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Ha Jin）

美籍华裔双语作家。1956年生于中国东北，14岁参军，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后于山东大学取得美国文学硕士学位，并于1986年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英语系教授，主要教授创意写作、移民文学和诗歌学方面的课程。其主要作品《等待》和《战争垃圾》等，在美国主流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和广泛好评，曾两度入围普利策小说奖，并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等诸多奖项。哈金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华裔作家。

南京安魂曲

哈金　著

季思聪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安魂曲／（美）哈金著；季思聪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399-4682-5

Ⅰ．①南…　Ⅱ．①哈…　②季…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7131号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ntheon Books，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

书　　名　南京安魂曲

作　　者　（美）哈金

译　　者　季思聪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682-5

定　　价　32.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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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献给丽莎，她也生育了这本书。

南京安魂曲

我们的安魂曲

我只用一个夜晚就读完了哈金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我不知道需要多少个夜晚还有白天才能减弱这部作品带给我的伤痛。我知道时间可以修改我们的记忆和情感，文学就是这样历久弥新。当我在多年之后找回这些感受时，伤痛可能已经成为隐隐作痛——那种来自记忆深处的疼痛。身体的伤疤可以愈合，记忆的隐隐作痛却会旷日持久。

我想，哈金在写作《南京安魂曲》时，可能一直沉溺在记忆的隐隐作痛里。他的叙述是如此的平静，平静得让人没有注意到叙述的存在，可是带给读者的阅读冲击却是如此强烈。我相信这些强烈的冲击将会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风平浪静，读者在此后的岁月里回味《南京安魂曲》时，就会与作者一起感受记忆的隐隐作痛。

这正是哈金想要表达的，让我们面对历史的创伤，在追思和慰灵的小路上无声地行走。在这个意义上说，哈金写下了他自己的安魂曲，也写下了我们共同的安魂曲。

哈金早已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了。他出生于辽宁，在“文革”中长大，当过兵，1981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1984年获得山东大学北美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留学美国，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出国留学生。这一代留学生拿着为数不多的奖学金，一边学习一边打工糊口，还要从牙缝里省下钱来寄回国内。哈金可能更加艰苦，因为他学习打工之余还要写作，而且是用英语写作。他对待写作精益求精，一部小说会修改40多次，这部《南京安魂曲》也修改了这么多次。

我拿到这部书稿时，《南京安魂曲》的书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我心想，哈金又在啃别人啃不动的题材了。虽然我已经熟悉他的写作，虽然我在他此前的小说里已经领略了他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我仍然满怀敬意。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无法愈合的创伤。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当时的首都南京，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在大屠杀中有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在这简单的词汇和数字的背后，有着巨浪滔天似的鲜血和泪水，多少凄惨哀号，多少生离死别，多少活生生的个体在毁灭、耻辱、痛苦和恐惧里沉浮，仿佛是纷纷扬扬的雪花那样数不胜数，每一片雪花都是一个悲剧。要将如此宏大而又惨烈的悲剧叙述出来，是一次艰巨的写作。而且对于文学来说，光有宏大场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叙述出这样的场景里那些个体的纷繁复杂。哈金一如既往的出色，他在看似庞杂无序的事件和人物里，为我们开辟出了一条清晰的叙述之路，同时又写出了悲剧面前的众生万象和复杂人性。

《南京安魂曲》有着纪录片般的真实感，触目惊心的场景和苦难中的人生纷至沓来。哈金的叙述也像纪录片的镜头一样诚实可靠，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的写作从来不会借助花哨的形式来掩饰什么，他的写作常常朴实得不像是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具有特别的力量。

金陵女子学院是哈金叙述的重点。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在南京被日军攻陷之后成为难民救济所。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少数成年男子在这里开始了噩梦般的经历，日军在南京城的强奸杀戮也在这里展开，而中国难民之间的友情和猜忌、互助和冲突也同时展开。这就是哈金，他的故事总是在单纯里展现出复杂。《南京安魂曲》有着惨不忍睹的情景，也有温暖感人的细节；有友爱、信任和正义之举，也有自私、中伤和嫉妒之情……在巨大的悲剧面前，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丑陋都在不断放大，有时候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放大。

这部作品的宏大远远超出它所拥有的篇幅，想要在此作出简要的介绍是不可能的，也许可以简要地介绍一下作品中的人物，那也是捉襟见肘的工作。

明妮·魏特林，作为战时金陵女子学院的临时负责人，是故事的主角。这是一位无私的女性，她勇敢而执着，竭尽全力与日军抗争，努力保护所有的难民，可是最后却遭受了妒忌和诽谤。故事的讲述者安玲，她的儿子战前去日本留学，娶了一位善良的日本女子，战争期间被迫入伍来到中国，作为日军战地医院的医生，这位反战的正直青年最后被游击队以汉奸罪处死。安玲在战后出席东京审判时与自己的日本儿媳和孙子相见不敢相认的情景令人感伤。

而感伤之后是感叹：人世间的可怕不只是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有命运的无情冷酷，而命运不是上帝的安排，是人和人之间制造出来的。

余华

2011年8月26日

目录

我们的安魂曲

第一部　首都沦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第二部　慈悲女神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第三部　诸种疯狂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第四部　此恨绵绵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尾声

五十一

五十二

作者手记

致谢

第一部　首都沦陷

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我们聚在饭厅里，听那孩子讲了整整一晚上。他说：“那天下午，魏特林院长要我把进咱们难民营随便逮人的情况报告给拉贝先生，我就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到那儿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一个用刺刀对着我的肚子，另一个把枪戳在我的背上。他们把我的红十字袖章扯下来，朝我脸上打了好几拳。然后他们把我押到了白云寺。庙里边有个池塘，水里有不少鲤鱼和鲈鱼。和尚们早都跑光了，就剩两个老的，已经被他们打死，尸首给扔在厕所里。日本兵想捉鱼，可又没有网。有个当官的朝池塘里把手枪子弹打光了，也没打中一条鱼。另一个往水里扔了几颗手榴弹，轰隆隆一阵巨响之后，鲈鱼、鲤鱼都被震昏了，肚皮朝上地漂在水面上。日本鬼子用刺刀戳着我们四个中国人，命令我们脱掉衣服下水，把鱼都捞上来。我不会游泳，怕得要命，也只好跳进池塘去。那水冰冷刺骨，幸好只有齐腰深。我们把所有半死的鱼都捞上岸，日本兵用枪托砸鱼头，把鱼打死，拿麻绳穿了鳃，串成串儿，系在扁担上，让我们给抬到他们兵营去。那些鱼都很大，每条至少十二三斤。

“日本兵晚饭吃炸鱼，可什么也不给我们吃。不仅不给吃的，还让我们赤手去捡他们骑兵留下的马粪。天快黑时，他们又把我们押到一个弹药库去装卡车。加上已经在那边的，我们共有十一个中国人在给他们干活，负责把子弹箱都搬上卡车。装完之后，他们又要我和另外三个人跟车去下关。那一带那么多房子都被烧了，看得怕人，很多房子的火还在烧着，火苗子劈里啪啦，烧得呼呼响。一路上的电线杆子都起火了，就像一根根大火把似的。没毁的只剩下扬子旅馆和一座教堂了。卡车在一个小斜坡停下，我们又从车上往下卸弹箱。岸边不远处集中了好大一群人，上千都不止，里边有中国士兵，也混着很多老百姓，还有女人和孩子。有几个人在人群里举着白旗，旁边一棵树上悬挂着一条白单子。离人群不远的路堤上，停着三辆坦克，坦克上的炮塔就像倒扣的大盆子，炮口都对着人群。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些日本兵围着插在地上的一面战旗坐成一圈，从一个用稻草席子裹着的大桶往外舀出米酒喝着。一个当官的走过来，大吼了几声命令，可是机关枪旁边那些当兵的，你看我我看你，都没行动。那当官的发火了，一把拔出刀来，用刀背猛剁一个当兵的，啪，啪，啪！然后，他的眼光又落在我们几个蹲在旁边的中国苦力身上。他把刀一举，发出一声狂吼，冲着我们当中最高的一个扑过来，一刀劈掉了他的脑袋，两股子鲜血喷向空中足有三尺高，那人一声都没来得及哼出来就倒了下去。我们全都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求他饶命。我吓得尿了裤子。

“机关枪旁边的士兵先是目瞪口呆，接着一挺机关枪先开了枪，然后是另外两挺。其他地方的机关枪，紧跟着也都响了起来，坦克也跟着开了火。人群炸了窝，连喊带窜，可是挤得太密，每一颗子弹都能射穿好几个人。不到十分钟，他们就全倒下了。一群士兵跑过去，看见没有断气的就用刺刀刺死。我吓坏了，止不住地发抖和叫喊。旁边一个工友一把抓住我的头发狠命一摇，说，‘不要出声！别把他们引过来。’我才住了声。

“我们跟着卡车回来，给日本兵搬运他们的‘战利品’，主要是家具。他们并不是什么都留，很多东西都被扔进他们营部前的火堆里。火堆上，插在钢条上烤着的有猪有羊，还有分成一块块的水牛，火上还烧着几个滚开着的大锅，到处飘着烤肉的味道。那天夜里，他们把我们锁在一间屋子里，给了每人一个饭团和一杯水。后来两天，他们把我们押到中央大学那一带，还是给他们搬运“战利品”。他们把每一处房子里值钱的东西抢光之后，就一把火把房子点着烧掉。有个日本兵还带着撬开保险箱的工具，不过他们一般不用工具，就在保险箱底部铁皮比较薄的地方安颗手榴弹把它炸开。他们很喜欢手表和珠宝，所以专找那些东西。有个很年轻的家伙还抢来一部婴儿车。我弄不明白他要那个干什么用，他年纪轻轻不像有孩子的。

“后来，他们带了我们六个人出了城，向东到了句容，我们在那边干了一天，运炮弹和弹壳。到了晚上，他们把我们几个放了，说我们可以回家了。我们已经快累垮了，摸黑往回赶，也走不快，第一天夜里只走了三十里。一路上，所有的水塘，所有的小河里都有死尸，人的尸首，动物的尸首，水都变了颜色。渴极了的时候，我们只好喝那些臭水。天哪，我到现在还忘不了那些腐烂尸体的恶臭。有的尸体，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体里有气膨胀，眼球都暴出眼眶好远。我们还看见一个女人的尸体，一只脚没有了，黑色的血水还从伤口往外渗着，另一只脚上穿着小小的花鞋——是个小脚。好些女人下半身光着，日本鬼子强奸完又把她们刺死了。每次经过一堆尸体，我的腿就抖得不听使唤。

“我们不断地被日本兵拦住。幸好，放了我们的那个当官的给我们写了张字条，所以一路上那些哨兵没有把我们逮起来，放我们回到了南京。有个同伴，拉肚子拉得脱了水，再也走不动了，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把他留在路边，他现在一定没命了。离他不远的地方我们看见一个小孩子，也就两三岁，坐在废弃的汽车站旁边，饿得哇哇大哭。我给了他一块饼，可他还没来得及吃，走过来四个日本兵，用皮靴在他身上踢来踢去。有一个鬼子掏出家伙来，对着孩子嘴里撒尿，听那孩子哭声越来越大，那几个鬼子却哈哈大笑。我们不敢再待着看下去，赶快走开了。我想另外三个鬼子也会往那孩子嘴里撒尿的。他们不杀他就是他的运气了。

“天哪，人命突然之间就变得不值钱了，死尸到处都是，有些尸体的肚子被切开，肠子都流了出来，有的被汽油烧得半焦。鬼子杀了那么多人，把小河、池塘、水井都弄脏了，连他们自己也找不到干净的水喝了。就连他们吃的米饭都发红了，因为都是用带血的水煮的。有个日本伙夫给了我们几碗米饭，我吃完以后，好几个钟头满嘴都是血腥味儿。说老实话，我根本没想到还能活着回来，还能再见到你们。到现在，半夜里我的心还乱跳呢。”

一边听本顺讲，我一边把他说的都记了下来。

一

“早上好，安玲。”我走近主楼的时候碰上了明妮，她向我问好。主楼是金陵女子学院里最大的一座建筑。我俩接着一起朝吴校长在南山宿舍楼的寓所走去，我们三人已经约好在她那里吃早饭。十一月底的空气有些凛冽，我能看见周围人们嘴边呼出的白气。一大群野鸭嘎嘎叫着向北飞去，一双双翅膀好像一对对小桨在划动，很快它们就消失在铅灰色的天空中了。大块大块厚重的乌云，蕴涵着浓浓的雨气，这也意味着，日本轰炸机今天不会来了，所以，尽管天气又阴又冷，人们见面却会打招呼说，“多好的天哪”。一个阴霾的天气，让所有的人都心情好了一些。

吴校长在收拾行李，想挑出学校要紧的文件随身带走。有几个教师也在准备离开，可是很多职工无处可去，他们也在忙着，把食物和值钱的东西收藏好。明妮什么东西也没收拾。作为学院的教务长，她想留下来。她对我说：“我不怕丢什么，豁出去了。”

吴校长兴致勃勃地在等我们。桌上摆着法式面包片，一条黄油在小碟里放着，还有一小瓶果酱和一小罐蛋黄酱。一看到西式早餐，明妮的眼睛发亮了，惊道：“嗬，每天早上稀粥就盐水花生我都吃了几个星期了。你打哪儿弄来的这些好吃的？”

“蒋夫人昨天送我的。”吴校长答道，一边用指尖正了正眼镜。她经常去见第一夫人，因为她们都受过美国教育——蒋夫人读的是卫斯理学院，吴校长是在密西根大学取得的昆虫学博士学位。她是蒋夫人当会长的战时妇女救济会中的一员，不断地召集各种大小集会，为国军和孤儿院等筹集捐款。吴校长年纪不大，已经是名人，她是第一位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女性，又是金陵女子学院首届五位毕业生之一。一九二八年，民国政府规定，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所有大学和学院，都必须由中国公民来担任校长，于是她接替了丹尼森夫人，当上了金陵女子学院的校长。“请坐吧，咱们边吃边谈。”吴校长招呼着我们。她身穿一件黑色丝绸衣服，领口那枚铜纽扣很像一枚大金币。一双眼睛明亮动人，颧骨挺高，虽然将近四十岁了，可她看上去还年轻得很，大概是因为她一直没嫁人，从来没有小孩子和家务负担的原因吧。

我用暖瓶里的开水冲了三杯奶粉，给吴校长和明妮一人一杯。

“谢谢。”明妮边说边在面包片上抹上一层薄薄的果酱和蛋黄酱，咬了一口。“嗯，真好吃！要是有加火腿、奶酪和蘑菇的黄油炒蛋就好了。”她的国语略带口音。“真想吃一顿中西部的丰盛早餐啊。”

“我也是，”吴校长说，“好想吃熏咸肉。”

我们都笑了。我喝了一口热奶，味道浓香，有点儿甜。真想省下来给我那两岁的外孙帆帆喝。

我们学校在纽约的董事会刚刚来了指示，要吴校长也跟着最近迁往成都的学校一起到西南大后方去，而明妮·魏特林，按照她自己要求的，作为代理校长留守南京。吴校长要我也留在这里，协助明妮管理学校，我答应了。我们三人需要好好商量一下保护校园的各种计划。学校保险柜里的贵重物品都放进了一个大皮箱，回头送到美国大使馆去。我们担心这些东西会遭到军队的抢劫，那些大兵军纪很差，到了溃败和急眼的时候，就更是无法无天了。

“我听说，大使馆马上要撤退到班乃号上去。”明妮说的班乃号是美国的一艘炮艇。

“没关系，”吴校长摇了摇她的牛奶，喝了一口说，“我们的东西交给他们保管会比较安全。”

“咱们的现金藏在哪里好呢？”我问她。

我们都明白，很快就没有银行会开门了，而且会发生全面的物资短缺。吴校长微微一笑，建议我们只留一百元在保险柜里，其余的四千多元，藏在只有我和明妮知道的几个不同地方。

明妮问我：“丹尼森夫人的银器也在保险柜里吗？”

“是的，我们把它们放哪儿呢？”我说。

“是很贵重的银器吗？”吴校长问。

“我不知道。”我摇摇头。

“那是她嫁妆的一部分，”明妮回答说，“很精致的一套，大概值四百元。”

“把它放进箱子里。”校长说。

明妮简要地对我们介绍了一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这个难民救济会，是由一些在南京的外国人建立的，他们不顾自己国家大使馆的催促，不肯撤离。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安全区占地近四平方公里，曾是外国大使馆、领事馆和一些教会学校最密集的区域，现在这块地方将变成一个中立区，为非战斗人员提供庇护。当时的中国政府支持这些外国人的努力，向他们提供了八万元现款和四十五吨大米和面粉，用以建立难民营。感谢老天，长江流域今年的大米收成很好，所以南京城里大米充足。不过，车辆却非常短缺，经常被军队随便征用，中立区虽有配给的粮食，却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来运输。如果不是委员会的干预，一些撤退的部队还差点儿将储存在下关江岸附近的数百吨大米付之一炬。蒋委员长自己也掏出十万元给委员会，不过到这时刚送来四万。委员会通过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当局交涉过，但日本方面没有直接对中立区作出承诺，只是说，皇军将“在与其战事需要不冲突的前提下，尽量尊重安全区的中立”。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由十五位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人士组成，大多是传教士，也有一些商人和大学教师。主席是五十五岁的约翰·拉贝，他是德国人，是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西门子公司为南京城市建造了全城电话系统，为发电厂维护机器，并为我们的几家医院提供了现代化设备。拉贝还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德语学校，他把学校连同他的住宅，一起向难民敞开了大门。委员会里没有女性成员，因为很显然她们可能会碰上难以想象的危险，比如直接和日本兵面对面。不过，还是有两名美国妇女参与了救济工作，一个就是我面前的明妮·魏特林，另一位是霍莉·桑顿——一个兼职的英语播音员。我很喜欢霍莉，她四十岁，是个寡妇，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明妮和霍莉两人都是约翰·马吉牧师领导的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有好几个美国人，既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又是红十字会的成员。

听了明妮介绍的救济工作情况，还有金陵女子学院的校园将被用来收容妇女儿童难民的前景，吴校长低下了头。她那一头短发剪得比平头长不了多少，眼睛黯淡了，渐渐涌上泪水。她沉默了一会儿，对明妮说：“你觉得怎么合适、怎么必要，就怎么做吧。我忍不住想起十年前，外国人在这里的遭遇。现在，倒只有一群外国人可以帮助难民。真令人羞耻啊。”

吴校长想起的是中国军队对外国人的暴行。一九二七年三月，几支中国军队对城里的外国人大肆施暴，抢劫、放火，摧毁他们的学校和住宅。有些士兵殴打外国人，还强暴妇女。有一小队人闯进金陵学院，从生物实验室抢走了几台显微镜，还抢了教员的私人用品。在南京大学，有六个外国人被枪杀。我还记得有几个传教士怎么样爬下城墙，奔向美国和英国的战舰。那些战舰向城里开了炮，来阻击中国军队接近一群被困在山头上的外国人。所有的西方人都先后逃离了南京，明妮和我们学校其他的外国教员逃到青岛，不敢再回来教书。当时觉得他们来华的使命就此终结了，可是六个月以后，他们中间有些人又返回来了。明妮是第一个回来的，她要继续完成一座宿舍楼和玫瑰园的修建。

二

明妮到美国大使馆送皮箱去了。瑟尔·贝德士骑着自行车到我们学校来检查救济工作的准备情况，顺便收集一下学校附近一些妇女们制作好的红十字会旗子。他身着华达呢大衣，脚蹬一双劳动靴，使他看上去带几分英气。他身高一米七五，体形偏瘦，戴个近视镜。他告诉我，安全区内计划一共设立十九个难民营，不过，除了我们学校，只有南京大学的宿舍楼是专门接收妇女和儿童的难民营。瑟尔还捎来了一些信件和一捆《字林西报》，这是我们学校教员订阅的一份英国报纸。自从日本人八月份侵占上海，报纸就总是晚到两个星期，一来就是一捆。

瑟尔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们学校大多数教员已经跟着国民政府撤到内地去了。他在耶鲁大学拿到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会说汉语、日语和俄语。我丈夫在战前曾经和他共过事，所以我认识他已经好几年了，很喜欢他这个人。我陪他察看了几个大教室，里边的桌椅都搬走了，腾出地方来准备接收难民。我告诉他，按照一个人占地一点五平方米的估计，我们最多可以接收两千七百人，不过，我们觉得接收两千人，会比较从容。他微笑着点点头，棱角分明的脸上显出些微皱纹。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下数字，派克水笔在他有劲的手中一闪一闪的。我们走过院子时，他头歪向院子当中在地上铺展开来的一面九米多长的美国国旗，那是给天上的轰炸机看的，告诉它们这里是美国的财产。

“这办法不错呀。”他说。

“哎呀，花了我们一个多月才做好的，”我告诉他，“这种时候，找到一个能干的裁缝可不容易。那个裁缝一开始把星星放到右上角去了，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们都换到左边去。”

瑟尔咯咯地笑了。他咂了咂舌头，“你们这片小天地多么漂亮啊。”金陵学院以它美丽的校园著称，校区里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林木花草，每年秋季，这里都会举办花展，可惜今年没有花展了。

突然，防空警报响了起来，好像一大群人在哭丧。人们开始向防空洞跑去。“咱们去那里躲躲吧。”我指着小教堂对他说，那座楼里有个地下室。

瑟尔摇摇头。“我等看见炸弹掉下来再躲也不迟。”

我拉住他的袖子说：“快走吧，就当检查工作了。你得看看我们的防空洞，对不对？”

“这是假警报。”

近来假警报太多了，所以人们都不把第一级警报当回事了。不过，就在这时，第二级警报响起来了——更短促，更急速，这是告诉你，必须躲进地下。更多的人跑起来。瑟尔和我刚刚跨出学校的前门，就听见我们东边两三里远的住宅区一带响起了爆炸声，像是在西华门附近，那是满族人的老城，现在是贫民区。冲天的白烟升起来，高射炮这时开火了，炮弹像一团团黑色的花朵在空中绽放。

“咱们就去那里吧。”我边说边带着瑟尔走向最近的一个防空洞。一阵高射炮弹的碎片刷刷地从树梢间落下来，砸到屋顶上，有一些落在我们脚前，扬起一股尘土。

防空洞里，一些妇女怀里抱着婴儿，身边坐着大一点儿的孩子。一位母亲呵斥着她的几个孩子，不许他们在洞口朝外看。角落里，两位老人坐在马扎上，伴着豆油灯，对着一副棋盘厮杀正酣，仿佛他们常在这里消磨时光，全神贯注地对弈已经好长时间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像炸鱼的味道。瑟尔和我坐下来后，我对他说起坐在周围的那些妇女，“现在她们对空袭都习以为常了。刚开始的时候，她们连大气都不敢出，说是飞机上有一种仪器，能探听到地上说话的声音。”

瑟尔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他说：“这么轰炸住宅区，真是太可恶了。我要向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

“那些飞行员轰炸平民一定挺开心，”我说，“混账东西，他们应该明白这是犯罪！”

“如果日本战败，我相信他们中有的人会被送上法庭的。”

我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是什么结果，没再说话。我转身去看一个正在用锥子和麻绳纳鞋底的老太婆，她的食指尖上裹着胶布。

没一会儿，瑟尔又说：“这里只能看见老人、妇女和孩子。”

我没吱声，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人表示怀疑，尤其对我们中间那些社会精英和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大多数都走掉了。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随着国民政府逃往西南和内地？为什么他们没有留下来，和军人一起作战？就算不上前线，至少干些事给军队鼓鼓士气，或者照顾照顾伤病员也好啊。怎么这仗好像只是靠那些穷人和弱者在打？对于这种质疑，我丈夫和我都无法争辩。这些天来，我脑海里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些在城里看到的新兵，很多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一看就是乡下来的，面有菜色，目不识丁，照料自己都不行，送他们上前线，除了当炮灰送死没有别的。

警报解除之后，瑟尔骑车离去了，我便朝办公楼走去。快到楼前的时候，看见明妮正在大门前跟大刘说话。大刘身高一米九，高大得好像一名很久前就退役了的篮球队员。我走上前去和他们打招呼。

大刘正在请求明妮允许他们一家人搬进我们校园。明妮从去年春季以来一直在跟他学古文，对他十分信任，所以她答应了他的请求。我很高兴，因为大刘是个头脑清醒、富于机智的人，又懂英文，给外国人教授中文已经好些年了。有他在旁边，是件很不错的事。

“谢谢你，魏特林小姐。”大刘声音洪亮地说道。

“叫我明妮。”她提醒他说。

“明妮。”他一脸严肃地重复。

我们都笑了。这边很多人管明妮叫“魏特林院长”，这一称谓似乎让她不大自在，当然，不熟的人这么称呼，她也不会反对。

这时明妮想起一个主意，她眨着褐色的大眼睛，对大刘说：“干脆，你替我们工作吧。我们的秘书孔先生回乡下老家了，现在我们有几百封信都没回呢。”

“你要雇我？”大刘问道。

“没错，做我们的中文秘书。”

“此话当真？”

“她现在是校长啦。”我告诉他。

“对啦，我任命你啦。”我从明妮的声调里听到一种激动。显然，她对自己的新角色十分骄傲。

“好极了！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大刘粗犷的面孔顿时发光。

大刘一直在找工作，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和一个更小的儿子需要他养活呢。他下个星期一就开始上班，薪水暂定每月二十五元。和大家相比，这可真算不少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薪水都削减了百分之六十，明妮现在每个月五十元，我是三十元。她建议他们全家住到东院去，那是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四合院，明妮十年前监工修建的，原来是为用人设计的住房，由于建造得太好，以至于有些中国教员抱怨说，那里的环境比他们自己的房子都高级。我们家也住在东院，这样一来，刘家就成了我们的邻居。

我们三人正说着，就看见我们的商务经理白路海来了，朝着明妮招手。他那头衔听上去挺不得了，其实他主要是处理校外的生意，校园内的后勤大多由我管理。这位年轻人有点儿跛，快步走过来，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他说：“蒋夫人把她的钢琴和留声机给我们送来了。”

“哦？白送？”明妮问道。

“是的。”

“东西在哪儿？”我问。

“正在音乐楼门前往下卸呢。”

“咱们看看去。”明妮说。

我们四个人一起向音乐楼走去，小教堂也在那座楼里。我感到蒋夫人一定是在撤离了，这感觉让我心里不是滋味，因为这就证实了蒋家秘密撤离的传言。不知道吴校长对他们要走的计划知不知情。蒋委员长的撤离会不会影响守城的部队？士兵们会不会觉得被抛弃了？再一细想，我知道没有理由指望委员长留在作战前线。如果他被打死了，或被俘了，那才是灾难呢。

音乐楼门前停着一辆六轮卡车，五名士兵正抽着自制卷烟，他们的大衣都堆在地上。钢琴是一架鲍德温，已经被卸下卡车，看上去颜色已经发暗，用得很旧了，不过留声机还很新，放在牛皮箱里，配着亮闪闪的铜喇叭，还有两箱唱片。明妮掀开钢琴盖子，随意按了几下琴键。“音色很好。我们教堂做礼拜的时候用得着这家伙。”她说罢朝那几个士兵抬手示意，“请把它搬进去，放在风琴旁边。”

我们对这个馈赠感到挺高兴，可是我想不起来学校里有谁会弹钢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个。我的朋友霍莉是个音乐家，不过广播电台的事就够她忙活的。就连明妮也敲不出一段曲调来。她常说，她这一辈子都希望自己能会一样乐器，最好是大提琴。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多羡慕那些课后可以去学艺术和音乐的同学啊。她的老家在伊利诺伊州的塞科尔镇，六岁时母亲就死了，她十来岁就得替当铁匠的父亲管家了。少女时代的缺憾感，她到现在似乎都还没有摆脱，仿佛那是一场她恢复不过来的大病。正因为如此，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给金陵学院周围的穷孩子们上课，不仅教他们识字、算术和实用技能，还会教给他们一些娱乐活动，哪怕只是一支歌或一次球赛。为此我对她很钦佩，她的仁慈之心使她跟别的外国女教员不一样。

我要路海给五位士兵每人一包红屋香烟。这些年轻人随时可能上前线，所以我想让他们高兴一下。“我们刚好没有香烟了。”路海说。

“到我家去，找耀平要五包来。”我跟他说。

明妮说：“对呀，跟高先生说，他的老板有急用。”

他们都笑了，以为我在家里一定是说一不二的，其实哪是这样啊，我爱我丈夫，也尊重他，从来不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可能是我在学校里的工作要求我指挥大家做很多事情，所以给人留下个总要发号施令的印象。我告诉路海，“跟耀平说好，我们一买回烟来就还给他。”

路海乐颠颠地去取香烟了。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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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和往常一样，耀平一起床就点上烟斗，泡上菊花茶，边喝边看当地的《紫金山晚报》。都十二月了，报上还尽是婚礼启事——当爹妈的都急着要把女儿嫁出去，一旦日本兵打来，可以指望新郎和婆家保护新娘。我们的女儿丽雅，早上六点半就起来了，正在厨房忙活早饭，她的儿子帆帆还在床上睡着。她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可是肚子还没显出来，动作依然敏捷。她爸爸想让她给我们生个外孙女，可我还是想要个男孩子——我喜欢女孩子，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女孩子比男孩子要遭更多的罪，更需要别人的保护，当父母的要不断地为她们担心。耀平是个话不多的人，一直在南京大学任历史讲师，可他没有跟着学校撤往四川，不愿意跟我们分开。再加上他患有低血压、眩晕症，还有关节炎，需要人照顾，所以他也无法长途跋涉去四川。除去这些，我们觉得全家在一起待在金陵女子学院里会更安全，日本兵不大可能攻击一所美国学校。可是我女婿，丽雅的丈夫，已经随着国军撤走了，他是军队里的情报人员。

洗漱完毕我就去看吴校长，她今天动身离开南京。她和我都是湖北武昌人，从她当校长时，我就为她工作了。

校园里看不见什么人影。九月初快开学的时候，只回来两个女生，一个月后连她们也离开了。接着，一些教员撤离去了武昌，他们在那边又开始给一小部分学生上课。一些外国教员暑假以后没有从上海返回。吴校长马上要和另外一些中国教职员工会合，加上二十来个学生，一起去四川，国民政府和很多大学都往那里转移了。她一看到我就说，“安玲，我把学校交给你了，帮着明妮照料好这里的一切吧。”

“我会尽力的。”我回答说。

“有空就给我写信。”她的脸上泛起了皱纹，像是努力要微笑，却笑不出来。

可以理解我就是她在这里非正式的代表了，因为明妮是个外国人，有些事情她无法处理。我们正说话间，明妮来了，微微有些气喘，两颊桃红，闪着健康的光泽。她拥抱了吴校长，还有娇小的会计范小姐，说我们很快就会再见到她们。脚夫已经把行李装上车了。我们没再耽搁，就朝学校大门走去，卡车在那里等着呢。

明妮和我没随他们一起去下关，知道开船之前她们得在那里等上几个小时。整个上午我们都很焦急，直到下午下起了毛毛雨，我们才松了口气，因为雨天日本轰炸机就来不了了。船上还装着四百多个故宫艺术珍品的箱子，吴校长和范小姐上的这艘船，很可能是比较危险的。明天早上她们会经过芜湖，过了那个小城市，敌人的飞机就不大可能轰炸到她们了。

昨天晚上，范小姐把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了我和明妮，我们把现金都拿出来，分别藏到了几个不同的地方。

霍莉他们的电台解散了，她就和我们一起工作，住到我们这里来了，这让我很高兴。除了明妮，霍莉是校园里仅有的外国人，而且她钢琴、风琴都会弹。这就是说，我们教堂可以照常做礼拜了。近日来，她时常在夜晚去下关帮助照料伤兵，有时候我会和她一起去，带上一些新做的衣服和被褥。我在教会医院里接受过护理培训，所以我学会了英语，学校的医务室有时候缺人，我也会去帮把手。

十二月七日晚上，霍莉开着她的迪索托小轿车带我和明妮去了下关。和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时一样，看到三百多伤兵躺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明妮感到又震惊又难过。他们大多受的是枪伤，很多人缺胳膊断腿。候车室让人觉得像一个临时太平间，不断地传来呻吟声，有些人在不停咒骂他们的长官。有个人乱甩着两臂在说胡话：“杀呀，杀呀！”大多数伤兵都光着脚，我不明白谁把他们的鞋袜都剥走了。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穿上真正的鞋子，因为很多来自南方的部队，都是穿着草鞋上前线的。

我们三人开始分发今天带来的几条薄被子。对那些呻吟不止的人，我们只能对他说，马上就会送他去医院，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在一个角落里，一个肩膀受伤的人躺在担架上，直瞪瞪地看着我和明妮，微笑着用平静的湖南口音说：“别让他们把我带走。”

“你想待在这里？”明妮问他。

“我太累了，浑身还没干呢。他们在大雨里抬我走了三天，从丹阳一直过来的。好多人死在了路上。去医院以前，我得歇一歇。”

我看见在他的担架下面，水磨石地面上聚起一个小水洼，马上意识到他身下的棉被一定湿透了。“我去去就来。”我起身走开，转了一圈想找些干的铺盖来，却根本找不到。在一间装满了没送出去的包裹的贮藏室外面，我看见两条旧麻袋，于是不管它们是谁的，就带回来了。我和明妮把那人的担架拉开几步远，把麻袋在担架旁铺开，然后帮他挪到这个临时拼凑的“床铺”上来。

“谢谢，谢谢你们，”明妮把担架上弄脏的被子摊开好晾干，那人一个劲儿地道谢，“你们真是太好心了。”他说完就闭上眼睛，好像就要睡着了。

明妮一声不吭地把他的腿放舒服一些，我把担架靠在他身旁，这样等被子干一些了，他自己可以再回到担架上去。我们还没转身，他又睁开了眼睛。“我碰见过另一位好心的外国人，”他喘息着说，仿佛看不见我长着一张中国脸。接着他声音提高了一点，“是个加拿大医生，在丹阳，隔一天来给我的伤口换一次药。每次都疼得我发疯一般地吼叫，可他从来不发脾气，总是拍着我的额头，让我平静下来。有一次，他还用一条暖和的毛巾给我擦脸。我跟他分开之前，对他说，如果我年轻一点儿，我会想要他做我的教父。多好的一个人啊。”

我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可能是个基督徒。明妮摸着他的前额说，“上帝会帮助你尽快好起来的。”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起身离开时，我寻思如果不说假话，怎么能够安慰这些伤兵。他们身上尽是虱子和跳蚤，体力都耗尽了，很快就会化作中国的黄土。骤然而生的悲哀把我的心揪成一团，一下子使我眼泪盈眶，喉头哽噎，急忙冲出候车室，让凛冽的风迫使自己平静下来。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这块土地经受如此可怕的摧残？这些无辜的人们为什么要遭这样的罪？上帝什么时候才会对残暴的入侵者发怒？这些问题通常都盘桓在我的脑海里，此时此刻一下子都冒了出来，让我苦无答案。

明妮也出来了。“简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的声音当中带着哭腔，脸上泪迹斑斑，“我从来没想到会惨成这样。”她头发凌乱，嘴唇扭曲，我沉默着拍了拍她的肩膀。

在外边待了几分钟后我们又返身进去。看见一个人，不过十几岁，用孩子般的声音喊着：“送我回家！死以前我要见我爹我娘！”他的眼睛受伤了，整个脸部除了嘴都裹着绷带。

明妮拉着他的手说：“他们很快会送你回家的。”

“别骗人了！骗子，骗子，你们全是骗子！”

她转过脸去。我去帮着霍莉往水壶里灌凉开水。大厅的另一边，好心肠的牧师约翰·马吉正在祷告。他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指挥一些年轻的志愿者来帮着照料这些伤兵，也为那些要死的人们做临终祈祷。

“安玲，”明妮在一个候车长椅后边唤我。我放下手里的水壶，走过去一看，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人，右腿到大腿根都没有了。他一动不动，伤口处发出恶臭。明妮悄声问我，“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我正拿不准，忽见他的手像是被什么叮了一般抽搐了一下。“他肯定还活着。”

我俯身去看他的伤口——肌肉已经有点儿腐烂，幸亏天冷，苍蝇不多，可我仍看见四五条小蛆在腐肉边缘蠕动。残肢上的恶臭太难闻了，我只好屏住呼吸。显然，这些人已经很多天没人照料了。

“他们有没有这些人的名单呢？”明妮问道。

“我不知道。”我对她的问题感到意外。

“也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死后有没有一块墓地，他们为中国牺牲了一切。”明妮的眼泪再一次涌了上来。

内心里我知道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单。一切都这么混乱，他们的长官哪里还会为这些没用的人们操心呢。他们死了以后，谁能说得上来他们的尸体丢在哪里了？他们的父母也许会收到一纸“阵亡通知书”。这些乡下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是来受苦、来供人使唤的——他们生命的长短，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够忍耐和坚持的时间。

越看这个只剩下一条腿的人，我们就越是伤心。明妮走到霍莉面前，指着椅子后边，几乎是蛮横地质问：“他们为什么不给他清洗和包扎伤口？”

“他们没有药，连酒精和碘酒也没有。”霍莉答道。

我担心明妮会大发雷霆。果然，她朝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走过去，说：“喂，我知道那边那个人可能没什么希望了，可是为什么不给他包扎一下，让他死得像个人样？”

“我们一点儿绷带也没有了，”那女子回答道，“我们只能给他们吃上饭，喝上水。”

“那么你们的工作就是延长他们的痛苦了？”

“我也想能够多做点儿什么，魏特林院长。”那年轻人勉强挤出笑容，她的面孔憔悴又疲惫。

“明妮，这不是她的错。”我说。

我把明妮拉开的时候，她也承认：“你说得对，她连护士都不是，一定是个像我们一样的志愿工。”

“她顶多是个护理员。”我回答说。

“要是我们的学生都在就好了，我们可以带两三个班过来。有钱的那些学生肯定会捐出些药品和绷带来。”

“她们一定会的。”我说。

我盘算着要不要给那位伤员擦擦伤口——至少把那些蛆都弄掉，可是我拿不准那样会不会让他更疼。什么药也没有，这样去擦可能会使他的伤口感染得更厉害。最后我没擦，而是找来一张报纸，过去把他的伤处遮盖一下。

十点后，我们才离开火车站。回去的路上，明妮一言不发，霍莉和我谈论着中国防线的失守。显然，南京沦陷只是几天的事情，城里肯定会拥进更多的伤兵和难民。

快到学校时，明妮开口了：“我得冲个澡，洗掉一身的臭味儿。”

“我想你会一直惦记那些垂死的伤兵的。”我说。

“你是我肚里的蛔虫吗，安玲？”明妮问道，用了句中国人的比喻，“你怎么能猜透我的心思？”

霍莉哈哈大笑，接着说：“我们也许没有精力再去看他们了。”确实，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忙得再也顾不上去车站了。

四

安全区的四周都插上了红十字会会旗，中国军队却在安全区范围内的南边架起了大炮，构筑了防御工事。约翰·拉贝不得不跟蒋委员长的一个副官黄中校吵了起来，要他们把部队撤出中立区。那个年轻的副官坚信，那些“必须死守南京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士兵看到这个安全区，他们的士气会受到影响。不管拉贝怎么吵，并说从军事角度来看，在这里设立防线是荒唐的，可中校就是不听——但他没过几天就跟着委员长的参谋部一起撤退了。拉贝事后开玩笑说：“用别人的鲜血决心血战到底，简直太容易了。”

委员长临撤退之前，又送来了答应提供给安全区的四万元现金，还附上了一封信，感谢西方人的救济工作。不少外国人觉得守卫首都的中国军队只是为了脸面而装装样子，可是拉贝不这么看。那个唐生智将军，蒋委员长的对头，勉强承担了南京保卫战司令长官的使命，拉贝担心他也许会不惜一切代价防守，包括牺牲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的性命。两天前，唐将军已经把长江上的几十条船都烧掉了，以示他的部队已经断绝退路，只能背水一战了。

拉贝再次对负责在安全区内架设大炮的军官们提出了抗议，甚至扬言，如果军事人员还不撤走的话，他就辞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因为军事人员在这里，会给日本借口炮击并消灭掉安全区。唐将军派了龙上校来协助拉贝，他们一起总算是把部队撤走了。听到他们撤出去的消息，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建立难民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十二月八日下午，明妮召集这一带的居民开了一个会，来了一百多人，其中主要是妇女。通常，这样在礼拜堂里的聚会会吸引来很多人，因为我们在会后提供的吃食，主要是面包和糕点。今天来开会的人们，却对“天食”都不感兴趣，而是急于知道，一旦情况危险，他们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搬进金陵女子学院。对多数人而言，我们学院是他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庇护所了。娄小姐是为福音派教会做事的，也来参加会议了。她是个中年女人，明亮亮的眼睛，瘪瘪的嘴，前一天，明妮已经允许她搬进练习馆，负责管理住进这里的难民。娄小姐不是我们学校的正式职工，却是我们很依赖的几位当地人之一。这个娇小女子很了解附近居民谁真正贫苦，所以每当我们要救济穷人，总是找她来协助。

“魏特林院长，我可不可以把我爸爸一起带来？”一个肩膀削瘦的女子问道，“他已经卧床不起了，我不能把他扔下不管啊。”

“这个，我们的校园只为妇女和儿童开放。”明妮回答。

几个男人发出嘘声。其中一位抗议起来：“你们不能这样把我们拒之门外，魏特林院长！这不公平。”

我生气地转脸一看，那些人中间有几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没黑没夜地下棋、玩牌、打麻将，有几个还溜进校园来偷东西。

明妮挥手让他们住口。等到屋里安静下来，她又接着说下去：“我们学校是个女子学院，我们接纳男人们来住，是不合适的。”她转向一群妇女，“你们家男人可以去其他接受全家人的地方。”

“为什么把我们分开啊？”一个女人问道。

“你们不会分开太久的，”明妮说，“我们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可你还在想着怎么和你男人舒舒服服地待在一起。”

人群哄堂大笑。我们都知道那女人没有孩子，她的外号叫“怀不上”。她垂下眼皮，脸变得通红。

“哪里有同时接纳男人的难民营？”另一个女人问道。

明妮回答说，“五台山小学、交通部、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军事化学办事处——事实上，除了南京大学宿舍楼，所有其他难民点都接纳男人。”

“那些地方离我们太远了！”一个老女人嚷道。

我的怒火快忍不住了，正想着要不要对这些自私的家伙说上几句，只见娄小姐站起身来，转身面对他们，眼镜后边一对深陷的眼睛目光坚定。“咱们要知道自己是谁，”她说，“金陵学院无论如何没有接纳我们任何人的义务，可是在东洋鬼子面前，它为我们提供了庇护所。我们应该感激魏特林院长和她的同事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闭嘴，你这马屁精！”一个男人在后边喊道。

我站起来说话了。“这里是礼拜堂，不是你想骂就骂的下等小酒馆。不许你再骂人，否则就请你出去。至于这里的男人，你们和妇女、孩子争地方，不觉得羞耻吗？就算你们不能和敌人打仗，不能用武器保护自己的家人，至少你们应该把他们留给更能保护他们的人，而你们自己，应该另外给自己找避难的地方去。”

人群不出声了，大厅里一时异常安静，使得远方的炮声突然显得更近、更响了。娄小姐和我坐下以后，明妮继续说道：“我们欢迎所有妇女和孩子，不过我们首先要尽力保护年轻妇女和女孩子们。也就是说，如果居住在安全区内，我们建议年龄稍大的妇女还是留在自己家中。”

“小男孩们怎么办呢？”一个女人从后排问道。

“问得好，”明妮说，“十三岁以下的男孩我们可以接纳。”

“我家孩子十四岁，长得很小。”一个母亲叫着。

“可是有些十四岁的男孩几乎是成年人了。我们得省出地方来给女孩子们和年轻妇女。至于你儿子嘛，你应该说他只有十三岁。”

这话引来一阵大笑。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来？”还是那个女人接着问。

“到了留在家里不再安全的时候。只可以带着你们的铺盖、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少量的钱过来，箱子什么的都不要带。”

会议结束之前，热情的娄小姐大声朗读了《旧约·诗篇》第七十章。她用高亢的声音念道：“主啊，求你速速来帮助我。”我们都站起来，一起唱了赞美诗《万古磐石》。我敢说，只有少数人背得下来那歌词，有人双手捧着大本的赞美诗集。然而，我们人人都放声歌唱，歌声真切而有力。

那天晚上，我们迎进了第一批难民。他们大多来自乡下，有的人是从东边三四百里远的无锡一路跋涉而来的。日本人不仅抢掠了他们的村镇，还抓走了青年男女，他们只好弃家而逃，跑到南京来，或是跨过长江跑到浦口去。他们完全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南京外区，切断了中国军队在那边撤退的路线。日本兵沿路把大部分房屋付之一炬，用不着的东西看见什么毁什么，把铁路两侧一里多宽的灌木丛和树林悉数砍倒，以防他们运输补给品的火车遭到埋伏。为了保卫首都，中国军队也摧毁了一些民房，尤其在句容一带。同时命令居民离开自己的村庄，然后把他们的住房烧掉，好为大炮扫清所有可能的障碍，这就造成南京各个城门前都聚集了大批难民，希望能进城来。

一位花白头发的妇女在我们面前瘫倒，坐在一块石头上哭诉她的遭遇。“我女儿和我进城来卖芋头，”她呜咽道，“可是光华门前那么多人，我把她给弄丢了。我以为她可以进城门来，约好在城墙边上碰头，可是我进来以后，日本鬼子开始轰炸，城门就突然关上了。我在里边等了整整一下午，也没法出去找她。我们的家已经没了，她不知道上哪儿去呀……我那苦命的孩子，刚十一岁呀……”

有些人家倒还没有走散，可是男人们得去另外的地方找避难所。他们大多都很愿意另外去找，有些人甚至感激不尽，只要老婆孩子安全了就行。一个睡眼惺忪的男人走到明妮跟前，乞求她给家人一点儿吃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钱。她对他说：“不用担心。我们不会让他们挨饿的。”

听说，那些也接收男人的难民营，都在迅速爆满。我们没有预料到难民来得这么快，此刻，十二月八日的晚上，已经到来一百多人了。明妮让红脸膛的路海赶快把厨房建起来，第二天早上好开始给难民分粥。

五

第二天早上安静得出奇，几个钟头都没有听到什么枪声。东边、西边和南边的炮击声都停止了。我们禁不住怀疑，日本兵是不是已经进入南京了？可那似乎又不大可能，因为中国军队都还守在阵地上。明妮和我正在商量如何安排拥入的难民，我们的园艺工老廖来了，递给明妮一张传单。他是她多年的朋友了，合肥来的。十八年前，明妮来到金陵，接替返回美国一年去筹钱的丹尼森夫人，当了这里的代理校长，从那时候起，她就雇了老廖，因为她想创建一所美丽的校园。“今天早上我在西山捡到的，”他指着那张纸，微笑着用粗哑的声音说着，仿佛今天对他来说不过是平常的一天，“灌木丛里有好些呢，一定是日本飞机撒下来的。我不知道上面说些什么，不过我觉得你也许很想看看。”

明妮大略扫了一遍，就递给了我。传单上印着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劝降书。他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投降，宣称“这是保护无辜平民和古都文物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必须全部放下武器，打开城门，欢迎皇军进城。劝降书中还说：“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于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人，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因此，我命令你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也就是在十二月九日下午六点以前，必须全部投降，苟欲继续交战，一切战争之恐怖将尽现于南京。”

此时离最后期限只有不到十个小时了。明妮告诉老廖说，“这是日本最高长官松井石根下达的一道命令。”

“从来没听说过他。他想怎么样？”

“他要求中国人立即投降，把南京城交给他。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个嘛，”老廖抓了抓后脑勺，“我可不知道。我希望他让大家过安生日子。”

他的回答倒把明妮逗乐了。老廖不像别人，他对日本人的逼近没什么恐慌，尽管连他女儿都带着外孙们撤走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关心的只是种花种菜，战争不战争的，根本不在他的视野里。可明妮还是深深地喜欢这个老花匠，他总带着一身青草气息，是个非同凡响的“绿手指”——不管是什么，他碰过之后，没过几天就变得漂亮又茂盛。等他慢吞吞地走开之后，我把他的回答仔细回味了一番。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普通民众总得活下去，所以，不管是什么人来统治，只要他没有破坏人们的生计，大家就可以接受他。不过，我把这个念头打消了，因为日本人近来犯下的暴行都跟这样一种可能性截然相反。

松井石根将军的传单可能解释了今天早上为什么这般安静——入侵的部队一定是在等待我方对最后通牒作出反应。我把这个分析对明妮一说，她也表示同意。早上，路易斯·斯迈思到我们这里来检查医疗设施，他证实了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电话线当时已经不通，所以他本人只好亲自跑来。金陵学院到这时候已经接受了三百难民，这让路易斯很意外，不过他称赞了我们谨慎的计划，还告诉我们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里的四个英国人和一个丹麦人刚刚离开了南京。不过，他让我们不必担心，因为更多的人，尤其是当地人，已经开始加入救济工作的队伍了。

路易斯来自芝加哥，在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也是一个传教士。他生性敏感，有些虚弱，但说起话来总是很富于表现力。即使在平时和大家说话，他也像在发表演说似的，大幅度地打着手势。这些天里，路易斯的情绪似乎十分高昂，仿佛迫在眉睫的围城给他输入了活力和体力。他甚至对明妮承认，他很享受“所有这些活动”。我想，他大概从来没发现自己的人生这么积极，这么富有意义——尤其是这么紧张热烈。明妮邀请他到宿舍主楼去吃午饭，我也去了。伙食很简单，米饭，清炒雪里蕻，咸鲭鱼。路易斯和明妮一样，是为数不多喜欢中国饭的外国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城里所有店铺都关门了，外国食品店更没影儿了。而且，常吃当地食物，据说是有助于增强人体对痢疾、疟疾等疾病的免疫力。路易斯告诉我们，他组建急救体系的努力终告失败，因为军队对所有汽车都任意征用。到目前为之，他手上只有两辆还能跑的带篷货车。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长，他现在忙得不可开交，东奔西跑，要确保每个难民营都可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我们一边吃着饭，路易斯又谈起他和安全区委员会其他成员曾经试图促成停战协定的事儿。前一天，他们建议停火三天，在这三天里，日本皇军停止进攻，而中国军队撤出南京城，这样可以让日本部队和平进城。尽管唐将军公开的态度是“决战到底”，实际上他非常希望实现停火。他请安全区委员会致电蒋委员长，并通过现在班乃号上的美国大使馆同时致电东京。瑟尔·贝德士和美国长老会在南京的牧师普莱默·米尔士，带着唐将军的一位副官前往停泊在下关一带的美国炮舰。关于停火的电报发出去以后，唐将军和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便焦急不安地等待回复，然而蒋介石今天早上回复了：“绝无可能”。

“真是愚蠢和荒唐，”路易斯评价蒋先生的拒绝，“他简直不考虑停火会拯救多少人的生命。现在南京城是在劫难逃了。”路易斯叹道，小胡子随着他的咀嚼颤动不已。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小小的镜片几乎盖不住他暗淡的眼睛。

“他一定是为了保全脸面。”明妮说。我知道她喜欢蒋委员长，蒋委员长是个基督徒，有一次来参加过金陵学院的毕业典礼。我记得那一次，他说他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需要上帝的帮助。

我端起瓷茶壶，给每个人的杯子都加满。

“谢谢。”路易斯说。

“在一座城市和成千上万人的性命都危在旦夕的时候，还去担心什么个人的脸面，太荒唐了。”

“可怜的士兵们，他们都像老鼠一样给困在城里了。”明妮说。

“蒋介石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打算守城。这种愚蠢行为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想从军事上除掉异己。”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想削弱唐生智将军的势力。他的德国顾问曾经劝告他，不要做保卫首都的打算。南京城周围的地形就像个大口袋，袋口就在通达长江南岸的下关。如果人数有十万之众的日本军队，沿着长江从东西两头进攻，他们可能首先占领下关码头，从而彻底切断南京防区十三个师和十五个团总共十五万人的撤退路线，并把这些兵团全部挤进以城墙为界的大口袋里。从军事观点来看，守卫这样一个地方，简直如同自杀。

明妮问路易斯：“这么说，今天早上的安静，只是飓风中心的平静了？”

“日本人随时可能重新开始进攻。”

当天晚上，日军对南京城内的炮击又开始了。巨大的炮弹落在城中心的新街口一带，爆炸声此起彼伏。炸弹无数次落在市民聚集的安全区内，每一条通向中立区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群，人们把家当装在所有能找到的车子上——独轮车、人力车，甚至婴儿车，任何带轱辘的家伙都被利用上了。很多男人用扁担挑着担子，很多人背着铺盖卷。女人们抱着孩子，或手提衣裳包裹和热水瓶。已经走不动路的老人，坐在大竹筐里，被两个人用长扁担抬着走。我们听说，可以容纳一千五百人的圣经教师培训学校难民营已经满员，可他们还在不停地接到新难民。比较之下，金陵学院只接收了近七百人。很多难民拥来，但我们坚持只接收妇女和儿童。很多妇女不愿意和家里男人分开，就另外去找可以接收全家的难民营了。有些男人在我们大门前开口咒骂大刘、娄小姐、霍莉和我，有一个人甚至向我们学校的牌子和栅栏门上扔泥巴。

整整一夜，拥入难民营的难民源源不断。随着其他难民营的爆满，现在所有男人都愿意把家人留在金陵学院，然后自己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庇护所。人们听说我们学校对妇女和儿童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妇女儿童就一齐拥来了。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个个应接不暇，于是难民中有不少人主动来帮我们的忙。由于到来的人太多，第二天中午时分，教师楼已经满员，中心楼和练习馆也都满了。有些人我们收下来后，他们哪个楼也去不了，就从附近一个工地上搬来砖头，在操场上自己搭住处了——长方形的窝棚，活像一个个大炉灶，上边盖一块竹席，用树枝削出的细棍支着。

南边传来机关枪的哒哒声，从一大清早就没有停息过，东北方向的紫金山燃起大火，那一带战斗正激烈，浓烟时常遮天蔽日。炸弹无数次在安全区外的什么地方爆炸。日军轰炸机没有任何警报声就出现了，此时偶尔会有一两门高射炮还在朝它们射击。一有飞机飞过我们的校园，大多数人都赶快找地方躲避起来，可有些从乡下来的人，却以为安全区里是可以防弹的，所以他们就待在原地，眼看着飞机轰炸和扫射。路海和大刘只好朝他们大喊大叫，要他们赶快藏到隐蔽的地方和防空洞里去。

那个两天前跟十一岁的女儿失散的母亲，整整一天都站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外边，两眼盯着人群，希望可以找见她的孩子。她不断地问人，有谁看见一个短头发、脸上有酒窝的小女孩没有。可谁都没看见。娄小姐端给她一碗米粥，那母亲一言不发地吃了。我想过把她带进门来，但又转念，还是让她待在那里，继续伤心吧。

六

第二天，日军猛烈的炮火一刻不停地轰击着南京城。校园里，人人心神不安，但还是继续干着活儿。北校园的两座宿舍楼中间，搭建起一些竹席窝棚，我们让小贩在窝棚里向难民卖吃的，蒸米饭五分钱一碗，不带芝麻的烧饼，也是五分钱一个。不过，每人一次限买两个或两碗，不得买双份。当地的红十字会已经答应在这里开设粥场，只是到现在还没设立起来。有些难民既没食物，身上又没钱，就只好挨饿了。到十二月十一日中午为止，我们已经接纳了大约两千难民，总算还能把他们都安排住下。

我正在用木头水舀子给疲惫不堪的新来难民分发热水，约翰·马吉牧师来了。我让手下的一个人替我接着分发，自己起身去迎他。“我刚从城里来，”他对我和明妮说，“那边情况可怕极了，福昌饭店和首都剧场门前躺了几十具尸体。有家茶馆被打中了，胳膊腿被炸得满天飞，挂在电线上和树梢上。日本人随时会开进城来。”

“你是说，中国军队放弃抵抗了？”明妮一下子愤怒了，两眼喷火。

“我说不准，”马吉回答，“我在安全区里看到些军人，在抢商店里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呢。”

“他们就这么散伙了？”我也火了，想起了他们以“保卫南京城”为名义，在郊区烧毁的那些农舍。

“现在还很难说，”马吉回答说，“还在作战的也有。

他告诉我们，下关一大片地区都在火海之中。南京城最漂亮的建筑、斥资两百万元建造的交通部大楼，连同它那富丽堂皇的礼仪厅，都被付之一炬。凡是带不走的，中国军队一律将之毁掉，把很多房屋都烧了，包括蒋委员长的夏宫、军事学院、现代生化战争学校、农业研究实验室、铁道部以及警官培训学校——全都烧了。也可能这是他们发泄愤怒的方式吧，因为他们现在才知道，蒋介石和所有当官的都撤走了。

约翰·马吉正说着，一个戴着一顶护耳毛毡帽、拄着手杖的驼背男人走过来，另一只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

“能收我们进来吗？”那人声音微弱地问道。

“这里只接收妇女和孩子。”明妮说。

那男人笑了，两眼一亮。他站直了身子，用沙哑的女声说，“我是女人，请看。”她摘掉帽子，从口袋里扯出一条印花大手帕，把脸上的尘土和烟灰擦去。原来她相当年轻，二十多岁，瘦削的脸上仍留着一道一道的黑灰。不过，她的脖子现在伸长了，柔软的后背显出她的杨柳腰。

我们让她和小女孩进来。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燕英，”她说，“这是我小妹妹燕萍。”她伸出胳膊搂住女孩。

燕英告诉我们：“我们镇子被日本鬼子烧了，他们抓走了好多女人和男人。我家邻居龚阿姨和她的儿媳在家里被折磨死了。我爹叫我们赶快跑，我弟弟不敢在大白天里出来，所以我没带他，自己就和妹妹来了。”

明妮把她们送到霍莉管理的中心楼。这时乔治·费奇来了，他穿了件灯芯绒大衣，香烟插在个小烟嘴儿上，看上去很像支弯曲的小烟斗。他一脸倦容，头发稀疏，琥珀色的瞳人湿湿的。费奇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会的负责人，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行政主任。他出生在苏州，苏州话讲得地道，以致有人把他当成了维吾尔族人。他告诉我们，有好几百名中国士兵来到南京大学医院难民营，想要投降，很多人都扔下了武器，请求让他们进入难民营，不然的话他们就要破门冲进来。他可以断定，会有更多的士兵，大概上千吧，都会进入安全区来请求保护，这样一来，国际委员会在与日本战胜者打交道时，就会陷入很大的麻烦。马吉和费奇一刻也没敢耽误，就一起动身去医院了。从后边看，瘦弱的费奇今天似乎背更驼了，马吉则强壮结实，虎背熊腰。明妮对我说：“我希望中国士兵别来金陵学院避难。”

“反正我们也没地方给他们了。”我说。

那天晚上，校园里的三座楼都已经满了，其他几座还在接收着新难民。最后保留的艺术楼，刚刚也开放了。红十字会还没有把粥场建立起来。我们两天以前建起来的临时厨房，连一小半人的肚子都没法应付。明妮提议，由我们自己来开设一个粥场，可是，粥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大部分的定额的分配，都是当地红十字会的人掌控，他们坚持说，粥站要由他们来开设。很显然，这里边有个赚钱的问题。他们在这种局面下还在考虑赢利，让明妮大为恼火，派了路海再去找红十字会总部，申请办粥场的许可。

第二天早上，四周安静得好像仗已经打完了。我们感到日本人也许已经攻破城门，控制了南京城。有传言说，日本攻城部队爬上城墙，用炸药炸开了几个口子，中国守军溃败，日军高喊着“天皇万岁”，挥舞着战旗蜂拥而入，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大刘说，他看见爱惠中学一带的街道上到处是尸体，大多是老百姓还有孩子，除此之外，闹市区已经成了死城。

整整一上午，明妮不停地抓挠她的后脖颈，觉得浑身又痒又黏。她和衣而卧已经连续好几天了，自从五天前到车站看望伤兵回来，就再没顾上冲过一次澡。她都无法连续睡上两个小时，就会被枪声吵醒，或是不得不起身去亲自处理一些紧急情况。什么时候实在太累，不歇一下不行了，她就打个盹儿，所幸她总是可以一沾枕头就睡着。要是今天仗真打完了，她说一定要好好泡个热水澡，再一觉睡上十个小时。

我是个觉很轻的人，夜里很多时候都是在学校门房和不同的楼里值班。谢天谢地，我身体很好，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应付，但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感到睡眠不足。有时候，累得没法继续干下去，我就在体育楼里找间贮藏室，在里边小眯上一会儿。这些天来，我头都是木的，眼球疼痛，步履不稳，可我必须在校园里巡查，必须处理的事情太多。我丈夫和女儿开玩笑说，我已经成了“流浪汉”了，不过，家里没我他们还可以应付。

快到傍晚时，明妮想到江边去看看情况。大刘要陪她去，可她对他说，“不用，你还是留在家里吧。”霍莉也要跟她一起去，明妮却说：“你应该守在这里，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好处理。安玲跟我去就行了，哪国部队也不会伤害两个老女人的。”其实，我五十岁，比明妮还小一岁，可她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出头，而我都有不少灰白头发了，幸好体形还没发胖。于是我和她一起坐进吉普，那是马吉牧师给我们的一辆旧车。明妮开起车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惊讶不已，因为她看起来笨手笨脚，不是霍莉那类对开车十分娴熟的女人。

“希望这车不会半道抛锚。”明妮说。确实，这辆车响动得很厉害，好像是不大牢靠。

“我要是会开车就好了。”我说。

“等战争结束了，我就教你学开车。”

“但愿到那时候我还没老得学不成。”

“什么话，别那么悲观嘛。”

“好吧，希望这话能实现。”

我们先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去了一下，看到约翰·拉贝、瑟尔·贝德士和爱德华·施佩林都在。他们一脸忧郁，告诉我们说，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撤退了。德国保险公司经纪人施佩林，其实在三个小时前刚从日本人的前线回来，他受中国军队委托去交涉，希望就停火进行谈判。但是，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将军，拒绝了他的建议，说要给中国一个血的教训，打算“血洗南京”，好让中国人看看，蒋介石是多么无能的领袖。

拉贝告诉我们的情况更加令人震惊。昨天，唐将军接到蒋委员长的命令，要他立刻组织撤退。可是唐的部队激战正酣，把他们撤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他执行这一命令，就将意味着抛弃他的部队。他跟委员长的总部联络，探探虚实，看蒋会不会收回成命。蒋却决心已定，再次电告唐司令，指令他必须实施撤退，保存部队，即刻跨过长江。唐甚至无法把命令送达到所有部队，有几个师不仅失去通讯设备，而且官兵来自各边远地区，诸如广东、四川，还有贵州，彼此方言不通，互相交流都很困难，以至于无法传递命令。更糟糕的是，那天早上，日本舰队已经驶进长江，正向上游而来，我们没有战舰抗击敌人的海军，所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路线很快就会被全部切断。唐将军万般无奈，紧急求助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恳求外国人代表中国出面干预，实现三天的停火。爱德华·施佩林今天过午时分出城，向西跋涉，到日本前沿阵地，挥着一块白单子，白旗上用日语写着：“休战，和平！”是那个黄眼睛的年轻俄国人寇拉写上去的。施佩林滚圆的肩膀上担负着重大的使命，希望避免更多的流血。

亲王朝香宫将军长着蒜头鼻子，留着八字胡，使他看上去像是兔唇。他接见了施佩林，一口啐在他脸上，又抽出刀来厉声喊道：“去告诉中国人，是他们自己找死。现在才雇来你这么个和平掮客，晚啦！他们真的想要和平，就先把唐生智交出来。”

“请把我们的请求转告松井将军。”施佩林再次恳求。

“我是这里的指挥官。告诉唐生智，我们要将南京城杀个鸡犬不留！”

施佩林只好赶回来，如实向唐将军转告。这位使者急得把脚脖子都扭伤了，走路只好拄着根棍子。现在，部分守城部队一定已经得到了撤退的命令，开始向城外撤退了，但是很多部队却还蒙在鼓里，还在盲目地作战，全不知两翼已经空虚，注定会被歼灭。

听完拉贝关于停火斡旋失败的陈述，几个人好长一阵沉默。我很想哭，但还是克制住，用手遮住了脸，几乎喘不过气来。

“兵败如山倒啊。”瑟尔对明妮说，用了句中国成语。

“蒋介石应该对这场灾难负责。”她气愤地说。

“对，他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瑟尔说。

“问题是，他就是自己法庭上的法官。”拉贝用玩笑的口气加了一句，摆弄着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带子。尽管是在调侃，他的声音却很沉重。

瑟尔要动身去一个星期前在外交部设立的临时医院了。市政府已经交给国际红十字会五万元——瑟尔和明妮都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用来建立医院，可是即使有这笔不小的资金，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瑟尔无法找到医护人员，不停地抱怨中国医生全跑光了。到目前为止，留在城里的只有一个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森。他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不久，眼下在南京大学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明妮和我跟着瑟尔一起出门，坐上了我们的吉普。我俩开上了上海路，向城东北驶去。

我们左转上了中山路，这条路通向挹江门，出了挹江门可以到达下关码头。我们刚转上来，就被眼前恐怖的场面惊呆了。整个城市的人都在逃命，人流都朝着江边拥去。我们经过的每一条街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士兵脱下扔掉的军服。道路两边排满了正在燃烧的车辆，火炮旁边摞着成箱的炮弹，重机枪还捆在死驴子身上。一群骡子站在那里，身上驮着高射炮的部件和弹药，不知所措地动不了窝。一匹带着马鞍的杂色马，对着天空高声嘶叫，仿佛遭到什么看不见的猛兽的袭击。大批的士兵向北蜂拥而去，大多数人两手空空，但有一些人皮带上还挂着搪瓷饭碗。满地都是钢盔、步枪、手枪、水壶、捷克式轻机枪、背包、军刀、手榴弹、大衣、靴子、迫击炮、火焰喷射器、短把铁锹、镐头等。一支黄铜军号旁边，放着一只生猪的脑袋，它的大鼻子朝天，可两只耳朵都不见了。我们快到国际俱乐部时，路面上塞满了翻倒的车辆、三轮摩托车、牲口拉的马车、电线杆和乱糟糟的电线，车子不可能再往前开了，于是我们决定步行。我们拐向右边，把车开进德国大使馆的院子，征得脾气急躁的乔治·罗森的许可，我们把吉普停在他那里。罗森是政治事务秘书，是留下没走的三个德国外交官之一。和他的同事不一样，罗森是半个犹太人，不能佩戴纳粹党的“卐”字徽记。

明妮和我徒步向北走去，只想看看我们的部队是不是还控制着撤退的路线。大都会饭店出现在眼前，已经被浓烟和火焰包围了。我们经过的那一刻，一队仍然荷枪实弹的士兵朝我们跑过来。一共九个人，都穿着草鞋，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扔掉步枪，两手抱在胸前，请求明妮接受他们的投降，好像她也是个占领者。他们的班长一脸泪花，向明妮恳求道：“大婶，救救我们吧！”

这一举动使明妮慌乱不安，我对她说，“他们一定以为所有外国人都有办法替他们找到避难所。这些当兵的真可怜，被当官的抛弃了。”我说着，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太伤心了，俯下身去痛哭起来。

明妮拍着我的头，用中文对那几个人说，“我们没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武器。如果你们想留在城里，到安全区去吧，你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保护。”

那几个人摇着头，仿佛被吓得再也不敢返回那个方向了。他们向后一转，跑掉了，枪也丢掉不要了。明妮拣起一支步枪，还很新，枪托上印着这样四个字：“人民血汗”。这些字来自委员长的教诲，刻在国民党军队的很多武器上。明妮的两道浓眉拧成了结，深深叹息着扔下了枪。

我一边擦眼泪一边告诉她：“在我们国家里，一个农民干一辈子才能买得起一支步枪。想想他们扔掉的那些装备——天大的糟蹋啊。”

“是啊。路易斯说，他看见一些崭新的大炮被丢弃在郊外，一次还没有放过呢。”

我们继续向城门走去。看到四周的一切都被摧毁，真让人难过万分，大半楼房和平房都被烧毁了，有些还在冒着烟。走过英国大使馆之后，远远便可以看见挹江门，可我们已经太累，再往前就走不动了，而且我们意识到，想出城门去看看江边是什么情况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停下了脚步。从这里遥望，城门前堵着沙包，架着机关枪，成串的士兵用绳子、消火水管和云梯，去攀登十五米多高的城墙。逆着烟雾弥漫的落日，可以朦朦胧胧看见城墙顶上，还有两层的楼阁边上，都趴满了人。从人群移动的样子，我们看得出码头一定还在中国部队手里。我们转身返回，朝德国大使馆走去。

暮色降临了，几只蝙蝠掠来掠去，像是鬼头鬼脑的蝴蝶。往回走我们得逆流而行，明妮走在我前边，一边推搡一边喊：“让我们过去！让我们过去！”人们都在不顾一切地急于往外逃，遇到我们挡道碍事，就骂起来。突然响起汽车鸣笛声，身穿便装的卫兵们挥着盒子枪，大声吼叫：“闪开道！闪开道！”

那些来不及让开的人，便被卫兵连推带搡。只见卫兵身后开过来两辆长轿车。“看！唐将军！”明妮对我说，指着坐在第二辆别克后排座位上那个瘦脸男人。将军垂着脑袋，好像正在打盹儿。我们注视着这位南京守军总指挥，这时半块砖头打在他的车上，一个声音大喊道：“王八蛋，我操你祖宗八代！”砖头只在车窗上留下一个白点儿，卫兵什么也没说，瞪了叫骂的那人一眼，就只管往前继续清道去了。几分钟以后，轿车向左转弯，看不见了。天黑后唐将军一定有他自己的办法过江。

七

十二月十二日，南京的城南和城西，炮声响了整整一夜。凌晨两点，我回到校长办公室的里屋，忙里偷闲打个盹儿。外边不时传来机枪的射击声。我和衣在一把扶手椅子里睡着了。蒙蒙眬眬间，我看见中国士兵们在长江里爬上帆船、小木船、木筏子，日本人的飞机在头顶上朝他们扫射。有的船起火了，有的翻了，成百上千的士兵掉进浑浊的江水。有人在水里扑腾着，有人抱住船板、桅杆，很多人沉了下去，嘶声呼救。

一声爆炸把我惊醒。“大灾大难啊。”我摇着头，自言自语道。我坐起身来，伸出脚去摸索我的鞋。又去摸台灯，马上意识到早就停电了——我们学校有一台发电机，不过还没开始发电。我站起身，向门口摸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磕磕绊绊朝大门走去时，东边天空已经出现绯红的云彩，微微发亮了，校园里静悄悄的。路海迎上我，说有几批中国军人过去了，有些大兵还向正在门房里值班的他们讨要老百姓的衣服。几个人倾其所有，把能给的都给了他们。

大门外沿墙，士兵们丢下了一大堆军服，还有一些步枪、匕首和子弹袋。我们把衣服收集拢来，一把火烧了。至于武器，我叫路海都沉到图书馆大楼后边的水塘里去了。

天亮以后，附近的一大群居民出现在大门口，恳求门卫让他们躲进来。明妮走过去，隔着铁栅栏门告诉大家，他们的住所已经在安全区以内，所以他们都是安全的，应该把地方省给没地方住的难民。大家又发泄了一阵不满之后，愤愤地离开了。有几个表示要给我们干活的男人还骂了起来，因为我们只能雇两个送水工。金陵学院有自己的水井和水龙头，不过，给住在室外的人们提供饮用水，需要有人运送。现在校园里共安置了两千五百多难民，已经饱和。

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完全控制了南京城，粥场终于在操场旁边搭建起来了，是一个没有门的棚子，大约二十米长。粥场的粥，三分钱一碗，卖给身上有钱的人，但是对于没钱的人，这里也免费提供粥饭。来粥场领饭的难民，按照各个住宿楼的顺序，一个楼的人领完，下一个楼的再来。即使是这样，到开饭的时间，手拿饭碗和饭盒的人群还是蜂拥而上。我一看到这情景就很生气，忍不住地训斥他们。早饭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十点半才能收摊。在这之后，伙房的人们可以休息两个小时，到下午再开第二餐。校园里一天提供两餐。

早饭时间里，很多妇女便在校园的四个池塘里洗衣服和刷马桶，母亲们不时呼唤着孩子们。一群男孩子到处乱跑，好像急于把这个新地方看个遍，几个小女孩子也跟着他们。早饭以后，校园里安静下来，可是大约正午时，大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喧哗。“鬼子，日本鬼子来了！”一个孩子喊道。我和明妮赶快过去，只见一个日本军官正在抽路海的嘴巴，一个当兵的手里拿着绳子，要把他捆起来。“住手！住手！”明妮大声喊道，冲到他们跟前。“他是我们的雇员。”

矮胖的中尉惊愕地转过脸看她，说了几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轻蔑地示意身后那个当兵的，那人把路海放开了。

一队日本兵经过之际，忽听一声叫喊：“救救我啊！”

我们冲过去，认出是给图书馆看门的老胡，他的胳膊被两个日本兵抓着，其中一个胳膊肘上挂着老胡的新哔叽大衣。明妮一把在老胡背后抓住他的背带，迫使那两个日本兵停下脚步。“他是给我们干活的，”她对那个矮粗的军官喊道，“苦力，苦力，你懂不懂？”她的褐色眼睛气得要喷出火来，“你们不能无缘无故就抓人。”

那军官看了看她胸前的红十字标记，仿佛一时摸不着头脑。然后他冲两个日本兵挥挥手，把老胡放了，带着其他人走开了。

“也救救我，魏特林院长！”另一个声音哭叫道。那是一个叫范树的孩子，他正被日本兵拖着走。他奋力挣扎想要挣脱，胳膊里还夹着个篮球。

我们都朝范树跑去，可是一个日本兵猛地转回身，端起了步枪，刺刀正对着明妮。她毫无办法，只能待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孩子连同其他三个我们不认识的中国人一起拉走了，其中只有一个人看上去比较强壮，像个当兵的。范树是给一对美国老夫妇干活的，他们刚刚离开南京，想必他是留下来帮他们看房子的，可他悄悄跑到这里来打篮球。他刚十四岁，个子和块头要比他的实际年龄高大，所以日本人把他当个军人抓了。

“谢谢您把我救下来，院长。”老胡说着，朝明妮鞠了个躬，现出他已经斑白的头顶。“我攒了整整一年的钱才买了那件大衣，被他们抢走了。”“这帮该死的！”明妮顿足恨道，两脚周围扬起灰土，“本顺，本顺，你在哪儿呢？”

“在这儿，我在这儿。”本顺跑过来了，他是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孩子，我们的送信员。

“去告诉拉贝先生，日本人在我们学校逮人。”

“我不会说外国话呀，院长。”

“他的秘书韩先生会说英语，让他给你翻译。请他们过来帮我们制止那些日本兵乱抓人。”

本顺小跑着去了，两只胳膊肘一摆一摆的，脚上一双警靴他穿着太大晃来晃去。他比实际年龄显得个子更矮小，只有一米五的样子。我感到派他去送这个口信未必明智，不过我没把这个疑虑说出口。就算拉贝先生知道了，他又能怎么样？这种任意的抓捕，在整个南京城一定到处都有。

下午两点左右，茹莲来了。她的外号叫“佛勒小姐”，因为她酷爱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也因为“佛勒”这个英文单词有鸡鸭的意思——她是家禽饲养员。她气喘吁吁地说：“山坡上有几个鬼子。”她指着西边，她掌管的家禽实验中心在校园后边的小山坡上。

“你觉得他们会闯进养鸡场吗？”明妮问她。

“肯定会的。”

“咱们过去看看。”我说。

明妮得留在大门口，于是，我和路海、霍莉跟着茹莲赶快朝西边走去。我侧眼看看年轻的茹莲，她穿了件乡下女人的深蓝色褂子，一张光滑的脸上抹着烟灰。她现年三十一岁，面容姣好，却故意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病怏怏的。走起路来，她甚至显得有点儿外八字，好显得矮一点儿。然而她的漂亮是没办法完全掩盖的。我想逗她一下，说她不可能这么快就把自己变成乡下人，但还是没张口。

家禽中心的鸡、鸭、鹅都像疯了一样嘎嘎大叫。我们走进饲养院，看见两个日本兵在里边，一个抓着一只鹅的脖子，那鹅的两脚无声地在空中蹬着，另一个正在追逐一只长尾巴公鸡，那公鸡飞到一个架子的顶上，歪头瞪着那日本兵，身上的红黑羽毛一抖一抖的。那人嘴里骂着公鸡，还朝地上啐着。

“嘿，嘿。”霍莉大喊道，“它们可不是吃的！”

日本兵停下手，朝我们走过来。那个高个子指着一只母鸡，凶巴巴地说了几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日本话。矮个子用中国话说，“吃……鸡……肉。”

“不行，不行。”我很高兴他懂点儿中文，“这些都是做实验用的，不是你妈妈养的那种鸡鸭。不要吃有毒的东西，懂不懂？要是吃了这些鸡鸭，你会七窍流血的。”

“有毒？”那人问道，又对同伴咕哝了几句。两人都一副不解的模样。

“是啊。”茹莲指着墙边一排棕色瓶子，里边装着给家禽治病的各种中西药。

那矮个子又对同伴说了几句，高个子把鹅松开了，又朝一个陶瓦水盆踢了一脚。他二人大步走了出去，恨声恨气地好像是在诅咒自己的坏运气。

我们四个人在里边相视而笑，因为所有鸡鸭都很健康。“我的老天，‘你会七窍流血的’。”霍莉对我说，“你一定把他们的胆都吓破了。”

茹莲咯咯笑了。我们赶快返回校园，下午饭时间到了，又该给难民们放粥了。

本顺一去不返，明妮着急起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没有多远，他早就该回来了。我们不禁担心他可能出事了。那孩子是个孤儿，由我们学校出钱，一直住在附近一家孤儿院里，直到我们雇他来做事，所以他对于我们，不仅只是个雇员而已。

等难民们吃完饭，我们都去饭厅吃晚饭。很多人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明妮和霍莉瘫在椅子上，说她们更想睡一觉，然后闭上眼，打算睡了。

“你们应该吃点儿东西，好有力气。”我说着，把一碗粥放在明妮面前，又把一碟炸黄豆挪近一点儿。我正给霍莉盛粥，路海冲进来了。

“明妮，”他说，“几个日本兵闯进我们存粮食的屋子了。”

“他们拿大米了吗？”她问。

“不清楚。”

“他们跟你怎么说的？”

“他们只给了我几拳。”一边说，他一边揉着受伤的脸颊。

我们三人跟着路海去了。有麻烦的那个房子在大门外对面。大米其实不是我们的，是红十字会配给粥场的粮食，九十麻袋放在那里，大约有一万八千斤。可要是日本人把粮食拿走的话，这里的难民就要饿肚子了。快走到房子时，我们看见门口一盏灯晃晃悠悠。一个日本兵拦住了我们的路，用生硬的中国话喊道：“站住，不许过来！”

“这是我们学校的房子！”明妮也冲他嚷回去，一边往里闯。这时一个留着短胡子的年轻军官从放着粮食的屋里走出来。明妮朝他挥着一面小美国国旗，说：“大米是美国的财产，你们不能动！让你们的人出来。你是负责的吗？”

那军官听不懂她的话，转身朝身后的几个人说了句什么。其中两个人走过来，把我们四个人向后猛推。接着，那当官的抽出他的大和军刀，在空中一边左劈右砍，一边尖声号叫，好像在舞台上表演。只听得军刀被他舞得飕飕作响，我们都吓坏了，谁也没敢再上前一步。

我们当即转身去了离这里不远、位于宁海路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约翰·拉贝一个人守在那里，像个军官一样戴着一顶钢盔。他的办公桌上放着过期的《德文新报》，那是一份在上海出版的德语小报。明妮问他，本顺是不是来过，向他报告日本人到我们学校里任意捕人的事儿。“我没看见他。”拉贝迷惑不解，胖乎乎的两手绞在一起。

“老天，他可不要落到日本兵手里了！”明妮说。

“他根本没有到这里来吗？”我问拉贝。

“没有。我从早上九点就一直在这里。”

“我真不该把他派出校门。”明妮说。

霍莉说了大米的事。拉贝回答说：“也许我该去跟他们谈谈。希望我们还能够跟这帮暴徒讲讲道理。”

拉贝站起身，正准备出门，电话响了，他拿起了听筒。他的电话竟然还是通的，让我吃惊不小。电话是德国大使馆的罗森打来的，他说，有一队日本兵正在拉贝家和他的德语学校门口，马上要冲进院子。有几个挥着火把，扬言说，如果大门再不打开，就把火把扔进去。拉贝家里和学校里住进了几百人，除了难民，还有他的中国朋友、邻居、仆人及家人，所以他得赶快过去。

临走前，他叫来了寇拉，那个懂点儿日语的俄国小伙子。寇拉替我们写了一封简短的公函带回来，这样，明天早上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信交给住进存大米的屋子里的日本兵。

寇拉从小在西伯利亚长大，他的祖先们祖祖辈辈都在和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做生意。他在南京住了快十年了，这里的孩子们都叫他黄毛子。他告诉我们，日本人已经抓了好几千他们怀疑是中国军队掉队和逃跑的军人，强奸了几百个妇女，城南和城东的大街上到处是死尸。还有日本“放火队”，在好几个地区烧房子、烧大楼。更可怕的是，有些日本兵强奸妇女之后还要把她们杀掉，因为怕事后被她们告到宪兵队。其实，这时候城里根本没有几个宪兵。安全区内这类暴行的报告一整天都没有断过，可是拉贝他们一直无法和入侵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取得联系，只能希望军方能够很快控制住已经丧心病狂的士兵。

“可是我觉得，如果不是得到长官的默许，那些畜生怎么会这么奸淫烧杀。”霍莉说。

“起码是军方懒得管束他们。”寇拉表示同意。

“谁能想象这样的暴虐行为？”明妮说。

“我们该怎么办呢？”霍莉问道。

“我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寇拉耸了耸肩。

我们回到校园时，看见几十个妇女沿着柏树树篱，背靠背坐在前院里。所有的楼内已经挤满，再也住不进更多的人了，可还是不断地有人拥进校园。明妮为本顺的失踪焦虑不安，说她必须去为他祈祷，道过晚安她就回自己房间去了。

八

第二天早上，天气温暖，阳光和煦。看着院子里的难民，我对如同十月一般温和的天气感激不尽，那些失去家园、露宿风餐的人们可以少遭些罪，因为他们在露天里无遮无盖。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设防的首都，就像挨了一棒的陶瓷盆子，这么轻易地就被敲破了。在北边，炮火声时起时落，隆隆之声伴随着浓烟和气浪。下关一带仍在激战，日本战舰正在炮击残存的中国军队，击沉那些试图渡河的船只和木筏。金陵学院周围，不时传来啪啪的枪声。

中午一过，霍莉和我出了校园，向东北方向的朝鼓楼一带走去。她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回家，担心她的房子可能已经被抢劫，尽管她在前门钉了一面美国国旗，用美国大使馆的海报把门封上了。我们沿着上海路走过去，看见很多房子和楼房都挂出了日本旗，呼呼啦啦地像开了洗衣店。有几面白布单子做的旗子上还写着：“天皇万岁！”

“为了保全自己，那些人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霍莉嘀咕着。

“他们一定是被吓坏了。”我说。

“我也是个中国公民，可我对日本畜生就不会说一句好话。”

“你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呀，霍莉。跟你说实话，没有你陪着，我是不敢走出校园一步的。”

我们拐弯，转进作为安全区东侧界线的一条巷子。这条街上有七八所房屋已经被夷为平地，在被抢劫之后又被放了火，霍莉的家也是其中一幢，她的车也没影儿了。一个年轻人，胸上被刺刀戳了两刀，死了，侧卧在她家院墙底下，他的后背裸着，头发都烧焦了，露在外边的一侧脸被狗啃过。霍莉不认识他。“野蛮，禽兽不如！”她咒骂着日本兵，流下了眼泪，拉起围巾的一角去擦脸。

“霍莉，太惨了。”我低声说着，一手搂住她。

四周邻居安静得听不到任何声音，连房顶上那些麻雀的叫声都没有了。一只波斯猫从隔壁邻居院子里的煤棚子里跳出来，凄凉地喵喵叫着，好像是饿了。霍莉一把抹去眼泪，说：“我想，就是这样了。现在我没有地方可住了。”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说。那简直不叫邀请，因为她已经是我们学校不可缺少的一员了。她不仅是校园里少有的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音乐家，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少不了她。另外，她还帮助我们的护士照顾那些生病的、怀孕的、或是临产的妇女们。

我们回到校园时，大门口聚集了大约四百个男男女女，还有孩子，恳求路海和娄小姐让他们进去。所有女人的头上都戴着白毛巾，显然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几个老人叼着长烟袋。我略有几分惊讶，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只收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大多不会再来寻求庇护了。明妮对那些村民说，“我们只接受妇女和孩子。”

“求求您，我们没别的地方可去。”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恳求道。

“别的难民营接受整个家庭，你们应该去那里找地方。”我对他说。

“我们一步也不敢走了。”一位戴着瓜皮帽的老人说，“要是被日本鬼子看见了，他们会杀了我们，再抢我们的老婆和女儿。”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慢慢走过来，她前额上贴着两块绷带，就像两个立在一起的小型十字架，一个比另一个高一些。她朝着还站在门外的霍莉和我哀求道：“大妈，放我进去吧。我们全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流了满脸。

“怎么回事？”我问她。

“昨天晚上，几个日本鬼子闯进我们藏身的破屋子；把我爹和哥哥都砍死了。他们剥光了我和娘的衣服，开始折磨我们。我大声尖叫，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用拳头打我，直到我叫不出声儿来，昏死过去。等我醒过来，看见屋里娘的尸体。她是再也受不了了，自己撞到门框上寻了死。”

明妮这时候走出门来。我听明白了，女孩子是被强奸了，就对她说：“你得让医生给你看看。我叫人带你去医院。”

“我一步也走不动了。要不是这些好心人，我连这里也走不来。”

“那你可以进来。”我说。

明妮让人带女孩去我们的医务室，然后她决定带着这群人到南京大学的难民营去。霍莉也要陪他们去，可明妮让她留在学校里，因为约翰·马吉刚刚走了，我们需要至少有一个外国人留在校园里，好阻止日本兵进来。

南京大学从我们学校走过去要大约十五分钟，明妮手里拿着美国国旗，在前边带着这群人走，我压后，举着红十字会的旗子。路过已经关门的美国大使馆时，我们看见两个日本兵从对面走过来，一边吆喝一边用枪托推搡着前边一个瘦弱的男孩子。那孩子推着辆钢圈箍着大木轮子的独轮车，车上装的是些抢来的物品——一堆干咸鱼，一捆粉条，一罐正卤着的鸭蛋，一座挂钟，一只怀了羊羔的绵羊被捆着，还在咩咩叫着。两个日本兵每人皮带上都挂着十几个银手镯、手表和金戒指。队伍中的所有女人都把头埋下了，直到日本兵走过去才敢抬起来。

我们来到了南京大学，看见乔治·费奇正蹲在一棵粗大的菩提树下，两手抱着脑袋。他和瑟尔一起管理这里庞大的难民营。“喂，乔治，怎么啦？”明妮问道。

他抬起瘦瘦的脸，眼里有泪，还布满血丝。“日本人刚刚从我们这里抓走了两百人。”他告诉她说。

“那些人是投降的士兵吗？”

“不是，很多人都是老百姓。”

“他们想抓谁就抓谁吗？”

“他们命令大家脱掉衣服，检查他们的肩膀和手。谁的肩膀上有像是背过背包或是扛过枪的印子，他们就抓谁。可是很多穷人都是苦力，要用工具干活，要用肩膀扛东西，他们肩膀上当然会有印子，手上当然会有趼子。日本人把所有年轻男人都抓走了。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讲理。明妮啊，这太可怕了，我们好像还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

“他们打算把那些人怎么办？”

“肯定是都杀掉。”

“我想他们就是要杀给中国人看。”

“也想把所有强壮男人都杀光。”他哽咽了，拿张草纸擤了把鼻涕。

明妮说：“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该为那些士兵提供保护。他们有的人并不愿意把武器交出来，可是我们有多傻，竟然对他们保证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正说着话，一队日本兵出现了，两个人在草地上拖着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我认出那是张先生，曾经是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员，现在在难民营里负责管理档案。他们要把他带走，可他不肯跟他们走。

我们都站了起来。只见这队日本兵领头的中尉，命令一个新兵拿刺刀去刺张先生。那年轻的士兵有些犹豫，可是中尉高声地再次下了命令。年轻人朝张先生刺了过去，他的棉大衣很厚，刺刀没能刺穿。明妮和乔治看到他们这是要杀死张先生，赶快冲过去阻止。我跟着他们一起冲过去，但我们都被日本兵拦住了。接着，让我们震惊的是，张先生自己解开扣子，把大衣丢到地上，身上只剩下一件薄薄的上衣，他就这样面对刺刀，稀疏的胡须上挂着鼻涕。那中尉再一次冲着年轻士兵高喊一声，那士兵猛地朝张先生冲去，伴随着一声狂叫，他一刀将张先生刺穿。张先生的双腿一软，可他的眼睛仍然死盯着杀人的凶手。他倒了下去，倒在自己的血泊里。

我们震惊得一时没人能够动一动，或说出一句话。那队日本兵列队走了，人们围住了张先生，他已经不行了。“报仇，报仇……”他的嘴唇颤动着，已经发不出声音。

没过几分钟他就死了。我认识这个瘦小的图书馆员的圆脸，听说他脾气暴躁，不过我心里从来没多想过他。

明妮和我把四百难民交给乔治·费奇之后，就返身回学校。她一路走得有些气喘，脚步沉重却坚定。

“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我们中国人承受这些暴行？”我说。“我们做了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报应？上帝为什么不惩罚那些毫无人性的人们？”就在那天早上，我听说我的一个侄子，我堂兄弟十七岁的儿子，昨天晚上被日本兵抓走了。他的父母心急如焚，但是不敢走出去找他。

“上帝用他自己的方式做事，而我们难以理解。”明妮说着，但并不是信心十足。

我们古老的城市，以她的美丽和灿烂文化著称，一夜之间变成了地狱，仿佛被上帝抛弃了一般。我禁不住想，会有什么样的报应在等着那些残酷无情的日本兵乃至他们的家人。我可以肯定，没有人可以像他们这样残忍地对待他人，而永远不会遭到惩罚的。

那天夜里，瑟尔·贝德士和普莱默·米尔士分别住在我们的宿舍主楼和艺术楼，而路易斯·斯迈思和路海一起待在门房里。临睡觉时，个子高大的普莱默又一次流泪和诅咒起来，他那下巴宽宽的脸扭曲着，头发都被汗水打湿了。今天早上，美国传教士们接受了一千三百名中国士兵的缴械，答应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普莱默徒劳地阻止日本兵从警察局里把这些士兵抓走，曾两次被枪托打在胸上，这会儿胸疼得厉害。那些可怜的人们全部被拖走，下午就全部处决了。五十名保卫安全区的警察也被抓起来，也被枪毙了，因为他们让中国士兵进入了中立区。校园里住进来三个美国人，让我们多了些安全感。明妮和娄小姐一起，住在练习馆，那座楼离最近的一座楼有将近二百米远，在校园东南角上。我负责主楼。学校的两名警察仍在巡逻，但是都改穿了便装。还有一位打更老人，手提着灯笼，也在整夜巡视。

第二天，日本人继续在城中抢劫、放火、乱逮男人、强奸妇女。所幸金陵学院里还算平安无事，只是一大早从街对面的那所房子来了一个日本兵，带着四个苦力，砰砰地丢下两麻袋大米。我们很高兴，日本人总算让我们这个难民营食用那屋里的粮食，而不是要我们花钱去买。马吉负责的难民营，就被一群日本兵扣住配额粮食，然后“以折扣价”卖给他们的粥场——两元钱买五十斤一袋的面粉，五元钱买一百八十斤一袋的大米。

天亮以后，更多的难民来到金陵学院。尽管所有楼内都已经住满，我们还是收下了他们，现在，新来的人们除了一个安身之地，再别无所求。他们大多就躺在草地上或操场上。看着她周围的难民，明妮说，她更加确信我俩留守金陵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也这么感觉。脑海里再一次响起主的话：“权力和荣耀全是你的。”这话现在对我似乎有了新的含义，就像一个承诺。

我背诵了那一句，明妮严肃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下午茹莲来报告，说有日本兵进了南山宿舍楼。明妮、大刘和我立刻赶往那里，我们穿过一片竹林，抄了条近路。我们刚走进楼，就听见从左侧餐厅里传来大笑声。三个日本兵正坐在一张桌子前喝苹果汁，从一个七斤大桶里直接往外舀蜜饯吃。他们身边的食品室，挂锁给砸坏了，门大敞着。明妮上前大声呵斥，“你们不可以这样！”

不知怎的，他们全都站起来，向门外逃去，手里还拿着果汁瓶子和两个花布包袱，好像是受到了惊吓。一出大门，他们就转身向东，匆忙逃走了，他们小腿上都裹着绑腿。

我正纳闷那两个包袱里裹着什么，明妮说：“他们好像还是孩子，知道自己做错事了。”

“有些日本兵确实很年轻。”大刘说，用指头把眼镜往上推了推。他看上去十分疲惫，这些天来都失眠，经常喊头疼。

“你们觉得他们是肚子饿吗？”我问他俩。

“可能是的。”他回答。

“我不介意他们来吃点儿喝点儿东西，但是他们必须事先告诉我们。”明妮说。

大刘摇了摇头发浓密的脑袋，好像是对自己说，“他们是真的喜欢美国人的聚餐食品。”

明妮咯咯地笑了。我喜欢大刘，因为除了稳健冷静，他还有幽默感。有时候，他说出来好笑的话，自己并不觉得——这就更有冷面幽默的效果了。我们上楼去，发现一间小储藏室的门半开着。里边有几个箱子被割破或拉开了，箱里的东西都被翻过，女人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其中有一个箱子是丹尼森夫人的，还有一个是生物老师唐娜·塞耶的，她现在人在上海，根本没办法弄清楚什么东西被偷了。我们合上箱子，把它们放在放手纸的大书架后边，四个没被翻过的箱子旁边。我们在那里看见吴校长的涂漆猪皮箱子也被打开了，里边东西都翻了出来，但我们同样弄不清什么东西被拿走了。

我们回到前院时，明妮看见约翰·马吉正在跟路海说话。突然，一阵枪声从西南方向传来，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侧耳静听，直到射击的声音平息下来。

我们朝马吉和路海走去。马吉牧师对明妮说，“我刚听说班乃号被日本飞机炸沉了。”

“我的老天！船上的人怎么样了？”她问。

“死了三个，伤了四十多个——伤亡的大多是船员。”

“大使馆的人都平安吗？”

“看来没事。他们都被救上来了。”

我脑子里顿时乱了，因为金陵学院装着文件、外币，还有丹尼森夫人结婚银器的箱子就存放在那条船上。我希望那箱子平安，还在大使馆人员的照管之下。要是银器给弄丢了，丹尼森夫人可能会发狂的。她不喜欢明妮，对我倒是还算礼貌，主要因为吴校长一直护着我。自从到了金陵学院，明妮就知道，创建了学校的老校长把她当做竞争对手，也许因为明妮比较敢说敢做，承担了这里没人敢承担的代理校长一职；还有，她的领导能力或许会对那个年事已高的女人构成了威胁，丹尼森夫人要求所有教员、职工，甚至学生，都忠于她自己一个人。不过，明妮和我都承认老校长把金陵学院当成了自己的家，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学校了。让她们两人团结在一起的正是这种献身精神。

第二天上午大约十点钟，超过一个连的日本兵到我们这里来搜查中国士兵。为首的长官是个高个子，嘬腮，看那阵势是个中佐，身旁有两个卫兵和一个副官。明妮告诉他，这个难民营只接收妇女和儿童，可他听也不听，声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违反了只给非战斗人员提供庇护的承诺，所以现在皇军有权将所有敌方残余部分予以清除。的确，在最初的计划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有关当局宣称过，这一中立地区将是“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任何数量的士兵不得通过”的，然而在起草这封信件时，委员会中的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整个事情的发展，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会来到这里，恳求中立区救他们一命。外国人在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之后也收留了他们，以为日本人会遵守战争公约，以基本人道对待已经投降的军人。现在，凭着清除残余士兵的名义，入侵者开始对任何他们怀疑是潜在敌人者任意抓捕了。

搜查是从科学楼开始的，日本兵打算搜查每一间屋子。如果哪道门上有锁，而钥匙一时没能拿来的话，一个扛着大斧头的士兵就当即把锁砸开。跟在他们后边，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在二楼的地理系办公室里，存放着邻里的妇女们在上一个秋季给中国军队缝制的六百套棉衣。我和明妮决定留下这些棉衣，因为我们估计难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冬衣。现在，这些棉衣棉裤就可能成为罪证。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该怎么解释呢？我们能说是中国军队强迫我们给他们做的吗？如果日本人发现了衣服，我就得在明妮回话之前，抢先跟他们撒个谎了。明妮不善说假话，会被他们看穿的。

还好，明妮说带他们直接去顶楼，那当官的没有坚持先搜查放衣服的那间屋子。顶楼上收容了二百多名妇女儿童，那里的难民似乎分散了日本兵的注意力，到他们下楼来时，他们忘记了拐向左边搜查二楼的那些办公室。

我们走出大楼时，一个日本兵抓住了我们刚雇的一个送水工。那可怜的人吓得愣住，一时连呼救都不会了，水桶翻倒在地，扁担上都沾满了泥。那日本兵连抽他几个耳光，冷笑着用中国话问：“当兵的吧，嗯？”

“不是，不是，”明妮上前阻止，“他是个苦力，我们的送水工。胡闹，他都四十多岁了，怎么可能是当兵的？”

一个班长模样的日本兵上前撕开那人的衣领，查看他的左肩。幸亏他左肩上没有印记，他们这才放了他。那人吓得一声没吭就跑开了，水桶、扁担都不要了，还有两个被撕掉的扣子，都掉进湿泥里。

我和明妮跟着日本兵离开。快走到大门口时，看见一小队日本兵正拖着一个男孩子，那是修理工老童的侄子，他经常到校园里来干些零活。明妮快步上前，拦住他们。“他是给我们跑差的童仆，不是当兵的。”她喊道，情急之下临时给他编造了这么一个头衔。

翻译官是个面善的中国人，穿了一件厚风衣，他把明妮的话告诉日本军官。一个日本兵走上来，用拳头朝明妮当胸一推。高个子中佐冲他喊了句什么，那人“哈咿！”一声，立正站得笔直。于是那孩子赶快跑掉，和叔叔到一起去了。那中佐匆匆写了一个字条，递给明妮。翻译告诉她，“如果再有人来搜查，你可以把纸条给他们看。”她谢过那当官的，然后突然一惊，转身对我悄声说，“到处都是机关枪。”她用下巴指了指大门口。

我抬头一看，看见院墙的两侧支起了六挺机枪。我意识到，一旦这里出现骚动，他们是会扫射的，想到这里我不禁战栗起来。

中佐带着他的随从走出大门时，我们看见一队日本兵押着四个中国男人从这里经过。四个人被铁丝捆住胳膊串在一起，其中一个没穿裤子，两条腿上满是血迹。我们走到门前，去看个仔细，可是看不出那几个人是不是军人，那个最年轻的不会超过十六岁。他们一路纵队，朝西边的山坡去了，十分钟之后，传来一阵枪响——他们全被打死了。

“他们就那么开枪杀人——没有审判，没有任何犯罪的证据？”明妮说。

我意识到，日本人觉得他们愿意用什么方式对待我们都是合理的。很多人一定知道会是这样，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抢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就赶快逃跑的原因。

更多的难民拥来了。现在，金陵学院已经收容了四千多人。新来的人描述了很多可怕的故事——在过去三天里，城里和郊区到处发生着抢劫、强奸、虐杀和纵火。有些女孩子还不过十几岁，就被从父母身边抢走。东边和南边，黑烟在不断升起——数千所房屋和商店被放火烧毁，以掩盖抢劫的罪行。有些日本兵对路人看见什么抢什么：钱、食物、香烟、外衣、圆珠笔，甚至帽子和手套。一个老妇人告诉我们，“一个日本鬼子把我的铜顶针一把扯走了。他一定以为那是个戒指什么的。那个笨蛋，差点儿把我的手指头弄断了！”我们的门卫王建定，长着一张猫脸，瘫坐在自己脚上，不管大家怎么安慰他，就是止不住地痛哭，因为他那十五岁的儿子那天早上被带走了。

那天晚上，在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的路上，我和明妮看见一辆双轮大卡车隆隆驶过，上面载着十几个年轻女孩，只听见她们大喊着，“救命啊，救救我们！”有一个女孩还戴着眼罩。她们有的把脸涂黑了，把头发剪短了，可这些伪装还是没能逃过日本兵的眼睛。

我们呆立在路边，一直看着那辆卡车，直到它消失不见了。我合上两眼，眼珠直跳，明妮则把两手按在脖子两边，呻吟道：“上帝啊，你什么时候才会显出你的愤怒？”

我们去见拉贝，想看看他听到本顺的下落没有。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九

十二月十七日早上，一小队日本兵突然出现在校园里好几个地方，大抓妇女和女孩子。我们这个难民营里，已经发生了三十多起强奸案件。紧急情况不停地发生，迫使明妮和我一起，疲于奔命地应对日本兵。我们已经接收了六千多难民。所有楼房都已经塞满，很多教室都让人联想起挤满了滞留旅客的火车站，在外之人都是吵闹的，尤其是孩子们，四处闲逛，像在赶庙会。我们担心怎么保持卫生，怎么给这么多人提供伙食。光靠粥场远远不够。

明妮说动瑟尔，在南京大学为新来的难民再开放一个宿舍楼，并确保夜里一定要有一个外国人住在里边。那天的下午四点到六点，她和我送去了两大批妇女和儿童。我们还安排把一个十七岁的女孩送到了威尔森医生那里——这个年轻的媳妇，怀着五个月的身孕，被一群日本兵轮奸，流了产。一辆驴车拉她去了医院，后边跟着她呼天抢地的婆婆。

我们第二次从瑟尔新建的难民营回来时，看见霍莉正和娄小姐在宿舍主楼门口聊着，我们和她俩一起走进宿舍楼内的餐厅。晚餐是黄豆芽疙瘩汤。大多数工作人员从早饭到现在什么都没吃过，因为白天经常顾不上吃饭。桌上的佐料瓶子里有酱油、米醋，和泡着很多辣椒的辣油。我们正吃着，一个男孩子冲进来，气喘吁吁地说：“魏特林院长，学校里进来好多日本鬼子，在打人呢。”

“他们在什么地方？”明妮问。

“正朝北宿舍楼那面去了。”

我们碗一放就往外走。天快黑了，空气中一股烟味——一定是附近有房子起火了。一群乌鸦在树梢上精力充沛地呱呱叫着，妇女和孩子们的尖叫声从西边和北边传来。砰砰砰砰！三个日本兵用拳头在猛擂中心楼的前门。明妮和我走上前去，不等她开口，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兵用生硬的汉语对我们说：“把这个打开。”

“我没有钥匙。”明妮告诉他。

“里边有军人，大日本的敌人。”

“没有军人，只有妇女和孩子。”

明妮出示了昨天那个中佐写的纸条，可是那人扫了一眼之后，三两下就撕碎了扔到地上。他转脸对其他两个人说了句什么，其中一个上来就打我和明妮、霍莉的耳光，一边打还一边大喊着什么我们听不懂的话。他又猛推娄小姐，几乎把她推倒在地。霍莉两眼是泪，大鼻子抽搐着，用英语低声骂道，“狗杂种！”左颊上随即现出了红手印。

“打开门！”近视眼那家伙毫不放松。

这时候，商务副经理、国字脸的老容来了。我的耳朵被扇得还在嗡嗡作响，火辣辣的，我问他：“你有钥匙吗？”

他一脑门皱纹，摇了摇头。“我没有。我们通常不从外边锁这道门。”

明妮对那几个日本兵说：“我们真的是没有钥匙。”近视眼日本兵在镜片后边眨了眨眼，狂吼着对老容命令道：“打开门！”

“我没法打开。”

这个日本兵朝着老容的脸上打去，另外两个也对他连踢带打，有一个还一边打他耳光一边笑，好像在耍弄他。接着，日本兵举起了步枪，用刺刀对着老容的喉咙。

“住手，住手！”明妮说，“好吧，从别的门进去。”她指着大楼侧面，然后带着他们去侧门了。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我看了老容一眼，他浑身发抖，忍气吞声，两眼肿得几乎睁不开。

让我们迷惑的是，三个日本兵进了大楼，马马虎虎地检查了几间屋子，连楼上都懒得去。五分钟不到，搜查就结束了。我们从侧门走出来时，看见另外两个日本兵拉着三个中国人过来，三个人双手都被反捆在背后。我认出了他们，三人都是我们的职工。明妮冲上去说：“他们是为我们工作的。”

“中国军人，大日本的敌人。”一个日本兵断言。

“不是，不是，他们都是园丁和苦力。”她反驳说，然后指着王建定，“他是我们的锅炉工，他十五岁的儿子刚被皇军带走了。”

那也无济于事，日本兵还是把人拉走了。建定毫不抗争，好像根本不在乎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

近视眼日本兵示意我们跟着他们，我们一起向大门口走去，只见门口那边人影憧憧。

大门外边，我看见四十多个中国人跪在马路边上，有几个人在哭泣。茹莲和路海也在当中，路海倒是站着的，正在对一个日本兵连说带比画。两个班的日本兵站在周围，大多背着步枪，有一个日本兵还牵着一条吐着红舌头的德国狼狗。一个中士走过来问道：“谁是这里管事的？”他的翻译官把他的问题告诉我们。

“我是负责人。”明妮站了出来。

他们说话间，更多的教职员工被带到这里，被喝令跪在地上。三个日本兵走上前来，抓住老容、娄小姐和我，把我们拖到人群中，强迫我们跪下。他们为什么把我们集中到一起？我想不出来。他们要接管学校吗？他们要拿我们怎么样，要拿难民们怎么样？耀平、丽雅、帆帆在哪里？我一阵头昏眼花，几乎瘫倒，忙一把抓住娄小姐的胳膊稳住自己。

中士让明妮从人群中把雇员们一一认出来。她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告诉中士他们是干什么的。在她继续往下指认时，屡次显得迟疑；显然，她不可能记得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尤其是前几天刚雇来的临时工。有一个年轻的雇工，腰板笔直，相当魁梧。明妮走到他面前，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如果那人已经把自己名字报给了日本兵，她可不能随便给他再安个名字。她正在犹豫不决之间，他们就把他带到马路另一边去，命令他跪下。

“他叫本顺！”明妮对那斗鸡眼中士喊道。这是个聪明的办法——我们当中肯定没有人起那个名字。

路海说：“他是我们的运煤工。”

“闭嘴！”中士一拳打在路海的前胸。两个日本兵抓住路海的胳膊，把他拉走了，强迫他跪在“运煤工”旁边。

这时候，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停在路边。从车上跳下三个美国人，路易斯·斯迈思、乔治·费奇，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席普莱默·米尔士。日本兵们立刻把他们围住，让他们排成一行，搜查他们身上有没有手枪，他们谁也没枪。搜查完毕，乔治用德语说：“我们是传教士。”那中士没有反应，乔治改用法语说：“我们都是美国人。”

“是的，我知道。”那中士哈哈大笑，斗鸡眼眨了眨。

他们俩人继续用生硬的法语对了一阵子话，可乔治的脸色却很不好看。与此同时，一对手电筒的光一直照在另外两个外国人的脸上，照得他们睁不开眼。乔治告诉他俩：“他们叫咱们几个立即离开。”

接着，十几个日本兵冲上来，把三个美国人推上吉普车。两个日本兵抓着明妮的胳膊，硬把她塞进驾驶员旁边的座位里，但她挣扎着下了车，扬手对那中士喊道，“该死的！这儿是我的家！我没别的地方可去。”

“我也一样！”霍莉喊道，紧抓着后挡板，坚决不肯上车，“我的房子被你们皇军一给烧了，我变成难民了，还等着你们给我赔偿损失呢。”她怒目圆睁，脸气得通红。

乔治把她们的话大声翻译给中士听，于是中士命令他们三个外国男人立即离开。

在步枪的瞄准下，三个外国男人上了吉普车。路易斯朝我们挥挥手，向我们示意一切都会平安的。然后他们慢慢开走了。

中士两手圈在嘴上，冲着乔治的背影用法语喊道，“再见啦！”他手下的两个人也快活地叫喊起来。

吉普车刚一消失，就听见墙里边传来女人的哭声和被捂住嘴的尖叫声。透过大门，我看见一些日本兵，赶着一群人朝我们学校的侧门去了，那扇小铁门平时总是锁着，现在一定是撬开了。我看了一眼周围，只见街对面窗户里伸出机枪。不知何故，大门口的日本兵突然撤走了，只带走了路海和那个健壮的“运煤工”，接着，卡车在南墙外也开始发动引擎。我意识到，日本兵把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扣在这里，而另一伙人就在校园里边抓人。我看见一挺机枪仍然支在那边，但全身一动也不敢动，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

我们仍然跪在地上，有几个还在哭着，很长时间都没人动一动。我看了一眼明妮和霍莉，她们的头低垂着，两眼死盯在地上。

大刘跑过来，大喊：“明妮，明妮，他们从东院抓走了一些人。”

“抓走了些什么人？”她从地上站起来。

“我说不准。”

我一听，跳起来就跑，脑子里一片混乱。我跑啊跑啊，有人跟在我的后边，我的脚步不稳，好像踩在云上。我只求我的家人没事。

我家里一片狼藉，桌子和椅子都翻了个儿，满地都是器皿、书本、鞋子、餐具、洗过的衣裳。墙上所有的画都不见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天哪，安玲，我真为你难过。”明妮说。她的口气听上去是觉得我们全家都被抓走了。

尽管我不停地哭着，还是劝着自己，丽雅是个冷静的人，他们也许还在校园里的什么地方，不应该还没弄清楚就先乱了阵脚。家里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所以，我那一家还是有可能已经逃脱了的。可是，他们在哪里呢？

这时，我丈夫和还有搂着帆帆的丽雅，出现在门口。丽雅只叫出了一声“妈”，她的鹅蛋脸苍白得吓人，两眼在燃烧，刘海和眉毛都被汗水打湿了。

“他们差点儿抓住我们。”耀平告诉我，摇着头发斑白的脑袋。

“感谢上帝，你们都平安。”明妮说。

丽雅告诉我们，他们一听到校园里的骚乱，就赶快离开了东院，跑到没有完工的公寓房后边的一条水沟里，躲在一堆难民中间。我合上了眼睛，两手握在一起，说：“主啊，万分感谢你保佑我的全家平安回来了！”这时，大刘的太太来了，痛哭着说：“他们把我们女儿美燕抓走了！”这女人个子很小，一张圆圆的脸，手按在身体右侧，好像疼得厉害。她的丈夫跟在她身后，极度震惊，说不出话来，脸上全是眼泪和汗水。

那女孩十五岁，是幼儿园里的好帮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两口子。要是我们没有被日本兵扣住，能留在校园里制止他们抓人就好了。现在我们能对大刘和他太太说什么呢？我看了明妮一眼，她似乎也在努力想说点儿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话。但不管怎么样，她必须说点什么。

终于，她发话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日本大使馆。他们必须立刻把我们的人还回来。”

谁也没答腔。

我和明妮一起离开我家，去察看校园里的其他地方，把小南门重新锁好。走到中心楼时，我们碰见了茹莲和另外两个女同事，她们告诉我们，被抓走的女孩共有十二个，楼里的所有难民都吓坏了。我看见燕英——那个化装成一个老男人，一个星期以前来的年轻女子——正拍着她的小妹妹燕萍的后背，低声对她说着什么。那孩子止不住地哭着，可能因为刚才发生的事情，让她想起了自己被毁的老家。我们的周围有骂声，也有哭声。我和明妮也忍不住眼泪了。更糟的是，大多数被抓走的女孩子，我们连她们叫什么都不知道。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练习馆。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看见娄小姐正在跟路海说话。“感谢上帝你回来了，路海！”明妮惊呼道。“你是怎么逃回来的？”

“我对一个老翻译官说，我太太马上要生孩子了，我还给他看了我跛的这条腿。他们见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所以那个翻译跟一个当官的说了之后，他们看了看我的膝盖，就让我走了。我这条命都是那个大好人老翻译官给的。”

“别的人怎么样了，那个‘运煤工’呢？”

“他们没放他。”

尽管路海声调镇定，我还是看得出来他在发抖。他的两颊青肿，嘴唇乌青。我们四人一起去了校门门房，再一起去了旁边不远他家住的小屋。他太太一见他就高兴得哭了起来，说：“我还以为他们会把你杀了。谢天谢地你回来了！”

娄小姐离开之前，我们一起为那十二个女孩的安全、为运煤工的性命做了祷告。我们的声音多么诚恳，我们多么渴望奇迹会发生。

祷告之后，明妮和我去了校门口。那一夜，我们是在门房过的，就在藤椅里打打盹儿，以防日本兵再来。我脑海里不停地响起一个声音：“主啊，你什么时候才会倾听我们祷告？你什么时候才会显示你的愤怒？”我不时地醒过来，听见明妮喃喃诅咒：“禽兽！禽兽！”

第二天天刚破晓，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惊醒。我一下子坐起来，心头突突直跳，听见卡车呼啸而去的声音。明妮也起来了。我们走出房门，看见路海急奔过来。我们一起奔向大门口。几个女子正摇撼着大门，喊着：“开门哪，让我们进去！”

我们吃惊地看见六个女孩子站在那里，都是头天晚上被日本兵带走的，她们头发蓬乱，脸上全是泪痕。路海立刻把小门插销拔开。“快进来！”明妮边说边朝她们招手。她抱住大刘的女儿美燕的肩膀，对她说，“你父母发现你被抓走了，急得活不下去了。谢天谢地你回来了。”

那戴眼镜的姑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明妮又问她们，受到了怎样的虐待。她们都说，日本兵打她们的耳光，掐她们的脸，扯她们的头发，不过除了这些，并没有糟蹋她们。那就是说，她们没有遭到强奸，因为大多数本地姑娘不会直截了当地用“强奸”这个词。明妮得知后很高兴。“真是个奇迹！”她说，而且一定在心里把这归功于我们昨天晚上热切的祷告。

我不敢置信，日本兵什么坏事都没做，就放这些年轻姑娘回来，不过我保持了沉默，不想破坏明妮的欣喜。这些天来令人心碎的事情发生得太多，她也该高兴一下了。

在父母的宿舍里，美燕告诉来看望的人们，日本人把其他六个比较漂亮一些的姑娘送到一家旅馆去了，那里住着一些当官的，剩下她们六个人，又被卡车送回来了。我们已经听说，昨天有很多高级军官到这里来，参加胜利庆典。

十

那天早上，丽雅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她说肚子疼得厉害。我摸了摸她的前额和身体——她浑身烧得滚烫。我给她倒了杯茶来，听她说睡裤都湿了，我一看，只见鲜血和内膜在流出来。她流产了！我叫耀平赶快烧一壶开水，我则帮着丽雅脱下衣裤。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我问她。

“昨天夜里。”

“你怎么没跟你爸爸说呢？”

“我以为睡上一夜就会好的。妈，孩子掉了吗？”

“看这样子是掉了。你昨天晚上不该跑得太急，弄伤了身子。”

“我好难受。”她哭起来，眼睛闭上了，“日本鬼子杀了我的孩子，我要跟他们算这笔账。”

“嘘，咱们先把你身子尽快养好了再说。”我觉得自己也要哭出来了，但我尽力眨眼，把眼泪忍了回去。

“我不想活了。”

“别说傻话。全家人都指靠着你呢。”

丽雅在疼痛中呓语和挣扎，我在她身边给她收拾着。我用旧布把流出来的血污接下来，卷走扔掉，又给她洗净，用手巾擦干。我不知道死掉的胎儿是不是全部流出来了，她需要不需要做刮宫，或其他什么治疗。在正常环境下，我们可以去请个专门的护士来，可是现在，所有的产科诊所都关门了。我叫耀平把帆帆交给邻居，然后把丽雅放在他的飞马自行车后座，驮着她去了我们学校的医务室。他们父女俩出门向北，我在后面跟着，一手扶着丽雅的肩膀，帮她坐稳。

护士给她做了检查，说看样子流产是流干净了。即使丽雅需要做刮宫，护士也做不了，她以前从来没做过。丽雅一定要卧床休息至少两个星期，因为一般都认为流产比生孩子还要伤元气。丽雅不能吃辛辣、腌制和生冷的东西，一个月不能跟丈夫同房。我几乎要叫护士闭嘴了，她不知道我女婿根本不在家。丽雅需要吃些有营养的东西，比如鸡蛋、牛奶、老母鸡、鱼类、猪肚猪肝、新鲜水果。可是现在我们上哪里去弄这些东西呀？

不过，我在办公室里存了一小袋小米和一瓶红糖。我把这些交给耀平，让他给丽雅熬些小米粥，再加些红糖。他还会给她烤一些干鱼，保证她吃下去些饭食。把她在床上安置好以后，我就返回难民营了。

明妮要大刘陪她一起到日本大使馆，去抗议他们乱抓女孩子。一开始他不愿意去，两眼在眼镜后面喷出火来。我催促他陪着去，他才答应了。他有君子风度，善于同人打交道，如果他陪着去，明妮会觉得心里更有底。

校门外边聚集了不少上了岁数的妇女，请求放她们进难民营里来。明妮和大刘一露面，人群就安静了一些。明妮走到我和霍莉跟前，我俩一直在劝说这些四邻八舍的妇女们，要她们回家去，好把地方省出来——如果还能有任何地方的话——让给年轻的妇女和孩子们。

“可是我没有地方可去了。”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女人对我哭诉。

“他妈的。”另一个声音叫喊道，“日本鬼子连老女人也不放过！丑老婆子也是人。”

明妮对我们说：“让她们进来吧。但要说清楚，她们只能待在室外了。”

“我们已经收了七千多难民。”霍莉说，“如果再让她们都进来，校园里就一块空地也剩不下了。”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开始接收新来者的时候，明妮和大刘出门去了日本大使馆，步行需要二十分钟。我在四年前陪着儿子浩文去过一次日本大使馆，那是座二层的旧楼，那次浩文是为了在日本读书，去申请长期居住签证。他两年前进了大和医学院学习，打算当一名医生。他现在还在东京，我们有七个多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自从战争爆发，他的来信就断了，他爸爸和我都为他担着心，可我们不能对别人说这个，特别是不能对我们中国同事说。我们只求他健康、安全。我丈夫曾经在日本学习亚洲历史，会讲日语，不过他很少使用这种语言。除了吴校长，金陵学院里没有人知道我们一家与日本的纠葛，但我知道，只要我忠实于她，她是会替我们保密的。

快到中午时，明妮和大刘坐着一辆凯迪拉克回来了。路上他们先去了美国大使馆，那里的一位留守的中国秘书派了这辆车，送他们去日本大使馆，这样去会显得郑重——秘书说，日本人很注重仪式，所以，作为一所美国大学的负责人，明妮去应该排场一些，好引起他们的重视，这样看来，开辆大型轿车去就是完全必要的。看见那辆深蓝色的轿车徐徐开来，停在了大门外边，我把准备拿给饥饿孩子们分的半桶煮红薯递给另一个工作人员，自己走到门前，看着明妮和大刘走下车来。

明妮给了那个中国司机一块银元，可那人把钱推了回来，说：“我不能要您的钱，魏特林院长。”

“为什么不能？”

“我们都蒙了您的大恩。要不是你们外国人留下来，建立了难民区，这里所有的中国人都没命了，就是没被日本人杀死，很多人也得被饿死。华小姐，千万别再给我钱了。”他叫她“华小姐”是明妮的中国名字“华群”——魏特林的音译。他动了动鸭舌帽，遮住自己含泪的眼睛，低头离去了，一边还挥着手，像是要护住自己扭歪的脸。他把车子开走了，那车篷上插着美国国旗。

他们走进校门，明妮对大刘说：“我没想到今天见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日本官员。”

“我还是对他们恨之入骨。”他嘟囔着。

听上去都不像他了，因为大刘是个好心肠的人，有一次甚至跟我们辩论，说亚伯拉罕不应该把儿子伊萨卡祭献给上帝，说至少他大刘本人，是绝不会伤害一个孩子的，更不要说杀害孩子了。我意识到他女儿一定遭到了什么不测，也许被日本兵祸害了。明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仇恨日本人？上帝不是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甚至对他们行善吗？”

“那是我做不到的。”

“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以德报怨’吗？”

“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报德呢？善良和邪恶必须区别对待。”

明妮没有回答，对他的论点似乎感到惊讶。我反复体会着他的说法，觉得他可能有道理。

后来，明妮给我讲了他们去日本大使馆的经过。她说：“田中副领事答应派一些宪兵来保卫我们学校。他似乎挺有同情心的。”

“除此之外他还怎么样了？”我问。

“他一边听我讲校园里强奸和抓人的情况，一边又是叹气又是摇头。显然他很生气，说东京方面可能很快会发布命令，制止那些士兵的暴行。他告诉我们，松井将军为了士兵的军纪败坏而训斥了有关军官，不过对此田中并没有谈到任何细节。”

“那是机密情报，嘁！”我鼻子一哼。

“看样子是吧。”

我突发的怒火似乎让明妮糊涂了，但我没有告诉她丽雅的流产，不想再给她报坏消息了。

第二天早上，路易斯·斯迈思到我们学校来了，更详细地讲了松井将军的恼怒。路易斯和田中现在很熟悉了。安全区委员会每日一次，有时候是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报告日军的那些暴行。一开始，田中副领事还无法相信，然而一天下午，他亲眼看见一名日本兵朝一个卖布的老人开枪，因为老人不肯让他拿走一个银烟盒。田中向路易斯透露，在一次有二十几位高级军官和三位大使馆人员参加的小型欢迎会上，松井将军落了泪。这位司令官责骂几位将军和校官，说他们毁坏了皇军的名誉。“会遭报应的，可怕的报应，你们懂不懂？”他大喊道，边把拳头往桌上砸，“我发布过命令，南京城里，任何强奸、纵火、屠杀平民都是不能容忍的，可你们却没有控制住你们的士兵。只此一举，一切都完了。”

会议之后，田中在厕所里听见几个军官议论他们的司令官：“这个老守旧！”还说：“他太老了，太蠢了。退了休就不该再回来。”站在小便池前的一个大佐又说：“他当菩萨倒容易。要是不许当兵的这么干，那我们拿什么犒赏他们？”

田中还告诉路易斯，军方处决中国战俘，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粮食养活这么多人，他们也不愿意费那个事看管战俘。如果是为这个理由，那为什么一开始要逮捕他们？为什么枪毙那么多从来没当过兵的人？为什么杀了那么多年轻男孩子？他们这是要消灭中国潜在的抵抗力量，要把我们吓倒，乖乖地臣服于他们。

十二月二十日早上，日本兵的卑鄙行径仍在继续。路海在校长办公室里找到我和明妮，说有两个日本兵刚刚进了教工楼。教工楼在中心楼北边，相隔只有几步。我和明妮一起跑去。正在上楼梯，就听见一个女声在尖叫。218号房间门前站着一个瘦长的日本兵，抱着胳膊，步枪靠在他身边。叫声是从屋里传出来的，明妮把那日本兵一推就冲了进去，我和另外三个比较结实的年长女难民也跟在她后边。一个日本兵在地板上压着一个女孩，正在那里扭动和呻吟，女孩的脑袋扭过来又扭过去，鼻子里流出血来。

“放开她！”明妮冲上去一把拉住他的衣领。他大吃一惊，慢慢地爬起来，喷着难闻的酒气，蜡黄的两颊松垮垮的。那女孩闭着眼睛，开始呻吟喊疼，脖子上一根青筋直跳。

我把那日本兵的皮带用力一扯，这让他清醒了一些。他提起裤子，朝外走去，不过，还没到门口，他又一个转身，朝明妮伸出手去，咧嘴一笑，咕哝着“谢谢，谢谢”，弄得她摸不着头脑，我也奇怪他谢她什么。她喷火的眼睛瞪着他，他却面无愧色，仿佛强奸一个姑娘只是一点小小的失礼。接着他又向我伸出了手，我也没碰他。这时候，他的同伴进屋来，把他连人带枪拖出屋去了，丢下一个银酒壶在地板上。

“另外那个畜生也强奸了她。”一个女人告诉我们。

“给她打盆水来。”明妮说着，她的眉毛在跳。

“你们今天要守着她，不要让她一个人待着。”我说。

几个女人点头答应。我拣起地上的银酒壶，作为一个证据，我们会把它交到日本大使馆去的。

两个女难民帮着那女孩穿上衣服。这时，茹莲走进来，对我们说，“几个日本兵闯进了西北楼。”

“该死的！霍莉在哪儿？”明妮问道。

“她在图书馆楼。那边也闯来几个日本兵。”

西北宿舍楼在教工楼后边，我们赶到那里时，看见两个日本兵坐在饭厅里，正就着一罐炼乳，大吃巧克力饼干，他们是用刺刀开的罐头。厨房的门躺在地上，门上的合页被弄断了。一看到我们，那两个日本兵赶快起身，飞快地跑出门去，一个人手里抱着饼干盒子，另一个拿着炼乳罐。他们的皮带上都串着绳子，是捆人或捆牲口用的。

整个过程谁也没说一句话。这事让我们觉得，会不会是日本兵配给不足，面临饥饿了。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从老百姓这里明抢暗偷所有吃的东西，甚至是烤白薯和一把花生米？我们在大街上已经好几次碰上日本兵枪上系着鹅、鸭子、鸡，甚至小猪，有些小猪肚皮裂着，内脏都掏干净了。我希望西方记者们会把那些野蛮行径和到处是平民尸体的街道都拍下照片，这些尸体的脸已经变黑了。滞留在南京的记者有五六个，他们设法把这些暴行的文章发给了《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以及美联社。

第二天下午大约三点钟，一位留着又硬又粗的短胡子、身形瘦长的少佐，带着六个人，到难民营来检查。明妮带他们慢慢走遍了几座楼，我知道她在盼着看到几个日本兵，好让当官的亲眼看看日本部队的士兵多么无法无天。我们走过了艺术楼，那里住着八百多难民，然后进了中心楼，这里是霍莉负责的，住了一千多人。我们刚离开中心楼，正要穿过院子，路海一瘸一拐地过来了（这些天里他经常故意瘸得更厉害），说有几个日本兵正在南宿舍楼骚扰妇女。明妮邀请那少佐和我们一起过去，他同意了。我们动身往南楼走，他带着手下跟着我们，两手背在身后。

在宿舍楼的进门处，就听见楼上传来日本兵的叫声和笑声。我们加快脚步，在楼梯的平台上撞见一群人。一看到明妮和我们身后的军官，两个日本兵放开了他们正从楼梯往下拖着的四位妇女，急忙逃出楼去了。一位妇女，两手仍紧紧抓着光滑的栏杆，恳求说：“魏特林院长，救救我们！他们打我们，强迫我们当着孩子们的面脱衣服。上边还有两个，正祸害人呢。”

“这个我们回头再谈。”明妮说着，快步上了二楼，一个男声正在上边叫着。

进了走廊，我们看见一个日本兵，像个哨兵一样站在一间宿舍的门口，一手攥着步枪，枪托戳在地上。那人想拦住我们，但一眼看见那军官和随从，就改了主意。我们从他身边冲过去，进了房间，看见一个年轻妇女赤身裸体，躺在一块绿色雨布上，一边哭叫一边挣扎，一个络腮胡子日本兵，一手狠插在她两腿之间，发出欢快的声音。一把刺刀就立在她脑袋旁边。我们冲过去，目瞪口呆地看到那日本兵的整只手都插进了那妇女的阴道，她身下是一汪血水和尿水。明妮喊道：“放开她，你这畜生！你没有母亲和姐妹吗？”

那日本兵吓了一跳，抽出手来，站起了身，嘴唇颤抖着还带着笑意。那女子痛楚地呻吟着，合上眼睛把头转向墙壁，只见她右耳下边有一块胎记。如果不是两三秒钟一次的抽搐，她的身子会让我想起一大片正待切割的肉。少校走进屋来，明妮对他吼道：“看看你的人对她干了些什么！”她指着地板上的女子。巨大的愤怒使我的视线一时间都模糊了。

那军官跨步上前，看了一下她被严重残害的身体。然后他转向那肇事的日本兵，劈头盖脸一通耳光，一边打一边还大喊着什么。络腮胡子日本兵站得笔直，满脸是汗也不敢用手去擦，手上还在往地上滴着血水。接着，让我们大惑不解的是，他怀着歉意低声咕哝着什么，侧身走开，去抓起他靠在墙上的步枪，慢慢向门口走去。不等他出门，随行的一个低级军官叫住他，把他的刺刀递给他。这时候，一个中年妇人用一条破毯子把受害的女子盖了起来。

这就完了？我不解。他们就让他这么走了？

“你们为什么放他走了？”明妮质问他们。

翻译也是个军官，对她说：“我们长官已经训斥了他。你看，他也惩罚他了。”

“就没有别的惩罚了？”她说，“你怎么连他的名字都不记下来？”

“当然会有多多的惩戒。”

“可你们怎么找到那人呢？”

“我们认识他。像他那样长络腮胡子的人不多。他外号叫‘产科大夫’。”翻译色迷迷地对我们咧嘴一笑，露出了他的龅牙。我克制住啐他一脸的冲动，移开目光，藏起我的眼泪和厌恶。被残害的女子再次呻吟起来，两手抱住肚子。明妮要另外三个妇女送她去医务室。然后她愤怒地对少校说：“我要向你们大使馆去提抗议。”我们都知道，他们放掉了那个罪犯。

那少校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的脸色发黑，有点儿歪斜。他朝手下挥挥手，他们跟着他走出了房间。

那天晚上，日本大使馆派来了二十五名宪兵。他们的头目把田中副领事的信交给明妮，信上说，金陵学院必须好好招待这些宪兵，彻夜给他们提供炭火、热茶和点心。明妮叹了口气。我们上哪里去弄那些东西啊？另外，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多的宪兵，四个就足够让那些强盗日本兵不敢再来了。这些宪兵看上去有几个很粗鲁，会把女人和孩子们吓着的，我们都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宪兵。也许他们不过是一般部队里被派到大使馆当保安的一群人。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把他们接受下来。

目前，校园里已经住进了八千多难民，看样子还会有更多的人要来的。

十一

十二月二十二日一早，娄小姐向我们报告，日本大使馆派来的宪兵昨天夜里在练习馆强暴了两个女孩。他们五个人把两个女孩拖出楼去，在砖头圈起来的椭圆形花坛旁，把她们强奸了。我们震惊又愤怒，可是我们陷入了两难之地，找不到万全之策：为了阻止那些当兵的，我们需要宪兵的守卫，处理这个问题就很棘手。不管怎么说，明妮还是要去向田中提抗议的。到目前为止，光是我们这个难民营就已经有七十多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暴，明妮已经把这些案件向日本大使馆和安全区委员会都提交了一份报告。

上午十点左右，明妮和大刘再次去了美国大使馆，请求出车，到日本大使馆去提交抗议。可是他们在日本大使馆没有见到田中，就求总领事冈崎转告他，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宪兵，六个就足够了。冈崎也是松井将军的外交顾问，尽管他此刻正要赶火车到上海去——他从去年秋天起就居住在上海了——他还是答应明妮会把口信和抗议书都转交给副领事。

这一次，卡迪拉克没有再送明妮和大刘回我们学校，因为司机害怕日本人会把汽车抢走。任何中国人开的车，只要里边没坐外国人，都可能会被没收。所以明妮和大刘是从美国大使馆走回来的，那里离金陵学院大概有二里路。

明妮和大刘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大门外边给一位妇女包扎脖子，她被两个日本兵扎了七刀，但是还有一口气。我在马车上插了一面红十字旗，她躺在马车上，被送到南京大学的医院去了。明妮告诉我，他们在城里看到更多的建筑物被毁，美国大使馆王厨师的父亲被一伙日本兵杀害了，就是为了抢夺老人收藏的古钱币。明妮说：“谁能想象这等暴行啊！我都不知道这座城里还有哪家没被抢过？”

“总有一天我们会跟他们算账的。”大刘咬牙切齿地说。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满腔怒火。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明妮提出，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趟安全区委员会去见见约翰·拉贝，看看他那里有没有本顺的消息，还有五天前被带走的那六个女孩子的下落。我们就去了宁海路五号，那里离我们不远，是一栋庙宇般的建筑，宽大的窗户，琉璃瓦的房顶，曾经是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官邸，现在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总部。

我们看见拉贝正坐在桌前流泪，两手抱着全秃的脑袋。他本来是一个乐观的人，喜欢开玩笑和说俏皮话，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么忧心如焚过。

“出了什么事，约翰？”明妮问道，坐了下来。

“唉，该死的日本鬼子，他们杀了我的工人。他们骗我，说付给他们好工钱，所以我去找了五十四个人给他们。”

“他们杀了多少？”

“四十三个。”

我们都很震惊，知道拉贝同意帮助日本人恢复南京市里的电力供应，而且已经为他们招募来了电工和工程师。那些人日夜加班，修理机器，让设备重新开始运转。一旦电力恢复，日本人就把他们捆起来，拖到江边枪杀了，说他们曾经为中国政府工作过。

“难道他们就不需要熟手来维修电力供应设备吗？”明妮问拉贝。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向我的工人们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还有很好的工钱。现在我哪还有脸去见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人家会认为我为了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好处，把他们出卖了。该死的日本佬，他们简直是疯了，要不就是杀得住不了手了。”

拉贝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本顺和那六个女孩子的消息。在他办公桌上，打字机旁边放着一面纳粹的万字旗，打字机上有一封尚未写完的信。不论何时出去面对日本兵，拉贝都会带上这面旗子，有时候他会冲着正在犯罪的日本兵挥旗。他会叫着“德国人”或是“希特勒”，可是就连这样也没能起到多大的威慑作用。南京陷落前，拉贝曾经给他的元首发过电报，恳求他为中国人出面干预。他甚至对美国人夸下海口，说“只要希特勒一句话，日本人就会老实了”。可是到现在为止，最高元首还是没回应。

“我最担心的是，”拉贝对我们说，“安全区里假如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妻子或女儿遭到强奸，而杀了一个日本兵，整个中立区就会遭到血洗。那样，我们的救济工作就全部泡汤了。”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明妮表示同意。

感谢上帝，这里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杀日本兵。这也是因为日本兵从来不单独一人强奸妇女，总是找另外一个人来做掩护。抢劫的时候，也是成群结队地干。

返回金陵学院的路上，大刘对明妮说，“日本鬼子烧杀奸淫，全因为没人能够阻止他们。”他的眼睛里再一次燃起火来，他已经变得疯狂。

我知道，他的女儿美燕一定是受到了伤害，可是当着明妮我什么也没说。她依然相信我们的祷告使奇迹发生了——六个女孩平安回来，没有受到伤害。

那天晚上，那二十五名宪兵又到我们学校来了。我们不知道总领事是不是把我们的口信转告给田中了。明妮同霍莉和我交换了意见，我们都觉得，让宪兵住进学校来还是明智的，有他们在这儿，至少可以使日本兵不能随意闯进来。明妮努力说服了那些宪兵，就守在校园外边。从今天起，马路对面对着校门的一间房子里，会为他们生一个大炉子，那里还备好了茶、葵花子，还有学校伙房给做的豆沙馅饼。这些东西似乎让宪兵们高兴了一些，也许他们就不会再溜进校园来糟蹋妇女了。明妮相信田中一定训斥过他们。

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为止，校园里已经接收了一万名难民。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数了，再也无法对人流保持记录，所以实际数字可能还不止一万。单是艺术楼里，就住进了一千多人。茹莲说顶楼上住了大约三百人，明妮感到有些担心，但她没坚持要统计人数，因为有的人并不通知我们就离开。

每当下雨或下雪天，所有难民都挤进室内，很多人夜里没有地方躺下，只能坐在楼梯上和走廊里。白天，很多人就在室外闲逛，只要在那儿有一小块地方落脚就知足了。明妮曾经住着一套三间的公寓，可现在她只剩下了一间房，其他两间都腾出来给带小孩子的妈妈们了。她告诉我说，有时候半夜里她会被婴儿的哭声吵醒，觉得很烦，可是我看到她每次早上起来，总是愉快地和那些妈妈们打招呼。

我们最大的难题，是让这么多难民都能吃上饭。可大米从来都是不够的。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得了双份，另外有的人一整天都没饭吃。粥场开门时，大群的妇女蜂拥而来，很多人懒得排好队，对别人连推带挤。一连几天，霍莉、娄小姐、我，还有另外几个年轻职工，为了让难民们在吃饭时间排好队伍而费了不少劲儿。几天后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分派了很多年轻难民，负责看管大家在粥场外边站好队。

对于那些身无分文的难民，我们分发了食品券，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难民都是免费吃饭。可还是有些人没力气排到粥桶边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便在她们的袖子上缝上红标签，下午饭开饭的时候，她们就可以走到队伍前头——用这样的办法，她们至少能一天里吃上一顿饭。

十二

让所有人惊喜的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大早，那个送信的孩子本顺回来了。我把他送回他在东院的住处，我和明妮都想知道这些天他出了什么事。可是，本顺待在房间里，坐在那张和其他三个同屋共用的桌子边，一句话也不说。他瘦了好多，看上去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目光涣散，鼻子阻塞，裹在一件破旧的大衣里，腰上系着根草绳，他更像是个稻草人，时不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给我点儿干的吃！”他再次恳求，“我还饿。”

我们只给了他一点儿粥喝，怕伤了他的胃。我说：“你必须吃一天的流食，然后才能吃干的。”

虽然他很确定地认出了我，可他好像认不出其他一些人了，只是用一双茫然的大眼睛看着大家。明妮摸了摸他汗津津的前额。“他一定在发高烧。”她说。

“他肯定遭了不少罪。”我也说。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暂时不要给他分派任何工作。”明妮嘱咐我，然后转身对本顺说，“你现在回到家了。需要什么就告诉我们，好不好？”

那孩子咧嘴一笑，什么也没说，然而在明妮和我离开的时候，他抬起手挥了挥。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我们回到办公室，计划圣诞节怎么过。我们一边说着，明妮一边把两人的想法记在便笺纸上，这时，一个中佐带领着一伙日本军人来了。明妮让他们进了办公室，叫仆人倒了茶。临时雇来的送信员，一个瘦骨伶仃的十几岁男孩，向我报告说，大门外边至少有一百多日本兵。我悄声告诉明妮：“校园里现在有很多他们的人。”

他们今天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我把那个送信的孩子拉到一边，叫他跑步去中心楼和各宿舍楼，把日本兵到来的消息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要他们确保年轻妇女和女孩们都尽量少露面、少喧哗。那孩子立刻就去了。

这些军人一坐下，胖脸的中佐就自我介绍说，他是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后勤部副部长——谷寿夫以凶悍著称，绰号“九州虎”。中佐说，他们需要我们的合作。那个中国翻译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帮他翻译着，其他三个军官喝着茶。明妮说：“如果你们的要求合理，我愿意帮助你们。”

那军官哼哼一笑，继续说：“我们打算在士兵当中加强纪律。自从攻下南京，我们的部队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变得不太守规矩，主要是因为皇军在紫金山战斗中失去了很多弟兄，所以无法控制复仇的行动。现在，他们平静下来了，是建立秩序、实现城内和平的时候了。我们将恢复娱乐业，这样就需要一些女人。”

翻译把他的话一翻译完，明妮就坚决地说：“我们这里没有那种女人。”

“根据我们的情报，”中佐继续说，“你们难民营里边有一些妓女。我们是来征召她们的，还会给她们发执照，这样她们在娱乐男人的同时又可以挣钱养活自己。”

“我没发现难民中间有任何妓女。”

“我们可以轻易地认出她们，这个你不必担心。另外，你不觉得这是保护像这位一样的良家妇女最有效的方式吗？”他对我一指。我被他指得心头怦怦直跳。“说实话，”他继续说，“我们的士兵都是年轻力壮的家伙，需要女人帮他们放松放松，所以，建立起职业服务才是终极的解决办法。你不觉得吗？”他的猫眼睛挤出一团笑容。

让我吃惊的是，那肿眼泡的翻译在把他的话翻译完后，停顿了一下，便补充说：“魏特林小姐，这是命令，争辩是徒劳的。”他咳嗽起来，用手背堵住了嘴。

我很担心，不过一句话也没说。他们真的打算招募些妇女来开妓院吗？我听说过日本军队里有那种服务，可是他们怎么能知道谁是妓女？再一细想，我想起来，在难民中间看到过几张化过妆的脸，尤其是在粥场总是抢前或插队的那两个女人，到了这里她们还每天抹口红、画眉毛、在脸上扑粉。更糟的是，她们的香水发出一股烂菜叶子的味儿。那两个穿着艳丽缎子长袍的，如果能挣到钱，说不定还愿意干她们的老本行呢。

中佐在等着。明妮该说什么？她征询地看看我，但我垂下了眼睛，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些日本人果真能看出一个妓女和一个良家妇女的区别吗？他们要是选错了人可怎么办？他们可能会故意选中一些纯洁的女人。

明妮终于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看出来谁从前干那种工作。”

中佐发出一阵狂笑。“不必担那个心。我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可以看出她们来，非常准确。”

“你们计划为你们的娱乐事业要多少女人？”

“很多，越多越好，但是从你们这里要一百人。”

“这里根本没有那么多妓女。”

“一定有的，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找出她们来。”

“不过，有一个条件，那些女人一定得是自愿重操旧业的。”

“当然，除此之外，她们还可以得到很好的报酬。”

“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找她们。”

突然，外边传来一个女声的尖叫，接着，四处响起了叫喊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日本兵已经闯进校园来抓妇女了！明妮和我都惊恐地意识到，那中佐是把她拖在这里，而他的手下就去行动了。我们怎么能制止他们？门被两名军官堵着，其中一个脸上有一片弹片留下的疤。

明妮站了起来，走到窗户边朝外张望，我也跨步上前和她一起看。只见外边的日本兵正在拖走一些年轻妇女，被拖走的，似乎都是身材不错和相对漂亮的。有些在哭叫，拼命要挣脱出来，一个脸蛋挺清秀的女子在艺术楼前抱住了石狮子的前腿，尖叫着不肯放手。一个日本兵在她肚子上猛击了两拳，把她打得松开了石狮子，被拖走了。一个梳着两把刷子辫的小女孩追着他们，疯狂地呼喊着，可是两个年岁大些的女人把她拉住了。我认出来了，那个年轻女子是燕英，那个小女孩是她妹妹燕萍。

明妮猛一转身，气急地冲那中佐说：“这是绑架！我要到你们上司那里去抗议。”

他轻蔑地一笑，一边嘴角翘上去。他说：“随你的便。”说着把头一摆，羊皮手套一挥，趾高气扬地走出办公室，他手下的人都跟着他离开了。翻译官朝明妮挥挥手，摇了摇他那双下巴的脸，什么也说不出来，朝门口走去。

明妮跌坐在椅子里，哭了起来。“我们该怎么办，安玲？”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继续说：“哦，我根本就不该让他们去挑女人。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在你还没答应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抓人了。”我说。

“那不是借口。我怎么会这么蠢呢？”

“你允许不允许，他们都是会抓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

“哦，我该怎么办？”

“这不是你的错。好啦，你现在别这么说了。我们必须去看看校园里的情况。”不等她回答，我就冲出门去，向各个楼里的员工打听情况。

这一次，我们失去了二十一名年轻妇女。

尽管明妮参加了路易斯、瑟尔、普莱默他们的圣诞晚餐，她对节日却一点儿兴致也没有。老廖带来一株冷杉，布置在她房里。明妮喜欢园丁安排的这棵树，树下的蜡烛和基督诞生场景的装饰，可是这些都没法使她高兴起来。她说自己精疲力竭，四肢无力。一看到她，一群姑娘便问道，日本兵会不会再闯进来，再抓走七十九个“妓女”，去凑够一百个。她高喊道：“除非他们踩着我的尸体进来！”可她们还是一副不敢相信、惊恐万分的样子，人们也不断地谈论着那些被日本兵抓走的妇女们。

圣诞节过后，明妮在床上躺了三天，喉咙疼痛，眼睛发炎，身心极度疲惫。她虚弱得连笔都拿不住了。可她还是想代表一些难民给日本大使馆写封信，控诉他们的家人被日本兵抓走了。她答应过要替她们去说情，尽管她对我说，这无济于事。

十三

圣诞节过后五天，明妮去日本大使馆递交了那封信。她刚刚回来，那个俄国小伙子寇拉就带着两个盲人小女孩来了。两个女孩一个八岁，一个十岁，都穿着破破烂烂的长袍，脚上的靴子都太大。小的那个握着根竹笛，大的那个提着把二胡。自从去年夏天来到南京城，她们跟着一支小乐队，就靠在茶馆、露天剧场等地方表演，勉强活了下来。现在乐队里的人抛下她俩都逃走了。寇拉在中华女中的门外偶然碰见她俩，就收留她们住了几天，给她们的赤脚找来羊毛袜子和靴子。他想到我们这里也许更适合她俩，所以就带她们来找明妮，她除了接受别无办法。

寇拉常说他不喜欢中国人，因为他被一些中国商人骗过，但是他对外国人说，一旦南京陷落，他留在这里或许会有些用处。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开了一家汽车修理行，即使在目前的局势下，生意仍十分兴旺。他一度相信，号称“亚洲的希腊人”的日本人应当统治中国，而且能使这个国家成为发展生意的好地方。可是日本兵的暴行令他惊骇不已，所以他加入了安全区委员会，来帮助难民。因为懂一些日语，他可以当当翻译。

“谢谢你，魏特林小姐。我没办法收留她们，”他用中文说道，把两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朝明妮的办公桌前推了推，“只有你可以给她们一个家了。”

“金陵学院也被日本人毁得差不多了。”明妮转向两个女孩，拉起她们裂了口子的小手，说，“你们在这里很安全。不用害怕。”

她叫我在主楼里把她俩安排到特别房间去，但我要去照料一个待产的年轻母亲，所以霍莉带她俩走出办公室，拉着她俩的手，三人一起走了。

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那天晚上，我们二十几个人聚在饭厅里，一起听他讲。他现在可以正常吃饭了，但还是不敢迈出校园半步，白天里一睡就是很久。

他说：“那天下午，魏特林院长要我把到咱们学校里随便逮人的情况报告给拉贝先生，我就跑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我就要到那儿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了，一个用刺刀对着我肚子，另一个把枪戳在我背上。他们把我的红十字袖章扯下来，朝我脸上打了好几拳。然后他们把我押到了白云寺……”

一连三个晚上，他给不同的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有时候他说着说着，会突然中断，可怜地抽泣起来，两条瘦胳膊控制不住地打颤。有时候他会自己发起抖来，仿佛有人要来打他。我们每天用茯苓、枸杞子什么的给他熬些中药，帮他安神入睡，恢复神智。

几个星期后，他才好些了，但还是不敢走出学校的大门。明妮告诉路海，只给他派些校园内的活好了。

第二部　慈悲女神

十四

难民中的很多妇女惦记着自己的男人，就来恳求我们，代她们出头，从日本军队手里把男人要回来。有几位甚至还责怪金陵学院不让她们的丈夫、儿子躲进校园，结果就被日本兵抓走了。一位妇女怨我们没收下她那十五岁的儿子，她对大伙儿说，“他是被金陵学院害的，才落在了日本鬼子的手里！”这些议论梗在明妮心里，她对我承认，我们真不该把男孩年龄定在十三岁以下。如果我们早知道日本人会抓走所有年轻男子，当然会把男孩的年龄提高到十五岁。

我劝明妮别太把那些女人的怨言放在心里。我只要听到她们的埋怨，就会当面对她们说：“你失去丈夫和孩子我很难过，可是我们让你们一万人都进来了，是我们原来计划的五倍还不止。你们还想要我们怎么做？要是我们收进来更多的男孩，很多妇女和女孩子就进不来了。”她们一听也就不做声了。

我劝明妮，在发牢骚的人面前可千万别流露内心的悔意，不然她们会得寸进尺，提出我们达不到的要求。可是，不少女难民确实不幸，让人可怜，没有男人她们就没办法过日子，明妮就着手准备帮她们请愿。她派大刘跟她们谈话，把需要的资料一点点地收集起来。大刘的办公室就在校长室里屋，只要一有空暇，明妮就去倾听那些人申诉自己的故事。一旦你听她们讲过，她们的声音就会久久地在你的耳边响起：“他们把我的三个儿子和丈夫都抓走了，我吓得连求他们也不敢。”“我就他这么一个儿子，我希望他还活着，知道怎么回来。”“我两个孙子都被抓走了，全家一个种地的劳力也没有了。”“我得养活四个孩子和婆婆，只能上街要饭了。”“我的两个儿子是出公差走的，再也没见他们回来，一个儿媳妇被日本兵杀了……他们再不回来，我也不打算活了。”……

我不赞成去请愿。我说：“明妮，日本兵抓到男人就会杀掉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向那些畜生去乞求发善心有什么用啊？不等于与虎谋皮嘛！我们还不如集中精力干手上的事情。”

尽管我不以为然，可我了解明妮有一颗善良的心，便还是告诉那些妇女，去找大刘登记失踪的家人，好留下一份记录。一个星期之内，大约到一月中旬，大刘已经记录下四百多例——共有七百二十三名男子和男孩被日本兵抓走，多数发生在十二月中旬。其中，有三百九十人是买卖人；一百二十三人是农民、苦力和园丁；一百九十三人是手艺人、裁缝、木匠、石匠、编织匠和厨师；七人是警察；一人是救火员。还有九名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少年。来找大刘登记的妇女日复一日，有增无减。

大刘的头发白了好多，坐在办公桌前，原来坚实的后背看上去都驼背了。他天生是个爱热闹的乐天派，可是最近他变得淡漠疏远，沉默寡言，还经常发无名火。他说，都是因为牙疼。不忙的时候，他会茫然地盯着天花板，发出深深的叹息。对他心里的疙瘩，我只装做什么都不知道，明妮问及他有什么烦心事时，我也没对她解释。我没有告诉她，他心里放不下的是他女儿美燕。

一天下午，我和明妮走进办公室时，大刘把《新申报》往茶几上一摔，说：“老天爷，连中国人自己都帮着日本人欺骗全世界！”

“我也看到了，”明妮说，“真是骇人听闻啊！”

我拿起那份上海出版的报纸，看到一篇关于皇军在南京“行善造福”的文章，还配了三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们看上去欢天喜地，因为首都终于从“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了。其中一张纸上，好几百名老百姓，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跪在日本兵面前，对士兵们分发的面包、饼干和糖果，感激涕零。得到食物的人们都说，他们从来没尝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身后，一排红十字会的旗子在飘扬，一串串小灯笼在跳跃，一个日本军官和一家商店的老板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茶一边交谈。另一张照片上，和颜悦色的日本军医治好了几个失明的老人和妇女，患者们高喊着：“天皇万岁！”都觉得是天皇陛下“使他们重见了光明”。第三张照片是游乐园一景：两位英俊的日本兵把中国孩子抱在腿上，正从滑梯上滑下来，所有的人都在开怀大笑。

明妮对大刘说：“好啦，咱们到外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可他不动地方，说他犯了偏头痛。

于是，我和明妮两人走出校园。她戴了一顶厚丝绒帽，外面披一件羊毛外衣；我穿了身蓝布棉袄棉裤，围一条紫色围巾。明妮脚上的那双高腰靴子，是她六年前在莫斯科买的。今天是一个暖和的冬日，我们的前方，太阳正在落山。乌鸦在空中盘旋着，疯了一样地尖叫，一对白肚喜鹊扑棱着翅膀，在一棵老槐树的树梢上唧唧喳喳。这条路上大多数房子都人去屋空了，有些房子已经没了房顶，被火烧毁了，有些门窗也不见踪影。所有的猪圈、羊圈也都空荡荡的。山脚下有一座小村庄，虽然是做晚饭的时分了，却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我们两人一路向前走着，只见一个老农，留着一缕胡子，满嘴只剩下三四颗牙，蹒跚着从对面过来，背着一捆当柴火的树枝。“你好，院长。”老人对明妮说着，停下来歇歇。

“你还好吧？”她问候着，显然看着他眼熟，我也认得他。

“不好啊，凑合着过吧。”

“家里都好吗？”

“老伴跟着儿子媳妇去了江北。我好想我的孙子们。”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问。

“日本鬼子在这儿一天，他们就不会回来。其实，我们街坊四邻也都走得差不多了，村里只剩几个老家伙照看着家了。”

“那就是说，那些人家早晚还是要回来的。”明妮说。

“但愿这样啊。”

老人离开了，我们继续向西走。几分钟后，我们走进一道小峡谷，看见一个水塘，方圆十多亩，沿着水塘有许多尸体。尽管才下过雨，一道小溪冲进来，塘里的水还是发红。塘里还漂着十几具死尸，肿得像粗圆的木头。我意识到，这里是个刑场。

死者大多数是男人，也有一些妇女和孩子，都是被枪打死或被刺刀刺死的。很多男人的裤子被脱掉，手被铁丝捆住；有些人的脖子被割过。还有一个穿着麂皮靴的女人，脚腕处皮靴带着褶皱，她的一只乳房被割去，两个鼻孔里插着弹壳。一个小男孩，被刀刺进肚子，脑袋从侧面被击打得凹了进去，手里还攥着一个被压扁的竹篮子。他身边一个中年男人，也许是他父亲，脸上中了弹，两手被绑腿捆着，那右手是个六指。

“这些日本兵简直不是人！”我说。

“我们应该数一数，这里被杀了多少人。”明妮建议。

“好的。”

我俩一起开始数起来，沿着水塘顺时针走了一圈。明妮用一根树枝把遮盖住尸体的芦苇杂草拨开，我把数字记在我的小记事本上，写下一个个“正”字。因为那无法忍受的恶臭，我得不时地把鼻子捏住，明妮戴上了口罩，这些日子以来，她的口袋里总装着口罩。我们一共看到一百四十二具尸体。其中有三十八名妇女，十二个孩子。水里可能还有更多尸首，但是塘水太浑浊了，看不清楚。

“这里应该立一个纪念碑。”明妮说。

“如今到处都是杀人刑场。相比之下这里算不了什么。”我答道。

“不管怎么样，这里应该被记住。”

“人们通常都是很健忘的。我想那是生存下去的办法吧。”

我俩陷入沉默。然后她又说：“历史应该被如实记录下来，这样的记载才不容置疑、不容争辩。”

我没有回答，知道在她内心里，对中国式健忘十分愤慨。这种健忘是基于相信世上万物最终都没什么要紧，因为所有一切最终都会灰飞烟灭——就连记忆也是会逐渐消失的。这样一种见解也许很明智深刻，可人们也可以认为，中国人似乎用健忘作为逃避责任、逃避冲突的一种借口。这一定是受了道教的影响，对明妮来说，相比之下，她更尊重儒教——不是沉湎于逃避现实，而是倡导秩序、个人责任，以及勤勉。不过，在她看来，儒教、道教、佛教，统统是异教。她常对我说，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基督教，这一点，我倒是赞同她的。

突然，一条银色大鲤鱼哗啦一声冒出水面，又游走了，它的脊梁把水面划开一个越来越大的V字。我说：“这塘里的鱼一定会肥了。”

“草也会更茂盛了。什么样的罪行啊！”明妮说。

本来我们打算一直走到山顶，从山上俯瞰城墙外的莫愁湖，可是现在我们都没有心情看湖了，便转身往回走。回家的路上，我们商议着怎么向日本当局和最近建立的傀儡市政府提交请愿书。我不会再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了，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启动。我们俩都同意不在报纸上发表这份请愿——不想没有必要地激怒日本人。远方天空里，一队重型轰炸机像一群鲸鱼从云浪里冒出来，中国军队西北战线上激战正酣，那是日本空军在轰炸之后重新返回他们的基地。

明妮说：“但愿日本的基督徒知道他们的同胞在这里的所作所为。”

“就算他们知道，他们也未必会采取什么行动阻止这一切。”我说着，心里想到，不知我的儿子浩文，看到日本人得胜会是什么感受。他一定看到过为皇军的胜利举行的集会和游行。他会感到悲伤和愤怒吗？他会惦记我们吗？他想不想家？他还能集中精神学习吗？我停止胡思乱想，对明妮说：“我看报上说，整个东京都在庆祝攻陷南京。连小孩子也把帽子扔向空中，女人们胸前都贴上标语，挥着太阳旗在街上载歌载舞。我们的灾难，是他们的好运啊。”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她也听说了整个日本的狂欢，所以她才不停地设想让他们从闹腾中冷却下来的各种办法。她曾经向安全区委员会建议，租一架飞机，到日本上空去撒一吨传单，揭露真相。路易斯甚至开玩笑说，如果明妮能够在南京找到一架飞机，他就驾上它去日本，瑟尔则志愿当那个从空中撒传单的人。

我们在一道山坡上站了一小会儿。从这里向西北看去，我们可以看到落日映照下的长江，波光闪耀得像流淌的火山岩浆。江面上，几条小船正逆流而上，几乎一动不动。

十五

整整一个星期，明妮都在忙着写一份提交给纽约金陵董事会的报告。按规定，她每天要写工作日志，然后在每个学期末，把日志寄到纽约的总部去。此外，她每个月还要提交一份报告，所以每当快到月底，她都要长篇大论地写。我是擅长写作的，甚至还天天记日记，可他们就是付给我明妮薪水的双倍，我也不干她这差事。最近几个星期，明妮常常给我看她写的报告，她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无法百分之百地实话实说。除了我们学校内部的政治，还有日本人监测国际信件的因素。她知道有些怀有敌意的眼睛，也会看到她的报告。

尽管我们没有吴校长的地址，还不知道把报告给她往哪里寄，明妮还是用复写纸，把报告留下一个备份。明妮对南京城陷落前后发生的大事一一做了回顾，包括我们为帮助难民所做的工作，为保护学校财产所采取的措施，学校周围地区的状况，还有日本兵对生命和财产所进行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破坏。她列举了一些逮捕、强奸、抢劫和纵火的实例——但是远远写不过来全部实情。而且，她也不能提及大量的暴行，以防日本人把信件没收。她写了十二月十七日，十二个姑娘被强行带走，又强调说，其中六人第二天早上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她写道：“我们相信这一奇迹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的祷告。”

我想过告诉她，我怀疑那六个女孩所说的日本兵没有糟蹋她们，不过没有证据证实我的推测，我就忍住了没说。

明妮跟我谈到那二十一名“妓女”的问题。我们要不要把这事也写进报告呢？如果写，我们该怎么说？纽约的董事会成员会理解这种情况吗？我看得出来，明妮担心的是丹尼森夫人，因为那老妇人此刻正在纽约为我们学校筹款，她总是密切关注着金陵学院。丹尼森夫人也许会为这件事大惊小怪，甚至把这事当做丑闻去传播，而我们一旦要详细描述当时的情形，就很难不得罪日本当局。

经过慎重考虑，明妮对我说，“如果这事是我的一个失误，我会独自承担罪责，用更多的善行来弥补。神知道我们的内心，神无所不知。”

我不明白她最后这句话，便问道：“你是说，你的良心是清白的？”

“这个嘛，我不能那么说。不过现在，我更愿意让这一问题只限于神知我知。”

“如果你有责任，那我也有一份。不要多想了。谁也不会认为，你该对失去那些妇女有责任。我们都知道日本兵那天是无论如何都要抓走她们的。”

不管怎样，我们都觉得那些被抓走的妇女也许能回来的，现在就全面评估这件事的严重性还为时过早。而且，我们可以断定，在那二十一个人中间至少有两三个过去是妓女。不过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明白那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未婚、纯洁的。要是有她们的消息就好了。要是我们能有办法把她们找回来就好了。那些年轻的生命被毁了。不管我们怎么为自己开脱，我们多少都是有责任的，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明妮给了日本人许可的。我暗下决心：一旦吴校长有信来，我一定要给她写信，交代清楚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明妮越反省这件事，内心就越被悔恨和痛苦啃啮。我劝她不要再想下去了。眼下有这么多事情要去操心，我们不能让负疚感压得无法工作。

我们决定，在报告上把重点放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头十一天，也就是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为止，这样明妮就不必提到二十四日发生的事情——等到该写下一份报告时，再从圣诞节那天写起就是了。除了她无法清楚地解释她对抓人事件的责任，她还担心会给丹尼森夫人反对她提供口实。我们知道，唯一有闲心仔细审查明妮报告的，就是那位老妇人了，她似乎总是紧盯着明妮不放。为了给丹尼森夫人一点儿安抚，明妮强调说，这里充当难民营只是临时性的，难民一离开，我们就可以恢复教学。

明妮补充了几起强奸和被及时制止的强奸未遂案例，她在结尾时说：“我们未能如我希望的那样防止所有悲剧的发生，但是，和其他难民营相比，我们的记录是非常好的。”那是真话，但是她并没有为此而宽心。

她写到金陵难民营所取得的几项成绩，其中之一就是教会了难民们排队领取食物。头几个星期里，那些妇女和姑娘们在粥场挤作一团，互相推搡着要抢先领粥。草地被践踏成泥坑，连灌木篱笆都被踩烂了好多处。现在，在领饭时，可以看到大家都可以按次序排队了，多了不起啊。明妮还写道，很多难民抱怨说粥太稀了，显然粥场有偷盗行为，不过我们尚未找到漏洞在哪里。这件事令明妮愤慨，她派路海看紧几个炊事员，但他没能查出原因。明妮誓言要追查到底，亲自去询问了伙房管事的。一脸麻子的管事叫陈兴，支支吾吾地说，他已经力所能及地尽量把粥熬稠了，可是到目前为止，情况并没有改善，难民们继续牢骚不断。

我们学校曾经几次提出由我们自己来经营粥场，可是当地红十字会的人都不让。明妮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考虑赢利。要是能逮住这里边的“老鼠”就好了。

报告终于完成了，可她怎么寄出去呢？明妮说，她去找一个要去上海的传教士朋友，让他把信带到上海寄出去。

十六

元旦过后，日本兵的胡作非为总算减少了，很多难民感觉局势已经平静了些，不需要待在难民营里了。一月中旬，我们这里还有七千难民。一些妇女觉得只有通过明妮出面交涉，才能把她们的男人要回来，所以她们还是继续跟着我们。一月下旬，明妮和大刘去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请愿书，一个叫福田的官员接了下来，说会有人认真考虑的。同时，由当地一些同日本人有关系的士绅和官员组成的所谓“自治市政府”傀儡政权下令，所有难民营在二月九日以前都必须关闭——这倒在某种程度上让明妮放了心，她知道，丹尼森夫人是很不乐意看到学校被长期充当难民营的。

我们开始说服难民中间年龄比较大的妇女，劝她们回家。有些人走了，可是两三天后，她们又回来了。很多人已经没有地方可住，因为家已经不存在了。有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回去后，被四个日本兵拖走，蹂躏了一整夜，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放了她。她回到难民营，恳求明妮再也别让她回家了。还有一个六十三岁的妇女，回家后被两个日本兵捉住。她对他们说，自己都够当他们奶奶的岁数了。那也没用，他们把她按倒在地，强奸了她，还狠跺她裹的小脚。第二天，她一瘸一拐地返回金陵学院，浑身发抖，流泪不止。还有些妇女，出于震惊和羞辱，返回我们难民营以后不跟任何人说话。

她们的遭遇让人十分惊恐，我们意识到，不能匆忙关闭难民营。离规定的最后期限只剩一个星期了，可我们也不能按时关闭难民营。现在有一点是我们明确的——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强迫任何妇女搬走。不管它什么“最后期限”了，我们坚持说很多难民现在无家可归。

最后期限过了，一个难民营也没有关闭。约翰·拉贝对有关当局坚称，把那些妇女送回家去，就等于把她们扔给日本兵去祸害，所以关闭难民营一事被搁置下来。与此同时，“南京自治政府”开始对所有居民和难民进行登记，还宣布，对任何十五岁以上没有身份证者，一律逮捕和关押。民众十分惊恐，在所有难民营内排起长队办理登记手续。有些住在安全区之外的居民甚至头一天就来排队，穿着大衣或裹着毯子，通宵等候登记。很多男人害怕这也许又是圈套，把所谓当过兵的人引诱出来，统统干掉。的确，三个星期以来，日本人从各个登记处抓走了两万多人。说是“宽大”他们，提供报酬优厚的工作，所以那些人都站了出来，希望能挣些钱好养活家人，可是日本人把他们全都关押起来了。其中三千人被罚做苦工，其他人则被押赴刑场。

好几百名男人来到我们学校，想在我们这里登记，因为，如果他们被指为“当过兵”，有些勇敢的妇女，会按照我的吩咐，站出来为他们担保，说他们是自己的丈夫或儿子。这样一来，负责登记的官员就有可能放他们过关，发给他们身份证——那是一张三寸宽五寸长的卡片，从中间对折，盖着猩红的公章，印有“良民证”三个大字。卡片上有持证人的姓名、性别等，还有一张正面照片。刚开始一直是日本人负责登记，可是进行得越来越混乱，而且他们很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看得出来谁是当过兵的，所以他们把整个工作交给傀儡政权了。作为与新自治政权“合作”的姿态，安全区委员会敦促所有难民营尽快完成登记工作。除此之外，约翰·拉贝和其他同事都相信，有外国人在场，登记的难民会更加安全一些，他们便号召大家现在就去领良民证。

德国西门子公司决定在二月底关闭它在南京的办事处，所以拉贝要回德国去了。他马上要走的消息在难民营里引起了不小的恐慌。拉贝的别号叫“活菩萨”，广受难民们的崇敬。还有人称他“拉贝市长”，但被他阻止了，“自治政府”正急着要取代安全区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他可不想平白招惹他们的反感。几天来，我和明妮一直在盘算着给他开个欢送晚宴，不过，新鲜鱼肉休想搞到，我们就改成开茶话会了。

二月十七日犹如春天，鸟语花香，万里无云。金陵学院的难民们纷纷把被褥拿出来晒，姑娘们在楼里拖地板，擦门窗，整个难民营显得人声鼎沸，色彩斑驳——洗干净的衣服和尿布摊晾在树丛上，把校园弄得活像个人口众多的村庄。看着这种乱糟糟的景象，我感叹难民营要开到何年何月。如果让丹尼森夫人看到了，她说不定会当场心脏病发作。

我用果脯蜜饯为茶话会做了个差强人意的大馅饼。我们还打开了食品间里的最后一盒巧克力，摆在一盘剥了皮的柑橘和一钵菠萝罐头旁边。拉贝带来两根胖鼓鼓的香肠，我们把它切了，放在一盘熏鸭旁边。除了三个德国商人和八名美国传教士，美国大使馆副大使约翰·埃里森也来了。他在东京和神户当过五年外交官，会讲日语。埃里森曾是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等秘书，可现在却是美国在这里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了。今天好奇怪，他身边多了个大块头的日本卫兵护卫着他，弄得他好像被逮捕了似的，可能是因为两个星期前，一名日本兵对他动粗，西方几家报纸报道了那次事件。埃里森六个星期前返回南京，到现在仍为全城的恐怖景象震惊不已，尤其是满大街那些尸体，有的已经被狗啃鸟啄。他无法相信，一贯以“纪律严明”著称的皇军，为什么会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留在南京的德国人——拉贝、罗森、施佩林等几位——经常拿他的惊诧取笑，称他是“埃里森梦游仙境”。

圆桌上放着一钵加了粉丝和花生酱的蔬菜沙拉，所有的来客都很喜欢这道菜。大家大多围桌站着，手里端着盘子拿着叉子聊天。大刘向大家敬“酒”，他举起一杯乌龙茶，笑着宣布：“即使我们中国人啥都不剩了，我们总还是有好茶。”

大家举起杯来，祝愿拉贝回德国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据我所知，拉贝尽管外表强壮，其实身体并不好。因为他有糖尿病，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一瓶胰岛素和一管注射器。由于他经常得在深夜里从床上爬起来，与企图闯进他家或闯进德语学校那个小难民营的日本兵交涉，所以在白天里总是感到困倦，时常打瞌睡。拉贝回国之行将先到上海，从那儿乘船四个多星期到热那亚，再坐火车回柏林。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回到家里会是什么情况。他告诉明妮和霍莉，“等我见到孩子们，我自己也差不多要垮了。”

明妮为这个没有酒也没有奶酪的简陋茶话会向拉贝致歉。我们都知道他很喜欢奶酪，现在经常因饭桌上没有奶酪而对厨子发脾气。他甚至连土豆都馋。

“这茶会真精彩，很难忘，”拉贝说，“谢谢你，魏特林小姐。”

他近来瘦了很多，却还是有点儿肚子。霍莉私下里经常开他的玩笑说：“他要是个单身，我会追他到天涯海角。”我对她说：“得了吧，他比你可老太多了，你们不般配。”拉贝五十五岁，比霍莉大出整整十五岁。

他和路易斯关系很好，自从十一月份以来，两人几乎每天都一道工作。路易斯钦佩他的度量、他的见识和办实事的能力，而拉贝则喜欢路易斯不管做什么，总是有着旺盛的精力和不懈的热情。不过，他俩也会一刻不停地调侃对方。路易斯管拉贝叫“洛克菲勒”，因为他白天里办公的地方，也就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总部，是一所豪宅。每次他那两个忠实助手，韩先生和郑先生，一走进门把电报交给拉贝，路易斯就会挖苦他：“又是希特勒发来的？”这会儿，路易斯一手端着茶杯走过来，嘎吱嘎吱嚼着爆米花，一脸坏笑。拉贝一巴掌拍在他肩上，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希特勒召我回国了。对不对？”

“他肯定有重要任务要委派你啦。”路易斯说着脸板起来。我们都笑起来，大家都知道拉贝是纳粹党在南京的一个头目。

“其实啊，领袖未必想看到我呢。前些天沙芬贝格总理到大使馆来了，召我过去，斥责了我。他跟我强调，日本人在这里的所作所为跟我们德国人没有关系，因为他相信，中国人一旦自己应付局面的话，就会与日本人合作的。我觉得，现在就连希特勒可能都已经烦我了。”

明妮举起茶杯，对拉贝说：“约翰，不管你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你都是我敬仰的人。”

我们跟他碰了杯，每人喝了一口。这时鲍勃·威尔森走过来，他的秃顶微微发红，把一只手搭在爱德华·施佩林的肩上。“约翰，我有东西给你。”他对拉贝说。由于日本人几乎不让任何医务人员进城，在将近六个星期的时间里，鲍勃是城里唯一的外科医生。他就住在南京大学医院里，以便日夜不停地工作。他笑起来脸上现出些皱纹，看上去疲惫不堪，因为他得不分昼夜地给病人做手术。有时候他干得两手都肿了，可还得继续干下去。

“给我什么？”拉贝问道，“希望别又是一栋房子。你知道，我可没法把不动房产带回德国去。”这段时间以来，有太多的房子“给”了他，他都受不了了，因为房主们还有请他保护那些房产的意思，都知道他这里的工作一结束，他离开了，房子是带不走的。

鲍勃用靴子碰了碰桌子底下的一个帆布包。“我送你一百支胰岛素针剂，你不想要吗？”

“上帝啊，我太高兴了，”拉贝说，“可是你其他病人不需要吗？”

“我们只给他们治疗枪伤和刀伤。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屠夫，整天除了在人身上切除和缝合就不干别的了。”他举起装了胰岛素的书包，放在桌子上，又对拉贝说：“尽快用——一年以后这些药就失效了。”

“我会的。万分感谢。”拉贝说。

大家交谈时，瑟尔·贝德士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里打着盹儿，布满青筋的手仍端着茶杯，脖子上的喉结不时地跳上跳下。在美国人当中，因为他的机智和博学，他通常是最活跃的一个，可是这天下午，他疲惫得已无法支撑。这些天来，除了管理南京大学内的难民营，他还开着辆卡车，给安全区内养活着二十万难民的各个粥场运送大米、木柴和煤。只有外国人在运送粮食的时候才不致遭到抢劫，所以开车的活儿都是瑟尔和其他几位外国人包下的。我们谁也没去打扰他。

茶会快结束时，明妮建议埃里森先走，因为他身边还跟了个日本卫兵，于是这位外交官就比其他人先走一步了。这时茹莲进来了，一双杏仁眼里全是笑意，悄声对我说，门外聚集了一群妇女，要向拉贝道别。

我走到拉贝身边对他说，“拉贝先生，我们难民营的一些妇女想跟您说声再见。您能去见见她们吗？”

“好的，我来了。”他举起茶杯一饮而尽，就跟着我们来到门口。其他人也都出来了。

科学楼前的景象让我们震撼。三千多妇女和姑娘们齐齐跪在地上，痛哭着哀求：“求求您不要走！求求您不要抛下我们！”

“不要把我们丢下不管！”一个声音喊起来。

“可别再不保护我们了！”另一个叫道。

拉贝慌乱起来。他走到第一排人群面前，说：“都请起来吧。”

可是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他弯下身去，用英语对她们又说了几句，还是没有人动一动。他向人群按中国方式鞠了三个躬，然后直起身子，对大家挥着手，有些人已经号啕大哭起来。他问明妮：“我该怎么办？”

“跟大家说点儿什么吧。”

“我能说什么呢？我根本没办法解释我的离去。要是我能像你一样留下来就好了。”他咽了一口唾沫，宽阔的前额冒出一层汗珠。他不会说中文，于是转向人群，再次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但是人群依然不起来，很多人哭声不断。拉贝对明妮说：“我还是走吧。”

“好的，这边请。你可以从旁门走。”明妮说。

我示意路海过来，告诉他替拉贝去把小侧门打开。拉贝跟着他，沿着走廊，从月门走出了院子，车子也没开走。他只能走着回家了，其他客人也都步行离去。

明妮后来对我说及那群妇女。“我没想到她们对约翰·拉贝有这么深的感情。”

“是啊，她们对他感激不尽啊。”我说，“而且，她们一定很害怕，希望受到保护。”

对很多妇女和姑娘们来说，拉贝一定像个保护神，总是毫不犹豫地对抗日本兵，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他在难民们眼中，远远不止是一个英雄。

十七

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个四十来岁叫素芬的难民来到校长办公室，说她在城里模范监狱的劳工队伍里看见她十五岁的儿子了。明妮很吃惊，问她：“你看清了那是你儿子？”

“肯定是他，他朝我喊妈，还喊着说他好想家。魏特林院长，求您帮帮我，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吧！”

“别急别急。跟我们详细说说那地方。”

素芬被问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那里关着多少人？”我从里屋的办公室走出来，问她。

“好几百呢，好些人披着麻袋，像穿着雨衣的样子。有很多跟我儿子一样是十几岁的孩子。”素芬说着，两只大眼睛激动得发亮，晒爆了皮的鼻子翕动着。我知道她在大刘那里是备了案的。

“你儿子还跟你说什么了？”明妮接着问。

“没别的了。他还没来得及多说两句，两个卫兵就把他们押走了。我明天早上再到那地方去等他。”

“尽量打听一下其他人的情况。”

“我会的。”

“先别告诉别人你在那里看见儿子了。我们要先拿出个办法来，有了办法再往外说。”

“我照您说的办。”

我很佩服明妮的慎重。如果我们把这消息一下子嚷嚷开，就可能在请愿的难民中引起骚乱，使大刘他们无法应付。

素芬慢慢走出办公室，她的肩膀下垂，走起路来两个膝盖有点儿互相磕碰。我想起几个星期前跟她交谈过，知道她是跟着一群难民从丹阳来的，她丈夫是国军里的伙夫，现在人在大西南什么地方。因为这层关系，她和我比较亲近一些，因为我女婿也在国军部队里。素芬告诉我，一颗炮弹落在她家后院，把正在院里喂奶羊的婆婆炸死了。素芬和儿子刚把她婆婆抬进屋，盖上一条单子，就听说日本鬼子来了。于是她和儿子跟着乡亲们一起往外逃。可是还没等逃到通向附近一个镇子的大路上，他们就被日本兵的一个中队截住了。日本兵把所有壮实点儿的男人都扣下了，说是皇军需要“很多很多人手”，会给他们好吃好喝，还会付给他们优厚的工钱。素芬哀求一个当官的放了她儿子。他只是个孩子，还没满十五岁，瘦得像只吃不饱的小鸡。“求求您，别把他带走！”她恳求着，两手在胸前一个劲儿地作揖。可是那体格粗壮的军官一脚把她踢开，还说要是她再啰唆就割掉她的耳朵。她吓得不敢再吭声，能做的只有把身上的干粮和水都交给儿子。

国民政府建立的那所“模范监狱”，现在成了日本人的军事监狱。她儿子关在那里的消息，给请愿这件事投下了一线希望。这个消息也让我看到，明妮不懈的努力是有道理的。如果是我的儿子被关在里边，我也会竭尽一切可能把他救出来。我觉得我应该出更多力，去帮助那些可怜的母亲和妻子们。

我和明妮都想知道，那所监狱里是不是还关着别的难民家的男人和儿子。明妮把大刘、霍莉和我叫到一起，提出个想法，派二十位妇女到模范监狱去，看看是不是能发现她们的家人。大刘和霍莉都觉得这么做太冒失了，对那些妇女也有风险。

我觉得，如果我们在监狱里看到更多难民的家人，就可以使我们的请愿更有力量。我提议，要不我们派三四个模样平平的妇女去看看？他们都赞成我的建议。

在路易斯·斯迈思的帮助下，明妮联系上了楚医生，他在市中心开了家诊所，关系很多，又热心帮助那些妇女找回她们的家人。多数外国人对他都评价很高，不过我对他的感觉要复杂一些。他在莱比锡大学拿到医学学位，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他几乎不会说英语。马吉牧师说，楚医生是个热情的人，值得信赖。他不像很多中国人，说话从不绕圈子，直截了当。虽然是为“自治政府”工作，他在当地人们中间却口碑不错，因为他没有任何官衔，大部分时间都在给病人看病。马吉把他推荐给几个美国人当家庭医生。

三月初的一个刮风的下午，我和明妮来到他在城里的诊所，我们带去了请愿书，上面有六百个请愿人的签字和手印。

楚医生将近四十岁，举止温文尔雅。让我们吃惊的是，他在两天前已经见过大刘，对这件事情很知情。他身上三件套的西装显得有些大了，鞋子倒是擦得锃亮。他一边说话，一边用长长的指头在桌子玻璃板上敲着，好像在发电报。

“我昨天到模范监狱去过，和一个管事的聊了聊。”他用男低音嗓门对我们说，“那人说，那里关了一千五百来个强迫劳动的‘囚犯’。很多人是平民，有四十多人是孩子。但是那人不许我跟任何‘犯人’说话。他怕他的日本上司会怀疑他泄露情报。”

“您觉得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放人呢？”明妮问道。我有些惊讶，原来他已经介入进来了。

“有可能的。想法让更多的妇女都参加请愿，如果这里的日本人不理你们，就把请愿书送到上海去。总有给他们施加压力的办法。”

“我们会照办的。”

“囚犯们都吃不饱，营养不良。有些人虚弱得没法干活。也许你们应该让那些认出来家人的女人送些米饭和咸菜去。”

“现在只有一个当妈的认出了她儿子。”我告诉他。

“我可以肯定大家会认出更多的家人。”

“我们会尽力而为。”明妮说。

“我也会尽我所能帮你们。”他叹了口气，眼睛黯淡下来，眉毛也耷拉了。

楚先生是城里最好的西医大夫之一，自从他一个月前返回南京以来，连一些日本军官都来找他看病。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希望这次请愿会有一些结果。

十八

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明妮到校园后院的花园去看几株即将绽放的水仙。十年前，她从美国带来几个花球，老廖帮着种下去了。她很喜欢花，特别是那些在秋天和冬天里绽放的。经过小池塘时，看见一些尺把来长的金鱼，在水里肚皮朝上漂着。我们意识到，一定是被肥皂水和粪便给毒死了，死鱼中间还漂着一块用坏了的洗衣板。很多女人在这池塘里洗马桶。刚开始，我们力劝她们别在池塘里洗，可是太多的人还是在这里洗，弄得现在就成了惯例。她们还在池塘里洗衣服、洗尿布。校园里还有三处池塘，一个在图书馆后边，一个在职工楼南边，宁海路附近，还有一个在练习馆门前。但是那三处都比这一处大得多，所以还没被污染得这么厉害。

虽然目前校园里的难民只剩三千三百二十八人了，可已经离开的那七千难民却留下了大量垃圾废料。草丛里、篱笆旁，到处是粪便，难民中的一群女孩子曾用柳条筐和小粪叉把粪便收拾起来，集中倒在四座楼的后边。随着天气一天天转暖，那些排泄物必须尽快地处理掉，不然就可能爆发传染病。那些女孩们挖了一些大坑，把收集起来的粪便掩埋起来，可我们知道，即使掩埋也不是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我们需要大量的石灰来掩埋粪便，杀死细菌。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一点儿石灰也没搞到。

“哎呀！太难闻了。”明妮说。

“我们最好马上把这块地方清理干净。”我说。

“说得对，我们一定得尽快弄到些石灰。”

我和明妮不再继续往西去看水仙花了，二人返身朝经理办公室走去。她想派路海到安全区委员会去找普莱默——拉贝走后普莱默继任当了主席——去问问他们答应帮我们搞的石灰有了眉目没有。我们在路上碰上了茹莲，她一看见我们就说：“有个姑娘自杀了。”

“在哪儿？”明妮问。

“中心楼。”中心楼现在由茹莲负责，霍莉因患扁桃体炎和过度疲劳而住医院了。两天前我去看霍莉，她就想要回来，说医院里太吵，可是威尔森不允许，一定要她再住一个星期。他知道一旦放她回学校来，她是不会躺在床上休息的。

我和明妮、茹莲一起赶往中心楼。果树的花香闻起来有点儿甜甜的，一些难民在校园里闲坐，寇拉领来的那两个盲女孩，和另外两个盲女孩一起在吹笛子、拉二胡，练习演奏昆曲选段。

中心楼的二楼围着不少人。我们走进一间住了六十多个妇女的教室。屋里一股呛鼻子的怪味儿，让人想起鸡笼，不过我已经习惯这种气味了。茹莲把我们带到最里边的角落，这里用天蓝色的帘子遮起来了。明妮和我俯下身去，细看那死去的女孩——她不满二十岁，相貌平平，但皮肤细腻，一头乌发。她一脸病容，合着双眼，嘴巴微微张开，嘴唇黑紫，我可以看见她嘴里面有浓稠的血迹。她的圆脸已经发灰，但表情安详，好像要张嘴打哈欠一般。她的手指短短的，手搭在似乎仍在起伏着的胸前。她的衣服包裹起来当了枕头，枕头旁边有一个空了的老鼠药瓶子，那可能是她在哪个废弃的厨房里找来的。一条破毯子盖在她的肚子上，两条腿却伸在外边，一只脚上穿着深红色的羊毛袜，另一只脚光着。虽然看上去眼熟，我一时却认不出她来。

“这是谁呀？”明妮问道。

“她叫余婉菊。”茹莲回答。

这一说我想起这女孩来了，她是十二月十七日那天被日本兵带走的十二个姑娘里边的一个，可是在这么多人面前，我不知道怎么跟明妮讲她的事情。

“她干吗要对自己这样做？”她继续问。

“我也不知道。”茹莲说。

“你们有谁知道她为什么自杀吗？”明妮问站在周围的女人们。

她们都摇头。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说，那女孩夜里总是在哭。另一个人补充说，她经常不去吃饭，雕像一般盘腿坐在角落里，盯着地板出神。一位三十来岁、抱着个吃奶孩子的女人说，她觉得死的这个女孩一定是个学生，因为她经常独自一人在看一本厚厚的书，还哼唱电影插曲。从第一天开始，这些女人就怀疑她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

我拽了拽明妮的袖子，说：“咱们出去吧。”

我们走出房间，茹莲跟了出来。在走廊里，我告诉明妮说：“那姑娘怀孕了，前两天去过医务室。她想做人工流产。我们跟她说，没法给她做，因为这里没有医生。我们应当更多地帮她，但却不能杀死孩子。护士和我都不知道怎么打胎。”

“孩子的父亲是谁？”明妮问。

“日本鬼子。”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记不记得去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鬼子抓走了十二个姑娘？”

“记得，有六个人第二天早上回来了。”

“死的这个姑娘就是那六个人里头的。”

“可她们都说自己没受到伤害。”

“那只是她们自己说的。她们怎么能承认被人强奸了？要是大家知道她们被日本鬼子祸害了，她们还怎么找婆家？她们自己和家人都丢不起这个人。”

明妮大惊失色，身子一晃。她把手搭在茹莲肩上，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怎么对这事一字不露呢？那些姑娘至少应该接受一些治疗。”

“这种事情大家是不会说的。我想过要告诉你，可是我一直没有证据验证我的推测。谁会想到那姑娘会自杀呢？”我垂下眼睛，婉菊到医务室来之后，我应该告知明妮。

“其他五个姑娘在哪儿呢？”

“除了大刘的女儿美燕，其他人我不知道还在不在这儿了。”

明妮二话没说，转身重重地走下楼梯。她一个人出去了。

我叫来看门的老胡，还有老廖，他俩把尸体放在一个拖车上拉走了。明妮又转回来，我们跟着拖车，来到小果园外边的小山坡。我们在一道峡谷的坡上选了个地方，就开始挖坑。

老胡和老廖轮流着挖，我拿过铁锹也帮着挖，不到三分钟就干不动了。矮胖的老胡由于出汗稀疏的头发都贴在了脑门上。坟坑挖到快一尺深，老胡每扔出一锹土都要“嘿”地喘出一声，明妮便接过手去。她使出全身力气，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右脚下的铁锹上，往外扔土时再直起半个身子。她的铁锹挥得很有节奏，灵活的动作让我们感到意外。我知道她是在乡村里长大的，小时候什么活儿都干过。在伊利诺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读本科时，她还是个篮球运动员，用她自己的话说，“壮得像个大洋马”。没多一会儿，她也开始气粗起来，却干得更猛了。眼泪时不时涌出眼睛，和汗水一起流下脸颊。只见她气喘吁吁，鼻子好像也堵住了。

干了一阵后，明妮说：“可惜我们不能给她口棺材。”她把铁锹递给老廖。

“要是知道她家人在哪里就好了，”我说，“那样他们就可以把她接回老家了。”

一群乌鸦在清澈的天空中盘旋，发出刺耳的叫声。两只浑身是泥巴的野狗，活像一对双胞胎，站在附近，一会儿用爪子在地上刨刨，一会儿用鼻子到处闻闻，看那情形，一旦周围没人，它们就能把埋在土里的姑娘扒出来。这让我们警惕起来，一定要把尸体至少埋两尺深。老廖后悔没有带张芦席来，好把尸体包裹一下。

“婉菊，请原谅我们。”在老胡、老廖把姑娘放进坑里时，明妮说道。他们把土铲回坑里。在他们需要喘口气的间隙，我就拿过铁锹来接着干。把她埋好以后，我们站在土堆前默哀了一会儿。明妮像是对死者发誓一般地说：“我再也不会让这样的罪行在我们校园里重演。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这里的妇女和姑娘们。如果需要跟日本兵拼命，我会拼的。我再也不当懦夫了。”

我说：“安息吧，婉菊，忘掉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明天会来给你烧炷香的。”

明妮蹲下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出声来：“都是我不好啊，婉菊！我应该守在你们旁边，不让日本兵把你们抓走。你们回来以后，我们应该多关照你们……”明妮停了停，又接着说，“你放心，那些畜生一定恶有恶报，上帝会代表你们惩罚他们的！”

我心里实在堵得慌，也哭了起来。

老廖和老胡把明妮拉起来，我们一起返回校园。老胡把皮垫子套在肩膀上拉着拖车。

我们在厕所里洗了洗脸，然后顺着走廊回到校长办公室。大刘在屋里，坐在沙发上，茫然地翻着他的小课本。看见我们走进来，他抬起眼睛，沉默地凝视着明妮。

她坐了下来，把婉菊自杀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平静地回答说：“我听说了。”

“我真是个白痴。”她说。

“不要太自责了，明妮。是日本鬼子杀害了她。”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带任何感情。

“我今天没法上中文课了——脑子里满满当当的。”

“我明白。”他说。

“安玲，别走。”明妮恳求我。

于是我留下来，我们一起商量请愿怎么进行。素芬刚刚向大刘报告，她现在已经看见儿子四次了。那孩子告诉她，囚犯们常常被送去拆房子，并在城外修建一座桥，全不管他们中间很多人病弱得再也干不动活儿了。他们每人每天只有两碗高粱米粥，外加几块咸萝卜或芥菜疙瘩。一个星期才能吃一次大米。他哀求母亲设法快点儿把他救出去，不然他会死在里边的。她答应儿子一定救他出去，可其实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还请她带点儿吃的东西给他，她也同样没有办法弄到。

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请愿，共有七百零四人登了记。我们决定把名单交给楚医生，希望他能转送到负责这类事情的有关部门。

十九

明妮和我带着请愿书到日本大使馆去见福田。一到上海路，我们就看到街道两旁冒出了很多简易商店，大多是用胶合板和波纹铁皮搭起来的，有很多不过是些一个人经营的小摊子。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里摆出来换钱，或是以物易物：门板、窗户、油灯、铁炉子、家具、小石磨、炊具、乐器、衣服和旧书旧杂志。至于食物，有烙饼、油条、豆腐、蔬菜、鸡蛋、猪肉和猪下水……所有东西都比日军占领前贵了五六倍。我花了七块钱给丽雅买了一只熏鸡，她流产以后身体一直虚弱，经常咳嗽，没干什么就大汗淋漓。“这简直就是吃银子呀。”旁边一个老妇人不住嘴地说，斜眼看那小贩用油纸包起了我买的鸡。我没搭腔，觉得那钱反正可能会继续贬值，还不如现在花掉合算。

城里各处守卫森严，只要没有身份证的，不管是谁，都马上被抓起来。日本兵会把人们身上所有值点儿钱的东西都抢走——一包香烟、一支钢笔、一把口琴，甚至衣服上的一个铜扣子也给拽下来。看到像是当过兵的，他们便仔细搜查，剥去他们的外套和上衣，让他们伸平胳臂。要是谁有个种过牛痘留下的疤痕，就会被他们扣留，认为那是弹片留下的伤疤。日本人似乎很害怕，尤其对游击队感到头疼，游击队会袭击他们在乡下的据点，阻断他们的运输线。最近以来，火车出轨的事情发生得很多，弄得火车总是晚点，有时候一连三天都没有去上海的火车。更为麻烦的是，游击队么，作战是不按正规军作战常规的，他们会没日没夜地突击小股日军，在偏远地区炸他们的碉堡，伏击他们的车队。时不时地从城外十来里地一带传来炮火声，仿佛又有部队来攻城一般。与此同时，尽管更多的西方外交官已经返回南京，但根据新政府的规定，不允许外国人，更不允许中国人离开南京。

在日本大使馆附近，一家鸦片馆挂出一条横幅，上面大书“官土”。鸦片曾经在这里是被禁的，可现在什么都可以合法出售了。显然，大多数商品是从安全区以外的地方抢来的。日本兵抢过的民宅，当地老百姓会进去再次搜刮，把有用的或可以卖的东西统统拿走。打劫成了很多人的谋生办法了，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在安全区里边做生意，相对安全一些，所以大多数小贩都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卖。

福田友善地接待了我们，但他解释说，还是找不到明妮在一月底交给他那名单上的任何一个男人或孩子。一个穿着花色和服和木屐的年轻日本女子，端着一个放着一把陶茶壶和三个茶杯的茶盘走进来。茶上过后，明妮对福田说：“我们刚刚在模范监狱里看见了很多老百姓。”

“真的吗？”他一脸难以相信的模样，眉毛都拧到一起了。

“千真万确。”明妮说了素芬儿子的事情，“她就这么一个儿子，是十二月五日被抓走的。他告诉他妈妈，监狱里还有很多男孩子。”

福田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在一个扁鱼形烟灰缸上磕了磕手里的香烟。他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道：“我以为那地方是个只关士兵的地方。好吧，我们会调查的。请更详细地描绘一下那个孩子。如果他在里边，我会尽力帮他出狱的。”

“那我就这么告诉他母亲了。谢谢你。”

“魏特林小姐，”福田瘦瘦的脸红了，像是带着复杂的感情说，“我是想帮忙的。希望你能相信，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能力。”

“我当然相信。”

我知道明妮并不完全信任他。他也许会同情那些可怜的女人们，但考虑到他作为一名使馆官员，他本人不太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另外，这类事务必定掌握在军方手里，可是当明妮问他，他却只说他不清楚谁管这件事。也许他根本不想把我们的请愿书交上去得罪军方。这也就可以表明，他并没有很深地介入此事。

我们再次谢谢他后，就离开了大使馆。我对福田的谦恭有礼，印象很好，不过，我和明妮现在对他会不会把请愿书交给上司更没有信心了。他总是公事公办得像戴着一张无法看透的面具，仿佛任何事情他都没有感觉。我从来没见到他那张脸有彻底放松的时候，弄得我连他的年龄都无法确定——也许不到三十岁，但也有可能已经快四十了。

我们沿着天津路往南走。这一带虽然在安全区范围内，很多房子却已成了一堆瓦砾，有些房子虽还没倒，也已经没了房顶。好多电线杆子也不见了。几座大楼已经只剩下个大骨架子。在汉口路的街角，我们看见一辆人力车拉着两个日本兵，其中一个让车停下，吩咐车夫去干什么，只听他喊着：“号古酿，多多油！”一开始我没听懂他说的什么，然后醒悟过来，他说的是：“好姑娘，多多有！”那中国车夫摇摇他满脸汗涔涔的脑袋，连连摆手，说他不知道上哪里去找“好姑娘”。一听这话，一个日本兵跳下车来，几拳打在那人胸脯上。“哎哟！哎哟！”那人哀号道，“我实在不知道上哪儿找她们啊！你就是把我打死，我还是不知道哪里有姑娘。她们都跑了。”

明妮大步冲了过去，我紧跟在她后边。另一个日本兵一看见我们，就发出一声喊叫，他的同伙一听就突然住了手，又坐回人力车。他俩令车夫赶快走，那车一阵风地在街角打了个转儿，一下子不见了。

我俩继续向西走。快走到我们学校时，远远地我们看见了约翰·马吉——他的吉普车停在大门旁。我们赶快朝他走去。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头上的软呢帽歪了。“你们好啊，明妮和安玲，”他说，“我带来些奶粉，还有一筒鱼肝油。”

“太谢谢了。”我俩一齐说。

路海正忙着卸车。他说：“这里的孩子们正需要这些。”

明妮告诉马吉：“我们的粥场已经成了一件头疼的事了。这里的孩子大多数都营养不良，所以奶粉和鱼肝油正好给他们补养一下。”

“我们刚弄到一卡车，”马吉说，“等分配完了，要是还有剩余的，我就再给你们送一些来。”

“那可太好了。先谢谢你啦。”

牧师开车离去了，留下一股尘土和尾气。他现在开了辆新吉普，旧的那辆道奇被日本兵偷走了，这一辆是从一个日本军官手上买来的，只花了一百六十元。马吉给我们的那辆破车还在，但已经发动不起来了，明妮说，不值得花钱去修了。

明妮对路海问道：“你的调查有什么进展吗？”

“没有。厨子每次做饭往锅里倒米的时候我都看着，可是粥还是和过去一样稀溜溜的。”

“我们不是有豆子吗？”

“有，有三十麻袋。”

“往大米里加些豆子，那样粥会稠一些。”

“好主意。我明天就让他们开始加。”

我们刚刚从安全区委员会那里得到一些绿豆和菜豆。由于营养不良，有些难民出现了浮肿，所以在普莱默·米尔士的反复申请下，从上海方面弄到了六十吨豆子。得到了豆子，再加上马吉给的奶粉和鱼肝油，我们都高兴不已。不过，明妮不让路海插手分发奶粉和鱼肝油，也许是担心他可能会送一些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于是她要我负责这事，我当然很乐意干。

几天之内，大多数妇女不再抱怨粥太稀了，因为加了豆子，粥就稠多了。不过，明妮对粥场的贪污问题依然不能释怀，只要略一提及，她就会燃起怒火。要是我们能抓到那个贼就好了。

二十

第二天下午，楚医生来见我们。那天早上，两名妇女在模范监狱看见了她们的丈夫，当时那些囚犯正在上卡车，要被拉去干活。不过，瘦削的楚医生并没能带来任何令人高兴的消息。他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上，说：“我亲自把请愿书交到‘自治政府’，连同一大叠文字材料，可他们说，我们提供的信息太不清楚，他们没办法帮忙。”

“他们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明妮问。

“他们说要每一个人更详细的描述。”他吹开杯子里的茶叶。

“什么样的描述？”大刘问。

“身体特征，比如身高和体重什么的。”

“简直荒唐！”我说，“那些女人怎么可能知道她们的丈夫、儿子现在体重多少？”

“尽你们最大的能力吧，再详细一些就好。”

“也就是说，我们还得从头再开始才行。”明妮说。

“考虑到有更多妇女在监狱看见了她们的家人，也许从头再开始是值得的。我知道那些官员可能是不想理会这件事情，但你们不应该这么轻易就放弃。”

楚医生走了后，我们三人商议决定重新整理请愿书。这一工作需要大刘他们四人干上一个多星期，但是，哪怕只救出一条命来，我们的努力就是值得的。

明妮让十几个年纪大些的妇女每天早上都到模范监狱去，看看还能不能在劳工队伍里找到更多的家人。她写了封公函让她们带着，上面说，这些妇女不会找麻烦，只是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她们的丈夫、儿子。按照明妮的指点，那三个已经看见自己家人的妇女，还到城防司令部去报告了，呼吁放人，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官方的回复。

校园现在已经不再由日本宪兵守卫，到处鲜花绽放，有紫丁香、红木兰、番红花、白绣菊，争奇斗妍。鸟儿不停地啼鸣，好像要把嗓子叫破。这么多的鲜花，引得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进来想讨一束，明妮很乐意地让老廖把各种花剪下一枝送给他。日本兵每天都三三两两出现在校园里，但这时已经没有那种暴戾了。他们很欣赏我们那些融合了中西方建筑风格的教学楼，前门的大圆柱子、大屋檐，还有房檐四周和房顶的兽头。我尽自己所能接待他们，希望他们当中有谁可以帮我找到在东京的儿子。我们已经十个月没有浩文的消息了，禁不住担心他是否还活着，可是我始终没有向他们任何一位张口帮我找儿子。我还没有碰见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有些日本兵对我们承认，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中国太大了，日本根本占领不了。他们都是从历史教科书上了解这个国家——出产大苹果、大鸭梨，大片的大豆庄稼，丰富的矿藏，还有漂亮的姑娘。但是他们不曾想到中国的土地竟是这么广大，又比他们以为的要贫穷得多。他们当中很多人以为，一旦占领了南京，战争就会结束，他们就可以回家。所以他们盲目拼了命地作战，每个人都想抓住时机消灭敌人，可现在，战争结束的可能性变得渺茫了。有位士兵甚至说，日本应该满足于占领朝鲜半岛和满洲，不应该继续扩张了。“我们吞下的太大了，消化不了，我们太贪婪了。”他对我们说着，豁牙一笑。有位中尉，是个基督徒，来给难民送过两次东西，有肥皂、毛巾，还有饼干。有一次我们带两个下级军官去看难民营的幼儿园，一群刚会走路的孩子们玩得正欢，明妮告诉他们，这些孩子失去了父亲，他俩喃喃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他们。”

一天下午，在从医务室回来的路上，我碰见了路海，他正从对面走来，跛着脚，戴着一顶八角帽，穿一件人字呢外衣，一双很旧的牛津皮鞋。他停下脚步，我们谈了谈校园里的一些情况。我们给三千三百难民中的大多数人发放了免费饭票，但路海还是没发现粥场的漏洞究竟在哪里。厨房的管事指责厨子每顿饭都偷走一点儿大米，而其他几个人认定管事才是最大的贼。在路海看来，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在从可怜的妇女和营养不良的孩子嘴里往外偷粮食。听到这里，我的火气又冲了上来。要是有办法逮住那些盗贼就好了！

我觉得管事陈兴一定手脚不干净，因为他总穿得像个阔少，抽着大前门香烟，这么暖和的春天里还穿着根本用不着的漂亮毛呢上衣。每次我碰见这个爱吹牛的壮汉，他都会用吸烟过度的公鸭嗓大声跟我打招呼，好像我们熟识多少年了似的，好像我应该感激他为我们做的一切似的。明妮有一次要他把配额的粮食是怎么使用的交一份详细报告上来，他却说自己不识字，翻着他的大牛眼傻笑，仿佛在告诉她，他用不着听从她的指令。可我曾经看见过他闲得没事就看报或看武侠小说，所以我确信他是个骗子。

路海和我谈及三天前在大门口被日本人抓走的那个姑娘。当时明妮不在学校，霍莉也不在现场，所以谁也不敢阻止那两个士兵。后来明妮向日军在南京的司令部提出过抗议，但是没有那姑娘的任何下落，我们都知道她是不可能回来了。明妮在整个难民营训过无数次话，要大家不要在大门口闲逛，可有些年轻人不是把她的话没当回事，就是忘了她的提醒，仍在大门口跟新来的人和路过的人闲聊。有几个甚至还穿得花里胡哨。更糟的是，连美燕也去过大门口，衣服下面藏着大剪刀。我们一发现就立刻告诉了大刘，从那以后他把女儿牢牢关在家里。到目前为止，共有两个姑娘从大门口被抓走。明妮发了话，要是谁再到大门口去招摇，她就把谁赶出我们校园。这才最终使大家不再去门口晃荡了。

路海和我正谈着，忽听运动场那边一阵喧闹，一大群人聚集在粥场外边。我们走过去看个究竟。

一路走去，只听见一个女声高喊着：“拉她游街！

“对，把她拖到街上去。”一个男人叫着。

“给她脖子上挂个牌子！

“把她头发剪了！

一个微弱的声音请求着：“大哥、大姐们，放了我吧！我再不敢了。”

我听出是素芬的声音，赶忙加快了脚步。接着就看见那可怜的女人，脸色苍白地站在人群当中，两眼是泪，头发蓬乱。她像个罪犯一样头低着，浑身在发抖。不时抬头抹一把鼻涕。路海走上前去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陈兴歪过他的麻子脸，回答说：“我们总算抓住了一个贼！这女人今天来义务帮厨，可她却偷大米。”

“证据在那里。”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指着凳子上的一个绿茶缸，里边装着糙米。

“怪不得我们的粥那么清汤寡水。”一个女人说。

“咱们可不能放过她！”一个尖锐的女人声音喊道。

“拉她示众，再押她游街。”一个小个子女人挥着拳头附和着。

“求求你们，大哥、大姐们！”素芬哭诉说，“别打我，我以前从来没干过。我儿子在监狱里，快饿死了，求我给他送点儿吃的去。我没钱买，也不知道上哪里弄去。”

“骗人！

“我们都知道自觉，不管多饿，也不能当贼。”一个壮实的女人说。

“她一定还偷过别的东西。”

“别费口舌了。把她拖到前院去。”

“哎，大伙儿别忙。”陈兴说话了。“我们不应该自己处理这事。干吗不把她交给管事的人去？”

“不行，我们一定得教训教训她，”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不依不饶，“一定要堵住厨房的漏洞，不然咱们吃的粥就会越来越稀。”

我正要上前干预，尽管也不能肯定自己能不能把素芬从他们手上救下来，明妮突然出现了，大声喝道：“都住手，简直像一群暴徒！你们应该为自己羞耻。”

人群立刻安静下来。明妮继续说：“这个可怜的女人名叫严素芬，十五岁的儿子被关在模范监狱里。我知道确有其事。他好多次求当妈的送吃的给他，她跟我说过这事，可是我们拿不出多余的粮食，没法帮助她。你们当中也有做母亲的。你们会自己一天吃两顿饭，却看着孩子们挨饿吗？”

“不会，我做不到。”我回应道。

其他人都没做声，有的垂下了眼睛。明妮接着说：“素芬，告诉我，你拿了大米没有？”

“拿了，魏特林院长。真对不起。”

明妮转向人群。“她从厨房偷米是有错，但是你们应该动动脑子，想想粥是怎么稀的。她一个人，偷这么一小缸子，怎么可能就把那么多大锅的粥都弄稀了？厨房里一定还躲藏着大贼。我们不能把粥太稀薄都怪罪到这个可怜的母亲身上，她不过是给挨饿的孩子偷了一口粮食。”

素芬开始哀哀地抽泣起来，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在看他们中间谁是大贼。我看了陈兴一眼，他傻笑着，不知道是冲着谁。

“素芬，”明妮又说，“这一次我让你拿去那一杯大米，但是你要答应我，再也不偷了。”

“魏特林院长，我要是再偷，就天打五雷轰！”

“呵呵呵呵！”有人窃笑起来。接着，整个人群爆发出一阵大笑。

几个女人走上来，都说明妮说得对——粥场里一定另有大耗子。

人群散开以后，路海向我们建议，不要让素芬再去帮厨了，以防有人可能利用她来搞乱调查。明妮同意了，并决定，如果她还想义务劳动的话，就派她去收粪队干活。

二十一

近几个月来，当地的红卍字会组织“道德社”，在救济工作中一直很活跃。这是一个中国的私人慈善机构，成立于二十年代，以道教和佛教为主旨，目前在全世界的会员数以百万计。这个组织的慈善事业，已经发展到苏联，在关东大地震以后也发展到了日本，在东京、伦敦和巴黎都设立了办事处。他们号召会员们学习世界语。三月中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立，取代了安全区委员会，在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指挥下，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已经成为救济工作的主要力量。本地的红卍字会已经吸收了好几百新会员，忙着掩埋尸体。红卍字会的所有会员，在干活时胸前都佩戴着大大的“卍”字标记。这个标记是个佛教符号，两条手臂交叉，顶端是向左弯而不是向右弯，跟纳粹的符号没有关系。可是有些日本兵似乎把它与德国联系起来了，对那些干活的中国人态度比较客气。干活的通常是四五个人一组，为了忍住不被腐烂的尸体发出的恶臭熏吐，很多人在出发以前会喝一些劣质烈酒。如果有条件，他们会为死者，尤其是老年人，烧一把寺庙捐出来的冥纸。大多数情况下，掩埋工们只往尸体上盖一层石灰，再盖上一层土，就这么埋在千人冢里。明妮和我造访他们办公室时看到记录，从一月中旬到三月末，红卍字会一共掩埋了三万两千一百零四具尸体，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平民。崇善堂的人也在忙着掩埋死人。到四月初为止，他们在城里和郊区一共掩埋了六万具尸体，其中百分之二十是妇女和儿童。还有些其他组织也参加了掩埋工作。每个星期都有新的千人家出现，因为原有的那些都满了。不过，迄今为止，最大的坟墓是长江，日本人往长江里丢进了成千上万的尸体。

明妮向红卍字会的人请求了好几次，把我们学校西边那个池塘边的死人埋掉，可他们却说，他们收拾城里和几个主要屠场的尸体已经忙不过来，顾不上去管那些分散在郊区的了。两个星期前，他们得到许可，把下关的两万尸首埋掉，光那一项工作就得让他们干上一个多月，因为他们一天最多只能埋七百人——要把尸体集中起来，再一起埋掉。一直到了四月下旬，才来了一群工人，到那山谷里的池塘去，把死者集中到一起，把水里的一些尸体也捞上来，把这一带清理干净。

金陵学院里，难民妇女们也在忙着掩埋，不是人的尸体，而是人的粪便。她们把所有粪便收集起来，倒进坑里，盖上石灰。我能察觉到空气中的恶臭有所减轻，校园里一天比一天感觉干净了。四月底一个明媚的早上，我碰见了收粪队的领队，一个二十几岁的高个女子，梳着两条长辫子，我对她说：“慢慢来，只要你们能在两个星期内把所有脏东西都埋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要让咱们的校园干净又美丽。”她用清脆的声音回答说。

我喜欢她用的词儿“咱们的”，便对她说：“收工以后，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冲个澡。”

“那可太好了。谢谢你，高太。”她的眼睛发亮了。

我们刚为难民们修建了一个洗澡房，她们都几个月没洗澡了。是明妮不顾有人反对而坚持要安装那些设施的。这里的妇女和姑娘们都很喜欢洗澡房，那里边沿墙有二十六个淋浴喷头，有些女人对于可以自己调节水温感到十分惊奇。可是，由于难民人数太多，每个人只能两个星期洗一次。

几天以后，粥场管事的陈兴被土匪杀了。一定是他那种张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认定他是偷了大量拨给难民的粮食，所以要他出一点儿血给他们。他不承认侵吞了什么大米，却说可以帮他们去偷我们的车。可是等他们半夜里悄悄溜进我们学校，找到我们那辆破车时，无论怎么折腾就是发动不起来。他们打碎了挡风玻璃，大骂陈兴，声称不会就这么白白放过他。于是他们冲进他的家，到处搜查，却没能找到任何大米。他们把他捆在椅子上拷问，他承认刚把赃物卖掉，钱都汇到天津他父母那里去了。他保证尽快再替这伙土匪搞到一千八百斤大米，可是他们不耐烦了，一个土匪一刀戳进他的胸膛，结束了他的性命。

这些都是他老婆告诉我们的。这女人有点儿缺心眼儿，把整个事情合盘托出。

学校刚刚收到一些小麦和大麦，加了豆子和其他粮食的大米粥，终于稠到可以把一双筷子插在碗里不倒了——这才是传统标准的好粥。再也没人对伙食问题抓住不放了。路海开心解气，说是“上帝之手”帮助我们清除了大耗子，然而对明妮来说，这个结局来得太晚了。她还说，这样的惩罚也太狠，她是反对死刑的。

五月中旬，“自治政府”下令，所有的难民营月底前都要关闭。同时，日本大使馆设晚宴招待在难民营工作的外国人。一开始，明妮不想去，但转念一想，她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跟官员们交换一下看法，争得他们的同情。她带了一份请愿书去赴晚宴，希望把它呈交给日本的最高外交官。

总领事冈崎没在宴会上露面，晚宴由田中和福田主持，约翰·埃里森和一些美国传教士，包括明妮和霍莉都出席了。田中讲了为什么有必要关闭难民营，并赞扬了外国人为难民所做的一切。明妮把请愿书递交给这位副领事，他很快地翻阅了一下，答应要深入调查此事。他的许诺得到来客们的一阵掌声。所有难民营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同意将难民营关闭。明妮很感激同事们的支持，这种支持等于是一种帮忙，以回报田中的这一表态。

三天后，我们听到了田中的回音。他说，素芬的儿子，还有被认出的另外八个人中的四人，一星期内可以从监狱被释放。不过，根据监狱里的档案，其余的四人与中国军队有牵连，只能继续关在监狱里。明妮反驳说：“你看，我们的资料都讲了，那些人都完全是无辜的。”

“魏特林小姐，”田中说，“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监狱方面同意让你的女人们来看她们的丈夫、儿子在不在里边。我相信，更多的人逐渐会被释放。”

明妮没有再给他施压，而是确定了一个时间，允许女人们到监狱去探看。挂上电话以后，她一脸兴高采烈，我也很高兴，两人紧紧拥抱了半分钟。

经过五个月的争取，终于有了一些进展。我们希望情况继续好转，几百名男人和孩子们都被释放。明妮去到大刘的办公室，向他报告好消息，可他不在里边。我们俩一起走出屋去，到校园里溜达溜达。

半小时后我们回来了，看见大刘正在走廊里吸烟。他告诉我们：“教友会的人来过，说他们医院里有一个疯姑娘，他说她是我们学校的人。”

“她叫什么？”明妮说。

“不清楚。”

“我们怎么办？”她问我。

“也许应该去看看。”

“那好，咱们去看看。”

我俩叫来一辆人力车，到城南原来安全区之外的那家小医院去——两个星期前，安全区已经取消了。我们沿着炮楼胡同正走着，四架中国飞机突然出现，向东飞去，去轰炸句容附近的飞机场。日本的高射炮立刻朝它们射击，拉出燃烧的弧线。相比之下，尽管日军的飞机拦截中国轰炸机比较有效，他们的高射炮火力却不及我们部队的猛烈。自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我们的飞机这是第三次飞过南京上空，不少人面露喜色地注视着它们远去，不过没有人发出欢呼的声音。

“希望他们把日本飞机都摧毁。”我说。

“我只希望他们执行完任务以后安全地返回营地。”明妮回答。

我们的空军，尽管规模不大，想必是受到我军最近在徐州地区胜利的鼓舞，我军挫败了皇军的进犯，迫使皇军不得不后撤。南京的各家报纸，都将这一胜利说成是日军的“重新集结”，而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真实的情况：中国军队在战斗中投入了六十四个师，这么大规模的部队，使日军抵挡不住。

教友会的医院设在一所弃置的学校大楼里，看上去敦敦实实，却挺干净，给人以半空的印象。我们一到，就被带到二楼。那个精神错乱的女人，穿着法兰绒上衣和一条黑色绸裙，被关在一个朝南的小房间里。她骨瘦如柴，二十岁出头，头发乱蓬蓬的，前额宽大，两片薄嘴唇。一看到我们，她大眼睛一转，哼唧起来：“美国间谍来了。”

“她叫什么名字？”明妮小声问一个护士。

“每次问她，她的名字都不一样，有时候她叫谭爱玉，有时候又叫傅曼玉。上星期她说她从满洲里来，这个星期却又说自己是本地人。”

“那你们怎么能相信她是我们学校的人？”我问。

“她经常提到魏特林院长。”

“她都说我什么了？”明妮问道。

“没法跟你说。”那护士摇了摇头发花白的脑袋。

“看她倒还真是有点儿眼熟。”我说。

“确实眼熟。”明妮也说，“我好像见过她。她可能是去年十二月里被日本兵抓走的那十二个女孩子里边的。”

“对，我想起来了，”我说，“可我觉得她不是回来的那六个里边的。她一定是本地人——一听口音就知道。娄小姐曾经把她介绍给我，我见过她用纸叠动物，叠得非常好。她是叫玉兰还是什么的。”

一听这话，那疯女人不再咕哝，吃吃地笑了，指尖戳着自己小巧的下巴。她喊了起来：“我不是玉兰！玉兰死了，被美国传教士出卖了，被当官儿的杀死了！”

“你说的是什么当官儿的？”我问。

“日本中佐。”

疯女子自言自语地咕哝着让人不知所云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把她带回金陵学院去吗？明妮和我走到一边去商量。我们决定等一等，先把娄小姐找来；我们应该先辨认一下这个女人是谁，再说该怎么办。现在精神错乱的人太多了，哪能把每个人都照顾得过来啊。

我们请护士好好看着玉兰，并说我们很快还会再来看她的。

娄小姐第二天晚上来到校园，确认玉兰是住在附近的姑娘。她的单亲父亲曾是名电工，是约翰·拉贝五个月前召集起来恢复南京城电力的那群电工中的一个，活儿干完后，日本人把他和其他四十二个人一起枪杀了。日本兵进城之前的几天，听了邻居的建议，玉兰的父亲把她送到我们学校来，还留下了一袋四十五斤的大米、一罐鱼酱，给女儿当口粮。娄小姐很肯定，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玉兰和二十一名所谓的“妓女”一起被带走了。她当时正在艺术馆里，帮着一家难民用旧棉花做被子，日本兵冲进来，把她抓走了。

我们一听，吃了一惊，直后悔没当时就把玉兰接回来。第二天下午，明妮和我再次去了教友会医院，让我们大失所望的是，玉兰已经不在那里了。医护人员说，她悄悄溜走了，只跟一个病人留下句话，说她到芜湖去看表亲。这话一听就不太对劲儿，因为芜湖已经被日本兵占领，她的亲戚可能早都已逃得没影了。

“她再一露面就请通知我们。她是我们学校的人。”明妮对那个满头灰发的护士说。

“我们会的，魏特林院长。”

“我再问一句，她一直骂我，是不是？”

“是。”

“她怎么说的？告诉我。我不会生气的。”

“她说你二百元把她卖给了日本人……别往心里去，我们都知道那是疯话。”

明妮的脸僵硬了，没有再说出一个字来。我对护士说：“你听到她的消息就告诉我们。”

我们没再多停留，就离开了医院。回家的路上，明妮一直没说话，好像陷入了沉思。

之后的几天里，我们忙于解散难民营，说服大家回家去。很多妇女，尤其是那些有小孩儿的，都离开了。可另一方面，由于其他难民营解散，有些年轻女孩便来到我们学校，请求住进来。我们暂时收留了她们，所以校园里仍然有一千多难民。很多盼着家里男人回来的妇女都没有走，每天早上都去模范监狱，去恳求那里管事的人。

五月底的一天下午，田中先生亲自来了，告诉我们，大约三十个男人和孩子会从监狱释放。我们都心存疑虑，因为他早先就答应过有四个人会放回来，可现在人还在监狱里。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明妮问他，“那些女人都很懊丧，也很生气。那些男孩子的母亲天天到我办公室来问，为什么她的儿子还被关着。我担心那些女人在背后可能都在叫我骗子呢。”

“我为什么要骗你呢？”田中说，他那张阴郁的脸皱了起来，“这一次，监狱方面会放人的。这是确定的，绝无二话。”

他说得那么诚恳，我们都相信了。明妮感谢了他，微微鞠了个躬。他用平板的声调说，但愿狱中再也没有需要被释放的平民了。我们把好消息告诉了大刘、霍莉、娄小姐，所有的人都激动不已，不过，我们没有马上把消息放出去，不想让那些妇女再次期望过高，再说，释放的人也没有一个名单。明妮提醒我们，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我松了一大口气，说：“救下三十条生命，怎么辛苦都值了。明妮，从一开始请愿，你就是对的。”

我的声调很真诚，所有的人都咧嘴笑了。大刘说：“安玲，你欠我一顿好饭。”

“我不会忘的。”我回答。

那天夜里，我对耀平说到田中的来访。我丈夫认识那位副领事，他说，那是个可靠的人，答应的事情能够做到。事实上，我们都听说了，去年十二月，田中几乎遭到一些日本兵的伤害，他们扬言要火烧大使馆，因为田中将他们的暴行报告给了东京。

二十二

五月末的天气已经让人感到灼热，空气闷湿又凝滞。太阳无情地炙烤着一切，给每一个生灵都加了温。有时候，我在街上看到有的日本兵大汗淋漓，军装都湿透了，斑斑点点。有的人热得面红耳赤，一边走一边下意识地抓喉咙，像是喘不过气来。我希望天气越来越热，热到他们在酷暑的南京待不下去。日本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打下来了什么，今后要是生活在这个以“火炉”闻名的地方，他们要好多年才能适应。我可以断定，今年夏天他们会有很多人中暑和长痱子。炎夏会使他们减员，正像几个世纪前酷暑杀死了几千蒙古人。

暑热天气却让我们难民营里的孩子们挺自在，尤其那些赤着脚到处跑的小男孩子，有些孩子甚至一丝不挂，毫不在意那些无处不在的蚊子。我和明妮正站在职工楼外，只听一阵喧闹声从中心楼后面的池塘边传来。一个赤条条的六七岁男孩，被几个妇女捉到了，她们想把新裤子硬往他腿上套。“我不穿，我不穿！”他一边喊着，一边连踢带打往外挣脱。旁边一群看热闹的人们都在大笑，有的欢呼有的拍着巴掌。男孩的母亲对他呵斥道：“你害臊不害臊？这么大孩子了，还到处野跑！你爸爸要是在这儿，不把你的屁股打烂了才怪呢。”可那孩子仍旧连喊带推，到底还是挣脱跑掉了，仍是全身赤裸。

“天哪，那孩子肺活量好大。”一个女人说。

“他应该参加教堂的唱诗班。”另一个女人对孩子母亲说。

明妮刚刚把九双童鞋送给几位马上要离开校园的母亲们。她们要阻止自己的孩子赤着脚跑来跑去，肯定是很困难的，也许，她们根本不该把那当回事。等到了天冷时节，孩子们就会自动穿上鞋子了。我看见男孩子赤脚是不会介意的，不过，他们应该穿上点儿什么遮住羞。我对明妮说：“应该有个规定，禁止六岁以上的孩子当众赤身裸体。”

茹莲一边笑着一边咂舌，朝我们走过来，跟来一群蠓虫儿，开始在我们头顶打转。我们说起马上将被释放的那些男人和孩子们。田中会不会骗我们？明妮肯定地说，他是真诚的，不然他不会亲自来报告这个消息。我们还讨论了怎么去帮助那些失去了家园的难民，那些回去以后无法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女人们。我们学校最近得到了一小笔基金，明妮已经把这钱分给了没有任何谋生手段的几位妇女，每人五六元钱，她们拿去可以用来做点儿小买卖，比如开个洗衣铺子、茶水摊子，或是摆个卖些扇子、肥皂、香烛、铅笔什么的货摊。

要商量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决定到办公室去继续商议。我们坐在校长办公桌边的高背椅子上，开始罗列需要帮助的妇女和姑娘们的名单。几天以前，明妮已经向国际救济委员会提交了开设暑期学校、招收一百名学员的计划，也就是一个职业培训项目，叫做家庭手工业学校，和我们曾经为当地穷人家庭女孩开设的学手艺的项目类似。明妮把这一计划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因为她不想让我们学校继续充当一个难民营，然而现在看来，显然有更多的人们无处可去，我们的计划必须把这些人都包括进来。经过一番筛选，我们确定下来，有两百多难民将继续留在这里。还需要为她们拿出个教育计划来，使她们有个留在金陵学院的理由。

此外，明妮还同意从已经关闭的大方难民营接过来八十名年轻妇女。这样一来，留在校园里的总共就会有将近三百难民，虽然她们都叫做“学生”。

“哎呀，”明妮说，“这样看来，我们的家庭手工业学校得跟‘民间学校’结合起来了。”

茹莲和我都同意，因为我们还想帮助那些难民妇女学习文化。明妮头脑中的“民间学校”，很像在北欧常见的公共教育项目，她在一九一三年夏天访问过北欧，对丹麦、瑞典、挪威的民间学校印象深刻。那里的人们一年中有几个月去上成人学校，学习科学、文学、艺术和实用技术，不必有成绩好坏或是考试的负担。在那些小国家，人们上那类学校，纯粹是为了提高自己，丰富人生。从那次旅行之后，明妮就经常谈论，如何在我们这个识字人口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国家采纳那种模式。讽刺的是，现在我们倒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第二天，难民营关闭，大多数妇女和姑娘们都要离开。有的人把铺盖卷背在背上，有的用扁担挑着自己的家当。我喜欢她们当中那些强壮的，她们回到村里，会成为好劳力。很多人过来向我们道谢，感谢金陵学院收留了她们六个月，这是一段她们难忘的经历。大约上午十点，一大群人集中在中心楼前，要向明妮道别。她赶快走出去见大家。

一看到她，四百多名在地上坐成一个半圆的妇女、姑娘们一起跪了起来。茹莲一跃而起，用响亮的声音喊道：“一叩头！”

人群一起叩下去，以头磕地。

“再叩头！”茹莲又喊，人群再次磕下去。

“起来，都请起来！”明妮喊道，站在半圆中间，拼命打着手势，她的掌心朝上，十个指头摇动着示意，可是没有一个人听她的。霍莉闪到一旁，和我站在一起。我两手交叉在腹前，静静地看着，暗自惊叹茹莲怎么成了她们的首领。

“三叩头！”她又喊道，人群再次叩头。

“茹莲，让她们都起来！”明妮恳求道。

这时人群开始以各种声音一起叫起来：“再见了，大慈大悲的女菩萨！”

“救命恩人魏特林院长万岁！”一个声音喊道。

人群一起喊起来，有些人还摇晃着脑袋。

“我们大慈大悲的女菩萨万岁！”那个声音又喊。

所有的人又一次齐声喊起来。

明妮张口结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见路海站在人群最后，满脸笑容，耳朵后边插着一根烟卷，看上去对这一情景十分欣赏。

明妮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对人群说道：“好啦，现在都站起来吧，我有话要说。”

大家开始站起身来，有人揉着膝盖，有人扛起铺盖卷。“虽然你们今天就要离开了，”明妮开始讲话，“你们在这里都待了好几个月，成为金陵大家庭的一员。记住我们的座右铭，那就是‘厚生’。从现在起，不论你们走到哪里，不管你们做什么事情，你们一定要怀着金陵的精神，珍视和养育生命，帮助穷人和弱者。你们还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国家的命运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肩上。只要你们不灰心，只要你们人人为中国出一份力，这个国家终会挺过所有苦难，重新变得强大起来。”

“什么时候有机会，就回来看我们。金陵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她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感情的迸发让她哽咽了。

我走上前，对大家说：“现在，你们都回家，去当一个慈母、贤妻和孝顺女儿吧。大家再见了，上帝保佑你们。”

人群开始散去。明妮走向茹莲，只见茹莲一脸是汗。“你干吗让她们磕头？”明妮问她。

“她们让我带这个头，她们想要表达感激。我还能怎么办？”

霍莉和我走到她俩跟前。“明妮，都结束了，”霍莉说，“你应对得很好。”

“她们弄得我很不自在，我被她们弄成偶像了。”

“好啦好啦，”我大声说，“我们都知道她们热爱你，尊重你。”

“可是她们那样的爱和尊重，应该只表达给上帝。”明妮沉思着说。

“上帝的精神是体现在人类中间的。”我真心实意地说。

霍莉咯咯直笑，一巴掌拍在明妮的肩膀上，说：“大慈大悲的女菩萨，多妙的一个称呼啊。要是她们这么称呼我，我是不会介意的，我会使出浑身能耐来，不辜负这个称呼。”

明妮伸手在霍莉耳朵上拧了一把。“哎哟！”霍莉大叫一声。

“我最不愿意看到她们把神混同于人，”明妮说，“我在做传教的事儿，被称为菩萨是不对的。”

上个星期，娄小姐告诉我们，附近一个八十七岁的瞎眼老妇，夜里像坐在莲花座上那样盘起腿来，对着明妮的相片祈祷，祝愿这位美国院长长命百岁，好能够帮助和保佑穷苦妇女和姑娘。很多中国人无法把神和人截然割裂开。确实，对她们来说，任何人都可能越变越好，最终成为神。

二十三

三十四个男人和少年从模范监狱里被释放的消息，刊登在“自治政府”办的两家报纸上，报道的意图是向国人显示，这个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是不遗余力的。大多数重新团聚的家庭，都要返回乡下他们的老家去了。我们想过为他们开个茶会，可是面对家里男人还没有下落的那六百多妇女们忧心忡忡的面孔，让我们只好作罢了。

第二天早上，素芬带着儿子来道别。那孩子瘦得皮包骨，个子矮得不像有十五岁，一张少年的面孔上气色蜡黄，还有几处结了疤的伤，前额上的皱纹拧成一个结。他只是重复了母亲叫他说的话：“谢谢您救了我，魏特林院长。”他似乎惊魂未定，自己说不出个整句子。他目光黯淡，但不停地眨眼，好像是看不清楚。他周围的人又是说又是笑的，他的脸上竟然看不到任何反应。他上身穿了一件无领短袖白汗衫，上面破了几个洞，下边是一条老长的泥彩短裤，露出来的小腿细得像扫帚把。看到他那双破帆布球鞋都露出了脚指头，明妮立刻给了他一双新布鞋，看上去很合他的脚。他母亲让他接着，他便双手接过来，含含糊糊地说：“太谢谢您了。”看得我心酸，我们都很清楚，他一时半会儿是很难复元的。母子俩要回他们丹阳那边的乡下老家去，可素芬并不知道他们家的房子还在不在了。

到六月初，所有的难民营都已关闭了，一部分外国人也离开了南京。约翰·马吉已经在中国服务了二十八年，将取道上海返回美国。他领导的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几个月前已经解散，大多数成员都已经走了。他急于要离开这里，因为日本军方仇恨他，特别是仇恨他管理的医院，因为有几位外国记者访问了那家医院，在西方报纸上登出了战争暴行中受害人的照片。当局不知道的是，马吉有一架十六毫米胶片摄影机，他用它拍摄了一些去年十二月里日军暴行的镜头。我们已经把八盘胶片缝进一件大衣里，二月下旬，他的传教士朋友乔治·费奇返回美国的时候，悄悄把它们带出了南京。一旦日本军方知道了这件事，马吉将会遭到拘押，甚至被杀害。六月初，他和田中先生坐在同一节车厢里离开，所以警察没有找他的麻烦。

霍莉也要走了。她到我家来道别。我从来没想到她会这么快就要离开了。我丈夫正在里屋小睡，丽雅带着帆帆出去了。我们一坐下，霍莉就说：“我下星期一二就走了。”

“为什么？”我呷着菊花茶，吃惊地问道：“怎么想起要走呢？有谁对不住你吗？”

“难民营关了，这里就不再需要我了。”

“瞎说，秋季开学以后，你可以为我们教课。我们到现在还没有音乐老师呢，你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学校复课以后，他们会让你在这里继续任教的。”

“我不想给明妮添麻烦——老校长看见我在这里，会生她气的。”

“就算丹尼森夫人不喜欢你，她也明白你是个有用的人，是金陵学院少不了的人才。她不会让自己的私人感情影响学校工作的。为了学校的利益，她什么都肯做。明妮知道你要走吗？”

“我昨天晚上告诉她了，我们还吵了几句。”

“为什么事情吵？”

“为在中国怎么样生活。现在明妮把南京当做自己的家乡了，几乎无法想象到任何其他地方去生活。她热爱这个城市，这所学校。可是对我来说，任何地方都可以是我的家，我也不需要一个家乡。说实话，我都不再恨那些把我房子烧掉的日本兵了。四天以后我就去汉口。”

“你疯啦！那里不是快要打仗了吗？”

“所以我才要去呀。”她歪着脑袋，一头浓密的黄头发闪着光泽，笑得嘴咧得老大，眼里闪着光芒。

“你不喜欢南京了？”我问。

“失去房子以后，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和中国人交织在一起了，我喜欢不喜欢都是如此。这是我的第二祖国，哪里最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我钦佩你的仁爱之心，霍莉。”

“彼此彼此。”

“一有时间就给我来信。”我还想再说什么，可是一下子动了感情，说不下去了。

“我会写的。”她说。

丽雅抱着孩子回来了，微微有些气喘。我接过帆帆，把他放在腿上。他张着小嘴还在酣睡。我要女儿给霍莉和我们下两碗韭菜面。我俩就着一碗桑葚，边吃边聊了起来。

第三部　诸种疯狂

二十四

八月初，我们终于收到了儿子浩文的信。看完之后，我丈夫陷入了沉默。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桌子，只有嘴唇在微微翕动。最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耀平，他怎么说的？”我问。

“你现在不必看。”他把两页纸折起来，插回信封。

“让我看看。”我说。不等他把信藏起来，我就从他手里一把夺过来，打开读了起来。

浩文告诉我们，他加入了日本陆军，现在驻防在苏州城外，在一家野战医院里当助理医师。半年前，他离开了医学院，在东京和一个日本姑娘结了婚。不久，军队强征他入伍，否则他的新娘和家人都会遭殃，就这样，一个月前他回到了中国。

他写道：

我在这里很痛苦，但我不敢抱怨。他们跟我说过，我只需要服役两年，可是看样子，战争不结束，他们就不会让我回家。我也为自己的角色感到羞愧。我怎么能为中国的敌人服务，去打自己的同胞呢？可是我爱盈子，我不能置她和她的全家于危险而不顾。换句话说，我开不起小差啊。请原谅我没征求你们的同意就娶了她。我给你们写过三封信，可你们一封信也没回。我想，一定是打仗弄得中国的邮路中断，我的信都搞丢了。盈子是个好姑娘，对我绝对忠诚。我想我娶不到比她更好的女人了，她集中了我希望自己妻子拥有的所有优点。总有一天，你们看到她就会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实情。请为我，也为战争早日结束而祈祷吧。

浩文的信让我们感到万分震惊。我扑到床上，把脸埋进枕头，痛哭起来。悲痛一阵一阵地向我袭来。我一向痛恨日军里的中国人，可现在我自己的儿子也变成“走狗”，变成“二鬼子”了。对他来说，不想让亲家一家遭殃并没有错，可是他让我们丢了脸，也把我们推进了潜在的危险之中。他一定爱那姑娘爱得发了疯，都不会按照常理考虑问题了。可我又不能过多地指责他，他怎么能预先想到自己会被强征入伍呢。不过，他为什么要这么急急忙忙地跟她结婚呢？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我反复琢磨他在东京的日子，却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非得这么做。这桩婚姻似乎成了他的劫数。

耀平尽量安慰我，说我们儿子在日本一定是十分孤苦伶仃，又说也许儿子给我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儿媳，所以，现在断言这事是好运还是劫数，都为时过早。这些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朝他喊道：“你看不见咱们儿子被毁了吗？他也许再也不能成为正常人了！”

耀平不吱声了。晚上，我吃不下晚饭，躺在床上，哭一阵，迷糊一阵。要是我能想出什么办法把浩文弄回家来就好了。

第二天在学校，明妮注意到我忧伤的面孔，就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最近向她吐露过我儿子正在东京读医学院，此刻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就跟她讲了浩文的处境。她很震惊，用两个拇指揉着太阳穴，喃喃说道：“这真糟糕，安玲，太可怕了。”

“真希望我能做点儿什么啊。”

“你今天还能干活儿啊？你应该回家歇几天。”

“回家待着我会更难受，一个人的时候，我总忍不住要哭。”我遮住自己红肿的眼睛。

平静一些后，我请她别把我们家的麻烦告诉任何人。“要是大家知道的话，我就再也不能在这里干下去了。”我对她说。我觉得这个秘密是件丑事，一旦暴露，我们全家就有可能遭殃。

“我一个字也不会提。”她向我保证。

明妮是整个学校里我唯一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她也会把自己的想法跟我讲。有时候，她还没开口，我就能猜到她在想什么。

到了九月，除了家庭工艺学校，我们还开始了另一个新项目——给当地的女孩子们办起了一所中学。家庭工艺学校最初的计划，是招收最多三百名成人学生，但结果报名的人数超过了将近一倍。这么大数量的穷困女子，使校园还是很像难民营，我们只有靠捐款来维持。中学的一百四十三名学生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出得起全部费用：每学期四十六元——二十元学费，二十元食宿费，还有六元杂费。其余的女孩子们，都需要通过半工半读，来获得部分或全部奖学金。

从金陵学院毕业不久的尹姗娜回到母校。她很能干，又曾经在金陵学院上过很多家庭工艺的课程，于是明妮就请她来负责工艺学校这一摊子。唐娜·塞耶是位年轻的生物老师，刚返回南京，现在当了女子中学的校长，不过她不懂中文，明妮需要帮她做些行政工作。明妮还雇了一个名叫爱丽丝·汤普森的英语教师，以及十几个兼职的中国教员。爱丽丝曾经在中国教过女子学校，也在日本教了一年，是我们基督教会的人。姗娜和唐娜一起合作得很好，已经设计出一套工作规程，好让这两所学校都可以自己运行。

学校里的伙食和住宿由我来负责。我让手下建了四个伙房，建在职工楼和西北宿舍楼之间的地带，这些伙房由家庭工艺学校的学生使用，一部分学生是专学烹调的。女生们还要学习裁剪、编织、店务管理、染布、儿童指导等课程。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求不识字的学生都上识字班。

九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娄小姐跑来告诉我们：“那个疯姑娘玉兰又回南京来了。”

“她在哪儿？”明妮吃了一惊。

“在天华孤儿院。”

“我们可以去看她吗？”

“当然啦，我专门来告诉你们可以去看她。”

那家孤儿院就在原来安全区的南界之外，离这儿两三里路，所以我们步行着去了。南京城似乎恢复了一些生气，尽管很多房屋仍是一堆废墟，到处都是碎砖乱瓦，断壁残垣上都长出草来。我们看到了些日本平民，甚至还有几个朝鲜人，但是部队比一个月前少了，因为很多都开拔去了前线。昨天已经宣布了戒严令，以防止在“九一八”事变七周年那天出现任何非官方的集会，正是那一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一只大气球载着一个人和无线电设备在空中飘荡，监视着周围地区军队的行踪，主要是游击队的活动。有传言说，我们中国的部队正打回来，要收复南京（据说有人在城里见着中国士兵了），很多人相信确有其事，于是飘扬在房顶和楼顶的太阳旗，一大半都消失了。甚至还有谣传说，国民党部队开进城来，会攻占日本大使馆，还要把傀儡政权的官员都抓起来。不过，中国人一提起这个话题，大多数外国人便会打消他们这样的希望，告诉大家，对这里的日本人构成小小威胁的，只有游击队。明妮不像其他美国人，她对这个话题保持沉默，任由当地人沉浸在幻想之中。

陆束屏　绘制

我们转上汉中路，向东走去。在沿街的餐馆门前，站着几个女孩子和年轻女人，她们穿着蓝色套装，系着格子围裙，头发上插着花，向来往行人中潜在的顾客微笑。这可是个新现象。她们不怕日本兵吗？她们家里的男人怎么会让她们冒这个险呢？我想，大家为了活下去，大概是什么都会做的。

我们来到孤儿院，这里的负责人——美国修女莫妮卡·巴克利接待了我们。她看上去很疲惫，脸颊深陷，可她褐色的眼睛却生动又明亮。我以前见过她，知道她来自宾夕法尼亚，是圣公会教派的人，到这里来传教的，以前受约翰·马吉领导。我们问到玉兰，莫妮卡说，后院的确有一个疯女人，不过她们不太清楚她叫什么名字。

我们来到后院。后院虽有围墙，但通过一道门就可到大街，门上插着门栓，上面有把粗笨的挂锁。只见玉兰站在一群小男孩子中间，嘴里咕哝着什么，嘴里叼着根烟卷喷云吐雾。她一看到我们就喊起来：“王八蛋传教士来啦！”

一个光脚的孩子对她说：“给我们学学公鸡叫。”

疯女人噘起嘴唇，伸长了脖子，叫道：“喔喔喔，喔喔喔。”

“真像。”小男孩说。

另一个孩子问她：“鸭子怎么叫唤？”

玉兰把嘴一拧，尖声叫道：“呱呱呱，嘎嘎嘎。”

所有孩子都大笑起来。我看到玉兰的牙少了一颗。可她还是挺好看的，瓜子脸，长头发，光洁的皮肤，小细腰。

“你学得像鹅叫，声音太大，又太慢。”个子最高的男孩子说：“给我们学猪叫听听。”

疯女人把脸朝天一仰，发出猪叫的声音：“哼，哼，哼。”

“猪不是这么叫的。”另一个男孩说。

娄小姐朝孩子们喊道：“住口！不许再逗她了。”

玉兰转过身来，朝娄小姐忽闪着她的长睫毛。“真高兴看到您，罗阿姨。您一向可好？”

“跟我们走吧，玉兰。”我恳求道。

“不去，你身边有大鼻子间谍。我不跟你和她走。”她指着明妮。

“玉兰，”明妮说，“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

“骗子！你们洋鬼子都是骗子。”

这话堵得明妮顿时说不出话来。她和我站在一边，看着娄小姐努力说服这个精神错乱的女子。这时候，大部分男孩子已经走开了，只有两个还在旁边，一个胳膊下边夹着个足球，另一个脖子上挂着竹哨。娄小姐拍着玉兰的肩膀，轻声对她说着什么，疯女人一下子哭出声来，不停地点着头。

几分钟后，她跟我们走了。现在她安静下来，只是眼睛里仍然闪出恶狠狠的光。明妮告诉莫妮卡，我们要把玉兰带回金陵学院。修女搓着两手，说：“哎呀，那太好了。应该有人照料她，可怜的人。”

明妮招来一辆双座人力车，让娄小姐和玉兰坐进车里，说我俩更愿意走回去。她叮咛娄小姐，一到学校就把玉兰交给姗娜。人力车走远了，消失在十字路口那边。

明妮和我向西走去。我的左肩又酸疼起来，两人都默默无语。我的眼前又出现那天的情景：纤细的燕英抱着石头狮子的前腿，一个日本兵对她拳打脚踢，她的小妹妹燕萍放声大哭。

“要是我们勇敢一些，”明妮说，“我们可能会救下几个女孩子。”我知道她正想着同一件事情，但我没接腔。

我们开始商量怎么帮助玉兰。我问她：“我们该拿她怎么办？”

“你有什么主意？”明妮问我。

“我们最好找一找，看她在这里还有没有什么亲戚？”

“娄小姐告诉我，她现在是孤儿了。金陵学院至少应该给她提供住处，照料她的生活。”

明妮的声调透出不容争辩，我就没再多说。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唯一的办法了。

但是我有保留意见，因为我们的人手已经很紧。一个疯女人可能引起骚动，可能吓着学生，所以我一直在琢磨着有没有更好的安排。明妮似乎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收留玉兰，其实严格来讲，我们对玉兰没有责任。大家都知道，日本人蒙骗了明妮，不管怎么样也要抓走那些“妓女”的。照料一个疯女人，很可能是自找麻烦。

这些念头让我感到不自在，就没有说出口。我们来到学校后院去找姗娜。明妮要她把玉兰放进家庭手工艺学校去，强调说，玉兰曾是我们学校的难民，应该由我们照料到底。让我们松了一口气的是，姗娜愉快地接受了玉兰做她的学生。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明妮对这位年轻的校长说。

“这没啥。希望她是个学东西很快的学生。”姗娜拧着辫梢，似乎很为自己光滑的大辫子自豪。她长得挺漂亮，皮肤光滑，容光焕发，一副舞蹈家的身材，只是两只眼睛离得远了一点儿，让她看上去有些满不在乎的样子。不知为何，我不是很喜欢她，觉得她有点儿虚荣和任性，脸上总是抹着粉，对一些女孩子和年轻女人，说不定并不是个好榜样。

玉兰在编织上是一把好手。她又有文化，认识的字足以看得懂报纸。如果她没疯，明妮可能会让她教一教识字班。在编织班里的三十九个学生当中，她很快就名列前茅了，尤其擅长织围巾和长袜。偶尔地她还是会发一发病，没来由地对别人吼叫或自己哭起来，不过大家都觉得，只要不去招惹她，她是不会伤害人的。几个年纪大些的女生甚至还很喜欢她。

二十五

因为战争而瘫痪的当地政府，在很多地区都不复存在了。据难民们告诉我们，一些地方部队在乡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村民们简直就被放在了石磨上面，上边下边都来挤压。比如说，一些地方部队摧毁了一段路面，日本人就会来对村民下命令，限他们在最短的期限内给修好；若是他们去修路，地方部队又会来警告他们，有的人还会被干掉——村民们唯一的活路就是弃家远逃，可是很多人一没东西二没钱，想走都走不了。

地方部队有些是国民党部队的残余，他们不断地骚扰日本占领军，夜里袭击日军岗楼啊，切断通往南京的运输线啊，等等。那些把大米和其他粮食卖给日本人的村民，还会遭到他们的惩处。偶尔的，日本人也会贿赂一下地方部队，好让粮食能被运到城里来。地方报纸上不时会刊登消息，说刚刚付给地方部队两万五千块钱，地方部队同意了让道路保持畅通，所以市民们在今后几个月里不必担心大米的供应。可是米价仍然一直上涨，我拿不定主意，是现在给两个学校多买些粮食呢，还是等一等价格的回落。

燃料是另一个难题。弄到足够过冬的煤很困难，因为每一家煤场最多只有一百吨可卖。更糟的是，现在的煤价已经翻了一番——烟煤四十元一吨，无烟硬煤五十元一吨。我们决定想办法从武汉附近的一家煤场搞四十吨二十元一吨的煤，但是日本人会不会允许这批煤进城，我们根本心里也没底。好消息是，美国大使馆赞成我们的计划，答应帮助把煤运进城。

明妮又雇了一个护士，所以我再也不用帮医务室做任何事了。我很高兴，尽管手上的工作还是忙不过来，仍要管理仆人和厨子们。不知为什么，在教职员工中，我和年轻的女教师们很难想到一起。她们不少人对我的管理啧有烦言，姗娜和茹莲甚至给我起外号叫“老顽固”——这是送信的本顺告诉我的。

我常常对明妮抱怨，一个疯女子，加上四个瞎眼女孩子，实在让我们难以招架。我建议把玉兰送到傀儡政府营办的精神病院去。“日本人毁了她的脑子，”我说，“那么日本人的走狗就应该照料她。”可是明妮根本不听我的。

一天下午，本顺又来向我告那个疯女人的状，我带他直接去了校长办公室。我对明妮说：“玉兰又在惹麻烦了。”

“怎么回事？”她问。

“你告诉她。”我催促本顺。

本顺比去年冬天长高了快两寸，但还是瘦得像根麻杆。他一脸嫌恶地说：“那个疯子，我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还管我叫‘小日本儿’。”

明妮一脸不解。“你不必为这个生气，她不会伤害你的。”

“她老吓唬我。”

“好啦，她又瘦又小，她能把你怎么样？”

“她叫他‘小日本’，”我说，“因为她把他当成日本兵了。”

本顺又说：“她老是朝我喊：‘打倒小日本！滚回你们的小岛子去。

“躲她远点儿。”明妮建议说。

“没用啊。她跟别人说，我祸害了好多姑娘。她还管我叫拉皮条的，说我不要脸。”

我对明妮说：“有的人不知道她的脑子被日本人整坏了，就真把本顺当成流氓。”

“她毁了我的名声！”男孩哭道，“我都不知道怎么得罪她了。每次碰见，她都吓唬我。”

“在她眼里到处都是敌人。”我加上一句。

“她欺负我。”本顺呜咽着。

“就是，他成了她最顺手的替罪羊了。”我说。

明妮终于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情了。她问我：“你觉得该怎么办？”

“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

“要是那地方条件不错嘛，我们可以送她去。可是你知道疯人院里面是什么样子，就和监狱差不多——实际上它就是在当做囚牢使的。我们不能把她扔到那儿去，我绝不让那种事儿发生。”

“可是我们不能永远让玉兰待在咱们学校啊。她给我们添了很多额外的负担，让所有的人都精神紧张。”

“我会跟姗娜商量这事的。”

“她也是个疯子。”

“好啦，安玲，我们不能把玉兰一扔了事。你知道那完全违反我的做人原则。”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两颊烧了起来。“真是拿你没办法——你这人心肠好得无可救药。”我对她说。

我把本顺带走了，心里不太痛快，因为明妮要先找姗娜商量才肯对玉兰的事作决定，好像这事是个教学问题。可另一方面，我又钦佩明妮坚持自己的原则。

让大家意外的是，姗娜现在对于把疯女子留在学校也感到不舒服了，说有很多学生都被玉兰弄得紧张不安，还说有不少人总是逗她，怂恿她说出下流话。

明妮让娄小姐负责看管疯女子。娄小姐认识玉兰两年前死于肝硬化的母亲，娄小姐同意让玉兰当个救济工作的帮手，因为她有一双巧手，可以缝纫编织。只要没人招惹，她其实是个不错的工人。

每个季节，我们学校都会向周围的穷人家提供些食物和衣服。娄小姐最了解谁家最需要救济，这些救济品都是经娄小姐的手分发下去的，所以玉兰在她那里吃穿应该不成问题。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也都很感激娄小姐。

二十六

十月初的一天上午，我见到路海等在我办公室里。他一脸焦急，但仍与平时一样穿戴整齐，打着方格图案的领带，穿着皮鞋。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对我说：“昨天晚上我偶然看到了这个。”

我把文章扫了一遍，是印成传单的一篇短文，标题是《白鬼子，滚回老家去！》。我看到过类似的文章，发表在最近的报纸上，但是骂得没有这么难听。显然是一些本地人，也许出自不同政治派系，在发动对洋人的攻击。我把那张纸放在桌上，对路海说：“谢谢你拿来给我看。”

“我担心可能有一些针对我们朋友的秘密行动。”路海说，喉结一跳一跳的。

“是啊，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会把这东西交给瑟尔·贝德士。”我知道美国人多半都常去贝德士教授的家。

路海还要操心怎么弄到过冬的燃煤。他刚刚得到明妮的许可，准备砍倒一些树木，以备武汉来的煤不能运到时来用，而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各教室都需要取暖。我们学校周边那些长在学校地段上的树木，反正是随时都可能被窃贼砍倒的。

路海半小时以后离开了。现在我比以前更喜欢他了。我曾经觉得他有点儿不够老成，也许因为他比较年轻，才二十六岁，然而过去几个月里，他似乎成熟起来，不太夸夸其谈了。老师和学生们都对他很有好感，尤其是女孩子们，有几个甚至挺迷恋他，别看他有些跛脚，又已经结婚、而且有了两个小孩儿。他偶尔去礼拜堂讲道，教大家唱诗，一直到现在他都常说他多么仇恨日本人。谁能责难他呢？去年秋季，他失去了好几位家住大连城外的亲戚。他一个会功夫的表哥，曾在一次比武中打败了一个日本军官，成为当地的英雄。可是第二天，一队日本兵到他家来，把他和他唯一的孩子一起抓走，用铁丝绑在一棵树上，在父子俩身上倒下一罐煤油，一把火把他们烧死了。

路海拿来的那篇文章，攻击了前安全区委员会中的所有外国人，声称他们和日本人共谋，欺压和迫害中国人，所以中立区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作者列举了西方人与侵略者合作的几个例子，比如解除中国军人的武装，然后把他们交给日本皇军啦；比如参加日本人的庆典和音乐会啦；比如在基督教学校里教日语啦。文章还说，有些外国人经常造访日本大使馆，甚至出席那里的宴会，秘密商量针对中国人的罪恶计划，而且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通过出售食物给难民牟取暴利，而他们从前政府那里得到的配额粮食都是免费的。仅仅一张白人的面孔，就可以是一张通行证，一份人身安全的保证，这就是事实。文章把路易斯·斯迈思指为头号同谋，说他甚至每天两次同日本官员会面。文章还特别点出了警官学校事件，说那次有四百五十名警官生被白人“出卖”。“那些年轻的警官生都装备精良，配有德国造步枪（不是手枪），连他们的制服、头盔、和铜扣皮带都是德国式的。”作者说。“我们都知道那些警官生体格多么健壮，多么训练有素。如果让他们去作战，他们至少可以抵抗敌人，为中国军队的完全撤退赢得宝贵时间，或让他们其中更多的人突出重围。可是美国传教士却欺骗了那些警官生，说日本鬼子会仁慈宽大，所以他们都放下武器投降了。后来，我们看到日本兵押着他们走过大街。他们大多都比那些日本兵更强壮、更善战，可是他们被缴械了，被捆在一起，以为自己不至于送命。所有的人都两手高举，列队行进到河边，然后被机枪全部扫死，日本人把他们扔进江水里，连埋都不用埋了。同胞们，他们的愚蠢之死是谁的罪过？我们的悲剧是谁的罪过？美国传教士！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一帮骗人的家伙。”

我怀疑文章的背后有某种势力。

我把传单拿给明妮看，她倒不惊异，这类攻击言论她早就看到过。那天晚上她去拜访瑟尔，我和她一道去了，因为我想亲口感谢他救了我丈夫的命。自从收到儿子的信，耀平一直情绪沮丧，我鼓动他多出门去见见人，好宽宽心，所以他开始经常去南京大学，甚至还重新开始教一门满族史的课程。一个星期前，他刚一下课，一群日本兵就来了，把他抓住，说他会讲日语，必须去给他们当翻译。显然，有人出卖了他。日本兵正把他往外拖，瑟尔赶来了，把门堵住，坚持说耀平是这里的教师。作为历史系临时的主任，他不能把耀平交给任何人。为首的日本兵大骂瑟尔，但他就是不让步。最后，日本兵气得把瑟尔和耀平都推下楼梯。看到他们都摔倒在地，瑟尔在呻吟，耀平昏了过去，他们才没有带走耀平。这些天来我丈夫一直待在家里，吓得再也不敢到学校去了，虽然答应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会继续去教课。

我和明妮到达的时候，看见路易斯·斯迈思和鲍勃·威尔森也在瑟尔宽敞的书房里，屋里充满焚香的气味，却乱七八糟，书本和镜框扔得到处都是，墙上空空荡荡的。前一天，日本宪兵搜查了瑟尔的家，因为他们怀疑他是刚刚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的作者，书中披露了南京以及其他南方城市中的战争暴行。明妮向我透露过，瑟尔的确化名写了《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恐怖在中国》一书中的一部分。日本宪兵没有搜到什么有关文件和目击者的自述，因为瑟尔把材料都存到美国大使馆去了。

“也就是说，他们什么也没有拿走？”我问他。

“拿走了我的一些书和字画。”他做了个鬼脸，下巴颏儿上现出一道浅浅的竖纹。“早该把它们卖了的。他们还没收了我儿子的玩具枪，他会生我的气啦。”

我知道他收藏了一些珍本书籍，一定都被拿走了。他向宪兵司令部提交了抗议，可是根本没用。

他脱臼的肩膀还吊着绷带。我递给他一袋肉包子，谢谢他救了我丈夫。

“这可真是太好了，”他说，“谢谢你的包子，安玲，不过你不必给我拿这个来。耀平和我是朋友，我应该帮忙。”

他把袋子放在满是饮料瓶子的茶几上。路易斯和鲍勃伸手来拿包子，瑟尔赶快说：“不行不行，这是给我一个人的。你们刚吃光了我的炖南瓜啦。”他抱住袋子，然后把它放到桌子底下去。这几位独居男人，把家眷都送走了，现在是食无定时，什么时候有东西就吃一顿。他们三人最近都老了不少，鲍勃才三十二岁，可头发都快掉光了。

我在窗户旁坐下来，明妮把传单拿给他们看，他们都听说了有这事。然而看到文章的内容后，路易斯还是很受刺激，脸色变得苍白，两眼一眨一眨的，湿润起来。他皱着眉头说：“我知道会有这类事情，可是我没想到被安上‘头号同谋’的标签。我每天都去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的确有时候和田中一起走在大街上，可是我那是带他去看日本兵干的那些坏事。”

他一只手蒙在脸上，竭力保持着镇静。“受不了，真受不了。它伤到了我这里。”他悲叹道，左手抚在心口上。

书房里一片沉寂。明妮走进洗手间，拿来一条干净手巾递给他。“我知道这很可怕，路易斯，”她说，“可是不要让它吓倒你。那正是他们希望达到的。”

“是的，路易斯，我们必须振作起来，”瑟尔说，“我们没做任何亏心事，可以高高地抬起头。”

“谢谢，谢谢，我一会儿就好了。”路易斯喃喃地说，用毛巾擦起脸来。

过了一会儿，鲍勃说：“我在上海，也在报纸上看到过这类的宣传。”

“你觉得这文章有没有地方部队的影响？”明妮问。

“这背后更有可能是傀儡政府。”瑟尔答道。

“可是，只有地方部队才敢像作者这样痛骂日本人和美国人。”鲍勃接上来。

明妮对此表示同意。

“我觉得不一定，”瑟尔说，“我们没办法知道作者是谁，也许不止一个人——任何人都可以用一个化名。”

路易斯告诉我们，“自治政府”一直想解散国际救济委员会，因为它在当地影响太大，竟能组织起一千四百人从事慈善工作。傀儡政权的官员并不想接管帮助穷人的任务，可他们急切地想掌握国际救济委员会从安全区委员会那里继承下来的资源。有人正通过垄断某种资源而获得暴利。比如说，掌管城中房屋的官员们，占有了空置的房屋建筑，再转手出租，日本人允许他们把得到的每一千元租金，自己留下四百元，所以那些官员们对房产的占有达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对其他东西也出现了垄断，比如像食品、药品、酒以及燃料。

四个美国人开始谈论起城里出现的新轿车，多半都是德国人造的福特、奔驰和别克。南京城突然之间似乎到处是大官，每个人都有司机和仆人。在我看来，那些个要人更像有钱人家出来的酒囊饭袋。明妮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愿意为自己国家的敌人效劳。”

“有钱人总得找到保护他们财产的办法。”路易斯解释说，“所以他们的孩子一定得控制政府。”

“这话没错，”鲍勃表示同意，“有一天我在市府大楼里就碰见那么一位有钱人的儿子。两年前，他爸爸给蒋介石贺寿，送了一架战斗轰炸机。”

“说句公道话，”瑟尔说，“傀儡政府里有些官员倒不一定多坏。他们是对国民党政权不抱幻想了。我认识一个负责文化事务的人，是立教大学毕业的，一个很好的人，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章写得很漂亮。他并不喜欢自己现在的角色，可是他得糊口。”

“没错，”鲍勃说，摆动着他的大巴掌，“要是我有八张嘴要喂，我一定会为任何付我钱的人工作。肚子比原则的叫声要大呀。”

大家都笑了。

我们临走前，瑟尔提醒这几位美国朋友要有所防范，避免和傀儡政权的官员搅合到一起，免得日本人通过中国走狗来伤害他们，然后再推到共产党头上。作为美国人，他们需要表现中立态度。瑟尔把我给他的肉包子分给鲍勃和路易斯每人三个。他又要陪我和明妮一起回学校，但我们没让，说现在还不到九点，我们自己走回去没问题，何况明妮还带着一个大手电筒。

我们向他们道了别，走上落满梧桐树叶的黑漆漆的街道。两对探照灯像四根巨型利剑，刺进月光辉映的天宇深处。其实有一个多月天上没有飞来中国飞机了，我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怕成这个样子，拉开防御的阵势，也许因为此刻守卫南京的部队不够。我们一路走着，明妮谈及欧洲战局，她觉得慕尼黑会议的召开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她说：“我很高兴很多年轻人的生命保住了，很多城市乡村也可以免遭破坏了。”

“我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战争吧。”我说。

“连政治家也不喜欢？”她问。

“当然，没有人是真正希望流血的。”

“那么日本人呢？”

“我还是在考虑，可不可以把他们归为人类。”

“好啦，安玲。你不应该让仇恨控制你的人生。”

整个汉口路上，没有一座房子有灯光，好像全都无人居住。偶尔会从什么地方传来孩子的哭声。这条小街曾经是情人们，尤其是这一带的大学生们散步的地方。成双成对的年轻人，晚上会到这里来，拉着手或挽着臂在这里漫步；或是相互依偎在树下的长椅上。有时候，他们还低声吟唱着情歌。现在，长椅基本上不见了，我们在这里连一个人影也没碰见。我不禁怀疑，这个地方还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吗？那也许不可能了。很多事情，一旦改变，就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了。

就在我们快到宁汉路时，冒出了两个日本兵，兴致勃勃地嘎嘎笑着。一个矮胖，一个瘦削。他们摇摇晃晃来到我们面前，挡住了我们的路。“姑娘，花姑娘。”瘦的那个用中国话喊道。

明妮打开手电筒往两人身上一照。他俩都没带枪，但腰里都别着一把三尺长的军刀。矮胖的那个朝明妮胸前一搡，一把抢走了手电筒，另一个人跨步上前，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手电筒的光在我们脸上晃来晃去，我不禁发起抖来，吓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俩看样子都喝醉了，呼出来的酒气里混合着生萝卜和煮花生的味道。瘦的那人大声打着酒嗝，接着把手滑向我的胸前，抚弄着。我惊得哑口无言，拼命躲闪，可他的同伴冲上来抓住了我的胳膊。

“花姑娘。”矮胖子拍拍我的屁股，又在上面拧了一把。

“住手！”明妮边说边插到他们和我中间，“看看，她头发都灰了。”她指着我说，“她不是姑娘，她是个奶奶。”

“中国女人要为皇军效劳。”矮胖子说着，仍然抓着我的手腕。

他的同伙又抓紧我另一条胳膊。“就是，我们需要她的服务。她可以给我们洗衣服。”

我拼命想挣脱他们的手，但是挣不开。那个瘦子要来吻我，明妮把他一推，喊起来：“该死的，你们不能当街骚扰妇女！我明天早上会向你们上司去报告。”

他俩露出惊奇的神色，但还是继续拖着我走。明妮便放开嗓子大喊：“救命啊，救命啊！警察，快来抓流氓！”

矮胖子一巴掌扇在她脸上，另外一个掏出一包没开过的老刀牌香烟递给我，说：“我们付你工钱，好多好多。”

我依然在惊愕之中，只能无声地拼命摇头，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明妮继续大喊：“她是我的手下，懂不懂？她是美国大使馆的雇员。”

“大使馆？”矮胖子结巴了，另一个人也松手放开了我。

“对，她是我们的翻译。”

“翻译，嗯？”那瘦家伙问道。

“是的，我为美国人工作。”我终于用英语说出话来，“放了我吧，长官。”

他们听得出来我说的是外国话，一句英语突然发生了奇效。他俩面面相觑，又朝我俩微微一鞠躬。“在大使馆工作？”矮胖子嘴里咕哝着，点了点头。“好的，好的，聪明的女人。”他的食指和中指在太阳穴上转着。

“要是你不放开她，”明妮继续说，“我明天一早就去向田中先生报告。”

“好的，好的，我们认得田中。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啦。”矮胖子连连鞠躬，拉着他的同伴跑掉了。两人都是罗圈腿，可能是驻扎在附近的骑兵。

我抱住明妮，哭起来。“过去了，安玲。现在没事了。”她喃喃地说着，拍着我的后背。

我靠在明妮的肩膀上，跟着她走向学校。不时地又哭又笑，止都止不住。我陷入了某种歇斯底里，一个劲儿地发抖，右腿肚子直抽筋，害得我们一路上停下来两次。

“那些该死的强盗，把我的手电筒抢走了。”走到学校的时候，明妮小声恨恨地说。

二十七

由于城中的新车越来越多，寇拉的修车行生意兴隆。这个俄国小伙子找了一个朝鲜合伙人，每天他出门去谈生意，就由朝鲜人替他管理修车的四名中国技工。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寇拉来到金陵学院，带来一个驼背的小姑娘，她双目失明，单薄得像只小鸟，穿了件已经磨旧的运动衫，衣服袖子和裤腿都挽起老高。寇拉对我们说，他看见她在街上乞讨，就把她带来了。

“你们可不可以收留她？”他微笑着问明妮，样子挺讨人喜欢。他总是这样笑嘻嘻的。

“我的老天，你一直收集瞎眼女孩子啊。”她说。

“我不想看着她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你看，日本兵和歹徒，随便谁都可能会伤害她。”

于是我们就收下了这个女孩子，把她送到宿舍主楼我女儿那里。女孩和其他四个盲人孩子一起，都由丽雅照料。明妮留寇拉喝茶，可他顾不上多停留。他是个忙人，跟几个日本后勤官员有约，现在他和他们保持了不错的关系。我知道这个黄眼睛小子喜欢日本人，不大看得起我们中国人。他觉得我们没有讲规矩的概念，不把条约啊合同啊当回事，说话不算话，总的来说就是无法预测。他曾经对其他外国人说：“你不能把中国人的话太当真。”

临走之前，寇拉想要一束万寿菊，老廖很高兴地去给他剪一些来。日军占领前的那些年，我们学校每年举办一次几千盆菊花的花展，那是明妮和老园丁一道大张旗鼓操办的盛会，现在不像以前，花展不办了，所以我们富余出好多花来。

我们在院子里等老廖时，只见玉兰出现了，天气晴朗，她却穿着一双胶皮雨靴，披一件淡黄色雨衣。一看到寇拉，她停下脚步，接着扯起嗓子喊道：“小日本畜生，回你们家小岛子去！”她在空中挥着拳头，同时狠命跺着脚，“禽兽，滚出去！”

我们吓了一大跳，大刘和我一起向她跑过去。不等我们抓到她，娄小姐赶来了，一把抓住疯姑娘的胳膊，把她拉走了。玉兰眼里闪着仇恨的烈焰，不停地喊着：“杂种小日本，滚出中国去！”娄小姐抬手去捂她的嘴，不让她叫出声来。她俩拉拉扯扯地朝大门走去。我对娄小姐的力气感到惊讶——她用一只手就把玉兰拽走了。

我和大刘又回到明妮和寇拉身边，寇拉懂中文，一定是感受到了玉兰的敌意。他问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我正在气头上，脱口而出：“那个女人被日本鬼子糟蹋过，现在疯了。”

“她把我当日本人了？”蔻拉问。

“显然是的。”明妮说。

“老天，我是西洋鬼子，不是东洋鬼子。”他放声大笑，可是我们谁也没回应。确实，他高个子，黄头发，就连眉毛，还有耳朵里的绒毛，都是黄的。

反正要等老廖，我们便带着寇拉去看一眼家庭手工班的教室，里边一群妇女正在织毯子。寇拉大感兴趣，摸摸织布机，又摸摸羊毛线，说他在西伯利亚的妈妈和姑姑们就做过这一类的手工，不过她们的织布机要小一些。他看得兴起，踩上一个正没人用的织布机的踏板，要试试让它转起来容易不容易。他还用中文跟几位妇女攀谈了几句，问她们对山雨欲来的欧洲战争有什么看法。她们谁也没想过那问题，事实上，有些人连欧洲在哪儿都不知道。我们走出教学楼时，老廖抱着一束菊花已经在等着了。他把花递给寇拉，我们几人一起朝学校大门走去。

我们在幼儿园停了下来，一群小孩子正在玩丢手绢的游戏。一个小女孩正绕着围成一圈的孩子们跑着，手里拿着一条橘色手绢，边跑边咯咯地笑着，其他孩子们拍着小手一齐唱着歌。

我们边看着孩子们玩，明妮边告诉寇拉：“这些孩子多半都再也没有父亲了。”

“我必须说，你干的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他说。然后，让我们吃惊的是，他把鲜花捧在胸前，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向我求婚吗？”明妮开玩笑问。

“是又怎样？”他说，“魏特林院长，嫁给我好吗？”

“不好，你太年轻了，对我这位妇人来说。”明妮回答。

我们都放声大笑。

寇拉走出大门，上了他那辆车灯和保险杠都镀了铬的奔驰车，渐渐开走了。

看着他离去之后，明妮和我开始商议那五个瞎眼的女孩子怎么安置。我喜欢她们，因为她们都快快乐乐的，有三个还可以织手套和帽子，可我觉得她们越来越是个负担了。到目前为止，我女儿一直在照顾她们，可是从长远看，丽雅一个人也许应付不过来。我对明妮说：“让她们到盲人学校去，对她们比较好。我们应该为她们找到一个永久的家。”

“我会给上海写封信，”她表示同意，“看看他们能不能为这几个孩子找到一个学校。”

“我敢肯定会有地方乐意接受她们。这几个孩子学东西很快，可以挣出自己的生计。”凭直觉，我俩都知道，我们最好尽快把这几个盲人女孩子送走，因为一旦丹尼森夫人回来看到她们，她会不高兴的。她总是强调，如果我们想成为一所出类拔萃的学校——最理想的是成为中国的卫斯理学院，那么金陵学院就得招收中国最聪明的女孩子，“入学门槛要高才行”。第二天，明妮写信给化学系主任露丝·切斯特，金陵在上海的一摊子都由她负责，请她为五个女孩子找一所学校。

我们觉得很幸运，目前已经在校园里建立起两所学校。不然的话，日本人会把空着的教室和宿舍都征为军用——南京城里一些无人的学校已经被他们占用了。另一方面，我们又忍不住担心，不知道现在的混乱还要延续多久，学校怎样才能重新振兴。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取决于日本人什么时候离开，可看来那是遥遥无期了。他们一定是打算把占领区逐渐变成日本的一部分，因为整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扩大日本的领土。我们的学校就这么办到头了？谁也说不准，这种不确定性真是折磨人。

最近，金陵学院的校友捐来了更多的款子，用于再创办一个类似家庭手工艺学校的项目上，可是明妮根本没办法找到更多的老师，因为受过教育的人们大多没有返回南京。明妮说，金陵学院可以不受任何来自政府的限制，这让她感到高兴。而且我们也不必拘泥于一流大学的教条——我们的两个项目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整具体的课程。傀儡政府里边负责教育的官员理应监督所有学校，可是他们觉得没有脸亲自来，只派了些下属，到我们学校敷衍了事地检查一番。偶尔的，有那么一两个官员来露露面，却都很宽容，也肯变通。还有几个官员的女儿参加了入学考试，已经在我们的中学注册了，他们都觉得学校挺不错。

十一月底，天气转冷。清晨，光秃秃的树枝上蒙了一层白霜，太阳升起来，水珠从树上滴落下来。寒冷的天气可让学生们吃苦了，他们得在没有取暖的教室里上课。武汉的煤两个星期前就运到了，可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煤都燃不起来，发不出热量。我不知道拿这煤怎么办，心里就咒那个代表煤矿的煤商：“等他进了地狱，一定热得够劲儿！”

“我们就不能从本地煤商那里弄出点儿煤来吗？”明妮有一次问我。

“本地已经买不到煤了，不管我们愿意出多高的价。”

我每天都在薄棉裤里边再穿一条毛裤，可还是感到寒气彻骨，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地方，也没有一个时候，能让我暖和暖和。我生平从未感到过这么冷。明妮也是一天到晚都觉得冷，一直捧着热水杯子暖手。即使这样，她在办公室里还是坐不了一个小时就得站起来活动活动。学生们更遭罪，不少人手脚上都生了冻疮。课堂上，他们都把两手揣在袖子里取暖。写字时，他们不停地往手上哈气。我们没在教室里生火——得把砍树得来的木柴留到最冷的一月份。现在，学生们可羡慕家庭手工艺学校的女人们了，她们可以在厨房干活，或是在暖和一些的伙房里上课。

明妮会叫我跟她一起出去，尽可能多地活动活动身子骨，促进血液循环。一天早上，她和我正在散步，忽听一阵争吵声从大门口传来，我们赶过去看个究竟。“别缠着我！”本顺在喊，只见他肩靠在一根石柱上。

大门外边，玉兰两手叉腰站着，脸上乱七八糟地涂抹着胭脂，头发向后梳成一个很大的发髻，让她看上去老了七八岁。她一直和娄小姐生活在一起，可今天又偷偷溜回学校来了。“不要脸，不要脸的小日本。出来接受审判！”她一边叫，一边舔着干裂的嘴唇，她肩膀上围着一条橘黄色的手织围巾。

“臭婆娘！”本顺骂道。

明妮走到这位十六岁的少年跟前，说：“你不必这样子跟她一般见识。”

“她一看见我，就什么难听骂什么。求求您，魏特林院长，派我干点儿别的去吧，让我不用离开校园。我真怕她——她老在外边等着我。”他又转头去骂玉兰，“滚远点儿，神经病！”

“出来，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她喊着，食指朝他戳着，一边龇牙咧嘴。

“操你自己去吧！”

“你强奸少女！”

“见你的鬼！”

“魔鬼，你会下地狱，挨火烤，下油锅！”

“离我远点儿！”

明妮摇着本顺的肩膀：“你不应该这样子跟她对骂，大吵大闹没有用。”

这时候娄小姐出现了，把玉兰拉起就走，玉兰兀自骂着本顺“饼子脸小日本”。现在当了看门人的老胡问明妮，要是玉兰再到学校来，让不让她进门。“她要是来吃饭的只管让她进来。”明妮告诉老胡。

老胡点点他已经光秃的脑袋，没再吭声。

后来，明妮派了一个年纪大些的人代替了本顺，让本顺去姗娜那里，给家庭手工学校当勤杂工，可是他的麻烦远远没有结束。他经常与人发生冲突，不听姗娜的指派，甚至叫她“日本迷”，因为她用日本雪花膏。他似乎特别喜欢跟女学生干架，不顾姗娜的多次警告，屡教不改。姗娜的耐心渐渐给磨没了，宣称她早晚要把他开除。

我说过，我不大喜欢姗娜。她总是叫我“安玲”，尽管我跟她说了好多次，她应该叫我高太太——我可能比她母亲的年龄都大。更有甚者，姗娜经常穿得花花绿绿，好像还是少女，而且哼一些愚蠢的流行歌曲，像什么“我要你”啦、“幸福之船”啦。她是个上海来的女子，根本不清楚去年冬天南京经历了什么。

二十八

十二月初的一天，事先没给我们透一点儿风，我儿子浩文回来看我们了。他悄悄地走进学校大门，穿着便装——一顶礼帽，一件呢子外套，翻毛皮鞋。他像是比五年前长高了一点儿，也许是因为他瘦多了，也壮实了。浩文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像个大人了，可他的脸色却不再焕发光彩。他今年二十七岁，可看上去像有三十四五了。看到他回来，他爸爸、姐姐和我，既震惊又高兴。一开始我有几分紧张，以为他是开小差跑回来的。但转念又想，现在是他脱离皇军的时候了，不管是开小差还是退役，只要他回家来就好。可他却说，他们野战医院正往洛阳开赴，路上他们派他在南京停留，给陆军司令部送一些文件来，顺便看看父母。明天他就得北上，去追赶他们的医院。

我叫丽雅带着帆帆坐到门口去，怕万一有人闯进来。耀平把浩文带进里屋，我则把所有窗帘都放了下来。

这时已是黄昏，集市都关了，没地方能买菜来做顿好饭。我赶快到家禽中心，跟茹莲去买五个鸡蛋，说家里来了贵客，请她帮个忙——我知道她那里的鸡蛋原本是不卖的。晚饭时，我在米饭上蒸了些咸鱼，炸了一碗花生，做了干鱼炒小白菜和韭菜炒鸡蛋。自从耀平重新教课以来，他又开始往他的酒柜里存酒了，尽管他的果酒和白酒多半是假货。饭菜上桌以后，我叫丽雅把门闩上，然后全家坐下来，吃这顿自从南京陷落以来我做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浩文给每个人倒上米酒，说：“爸、妈，原谅我让你们痛苦和着急了。我回家来只是看看你们好不好。现在，我没法子让你们能过得顺心，但是等战争一结束，我会尽全力当一个好儿子的。”

他爸爸挥了挥手，说：“不必这么说，咱们还是好好吃一顿安静的晚饭吧。”

“儿子，看见你回家我多高兴啊，”我含着眼泪说，“我们没有什么好吃的给你，不过，等你下次回来，我们一定给你做顿更好的。”

“弟弟，咱们碰杯吧。”丽雅提议。

我们都喝了一口米酒，味道又薄又淡。浩文用筷子在他杯子里蘸了蘸，给帆帆喂了一滴酒。那孩子很喜欢，还要，逗得我们都轻声笑了。丽雅对弟弟说：“别再给他了，你会把他弄醉的。”

于是我往一个酒杯里倒了些水，又加了一小块冰糖。帆帆一要酒，浩文就给他一滴甜水，代替我们喝的深色酒。孩子叫道：“白葡萄酒，还要。”又把我们都逗笑了。

我们一边吃着，丈夫和儿子一边谈论战事，我不时插上一句。耀平觉得，中国贫穷落后，是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可是浩文的想法却不同。

“其实，日本部队里士气非常低。”他说。

“为什么呢？他们不是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了？”他爸爸问。

“可是日本没有人力控制他们占据的所有领土。还有，他们的军队伤亡惨重，损失的兵力没法补充。日本人没想到中国抵抗得这么顽强。”

“你是说，他们找不到足够的兵源？”我问。

“对。他们已经从朝鲜、中国台湾，还有其他地方招兵了，可是那都不是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军队的战斗力现在已经弱得多了。”浩文说着的时候眼睛闪着光芒，让我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他把一颗皱了皮的花生放进嘴里，接着又说，“原来他们计划在三到四个月就结束这场战争，可现在他们连怎么结束它都不知道。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泥沼，让他们越陷越深，别看他们一直打胜仗。他们打得越久，就陷得越深。士兵们都很想家，不停地抱怨，当官的很难维持军纪。其实，如果战争拖得太久，日本最后可能会输掉。东京的那些政客和将军们，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连一点儿头绪也没有。”

“在开打之前，他们就应该先把所有结束战争的可能办法都盘算清楚，”耀平说，“这是常理。”

“人类有时候比动物还蠢，动物从来不会犯自大狂的毛病。”浩文加上一句。

“弟弟，战争结束以后你打算干什么？”丽雅问道，她的两颊被酒烧起红云。

“我还没拿到学位呢。也许我会回医学院完成学业。”

我知道他这是打算和他妻子团聚，可我没说什么。耀平叹了口气，说：“皇军太野蛮了。我怕两个国家要敌对很长时间了。”

晚饭后，我们坐在茶几旁继续交谈。浩文抱着帆帆，不时把他逗得咯咯大笑。三岁的孩子高兴得好像认识舅舅好多年了。浩文挠他的痒痒，把他举到头顶，还让孩子骑在肩膀上把舅舅当马骑。我能看出来，浩文要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准会是个溺爱孩子的父亲。他还不到十岁就说过，等他长大了，要娶一个媳妇，生三个孩子。他生来就要成为一个顾家男人的，而且他一定深爱着那个盈子。

帆帆睡着了，丽雅把他抱到另一间房里。这时，浩文从他内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用薄纸包着的东西。“妈，”他说，“我没什么可带给你的。这是一点儿小纪念品。”

我打开纸包，是一只金手镯，光溜溜、沉甸甸的。“你不用这么破费。”我对他说。

“爸，”他又转向耀平，“对不起，我什么东西也没给你带。”

“别提那个啦。看到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就高兴了。下次把盈子带回家来看看。”

“我会的。”

我细细端详手镯，忽然发现内侧上刻着一个小字：刁。我的心一沉，把那东西咣当一声丢到桌上，问他：“浩文，这手镯你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

“不是啊，你怎么……怎么这么说？”

“这东西一定是个姓刁的中国人的。你还跟着日本人一起抢劫了吧？”我越说越生气。

“妈，你错怪我了！我只管治疗病人，根本不可能进别人家抢劫，抢我自己的同胞。”他像被什么东西叮了一般，脸都变形了。

“那这手镯上边，怎么会刻着一个‘刁’字？”

“我看看。”他拿起手镯，细细一看，也惊讶不已，显然他一直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字。他把手镯放下，“我不知道它最初是哪里来的。这是一个翻译送给我的。”

“他是中国人吗？”他父亲问道。

“是，那人打摆子，是我精心照料他的。你知道日本人——如果过了几天他还不见好，他们就会像扔垃圾一样把他拉走扔掉的。”

“他姓什么？”我问。

“姓孟。”

“你看看，这手镯一定是别人的。”我说。

“孟先生把这个送给我，是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救了他的命。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

“可能不是好来路。”我仍不松口。

他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接着闭上了眼睛。“我算遭报应了，报应。”他喃喃地说，上嘴唇微微撅起。“连我的母亲都不要我的礼物。”他叹了口气，低下头去，用手掌蒙住前额。

我胸中涌起一阵怜悯。我说：“好吧，浩文，这个我收下了。可是你一定要答应妈，永远不抢任何人的财物，也不偷老百姓的东西。

“你以为我可以像日本人那样行动自由吗？老天啊，日本鬼子把我当支那佬，才不信任我呢。我算遭报应了，报应！不管我到哪里，都是个贱民。”他站起身来，走进厨房，到水池那儿去洗脸，很响地擤着鼻涕。

耀平嘬起嘴唇，对我说：“咱们还是把他当成孩子吧，他是我们唯一的儿子啊。你没看见他多难受吗？”

我一句话也没说，把金手镯收起来了。毫无疑问，浩文天性善良，是被日本人强迫行事的，可我不想让他占自己同胞的便宜。上床睡觉之前，我对他说：“你要牢记自己是基督教徒。上帝会让我们对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有个交代的。”

“我会记住的，妈。”

那天夜里，他和他爸睡在里屋，我和丽雅、帆帆睡在另一间屋。第二天天还没亮，浩文就赶火车走了。

二十九

这些日子，信件到得慢慢腾腾。有时候，国内来信都要几个星期后才能收到，但是信件的投递还算可靠。日本人没有接管中国南方各省的邮政系统，因为邮政的运行不断产生巨大的赤字，据明妮说，每月都要亏损十二万元。在给纽约董事会所写的工作日志里，明妮写道，她对中国邮政人员满怀敬意，因为战乱中我们每天依然会收到国内的信件。

我和霍莉保持了联络。她信中的口气总是很轻松，说她经常搬家，做着一些救济工作。此刻她在河南省，那里有成百万难民无家可归——为了阻止日军部队的进攻，黄河上的一处大堤被国军扒开了，淹没了许多田地和村庄。我还和吴校长保持着通信，一个月一次，把这里的工作简要地向她汇报。她现在人在成都，指挥着迁到后方的金陵学院的众多师生员工。偶尔，她也给明妮来信，明妮把信都拿给我看。在近来的一封信里，吴校长对明妮开设两所学校表示感谢，但她询问了学院秋季复课的可能性。

关于家庭手工艺学校和女子中学，吴校长这样写道：

我明白，在目前情况下，这两个项目是唯一可行的安排了。事实上，我很欣慰，至少我们学院的一部分——家庭手工艺学校还在。不过，你们办的中学，应该是一个临时的事业，逐渐地将由符合我们从前学院的项目所取代。丹尼森夫人来信说，她痛切地担心我们学校的瓦解，希望大家尽最大努力恢复学院原有的样子。原则上，我同意她的看法，恢复学院必须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同时，我也明白，只要日本人占领南京一天，我们要达到这一目标就是不可能的。可恶的皇军，破坏了一切，使我们回到了原点。这些日子里，我经常梦见南京城和咱们校园。多么盼望又和你们在一起呀。

吴校长还在信中对明妮说，丹尼森夫人将结束在美国的一年休假返回南京，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那老妇人是会回到金陵学院来的。如果她去年冬天在这里，她可能像明妮一样坚守南京，可能反对在校园里眼下设立的两个学校，因为她一贯坚持金陵学院必须成为国际知名一流女子大学的方针，并期待着以此吸引更多的基金。我和明妮赞成吴校长的想法，女子中学到了一定时候自会停办，然而此刻，它适应了本地的需要，没有理由马上关门。有四百多个女孩子去年秋季参加了入学考试，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被录取，被分成四个年级。正因为我们课程的质量很高，所以金陵学院在南京依然口碑不错。

在给吴校长的回信中，关于学院不可能很快复课，明妮列出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生源。这一点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像目前这种时期，没有多少家长会送女儿到南京来上学；第二，我们需要更强的、具有大学教学经验的教师队伍。这一点同样是不具备的，明妮甚至请求吴校长，鼓励金陵学院的员工返回南京。最近，有些外国人来到南京，多半是美国的大学教师和传教士，可是在参观了学校，和我们的学生交谈之后，他们谁也没有留下来的意愿。明妮在信中又说：“他们只说不做很容易，可我别无选择，只能依靠我从大街小巷招募来的中国教员。他们应付我们目前的课程还可以，可是教授大学课程，就不够格了。”我完全赞同她的说法。

两年制的家庭手工艺学校得到了吴校长的首肯，尽管我们从一九三四年就已经开始，现在是接着办。丹尼森夫人一定对吴校长抱怨过我们这两个现行的项目，并坚持说，金陵学院一定要优先恢复高等教育。在去休假之前，老妇人甚至谈及在这里开设硕士生的课程。明妮对此毫无热情，虽然她也从来没有反对过。

她派人把给吴校长的信送到鲍勃·威尔森那里，请他星期六到上海去时，从那里寄出去。送信人动身之后，明妮接着做她的财务报表。不知为何，不管她怎么努力，十月里的账目就是对不上，怎么算都差二十六元。我们要是能雇来一个会计就好了，可那是不可能的。南京城里一度从事什么职业的都有，可是现在，连一个像样的会计都找不到。难怪连日本人也抱怨，他们找不到足够的中国人才来维持一个政府。大刘经常说，他希望他的女儿美燕是学财会的。

送信人中午回来了，说有几个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人被逮捕了。明妮给瑟尔和路易斯打电话，得知这次逮捕是由日本大使馆的谋杀案引起的。昨天，有人在大使馆的茶炉里投了毒，两名卫兵中毒身亡，另外几个人，包括一名外交官，仍在医院抢救。警察拘押了几名中国雇员，审问了他们。接着，警察又去了国际救济委员会，逮捕了六名领头的，并且都是中国人。警察说他们参与了抗日活动，并宣称这几个人都和谋杀案有牵连。而路易斯和瑟尔敢肯定，这几个人跟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日本人只是利用这一案件做借口，好解散救济组织。在这六个人里面，有一位是我们这里的兼职数学老师，有三个人的女儿都在我们中学上课，几个女孩子一起来请求明妮为她们的父亲说情。

明妮跟路易斯说了，路易斯帮她起草了一份抗议，要求立刻释放那六个人。第二天，她到日本大使馆，把抗议信交给田中副领事，在那里她听说六个人被关在市中心的监狱里。尽管他们受到拷打，被人戴上了脚镣，还是拒不承认干了任何坏事。

三十

南京陷落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全城再次进入戒严状态。人们得到警告，在未来几天内，除了“庆典”活动，不得在公共场合集会。金陵校园里的学生们，尤其是中学的女生们，一直在谈论如何纪念这个耻辱的日子。

纪念日头一天的晚上，明妮把女生们召集在中心楼的礼堂，苦口婆心地劝大家不要给自己和学校带来危险。她说，她们这个时候应该做的，就是努力学习，帮助他人，尤其是穷人，那才是对中国最好的服务，中国需要有能力的、理性的人民，不需要暴民。此外，她们没有必要让仇恨驾驭她们的人生。

女孩子们静默地听着，都凝视着明妮，可没有人敢开口反驳。即使她讲完话，请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也没有人发出一点儿声音，但我可以感觉出大厅里的紧张气氛。我们想过用一次特别布道会的方式纪念这个日子，可是担心这会激起学生们的情绪，我们就决定不搞了。明妮对路海交代，大门口要严格把守。

第二天早上，很多女生戴上了黑纱。唐娜和爱丽丝两人都来报告说，她们班上的学生也都戴了。让明妮惊诧的是，姗娜竟然也戴了黑纱。“你不该带这个头啊。”明妮责备她。

“就是她们都没戴，我也可能会戴的。”姗娜说，摸了摸用别针别在袖子上的黑纱。

明妮很意外，接着说：“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这么做太冒险了，会有人告密的。”

“我也是个中国人。”

那一刻，就冲她这句话，我好喜欢这姑娘，尽管我没戴黑纱。我主要是因为不想给明妮的心里添更多的堵，而且我也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幸好，路海和守门人把守得很严，没有放女孩子们出去。不管她们怎样高唱爱国歌曲，不管她们高喊什么口号，她们都被拦在校园内，这让我们多少放了些心。要是有官员要求解释，我们可以说，学校方面采取了措施制止大家对日本人的敌对情绪，可是很多学生家里失去了亲人，她们是自发地哀悼失去的家人。

有些女孩子当天绝食一天，美燕还和一个父亲在傀儡市政府里工作的学生打了一架。

那天下午，娄小姐来了，说玉兰不见了。那疯女子想进城已经闹了好几天，说她要在南京陷落一周年那天，去抗议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娄小姐不住地用手指按摩着前额，说：“我几次挡住了她，可她今天早上还是溜出去了。”

“你觉得她会去哪里？”明妮问道。

“肯定是到城里去了。她听到戒严令后，就不住声地大骂，说要跑去参加游击队，可我没有当真，心想她哪能找得到共产党的行踪。都是我不好——我应该多加警惕，不应该让她在我家周围乱走。”

明妮叫来好几个人，要他们都出去找玉兰。我说：“那疯姑娘是咱们的丧门星。我们早就不该管她的事。”

“安玲，你胡说些什么，”娄小姐说，“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我瞪了她一眼，却找不出一句话来反驳她。

大刘说：“希望那姑娘可别再落到日本人手里。”

玉兰虽然疯了，还是挺漂亮的，我们都担心她会遇到不测。于是大家都出去找她。

我和明妮沿着珠江路向东走。一走过一年前烧坏了的那座司法部大楼，就看到那边大多数房子都不见了，房子原来的地方现在放着一堆堆的砖和石头。日本人正在忙着拆掉房屋，把那些材料用来建路，每座房子他们付两元钱作为补偿，房主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都得腾地方，交出房产。我们听说过建路的事，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大面积地拆毁。

这是一个阴沉沉、冷飕飕的日子，满天阴霾，像是要下雪了。沿街的梧桐和橡树被一阵阵的大风吹得摇摇摆摆，呜呜作响。一块生锈的波纹铁皮被吹过街面，翻落进路边的浅沟里。到处坑坑洼洼的水洼，像一个个化了脓的巨大烂疮，边上都结了冰。前边传来爆竹的声音，合着锣鼓声、唢呐声，一排日本旗掠过大街——那是占领军的庆祝活动正在进行。大约有近千名中国人，包括一些小学生，挥着小旗，喊着口号，表示拥护日本统治。一队男女身穿绿袄红袍，在表演踩高跷，旁边有人甚至喊着：“万岁，万岁！”不协调的音乐声刺人耳膜。前方的人行道上停着一辆卡车，上边有个摄影师，脑袋和肩膀都盖在一块黑布下边，正把一架笨重的照相机对着庆祝的人群。我喘着气说：“等我们的军队夺回这座城，我希望把那些卖国贼都抓起来判死刑！”

话一出口，我想起自己的儿子浩文。一阵尖利的剧痛揪紧了我的心，让我一下子噤了声。

明妮沉默着摇了摇头。我们在原来的中心医院附近拐了弯，只见前边聚集了一群人。我们看见了玉兰，赶紧加快了脚步。

疯姑娘站在围了半圆的人群当中，举着一面三角小纸旗，上边写着：消灭日本鬼子！她正对着人群在演说，有些人在为她叫好。

明妮和我挤过人群，走到她跟前。“把旗子给我。”明妮说道。

玉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没好气地说：“不给，你没看见我正用着呢吗？”

“行啦行啦，咱们回家。”我伸手抓住她的胳膊。

疯女子闪到一边，说：“你不过是外国佬的走狗。你跟她走就是了，别拉着我。”她拇指猛地朝明妮一指。

“求求你，玉兰。这里很危险，”明妮恳求说，“跟我们回家吧。”

“我早就没家了。所有的一切都被日本鬼子烧光了。”

“你不是很敬重娄小姐吗？她发现你不见了急得要死。”

“我不想跟那个‘《圣经》怪物’再住下去了。她被耶稣基督迷了心窍，还说我们都是他的奴隶。她每天都要我背《旧约》里的诗篇。我都烦死了。我要当个自由人。”

“好吧，你可以跟我们一起住，”明妮许愿说，“你想上哪门课就上哪门。我们不强迫你做任何事，我保证。”

“滚开，你这美国鬼子！

我抓住玉兰的手腕，去夺她手里的小旗，可那疯姑娘把我一推，大声骂起我来。

人们又喊又笑，有几个人还怂恿她继续发疯。明妮对他们说：“你们捉弄有病的人，不觉得害臊吗？她被日本人强奸过，精神失常了。你们明明知道，她站在这里这么胡言乱语，对她有多危险。要是你们对同胞还有一点儿善心，就应该散开，要不就帮我们把她弄回去。”

一些人听后垂下眼帘，有几个人走开了。明妮使劲儿拉住玉兰的袖子，恳求道：“求求你，咱们回家去吧。”

“不走！哪里是我的家？你把我父母都出卖给日本人了，我恨那些东洋鬼子，早晚有一天我会跟他们算账的。”

就在这个时候，三个日本宪兵过来了，每人戴着一顶大檐帽，右侧印着一面小小的太阳旗，他们的出现吓得人群四散而逃，连玉兰也吓得不敢开口了。

“你跟我们走。”一个戴眼镜的宪兵，用生硬的汉语向她命令道。

疯女人发出一声呻吟，转向明妮和我。“长官，”明妮解释说，“她精神失常了，我们正要把她带回学校，不会再让她跑出来了。”

“不行，她企图煽动暴乱，必须跟我们走。她是个反日分子，我们要审问她以后，才能决定将她怎样处置。”

“你们要把她带到哪里去？”

“那不关你的事。”

“我们能跟你们一起去吗？”

“不行，你们不能去。”

“你们没有权力拘押她。”

“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公务！”

这时，另外两个宪兵已经抓住了玉兰，她无助地尖叫着，两腿打弯，赖着不动。明妮侧目看了我一眼，我觉得左颊抽搐起来。她冲向前去，伸手要抓玉兰，可是那宪兵伸出胳膊挡住了她。然后他朝那两个宪兵挥挥手，让他们拖着疯女人离开，他转身跟他们去了。

“放开我的手！”玉兰大喊着，挣扎着要脱出身来，“你臭得像个烂鱼店。妈的，放开你奶奶。救命，救命，救救我！”

“闭嘴，臭逼！”宪兵左右开弓打她的耳光，她立刻没声了。

明妮抬脚要跟他们走，可我紧紧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拉住了。“没用的，明妮。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那宪兵转回身来，感觉到明妮要跟上来，又伸出了胳膊。明妮挣脱了我的手，拼尽全力向他冲去，想冲开他的阻拦。那宪兵一闪，一拳打中她的下巴。她疼得大叫一声，跌倒在地，可她马上爬了起来。“我绝不让你们带她走！”她喊着，再次冲向前去，鲜血从她嘴角流了下来。

一位中年男人从后边把她拦腰抱住，说：“魏特林院长，千万别再跟着他们了！”另外几个人也走上来拽住了她，一个女人用丝手绢为明妮擦去脸上的血。

明妮捶胸顿足，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鼻子直颤抖。“该死的！该死的畜生！”她朝着走远的宪兵背影尖叫着。

三十一

一连几天，明妮给各个部门打电话，又去拜访她的朋友、熟人，想要找到玉兰的下落，但是没人能给她答案。

路易斯正带着他的学生们，对南京和周边几个县的受损情况和人员伤亡进行普查。一天早上，他打来电话告诉明妮，听说玉兰现在天华孤儿院附近的一家临时医院里。明妮放下手头正赶写着的下学期日程安排，抬腿就往医院跑，并要我跟她一起去。

医院是一幢破旧的三层楼房，周围是一道墙头带有四根铁蒺藜的煤渣砖墙。这里已经被日军征用，主要用于治疗士兵和随军妓女中的结核病和性病。有些性工作者，就是所谓“慰安妇”，是从很远的地方征来的，多半是朝鲜人，少数来自东南亚。玉兰被关在这样一个地方，把我们吓坏了。门口一个娃娃脸的中国哨兵把我们拦住了，命令道：“请拿出通行证。”

“我们是来看金陵女子学院一个学生的。”明妮说。

“没有通行证你们不能进去。这是军事医院。要是放你们进去，我可吃罪不起。”

“我可以跟你的上司说话吗？”

“他现在不在。”

“求你放我们进去吧，”我恳求说，“那姑娘被日本兵强奸，精神失常了。我们想把她接回去。”

他摇头拒绝。

这时我们看见楚医生正从楼里出来，朝他的车走去。明妮喊了他，他看到我们很高兴，走了过来。今天他穿了件羊绒大衣，戴一顶卷边礼帽，拿着根铜头手杖，看上去更像个富商，而不像个医生了。明妮对他说了我们的来意。

楚医生对那哨兵耳语几句，在他巴掌里塞进一张一块钱的票子。哨兵带着讨好的笑容对我们说：“现在你们可以进去了。”

明妮没有道谢，转向楚医生喊道：“到我们学校来啊！我们欠你一个人情。”

我也朝他挥挥手。他摘掉礼帽，“再会啦。”他喊着。然后迈着四方步走了，脖子上围巾的一角呼扇呼扇的。

楼道里满是来苏儿水和腐臭的气味。我本能地呼吸短促起来，但我尽力让自己放松，调整呼吸，适应这里的臭气。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子的护士正要上楼去，她带我们上了二楼，然后指着一个门说：“谭玉兰在那里。我不能让你们进去，但你们可以从门上的小窗看望她。你们只有十分钟时间。”

明妮从门上打开的四方小窗往里看，呼唤着：“玉兰，你在里边吗？”

里边没有动静。我也仔细往里看，可是也没看见里边有什么人。我闭上眼睛适应一下黑暗，再睁开去看。这回我看见那疯姑娘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下巴搁在膝盖上。屋里只有她自己。我朝她叫了一声。

玉兰慢慢站起身，走了过来。“什么事呀？”她咕哝着。

我站开一些，让明妮跟她说话。“玉兰，你怎么样？”她问。

“我饿，我冷。给我一个馅饼吧，要不给我一个肉包子吧。我知道你有巧克力，对不对？”

“对不起，我今天没带。我下次记住给你带。”

“带我出去吧，求求你。要是你不帮我逃出监狱，我一两天就会死在这里了。”

“我们一定想办法。”明妮脱下她身上那件带灰毛领子的呢子大衣，“拿着，先穿上这个，好吗？”她把那外套卷起来，从窗口塞进去。

我把脑袋凑近些，从窗口仔细端详那疯姑娘，看她把大衣披到身上。她死死盯住明妮，瞳孔收缩，鼻涕流下来。她用手背把鼻涕一抹，然后凄楚地咧嘴一笑，说，“把我救出去吧，求求你！”

“我会的。不过你暂且要尽量忍耐一下，好不好？”明妮说。

“你不知道他们怎么折磨我。”

“你指的什么？”

“我要是不听他们的，他们就打我。”

“那就先听他们的。只是不要让他们伤害你。”

“我不想为每个日本鬼子解裤带。他们用香烟头烧我屁股。你想不想看一看？”

“好吧。”

疯女子让外套落到水泥地上，解开裤带，转过身去。她屁股上有二十来个烧焦的血点子，看上去像一颗颗红豆和花生。明妮合上眼睛，两粒大泪珠流下她的脸颊。

“畜生！”我低声骂道。

我们离开了医院。在回金陵学院的路上，碰见两个男孩子，七八岁的样子，在广州路的路边抽陀螺。那陀螺歪向一侧飞快地旋转，不时地还跳上一跳。我们经过时，一个男孩子仰起他带疤的脸，朝明妮叫道：“洋鬼子！洋鬼子！”

我们吃了一惊，但没有回嘴。另外一个男孩停住抽陀螺的手，对他的伙伴说：“你干吗那么叫她？她是华群小姐。”

“对啦，”我开口了，“你妈妈应该教你懂礼貌。”

明妮在寒风里微微发抖，用手抓紧衣服领子。脸上有疤的男孩仔细看了看她，然后转向他的伙伴。“你是说，她是美国院长？”

“没错。”

他俩开始一齐高喊：“华校长，女菩萨！女菩萨！”

“嘘，不要那么叫我！”她对两个孩子说。

可是他们一边继续喊着“女菩萨！”一边带着陀螺跑开了，把带皮梢的麻鞭甩得劈啪直响。

明妮摇了摇头。干树叶子在我们前方随风翻滚着，活像一群老鼠，中间混杂着糖纸和已成为废纸的钞票。

明妮找了普莱默·米尔士，向他请求帮助，他是就要解散了的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可是玉兰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不属于任何组织，对她的拘押，并不损害日本与任何社会组织或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所以普莱默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救她。楚医生成了唯一有可能帮助我们的人。虽然他不在那家医院工作，但可能在那里有关系。

明妮邀请楚医生到金陵学院来吃饭，她给了我三十元去准备晚宴，虽然钱不多，也足够办一顿不错的宴席了。我在家里备好饭菜，除了两个美国老师唐娜和爱丽丝外，还邀请了几位中国员工。

明妮对晚宴惊叹不已，说她绝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丰盛，问我是不是往里边搭进了自己的钱。我是搭了一些，只是几元而已。我开玩笑说，我们中国人热衷的就是食物和脸面，所以，即使在眼前这样困难的时期，我们还是会把生活可能提供的乐趣发挥到极致，把一顿饭弄成一个小宴席。我准备了两只烤鸡、一条大鲈鱼、熏鸭，还有红烧肉。耀平拿出了他唯一的一瓶五粮液，还有些杏露酒。

明妮向楚医生致谢，提议代表学校、也代表六月被放出监狱的人及家人，向楚医生敬一杯酒。我们都碰了杯、喝了酒。爱丽丝和唐娜滴酒不沾，她们以茶代酒，可明妮必须要喝一点儿，好让客人高兴，让主人——我丈夫也高兴。耀平说话不多，但是一直面带笑容。他终于能让自己高兴起来一些了。我则不停地和帮手们忙着及时上菜，好让大家吃好。

楚医生穿了身中式棉袍，看上去像个乡绅，还梳了个中分头。“高先生，你告诉我，”在痛饮一口之后，他放下酒杯，对耀平说：“这瓶五粮液你花了多少钱？”

“四元一瓶。”

“你不可能用那个价钱买来真货的。”

耀平哈哈大笑。“我也可以尝出来它是假的，可在黑市上能看到的酒里，这是最好的了。”

“这还不错，喝起来像是只用高粱一种粮食酿出来的。不过它可以带来美好的记忆。”

“是啊，我们就把它当‘一粮液’喝好了。”耀平干脆地说。

茹莲把二人的对话翻译给爱丽丝和唐娜听，她俩都咯咯地笑了。

明妮提到玉兰，楚医生告诉她，“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你把玉兰弄出医院，不过我可以给你搞张通行证，这样你就可以去看她了。”

“多谢啦。”明妮说。

我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他可以办到更多的话，他一定会办。楚医生又谈起镇江的形势。去年冬天，在占领南京前一个星期，日本人先占领了镇江，把那城市毁得也很厉害。“比这里还惨，”楚医生说。“他们杀了好多人，到现在那城里还是空荡荡的。我父母的房子成了一个军人俱乐部，夜总会那类的。”

饭桌上的每个人，虽然说的都是些悲伤的话题，语气却都很平静。唐娜摇摇一头褐色卷发，转着长睫毛的眼睛，说：“你们中国人不恨日本人吗？”

“我更恨卖国贼。”姗娜回答。

茹莲说：“要是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不断卖下去，我们就该当亡国奴了。”我瞪她一眼，可她还是说下去，“我是说，要征服中国只有从内部才有可能。”

爱丽丝眨着她灰蓝色的眼睛，似乎对他们的谈话半懂不懂。“我在日本的时候，那里大多数人都很礼貌、很温和。当然他们相信战争对他们国家有好处，可凶狠和残暴的人几乎没见过。老实说，我在那里觉得很安全。”

明妮把她的话翻译给客人和我丈夫听。这话让全桌人沉默了好久。楚医生说，“在战争中，胜利把所有的暴力都合理化了。彻底的胜利意味着彻底消灭敌人。事实上，我相信，日军以各种各样的罪恶行为来庆祝胜利、来奖励和满足官兵们。所以他们做坏事大张旗鼓，甚至把砍人头当成一种游戏。”

“这话不错，”明妮表示同意，“后来到我们学校来的一些士兵倒挺有礼貌，行为端正，跟去年冬天那些残忍的家伙完全不同。”

“我仍旧恨他们所有的人。”我插嘴说。

“好啦，”耀平说，“你应该爱你的敌人。”

这话让全桌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另一间房里，帆帆在睡梦里咿咿呀呀，丽雅则在哼着催眠曲，她的声音甜美，像是童声。

楚医生站起身来，举起酒杯，提议再干一杯，因为动了感情，他的嘴都有点儿歪了。“让我们为这位伟大的女性干一杯。”他指着明妮。“她不仅保护了上万名妇女和儿童免遭伤害，而且还致力于教育弱者和穷人。让我这么说吧：她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超过这座城里任何一个男人。中国不缺聪明的人，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也太功利了。这个国家需要怀着真诚之心，愿意奉献并且埋头苦干的人。”

明妮也站起来，可没等她开口，我们已经一齐喊出“干杯”！又碰了杯。

她呷了口杏露酒，然后说，“请把我们做的一切都看做是基督徒的职责。我们每一个人，在同样情况下，都会做同样的事。前几天，我在丹尼森夫人送给我的教友会日历上看到这样一句格言，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行不可能之事，是人生之光荣。’”

大刘建议：“对，让我们为今后不可能的任务干杯。”

几个人笑起来，我们都把杯子里的酒干了。

饭后的甜点，我们端上了核桃、蜜橘、炒栗子，还有茉莉花茶。我拿出一小篮五香南瓜子，大家边嗑边聊天。

假五粮液上了楚医生的头，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带着醉意，不停地说，他作为一个男人深感羞愧。对于他来说，南京悲剧的起因简单又明了，中国男人们应该承担责任。他们没能打退侵略者，所以他们的女人和孩子才遭受了强暴和杀戮，明妮这个外国女子，才不得不站出来拯救生命，干那些超出常人能力的事情。说着说着他哭了起来，坚持认为自己同样算不上个男人，若是没有怀着拯救中国的一腔青春热血从德国赶回来就好了。这个国家是个没有希望的泥沼，一个没有尽头的噩梦。“它是一个永恒的心痛！”他断言道。他应该去意大利，或去瑞士，或任何一个东欧国家，有了德国顶尖大学的医学学位，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行医。一句话，他说自己是一个窝囊废兼白痴，把自己放到敌人的手里。难怪有人把他当做卖国贼。

他这些语无伦次的疯话触痛了我的心，因为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浩文一定也有过和楚医生一样的绝望，他可能感觉更糟，因为他直接就在日军里服务。过了一会儿，楚医生平静了下来，重新用和蔼的声音跟大家交谈。晚宴结束时，他不肯让大刘陪他回家。他说：“这个城里没有哪个日本鬼子敢挡老子的道。”

三十二

十二月底，我们又得到浩文的消息。他寄来了一封信，里边还有一张照片，原来盈子生了个孩子，这就是说，我们有了孙子，高家有后了！我看后忧喜参半，耀平倒是很兴奋，甚至回想起他自己在日本当学生的日子，他直到现在都认为那段时光是美好的。他曾经说过，日本女子可以当很好的妻子。我并不是跟我们的儿媳过不去，她看上去是个好姑娘，可我不知道她和浩文，现在又加上个孩子，能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两国之间的枪炮对阵会给他们的婚姻投下浓重的阴影。

照片背面，我儿子写了“盈子和阿真”几个字。那孩子有浩文的圆眼睛和蒜头鼻子，没有他母亲光滑的面颊和细眼睛。盈子那鹅蛋脸上的表情，有一种上了岁数的女人的宁静和温柔，那是已经有了一群孩子的女人才会有的表情。当我端详着她，她嘴唇似乎翕动起来，说着什么我听不明白的话。我放下照片，眼睛湿润了。

耀平和我商议要不要跟浩文要来盈子的地址，好写信给她，但我们决定，战争期间还是不跟她直接联系为好，那样或许会让我们全家，也许还有她的全家都陷入困境。总有一天，如果阿真和他母亲不能来中国看我们，我们会去日本看看孙子。理想的是，浩文能够把妻子和儿子带回中国。不过此时此刻，我们对这事情要保密。一旦让别人知道了，我们全家可就丢人了。

孙子的照片我只给明妮一个人看了。“照得多好啊，”她说，“母亲和儿子都那么称心如意的样子。盈子是干什么的？”

“是教小学的。”

“我要是你，会马上去看望他们。”

“明妮，你是美国人，可是有几个中国人在战争期间能到日本去呢？你可不要把我们家跟日本人的关系告诉任何人，好吗？”

“没问题，我对谁也绝口不提。”

然后我们商议三个女孩子的事——美燕和她两个同班同学离校出走了，说她们要到内地去找抗日队伍。我们学校的老师在下关火车站把她们截住了，因为她们没有通行证，买不了车票，被困在车站了。我狠狠训斥了她们几个，要罚她们到伙房帮厨一个星期，大刘十分赞成，可是被明妮阻止了，她说还是让她们准备期末考试的补考吧。她给了她们几天时间去复习功课。

那天晚上，美燕到我家来找丽雅，把悄悄借了当旅费用的十元钱还给她。她俩现在是朋友了，可是有我在场，美燕说话有所拘束，所以我就待在厨房里，一边喂帆帆吃饭，一边偷偷听着她俩在客厅里谈些啥。

“对不起，我没告诉你我的打算，”美燕说，“我怕你妈会告诉我爸。”

“不要紧，”丽雅回答，“要不是有个孩子，我也跑了。”

“你打算上哪儿去？去找你丈夫吗？”

“我压根儿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只是想找我们的队伍去。”

“哪个队伍——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

“只要能打日本，哪个队伍都一样。他们害死了我的孩子，我到现在都时常看到我女儿的样子。”丽雅相信，她流产流掉的那个孩子是个女孩，也许因为她怀孕的日子，早上从来不呕吐。

“你没生我气，我就放心了。”

“你们三个本来打算去哪里呢？”

“我们计划往长江上游去。心里没有明确的目标。”

“你们不是想去参加抗日组织吗？”丽雅问她。

“是想啊，不过说实话，我不介意在没人认识我的安静地方住下来。我也想过一种平静日子。”

“现在到哪儿能找到这么一个地方？”

“问题就在这里，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参加抗日组织了。要是有一个没遭破坏的修道院，我也乐意去。”

“得啦，你不想找个好男人，成个家？”

“这要等到我们把日本人赶出我们国家之后。”

她们的话让我考虑了很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对美燕的印象。我曾经觉得她只是个愣头青，但现在我能看出来她也渴望过正常生活。

圣诞节之后不久，耀平过去在日本的一个同学来看望他。那人个子很高，气色不错，穿着一件西装，皮鞋锃亮，用一把长伞当手杖。他看上去像个已届中年的公子哥儿，话语亲切，带着东北口音，还管我叫“嫂子”。耀平把他请进里屋，俩人喝着茶，嗑着瓜子，聊了几个小时，一直到深夜，我则不时提着水壶进去给他们添茶水。我没上床睡觉，就在客厅里的一把椅子上打起盹儿来。他们的声音忽高忽低，有几次两人似乎争吵起来。

那人走了以后，我丈夫变得坐立不安，吸着烟斗在屋里踱来踱去。他发出长长的叹息，又摇了摇头。

“他来干什么？”我问耀平。

“他们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他要我也参加进去。”

“就是说，他们要给你一份工作？”

“是的。”

“是什么机构呢？”

“文化部或是教育部。”

“做什么事情？”

“副部长。”

“官不小啊！”

“我知道。很显然，他们找不到几个能胜任的人了。正常年月，哪会有人想到让我当副部长。可我不能去为傀儡政权效力，那样做就是叛国，谁也不会原谅我的。想一想吧，一旦中国打赢了这场战争，我会是什么下场？”

“你相信我们会打胜吗？”

“我也没把握，但没把握并不是为傀儡政权做事的理由。我不能毁了咱们家的名节。何况，我们的儿子已经在日本人手底下了。”

“我同意。你拒绝那人了吗？”

“当然没有。我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那是找死，所以我跟他说，我会认真考虑的。那人和我谈了好半天曲线救国计划。”

“那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应该和日本人合作，这样我们至少可以让中国的一部分免遭彻底毁灭，免遭肢解吞并。我没法反驳他。”

“这种说法，前提是日本会打赢这场战争。”

“没错，可我该怎么办呢？”

“什么时候你得给他回话？”

“三天之内。”

“要不你到哪里先去躲起来？到瑟尔或是路易斯他们那儿去？”

“这个么，傀儡国民政府就要在这里建立，所以，如果他们发现我人还在城里，他们是绝不会放过我的。天哪，看样子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我很高兴耀平没有受到诱惑而动摇，尽管他曾经谈过多次他多么喜欢日本，包括日本货（他曾经有过一块精工牌怀表，铜盖里边还带指南针的）。可是这事不仅仅是他个人操守或我们家名节的问题。如果他为傀儡政府效劳，他可能会被地下爱国者杀掉。就算他们不杀掉他，他早晚也会受到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惩罚。他会变成一个人民公敌，我们全家都会因为他而遭殃。

我们商议了好几个钟头，最后定下来，他应该离开南京，到四川去投奔他的大学同学。我们考虑了是不是全家都跟他去，但又想到那样太惹人注意了。还有，我也不能丢下我在这里的工作。我催他不要耽搁，尽快上路。

第二天晚上，他动身到南边的牛首山去，在那里他可以暂时先躲在一个朋友家。他随身带了一个手提包，里边装了几本书和两身换洗衣服。他没有通行证，只能步行和搭便车离开日本占领区，再设法乘船或火车去内地。我把家里的将近八十元钱都给他带上了，嘱咐他不要喝太多的茶，免得加重他的关节炎。临上人力车的时候，他拥抱了我、丽雅和帆帆，说他一定会想念我们的。然后他上了车，朝我们挥挥手。我们看着他瘦削的脸庞在黑夜里渐渐模糊，直到消失。

三十三

露丝·切斯特回信了，说他们给五个盲人女孩子在上海找到了一所学校。我们十分高兴，明妮派茹莲送孩子们过去。盲孩子们都不愿意离开，但我们对她们讲，到了特殊学校，读书的条件会好得多，生活上也可以得到更周到的照顾。更好的是，上海比南京要安全很多。明妮给了她们每人三元钱——这钱是日本军官利川少佐捐的，他曾两次造访金陵学院，被这里的课堂深深感动了，说他在神户的女儿也在上基督教学校。我们没告诉孩子们和任何人这钱是从哪儿来的，拿到钱的五个孩子都很高兴。

一月四日下午，我们坐着明妮从路易斯那儿借来的一辆大号汽车，出发去下关火车站。明妮开车。我一向钦佩她的能力，能做普通中国女人做不到的事情：开车、骑脚踏车、打球、养狗、登山。我们开上宁汉路的时候，我提醒明妮：“记不记得你说过要教我学开车？”

“我当然没忘，会教你的。等战争结束，我要在这里给自己盖个房子，买辆小轿车。”

听她这么说，我很高兴。我要是能像她那么能干该多好。这里的很多人把她看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敬佩她高大的体格，和她作为领头人的能力。

开过福建路，快到挹江门时，我们看见更多的房子被夷为平地，这一带比去年冬天看上去更荒凉了。过去的交通部，现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院落，周围由铁丝网围起来，里边排着十多座简易房，是军用物资的仓库。一路上，无人居住的房舍大多数都被拆掉了，砖头木料堆成了小山，准备拉走。不过火车站一带却是人声喧闹，小贩们沿街叫卖着，街面上满是小店铺，卖着饮料、水果、糕点、香烟和酒。车站是一座带圆阁尖顶的三层小白楼，几个票贩子在车站周围转来转去，朝着过路的人挥着手里的车票。

所有的火车时刻都是按东京时间，比中国时间晚一个小时。车站大厅内，买票的人们排成两队。一条队短短的，那是日本旅客；另一条队长长的，足有一百多名中国人。茹莲排在长队的末尾。可是这条队前头的那扇小窗一直关着，只有短队在往前移动。离我们不远，站着一个细瘦的日本办事员，身穿一身蓝制服，黑帽檐锃亮。我们担心茹莲和孩子们会赶不上火车。明妮走到那人跟前，说：“看见那些字了吗？”她指着大门上方的标语，上面写着醒目的大字：“中日携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那人点点头没吭气。明妮又说，“你不觉得你们对待这些中国旅客的方式，违反了日本的政策，破坏了东亚共荣吗？”

他心里有数地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可他还是一声不吭。然后他慢慢踱回到办公室去，一分钟后，另一扇小窗开了，开始向排长队的中国人卖票。

窗外，一列火车进站了，震颤着停了下来，吐出了成百的旅客。新到南京的人再也不用在来苏儿水里洗手，也不必用杀菌水漱口了，卫兵只对两名出站的青年人搜了身。生活又恢复了正常——除了宪兵还是要查验所有人的证件。

茹莲拿着六张火车票和两张月台票回来了，我们一起领着盲女孩们走出大厅。办好行李托运后，我们来到二号站台。在月台的最西头，大约四百名日本士兵懒懒地在等火车，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坐在铺着水泥板的地上。有几个人挥打着胳膊，又是呻吟又是喊叫。二十来个年轻的日本妇女，有的还不满二十岁，在这群士兵当中穿行，把饭团和水壶递给大家，有几个妇女在喂着裹满绷带的伤兵。他们旁边停着一节卧铺车，里边是一些受伤的军官，在吸烟喝茶，有的在打牌。车厢的窗户蒙着一层雾气——里边一定很暖和。月台上的伤兵虽然有人照料，可在我看来，他们还是像一袋袋垃圾，在灼灼的阳光下，被扔得到处都是。这个场面让我想起一年多前在这里看到的中国伤兵。多么不同的情景啊，然而这些伤兵，多少有些类似那些被自己的将军们抛弃的中国伤兵。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副惨状，像是快被榨干的老人。

军官的卧铺车厢前头，停着三辆敞篷货车，上边装满了车辆——卡车、轿车、救护车、蒸汽压路机、吉普，都等着被运往日本。此刻我明白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没收中国人驾驶的汽车了。

去上海的火车来了，茹莲和五个盲人孩子上了第三节车厢。一扇窗户打开了，她们通过窗户朝我们挥手。明妮走近一些，对她们说：“多加小心啊。”

“我们会想你们的。”一个女孩子说着，声音哽住了。

我也走上前去，拉起她们的手。一个火车头鸣着笛，沉重地喘着粗气，在另一条铁轨上缓缓爬进车站。我们来不及再多说，一位列车员叮叮咣咣关上了车门。火车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喷出一团蒸汽，然后开始向前移动。四只手伸出窗户，向我们挥动着。明妮朝她们飞了个吻，我也跟着飞了一个。

回来的路上，我们在挹江门被拦下了，因为明妮没带霍乱注射证明。没有那张证明，新来的人是不许进城的。一个军官把她带进附近的一间小房间，命令她打一针预防针。她不肯，坚持说她不是新来的，只是偶然把她的医疗证明忘在城里家中了。“你看，”她对那个一脸粉刺的人说，“我车里没有任何行李。我住在城里，是南京居民。”她争辩了五六分钟，那人没再要她打针就放她走了。他警告她说，从今往后，她再进出城门，必须带齐所有的种痘证明。

三十四

中学的学生们都放寒假离开了学校。现在我们的教职员工可以放松一下了。唐娜和爱丽丝去上海度假了。普莱默·米尔士新年过后离开南京一个星期了。随着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解散，他觉得这里已经不需要他了。普莱默告诉我们，他在上海会想办法把那六个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人从监狱里弄出来。明妮请他把玉兰也算在内，他答应了，不过他说，他仍是没有把握把她救出来。明妮每天都要看看有没有信来，希望普莱默有所进展。她私下告诉我，从现在起，不论何时我们向日本人提出放人的要求，她就要把玉兰和那六个人合到一起。我觉得，这对救出那个疯女子，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虽然没接到普莱默的来信，我们对他为这件事情的努力仍抱有希望。他是一个好人，真诚并且值得信赖。

天空中的满月又开始变得越来越细瘦，天空一夜比一夜更黑了。一月里的第三个星期，丹尼森夫人给教职员工的圣诞礼物寄到了。那是一个大包裹，足有七八十斤重。每一年，老太太都会花上至少一百元，给校园里的雇员送礼物。我们每个人，包括厨子和看门人，都会得到一份。她和明妮一样，中文说得很流利，了解我们中国人，连我们的风俗习惯她都熟记在心。她们两位都在中国居住了几十年，中国人的一些特性已经渗透到她们的骨子里。跟这位首任校长不同的是，明妮只会在春节时，给少数几位朋友送礼物。她为的是不去抢那老太太的风头，也知道上司送礼物太多的话，会吊高雇员的胃口。她问过我想要什么礼物，我说丈夫和儿子都不在家，想要她除夕夜到我们家来一起吃年饭，她答应了。

收到丹尼森夫人礼物两天后的晚上，全体教职员工聚集在南山宿舍楼，明妮为大家举办了一次晚会，把礼物分发给大家。礼物中有罐装的碧螺春、袋装的葡萄干和开心果、带拉链的中英文对照的《圣经》、香烟、罐头水果、猪肉松，甚至还有几包鞭炮是送给有孩子的人的。不过，送给明妮的两个鲜芒果已经变黑，不能吃了。可她又得到了一本教友会日历，这让她很开心。“太可惜了。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芒果呢。”路海说，他的礼物是一条花纹领带。

明妮笑着对他说：“我会记着哪天给你弄几个来。”

我得到一件绒衣，还有一条花围巾是给丽雅的，一包芝麻软糖是给帆帆的。丹尼森夫人在很多礼物上都标上了名字，所以我们分发起来很容易。老校长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很细心的，尤其在这类小人情上。

大刘举起一支二踢脚说：“老天，这年月谁敢放这家伙？日本人还不得冲进来搜查武器呀。”

大家哄堂大笑。每个人都很开心，房间里喜气洋洋，热火沸腾。

明妮给我们读了丹尼森夫人的来信。老校长表示，礼物恐怕会到得晚了，我们就把它们当做既为庆祝圣诞节也为庆祝春节的吧。今年的春节是二月十九日，还有一个月呢。这些礼物，表达了她对我们每一个坚守金陵的员工的感谢。她还说，她很快就会回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第四部　此恨绵绵

三十五

丹尼森夫人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回到金陵学院。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助手杨爱凤。爱凤曾在学院里教过不少课程，像园艺学、儿童教育还有家庭卫生。明妮为她们举办了欢迎晚会，全体教职员工都参加了。大家又见到丹尼森夫人，情绪都很激动。

从职务上说，老太太现在只是我们学校的顾问了，可她把学校看成是她自己的一部分。她已经六十九岁了，尽管亚麻色头发已经灰白，又因为慢性背疼显得有一点点驼背，可她身体还很健康，并且一点儿没发福。和你长篇大论时，她会不停地打着手势，长脸上不停在笑和哭之间变换表情，一双褐色眼睛因为说话过多而变得火热。可大多数时候，她总是愁眉苦脸的样子，仿佛刚刚遭遇了什么不幸。她告诉我们，美国很多曾经给金陵学院捐款的富有家庭，都因为学校的前途未卜，不愿掏钱了。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她在校园里到处看看。我们来到家禽中心，茹莲热情地迎接了教过她的丹尼森夫人。老太太满意地看到，茹莲依然在做实验，还欣然地听说，有些母鸡一天能下两个蛋。想想吧，要是我们国家三分之一的母鸡都这么个下法，这个实验对于中国人的餐桌，该有多么了不起的贡献！突然，一只母鸡咯咯咯嗒地叫起来。“一定是‘媒婆’。”茹莲杏眼一转，边说边走进鸡舍。她给她掌管的每只鸡、鸭都起了名儿，“媒婆”是一只小黑母鸡，经常带着一群母鸡去找公鸡。

茹莲一会儿就托着一个老大的红皮蛋回来了。“看，这只鸡经常下双黄蛋。”她把蛋递给丹尼森夫人看。

老太太两手捧过蛋。“哦，天哪，还热乎呢。”

“给你了。”茹莲说。

“真的呀？”

“真的，双黄蛋孵不出小鸡。”

丹尼森夫人掏出一条亚麻手绢，把鸡蛋包起来。茹莲找来一个糕点盒子递给她。“这太好了！”老太太说着，把小布包放进纸盒。

我们接着来到校园后边的花园，难民们在这里造成的损坏依然可见，好在树叶都长出来了，一些灌木上也开出蓬蓬松松的花儿来。在校园内走了一圈儿，老太太十分不悦，整个校园内，只有从大门通向前院那条约有二百米的柏油碎石路，还算让她满意。那是明妮找人给铺设的，只花了平时三分之一的价钱。

“这里还是像个难民营。”丹尼森夫人说着，眉毛拧成了结。

我没吭声，知道她一定不喜欢家庭手工艺学校里有那么多的穷女学生。我们站在小桥上，桥下的溪水从图书馆楼后边的池塘蜿蜒流淌过来，流向宁汉路旁边职工楼附近的另一个池塘。水里有一群白鸭子，安安静静地划水而过。不远处的灌木丛里，几只黄莺在快乐地叫着，象征着春意盎然。可是在南边，一队轰炸机嗡嗡飞过，一会儿露出身影，一会儿隐没在葱茏的山顶之上翻卷的云中。哪座城市今天要挨炸弹了，不知是宁波还是福州。

“我们一定要把学校恢复起来。”丹尼森夫人边说边摇头。她的脸色发灰，眼里闪着痛苦和愤怒。

“对，我们一定要。”我也重复着。

“该死的日本人——把什么都毁了！”

“你觉得他们会让我们恢复学校吗？他们的方针可是反对基督教的。”

她深深地叹息一声。“我不管那些。我只想让金陵学院还是过去那个金陵学院。”

明妮已经把教务长的大办公室分给丹尼森夫人了。老太太和爱凤暂时住在南山宿舍，在一楼的一个五间房套间里。她俩都喜欢这个安排。丹尼森夫人不必教课，但爱凤开始在家庭手工艺学校里教一门儿童抚育课。很多学生都是当妈妈的，她们想不出这个还未结婚、肚腹平坦、笑眉笑眼的柔弱女子，怎么能教会她们如何照看孩子、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可是听过几次课后，她们就对她心服口服了，都惊叹于她对这一行懂得如此之多。我喜欢爱凤，她人很随和，又从不搬弄是非。

明妮让爱丽丝去美国大使馆取回来了丹尼森夫人的结婚银器。那个大皮箱，是被一个俄国潜水员从沉到江底的班乃号炮艇上打捞上来的。它已经变了形，里面的银器都锈迹斑斑了，可是老太太并没生气，只说：“如果有人出个好价钱，我就把这套东西卖掉。反正我们学校需要资金。”

我钦佩她这么大方。明妮在把箱子送出去之前，先把学校最重要的文件都复制了一份，特别是那些后来在箱子里被水泡坏了的，幸好有了备份。丹尼森夫人为此大大表扬了明妮。我很高兴这两个女人可以和谐相处。

一个星期后，老太太染上了没有哪位医生能诊断出来的病症。我担心她可能中风了，因为她的症状是感情不能自制，甚至在来客面前，她的眼泪和笑声都无法控制。据爱凤说，丹尼森夫人为学校的状况感到心碎，一个人时，她就忍不住地叹气，还经常流泪。她对爱凤说过实话：“就连我丈夫去世，我都没有觉得这么难过，好像我这辈子全完了。”大多数时间里，她躺在床上，连饭都在卧室里吃。我们都知道，她打算把金陵学院办成中国第一的女子学院。从创办伊始，她就强调：“我们追求的是成为中国的卫斯理学院。”这话很讨卫斯理学院毕业的中国第一夫人的欢心，蒋夫人和她两个姐姐一起，为学校捐款修建了一座宿舍楼、一座练习馆，以纪念她们的母亲。这两个楼房都是在明妮的监工下修建的。

在此期间，明妮收到了普莱默·米尔士的信，他说国际救济委员会那六个人可能很快就会出狱了，不过玉兰的事情没有进展。普莱默信里写道，那个疯姑娘被定为精神病患者，所以日本人不会考虑释放她，依据是，她可能会扰乱公共秩序。普莱默在信里跟我们道了别，他马上就要返回美国了。

我和明妮又去看望了玉兰。那姑娘看上去脸色不好，比她实际年龄要老上六七岁。显然，他们不许她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和晒太阳。现在她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同屋还有另外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也是个疯子。她俩每人有一张小床，经过许可，可以有人来探视。明妮递给玉兰一包柿饼，她用牙齿撕开口袋，咬了一口结了糖霜的柿饼说：“哎呀，太好吃了！我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她的眼睛发着光，因为用力咀嚼，下巴扭过来又扭过去。天气这么暖和，她却还穿着明妮送给她的那件呢子外套，不过上面的毛领不见了。我们上次给她带来的外衣哪里去了？我心存疑问，但嘴上没说。

“你喜欢吃就好。”明妮说着坐在房间里唯一的凳子上，我则坐在另外那个女孩的小床上。

玉兰问她的难友：“小猫猫，你要不要吃点儿？”

“不要，我只吃新鲜水果。”那女孩喃喃说道，一个劲儿用一根长火柴棍掏耳朵。

“其实她只吃米饭，连蔬菜也不吃。”玉兰告诉明妮，“有时候她一连两三天都不吃东西，他们只好把她捆起来，硬喂她吃。”

“她是什么毛病？”明妮问。

“她是精神病。日本鬼子当着她的面杀死了她父母，还一刀捅在她脖子上。”确实，那女孩的后脖颈上，有一道青紫的伤疤。

明妮问小猫：“我下次来的时候，你想不想让我给你带点儿什么？”

“给我带把刀来，长长的、快快的刀。”那女孩从牙缝里蹦出这句话，两眼闪光。

“你瞧你瞧，她疯劲儿又上来了，”玉兰叫起来，“不过我也可以用一把大刀，这样就没有哪个男人敢靠近我了。”

我们答应玉兰会再来看她，并给她再带几件衣服和裙子来，然后就离开了。走出大门时，明妮突然说：“我恨不能在这楼里放一把火，然后趁乱把玉兰和小猫偷偷带走。”

“好主意。”我说。

她咧嘴一笑，嘴角皱了起来。

我们顺路到天华孤儿院去看望莫妮卡，她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不过她两颊粉红，亚麻色头发比以前更稀疏了，眼睛下边的眼圈也更黑了。她承认自己患了肺结核，不过她微笑着说：“如果上帝要招我回去，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上路。”她这么说，仿佛她渴望解脱，一边咳嗽一边把手巾按在嘴上。

我心想，让莫妮卡继续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合适不合适？她不会传播病菌、把肺病传染给孩子们吗？日本人对环境和卫生讲究得要命，为什么他们就不管她的事呢？也许，对他们来说，这些孤儿不过是些杂种而已。

我们没碰护理员倒给我们的茶，不过跟莫妮卡谈了好久。孤儿院里的孩子现在少多了，一共只剩十七个，有十一个还不会走路说话。他们看上去都营养不良，有几个孩子直瞪瞪地看着大人，不说话，也不眨眼。我忍不住想，他们的脑子大概都有问题。

“这男孩子的爸爸是日本人。”莫妮卡指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婴儿告诉我们，那孩子的脸有点儿皱缩。

“你是说，他妈妈把他扔掉了？”明妮惊讶地问。

“是的，有些中国妇女，尤其是未婚的女子，不想要这些日本军人的孩子。”

“我不怪她们，可是抛弃无辜的孩子是一种罪孽。”

莫妮卡发出一声叹息。“我们有八个混血儿。”

“我分不清日本孩子和中国孩子。”明妮说。

“我也分不清。”我插嘴说。

“他们的确不容易辨认。”莫妮卡告诉我们，“有五个婴儿是他们的妈妈送来的，还有三个是个中国警察送来的，他们都是他在庙门口拣到的。”

“那些大一些的孤儿哪去了？”明妮问道。

“你是说那些六七岁的孩子？”

“是的。”

“我们把他们送到长沙的教会学校去了。”

明妮的脸上放光。“莫妮卡，你做的是天使的工作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莫妮卡修女笑了，她深陷的眼睛在闪光，憔悴的脸庞现出皱纹，面容却十分宁静，“千万当心，日本人和他们的走狗都恨你呢，他们不想让基督教在中国生根和发展。”

“我尽量不被吓倒。”明妮说。

“对，恐惧不是生存的方式。如果灵魂是永生的，那么死亡不过是生命的一个阶段罢了，我们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

“你说得对。”

我被莫妮卡的话打动了。这个修女最多不到四十岁，却显现出这样的沉静。即使如此破旧的孤儿院，仍让我联想到恶浪中的绿洲。

回到学校，我往一个玻璃广口瓶里灌满了鱼肝油。约翰·马吉很久前送给我们的两大桶鱼肝油都由我保管，自从去年冬天以来，罗伯特·威尔森在给一些女孩子做过检查之后，指示我们每天给这里的每个学生都服用一勺。明妮派本顺把那瓶鱼肝油给莫妮卡送去，并写了一个条子，说她每天都需要吃上一些。

三十六

我丈夫来信了，说他已经离开四川到昆明，去投奔西南联大的同事们了。他没法定期写信，担心那些想拉他到傀儡政权里干事的人，会发现他的行踪，而来找我们的麻烦。只要他本人安全，我和丽雅就放心了。我的女婿万穆也有来信，他跟着情报部门一直在各处活动，不过一切都好，正投身于对日作战之中。他很想念妻子和儿子，却又不可能回来看望他们。丽雅有时候会感到沮丧，夜里偷偷地哭，不过在白天，她总是显出一切正常的神情，做自己应该做的那一摊子事儿。有一次她向我承认，她经常梦见万穆，担心他们可能再也见不了面了。她问我，要是他碰见别的合意女人可怎么好？眼下这种年月，军人们的日子往往过得放荡不羁，他们不会放过每一个及时行乐的机会，因为说不定哪天就没命了。我告诉丽雅丢开这些傻念头。万穆是个靠得住的人，虽然我从来不是很喜欢他。他挺能干，但算不上很出色，鼻子旁边还有道弯曲的疤。丽雅完全可以嫁给一个比他更好的人。不过我知道，他会是个对家人尽职尽责的人，所以我同意了让女儿嫁给他。

让我吃惊的是，三月底我竟收到盈子的来信。里边有幅照片，还有一张纸，上边用黑墨印了婴儿的手印和脚印，这些一定是阿真的了。看来，盈子的中文程度还不够写一封短信的。从照片上看，阿真笑眯眯的，眼里闪着光，嘴巴咧得好大，那小模样又快乐又健康。照片背面，他母亲写着：“阿真，一百天。”看到这几个字，我不禁热泪盈眶，要是能抱一抱他该多好啊。

夜里，帆帆睡着以后，我和丽雅坐在我们的大床上，两人靠在一起，谈着盈子和阿真。我说，要不要给他们回个信？“妈，盈子说不定不认识中国字，”丽雅说，“也许我们应该给她寄点儿别的去。”

“可是我们能寄什么去？”我自言自语道。除了弄不到好东西，我还不知道国际邮件可不可靠。

我们还是决定跟以前一样——不给盈子写信，我们有日本亲戚这件事，还得继续保密。要是人们知道浩文有个日本妻子和儿子，他们就可能发现他的下落，那我们就会被看做是汉奸的家属。只要仗还打下去，我们就最好不要跟盈子通信。可另一方面，就这么装做没有收到过她的来信，又让我心神不定。

“你觉得可以接受盈子做我们家的人吗？”我问丽雅。

“她是阿真的母亲，所以我们也许只有接受。”

我喜欢她的回答。丽雅继承了她父亲的头脑，敏锐又理智。“更何况浩文爱她。”我说。

“不过，我更希望我的弟媳是个中国人。”她一抽鼻子，下巴颏都翘起来。

“你是说浩文应该再娶一个老婆？”我从来不喜欢现在还存在的一夫多妻的习俗。

丽雅笑了，露出她的虎牙。“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战争时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她把帆帆身上的毛巾被往上拉一拉，盖住他全身，然后拉了一下灯绳，关了灯。

“睡个好觉。”我说。

格子窗户外边，一只猫头鹰在叫着。我想着丽雅的话。她说的让浩文再娶个中国老婆还真有可能性，不过那要看浩文和盈子了。根据我对盈子的了解，她是个好姑娘，是个慈爱的母亲。要是能对她了解更多就好了，我会说服她，战争结束后到中国来生活。

我给明妮看了孙子的照片。她仔细地端详了照片，然后对我说，“他的嘴像你。”

“丽雅也这么说。”

“我要是你，暑假就去东京。”

“我拿不到通行证的。”我说，没跟她解释我其实是没有这笔旅费。我们曾经有几幅很值钱的画儿，但是被日本兵拿走了，家里再也没有其他可以变卖换钱的东西了。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她把胳膊肘支在桌子的玻璃板上，直视着我的脸，眼神清澈又温暖。

“我也不知道。”我叹了口气。

“你不能给盈子写信吗？”

“浩文告诉过我，她看不懂中文。要是我丈夫在家，他可以用日语给她写信，可我觉得这种时候跟她联络很不安全。”

“怎么不安全？她是你家里的人，不是吗？”

“要是让人知道我们有日本亲戚，你知道这里的人就会发疯的。我们得十分小心。”

“哦，明白了。什么事情一到中国就变得复杂了。不过，如果你们不敢用自己的地址，用我的好了，让盈子把信写给我收，我再转给你们。”

“这真是个好办法。明妮，你真是太好了。等耀平回来，我们会需要靠你帮忙和盈子通信，先谢谢你啦。”

“这没什么。需要我做什么，只管开口。”

我不敢用中文给盈子写信，因为那样她就得找人给她翻译，那么我们家和日本的关系就会被人知道了。经过这次和明妮的谈话，我觉得和她关系更亲密了。我知道丹尼森夫人看她不顺眼，但我为了帮助朋友，什么都愿意做。

三十七

两个星期后，身体恢复了一些的丹尼森夫人，提出由她来为金陵学院管账。明妮很乐意，因为不论她怎么费劲儿，总是对不上账。要论理财管账，丹尼森夫人比明妮可是强得太多了。而我却有几分担心，又不明白老太太何以这么急于接管财务，这可能是她全面控制学校的第一步。事实上，她才是这里有实权的人，因为我们从美国得到的捐款，大部分要经过她的手。另外，学校里大多数学监和系主任，都是她的学生。

自从丹尼森夫人回到南京，她就一直说，想到城里去转一转。我提出陪她去一次，她欣然接受，不过，她希望走着去，不坐人力车。我们就动身去市区南面原来娱乐区的夫子庙那一带。我们俩都挎了二个印着“金陵女子学院”字样的书包。她穿了一条长长的绸裙子，裸露的两臂上满是雀斑。她这身夏天打扮让我惊异，天气还没那么热啊，我则穿了件坎肩和府绸裤子。我们刚走出大门，就迎面撞上了一群人，只见一百多名妇女跪在那里，都是些面黄肌瘦的穷人。明妮正站在她们面前。她们叫着：“女菩萨，救救我们吧！求您救救我们！”

“都请起来吧，”明妮喊着，“起来，都起来！”

“可怜可怜我们吧，女菩萨！”

“给我们些活儿干吧！”

“求您帮帮我们！”

“起来，所有的人都起来！”明妮又喊。

她们谁也不听，还是一个劲儿地求她，有几个甚至还磕起头来。“请你们站起来，我们才好说话，”她大声说道，“不然我就回我办公室了。”

最后终于有人站了起来，有几个人向前走过来。“这是怎么回事？”丹尼森夫人问我。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回答说。

明妮对几个为首的女人说：“你们这是干什么？”

“魏特林院长，您不是要开一个鞋厂吗？”一个绑着裹腿的中年女人问道。

“请您雇些我们的人吧，院长。”一个小个子女人恳求说，“我们家里都有挨饿的孩子要养活。”

“这里没有什么‘院长’，”丹尼森夫人开口说，“我们是大学，只有校长。”

女人们一脸困惑，根本弄不懂“校长”和“院长”的区别。明妮对她们说：“丹尼森夫人是对的，不要再叫我院长了。就叫我华小姐，听见没有？我们没有任何办工厂的计划。你们听到的是谣言。”

看她们还是不信，明妮又说，“如果这里将来要开工厂，你们就都管我叫骗子好了。我们是所大学，不是开工厂的。明白了吗？”

有些女人转身离开了。另外几人走上来，跟明妮打招呼，丹尼森夫人离她们远远地站着。她一直皱着眉头打量着她们，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丹尼森夫人和我接着往外走，上了宁海路。因为这条路很漂亮，当地人又称它为“基督路”。我们很为这条路而自豪，这是一九二一年金陵学院动工那年，南京城为我们学校特别修建的。学校建筑的私人承包商阿洪，对官方的工程师和工人很不信任，担心他们为这条街打造的地基不够牢固，经不住他的卡车碾压，所以求助于明妮。她仔细读了《大英百科全书》上关于道路修建的每一个字，从铺路的石子，到使用蒸汽压路机代替人工拉的石头磙子，都提出了详细的要求。结果，修这条路花费了相当于最初计划十倍的钱，所以这条路至今仍然完好无损，而周围同时期建造的其他街道，在两三年内都已经破损，不得不重新铺砌。

丹尼森夫人和我继续朝南往瞻园一带走，夫子庙就在那边。她似乎对刚才发生在学校大门前的事情耿耿于怀。那种场面表明，家庭手工艺学校又是生产肥皂、蜡烛啦，又是生产毛巾和雨伞啦，可能给了那些妇女错误的印象。老太太一直沉默不语，弄得我挺别扭。我知道，被那些女人称为“女菩萨”，一定让明妮感到尴尬，而对于丹尼森夫人来说呢，那就带有偶像崇拜的意味了。

我们走上中正路时，老太太终于说话了：“明妮太过分了。她不应该纵容那种个人崇拜。”

“我敢肯定她根本不喜欢别人那样叫她，”我壮起胆子说，“那些女人让她很尴尬。”

“她应该感到羞愧。没有哪个活着的人应该被称为神。”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茬儿，就继续沉默了，觉得很不舒服，还因为陪丹尼森夫人进城这事，我没告诉明妮。一路上，我看见一些日本商店都关了门，也许因为生意不好，主要是他们的东西太贵，也没法运到乡下去。我听说，有些日本店主和餐馆老板已经离开南京。留下来的商人，有不少按照“伪满洲国”的惯例，和中国人合伙做生意，或是只当保护人、中间人，好无本获利。

我们看到很多小商贩、小店铺，有些甚至在卖盗来、劫来的艺术品——画卷、字幅、玉器和青铜器。有个小贩只要两块钱就肯出手一对明朝小花瓶，丹尼森夫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她拿起它们，转过来又转过去，细细地端详了好久，最后还是放了回去，也许是不想让我看到她买偷来的东西吧。我告诉她：“现在，只有吃的东西贵。”的确，一只骨瘦如柴的小公鸡，也要卖两元钱。

夫子庙一带又恢复成了集市，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手推车、驮着筐的驴子、牲口拉的马车。街道两边，很多房屋依然没有屋顶，有些房子上边的一层楼都不见了，可下边一层，商店照样开门。这里有餐馆、菜市、茶馆、鸦片馆、理发馆、满是鸟笼和金鱼缸的宠物店、中药店、当铺，甚至还有一家澡堂子。我们走到哪儿，都能听到小贩唱歌般的叫卖声。在一个街角，一群人站在一个宽宽的布告栏前边。布告栏上钉着今天的各家报纸，供那些买不起报纸的人阅读。布告栏不远，是窄窄的秦淮河，静悄悄地流淌着，发绿的河水被微风吹出几丝涟漪。河对岸，几个中年妇人在岸边的平坦石头上，正在用棒槌捶打着涮洗的衣物。一条红篷小船从拱桥下边划过来，船上两位先生正在下棋，船尾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划着桨。

一条小巷口上挂着两串小小的太阳旗，我看见里面有几家妓院，都开在带阳台的最顶一层。有些妓院，从窗户上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是雇了从日本来的女人。尽管多数日本妓女已经三四十岁了，收费却比中国女人的同样服务高出一倍，比朝鲜妓女的收费也高百分之五十。我听说过这样的地方，却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亲眼看见。傀儡政权里最活跃的人物潘吉米，对这些妓院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私下里，中国人对他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不时地争论，有些人说，潘吉米为这座城市找到了一条保护良家妇女的途径；另一些人却坚持说，他向魔鬼出卖灵魂，已经成为这儿的头号卖国贼。我本人也相信，他应该为推动建立这些妓院而受到惩罚。城墙上曾经贴出过一张大海报，宣布等我们的军队一打回来收复南京，就会砍掉他的头。

潘吉米还曾经是国际救济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积极投身过慈善工作。他是为数不多的外国人能够相信的官员之一。公平地说，他最多算个三流卖国贼，跟“自治政府”里其他官员差不多，而最大的卖国贼，是跟日本人合作，还在忙着组建傀儡政府的那些人。不管大大小小的卖国贼怎样为自己辩护，国民党已经做出了对叛国罪明确和无可争辩的定义：在敌军占领中国土地之时，为敌人做事的人，就是卖国贼。

此时丹尼森夫人的情绪好多了，已经从刚才的事件中摆脱出来，她说：“不可思议，你们中国人任何灾难都挺得过去。”

“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墟呢，所有的房子都被抢劫一空，房顶不见了，很多建筑被烧毁……谁能想象这一带这么快又恢复过来？”我一边说着，心头再一次腾起怒火。我居住南京这么多年，已经把这里当做新的家乡了。

“我感觉，”丹尼森夫人继续说，“这座城市在历史上曾经一再被摧毁，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定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浩劫了。”

“没错，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能挺过被日本占领这样的大灾大难。”

夫子庙已经用红漆重新刷过，就连门口的大石狮子和门边挂着的牌子，都被刷洗得干干净净。嵌着琉璃瓦、翘着飞檐的牌坊上垂挂着两排灯笼，每个灯笼上都写着“福”字，灯笼下边，人们挤进挤出。日本人似乎打算保留这一处名胜，想恢复它的声望。

我们走进河边一家文具店，看看能为学校买点儿什么。店主是个胖脸男人，大鼻子一侧长了个带毛的黑痣。他欣喜地说：“欢迎光临敝店。丹尼森校长，看到您回来我真高兴。”他对她点头哈腰，眉开眼笑。

“南京是家乡，”她说，“我没别处可去。”

他的话她听了很受用，她就买了一盒金不换墨条。

我知道她不会写毛笔字，可能买下来是要当礼物吧。

返回时我们坐了人力车。回到金陵校园时，餐厅的晚饭时间已经过了，我俩就去我家吃了鸡汤面。饭后，我们喝着普洱茶，听丽雅念《字林西报》上的一篇文章。她上过教会学校，懂英语。文章说，日军刚刚占领了牯岭——江西省一个群山环绕的旅游小镇，外国人和中国高官过去常去那儿避暑，不过还不清楚我们军队这次死伤多少人。日本人宣称消灭了五千守军，但那绝不可能，因为国军已经熟悉了日本人的战术，知道怎么避免被围歼。

丹尼森夫人谢了我，说她度过了一个开心的下午和晚上。我很高兴，但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她会对我好一点儿。要是吴校长在的话，她可以在老校长和她喜欢的明妮之间调停，化解矛盾，可我不过是个领班的，不可能有那样的本事。我只想明妮和丹尼森夫人保持友好关系。我不但需要保证全家能留在金陵学院这个避风港，还希望我能在老太太发火时，能让她平静下来。

三十八

被关进监狱的国际救济委员会那六个人，赶上裕仁天皇过三十八岁生日两天前的大赦，在四月二十七日被释放了五个人。我们学校的那名兼职数学老师也在被释放之列，只有一个学生的父亲还在监狱里。放回来的人都得到命令，不准把在狱中经受的折磨讲出去，否则就会被再抓进去。其中一个人的手腕给打断了；另一个，脸部已经半麻痹，再也无法连贯地讲话。可他们谁也没透露自己的遭遇，都只是说能活着回来真算幸运。

私下里，其中一人告诉我，他经常坐“老虎凳”——两腿被紧紧捆在凳子上，行刑的家伙把一块块砖头塞进他腿下边；还给他灌辣椒水，灌得肚子都快爆了。一开始他拒不承认那些指控，但到后来，他们说他犯了什么罪，他都一律承认。他甚至招供：他帮助约翰·马吉和霍莉·桑顿贪污救济金，还独自一人偷窃了一辆军车，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我只是不想被那些畜生整死。”他一边说着，一边摇头，头上满是鳞癣，让我想起一只褪了毛的鸡。

“他们相信你的口供吗？”我问他。

“也许不信。有一次他们说，我骗了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打昏了过去。”

“是谁动的手？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中国的狗腿子掌管刑讯室。有时候一两个日本军官也会露个面。”

日本天皇生日的那天，除了官方组织的活动，其他集会一律禁止。为了把女学生们管住，明妮宣布四月二十九日是“大扫除日”。随后，“自治政府”要求我们出一百个人，到城里参加“庆祝裕仁天皇生日”的活动。他们并没限定我们学校参加的人必须是青年学生，所以明妮认为我们应该从家庭手工艺学校选一百位妇女。可丹尼森夫人反对，说她们不是学生，不能代表金陵学院，她坚持要派女中学生。

我们一起商量这件事，所有的人，包括美国教师，都支持明妮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女孩子一肚子怒气，可能把“公众庆祝集会”看做是一种污辱。要是有人喊抗日口号，或唱抗日歌曲，就会给我们惹来大麻烦。还不止这些呢，爱丽丝和唐娜已经向我们报告，有几个女孩子正在谋划着抗议日本侵略的游行。我们可不想因为派她们去官方集会而把她们心中的怒火给点着，所以我们还是从家庭手工艺学校选了一百名妇女。

第二天早上，我们扛着写有“金陵女子学院”几个字的旗子正要出发，丹尼森夫人站在大门外，挡住了队伍。她对明妮说：“我不许你们打出我们的旗子，因为这些人都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明妮做个鬼脸，但还是让步了。“好吧，那我们就不带旗子了。”

于是我们就把旗子留下来，继续上路进城去了。丹尼森夫人两手握住旗杆，一个人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渐渐走远了。远远看去，白绸子一飘一飘，遮住她单薄的肩膀。这时已是十点多钟，太阳升得老高，天气很热。女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去参加“庆祝裕仁天皇生日”的游行，所以她们看去十分消沉，一声不吭地走着，有些人还低着脑袋。

为了防止有人抗议，也为了控制喝醉的士兵，城里边已经开始戒严了。我们站在三层飞檐、庙宇般的市政厅前边的广场上，每人发了一面纸做的小太阳旗。庆祝活动开始，首先检阅日本部队——一千人的骑兵、三路纵队的山炮、一个步兵团，先后经过主席台。每名领队的军官都举着闪亮的长刀，刀背抵着锁骨，带领自己的方阵前进。乐队奏出了《日本陆军军歌》。队伍经过检阅台时，军人们一起高喊“天皇万岁！”、“日本必定征服亚洲！”、“消灭敌人！”脚登高筒靴的两名日本将军和一些中国官员站在检阅台上，其中就有潘吉米，他是个高个子，文质彬彬，不过两眼有些上下不齐。他总是表白，他来当这个副市长，因为这是他能保护本地老百姓利益的唯一途径，但是重庆国民政府已经悬赏两千元要取他的人头。在整个庆典过程中，台上一些傀儡政权官员一直眼睛望着地板，尽管不时地也得鼓鼓掌。

其中一个官员叫冯殷民，形销骨立，一对招风耳，曾在东京大学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他发表了短短的演讲，虽很简捷，却都是空泛大话。他赞扬日本当局在城内恢复秩序和常态的努力，还强调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东亚新秩序”。不到十分钟，他就高喊“天佑天皇！”、“日中合作万岁！”下台去了。接着，南京卫戍部队司令天谷少将通过翻译发表了讲话，他列举了让南京城的中国人受难的几条原因。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中国军队要对南京被毁坏负责，因为他们抵抗了以勇敢和无敌著称的皇军。一旦战败，中国官兵便消失在平民中间，利用妇女和儿童做掩护，这是很没有军人道德的。还有，蒋介石给全体民众灌输了对伟大的大和民族如此之深的仇恨，造成大多数民众对皇军充满敌意，拒绝合作或提供补给。更糟的是，城里到处都是狙击手，主要射击目标是日本军官。结果，很多指挥官只好穿普通士兵的军服，伪装自己。南京被攻占时，皇军别无选择，只能“处理掉”所有掉队和逃跑的中国军人；第二，从美国来的一些外国人，赖在这里不走，他们的在场，怂恿了中国人阻挠“胜利之师”。实际上是那些外国人，激怒了日本士兵去破坏军纪，向平民发泄他们的挫伤感，所以，那些西方人才是中国真正的祸害，应该被驱逐。

矮胖的将军戴着圆眼镜，胸前挎着两行绶带。他照着稿子念，两眼离手里那张纸和扩音器太近，以致听众几乎看不到他那张苍白的面孔。最糟的是，他的声音完全被那个油头粉面的年轻翻译给淹没，翻译的中文讲话倒更引人注意。

讲话之后，又举行了反共示威游行，这个我们学校来的人没参加，只是站在一边当观众。连蒋介石都成了举着俄国人的锤子和镰刀的头号共产主义分子，游行者在检阅台前列队，队伍中有人举着蒋的画像，上面画了大红叉。

庆祝活动一结束，我和明妮赶快就带着队伍返回了校园。美国大使馆的约翰·埃里森给金陵学院打来电话，再三提醒学校里所有的美国人都得提高警觉，这几天暂时不要到城里去。

我们也不许任何学生到城里去，当天下午就在校内举行了一次布道会。三百多人来到小教堂，其中还有女中的学生。布道会开始，先唱赞美诗《天父领我》。接着是明妮带领的祷告——为亚洲和欧洲的和平，为减轻中国人民承受的痛苦而祈祷。然后路易斯·斯迈思做了他在这里的最后一次布道，两天后他就要动身去成都了。他穿着灰色短袍，使他的肩膀显得更窄了。他读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十二节，论辩说，正义遭到毁谤，正是美德的象征。他用抑扬顿挫的声调宣称：“真正的基督徒，在遭到恶人诽谤的时候，应该感到喜悦，因为主说，你们将因他的缘故被人仇恨。这种诽谤，就证明你们遵循了正道。事实上，所有邪恶的舌头都不能真正败坏你们的名声。他们能达到的，只是对你们秉承的正义不容置疑的验证。让诽谤者摇唇鼓舌浪费他们的唾沫吧，我们则怀着清白的良心做我们的事情。”他还讲了，上帝才是唯一够格对正义作出裁决的法官，他的裁断永远是公平的。

我看得出来，他仍然被那些关于他与日本人勾结的恶毒谣言所困扰。他努力地为穷人和弱者做事，应该得到尊敬，而不是中伤。他最近完成了对南京城和郊区小镇损失情况的调查，把调查过的结果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在上海的水星出版社秘密出版了。

布道会在赞美诗《我是一个朝圣者》的歌声中结束。之后，丹尼森夫人请路易斯吃馄饨晚餐，我、明妮，还有另外四个教工也一道参加了。

那天晚上，中学的女生们都动了起来。有的戴上了黑纱，还有的在室外高唱爱国歌曲。从南边传来阵阵轰隆声，同时，礼花在云间绽放，让人想到柳树的树冠、倒挂的豆芽。官方庆典闹哄哄的，让女孩子们愤慨。美燕领头，一群人开始唱《大刀进行曲》，那是二十个月前，在守卫上海的部队中流行的战歌。姑娘们手挽着手站成一排，随着节奏摇来摇去，同时放开喉咙唱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她们唱着唱着，泪流满面，声音渐渐锋利刺耳。美燕比其他人高出半个头，在她们中间声音最大，还用一面小国旗打着拍子。

我们从餐厅的窗户往外看着她们。战歌唱完，美燕喊道：“打倒傀儡政权！

百十号人一齐响应：“打倒傀儡政权！”所有人的拳头都举向空中。路海竟也站在她们身后，用手按摩着后脖颈，仿佛要决定加不加入。我看得出他很激动，可他为什么只站在周围看热闹？他也参与这事了吗？

“血债要用血来还！”美燕又喊。

所有的人又一齐跟着她高呼。

“侵略者滚出中国去！

大家又跟着她一起喊。

丹尼森夫人说起美燕：“我喜欢那姑娘。真冲啊，能成为一个好领袖。”

“她是大刘的女儿，血气方刚。”明妮告诉她。

“是呀，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她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在骂一个日本女人。”丹尼森夫人接着说，“和中国男人相比，我总是更佩服中国女人。”

“我们最好制止她们。”明妮说。不等老太太反应，她就出去了。我们几个也跟了出去。

明妮来到女孩子们跟前，说：“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都回宿舍去。”

美燕脸上燃烧着激情，跨步向前，激烈地说：“你干吗那么怕东洋鬼子？”

明妮吃了一惊，说：“我考虑的是你们的安全。要是日本人知道了，他们会开始调查，你们全都会有麻烦。”

“让他们来好了。谁还怕他们？”

“别说大话。”明妮警告说。

“闭嘴，美燕！”我说，几乎叫起来。

丹尼森夫人也过来干预了。“姑娘们，不要莽撞行事。听魏特林校长的话。这都是为你们自己好——她只是担心你们会受到伤害。”

“这里没有奸细。”另一个女孩说。

“那可难说。”明妮继续说。

姑娘们看看四周，看那几个傀儡政权官员的女儿在不在她们中间。那几个有钱的学生都不在，不过半个小时前还有几个在这儿，看着绚丽的焰火她们还拍巴掌呢。其中一位甚至还嘲弄抗议者，用食指抹抹脖子。这时，姑娘们似乎被明妮的话打动，有几个连黑纱都摘掉了，有几个转身回宿舍和教学楼了。人群在变小，可美燕和其他二三十人继续高唱爱国歌曲。

我和明妮，还有丹尼森夫人，一同离开了。快到大门口时，我们看见一队日本骑兵正沿街跑过。我们停下脚步，看着那些高头大马奔驰而去，渐渐消失在黑暗里，马蹄仍哒哒地敲在柏油路上。我们继续向校园南边走去，两个美国女人长长的影子，交结在被月光漂白的地面上。

三十九

我发现学生们非常喜欢爱丽丝，不是因为她们喜欢英语，而是因为她教课的方式。虽然已经三十七了，爱丽丝却很年轻、性格活泼，一块方头巾蒙在玉米须似的头发上，从背后看，你很容易把她当成个学生，尤其是她和女孩子们站在一起时。她经常教她们唱赞美诗，唱美国民歌，表演美国生活的小场景——买菜啦、问路啦、上邮局啦、拉选票啦——甚至还教她们怎么做柠檬汽水、烤蛋糕、做苹果馅饼。五月初的一天傍晚，我和明妮、爱丽丝在校园里散步，一边谈着怎么监管学生，尤其是看住那几个不安分的，不让她们再跑出去或招祸上身。爱丽丝答应经常跟她们聊聊天，好了解她们的想法。我们三人快走到南宿舍楼时，看见楼前聚集了一群人。

“对，扇她嘴巴！”有人厉声喝令着。我听出是美燕的声音。

我们疾步上前，看见两个学生正在地上滚着。一个是高个子的玉婷，她父亲是被日本人逮捕的六个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之一，最近死在监狱里；另一个是个小个子姑娘，天皇生日那天夜晚，就是她用食指抹喉咙，嘲弄那些高唱爱国歌曲的同学。“你这该死的，”玉婷喘息着说，揪住那姑娘的头发。“告诉你爸爸，我们迟早会收拾他。”

小个子姑娘把扑上来的玉婷蹬开，翻身爬起来。“他跟你爸的死毫不相干，懂不懂？你发疯了！”

“撕烂她的臭嘴！”美燕催促玉婷。

矮个子姑娘转向人群。“我爸爸是设计轮船的。在研究所里他只管着十二个人，你们找错人了。”

“他给日本鬼子造巡逻艇。”有人说。

“没错，你爸是条走狗。”另一个人也附和说。

“可他得挣钱养活我们全家，”那姑娘哭着说，鼻子在流血，“他又没跟日本鬼子一起做事。”

“我今天非揍死你不可！”玉婷又朝她冲上来。

忽然间，无云的夜幕暗了下来，月亮渐渐消失了。我们周围那些银杏树、杨树发白的树干也看不见了，几颗微黄的星星黯淡地眨着眼，好像连接它们的那些隐形的链子一下子都崩断了，把它们在天空里撒得到处都是。所有的人都被震慑得安静下来。我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是月全食了。这时，狗开始狂吠，西南边住宅区喧声四起，接着传来人们敲打锅碗瓢盆的声音、爆竹炸响的声音，喇叭也哇哇叫起来。附近所有人家似乎都乱作一团，这让女孩子们也慌了神。她们都站在原地听着，有些人脑袋这边转转，又那边转转，完全给搞糊涂了。这些吵闹声让我挺尴尬——可见我们中国人，在理解自然现象方面有多么落后。

“怎么回事？”爱丽丝谨慎地小声问道。

“月全食了。”明妮说。

“这我知道。”

“大家相信天上有什么动物正在吞月亮，所以他们要发出各种动静把它吓走。”

确实，这是本地人驱赶神秘飞兽的方式，赶走要吞下月亮的那条龙或天狗。如果人们手里有枪，他们肯定还会一齐朝天上开火呢。没有办法让他们相信，月亮短暂的消失，不过是因为地球转到月球和太阳之间了。

爱丽丝用她严肃的女低音对女孩子们说：“你们看见没有，天主不赞成你们像野兽一样打架。现在，都回宿舍去。”

美燕的英语比别人好一些，她把老师的意思告诉大家。人群立刻散去，都跑开了，有的消失在黑暗里，有的跑进不远的宿舍。从几个窗户透出的黯淡灯光，照见几片碎纸在地上晃动。

学生们一从视野里消失，我们三人就忍不住笑起来。“你把他们吓坏了。”明妮对爱丽丝说。

“咱们总得制止她们打架——月食正好派上用场。”

“你最好还是跟她们解释清楚，那只是自然现象，根本没有龙和天狗什么的。”

“好吧，明天上课的时候我就讲讲月食。”

几分钟以后，月亮又冒了出来，金光璀璨，像一个硕大的芒果。往远处看，一排电线杆子再度浮现，有几处可见新电线的反光，周围的喧闹声也平静下去了，我们一起往明妮的宿舍那边走。爱丽丝说：“我在京都经历过一次日食，可没有人这么大惊小怪的，当地人只是走出来观看。”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中国这个落后的国家，怎么能跟日本打仗呢？”明妮说。

“你觉得中国能打赢这场战争吗？”爱丽丝问。

“只有靠持久坚持了，还要靠国际援助。”

“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打赢的。”我说。

我们来到白栏杆围起来的花园，这是明妮十年前设计的。丁香花香气浓郁，甜丝丝的，醉意袭人。爱丽丝担心她在这里的职位不会长久。她过去任教的那所由我们教会资助的女子学校已经关闭，她觉得，丹尼森夫人对她总是不冷不热，可能因为雇她的人是明妮。明妮要她放心，金陵学院需要英语老师，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需要她，所以她没有理由着急。

“她真是个拦路虎，”明妮说丹尼森夫人，“我都怀疑她是不是个皇太后转世。”

我们都笑起来。我说：“明妮，你一定要避免和她发生冲突。你要记着，她都快七十岁了，很快就会退休的。”

“我觉得她不会离开中国。”爱丽丝说。

“这话不假，”我同意说，“不过，那时候她就老得干预不了学校的事务了。”

“有时候我真难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明妮承认。

“记不记得中国人的老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我大概永远不会有那样的耐性。”明妮说。

“让丹尼森消失的办法是没有的，”我接着说，“你能做的只有比她活得长，千万别去刺激那老太婆。”

明妮转向爱丽丝。“有一天我当上你的恶婆婆，天天刁难你。你还会把我供起来吗？”

“那你先得给我找个丈夫，”爱丽丝板着脸回答说，“你在什么地方有个已经长大的儿子吗？”

我们放声大笑。

四十

丹尼森夫人和明妮商量着怎么使用手上的资金，我正好也在教务长办公室，老校长要我加入她们一起讨论。金陵学院刚收到一笔四千元的捐款，是专门资助帮助穷人的教育计划的。我听着两个美国人的议论，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丹尼森夫人兴奋地说着，她一贯喜欢制订财务计划，尤其喜欢中国人的俏皮话，“钱是贱种，越花越有。”

老太太一直在监督校园内的修缮和建筑工程。她想把东院旁边没建完的公寓房给建完，再把所有的楼房翻修一下。此外，她还想把四个池塘里的水草和水藻清理干净，把莲花和水葫芦也都拔掉。她只想要一个清澈的池塘，里边只养些金鱼。需要工作的人很多，所以劳力十分便宜，她急于立刻完成这些计划。

明妮呷了一口我倒给她的绿茶，然后说：“我们最需要做的是给邻里的孩子们办一所小学。”

“办小学，哪来的教师？”丹尼森夫人问。

“我们不需要另外雇人。可以让中学的学生教课，不会有太多开销的。”

“谁去管理呢？”

“您看让美燕负责小学怎么样？”明妮建议，“这样可以训练那姑娘的领导能力。”

“她多大了？”

“十七岁。”

“这个嘛，我不知道。”老太太说，“我觉得现在不应该办什么街坊小学，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恢复大学。”

“我们的教师不回来，我们的大学就无法恢复。”

我担心老太太要听听我的意见。我觉得我们应该为周围的穷孩子办一所学校，由于小学校大多关了门，很多孩子都跑野了。可另一方面，我又怕得罪老校长。还好，她没问我。

丹尼森夫人认为，如果我们把员工宿舍和公寓修缮一新，就更有可能吸引教师们回来。修缮计划还包括所有的教学楼，这样名义上就可以使用以教育为目的的资金。我同样怀念过去的大学，尤其怀念正常的日程、安静的校园生活，那和目前乱糟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我理解丹尼森夫人为什么总是强调，闲怡是教员们提高才智和专业能力的关键因素。明妮似乎也看法相同，于是同意搁置办小学的计划。

不过，我和明妮对修缮计划还是感到不安，因为学校的未来仍是个未知数，花这么大精力可能完全得不到回报。

三年前，我们学校决定给明妮修建一处房子，让她能在自己家里接待老师和学生。可是战争爆发后，资金短缺，她主动提出暂缓建房计划。有几位员工已经住上独家独户的房子，像牛津毕业的宗教和历史教授伊娃·斯派塞，目前她在武昌教课，一时回不来。她的房子被三百名难民住了半年，造成了些损坏。根据伊娃的要求，丹尼森夫人决定把房子修理一番。这个决定让明妮挺高兴，因为伊娃是她的朋友，曾经常托英国炮艇给她带来鸟饲料，还写信说，暑假里明妮可以借住她的房子。明妮跟我说过好几次，她实在腻歪了跟八十多个学生一起住在宿舍楼里，天天听她们的喧闹，还有早上六点的起床铃声。

一队工人来了，开始修缮伊娃的洋房，换掉房顶上的碎瓦，重铺了地板，修好漏水的管子，把玻璃窗用腻子重新腻过，屋里屋外也重新粉刷了一遍。一个星期后房子焕然一新，明妮兴奋地整理好行李准备搬家。她不在乎油漆的酸味儿，等不及地要睡到伊娃的大床上去。可是，下午在她就要运第一批家当时，路海来了，告诉我说，丹尼森夫人刚刚带着爱凤搬进那房子里了。我赶快去找明妮，通知她这个消息。她蒙了，非常生气。

南边一直在响着炮声，云彩镶上了红边，天际线仿佛在跳动。从昨天开始，城外一直在打仗。据说，共产党的队伍——因为纪律严明而受老百姓喜欢的新四军，在南京郊外活动，和日军交起火来。那天下午，三卡车日本伤兵被送回城里。我们还听说，很多日本妇女儿童正在撤离南京，这对占领者可能是个不祥的征兆。有传言说，日军就要放弃南京了，不过我们谁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那天晚上，我们拜访了丹尼森夫人。她情绪正高，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坐在皮沙发上，我四下 看了看，这明亮宽敞的客厅真让人羡慕。屋里摆着雕花家具，一尊高高的明代花瓶立在门边。地板锃亮，刚打完蜡。嵌进墙里的书架刚刚新刷了漆，上边仍然摆着几百本伊娃的书。在这个地方招待朋友多漂亮啊！丹尼森夫人真幸运。我瞟了明妮一眼，她此刻一定妒火中烧，故意不跟老太太对视。

不知丹尼森夫人是不是一开头就盘算要搬进来。难道伊娃跟她也讲过可以住进这房子吗？不可能。伊娃是个仔细的人，不会犯这种错误。我应不应该告诉老太太，伊娃早就答应把房子借给了明妮呢？可这么说有什么用？明妮不可能把丹尼森夫人和爱凤赶出去。若能如愿的话，我希望她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地方太孤单，离哪儿都太远，也许她们又会搬回公寓去。此刻我什么也做不了。

拜访过程中明妮一直闷不做声，而老太太则侃侃而谈洛克菲勒家族，虽然美国股票市场十分低迷，他们还是许诺，一旦战争结束，就给我们学校捐更多的款。可是，战争何时能结束？

丹尼森夫人得此新居太高兴了，以致开始每星期请几次客，还总是邀请明妮。明妮开始时还挺感激，但不久就对我说，老太太可能是在利用她的声望吸引来客。

怪不得丹尼森夫人在客人面前总显出一副对她好得不得了的样子。明妮对老太太的饭局越来越不耐烦，在丹尼森夫人不断的打扰下，她越来越焦躁了。

六月初，美国基督教联合传教会的莫里森先生同明妮接洽，建议她返回美国，给他们组织当副主席，负责教育事务。

“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她问我。

“我要是你，我就接受。”

“要我离开，还真舍不得。”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她认真地考虑了好些天——这是一个摆脱这里所有麻烦的机会。她担心，尽管她还是会监管着为数不少的在华教会学校，可她因此就会远离金陵学院。去年夏天，她也得到过另一个机会——到纽约的金陵执行委员会去工作，尽管她拒绝了，她的朋友丽贝卡·格里斯特写信说，那个职位还空着呢，所以纽约也是明妮的一个选择。她渴望有机会再去使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手里仍然捏着一张那里的校友卡。她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学校管理专业获得的硕士学位。

她考虑了很久，决定还是留在中国。她说不能抛下金陵学院，尤其是家庭手工艺学校的六百名穷学生，她们都把她视为自己的保护人。金陵学院已经成了她的家，中国已经成了她的第二故乡。她给莫里森先生写了回信，声明自己对那个重要位置缺乏训练和经验；她离开金陵，会给吴校长的肩头压上更重的负担，她不能那样做；而且，一个更年轻、精力更充沛的人对那个工作会更合适，因为机构需要新鲜血液；还有，最重要的是，值此中国危难之时，她应该留在这里。简而言之，她不能中断事业，一走了之。她把她的信和莫里森先生的回信都给我看过，莫里森先生说，他理解明妮的决定并对这个决定充满钦佩。

随着暑假临近，部分教师计划到外地避暑。我们从爱凤那里听说，丹尼森夫人和她很快要去上海，从那里再乘船北上，到渤海湾的一个海滩去度假。这个消息让明妮很高兴，她相信，一旦她们离开，整个夏天她就可以住进伊娃的洋房了。

一整夜小雨时下时停，雨水使校园里枯萎的灌木和花草恢复了生机，却并不足以灌溉稻田，两个月前就该插的秧至今无法插下去。这个春季，农民们的年景很不好。除了干旱，战争的灾难仍在继续。白天里有大量日本飞机飞过，在城外投下炸弹。据说，游击队在南京周边地区十分活跃，不过日本人下了狠心要把他们赶走。整整一个星期里，都可以听到南边响起的炮火声。

几天后，丹尼森夫人和爱凤离开了南京，把本顺也带去了。那孩子还从来没有去过上海，所以无儿无女的丹尼森夫人想带他看看那个大都市。她是看着他长大的，挺喜欢他。

他们离去的当天，明妮就搬进了伊娃的洋房。现在整个房子都是她的了，让她兴奋不已，不过我第二天晚上去看她时，她说这地方让人感到有些与世隔绝。她拿不准会不会喜欢这里。

四十一

出乎我们意外，一个星期以后丹尼森夫人就带着本顺回来了。她的返回让明妮很尴尬，可是马上就搬出洋房，面子上会多难堪？

尽管有些慌乱，明妮仍然决定跟丹尼森夫人一起住在这里——爱凤没回来，自己去北方的海滨胜地会未婚夫去了。丹尼森夫人倒没有对此表示出任何不快，只是跟我们说：“这儿要做的事情太多，我最好还是不要走开，我就不度暑假了。反正我也习惯这儿的热天了。”房子里仍有她的私人用品，她几乎不必打开行李。

这么跟老太太待在一个屋顶下，每天一起吃早饭、晚饭，明妮很快就受不了。她感到没法这么度过整个暑假，就去市政府的旅行办公室申请了通行证。

通行证一个星期后下来了，她决定从上海去青岛，因为从上海乘船旅行比较容易。我们对她突然决定外出过暑假都感到意外。茹莲在家禽中心为她安排了一个野餐欢送会，请来了我和七位年轻教师。主食是粽子，用粽叶包住糯米，还掺杂了红枣、花生和火腿，包成金字塔的形状。用粽叶包，是要吸入苇叶的那种清香。除了粽子，还有蒸虾、炒菜和鲜枣。明妮很喜欢粽子，她把棕叶剥开，却不肯像我们一样去蘸碟子里的红糖，说她更喜欢天然的味道。桌子中央摆着一个玻璃罐，里边插了一束菊花和狗尾巴草，那花朵十分娇嫩，毛茸茸的，每一朵白色花瓣都开成个圆盘，中间是金色花蕊，发出淡淡的幽香。茹莲想得真周到，花是她特地叫老廖给剪来的。

昨夜下了一场大雨，天空被荡涤一新，格外明亮，几只飞虫忽隐忽现。茹莲没有邀请丹尼森夫人。明妮喜欢跟年轻的同事们交往，若是丹尼森夫人在场，明妮就吃不成安生饭了。这些天里，这两个人一碰到一起，老太太就露出一副得意的笑脸，也许在享受着她的小小胜利——把明妮从大房子里赶了出去。我还注意到，每当明妮离得不远，丹尼森夫人便会提高嗓门，强作高兴，仿佛所有人都是她的朋友。我知道那老婆子是故意要刺激她。

明妮走了一个星期后，我又收到了霍莉的来信。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现在到了镇江那一带，在一个难民救济中心工作。她邀请我到她那里去看看，说她住在高资镇外。那是个郊区小镇，从我们这里向东，不到一百里地，有个火车站可以到那里去。我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她了，很想去看看她，于是几天后我就动身，坐上了一大早那班火车。这天阴云密布，我带了一把雨伞，还带上两斤麦芽糖。

难民救济中心设在高资镇外面一个小村子里，很容易找到。霍莉见到我欣喜若狂，抱住我足有半分钟，仿佛她一松开手，我就可能不见了。她把我带进一个破旧不堪的农舍，来到她和一个叫秀芹的年轻女子合住的房间，她在给我的信里提到过她这个朋友。不多一会儿，秀芹来了，拎来一暖瓶开水，倒进一个瓷壶里沏茶。她个子挺高，方脸，二十四五岁。霍莉解开细纸绳，打开了我带来的纸包，往搪瓷盘子里倒出来一些麦芽糖，每块糖都粘满芝麻。我仔细端详她，发现她老了一些，一笑起来就显出更多的皱纹，但是十分健康，眼睛更明亮，宽宽的脸庞更生动了。秀芹要去接着做完包碘片的活儿，她告诉霍莉，午饭她安排，说完抓了一把糖就出去了。

上午已经过了大半，我和霍莉一边聊着我们都认识的人，一边大嚼粘牙的麦芽糖。我通常不太喜欢吃甜食，不过看霍莉吃得津津有味，受她的感染，我也跟着吃了一块又一块。霍莉满怀深情地回忆起明妮，说她心地热情善良，还直来直去。霍莉还称赞了茹莲，说她是一个好姑娘，温柔有礼。我看见霍莉的小提琴，装在天蓝色的琴盒里，挂在墙上，下方就是放在她床上的一本《圣经》，床上只有一条单子蒙在一条毯子上，而床是由三个小架子支起几块板子，再铺上稻草垫子。摩洛哥羊皮封面的《圣经》是这间屋里仅有的一本书，是标准的美国版本，我还从来没有读过这个版本呢，我总是用英王詹姆斯钦定版。我惊奇地问：“你现在属于一个教会了？”

“没有，我还是独立一个人。”霍莉笑着，轮廓分明的脸上还是一样的无所谓表情，“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跟着一个传教会，好求得保护。”

“可你在阅读经文了。”

“有时候读经文是一种乐趣。”

“那你为什么不入教会呢？”

“我和上帝对话必须要通过一个机构吗？”

我闭上眼睛，念道：“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不通过我，无人可以直达天父。”我停了停，睁开眼睛看着她。

“哎呀，你听上去像个牧师。”

“眼下我就是个主教。”我轻声一笑，接着又说，“即使你不需要教会，你还是需要耶稣，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寻找他。”

“所以你一直四处游走，去寻找上帝？”

“我也在用心去寻找。”

“你是个很奇特的女人，霍莉。”

“这个我不否认。出乎意料的是，日本人烧了我的家，倒让我自由了。”

“你这话怎么讲？”

“没有那所旧房子了，我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过一种不同的生活。”

以前我也听她这么说过，所以我把话题转了一下。“我钦佩你为我们同胞作出的奉献。你已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了。”

“并不是这样的。我只属于我自己。”

“可你是中国公民，对吧？”

“国籍只是一张纸。我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美国。我说过的，我是独立一人。”

“可你一直在投身于我们的事业。”

“那是因为我相信这是应该做的。我只跟随我自己的心愿走。”

“好啦，霍莉，你过着艰苦的生活，你的朋友秀芹也一样。你不能说你们俩为了这个国家没有作出一点儿牺牲。”

“我们这么干，只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事情值得我们付出。一个人不必因为热爱某个国家，才做应该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喜欢这样一种生活，你会永远这样当一个寡妇？”

她放声大笑。“我知道和一个我爱的男人一道生活是怎么回事。人一生爱一次就足够了。”

“你还在思念你丈夫吗？”

“是的，思念。我丈夫哈里是一个诗人，虽然他发表的文章不多。可他是一个好人，我们太喜欢对方了，所以，来生如果还能相遇，我们还愿意做夫妻。”

我咯咯地笑了，觉得她这个想法挺逗——这话像个信佛的人说的。“所以他去世以后，你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

“是的。我跟几个男人交往过，不过他们都没法跟哈里相比。我的心门就渐渐对男人关上了。”

“那么你的朋友秀芹呢？她也不想结婚，不想有个家吗？她还那么年轻呢。

“她未婚夫也死了，他一定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要不她不会这样生活的。”

“你跟我讲过她的不幸。”我知道秀芹的未婚夫是个军官，死在跟日本人作战的阵地上。

“她经常说，为他去死她都乐意——她爱他爱到那个程度。我劝她在什么地方安顿下来，可她愿意四处漂泊为教会做义工。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比较踏实。”

秀芹走进来，说该吃午饭了。她已经让厨子准备了一份肉菜，我们应该在开午饭之前去吃，不然的话，就可能让其他人眼馋，给厨房带来麻烦。我跟着她们走出门，来到充当餐厅的小棚子。

一小盆米饭，两盘菜——一盘是青葱豆腐炒小白菜，另一盘是猪肉丁炖扁豆，都放在一张简易桌子上，那桌子就是六根短木头上边钉着两块板子。饭菜味道一般，但我喜欢豆腐，夹了一些到我的碗里，用筷子拌一拌。霍莉用了把勺子，有滋有味地吃起肉来。看得出来，这是她和秀芹不常吃到的好菜。

空气中荡漾着牛粪味和新割下的青草味儿，远处稻田边一个小池塘，闪现着点点白鹅。我们正一边吃一边聊，忽然冒出一群孩子，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用饥饿的眼神盯着我们。不过都不出声，也没一个人往前迈步。一个六七岁的女孩，一只赤脚踩在另一只脚上，小嘴半张，嘴角流下口水来。我正拿不定主意，该不该给他们点儿饭吃，霍莉和秀芹交换了一下目光。接着，秀芹站起来，走到五个孩子跟前说：“你们都回去拿碗筷，过几分钟再来。我们会给你们留一点儿。不过，每个人都要保证，不要为抢饭而打架，听见没有？”

他们点点头，然后跑开了。我们赶快吃完碗里的饭，离开了座位。秀芹用块毛巾盖上剩下的米饭，在菜盘上倒扣了一个竹笸箩，挡住飞来飞去的绿头苍蝇——有几只苍蝇，翅膀脱落了，在桌上爬着。霍莉交待厨子帮孩子们看住那些剩饭。“好的，”那男人说，“要是你又想惯着他们，我还能说啥呢？”

“要让他们一起分着吃。”

“我会的。”厨子说话时，把巴掌罩在耳朵后边，看他那样子，耳朵不太好使。

霍莉和秀芹下午要工作了，因为刚从安徽来了一些难民，所以我又待了个把小时之后，就告辞了，动身去火车站。开始下雨了，大大的雨点儿落在树梢、屋顶和我的雨伞上。我向北走去，一路上都在琢磨她俩的生活方式。我钦佩她们，但是不能说她们的生活方式比我的或明妮的更好。就算想和她们过一样的生活，我们也没那个自由了。就拿明妮来说，她肩上压的是对金陵学院那些穷困妇女和女孩子们的责任，她们都把她看做是自己的保护者。

四十二

夏天几乎平淡无奇地一天天过去，直到七月初的一天，从洛阳来了一封信，里边有一张手写的字条和一张报纸剪报，上面有我儿子的照片。报上那篇短文的标题是：《游击队严惩汉奸卖国贼》，我读着文章，心头开始狂跳，不得不坐下来。文章说，浩文是在洛阳一家剧院门前被刺杀的。“大快人心！又一个汉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作者写道。

丽雅念了用铅笔写成的纸条，上边说：“高阿姨，你的儿子浩文被杀死了。他是一个好人，是出去到郊区给一个老百姓看病时，被他们用刀刺杀的。据说是因为一个被俘的中国团长死在他手上。浩文确实尽了最大努力抢救那个人，可是那人腹部的伤实在太重了。对您失去亲人，我深感悲痛。”奇怪的是，写信人没有写下他的姓名，不过从信上流畅的笔迹，可以看出他一定是个中国人——也许是浩文的同事，也在日本军队里服务，所以不敢签名。

我和丽雅都哭出声来，把帆帆吓坏了，也跟着号啕大哭。丽雅把他抱起来，用手捂住他的嘴，“别哭，别哭，帆帆……妈妈给你好吃的。”她一边说着，一边把他抱到客厅，把半袋奶糖全给了他，他这才止住了哭声。

我家的天塌了，可我们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我把门插上，又关上了窗帘。我和丽雅哭得死去活来，瘫倒在床上，两人的头挨着，头发混在一起，都被泪水打湿。“妈，我们为什么会遭这样的大难？为什么啊？”她不停地哀号着。

我心里也涌起了同样的问号，可是我已经悲恸欲绝，说不出个囫囵句子。我们本能地知道，绝不能让邻居听见我们的哭声，所以用巴掌捂住嘴巴，使劲儿压低哭声。

要让我和丽雅隐瞒家里这场巨祸，实在太难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半死不活了，第二天不可能去上班。我们怎么跟别人说亲人去世这件事？我们不能提浩文是被游击队刺杀，那就等于承认他是个汉奸，罪有应得。可是，他的死不是已经登了报，广为人知吗？没错，不过也许只是在河南那边当地传开了。而在这边，除了明妮，没人知道他在日本军队里当医生。即使大家看到我们为他的去世而悲痛，他这个身份的秘密，或许还是能保得住。我和丽雅商量好，只对大家说，浩文是在回中国的路上被日本人杀害了。这是撒谎，但这个谎言能保护我们，也能让浩文的名声清白。

浩文的后事我们不能去料理，只能让他在什么地方当个无名无姓的孤魂野鬼了。日本人并不把他们的阵亡士兵运回日本，顶多在一个尸体切下一根指头，把所有这些指头一起火化，再把骨灰分给每个家庭一点儿。儿子的尸体不能妥善埋葬，这个念头像带着尖刺的爪子，猛然揪住了我的心，我又哭了。

夜里，帆帆睡着了以后，我和丽雅谈起浩文远在东京的妻子和儿子。越想他们的前景，我们越感到无望。此时此刻，我们根本无法帮到盈子和阿真。事实上，只要战争仍在继续，我们就连他们的存在都不敢公开。我们相信，日本军方一定已经把她丈夫的死通知盈子了。我禁不住地想象那些等待她的守寡日子。从现在起，阿真就没有父亲了，他可能会被别的孩子当做“中国小杂种”，那些孩子会嘲笑他、欺负他。我的五脏六腑好像被几只巨手在拧绞着，我在床上打滚，又痛哭了起来。

第二天，我起不了床，四肢酸软无力，觉得已经半瘫了。丽雅煮了米粥，端到床边，可是我咽不下去，喉咙里又红又肿。下午，丹尼森夫人来了，见我病成这样，她显得十分不忍。我对她说，我儿子在回家看我们的路上，刚刚被日本人杀害了，所以我需要几天时间才能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她听说浩文一直在日本，感到很意外，但她知道，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她可以看出，浩文的死对我们全家的打击是巨大的。她一边叹息一边痛骂日本人，说她真恨不能踏平东京。

“好好休息，安玲，”丹尼森夫人说，“我会叫茹莲接替你一段时间。”

我坚持说，自己很快就能下床。我生病期间，可以叫丽雅替我干事，因为反正我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经验，我可以指点她该做些什么。老太太考虑了一下我的建议，然后说：“那倒是真的。你在床上也可以安排事情，那就让丽雅当几天你的副手吧。”

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在日记里，提到浩文之死时，我只说成是日本人犯下的罪恶，现在我和耀平没有儿子了，我担心我写下真话来可能被别人看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胡思乱想了很多，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里。记得二十年前，我们经常在秋天里到紫金山去采蘑菇。那时候，纪念孙中山的宏伟陵堂还没有建立，因为孙中山当时还在世。我们会带上一小篮子吃的，水果和几瓶水什么的，在湖边或在明孝陵里的大石头动物和大枫树下野餐。天气好得不得了，天空蔚蓝，秋高气爽，不时吹来和煦的微风，轻拂着青枝绿草。我们还到长江里去划船，耀平在这种时候往往兴致极高，常常吹起笛子，我则坐在租来的小船的船尾，用一只独桨静静地划着。浩文和丽雅玩着浮水，在浅水中漂流。浩文发明了一种游泳姿势，他说叫“蛙刨式”：胳膊的动作是蛙泳，腿的动作是蝶泳。他把这个游法教给丽雅，可她的胳膊和腿就是不会像他那样配合协调。那些快乐的时光，遥远得就像是上一辈子的事了。

我还回忆起在堤岸上放风筝的情景。耀平手很巧，会做各种各样的大风筝，老鹰啦、花蝴蝶啦、凤凰啦、蜈蚣啦。人们都很眼红地看着他放这些大风筝。每当这时，浩文总是兴奋异常。有一次他事后发了两天高烧，因为他在酷暑天跑了几个小时。现在他死了，尸体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就算他还活着，我想他也永远不再是那个快活的孩子了……

如果他不是个顾家的人，也许他会抛弃妻子，回到中国时，会很快从“皇军”开小差，然后可能会参加抗日部队，幸存下来。人们甚至可能把他当成一个舍家为国、奋力抗敌的真汉子去尊敬。可是，他善良、忠诚、平凡的天性，却注定了他的毁灭。

四十三

一个星期后，我回去上班了。我和丽雅都没戴黑纱，生怕让别人注意到我家的处境。我戴上了浩文送给我的金手镯，不再管它来路正不正了。现在，它成了儿子留给我的遗物，变得珍贵了，所以我一天到晚戴着它，不过我把它藏在袖子里。

七月底的一天早上，丹尼森夫人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整个暑假里，她依然忙着房屋修缮的事，现在，原来建了一半的公寓楼完工了，只是还没有住人。我在她那张桃花芯木办公桌前刚一落座，她就说：“安玲，我想让你帮我们裁减一些家庭手工艺班的学生。”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

“咱们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是恢复大学。”

“可是让那些穷人妇女到哪儿去？”

“那就不是我们的事了。这里不能永远是难民营。”

“明妮知道这事吗？”我问。

“她无权过问这事。我们在纽约的董事会已经作出决定，他们给我来信了，同意我们学校的计划。”

“什么计划？”我佯装不懂，做出迷惑不解的表情。

她嘴张得老大，好像含了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别绕圈子了。安玲，我了解你。你非常聪明，什么都明白，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嘴上一言不发，脑子里却转个不停。如果我拒绝合作，老太太完全可以把我解雇。可明妮走以后，没给我来过只言片语，现在我该跟丹尼森夫人说什么呢？

“安玲，”她接着说，“你跟我们十年了，我不想看着你离开。可是这一次，你必须帮助我们恢复大学。”说着说着，她泪水涌了上来，眼里含着怒气。

“我会尽力而为。”我嗫嚅道。

她继续解释说，我们在家庭手工艺学校上的经费已经少了很多，这样我们就必须劝说一部分学生离开。她要我去宣布：我们将不再为大部分人提供以工助学的计划，所以她们得另谋出路。我别无选择，只能答应去执行这一方案。

我跟大刘谈了丹尼森夫人的指示，指望他有明妮在青岛的地址，可他也没收到过她的来信。我们都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挡老校长的决定。

我向大家宣布了秋季要减少学生的计划，她们都蒙了，有些人求我别把她们撵走。我对她们说：“你们看，我只是个具体办事的，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数，我不过是把上面的意思传达给你们。姐妹们，我帮不了你们。你们有话应该找丹尼森夫人去说，她直接跟纽约有联系。”

我说话时，努力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可我感觉很不好，也不忍看到她们那么绝望。我知道她们在老校长面前谁也不敢出口大气，她听都懒得听她们说。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有人离开金陵学院。我深感歉疚，送给她们每人一条毛巾或一块肥皂，当做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可有的人碰也不这些小礼物，也不跟我说话。她们一定把我看成女魔头了。

雪上加霜的是，姗娜报告说中学里很多女生都退学了，因为城里傀儡政权出资办的学校都是免费的，把我们的学生吸引去了，尤其是那些交不起一年四十元学费的学生。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向明妮报告所有这些变化。

明妮直到八月中旬才回来。我安排了一辆车去接她，也亲自去了车站。她晒黑了，人也瘦了，在那个滨海城市，一定没少游泳。她的箱子里装了两千元现款和一百管牙膏。她生怕被卫兵发现，把钱给没收了，当我们走出下关火车站时，并没有人让她打开箱子。那些现款多半是青岛和上海的金陵校友们捐的，牙膏是那五个盲人孩子送的。她们都很好，不过都说她们很想念金陵学院。其中有三百元钱，是卖掉丹尼森夫人的银器得来的，也捐给我们学校了。不过，过挹江门时，一个军官把明妮拦下来，因为她的伤寒疫苗证明过期了。他把她带到附近一所小房子里，那里有个护士会给她打预防针。屋里已经有好几个中国人在等着注射，护士给所有人打针都用同一个针头，每次用了之后，只是用酒精棉球擦一下。一根针头反复使用的场面把明妮吓得够戗，可她什么话也没说就打了这一针。

明妮把两千元交给丹尼森夫人，老太太高兴极了，说金陵的优势就在这里：我们总可以弄到捐款来推行校内的计划。有了足够的资金，我们学校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重新获得声望。明妮察觉到，新学期里两个学校的学生都少了很多。便问我：“我们现在的学生怎么少了？”

“丹尼森夫人说，我们不再出钱资助那些妇女了，所以她们不走不行。”

“那中学的女生少了又是怎么回事？”

“有些人退学了，因为城里的学校都是免费的。”

“我倒不担心那些到别处也可以上学的女孩子。可是那些穷人，离开这里会怎么样？有的人还带着小孩子呢。”

“我也觉得对不起她们。”

“家庭手工艺学校里还剩多少人了？”

“不到一半了，二百七十三人。”

“这不是背叛吗？我觉得这是对我本人的污辱。”明妮瞪着我，她的眼睛里像要喷出火来。

我很窘迫，但还是回嘴说：“你看，明妮，你没给我写一个字来。大刘和我都为这事急死了，可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联系。凭我一个人怎么能违抗丹尼森夫人？她可以想都不想就让我卷铺盖走人。”

明妮一听这话便住了嘴。她垂下眼睛说：“对不起，安玲。我在床上病了几个星期，没法给你写信。”

“你怎么了？”我问。

“我觉得沮丧，打不起精神，下不了床。不过后来游了两个星期的泳，我现在好了。”

“咱们该怎么办呢？”我接着说，希望能够找到良策以减缓两个学校里的减员。

“我去找丹尼森夫人，去讨一个说法。”

“别，你别去。她说是奉了董事会的指令。另外，我们也没法把走掉的人再找回来。”

“简直乱了套！这让我真恨自己。”明妮说，“我觉得自己真小心眼儿。怎么就那么在意自己的个人面子，独自跑到青岛去了？就因为不能在那幢该死的洋房过暑假，我就把两所学校给断送了。”

“你别太内疚了，”我说，“你又不是铁打的，你需要度假。没人会责怪你，你已经做了该做的了。咱们还是保持冷静，看看可以怎么补救吧。”

“从现在起，我们要加倍小心。”

我把儿子的事情告诉给她。她拥抱了我，擦去满眼的泪水。

“安玲，”她说，“你真是个坚强的女人，像雕像一样沉稳。我要是能像你那样就好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也流下了眼泪。从这时起，我觉得我们两人比过去更亲近了。在她沮丧或受到挫折时，她常常会向我倾诉真情。我向明妮保证，给吴校长写信通报这儿的情况。我们两人都可以断定，吴校长不会站在丹尼森夫人一边的，别看老太太曾经是她的导师。如果得到吴校长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就能够对付丹尼森夫人。

秋季开学之前，我和明妮打算去看看疯玉兰。我们惊愕地发现，医院竟然不见了。整座楼正在翻修，已经搭起了竹子脚手架，要变成军方的招待所。明妮向施工队的一个工头询问，医院的病人和医生护士都到哪里去了？那人摇摇剃光的脑袋说：“我听说他们都走了。”

“你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她问。

“这个我可不知道，夫人。他们可能都回家了。你知道日本人，他们的计划每个月都在变。”

我拉拉明妮的袖子。“咱们走吧。”

很多医护人员都是日本人，战争还在进行，他们不可能回国去，更不要说中国的病人了，他们根本无家可归。

我们离开工地，又去了天华孤儿院，想看看莫妮卡知道不知道医院解散的情况，可是，比上次更苍白的莫妮卡，对此也完全不知情，她连医院没影了都没听说，还一个劲儿地向我们道歉。“千万别自责啦。”明妮说。她给莫妮卡留下了一盒核桃酥，这本来是给玉兰带去的，临走时明妮要她对自己的身体多加小心。这次看上去她的病情更重了，两颊下陷，双眼无光，可她还是心情很好，看到我们来了，高兴得眉开眼笑，我却担心她很快就无法工作了。

回到学校，明妮给楚医生打了电话，问他现在日军医院在哪里。“你可不可以帮我打听打听，病人都到哪儿去了？”她问。

他答应去查一查，明妮还邀请他来我们这里喝茶。

第二天下午楚医生来了，他看上去身体不很好，眼神呆滞，面容消瘦。我给他倒了乌龙茶，又在茶几上放了一碟小麻花。他坐在办公室正屋里的帆布沙发上，说医院的解散一事他查到了，不过，拿不准工作人员究竟去了哪里。“他们可能被合并到别的医院去了。”

“那么病人呢？”明妮问。

“从一开始就没多少病人。”

“我想知道玉兰去哪里了。”

“让我说什么呢？”他叹了口气，放下茶杯，“我听说他们把一些病人送到了满洲去。”

“为什么送到那里？”

“有一个专门研究细菌战的机构需要用人体做实验。”

“‘细菌战’？太可怕了！他们被送去的地方是个实验中心吗？”明妮问。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细菌战”这个词。

“我了解的也不多。”他回答，“不过我听说，东北那边有一个日军机构，用人体做细菌和病毒实验。他们一直在收集‘人体圆木’，供做实验用。”

“也就是说，送去的人都不会活着出来了？”明妮问他。

“真抱歉，是的。在某种程度上，玉兰和另外那个疯姑娘死得越早，对她们本人就越好。”

“这个说法太可怕了！”

“她俩都得了性病——据我所知，非常严重。两人实际上被当做了性奴隶。那是一种什么日子？很多中国人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不喜欢这个说法。如果活着就是受罪，那还不如结束这条命。我必须说，如果我是她们，早就自杀了。”他盯住我，仿佛在看我是不是想反驳他。我却只想说赞成他的看法。

“可是她们俩头脑都不清楚了。”明妮说。

楚医生没有回答。他在腿上把两手绞在一起，移开了他悲伤的目光，好像对自己的话感到羞耻。明妮又说：“我要请你帮个忙。你能找到那个机构的名称和具体地点吗？”

“你是说，做细菌实验的那个？”

“是的，请你帮我找到。”

“我尽力。”

这次谈话让明妮陷入了更深的抑郁。一连几天她不停地说，如果她早点儿度假回来，说不定会把玉兰给救出来。她认定了，玉兰的遭遇打一开始就有一部分是源于她的过失，要是她留在这里过暑假就好了。她可以搬回到自己的宿舍去住，这样就不必和丹尼森夫人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了。明妮责难自己，太在意自己的个人感受和丢脸不丢脸。她怎么能够因为私人意气之争而误了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营救一个女子的性命和保护两所学校！她至少可以给大刘或我写信来，好对学校的情况有所掌握啊。她陷在对自己心胸太狭窄的自责中难以自拔。她该怎么弥补呢？她越想自己的过错，就越对自己感到失望。

她的自责令我不安。不管我怎样努力劝她不要内疚，她都不停地谈论玉兰和我们失去的那些妇女。我觉得明妮有些钻牛角尖了，对她说，就算她当时在这里，可能也根本没有能力救出玉兰——日军怎么会让一个美国女人来横插一杠子？

我知道明妮和大刘关系很密切，可能也对他谈过这些问题。他还是一个星期教她两次古代汉语。可是这些天来他忙得不可开交，因为美燕再一次打算逃出南京，去四川参加国民党部队，或去共产党在北方的根据地延安。美燕憎恨这里的一切，甚至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水、这里的一草一木，更不用说这里的人了。她把金陵学院称为“耗子洞”。不再去教堂，把《圣经》也扔了，说她看透了，上帝对人类的苦难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她告诉丽雅说，再也不信基督教了，在她看来，基督教就是要削弱人们的抗争意识。大刘曾对女儿寄予厚望，她的头脑像刀锋一般锐利，可是现在，她变得让他越来越痛心。更糟的是，有流言说她开始跟路海眉来眼去，总是在外边待到下半夜才回家。丹尼森夫人已经跟路海谈过话，他答应不再见美燕了，还说他们两人之间绝对没有什么事儿，可是，人们仍然看到过他俩一起溜出校园。

四十四

九月十八日那天，约翰·埃里森邀请明妮到美国大使馆去吃午餐。她问他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他表示欢迎。我们到的时候，埃里森还在开会，但叫人把我们带到餐厅。餐厅里好明亮，宽阔的窗户、螺旋花纹的天花板、黄铜大吊扇，屋角里还有两盆仙人掌。不多会儿埃里森走了进来。

午饭是奶油菠菜和通心粉拌海鲜。我们吃了几分钟后，主人打开他的公文包，拿出一个织锦小盒，把它放在明妮面前。“我应该把这个交给你。”埃里森说，朝小盒子摊开巴掌，他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精致的戒指。

“给我的？”她问。

“对，打开吧。”

她打开盒子。丝绸衬里内，躺着一枚向日葵形状的金色勋章，勋章中心镶嵌着晶莹的蓝玉。“我们中有多少人得到了这样的勋章？”她指着那个金花冠问埃里森。

“只有你和活菩萨约翰·拉贝。”

“霍莉·桑顿也应该得到一枚。”

埃里森咧嘴一笑，露出结实的牙齿。“霍莉可能会在下一批得奖的人里吧。依我所见，路易斯·斯迈思也应该得奖。”

“约翰·马吉也应该得一枚。”明妮加上一句。

我拿起奖章，翻过来看看，明妮的名字刻在背面。与奖章一起还有一张证书，嵌在皮面夹子里。我打开证书，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颁发的一张嘉奖令，表彰她拯救了上万名南京市民的生命。“太好看了。”我说。

埃里森微笑着放下手里的叉子，浑圆的前额闪闪发光。“这奖章叫做采玉勋章，是中华民国政府颁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它有什么意义吗？”我问他。

“它意味着，奖章得主是中国最尊贵的朋友，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居住都受欢迎。”

我对明妮说：“恭喜你！”

“我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换了我们中的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那么做的。”

埃里森接着说：“我希望你们两位对奖章这事不要声张。战争没有结束之前，这件事千万不要公开。”

“好的，我不会透露出去的。”我说。

“你觉得战争会很快结束吗？”明妮问他。

“我想不会。俄国刚刚入侵了波兰。欧洲的形势看来十分险恶，很可能会爆发战争。”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俄国的入侵，以前倒是知道，德国已经占领了波兰西部。我们惊骇不已，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

窗外的蝉鸣高一阵，低一阵。大街上一头驴叫起来，还气急败坏地甩动着挽铃。“人们这是疯了还是怎么了。”明妮叹息道。

“为什么邪恶总是占上风呢？”我说。

“我们每天都为和平祈祷，”她接着说，“显然祷告不管用。”

“欧洲谁也没有能力阻止希特勒。”埃里森说，“我担心会有一场世界大战。”

“斯大林会怎么样？”明妮问。

“他跟希特勒狼狈为奸。”

饭桌上我们也谈到中国的形势，入侵的日军似乎已经陷入了泥潭，然而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国民党军队去年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大堤，试图以这种办法来阻止日本部队的前进；蒋委员长仍被这个丑闻所困。根据最新公布的数字，共计八十万平民死于水灾，用任何军事计划的名义也无法为此辩护。更愚蠢的是，国民政府对北方各省的贫苦农民征那么高的税，完全不顾他们已经陷于干旱造成的饥荒中。有报道说，由于付不起沉重的赋税，乡下有人开始拥护日本人了。

饭后，埃里森拥抱了我们一下，爬上铺了地毯的楼梯去三楼开会了。我们步行回金陵学院，一路谈着前途未卜的欧洲。德国和俄国入侵波兰，使欧洲的前景凶多吉少。我们知道丹尼森夫人计划了明年夏天访问德国，她也许不得不取消她的德累斯顿、维也纳和布拉格之行。我逗明妮说，她现在最好还是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她的勋章吧，不然可能会被人偷走呢。

“要是能卖的话我会把它卖掉。”她说，“如果丹尼森夫人听说了，会嫉妒得发疯。”

“那是一定的，必须得保密。”

这个话题让明妮感到不快，她话锋一转，谈起我们在秋季必须着手进行的几件事情，比如为两个学校储存足够的大米和燃料，为周围穷苦人家的孩子提供冬衣和鞋子。

第一场霜冻之前，我们得购买大量蔬菜，让家庭手工艺学校的妇女们腌制起来。我们还得组织她们缝棉被和棉衣棉裤。我得多弄些煤来，因为丹尼森夫人有指示，一棵树也不得再砍。如果需要，我们将雇人来看守，防止偷伐。她说长成一棵树要很多年，而砍倒一棵只需要几分钟，我们应当保护它们。

为了买到煤，我找了几家煤场，结果都没弄成，因为除了供应管制，日本人还把开采出来的大量原煤直接运回日本。一连几个星期，我见到的煤商都告诉我，他们只能零售，一次两三百斤。我估计，他们这么卖一定是为了赚得更多的利润。

一个月后，我终于弄到十二吨无烟煤。也就是说，至少我们的办公室冬天里可以取暖了。

楚医生给明妮捎来了信，说日本实施细菌战研究计划的部队代号叫七三一部队，领头的是石井四郎少将，尊称“博士将军”。七三一部队驻扎在哈尔滨城南的平房区。不少外国人，像俄国人、朝鲜人，也被囚禁在那里，被用做活体实验的标本。由于这一研究项目属于最高机密，楚医生让本顺把信直接带到金陵学院，并叮嘱他，如果在路上被日本人扣留，一定要把信毁掉，吞到肚子里或全部撕碎。他还嘱咐明妮，看完以后一定要烧毁，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泄露信的内容。明妮看了两遍，然后给我看了，因为她想听听我的意见。等我读完，她划了根火柴，把信烧掉了。一连几天，她都在考虑亲自去一趟东北，幻想着她的造访可以把玉兰从那里救出来。这些想法明妮对谁也没说，只告诉了我。

我激烈地反对她的打算。“你这是发疯了，”我对她说，“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你出现在那里，会给你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极大的危险。”

“怎么会呢？”

“日本人会把你也关起来，你不说出来是怎么知道他们秘密计划的，他们就不放你走。其实，他们也许会直接把你杀掉灭口，除掉见证人。”

“我不在乎自己会怎么样。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如果我该死，我就死好了。但你不觉得，我到了那里可能有助于把玉兰救出来吗？”

我摇头叹息。“说句老实话吧，我看你是钻进牛角尖了。我们连玉兰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一旦他们把她弄进去，她就不可能活着出来了。”

“那我就这么放弃了？”

“不放弃你还能怎么办？而且，你必须考虑你这一去的后果。学校里找不见你，会引起种种猜测，各式各样的谣言会满天飞。更糟的是，就算你运气好能够回来，丹尼森夫人也一定饶不了你。你这么一走，只会造成丑闻。”

明妮终于明白了我这番话的逻辑，所以她同意打消这一计划。可是关于救玉兰的念头却一直在吞噬着她。她情不自禁地想象其他营救她的可能性，并经常和我商量这些办法。“你别走火入魔了，”我提醒她，“有时候我们必须学会忘记，才能继续活下去。”

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断地折磨自己，身边一没旁人，她就忍不住要跟我谈玉兰。

四十五

杨爱凤暑假之后一直没回来，虽然秋季新学期都开学三个月了。七月份以来，就再没人得到过她的音讯。根据美国大使馆提供的消息说，她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被日本人逮捕了。十一月初，丹尼森夫人终于收到了爱凤的信，说她本人倒没事，但她的未婚夫，原是北京的一个记者，现在被关押在天津，日本宪兵说他“从事间谍活动”。她说他根本不是间谍，这其中一定有误传、误解，或是遭到某些中国人的陷害。她暂时还必须留在那边，为营救他奔走，不过她许诺，他一旦获释，她立刻就返回南京。丹尼森夫人摇着亚麻色头发的脑袋，对我们说：“爱凤是个聪明人，很有办法，她会平安的。”我们的学生减少了，倒是并不缺她来教课。

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吴校长的来信，她很高兴家庭手工艺学校减少了人数。她一定认为这是向恢复大学迈进的一步。

自从暑假回来，明妮一直感到很容易疲倦。有时候，她在办公桌上就睡着了，有一次还误了跟《芝加哥论坛报》一位记者的会见。每个星期一早上，她会把一周日程交给大刘一份，这样他就可以每天向她提醒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安排。

到我们学校参观的日本人也多起来。大多数是平民，有些是基督教徒，有一位参观者甚至把他的孩子都带来了。来访的人中间，有一位叫与口的，四十岁左右，微微有些驼背，脸儿尖瘦，笑起来眼睛就不见了。他来得很勤，一有机会就跟我们攀谈。他在满洲居住了不止十年，中国话带有东北的口音。一开始，他不肯相信我们告诉他的那些日本兵所犯下的罪行，但明妮带他去见了家庭手工艺学校的一些妇女，让他跟她们去谈。她们给他讲了自己的遭遇，使他逐渐相信起来。在她们情不自禁痛哭说不下去时，他甚至还对她们鞠躬道歉。

一天下午，与口对我们说：“军队采取了措施来控制他们的人，要确保他们的供给。我可以肯定，不会再发生放火强奸和虐杀的事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明妮问他。

“有位军官告诉我，从去年冬天开始，每次军队占领一座城市，在军人之前会派宪兵先进驻。而且，军官们都接到命令，要像对待兄弟那样对待部下，这样他们就不会像两年前那样，对着老百姓发泄怒气了。你看，军队在想办法防止野蛮行为。”

这话听起来滑稽——与口是个平民，却试图为皇军辩护。

明妮说：“你认为他们能够一下子刹住暴力吗？”看他一脸惶惑，皱起来的脑门上也现出两道竖纹，明妮又补充说，“那些暴行会烙刻在受害人脑海中很多很多年。那是一些不能被轻易忘掉的东西。就像爱收获爱一样，仇恨也会种下仇恨。”

与口脸红了，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他说：“对不起，我从来没从那个角度想过。”

他没有再提这个话题。他想在家庭手工艺学校订购三件棉袍，好送给他的孩子们当圣诞礼物。这事情我替他安排了，不过我没告诉做针线活儿的妇女们是谁要的，我担心，一旦知道是给一个日本家庭做棉袍，她们会拒绝做这桩活儿的。

我和明妮很高兴看到与口的转变。这更加让她确信，只有通过在日本的基督教徒，才能说服日本民众看到战争的罪恶，才能实现和平。与口把其他日本基督教徒带到金陵学院来参观，他们对学院的教学楼、图书馆和花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妮对他们说：“春天再来吧，到那时候，我们的校园就像一个美丽的公园。事实上，我刚到这里来工作时，就想好了，要把它变成一个花园。”

与口建议金陵学院派人到日本去，给那边的基督教徒讲一讲南京发生的事，这样对增进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相互了解，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个主意让我们惊叹，不过明妮并没有当场答复。等与口走后，我们商议了这个建议。我坦白地说：“要不是我的孙子和儿媳都在那边，你就是砍断我的两条腿，我也不会跨进那个国家一步的。”

“你是说你不想去？”明妮问道。

“我当然想去。如果知道他们的地址，我真想见见盈子和阿真。”

“那么，我们就让你来当这个代表团的领队。”

明妮还问了爱丽丝，看看中国人在日本旅行是不是安全。“那是不成问题的，”爱丽丝很肯定，“那里的日本人跟这里的日本兵完全不一样。”

受到爱丽丝的鼓励，明妮又找到瑟尔·贝德士。三年前他曾经在日本待过一个夏天，很喜欢那个国家，尽管他一直在记录日本的战争罪行，还揭露他们操纵毒品交易，要从精神上和身体上搞垮中国人。眼下他在南京大学任职，负责掌管学校的房地产，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能够顺利地与日本人面对面地打交道。瑟尔认为到日本去一次是个好主意，并补充说，如果去的中国人能够在日本的神学院和大学里做些演讲，也许会更有成效。不过对于我们能不能得到旅行许可，他没法确定，因为日本军方有意掩盖南京暴行的真相，不想让国际社会知道，所以，他们也许会拒绝让南京市民去日本。这场战争在日本被宣传为“圣战”，是一场由天皇亲自统帅、反对共产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战争。

令明妮惊讶的是，年轻的中国员工很热烈地赞同这个建议，乐意去做一次传播真相、增进了解的旅行。姗娜和茹莲对有机会访问日本十分兴奋，她俩的英语都说得不错，是跟我同行的合适人选。与口再一次来造访时，我和明妮便同他一道商议了这件事。他微笑着说：“不必担心旅行许可的问题，我们会去设法弄到，我们在大使馆里有人。你不是认识田中先生吗？”

“认识，他比别的人好得多。”明妮回答，不过我们有好几个月没见过他了。

“田中是个基督徒，这话别往外说。”与口瘦骨嶙峋的手放在一个大包裹上，那是长崎一个教会的幼儿园送给金陵学院幼儿园的礼物。他今天就是送礼物来的。

“哎呀，怪不得田中帮了这么多忙。”我说，“一定的，他的事我们当然一个字也不会往外说。”

我们又商量从哪里筹来旅费。与口说他可以向一个基督教协会申请些钱来，不过那些钱可能不够全程费用。明妮对他说，她也会去找些基金。“我们暂且说定，”她说，“我们各自负责一半开销吧。”

“可以。希望我们能把事情办成。”

我们觉得金陵学院应该资助这次旅行，我们此时还有些活钱。我们把想法报告给丹尼森夫人，先没提起我也参加，她却一口回绝：“不行，咱们一分钱也不会出的。要是姗娜和茹莲想到日本去访问，她们就应该自己掏腰包，要么就是日本方面负担开销。我们的每一元钱都必须用在恢复大学上。”

“我也想跟她们一起去。”我突然脱口而出。

老太太吃了一惊。“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事？这里边有你什么事？”

“我想看看那个国家什么样，”我嗫嚅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你又不是军官。”

明妮说：“茹莲和姗娜都是你的学生，丹尼森夫人。”她一定是以为自己同年轻员工们的密切交往，让老太太反感了。

“所以我才不会对她们有偏心。”老太太回答。

“咱们现在有不少现款，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资助这样的旅行？”明妮说。

“别忘了，我们都说好过，要把全部精力和资源都用在学院的重建上。”

“她们对日本的访问，会有助于增进交流，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加强相互理解。对于实现和平，那才是更有意义、更为必要。另外，我们的代表团还会找到与那边教会建立联系的渠道，从长远来看，能够直接和日本联络，只会巩固我们学校的地位。换句话说，这同样是在重建金陵学院。”

“我就是不想跟日本人打交道。他们造成的破坏够大的了。我也要警告你，不要过多地跟他们搅合到一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明妮问道。

“日本人是中国人的敌人。如果你和他们太过亲密，是会在我们同事中间引起不满的，会让我们遭到质疑。你在接待日本人来访的问题上，需要更加谨慎才是。”

“这真够荒唐。”明妮将手向上一挥，“中国人知道我热爱中国，只为他们的利益工作。”

“那么你就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恢复学院上。这是我们能对这个国家做的最好的事情。”

“你太执迷于恢复学院了。”

“坦率地说，你缺乏的正是执迷。你总是想得到所有人的赞扬，但是你不明白，没有哪个人是可以让所有的人都高兴的。更糟的是，你根本没做成什么事——一天到晚瞎忙。”

“你是说，我没有效率？”

“而且还不称职。”老太太眼睛里火星直冒，脸上却毫无表情。

恰在这时候，本顺出现在门口，探头往里看。“怎么，你有什么事？”丹尼森夫人问他。

“与口先生要见魏特林小姐。”

明妮瞥了一眼老太太冷笑的面孔，还是站起身来，走出去见客人。我想应该跟着她出去，但又忍住了。丹尼森夫人似乎事前就知道我们的旅行计划，现在是有意要阻止。战争之前她去过日本，对那里印象很好，用她自己的话说，“那里干净、迷人、井然有序。”而且，她对思想和信息的交流是赞同的，所以她总是鼓励大家在暑假期间多到其他国家访问，甚至，在她当政那阵子，还为此目的拿出过专款呢。为什么她对这次旅行抱有这样的敌意？看样子她决心已定，不论明妮打算做什么，她都叫它搁浅。

我大失所望，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我多么希望能去看看我的孙子阿真。

最后，丹尼森夫人终于开口了：“这里没法再留明妮·魏特林了，她已经成为咱们的障碍。”

这话让我震惊。我把老校长的话告诉了明妮，她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说：“下一步该是什么？你说她还可能怎么样？”

“我看不出来。”我说，“不过，你不要惹她。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耐心等到媳妇熬成婆的那一天。”

“好吧，我尽量保持冷静。”

尽管不太情愿，明妮还是力争与丹尼森夫人和解。不论好歹，在吴校长从成都返回之前，她俩还是要一道工作，我们学校可不能因为她们的矛盾而分成两半。明妮还说，她觉得跟老太太吵架实在有失身份。确实，在大家眼里明妮就像个圣人，是慈悲女神，她不能因为琐碎的争吵而有损自己的形象。

我们没有阻止与口去为我和茹莲、姗娜申请旅行许可。明妮说，必要时她会为我们筹款。目前圣诞节快到了，事情太多。如果我们要去日本，也只是明年暑假的事情。

四十六

圣诞节的前一天，是个星期天，大刘来到校长办公室，一屁股坐到一把椅子上。“美燕跟着路海跑了！”他粗声粗气地说。“我并不想搅乱你过节，明妮，可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你好找人顶替路海扔下的工作。”

“天哪！你是说他俩私奔了？”明妮问道。

“我也不知道他俩的关系像不像两口子。显然是路海把她带坏了。这孩子自从被日本人抓去之后，状况就一直糟糕透了。”

“她精神上一定受了创伤。”

“她也够可气的，她一直在说，中国如果想打败日本的话，就得来一场革命。”大刘的脸扭曲了，像是在忍住胃疼。

“你看她真的是喜欢路海吗？”我问。

“我看不出来，不过她自己说，他们只是朋友。路海一定跟抗日队伍有联系。谁能想象他连家小都不要了？我只希望他对美燕好一些，可那人贼眉鼠眼，一看就是个靠不住的家伙。”

“你会出去找他们吗？”明妮说。

“我到哪里去找？她也不小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了。”

“路海的家里一定塌了天。”明妮转头对我说，“我们要不要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做点儿什么？”

“也许应该。”我说。

门开了，唐娜走进来，拿着一封信。“明妮，”她气喘吁吁，“给你的信。”

“谁来的？”明妮接过来。

“一个男孩子交给我的，说是本顺要他给你的，本顺跟着路海走了。男孩子托我立刻把信交给你。”

“你是说本顺也跑了？”我问唐娜，只见她的脸通红。

“看样子是跑了。”

明妮展开黄色信纸，看到信是路海用英文写的。我知道他经常翻阅《字林西报》等英文报纸，但我从没听他讲过英语，也弄不清他看不看得懂。也许他用字母写这封信，是为了让中国同事看不懂内容。不管怎样，明妮把信读给我们听：

亲爱的魏特林院长：

美燕、本顺和我决定逃出南京。我们想参军，为保卫祖国而战，所以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包括家庭。要是国家亡了，我们的小家也不会安宁，我们个人的成功也毫无意义。请您不要麻烦自己来找我们，因为我们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使用化名。但我要请求您帮我个忙——请照顾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从今天起，我就什么也没法替他们做了。总有一天，我会像一个战士、一个英雄那样凯旋。发自内心地感谢您！我会永远记住您的好心。

唐娜放声大笑，“这算是什么胡言乱语？”她嗤之以鼻，“一个男人，抛弃了太太和孩子们，还以为国牺牲来做借口。”

“这个无赖真无耻。”大刘愤愤地说。

“这信怪怪的。”明妮应声说，“为什么本顺也跟他们跑了呢？”

“那孩子恨日本人。”我说。

“你们觉得他们会去哪里？”明妮问。

“我不知道，”大刘回答。“我希望他们不是去投奔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美燕说只要她能离开南京，参加什么样的抗日部队她都无所谓。”

“可是为什么他们三人要一起逃呢？”我说。

“路海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因为他老婆是他父母给包办的。”大刘回答。

唐娜嗤笑，略显肉多的脸上泛着光。“所以，解决婚姻麻烦的高招就是去打侵略者。”

“别这样，唐娜，”明妮制止她，“别这么冷嘲热讽的。我觉得路海出逃不是因为想摆脱家庭，他不是那种人。”

“没错，”我也赞同，“他想去打日本，美燕和本顺也一定是这样。”

我们一致同意，不管怎样，应该去帮一下路海的妻子。于是明妮和我去见了丹尼森夫人，简单向她报告了一下几人逃走的事情。让我们大松一口气的是，老太太提出来，金陵学院拿出一百元，送给路海的妻子福婉，然后劝她回乡下老家去。我俩都觉得这是合理的解决办法。

“这个浑小子！”丹尼森夫人说的是本顺，“他一句话都没给我留下就跑了。”

我没费什么劲儿，就说服了福婉回她父母家去。可怜的女人，眼睛都哭肿了，说她反正也受不了城里的日子了——如果她再待下去，两个小儿子也可能长成他们父亲那样的坏人了。再说，南京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方，经常让她感到灰心丧气，她一点儿也不在乎回到乡下去。

不料，一个星期后，路海的父亲从沈阳来接他的两个孙子。他是个修长的人，长着一对浓眉。他说，谁也不能把他孙子跟他们老两口分开。福婉就带着孩子悄悄地跟他走了，这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丹尼森夫人好后悔，那么轻易地就给出去了一百元。

经过老太太同意，明妮把路海留下来的商务经理一职给了大刘，但是大刘不肯接受，说他还是愿意去教书。他当老师的口碑很好，过去是语言学校的教员，可惜那所学校早就停办了。因为南京城现在的外国教授和外交官多了起来，他若出去教汉语，可以比他现在每月五十元的薪水挣得要多，何况我们现在全都只能领取正常薪水的百分之八十。几天后，他告诉明妮，他还是继续当金陵学院的中文秘书，因为他觉得这份工作更有意义，全家人住在校园里也比较安全，我们这才大松了一口气。经理助理容先生被提升，接替了路海留下的位置。

新年之后，路海的一个叫伯仁的朋友，来拜访丹尼森夫人和明妮。这位脖子粗粗的汉子就住在附近，对金陵学院和本地传教人士一直怀有敌意，曾经常来看望路海。伯仁作为一个社区领袖一类的人物，在本地人中间很受尊重，对传教工作也直言不讳，他认为传教这事在中国造成了混乱。他很讨厌娄小姐，指责她老在拍外国人的马屁，和我也从来没有和睦相处过。可是，这次在校长办公室落了座之后，他便笑容满面，我用一把红泥茶壶给他倒了茶，他居然向我道谢。他告诉我们，南京的陷落使他改变了态度，因为在他去湖南照料卧床不起的老母亲期间，他全家七口受到金陵学院的庇护，在这里住了四个月之久。他家那三百年的老屋，被日本人烧毁了，他那些古董家具，有一大半在他院子当中被付之一炬。现在他想卖给我们学校一块地，因为需要现金。他的狗咬了一个日本兵的后脚跟儿，给主人闯下了大祸。咬得其实一点儿也不严重，只在脚上留下两个小洞，可是日本宪兵传讯了伯仁，他答应杀掉那狗给他们吃肉，可他们还是把他痛打了一顿。“我把什么都给那帮畜生了，包括狗皮，”伯仁说，“可他们还是不放过我。他们说我把一个士兵弄残疾了，必须承担全部后果。”

“这话是什么意思？”明妮说。

“我问了一个朋友。他让我花些钱去安抚一下日本人。可我手上一点儿现金也没有。这年月所有的人手头都没活钱。我一个邻居在一家工厂上班，薪水就是锅和勺子，因为他们没法把产品运出南京，每天晚上他都得进城沿街叫卖这些东西。若是你们学校肯从我手里买一块地，你们就是救了我和我一家子的命。”

这真让人意外，丹尼森夫人和明妮都动了心。建校之初，老校长想从伯仁的父亲手上买一块地，结果无功而返。现在这事很可能是个好机会，不过，丹尼森夫人和明妮打算先去看看那地方再作决定。

四十七

几天之后，我们去了金陵学院的西南端，去看伯仁要卖给我们的那块地。苹果树、梨树都很粗壮，尽管树枝上的叶子都已掉光，果园深处，几只乌鸦在拼命地呱呱直叫。老廖出现了，用独轮手推车推着一车砖头。就连在这样寒冷的冬日里，老花匠干活也没停手。他似乎不知道什么叫闲散，是个典型的农民。丹尼森夫人指着他用砖头新铺起来的一条小径说：“真不错。”他笑着没说话，然后又向明妮点点头。

伯仁要卖的那块地高低不平，长满了荆棘，跟我们预想的不一样，必须先平整地面之后才能使用，而且它和金陵学院中间还隔着一条小溪，所以，要想把它并入校园不太容易，除非那一段溪流也归我们学校。丹尼森夫人皱起眉毛，外眼角也垂下去了。我看得出来，她心存顾虑。

“我们得跟董事们商量一下，很快会给你答复。”丹尼森夫人这么告诉伯仁。

“当然，不必太急。”他说。

当丹尼森夫人和明妮两人一起商量起这块地时，丹尼森夫人反对购买，说那只是几亩荒地。其实，那片地足有七亩，只要半价四百元。尽管地面不平，又跟校园隔开，明妮还是认为我们应该赶快抓住这个机会。她对丹尼森夫人说：“咱们回头再从从容容地盘算怎么使用这块地，先把它拿到手。”

“不。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要买任何不需要的东西。”

“我们有这笔钱。”

“那也得省着花。整修工程要花不少钱，你不知道哪里就得增加额外的开销。”

“请再考虑一下：只要四百元，多便宜啊！”

“不，我不想要。”

“我是代理校长，我的意见完全不算数吗？”

“这个嘛，我不必非听你的意见。”

“你忘了当初为一小片儿地跟些地主讨价还价有多费劲儿了？”

“那是当初，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先对付当务之急。”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目光短浅了？”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你难道看不出来机会难得吗？为了将来的发展，我们需要大片的土地。”

“我不想现在就把钱花掉。”

“那可不是你的钱。”

“也不是你的。要是你那么喜欢那块破地，你自己买去好了。”

丹尼森夫人最后这句话点醒了明妮，她要自己买下那块地。她来和我商量这事。她是打算在这里度过自己后半生的，可以在潺潺的小溪边上给自己盖一所家园嘛。从那里可以看到很大一片校园，同时又可以享受安宁和清静。要是学校将来给她建一座洋房，那块地也完全不会浪费——她可以把它捐给金陵学院，或是在上面建一所小型的平民学校。从去年冬天开始，她一个月能拿到一百元薪水，现在已经攒下一千一百元了，自己盖房子是少了些，但她还会继续攒的，可以先把地买下来。

她的盘算很有道理，我赞成她买下地来。用这么低的价格买下来，她什么时候想卖都可以卖掉，赚回本钱。三天后，我们找到伯仁，买下了那块地。他十分高兴，明妮告诉他，这地她是给自己买的，他听了甚至管明妮叫“散财女菩萨”。这话又让她不安起来，“请你别这么叫我。”她说。不过，他只是嘻嘻一笑，露出板牙。

四十八

莫妮卡·巴克利在二月初去世了，所有的传教会，不管是哪个教派的，都来到石鼓路大教堂参加她的葬礼。教堂正厅是圆拱形屋顶，彩绘的玻璃窗又高又窄，伸向穹顶，玻璃的色彩像孔雀的羽毛一般五彩缤纷。出席葬礼的还有二百多中国人。

韦牧师主持了仪式。大家起立，一起唱了赞美诗《平安殿宇》。然后，丹尼尔·柯克牧师朗读了《圣经》中的《诗篇》第二十三章。明妮被庄严、宁静的诗句深深感动了，她说以前从来没觉得这诗句那么令人肃然起敬。接着，莫妮卡的几位朋友先后走上摆满蜡梅的讲坛，娓娓叙说对她的颂扬和追忆。其中一个是爱丽丝，她和已故的女人尽管属于不同教派，却都是在安徽一起开始传教生涯的。她告诉大家，莫妮卡常常怀念她在宾夕法尼亚老家的田园风光，但她永远仰望着上帝的殿堂，那是她真正的家，因为她相信，我们实际上都是地球的外乡人或过客。爱丽丝之后，一个头发花白、两腮下陷的高个子美国人发了言，他说认识莫妮卡快二十年了，她虽然外表无精打采，却富有幽默感，记忆力超群。她喜欢讲故事，尤其是讲给孩子们听。有一次，他给大家讲了一段童年的趣事，说的是一个人喝醉了，用自己的厚呢子外套换了一条小鲇鱼。几个星期之后，他听见莫妮卡把这个故事讲给一群小女孩听，却加上了一个更为夸张的戏剧化结尾：那人用两匹骡子和马车，换了一条鲑鱼，所以现在他再也不能回家了，就露天睡在大雪里，他几乎冻死了，冻掉了两根指头。原来，在他讲这段逸事时，莫妮卡在隔壁屋里无意间听到了。“现在，”那人最后说，“我希望她正在天堂里，优雅自如地把她所创造出来的所有笑话和故事，讲给天使们听，供大家开心。”

这话引来外国人一片笑声，而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吭声，觉得莫名其妙。是啊，葬礼是一个寄托哀思的肃穆场合，那些外国人怎么能说些俏皮话，还捧腹大笑呢？

追忆之后，瑟尔走上了讲坛。他容光焕发，新刮的胡子，头发向后梳得溜光，做了追念莫妮卡的布道，题目是“基督徒在战争时期的职责”。他用中文讲到日本对亚洲一些国家的并吞，讲到日军的残暴。我知道，因为他那些关于日本开发毒品生意的文章，日本人一直在监视他，还要求他交出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所有文件，包括南京陷落之后一个星期内，日本士兵在国际安全区内犯下的杀人、强奸、纵火案件的九百份记录，可他告诉他们，所有文件已经都被爱德华·施佩林带回科隆了。瑟尔谈到欧洲的形势，他说：“面临一场世界大战，我们基督教徒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必须力争和平，反对战争。两年前，南京陷落的时候，在座的有些人正在南京，亲眼看到了战争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把人类放入战争的极端环境里，他们可以比野兽还要凶恶，可以不讲任何法则，释放出所有的邪恶。战争是我们人类能产生出的最具毁灭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全力防止战争。

“可是，如果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有些时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确实有一些战争可以被称为正义战争。比如，如果人们拿起武器，抵抗外国侵略者，我们能责备他们吗？我们应该劝阻他们与民族敌人作战吗？当然不应该。所以，这些国家里的基督教徒应该和其他公民一同作战，履行基督教徒的职责，应当同他们争取民族的解放结合起来。至于那些侵略国家里的基督教徒，他们应当做的是起来反对战争，尽自己最大力量去争取和平。”

听到瑟尔这么说，我可以断定，从现在起日本人是绝不会放过他的，但他一定已经习惯于跟他们交锋了。

瑟尔最后说：“至于那些没有卷进战争的国家里的基督教徒，比如你们当中的美国人，我们必须站在弱小的受害者一方，就像我们已故的莫妮卡姐妹为南京孤儿院里的孩子们所做的那样。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唯一道德立场。真正的基督教徒，应该置身于人道和无视一切的暴力之间。”

听众们喜欢他的布道，尤其是中国人。瑟尔的话音刚落，有几个人就鼓起掌来，马上又停住了，意识到这不是鼓掌的场合。

韦牧师做了结束祷告，恳求上帝接受莫妮卡的灵魂，赐予她永生的快乐。接着，人们唱了《求赐太平歌》。

葬礼过后，明妮说希望自己死的时候，也能享有类似的仪式。它充满了温暖和庄严，仿佛我们刚刚聚首于莫妮卡的葬礼，是为了祝福她灵魂升天。那位故去的女人，现在一定安宁了。

第二天早上，娄小姐来到校长办公室——邻里的一些家庭断了粮，孩子们都在饿肚子。我从里屋走出来见她。明妮坐在椅子里，桌上放着没写完的学生奖学金报告，哈欠连连。“对不起，”她说着用巴掌捂住了嘴，“我最近很容易疲倦，时不时就睡着了。眼睛疼得直跳，看东西都是重影。”她最近经常打趣说自己看上去像六十，但感觉像八十。

“你工作太拼命了，”娄小姐说，“你需要休个长假。”

“就是，你欠自己一个长假。”我表示同意。

“夏天我应该休假，不过不太可能，我脱不开身。”明妮说，“我得留在学校里照料好多事情。娄小姐，我们该为那些没饭吃的人家做点儿什么？起码保证他们在除夕之夜吃上一顿像样的年饭。”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还想看看你们学校有没有多余的被子。昨天下午，有个妇女丢了她唯一的一床被子——被溜进她家的窃贼给偷走了。她丈夫失踪了，她又病得太厉害，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她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总共十元钱，都缝进被子里了，这不，钱也没了。”

明妮转向我：“我们还有大米可以分出一些来吗？”

“有的。”我回答。去年秋季，我以二十五元一担的价格买了十一马车大米，这只是现在价格的三分之二，所以我们可以分出一些给穷人，“不过我们去年秋天做好的被子可能全都送人了。”我说。“我得去找找看。”

我们来到主宿舍楼，发现没有多余的被子了。于是明妮就转到自己家里，从自己的床上抽出一条来。“把这个拿去。”她对娄小姐说。

“你自己还有被子吗？”娄小姐问道。

“我有鸭绒被，还有一条厚毯子。”

娄小姐高兴地告辞了，说她明天会推个独轮车来取大米。

四十九

三月中旬，与口通知我们，田中先生没法替我们三人弄到旅行证了，因为负责发放证件的官员，那位田中的同乡，离开了南京。而且，官方不鼓励本地居民，尤其是基督教徒，访问日本。这次旅行的取消，令我大失所望，也让我的脾气变得暴躁了，我对姗娜和茹莲的反感再次加剧起来。如果她们惹烦了我，我会毫不客气地回敬她们几句，出出气。我知道她们背后在说我的坏话，但是我才不在乎呢。明妮说，有时候我是故意找碴跟她们吵架。这话也许不假，但她并不了解关键的原因：我心里窝着火，因为取消行程，把我到日本看孙子的希望打碎了。

茹莲大体上还过得去，但我发现姗娜让人难以忍受。她出身于富裕的家庭，养成了铺张的习惯。每个周末她都去下馆子，回来就炫耀她在城里的餐馆吃过的饭菜。有一天课间休息，我听见她在对一群家庭手工艺学校的妇女，大谈一家叫“大阪亭”的日本餐馆。“信不信由你，”她说，“我第一次吃寿司时，光想吐，那滋味就像嘴里含了条肉虫子，尤其是金枪鱼做的寿司。可是我朋友鼓动我接着吃，很快我就喜欢上寿司了。现在，什么样的寿司我都吃，最喜欢鳝鱼的。”

“老天哪，就是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吃生鱼。”一个矮个子女人说。

“其实生鱼更有营养。”姗娜答道。

“好邪乎啊。”一个纤柔苗条的女子说。

“你不相信我吗？”

铃声响了，女人们都回教室去了。等大家全走开以后，我对姗娜说：“你不应该在她们面前夸耀什么日本美食。”

她拉长了脸。“是她们先问我的。”

“可你不该给日本饭馆当推销员。”我边说边火气上升。

“您猜怎么着？那饭馆是中国兄弟俩开的。”她的蒜头鼻子翕动着，眼睛却避免直视我的脸。

“那又怎么样？你太过分了。南京城里多少人在饿肚子？你却在吹嘘什么生海鲜！”

“这不干你的事。”

“不许你在大家面前显出一副贱相，这就是我的事！”

“神经病！”她转过身大步走开了，两手插在法兰绒上衣的口袋里。

这类的争吵经常在我俩之间发生——我无法容忍她的挥霍和愚蠢。她一越界，我就痛加回击，不过我通常还是不当着别人的面说她。

接着，一天下午，姗娜来见明妮，说她决定立即辞职。明妮吃了一惊：从来没有见过哪位校长在学期结束前辞职，可是不管她怎么劝，姗娜坚决不改初衷。我在办公室里间听见她说：“我受不了这些了，我家人也要我回去。”她说父亲已经卧床不起了，想要她回上海去。

明妮一筹莫展。姗娜两天后离开了，明妮只好自己来接管家庭手工艺学校的行政这一摊子。唐娜虽然是中学的校长，可是她不懂中文，连女生们在登记表上的名字也看不懂，所以需要别人帮她很多忙。明妮的工作量大增，只好每天加班，经常到凌晨才能睡觉。

这种情况不能再拖下去。要是爱凤能回来就好了，可她的未婚夫还关在天津的监狱里，她不能半路离开，那会使得营救他的各种努力都前功尽弃。丹尼森夫人来找明妮，商量着怎么才能把姗娜再请回来。老太太也很担心，眼看着明妮一个人怎么也处理不过来那么多事务。丹尼森夫人想帮一把，但是管账和房屋整修的事情就让她喘不过气了。我几乎一声也没吭，只是听她们说。经过权衡利弊，两个负责人决定派爱丽丝代表金陵学院去上海，恳求姗娜回来。“我们早应该多培养些领导人才。”丹尼森夫人叹气道。

事实上，金陵学院有不少毕业生在中国各地当中学校长，不过她们谁也不会回到日本占领的南京来工作。丹尼森夫人一走，我就冲着明妮说：“你不应该提那个建议！”

“你在说什么呢？”

“你不应该派爱丽丝到上海去求姗娜回来。你这样做，那个无礼的女人就更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我们这里需要她。”

“那好吧，要是这样，等这个学期结束了，我走。”

“行啦，安玲，我知道你不高兴，也很沮丧。这里的每个人都面对压力，都有碰不得的神经，可我们还得一道工作，共渡难关，防止这里沦落成精神病院。”

“我走定了，别说我没提前通知你。”我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

明妮没把我的话当真。她明白我是不可能辞职的，因为我们全家都住在校园里，我在别的地方大概没法找到安全的住所。她经常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是个只在外表严厉的人。她认为中国最大的障碍不是战争，不是腐败，而是所谓的脸面——每个人都生怕丢脸，谁都不愿意让步，结果，很多能量和时间都浪费在琐事上了，这一点让她痛心疾首。为此她很同情蒋介石，他得不断地顾及自己的和别人的脸面。

四天后，爱丽丝只身从上海回来了，她没能劝回姗娜，不过她在上海见到吴校长了。吴校长是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表，到新德里去参加一个会议，路经上海。吴校长给我写了一封信，委婉地批评了我，要求我帮助明妮把校园里的一切打理好。至于丹尼森夫人，她说我们应该迁就她一些，避免任何冲突。明妮去找了茹莲，请求她暂时接替一部分姗娜留下的工作。茹莲答应了，并且保证不会再跟我争吵了。她和明妮便一起来管理家庭手工艺学校。

我对自己造成的麻烦感到懊悔，对明妮说，我再不发脾气了。

丹尼森夫人对失去了姗娜也感到烦心。尽管不喜欢家庭手工艺学校，老太太明白我们必须把这一学年坚持下来。为了安抚大家，她在家里举办了一次聚会，邀请了全体教师和大部分员工。

明妮比大家到得晚一些，因为要陪几个来访者参观一堂做松花蛋的课。在伊娃的客厅里，挂着一幅长长的横轴书法，上面写着：“治家有方”。这在以前的房里没有见过，是丹尼森夫人挂上去的。中国教师们都称赞那横幅上的书法，有人啧啧连声：“劲若虬枝，逸如流云！”另一个人应和：“气派啊，大师风范！”大多数人以为那是孔夫子的语录，因为孔夫子也有过“修身、齐家、治国”一类的教诲，但我知道，那句话是从《圣经·以赛亚书》中的“把你的家整顿妥当”衍变来的，不过我没吱声。

大家享用了自助晚餐，我感到心平气和了，便与茹莲聊了好一阵。我们还吃着苹果和蜜枣这些饭后甜点，这时，唐娜拿出来了一大堆刚收到的寄给金陵学院的信件。她一封封地拆开，给全屋子的人念了信中内容。大多数信是对救济工作感兴趣的人写来的，表达了钦佩之情和良好祝愿。有几封询问中国传教的情况，有一封是美国新泽西州坎登镇的一名高中一年级学生写来的，让大伙儿动容。写信人名叫梅根·斯蒂文斯，她听到明妮的事迹，说明妮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她还说，她要学会速记，提高打字水平，因为她梦想有一天当上明妮的秘书。

“再听听这一段。”唐娜用悠扬的语调继续念道：“上个月，我们镇上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您的事迹的文章，我们教堂的人都知道您的名字了。您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对那些一心追随主的道路的年轻姑娘们来说，您就是榜样。我们都爱您！”

“我的天，你是个国际名人啦，明妮。”爱丽丝说。

“得啦，别让我尴尬了。”

在附言中，梅根问道：“听说传教女人是不可以结婚的，这是真的吗？我父母这么告诉我，可我不全相信。除了为上帝服务，我还想建立一个家庭和生几个孩子。”

“好可爱。”唐娜说着，把信放在八仙饭桌上。

“也许我们应该面试她一下，”明妮俏皮地说，“要是她不错，我们可以雇她当秘书。”

“还是不要吧，”丹尼森夫人不阴不阳地哼了一声，“我们可不能沉湎于个人崇拜。”

明妮厚厚的眉毛拧了起来，突然怒火冲头，她大声说道：“你干脆直说是崇拜偶像得了。”

“确实有那种味道了。一个凡人，不应该奢望成为圣母玛利亚，或成为菩萨。”丹尼森夫人直盯着明妮的脸。

“你不能容忍任何人比你做得好，你是个妒忌的化身。”

“至少我从来没有利用个人的破名声来把我们校园弄成难民营。”

“是谁让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到这里来的？是我还是日本人？”

不等丹尼森夫人答话，明妮走开了。我不住地偷看老太太，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最后又变黄了。没有一个人吭声，屋里的空气充满火药味，紧张得我都恶心起来。明妮进了厨房，在里边待了片刻，就从侧门悄悄离去了。

五十

总算有个名叫严宁的合适人选，接受了家庭手工艺学校校长的职位，她四月底会到南京来赴任。她在福建有很丰富的成人教育经验。我们都感到松了口气，只要我们能把这个学期对付下来，就可以有整个暑假的时间，再去找合适的教师和行政人才。

四月初的一天早上，也就是汪精卫为首的傀儡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的三天后，我接到丹尼森夫人的通知，说她立刻要见明妮和我。我来到明妮在宿舍楼的住所，然后两人一道去了伊娃的洋房。薄雾在树梢上缭绕，温暖湿润的空气，把小鸟喧嚣的啼鸣都浸湿了。一只雨蛙呱呱叫得像个漏了气的风箱。我们一路聊着，惊起了几只林莺，扑棱棱地飞走了。

明妮和我对丹尼森夫人为什么要见我们毫不知情。老太太听说明妮从伯仁手上买地了？听说取消我们访问日本的计划了？要是这样，明妮说，她应该表现出平静与和解的姿态。如果有必要，她愿意向老太太道歉，因为前几天那次，是她先失去了自我控制的。

“对，”我说，“记住那句话，媳妇终会熬成婆。”

明妮笑了，拍打了一下我的肩膀。

丹尼森夫人阴沉着面孔，没有化妆的脸看上去松弛且多皱，脖子上的雀斑显得比平日更多，喉咙旁一块赘肉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刚一坐下，老太太就拿出一张《紫金山晚报》递给明妮。“第二版上有一篇文章。”她说，“你好好看看，我非常愤慨。”

明妮开始浏览，我喝着茶，不时地瞥她一眼。她的脸色阴暗下来，接着变得苍白，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同时，丹尼森夫人怒气不减，发狠的目光直瞪着我，我的心头颤抖起来。我做错了什么吗？一时想不起来。她干吗这个样子死盯着我？

终于，明妮坐直了。“胡说八道！”她说着把报纸扔到玻璃茶几上，怒视着丹尼森夫人，眼睛里充满压不住的火气。

老太太轻蔑地一撇嘴，上唇起了皱，下垂的眉毛压出了褶。她说：“我看得出来这篇文章里或许有一些夸大，但是这件事情你在写给董事会的报告中只字没提。看到说你竟然让日本人选走一百名妇女，我觉得真是骇人听闻。”

“不，当时的情况不是那样的。”

“不要狡辩。我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说是你失误，错误地相信了日本人。但是对我来说，因为你一直试图掩盖，那就不是失误，而是罪孽，是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明妮目瞪口呆，竭力想说出点儿什么，却一句能说出的话也没有找到。她站起身来，慢慢向前门走去。

我抓起报纸看那文章。只见文章的标题是《真正的罪犯》，矛头对准在南京的西方人。文章谴责以前安全区内建立的那些难民营，说那些难民营把妇女集中到一起，为日本人玷污她们大开方便之门。结果，连拉皮条的中国人都领着日本兵到那里去找姑娘。“这是一种卑鄙的美国方式，诱使中国妇女为日本人提供性服务。”作者这么声称。他还特别点出明妮，说她是一个主谋。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还回忆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情况，说：“金陵学院代理校长明妮·魏特林，同意向日本人提供一百名漂亮女人，在那黑暗的一天里，他们带走了二十一人。她像一个妓院老鸨，后来还不断地向日本军人道歉，答应让他们再选走七十九人。不仅如此，她还向他们保证，学校的大门永远都会对他们敞开。难怪金陵难民营在日本兵强奸了那里的姑娘们之后，还在每天夜里用热茶、肉馅饼、炒花生之类款待日本宪兵。兄弟们、姐妹们，现在是重新评估发生在我们南京的悲剧的时候了，让我们看穿那个所谓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账算到她头上。”

我放下报纸，对丹尼森夫人说，“这是一派胡言！我当时就在现场。明妮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那些妇女和姑娘们。”

“我知道在这桩罪案中她和你狼狈为奸，”她指着我的鼻子说，“我作过调查了。你作为帮凶，再也别想掩护她了！”

我意识到，再也没办法和这个老疯子理论，我站起身来，大步走出门去。

明妮不眠不休地工作了三天。她什么也不吃，也不上床，整夜为失眠所苦，可她不停地忙这忙那，以排遣悲伤的情绪和念头。到了第四天，她终于垮了，不得不躺下来。从那一刻起，她就再也没有走出自己的宿舍一步，整天穿着一双毡拖鞋，一身棉睡衣。我们给她熬了鸡汤和红薯粥，可明妮几乎碰也没碰。她无数次地试图给中学排出一份课表，可是她的精神无法集中。有时候，她会谈起金陵学院遭受的挫折和灾难，坚称自己应该负大部分责任，尤其是对不起被日本兵带走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她不停地对我说：“我早就有预感了。现在我走到头了，再也没有力气往前走了。我失败了，可悲地失败了。”只要一睡着，她就会做噩梦。

大刘经常来看她，甚至表示要去找丹尼森夫人，谈谈那二十一名“妓女”的真相，谈谈当时的处境，明妮为什么没法拒绝日本人。可是明妮坚决制止他去为她辩解，说丹尼森夫人也得了狂躁病，会对他发作的。我也觉得他去说情并不聪明。老太太似乎失去理智了，听不进任何辩解的。

四月十日，明妮向丹尼森夫人递交了辞职报告。此后，除了我和大刘、爱丽丝三个人，她拒绝了所有人的来访。我们都劝她收回辞呈，然而不论我们说什么，她只是回答：“我对她们的死亡负有责任，我得对上帝有个交待。”

每天晚上，她都收听上海电台的广播，听到了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还有英国海军和德国舰队激战的消息。这个世界怎么了？她不停地自言自语。一切似乎都在崩溃。她也谈及自己去过、或是想象中去过的那些国家，说会有很多的人遭杀戮，会有很多城镇被夷为平地。她的脑筋开始没有条理了。

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爱丽丝拿来了她的信件。有一封是严宁写来的，通知明妮，因为家庭的原因，她决定撤回接受校长一职的决定。明妮把信扔到地上，喊道：“我受够了，受够了这一切！”

爱丽丝默默地在花瓶里插进一束白杜鹃，就走出了房间。

一天早上，丹尼森夫人来了，可是明妮拒绝跟她说话。老太太告诉她，杨爱凤要回来了，她营救未婚夫的努力没有结果，那人死在监狱里了。明妮对这个消息毫无反应。后来，老校长和我简单地谈了几句，她要我多花些时间陪着明妮，时刻盯紧她。

明妮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我们请来一位美国医生，他和楚大夫一起，诊断明妮精神崩溃的原因是更年期期间的压力、劳累、创伤和营养不良。几天的荷尔蒙注射之后，明妮就拒绝打针了。她变得更加沮丧，时常对我们说，她对金陵学院面临的所有问题，对难民妇女和姑娘们所遭受的全部苦难，都负有责任。她感觉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她自己都对自己感到厌恶。我们徒劳地劝她，说她比我们谁都能干，是大家都仰慕的领头人，她是我们热爱的好校长。

丹尼森夫人向在纽约的金陵学院董事会，和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联合基督教传教委员会都报告了明妮的病情。除了在密西根州的谢泼德镇有个关系疏远的兄弟之外，明妮没有直系亲属，而且她的兄弟对她在父亲临终前没有回家照顾老人至今耿耿于怀。现在明妮要回美国去治疗，这两家机构同意分担她的医疗费用。爱丽丝受命陪她返回美国，可是在这学期没有结束之前，明妮拒绝离开。直到丹尼森夫人向她保证，家庭手工艺学校和中学都不会解散，工作由她和爱凤两人负责，明妮这才同意了离开。

她动身的那天，尽管已是仲春，树木全绿了，花儿开得一团一团，地上蒙了一层茸茸的绿草，天空中传来阵阵鸟儿的鸣叫，可是天色灰暗，下着雨，还冷飕飕的。有十二三个人在大门口为她送行，大多是她的朋友和同事。我忍不住流了眼泪，哽咽着说：“明妮，你一定要回来。记住，你和我说好了的，要在南京共度晚年。你还答应了要教我开车。”我旁边站着唐娜和茹莲，她们都含着眼泪紧盯着明妮。她俩旁边是老廖，也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脖子向前伸得老长，紫铜的脸膛绷得紧紧的，仿佛在努力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

“我们等你回来！”茹莲哭喊道。

明妮没有回答，茫然地微笑着，好像所有的情感都从她体内漏走了。大刘沉默地注视着她，嘴唇拧动着，眼镜片一闪一闪的。他朝她挥挥手，可她毫无反应。

丹尼森夫人把手搭在黑色轿车的门上，脸色阴郁地说：“明妮，一定要好起来。记住，你是我们中的一员，金陵学院就是你的家，我们永远都会让你回来的。”

明妮神情恍惚地看着她，嘴角起了些皱纹。她没有听懂老太太的话。接着汽车就开动了，留下了一股废气的味道，还有蒙蒙细雨中所有挥动着的手臂。

尾声

五十一

爱丽丝给我寄来关于明妮病情的报告，由我转给吴校长。以下都是她写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八日（上海）

我们去上海的旅行平静又愉快。我听说，美国“吕宋号”军舰曾经是亚洲扬子江巡逻舰队的旗舰，舰队的司令格拉斯福德就在“吕宋号”上。他是一个很好心的人，到我们船舱里来过两次，看我们是否一切都好，需不需要什么东西。大多数时间里明妮都很安静，但一开口就是责备自己，说她已经变成我和大家的负担了。她对自己的病似乎很清楚，跟我说她很快就会康复，就会返回学校继续她丢下的工作。晚餐时，我们和舰队司令坐在一桌，明妮显得很高兴。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爱荷华城）

我们回美国的航行很艰难。事实上，我们三个星期前上了“亚洲女皇号”，先驶往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港。我们碰上了约翰·马吉，他去年返回中国从事救济工作，现在是回家去。有他在旁边，明妮似乎很自在，可是她晕船，这就使她的病情恶化了。她对我说，如果不是有我陪着他，她早就跳海了。这话把我吓坏了，而且她多少有些自杀倾向，不肯吃也不肯喝。马吉牧师和另外两个传教士，加上我，大家轮流照看她，从来不让她一个人单独待着。

昨天，明妮住进了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精神病院，我住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明妮由伍茨医生负责治疗，一个人住在一间干净的病房里，从窗户可以俯瞰一个小公园。医生诊断她得的是抑郁症，还说，大多数罹患这种病的患者都会在两个月内康复，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

一九四〇年七月九日（爱荷华城）

我每天都去看明妮。我们一起外出散步，或是拜访当地的教会。我们还到一片小树林里走走，在那里自己做一些令人愉快的小祷告。今天下午，她要一个护士给我打电话，说她想要我带她去火车站，好永远地离开爱荷华。护士当然不听从她。今天晚上我去看明妮的时候，她感到很惭愧，不停地说：“我怎么能做这么自私的事情？”我跟她说，这件事过去了，只要她不再那么做就行了。

“我一定要好起来，不再当别人的负担。”她说。

她一直在好转。我希望她很快就能康复，这样我就可以回德克萨斯州看望父母了，不过目前我还是应该守在朋友身边。

我刚收到金陵董事会丽贝卡·格里斯特的来信，说他们为明妮筹得一千二百美元。这太好了。明妮一直担心金陵学院在她身上花钱太多，我明天就把好消息告诉给她。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爱荷华城）

明妮经常说：“我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建了一个错误的家——一个容易破碎的家。我早应该知道，一个家不必非是一个物质实体。”可是接着她会纠正自己，说：“我不该抱怨太多。成百万的中国人，在战争中不仅失去了家园，而且失去了亲人。和他们相比，我幸运多了！”

她想尽快把病治好，早点儿回到金陵学院去。她在美国没有家人，她兄弟拒绝来看她。另一方面，她的家乡，伊利诺州的塞科尔镇，正在为她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她回家，他们已经把八月二十二日定为明妮·魏特林日。明妮对此一无所知，塞科尔镇的人们也不知道她精神崩溃的事。伍茨医生认为，目前要明妮回家乡还是太冒险，因为任何情绪激动都可能让她陷入更深的抑郁。我给塞科尔镇那边打了电话，解释了明妮的情况。他们好失望，甚至要派代表到爱荷华城来看望明妮，但这是伍茨医生所不允许的。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九日（爱荷华城）

有时候，明妮完全是个正常人；有时候，她又非常郁闷。她密切关注着战争新闻，为中国和欧洲的形势担忧。她要大家为她祈祷，说她如同相信药物一样相信祈祷，需要大家帮助她“走出阴影的峡谷”。昨天，她说她应该准备下学期就返回中国。我每天夜里都为她祈祷。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六日（印第安纳州布朗郡州立公园）

根据伍茨医生的建议，我们一周前来到了印第安纳的州立公园。医生相信，新鲜空气和周围美丽的自然风光对明妮有好处。她很喜欢这里的安宁和寂静。每天早上，我们沿着林间小径散步，还沿着欧歌湖遛弯，湖里有很多水鸟。它们都不怕人，还直接从你手上叼面包吃。明妮很喜欢喂它们。

医生停止了可拉唑，因为服用此药使她背疼，也让她肩膀酸疼得更厉害。目前没有任何治疗，她似乎仍在不断地好转。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我们在印第安纳的州立公园待了不到一个月。伍茨医生同意让我带她去我父母在德克萨斯州的家。这是我看望父母的同时还能照看她的唯一办法。明妮喜欢这里的暖和天气，开始在花园里帮我父亲干活了。她希望自己“有点儿用处”。

她经常提到南京的那个疯女孩玉兰，说：“谁能想象我最终也精神错乱了呢？”有时候她会自言自语：“我很想知道日本人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会有什么报应。”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明妮经常宣称，她会被永久地关在精神病院里。她已经准备了圣诞节的礼物。她在这边交了不少朋友，所以想用自己的礼物给大家一个惊喜。上个星期，她卖了两打她从中国带来的画片，把所得的款子，12.5美元全部捐给了中国救济会。伍茨医生吩咐说，我们不可把任何工作交给她，也不要唤起她对战争暴行的记忆。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传教士协会的罗伯特·多恩夫人来看望明妮。她对我说，觉得明妮几乎和正常人一样，两天后她就离开了。她和明妮似乎意趣相投，两人经常在一起谈笑风生。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墨西哥餐馆吃饭，明妮甚至自己给自己点了菜，这可是她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就无法做到的，因为决定任何事情对于她来说都很困难。多恩夫人离开以前，明妮让我们别替她担心，说她很快会好的，好了就回中国去。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我离家两天去看我姐的双胞胎。我不在的时候，明妮去了一家百货商店，买了三十片安眠药。我回来时发现，她的情绪很恶劣，还指责我抛弃了她。我说，我才离开了两天去我姐姐家。“你看，我不是又回来陪你了吗？”我对她说。

可是她不相信。她拿出安眠药，一把都塞进嘴里。我吓坏了，无论我怎么求她，她就是不肯把药吐出来。我只好叫来救护车，送她去医院。

我立刻把这事件报告给伍茨医生，他要我带明妮到印第安纳一家精神病院去。医生强调说，路上我绝不能只身一人陪伴明妮，所以多恩夫人会来的，我们将一起到印第安纳波里斯去。

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明妮没去精神病院，因为多恩夫人为她另外找了一个医生，卡特博士。他为明妮检查之后，说她正在恢复。医生重新开始给她注射荷尔蒙。明妮就住在多恩夫人在城中的公寓里，上午她去多恩夫人的办公室，帮她包包裹，贴地址标签，给中国的难民们寄去。晚上她们在一起读书、聊天、看电影。有时候我也和她们在一起。从各方面看，她都是在好起来。

多恩夫人今天晚上告诉我，她会给明妮分派一项更复杂些的工作：搜集关于传教士教育方面的文章，并将其一一存档。明妮喜欢这个主意，觉得这是让她的大脑完全恢复的好办法。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明妮对自己不久就会返回金陵学院去工作很有信心。在她给朋友的信中，她不断地请求人为她祈祷。伍茨医生和卡特医生都相信她正在康复。他们甚至允许她出席在本城召开的国际耶稣信徒会。她十分欣喜，正在准备代表金陵学院在会上简短发言。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今天，明妮独自一个人留在传教士协会的秘书吉娜维芙·布朗小姐的公寓里时，她把炉子上所有灶眼都打开，用煤气毒杀自己。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我们把她的遗体运到郊区一座小教堂，那里的主管牧师是多恩夫人的朋友。明妮留下一个纸条，说她决定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她肯定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康复。她还提到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有份遗嘱。

明妮盼着金陵学院给她来信，邀请她返回中国，盼了几个月。两个星期前只盼来一封信，是她在密西根的侄女写来的，说愿意接明妮过去，并照顾她。很显然，有人和她侄女商量好了，这在明妮看来，就意味着学院已设法抛弃她。看完侄女的信，明妮不屑地一笑。她是个自尊心强的人，不愿成为别人的累赘。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昨天下午，我们为明妮举行了葬礼。来了六个人。牧师读了《诗篇》第二十三章。没唱圣歌，因为只有我们六个人。多恩夫人简短地讲了话，说：“明妮·魏特林也是战争暴行的受害者。她勇敢地战斗，像战士一样倒下。”我真希望多恩夫人说“像英雄一样倒下”。

今天早上，明妮的遗嘱被打开了。她在上海一家银行里有一些存款，总共七百一十元，她把这笔钱捐给金陵学院，作为奖学金的一笔基金。她还把自己去年买的七亩土地也捐给了我们学院。在遗嘱的结尾，她写下：“金陵永生！”

五十二

明妮死后半年，日本帝国海军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开始对日作战。日本没收了我们学校，将丹尼森夫人、唐娜和爱丽丝驱逐出境。我们的校园在后来的几年里，成了日军骑兵的营房。

我们全家搬到郊区，我和丽雅干各种杂活儿来维持生计。我丈夫耀平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来，牙齿掉了一半。这期间，我女婿也回来过一次，看他的老婆和儿子，可他跟着国军，在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之前逃到台湾去了。后来他从香港给丽雅来了一封信，要她改嫁他人，因为他再也回不了大陆了。他在信里暗示，他在高雄会组织一个新家庭。“人生苦短，耗不起这样无限期的等待。”他写道。丽雅卧床了几个星期，两年以后她还是和一个商店职员结了婚，从此过着平静的日子。

由于过去同美国教授们的关系，我丈夫被共产党定为不被信任的人，不过他仍然在南京大学当讲师，在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大刘就没这么幸运了。瑟尔·贝德士一九五零年春季离开中国时，几十个中国人把他送到学校大门口，大刘当着所有人的面高喊：“瑟尔，将来再回来啊，我们会想念你的！”这些话作为他反动世界观的证据被报告上去了，七年以后，他被打成了“右派”，说他总在梦想着美帝国主义还会回来统治中国。为了这个，他受了几十年的罪。

本顺也很倒霉。他跟着路海和美燕逃出金陵学院，在湖南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在国共内战中被共产党俘虏，遣送回来，在一个砖窑劳动改造。我在一九五一年夏天见过他——他长高了，却像个老人一样驼了背，头发花白，已经开始谢顶，其实他还不满三十岁。他叫我阿姨，我只点了点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路海和美燕双双死在战争中，也许那倒比本顺幸运些。路海死于日本炮火，美燕是在救护伤员时被冷枪打死的。虽然有她的烈士身份，她父亲因为与外国人关系密切，却还是要受苦。时代的变迁对娄小姐倒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她在莫妮卡去世之后的孤儿院工作了几年，后来，共产党掌权之后，她当了一名幼儿园老师。

吴校长没有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尽管他们反复催促她。因为这一点，她受到了共产党的重用，重新当上了金陵学院的领导。后来我们学校并入南京师范学院。她成为知名人士，受到尊重，我又重新为她工作。

日本投降以后，作为日本战争罪行的见证，我的日记中的一部分内容被《南京日报》连载了，我作为帮助明妮·魏特林管理金陵难民营的中国女人，也出了点名。一九四七年夏天，政府有关部门召见了我，然后把我送到东京当一个目击证人，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作证。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

所有的听证会都在一座大白楼内举行，每一次都有上千人出席。中国方面并没有为审判作太多准备，以为作为战胜国，我们能够任意惩罚那些战争罪犯，而日本方面却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每一名被告都被分配了两名律师，一名美国人，一名日本人。绝大多数日本律师都一声不吭，可是那些美国律师却又张狂又自大，甚至嘲弄证人，好像是我们在接受审判。结果，法官只能把一些律师赶出法庭。

八月中的一天，我和一群中国证人正要走进法庭，忽见一个身穿白色和服三十岁上下的女子，带着一个男孩子，在朝我鞠躬。我立刻认出了她，赶快离开众人，把她拉到一边。盈子一个劲儿鞠躬，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母亲，这是您的孙子。”

眼泪涌出我的双眼，可是我不敢说得太多。她把阿真推上前来，对他说：“叫奶奶。”

“奶奶。”孩子讷讷地说，前额上现出一团细小的皱纹。

我蹲下身，抱住他使劲儿地亲——连他的味道都像他父亲。“你上学了吗？”我问。

“嗯。”

“几年级了？”

他没听懂，盈子帮他说：“二年级。”

“你生日是哪天？”

他母亲替他答道：“十二月四日。”

“我会记住的，阿真。”我说着，在他的眉心又亲了一下。

听证会下午一点半继续进行，只剩几分钟了。一位中国官员走出法庭大厅，招手让我快进去。我该怎么办？我绝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在这里会见家里人。我现在代表全体遭到日军残害的南京妇女，根本不可能公然地对盈子和阿真认亲，那样做无异于自招大祸。情急之下，我摘下腕子上的金手镯，塞给盈子。“浩文想把这个交给你。”我说，两手把她的手握紧，“不要再到这里来了。你这样不安全。”

不等她答话，我掉头朝法庭走去，觉得两腿发抖。我并不清楚我们住的是什么地方，因为所有中国证人都是被半隔离的，从法庭到隅田川上的木屋旅店，都是集体行动。不然，我就会告诉盈子再到哪里去见面的。

有几个美国传教士也来到东京出席战犯审判：瑟尔、马吉牧师、威尔森医生和霍莉·桑顿。见到他们我很高兴，只是因为刚遇见了盈子和阿真，我心里正难过。

“你怎么了？”一天晚上霍莉问我，“怎么情绪这么低落？”

“身体有点儿不舒服，”我说，“这种闷热我真受不了。”

“听证会也一定够你受的。”

“这些天里都睡不好。”

她仔细观察我，眼角泛起皱纹。我不敢什么话都告诉霍莉。她不像明妮，尽管她心地善良，却可能不够谨慎。

中国方面并没有太多实物证据来支持我们的指控，因为战争期间，没谁想到会有一天在法庭上面对这些罪犯。但是多亏了美国人的细心，尤其是瑟尔保管的安全区委员会记录，马吉拍的照片，还有威尔森手上的医疗记录，也多亏那些德国大使馆发给纳粹政府的关于南京暴行的秘密报告，法庭对于皇军犯下的罪行能够作出适当的评估。马吉向我透露，他带来了他拍摄下来的电影胶片，不过法庭不接受胶片作为证据。事实上，美国政府为了把日本变成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盟友，有意低调处理战犯审判，以避免引起日本民众的敌意。在受审的二十五名甲级战犯中，只有七人被判处了死刑。

当法官问到松井石根认不认罪时，他咕哝着说不认罪。但在宣判死刑的那一刻，这位戴着眼镜、已是骨瘦如柴的高级将领，哭泣着瘫坐在座位上，无法站立起来。他的秃脑袋不停地摇摆着。两名戴着白色头盔，胳膊上别着“军警”袖章的高个子卫兵走上前，把他架起来，拖出了法庭。

八月末的一个闷热的早上，我们动身离开东京。大家走出旅店，朝送我们去机场的汽车走去，这时候，我又看到了盈子和阿真。他俩站在大门旁边，她穿苹果绿的旗袍，显出曲线清丽的身段，阿真穿了件白色衬衫，海军蓝短裤。他们身后立着一株栽在石瓮里的大盆栽。远处，蓝莹莹的河上，一群海鸥在飞翔，叫个不停。母子俩朝我挥着手，带有几分怯生，我的同行和官员们都扭过头去看他俩。我无法向盈子和阿真走过去，只能朝他俩点点头，然后慢慢地挪进汽车。车开动了，我用双手捂住了脸。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们。

作者手记

本书的故事是虚构的。其中的信息、事实和史实细节则源于诸种史料。我感谢众多的作者、编辑和译者。

首先是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提供的电子版《明妮·魏特林日记》（Minnie Vautin's Diary，一九三七——一九四〇）。此外，这部小说也得益于以下出版物：

Terror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1938（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and They Were in Nanjing：The Nanjing Massacre Witnessed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Nationals（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2004），both edited by Suping Lu。

Hua-ling Hu's American Goddess at the Rape of Nanking：The Courage of Minnie Vautrin（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0）

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ed. Erwin Wickert（Alfred A. Knopf，1998）

Eye witnesses to Massacre：American Missionaries Bear Witness to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jing，ed. Kaiyuan Zhang（M. E. Sharpe，2001）

Iris Chang's The Rape of Nanking（Basic Books，1997）；Honda Katsuichi's The Nanjing Massacre：A Japanese Journalist Confronts Japan's National Shame，trans．Karen Sandness and ed. Frank Gibney（M. E. Sharpe，1999）

Honda Katsuichi's The Nanjing Massacre：A Japanese Journalist Confronts Japan's National Shame，trans. Karen Sandness and ed. Frank Gibney（M. E. Sharpe，1999）

Documents on the Rape of Nanking，ed.Timothy Brook（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

Mary Bosworth Treudley's This Stinging Exultation（Taipei：The Orient Cultural Service，1972）

Ginling College，coauthored by Mrs. Lawrence Thurston and Miss Ruth M．Chester（New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na Colleges in China，1955）

The Rape of Nanking：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coauthored by Shi Young and James Yin（Chicago and San Francisco：Innovative Publishing Group，1997）

吴广义所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孙宅巍所著《澄清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Tamaki Matsuoka's Nankinsen Tozasareta Kiokuo Tazunete[Battle of Nanking：Searching for the Closed Memories—Witnesses of 102 Japanese Soldiers in China]，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eiying Quan and JianyunLi，and edited by Weifan Shen，Zhaoqi Cheng，and Chengsha Zhu（Shanghai Reference Books Press，2002）

（《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士兵102人的证言》，松冈环编著。全美英、李建云译；沈维蕃、程兆奇校订。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南京大屠杀史料》（第7卷：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南京大屠杀史料》（第28卷：历史图像），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纪录影片《奉天皇之命》，导演：崔明慧和汤美如，香港，一九九五年。

致谢

衷心感谢我的编辑丹·弗兰克总是坚持严格的标准；感谢黛博拉·加里森提出宝贵的意见；感谢我的代理莱恩·扎卡里的耐心和不懈的热情；感谢陆束屏允许我复制金陵女子学院的地图；感谢蔡荣和李长声帮我保证了若干细节的准确；感谢陈爱敏和陈婉莹寄给我需要的资料；感谢丽莎和金文不断给我的爱护和支持。

出 品 人：黄小初　朱大平

选题策划：姚常伟

特约监制：马利敏

特约编辑：罗　元

责任编辑：黄孝阳

装帧设计：一鸣文化

团购热线：010-83670231

购书网站：www.chinamedia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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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安魂曲

目录

第一部　首都沦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第二部　慈悲女神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第三部　诸种疯狂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第四部　此恨绵绵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尾声

五十一

五十二

作者手记

致谢

后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