很好笑，“都还没有反攻大陆，怎么可以返乡探亲”。

这一年，台湾当局的官员总算是松口承认“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在当时卷起千层浪，你现在这样讲那代表以前几十年喊的都是废话喽！这句话讲完后不久就是解严，这一连串事接踵而来，可让台湾人看傻了，过去觉得不可能的事现在都突然变得可能了。

解严前五个月，《自立晚报》的两位记者从日本进入大陆。

这是1945年台湾光复后第一次有台湾的媒体人进入大陆采访，那时候台湾也还没开放记者到大陆，他们这次抢跑采访回来的内容轰动了台湾社会。

《自立晚报》当年在台湾号称“无党无派”，创办人吴三连也是早期党外运动人士，担任过台北市长，也参加过雷震的组党运动。所以一直以来，《自立晚报》都被认为反对色彩鲜明，相对来说报道会偏向党外观点一些。

那段时期，台湾社会都在传闻即将要开放大陆返乡探亲，新闻媒体也蠢蠢欲动，可是几个比较大的媒体不敢动，怕上头怪罪下来。没想到头一炮就这样被没有包袱的《自立晚报》给抢先了。在那一系列的报道里，台湾人见到了传说中“水深火热”的大陆是什么样子，对大陆现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算是为返乡探亲先做了一个市场调查。

《自立晚报》因为这一系列报道销售量翻了好几倍，过去台湾人被长期教育后，对大陆的印象都是“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太阳的地方”。结果这一系列实地报道出来后，推翻了很多人的印象，让人不敢相信大陆是这样的，所以也开始有人落井下石了。这《自立晚报》是亲党外的，大陆怎么可能像报道里那样？明明就是水深火热才对；这是“为匪宣传”，可见这些党外跟大陆有瓜葛。这论调逻辑很怪，但在当时还真的有很多人愿意相信。

10月，终于开放大陆探亲，很多离家几十年的外省人终于可以回家，因为台湾当局不便与大陆官方接触，没有对口单位办理这些事，所以就委托红十字组织受理这样的申请。12月，第一批退伍老兵正式返乡。

“山中传奇”和“植物人”代表

解严后，下一个目标诉求就是“国会”全面改选。这种呼声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但真正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还是到民进党成立之后才出现。

从来没有全面改选过的“国会”，被称为“万年国会”，老“代表”们叫“老贼”“表决部队”。以“立法院”来说，每次开会时，整个议场都死气沉沉的，小猫两三只。就像现在公司开大会一样，台上主席很僵硬地照稿念，下面都在偷玩手机、发微信、看八卦杂志或发呆打茫。那时候，老“代表”在台下就是抖着手看报，流口水睡觉，或者跟同事下下棋，每个月还可以领高薪，住“政府”发的高级别墅，让平民百姓看了真的很不爽。

“立法院”里议席有300个位置，平常却只有几十个人开会，会去坐一下还算是比较有责任感一点的。如果遇到重大事项，要表决或“国民大会”要选“总统”，所有老代表就不得不出席了。那几年开会时，电视上总可以看到许多老代表，身体比较好的，拿拐杖被扶进来，有的是坐轮椅被推来。状况比较差的，有的躺担架被扛进来，插呼吸器和吊针，挂尿袋也很常见，电视画面中还不时传来抽痰器的噪音。很多人的联络地址和电话还是医院病房，最荒唐的是居然还有“植物人”代表，你说他要怎么投下神圣的一票，当然是家属或医务人员代为宣誓，帮忙投票啦！

“国民大会”的开会地点是阳明山中山楼，据说这被群山环绕的中山楼，不仅因为附近温泉硫黄口众多，加上经常大雾氤氲，还因为长年在这发生的一幕幕光怪陆离的故事，被台湾人称“山中传奇”。

长年以来，大家也不关心这次开会到底是什么内容，“总统”选举怎么样（反正老代表选老“总统”，一起鞠躬尽瘁），关心的反而是那些开会的花絮。比如说每次开会都有一群穿着旗袍，身材凹凸的美女大学生来服务这些老代表。啥？你问什么服务？当然是帮忙扶去厕所……哎呀！怎么越描越黑，平均80岁的老代表还能有什么功能！所以啦，每次一开会，这些女学生一定都是“色淫师”（摄影师）的最爱，总是要挑几个最漂亮的来当作样板典范。

另外一个民众关心，记者也爱报道的，是“国大”代表们都吃些什么。中山楼大会会场楼下，有一个宽阔豪华的餐厅可供千人一起用餐。中山楼是全世界唯一一栋盖在硫黄口上的建筑物，硫黄口正好在大礼堂讲台的正下方，硫黄味整天那么浓，料理大鱼大肉重口味来才能压过这个味道，再加上老代表们来自各地，口味又不同，自然做得丰丰富富。如果去看当年的菜单，菜名也很有特色：万众归心、精诚团结、山河一统、大地春回、圆满成功，一边吃饭一边YY“反攻大陆”，好像这菜一吃，就胜利在望！最后水果点心再以吉祥如意、万年长青作总结，一顿饭吃下来，哥吃的不是饭，是政治。

“要游行可以，只要不妨碍交通”

原本“宪法”里规定的“国大代表”，是类似美国总统选举选举人团的无给职，而且很多代表本身就是政府高官，连老蒋自己都是代表，所以有无薪资都没关系。虽然没有薪资，但是有各种“补贴”，什么岁费、公费、研究费，开会有餐费，还有午休费等，简直比薪资还高。然后这些老代表每个人还都有政府送的豪宅别墅，给人感觉就像他们在大捞特捞一样。

这样自然让民众观感不好，民进党人觉得民愤可用，于是在1987年年底发动了“国会全面改选运动”。

12月25日是“行宪纪念日”，放假一天，前一天又是圣诞夜，在台北市西门町的街上，到处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当年台北市区的铁路都还没有地下化，西门町过了铁路平交道再走不远，就是台湾的权力中枢区域——博爱特区。这天，若从西门町往这个方向走，会觉得路上人越来越多，气氛越来越怪异，每个人头上都绑着黄布条，上面写着“老贼下台”或“国会全面改选”等之类的字样，原来在附近的中山堂，正在举办“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大会”。

这天，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当他致辞到一半时，在座的11名民进党籍“增额国大代表”毫无预警地跳了起来，脱下外套，露出绿背心，一起高喊：“‘国会’全面改选！”并且拉起白布条，上面写着“全面改选”。“老国代”看了吓一大跳，痛骂大逆不道，想要上去制止又没力气，气得口吐白沫，国民党年轻点的增额代表冲上前开始拉扯，两派人马在“御前”乱成一团，最后以民进党代表集体退席收场。

坐在台上的蒋经国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最后，按照惯例，蒋经国带领全体“代表”喊口号：“中华民国万岁！”在被推走前，他回头哀怨地望了会场一眼，这是蒋经国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场内火爆，场外更激情，数万民众聚集在西门町，与包围着中山堂的宪警对峙。那时，不管办什么活动，总是能一呼百应。这附近的交通全部瘫痪，就连铁路也被抗议民众封锁，巨大的机车头就停在半路上，围绕在一旁的是密密麻麻的抗议群众，进出台北的列车全都受阻，那个画面在现在看起来也非常惊世骇俗。电视一播，这自然给人很不好的观感，事后民进党也因为这场行动被痛批。

电视新闻也采访了当时困在火车内的乘客，乘客和气地说：“要游行是可以，但是不要妨碍交通……”咦，怎么这些受访民众不再咬牙切齿，居然还说了“要游行可以……”这种话呢？有些人从这些受访民众以及报道尺度中嗅出了风向。

在这一年底，《自立晚报》每天的政治漫画里，悄悄地出现蒋经国的形象，敏感的人嗅出了不寻常。在以前，政治漫画谁都可以画，就是蒋经国绝对不能画，今天他的漫画突然出现，看起来社会气氛的确松动了很多。虽然前景还是混沌不明，但这一程度的松动却也包含了不少政治和社会改变的可能性。

农民到街头“打游击”

“3・29游行”没过几天，到了5月20日，又发生了一场台湾史上最大的农民运动。当年对于是否要开放美国农产品的问题争议不休，所以南部农民上台北抗议。本来早上还是比较单纯的请愿，虽然“立法院”的招牌也被拆下来了，可是到了晚上，也变成遍地开花的“街头游击战”，台湾前所未见，一直搞到隔天天亮才平息下来。

到了这时候，台湾有两个主要记录社会运动的非主流媒体，一个是绿色小组，另外一个是第三映像。他们的街头纪录片都以记录社会运动现场为主，在“5・20事件”中，两方人马都到现场拍摄。在这个事件里，警方和农民发生了流血冲突，警察打农民，可是农民也朝警方丢石头。可是最后影带出来后，两组人马的影像不太一样，绿色小组的片中一味控诉“政府”的不对，强调警察打人；而在第三映像那里，除了警察打人外，也出现了农民攻击警方的画面。

这件事后来就引起社运界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觉得第三映像这么做会成为警方搜证的证据；但也有人认为这才是真实的，否则就跟那些官方媒体没什么两样了。这两种意见引发激烈争辩。

套句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说过的话：“这还只是个开始，这城还有更大的混乱。”20世纪80年代末的台湾就是这样，经济高速增长，中产阶级每个人手边都有些闲钱，可是社会分化又大，再加上社会松绑，上街头成为常态，许多以前隐而未彰的议题、族群、团体出现，觉得自己也要争取该有的权力，纷纷开始走上街头。

这个时代的标记就是混乱、狂飙与喧嚣，棍棒与石块齐飞，驱散方阵与强力水柱车一同向前。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想上街头，似乎都不想错过这个时代一样，每天都有新事物、新议题产生，抗争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就如以前说过的：旧秩序逐渐崩解，新观念还没完全建立，自然给在威权体制下，过惯安稳生活的城市中产阶级一种社会脱序的印象。

倒也不是每个上街头的活动，最后都要搞到警民冲突才够悲壮，还是有很多诉求比较柔性的游行活动。比如说“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运动”就成为一时的话题。1989年某个仲夏夜，数万人一起在当时台北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上过夜，以抗议受到财团炒作而狂飙的房地产价格。这场抗争理性又幽默，轰动一时，也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肯定，连政府都不得不出面表示房价应该多少才正常。当然啦，活动结束后到现在二十几年，房价从来没有降到“政府”说的那个“正常”数字，开发商依然黑心，一直只想要盖豪宅大捞一笔，也不见“政府”推出什么有效的居住政策，绘声绘影的房价崩盘也从没出现过，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还是买不起房，被房贷压得嗷嗷叫，但二十几年前的“无壳蜗牛”运动却是许多人莞尔的回忆。

妇女团体在那时也发起过好几次拯救雏妓的运动。原来，以前在台湾，少数民族人口贩卖的问题非常严重，未成年少女被贩卖为雏妓的事件层出不穷。在妇女运动刚起不久的台湾，这些团体就在当时台湾最有名的红灯区——台北市华西街，举办游行抢救雏妓。当时受到的威胁恐吓可不少，就连社会也不太正视这个问题，宁愿挂着遮羞布视而不见，也没有人想去戳破这种表面的和谐。有些大企业连救援海报都不肯挂，认为可能影响他们的形象。可就是因为这些妇女团体的努力，直接影响了1989年台湾《少年儿童福利法》的制定。

少数民族也穿着传统服饰走上街头，高喊“还我土地”“还我本名”，反对核废料排放在兰屿。他们在街头上用高亢清澈的嗓音，表达他们对土地的热爱，用传统舞剧抗议政策对他们的歧视与不公。

当年甚至有比较欢乐的游行活动。教会团体为了替圣诞节的布道会做广告，找了一千多个教友扮成圣诞老人上街游行，一边唱诗歌一边喊“耶稣爱你”。这种宣传创意现在看起来都还让人惊叹不已。

20世纪80年代，大家开始有钱了

那时候，民进党很多诉求主张还不被一般人接受，甚至还有很多人视民进党为破坏社会安定的毒瘤，支持民进党的人常常都是默默的，不让别人知道。

有个大学同学回忆当年小时候的事，到现在还会咬牙切齿地不爽：话说那年民进党的尤清竞选台北县长时，他还在读国小，选前有一天，老师亲切地在课堂上问了一个问题：“各位同学，你们家里有选尤清的人举手。”小朋友们左顾右盼，包括这位同学总共有五六个小朋友天真无邪地举手。老师看了一眼说：“今天放学都留下来。”

就是这么一句话，这几个小朋友放学后全部都被留下来，做纯正的思想辅导，对小朋友来说，什么思想那些屁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放学后不能赶快出去玩。

大凡国民党的公职人员，在公开场合似乎都有种热切的，为党国付出而自我陶醉的宣传使命，因为一切都是党国所赋予的，这样一来，公器私用也不意外。读小学的时候，每到选举，那位忠贞的国民党籍校长，总是在全校朝会的时候，公开为国民党的候选人做宣传，要小朋友回家告诉父母要支持他，还要先冠冕堂皇地说一堆并不是在为他宣传的话打烟幕弹，很多老师也会在班上调查同学家里的投票取向，结果就像上面说的那样，留下做辅导。有时候家长写联络簿，建议老师最好不要在课堂上为特定政党讲话，这些老师也不怕，就直接回复家长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简直就跟C罗说他从来没踢过假球一样可耻。最可怜的是小朋友啦！从此就变成重点关怀的对象，在学校里这种操蛋的老师特别多，毕竟那个时代，不是每一位老师都像罗永浩老师一样那么诚恳。

大概是我从小就受到党外杂志荼毒特别多，各种奇怪反动的毒素都充斥在脑子里，又或者根本就是年轻反骨的个性，就是要跟老师唱反调。到了初中时，国文老师要大家写一篇有关做人要诚实的文章，那时候心高气傲，总觉得只有我才知道什么是公理正义，所以就洋洋洒洒地在那只需要1000字标准的作文中写了3000多字，整篇陈述了政府说了多少谎言，上行下效，所以社会风气都受到影响，反正都不是自己想的，都是听来的，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用一种极悲壮，“让迫害来得更猛烈吧”的心情交了上去。

结果批改后返回来，让我大吃一惊，那篇作文是我拿过最高分的一次。老师在后面用红笔批改，写道：“你说得很对，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但老师还是希望你这些话在外面不要乱说，因为现在社会还不容我们说太多真话，你长大后就懂了……”看完这段批改，心里暖暖的，可是又带了一点失落感。

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不像以前只会埋头赚钱。大家开始有钱了，想的事情一多，结果就是社会结构越来越分化。以前“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觉得我制定的政策就是好的没有错的，可是，久而久之变成一种傲慢，在政策制定时常常忽视了民意，尤其是中南部的百姓，总觉得台北那些官们“坐在台北的冷气办公室里看台湾”，以为台北就是整个台湾，这种被冷落的心情，自然也转化成对国民党的不满。总之，过时的政策思考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一般民众生活上的需要。

这10年是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黄金年代，也是台湾从“政府权力至上”转型为“公民社会”的重要阶段。以前国民党总是宣传“大有为政府”，就是威权统治为台湾带来了行政效率，创造了经济奇迹。可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连串事件：比如政治上的“江南案”，经济上的“十信案”，还有各种环保及消费者权益受损等民生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这都让百姓对政府的说法产生怀疑和动摇。至于政治上，为了维持“法统”，“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一直没有全面改选，而这些老代表又逐渐凋零，这“法统”要怎么维持下去又是个问题。在外交上，“邦交国”越来越少，百姓都体会得到，政府过去宣称代表中国“正统”的说法与现实距离越来越远……

有很多人以为台湾社会运动在那些年会那么激烈，是因为解严的关系，这个说法有点倒因为果了。其实主要还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反对运动，鼓舞了农民、妇女、消费者、劳工等各阶层人士相继投入社会问题的改造。换句话说，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政治冲撞，促成了政治控制力的松绑，也加速了社会运动的动员和成形，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他关心的议题来发声，这也进一步促使国民党不得不对愈来愈高涨的改革声浪采取妥协，以避免人民强烈的反弹。

“国会”改选，李登辉读《圣经》寻求力量

20世纪90年代一开始，“国会全面改选”这个问题就浮上台面，成为头等大事。而那时候国民党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间的斗争达到最高点，已经到了最后大决战的时候，这两个问题又纠缠在一起，这年的政坛非常精彩，不仅政治人物，民众也纷纷参与其中。

这一年的2月，“国民大会”又召开了，再次上演“山中传奇”，通往阳明山上的仰德大道，又是一堆载着代表们的大巴及救护车跑来跑去。民众都在看这次这些老人又能变出什么把戏。而且又要选“总统”了，之前李登辉只是继任而已，这次“国民大会”选举通过，李登辉才能继续当“总统”。

没想到才刚开不久，“国民大会”就自动通过临时条款，将任期从本来的6年延为9年，每年都召开，并且要增加立法的权力等。这个提案一出，全台湾哗然，本来“国民大会”这个机关已经是可有可无了，每几年开一次又浪费钱，现在居然说要年年召开，又说要扩权，这简直吃相太难看，自肥得太明显了。所以也不等民众开始抗议，“立法院”第一个跳出来抗议，原来“国民大会”想要扩权，严重损害了“立法院”的权力，这让“立法院”很是不爽。

在山上的老代表们兴冲冲地想要扩权，梦想着成为“太上皇政府”，谁知道他们还能不能活到下一任。他们当然也不会知道，这次“国民大会”是他们最后一次选“总统”的机会。山下的台北，国民党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也发生严重政争，一派是以李登辉为首，聚集着一批青壮政治家，为“主流派”。另一派为党内大佬组成，辈分实力均高的“非主流派”，也有人传言“非主流派”背后是一直力图东山再起的蒋宋美龄所操控，所以也戏称“夫人派”。非主流派企图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扳倒李登辉政权，斗争已经到了最白热化的阶段。

这还要从1988年蒋经国突然去世开始说起，李登辉虽然继任了“总统”，也代理党主席，但国民党内最具实权的人是当时担任秘书长的李焕。虽然在三位副秘书长宋楚瑜、马英九和高铭辉的共同讨论下，决定暂时支持李登辉任代理党主席，但是同年的国民党十三全会，李焕还是以第一高票当选“中央委员”榜首，锋头之健无人能及，这自然让李登辉深起戒心。

十三全会虽确定了李登辉在国民党内形式上的领导地位，然而在开会的过程中，李登辉根本没有参与党务运作的空间，可以说那些国民党大佬都没有把李登辉看在眼里，都以李焕马首是瞻。李登辉当然不爽，但还是忍了，他深刻了解国民党“以党领政，以党领军”之脉络，如果一天不除掉这些非主流大佬，他便难以施展权力。

李登辉的第一步就是要李焕接下“行政院长”的职位，卸下党职，间接架空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过也有人说，这是李焕自导自演的，逼退前“行政院长”，自己来当，党政一把抓。总之，李登辉和李焕共事的一段日子里，李焕虽表面上与李登辉严守分际，台面下却开始暗潮汹涌。

相对来说，李登辉在党内资历尚浅，政治生涯并不长，让他接班，大佬们既不服气又不看好。李登辉这个人可说是老谋深算，表面上处处向大佬们虚心请教，装得跟孙子一样，另一方面什么都默默地做，一步步地在准备“削藩”。有人说，这一方面跟他从年轻时就练剑道，很懂得等候时机出手有关，而一出手就要让对手毙命；另一方面与他熟读《德川家康》学会隐忍的功夫有关，总之正所谓“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李登辉做什么事都很低调。

1989年底，李登辉正在寻找“副总统”搭档人选，李焕自我感觉良好，一度认为在主流非主流的强烈竞争之下，理所当然要让自己当“副总统”。没想到李登辉没妥协，反而选了一个没什么名声的李元簇做搭档。这下李焕大怒，加入了非主流阵营，与当时非主流的主要人物“参谋总长”郝柏村、“经济部长”陈履安（陈诚的儿子）、“司法院长”林洋港、“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一起运作。

终于在1990年“国民大会”的“总统”选举前，两派间爆发了恶斗，摆到台面上成为明争，非主流派展开最后一搏。

那次会议媒体上都已经用大标题写着“国民党大分裂”来形容，民众也乐于看这种高层斗争，把它当作茶余饭后看笑话的八卦来聊。非主流派推出了林洋港、蒋纬国搭档，林洋港是党内台籍大佬，辈分可比李登辉还高。而蒋纬国代表的则是蒋家的正统，怎么看，都是非主流派占了上风，来势汹汹，主流派这次有被一举瓦解的危机，李登辉阵营评估胜算不大，连退选感言都准备好了。

李登辉心里惶恐，信基督的他每天都有读《圣经》来寻求力量的习惯，据说那几天，他就读到了《圣经·以赛亚书》37章的一段经文——

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万5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得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

“儿子！”让李登辉好像想到什么一样，紧急把已经被放逐日本的蒋经国之子蒋孝武召回台北，在最关键的时刻，“亚述王的儿子”蒋孝武发表了一篇“大义灭亲”的演说，批评他叔父蒋纬国“假民主秩序之名，图夺权之谋”，一下把蒋纬国说得尴尬无比，这就像要放大绝招前集气时被人捅了一刀，心灰意冷，对选举也充满失望。

就在同时，李登辉又说动了资历更深的8位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比如陈立夫、辜振甫等人，希望他们出面劝林、蒋退选。3月9日，大佬们与林洋港相约在“总统府”旁边的台北宾馆，说要“谈谈”，更让林洋港没想到的是，其实李登辉已经安排了大批记者在现场，等他一到，大佬马上宣布林洋港决定要婉辞“国代”联署提名参选“总统”。

林洋港只好硬着头皮发表退选声明，非主流派人仰马翻一片混乱。李登辉“各个击破”大功告成。

跟大拜拜一样的“国是会议”

1991年6月，一场“国是会议”在圆山大饭店举行，讨论台湾内部现存的各种政治问题。这场会议由李登辉主导的当局发出邀请，请了各界人士，包括各党派代表一起参加，台湾当局第一次试着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希望一起讨论出一个整体“宪政改革”的发展方向。反正，这次“国是会议”跟个大拜拜一样，讨论了好几天也没有讨论出什么具体的方案，主要的结论就只有一个“总统”直选的大方向，可是也没有具体方案。那时候民进党强烈主张“总统”直选，而国民党仍然倾向委任代表直选，也就是“国民大会”选出的方式。

尽管广邀各界人士来参加这场会议，还是有很多学者专家，政治人物不买这个账，尤其是民进党内最激进的“新潮流系”更是反对到底，他们觉得谁要是去参加了就是叛徒。其实就在前不久的4月，李登辉以领导人身份，第一次接见民进党的党主席黄信介，两人相谈甚欢，事后黄信介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我们这位总统还是很英明的。”光是这句话在党内就差点被批到变成“猪头三”，可见在民进党内部，还是有股强烈的不妥协意志，所谓汉贼不两立，民进党人也不觉得自己是汉，说他们是贼说不定他们还沾沾自喜，因为贼有一天也可能取得天下。

派系过去担负民进党内人才培养与募款的功能，依民进党的习惯，遇到重大争议时，先由派系凝聚共识，再由党主席或党团总召集派系领袖，决定党的立场，最后炮口一致对外。而在民进党创党之初，屡次党内严重的斗争主要就是美丽岛系与新潮流系的路线之争。两个派系的争议点主要在于对台湾前途未来的主张、“议会”路线或群众路线上立场不同，时有冲突。当年黄信介参加党主席选举那会，新潮流就指控黄信介有意联合共产党斗垮国民党，将美丽岛系牢牢扣上“统派”的大帽子，再加上黄信介支持李登辉主导的国是会议和宪政改革，新潮流又指控他“秘密勾结中共出卖台湾”“心向大陆”“走狗”，甚至还因为公职人员参选提名，划清界限，大打笔战组织战，互相喊出清党。还好后来黄信介连任了一次党主席，才稳住整个局面，使美丽岛系主导民进党，新潮流变成了“非主流”。

新潮流为什么会那么激进呢？他们一向都有这种传统。从各样的路线之争到民进党成立后历届党主席之争，可说是无役不与，斗性坚强并树敌无数。并且新潮流的理念有浓厚的社会民主思想，这也直接影响民进党的党纲。新潮流系一向组织严密，服从集体领导、向心力强，成员纪律良好，这也跟他们内部考核与人才培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每一个新潮流出身的政治人物几乎都是文斗武斗能力兼备，骂战起来，或街头运动里总是冲锋陷阵，这就让民进党内那些“民主前辈”很头痛啦！有人就说新潮流是民进党内的“红卫兵”，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但有一点让人不得不服的是，新潮流的理论建构与论述能力特别强，每次民进党提出什么新的发展方向总是少不了新潮流的影子。早在20世纪80年代，新潮流里的几个理论专家已经预言，台湾问题不在于国民党，最终免不了要与大陆交往，但那时候大部分的党外人士还沉溺在打垮国民党的激情中，也没有人把他们的话当一回事，现在二十几年过去了，不得不让人佩服他们的先知卓见。

新潮流在民进党内也是支持台独最激进的一群，在历次的台独论述（其实就是笔战）当中都取得胜利，这就让民进党里很多不支持台独的人不满了，认为他们气焰太盛，排挤他人。前面也说到，民进党成立之初，只是一个反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已，里面充满各种奇人异士，他们都有个心愿，就是打倒国民党。为了对抗国民党，民进党势必也要有一套自己的论述，他们将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一直要强迫台湾人接受“大中国意识”。国民党本质就跟以前的荷兰人、清朝人、日本人一样都是外来政权。台湾人太可怜了，从来没有自己当家做主的机会，为了对抗国民党的“大中国意识”，就要用“台湾意识”“本土意识”来对抗，而这本土意识对民进党来说，也就等于是台湾人民可以自己当家做主的台独意识。本来“本土意识”指的是爱自己乡土，关心周遭身边的事，这也没什么不对，可是以前国民党做得太少，让民众也有些反感，于是民进党就将“本土意识”给政治化，与台独相结合，成为民进党对抗国民党的一套论述。

所以你到后来会看到很多激进台独的家伙，会问你“支不支持台独”，如果说不，他们就会直接把你打成“不爱台湾”。

民进党越来越倾向台独，而且越来越没有讨论的空间，这也让党内很多外省人，或者支持统一的人士不满，比如说创党元老费希平，在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民进党的“样板”，民进党经常用他来“证明”民进党“并不排斥外省人”，可是又是外省又支持统一，这在民进党里实在是太不政治正确，所以他在创党两年后选择离开民进党。

其实就像费希平后来讲的，民进党不应该是台独党，要搞台独的人，就应该另外成立一个“台独党”，直接接受民众的考验。而且党的利益绝对不能优先于人民的利益，派系及个人利益也不能优于党的利益。国民党就是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人民利益，所以被唾弃，但是目前民进党的一些作为，却是在学习国民党。

这些话言犹在耳，果然再过了几年之后，民进党迫于主流民意的压力，一再修正自己的台独主张。那些积极主张台独的人士，又不满民进党“越来越不台独”，纷纷出走。而执政以后的民进党，派系之间的斗争比起在野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像都是在走国民党以前的老路。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走的出走，另组党的另组党，道不同不相为谋，谁也拦不了。倒是草根出身的民进党，这时也慢慢脱离街头路线，改以“公职挂帅”，担任地方、议会的公职人员渐成决策核心，就连一向坚持街头路线的新潮流系，也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进入各级议会，组织好像只是选举机器而已，民进党人都太会选举了。从前那些在街头并肩作战的战友，或是各种社会运动表达出的民间诉求，现在只成为选举时的候选人到场插花声援，意思意思一下。为了这些选票，选举运动员时还是要热血地喊一喊，其实就只剩下口号而已。

民进党早期的理想，并不只想夺得政权，若看看党纲，也可以发现处处是检讨国民党的偏差，特别是剥削土地观念以及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心态。所以民进党在刚成立的几年，都给人一种“反商”的印象，尤其那几年台湾中产阶级增加的速度特别快，一向自认尊爵不凡的台北市民，对民进党的印象就是又土又草根。

民进党人也知道，若要走上执政之路，这些印象都会成为阻碍和包袱，所以也学着在转型。在民进党逐渐壮大后，有不少力量依附于她，也开始让她在不同利益之间左右摇摆。特别是在执政之后，一些妥协的做法，是与她本来“爱土地”的理想背道而驰的。这也使得许多昔日与民进党并肩作战的社会运动团体感到被她出卖。

什么人民福利、环境生态、劳工问题之类的，都成为选举狂热后的空白选项。可怜的是这些与民进党一同成长的社会运动团体，他们明明知道民进党与他们越走越远，可是又讨厌国民党，不可能把票投给他们，内心只好继续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继续投给民进党，好像被绑架了一样。

“二条一”：让人无可奈何的叛乱条例

1991年的4月，那时我上初二，有一天上地理课的时候，老师突然跟我们说，以后不能再叫对岸“共匪”，要改称“中共”，然后课本翻着翻着喃喃自语：“说不定以后就不用教蒙古了……”“啥？”“唉！以后你们长大就知道了。”好一个长大就会知道，每次老师欲言又止，就只会说长大就知道，等到真的长大了，才突然发现我们已经参与了时代，却后悔没有好好记下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

那年的4月21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终止，以后不用再“戡乱”，也不用再“剿匪”了，承认对岸是政治实体（还挺拿自己当回事的）。这些其实都比较虚幻，而动员戡乱时期的结束，对台湾内部最直接的影响也代表很多事要回到“宪法”正轨，以前很多有法无据的黑机关，比如警总之类的，还有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怪法，如《违警罚法》，都必须撤销。很多警察执法人员就摇头啦！直呼这让他们无法办案，以后要怎么抓坏人，治安会越来越差……不过这种恐吓式的抱怨除了自慰下他们玻璃般的小小心灵外，并没有实质作用，时代正在转型，只能逼他们一切按照规矩来，不能像以前一样为了求绩效而乱搞。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终止后的5月9日，调查局宣布侦破了一件叛乱案，逮捕了涉案的四个人。他们被指控接受海外叛乱组织资助意图在台湾发动革命，尽管后来证实他们只是读书会性质，并且去拜访过作者而已，但在当时还是闹得相当大，主要四人中，还有一名是清大的历史研究生廖伟程。在调查局抓人的那一天，他们没有知会清大校方，在清晨5点，学生们都还在睡觉时，就直接闯入宿舍抓人。大批学生见调查局闯进来，以为是来抓大陆书的，一时间兵荒马乱、鸡飞狗跳，几乎所有书架上有大陆书的学生都直接把书往窗外丢，以求自保。不过调查局干员把廖伟程抓走时还真的拿了几本他书架上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当作“证据”。

这件事之所以受到瞩目，一在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刚废止不久，又见调查局的大动作，民众都觉得突然，二是廖伟程还是大学研究生，调查局直接闯入学校，让不少人产生非议。而一连串事件落幕之后，大家也才发现，这件事只是个开始，后来居然意外地成为引爆社会上要求废除“刑法一百条”的导火线。

四人被抓后，检察官用所谓的“二条一”将他们收押，什么是“二条一”呢？就是《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条文是这样写的：“触犯刑法第100条普通内乱罪、第101条暴力内乱罪、第103条诱敌外患罪或第104条丧失领域罪者，处死刑。”《惩治叛乱条例》虽然包山包海地把一大堆都界定为叛乱，但“二条一”是最重的一条罪，刑责是死刑。

这个“二条一”是令无数政治犯闻风丧胆，感到绝望、无奈与不解的法律条款，其实刑法中早有内乱罪的处罚规定，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惩治叛乱条例》呢？那就要说到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民政府被赶到台湾来那段风声鹤唳的时期，国民党为了要肃清“匪谍”，平定叛乱，所以就特别制定了一部《惩治叛乱条例》，用来处罚可疑人士。

因此，白色恐怖与《惩治叛乱条例》和《刑法》100条关系密切。而吃上“二条一”的被告，可以说是有死无生。所以，司法单位在拿出《惩治叛乱条例》时，也都相对谨慎一些，不敢贸然就对被告扣上“二条一”的罪名。廖伟程以“二条一”收押，消息传出后一片哗然，都什么时代了还用“二条一”。上次引用“二条一”来办人，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美丽岛事件”接着而来的大审，在那一次之后，“二条一”就绝迹江湖了，怎么时隔十多年再度出现，如果他被“二条一”，那其他三人大概也差不多难逃“二条一”的命运。

很快，负责这个案件的台北市调查处门口，已被大批学生包围，他们主要来自清大与台大。台大学生是来声援另一位被押的毕业学长陈正然（此人过了几年成为台湾知名入口网站番薯藤的执行长）。还有大批民众也赶来助阵，反正那时候就是这样，一听到某某人又被“政府”抓了，也不管认不认识，是大角色还是小角色，虽不明真相，还是先跑来声援助阵，围观了再说。

这个直接冲进学校抓人的举动，引发台湾社会及校园的大反弹。12日，一些教授及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广场静坐，遭到镇暴警察的殴打与驱离，这让学生更怒了。到了15号，全台湾各大学又再次串联起来罢课，集合在刚建好不久的新台北车站中庭静坐，要求“废除《惩治叛乱条例》、反对政治迫害”，一车车的学生从各地出发，一到台北，连车站都没出，就直接去中庭报到静坐。车站方还特别画出了一个位置为静坐区，那时一般民众对大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印象都还不错，所以态度也比较友善，晚上他们打地铺睡觉时，还会交代警察在附近帮忙保护（是真保护还是另有目的不清楚，至少学生能安心静坐）。

“立法院”的动作也很快，到了17号马上就通过了废除《惩治叛乱条例》。一废除，廖伟程、陈正然等四人就获得交保释放，仅遭羁押不到九天。你想想在那时候，国民党一党独大和老代表占大多数的“立法院”，这样通过的速度真是不同寻常，可见国民党也知道社会气氛已经变了，害怕民意的巨大压力，所以才尽快通过废除。

在KTV不能通宵K歌？

有人觉得，检调这种大动作，就是跟郝柏村这个强势院长所营造的风气有关。话说“四星上将参谋总长”郝柏村虽然卸下军职，担任李登辉的“行政院长”，但一时之间，在军中还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据说有一次召开的军事首长会议，多位高级将领在起立欢迎李登辉就座主持开会后，拒不坐下，一致要求李登辉要严办台独分子，否则军心会动摇，李登辉见众将逼宫，一时不知怎么解决，结果将领们此举遭到郝柏村当场拍桌怒斥，认为这是对“总统”这个三军统帅不礼貌的行为，弄得李登辉十分尴尬，脸色相当难看。在李登辉担任“总统”的头几年，军队里还是以郝柏村的嫡系为多，三军统帅地位常受到挑战，而这也间接突显了郝柏村的强势。

郝柏村当年以“治安内阁”自居。现在想想，在台湾，好像每隔几年就会遇上一位“拼治安”阁揆或者部长，在郝柏村以前，司法院长林洋港就曾发出豪语“三个月就要让铁窗业萧条”，结果现在变成一个台湾政治界的经典笑话，民众都在期待，郝柏村会怎么做。

郝柏村为了展现他的铁腕作风，乱世用重典，雷厉风行地排除任何可能妨碍治安的事。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年强制规定KTV、桑拿等娱乐场所营业时间不得超过凌晨3点，为了立威，他还亲自出马压阵，跑到全台湾娱乐场所最发达的台中，视察取缔工作。有人就觉得：“怪啦！我半夜3点失恋了跑到KTV唱《痴心绝对》发泄一下，不行喔？关你什么事！”（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痴心绝对》这首歌），郝柏村则正经八百地回应：“规规矩矩的人不会上KTV。”一听这样的回答大家都脸上三条线，无语了。

强化治安的另一个要点就是取缔流氓，这本来是个好事，但除了一般意义的流氓之外，郝柏村也下令取缔各种环保、工运、农运中的流氓，这就怪啦！流氓就是流氓，还有分哪一种流氓，这反而给人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因为要取缔流氓，台北市警察局又要求市内各中学交出一份“问题学生”名单，以便列管。

那一阵子公路上的临检也多了，都是警察与带了步枪（上刺刀）的宪兵一同临检，连出去玩都要随时准备停下车来接受检查。

伴随着强化治安，郝柏村也推出“新生活运动”，希望百姓有好的价值观，除去一切不良的、腐化的生活气息，像KTV就是，还有电玩店、撞球店也算，都是腐化百姓生活娱乐的东西，必须加以管制。他学习蒋氏父子，举行“扩大动员月会”，召集了几千名高级公务员一起来听训，把他自己的信仰——王阳明哲学推广给大家，各级单位也开始组织学习讲话。

在他任内，甚至1年之内就处决了100余名“江洋大盗”，郝柏村的做法让许多人觉得大快人心，如果被问起对日常生活有没有影响，自认为“奉公守法的市井小民”当然觉得不会有太大影响，反正过去几十年都被管惯了。

大概是他以前军人当惯了，让他当“行政院长”，一下角色转换都还转不过来，他做什么事都好像在带兵剿匪一样，硬干到底。那时候有个民调，给郝柏村打分，他在担当与领导决策能力方面都得了70多分，还可以，但最低的是“民主素养”这一项，只得了不到50分。郝柏村不仅作风强势，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也很强势，在为其政策做辩护时，常常武断而威权，像在下达命令一样教训官员和民众，不少政策和做法常因此而引起很大的争议。面对这些争议，郝柏村仍坚持己见，并无任何容纳异见的度量。反正就觉得，百姓乖乖听话就好了，我什么都会帮你搞定。当年郝柏村的死对头就是陈水扁，简直就是天敌。在“立法院”里面两个人就常常这样对骂起来，陈水扁常常把预算书摔到郝的桌上，郝的脸铁青，又不能反击，只好开骂或者让军系“立委”们替他出头挡驾。陈水扁当初在“立法院”那种粗暴的行径自然引人侧目啦！所以他在记者评鉴里，不仅是专业素养、质询表现和法案审查等几个项目的第一名，同时也名列议事风度最差、最常干扰议事程序的委员之一。

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时期的问题就在于人治色彩过重，常常用行政命令干涉法律，简单地说，就是爱“下条子”。后来种种表现却显得治标用力深，而治本的功力就比较差，又多半未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也就是缺乏长期规划的能力，大部分的政策与施政多为应急或讲求短期的效率。时间一拖长，就渐渐散漫掉了，所以到了他担任“行政院长”的后期，再提到一开始的那些治安政策，又给人一种三分钟热度的印象。

摆平非主流派，李登辉好手段

台湾政局疯狂转型的那几年，国民党年年内斗，“宪法”也年年增修，“国大”也年年开会，就好像China Joy一样，属于一年一度的盛事活动，媒体不关心都不行。

1993年初，郝柏村辞去“行政院长”职位，这场李登辉与非主流派的大战终于告一段落。从这几年的斗争来看，李登辉真是深沉得可怕的一个人，他为了把另一位非主流大佬李焕赶下台，能顶着全台反对的压力，让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把李焕逼下台后，李登辉又提拔海军出身，与郝柏村不和的刘和谦当“参谋总长”，这又淡化陆军出身，在军中有极大影响力的郝柏村。而让郝柏村当“院长”呢，干出政绩功劳“总统”当然有份，干不出政绩，民进党会在“立法院”又叫又骂“军人干政”。

到了1992年“立委”选举，国民党席次下滑，当时负责辅选的党秘书长宋楚瑜下台。而李登辉也要求郝柏村“内阁”请辞下台，依此建立“宪政”制度，这又将问题导向“制度”而非“个人”，郝柏村哑巴吃黄连呀！在最终的决战当中，陈水扁、连战和宋楚瑜曾是结盟的一方。行政官僚出身的连战，是李登辉属意的“行政院长”人选，而陈水扁，当时任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为了要郝柏村下台，他导演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演了一场戏，一半的人留在会场投票，另一半呢？为了表达“我们是反对党”离席抗议。但其实有没有民进党都无所谓。而宋楚瑜呢？是李登辉意志的执行者，负责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主要协调，整出戏就是他在幕后操盘。

李登辉又怕赶尽杀绝，会让非主流做困兽之斗，所以他也表示要提名郝柏村为国民党副主席，当作交换条件。半年后，国民党召开“第十四全大会”，可是郝柏村又万万没想到，他的确是被提名担任副主席了，可是李登辉也破天荒，一次提名了李元簇、林洋港、连战和郝柏村等四位副主席，这反而把副主席这个位置的权力稀释掉了，郝柏村接了副主席，但谁都看得出来，他很不爽。

李登辉光是用“行政院长”这个位子，就摆平了国民党非主流派，简直比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还精彩。其实从国民党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斗争开始，就已可以嗅到台湾未来几年省籍情结的激化。国民党高层原本大都是外省籍人士，而现在逐渐被本省人取代，外省族群就会有失落感和危机感。而李登辉上台了，再加上国民党逐渐本土化，本省籍议员也变得占大多数，本省人自然有“扬眉吐气”的心情，就连民进党这个反对党，对李登辉的态度也比较宽容一点，一方面同样是本省人，另一方面怕对李登辉太过苛责，又会引起支持群众的不满。不过后来想想，不管是非主流派或主流派、民进党、群众、学生，终究都只是李登辉实现野心的一枚棋子而已。

地下电台与“全民出租车”

大约从1992年末开始，台湾民众坐出租车，都会觉得这些司机好像一下着了魔，都在收听一种奇怪而又神秘的广播节目。这些节目不像以前听到的那样，由口齿很清晰的DJ主持，节目很正式，放的音乐也是特别挑选的，收听很清楚。反而这些神秘的广播节目主持人讲话都很随意，甚至没讲几句，就让听众打电话进来闲聊，收讯有时不那么好，而且，全部都是讲闽南语。正当很多人都在怀疑那是什么广播电台时，赫然发现很多人也已经把家里早就埋起来的收音机找出来，在家里听起这些怪广播。

就是那几年，台湾兴起了一阵地下电台（即没有经过批准的非法电台）的旋风，一时之间，不管是为它疯狂或好奇或恨之入骨，大家都在听他们的节目。一时之间，台湾从南到北，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地下电台”，它的后续效应，不只让出租车司机为之疯狂，连带政坛形势都受到一定影响。

一般来说这些“地下电台”不会对听众讲什么高深的道理，主持风格也很草根，互动很重要，情绪的表达更是直接，很能得到基层民众的认同。而“地下电台”也真正开启了台湾电子媒体的Call in风潮，虽然以前不是没有节目搞过，但都是事先过滤的，只有这些地下电台，听众打电话进来都可以畅所欲言，不仅主持人讲得辛辣，听众回得也不客气，有时候激动的听众讲着讲着一连串脏话就出来了，也没有人会制止，这种大胆直接的台风让人不敢领教，可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听得很爽快。从“地下电台”流行开始，整个广播界，甚至电视谈话节目的生态都被这种Call in风潮给颠覆了。

这些地下电台也爱对出租车司机表示关怀，在揭露不合理制度的同时，常让开车开到郁闷的司机们听得心有戚戚焉。长久以来这个群体没人重视，突然间有人替他们打抱不平，又有Call in的管道让他们发牢骚，自然情义相挺，很快的，这些司机们就通过电台的交流而集合起来，成立“全民司机联谊会”，后来台湾人都称“全民出租车”。

“政府”开始正视“地下电台”问题后，认为此风不可长，决定下铁腕拆台。但这些主持人就是一副不怕你来抓的样子，等到相关单位真的动手了，主持人又开始在电台中号召群众司机们前来“护台”……这些出租车司机机动性也很强，也不管车上是不是有客人，马上就冲到现场保护电台。

这些出租车司机真的很猛，直接开车撞门撞拒马，车撞坏了，就好像武将摔下马后还是爬起来继续打，拿石块、铁条、汽油弹乱扔向警察，镇暴警察对他们也不客气，见到人、见到车就直接乱棒打下去，出租车都能打成敞篷车，一场街头游击战下来，到处都是破车、烧车。

这些前去声援的出租车都是“全民出租车”，他们一向被视为民进党的支持者。在那一阵子，很多人看到车上有“全民”两个字就闻之色变，怕坐上去就要被迫收听“地下电台”，或者司机还会问你政治倾向。可是如果立场相同的，一坐上“全民出租车”，那一定相谈甚欢，司机老大如果聊得爽还不收你钱。

政治流行语：有那么严重吗？

台湾男人聊天大概只有这几种内容：当兵、车子、女人、政治。在台湾政治风气刚开放那几年，每个人都爱聊政治，抓住人聊天聊着聊着也会聊到政治，报纸媒体上就常出现因为聊政治，彼此立场不同，支持者不同，聊到朋友反目、家庭失和、婚姻破裂的新闻。还好经过这些惨痛的经验，现在大家对彼此的政治立场都有一定的尊重，知道政治立场不同也会刻意避免聊到这个。甚至现在在台湾，如果不熟还问对方政治立场的话，会被视为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这些都是近20年来慢慢学习的结果。

所以，很多台湾人来大陆后，不管到哪里，遇到什么人，几乎都会被问到政治问题，要求表态，比如你是统是独，是蓝是绿，然后大陆朋友总是很自我感觉良好地就开始评点江山来了。面对这种情况，台湾人只能赔笑，不好回应，毕竟在台湾，政治倾向是一件比较私人的事。

在1994年的选战中，另一个受到极度关注的，就是首次候选人电视辩论会，尤其是台北市长候选人的辩论会，陈水扁跟赵少康口才都是一流的，吸引了全台观众收看，收视率高达45%。当然啦！那时候有线电视台选择没这么多，更没有五花八门的网站和网游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在这场辩论会中，就可以看出两个人极大的风格反差。

陈水扁首先陈述。从台北的美好，一直讲了许多丰富资源的浪费，再直指这些都是多年来国民党行政官僚的安逸心态，并举出许多惊人的浪费数据，认为这些都是不当浪费，左批国民党，再右批赵少康，把一场地方首长的选举无限上纲，到达“中华民国保卫战”危急存亡的高度，其实没那么严重。

赵少康一上台就火力全开，口吻让人印象深刻：“台湾就要毁灭了！毁在民进党的纳粹法西斯里，毁在李登辉国民党的慈禧太后义和团手里。1933年希特勒夺得政权之后，先杀共产党，再杀犹太人，又对外用兵，最后导致德国的毁灭；满清末年，慈禧太后纵容义和团杀人放火，抵抗八国联军，最后招致大清帝国的毁灭……民进党主张台独跟暴力，就会给我们带来毁灭……”

面对赵少康的严厉批评，陈水扁站在旁边苦笑，又好像在笑他莫名其妙。

“陈先生他现在有机会赢，他就笑！笑得好像很可爱，不要忘掉他以前张牙舞爪的样子……”赵少康指着阿扁说完，全场大笑。

等到阿扁又上台时，就针对赵少康，只调侃了一句：“有那么严重吗？有必要这么紧张吗？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原来当年台北市长选战打得正热，一有差错都可能落选的时候，时任民进党党主席的施明德丢出了一个倡议——“金马撤军论”，这金门马祖撤军的说法在今日也许不奇怪，可是在那时候已经习惯了金马驻军“防守台海”的台湾人来说，这简直是离经叛道，无法接受。施明德这样说出来，对阿扁的选情肯定有直接的影响，阿扁和民进党人也紧张得逼施明德闭嘴，几乎要跟他翻脸。

于是，新党的电台就用此讽刺陈水扁，那时电台中说了一个笑话，说陈水扁紧张兮兮地跑去找施明德，生气地说：“你为何要扯我后腿，你不知道这样会影响我的选举吗？”

施明德见他那么生气，就贱贱地笑着回答说：“有那么严重吗？有必要这么紧张吗？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呀？”结果这“有那么严重吗”就从新党的电台开始传起，流行起来所以当阿扁在台上对赵少康说“有那么严重吗”时，全场都笑炸了锅。

结果有好一阵子，这句“有那么严重吗”在台湾变成了流行语。

最后台北市长选战，陈水扁胜出。当然有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分裂导致民进党的胜利，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陈水扁整个选战打出的口号是“快乐、希望”，整个主轴刚好跟台湾人爱热闹的那种心理搭上了。反观赵少康，激昂无比，可是大多数民众就会觉得，只不过是场地方首长选举，有那么严重吗？反而对他不利。

第二章  蒋氏家族

蒋介石是“龟精”转世？

中国历来打下江山的统治者习惯于“家天下”，我打下的江山当然是我的私产，在民主共和之后，这种观念又转变成“党天下”，天下是“我党”打出来的，所谓“党国”，党即是国，国即是党，亡党就是亡国，而能掌握“党机器”的自然就是最高领导者。

蒋家对于大陆来说，也许只是一个曾经的统治者，但对于大陆东南这个小岛台湾来说，却是代表一个时代政治符号。几十年琐碎的记忆片段如散落的珠子……

记得小学一年级入学时，知道班上有个同学姓蒋，那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咦！怎么会有人姓蒋？”“他跟‘蒋总统’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就对这个同学另眼相看。在许多心灵纯真又无知的小朋友心目当中，蒋并不是个姓氏，而是个似乎会金光闪闪的符号，他姓蒋，所以以后也有可能是“总统”喽？

蒋介石给台湾人的感觉，处处流露出帝王般“领袖”的气势与风度，不轻易与民同乐，永远高高在上，尊爵不凡，让一般民众觉得非常遥远。说起蒋介石这个人及其家族，除了神秘外，依照台湾人八卦又迷信的习惯，常常还会有些穿凿附会的神格化一番。比如说，各位看蒋介石的照片，就会发现他的头特别尖，所以当时台湾民间传说就说他是龟精转世。

1975年4月5日，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天意，下起了雷阵暴雨，这场气象记录还能查得到的大暴雨，让许多人觉得不同寻常。虽然清明时节本来就是雨纷纷，但那天下得特别断魂。“蒋公”过世了！或者说是“崩逝”，这一消息公布后，如晴天霹雳般，震撼了每个人的心，一代“伟人”崩殂，天地同悲，军民同恸。大人们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倒是强者如我堂哥这种死小孩，一听到“蒋总统”死了，也不管外面的强风暴雨，马上冲到屋外淋着雨往天空盯着看，要看看是不是有一只乌龟往天上飞。

但是台湾有一句俗语说：“要死就初一十五，要埋就刮风下雨。”这句话形容的是做尽坏事的人的下场，所以有些人一看到蒋介石去世的这一天下着狂风暴雨，也冷笑着觉得他死得其所。

不管这场超豪大雨是解释成伟人殒落天地同泣，还是坏事做尽没好下场，台湾人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于“蒋总统万岁万万岁”“蒋总统万寿无疆”“恭祝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这类口号，每年他诞辰，报纸的头版标题永远都是“河山并寿，日月同光，欣逢总统蒋公华诞，恭祝嵩寿”，各大企业与公会也都必须集资在报章杂志上登整版，甚至跨页的广告，恭祝老蒋“万寿无疆”，就连正对“总统府”的那条大马路也理所当然地被改成“介寿路”，所以许多人觉得不可能啊！万寿无疆的“蒋总统”怎么可能会死掉呢？尤其是1949年跟着“蒋总统”国民党来的那群人，一心一意地相信着有一天“蒋总统”要带他们回家，现在“蒋总统”一死，许多人的价值信念大厦都在这一刻崩塌，完全不知道未来怎么办。

蒋介石的去世，官定的用语是“崩殂”，所以报上的标题一律都是黑色，写着“蒋公崩殂”，像皇帝驾崩一样。不仅是报纸变成黑白，好像连全世界都变黑白的，那时候台湾刚推出彩色电视机，我有个亲戚去买彩色电视，没想到一买回来就遇上“蒋公崩殂”，电视节目都变黑白的，他就以为店家骗他，卖给他黑白电视，冒充彩色电视，跟店家大打出手。还有些外省家庭，听闻消息宛如天塌下来，连自己也活不下去，召开全家会议交代遗言，大家都满脸愁容，除了规定公职人员要戴孝外，也有不少民众自发戴孝。一切娱乐活动也都停止，综艺节目不见歌星欢唱扭舞，而全都神情肃穆地改唱“爱国”或纪念歌曲。有包车北上祭蒋者，还有各级学校、家家户户架设灵堂，全台凄风惨雨，悲号声不绝于耳。这样的哀恸，现在我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时的台湾社会简直是着了魔。只有待宰动物暂时松了一口气，多享用了三天饲料，因为连全台屠宰场都禁止屠宰三日。也是幸好他过世，许多受冤入狱的政治犯才得以大赦。

蒋介石出殡那天，台湾第一次有了大型灵车这种玩意儿（以前都是用小货卡），从此，台湾路上多了盖满塑料花（人家伟人用的是鲜花）的灵车。

当年要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一定都在狂背中英文版的《蒋公遗嘱》，因为大家深信，考试一定会考这个。要不然就是猜测当年的作文，一定是有关“如何实践蒋公遗嘱”的出题方向。这个《蒋公遗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执笔的，在那全民广为背诵的年代，简直就是全台湾最畅销的作家。

“我最尊敬的人”和“我的志愿”

台湾人对蒋介石的情感是复杂的。自从“总统蒋公”来到台湾这个小岛之后，一心想要“反攻”回去，想着过几年就回去了，所以也就不太把这个蕞尔小岛当一回事。据说老蒋每年“国庆节”的开场白都是这样的：“同胞们，明年的‘国庆’我们就要在南京过了！”现在听起来，真是嘴炮，“反攻大陆”的成功机会大概比国足捧到大力神杯的机会还渺茫。但话说回来，除了这个小岛外，好像也没地方去了，总不能跳太平洋吧！所以，总是心里郁郁不得意，心里充满了焦虑感。另一方面，丢掉大陆的教训让他心生警惕，对台湾从上到下实行严密的控制。当然你会想，对于一个小草民来说，只要你安居乐业，不做些太偏激的事，说些不该说的话，这总该没事吧，问题就在那是个以“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愿放过一个”为行动最高准则的时代背景下，你可以选择不去做那些事，但也不知道会不会莫名其妙地被牵连上。于是，大家日子虽然过归过，但不管做什么事说什么话，还是都先在脑子里自我审查一番，免得留下什么把柄。

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政治笑话是这样的：当年在绿岛关了很多政治犯和思想犯，有一天“蒋总统”诞辰，大家排好队要到礼堂给“蒋总统”祝寿领寿桃，大概是关太久头昏了，有个快出狱的老犯人在队伍里问旁边“今天礼拜几”，这句话用闽南语说，听起来就像“今天拜鬼”，这句话被不懂闽南语的管理人员听到，非同小可，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当然部分稍微有些头脑的人会开始怀疑这样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比如说这样连选五任是不是合乎法律？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暗潮般涌动在闲聊八卦当中，当然大多数人不会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也不敢公开质疑。对大多数民众而言，接受当局几十年的宣传教育，“蒋总统”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于蒋家执政还是丝毫没有怀疑，与其说是习惯，不如说是一种理所当然。

这种理所当然出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说，小朋友在作文《我最尊敬的人》里面，大家写的当然也都是爱民如子、忧国忧民的“蒋总统”。作文《我的志愿》里，大家未来都想当“蒋总统”。“蒋总统”指的不是姓蒋的“总统”，而是大家单纯地相信，最上面那个领袖就是“蒋总统”，所以美国总统也叫“美国的蒋总统”，天上的玉皇大帝“天公”就是“天上的蒋总统”。为了表示尊敬，凡是书写时，提到“蒋总统”“先总统 蒋公”时前面都要“挪抬”，也就是空一格，以表示尊敬，我写我祖先都没那么尊敬。

有个大哥回忆起这件事，他说当初大家《我的志愿》都写“总统蒋公”，要解救千千万万苦难同胞，大哥他天生单纯，因为家里世代务农，他就写想当个农夫，结果就被退回重写。

后来他就想，那写个比“蒋总统”更厉害的人物，应该老师会喜欢吧！所以就写了要当“国父”，学习打倒腐败“政府”，建立清廉民主独立的新政权……那么不长眼的后果就是被老师撕掉打屁股了。

以前从小学到大学，再到部队，任何大型集会都会有又臭又长的致辞，所以常会看到一个画面：

致辞者：“先总统 蒋公”说过……

PA！（瞬间全体立正站好）

致辞者：……（稍做停顿）请稍息

全场又恢复稍息状，一场致辞下来，这种情形总要出现好几次，似乎用来考验学生们有没有在专心听。不仅在集合场，就连上课的时候，坐在教室里也一样，老师一说到“先总统 蒋公……”也听到全班椅子一拉，菊花一紧，瞬间坐得笔直表示尊敬。所以，如果听到隔壁班也出现这种拉椅子的声音，就知道隔壁班老师也讲到“先总统 蒋公”了，搞得好像越大声，尊敬的程度就越高一样。

此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知道学校校训是“礼义廉耻”，课本前几课也都教着“蒋公”的行为事迹，比如“蒋公”看小鱼逆流而上的故事；学校外墙也都漆着“蒋公”说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作业本上也都印着《总统嘉言录》里的名言：“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上了中学也要背：“ 蒋公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要让我们从小时时刻刻被他救国救民的热血感召着。

生命的意义：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到了大学我上哲学系，有一天，老师突然很深沉地问了一个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没想到大家想都不想，异口同声地回答：“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语毕，哄堂大笑。

尽管蒋介石真的过世了，可是他仍然要活在所有百姓心中，所以也就有了《蒋公纪念歌》，聱牙难懂如以下这首（节录）：

翳惟总统  武岭蒋公

巍巍荡荡  民无能名

巍巍荡荡  民无能名

革命实继志中山

笃学则接武阳明

黄埔怒涛  奋墨绖而耀日星

重庆精诚  掣白梃以挞坚甲利兵

使百万之众输诚何易

使渠帅投服复皆不受敌之胁从

使十数刀俎帝国取消不平等条约  而卒使之平

使骄妄强敌畏威怀德

至今尚犹感激涕零

南阳诸葛  汾阳子仪

犹当愧其未之能行

以新生活育我民德

以宪政之治植我民主

以经济建设厚我民生

以九年国民教育俾我民智益蒸

伦理  民主  科学  革命  实践

力行中华文化于焉复兴

这首歌的文字虽然像老奶奶的裹脚布一样冗长了点，但文字华丽，引经据典，马屁声拍得声声入骨，就算最奢侈华丽的六朝骈文，在它面前恐怕都要相形失色，堪称艺术杰作，跟那篇“自余束发以来……”相互辉映。这可是秦孝仪写的词，简直就比现在什么方文山的“中国风”强了几万倍，而曲是著名音乐家黄友棣所谱，两人都是一时之选的御用文人。

那么难的歌词，许多学校还是规定要学唱，所以许多小朋友尽管不懂是什么意思，还是唱得朗朗上口。音乐课要一个个上台唱，唱着唱着，老师听得都要睡着了，唱了没几个人就下课了。在学校里，就算是下课时间，小朋友不管当时“躲猫猫”也好，上厕所也好，只要“翳惟总……武岭蒋公……”音乐一出，通通得立正站好聆听，到听完也差不多要上课了。

我跟一个90后的小孩聊起这首歌，他一时好奇，就去网上找来听，只见他听了以后，脸色惨白凝重，只严肃地说了一句话：“这是嗑了药才写出来的吧！”

还有很多人觉得这首歌太难懂，“蒋公的伟大”让下里巴人无不退避三舍，所以后来才有另一首庸俗版的《总统蒋公纪念歌》：

总统  蒋公  您是人类的救星  您是世界的伟人

总统  蒋公  您是自由的灯塔  您是民主的长城

……

觉得太难懂，可能只是一个借口，据民间巷口落魄的说书人说，其实秦孝仪写的遗嘱和纪念歌让蒋经国很不爽，比如“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时间就不对，怎么可能束发的时候就会追随，而且“自居”一词有否定的味道。

另外，看到纪念歌里的诸葛、子仪等，蒋经国更不爽了，古代那么多圣明帝王不用，偏偏用一些臣子来比喻他老爸，所以这首歌后来也不再推行了。

在小学的音乐课中，每学期开始，前几堂课我们都要先练习唱这首“世界伟人版”，合唱比赛也要唱这首歌，所以到现在都还会背。

过去每年的4月5日，即蒋介石的逝世纪念日都会播放这首歌。唉，小的时候特别笨，总以为清明节就要唱这首歌。有一年，跟着父母去扫墓，我自作聪明，以邀功般的心情在祖先坟墓前不知所云地唱了起来：“总统，蒋公，您是人类的救星，您是世界的伟人……”

本来以为爸爸妈妈会嘉奖一番，没想到莫名其妙地被揍了一顿。

“蒋公铜像”：戒严年代唯一的公共艺术

在台湾的小学课本里面，学了很多“蒋总统”的小故事，比如有名的“蒋总统”小时候看小鱼逆流而上，领悟人生道理的故事；或者“蒋总统”在日本读军校时，当面与日本教官辩论的故事；再或者是“蒋总统”勇救“国父”的故事，都让小朋友感受到他人格的崇高与伟大，每个人都是单纯地相信着。

现在看来，还好那些“恭祝”都没有实现，荒谬的时代荒谬的事，都能拿来当笑话看，可是在当时很多事，你真正遇到了，可能笑也笑不出来。年纪越来越长，社会也越来越开放，懂的事越来越多。我们知道了会逆流而上的鱼，品种不可能出现在浙江。我们也知道爱民如子的“蒋总统”居然会开枪扫射自己的儿子，他的遗像慢慢消失在机关和学校教室或办公室。曾经无处不在的铜像也悄悄地远离人们的视野，有关他原来的一切，慢慢地都在被解构着。

小学的时候春游，去中正纪念堂，即现在被称为“中正庙”的庞大宫殿式建筑，总是给我十足的压迫感。而殿中面带微笑，坐着的“蒋公”巨大铜像也给我十足的遐想，我总幻想着那其实是个机械人，中正纪念堂根本就是个秘密基地，如果有一天台湾有难，中正纪念堂的天顶就会帅气地打开，“蒋公”机器人全身发光地飞出去，跟仁爱路南端（中正纪念堂在仁爱路北端）“国父”纪念馆中的“国父”铜像合体，一起保护台湾。

中正纪念堂底层展示，述说着“蒋公”的各项丰功伟业，让人看了心里澎湃。走到最后是贩卖部，小小年纪的我也想买一卷《蒋总统演讲录》的录音带回家听，没想到贩卖小姐一直很不敬业地阻止我买，说我听不懂这个。当时觉得她看不起我，很生气，但现在想想，她还真是个有良知的人。

在前不久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中，我们看到他的另一面，也会嫖妓，也曾逐色，也有人性私欲，原来，我们以前有意无意都将这些事忽略掉了。以前他高高地在神坛上，为了统治的正当性，没有敢动他，现在只是慢慢将他请下神坛，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许每个人对历史的体验都不同，任何不同，都值得尊重。蒋介石一个出身平凡家庭的子弟，能从民国初年那个内有军阀恶斗，外有强敌压境的混乱局面中一步步爬到最高峰，光是这点就让人佩服。而一个人若从年轻时候开始，每天写日记检讨得失，写了50年从不间断，这样的人，会成功也不是偶然。

当初，为了维护政权稳定而剥夺人民的权力，甚至造成一种恐怖，这样的事到底值不值得纪念？过去我们都太擅长二分对立，现在才知道所谓的“好人”往往不是绝对的好，“坏人”也往往不是绝对的坏，蒋介石应该首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而后才是个领导人。他的本质就是一个政治人物而已。如果人民把一个政治人物捧得高高在上，甚至到了一个神的高度，他肯定会开始装B，也用一种高高在上，神明的角度来俯视操纵他的人民。相反地，人民如果把政治人物当作仆人看待，虽然他不一定把自己的心态当成仆人，至少不敢那么明目张胆。

过去为了让台湾人时时可以瞻仰“蒋公”，刻刻思考“蒋公”的伟大，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蒋公铜像”。不管在学校还是机关单位和广场、路口圆环，几乎是戒严年代唯一的公共艺术，可能连“蒋公”出去游山玩水时，临时上厕所的地方都会立个铜像，概赐龙泉。关于这些铜像的制作与摆放，以前还有一个“蒋公铜像制作办法”，铜像要全身或半身，站着、坐着或骑马、戎装或长袍，戴帽或不戴帽，都有严格规定。比如说半身的只能做到三个扣子，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等。这个办法呢，除了教人怎么摆放，还列了如何维护，如果公然毁损，还会被以“叛乱罪”起诉。

不过风水轮流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铜像撤的撤，拆的拆，许多被拆掉的铜像被集中安放收留到桃园大溪的一个公园，在那可以见到众多形态各异的“蒋公铜像”，一走进去，颇有现代装置艺术的风格，给人一种时空吊诡的错乱感。

现在，台湾人什么时候最可能把“蒋公”遗像拿出来膜拜呢？大概就是棒球比赛，与日本对抗时，总是有球迷在看台上高高举着“蒋公”遗像以表“抗日”。今天，一般台湾人对蒋介石的看法，多数都认为他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已。

“勿忘在莒”变成“勿望再举”

接下来，第二个“蒋总统”毫无悬念地继任，号称小蒋。对于台湾百姓来说，他比较像个人。在老蒋传位给小蒋间，由严家淦继任“总统”，严家淦就像质量好的冷气机一样静悄悄不出声，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只是个过渡而已，终究要传给蒋经国的。事实上在这段时期，真正管事的也是蒋经国，严家淦只是“Yes Man”而已。

1978年，“谦冲为怀”的严家淦表示不竞选连任，向国民党中常会建议提名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蒋经国“当仁不让”，经过“国民大会”选为“总统”。新的“蒋总统”一出来，以前的老“蒋总统”就被官方称为“先总统蒋公”。在政治标语方面，过去的“蒋总统万岁”没有继续使用，改以“永怀领袖”“恪遵领袖遗训”之类的标语。

据说蒋介石一过世，国民党内部也有一番权力斗争。

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他去世后，宋美龄觊觎这个总裁宝座。蒋经国一见不妙，遂提议为了纪念蒋介石，将总裁这个职位永远留给蒋介石，这么大义应该没有人敢反对吧！宋美龄见状，只好灰溜溜地去了美国。

这小蒋比起他父亲脑筋还算正常点。据说，1978年小蒋第一次以“总统”身份主持“国庆”阅兵时，依照惯例还有“蒋总统万岁”的口号，但第二年起就只剩下“三民主义万岁”与“中华民国万岁”了，要是当皇帝的真能“万寿无疆”，现在就该是秦始皇统治天下，哪还轮得到老蒋来称孤道寡？

在金门的太武山有个蒋介石手题的“毋望在莒”大石刻，就是蒋介石希望效法战国时代的齐国。齐国虽然被燕国联合秦、韩、赵、魏四国围攻，但田单在莒县和即墨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终于把敌人从齐国赶走，光复了齐国。这个故事成为退守台澎金马的“蒋政权”作为“复国”的好教材。

因此有“毋忘在莒”运动与口号的出现，到处推动“毋望在莒”的精神，没想到这也一语成谶，无望再举，国民党再也举不起来，回不了大陆了。

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两岸来说，都是关键的转型年代，对大陆来说，开始走向改革开放之路。对台湾来说，过去高喊“反攻大陆”的几十年，国民党统治阶层并不把台湾放在眼里，所以并没有积极建设台湾。但自从蒋经国继任后，他带着一批技术官僚真正开始关注台湾基础设施建设，为台湾的经济起飞推上一把。

说起来，真是命运的纠葛，曾经在莫斯科留学的两个前后期同学，蒋经国与邓小平，都各自在无比沉重的包袱中接下了两岸的统治大权。邓小平挽救在“文革”中奄奄一息，力图振兴转型的大陆，而蒋经国面临着“反攻神话”濒临破灭，改革冲击不断，外交接连受挫的风雨飘摇年代。所幸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两岸领导阶层都逐渐放弃了以意识形态主导一切的统治方式，转而开始思考百姓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用魔兽争霸里的术语来说，就是镜像开局。

台湾人对蒋经国的看法是复杂的，一方面不否认他对建设台湾的功劳，另一方面也没忘记他也曾是白色恐怖时期的血腥刽子手，当年台湾人人闻之色变的警备总部就是他手下的一条猎狗。蒋经国是蒋介石刻意栽培的接班人，几十年间不断在各个位置上历练。一般认为，他的许多方法跟他在苏联留学时看到的苏共那一套有很大关系。到了现在，台湾还可以看到当初蒋经国作为情报政工头子时所建立的一些体系和留下的印记。

比如几十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台湾青年参加过“救国团”的营队与活动。这个“救国团”最早的名称为“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就是当初蒋经国受命成立的，很明显，这是仿共青团而成立的一个组织。成立之初您也知道大概会搞些什么业务，就是灌输年轻人“正确的”政治思想的组织，充满了政治性。可是几十年来，大时代的改变也让这个半官方的组织慢慢转型，加上“救国团”在全台湾各旅游胜地都有招待所和活动中心，业务遂开始转型为专办寒暑假期青少年海外旅游团队营会的组织。年轻人也不太在意这个组织成立的初衷，只知道“救国团”常常办一些便宜、好玩的战斗营或露营活动。这些营队的影响一直流传到现在，现在台湾的大学里在办营队野外活动时的那一套团康方式，最早都可以追溯到救国团办活动的模式。不过这几年，因为时代又变了，所以“救国团”的全称，又把“反共”两个字拿掉，变为“中国青年救国团”，也越来越趋向民营化的一般的旅行社。

另一个明显的印记，就是“国军部队”里的辅导长，从字面上说起来，是对官兵做心理辅导，事实上，也负有部队里思想考核侦查的任务。很明显，就是学习政委的制度。当初蒋经国在部队里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政工体系，从上层到基层部队，都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后来还成立了政战学校，专门培养政工系统人员。

政战学校除了对内培养外，以前还有个“远朋班”，专门收海外留学生，其实就是拉拢亚非拉兄弟，邀请这些国家中有升官潜力的军警官员来台进修。一直以来，台湾都有个传说，据说远朋班有三位著名校友，利比亚卡扎菲、巴拿马诺列加以及伊拉克海珊（萨达姆・侯赛因），就真的如电影《赌神》里那句台词一样：我跟巴拿马总统有点交情。这三位同学都是美国请台湾代训的，大概是学习成绩太好，三位同学几十年后都成为令美国蛋疼的人物，后来在一些拉美国家的军事政变中，都可以看到“远朋班”优秀结业学员的影子。对于外交处境一直艰难的国民党政府，办“远朋班”简直就是物超所值。

蒋经国的“微服私访”：一袭夹克走天下

在苏联期间，蒋经国不仅学会了怎样组织控制各单位、各阶层，也就是政治工作的那一套，自己也被亲身整改过。老蒋自己对政战特工不在行，这些东西都是蒋经国在操刀，他就把苏共那一套搬来台湾，改造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国民党两次大改造——孙文1924年改造和蒋家20世纪50年代改造，基本上都是以苏联为学习对象，可以说国民党是一边“反共”，一边向“苏共”学习。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以前列宁及共产党人总是不断深入民间调研，所以这也影响了他在未来官路上，经常深入民间第一线的作风，这一点是让许多台湾人印象深刻的。

台湾有一句话叫“走透透”，就是说，走过每一个最小的地方，都走通透的意思。现在许多台湾的政治人物都喜欢说自己“走透透”，表示勤走基层各地，体察了各种民意。而在台湾的政治人物里，最早“走透透”的应该是蒋经国了，他喜欢深入民间基层，亲自深入第一线，结交许多民间友人。在“前线”金门，他乘着小登陆艇戴着钢盔乘风破浪，在危险的盘山公路，他戴安全帽搭着吊笼横越峡谷，又或者常常在大小乡镇的摊子上就地吃饭，随从告诉他：“这有点不干净。”他回答：“百姓都能吃，为什么我不能吃？”他简直比现在美食节目主持人还厉害，路边随便什么难吃的店他一去过就变名店，一直到现在，这些店里都还挂着当年“蒋总统”光临的照片。

在中国的历史上，“官”在大多数时候都一直是站在“民”的对立面，通常“官”与“民”的距离越远，架子越大，越容易让民众产生敬畏的感觉，过去大多数为官者也深谙此道，百姓也习以为常。所以，当作为领导人的蒋经国如此贴近基层，走进群众，以人民的小事为政府的大事，虽然官架子小了，但也就没那么神秘了，百姓真的体会到自己被重视。虽然敬畏的程度降低，可是群众魅力直线上升。

蒋经国常常穿着夹克深入各地。在台湾，夹克这种衣服一直被赋予一种涵义：因为夹克剪裁简单，穿脱容易，造价便宜又便于劳动，在平民百姓间比较普及，大部分人若不装B，一般场合下不会舍夹克而就西装。当年，蒋经国担任领导人时经常深入“民间”基层，到处做调研，就是一袭夹克走天下，也不知道这种形象是他特意塑造的，还是真的工作需要。总之，夹克也成为蒋经国勤政爱民的注册商标。从他开始一直到现在，台湾的政治人物不分党派，每当要表示亲民爱民时都不忘穿上夹克。举个例子，宋楚瑜最喜欢穿着白夹克到处跑，以表示自己是蒋经国传人。反正就是去基层，如果还穿着西装，常给人一种阶级暗示，有一种格格不入、高人一等的感觉。

另一个蒋经国提倡的服装是“青年装”。当年，他认为官员穿西装显得官僚，穿传统中山装嘛，又给人老气的感觉，再加上台湾夏天炎热，于是开始推行简单朴素，可以在正式场合穿的“青年装”，你可以想象，就是衬衫版的短袖中山装，跟中山装一样四个口袋，但取了如衬衫般的开领，料子多半是通风的布料。所以当年蒋经国夏天穿着青年装，冬天穿着夹克，就变成他的招牌穿着。有很长一段时间，青年装也成为公务员或“大内侍卫”的制服，但这十几年来慢慢式微，一直要等到马英九上台后，好像又有人开始穿这种颇有象征意义的衣服上班了。不过现在看来，这种服装还挺符合这几年流行的节能、减排、低碳的生活作风。

在当领导人那几年，蒋经国与他的团队带领着台湾走向经济起飞，台湾慢慢从“风雨飘摇”的阴影中走出来。在那个社会环境之下，民众都觉得只要努力就会有钱赚，现在回头看，那时候也的确处处都是淘金的机会，用闽南俗语“台湾钱淹脚目（台湾的钱淹到脚踝）”来形容那个时代真是贴切不过。穷了几十年，一下子突然开始富起来，很自然，许多铺张浪费的暴发户行为就出现了。

简朴之风——“梅花餐”

台湾人都知道蒋经国简朴，从他过去的寓所就可以看到，没有太多奢侈华美的饰品，就和普通中产阶级家庭摆设差不多。他就连一件夹克也能穿十几年，极为节俭，当然很多人后来说，掌握了最高权力，贪不贪已不是重点，反正整个台湾都是你蒋家的，也不需要贪。可是重点在于，他可以选择过豪华一点的生活，这也不会有人有意见，但他仍然努力让自己在那种环境中保持本性，这恐怕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总之，简朴的蒋经国看到当时虚浮的社会风气肯定相当不以为然，曾多次试图用行政命令遏止这些“歪风”，比如让台湾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梅花餐”。

20世纪80年代初期，台湾饮食餐宴越来越奢华，造成许多浪费。浪费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当局有个警示标语“一年吃掉一条高速公路”。20世纪70年代末，贯通台湾南北的中山高速公路刚建成，但这条举债建设的高速公路在私家车并不多的时代，社会舆论还是笑着称它是个超大的养蚊场。20世纪80年代之后，虽然证明了这条路的重要性，甚至也常不敷使用，但高速公路在建成的早期，难免一直给人奢侈昂贵的感觉，所以这个标语在当时，真是贴切又让人印象深刻，到现在都忘不了。

让民众知道他们过得有多奢侈后，就开始推行“梅花餐”运动。众所皆知，梅花是“中华民国”的“国花”，五瓣一蕊，所以梅花餐就是，“瓣”的部分成为五道菜，中间“蕊”的部分是汤，排成一个梅花的形状，既简单又有政治涵义。

这种从上到下推行的运动，并不是很硬性的规定，但对于公职人员来说，简直就变成了一种强制，因为大家都害怕吃得太奢侈，被抓到有考绩上的问题。一方面，大家宴客时就是想吃得豪华点，也开心一点，另一方面，“梅花餐”五菜一汤，一桌如果十个人够吃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生命自己会找出路。所以后来不仅“梅花餐”里每个菜的分量都加大，还出现了“双梅花餐”、“三梅花餐”这种形式，一朵梅花吃完后，再上一朵梅花，分好几次上桌，反正餐桌上永远都是五菜一汤。

你说这至于嘛，爱吃什么，要怎么吃，不是政府管得了的，蒋经国生性简朴，也不代表大家都简朴，所以这运动推行几年后也无疾而终了。

20世纪80年代后的台湾，百姓有些钱，吃饱穿暖后开始去想些过去没想过，也不敢想的政治问题，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蒋经国作为统治者，一定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台湾民间有种说法，20世纪80年代有两个大案，一个是经济的“十信案”，另一个是政治的“江南案”。

“十信案”让蒋经国看清，原来国民党内部已经跟金融腐败挂钩得那么深了。而“江南案”是指派出杀手暗杀远在美国的《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到底蒋经国事先知不知情，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但蒋经国也是因为这件事才看到情治单位的跋扈专断。一连串的事件，让原本习于分权下去的他越来越亲历亲为。再加上他已到晚年，身体已经不再那么好，可是还有许多事要做，所以这时候简直是在跟时间赛跑。

蒋经国所做的一连串改革措施，可能并不一定直接对民众产生影响，但以八卦角度来看，其中最让台湾民众拍手叫好的，可能就是他宣示了蒋家人以后不会再继续接班。事实上，当时在一般民众眼里，蒋家第三代很废，不仅一副公子哥模样，各种恶行劣迹也时有所闻，所以当他这么说之后，除了少数坚持蒋家正统的老臣如丧考妣外，大多数台湾人都松了一口气。蒋家时代终于要结束了，可是蒋家结束后会是什么局面，谁也不清楚。

琼瑶剧里出现蒋经国的脸

我的人生很幸运，在某时某刻跟“蒋总统”发生了联系，在这之前，“蒋总统”离我很远很远。

1988年1月13日晚上，这是许多台湾人忘不了的日子。大部分民众都是和往常一样，在餐桌前吃完晚饭，全家一起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八点档连续剧。那阵子，最火的是华视播映的琼瑶连续剧《在水一方》，而为什么我会印象那么深刻，因为那天也是我爸爸的生日。

看剧看得高潮迭起，毕竟家里管得严，不是天天都能那么光明正大地看连续剧。但突然播到一半，电视“当”的一下，屏幕里出现一张黑白的慈祥老头脸，就这样定格不动，也没有声音，一时之间大家还没明白过来，还以为电视中邪坏掉了，只看下面写着一行字：

蒋“总统”经国先生已于今天某时某分崩逝。

爸爸首先难以置信地愣着头开口：“啊！他死了啊？”

我则想，“蒋总统”怎么会死，不可能不可能！于是马上冲到阳台上去看有没有下大暴雨，怪了，没下大雨啊？难道“蒋总统”不是伟人？

整层楼每一户的电话几乎都在同时响起，爸爸妈妈开始忙着接电话，有些人打电话来声泪俱下，说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也有人带着“报喜”的心情要我们听听他们那里已经有人在放鞭炮庆祝了。

电视很快地切换到国民党紧急中常会的画面，李登辉在不断闪烁的镁光灯前，站在孙中山的遗像下，举手宣誓继任。

就在那十几分钟间，记忆中只留下具有强烈反差，充满蒙太奇风格的影像：琼瑶肥皂剧中秦汉的咆哮、慈祥和乐的父母、“领袖”的突然死讯、全家如电击般的定格。

接下来几天，一切娱乐活动都停止，连电视都变黑白，就好像黑白梦境一般，不管转到哪一台，都在反复歌颂着伟大的“十大建设”及蒋经国的亲民爱物，而社会上则充满凝重的气氛，百业似乎都变得萧条。

有一天在学校打扫卫生时，本来都放些轻松愉快的歌曲，这几天反而都放些“爱国”歌曲。小朋友哪知道轻重，我一边闻乐，一边豪迈地耍着拖把跟同学嘻嘻哈哈玩了起来。小朋友在学校打打闹闹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在这“举国”哀痛的日子，这样嬉闹被某个素来正经的女同学看到，一边哭一边很生气地大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要是你爸妈死掉了你会这样吗？”她气得跑去向老师告状，我的下场是写悔过书，还要请父母盖章签名，再加罚站一整天，每节课下课后都要去蒋经国先生的灵堂鞠躬。

在学校上课上到一半，老师就把全班带到一个像是礼堂的地方，满满的都是人。全部坐定后就开始播放影片，播了没多久，只见老师们一个接着一个哭了，越哭越大声，同学们见到了，也一个个跟着哭，哭声、哽咽声、尖叫声此起彼伏，校长上台讲话也痛哭流涕，全场充满戏剧性，仿佛美国总统宣布世界末日即将来到。

小朋友很单纯，想法绝大部分是被教出来的，从国小一年级社会课本第一课第一页告诉我们“大有为的政府”开始，“蒋总统”就如影随形地陪伴我们长大。对于他的辞世，小小的心灵怎么承受得了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同班美少女，哭得跟花儿一样，泪珠儿窸窣窸窣，如珍珠般地滚了下来。

我永远忘不了她那纯然发之于至诚，让人听了就心碎的号啕大哭（其实是我喜欢她，她伤心我也难过）。她哽咽着猛然把头一转，脸上充满血海深仇似地说：“蒋总统都是被那些民进党的暴徒给气死的！”说完扭过头去继续大哭。

班上甚至还有人主动戴孝，每天上学在衣服手臂处别了一条麻布。老师见到特地叫他站起来，要大家鼓掌（现在想想真是莫名其妙）。

小学一周有两天的便服日，老师特别吩咐说这几个礼拜只能穿黑、白、深蓝的便服，偏偏有个同学不知好歹，穿了绿衣服，被揍了一顿。

对于老百姓而言，“总统”虽然死了，日子总是还要过下去，该笑的时候还是要笑吧！那几天，想要玩，又觉得对不起伟大“蒋总统”的在天之灵，心中充满了罪恶感。后来，看到电视上“蒋总统”探访民间友人，大家笑呵呵的画面，于是我就想，“蒋总统”那么亲民慈祥，肯定不愿意见到百姓天天那么郁闷，想到这里，我豁然开朗。尽管娱乐业都暂停，幸好还有方便的好邻居——录像带出租店。可是又不能太明目张胆地营业，所以附近几间出租店也都半关着铁卷门，或留下门故作歇业状，客人敲敲铁门，老板透过小孔窥视，看到是熟客才放进来，租个录像带还要搞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那一阵子，因为一切娱乐活动都停止，报纸上当然也没有娱乐新闻，倒是有许多港台明星组队跑到忠烈祠谒灵，所以，电视上出现些明星跑去谒灵也成为第二天讨论的话题。

到了蒋经国移灵的日子，车队要从荣民总医院一直开到大直的忠烈祠。学校就在移灵路线的旁边，很自然地，四年级以上学生都被动员，每个人右臂上都别一小块麻布参加路祭，而前一天就被要求要早点睡，因为隔天要有精神才行。那一天，沿路挤满了路祭的民众，有些人手上拿着香，还有人头上绑着白布条跪着，也有人撑着黑伞，甚至有人摆了香烛案台和鲜花素果。

路上气氛非常诡异，一辆车都没有。远远地就听到开道车的警笛声，一股气场很有压迫感地由远而近，民众也随着这由远而近的警笛越哭越大声，还有人哭得昏倒。

接下来，看到了一辆辆的黑头官车驶过。

终于来了！运灵柩的车子慢慢驶入视线，我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感觉，那是我一生中离“蒋总统”最近的瞬间，全世界好像都静了下来，仿佛只有我跟“蒋总统”一样，手往前一伸就可以摸到……然后四周又突然吵了起来，看着远去的灵车，从此“蒋总统”又离我远去，越来越远……

车队过后，聚集的民众很快就作鸟兽散，现在回想起那天的情景，都还觉得不可思议，越长大越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月后，一切都结束了。他葬在桃园县的头寮，离他父亲不远。对于民众来说，这个月好像做了一场梦，接下来该干什么还是继续干什么。

只不过老师又开始问了：“各位同学有没有去谒灵啊？没有去的请爸爸妈妈带你们去。”

回家以后就开始怂恿父母说要去头寮谒灵，父母总是用很忙没空的理由推托。

过一阵子老师又问了：“还有多少人没去谒灵啊？”超过四分之三的举手根本没去，老师眉头一皱：“没关系，如果主任校长来问的话，大家都要说去过好不好？”

“好！”童生稚嫩地异口同声回答着。

值得一提的是，蒋经国的过世，间接导致琼瑶小说改编连续剧在20世纪80年代的没落。在这之前，她的每部剧，比如《几度夕阳红》《烟雨蒙蒙》《庭院深深》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一次又一次在超越台湾连续剧的收视纪录。这一年的《在水一方》虽然声势大不如前，但一开始仍吸引大批收视群，结果万万没想到，开播第三天，剧情都还没进入高潮，就遇到“总统”过世，就这样停播了将近一个月。反倒是台视正在播出的《还君明珠》，这部刘松仁和苏明明的大时代儿女苦恋剧，那活生生被掐断的点就让观众纠结无比了。军阀的儿子刘松仁在佛寺中看破红尘，决定断发出家。到寺中探视的苏明明，闻讯后大惊，手中拿着的一袋水果随手散落，一颗颗苹果就这样沿着寺中的阶梯滚滚而下，滚啊滚啊！戛然而止。观众的心情就为之纠结得跟着滚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三台连续剧虽然推出了精华篇，但大家也觉得可有可无，不再那么热情。结果《还君明珠》的收视率超越了《在水一方》。

琼瑶连续剧在20世纪80年代就此没落。一直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初，她又推出了一系列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剧集，这才又掀起另一波热潮。

核武器被美国人没收

关于蒋经国之死，民间却流传着一种说法，他其实是受张宪义叛逃的影响，打击太大而死的。

就在1988年的1月，蒋经国去世的前几天，台湾开放了报禁，报纸可以有更多篇幅，有更大的报道空间。中学生也开放了发禁，不再只是单调的平头西瓜皮。而蒋经国去世的前4天，爆发了震惊全台的“张宪义叛逃事件”。

张宪义时任军方研究单位——中山科学院的上校副所长，就在1月9日这天，他与全家一起搭飞机到美国度假，但在1月12日传出滞美未归，并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之下，在华盛顿特区居住下来。直到1月15日，美国会同国际原子能总署到中科院核研所突击检查，直接拆了重水反应堆与核燃料棒，于是，台湾几十年来秘密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就此曝光。

原来这张宪义早在二十几年前，还是低阶军官赴美公费留学时，就已经被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吸收成为间谍，随着他回台后在军方科技系统内的步步高升，CIA也一步步获得台湾发展核武器的重要资料。

台湾发展核武的传闻一直就有，但在这之前从来没人敢证实。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台湾曾经有一艘伟大的军火船……呃，不对！是南极勘探船，沿着“伟大的航路”前往南极做第一次科研，并捕获大量南极虾，听起来好像一切都很伟大。但回程的时候，经过南非开普敦，当时国民党当局跟南非白人政府有邦交，受大使馆之托，运了一个神秘的箱子回台，并被吩咐，回程不要停靠任何港口，直接回台湾，并且绝对不可以进入放置箱子的房间。回到台湾之后，这个箱子也很快被军方取走了，就有人传说，这神秘木箱里放的是铀235。

过去，国民党当局与南非白人政府都因为人权记录而在国际上恶名昭彰，可说是国际孤儿，难兄难弟。两方都因政治因素无法获得所需的武器，所以合作也非常紧密。由于南非拥有铀矿，所以一度传闻两方曾在南非外海进行过低当量的核爆，而其中合作对象也包括以色列。当时，由于南非又出兵干涉安哥拉内战，“国军”的军事访问团访南非最喜欢的行程就是前往安哥拉前线，顺便也向南非军方要些好货来玩玩，所以也盛传华航当年飞南非的班机也要负责把这些好货运回台湾。

其实在蒋经国过世前一年的11月，有一架南非航空从台北飞往约翰内斯堡的747班机，在毛里求斯附近印度洋上空失事，全机罹难，现在在台湾桃园机场旁边还有一个纪念碑。其实这架班机只有七年机龄而已，还算新，它会失事也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当年黑盒子因为严重损毁而无法解读，直到后来，经由数字科技的帮助还原了当时驾驶员间的对话，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机上可能载有非法运输的军火。

而查了一下机上乘客姓名，经过南非当地媒体的调查，其中居然有一位国际军火掮客，这位乘客还是台湾军方派专机送至新加坡后回台搭乘这架南非航空班机的。

这件事越想越离奇，机上所谓“非法军火”到底是什么呢？一切的可能性都指向核武器。等到一个多月后，张宪义叛逃事件爆发，许多人不禁把这一连串事件联想在一起，捏了一把冷汗。

据说，当时台湾已经完成小型试爆和计算机模拟，只差一两年就能制出核武器。张宪义的叛逃让台湾的核武器计划功亏一篑。好事者描述得绘声绘色，什么美军特种部队直升机机降“中科院”之类的。反正，被人大摇大摆地拆走设备，搞得台湾当局脸上无光，你说为什么不阻止，这能阻止吗？说不定一阻止没过多久一枚“战斧”就丢下来了。

这件事搞得全台震惊，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台湾也在搞核武器，据说蒋经国接到这个消息，大受打击，本来已经不怎么好的身体瞬间恶化，到了隔天就不能治疗了。

部下兵变，连累蒋纬国不升官

蒋家第二代一经一纬，一政一军，除了蒋经国外还有一位蒋纬国。蒋纬国不是蒋介石亲生，而是他在留日时的狐朋狗友戴季陶的私生子。为了避人耳目，戴将这个小孩交给蒋介石去养，而蒋介石也视如己出，好好栽培他，他一直到长大成人都没有认祖归宗。

在过去几十年里，公开谈论蒋家绝对是个禁忌，所以各种关于“宫廷”里的八卦，只能在民间的茶余饭后，添油加醋不断流传着，蒋纬国的身世算是间接被证实了。蒋经国跟蒋纬国之间似乎关系不太好，这可能也跟生母及养母会对自己的小孩讲对方坏话有关，总之，蒋纬国的人生比蒋经国辛苦。

蒋纬国大学读了没两年，就被派到德国军校里留学，还参加了当年德军二战初期的几次军事行动，所以现存的照片里还有一张他穿着德国国防军军服的帅气照片。回国后就一直在军队装甲兵系统里任职，后来理所当然，也到了台湾。作为蒋家一员，本来只要不出什么乱子，也是会一路高升的，但不幸的是他被他一手提拔的部下扯了后腿，这就必须要说到发生在1964年的“湖口兵变”。

湖口是台北以南约90公里，新竹附近的一个台地，也是“国军”装甲兵的主要基地。在1964年1月21日这天早上，部队全员一万多人，连同各种装甲车辆及火炮，全部集合在操作场上，等待副司令官赵志华的检阅。那是一个寒冷的早上，整个操作场万头攒动，没有人知道这临时的大集合要搞些什么名堂。

赵志华上台后，环顾了一下全场，跟过去滔滔不绝的即兴演讲有些不同，这次他似乎有些慎重，从口袋里掏出一份讲稿，接下来，果然气势不同凡响，一开口就震撼全场——

“有血气的弟兄们，我们不能等待！应该动作了！”

接下来，他爆了气，好像发泄般地直指国民党高层有多么迂腐，整天玩小明星玩女人之类的，后来又说觉得军中的弟兄都很辛苦，高层视而不见，最后话锋一转，说到局势紧张，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

台上讲得热血激昂，后面的侍从们听得坐如针毡，台下小兵们又听得一头雾水。赵志华突然要部队坐下，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他要大家坐下是有目的的：“蒋总统的双眼已经被周围小人遮蔽，现在我要带着部队全副武装向台北前进，跟我去扫清总统身边的坏人，保护蒋总统！”

有一个说法是，论辈分，应该是由赵志华先从少将升中将，但另一位少将走后门，把他的位置名额占去，先升了中将，所以赵志华心生不满，意图发动兵谏。

“勇敢的人就站起来，现在就跟我去！”台下官兵听到司令官这样说，都愣住了，面面相觑。当时“国军”部队的组成里，主要分成台湾籍的义务兵和当年跟着国民党来的那些老兵，后者留在部队里大都是部队里的基层军士官骨干，所以台湾籍的士兵手足无措，都在看这些老兵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怎么做就跟着怎么做。

事出突然，全场鸦雀无声，全部的人都在犹豫，这时只见前排一位少校政战官毅然站了起来，吸引了全场人的目光，他的决定是相当重要的，无论他是说去或不去，都会引来一批人的响应。

政战官用力抱拳举起右手，声音坚毅洪亮地高喊：“我跟司令一起去！”说完大步走上台去站到赵志华身边。赵志华心头大喜，正要开口赞扬，忽然，政战官转过身来扭动手腕，把赵志华的配枪抢下后压制在地，同时大喊：“快来人！抓起来！”旁边的其他军官才如梦大醒，一拥而上把赵志华制服押送。

台下的士官兵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旋即一阵骚动，全都不知如何是好。

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一位上校执勤官一个箭步上前宣布：“所有部队立即回营区，没有命令，不许任意走动！”

营区内的一切又很快恢复了平静，这场闹剧式的兵变就这样被解决了。

但在台北的“国防部”，几乎是同时接到这个消息，如临大敌，作为“国防部长”的蒋经国马上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最坏的情况出现时要让空军直接炸毁台北的连外桥梁。这也的确，台湾北部除了湖口部队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是轻步兵部队，用轻步兵对抗重装师，那简直就是以卵击石，以当时的情况，湖口装甲兵部队要一路打到台北“总统府”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次兵变一直影响到现在，大家会发现作为政经中枢的台北市，居然没有实兵部队驻守，只有宪兵部队而已。

后来赵志华被军法判了死刑，但一直没行刑，一直关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保外就医，后来病死在外。制服赵志华的那位政战官，当选当年的“国军”战斗英雄，连升三级。而蒋纬国当时虽然已调任他处，但“国军”装甲兵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下面那些人都是他的子弟兵，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蒋介石也认为他有连带责任，所以他这个中将也被冷冻了十几年，后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宋美龄向蒋经国说情，才让他升了上将。

“湖口兵变”在过去也算不能公开谈论的秘密，随着这二十几年来的开放，才有越来越多的真相摊在眼前。尽管这件事在中国几千年的“清君侧”史上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台湾来说，也算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事件，回头来看，这件事对有志为官的人至少有几点很重要的启示：情绪控制很重要；人际关系很重要；紧要关头的表现很重要；而重点中的重点就是，有个不扯后腿的下属很重要。

部队里的政战官制服了指挥官，这件事看得更深刻点，就会发现这更像是蒋经国势力与蒋纬国势力间的一次消长，政战系统是蒋经国亲自培养出来的嫡系，装甲兵是蒋纬国的子弟兵，这件事的结果是蒋纬国被拔掉军权打入冷宫，蒋经国继续高升。

喜欢乱来的蒋孝文

蒋家虽然男丁兴旺，可是也一门七寡（蒋方良过世后变一门六寡）。民间有两种传说，一是两蒋灵寝的风水问题，过去想要“光复大陆”，所以他们过世后都只是暂时停灵在台湾，没有入土为安，导致其家族的衰败。另一个说法是，两蒋造孽太深，加上其第三代一直在台湾人心目中印象不太好，不时有恶行恶状的传闻流出，所以也有很多人觉得这是报应。

说得难听一点，蒋家本家第三代除了两位“庶出”的以外，都是一些不成事的纨绔子弟。第三代三个男人，孝文、孝武、孝勇不约而同都有在军校的经历，这当然是家族的期望，可也是失望，三人没有一个从军校里毕业，几乎都辍学收场。想想也有道理，作为领导人的儿子，家里有严格要求，又在众人目光下长大，产生很大逆反心理是很自然的。

蒋孝文狂妄嚣张，仗着自己是蒋家后代，经常在外面闯祸闹事，无照酒醉驾车、打架，殴打警察只算小case，还乱开枪差点杀了一位侍卫，没有人治得了他，就算进了军校，还是死性不改，只好把他送出境，让他自力更生去。

过了几年他回来了，进入党政单位任职，工作颇受好评，开展工作顺利，不过大家心里也都知道，谁敢不买他的账就走着瞧。蒋孝文的个性并没有因出境了几年就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有一位电影明星叫谷名伦，年轻帅气，演技又好，多次拿到电影大奖。这样一位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明星，有一天，毫无预示就跳楼自杀了，留下许多谜团。当年社会上谣言四起，最多人相信的就是有人想要抢谷名伦的女朋友，但谷名伦一直不肯让步。后来那个人就跟谷名伦说，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就约在某个大楼楼顶，把事情好好讲清楚，这样也避人耳目。谷名伦太单纯了，结果一到那里，那个人二话不说，叫两个大汉架着他就从楼上扔了下去，拍拍屁股走人了。

这个传闻传播之广，以至于后来我在看《古惑仔》电影时，每次看到这一段“我大飞人那么随和，怎么会对你东星耀扬怎样，来人啊！把他丢下去”，总是会想到这件事，而那个人传说就是蒋孝文，只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敢公开讲，就算掌握证据也不敢办。

蒋孝文后三分之一的人生，身体状况都不太好，据他的弟弟蒋孝勇说，蒋孝文先天遗传自蒋经国的糖尿病，每天都要服用降血糖的药。有一次，孝文和同事聚餐喝醉了酒，忘了服药就昏迷过去了，大家一开始以为他喝醉了酒才一直睡，因此延误就医。几天后他醒过来了，但是脑干受到损害，智力也因此退化到七八岁，后来19年都在病床上度过，最后死于咽喉癌。

这是个对外的说法，可是仔细想想，到底什么病会伤到脑神经呢？这又不得不让人有更多联想了。大家都知道这位蒋大兄常常跟一干酒肉朋友流连于各种声色场所，又仗着爸爸跟爷爷的权势到处乱来，所以很多人说，他得罪了许多黑道大哥，黑道大哥又不敢明着给他教训，因为他家可以说是台湾最大的帮派，所以就来阴的，投其所好，送了一个有“国际镖”的妓女给他享用，让蒋孝文得了这种难解的“国际镖”……后面的事就跟对外宣称的病情差不多了。

最后他在蒋经国去世的来年，也去见了他的爷爷和爸爸。

“江南案”影响蒋孝武的一生

蒋孝文的弟弟蒋孝武也好不到哪里去，年轻的时候，生活也是乱七八糟。他读的是建国中学，算是全台湾最好的中学，可是这关系户不但是一派流氓作风，甚至还带枪上学。在那个人们对蒋家敢怒不敢言的岁月，当时的建中校长看这位“皇太孙”屡劝不听，十分有勇气地毅然将他开除了，蒋介石唯恐事情闹大伤害蒋家形象，就草草了事，也没对校长做处分，最后还是把蒋孝武丢到军校去了。

有个蒋孝武的故事是这样的：话说他有一次又被抓进警察局了，他就指着墙上说：“那是我爷爷。”那些警察立马就孬得跟龟孙一样，局长亲自开车送他回家请罪了。

反正他进了军校后还是那个样，也没人敢管他。每天睡觉睡到自然醒，想上什么课就去上什么课，吃饭时也不必排队打饭，还可以让厨师特别为他开小灶。教官管教时，还会遭到他当面痛骂威胁。说是管理严格的军校，对他而言是度假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随时可以开着车出去玩。

蒋家人见这也不是办法，所以也把他送出台湾了。

等蒋孝武回来，就成为蒋经国重点栽培的对象，而他也对政治感到极大的兴趣。其实蒋孝武在民众心目中算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人物，这可能也跟他一开始在情治系统里工作，和他的交往对象有关。而真正让他出名的，就是发生在1984年的“江南案”。

一般认为，写了《蒋经国传》的美籍华人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因为在书中提到太多有关蒋家与国民党内部的八卦，被国民党当局认为大逆不道，侮蔑“元首”，所以台湾“情报局”派了一组人前去美国“除奸”。由于刘宜良是美国公民，境外情治单位在美国境内谋杀美国公民，老美当然要追究到底，国民党这才扭扭捏捏地承认这是情报局主使。到这个时候，国民党运用黑帮暗杀异己的黑历史才被一一掀开。但还是强调一下情治官员的专断独行——下令制裁的是“情报局”，执行的杀手是黑社会人物，可是一切箭头都直指蒋孝武是主谋，这件事又让大家对蒋孝武的工作交际情况产生了更多猜测。

“江南案”后，蒋经国下令展开史无前例的大扫黑行动，在全台各地发动“一清专案”，表面理由是“扫黑”，实际上是要逮捕竹联帮头子陈启礼，免得“江南案”越闹越大。

蒋孝武在“江南案”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到现在仍然是个谜，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他周围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拥立他为接班人。而自从“江南案”后，他的人马作鸟兽散。社会上对蒋孝武的非议太多，他本人后来也被“谪放”到新加坡了。后来，蒋经国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以后蒋家人士不再继任，一切依“宪法”产生“元首”，很多人就觉得这是受到“江南案”的影响。听到蒋经国这样宣示，很多人也松了一口气。

蒋孝武一直被流放在外，从此远离中央，历任驻新加坡代表和驻日本代表，直到20世纪90年代时国民党二月政争，他被视作李登辉的奇兵，将了非主流派一军。

后来他终于要回到台湾接任华视董事长，回台当天友人接风洗尘，预计隔天就走马上任，没想到这一餐一吃，当晚就觉得不太舒服，送到医院后隔天就猝死了。

蒋孝勇1996年回浙江奉化

三弟蒋孝勇比较收敛一点，个性比较谦虚听话。毫无例外地，他也进入军校读书，他在军校里的表现也比两个哥哥好，只不过在一次受伤后跟不上军校进度，最后只好离开。不过这一离开，居然也让他转学到台大政治系读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特权。

台大毕业后他没有从政，反而去经商。他身份特殊，加上自己的能力与良好的政商关系，不管做什么都有声有色。后来几年，蒋经国身体开始恶化，而大哥身体也不好，二哥被外放，照顾蒋经国的责任自然落到他身上，他也只好放下许多事业。因为长期接近蒋经国，许多人就看准这点，想要接近他，借着他在蒋经国前美言几句，许多蒋经国的旨意也间接经他流出，“地下总统”的称号不胫而走。

又过了几年，蒋经国过世后，他突然举家移民加拿大，之后也入了加拿大籍。1996年他带着家人回到浙江奉化老家探亲和祭祖扫墓，成为蒋家第三代唯一回过中国大陆老家的成员，同年年底，他因为患食道癌去世。

蒋孝勇有个有名的儿子叫蒋友柏，现在提到蒋孝勇，只会说是“蒋友柏的父亲”。

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全部离开了人世，蒋经国与蒋方良的子女只有女儿蒋孝章仍在世，隐居在美国旧金山。

蒋家第三代的三名男丁，不过四五十岁即英年早逝，很多人会惋惜。但这样说好了，先不管老爸是谁，一个人如果老爸位高权重，他不用工作就可以开大公司，开公司不用努力就可以接案或工程分包，又或者有玩不完的大小明星，每天换歌星名模开房间，谁不听话就叫来罚站或者取消她的演出，这样糜烂的生活，会不会很伤身体，会不会英年早逝，也是可以预见的。

蒋经国那两个温和的私生子

相较于蒋氏本家第三代的三位，民众对蒋经国的私生子，在外“庶出”的两位双胞胎兄弟章孝严及章孝慈，印象好了许多。

对大陆朋友来说，比较熟悉的可能是章孝慈，因为他1994年到北京参加学术活动时突然中风昏迷去世，当时他担任东吴大学的校长。

章孝慈在校长任内颇有好评，在我读东吴大学时，还有许多学长学姐可以回忆一些他的小故事。当年台湾学运流行，校内也爆发过严重的学潮，学生在广场上静坐，拿着扩音器大骂校长，可是章校长一点架子都没有，还亲自上前去跟学生恳谈。要知道那时虽然已经是台湾威权时代末期，但是大学校长的大部分都还是“党国精英”，能像章孝慈这样放下身段，在当时还是让人难以相信的。另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就是：有一天，一群同学在学校操场打棒球，这球丢出去不长眼，接的人也没接到，就这样直接砸到校长的眼睛，他的眼睛后来就因此失明了，但他也没有因此处罚那个学生，说起来他真是个好人。后来也有人说，他中风就是当初被球砸到的后遗症。

我查了一些校史资料，发现他担任校长那段时间真是学校的黄金时期，人文荟萃，海纳百川。各种学派、各种思想、各路人马，只要学有专精，不问立场，都可能被延揽到学校内授课，当年破天荒的就是把李敖聘来教书，以前从来没有大学做过这种事，也不敢做。没想到李敖任教前，在学校内先办了一场演讲，题目就叫《如何反对章孝慈》，报纸上的标题是《章孝慈引狼入室》，轰动一时，学校也没多做干涉。后来李敖在东吴任教了3年，到章孝慈去世为止。

章孝慈跟章孝严，一个做学者一个进入官僚系统，两人都给人一种温文儒雅之气。章孝严当年也循着国民党培养人才的路线，不断在党政两方面历练，大多数时候是在外交系统里工作。不过章孝严这几年官位越来越高，风波也不断。

而这两位“庶子”跟本家的关系怎样？一般大家认为蒋孝武跟蒋孝勇一开始比较同情他们，而且对他们比较友善，兄弟间常常到对方家吃饭，彼此也以兄弟相称。只可惜蒋孝武先走了一步。后来，蒋孝勇又跟李登辉产生一些过节，而章孝严担任国民党秘书长时，跟李登辉走得很近，被视作李登辉的人马。蒋孝勇觉得他趋于权势，闹得水火不容，再加上章孝严一直想要认祖归宗，就像你爸在外面有一个一天到晚高调说“他是我爸”的儿子，这会让人爽吗？所以蒋孝勇临终前一直交代，要跟章孝严划清界限。

现在的情况就是一部拖棚的外戚斗庶子戏，蒋孝勇的遗孀蒋方智怡看到章孝严认祖归宗，全家改姓蒋，认为他是来抢争蒋家政治地位，自然颇不是滋味。

我记得章孝慈以前也接受过一个节目访问，主持人问到章孝严认祖归宗的事，他说，认祖归宗一直是章孝严心头的痛，因为从年轻时开始，身份证上“父不详”就一直很困扰他。而章孝慈自己则不太执着认祖归宗这件事，虽然是蒋经国的儿子，不过他认为他比较认同他母亲的姓。

所以后来章孝严认祖归宗后改姓，叫蒋孝严，子女也改姓蒋后，章孝慈的子女拒绝跟进，记者去问他们，他们公开宣示，他们家姓章，不姓蒋。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蒋方智怡跟蒋孝严在国民党内开会时总是针锋相对，互唱反调，而蒋孝严跟蒋友柏就算同台，也从不握手致意，就是这些原因所致。

蒋家第三代为“孝”字辈，现在每当蒋家后代又有什么恩怨风风雨雨传出时，媒体或网络上总是出现一个“蒋孝化”（讲笑话）发表尖酸刻薄的言论，博君一笑。

第三章  族 群

把自己的另一半称为“牵手”

台湾的闽南人是占台湾人口数最多的一个族群，如果把讲闽南语的人口当作是闽南人的话，在台湾大约有百分之七十的闽南人。

如果你问某个台湾的闽南人，他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到台湾的，以大多数闽南人那种不求甚解的精神，他会告诉你，可能是几百年前从福建来的，至于祖籍是哪里，具体什么时候来的，祖先来台后又是怎么开始家族历史的，很少人会关心这些事。与客家人慎终追远的精神比起来，闽南人还是比较注重实际，关心眼前的事。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个移民社会。汉人最早大批来到台湾，可以追溯到郑成功开台的时候，可是那也不能算真正的移民。据说在他打败荷兰人后，有在台长治久安的打算，下令部属将留在大陆的家人接来台湾，不过那时候台湾还是个大多数人眼中的“蛮荒化外之地”，部下都迟迟不敢将妻小接来。其实早在荷兰占领台湾期间，为了种植甘蔗制糖，早就从大陆招募了近十万男丁，再加上后来郑成功带来的官兵，男多女少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在早先开荒时期的台湾，女性根本就是稀缺资源。

到了施琅结束郑氏政权后，也没有改变这个问题，反而是清廷为了管理方便，不太鼓励渡台，政策反复，可是台湾的土地肥沃，人口又稀少，在口耳相传之下，还是吸引许多人想要偷渡来台。当时冒险渡海来台从事拓垦的，普遍是贫苦劳动者，大都是福建漳州、泉州两地汉人。

在以前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要渡过气候海象莫测的台湾海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年称台湾海峡为“黑水沟”，硬要渡过黑水沟更是向死神挑战，有云：“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黑水沟滚滚急流旋涡，将船只卷入涡流，人舟伤亡，无一幸免。而航海旅程中又常遭遇海盗出没抢劫屠杀。如果平安顺利到达台湾开垦，又要遭受少数民族番人顽强的突袭抵抗，就算是打得过，还不一定躲得过瘴疠疾病蔓延，医疗药品欠缺，加之到处是毒蛇猛兽，时有旦夕不测。又因个人体质差异而导致水土不服、病魔缠身，亦有意外伤亡之虞。俗语又说“过番剩一半，过台湾无底看”，指到南洋做生意，只有一半的人可以生还，可是到台湾去的，却一个都没回来。来台湾是那么危险，因此来台开拓者大都是鳏独之身的年轻男性。

台湾早期有一句谚语：“有唐山公，无唐山嬷。”唐山指的就是大陆，老一辈的台湾人说到大陆去还会说是“到唐山”去，叫外省人“阿山”。这句话也就是说，来台湾的都是男人，几乎没有女人。虽然可以渡台，但是否可以携眷的政策也一直反反复复，要到了光绪年间才解除原有的规定，鼓励大规模移民台湾。

在台湾的闽南语里，称适婚但没结婚的单身男子为“罗汉脚”，就是早先将近一百年的移民禁令造成的。新移民不得携眷，使得女性奇缺，到后来台湾社会到处都是男性游民，不从事生产，没事只能聚集在庙里遮风遮雨睡觉。典型的台湾庙宇两旁走廊，皆彩绘十八罗汉图，这些男性游民都倚靠罗汉图脚部底墙，所以被称为“罗汉脚”，久而久之就变成没结婚的男人的代称了。这些游民阳刚气重，又都是混混或亡命之徒，极易走险，后来清朝几次台湾的大民变，主力都是这些无房无产、无妻无子的罗汉脚。

那么多的单身男人远离家园，总有心理与生理需求，所以很多人脑筋就打到台湾少数民族的身上。在当时，台湾少数民族被称为“番”，番人分为与汉人接触较多的“熟番”和接触较少的“生番”。熟番大多住在平原，与汉人群落紧临而居，叫“平埔族”。虽然女性资源稀缺，过去官方还是规定汉番不能结亲，就是因为怕汉人男子跟平埔族会造成太多事端。

虽然官方这样规定，但还是有很多漏洞可以钻。再说官方只管得到汉人，番人又不理清廷，所以很多单身男就用“妾”的名义迎娶平埔族女人，因为官方不干涉纳妾，搞到最后这个不得通婚的规定形同虚设。

再说，当时汉人的文化以及条件相对来说，在少数民族眼里层次更高且新奇，也让这些平埔族女性对汉家郎产生青睐，就像是许多欧美屌丝到了中国就能当英文老师被女孩包围一样，汉人男子陌生的致命吸引力，让平埔族女人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当然不否认有些人在一起是真心的，可是很多汉人男子跟平埔族女子在一起也着眼于利益。平埔族是母系社会，女人拥有土地继承权，但大清律例不承认女性有继承家产的权利，这就让利欲熏心的汉族男人觉得有机可乘。他们为了骗取土地，想尽办法入赘到平埔族家中，用这种方法来掌控女方的财产和土地。还有手段比较高明的，娶了头目的女儿，直接继承头目的地位。这可不是一件两件的偶发事件，当时成了一股歪风，这也导致了大量原本属于平埔族的土地都“合法”落入汉人的手中。

与平埔族女人结婚既可以解决婚姻问题，又可以分到家产，这对当时的单身男子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从此之后，汉番大量通婚，在台湾落地生根。

台湾老一辈比较优雅的人介绍自己的另一半，会说他（她）是“我的牵手”，真是优美含蓄，却又传神贴切得令人感叹。现在的男女交往，牵手好像变成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在过去保守的年代，一牵了手就像是触电，简直就代表心也被牵走一样，正是因为互相属意，愿意将自己交给对方，才会放心将手给对方牵。而“牵手”这个说法最早就是平埔族语转化过来的，也只有母系社会才有可能产生那么美的说法吧！

总之，过去台湾“有唐山公，无唐山嬷”，单身男子娶平埔族妻是很普遍的状况，汉番通婚也加速了平埔族的汉化，现在台湾几乎见不到平埔族，而现在台湾本省汉人里几乎都有平埔族的血统。

“台湾钱，淹脚目”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在台湾有四大族群：闽南、客家、外省、少数民族。但在清朝的台湾，根本没有“闽南人”这种说法，也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自己是“闽南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身份是“漳州人”或“泉州人”。

早期大陆移民来台，通常先来的人都是占领港边、河边平坦肥沃的地方，晚到的人只好向内陆丘陵发展。一般来说，闽籍人士比粤籍人士来得多且早，而闽籍中泉州人又比漳州人来得多，所以以地利来说，泉州人坐海口，开店铺；漳州人就占领平原，收佃租。晚到的粤籍客家人为了争土地和水源，也因为信仰、语言和习俗的差异，只好向内陆丘陵发展。

过去闽粤移民间经常有械斗事件发生。即使是同样来自闽南，也有漳州府、泉州府籍认同的两大集团，甚至在某些地区，还更细分形成“县”籍认同、宗族认同等集团，各大小不同的集团间一旦产生利害冲突，便容易演变成集团和集团之间的分类械斗。总之，泉州人多的地方，漳州人不去，漳州人多的地方，泉州人不爱，两方人马尽量保持距离，避免越界，以免横生事端。

清朝时期台湾整个就是乱，号称“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不是械斗就是民变。岛内各族群互相都看不顺眼，清朝时台湾有三大起义，每次起义都是清廷联合台湾岛上其他人去镇压的。话说得好听一点是起义，但起义跟我有利益冲突，我就抵制你，甚至跟你对抗，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好不容易在一个地方开荒立足下来，如果有人想出来打乱我平静的生活，不抵制怎么行？所以不同组合间斗来斗去，也常被政权统治和利用，这演变到后来，台湾人还是好内斗，可是有时候发现内斗的成本太高，所以斗来斗去到超过可接受的范围之前，通常就会自动收手。

在台湾常会见到一些拜“有应公”的小庙，或者叫万善祠，这就是以前都把战争或械斗中死亡而没有人领回去的尸骨埋在一起祭祀。这些有别于供奉正神、天仙的阳庙，是为“阴庙”，你在台湾各处都可见到这种庙，在这些小庙上面都有红披，写着“有求必应”四个字，所以大部分的人也叫它有应公庙。有应，就是因为有求必应，所以信徒很多。在台湾，尤其是赌徒最喜欢去拜有应公，是有应公庙最主要的信众。到现在，常常开挖建设的时候，时不时有挖到大量尸骨的新闻，大概就是当初械斗时留下的集体冢，想不管它吧，心里又毛毛地怕有什么事，这时候就会建个有应公庙来供奉这些无名的好兄弟。

除了乱之外，台湾倒是个富得流油的地方，有一句俗语：“台湾钱，淹脚目。”形容台湾的钱多到可以淹脚面，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想想，到处都是无垠的旷野、无限的商机，正所谓越乱的地方越有商机，简直就是冒险家的天堂，只要勤奋就有发财的机会。这么说好了，到19世纪末，台湾都是中国唯一出超的省份地区，这不断地吸引外省人口想尽办法来台湾。面对未知的新世界和新世界的荒芜，若无旺盛的企图心也不可能移民渡海而来，移民脱离原居地的社会关系，不受其束缚，只能放手一搏，所以都说台湾人性格里有种拼搏精神，那首《爱拼才会赢》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写进台湾人的心坎里去了。

台湾是一个移民不断涌入的社会，一代一代的移民在台湾建立的家族也已经开枝散叶，这又产生了强烈想要谋求安定的念头。面对后来不断涌入的新移民，心中难免有越来越多的反感，尤其是这些新进移民，三教九流皆有，破坏了这块土地的安定性，这也让自我防卫心、排他性越来越强。这么说来，台湾的“省籍情结”并不是1949年以后才有的，对外省人的不信任早已有之。

“林投姐”和“周成过台湾”的传说

在清朝，台湾就流传着所谓“三大奇案”。一直到如今，这三个故事还不断被改编成说书、传统戏曲、广播剧、舞台剧、电视剧和电影，可以说是当年的“都市传说”，其中有两个故事，就很能反映出那时的社会以及对外省人的不信任。

第一个故事是台湾人都听过的“林投姐”的故事。林投姐号称台湾头牌女厉鬼，为什么她会华丽地走上厉鬼之路呢？这就要从清朝末年的台南说起了。

台南在开台以后到清朝末年，一直都是台湾的首府，以前所谓一府、二鹿、三艋舺，就是台湾南中北三个主要城市。第一是台南府城，第二是鹿港，第三才是台北的发源地艋舺。所以，到现在，台湾人普遍觉得台南是世家云集，有钱人最多的地方，台湾俗话也说，娶了台南媳妇“嫁妆一牛车”。

在那个工商业发达的台南，有位商人在渡海赴大陆做生意时，因为风浪太大，船被打翻而跌落黑水沟溺死，他的老婆李招娘成了寡妇，只好自己一个人靠着亡夫遗产抚养三名幼子。在丈夫死了之后，丈夫生前好友周亚思常来家里走动，日久生情，于是周亚思就把她推倒，成了他朋友的“表兄弟”，与李招娘好上了。但毕竟当时的社会民风纯朴，孤男加上未亡人，难免引来三姑六婆闲话。李招娘想这也不是办法，就要求周亚思娶她，这周亚思倒也爽快，发誓“若把你遗弃，愿受天罚”后，娶了李招娘过门。李招娘遂放心把大批遗产交给周亚思打理。

唉……女人不管到了几岁，一谈起恋爱马上又回到小学生智商，李招娘万万没想到周亚思接近她只为了贪图财产，周亚思得到钱之后，收购了一批樟脑运到香港倒卖，获得一笔暴利后即回到汕头老家吃香喝辣，又娶了一个嫩妹，完全遗弃台湾的李招娘。

而在台湾的李招娘过了很久才知道被骗，但这一切已经太晚。她无法原谅自己的愚蠢，只有痴痴地等，眼见丈夫的遗产逐渐坐吃山空，生活陷入绝境，穷到最后，两个孩子相继在她怀中饿死，走投无路的她，在一个凄惨的雨夜，掐死了自己的幼子，而她也带着强烈怨气上吊于林投树。

从此，附近总有女鬼出没的传闻，有小贩半夜卖肉粽，事后才发现收到的是纸钱，也有路人常常看到不明生物在飘来飘去。乡民们为了地方上的安宁，只好为她盖庙供奉着，尊她为“林投姐”。至于为什么她选择的是林投树，而不是其他树呢？大概是林投树这种海边防风植物比较有凄凉感，否则难道要叫樱桃姐？水蜜桃姐？木瓜姐？槟榔姐？

哪知道姐的怨气实在太重，低调不下来，盖庙也不能一解心头之怨。有一天，有位来自汕头的算命先生因雨太大入庙躲雨，林投姐见机不可失，现身请算命先生带她渡过黑水沟寻仇，算命先生遂为她刻了个牌位，将怨灵附于伞中，一起带回汕头。

林投姐的冤魂飘到周家，正好那一天，周亚思的次子满月大喜，宾客满盈。就在周亚思入室休息之时，李招娘的怨灵现身，周亚思见了大惊失色，于是精神失常，喃喃自语，拿起菜刀杀了自己的妻子与两名幼子，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举刀自杀。

另外一个“周成过台湾”，也是个始乱终弃的故事。泉州的周成告别父母和怀孕的妻子月里，渡海来台在艋舺和同乡周元做杂货生意，却因迷恋蓬莱仙馆妓女郭阿面而花光了盘缠，悔恨交加准备投海自尽，巧遇也来投海的王根。两人同病相怜，互相打气后重燃生机，东山再起到台北合伙开设茶行，生意兴隆。但周成有钱之后又跟郭阿面好上了，并将她娶进了门，这时候的他已经将远在故乡的父母跟妻子抛在脑后，而他的父母妻子自周成离乡后，也是全无音讯，生活很艰苦。

有一天，周元返乡，告诉他们周成现在在台湾已经发达了，可是娶了妓女的消息让老父气都气死，老母也气得上吊自杀，他的原配月里在乡人帮助下，带着孩子来台寻夫。好不容易找到周成的茶行，周成只会装傻，假装不认识她，并把她赶走，后来幸亏王根收留了她，免于流落街头。

这个郭阿面见大老婆找上门，害怕自己的地位被抢走，就在一碗汤里下了毒让月里喝下去，就这样毒死了月里，事后她告诉周成，周成大惊，但也没办法，只好与她联手灭尸，把月里尸体丢到枯井里。

就在中秋节前夕，月里的阴魂突然附在周成身上，周成精神失常，发疯似的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刺死郭阿面。等到他清醒后，发现酿成大错，遂留下遗书给王根后也自杀了。最后还是好心的王根将周成和月里的儿子养大成人，他儿子长大后也没让王根失望，成为一位富商。

清代台湾与大陆商业贸易往来频繁，许多来自大陆的商人游走于两岸之间，因为漂泊不定，与台湾女子相恋经常始乱终弃，卷款潜逃返回大陆，让台湾女子人财两失之事时有所闻。在早期的台湾，闽南人的父母都会用这两个故事告诫女儿不要跟外省人往来，因为外省人常常来路不明，又不安定，与已经在台湾安定下来的本地人有本质的不同。1949年后，这两个故事居然被国民政府查禁了，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心虚。反正这种旧移民排斥新移民的现象，一直深植在台湾人的心里，不管是清朝时排斥到台湾赚钱的新移民，或者是排斥1949年后到台湾的外省人。现在台湾有很多外籍劳工和外籍新娘，台湾人一样有意见。

可是对于台湾来说，一个小海岛，又没什么丰富资源，如果关起来搞自闭的话，大家都知道稳死的，所以尽管有些不情愿，却也只能不断地向外开放，不仅移民一波波地来到台湾，各种新潮想法也源源不绝地进入台湾。

番薯、水牛、闽南人

因为是移民社会，在台湾的闽南人性格就随着一波波的移民被堆砌起来。

闽南人喜欢用“番薯”来形容自己，落地生根，随遇而安，骨子里有一种坚忍的性格，勇于面对一切的可能性，看似傻傻地在求天靠地，仰赖命运与机遇，但同时也产生了随遇而安、顽强的韧性与适应力。因此，就算在人生的低潮，也懂得做梦，保有希望。闽南人又喜欢用“牛”来形容一个人，早期农业社会耕作都要靠牛，水牛忍辱负重，能屈能伸，坚韧不拔，偶尔发点牛脾气，但还是会尽力执行职责，所以台湾俗语也说“要做牛，免惊无犁通拖（要做牛，不怕没犁可拉）”，称赞一个人任劳任怨是“水牛精神”，又形容一个人脾气很顽固、不会改变会说“牛牵到北京还是牛”。

所以，你看许多台湾老板在请新员工的时候都喜欢画大饼就知道（至于吃不吃得到又是另一回事），他们觉得要有远大的梦想，员工应该学习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为公司未来一起努力。言下之意，就是“我以前都能撑得住，为什么你不能撑”。

当然这样用对自己的要求来要求员工，大陆员工自然就不爽了，因为会觉得，你是老板我是员工，负的责、领的钱本来就不一样，至于台湾员工呢？虽然被老板压榨得很惨，抱怨也很多，但普遍来说还是会想办法将任务完成，在做员工的时候努力负责，但如果一有机会，马上跳出去自己创业。

尽管闽南人有这种移民精神，相对来说，这些移民性格也常有坏的一面。比如日据时代台湾知名社会运动家蒋渭水的《台湾人性格缺点诊断》书中就强调说台湾人“迷信、好斗、排外”，这里指的台湾人，其实主要说的是闽南人。

好斗和排外这已经可以理解了，而迷信也跟移民社会性格有一定关系。一波波移民到台湾之后，由于在新世界变量太多，对于未来极无把握，心里有强大的不安感，这也造就了台湾急功近利、一窝蜂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人以为闽南人抛下一切渡海来台湾，充满了冒险犯难、勇猛无惧的精神，其实也不一定。

不管怎么说，“保平安”一定是最重要的事，这也造就了闽南人喜欢到处求神拜佛，到处求平安的性格，这点倒跟客家人不太相同，客家人信仰神祇总是很固定，而闽南人是什么都能拜，处处有“保平安”的习惯。在台湾各处大庙小庙，只要树木粗一点，石头巨大一点，就能绑上红线当作“树头公”“石头公”来拜。说来说去，问大多数闽南人信仰什么宗教，有人说道教，有人说佛教，其实大多数时候是佛道混合加上一些地方神祇的民间宗教，看到什么就双手合十拜一下。

在台湾，各行各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列出几个来让各位见识一下。

教育：孔子。孔子有教无类。

医：华佗三国时为关公刮骨疗毒，医术精湛。(守护神为保生大帝)

药：神农氏。神农亲尝百草。

槟榔：韩愈。因批评时政，贬官潮州，意志消沉，吃槟榔而解郁。

茶业：陆羽。写了《茶经》。(茶商的守护神为法主公)

农：神农。始制耒锄，教民种五谷，始创农耕立国。

渔：妈祖。

屠宰：张飞。杀过猪。

命理：鬼谷子、刘伯温。

餐饮：灶君、易牙。

建筑：鲁班。制订规矩丈量工具，手艺高明，有巧夺天工之能。

警察和黑道：关羽。

这都比较好理解，可是有一些新兴产业，那么拜什么呢？

拆除：孟姜女。一哭长城都倒了。

地产中介：孟母。孟母三迁。

色情行业：管仲、猪八戒。管仲创红灯户，猪八戒嘛……好色。

征信：如来佛。会“抓猴”(闽南语：抓奸)。

手机通讯：顺风耳。

摄影器材：千里眼。

网咖(网吧)：郑成功。“开台”圣王。

除了传统神祇和守护神，台湾还有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庙。

比如说台湾现在香火最盛的一座庙是北海岸的十八王公庙。相传清朝时，有十七位唐山商人，乘船渡海来台，途中不幸遭遇海难，其中还有一只狗，虽存活但也以身殉主。村人发现后，乃将其十七人与一只狗合葬一冢，并建庙祭祀。这十八王公庙全天开放，而且每天入夜以后，才是香火最盛的时刻，来自各地的进香客，将十八王公庙挤得水泄不通，金纸熊熊燃烧，香烟浓密呛人。为什么是香烟而不是香呢？传说十八王公嗜烟，所以香客多以香烟代替香烛供献，于是一支支竖立在神像前的白色“长寿烟”，便成了该庙独特的景观。

二十五淑女墓

在台湾南部高雄，有一个二十五淑女墓，也引来大批民众祭拜，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说20世纪70年代，台湾加工出口业发达，高雄的前镇加工出口区为台湾带来的外汇占比相当大，许多当地的女人在那里工作。1973年某天早上，住在加工区对岸小岛旗津的大批女工，和往常一样，搭着轮渡赶着去加工区上班，在严重超载的情况下翻船了，有25名未婚女性罹难，后来为了纪念她们就在旗津盖了二十五淑女之墓。这二十五淑女墓也有很多传说，除了时有冥婚找女婿的传闻之外，还传说每当夜深人静，只要有单身男子开车或骑车经过这里，就会发生突然熄火或跌倒的事故，可能是被调皮的少女捉弄。所以有人会特地拿化妆品、梳子、镜子等小物品来巴结这些少女亡魂。此外，也有些彩迷会前来求明牌，签中后会买些化妆品来还愿。二十五淑女的故事除了这些灵异传闻外，在这几年妇女意识和劳工意识抬头的情况下，也被重新诠释为资本主义压榨下的悲剧性事故。

台湾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庙，反正闽南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拜什么，如果听说哪里的神明比较灵，还会组团去进香，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找出相应的神祇来拜，就是觉得有拜才有保佑。

闽南人虽然坚毅，可是也有点松散随便的个性，海岛的移民性格就是这样，不是积极进取、保持弹性的人，就钻不出活路，只能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向外发展，这也造成性格都不太稳重，缺少长期的路线目标。所以不安感也特别重，你会常常听到台湾人说：“随便啦！”“再看看啦！”这是不少人的口头禅，这种个性不太严谨，常常不太甩法令规章，可是换个好一点的角度想，就是“弹性”。不管遇到什么事，反正就跟《爱拼才会赢》里面唱的一样“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遇到什么不顺利的事，先骂个“干”然后重新振作起来拼了，所以有些人也会觉得闽南人好像没什么原则，很好商量，这是优点也是缺点。闽南人当然也有些小奸小恶，但也明白大奸大恶的成本又太高。总的优点是勤劳、灵活又爱交朋友，很容易人云亦云，兼容并蓄，思考多元。

在台湾光复后，有一批从大陆到台湾采访的记者写了台湾人性格上的优点与缺点时，就已经这样写了：“台湾人民大部分淳朴，具有优秀的性格，是保守性极强的民族。只因为日本侵略者51年来的约束，隔绝了台湾和祖国大陆接近，得不着祖国的温暖，亦因天时和地利的限制，处在小天地中，容易养成视力短浅和心胸狭隘的缺点，于是通常急于提要求，求答案，心直口快，不爱拖泥带水。”

以前有位大陆来台的教育官员也总结了他的印象，好的方面是：1.做事确能埋头苦干，并有服从心；2.生活俭朴；3.旧道德观念比较浓厚，所以社会风纪也比较好。坏的方面是：1.胸襟狭窄；2.感情容易冲动，遇事欠考虑。这大概就总结了闽南人的性格。

不管是漳州人还是泉州人，在被客家人称为“Holo”（福佬）时才会发现自己在他人面前根本是同一个族群。客家人自称“Hakka”，称闽南人“Holo”。现在台湾很多闽南人也喜欢自称福佬，主要是觉得都已经来台湾那么久了，还被叫闽南人，心里不舒服，而且现在台湾用的闽南语跟闽南一带的闽南语有些不同，一直被叫闽南人，讲的是闽南语，好像住了那么久的台湾从来不存在似的。

那么闽南族群发现自己是闽南人，是在什么时候呢？在日本统治时期，殖民政府严禁械斗，再加上对台湾本地人的镇压，并不会因为你是闽客或漳泉而有所差别，这就造成在所有台湾本地居民间有一个外来的共同敌人——日本，于是他们暂时就放下内部的矛盾与冲突，除了少数民族外，只有汉人跟日本人的差别。

到了台湾刚光复，还是没有人会说自己是闽南人，甚至到那时候，都还会说自己是漳州人或泉州人。直到随着国民党来台的那些外省人移入，闽南族群和客家族群又相对地被称为“本省人”，以外省人的观点来看，他们当然知道闽、客之间有语言文化上的差别，但是就政治态度上来说，其实闽、客间的差异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差异或敌对。换句话说，后来会出现所谓“本省人”的认同，主要是相对于“外省人”，而且是针对政治态度上的差异。

49年“国军”入台：一个打酱油都会改变命运的时代

1949年，中国又发生一次大迁徙，有来自大陆各省将近150万的人口，他们随着国民党的脚步，从东北关外、黄河两岸、长江南北、滇桂边陲、苏浙两广，在饥馑恐怖或枪林弹雨中，来到东南沿海的台湾，这个对许多人来说从来没听说过的小海岛。

在当年的台湾社会中，就突然出现了很多“外省人”。这些1949年大批涌入台湾的族群，就是“外省人”。与其说“外省人”，不如说是“陌生人”，这些陌生来自他们与本省人讲不一样的语言，想不一样的事情，做不一样的工作等方面。

但有一点倒是一致，就是在这几十年台湾由穷变富的发展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想办法努力生存下去。

这几十年来的台湾社会，很大一部分就是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冲突、融合、互相理解、一起努力的过程。

国民党在内战失利后，一路用“共军”追赶不及的神速转进了台湾，很多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小岛，也有人觉得台湾根本就是个蛮荒之地。可是不管他们爽不爽，愿不愿意，已经没地方去了，只好暂时待在台湾。

人跟人之间总是因为陌生而产生误解，一不小心又变成冲突。外省人从1945年台湾光复后就陆续来到台湾，很多事情都是因为误解而产生的。比如说，台湾才刚结束51年的日本殖民统治，虽然当时也是高高兴兴地欢迎祖国的接收，一心觉得终于可以当个中国人扬眉吐气，可毕竟这51年养成的很多社会风气、生活习惯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就改掉的。这些国民“政府”接收大员，还有些外省人，由于自己的历史生活经验常常就会有些心态，觉得台湾人怎么看都像皇民，老子好不容易打了8年仗，把鬼子赶跑，结果来到台湾又见到一堆“二鬼子”，这怎么受得了。在心态上常常一开始就有偏差，再加上有些外省人的心态就是觉得台湾需要被教化，需要被管，就会产生老大心态，看不起台湾本省人。

台湾本省人对这些陆续移入台湾的外省人也有些意见。台湾光复以后，接收台湾的“国军”开始来到台湾，在很多书中都提到，在码头欢迎“国军”的台湾民众无法相信他们眼前看到的，一群挑着锅碗瓢盆，踩着草鞋，穿得破烂随便，毫无行进次序的“国军”，跟丐帮大游行没什么两样，有别于旁边着装规范、军容整肃的投降日军。不知道是谁打胜仗谁打败仗，欢迎的民众看了当场呆掉，于是有人替“国军”找借口啦，“那么差的条件还能打赢日本人，更应该敬佩啦！”可是再多的借口，也掩盖不了接踵而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落。

日本殖民台湾时期，一直想把台湾打造成样板殖民地，至少在比较大一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都做得还不错，偏偏很多来到台湾的兵和接收人员，素质不一，闹出很多笑话，比如说不知道香蕉要剥皮吃，一起吃下去还嫌难吃。有些兵看到水龙头流出水，以为只要买个水龙头往墙上一装就有水流出来……这些都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笑话，也成为当时台湾人茶余饭后的嘲笑话题。

还有些兵痞，一副占领者的姿态，恶行恶状，报纸上越来越多这些人的负面新闻。而接收官员呢？国民党在大陆时就已经很腐败了，派来接收的人常常也只是想趁机捞一笔，公务就这样慢慢地荒废了。社会运作方面，螺丝慢慢松掉，这当然不是杰克搞的，本来在从日本投降到“国府”来台接收这段空窗期，台湾本省人自己尚且能维持社会运作，结果这些无法、无知、无能的“三无”人员一来，社会开始失序，感受最深的台湾本地居民自然都看在眼里。台湾民间有一句俗谚叫作“狗去猪来”，就是讲日本人战败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台湾人觉得日本人是狗，但狗起码忠心，还会看门，而国民党政府是猪，猪只会吃。族群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心结大抵从这个时候就已经产生。

纵观几千年中国历史，乱世中有人口流动不是新鲜事，很多时候也比1949年这一次规模更大，但对于这个台湾小岛来说，本来只有600万人，一下子又涌进了150万人，突然增加四分之一的人口，因此改变了台湾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当然，还有那些乱世里不足以挂齿的个人命运。

在这些离乡背井的人里面，主要是国民政府公职人员、军人和他们的家眷，最多的是单身的军人。大部分的单身军人是基层士官兵，有人打仗，大半辈子觉得部队转移是家常便饭。有人比较敏感，知道在乱离之世，一到台湾就命运未卜。还有一种人，就是被国民党拉来的壮丁。和平的时候做再大的事日子还是那样过，乱世之中就算是最琐碎的决定都能影响命运发展——更有甚者，连自己做决定的机会都没有。很多人逃难，没得吃，没得穿，有人拿东西给他们吃，又给衣服穿，要他们在一些名册上画押签字，说是为了领馒头，这样就糊里糊涂地成了军人。有些人在耕田，国民党的部队一经过，就顺手带了几个走，连回家告别的机会都没有。还有些人，洞房花烛夜到了一半，抓壮丁的队伍冲了进来，当场软屌，在新娘的哭哭啼啼声中变成了兵。“国军”被“共军”打得不成样，要在上海、广州重新整编，就抓了些难民来当人头充数……太多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拉进部队并来到台湾，那是一个出去打酱油都会改变命运的时代。

眷村：没有血缘的家人

150万外省人来到台湾，日子总要过下去，可是没带什么钱，又没地方住，国民政府带他们来，总不能不管吧！这就不得不提到，在台湾社会当代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聚落形态——眷村。

一开始，来台的外省人只能住在学校空地、寺庙、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地方，或部队附近空置闲地上随便搭上棚子，就地解决住的问题。当年在老蒋热血的感召下，“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大家都以为很快就能回到大陆去了，所以眷村基本上是一种临时过渡的居住形态，有些眷村家庭甚至会每天把用过的衣服和棉被折好装箱一次，以备随时“反攻”。上头都这样想的，下面也就充满期望，可想而知这些眷舍通常建得也不太好，直到后来，发现似乎“反攻大陆”好像没什么希望（当然不能明着讲出来），才统一安排兴建好一点的红砖屋瓦，一些基础建设才慢慢做出来。眷村的形态有千百种，外省军公教人员都有自己的宿舍区，现在指的眷村还是以军人眷村为主，在全台湾的部队附近几乎都有眷村，但在本省人的眼中，外省人的群居地通通都叫眷村。

我曾经在一次访谈里谈到眷村，结果那个不认真的记者可能没听清楚给写成“圈村”就发了出去，不过这读起来的效果还真意外。眷村，还真的就是一个有别于本省人聚落的外省“圈子”，又为了避免与台湾同胞接触与省籍冲突，于是就把村子围起来，形成都市里的小部落。眷村对台湾本省人来说真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好像是另一个世界一样。我以前解释眷村，总是把它解释成类似大陆“部队大院”的概念，后来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发现这样类比有点像，又不太像。大院是一种居住福利，而眷村里的“外省人”来自五湖四海，各省人士皆有，是无奈之下的组合。在眷村里有澡堂、食堂、托儿所、小卖铺、电影院、广播站等生活所需设施，甚至会有防空洞。而眷村又分好几种，尽管眷村组成人员大部分都是中下层军官和技术士官，但也有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将军村”。眷村的等级差别很大，等级高的像美国郊区的小区，低的简直就是贫民窟。此外，眷村也常按照军种或兵种的不同来区分，这也反映在眷村的命名上，比如说常有什么陆光一村、陆光二村，这一看就知道是陆军的眷村，而“大鹏”或“凌云”是空军的眷村。

关于各军种不同的眷村类型，眷村出身的女作家朱天心，在她的文章《想我眷村的兄弟们》里有个贴切有趣又无奈的形容：

空军村的妈妈们最洋派，懂得化妆，传说都会跳舞，都会说些英文。陆军村的妈妈最保守老实，不知跟待遇最差是否有关。海军村的打牌风最盛，也最多精神病妈妈，可能是丈夫们长年不在家的关系。宪兵村的妈妈几乎全是本省籍，而且都很年轻，甚至还没小孩，去他们村子玩的小孩会因听不懂闽南语而莫名所以地认生不再去。

最奇怪的大概是情报村，情报村的爸爸们也是长年不在家，有些甚至村民们一辈子也没见过。他们好多是广东人，大人小孩日常生活总是言必称戴先生长戴先生短，仿佛戴笠仍健在，且仍是他们的大家长。

在所有军种的眷村里，空军眷村算是条件最好的，这也跟空军的气氛有关。台湾俗话说：“空军少爷兵。”由于空军是不直接面对敌人，而且几乎是个人作战，所以与陆军相比，特点是贪污较少，人员素质较高，风气比其他军种自由，政治侦防较松（飞行员的政战系统与小蒋的不相干）。而且待遇和福利一直很好，派系也单纯，不过空军眷村没几天就会有人家里突然接到噩耗，常常有家庭在办丧事。相比之下，海军居其次，至于陆军，那真的除了“乱”已无法形容，搞派系搞到看在“党国”的分上都不拉兄弟一把，到了台湾继续搞。

所以空军不只是营区里的福利好，眷村也是。空军眷村还有自己的小学，在师资与设备方面都好于一般台湾本省人读的学校，所以空军眷村子弟，在学历与未来的发展上，确实是优于其他军种或杂居型的眷村子弟，更优于一般台湾老百姓。直到后来被征收为一般国小或代用国中之后，这种界限才逐渐淡化。

而跟大陆的“大院”比较不一样的是，大院里面一到过年期间就冷冷清清，大家都回乡过年去了，等到年假回来，大伙又兴冲冲地聊着家乡见闻。但是在眷村里，有一个特殊现象，极少有年纪大的长辈，都是青壮年军人，因为大家都是大陆过来的，都是离开老家到异乡，在台湾本省也没有亲友，过年没地方去，只好远亲不如近邻，把来自五湖四海的邻居当亲友，一同在眷村里过年。这时，来自各地的大妈阿姨，都拿出代表他们家乡口味的拿手好菜，如东北的饺子，西北的泡馍，云南的米线，江浙一带的小笼包、汤包、生煎等，大家一起围炉共享，气氛总之就是很有爱。

我这辈子第一次意识到有这么一群人“与我们不一样”，是在小学作文课，清明节假期前，老师出个作文题目，要大家写清明节扫墓的事，等到假期结束，有位小朋友交不出来被老师骂，结果他哭哭啼啼带着鼻涕哽咽说：“我们家真的没有墓可以扫嘛……”

老师知道原因后，只好饶了他，因为他完全没有“清明节扫墓”这种概念，那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么一群人”没有墓可以扫。

一位眷村朋友提到，逢年过节，他父母都会邀单身的军中同袍到家里过节，这过节每次都有一定的程序，好像SOP（标准作业程序）一样。刚见面一定是兴奋地寒暄，接着开始喝酒，酒过三巡，大伙逐渐闷了下来，不再讲话，继之而起的是暗泣抹泪，一位开了头，然后大伙就放声地哭爹喊娘……

眷村饮食，有你吃过的牛肉面和永和豆浆

在台湾，大家一提到山东，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泰山、青岛或蓝翔等标志，就好像条件反射一样，脑中浮出的第一个东西竟然是大馒头，仿佛包子和馒头已经成为山东的符号。包子、馒头、烧饼、油条这些台湾人原本没在吃的东西，就是因为外省人的移入才开始出现在台湾社会。现在台湾社会上有所谓“眷村口味”“眷村菜”，常常都把它当作怀旧料理来操作。眷村菜其实也不是多高明精致的菜，它是指那个年代眷村里的居民，这些老兵在思乡情绪之下，利用台湾本地的食材凑合着，想办法做出家乡口味的食物。

当年军人津贴不一定能养活一个家庭，为了家计，许多眷村的妇女只好走出眷村，早上卖些豆浆、油条和烧饼，黄昏时兜售自己亲手做的馒头、花卷或各省口味的小吃，渐渐地，这些眷村口味也为一般台湾本省民众接受。因为这些眷村口味用的是台湾本地食材，常常没办法做得像家乡那么正宗，再加上大江南北的口味相互交流，左邻右舍互相学习，串门子串出一堆新菜来，就好像混在一起做撒尿牛丸一样，结果反而变成一种有新特色的口味，丰富了台湾本地菜的种类。

比如台湾南部高雄的岗山，最有名的特产是辣豆瓣酱。原来岗山也是“国军”空军官校所在地，空军大部分都是四川人，旁边眷村居住着1949年国民党从成都带走的最后一批空军官兵，他们试着用台湾食材做出四川口味的辣豆瓣酱，没想到久而久之也做出名堂，打出名号，成为岗山当地的特产。

台湾本省人饮食习惯也受到这些外省人很大的影响，比如台湾本省人过去是不吃牛肉的，因为在早期台湾农业社会里，牛算是“工作伙伴”，一头牛在农家里从出生到终老就跟自己家人一样，为了感念牛的辛劳与付出，在早期台湾是不吃牛肉的。这种风俗成为一种家训，直到现在仍有部分人在遵守。

所以，现在台湾很有名的小吃“川味红烧牛肉面”，其实也是这些外省人到台湾后凑合着做出的料理，辣豆瓣加上红烧汤头，再放美援品里牛肉罐头中的大块牛肉，在台湾本省人原本不吃牛、不吃面的情况下，几十年后反而变成人尽皆知的台湾小吃。很多台湾人后来跑到四川去寻找最正宗的川味红烧牛肉面，结果当然找不到，因为它是在台湾发明出来的吃法。现在大陆很多“加州李先生”，就是台湾人过个洋水后回大陆开的，不过跟台湾口味落差真的蛮大的。

还有在大陆打出高知名度的“永和豆浆”也是一样，与台北市一桥之隔的永和，一向是许多外省籍人士或退伍老兵选择定居之所。约在20世纪50年代，一群大陆北方人士搬来永和，为了谋生便卖起了豆浆，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开始辛勤工作，磨豆浆、煮豆浆。一开始，台湾本省人不太能接受豆浆这种东西，就跟现在外地人到北京都觉得豆汁味道恶心一样，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经营惨淡。

直到后来几年，台湾的棒球小将屡屡在大赛拿到佳绩，棒球队到外面参加比赛可是大事，这也掀起一股熬夜看转播的热潮。因为时差关系，每回比赛结束后几乎都已半夜或清晨，肚子也开始饿了，当时只有永和的豆浆店开得最早，也是唯一有早餐卖的店，大伙儿索性相约一起去吃早餐，豆浆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后来这种熬夜看棒球，清晨喝豆浆好像变成一种仪式，桥对面的台北市人也跑过来喝，慢慢地豆浆也传遍台湾，成为台湾日常生活中的食物。

除了眷村里的小食口味，当年国民党大员也从各省带来一流厨师，这些厨师退休后自己跑去开店，所以川、湘、淮扬菜在台湾都有一定的市场。我到上海工作后，周围的朋友觉得我怎么吃得惯上海菜那么甜还有赤油酱汁，就是因为我家楼下就有一家上海老头开的上海菜餐馆，从小吃到大。很多大陆的菜系在台湾又进一步互相融合，发展出新做法，比如在欧美中餐馆必有的名菜左宗棠鸡(General Tso's Chicken)，就是发明者彭长贵当初融合了湘菜及淮扬菜做法而做出的新菜式。他后来到美国开餐厅，这道菜大受欢迎而流传开来，倒是彭先生再过几年又回到故乡长沙开餐厅，当地人反而吃不惯，餐厅最后只好结束营业。

眷村区隔开了本省人跟外省人，很大程度阻断了两者直接交流的机会，很多台湾本省的小朋友从小就被父母警告，没事不要走到眷村里面。眷村里的小孩也很团结对外，因为他们也总觉得台湾小孩都要欺负他们。

对于大陆的看法，外省人跟本省人也有很大歧义。对于本省人来说，根本就很少人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仅从政府的宣传中得到一个有关大陆的模糊概念，一点都不实际。对于外省人来说，大陆就是他们的家乡，他们时常怀念着，就算对于在台湾出生的下一代，也不断向他们描述家乡的美好，什么“唉……台湾的梨哪有老家的梨那么大……”“台湾的区区小溪哪有黄河长江那么壮阔”“台湾这个贫瘠小岛……什么都没大陆好……”，这些说法自然也在外省人的下一代中产生影响。

常常会看到，大陆这边对台湾人喊话总喜欢引用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试图引起台湾同胞共鸣，可这也仅仅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那种乡愁只有那些1949年之后到台湾的人以及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可能有，大部分台湾本省人读了，并没什么感觉，对大陆还是感到疏离且陌生。

《宝岛一村》的乌托邦

几十年来，眷村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外面社会的封闭小社会系统，对外封闭，对内包容性却极强。在眷村里，各省奇人异士云集，相濡以沫，没事也只能回忆过去瞎扯。就像眷村菜汇集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一样，我的小学同学骂起街来也是大江南北的腔调都有：啥马的爸子、赤佬、落块麻麻、×他妈、×你娘（台湾话）……许多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外省第二代，就是在那种听遍大江南北故事，尝遍各地美食，感受各种不同地域家庭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一种说法是，在眷村里也因此产生了一批在文艺领域创造性极强的作家、艺术家或明星，眷村素材提供给他们大量创作的沃土，在他们的作品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内容：眷村小孩拉帮结党，与本省小孩打群架，各省小吃美食，原乡与客居的现实内容。这些除了能让眷村外的民众慢慢了解眷村外，也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眷村社会留下一段又一段悲欢离合的记录。

可想而知，眷村因为组成人员与时代因素，对政治的立场也是相当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当时眷村人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们无时无刻不随着蒋介石他老人家的心愿而澎湃着，一心想“蒋总统”有一天一定会带他们回家。他们算得上是国民党最忠实的拥护者，几乎家家门口都插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天天早晚升旗降旗外加广播站大喇叭播放“蒋总统”语录，墙上也刷着如“反共抗俄”“蒋总统万岁”之类的标语。过去国民党的党组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眷村自然也不例外，有所谓的“黄复兴党部”，每次一到选举，党部来一通电话，眷村人就会按照指示投票给国民党所支持的特定候选人，所以一直以来也戏称眷村是“铁票部队”。

几年前王伟忠与赖声川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在台湾引起一阵旋风后，继续搬到大陆上演，也引起许多大陆朋友对眷村的好奇心。很多大陆朋友看了后总觉得眷村生活很和乐美好，还产生了向往的感觉，这种意外反应倒是让居住过眷村的台湾外省人吓了一跳，呃，真的有那么好吗，很多眷村出身的才不信不同省份间的村民会像剧中相处得那么好。一来，照王伟忠自己生活在空军眷村的经验，本来就会好过其他眷村一些；再者，艺术虽然来自生活，为了健康向上的戏剧效果，许多负面的地方也不见了，所以也有人笑说像《宝岛一村》和电视剧《光阴的故事》里的眷村，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眷村，过于美好，却从来不曾存在过。

现在很多人就只记得眷村人情味浓，看到剧里都是积极向上的，但人在极艰苦的环境下，展现的不是通常被颂扬的人性光辉，反而是人性的扭曲。眷村作为一个小社会，自然也是这样，有光明，也有黑暗的一面，很多人性的阴暗面也就此产生。

在一些回忆眷村生活的文章、文学作品当中都会看到，因为早期大部分眷村的生活空间狭小，采光不良，房子大都挤在一起，暗暗的湿湿的，你写功课时，隔墙在“推炮”都听得一清二楚。为了搭违章建筑或争公用厨房使用时间，有人写黑函告邻居“通匪”。谁家有些小钱重新装修得好一点，三姑六婆就传说他们家女儿出去“卖”了。再不然就是眷村子弟因为父母管不了，不学好加入帮派械斗（尽管在后来的很多作品里，这都被美化成眷村小孩的年少轻狂叛逆不羁）。有些外省军人娶了本省女人住在眷村里会被排挤，生下的小孩常被骂杂种继续排挤。还有，也常常发生单身老兵猥亵村里小女孩的事情……当然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这样的事在哪里都可能发生，真实的眷村，远不如剧里那样梦幻。

最大的误会是很多人以为1949年来到台湾的外省人，都住在眷村里。事实上在来台的150万外省人里，有机会住进眷村的人仅仅只占了六分之一，大多数人还是自己想办法求生存，住在眷村只能代表外省人中某些群体的生活方式，并不等于整个外省群体。

在来台的外省人里，大部分是军公教人员，还有一些有办法的商人，这一小部分商人就不用说了，到哪里都会有办法活下去，像蔡康永父亲就属这类人，到台湾后仍然过着上流社会海派生活。高级官僚或军官，也不用担心，继续吃香喝辣，自然有人替他们想办法。对公教人员，机关单位和学校也会准备宿舍，部队眷村也吸纳了部分来台人员。

荣民：从部队到工程队

外省人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大陈人。浙南大陈岛在1949年后是国民党军队在舟山群岛的重点基地，到了1955年，国民党决定从这里撤退，岛民们害怕“共军”占领后会把他们视为“国特”，将近两万岛民像逃难似的随国民党一道撤离。来台湾后，国民党宣传大陈人“不愿接受‘共匪’统治，愿至复兴基地投入‘反共大业’”，称为“大陈义胞”。由于大陈人原本就是以渔业为主，所以到台湾后，他们的聚落虽分散在全台各地，但都在渔村旁边继续捕鱼，大陈人可说是在以军公教为主的外省人中的一个异类。

大陈人对于国民党和“蒋公”忠诚无比，所以，在高雄旗津岛上的大陈村，还有两座供奉蒋公的庙宇。

至于那些单身来台的基层士官兵，他们算是外省人里最可怜的一群。一开始，他们还能住在部队里，可是退伍后问题慢慢浮现，他们离乡背井，既没有钱又没有一技之长，在台湾又没有亲人，到了社会上该怎么办呢？

在台湾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在当兵的时候一心想着退伍，等到真的要退伍了，又觉得前途渺茫，不知道该怎么办。1950年代开始，单身的外省老兵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情况还更严重。当年台湾当局实施“精兵政策”，让老弱残兵从军中退下来，所以退了一大批人。这些阿兵哥要退伍了，只发给你一些钱和几件衣服就把你踢出去。唉……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都想留在家乡，需要你的时候就用虚幻的民族大义当作号召，不需要你的时候，也不管以前是谁把你带到台湾来的，现在回不回得了大陆，踢出去放牛吃草，自生自灭。

20世纪50年代初在台湾的“国军”，除了南部孙立人的新军及近千名军官堪为精锐战力外，绝大多数的部队里，军心与军纪已经严重涣散。而各部队员额浮报不实，什么冒名顶替、私下换职、兵械流失、兵籍番号混乱等情形尤为严重，影响所及，台湾社会各地充斥散兵游勇，军队驻地的周围也不时发生军队和乡民冲突的事件。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每年取缔散兵游勇的数量平均在三千至一万名，颇为惊人，而实际数字恐怕更甚于此。

那几年散兵游勇问题已经够严重的了，退伍军人一来又雪上加霜。台湾社会上突然出现了很多外省流民，没了钱就乞讨，有钱就整天酗酒闹事，派出所人满为患，成一大社会问题。好一点的自己想办法搞些小摊，卖些烧饼油条、包子馒头或家乡小吃，要不然就去当保安或拉三轮车（几十年后与时俱进，他们改开出租车），或者，有些人也以收破铜烂铁为生，没有工作技能的这群外省退伍军人，只能做这些最低下的基层工作。退伍军人美其名曰“荣民”，其实在那种状况下，一点荣誉都没有。

但也不是所有退伍军人都只能在基层混，当年有很多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青年军战士，因从军中断学业，打完抗战打内战，待来台青年军解散后，知道机会来之不易而努力继续学业，其中不乏有人成为知名学者。如果是军官，那情况会好一点，退伍后仍然可以住在眷村，还帮你转业，可能在公职里给你安排一个位置。如果教育程度还行，就丢去教书。有一阵子台湾的中小学出现了一批讲课讲了什么学生都听不懂的老师，学校不想收都不行，如果不幸教到英语，学生就惨了。

另一方面，国民党仍企图“反攻大陆”，所以继续强迫有过战争经历的精壮年轻士兵留下，不管你当初在大陆是志愿或被迫从军，通通都被晋升为士官，服务年限也相应延长，士兵须年满40岁，士官要满50岁，士官长则要满58岁才能退役。有些人就这样继续服到最大年限。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军教片里，在一片年轻的兵当中，总有这么一个角色：操着外省口音，穿着军服却每天在营区无所事事，可能偶尔会去光顾一下福利社小卖部，从兵到营区司令都要敬个三分的老士官长。这个角色除了常用来对比老兵跟新兵的观念，制造笑点外，也常承载了制造悲情感人桥段的责任。几十年来台湾男生去当兵，在部队里一定都遇过这种人，他们要不是性格特散漫、不管事，要不就是特变态扭曲，而电影在某些方面也呈现了这一点。这种角色广为人知，以至于过去在台湾一提到“士官长”，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这群一直在部队里的外省老士官。至于现在，在这个充满基情的社会，“士官长”的功能又变了，一提到“士官长”，就知道是负责丢肥皂的。

放任这一大批没有工作技能的退伍军人在社会上也不是办法，如果还在当兵的人看到退伍后这种处境，也会在心理上受到影响。所以，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个计划，将这些退伍或者想退伍的外省阿兵哥，组成工程队，进行各项重大工程的建设，算是兼顾了对荣民的照顾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力需求。

这些荣民的代表作就是台湾的中部横贯公路。台湾西部多平原丘陵，东部多山地，整个岛中央有险峻的中央山脉。过去东部被称为“后山”，建设远远落后于西部，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如果要从西部到东部，都要往北或往南绕一大圈，相当不方便，故有修横贯公路的计划。当然在那个时候，一开始是基于军事理由来修这条路的，可是后来这条路给东部以及山区带来的经济意义更大。

这条路从平地、丘陵，一直到高山，再到东部的激流峡谷，大多属崇山峻岭、悬崖峭壁等地质敏感区。在高山开路过程当中常常还要面对地震或台风等天灾，加上脆弱地质，让这项东西横贯公路的工程，成为难度极高的工事。由于无法使用大型机械开拓挖掘，大部分工程全由人力一锹一铲、一斧一凿完成。整条公路最鬼斧神工的一段就是东部花莲的太鲁阁峡谷，在坚硬的大理石当中，仅用简单的爆破和铁锹挖，在悬崖陡壁中开凿出来一段段惊险的挂壁公路。这些人工开凿的痕迹，到现在都还能看到，走在路上，抬头往上看是耸入云端的奇岩峭壁，往下看是深狭的湍急溪谷，让人一阵晕眩。

这么一条路，也是用141条人命换来的，他们没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死在异乡崇山峻岭的乱飞石块中，再也回不了故乡。现在太鲁阁还有一个长春祠，是专门纪念这些开路先驱的，中横公路太鲁阁段，现在也变成台湾最知名的观光景点之一，到台湾必游。

那时候，蒋经国负责退役官兵就业的工作，所以也是一天到晚往这些条件极差的山区工地跑。现在有许多照片都是他走在山中小路，或者乘着流笼过河的惊险照片。他亲自跑到建设的第一线关心那些荣民，了解他们的需要。

所以到现在，很多当初参与建设的老荣民都很怀念蒋经国，就是因为当初在许多官员里，只有蒋经国真正关心过他们。

过了适婚年龄的“老芋仔”

中横公路完成以后，许多荣民就在公路沿线落脚住下，拿着存下的血汗钱，几个人合作找地屯垦，种些经济作物，像中横公路的梨山上就有很多这些老荣民开的农场，种出的水果可都是高价品种。后来这些退伍军人陆续参与许多重大工程建设，也是人尽其用，比如说会爆破的就继续去搞爆破，会潜水的就去搞港口沉箱，工兵就去开挖土机等。这些重大工程每完成一项，附近就会有一批外省单身汉住下形成聚落，在台湾各山巅、海滨都看得见他们的身影。

都说这些单身老兵是外省人中最可怜的一群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制定了《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与《军人户口查记办法》，只有年满28岁的军官或技术士官才可以结婚，低阶的士兵不能结婚，也不能领取身份证，没有户籍。之前提到，许多人被强迫继续服役，士兵满40岁、士官满50岁、士官长58岁方可退役，那也就是说，到退伍前都不能结婚啦！青春岁月就葬送在那“反攻大陆”的美梦上。

这样强迫也不是办法，所以政府又替他们编织了另一个美梦，发给他们“战士授田凭证”，告诉他们，等待他日“反攻”成功，看你服役几年，每服役几年，就在你家乡多给你多少亩地，以后大家回去都是地主啦！有些人就因为这个美梦一直待在部队里。

中学的时候，地理课本教到人口金字塔这个单元，我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人口有一次反常的暴增。对于这次增长的解释，下面只有短短一行小字“本年现役军人纳入户籍”。在那为考试而读书的年纪，我根本不了解也没必要了解这行字代表的意义。等到十几年后，听多了外省老兵的故事，才了解那短短一行字里，充满了多少外省老兵的悲哀，再悲哀的历史到最后都能短短一笔带过。

1959年，“政府”终于将不人性的婚姻政策放宽，让大多数单身老兵都能结婚，军人也可以拥有身份证，但此时那些低阶士官兵都已差不多40岁了。

台湾有句话叫“芋仔番薯”。以前台湾人戏称外省人“芋仔”，这也蛮形象，芋头是一种不需要施肥的根茎植物，扔在哪里就长在哪里。相对而言，因为番薯是最便宜、生命力又强的台湾本土作物，以前台湾穷，大家都只能吃番薯配饭，再加上台湾的形状就像一个番薯，台湾本省人喜欢自称“番薯”。“芋仔番薯”在老一辈人心里，代表的是文化的不同以及隔绝。但这几年台湾高唱族群融合，不分本省外省，就连有代表性的“芋仔番薯”都赶潮流，被混在一起做各种料理或冰棍，因口味特殊而意外大卖，颇因应时代潮流。

在台湾，都喜欢叫那些外省老兵为“老芋仔”。这些“老芋仔”给人的印象，好像他们都喜欢娶年轻老婆，常常被拿来当笑柄说老牛吃嫩草，用有色眼镜看他们。但如果可以在适婚年龄就娶妻生子谁不愿意，偏偏就是这个荒谬的时代，造就了荒谬的人生。许多老兵慢慢觉得“反攻大陆”不太可能，也就死心在台湾结婚，或者再婚。

如果是军官的话，那条件还行，认识一些台湾本省女孩，恋爱结婚，婚后还能住到眷村里。在以前本省外省对立比较严重的时代，这样的婚姻也常常在女方家里引发家庭革命，因为一般本省父母无法接受女儿嫁给这些来路不明的外省人，加上对外省人的印象不好，搞到最后双双私奔结婚，断绝家庭关系的都有。其实到了后来的眷村里，也可以看到许多本省妈妈，生下来的小孩还真的是正宗的“芋仔番薯”。

那些单身老兵处境又完全不同。这些“老芋仔”一来年纪大，二来又没钱，要怎么结婚呢？早期能结婚的，大概都只有伙房兵，就是补给、经理、运输等有油水的兵科，那没钱的呢？根本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们。跟国民政府来台的那批外省妇女，多是随夫同行的，未婚的也不会嫁给这些老兵，再加上被国民党控管，这些未婚的外省老兵，又老又穷当然也不帅，这些台湾女人为什么要嫁给他们？想要娶妻只好各凭本事，事实上，这由老兵娶了什么样的台湾女人就可以得到答案。尤其是在东部偏远地区的，只能娶一些有特殊情况的台湾女人。

说是娶，其实是买，李敖的回忆录里有一段外省老兵娶妻的描写——

有的老兵拼命想成家，蓄意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一位老兵摊出他的积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膊。”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令人心寒，但单从那一画面上看却是喜剧镜头……

有一部电影叫《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就是在讲外省老兵娶少数民族姑娘的故事。这部拍摄于1984年，充满台湾新电影风格的片子，从写实的角度描述当年的老兵问题。老莫买了少数民族少女玉梅为妻，老莫知道这桩婚事得来不易，特别珍惜玉梅，想融入玉梅的生活，虽然他只是收入微薄的清洁队员，但还是花大笔钱买了收音机和玉梅最爱听的流行歌曲录音带。故事就围绕老莫如何亲近玉梅的生活以及尝试各种“做人”偏方。因为玉梅还年轻，自然不会喜欢老莫这样的老头，这时又有一个瓦斯工人与玉梅产生暧昧关系，老莫自知不该耽误玉梅，也有意放手，之后经过一阵曲折离奇，玉梅终于发现老莫淳朴善良而情归老莫……尽管这部电影以喜剧收场，但老兵娶妻的真实生活远比电影惨烈。

这些嫁给老兵的台湾女人有一部分是智能或肢体障碍者，有一部分是精神病人，有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妇女，有一部分是家庭贫困想靠女儿“改善家境”的人……像高金素梅，她的父亲就是外省老兵，母亲是少数民族。

各位可能不知道，眷村始终是台湾重度智障与重度精神疾病人口最多的小区，在台湾各地的精神科门诊（尤其是东部地区或荣民总医院），常常可以看到一幅景象：八十几岁垂垂老矣的荣民父亲，带着他智障或有精神疾病的妻子，来探视刚刚发病住院的子女，那是个你一看就忘不了的震撼场面。

“我想跟我娘抱抱”激发了开放大陆探亲

在眷村里，几个老兵合买一个智障女“共妻”的事时有发生。以前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家里装四个铁笼，把妻子与三个已经发病的儿女各关一个，留一个正常的还在读小学的女生负责煮饭照顾。还有妻子因没钱养育儿女偷偷去卖淫，被抓后，“宪兵”坚持行文外岛她丈夫服役的单位，害得那个老兵在同僚面前很没面子，持枪自杀，这妇人接到消息后在家里毒死了四个儿女再上吊……

眷村永远没有剧里描写得那么美好，尤其是这些外省老兵组成的违章眷村。本来就是弱势族群和边缘人的老兵，娶了一样是弱势族群的老婆，产生更弱势的下一代。

小学二三年级时，有个同学叫傻蛋，他之所以被叫傻蛋，不仅因为功课差，反应迟钝，还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大家都不想接近他，但都会欺负他，他就算被欺负也总是笑，他是老兵的儿子。

几年后在路上看到他，他的老父亲骑不动那辆满载破铜烂铁和废报纸的三轮车，下车一步步推，傻蛋和他的傻妈在后面帮忙推，推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三人都涨红了脸。那时候我稍微了解了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情事故，想要避开他，怕他自卑，没想到他先看到我，对我露出那个熟悉而又带几分爽快的傻笑，继续推车而去。那是个不懂社会价值观，完全不解他人眼光的真诚笑容。唉……那个笑容让我羞愧，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也许当初我根本不是怕他心理受到伤害，只是怕旁人的目光而已。

当然还有些老兵，穷得没法结婚，所以老兵群体中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一个已婚老兵如果生了好几个男丁，没结婚的老兵就会跑去跟已婚的同乡商量，希望过继一个儿子给他当作养子。台湾的民法里规定，养父可以断绝养子与原生家庭的联系，可是大多数作为养父的外省老兵都不会，很多这样的老兵第二代就有了一个生父和一个养父。

有些连养子都没有的老兵更坎坷，很多自谋生活，又是单身，很容易被“金光党”盯上。一阵酒色财气之后，退休金与积蓄都被拐跑，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如果平时与老乡处得不错，生活上还不成问题，如果人缘不好……有一阵子，常听到老兵自杀的新闻，大家都麻木了。

就这样一过30年，1980年开始，两岸局势逐渐和解，当时蒋经国仍然坚持“三不”，即不通邮、不通航、不通商。越来越老的第一代外省人，慢慢按捺不住内心澎湃汹涌的想家情绪，无奈法规仍然不准赴大陆。“立法院”里也开始有“立法委员”提议开放大陆探亲，每次都被以“反攻大陆未成，何以谈探亲”之类的官腔驳回。话虽如此，其实有办法的人老早就经第三地转信，比如说请人到香港时，顺便把信丢到邮筒里，或是大信封里装着小信封请人转信，有些人也从第三地溜进大陆探亲，反正到大陆又不会留记录，这样的人台湾当局是抓不过来的，抓不胜抓。

外省人的返乡问题开始浮上台面，以前台湾本省人总觉得这些外省人自己爱跟国民党来台湾，好像“外省人”等于“国民党”，对于这些外省人自然没有好感，也不会去关心他们。

1980年，台湾发生“李师科案”，是台湾史上第一件持枪抢银行案。而这个“江洋大盗”李师科，只是再普通不过的退伍外省老兵嘛！怎么会去干这种惊天动地的事呢？

这起抢劫案促成社会正视这个群体，经过舆论与社会上的深入探讨，大家渐渐地知道，以前这些外省人被视为国民党的忠诚部队，其实也不一定是真的那么忠诚，尤其是外省老兵们，很多人都是被迫来台的，背后藏着时代的无奈与有家归不得的心酸。这下，又直接挑战了国民党以前宣传的那些内容，社会一般百姓对老兵问题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

让民众很惊讶的是，这些外省人不是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吗？怎么今天也胆敢开始学党外人士上街头了？为了争取返乡，这些已经上了年纪的外省人，也与社运人士、党外人士结合，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开始向相关部门要求返乡的权利。

就在1987年的母亲节，这些已经慢慢上了年纪的外省人不顾还没解除戒严的状况，豁出去了，以“母亲节遥祝母亲”的名义举办一场抗议活动，他们穿着写上“想家”“妈妈我好想你”的衣服，手持各种标语“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有别于当年冲冲冲，冲个不停的抗议，这场活动充满了悲情，当天的主题曲是《母亲你在何方》：

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　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

雁儿呀我想问你　我的母亲可有消息

秋风那吹得枫叶乱飘荡　嘘寒呀问暖缺少那亲娘

母亲呀我要问您　天涯茫茫您在何方

明知那黄泉难归　我们仍在痴心等待

我的母亲呀等着您　等着您等您入梦来

儿时的情景似梦般依稀　母爱的温暖永远难忘记

母亲呀我真想您　恨不能够时光倒移

唱着唱着，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先生像孩子般地痛哭起来，尽管过了二十几年，那些画面看起来仍然揪心不已。

前不久在广播中听到一个老兵的故事：1949年前后，国军在内战中失利，逐渐撤退来台湾。有一位母亲，在码头边依依不舍地为她只有十七八岁，正在当兵的儿子送行。

眼见就要别离，心情甚为难过的母亲趋前想要抱抱儿子。可是，毕竟是年轻小伙子，心里想那么大了，还要让他在众多弟兄面前被妈妈抱，实在没面子，所以就有意无意敷衍地避开妈妈的拥抱，反正上头说“很快就回来了”，他就转头登上军舰到了台湾。

60年后，在台湾的一间荣民之家每月的庆生会中，大家围着几位老寿星一起唱生日快乐歌。接着，主持人请每位寿星说出各自的心愿，当年在码头跟母亲分手的小伙子也在寿星之中，只是当年与母亲一别，后来未曾再见面，现在他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芋仔”了。

当轮到他说心愿时，他痛哭流涕哽咽地说：“我想跟我娘抱抱！”

台湾民众都从电视上看到他们眼里流出的泪水，回乡探亲，这是人性最基本的渴求，任何人都不应该用“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这只有统治者听得懂的借口来阻止，社会舆论要求开放大陆探亲的声音越来越大。在各党各派的民意代表、许多海内外学者名人以及各阶层人士响应和声援下，“国府”当局终于宣布从12月起开放一般民众到大陆探亲。

“政府”终于顶不住这个压力，宣布这年底开放赴大陆探亲。为避免两岸官方直接接触，所以委托非官方的红十字会代为办理探亲申请与转信。

当年11月2日开始登记，本来是早上9点才开始，没想到凌晨开始，红十字会的门前就已经人山人海。来自大陆各省，操着各地方言的外省老人争先恐后跑到柜台办理，有些坐着轮椅的老人也由儿女推来，用发抖的手盖了印，他们都想要在开放的第一时间回到家乡。

台湾有名的相声《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里面有一个段子，就在说这些老兵“第一次‘出国’就是‘回国’”，言毕，台下哄堂大笑，笑完方知这其实是多沉重严肃的一件事。

年纪轻轻的就离家，多数在台湾落地生根，有的妻儿成群，有的一辈子孑然一身，有的贫病交迫，有的飞黄腾达。不论这几十年来的人生如何，他们现在都老了，只是写信已经满足不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他们都想回家。可是离家将近40年，不知道故乡的老父母是否安在，甚至不曾见过离家时还在腹中的儿女，媳妇改嫁了没……这些问题无形中都成为压力。尽管故乡几十年来总是在梦中出现，想回家的心愿越来越强烈，可是等到真正能够回家，又懵了，他们突然发现对故乡一无所知。

当年那第一批去大陆探亲的人，当走过罗湖桥的那一刻，一定都很茫然，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尤其是那些老兵，看到五星红旗，还有红星，心中一定起了阵疙瘩，没人教他们怎么办，毕竟大陆已经很陌生，要踏出那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不如这样说好了，回乡的渴望给他们更多战胜未知的勇气。

是“本地人”，也是“台湾人”

《我们台湾这些年1》里提过一个故事，小时候在我家楼下，每到黄昏都有个骑着摩托车卖包子和馒头的山东老头。台湾社会上还真的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都骑着摩托车或脚踏车，后面载个大箱子，装着各种包子馒头，箱子会用棉被包起来保温。这老山东在宣布开放探亲时，显得越来越浮躁，恨不得每天能多赚个百十来块，附近邻居也很体谅他，都向他买包子吃。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是，当年他为了表示效忠“党国”，跟许多老兵一样，在手臂上刺了“反共抗俄”等标语，老了后，手臂的皮肤如风干的橘皮一样粗糙，当年刺上墨迹的字样也褪为淡蓝色，不再那么清晰。他急着想回去探亲，可是心里又总是非常担心，手臂上有这些字，一回去会不会因有政治问题被抓走，毕竟他年轻时跟共产党打了好久的仗，对共产党的认识就是几十年前接受的那个样子。他当然没钱去做激光除痕手术，可是归乡心切，最后他用了一个很极端的方法：直接拿强酸往手臂上一倒……后来，再也没有看见他出来卖包子馒头，只听说他的手也废了，这下连谋生的能力都没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面对多年不见的父母、妻子、兄弟、儿女，无不泪流满面，有的甚至因激动而休克……那年年底的记者取材简直俯拾皆是，老兵的故事充满了各个媒体的版面。

当时，我正在读小学四年级，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女人坐在那里哭，下面的文字解释了为什么那个女人在那边哭：原来是当年国民党从舟山抓走了四五千人，这位舟山老兵年轻时结婚不久即被抓到台湾，他离家多年返乡，发现当年的媳妇已经改嫁，儿孙满堂。老兵虽然心里失落，但也不敢多作打扰，只好黯然返台。那张照片中，上了年纪的女人就是他元配，低头啜泣的画面让我到现在都难以忘怀。

过了一阵子，另一个老兵返乡的故事更让我忘不了。一个老兵，离开家的时候才结婚不到三个月，临走前他跟太太说，三年后回不来就改嫁吧！没想到一去当兵就好几十年回不来，他妻子后来被逼着改嫁，于是就按当地习俗收继婚，改嫁给鳏居的大伯。

后来开放大陆探亲了，老兵也联络家里说要回去看看，他改嫁的妻子自觉对不起他，就在他回家的前夕跳河自杀。老兵回到台湾后再也不提家乡的事，只是常常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后来因为健康问题入院，在住院期间就上吊自杀了。

这些上了年纪的外省人返乡，总是要带好多东西，在机场总是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返乡探亲者：穿着西装，身上背满了背包，左肩右肩又各再侧背一个，都是要拿来送给亲人的礼物，所谓“三大件五小件”都是当时常送的礼品。当年那些被抓壮丁的兵里面，真的有人就是当初出来打酱油就被抓壮丁，后来回乡时也真带了一瓶酱油回去。他们回乡后不管是认亲、叙旧、哭墓、修坟、造桥铺路、济贫兴学，就算回来台湾后，也不断往大陆寄钱，都是想要努力把过去的遗憾和亏欠弥补回来。

很多大陆朋友告诉我，就在那几年，大家都开始有种“台湾人很有钱”的印象，就是因为那些返乡外省人出手大方。也许真的是这样吧！如果在台湾已经成家立业的那还好，可事实上，更多的单身老兵真的都没什么钱，他们做的是社会上最基层的工作，领着微薄的薪水，如果身体不好无法工作的话，自己生活都有些困难了。可是当他们返乡时，还要想办法营造出自己在台湾过得很好，衣锦荣归的样子。台湾本地民众当然知道这些老兵的真实处境，也颇同情，另一方面，台湾人又看到这些大陆亲属在不断向这些老兵要钱，老兵也来者不拒，想办法努力多挣点钱寄回去，为了寄钱回老家而苦了自己或在台湾的家人。从此，“大陆人死要钱”也慢慢成为一种固定印象。

很多人带着全家一起回乡，除了发现物是人非，返乡之旅变成扫墓之旅外，还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比如很多在台湾娶的老婆，不过是一趟返乡探亲之旅，就发现自己居然从“元配”变成“二奶”，基于亲情，又不好说什么，只好隐忍在心里，但也成为日后爆发家庭战争的导火线。还有在台湾生的儿子，一到大陆，发现自己居然已经是“爷”字辈了，得意扬扬。也有些比较不识相的孩子，从小就听老爸说故乡多好多好，结果真的回乡一看，啊！怎么那么破，此言一出，也让老爸很没面子，反而增加许多失落的情绪。

最让这些外省人心里不能接受的是，他们居然从“本地人”，变成“台湾人”。我有个朋友的爸爸是个湖南人，以前他回去探亲，别人问他“您是从台湾来的吧？”他都热情地回答：“不是，我是本地人。”他心里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是本地人。结果有一次，他东西被偷了，跑到派出所报案，警察问他是哪里人，他还是答本地人，于是警察就不太理他，情急之下就说是台湾来的，于是警察嘀咕了一句：“台湾人就台湾人嘛，还本地人。”马上积极帮他办理。从此，他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说自己是台湾人。在台湾，本省民众叫他们“外省人”，回到故乡，乡亲又叫他们“台湾人”，他们到底是哪里人，变得好像没有根一样。

在这一点上，外省人跟本省人想的就会差很多，台湾对本省人而言，本来就是家。对第一代外省人而言，台湾只不过是过路的地方，迟早有一天要回去，但最终发现居然无法回去，心里又无法对台湾这块土地产生认同的话就很痛苦了。而外省的第二代，经过父辈的耳濡目染，自然对大陆也会有种向往，不过这种向往在他们真正到过大陆之前都还是很虚幻的。以前张雨生有首歌《心底的中国》正是描写这种情怀：

我没有走过父亲走过的长路

他的脸上是几分沧桑　几分血泪

我没有看过父亲看过的国度

他的乡愁是浩荡之江　滚滚之水

我只能偷偷瞄着父亲的眼眸

感觉他眼光最深沉处的浮云苍狗喔

我没有留下父亲留下的疮疤

他的伤痕是不敢思忆　不堪回首

我没有经历父亲经历的挣扎

他的割舍是午夜梦回　茫然失落

我只有悄悄等着父亲的动容

感觉他神色最恍惚间的爱恨交错

什么叫中国　我曾经没有把握

如今我才知道　她在我胸口跳动

什么叫中国　我现在真有把握

是父亲毕生的守候　我与生俱来的光荣

澎湖案：校长和部分学生被枪决

在台湾，外省人普遍支持国民党泛蓝阵营，这从历史上可以找到原因，外省人大多数是军公教人员，他们由于早期对日抗战以及国共内战中的历史经验，自然对国民党有高度认同。但我也认识很多外省老头子，讲到国民党蒋介石就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觉得蒋家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以前在荣民总医院当志工时，我还认识一个老兵，他自称最早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一员，后来被俘，就改编为“国军”来台，他每次一讲国民党就爆气，总觉得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丢掉大陆理所当然。

事实上在较早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外省人遭的祸可不比本省人少，现在大部分台湾人都只记得“二二八”事件，却少有人记得可以称为白色恐怖时期第一大案的“澎湖案”。

1949年，国共内战已到了最后的阶段。山东烟台联中校长张敏之先生带了一万多名山东流亡学生，一边躲避战火南下，一边读书，颠沛流离地来到了广州。当时山东省主席秦德纯出面交涉，把这些青年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容，以为李振清也是山东籍，会对老乡好一些。所以两方就约定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继续读书，十七岁以上的孩子接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则投入战场，天下无事就升班升学。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湾当家做主的陈诚都批准了这种安排。

后来张校长带着约8000名中学生来到澎湖，没想到一上澎湖，才知羊入虎口。李振清在内战中溃败，好不容易来到台湾后，靠关系又混了个澎防部司令，但是个没太多兵可用的空头司令，仕途随时可能不保，一见突然有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放手，因此他强迫所有年满十六岁的学生，连同年龄未满十六岁但身高合乎“标准”的学生，通通编去当兵，一有不从，当场枪毙。

据记载，校长张敏之见状，向李振清当面抗争。正所谓“老乡老乡，背后一枪”，李振清反怒斥他要鼓动学生造反，读书人怎么可能玩得过向来兵不厌诈的兵油子，李在学生面前喊道：“你们都是我花钱买来当兵的！一个兵三块银元！”想要挑拨学生跟校长的关系。

后来张校长挺身抗争，用尽各种关系，到处陈情，希望能让这些学生好好读书，维护他们的受教权，毕竟家长把学生托付给校长是要受教育的。没想到校长的这些抗争被罗织罪名，成为煽动学生，意图制造暴乱，竟以莫须有的“匪谍”入罪，用酷刑逼迫学生指证他，最后张校长和一百多名师生被枪决。至于那些被迫充军的学生，当兵后在部队里受尽凌虐，女学生也有好多人被官兵强暴，还有更多不详姓名的学生被投入海中溺毙。这么令人发指的事件，当时只在报纸报道中留下短短的一个耸人标题：“你们逃不掉的！昨续枪决‘匪谍’七名。”

几年后，有个勇敢的山东籍“国大代表”将有关这件事的资料交给蒋介石。据说，蒋介石看了龙颜大怒，下令查办，没想到陈诚只讲了一句“要为国家留点颜面”，就把蒋介石的口堵住了。

这“为‘国家’留点颜面”一留就是几十年，“爱国主义”果然是流氓最后的堡垒。总之，这几年八千流亡学生事件终于重新浮上台面之后，许多人觉得，“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就是靠这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是“二二八”事件慑服了本省人，另一件山东流亡学生冤案慑服了外省人。

不管认同还是憎恨国民党，这些外省人，一到选举，嘴巴上说不，身体还是挺诚实的，票还是会投给国民党。与其说他们高度认同国民党，不如说这些外省人支持的是大陆，国民党与“蒋总统”是他们回到家乡的唯一希望，所以也只好支持了。这种意识形态及观念传给下一代，很自然地就成为一种早期政治教育，很难再改掉。有一年电视节目访问孙立人当年的情妇。孙立人来到台湾后被指控“阴谋叛乱”而被软禁三十几年，他的情妇也在孙立人案中被牵连。在这个访谈当中，她讲了很多八卦，但当她讲完时，带着很诚恳且略带歉意的表情说：“希望讲这些不会影响国民党年底的选情。”

前不久台湾有个关于老荣民的新闻。在台湾的荣民之家里，有许多已经失智的老荣民，失智导致他们的各项功能退化，很多长者都有忧郁情绪，甚至合并忧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患。常为琐事争执，甚至随地尿尿，三更半夜不睡觉，到处逛等问题。不了解的人以为他们是故意恶搞，其实是患者已无法认知现代厕所的样子，憋急了只好乱尿，这让荣民之家的工作人员很困扰。

后来，荣民总医院精神科医师用“怀旧治疗”解决了这些问题。将失智专区的厕所门面改成像以前部队里的两式木制推门，他们又想了一个办法，在失智老荣民原本习惯乱小便的走道、洗手台等处竖立“国旗”，张贴“尊重国旗”的标语后，别说，这招还真管用，真的就没有人敢犯了。

至于为琐事争执、不睡觉的毛病，医生们在交谊厅摆上了“先总统蒋公”的照片，借此提醒失智老荣民，为了表示对“蒋总统”的尊敬，不可在此鼓噪或吵架。晚上就寝时间到了，就播放军中晚点名歌曲，他们听了果然都乖乖上床睡觉。这个方法才用了一个月，躁动与忧郁情绪都有改善。

“相对剥夺感”与“彼此适应”

当年从大陆来到台湾的移民当中，包括“国民政府”的中央各级官僚、“立法委员”“国大代表”、高阶军官及文化教育界的精英，等于说整个“政府”的上层，通通被移植到台湾，台湾的政局被这些由大陆来台的各省人士所控制。除了政治层面外，在文化方面，为了突显自己才是中国的“正统政权”，大力推行中华传统文化，并且有意打压台湾本土文化。所以在以前的台湾，外省人在政治权力及文化领域中，占据着优势地位。

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上占优势，外省人当然会有点傲气。在过去外省人自己看来，他们大多有同样的工作（军公教职）；有共同的政治信仰，效忠国民党及蒋介石；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从打军阀、对日抗战，一直到国共内战的记忆；也有远离家园，四周都是台湾人，一切为反攻大陆做准备的经验。而本省人对于“祖国”的失望，对于那些外省官僚的反感，也延伸到这些突然涌进台湾的人身上。外省人来台湾之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和本省人的社会差异，还有似有若无的敌意，自然心里会发展出一种跟本省人不一样的区分感。

大小S口中常说的“台客”这个词就是当年眷村年轻人称台湾本省人的词眼，最早叫“土台客”。以前有些眷村里的年轻人总觉得高人一等，看台湾本省人又土又俗气。那种心态就和大城市里的人看农村来的非主流小青年那种心态差不多，有强烈轻视和鄙夷的态度。那时候本省人叫外省人“外省猪”，叫少数民族“番”，这些都带有明显的贬义。可是“台客”在今天居然变成一个打闹嘲笑人的流行语，始料未及。

如果要做官，外省人比本省人的升迁速度会快很多，占的行政资源也优于本省人，可是在政治或文化上占优势，并不代表在经济上也占优势，在经济上大部分还是由占尽地利的本省人掌握。在台湾经济起飞的那段时间，工商业特别发达，外省人如果不会闽南语，很难到一般公司里上班，所以大多数还是集中在赚不了钱，又饿不死的军公教职里，赚大笔钞票的机会好像跟外省人没有直接关系。这就让外省人心理上不是太舒服，就好像你在网游里打遍天下无敌手，练到满级，又是个大富翁，后面有一堆女的追着你喊“老公”，可是现实生活中只是一个买不起房子，泡不到妞的阿宅屌丝。在网上的膨胀，到了现实中就破灭了，恨得牙痒痒的，自然会对现实产生不满，心理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相对剥夺感”。所以在那段有钱人人赚的时代，外省人就开始在经济上产生“相对剥夺感”。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了应付内外压力，国民党不得不开放“增额立法委员”选举，以安抚本省人在政治参与方面的要求，所以国民党也尽量提名本省党员参选。在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之后，也开始培养本省籍青年才俊进入国民党及“政府”体制当中，当时称这种做法是“吹台青（取当红歌星崔台菁的谐音）”，这下让很多在台湾成长，非权贵二代，有意参政的外省第二代觉得升官道路受阻，他们觉得，这些本来就该被管的台湾本省人什么时候爬上来啦？本来只在经济上有“相对剥夺感”，现在就连政治上都有“相对剥夺感”。

在台湾政治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下，本省人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政坛的核心。本省人会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总觉得台湾一直都不是台湾人自己管，只能让这些少数“外来者”管，现在只不过是慢慢正常化而已。但是从外省人的角度来说，这也让他们危机感越来越加深。其实台湾人心里也知道，外省人不是混蛋就是可怜蛋。混蛋者如丢掉大陆那群人，来台湾后还是死性不改，作威作福，又看不起台湾人。可怜者如那些单身外省老兵，回不了家只能茍活在台湾做些最低下的工作。正因为历史制造的悲剧，让过去台湾本省人对“外省人”三个字就是有成见。

直到现在，外省人在台湾已经到第三代、第四代，一般社会上不会特别去讲谁是外省人谁是本省人，就是在台湾出生嘛，不就都是台湾人吗？其实外省第二代算是比较尴尬的一群，在自我身份认同上更彷徨。想想，如果从小就在眷村或都是外省人的环境之下长大，有一天不管是求学或工作，在台湾社会里生活一定会有不适应，虽然心里不一定那么情愿，也慢慢学着融入台湾本省人的社会，你可以说是一种“不得不”，不过这就是生活嘛。现在台湾喜欢说“族群融合”，要说不适应，还不如说本省人和外省人都在“彼此适应”。

老荣民的凄凉晚年

过去外省人居住的眷村，也随着时代进步，标志色彩越来越淡。过去眷村都在部队或相关单位附近，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眷村四周慢慢被高楼大厦所包围，老旧的眷村反而给人一种城中村的感觉，再加上外省第二代、第三代慢慢走出村子，进入台湾主流社会，村子里慢慢只剩下些来台湾后一直没结婚，年纪老迈的老兵，眷村难免给人一种凄凉残破的感觉。还有约二十年前，许多家庭经济条件也改善了，开始搬出村子空出房子，许多本省人也住进村子里，让原来的文化特殊性淡薄许多，眷村不再像以前那么神秘，这个老旧区域在光鲜亮丽的大都市中反而像个“都市之瘤”般尴尬地存在着。

尽管这些区域已老旧杂乱不堪，这几年台湾都市的更新也在不断进行，本来是公有地的眷村自然是再开发的对象，大多数眷村在不久后都将消失，那样的生活方式也将消亡，但因为眷村已经成为台湾好几代人的集体回忆，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地景，所以在目前快速的都市发展之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保护这样的聚落。比如说，处于台北市最精华地段的信义计划区101大厦旁边的四四南村，这原本是当初在青岛的四十四兵工厂的员工及眷户们居住的区域，前几年正为了这个地方是否要重建，吵得热火朝天，后来转念一想，很多回忆是钱赚得再多以后都找不回来的，就决定留在这里。

现在台湾许多县、市，都有意保留一些特定眷村，用眷村文化园区的名义，以博物馆的方式展出，原建物并未变动，连围墙也都还保留着。毕竟这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成立这些园区，就是希望不管是过去的眷村子弟，或从来不曾有机会进入眷村的一般民众，都能感受一下曾经的眷村故事，回味眷村生活的点点滴滴。

就跟眷村是一个过渡性的产物一样，从外省第二代起，眷村文化就开始改变，在第二代长大以后，眷村就老化了。到了第三代时，其实眷村文化已经算是结束，它只是一个名词，跟外界社会也不再有隔离和文化差异。来台外省人在台湾落地生根，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慢慢地谁也分不出是外省或本省，对台湾人来说，这已经不是多大的问题。

关于台湾的外省人，现在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那些一直单身的老兵，如果住进了荣民之家还好，可是还有一大批人选择自己独居，那简直就是晚景凄凉。

曾经看过几部独居老兵的纪录片，他们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其实这一带的违章建筑里都住着单身老兵，卧室里放着一张破床、一个衣橱和一张桌子，空余的地方仅容一人站立。中间是一个过道，放着一张饭桌，既是吃饭的地方也是休息的地方。墙上还有一张“蒋总统”像，房顶距离地面也就2米，显得很压抑，整间房大概也不足30平方米。有一个老兵很老了，又独居，所以他在墙上贴了一张遗书，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改一次遗书，这样如果突然去世还能向发现的人交代一些事。独居老兵去世了，可能都还没人知道，以前还发生过老兵去世了，养的几只狗没东西吃，把他的遗体啃得都见骨头的事。

有些单身老兵也住进荣民之家，在这里终老。比如东部花莲玉里的荣民之家，有台湾尚存的一个当年的“八百壮士”，参加过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老兵住在这里。前不久，有个来自山东的旅行团，到太鲁阁参观后导游在车上放了一部开辟中横公路的记录片，这些游客看了后大受感动，临时改变行程到花莲荣民之家拜访。一些山东籍的老兵看到家乡来了人，听到乡音，虽然以前素不相识，也忍不住激动，两眼泪汪汪。

当年，许多小朋友，甚至是电视节目，都喜欢学着外省口音，很形象地来上这么一段叫卖馒头声，当时只觉得好玩，可是那时候谁想得到，这样的叫卖声背后代表着一个时代，还有一群人生活的心酸与被时代命运作弄的无奈。再过几年，就没有“外省老兵”“老荣民”“老芋仔”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名词，这些外省老兵，社会边缘人的渺小人生也将被人遗忘。唉……难道小人物的人生在所谓“大历史”和“历史巨轮”的说法之下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吗？

“吴凤故事”的巨大影响力

在汉人来台湾之前，台湾就居住着一些土著，是台湾最原始的居民。明清之后，汉人大量移入开发台湾，以汉文化中心的立场，称这些未受教化的异族为“番”。在这些少数民族与汉人交往的过程当中，被汉人依少数民族的汉化程度分为“生番”或“熟番”，居住在西海岸平原一带的平地少数民族平埔族，他们愿意接受清廷管理和汉化，称为“熟番”，到了现在，平埔族几乎已经消失，大都与一般人没什么分别。还有一些不能适应汉人生活和文化者则远离汉人，到偏远地区或山区，或者住在海岛上，过着渔猎或简单的农耕生活，现在划分出来，总共有十几个民族。后来，日本统治期间叫他们“高砂族”，“国民政府”则叫他们“山地同胞”，大陆称为“高山族”。他们本来是台湾的主人，后来汉人一来，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几百年来，人口几乎是零增长，反而变成少数民族了。

据现在研究，关于“原住民”的起源说法有两类，一是主张“原住民”是从岛外移入，另一派则从语源学角度界定，主张整个南岛民族，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等，都是从台湾发源。不管如何，现在台湾的“原住民”各族都有自己起源的神话故事，我们若细细体会这些故事，会发现“原住民”与山、海、大自然、神灵的亲密关系。他们重视土地，尊重与土地和大自然的和谐关系，相比外来开发者杀鸡取卵似的掠夺，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原住民”更懂得“永续经营”。“原住民”就是这样，尽管台湾的统治者一再变迁，要是情况允许，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是什么政权，还是自己过自己的。

过去台湾的汉族人总是很单纯地相信，这些山胞是落后愚昧的，是需要教化的，所以总是带着一些同情怜悯的心态来对待他们。大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台湾小孩，不管是学校老师教的，还是在童话故事里看到的，一定都知道“吴凤的故事”。

台湾的山地同胞，过去在祭典时有猎人头的风俗，又叫出草。可是只有阿里山的曹族山胞早就停止了这项陋习，这都是因为吴凤的关系。

吴凤是200多年前管理阿里山地区的官员，因为他勤政爱民，很疼爱山胞，所以被山胞所仰慕。当时每年秋末要猎取人头祭祀，刚好山胞在前一年所猎人头有四十几个，所以叫他们以后每年用一个。不知不觉已过了40多年，祭祀用的人头已经没有了，山胞们就向吴凤请求允许猎人头，吴凤劝说因祭祀而杀人不好，就拖延了一年又一年。到第四年时，恰好当时又闹灾，山胞无谷物可食，就前来说：“再也不能等了。”吴凤一想到治理山地四十余年，对于这种迷信的恶习还不能革除，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就慨然对山胞说：“那么需要人头的话，明日白天时，会看到一个人穿红衣戴红帽，骑着白马经过小路，你们可以把他的头砍下来祭拜。”翌日，山胞们埋伏在小路边，果然来了个戴红帽穿红衣的人。埋伏的山胞马上杀了那个人，取下头颅。

没想到一看，竟是他们最尊敬的吴凤，山胞跪在地上号啕痛哭，十分懊悔、惊惶。此后，山胞被吴凤舍生取义的伟大人格感动，于是决定把恶习革除。山胞奉吴凤为神，并发誓以后绝不猎人头，一直到现在。

为了纪念吴凤的伟大精神，当地人修了许多纪念建筑。二十几年前，在当地都还看得到“吴凤乡”“吴凤庙”“吴凤学院”，从来就没人怀疑过故事的真伪，大家都理所当然地相信，真的有这么一个具有伟大人格情操的人物存在。在读小学时，有个同学从“吴凤乡”那里转学过来，结果大家一听，心头一惊：难道他的祖先就是杀吴凤的人！所以就有点排挤他，尽管他一直强调说他是个汉人。

只从这个有名的吴凤舍生取义的故事来看，思想不深、心智单纯的小读者就会觉得，山胞文明落后，需要教化。在闽南语里面，说一个人真“番”，就是说一个人很不可理喻、无法沟通的意思。但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虽然他们是最早住在台湾的民族，但面对汉人的强势群体及文化，还是有被弱化、无法自己掌握发言权的无奈。

吴凤的故事，在“原住民”的版本里也呈现了历史的黑暗面，在阿里山当地少数民族的眼里，吴凤是一个专门干欺骗番人的奸商，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好把他给杀了，也从来没有把吴凤当过神，这一切都只是汉人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汤英伸案”让台湾重视少数民族问题

说起来大陆的民族政策比起过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相对完善许多，在过去国民党时代，不太尊重这些山胞的文化，会强迫他们改变一些生活习惯或文化习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强迫山胞要改汉姓，身份证上一定要写汉文名字，所以有很多固定姓氏产生。这些姓氏还常常是“政府”办事人员“赐”的，比如说高（高山族）、潘（河流＋番）、汤（河川）、杨（大树）、石（山川），就是“原住民”汉姓的大姓，“原住民”也加入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宗亲会，后来还搞出改姓后近亲结婚的事情。说起来“原住民”很可怜，在清朝时就被“赐姓”，到了日据时代又要求改日本名，等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身份证又强迫要用汉文名字。汉名只是一个小例子，另外还有，比如说将“原住民”传统猎场划为林场，在聚居地附近盖核废料场等。当局的心态是山胞迟早都会被同化，于是做出一副家长老大姿态，山胞们只能一直隐忍。

都说“原住民”同胞特别纯朴、善良、热情，个性也比较豁达乐天，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比较不懂得争取自己该有的利益。关于台湾少数民族是怎么住到山上的，有一个说法是，汉人来了之后，用少见的烟草、棉布等东西，向生活在平原上的“番”骗取土地，坏一点的直接用暴力赶走，土著遂逐步移居至山腰。之后，客家人也来了。他们也用一样的方法，又从“原住民”手里骗取土地。这些“番”呢，只好继续往更高的山地去住，诸如此类，汉人骗“原住民”的事情不断在发生。

“原住民”各族的语言各异，但有一个词几乎是通用的，就是“白浪”，这可不是指白浪滔滔，这个词原来是从闽南语“歹人”而来的，指的就是汉人。“原住民”生活简单，个性又单纯，早期在与汉人的接触当中总是吃大亏，而汉人也只把他们当作“番”，两方的矛盾与心结也越来越尖锐，这个看似好玩的语源，其实充满了辛酸。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局一方面打压“原住民”文化，一方面又不太照顾他们所需，给人一种想让他们自生自灭的感觉。再加上“原住民”大部分居住在偏远地区，所以不管在什么方面，资源都非常匮乏，这也影响了“原住民”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教育及经济资源的不足。统计显示，“原住民”的普遍收入，只有汉人的六成而已，这也让许多“原住民”必须离乡背井到大都市里工作。但都市里居住太不易，所以这几年也出现了许多违章搭起的“都市部落”现象。而教育资源的不足，也造成这些人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导致他们年纪轻轻就必须外出打工养家，在教育程度不高又需要钱的情况下，建筑工、搬运工、出海跑船或当兵等较粗重的工作就是首选。“原住民”女性更可怜，常常沦为帮助家庭经济的牺牲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台湾，就常常有“原住民”少女被家里卖去当雏妓的新闻，又或者许多“原住民”女孩嫁给同样弱势的外省老兵。

有个“原住民”的诗人就曾做了一首诗叫《恢复我们的姓名》，用来控诉这一切。

我们的姓名

在身份证的表格里沉没了

无私的人生观

在工地的鹰架上摆荡

在拆船厂、矿坑、渔船徘徊

庄严的神话

成了电视剧庸俗的情节

传统的道德

也在烟花巷内被蹂躏

英勇的气概和纯朴的柔情

随着教堂的钟声沉静了下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原住民”渐渐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与地位。1986年，发生了一件“汤英伸案”让大家开始注意到山地同胞在社会快速变迁中遇到的困境。

“汤英伸案”在之前书里提过了，住在阿里山地区的曹族山地青年汤英伸，在读师范学校时成绩品行都良好，可是因为学校教官的歧视挖苦而被迫退学，他只好到台北找工作。没想到一来台北就遇到无良中介，把他卖给黑心老板，又扣留了他的身份证，让他在恶劣环境当中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他想要离开，老板还不准，拿着他的身份证要挟他，反控他欠钱没还。才工作九天，汤英伸忍无可忍，又在一点酒精的催化下，杀了雇主全家。后来汤英伸没有否认，也没有办法否认，因为他完全出于冲动杀人，事前没有预谋，事后也没想到要收拾现场。

当然汤英伸罪证确凿，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这件事也让20世纪80年代社会气氛已经蠢蠢欲动的台湾，有了第一次社会运动团体的大串联。以前，台湾人总是很单纯地认为，山地人个性就是善良、热情、纯朴、乐天，怎么可能犯下这种泯灭人性的案件？会这样想是很正常的，这种想法中却含着一种刻板印象的歧视，因为山地人善良，所以就算被欺负也只会呵呵苦笑地带过。这些山地青年男女在找工作时，多少都有被欺骗、侮辱和剥削等经验，再加上安分认命的个性，常常变成自卑自弃，觉得就让命运去摆布吧。外人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山地民族的豁达，事实上是对社会现实的无奈。

所以，“汤英伸案”一发生，社会舆论就热烈地讨论，给当时台湾社会很大的冲击。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以前没注意到、没关心到，又或者是社会结构已经产生了什么问题，导致“应该是”善良纯朴的山地同胞青年，居然干下这种事情。这件事让全台湾的社运界人士有了首次大串联，纷纷声援汤英伸，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枪下留人”的舆论压力，甚至上书给蒋经国，希望能特赦他。汤英伸固然罪有应得，可是长期以来，平地人怎样对待山地同胞，政策怎么不尊重，甚至漠视他们，不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生存空间，正是这样畸形扭曲的社会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汤英伸最后还是难逃一死，但他的死，让台湾人首次开始正视少数民族的问题。

有没有真正理解少数民族？

谈到真正标志着“原住民”意识开始觉醒的事件，就不得不说到“破除吴凤神话运动”以及后来的“还我姓氏”跟“正名运动”。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就有人质疑吴凤舍生取义的真实性，等到汤英伸案之后，“原住民”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应有权利，将反吴凤神话运动推向了新高潮。吴凤传说就这样流传了数十年，故事中描述了曹族的残暴形象，就连他们所住的阿里山地区也为了纪念吴凤而叫“吴凤乡”，这就像个阴影一样，造成曹族以及其他“原住民”同胞们长期以来遭受异样的眼光。

吴凤故事的疑点也挺多而且荒谬，最早只是一个乡野传闻，说来说去就是以前日本统治者为了政治需要而推广，后来国民党再加以强化宣传的。1987年，“原住民”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上街头抗议要求将“吴凤的故事”从教科书里删掉，教育主管部门也迫于压力，宣布删掉此章节。再隔一年，一群“原住民”人士直接拆毁了嘉义火车站前面的吴凤铜像。至此，原本高高在上，闪耀着圣人光辉的吴凤形象，可说是一夕间瓦解。

后来有机会跟当年“带头大哥”聊天，他爆出一件八卦，不知是真是假，原来拆吴凤像是很偶然的一件事，跟“原住民”运动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开始只是几个比较“前进”的“原住民”青年在嘉义火车站附近喝酒聊天，大家喝到醉茫茫，刚好又聊到吴凤，几个人越聊越不爽，整个就是义愤填膺，于是借酒壮胆，跑去拆了吴凤像，本质上来说就是破坏公物而已。可是那时候吴凤已经是众矢之的，反吴凤神话的呼声已经很高了，不然以当时的社会气氛，在清醒的情况下，一般人根本不敢这样给自己找麻烦，结果没想到这件酒后破坏公物的行为，后来竟然变成某种英雄式的行动。

那几年是台湾各种社会议题百花齐放，过去闷得太久了，一下子都好像炸开了锅一样，每个人都想喊出来。过去作为弱势群体的山地同胞开始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在那几年，看到山胞向当局索讨原本属于自己的猎场土地，开始争取在身份证上能用族名而不用汉名，当局也放弃过去平地同胞、山地同胞的二分思维，将山地同胞正名为“原住民”。台北市“总统府”前面充满封建意识的“介寿路”，也改为过去居住在台北盆地的少数民族族名——凯达格兰大道，更多的“原住民”族群也争取恢复自己部族的名称，而不是被简单地划分到其他大族里。

原本世居阿里山地区的曹族，族名是从“chao”翻译过来的，当局给了他们一个汉姓族名，现在也正名为“邹”族，这“chao”本来是“人”的意思。后来，吴凤乡也改名为阿里山乡，汤英伸的父亲担任乡长至今。

这几年，台湾“原住民”生活及权利比以前已经有很大进步，但还是很多人会觉得“政府”已经给“原住民”那么多了，怎么他们还是不满足，真是贪心。可就是很少人会去想，这些东西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吗？还是只是强加给他们的，或许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只是要更多的尊重而已。

举个例子来说，在台湾的大学里通常有一类社团，是做“原住民”服务工作的，经常利用寒暑假到一些偏远的“原住民”部落做些服务，如带小朋友、课业辅导等项目，立意非常好。我以前大学时为了追求某个有爱心的女孩，我也糊里糊涂地加入了，也跟着上山到部落里做些服务工作。当时和一些“原住民”小朋友做游戏，旁边同学就亲切地笑着喊：“小朋友，不要用跑的，小心会脏，会跌倒喔！”这句话后来让我越想越不对，有好几年的时间让我很纠结。服务的本意是好的，只是，有没有想过“原住民”到底需不需要我们去服务他们，或者我们只是用一种同情弱势群体的施舍心态来满足自己的慈善欲望。就像这一句话，对于“原住民”小朋友来说，从他们的祖祖祖辈就一直在山林里跑跑跳跳中成长，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现在用对待都市小孩的口吻，要求“原住民”小孩不要乱跑，那岂不是有点可笑。

对于大部分台湾人来说，到现在，对“原住民”的印象还是相当刻板的，许多台湾人嘴里不说，可是心里多少对“原住民”还是有些固定的成见。比如在综艺节目里或戏剧里，“原住民”常被刻画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乐天、不爱存钱、爱喝酒爱吃槟榔的人，很多人就会用这种刻板的印象去合理化自己对他们的偏见，觉得“原住民”在社会上处于边缘的位置，那都是他们的文化、风俗、习惯，不能与时俱进，都是自找的，常常会拿这些事有意无意地去讽刺他们。

以前大学时有个“原住民”同学，开学时一堆台北的同学不知道是无知还是取笑，居然问他说：“你们是不是从小都会骑山猪？”对“原住民”部落的想象，大概跟什么“昆明是不是大象、孔雀满街乱跑”有得一比。

什么？他居然是客家人？

台湾第二大，人口第二多的族群是客家人，虽然是第二多，但也只占闽南人的四分之一左右，大约400万人。

小时候课本里写着，台湾人的祖先来自福建和广东，那时候就想，家里讲的是闽南语，还有大部分人也在讲闽南语，说这些人的祖先都是来自福建，这我还能理解，可是来自广东，那应该有一些人会讲广东话啦？至少在那个港剧强势入侵台湾的年代，我们指的“广东话”就是粤语，会讲广东话是一件很潮的事，但明明课本里说有很多台湾人的祖先来自广东，可是却几乎没听到有人讲广东话。

后来初中时有个同学说他家来自广东，而且颇以来自广东为荣，这就让其他同学更兴奋了，总要他讲几句广东话来听听，可是他又讲不太出来，虚应几句，倒是他闽南语讲得跟大部分人一样好。有一次我们到他家去玩，听到他父母讲着一种很奇怪、很别扭、听得似懂非懂的语言，大家都强忍着不笑，只见这个同学表情一阵尴尬，一句话也不说。小孩总是很恶劣的，等到大家离开之后，大家笑成一团，争先恐后地学刚才他父母的那种怪腔怪调。然后，有个同学发言啦：“什么广东人，明明就是客家人嘛！”另一个接着说：“我知道客家人啦！我妈叫我少跟客家人来往，客家人很小气奸诈！”你一言我一言，那时候我才新认识一个名词“客家”，原来台湾还有这么一群人。

反正客家人在一般“非我族类”的台湾人心目中，是一个很神秘的族群，对客家人也不外乎几个刻板印象，好一点的像硬颈、吃苦耐劳、节俭、团结，而这些刻板印象讲得难听一点，也可以说是固执、小气、自大。总之，在过去台湾，客家人与闽南人彼此都有些看不惯，只是闽南人人数众多，客家人只好低调一点。

到现在，虽然这种心态没以前那么严重，可每当提到谁谁谁也是客家人的时候，大家总是吓一跳：“什么，他居然是客家人？”除非你到传统客家村庄去，大部分人都讲客家话，让你很清楚这里是客家庄，客家人在台湾社会中可以说很神秘，隐藏得很好，他们平常跟你讲普通话或闽南语，偶尔转过身去跟家人讲一句客家话，被听到了你才会发现他居然是客家人。几十年前有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这样的：一个精通各种语言的商业间谍，躲在某公司会议室天花板上偷听会议内容，可是最后无功而返，这是为什么？答案是够冷的，因为他们用客家话开会。在台湾这个社会，好像客家人就是特别，人数占大多数的闽南族群对客家人还是多少带些特殊的观感。

从康熙年间说起

客家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来台湾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大概从郑成功来台之后，许多广东和福建一带的闽南人、客家人跟着来台开垦。一直到了康熙皇帝时，施琅攻下台湾，康熙皇帝觉得施琅收复台湾居功厥伟，因此台湾政事全交由施琅处理。为了避免反清势力再度集结，对来台者的申请严格控制。有这么一说，施琅因为是郑军手下一个客家籍将领的手下败将，内心对客家人不爽，所以绝对不准客家人迁台，因此迁台族群主要是来自闽南的漳州与泉州。可是闽粤一带客家人呢，还是想办法绕道从闽南偷渡来台，他们来台之路比闽南人更艰辛，除了要面对恐怖的黑水沟，还要逃避官府的追查。有一首3000多字的客家山歌诗“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就是窖场（坟场）也敢去，台湾所在灭人山（必死无疑）……”就是在讲当年客家人渡台的处境。

就这样将近一个世纪里，客家人口在台成长几乎是停顿，被大量来台的闽南移民所取代，到19世纪末，台湾岛上有250万汉人，客家人只有25万。

由于客家人在人口上显得弱势，在与闽南人争田地、争水源等资源上闹得有点不开心，但是真正让台湾闽南人跟客家人爆发严重冲突，以至于种下心结的算是在康熙末期的朱一贵抗清事件。

朱一贵是漳州人，渡海来台后做过不少工作，最后在现在台湾高雄一带以养鸭为生，传说他能指挥鸭子摆阵，所以也被称为鸭母王。当年台湾知府贪污滥权，引发百姓不满，为人豪爽的朱一贵被推举为盟主，自称明室后代，举兵抗清，反清复明。而刚好在附近客家庄屯垦的漳州人杜君英，也带着许多客家佣工，因他事起兵，两军合流，很快就打败清军，攻下当时台湾首府台南，众部将拥立朱一贵为“中兴王”，恢复明制，这是台湾第一次大型的反清民变。

不过朱一贵与杜君英已经为了谁该称王的问题引发内讧，杜君英觉得自己功劳比较大，因为他先入台南城，而最早是约定谁先入城谁就称王。没想到朱一贵反悔，人多势众的闽南人当然拥立朱一贵了，为此，两者开始产生不和，客家军甚为不满，就抢夺几名妇女藏在官舍中。朱一贵因此不爽杜君英，虽然杜君英后来交出七名妇女，但朱一贵心想这样不行，两人迟早要翻脸，干脆先下手为强好了。

所以朱一贵假意表示感谢杜君英的配合，就邀请客家子弟兵在台南赤崁楼这座城堡内大摆宴席，大吃一顿，杜君英不知是鸿门宴，就率部前往。客家军大快朵颐没多久后就突然感到肚子绞痛，抬头一看，城墙上都是弓箭手，出口城门都被关住了。朱一贵下令放箭射杀已中毒的客家军，然后再乱刀砍杀。杜君英虽然侥幸突围而出，但是无数客家精锐士兵都已惨死在赤崁楼内，他只好率领驻扎城外的客家军余众数万人向北逃窜，一路逃到台湾中部即现在的云林境内才得以休息，原本的五万客家大军，现在只剩下一万人。

杜君英派人穿过封锁，回到南部客家庄的根据地，告知闽人屠杀客家人的惨状，当地客家百姓暴怒，也开始对闽南人的村庄展开报复性的屠杀，朱一贵眼见闽南人被客家人攻击，决定派大军南下。怎么说客家人都不是闽南人的对手，为了保护身家性命和得来不易的垦地，客家人决定以拥护朝廷为名义，组成民兵讨伐朱一贵。他们将屯垦所在的屏东平原上的客家庄，划分为六个区域，按照位置分别命名为前、后、左、中、右、先锋六个“堆”，每堆管辖若干聚落，你可以把“堆”看成古代军队里的“营”，这个“堆”其实就是指“队”，在暗示自己如国家的军队一样，但又没那么明目张胆。

最后六堆民兵与渡海赶来支持的清军，在高屏溪与朱一贵展开大决战，朱一贵败走，被清军歼灭，朱一贵与残部也被押至北京处死。

六堆的成立与联合清兵讨伐朱一贵，化解南部屏东一带客家人被灭族的危机，这样的举动也得到朝廷的“忠义”封赏，还让清廷终于解除粤籍人来台限制，此后潮州、惠州客家人纷纷渡台。“六堆”这种民团的联防组织方式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本来是战斗组织，逐渐变成当地客家人聚落所在的标志，现在你到高雄县原来六堆那一带，老一辈的人都还是讲某某堆而不是讲什么乡。对于客家族群来说，“六堆”也变成一种代表团结不屈服的精神和一种认同感。

说说天地会的故事：林爽文起义

南部客家人将“六堆”视为精神标志，而北部客家人也有特殊的精神标志“义民信仰”，这又扯到清朝时台湾的另一次大民变——林爽文起义。

早期台湾北部桃竹苗一带，有一些闽南人的农场，为了压低工资，他们就偷请了许多广东来的非法移民做工。当年，这些广东来的客家人就跟候鸟一样，都是季节性移民，所以大家称这些外省佣工为“客子”，因为是非法的，他们也不能自己出去开垦土地，只能帮别人打工。

到了乾隆中叶，台湾吏治腐败，贪官横行，民众敢怒不敢言，怨气只能放在心里，另一方面当年天地会在台湾发展迅速，引起清廷的关注。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清廷开始对台湾的天地会展开镇压，到处搜捕该会会员，这也给贪官一个抢掠的好机会。

同样也是天地会会员的富商林爽文将这些看在眼里，他忍无可忍，毅然率众起义，号召百姓“剿除贪官，以保民生”。起义之后，势如破竹，从中部一路打到北部，而起义的消息传到南部，南部天地会成员也起兵，南北夹击当时的台湾首府台南。

林爽文的起兵势头太猛，引起清王朝的惊恐，清朝多次调兵遣将前往镇压，一直镇压不下，台湾局势岌岌可危，恐怕还会延烧到大陆去，动摇统治基础，最后乾隆皇帝任命了自己的亲信福康安为平台大将军前往平定，终于压制下来。林爽文兵败被俘，被押往北京，受尽酷刑后斩首，死时年仅32岁。这次起义人数多达数十万，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民变。

但在林爽文举兵之时，倒也不是全部的人都支持，尤其像台湾早期移民者大多数是单身汉，如果没工作就变流民，流民聚在一起就变乌合之众，加入起义也不是真的为了什么民族大义，只是想要抢钱抢粮抢女人。许多地方遭受烧杀掳掠以致民不聊生，所以一些不支持起义的地方，为了保护自己，在福康安来台镇压之前，都仰赖一些临时组成的民团或义勇军防堵，比如说台湾南部有个嘉义县，嘉义旧名叫“诸罗”，就是这里的义勇军协助平乱有功，乾隆皇帝特赐改名“嘉义”。

而那些在北部农场打工的广东佣工呢？在农场主人及官方的组织下，他们也拿起武器，联合一些闽南人及少数民族组成义军，前往中部协助官军，或者留在原地保护自己开垦的土地。

几场仗下来，有些人幸存，有些人牺牲，这些存活的异乡客为阵亡的亲友办了一场公共葬礼，合葬他们，地点就在今天台湾北部新埔这个客家庄。而这些牺牲也换得官方的批准，以后这些广东客家人有直接的土地拓垦权利，也就是说以前是非法打工的黑户，现在有合法户口，可以自由开垦。对北部的客家人来说，那些用血汗为大家争取种稻权益的人，还活着的就称为“开台祖”，牺牲的就叫“义民爷”。现在一般台湾人都熟知北部桃竹苗一带是客家人的地盘，就是当年那些粤籍佣工打下的基础。

义民爷被客家人供奉为守护神来崇拜，算是台湾及客家人独有的神祇。在客家庄都有“义民庙”，现在当地客家人延续了过去的集体性悼念，每年的义民祭是客家人最重要的庙会活动，如果看到一些台湾庙会活动的照片，里面有一只巨肥，大概超过三千斤的“神猪”被宰杀供奉着，每年都在比谁养的猪最肥，那就是客家“义民祭”。

“六堆”和“义民祭”在客家人看来，都代表他们族群的精神支柱，是保家卫国、牺牲成仁的客家伟人，可是在很多外人看来，又不一定是那么一回事了。如果习惯了反清复明说法的，朱一贵、林爽文等人的起义是民族革命，是基于汉族的民族大义，起而反抗清朝的腐败统治，那么，协助清廷者便是不义之民，客家人变成朝廷的走狗了，客家族群也因此背负起“支持官方打击义军”的骂名。当然官方也有不同考量，客家族群人数最少，自然成为争取支持的对象，所以流传至今，很多人仍普遍有“客家人爱拍权贵马屁”“客家人都挺国民党”的刻板印象。在连战的爷爷连雅堂写的《台湾通史》里就有这种立场，认为台湾在清朝时候出现的多次民变，都是具有民族意识（其实是汉族意识）的“起义”事件，在这样的史观下，协助朝廷平乱的“义民”就跟汉奸没两样。因为连雅堂是闽南人，所以到现在客家人都一直很不爽他的史观，觉得他污辱了客家人的义民信仰。

前不久台湾教科书新编，没有提到任何与客家相关的文化活动，因此引起客家文化工作者的抗议，只好新编一部分讲客家的内容，加入客家人的“义民爷”信仰，但又说“义民爷”是一群“孤魂野鬼”，再度造成群情哗然，客家人几乎要暴动了。为此教科书二度修改，“义民爷”由“孤魂野鬼”更正为“忠义英勇”的神明。

朱一贵、林爽文起义是义，客家人协助朝廷平乱也是义，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义，当然以当年只是少数的客家人来说，他们只是想求一个得来不易的生存空间而已，所以站在他们的立场，能在战乱之际起而执干戈以卫家园，也可以说是对其乡土、亲人有忠有义？那是台湾客家先民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为了消除身家财产受到的威胁，也为了语言文化的继续存在，奋起自力救济所展现的精神。而且，闽、客里都有“义民”，“义民”常常也不是真的“义”，台湾地方史就常有“治时闽欺粤，乱时粤杀闽”的记载，大多数时候只是为了报新仇旧恨，被官方利用而已。现在读到的台湾史里面，大家都只记得朱一贵起义，结果杜君英反而很少人提，在客家人心目中，杜君英确是一位勇于抗暴，保家卫民的英雄好汉。朱一贵现在在南部被当作神明供奉，大部分是闽南人去拜，而供杜君英的庙，一样香火鼎盛，都是客家人在拜。

总之，客家人跟闽南人就在这种矛盾中，关系越来越恶化，新仇旧恨，常常为了一个没有证据的小谣言闹成大械斗，说械斗听起来好像只是打架而已，其实就跟不留活口的歼灭战差不多了。可能几十个闽南庄联合起来消灭一个客家庄，十多个客家庄也围攻一个闽南庄，激战之惨烈令人发指。

早期台湾史就是这样，大小械斗不断，并非仅只闽、客械斗而已。开垦集团如遇争地、争水会械斗；汉人与山地人会械斗；闽南人中的漳州人与泉州人也会械斗；宗姓之间也会械斗，甚至有职业团体之间的互斗，有时候还会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漳州人联合客家人与泉州人械斗，同是客家族群，也会为水源大打出手。最后闽南人、客家人、山地人又联合起来与日本人斗。

所以在台湾开发早期，每一个屯、庄、围之类的聚落都有团练乡勇民兵组织，像六堆就是典型的民兵组织，有些械斗或盗匪发生比较频繁的地方，练武的风气就比较盛。尤其是后来，客家人慢慢移居到山地居住，跟“原住民”的冲突也不少，这就显出团练的重要。官方对这种组织是又爱又恨，承平之时官方有点难以掌控，但又基于治安需要，不得不让它存在。战乱之时，又必须拉拢他们，且要防止其“附敌”。所以，有的时候，官方为了“平衡”，还会故意分化挑拨一下，虽然闽、客械斗到了19世纪中期逐渐减少，但这种分而治之的政治操作手段一直被各时期的台湾统治者运用，清廷如此，日本殖民政府如此，国民党时期也是如此，结果常常加深了闽、客之间的恩怨。

为赢选举，争说自己是客家人

客家人在台湾立足的过程比闽南人艰苦不少，台湾早期开山辟土少不了他们的功劳，就是这种艰苦的经验也形成了许多传统和习性。如果用台湾Google输入“客家人”三个字，下拉的常见搜索里居然有“客家人小气”“客家人讨厌”的选项，这多少代表台湾人对客家人的印象。台湾人普遍会觉得客家人小气、抠门、斤斤计较，精打细算，还有一些长辈会奉劝年轻人离客家人远一点。其实换个角度想，那与客家人过去在筚路蓝缕的过程中，与天争、与地争，还得与少数民族及闽南人争，只能斤斤计较，珍惜各种资源所养成的节俭性格有关，反正记住在台湾，被人说像客家人并不是赞美就对了。

至于固执，如果在早期开拓的时代，客家人开垦大多选择一般人不愿居住的偏僻之地，没有那种固执不屈的精神，恐怕也坚持不下去。在台湾，客家人形容自己这种个性叫“硬颈”，指的是一种坚毅不屈的客家精神。而说到客家人低调，如果从历史上找脉络那就更容易明白了。以我自己认识的客家人来说，他们做人都普遍比较低调，不像闽南人那么张扬。

客家人低调得好像隐藏在台湾的各角落，他们选择融入大多数的闽南人社会当中，甚至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客家人。比如说李登辉，以前大家都以为他是闽南人，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客家人。陈水扁要选“总统”的时候，也说自己其实是客家人，再后来就连马英九也称自己原来是客家人（不过没人相信）。在台湾，每到选举的时候总有一个现象，因为客家族群是关键少数，常常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胜选。所以，某某候选人常突然又“发现”自己原来是客家人，用这种方式来争取客家选民的选票。

客家菜也是这几年台湾异军突起的料理，出现很多“客家小炒”的店。从客家菜色里也可以看到客家人的个性，客家菜主要以油、香、咸为最高原则。因为过去客家人多务农，又节俭，所以为了补充盐分，菜要咸；又要多吃点饭增加热量，为了下饭，就用香辛料和猪油增加香味，所以客家菜里用的香菜与作料也很多。而客家人都不靠海为生，料理也都是以山产为主，很少海产，闻名全台湾的“万峦猪脚”就是客家菜。又因为节俭，客家人腌菜的技术也是一流，为了保持食物原料的原味及新鲜，客家人也特别擅长香料与蘸酱制作。客家人多住在丘陵地区，适宜种茶树，所以几乎台湾茶品种的渊源都跟客家人分不开，以台湾最有名的冻顶乌龙茶来说，那个“冻”就是客家话的“岽”，是山尖的意思。

客家女人也是一个常被拿来讨论的话题，她们对台湾人来说总有几个刻板印象，什么“勤俭持家”“内外粗细工作一肩挑”之类的，以前客家女性都被要求“三头三尾”，就是要负责家里煮食——灶头镬尾，要会缝纫——针头线尾，还要会上山下田——田头地尾。所以对很多男人来说，要是娶到一个客家女人，那就幸福得不得了啦，又温柔又贤惠！

相对地，女人会觉得如果嫁入客家人家庭一定会常被要求做很多家务事，吃很多苦，又没有地位。很多闽南人的妈妈甚至很反对女儿嫁给客家人，觉得嫁到客家人家庭里，女儿肯定要吃苦，还不如嫁给没有婆婆的外省人。而客家人家庭的婆婆，也总是觉得闽南媳妇好吃懒做，爱打扮而不爱做家务……当然现在这种观念越来越淡，可是如果在比较传统的家庭里，还是会有这种超瞎的分手理由出现。

对客家人还有一种印象就是团结，重视血缘，这有的时候容易让外人受不了。比如说两个客家人见面了，也不管有没有其他人在就自顾自欢乐地讲起客家话来了。要说团结，客家人数量从以前到现在都算是少数，如果不团结就只能被欺负，所以这也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客家人对非我族类者都保持相当高的心态，不会轻易接纳外来人。以前我父亲的单位要在客家庄里设一个分支，找屋主谈，根本没用，他就是不用普通话跟你谈。后来找了单位里一个客家人去谈，两个人一见面就从支脉家族辈分开始聊，一见如故般聊得好开心，事情马上就谈妥了，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

所以，如果到传统的客家庄里，在三合院中都可以看到堂号，比如“陇西堂”“清河堂”“颍川堂”等，表示这个姓氏、这个支脉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有后到的移民，报上堂号就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宗亲。在堂号、族谱这点上客家人做得很完善，因为客家人觉得他们有必要在历史长河中标记自己的位置，不像台湾的闽南族群，早期来台湾的大都是单身汉，又跟“原住民”通婚，大多数闽南人都只知道自己的祖先几百年前是从福建来的，至于具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其实都糊里糊涂，对于“根”的重视就是没客家人强。

台湾客家人的性格及历史经验也影响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客家人有很强的农业性格，虽然务农，也会想办法谋求改善经济条件，但在台湾，工商业从很早以前就掌握在闽南人手中。所以客家人会觉得，经商风险太高，不容易发展，所以换条路走，努力读书，取得功名，也是一条发家之路。在台湾，很多客家庄的房子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有些客家人认为，客家人是古代汉族正统，中原贵胄后裔，所以读书取功名也挺能满足这种心态。

所以，客家人也有尚文的传统。古代重视文字书写，对于有字迹的纸张都神圣化，不可以随便乱丢，必须收集起来，在“圣迹亭”中火化，而现在在台湾，也只有客家庄还见得到“圣迹亭”。

所以，台湾的客家人很多都从事教职，在台湾各级学校中担任老师或后勤行政工作。除了教职外，在公务员系统中，或者军队里，都有不少客家人。这些职业生涯稳定，少有波澜的工作，当然跟客家人追求稳定生活，脚踏实地的性格有关，传统的客家父母普遍都鼓励儿女做这些工作。

过去，军公教职都是外省人的天下，到了现在，单一族群里军公教比例最高的，已经是客家人。因为很多都是军公教职，这些职业过去又是国民党的大票仓，加上过去国民党长期执政，这不免又给人一种“客家人都支持国民党”的印象。就算在工商领域，很多客家人也只是雇员或管理层，客家人创业的比例就比其他人少很多，就算创业，也都选择比较实在的制造业。在台湾，如果老板请到的是客家员工，就可以放心了，大部分的客家员工都挺认真尽责，遵守职场伦理。可是如果你的老板是客家人，那你就皮绷紧一点，要他加薪……还是跳槽比较快。

现在台湾的客家人其实都有种怕被边缘化的焦虑感。自从1949年之后，以前的“闽客情结”慢慢变成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省籍情结”，客家人也被视为本省人，原来闽、客间的差异就在省籍的差异中被压抑下来。国民党政府有意打压台湾本土文化，不管是闽南、客家还是少数民族文化多少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摧残，而客家人为了融入社会，到外面工作的年轻人常常会隐藏自己的客家人身份，讲的都是闽南语或普通话，尤其是在军公教职里工作的，几乎都用普通话，现在很多在都市长大的客家人小孩都慢慢不会讲客家话了。

20世纪80年代，台湾反对运动越来越猛，为了对抗国民党，在思想上也建立了一套理论。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个“外来政权”，台湾人真可怜，从以前的清朝，到日本殖民政府，再到国民党，从古到今，台湾人都不能自己当家做主，都是被“外来政权”管理，来管理台湾人就算了，还打压本地的文化。过去台湾人都知道大陆如何如何，可是对自己居住的台湾一点都不清楚，所以现在要更努力认识、追求有关本土的文化。在这种本土化的刺激下，许多客家人也开始正视客家语言与文化流失的危机，与反对人士相结合一起“复兴台湾本土文化”。

可是在台湾这个社会，闽南人比其他族群多了好几倍，如果要讲本土文化，就势必又要扯到史观、文化、语言之类的东西。在这点上，占少数的客家人又吃了一记闷亏，现在台湾人一讲到“台湾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闽南语，不会是客家话，当然也不是“原住民”话。在一些把本土化上纲到政治层面的场子，里面的人讲的都是闽南语，如果有人讲的是普通话，就会被鄙视。如果讲的是客家话，那简直就是来闹场的。所以，20世纪80年代，党外或民进党人士，每次搞活动时演讲，为了突显本土文化语言被国民党压迫，一律使用台湾话，其实就是闽南语。这就让客家人感觉很不爽，好像客家话就不算是台湾话一样。为此，后来一向低调的客家人也怒了，上街头搞了一场“还我母语”大游行，一方面抗议国民党的打压，一方面也反对闽南语的强势。

前不久台湾就发生一件事，公职人员考试，国文科出现闽南语民歌《补破网》歌词的阅读测验，这就引来客家人的抗议啦，最后考试院屈服于政治压力，为了息事宁人，召开记者会，宣布该题不算分。客家人所抗争的并不是考题没有客家话的题目，而是抗议公职考试出现福佬话试题。现在台湾为了避免“政治不正确”，对族群这种事总是很敏感，处理得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就被挂上搞对立的牌子。

此外，既然界定了从古至今统治台湾的都是“外来政权”，那清朝时台湾的几次民变，自然都被诠释成反抗“外来政权”的“起义”。如此一来，客家人的“义民信仰”又被拿出来说嘴了，明明“义民”闽南人、客家人都有，可是大家都特别针对客家人般，这让客家人更不爽，凭什么这些史观都是闽南人说了算，客家人好像都没有发言权一样。

在台湾，还有些“本土意识”强到爆表的强者，根本就不认为客家人是台湾人。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有个电视台做民调，族群区分是这样的：本省、外省、客家。这就怪了，好像客家就不是本省人一样。很多人嘴里不说，骨子里对客家人还是有些小偏见。就是这样，现在台湾讲求“族群融合”，可是客家人的客家意识反而越来越高涨，也许台湾要的不只是“融合”，还要能够彼此尊重的“族群和谐”。

第四章  台湾过去的政治教育

汉语普及与“党化教育”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一句话：“人类最艰难的工程，唯政治与教育二事。”这句话放在1945年后，几十年来台湾的教育上，就得到了印证。在过去台湾，政治与教育常常密不可分，互为表里，统治阶层很了解这一点，而政治教育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当然有重大影响。

在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那时候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50年，一切都偏日化，在学校和公家场合讲日本话，在家里讲闽南语，这都是很平常的事。大部分台湾本省人在这50年间出生，自然觉得自己是日本人，尽管在那时候还是有些私塾，比较有钱的人家也会请一些老先生教些汉文儒学，但那只是少数。为了使台湾人民成为忠贞不二的“天皇臣民”，在日本殖民后期开展了“皇民化”运动：改日姓、取日名、重神道、神社参拜等，并在“国语（日语）运动”雷厉风行下，人人说日语、写日文，殖民政府当局以语言教育作为人民意识型塑或政治意涵的手段，非常成功。

所以，那时候国民政府来台之际，面对的是一个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台湾，头等难题就是如何去除日本殖民的影响，建立中国化的教育，贯彻国家及政治意识形态，以稳定民心。

几乎第一要紧的事，是立即成立国语（北京话）推行委员会，并于各县、市设立国语推行所，很多学校的台籍老师都只懂日文，几乎是到推行所上完课，马上回到学校教其他老师，然后再教学生，现学现卖。许多台湾人当年经历了“失语震撼”，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当年就有很多作家用日文写作惯了，在光复之后只能重新学习汉文，几年后竟然又用汉文写出经典的文学作品。

大概是最近台剧和电影的流行，很多人发现台湾人把“和”这个字读“han”音。有个朋友每次听到台湾人说“我han你”都会起一阵鸡皮疙瘩，他恐怕没注意就连有文化者如李敖大师也会念作“han”。

原来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推行国语，请了一位字正腔圆的北京先生在广播中教国语，国语教学都以这个广播站为主。那位北京先生就是读成“han”。如果去听那些比较老的相声艺人，比如侯宝林的段子，也会赫然发现，他也读作“han”。还有一些老北京会说“咱俩谁和(han)谁呀”“这哪儿和（han）哪儿啊”，原来念作“han”是来自北京话，就是因为国语推行运动，所以全台湾都念成“han”了。

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在1945年的除夕广播中就提到：“台湾既然复归中华民国，台湾同胞，必须通中华民国的语言文字，懂中华民国的历史。学校既然是中国的学校，应该不再说日本话、不再用日文课本。现在各级学校暂时一律以国语、国文、三民主义、历史四者为主要科目，增加时数，加紧教学……”

总之，国民政府在台初期的教育策略和基本方针，是通过国语国文、历史和“三民主义”的教学，来培养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

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民“政府”陆续迁台，台湾宣布戒严，在这段时间，对言论、出版、信仰等会牵扯思想的东西，钳制得都相当严厉。当年国民党的政策是“反攻大陆”，为了让全台上下都与“蒋总统”他老人家的心愿一同激情澎湃，上下一条心，于是，一切教育的方针是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包括“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再加上国民党的史观，痛斥共产党的可恶，“光复大陆”和“巩固领导”成了教育重点，而其中自然是以“国民党领导”为权力核心，这么说来，戒严时期台湾的教育就是“党化教育”。

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陆在“破四旧”，紧接着是1966年开始，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

为了有别于当时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在台湾大力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且定孙文的诞辰纪念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就在1966年孙文诞辰11月12日这一天，阳明山上中山楼落成，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文告，阐明“国父”孙中山与道统的继承关系，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之道统”，认为中国有一“道统”，其实这个中华文化道统，就是为了表示自己是中国正统政权的继承人，以中华文化之继承与发扬者自居而提出的说法。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台湾人，一定在学校听过老师教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中国“五百年出一次圣人”“距离王阳明已经五百年了”。“国父、蒋公是圣人”这类当年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来自当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台湾，“国文课”除了课本之外，还有几本“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里面就是一些儒家经典的选读，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读到“吾道一以贯之”时，旁边的批注就写“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父、公的道统”，甚至以前还有人拍马屁，做了一个“中华文化道统示意图”，一系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父、公的道统”，现在看了都要脸红，可是那时候居然都很单纯地相信。

中小学考试都考“反攻大业”

如果你到台湾的中小学，也许还可以看到类似的标语：“复兴中华文化”“发扬中华文化”“伦理、民主、科学”“伦理、民主、科学是中华文化的基础”，那就是因为当年蒋介石认为“伦理、民主、科学”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内涵。从此之后，下面的人也开始强迫推销“伦理、民主、科学”。

1967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成立，由“蒋总统”亲自担任会长，全台各界人士纷纷热烈响应，举办演讲、文物艺术展览、作文比赛，征集歌谣剧本，编印古籍今注今译，出版文化丛书等。在国民“政府”的有意引导下，台湾党政要人与学界名流也掀起了一股阐述中国固有优秀文化的浪潮。大学生联合会则声明，“国父”与“总统”的思想最足以代表中国文化，因此必须“精心研读”，发誓要在“总统”伟大的号召下，努力发扬道统以早消灭“赤祸”。这对于巩固“国府统治”正当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复兴中华文化、承续道统”成了台湾这蕞尔小岛不可承受之重。当年在“蒋总统”的邀请下，也有很多大学者从海外来台，比如写《国史大纲》的钱穆在那时就从香港来到台湾，一同来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加持”。我大学读的是东吴大学，钱穆故居就在校园里一个安静的小山坡上，极少人参观，那时翘课就爱跑到里面打瞌睡或乘凉，现在想想真是后悔没有好好看看那里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蒋总统”自认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传人，熟读儒家经典，并常有心得批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搞得风风火火，后来几十年，整个台湾教育都受到极大影响，连带着精神面貌、社会风气有明显变化。从文化层面来说，在学校里进行忠孝教育，推行孔孟学说，教授《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生活与伦理》《公民》等课程，对几代台湾人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台湾文艺学术领域都掀起了中华文化寻根以及复兴的热潮。可是别忘了，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有政治目的，不断推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目的就在于“巩固领导中心”，比如前述课本里就加入许多“蒋公说……”以及“蒋公”读经典的读书心得，以前考试就常出现这样的题目。

“先总统蒋公”曾说：“三民主义”思想的本质，实际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内涵为：

（A）正德、利用、厚生（B）伦理、民主、科学

（C）亲亲、仁民、爱物（D）信心、望心、爱心

“蒋公”在《三民主义本质》一文中说：“国父”建“国”之道，乃以（A）伦理（B）民主（C）科学（D）哲学为诚正修齐之本。

“蒋公”认为解决教育问题，应把握民生主义教育方针，以（A）四育六艺（B）四维八德（C）四书五经（D）三纲五常为教育内容。

“蒋公”说：“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A）行（B）智（C）仁（D）勇字才能创造一切。”

这些读书心得又常常跟“反攻”大业结合在一起，其他人不得有异见，结果让人觉得，儒家思想变得只不过是用来维系政权的儒教。

当局一面推动中华文化复兴，一面仍持续打击知识界的异己分子。社会看似温良恭俭让，挺太平，但在思想界、文化界却是全面倒退，在那段时间的台湾，就连各种妇女团体都被勒令解散，禁止她们的出版物，推崇她们在伦理下的辅助和被支配角色。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腐儒提议用保障男学生的名义，来限制大学录取女学生。这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才慢慢改观。

那时候力图“反攻”以求“民族之复兴”，民族精神教育依然是教育的重点之一，强调“民族认同，生聚教训”，当时不管是道德科目，或是兼具“发扬传统美德”的国文教材中都是这样，所以台湾的小孩从小到大，对诸如田单复国、少康中兴、毋忘在莒等成语的故事一定都耳熟能详，处处可见中国历史故事中忠孝节义的典范，当然了，“爱国（维系法统）”“忠君（领袖个人崇拜）”为道德的最终核心。

总之，就是要全台上下一条心，团结自强。台湾的火车分级，最快的就叫“自强号”，次快的就叫“莒光号”，最后是“复兴号”。类似的还有过去的冷气公交叫“自强公车”（公交车），总之很“正确”的名称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气氛。而以前公家单位出游，或者中学以上学校组织学生出游，都叫“自强活动”，为什么叫“自强活动”呢？原来以前“政府”不鼓励学生郊游踏青，以免“耽误反攻大业”，毕竟那是个什么小事都能被拿来放大的年代，但是年轻人要出去玩很难禁止，所以除了官办的以外，学校单位自办的远足活动就挂一个“自强活动”的名称，其实是干什么的，大家都心照不宣。

上了中学，你就是“准军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中学教育就是真的把学生当作一个随时可以上战场的准军人来教育。从每天早上开始，全校师生就在鼓号乐队的军乐声中依班次走过操场，好像阅兵一样走到定点站好，开始举行升旗典礼，在学校里如果要进出教室，要大喊报告请示进入。每个学期每班都要参加军歌比赛，一边走分列式，一边唱军歌。高中和大学里必有军官转任的军训教官，对男生来说，军训课是每星期必上的课程，你总可以在艳阳天的操场上看到学生在做俯卧撑，或射击、预习刺枪术。对女生来说，要学习护理课程，以便适应未来战场上需要。每学年还有到军方靶场打靶的课程……这一切，都是为了“反攻大业”做准备。

学生当然也被派出去支持很多活动，每年的“双十节”，高中生都要游街，学校还会准备一些老背少、蚌壳舞之类的民俗舞蹈。要不然就是在一些特殊场合或活动中，学生被派去做人肉LED排字。这些集会，主要是“听训”，向“总统”表示效忠。学生队伍在学校的军乐、“国旗”、仪队带领下，进入会场，接着军、公、教各界主官及地方领袖上了司令台。大会开始，首先由各校轮流指定的青年代表恭读（立正）《“蒋总统”训词》，接着读社会各界祝贺文，再下来是“主席团演讲”，光这几个项目下来，就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要是夏天，大家站在大太阳下“听训”，那简直是苦差事，就见学生一个接着一个倒下。

我们想象一下，一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台湾中小学会是什么样。首先，你在外墙上一定会看到各种“反共”标语，或者写着“伦理、民主、科学”。走进那扇每换一任校长就换一次的大门，你马上可以找到“蒋公”或孙文的铜像，在孙文铜像座上写着“天下为公”。“蒋公”的铜像上写的是“大中至正”，走进穿堂长廊，可以看到很多“自强活动”的照片，或者学生制作的“光复大陆”海报集锦。在课堂上，老师教着那些充满政治意味的课程内容，在写字本上，一定可以看到“蒋总统”的训示——“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有学生，都要订阅“救国团”出版的《××（县、市名）青年》阅读，在操场上，男学生戴着大盘帽，女学生戴着船形帽（就是国民党女特务戴的那种），像军人一样训练各种分列式。有时候办作文、演讲比赛，一定跟“反共”有关，或者合唱比赛时，必选曲也一定要是如《“总统”蒋公纪念歌》之类的歌曲，而运动会时，也一定会有“武装越野赛跑”的项目：背着沙袋，扛着木枪，有时候还戴着钢盔赛跑……都是当时的学校风貌。

在过去的戒严时代，对于认识“敌人”的教育也从来少不了。社会上、学校里、大街小巷、穷乡僻壤，到处充斥着“反共”标语，不是“反共抗俄”，就是“解救大陆同胞”或“完成反共使命”之类的。后来我才知道，大陆那么多年来称呼台湾的国民党集团为“蒋帮”、“蒋匪”，同样地，当年国民党也称对岸共产党为“共匪”，让民众从小就仇恨“共匪”是必要的，所以诸如“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这样的标语也不断地出现在视野里。

大陆同胞何以可怜到需要我们来拯救呢？简单一句话，就是大陆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我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课是《没有太阳的地方》，这篇可说是经典之作，20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台湾人应该都读过这篇课文，影响并形成了无数台湾人对大陆的第一刻板印象。这篇课文大概就是讲：民国38年“共匪”窃据大陆，从此大陆同胞一直过着贫穷不安的日子，好像住在黑暗世界里，看不见阳光，对未来没希望，那是一个“没有太阳的地方”，反正最后写的就是“为他们解除痛苦是我们的责任”。这一课配上一个插图，一个奄奄一息、骨瘦如柴的“大陆同胞”倒在路边，后面还有几个骷髅头和一只秃鹰，整个画面呈灰暗状，对于幼小的心灵来说，那个画面实在太可怕了，所以有好一阵子我都不敢翻开那一课，连带那一课的几个生字我都不太会写。“政府”本来要让小朋友憎恨共产党的，现在反而害怕共产党了，真不懂给小朋友看这种东西干吗，我读小学的时候，“文革”都已经结束10年，都改革开放了。

又说大陆同胞太苦了，没有牛可以犁田，所以，都是用人去拉犁，因为都没肥料，所以人死了都要烧成灰，然后拿到田里当肥料撒。在城市里，也是一片荒凉、单调和贫乏，与灰暗的画面相比较的，是描写台湾生活富足、光辉闪闪的图画。

当年还有一个说法是“大陆同胞穷得只能吃香蕉皮”，并且大家对此深信不疑。以前写过第一次遇到大陆同胞，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往欧洲的班机上，刚开始彼此互相观望，后来聊开了，遂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个问题：“听说……你们都是吃香蕉皮的？”没想到这位大陆先生突然拍案：“你们才吃香蕉皮嘞！”语毕，哄堂大笑。只是多年来的疑惑是，香蕉肉都是谁吃掉了？

课本上关于“蒋总统”的种种“事迹”

许多台湾人对所谓“共匪”的印象最早也是来自课本里的图画。那时，总是有个“共匪”，脑满肠肥，一副猥琐像，穿着中山装，叼着烟，拿着皮鞭在鞭打可怜的大陆同胞。所以，很多人对共产党干部的印象就是“脑满肠肥、猥琐”的样子。

等到初中后，开始有历史图片，我第一次看到周恩来的照片时，简直不敢相信，甚至心中产生相当大的混乱，“共匪”不都是一脸猥琐、脑满肠肥的样子吗？我无法相信“共匪”居然能长得那么正气，那一刻我的价值观简直就要崩塌了。

在过去，许多台湾人的刻板印象中，大陆同胞的食是“吃香蕉皮，在饥饿中生活”，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住是“都在人民公社”，行是“不能随便迁徙，出门都要路条”，整个大陆就是一片“蓝色海洋”，每个人脸都是黄黄的，瘦瘦的，表情木然，没有笑容。

课本里面不断地灌输大陆同胞是如此地可怜，“共匪”是如此可恶的信息，所以生活在“复兴基地（原来只把台湾当作一个大军营）”的我们，有一天要“反攻大陆”，解救苦难的大陆同胞。早些年，还有老师会告诉学生，大陆那么大，只要“反攻大陆”成功，初中毕业等于以前的禀生，每个人可以到大陆当乡、镇长，高中毕业等于举人，每个人可以当县长，大学毕业等于进士，找个省长、中央部会首长干，没有问题。学生们都很单纯热血，“反攻大陆”的心愿也不断出现在各种演讲及作文当中。不管题目是什么，就算是写到慈祥的外公外婆，结尾一定都是“在伟大领袖‘蒋总统’的领导下”“明年要把青天白日旗插在南京”“完成‘反共使命’”“解救大陆同胞”。

那时小学生作文和演讲最流行“三段论”，所谓三段，就是起头、正文、结论，比如一个论说文题目《交通安全的重要》《保密防谍人人有责》《谈爱国》《孝顺的美德》《有恒为成功之本》之类的，只要套进公式，起头写什么“俗话说得好……这日新月异的时代……”或“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之类的；在正文一定是“我认为必须做到以下三点……”；而结尾一定要激励人心，发人深省，通常不离上面那些，就是拿分的保证，简直就是作文产生器。

有一次，我帮一个参加全校演讲比赛的女同学誊了一份稿《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全文的最后一句应该就是语重心长地说“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再重复加强一次“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结果忘记那时候是精神错乱了，还是恶作剧，写成“小心飞碟就在你身边”，女同学没多想就照念，语毕全校同学大笑，她红着脸含泪下台，我自然逃不过一阵毒打啦！还好那时候风气比较开放了，否则这么不知轻重，连累到父母都有可能。

相对于大陆的“惨况”，“复兴基地”台湾自然又是另一番景象，在“蒋总统”（两位）的领导下，台湾欣欣向荣。各种“歌德派（歌功颂德派）”的歌曲在那时也不少，像这首台湾年轻人不会唱，上了年纪的人也不再唱的《领袖歌》就是代表。

领袖，领袖，伟大的领袖，

您是大革命的导师，您是大时代的舵手，

让我们服从您的领导，让我们团结在您的四周，

为了生存，为了自由，大家一起来战斗，

人人须要战斗，人人须要领袖。

“蒋总统”太正确了，以前我的中学老师就说过一个笑话：有个学生考试时考卷不会写，苦恼着，最后索性就在答题处写了“蒋总统万岁！”结果老师看了，打叉不是，不打叉也不是，最后只好给这个学生一百分。

学校老师常用批判态度教“三民主义”

到了我读小学四五年级时，政治风气比较开放了，《社会》课本里还是有这样的课文：“中共”开放若干地区供人观光，但因缺乏旅游设备和其他条件，所以不易发展。“我国”观光事业唯一发达的地方，就是台湾地区，这里经济繁荣、交通便利、治安良好、设备充足、物价安定、行动自由、人民友善……这就是全球游客之所以云集台湾的原因。好一个“云集台湾”！当年读了就有一种骄傲感从心里油然而生，现在看了把自己捧得那么高反而有点心虚。

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课本里面，最喜欢这种两岸比较的内容，常常虚拟一个人物，他两岸都去过，很“感慨”地做了比较。

台湾的每个地方，每个人都自由自在，内心毫无恐惧，笑容露在脸上，我的太太和我，行动自由，居住、旅行、购物、交朋友、通讯等，都可以随心所欲，可是在中国大陆上，全不一样。

大陆上的每个中国人，表情木然，连喜怒哀乐的感情都不见了。只有一次是例外，一天，我在旅途的汽车中，那位驾驶员紧急刹车，打开车窗，向路上的行人破口大骂。他满脸怒容，算是有了表情，我觉得那位驾驶员流露了人性，比木头人可爱多了。

为什么台湾繁荣富强，并且要怎么维持下去呢？小学《社会》课本里也有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的。

爸爸说：“你们所看到的，只是有形的东西。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

姨丈说：“全台湾一千七百多万人，加上海外二千四百万华侨，大家一条心，一个信仰，一个希望，要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这就是一切力量的根源。”

原来这就是国民党在台湾多年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啊？

那这力量之源，只有上头有，下面没有也不可以，于是，就有了影响无数台湾高中学生的“三民主义”课。这在高三时的薄薄两本课本，开宗明义就说“三民主义，是学说，也是信仰，更是力量”，可是对学生来说，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在考场上拿高分进好学校，才是力量。

“三民主义”就是“孙文学说”，以前在台湾，就连初中生都知道，孙文写的手稿都已亡佚，现在所谓的“三民主义”都是从孙文的演讲辑录中“发展”而来。既然是演讲录，就不会有太完整的体系，这就不得不佩服那些“三民主义”研究者了，可以从几篇讲稿中发展再阐述出许多论点来，所以你看“三民主义”课本里，孙文讲的永远是最少，大部分都是“先总统蒋公说”，“蒋经国总统说”，要不就是将“三民主义”原理附会到中华文化道统当中解释一番。

“三民主义”课的目的，很明显地就是要将政治意识形态灌输到年轻人的脑子里，让年轻人跟“政府”想的一样，好方便指挥。但一种主义，若你不真正信仰它，将它置于最高位阶，那么这个主义就沦为教条和工具，被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三民主义”是“党课”，与国民党或蒋中正有关的段落，和台湾现状一比对，反而被当时的高中生当笑话。几乎不会有高中生读了“三民主义”就变得狂热，反而因为“三民主义”这门课的存在，让高中生第一次认识到台湾执政者表里不一的荒谬。的确啦！如果不能改变教材的内容，不如把它当作反面教材也未尝不可。只要“三民主义”课程存在，就是对国民党的反宣传，这可能是始料未及的事。

教师在“三民主义”课程当中也占了一个重要位置，教得坏，学生根本听不下去，整堂课都在补眠，毕竟高三很辛苦，回家自己背。而在学校里所谓“三民主义教得好”的老师，常常就只是在课堂上瞎扯，什么中国近代史的故事与后宫艳闻、外星人、催眠等古今中外神秘之事，口沫横飞，比手画脚，差不多就像袁腾飞老师那种类型，其实听完还不是得回家自己背。

我高中“三民主义”老师偏偏是一位“总理”的忠实信徒，讲起课来如入无人幻化之境，进入了“零的领域”，自己陶醉在其中。我永远记得他像传道士般热情地讲到“民生主义”时，贬了唯心论与唯物论，认为中山先生的心物合一论是哲学本体论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是精神和物质“二者本合为一”的形而上的极致。

后来我大学读了哲学系，教到心物二元论时，我还问：“那心物合一论呢？”结果老师看我一眼，“哼”地冷笑了一声：“唯心论跟唯物论从来就不相容，别相信高中三民主义的屁话。”讲完全班都在偷笑，脸上就是一副“还好不是我问”的庆幸笑容。

高中生在“三民主义”课堂里都不太认真，反倒是坊间有很多补习班，专门开了针对大学联考的“三民主义”补习课程，非常热门，受高中生欢迎。毕竟还是大学联考的必考科目之一。以前大学联考考六科（其中国文、英文、数学、“三民主义”是共同科目），“三民主义”就占100分，20分单选，40分复选，40分申论，厉害的高手大概可以选择题全拿，申论题拿30分。虽然“蒋公”讲了很多深奥的大道理，“三民主义”哲学思想玄之又玄（却又常常跳针，前后矛盾），但学生都知道要实际一点，要上大学“三民主义”就要多背，为什么要背，因为所有的考试题目都是围绕着这两本小书打转，不允许被挑战，不允许被质疑，不允许被纠正，不允许被比较，没有任何怀疑的空间。大学联考没考好，可能是“三民主义”考不好，大学联考考得好，绝对是“三民主义”背得好。

总之，背“三民主义”是个噩梦，还好等到我考大学的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变成全部都是选择题，总分也只剩50分，这应该是时代的进步。我现在只记得那时候的经典考题：“三民主义”的本质、特质、特性、本性是什么？我不知道现在还有谁回答得出来。因为没有保存历史文献的习惯，所以考完大学，就直接把“三民主义”丢进垃圾桶里了。

现在台湾高中“三民主义”课也已经废除，代之的是“公民与社会”，教一些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的基础课程，我翻了翻，很吓人，以经济学来说，总体、个体经济学的主要概念都教到，包括供需法则与曲线、边际效应、生产函数、失业、物价、货币、通货膨胀等。在法律方面，教到立法、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行政法的基本概念，读起来并不会比“三民主义”轻松多少，但是更符合时代需要。

匪夷所思的地理课题

有人说，过去台湾的教育课程里“地理其实是历史，历史其实是神话，神话其实是鬼话”。这玩笑话有点夸张，前面也说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政治所用，因此也出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党国史观”内容。

在中学地理方面，教的内容都还是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大陆时的地理划分，所以在课本里用的都还是旧称。比如东北有九省，还有什么察哈尔省、热河省、嫩江省；北京还是北平；乌鲁木齐叫迪化……学生被要求背下各省、市、自治区的城市、山系水系、铁路、气候、天然资源和农作物，异常繁复，谁叫我们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以及一千一百四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广大版图呢？何况有联考撑腰，再复杂的年号，再丰富的矿产，学生一定能背起来的，就如同以下这些很典型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中学的地理考题：

皖南丘陵的居民外出经商，人口稀少而都市不发达，是因（1）石灰岩地形发达，土壤贫瘠；（2）河谷平原狭窄，耕地有限，食粮不足；（3）交通不便，经济落后；（4）气候严寒，不利人居。

下列对于江西省的叙述，何者是错误的？（1）流域最广的河川是赣江；（2）是一个开口向南的盆地；（3）交通线呈辐辏状；（4）境内有我国最大的淡水湖。

浙江省发展渔业较江苏省优越的地理条件是（1）大陆棚较广大；（2）市场较大；（3）海岸较曲折；（4）港口较不易结冰。

青岛的气候，冬不严寒、夏不炎热的主要原因是（1）充分受海洋调剂；（2）冬迎西北风；（3）夏、秋有台风侵袭；（4）夏季背东南季风。

当然也有这种变化比较多的题目：

小豪利用暑假作长江之旅，第一站在重庆，发现有“三多”：一、洞多，因抗战定为（　），防空洞很多；二、石梯多，因市区依（　）建筑，称为山城；三、桥多，因其位在长江和（　）江汇流处，有三面环江。告别了重庆，搭乘“长江公主号”顺流而下经过川东桐油集散地（　），而后到了奉节即进入长江切穿（　）山形成的三峡，依序是（　）（　）（　），谷中中断壁千仞，令人叹为观止。出了峡口进入湖北（　）市，江水自此由山地进入（　）地形。为遏止洪水，乃建一水坝称（　），但将被三峡大坝取代。接着船在曲流中进入古云梦大泽，但因长江和（　）带来泥沙淤积，现变迁为（　）平原和（　）平原。

随后到了湖南北部大都市（　），登楼远眺（　）湖，浩浩荡荡，横无际涯。顺江往北到了武汉市，即（　）  （　）（　）三联市，其中（　）是内陆最大商埠，高楼林立，交通发达，至此即结束长江之旅。

因为大陆地理背得那么熟，所以像这种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更早以前的题目台湾学生也答得出来：

“国军反攻大陆”，从厦门登陆，一路打到北平，试问，从南到北，一路要经过哪些铁路，经过哪些省？

台湾学生背大陆地理背得比自己住的台湾地理还熟，这也不意外，因为从小唱的歌曲里，几乎都是歌颂神州壮美，想念大陆家乡的歌曲，比如《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在台湾唱过这首歌的人，有90%以上故乡明明就是台湾，越唱越虚幻，反而是台湾民谣硬生生被禁止。

“太原五百完人”

至于历史教育，可以说是空前成功。20世纪90年代，吴念真有一部电影叫作《多桑》，“多桑”就是日语“父亲”的意思。这部电影讲的就是受日本教育的多桑，面对社会的变迁不适应，使得他不断沉醉在过去的旧梦中。

导演在这部电影里，借着许多生活上的小细节，来刻画主角多桑在日据时代出生成长的日本情结，还有当主角由旧文化转入新时代，许多思想与行动上的格格不入。其中一幕是小儿子在看中日篮球比赛，拼命为“中华队”加油，但“中华队”成绩仍不理想，多桑看了只是嗤之以鼻地说，如果日本队输了他便切腹。突然情势逆转，“中华队”连赢几球，这时小儿子得意了，一边加油一边大喊：“切腹！切腹！……”

另一幕是女儿要交一项画“国旗”的作业，她不会画，要多桑帮忙，结果多桑画出的是一幅日本国旗，女儿看了很不高兴地用国语说着：“你汉奸走狗，你汪精卫啦。”

多桑不懂国语，只能愤愤地说：“恶妻逆子，没法可教啦！”

以前我家楼下有个本省老头，少了一只手臂，他只说是战争的时候被炸断的，我那时候很不识相地问：“是日本人炸的喔？”他只是默默笑着，那个表情好像在笑我什么都不懂一样。后来我大概知道一些台湾在二战时也被空袭过，第一个反应很自然也是“日本人太可恶了”。等到更大一些，终于知道原来在二战末期，日本跟台湾一样是天天被美国的轰炸机空袭的。老人说以前躲空袭不是躲日本飞机，而是躲美国飞机，历史课本里让我们相信“我们”以前都在对日抗战，美国是我们的盟友，但台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完全不提。当我知道空袭台湾的是“好人”美国时，那一刻，我又震惊了，简直无法接受。

当年每个台湾小孩肯定又听过一个故事，说是以前日本的小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发给日本小朋友一人一个苹果吃，等小朋友吃完了之后问道：“苹果好吃吗？”

小朋友说：“好吃！”老师说：“告诉你们，这是中国产的苹果，你们长大之后去打中国，就可以一直吃苹果了。”

小朋友高呼：“万岁！”

当年，社会科老师讲这个故事讲得声泪俱下，让当时还是小朋友的我深信不疑，觉得日本人太可恶了。直到长大才知道日本处于温带，精耕又发达，苹果种得比中国还大，各位就知道，当我见到日本产的富士苹果时，心里产生多大的冲击了吧？大概是苹果在台湾曾经是超高级水果，才有这样的故事吧！

美国有一个名记者泰迪・卡培尔（Ted Koppel）说过一句话：“历史是政客正当化他们意图的工具。”用这句话总结这几十年来影响台湾人的教育内容再贴切不过。在历史教科书中，尤其是中国当代史，对于国民党或“蒋公”，毫无疑问永远是光辉正面的形象。

就以抗战来说，在“七七事变”全面爆发之前的对日妥协，比如“九一八事件”，那都是因为伟大“蒋公”的远见，识破日本妄图扩大战事的险恶用心。如果“国军”还击，如上海“一二八事件”，就改口说是英勇抗击，这时也不提“蒋公”是否识破日本妄图扩大战事的用心。反正，不管正着反着，都是“蒋公”英明。

比较了大陆的教科书，过去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在近代史的部分比重偏低，尤其在抗战这一部分又比大陆的教科书少了许多，大部分就是照着时间排列出抗战期间发生的事件，只见蒋委员长永远正确伟大的领导，当然不会见到如“花园口决堤”这种事。

过去台湾学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关于共产党在抗日中的角色，都知道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于日本在华北的挑衅，尽可能忍让，专心安内的工作，所以有五次“剿共战争”，后来张学良制造“西安事变”，幸蒋委员长对张学良晓以大义，张学良见了他的日记体悟到蒋委员长的苦心，知道自己犯下大错，遂亲自护送他回到南京。

从“七七事变”后，中共宣布服从中央领导，共同抗日。陕北的“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华南方面也成立新四军，照以前教科书的说法是，中共在抗日期间是“一分抗日，两分敷衍，七分壮大”，借由收编游击武力，不断扩充兵力，等到抗日战争结束，已经成为势力庞大的武装组织。

至于国共内战，这段脸上无光的历史就更别提了，草草带过，最后就跟电影《非诚勿扰》里葛优和徐若瑄的对话一样：“对你们那是沦陷，对我们那是解放！”

还有一个“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也是过去台湾学生耳熟能详的，就跟大陆学生都知道董存瑞、黄继光一样。它讲的是国共内战末期，山西省太原市受到“共军”围攻的故事。在这一课里，当时的山西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

弹尽援绝之后，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共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当日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

在台北市的圆山饭店入口处，还有一个“太原五百完人冢”。在那里，还可以看到阎锡山撰写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纪念碑”碑文，所有党政要员也都写匾题词。后来还考据出这五百个人的身家姓名。但后来这“五百完人”也难逃被踢爆的命运，明明五百个人里还有人活着，也有人是寿终正寝，或者被俘，还有根本不存在的人。

《南海血书》的创作真相

至于1949年后的历史，在台湾，永远是国民政府经营“复兴基地”欣欣向荣。说到大陆，台湾学生都知道三反五反、三面红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剩下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内容了。所以现在台湾三十岁以上的民众，对于共产党以前的印象，一方面是憎恶，另一方面又觉得可怕，觉得大陆很“贫穷”，直到这几年，很多人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见到大陆的发展，那种受冲击的程度只能用痛苦来形容。

当然，随着社会的变化，也会有些“与时俱进”，呼应时代变化的课程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以及海外华人，轰轰烈烈地掀起第一次保钓运动，政府一方面暗中支持，一方面又害怕引来什么后果。因为保钓运动，台湾的学运也开始蠢蠢欲动，社会上开始弥漫一股追求言论自由的声音。就在此时，很巧，在国民党党营的《中央日报》，有个笔名“孤影”的人，一连六天在副刊上发表《一个小市民的心声》。里面内容讲的大概就是批评那些主张政治社会改革、反对一党专制的知识分子与年轻学子，这样的举动会造成社会不安与动乱，同时认为小市民不需要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政府”应该有更大的权力，以保障全台湾小老百姓能“吃一碗太平饭”。结论就是“稳定胜过一切”。这种论调颇合国民党胃口，于是将它印成单行本小册子，通令全国各机关和学校都要阅读，当时学生还要写心得报告，所以都在读这本书，于是为它创造了百万册的空前销售佳绩。政府宣称，这本书代表了大多数群众的心愿，那是多少呢？绝对不止87.53%，而是空前的98%。讽刺的是，几十年后，这位“孤影先生”反而在为绿油油的《自由时报》写评论了。

过去“政府”长期用“安定中求进步”的说法，台湾社会出现安定大于一切的现象，使国民党反改革有理。这个所谓的“安定牌”也确实有用，每次选举都打安定牌，也获得选票。只是常常会听到“小市民”“老百姓”这种说法，是不是也代表着，它的对立面就是“大政府”“官”呢？这种说法好像民众都不用为公众事务负责任一样。

20世纪70年代，同样是台湾“风雨飘摇”的年代，“政府”对外压力大，对内则转变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就如“蒋总统”说的“形势是客观的，成之于人；力量是主观的，操之在我”。

国民党被迫离开联合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学生的认知都是“蒋总统”坚持“汉贼不两立”，故我政治主动退出表示抗议。“政府”也通过媒体，强力放送，联合国“排我纳匪”是国际姑息主义，是共产党的欺骗。当然经过宣传，学生作文又多了新题材，大力批判联合国不公不义和“世界各国被共产主义骗了”“国际姑息主义弥漫”等，好像只有世界伟人、自由灯塔“蒋总统”懂得什么是公理正义，全世界都是傻瓜一样。当然啦！在联考制度升学压力下，当年学生也狂练习这类范文，生怕联考作文会考到。

台湾政治教育里的“蓝色经典”，莫过于出现在1978年底的《南海血书》。

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除了外交处境窘困，内部要求民主化的声浪也越来越高，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受到严重挑战。1978年12月16日，美国卡特总统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半夜宣布，1979年1月1日零时开始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对台“断交”。

三天之后的12月19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出现了一篇文章叫《南海血书》，署名为“阮天仇绝笔、朱桂译”。译者于附记中声称，血书是他的弟弟打鱼时在南海荒岛上发现的。这个名字超像武林高手的作者“阮天仇”以螺蛳尖端蘸手指鲜血把这篇文章写在衬衫上，叙述越南沦亡时，海上难民的悲惨故事，写完后装在海螺里被发现。

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这些年来我看够了各式各样惨绝人寰的死亡，对我来说，死已算不了什么大事。只是满腔悲愤，一肚子委屈，不倾吐出来，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在南海中一个不知名的珊瑚礁上，我脱下衬衫，用螺蛳尖蘸着自己身上仅余的鲜血来写这封信。

我不知道该写给谁。写给天主吧，天主当吴廷琰被杀的时候就舍弃了越南子民；写给佛祖吧，佛祖在和尚自焚的日子就已经自身难保了；写给当年口口声声为我们争自由、谋幸福的民主斗士吧，民主斗士正在巴黎、伦敦、纽约忙着享受自由幸福；写给出钱出力硬逼着我们享受民主人权的伟大盟邦吧？伟大盟邦早已判决我们罪有应得，又到别处去耍他们的老把戏去了。

你一定以为我恨透了这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是的，我恨透了他们（越共）！复仇的烈火支持着我才能忍受这么大的痛苦折磨。但是我还有更痛恨的仇人。吃人的老虎固然可恨，但是把别人送往老虎口里的那个人更可恨；烧死人的火坑固然可怕，但是推别人下火坑的那个人更可怕；咬死人的毒蛇固然歹毒，但是把毒蛇放进你被窝里的那个人比毒蛇更歹毒。是谁把我们送往老虎口里，是谁把我们推下火坑？是谁把毒蛇放进我们的被窝里？是他！就是他！是那些民主斗士和伟大盟邦。

魔鬼的爪子很快地伸进十七度以南，丛林中、深山里，不时传来游击队烧杀掳掠的消息。西贡表面上还很平静。政府忙于剿匪，我忙于赚钱，素来对于政治没兴趣的我，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国家事管他娘。“从不学什么，也不忘记什么”的伟大盟邦不请自来了。盟邦仍以救世主的姿态，要我们这样做，要我们不那样做。以大使馆作为司令台和庇护所，运用大把钞票，收买野心分子，到处制造事端。

毋庸讳言，那时我们的政府，行政效率是有点颟顸，官吏难免贪污，人民不像传说中的美国那么自由，但是绝大多数越南人民的生活仍能在安定中逐渐改进。只是野心分子绝少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但是这些缺点毕竟不是好事，野心分子更加夸大渲染，人人便觉得“斯可忍，孰不可忍！”学生罢课游行，和尚绝食自焚，激动的情绪使人忘记了大敌当前。少数远见之士提出警告，要大家谨防敌人乘隙而入。

盟友光荣胜利回国了，斗士飞往巴黎、伦敦、纽约逍遥自在去了。越南沦陷后的悲惨日子，说出来他们也不屑听。谁愿意冒险犯难离乡背井？谁愿意到陌生的国度去被人家往海里推？谁愿意漂流到荒岛上来吃自己爱子的肉？电线杆倘若有脚，也必设法逃出铁幕。

在这孤岛上我已撑持了四十二天了。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海天茫茫，有谁听见我的呼唤？观世音菩萨！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太上老君！你们听着：我好恨啊！我恨那些把我们送往虎口、推向火坑、把毒蛇放进我们被窝的斗士、盟友，让我活着咬他一口，死也甘心！阮天仇绝笔。

（以上是文章节录）

这篇文章，现在台湾35岁以上的人都读过，传诵一时。由于当时刚与美国断交，大家恐惧越战的结局将在台湾重演，立刻挑起台湾人的敏感神经，一时之间“民主斗士（党外人士）”“伟大盟邦（美国）”都成了过街老鼠。《南海血书》后来也出版了，以“今天不能做一个为自由奋战的斗士，明天就会沦为海上漂流的难民”为广告词，后来这也衍生出一个流行句式“今天不能做一个……明天就会……”《南海血书》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各级学校不仅要求学生购买，还要求学生撰写心得报告，要会读会背会朗诵。当然啦！就连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都有能耐当着译者朱桂的面全部背了出来，学生怎么有理由说不会背呢。负责编教科书的国立编译馆也将该文列为教材。此外，国民党党营事业“中央电影公司”，也将文字改编成电影，而三家电视台，也将它制作成连续剧在每天晚上联播。在那个学校讲闽南语都要处罚的年代，竟会有闽南语配音的版本。

初读《南海血书》总是让人心惊胆战，尤其是那句“是谁把我们送往老虎口里？是谁把我们推下火坑？是谁把毒蛇放进我们的被窝里？是他！就是他！是那些民主斗士和伟大盟邦”，现在读起来都让人心中激昂又荡漾不已。那时候电视上一直播越南沦亡的纪录片：和尚自焚、难民哀号、军人当街枪杀民众……看完之后很多人都睡不着觉，一直以为我们快要“被那样”了。不少人读了也流下同情的眼泪，众口铄金，好像不看此书枉为人。

可是仔细想想，越想越觉得扯淡，阮天仇都快要渴死了，奄奄一息怎么还能流那么多血，来写一篇文情并茂、华丽无比的文章呀！那要多少血、多少衣服，还要多少海螺才能塞得下呀！二十年后真相终于大白了，几年前电视专访朱桂儿子，他说，其实作者就是“译者”朱桂，他父亲是基于与美国断交，一时的心情发泄。这《南海血书》完完全全是纯“文学创作”，根本不是什么弟弟在南海捕鱼无意间发现的海外血书。但是写都写了，又被捧得那么高，推到风口浪尖上，骑虎难下啊！

倒霉的是这本“血书”虽然是超级畅销书，再版了无数次，但他父亲只拿到了投稿的报纸稿费，没有拿到其他实质性的版税，因为真实的作者是“阮天仇”，在当时的气氛下，简直就是哑巴吃黄连，只能等到现在才说了。

有一句话说：“上帝无法改变过去，但是历史学家可以。”用在几十年来的台湾也是一样：“上帝无法改变过去，但是政客可以。”在戒严时代，台湾教育充满了不可思议、矛盾与谎言，曾经是那么地相信课本上写的东西、老师说的话、新闻的报道……如果有些小疑问，每每问起大人，大都只能得到“等你长大就知道了”之类的答案。

结果在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很多事还真的不小心知道了，那种发现被人骗了好多年的滋味真的很不好受。以前总是批评国民党教育政策的民进党，在执政后也企图干同样的事，可能就如马克思几百年前就说过的任何时代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教育真是好用，统治阶级掌握了教育，就有源源不绝的人效忠你。

第五章  金门与马祖

当兵的都不想抽到“金马奖”

金门和马祖，对于台湾本地人来说，是“外岛”和“前线”，几十年来一直都是神秘的“战地”。国民党到台湾之后，统治土地除了台湾省之外，还有金门跟马祖，所以在“政府”组织架构下，除了有“台湾省政府”，还有一个“福建省政府”象征性地存在着，因为金门跟马祖在地理上还是属于福建省。

金门在厦门对面，肉眼可望。马祖也在福州对面，航程颇短，在过去两岸对峙的年代，作为“前线”，实行的是“战地政务”，绝对军管。一个金门守军的指挥官可能就比当地县长还大，每到晚上，在一定时间还有宵禁，生活在一片肃杀的风声鹤唳当中。

台湾人都知道，金门有两次重大战事，一是1949年的古宁头大捷（大陆称金门战役），二是1958年的8・23炮战（大陆称金门炮战），依照台湾“政府”宣传，这两次胜利“摧毁了‘共匪’侵犯台湾的野心”。以古宁头大捷来说，国共内战后期，“国军”一直被追着打，不断地“转进”，最后转到台湾没处可转，终于背水一战，大胜了一次。而8・23炮战，背后多少有代理人战争的影子存在，尽管这不是我等小屁民所能知道的，但在当年小学教育当中，对于8・23炮战，老师总是要大肆宣扬赞美一番。20世纪80年代又推出了一部电影《8・23炮战》歌颂“国军”的英勇。但赞美之余，还是不忘咬牙切齿地控诉“共匪”的邪恶，因为“民族英雄”吉星文团长就是在这次炮战中阵亡捐躯的。

总之，这两次胜利算是为已经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打了鸡血，就好像佟掌柜吃了人参果一样，又兴奋起来，为接下来几十年的统治打下较安稳的基础。

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战有两次，被遗忘的小炮战却不知有多少，因为是前线，所以除了当兵的之外，过去也鲜少有台湾民众到过金门和马祖。

台湾每个年轻男人都要当兵，而当兵最怕的就是抽到“金马奖”，在新兵中心时，会抽你未来要服役的单位和地区。首先，选兵官会问，有没有人自愿到外岛或离岛的啊？当然住金门马祖的弟兄就会抢先举手，因为这代表他们可以在家的附近当兵。这时，如果越多人自愿，现场阿兵哥的掌声就会越热烈，欢呼声也越大，因为那也代表自己抽到“金马奖”的概率又降低了一些。

好啦！等到自己要抽的时候，那可是各显神通了，自求多福，比如在手掌上画个眼睛，表示长眼。还有的先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喷了香水再抽，这样也可以抽到好签。有些人还会先在手掌上涂好万金油、白花油或者风油精，传说这样可以抽到比较“凉（轻松）”的单位部队，有些人还会先去拜拜以求抽到好签，但拜妈祖婆绝对是禁忌，因为这样很可能就会抽到马祖。

这种抽签的偏方是见仁见智啦！有人手握女朋友照片抽签，结果真的抽到一个离家近的好单位（不过最后还不是以“兵变”收场）。也有人在手掌上画了眼睛再涂上风油精，说威力可以加强，没想到还是抽到外岛，我们就笑说眼睛被刺得睁不开了。总之，有人一抽到外岛，现场可说是欢声雷动，这时也会看到签主面无血色，如丧考妣，当场放声大哭的都有。事后，新兵中心的教育班长也会对这些人比较好一点，算是一点心理补偿，免得他们想不开。

反正在过去，大家都是很不愿意到金门和马祖当兵的，不过这也不是谁能自己说了算的。每个当兵的男生都听了太多有关金门和马祖的传说。一抽到“金马奖”，即代表你要离乡背井，远离台湾了。在过去，那是个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前线，心理压力不小，再加上很久才能回台湾一次，心情苦闷无人知。

现在比较好了，一年可回台几次。但在金门和马祖当兵，也代表“兵变”的概率比在本岛当兵更高，因为君在前哨，无法随时安慰女朋友，内心一寂寞，女朋友就在他当兵时变心了。侯孝贤早期的电影《恋恋风尘》中就有这么一段：男主角到金门当兵，天天给女主角寄信，没想到女主角就这样爱上了天天送信的邮差。这种无奈的情节就常出现在台湾男生的军旅生活中。

在金、马当兵的“水鬼”传说

过去役男到金、马当兵，对心理造成最大压力的就是有关“水鬼”的传言，以前局势较紧张时，两边都会各派两栖部队蛙兵互相偷袭对方，称为“摸哨”。当时就常有站哨打瞌睡，导致整连被“摸”掉的事情，摸掉的东西常是头、耳朵或鼻子等。几十年来到过金、马当兵的人，多少都能绘声绘色地讲几个有关“水鬼”的故事，最常听到的故事就是在金门当兵绝对禁用脸盆，而是用水桶，因为以前有据点的人头都被“水鬼”割下来放在脸盆里，后来有阿兵哥从床底下拿出脸盆，准备洗澡，看到脸盆上有人头的灵异事件。

金门和马祖流传着众多这类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应该算是“小金门无头部队”这个带点神话色彩的传说。

话说1959年，“8・23炮战”刚结束，整个局势风声鹤唳，还很紧张，在金门的“国军”整天还是训练，再训练，非常精壮。另一方面，两边也常互派“水鬼”向对方进行小规模骚扰。班排据点，甚至是整个连，都被“水鬼”摸掉的风声时有所闻。你说“水鬼”行动讲求隐秘迅速，任务执行后应该迅速撤离，又不可能像古代刽子手一样带把沉重的大刀，再绑一堆人头游来游去。如果带个小的战斗刀，因为与骨头的撞击等磨损，越到后面一定越钝、越不好割，真的很难神不知鬼不觉地砍下整连人头而不惊醒一人。所以情况常是被摸的人喉咙已经断了，耳朵被割下来带回去交差。

一天清晨，有位当地帮忙洗衣服的村民照例到小金门的南山连营区，要收衣服。他进到营区后只觉得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如果去晨练，至少也会留着门卫啊？难道全连都在玩“躲猫猫”吗？气氛怪得很，他心想不对劲，就往据点的坑道走去，突然，一道阴风从坑道内直扑上来，他打了一个寒战……

在金门和马祖的地下，有一条条绵密的坑道系统，大的可以开战车，小的常要用钻才进得去。这些坑道几乎互通重要据点，一些小艇也可以直接从坑道里开入海中，简直就像007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场景一样。尤其是在金门，主要地质是由坚硬的花岗石组成，挖这些坑道可不容易啊！当时，守军居然在花岗石坑道中开出医院，还有隐藏在山腹中可以容纳几百人，完全没一根支柱的“擎天厅”，现在看来简直就是鬼斧神工。话虽如此，但大多数的阿兵哥还是只能住在那些又湿又闷的据点坑道当中，越往里面越湿，常有人待久待到有湿疹、风湿性关节炎之类的病，没有人爱待在里面。所以，以前新兵刚到据点，老兵都会跟菜鸟说睡觉也要提高警觉，小心对岸“水鬼”会来摸头，等到菜鸟听了害怕，老兵又说啦，所以我们老兵为了保护你们菜鸟的安全，你们去睡里面，我们睡外面保护你们，其实另一个理由是，不想睡在那个又闷又热的坑道里面。

再说回来，这位老百姓走进坑道内的寝室一看，不看还好，那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如地狱般的恐怖画面。

整个寝室一片血泊！所有人，或者应该说尸体，都还躺得好好的，可是喉咙都已经被切断！血如泉涌，从脖子流到床上，把棉被都渗红了，再汩汩地流到地上，耳朵也全部被割下不见了。

他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地逃出坑道，赶快把这件事报告军方。后来上级派人来查，果然包含连长，全连无一幸免。为了避免动摇军心，消息就被封锁了。

之后有一段时间，这个据点一直被视为不祥之地，没有部队再去驻守。而附近的居民就几乎在这段时间，也开始撞见一些奇怪的事：这个废弃的营区不是没人了吗，可是半夜居然会有部队操练的声音，不是刺枪术“向前突刺……刺！”的口令声，就是众人齐步走整齐的踏步声。

有一天深夜，废营区再度传来断断续续的操练声，不怕死的老百姓，悄悄从营区侧门的树丛潜进去，想要偷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趴在地上爬呀爬的，一拨草丛，吓！集合场上一片青绿鬼火，他倒抽一口气，揉揉眼睛再看清楚：约一个连的兵力，各个全副武装，托着枪在集合场上练习踢正步，旁边有个貌似连长的“人”不断发出口令。本来这样的训练在部队里司空见惯，但恐怖就在于，这是一支无头部队！定睛一看，头部取而代之的是一盏盏青绿鬼火！他当场吓晕过去。

这件事很快就在当地传开，传到军方上头，本来军人应该对这种鬼神之事嗤之以鼻，但因为太轰动，怕影响了军心，只好请了法师来解决，以这样的方式来安抚人心。

法师做了法，试图超度鬼魂，但效果不大，每天午夜还是会传来踢正步的操练声。有人怀疑了，作法无效，难道是他们怨气太重，死不瞑目吗？法师试着通灵跟“无头部队”沟通才知道，原来是连长非常自责，他埋怨自己平常疏于训练，才会导致这样的惨剧，愧对“党国”，所以就算死了，也还是要继续操练。后来，这个南山连的直属营长，带着营旗乩童想前去安抚镇住，没想到非但不成功，营长回来后还莫名其妙病了好几个月，法师解释是级别太低，压不过“无头部队”的怨气。这么一来，只好一层层往上，旅长带着旅旗，师长带着师旗，最后一干将军和军方高层前去安抚，还是因级别不够高，无功而返。

“蒋公”夜会“无头部队”

在“国军”部队里有个迷信，据说军旗可以镇邪，所以凡在部队里遇到什么灵异事件，第一个就是想到拿军旗去镇，如果摆不平，就跟“国军”组织一样，再拿营旗、旅旗逐层往上，不过在诸多的军中鬼故事中，也常听到军旗镇一镇自动断掉的传闻，都被视为不祥之兆。另一个在阿兵哥间广为流传的简单的避邪方式，就是亮出小帽上面的青天白日徽。所以在一些偏远阴森的营区，有些阿兵哥半夜想拉屎还会戴着小帽去蹲，以备不时之需。

话说回来，“无头部队”这种灵异的事件持续了半年多都解决不了，尽管这个据点位置重要，但也没有其他部队敢进驻。就连将军去都没效了，那还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

那一年冬天，“蒋公”到小金门巡视，路过南山连时，发现这个重点区域居然没有部队驻守，一阵怒气冲上心头，立马把小金门防卫司令官叫来臭骂一顿，问他为什么这里没有人驻守。“报告总统，本据点因为……”看到司令官吞吞吐吐，闪烁其词，“蒋总统”大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在“蒋公”的逼问之下，司令官才一五一十地说出事情的经过，司令官本来想，自诩中华文化道统传人，一身正气的“蒋总统”会大骂：“娘希匹！子不语怪力乱神！”说了这种鬼怪之事会被当作借口而被杀头，没想到“蒋公”听完这一连串的来龙去脉反而大受感动，马上取消了当天返回台湾的行程，决定留下来亲自安抚南山连的英魂。

入夜，随行官员、道士法师，还有听说“蒋总统”来了，跑来围观的不明真相的乡民，都忐忑不安地等待深夜的来临。到了凌晨，现场越来越安静，气氛更显凝重，大家都在期待着什么事发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那声音又出现了，离村子一公里外废营区的方向又传来操练声，尽管恐怖，但每个人都安静听着，没有人敢讲一句话，只闻口令声及整齐正步声回响在无声的夜里，更显空荡寂寥。

“蒋公”不愧是“世界伟人”“民族救星”，神情依旧从容，决定只带着一位侍从官坐上吉普车，就在暗夜里朝着操课声的方向前去。

到了现场，“蒋公”见到现场绿光闪闪，“无头部队”正精神抖擞地操练，他没有一丝惧怕之意，反而心里大为感动。

只听见“无头连长”高喊：“立正！”整个“无头部队”整齐并步一声“砰”，“无头连长”小跑到“蒋公”面前报告：“陆军第×师×旅一营南山连上尉李开钟报告，全连实到，官士兵合计一百三十人，课目——基本教练：阅兵分列式。报告完毕，总统好。”

“总统好！”“无头部队”用雄壮威武的声音紧接着连长问好。一旁的侍从官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吓得面无血色，几乎就要魂飞魄散，但“蒋总统”还是一身正气而淡定，说：“各位弟兄辛苦了，已经很晚了，大家下去休息吧！”

“无头部队”没有人动，就算是鬼魂也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没有连长的命令，没人敢动。

“蒋公”继续说：“生死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们已经尽了该尽的责任了，我知道你们很自责，但国家不会怪罪你们的。”

尽管冬天金门北风凛冽，将百来鬼火吹得灵动，但部队在寒风中，依然屹立不摇。“蒋公”也气定神闲，被“无头部队”的忠诚感动了，只是旁边的侍从官已经吓到两腿发软了。

“我是中华民国五星上将蒋中正，也是国家最高的领袖，我代表国家向各位宣布，刚刚看了各位的阅兵分列式，非常完美，从此以后，你们可以不用再出来操练了。”“蒋公”用严肃的语气再次向“无头部队”宣示。

“无头部队”听完，队中开始有哭泣的声音传出，呜咽声随即扩散成一大片，那是一种恐怖、哀怨，又充满无奈的哭声。

“诸君都是忠党爱国之士，知是非轻重，正因如此，更应该让他部进驻，才能真正地保家卫国。”“蒋公”说着说着，眼眶也充满泪水，“李连长请把部队带回，诸君请安息吧！”

“中央队伍对准我，成讲话队形，向中看……齐！”站在“蒋公”对面的“无头连长”下了口令整理部队，全连面向“蒋公”，“无头连长”转身向“蒋公”行了个标准而坚毅的举手礼，“蒋公”也以举手礼回应。

待“无头连长”整好部队，下“齐步走”口令后，整个连队往集合场的尽头齐步走去，头上的鬼火也随之慢慢减弱，慢慢减弱，最后整个连队就在海岸边的防风林处消失了。

轰动南山的“无头部队”事件就这样告一段落，从此半夜再也没有部队操练的声音出现，新的部队也顺利进驻营区，只留下“蒋公镇魂”的故事流传下来。

当然，这样的故事，后人穿凿附会、添油加醋的部分肯定不少，在那个被“蒋总统”英明形象无限神话放大，外岛官兵又充满“水鬼摸哨”阴影的年代，这个故事很自然地被广为流传，并成为“水鬼故事”的代表作。

与“水鬼”换烟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两岸关系缓和了一些，在金门和马祖，双方从打火炮变成打嘴炮。从单打双不打，一直到只打宣传弹，最后完全不打。这个时期，到金门当兵的人，对“水鬼”传说的认识又是另一番面貌。我就听过另一个“水鬼的故事”，是号称台湾最会忽悠人的补习班老师说过的，那是他在金门当兵时的故事。

当年，这位老师被分到离厦门更近的大胆岛。某天要站哨的时候，学长特别叮咛他：“唉，学弟，等你站哨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喔！上次才有个兄弟被摸掉。”这话让他心头一紧。

等老师和他的学长到达哨点之后，学长就直接坐在地上：“学弟，我先困一下，你放哨就好了。”

“啊，学长，你不是说这个哨点随时都有‘水鬼’会上来吗？”

“不要紧啦，我先困一下啦！”

于是，老师就很紧张地注意黑黑的海滩，突然，他在海岸边看到有黑影，就大喊：“口令！”让对方不要动，可是海滩上的黑影一点都不理他。

黑影持续慢慢靠近时，黑影突然说：“你菜鸟吼？”

“嘎？”

黑影不耐烦地说：“叫你学长来啦！”

老师颤抖地大力摇学长：“学长学长，水鬼要找你啦！”

继续睡的学长懒洋洋地说：“别吵啦！你把水壶丢给他就好了。”

后来老师才知道，现在已经没有摸哨了，对方游到金门拿纪念品回去当毕业证书的，以后只要海岸边有黑影晃动，往那个方向丢几件不重要的军用品就好了。相对地，那时金门这边的蛙兵结训也会要他们游到厦门那边带一张当期的电影票回来。

关于金厦两岸局势的日渐缓和，让我又想到另一个故事。

金门本岛就像个骨头的造型，“国军”控制的范围除了本岛之外，还有如大胆岛二胆岛，另有无数不知名的小礁屿，驻守的兵力从一个班排到一个旅不等，这些大小岛礁散落在金厦水道上，控制着射界及船只进出。有人说金门像根骨头，但又不是那么容易啃得下去。

故事的主人，取个台湾通俗点的名字，就叫阿发好了，阿发当兵时就在那靠大陆极其近，小得不能再小的礁屿上驻守。金门已经是离岛了，那这些小礁屿又算是离岛中的离岛，对于一群年轻人来说，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地方当兵，一方面日子过得苦闷无比，另一方面精神压力大得要让人崩溃。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阿发首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水鬼”。

他在夜哨时，看到礁岩上有个黑黑的物体在动，心头一惊，第一个反应就是“水鬼”！

但是没等到他拉枪拴大喊示警，“水鬼”就先开口了：“兄弟，有烟不！”

阿发紧张得要死，也不管“水鬼”说了什么就回答：“烟没有，手榴弹要不要？”因为他们是在制高点，如果有危险，手榴弹一丢就解决了。

“水鬼”又说话了：“兄弟，别这样，要不来换香烟？”说完“水鬼”就把一包烟放在礁岩上，转头下水而去。

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家才敢下去看看，果然找到一包没看过的大陆牌子香烟。一包“水鬼”送的烟，怀疑下了毒是很正常的，但在物资缺乏的小屿上抽烟却是极大的诱惑，所以大家还是分一分，蹲在海边，默默地，一句话都没说，抽完之后大家也在同样地点放了一包台湾烟。

当晚，在大伙的眼皮底下，“水鬼”又出现了，这次“水鬼”什么话都没说就把那包烟拿走，又放了个东西在石头上。

早上，阿发跟着弟兄又跑下去看，这次是一整条烟，被包好放在塑料袋里，于是，大家也决定再放一条台湾烟交换。

从此之后，每隔几天“水鬼”就会来一次，拿了要换的烟，在岸边待上一晌，然后默默地再次离去，两边也未曾对话。

在这段时间中，大伙抽了各种牌子的大陆烟，抽久了大家都会比较，有些大陆烟的质量真的不怎么样，让大家有上当的感觉。

因为也不知道要怎么跟对方讨价还价，所以后来就变成只能看看“水鬼”们放了什么牌子的烟，如果是劣质一点的牌子，尽管对方放了一条，这边就只放个两三包烟表示无言的抗议，而对方看到了我们只放两三包，也没多说什么，似乎了解这种烟在我们这口碑不好而自认理亏。只是他们下次来时又换了一个牌子的烟，或者是多放几条来换，这一切讨价还价都在默默中进行。到了后来，两方都好像有默契了，这种交换变得有种心照不宣，有如不成文的“汇率”般存在。

再后来，有了烟，交换物品很自然地就开始打酒的主意了。在岛上完全禁酒，只有消毒用的药、酒精跟少量料理米酒，所以常有人直接就花生炒辣椒，配酒精，一解酒瘾。虽然大家心脏变强了，胆子也放大点了，但还是不敢跟“水鬼”直接沟通，所以，算好“水鬼”要来的当天，在岸上摆了香烟跟一小杯从厨房拿来的米酒。

“水鬼”似乎了解他们的意思，下次再来的时候，岸上就多了两瓶酒。大陆的酒，质量比烟好得太多，实在是有够醇，又醇又烈又辣，完全满足了喝酒的欲望。所以，以后他们都变得以烟换酒，因为大陆酒的质量那么受到肯定，到了最后，都需要用好几条烟来换一瓶酒，也没有人嫌不值得。

阿发退伍前，只要是夜哨，一直都看着“水鬼”来来去去，他们放下东西拿了烟和一些小物品，再转身下水离开，彼此从来没有交谈，彼此心照不宣。一直到了他退伍，将这些事交接给学弟，跟许多在那些小屿上当兵的前辈一样，一辈子再也没踏上过那个小屿。

前不久到厦门，参加了金厦海域游，船驶过那些已经废弃的小岛礁，到金门岸边，岸上哨兵还会跟船上的人挥挥手，突然就想起这个故事。

两岸撇开政治、意识形态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一家人，兄弟嘛！

这两个故事可以说各代表了一个时代，在金门和马祖当兵的传奇故事，说也说不完，因为这两个地方实在是太神秘了。过去在国民党的定义中，金门和马祖是“反攻大陆”的跳板，因此成为重兵集结的军事管制区，那种情况就好像一颗卒子过了河一样，孤守一方。但几十年后，两岸局势又更缓和，金门和马祖就不得不又被拿出来讨论。

金门的酒、福利和广播站

1994年，台北市市长首次民选，陈水扁的声势如日中天，可是面对泛蓝分裂后的两个对手，国民党的黄大洲跟新党的赵少康，仍然不敢大意。当时的民进党主席是施明德，很不识相地，在投票前不久丢出了个“金马撤军论”，引起轩然大波。

这“金马撤军论”讲的主要是要将金、马非军事化，当然现在看来，他是挺有先知卓见的，他提出的这个论点，在现在已被大多数人接受。可在那个时期，大家都以为金、马的大量驻军保护台湾是理所当然的，很少有人去想，金门和马祖真的还能有效保卫台湾吗？所以施明德一抛出这个论点，马上被当作异端而群起攻之。蓝绿阵营里肯定还是有头脑清楚的人，知道随着两岸和解，这条路也是未来不可避免的路。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当时是选战方热之时，一个小环节出错，都会影响结果。陈水扁可是大为紧张，私下跑去要施明德闭嘴。另一方面，蓝营也抓住这个话柄不放，穷追猛打，让阿扁要一直出来消毒。

金门和马祖在20世纪90年代也终止了战地政务，随着两岸局势的缓和，十几年来驻军也越裁越少。开放观光后，以前许多的军事据点，包括一些坑道都开放为景点，主打的是“战地风情”，可以说神秘感越来越少。就连金门的一些特产都跟战争扯上关系，比如最有名的“炮钢刀”，即过去金厦炮战期间，有几十万发钢制炮弹落在金门，因为这种钢质地特别好，所以后来就被挖出来重新打成菜刀，特别锋利，到现在都还用不完。

几年前开始实行“小三通”，第一阶段只有设籍在金门和马祖的人民可以直接到对岸去，所以一下子金门和马祖的人口多了好多，因为许多台商都把自己的户籍移到那里。现在全面开放了，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经过金门和马祖来往两岸，因为价格便宜很多。

现在金门让台湾本地人比较羡慕的是，只要在金门设籍，每年金门酒厂都会配酒。金门酒厂出品的高粱酒应该算是金门最有名的特产，因为金门的先天、后天条件都很优越，有旱地种高粱，还有花岗石矿泉水，最特别的是窖藏在恒温的地下坑道当中，口味非常清香醇厚。金门人宴客时喝起这种高度数的白酒，就简直是一个恐怖，早期到金门当兵的人都稍有领教。现在金门人每年三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都会配酒，用极便宜的价格买一箱，自己不喝的话，又可以转卖给阿兵哥或观光客带回家小赚一笔。另外，马祖也有类似的酒种，就是马祖东引岛上的东引陈高，这东引陈高也算是台湾最高级的白酒之一。

至于马祖，以前的教科书说她是“‘反攻复国’的前哨”，有个很有名的咖啡广告是在马祖拍的，称马祖是“一串洒落在闽江口外的珍珠”。而马祖尽管半世纪来没有打过仗，不曾发生过1949年金门那样的登陆战，也没有发生过炮战，但战地的感觉比起金门更为浓厚。如果到马祖，除了各式新旧精神标语依然处处可见，还会惊异地发现，几个岛都已经要塞化，到处是绵延的地下洞穴，建造难度又比金门高。比如有个北海坑道，就是人工挖出的地下军港，可以停泊数十艘登陆艇。

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金门和马祖的驻军最大的工作就是“构工”，整天就像工蚁一样不停地挖掘地下坑道。有人开玩笑形容，抽到“金马奖”就是，到外岛后，发一把十字镐给你，每天挖洞，挖到磨光了差不多就可以回家了……现在这些坑道都已经开放成了观光景点，不知道全世界上还有没有比金门和马祖要塞化更彻底的地方。

金门还有很多福利是台湾本岛人羡慕得要死的，比如公交车免费等，怪不得这几年各县、市幸福感满意度调查，金门永远都排在前几名。还有一点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问一个金门人“你是不是台湾人”，他们大部分都持保留态度，金门人与对岸厦门的关系可能比跟台湾本岛还亲，所以现在也有许多金门人在厦门置产读书，反正坐船过去方便得很。相比之下，马祖就要凄凉许多，建设不如金门，不过也保留了更多充满时代特色的印记，有些观光客反而爱好马祖的那些风景。

在金门岛上还有个广播站，过去常常用高分贝大喇叭对大陆“心战喊话”，全盛时期还会放一些台湾流行音乐，或者请一些歌星来向大陆民众喊话，那种情况就好像韩国在三八线设个超大屏幕，天天对着北朝鲜放“少女时代”的MV一样，企图瓦解对方的“战斗意志”。这个喇叭很久没用过了。据说两三年前又重新试播一次，没想到当天刚好是厦门大学在期末考试（还好只是期末考不是高考），干扰巨大，厦大校方气得一通电话直接打到金防部抗议……时代变了。

从残酷血腥的战争到炮战，再到单打双不打，再到打宣传弹，两岸越来越往和解之路前进。台湾知名历史学者王明珂提到他20世纪70年代在金门前线当兵时的往事：有一回，对岸厦门“共军”的炮弹打坏了我们驻地附近的一间民房屋顶。我军立刻向对岸广播：“万恶共匪，说好不打民房的，为何把炮弹打到村庄里！”

对岸“共军”沉默了一阵后，广播器大声传来回应：“对不起，刚才炮位松了，现在已调好，再补打一发！”

在金门面朝厦门的海岸，可以看到一个墙上写着几个大大的红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在对岸厦门，面对金门的海岸上，也可以见到几个不甘示弱的大字“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说起来还是小平同志务实一点，人家可没说“共产主义统一中国”，只说“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这几个大字到了晚上还会闪闪发亮，两排标语遥遥相对，就好像两个兄弟在负气斗嘴一样，是吧！

第六章  禁歌与禁书

从“保卫大台湾”到“包围打台湾”

戒严时期，“政府”对人民的禁锢真是无所不在，禁歌、禁书、禁语、禁党、禁止怀疑、禁止“打酱油”……琳琅满目的“禁品”，背后都有一个个荒谬而又无奈的故事。也许政治离一般老百姓太远，但活在一个十有八九都会禁的年代，每个人都只能无奈地苦笑，那是威权时代、戒严时代最鲜明的写照。

犹太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戒严时期的台湾，“人民一思考，当局就蛋疼”。道理很简单，国民党就是要让人民脑残化，先把人民培养成傻A的弟弟，然后再告诉你，你还不够聪明，所以我抱着爱民如子的心，来指导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样管起来才方便。所以，文化产物这种一直能影响人类思维的玩意，自然就要抓得紧紧的。

先来说说禁歌吧！歌曲有阳春白雪，自然就有下里巴人，不管它是高雅还是媚俗，其实都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气氛与人的心理。

照理来说，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可是在那个神经紧张的年代，当局常常过度敏感，以至于单纯的歌词被扭曲解读，因而遭受禁唱。明显一点的理由比如意境淫秽、文辞轻佻、妨害社会善良风俗，那作词人、演唱者也只好摸摸鼻子自认倒霉。可是严重的理由如“为匪宣传”、影射政治、挑拨“政府”和人民的感情等，这时歌曲相关人士头都大了。现在统计起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共有898首各类歌曲被禁，数量惊人。

有什么时代就会有什么样的歌，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禁歌理由，我们来看看被禁的都是些什么歌。

1949年，“国民政府”带了一批各省人士来台湾，在一路奔波、颠沛流离后来到这个小岛，思乡情绪难免。所以当初在外省人社会，很流行以前在上海滩那些流行歌曲以解思乡之愁，电台也喜欢播放，比如《何日君再来》《苏州河边》《天涯歌女》《等着你回来》《西子姑娘》之类上海歌星的歌。

想想那时当局那么敏感，魅影重重，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通通不放过，怎么能容忍这些“作者滞留匪区”的歌，唱这些歌简直就是“附匪而歌”。而且，那时候正是最需要提高民心士气的时候，提倡的振奋军歌不唱，居然去听这种词句消极颓丧，影响军心士气的歌，所以这类1949年前流传在大陆的流行歌曲就被禁了。

还有很多著名的抗战歌曲，包括《黄河大合唱》《东北三部曲》《大刀进行曲》等，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因为这些歌曲的作者大多留在大陆，因此也遭禁唱，许多抗战歌曲就此深埋在老一辈人的心中。

那好，要提高民心士气是吧。所以有很多亢奋的歌曲出现了，比如有一首歌叫《保卫大台湾》。

保卫大台湾　保卫大台湾　保卫民族复兴的圣地

保卫人民至上的乐园

万众一心　节约生产　支持前线　我们已无处后退

只有勇敢向前向前

波浪涛天　海涛惊险　大海是敌人送死的坟墓

金澎舟山是我们海上的钢拳

敌人来一千　我们杀一千

敌人来一万　我们杀一万

（节录）

这首歌够激昂了吧？这还是1950年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的“反共抗俄歌曲”第一名，是公认的“反共文艺第一声”，也是日后“反共文学”的原型。

可是这首歌后来也被禁了，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人唱着唱着，越唱越感觉不对，这“保卫大台湾”怎么唱着唱着听起来就像“包围打台湾”了，兹事体大，于是火速被禁掉，标准马屁拍到马腿上。

当时台湾很穷困，正从战火中脱离，一切都在重建中，社会物资供应波动很大，民众生活都很困苦，一般本省民众也是过得苦哈哈，就出现了很多描写小人物生活百态的歌曲，比如《卖肉粽》《收酒矸》（收酒瓶），因为这些歌真的写到百姓心坎里，又好听，所以马上就流传开来。《卖肉粽》这首歌很接地气，描写了做小生意的人都会沿街叫卖的情况。

自悲自叹歹命人　父母本来真疼痛

（自叹是苦命人，父母本来真疼爱）

乎我读书几落冬　出业头路无半项

（供我读书许多年，没想到现在找不到工作）

暂时来卖烧肉粽　烧肉粽　烧肉粽　卖烧肉粽

对象一日一日贵　厝肉头嘴这大堆

（东西一天比一天贵，家里要养的还那么多）

双脚行到欲称腿　遇着无销上克亏

（脚走到都快要不能动，卖不出去又亏本）

认真再卖烧肉粽　烧肉粽　烧肉粽　卖烧肉粽

（节录）

结果这首歌不久被“台湾省保安司令部（警总前身）”发现后，马上就发文通令禁唱。理由是：这些歌暗示“政府”无能，导致人民生活困苦（本来就无能，何需暗示）。

“东洋味”与“苦酒满杯”

还有些歌曲，因为“东洋味”过重，也产生问题。当时台湾很喜欢拿些日本歌曲来重新配词翻唱，比如闽南语歌星文夏的歌，如《男性的复仇》《夏威夷之夜》就被以东洋味过重，或词意不雅被禁（现在看来，这些歌的歌词还真的很狗血）。还有《妈妈我也真勇健》《黄昏的故乡》《妈妈请你也保重》，明明是想念母亲的歌，歌词反映的是农村青年到城市打拼的思乡之情，却也被以歌词不健康，是日本东洋曲调和“在军中想念妈妈会怀忧丧志”等理由被禁。尤其是《黄昏的故乡》，后来许多流亡海外的“黑名单”人士，每次聚会都必唱这首歌想念台湾，所以在当局眼中更是禁忌。

但像这些“妈妈系列”的禁歌越禁反而越红，后来甚至被推崇为反抗威权政府精神的歌曲。

当时查禁的理由可真是五花八门，毫无规则可言，不能想妈妈，不能谈恋爱，也不能失恋，悲情的不行，太欢乐的也遭殃。比如说有一首很欢乐的经典闽南语歌曲，由宝岛歌王洪一峰唱的《山顶黑狗兄》。（在闽南语里，“黑狗兄”指的是潇洒风流的年轻男人，而“黑猫”指的是性感迷人的年轻女人。）

山顶一个黑狗兄　伊是牧场的少爷

透早到晚真打拼　牧场开阔归山拼（整片山）

嘴念明朗的歌声　透日歌声念未定（念：唱）

伊的歌韵真好听　声好会念介出名

有听声音无影U Lay E Lee

歌喉声山岭U Lay E Lee

歌声幼软缘投得人疼U Lay E Lee（缘投：帅气）

U Lay E Lee U Lay E Lee

那么欢乐的歌，怎么会有问题呢？原来当局觉得现在是非常时期，你是吃饱太闲还是怎样，在山上唱什么U Lay E Lee。不过到了90年代，哈林庾澄庆又翻唱了一次，让这首歌重新红火了一把。

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国民政府”大力推行国语的政策，压缩了闽南语歌曲的生存空间。过去的国语流行歌曲是1949年以前做的比较多，这时期台湾本土创作的国语歌开始强势起来，闽南语歌曲则被定调为“方言歌曲”，国语歌星逐渐形成气候，许多台湾小孩就是唱国语歌长大的。

国语歌逐渐占领了音乐市场，对国语歌的查禁也多了起来，有查禁权的机关单位也多得不得了。警备总部就算了，什么“国防部总政战部”、“国立音乐研究所”、台湾省新闻处、台湾省警务处、“中国广播公司”、内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国民党文工会也都有权查处，最后由警总执行。

国语歌曲被查禁最多的是当时被称为“盈泪歌后”的姚苏蓉。她演唱的歌有三分之一左右被禁唱，包括很有名的《今天不回家》《负心的人》等。那时候《今天不回家》这首歌红透大街小巷还是被禁。

徘徊的人　彷徨的心

迷失在　十字街头的你

今天不回家　为什么　你不回家

（节录）

禁止它的理由很妙，说是“歌词颓丧，影响民心士气”，但事实上呢？

在前几年有一首歌叫《家在山那边》，是一部主旋律电影的主题曲，男主角是一位云南的少数民族青年，最后回祖国去“为国效命”，结果街头巷尾都在唱“今天不回家”，但家在山的那一边耶，我们要打回老家（大陆）耶，那怎么可以天天唱“今天不回家”？下场想当然尔，后来重新发行时，只好改成《今天要回家》。

类似的理由在查禁更早以前的闽南语歌曲时也用过，有一首经典的闽南语歌曲叫《旧情绵绵》，是这样写的：

青春梦断你我已经是无望

旧情绵绵心内只想你一人

明知你是有刺野花　因为怎样我不反悔

啊……不想你　不想你　不想你

怎样我又每晚梦　彼日谈情的楼窗

据说，就是因为“旧情”两个字会被联想为中国大陆，当时为了凝聚“反共意识”，怎么可以去想那个已经“沦陷”的大陆，歌曲还是难逃被禁的命运，说起来理由跟上一首《今天不回家》还真是有点矛盾。

谢雷的《苦酒满杯》也跟政治扯上关系，所以被禁。

人说酒能消人愁　为什么饮尽美酒还是不解愁

杯底幻影总是梦中人　何处去寻找他

我还是再斟上苦酒满杯

国民党很怕这样的歌词被对岸拿去做文章宣传说：“你看，台湾同胞真苦，天天都苦酒满杯。”

台湾没有野花 台湾没有鸡

戒严时期对于演艺工作人员采取证照限制，很多歌星当时都是演唱了禁歌，就被取消证照，这下不能在台湾表演了，只好转往香港或东南亚一带发展。比如说文夏、洪一峰、姚苏蓉，还有“性感之神”欧阳菲菲，也是禁歌的大户，她最广为人知的禁歌就是《热情的沙漠》。

我的热情　啊！  好像一把火　燃烧了整个沙漠

太阳见了我　也会躲着我　它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

被禁唱的理由竟然是歌曲中的“啊”太淫秽，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这首歌简直就是把“三俗”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后来欧阳菲菲只好远走日本。

还有《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首歌最早也是禁歌。

送你送到小村外　有句话儿要交代

虽然已经是百花开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台湾怎么可能有野花？台湾当然没有野花，台湾没有鸡，台湾都是良家妇女，明显违背善良风俗。

照这种标准，现在《那一夜》《爱情买卖》之类的歌如果在当时的台湾，肯定会被以“意境淫秽，妨害善良风俗”或“曲词狂荡，危害社教”之类的理由查禁。

当年，控制台湾文化事业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行政院新闻局”，一个是国民党文工会，在那个以党领政的时代，文工会当然是新闻局的老大，而文工会又是两蒋的传声筒（当然不排除有假传圣旨的时候）。照理说是新闻局执行，文工会推行，可是这文工会又常按捺不住，想要过一过权力瘾，所以也常有捞过界的情况发生，反正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时国语流行歌坛有越来越多专家们认为流俗低劣的歌曲，引发这些专家纷纷拍砖，说这是伤风败俗，靡靡之音。再加上当时台湾“风雨飘摇”，所以，这些文工单位一方面查禁，一方面又要大力推广具有“歌德派”、战斗、净化意识的歌功颂德歌曲，规定电台跟电视节目一定要唱一定比例的“净化歌曲”，并且限播闽南语歌曲。

那时候歌唱演员必须要有证照，叫“演唱登记证”。以台北市来说，主管的是市教育局，歌星要领证，需具备唱指定20支净化歌曲的能力，包括《中国一定强》《美丽的宝岛》《高山青》《满江红》《热血》之类的歌曲，申请之后，还要由教育局的督学来“面试”，通过后才能领证。其实当时有很多歌星反对这个政策，但如果不配合演唱净化歌曲的歌星，“政府”就不发给证照，只能到“国外”演唱了，也真的有很多歌星就这样去外面唱了一圈。

当局要打压歌曲很简单，最快的方法就是吊销演员证，后来电台普及，就直接从电台下手，这招狠，斩草除根。唱片需要靠电台播放才能畅销，电台不能播放禁歌，唱片就卖不出去，唱片公司与歌手就只能回家，这种手段让不少唱片公司破产倒闭。

那如何在一张已经录好的唱片上查禁某些歌呢？以前黑胶唱盘中的每首歌都有不同的音轨，假设一张唱盘的第二首歌被禁，如果负责执行的警总人员不太敬业的话，就是直接用粗笔把禁播的歌名与歌词划掉，这样还是听得到。认真一点的人，就会在被禁歌曲的唱片音轨上贴上黏性很强的小胶片，让唱针在播放时撞到胶片而跳针甚至毁坏，或是故意用刀片割坏划掉。

最强硬的方法是，由于黑胶唱盘有软硬两种材质，硬的可以直接用双手折毁，软质的因有弹性而不易折破，就拿喷枪在唱片上烧洞。

当年这些好听的歌曲，都被国民党以千奇百怪的理由禁唱，台湾人不知道也不敢去问被禁的理由是什么，可是强权能打压通俗文化，却无法压制人心的骚动。20世纪60年代，美国热门音乐传入台湾，这种活泼自由的音乐借着美军在电台的播放，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收听，比如猫王、披头士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年轻人又长大了，一方面对靡靡之音的国语流行歌曲不满，又反抗那种如嗑了药般亢奋的战斗歌曲，于是他们高呼：“唱自己的歌！”民歌运动开始了。

被改歌词的民歌与“禁歌之王”

民歌清新又有思想内涵，受到知识青年的喜欢，从《偶然》到《捉泥鳅》，从《再别康桥》到《外婆的澎湖湾》，民歌在校园风靡一时。有像《橄榄树》这种唱出梦幻天堂情境的，也有回忆童年的《童年》，还有像《龙的传人》这种歌颂故国神州之美，反映出当时台湾政治气氛的歌曲。

有思想内涵的民歌，唱着唱着让人产生自我意识，这种结果当然不是当局想见到的，他们对文化创意有着戒慎恐惧的莫名心态。所以这些民歌虽然清新，却被盯得更紧。所以像由三毛作词、齐豫演唱的《橄榄树》造成轰动后，下场也是禁播。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据说审查人员认为这首歌的歌词“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会勾引听者思念大陆故乡之嫌，而且又反复提及“流浪”一词，好像在驱使年轻人离家出走去流浪，所以不能通过。

另一首包美圣的《捉泥鳅》也有问题：

池塘里水满了　雨也停了

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

天天我等着你　等着你捉泥鳅

大哥哥好不好　咱们去捉泥鳅

小牛的哥哥带着他捉泥鳅

怪了，怎么看也看不出哪里有问题呀！玄机就在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歌词是被更改过一个字的，歌词里的“小牛”原来其实是“小毛”。明明小毛就是很通俗的小朋友名字，偏偏审查者认为隐喻对岸领导人毛泽东，所以硬是改成小牛，这些人心里都想些什么呀！都认为别人也是像他这样想的，真是离谱。

侯德健作词、李复建唱的《龙的传人》命运更是曲折离奇。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节录)

这首歌产生的年代，正值台湾风雨飘摇，“国民党政府”遭内忧外患的年代，所以这么一首振奋人心的歌曲，在官方的授意下，一再传唱，以提高民心士气。可是这么一首当局喜爱的歌，为了配合政策还是稍微有改动，就在“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这一句，最原始的歌词是“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这洋人当然是指跟国民党当局断交的美国啦！当初明明说“愤而断交”，还怕歌词刺激到美国，所以“洋人”改成“姑息”。

这首歌唱呀唱，唱进了20世纪80年代，突然有一天不能唱了，好像没有过这首歌一样，原来是侯德健偷渡前往大陆，当局觉得脸上无光，就禁掉了。

民歌时代的歌手或作词者，对于国家和民族多多少少有着热切的情感，政治正确的歌曲也不少。侯德健还写过一首歌《山河还我》，这应该很合国民党官员的意呀！不幸还是被禁了，原因是：“歌名违背‘还我河山’的习惯讲法。”

蔡琴与李建复合唱的《意映卿卿》，禁！理由是：“这是革命烈士对他妻子说的话，名称不妥当。”

知名作家张晓风写的词《中国在我心里》，禁！理由是：“会使人想到‘我的家在长江，我的亲人在黄河’，但‘政府’不让我们通邮通商。”

在民歌运动流行的同时，文化界也有一股“回归乡土”的风潮，文学界在那时候有一场“乡土文学论战”辩得热火朝天，也刺激了一些台湾本土的文史工作者，开始做闽南语老歌解禁的努力。早在20世纪40年代，有很多优美的闽南语经典老歌因为政治问题而被禁，现在要努力将它们救回来。

比如说经典老歌《四季谣》，最早歌名叫《四季红》，由于众所皆知的原因，禁！孙燕姿翻唱过的《天黑黑》，分明在影射什么，禁！《望春风》，望什么春风，禁！《补破网》，台湾人民在“政府”英明领导下怎么可能那么可怜，禁！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老歌才在更改部分歌词妥协或重新审查后，始予解禁，重现于民间。

而说起“禁歌之王”，《何日君再来》这首多朝元老当之无愧。最早说这是“贺日军再来”，后来又说这是“何日军再来”，不同朝代不同政权都能自己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社会风气逐渐开放，当局也慢慢知道大势已去，对歌曲的控制不再像以前那么严格。这个时候会受到当局关心的歌曲，肯定都是比较充满社会关怀，反映社会变迁的歌曲。像罗大佑这类人，就常受到来自当局深情的“关爱”眼神。解严之后，会禁的歌更少了，后来有一张由黑名单工作室推出的专辑叫《抓狂歌》，其中有首爆红的歌《民主阿草》。

透早出门　天清清　归阵散步来到西门町

（清早出门冷清清，干脆散步到西门町）

看到归路的警察与“宪兵”　全身武装又构向头前

（看到整路的警察与“宪兵”，全副武装向前走）

害阮感觉一时心头冰　害阮感觉一时心头冰

今嘛已经民国七十八年（1989年）

咱来借问矣警察先生　是不是要“反攻”大陆准备战争

（节录）

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个各种街头运动不断向体制挑战的年代，各样的议题百花齐放，这首歌用念歌的方式来狠狠嘲笑诸多政治怪象。

在十几年前的某个夏天午后，我昏昏欲睡，这首歌听着听着，我拍案惊醒，突然懂了一件事，原来让威权政治瓦解的，就是它的荒谬本身。

这首恶搞的歌传唱很广，让国民党很头痛，于是被禁掉了，这首歌成为台湾最后一首政治性禁歌，却意外大卖。这个《民主阿草》的主唱林暐哲呢，约过了十年后，捧红了陈绮贞陈老师。再过了十年，他又捧红了苏打绿，台湾一路从抓狂歌唱到小情歌，挺不容易的。

台湾最后一张被新闻局查禁的唱片，是1990年水晶唱片出版的赵一豪专辑《把我自己掏出来》。

前不久，台湾办了一次“禁歌演唱会”，以前被禁的歌，一次听了个够。听着听着恍若隔世，走了一回台湾当代史，这种想唱就唱的感觉真的很好。想讽刺就讽刺，想嬉笑怒骂也可以，也没有人把我们当小孩子一样指导，说什么是低俗什么是高雅，什么可以听什么不能听。

话说回来，2005年，当局重新审查这些禁歌，有近三分之二解禁，我倒好奇了，那剩下的三分之一到底是什么样的歌？

从读书会到私藏禁书

禁歌说完了，再来说禁书。

现在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书是一种厉害的思想武器了，不管是高深如康德的“三大批判”，或是郭敬明的《小时代》，只要作者想传达的，跟某些受众群心理刚好契合了，就可以影响人的思想，不管这个群体是多是少，都会让立场相悖的人感到威胁或不满。民主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包容，比如你爱韩少，我爱小四，不代表我们就要互相敌视，而是要想办法努力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不，是要彼此尊重对方的所爱。但如果像过去戒严时期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就是要你听他的，强迫你接受他的单一价值观，当然就不能容忍这些偏离与“我”不同的思想存在了，在过去知识来源渠道没那么丰富的年代下，书本管制就成了控制人民思想的重要方法，禁书就代表当局不希望你知道和看到的。

在台湾，最早由禁书引发的事件大概都跟读书会有关。话说国民党在大陆吃了大亏后，痛定思痛，发现这个最早的火苗来自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对社会现实产生怀疑不满，原本零星的火苗居然可以烧遍整个大陆。所以，当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后，对于这种组织就特别留意，白色恐怖早期许多案件都跟读书会脱不了关系。

在日据时代就有偷偷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到了台湾光复初期又更多，这些天真又单纯的学生，真是一点都不懂国民党。到了“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抓紧对台湾各方面的管制，突然之间，许多学生只因参加读书会，讨论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等书籍就这样消失了。1949年之后，又将思想的管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与查禁歌的历史差不多，在20世纪50年代，禁书禁的大部分都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作家，称“陷匪作家”，比如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人。鲁迅则是因为他的立场明显左倾，所以也一并查禁。不仅是著作，就连他们翻译的书也一起查禁，简直就是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艺视为毒蛇猛兽。

除了作家，还有很多留在大陆的学者和其学术著作，比如说写了《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写《古史辨》的顾颉刚。这些作家其实也挺冤枉的，于是有人为他们叫屈啦！是你老蒋自己逃得太快，作家追不上而已。

在戒严时期，台湾的图书出版是依据所谓《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来管理，这是《戒严法》下面的子法。这个法规定，所有的出版品都必须送警备总部审核，如果认定这个出版物有问题，除了不能出版外，就连出版负责人也要用其他相关法律处罚。

这警备总部根本就是军人组成的，书籍这种文化产物要让他们来审，简直是不伦不类。可是看在统治者眼里，这也是刚刚好而已，因为警总是绝对服从领袖意志的，警总怎么干，就代表领袖怎么想，所以啦！反正警总业务包山包海，如果要查禁一本书顺便查了作者，还不用跨单位协调，警总提供一条龙式服务办到底。比如说“《自由中国》案”就是好例子，杂志查完，人顺便也抓了。

国民党不希望人民知道的，恰巧都是人民最需要知道的。人类心理总是这样，只要是禁忌的东西，总是有种地下情人般暧昧的刺激诱惑，只要尝了一次，就会上瘾，这就叫作偷。能获得那些知识，都好像偷来的一样。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偷火种，一旦火种外流，所有地方就蔓延。当局自然也知道这点，认为被禁的书作者有问题，读了这些书自然也代表“思想有问题”。

戒严时期的台湾，收藏禁书的后果极其严重，许多人视为洪水猛兽敬而远之。可是对爱书人来说，这种禁忌之爱就让人痛苦了。所谓偷偷地进村，打枪的不要，读禁书最忌割舍不下，大肆宣扬，只能秘而不宣、守口如瓶，即使连挚亲好友也不能让他们发现，那种死命吞读，独乐乐的快感，就好像欧阳锋躲起来偷偷练九阴真经一样。而读完之后，豁然开朗，通体好像吃了人参果般舒畅，这时又会有种想要把心法藏起来不让别人看的心态，以及一种掌握了别人不懂的禁忌知识的优越感。

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干，既然有人想读，禁书肯定是有市场的。甚至有些禁书根本是各学科的经典之作，不读不行。你可以想象读哲学的不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文训诂的不读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吗？这就跟读电机的不读马克斯・威尔，读经济的不读亚当・斯密，看AV不看武藤兰，信曾哥却没听过《狮子座》一样荒谬。可是国民党当局谁管你那么多，纵观诸多原因，禁书还是有人印，甚至是半官方出版社自己印。为了逃过当局的骚扰，这些书商就各出奇招，来跟当局大斗法了。

我们叫巴金为“巴克”

“本社编”跟“佚名”可能是戒严时期台湾著作量最高的作家，一些“陷匪学者”经典的学术著作，比如正中书局出版朱光潜的《诗论》，作者姓名改为“本社编”。同样把作者改为“本社编”的还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而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作者姓名直接改成“佚名”，我小时候在图书馆看到这些大部头的书总是很疑惑，这些出版社怎么那么厉害，好像各领域的专家都有，都能本社自己编。

有些翻译作品也难逃此命运，比如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巨人传》，明明是最佳译本，可是傅雷“身陷匪区”，所以他的译本一律查禁，那厚厚的书上绝对没印译者名字，或者又是“本社译”。

有些出版社稍微有点良心，会给你一点有关作者的暗示，如巴金所翻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译者都写“巴克”。不过巴金就是因为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才取笔名叫巴金，现在又把巴枯宁跟克鲁泡特金再合体一次叫巴克，搞得跟地下党人的取名逻辑一样。还有些出版社会把作者的名字腰斩，朱光潜印“朱潜”，陈寅恪变成“陈寅”，大学者的名字突然就变得很有市井说书人风。

众多大陆作家里最有名气的就是鲁迅，他的名字就是禁书销量的保证，可是鲁迅作品写来写去就那几部，卖完就没得卖了，那该怎么办，所以众多大陆作家，什么沈从文、巴金、茅盾通通借鲁迅之名登台。读者读得开心，不知情者还很认真地在讨论鲁迅各时期的写作风格与关怀点不同，鲁迅还在湘西混过呢。

除了“陷匪作家”外，也慢慢开始有台湾本地或1949年以后来台的作家作品被禁，台面上的老一辈作家，什么柏杨、李敖、金庸之类，或是一些党外人士的作品，都因为直接批评或被认为含沙射影地讽刺执政者而被禁。比如李敖出版自印的《传统下的独白》《文化论战丹火录》等书。柏杨的十余本以“集”为名的书，如《玉雕集》《高山滚鼓集》也是同样命运。金庸许多武侠小说过去都是用别名，化名为“司马岚”“迅翟”“司马翎”，才有办法在台出版。而《射雕英雄传》一书，因毛泽东书法里写过“只识弯弓射大雕”太有名，就让金庸被视为“附匪文人”，出版社只好将书名改为《大漠英雄传》。而当年的禁书之王还是李敖，一百本里有九十六本被禁。

对文化产物的审查常常是神经兮兮的，就怕单纯善良的人民受到毒素的影响，所以也常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硬要找出理由来禁。大概是业务量太大了，所以书名取得有问题就直接禁，连内文也不看。20世纪80年代初，有本管理学漫画叫《领袖非天生》，就这样被禁，当然审查单位不会告诉你被禁的原因，但理由想也想得出来：“领袖”是唯一的，是天上的星宿降临的，天纵英明，你说“领袖”非天生，莫非表示大家都可以当“领袖”？摆明在鼓动叛乱，还好只是被禁，再早个几年，被依叛乱罪抓去关起来都有可能。

当局对内查禁书籍，也要防止禁书流入，无奈这些海关人员都不学无术，常常是凭自己感觉喜好乱抓一通，原文书只要作者名字有点俄文风，比如可怜的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文书、Rachmaninov（拉赫曼尼诺夫）的唱盘封套，很多海关只看-sky跟-ninov这种后缀的俄文风名字就先扣起来。如果真的要进口一批书，比如时代杂志之类的，那只好缺页或用黑笔把敏感词给涂掉。这下好了，大家读了都知道那些是敏感词，本来没那么敏感，下次一看到这些黑黑的地方就自动过敏。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的转播，台湾有一个举重选手叫蔡温义得到铜牌，简直就是台湾之光了，可尴尬的是，金牌是大陆选手，颁奖的时候，负责转播的华视只好拿一块黑色的板子挡住大陆选手以及中国国旗。可能他们觉得百姓抵抗力太差，看到五星红旗会瞎掉。就连小时候也曾疑惑过，玩街头霸王游戏时，场景是中国，总是有一块黑黑的不知是什么，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不要让我们看见的五星红旗。

过去要买这些禁书，要在旧书店才能找到，很多熟门熟路的客人，经常是买了一堆其他不相干的书籍作烟幕弹，其实中间夹的那本禁书才是真正要读的。而这些书店，许多禁书也不一定印得那么精美，很多甚至是直接翻印，再改个封面名字，掩人耳目，印刷质量低劣，却十分抢手。老板也不一定卖给你，还要熟客才会卖，每次报纸上一刊登，那些书又被列入禁书时，这些老板就开始各显神通，赶快去找门路进货。许多不容于世的禁书都静静地、隐秘地躺在杂乱书堆的某个角落，等着被发现。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禁书销售管道，就是当时在各大学外围，总有如龙猫公交车般魅影存在的小货卡（台湾称发财车），载满了各种书籍，悄悄地来，又静静地去。如果在晚上，它总是守在某个有点隐秘又不会太隐秘的角落，车篷下挂着一盏小小的昏黄的灯，发电机轰隆地响，老板总是静静地站在一旁，手拿书一卷，眼神看似散漫，实则锐利地扫过四处。车里面大概都放了一本本鲁迅、巴金、老舍、丁玲等人的书，还有李敖、柏杨、陈映真，另外也有《金瓶梅》《玉蒲团》之类的书，其他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一些来路不明，当局不给你看的书。李敖的书最好认，因为他的书，封面几乎都是半裸女人，用来掩人耳目，有很多人本来要买黄书，结果就买到他的书，本来前列腺要爆炸，读完之后变成头脑爆炸。

这些小发财车的老板也很潇洒，很多都是落魄愤青，你还可以跟他讲价，相反地，如果他不爽，也不会卖给你。有时挑到一半，见警察远远走来，钱都还没给老板，老板就开着车跑了。现在想想，买禁书、读禁书与卖禁书，好像都有快感，那是一种无能书生对抗当局的精神胜利法。这些粗糙滥印的禁书，影响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深远，贡献难以估量。

这些禁书真是越禁卖得越好，就像《达・芬奇密码》这本书，被教廷一抗议，就产生了极大的免费广告效应。禁书也一样，越禁民众越好奇，越想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个笔名叫“史为鉴”的先生，编了一本叫《禁》的书，里面指控国民党当局数十年实施戒严，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这本书让警总气得咬牙切齿，多次讨论要不要查禁这本书，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毕竟《禁》被禁，那真是自打嘴巴，一大笑话。

小孩帮大人买“党外杂志”

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慢慢开放。台湾禁书的主流是党外杂志，从《自由中国》《文星》，一直到《美丽岛》《八十年代》，终于迎来第三波高潮。各个党外派系纷纷推出自己的机关刊物，宣扬理念。那时候，党外杂志的水平相当高，而且内容非常有趣，不仅仅是抗议而已，有时候会有一些介绍劳工、社会主义等左派思想的文章，也有很多是老外省人研究蒋家和国民党历史的一些内容。而有党外杂志，自然也有很多为了反制党外人士言行的“反党外杂志”，至于是谁支持的，就心照不宣了。另外还有些根本就是报道政坛内幕小道消息的劣质捞钱杂志。天降大雨一样“哗”一下来了，百花齐放，当局有点措手不及，抓不胜抓，这段时间，可说是警备总部最忙碌的时期，要一直到解严之后才稍稍平静。

我第一次看到所谓的党外杂志，是在家里的抽屉瞄到的。我一页一页翻，既震惊又痛苦，“政府”那么好，党外这些人太坏了，专门攻击“蒋总统”。我真的无法相信爸爸居然会去看这种反政府的东西，那时候有种人生观就要崩塌，却又还没崩塌的感觉，那种剧烈冲击只有一直到国中第一次看到色情书刊才可比拟。可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没隔多久，我就已经帮忙去书店买党外杂志了。

有一次和同学聊天，他说自己小时候帮忙买党外杂志的经历：他都先跟老板偷偷说要“那个杂志”，这时候老板会很例行地问：“你知道小朋友不能看吧！”默默地点点头，老板不从玲琅满目的杂志中找出来，反而从柜台书桌下面拿出一个已经用牛皮纸袋装好的杂志递过来。可是，因为怕人看到，所以不能单买杂志，还要搭配一下其他东西，这时就可以趁机用爸爸的钱来买些彩色画册。为什么要小孩子去买呢？因为不太会被注意，小孩子也乐意去买。听完之后，大家赫然发现，小时候好像都有这样被“利用”过的经验。

当年查禁党外杂志的项目叫“春风”，那时候，很多事警总已经不敢再那么明目张胆了，可编辑们还是要跟警总玩捉迷藏，搞得好像是阿富汗山里的塔利班分子一样。每一期，甚至都不知道在哪里印，连社长都不知道，整个杂志社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负责监印的人。各地的印刷厂都有代号，每个电话号码都是代号，只有监印的人看得懂，知道那代表些什么，好像在演谍战片，神秘得很。

依照出版法，警总并无查扣“未出刊”书籍的权力，一本书要等装订好后才算正式出版，这样才可以查禁。所以警总的人常常就守在印刷厂门口，书一装订好，就可以查扣。而为了反制警总，党外杂志送印时，也会派人到印刷厂“监印”，其实就是“护镖”，警总来查扣杂志时，双方常演出拉扯推挤叫骂对峙的场面，印刷厂变PK场，双方都在抢书。

有些比较“敢”的警总人员，就干脆便衣行动，直接冲进印刷厂，抢走未装订好的杂志、样板和底稿，所以印刷厂也会多准备几套版，如果这个厂的版被抢走了，还有其他印刷厂正在秘密地印着，这样杂志即使被查禁，但市面上还是可以看到。又或者警匪片看得太多了，记好车牌，直接在高速公路上飞车拦截，搞得党外杂志也要利用当时台湾盛行的高速公路黑车来送书。

那时候的党外杂志社门口，几乎都有一个用来烧金纸的桶子，那可不是祈求平安用的，而是专门烧作者底稿用的。这些邀稿常都大有来头，报社记者肯定都知道很多内幕，可是外面报纸又不给登，于是就有不少记者在外面写稿子，他们不想曝光，所以有的用笔名，为了不让他们的真名和笔迹被认出来，因此要把底稿烧毁。还有那些印刷厂，印这些党外杂志常常会被查扣，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老板其实也是支持党外的人士，有理想才能这样搞。

毕竟警总人力也没办法一直负荷这越来越多的杂志，在多次交手后，两方也有一定的默契存在。常常警总也照例大张旗鼓地去查扣，私底下，其他厂继续印，他们就不管，有时候双方也会谈判讲条件，各退一步，抽掉所谓“涉嫌煽动叛乱”的“不妥”词句，或者说，如果预定发行1万本，通常会多印1000本给警总人员查扣。他们只要向上面交差就好。因为不打不相识，偶尔还会出现与警总人员混熟，双方在动手前先敬烟，聊聊近况，展现出很有爱的温馨场面。咳！你说做一个鹰犬容易吗？人家也是人生父母养的鹰犬，还要会街头干架，真是吃力不讨好，慢慢地，查禁工作就交给地方警察去做。对于警察来说，抓杂志又不是他们的本职，还不如去抓嫖娼简单，如此这般，警察在执行这些工作时，常有些阳奉阴违。

这专案名称取得也真够好了，“春风”，真是春风吹又生，党外杂志就在不断被禁又不断借壳还魂的状态中循环出现。

基本上党外杂志从印刷到发行的流程，都跟当时不合法的黄色书刊差不多，这种猫捉老鼠的行动，一直持续到解严后几年。小的时候偷偷卖党外杂志的书摊，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摆得琳琅满目，我那时问老板卖得如何，他只摇摇头苦笑：“唉……不比以前偷偷卖。”再过几年，政论性杂志也越来越少。现在台湾政论性杂志，五根手指头就数得出来，大概现在的人都流行写博客去了。

那十年，对于台湾人来说是难忘的回忆，当初办杂志的人，有人仕途平步青云，也有人下海经商致富，当然也有人不得意，遂回家种田。还有一种人，为了坚持理念，生命永远停留在那几年。

解严前后，也是两岸终于开始有接触的时候，对于大陆出版的书籍，借着学校学术交流研究需要之名进口，警总对这种事也已经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很多在台湾上学的香港学生也专做这种掮客的生意，赚些零用钱花花。在大学图书馆里，以前大陆书跟禁书都会在“限阅”区，也慢慢都移到一般分类里，本科生、研究生书架上有几本大陆出版的学术书籍，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1991年5月初的某天清晨5点，在台湾清华大学，调查局人员趁着天刚亮，突破校园的层层保安机制，直接闯进学生宿舍押走了一位历史专业研究生的同学。清晨时分，宿舍灯光突然大作，风声鹤唳又鸡飞狗跳，吓坏所有研究生宿舍里书架上有大陆书的学生，藏的藏，收的收，还有很多人干脆直接把书往窗外丢，白花花的纸片像雪一样落地，学校的气氛变得严肃紧张。过了两天才知道，这次行动不是针对大陆书的，那这就还说得过去，要是学生手上有大陆学术书就被抓的话，那全台湾文史科系都可以关门大吉了。

原来调查局认为这位历史研究生参加叛乱组织，手上会有叛乱书籍，所以就决定抓他。这次偶发事件，却意外引爆了轰轰烈烈的“废除刑法一百条（思想叛乱罪）运动”（详见61页），这是20世纪90年代台湾走向民主化的最后一道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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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从[关着门的台湾]到[打开门的台湾]

第二章 蒋氏家族

第三章 族 群

第四章 台湾过去的政治教育

第五章 金门与马祖

第六章 禁歌与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