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1)

-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2)

-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3)

- 《亲历历史》美丽(4)

-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5)

-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6)

-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7)

-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8)

-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9)

-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10)

-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11)

-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1)

-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2)

-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3)

-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4)

-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5)

-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1)

-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2)

-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3)

-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4)

-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5)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2)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3)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4)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5)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6)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7)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8)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9)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0)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1)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2)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3)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4)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5)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2)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3)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4)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5)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6)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7)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8)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9)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0)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1)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2)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3)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4)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5)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6)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7)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8)

-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9)

- 《亲历历史》附录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1)

张贤亮

缘起

2004年11月8日夜十点多钟，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从7日早上我就感到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症状，关节酸疼，流鼻涕，慵懒，所以8号这天我很早就躺下了。这时一边懊恼没有关手机，一边又不得不起床到衣架上取出外衣里的手机。一听，出乎意料是小林的声音，她说《收获》策划了一个新的纪实性专栏，总的题目和希拉里的那本书名一样，叫“亲历历史”，约我写一篇。我说写“反右”行不行?小林说还是写“文革”吧。我说，“文革”的1965年到1968年我正在劳改农场，劳改队里不搞“文革”，我好像无从写起。小林说，“文革”有十年的历史哩!哦，“文革”竟闹了十年，连我自己都忘了!

关了机，我一夜难眠，第二天精神却好起来。

“文革”闹了十年，我准备只写一天。这篇文章我一开始就写上写作缘由的准确时间，是因为事件发生那天的准确时间我也忘了。我们常说我们是个健忘的民族，却很少责备自己个人也健忘。但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是千真万确的，有近万人目睹，场面宏大。事实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虽然河面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间都不相同，但卵石是水流冲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涂抹不掉事实。我曾将此事写进小说《习惯死亡》，这书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但所有的读者都把它当虚构的故事。我写这篇文章也是要告诉读者，那不是故事，没有一点虚构的成分。

一开始就写下准确日子还因为，我感到身体不适的这天正是11月7日。这一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大约也忘却了。11月7日对中国人来说曾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苏联十月革命节”，所谓攻打冬宫的“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多年中，每年的这一天在中国是仅次于“十一”国庆节的节日，全国人民都要采取规模不等而形式相同的仪式来纪念它。我们不再纪念它已有二三十年了，可是这个节日总让我念念不忘。每到日历翻到这一天，我耳边似乎就会响起阿芙洛尔巡洋舰的隆隆炮声。这个节日是因我年轻时每年都过而至今印象深刻，那么我述说的这个真实故事的主人公，今天会是怎样的呢?她年幼时就“亲历”过那样的“历史”，我很难想象她能身心正常地活下来，更不知道如果她还活着并偶然看到我这篇文章，是否会触及她的隐痛，给她新的刺激。但我想到假如是后一种情况，她一定是和我一样坚强的人，甚至比我更坚强。她看了这篇文章，一定会亲自站出来说话，她的述说当然比我的文章更有力。

我希望是这样!

上

我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可是那是资产阶级法律，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的同一罪行判处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将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临近春节时，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其实，对这样的判处我还是很庆幸的。因为1958年在西湖农场第一次劳改三年，至1961年释放到南梁农场就业以后，我仍是以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农工一起劳动的。像一只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觅食一样，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可想而知。在劳改队里面，大家都是羊或大家都是狼或狗，谁也别说谁。你是羊我也是羊，你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种用别人对我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本能，因而送我进劳改队我倒仿佛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应付自如了。是的，劳改队已成了我的家，或说是我天生就应该生活在劳改队里面，就像蜗牛就应该生活在它的壳里。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2)

我记得1966年夏天，劳改队外的社会上文化大革命闹得很凶的时候，一天，我正在稻田里薅草，劳改队长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边说：“你在这里真走运!你知不知道银川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展’里还贴着你的《大风歌》哩。你要是在外面的话，非把你拉出去挂大牌子游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确实感到很幸运。后来我才知道那次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成就展”是宁夏“走资派”举办的，展出我的《大风歌》，为的是企图证明“文化革命”在宁夏已经进行过并取得“成就”了，以此来抵制这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倘若我在社会上，肯定会受到“走资派”和“造反派”交叉火力的攻击。

可是我在劳改队的好景不长，遗憾的是只判了三年，1968年春节前到期，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后又回到南梁农场。果然如劳改队长说的不走运，一回南梁农场我就被“群专”，等于没有释放。

“群专”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专政”的简称。“文革”中，每一个机关单位工矿学校都把各自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管制劳动。劳动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课，全国遍地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劳改队，俗称“牛棚”。听来似乎是全国养殖业大繁荣，其实是杂七杂八的“牛鬼蛇神”统统关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带出去无休止地劳动。

劳改生活我早已习惯了，进了“牛棚”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劳动而已。但这种“牛棚”对我来说真感新鲜。1965年将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及一些队长、政工人员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里，天天被拿枪的造反派押着劳动。这里必须补充一句，我1965年从南梁农场押走的时候，南梁还是属于农垦部门管理的国营农场，1968年回来，它已经改制为军垦单位，成了兰州军区下辖的农建十三师第五团，生产队组都改成连、排、班的军事编制。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武装连，革命群众都配备有枪枝弹药，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绿军装。原来被管的管人了，原来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气的挎枪的武装战士管。孔夫子的古训整个颠倒过来，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确实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让我诧异的还有，被看管的干部劳动起来比我认真踏实得多。我早已在劳改队里练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们不，他们比革命群众劳动还积极，人人都可评为劳动模范。认罪的态度也比我好。从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斗和大字报上来看，他们的罪名好像比我还重。经过1960年全国范围的大饥馑和《资本论》的启发，我的思想已开始有所觉悟，饿死了上千万老百姓的社会叫什么“社会主义”?!认识到错的不是我而是当局，这点我已写进了小说《我的菩提树》。而这些“走资派”不论在批斗他们的会上或会下，个个都低头认罪。尽管他们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认的，因为那可是“反对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犯的任何罪错都直接与“反对毛主席”挂钩，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我的“右派”罪行虽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没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听听他们罪名下的罪行，不过是执行了农业生产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种种正常的生产管理今天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当然等于反对毛主席了。更让我长见识的是，只要他们低头承认“反对毛主席”这项重罪，革命群众好像就心满意足了，并不会根据他本人承认的罪名给予判决，立即拉出去枪毙。在批斗会上呼叫得震天响的各种令人惊心动魄的血腥口号，表现出革命群众获得胜利的欢快心情。每次批斗会的内容都一样，并不能批出什么新鲜材料来。可是尽管如此，也不厌其烦地隔几天来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内心里也感到不公：我并没有反对毛主席，却劳改三年再三年，他们反对了毛主席，只是拉到台上斗一斗，顶多挂挂牌子坐坐土飞机。这叫什么“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游戏!

但是，在南梁农场的“牛棚”又名“群专队”里，我跟当初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场长、书记、干部们居然能称兄道弟，相互称呼老张、老王、老李。夜里睡觉前，我们还会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经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还会争论一番，颇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这时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3)

在时移事移、干部遭殃的时候，在“牛棚”里我还感受到一种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进劳改队前，我在南梁农场的绰号是“老右”——“右派分子”；1968年从劳改队又回到南梁农场的“牛棚”时，绰号变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安局给我定的正式罪名仅仅是“反革命分子”，怎么多了“修正”二字呢?原来，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我再次送进劳改队之前，农场领导(就是现在跟我关在一起的干部)曾命令我写一份思想检查，交代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我一方面为了表现思想交代得彻底，一方面也是因爱写作的坏习气，何况纸和笔都免费提供，更有一种发泄不满的心理作怪，竟洋洋洒洒写了份近万字的《思想检查》，远远超出了领导的要求。结果，《思想检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纲领”。这份“反革命纲领”的要点在宣判我的公审大会上曾向干部农工宣读过，等于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传，搞得南梁农场人人皆知。谁知，三年后，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干部农工们发现我的“反革命纲领”竟然和这些大“走资派”不谋而合：对内主张承认农户家庭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开放城市农贸市场，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单干；对外主张与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这种主张在“文革”中被概括为刘邓路线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农场底层日日夜夜劳动，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层的“走资派”相通，这不能不让人侧目而视，觉得我“不简单”。正好，“牛棚”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都有了，还差个“修正主义分子”，我就顶了这个位置，平时以“老修”称之。

人们崇拜英雄，也崇拜坏蛋，只要这个坏蛋坏得出奇，坏得特别，而且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我在人们眼中就是这样一个坏得特别、坏得出奇，对他们也没有危害的坏蛋，从而赢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实质上是一种略带亲热的昵称，不但曾把我送进劳改队的“走资派”常给我烟抽，连看管我们的武装战士有时还跟我开一些下流玩笑(现在叫“黄段子”)。

中国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的“牛棚”，在1969年春季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逐渐撤销。“九大”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刘少奇作为“叛徒、工贼、反革命”被永远开除出党，选出了林彪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我悟到这才是“文革”游戏的真正目的，怪不得小“走资派”承认反对毛主席时没有把他们枪毙，现在都“一风吹”了。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于是所有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包括街道居民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处理日常行政工作，“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主要还是抓革命。农建十三师五团也不例外，跟我一起关“牛棚”的“走资派”一个个被“解放”，有的回家“挂起来”，意思是暂不分配工作，同革命群众一起在班排里劳动，有的被“结合”进团部的革委会。全国所有各类行政管理机构突然膨胀起来，各级革委会里的副职至少有七八名甚至十几名。当时，在中国大陆的银幕上，除《地道战》《地雷战》等寥寥几部国产片外，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老影片和阿尔巴尼亚电影。有部阿尔巴尼亚影片叫《第八个是铜像》，比今天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的观众还多，一直放映到穷乡僻壤，全国人人都看过。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干部总是第八位，于是人们都把这种干部叫“铜像”，放在那儿既不会(敢)动也不会(敢)说话的，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各级革委会里都有这种“铜像”。

“牛棚”解散了，干部们走了，农工中的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有家的，也可以回家住，单身的，集中到大宿舍。虽然还不能和革命群众中的单身汉同在一个屋檐下，但带枪的武装战士毕竟撤掉了。一时间，牛鬼蛇神们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听说全国有的地方还在激烈地“武斗”，而我所在的农建十三师五团即南梁农场，“文革”似乎告一个段落。在田间劳动时，革命群众同五类分子有说有笑，不分彼此，人只以个人的直觉来衡量另一个人的好坏，革命的警觉性没有了，政治身份意识也慢慢地淡薄了。我心想，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来一次”真有必要，不然，这个国家就没有敌人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团和气，这哪像个专政国家的样子!

《亲历历史》美丽(4)

从1968年春节前关进“牛棚”，到1969年夏季“牛棚”解散，我在里面只待了一年多一点时间。1969年夏季以后，是我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日子，至今我还常常怀念。那时的空气没有污染，秋日的天空总是碧蓝透明，白云舒卷。到冬季，雪花懒散而温暖地飘浮在林间小道上，拾一把干树枝燃起火来，火苗依依，如小儿般在我膝间玩耍。在黄白斑斓的田野上，白颈乌鸦和纯黑乌鸦昂首阔步，洋洋自得，薄雾弥漫着一种自由的气氛，令人心动。到开春，遍地拱出早出的绿芽，它们的生机给人以某种期待。初夏就是袒露的日子，人们把上衣脱了，贪婪地吸收阳光，田野上突然腾起天人合一的欢快。更其乐融融的是，人们一到田里劳动仿佛就进了俱乐部，四处是玩耍的嬉笑声。我前面说过，革命群众是懒于劳动的，比我还会磨洋工，走出家门到了田间就进行类似今天叫“社区活动”的各种娱乐。

每天出工，到了劳动场地，先进行“雷打不动”的“班前学习会”。大家围坐在田边地头，通常是读一篇报纸上的重要社论，没有重要社论就读毛主席著作，多半是从《老三篇》中选出一篇来念。每个人都板起面孔听：“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班前学习会”一般十分钟就结束了，一起身拿起工具，娱乐活动就开始了。

最常见的娱乐是谈性交、性骚扰和打扑克。每个人都有夜间的故事，聊起来不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还带露骨的表演。我不由得暗笑，“学习会”上与会后的反差和背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荒诞无稽。那年我刚过三十二岁，但还是一个处男，我却在这时获得了丰富的性知识。我才知道，那事不止在床上，男女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交媾，而且交媾的姿势千奇百怪，交媾时发出的声音和话语无比丰富，没有一个作家能想象得出来。在政治话语取得绝对霸权的社会里，留给个人的仅有一条狭窄的宣泄渠道，就是谈性和性交，于是这条渠道便汹涌澎湃，一泄千里，不可收拾。诚然，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这部分的恶性膨胀势必挤占了伦理道德升华的空间，我和我的民族正是在大力号召要做“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时全部低俗化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一种机制能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场所变成群体性的娱乐场所，而且在这种场所中如果正常谈论社会、时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发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传播小道消息”、“拉帮结派”、“散布反动言论”、“诋毁毛泽东思想”之嫌而招来麻烦，只有谈论性交最安全。越下流就离政治越远、越保险。性，有着广阔的空间和无比的深度，谈之不尽，诉之不完，能让人作最大限度的探讨和挖掘，又何乐而不为?

性骚扰不止男性对女性，竟然以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居多。女性在这时充分展现出“半边天”的风采，世界女权主义的追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达到了最理想的境界。常常是几个女农工追打一个调皮的男农工，捉到了就把他摁倒在地，扒下裤子扯出他的生殖器，用黄土、泥沙、碎草叶在那个部位狠命地乱抹乱揉。女的爱抹，男的更喜欢让她们揉，一直到双方尽兴，笑得趴在地上滚成一团才算罢休。这种娱乐一天要演出好几场，又对男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原来老老实实只用扑克牌“争上游”、“打百分”为乐的男农工，一个个也都调皮起来。性骚扰有非常强烈的感召力，露天的田间俱乐部极具开放性和参与性。

女农工极少对我性骚扰，并非歧视我是个特殊身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是对“识文抓字”的“老修”还保持一点敬意。但不止一个女农工可怜我“老大不小了”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暗示我可以找个地方跟她“干一下”。一次，还有一位女农工在旁边没人的时候，身子左一扭右一扭地掀起她的绿军装，敞开她说的“白格森森的大奶子”叫我摸一把“过过瘾”。对这种佛陀式“舍身饲虎”的“高尚的人”，我感激不尽，但我还是掂量到头上“帽子”的分量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因为在劳改农场长期接触不到女性，她们的善举像雷管似的猛地引爆了我体内类似青春期的骚动，一对“白格森森的大奶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搞得我一天到晚神不守舍，心智恍惚。

我必须有这样一段铺垫，才能说清楚那天发生的事。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5)

下

就在我既幸福又性苦闷的1970年夏季，一天早晨列队出工的时候，排长忽然叫我放下铁锹，不用到田里去了，要我到团部报到。我在路边站着，瞅着大队人马嘻嘻哈哈连打带闹地往田间俱乐部走去，煞是羡慕，尤其那位大奶子菩萨在队伍中边走边扭动腰肢，特别显眼。我经常被派到团部去干活，那一定是革命群众不愿干的脏活苦活累活，譬如和全团各连队集中来的五类分子一起掏粪坑、挖地沟、倒腾库房等等，所以并不在意。转过头来，看见我们连长正和排长站在连部门口争论，依稀听见连长叫派个人押我去，排长说不用押，他一个人都去了无数次了，还不放心吗?现在正在农活大忙季节，哪派得出人这类话。两人争辩了十几分钟，站着蹲下，蹲下又站起来，最后达成妥协。排长过来要我再等一等，亲自跑去追上队伍，叫来了一个绰号叫“迷糊”的小伙子。

这个“迷糊”有件出名的轶事，一天，派他牵头有病的毛驴到团部找兽医，他到马圈把毛驴的缰绳朝背上一搭，拉出驴就自顾自地走，还没走出连部，毛驴就挣脱了缰绳又踱回圈棚。这“迷糊”就只背着根绳子一直走了十几里路，到了团部兽医院才发觉后面早就没有驴了。“迷糊”什么也不会干，但他到底是个血统纯正的“贫下中农”，排长派他来押我，有点废物利用的意思。排长叫他到团部后，把我带到团政治部，其他就不用管了。临走时又叫他扛枝枪，像个押送犯人的样子，这大概也是连长交待的。

“迷糊”就这样押着我上了路。走出连部没多远，“迷糊”说他妈的这破枪真沉，压得我肩膀生疼，“老修”，干脆你替我扛着吧。我说你这是开玩笑，有人看见了不说你的错，反倒要添我一条罪状。“迷糊”说，你看这路上连只狗都没有，再说，这破枪里哪有子弹，你就受点累吧。不由分说，他就把枪硬塞到我怀里，自个儿空着两手潇洒地走。我平生第一次有枪在手，这一直威胁我的东西今天居然被我所掌握，怎么摆弄它都行，立即感受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威风，甚至暗暗的有一股想起来造反的豪情。枪和男性生殖器一样，天生就是男人的物件，这点在好莱坞大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天天气特别好，晴空万里，田野上的小麦金黄夺目，秋作物正在茁壮成长，一片碧绿。玉米宽大而毫无缺损的叶片舒展在道路两边，路边的苦苦菜、蒲公英、牵牛花、马莲花竞相怒放。天地自然的本来面目和它旺盛的力量一展无余。我挎着枪，和冬日的乌鸦似的昂首阔步，洋洋自得。

这天真美丽!

快到团部了，我把枪交还“迷糊”。“迷糊”搭拉着肩膀拖着枪把我带到政治部。进门就挨了任政治干事的军代表一顿训，说你们武装连怎么现在才把人带来，什么“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狗屁!“迷糊”是不怕骂的，嘻嘻笑着在每张办公桌周围找烟头。军代表骂的不是我，我只能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等候发落。“迷糊”一声不吭，拣了几个烟头掉头便走。

任政治干事的军代表上下打量我一眼，问你就是张贤亮啊，我说我就是张贤亮。军代表沉吟了一下，好像气有点消了，挥挥手，叫我先到外边等。这里顺便说一句，当时各单位掌权的都是由解放军抽调来的“军代表”，革命造反派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就是由“军代表”协调并主持的。

到政治部外面，看见不远处原来跟我在“牛棚”里一起关过的原农场场长用目光向我示意，现在他已经是革委会里的“铜像”了。“铜像”装着无意地往我这边挪动，我也慢慢向他靠拢。到跟前，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别怕，没你们的事，你们就是去陪个绑。我问到底是什么事?他说别问别问，到时候就知道了，又要搞运动了。我问啥运动，他说了句“一打三反”，就踅身挪走了。这座“铜像”后来在宁夏农业科技部门当领导，我平反后还与我有来往，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病逝。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6)

这时我才注意到团部前的广场上还有其他连队押送来的二三十个五类分子，都蹲在树阴下乘凉。大家都认识，但不能说话，只能互相点头致意。十几名团部革委会成员走出来，就在我们面前讨论押送哪个“分子”去合适。听他们说，银川市召开的这场公审大会因为人太多，银川市革委会打来了电话，每个单位只准押送一个“分子”去“受教育”。古罗马的贵妇人沐浴时要男奴隶伺候，别以为这是贵妇人跟男奴调情，其实在她眼中男奴隶根本不算是人，就像牧羊人要宰羊时也会在羊圈前讨论先抓哪只羊开刀一样。我们这些五类分子是俎上肉，并不是人，革命者哪会顾及到我们的感受。他们在讨论中能体验到一种可以决定人命运的权威感，所以有说有笑，边说边笑，连“铜像”也在一旁插嘴，一派活跃的民主的气氛。有人说叫这个去，有人说叫那个去，我听听都是长得有点讨厌的“分子”，与“分子”本人的罪名无关，并没人提及叫我去。但到讨论要结束的时候才发现，押送我的武装战士也就是“迷糊”不见了，没人把我押送回连队，在小题大做的团部革委会成员眼里，这就成了个问题，干脆，还是叫张贤亮到银川市参加公审大会吧。

革委会成员嘻嘻笑着散了会，团部的武装战士就忙开了。这些武装战士其实就是团部的农工，农场改制为军垦部队后，农工只要把枪一背，就摇身一变成了武装战士。他们先去找牌子，“文革”时牌子多的是，很快就找到了。但那上面是别的牛鬼蛇神的名字，又到办公室去用张白纸写了我的名字往牌子上糊。我一看，写的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张贤亮字是用红墨水写的，很鲜亮，虽然牌子上划了两道交叉的黑道，但字写得真不错，看来是练过书法的人的手笔。这样的牌子似乎也没委屈我，我还是乐意挂的。木牌上早就有根半圆形的铁丝套，武装战士笑着叫我挂在脊梁上试一试。一试，并不重，但铁丝略嫌短了点，牌子顶在我的脖颈上，可想而知原来挂的人比我矮。把铁丝接长后，十几个武装战士簇拥着我到一辆卡车边上。这时，战士们自己人跟自己人内讧起来。因为进趟城不容易，公审大会又像现在红歌星的演唱会，谁都想去看热闹，但上级只允许八个战士押我去，说公审大会人太多，这八个名额还是军代表争取来的哩。因为“铜像”事先已经关照过我，到银川也不过是陪绑而已，没什么可怕，在“牛棚”时我还给“铜像”陪过好多次绑。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算了，我不去了!把我的名额让给你们吧!逗得战士们哈哈大笑。大伙儿笑完了，也把人选决定了：女兵是不可少的，代表了“半边天”，男的以级别高低往下论，排长班长都去，普通战士留下来。

于是，连我九个人纷纷爬上车，先不让我挂牌子，我找了个靠驾驶舱的拐角坐下来。带队的排长站在车头，“嘭嘭”!使劲拍了两下驾驶舱，威风凛凛地喊了声“开路一麻斯”!我们便向银川市进发了。《地道战》《地雷战》看得次数多了，说“咪唏咪唏”、“开路一麻斯”、“八嘎牙噜”、“花姑娘的有?”这样的日本话是一种时尚。

大卡车在碎石路上颠簸，战士们意气风发地靠在三面车帮上，御风而立，只有我一人坐着。颠了不久，我偶然掉过头一瞥，才发现紧靠在我身旁的是个女兵，她穿的绿色军装女裤不但没有系好纽扣，还被撕下了一小截。女裤是侧面开口的，不系纽扣，里面的裤衩就敞露出来了，而这位女兵却连裤衩也没穿。不穿裤衩是农村人的习惯，并不稀罕，一则为了节省布料，二则也没有必要，西北农村人不论男女，晚上睡觉都是光溜溜地钻进被窝的，用现在时髦的话叫“裸睡”，既不生虱子，睡得又舒坦解乏。我自己就有二十多年之久没穿过裤衩。女兵那一段裸露的大腿外侧，给已经被激发起青春期骚动的我极为强烈的引诱。别人都站着，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目光，那一段“白格森森”的大腿又与我的眼睛在同一水平上，我就可不时地放肆地盯住它看。

她的皮肤不止“白格森森”并且细腻光洁，随着车身的摇晃时而紧绷时而松弛，表现出无比的活力与弹性。顺着腿部往上看，见到了她丰满的臀部，是标准的半月形，腰肢滚圆而挺拔，乳房高耸，乳峰还微微向上翘起。一身绿军装仿佛无法包束她内在的张力，不仅像充满气的气球那样鼓鼓的，并且具有一种不知它什么时候会爆炸的杀伤性的诱惑力。多年后，“性感”一词走上台面时，我才领会到多年前见到的她就是“性感”!她脸庞红润饱满，一脸的天真无邪，她正眯着眼睛、高挑着眉毛向远方眺望，一头齐耳的短发随风飘拂，如玉树临风一般。在那时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后附的《毛主席诗词》里，我发现毛主席描绘人物景物的诗句只有一句有具象性意义，那就是“飒爽英姿五尺枪”，其余的都是大而化之的宏观概括或水墨画式的写意。这时，我不得不叹服“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准确精炼。她靠在车帮上的姿态，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诗来形容更传神的了，她就是这句诗的形象化诠释，何况她身边真有杆“五?枪”哩!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7)

路边的白杨树影一段段投射到车上，像飞速闪动的栅栏那样令人目眩。卡车不停地摇晃，我的头不时碰到她的大腿，使我的心比卡车颤动得还激烈。她并不挪开身子，就任我碰撞，也许她自己并没发现她的裤扣没系好。但这巴掌大的一块女性的肉体，令我生出一种倚翠偎红的柔情，让我想入非非，好像注定我应该和她有段罗曼史，不然这次艳遇便白白浪费了。我后来发表的《土牢情话》的胚胎就在此刻受孕，她就是那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原型。

这天真美丽!

没料到卡车这么快就到了银川市西门。卡车停下来按响喇叭，周围人声鼎沸，排长伸长脖子扯着嗓子叫喊“让路”。我不得不也站起来看是怎么回事。一看，银川西门桥这一片已经人山人海，连西门外的唐徕渠边只有碗口粗的小树上也爬满了娃娃。卡车别想再往前开了。排长下了车，挤进人群中去交涉，很快，排长也被淹没到人海里去了。战士们个个兴奋莫名，性感女兵高兴地在车上像跳绳似地一蹦一跳。的确，这样盛大的群众场面在南梁农场或说是农建十三师五团从未见过，这预示着有一场非常精彩的好戏要开场。

等了一刻钟的样子，排长满头大汗地挤回车跟前，骂道，他妈的，扣子也挤掉了!咱们来晚了，公审大会已经开完了，这会儿就等着看枪毙人了。读者可以算算时间，从早上七点出工时开始，我在连部门口等连长和排长争论，又跟“迷糊”一起走了十几里路，进了团部政治部耽误了一会儿，然后是团革委会成员讨论，找牌子，换版面，到我们九人爬上卡车颠簸了三十多公里路，车到银川当然已是中午时分了。

排长说西门外就是“杀场”，公审大会是在银川市南门广场召开的(今天那里还是开大会的地方)，他们的任务是把我押到那里与全市的牛鬼蛇神一齐集中“受教育”，可惜我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现在大队人马正在“游街”，不久就会“游”到“杀场”来执行枪决，听说要枪毙一百多人哩。

“要枪毙一百多人!”这种场面前所未有，千载难逢。“哒哒哒……”一个战士端起“迷糊”说的“破枪”，装作是端了挺机关枪的样子说，“干脆，用机枪扫了它屁了!”“屁了”是“算了”的意思，不是我写错了字。性感女兵更兴致勃勃，跳着蹦着说非看不可。而不看也不行了，卡车被大群人包围，根本无法掉头。

没多久，西门大街上就浩浩荡荡来了大队人马，开路的是几辆吉普车，上面坐着真正的武装战士。那时，解放军、警察、公安人员、军垦部队直至普通百姓中的学生娃娃、红卫兵等等，服装好像没什么显著的区别，至少在我的眼里，一律是绿军装。我说真正的武装战士，是指这些士兵穿的绿军装上佩有红领章和红五角星帽徽，手里拿的不是“破枪”而是我叫不出名堂的现代化武器。“杀场”居然没有戒严，听任大片人群推来挤去，吉普车上的士兵不得不跳下来横着枪杆子将人往外搡，好不容易才开出一条通道。吉普车后是一溜大卡车，沿着通道吭吭地开到唐徕渠边一片开阔的荒地上。

如今那片荒地已高楼林立，成了居民区，北面是银川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而过去，这里历来是“杀场”，听宁夏的老劳改犯人说，马鸿逵时代曾流行这样骂人的话：“妈拉巴子!把这嘎子拉到西门外去!”意思就是把他枪毙掉。我在卡车上居高临下看出来，集合到这片荒地上来的市民好像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因而是无序的。公审大会上肯定有必不可少的横幅标语，可是游街时恐怕没带着，所以“杀场”上竟然没有一条标语横幅，就一反常态地显得毫无政治气氛，变成类似老百姓赶庙会的活动，带有浓郁的娱乐休闲性质。我不禁想到当时报纸上刊登的口号：“革命，是革命群众的节日!”今天就完全体现出这句话了，眼前就是一派节日景象。

前面几辆卡车上，押的是一般牛鬼蛇神，只给他们挂了牌子，并没捆绑，爬下车的牛鬼蛇神们神情沮丧但还不恐惧，看得出他们和我一样是来陪绑的。把他们一排排地列好了队，后来的卡车上才是死刑犯，不但挂了大牌子，结结实实地捆绑着，还在他们脖子后面插了杆长长的标识。标识上红黑相间，写的什么看不清楚，只见上面都划了一个给学生批作业表示“对”的那种红勾。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无心去弄明白它的意思，只是我一看到“耐克”商标就联想到枪毙。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8)

行刑的人和被行刑的人，也就是主角都登场了，群众更乱成一团，蜂拥而上。士兵们横着枪连推带吆喝地开始清场地。人们还是怕枪的，纷纷向两旁避让，不一会儿就在人群中间露出一块空地。人群呈扇形地围在旁边，最前边一圈是押来陪绑的牛鬼蛇神。我们虽然站得较高，但距离那块空地还很远。我们的排长大概见过这种场面，人又精明，说：“他妈的，要看，咱们就走近点看。他们有枪，咱们也有枪，他们有陪绑的，我们也有‘老修’。来来来!咱们就带着‘老修’往里挤，看他们敢把咱们咋样了!”大家都说这主意好，性感女兵高兴得拍手，清纯又妩媚。于是战士们把牌子挂到我脖子上，女兵还很细心地把我衣领翻上去，用衣领垫着铁丝。这使我更下决心非要与她浪漫一次不可。我瞥了她一眼，却发现她仅仅出于本能，并没有什么默默传情的含意。

八个武装战士，排长领三个端着“破枪”在前面开路，两个在我两边押着我，一男一女跟在后面压阵。司机不能去，趴在车窗口啐唾沫，目送我们上“杀场”。果然这方法很有效，人群见到我们这支队伍立即向两边让开，人人都用惊喜的眼光打量我，因为外围这些人看不见前面枪毙的场景，突然从后面蹿出个挂牌子的牛鬼蛇神，就像看到即将上场的演员那样感到意外的幸运。我听见两边不断有人问，“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好像我不被枪毙就会让他们失望，不具有观赏价值，使我不由得惭愧地低下头去。

挤到接近“杀场”再也挤不进去了，前面就是陪绑的，并且有正式的武装士兵押着，我们这队冒牌的武装战士只好停在他们后面。八个农工兼战士尽量伸长脖子朝前够着望。我一方面不由自主有种兔死狐悲之感，另方面，牌子挂在我身上，如果我也跟革命群众一样欣喜雀跃地观赏枪毙，也太不进入角色了，我只好微低着脑袋看四周的人群。这时，我惊诧地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罪犯。

我长期在劳改农场摸爬滚打，犯法犯错的罪人见过不少，可谓见多识广。可是，1958年我以右派分子罪名劳改时，同劳改的人中最小的也年满十八岁。这十八岁的右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能把一部《古文观止》从《郑伯克段于鄢》一直背诵到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但满腹文章不能充饥，1960年终于饿倒在田埂上，再也没爬起来。后来进了“牛棚”，虽然称呼我“老修”，但在那里面我还算最年轻的，其实应以“小修”称之才对。而现在站在我身边的竟然是个不满十岁的女童，胸前用细麻绳吊着一块小纸牌。这样小的牌子用今天的话说应属于“袖珍型”或“迷你型”的式样，在当时一般批斗大会绝对见不到。上面用黑墨水歪斜潦草地写着这样几个字：

反动学生

×美丽因为这篇文章非虚构性文字，姓氏姑且以×代之。其实，那块牌子已刻骨铭心，令我终生难忘。

美丽拉长着小脸，低着小脑袋，想必她已嚎啕大哭过了，现在只是伶仃地站着一动不动。显然，最前排陪绑的人是在公审大会上一一点过名的，由真正的武装战士用大卡车押来“杀场”，站在后面陪绑的是类似我这样身份的人，是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奉命派人押来“受教育”的。我不知道美丽是学校押来的还是街道革委会押来的，她由四个中年人带着，其中有个教师模样的妇女。一个十岁的小“反动学生”居然要四个成年人看守押送，好像她有多么重要或是像十三妹那样武艺高强，但我看出来这四个人和押我的八个武装战士相同，是沾她的光，趁机来观看枪毙的。在小说《习惯死亡》中，我把她父亲安排在现场，实际没有，紧挨着她的就是那个中年妇女，一脸既紧张又兴奋的表情。我一点也看不见“杀场”上的情景，押我的战士剥夺了我“受教育”的权利，齐齐地挡在我前面，我只能仔细地观察美丽。

在夏日正午的阳光下，她一头一脸脏兮兮的汗水，稀疏的额发沾在前额上，干了的泪痕和鼻涕结成了痂，糊了个大花脸，她低垂着眼皮，紧抿着嘴唇，也不向两边张望，木然地像尊泥塑的雕像。忽然，我发现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的神情虽然沮丧却一点也不畏葸，面部表情倔强内向，一副“看你们把我怎么办”的样子。我不由得暗暗地敬佩她并想向她伸出手去。但这会儿前面高声喊了不知什么话，那中年妇女善意地用手在美丽头上撸了一把，说：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9)

“别怕，别怕，这是跟你闹着玩的!”

她的话音刚落，前方就“乒乒……”响起洪亮而又沉闷的枪声，像我曾听过的汽车爆胎的声音。不止我和美丽，人们都颤了一下，但一阵就没了，不再响了。这时，全场奇怪地静默了十几秒钟，好像还在期待开枪似的。等明白再不会响枪时，人群突然轰一下地热闹起来，高呼大叫却又不是喊政治口号，嘈杂的话语声腾空而起。接下来，在士兵的驱赶下，人们逐渐向马路边散去，边走边回头望，仿佛还意犹未尽。散场时，人们你推我搡，一转眼，美丽就不见了。我始终没看到美丽的全身，她有多高，是胖是瘦，那天穿的什么样的衣裳。因为她一直低着头，脸上布满汗迹、泪痕、鼻涕，我也记不起她的脸庞，只清楚地记得她挂的牌子。

实际上，我们这群站在后面的人，包括押送牛鬼蛇神的革命群众，都不能将枪毙人的精彩场面尽收眼底。即使最前面那排由正规士兵押着陪绑的牛鬼蛇神，距离空地中心地带也有六七十米远，何况士兵又选了荒地中的一块低洼地执行枪决。然而，向马路走的途中，谁也不承认自己没有看见，都绘声绘色地述说自己“亲眼”看见了什么什么样的妙景奇观：枪口是怎样对着人脑袋的，枪子儿是怎样钻进钻出的，人是怎样倒下去的，血是怎样喷出来的，脑袋瓜子里的脑浆和着血“就像蘸上辣椒油的豆腐脑”，等等等等，这给我后来写《习惯死亡》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七个男人一个个说得唾沫横飞，只有性感女兵懊丧地说老实话：她啥也没看见，白来了一趟。

到了我们卡车跟前，司机抄着手靠在车旁骂排长，狗日的!你听错了，啥枪毙一百多人，公审大会上一共才宣判了一百多人!有的判有期徒刑，有的判无期徒刑，有的判监外执行，有的戴上“帽子”交群众管制，真正挨枪子儿只有十来个。这次公审大会也不叫“公审大会”，叫什么“一打三反动员大会”。我相信司机的话，每次政治运动都以整人和杀人开场，“一打三反”当然也不例外。司机埋怨，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司机几乎天天开车进银川，他并不稀罕来银川市的机会。我们去“杀场”的九个人反而没有等在马路上的司机打听得清楚，七个战士怪罪排长，闹着要排长掏腰包请吃饭。说，怪不得枪响一阵子就不响了，就他妈的枪毙十来个还让我们往前挤，挤得满身臭汗，都是你王八蛋的闹腾的，早知道我们在车上看也一样。因为性感女兵走在我们一群人后面，她是最后一个回到卡车边的，在她替我摘掉牌子时，我装着无意地问性感女兵，我旁边有个小娃娃也是来陪绑的，她为的是啥?性感女兵一边侧着脸跟排长起哄，一边笑着对我说，听带她的人说是“喊错了口号”。性感女兵的口气一点也没表现出这有什么可诧异的，就像是四个大人把孩子领出来逛公园那样自然。

八个人围着卡车追打了一圈，排长终于摆脱了战士们的纠缠，用命令的口吻喊：“上车上车!哪家都有饭，你们的婆娘还等着你们回家吃哩!”又安抚人们道：“咱们过了尹家渠，那里有片瓜田，咱们吃它个狗日的!”于是大家又爬上车，人都上齐了，排长还是和来时一样，拍了拍车顶，威风凛凛地喊了声：“开路一麻斯!”卡车慢慢地从人群中掉过头，向“家”和“婆娘”的方向开去。

我爬上卡车，站在高处向“杀场”望去，只见一群士兵还在低洼地四周忙碌，不知他们在忙些什么。反倒是爬在树上的那些娃娃在远处看得清楚，所以最感到痛快淋漓的就是娃娃，一群群地追逐着用手比作枪的模样，“乒乒乓乓”地互相枪毙对方，唐徕渠边一片喊打喊杀的欢快的嬉戏声。

这帮娃娃都是和美丽同样大的孩子。

上了卡车，大家和来时一样各自站立在原来的位置上。性感女兵还是站在我旁边，大腿上那块“白格森森”的肉仍然袒露在我眼前。我突然觉得那块大腿肉变得既苍白又无弹性，我也失去了观赏的兴致。我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并非兔死狐悲的哀挽，也不仅仅是可怜被枪毙的人，而是对整个世界和人的深深的怜悯。这种情愫堵在胸中，使我一下子感到恶心，昏昏沉沉的，就像晕车的那种感觉。

卡车不一会儿就过了铁路，到了尹家渠地界，果然看到一大片瓜田。车开慢了，缓缓地寻找哪一片有成熟的瓜。有个战士本来就是种瓜的农工，非常内行，他说了声“到了”，车就停了下来。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跳下车，一个战士高喊了声：“鬼子进村!”一伙人全笑了，纷纷喊着“咪唏咪唏”、“花姑娘的有?”“嘶啦嘶啦的!”冲进瓜田，再现了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的场面，那是我们田间俱乐部里的保留节目之一。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书单分享

- 书友学习交流

网站：沉金书屋 https://www.chenjin5.com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电子书打包资源分享

- 学习资源分享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10)

瓜田旁的窝棚里有两个看守瓜的公社社员，但对这群日本鬼子似的战士视而不见，毫不过问。任何人一扛上枪就有了特权，何况拿公家的东西与自己无关，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人都抢了个大西瓜抱回来。战士们的“破枪”上并没有刀，但西瓜真的熟透了，用手一拍就裂成好几瓣，战士也递了一大块给我。我捧在手上，看着血红的瓜瓤，想起刚刚战士们说的脑浆，怎么也难于张口，可是战士毕竟是战士，毫无所动，那个描绘脑浆的战士和听见这种描绘的性感女兵，也没有表现出有什么联想，无所畏惧地啃着西瓜，连声赞甜。我猛地悟到，在1966年到1968年之间我正在劳改农场，没有见过“文革”的种种场面，听说“文革”初期农建十三师也搞过武斗，宁夏的武斗还死了很多人，毛主席教导说，“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而我却错过了锻炼的机会。战士们包括性感女兵在内，在“文革”前期“经风雨见世面”的过程中，大约见识过不少，已经见怪不怪了。责怪他们残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能责怪自己在封闭的劳改队中见的世面少，以致多愁善感，神经过敏。《地道战》《地雷战》及苏联老电影和阿尔巴尼亚影片中拍摄出的战斗血腥场面，不也是让人欣赏的吗，看枪毙人而无动于衷又有什么错呢?这八个农工兼战士看押着我一路来回，不是对我也很友善吗?他们虽是农工扮演的武装战士，但按理论上说我也是他们的“阶级敌人”，而他们却一点没把我当外人，我有什么资格责备他们不善良?悟出这个道理，我也捧着西瓜啃起来，真的很甜，并且解渴。

顿悟之后，吃完西瓜开车时，那一片“白格森森”的大腿在我眼里又妖娆诱人了，现在上面布着一层细密的汗珠，更有一种温玉似的滑润感。

然而，卡车很快就到了场部。一进场部战士们马上分道扬镳，包括性感女兵也迫不及待地背着枪飞快跑回家，竟没有一个人管我。排长也跑得不见了，牌子也没人收了，任其撂在满地西瓜籽的卡车上。我看了看牌子，上面还有一笔颜体行书写的我名字，我一把将它撕掉，也独自一人向连队走去。

走在从场部到连队的那条如“迷糊”说的连只狗都没有的土路上，已经下午四点多钟了。夏日的阳光还很强烈。和早晨的清新气息不同，金黄的小麦和绿色的玉米高粱，经过正午太阳的照射，田野上庄稼成熟得浓香扑鼻。没有风，香味四溢并向天空冉冉升腾，我仿佛能看见香气的绚丽多彩。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大自然的美丽和“反动学生”美丽，都提示我一定要在这美丽的世界顽强地活下去，并且要和那些农工兼战士一样快乐地活着。“看你们把我怎么办”!没有什么比活着并且快乐更重要的了。

走到我们连队的蔬菜地。想想回去也没“婆娘”等我吃饭，我还要等到食堂七点多钟以后开饭才能捧着碗去打，还不如钻进菜地里偷些西红柿黄瓜一类的蔬菜充饥。

劳动改造的二十多年中我偷吃了太多的瓜果蔬菜，弄得我现在完全不吃水果，多好的水果都不吃。但那时我还是要吃的。我偷了不少成熟的黄瓜西红柿，在小树林中找了块既僻静又荫凉的地方坐下来享受。

这时，我已经不再多愁善感了。一个人要成熟，仅是一刹那间的事。真的，这一切都如那位中年妇女所说，“是跟你闹着玩的”。仔细回想，从“迷糊”带我到团部，从跟团部武装战士去银川“杀场”，从群众围观枪毙如同观赏演戏，一直到观赏完枪毙后大嚼西瓜再回团部，今天一天没有哪一个细节不是在“闹着玩”。我在少年时期的1949年前，曾看过不少好莱坞反映二战的影片，也常有将人处以死刑的场面。我记得不管是好人处死坏人或坏人处死好人，在处决前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至少要蒙上死刑犯的眼睛。可是今天我没见到有什么仪式，也许“公审大会”就是仪式吧?即使那是某种新的革命仪式，在临枪毙犯人前的那一刻我也觉得太草率了，事先就没把“杀场”准备妥当，从把犯人拉下来直到枪响，似乎都草草了事，像是“闹着玩”的，没有丝毫要结束人活生生的生命时必须有的庄重感和仪式感，难怪革命群众感到不满足，意犹未尽。

真是“闹着玩”!但怎么全民都会一起“闹”一起“玩”，玩闹得还非常投入，非常开心呢?到1970年，我已经劳动改造了十二年，在劳改农场与“牛棚”之间几进几出。在这十二年中，我虽挂块牌子被批被斗过，却从未挨过打、下过跪、绑过绳、游过街、受过“逼供信”，更没有遭到剪阴阳头、戴高帽、涂花脸等等凌虐，自母亲去世后已无“家”可“破”，我孑然一身，只要我活着，也无“人”可“亡”，在政治形势稍有缓和时，我在革命群众中还相当愉快，田间俱乐部是我至今还留恋的场所，是我性启蒙的大学堂，使我受益匪浅。所以，我难以用一个受害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文革”，却很理解一般劳动群众的心路历程。我在那时就发现，批倒批臭了“资产阶级管卡压”，上下混同，重新洗牌的时候，劳动群众确实有种空前的解放感，由衷地热情洋溢，高呼“万岁”，积极揪斗“走资派”。但劳动群众是非常聪明并且讲现实的，在他们发现真正被打倒的仅仅是些与他们毫不相干，遥不可及，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高层人物，平时直接对他们实施“管卡压”的干部却一个个被“解放”，“挂起来”的极少，一般都变成“铜像”，有的甚至官复原职的时候，他们就感觉上面是跟他们“闹着玩”的了。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11)

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革命”中，他们除了可以因为开会多而少干活之外，在物质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反而显著下降。“文革”的要害，在于直接损害了劳动群众根本的经济利益。这样，他们更加确定不疑地认为是上面跟他们“闹着玩”的了。在不能以其他方式表达不满，更不能反抗的条件下，他们就不自觉地以拥抱政治、贴近政治的形式来疏离政治、玩弄政治。劳动群众是非常会“闹着玩”、非常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对上面提出的革命口号与提倡的高尚道德，他们非“闹”得与其背道而驰不可。最后，“闹”得毛主席的理想完全落空，“革命”的现实离毛主席的理想越来越远。但这决不能怪罪劳动群众，因为“文革”并不是劳动群众发动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场“运动群众”，只能由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承担责任。

“文革”时，上面召开的形形色色的批斗会及发下的各种法规、制度、纪律包括“毛主席语录”、“最高最新指示”等等，劳动群众决不会正正经经地对待，都以“闹着玩”的手法将其稀释成玩闹。区别无非是有人不小心“玩”死了人，有人不小心被人“玩”死了而已。而这种“闹着玩”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在上下双向互动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所以就逐渐成为深入民间的民风民俗，以至于成了“文革”形成的民族集体无意识。

当时的报纸上登有林副统帅语录：“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话并非林彪的发明，源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更早出于黑格尔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命题。确实，整个中国人都“闹着玩”，有它哲学上的高度合理性。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中，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确实没有受剥削、受压榨，因为劳动群众早已把劳动场所变成娱乐场所了，在所有的劳动工地上都能“闹着玩”，甚至对必须严格遵守、不遵守就会闹出人命的技术操作规程，他们也会不惜生命地“闹着玩”。他们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刚好符合他们“闹着玩”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他们对自己付出的劳动善于称斤论两，国家别想占他们一点便宜。在每天都要“政治学习”，“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可是两个月才能看一次重复放映多次的老电影，一年中才能看两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再没有其他娱乐的情况下，他们会把所有的政治集会包括枪毙人都当成戏剧演出来观赏取乐。正好，“文革”又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以别人的不幸来对比自己幸运，以别人的痛苦来取得自己的快乐，以别人的死亡来印证自己生存的机会。遭殃的人在这么多中国人口中毕竟只占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却能够从这不到一半人的灾难中寻找到安慰，获得优越感。譬如今天，仅仅枪毙了十来个人却让近万人看得开心，可说是“牺牲了十来个，快乐了近万人”。他们只有以“闹着玩”的态度才能生存并感到快乐。不正经的政治只能以不正经的态度应付。要正正经经地对待生活，最终结果只有自杀或抑郁而死。对别人生命的冷漠，恰恰说明了人们对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命的珍爱，这就是“文革”形成的文化生态。对别人生命的冷漠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取向，渗入我们的血液以至骨髓。

请别认为以上是我现在的认识，那时我就领悟到必须不能正正经经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果然，我一回连队就被集中到“学习班”。因为毛主席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群专队”改了个称呼，叫“学习班”了。连队的牛鬼蛇神又一次被集中在一个“班”里。别以为“学习班”真学习了什么，那是“跟你闹着玩的”，我始终不明白“打”的是哪个“一”，“反”的是哪个“三”。好在“学习班”缩小了规模，不是以全团而是以连队为单位，仍然和革命群众一起劳动，我还有和女菩萨们见面的机会，所以日子过得还不错。转年到“九一三”，连林副主席也不小心被“玩”死了，“学习班”也就解散。我回到田间俱乐部后，发现“九一三”事件使革命群众更看透了，他们每天都变着花样“闹着玩”，让我更加开心了。

“闹着玩”的文化心态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至今，我回忆起“文革”当然会感到沉重，却怎么也不会严肃和庄重。后来我曾在不同场合跟作家朋友聊起我见过一个不满十岁的女童挂着牌子到“杀场”陪绑的事，想不到竟有好几位朋友说“文革”时期也曾在他们那里发生过，毫不稀奇。残忍的事发生多了，竟会冲淡残忍本身，使残忍变成一种常态。你所见所闻“文革”中的事件不论多么古怪离奇，马上就有人会说出另一件事比你说的更离奇古怪，以致你会失去再一次述说的兴趣，这大概也是我们渐渐淡忘“文革”的一个原因吧。

后来，据说那天被枪毙的人中大多数都给予了“平反”。但我觉得他们的死总比在悲愤中悄悄地自杀和在“牛棚”里莫名其妙地“自然死亡”要好些。一，因为枪毙他们的时候虽然人声嘈杂，却没有一个人说他们“该死”；二，他们死亡时有近万人来给他们送葬，也可说是很壮烈的了。

上世?九十年代中期，宁夏的树木曾大面积地受到天牛虫害，路边碧绿的杨树、柳树几乎都死光砍光，奇怪的是唐徕渠边一排排曾爬满娃娃的树却安然无恙。当年碗口粗的小树已长成了合抱大树，渠边修建成公园，很是热闹。而深藏在那些合抱大树中的年轮，当然有“文革”时期形成的。我们无法把那十年的年轮从大树中剔除出去，如果我们非要将它开刀，剔除掉那些年轮，树木也不能存活了。

还有美丽，还有欣赏枪毙和互相“枪毙”的孩子，现在肯定都有了孩子，被“文革文化”污染的血液，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往下流传。

但人不是树木，血液病还是可以治疗的。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1)

杨宪益

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六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启程。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1934年漂洋过海时他独自一人，此次回国，却带回来一位女朋友——英国姑娘戴乃迭。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戴乃迭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写得文字简秀。戴乃迭在努力融进中国。

戴乃迭的确成了中国生活的一部分。她与杨宪益相依为命，一同走进中国传统文学的宝库，当然，也一同走进生活中的快乐、满足、苦难、遗憾。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是“文革”中的经历。戴乃迭是英国人，杨宪益本人留学多年，与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有着密切联系，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杨宪益与戴乃迭招致了牢狱之灾，双双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四年。他们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的时候，唯一的儿子也因频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最后竟死于自己点燃的烈火中。

他们却坚强地生存着。一同播种，一同收获，一同走过快乐与痛苦。

此文根据我和杨宪益先生的谈话录音整理，并经杨先生审定。

——整理者李辉附识

问：你和戴乃迭“文革”中被捕是在哪一年?

杨：1968年五一前夕。那一年开春以后，江青提出来：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现在知道了的人可能是潜伏的特务，这些人都是外国派来的特务，许多是解放前就到大陆来潜伏的。所以，不要看解放以前来的外国人都是好人，也真有好的，可是有很多是那时候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自从她说了这个话以后，就开始抓了一些早一点来中国的外国人。

问：你们那时候在北京住在外事局的大院里?

杨：住在百万庄的院子里。那天晚上，我们俩开了一瓶白酒正在喝闷酒，那瓶白酒喝了一小半，她困了就去睡觉了。十一点多了，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突然，敲门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办事员就来了，办公厅的一个年轻人，他来了要我跟他一块出去。前几天他已经找过我好几次，就是要我揭发《中国文学》里的一个编辑，要我提供一些材料，他们想把那个人打成反革命。他要我跟他到办公室去，我想还是这样的事情吧。我穿了个大而无当的拖鞋，踢踢踏踏的，也没换皮鞋，我就和他一块出去了。他把我带到《中国文学》的办公室，一进去屋子，里面漆黑，只有一个台灯，电灯也没有开，一屋子人黑鸦鸦的，我也看不清都是谁。后来旁边出现了几个解放军，解放军就抓住我的手，怕我反抗，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回答多大岁数。

问：当时多大岁数?

杨：1968年我五十岁。问我哪里人，我说完以后，他们果然脸变了，把我手抓紧了。他们挺紧张地说，现在奉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将你逮捕，然后就打了手铐。我后来才看清，屋子里面站了一大堆人，有的是我们《中国文学》里的一些年轻干部，有的是解放军。然后，给我一张纸让我签字：“我同意检查我的东西”。以此作为法律的依据吧，就可以到我家搜查我的东西。然后，他们彼此看了一下，看我也没有抵抗的意思，说还有什么事。我当时唯一的遗憾是酒，那天晚上还没有喝够，还剩了大半瓶白酒没喝完，还有穿那双拖鞋，我早知道要把我带走的话，我就穿上皮鞋了。结果我踢踢踏踏穿了一双很大的拖鞋，就把我弄上一辆吉普车。摁下脑袋说低头不许看。我从灯光方向看，是向西单方向走，宣武门还往南，那一带地方叫陶然亭。我从来没到陶然亭那边玩过，从方向看我知道向陶然亭那方面走，到了自新路白纸坊那儿，前面有个大铁门，铁门是电动的没有人，我们去了，大概通知了一下，门就开了，我们就进去了。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2)

问：戴乃迭是在你同一天抓的，还是过后抓的?

杨：当天晚上，把我抓上车不到半小时，另外一个车就把她带走了。

问：车上就你一个人吗?抓就抓你一个人吗?

杨：我一个人，还有两个兵。抓就抓我一个人。那个时候去了先到一个房间里，把身上可以自杀的、杀人的一些危险东西都要去掉，把皮带、鞋带拿掉，我鞋带没有，但裤带必须拿掉。我这个人的裤子是靠皮带的，没有皮带裤子总是用手扶着，不过，他们也不管那个，只是把皮带卸掉，东西都收了给我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让我到一个地方，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八角楼，是一个建筑，郁风写过一篇文章，也谈过这个八角楼。八角楼是监狱里面的一个主楼，它分成八个楼角，中间有一个望台，大概有机关枪，表示要有人逃跑的话，上面可以注意到，有三四层吧。带我上了楼，到了一个房间里。那是抓人抓得很凶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牢房里抓的人已经挤不下了，预备要把人弄走，但是那天晚上那些人还没有弄走，房间里相对的两个炕挤满了人，其实，炕上只能躺十几个人，那天晚上躺了二十六个人。一个靠一个，和沙丁鱼罐头一样很挤了，虽然那么挤，监管人员又让他们往里面挪了一点地方，我就在夹缝中间躺下。因为已经晚了，他们大概是晚上九点一定要关灯睡觉的。已经快十二点把我抓进去了，挤在那儿睡觉，大便小便有一个大铁桶子，我就躺下睡觉了，也没有被子，我穿着破棉袄，旁边的两个老头子看着我醉醺醺的样子，我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旁边的人说，你晚上在街上闹事了，喝多了吧?我说，没有。那干什么把你抓起来?我说，我也闹不清。他以为我喝醉酒了在外面闹事。你喝的什么酒呀，那么香，真香。

问：他还问你喝的什么酒?

杨：你喝的什么酒?真香。我说大概是泸州大曲吧，他说好酒，多少钱一两?我说不是按两买的，买了一瓶。他说一瓶你都喝了?我说喝了半瓶。他说，那半瓶多可惜呀!我们三四年在这儿，都没有闻到这么好的酒味了。

问：怎么提审你?

杨：过了大概有三天吧，才第一次提审我。头一次提审还要做个下马威的样子，半夜提审我，下了八角楼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了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他们坐的地方高一点，看起来居高临下、很威风的样子。去的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拿着刺刀押送，看起来就像是拖出去枪毙的样子，去了以后就说：杨宪益，你知道你的罪名吗?你的事已经是铁板钉钉，我们这儿你的材料一人多高了，你说你不知道什么事，你好好老实交待，你的事是瞒不过去的，一两天内就要公审了。然后就说坦白从宽那一套话，还跟我讲，前一段也有像你这样的特务，有一个死不改悔，本来是个小特务，没有什么要紧的事，结果他就是死不改悔，拿去公审，到酒仙桥那边枪毙了；还有一个大特务，但是他揭发了，他自己坦白，然后给他一个机会，就放了。给我讲了一堆大道理，还有恐吓，就你们屋里住的遇罗克，我们就把他毙了。

问：遇罗克也是你们那个屋里关过的?

杨：是。他说是说了点话，也没有别的事。他们还说，他就是死不改悔，我们就把他毙了，你好好想想吧!然后就问我，你到过扬州、苏州、宜兴没有?我说去过。他们又问，干什么去了?我跟朋友一块喝酒。什么样的朋友?我说一个英国朋友。他们问，那你们到那儿谈什么问题、讲什么事?你还不好好交待。后来，我才知道，把我当成英国的特务了。后来他们让我回去，给纸和墨水，说好好写交待：限你三天，不老实交待的话，要把你拉去公审。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把过去怎么认识朋友，怎么样和朋友一块喝酒、玩儿写了几句。过了三天以后，他们来拿材料了，看了非常不满意，拍桌子，恐吓了一阵说，再考虑考虑，再给你一个星期。弄了那么两三回，看我说不出东西来，我说的就是些喝酒、玩儿的事，没有大事。后来他们就说，把你所有认识的人、你认为是有点问题的、中国人、外国人都给交待出来。给我一大叠子纸，我想就等于给大家写传记吧!中国人我写了一百五十人，包括亲戚、朋友。我把他们一个人写了一段。比如：我的妹夫罗沛霖，比我大一岁，上海交大毕业，学电机的，去过一趟延安。我都说的是好话。就一个人一个人那么说，一个人写了二百字左右。外国朋友我写了一百个人，也是写了厚厚一叠。他们看了以后也是很不满意，后来就把我搁着，也不审问了。过了差不多两年，林彪事件出来了，就宽松多了。林彪事件以前，我们的生活就是给一份《人民日报》，另外，毛主席有新的指示来了，大家学习一下，除此以外还有毛主席语录，要背老三篇。每天早晨起来有学习时间，给了早饭两个窝头吃了以后，就是学习，我是念过一点书的，要我当学习组长，管别的犯人，让他们背老三篇。那时候，我老三篇背得蛮熟的，就让我带着别人。滑稽事也不少，有一个老头，一背老三篇就紧张，越紧张越说错话，斗私批修他总弄错，该说资本主义的，他就说共产主义；该说共产主义的，他就说资本主义。说完后他就怕别人打他，牢人管牢人嘛，吓得哆嗦，越哆嗦越说错。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3)

问：提审多吗?

杨：提审就是刚来时、林彪威风时多，头两年就是三四天或一个星期左右提审一次，就是骂一顿，给下马威。后来，1971年林彪事件出来后就没有了。还有，造反派在外面忙两派斗争，就轻松了，好像林彪死了以后就缓和了，后两年差不多没什么事，就是十天左右放一次风。放风是到另外一个广场，是一个四面有墙的、类似于天井的那样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坐得太久了，怕我们身体不行了，就让我们跑步，然后再把我们领回去。洗澡也差不多是一个星期一次，也有时候十天一次。那是一个普通的大浴池，大家一起跳进去，也有时间限制，每天大便也有固定时间。

问：大家对你怎么样?

杨：坐牢的时候，别人对我都还尊重，反正是不要乱说话，客客气气的，背书、背老三篇比其他犯人都背得熟，每天早上要读一篇报纸，我读得比他们顺口，也没有错误，他们对我都挺客气。当时，每个犯人都在做一些无聊的事，我们那时候不许有针线，针、尖刀这些铁器都不能带，有一个年轻犯人很能干，他把地板破损地方的木头撕下来，做了一个木头针，又在衣服上拉了一根线，做针线玩儿，他还在我的手绢上刺绣了一棵松树，还很像，可惜我后来拿回去，他们给扔掉了，要不做个纪念挺好的。

问：我听说过你在监狱里还有得意的事。

杨：得意的事，比如说，“文革”坐牢期间不给我们书看，就给我们一个小红本，还有《人民日报》。那个小红本前面是林彪的几句话，我就越看越讨厌。1971年秋天，看《人民日报》，觉得有点变化，先是陈伯达下台了，又是林彪的几个大将，黄永胜、吴法宪等一个一个名字不见了，大概黄永胜是最后一个。到了国庆节，根据前一年的情况，林彪出来用吵哑的嗓子喊一顿，这一年不但他没有出来，而且，外国来的贺电也没有林彪的名字。我就注意到，西哈努克是和中国比较熟的，他的贺电头一个名字写的是毛主席，第二名一般是林彪的，可是没有了。毛主席，下一个是周总理。根据前面陈伯达、吴法宪、黄永胜从报纸上一个一个不见了，我就觉得大概是林彪垮台了，我就把红宝书的前言给撕掉了。我们被关在里面，当然不知道林彪飞机出事摔死的事情，我们在里面只觉得外面很沉默。结果，没有过三四天，忽然有一天，那个管监狱的同志进来了，收我们的红小书，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本，有的他都收起来了。他看我的一本上的前言给撕掉了，又翻两遍，觉得很奇怪，人家的都有前言，就我的没有，就扔给我了。坐牢的那些牢友们就奇怪了，说我们的红小书没收了，你的一本就不没收。我没多说什么，笑笑：这里面当然有他的道理，你们过几天就会知道的。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有新抓进来的年轻人吧，那个人还挺知道些消息，他告诉大家说林彪出事了，完了。结果大家就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猜的呗!

问：得意了。

杨：那件事做得非常得意。还有一个事，大家在一起说好吃的：冰糖肘子怎么好，越说越高兴，就拿着地下的木头茬当作笔，弄点黑的就写菜单，大家传着看，评论这个菜怎么好吃，过一阵子外面监视的解放军就过来搜我们的东西，那个菜单子写了几天就被抄走了。

问：你那时想吃点什么菜?

杨：我没有，一般都是些年轻犯人讲这个事。我那时候闲得没什么事，就是睡觉，我还自己背莎士比亚的那几句话，或者英国文学里的一些东西。

问：那时英文也不能自己念吧?

杨：自己在那儿想这些事儿。后来也有年轻的犯人想学点东西，让我教他唱英国歌，我就给他唱英国歌，他跟我学。

问：唱什么歌呢?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4)

杨：一些唱酒的歌，还有的知道我古文知识渊博一些，也要我背点唐诗，我就给他背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的，以前他们都没念过，“……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边想着一边背，他们也就背《长恨歌》。后来还有一个调皮犯人看我人缘好，大家玩儿得挺热闹，他揭发我说，杨宪益教大家念《长恨歌》，他恨什么，恨共产党。结果别的犯人都同情我，倒把他给闹了一顿，我一直人缘很好。平常我们也不劳动，有一次，监管问大家有什么要求，有人说闷得慌，给我们一点轻的劳动吧!他们答应到院子旁边的地方去捡煤渣，我们就去捡了。又让我们休整了一次，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捡点煤渣也算不上劳动，此外再也没有劳动，就一天两顿饭，早上一顿是十点钟，晚上是五点多钟。

问：早上吃什么?

杨：一顿两个窝窝头。我两个窝头都吃不下，吃一个半，剩下半个给年轻的小伙子，他们有的两个窝头还不够，另外，一碗菜汤，用的都是当时最便宜的萝卜、白菜，一般没有什么油，有时候给几滴油。后来，别人告诉我，这油都是痘猪的油，吃了以后有人还中毒了，身上长了一个疱一个疱的，我还告诉他们，一般的痘猪油在他们那儿还是保险的，都是经过卫生消毒的。除了这个以外，到过年过节给一两片肉，一年到头就是这样。夏天有一点西红柿，冬天一般就是大白菜、萝卜。

问：那时候你也不知道戴乃迭去那儿了吧?

杨：过了些日子以后，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老婆不见了，不知道怎么样。这两年挨斗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么事，会不会自杀，他们说没有，也关起来了。我说孩子们呢?他们说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

问：你们关起来的时候三个孩子都在吧?

杨：三个孩子都在。

问：儿子是最小的?

杨：儿子是最大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在湖北黄冈分配到一个工厂。我们一坐牢，变成了反革命特务，他本来是极“左”分子，后来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就要斗，一斗他就想不通。

问：知道孩子的情况吗?允许孩子来探视吗?

杨：不允许。坐了四年牢，衣服当然是破破烂烂了，半年的时候，允许你写个条子，要几件换洗的衣服，通知家里送到监狱门口，也可以要求牙膏、牙刷，但牙膏、牙刷都需要检查，怕里面藏着东西。而且，也是有人常常藏东西在牙刷、肥皂里，放点辣酱、果子酱或者是黄油，每到半年他们都让你跟家里说。

问：那你在里面一直穿着那双拖鞋?后来也没要求送鞋来?

杨：一直是那双拖鞋，我也没让家里给我送鞋。后来要求送过一次棉制服，出来时也破破烂烂了。

问：你在监狱从没有见过乃迭吗?

杨：没有。年轻犯人都调皮，想办法从窗户的缝里往外看，说有外国女人从这儿过去，她们去洗澡。

问：你们在二楼还是三楼?

杨：二楼。

问：男监、女监是怎么分开的呢?是分楼层，还是里、外之分?

杨：女犯人在另外一栋楼。女犯人比男犯人情绪化，在那儿吵架、打架，哭哭啼啼。男犯人这种事比较少，男人找些无聊的事做，没有多少哭哭啼啼的事。

问：她进去是用英文审查，还是怎么审查?

杨：用中文。她们审查很客气。

问：也让她写交待吗?

杨：好像不写，好像也逼她认错，认罪的事比我少。我那时候有过七八次，她也就有一二次。吃饭也比我们好，有时候有饺子，有时有炸酱面。

问：戴乃迭在那里是几个人关在一起?

杨：她一直是单间。

问：单间其实最可怕，一个人很寂寞。

杨：单间闷得慌，她整天就是搞清洁、糊箱子，待遇比我们宽松得多，有外国杂志，都是极“左”的，还有一本《资本论》，她过去没有读过《资本论》，这样把《资本论》好好的通读了一遍。

问：最后放出来也没什么结论?那是怎么放的呢?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5)

杨：1972年5月间放的，整整四年。出来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还有一个惊险的节目。有一天让我出去，带我到一个大厅里，在台子上坐下，给我挂了一块写着“杨宪益”几个大字的牌子，下面是照明灯，给我照一个大照片，照完后我就回牢房了。回去我就告诉大家，今天给我照了相，大家都说这事不妙，可能是快枪毙了，事前给你留个档案。后来我想，该死就死吧，好久也没有审问我了，结果不到一个月，放了。

问：你那档案都还给你了?还是扔了?

杨：我没要。他们说你要就都还给你，我没要，就烧毁了。我想，都是我在监狱里面写的交待材料，也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东西，出事前谁揭发的什么材料，我后来也都知道情况了，没什么值得保留的。还有照片，就都没要。后来想想，把档案、照片都不要，挺可惜的，照片可以留作纪念的。

问：放你那天是怎么个情况?

杨：那天，是放人还是拖出去枪毙事前都不说，一开门就说，收拾行李。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两件破烂不堪的被子，卷了带走。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说：杨宪益，你的问题我们是跑了二十一个省，你的事情已经弄清楚了，你没问题了，可以回去工作了。你的过去我们也了解了，给党做过好事，可是也做过错事，一个人，本着一分为二的态度嘛，希望你以后多为人民做好事，不要做错事、坏事。好了，走吧!

问：要填什么表吗?

杨：只签个字。进来时候的东西还给你，最后又说，你们家搜查的东西我们就没收了。那个时候没收了两本书，一本是罗马诗人奥非特的《爱经》，里面有点关于性交的黄色的东西，他们觉得好玩儿，拿去了；还有点日记本，不是我的，是我儿子的，都用过的也没用了，就不要了。我说《爱经》这本书给我带回去好吗?还有一本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四大名著他们全拿走了，我说那就算了。

问：《爱经》后来译成中文了吗?

杨：有过中文版，解放前就有翻译，解放后大概也有。

问：有人接你吗?

杨：后来我就到了门外，外文局来了个吉普车接我的，来了几个办公厅的人。我那时候算是一个钱也没有，他们临时给我几十块、还是一百块钱，说要我先拿去用。然后我到屋子里一看，我的房间一切还照常，就是灰土大得不得了。封了四年，结果耗子都做了窝了。我看见书柜里面一大堆耗子，见我来了都很不高兴，都跑了。我再看衣服，上面一个洞一个洞，全都不能穿，都让耗子咬烂了。四年都做了耗子窝了!

问：你先回的家，戴乃迭过几天回去的，对吗?

杨：我回了家后，戴乃迭一个星期以后就回来了。我先把房间整理一下，不然戴乃迭回来她会伤心的，家里弄成了这个样子。我用了三两天的时间刚把屋子擦干净弄好，把大部分破破烂烂的都扔掉，外文局的人告诉我，戴乃迭回来了，你得买点酒，买点巧克力、蛋糕招待她。

问：你那个半瓶酒是不是还在呢?

杨：那半瓶酒还在，盖子没盖好，颜色变黄了不能喝了。

问：那半瓶酒是伤心酒，也不喝了。

杨：屋子里面本来有棵仙人掌，四年了，仙人掌长得很高。一直也没有人浇过水，我以为还活着，我一碰，哗一下全变成灰了，干透了。戴乃迭过了一星期回来，我把屋子都收拾干净了。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1)

叶兆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常听人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吹嘘童年怎么样，我是个反应迟钝的人，开窍晚，说起来惭愧，九岁以前的事情，能记清楚的竟然没有几桩。很多记忆都是模糊的，一些掌故和段子，是经过别人描述以后，才重新植入了我的大脑皮层。往事是别人帮着我一起回忆才想起来。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位美丽的女同学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纯真的口气，问我母亲是不是叫什么。我说是呀，她就是我母亲。接下来都不说话，有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大家都哑了，然后女同学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昨天晚上她去看戏了，是我母亲主演的《江姐》。

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女同学的表情，圆圆的眼睛红润的脸色，让人神魂颠倒，让人刻骨铭心。我似乎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知道事，才开始有明确的记忆。那年头，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员，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们满脑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个个向往烈士和革命，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学的羡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遗孤。也许只是自己有这样的错觉，为了这错觉，我得意了好几天。我觉得那女孩子爱上我了，当然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我爱上了那个女孩子。我的小脑袋瓜里乱七八糟，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错位。课堂上读过些什么书，老师在说什么，已经记不清楚，我成天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着一个烈士遗孤的幸福感觉。母亲的光环笼罩着我，她在舞台上的走红，伴随着我的童年。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这是谁的儿子”的絮语，她和她所扮演的英雄人物融为一体。母亲的女弟子对我宠爱有加，见了我，谁都会发出一两声惊奇的尖叫。她们抢着抱我，哄我，带我出去玩，在我的口袋塞糖果，塞各种各样好玩的小玩意。那是个忙乱的年代，我没有多少机会和父母在一起亲近，印象中，他们很少有时间跟我敷衍。英雄人物的光环只是一种错觉，我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脸，总是处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之中。负责照看我的保姆，常常为整理他们的行李抱怨，因为父母要不断地出门，要上山下乡，要去工厂煤矿，去社会的各种角落，参加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还不懂什么叫“体验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先入为主，无数遍地听到了这四个字。

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我有意义的记忆，恰恰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它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九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红已变成了一个巨大包袱。现实与想象，有着太大的距离。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听见大人们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谈论着刚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名人，都是所谓的“三名三高”。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什么叫三名三高，只知道“名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两项。街上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隐隐地有人在呼喊口号，我听见母亲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双布鞋，革命群众要让她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我的父亲照例是在一旁不吭声，有一个邻居说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折了腿，他们小心翼翼议论着，已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七嘴八舌，最后得出了共同结论，这就是造反派真冲进来揪人，绝对不能顽抗，要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有罪没罪先承认了再说。

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突然可以不上学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天天都跟过节一样。我们的小学成了红卫兵大串联的集散地，外地来的红卫兵小将安营扎寨，在教室里打起了地铺，把好端端的学校糟蹋得跟猪圈一样。他们临走的时候，桌子掀翻了，板凳腿卸了下来，电线和灯头都剪了，说是那里面的铜芯可以卖钱。文化大革命在我最初的记忆中，就像是狂欢节，痛痛快快砸烂一切，稀里哗啦打倒一片。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外地的孩子，而比我们大的一些本地孩子，也都跑到别的城市去革命串联了。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同学，没完没了地向我吹嘘哥哥姐姐们的冒险。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我记得当时最痛苦的，就是恨自己岁数太小，因为小，很多好玩而又轰轰烈烈的事情都沾不上边。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2)

在我印象中，文化大革命除了革命，没有任何文化。那时候街面上热闹非凡，到处生机勃勃，到处阳光灿烂。最喜欢看的是游街示众，被游街的人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牌子，敲着小锣，打着小鼓，一路浩浩荡荡地就过来了。我们欢天喜地迎过去，跟着游街的队伍走，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跟着另一支游街的队伍回来。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些被游街者的面孔，甚至也记不清楚他们胸前牌子上写着的字，看上去都差不多，是些什么人在当时就不在乎，现在更没有必要回忆。我们跑到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看漫画，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节目。这里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是各种激烈运动的策源地，是地方就挂着高音喇叭，是地方就有批斗会，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春夏秋冬。十多年以后，我成为这所大学的一名学生，当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学校怎么变小了。在我的记忆中，人山人海的南京大学，广阔得像森林一样无边无际。

我们经常跑到我父母的单位去玩，家属大院与那里只是一墙之隔。有一天，我看见满满一面墙，铺天盖地都是我母亲的大字报。仿佛今天街头见到的那种巨幅广告牌一样，我和小伙伴站在大字报前面，显得非常渺小。母亲的名字被写得歪七扭八，用红墨水打了叉。记得当时自己非常羞愧，恨不得挖个洞，立刻钻到地底下去。小伙伴们津津有味地看着，我逃不是，不逃也不是，硬着头皮在一边陪看。大字报上的内容早记不清楚，只记得说到母亲的反党言论，有一句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就是“共产党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句话实在太形象了，很引人注目。一起看大字报的小伙伴转过身来，指着我的鼻子申斥：

“这话太反动了，你母亲怎么可以这么说?”

我也觉得反动，太反动了。

小伙伴气鼓鼓地说：“你母亲竟然要把共产党扔到茅坑里!”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这么说，怎么能这么说。它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秘密，直到“文革”结束，有一次聊天，偶然问起母亲，她大喊冤枉。母亲说我是共产党员，你父亲也是，我干吗要这么说呢。但是她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记不清了。

抄家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有一天，突然来了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把我父母押到了角落里，袖子一捋，翻箱倒柜抄起家来。要说我一点没有被这大动干戈的场面吓着，那可不是实情。我被带到了厨房，小将们用很文明的方法，十分巧妙地搜了我的身。她们如数家珍，强烈控诉着我父母的罪行，然后一个劲表扬夸奖，说我是好孩子，说我是热爱毛主席的，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她们一点也没有把我当作外人，知道我身上藏着许多毛主席宝像，说仅仅凭这一点，已足以证明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这些话说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心坎上，在那年头，没有什么比这种认同，更让人感到贴心，感到温暖如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的身上确实收藏丰富，当时抢像章很厉害，害怕别人来抢，我把所有的像章都反别在衣服上。结果就像变戏法一样，我掀开这片衣服，亮出了几块宝像，撩起另一块衣襟，又是几块宝像。小将们一个个眼睛放出光来，惊叹不已。好几位造反派是我母亲的得意弟子，原来都是极熟悉的，她们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把我哄得七荤八素，目的却是想知道母亲有没有把什么东西，偷偷转移到儿子的口袋里。我对她们不无反感，只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了些性别意识，被这伙女造反派弄得很别扭。一个造反派摸索完了，另一个造反派又接着过来摸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让她们给搜寻遍了。突然，一个小将跑过来报喜，说是找着罪证了，这边的几位小将顿时兴奋起来，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也顾不上我了，扭头都往那边跑。

我隐隐约约听说是抄到黄金了，这在当时，就是个了不得的罪证。在我少年的记忆中，黄金绝对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才会拥有，只有反动派才会把它当作宝贝。拥有黄金意味着你与人民为敌，意味着你是万恶的剥削阶级。听说那些被抄家的坏人，常把黄金藏在枕头芯里，埋在地板底下，既然是从我们家抄到了黄金，我确信自己父母像红卫兵小将说的那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家有很多书橱，听说抄到黄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几根镶在书橱上黄灿灿的金属轨道。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有这样自以为是的误会。也许是保姆和别人说过，我们家的书很值钱，也许是小人书和电影里的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产生了高度的革命警惕。反正当时确信不疑，认定那些金属轨道就是黄金。我的父母把黄金镶在书橱里，以为这样就可以蒙过别人的眼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革命群众都是孙悟空，个个都是火眼金睛。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3)

后来才知道，所谓黄金，不过是我奶奶送给母亲的一根金项链。我听见了母亲挨打的惨叫声，造反派此起彼伏地训斥着，显然并不满意只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收获。他们继续翻箱倒柜，继续恶声恶气，动静越来越大，收获越来越小。我一个人待在厨房里，心里七上八下，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不时地有造反派跑到厨房来，这儿看几眼，那里摸几下，连油盐酱醋的瓶子，都不肯放过。在旧作《流浪之夜》里，关于抄家，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文字：

一直抄到天快黑，大失所望的造反派打道回府。除了厨房，所有的房间都被贴上了封条。我的父母就在这一天进了牛棚，保姆也拎着个包裹走了，只留下我孤伶伶的一个人。

我整个地被遗忘了。我的父母把我忘了，造反派也把我忘了。

天很快黑了下来，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一个人待在宽宽大大的厨房里，真有些害怕，于是便跑到大街上去。

那天晚上，我在大街上流浪了一夜。或许也可以称作是一种出走吧，自记事以来，还从未一个人离家这么远过，更没有深夜不归的经历。我为自己生长在这样的反动家庭感到羞愧，决定离开，决定跟与人民为敌的父母彻底决裂。夜色降临，我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身无分文，茫然地在街上走着，哪儿人多就往哪儿去，哪儿好玩便往哪儿钻。这一夜，遇到的稀奇古怪，要一笔一笔说清楚，还真不容易。大街上灯火通明，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轮番演出活报剧，给我留下最最深刻记忆的，是一段轻松活泼的天津快板书。在当时，再也没有什么比快板书更适合街头宣传，说书者戴着个大鼻子扮演刘少奇，动不动就来这么一句，“提起了刘少奇，他不是个好东西”。这词非要原汁原味的天津话说起来才有趣，快板噼噼啪啪地响着，听众一边听，一边乐。

不远处，造反派正慷慨激昂辩论，你一句，我一句，没完没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斗嘴吵架。那时候，大规模武斗还没有开始，辩论者唇枪舌剑，不时地听见有人在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就是讲道理，可是讲着讲着，就都不讲道理了，袖子捋了起来，拳头举了起来。眼看着要打起来，不知怎么的，又突然不打了，双方握手言和，然后又接着与第三方大吵，吵得不可开交。一方说什么好得很，一方就大喊好个屁。广场上“好得很”和“好个屁”此起彼伏，谁都不肯示弱。我一直没弄明白“好得很”和“好个屁”的争论焦点是什么，“好得很”这一派后来被称之为“好”派，它的对立面就成了“屁”派，“好”派“屁”派是南京两大造反组织，都出了一些了不得的大人物。

那漫长的一夜可以分成两部分，上半夜都和革命有直接的关系，下半夜与革命就有些距离。随着夜越来越深，耍猴的，卖狗皮膏药的，要饭的，都形迹可疑地冒了出来。耍猴的一个劲数落一只老实巴交的猴子，就像教训自己的孩子一样，好几个大人围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着，边看边笑。卖狗皮膏药的开始推销自制的肥皂，吹得天花乱坠，把机油和泥土往一块白布上揉，然后现场清洗给观众看，引得看的人赞叹不已。要饭的在数自己挣的钱，把硬币一枚枚摊在空旷的台阶上，数了一遍又一遍。在树荫深处，竟然还有一个男人在手淫。我当时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奇怪他尿个尿，干吗要那么复杂。

重新回忆这一夜，总有一种荒诞之感，连我自己都觉得它不真实，然而又确确实实都是亲眼所见。一群小流浪汉合起伙来，不费吹灰之力，就骗走了我脚上的新塑料凉鞋。他们是我新结识的伙伴，我们一起在广场上玩，从东窜到西，又从南玩到北，很快变成无话不说的小战友。夜深人静，广场上的人群渐渐散去，喧嚣的热闹劲过去了，我仿佛找到了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伙小流浪汉郑重其事接纳了我，开始对我天花乱坠，哄得我这个九岁的孩子心荡神怡，对未来产生了太多美好想象。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在空中飞舞，我很轻易地就相信了他们的许诺，相信他们真能带我去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家伙是个瘸子，是个能说会道的语言天才，他自称是老红军的后代，曾经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还跟他老人家握过手。我对这家伙的故事深信不疑，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打动我，说什么我都敬若神明。最后他对我下达命令，让我像其他的小流浪汉一样，在银行门前的大平台上躺下来睡觉，他让我把凉鞋脱下来，当作枕头垫在脑袋底下，理由是这样不容易被偷走。

我困意朦胧地当真把塑料凉鞋脱了下来，搁在脑袋下面，美美地进入了梦乡。在蜜一样的梦中，我梦到自己和成年的红卫兵一样，爬山涉水，终于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见到了人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人山人海，一片欢呼声，我的鞋子被挤掉了，大家都赤着脚向前拥去，一直冲到了最前面，街面上到处躺着被挤掉下来的各式各样的鞋子。

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一时间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躺在大街上。我已从平台的这一头滚到了另一头。我的鞋没有了，我的那些新结识的流浪汉小战友也无影无踪。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4)

最后，我是光着脚走回家的。我被那些新结识的小流浪汉给耍了，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情谊，转眼间被糟蹋得干干净净。他们偷了我的凉鞋，兴高采烈逃之夭夭，像沙滩上的水一样蒸发了。我的失踪惊动了当地派出所，也让造反派感到不安，他们对我的失踪负有责任。我的父母还关在牛棚里，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有了，造反派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正分头在找。他们担心我被人贩子带走，落入坏人之手。我的出现让大家喜出望外，尤其是那些女弟子，虽然已经与我母亲决裂了，毕竟还有些残存的师徒情谊。她们像对待英雄回归一样地欢迎我，让我先饱餐了一顿，然后围着我七嘴八舌，一个劲地追问我把鞋子丢到哪去了。我结结巴巴说着自己的遭遇，多多少少有些添油加醋，她们听得一惊一乍。对于她们来说，这只是有惊无险，只是弄丢了一双鞋子，鞋子丢了，孩子还在，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吃饱喝足，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演员英姿飒爽地走过来，把我从母亲的女弟子手中接走了。她是造反派的小头目，是兵团的什么司令，穿一套草绿色军服，系一条地道的军用皮带。那时候，造反派全是这身打扮，真能穿上货真价实军服的人并不多。她身上是一套真正的军人制服，仅仅凭这套行头，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在当时，有各式各样的军服，大多是仿制的，有的甚至是用土布自己染的，绿得莫名其妙，水洗以后，因为褪色，像迷彩服一样肮脏不堪。一套真正的军人制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代表着一种地位。

造反派小头目正和一位现役军人在谈恋爱，她身上的军服就是那个男人的，穿在身上大了一些，可是仍然很好看。我觉得最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最能引起人们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场景，莫过于绿军装与红袖标的配合。民间有“红配绿，丑得哭”的说法，南京方言里“绿”和“哭”搁在一起，不但押韵，而且朗朗上口。红和绿在颜色对比上，既尖锐冲突，又十分和谐。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红袖标像鲜花一样灿烂。身穿军装，戴着红袖标的小头目神情严肃，径直走到我们面前，神气十足地宣布：

“好吧，你们现在可以把这小家伙交给我了，我有话要对他说。”

女弟子们立刻都不说话，似乎已经明白她要对我说什么，看看我，又看看她。

我不知道她会说什么，只是预感到会有些不幸的事情将要发生，依依不舍地看了女弟子们一眼，乖乖地跟她走了。接下来的谈话，对于一个九岁孩子产生的强烈冲击，丝毫也不亚于抄家。她把我带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看了看四周，既兴奋又神秘地向我宣布，说你并不是现在的父母生的。她说，你只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你和现在的父母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我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话，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了。看着我吃惊的神情，她有些幸灾乐祸，和颜悦色地安慰我，说这其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你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并不是坏人的孩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她接着说出了一个更让人吃惊的秘密，她说你知道，事实上，你是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你的父亲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为了人民英勇牺牲，已经长眠于地下。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5)

我不相信造反派说的话，又没办法不相信。突然，她的眼睛饱含着泪水，仿佛被什么事情感动了一样。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二十多年以后，在美丽的西湖附近，在革命烈士陵园，我看到了亲生父亲的墓碑，这个困惑了自己几十年的秘密，终于解开了答案。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痛苦，还是麻木。对于一个九岁孩子来说，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过于极端，极端得不可思议。你根本无法理解这些，突然之间，你美好幸福的家庭遭遇了抄家，父母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成了反动分子，成了反革命。然后又是突然之间，原本你生命中最亲近的人，他们竟然又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我记不清楚这次谈话是怎么结束的，只记得造反派小头目从头到尾，都没有拿我当作外人。她挑唆着我与养父母之间的仇恨，不停地安慰我，鼓励我，要我挺起腰杆做人，要像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要对得起那位为革命捐躯的亲生父亲。她说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你撑腰，党和人民站在你的一边，做你的坚强后盾，你还有什么可以担心。她说你要做一颗革命的种子，要撒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后还会开出鲜艳的花朵来。

几天以后，下课的时候，一名同学当着众人的面，模仿我父母游街示众的情形。他曾是我最好的伙伴，爬到了课桌上，拿腔拿调地发挥着，一会扮演我父亲，一会扮演我母亲。他说我们原来都觉得你们家了不得，谁都是人物，想不到你们一家都是坏蛋，你爸是个坏蛋，你妈是个更坏的坏蛋。你父亲是个大右派，你母亲不是江姐，她是甫志高。我听见了女孩子吃吃的笑声，那个在我心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的小女孩，那个代表着美好理想的小女孩，也幸灾乐祸地混在人群中。我的母亲曾是她心目中的偶像，现在，这个虚拟的偶像倒坍了，英雄人物已经不复存在，革命先烈江姐已经被叛徒甫志高取代了。孩子们的游戏很快进入了高潮，小女孩举起了拳头，大家突然高呼起打倒我父母的口号，异口同声慷慨激昂。

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就好像被心爱的人背叛一样，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笼罩在心头。真想把那个女孩子拉到一边，把自己的身世秘密告诉她。我要告诉她，我依然还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亲生父亲仍然是英雄人物。可是我没有勇气这么做，就算我说了，她能相信我吗?我不相信她会相信，因为我自己都不太相信。那是一个激烈的年代，革命是头等大事，革命就是一切，换了任何孩子，处在我的地位上，都应该被讥笑，都应该被诅咒。

革命是天堂，反革命应该下地狱。

后记：八个样板戏我一向深恶痛绝，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再听到它的声音。仔细想想，《江姐》与样板戏相比，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度被禁演的《江姐》再次公演。这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大家排队购票，争先恐后，仿佛噩梦过后，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观众还是老观众，历史绕了一个圈子，再次回到原点。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江姐》以及《洪湖赤卫队》等经典剧目的重新演出，意味着一个恐怖时代的结束。说老实话，这是我始终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我想不明白，今天的年轻人大约更想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是个漫长的过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不同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江姐曾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男孩子心目中最性感的女性，虽然这个戏一度遭禁，但是它所代表的观念，说白了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实基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下，让老百姓接受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个九岁多的毛孩子，是个小学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已经快二十岁了，在一家街道工厂里当钳工。毫无疑问，我属于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世界观不可能不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烙印，也许是烙印太深了，时至今日，我总有一种疑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没有结束。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

王蒙

一、慎重的快乐

都说一九七六年把“四人帮”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兴奋，其感触，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指的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席卷了全国。那一次体会的是己方的胜利，是战胜者的骄傲和欢欣。这一次体会到的却是终于绝处逢生，黑暗的地窨子里照进阳光，绝望变成了希望，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更有意料得到的与意料之外的喜讯。

开始重发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在毛著中是最最务实求真、通情达理、灵活机变，不搞教条主义、不搞绝对化、不照抄苏联模式的一篇典范之作。紧接着《人民日报》上竟然发表了反驳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字，大意说是经济都搞成了这个样子，还在那里批判“唯生产力论”，是不是要让我们喝西北风呢?其实这样的话，这样的说法，早已经在我的头脑里夹杂着叹息、怨忿说了不知多少遍了。绝对用不着什么水平什么理论的老百姓的常识，早就弄清了的道理，却由于政治的特殊情况变成了禁忌，而一旦这样的禁忌说破，竟然有云开日出，天翻地覆的感觉。事后回忆这些事情的发生似乎只在一瞬。谁能想得到，所有的所谓“铁案如山”都在推翻，所有的批倒批臭，一阵风便变成了批红批香。首先是压在五行山下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重见天日：人们又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们又听到了王昆、郭兰英，各地戏曲名角；人们又看到了戏曲影片《红楼梦》，边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人们终于可以尽情吐露对于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我在电视屏幕上看李维康主演的《杨开慧》的时候，听到一句词提到“爱晚亭”“橘子洲”，竟然痛哭失声……人们感叹地引用着那几年上演的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反法西斯英雄瓦尔特(据说是以铁托为原型)的名言：“活着，就能看得见!”我们看见了，因为我们活着，而徐宝伦、L、班长们看不见了，我们充满了偷生者的庆幸与欢喜!

郝关中老夫子几次对我说：“右派真的翻了天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常识常理常人常情平常的物品与形状行状都定成了右派，什么创世功业，什么威猛泰山，什么辉煌旭日、雄辩江海、千钧霹雳、万里东风、玉宇澄清、乾坤扭转、新纪元新篇章新发明，还有令人头晕目眩的冲霄汉、上九天、反潮流、光芒万丈、光焰无际……不是早晚会稀里哗啦，踢里突鲁的吗?

真正的日子渐渐来到了，我从一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然而我必须夹紧尾巴，我必须格外小心，我相信还有反复，还有曲折，还有坎坷。我好像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一件娇嫩的宝器，我生怕由于自己的不慎而将宝器打碎，与宝器失之交臂。我已经痛感一切美好都是那样脆弱，而一切横蛮与困厄都是那样顽犟纠缠乃至貌似威严。我不当出头椽子，我必须若无其事。但是我还是流露了我的压不住的快乐，以至于一些和我要好的亲朋好友，都善意地告诫我：天道无常，上心难测，慎重，慎重，第三还是慎重。

而春风在悄悄地吹着，回到常识的过程日进百米。我试探地写了一篇小文《诗&#8226;数理化》，歌颂高考的恢复，指名道姓地歌颂当时的领导人华与叶，批判“四人帮”的一切已被揪出示众的谬误，政治上没有一句自己的语言，没有独到的见解，如果说此文有任何可取之处，应在于我长久以来的对于诗歌和数理化的兼收并爱，甚至于我认为“那种一切通过实验的不苟分毫的态度和作风，那种建筑在最平凡最一般的事实与公理上的令人神往的高、精、尖的大厦，不都是极其富有诗意的吗?”我赞美诗与数理化都是智慧的硕果，文化的奇葩。远在八十年代福建学者林兴宅提出最高的诗是数学之前。我是怎样将此文投寄给《新疆日报》的，已经记不起来，反正此前或此后，传出来报纸的说法，说是领导研究了，对王蒙可以抱一个良好对待的态度。这篇文章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了出来，时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距上次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春满吐鲁番》——一九六四年五月历时十三年多，加上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封杀期，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的半封杀期，我前后被冻结十七年，半冻结四年。

受到小文发表的鼓励，我又写了小说《向春晖》，发表在《新疆文学》一九七八年一月号上。写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农民结合得很好的女农业技术员。连主人公的姓名都充满小儿科的“文革”色彩。王蒙写出这样的小说，不能不说是改造得已经很可以的了。别人读了说是不像鄙人写的，后来我自己读也觉得不太像。作品有筋骨脉络，却没有肌肉神情，没有细节，没有丰满的生活情趣，没有气韵生动。但仍然符合当时的潮流，酷似当时的许多作品，意在笔先，大树先进，斗争激烈，合图合谱合辙，绝对不越雷池一步。同时，这又毕竟是王某写的，有小说人称视角的转换，有农业知识的术语(还真有个务农的样儿呢)，有对于窃窃私语、是是非非的长舌汉的描绘，还有一句结尾?话，说是：

向春晖的声音是空前的欢快，响亮，明净，像一支金唢呐，震响在弥漫着秋日的白杨和庄稼的香甜气味的空气里。

这句话很长，略显欧化，是王某喜欢写的对于秋天农村与大地的体味。金唢呐的比喻也还差强人意。也可以说这一句是使得孙猴子变成庙宇后露出了馅儿的他的那根尾巴，那根与庙宇风格不协调的旗杆。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2)

《向春晖》的人物和故事却并非凭空捏造。伊犁巴彦岱公社的公社秘书罗远富，和他的妻子，湖南人李惠坤都是那个时代的与少数民族农民结合得极好，服务得极好的典范。可以干脆说李就是我的小说的人物的灵感起源，而我的拔高的写作方法，只是贫乏化了而不是升华了人物的形象。他们都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罗不但能讲维吾尔语，而且能用木片写维吾尔书法。罗还有一手绝活，可以用特制的陶土制造馕坑，维语称“吐努尔”，我则喜欢音译为“土炉”。这可是真正的匠人——师傅——大师才干得了的活。李是公社农技站的技术员，经常出没在田间地头，用湖南味的N、L不分的维吾尔语推广着“无芒四号”“乌克兰八十四号”“红星二号”优良麦种与“白马牙”“双杂交”等玉米良种，以及其他先进技术。他们曾经住在公社拖拉机站，种了许多南瓜，极适应新疆农村的生活方式。世界与人生有时候是讲不清楚公理与道德的，我过去认为今天仍然认为，毛泽东提倡的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的方向有一股感人的诚实与献身热情，然而仅仅靠奉献与克己的精神，靠道德品质与精神力量硬是解决不了发展问题温饱问题。何等地可叹啊。

他们二位是从底层一步步做起的。后来罗远富曾任吐鲁番地委书记，新疆自治区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惠坤则在自治区政府农办工作。

接着收到了《人民文学》杂志向前编辑的约稿信。春江水暖鸭先知，杂志送暖作者知。那个年代，能不能上《人民文学》，能不能得到《人民文学》的约稿，竟然成为行情，不，甚至是等级与身份，是命运的通蹇祸福的标帜。得到了约稿信，我读了又读，连人家的字体我也觉得帅气、潇洒、老到。好歹一本杂志是一个组织的果实，而作家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个人，当组织拥有无上的威权的时候，个人，作家，才华，灵感……都显得如何渺小与脆弱!不论是打仗还是修水库，组织化之远远优于个人是明显的，偏偏文学这个玩意儿不能不依赖于作家个人，搞文学，这带来了多少麻烦与悖谬!

对于《人民文学》，应该写点什么，才能表示出王某仍然宝刀未老，仍然不辜负所谓“有文才”的“最高”点评而毕竟又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的王蒙，很有些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呢?

与五十年代的写作相比，这时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样的了，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不是艺术的酝酿与发酵在驱动，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以政治的正确性为圭臬，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为第一守则乃至驱动力，把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形象记忆视为第二原则，为从属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艺术服务政治，充分运用自己前后十多年在新疆的体验，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与维吾尔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写出又“红”又专的新作来。

我的新作是《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主题当然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批判，但写得要有生活气息，民族文化气息，有异域风情，有边疆味、农村味、民族味，有维吾尔人——农民——农村干部的形象与生活细节，有意想不到的情节主干：把一只野蛮残暴的猫儿称为莫名其妙地被推崇为法家的“吕后”。这来自我的女房东赫里倩姆妈妈的妙喻的启发：她称一只驯顺聪慧的黑白花猫为“筹委会”，那是伊犁地区一派比较能与领导特别是军区合作的组织大联合后的名称。而另一只乖戾凶狠的虎皮猫，则被房东妈妈称为“红造会”，是另一派以更加造反为标榜的群众组织的通称。我写到了这样一只“野猫”，写到它咯吱咯吱吃掉了自己刚才生下的小仔。我的全部作品中，很少写得这样残酷的。

小说的开头，有王式的一段抒情旁白，文曰：

应该怎样为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画像呢?是刻画他们的风吹日晒下黝黑而皴裂的皮肤吗?描写他们的沾满了尘土、芒刺、树叶、粪肥的长靴吗?渲染他们的黑条绒上衣的后背上透过来的白花花的汗渍吗?同情他们的熬红了的眼睛和嘶哑的喉咙吗?羡慕他们在本地的无上威权，走到哪里都被注视、被谛听、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吗?还是为了他们往往处在矛盾的焦点，受到各方的夹击而不平呢?

后来在一九七九年的文代会上，公刘见到了我，特别提起了这一段。这段旁白的用语有点翻译味儿，例如，被注视就不如说是受到注视更顺当。但是“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说法，如果说成是人们围着他们请示工作和申诉意见，就不够味儿了。我以为，一种来自外文的语法与构词造句方式，一旦为国人所接受，就成为了语言的新的资源，新的补充，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古老长寿的汉语带来某种新意。

我每每疑惑，如果我一直用《向春晖》、《队长、野猫……》的创作方法进行下去呢?会不会这也成为一种写小说的路子呢?主题先行，政治挂帅，推敲(政治)含义，形成轮廓，犹如论文之定出大纲，再补充或填充材料：细?、人物肖像与(所需)个性、风景背景、情绪、语言文字……我甚至怀疑，有并非绝少数的写作人在那个年代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写作路数，已经无法更改，一动笔就是这么个格式，他们甚至很容易投合需要，符合既定的调式，得到好评，行时于某个特定时段，收到极好的效益。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卓有成绩的著名同行亲口告诉旁人的话：“‘四人帮’倒的时候我还在县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口袋里装着两篇小说来到了北京，一篇是批‘走资派’的，一篇是批极左的……你难不住咱们!”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在文革中被批斗得最狼狈的时候我对老婆说过，别看今天你老公落到如此境地，早晚有一天，你老公也会坐上小汽车!”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3)

啊，文学!最初与你邂逅的时候你是高扬在九天的艺术的安琪儿，有点神秘，十分纯洁，无比的动人。你比作者更完美，比生活更迷人，比青春更永久，比欢乐更深情，我想着的是怎么样地小心翼翼地侍奉你，围绕你，服从你与吟味你，用最最尊崇与细致的体贴来表现你，用最最美丽与善良的感悟来接近你，生怕有对你的些许亵渎与冒犯……

而现在，曾几何时，狂风恶浪，电闪雷鸣，狗血喷头，死去活来，千夫所指，人心所向，叱咤暗呜，天崩地裂，原子爆破，火炮轰击，改头换面，弃旧图新，指天划日，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终于，我明白了，文学是一堆素材，是一堆橡皮泥，艺术是一种手艺，是一种材料，是一种习惯，是一种糊口的方式，是几个手指，捏捏揉揉，拉拉扯扯，抠抠拽拽，你要它粗它不会细，你要它大它不会小，你要它往东，它绝对不会向西!一石三鸟，鼓舞士气，打击敌人，提升自己，皆大欢喜!

多么难忘，多么可怜，又是多么如意!初夏，下着雨，瑞芳从乌鲁木齐十四中的办公室飞跑到家属院，我正在包韭菜馅饺子，饺子已经摆满了一盖浅儿(或称盖垫，指用细秫排列固定成的放食品的器具)，瑞芳大呼小叫地走了回来，脸色都变了，嗓音都变了，她从来不曾这样：却原来是我的这篇小说发表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地戴着镣铐，至少还有语言与文字的掂量与发挥，我读着时隔多年又在《人民文学》上亮相的王某人的文字，暖从心来，悲从心来，喜从心来，五内俱热，百感交集：想不到王某人还能等到这一天!这是真实的吗?这就是王某的新作了吗?

二、日子又开始了

波浪涌动着波浪，日子开启了日子。此前不久，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对于心灵创伤的描写使我激动也使我迷惘，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难道这样写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杀身之祸?难道知识分子因了社会的对于知识的无视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块垒?

《队长……》的发表意味着我的公民权的部分恢复，我给时在广东，任《作品》主编的萧殷老师写了信，收到他的孩子般热情的回信。他说他见了人就说：“王蒙来信了，王蒙来信了……”

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白桦的紧跟形势的剧作，写革命历史，批极左。从一些文学刊物上，透露出了从维熙、邵燕祥的消息。

全——活——了!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我想起的是杜甫的诗，虽然不是样样贴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沧桑感、幸存感、隔世感竟是一脉相承。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活完了一辈子，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享年四十四岁。现在，一九七八年开始，我正处于重生过程，我正在且喜且虑，且惊且赞，且悲且决绝地注视着四周，果真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吗?是乍暖还寒抑或是欲擒故纵?不是陷阱?不是阴阳谋?不是几个勇敢分子的横冲直撞，最后导致的只能是头破血流?

我五内俱热。我弹额(早已无“冠”可弹)相庆。我不恤一搏。我同时又是左顾右盼，不惜用最险恶的心意去作好应对险恶的突变的准备。半生多事，波诡云谲，历史起落，吞噬无情，生聚教训，动辄二十余年，到了这步田地，天真、幼稚、轻飘，就是犯罪也。

我在一九七八年的清明节这一天(由于一九七六年的“四五”，清明节又有了新的意义)，写了《最宝贵的》，我已经受到《班主任》的鼓舞，敢于写到滴血的心，写到例如“文革”，例如“四人帮”，总而言之是一种非人的力量把血肉的心换成了冰冷的石头，正像我看到过的民主德国电影《冷酷的心》那样。也是在东德的这部电影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德意志民歌《有花名勿忘我》，所有这些被扼杀被活埋了的柔软的心灵的颤抖，居然还有复活的一日，还可以被引用，可以成为王某小说新作的素材。我只敢谴责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文革”中的本来可以原谅的失误，我不谴责他又去哭谁去?至于他的所谓错误，所谓过失，所谓造成的严惩后果，该去问责于谁，我想那是读者自己去想的事。果然此时与此后，都有明白人说王某对那个孩子太严厉了，大概是王某太左太左了，呜呼，你就不能设身处地想想作者的处境吗?

无论如何，我借着蛋蛋的姓名牌，哭出了王蒙的眼泪。作品描写市委书记严一行(一个直白的教条味儿的人名)的儿子蛋蛋，十五岁时向造反派头子透露了一位老领导的下落，造成了严惩的后果，为此，严一行几乎是像批判叛徒一样地批判了儿子蛋蛋。我写道：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4)

但你总应该觉得终生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为了陈伯伯的不幸，也为了你最宝贵的东西的失去。你总应该懂得憎恨那些蛇蝎，他们用欺骗和讹诈玩弄了、摧毁了你少年的信念和真诚。就像外国故事里的巫鬼，他们劫窃人们的鲜红的心，换上一块黑色的石头。在这块石头上，没有革命的理想，没有原则，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和献身，没有勇气、忠实、虔敬和坚贞，没有热也没有光；只有利己的冷酷，只有虚伪、权谋、轻薄、亵渎，只有暗淡的动物式的甲壳、触角和保护色……

许多天，在构思这一段应该说是抒情独白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反复地响动。你总应该觉得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背诵着，回旋着，沉重，深情，憋闷，决绝，像朗诵，像话剧台词，像哭吼，像低音大号。更像是从天空降下来的历史的叹息，宇宙的怜惜，或是一个藏在我的身体里的精灵在不停地提醒，宣示，翻滚。这段词已经成了精，与我昼夜相伴，我好像确实看到了一滴大大的眼泪，我好像已经感到了这滴眼泪的分量与热度。我已经无法躲避。

石破天惊!电闪雷鸣!

这是说蛋蛋吗?怎么像是说的王蒙?王蒙也经历了换心的手术?时至今日，时至写这篇短短的不足三千字的小说的二十八年以后，王蒙读起来仍然是怦然心动，泪流在眼眶!血淌在心底!

而小说的结构与前后文，披挂好了全部攻防甲胄，有对毛主席的深情，有对共产主义的讴歌，有把“四人帮”与党严格分割开来的快刀斩乱麻的界限，还有“心啊，你要听话，要好好地跳!要保证严一行这个老兵，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打下来!”这样的严一行的心语。怎样揭批“四人帮”也是严守部署，无一字无出处，大大的良民一个!堪称无懈可击!哪怕是交给我的那些如河南作家张宇所言的私淑“研究生”(有这么一些人，以专门研究和找茬子为他们从事他们实在无力从事的文学事业的毕生使命)，也未必有文章可做。

小说寄给了萧殷，萧老似乎对此作不十分满意，他回信说到我搁笔太久了，尚须恢复一段。我想他老不喜欢我的这种理性与直挺挺的抒情，这种大帽子与直接的政论。他在夏秋之际的《作品》上将此小说发为第二篇，头题是舒展的《复婚》，写一个“文革”中跳跃不止的夫人，有些幽默讽刺，也比《最宝贵的》多了些趣味。

此后许多年，一位广东作家对我说，广东乃至南方作家在全国的文学作品评奖当中常常吃亏，原因是他们太重视文学的趣味性了，而北方的文学界的头面人物，重视的是思想性与政治性。有此一说，录以备案。

后来得知，这篇东西很快被一位在《德国之声》供职的深度近视眼的汉学家译成了德语，他指出，换心的故事发源于德国。

与此同时。令人鼓舞的是我收到了青年出版社第二(文艺)编辑室的著名编辑黄伊的信，约我去北戴河团中央的疗养所去写作。

喜讯醉人。北戴河!是北戴河!是领导、巨商、要人、洋人(现在有一个更加高尚的雅号：“外宾”)们居住的地方，是毛主席喜欢去的地方。是大海无边。是sanatoria——疗养地，维吾尔语、俄语、英语都是这个词。我迫不及待地回信说我要去。

出发前一大成就是把烟戒掉了。与旁人所说吸烟助文思的说法相反，吸烟使我困倦，我忙于构思与写字的时候，点火、放火柴头、吸烟、吐烟、抖烟灰、叼烟……刚才恢复写作，这些就都成了我的额外负担。而且，我压根就时有咳嗽(后来正式判定为慢性支气管炎)，家人也劝我戒烟，我说戒就戒了。

我的戒烟方法与别人也不同。我读了一篇谈吸烟毒害的文章，里边特别提出香烟燃烧中出现的三四苯丙芘与煤焦油对人体的危害。我很喜欢“三四”这个词，直觉认定它的科学含量高。到了二十一世纪，你可以从网上查到下面的话：

三四苯丙芘(Acrylamide)，又称聚丙烯酰胺，总之都是让普通人八辈子也说不清的陌生名词……其致癌性是黄曲霉素的一百倍。

而我在戒烟的关键时段，一犯烟瘾，一有戒烟半途而废之虞，例如饭后，就找出我留下的剪报，阅读有关三四苯丙芘的段落，一见此词，立即感到了刺激，不似吸烟，胜似吸烟，看到了三四苯丙芘在肺叶上的浸蚀与开始腐烂，看到了白脓与红血，找到了戒烟的感觉，也找到了烟的形象与内涵，再不想，不必，不劳吸烟了。

此后许多年，一次我在南方，与一些文友闲扯，文友说，对于既不吸烟又不饮酒的男人要警惕，而对于原来吸烟，后来说戒就戒的人更要敬而远之。我讲了自己的戒烟史，人们啧啧称奇。我的为人打破了他们的以烟划线的谬论。我相信我的教条主义理性主义唯理论戒烟方法独一无二，堪称一绝。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5)

其实我的吸烟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吸下去而是为了此后戒绝方便。一九六四年春节将至，初到新疆的我为自己成了“文艺界”的人而发晕，便从自治区文联的迎春联欢会上拿了一支不花钱的香烟，吸了两口，感觉有趣。这样一吸就是十四年。尤其是“文革”期间，不可以文学，不可以政治，不可以交友，不可以寒暄，不可以闲话，不可以(没有足够的粮票与钱票)吃喝玩乐，尤其是例如一九七一年我回到了乌鲁木齐的自治区文联，从早到晚，你让我干什么呢?机关食堂里打饭，四两(新疆的说法是二百克)饭，一个素菜或略带荤腥的菜，五分钟就吃完了，你干什么去呀!

幸亏有个烟吸。你打开烟盒，你抽出一支烟，你戳捣戳捣，你拿出火柴，你欣赏火花，你端详火柴盒壁被划出来的痕印，你琢磨这次的火柴应该在哪里发力，力不可以发得太大，不可以发得太小，大了损坏盒壁，我常常发现有人用火柴，不等火柴完盒壁已经塔稀郎——来自维吾尔语，垮台完蛋之意——了。我想起了一本苏联小说，上面提到斯大林从来不用打火机，因为斯相信第一口烟最香，而打火机的汽油味儿会败坏这第一口烟的感觉。然后边吸烟边设计边体验边改进边实验吸的方式，叼的方式，吐的方式，咂嘴的方式，从鼻孔里出气的方式……至少，它给了我几分钟的充实。那么，一旦生活开始恢复正常，身份恢复了正常，公民权恢复到基本正常，叫做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啦，还抽他个什么鸟香烟!

我还常常通过控制吸烟来锻炼意志。想吸的时候偏偏不吸。吸一口戛然而止，捻掉，掐灭，留待十二个小时以后再接续吸。多时我一天吸过十来支，少时我两三天才吸一支。烟友曰，敢情你没有瘾。王说，我不能做吸烟的奴隶，我也不能做不吸烟的奴隶，我不做自己的奴隶，也不做，更不做外物的奴隶，从吸烟的头一天起，我始终让我自己牢牢支配着香烟，而绝对不允许香烟支配上王某。

吸烟对于我最多是一个尝试，是一个知识，是体验生活，是新经验与新知识。我吸过四分钱一包的珍珠鱼，七分钱一包的航行，此种牌子的烟边吸边轻微爆炸，并发出又臭又辣的刺鼻瓦斯气息。一角五的绿叶：这是丙级烟中较好的一种。二角钱左右的海河、青鸟、古车、解放……这些算乙级烟，介于乙丙之间的有黄金叶与战斗，可笑的是战斗原名烟斗，“文革”中那个叫做革命小将实为糊涂蛋的群体嫌它名号不红，改成了战斗。乙甲之间最好的是光荣，烟盒上印着一朵大红花，产地上海。甲级烟我也没有少吸，凤凰、牡丹、彩蝶、红塔山、红山茶，后来还有新疆自产的顶级品牌：雪莲。我也吸过长白山为标记的据说含有人参的烟。

我吸过烟斗。我买过各种烟嘴。我自己炒烟。我吸过莫合烟——在苏联小说里叫做马合烟。我很佩服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8226;焦尔金》，他写道：

战士的马合烟，

就如同战士的老婆，

凶恶，暴烈，火辣，

……然而战士离不开她。

一九七八年四月底，王蒙结束了他吸烟十四年的历史，从此再未吸过，即使最好的“三五”或者“七星”或者“万宝路”，我也是一闻到就不喜欢。与香烟从此恩断义绝。只是后来有一次，有几天我好像想吸一支烟，终于还是没有吸，吸烟的年代已经与所有的不愉快的事件一道，变成了陈年旧事。

三、北戴河之夏

一九七八年六月上旬，已经干净利索地戒了烟的王蒙坐了三天半火车到了北京。十一日(或十三日，我记不清了)一早，我们在北京站与中青社的同志汇合，到北戴河。同行的有老作家管桦与他的一个助手小刘，有安徽的单超，辽宁的洪钧和来自河北的一个年轻人。还有一位搞俄语翻译的说话声音洪亮的先生。此后，还有云南作家彭荆风、评论家唐、上海作家孙峻青与师大教授许嘉璐。我们坐的那一趟火车是经天津到北戴河的，走了五个小时，那时的走玉田的北线还没有通车。简朴的北戴河站，已经给我以不凡的感觉，整齐清洁爽利，大量树木花草，空气新鲜，天空蔚蓝，地面是由比重大的沙土而不是北京或者乌鲁木齐那样的易于飞扬的黄土构成，这些都不一样。而且，车行几步就从树木的缺口处看到了似乎是固定在城镇上部的浅灰色的半透明式(我觉得像是果冻)的海，听到了海涛的呼吸一样的声音。那时的北戴河，经过“文革”十余年的闲置，门庭冷落，人车俱稀，再听不到什么别的。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6)

两年后我在小说《海的梦》里运用了我初到北戴河火车站的感受，我写道：

下车的时候赶上了雷阵雨的尾巴。车厢里热烘烘、乱糟糟、迷腾腾的。一到站台，只觉得又凉爽，又安静，又空荡……

这说的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糟的车厢与好的站台，现在不同了，有各式旅游专列，两层，软席，空调车，而站台上人头簇动，不那么雅致清爽了。

我又写道：

……空气里充满了深绿色的针叶树的芳香……清洁得令人吃惊。一幢幢方方正正的小房子，好像在《格林童话集》的插图里见到过似的，红色的瓦顶子晶晶地闪光……

不只是风景，更是心情。新疆的冬天是从五一才算正式结束的，离开严冬不过一个多月，突然来到了阳光与海浪互映互戏的地方。

团中央的休养所在离海有一点距离的黑石路，是一处老建筑，老式房屋隐藏在桃林中，虎皮石墙，雕花木窗，木质地板与洋灰地混用，可能是由于许久无人居住，一进去就显得很阴潮。但毕竟是凉爽宜人。

我在这里改写新疆后期我所写的《这边风景》，上午与晚上写作，下午去海上游泳。每顿饭后坐在宽宽的阳台的藤椅上海阔天空地聊天。

写作当然是去北戴河的主要目的，但是写得糊里糊涂，放不开手脚，还要尽量往“三突出”、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上靠。我想写的是农村一件粮食盗窃案，从中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的风情文化。但毕竟是先有死框框后努力定做打造，吃力不讨好，搞出来的是一大堆废品。

游泳的成绩就大了。我们选的是老虎石煤矿工人浴场。我给自己定的功课是每次从沙滩到防鲨网两个来回。我虽然喜欢游，但是姿势极差，呼吸掌握得也不熟练。过去，一年游不了几次，刚找到感觉，季节已过，次年夏天一切又从头温习起。而如今，有了天天洗海浴的条件，其乐何如!六月中，水温很低，我们已经正儿八经地游上了，确有长进。我有时甚至于觉得自己的条件反射带点傻气，一进了水，一下，两下，三下，蛙式就掳上了。我也游仰泳，是反着游蛙式，姿势不合规范。两次出征防鲨网之间则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那时还没有晒多了有害的知识。

到了北戴河才知道了什么叫夏天，夏天是多么美好!青天白云，碧浪黄沙，海风吹拂，日光灿烂，黄沙白沫，绿树红花，汹涌弥漫，起落吟歌，抛却半生烦恼，忘却一己得失，远望船舟入云，近闻波浪拍岸，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抚我心者，今日之日何烦忧?俱往矣，成一笑，过昆仑大漠，游山海瀛州。遍走边陲身未老，终得大海，饱惊宠辱意犹闲，又见蓝天。如今戏水知鱼，享受惊涛无数，弄潮破浪，思量大地多情。芳龄不过四十有四，正是心强力壮，行旅无非八千零八(里)，堪说月黑云舒，梦乎?非梦。幻乎?非幻。哀乎?痛也!乐乎?快哉!

有时候设想自己的游泳比真游还浪漫，还如画如诗。在水里，动作不免单调机械，当然也有呛水咳嗽的时候，而且我是近视眼，又习惯了入水呼气，游前摘下镜子，看得模模糊糊。倒是上岸以后，颇觉自得。躺在沙滩上，四仰八叉，也大有回归自然的豪迈与优游。

游水游得多了，一次看自己的皮肤，毛孔的纹络与鱼鳞无异，相信自己正在变成一条鱼。就如在新疆唱歌，我相信自己正在变成“胡人”。而在沙滩打滚，我更相信经过这么多事在下仍是顽童。

在这里游完，我们常常混入煤矿工人疗养院的休养员的队伍，跑到对面的该院淋浴室冲一个冷淡水澡。也有时候就穿着泳裤，趿拉着拖鞋走一个小时，围着海滩转一大圈，再回到住地。有时候走种植了大量针叶树的东经路。有时候走到处长满红柳的海滨路，那时的北戴河主要就是这两条路。红柳本以为是新疆的特产，现在才知道至少在盐碱多这一点上，边疆与海滨无异，二者也有共同的植被。

这时的北戴河人烟稀少，但时能碰到少量外国人，据说是辽阳化工厂的法籍专家。有时一直走到东山宾馆大门再往回走。也有时候去西面的人民浴场游泳，那里有温水淋浴设备，每次只须花几角钱。

也常常黄昏时入夜后到海边走走。我看到过月儿从海中升起，我看到过银光在水中闪烁，月光映照中的波浪，特别像一个个游泳者的头颅，我常常感觉到是一大批健儿在月光中游水。

这个感受我也写到了《海的梦》中，我写道：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7)

……所有的激动都在平静下来，连潮水涌到沙岸上也是轻轻地，试探地……而超过这一切，主宰这一切，统治着这一切的是一片浑然的银光。亮得耀眼的，活泼跳跃的却又是朦胧悠远的海波支持着布满青辉的天空，高举着一轮小小的、乳白色的月亮。在银波两边，月光连接不到的地方，则是玫瑰色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这天海相连，缓缓前移的银光区是这样地撩人心绪……这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海在他即将离去的前一个夜晚，装扮好了自己，向他温存，向他流盼，向他微笑，向他喁喁地私语。

海——呀——我——爱——你!——他终于喊出了声，声音并不大，他已经没有当年的好嗓子。然而他惊起了一对青年男女。

这是很有趣的。这些都是我一九七八年在北戴河度夏期间的感受，然而当时写的是别样的《光明》，当时还不敢写这样带知识分子味道的小说，这些都是两年后动的笔。

休养所的伙食标准是每月三十元人民币，个人缴的不多，其他由出版社补助。伙食相当不错。

饭后聊天天南海北，主题不离揭批“四人帮”，揭批极左路线。各种故事，真真假假，触目惊心。如说到一个愣小子，由于唱“老三篇，最爱读，读完心里热乎乎”时，唱成了其他部位热乎乎，说是给枪毙了。还说是哪个哪个农村，一家地主，一儿一女，无法婚配，最后地主爸爸下了狠心，如何如何。

天热无君子。我们几个男性，穿着短裤。拍着肚皮，喝着热茶，吹着海风，谈天说地，海阔天空，边写边看，边说边骂，端的是神仙般的日子。短短几十天，我拍拍肚皮觉得膘情渐好。我的开始变胖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原来只有五十三公斤，我一直梦想自己能够上六十公斤，现在，实现了。

最可笑的是，说是老作家管桦在伙食上享受了特权，什么单独给他熬了什么粥啦，其他的几位作者，在做好了另两位老作家唐与峻青以及中青社的伙食管理员的沟通，取得了他们三人的谅解以后，在一次用餐时发动了对于管老的哄闹。想来着实可笑，“文革”搞得的确是个个斗争成性，爱斗善斗，不甘寂寞，有机会就要斗一家伙。

身在渤海之滨，“火热”的生活仍然是纷至沓来。我收到了《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人作家费礼文的约稿信，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王笠云的约稿信。信上并说为了落实什么什么政策特向我约稿，周边一道写作的同志读后还有点反感，说是谁落实谁的政策?一个出版社又不是党，怎么这样说话?总而言之，我们这些人的尾巴开始翘起来了。

时值《上海文学》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批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而大受关注。我给上海寄去了稿子，短篇小说《光明》，仍然有按政策——当然这个政策符合我的思想与情感——编情节的痕迹。

然而这篇小说仍然有它的可注意之处。第一，我写了再不要发生“文革”这类的悲剧了的决心，这是我的泣血之论。第二，我同情地写了弱者在“文革”中的悲惨处境，直到被逼得发了疯。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弥补了《最宝贵的》里的过分严峻。关于“乱咬”者的故事，我运用了一些新疆文联那边发生的事情作素材。第三，我现趸现卖地写了海与海滨。第四，我虽然二十年前已经落马，我写起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来仍然比较像那么回事，它不是官场黑幕小说的路子，不是青天大老爷在上的路子，也不是对立面的写法，一句话，我把他们当做与我一样的人，基本是好人，也是有各种弱点的人来写。小说结尾我酝酿得比较久。我写道：

……瘦小的邵副书记默默地走到了礁石上面，他挺立着，本身就像一具岩。半个月亮刚刚从海面上升起，橙红，巨大，斜仰着，像一颗沉思的、警惕的心。海水在涨，波涛呼啸着，愤怒着和欢笑着，手拉手地一次又一次向岸边涌来，溅起一团团银雾。

“竹梅，你安息吧。我们绝不让这一切重演！”……

竹梅是小说主人公邵容朴的妻子的名字，她是在社会主义阶段被“极左”害死的。

时隔近三十年，王蒙在写到这一段旧事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忘记了小说的情节，却记得他对于海与月的描写，记得那月亮像一颗沉思的、警惕的心，记得波浪是手拉手地向岸边涌来的，记得那海浪激起一片片银雾。

中间改过一次，是我寄去稿子后根据费礼文文友的意见修改的。此后见到老费我就对人说，他是领导过我的，他就哈哈一笑，说：你又来了，你又来了。再后，短篇小说评奖时是《最宝贵的》而不是《光明》获奖，老费颇为不平。他是喜欢这篇东西的。

北戴河期间我也读了不少书，印象最深的是青季思(王按，即成吉思)&#8226;艾特玛托夫的中短篇小说集。他是苏联吉尔吉斯斯坦的著名作家，我很佩服他的描写的细腻与情感的正性质。我甚至此后有意对之仿效。

(此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收到过他的来信，邀请我担任苏联一个文学机构的顾问之类，因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正常化，我未予作覆。又后来，我在韩少功的一篇文字中看到韩写到他，似乎印象不佳，说是他颇富VIP的官气。他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做过驻卢森堡的公使。)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8)

此间正逢我的二儿子参加高考，他考入了位于陕西三原县的空军二炮学院。能入军校，似乎也非常光荣，说明了我家命运正在发生变化。他的哥哥早在春季，作为七七届毕业生，考入了新疆大学。

从六月十六日游到七月，从七月游到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北戴河整整呆了四十六天。到八月底，一逢阴天，颇有凉意，我知道，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北戴河观海戏水，算是足足的了，该走啦。

四、八面来风

海边方数十日，世上已二十年。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我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本计划探望一下亲属，立即回疆，早已想家了，谁知来到北京，已是八面来风，五方逢源，走不了啦。

《人民文学》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青社。老朋友黄秋耘(正在编辑《辞源》)。老同事与老同学，老文友与老关系，都从四面八方找上门来了。

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去了一趟，碰到老编辑徐以、涂光群、崔道怡、周明等人，与《队长……》一稿的责编向前。抬头见喜，一是他们邀我参加众作者的华北油田之行，一个是要我做他们的特约记者出席采访第十次团代会。

当然都是好事。去油田的还包括了筹备文联作协的恢复的一些工作人员，看了任丘油田，听了鼓舞社会主义建设的志气的油田介绍，游了白洋淀，联想到孙犁的小说，欣赏着遍地的芦苇与一望无际的清亮的水面。当然也吃肉喝酒一番，在一个物质生活长期匮乏的地方，吃喝俗务也不可略而不计。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从不可接触不可提及的另册被封杀被冻结者变成了正常的文艺人，我的生活面一下子扩大了。

去团代会就更是百感交集了。一进人民大会堂，就感动起来。后来我看张贤亮的《绿化树》里提到了大会堂里的红地毯，笔有得色，受到某些高雅文人的批评，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慨，不是无动于衷，不是置身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从来不是身外之物。而且，你喝的水，吃的粮，全部来自“国家”——国营体系的供应，你拉的巴巴全部需要政府的环境卫生部门去处理，你自吹疏离，是真的吗?

红地毯带来的主要不是得意，而是沧桑与警觉，隔世之感与无法掌握自己命运之感。我仍然且信且疑，我仍然把握不定，我仍然感觉变化未免太快。

会议期间我参加了胡耀邦同志与大会部分领导人员的见面。我只记得耀邦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团)干见新(团)干，大家拚命干!”不论何时，胡耀邦同志总是热情燃烧，宣传鼓动，干劲冲天。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团区委干部喽。

我的记者任务带来的是报告文学《火之歌》，写南京的“四五”英雄李西宁。我写得很努力，也很拘谨。我还写了一篇散文《敬礼，合金钢》，称这些经历锻炼，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为合金钢，此文发在一个青年杂志上，颇有反响。而报告文学，我只记得在市文联一次座谈会上，初次见到张洁，她提到了此作并给予称赞。

在会上我见到了王照华同志，与他谈了我五八年的事情，这是根据韦君宜同志的意见办的。

九月，我也见到了君宜，她要言不繁，第一，决定立即出我的《青春万岁》，只要稍稍改动一点易被认为感情不够健康段落，如写到的杨蔷云的春季的迷惑即可，但要写一篇后记，说明是当时写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当前规格。第二，她认为时机已是适合，我当提出甄别五十年代的右派问题与调回北京来了。她还让我去找了在市委工作的项子明同志。项也是地下党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解放初期他的身份是学校支部工作科科长。曾任北大党委书记等职，后来结合在市“革委会”里。项子明也算老相识，对我很热情。进一步找到了市委组织部的黎光与沈谦等有关领导。黎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而沈与我的姐姐姐夫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北京的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他们对我关心备至，几乎是有求必应的。

我参加了刘仁同志的追悼会，来的人比上级规定的人数多出了许多，提起刘仁，提起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来自地下党的同志无不心潮澎湃，而刘仁被“四人帮”迫害至死之惨状更是骇人听闻。

毛主席晚年常讲到党心民心党员之心，那时听着还有点模糊，一参加这种类型的追悼会，我算明白什么叫党员之心啦。

团市委的各色追悼会我也参加了不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恻恻。

当然，从来没有人追悼徐宝伦或者L，即李鲁同志。愿他们的亡灵也能够得到安息。

苏联在后斯大林时期有过所谓解冻文学，语出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我则宁愿挑选《返青》二字。经过了多么长时间的荒凉，把多少苗芽压到了地表之下，突然，一株绿了，又一株顶开了瓦块和片石，伸展出了腰身，然后是可以预期的大地苍翠。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9)

在我出发赴北戴河之前我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邵燕祥写了一信，差不多同时，他从北京给新疆文联写了一信找我，我从北戴河回来后到西便门广播局宿舍去看望了他。从他那里得知了林斤澜的地址，就在芳娘家的近处，幸福楼。我很快看到了老林，不久出席了林的请客，不但看到了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邵燕祥、刘真，还看到了浩然。当时广东的《作品》杂志发起了对于浩然的批评，人称《作品》发射了中程导弹。而在林斤澜这里，一片团结起来搞创作的皆大欢喜气氛。林斤澜比我大十好几岁，人称林大哥，很有团结四面安定文场的气概。我们在老林那里聚谈甚欢，笑声不断，说的都是“文革”中极左分子的笑话，这些笑话与社会上流传的例如曾任“文革”时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鲁瑛的笑话异曲同工，如说鲁曾将班达拉耐克夫人称为班禅夫人，把赤裸裸读成吃果果。还说到一位曾居高位的坐火箭上来的人，在接待外宾时听到外国人对于中国古代医书作者李时珍的称道便问“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

有什么办法呢?知识分子就是多认几个字，多知道一点古往今来，排斥知识的人必定出丑。而有点小小知识的人又着实可怜：我们知道的不过是裸不读果，班达拉耐克夫人出自斯里兰卡罢了，又有多大出息?

而最妙的是江苏的陆文夫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剧本，他辗转打听到我在北京，便与他的妻子管毓柔一起到我的岳母家找到了我。陆文夫比我大六岁，江苏泰兴人，他在苏州上的中学，毕业后一九四六年到苏北老区上了华东军政大学，四九年随着解放军的渡江船只过了江，又到了苏州。他与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长于斯，写于斯，逝于斯，甚至获得了“陆苏州”的美誉。一九五六年由作协编辑的年度短篇小说选中，我的《组织部……》与他的《小巷深处》同列，我们之间有一种同科“进士”之感。

又同科落难。一九五七年，江苏几个青年作家要办“同仁刊物”《探求者》，出了一期，表示要好好探求，定为反党集团事件。陆由于不是党员，没戴帽子，但一下子降了三级，这一闷棍着实不轻。我是戴帽子没降级，他是狠降级不戴帽子，表现了那个年代少有的多样性。

“大跃进”以后，陆文夫似乎稍稍活跃了那么几下子，茅盾还评论过他的作品，到了六三年以后，文艺界叫做搞了一下“假整风”，已经假得文夫狼狈不堪，干脆送到工厂做工去了。

一九七八年夏，被封者纷纷露头，文夫也不例外，我在《人民文学》上读了他的小说《献身》，他写得非常动情，我读得也非常感动。我们见面，有一种大难幸存，相濡以沫的感慨，也有一种天涯比邻，(即使从不见面)相知相惜的温热。其实我们过去并无私交，现今一见如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文革”灾难，造成了那几年的前所未有的作家间的团结和友谊，文人相轻已经变成了同生死，共患难。却原来，文学如此脆弱，并非一旦可以绝灭，作家如此无能，也非雷霆——哪怕是反复大轰大嗡——可以摧毁。

他的好友，江苏著名作家方之同来或是以后也来了，并建议我们一起去看望一次周扬，方之负责去联系，从方之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周扬的秘书谭小邢的名字，她的笔名则被更多的人知道：绿菲。

时周扬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乔木是院长，陈荒煤是文学研究所所长。当时的一些文艺机构或者已经被解散(如文联作协)，尚未恢复，或者太敏感，暂时不宜由原来的老领导“还乡”杀回，便先贮藏到社会科学院，也是过渡一景。

周扬精神很好，风度依然，无法想象他是怎样度过了“文革”一难，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是真经得住折腾。我们与周扬同志谈得很高兴，周扬并关心我的工作，说是社科院要成立民族文学研究所，可以把我调来。

通过文夫我知道了张弦的情况，他“文革”中在马鞍山电影院收门票，怪道他一复出便写了一个由于胶片翻倒造成了政治案的故事《记忆》。他正在争取把工作转到南京来，马鞍山行政区划上虽属安徽，实际离江苏更近。

我住在岳母家时期，常常围绕着龙潭湖漫步。我非常想写一部能更充分地发挥我的精细描写与浪漫抒情的特点的作品，我要写一篇风格追逐青季思&#8226;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我要用全部的心力歌唱新疆，歌唱大地，歌唱人民。我围着龙潭湖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构思好了《歌神》。

请读这篇小说：

除了我正在恼怒，这初秋黄昏的田野上的一切，是多么美妙而且和谐!

落日给温雅地摆动着的、道路两侧的杨树林的顶端镀上了一层金辉，又透过竞相伸展的茂密的枝条，婆娑摇曳地飘洒到汩汩流淌着的、正在为播种冬麦而备墒的大渠的水面上……郁郁的秋草之中，时而抬起个把山羊或者毛驴的头颈，……有一辆辆载重汽车驶过，挡风玻璃上滑动着?色的、愈来愈清晰可触的落日……靠近“家”了，乳牛们撒开了欢，哞哞地叫着，拙笨而又起劲地摇摆着它们的肚腹和肥臀，起了团团尘雾。

……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0)

大地无言而变化有定……昼和夜、夏和秋、燥和湿、暑和寒更迭交替的时刻，空气、温度、微尘……一切都在升腾和下降，旋转和安歇……

几乎再找不到我写的别的小说，这样认真地描写风景，我是在写世界，写祖国，写边疆，而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我表现。接着我写到了维吾尔人民的歌声：

好像在一个闷热的夏季，树叶颤动了……好像一个熟睡的婴儿，梦中听到了慈祥的召唤，他慢慢地、慢慢地张开了眼睛，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光和影，看到了俯身向他微笑的美丽的母亲。

……一声高亢的呼唤，中断了连续，艾克兰穆蓦地把头一甩，用一只手支持着自己，放下弦琴，面对着苍茫的天上升起的第一颗星，用一种全然不同的、天外飞来般的响亮的嗓音高唱……像洪水冲破了闸门，像春花在一个早上漫山红遍，像一千个盛妆的维吾尔少女同时起舞，像扬场的时候无数金色的麦粒从天空撒落。艾克兰穆的歌儿从他的嗓子，从他的胸膛里迸放出来，升腾为奇异的精灵，在天空，在原野，在高山与流水之上回旋。我呢，也随着这歌声升起，再升起，飞翔，我看到了故乡大地是这样辽阔而自由，伊犁河奔腾叫啸，天山云杉肃穆苍劲，地面上繁花似锦……

百分之百的正面的描写，认真的体验与衷心的歌颂，连续用着华丽的比喻与繁复的词语，这是谁写的呢?毕竟是经过了二十余年新奇的生活经验的王蒙!

啊，歌声，驯良而又剽悍的，乐天知命而又多情善感的维吾尔人怎么能离得开你!难道不是所有的维吾尔人在没有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学会了唱歌，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学会了跳舞吗?只是因为有了歌儿，这雪山上的松涛，这长河里的波浪，这百灵和黄鹂的啁啾，这天马的长嘶，车轮的吱呀和驼铃的叮咚，这呼唤孩子的母亲和呼唤母亲的孩子的大千音响才有了意义，有了魅力；只因为有了歌儿，人民的苦难，祖国的光荣，民族的命运，英雄的襟怀，少女的爱情……才都成为可以表达，可以被人同情和理解的了。维吾尔人的歌曲呀，就是维吾尔人的灵魂!

无怪乎胡乔木同志独喜此篇作品。新疆话剧团的尚九骖给我写信，说是读了《歌神》才知道“才”字是几笔几划。在此篇中，我的思想感情是何等的规范正当，我的语言文字是何等的丰满雍容，我的艺术感觉是何等的敏锐周全，而作者的爱憎又是何等的热烈奔放!多数其他短作品，我都是突然受到某个细节，某个情绪的触动，所谓灵感激动了内心，铺染生长，以致全篇的。我的多数作品是被文思所挟持，被灵感所推动，是“它们”写我。而此作却是殚精竭虑的产物，来自整体性的歌唱愿望，清清晰晰，明明白白，是我在写“它”。故事情节完全符合口径，不但有批判“文革”，而且有批判“苏修”，爱憎分明，立场坚定。顺便说一下，反修早已搞得如火如荼，我们这一代作家当中，文字中加进了反修内容的人绝无仅有，是王蒙才跟得这样紧，王蒙已经做到了指向哪里，打向哪里，而且打得有声有色，有才有艺了。

如果我一直这样写下去呢?

五、大难之后

一九七八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学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会一闭幕，在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得到通知，去开会和讲话。

我还有点不知就里，什么为《组织部……》平反?我自己怎么为自己平反?不是应该由组织来说话吗?怎么成了我个人的事情?到了会场，诗人柯岩热情地对我说：“你讲讲，你讲讲……”我说：“由我个人说合适吗?”她笑了，她说：“那你说点合适的……”

我的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

别人讲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记，但是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解了禁了。解禁之容易如同动一根手指，我要说是糊里糊涂就没了事了，与狠打猛批时的庄严隆重、用出九牛二虎之力，雄辩而且煽情，叫做高屋建瓴而且势如破竹，成为鲜明的对比。此事之方便简单，甚至使我不敢相信其严肃性与可靠性。莫非历史的写成就是这样简单容易?历史的转折就是这样一挥而就?

几个月以前，几星期以前，还没有什么人会大胆设想二十年的许多大批判就这样土崩瓦解。大批判，搞得有声有色，也是人多势众，也是声震云霄，甚至于叫做什么万众一心……说声不算了，一风吹了，也就吹了个云消雾散，照样是万众一心……这叫啥呢?

宣传的声势很大很大。据说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头条，就是一批文艺作品的平反消息，而《人民日报》的头条标题中特别提到了《组织部……》的名字。

我没听到广播，但是芳远在乌鲁木齐，听到了，她激动地写信来，说是中央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对于王蒙作品的平反。

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点二乎。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1)

已是初冬，此会一过，我打道回乌鲁木齐去了。

回到乌鲁木齐位于十四中学的自己的家，才感到了房间是那样狭小，照明是那样不足。怎么了?我已经不那么安于现状了吗?人为什么那样浅薄，那样轻浮，那样容易满足和不满足，容易恐惧也容易张狂，容易焦虑也容易想入非非?

不，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平反也好，回京也好，都还没有敲定。

岁末，我收到了寄来的一张《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青春万岁〉后记》，这太出乎意外，我并没有将稿子给他们，是出版社拿过去的。小小后记，多少言语：

……我终于同意了，就让这往日的带着露珠的小草儿与读者见面吧，它多少也反映着新中国的朝阳的光辉……并谨以此书献给一九五三年北京市东四区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朋友们……

回顾昨日，愧勉有加，瞻望明天，壮心不已。

这里有多少微笑，多少泪花，多少往事，多少当今!从开始写《青春万岁》，已有二十五年有余，等待的时间比我动笔时生命经历过的日月还长。历史荒唐与严酷起来疯狂得莫名其妙，如今却忽然间露出了笑脸。岁月已逝，青春何堪?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为此萧艾也!

我们立即收到了《光明日报》转来的芳的老同学，也是当年的团干部，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营干部”程庆荪来信，她说她接收到了“营长”王蒙的召唤，她是天津一所中学的优秀语文教员，她给学生讲解高尔基的《海燕》的时候从来都是热泪盈眶。她的儿子就是钱程，承包过音乐厅，成绩卓著，后因经济问题身陷囹圄。

我们在重温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篝火的激动中迎来了一九七九年。记忆复活了。青春复活了。友谊复活了。文学也复活了。我们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复活节日。那时程庆荪是女二中团总支部的组织干事，常常送待批的新团员入团申请书到团区委来，芳多次托她给我带信。

一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长篇小说座谈会的邀请，乘伊尔六十二飞机去的。住在友谊宾馆。我与当时可能是内蒙，后到了山西的焦祖尧同住一室，他的《工程师和他的女儿》一书刚刚出版。他的作风比较稳健谦逊，易于相处。同会的还有内蒙的冯苓植，他的长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黑龙江的刘亚舟(不是刘亚洲)、上海的孙(现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长)与竹林……多为新秀。

这个会当然表达了有关方面繁荣创作的心愿。会一开，也增加了写作人的人五人六感。更重要的却是藉此次进京，我完成了大事。

经过一些手续，由当时的团北京市委给我下了“改正”通知，一九五八年的事不算了。还给我向新疆自治区党委开出了组织关系介绍信，时在我离开北京到达新疆十五年余之后。似乎不可思议，反而低头无语。

当然，团干部轮换很快，此时的团市委已经无人相识，接待我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很冷淡，不过是执行公事。世事变化，几个月后，团市委人员的面孔也都变了。不是变新了而变旧了。几个月后，那些被认为是“文革”时期上来的团市委干部多转了岗，此时的团市委，已经是由我们那个时期的团市委的干部金鉴回来任书记，由我的老搭挡王晋等任副书记了。王晋为了回来工作染黑了头发，并拉着我担任了北京市青联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一直以此打趣，说是此时他是全国青联副主席，说明他是我的“上级”。

与此差不多同时，中共北京市委的调函也已开出，这时已经有了“摘帽办”，按照统一的政策负责改正错划右派与收回这些人员。

我回到新疆，众友人嗟叹不已。也有人说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我与领导谈回京事，领导当然理解支持，但也叹息，我们新疆成了什么地方啦，一不受冤屈了，也就该走了。

这时又收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关于《最宝贵的》获得七七、七八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与即将在京召开颁奖大会的通知。我不好意思刚回来又走，我也知道整个自治区创作研究室(尚未恢复成文联)的出差费极困难，我这么连连飞去飞回，岂不缺德?但是北京方面极重视这个“文革”后的第一次小说颁奖，不断来电话催，最后我还是去了。

这次会议也带有劫后重逢，作家复活、文学复生、二十年后仍是一批好汉的性质。刘心武的《班主任》如新科状元。陆文夫的《献身》，萧平的《墓场与鲜花》，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宗璞的《弦上的梦》，王愿坚的《足迹》都获了奖。这些应该算是所谓五十年代作家。此外还有贾平凹、贾大山、刘富道、祝兴运、李陀、成一、张承志、莫伸等新人的作品。卢新华的《伤痕》是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是一大批同类作品命名为伤痕文学的来由，这次也获了奖。唯一的老作家是周立波，他的《湘江一夜》，在获奖名单之上。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在《北京文学》上一发表，就引起了极好的反响，而此文是《人民文学》的退稿，而且决定退此稿的是该杂志最优秀最有影响的老编辑。呜呼，识文亦难也。人们在回忆各种文坛佳话趣话的时候，人们会讲许多自己在发现新人，扶植佳作方面的故事，谁不愿意大讲过五关斩六将?谁又愿意毫无惧色地说说走麦城的经历?知耻近乎勇，中国人这点认识是何等的宝贵!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2)

我们住在“向阳一所”，据说这与“二所”都是为了人众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而新修建的，现在，一所即崇文门招待所，二所即宣武门招待所。茅盾，周扬，都在发奖会上讲了话，对于当时以刘心武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甚表支持。

外文局的日本专家押川雄孝参加了发奖活动，抓住邓友梅与我等合影，我忍不住说刻薄话的恶习，便对邓说，想不到牛鬼蛇神一下子变成了珍禽异兽。后见到时为十岁的女儿伊欢，我也自嘲变成了珍禽异兽。女儿当然不理解我的命运变迁，却已经学过珍禽异兽一词，为了表示她完全懂这个词，她从字面上解释说：“金丝猴!”我大笑如哭。

李陀的得奖作品是《愿你听到这首歌》。李时称小孟，真名孟克勤，达斡尔族，工人，讲话非常生动，喜欢东拉西扯，引经据典。贾大山评曰：“……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哟!”话中不无别的话。

据说后来他回到正定，他的家乡，他称这批作家是一堆“狗男女”，有此一说，查无实据，聊供解颐，不妨参考。中国的事没有那么简单，所谓文坛的人都伶牙俐齿，是非多，说嘛的都有，不可不查。

张承志的得奖作品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相当正面地叙述在蒙古族牧民中插队时对于蒙古劳动人民、老额妈的情感，我是很能够体会这种情感的，这里边有美好的东西。而历史是被十分粗糙地记忆着的，后来，上山下乡越来越被写成一个大灾难了。而这些灾难的描写，也有十足的真实依据。张承志发言中说到对于“文革”中的青年人希望各位手下留情。他所珍爱的青春与他预感到的对于他的珍爱的威胁，使我一怔。虽然我对他的作品和形象风度极为欣赏，我还做不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当笔者写这段回忆的时候距离“文革”后的第一次短篇小说发奖会已经二十七年，二十七个春秋的变化也是罄竹难书(这里打趣一下，并非与阿扁一样不会用这个成语)。回顾一下名单，周立波、陆文夫已经作古。张洁、贾平凹如日中天。张承志特立独行，忧愤沉郁。宗璞以老病之身不断贡献着精品力作。有的人已经当过了各层作协主席、副主席，现已退下。有的虽然没有辍笔，但也不再有当年的动静。多数“金丝猴”儿已经偃旗息鼓，其余的包括王某，正在走向尾声。

时列榜眼——第二名的是王亚平的小说《神圣的使命》，写一个老公安干部反冤假错案的故事。《人民日报》曾经专门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支持和提倡这篇作品，我想这后面有与“凡是派”斗争的背景，但对于一篇小说来说，也够吓人的。小王是获奖作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后来参加报道自卫反击战，说是他买了一只猴子作伴，引人非议。再后来去美国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在一九八二年在纽约见过他一次，后来失去了联系。另一名唯一以科幻故事入围的作者是四川大学教师童恩正，篇名《珊瑚岛上的死光》，后来也移民美国。而卢新华则很有一段时间在拉斯维加斯赌城当分牌员，近年还写了以赌城生活为题材的书。

萧平的作品一直受我喜爱，他的《海滨的孩子》写得远远好于我们一些人，却只是一九五六年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的列席代表，使我为之不平。他的写老区革命者的文字如《三月雪》，也极受好评。这次的获奖小说，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悠长，多了些人生沧桑的感慨，少了些深揭猛批的急迫。后来他任烟台师范学院院长，新作渐稀。九十年代见到他时，他已退休，颇有些笑看花开花落，闲说云长云消的从容。还有一名似乎是六十年代后渐渐出名的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张有德，他的获奖小说是《辣椒》，写得极好，无后来的音讯。

生活越来越正常化，反而是平常化了。不知道对于追求暴风和雷电的人来说，这后来的宝刀入鞘，马放南山的一切，幸欤，悲欤?

领完奖回到新疆，开始办理调回北京的事宜了。只是在这时刻我想起了点自己的豪情，或者叫做牛皮。想当初来疆的时候我曾经私下说过，能做出一番事业，户口在哪儿，关系在哪儿，算哪儿的人，根本不是问题。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力量走，就有力量回。而如果未能做成什么，好吧，长叹一声，是我没有出息——我是无怨无悔。新疆呆长了以后，我确实并无长铗之叹，我多次对姐姐说过，我现在已经是“胡人”了。有好友和亲属对我说，新疆好是对，只是太远了些。我回答说，你们在北京，觉得新疆远，我在新疆，还觉得北京远呢。

我受到了自治区文联诸同志的热情相送，各种好话，暖人心肺。作协秘书长韩文辉(后任新疆新华分社社长)，特别说王某的“思想很好”。人在逆境，往往会谦虚谨慎，注意尊重他人，克制私心，克制骄娇蛮横……对于老韩对我的夸奖，我当做如是解。

我变得很期待，很忙碌，要读要写要关注全国要与新老文友与各有关方面联系，与新疆某些老友在一起，开始感觉陪不起时间了，一喝大半天，划拳行令，我心疼时间心疼得要命。呜呼，我开始变化了吗?鲁迅诗云，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我并没有阔，也没有砍谁谁头的动机，但是我已经发现了自己在起一些变化。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我与芳“举家”乘七十次列车离开乌鲁木齐，大儿子王山还在新疆大学读书，不跟着我们。二儿子王石则在陕西三原读军校。女儿伊欢，七八年底已经回到北京借读小学。那时新疆是春季始业，北京是秋季始业，她等于跳了半年班，对付了一下子，也跟上了。

到站台上送我们的达四十多人，车内车外，竟然哭成了一片。芳一直哭个不住。新疆，我们有缘，你对我们有恩，客观上，正是新疆人保护了我，新疆风习培育了我，新疆的辽阔开拓了我，不论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下来的新疆，新疆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好，新疆的值得学习消化的知识多，有生之年，我永远爱新疆，想念新疆，我永远会怀着最美好的心情回忆我在新疆的经历。虽然也有苦涩，整体仍是阳光。

我想起了老房东阿卜都热合曼突然高兴时唱的一首歌：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3)

我也要去呵，

在世界上转一转，

如果平安呵，

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

维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则是：

Manmobariman，

Dunyaaylinixka，

Isanbolsamkalarman，

Togolganoskanyarimga.

六难忘的东华门小驻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我将妇携雏，变卖床具，离开北京。近十六年以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我与芳双双回京。我的接收单位是市文联，她则到了七十二中继续教她的高中物理。

经文联领导关照，临时安排我住到市文化局北池子招待所。这里原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好像还有一个排练舞台，现在干脆用塑料板遮住了天井的上空，增加了一点活动平面，例如公用电话就在棚子下边。那时的人们，为了多一点遮阳避雨的地方，正在毁掉最后一块空地。我们的房间约有十平方米，窗外是公共电视，每晚大家在此看电视，喧闹异常。门前则是公共盥洗室，水声嘹亮，香皂与牙膏气味芬芳。找我的电话不少，多是约稿的，经常会听到一位胖胖的和蔼的女服务员用洪亮的声音喊叫：“六号，电话!”

这个住所还是留下了许多记忆，许多温馨。我在这里写下了《布礼》《蝴蝶》《夜的眼》和一些评论。我在这里见到了到京组稿的陕西老作家贺鸿钧(李若冰的夫人)与董得理，他们担任着很有品位与影响的《延河》杂志的副主编。我在这里见到了黑龙江《北方文学》的资深编辑鲁秀珍女士。她有一种真诚和亲和力，她有好几次睡眼惺忪地被叫醒去接电话，被我看见。《光明日报》的银发老编辑黎丁与文艺评论版的史美圣也与我见了面。碰到贺、董、鲁、黎、史等这样好的编辑，你不能不产生负(文)债感。

有许多老友到这里来看望了我们，包括作家张弦，老团干部范与中、程庆荪等。还有一些记者到这里来对我进行了采访，包括《文艺报》的雷达，《工人日报》的王晨——现为《人民日报》社长——等。

靠近东华门的这个招待所，位置恰在黄金宝地，我们常常晨昏时节从这里到故宫周围的筒子河散步。常常看到听到有年轻人提着录放音机，播放着当时流行的《乡恋》《太阳岛上》《我心中的玫瑰》……播放着李谷一、朱逢博、邓丽君、郑绪岚，得意洋洋地自路边走过。有一次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弹电吉他的青年人，听他弹琴唱歌，令人对社会生活、青年人的生活的解放与新意留下印象。后来有说是筒子河这边发生了抢劫案件，抢匪把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的手表抹(读妈)了下来。时老作家萧军刚刚安排到北京文联，据说萧老常到筒子河一带晨练，我告诉他要注意安全，他则豪迈地说：“什么?碰到坏人，不定谁把谁的表抹下来呢!”萧军自称是“不扣不鸣一老钟”，又自诩是“出土文物”。他的晚年脾气随和，心情舒畅。

向另一个方向走没有几步就是东安市场，对于我们来说，入夜后王府井大街与东安市场的璀璨灯光与商品的琳琅满目，已经令人喟叹：久违了，北京，久违了东安市场。在乌鲁木齐尤其是在伊犁，一入夜就是到处昏暗与静谧的啦。东安市场有一个门一进去就是书刊店。那时的杂志品类极少，除了政治宣传性的与少量自然科学性的以外，稍稍轻松一点的只有文艺主要是文学杂志。我多次在这里的几百瓦的白炽灯光下看到载有我的与朋友们的新作的杂志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青春万岁》的第一版也摆到了那里，深绿色封面，小花图案，定价六角七分。我与芳远远看到一个年轻人掏钱买下了我的推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出世的书，非常快乐。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刘果生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我联系改编电影剧本的问题了。

招待所没有伙食，我们就打游击。早晨多半会去吃炸油饼，喝豆浆。有一个蓬莱小馆，我们在那里吃过炒疙瘩和几角钱一碗的芝麻酱拌面条。后来的小说《风筝飘带》里运用了这方面的经验。有一个位于东华门大街上的路南的山东馆，算是稍稍正规一点的餐馆，我们在那里要过冰啤酒和苜蓿肉，它的炝锅的葱花特别香。附近的馄饨馆、面馆，我们也是常客。另外在南池子路西，有一家灌肠馆，生蒜味与猪油味都极刺激，与往日不同的是，过去，灌肠是粉红色的，现在变成米黄色的了。估计那个粉红乃是颜料的作用。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4)

从筒子河西行，我们有时进入中山公园。那时逛公园的时候常常听到“游人须知”之类的广播，讲述游人的政治责任、法律义务和惩罚措施，除了禁止随地吐痰和乱丢果皮屑之外，还有严禁跳舞之类的宣示，那个时候说是出现了在公园聚众跳集体舞(还不是交谊舞)的新动向，引起了警惕和忧心，男男女女靠得那样近，有时还手拉着或碰着手跳腾，谁能保不出事?告别乌鲁木齐的时候，新疆的一些单位已经批判开了交谊舞了，上纲说交谊舞的动机是寻求性的刺激。其实集体舞是解放后才兴起来的，五十年代“五一”、“十一”的天安门广场夜晚，大中学生都在那里跳集体舞。游园须知里还动辄出现“违规者处以罚款、驱逐出园，情节严重者送公安部门处理”的威胁字样，大大败坏了你去游公园的胃口。

然而北京人的生活胃口奇佳，威胁也罢教训也罢，挡不住逛公园的男男女女。这个年代公园里到处是人，不像后来人们还有咖啡馆、酒吧、迪厅、豪华影院、茶楼茶室、足浴按摩……各种休闲消费场所可去。我们想在公园找个凳子坐，太难了，到处都坐得满满的。(据说上海外滩那边坐椅问题更加困难，那里的游人休息椅都是一张椅子坐两对情侣，各自拥抱热吻，互不相扰。)偶尔远远见到一把空椅，飞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椅边一大堆呕吐物。我把这个细节写到《风筝飘带》里，而且向伟大的祖国，辽阔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呼吁：“给年轻人一个拥抱和接吻的地方吧。”《北京文学》的编辑，回城知青章德宁(现为该杂志社长)称赞我写的如何真实。她们那一代人大概都尝到过那种无处落脚的滋味。

却又是劫后余生，百废待兴，百废俱兴，充满憧憬希望。

我们也去过劳动人民文化宫，对着中山公园，原名太庙。这里我们冒着夏日的雷阵雨与五十年代的同学旧友，大部分是那时的团干部聚会，一起唱了许多革命歌儿和苏联歌儿。古柏青松在雷雨后，发出的芳香醉人心脾。在那个夜晚，我甚至于觉得，我们还没有老，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什么，我们仍然充满阳光。少年时代的影响是太大了，我们的底色既然是那样明朗，谁又能让我们变成阴晦如铅呢?

住房里有一张小小的书桌，我在这里一住下来就继续写上了《布礼》。天热无君子，我光着上身，下身也只穿一件小裤衩，一面在噪声中写作一面挥汗如雨。一次这样一副打扮接待了来访的记者，被称为赤膊上阵。

《布礼》此篇在新疆已经动笔。这里需要补叙一下，我在回疆办理调动期间还应我多次供过职的杂志《新疆文学》之邀写了风味独特的《买买提处长轶事》，副题是“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正文前我标上了“泪尽则喜”与“幽默感即智力的优越感”的自撰“格言”。还把幽默与空气阳光食品水并列为维持生活的基本要素。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我年轻时最不喜欢的就是幽默，我要的是煽情，是伤感，是献身的悲剧性，是一种价值激越，是爱欲其生恶欲其死的鲜明与决绝。劫后余生的王蒙，变得维吾尔人般的大大幽默起来。后来我也不止一次地遇到某种失望的愤青儿，对着我的幽默跳脚咒骂。这也是报应循环的一例吧。

后来这篇东西被朱虹翻译介绍给了美国，还被美国一家出版社收到一种小学语文课本里去了。

此外还写了《悠悠寸草心》与《友人和烟》，具体写作时间与情况，记不清了。

《布礼》自然没有多少幽默。我要写的是灵魂，是那个毒化人的心灵的岁月里人们所受到的灵魂的折磨。那个年代的小说中是前所未有的，我写下了这样一些直面灵魂的句子：

黑夜，像墨汁染黑了的胶冻，粘粘糊糊，颤颤悠悠，不成形状却又并非无形。白发苍苍、两眼圆睁得像两口枯井一样的钟亦成拄着拐杖走在胶冻的抖颤中。呼啸着的狂风，来自无边的天空，又滚过了无垠的原野，消逝在无涯的墨海里。是闪电吗?是地光吗?是磷火还是流星?偶尔照亮了钟亦成在一个早上老下来的皱缩的、皮包着骨的脸颊。他举起手杖，向着虚无敲击，好像敲在一个老旧的门板上，发出剥、剥、剥的木然的声音。

钟亦成，钟亦成，钟亦成!

他发出的声音苍老而又遥远，紧张而又空洞，好像是俯身向一个干枯的大空缸说话时听到的回声。

钟亦成，钟亦成，钟亦成!

黑夜在旋转，在摇摆，在波动，在飘荡，狂风在奔突，在呼号，在四散，在飞扬。桅杆在大浪里倾斜，雪冠从山顶崩塌，地浆从岩石里喷涌，头颅在大街上滚来滚去……

钟亦成，钟亦成，你怎么了?

钟亦成，钟亦成，他死了。

闪电之后是彻底的黑暗。

寂静无声。暗淡无光。凝定无波。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5)

王按，截至此处，也许能够看出鲁迅的《野草》的影响。下面是：

多么微小，好像一百个小提琴在一百公里以外奏起了弱音，好像一百支蜡烛在一百公里以外点燃起了青辉，好像一百个凌雪在一百公里以外向钟亦成招手……

布礼，布礼，布礼……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他要追逐这布礼，他要去追逐这意见，他要抬起这难抬的、被按着的头，他要睁开眼，极目远望……

又是一道闪电，他看见钟亦成了，钟亦成就在凌雪的身边，戴着袖标，举着火炬。不，那不是火炬，那是一颗痛苦的、燃烧的心。

这里就不但有鲁迅了，有高尔基，有雨果，有蒙太奇，有交响乐，有贝多芬。

《布礼》里写了主人公的忠诚与冤屈，他所受到的许多不公正与残酷，他与凌雪的纯洁与勇敢。但是核心是这一段直入灵魂的疾书。

“布礼”是“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的简称，是共产党员们在解放初期喜欢用的一个词，在自以为是职业的革命者的我们因公通信乃至私人信件中，常常写上此致布礼，这个词表达了革命者的一种骄傲与特殊身份感。后来，尤其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这个浪漫、(有点)幼稚(和装腔作势)、(过于苏联化)洋化的词已经从生活中蒸发。我当时以此作为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的标题，包含了弘扬自己的强项：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经历与曾经的职业革命者身份的动机。我相信，到了这个年代，除了我已经没有太多的人怀念互致布礼的岁月了。革命的成功弘扬了革命，却也消解了革命的浪漫色彩。革命的曲折也使人难以坚持——直至会嘲笑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我偏要这样写，正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强调，那种怀疑和冷酷，那种内部的迫害与拒绝，那种打入冷宫长期废黜的做法是多么荒谬，多么丧尽天良，多么令人嗟叹。

中篇小说的突然行时，我记忆中与从维熙的率先实践有关，他的《第十个弹孔》与《大墙下的红玉兰》连续发表，我戏称他是“大墙文学之父”。周扬读了他的《第十个弹孔》，向我们称赞不已。

《布礼》的影响不算小。法共人道报出版社出了它的法译本。八十年代末，美国乔治&#8226;华盛顿大学出版了它的英译本，蓝温蒂译。

小说是发表在才创刊不久的《当代》上的，具体是孟伟哉同志编的。后来当代的一位女编辑告诉我，上海作家王若望说这是一篇“表忠心”之作。香港方面的反应更差，不止一次有人说“布礼”的名称肉麻兮兮。这也不难理解。他们的经验、心思和情调，与我不可能那么合拍。正如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无偏激地认定香港影片是专门为庸俗的白痴们拍摄的。同时，比较有在老区当儿童团的经验的李纳同志，就特别喜欢此作。李子云也以“永远的少共布尔什维克”为题写了评论文章。倒是我自己在一些场合表示永远做少共是不可能的，该成长一定要成长，不成长就会变成可笑的丑态百出的老莱子，乃至于，就是犯罪。

《当代》时任主编的是秦兆阳老师，他盛赞此篇。后来在评奖中篇小说时，因为每个作者只能得奖一篇，对于奖《布礼》还是奖《蝴蝶》争执不下。有人问起我个人的意见，我说就奖“蝴”吧，此事使秦兆阳老师甚为恼火。因为奖了“蝴”等于挖了《当代》而为《十月》添彩。后来《当代》自己奖作品时也说到，既然王某自己不抬举《布礼》，我们何必追着求着去奖它呢?

秦老师是从广西回来的，他在“文革”中受到极大的凌辱迫害。他特别与我说到被迫给红卫兵下跪时的感受，他深深觉到，人一跪，尊严扫地，人格无存。他家里挂着他的激情澎湃的诗，其中有“人民最伟大”之句。他热情地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发表在吉林省的大型刊物《新苑》上。他拿给我看，我觉得有点直露，未多表达自己的读后感。芳还提醒我，你的这种态度会让秦老失望和沮丧的。我犯了教条主义，说是艺术评价是没有情面与师生关系可讲的。我很可能给他造成了伤害。对不起了。

多么难忘的日子。十平方米的地盘。巨大的噪声。流浪着吃饭。且看故宫角楼上的朝阳与夕照。且看东安市场的繁荣与灯火。且看东华门大街的车水马龙。紫气东来，海晏河清有望。跳舞仍然可疑。李谷一唱《乡恋》的气声受到大报的质疑。邓丽君不知道算不算合法?已经悄然入境和风靡各地。各个活埋掉了的名字又纷纷出笼。各种断绝了的来往一一恢复。昨天的铁案今天已经平反。昨天的冤魂，今天正在控诉。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的文章感人肺腑。《于无声处》话剧演完以后，“四五”已经平反。诗歌朗诵会上的诵读声泪俱下。昨天是人人红卫，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今天是人人冤屈，个个受到“四人帮”的迫害。每天都有新的进展。每天都有新的阳光。每天都想再写一篇两篇三篇五篇新作，每天都得到邀请，拜访，采访，电话，约稿，国内以及?外。澳大利亚的与日本的友人。你笑着，你期待着更大的欢笑。你沉思，你准备着进一步的思想与经验的果实。你出口成章。你涉笔成趣。你谈笑微中。你微言大义。你下笔千言。你谈笑风生。你谈虎也不再那么快就色变。你下笔如有神。你仍然是你，国运兴文运兴蒙运兴。世界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国家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党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你仍然意气风发，你仍然充满希望。你的筋骨更加强壮。你的头脑更加精密。你的性格更加沉着。二十年后，你当真像是一条好汉了呢!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

冰心

亲爱的家里人：

昨晚晚饭是在食堂打的饭，还比较烂，加上开水，在医务所炭炉上热了热，就肉松吃了二两，很饱。医务所医生本是作协护士，另有一位女大夫姓邓，也很热情，头发都白了，她说自己三四十年前曾在女师附中听我讲过话。这里的人从对面学校到“中转接待站”都是文化部的，没有一个外面人，大家说起都不生，很快就混熟了，在此觉得身上很轻松。自己照顾自己，又互相关怀，互相照顾，是社会主义感情的开始。昨晚8时后文玲和一位周老师又来看我，给我送来便盆。据说宗昱已于元旦和一个和她同去的同学结婚(在北京结的)又要回山西去了，文玲自己等为杰问题批下后，也要申请和他在一起。她们走后我8∶20分就睡了，被褥很厚又加上我的棉猴，睡得好极了，中间醒了一次，直到早晨6∶50分才起。早饭是稀饭，丝糕，对我很合适。8时和郭小川一起学习(军代表李同志说因为没有直达连部的汽车，怕我们走不了，要我们在此等行李到了，一同走。要我们休息休息，对我们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他自己和其余的人今早步行走了)。早晨出去，一望皆白，天已晴朗。四面都是丘陵地势很好。我们因为路滑还没有到街上去。郭小川在此买了电筒，也有电池。据说这里棉花被胎比北京的好得多，只要有今年的新棉花票就可以。我想这次发的(一年)和到花纱布公司补的(一斤)棉花票可能都是新棉花票。将来我在这里买了，把我那床棉被胎换下来作褥子也很好，北京就不用弹了。总之，我还没有到连上，在接待站就觉得心理上和在北京办公室不同，那边尽是办理结束手续，冷冷清清，这里是展望未来，充满了建设的豪情，同时过的都是集体生活，从托儿所，小学，中学，到连部，都是父母和子女不在一起，从小就不互相依赖，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我昨夜还梦见我回家去接孩子，这些孩子并不是钢钢和山山、江江，而是为楫和宗生，说是让她们在集体中锻炼(这里的孩子在雪中游戏，每顿排队到食堂打饭，非常高兴)。想起钢钢和山山在家里不肯吃饭的麻烦情形，(山山比钢钢好一些)在集体中都会改进。我现在住的宿舍中也有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只等证明来到，她就要把孩［子］一个放在托儿所一个放在小学，自己下去了，这里小学有校医，将来还要盖大医院，越来越好，所以我想将来沙洋一带也是如此……在筹建中自己有一份的话，精神上更为痛快，因此我想凌霞宗生，陈恕小妹，一定要下决心，迈出第一步，就尝到这新生滋味了。这信是在屋里写的，我还穿着棉猴，手和脚还是冷的，但是一劳动就不会冷，我现在没有劳动，只搞搞卫生，提提水，所以只盼早日下到连里。现在行李都还未到，但集体无绝人之路，一切都可解决，当然以后还会遇到一些困难，如天冷，牙未按［安］上等等或其他的事，……迈出第一步，再克服一个一个“困难”，就容易得多。听他们说许多人来到以后，都不用吃安眠药，还有人胖了，这些都是很自然的。

以上7日写

昨晚睡得比较少，因为前晚较多。我们行李还未来，只好等着。昨天化雪，路上泥泞，我已把雨鞋取出穿上，甚为得力。昨夜半夜忽然楼外人声嘈杂，原来是民兵半夜来集合，一早集训，年纪都很轻，看去只十七八岁。全民皆兵，真是铜墙铁壁。我很好，请放心。昨天想来文藻又休息一天，不知钢钢回来否?小妹到唐山，宗生到天津后已有信来?我们一家基本都已在下面，暂时未下来的要振作起来，迎接下放的光荣任务。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放眼世界，心胸开阔多了!亲你们!

娘1月8日［1970年］

昨天发了一信，恐怕是因为忙，把空白的纸寄去了!

昨晚在文玲处长谈，并在她处洗脚等十分痛快，她和一年级男生同住，屋里有火，很暖!她并给我小椅一张(马扎)，此地也有小竹椅卖，很灵巧，她已买了。

我们定今天下午下连队，我的行李还未到，(昨天快件到了，我们同快件一同走)但是铺盖不会有大问题，托运的也不会太慢，到了会送下去的!

今天是三九第一天，天又阴起来了，我早已穿上雨鞋，此地雨鞋绝对需要，否则棉鞋湿了，没有换的。

今天下午起，可以说是迈出第二步，以后的信等下到连队后再写，亲每一个人。问沈阿姨好。文藻陈恕，凌霞和孩子们自己保重。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2)

莹一月九日晨［1970年］

亲爱的家里人：

昨天下午从招待所出发坐吉普到陈马，一个钟头就到了，若不泥泞半小时可到。甘棠公社第九、十生产队所在地，是我们五连驻在的地方。我住的是鲁家湾，五连二排的住处。在一位贫农的家里，女同志六人住一屋，很小，紧紧地挤在一起，幸而我带的东西不多，(将来那三件来了也可以塞在床下)被窝是太少了，同志们给我凑了一床褥子，一床被子，连里还拨了两床被子。昨晚睡得很暖和。这里到底是冷，地上又泥泞，好在我们住处离食堂最近，只有两三分钟就到了。我们连任务是挖沙子和种菜。今天组织上让我们休息，还没分配劳动。据说年老体弱的都看菜园子，恐怕我也是这样了。

昨晚8时半我就上床睡到夜里大概两点多就醒了，一直没有睡着。屋里伸手不见五指。这本是农民堆柴火的我们堵起来住人，窗户很小，很黑。想起从北京到湖北，真像做梦一样，把过去的几十年，像演电影一样演下去。……我决心在七十岁的年纪，从头做起，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早上有太阳，我就坐在屋门前写这信。据我这几天的经验，即使是暂时下来，有几件事决不能大意：1雨鞋必不可少，在南方，特别是在农村，简直要整天穿着。(这时我想起丹丹，他没有雨鞋，鞋湿透了，就冷极了。)我幸而带了雨鞋，但错误地把皮鞋放在铺盖包里，至今未到，否则还可以暖和一些。2短棉大衣最有用，长的不适于劳动。文藻那件黄军衣最好，衣服是愈粗愈好，劳动时没有顾虑。3手电筒最好带大的，小电池下面没有。电筒最好是塑料壳的，南方潮湿，铁皮的容易走电。4小椅子很必要，开会时要用，但南方有小竹椅，很方便。5餐具最好做小布袋装好，可以挂起。大搪瓷带盖的小杯子比饭盒方便，不烫手也好洗。6这边水极宝贵，热水瓶极重要，破了就没法补充。我这次最大的疏忽，就是贪图轻省，又没有把行李及吃的东西打快件，以至现在换洗的衣服和准备好的炒面奶粉等都没有用上，铺盖也没有到，慢件托运的不知何时才能到。据说在此以前，因运输紧张，有慢到半个月的，但在同志照顾之下，我每餐吃稀饭，一瓶炼乳和一包肉松带在身边的还没吃完，以后也容易解决。

这里饭食很简单，早晚饭是干饭稀饭咸菜。午饭是干饭还有点简单的菜。回想家里的饭食那样丰富，却大部分浪费掉了。孩子们吃饭那样费事和下面相差太远了!以后一定要节约，为不久以后的适应，打好基础。沈阿姨是从农村来的，她会了解，而且也会帮我们执行的。

沙洋那方面不知建设得怎样了?文藻何时可以下去?我们能在一起互相照顾最好了，这里筹建已过半年，我们还不能搬进新房，就是有新房也一时不能每家一屋。依然是很挤的，……关于带东西的事，将来再看吧。

……我的信仍请传阅。将来时间怎样，还不知道，若有时间，再分别写些，我的信别忘了寄给大妹，我非常想我们的第三代，想到每一个孩子。现在恐怕是丹丹和普通劳动者的差距最短了，其余的不久也要受到磨炼。这一切都为他们好，只愿作父母的不要溺爱，遗无穷的后患……

文藻身体怎样?(很盼家信，知道你们不得我信是不会先写来的。)身体要适当保重，但也不要与下面的差距太大，否则下来以后突然改变，更会适应不来的。大妹在甘肃农村有过锻炼，到江西就觉得条件好，对她有好处的。说了好多，以后再写吧。寄无限之爱!

莹70年1月10日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3)

亲爱的家里人：

昨天得到Daddy6、7日来信，欣息［悉］家中种种情况。小四的信也收到了。此时也许已经动身，你们把毛衣都买了，很好。

我在此一切都好，生活十分紧张，劳动，也搞运动，……我身体倒是好。每天三顿稀饭，还吃得很饱。行李至今未到，食物都未用上，从离京后没吃过鸡蛋，牛奶，但也不怎样。这里人食量都增加，都胖了，我想也会胖的。这里一天忙到晚，一来走路多，食堂，厕所，工地，开会地方都要走一点路，(比起家里!)但比别的排已算近了，同时许多东西都要照顾拿全拿好。丢三拉四就要走冤枉路，破了丢了就不容易补上。……昨晚手电筒不灵了，半夜真急死人。我想在此托人到城里买一个大的，电池也好换。我劝文藻以后，对于修理电筒等等也得学习、学习，否则真无办法。“自力更生”四字，在此体会最深，否则无论如何照应都照顾不到的(因为大家都紧张，都忙)。

此地天气因连日晴朗，就暖起来了。今天又多云，恐怕天气要变。南方多雨，雨里最不好走。以后几个月免不了的。我晚上都不脱衣睡，只脱下棉袄棉裤。到此后因没有换洗的，还未洗过衣服，水也不方便，以后也得学去提水。

……别的等下次信到，东西到，再写。请寄来一二十斤通用粮票，我的粮票都交了，这里要买点心等，都要用粮票。我不一定需要，但有了总方便些。……要开会了，寄无限之爱!

莹一月十三日［1970年］

亲爱的家里人：

到此后只接到Daddy和宗生的来信，不知大妹和小妹如何?其实湖北离江西很近，但我另寄信，话还不能说全，而且生活很紧张，没有工夫。

我的行李终于在16号的晚上到达了，这次是刘德风同志押了许多东西来的，我的行李也在其中。一切完整，只是皮箱的把手，拉断了一个。现在许多东西已取出来了。昨晚已吃了炼乳，今早吃了肉松，不过这些东西未到之前，我也过得不错，路上带来的一合［盒］梳打饼干，至今还未吃完。

我们现在的劳动是管菜地，加肥，挖地等等。整天在户外，屋里很挤也很冷。大家带的被褥都很厚，这里很湿，很潮，稍一天晴就晒被窝，夜里躺下去是冷冰冰的。我晚上盖三床被也不觉得热。现在自己东西到了，公家的两床被，和同屋人的一床被一床褥都还了。我想北京家里的棉花票不知有五斤否?棉花票如有四斤或五斤(我记得我的补助，两次已有两斤。)请即寄来。寄来这里可以换成本地棉花票。四斤的可以买四斤棉絮，如有五斤票可以买六斤的棉絮，如此类推，那我可以把现在的棉被絮，换下来做褥子，我的上下都太薄了。

到此后感想很多。今天是大礼拜(每两星期有一整天休息)，大家都在洗衣等，我因昨天整天在菜地弯腰，又理行李铺床等有点累，并且要到四五里外河边挑水或提水，我也不好意思让别人去，因为大家都忙自己的。我认好离家最近的“水井”，以后有空我单独去洗。有自来水或有水井处真不知农民生活的紧张。我们这屋，或说这班，为贫下中农做事有替他们挑水一项，女同志也轮流每天一挑。我和张兆和因岁数大些，只搞环境卫生，替房东扫地，每天一起来先扫。7—8时天天读，9时上工，中间休息一次，12时下班，下午一时半又上班，中间休息(休息时也是在田头读报)，五时半下班，吃晚饭不劳动的日子，就只吃两顿(9时，4时)，星期也如此。……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4)

总之，生活十分紧张，一切适应起来都有困难，一来是准备不充分，二来不到下面对实际情况很难想象，我看沙洋那边不知何时才有房子住?文藻不知何时去?我们这里本说年底搬入新房，但别的单位如出版口搬进去了，我们也许要等70年底。别的单位搬进去的，也不是家属在一起，还是集体分住，比如沈从文就是如此，……我看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暂时。同时也必须及早准备，现在沈阿姨比较闲，我们如用皮箱，一定要做好麻袋套子，用扣子的，不要像我上次那样简单(即陈恕说的在甘家口做的)。因为带起东西来损坏可能性很大，下面运输工具与人员都是自己人，有许多东西都是从车站到干校摔坏的。文藻的书等一定要及早理出来。我自己理东西都是太紧张，同时又太细(如把全家东西归类)，忙累交加，就会有脾气，互相埋怨，把精力消耗了。一切要从备战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慢腾腾是不成的。小四的经验，可以查考，不然一星期一星期过去，掂时过日，后悔莫及!昨天得宗生来信，说到他春节要回家过，当然很好。大家有个聚会。希望这次过一个革命春节，不是买年货，吃吃喝喝看电视而是帮Daddy理东西，订东西，甚至捆东西(沈从文这次下来就是他儿子送下来的)，否则忙于接待吃喝，忙了一阵，做不出什么事。宗生来信说正准备要个住处，也希望不要为此花许多钱。……以后一定要因陋就简，这个过渡时间不会太长!

作协刘德风不久回去，我想托他带小电池回去，如能换就换不能换罢了。如有大电池，即大电筒电池(上次陈凌霞妹妹问我要不要)可以交作协随时有人带来。还有塑料布真是需要，大大小小，都有用处，有人来可买了带来。……

我在此总算不错，没有招［着］过凉，就是累也是睡一夜就好了。饮食也没成大问题。……我要努力以赴，向同志们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生命从70岁开始，就让它好好开始磨炼吧。

今天星期，料想钢钢在家，一个人闷些吧?山山江江也都在家，我想大妹那边，一定和这边差不多，一定是大洗大搞，丹丹和农民孩子一样在外面跑，他倒是开始得早，对他有好处的。真是想你们。信看完快快转吧!

今晚得大妹一信!

娘一月十八日［1970年］

最亲爱的大妹，志昌和小丹：

我到此后的信，都是从家里转的，因为实在没有那么多工夫。总起来说，一切还算不错。领导和同志们都很照顾，天气虽冷(主要是屋里冷)我还没有感冒。紧张的劳动，如拾粪，看菜地，挖沙等都算是轻活，但来回走的路很长，又是田埂。日程很紧，……午睡是没有了，而且因为没有牙，三餐吃稀粥。但我仍过得很好，你放心吧!我们住民房，很黑，同屋人都买了马灯，点起来也很亮，就是空间太少，我又后来，什么东西都堆在床上。床边放了箱子。想起你分到一间比我们北京屋子还大的屋子，真是羡慕之至!

我真想丹丹，在看菜地时举目四望，其实江西离湖北不远，我若能带他在一起在田野间工作，那将多么快乐。我现在更多想的是丹丹，因为他的环境差不多。不知你替他买了雨鞋没有?这里雨后真难走，鞋湿了也不好干。请告诉他，姥姥时时刻刻都在想他，我想他也不会忘记姥姥的。

二舅母就在城里，但别人去一躺［趟］，小道还走两个钟头，我连附近村子都不想去(因为平时走路就彀多了)。她很照顾我，有人进城，我就托她代买东西。二舅舅也有信来给我，现在都给你寄去，看完请即转给爸爸吧。

我今天打了报告，在春节内去武汉镶牙，与郭小川同行，也不知要用几天。做完模子可能回来一次，或不止。因为在武昌闲呆着也不合宜。

我来后已得过爸爸、哥哥、陈恕和你的信，老二处听说很紧张，一切从实战出发，她没信也就罢了。

你们两人能有人看丹丹，最好。(你们修水库堤坝，我们也在围垦，不过我不上堤。)你描写丹丹的话，我最爱听。李志昌有个好儿子。丹丹也有个好父亲。希望他大了也像爸爸那样稳重才好。许多信要写，不多说了。亲你们一大口，愿和你们共同进步!

娘12270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5)

亲爱的家里人：

前天得文藻和陈恕两信，欣慰之极。文藻表已买了，很好。可惜日本表表蒙破了，不然给二乖也是一个人情，不知她有法托人配否?

Daddy信要我用复写纸写或星期六写信，那是不明白我们这里的环境，不用说我没有复写纸就是有也没有地方写。我每信都在床边或膝上写的。我们屋很暗，白天也得开门写(冷也顾不得了!)。这里日程排得很紧，根本没有午睡。别人比我还紧，这两天劳动，先是拾粪(牛粪)。现在又看菜地，防猪和牛来吃菜。拾粪走的很远，拾粪也出汗，看菜地好一些，不过下雨也得走在雨中(大雨也许不必去)。昨天因为看菜地是和人转［轮］流的，因此下午换了衣服。(因裤腿有牛粪)洗了脚等觉得轻快之极!沈阿姨听了一定要奇怪，我的衣服是离北京后第一次换下来(今天下雨不能洗)。但此地并不太脏，有的只是土，拍拍也就掉了。你们在城里的，或说我本在城市，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从这一点看，丹丹就早有锻炼，为他好。我真想孩子们，想钢钢，想山山和江江。我想他们早晚要下来的，早下比晚下好。孩子适应得快，我上次已说过希望你们过一个革命的春节，明年春节，也许大家又分散了。

我已写了报告，准备春节去武昌做牙，与郭小川同行。(这里从五连到城里，小道别人要走两个钟头，我可能走得更多。总之，一切都得适应环境。我们有时在一天劳动之后，还要开会，来回十几里，别人还说我不错。我来后没有摔过交［跤］，没有感冒，总算不错吧)不知要多少时间，我在此三餐都是粥，或面条(只有一两次)，吃来也不错。小锅带来没有用，因为根本没有火。25号回去，假期两周。

作协有人回去(丁宁同志)，另条子上的东西，可包好交作协留守处，请她带来。现在下雨不上菜地。要天天读了，下次再写吧。亲大家各一口。

祝春节快乐!

莹1月22日［1970年］

大妹信附上我已另给她信

亲爱的家里人：

文藻第三封信及通用粮票十斤已收到了。(粮票不必再寄了!)在此买点心机会很少，我又吃不动，暂且不必寄，到武昌时我们还是可能发湖北省粮票。兹将信中各条简复如下：

1行李迟到，我并未受何影响，被褥都由同室同志及公家凑出来，并没有受冻。(我至今褥下还铺着张兆和的毯子，上面盖一床孙琪璋的被子，大家对我的关怀，可谓周到，如夜晚在远处开会或慰问团招待电影等，都不让我去。)我们这里的炊事班是四好班，对我的饮食也三顿都有稀的或菜粥，或煮烂的泡饭等。其他的同志都是干饭或咸菜，素菜，很少吃鱼肉，我也不例外。人家的劳动量比我大得多，无论男女，上堤筑坝到城几十里路拉车来回，拉粮食等等，也吃的是素菜。比了我们房东，比贫下中农又强一点!我体力很好，走路劳动并不吃力，请放心!(关于行李迟到，不怪留守处马虎，留守处刘德风本来已问过宗生，铺盖要不要快运?是我说不必，因为从前有车皮时，总是托运的先行，不知现在没有专车了，托运的要迟到。)奶粉尚未动。小锅没有用处，白糖只开了一包，肉松吃了一半，炒面也未动。炼乳因容易冲，已吃完了，是倒在稀饭里吃，咸菜正在吃。

2关于电筒，不要再买了。我这里已有两个大的。因为我托五连采购组买了一只，文玲又替我买了一只，是广州出国［产］的，虎头牌，很好很亮。我用了一只，另一只把电池封起。(同志们教给我，把小块胶布将电池接触处贴起，可不走电。)将来还可以给你使。我不记得家里有塑料壳的电筒，不知你指的是那［哪］一个。

3棉花票请寄五斤来，我想做一床被子，把现在的被絮拿来垫在底下，这里人都铺得很厚。我们家因有床垫所以褥子少而薄。据说木棉的不经用，行线一断，就滚成一处，我的褥子还没有到此地步。

4宗生信当另写，写好寄凌霞处。万一正是春节期间他接不到。

5听说沙洋水如此困难，恐怕房屋建成更须时间。你也不知何时下去?昨天中午我到8队去替同志买煤油(我们住的是甘棠公社第十生产队和第九生产队)，路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在地，他们已住上红砖红瓦的房子。据说有三代人的可有两间屋子。外面有松林，看去很好。我们将来的房子，也在离他们不远之处，但现在还没有开工，不知何时方能建起。我们五连的任务是挖沙(挖做房的沙，体弱的就拾粪、看菜地等等)。我看沙洋如仍在筹建期间，文藻一时又不下去，那么我在此之期，可能还要延长。大妹说是否文藻也到咸宁来，我想咸宁没有房子，我们不能在一处，文藻得插到别班去。……在我们这里，一切生疏，更不是办法。我们就等着吧。……下面情况一看，就知道不但和贫下中农比、和解放军比，就是和同志们比，我们都差得太远太远。破私立公，真不容易!我因为现在看菜地，比较?，就尽量替忙的同志办点事。昨天天气晴明，在这里我已是每天穿那件短呢大衣。昨天走路还嫌热。到8队来回有70分钟，那个合作社本来只有一个售货员，现在已添到四个。他们卖纸、煤油、纸烟、日用东西，也有水果糖。我买了两毛钱的，因为同志们常请我吃糖，我也就买来还敬。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6)

听说钢钢胃口不好，在家吃中药，不知现在怎样。我看他吃不下，就饿一顿也不要紧。天气暖些多在外面跑也许好些。总之锻炼要紧。人的适应力还是很强的，比如我在此已调整到不在天亮时大便了，因为太不方便。屋子太小，对大家也有妨碍。我们是天不亮就起来扫屋子周围的地，都是打着电筒，带［戴］着手套等，冷得也习以为常了。

许多同志回京，都在二月初旬回来。我要的东西请早送留守处。胶布要大合［盒］子的(沈阿姨知道那圆合［盒］子)，这里手上常常要贴胶布。还有家里收拾东西，在你工作调整后或春节中一定抓紧，沈阿姨忙，但比起下面来，真不知方便多少。我们这里是分秒必争，一定要适应。要去工地了，不多写。问费嫂好，费宗惠生了没有?

莹一月二十六日［1970年］

亲爱的家里人：

真是懊恼，今天早上把热水瓶打破了。因为床下土地坎坷不平，我每天总是十分小心放好。(我的床边是木箱上放皮箱，那皮箱是不平的，又在过道，所以放不了。)今天竟然倒了!不知北京有卖的没有?请买一个托留守处托人带来，什么样都可以，只要有。今天据郭小川说他的班长已通知他请假到武汉已经准了。但我的班长还没有通知我。我们大概在二月初走。现在班车没有了，进城要背着东西走二十几里地，再坐火车。一切都在考验我。……

还有洗脸手巾也请寄两三块来，我托人在城里买，据说没有，我要作餐巾袋，洗脚布等，我来时没有带几条，因为想这里总会有的。

据说，汉口也没有热水瓶，这东西极易破，这里几乎人人都有经验，下放的人太多了，到处供不应求，而且易破，我们家里一定要储备几个。

生活一切如常，渐渐的适应，这里阴天多。难得洗点东西，洗澡不必说了，连洗脚都会使人痛快半天!此信到日，希望宗生夫妇和孩子们都在家团聚!我们不知能在连队否，或正在赴武汉途中，连队预备了许多节目劳军，拜访贫下中农，吃忆苦饭，节约过春节，也有点吃的，但我是无份的了，反正吃不动。祝大家春节快乐。……匆匆即祝大家健康进步。

莹一月二十七日［1970年］

亲爱的家里人：

前天晚上连得家里三信，内有粮票十斤，棉花票4斤8两(我记得还有一斤，是半斤一张的，是崇外花纱布公司补退的，也是横着连在一起的两张，我和布票一起，留在家里)。三信内有文藻两张，陈恕一小张，陈凌霞一张，并附有大妹一信，欣慰之极!首先将我这两天经历说一下，再分覆信中的各节。

因为湖北天气预报2月2号要下雨，郭小川说下雨不好走，要我们提前一天走。昨晨匆匆决定即匆匆收拾东西，又把一些东西装箱(因为我连春节后要搬家，东西散在外面，别人不好办，给他们添麻烦)，于早上8时40分就背起东西走路。在田埂间曲折走了四个钟头，中间休息一次，在“大铁铺”一个村合作社吃了汽水和自带的饼干。12时半到了县城，先到文玲处，在中转站用开水冲饼干吃了，文玲又替我烤了罩褂(因为雨衣里面潮，罩褂湿透了，不是汗，我穿的是雨衣，郭小川代我背着“棉猴”)，谈了一会二时半又走到车站，用半个钟头。下午3∶54分开车，两小时就到了武昌，又步行到大东门，有一站路。因在田埂上走了大半天，走在大城市的柏油路上，真感到平坦。人真是不可不锻炼!我走到县城，文玲和她的同事和中转站人员都说这老太太真不简单。我也自己欢喜，因为我头几天就发怵，怕二十多里路把我走垮了，或摔一交［跤］，扭了脚等等。结果是如此顺利。我一路默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其实这对贫下中农老太太本不算什么，我们城里人是太娇贵了!……我走后并没有觉得怎样腰酸背疼，这也是一个喜讯!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7)

今天(2月2日)晨起，即到武昌口腔医院挂号。这是全武汉最好的口腔科了，离中转站只隔一条大街，方便之极，我们看后，(我们带了连队的介绍信，还有一个同志叫路工的，他也在这里看牙，今早是他带我们去的，可谓一切有照应)大夫说我还要拔一个牙，上面的，即全口唯一的牙。因要做全口的，不拔它不能做(龙福医院大夫本来就说过，这个牙等做时再拔)。此外还要去两次修牙骨，郭小川也要修两次。我们四号可以修完，然后再回咸宁，等二月底再来做模做牙。从医院出来，我们议定先去买东西。(大都是同志们托买的东西)又从武昌一路步行到汉口，直到三时半才回来。在汉口吃了包子。走的路不比昨天少，只是过汉口时是坐轮渡回来坐无轨电车，也不觉得累。今天有小雨，很小很小，江南天气就是这样。我买了些点心(牛奶卷据说很稀罕)，巧克力(只外面一层)，水果糖等。还替人买些药品等，热水瓶没有，电池，热水袋等都没有。有的东西是凭购货证供应，不过我还买了小剪刀、毛巾(家里如还未寄毛巾，就不必寄了)等。今晚就不到食堂吃饭，买了炼乳冲了，吃点心就行了，中午吃得很饱。

明天当去拔牙，修牙骨，此外还想理发，洗澡。我想四号完事就回咸宁。连里本准备节目，和贫下中农一块过节，我想赶回参加，在此呆着没有意思，虽然这里中转站有熟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干部，从前常到我们家取稿的)说是2月5—8日本来是假期，不要回去，在武汉玩玩，我觉得不好，也没意思——文玲和她的同事也许在春节间来武昌玩，参观长江大桥，当天回去。

来信事，一一答复如下：1行李未到前，我不曾受到什么委屈，既饱且暖，行李到后，炒面还未动，奶粉只开了一包，白糖也只开了一包，在做牙前还可足用，请放心。2知道文藻厂里劳动已结束，不知如何分配?假如是在校学习，一定要抓紧理东西，据我的经验，我们的皮大衣，在下面一定穿不出去，因为即使盖了房子，依旧是乡下，常常到连队劳动开会，提着小椅走十几里地，穿皮大衣，毛料衣都不象［像］话。城里的想法必须改变。短大衣最好，不下来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人，搬下来的东西都放在“仓库”——就是农民的堆草屋子——且乱得很，也潮湿。总之，我觉得带下来的东西，必须简单适用。我们的六张一套椅子(钢骨的)不要带，只把套子洗好收起。这下面小竹椅很多，带靠背的，很好。五斗柜可以带，可以当桌子，当箱子。要带点漆布(深色的)罩在上面，便于擦拭。(连里卖塑料布，我也买了一块。塑料布如未买，也暂不必买了)……3宗生信当另写，……咸宁干校要盖大医院，将来发展不错，凌霞如能下到这里，孩子还可送文玲处。4大妹信当另复，这信是在招待所窗前写的，女同志屋子只有一间，有四个人，但她们都是各处来的，早出晚归，不太认得，这房很象［像］样，有电灯，自来水，玻璃窗，没有煤气。在武昌当然好。天黑了不多写，明天再报告吧!匆匆寄爱，汉口整个城市在准备过春节，到处是买年货的人，拥挤得很，北京也如此吧!亲每人一口!

莹二月二日夜［1970年］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8)

亲爱的家里人：

昨天早晨到口腔医院拔了一个牙(是全口中唯一的牙了)，是一个在医院实习了一个多月的解放军战士给拔的!这战士极其年轻，小脸红朴朴［扑扑］的，态度极其好，拔牙也一点不疼，同老大夫一样。……拔了牙出来我就抓紧时间在路旁小店里理发洗头(从下来就没有洗过头，只削过头)。午饭后又去洗个澡，澡店就在武昌，女浴室有盆汤，但不太干净，也极其拥挤，许多妇女带小孩去。不过自己擦了澡盆，自带手巾肥皂。洗完仍觉得痛快之极，究竟是一个月没有洗澡了。脚指甲是回来剪的，因浴室是个小格子，蒸气太大，又很黑。晚饭又是在街上吃(我们招待所只有干饭，街上有豆粉面，还可以吃，此外买了炼乳泡点心吃)。今天早上去做了牙骨手术，缝了三针，9号拆线。这里医生知道我和郭小川名字后，都十分照顾，主动给我们开糖证等(买白糖)，并教给我们早登记。我们9号按原线回去，二十四号再来做牙。下次因反复修理，大概要住二十天。医生看了我从香港带回来的牙(是从前北京医院医生给我开的方子)说是质量很好，大概可用。这样还可以省一点。大概做牙要三十多元，这里招待所一天六毛，不带伙食。我这里钱也够了，……现在有几件东西，我已在武汉市买了，如毛巾，胶布。晒衣服夹子我已在这里买了。包裹如还未交给留守处，就不必再带来了。这里就是没有热水瓶。(前天郭小川买了两个热水袋，问我要不要一个，我也要了。这样我这里有两个热水袋了，将来小妹那个可以还她。)但在我行前张兆和(沈从文爱人)已替我把沈从文那边多余的一只，给我拿来暂时可以先用一下。今天这招待所里十分安静，许多人都走了，本地有回家的，连队里也有回北京的，还有到金江同家属团聚的。但春节期间也许要有人来武汉参观的，如文玲，她要来看长江大桥。我倒是极希望她来，否则一人太寂寞了。郭小川他们年轻些，喜欢在街上跑，我不愿意多走动。今天又给大妹写了一封信，不知小妹回来过春节没有?暂时不回咸宁去，消息都不知道，只有等回咸宁再看了。家里在接我信时一定都在家(湖北是放五天假4号—8号)，我们人分各地，希望都在过革命的春节!……我们做父母的自己走在前面，让他们跟上来吧。一个人精神面貌最要紧。我下来后，就连这次看牙，感到一切都顺利。主要也因为同贫下中农比差距，他们的生活，医疗条件种种都差。……作协的五连在干校中屡次受表扬，我所在的二排六班，还是个“四好班”。在大家带动之下，我也不敢懈怠，精神也就好了。怕的是只低头看自己眼皮底下，越看越近视，前途就非常黯淡了。刚才中午又上街去吃面回来。这里一顿饭就差不多吃二两，一毛多钱。回来没事就休息，看报，写信，我自己也买点香蕉吃，武昌供应看来还不坏，不过许多东西都是凭证的。(昨天有不凭证的鸡蛋，不过我买了也没地方做。)好在我现在饮食很简单，许多东西吃不了，也就罢了。信到后你们都在家，就给小妹转去吧。小妹看完再给大妹转去。我虽给大妹信，但说的不一定一样，让她看看也好。我惦记每一个人，……亲大家一口。

莹

二月四日［1970年］

最亲爱的大妹，志昌和小丹丹：

我已于前天早晨步行四个钟头(8∶40—12∶30A.M.)，到了咸宁。背着包儿，穿着雨衣，和郭小川同行，居然走到后也没有休息，也不觉得疲劳。在县里二舅母处呆了一会又步行半小时到车站，搭3∶54分车到武昌。6时后到达又步行一站路到了招待所，详情已给家里写信，会转给你的。昨天去武昌口腔医院(离招待所不远)看了一下，今天(3号)早晨又拔了全口中唯一的牙，明天(4号)要动牙槽管手术，一星期后拆线。这样要二月十二日才能回咸宁，然后等牙骨长好后，二月底再来做牙。一切总算顺利，但本来想赶回咸宁过春节(和贫下中农一起)，现在只好单独在招待所过了!(郭小川也在)这是我除了在美国那几年之外单独在外面过春节。但我想反正一家人也不齐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到处都是家。看武汉市民热闹情形，心里也很高兴。但在等拆线这一星期未免太闲了。我们当抓紧学习。此外都不外出。今天早晨拔完牙去小店里理了发，洗了头，午后又去洗了一个澡，是盆汤，但不太干净，人也很挤。不过洗后仍是觉得浑身清爽。到底是离开北京后，没有洗了!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9)

以上是3号下午写的。

今天早上去做了手术，缝了三针，医生知道我们的名字，都十分照顾，给我们开了白糖、药。说是9号来拆线。以后回去，2月24号再来做牙。因要反复修整，要住二十天。郭小川和我商量仍在这里等拆完线回去，因为咸宁到公社比从咸宁到武昌还麻烦。这样这几天就在武汉过了。我们仍要抓紧学习，同时去参观毛主席创办的农民讲习所。此外就不出去，我这次拔牙修牙都没有感到疼，也不疲倦。现在招待所中特别安静，大家都赶回过春节，我想这里离江西不算远，我若能到你们那里多好!看看丹丹，亲亲丹丹!希望你们一家三口过一个革命的团圆的春节。家里把你的信转来，我知道丹丹已买了雨鞋，我放心得多。在此深知没有雨鞋之不便。……你说小丹丹整天在外面玩，拖着两条鼻涕，我可以完全想象得到，这里的孩子都是这样。早点缩短差距，对他们只有好，没有坏!我多么想他，多想抱抱他，不知他把我忘了没有?爸爸有信说是工厂劳动已在一月三十一日结束，以后如何分配未定，反正他一天不下沙洋，我也一天不能回去和他在一起，假如沙洋方面要等基建好再让他下去的话，照我们咸宁的经验，还早着呢。反正我已下来了，我也不着急了。关于沈阿姨，我是想我们离北京时她也可以回去，带她下干校太不象［像］话!下去以前，她可以帮我们家理理东西，是个主要劳动力。我不在家，爸爸更需要有人照应。下来后生活简单，这里也有家属，都在食堂打饭，多一个人反而麻烦，你说是不是?我到此后每月扣十二元伙食费。我现在差不多每天三顿稀饭。劳动不重，也不饿。此外我没有什么花的。我下来后，每月已退回二百元，革委会方面认定说什么时候我有用，就告诉他们，如数交给我。……做牙30多元及住招待所(每天六毛，不带伙食)大概要五六十元就够了，这在我不算什么。你来信仍寄咸宁。我大概9时［日］就可回去。把丹丹情况多说一点。李志昌身体怎样?他去年犯过一次病，现在你们在一起可能好多了。你教英语的经验如何?你们屋里是点马灯吗?我这次到咸宁曾到二舅母处。(我们虽然只隔二十多里路，但见面仍不容易。通信倒是多。我常托她买东西)她说春节假中她也要来武昌参观长江大桥。我在此太寂寞了，真是希望她来!这两天武汉晴天，倒是好过得多。你们那里怎样?别的不说，再一次亲亲你们。……

娘二月四日［1970年］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0)

最亲爱的大妹，志昌和丹丹：

我是从北京写的信，你觉得奇怪吗?我是于本月十日回到连队的。上午还给你发了一封信，因为春节有班车，下午四时坐班车回去。刚到，看过家信和你的信等。李季(我们的革委会副主任、副连长、三结合干部)就来告诉我，说是北京方面通知他们说吴文藻已要到沙洋去了，要我就回去!奇怪得很，当时我并不高兴，反而难过得流下眼泪了!李季他们就劝我说那边也是革命队伍，到处都受教育，并说他们一定要好好把我送走等等。第二天(十一日)早上我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还看了半天菜园，但大家劝我下午不要去了，要我理东西，说有人到大队联系吉普车去了。我知道汽油很紧，而且当天不容易弄到，结果还是弄到了。大家包括军代表(张政委)在内，不上工的排、班长都送我上车，行李也是他们帮弄的。有同志送我进城直赴车站(中间因司机要到中转站去甩下车斗子，我又见了二舅母一面，和她匆匆道别)。下午4时51分又离开咸宁(有一位同志和我同车，他是到西安的，半夜，从郑州下车了)。送我来的同志替打了电报，一路上虽然很挤也没有卧铺，但我有座位，并吃了奶粉，干粮，一切都很好。十二日下午五时半到了北京，火车本是下午二时半到，误点三时半。那位打电报的同志也没说车次，结果爸爸和哥哥去接我都没有等着，是四位女乘务员帮我把行李抬到站外，雇一辆三轮摩托车回到家里。小妹、陈恕和钢钢在家，把钢钢乐得直跳。爸爸和哥哥九点才回来。因他们去打听，听说有个老太太由几个姑娘陪着叫一［三］轮走了，他们猜着是我，就回来了。我一回家，陈恕就告诉我，说是民族学院和学部等处，凡是十七号走的都延期了，……民院负责人说让我先安排家务，研究后再定我的学习劳动等等(小妹这次是陈恕打电报让她回来的，因钢钢发烧不退，她回来后钢钢就好了。)……我自己又去见了从前和我联系的张清同志(女)和她详谈一切，并请给我分配劳动学习任务。我一方面先治牙，今天哥哥替我去排队挂北医的号，早晨5点就去的，但已排不成，挂号拥挤得很。据说人家头天晚上7时就去牌［排］号了。他仍在替我奔走，他在这一点上，倒是最尽心的。他明天就回天津了，这次木箱等等又是他在搞，老二根本说不上帮忙，……我们本来不应倒在孩子们身上!能跑能动还是自己来好些。哥哥已弄好甘家口的医院宿舍，就是小四住的那一单元。本来陈凌霞分不到两间屋子，是她拿她母亲现在住的房子去换来的，这样她母亲和四乖就和他们一块住。这几天正把东西搬进去。他们打算把山山送对面“香山慈幼院”的托儿所，把江江换回来。陈凌霞医院也有人分配到沙洋去，在矿区，(那里有大油矿，工人就有八万人!)哥哥说他们一定要申请到沙洋去，我同他谈，说在上面非长久之计，而且为自己和孩子都不好。他也知道这一点，……这一点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对年轻人还是有信心的。

这次回来，有复员军人的感觉!觉得很舍不得我们的四好连，四好班。同时也感到领导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一想起来就要落泪。现在不知何时下去，大约不会延期太久。我一定好好准备，好在已下去一趟，知道需要什么，同时也劝爸爸不做带沈阿姨的念头。……(我看她想在北京找事，似乎已在活动)我们一定给她以回家的路费，这次我们东西拿回来，已给她不少东西。以后的事再详细告诉你。这里只告诉你费宗惠已于十三日早晨三时生了一个小男孩，我还未看见。谢南光谢伯母因心绞痛进了协和医院，听说她经济并不充裕(组织上每月给她70多元)。小妹前天进院遇见瞿绍玲，已代我们转给谢家一百元。小妹同陈恕有一次进城在公共汽车上碰见干妈妈夫妇二人，他们还很好，据说还能骑车上班，北大是70岁以上的人都不下去。他们仍住在原处，他们家里的人都好，别的下次再说吧!亲丹丹一大口!

昨天得你信(从咸宁转来的，今天又得你给陈恕信)，知道丹丹和你们都好。我们也得拾华信，转来你做衣服的定单等。哥哥已替你买了白手套，小妹替你买了橡胶鞋(36号)，此外你还要什么，来信告诉吧。

娘2月17日［1970年］

问拾华美德好。燕周也在连里劳动吗?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1)

亲爱的大妹、志昌和丹丹：

先从咸宁转来你2月7日的信，前天又收到湖北转来你2月11日专门描写丹丹的信，我和爹爹和沈阿姨都十分爱听。我念信的时候，大家都高兴得笑起来了，这孩子真是惹人喜欢呵!

下面先分类提几件事。(1)你寄来(托人带来的)的花生，我们还没有去取，一来没人跑，二来陈恕和他总是联系不上，以后不要再寄东西来了。难为你们惦记爹爱吃花生，但是太费事了，你们那里有点东西也不容易。(2)小妹代你买了36号球鞋(雨鞋没有)以及哥哥代你买了白手套，还都在我们这里放着。不知上次托人带去的巧克力等你收到没有?据陈恕说那人已到江西好久了，你来信还没有提到收到东西。(3)我去报到后民院领导让我先安排家务，以后行前再同我谈谈。今天又去问还是这样说。我觉得闲得慌。……关于做牙，今天民院给我开了介绍信，陈恕替我在口腔医院想法，他有同事爱人在该院做护士，希望能把我挤进去。现在北医和其他医院都是不对外做牙，我还不如在武昌做了省事，那边的人和我们已熟了。(4)关于带下去的东西，我下去一次，心中有点底子了，东西又要少带，又要多带，多带了，一时不能住在一处(倘若我和爹爹分住)就累赘，又拥挤，少带了，用起来就感到什么都没有。反正我们把东西分成三部分，一是永久寄存在民院的，一是带下去的，一是以后须用时再调动的。下面潮湿，我是知道的，但我们东西已够多，我想旧羊毛毯子和羊毛毡子效果一样，我们打算自己带床下去(据沈阿姨说藤绷子床比较不潮一些)。那小铁床及老舅舅那个藤绷小床(民院鼓励人自己带床)那样可能好一点。一切等决定再说。沈阿姨建议你们褥下面铺稻草，说这样可以防潮。(5)关于沈阿姨，我看她自己不愿意回老家，她愿意保留北京户口。我们对此没有说什么。我是不主张带她去，民院领导也未必会同意。我想无论如何我们给她还乡旅费，她自己怎样安排，由她自己决定。现在她正帮我洗被褥理东西等(爹爹正在理他的资料等等，慢腾腾的!我不知他若是17号走定了，他是怎样做?!)(6)拾华来一信，把你做衣服的单子寄来了，3月3日取后当给你寄去。燕周也到江西去了吗?他们是住在一块吗?请替我问好。(7)小妹十七日已回唐山，十八日哥哥已回天津，现在就是陈恕每天回来吃午、晚饭，每星期三、六夜接钢钢回来，他和我睡大床，陈恕回校睡。……钢钢大些，静些。很Sentimental。我竭力不娇他，陈恕是他一病就打电报叫老二，其实不必!家里都好。……我上次回家，已有信给你。北京连日大雪，你们那里一定是下雨，我想象得出你们那里的泥泞情况!咸宁方面要大搞春耕，开荒尤其艰苦，我能在那里多好!看来我们去沙洋，大概最早是三月底，为我们理东西当然是从容些，别的下次再说吧!亲我的野孩子，吃鼻涕的小丹丹一口，告诉他，姥姥更爱他了，可是他不要打人骂人才好!

娘2月24日［1970年］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2)

亲爱的大妹：

你2月26日的信收到了，今天早上给你包装了一包东西，内有(1)棉背心一件(2)蓝地白花大褂一件(是陈凌霞取了送来的)(3)运动鞋一双(4)白手套四副(5)另外有衬衣两件。据说没有留样子，只有两件新衬衣，付款单附上。以上都是你要的。另外我又塞进些零碎东西，胶布一卷，松紧带一卷，糖，塑料袋(内有酥心巧克力，奶味糖，像花生状的，薄荷水果糖及杂样的糖，是给你们一家人吃的)，小肥皂盒一个，内有两块小肥皂是给丹丹的。塑料暖瓶嘴两个，装在暖瓶口上，倒水时可不洒在外面。还有一个“工”字，大概是丹丹的，杂在玩具里，也捡出来放在肥皂盒里了。还有洗头粉一小包，都是我随手放进去的。如今趁我们未走，你要什么东西，赶紧写信来，我们从邮寄也容易，买起［来］也不困难。我看牙要常进城，买东西走那点路，现在真不成问题了。我在口腔医院已看过一次牙(是陈恕托他的同事的爱人在那里做护士的，给我挂上第一次号，以后都很顺利)。大夫说我前边下面四个牙槽骨还要做手术，当天就做了，缝了八针，过三天后去拆了线。现在明天(6号)再去看。也许可以咬上牙印了，这次总算好(本来想到北医去做牙，哥哥在十七号早晨四五点就去等挂号，还没挂上。据说要头天晚上十二点就去等，后来哥哥十八号就回天津去了)。大夫们对我都很好，代挂号，不必等。现在看牙真是人山人海，而且许多医院都不做牙。陈凌霞和她母亲已搬好家，但她肝病又发了，发烧。上次给你送衣服来，说医院要她住院，我也劝她住。(江江仍在托儿所，山山已报名香山慈幼园，就在他们宿舍对面。挂上第十六号，要等机会才能进去。)那［哪］天我进城时可能到她家去一次。我们何时到沙洋，还没有消息。……据沙洋上来的人说，房子很挤，我们去还不可能住在一起，要分住集体宿舍。那样东西不好多带，如家具，带去了一定没地方放。……你信里提的水桶等，我们也想买了备用。我认为上大下小的桶子好，提时不碰腿，打水时容易倒下提上，因为上面重容易倒下去(打水塘的水)。上次陈恕替你买的小桶收到没有，你一直没提，来信请说明。还有你说的木棉褥子，我们已经每人买了一个。那是在我下去之前买的。现在我们每人已准备一床厚褥子。沈阿姨说下面如铺稻草，可以好些。木棉褥子我们可能也带着。你把棉花票寄回，我们现在不需要。我算了算，我们两人的被子都够了，不用添什么，我想还是给你寄去(而且湖北也有不用棉花票的棉套)，请来信说明。……至于钢钢，现在很好，每星期天回家，和我睡大床，星期三如天气好，也接他回来。这孩子比较文静，就是食欲不佳，能和丹丹揉一揉就好了。丹丹“特别馋”，你们也不妨让大夫看看他是不是有虫子。他肚子特大，在北京时我们曾经给他吃宝塔糖，没有拉过虫子。同时“病从口入”，他乱吃东西也不好。总之，我们常常想象丹丹的样子，大家都想他!李志昌身体怎样，看茶炉辛苦吗?我们在下面有人参加食堂工作，也要早起。北京一直在下雪，这两天晴天暖了好些，据说明天又要下雪，这就是南方下雨的缘故，天气也有联系的。雨季恐怕还不会这样早。我们何时走，还无消息。爹爹仍在整理他的文件，开会也紧张。我还未参加民院运动，感到特别闲。别的下信再说，这信先发，东西我想邮寄，快些。亲你一口!

娘70年3月6日

你寄来的花生，太多了，太好了。昨夜我和爹爹剥了一点炸了放在饼里。他最爱吃，我现在没有牙，吃不动，以后就能吃。还有许多，我们先放着，吃多少，剥多少。以后千万不要再寄东西了。陈恕实在不愿多跑，他觉得累，这还是托人去取的，已经耽误好久了。你说的塑料披风我一定去看看，据我的经验雨衣是不大解决问题的。农民所以穿蓑衣戴斗笠是大有道理!板刷我在下面已经买了。

写信直接写到我们家里，用我和爹爹名字都可以。

又及

最亲爱的大妹、志昌和小丹丹：

23日的信前天收到了。我们最关心的是兰大调你到陕西，你申请留在江西，不知已得准许否?我觉得关键是在外交部干校方面，如果他们为照顾你们，有意留你，那么写信去联系，也许可能留下，望你们从各方面努力。已到江西，并且带了孩子，再一拆开就有困难了。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3)

你寄来的四十元已经收到，由陈恕经手买的，我让他算了账，凡是我买的，都是我给你们和丹丹的，就不要算了，我觉得做父母的有这个权利，是不是?

现在把你信中的事，逐条答复如下：(1)给李志昌的裤子，是老二的学生代买的，是买错了，你有裤子和他换也好。(2)这次寄东西，我又寄一点薄荷糖和奶糖，奶糖是奖励丹丹之用。此外我给李志昌买了半斤茶叶(因为小四儿来信要茶叶，我顺便又买了半斤)，至宝锭我买了两包，20粒。据说这药还不错，钢钢小时到现在还有时吃它。行李袋已买到，这次寄东西就用它。丹丹鞋，我看26号太大(因为他穿的黑绒懒鞋24号半，是平绱的，鞋尖不突出)。我买了25号的。孩子不要穿太大的鞋，容易栽跟斗!帽子54号是孩子最大的号码，再大就是55号的。我看太大，但也买了。洗一洗可能会缩。去污粉买了一合［盒］。家里没有什么旧毛线，我买了八两细毛线，藏青色，纯毛的，送丹丹生日。你可以把他的旧东西拆了织袜子。这八两够织衣服、背心、袜子等等。太旧毛线织袜子，不暖，也容易破。我本来替他织了，但我不会织后跟厚底。袜子织起来也快，我就不织了。塑料瓶盖我买了三个，没有杂色的，我就买白的。这些东西还没有包起，临时也许还要放点东西进去。丹丹相片捡出的，附上。

有消息快快告知，免得悬挂!先写到此。

娘3月31日［1970年］

亲爱的大妹，李志昌和小丹丹：

收到你两封信，知道寄去东西已收到，十分喜慰。同时知道兰大那方面调动事还未定规，也替你悬心。我们现在还没有下去的消息，如我们实在是不下去了，丹丹户口本在北京是可以回来的，但这事谁也不敢说定，也是走一步算一步。无论如何，你事定规时，必须赶紧告诉我们。我从上星期起已参加民院的班，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爸爸一样，牙还没做好，试过一次不太合适，后天(4月17)还要去一次。我多次买糖，大半是好奶糖，一来因为这糖有营养，可以解饿(丹丹又爱吃“粘牙”的)，二来寄东西不容易，将来我们下去了，就没有人寄了。我因为看牙常常进城，否则也没有这么多工夫，这不是常事。最近又收集一批东西，等后天进城去替你买了塑料盖子之后，再一块寄。合计内有：你的手提包一个(我已替Daddy买了一个，这个还你)，电池十三节(有两节是家里现成的)，开刀一把(家里现成的，螺丝转没有了。你们不开酒瓶，没关系)，丹丹绒线袜子一双(是我拆了旧背心，赶织出来的，我怕你没有工夫织，是双线，还结实)，脖套两个(老二买的)，被面一床(是我用桌布染的，共三床，我自己留一床，给你和老二各一床)，塑料窗纱一丈(90公分宽，没有98公分的，所以多买一点。我本想买深绿色的，因为陈恕说深绿的不好看，其实我自己是喜欢深绿色的，只有两种颜色)。

丹丹没有打下虫子，可见他馋就是本性!我们真是想他。我们现在劳动就在宿舍院子里，因为盖防空洞，院子当中盖了砖窑，烧砖，挖地，拌混凝土，全院人员和家属都参加了。我做的是浇水工作，整天用水管浇水。丹丹如在，一定喜欢做这劳动!钢钢很好，也乖，每星期六，星期天晚上都跟我睡。上星期我带他去紫竹院公园，只我同他两人去，我们坐了一段公共汽车，他现在和我亲极了。有点怕爷爷，不像丹丹那样同爷爷皮!他脸皮薄，爷爷一说他会哭。上上星期陈凌霞和她母亲带山山江江来吃过一顿饭。孩子们都很好，哥哥五一才回来。别的没有什么，先写到这里。亲你们各一口，另外丹丹三大口!

娘4月15夜［1970年］

又及：李志昌要猪油，不好寄，但我们还要想法，大概不托劳办，不但没人送，而且太慢!

亲爱的大妹，志昌和小丹丹：

今天得大妹4月18日信，知道学校一定要你回去，现在就是丹丹问题不太容易解决。我和Daddy商量了半天，假如我们确定不下去，那丹丹回来，一切现成，沈阿姨还在这里，我们是欢迎之不?!现在情况是我们随时都得准备下去，又不敢去问，因此很难办。我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如果那里(江西上高)有家属可以看孩子(我们作协在咸宁就有个司机同志的家属，替人看孩子)也可以付点报酬，请她照管，过一时再说。(江西是否要办托儿所?)二是丹丹户口本在北京，他是否可回北京，照父母在国外的办法，长期住托儿所?(当然我们在北京期间，week-end可以接他，这些都是我们能想到的。)总之，现在一切都在不定之中，我们只能准备适应一切新情况。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4)

我记得我曾在包裹里寄去一信，告诉你们包裹里是什么东西。后来又寄了包裹，里面只添了一包花生，是你们寄来的花生，我们把它剥了又炸了，寄给丹丹吃的。我和Daddy两人一面剥一面谈到丹丹，说是我们两人老了，对孩子更亲了，现在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和你们常在一起，和丹丹常在一起。

外语学院已定下到湖北沙洋，(三五天内决定就走的!)本月二十八号又要走一批(英语系等)，法语系今天先走，陈恕是作为病号留下。

陈凌霞可能调到阜外医院门诊处工作(在儿童医院附近)。Daddy上星期到阜外去验了心电图等，据说一切正常，大家十分高兴。

你要走了，丹丹衣服等很费事，我想亏得我赶了一双毛线袜子，其他的再说了，匆匆盼来信!

娘4月23日［1970年］

你寄陈恕的40元，已于一星期前收到了。你到陕西是否要经过北京?可否下来一下再走?

亲爱的志昌、大妹和小丹丹：

昨天是大妹生日，正好收到你4月27日来信，知道你仍未动身，假如不太困难，走经北京也好，打个电报来，我们去接你。看来我们一时还下不去(至少在你到陕西以前)，Daddy那双雨鞋本来是女人的，老二已替他买了一双，他的那双给你了，你如来时，可以带去。

猪油已化了，邮局也不让寄，我说就算了。

昨天哥哥让我们一家：Daddy、我、恕子和钢钢到他那里吃饭(他是29号回来的，30号他自己在我们家住了一夜)。我们大家都想你!你说丹丹那么能干，我是又高兴，又心疼，……不知何时能见到他!

外院也到沙洋去，老二回来恐怕也要去。我们就在一起了。话真多，一时说不完，这是晨六时写的，因为早晨到15号楼值班(7—9时)。Daddy是7—9时。

亲你们一大口，丹丹三大口!

我们1、2号放假两天。

娘5月2日［1970年］

最亲爱的大女儿：

昨天刚给你寄一信到兰大去，后来看地图，知道兴平比兰州离北京还近。只因不知地址，所以不能寄信，不过你早晚会收到的。

你到兴平去的一切经过，我都从李志昌信中知道了。要说起来，这本是预料中的事。兰大本来是让你随叫随到嘛，不过人总是有主观愿望，主客观不一致，就会有矛盾。我常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要工作，又是个人服从集体，这期间难免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你说李志昌挺倒霉的，转过来你自己也是如此。所谓“倒霉”，就是“小集体”和“大集体”的矛盾，主要矛盾还是自己小家庭的观念较强，在现在条件下，只有努力克服。从种种方面来克服种种困难，因此你们这种情况，是极其普遍的，如李淑言，如宗慈，如……你说“调动可真不容易”，这是目前的事实，承认这个事实，再解决其他问题，比较心情会舒坦些。

有罗鸿婴在那里，你的生活可以改变一下方式，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比较管一个家可能轻省些，趁此好好休息，给丹丹织点毛衣(有罗鸿婴给你出花样)，也可以到西安去看看。一方面相信李志昌会适应新环境，丹丹也会的，比如钢钢现在就不大想妈妈了。你的信就寄给小妹看，信先写到这里。亲你一大口，钢钢在我旁边，他说“也亲大姨一口”。

娘70年5月17日

想一想，丹丹或你自己，有什么需要添置的，赶快来信，趁我们还没有离京以前，给买好寄去。比如说，丹丹夏秋季有何需要?你如要头绳衣，将来可由陈恕代买。附及(吴文藻插)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5)

亲爱的志昌和丹丹：

你十七号的来信，已经收到了。在此以前我已经给吴冰去过信，是从兰大转的(因为你上次来信，没有给我吴冰的住址)。后来又得她一信。我又立刻回了信。你上次的来信，我已转给老二和哥哥了。知道你已调到林业班。丹丹也没有大闹。比较放心。你那里又搬进一家，又有小孩。我觉得两个孩子，容易互相干扰，还是分开为宜。我希望能够单独居住，有它的好处，不知能否得到允许?你们那里托儿所筹备得如何了?能否全托?假如吴冰回兰后，兰州仍是疏散城市，怎么办?我们心中也很着急，假如我们不下去，当然万事大吉。现在一切都在不定之中。可能说走就走。沈阿姨找事情不成问题，就在本院里已有人预约她了，也是看孩子。我们同她有个了解，就是我们若回来时，她也回到我们这里来。

提到丹丹我们真是想他，特别是在现在情况之下，我们有点不放心。怕你身体未复原，自己也累，对他照顾得也不能周到。总之，在现在情况下，除了挂念，不能有所作为，到底你在下面还有多久?将来怎么办?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

陈恕吃中医药，在城里看，我看也不错。钢钢也好，他每周末都回来。至今我和Daddy常叫错钢钢做丹丹。陈凌霞也带山山和江江来过。山山和江江都在托儿所，一在城里原处(江江)，一在从前小四的儿子东东在的托儿所，离他们宿舍很近(山山)。他们比较安定，哥哥近来较少回来。他们运动也忙。我们仍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我们身体很好，请你放心。只希望你多保重，也好好照看丹丹。寄去的肉松、味精、奶粉、糖等，给你补养，千万不要舍不得吃!亲亲丹丹一大口。

娘

70年5月23日

亲爱的大女儿：

今天下午民院领导开动员大会，又有一批人要下去沙洋劳动。名单要等到本星期六(30日)才公布，但已说明第一批(未去的人)和第二批即上次说去而暂缓的人，都要下去。这样我们下去，不成问题。行期还未宣布，大概是六月初。届时将让哥哥回来帮我们清理东西，并交代一些家事。好在我们久有准备，又已和革委会李主任说好，留一间房子存东西。这样不必都捆起搬走，又省事多了。你下次写信可寄陈恕收，我们未走时可以看到。我们在走前，一定还会给你写信。你要的钙片(已托凌霞)，和至宝锭(已托陈恕)一定会给丹丹寄去。别的下信再说。我们都很好，心情也踏实愉快，我已有下去经验。Daddy对于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有迫切的要求。我们在一起，你们可以放心。志昌处我常有信去(哥哥也有信给他)，这消息我也会告诉他。沈阿姨已找好事，就在民院看孩子。我们若回来她还回来，说不定将来还可接丹丹。今天就写到这里，祝你快乐，进步!

娘70年5月27夜

亲爱的志昌和小丹丹：

看到你5月25日的信，首先知道你和丹丹是一家住了，我十分高兴。这样不会太挤，孩子们也不会打架。又知道帐子收到，又合用，很好。我们已有了两顶单人帐了，都是新的，不需要双人帐了，你们留着吧!雨鞋方面，爸爸已有了新的(老二代买的)所以才把旧的寄去，你不必再买了。

吴冰有信来，说是她可能又怀孕了。我们是又高兴又替她担心。我们不在北京，她生产时无人照应，我们不放心。同时我们也想让沈阿姨再照顾她(她来信中也说想和沈阿姨联系，以后也许需要她照应等等)。我们院里昨天宣布这次下去名单内有我们。(动员大会是27日开的。本说是上次未走的人，这次都下去)行期是6月4日。我们当天下午就去看领导再留一间朝南的屋子(本来已给我们朝北的那一间存东西)，为吴冰将来回来生产之用。并请沈阿姨在回家看看(两三个月)之后，再回到我们这里，等你们消息。一切详致吴冰信中，你们决定之后，早日给陈恕写信，同时也给我们写信。……

临行匆匆，寄上十斤通用粮票，给丹丹和你买点心吃。我再请陈恕给丹丹寄奶粉和至宝锭和糖等。余详致吴冰信中，不赘。丹丹淘气，但他太小了。管他可以，不要伤了感情，是不是?

祝你们好!

娘70年5月31日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6)

最最亲爱的大妹：

得到你5月25日的来信，我心中十分不平静。我想到你恐怕又是怀孕(这当然是好事，丹丹需要一个伴，同时你们也要有两个孩子才好)。只是到时无人照顾，而李志昌和丹丹的住处，又在举棋不定之中。我们想来想去，总想在我们下去之前，替你想一个办法(前几天宣布我们要下去，昨天已公布名单，果然有我们，这对我们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行期是6月4日，正在收拾行装中)。……我们现在住的房间，也留下，准备你回来生产。同时请沈阿姨那时再照顾你，因为我们不在，这个她也愿意，因为她假如现在去找事，你生产时，她也许就不便再辞了出来。我想我们走后，让她回家去看看，两三月后再回来，费用方面由我们负责，等你来京，如果李志昌和丹丹要回来也有地方和帮忙的人。……这一切我们并没有和你商量，(时间不容许通信商量，我们愿在下去之前同院里接洽——吴文藻插)你看怎样?

你们那里到底怎样?兰大开学吗?托儿所恢复吗?李志昌昨天有信给陈恕，说是决定搬进你们住处那一家人不进去了。我听了很高兴，这样丹丹可以安静一些。我也有信给他，但说得不详，请你把这信给他看，你们商量看如何处理。现在各方面情况在不断的变化，我总想给你们留一个安身之所。我们自己不在，知道你们有地方走，我也放心了，不知你是否可能再到江西?或是李志昌会不会调回?一切请你写信告诉我，信寄陈恕，一方面或直接寄沙洋。(沈阿姨如不上那家去工作，我们可以在她闲居家中的几个月，付给她生活费，这样她可以安心等待。——吴文藻插)关于沈阿姨的安排，请你们商量好，早回信，我想在她回家两三月之中，你们事情至少有个眉目。兰大是否开学?等等都有个安排，她刚才对我说，她也先去打听那个用她的人家(就在民院)是什么情况等等，你如不来，她回来就到那人家去，假如你们来，她就在她回家期间告诉那边说她不上那家了。我们走后，她大概半月或十天之后回家去一趟。

因为可留下两间屋子，东西收拾就方便得多，不必包扎得太多，但也够麻烦的。钢钢很好，只是听说我要走，他也要跟去，这孩子怪Sentimental的。惹得我也很难过，凌霞这周末带孩子(山山)到天津去玩，哥哥可能和他们一起来，送我们走。匆匆寄爱，行前若太忙，就不写信了。亲你一大口!

娘70年5月31日

最亲爱的大妹：

行前得你六月一日的信，忙得没有时间写详细，只把替你安排留屋子一事告诉你，不知你考虑得怎样?兰大秋天开学吗?

我们是六号离开北京，八号下午安抵潜江。一路上组织上极照顾，我们都很好。我写了一封很详细的信到陈凌霞那边，请她就转给你，你转志昌。总之，这里条件一切都比咸宁好得多。我们到后有许多熟人，林、费、饶毓苏等都在，都来接我们(在校门口)，招呼喝姜汤，洗脚等，十分殷勤。我们都和新来的同志们分住集体宿舍，七八人或六七人一屋。行李托运还未到，到后或许再分配屋子，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是五时半起床，六时早饭，十一时十分以后即可吃午饭，下午二时半上工，六时下工。我和Daddy现在都是拣豆种，是最轻的活。这里大有发展，机器很多。现在农作很忙，麦收等等还有大批判，一时也说不完。我和Daddy到后眠食俱佳，精神健旺，大家都说我们不像七十岁的人。我们临行前，哥哥给买了两张老羊皮褥子，到后果然起了大作用。(没有用塑料布。)我们还带了两个马扎，是帆布条的。现在用的是杨静如送来的两张小凳子(她和两个小孩住一屋，身体还是不太好，我们常去看她)。我们到后领导和革命群众，对我们格外照顾，到处笑脸相迎。……因为我们两人岁数最大的了，大家给我们预备了小拐杖，但我们到后两三天中没有下雨，没有用着，我们都很小心，请放心。

……民院大概不会迁校，我们东西都锁在208，朝南一屋也未动，什么都有，只准备你去，就算你们在北京的根据地了。

现在这里的孩子很多，有许多是和我们同来的。我一看见他们就想起丹丹，不知李志昌会否调上来?兰大是否开学?一切等你来信。你要陈凌霞买的药，我已告诉她了。老二在我们行前曾回来过，她新去看牙，本来说是我们走后她就走。不知延期没有?如今大家都分散在各地，但我和爸爸是在一起，你们就可以放心。我们彼此帮助，彼此鼓励。你们自己多照顾自己，照顾孩子。……爸爸适应得也很快，很好。我们自己料理好，还努力帮忙别人。这一点大家对我们也很欣赏。总之，下面同志爱的精神比上面更显得出来。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7)

这里小卖部，什么都有，卫生纸、香烟(大前门等)、席子、帐子、支帐篷的竹竿、点心、酱油、醋等都有，都是没想到的。白糖每月每人一斤，我们带的东西有些是多余了。(行李听说要十天之后才到，好在我们都带了铺盖帐子之类，一时不急!)

别的不多说了，等你来信，这信看完即转志昌，我已另去信但不详，因为时间很紧，这信分几段写的。希望你多多保重。度过这一时期。要吃什么，让陈恕寄，我有钱放在他那里。亲你一大口!

娘70年6月11日

亲爱的孩子们：

收到宗生6月13日的信，大妹6月17日信都收到了，因为太忙，来不及写信。我们的行李是6月22号才到的，都没有损坏，上火车，下轮渡，在泥泞路上搬来，居然安全如此。我们连的年轻小伙子真是用了不少力气!(这里汽车要用拖拉机拉，才走得进来，因为下雨后泥巴很深)一天六趟，搬了三十吨的东西!

我们从昨天起已分到第一连(副业班)第一排(蔬菜排)，Daddy第一班，我第二班，但工作在一起。我们有菜地120亩，(瓜地，玉米地，大田，果园等不在内!)九道沟，十块地，昨天下午已摘了苋菜，今天摘西葫芦，已摘了1902斤。这里蔬菜很困难，但我们保证一天8百斤菜不缺(因为有八百人左右)，还支援过外单位。菜地很湿。早晨又有露水，下半身总是湿透的。Daddy爱出汗，总是浑身湿透，换都来不及。洗又不干。我们都又搬了家。Daddy住礼堂一角，十几个人，围起来，倒干爽，朝南。我住旧劳动队的“烤烟房”，朝西，地也低，6人一屋。小学教室就在隔壁，白天很热闹。我白天除了睡午觉回来，三餐，听报告等都在Daddy那边。

有几件事。1，Daddy的雨衣找到了，有人送回来的。雨衣如未买，也就算了，如已买，未寄，就先留下。2，我的雨鞋太浅，菜地需要长统雨靴。据说北京不难买，卫［魏］公村就有，我的脚样附上，大概是33号的。最好是黑色。把脚样放在鞋里一比，就行。这件事陈恕和凌霞都可以代办(钱由陈恕处付)。买后交苏德富，学校常有人来。3，Daddy箱子已开，是别人的钥匙。宗生钥匙来了就好用了。此信转凌霞，宗生，老二。亲钢钢，山山，江江，各三大口。问姥姥，姨姨们好。感谢她们的惦记。我们都好。祝你们好!

娘7月2日［1970年］

雨衣留京，谁如需要，就给谁穿。文藻

最亲爱的大妹：

你7月13日的信，昨晚收到了。知道你已见过医生，并诊断是怀孕。兰州供应如尚好，你要尽量地多吃。要什么东西，趁陈恕还在北京，让他给你寄，我们临走时给他足够的钱，可以办这些事!你可以不下去学军，最好，趁怀孕时多休息。(多吃有营养的东西，作长久打算，把身体弄好，至要。——吴文藻插)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8)

……宗爱和小弟给你的信，说到他情况的，尚未从志昌处转到。宗爱那个孙德余，你见到了吗?这人是学什么的?什么出身?人还好吗?请你替我给她20元，给她多少，你酌定，要多也可以(此款由陈恕处还你)。小弟和宗爱的信我都看了，他们真是和你挺亲的，你可以好好领导他们。宗慈不知生了没有，我想一定生了，不知她孩子放在那［哪］里。

我们这里很热，特别是早晨6时半—11时半(只在10时以后，下午3—4时间。——吴文藻插)，在田地上劳动，晒得汗流如雨，有时又下雨。我住的屋子又潮，又朝西，我的床在门口，太阳晒得着，雨也淋得着。我们干校定22号整编，重新编队。我们要归口(归历史系)，可能调换屋子。劳动是搞西红柿，打杈绑架。累倒不太累，只是露水重，泥多，又脏衣服，墨绿色洗不掉。我们上下午都有劳动，晚上还有会，蚊子多等，……但这一切都是预料之中，锻炼锻炼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身体都还好，自己知道保重，请放心。(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能坚持下来，同群众共甘苦，是我们选择的，所以精神变物质，决不会有病的。——吴文藻插)李志昌是够累的，不过做爸爸都如此，我们这里有许多爸爸带孩子的，不过孩子大一些。我另有信给他。陈恕来信，说陈凌霞走后，哥哥和她家里商量，没有用沈阿姨，这样也好。据说沈阿姨已于7月9号到徐州去了。别的下信再说吧。今天星期，早晨大雨，雨中搞了环境卫生。下午晴天，忙着洗晒衣服，不多赘。

亲你一口，小李丹一口。

争取早回京一个月，让沈阿姨照料你一段时间。志昌倘能带丹子回京，那就更好了。——吴文藻插

娘70年7月19日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9)

亲爱的大妹，丹丹和志昌：

得你11月1日信(内附三舅母和大弟的信，李志昌11月3日的信)。今天又得到你11月9日的信。因为上星期又没有星期［日］，忙得利害。又因为老二一直有信，说她要到沙洋等，同时我又赶忙给沈阿姨写信(即告诉她回去可住家中，我们每月给她十五元生活费，她可看家并生火，免得水管冻坏。她也找临时工作，等我们何时回去再说)。至于老二方面，现将老二来信及哥哥的信寄去你看，便可知一切。这半年中变化也真大，北京家中是没有人了。老二倒知道有事找哥哥!哥哥在这种时候还是最顶事，他对老二离京大有恋恋不舍之意，信里都看得出来!

三舅舅已回来了，我也放心了。……宗爱将来有孩子，也得学着养活，你不用担心，总会有法子的。小弟那样怕羞，我倒看不出。希望他们都不要早婚，负担也够重的。

丹丹发烧，我认为和他的扁桃腺有关，你还要注意他冬天爱咳嗽，气管炎。养一个孩子本来就不容易，千万不要不耐烦。我们当初是怎样把你们养活的(当然我们的条件比你好得多，但操心则一)。

我当然希望你和志昌能调到一起，但也要作两手准备，不要操之过急。李志昌说你要作两手准备，是正确的。反正我们如有信［幸］回去，无论如何先把丹丹接来，可以减轻你们的负担。我们这边房子已盖好，据说不久要整个调整，又听说要照顾我们一间。但一切事实行了再说。老二二十号可到沙洋，希望她元旦可来我们这里看一看。

……附上陈恕、老二、哥哥、志昌信，许多话我不重复了，亲亲你和丹丹。

因为要急于附［付］邮，我就不写了。当然，我也都希望宗远调回北京，但要有两手准备，这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志昌也不妨考虑，不以调部为限，可以考虑与外交部有关单位(非政府机关)，譬如老二的外语学院，对外文委等机构，……你们看怎样好!我有心而无力，对新情况不会作适当的新适应。——吴文藻插

娘和爸19701114午

《亲历历史》附录

这是冰心1970年写给家里人的信。“文革”中，冰心一家分散各地，无法一一写信，往往是同一封信传寄传看，互通音讯。由冰心的大女婿李志昌根据原信整理。信中的宗生即儿子吴平、大妹或宗远即大女儿吴冰、老二或小妹即小女儿吴青，陈凌霞为儿媳，陈恕为小女婿。“［］”内的文字为整理者所加或所改，“……”为整理者技术性的删节，着重线为原信所有。

今年10月5日，冰心先生诞辰105周年。发表此文，以志纪念。

冰心

Table of Contents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1)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2)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3)

《亲历历史》美丽(4)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5)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6)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7)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8)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9)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10)

《亲历历史》: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11)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1)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2)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3)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4)

《亲历历史》半瓶浊酒，四年星斗(5)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1)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2)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3)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4)

《亲历历史》记忆中的文革开始(5)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2)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3)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4)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5)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6)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7)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8)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9)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0)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1)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2)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3)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4)

《亲历历史》大块文章(15)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2)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3)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4)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5)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6)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7)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8)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9)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0)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1)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2)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3)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4)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5)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6)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7)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8)

《亲历历史》致家里人(19)

《亲历历史》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