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无常

斯蒂芬·金
简介
这是斯蒂芬·金自1993年出版《噩梦和梦境》之后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录了14个短篇，其中三篇获奖作品，四篇曾在《纽约客》上发表过，还有让斯蒂芬·金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惊魂过山车》……斯蒂芬·金还在每一篇的开篇或结尾讲述了促成他创作该作品的事件、想法或景象，对书迷们来说是一种额外的享受。

目录
引言
四号验尸间
黑衣人
你所爱的都将被带走
杰克·汉弥尔顿之死
死亡之屋
伊鲁利亚的小修女
世事无常
宠物理论
公路病毒向北进发
午餐惊魂
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1408
惊魂过山车
幸运的角币

我把一副扑克牌中所有的黑桃都抽出来，再抽出一张鬼，A－K＝１－１３，鬼＝１４。我把这些牌洗一遍再发出来，以出版社发给我的小说名单为基础，发牌的次序就成了这部集子中各篇小说的顺序。实际上，这非常好地定下了文学故事和恐怖故事之间的平衡点。我还在每个故事的前面或后面加了注解，主要看哪个位置更适合。下一部短篇小说集将用算命的塔罗纸牌来定顺序。
引言：实践（几乎）失去的艺术

四号验尸间

黑衣人

你所爱的都将被带走

杰克·汉弥尔顿之死

死亡之屋

伊鲁利亚的小修女

世事无常

宠物理论

公路病毒向北进发

午餐惊魂

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１４０８

惊魂过山车

幸运的角币

实践（几乎）失去的艺术

我不止一次地写过有关写作乐趣的文章，此时不必再炒冷饭，但令我困惑的是：我怎么也会因作品获得名利而产生那种像业余作家发表作品后的狂喜。我以写作为乐，喜欢在不同的媒体上搞点创作，投投稿。我尝试过写剧本（《世纪风暴》、《红玫瑰大厦》）、连载小说（《绿里奇迹》）和互联网连载小说（《魔藤》），这么做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也不是开拓新市场，而是想尝试不同的创作方式、不同的体裁，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和写作技巧，借此来使写作的工艺流程常新，尽可能让创作出来的手工艺品（换而言之就是故事）有光明的前景。

一开始我写了“保持（故事的）新颖性”，但考虑到做人要诚实，就删去了这个短语。我是说，算了吧，女士们先生们，这年头除了我自己，我还骗得了谁！在我21岁、还是大学低年级的学生时，我出售了我的第一个故事。现在我54岁。在我红袜棒球队的帽子下面，重1千克的有机电脑和文字处理程序里已经运作了很多文字。长期以来，创作故事对我来说不再是新东西了，但那并不意味着它已失去吸引力。如果我找不到使它保持新鲜而有趣的方法，那它很快就会变得老旧陈腐。我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因为我不想欺骗读我写的故事的人（那可能就是你，忠实的读者），同时我也不想骗自己。毕竟我们是同舟共济的。我们需要阅读的乐趣，我们应该为之手舞足蹈。我会记住这一点的。

我在这儿还有一个故事要讲。我和妻子共同拥有两个广播电台：WZON调幅台，这是一个体育台；WKIT调频台，是播放古典摇滚的（我们称之为“班格的摇滚”）。如今，广播电台的经营很困难，特别是在班格地区，电台太多而听众不足。我们播放现代乡村音乐、古典乡村音乐、老歌、怀旧歌曲、拉史·林鲍夫的歌、保罗·亨利的歌、凯西·卡森的歌。我们的电台亏损了很多年———亏得不多，但让我相当苦恼。你知道，我喜欢当赢家。我们在阿比特若公司（专业的广播电台收听率公司）收听率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那年还是亏损（阿比特若公司收听率调查就如电视节目的尼尔森调查），财务人员告诉我，在班格市场上的广告收入不足以达到收支平衡，这块比萨饼被切成了太多份。

于是我想到了一个主意：我可以写一个广播剧剧本，有点像我小时候在缅因州的德汉和外公（他“老时候”）一起听的那些广播剧。对，是那些万圣节的广播剧。当然，此前我已对奥森·威尔斯演播的著名的（或对有的人来说不著名）万圣节广播剧《大战火星人》耳熟能详，那是在广播节目《水星剧场》里播放的，是H．G．威尔斯（小说《大战火星人》的作者）的天才之作（绝妙之作）。它以新闻简报报道的方式精彩逼真地演绎出经典的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这种方法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广播剧演得如此逼真以至于引起全国恐慌，这使得威尔斯（是奥森，不是H．G．）在第二个星期的《水星剧场》节目中公开道歉（我敢打赌他是面带笑容地道歉———我知道如果我能构思出一个这么有破坏力和信服力的谎言，我也会笑的）。

我认为奥森·威尔斯能写这样的剧本我也能。不像威尔斯的剧本那样以伴舞乐队的音乐开头，我的剧本以歌星特德·南格特哀唱的《猫抓热》开场，接着一个播音员的声音插入，他是WKIT电台广播剧中的一个人物（没有人再叫他们DJ了）。“我是JJ·维斯特，WKIT新闻。”他说，“我现在处于班格市中心，大约有1000多人挤进皮可林广场观看一个银色的碟状物降落下来稍等，我把麦克风举高，你也许能听见它的声音。”

就像那样，我们开始投入营运。我用遍自己所有的道具来创造音效，请当地社区戏院的演员们来扮演角色，做得最好的那部分是什么？我们录了音，经由电台联合组织安排在全国电台播放，这正是我们能做得最好的部分。随之而来的收入，我想（我的会计也同意）应该是“电台收入”而不是“写作收入”。这是弥补广告收入不足的一条途径，到年底时电台可能真的会赢利！

在电台播放广播剧———这个想法令人振奋！用我的写作技巧以雇佣作家的方式帮助电台赢利也是令人激动的。那么后来呢？我写不出剧本！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断地尝试，所写出来的东西听起来更像叙述，而不是剧本。你看到我写的东西后就能感觉出没有起伏，太平铺直叙（记得那些如《悬念》和《硝烟》之类的广播节目的人就能明白我的意思），像是一本录在磁带上的书。我肯定我们还是要走电台联合组织的路线并以此赚钱，但我知道我写的剧本不可能成功，因为它枯燥无味。它可能会欺骗观众，会破坏节目的质量，而我却不知道如何补救。写广播剧对我来讲似乎是一种失去的艺术。我们失去了用耳朵看的能力，虽然我们曾经有过。我记得以前听见收音机里福里声效的制作者用指关节轻敲一根树干仿佛看见玛特·狄龙穿着土灰色的靴子走近长枝酒吧的柜台，效果逼真。然而那些日子已逝去，不再回来了。

以莎士比亚的风格进行剧本创作———用无韵诗表现出来的悲剧和喜剧，这又是另一种失去的艺术。人们仍会去看大学生们演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但让我们扪心自问：你认为其中的一个剧目在电视上播放时能比得过《最微弱的连接》和《五号幸运者：搁浅月球》吗？即使让布拉得·皮特演哈姆雷特，让杰克·尼克尔森演波洛尼厄斯（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尽管人们仍会去看伊丽莎白时代的豪华剧，如《李尔王》或《麦克白》，但对一种艺术形式的欣赏，与创造这种艺术的新样板的能力却相差十万八千里。有人想让无韵诗的作品登上百老汇的舞台或想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注定失败！

诗歌不是失去的艺术。诗歌的情况比前两种艺术形式好。当然，在诗歌界你能发现，一帮白痴（《疯狂》杂志的特约作家过去常常这样称呼他们自己）常常从幕后跳出来说三道四，你常分不清自命不凡者和天才，但也有许多颇有才华的诗歌艺术实践者脱颖而出。如果你不相信，就看看当地的文学杂志。在每六首蹩脚的诗歌中，你其实可以发现一两首不错的。相信我，在鱼目混珠之中，这已是不错的好作品出现率。

短篇小说也不是失去的艺术，但我敢说它比诗歌更接近灭绝的边缘。在远久而快乐的1968年，我出售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那时我已经在悲叹市场的缩小———短篇小说的书籍不出版了，文摘正在减少，周刊（比如《周六晚邮报》）正在垂死挣扎。从那时起，我一直看着短篇小说市场的缩减。愿上帝保佑那些小杂志，使年轻的作家能以投稿的方式在上面发表作品；愿上帝保佑那些仍在读内容庸俗的稿件的编辑（特别是在2001年炭疽病毒恐慌之后）；愿上帝保佑仍偶尔给原创短篇小说作品集开绿灯的出版社，其实上帝不必花一整天时间去保佑这些人———甚至下午茶那么长的时间都不用，只要十到十五分钟就可以了。这类杂志数量不多，每年都有一两个杂志停刊。《故事》杂志，年轻的作家以在它上面发表作品为荣（包括我自己，虽然我从未在上面发表过作品），现在已经消失了；《奇幻故事》停刊了，尽管有人不断努力去恢复。有趣的科幻杂志，比如《顶点》，现在也停刊了，当然惊恐故事的杂志《悚然》和《恐惧》也是如此。这些精彩的期刊已经消失很久了，现在有人不时地想让其中一种复刊。我在写这篇序言时，《离奇故事》正准备复刊，多半无望成功。就像那些以无韵诗写的剧本，在剧本的诗句中开音节和闭音节交替着，一开一闭的样子好比一只眼睛在眨。

当它消失时，你无法挽回。失去的东西总是无法挽回。

多年来我一直不断地写短篇小说，部分原因是不时地冒出的灵感———浓缩而精妙的灵感哭喊着要你用三千个单词表达出来，也许五千，至多一万五千个；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要确认我还没有江郎才尽，我要用这个方法来确认，无论那些刻薄的评论家怎么认为。写短篇小说仍是一个按件计酬的工作，就如同那种在手工艺人的店里买的单独定制的艺术品。如果是这样，当艺人在后面的作坊中制作时，你是愿意耐心等待的。

但没有理由以同样老套的方式去推销短篇小说，因为故事本身就是以那种方式创造出来的；也没有理由去假设一篇小说的售出方式一定会玷污或贬低作品本身（评论媒体上很多庸才似乎都这么做）。

在这儿我要说说《惊魂过山车》，这篇小说确实让我获得了在市场上推销作品的最奇特的经验，这个事例阐明了我一直想说的主要观点：失去的东西要重新得到并不容易，一旦时机错过，灭绝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个创作方面的新视角———商业上的———有时能重新照亮整个创作前景。

《惊魂过山车》是在我的自传《抚摸恐怖》之后写成的，当时我正从一场差点让我终生残废的车祸中恢复。写作让我从最痛苦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是我有限的药品库中最好的止痛药。我所写的那个故事本身很简单，确实和篝火鬼故事差不多，是有关一个搭便车的人坐上了死人的车的故事。

我陷入想像中的虚拟世界进行创作时，网络泡沫也同样在电子商务的虚拟世界里冒了出来。其中有一种电子商务形式叫电子图书。根据某些人的说法，电子书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图书的毁灭咒语，我们通常所说的图书就是那种用胶水和纸张装订的产物，你看的时候要用手去翻页（如果胶水粘力不强或时间一长，书页就会掉出来）。2002年初，一篇由阿瑟·克拉克写的散文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它只在互联网上发表。

那散文很短（我第一次读的感受就像是亲吻自己的姐姐），而我的故事完成后却相当长，苏珊·莫尔多，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编辑（也是《X－档案》的影迷，我称她为“代理人莫尔多”①你想得出是什么意思），在我以前的代理人拉尔法·维西那扎的提醒下，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在电子出版物市场试试水。我就把《惊魂过山车》发给她，我、苏珊和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共同书写了出版史上的一个小篇章———几十万人从互联网上下载了这个故事。最后一算，我赚了一笔令人尴尬的小钱（说赚了一笔小钱是假话，我一点也没觉得尴尬）。连有声读物的版权都让我赚了十多万美元，一个令人好笑的大价钱。

我在这里吹牛吗？吹得天花乱坠吗？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我要告诉你，《惊魂过山车》的确让我感到惊喜。通常情况下，在富丽堂皇的机场候机厅等飞机时，那些忙着打电话或在柜台前买东西的旅客都没有认出我，这对我来讲很好。不时有一两个旅客过来请我在鸡尾酒餐巾上为他们的妻子签字，而衣着得体、提着公文包的妻子常常告诉我她读过我所有的书。另一方面，那些旅客也会让我知道因为太忙，他们自己一本也没有读过，还问我是否读过《成功要人的七个习惯》、《谁动了我的奶酪》、《杰贝兹的祈祷者》等等。我赶紧闪开，我年纪大了，今后四年里可能会得心脏病，可我现在不想让自己受刺激，要保证自己老时能很好地领养老金。

《惊魂过山车》作为电子书出版后（封面、斯克里伯纳出版社①原文为AgentMoldow，《X－档案》中男主角也被称为AgentMoldow，意为莫尔多探员。———译注的版本记录等都有），情况就变得大不一样了。我在机场候机厅被人围住，在波士顿火车站候车厅被人围住，也曾在大街上被人认出并挡住问这问那。这样的情况持续一小段时间后，我就拒绝在一个令人心神疲惫的、一天播出三次的脱口秀中露面了（我一直在等待，想上杰里·斯普林的节目，但他从未邀请我）。我曾经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纽约时报》的作者权威地预测，并相当仔细地觉察到《惊魂过山车》的后继者《魔藤》的失败。我的天，我还上了《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我无意中变成了显要人物。

是什么让我感到发疯？是什么让这巨大的名利变得毫无意义？

那就是为什么没人关心故事本身？该死的是甚至没有人提到故事的内容。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故事吗？是相当好的故事，如果我自己确实这么说过，那事情就变得简单而有趣，让作品自己说话吧。

就我而言，如果小说能让你关掉电视去读它（或是本书中的任何一篇小说能让你关掉电视），它就算是完全成功了。

但是《惊魂过山车》之后，有关的人想知道的都是“卖得如何？情况如何？”。我怎么能告诉他们，我才不在乎它在市场上的反响，我所关心的是它在读者心中的反应如何。是成功还是失败？能触动读者的神经吗？能让他们因恐惧而兴奋吗？这是这个鬼故事存在的真正原因。我渐渐意识到我正看到创作衰落的另一个例子，另一种艺术在前进中所迈出的一步其实最终都将走向毁灭。只是因为你用了另一种方式进入市场而能出现在主流杂志的封面上，这本身就是不正常和衰退的表现。还有更不正常的是，我发现那些读者对小说的电子包装比对小说本身的内容感兴趣得多。我想不想知道多少下载了《惊魂过山车》的读者读了它？我不想，我认为如果知道了我会非常失望。

电子出版也许是未来的趋势，也许不是，对此我一点也不关心，真的。对我来讲，走这条路线只是因为要用另一种方式让我自己完全投入到故事创作的过程中去，然后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读到我的作品。

这本书可能最终会在畅销书排行榜中待上一段时间。我一直很幸运能做到这一点。但你看到它在榜上时，你也可以问问自己：在过去，有多少其他短篇小说集能上畅销书排行榜？预计出版社多长时间出一本那种并不十分引起读者兴趣的书？对我来说，在一个寒夜冲上一杯热茶听着风在屋外呼啸，坐在舒适的椅子上，一口气看完一个精彩的故事，没有比这更有乐趣的了。

创作这些小说并没有这样的乐趣，本集中我只能想起两篇———《宠物理论》和以此为书名的《世事无常》，就它们的篇幅和较好的故事内容来说，我在写作时并没有花很大的力气。我仍一直成功地保持着短篇小说的创作水平，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要求的，因为我在一年内总得写一两篇，不是为了钱，甚至不完全是为了爱好，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偿债行为。因为如果要写短篇小说，你就要考虑到写作之外的东西，这不像骑自行车，更像是在健身馆里锻炼：你的选择只有练还是不练。

看着这些短篇小说被收集在此书中，我感到莫大的快乐，我希望也能给你带去快乐。你可以通过我的网站（www.stephenking.com）告诉我你的感想，也可以为我做点事（也为你自己）：如果你觉得这些故事不错，就去买其他的短篇故事集，例如马修·卡兰的《山姆猫》或是朗·卡尔森的《伊甸旅馆》。在众多优秀的作家中只有这两位的短篇小说写得好。尽管现在正式进入２１世纪了，可他们仍用同样古老的方式来创作。如果你觉得要支持他们，那么最好的支持方式也没有改变多少：阅读他们的小说。

我想要感谢几个已经读过这些小说的人：《纽约客》杂志的比尔·布福得、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苏珊·莫多尔、在这几年中编辑了我大量作品的唐克·威里尔、法尔法·威西那扎、阿瑟·格林尼、哥登·凡·戈尔得、《奇幻和科幻小说》杂志的爱德·冯曼、《骑士》杂志的耐依·威尔登，最后是罗伯特·罗德斯，他在1968年就采用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还有最重要的人物———我妻子塔比莎，她一直是我忠实的读者，还要感谢那些曾经和正在为使短篇小说不致沦为一种失去的艺术而工作的人，我也是其中一个。通过购买短篇小说的书刊（以此资助）并阅读它们，你也可以成为其中一个。忠实的读者，你们才是最要感谢的人，你们总是在支持我。

斯蒂芬·金

班格，缅因州

2001年12月11日

《四号验尸间》

这一刻如此黑暗，我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我想自己仍在昏迷之中，接着我渐渐意识到，失去知觉的人在黑暗中是没有运动感的，可我却感到微弱而有节奏的声音伴随着我，这种声音只可能从吱吱作响的小轮子上传出，而且我从头到脚都有触觉。我能闻到气味，可能是橡胶或树脂的气味。我没有失去知觉，并且有种很那个的感觉，很什么？很真实的感觉，因为是梦。

我这是怎么啦？

我是谁？

发生了什么事？

那吱吱作响的轮子不再发出单调的节奏，我也停了下来，我周围一阵劈劈噗噗的声音从橡胶味的东西上传出来。

一个声音：“他们说的是哪一间？”

一会儿后，另一个声音：“我记得是４号，对，４号。”

我们又开始移动，比先前更慢了。我现在能听到微弱的脚步声，也许是穿着软底鞋的脚步声。说话的人就是走路的人，他们又停了下来，在吱的一声后又砰的一声，我想这是充气铰链门被打开的声音。

发生了什么事？我喊了出来，但这喊叫只是在我的脑袋里，我的唇动不了。我能感觉到嘴唇和舌头的存在，而舌头像只受惊的鼹鼠伏在口腔底部，可是我就是动不了它。

我躺着的东西又开始移动，是移动的床吗？是的，换而言之就是轮床，我对这东西有一定的了解，很久以前在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愚蠢的亚洲冒险———越战中见过，我突然悟出自己在医院里———我发生了不幸的事，就像２３年前那场差点要了我命的爆炸———还意识到自己要动手术。对这个念头，我头脑里有很多解释，但我没有什么部位受伤，很多部位都有感觉。除了对这突发的事件有点不知所措外，我感觉良好。如果这些男性工作人员正把我推到手术室里，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为什么我不能说话？

第三个声音：“这里，小伙子们。”

轮床转了个方向被继续往前推着。有个问题令我百思不解，我到底怎么啦？

我问自己：不是想知道你是谁吗？至少这是我能想到的事。我确实想起自己的身份了：我是霍华德·考特雷尔，是股票经济人，同事们叫我征服者霍华德。

第二个声音（就在我头上发出）：“医师，你今天看起来很漂亮。”

第四个声音（女性的，很冷漠）：“受到你的恭维总是让人很高兴，拉斯蒂。麻烦你动作快点，保姆希望我在７点之前能回去，她已经答应和她的父母一起吃晚饭。”

７点前回去？那现在应该还是下午，也许是早晨。但这里一片漆黑，像你的礼帽一样漆黑，像土拨鼠的屁股一样漆黑，像波斯的午夜一样漆黑，发生了什么事？来医院之前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没带手机？

因为是星期六，一个遥远的声音在低语，你在，你在…呼的一声，这是我喜欢的声音，是我多多少少为之而活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当然是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挥杆声，把球击离球座后，我站在那里看着小球飞向蓝天…我的肩膀、小腿被人抓住抬了起来，这让我大吃一惊，想要大叫出来。可是我发不出声音，或许发出了非常微弱的声音，比我身下轮子发出的吱吱声还小得多，或许甚至根本没有发出，也许这只是我的想像。

在黑色袋子里的我在空中被晃荡着。

喂，别把我丢下去，我的背有伤，我想对他们说，可是我的嘴唇和牙齿还是没有动；舌头仍旧躺在我的口腔底部位，这只鼹鼠也许不是昏过去了而是死了。此时我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他们把我放下时我的舌头向后堵住气管该怎么办？我就不能呼吸了！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某人“吞下了他的舌头”，不是吗？这想法使我从害怕转为恐惧。

第二个声音（拉斯蒂）：“医师，你会喜欢这个的，他像米歇尔·博尔顿。”

女性的声音：“那是什么人？”

第三个声音，听起来像年轻人，顶多２０出头，“是个想要变成黑人的白人酒吧歌手，我认为他不像。”

大家都笑起来，女性的声音也笑了起来（带着点怀疑）。我被放到了感觉是铺着软垫的台面上，拉斯蒂开始讲些新的笑话，讲单口相声似乎是他的例行公事。可我听他讲笑话所产生的一点高兴全都消失在这突如其来的恐惧感中。如果我的舌头堵住了气管，我就不能呼吸了。这就是刚闪过我脑海的念头。如果现在不能呼吸怎么办？

如果我死了怎么办？要是死亡就像这样我该怎么办？

只好适应，适应这里可怕却能防病的温暖舒适的环境。那黑暗，那橡胶味。我现在知道自己是征服者霍华德，非同寻常的股票经纪人，德比市乡村俱乐部里难伺候的主，高尔夫球场上第１９洞的常客。但１９７１年在湄公河三角洲，我是医疗救助队的一员，一个受惊的年轻人，有时会梦见家里的小狗而哭着醒来。我一下子体会到了这种感觉、这种气味。

上帝，我躺在尸袋里！

第一个声音：“医师，在这里签字吧？记住用力些，一式三份。”

钢笔划过纸张的声音。我想像第一个声音的发出者对着女医师，托着一个笔记板。

噢，耶稣，别让我死，我想喊，但却没有声音发出。

我在呼吸呢不是吗？我是说我感觉不到自己在呼吸，但我的肺好像没问题，我的肺不像在潜入深水中时那样悸动和压迫，所以我一定没问题，对吗？

除非你死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喃喃说，你的肺不再需要空气，是吗？不需要，因为死人的肺不需要呼吸了，死人的肺只是一种别紧张。

拉斯蒂：“下周六晚上干什么呢？医师？”

但如果我死了，怎么感觉得到？我怎么能嗅到装我的袋子的气味？我怎么能听得到这些声音？那医师说下周六晚上她打算给她家那只叫拉斯蒂的狗洗澡，说得多妙啊。大家都笑了起来。如果我死了，为什么我的意识还没有消失，或像人们在电视脱口秀《欧普拉》中谈到的那样被罩在白光中？

随着一道粗涩的撕扯声，我一下子就暴露在白光中，令人目眩，像冬日里的阳光穿过一帘厚厚的云层，我想要眯起眼遮住强光，但动不了，我的眼皮如同卷轴坏了的百叶窗。

一张脸凑到我的上方，挡住了部分强光，这强光不是来自天窗而是来自天花板上的一排日光灯。这是一张年轻的脸，按常规来看是一张２５岁左右的英俊的脸。他看起来像电视剧《海滩救生员》或《梅尔罗兹广场》中的海滩帅哥，不过他更书卷气。在漫不经心戴着的外科医生浅绿色帽子下面，是一头暗黑的头发，眼睛是深蓝色的，是那种女孩为之疯狂的眼睛；灰色的雀斑长到了颧骨那里。

他也穿着大褂。

“嘿！哇！”他叫了起来，这是第三个声音，“这家伙看起来像米歇尔·博尔顿！只是老了点，也许”他靠得更近了。绿色大褂的一条绑带垂到我前额上。“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像，嘿，米歇尔，唱歌啊。”

救我！我是想要唱出来的，但是，我只能用死人般不能动弹的目光盯着他那深蓝色的眼睛。我只想知道我是不是死人，如果是，我是怎么死的？在心脏停止跳动后每个人都要经历什么场景？如果我仍活着，当光照到我的瞳孔时，它们会收缩，他怎么没看见？我知道为什么或者我想是这样：我的瞳孔不收缩，这就是为什么那日光灯的强光照进来时，眼睛这么痛。

那绑带像根羽毛似的，轻轻搔过我的额头。

救我！我冲着《海滩救生员》中的海滩帅哥喊。他可能只是实习医生，也许只是医科学校的小鬼，请救救我！

我的嘴唇甚至连抖都不抖。

那张脸退回去了，绑带也不搔我的头了，只剩下白光不断地从我无法旁顾的眼睛穿入脑海中，这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感觉，是一种强奸。如果我一直长时间盯着日光灯，我一定会瞎掉的，但瞎了将会是一种解脱。

啪！高尔夫球杆击球的声音，但这次却不那么响。球杆的感觉不妙，小球飞起，却偏离了方向，偏离了偏向…妈的！

我还在打球呢。

此时，另一张脸进入了我的视野，他身上穿的是白色的大褂而不是绿色的，一头乱蓬蓬的棕色头发像拖把。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低智商。他一定是拉斯蒂，面带无言的傻笑，在我看来像高中生那样的傻笑，是那种小孩的傻笑，在他们不是用来干活的二头肌上纹着“天生就能扯断奶罩”的刺青。

“米歇尔！”拉斯蒂大声叫唤，“啧啧，您看来不错！真是荣幸啊，为我们唱唱歌，大腕，唱到你他妈的死为止。”

从我身后某处传来医师的声音，冷酷但不像先前那样假装对这些丑角的表演发笑了。“够了，拉斯蒂。”接着从偏一点的方向再传来她的声音：“怎么回事，迈克？”

迈克的声音是第一个声音———拉斯蒂的同伙。和一个长大后想成为安德鲁·戴斯克雷的家伙一起工作，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尴尬。

“在德里高尔夫球场的第１４洞边发现他，偏离了球路，实际上还没有打完球。如果不是一个４人对抗赛正在进行，如果那些参赛者没有发现他的一只脚露在灌木丛外面，他现在可能被蚂蚁吃了。”

我脑袋里听到那声音———啪———只有这次从我脑里传出另一个淡淡惊喜的声音：我高尔夫球杆扫过时，灌木沙沙作响。可能是第１４洞的位置，据说那里有野葛①，野葛和…拉斯蒂低头瞪着我，表情愚蠢而热切，并不是我的死让他感兴趣，而是我长得像米歇尔·博尔顿。哦，对了，我知道了，这些玩笑不可对某些女性开，否则很快就不好笑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唉…“主治医生是卡萨廉吗？”女医师问。

“不。”迈克说。他低头看了我一会儿，他比拉斯蒂至少大１０岁。黑色的头发中夹着几缕灰白色的头发，戴着眼镜。怎么没有一个人看出我没死呢？“其实是参加４人对抗赛的一个医生发现了他，第一页上有他的签字，要看看吗？”

一阵翻阅纸张的声音后，“天哪，詹宁斯，我认识他，诺亚方舟在阿勒山着陆后，他把肉体给了诺亚。”

拉斯蒂好像不是在说笑话，但他发出的笑声却直冲到我脸上。

①一种北美攀爬植物，皮肤接触到这种植物后，接触点会很疼。

我能闻到他呼吸中的洋葱味，我一定在呼吸我一定在呼吸，对吗？只要———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点时，拉斯蒂弯得更下来了，我感觉非常有希望被发现我没有死。他见到了某些活着的迹象。他看到了并想给我口对口地做人工呼吸。上帝保佑你，拉斯蒂，上帝保佑你和你那洋葱味！

但他愚蠢的傻笑仍没变。他并没有把嘴对着我的嘴，而是用手揽住我的下腭，接着用拇指紧扣住我下巴的一边，其余的手指扣住下巴另一边。

“他还活着！”拉斯蒂大喊大叫，“他还活着，他将向米歇尔·博尔顿歌迷俱乐部４号房间的人唱歌！”

他的手指抓得更紧了———痛感从我奴佛卡因麻醉似的状态中传出来———并开始上下掰动我的下腭。我的牙齿咔哒、咔哒地响起来。“如果她讨厌，他却看不见。”他用令人讨厌的不成调的声音唱着，这样的歌声可能会使帕西·斯兰杰的头炸开。“她不再”在他的手粗鲁地掰动下我的嘴开开合合。我的舌头起起落落，像条趴在动荡的水床上面的死狗。

“住手！”女医师喝住他。她真的被激怒了。拉斯蒂也许感觉到了，但并没有停下而是幸灾乐祸地继续着，他的手指现在掐入我的脸颊中。我不能动弹的双眼茫然地向上看着。

“如果她让他他会背弃好友。”他继续唱。

她站在那里，穿着绿色的长大衣，绑在喉部向后的帽子垂着，像鲑鱼小子的墨西哥帽，棕色肤色，一张漂亮的脸，但严格来说是有风韵而不是漂亮。她用一只剪短了指甲的手抓住拉斯蒂，把他从我旁边拉开。

“喂！”拉斯蒂感到愤怒，“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

“你先把手从他身上拿开！”她说，声音里确实含着愤怒。“拉斯蒂，我对你这种低级的小聪明感到厌烦，下次你再这样，我就向院里汇报。”

“喂喂，大家冷静下来！”医师的助手———海湾救生员帅哥说。

他的声音有警告的意思，好像认为拉斯蒂和他的上司会在这里打起来似的。“我们就此打住。”

“为什么她像婊子一样对我？”拉斯蒂说，他仍想做出愤怒的样子，但实际上是在发牢骚。接着，从稍微不同的方向又传来拉斯蒂的声音：“为什么你像婊子一样对我？你来例假了吗？”

医师的声音听起来非常讨厌他：“叫他出去！”

迈克：“来吧，拉斯蒂，让我们去查记录。”

拉斯蒂：“好，去吸些新鲜空气。”

对我来讲像在听广播。

他们的脚步声朝门口走去。拉斯蒂仍充满愤懑和伤心，问她为什么不戴个情绪环或其他东西，让人们都知道她心情不好。软鞋底吱吱地踩着地砖，突然这声音被我挥动高尔夫杆的声音代替了，敲打着灌木丛寻找我的球，在哪里呢？一定在附近，我肯定。一定在附近，天啊，我讨厌第１４洞，听说那里有野葛，全在这灌木丛里，所以很容易被…有东西咬我，是不是？是的。我几乎可以肯定是被咬了，在左小腿白色运动袜上面。我感到一阵针扎进去似的热辣辣的痛，先是集中在这点，然后扩散开…接着就昏天暗地，直到躺在轮床上，舒舒服服地躺在拉链封住的尸袋里，听到迈克和拉斯蒂的声音（“他们说的是哪一间？”

“我记得是４号，对，４号。”）。

我想可能是某种蛇，因为我在找球时就这么想，也可能是一种虫子。我只能回忆起一种线状的疼痛，而这有用吗？重要的是我仍活着，而他们却都不知道。当然首先是我运气不好———我认识詹宁斯医生，记得在穿过他们的４人对抗赛打第１１洞时，我还和他说话呢。一个相当好的人，但心不在焉，是老古董。那老古董已经宣告我死了。随后拉斯蒂用他那蠢笨的绿眼睛和那像不良少年般的傻笑也宣布我死了。那女医师，鲑鱼夫人还没看我，没正眼看过我。

她看了之后也许…“我讨厌那蠢货。”门关上后她说。现在就我们３个了。当然鲑鱼夫人只认为是他们２个。“彼得，为什么我总和这些蠢货合不来？”

“我不知道，”梅尔罗兹广场先生说，“但拉斯蒂是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即使是在著名蠢货年谱上，他也是个死脑筋。”

她笑了，有东西发出了丁当声。那是不锈钢手术刀具碰撞产生的。这把我吓坏了。他们走开了，只剩下了我，尽管看不见他们，但我知道他们准备做什么：验尸！他们要剖开我！他们要取出霍华德·考特雷尔的心脏，看看它是否中毒或是心脏破裂。

我的腿！我在心里尖叫，看看我的左腿，问题在那里，不是我的心脏！

也许我现在能动弹一些了。我现在勉强能看见一个不锈钢器具，看起来像一副巨大的牙科设备，除了那东西的底端不是钻子外。是电锯！在脑中所藏的某些微小的知识，只有在你遇到危险而需要时才出现，我曾在电视上见过它的名字，叫“吉割利锯”。他们用它来切开你的头骨顶部，但先要把你的脸蒙住，像万圣节中孩子们的面具。当然还要剃去所有头发。

然后他们就取下你的脑组织。

喀哒、喀哒、咔当，停了一会儿，接着又咔当一声，非常响，吓我一跳，如果我能跳的话。

“你要做心囊解剖吗？”她问。

彼得感到好奇：“你要我做吗？”

鲑鱼医生的声音听起来很愉悦，像是给人帮助和任务的人：“对，我想。”

“好吧，”他说，“你会帮我吗？”

“我是你可靠的副驾驶员。”她笑着说，特地拿剪刀发出嚓嚓的声音来助兴。

此时，我脑中的痛苦和惊慌像一群被关在阁楼里的惊鸟。越南已经离我很远了，在那里我也见过五六次战地验尸，那时医生称之为“帐篷验尸秀”。我知道鲑鱼和帅哥想干什么。剪刀的刀锋又长又利，非常利，还有巨大的指洞，要有足够的力气才能用起来。剪刀的尖端可以像切黄油般滑进内脏，然后喀嚓，向上穿过胃部神经束，剪入上面的肌肉和肌腱，再剪到胸骨的位置。在沉重的吱嘎声后，剪刀合起来了，胸骨就被剪开了。原来由骨结连在一起的肋骨被分开，像两排枪管似的。这之后再用像超市里屠夫用来剪家禽的大剪刀———喀嚓、嘎吱，喀嚓、嘎吱，分开骨头，剪断肌肉，取出连着气管的肺，把我征服者霍华德变成没人吃的感恩节大餐。

一阵细小连续的呜呜声———听起来确实像牙医的电钻。

彼得：“我能———“

鲑鱼医师的声音其实还带点母性：“不，是这样。”咔嚓、咔嚓地示范给他看。

他们不能这么干！我想，不能把我切开，我还有感觉！

“为什么？”他问。

“因为那是我要的方法。”她说，声音里的母性少了很多。“当你能自己干时，小彼得，你就能做你想做的，但在凯蒂·亚伦的验尸间里，你就得从剪心囊开始。”

验尸间！这下完了。我全身要起鸡皮疙瘩了，可是当然不会起。我的肉平滑如故。

“记住，”亚伦医师说（她实际上是在讲课），“任何傻瓜都能学会用挤奶机但手挤仍是最好的。”她的声调里有某种暗示。“行吗？”

“行。”他说。

他们要开始干了。我必须发出点声响或做出动作，否则就真的开始了。如果第一剪下去有血流出来或喷出来，他们就知道情况不对，但那时很可能就太晚了。第一下咔嚓嘎吱后，我的肋骨会靠在我的上臂上，我的心脏在冰凉雪白的日光灯下，在血淋淋的心囊里狂乱地跳动。

我集中注意力于我的胸膛，我推，想要终于！

响声！

我发出了响声！

几乎是在靠近我嘴唇那里，但我也能听见，并感觉到那响声在我的鼻子里———一声低哼。

集中意识，使出所有力气，我又哼了一下，这次声响稍大一些，从我的鼻孔里泄出来，像吸烟时释放出来的烟，呃这使我想起很久前看过的阿尔夫雷德·希区柯克的电视剧，剧中约瑟夫·康特在一次车祸中瘫痪了，最终以流了一滴泪的方式让人们知道他还活着。

如果没有其他的，这蚊子般微弱的哼声已证明我仍活着，我并不是雕像般的死尸里的游魂。

集中所有的意志，我可以感觉到鼻子里的呼吸，气一直到喉咙里，不只是呼吸，我现在要深呼吸，再把气送出来，比我少年时在雷穆建筑公司打工时还要努力，要比我此生中的任何工作都努力，因为此时我是为我的生命而工作。他们必须听到我的声音，主耶稣，他们必须听到！

哼———“你要来点音乐吗？”那女医师问，“我有玛蒂·斯图亚特的，托尼·本尼特的———“

他的回答声令人失望，我几乎听不到，他没有立刻明白她所说的，这对我也许是个侥幸。

“好吧，”她笑了起来，“我也有滚石乐队的。”

“你？”

“我，我并不像看起来这么古板，彼得。”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有点不好意思。

听着！我在心里尖叫而我的双眼仍盯着那冰冷的白光，别像鹊儿那样叽叽喳喳的，听我说！

我能感觉到越来越多的空气渗入我的喉咙，并有了这样的想法：不管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切都将过去。但这个念头只在我脑海里微微一闪。也许我正开始恢复，但很快我就没有机会选择复原了。我所有的能量要用于让他们听见我，这次他们一定听得见，我肯定。

“那么就听滚石吧，”她说，“除非你要我跑出去买一盘米歇尔·博尔顿的唱片来纪念你的第一次心囊解剖。”

“哦，不用！”他叫道，然后他们开始大笑。

我开始发出声音了，这次更大，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大，但也够了，可以肯定是够大了。他们会听见的，他们一定会。

就在我开始迫使声音像快速固化的液体那样冲出我的鼻子时，房间里却充满了低音吉他的弹奏声，米克·吉格的声音从墙上蹦出来：“啊———不，只是摇滚，我喜欢“

“拒绝它。”鲑鱼医师唱道，非常大声。在这些噪音中我的鼻音拼命从鼻孔里哼出，比玻璃作坊里吹玻璃的声音大不了多少。

此时她低头看我。看到她戴着派雷克西护眼罩和金属网面罩时，我感到了新的恐惧。她回头对彼得说：“我帮你把他的衣裤脱了。”她转过头来朝着我，手里拿着闪闪发光的解剖刀，在充满滚石乐队的吉他声中弯下腰来。

我拼命地哼着，但没有用，甚至连我自己都听不到。

解剖刀比划着，扎了下去。

我在脑海里尖叫起来，但却没感到痛，只有我的POLO牌衬衣分成两半，散落在两侧。待会儿彼得在活人身上一知半解地做完他第一次心囊解剖之后，我的肋骨架也就像这样了。

我被托起，头向后垂。过了一会儿，我倒着看到彼得戴着派雷克西护眼罩站在钢柜旁边，清点着一排可怕的刀具，这其中主要是超大型的剪刀。我刚好瞥见了，刀锋白晃晃的，像冷酷无情的绸缎。接着我又被放平，而我的衬衣已被剥去，现在我腰部以上裸露着，房间里很冷。

看着我的胸膛！我冲她大喊。你会看到它在起伏，无论我的呼吸多么微弱！你这该死的专家，看在基督的份儿上。

她并没下手，而是转头看，提高了嗓门压过音乐。（“我喜欢它，我喜欢它，对，我喜欢。”滚石乐队唱着。我想我会在地狱的大厅里听到鼻音白痴合唱，永远听着）“你选什么？平脚裤还是三角裤？”

我又惊又怒，意识到他们在说什么。

“当然是平脚裤。”他回答，“看看那家伙，就知道了。”

混蛋！我想骂人，你以为每个年过４０的人都穿平脚裤？你可能想你过了４０就———她扯开我的沙滩裤，拉下拉链。在其他环境里让一个漂亮女人（严格说不算，但仍可以称得上漂亮）这么做，我会乐坏的，可是今天———“你输了，小彼得。”她说，“三角裤，掏钱吧。”

“发薪水那天吧。”他说着走过来，把脸凑到她的脸旁边，一起透过派雷克西面罩看着我，像一对外星人审视被绑架的地球人。我想使他们看我的眼睛，使他们看到我正在看他们，但这两个傻瓜却看着我的内裤。

“噢，红色的，”彼得说，“男女通用。”

“我更喜欢说是紫红色的。”她说，“替我抬起来，彼得，他有１吨重，难怪心脏病发作，这也给你一个教训。”

我的体形正常！我冲她嚷，可能比你的体形还好！婊子！

我的臂部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提起，我的背发出吧嗒的脆响，这声音使我吓一跳。

“对不起了，老兄。”彼得说。我的短裤和内裤被扯下去后，我感到更冷了。

“提———啊———一次，”她说着提起我的一只脚，“提———啊———两次。”提起我的另一只脚，“脱了平底鞋，脱了袜子———“

她突然停了下来。这又一次给了我希望。

“嘿，彼得。”

“什么？”

“男人们通常都穿沙滩裤和平底鞋打高尔夫球吗？”

她身后（那是惟一的声源，可实际上声音是环绕着我们的），滚石乐队已经转到唱《情感的挽救》。“穿着闪亮的盔甲，我将是你的骑士”米克·杰格唱着。我想到米克皮包骨的屁股后面塞着三排重磅炸弹跳舞而我却没有骑士救助时是多么令人讨厌啊！

“如果你问我，我说这家伙就是自找麻烦。”她接着说。“我想他们穿一种特殊的鞋子，非常专业，但非常难看。鞋底有小结———“

“对，但并不是非穿不可。”彼得说，他伸出带着手套的双手在我脸上方，合在一起，把手指后压。当指关节吧嗒吧嗒响时，滑石粉像大雪般纷纷落下。“至少现在不是。不像保龄球鞋，如果你打保龄球时没穿保龄球鞋，他们就把你送到州监狱。”

“真的吗？”

“真的。”

“你要做全身检查吗？”

不！我尖叫起来，不，他只是个小鬼，你要干什么？

他看着她，似乎脑子里也有同样的想法。

“那，呃———不大合适，好吧，凯蒂，我是说“

当他说着这些话时，她故作诙谐地审视这个房间。我开始感到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不好的消息：无论严不严重，我认为鲑鱼，也就是凯蒂·亚伦医生，已经为有着深蓝眼睛的彼得燃起了强烈的性欲。天啊，他们把瘫倒的我从高尔夫球场拉进了医院的恋爱剧里！这个星期的陪衬情节的标题是：爱在４号验尸间盛开。

“啧，”她故意自言自语地说，“除了你我，这里没有什么其他人了。”

“那磁带———“

“还没开始录呢！”她说，“开始录之后，我会在你身边指导每一步大家将知道的就这些。我多半只想抛开那些图表和幻灯片。如果你确实觉得尴尬———“

对！我用无法动弹的嘴朝他大喊：觉得尴尬，非常尴尬，太尴尬了！

但至多２４岁的他，想对这站在一起、用一种寓意复杂的方式干扰自己的、漂亮严肃的女医生说什么？不，妈妈，我害怕？何况，他想做。我能看见那种欲望涌动跳跃着透过眼罩，像一群愤怒的庞克摇滚爱好者，跳跃着涌向滚石乐队。

“嘿，只要你罩着我，如果———“

“当然，”她说，“有时你要亲自体验一下。彼得，如果你真的要我帮助，我可以倒磁带。”

“你能那样做吗？”

她微微一笑，用德国腔说：“在４号验尸室我们有许多秘密，我的先生。”

“我肯定你会的。”他说，报以微笑，接着走出我无法移动的视野。当他的手又出现时，手里缠着一个麦克风，连着一根黑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看起来像个钢铁耳饰，看着它吊在那，使我感觉不像起先那样恐惧了。他们肯定不是真的想把我切开，对吗？彼得是生手，但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一定会看见有什么东西在我找球的时候咬过我的痕迹，而他们至少会怀疑，他们必须怀疑。

我仍看见那剪刀闪着残酷而柔滑的光———像一只杀气逼人的家禽剪。我想知道，当他们把我的心从胸腔内掏出来，拿着它，滴着血，在我无法动弹的目光里晃一晃，再扑通一声放在天平的秤盘上时，我是否还活着？我想我大概还能活，确实能活下来。不是说心脏停止跳动后大脑还能维持三分钟的意识吗？

“准备好了，医师。”彼得说，此时他的声音恢复了正经，磁带正在某处转动。

验尸程序开始。

“我们把这块煎饼翻过来。”她欢快地说。我就这么被飞快地翻了过去。我的右臂摔向一边，然后又砰地一声落到台边，二头肌撞在突出的金属边上，很痛，只是短时间的剧痛，我并不在意。我希望那金属边撞破了皮肤，希望流血。这是那些真正的尸体所不能做到的。

“摆这边。”亚伦医师说。她抬起我的右臂在我身边重重地放下。

我这时才注意到鼻子受难了。鼻子重重地砸在验尸台上。我的肺第一次发出痛苦的信息———一种漫无边际的压迫感。我的嘴是闭着的，鼻子被压得有点不能呼吸（我说不出有多大程度不能，甚至感觉不到在呼吸，真是这样）。如果我就这样窒息而死，怎么办？

另一件事让我的注意力完全离开了鼻子。一个巨大的如玻璃球棒的物体粗鲁地顶进我的直肠。我再次尖叫起来，可是我只能发出微弱可怜的哼声。

“插入体温计。”彼得说，“我已经设置好定时器了。”

“好主意。”她给他腾出空间，让他试操作，让他用我试刀。音乐稍微减低了音量。

“对象是白种人，年龄４４，”彼得对着麦克风说，他是为后人记录，“他的名字是霍华德·朗多夫·考特雷尔，住在德里月桂冠巷１５６６号。”

亚伦医师在不远处说：“玛丽密德。”

彼得顿了一下接着说，声音有点兴奋：“亚伦医师告诉我，对象实际上是住在玛丽密德，已从德里划分出去———“

“彼得，够了，别上历史课。”

老天，他们把什么插入我的肛门？是某种牲口用体温计？我想如果再长点就是了。我能感触到顶端是泡状的。他不会用些润滑油吗？但为什么要用呢？我根本是死人啊。

死人。

“对不起。”彼得说。他神情紧张地寻找感觉，最终镇定下来。

“本信息来自救护表，原先是从缅因州驾驶执照中收集到的。确诊医生是，呃法兰克·詹宁斯，对象在现场就被确诊死亡。”

现在我希望鼻子流血，快，我请求鼻子流血，别只是流，喷出来。

鼻子无动于衷。

“死亡原因可能是心脏病发作。”彼得说。手轻轻地从我裸露的背部拂到我的股间。我祈祷他能拔出那体温计，但没有。“脊椎完整，没有可疑现象。”

可疑现象？可疑现象？他妈的把我看成什么了，诱蚊灯吗？

他抬起我的头，把手指垫在我的颧骨上。我拼命地哼着，哼———知道在凯恩·理查德尖锐的吉他声里他不可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我希望他能感觉到我鼻道中有声音震动。

他没有感觉到，反而把我的头扭到一边。

“颈部在外观上没有受伤，不僵硬。”他记录道。我只希望他把我的头扔下，使我的脸啪地砸在验尸台上，这会使我的鼻子流血，除非我真的死了。但是他却温柔体贴地把我的头放下，鼻尖又一次被压住，再次使我有窒息而亡的明显可能。

“背部和臀部没有明显的伤。”他说，“尽管大腿上有个明显的旧疤痕，看起来像某种伤，也许是榴弹片造成的，是个难看的疤。”

是难看，是榴弹片造成的。在那场战争快结束时，一发迫击炮落到了供给区，造成两个死亡；还有一个人，就是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大腿正面和更敏感的部位还有难看得多的伤痕，但所有器官都能正常直到现在。起初在这个疤痕向左６毫米的地方，医生提供了一个手泵和二氧化碳罐供亲热时用。

他终于拔出了体温计，噢，老天，终于松了一口气。我看见他拿着体温计的影子映在墙上。

“３４畅６度。”他说，“啧，不算太糟糕，这家伙可能还没死，凯蒂亚伦医师。”

“别忘了是在哪里发现他的。”她在房间的另一头说。他们正在听的磁带处于停顿处，使我能清楚地听到她以讲课式的声音说：“高尔夫球场夏天的下午，如果你读到３７度，我都不奇怪。”

“对对，”他附和着，听起来像是在纠错，接着又说，“这些在磁带上听起来很好笑吗？”意思是：在磁带上我听起来很傻吗？

“这听起来像在上课，”她说，“就是这样。”

“好，好，太好了。”

他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掰开我的臀部，随后一路掰下来，一直到大腿。我此时紧张起来，如果能紧张的话。

左腿，我要告诉他：左腿，小彼得，左小腿，看见了吗？

他肯定会看见，肯定会，因为我能感到那地方像被蜂蜇一样火辣辣的，或是像被一个笨手笨脚的护士扎了一针，她把注射液打到了肌肉里而不是血管里。

“穿短裤打高尔夫球确实是很糟糕的做法，而对象是这个糟糕做法的好榜样。”他说。我发现自己在希望他是瞎子，妈的，天生的瞎子，这样他就得靠触觉。“我正看见各种虫子咬的伤口，沙虱咬的，抓的“

“迈克说他们是在草丛区发现他的。”亚伦回忆，她正劈里啪啦地在记录，听起来好像在餐馆的厨房里而不是在记录档案。“我想他一定是在找球时心脏病发作。”

“嗯哼。”

“继续，彼得，你做得很好。”

我却觉得他所说的很令人怀疑。

“好。”

他继续查看，动作温柔，也许太温柔了。

“在左小腿上有蚊子咬的痕迹，看起来像感染了。”他说道。尽管他的触摸仍然温柔，但这次伤口却非常痛，如果我能发出比这个低哼声大的声音，我会尖叫起来。我突然想到我的命运可能取决于他们正在听的滚石乐队的磁带的长度。一直就认为它是磁带，而不是能直接放完的光盘。如果在他们剖开我之前它就放完如果在他们中的一个把磁带换一面之前我能哼得够大声使他们听见。

“在总体检验后，我还想看看那虫咬的伤口。”她说，“如果我们对他的心脏判断是正确的，那就不必看了。你要我现在就看吗？

你觉得伤口有什么不妥吗？”

“不，很清楚是蚊子叮的。”这个吉佩尔傻瓜说，“伤口肿大四周蔓延，他被叮了５、７、８下，啧啧，单左腿就几乎有一打了。”

“他忘了用驱虫剂。”

“别说驱虫剂，他连心脏病的药都忘了。”他说。两人一起欢快地笑起来，验尸室里充满幽默。

这次，他独自———也许他喜欢用他在健身房练出来的肌肉———把我的身体翻过来，这样他们再也看不见蛇咬的和蚊子叮的伤，伤口被遮住了。彼得向后退，退出了我的视野，我又在盯着那排日光灯。一阵嗡嗡的声响后，验尸台开始倾斜了。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当他们把我剖开时，血就会向下流到在台基部的收集点。

当他查看我的脸时，我想聚集所有意志来闭上眼睛，然而连一丝抽搐我都做不到。在周六下午，我要的是打到第１８洞，而不是变成有胸毛的白雪公主躺在这里。我一直在想，当那家禽剪插入我的肉体时感觉将会如何？

彼得一只手上拿着笔记板，看完后就放在了一边，然后就对着麦克风说话。他的声音现在低了很多，他已做出了他这一生中最可怕的误诊，但他却浑然不知，还开始动手了。

“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０日星期六下午５点４９分，我开始验尸。”他说。

他分开我的唇，查看我的牙齿，像个要买马的人，随后又把我的下颚拉下。“颜色正常。”他说，“脸颊没有淤斑。”余音在麦克风淡出时，我听到喀哒一声，他踩了一下脚踏板暂停录音。“老兄，这家伙真的可能活着！”

我疯狂地哼着，这时候亚伦医生碰落了什么东西，听起来像便盒落地的声音。“他肯定不想死！”她笑着说。他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时我希望他们得癌症，那种没法治又能拖得很久的癌症！

很快地，他就检查到了我的躯干，摸着我的胸部（“没有淤血和伤肿或心搏停止的外在迹象。”他说，真他妈的让他大吃一惊），接着就按我的肚子。

我打嗝。

他瞪大眼睛看着我，微微张开了嘴。我想再次拼命地哼，明知道他在听滚石乐队的《让我动起来》而无法听到，但还是希望他终于愿意看看他面前的对象是否真的死了———“霍伊（霍华德的昵称），你为自己找了个活着的借口。”亚伦医师说。那婊子在我后面咯咯地笑。“最好谨慎点，彼得，这些尸嗝最能迷惑人的。”

他夸张地在鼻子前扇了扇，然后继续检查。他几乎没有碰我的裆部，尽管他说我右大腿背面的疤痕延伸到了前面。

我心想：你漏了一处，可能是因为在稍高出你视线的地方。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小帅哥，但你也没有发现我仍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继续对着麦克风念念有词，听起来越来越随意了（实际上听起来有点像小说《昆西》中的杰克·克拉曼）。我知道他的同伴在我后面不远处，这个医疗委员会的盲目乐观的家伙并不认为她得把这段验尸磁带倒回去。除了彼得没发现他的第一个心囊解剖对象是活人之外，这孩子干得不错。

最后他说：“我想我已经准备就绪了，医师。”尽管声音还不那么肯定。

她走过来，瞥了我一眼，然后捏了捏彼得的肩膀说：“好吧，开始表演。”

我现在想把舌头伸出来，就像天真的孩子做出的粗鲁动作。但这可够难的我好像感觉到嘴深处有微弱的刺痛感，那是从一个大剂量的奴佛卡因麻醉中恢复过来时才感受到的刺痛。我能感觉到抽搐吗？不，那只是一厢情愿。

对了，对了，但一个抽搐就意味着一切，我再试一次。还是不能。

当彼得拿起剪刀时，滚石乐队正在唱《悬火》。

拿面镜子放在我鼻子前面！我冲他们大叫，看看那雾气！你们至少也该试一下！

剪，剪，再剪。

彼得把剪刀转了个角度，这样光线就照到了刀锋上。我一下子就肯定，真的肯定这个疯狂的哑谜会一直持续到结束。主持人没有限定范围，裁判不会在十回合后结束战斗。我们不会停下来听发起人讲一个字的。小彼得将用那些剪刀插入我的内脏，而我却只能无助地躺在这里，接着他将像打开从豪周饰品店寄来的邮购包裹那样带着惊喜打开我的胸膛。

他犹豫地看着亚伦医师。

不！我哀号着，我的声音在我的头骨里回荡着，但根本不从我嘴里蹦出来，不，请别！

她点点头，“继续，你做得很好！”

“呃你要把音乐关掉吗？”

对对！把它关掉。

“是不是干扰你了？”

对，当然干扰他了，他真他妈的完全认为他的病人已经死了。

“嗯“

“好吧。”她说着从我视野消失了。过了一会儿，米克和凯恩的声音终于消失了。我想发出哼声却发现一个可怕的情况：我现在甚至连哼都哼不出来了，因为我吓傻了！惊吓已锁住了我的声带。当她过来和他一起解剖时，我只能瞪眼。这两个人注视着我，就像送葬者注视着还没覆土的坟墓。

“谢谢。”他说，接着深吸了一口气并拿起剪刀，“开始心囊解剖。”

他缓缓地移动剪刀，我看见了！看见了！接着剪刀又从我视野里消失。好一阵子后，我感觉到冰冷的钢具放在了我裸露的上腹上。

他疑惑地看着她。

“你能肯定你不———“

“你想不想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彼得？”她带着些粗暴打断他的话。

“你知道我想，但———“

“那就动手。”

他点点头，抿着嘴。如果我能，我会闭上眼睛，然而我不能。

我只能使自己坚强起来面对一两秒后的痛苦，刚强地面对钢剪。

“开剪了！”他说着弯下了腰。

“等等！”她叫了起来。

我太阳丛神经下的紧张减缓了点。他惊奇而不解地看着她，也许松了口气———关键的时刻被推迟了。

我感到她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握住了我的阴茎，似乎她想为我进行非同寻常的手淫，和死人的安全性爱。她说：“彼得，你还没有检查这里。”

他凑过去，看看她发现了什么———我裆部的疤痕，右大腿根部，光滑没有毛孔的碗状疤痕。

她的手仍扶着我的阴茎，把它拉起来，这就是她所做的。对她来讲好像是掀起沙发垫让其他人看看她在垫子底下发现了什么宝物———硬币，丢失的钱包，也许还有你一直没有找到的樟脑丸———但有件事正悄悄发生。

亲爱的基督终于坐着轮椅拄着拐杖来了。

“看。”她说，手指轻轻划了条记号线一直到我的睾丸。“看看这些线状的疤痕，他的睾丸过去一定肿得像葡萄柚那么大。”

“他很幸运没丢掉睾丸。”

“你猜对了！”她又带着点挑逗性地笑了起来。她带着手套的手松开，移到上方把我的阴茎用力压下去，想看清这个部位。她无意中做了你可能得花２５或３０美元特地去做的事，当然是在别的环境里。“我认为这是战争留下的伤。彼得，把放大镜给我。”

“可是不是应该由我“

“等几秒，他不会跑掉的。”她说，完全沉浸在她的发现中，手仍然在我阴茎上压着，好像要一直这么压着，它已经有变化了，好像仍在变化。但也许我错了，我一定错了，要不然他应该会看见它的变化，而她应该能感觉到。

她弯下腰来，我只能看见她绿色大褂的背部。两条带子从她的帽子上垂下来，像两条古怪的辫子。现在，天哪，我那儿能感觉到她的呼吸。

“注意那个向外的辐射状伤疤。”她说，“是某种炸伤，可能至少有１０年了，我们可以看看他的服役记录———“

门猛地被推开，彼得惊叫起来。亚伦医师没有叫，但手却不由自主地抓紧了。她紧抓着，就像过去的淘气护士奇幻故事的另一个该死版本。

“别动刀！”有人尖叫着，音调又高又激昂，还带着惊吓，我差点听不出是拉斯蒂。“别动刀，他的高尔夫球袋里有条蛇，还咬了迈克！”

他们吃惊地转向他，瞪大眼，张着嘴。她的手仍抓着我，但她根本没意识到，至少从那一刻起；而小彼得也不再注意，他的一只手紧抓在手术大褂的左胸位置，他看起来像一个用尽燃料的抽水机。

“什么你说什么”彼得老半天才反应过来。

“他昏过去了！”拉斯蒂急急忙忙地说，“我猜他会恢复过来，但现在几乎不能说话。棕色小蛇，我从没见过，它跑到装货间下面去了，现在就在下面，但这不重要了。我想它还咬了我们推进来的那家伙，我想哇！医师你想干什么？抚摩他使他苏醒？”

她茫然四顾，一开始还没有明白他在说什么直到意识到自己正抓着一支几乎勃起的阴茎时，才突然尖叫起来，从彼得下垂的、戴着手套的手里夺过剪刀———我发现自己又在回忆阿尔夫雷德·希区柯克的古老电视剧了。

可怜的约瑟夫·康顿，他只会哭。

后 记

从我在４号验尸室的经历到现在已经１年半了，尽管瘫痪既顽固又可怕，我总算康复过来了。整整过了１个月，我的手指和脚趾才能活动自如。现在我仍不会弹钢琴，不过我本来就不会。这只是个玩笑，我不会对此道歉。我想，在我遭遇不幸的头３个月里，我能享受的玩笑只能靠微弱却有生命、界于健全和神经破坏之间的身体来体会。除非你真的体验了那种验尸剪的尖头刺入你胃里的感觉，否则你无法体会我所说的。

大约在我出事的２个星期后，住在杜蓬特街的一个妇女打电话给德里警察局，抱怨隔壁房子里传出恶臭。那幢房子是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叫瓦尔特·柯尔的单身汉的。警察发现房子里没人住，在地下室发现６０多种不同种类的蛇。其中约有一半已经死了———饿死和脱水而死，但很多蛇仍非常有生命力，很危险。有几条还是珍稀品种。在咨询蛇类专家后发现其中有一种在中世纪就灭绝了。

８月２２日柯尔没去德里社区银行上班，就是我被咬之后两天，我的遭遇被报道之后一天（报纸上的标题是：瘫痪的男人逃过死亡验尸。有一处引用了我的话：我已经“被吓呆了”）。

柯尔地下室的蛇展里，每只笼子里都装了一条蛇，除了一个空笼子之外。那个空的笼子没有标记。那条从我高尔夫球杆袋里冒出来的蛇一直没找到（救护人员把球杆袋和我的尸体一起收走，并一直用我的球杆在停车场练习削球）。我血液里的毒素和救护人员迈克·霍普血液里的毒素基本相同，这已被记录但从没进行鉴定。在那年随后的日子里，我翻阅了大量有关蛇类的书籍。据书上记载，至少有一种蛇能使人类全身瘫痪，叫秘鲁树蛇———非常危险的毒蛇。人们认为它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就灭绝了。杜蓬特街离德里市的高尔夫球场不到１公里。两者之间大多是低矮的灌木和空地。

最后要说的是，凯蒂·亚伦和我谈了４个月恋爱，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到１９９５年２月。我们因为相互抱怨对方而分手，原因是在性方面不和谐。

除非她戴着橡胶手套，否则我勃不起来。

我认为每个恐怖故事的作者或多或少都必须涉及早逝这个情节，因为似乎只有这个主题能如此广泛地令人生畏。当我还是７岁左右的孩子时，最恐怖的电视节目是阿尔夫雷德·希区柯克的电视剧。在这些电视剧中，最让人恐怖的———我和朋友们都一致认为是主角约瑟夫·康顿在车祸中受伤，伤得很厉害，人们甚至无法发现他的心跳，就认为他已死了。医生准备给他验尸———把他切开，而实际上他还活着，心里十分害怕，换句话说就是，他害怕得流出了一滴眼泪，以此让人们知道他还活着。这是一个感人的情节，但感人不是我的剧本常备的要素。在构思这个情节时，我用了一种更———是否可以说现代———的方式来叙述。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讲述的。最后想说的是关于那条蛇，我不大相信有秘鲁树蛇这样的蛇，但在戴姆·阿格莎·克里斯蒂的作品《马普尔小姐号》的一个故事中提到非洲树蛇，我只是很喜欢这个名称（树蛇，不是非洲），就把它用在这里了。

《黑衣人》

我现在已经很老了，而这事是我年少时经历的，当时只有九岁。那是１９１４年夏天，美国参加一战的前三年，我哥哥死于我家西边的田地里的第二年。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那天发生在小溪分叉处的事，也不愿意说至少不想口述。可是，我决定把它写到我床头的笔记本里。我不能长时间写字，因为近来手抖得厉害，而且也几乎没力气写，但我想这不会花太多时间。

以后会有人发现我写的东西。我觉得，人类的好奇心会驱使他们翻看别人死后留下的日记，所以我肯定我所写的东西会有人去看。我只是怀疑人们是否相信我所写的。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但没关系，我在乎的不是别人相信与否，而是我的情感能得到释放。我发现写作能让我体验自由。我为《卡斯尔罗克号角报》写了２０年“往事迢迢”专栏，我知道写作有时有一种神奇作用———那些事你写出来后就会永远忘却，就像古老的照片长期置于强烈的阳光下，会渐渐褪去色彩，留下一片空白。

我祈求那种解脱感。

一个９０多岁的人，应该早就把童年的恐惧遗忘了，但我的脆弱却慢慢滋长，像海浪越来越近地舔蚀沙滩上随意堆筑的城堡一样。在我脑中，那张可怕的脸越来越清晰，它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一团阴影。昨天做过什么？在养老院的房间里我见过谁？我和他们说过什么？他们和我说过什么？这些全忘了，但那个穿黑色西装的人的脸却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越来越近。我还记得他所说的每句话。我不愿提起他，可是又忍不住。有时在夜里，我衰老的心脏跳得那么快，那么激烈，我总觉得它会在我胸膛里破裂。于是，我旋开钢笔，强迫年老而颤抖的手在日记里写下这毫无意义的轶事。这日记本是我的一个曾孙女去年送的圣诞礼物，我现在一下子记不起她的名字，至少无法马上记起，但我知道她是以“S”开头。现在我要用它把故事写下来，写我如何在１９１４年夏日的一个下午，在卡斯特尔溪边遇到了一个穿黑色西服的男人。

莫顿镇在那时可不是今天这样，我也无法一下子说清楚那时候的景象。那是没有飞机在头顶上轰鸣的世界，那是没有轿车和卡车的世界，那是天空没有被电线割成条状的世界。

那时，整个镇没有一条柏油路，也没有商业区，只有考森杂货店、撒特玛车行和五金店，坐落于基督小区的卫理公会教堂，学校，镇政府和近一公里外的哈里饭店———我母亲一直用鄙视的口吻称它为“酒馆”。

那时和现在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我不敢肯定２０世纪后半叶出生的人是否完全相信我所说的，虽然人们可能会说相信———那只是出于对像我这样的老人的礼貌。

那时在缅因西部还没有电话，５年后才装了第一部电话，我们家也装了一部。我那时１９岁，在位于奥罗诺的缅因大学读书。

在我们所住的城镇里，所有的房子加起来还不到１２座，最近的医生住在卡斯科。人们没有邻居（我甚至不敢肯定我们是否知道“邻居”这个词，尽管我们用动词“相邻”来描述教会仪式举行地和举行谷仓舞场所的位置），城镇里很少有开阔地，城镇外的房子是农民的，每座都是独立的。从１１月到来年的３月中旬，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呆在有炉火的、被称为家庭的小窝里。我们静静地听着寒风灌进烟囱里的声音，希望不要有人生病、摔断腿或生出一脑子坏主意。４年前的冬天，远在卡斯特尔罗克的一个农民用斧头砍了他的老婆孩子，却在法庭上说自己中邪了。一战前，莫顿大部分地方都是森林和沼泽，那幽深而广阔的地方有很多麋鹿、蚊子、虫蛇和神秘的东西，那年头到处都有鬼。

我要讲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六。我父亲让我干一大堆家务活，包括原本是哥哥丹（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做的一些家务。丹是被蜜蜂蜇死的，尽管都有一年多了，我母亲还是不愿意再提这事。

去年冬天在教堂的聚会晚餐上，卫理公会教妇女互助会中最老的成员———甜甜嬷嬷告诉我母亲，她最喜爱的叔叔在１８７３年也遭遇了同样的不幸，我母亲扇了她一大耳刮子，站起来离开了教堂的地下室。她从此再也不去教堂了，如果再遇到海伦·若比考特（甜甜嬷嬷的真名），她会把她的眼珠都扇出来。她说自己会忍不住。

那天我爸爸要我把柴火、豆子、黄瓜、干草从柴房里搬出来，提两罐水放到冰冷的厨房里，尽可能把地下室墙上的旧漆刮下来。

他说做完这些事我就可以去钓鱼。如果我不介意自己干这活儿的话，他就去比尔·爱文肖姆家看看奶牛。我说当然不介意。爸爸笑了笑，像是说他对此并不感到非常吃惊。一周前，他给了我一根竹竿，并不是因为我生日或什么的，只是他有时喜欢给我一些东西。

我急着想在卡斯特尔溪上试试杆，那是我曾钓过最多鳟鱼的一条溪流。

“但你不要在林子里跑太远。”他告诫我，“不要超过那个分叉处。”

“不会的，先生。”

“要保证。”

“好，我保证，先生。”

“现在向你妈妈保证。”

我们站在后门的台阶上，我拎着水罐准备去井房提水时，爸爸拦住了我。他让我转过来面向妈妈———她正站在大理石的桌台边，早晨明亮的阳光透过水槽上的窗户撒满整个房间，一缕鬈发横过她前额伸到眉毛上，明亮的光线把她的鬈发染成金色，我记得多清楚啊！我跑过去抱住她的脖子，那一刻我把她看成女人，就像爸爸看她那样。她穿着缀着小小的红玫瑰的便服，正在做面包。康迪·比尔———我们家的黑色小苏格兰犬，正机警地站在她脚边，抬头望着她，等待有什么东西落下来。妈妈看着我。

“我保证。”我说。

她微笑着。自从爸爸抱着丹从西边地里回来后，她似乎总是做出那种忧虑的微笑。爸爸是抽噎着光着胸脯回来的。他把衬衣盖在了丹肿大的脸上。“我的孩子！”他一直在哭泣，“噢，看看我的孩子吧，耶稣基督，看看吧！”这是我惟一一次听到爸爸无助地喊着主的名字。那情景宛如昨天。

“你保证什么？加利。”她问。

“保证不会跑到比分叉处更远的地方，夫人。”

“一点儿也不？”

“一点儿也不。”

她用许可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继续揉面团。面团此时已变光滑了。

“我保证不会跑到比分叉处更远的地方，夫人。”

“好，加利，”她说，“要像记住学校里教的语法规则那样记住这世界的规则。”

“是的，夫人。”

康迪·比尔在我干活时跟着我，在我大口大口地吃午饭时，它坐在我双腿间，像看我妈妈做面团时那样专注地看着我。可是，我拿着新竹竿和粗糙破旧的鱼篓望着门外时，它却不来了，大声吠了一两下，好像告诉我早点回来，就不动了。

“那你就呆在家里。”我对它说，想假装不在乎，可是我在乎。

康迪·比尔以前总喜欢和我去钓鱼。

妈妈走到门口，用手挡着阳光凝神看着我，像在看某个遭遇不幸或暴亡的人的相片。“记住你爸爸说的话，加利。”

“是的，夫人，我会的。”

她挥挥手，我也挥挥手，然后转身走了。

阳光刺在我脖子上，又热又痒。走了约一公里，我就进入了树林，重重的树阴挡住了路上的阳光，凉爽的林间充满了枞树的香味。我还听到习习凉风穿过密密树丛的簌簌声。我跟那时别的男孩一样扛着鱼竿走，另一只手提着鱼篓，像提着手提箱或推销员的样品箱。路上静悄悄的。树林中有两条车辙，中间长满了草，如同一条绿色的带子。在林子里大约走了三公里，我开始听见卡斯特尔溪的流水声，想到那斑背白肚的鳟鱼，我的心激动得要跳出来似的。

溪水流过一座小木桥，陡峭的岸边长满了灌木。我小心翼翼地踩稳脚跟走下去，凉气从溪面缓缓升起，迎面扑来的是像苔藓般清新的气味，仿佛走出夏天回到了阳春３月。我站在水边，先深吸了一口苔藓般清新的空气，看着蜻蜓在盘旋，水蜘蛛在水面滑行。在更远处，我看见一条鳟鱼跃起捕食一只蝴蝶———好大一条！可能有一尺长，这才使我想起不只是来这里看风景的。

我沿岸顺着溪流往下走，第一次下钩的地方离上游的小桥不远，还能看见小桥。水里有东西扯了我的杆一两下，半只蚯蚓就被咬掉了。九岁的我不够老练，或是鱼儿不够饿，使我无法把握时机，我只好换个地方。

在到达卡斯特尔溪的分叉处前，我已经换了两三个地方了。溪水的一条分支向西南流到卡斯特尔罗克；另一支向东南，流到卡撒卡马克镇。在一条分流上，我钓到了这辈子钓到的最大的一条鱼，我用鱼篓上的小尺子量了量，足有一尺半，一条很漂亮的鳟鱼，在那时也算是溪鳟中的极品。

如果我认为这一天有这条鱼就足够了，马上回去，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写这个故事了（我已发现写作的时间要比我想像的长），但我没有就此罢休。看到那条鱼，我没有按爸爸教我的去做，先洗净鱼，把它放在底下铺着干草的鱼篓里，然后用湿草盖上再继续钓———我没这么做。九岁的我认为钓到一条一尺半长的鳟鱼非常了不起，尽管我对渔线没有被扯断而感到惊奇，而且我没有用捞网，也不懂如何巧妙地拖上来，只是硬从水里拉出来，划了一条笨拙的弧线把鱼甩向我。

１０分钟后，我来到了溪流的分叉处（现在早已不见了，卡斯特尔溪过去的河道上现在是双层公寓和一座区办小学，如果溪还在，一定是暗河）。河水被一块巨大的灰色石头分开，那石头足有我家的茅房那么大。这地方有块令人心旷神怡的平地，长着绿油油的柔软的草，在这里可以俯视爸爸所说的南溪。我蹲着，把渔线投入水中，马上就钓到一条好看的彩虹鳟。没有我刚才钓的大，只有一尺左右，但同样是条好鱼。趁它还活着我把它洗了放入鱼篓，再把渔线投入水里。

这次，鱼儿没有立刻咬钩，于是，我向后一靠，仰望着倒映在水面上的那片蓝天。白云从西向东飘过，我想像着它们的形状。我先是想像成独角兽，接着是公鸡，然后变成看起来有点像康迪·比尔的狗。看着看着，我就打瞌睡了。

也许睡着了，我不能肯定。我只感觉到渔线被猛地一拉，鱼竿几乎脱手，我醒了过来，发现已是下午了。我坐起来握紧鱼竿，突然发现有东西在我鼻尖上，我定睛一看，是蜜蜂！我的心猛地一沉，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吓得快尿裤子了。

渔线又一次被拉动了，这次更有力。尽管我一直握住竿的一端，使竿不至于被拉进水里或是脱手，但我并没有用力去拖鱼。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只可怕的、黄黑相间的东西上———它把我的鼻尖当成了休息站。

我慢慢地伸出下巴，向上吹气，那蜜蜂嗡嗡一下还是停在原处。我又吹，它又嗡嗡现在它停的地方离眼睛太近，无法看清楚它在做什么。可是不难想像，它会把刺扎入我的一只鼻孔里，把毒液注入我的眼睛和大脑。

我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蜇死我哥哥的正是这只蜜蜂———尽管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蜜蜂不可能活一年多（也许蜂后可以，但对蜜蜂我不敢确定），还因为蜜蜂蜇人后就会死掉。在九岁时，我已经知道这些知识。蜜蜂的刺有倒钩，它蜇完后想飞走就会把身体扯断。但那念头仍在我脑中———这是一只特别的蜂，一只魔蜂，它回来取阿尔堡和罗伦塔的两个孩子中剩下的那个的性命。

还有，我以前被蜜蜂蜇过，尽管肿得比平常大（我真的不能肯定是否如此），但我还没被蜇死。那只是我哥哥的不幸，在他干每件事情时都有可怕的陷阱等着他，而我却能避过这个陷阱。当时我支着斗鸡眼盯着那只蜜蜂，脑子里没有逻辑，只有这只蜜蜂，这只蜇死了我哥哥的蜜蜂，他死得那么惨，以至于爸爸不得不脱下自己背带裤里的衬衫盖住丹充血肿胀的脸。他满怀悲痛，但他还是这样做了，因为他不愿妻子看到大儿子所遭遇的不幸。现在这只蜜蜂飞回来了，它要蜇死我，蜇得我在河岸边抽搐着死去———就像把鱼钩从鱼嘴里取出后鳟鱼的抽搐。

我坐在那里，颤抖着，处于极度惊恐中，这惊恐正从脚开始向全身扩散。突然一个爆劈声从我身后传来，如手枪的枪声一样尖锐响亮，但我知道不是枪声，是有人在击掌。随着这个击掌声，那只蜜蜂从我的鼻子上滚落到了大腿上。它脚朝天躺在我的灯心绒裤子上，它的刺如同黑线般无力地抵在灯心绒磨损处。我看见它立刻就一动不动地死了。就在此时，鱼竿又被拉了一下，比前两次更有力，我几乎脱手。

我双手握杆用力猛拉，如果爸爸看见我这么拉，一定会失望得直摇头。一条彩虹鳟，比前面我钓的那条大，湿淋淋地被从水里拉上来，闪闪发光地扭着，它的尾鳍甩出大颗水珠。这情形就像男性杂志封面上的浪漫垂钓照片，比如四五十年代的《真实》、《男人的探险》。我没有想到此时会拖上来一条鱼，而当渔线断掉，鱼又重新落回溪里时，我也没注意到，因为我转头去看谁在击掌。那人站在我背后上方的树林边上，他的脸很长，脸色灰白，黑色的头发紧贴着头皮，在狭窄头部的左侧仔细地一丝不乱地左右分开。他非常高，穿着一套黑色的三件套西服，我一看就明白他不是人。因为他的眼睛是橙红色的，像火炉里的火焰那样。我并不是指虹膜，因为他没有虹膜，也没有瞳孔，当然也没有眼白。他的眼睛全是橙红色的，闪动着的橙红色（我居然还能一下子准确地说出他的外表）。

他的体内在燃烧，他的眼睛像点着的炉子上的窥孔。

我的膀胱放水了，蜜蜂躺着的磨损处，颜色变得更深了。我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无法把视线从站在岸边一直盯着我的那人身上移开。那人从荒无人烟的缅因州西部树林里走了４８公里到这里，仍然衣冠整洁，脚上狭长的皮鞋仍旧发亮。我看见他的怀表链垂在马甲前，在夏日的阳光中闪闪发光，身上没有一根松针。他正朝我微笑。

“哦，是个小渔童！”他用慈祥悦耳的声音叫我，“看看，我们有缘相遇啊，是吗？小渔童！”

“嗨，先生。”我向他打招呼，声音并没有发抖，但也不像我的声音，听起来更成熟，也许像丹的，甚至是我爸爸的。我想到的是，如果我假装没看出他不是人，如果我假装没看见他眼里飞舞的火焰，也许他会放我走。

“我可能已经使你免受蜂蜇的危险了。”他说，接着，使我感到恐惧的是，他从岸上走下来，走到我坐的地方。那只死掉的蜜蜂还在我尿湿的裤腿上，鱼竿还在我没了知觉的手里。油光发亮的皮鞋应该会在长在陡峭的岸上又绿又短的野草上打滑，但他的皮鞋却没有，我看见他身后也没有留下皮鞋踩过的痕迹。他的脚踩过或者说好像踩过的地方，没有嫩叶被踩坏，没有一根嫩枝被踩断，也没有鞋印。

他一到我面前，我就闻到了从西装里散发出来的焦味———那是火柴划着的气味，是硫磺味。这穿着黑色西装的人是魔鬼！他是从位于莫顿河与卡撒卡马克之间的密林深处走出来的，此时他正站在我面前。我的眼角瞥见他的一只手，颜色像商店橱窗里的人体彩绘一样白，手指长得可怕。

他在我旁边蹲下来，臀部贴着脚跟，膝盖像常人一样发出啪嗒声。当他把手搁在膝盖旁时，我看见这些长长的手指顶端不是指甲，而是又长又尖的爪子！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小渔童。”他用那温和的声音对我说，现在回想起来，那声音像多年以后，我在大型乐队演唱会上听到的一个报幕员的声音，也像卖饮料人的叫卖声，也像古拉博先生的笛声。

“我们是不是有缘相遇？”

“请别伤害我。”我小声说，声音小得几乎连我自己都听不见。

我的恐惧是无法用笔墨描述的，是不愿意载入记忆的，但我记住了也写了。我甚至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做这样的梦，虽然我想如果年纪再大一些，可能会做这样的梦。而当时我才９岁，他就蹲在我身边，这不是梦。正如爸爸说的，我还是有辨别能力的。盛夏周六的中午，这个从树丛里跑出来的家伙是魔鬼，火在他空洞的眼睛里、脑袋里燃烧着。

“哦，我闻到什么了？”他问，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尽管我知道他听见了。“我闻到了什么？尿味？”

他探过头凑近我，像要闻花香的人。我注意到一个恐怖的现象：当他头部的阴影在地上移动时，所过之处的草就变黄枯死。他凑到我的裤子上嗅，发光的眼睛半闭着，像吸入神圣的香气似的专心地嗅。

“嗷，糟糕！”他叫了起来，“真糟糕！”接着他念叨：“猫眼石，钻石，蓝宝石、玉石！我闻到了加利的尿湿！”然后，他向后退到稍微平坦的地方放声大笑———那是疯狂的笑声。

我想逃走，但我的腿根本就迈不动。但是我没哭；我已经像婴儿那样尿裤子了，但我还是没哭———我吓呆了，连哭都忘了。我突然觉得我会被害死，也许是痛苦地死去。但更糟糕的还不是死。

更糟的是在我死后。他突然坐直，那火柴烧着的味道从他的西装里溢出来，使我觉得喉咙发堵。他狭长苍白的脸对着我，燃烧的眼睛严肃地看着我，但他带着笑意，他总是带着笑意。

“坏消息，小渔童。”他说，“我带来了坏消息。”

我只能看着他，那黑色的西装，发亮的皮鞋，又长又白的手指———指尖没有指甲而是爪子。

“你妈妈死了。”

“不！”我大声说。我想起了早晨站在明亮的阳光中、一缕头发斜搭在眉毛上、正在做面包的妈妈。恐怖又袭上我心头，但这次不是为我自己感到恐惧。我在回忆当我拿着鱼竿离开家时她是什么样子。她站在厨房门口，用手挡着阳光，她看我的那种神态多么像在看她希望见到但却不能再见到的那个人的照片。“你骗我！”我大叫。

他笑着，带着那种经常被冤枉的人的非常耐心的笑容。“我没有，”他说，“和你哥哥一样，加利，是蜜蜂干的。”

“不，不是真的。”我说，现在我哭了。“她是大人，３５岁，如果蜜蜂能像叮丹那样叮死她，她可能早死了。你这骗人的杂种。”

我骂那魔鬼是骗人的杂种！在某种程度上我意识到了这会惹恼他，但我整个脑海被他所说的恶毒的话占据了。我妈妈死了？他还不如告诉我平地上耸起了一座山。但我却相信他的话———在被激怒的情况下我却完全相信，就像我们在通常情况下能臆想到最坏的事。

“我理解你的悲伤，小渔童，我想你再争辩也无济于事。”他故作平静地说，听起来恐怖而疯狂，没有一丝怜悯和同情。“一个人可能一辈子没有见过嘲鸫，但没有见过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你妈妈———“

一条鱼在溪里跳出水面，这穿着黑色西装的人皱起眉头，伸出手指一指，那鱼立刻在空中抽搐起来，鱼身弯得非常厉害，半秒钟内鱼尾就好像断了，它落到溪里时就已直挺挺地浮在水面上死了。

那条死鱼停在把卡斯特尔溪分开的大石头上，在那里的旋涡中转了两圈后随溪流漂走了。此时，这可怕的陌生人把他那燃烧着的眼睛转向我，拉长尖尖的下巴狞笑着，露出两排又尖又细的牙齿。

“你妈妈这辈子从没被蜜蜂叮过，”他说，“不过，大约一小时前，一只蜜蜂飞进了你家厨房，那时她正把面包从烤炉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凉一凉。”

“不，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不要！”

我捂住了耳朵。他撅起嘴唇像吹口哨似的轻轻地向我吹气。那只是一小口气，但却带着难以忍受的恶臭，像堵塞的下水道、没有撒一点石灰的茅坑和洪水过后死鸡发出的臭气。

我的手从耳朵上放了下来。

“这就对了，”他说，“你要听，加利，你要听，我的小渔童。

正是你妈妈把致命的弱点传给了你哥哥丹，你也多少有一点，但你得到了你爸爸的保护，那是可怜的丹没有的。”他又撅起了嘴，只是这次他发出的是可怕而滑稽的啧啧声，而不是向我吹气。“尽管我不想说死人的坏话，但这似乎是恶有恶报，不是吗？记着，她杀了你哥哥丹，就像是她用枪指着他的头，并扣动了扳机。”

“不，”我低声说，“不，不是真的。”

“我保证是真的。”他说，“那只蜜蜂从窗口飞进去，停在了她的脖子上，她想都没想就拍了下去。你应该很聪明，知道会发生什么，对吗？加利。那蜜蜂叮了她，她立刻就感到喉咙肿胀，你应该知道对蜂毒过敏的人会怎样，他们的喉咙紧缩，在空气中窒息。这就是为什么丹的脸那么肿，那么紫，为什么你爸爸要用衬衫盖住他。”

我无言地盯着他，眼泪从我的脸颊滚落。我不相信他，从教会学校里知道魔鬼是撒谎之父，但我却仍相信他的话。我相信他一直站在我家门前，透过窗户看到厨房里，我妈妈跪下来，紧掐着脖子，康迪·比尔在她旁边跳来跳去尖叫着。

“她发出非常可怕的声音，”这穿着黑色西装的人回忆道，“她狂乱地抓着自己的脸，抽噎着，眼睛像蛙眼一样突出来。”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她抽噎着死去，那不是很美妙吗？然后是最精彩的部分，她无声地躺在地上，１５分钟左右就死了。她死后，烤炉仍在烤，小小的蜂刺仍插在她脖子上，那么小，那么小。你知道康迪·比尔干了什么吗？那小坏蛋舔干了她的眼泪，先舔这边，然后那边。”

他看了溪面一会儿，脸上现出深思和悲伤的表情。随后他转向我，他脸上的那种丧失亲人的表情像梦一般地消失了。他的脸像蜉殍的脸那样松弛而饥渴。他的眼在发光，我看见他苍白的嘴唇里面尖利的小牙齿。

“我饿极了，”他突然说，“我要吃了你，把你撕开，吃了你的内脏，小渔童，你认为怎么样？”

“不，”我想喊，“请别！”但发不出声音。我看得出他打算这么做，真的打算这么做。

“我就是这么饿，”他既狂妄又欺人太甚，“记住我的话，没有你那疼你的妈妈，你最好也别活了。因为你爸爸是那种会找后妈的男人，请相信我，如果只有你留在这世界上，你就必须侍候他。我会让你免受所有痛苦，还能上天堂，好好想想吧。被谋害的人的灵魂总是上天堂的，所以让我们一起在今天下午去侍奉上帝吧，加利，好吗？”

他又长又白的手再次向我伸来，看都不看我在干什么。我飞快地掀开鱼篓，手伸到篓底掏出刚才钓的那条大鳟鱼———我最满意的那条。我把鱼递给他，我的手指陷入了红色的鱼肚里，把鱼的内脏挤了出来，就像这穿黑色西装的人要把我的内脏掏出来一样。那鱼眼梦幻般地瞪着我，金色的边绕着黑色的瞳孔，让我想起妈妈的婚戒，就在这一刻我看见她躺在棺材里，阳光照耀着葬礼的乐队。我想这是真的———她被蜜蜂蜇了，在充满面包味的厨房里窒息而亡，康迪·比尔舔干了她肿大的面颊上的眼泪。

“大鱼！”穿黑色西装的人从喉咙里发出贪婪的声音。“噢———大———鱼———“

他从我手上一把抓过鱼塞入嘴里，嘴张得比任何人的都大。多年后，我６５岁时（我记得是６５，因为那年夏天我从学校退休）参观了新苏格兰水族馆，终于见到了鲨鱼，那人的嘴就像鲨鱼张嘴时的样子，只是他的食道如火焰一样红，和他可怕的眼睛的颜色一样。我感到热浪从他嘴里冲到我脸上，就像从一堆点着的干柴里扑出来的热浪一样。那热浪不是我想像出来的，我知道不是。因为他两只爪子抓着那条一尺半长的鱼往嘴里塞，吞入鱼头时，我看见鱼身的鳞片立了起来，像小纸片那样卷起并飞了起来，像在焚化炉里燃烧一样。

他像走江湖的艺人吞剑那样吞下鱼，没有咀嚼。他火红的眼睛鼓了出来，好像努力在吞，那鱼进去了。当鱼滑入食道时他的喉咙膨胀起来，然后他流泪了，不过他的泪是血，猩红而黏稠。

大概就是看到这些血，我的身体才恢复了力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像弹簧似的跳起来，转身就跑，向岸的高处飞奔，一手仍握着杆，另一只手抓着粗糙的草茎，弯着身子，极力爬上斜坡。

他发出低沉而愤怒的声音，那是嘴张得太大的人才能发出的声音。我爬到坡顶回头一看，他正追来，黑色西服的后摆在飘动，金色而细长的怀表链在阳光中一闪一闪的。那鱼尾仍留在他嘴外，我还能闻到他喉咙里烤焦的鱼味。

他向我伸出爪子，我逃到了坡顶。在跑了约９０米后，我终于能发声了，便开始尖叫，当然是因恐惧而尖叫，但也是为了我死去的美丽的妈妈。

他一路追来，我听到草茎折断和拨开草丛的声音，但我不再回头了。我埋下头眯起眼以防被灌木和岸边低垂的树枝划到，拼命地奔跑。每一步我都在想他的手可能会搭住我的肩，把我拉入他灼热的怀里。

可他并没追上我。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后（我想可能不到５或１０分钟，但感觉似乎是很长时间），我看到了横在冷杉林重重绿叶中的那座桥。我仍在尖叫，但已经没力气了，听起来像快烧干的水壶的啸声。我到了第二个更陡的坡，鼓足力气继续往上爬去。

爬到一半我滑了一下，跪在了地上，回头一看，穿黑色西装的人正在我后面，恼怒和贪婪扭曲了他白色的脸，血红的泪溅落在脸颊上，还张着铰链般的鲨鱼嘴。

“渔童！”他咆哮着，从坡下面爬上来，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脚。

我挣脱了，转身把鱼竿向他扔去。他轻而易举地拍落了，可鱼竿把他绊到了。我不再去看他了，转身飞快地爬上坡顶，在到顶时我差点滑倒，幸亏抓住了一根桥柱，爬到桥底逃脱了。

“你跑不掉的，渔童！”他在我后面嚷着，听起来十分恼火，可是又好像在笑。“吃一条鱼我不够饱！”

“滚开！”我冲他尖叫。我搭住桥的护栏笨拙地翻了过去，手被磨破了，头重重地撞到桥板上，眼冒金星地躺在桥上。我翻过身开始爬行，艰难地爬到了桥头。我终于恢复过来，撒腿就跑，以九岁孩子能达到的最快速度跑，像一阵风。我感觉似乎每跨三四步脚掌才着地，也许真是这样。我顺着路右边的车辙跑，跑得我太阳穴发胀，双眼直跳，腰部以下都发麻，喉咙像刀割一样，并尝到了血的味道。直到无法再跑，我才跌跌撞撞地停下来向后看。我像一匹得哮喘病的马，气喘吁吁的。我以为他会衣冠整齐地站在我后面，马夹上的怀表链闪着金光，头发整整齐齐。

但他不见了，在松林和杉林之间通往卡斯特尔溪的小路上空无一人。我感觉他仍在附近林子里的某个地方，用他那冒火的眼睛监视着我，嘴里吐着烤鱼和硫磺的气味。

我转身尽可能快地走回去，不过有点瘸。我的双腿肌肉拉伤得太厉害了，第二天下床时，酸痛得几乎不能走。不过当时没有注意到，我只是不断地回头看，一次次地证实身后的路上没有人。虽然每次看都没有，但每次回头都增加了我的恐惧而不是减少。那杉林看上去黑压压的一片，我不断地想像着有东西躲在树林里。树林沿着路两边延伸，如悠长曲折的森林走廊。在危险的陷阱里、山谷里有其他一些东西住着，直到１９１４年的这个周六前，我一直认为森林里最危险的是熊。

从那时起我更了解森林了。

从树林里出来到基岗福拉特路约有１畅５公里。这时我看见了爸爸，他吹着《老橡树》的曲子朝我走来。他带着自己的鱼竿，那是从曼齐瓦德镇买来的带有特别线轴的鱼竿；另一只手提着鱼篓。我妈妈在鱼篓的提手柄上编了一只知更鸟，那时丹还没有死，知更鸟上绣着“奉献给主耶稣”。我一直是走着的，看见他我立刻跑了起来，高声叫着“爸爸，爸爸”，像酒醉的水手般摇摇晃晃地冲向他。

他认出我之后脸上露出的吃惊神色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会让人觉得很滑稽，但现在不。他扔下鱼篓，向我跑来，这是我看见爸爸跑得最快的一次。当我们抱在一起时，奇怪的是冲撞并没有使我俩失去知觉。我的脸很重地撞到他的皮带扣上，流了点鼻血。不过当时我没注意，后来才发现。那时我伸出双臂尽可能紧地抱住他，用脸上下摩擦着他的肚子，血、泪和鼻涕沾满了他的旧工作服。

“加利，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你没事吧？”

“妈妈死了，”我呜咽着，“我在林子里碰到一个人，他告诉我妈妈死了。她被蜜蜂叮了，全身肿了起来，像丹一样。她死了，躺在厨房的地板上，康迪·比尔舔去她的眼泪，从“

我最后要说的“脸上”因为胸膛透不过气而没说出来，眼泪又涌了出来。爸爸十分震惊，他惊异的脸在我的眼里变得模糊重叠了。我开始嚎叫———不是擦破膝盖的小孩的哭叫，而是月夜里的狗看见坏东西时那样的嚎叫。爸爸抱着我的头紧贴着他坚实平坦的腹部，但我从他的手中滑脱，回头去看那穿黑色西装的人还有没有追来。他已经没了踪影，那条弯弯曲曲通向树林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决定不再走那条路，无论如何都不。现在，我想上帝给他的子民最大的保佑就是他们无法预见未来。如果我知道不到两小时后我又重走那条路，我就会改变决定。不过在那时，看到黑衣人没有追来我才放心了。然后，我又想起了妈妈———美丽的妈妈死了，便又把脸贴在爸爸腹部上哭了一阵。

过了一会儿他说，“加利，听着。”我仍继续哭着。他又让我哭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托起我的下巴，看着我的脸，我也看着他的脸，“你妈妈没事。”

我泪涟涟地看着他，不相信。

“我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哪个无耻的家伙会这样吓唬小孩，但我向上帝发誓你妈妈一切都很好。”

“但但他说“

“我不管他说什么，我提早从爱文肖姆家回来———他不想卖奶牛，我们只是谈了谈。我回来就决定去钓鱼。你妈妈给我们做了两个果冻夹心面包，她的新手艺，还热着，半小时前还好好的。加利，我保证从这条路过来的人不可能知道我们家的事，这才过了半小时。”他望着远方，“那人是谁？在哪里，我要是找到他就痛打他一顿。”

在这两秒里，我仍在浮想联翩。即使爸爸遇到那穿黑色西装的人，我并不认为爸爸会痛打他，而是应该离开他。

我不断地想起那人又白又长的手指及指端的爪子。

“加利？”

“我忘记了。”我说。

“你在小溪分叉处的大石头那里钓鱼？”

爸爸直截了当地问我。我从没有对他撒过谎———我想这不只是为了避免他或我受伤害，“是的，但别去那儿。”我双手抓着他的手臂，用力拉住他。“别去，他是个可怕的人。”撒谎像闪电般划过，“我想他有枪。”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也许没有人。”他在最后一个字上稍稍抬高了声音，然后似问非问地说，“也许你在钓鱼时睡着了，做了个噩梦，像去年冬天你梦见丹一样。”

我去年冬天做了个噩梦———我打开门，储藏果酒的柜子的门，或是水果储藏间的门，看见丹站在那里，紫红而窒息的脸对着我，我多次从这样的梦里尖叫着醒来，也吵醒了父母。我是在岸上睡了一会儿，应该是打了个盹儿，但我没有做梦。我肯定那穿黑色西装的人把我鼻子上的那只蜜蜂打落时我已经醒了。我并没有像梦见丹那样梦见他，这点我非常肯定。尽管我与他的相遇在我心里已成为噩梦，因为我认为超自然事件一定在梦里才发生，但如果我爸爸认为那人只是在我的梦里，那可能会好些，对他会好些。

“我猜可能是吧。”我说。

“好，我们应该去找回你的鱼竿和鱼篓。”

他朝树林的方向看去，我疯狂地拉住他的手臂，不让他去，把他扳向自己。

“等等，”我说，“请等一下，好吗？我要看看妈妈，我要亲眼看看。”

他想想，点了点头，“好，我想你应该去看看。我们先回家，等一下再去拿鱼竿和鱼篓。”

我们一起回家。路上我们吃了涂着黑粟酱的夹心面包，那是妈妈刚做出来的。

“你钓到鱼了吗？”当我们看见谷仓快到家时，爸爸问我。

“钓到了。”我回答，“很大一条彩虹鳟。”非常大的一条，我想道，但没说出来，说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溪鱼，但我没法给你看，爸爸，我把它给了那穿黑色西装的人，那样他就不会吃我。他吃了但还不够。

“就这一条，没有其他的？”

“我钓到后就睡着了。”这不是真话，但也不算撒谎。

“幸运的是你没有把竿弄丢，没丢吧，加利？”

“没丢。”我不情愿地说。虽然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没什么好处———尤其是爸爸下定决心要找回我的鱼篓，我从他脸上的表情已经看出来了。

康迪·比尔从后门冲了出来，尖声吠着，前后摆动着后半身———苏格兰狗高兴时就是这个样子。我等不及了，焦急与希望的泡沫涌上喉咙，我挣脱爸爸的手冲了进去。我心底还是认为，我将发现妈妈死在厨房的地板上，脸又肿又紫，像丹死时那样———爸爸抱着他从西边的田地回来，哭喊着主耶稣的名字。

但我看见她站在柜台前，和我离开她时一样安然无恙，正哼着歌，就着碗剥着豌豆。她抬头看见我，先是很吃惊，然后看到我惊魂未定的眼睛和苍白的脸时就吓了一跳。

“加利，怎么啦，怎么回事？”

我没回答她，只是跑过去亲了她好几下，这时爸爸进来了，他说：“别担心，洛，他只是在溪谷下面做了个噩梦。”

“上帝保佑，这是最后一个。”她边说边把我抱得更紧了。康迪·比尔在我们脚边跳来跳去，大声叫着。

“如果你不想去拿渔具就不必跟我来，加利。”爸爸说。不过他已经很明白地暗示我应该回去，应该面对恐惧———我想现在的人们会这么说。也许对那些非真实的可怕的事情是很管用，但两个小时不足以改变我的看法———那穿黑色套装的人真的存在，尽管我无法让爸爸相信。我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９岁的孩子能让他爸爸相信，自己看见魔鬼穿着黑色西装从树林中走出来。

“我去。”我说，并在他离开之前赶上了他，为了使双脚能移动，我鼓足了我所有的勇气。我们俩站在院子里的劈柴石边，离柴堆不远。

“你背后拿着什么？”他问我。

我慢慢地拿出来。我希望那头发梳得异常整齐、穿着黑色西装的人已消失但如果还没消失，我要有所准备。无论如何我要尽量准备。我把家庭版的《圣经》从背后拿了出来。一开始我想带《新约》，那是在周四的青少年友谊赛中，因我记住最多颂歌而赢得的（我记住了８首，尽管大部分人预计我在一周里能记住２３首）。

但小小的红色《新约》在面对魔鬼时似乎不够威力，即使耶稣的话都用红线划出也不够。

爸爸看着那本《圣经》，里面因夹满了家庭照片和有关证件而变得鼓鼓的。我以为他会叫我放回去，可他没有。悲伤和哀怜从他脸上掠过。他点点头。“好吧，带着。”他说，“你妈妈知道你拿了这个吗？”

“不知道。”

他又点点头，“在我们回来前，希望她不要发现。别丢了，走吧。”

大约走了半小时后，我们站在卡斯特尔溪的分叉处的坡顶上往下看，看着那平坦的地方———在那里我和橙红色眼睛的人相遇。我手里拿着刚才从桥下捡回来的鱼竿，鱼篓仍在下面平坦的地方，鱼篓的柳枝盖向后翻着。我和爸爸站在那里向下看，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

“猫眼石，钻石，蓝宝石、玉石！我闻到了加利的尿湿！”他曾念着这首令人讨厌的打油诗，乐得向后一靠，发出像小孩发现自己有勇气说出“大粪”这类不雅的词时发出的笑声。像缅因州初夏的太阳能照到的其他地方一样，那块平坦的地方，草长得又绿又茂盛。除了那人站过的地方，那里，草都枯死了，呈一个男人的身形。

我低头一看，发现自己正把厚厚的《圣经》抱在胸前，两只拇指紧紧按着白色的封皮，那样子就像甜甜嬷嬷的丈夫诺威尔帮人找井眼时抱着柳木叉一样。

终于，爸爸说：“呆在这里。”他侧身下去，鞋子紧紧地踏着非常松软的泥土，张开双臂保持平衡。我仍站在那里，像抱着柳木叉一样僵硬地抱着《圣经》，心狂乱地跳着。我不知道那时是否有被人发现的感觉，我当时害怕得什么感觉都没了，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和这片树林。

爸爸弯下腰，嗅嗅枯死的草，然后皱着眉。他一定是闻到了硫磺的味道。他抓起我的鱼篓，急急忙忙地回到坡顶，又匆匆回头看了一下，确定有没有东西跟来。后面什么都没有。他把鱼篓递给我，系着皮带的盖子仍旧翻开着。我向里一看，什么都没有，除了两把草。

“记得你说过你钓到一条彩虹樽，”爸爸说，“可能那也是你的梦。”

他的话刺激了我，“不，”我说，“我钓到了。”

“嗯，如果把内脏掏干净了，它是没法儿跳出去。你没有这么做就把鱼放进鱼篓里了，是吗？我已经仔细教过你的了。”

“是的，你教过，但———“

“那么，如果你不是在梦里钓到，如果鱼没有死在鱼篓里，一定是有东西过来把它吃了。”爸爸打断我的话。接着他瞪大眼睛向树林里瞥了一眼，好像听到有东西在树林里移动。只见他站在那里，钻石般亮晶晶的汗珠从额头冒了出来，我并不感到十分惊奇。

“快。”他说，“我们离开这里。”

我当然同意。我们沿岸返回桥边，一句话也没说，飞快地走着。当我们到达桥边时，爸爸跪在我丢下鱼竿的地方仔细查看，那儿也有一块草地枯死了。秋葵变成棕色，卷了起来，好像是被火烧过一样。爸爸在查看时，我在一边翻鱼篓。

“他一定回去把另一条鱼也吃了。”我说。

“另一条？”爸爸抬头看我。

“对，我没告诉你，我还钓到一条溪鳟，大的，那家伙他非常饿。”我还想说，但话到唇边就停住了，最终没说出来。

我们互相扶着翻过桥的护栏。爸爸拿过鱼篓看了看，随后走到护栏边把它扔到溪里。我连忙跟了过去，看见鱼篓落到水里像小船一样漂走了。溪水灌入那柳条编的鱼篓里，它渐渐地沉下去了。

“那味道很臭。”爸爸说。但他没看我，声音听起来像在极力辩解，这是惟一一次听到他这么说话。

“对。”

“如果你妈妈问，我们就说找不到；如果没问，就不要告诉她。”

“好的，我们不告诉她。”

后来她没问，我们也没说。

在树林边的那一天已经过去８１年了。这几十年里我从没回想过，至少在清醒时没有。像其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不能确切地说出我的梦。但现在我老了，似乎从梦里惊醒，我的脆弱渐渐爬上心头，像要冲倒孩子在沙滩上遗弃的城堡的海浪。我的回忆也渐渐爬上心头，使我想到一段古老的歌谣：“把他们留下，他们将回家，摇着身后的尾巴。”我记得我吃过的饭，玩过的游戏，在学校衣帽间里吻过的女孩，在邮电局旁玩耍时结为好友的男孩，喝的第一口酒，吸的第一口烟（在迪齐·汉姆家的猪栏后的玉米壳堆边，我吸完就吐了）。然而在所有这些记忆中，那穿黑色西装的人的记忆最深，在我的脑海中发着鬼魅的光芒。那是真的，他是魔鬼。那天，我成了他的猎物，也可能是意外收获。我越来越觉得能从他手中逃脱实在是我的幸运。只是我的幸运，而非我一生都敬仰歌颂的上帝的裁断。

当我躺在养老院的房间里时，我的身体是坍塌的沙堡。我告诉自己不必害怕魔鬼。我活得很好很平安，不必去怕他。有时我还会想起那年夏天是我，而不是我爸爸，哄着妈妈回到了教堂。可是，在夜里这些回忆都无法抚慰我，使我平静。在黑暗中，我有时会听到一个低吟声：对一个９岁的小孩来说，他无法让自己真的不怕魔鬼，而魔鬼还会再来。在黑暗里，我听见那声音更低了，已经到了残忍的地步。大鱼！这声音在贪婪地低吟着，大———鱼———！道德世界的所有真理都在他那饥饿的声音中毁灭了。

很久以前魔鬼找过我一次，他还会再找我吗？我现在老得跑不动了，没有助步车我甚至无法上厕所，我也无法一下子拿出又大又好的鳟鱼来喂他。我老了，鱼篓也空了，他还会来找我吗？

他仍然那么饿吗？

在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小伙子加德曼·布朗》。我认为这是美国人写过的最好的１０部小说之一。《黑衣人》是按这个小说的方式来写的。至于特别之处，有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正好提到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之交，他爷爷相信———确实相信自己在树林里看到了魔鬼。他爷爷回忆魔鬼从树林里走出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和他谈话。在闲扯时他意识到这个从树林里出来的人有着一双火红的眼睛，身上有硫磺的气味。我朋友的爷爷认为，如果魔鬼知道自己被认出来了，那魔鬼就会取他的性命，于是他尽量保持正常的谈话，直到魔鬼最终离开。我的故事来源于我朋友所讲的。写这小说并不容易，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写下来了。有时，一个故事就是这么大声地哭喊着要你把它写出来，你写出来它就不叫了。我认为这个作品是用庸俗的语言写出来的一个平庸的民间故事，远不如我非常喜欢的霍桑的作品。当《纽约客》要求刊载时我非常吃惊。当它赢得１９９６年欧·亨利最佳短篇小说奖时，我确信一定是搞错了（可是这并没有阻止我去领奖），读者的反映也是广泛而积极的。这篇小说也证明了作者经常会对自己所写的作品做出最错误的判断。

《你所爱的都将被带走》

六号汽车旅馆就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西部I－８０号公路边。

将近傍晚时开始下雪，使黄色的路标变朦胧了。车灯照在这个时节的黄昏里，使整个世界像一幅蜡笔画。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只有在美国空旷的中部平原，风才能这样越刮越猛，而且通常在冬天才出现。这只会让人感觉到寒冷，但如果夜里还下雪，天气预报员似乎无法预测到，那么州际公路在明天早上之前将会关闭。这对阿尔菲·齐默尔来讲没有什么关系。

他从一个穿红马甲的人那里拿了钥匙，把车开到长长的青砖大楼的一端。他在中西部地区做了２０年的销售，已经总结了有关晚上投宿的四条规律。第一，总是预先订房；第二，尽可能向连锁汽车旅馆预定———假日旅店、华美达饭店、康逢特旅店和六号汽车旅馆；第三，总是要一间靠尽头的房间，这样最坏的话只有一个隔壁间的吵闹声；最后要一个房号以“１”开头的房间。阿尔菲４４岁了，太老了，应付不了在公路上拉客的妓女，咬不动炸鸡和牛排，也无法把行李提到楼上去了。如今一楼的房间通常都留给非吸烟者。但阿尔菲住下后就在里面吸烟。

有人占了１９０房间前的停车位。大楼前所有的停车位都被占了。阿尔菲并不感到奇怪。你可以预定房间并保证住上，但如果晚到（像这时候，下午４点后就算晚了），你只好把车停到远点的地方再走进大楼。那些早到的鸟儿的车都紧挨着灰色的青砖楼停着，明黄色的房门排成一条长线，车窗已经蒙上了一帘薄雪。

阿尔菲把雪佛莱车开到不远处停下。车头朝着白茫茫的空旷的农田。农田延伸到灰蒙蒙的黄昏深处。他极目远望，看到了农场闪烁的灯光低低地出现在远方。车外风刮得很猛，差点把车都掀翻过来。一阵风雪吹过，把农场的灯光都掩住了好一会儿。

阿尔菲身材高大，面色红润，身上的烟味很重。他穿着一件薄大衣，因为推销时人们喜欢你穿着这样的服装，而不是夹克。零售商把东西卖给穿夹克和戴约翰·迪卡尔鸭舌帽的人，而这些人则不会从阿尔菲这样的销售商这里买东西。客房的钥匙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钥匙上系着一个菱形的绿塑料卡，那是一把真正的钥匙而不是磁卡。收音机里克林特·布莱克正唱着“除了尾灯，什么也没有”，这是首乡村歌曲。林肯市现在有了摇滚乐调频电台。但摇滚乐似乎不合阿尔菲的口味。此时把收音机开关转到调幅台，还能听到一个老头在痛苦地谴责社会。

他关了油门，把１９０房间的钥匙放进口袋里，顺便检查一下笔记本是否确实带在身上。那笔记本是他的老伙计。“挽救俄罗斯犹太人，”他提醒自己，“集大奖。”

他钻出来，一阵风正向着他袭来，刮得他向后倒，刮得裤管贴着腿啪啪地响，使他发出吸烟者特有的嘎嘎嘎的惊叹声。

他的商品样品在车厢里，但今晚用不着了。不，不只是今晚，以后也完全用不着了。他从车后座取出手提箱和公文包，关上车门，然后按一下锁牌上的黑色按钮，就锁住了车门。锁牌上的红色按钮是报警设置，如果你认为可能被打劫，你就设置这功能，阿尔菲从没被打劫过。他猜想没有几个销售美食的人被打劫过，特别是在这个地区。在内布拉斯加州、爱荷华州、奥克拉荷马州和堪萨斯州，美食有一定的市场，甚至在达科他斯也不错，尽管很多人可能不相信。阿尔菲干得相当好，特别是过去两年，他渐渐了解了市场深层的底细，但这并不等于掌握了市场，只是有帮助而已。他对此很了解，甚至现在这样站在寒风里的时候。寒风正把他的脸颊冻成暗红色。

他原地站着好一会儿，等风停下来，风停后他又能看见那闪烁的灯光，那是农家的房子。在那灯光下的人可能在做什么呢？某个农妇正在煮一锅农家豆瓣汤，也许在微波炉里加热农家牧童饼或法式烤鸡。就这样，很可能就这样。她丈夫脱了鞋，袜子扔在坐垫上，正看着早些时候播过的新闻。在楼上，他们的儿子在打游戏，他们的女儿坐在浴缸里，仰着下巴，身体没在芬芳的泡泡里，头发上戴着彩带，正读着菲力普·普尔曼的《金色指南针》或是《哈里·波特》中的某一本，这是阿尔菲的女儿凯琳最喜欢的书。闪烁灯光下的农家一切都在顺利地运行着。而农家和停车场之间是一片一英里半的平坦田地，在夜色降临的阴沉沉的天空下白茫茫的一片，和这个季节一样毫无生气。阿尔菲飞快地想像着自己穿着这高帮鞋走进田里，一手拎着公文包，一手提着手提箱，费力地跨过田地里的一坎坎结冻的沟畦，最后到了那栋房子前。敲敲门，门开了，他闻到豆瓣汤那暖人的香味，另一间房间里传来电视台的气象播报员的声音“现在看来这个低压云团正越过洛基山脉”。

他想对农妇说什么？只是路过进来吃顿饭，或者建议她“挽救俄罗斯犹太人，集大奖”？他开始可以这么说吗？“夫人，根据我最近在不止一个地方读到的———你所爱的都将被带走”，这可能是比较好的开题话。这肯定会使农妇对他这个穿过她丈夫的东边田地来敲她门的徒步旅行者感兴趣。当她邀请他进屋，并和他攀谈起来时，他就打开公文包给她两本样品说明书，告诉她一旦发现农家牌快餐食品味道很好，就差不多能肯定地发现更多做母亲的乐趣。还顺便问一下她尝过鱼子酱吗，很多人尝过，即使在内布拉斯加州这样的地方。

彻骨的寒冷，他站在那儿感到彻骨的寒冷。

他转身离开了那片田地和远方闪烁的灯光，走向汽车旅馆。他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以免滑倒———他常常在汽车旅馆的停车场上滑倒，实际上他都这么走的，这至少是避免滑到的一个方法吧。

门前有个雨篷，走过去就可以避雪。雨篷下摆着个贴有“使用足额零钱”的可乐贩售机，还有台制冰机和一台斯纳克斯牌的贩售机。在斯纳克斯贩售机内像弹簧一样的出货圈后面放着糖果棒和各种薯片，也贴着“使用足额零钱”。阿尔菲打算在旅馆的房间里自杀。他听见这一排房间里传出了重播新闻的声音，可他总觉得在那远处的农舍里听新闻更温馨。风在呼呼地刮着，雪花在他的高帮鞋边飞舞着。阿尔菲走进房间，电灯的开关在门的左边，他开了灯关上门。

他了解这个房间，这是他梦想中的房间：四方形、白色的墙，在一面墙上挂着一幅戴草帽的小男孩手抱鱼竿睡觉的画。房间里铺着由合成织物制成的厚毯子，有四分之一英寸厚。刚进来时觉得房内还很冷，可如果按下在窗户下方的空调速热开关后，房间里会很快暖和起来，可能还会变得燥热。另一面墙上有一排矮柜，上面放着电视机，电视机上挂着一块白板，印着“快捷电影频道”。

房间里有两张双人床，每张床上都盖着金黄色的床罩，并被塞入枕头下面，他把床罩扯出来盖到枕头上，枕头看起来就像被盖住的小尸体。在床之间的矮桌上放着一本吉登国际组织赠送的圣经，一本电视节目指南和一部肉色的电话机。第二张床过去点是卫生间的门。打开那里的灯，通风机就同时开始转动。灯和通风机四周空荡荡的。那盏灯可能是荧光灯，灯罩里面有几只死苍蝇的影子。水槽边的梳妆台上放着一个加热盘和一个鲍罗科特—西雷科斯牌电热壶，还有一包速溶咖啡。卫生间里有一股刺鼻的清洗液混合着淋浴帘上的霉味的气味。阿尔菲全都知道。他早就梦到了，梦中的地毯就是这样。他想打开暖气，但是可能很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没有梦到？

阿尔菲解开大衣，把手提箱放在靠近卫生间那张床的地板上。

他把公文包放在金黄色的床罩上，坐了下来，大衣的下摆像裙子一样铺展开。他打开公文包，摸索着各种东西，商品手册、订货单、商品目录，最后摸到了枪———一支斯密司文森公司制造的点三八口径的手枪，他掏出来放在床头的枕头上。

他点了支烟，伸手拿电话时想起了笔记本，他从大衣右边口袋把笔记本拿出来。这是一本很旧的笔记本，花一元四角九分在一个不知名的文具店买的，但忘了是在堪萨斯州的奥马哈还是在西欧科斯市，还是在朱比利市。笔记本的封面已经被弄得皱巴巴的了，上面曾经印着的字已几乎看不清。有些内页从笔记本的装订铁线圈上脱了出来，但页面都没有遗失。从他为西蒙耐克斯公司推销读码器时开始，阿尔菲用这笔记本已经七年了。

电话下面的架子上有个烟灰缸，除了这里，其他汽车旅馆都允许吸烟，甚至一楼的房间里也允许。阿尔菲把烟灰缸勾了上来，把烟夹在缸槽中，接着打开笔记本。他飞快浏览着，用不同的钢笔写的（有几页是铅笔写的）内容，有时停下来读一两条记录。一条记录这么写“我用我的小撅嘴吮吉姆的×（劳伦斯，堪萨斯州）”，厕所里充满着有关同性恋的涂鸦，绝大部分都是重复和无聊的，但“小撅嘴”倒是相当形象。另外一条是“阿尔贝特·戈尔是我最喜欢的婊子（默多斯，达科他州）”。

在最后一页３／４处只写了两条记录“别嚼特洛依口香糖，味道如橡皮（阿佛卡，爱荷华州）”和“噗叽，肚叽，你这个泼皮（帕皮里恩，内布拉斯加州）”，阿尔菲对后一条很欣赏，“叽叽”的音节再加上“呜呜”的音节，这不再是文盲的错误（他肯定妻子毛拉会接受这句话），但作者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有什么乐趣呢？阿尔菲不这么想，（直到现在）他还宁愿认为音节“叽”跟在音节“呜”

后面，“依”这音节是特意想出来的。有种恶作剧而又有趣的感觉，还有康明斯体诗的味道。

他在大衣口袋里翻来覆去地找，摸到了入场券、一张旧票据、一瓶他已经停用的药，最后他找到了那支一直放在这些杂物中的钢笔，是记下今天的事情的时候了。两件好事，都是在休息区发生的：一件是看到在他用过的便器上有涂鸦；第二件是用水笔在熟食贩售机旁边的地图框上写的（在阿尔菲看来，斯纳克斯贩售机是一条优秀的销售线，四年前不知什么原因在I－８０公路上的休息区里停用了）。这些日子，阿尔菲有时在两星期内跑了３０００多英里都看不到一台新的机子，甚至旧机子里也没有可以出售的东西。现在一天里看到两个，就是昨天看到的那两个，像是某种征兆。

他用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下“农家食品，好东西”，这几个字写在金色的粗线上面，紧挨着标志———一个茅草屋，上面一缕炊烟优雅地从弯曲的烟囱里飘出来。

阿尔菲穿着大衣坐在床边，慢慢地弯起那笔记本，使自己的身影能投到页面上，在“噗叽，肚叽，你这个泼皮”和“别嚼特洛依口香糖，味道如橡皮”两行字下面，他加上“挽救俄罗斯犹太人，集大奖（瓦尔顿，内布拉斯加州）”。他犹豫着，他很少添加自己的记录，只喜欢记下看到的句子。所作的解释看起来非常庸俗（他自己大概也渐渐明白这点，而早些年他的注释更多更随意），但是有时一个注脚似乎更像是说明而非揭秘。

他在第二条“你所爱的都将被带走”上加了星号，还画了条两英寸长的线，并写道“读这条，你得注意从瓦尔顿休息区回到高速公路的匝道，就是在离开的那一刻”。

他把钢笔放回口袋里，想着为什么自己或其他人一直要用这种事情来了结一切，他无法得到一个答案。可是他当然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只有用痛苦的外科手术才能结束生命。

风在外面猛刮着。阿尔菲向窗户一瞥，看见窗帘（也是绿色的，但和地毯的明度不一样）已经拉上。如果把窗帘拉开，他就能看到８０号州际公路上的一长串车灯，每盏车灯都显示着有知觉的生命在高速公路上移动。而后，他把目光转回到笔记本上来。他打算拉开窗帘，只是唉…“吸气。”他微笑着说，把烟从烟灰缸里拿上来，吸了一口，再放到烟槽上，把笔记本翻回到前面。那些涂鸦记录让他回想起许许多多在卡车站、路边的野鸡店和高速公路的休息区，就如收音机里的某首歌能把你带回到清晰的回忆中：那个地方，那个岁月，和你在一起的人，当时喝的东西，当时想的事情。

“我心碎地坐在这里，想要拉屎却只能放屁。”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但他在俄克拉荷马州胡克市的辛辣牛排馆里看到这句话的变体“我坐在这儿，不知所措，想要屙出‘塔口酱’。我知道将会卸货，只希望不会爆炸。”

在爱荷华州的凯塞，是SR２５号公路和I－８０号公路的相交之处，有这样一条涂鸦：“我母亲让我成为娼妓。”在这句话后面有人用完全不同的笔迹加了一句：“如果我胡扯，她会让我成为娼妓吗？”

在卖商品通用条码设备时，他就已经收集并在笔记本上记下各种涂鸦片语，一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记录。他觉得这些东西只是有趣或令人不安，或两者兼有。后来他慢慢地对这些穿州过县时发现的涂鸦着了迷，长途行驶时除了这些涂鸦，似乎只有车前灯是交流的方式，要不就是有人心情不好时想发泄一下，在车道上堆上一堆雪。他渐渐明白或只是希望自己在这儿能看到涂鸦，比如“噗叽，肚叽，你这个泼皮”中带着“叽、叽”这样音节的轻快节拍，或是词不达意的愤怒：“１３８０西大街杀了我母亲，抢走了她的首饰。”

就拿“我坐在这儿，活动一下屁股，生出另一个得克萨斯人”

这老旧的打油诗来说吧。你读的时候就觉得它是单格诗，但不是抑扬格，而是某种重音在第三个音节的单格三连音格式。格律在末尾有点不连贯，但它的可记性却增强了许多，这使整句话在结尾处有个记忆点。他曾多次想要重返学校，学习诗词格律，把它们全记住。他知道自己正在和自己谈韵律，精神上是放松的。现在他真正记得在学校里所学的东西只有抑扬格的五步格诗了：“生存还是死亡，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他早在I－７０号公路的男厕所里看到过这个诗句，但后面有人加了句“真正的问题是谁是你的父亲，傻瓜”。

现在这些三连音的诗句叫什么，是抑扬格吗？他不知道。他能否查出正确的叫法似乎不再重要了，但他能查出。这都是可以学到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再看这种阿尔菲在全国都能看到的变体“我坐在这里，坐在便器之上，生出一个缅因州骑警。”总是说到缅因，无论在哪里都是说缅因州骑警，为什么这样？因为没有其他州可以选择，缅因是美国５０个州名中惟一的单音节的州名。这个变体还是三连音“我坐在这里，坐在便器之上”。

他过去想写本书，就只是个想法。首先想到的书名是《别抬头看这里，你正把尿撒到鞋上》，但这不可能作为书名，也别指望谁愿意把它放在书店里卖，而且这样的名称显得没分量且轻率。他思考了多年，得到一个厚重的书名。最终决定使用的这个书名是采用他过去在休息区厕所的蹲位间里看到的涂鸦，那是在堪萨斯州的福特斯克特市郊外的５４号高速公路边上。这个书名是《我杀了泰德·班迪：美国高速公路的运输密码》（阿尔菲·齐默尔著）。这个书名听起来神秘而带有隐隐的杀气，也蛮有文学色彩，但他还没有写。

尽管在全国各地他都看到“如果我胡扯，她会让我成为娼妓吗”被加在“我母亲让我成为娼妓”后面，他从来没有表示出（至少在书面上）自己惊人的冷漠，他的反应只是记录下来。“财神是新泽西州的王者”这句话又怎样呢？如何解释为什么只有新泽西能使人感到这句话有趣，而其他州的名字可能不行？甚至似乎还有些傲慢？

他只是个小人物，干的是小人物的活，目前卖的是一系列冷冻的正餐食品。

现在，当然就现在…阿尔菲又吸了一大口烟，然后捻灭烟头，打电话回家。他似乎预料到妻子毛拉不在家，一打果然没有人接，答录机里他自己的声音回答了他，最后还报了自己的手机号码。这样更好。手机在雪佛莱车的行李箱里，摔坏了。对这些小玩意他总是伺候不好。

在“嘀”的一声后他说：“喂，是我，我在林肯市，正在下雪，记住把沙锅给我妈拿过去，她要用。还有，她还要红球商场的礼券，我知道你一定认为她是老糊涂，还要那些东西。她年纪大了，就迁就她一下吧。告诉卡琳，老爸向她问好。”他顿了一下，加了句“我爱你”。这是大约五年来他第一次这么说。

他挂了电话，想再吸一支烟，现在不用担心肺癌了。他已经决定不再拥有它。他拿起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放在电话边。拿出左轮手枪，打开弹匣，一看满的，手腕一抖，弹匣啪地复位，然后他把短短的枪管滑进口中。嘴里有着金属和机油的味道。他想起这样的诗句———“我坐在这里，将冷却身体，我打算吃一粒花生米”。

他张着嘴含着枪管。这感觉是可怕的，他从没打算写进他的书里。

另外一个念头又冒了出来，他把枪插回枪套，把电话拖过来再打回去。他等自己的声音说完那没用了的手机号码后说：“还是我，别忘记已经和兽医约好后天带兰博去看病，夜里别忘了喂壮骨片，这确实对它的后腿有好处，再见。”

他挂了电话再拿起枪。在把枪管塞进嘴里时，他的目光落到笔记本上。他皱着眉头把枪放下。笔记本打开着，上面记着最后四条记录。听见枪声赶来的人首先看到的是他的尸体四仰八叉地横在床上，血流到墨绿的地毯上。第二个看到的可能是这个翻到最后一页的笔记本。

阿尔菲想一些警察，一些内布拉斯加州的骑警，可能永远不会被写进任何卫生间墙上的涂鸦里，因为它的发音不符合韵律原则，他们却会读到最后这些记录，也许还把这个充满自己钢笔字的笔记本作为破案线索。警察可能会把前三条———“特洛依口香糖”、“噗叽，肚叽，”和“挽救俄罗斯犹太人”———当成疯话而不予理睬。

而读到最后一行“你所爱的都将被带走”，就认为这个家伙的死已经有了点合理性，这已足够写成半路自杀的合理记录。

阿尔菲不想使人们认为他疯了（在以后查看他的笔记本时，看到“麦加·艾文斯在迪斯尼乐园活得很好”就可能加深这种印象）。

他并没有疯，多年来他记下这些东西也不是不正常的，这一点他可以确信。如果他所做的是错的，如果认为笔记本上的是疯言疯语，那么人们就该进一步看看更多的记录。例如，“别抬头看这里，你正把尿撒到鞋上”不是很幽默吗？难道是愤怒的咆哮？

他想到可以在厕所里把笔记本销毁，随后又摇摇头。他卷起衬衣袖口站起来，在房间里四处打量，还是想着把这讨厌的笔记本销毁。此时通风机呼呼地转着，日光灯发着蜂鸣声。尽管把笔记本浸到水里能使墨迹模糊，但不能全部弄模糊。而且这笔记本跟了他这么久，在他的口袋里和他在平坦宽阔的中西部平原上穿越千里。他讨厌用马桶把它冲走的想法。

最后一页怎么办？最后一页肯定会坏事的，要冲掉。但其他的要留着给他们看（总是有人愿意看），神志不清的证据全部在上面。

看到这他们会说，“还好他没拿着AK－４７冲锋枪到学校里扫射，带一群孩子和他一起去死。”这些流言也会像狗尾巴后面系着的马口铁罐一样跟着毛拉。他们在超市里相互打听，“你听到她丈夫的事了吗？在一个汽车旅馆里自杀，留下一本充满胡言乱语的笔记本，还好他没有杀她。”唉，他自己还能经受得起这样的流言，毛拉也能，但卡琳，她还小…阿尔菲看着表。卡琳此时正在参加少儿篮球赛。她的队友可能说和超市女人相同的话，伴随着那些冷漠的七年级孩子哧哧的笑声传到她耳朵里，他们的眼睛对她充满着幸灾乐祸和恐惧。这对她公平吗？当然不。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也是不公平的。有时沿着高速公路奔驰时，你会看到一大块橡胶从有些个体卡车司机用的翻新的轮胎中伸出来。那就是他现在的感觉：被抛弃和践踏。而药丸的作用更糟糕，它们使你脑袋变得空荡荡的，让你感觉自己处于一个巨大的麻烦之中。

“但我并没有疯。”阿尔菲说，“那不会让我发疯的。”不，也许发了疯会更好些。他拿起笔记本，轻轻合上，就如合上点三八口径的左轮手枪的弹匣一样。他坐在那儿，手指轻弹着大腿，这一切好像很荒唐。

无论荒唐与否，这都会让他心烦。在家里时经常因为老想着烤炉是否关了而心烦，直到他从床上起来查看并确认烤炉已经关掉为止。但目前这种心烦更糟，因为他喜欢笔记本里的东西———积累多年的涂鸦。想想这些涂鸦，这实际上是他过去几年真正的工作，而非卖价格条码阅读器或冷冻正餐食品，也不是在新奇的微波碟中的斯万森肉肠或冷冻王后公司的食品。仍有很多像“海伦·克勒干她的男人”这样的句子在笔记本上。一旦他死了，笔记本也许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尴尬，这就像因为试图找一种新的手淫方式而不小心把自己吊死在柜子里，短裤踩在脚下，精液射在了脚踝上。

笔记本上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出现在报纸上，他的照片旁边。从前他会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但这些年连在“圣经地带”的州（美国中南部比较保守的州）的报纸都常会有猜想总统的阴茎上是否有黑痣的文章，所以现在这样的想法很难驱除。

那么烧了它？不行，这会让那该死的烟火探测器发出警报。

把它放在墙上那幅小男孩拿着鱼竿带着草帽的画后面？

阿尔菲考虑了一下，慢慢地点点头，不错的主意。那个笔记本将会在那里藏上多年。然后在遥远将来的某一天，它可能掉出来。

有人，也许是投宿者，更可能是清理房间的女孩好奇地捡起来，也许还飞快地浏览一遍，那人会有什么反应，感到震惊还是觉得有趣？或是感叹那令人挠头的困惑？阿尔菲更希望结局如此，因为笔记本里的东西就是令人不解的。“猫王杀了一只大猫咪”———有人在得克萨斯州的黑克贝里乔克这个地方写下这句话。“平静正被平方”———有人在南达科他州拉比德市这么认为。在这句话的下面还有人写道“不，蠢货，平静＝（va）２＋b，如果v＝平静，a＝满意，b＝性和谐”。

那么就藏在画后面吧。

阿尔菲刚走到半路，突然想起大衣口袋里的药丸，还有更多的药丸在车仪表盘上的小柜里，有好几种，都治同一种病。这些都是处方药，但不是医生开给你让你感到快活的那种。所以警察可能会彻底搜查这个房间，看有没有别的药。当他们从墙上掀起那幅画时，笔记本就会从里面掉出来，这样就会让事情看起来更糟糕，甚至更疯狂，因为把它藏起来就是一种痛苦。

他们读着这最后的遗物，把它当成自杀的记录，只是因为它是最后被发现的，无论他把笔记本藏在哪里，那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就如一些东得克萨斯州收费公路上的涂鸦句所写的那样———就像美国人屁股上的屎一样肯定。

“如果他们发现它。”他自言自语，那样的结局就会在他身上发生。

雪积得更厚了，风刮得更强了，田野对面闪烁的灯光不见了。

阿尔菲站在停车场边被大雪覆盖的车旁，大衣被风吹得在他前面翻腾。在那农夫家里，他们这时候一定全都在看电视，如果谷仓上的卫星接收器没被风刮倒的话，那是个有农夫和农妇的完整家庭。他又想到自己家，妻子和卡琳可能从篮球赛场回来了。毛拉和卡琳生活在和穿州过县的奔波没什么关系的生活中。她们没见过快餐亭被吹倒在中断行驶的车道上，没听过杂物以７０英里、８０英里、９０英里的速度从耳边飞过的声音，就如多普乐的哀鸣。他并不是在抱怨（或希望不算抱怨），他只是要指出这种情况。“即使这样，无人知晓。”———有人在密苏里州的乔克列文市的茅厕墙上写下这样的诗句。有时这些地区高速公路的休息区的卫生间还有血迹，大多数地方只有一点，但有一次他曾在一个嵌着铁框的镜子下面污秽的水槽里看到半槽血。有什么人注意到？有什么人报道这样的事？

在一些休息区，天气预报不断地从天花板上的扬声器里传下来，在阿尔菲听起来，那些声音就像闹鬼似的，像从尸体的声带上发出的鬼的声音。在２８３号公路上，在堪萨斯州的康迪，在内斯县，有人写道“看，我站在门前敲门”，还有人在后面添了一句“如果你不是从杂志发行局来的，滚开，坏孩子”。

阿尔菲站在人行道的边上，把衣服抓紧一些，因为天气很冷，风还夹带着雪。左手拿着笔记本，窝成两半。根本没必要把它毁掉。他只想把笔记本扔到某个农夫东边的田地里，而此处是林肯市的西边。风会帮助他的，笔记本能在风中飞２０英尺远，落到犁沟之前风还能带着它翻滚一段距离，然后被大雪覆盖。它就这样在那里被埋上一整个冬天。在他的尸体被送回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就这样埋着。春天，这个农夫开着拖拉机耕地，他的驾驶舱里播放着帕迪·拉夫里斯或乔治·琼斯，也许是克林特·布莱克的音乐。

他可能把笔记本犁进土里而没有看见它，那样它就可能消失在自然界中，他一直希望是这样的结局。“放松，这只是漂洗过程”，有人在离密苏里州卡梅伦市不远的I－３５号公路边的付费电话旁这么写。

阿尔菲把手甩起来准备把笔记本扔出去，却又放下了手臂。他真的很不想扔掉，这才是他真实的想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底线。

但现在情况不妙。他又举起手臂又一次放了下去。在忧伤和犹豫中他开始哭泣，连自己都感觉不到的哭泣。风在他四周呼啸而过，奔向四方。他深深知道不要继续这样的生活，一天也不要了。他也知道朝嘴里开一枪是一种比任何改变都容易的结束这种生活的方式，远比写一本可能没几个人读的书容易多了。他再次举起手臂，勾起拿着笔记本的手伸到耳后，像一个投球手准备投出快球的姿势，然后就这么站着。他想出一个主意———数到６０，如果在数的时候农夫房子的灯火又亮了，他就去写本书。

为了写一本这样的书，他认为必须以叙述以下事物开始：如何测量绿色里程标之间的距离；城市的大小；当你在俄克拉荷马州或北达科他州的那些休息区时从车里出来时听到的风声；他还要谈论寂静、卫生间散发着尿臊味和已离去的旅行者留下的很浓的屁味，还有那些在寂静中从墙上发出的声音在说话。这些声音已经描述过，接着叙述其他的东西。这些叙述令人心酸，但如果风停了，那农家灯火又出现了，他一定要写书。

随便哪种情况都可以，随便了。

阿尔菲站在那在心里默数到６０，等着看风是否能停下来。

我喜欢开车，特别是喜欢长途高速地行驶于各州之间。路上除了两边的大草原，或大约每隔４０英里用空心砖盖起来的休息区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了，休息区的卫生间总是充满着涂鸦，有些特别古怪。我开始收集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东西，把它们记在小笔记本上。其他的涂鸦则是从互联网上摘抄下来的（有几个专门的网站），最后写成这个关于涂鸦的故事，这就是故事的起因。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好不好，但我非常关心那个沉溺其中的孤独的男人，确实希望他的心情变好。在第一稿中我写了心情好转的情况，但《纽约客》的编辑比尔·布佛德建议我把结尾改得更隐晦些。他的建议我采纳了，但我们都要为世界上所有的阿尔菲·齐默尔祈祷。

《杰克·汉弥尔顿之死》

首先我想让您知道：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喜欢我的搭档强尼·迪林杰尔，联邦调查局的梅尔文·珀维斯———埃德加·胡文的得力干将，他就非常讨厌强尼；至于其他人，强尼有办法让他们喜欢他，他总有办法逗人们乐。上帝最终会有定论的，这是他过去常说的话，人们怎会不喜欢持这种人生观的家伙呢？

人们可不想让这样一个人死。如果你知道有那么多人仍说１９３４年７月２２日联邦政府警察在芝加哥电影院附近击毙的人不是强尼，你一定会很吃惊。首先，因为是梅尔文·珀维斯负责追捕强尼。除了是个卑鄙狂徒，珀维斯还是令人讨厌的蠢货（他是那种不管窗口是否开着，你都想把他从窗口扔出去的蠢货）。从我这里你也听不到对他有一点好的评价。那同性恋的纨绔子弟，我是多么恨他啊，我们所有的人都那么恨他！

在威斯康星州的小波黑米亚枪战后，我们从珀维斯及其爪牙的手中逃脱，我们所有的人都逃了出来！那年最大的悬念就是那该死的娘娘腔是如何保住了他的乌纱帽。强尼曾说：“埃德加不可能让女人为他口交！”我们都大笑！珀维斯最终抓到了强尼，他在电影院外设下埋伏。强尼从小路跑开时被他们击中了背部，强尼倒在垃圾和猫粪中，说了句“怎么会这样”，就死了。

人们仍不相信这事实。他们说强尼很帅，帅得就像电影明星，而那些警察在电影院外击中的那家伙是个圆脸，肥肥胖胖的像煮熟的香肠。强尼还不到３１岁，而警察那天晚上击毙的那家伙看起来显然有４０岁了，而且（说到这里人们压低嗓子，近乎耳语）每个人都知道强尼·迪林杰尔的阴茎有路易斯维尔·施郎杰的那么大，那个中了珀维斯埋伏的家伙却只是普通的１５厘米长。还有就是他上唇的伤疤（你从停尸间里拍的照片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伤疤，像个溜溜球吊在我老搭档的头上，看起来很庄严，好像再一次告诉全世界犯罪不会得报应），那疤痕把强尼的胡子断成两半，而每个人都知道强尼没有那样的疤痕，看看他其他的照片就知道。谁知道还有没有更多的传闻。

曾经还有本书说强尼没有死，比他那些逃亡的兄弟活得还久，最后是在墨西哥死的。他住在哈奇市，用他那大家伙使那些西班牙裔的太太小姐们快乐。那本书宣称，我的老搭档是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０日死的，比肯尼迪早两天，当时有６０多岁了，但不是联邦政府的子弹送他归西，而是普通的老年人心脏病发作，他死在床上。

这种说法真不错，可惜事情不是这样。

强尼的脸在那些旧照片上看起来很胖，因为他确实很重，他是那种一紧张就吃东西的人。杰克·汉弥尔顿在伊利诺伊州的奥罗拉死后，强尼觉得下一个死的就是他。在我们埋葬完可怜的杰克的墓坑边，他说了很多这种话。

至于他的家伙，在印第安纳州的潘德尔顿少年感化院时我们就见识了。我见过他脱衣服，我霍莫·凡·米特可以证明他有个大家伙，但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如果你想知道谁的特别大，我会告诉你是玛玛帮的乖孩子———道克·巴克———哈！）我还想说说强尼上唇的疤痕，就是你在那些照片上看到的———他躺在停尸床上，那疤痕断开他的胡子。那疤痕没有在以前的照片上出现是因为那是后来才有的，是在奥罗拉，在我们的老搭档杰克·汉弥尔顿快死时伤的。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强尼·迪林杰尔是如何得到这个疤痕的。

在小波黑米亚的枪战中，我、强尼和红头发的汉弥尔顿从那幢房子后面厨房的窗户跑了出来，一路直奔湖边，而珀维斯和他那些白痴手下仍朝前面的房间狂射子弹。天哪，我真希望这幢房子的德国佬房东为它买了保险。我们找到的第一辆小车是一对住在那房子附近的年老夫妇的，但车子无法起动。我们的运气比较好，没走多远就找到第二辆车，是一个木匠的福特双门汽车，强尼把木匠推到了驾驶座上，让他把我们送回了圣保罗。之后，我们请他下车，他心甘情愿地下了，我接着开。

我们从圣保罗穿过密西西比河，朝下游开了３０多公里，虽然所过之处当地的警察都出动排查他们所称的迪林杰尔帮，但我想如果杰克·汉弥尔顿在逃跑中没有把帽子弄丢，我们可能就会没事。

他汗流浃背———紧张时他总是这样。他在木匠的车后座上找到一团破布，把它弄成带状绑在头上，像印第安人那样。我们经过时引起了守在斯派勒桥威斯康星州那头的警察的注意，他们赶过来想看个明白。

也许我们就要在这里完蛋了，但强尼总是有魔鬼般的好运———直到芝加哥电影院。他让我绕过一辆运牛的卡车，让卡车夹在我们和警察之间，这样警察就过不来。

“霍莫，踩刹车！”强尼冲我喊，他的声音非常有幽默感，“慢下来。”

我照办，看着那卡车在尘土中远去，那些警察的车还在和卡车一起跑。我的妈啊，真妙！哈！等我生活稳定时，我会把这段轶事写下来。

我们似乎永远摆脱他们了。杰克说：“慢下来，你这该死的笨蛋，不要再开那么快了。”

于是我就慢了下来，以５０多公里的时速开了１５分钟，平安无事。我们谈论着小波黑米亚的枪战和烈斯特（大家总叫他“娃娃脸”）是否逃出来了。就在这时，响起一阵来复枪和手枪的声音，子弹的声音在柏油路上呼啸着。一定是桥头那些反应迟钝的警察！

他们追上来了，离我们八九十米，这样的距离足够使他们击中轮胎，他们当时可能还不敢肯定车里的是不是迪林杰尔帮。

他们很快就知道我们是迪林杰尔帮了。强尼用来复枪的枪托撞碎福特车的后窗，开始朝他们开枪。我踩下油门提速到８０公里，这样的速度在那时是非常快的。路上车不多，我尽量超车，或左，或右或从地沟里。有两次我感到车一边的轮子弹了起来，但我们没有翻车，开福特车逃跑是最好的。有一次强尼写信给亨利·福特本人，告诉他“当你开着福特车时，其他车都只能望其颈背”。那天我们确实远远地甩下了他们。

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听见砰砰的声音，发现挡风玻璃上出现了一条裂缝，一颗子弹（我肯定那是点４５口径的）击中了车的仪表盘，看起来像一只又大又黑的榆树甲虫。

杰克·汉弥尔顿坐在客座上，把冲锋枪放在地板上，正在检查弹匣，我想他准备靠在窗口进行还击。这时又砰的一声，杰克叫了起来：“噢，妈的，我中弹了！”子弹穿过被打碎的窗口，我不知道怎么没击中强尼却打中了杰克。

“你没事吧？”我大声问，并像猴子一样伏下身去开车。我一路按着喇叭，超过了右边的库理乳品公司的卡车，吼叫着让那穿白大衣的狗娘养的农民给我让路，“杰克，你没事吧？”

“没事，很好！”他说，掏出另一支枪，几乎半个身子都探出了窗户。只有一辆运奶的卡车在后面。我从后视镜里看到那司机戴着小礼帽呆滞地盯着我们。杰克趴在窗口上时，我看见他的大衣中间有个洞，又圆又整齐，好像用铅笔画的，没流血，只是一个黑洞。

“别管杰克，快开！”强尼冲我喊。

我继续开。我们超过那辆运奶车约１公里后，发现警察全被堵在后面，因为一边是护栏，而另一边是那个呆头呆脑的司机在开车。我们再提速，不一会儿就把运奶车和警车都甩掉了。在路的右边我们突然发现有一条砂石路通到树林里。

“开进去。”杰克喘着气说，坐回到座位上，我已经开进去了。

这是条老路，路的一边起伏不平。大约开了６０多米，在一个看起来很久没人住的农舍前停下，我关了发动机，我们全下了车，躲在车后面。

“如果他们追来，我们就给他们好看！”杰克说，“我可不想像哈里·皮尔蓬特那样去坐电椅。”

可是没人来。大约１０分钟后，我们上了车，小心翼翼地开回原来的路。我看到了不是很愿意看到的事。“杰克，”我说，“你嘴里流血了，小心，不然会滴到你的衬衣上。”

杰克用右手大拇指拭去血迹，看着拇指上的血，朝我笑了笑。

那笑容至今仍会出现在我梦里：咧大了嘴，笑里带着对死亡的恐惧。“只是咬破了我的内颊，没事。”他说。

“真的？”强尼问，“你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滑稽。”

“我有些透不过气来，”杰克说，他又用拇指拭嘴边的血，血少了，他似乎满意了，“我们快离开这里。”

“霍莫，回头往斯派勒桥开！”强尼告诉我。我喜欢听他指挥，并不是所有关于强尼·迪林杰尔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但他总是知道怎么回家，甚至后来他不再有家，我仍信任他。

强尼看到特科萨科石油洞的加油站时告诉我向左拐，我们像教士去传教一样平平安安地开了５０公里。我很快就开到了乡间的沙石路上。强尼指挥我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而在我看来那些路都一样。车子在荒置的玉米地里开着，路很泥泞，地里有些地方还有残雪，不时有些傻里傻气的孩子看着我们的车开过。杰克越来越安静，我问他怎么样了，他说没事。

“好，好，我们安定一点时，应该看看你的伤势，”强尼说，“我们还要把你的大衣拿去补一下，穿着那带洞的大衣，看起来像有人击中你似的！”他笑了起来，我也笑了，连杰克也笑了。强尼总能让人快活起来。

“我想子弹打得不深，”杰克说，“我嘴里不再流血了。”他转过身来让强尼看他的手指，上面只有褐色的血迹，但他转回来时，血从他的嘴和鼻子里涌了出来，此时我从乡间砾石路开到了４３号公路上。

“我想子弹打得不很深，”强尼说，“如果你还能讲话，可能没事，我们会照顾你。”

“当然，”杰克说，“我很好。”他的声音更小了。

“他妈的！”我说。

“噢，闭上你的乌鸦嘴。”他说，我们都笑了，他们常常取笑我，以此为乐。

我上了主干道五分钟后，杰克昏了过去。他颓然靠在车窗上，一注血从他的嘴角淌下来，染红了车窗。这使我想起重重拍死一只吸饱血的蚊子后，到处都是深红色的血。杰克头上的破布已经松了。强尼把破布取下来擦去他脸上的血，杰克咕哝着抬起手好像要推开强尼，但手却落回到大腿上。

“那些警察可能已经用无线电通知前面了。”强尼说，“如果我们到圣保罗，就会完蛋，我是这么想的，你说呢？霍莫？”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我们去哪里？芝加哥？”

“对，”他说，“我们先要把这辆车毁掉，他们现在可能已经知道车牌号了。即使还不知道，也是运气不好，该死的瘟神。”

“杰克怎么样？”我问。

“他会没事的。”他说，我知道不要再说什么了。

我顺着路开了不到２公里停下，强尼对着那瘟神福特的前轮大骂，杰克则靠在车前仪表盘上，脸色苍白，有气无力。

每次我们要打劫车辆时，总是我去拦车。强尼有一次对我说：“那些不给我们其他人停车的人总是会给你车，我想知道为什么？”

哈里·皮尔蓬特回答了他的问题，那时只有皮尔蓬特帮，还没有迪林杰尔帮，他说：“因为他看起像霍莫，其他人没有霍莫·凡·米特看起来这么像霍莫的。”

我们都对这个回答嗤之以鼻。现在我又像霍莫了，而这次的劫车事关重大，可以说是生死之大事。

我假装在修轮胎，三四辆车开了过去，接着来了一辆农用卡车，开得又慢又不稳，车后坐着几个家伙。“要帮忙吗？伙计。”司机问。

“没事。”我回答，“多干点活可以多吃点饭，你们走吧。”

他冲我一笑开走了，坐在车后的家伙们也朝我挥挥手。

随后而来的是一辆福特车，就这么一辆，我向车里的人挥手让他们停下来。我站在漏气的轮胎边，他们不由自主地会看到那轮子，我咧着嘴冲他们笑。老大哈里就说我是路边善良的霍莫。

这一挥手福特车停了，里面有三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胖乎乎的婴儿，一家子。

“伙计，看来你的车胎漏气了。”那男人说，他穿着夹克和大衣，很干净，但品质不是很好。

“啊，下面没气时，”我说，“我不知道有多糟。”

我们正笑着说轮胎就像新的一样时，强尼和杰克拿着枪从林子里出来了。

“先生别动，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杰克说。

那人看看杰克又看看强尼，又看看杰克，又把目光转向强尼并张大了嘴。这情景我看了上千次，但总是会逗我发笑。

“你们是迪林杰尔帮。”他惊慌地喘着气，把手举了起来。

“很荣幸见到你，先生！”强尼说。他抓住那男人伸出窗外的一只手，“请您下车好吗？”

他下车时，有两三辆小车经过，那些进城的乡下人，直挺挺地坐着像是在坐过去那种软轿。我们看起来就像一伙人在路边准备换轮胎。

这时杰克走到新福特的驾驶室边，关了发动机取出钥匙。那天的天空灰白，似乎要下雨或下雪了，但杰克的脸更白。

“夫人您叫什么？”杰克问那女人，她穿着灰色的长大衣，戴着漂亮的水手帽。

“狄丽·弗朗西斯。”她说，她的眼睛像李子一样又大又黑。“他叫罗伊，是我丈夫，你要杀我们吗？”

强尼严肃地看了她一眼说：“弗朗西斯夫人，我们迪林杰尔帮从不杀人。”强尼总是要说明这一点，哈里·皮尔蓬特过去常笑他并问为什么要费这口舌，但我想强尼这么做是对的。这也是在那个杀他的同性恋者很快被人遗忘后，很长时间里人们还记得他的原因。

“正是这样，我们只抢银行，比他们说的少得多。这个小孩叫什么？”小孩下巴系着围兜，胖乎乎的，气色很好，长得像W．C．菲尔德斯。

“他叫巴斯特。”狄丽·弗朗西斯说。

“嗯，他块头有点大，几岁了，两岁还是三岁？”杰克微笑着说，牙齿上出现血迹。

“快两岁半了。”弗朗西斯夫人自豪地说。

“真的吗？”

“真的，对他的年龄来说个头是大了点。先生，你还好吧？你的脸色很苍白，有血在你的———“

强尼开口了：“杰克，你能把车开进树林里吗？”他指着木匠的福特车。

“当然能。”杰克说。

“车胎没气也行？”

“看我的，就那样开我非常渴，夫人，弗朗西斯夫人，你有喝的吗？”

女人转过身弯下腰———手中抱着一个孩子要这么做还真不容易———从后面拿出一个保温瓶。

另外一两辆车悠闲地开过，车里的人朝我们挥挥手，我们也向他们挥手，我仍然在傻笑，就想装出像霍莫的样子。我很担心杰克，不晓得他是否能站得稳，更别说把保温瓶里面的东西倒出来痛饮一番。她告诉他里面是冰茶，可他似乎没听到。当他把保温瓶递还给她时，他的眼泪落到了脸颊上。他谢了她。她又问他是否没事。

“我现在去开。”杰克说，他上了那辆瘟神福特车并把它开入了林子里，强尼咒骂的那个轮胎在上下跳动。

“为什么你们不打后轮？你们这些该死的傻瓜。”杰克愤怒地上气不接下气地骂着。然后他就摇摇摆摆地把车开进林子里看不见了。回来时，他看着自己的脚，走得很慢，像一个老人在冰上行走。

“好了，现在我们是朋友了，我们想搭一小段路。”强尼说。他发现弗朗西斯的钥匙环上有一只像征幸运的兔子腿，用它向我示意，使我知道弗朗西斯先生再也见不到他的福特车了。

强尼开车，杰克坐在旁边的客座上，我和弗朗西斯一家人挤在后座。我想逗那小孩笑。

“我们到下一个小镇时，”强尼说，“放你们下车，给你们足够的车费去你们想去的地方，我们把车开走。我们不会把车搞坏，只要没有人朝车开枪，你就能要回和原来一样新的车。我们中的一个人会打电话告诉你车在哪里。”

“我们还没装电话。”狄丽说。真正的牢骚———她这话听起来像每隔一星期都要干才会爽的那种女人说的。“我们还在等，但那些装电话的人非常慢。”

“那么，好吧，”强尼很有幽默感，根本不会为他们没电话而感到难办，“我们打电话给警察，他们会和你们联系。可是，如果你们还抗议，就别想车子完好无损。”

弗朗西斯先生点点头，似乎每一个字都相信。也许他确实相信，因为我们是迪林杰尔帮。

强尼把车开到特科萨科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加满油，还买来苏打汽水分给大家，杰克像沙漠里快渴死的人似的喝了一瓶葡萄味的汽水，但那女人不让她的小孩喝，一口都不让喝。小孩就伸出手哭喊着去要。

“在吃午饭前他不能喝汽水。”她对强尼说，“你干吗呀？”

杰克正闭着眼把头靠在车前，我想他又昏过去了。但他却说话了：“让那小鬼闭嘴，夫人，否则我会“

“我想你忘了在谁的车上。”她很高傲地说。

“给他汽水，你这婊子。”强尼说，仍在微笑着，但现在是另一种笑了。她看着他，脸色变白了，于是小孩得到了他的汽水，吃或不吃午饭都要喝汽水。开了３０多公里，我们在一个小镇上让他们下了车，我们继续朝芝加哥方向开。

“娶那么个女人真够他受的。”强尼评价那对夫妇。

“她会报警。”杰克说，仍没睁开眼。

“永远不会，她不会为了省那一点车钱而去报警。”强尼和往常一样的自信。他的判断是对的。到芝加哥之前，我们只见到两辆蓝色的甲壳虫车，两辆都是和我们相反的方向开的。这两辆车都很快，车里的人根本看不清我们。这是强尼的运气好。至于杰克，看看就知道气数已尽。在到鲁普之前他一直在和他母亲谈话，精神已错乱了。

“霍莫！”强尼瞪大眼说，过去他总这样逗我发笑，像个女孩在调情。

“什么？”我在背后高兴地看着他。

“我们没地方可去，这里比圣保罗还差。”

“去莫菲那里，”杰克闭着眼说，“我要杯冰啤酒，很渴。”

“莫菲那里，不错的主意！”强尼说。

那是１个爱尔兰人开的酒吧，在芝加哥南区。酒吧里有蒸汽保温桌，用来加热的木屑，２个酒保，３个保镖，还有友善的女孩，楼上有１个房间，你可以把女孩带上去。酒吧后面有更多房间，有时人们在那里聚会，或休息一两天。在圣保罗我们知道有４个地方，而在芝加哥只知道２个地方。我把弗朗西斯先生的福特车停到小路上。强尼和我们神志不清的同伙坐在后座———我们还没想称他是我们垂死的同伙———他让杰克把头靠在他肩膀上。

“进去叫布莱恩·姆尼出来。”强尼说。

“他不在怎么办？”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说。

“哈里！”杰克喊了一声，以为自己在跟哈里·皮尔蓬特说话，“你给我叫的那妓女把该死的淋病传给了我！”

“去吧。”强尼对我说，像母亲般的用手抚摸杰克的头发。

还好，布莱恩·姆尼在里面，强尼的好运又来了。我们要了一间房过夜，尽管要价２００美元，可考虑到能看见那条小路、厕所又在大厅的远端，那房间还是不错的。

“你们几个小鬼很拽啊，”布莱恩说，“报纸广播都在说小波黑米亚的事，米奇·麦卡鲁尔会把你们赶出去的。”

杰克坐在屋角的简便床铺上，抽着一支烟，喝着生啤酒，啤酒让他恢复了精神，几乎又回到了老样子。“烈斯特走了吗？”他问姆尼，在他讲话时我看着他，看到了可怕的事：他吸了一口“幸运”

牌卷烟，一小缕烟像狼烟似的从大衣背后的那个洞冒了出来。

“你是说娃娃脸？”姆尼问他。

“你不打电话给他怎么知道你在哪里。”强尼呵呵地笑着。现在杰克恢复正常他更高兴了，但他没有看见那柱烟从他背后冒出来，我也希望没看见。

“他和一群联邦调查局的人交火后跑了。”姆尼说，“至少有１个，可能是２个被杀，这使事情更糟糕。你们今晚可以留在这里，但明天下午前必须离开。”

他出去后强尼等了几秒，像个小孩似的伸了伸舌头。我笑了，强尼总能逗我笑。杰克也想笑，但很快停下来，笑的时候他感到伤口很痛。

“伙计，该是脱衣服看看伤势的时候了。”强尼说。

我们花了５分钟才把大衣脱下，他只剩内衣了，我们三个都汗流浃背。我多次用手捂住杰克的嘴，不让他喘，弄得我袖口都是血。

大衣衬里的血迹还不如一朵玫瑰大，而白色的衬衣一半都是红的，内衣全红透了，粘在肩胛骨以下的左半身上，内衣中间有个肿块，像座小火山。

“别，别再脱了。”杰克痛得直叫。

“没事了。”强尼说，用手掌抚摸他的头发。“我们看完了，去睡吧，你需要休息。”

“我睡不着，太痛了，噢，上帝，如果你知道伤得多重。我要再来一杯啤酒，渴死了，这次别放盐。哈里在哪，查利在哪？”

哈里·皮尔蓬特和查利·马克雷的关系，我猜查利是在他们成年后把哈里和杰克赶出少感院的老坏蛋。

“他又有问题了。”强尼说，“他需要医生。霍莫，就是你了，去找个医生来。”

“老天，强尼，这不是我的地盘！”

“没关系。”强尼说，“如果我出去，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给你几个名字和地址。”

最后他只写了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我到了那地方，却一无所获，那个医生（其实是做药丸的，做堕胎药和消除指印的酸液）已在两个月前吸食过多的鸦片把自己给爽死了。

我们在莫菲酒吧后面低劣的房间里呆了５天，米奇·麦卡鲁尔曾进来要赶我们走，但强尼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他交涉。当强尼展示自己的魅力时，几乎没人会拒绝他，另外我们也付了房租。到第五天，我们的房租已涨到４００美元，他还禁止我们在酒吧里出现，怕有人看见。没有人看见，据我所知，在四月下旬的这五天里，警察没发现我们的藏身之处。我想知道米奇·麦卡鲁尔在这个交易中赚了多少，一定很多。我们打劫了银行，但所得不多。找了几个美发师和刮脸师之后我就不再找了。没人愿意来看杰克，他们说这事太棘手。这是最糟糕的时候，直到现在我还不愿提起。可以这么说，我和强尼体会到了在客西玛尼园里耶稣被彼得拒绝三次的感受。

过了一阵子，杰克变得时好时坏，不久后他几乎完全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他讲到他母亲，讲到哈里，又讲了从密歇根城来的一个出名的同性恋者———布比·克拉克，我们都认识。

“布比想亲我。”杰克不断地说了整整一晚上，我听得要发疯，而强尼一直不介意。他坐在杰克旁边，抚摸着他的头发。他在杰克内衣的弹孔四周剪出一块正方形，不断地用红药水涂伤口，但伤口周围的皮肤已变成灰绿色并散发着气味，那种让人很难受的臭味。

“伤口腐烂了，他是快死的人了。”米奇·麦卡鲁尔在收租的时候说。

“他不是。”强尼说。

米奇两只胖手支在臃肿的膝盖上，他闻着杰克的气息，就像警察在闻醉酒的人，然后直起身子说：“你们最好快去找医生，伤口发臭，呼吸”米奇摇摇头走了出去。

“操他妈的！”强尼对杰克说，仍摸着他的头发。“他知道什么？”

杰克什么也没说，他睡了。几小时后，我和强尼各自入睡了，杰克却坐在床沿大骂密歇根市的典狱长亨利·克劳迪———我们过去称他为上帝我·克劳迪，因为他总是说上帝我要干这个，上帝我要干那个。杰克嚷着如果克劳迪不让我们出去我就杀他。叫嚷声使隔壁的人狠捶墙壁叫我们让他闭嘴。

强尼坐在杰克身边，和他讲话并安抚他。

过了一会儿，杰克叫我：“霍莫。”

“什么，杰克？”我应道。

“你为什么不套这些苍蝇？”他问。

我很奇怪他还记得这个，“是，我很喜欢套，可这里没有苍蝇啊，在这个地方，还不是有苍蝇的季节。”

杰克用低沉嘶哑的声音喝道：“你们或许有人身上有苍蝇，可是我身上不会有。是吗，查曼？”

我不知道查曼是谁，但我点点头，拍拍他的肩膀，他身上又热又黏。“对，杰克。”

他眼睛下面很大一块地方都变成了紫色，嘴唇上黏着干痰，他体重不断变轻。我也能闻到他的臭味。尿臭还不算太糟，可脓臭很糟，尽管强尼从没表示他有闻到什么不对头的气味。

“像过去那样，给我表演倒立，强尼。”杰克说。

“等一下。”强尼说，他给杰克倒了杯水，“先喝口水，润润嗓子，看看我是否能倒立着走过这个房间。记得过去在衬衣厂干活时倒立着跑吗？我一直跑到大门口他们才抓到我。”

“我记得。”杰克说。

那晚强尼没有倒立行走。他把那杯水递到杰克唇边时，那可怜的家伙头枕着强尼的肩膀又睡了。

“他会死掉。”我说。

“不会。”强尼回答。

第二天早上，我问强尼我们要去干什么，我们能干什么。

“我从麦卡鲁尔那里问到了个人，麦卡鲁尔说他是布雷莫绑架案的调停者。如果他能治好杰克，可以给他１０００美元。”

“我有６００美元。”我说，其实我并不是为杰克·汉弥尔顿。杰克不需要医生，现在他要的是牧师。我出钱是为了强尼·迪林杰尔。

“谢谢你，霍莫，我一小时后回来，你照顾他一下。”强尼对我说，看上去垂头丧气的，他知道如果莫朗不帮我们，我们只好离开这个城市。这意味着要把杰克带回圣保罗，在那儿找人治，我们深知开一辆失窃的福特车回去意味着什么———１９３４年的春天，我们三个，我、杰克，特别是强尼，都在埃德加·胡文的“公众敌人”

名单上。

“好，祝你好运，带好消息回来！”我说。

他出去了，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现在我很讨厌呆在房里，就像回到了密歇根市，比那还糟。因为当你不知所措时，他们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像这样躲在莫菲酒吧后面，事情也只会越来越坏。

杰克喃喃地说了一阵儿又昏过去了。

床脚边有张带垫子的椅子，我拿起垫子坐到杰克身边。应该要不了多长时间，我没细想。强尼回来时我就说可怜的老杰克咽下最后一口气死了。垫子可以放回原位。这确实帮了强尼一个大忙，也帮了杰克。

“我看见你了，查曼！”杰克突然说。我吓了一大跳。

“杰克！你怎么样？”我把肘顶在垫子上。

他的眼慢慢闭上。“套苍蝇”他说着又睡过去了。但他醒得正是时候，如果他没醒，强尼可能发现人已死在床上。

强尼终于回来了。他重重地捶门，我掏出枪，他见了笑着说：“伙计，把那玩意收起来，把烦恼收到工具袋里去！”

“怎么样？”

“离开这里，就这样。”他看起来好像年轻了５岁，“现在正是时候，你说呢？”

“对！”我说。

“我出去时他还好吗？”

“还好。”我说，把绣着“在芝加哥相见”的垫子放回椅子上。

“有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我们去哪？”我问。

“奥罗拉，”强尼说，“北部一个小镇，我们到那里和沃尔内·戴维斯还有他的女朋友会合。”他看了看杰克。杰克的红头发开始变疏脱落了。他的头枕在枕头上，头皮像雪一样白，“你听见了吗？

杰克，”强尼冲他喊，“我们现在是热门话题，但我们要躲一阵让它冷下来，懂吗？”

“像强尼过去一样倒立行走。”杰克闭着眼说。

强尼只是保持微笑，朝我眨眼。“他懂了。”他说，“你知道吗，他还在睡。”

“知道。”我说。

在去奥罗拉的路上，杰克还是坐在车窗边，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驶，他的头不断地弹起撞到玻璃上。他一直在和我们看不见的人窃窃私语。我们一出城就把车窗摇了下来，否则那味道太难闻了。杰克从里头烂出来，但他不会死。人们说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我不信。可最好是如此。

“那个莫朗医生是个爱抱怨的人。”强尼说。此时我们行驶在树林里，城市已在我们后面。他接着说：“我决定不要像他那样爱抱怨的人来治我的同伴，但我会留下点东西再离开。”强尼外出时总是别一把点３８口径的手枪在腰间，他拔出来给我看，他一定也是这样拔出来给莫朗医生看，“我说医生，如果我拿不走其他东西，就拿你的性命。他明白我要干什么，于是他打电话叫人到奥罗拉，那人就是沃尔内·戴维斯。”

我点点头，好像那名字对我有帮助。后来我发现沃尔内是玛玛·巴克帮的另外一个成员，他是个相当好的人，道克·巴克也是。

沃尔内的女友被人称为“兔子”，叫她“兔子”是因为好几次她挖地道越狱出来，她是支上上签，一极棒，她至少想帮可怜的老杰克的忙。其他人没有一个愿意，制药丸的人不愿，刮脸师不愿，美发师不愿，当然莫朗医生也不愿。

巴克帮在干了一桩不成功的绑架案后还在跑路。道克的同伙玛玛已经一路狂奔到佛罗里达去了。在奥罗拉的藏身之处不够大，四个房间，没有电器，厕所在后面的房间外边，但比莫菲的酒吧好。

正如我说的，沃尔内的女友至少还能做点事———在我们到那儿的第二个晚上。

她在床四周点起煤油灯，在一锅热水中，把一副刀消毒，“如果你们感到恶心，只好忍着，直到我干完。”

“我们没事，没事，是吗，霍莫。”强尼说。

我点点头，可在她动手之前我就反胃了。杰克俯卧着，头侧在一边，咕哝着。他好像从没停止过咕哝。无论哪个房间都站满了只有他能看见的人。

“希望如此。”她说，“因为一旦开始就无法撤回了。”她抬头看道克站在门口，沃尔内也站在那，“继续看就勇敢点，要不就带他———你那破酋长出去。”她对道克说。和我比，沃尔内·戴维斯不再是印第安人了。但他们过去常取笑他，因为他生在小查拉几部族。

因偷了一双鞋就被某个法官判了三年，这就是他如何步入犯罪生涯的。

沃尔内和道克走了。等他们消失后，“兔子”转向杰克，用刀在伤口处切了个X型，用一种我几乎无法看下去的方式切下去。

我按着杰克的脚，强尼坐在他头旁边，想尽量安抚他，但根本不管用。杰克开始惨叫时，强尼把洗碗布盖在他头上，点头示意“兔子”继续。他一直在抚摸杰克的头，告诉他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他们说“兔子”脆弱，但她一点都不。她的手连抖都不抖。她切下去时，红色的血、黑色的血和血凝块从肿大的地方涌出。她再往深处切脓就流出来了。有些脓是白色的，有些却是绿色的大脓块，像干鼻涕。情况不妙。但当她切到肺时，那气味更是难闻千倍，可能比在法国的生化战中的毒气更难闻。

杰克在呼啸般地喘气，可以听出他在喉咙里喘，他背上的洞也跟着喘。

“最好快点，他的气管裂了一条缝。”强尼说。

“还用说，”她说，“子弹在他的肺里，你按着就好了，帅哥。”

实际上杰克并不怎么挣扎，因为太虚弱了，他的气息越来越弱。床周围点的灯非常热，灯的臭气和腐臭味一样浓。我想我们动手前应先打开窗户，可现在太迟了。

“兔子”准备了一把钳子，但她无法把钳子伸到洞里。“破东西！”她骂道，把它扔到一边，然后用手插入血淋淋的洞里。她的指头在洞里摸索，直到找到了那个弹头，拨了出来，把它扔在地板上。强尼弯腰去看，她说：“帅哥，等下你把它留作纪念。”

接着她用纱布缠裹她捣鼓的伤口。

强尼掀起洗碗布，瞥了一眼，“得快！红头发的老杰克脸已经有点变青了。”

屋外有一辆车开进了门院内，我们全都想到了可能是警察，却无法做出反应。

“包扎好。”她指着那洞口和纱布告诉我，“我可不是什么裁缝师，但我猜可能得用掉半打。”

我才不想把手放在洞口旁的任何地方，但我不会告诉她的，只好去包扎了，我扎好时，还有很多的脓水冒出来。我的身体紧张起来，开始发出呃呃的声音，我忍不住了。

“得了吧！”她带着点笑说，“如果你是有胆量扣扳机的男人，你就敢包这个洞。”接着她用重复穿缝的方法把伤口缝了起来，真的用针缝合。扎了一两针我就看不下去了。

缝完后，强尼说：“谢谢，我要告诉你，就为了这个我将呵护你。”

“别有什么念头。”她说，“我不会给２０岁的年轻人机会。”

“他会熬过去的。”强尼说。

此时道克和沃尔内冲了进来，他们后面是帮派的另一个成员———巴斯特·达格斯，或叫达拉格斯，我记不清了。他到很远处的服务站打了电话，听说警察正忙着在芝加哥抓人，抓捕任何他们认为和布雷莫绑架案有关的人，这个绑架案是巴克帮最后的一个大动作。他们抓到的其中一个是约翰·麦克劳林，在联邦调查局芝加哥分局是臭名昭著的；另外一个就是约瑟夫·莫朗医生，以爱抱怨而出名。

“他妈的毫无疑问，莫朗会供出这个地方。”沃内尔说。

“也许根本没这么回事，可能是谎言。”强尼说，杰克现在昏迷了，他的红头发像细线一样散落在枕头上。

“你最好别信，我是从蒂姆·欧希那得到的消息。”

“谁是蒂姆·欧希？教皇的马屁精？”强尼说。

“他是莫朗的侄子。”道克说。这一点证实了消息的可靠性。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帅哥。”“兔子”对强尼说，“趁早别想了！你要是把这家伙背上车，顺原路回圣保罗，不到明天早上他就会死掉。”

“你可以留下他，”沃尔内说，“警察来了之后不能不照顾他。”

强尼坐在那，脸上汗流如柱，他看起来很疲惫，但仍带着微笑，他总是能保持微笑。“他们照顾他？好吧，但他们不会带他去任何一家医院，反而很可能把枕头蒙在他脸上坐下去。”这话让我吃了一惊，个中原因大家应该知道。

“好，你最好定下来，因为天亮前他们就会把这里包围住。我得离开这鬼地方。”巴斯特说。

“你走吧，你也走，霍莫。我陪杰克留下。”强尼说。

“好，妈的，我也留下。”道克说。

“当然要留下来。”沃内尔说。

巴斯特·达格斯看着他们，好像他们都疯了。但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是强尼对其他人的影响力。

“我也留下。”我说。

“好，我走。”巴斯特说。

“可以，带‘兔子’走。”道克说。

“你说什么！”“兔子”的声音大了起来，“我留下做饭。”

“你疯了吗？现在是凌晨１点，你满手都是血。”道克说。

“我不在乎几点，血可以洗掉，我要做你们从没吃过的丰盛早餐，蛋、火腿、煎饼、肉汤、肉丁。”

“我爱你，嫁给我吧。”强尼说，大家都笑了。

“哦，该死，如果有早餐，我就留下吧。”巴斯特说。

这就是我们最后如何会在奥罗拉农舍住了下来，准备为一个已经要死的人去送死———不管强尼喜不喜欢，杰克已经在归西的途中了。我们用沙发和椅子堵住前门，后门用瓦斯炉堵，可这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用火炉来堵才有用。我和强尼从福特车上取出冲锋枪，道克也从阁楼上拿下几支枪，还有一箱催泪弹、榴炮和一箱榴炮弹。我敢肯定美国军队都没有我们这么多武器弹药，哈哈！

“好了，我不在乎我们拿了多少武器，只要那狗娘养的梅尔文·珀维斯能被打死就可以了。”道克说。这时，“兔子”已经把饭菜都摆上了桌子，差不多也是农夫们吃饭的时候了，我们轮流站岗，观察门前的车道。巴斯特发出一次警报，我们全都冲了出去，但只是主干道上的运奶车。警察一直没有来，可以说他们带来的是假消息，可我说这是强尼的运气好。

这时候，在归西途中并不快乐的杰克的情况变得更糟糕。到第二天下午两三点时，连强尼也看出他撑不了多久了，尽管他不表现出来，也没说什么。倒是“兔子”这个女人让我感到不爽。“兔子”

看到新的脓水从她缝的又大又黑的针缝里渗出来时，她就开始哭，不断地哭，好像杰克·汉弥尔顿是她生命中的惟一。

“别担心，抬起头来，美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有，他能恢复过来的。”强尼说。

“是因为我用手指把子弹拿出来，我知道不应该那么做。”她说。

“不，”我回答，“不是那样，已经腐烂了，那儿已经腐烂了。”

“放屁！”强尼严厉地看着我说，“可能是感染，而不是腐烂，现在还没有腐烂。”

腐烂的气味可以从脓汁里闻出来，这没有什么好辩解的。

强尼仍看着我，他说：“我们在潘德尔顿时，哈里叫你什么？”

我点点头。哈里·皮尔蓬特和强尼一直是最好的朋友，但哈里一直不喜欢我。如果不是看在强尼的面子上，他不会收我进帮的。

我记得是在皮尔蓬特帮刚成立时，哈里认为我是傻瓜，这又是强尼从不承认的，甚至从不提起的。强尼要和每个人成为朋友。

“我要你出去套几只大苍蝇，就像你过去在潘德尔顿的席子上一样，套一些大苍蝇。”当他要我去套苍蝇时，我知道他终于知道杰克不行了。

“苍蝇小子”是过去哈里在潘德尔顿少年感化院对我的称呼。

当我们还都是小孩时，我常用枕头蒙住头哭睡过去，这样同伙就听不见我哭了。那时哈里一直在俄亥俄州贩运廉价威士忌，而我也许不是惟一的傻瓜。

“兔子”在厨房切菜做晚饭，有东西在炉子上炖着。我问她有没有线，她说我很清楚她有，在缝我朋友伤口时我不就在旁边吗？

我说是啊，但我不要黑色的，我要白色的，６条，大概这么长，我伸出食指，也许有２０厘米长。她想知道我拿去干什么，我告诉她如果她那么好奇，可以通过水槽上的窗口看个明白。

“那里除了厕所没有其他东西，凡·米特先生，我才不想看你的私人事务呢。”她说。

她有个袋子挂在食品间的门上。她在袋子里翻了一阵，拿出一卷白线，剪成６段给我，我谢过她又向她要邦迪创可贴。她从水槽边的屋里拿出几个给我，她说因为她总是切到手指，所以她常备有这些。我拿了一个出了门。

因为在纽约中线火车上抢劫皮包，我进了潘德尔顿少年感化院，而查利·马克雷也是因为在那里抢劫而进来的———世界很小，不是吗？哈，无论如何，位于印第安纳州的潘德尔顿少年感化院渐渐有了很多让我们这些坏孩子忙碌的法子。那里有洗衣房、木工房、衬衫厂，新来的人就在厂里给狱警做衬衫。有人称之为衬衫店，有人却称之为蹭屎店，这就是我所说的少感院。在那里我遇到强尼和哈里，他们俩从没因完不成任务而受罚，我却因一天内才做１０条衬衫或五条裤子而一直被罚站草席。其他人认为我总是在胡闹，所以完不成工作，哈里也这么认为。但真正的原因是我动作慢，手脚笨，强尼似乎了解这一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四处胡闹。

如果无法完成当日的工作，第二天你就会被关在禁闭室里。那里有一张灯心绒草席，大约０畅２平方米，你还要脱光衣服，只剩袜子，站一整天。如果你踏出草席一次，屁股就要被竹板打；踏出两次，就会被几个狱警痛打；踏出三次，你就要被隔离一周。只有水你可以随便喝，但这是个陷阱，因为一整天只许上一次厕所。如果你被发现忍不住尿裤子，就会被暴打一顿后送到地牢里。

真是烦人，潘德尔顿烦人，密歇根市烦人，关坏男孩的“上帝我”的监狱也烦人。有些家伙讲故事给自己听，有些家伙唱歌，有些家伙在列他们出去时要干的女人的名单。

而我，教自己套苍蝇。

厕所是套苍蝇的绝好之处。我在门外找到一个落脚处，然后用“兔子”给我的几段线做了个圈，套苍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不要动得太厉害。这是我在草席上学的技巧，不会忘的。

人们以为不可能用线套住苍蝇，对此我要讲的是，如果你要玩得更有难度，就去套蚊子。这不要花很长时间，５月初就有蚊子了，但飞得不快。

我套了三次，才套住第一只，这没什么。在禁闭室的草席上，我花了整整半天才套住一只。就在我套住第一只苍蝇时，“兔子”

惊叫起来：“天啊，你在干什么，变魔术？”

从远处看，真像是在变魔术。你可以想像她看到什么样的情形：在１８米开外，一个男人站在厕所边，抛出一根线上面什么都没有———但线没有掉到地上，而是悬在空中粘住了一只大苍蝇。强尼见过，但“兔子”不是强尼。

我拉着线头，用邦迪把它粘在厕所的门把上。我套了一只又套一只，“兔子”跑出来看个究竟，我告诉她如果能保持安静，就站着看。她想安静下来，却无法做到，最后我告诉她这样会吓走苍蝇的，请她回去。

我站在厕所边套了一个半小时，已经无法忍受那臭味。这时天气开始变冷，我套的苍蝇动作变得迟缓了，我已经套了五只。按在潘德尔顿的标准，这算很多，可对站在厕所边套的人来讲，这不算多。在天气变冷苍蝇不能再飞前我要把它们拿回屋里。

我慢慢地走进去，经过厨房时，道克、沃尔内和“兔子”一起笑着鼓掌，杰克的卧室在房子的另一端，里面一片昏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白线而不要黑线，我看起来像拿着几只看不见的气球。除了可以听到嗡嗡声，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神奇和令人迷惑，不知道线头套住了什么。

“妙极了。”道克·巴克说，“我说，霍莫，太妙了，你从哪里学来的？”

“潘德尔顿少年感化院。”我说。

“谁教你的？”

“没人。”我说，“我只练了一天。”

“它们的线怎么不会缠在一起？”沃尔内问，他的眼睛睁得像葡萄一样大，让我感到好笑，我给他解释。

“不会。”我说，“它们总是在各自的空间里飞，几乎不可能交叉，这可神着呢。”

“霍莫！”强尼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喊我，“你套到了，现在就拿进来。”

我穿过厨房，拖着苍蝇，像个苍蝇牛仔。“兔子”提醒我：“小心点，你的同伙不行了，另一个急得发疯，在之后他会平静下来，但现在很狂躁。”

我比她更了解情况。当强尼把心思放在一件事情上时，就一心扑在上面，也不是这一次才这样。

杰克的头支在角落的枕头上，虽然脸色苍白，但神志恢复正常了，像其他临死的人那样出现回光返照。

“霍莫！”他的声音就如往常那样，接着看到了那细线就笑了起来，笑声尖锐而狂野，有点不正常。他马上就开始咳嗽了，又笑又咳，笑声和咳嗽声混在一起。痰从他嘴里喷出来，溅了一些到我的线上。“就像在密歇根市。”他说，还重重地拍着大腿。血流得更多了，从下巴流下滴到内衣上。“就像过去那样！”他又咳嗽开了。

强尼的脸色很难看。我明白他要我出去，不然杰克会咳死。同时，他也知道这已没什么关系，如果杰克能看着这些套住的苍蝇快乐地死去，那就让他去吧。

“杰克，安静下来。”我说。

“现在我没事了。”他说，咧着嘴在笑，还喘着气。“拿过来给我，拿到我能看见的地方！”他还想说话，但又咳起来，咳得头都贴到了膝盖上。床单上溅出大量的血，像个水槽似的。

我看着强尼，他点点头。他已经超脱了某些心事，做了个手势叫我过去，我慢慢走过去，手里拉着线，白线在昏暗的光线里竖在空中，杰克笑得很厉害，不知道自己会咳死。

“放它们走。”他用含糊而高亢的声音说，我几乎听不懂，“我记得“

我照他说的松开了手。有一两秒套苍蝇的线下方还粘在一起，因为我的手掌都是汗，后来苍蝇垂直飞上去，散开了。我突然想起在打劫马森市的银行后，杰克站在大街上用冲锋枪扫射，掩护我、强尼和烈斯特带着人质撤到车上。子弹在他四周飞溅，虽然受了伤，但他还是一副看起来永远不会死的样子。而现在他却蜷着双膝躺在床上，床单溅满了鲜血。

当白线升起，自由地散开时，他对我们说：“老天，看看它们。”

“还有更精彩的，看这里。”强尼说，他朝厨房门口走了一步转身一弯腰。他惨笑着，是我这辈子看到的他最悲惨的一次笑。我们尽力做得最好来取悦他，我们能很好地给他最后一笑吗？“记得我过去在衬衫店时用手倒立吗？”

“记得，别忘了那开场白。”杰克说。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在中央赛场为您表演，希望您高兴开心，在下强尼·赫伯特·迪林杰尔！”用他的前辈说的方式和他出名前说的方式说开场白，他把“先”字说得特别重。然后他一击掌俯身倒立了起来。杂技演员巴士特·克雷比都不如他做得好。他的裤管滑到膝盖，露出了长统袜和小腿。硬币从他口袋里掉出来，丁丁当当地滚过地板。他开始走过来，像从前那样轻快，大声唱歌“塔啦啦来了啊”。福特车的钥匙也掉了出来。杰克正喘着气嘶哑地笑着，像得了流感一样。道克、沃尔内、“兔子”全挤到门边站着，也都笑了。强尼张开腿作了个倒劈叉。“兔子”拍着手欢呼：“好！再来一个。”我头上那些白线仍在空中飘着，只分开一点。我继续笑着，直到看到有事要发生。

“强尼！”我冲他喊道，“强尼，当心你的枪！当心你的枪！”

他的皮带松了，插在他裤头上的该死的点３８手枪要掉下来了。

“嗯？”他感到不解，此时枪砸到掉在地板的钥匙上，走了火。

点３８不是世界上最响的手枪，但在这卧室里是够响的，火花很亮。

道克喊了出来，“兔子”尖叫起来。强尼没出声，翻完一个跟斗后脸朝下趴着，双脚重重地砸了下来，几乎打到杰克的床脚。他就那样躺着，我拨开白线冲了过去。

一开始我想他被打死了，因为我把他翻过来看见他嘴和颊上都是血。而他却坐了起来，抹了抹脸，看看血，又看看我。

“妈的，霍莫，我打到自己了吗？”他问。

“我想打到了。”

“伤得重吗？”

我还没回答，“兔子”推开我用她的围裙拭去他脸上的血。她认真地察看了一会儿说：“你没事，只是擦破一块皮。”她用碘酒涂了伤口，随后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是擦破两块皮。子弹擦过左边上唇的皮肤，可能在空中飞了５厘米距离再擦过他右眼下的颧骨。在子弹射入天花板之前，还打中了我的一只苍蝇。我知道这难以令人置信，但我发誓真的如此。苍蝇落在地板上的一圈白线上，只剩了两条腿。

“强尼，”道克说，“伙计，我想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他没接着说。杰克仍坐在那，但他的头垂得很低，垂下的头发触到了双腿间的床单上。我们在查看强尼的伤势时，杰克死了。

道克告诉我们把尸体埋在顺路下去３公里的坟坑里，在奥罗拉镇外面。水槽下有瓶强碱水，“兔子”拿给我们。“你知道用来干什么的吧？”她问。

“知道。”强尼淡淡地说，也没看她的眼睛。他让她用邦迪粘在上唇上，后来那部位再也不长胡子了。

“让他做，霍莫。”她说，然后朝卧室指了指，杰克被血迹斑斑的床单包着躺在那里。“如果没有处理干净，他们发现那尸体后鉴别出身份来，事情就更糟了。我们可能也会被连累。”

“其他人不收容我们时，你们收留了我们，你们一辈子不会后悔的！”

她朝他笑了笑。女人总是会喜欢上强尼的。我原以为这个女人是例外，因为她那么严肃，现在我想她也不例外。她只是严肃地做事，因为她知道自己不漂亮；也知道像我们这样一群带枪的男人挤在这里，作为一个有头脑的女人，不会在我们之间惹麻烦。

“你们回来后我们就离开，玛玛一直在说让我们去佛罗里达，他看中了威尔湖的一个地方。”

“闭嘴，沃尔内！”道克喝住他，戳了一下他的胳膊。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离开这里，你更应该离开，带上你的包，在回去的路上不要太招摇，情况很快会变的。”沃尔内揉着痛处说。

“好。”强尼说。

“至少他是快乐地笑着死的。”沃尔内说。

我没说什么。我的老伙计，红头发汉弥尔顿真的死了，我非常伤心，开始想回去了，又想到子弹怎么擦过强尼的脸（还打下一只苍蝇），想到我们还为之庆幸。但现在却不这么想，只觉得更糟。

道克握了握我的手，然后再握强尼的手。他脸色苍白神情郁闷，“我不知道怎么收摊，这就是现实。”他说，“我还是小孩时，惟一的理想是当铁路工程师。”

“好，我来告诉你！”强尼说，“我们不用想，上帝最终会有定论。”

我们送杰克走最后一程，把尸体用血迹斑斑的床单包起来放在福特车的后坐。强尼把车开到坟坑的尽头，一路上坑坑洼洼的（在难走的路开车时，我想有一天我要用特帕兰车来开，而不是福特）。

他关闭发动机并摸了摸粘在他上唇的邦迪，说：“今天我的运气用完了，霍莫。他们马上会抓住我。”

“别这么说。”我说。

“为什么不，是真的。”天空一片灰白，快要下雨了。我想从奥罗拉到芝加哥的路上可能很泥泞（强尼决定回去，因为联邦调查局的人以为我们在圣保罗）。乌鸦在远处鸣叫，还有就是冷却下来的发动机的滴水声。我一直通过观后镜看放在后座上包着床单的尸体。我能看见肘和膝突起的位置，临死前他弯腰笑着，咳出的血染红的位置。

“看看这个，霍莫。”强尼指着别在皮带上的点３８手枪，他用指尖转着弗朗西斯的钥匙，钥匙上的印记已磨损了。系圈上有四五把钥匙，一把是车钥匙，是代表幸运的兔子腿，他点点头说：“枪落下时，枪托砸到这上面，打散了我的运气，现在我没有好运了。

帮我把他抬下来。”

我们把杰克拖到沙石坡上，强尼取出那瓶强碱水，这是一个贴着危险物品标志的棕色瓶子。

强尼弯腰跪在地上把床单扯开来。“取下他的戒指。”他说，我把它们取下交给他，他放到口袋里。后来我们在卡卢梅市把戒指卖了，虽然强尼一直发誓最小一枚戒指嵌有钻石，但才卖了４５美元。

“摊开他的手。”

我和强尼倒了一小瓶盖的强碱水到他的每个手指上，这样他们就不能取指印了。然后他弯下去吻杰克的前额，“我不想这么干，红头，但如果我死了你也会这么做。”

他把强碱水倒在杰克的脸颊上，嘴上，额头上，强碱水所到之处发出咝咝声冒着水汽，颜色变白。强碱水开始腐蚀他闭着的眼皮时，我转过身去。当然，一切都做得很好。后来尸体被挖石子的农夫发现。一群狗扒开了我们盖在他身体上的大部分石头，吃掉了手和脸部位的尸肉，至于其他部位还有很多伤痕，足够使警察鉴别出他是杰克·汉弥尔顿。

强尼的气数已尽。那以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顺利。那晚珀维斯和他的手下在电影院击毙他是最背的一件事。可是他能举手投降吗？我一定会说不！珀维斯不想让他这么轻易死去，这就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为什么没告诉芝加哥警察局强尼在芝加哥。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拿着细线套着苍蝇进房时杰克笑的样子，他是好人，他们基本都是误入歧途的好人。强尼是他们中最好的，没有人有过比他更真诚的朋友。我们一起打劫了几家银行。在印第安纳州南本德的国立商业银行的那次打劫中，烈斯特·尼尔森加入了我们帮。在逃出城的途中好像每个呆头呆脑的警察都朝我们开枪，但我们仍夺路狂奔。为了什么？我们希望有好几万美元，足够跑到墨西哥过帝王般的生活，可打劫来的大部分是镍市和肮脏的小额钞票。

上帝最终会有定论，这是强尼在分手前告诉道克·巴克的。我入了基督教———我承认自己厌倦了这条路。我相信：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所处的环境，而且这是正常的。在上帝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和细线上的苍蝇差不多，关键是在你的生活道路上，你能撒下多少阳光。在芝加哥，我最后一次遇到强尼，他嘲笑我所说的。但那对我来讲已经足够了。

孩提时，我十分沉迷于大萧条时代匪徒的传奇故事，最喜欢的可能就是阿瑟·潘的杰作《波尼和克莱德》。２０００年春天，我重读了那个时代约翰·图兰德的历史———《迪林杰尔时代》，特别被迪林杰尔的搭档霍莫·凡·米特的故事吸引，在潘德尔顿少感院他教自己如何套苍蝇。红头发杰克·汉密尔顿拖了很久才死是已被证实的，而我构思出发生在道克·巴克的藏身处的故事，当然完全是想像的……或者说是神话，如果你更喜欢这个词。

《死亡之屋》

这是死亡之屋，门一打开弗雷彻就知道。地板上铺着灰色粗糙的地砖，墙都褪了色，露出白色的石头。墙上到处都是暗淡的色块，可能是血———一定是血溅上去的。头顶的灯泡用铁丝笼子罩着，一张长长的木头桌横过半个房间，桌子边上坐着三个人，前端放着一张空椅子等弗雷彻来坐。椅子边是一架小轮手推车，车上放的东西被一块布盖着，像一个雕刻家用布盖着未完成的作品。

弗雷彻被半拽走向那张为他准备的椅子。他在警卫的抓扯下蹒跚地走着，他就这样摇摇摆摆地走。如果他看起来比他实际上更晕眩，更茫然不知所措，那就可以了。他认为自己从情报部的这个地下室逃出去的机会还是有的，当然也许这只是乐观的想法而已。无论他们是谁，他都不想以哪怕些微警醒的样子使他们提高警觉。他发肿的眼睛和鼻子、流血的下唇都有助于表现这漠然的表情，嘴边的血痂像暗红的山羊胡子。有一点弗雷彻很肯定，那警卫和三个坐在审判席上的人都死了，他才能离开这里。他是一个报社记者，从没杀过比黄蜂大的东西。但如果他必须杀了他们才能逃走，他愿意干。他想到他妹妹的死，想到他妹妹在一条有西班牙语名字的河里游泳，中午的阳光照在水面上，明晃晃的，很刺眼。他走到桌前的椅子边，警卫重重地把他按到椅子上，弗雷彻差点摔倒。

“轻点，别那么重，别伤了他。”坐在桌子边上的一个男人说。

他叫埃斯科巴，他是用西班牙语对警卫说的。埃斯科巴左边坐着另一个男人，右边坐着一个６０岁左右的女人。那男人和女人都很瘦，而埃斯科巴却肥得流油，像廉价的蜡烛。他看起来像电影里的墨西哥人，看起来像会用西班牙口音说：“微（徽）章？微章，我们不要什么微章。”他是情报部的负责人，有时他用英语在电视里报气象情况。作为气象节目的主持人，他常收到观众的来信。他穿着西装则不显得油头肥脑，只是看起来又矮又胖，弗雷彻对此很了解。

他曾经为埃斯科巴作了三四次报道。在幽默而非常有难度的采访中，他答得精彩，他问得也精彩。弗雷彻认为，这个中美洲的希姆勒会令人惊奇地把他的幽默，部分地转化为对他的恐惧感。

“手铐？”警卫也用西班牙语问，并拿出副塑料的手铐。弗雷彻努力装出迷茫的样子。如果他们铐住他，一切都完了，别指望还有一线机会，一点都没了。

埃斯科巴稍稍转向他右边的女人，那女人的脸很暗，黑色的头发里夹杂着几缕白发，头发从前额开始向上向后立着，好像被大风吹过。她的发型让弗雷彻想起电影《法兰肯斯坦新娘》里的爱尔莎·朗彻斯特，这熟悉的情景一下子让他感到痛苦，就像他想起明晃晃的河面或想起他妹妹和朋友笑着走进河里。他要回忆，不要主意。回忆现在变得奢侈了，在这地方想不出好主意，你只能想到馊主意。

那女人向埃斯科巴微微点点头。弗雷彻早已在情报部的大楼里见过她。她总是穿着不成样式的衣服，就像她现在穿的一样。她常和埃斯科巴在一起，这使他猜她是埃斯科巴的私人助理或秘书，甚至是他的传记作家也不一定。天知道像埃斯科巴这么自大的人要不要这些随员。而此时弗雷彻想知道，如果他一直表现得不自信，她就可能是他的上司。

这点头还是让埃斯科巴感到满意。他转向弗雷彻时面带笑容，他开口说话了，用英语：“别傻了，把手铐拿开，弗雷彻先生只是到这里帮我们解决点事，他很快就会回国。”埃斯科巴深深地叹了口气，做出非常抱歉的样子，“而这时候他是尊贵的客人。”

我们不要没人情味的手铐，弗雷彻心想。

像《法兰肯斯坦新娘》的褐色皮肤的女人向埃斯科巴倾过身去，用手挡着嘴和他低语。埃斯科巴点头微笑着。

“当然了，拉蒙，如果我们尊贵的客人想做出什么傻事，或有攻击性的动作，你可以开枪。”他放声大笑———矮胖的电视主持人的笑声。然后他用西班牙语重复一次，使拉蒙和弗雷彻都一样明白。拉蒙严肃地点点头，把手铐系回腰带里，退出了弗雷彻的视野。

埃斯科巴把注意力转回到弗雷彻身上。他从绣着鹦鹉和花叶图案的运动衫口袋里，掏出了红白两色的盒子———万宝路的烟盒，第三世界的人都爱抽的烟。“抽烟吗？弗雷彻先生。”

弗雷彻把手伸向埃斯科巴放在桌沿的烟盒，随后又缩了回去，三年前他就戒了。他心想如果能逃出这地方，很可能要破戒，还要恢复喝高度酒的习惯。但此刻他没有要抽烟的渴求。他只是要他们看见他的手指在颤抖，这样就可以了。

“等等，现在抽可能会“

可能会什么？埃斯科巴不在意，他只是点点头，把红白两色的烟盒留在原处———桌沿上。弗雷彻突然产生了一个痛苦的幻象，看见自己在第４３大街的报摊上买一包万宝路，一个自由的人在纽约的大街上买一包快乐的毒品。他告诉自己，如果能出去他会这么做，就如一些人在治愈癌症或恢复视觉后去罗马或耶路撒冷朝圣一样。

“那个打了你的人，”埃斯科巴用不十分干净的手指着弗雷彻脸上的伤，“已经受到纪律处分。你知道这不是很严重，我就不再向你道歉了。这些人都是爱国者，就像我们，也像你，对吗？弗雷彻先生。”

“我想是的。”他要做的是装出害怕并迎合他们，为了逃出这里，他说什么都可以。而埃斯科巴的工作就是安抚坐在椅子上鼻青脸肿的人，使他相信这没什么，一切只是一场误会，很快就会冰释的，那时就可以放他走了。即使在这死亡之屋里，他们双方都想骗对方。

埃斯科巴转向警卫拉蒙，用西班牙语很快地说着什么。弗雷彻的西班牙语不够好，不能完全听懂。但在这小国的首都呆了近５年，不可能一点都听不懂，何况西班牙语并不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埃斯科巴和他那“法兰肯斯坦新娘”无疑都知道这一点。

埃斯科巴问弗雷彻的行李是否收拾好了，是否把堂皇酒店的账结了，拉蒙回答是；他还问是否准备了车，停在情报部的大门外，审问结束后送弗雷彻去机场，回答说是，停在附近５月５大街上。

埃斯科巴转向弗雷彻问道：“你听懂我问他的话了吗？”他把“听懂”说成了“听中”，弗雷彻又想起埃斯科巴的电视形象，低压，什么低压？我们不要什么臭低压。

“我问你是否退了房———尽管现在那房间更像是你的公寓，是吗？还问了在我们的谈话结束后是否有车送你到机场。”除了谈话这个词不是他刚才用的外，其他都一样。

“是———吗？”听起来好像他不敢相信有这么幸运，或者弗雷彻希望达到这种效果。

“你将坐第一班三角洲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回迈阿密。”法兰肯斯坦新娘说，没有西班牙口音。“弗雷彻先生，如果你肯合作，回答我们的询问，一旦飞机在美国的土地上着陆，就把护照还给你，在这里，你不会被拘留或伤害。但你要被驱逐出境。这一点我们先要搞清楚，就是踢出去，用你们美国人的话说是扫地出门。”

她的英语比埃斯科巴流利。弗雷彻暗笑自己一直误认为她是埃斯科巴的助手，他想，就像你认为自己是记者一样。当然，如果他只是《时代》杂志驻中美洲的记者，他就不会在这个墙上的污迹看起来很像血迹的情报部地下室里了。大约在６个月前，他第一次遇见努内斯，就停止了记者的工作。

“我听懂了。”弗雷彻说。

埃斯科巴抽出一支烟，用镀金的Zippo打火机点着，打火机的一侧装饰着一颗假红宝石。他问：“你打算帮助我们，回答一些问题，是吗？”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你当然有选择的余地。但我认为你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住了很久，是你自己说的，对吗？”

“够久了。”弗雷彻说。他想：应该防止自己相信他们。想相信他们是很正常的，也许想说出实情也是正常的，特别在你被满身焦豆子味的男人扯出你喜爱的餐馆并被饱打一顿后。供出他们想要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好处，这一点要记住，在这房间里只有这个想法是对的———他们说的不能信。重要的是手推车上的东西，那布下面的东西，重要的是那还没开口的家伙，当然，还有墙上的污迹。

埃斯科巴身子向前倾，面带严肃地问：“你否认在过去１４个月里你一直提供某些情报给一个叫托马斯·赫尔拉的人吗？他把情报传给一个叫培德罗·努内斯的共产党暴动者。”

“是。”弗雷彻说，“我不否认。”为能继续玩这个猜字游戏———这猜字游戏说来就是“谈话”和“审问”之间的不同，他现在要证明自己说真话并努力解释。在这样的房间里的人好像在世界历史上都曾在政治争论中胜出过。但他没想要这么做。“虽然有点久了，我想有一年半时间。”

“抽一根吧，弗雷彻先生。”埃斯科巴打开抽屉拿出一个薄薄的文件夹。

“不想抽，谢谢。”

“好吧。”当然埃斯科巴说成的是“搞吧”。当他在主持气象节目时，控制室的小伙子有时会在天气地图上添加一个穿比基尼的女人，看到这个，他就会笑起来，挥着手拍打胸脯，观众喜欢他这样，这有喜剧的味道，就像“搞吧”的口音———“臭微章”的口音。

埃斯科巴打开文件夹，卷烟直直地插在嘴唇正中，烟冲入他的眼里，样子就像在街头抽烟的老人———戴着草帽，穿着松松垮垮的短裤和拖鞋。此时他正笑着，闭着双唇，这样烟就不会掉下来，但仍然微笑如故。他从那薄薄的文件夹中拿出一张崭新的黑白照片，把它推向弗雷彻，“这是你的朋友托马斯，不怎么好看了，是吗？”

这是张对比度很高的人头照，使弗雷彻想起四五十年代不怎么出名的新闻摄影师威吉。这是张死人的照片。死者双眼睁着，拍照时闪光灯反射回来，使双眼有了一点生气。死者没有流血，只有一个伤痕，但还是一看就知道是死人的照片。死者的头发整齐地梳着，仍能看见梳子的齿痕；眼中有闪光，但这是反射光，一看就知道照片上的人死了。

伤痕在左边太阳穴上，像彗星的形状，看起来像烫伤的，但没有弹孔，没有血，头骨没有变形。即使是像点２２的小口径手枪，在能留下烫伤的距离开枪，也会使头骨变形。

埃斯科巴把照片拿回去放入文件夹里合上，耸了耸肩，好像在说，你看，你看会有什么结果。他耸肩时，烟灰掉到了桌面上。他用他的胖手把烟灰扫到灰色的亚麻油布地毯上。

“其实我们不想打扰你。”埃斯科巴说，“我们干吗要打扰你。

我们是小国，我们只是小国里的小人物。我们有自己的自尊，当然我们也有”埃斯科巴用一只手指点点太阳穴，“你明白吗？”

弗雷彻点点头，他还在想着托马斯，甚至照片已放回文件夹里他仍能想像到他，他黑色头发上的梳齿痕。他吃过他妻子煮的饭，和他最小可能才五岁的女儿，一起坐在地板上看卡通片，是《猫和老鼠》的卡通片，几乎没有什么对话。

“我们不想打扰你，”埃斯科巴说这话时烟冒上来，在他脸上散开到他耳朵那里，“但我们观察了你很久，你没有发现我们，也许因为你是大人物，我们只是小人物。但我们一直在观察，了解到你知道托马斯的活动，于是我们找到他，想让他说出他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就不必打扰你。但他不说，最后我们只好叫这位海因斯先生让他开口，那时托马斯先生正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

“我能让他开口。”海因斯说，他的英语带着有鼻音的纽约腔。

他是个秃头，除了耳朵附近还有些头发之外。他戴着一副小眼镜。

埃斯科巴像电影里的墨西哥人，那女人像电影《法兰肯斯坦新娘》里的爱尔莎·朗彻斯特，海因斯像电视广告里的演员，向观众解释为什么埃克色得林片是治头痛最好的药。他绕过桌子走向手推车，凶恶而阴险地看了弗雷彻一眼，扯下了那块盖着的布。

布下面是一台机器，有几个表盘和指示灯，还没启动。弗雷彻刚开始想到的是测谎仪———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简单的控制盘前有一根黑色的粗线连到机器上，粗线的另一端是一个带橡皮手柄的东西，看起来像日晷针或是某种钢笔———虽然没有笔尖。那东西的顶端逐渐变细成为一个钢的圆头。

机器下面有个架子，架子上放着标有DELCO的汽车电池。电池的电极上套着橡皮，线从橡皮套连到机器背后。不，不是测谎仪！不过也许对这些人来讲也是测谎仪。

海因斯神采奕奕地介绍它，带着汇报工作的兴奋。“非常简单，真的，从神经学家用的设备改装过来的，用它来调节电击程度，治疗患有神经衰弱症的人。只不过这个设备能调节大幅度的电击强度，我发现使人痛苦是不重要的，大部分人甚至会忘记痛苦。对他们来说可怕的是过程。这也许可以叫做返祖现象。我希望哪天能写一篇论文。”

海因斯抓住那绝缘橡皮手柄，放在眼前。

“可以用这个接到四肢、躯干、生殖器，当然，它也能插到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请原谅我的粗野，一个人的大便被电击，他一定会记住的，弗雷彻先生。”

“你对托马斯那么做了吗？”

“没。”海因斯回答，小心地把那日晷针放在电击器前面，“用一半的功率电击他的手，就是告诉他，和他紧密接触的东西是什么。当他仍不肯说出爱尔·康多———“

“不提那些了！”法兰肯斯坦新娘说。

“请原谅，他仍不想说我们想要的。这时我把这杆放在他太阳穴上，小心地调节强度，调到一半的功率，一点也不多。他一阵哆嗦就死了。我想他可能是癫痫发作。他有癫痫病史吗？弗雷彻先生，你知道吗？”

弗雷彻摇摇头。

“不管怎样，我相信是这样，验尸说明他的心脏没问题。”海因斯抱着拳站在他前面看着埃斯科巴。

埃斯科巴从嘴唇上取下卷烟，看看烟头，把它扔在灰色的地砖上，踩灭。他微笑地看着弗雷彻。“当然这很不幸。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我坦白地告诉你，弗雷彻先生，很多问题都是托马斯拒绝回答的。我希望你不要拒绝。我喜欢你的为人，弗雷彻先生。你带着尊严坐在那里，没有哭泣、求饶或尿裤子，我喜欢你，我知道你只做你相信的事。你有爱国精神，所以我要告诉你，我的朋友，如果你能又快又真实地回答我的问题，这是好事。你不会想海因斯用这个机器的。”

“我说过我会帮你。”弗雷彻说。死亡距离他比那罩着铁笼的灯泡还近，更不幸的是痛苦离他更近。努内斯和爱尔·康多离他有多近？比他们三个人猜想的还近，但还没近到能帮助他。如果埃斯科巴和法兰肯斯坦新娘等两天，也许只要２４小时。但他们不会等，他已在这死亡之屋，现在他已经明白了他要干什么。

“你说过，最好做到，我们不是傻瓜，外国佬。”那女人说得很清楚。

“我知道你们不是。”弗雷彻用悲叹而发抖的声音说。

“我想你现在要抽烟？”弗雷彻摇摇头，埃斯科巴自己拿了一根点燃，好像在沉思。然后他抬起头，烟像上一根一样插在他脸中间。“努内斯很快就来？”他问，“像电影里的佐罗？”

弗雷彻点点头。

“多快？”

“我不知道。”弗雷彻很清楚地知道，海因斯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那可恶的机器旁，随时准备大刑伺候。他也很清楚地知道拉蒙站在他右边，在他视野的边缘，他看不见他，但猜想他的手可能已经放在枪柄上。第二个问题出来了。

“他来时，会攻打驻扎在爱尔卡迪多山区的卫戍部队，还是在圣特雷色的卫戍部队，或是直接攻打城市？”

“在圣特雷色的卫戍部队。”

他会进城，托马斯在家里对他说。他的妻子和女儿并排坐在地板上看卡通片，还吃着用边缘有蓝条的碗装的爆米花。弗雷彻记得那蓝条，他看得很清楚，记得一切。他将进攻心脏地带，不会傻干，他将为那城市而战斗，像杀吸血鬼的人。

“他不占领电视台，或是政府的广播电台？”埃斯科巴问。

首先占领在西吻山上的广播电台。卡通片还没完时托马斯对他说，此时卡通片在放《跑路者》，那跑路者一溜烟地跑没了，它赶上了山狗在开的车，哗哗两声不见了。

“不，”弗雷彻说，“我听说爱尔·康多说：‘让它们播！’”

“他们有火箭炮吗？空对地的？有战斗机吗？”

“有。”这是真话。

“很多？”

“不多。”这不是真话。努内斯有６０多架。而这个国家整个狗屎般的空军只有１２架直升机很烂，俄国产的，飞不了多久。

法兰肯斯坦新娘拍拍埃斯科巴的肩膀，他倾过身去。她没掩住嘴，她不必掩，因为她的唇几乎没动。

弗雷彻把这个技巧和监狱联想在一起，他从没进过监狱，但在电影里见过。当埃斯科巴向她低语时，他抬手遮住了自己的嘴。

弗雷彻观察着，等着。知道那女人正告诉埃斯科巴他在撒谎。

海因斯很快就有写论文的新数据了，论文题目是《关于电击不愿开口的受审对象粪便的电功率调节与结果的基本可靠的观察》。弗雷彻发现恐惧在他的内心产生两个新的想法，至少两个。这两个想法各代表一个弗雷彻，每个想法的弗雷彻对当前情况的进展都有崭新的观点。一个弗雷彻非常乐观，一个悲观。那乐观的弗雷彻叫做“也许他们愿意”先生，也许他们真的愿意放我走，也许真的有辆车停在５月５大街等我，就在不远处，也许他们真的只想把我踢出他们国家，也许我明天早上真的在迈阿密着陆，饱受惊吓但仍活着，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噩梦。

另一个，就是悲伤的那个，叫做“如果我动手”先生。弗雷彻或许能发动突然袭击使他们感到惊讶———他已经被打了一顿了，而他们又很自大，对，或许能让他们吃惊。

但如果我动手，拉蒙将会开枪。

但如果他直扑拉蒙竭力夺下他的枪会如何？不可能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那家伙很胖，至少比埃斯科巴重十几公斤。他呼吸时都会喘气。

如果我动手，海因斯和埃斯科巴会在我抢到枪之前扑过来。

那女人或许也会。她不用动嘴唇就能说话，她可能会柔道或空手道，或跆拳道。如果他开枪把他们全部打死，逃出这间房呢？

四处会有很多警卫———他们听到枪声会跑进来。

当然，像这样的房间一般是隔音的，原因很明显。但即使他登上台阶出了门到了街上，那仅仅是逃跑的开始。“如果我动手”先生可能会一路上伴随他，因为还有很长的路。

可事实是“也许他们愿意”先生和“如果我动手”先生都帮不了他。他们只会分散注意力，把不断增长的疯狂想法告诉自己，出了这个房间，像他这样的人就不会这么想。他不妨产生第三个先生，“也许我能做到”先生来实现这个想法。他没反映出来。他得让他们无法了解到他所知道的。

埃斯科巴和法兰肯斯坦新娘分开了。埃斯科巴重新叼上烟，对着弗雷彻冷笑，“外国佬，你在说谎。”

“不，我为什么说谎，难道你认为我不想从这里出去吗？”他辩解道。

“我们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谎，”那瘦长脸的女人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你要选择帮助努内斯。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人的纯真，我相信这起了部分的作用，但并不是全部。这没关系。我想示范工作已就绪了，是吗，海因斯？”

海因斯微笑着，转向机器打开开关。顿时传出嗡嗡声，像老式收音机预热时发出的声音，三个绿灯发出了光。

“不！”弗雷彻叫起来，想站起来，认为一定很可怕，怎么会不可怕？他已经惊恐了，或是差不多到惊恐的程度了。海因斯用那小小的不锈钢假阳具电击他身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做法都是非常可怕的。但他脑中还有一部分还是冷静的，有心计的，知道自己至少会受一次电击。他不很清楚他们怎么用刑，但他至少会受一次电击。

“也许我能”先生坚持这么认为。

埃斯科巴朝海因斯点点头。

“你不能这么做，我是美国公民，我为《纽约时报》工作，人们都知道我的下落。”

一只手重重地压住他的左肩，把他按回椅子里，同时手枪的枪口深深地插入他右耳里。这突如其来的痛让他眼冒金星，他尖叫起来，那声音似乎很低沉，因为一只耳被堵着，的确是被堵上了。

“伸出手，弗雷彻先生！”埃斯科巴说，他叼着烟笑着。

“右手！”海因斯命令。他像握铅笔一样握着黑色的橡胶手柄。

他的机器嗡嗡地响着。

弗雷彻右手紧紧抓着椅子的扶手。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抓住扶手———紧张和疼痛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伸出来！”那女人说。她的手交叉着放在桌上，身子向前倾，瞳孔里闪着两个光点，黑色的眼睛看起来像钉头，“伸出来，否则我会不顾后果的。”

弗雷彻松开抓在扶手上的手指，但在他抬手之前，海因斯就扯着日晷针把那钢圆头捅到了弗雷彻的左手背上。左手背可能就是他的目标———离他最近。

劈啪声，非常小，像嫩枝折断的声音。弗雷彻的右手握成拳，指甲陷进手掌的肉里，一种起伏不定的恶心感从腰间向上冲，冲过上臂、肘部，最后到肩膀，后颈，然后到齿龈。他甚至感觉到右边牙齿的振动。假齿也在振。他哼了一声，咬到了自己的舌头，瘫倒在椅子边上。枪从耳朵里拔了出来，但拉蒙又按着他。如果没按，弗雷彻可能会滚到地板上去。

日晷针收了回去。它电击的地方是左手中指的第二和第三个指关节之间，那里有个小灼点，真正痛的地方是那里。手臂仍有麻刺感，肌肉仍在跳，被那样电击仍让人觉得恐怖。弗雷彻决定真的要考虑夺枪干掉他们，不再受那小小的钢阳具的电击。返祖现象，海因斯这么叫它，他希望有天能写一篇论文。

海因斯的脸凑近了，双唇向后咧，露出白痴般的笑容，眼睛放着光。“怎么描述你的感受？”他叫嚷着，“刚才的体验还记忆犹新吧，怎么描述？”

“像死一样。”弗雷彻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自己的。

海因斯显得很满足：“对！你看，他尿裤子了，不多，只是一点。但弗雷彻先生———“

“站到一边去。”法兰肯斯坦新娘说，“别胡闹，我们要谈事。”

“这只用了１／４功率。”海因斯用敬畏而神秘的语气说，然后再叉着手站到一边去了。

“弗雷彻先生，你不听话。”埃斯科巴责备地说。他从嘴上拿下烟蒂，看了一下，扔到地板上。

香烟，弗雷彻想，对，用香烟。那电击严重地伤害到他的手臂，肌肉仍在痉挛。他看到手掌上有血痕，但这使他的头脑清醒过来，恢复了活力。当然在电击之后肯定会这样。

“唉，我本想帮”但埃斯科巴摇摇头，“我知道努内斯会攻打这个城市，我们知道他占领电台的方式，如果他能占领的话…也许他能。”

“等一下，稍微等一下。”法兰肯斯坦新娘说。

埃斯科巴点点头：“就等一下吧。只是时间的问题，也许几天，也许几小时，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给你一段绳子，看你是否会做一个圈套你做了。”

拉蒙后退了一两步，弗雷彻又坐直起来，他看看左手，发现那电击处有个烙印，就像照片上托马斯脸上的那个。海因斯杀了他的朋友！此刻他正站在机器旁，双手交叉在胸前，微笑着，可能还想着他要写的论文、用词、段落和标着图１、图２的图例，弗雷彻大概会被标到图９９４。

“弗雷彻先生？”

弗雷彻看着埃斯科巴并伸直他左手的手指。手臂的肌肉仍在痉挛，但程度在减弱，他想等时机成熟时就能用这手臂了。如果拉蒙朝他开枪会怎样？让海因斯看看这机器是否能激活死人？

“恢复注意力了吗？”

弗雷彻先生点点头。

“你为什么要保护努内斯？”埃斯科巴问，“为什么要因此而受罪？他经营可卡因，如果他革命成功他就会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把可卡因卖到你们国家。他只会在星期天接近群众，其他时候都在淫乐。最后谁赢？也许是共产党，也许是联合果品公司这样的资本家，但绝不是人民。”埃斯科巴低沉地说，目光变得温柔。“帮我们吧，弗雷彻先生，以你的意愿，不要迫使我们要你帮我们。不要让我们对你用刑。”他猎狗般的眼睛从浓密的眉头下抬起来看着弗雷彻，用那温柔、溺爱的目光。“你还能坐上飞往迈阿密的飞机，在飞机上你喜欢喝一点酒，是吗？”

“是的，我愿帮你。”弗雷彻说。

“啊，好极了。”埃斯科巴微笑着，然后看了看那女人。

“他有火箭炮吗？”他问。

“有。”

“很多？”

“至少６０枚。”

“俄国造的？”

“部分是，其他装在箱里的是从以色列市场上买来的。但弹筒上的文字看起来像日文。”

她点点头，似乎对他的回答感到满意，埃斯科巴笑了。

“它们放在哪里？”

“到处都有，你无法一下子把它们全部搜获。在奥第斯可能还有一打。”弗雷彻知道实际并非如此。

“那努内斯呢？”那女人问。“爱尔·康多在奥第斯吗？”

她知道得更多。“他在丛林里。我最后一次知道他的行踪是说他在贝仁省。”这是假话，努内斯早已到了克里斯托巴尔，这个国家首都的一个郊区，弗雷彻就是在那里见到他的，他可能仍在那里。但如果那女人和埃斯科巴已经知道，可能就没有必要审问他了。为什么他们认为努内斯会信任弗雷彻，告诉他自己的藏身处呢？努内斯无论如何都不会的。在一个像这样的国家里，他的敌人不只是埃斯科巴、海因斯和法兰肯斯坦三个人，为什么他要信任一个只知道他住址的美国记者？疯子才会。为什么是美国记者卷入这事件里？但他们不想深入了解，至少目前是这样。

“他在这个城市里和谁联系？”女人问，“不是和他胡搞的，是和他接头的。”

这是发动袭击的时候，如果他继续说，真实的情况难免会被说出去，而且他们可能会发现破绽。

“有个人”他开口，又停了下来，“我现在能抽一根吗？”

“当然可以。”埃斯科巴此刻像宴会的主人，弗雷彻认为这不是在演戏。埃斯科巴拿起红白两色的烟盒，这种香烟是任何一个自由的男人或女人都可以在任何一个报摊上买到的，像弗雷彻在第四十三大街上见过的一样。他抖出一支烟，弗雷彻接过来，知道在抽完这支烟之前他就可能死去，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现在没有什么痛感，只有渐渐退去的左臂肌肉痉挛和口中左边假牙边上的古怪的焦味。

他叼起烟，埃斯科巴向前倾身，啪的一声打开镀金的打火机盖，飞快拨动打火齿轮，打火机冒出了火。弗雷彻知道海因斯的可怕的机器正在嗡嗡响，像过去用电子管做的老式收音机；也懂得那女人，他慢慢知道了她没有什么幽默感，像法兰肯斯坦新娘，她看他的样子就像卡通片里山狗看跑路者的那副恶狠狠的样子。他感觉到心脏在跳，回忆起了嘴上叼着烟的感觉———“单纯快乐的管子”，有个剧作家曾这么称呼香烟———感觉到心跳在不可思议地变慢。上个月他被请到一个国际会所里做午餐演讲，所有的资深外国记者都出席，他的心跳得比现在还快。

心跳现在变慢了，又会怎样？瞎子平静下来甚至能找得到路。

他妹妹在河里平静下来，也能活着。

弗雷彻凑近火焰，万宝路烟点着了，开始变红。他深吸了一口，马上开始咳嗽，三年没有抽烟后再抽烟，很难不咳。他坐回到椅子上，加剧呼吸和干咳，全身开始摆动，张开双肘，向左边甩，跺着双脚，最妙的是他又用起小时候的表演才能———双眼翻白，在做这些动作时他没有把烟丢掉。

弗雷彻从没见过真正的癫痫发作，尽管他依稀记得在电影《神奇的工人》中见过帕蒂·杜克发作过一次。他无法知道自己是否做得像真正癫痫患者的发作，但希望托马斯的意外死亡能使他们忽略他动作中的假象。

“妈的，别咳了！”海因斯用近乎尖锐的声音嚷着，那样子在电影里可能很有趣。

“按住他，拉蒙！”埃斯科巴用西班牙语喊。他想站起来，可肉乎乎的大腿起来时重重地撞在桌子上使他又砰地坐了回去。那女人没动。弗雷彻心想她起疑了。不知道她意识到了没有，她比埃斯科巴聪明得多，所以她会怀疑。

判断正确吗？他的双眼上翻只能看见她一点点，无法确定是不是这样，但他心里有底。她的怀疑碍事吗？他已经开始行动了，现在他们得把这场戏演完，很快就会演完的。

“拉蒙！别让他摔到地板上，别让他吞下他的舌你这白痴！”埃斯科巴冲着拉蒙嚷。

拉蒙弯腰抓住弗雷彻摇晃的肩，也许等着他的头摆回来，也许要确定他的舌头完好无缺（一个人不会吞下自己的舌头，除非被切下，拉蒙显然不知道）。他要什么并不重要。当他的脸到了弗雷彻能攻击得到的范围时，弗雷彻把万宝路燃烧着的烟头插入了他的眼睛。

拉蒙厉声尖叫着向后猛地一退。他的右手朝脸上摸去，灼热的卷烟斜插在他的眼窝里，但左手仍在弗雷彻肩膀上，像钳子一样紧夹着。当拉蒙后退时，他拉倒了弗雷彻的椅子，弗雷彻从椅子里弹了出来，一转身站稳了脚跟。

海因斯尖声叫着什么，也许只是一两个字，但在弗雷彻听来像是一个女孩看到偶像歌星———比如汉森乐队的一个成员时发出的尖叫。埃斯科巴根本没做声，这不妙。

弗雷彻不再回头看桌子那边，不看埃斯科巴是否冲过来，而是马上伸出双手抓住拉蒙的左轮手枪的枪柄，把它从枪套里拨了出来。他认为拉蒙不知道枪被抢走。拉蒙发出一连串西班牙语的尖叫并拼命地扒脸，他还把卷烟往里压，而不是取下折断。那燃着的烟头还在眼上。

弗雷彻转身看见埃斯科巴已经绕过长长的桌子，伸着胖手冲了过来，他不再像在电视上谈论高气压时的样子了。

“抓住这狗崽子美国佬！”那女人拍着桌子叫道。

弗雷彻把翻倒的椅子踢到埃斯科巴前，他绊到了椅子上，在他摔到地上时，弗雷彻伸出了枪，仍用双手抓着，向他的头顶开枪。

埃斯科巴的头发炸开了，血从他鼻子和口中喷出来，也从下巴下面涌出，子弹穿透脑袋从下巴下面钻了出来。埃斯科巴满脸是血地平平地躺了下来。他的双脚在灰色地板上蹬了几下，垂死的身体上发出粪便的臭气。

那女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未冲着弗雷彻来，她冲门跑去，穿着不成形的衣服像鹿一样飞快地跑。拉蒙仍在嚎叫，正站在弗雷彻和那女人之间，他朝弗雷彻的脖子伸手，想掐死他。

弗雷彻朝他开了两枪，一枪打胸，一枪打脸。打脸那枪打烂了拉蒙的鼻子的大部分和右边脸颊，但这穿着棕色制服的胖子依旧吼着扑倒，烟仍粘在他脸上。他粗肥的手指张开又握起来，有一个手指还戴着银戒指。

拉蒙倒在埃斯科巴上面，埃斯科巴倒在椅子上。弗雷彻想起了一个著名的卡通片，里面有连成一条线的鱼，每条都张嘴去吃一条比它小的鱼，那幅图叫“食物链”。

拉蒙中了两枪，脸朝下趴着，却伸手钳住了弗雷彻的脚踝。弗雷彻一甩脚，趔趄了一下，手中的枪走火，朝天花板开了第四枪，尘土纷纷落下，这个房间里此刻充满了浓浓的硝烟味。弗雷彻朝门口一看，那女人还在那儿，一只手猛拉门把，另一只手慌慌张张地扳着转锁，但她无法打开。如果能打开，她早就打开，尖叫着跑出去了。

“嘿，嘿，你这婊子，看着我！”他说，像一个周六晚上去打保龄球得了３００分的家伙。

她转身用巴掌压着门，好像要把它举起似的。她的双眼仍有点放光。她告诉他不准伤害她，开始时用西班牙语，后来顿了一下，改用英语说：“你不准用任何方式伤害我，弗雷彻先生。我是惟一能保证你安全离开这儿的人，我庄严地发誓这是真的，但你不准伤害我。”

在他们的背后，海因斯像一个撒娇或受惊的孩子一样跪在地上。于是弗雷彻走近那女人———她背靠门站着，手掌平平地压在门的金属表面，他闻到一丝苦甜各半的香水味。她的眼睁得像杏仁，头发全伏在头顶上。我们不是傻瓜———她刚才曾这么说过，弗雷彻想我也不是。

女人从他的眼里看出了要杀她的意思，开始提高语速。说话时她的屁股、背部和手掌越来越紧地压着金属门，似乎相信自己压得够紧就能透过铁门，从另一边出来。她说她有文件，上面是他的名字，她愿意给他。她也有一大笔钱，还有金子，从她家的电脑上可以进入瑞士银行的账户。这些对弗雷彻来讲可能就是区分暴徒和爱国者的一个方法。当他面临死亡时，爱国者发表演讲号召人们继续革命，而暴徒却告诉你他们在瑞士银行的账号并让你上网进入。

“闭嘴！”弗雷彻喝住她。除非这个房间隔音非常好，否则可能有一队卫兵已朝这里走来了。他对付不了那些卫兵，但眼前这个绝不会放过。

那女人闭上了嘴，仍靠着门，手掌紧贴着，双眼还发着光。弗雷彻想知道她多少岁，６５？她在这房间里杀了多少人？或者说在像这样的房间里有多少人她准备要杀？

“听着，”弗雷彻说，“你在听吗？”

毫无疑问，她想听的是救命的脚步声。做梦！弗雷彻心想。

“那个天气预报员说爱尔·康多用可卡因敛财，说他是共产党的献身者，是联合果品公司的娼妓，谁知道还是什么，也许他是，也许不是，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要知道和关心的是１９９４年夏天他没有掌管巡逻队，巡逻卡雅河。努内斯在纽约，在纽约大学。所以他不是那些从卡雅撤走时杀害修女的那帮东西中的一个。那帮东西把三个修女的头放在河边的杆顶上，中间那个是我妹妹。”

弗雷彻朝她开了两枪，拉蒙的枪没子弹了，两枪已足够。那女人顺门滑下，睁大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弗雷彻的脸，那眼睛在说：应该是你被干掉，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应该是你被干掉。她的手抓了喉咙一两次，随后就不动了。眼光仍在弗雷彻的脸上停了好长一会儿，睁大的眼睛像想讲捕鲸故事的古代水手那样。然后，她的头向下一垂就死了。

弗雷彻转身举着枪朝海因斯走去，这才发现自己右脚的鞋子不见了。他看看拉蒙，见他趴在一摊血中，仍握着自己的一只拖鞋，像一只不想让小鸡全部逃走的垂死的黄鼠狼。弗雷彻停下来，花好长时间才把鞋穿上。

海因斯转身好像要跑，弗雷彻用枪朝他指了指，枪没子弹了，但他好像还不知道。他或许记起来了，但这里无处可逃，这是死亡之屋。他不跑了，只是哭着盯着逼近的枪口和人。“后退一步！”弗雷彻命令。他仍在哭，但还是退了一步。

弗雷彻在海因斯的机器边停了下来，海因斯曾用过什么词？返祖现象？不是吗？

那机器对像海因斯这样智力的人来讲是太简单了。三个表盘，一个开关（此刻是在关的位置），一个可变电阻器，已被转动过，上面的白线指在１１点的位置，表盘上的指针都在零的位置上。

弗雷彻拿起日晷针递给海因斯，他含糊地咕哝一声，摇摇头，而后退了一步。他的脸皱了起来，像是悲伤的嘲笑，然后又恢复了正常，前额被汗浸湿了，脸上都是泪水。再次后退使他几乎站在那罩着铁笼的灯泡的正下方，他的影子遮住了双脚。

“拿着，否则就干掉你。”弗雷彻说，“如果再后退一步就干掉你。”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这要求，想想是否有什么不对。

但弗雷彻忍不住回忆起托马斯的照片，他睁着眼，太阳穴上有像烫过的小焦痕。

海因斯抽泣着，接过那像钢笔一样圆头的物体，小心翼翼地提着那橡胶外套。

“塞到嘴里，像棒棒糖那样吮着。”弗雷彻命令他。

“不！”海因斯泪汪汪地哀求，摇头时泪水从脸上甩出来。他的脸仍在变，痉挛和放松交替着。他的鼻孔前有个绿色的鼻涕泡泡，那泡泡在他快速的呼吸下膨胀缩小，但没有破。弗雷彻从没有看到过像这样的情景。“现在你可不能命令我。”

但海因斯知道弗雷彻可以命令他。法兰肯斯坦新娘可能不信，埃斯科巴没时间去信，但海因斯知道不能拒绝他，他现在正处于托马斯的境地，处于弗雷彻刚才的境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报仇，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不是。相信是一种想法，在这里，想法没有用，这里眼见为真。

“塞到嘴里，不然就崩掉你的脑袋，”弗雷彻说，把没子弹的枪捅到海因斯脸上。海因斯惊恐地哭了一声向后退缩。此时弗雷彻的声音温柔起来，变得自信和真诚，某种形式上让他想起埃斯科巴的声音———“我们有一个地区位于低气压中，我们正需要下臭雨”，他又想起他的声音。“你塞进去我不会电你，快点，但我要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海因斯盯着弗雷彻，他的眼是蓝色的，边缘变红，充满了泪水。他当然不信弗雷彻说的，他说得没道理。但海因斯很显然不管怎么样都要信，因为不管有没有道理，弗雷彻手里捏着自己的性命，只要上前一步他就能结果了自己。

弗雷彻笑着说：“塞进去自己研究一下。”

海因斯不完全确信，但已足够相信弗雷彻可能是“也许他愿意”先生。他把那钢棒放进嘴里，鼓出的眼瞪着弗雷彻，从嘴里突出的日晷针，不像棒棒糖，更像是老式的温度计。那绿色的鼻涕泡涨起来，缩下去，涨起来又缩下去。弗雷彻仍把枪顶着海因斯，他飞快地把开关拨到开的位置，狠狠地转动电阻器，电阻器的指示白线从１１点的位置转到５点的位置。

海因斯其实还有时间把那日晷针吐出来，但电击反而使他双唇抽搐抿着不锈钢棒，劈啪声这次更响，像是小树枝而不是嫩枝折断。海因斯的双唇抿得更紧了，那绿色的鼻涕泡鼓了出来，他的一只眼睛也鼓了出来。海因斯的整个身体好像在衣服里振动。他的手勾着，长长的手指张开着，脸色从白到灰白再到暗紫，烟从鼻孔里冒出来，另一只眼也从眼窝里鼓出来，错位的眼珠在眼眶上面惊讶地抬起来，海因斯的一边脸裂开陷了下去。烤肉的焦味和烟从那裂开的洞里冒出来，弗雷彻看到里面有一小团火焰，先是橘红色，然后变成蓝色，他的嘴着火了，舌头像地毯一样烧了起来。

弗雷彻的手指仍拧在电阻器上。他往逆时针方向一直转，然后把开关拨到关的位置。那表盘上刚才打到＋５０位置的指针立刻摆了回来。断电的那一刻，海因斯砰然倒下，血从嘴里淌出来，日晷针掉了出来，弗雷彻看见日晷针上还带着一小片他的唇肉。弗雷彻的喉咙里打了一个咸咸的嗝，他强压了下去。他没有时间对海因斯受刑的惨状呕吐，也许晚些时候再吐。他凑上前去看看海因斯冒烟的嘴和鼓出的眼珠，他问海因斯的尸体：“怎么描述你的感受？刚才的体验还记忆犹新？什么，无话可说？”

弗雷彻转身快速离开，他绕过拉蒙时他还没死，在呻吟着，像在做噩梦的人。

他记得那门被锁上了，是拉蒙锁的，钥匙可能还挂在他的皮带上。弗雷彻转身回到他旁边，跪下扯断了钥匙链。在扯的时候，拉蒙的一只手又伸出来抓住了他的脚踝。弗雷彻还拿着枪。他用枪柄重重地砸了一下拉蒙的头，脚踝上的手紧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弗雷彻站起来，又想起了子弹，一定得要子弹，枪里没有子弹了，随后他想到不需要那些臭子弹，拉蒙的枪已完成任务了。在外面开枪只会招来像苍蝇一样聚过来的卫兵。

即使这样，弗雷彻还是摸索着拉蒙的皮带，打开一个小皮囊，发现了子弹，他把弹匣填满。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忍心向那些像托马斯一样的卫兵开枪。他们有家小要养，但他会向长官开枪，至少可留一颗子弹给自己。他很可能将无法走出这座大楼，就如要再打一个３００分的保龄球局，但永远不会再被带回到这个房间里，坐在海因斯的机器旁边。

他用脚把法兰肯斯坦新娘拨开，她的双眼木然地瞪着天花板。

弗雷彻越来越意识到他幸存下来了而其他这些人没有。他们的身体变冷了，他们皮肤上的细菌群已经开始死亡了。这些都是在情报部地下室产生的坏念头，这些坏念头存在于一个人的头脑中，他是“受政府迫害的失踪者”———也许只是暂时失踪，也许是永远。他仍然忍不住这么想。

第三把钥匙能打开门。弗雷彻探出头观察大厅，煤渣砖砌成的墙，下半部是绿的，上半部是脏兮兮的雪白色，像破旧学校的走廊的墙。大厅里没人，大约向左９米处躺着一只小棕毛狗。他的脚在抽搐，弗雷彻不知道那只狗是在做梦追捕猎物，还是被当成猎物追。但他想如果隔音不好，狗不可能不被枪声，或海因斯的尖叫声吵醒。他心想：如果逃回去，我会写隔音墙是独裁者伟大的成功之处，我要告诉全世界。当然也可能逃不回去。右边向下的台阶可能直接通向第４３大街，我走这条路，但———但“也许我能”先生又冒出来了。

弗雷彻关上死亡之屋的门，走进大厅。那只小棕毛狗抬起头看了看他，张嘴低吠一声，声音小得很，接着就伏下头继续睡。

弗雷彻蹲下来，双手放在地板上（手里仍握着拉蒙的枪）弯下腰吻了吻亚麻油布地毯，这时他想起了他妹妹———她死前８年上大学时的样子。她上大学时穿着格子呢的裙子，裙子上格子里的红色不完全像这褪了色的地毯的颜色，但很接近，正如他们所说的：近得引起政府干涉。

弗雷彻站起来，穿过大厅走向台阶，那里通往一楼、市区、４号高速公路、巡逻队、路障、边境检查站、河流。中国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看看我能走多远，当弗雷彻踩到台阶上时这么想。我也许会让自己吃惊，他已感到惊奇了———活着，他微微一笑，握着拉蒙的枪，开始走下台阶。

一个月后，一个男人走到位于第４３大街的卡罗·阿古兹的报刊亭。卡罗几乎认为这个男人会拿枪顶在他脸上进行枪劫，他紧张了一阵。此时才８点，街上还有灯，有很多人，但街上那些人谁能阻止一个疯子呢？这男人很像是疯子，他的白衬衫这么薄，灰色的裤子似乎在飘，双眼陷在又大又圆的眼窝里，看起来像从集中营里或（因很大的冤情）从疯人院里放出来的。当他的手伸进裤袋时，卡罗·阿古兹心想他会拨出枪来。

但拨出的不是枪，而是劳德·布克斯顿公司制造的钱包，他从钱包里抽出１０美元的纸钞，然后这穿白衫灰裤的人用非常理智的声音要了一包万宝路。卡罗拿出一包万宝路外加了一盒火柴，从柜台上推给他。那男人打开万宝路盒子时，卡罗正找零钱给他。

“不要。”看见他找零钱，那男人说，他抽出一支卷烟叼在嘴上。

“不要，不要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不要找零钱。”那男人说，他把烟盒递给卡罗，“你抽烟吗？喜欢就来一根。”

卡罗怀疑地看着这位穿白衬衫灰裤子的男人，“我不抽，抽烟是坏习惯。”

“很坏的习惯。”那男人同意他的说法，点着烟，愉快地吸了一口，他站在那儿抽着烟看着街对面的行人。街对面有几个女孩，男人喜欢看穿着夏天服装的女孩，这是人类的天性。卡罗不再认为这个顾客是疯子，尽管他不要找的零钱，它们仍在狭窄的柜台上。

那男人一直把烟抽完，转身趔趄了一下，好像他不习惯抽烟，烟让他头晕。

“美好的夜晚。”那男人对卡罗说。

卡罗点点头，是不错的夜晚。“我们很幸运能活在这世界上。”

卡罗说。

那男人点点头说：“我们所有的人，一辈子都很幸运。”

他朝路边走去，那里有个小垃圾筒，他把那包烟丢了进去，“所有的人，一辈子！”他重复，走开了。卡罗看着他走远，心想也许他就是疯子，也许不是，发疯很难界定。

这是关于拉丁美洲审问室的地狱版的故事，有点卡夫卡式。在这样的故事里，受审者通常供出一切然后被杀害（或是失去心智）。我想要写一个更圆满的结局，但这可能不现实。这就是写这个故事的目的。

《伊鲁利亚的小修女》
如果说我这辈子中有杰作的话，可能就是那未完成的七集系列小说《黑暗塔》，它讲述的是吉里德的罗兰·德斯崔以及他寻找他视为生存目标的黑暗塔的故事。在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拉尔法·威西那扎（我以前的代理人和国外版权经纪人）问我，是否愿意为罗伯特·施尔文伯格正在编辑的奇幻小说特集写一篇关于罗兰年轻时的故事，我满口答应了下来。可苦于没有题材，无从下笔。正准备放弃，有天早上我醒来后构思另一部小说《护身符》时，想到了杰克·索耶初次见到疆土女王时所在的大帐篷。在淋浴时（我一直在想———认为这是个题材），我开始想像废墟中的帐篷，里面都是正在窃窃私语的女人、鬼魂、吸血鬼、小修女，把人带入死亡而非挽救生命的护理者。从这想像扩展开来是非常困难的事，可我有很大的自由度———施尔文伯格要的是短篇小说而不是短篇故事，可写起来还是很难。那时有关罗兰和他朋友的小说不只是长，还要有史诗的风格。本篇的一个好处是不必先看《黑暗塔》就可以直接读。对《黑暗塔》的爱好者顺便说一句，《黑暗塔》第五集现已完成，共有９００页，名称是《卡拉之狼》。
［作者注：《黑暗塔》系列是以吉里德的罗兰为中心人物———他是“逝去”的荒废世界中最后一个枪手。小说以他寻找穿黑袍的魔法师沃尔特为开篇。罗兰长期追寻沃尔特，在那个系列小说第一集中他最终找到了他。本篇小说讲述的是他在搜寻沃尔特踪迹的途中发生的事。

斯蒂芬·金］

一、在福尔大陆　废弃的小镇　隐隐的铃声 男孩的死尸　倾覆的马车　绿色的妖人
在福尔大陆的那一天，天气异常炎热，似乎要把罗兰还没来得及利用的空气又吸出来。罗兰来到位于德撒托亚山中的一个小村镇前。这些日子里，他独自赶路，也许不久后只能徒步旅行了。一周来，他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个兽医给他的马治病，但也明白，即使这小镇里有兽医也没用，他的坐骑———两岁的棕黄马快不行了。

小村镇的大门有花朵装饰着（可能是因为什么节日或其他的仪式），敞开欢迎他的到来，但镇里一片寂静，令人感到不对头。枪手罗兰听不到马蹄声、车轮声、集市里小贩的叫卖声，只听到蟋蟀的低鸣声（也可能是某些虫子，叫声比蟋蟀悦耳些）、奇怪的敲打木头声和缥缈的铃声。

缠绕在镇大门装饰铁柱上的鲜花枯萎已久。

他胯下的杂色马托朋西打了两个空洞的大喷嚏———“窟窟”，并向一旁摇摆着。罗兰下了马，一方面是马累了，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使自己不会因马倒下而摔断腿。

罗兰穿着满是尘土的靴子和褪色的牛仔裤站在灼热的阳光中，抚摸着马的背部，不时地用手指梳理它的鬃毛或驱赶聚集在它眼角的小蝇，以免小蝇在它的眼角产卵再孵出蛆来。

他尽可能仔细地照料这匹马，一边听着远处缥缈的铃声和奇怪的敲打木头声。过了一会儿，他不再梳理鬃毛，而是若有所思地看着那敞开的大门。

门楣中间那个十字架非同寻常，如果没有那十字架，它就是普通的门，一个西部地区平常的门，没有实用性，只是传统上用来装饰的。过去十个月来，他所经过的小镇都有这样的门（很宏伟），你可以从这里进镇，还有一个出镇的门（没那么宏伟），没有一个是用来阻挡外来者的，这个当然也不是。门的两边分别立着一道粉红的砖墙，有六米长，一直延伸到路两旁的碎石堆里。就算关上门并用很多把锁锁住，也不过让人走一小段路绕过其中的一道墙。

小镇上，罗兰看到一个小旅馆，两个酒馆（一个称为“忙碌猪酒馆”，另一个招牌上的字很淡看不清），一个货栈，铁匠铺，会堂，像一条非常完整的商业街。街上还有一个相当精致的小木阁，顶上挂着优雅的铃铛，下面垫着坚固的基石，木阁的双开门上用金色绘了一个十字架，这十字架跟门口的那个一样，标示着这里是耶稣教教徒拜神的场所。这个教在中土世界里不是一个普通的教，颇有知名度，在那时的中土世界里有很多教派、拜各种神，包括对巴阿尔神的崇拜。信仰像当今世界的一切事物一样都不断在变。在罗兰看来，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神只是另一种宣扬爱与屠杀密不可分的宗教，到最后神总要饮血。

这时，像蟋蟀一样的叫声仍能听得到，还有梦幻般的铃声，古怪的敲木头声像在捶门，或捶棺材盖。

罗兰心想：这里很不正常，有股血腥味。

他牵着马穿过装饰着枯萎花朵的大门走到商业街上。在货栈的长廊上，有一排空摇椅（老人们应该聚集在那讨论作物收成、政务和年轻人干的蠢事），一张摇椅下面丢着一个烧焦的玉米穗轴，像是不经意拉下的；“忙碌猪”酒吧前的拴马架空荡荡，酒吧里黑糊糊的，一扇蝙蝠翅膀状的门被拉断，从房子边缘伸出来，另一扇门半掩着，门上绿色的细板条褪色了，上面有褐栗色的东西，可能是刷上去的，也可能不是。

车马店的店面完好无缺，像一个衰老女人脸上的浓妆，但店后的两个谷仓只剩下烧焦的屋架。罗兰想这一定是在雨天起火造成的，否则整个镇都会被烧掉。在谷仓燃烧时一定有人在跳着欢乐的舞，看着熊熊大火。

这时他看到街中段右侧有两座建筑，街两侧长满了草。镇会堂和教堂是分开的，教堂边上的小屋是给牧师和他的家属住的（如果耶稣教允许神职人员有家庭，那屋子就是给他们的，其中一些人明显被那愚昧而霸道的禁欲教规所束缚，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两边的草丛里长的花一副枯萎的样子，但大部分仍活着。这个地方被废弃的时间不长，也许是一周，最多两周。

托朋西又打喷嚏了———“窟”，疲惫地垂下了头。

罗兰看见了发出丁当声的地方。在教堂的十字架上，一条绳垂成浅浅的弧度，绳上挂着可能有二三十个小小的银铃。今天几乎没什么风，但足够使这些小银铃摇动了。罗兰想如果真正刮起风来，铃铛发出的丁当声可能就没这么好听了，更像流言者的舌头在刺耳地鼓噪。

“喂，喂，有人吗？”罗兰喊道，望着街对面的墙面招牌：“好床旅店”。

除了丁丁当当的铃声、悦耳的虫声和奇怪的敲木头声，无人应答，没有动静但这里一定有人，有人或其他东西。他觉得自己正被人偷窥，颈上的寒毛竖了起来。

罗兰牵着马继续朝镇中心走去，在商业街上扬起一阵尘土。大约走了４０步，他在一个低矮的房子面前停了下来，房子上标着一个生硬的“法”字。这个镇长的办公场所和教堂很相似———漆成深褐色的石地基木板房。

那铃铛在他身后时急时缓地响着。

他让马站在街当中等着，自己踏上台阶走进镇长的办公室。太阳热辣辣地照在背上，汗顺着身子两侧淌下。门关着但没有锁。他推开门，聚在屋子里的热气像无声喘气般呼出来，他退了一下，手稍稍抬起。他寻思如果所有关闭的房屋都这样，车马店的谷仓就不会是惟一被烧掉的大东西了。而没有雨水浇灭大火（镇上一定没有自愿救火队，也不再会有），整个镇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化为灰烬。

他走进去，慢慢地、一点点地呼吸里面沉闷的空气。他突然听见了蚊蝇的嗡嗡声。

这是一个宽敞的单间，没什么摆设，里面一道木栅门开着。一张粘满和房门上一样的深褐色东西的床铺，上面标着“忙碌猪”的字样，床底下是一双肮脏的便鞋，有一只还开了线。苍蝇就在床铺上，爬在那深褐色污物上吃着。

桌子上有一本登记簿。罗兰把登记簿转过来，看见红色的封面上用浮凸文字印着：

矫罪录

于神之年

伊鲁利亚

现在，他至少知道了这个镇的名字———伊鲁利亚，蛮不错的名字，可也有不祥的感觉。但罗兰想在这种环境里任何名字都会让人有不祥的感觉。他转身打算离开时，看见了一扇由木闩闩着的门。

他走过去，在门口沉思了一会儿，拔出别在臀后的大左轮。他又站了一会儿，上前拉开木栓（他的老朋友卡斯伯特说他的脑子转得不快但非常精确）。他打开门马上后退一步，举起枪，预想一具尸体（希望是镇长的）躺在房间里，喉咙被割断，眼睛鼓出，是需要矫过罪行的牺牲者。

里面空荡荡的。

嗯，五六件肮脏的工装放在那里（长期服役的犯人可能要穿这些工装），两个弓，一袋箭，一台破损尘封的马达，一把可能在１００年前用过的来复枪，一支拖把但在罗兰的眼中，这些东西都微不足道，这里只是一个储藏间。

他回到桌边打开登记簿浏览里面的内容，连登记簿都是热的，好像被烤过似的———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是这样。如果商业街的格局不是那样，他会预计在登记簿内有很多违反教规的记录，但登记簿里没有此类记录，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耶稣教的教堂能和两个酒馆共存说明教徒是相当理智的。

罗兰所发现的都是普通的小罪，有几个却不那么小———一桩谋杀，一桩盗马，一桩凌辱妇女（那可能是强奸）。谋杀犯被送到一个叫列克星沃斯的地方执行绞刑，罗兰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最底下一条记录是“绿人从此处被逐出”，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最新的记录是：１２／Fe／９９，查斯，自由民，盗牛未遂。

罗兰不理解１２／Fe／９９的含义，但这个记录时间离２月（February）很远，他想Fe可能代表福尔大陆（FullEarth），无论怎么看这墨迹都和屋里床铺上的血迹一样还很新。他猜盗牛未遂的自由民查斯已经到了生命终点的空旷处。

他走出屋子回到灼热的阳光下和悦耳的铃声里。托朋西麻木地看了看罗兰，又垂下头，好像商业街的尘土里有草吃。

枪手抓起缰绳，在褪色的牛仔裤上拍去尘土，继续沿街走去。

敲击木头的声音越来越大了（他离开镇长办公室时就没有把枪插回枪套里，现在也不必插回去）。当他走近镇广场时，他想本来那里应该是伊鲁利亚镇的交易市场。在广场上他终于看到会动的东西了。

在广场远端有个长长的供水槽，外观是木铁结构的（其他地方称那种木头为西冠木），供水槽南端的上方有根生锈的钢管。原本水应该从钢管流到水槽里，现在却没有一滴水。在钢管中段横着一条穿着浅灰色灯心绒裤子的腿，脚上穿着一只被咬得不成样的牛仔靴。

咬靴子的是一只巨大的狗，毛色比灯心绒裤子的颜色灰得多。

罗兰想如果在其他环境里那只狗早就把靴子扯下来了，但现在靴子里的脚和小腿下部已肿了。那狗干脆就咬去靴子面皮，再咬住靴子前后甩动，靴子的跟部撞在水槽一侧的木头上，发生空洞的撞击声。罗兰联想到有人在敲棺材盖似乎也没什么不对。

罗兰寻思它为什么不后退几步跳上水槽直接咬呢？钢管里没有水流出来，它不用担心被淹着。

托朋西又打了一个空洞而疲惫的喷嚏。那只狗听见声音蹒跚着跑了过来，罗兰明白了它为什么那么费力地咬———它的一条前腿弯得很厉害，几乎折断了，走路都困难，更别说跳了。在它的胸前有一块脏兮兮的白毛，这块毛外的黑毛长成一个粗略的十字形。耶稣狗，也许期待着找到圣餐。

从胸膛里发出的咆哮和它转动着的眼睛并无善意，它翘起上唇，颤抖地冷笑着，露出一排利牙。

“快走开。”罗兰说，“趁你还能走。”

那狗一直退到后腿顶到它咬的靴子上。它害怕地盯着罗兰，但它显然想坚守阵地。罗兰手上的左轮手枪对它没有什么意义，对此他也惊奇，他猜那狗从未见过枪，不知道一枪就能要了它的命。

“赶紧走开，快！”罗兰对它说，但那狗仍没动。

他应该开枪，尝过人肉的狗对其他人也没什么好处，但不知何故他不想开枪。杀害这镇上惟一一个活着的东西（除了鸣叫的虫子外）似乎会招来厄运。

他开枪打在狗好的那只前爪前的土里。枪声在炎热的空气里炸开，一下子使鸣虫安静下来。那狗似乎能跑，而那一跛一跛的跑动让罗兰看了不是滋味，有点心酸。它跑到广场远端，在一辆翻倒带货斗的马车（货斗边上溅着血）旁停下，回头看他，发出一声凄凉的嚎叫，这使罗兰颈上的寒毛竖了起来。那狗转身绕过破马车，一瘸一拐地跑进了两个货摊之间的巷子里。罗兰猜想那巷子可能通到伊鲁利亚镇的后门。

罗兰牵着他那匹垂死的马，穿过广场朝铁木结构的水槽走去，想看个究竟。

那不是成人而是个男孩。排除在夏日的阳光下在近一尺深的水中浸了不知多久而身体发生浮肿的因素，罗兰从外形上判断他可能刚刚开始发育。

男孩的眼睛成了乳白色的球，茫然地睁着，像雕像的眼睛；头发像老年人似的那么白，但这是浸在水里而引起的视觉错误，他头发的颜色可能是淡黄色的；他一身牛仔装束，尽管他最多１４或１６岁。在夏日的阳光下，水像炖东西一样浸入他的皮肤里，在他的脖子上，有个东西在水里隐隐地闪着光，是一个金链牌。

罗兰把手伸入水里，虽不愿意这么做，但感到这是一种义务。

他抓住链牌一扯，链断了，他把滴着水的链牌拿了起来。

他宁愿看到一个耶稣教的十字架———被称为苦像或受难像，但这是小小的长方形牌，看起来是纯金的，上面刻着：詹姆斯　家人之爱，上帝之爱。

他起先还不想把手伸进浸了尸体的水中，现在他很高兴拿到这个金链牌。或许他永远不会遇到这个男孩的家人，但他认为冥冥之中会有安排。他想把尸体体面地埋葬掉，如果能把男孩从水槽里抱出来而不弄坏他的尸体。

罗兰正这么想着，权衡着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先埋尸体还是直接出镇。就在这时候托朋西倒下死了。

这匹杂色马咔嚓倒地时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罗兰转头看见八个人出现在街上，一字排开向他走来，像猎手驱赶飞禽或小猎物。

他们的皮肤是绿色的，有蜡质光泽，也许能在黑暗中发光，像鬼一样。罗兰很难分辨出他们的性别，可这并不重要。他们是动作迟缓的变异妖人。他们弯着腰缓缓地走着，像是被某种神奇的魔力激活的死尸。

他们扬起的灰尘像一层雾霭一样浮着。狗被赶走了，如果不是托朋西在关键时刻倒地，也许他们到了眼前，罗兰才会发现。他没看见枪，他们都拿着棒。那些棒大都是椅子腿或桌子腿，但罗兰看见有一个是特制的、不是从桌椅上折下来的———棒上竖着生锈的钉子。他猜想那可能是酒馆保镖的东西，也许保镖在“忙碌猪”酒馆里藏了很多这样的武器。

罗兰举起枪，瞄准队伍正中的那个家伙，此时他已能听到他们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和他们像是得了重感冒似的呼吸声。

他们很可能是从矿洞里来的，罗兰想，这附近有镭矿，这就能解释他们的肤色了。奇怪太阳怎么晒不死他们。

他正看着，最边上那个脸像熔化的蜡烛的变异妖人死了，或者倒下了———他（罗兰很肯定他是男性）低叫一声跪倒在地，手摸索着去抓身边的同伙（秃头凹凸不平，脖子上红色的疮咝咝作响）。

这东西并不在意倒下的同伙，只是用模糊的眼睛盯着罗兰，与其他同伙迈着艰难的步伐蹒跚着走过来。

“站住！”罗兰喝道，“小心我开枪，如果你想活的话，要小心我的子弹！”

他主要是对队伍正中那家伙说的，他穿着一件破烂的衬衫和老旧的红色背带裤，还戴着圆顶礼帽。这家伙只有一只眼睛是好的，那眼睛带着令人恐怖的贪婪准确无误地盯着罗兰。他旁边的那个绿妖（罗兰相信这是个女人，在背心下吊着一对退化的乳房）掷出手上的桌腿，可能桌腿离罗兰还很远就坠地了。

罗兰连忙扣动左轮手枪的扳机，朝他们开火。这次不是打在狗爪前面，而是戴帽子的绿妖的破鞋子前。

那些绿妖没像狗那样跑开，但停了下来，带着一副阴沉而贪婪的样子盯着他。伊鲁利亚镇失踪的居民都被这些东西的肠胃给消化了吗？罗兰不敢相信，虽然他完全了解这样的东西会毫不犹豫地吃人肉。（也许他们不是食人怪，不一定，不管他们过去是什么，这种东西怎么能称为人呢？）但他们行动太迟缓，太愚昧。如果被镇长赶走后还敢回到这里，他们可能会被人烧死或用石头砸死。

为了腾出另一只手拔第二只枪（以防绿妖不听劝阻），罗兰把从男孩身上摘下的金链牌塞进牛仔裤的口袋，再把断掉的链塞进去。

他们站在那儿盯着他，身后是曲扭古怪的影子。接下来怎么办？告诉他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罗兰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服从。最后决定让他们就这么站着是最好不过，至少现在不用再考虑是否埋葬那叫詹姆斯的男孩，难题解决了。

“站好了，”他缓缓地说，开始后退，“第一个移动的家伙———“

罗兰还没说完，一个胸脯厚实的绿妖挥舞着像钢琴腿一样的东西扑上前来，他细细的脖子上长着一张撅起的蛤蟆嘴，看起来像鱼鳃。他用高亢而缓慢的声音咯咯地叫着，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笑声吧。

罗兰开枪了，蛤蟆先生的胸脯如一片屋顶般塌陷下去。他后退几步，想保持平衡，那只没拿武器的手抓着胸脯。两只脚绊在一起，他摔倒在地，发出一声古怪而孤独的吼声。他扔开棍棒，滚到一边去，还想站起来，但又倒下去了。毒辣辣的太阳刺入他睁大的眼中。罗兰看见白色的水汽从他皮肤里一条条地冒出来，皮肤很快变成浅色，发出咝咝的响声，像热炉上的一口痰。

至少我不用多说了，罗兰心想。他扫视着他们，“好了，他是第一个动的，谁是第二个？”

似乎没人动，他们只是站在那儿望着他，并没扑过来，但也不往后撤。他想（就像之前对那只狗一样）应该把他们全杀掉，只需拔出另一支枪把他们个个击毙。对他那神奇的枪法来说这只是小儿科，几秒之内就可以完成，即使有人逃跑也可以击毙。但他不想这么干，不想这么残忍。他不是杀手，至少还没到那地步。

他非常缓慢地后退，先是绕过水槽，让水槽隔在他和绿妖之间。戴帽子的绿妖上前几步，罗兰不想让其他同伙也学他，就朝那绿妖跟前开枪警告他。

“这是给你的最后一次警告。”他用很慢的语速说，不知道他们是否理解，但他不在乎这个。他猜他们应该明白这个警告。“下一颗子弹我会打中某个人的心脏。就这样，你们别动，我离开，这是给你们的一个机会。如果还跟着我，你们全都得死。太热了不想陪你们玩，我没———“

“扑呜”一个响亮而黏湿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声音里无疑含着兴奋。罗兰看见一个黑影从倾倒的运货马车的阴影里冲出来。此刻他就在马车边上，才意识到一个绿妖一直躲在马车下面。

他刚转身，一根棒子砸在他肩膀上，使右肩到腰部都麻木了。

他举枪再射，但子弹却打入马车一只轮子的木辐条上，把轮子打得吱吱直转。在他身后，他听到那些在街道上的绿妖发出嘶哑的欢呼声并冲了过来。

那躲在倾倒的马车下的东西是一个长着两个头的怪物，其中一个头上是一张已退化而毫无生气的死人脸，另外一个头也是绿色的，比其他绿妖更有生气。他举棒再打时，厚厚的嘴唇张开，欢快地笑着。

罗兰抽出没有受伤的左手。他本来有时间给那个伏击他的绿妖一枪，打得他人仰马翻的。但此时其他绿妖已经冲上来了，给他一顿暴打。

罗兰躲过开头的一两棒，他想他可以绕到马车背后，避开他们开枪还击。他肯定可以做到，他探寻黑暗塔的旅程不会在这偏远西部的伊鲁利亚镇上断送于这一撮绿妖手中。命运不会如此残酷。

但戴帽子的绿妖从侧面狠狠给了他一棒，罗兰一下子倒在还在慢慢转动的马车后轮上，无法绕过后轮。他倒下去时还想挣扎着爬起来绕过车轮，还想躲开如雨点般落下的棒子，此刻他看见起码有３０个绿妖从街上向广场涌来，有男有女，不是一个家族，而是一个部落，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按罗兰的经验，这些行为迟缓的变异妖人喜欢黑暗，像有脑袋的毒菇。以前他从未见过像这样的绿妖。他们———穿红背心的是女绿妖，她半裸的乳房在肮脏的红背心下晃着。

某根棒上的钉子扎进他左小腿下部，那生锈而愚昧的钉子深深陷入罗兰的肉里。他再次想拾起那只大左轮（他的视觉已开始模糊，但不妨碍他开枪，他对用枪有很高的天赋。杰米·德库里曾说罗兰可以闭上眼开枪，因为他的手指上有眼睛），可枪被踢到地上，尽管他的手还能触到檀香木的枪柄，可已经没用了。

他闻到了强烈的腐肉味，是绿妖身上的气味，还是他无力地抬起双手保护自己的头时闻到手上的气味？他的手曾伸入浸着男孩尸体的污水中，水里都是他的皮屑和浸出物。

棍棒重重地落在他身上，全身上下都挨打了，那些绿妖好像要把他往死里打，而且还要折磨他。他眼前一片黑暗，相信自己已经死了。他听到虫子的鸣叫，他没杀的那只狗的叫声，挂在教堂门口的铃铛丁丁作响，这些声音汇聚成新奇而甜美的乐声，然后也消失在黑暗中。

二、飘然地苏醒　悬在半空中　白色的病房 另两位病友　两个金链牌
罗兰恢复了意识，但不像是被打一下才恢复过来的———过去他有好几次这样的经历，也不像从睡梦中醒来。那是一种意识飘然的上升感觉。

在上升中他想，我已死了，可思考的能力至少已经部分恢复过来。我死了，升入生命的轮回之中，一定是轮回之中，我听到的是死者的灵魂在唱歌。

完全的黑暗渐渐褪成像乌云那样的浅黑，然后再蜕变成像雾一样的灰蒙蒙，又一直变亮成为均匀清晰的薄雾，像太阳还没照过去的薄雾。在薄雾里，他感到自己飘飘然上升，好像在雾中被强有力的气流往上托。

当上升的感觉开始减弱，眼前的光线开始变亮时，他终于相信自己还活着，是那歌声使他确信自己还活着。那不是死者的灵魂在唱歌，也不是耶稣教牧师所说的天使在唱歌，只是那些虫子———像蟋蟀那么大而且有非常悦耳的声音、他在伊鲁利亚听过的虫鸣声。

这么想着，他睁开了眼。

相信自己活着的想法仍不那么肯定，因为罗兰发现自己在一个美丽的白色世界里，被悬在半空中。他感到困惑，首先想到自己在天空中，浮在雪白的云中，听到在草丛里的虫鸣，此时他也可以听到铃铛丁丁作响。

他试图转动头，身子却在某种系带中摇晃，还听见吱嘎吱嘎声。虫子的低鸣，像日暮时分蟋蟀在草丛中的低鸣，断断续续，不成曲调，像是回到吉里德的家中。他把头转了一下，背部立刻感觉一阵疼痛，痛感像树枝一样遍布脊背，他不知道那燃烧着的树枝是什么，但主干一定在他的脊椎上。更痛的是腿———他还分不清是哪只腿。他想那地方就是被钉子扎的。而他的头更痛，头骨就像被打破的蛋壳。他痛得叫了起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喉咙里发出的嘶哑的哇哇声，像乌鸦叫。他感觉也能隐约听见那十字架狗在吠，但他想那一定是自己的想像。

我快死了吗？回光返照？

有一只手抚摸着他的额头，他能感觉到，但看不到。手指在他皮肤上慢慢地移动，不时停下来进行一个点或一条线的按摩，很舒坦，像在炎热的天气里喝一杯冰水。他闭上眼，却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那只手是绿色的，手的主人穿着破烂的红背心，一对退化的乳房垂在下面。

如果是这样怎么办？你能干什么？

“嘘，先生”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也许是女孩。罗兰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苏珊，来自梅洁斯的女孩，她对他说话都是用“你”。

“我在哪在哪“

“嘘，别动，没那么快好。”

他背上的痛感正在减轻，但树状的疼痛还在，因为他每块皮肤都好像在微风中摇摆的树叶，怎么会这样呢？

“嘘，英俊的小伙，上帝的爱降临于你。那是你的伤口，别动，在治疗。”

那狗不再叫了（假定它刚才在这儿），罗兰又听见微弱的吱嘎声，让他想起系马的缰绳（也许是吊绳）。

他懒得去想了。此时他相信自己感受到了大腿、臀部以及肩膀下的压力。

我不是躺在床上，我想我是悬在床上，是吗？

他想自己可能是在吊索上。他依稀记得小时候见过一些人被悬吊在会堂后兽医的房间里。一个马夫被煤油烧成重伤无法躺在床上，最后死了。但不是那么快，过了两晚上才死，他痛苦的尖叫声回荡在戈仁菲尔德怡人的夏日里。

我也烧伤了吗？成了有腿的煤渣吊在吊索上？

几根手指触到他额头中间，摩挲着他皱起的眉头。好像那女子能读懂他的思想，用温柔而抚慰的指尖给他疗伤。

“如果上帝愿意，你会恢复的，但时间属于上帝，不属于你。”

那声音随着手指移动。

不，他想说，如果能开口的话，时间属于黑暗塔。

随后他又滑了下去，像升起来那样缓慢平静地下降，离开了那只手，渐渐地听不见虫鸣和铃声。这可能是睡觉的时间或是失去知觉的间断，但他没有完全降到底。

突然他好像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尽管不肯定，但是声音很大，因愤怒，或是害怕，或两者兼有。“不！”她大声说，“你不能从他那里拿开它，你知道！做你的事，别说了，去！”

当他再次恢复知觉时，身体仍旧虚弱，但意识却清晰了点。他睁开眼后看清自己不是在云里，但乍一看起来都相似———白色飘忽的情景又出现在他眼前，可以说是他罗兰一生中看到过的最美的地方部分是因为他仍有生命，当然主要是因为这里是那么安宁和虚幻。

当罗兰终于小心地转动头，非常小心地转动头，他看到，这是个又高又长的大房间。他估计至少１８０米长，宽度相对较窄，但因为很高，使空间有了宽敞的感觉。

这里没有他所熟悉的墙和天花板，有点像大帐篷。太阳从头顶上照下来，光线透过如波涛涌动般的白色薄丝，看起来像白色的大背包，使他误认为是云朵。在这薄丝顶篷下，房间像黄昏般灰蒙蒙的。墙也是薄丝做的，如微风吹拂过的海面泛着涟漪。每面墙的嵌板都悬着一根弯绳，绳上挂着小铃铛。当墙面起涟漪时，铃声轻轻响起，和谐而迷人，像风在轻吟。

长长的房间中间是一条走道。走道的两边放着几十张床，每张床都铺着洁白的床单，床头放着洁白的枕头。走道的另一边可能有４０张床，都空着；罗兰这一边还有４０张，其中有两张上有人，罗兰左边的床上就躺着一个，他是———那个男孩，水槽中的那个男孩！

罗兰吓一大跳，手臂上起了鸡皮疙瘩。他再仔细看看那睡着的男孩。

不可能是他，你只是眼花，就是这样。罗兰安慰自己。

更仔细地观察后又认为那就是那个男孩。很像是水槽里的那个，可能病了（要不他怎么也躺在这里？）但没有死，罗兰看见他胸脯缓慢地起伏，垂在床边的手指偶尔抽搐一下。

你没有认真看过他，确定不了什么。在水里泡几天后，他的母亲都未必能认出他来。

罗兰也有母亲，罗兰更清楚眼前的事实———男孩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金链牌。在遭绿妖袭击之前，他把链牌从这少年的尸体上拿下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中。现在有人，很可能是这里的主人，用魔力恢复了少年的生命，并把链牌从他口袋里拿出再挂在少年的脖子上。

是那有一双让人非常舒坦的手的女孩吗？她会进而认为罗兰是从死尸身上偷东西的食尸鬼吗？事实上，这个念头比看见男孩浮肿的尸体复原并活过来更让他感到不安。

在这奇怪的病房里，走道这一侧更远处，大概和他们相隔十几张床还有第三个病友。那人的年龄看起来是男孩的四倍，罗兰的两倍。他有着长长的灰白胡须，成凌乱的叉状铺在胸前，他的脸晒得很黑，皱纹很粗，眼袋很大。一条浓黑的带状物从他左颊横过鼻梁，罗兰认为那是伤疤。那长着胡须的人在睡觉或失去了知觉（罗兰听到他在打鼾），他被悬在离床约一米高的地方，悬着他的是几条交错缠绕的白带子。白带子在昏暗的光线里发着微光，交叉着像数字８一样把那人全身上下都缠起来。他穿着薄纱睡衣，像一只潜入蛛网的小虫子。一条带子从臀部下缠过，提起他的胯部，也使得他的私处更为显眼。罗兰看到他的双腿扭曲着像枯死的老树。罗兰不敢想像那双腿要折断多少处来才会成那样，而且双腿明显在晃动，如果那人失去了知觉，双腿怎么能晃动？也许是光线产生的错觉，或是影子造成的，也许是那人穿的薄纱单衣在微风中撩动的原因？

罗兰朝上看，看着顶上如波涛般的丝绸嵌板，想让急速跳动的心脏慢下来。他所看到的奇景不是由风、影子或其他东西产生的，那人的双腿不知怎么回事没有外力自己会动罗兰感觉自己的脊背也在这样动。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不想知道，至少此时不想。

“我还没恢复。”他低语，嘴唇非常干，他闭上眼睛想睡觉，想不去考虑那人扭曲的双腿或许也说明了自己的状况，但是（你最好准备好。）这个声音总是在他想松懈下来，或想草草了事，或避开困难时响起———考特的声音，他的老师。他的教鞭让所有学生害怕。可学生们却不那么怕他的训斥。他在学生们失败时讥笑他们，抱怨或哀叹时运不济时鄙视他们。

（你是枪手吗，罗兰？如果是，最好时刻准备好。）罗兰又张开眼睛，转头向左。转头时他感觉胸部有东西在移动。

他非常慢地从吊索里抬起右手，背上的疼痛隐隐发作。他停止移动直到疼痛不再加剧，才继续抬手向胸前摸去。手触到了手感很好的衣服，棉的。他稍稍抬头看见自己正穿着一件和那个有胡子的人一样的睡衣。

罗兰的手伸到衣领下面触到了一条细链，再下去一点，触到了一块长方形的金属牌。他知道那是什么，但必须确认一下。他把金属牌拉出来，仍是小心翼翼地不想牵动背部任何的肌肉。是一个金链牌。他忍着痛，把那链牌举到能看见上面的铭文的位置：詹姆斯　家人之爱，上帝之爱。

他把链牌塞回衣服里面，转头看邻床上熟睡的男孩。他躺在床上而不是悬在床上，被单只盖到胸口，那链牌躺在睡衣里白皙的胸脯上，和罗兰戴的一样。除了…罗兰明白了，而明白就是安心。

他再望向那有胡须的人，看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那条横在脸和鼻梁上的伤疤不见了，只剩下一条愈合后粉红的痕像割伤或鞭伤。

那伤疤只是我的想像。

不，罗兰———考特的声音又响起，你很清楚，那不是想像。

小小的拿链牌的动作让他疲惫不堪，或许他所想的才真正让他疲惫。虫鸣混合着铃声像摇篮曲让人昏昏欲睡，这次他闭上眼睡了。

三、五个老修女　美丽的杰娜　她们的医生 链牌的主人　许诺沉默
罗兰再次醒来时，他还以为自己仍在睡，在做梦，做噩梦。

他遇见苏珊并爱上她的时候，也认识了一个叫雷阿的巫婆———他在中土世界遇到的第一个巫婆。正是她导致苏珊不幸死亡，尽管罗兰自己也有责任。此时他醒来睁开眼看见的不只是一个雷阿，而是五个。他心想那过去的时光又再现了，记起了苏珊，也就记起了库斯的雷阿。雷阿和她的姐妹们。

五个都穿着异常宽大的服装，颜色和墙壁天花板一样白。她们又老又干瘪的脸上围着白围巾，皮肤又灰又皱如干旱的土地。包着头发（如果她们还有头发）的丝巾上挂着一排很小的铃铛，像是避邪物，她们走动或讲话时铃铛会发出丁丁的响声。她们雪白的衣服的胸前绣着一朵血红色的玫瑰，像是黑暗塔的信物。看到这些人，罗兰想我不是在做梦，这些女巫真的在我周围。

“他醒来了。”其中一个用令人毛骨悚然而又风骚的声音喊着。

“呜———！”

“哦呜———！”

“啊啊———！”

她们像鸟一样鼓噪。中间的那一个上前一步，同时，她们的脸像病房的丝墙一样仿佛在闪光。他看到她们根本不老，也许是中年人，但不老。

不，她们是很老，她们会变幻，他一转念，又这么想。

上前来的那个女巫比其他的高一些，前额很宽，有点突出来。

她弯下腰，前额的铃铛丁丁地响起来。这响声不知怎么的使他感到不舒服，他感觉比刚才更虚弱了。她浅褐色的眼睛是专注的，也许是贪婪的。她摸了一下他的脸，所触之处变得麻木。她垂眼看他，他那不安的样子使她没再弯下去。她把手拿回去了。

“你醒了，英俊的人儿，休息吧，直到康复。”

“你们是谁，我在哪里？”

“我们都是伊鲁利亚镇的小修女，”她说，“我是修女玛丽，这是路易丝，米歇拉，科奎娜“

“修女塔姆拉，十几岁的可爱少女。”她最后补充道，咯咯地笑着。她的脸放着光，过了一会儿她又恢复了老态。勾勾的鼻子，灰色的皮肤，让罗兰又想起雷阿。

她们靠过来，围在悬挂他的吊索旁边。罗兰后缩了一下，背上的疼痛猛地发作起来，脚也疼了起来。他呻吟了一下，吊他的带子吱吱地响。

“哦———！”

“很疼吧！”

“疼得这么厉害！”

她们靠得更近了，仿佛他的疼痛使她们感到稀奇。此刻他闻到了她们的气息，一种干泥土的气味。那个名叫米歇拉的修女伸出手赶其他人。

“走开！离开这里，不是告诉过你们了吗？”

她们听到这声音都向后一跳，感到震惊。修女玛丽看起来特别恼火，但她还是后退一步，最后看了他胸前的链牌一眼。他上次醒来时已把它塞进衣服里，但现在又跑出来了。

第六个修女进来了，她粗鲁地推开玛丽和塔姆拉。她双颊红润，皮肤光滑，眼睛乌亮，白色的服饰如梦般的缥缈，胸前红色的玫瑰像一道咒语般别在那里。

“走开，走开！”

“呜，老天！这是杰娜，美女，她已经爱上他了吗？”修女路易丝生气地嘲笑她。

“爱上了，美女的心已经向着他！”修女塔姆拉笑着说。

“噢，是这么回事！”科奎娜附和道。

玛丽绷着脸对刚来的女子说：“这儿没你的事，没大没小的丫头。”

“我说有就有。”杰娜说，好像很自信。她的一缕黑发从头巾里漏出来横在前额上。“马上走开，他不是你们的笑料。”

“别命令我们，我们没开他玩笑，你也看见了，杰娜。”玛丽说。

那女孩紧绷的脸缓和了一些。罗兰见她很担心自己，这使他为她担心，也为自己担心。她又重复道：“走，现在不是看他的时候，没有其他人需要照顾吗？”

玛丽似乎在考虑，其他人都看着她。最后她点点头，朝罗兰微微一笑。她的脸仿佛又在放光，像透过热气在看他。罗兰看出（或是认为自己看出）她内心的恐惧和警惕。“乖乖地等几天，我们会治好你的。”

我有选择吗？罗兰想。

其他人都笑了，像鸟叫般的窃笑声散入昏暗中。米歇拉还给了他一个飞吻。

“走吧，女士们，我们让杰娜带着对她母亲的回忆留下来陪他。

我们都爱她母亲。”玛丽说着就带其他人出去了，像五只白鸟从走道飘然而去，她们的裙裾左右摇动着。

“谢谢。”罗兰说，望着那双让人舒坦的手的主人因为他知道正是她在安抚自己。

她拿起他的手指抚摸着，好像要证明这一点。

“她们不会伤害你。”她说罗兰看她言不由衷，他也不相信她所说的。他在这里会有麻烦，非常麻烦。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的地方，伊鲁利亚小修女的家，你可以叫它修道院。”

“这不是修道院，”罗兰看着那些空床说，“是护理院，对吗？”

“是医院，”她仍然摸着他的手指，“我们为医生干活，医生替我们治病。”他被她白皙的额前那一缕黑发迷住了，他想抚摸它，如果手能抬到那么高的话。只是想抚抚头发的质感，他觉得在这白色的世界里有一缕这样的黑色是很美的，白色对他失去魅力了。

“我们是护理人员，或者说在世界改变前曾经是。”

“你们是耶稣教的人？”

她吃了一惊，几乎是震惊，然后欢快地笑了，“不，我们不是。”

“如果你们是护理人员，那医生呢？”

她看着他，咬着下唇，似乎想决定什么。罗兰发现她疑虑的样子非常迷人。他意识到自己正把一个女人当成女人看，这是苏珊死后第一次这样。苏珊已死了很久了，整个世界从那时起就变得不美好了。

“你真的想知道？”

“当然想。”他略带惊奇地说，也有些疑虑。他一直等着她的脸放光和变化，像其他的修女那样，但她没有，她身上也没有令人不快的干土气味。

等着，别相信这里的一切，不要相信感觉，这时还不能相信，他警告自己。

“我想你必须”她叹了口气，脑门上的铃丁丁作响。铃的颜色比其他修女的深，没有她头发那么黑，稍浅一些，仿佛这些铃被挂在营火上熏过似的。可铃声比其他人的都清脆。“向我保证不要大叫，以免惊醒那边的少年。”

“少年？”

“那男孩，你答应吗？”

“好，我很久前就不大喊大叫了，美女。”他说，不知不觉地用了差不多忘记了一半的奥特亚克方言说。那是苏珊的口音。

她听到美女两个字脸红了，那种红色比她胸前别的玫瑰更自然更可爱。

“你别叫我美女，你看不到真正的美女。”她说。

“拉下你的头巾。”

他能清楚地看到她的脸，但很想看看她的头发，几乎是渴望。

在梦幻般的白色头巾里也许有一瀑黑发，当然也有可能被剪了，所以要戴像那样的头巾。但不知何故罗兰却不这么想。

“不，这里禁止解下头巾。”

“谁禁止。”

“大姐。”

“自称是玛丽的那个？”

“对，是她。”她转身离开，但又停下回头看他。如果是另一个像她这个年纪这么漂亮的女孩，这样回头可能是挑逗性的，但她完全是严肃的。

“记住你的承诺。”

“好，不大叫。”

她向那个有胡须的人走去，裙子摇摆着。昏暗中她的身影模糊地投在所经过的空床上。她走到那人旁边（他认为那人是失去知觉而不是在睡觉），再次回头望着罗兰，罗兰点点头。

杰娜走近悬在那里的人，由于离他的床比较远，所以罗兰要透过打结和打圈的白丝带才能看到她。她把双手轻按在那人的左胸上，弯下腰然后一左一右地摇着头，像在表示否定。她脑门的铃铛急急地响起，罗兰再一次感到背上有种怪异的感觉，伴随着一阵阵隐痛，背部似抖非抖的，仿佛在梦里发抖。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吃惊得几乎尖叫起来，他只好咬住嘴唇。

那失去知觉的人的腿再次似动非动地动了起来因为他腿上有东西在动。那人毛茸茸的胫部、脚踝和脚从睡衣下摆露出来。只见大批虫子像波浪般在他腿部爬动。它们疯狂地歌唱着，像一个军团在高歌猛进。

罗兰记起横过脸颊和鼻梁的那道黑色疤痕———疤痕消失了，当然他身上很多地方都像这样。那些虫子也在罗兰身上，那就是使他产生似抖非抖的感觉的原因。它们全在他背上附着着。

要忍住尖叫不是预想中那么容易的事。

那些虫子爬到那人的脚尖上，接着一波一波地涌上前，像一个个从岸边跳到泳池里的人。它们轻快自如地在白床单上排好阵形，以一尺来宽的阵形开始向地板爬去。罗兰无法很仔细地看到它们，距离太远，光线太暗，但他猜想它们可能有蚂蚁的两倍那么大，比过去在家里花坛上飞来飞去的大蜜蜂小一点。

它们边爬边叫。

当那群包住他扭曲的双腿的虫子开始撤离时，长胡须的人没有叫，只是颤抖着，呻吟着。那年轻女子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并抚摸着，这让震惊中的罗兰仍能感到有点嫉妒。

他所见到的确实如此可怕？在吉里德，水蛭被人们用来治疗某些小疾———主要是脑胀、腋窝胀、腹股沟胀。

他仍不喜欢这些虫子，也许只是因为他无法仔细地观察它们，而且一想到它们全附着在他背上，而他却无助地悬在那里，他就觉得很可怕。但它们不叫。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吃饱了？睡着了？还是吃饱睡着了？

长胡须的人的呻吟声变小了。虫子穿过地板，朝一堵微微起着涟漪的丝墙爬去。昏暗中罗兰看不见它们了。

杰娜眼里带着焦虑回到他身边。“你看得很明白，我明白你的感觉，都写在你脸上了。”

“它们是医生。”他说。

“对，它们的法力很大，但”她压低嗓子，“我认为它们无法完全治愈那车夫，他的腿好了点，脸上的伤全好了，但他还伤到了虫子无法治疗的地方。”她的手拂过躯干，指出受伤的部位。

“那我呢？”罗兰问。

“你受到绿妖的袭击，你一定激怒了他们，因为他们没有马上杀你，而是把你绑起来放在地上拖。塔姆拉、米歇拉、路易丝外出采药时发现绿妖在折磨你，就叫他们停下来。但———“

“那些绿妖服从你们吗，杰娜修女？”

她微微一笑，也许是因为他记住了她的名字而高兴，“不一定，大部分情况下服从，这次他们服从了，否则你现在还在树林里。”

“我想是这样。”

“但你背上体无完肤，从颈部到腰部都露出了红色的肉。你背上会留下伤疤，医生们已经给你治得差不多了。它们不是已经停歇了吗？”

“是啊。”罗兰说，但想到那些黑虫子全都在他背部、趴在他的肉上他仍感到不自在。“我欠你一个人情，说吧，我能为你做什么。”

“那么告诉我你的名字，说啊！”

“我叫罗兰，来自吉里德，是个枪手。我有左轮手枪，你见过吗，杰娜？”

“我没见到。”她说，但把目光瞥向一边，脸上的红晕又出现了。她可能是个好护士，相当好，但罗兰认为她是差劲的撒谎者。

对此他很高兴。到处都是真假难辨的谎言，而诚实难能可贵。

他告诉自己，她在说假话，是因为害怕。

“杰娜！”叫声从病房远端更昏暗的地方传来，杰娜吃了一惊，露出自责的表情，“走开，你说的话够多了！让他睡！”

“是！”她回应，又转头对罗兰说，“别说出我给你看的东西。”

“沉默是金，杰娜。”

她顿了一下，咬着嘴唇，接着突然拉下头巾。在铃铛的轻鸣中，挣脱了头巾束缚的头发披撒下来。

“我漂亮吗？漂亮吗？说真话，罗兰，不要奉承，因为奉承像蜡烛一样烧不长。”

“如夏夜般美丽。”

从罗兰脸上看到的比罗兰所说的话更令她高兴，因为她笑得很灿烂。她再把头巾戴上，用指头把头发塞进去。“举止得体吗？”

“非常得体。”他说，小心翼翼地抬起手指着她的额头，“那一缕在那儿。”

“对，总是让我心烦。”她做了个滑稽相，把头发塞了回去。罗兰真想亲她红润的脸颊也许亲红润的嘴唇更好。

“都漂亮。”他说。

“杰娜！”那声音比刚才更不耐烦，“该冥想了！”

“我就来了！”她说，扯着宽大的裙子往外走。她再次回头，非常庄严而认真地说：“还有一件事，”她压低嗓子，近乎耳语，还四处张望了一下，“你戴的金链牌———因为是你的，你明白吗詹姆斯？”

“明白。”罗兰稍稍转头看了看在睡觉的男孩，“这是我弟弟。”

“如果他们问起，就说是你弟弟，否则我就麻烦了。”

他没问有多严重，她一手抓着裙子走了，好像从走道中飘走似的。她脸上的红润已退去，双颊和额头变得灰白。他想起其他修女脸上贪婪的表情，她们如何紧紧围着他，以及她们脸上放光的样子。

六个女人，一个年轻的，五个老的。

虫子医生鸣叫着爬过地板，被丁丁响的铃声打发走了。

在这不像是病房的房间里可能有１００张床铺，一个有丝绸房顶和丝绸墙的房间除了三张床上有人，其他都是空的。

罗兰不明白为什么杰娜要把那死去的男孩的链牌从他口袋里拿出来挂到他的脖子上，但他感觉如果那些伊鲁利亚小修女发现她这么做，她们会杀了她。

罗兰闭上眼睛，虫子医生的低鸣声再一次响起，他睡着了。

四、一碗迷魂汤　邻床的男孩　夜晚护理者
罗兰梦见一只非常大的虫子（可能是虫子医生）在他头上飞来飞去，不断地撞进他的鼻子里，不疼但很让人恼火。他一直挥手去打那虫子，虽然他的手比平常快，但就是打不到。他每次打空，那虫子都咯咯地笑。

我生病了所以动作不快，他这么想。

不，是遭到伏击，然后被那动作缓慢的绿妖放在地上拖，后来被伊鲁利亚的修女救走。

罗兰仍清楚地记得一个人影从倾倒的马车后冒出来，听到粗野而欣喜的“扑呜”声。

他猛地惊醒过来，身体在交错的吊索上晃来晃去。站在他头旁边的女人用木头汤匙轻轻敲着他的鼻子咯咯地笑着。看他醒来，她飞快地后退一步，以致另一只手上拿的一碗汤撒到了手指上。

罗兰双手一挥，像平常一样快，但没有抓住在他梦中的虫子，却及时地扶稳了那只碗。那女人———科奎娜修女瞪圆了眼睛看着他。

这突然做出的动作使他背部从上到下都痛起来，但远没有之前那么痛，而且皮肤上没有了蠕动的感觉，也许那些“医生”只是在睡，但他感觉它们爬走了。

他伸手去拿刚才科奎娜用来调戏他的木汤匙（他发现自己根本不奇怪她们会如此戏弄一个睡着的病人，如果是杰娜这么做倒会让他感到惊奇），她把汤匙递给他，眼睛仍瞪得大大的。

“你动作真快啊，像变魔术一样。你刚才还在睡觉呢！”她惊叹。

“记住了。”他说着试了一口那碗汤。汤里浮着一丝鸡肉，在平常他会认为汤太淡了，可此时似乎很鲜美。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喝。

“什么意思？”她问。此时的光线很暗，墙板上出现粉红色，说明是日落时分。在这样的光线里，科奎娜显得年轻而美丽，但罗兰肯定这种妖艳是一种巫术的化装。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你们一直照顾我———”罗兰嫌用汤匙喝太慢，便直接用碗喝，四大口就喝完了。

“我们都这样啊。”她愤愤不平地说。

“我希望你们的好心后面没有什么隐藏的动机。如果有什么不良的动机，修女，你要记住我动作很快，而我，并不是一向都仁慈。”

罗兰把碗递回去时，她没说话，只是小心地接过来，也许不想碰到他的手指。她的目光落到了罗兰的胸口，那链牌又被藏到了睡衣下。他不再说什么了，不想让她想起他近乎赤裸、没有武装、背部伤得不能躺而被悬在空中，而减弱他暗示性的威胁。

“杰娜在哪里？”他问。

“噢，”修女科奎娜扬起眉头，“我们喜欢她，不是吗？她让我们的心”她把手放在胸前的玫瑰上很快地拍着。

“根本不是，根本不是，她人好，我想她不会用汤匙调戏我，像有的人那样。”罗兰说。

科奎娜的微笑不见了，显得又惊又怒，“等会儿玛丽来，不要对她说，不然我会有麻烦。”

“关我什么事？”

“谁让我惹上麻烦，我就让小杰娜陷入麻烦。”科奎娜说，“反正她刚刚上了大姐的黑名单。玛丽大姐不喜欢杰娜在她面前谈论你的那种方式也不想让杰娜戴着黑铃回到我们中间来。”

科奎娜用手堵住她不谨慎的嘴之前，这些话都已说出来了，她仿佛意识到说得太多了。

罗兰对她所说的感到很好奇，但此刻他不想显示出来，只答应她：“如果你不对玛丽讲杰娜的事，我也不会讲你的事。”

科奎娜松了口气，“好，就算是交易吧。”然后偷偷说，“她在思过室。那是山边的一个小洞。大姐认为我们言行有过时，我们必须去那思过悔改。她只好呆在那儿悔过，直到玛丽让她出来。”她顿了一下又突然说，“你知道旁边那是谁吗？”

罗兰转头看见男孩已经醒了，在听他们讲话。他的眼睛和杰娜的一样黑。

“他？”罗兰反问，带着他所希望表示出来的轻蔑，“我会不认识我弟弟？”

“他是你弟弟？他那么年轻，你这么老？”另一修女从黑暗中现出，是修女塔姆拉，自称十几岁。在她没走到罗兰床前时，她那老太婆的脸看起来不下八九十岁。接着她脸上放着光，再一次变幻成红润丰满的脸，像３０岁的妇女，除了眼睛———角膜上还是黄色的，眼角堆着眼屎的，眼中带着警惕。

“他是最小的，我是最大的，我们之间有七个兄弟，父母在２０年间把我们生下来。”

“真幸福，如果他是你兄弟，那你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对吗？

应该知道得很清楚。”

罗兰刚想胡诌一个名字，那男孩说，“她们认为你忘了像约翰·诺曼这么简单的名字，她们真傻，是吗，吉米？”

科奎娜和塔姆拉看着邻床面色苍白的男孩显得很生气和无奈，至少暂时是这样。

“你们给他喂了那些垃圾，为什么还不出去，让我们哥俩谈谈。”那男孩说（他的链牌上一定刻着：约翰，家人之爱，上帝之爱）。

“好，我喜欢你的感谢之情，那我就走。”科奎娜气呼呼地说。

“我感谢你所给我的，”诺曼回答，死死地看着她，“但不感谢被夺走的。”

塔姆拉鼻子里哼了一声，猛地转身，衣服扬起来，带起一阵风拂过罗兰的脸，然后离开。科奎娜多呆了一会儿。

“小心点，我希望那个你更喜欢的人明早就出来，而不要在那儿呆一个星期。”

没等罗兰回答，她就转身随塔姆拉出去了。

罗兰和约翰·诺曼一直看着她们出去后，约翰转过来低声对罗兰说，“我哥哥，死了？”

罗兰点点头，“我拿了那链牌，万一见到他的家人或朋友可以报个信，这链牌是你的，我很难过你失去了亲人。”

“谢谢。”约翰·诺曼的下唇在颤抖，然后又稳定下来，“我知道绿妖害了他，虽然这些老母鸡肯定不会告诉我这些。她们知道很多，一点都不肯讲。”

“也许修女们不确定。”

“她们知道，这一点你不用怀疑。她们说得不多，但知道很多。

惟一不同的是杰娜。哎，那个泼妇说的‘你的朋友’是指杰娜？”

罗兰点点头，“她提到黑铃，如果能说，我想知道更多。”

“杰娜很特别，更像公主，可惜生长的地方充满血腥，又无法抗拒。我躺在这里装睡，我认为这样更安全。我曾听到她们谈话。

杰娜最近刚回到她们中间来，那些黑铃很特别但玛丽仍是这里的头儿。我想那黑铃只是代代相传的象征性的东西，是她把吉米的链牌挂到你脖子上的吗？”

“是。”

“不论什么情况都别拿下来，”他的脸绷紧，一副坚强的样子，“我不知道链牌是金的还是有神灵保佑，但她们不敢靠太近，我想这是我还在这里的惟一原因。”然后他的声音近乎耳语，“她们不是人类。”

“嗯，也许有点巫术，但“

“不！”那男孩吃力地把肘部撑起来，急切地望着罗兰，“你认为她们是术士或女巫？她们既不是术士，也不是女巫。她们不是人！”

“那她们是什么？”

“不知道。”

“约翰，你怎么来这里的？”

约翰·诺曼低声告诉罗兰，他和他哥哥，还有另外四个年轻人身手敏捷，有几匹好马，被一个商队雇去做保镖。他们分别在商队七辆货车的前后保驾，货车里有种子、食物、工具、信件和四个订婚的新娘，要运到另外一个叫特居亚斯的镇里，在伊鲁利亚镇以西３２０公里。镖队负责为车队开路、殿后，一个弟兄来回查看，他们就像一起共同战斗，诺曼这样解释他的镖队。

“就像兄弟一样。”罗兰提醒。

约翰·诺曼显出一丝痛苦的微笑，约翰那个组的三个人一直在车队后面，受到绿妖伏击时，他们离车队大约三公里。

“你到那里时，看见多少辆货车？”他问罗兰。

“只有一辆翻倒的。”

“几个人？”

“只有你哥哥的尸体。”

约翰·诺曼痛苦地点点头，“我想是因为他身上挂着那链牌才没要他。”

“绿妖？”

“修女。绿妖才不在乎这个。可这些婊子”他望着差不多已完全黑下来的房间。罗兰感到倦意又上来了，到后来他才意识到汤里下了药。

“其他马车呢？”罗兰问，“那些没有翻的。”

“可能给绿妖拖走了，还有那些货物，他们不在乎是金子还是神灵的东西。修女们不要那些货物，不像绿妖，她们有自己的食物，一些我都不愿想的东西。恶心的东西，像那些虫子。”

他和其他殿后的人赶到伊鲁利亚时，战斗已经结束了。人四处躺着，有的死了，但大部分还活着。幸存者中能走路的被绿妖赶到了一处。约翰·诺曼也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个戴着圆黑帽，还有一个穿红背心的女人。

诺曼和其他两个人想救回自己的人，战斗中，他见一个同伙腹部中箭，接着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有人从背后给他一击，打在脑袋上，他一下子昏了过去。

罗兰想问那偷袭者偷袭前是否发生“扑呜”一声，但没问。

“我苏醒过来时就在这里，”诺曼说，“我见到了其他人，大部分人都在这里，那些该死的虫子爬在他们身上。”

“其他人？”罗兰看着那些空床，在缓慢降临的夜幕里，它们像一个个白色的小岛在发着白光，“有多少人被带到这里来。”

“至少２０个人，他们接受治疗，虫子在治疗接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你睡过去，醒来时发现又多了一张空床。他们一个一个地消失，到现在只剩下我和那边那个人。”

他严肃地看着罗兰。

“你呢？”

“诺曼，我———”罗兰感觉天旋地转。

“我知道你被催眠了。”诺曼说。他的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是汤的问题。在这儿男人必须喝，女人也要喝———如果她是真正的女人。可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人，杰娜也不是，她好并不意味着她就是人。”他的声音越来越远，“她最终会变得像她们一样，记住我的话。”

“不能动了。”罗兰说，说话都很费劲，像挪动一块巨石。

“不，”诺曼突然笑了起来，颤动的笑声回荡在罗兰充满黑暗的脑袋中，“不只是催眠药还有麻醉药。我什么毛病都没有，兄弟你说我为什么还在这里？”

诺曼此时说的话像从月球上传下来。他说：“我想我们两个都无法再看见太阳从地平线升起了。”

你错了，罗兰想回答，可声音却在喉管里，发不出来。他似乎绕到了月球的背面，声音都被真空吸走了。

他从来没这样失去知觉过，也许在科奎娜那碗汤里的那剂药就是这作用，也许她们只是不想罗兰有什么意外的举动，但她们不知道他已做了一个让她们意外的举动。

当然除了杰娜———她知道汤里有药。

在夜里的某个时间，窃窃私语声、咯咯的笑声和铃铛的轻响声把一直沉浸于黑暗的他拉了出来，迷迷糊糊地醒过来。在他周围，是最经常听到的虫子医生的鸣唱。

罗兰睁开眼，看见白色闪烁的光在黑暗中晃动，低语声和咯咯的笑声越来越近。罗兰想转头，但一开始还不能动。他停了一下，集中意志再转一次。这次转过来了，虽然只转了，但已经够了。

五个修女———玛丽、路易丝、塔姆拉、科奎娜、米歇拉，在黑暗里从长长的走道中走过来，像一群干了恶作剧的孩子般笑着。她们拿着银蜡台，上面点着细长的蜡烛，她们头巾的箍带上那排小铃发出轻微的丁丁声，她们围在长胡须的人的床前。烛光在她们围成的圈子里形成一道光柱，升入半空中。

玛丽简短地说了几句话。罗兰听出是她的声音，但不懂她说什么。她说话不快也不慢，但完全是另一种语言。他听到了只言片语———能食啦，挤他里头———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注意到现在只有铃声在丁丁响———虫子医生安静下来了。

“听我令，灭，灭！”玛丽用嘶哑威严的声音叫道。蜡烛灭了，从她们头巾边上透出的光线消失了，房间再次陷入黑暗中。

罗兰等着看下面发生什么事，他的皮肤感到冷。他想活动一下手或脚，但动不了。他除了头能转１５度左右，整个身子就像被蛛网包住的苍蝇一样完全动不了。

黑暗中铃声轻轻地在响然后是吮吸声。一听到这声音，罗兰便知道自己一直在等待着听到这个声音，他内心某处一开始就知道伊鲁利亚的修女是什么东西。

如果罗兰能举起双手，他会掩住耳朵的。而实际上他只能静静地躺在那儿，听着，等她们停下来。

很长时间———像是永远———都没有停下。那些女人啜食着，咕噜着，像猪在食槽边吃着半稀的食物，甚至还有一声很响的打嗝声，随后是低低的笑声（当玛丽生硬地喊了一声，“停”，这些声音才停下来）。中间曾有一个低沉的呻吟声从长胡须的人口中发出，罗兰很肯定是他发出的。如果是这样，这就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叹。

过了一会儿，她们吃食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虫子又开始叫了。开始时它们还断断续续的，后来就壮着胆叫了。低语声和咯咯的笑声再次响起，蜡烛又被点燃。罗兰把头转向另一侧，他不想让她们知道他看见了这一切，而且他也不想再多看了，他听够了，看够了。

但低语声和笑声冲着他过来了。罗兰闭上眼睛，注意力集中在胸前那块链牌上。约翰·诺曼说过不知道它是金的还是神灵的，她们不敢靠近。在她们用奇怪的另一种话窃窃私语时能记起这样的话是很好的事，可是黑暗中链牌的保护显得如此微弱。

罗兰依稀听到那十字狗在远处叫。

修女们围着他的时候，罗兰闻到了她们身上的气味———一种隐隐的、令人讨厌的、腐肉般的气味，她们还能有什么气味呢？

“真是英俊的人儿。”玛丽带着沉思低声说。

“但却戴了一个这么难看的信物。”塔姆拉说。

“我们让人把它拿掉！”路易丝说。

“然后我们要吻他！”科奎娜说。

“大家都吻！”米歇拉激动地说，以至于其他人都笑起来。

罗兰发现不是身上所有部位都不能动，实际上，自己的某个部位从被吵醒后一直都立着。一只手伸到他的睡衣下，摸到那竖起的部位，握住它，抚摸它。他躺在这无言的恐怖中假睡着，很快一股湿热的东西从那里喷了出来。手并没有移开，拇指上下摩擦着他变软的矛杆，然后才松开，往上一点，发现他小腹上一片湿漉漉的。

咯咯的笑声，像风一样轻。

铃声丁丁地响着。

罗兰的眼睁开一条非常细小的缝，看见那些老旧的脸在烛光中笑他———发着光的眼睛，枯黄的脸，突出的牙齿压在下唇上。米歇拉和路易丝多了一圈山羊胡，但显然不是毛发，是那人的血。

玛丽的手合作杯状，把手伸向一个个修女，每个人都在烛光中舐她的手掌。

罗兰闭上眼等她们离去，她们最终会离去。

我再也不睡了，罗兰想。可五分钟后他又睡着了。

五、玛丽发出威胁　丝布上的消息　来访者拉尔法 小诺曼的命运　玛丽再次威胁
罗兰醒来时已经是白天了，头顶上的丝绸天花板一片洁白，在微风中鼓动。虫子医生正满足地鸣叫着。在他左边，诺曼在酣睡，他的头埋得很低，脸颊贴在肩膀上。

这病房里只剩罗兰和约翰了。原来躺着长胡须的人的床空了，床单被拉了上去，整齐地塞在枕头下，枕头端端正正地套在洁白而清爽的枕套里。悬吊身体的整套吊索不见了。

罗兰回忆起蜡烛的光柱照亮围在那个人周围的修女们，她们咯咯地笑着，头上讨厌的铃铛丁丁地响。

这时，玛丽来了，好像是他的思想召唤来的。路易丝拿着一个碟子紧跟在后面，看起来很紧张。玛丽皱着眉头，显然心情不好。

罗兰心想，吃饱后心情还不好？呸！

她走到罗兰的床前，俯视着他，“哼，我没有什么要感谢你。”

她开门见山地说。

“我有要求您的感谢吗？”他回答，声音听起来像旧书页一样又沙哑。

她并不在意，“你让一个原来只是鲁莽和不安分的人变得想造反。哼，她妈妈也是这样，把杰娜送回她该呆的地方后不久也因为这样而死去。抬起你的手，忘恩负义的人。”

“我不能，根本动不了。”

“噢，蠢货，没听说过‘别骗你母亲除非她死了’。我很清楚你哪里能动，哪里不能动。现在抬手。”

罗兰抬起右手，尽量做出吃力的样子。他认为自己已恢复到可以不要吊索了，但下了吊索又能怎么样？即使不再吃那“药”，到真正能走动还要几个小时。在玛丽后面，路易丝正掀开一碗汤的盖子，罗兰一看胃就咕咕叫。

大姐玛丽微微一笑，“即使躺在床上也能让一个强壮的男人有好胃口———如果躺的时间够长，你说是不是呢？杰森，约翰的哥哥。”

“我的名字是詹姆斯，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吗？”她冷笑着，“噢，好了！如果我用鞭子抽你的小甜心，狠狠地抽到她背上血流如注。你说，我该不该狠狠地抽她？

在你们短短的谈话中你不是都相信她吗？”

“你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她又笑起来，脸上放着光，紧闭的嘴像垂死的海蜇，“别说杀了我们，蠢货，以免我们杀了你。”

“修女，既然你和杰娜合不来，为什么不解除她的咒语让她自由呢？”

“像我们这样的人永远无法被解咒，也不会自由的。她母亲想这么做但失败了，带着生病的女儿和垂死的身躯回来。所以在她母亲化作尘埃随风而去后，是我们照顾杰娜让她康复的。可她对我们一点都不感激。此外，她戴着的那黑铃，是我们姐妹的信物，是我们的精气。现在，喝下这汤，你的肚子已说明你饿了！”

路易丝把汤端过来，但她的眼睛不断在瞄着他睡衣里那块链牌。不喜欢它，是吗，罗兰心想，想起她拿着蜡烛，下巴上粘着车夫的血，伏上前去舔玛丽的手上的精液时，一双老眼闪着光。

罗兰把头转向一边，“我什么都不吃。”

“但是你饿了，如果你不吃，詹姆斯，你怎么能康复？”路易丝反驳他。

“叫杰娜来，我吃她拿来的汤。”

玛丽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你不会再看见她了。必须庄严发誓禁闭双倍长的时间后才能从思过室放出来，而且不准进病房。现在喝下去，不管你是谁，把汤里的东西吃下去，否则我们把你剁碎揉进法兰绒膏里。哪一种方式对我们都一样，是吗，路易丝？”

“给。”路易丝说着把碗伸过去。碗上冒着热气，散发着鸡肉的香气。

“但对你可能会不一样。”玛丽冷笑着，露出特别大的牙齿，“流血的人在这儿有危险，医生不喜欢，这会让它们激动。”

罗兰知道不只是那些虫子看见血会激动，也知道不管汤里是什么他都别无选择地要喝下去。他从路易丝那里接过碗，故意慢慢地喝，不让玛丽那么满意。

“好。”玛丽在他把碗还给路易丝时向碗里瞟了一眼，看是否喝光。罗兰的手已无力再举起，重重地落在吊索里。他又感到天旋地转了。

玛丽伏上前去看，她衣服的裙边轻拂到他左肩的皮肤上。他闻到她身上浓郁而单调的气味，如果他还有力气，可能会作呕。

“当你恢复一点气力后把那讨厌的金器拿下来，扔到床下的小便壶里，它就应该放在那儿。因为像现在这种距离，这东西都让我头晕窒息。”

罗兰费很大的劲说：“如果你要，就拿去，我怎么能阻止你，婊子。”

她的眉头皱了起来，整个脸显得乌云重重。如果她敢靠金链牌那么近的话，罗兰想她可能会给他一巴掌，然而她只能动他腰以下的部分。

“我想你还是再想想这事，”她说，“如果我喜欢，我还能再抽她。虽然她带着黑铃，可我是大姐，好好想想！”

她走出去了。路易丝跟着出去，还带着害怕和淫欲的奇怪眼神回头看了他一眼。

罗兰想：我必须出去，必须！

他没有再遁入黑暗中，没有完全睡着，或许睡了一会儿，也许在做梦。感觉有手指抚摸着他的手指，第一次有嘴唇亲他的耳朵，然后耳语：“看枕头下面有什么，罗兰但别让人知道我来过。”

不久，罗兰又睁开了眼睛，希望杰娜年轻漂亮的脸孔能在他面前，一缕黑发从她头巾底下伸出来。可病房内空无一人。头顶上的丝绸布块透出最明亮的光，尽管不可能准确地得知时间，但罗兰猜大约是中午前后，也许是喝了第二碗汤三小时后。

在他旁边，约翰·诺曼仍在睡，他轻轻地呼吸着，打着鼾。

罗兰想抬起手伸到枕头底下，可手不能动，只有手指勉强可以动弹。他只好等着，尽量使自己的思想平静下来，培养耐性。耐性可不容易来。他不断地想着诺曼所说的话———在遭受伏击后有２０个幸存者，至少在开始时有这么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掉，直到剩下我和那边那个人，现在又增加了你。

他想：那女孩子不在这，有其他人盯着她不敢来，那只是你的梦！

但罗兰想也许不只是一个梦。

过了一段时间后，他根据头顶上光线的改变估计过了约一个小时。罗兰再试着抬起手，这次他能把手伸到枕头底下了。松软的枕头紧紧塞在悬吊着他脖子的宽大吊索下面。起先他没有摸到什么，但随着手指慢慢地深入，他触摸到一捆硬硬的细杆。

他停了一下，聚集多点力气（每个动作都像在胶水里游泳一样），再伸进去———摸起来像一捆干枯的花茎，好像是用一条丝带捆着。

罗兰四周看看，确定病房里没有人，诺曼还在睡，便把那捆东西从枕头下拔出来。六条淡绿色的干草茎，顶端是棕色的草头，散发着一种怪异的酵母香气，使罗兰想起童年时在格雷特宫的厨房进行乞讨的经历———他总是和卡斯伯特一起乞讨。这些草头被一条宽大的白丝带捆着，闻起来有烤焦的吐司的气味。白丝带下面有一块叠着的布，仿佛和这个该死的地方的一切没什么两样，是块丝布。

罗兰的呼吸加快，感觉到额头上渗出许多汗。病房里仍然只有一个人，很好。他取出那叠布打开，看到用木炭精心地写着几行淡淡的字：

每小时咬一点草药

太多会抽搐或死亡

不能太急，明天晚上，小心

没有解释，但罗兰认为没必要解释。他别无选择。如果还留在这儿，就会死。她们只需把链牌从他身上拿掉，他觉得玛丽应该能想出办法。

他啃了一点草药，味道就像小时候乞讨时得到的吐司的味道，很苦，且胃里有灼热感。吃下去不到一分钟，心跳就加速，肌肉也苏醒过来，但并不舒服，好像是酣睡之后的感觉。起初肌肉在颤抖然后变硬，好像打起了结，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约一小时后诺曼惊醒时，他的心脏也恢复到正常，他理解了为什么杰娜在那字条中告诉他一次只能咬一点儿———药力很大。

他把那捆草放回枕头底下，小心地扫去落在床单上的碎屑。接着他用拇指肚抹去丝布上的炭字，抹完后那方丝布上只剩一块污迹。他把丝布也塞回枕头底下。

诺曼醒来后，他向罗兰简单地介绍了他的家乡———德雷，有时被人戏称为“龙窝”或“说谎者的天堂”，据说所有荒诞的传说都源于德雷。那男孩请罗兰把他和他哥哥的链牌带到德雷给他父母———如果罗兰能逃出去的话，也尽可能地告诉他的父亲杰瑟他哥俩的遭遇。

“你自己可以带回去。”罗兰鼓励他。

“不。”诺曼想抬手，可能要挠鼻子，但抬不起来。手抬了约半尺高，又轻轻地砸在床罩上。“我想不会了，很遗憾我们在这种场合相遇，你知道，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约翰·诺曼，要是我们在别处相遇该多好。”

“对，没有这些古怪的女人在旁边。”

他很快又睡着了。罗兰再也没有和他说过话，但听到了他的声音。是的。罗兰吊在床上面，假睡着，听到约翰·诺曼最后的惨叫。

罗兰吃下第二口草药，肌肉颤抖和心跳加速刚刚过去时，米歇拉端来了他晚上喝的汤。她关注地看着他涨红的脸，但罗兰保证他没有发烧，她只好相信他说的，因为她无法亲自摸他的皮肤看看有多热———那链牌让她无法靠近。

他送来的是汤和一块面包，面包太硬，里面的肉太老，但罗兰贪婪地吃了下去，和前面几碗一样。米歇拉边看边露出得意的笑，还不时地点着头。他喝完后，她小心翼翼地接过碗，确保自己的手指不和罗兰的相触。

“你正在康复。”她说，“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上路了，我们将成为你的记忆，吉姆。”

“真的？”他平静地问。

她只是看着他，用舌头舔着上唇，咯咯地笑着离开了病房。罗兰闭上眼，头又落到枕头上，感到倦怠又潜入他的身体。她沉思的眼神，伸出的舌头他曾见过看着烤鸡和羊肉串的女人也是那种神态，在快出炉时，她们带着那神态等着。

他的身体已倦怠，但头脑尽量保持清醒以便判断时间，大约一小时后，他又去摸草药。由于刚服下她们的“不能动”药，这个动作很费劲，如果之前没把这根草药和那一捆分开，他不敢保证自己能不能拿到。杰娜的字条说明天晚上———如果这暗示着逃跑，这主意似乎不现实，按现在的身体状况，可能得一辈子躺在这里。

他啃了一点，感觉能量涌入体内，收紧肌肉，加速心跳，却被修女的药力压在下面，他只能希望和睡觉。

他醒来时一片黑暗，并且发现自己能很正常地在吊索中活动手臂和双腿。他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根，小心地啃了一点。杰娜给了他六根，此时差不多吃完两根。

罗兰把药放回枕头底下，开始发抖———像狗抖去身上的水似的。罗兰心想：我吃太多了，我会有好运的，不会抽搐…他的心脏像失控的机器一般飞快地跳着，接下来更糟的是，他看走道的那端有灯光闪现，过了一会听到修女们衣服的窸窣声和拖鞋的啪哒声。

天哪，她们为什么现在进来，她们会看见我在发抖，就知道———集中所有的意志力来控制自己，罗兰闭上眼努力使四肢平静下来。要是躺在床上就好了，现在他抖得仿佛吊索也害了疟疾。

修女们走近了，他闭着的眼睛都感受到了光亮。今晚她们没有咯咯笑，没有窃窃私语。直到她们走近他的床，罗兰才发现她们中间有个陌生人———一个喘着粗气的家伙，空气和鼻涕在他鼻子里窸窸窣窣地响。

罗兰闭着眼睛躺着，手脚上大部分的抽搐和抖动都控制住了，但肌肉仍在打结抽搐，在皮肤下面跳动。任何人只要仔细看一下就能发现他不对劲。他的心像加鞭的快马般飞奔着，她们肯定会看见。

但她们看的不是他，至少此时不是。

“把这个从他身上拿掉，”玛丽用低低的声音恶狠狠地说，罗兰几乎没听懂，“然后，另一个，快，拉尔法。”

“你有威士忌？”那流着鼻涕的人问，他的口音比玛丽还重，“还有黑烟叶吗？”

“有，有很多威士忌和烟叶，但要把这可恶的东西拿掉才给你。”玛丽显得不耐烦，也许还有点担心。

罗兰偷偷向左边转头，眼睛睁开一小缝。

五个伊鲁利亚修女挤在离熟睡的诺曼床脚较远的地方，她们的烛光照亮了那人，也照亮了自己的脸，这些脸能让最大胆的人做噩梦———在夜里，她们没有化装，露出了真面目———古尸。

玛丽拿着罗兰的一支枪。看到她拿自己的枪，罗兰火冒三丈，下定决心要让她为此付出代价。

那站在床脚边的人，尽管长得奇特，但和那些修女们比起来只能算普通。那人是绿妖中的一个———罗兰马上认出了他，他无法这么快就忘记这戴圆帽的家伙。

拉尔法缓缓地绕过床走到罗兰这一侧，暂时遮住了修女们。那绿妖径直走到诺曼的头旁边，罗兰又可以偷看到修女了。

诺曼的链牌露在外头，也许是他醒来时拿出来的，希望这样能更好地保护他。拉尔法用像融化的油脂的手把链牌拿起来。烛光中修女们热切地望着绿妖拉起链条但他又放了下去，她们脸上显出失望的表情。

“不喜欢这东西，”拉尔法用含糊的声音说，“要威士忌，要黑烟叶！”

“你会有的，够你和你亲戚吃。但首先你必须把这讨厌的东西拿掉！把他们两个身上的都拿掉！明白吗？你不要耍我们。”

“否则？”拉尔法笑着问。他从喉咙里发出来含糊的声音，像得了严重的肺病或喉部疾病快要死的人发出的笑声，但比起修女们咯咯的笑声，罗兰更喜欢这声音。他说：“否则呢？玛丽修女，你要喝我的血吗？我的血会让你立马死去。”

玛丽举起罗兰的左轮手枪指着拉尔法，“把那讨厌的东西拿掉，不然是你立马死去。”

“可能我拿掉后也会死。”

玛丽没有回答，其他人用黑洞洞的眼睛盯着他。

拉尔法低下头，像在考虑什么。罗兰怀疑他的圆帽朋友是否有思考能力，玛丽她们可能也不相信。但拉尔法能活到现在，没有一点头脑是不行的。当然他来时没料到她们会有枪。

“那英俊的人不应把枪给你。”他最后说，“给了你，你没告诉我，你给他威士忌、给他黑烟了吗？”

“不关你的事，”玛丽回答，“你马上把那金链从男孩脖子上拿下来，否则我会把那人的子弹射进你脑袋里。”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拉尔法说。

他再次伸手把链条拽在手里，动作不快。拽住后，猛地扯断链条，随意地把链牌甩入黑暗中。另一只手插下去，又长又脏的爪子刺入诺曼的脖子里，撕开了他的喉咙。

血从那不幸男孩的喉间猛地喷出，在烛光中看起来是黑色的，诺曼只含糊地叫了一声。修女们尖叫起来，但不是因为恐惧。她们疯狂地尖叫起来，忘记了绿妖，忘记了罗兰，忘记了一切，只盯着那注从诺曼喉间喷出的血。

她们扔下蜡烛，玛丽也同样毫不在意地扔下罗兰的左轮手枪。

罗兰最后看到拉尔法飞一般地遁入黑暗（老谋深算的拉尔法一定在想威士忌和烟草下次再说了，今晚要紧的是如何逃命），而修女们不等血干就扑上前去。

罗兰躺在黑暗中，肌肉在颤抖，心脏在狂跳，听着那群女妖在吃他邻床的男孩。像是过了一万年，但她们终于吃完了，又点起蜡烛，咕哝着离去。

当汤的药力再次压过草药的药力时，罗兰很感激杰娜但到这儿以来，他第一次睡觉做噩梦。

在梦里，他站在那儿看着水槽里浮肿的尸体，想起矫罪录上写的“绿人从此处被逐出”。也许绿人早已从此处逐出，但来了一群更可怕的族群，她们自称是伊鲁利亚的小修女。一年后，她们可能会变成特居亚斯的小修女，坎姆伯罗的小修女，或其他更偏远的西部小镇的小修女。她们带着铃铛和虫子，从哪里来？谁知道呢？重要吗？

一个影子落在水槽里浮着渣滓的水面上。罗兰想转过来看看，但动不了，他僵在那里。接着有只绿手搭在他肩上把他转过去。是拉尔法，他的圆帽向后倾，约翰·诺曼的金链牌粘着血挂在他脖子上。

“扑呜！”拉尔法喊着，他的嘴唇咧开露出空洞的嘴。他举起旧檀香木枪柄的大左轮，扣动扳机…罗兰猛然惊醒，全身发抖，身上又冷又湿。他看看左边的床，空了。床单整齐地拉上去塞好，上面放着套着雪白枕套的枕头。没留下一丝约翰·诺曼的痕迹，那床可能会空置多年。

就剩罗兰一个人了，上帝保佑他，他是温和耐心的医生和伊鲁利亚修女的最后一个病人，活在这可怕地方的最后一个人类，最后一个血管里流着热血的人。

罗兰悬在那里，把金链牌握在手中，看着两排空床之间的长走道。过了一会，他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根草药咬下一点。

１５分钟后玛丽进来，罗兰装出一副虚弱的样子接过碗，这次是粥不是汤但他知道里面的成分肯定一样。

“今天早上你的气色不错。”大姐说，她自己的气色不错，脸上的光芒藏起了老吸血鬼的脸，她昨晚吃得很好，让她有活力。想到这罗兰的胃就翻滚起来，“我保证你很快就会好！”

“狗屁！好起来后，你就直接把我干掉。我现在想知道你是不是在食物里放东西了。”

她欢快地笑起来，“哈，你这孩子，总是急于把身体的虚弱归罪于我们这些女人在搞鬼！看你多怕我们，嘿，你内心深处，是多害怕呀！”

“我弟弟在哪里？昨晚我梦见他床上有东西在骚动，现在他的床空了。”

她的笑收了回去，眼睛发着光，“他突然发烧，发作了一阵，我们把他带到思过室，在那里不会再恶化。”

罗兰心想，是带到坟墓里吧，也许某种意义上那里是思过室，但你们不知道。

“我知道你不是那男孩的哥哥，”玛丽说，看着他喝粥，尽管罗兰知道粥里的东西会让他再次四肢无力，但他还是喝下去，“不管有没有信物，我知道你不是他哥哥。为什么撒谎？这是罪过。”

“你为什么这么想呢？”罗兰问，想看她是否会提到枪。

“大姐知道她要知道的事，为什么不坦白？吉米，圣经说坦白可升华灵魂。”

“把杰娜叫来陪我，也许我会告诉你。”罗兰说。

玛丽的笑容像暴雨中的粉笔字一样不见了，“为什么你要和像她那样的人说话。”

“她相当美丽，不像有些人。”罗兰说。

她的唇往下拉露出巨大的牙齿，“蠢货，你再也见不到她了。

你煽动她，你鼓动她。我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的。”

她转身要离开。罗兰仍装出虚弱的样子，并希望不要做过头（演戏不是他的强项）。他把空碗递给她，“你不带走这个吗？”

“我看就扣到你的头上当睡帽吧，或是贴在你屁股上。在我动手前你会说的，蠢货，说到我叫你闭嘴，你还要乞求继续说。”

她说着，双手提起垂到地上的裙子，像女王般高傲地离去。罗兰听说像她这样的人不能在日光下活动，可这个古老的传说肯定是错的，但好像还有些是对的：一个模糊无定形的影子跟随着她的步伐，映在她右边的一排空床上，但她根本没有投下真正的影子。

六、杰娜夜里出现　四个修女挡路 十字架狗现身　浪漫的鼠尾草
这是罗兰生命中最长的一天，他打着盹，但一直没有熟睡。草药正发挥作用，他开始相信在杰娜的帮助下，有可能从这里逃出去。他还惦记着枪———也许杰娜也能帮他。

他靠回忆过去打发时光———回忆吉里德，回忆老朋友，回忆起他在怀德大陆游乐场里猜中的谜语，最后却被别人拿走了奖品，不过他还有机会。他还想起他的父母，想起阿贝尔·凡内一辈子拖着残废的腿行善，想起埃德雷德·琼纳斯一辈子拖着残废的腿作恶，直到被罗兰干掉。

他想得最多的还是苏珊。

如果你爱我，那么就爱吧，她这么说，他这么做。

他就是这么做的。

他靠这样来消磨时光，每过大约一个小时，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根草药咬一点吃下去。此时当药性渗入体内时他的肌肉不会抖得那么厉害。草药的药性不再和汤里的药性冲突得那么厉害。罗兰想草药胜利了。

阳光在病房的白色丝绸天花板上移动，最后，似乎总在床边徘徊的夜幕开始升起。长长的病房西墙涂上了红色和橙红的落日余晖。

这天晚上是塔姆拉给罗兰送晚餐，是汤和夹肉面包。她还放了一只沙漠百合在他手上。她放的时候还冲他笑。她的双颊点缀着红润的颜色。她们所有的人今天都化了装，像吸满血快涨开的水蛭一样。

“来自你的仰慕者，吉米，”她说，“她对你真好！百合意味着‘别忘记承诺’。她对你承诺了什么？吉米，约翰的哥哥？”

“她会再见到我，我们还会聊天。”

塔姆拉笑得前俯后仰，她前额的铃铛丁丁地响。她幸灾乐祸地拍着巴掌，“真是个甜蜜的爱情故事，真是啊。”她笑着注视着罗兰，“不幸的是这样的诺言永远不会实现，你再也见不到她了，英俊的人。”她接过碗，直起腰说，“大姐已经决定了。你为什么不把这丑陋的链牌拿掉？”

“我不认为它丑。”

“你弟弟的都拿掉了，看！”她指着地上。罗兰看见那金链牌落在远处的走道上———还在拉尔法扔的地方。

塔姆拉仍旧笑着看他。

“他认为他生病的部分原因就是这个，就把它扔了。如果你聪明也应这么做。”

罗兰重申：“我不想。”

“好吧。”她无精打采地说着走开了，只剩罗兰独自在这个在渐渐变暗的夜色中，还有发着白光的空床。

不管多想睡，罗兰一直撑着，直到夕阳染红的病房西墙变成暗灰色。他咬了一点草药吃下去，感到浑身是劲，不是颤抖，心跳也平缓下来。他看着昨晚被扯掉的金牌还在那儿，默默地向约翰·诺曼承诺：他将把这两块链牌送还给诺曼的亲人，如果冥冥之中能安排他在途中遇见他们的话。

这一天他第一次彻底放松了，打着盹。当罗兰醒来时天已全黑了。那些虫子正在异常激烈地叫着。他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根草药正要咬时，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大姐说得对，你一直藏着秘密。”

罗兰的心一下子停止了跳动，他环顾四周发现科奎娜站在那里。她在他打盹时潜入，躲在他右边的床下偷窥。

“你从哪里弄来的？”她问，“是———“

“我给他的。”

科奎娜迅速转身，杰娜正向他们走来。她没有穿修女的服装，但头上仍围着头巾，戴着铃铛，头巾的褶边搭在她穿的方格衬衫的肩膀上，下身穿的是牛仔裤和一双旧的沙漠靴，手上拿着一包东西。太暗了，罗兰看不清是什么，但他想———“你，”科奎娜带着无比的痛恨说，“我告诉大姐你就———“

“你不会告诉任何人。”

如果罗兰计划从吊索上逃跑，那就太欠考虑了，但他欠考虑时总能做到最好。此时他的双臂已摆脱吊索，左腿也是，可右脚踝被缠住了，他肩膀落在床上，但右脚吊在空中。

科奎娜转身面对他，像猫似的发出咝咝声。她的双唇向后咧，露出尖利的牙齿，张牙舞爪地向罗兰冲过来，那指甲又尖又黑。

罗兰从衣服里勾出链牌，向她推去。她往后退缩了但仍发出咝咝声。裙子一摆，她转向杰娜，“我要杀了你，你这坏事的婊子。”

她用低沉嘶哑的声音吼着。

罗兰折腾着想脱去右腿的吊索但弄不掉。吊索缠得很牢，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绑上去的，像一个索套。

杰娜抬起手，他看见自己猜对了：她拿着自己的左轮手枪和枪套。

“开枪，杰娜，开枪！”

杰娜仍举着带套的枪，没有开火反而摇着头，就像那天罗兰叫她拉下头巾想看她的头发一样。那铃声急急地响起，像一支大钉子插入他的脑袋里。

黑铃，她们的精气所在。

虫子的叫声变得高而尖，像杰娜的铃声一样可怕。此刻一点也不悦耳。科奎娜双手抖着向杰娜的脖子伸去。杰娜并没退缩，甚至眼都不眨。

“不，”科奎娜喃喃地说，“你不能！”

“我已经做了。”杰娜说，罗兰看见虫子爬出来。他见过成百上千的虫子爬到那有胡须的人的腿上，而此时他看到昏暗中成千上万的虫子蜂拥而来。如果它们是人而不是虫子，可能就是中土世界血腥的历史上人数最多的部队。

那些虫子爬过走道的方式还不算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它们铺满整个床的架势，走道两侧的床一个个地变黑，像一盏盏长方形的灯发出模糊的光。

科奎娜尖叫起来，开始摇头，摇响她自己的铃铛。但她的铃声和黑铃的声音比起来显得单薄而毫无意义。

那些虫子仍在前进，地板和床铺一片片地变暗变黑。

杰娜越过在尖叫的科奎娜把枪扔到罗兰身边，接着用力猛拉缠在一起的吊索，罗兰的脚解脱出来了。

“快，我引来了它们，但和它们呆在一起又是另一回事。”

此时科奎娜的尖叫声已经由恐惧转成痛苦了。虫子找到了她。

“别看了。”杰娜说着扶罗兰站起来。他这一生中头一回感觉能站起来是这么开心。“来，我们要快点，她会惊动其他人的。我把你的靴子和衣服放在从这里出去的路边，能拿的我都拿了。你怎么样，够强壮吗？”

“谢谢你！”罗兰不知道能站多久，但现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他看见杰娜飞快地拾起两根草药———在他挣脱吊索时，草药散落在床头。接着他们迅速穿过走道，离开那些虫子和科奎娜，科奎娜的哀号声慢慢地小了下去。

罗兰边走边把枪插回枪套里。

他们只经过三排床就到了房间的垂帘，这是个帐篷，不是大亭子，丝绸样的墙和天花板是水磨帆布，薄得能透过弦月的光。所有的床都不是真正的床，是两排破旧的折叠床。

他回头看见一堆东西在地板上翻腾着，那是科奎娜。看见她，罗兰突然想：糟糕！

“我忘了约翰·诺曼的链牌！”一种悔恨的哀伤———几乎是哀痛的心情，像一阵风吹过他。

杰娜的手伸到她牛仔裤的口袋里把它掏出来，链牌在月光下闪着光。“我从地板上捡起来了。”

看见那链牌在她手上，他说不出有多高兴，这说明她不像其他修女。

然而还没高兴多久，这个想法好像就要打消了。她说，“拿着，罗兰，我不能再拿着了。”当他接过来时，清楚地看到她手指上的烫痕。

他拉起她的手，亲吻每个烫痕。

“谢谢，谢谢亲爱的，被亲的感觉如此美妙，再多的伤痛都值得。现在”罗兰见她哭了。

罗兰见她把目光移开，顺着她的目光，他看见有一闪一闪的光亮顺着通往山上的碎石路过来了。山上面是修女们的住所，不是修道院，而是一个破旧的庄园，看起来有上千年的历史。三支蜡烛飘了过来，当它们靠近时，罗兰看到了三个修女，玛丽不在其中。

他拔出枪。

“呜呜是枪手。”路易丝叫道。

“可怕的人。”米歇拉说。

“他找到了他的情人和枪！”塔姆拉说。

“他的姘头！”路易丝说。

她们肆意地嘲笑罗兰和杰娜，至少不怕他的枪。

“把枪拿开。”杰娜告诉他。她看他时，他已经把枪收起来了。

其他人也同时走近他们。

“呜呜，看，她哭了！”塔姆拉。

“还脱了修女服！”米歇拉说，“也许她违背了誓言。”

“美人，为什么哭泣？”路易丝说。

“因为他吻了我烫伤的手指，我以前从没被吻过，让我很感动。”

“呜———！”

“真美妙！”

“接下来他将插入她的体内！会更美妙！”

杰娜对她们的冷嘲热讽并不生气。等她们说完后，她说：“我要随他去，站开。”

她们目瞪口呆，伪笑在震惊中消失了。

“不！”路易丝低沉地说，“你疯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不，你们根本不知道，而且，我不在乎。”杰娜说，她转过半个身子，一手已伸出破旧的帐房外。帐篷在月色下变成草绿色，顶上正画着一个红色的旧十字架。罗兰想知道这些修女带着这帐篷走过了多少村镇，这个帐篷外面看起来这么小这么普通，而在里面却又大又昏暗，她们多少年走过了多少小村镇。

此刻，虫子全挤在帐篷出口的垂帘口下，它们不再叫了，可怕地沉默着。

“让开，不然让它们上你们的身。”杰娜说。

“你不会这么干的！”米歇拉低声而恐惧地说。

“哈，我已经让它们上了科奎娜的身，现在她已经成它们的药了。”

她们惊恐地喘着气，像冷风吹过枯死的树林。杰娜做的事已远远超出了她们的想像。

“你会被诅咒的。”塔姆拉骂道。

“随你说去，让开！”

她们让开了，罗兰经过她们时，她们也后退，但她们更怕杰娜。

他们绕过庄园，月光照在碎石堆上，罗兰看见在陡坡的坡脚上有个小而黑的凹处，他猜那就是玛丽所说的思过室。“被诅咒，她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别在意那些，我们现在要担心的是玛丽，没看见她我就高兴。”

她想走得更快，但罗兰抓住她的手臂拉她转过身。他仍能听得到虫子的鸣叫，但很小声。他们正远离修女们的帐篷，也远离了伊鲁利亚。如果罗兰头脑中的方向感还在，他认为那村镇———村镇的空壳，在他身后的方向。

“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也许没有意思，别问我了罗兰，有什么好问的？我这么做已经断了后路，我不能回去了。就算能我也不回去。”她低着头，咬着嘴唇。当她抬起头时已泪流满面，“我曾和她们一起吃。很多次都不得不吃，就像你不得不喝她们那讨厌的汤一样，不管你是否知道里面有什么。”

罗兰记得约翰·诺曼说过男人必须吃女人也必须吃。他点点头。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如果有诅咒，就让它诅咒我这样的选择吧，和她们没关系，我妈妈把我送回她们身边是好意，但她错了。”

她又羞又怕地看着他，但敢和他的目光对视，“我陪你一起去天涯海角，只要我能去，或是你愿意。”

“欢迎你，加入我的旅途，有你”陪伴，旅途一定会平安。

他还没说完，一个声音从他们前面的月影斑驳处传出。这条小道从那里穿出这布满碎石的不毛之谷，在这山谷里这些小修女们施展着她们的妖魅。

“阻止如此浪漫的私奔真是一件令人感伤的事情，但我必须阻止。”

玛丽从阴影中现身。她纯白的修女服上绣着一朵玫瑰，像真的一样，其实那是裹尸布，包在这污秽的布里的是布满皱纹的干瘪的脸，脸上两个黑洞洞的眼睛盯着他。那眼睛像烂枣一般，嘴巴咧着在笑，四颗大门牙闪着寒光。

在玛丽松弛的前额皮肤上，铃铛丁丁作响但不是黑铃，罗兰想，它在杰娜那里。

“走开，否则我把啃螳引到你身上。”

“不，”玛丽上前一步，“你做不到。它们不会离其他姐妹很远，摇响你的铃吧，摇到铃舌掉了都没用，它们还是不会来。”

杰娜就摇头，猛烈地摇着。黑铃刺耳地响着，但没有了那种特别的、能像一根钉子插进罗兰脑袋的那种穿透力。杰娜称之为“啃螳”的虫子医生没有出现。

玛丽笑得更大声了（罗兰觉得玛丽自己也不完全清楚虫子会不会来，直到摇了铃后才知道），她走近他们，仿佛浮在地上，冲他们眨眼。她说：“别摇了。”

罗兰低头看见枪已在手上，不记得什么时候拔出来的。

“除非子弹被赋予神力或浸过某些教派的圣液———血、水或精液，否则它伤不了我，枪手。因为我比你们凡人空灵得多。”

总之，她认为罗兰想向她开枪，他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了。她的眼神在说你所有的家当就是枪，没了枪，你也就回到在帐篷里的状态，在那里我们把你捆在吊索上，等待你成为我们的美餐。

罗兰并没开枪，而是把枪插回枪套，伸手向她扑去。玛丽惊讶地尖叫起来，但叫声很短。因为罗兰钳住了她的喉咙，在叫声没完全发出之前把它扼住了。

触到她的肉，罗兰顿感恶心，她的肉似乎是活动而松软的，似乎想从他指缝中爬出来，罗兰觉得那肉像液体一样流动，有种无法言喻的感觉。他仍用力掐下去决定让她窒息而死。

而后一道蓝光闪现（不是在空中，他后来想起那蓝光是在脑中，当玛丽施展她的魔力时一道闪电似的光射进来）。

他的手从她的脖子上弹开，同时他昏眩的眼睛看到她灰色的肉中湿漉漉的掐痕———他双手的印痕，而后他整个人向后飞了出去，背部砸在碎石上，脑袋撞到一块突起的岩石上，脑中又冒出一道闪电。

“不过如此而已，英俊的人，”她瞪着黑洞洞的眼睛嘲笑他，冲他做鬼脸，“你掐不死我，我等下再慢慢收拾你，把你碎尸万段解我心头之恨。我首先要对付这失信的女孩，另外，我还要扯掉她那该死的铃。”

“有本事就过来吧！”杰娜用颤抖的声音说，继续摇着头，黑铃愤怒地响着。

玛丽的讥笑从脸上退下去了。“哼，我能，”她张大口喘着气，在月光下，她的牙在齿龈上闪着寒光像刺出红枕头的骨针。“我能，我———“

从她们头上传来一阵咆哮。咆哮之后是一串狂吠，玛丽向左转，在咆哮之物跳离岩石之前，罗兰清楚地看到玛丽脸上的震惊和迷惑。

星空下一只黑影闪现，向她扑去，腿张得很开，像某种奇怪的蝙蝠，但罗兰已经知道那黑影是什么东西。它猛地撞向那女人，她的双臂因惊恐而半举着，那东西扑到她胸部，利牙咬住了她的喉咙。

当那黑影把她扑倒时，她发出一声急促的尖叫，那声音就像黑铃的声音一样穿过罗兰的脑袋，他喘着气挣扎着站起来。那黑影前爪抓住她头的两侧，后爪扎入裹尸布绣着玫瑰的地方。

罗兰抓住杰娜，她正呆呆地看着倒在地上的玛丽。

“快！”他吼道，“在它还没决定咬你之前，快走。”

罗兰拉着杰娜经过那只狗时，它并没注意他们。它已经把玛丽的头扯下来了。

不知何故她的肉仿佛变了样，很可能开始分解了，但无论发生了什么事，罗兰不想看，也不让杰娜看。

他们半走半跑地来到山脊上，到那里后停下歇一会。在月光下他们垂着头，手牵手，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山下的咆哮和狂吠声渐渐变小，但仍然依稀可闻，杰娜抬起头问他：“那是什么野兽，我从你的表情上看出，你知道是什么，它怎么有能力咬她？我们所有人的法力都能制伏野兽，而且法力最大。”

“制伏不了那只。”罗兰发现自己正在想邻床的男孩。诺曼不知道那链牌为什么会让修女不敢靠近，不知是因为它是金的还是它被赋予神力。现在罗兰知道了。“那是只狗，一只普通的狗。在绿妖打昏我之前，我在镇广场上见过它。我想其他能跑的野兽都跑了，但那只没有。它一点都不怕伊鲁利亚的小修女，不知怎么地，它知道自己不怕。它胸前带着耶稣教的标记，在白毛之中有一撮十字形的黑毛，我认为那是天生的。总之它咬死了她，我知道它在四周潜伏着，我有两三次听到它的叫声。”

“为什么？”杰娜低声问，“它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在这里？

为什么那样咬她？”

这样无意义而神秘的问题被提出时，吉里德的罗兰能做出的、愿意做出的回答是：“命运的安排，走吧，在天亮前我们远远地离开这地方。”

当他们坐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面芬芳的鼠尾草草地上时，罗兰估计他们可能最多走了不到１３公里的路。可能更少，也许只有８公里。是他的步子慢下来了，或者说汤里残余的药性起了作用。显然没有药物的帮助他走不了更多路，他就向她要一根草药，她拒绝了，说草药加上突然过量的运动会造成心脏破裂。

“另外，”她说，他们背靠在那小小的隐蔽处的围沿上，“她们没有跟来。剩下的米歇拉、路易丝、塔姆拉会打包行李去其他地方，她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修女能活那么长，就如我一样。我们在某一方面比较强，但在很多方面比较弱。

玛丽忘记了这一点，我想是她的自负毁了她。”

她不仅把罗兰的靴子和衣服藏在山脊上，而且把他的两个较小的旅行袋也放在了那里。当她正抱歉地说没把他的便携床和大旅行袋拿来（她说，她打算拿，但太重了），罗兰用指头压住她的唇不让她说下去。他认为能逃出来已是奇迹了。此外（他没有说，但也许她应该知道），对他来讲枪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枪是他父亲传给他的，他父亲那个时代是属于亚瑟·埃尔德的，那时梦想与恶龙四处横行。

“你还好吗？”他们坐下来休息时罗兰问她。弦月已西沉，可至少还要三个小时才是黎明，他们沉浸于鼠尾草的芬芳中。罗兰在这之后认定那就是浪漫的气味。他感受到那气味在他身下形成一道魔毯，这魔毯很快就把他浮起来飘入梦乡。

“我不知道，罗兰。”杰娜说。但他认为她已经知道了。她母亲曾把她带回去，现在没有人会再带她回去。她曾和其他修女一起吃人，已经入了那些修女的道了。命运是轮盘，也是一张没人能逃脱的网。

但此时他太疲惫了无法再去想这样的事反正想了也没用。

她说没有退路了。罗兰想即使他们再回山谷，也找不到什么，除了那些修女称之为思过室的小山洞。其他修女可能已收拾好那噩梦般的帐篷离开了，只有铃声和虫鸣声飘荡在夜晚的微风中。

他看着她，抬起一只手（感到很沉）轻触那缕横过她前额的卷发。

杰娜窘迫地笑了，“有人终归逃脱了，不听劝阻地逃了，像她的情人。”

她抬手要把头发塞进去，但在塞之前罗兰握着她的手指，“真美，”他说，“像夜一样黑，永远是那么美。”

他费劲地坐起来，疲惫像一只温柔的手拖住他的身体。他亲吻那缕卷发，她闭上眼睛轻叹一声。罗兰感觉到她在颤抖。她前额的皮肤很凉，那缕弯曲而任性的头发像丝一样柔滑。

“像以前那样把头巾拉下去。”他说。

她默默地拉下头巾，他注视了她片刻，杰娜也深深地看着他，她的目光从未离开罗兰的眼睛。他的手抚过她的头发，感到头发光滑而浓密（他认为像雨，像密密麻麻的雨帘），接着抱住她的肩膀，亲吻了她的脸颊。

“你愿意像男人亲女人一样亲我的唇吗？”

“好。”

他吻了她的唇，想起他悬吊在帐篷病房里时也想这么做。她用从没亲过嘴（除了梦里）的人那种笨拙而可爱的方式回亲他。罗兰想随后和她做爱，他很久没做爱了。而她是如此美丽，他亲着亲着就睡着了。

他梦见那只十字架狗，在一片广阔的平原上吠着，他跟过去，想看看什么东西让它躁动不安。走了一段路来到平原的边缘上，看见黑暗塔耸立在那里，黑暗塔的石头上烟雾缭绕，一个个可怕的窗口随着旋梯往上排，塔背后是一轮暗红而的落日，那狗看见黑暗塔就停下来开始咆哮。

铃声响起，特别尖锐，像厄运来临般可怕。他知道那是黑铃，但调子却很悦耳。在铃声中，塔的黑窗里发出骇人的红光———像毒玫瑰那种红。一声尖叫在夜里响起。

梦立刻消散得无影无踪，但尖叫声仍听得到，现在散成呻吟声。这声音是切切实实存在，就像黑暗塔，躲在终极世界的深处。

罗兰惊醒过来，回到拂晓的光明和鼠尾草温柔浪漫的香味中。在迷迷糊糊还没全醒时他已拔出两把枪站了起来。

杰娜不见了。她的靴子空空地放在旅行袋边。稍远处她的牛仔裤像退壳的蛇皮平放在地上，上面是她的衬衣。罗兰仔细一看衬衣仍塞在牛仔裤里。在衬衣和牛仔裤上面是空空的头巾，头巾边上的铃铛落在粉状的土地上。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起先是铃声在响，搞混了他听到的声音。

没有铃声只有虫鸣声，是虫子医生。他们在鼠尾草里叫着，听起来有点像蟋蟀，但一点都不悦耳。

“杰娜？”

没人应，只有虫子在应答，因为它们的叫声突然停了下来。

“杰娜？”

还是没应答，只有风声和鼠尾草的气味。

罗兰想都不想（假装和理性的思考都不是他的强项），弯腰拾起头巾，抖了抖，黑铃在响。

过了一会儿还是没动静，随后许多黑色的虫子从四处急急忙忙地爬过来，聚集到裸露的土地上。罗兰想到从车夫的床上爬下来的那些虫子，他后退一步，站着观察。虫子也停在原地。

他想自己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他回忆起他掐玛丽的肉时的触觉，他感觉到那肉在动，不像一整块肉而像很多蠕动的虫子。

同时他想起杰娜说过的一句话：我和它们一起吃，像它们这样也许永远不会死，但它们可能会变化。

那些虫子拥挤着，像一朵乌云闪现在白色的粉状土地上。

罗兰又摇了摇铃。

清脆的铃声在虫堆里泛起微波，它们开始聚在一起，摆成一个形状。它们犹豫着，好像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散开，又聚在一起。在被风吹落的淡紫色鼠尾草绒毛之间的白色沙地上，虫子最终摆成一个大而弯的弧线。

它们开始叫了，罗兰听起来好像在叫他的名字。

铃铛从他颤抖的手中掉了下来，它落到地上响了一声。大堆虫子向四周散开。他想让它们回来，再摇铃可能就会让它们聚在一起，但有什么用？最后怎么办？

别问我，罗兰，这么做，我已断了后路。

然而她还是来见他最后一次，把她的意志通过上千个变动的部分表示出来，当一个整体没有凝聚在一起时，各个部分应该没有思考的能力吧？她仍在用某种方式思索，要让各部分形成那形状，得花多大的力气啊？

它们越散越开，有些爬进草丛里，有些爬上突出的岩石，钻入石缝里，希望能躲避白天的热气。

它们消失了，消失了。

罗兰坐下来用手蒙着脸，认为自己也许会哭泣，但悲伤一晃而过。当他重新抬头时，他的眼睛像他最终要去的沙漠一样干，他仍要追寻黑袍人沃尔特的踪迹。

如果有诅咒，就让它诅咒吧，这是我的选择，不是她们的，她曾这么说过。

他对诅咒有了点了解，他知道教训远未结束，才刚开始。

她替他拿回的袋子里有烟丝。他搓了一根卷烟，盘着腿抽了起来。他一直抽到剩下一点烟蒂，看着杰娜的衣服好一会儿，想到她坚毅的目光，想起她手指上的烫痕，可她仍把它捡起来，不怕烫伤，因为她知道他要。罗兰把两条项链都挂在了脖子上。

太阳完全升起，罗兰继续西行。他最终要再找一匹马或骡子，但此时能走路已经满足了。一整天他耳朵里都萦绕着虫鸣声、铃声，像一只钟在敲着，好几次他停下来四处张望，想看到有黑影跟随着他，在地上涌动，不断追逐着美好和痛苦的记忆，但没有。罗兰在伊鲁利亚西部的荒远的丘陵中孑然而行。

孤寂。

《世事无常》
一天，不知从哪里得到的灵感，我脑中出现一个清晰的景象：一个住在郊区小房子里的年轻人把零钱倒入屋外下水道的格栅孔里。其他的我都没想到，可这景象如此清晰，如此令人不安的怪异，我必须写一个有关这景象的故事。故事马上被顺利地写了出来。我认为故事是手工作品，不完全是我们创造的（并以此获得荣誉），而是我们挖掘出来的先前已存在的东西。
一

我现在已经有份好工作，没理由再郁闷。我也不再和平价超市的那帮傻逼厮混，不用再整理购物手推车，不用再受像斯基珀这样的混蛋骚扰。斯基珀这些日子正在坟墓里吃土三明治，但在地球上生活了１９年的我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别放松警惕，到处都有斯基珀这样的混蛋。

如前面说的一样，我再也不用在雨夜里开着那消音器坏掉的老福特车送比萨饼，车窗开着，把我冻得半死。车窗旁边一根铁线上挂着一面小小的意大利国旗伸在外面，好像在哈克维尔会有人朝那国旗敬礼似的。

我为罗马比萨饼店打工。那些给你２５美分小费的人甚至看都不看你，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注意力都在电视里的橄榄球赛上。我想给罗马比萨饼店开车是最差劲的活。那之后我甚至坐过私人飞机，所以事情怎么会糟呢？

“这就是你退学拿不到文凭的结果。”妈妈在我干送比萨饼这活时就这么说，“你就希望干这工作过完这辈子？”等等。我真想给她写一封那种特别的信。就像我刚说的，那是人生的低谷。你知道夏普顿先生那晚在车里告诉我什么吗？“新工作不只是一份工作，丁奇，是他妈的冒险。”他说得对。他说的其他事可能是错的，但这是对的。

我想你一定想知道我现在这份伟大的工作的薪水是多少。我告诉你，钱并不多，事先也不了解有多少。但工作不只是为了钱，或是出人头地，这是夏普顿先生告诉我的。他说真正的工作是能带来额外利益的，这才是工作的动力所在。

我只见过夏普顿先生一次，就是坐在他那古老的大奔驰车里和他谈话那次，但有时一次就够了。

走你要走的路，完全不同于过去。

二

我有了一所房子，我自己的房子。这是首要的额外好处。我有时打电话给妈妈问她病腿疼不疼，还会胡侃一通，但我从未请她到这里来，尽管哈克维尔离这里只有百来公里，而且我知道她很好奇。我甚至不去看她，除非实在要去，大部分时候我都不想去。如果你了解我妈，你也不会想去。我得听她讲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听她抱怨她肿痛的腿。在我离家之前，我也从没注意到家里猫屎味有多重。我后来都不养宠物，宠物会咬我房子的家具。

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房子里。虽然只有一个卧室，但仍是一个很棒的房子。绝了，就像帕格过去常说的。他是我在超市工作时的同事，我喜欢的一个家伙。当他要说某个东西确实很好时，帕格从不像大部分人那样说棒极了，他会说绝了。很有趣，是吗？老伙计帕格，我想知道他现在还好吗。应该还不错，但我无法打电话给他问问近况。我可以打电话给妈妈，我还有个急救电话号码，如果有什么事不对头或我认为有人正打听我的事情时，可以打那电话求救。但我不能打电话给任何朋友（好像包括帕格在内的任何一个朋友都不关心我丁奇·厄恩肖），这是夏普顿先生规定的。

但别介意这个，让我们再说说我那个在哥伦比亚市的房子吧。

你知道有多少１９岁高中失学的人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外加一辆车？

我真的有车，虽然只是一辆本田，但里程表上的前三位数还都是零，这才是最关键的。

车里有CD和磁带的播放器，我不必像在福特车里那样，把身子伸在后厢里查看那该死的音乐是否开始播放，斯基珀过去常常因此嘲笑我，他把那车叫做屁眼车。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斯基珀这样的人，这才是我真的想知道的。

顺便提一下，我确实有钱可以领用，足够我花。我可以证实。

我每天边吃午餐边看电视剧《世事变幻》。每个星期四，电视剧演到大约一半时，我就会听到邮件口咔嗒一声。我不急于去看，也不想去。像夏普顿先生说的那样：“这是有规律的，丁奇。”

我只是看我的电视。电视肥皂剧的精彩片断差不多都在周末前后———星期五是谋杀，星期一是情爱。但我每天都看完，天天如此。我每周四总是特别小心地呆在客厅看到结束，我甚至连走到厨房再拿一杯牛奶都不干。电视剧结束后，我会关掉电视机去客厅。

因为接下来是奥普拉·温弗雷的节目，我讨厌她的脱口秀，那些扯淡都是说给娘们听的。

一个封了口的白色普通信封落在邮件口下面的地板上。信封外面什么都没写，里里有１４张５美元的钞票或７张１０美元的钞票，这就是我这一星期的钱。我是这么花的。我去看两场电影，一般是在下午。这时的票价才４畅５块，２场９块。星期六我给本田车加油，通常只用７块，我不常用车。帕格总说我不喜欢开车。这样就是１６块。我一般在麦当劳餐厅里吃４次饭，早餐或是晚餐。每周我穿衬衫和斜纹棉布裤去体验一次另一种生活，在“亚当斯的肋骨”

或“残啃餐厅”这样的店里花２５块吃一顿有趣的饭。现在我用了４１块。我还会路过纽斯普拉书店买一两本色情书刊，就是人们通常喜欢的《变幻》或《阁楼》。我试过把这些杂志的名字写在“丁奇的记事板”上，但都没有得到过。我可以自己去买，它们不会在扫除日消失，但也不会摆在显眼的地方。我猜夏普顿先生的清洁工不喜欢买脏东西（双关语）。我也不能在互联网上看色情的东西，我试过，但不知怎么的全被屏蔽了，平常像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处理，如果你能直接破解网络的屏蔽，你就能钻进去或绕过这些路障，但我没有这么做，情况和平常不同。

不再说花钱的事了，还是说电话，我也不能拨９００开头的色情电话。当然自动拨号器在我的电话上可以用。如果我要随意打电话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和他们胡扯一通，那可以，但就是不能拨９００。拨了你就会听到忙音，也许真的就是占线。在我的经验中，思春就像一根伸展开的毒藤，你只能让它四处蔓延，而且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它存在，但最终会有办法解决的。想想自己做的事情，在性方面谨慎的我因性惹了麻烦是有些奇怪的，甚至是可笑的，只是我好像在这方面失去了幽默感，还有其他几方面也是。

好了，再回到我的预算中来。

如果买一本４块的《变幻》，我就花了４５块。剩下的钱我可以拿去买唱片，也可以不买，或买一两个糖果（我知道我不该买，因为我吃了脸上会长痤疮，虽然我快２０了）。有时我想打电话叫外卖的比萨饼或中餐，但这不符合传灵公司的规定。而且叫外卖也让我觉得怪怪的，就像自己是压迫阶级的一员。请记住，我干过送比萨饼的活，知道干这活有多不爽，如果我可以叫外卖，只给送比萨饼的家伙２５美分的小费他是不会离开我这屋子的。我会给他５块，看着他的眼睛惊奇地瞪起来。

现在你开始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不需要太多的现金。又一个星期四早上来临时我至少还剩８块钱，有时甚至有２０块。对于硬币我这样处理：把它们扔到房前的雨水沟里。我知道如果让邻居们看见，他们会感到很怪异的（拜托，我虽然高中没读完，但绝不是因为我傻而退学的）。因此我拿出蓝色的塑料垃圾篓，里面塞着报纸（有时中间塞着《阁楼》或《变幻》，我不会把这些鸟杂志保存起来的，谁会呢？），我把垃圾篓放在路沿上时，就摊开抓着硬币的手，硬币就从格栅孔落入雨水沟里，发出丁———丁丁———啪的声音，像在变魔术一样。如果哪天水沟塞住了，他们会派人下去清理，那人将会认为中了彩票，除非大雨或其他东西把所有的硬币都冲到污水处理厂，或其他任何地方。那时我已不在这里住了。我不打算一辈子都呆在哥伦比亚市，我可以这么和你说。我很快就会离开，以某种方式离开。

纸币更容易处理，我把它塞入厨房的垃圾处理槽里，另外一个魔术开始了，纸币在飞转着，最后钞票变成了莴苣。你可能会感到奇怪。起先我也想过，但久了就习惯了。另外，每周都有７０美元从邮件口里投进来。规定很简单：不许把钱存起来，每周都要花完，而且我又不是在扔几百万美元，只是每周扔８或１０块钱，确实是一些小钱。

三

“丁奇的记事板”是另一个额外的好处。我在上面写出一星期内我要的任何东西，就会得到这些东西（除了色情杂志，我告诉过你的）。也许最终我会对此感到厌烦，但此时它就像全年都会光临的圣诞老人。我要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食杂品，像其他人写在厨房黑板上的一样，但也不全是食杂品。

比如，我可能会写下“布鲁斯·威利的新影碟”，“威者乐队的新专辑CD”或其他类似这样的东西。既然说到这个话题，我就说说我遇到的一件有趣的事。一个星期五看完电影后（我总是在星期五下午去看电影，即使没有我真正想看的影片我也去，因为在那个时段清洁工会来收拾房间），我去了图纳斯快递店，只为消磨时光，因为下雨而不想去公园。我在店里浏览新的商业信息时，一个小孩问店员有没有威者乐队的新专辑，店员告诉他在十天内都不会有，但我在那个星期五前就得到了。

就像我说的，这些是额外的好处。

如果我在记事板上写下“运动衫”，星期五晚上回家时就会有一条我喜欢的土色运动衫在房间里。如果我写“新牛仔裤”或“条纹棉裤”，我也可以得到。所有的服装都从嘉普服装店买的。如果我自己买，也会去那里。如果我要某种剃须润肤露或古龙香水，我会把它们的名称写在“丁奇的记事板”上。我回来时，它们就会出现在浴室的台架上。我不约会，但我就爱用古龙香水。

有件事我肯定你会感到好笑。有一次我在记事板上写下“伦布兰特的画”。我看完电影，逛进公园，一边想着如果清洁工真的把他妈的伦布兰特的画弄到后会怎样。想想看，在哥伦比亚市落日丘区的房子的墙上挂了一幅著名的天才大师的画！最终会怎么样？

可以这么说，画真的挂上去了。当我进屋时，伦布兰特的画挂在客厅的墙上，在沙发上面，那里原先挂着天鹅绒小丑。我穿过客厅走近那画时，心跳达到每分钟２００下。走近一看，是复制的…你明白了吧，是赝品。我有点失望，但也不太失望，那毕竟是一幅伦布兰特的画，只不过不是原作罢了。

还有一次，我在记事板上写下“尼科尔·基德曼亲笔签名的照片”。我认为她是当今美国最好看的女演员，她就是让我迷恋。那天我回去，就看见一张她的剧照，用两块蔬菜形状的磁铁贴在冰箱上，那是她在《红磨坊》里的剧照。这次是真的。因为照片上有她的签字：赠丁奇·厄恩肖，来自尼科尔的吻与爱。

噢，宝贝，亲爱的。

朋友，告诉你，如果我努力工作并且真的想要这些东西，也许哪一天真正的伦布兰特的画就会挂在我的墙上。真的，像这样一份工作，没什么好挑剔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正是其可怕之处。

四

我从来不必列食杂单。清洁工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斯托弗尔公司的冰冻食品，特别是叫做奶油牛肉条的袋装油炸食品（妈妈总是称之为屎包的石子），冰冻草莓，纯奶、半熟的汉堡包馅饼（你得把它铺在平底煎锅里炸，我讨厌弄生肉），多尔布丁（装在塑料杯子里的那一种，吃了脸上长痘，但我还是喜欢），就是像这样的普通食品。如果还要什么特别的食品，我会写在“丁奇的记事板”

上。

有一次我要一份自制的苹果派，特别说明不要从超市买来的那种。那晚天刚黑我回来时，我的苹果派和其他食品已放在了冰箱里。苹果派没有被包起来，而是放在蓝色的盘子里———所以我知道它是自制的。开始我有点不敢吃，完全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随后我觉得自己很傻。有谁知道超市的食物从哪里来，没人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们假定它是好的，因为它被装起来，放在罐头里或标着“双重密封以保证你的安全”的塑料袋里，但任何人在双重密封前都可能用脏手指摆弄它，或打喷嚏，把鼻涕喷到上面，甚至把屎搽在上面。我并不是想使你恶心，但这是真的，不是吗？这世界充满奇怪的人，很多人都“不是好东西”。对此我有亲身体验，相信我。

总之我尝了那苹果派，味道好极了。星期五晚上我吃了一半，剩下的在星期六早上看赛马下赌注时吃完。星期六晚上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厕所里度过，可能把所有的苹果和肠子都屙出来了，但我不在乎这个。吃那苹果派很值，“像过去妈妈做的一样”，人们这么说。但那不可能是我妈做的，虽然人们这么说。我妈什么都不会做。

五

我从未把内衣裤写在记事板上。每隔大约四星期，旧的就会从抽屉里消失，崭新的四角裤被放在柜子里，四包三条装的裤子分别装在塑料袋里。哈哈，这才是“双重密封保证我的安全”。我也从没把洗衣皂、洗洁精这些狗屎东西写上去，它们会自动添加。

很绝，你不认为吗？

六

我从没见过清洁工，也没见过那个星期四在演《世事变幻》时把钱发给我的那家伙（也许是个小妞）。我也从来不想见他们。一方面我不必见他们，另一方面，是的，我害怕见到他们，就像我去见夏普顿先生的那个晚上我害怕见到坐在灰色大奔里的他一样。你不信可以起诉我。

星期五中午我不在房子里吃饭。我看完《世事变幻》后就跳进车里直奔城内，在麦当劳里吃完一个汉堡后去电影院。如果天气好，看完电影就去公园。我喜欢上公园，那是考虑事情的好地方，这些天我有好多事情要考虑。

如果天气不好我就去商场购物。由于白天开始变短，我就想再去玩保龄球。星期五下午至少得有事做。过去我常和帕格去玩。

我有点想念帕格，希望能打电话给他，闲扯一会儿，告诉他有些事在发生，例如纳弗那家伙的事。

噢，天哪，这就像吐一口口水到大海里再看看它能否被冲回来。

我出去时，清洁工把房子里里外外都弄得干干净净———洗碟子（尽管我也洗得相当干净），洗地板，洗衣服，换床单，换新毛巾，给冰箱添加食品，准备好记事板上的杂物，我就像住在有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服务员的宾馆里。

有一个地方他们不会去整理，那就是客厅边上的书房。我把书房搞得相当暗，窗帘总是放下来的。他们总是随它遮得严严实实的。他们也不把其他的窗帘拉起来。书房里也不喷柠檬味的空气清新剂，尽管其他房间在星期五晚上都散发着刺鼻的清新剂气味。有时气味重得让我打喷嚏，不是过敏，更像是鼻子的抗议。

做卫生时有人用真空吸尘器清洁地板，清空废纸篓，但从来没有人动我放在书桌上的纸张，无论多乱都不动。有一次我在抽屉锁孔处粘了一条纸条，我晚上回家时，它仍在那里，没有被撕裂。其实抽屉里并没有什么绝密的东西，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有没动过。

如果我离开时电脑和调制解调器没关，回来时，它们仍开着，显示器上运行屏幕保护程序（通常是那个人们在高楼大厦的百叶窗里干活的屏保图片，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如果我的机子关着，我回来时也是关着的。他们从不整理我的书桌。

或许清洁工也有点怕我。

七

为罗马比萨饼店送货加上和妈妈一起住，都让我心烦得很。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那个改变我生活的电话。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富有戏剧性，但确实是那个电话改变了我的生活。那天晚上我正好休息。妈妈和女伴们去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打宾戈牌。她们所有的人都在抽烟，房里烟雾缭绕，每次叫牌者把B－１２从牌槽中拔出来说“好了，女士们，是吃维他命的时候了（输钱）”，她们就哄笑起来。

而我正在家里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并希望自己身在地球其他任何地方，哪怕是最荒凉的地方。

电话响起，我想，噢，一定是帕格。我拿起话筒，用最平静的声音说：“您打的是无常教哈克维尔分部，丁奇牧师在听电话。”

“喂，厄恩肖先生。”有个声音回答。我以前没听见过这声音，但那说话的人似乎没被我的胡话所惹恼或迷惑，倒是我因他没理会自己的傻话而感到尴尬。你可曾试过，每当你一拿起电话就这样摆酷，电话那头的人总不是你摆酷的对象？有一次我听说一个女孩接起电话说“嗨，我是海伦，我要你爽死我”，因为她肯定打电话的是她的男朋友，可实际上是她父亲。这事可能是杜撰的，就像说纽约市的下水道有鳄鱼（或是《阁楼》杂志里的读者来信），但你一定明白其中的尴尬。

“噢，对不起。”我说，太窘迫以至于忘了问这个知道丁奇牧师就是厄恩肖先生（全名是理查德·埃仁里·厄恩肖）的陌生人是谁，“我还以为你是其他人。”

“我就是其他人。”那声音说，尽管我当时没笑，可后来还是笑了。夏普顿先生就是其他人，严格地说他最终还是其他人。

“有什么事吗？”我问，“如果你找我妈，我只能为你留个口信，因为她“

“出去打宾戈了，我知道。反正我找的是你，厄肖恩先生，我要给你介绍一个工作。”

我惊讶得好一会儿说不出话，然后我想可能是某种电话恶作剧，“对不起，我有工作了。”我回绝道。

“送比萨饼？”他感到好笑，“好，如果你把那个叫做工作的话，我认了。”

“先生，你是谁？”我问。

“我叫夏普顿。现在我们废话少说，厄恩肖先生。丁奇，我可以叫你丁奇吗？”

“当然。”我说，“我可以叫你夏皮吗？”

“随你便，听着。”

“我在听。”我说（是也在听）。电视在演《独行铁金刚》，那不是克林特的经典之作。

“我要给你一个你未曾有过的最好的工作，也是你今后可能有的最好的工作，丁奇，这是一种冒险。”

“啧，我以前好像在哪儿听过。”我腿上有一碗爆米花，我抓起一把塞到口中。这电话变得有点意思了。

“别人给你承诺，我实现这个承诺。但我们必须面对面谈这个问题，你愿意和我见面吗？”

“你是同性恋吗？”我问。

“不，我的性取向没朝这方面发展。”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调侃，让我很难不相信。可以说从那样接电话的那时起，我就已经显得够傻的了。

“那你为什么要捉弄我。我不知道哪个人会他妈的在晚上９点３０分打电话，给我介绍工作。”

“你把电话放下来，去前厅看看。”

越来越不可思议了。但去前厅看看又有什么损失呢？我照办了。我发现一个信封扔在那儿，一定是我在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中央公园追唐·斯陀德时有人从信件口投进来的。这是众多此类信封中的第一个，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撕开信封，７张１０美元的纸币落入我手中，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这是伟大职业的开始！”

我回到客厅，仍盯着那些钱。知道我感到多奇怪了吗？我差点坐到装爆米花的碗上。我最后看了那钱一秒，把它放到一边，扑地坐到沙发上，拿起电话，还真的有点希望他已经挂掉了，但我说喂时，他应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我问他，“这７０块钱是怎么回事？我收下了，但不是因为我欠你什么。我他妈的什么都没向你要。”

“钱绝对是你的。”夏普顿说，“真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但是我要你保密。丁奇，工作并不只是钱的问题，一份真正的工作是有额外的好处，这才是工作的动力所在。”

“真是这样？”

“我绝对保证是真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和我见面，听我说一会儿，我将让你得到一份改变你人生的工作，如果你接受这份工作的话。它将开启通往新生活的大门，尽管我必须老实地说，你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全部答案。”

“如果我就是不接受呢？”

“我将握握你的手，拍拍你的肩，祝你好运。”

“你要什么时候见面？”我部分思想———大部分思想仍认为这是个玩笑，但已有一点不同的想法正在形成。一方面是因为那笔钱，那等于我为罗马比萨饼店送两周货所得的小费，还是在生意好的情况下。但主要还是因为夏普顿先生所说的。听起来他好像是有文化的人，他上的不是社会大学，而且见见面又能有什么伤害？自从斯基珀出车祸以后，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用既危险又痛苦的方式来照顾我了。哦，我妈也许会，但她惟一的武器是她的嘴而且她不会和我开这种精心安排并能骗得过我的玩笑。她正在附近打宾戈，掏不出７０块来。

“今晚，就现在。”他说。

“好吧，为什么不行，过来吧，既然你能从邮件口扔进装钱的信封，就不要我告诉你地址了。”

“不是在你家，我在平价超市的停车场见你。”

我的心像被砍断缆线的电梯一样坠了下去，我们之间的谈话变得一点意思也没了。或许这是个圈套，甚至有警察参与其中。我安慰自己，没有人了解斯基珀的事，除了耶稣基督。那是一封信，斯基珀一定随意把它搁在哪儿了。信上的内容没有人能懂（除了他妹妹的名字，但世界上有上百万个黛比），也没人弄懂过我写在布考斯基夫人家院子外面的人行道上的东西，如果不是那讨厌的电话响我可能会告诉你。但谁能绝对保证没有圈套呢？你知道人们怎么谈论良心的内疚吗？我对斯基珀的事并不感到内疚，当时没有，但还…“你不认为在平价超市的停车场进行面试有点古怪？特别是它８点钟就关门了。”

“那会使面试更有成效，丁奇。在公共场所进行密谈。我的车停在购物手推车的右边，很容易找———是一辆灰色的大奔。”

“我知道，因为只有你一辆车停在那儿。”我说，但他已挂机。

我挂了电话，想都不想就把钱放到口袋里。我全身微微出汗。

那电话里的声音要我在购物手推车旁和他见面。斯基珀经常在那里捉弄我。他曾在那里用购物手推车把我的手指夹烂，我痛得大叫他却哈哈大笑。手指伤得很重，所有手指都被夹烂。两个指甲淤血脱落，这让我决定给他发那种信。其后果令人难以置信。而斯基珀·布兰宁根如果变成鬼，手推车附近可能就是他出没的地方。我想安慰自己这是胡思乱想，任何时候都会有巧合，我就是不信他和斯基珀有关。可不知何故，夏普顿先生竟然知道斯基珀的事。

我怕去见他，但别无选择。如果不出差错，我应该能了解到他对斯基珀的事知道多少，可能告诉谁。

我站起来，穿上外衣（那时还是早春，夜里很冷———我觉得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夜晚都很冷），出了门又回头留一张字条给妈妈：“出去见两个家伙，可能半夜回来。”我想用不了多久就能回来，但留张字条还是比较好。我不愿让自己仔细去想为什么比较好，当时没想，但现在我承认，因为如果我有什么不测，我要保证妈妈会去报警。

八

惊恐有两种，至少我这样认为。一种是电视里的惊恐；另一种是现实中的惊恐。我认为我们大部分人一生中只经历过电视里的惊恐。像我们从医生那里回来等待着我们的验血结果，或是我们摸黑从图书馆走回来，想像有坏蛋躲在草丛里。这种事并不会真正吓到我们，因为我们打心底知道验血结果没有异常情况，草丛里没有坏蛋。为什么？因为像那样的事只会发生在电视里。

我看到那辆灰色的奔驰时，空空的停车场里只有那一辆车。自从在库房里受到斯基珀·布兰宁根惊吓后，我又一次感受到现实中的惊恐。

在停车场黄色的水银灯下，夏普顿先生坐在车里，一辆大奔，至少是４５０型，也可能是５００型，当时这样的车值１２万美元。车停在购物手推车旁（晚上停车场几乎都是空的，除了一辆少了一个轮子的破车外，其他的手推车都安全地锁在一起），停车灯开着，白色的尾气飘入空中。发动机像睡着的猫一样打着呼噜。

我朝他的车开过去，心跳得很慢但很沉，那滋味像很多镍币哽在我的喉咙里。尽管我很想猛踩油门（那时我车里总有一股辣葱比萨饼的味道）从这儿跑掉，但我怎么也打消不了那家伙知道斯基珀的事这个念头。我安慰自己他不会了解多少。查尔斯·斯基珀·布兰宁根不是出车祸就是自杀，警察也无法确定（他们不了解斯基珀，如果了解，就根本不会考虑自杀的可能，像斯基珀这样的家伙不会自杀，至少２３岁时不会），但这并不能阻止我脑海里不停呱呱叫着的声音：你陷入了麻烦，也许有人搞懂了，有人得到那信封并且弄明白了。

那声音完全没有逻辑，它不需要逻辑，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已超越了逻辑。我把车停在开着发动机的大奔旁边。这时，大奔驾驶座的窗户摇了下来。我们相互望着，像一对老朋友在路上相遇一样。

我不记得他的模样了。这点很奇怪，从那以后我经常想到他却不记得他的样子，但这是事实。我只记得他比较瘦，穿着西服。尽管我不擅长判断衣服的料子，但知道那是好西服。那西服让我放松了一些，我下意识地认为西服意味着正经谈事，汗衫和牛仔裤就是胡闹。

“喂，丁奇，”他说，“我是夏普顿，进来坐这儿。”

“干吗不就这样呆着，透过车窗交谈，大家都这么做。”

他只是看着我，不说话。几秒后，我关闭发动机下了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按他说的做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这么害怕过。是现实中的惊恐，非常非常现实的惊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的缘由。

我在夏普顿先生的车和我的车之间站了一会儿，看着购物手推车想起了斯基珀。他身材高大，波浪型的金发向后梳着，脸上长着粉刺，红色的嘴唇像女孩涂了口红的嘴唇。“嘿，丁奇，让我看看你的鸡鸡！”“嘿，丁奇，要吮我的鸡鸡吗？”他经常对我说些自以为诙谐的屁话。有时我们把手推车聚拢起来时，他会推着手推车追我，用它来撞我的脚跟，嘴里还“”着，像他妈的赛车一样。有一两次他撞倒了我。在吃饭时，如果我把食物放在大腿上，他就会用手推车猛撞我，看看是否能把什么东西撞落到地上。我肯定，你知道我说的这些事，他好像永远长不大，永远认为捉弄坐在教室后排的孩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在工作时把头发扎成马尾巴。如果头发长，你就必须扎起来，这是超市的规定。有时斯基珀会从背后走近我，抓住橡皮筋，扯下来。有时橡皮筋会在我头发上发出拉扯声，连头发也扯下来；有时橡皮会被扯断，打在我脖子上。为此，上班前，我会在口袋里塞入两三条橡皮筋。我尽量不去想为什么这么做，我在忍受什么？

如果我去想，可能就会开始恨自己。

有一次他扯的时候，我转过身来。他一定看到我脸上的怒气，因为他嘲弄的笑容消失了，另一种笑容出现在他脸上。他嘲弄的笑容不露齿，但另外那种会。那天是在库房的入口处，那里的北墙总是冰冷的，因为墙背后是冻肉柜。他抬起手握成拳头，其他人拿着午餐坐在那儿，看着我们。我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帮我，甚至帕格也不能，他身高１畅６米，体重才５０公斤。他知道斯基珀揍他易如反掌。

“来啊，驴脸！”斯基珀说，脸上带着另外一种笑，他从我头发上扯下来、断了的橡皮带缠在他指关节之间，像一条小小的红色的蜥蜴舌头。“来啊，你要打架吗？上啊，我会揍你的。”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他老冲着我来，为什么总是我让他看不顺眼，为什么不是其他人。但他不会有答案，像斯基珀这种人不会有，他们只是要把你的牙齿打下来。我没和他打架，而是坐回原位，捡起三明治。如果我和他打架，他可能会把我打得上医院。我开始吃三明治，虽然我已经不再饥饿了。他看了我一两秒，我以为他会追过来，但他放下了拳头。断了的橡皮筋落在压扁的莴苣箱旁边。“你这废物，”斯基珀说，“你他妈的长头发嬉皮废物。”然后走开了。几天后他用两辆手推车夹烂了我的手指；又过了几天，斯基珀躺在了棺材里。他是罪有应得，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在回忆什么吧？”夏普顿先生问，把我拉回现实中。我站在他的车和我的车之间，站在购物手推车旁，在这里斯基珀从没夹过其他人的手指。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关系，上来，让我们谈谈。”

我打开车门进去。哦，那气味，是皮革的气味，但不只是皮革。你知道吗，在《大富翁》的游戏里有一种免狱卡。当你富到买得起那种车，车里头的气味像夏普顿先生的车的气味时，你一定有万事可免卡。

我深吸一口气，屏住然后呼出来，说：“终于发生了。”

夏普顿先生笑了，胡须剃得很干净的脸颊在仪表盘的光中发亮。他不问我是什么意思，他知道。“世事无常。”他说，“什么都可能发生，对合适的人来讲。”

“你认为是这样吗？”

“我知道是这样。”他的话语十分肯定。

“我喜欢你的领带。”我只是想转移话题，但他的领带也确实让人喜爱。那领带不是像我说的绝了那样好，但确实不错。你见过那些上下都印着头骨、或恐龙、或是小高尔夫球棒的领带吗？他的就像那样。他的领带上全印着剑，每把剑都被一只有力的手举起来。

他笑了，一只手抚摸着领带，说：“这是我的幸运领带，带上它，感觉就像亚瑟王。”微笑从他脸上一点一点地消失，我意识到他不是在开玩笑。他继续说：“亚瑟王，召集最优秀的人才，骑士们和他坐在圆桌旁共谋大业，重振山河。”

这话让我打了个冷颤，但我极力不显露出来，“你要我做什么，亚瑟？帮你寻找圣杯？”

“一根领带并不会让一个人成为王者，我清楚这一点，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他说。

我略有不快，“嘿，我不想调侃你———“

“没关系，真的。丁奇，我的身份是猎头、星探，更是命运的安排者。抽烟吗？”

“我不抽。”

“不错，你将活得更长。香烟是杀手，要不人们为什么叫它棺材钉呢？”

“我不知道。”我说。

“我希望，真心地希望你能接受这份工作。你是最好的人才，丁奇，我不知道你信不信，但这是真的。”他说着点燃香烟。

“你说的是什么工作？”

“告诉我斯基珀·布兰宁根是怎么回事。”

啊，我最害怕的事被问到了。他不可能知道，没人知道，但他不知怎么搞的却知道了。我坐在那儿，感到手足无措，脑袋发沉，舌头像被钉在了上腭似的。

“说吧。”他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像深夜里短波收音机的声音。

我费了好大的劲勉强把舌头放回原来的位置，“我什么都没干。”我的声音似乎也是从同样微弱的短波频道里传出来。“斯基珀出了车祸，就是这样。他开车回家时冲出路面，滚下了洛克比溪，他们发现他肺里进水了，所以我猜他是淹死的，至少技术上是这么认定的。但在交通事故的鉴定文件中就已认定他死亡了，在翻车过程中他的头受到严重损伤，人们都这么说。有人说不是车祸，是自杀，但我不认为这样，斯基珀是他活得有滋有味不会去自杀的。”

“对，你就是他的乐趣之一，不是吗？”

我没说话，但嘴唇在颤抖，眼里含着泪。

夏普顿先生伸手握住我的手臂。在空旷的停车场上，我坐在他的奔驰里，这是一种你希望从一个像他那样的年长者那里得到的抚慰，但我知道他并不是想要安慰我。他握着我的手臂的感觉很好。

到那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悲伤。有时你无法控制住，情感就是这样。我垂下头，并没号啕大哭，但泪水流到了脸颊上，他领带上的剑变重叠了，接着就变成三重。

“如果你怀疑我是警察，认为我给你钱，想挖出什么证词，那大可不必。即使不是出车祸，也没有人会相信年轻的布兰宁根先生遭遇的事，即便你在电视上面向全国人民坦白，也不会有人信。”

“是，”我低低地说，然后大声起来，“我忍受了很久，最后无法再忍。他迫使我那么干的，他自找的。”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夏普顿先生说。

“我给他发了一封信，”我说，“一封特别的信。”

“对，肯定是非常特别。你在上面写了什么，使那信封只对他产生作用？”

我知道他的意思，但远不止那些。当你使那种信针对某一个人时，你就增加了它们的法力，使它们有杀伤性，而不只是危险性。

“他妹妹的名字。”我说，完全向他投降了，“他妹妹黛比。”

九

我一直都有某种独特的东西———某种特异能力。对此我有所了解但不知道如何使用，不知道它的名字和意义。我隐约知道我必须保守秘密，因为这能力是其他人没有的。我想如果被人发现我有这种能力，就会被拉进马戏团或抓进班房。

记得有一次，可能是三四岁的时候，那是我最初的记忆之一———我站在肮脏的窗口边看着院子里的景物。院子里有一个劈柴墩和插着红旗的邮箱，这一定是在偏远的玛贝尔姨妈家。我父亲离家出走后，我们就住在这儿。妈妈在哈克维尔的芳西面包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后，我们就搬到了城里，那时我五岁左右。我记得我上学时我们已住在城里。因为我记得布考斯基夫人的狗，一周五天里我都经过那该死的犬科食肉动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只狗。

总之，我望着窗外时，几只苍蝇在窗户顶端嗡嗡地飞来飞去。

我不喜欢那声音，但我够不到，甚至用卷起来的杂志去拍也拍不到，赶不走它们。所以我没用杂志，而是在窗户玻璃的灰尘上画了两个三角形，再画一个特别的圆形，把两个三角形圈在里面。我一合起圆形，那些苍蝇———有四五只———落下来，躺在窗台上，死了。那几只苍蝇和那种黑色甘草味的软心豆糖一样大。我捡起一只看了看，没有什么意思，于是就扔到地板上继续看窗外了。

这样的事不时地发生，但我从未特意去干，从未因为我能干这样的事而针对谁去干。记得第一次特意干这种事是在斯基珀之前，我的意思是我把这不知为何物的功能用在了布考斯夫人的狗身上。

布考斯基夫人住在我们那条街的拐角处，那时我们租达格卫街的房子住。她的狗又阴险又凶暴，住在西头的孩子们都害怕那白耳朵的东西。她把它拴在房子的侧院里，他妈的更像是用狗看守侧院———它对每个路过的人咆哮（不像有的狗只是狂吠，不会做出咬人的样子），像是在吼：混蛋，如果你敢进来或我能跑出去，我会把你的蛋蛋咬掉。有一次拴它的绳子松掉，它就把报童咬了。其他人的狗肯定会因此被送入毒气室，但布考斯基夫人的儿子是警察头子，他不知怎么把这件事摆平了。

我恨那只狗就像恨斯基珀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它就是斯基珀。上学时我必须经过布考斯基夫人家，要不然就得绕过整个社区，还会被人叫做胆小鬼。我十分惧怕那蠢物，它扯紧绳子咆哮着，唾沫在牙齿和口套之间飞溅。有时它向路人猛扑把绳扯得很紧，竖起身子，汪嗷汪嗷呜地吠着，这情景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很有趣，但我从未觉得有趣。我很怕那绳子（不是链条，而是一根普通的旧绳子）有一天会断掉，狗跳过立在布考斯基夫人家侧院和达格卫街之间的低矮的尖桩栅栏，撕开我的喉咙。

有一天我一觉醒来有了个主意，我是说一醒来它就在我脑里了，就像晨勃一样。那天是星期六，天空晴朗，我起得较早，如果我不想去可以不必靠近布考斯基夫人家。但是那天我却要去。我用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飞快地做完该做的事，因为我不想把那主意忘掉。我也可能会忘掉———就像醒来之后你最终会忘记所做的梦———但那时整个想法在我脑里十分清晰：字句旁围着三角形，上面装饰着花纹，特别的圆形把整个图案圈起来，两三个重叠起来增强力量。

我飞一般地穿过客厅（妈妈还在睡觉，我能听到她的鼾声，她那粉红色的面包店制服还挂在浴室里）蹿进厨房。妈妈在电话旁边放了一块黑板，用来记电话号码和一些要提醒的事情———妈妈的记事板，而不是丁奇的记事板。我一瞥见黑板旁边绳子上吊着的粉红色粉笔，就把它放到口袋里出了门。我记得那是个多么美丽的早晨啊，凉爽而不寒冷，天空如此的蓝，好像有人用洁车剂喷过似的。

路上没什么人，大部分人都在睡懒觉，仿佛每个人星期六都喜欢睡懒觉，只要条件允许。

布考斯基夫人的狗没睡懒觉，他妈的没有！那狗是岗位职责的忠实信徒。它见我向尖桩栅栏走来，就像以前那样凶狠地扯着绳子朝我冲着，也许比以前更凶，仿佛它那愚昧的小狗脑袋里某一部分知道今天是星期六，我没有什么事需要到这里。它扯着绳子的一头，汪嗷汪嗷地吠，退回去后又扑过来，站起来，用窒息的声音和那种被勒死都不在乎的方式死命地吠着。我想布考斯基夫人肯定习惯了这种声音，说不定还爱听，但我不知道邻居们如何忍受。

那天我没去注意这些。我太兴奋，以至于不害怕了。我从口袋里拿出粉笔，单膝跪下。一开始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失望和悲伤正要填满我脑子。我想，不，不能让它们填满，不能，丁奇，加油，写任何东西都可以，哪怕只是“操他妈的布考斯基夫人的狗”。

但我没有那么写，而是画出那个图形。古怪的图案，但是正确的，因为它导出了其他的图形。我的脑袋里充满了那些图形，太妙了，同时也太可怕了，因为他妈的太多了。接下来的五分钟左右，我跪在人行道上，汗流如柱地写着，像一个疯狂的恶魔。我写出了从来没有听过的字句，画出了从没见过的图形———没有人曾见过那些图形：不只是符纹，而且还有空心块、半实心块、实心块，我不停地写着画着，直到右手臂前半截都沾满了粉红色的粉尘，妈妈的那一截粉笔在我的拇指和食指间变成了小石粒大小。布考斯基夫人的狗并没有像以前的苍蝇那样死去。它一直向我狂吠，可能曾退回又扯着绳子扑出来一两次，但我没注意，完全沉浸在疯狂之中。我永远无法向你描叙当时的状况，但我敢肯定，像莫扎特、埃立克·克雷普顿这样伟大的作曲家在作曲时，或画家们在帆布上画出佳作时，就是这种感觉。如果有人走过来，我可能不会注意到。妈的，就算布考斯基夫人的狗挣断绳子，跳过栅栏，咬下我的屁股，我可能也不会感觉得到。

绝了，老兄，那种感觉真是绝。

尽管有几辆车开过去，车里的人也许想知道那孩子在干什么，在人行道上画什么，但没有人走过来。布考斯基夫人的狗一直在叫。最后我意识到我必须让它更有威力，加强威力的办法就是让它只针对那只狗。我不知道狗的名字，于是就用剩下的一点粉笔头写下“拳击手”，画一个圆套住，并在这个圆的底部画一个箭头指向其他图形。我感到头晕，脑袋在抽搐，就像你刚完成一次超难的考试，或你长时间地看电视之后，感觉像要生病但我仍然感觉好极了。

我看着那狗，仍和以前一样有活力，吠着，扯紧绳子时竖起身体———但这不再困扰我了。我精神放松地回了家。我知道布考斯基夫人的狗死定了，就像当一个好的画家画了一幅好画，一个好的作家写了一篇好文章时那样笃定。那种预料就在你脑中嗡嗡作响。

三天后那只狗就在黄泉之下吠了。我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来源：邮递员谢默豪先生说布考斯基太太的拳击手不知怎么搞的，绕着拴它的树跑，它把绳子缠到尽头（哈哈，绳子的尽头），没办法绕回去松开，而布考斯基夫人正好外出购物，所以没能帮它。她回来时发现狗躺在侧院的树根下窒息而死。

人行道上的东西保留了一星期，一场大雨过后才变模糊，但在大雨前它仍旧相当清晰。它清晰时没人踩踏。我亲自观察过，那些去上学的孩子、上街的女士、邮递员谢默豪先生都绕过那图案，他们甚至都没感觉出自己在绕道。也从没人说起过它，比如说“人行道上这东西是怎么回事？”或是“你认为这样的东西叫什么？”仿佛他们不曾看见，有些人一定认真看过，要不为什么绕过它呢？

十

我没把这些全告诉夏普顿先生，但是我告诉了他想知道的，有关斯基珀的事。我认为他可以信任。也许是我那神秘的功能知道他可以信任，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就是他握住我手臂的方式让我信任他，就像信任爸爸那样。倒不是说我有爸爸，但我可以想像得到。

还有，正如他所讲的，即使他是警察并抓了我，法官和陪审团会相信斯基珀·布兰宁根出车祸是因为那封我给他发的信吗？特别是信上充满胡言乱语和古怪符号，而且还是一个连高中几何都不及格的送比萨饼的小孩写的。绝对不会。

我讲完有关斯基珀的事之后，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最后夏普顿先生说：“他活该，罪有应得，对吗？”

不知怎么的，我控制不住，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哭了１５分钟左右。夏普顿先生伸手抱住我的肩膀，让我把头贴到他胸膛上，我的泪水打湿了他西服的翻领。如果有人开车经过，看见我们那个样子，一定会认为我们是同性恋，还好没有人经过。只有他和我坐在水银灯下，旁边堆放着手推车。“依拼丁依咚，拉着手推车，超市将是你们的新家。”帕格过去常这么唱，我们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最后我收住了泪水。夏普顿先生递给我一条手帕，我用它擦去眼泪。“你怎么知道这事？”我问，声音嗡嗡的，像雾角。

“你一旦被盯上，我们只需做一点粗略的侦探工作。”

“啊，可我是怎么被盯上的？”

“我们有一定的人员，总共大约十几个，寻找像你这样的男孩和女孩。”他说，“其实他们能看出像你这样的男孩和女孩，就像一些卫星在太空中可以监测到核反应堆和核电站那样。你们这些人发出黄色的光，像火柴的火焰。”他摇摇头，露出一丝苦笑，“我希望在这辈子中只要看一次那样的光就行了，或是能做你所干的事。当然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像毕加索那样画画，或像福纳克那样写作。一天就够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是真的？有人能看得到“

“对，他们是我们的警犬。他们在全国四处搜寻，也在其他国家到处搜寻———寻找明亮的黄光，寻找黑暗中的火柴头。那个年轻的女子看到你，或者说感应到你时，她正在赶往匹兹堡的路上。她也无法确定，可你也无法确切地知道你对斯基珀做了什么，对吗？”

“什么———“

他抬起手阻止我，“我已告诉你，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全部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两件事。这就要你根据感觉来决定一些事，而不是根据你所知道的。首先，丁奇，我为一个称为传灵公司的机构工作。我们的任务是消灭世界上的斯基珀·布兰宁根———大人物中的斯基珀，那些更大范围内欺负弱者的斯基珀。我们的总部在芝加哥，培训中心在皮尔利尔。如果你接受我的建议，你可以在那儿呆上一周。”

我当时没说什么，但知道自己已接受他的建议了。无论是什么工作，我都会接受。

“你现在是一个传灵者，我年轻的朋友，最好接受一个观点。”

“什么观点？”

“品质。我们机构里有人会认为你拥有某种天赋，或能力，甚至是某种假天才，但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天赋和能力来源于品质，品质是总体的，天赋和才能是独特的。”

“你得说简单一些，别忘了我高中还没读完。”

“我知道，”他说，“我也知道你不是因为愚蠢才失学的。你失学是因为不适应学校的教育。从这方面说，你和我见过的其他传灵者差不多。”他突然笑起来，而他所说的并不好笑。“一共２１个人。

现在听我说，别麻木不仁。创造力就像你的一只手，可手有很多手指，是吗？”

“嗯，至少五个。”

“把手指看做能力。一个有创造力的人能写作、绘画、雕塑，或推导数学方程式；他能唱歌、跳舞或弹奏乐器。做这些事的都是手指，而创造力是赋予手指生命力的那只手。所有的手基本上都一样———功能决定形式，就手的结构而言，所有的有创造力的人都一样。”

“传灵公司就像一只手。有时它的手指被称为‘预知’，能看见未来；有时它们被称为‘溯知’，能看见过去。我们机构有个家伙知道是谁杀了肯尼迪，不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其实是一个妇女。它们包括心灵感应、意志点火、千里传音，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形式。其他的我们肯定不知道。这是一个新世界，我们刚刚踏上第一块大陆。但传灵与创造力有根本上的不同，传灵更加稀有。８００个人中才有一个人拥有专业心理学家所说的‘天赋’，而我们认为在每８００万人中才有一个传灵者。”

这番话让我吃惊，知道自己可能是每８００万个中才有一个能不让人吃惊吗？

“每１０亿人中才有那么１２０个左右。”他说，“我们认为所谓的传灵者在全世界不多于３０００个。我们正在寻找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找，这是很漫长的工作。我们的感觉能力相当低，而我们只有十几个搜寻者，并且每个人都得经过大量培训。虽然艰难，但还是值得做的。我们寻找传灵者让他们为我们工作。这就是我要和你谈的，丁奇，让你工作。我们要帮助你聚集你的天赋，使它更敏锐，用它来改善人类世界。你将不能再见到你的老朋友———我们发现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老朋友更危险。薪水不多，至少刚开始是这样，但工作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满足感。我将给你提供的只是梯子的第一个横档，而那会是一个很高的梯子。”

“还有那些额外好处？”我说，在最后一个词上我稍稍地抬高了声调，把它变成了一个问句，如果他要那么认为的话。

他笑了，拍拍我的肩膀，“对，那些值得注意的额外好处。”

此时我开始激动起来，疑虑并未完全消失，但已开始消融。

“告诉我。”我说，心脏在激动地跳着，不是因为害怕，我不再害怕了。“给我一个无法拒绝的工作吧。”

那就是他要做的。

十一

三周后我生平第一次坐在飞机上———第一次坐飞机的感觉真好。李尔３５型飞机上只有我一个乘客，手上拿着可乐，听着考汀克劳乐队的歌声从四个扬声器里传出，看着高度计一直爬升到１３０００米。飞行员告诉我这高度比大部分商务飞机还高１６００米，飞行十分平稳。

呆在皮尔利尔的一周时间里我想家了，真的想家。这让我真他妈的吃惊。有一两个晚上我甚至是哭着入睡的。我不好意思说出来，但那情感十分真切，我不想掩盖或忽略。

我想念的不是妈妈。你也许会认为我们紧密相连，因为我们“相依为命”，但我妈妈没有给我多少爱或安慰。她没有用鞭子抽我的头，或用烟烫我的腋下，或其他类似这样的虐待，但又怎样？我是说她是个大玩家。我还从未有过孩子，所以不能肯定地说她该怎样做父母，但不知何故我认为好的父母不会不为孩子们着想。妈妈总是和朋友呆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呆在一起的多，每周去美容院，星期五晚上到印第安人保留地打牌。她生命中最大的雄心就是赢２０枚的宾戈牌，开着崭新的蒙特卡罗车回来。我也不是在诉苦，只是告诉你真实情况。

夏普顿先生打电话给妈妈，告诉她我被选为传灵公司计算机高级培训和就业项目的实习生，一个针对无文凭而有潜能的孩子的特别项目。这话相当有可信度。我数学很差。其他你能想得到的课程，像英语这样的科目也几乎是一窍不通，但我计算机的成绩一直不错。实际上我不喜欢自夸（这方面的才能我从不保密），但我敢说我编程比杰库伯依斯先生和威尔库克斯夫人编得好。我从来不大在乎电脑游戏，在我看来，它们是给傻瓜们玩的，但我可以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帕格那时有来我那里看我玩电脑。

“真难以相信，老兄，你会玩得这么溜！”他曾这么说。

我不以为然地说：“任何傻子都会玩电脑，但真正能吃得透的才是高手。”

妈妈相信了他说的话（如果她知道传灵公司用私家飞机送我到伊利诺伊斯州，她可能会多问几个问题，但她不知道）。我不怎么想念她，但我想念帕格和约翰·卡西迪。约翰是我和帕格在平价超市的另外一个朋友。约翰在一个庞克乐队里弹贝司，左边眉头上挂着个金环，大概录过地下流行乐的唱片。歌星科特·考拜死的时候他哭了一场。他也不隐瞒或推说是过敏而流泪，而是直说“因为科特死了我难过”，约翰也是绝了。

我还想念哈克维尔，知道这样不好却偏偏会去想。在皮尔利尔的培训中心就像在脱胎换骨，可不知什么原因，我觉得脱胎换骨总会伤筋动骨。

我以为我可以遇到其他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这是在写小说或拍电影（或许只是《X档案》的一个片断），我可能会遇到一个有着小巧精致的乳头的伶俐小妞，她有隔着房间关门的特异功能，但我没有遇到任何一个。我很肯定我在受训时也有其他受训者在皮尔利尔，但温特沃斯博士和其他工作人员小心地把我们分隔开来。我曾问为什么要分隔开，他们找了个借口搪塞。那时我就意识到并不是所有衬衣上印着传灵公司的人、或拿着传灵公司的书写板走来走去的人都是我的伙伴，或想成为我失去已久的爸爸。

我所训练的项目几乎就是杀人。皮尔利尔的那些人并不总谈论这一点，但也没有人去美化它。我只要记住目标是坏人、独裁者、间谍和连环杀手。就像夏普顿先生所说的人们一直在战争里杀人，但我们不是。还有，这事关全局，不是个人行为，不用刀枪，不用绞刑，我永远不会粘到血。

正如我告诉你的，我再也没有见到夏普顿先生，至少到现在还没。虽然没有见面，但在皮尔利尔时，我每天都给他打电话，这颇能消除痛苦和陌生感。和他交谈就像让人把一块冰凉的布盖在你的额头上。我们在奔驰车里交谈的那晚，他给了我他的电话，并告诉我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他。如果我觉得难过，甚至夜里３点钟也可以打电话找他谈心。有一次我就在夜里３点打，在第二声铃响时我几乎要把电话放下去。因为人们虽然说随时给他们打电话，即使在夜里３点，但他们其实并不希望你这么干。但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想家，啊，而且还不只是那样。准确地说这个地方不是我所期望的那样，我想把这想法告诉夏普顿先生，想听他怎么说。

在第三声铃时他接起了电话，虽然声音充满睡意（很惊讶，呃？），他并没觉得厌烦。我告诉他这里的人训练我的一些项目很古怪，比如，那一直带有闪光的测试。他们说是用于治癫痫的测试，但———“我却要躺在那接受测试，”我说，“我醒来时感到头痛，很难去考虑事情。你知道感觉像什么吗？就像有人乱翻过的文件柜。”

“你怎么认为，丁奇？”夏普顿先生说。

“我认为他们对我进行催眠。”我说。

短暂停顿后他说，“也许他们是那么干，很可能是。”

“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干，我都按他们说的去做了，他们为什么还要对我进行催眠？”

“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做法，但我想他们正在为你编程，在你意识的底层做大量的整理工作，因此，他们不必把意识的那部分东西扔掉，也许是要挖掘出你的特异功能，他们的用意就在这里。这和在电脑硬盘上编程没什么不同，没有恶意的。”

“但是，你能肯定吗？”

“不能，我告诉过你，训练和测试不是我的工作范围。但我会打电话给他们，温特沃斯博士会和你谈谈，甚至应该道歉。如果情况像你所说的，可以向你保证以后的强度会减小。你们传灵者很稀有，很有价值，不能让你们感到不安。还有其他事吗？”

我想了想说没有，谢过他后挂了电话。我还要告诉他我也想吃点药来提升精神状态以渡过想家的难关，最后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我决定不去麻烦他，毕竟现在是夜里３点，又想想如果他们对我做了什么，可能是为了我好。

十二

温特沃斯博士第二天来看我———他是培训中心的大巫医，他向我道歉。他的道歉是真诚的，但他的脸色凝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是夜里我挂完电话两分钟后，夏普顿先生就给他打电话说了他一顿。

温特沃斯博士带我到后院的草坪去散步。绿色的草坪绵延起伏，在晚春中显得很美。他说为没有让我跟上训练速度而感到抱歉。他说那真的是癫痫测试（也是计算机横轴断层扫描），但由于那测试对大部分实验对象都能产生催眠作用，他们通常用它来给出确定的“基线指令”。按我的情况，那指令是有关于我将在哥伦比亚市使用的计算机程序。温特沃斯博士问我是否还有其他疑问，我假装说没有。

你可能会认为那很奇怪，其实不奇怪。我的意思是说，我那漫长而讨厌的学校生活在毕业前３个月就结束了。其中有我喜爱的老师，也有我讨厌的老师，但从没有一个我完全信任的。如果老师的座位名单没有按字母顺序，我就是总坐在教室最后排的那种孩子。

我也从不参加课堂讨论，当我被点名发言时我总是说“嗯”，八棍子也打不出一个屁来。夏普顿先生是我曾遇到的惟一让我感觉贴心的人。年老秃头的温特沃斯博士尖锐的目光在无框小眼镜后面闪着，他不是夏普顿先生。在我能想到猪会飞到南方过冬之前，绝不会想到对他开启心扉，更别说靠在那家伙肩上哭了。

总之，我不知道要问什么。我还是喜欢呆在皮尔利尔的大部分时间。我为前途而兴奋———新工作、新房子、新城市。在皮尔利尔人们都对我很好，甚至连吃的也很好———夹肉面包、炸鸡、奶昔，一切我都喜欢。我不喜欢那诊断测试，可那些讨厌的带着电脑光束的测试你不得不做。有时我感到昏沉沉的，仿佛有人在我吃的土豆泥里下了药（有时也感到狂躁）。还有几次，至少两次，我很肯定自己又被催眠了。但又怎么样？我是说比起过去被那虐待狂追得在超市的停车场到处乱跑，这并不算什么。

十三

在第二次坐飞机去哥伦比亚市的前一天，我和夏普顿先生通了几次电话，提了一些我认为应该提的事。在哥伦比亚市有个家伙接我，给新房子的钥匙。那时我才了解到有清洁工为我服务，还有用钱的规定———每周都要用完，我还被告知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我打电话给当地的某个人（有任何大问题我会打电话给夏普顿先生，他实际上是我的控制者）。房子里有地图、餐馆名单、电影和商场的指南，还有一部电话，这是最最重要的。

“夏普顿先生，我不知该做什么。”我用餐馆外面的电话打给他。我房间里有部电话，但那时我紧张得坐不住，更别说躺在床上休息了。如果他们还在我的食物里放那狗屎药，那天那药肯定没起作用。

“在那儿我帮不了你，丁奇，”他一如往常那么平静地说，“所以，对不起了。”

“什么意思？你要帮我，别开玩笑，你雇了我啊。”

“我给你说一个假定的情况，假设我是一个广受捐助的大学校长，你知道广受捐助的意思吗？”

“很多钱，我告诉过你我还不傻。”

“你是不傻，对不起。总之假设我，夏普顿校长，用这很多钱的一部分雇一个著名的作家当住校作家，或雇一个著名的钢琴家来教音乐。我有资格告诉作家他该写什么，或告诉钢琴家作什么曲吗？

“可能没有。”

“绝对没有。但假设我有，如果我告诉作家写一部有关贝斯蒂·罗斯在盖依帕利和乔治·华盛顿胡搞的喜剧，你认为他会写吗？”

我笑了，忍不住地笑了，不知何故夏普顿先生只嘿嘿了一下。

“也许，特别是如果你砸给那家伙一笔奖金。”

“好，但即使他埋头苦干写出一篇出来，也可能是很差劲的小说。因为有创造力的人不能总是受束缚，他们在做出最好的成绩时，几乎不曾受束缚。他们只是闭上眼睛思考着，大喊一声就出现灵感了。”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听着，夏普顿先生，当我想像自己在哥伦比亚市要做什么时，我什么都想不出来。你说帮助别人，消灭斯基珀，把世界变得更好，一切听起来都是伟大的，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做。”

“你会知道的。”他说，“时间一到，你就会。”

“你说温特沃斯和他的手下会聚集我的天赋，使它更敏锐。他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是给我做一大堆愚蠢的测试，让我感觉像回到了学校。全都在我的潜意识里吗？全都在硬盘上吗？”

“相信我，丁奇，”他说，“相信我，相信你自己。”

于是我相信了，我必须相信。但就在随后的日子里，事情不是那么美好，根本不是那么美好！

那该死的纳弗———所有的坏事都从他开始。我希望我永远没有看见他的照片。如果不可避免地要看到那照片，我希望看到他没有笑的照片。

十四

在哥伦比亚市的头一个星期，我什么都没做。我绝对是无所作为的，我甚至没去看电影。清洁工来时，我就去公园坐在长凳上，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到了星期四是销毁多余的钱的时间，我把５０多美元塞到垃圾处理槽里搅碎。当时我刚开始这样做，老兄，那种奇怪的感觉，你是无法知道的。我站在那儿，听着水槽下面的马达搅碎纸钞，就一直想着妈妈。如果妈妈看到我在干这种事，她可能会拿着菜刀冲过来阻止我。那相当于十来次２０数的宾戈牌赌注（或是两打全叫），直接就下了厨房的垃圾处理槽。

那个星期我睡得像猪一样。我不时地走到那小书房里，我不想去但我的脚会把我拖进去，我猜这就像人们所说的凶手总会返回他们的犯罪现场。总之，我站在门口看着黑色的电脑屏幕，看着调制解调器，内疚、尴尬和害怕使我直冒汗。甚至那整齐干净的、没一张纸片的书桌都让我紧张冒汗。我仿佛听到四面墙在悄声说：“嗯，这儿没什么事。”或“这家伙是谁，安装电缆的工人？”

我做了很多噩梦。其中一个是：门铃响了，我去开门，见门外站着夏普顿先生，拿着一个手铐，“伸出手，丁奇，”他对我说，“我们原以为你是传灵者，但我们显然弄错了。这种事时有发生。”

“不，我是，”我说，“我是传灵者，只是要更多一点的时间来适应，要知道我以前从没离开过家。”

“你已经离开五年了。”他说。

我大吃一惊，我不信，但下意识里却知道是真的，感觉才过了几天，但他妈的真的是五年过去了，我一次都没打开过小书房里的电脑。如果没有清洁工，书桌上的灰尘可能有１５厘米厚。

“伸出手，丁奇，别让我们俩都为难。”

“我不，你不能拷我。”我说。

他朝后一看，斯基珀·布兰宁根走上前来。他穿着红色的尼龙紧身短上衣，只是衣服上绣的是传灵公司而不是平价超市。他脸色灰白但还好，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死。“你以为你对我做了什么，可你没有，”斯基珀说，“你对任何人都做不了什么，你只是个嬉皮废物。”

“我要把他拷起来。”夏普顿先生对斯基珀说，“如果他给我惹麻烦，就用手推车碾他。”

“太绝了。”斯基珀说。我尖叫着惊醒过来，从床上翻到了地上。

十五

住进去十天左右，我又做了另外一种梦。我不记得内容了，但一定是个美梦，因为我笑着醒来。我能感觉到脸上有幸福的笑容，就像我带着对付布考斯基夫人的狗的主意醒来那样，几乎完全一样。

我穿上牛仔裤到书房里，打开电脑，开启标着工具字样的窗口，里面有个程序叫丁奇的笔记本。我就是要用这个程序，我所有的符号都在那里———圆、三角、白块、黑块、菱形、彪形符、密符几百上千个，也许几百万个。这有点像夏普顿先生所说的：这是一个新世界，我刚踏上第一个大陆的海岸线。

我突然明白它们全在那等我去用。他们配给我一台高级的苹果电脑而不是一小根粉红的粉笔。我要做的就是为符号配上字词，符号就会出现。我的功力被提升到最高层，天哪！这就像一条燃烧的河在我头脑中流淌。我打字，召集符号，用鼠标把要的符号拖到要放的位置，完成这些工作后我就有了一封信，一封特别的信。

但发给谁呢？

发到哪里呢？

随后我意识到这不用担心。点几下鼠标配置一下就可以把这封信发给很多人虽然这封信是写给男人而不是女人。我不知怎么就知道这个区别，就是知道。我决定从辛辛那提开始，辛辛那提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城市，就像很容易地想起瑞士的苏黎世或缅因州的沃特维利一样。

我想打开工具程序中的丁奇邮件，在电脑运行这个程序之前，它提醒我让调制解调器拨号，它要先拨区号３１２，这是芝加哥的区号。我想对电话公司而言，我这电脑的拨号都来自传灵公司的总部所在地芝加哥。我不在乎哪一种拨号方式，那是他们的事。我要找到属于我的活，并认真做好。

随着调制解调器拨入芝加哥的号码，电脑屏幕一闪：丁奇邮件就绪。

我点击“本地”菜单，到此时我已经在书房呆了近三个小时，只出去小便过一次，我流着汗，汗臭得像在温室里的猴子。我不介意，还挺喜欢这气味，说明我没有浪费时光，我他妈的处于发狂的状态。

我输入辛辛那提并点击“执行”，屏幕却显示：辛辛那提没有名单。

好吧，试试哥伦比亚市，不管怎样，它离家比较近。是，老兄！我们中彩了———哥伦比亚两个名单。

上面有两个电话号码，我点击上面的一个，对弹出的内容有点好奇又有点害怕，但弹出的内容不是档案，不是简介或照片，而是一个词：松饼。

怎么回事？

但很快我就明白了。“松饼”是哥伦比亚市某个人的宠物的名字，很可能是一只猫。我再调出那封特别的信，调换了两个符号的位置，删去了一个。我把“松饼”添加到顶端，用一个箭头指向下方，完成了。

你问我想没想“松饼”的主人是谁，或是他如何引起传灵公司的注意，或者他将会有什么事发生？没想。也没想过是否因为在皮尔利尔的检查让我对以上的问题不感兴趣。我只做事，其他不管。

就是像涨潮时的蛤似的高高兴兴做事。

我在电脑上拨那号码，电脑的扬声器里有铃声，但没有人接，只有那一端电脑相应的呼啸声，那样也行，真的。当你减少欲望时，生活变得容易了。随后就像电影《正午十二点》一般，你坐在性能可靠的B－２５轰炸机上，透过诺登投弹瞄准器，等到适当的时候按下准确可靠的按钮，你可能会见到烟囱，或厂房屋顶，但看不到人。那些从B－２５轰炸机上投下炸弹的家伙听不到孩子被炸得血肉横飞后母亲在惨叫，而我甚至连“喂”一声都不必听，真是个很好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扬声器很吵，就把它关掉。电脑屏幕一闪：找到调制解调器。

接着出现：寻找电子邮件地址　是／否我选是，等着看接下来是什么。这次等的时间更长。我认为电脑正转而拨回芝加哥去下载它所需要的文件来解开“松饼”的主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不到３０秒电脑又回到可操作的状态并显示：找到电子邮件地址，发送丁奇的邮件　是／否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是。电脑屏幕闪了一下出现：正在发送丁奇的邮件。

接着出现：丁奇的邮件已发送。

一切就这样，没有火光。

尽管我想了解“松饼”发生了什么事。

随后你会知道。

十六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夏普顿先生告诉他我开始工作了。

“好，丁奇，好消息，感觉是否更良好？”他一如既往地平静，像大溪地岛的天气。

“是的。”我说，其实我感到很幸福，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不管有没有疑问，担不担心，我都要那么说。这是我生命中最绝的一天，像一条燃烧的河在我头脑里流趟，一条他妈的燃烧的河，你能明白吗，“你是否感觉更好呢，夏普顿先生？松了一口气？”

“我为你高兴，但我不能说自己松了一口气，因为———“

“你就从没担心过。”

“说得对。”他说。

“换句话说，最终任何事都会发生。”我说。

他笑了，每次我这么说时他都会笑，“对，丁奇，最终任何事都会发生。”

“夏普顿先生？”

“什么？”

“电子邮件不是很隐秘，这你也知道，任何有目的的人都可以黑别人的邮箱。”

“你发的邮件有一部分是建议接收者把那邮件彻底删除，是吗？”

“对，而且我不能绝对保证他，或是她，会删。”

“即使他们不删，对其他刚好看到这邮件的人也没什么，我说得对吗？因为它被个人化了。”

“嗯，可能会让人头疼，最多就这样了。”

“沟通本身看起来就是那么令人费解。”

“或者说都是密码。”

他开心地笑了，“让他们试着破解，嗯，丁奇，就让他们试试！”

我叹了口气，“我也这么想。”

“丁奇，我们来谈谈更重要的事，工作的感觉如何？”

“真他妈的好。”

“好，别怀疑奇迹，丁奇，永远不要怀疑奇迹。”

他挂了电话。

十七

有时我不得不去发纸信———把我在丁奇的笔记本上敲出来的东西打印出来，把它塞到信封里舐湿邮票，寄到某地给某人。新墨西哥州大学安娜·特维奇教授；纽约邮报安德鲁·纳弗先生；文蒙特市斯托威格顿区存局候取———比利·安格先生。虽然只是名字，但仍比用电话号码发信令我更难受，比电话号码更个人化。这就像你看见这些人的脸在你的诺登投弹瞄准器中浮现一秒钟时间。我是说多么奇怪啊，不是吗？你在７６００米的高度，不可能有脸浮现，但有时依然会显现一两秒。

我捉摸着一个大学教授怎么会没有调制解调器（一个家伙的地址怎么他妈的会是纽约邮报）？但我从不打探太多，不必这么做。

虽然我们都生活在现代，但信件并不是非得用电脑来发，仍有邮局可以寄。我真正要的东西总是在数据库里，比如数据库里记录了安格有一辆１９５７年产的雷鸟车，或是安娜·特维奇有个她爱的人———也许是她丈夫，也许是儿子，也许是父亲，名叫西蒙。

像特维奇和安格那样的人都是例外。大部分我所找到的和处理的人都和第一个在哥伦比亚市的人一样———完全是２１世纪的装配，只有电话。正在发送丁奇的邮件，丁奇的邮件已发送。很好，很快。

我可能在很长时间内要一直这么工作，也许永远———浏览数据库（没有计划可遵循，没有主要城市和目标的名单，我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做除非这些狗屎东西也在我的潜意识里，从那里下到硬盘里），完了后下午去看电影，享受小屋里没有妈妈的唠叨而拥有的宁静，梦想踏上传灵公司这梯子的更高层。直到那天早晨，我醒来觉得欲火中烧，这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我工作了一个小时左右，但无济于事，可以这么说，我的欲火不断冲上脑门。我关了电脑，出门到纽斯普拉书店去看看是否能找到刊有性感漂亮女士的杂志。

到那儿时，一个家伙正一边在看《哥伦比亚快报》，一边走出来。我以前从不看那报纸，懒得去看。每天都是陈词滥调，独裁者欺压弱者、体育界的丑闻、政客们的风流韵事和溜须拍马。换而言之，大部分报道都是关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斯基珀·布兰宁根的事情。即使我走进去碰巧看见那份报纸插在报架上，我也不会看到那则报道，因为它是刊登在第一版的下半版，被折叠在里面。但他妈的这蠢货走出来时，正摊开报纸埋头看。

在右下角有一张照片，一个白头发的家伙叼着烟斗在笑。他看起来是个很幽默的家伙，可能是爱尔兰人，白色的浓眉下一双眼睛眯着。照片上面有一行标题，字体不大，但能看得清楚：“纳弗自杀仍是谜，同事们很伤心”。

在那一瞬间，我想今天最好不要进去，我似乎完全不喜欢穿着性感的女士了，也许应该回去睡一会儿。如果进去，我可能会拿起那份快报，可能会忍不住这么做。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还要多了解一些那个长得像爱尔兰人的家伙的情况。我赶紧这么安慰自己：不管怎样，纳弗不是个古怪的名字，只有两个字，不像屎腾独鸟库斯或豪雷凯克。你从东海岸找到西海岸，一定能找到几千万纳弗。报纸上这个一定不是我知道的那个纳弗，他喜欢弗兰克·西那特拉的唱片。

总之，就此打住，明天再来可能会更好。明天那叼着烟斗的家伙就不见了。明天头版右下角也许是其他人的照片。总是有人会死的，对吗？不一定是超级巨星或其他什么重要人物，只要足够有名就可以在那报纸的头版右下角上刊照片。有时人们对此感到不解，就像在哈克维尔的人们对斯基珀的死感到不解一样———血液里没有酒精，夜晚视觉良好，路面干燥，不属于自杀的类型。

尽管世界充满种种神秘，有时最好的对应办法是不去探究。你知道，有时探究后得出的结果太出乎意料。

但我的意志力从来都不坚定。我总是无法抵制巧克力的诱惑，即使知道它对我的皮肤没好处。那天我也无法不去看那份快报，我进去买了一份。

我开始往回走，不久脑袋里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不能让这份头版上有安德鲁·纳弗照片的报纸，从我的垃圾箱里被掏出来。

那拾垃圾的人坐着卡车来，他们肯定和传灵公司没关系，但是…小时候，我和帕格在一个夏天放学回家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金色年华》，你可能不记得了。总之电影里有个家伙常常说：“彻底的偏执狂就是大彻大悟。”这像是他的座右铭。我有点相信。

我去了公园而不是回家。我坐在长凳上看那则报道，读完后把报纸塞入公园的垃圾筒里，我甚至不喜欢那么做。你想一想，如果夏普顿先生派人四处跟踪我，查看我丢弃的任何小东西，不管查到什么，我都会有麻烦。

这个安德鲁·纳弗无疑就是我认识的那个，６２岁，１９７０年开始成为《邮报》的专栏作家。他自杀了。他吃了一大把药，可能是那药产生了作用。他爬入浴缸里，把塑料袋套在头上，还割了两只手腕。他是完全不去进行心理咨询的人。

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验尸说明他没有得病的迹象。他的同事对他患老年痴呆症的说法嗤之以鼻，甚至对提前衰老的说法也不屑一顾。“他是我见过的思维最敏锐的人，直到他死的前一天。”一个名叫彼特·汉弥尔的同事说，“他还能参加电视上的智力挑战赛，同时挑战两个题板。我不知道安迪为什么这么干。”汉弥尔继续叙述纳弗的“迷人怪癖”之一：他完全拒绝参与计算机革命———他没有调制解调器，不用笔记本电脑进行文字处理，不用富兰克林电子出版公司的手持拼写检测仪，他的公寓里甚至没有CD播放机。汉弥尔说纳弗也许是半开玩笑地宣称光盘是魔鬼的产品。他喜欢西那特拉的歌，但只听磁带。

汉弥尔和其他几个同事说纳弗一向是快乐的人，直到那天下午他还在整理专栏的档案，可回家喝了一杯葡萄酒，然后就自杀了。

里兹·史密斯是《邮报》的谈话专栏作家之一，她说那天在下班前还和他分享一块比萨饼，纳弗好像有点心神不定，但其他方面都正常。

他肯定会心神不定。满脑子里都是各种图符，你也会心神不定。

她还说纳弗一直在《邮报》上发表异议，坚持借此捍卫他人生中更保守的观点。我猜纳弗是受人雇用充当自由主义者。他写的专栏叫“纳弗来纳弗去”，在专栏里他谈到纽约市要改变对待单身少年母亲的方式，说流产也许并不总意味着谋杀在结束生命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写有关军队规模的专栏。他在专栏里问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地花大笔的钱在军队上，现在除了恐怖分子实际上没有人出去打仗。他说我们最好把钱花在创造就业机会上。《邮报》的读者也许会对其他这么说的人施以极刑，但他们相当喜欢纳弗在专栏里这么说，因为他幽默风趣，有魅力，也许还因为他是爱尔兰人，曾吻过爱尔兰布内城堡内的巧言石。

有关他的情况就是这些。我开始往回走，在某处我绕了道，最后在市区里乱逛。我弯来拐去，一会儿顺着大街走，一会儿穿过停车场，一直都在想着安德鲁·纳弗爬进浴缸并把袋子套在头上，那是个大袋子，可以装几升的东西，能让你吃剩的食物保持得像超市里的一样新鲜。

他风趣而有魅力。我杀了他。纳弗打开我的信，那内容不知怎的就进入了他的脑中。根据我在报纸上所读到的，那些特别的字词和符号或许使他足足心神不宁了三天，最后他吞下药丸爬进浴缸。

他活该。

这是夏普顿先生对斯基珀的评论，那次也许他说得对。但纳弗活该吗？这之前我对他一无所知，或许他用错误的方式去喜欢小女孩，或吸毒，或追打打不过他的人，像斯基珀推着购物手推车追打我一样？

我们要帮助你用你的天赋去改善人类世界，夏普顿先生曾经这么对我说。他的意思肯定不是说因为这家伙认为国防部花太多钱在智能炸弹上就要干掉他。那些像偏执狂说的狗屎话严格地讲应该放在史蒂文·西戈尔和杰克劳德·凡·达梅主演的电影里当台词。

接着我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也许传灵公司要他的命，并不是因为他写了那些东西。

也许是因为其他人———那些邪恶的人，开始考虑他所写的东西。

“真可怕！”我很大声地说，一个正在观看哥伦比亚市风景橱窗的女人转过来给我一个白眼。

大约２点，我在市图书馆前停下来，双腿发软，头脑鼓胀。脑子里一直浮现那个躺在浴缸里的家伙，年老发皱的乳头和白色的胸毛，他风趣的笑容消失了，出现的是古怪表情。我仿佛看见他把袋子套到头上，一边哼着西那特拉的歌曲（也许是《我的路》），一边把袋子束紧，然后透过袋子向外看，就像你透过模糊的窗户向外张望一样，这样他能割断手腕上的血管。我不想看，但忍不住要看。

我的轰炸瞄准器变成了望远镜。

图书馆里有一间电脑室，上网价格相当合理。我必须有借书证，但这没有问题，拥有一张借书证有好处，你永远不会嫌身份证明太多。

我只花了三美元的上网时间就找到了安娜·特维奇的资料，并调出她死亡的报道，我带着不安的感觉浏览第一页右下角的报道，点击“亡者安息处”，页面跳到讣告页。特维奇教授是个漂亮的女士，金发碧眼，３７岁。照片里她手上拿着眼镜，仿佛要让人们知道她有戴眼镜，但又似乎想让人们知道她有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

我感到既悲伤又内疚。

她的死和斯基珀有惊人的相似。她从新墨西哥大学开车回家，天刚黑下来，也许有点赶，因为那天轮到她做晚饭。但真是见鬼，良好的行驶状况，很高的能见度。她的车（我刚好知道她自选的车牌是“DNA迷”），偏离了路面，翻滚下去落在干河床里。有人打着车前灯找到她时，她还活着，但确实没有救活的希望。她伤得太严重了。

她体内没有酒精。她的婚姻美满（没有孩子，感谢上帝帮了点小忙），因此自杀的说法很牵强。她一直憧憬着未来，甚至说买一台电脑庆祝新的研究项目获得批准。大概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她就拒绝使用电脑。因一台电脑死机而丢失了一些有价值的数据，她从此就不信任电脑了。当她不得不用电脑时，就用她系里的，情况就是如此。

验尸官已认定是意外死亡。

安娜·特维奇教授是一个临床生物学家，在美国西部艾滋病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另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科学家说她的死亡将使治疗艾滋病的研究倒退五年。“她是个关键人物，”他说，“睿智。

不仅如此，我听说有人把她称为‘天生的助人者’，名副其实。安娜是那种有感召力的人。她的离开是认识她、爱她的人的巨大损失，但这个事业所受的损失更大。”

比利·安格也很容易找。他的照片刊在斯托威格顿的《新闻周刊》的第一页，而非藏在“亡者安息处”里，但可能是因为在斯托威格顿出名的人不多。安格素有旋风威廉将军之称，在朝鲜战场上立功并赢得银星勋章和铜星勋章。在肯尼迪当政时他任国防部副部长（负责采购），是当时鹰派的一个大人物。他饮血沙场打败俄国佬，保家卫国。

在林顿·约翰逊升级越南战事前后，他改变了思想观念，开始向报纸写信反战。他以鼓吹反战开始刀笔生涯，宣扬我们在越南的做法完全是错的。在１９７５年左右，他的观点变成了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这得到大部分文蒙特人认可。

从１９７８年开始，他在州立法院任职七届。１９９６年当一群进步的民主党人请他参加美国参议员的竞选时，他说他要“分析和考虑自己的选择”。暗示他将准备２０００年的全国大选，最迟在２００２年参加竞选。他的年纪正在增加，但我猜文蒙特人喜欢老家伙。１９９６年，安格没有宣布自己参加任何竞选（可能是因为他妻子在那年死于癌症），２００２年大选，他却死了。

在斯托威格顿有一小群忠于他的人宣称旋风将军的死是意外，即使在一年前，那位银星勋章的得主的妻子被癌症夺去生命时，他都不曾从楼顶上跳下来。但其他人指出那家伙不可能是因为修招牌出意外，因为那是凌晨３点，他穿着睡衣。

他被断定为自杀。

好了，够了，滚开，见鬼去吧。

十八

我离开图书馆想直奔家里，可我没有，反而又回到公园的长凳上。我一直坐到夕阳西下，孩子们和追飞碟的狗都回去了，周围变得空荡荡。尽管在哥伦比亚市呆了三个月，这还是我在外面呆得最晚的一天。我很悲哀。我想在这里生活下去，离开妈妈自己生活，但我这几个月所做的事却使现在的生活蒙上阴影。

如果某些人正在调查我，他们也许想了解为什么零用钱会给得那么定时。于是我起身回家，到家里热了一些食物，打开电视。我装了有线电视，全频道的，包括收费的电影频道，可我从未见过一张账单。最终是如何收费的？我把台调到电影频道，拉特格·豪尔正在演双目失明的空手道拳手，我坐在仿制的伦布兰拉特画下面的沙发上看电影，边吃边看，但没有看进去。

我在考虑那些事，想到那有自由主义观点和稳定的读者关系的报纸专栏作家，想到那对其他研究者起着重要作用的艾滋病研究者，想那改变观念的老将军。我想到我只知道有名字的这三个人，因为他们不会上网和使用电子邮件。

还有其他事我要考虑，比如你如何催眠一个有特异功能的家伙，使他不会碰巧知道真相后逃跑。你让他过上基本不用现金的生活一种首要规定是不花太多钱，但又不能有剩余的零用钱的生活。哪种有特异功能的人会喜欢像那样的生活？只有天真的那一种人，没几个朋友，基本上没有自我形象的人。这种人把自己的特异天赋卖了７０美元并换取一些食杂品，因为他相信那值得。

我不要再去考虑那些事了。我想集中注意力看电影，拉特格·豪尔正在表演空手道的功夫（如果帕格看到这，一定会笑得前俯后仰，真的如此，请相信我），这样我就不必去想那些事了。

比如有个数字我就不去想，２００，１０×２０，４０×５等等，各种途径都可以想到这个数字。我打开电脑，至少２００次，屏幕上至少出现过２００次“丁奇的邮件已发送”。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想，仿佛我终于清醒过来———我是凶手！一个罪大恶极的凶手！

对，确实是这样，结论就是如此。

人性善？人性恶？人性冷漠？谁来确定判断标准？夏普顿先生？他的老板？他们传灵公司的老板？这有关系吗？

我认为一点屁关系都没有，我进而下定决心不再花太多的时间去回忆自己如何被下药，如何被催眠，或完全被人控制了思想。事实是，我一直在工作，因为我喜欢写那些信时的成就感，那种燃烧的河在我头脑中流淌的感觉。

一直以来我主要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我能做。

“不是真的。”我说但并没有说出来，我喃喃地说。他们不可能在这儿放窃听器的，我肯定他们没有，但最好还是不让他们知道。

我开始写，什么呢？也许是报告。其实在拉特格·豪尔的电影一结束我就开始写，直到深夜。我写在本子上而不是在电脑里，用的是过时而简单的英语，不用符纹，不用彪符、密符。地下室里的乒乓桌下面有一块地砖松动了。我就把本子放在那下面。我只是回想自己是如何开始这份工作的。我现在已经有个好工作了，没理由再郁闷，我那时是这么写的。白痴的想法，就像任何能撅嘴的傻瓜经过墓地时都会吹口哨一样，我才不在乎这想法。

那晚我躺在床上，梦见我回到平价超市的停车场。帕格也在那儿，穿着红色的防尘外衣，头上戴着帽子，像《幻想曲》中米老鼠的穿着，在这部卡通片里米老鼠扮演巫师的学徒。手推车排成一条线，半横在停车场上。帕格抬起手，又放下去。每次一抬一放，就有一辆手推车自动移动，越来越快，冲过停车场撞到超市的砖墙上，散在那里成了一堆闪光的金属和轮子。在他这一生中这是我见他惟一一次没有笑。我想问他在干什么，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但我当然知道他在干什么，什么意思。

“他一直对我很好，”我在梦里告诉帕格，我当然是指夏普顿先生，“他的的确确绝了。”

帕格转过来正对着我，我看见他根本不是帕格，而是斯基珀。

他的头被压扁到眉骨那里，一圈压碎的头骨块向外突出，像戴着骨头皇冠。

“你没透过轰炸瞄准器看我，”斯基珀说，咧着嘴笑，“你就是瞄准器，你怎么会喜欢那样的角色，丁奇先生？”

我在黑暗中惊醒，流着汗，双手捂着嘴不让自己尖叫。我想自己非常不喜欢那样的角色。

十九

我告诉你，写这些东西是一番悲伤的教诲，就像说，嘿，欢迎丁奇回到现实世界里来。当我想到自己今后的遭遇时，厨房垃圾处理槽搅碎纸钞的情景就会出现在我眼前，但我知道这只是因为想起把钱搅碎（或倒入水沟）比想像把人搅碎容易一些。有时我会恨自己，有时因自己无法泯灭的丑恶灵魂（如果我还有的话）而感到害怕，有时只是感到不安。相信我，夏普顿先生这么对我说，我就信了。我是说，我不可能装聋作哑。我安慰自己只是个小孩，和那些开B－２５的小孩一样，有时我认为那些小孩可以装聋作哑。但我想知道生命是否如此脆弱？

当然，我仍在工作。

是的。

我第一次想到我不能成为、也不是电影《欢乐满人间》里的小孩，他们不高兴时能在房子里飘来飘去，但我能用自己的特异功能。一旦在坐在电脑前，燃烧的河开始流动，我就不知所措了。你明白（至少我想你会）这就是把我生在地球上的目的。我结果了自己会受谴责吗？

答案是：会，绝对会。

但我不能停下工作。有时我告诫自己要继续，因为如果我停下来，甚至只停一天，他们就会发现我已识破这个秘密，清洁工就不按规定时间做清理工作。除非这次他们清理的是我。但继续工作也没有什么原因。因为我只是又一个上瘾的人，和一个在偏僻处吸毒的瘾君子，或是在手臂上穿洞插上钉子的小飞女一样，因为我他妈的有一股怒气，因为我在丁奇的笔记本上工作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就像掉入糖果陷阱里。这全是那从纽斯普拉书店里走出来、摊着报纸看的傻瓜的错。如果不是他，越过十字准线我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云雾缭绕。没有人，只有目标。

你就是瞄准器，斯基珀在我梦中这么说，你就是瞄准器，丁奇先生。

我知道确实如此，可怕而真实的梦境。我只是一个工具，只是真正的瞄准器的透镜，只是他的按钮。

你会问，谁是投弹手？

噢，别玩真的了。

我想到打电话给他，这是多么疯狂的想法啊，或许这是正常的。“随时打电话给我，丁奇，甚至在夜里３点。”那人这么说过，我很肯定那人所说的意思，至少就这一点来说，夏普顿先生没有撒谎。

我想打电话给他说：“夏普顿先生，你要知道伤害我最深的是什么吗？那就是你所说的如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就是让我通过清除斯基珀这样的人来实现，可事实上你就是像斯基珀这样的人。”

可以肯定，我就是手推车，他们笑着吠着，发出赛车般的声音用它来追赶人们。至目前为止我已经杀了２００人，而传灵公司所花的代价是什么？一座在俄亥俄州三级小镇上的小房子，每星期７０美元，一辆本田车，哦，还有有线电视。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看着电话，拿起来又放下，不能对他那么说。那样可能也会有人使我把塑料袋套在头上，然后割腕自杀。

那么我该怎么办？

噢，上帝，我该怎么办？

二十

从我上次从地下室的地砖里拿出本子记下这事件，到现在已经两个星期了。我听到两次信件口喀哒的响声，每次还是在看《世事变幻》时，我跑到前厅拾起钱。我看了四次电影，全在下午。我两次把剩下的钱放到垃圾处理槽里搅碎，把蓝色的塑料垃圾篓放在路沿上，在垃圾篓的遮掩下我把硬币扔到水沟里。有一天我去纽斯普拉店想买一本《变幻》杂志或《会所》杂志，但《快报》头版的一条标题再一次把我从寻找性感女士的念头中拉出来。标题是：罗马教皇在执行和平任务中死于心脏病发作。

是我干的吗？不，报道说他在亚洲死的，而上几个星期我一直呆在美洲的西北部。但我能做到，如果我上星期在巴基斯坦活动，很可能就是我干的。

之后是噩梦般的两星期。

那天早上邮件箱里有东西，不是信，住在这儿我只收到过三四封信（全是帕格寄来的，现在他不写了，我非常想念他），而是卡玛特商场的广告传单。正当我要把它扔进垃圾桶时，它展开了，有东西飘出来，一张字条，用黑体字印着一行字：您要退出吗？如果要，就发出“‘别站得离我这么近’是警察乐队最好的歌”。

我的心跳得又快又沉，就像那天我进屋看见伦布兰特的画挂在沙发上方原来挂蓝丝绒小丑的位置上那样。

在这条信息下面有人画了一个符，看上去没有什么危害，但看着它仍让我口焦舌燥，心跳加快。那个符所提供的是一条真正的信息，但它出自谁的手？那送信人怎么知道我？

我低着头慢慢地走进书房，一边在沉思，一条信息被塞进广告宣传单里，用手画了符并把它塞进广告宣传单里。这意味着有人在附近，就在镇里。

我打开电脑和调制解调器，接入哥伦比亚市公共图书馆，用这条线上网费用低而且相对来讲是匿名的，我所送的任何东西都会经过传灵公司的芝加哥总部，但接入图书馆的线上网不会，如果我小心点他们不会怀疑。

当然，除非图书馆那边有人。

果然有人，我的电脑连到图书馆的电脑时，一个菜单在我的屏幕上一闪而过，过了一会又有东西在我电脑屏幕上闪现。

一个密符。

在屏幕右下角，只是一闪而过。

我发出有关警察乐队最好的歌的信息，并在“亡者安息处”添加了一点儿自己的东西：符纹。

我可以写更多的东西，将会有更多的事发生，我相信很快就会发生，但我认为这么干不安全，直到现在我只说自己的事，如果更深入，我可能就会谈起别人。但有两点我要声明：第一，我为所做过的事道歉，甚至为斯基珀的事道歉。如果能收回，我愿意收回所有信。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我知道这是微不足道的借口，但这是我惟一的借口。

第二，我决定写一封更特别的信所有信中最特别的。

我有夏普顿先生的电子邮件地址，甚至还有更好的：我记得当我们坐在他那昂贵的大奔里时，他是如何抚摸自己的幸运领带，以爱抚的方式用手掌滑过那些印在丝绸上的宝剑。所以，你知道，我对他了解得够多了。我想知道的是在给他的信中添加什么？如何使它发生。我闭上眼，看见一个词浮在我眼皮后的黑暗中，像一团黑色的火飘在那里，如箭一般致命地射入我的脑中，这是惟一一个重要的词：亚瑟王之剑。

《宠物理论》

如果说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哪篇是我最喜欢的，我想可能就是《宠物理论》了。我记得故事的灵感来源于“亲爱的阿比”栏目，阿比认为宠物是能送人的礼物中最糟糕的那一种：其一，人们会自认为宠物和接受者之间会一见钟情；其二，一天喂食两次和清理被它弄乱的地方（室内和室外）是每天必须做的事情。我记得她把送人宠物称为“自大的举动”。我认为这么说有点过分。我妻子送我一只狗作为４０岁的生日礼物，这只叫马罗的吉柯犬现在１４岁了，只剩下一只眼能看见，从那时开始它就一直是我们家的一个受尊重的家庭成员。其间有五年时间我们还养了只叫珍珠的暹罗猫。在观察马罗和珍珠时，我发现两只宠物相互谨慎地尊重对方，此时我就开始构思一个故事来叙述在婚姻中宠物会让送宠物的人难以释怀，而不是接受宠物的人。我花了一段时间来完成这个不寻常的故事。

无论什么时候我被邀请去朗读故事，我都会选这个故事，而且总是要求预定５０分钟读完。这个故事能让人感到有趣，我就很高兴。

我甚至喜欢故事在语调上的突然转变，从幽默到悲伤和恐惧，这都在快结束时出现。这个转变出现时，读者的防线崩溃了，故事的情感高潮就出现在这里。我就是想让你在读的时候发笑或哭泣，或又哭又笑。换句话说就是我要打动你的心，如果还想了解什么，上学去吧。

我的朋友L．T．戴维特几乎不曾谈起他妻子是怎么失踪的，或是怎么死的，她也许成了连环杀手斧人的又一个受害者，但他却喜欢讲他妻子是怎么离家出走的。他讲时眉飞色舞，好像在说：“她确确实实骗了我，小伙子们。”他常在吃午饭时向一群人讲这个故事。他们都坐在工厂后面的装货台上，他自己也在吃午饭，那饭是他自己做的，这些日子她老婆露露贝儿没在家，不能为他做午饭。他讲这故事时他们都大笑，连我都笑了，故事总是以他的宠物理论结束。这是个有趣的故事，即使你真的知道故事结果如何。并非每个人都完全知道。

“像平常一样我４点钟下班。”他总是这样说，“然后就像平时一样去德比斯登酒吧喝一两杯啤酒，玩一盘弹子球再回家。一天的事情就像通常一样到家就结束了。一个人早上起来，他对生活将会如何改变知道的和晚上头落枕时一样多。圣经上说，‘汝不知何时何日’。我相信这不常见的经文已差不多没人用了，但却适合于一切事情，小伙子们，适合世界上其他一切事情。你就是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拉断琴弦。”

“当我把车倒入车道时看见车库门开着，那辆她带来做嫁妆的萨巴鲁小车不见了，可这并不让我感到奇怪。她总是把车开出去，比如去跳蚤市场或什么的，却不关车库的门。我总告诫她，‘露露，如果你长时间让车库门开着，总有一天会有人来偷东西的。啊，如果放在那的东西对他有足够的诱惑力，即使是刚从神学院出来的品行良好的学生，也会偷东西。那是最糟糕的一种被诱惑的人，因为他们感受到的诱惑力比我们大。’不管讲什么，她总是说，‘我会关的，不管怎么样，我会尽量，我确实会。宝贝。’她确实有时记得关门，但还是经常忘记，就像一个凡人都会时不时地怠慢一下神祇似的。

“我把车停在旁边的车位上，这样她从什么地方回来时可以把车停进来，我还关了车库门。然后我从厨房进屋，看了下信箱，没信。信都放在厨房的吧台上，所以她一定是在１１点后才离开的，因为至少在１１点后他才会来，我是说那邮递员。

“露西正在门口，用暹罗猫独有的方式叫着，我喜欢那种叫声，认为它乖巧伶俐，但露露总是讨厌它。也许是因为叫声听起来像婴儿的哭声，而她不想要任何和婴儿有关的东西。‘我要个小皮猴干什么？’她总是这么说。

“露西在门口也没什么异常，那猫黏我，现在仍然这样。它两岁了。我们结婚的头一年抱来的，好像很难相信露露失踪一年了。

我们三个开始一起生活，但露露贝儿是那种能让你记住的女人，她有那种我称之为明星气质的东西。你们知道她总是跟我提到谁吗？

露西儿·鲍尔。既然我提到她，我想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给那猫起名叫露西，尽管我不记得当时是不是这么想，这或许就是你们所谓的潜意识联想吧。她一进屋，我是说露露贝儿，不是那猫，就有点蓬荜生辉的感觉。那样的人，你几乎不会相信他们不见了，而你总是盼着他们回来。

“还有这猫，一开始就叫它露西。但露露贝儿很讨厌它的一举一动，叫她疯癫露西，这名字还叫了一段时间。露西可不傻，它要的是被人宠。它要的宠爱比我这辈子养过的宠物要的都多，我养过好几只呢。

“我还是进了屋，抱起那只猫，轻抚了它一下，它爬到我肩上坐在那，咕噜咕噜地说着它那暹罗猫语。我查看了放在吧台上的信，把账单放在篮子里，然后到冰箱给露西拿吃的。我总是在那儿放一听开了口的猫食，用一片锡箔纸盖上，这样免得露西听到开罐的声音就兴奋得用爪子抓我的肩膀。你知道猫很聪明，比狗聪明得多了。它们在其他方面也不同。也许世界上最大的两类人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喜欢猫的人和喜欢狗的人，你们这些猪肉罐头工可曾想到过？

“露露老是抱怨我把打开的猫食放在冰箱里，即使上面盖着锡箔也不行，说这让冰箱里的食物有股坏金枪鱼的味道。但我不认为有那味道。在大部分事情上我同意她的看法，但在猫食这事上是我真正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事情之一，况且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受猫食的影响，猫食只是对猫有影响。她就是不喜欢露西，露西是她的猫，她却不喜欢。

“不管那么多了，我走到冰箱前，看见上面有张字条，用一个蔬菜形状的磁铁贴着。这是露露贝儿写的。我仍记得很清楚，上面写着：“‘亲爱的L．T．，我要离开你了，宝贝，除非你早点回来，否则你看到这字条时我已经离开很久了。我想你不会早点回家的，自从我们结婚以来，你从没早回家过。但至少我知道你一进家门就会马上看到这字条，因为你回家第一件事不是过来看我，对我说，“嗨，甜妞，我回来了。”然后亲我一下，而是走向冰箱去拿你放在那里的最恶心的凯拉牌猫食罐子里的东西来喂疯癫露西。所以我知道你在看了这字条后就不会震惊了，当你上楼看到我那艾尔维斯画的《最后的晚餐》不见了，我的衣柜几乎空了一半，还以为我们家遇到喜欢女人衣服的贼了（不像有些人只在乎女人衣服里面的东西）。

我有时确实对你很生气，宝贝，但我还是认为你温柔体贴，你将一直是我的小甜甜，无论我们走到哪一步。只不过我天生不适合当一个猪肉罐头工的老婆。我并没有自负的意思。上星期我为了作出这个抉择，夜复一夜无法入睡（听着你的鼾声，哈，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但你可曾听过一声鼾声？），我甚至打了心理热线，他们告诉我‘打破的汤匙可作叉’，起先我不了解，但我一直在想。我不像某些人那么聪明（或像某些人那样自以为聪明），但是我会去研究。我母亲过去常说，最好的磨房磨得慢但磨得最好。我在深夜里像中餐馆里的辣椒研磨机似的体味它，而你打着呼噜，还一定梦到一个猪肉罐头里可以装几块猪鼻肉。‘打破的汤匙可作叉’听起来非常美妙，这句话我理解了，因为叉子有齿，这些齿必须分开，就像你我现在不得不分开一样，但它们仍有着同一条柄，我们也是。L．T．，我们都是人，能够互敬互爱。看看我们因法兰克和疯癫露西而吵的架，而我们通常还能相处在一起。现在是我去寻找幸福的时候了。我的幸福路线与你的不同，对生活这块烤肉我叉入的位置与你不同。另外，我想念我母亲。’”

（我不能肯定地说这些话是否真的都写在L．T．在冰箱上发现的字条里，似乎不完全是，但我必须承认他讲到这里时听故事的人都涌进走道或围到装货台边，至少这留言听起来就像露露贝儿一样动人，我可以证明这一点。）“‘请别想着来找我，L．T．，虽然我在我母亲家。我知道你有她家的电话号码，而我希望你不要打来，等我打给你。在我想打的时候就会打，但此时我有很多事要想。尽管我一直努力与你和睦相处，但我仍没有‘走出迷雾’。我想我最终会和你离婚。只有这样告诉你才公平。我从来就不是那种抱有虚幻希望的人。我相信说出真话、驱除心魔会更好。请记住我所做的是因为爱你，不是仇恨和怨懑。还请记住我听到的和我现在想告诉你的话：打破的汤匙可以假装成叉。给你我全部的爱，露露贝儿·西姆斯。’”

L．T．总是在那停顿一下，让他们注意并琢磨她已用回了她娘家的姓这一事实，然后用L．T．戴维特专有的方式骨碌骨碌地转着眼珠，接着他告诉他们她留言后的附言。

“‘我带法兰克走，把疯癫露西留给你，我想这正是你所要的。

爱你，露露。’”

如果戴维特的家庭是一把叉，疯癫露西和法兰克就是叉上另外两个齿。如果不是叉（对我而言，我总觉得婚姻更像是刀———两边都锋利的那种），疯癫露西和法兰克仍可以说是L．T．和露露贝儿婚姻不顺的高度概括。想想就知道，因为露露贝儿给L．T．买了小狗法兰克（在第一个结婚周年），L．T．给露露贝儿买了露西（在第二个结婚周年），很快被她叫做疯癫露西，他们互相使对方不安起来。露露贝儿遗弃他们的婚姻就是因为宠物。

“她给我那只狗，因为我喜欢电视剧《弗雷西尔》里的那种狗。”L．T．说，“那种猎狐犬，但我忘记了那种狗叫什么，杰克什么来着？杰克·斯浦拉特，杰克·罗宾逊，杰克什么狗屎？像这样的名字怎么就叫不上来？”

有人告诉他《弗雷西尔》里的狗是杰克·罗瑟尔猎狐犬，L．T．则用力点点头。

“对，”他宣布，“肯定是，就是，法兰克就是那种狗，对，杰克·罗瑟尔猎狐犬。但你们想知道残酷的现实吗？一小时后，我又忘了这名字，它会在我脑子里，但像躲在岩石后面似的。一小时后，我又问自己那家伙说法兰克叫什么？杰克·汉得尔？杰克·拉比特猎狐犬？差不多，我知道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这样，为什么？

我想是因为我非常恨那畜生———那会叫的老鼠，皮毛造粪机。从第一眼见到它，我就讨厌。好了，它被带走我就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法兰克对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看第一眼就讨厌。

“你们知道有些人怎么训练他们的狗为他们衔拖鞋？法兰克不会为我们衔拖鞋，而是在我的拖鞋里呕吐。呵，第一次它吐在我拖鞋里，我把脚插进去，就像把脚插进特大的热淀粉团里一样。尽管我没看见它吐，但我可以想像到它在卧室门外等着，知道我进来，它就他妈的躲在卧室门外，然后溜进来，吐在我右脚拖鞋里，再躲在床底下看热闹。我根据呕吐物有多热而推测的。他妈的什么狗，人类最好的朋友，尽让我出洋相。从那以后我要送它去收容所，不要它。但露露对此非常生气。你们可以想像她走进厨房看见我正在想替那狗灌肠的情形。

“‘如果你把法兰克送到收容所去，也把我送去好了。’她哭了起来，‘你对它的看法就是对我的看法。亲爱的，我们两个对你来讲都是讨厌的东西，你不想要的。’“‘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我想，噢，就像我不断出血的痔疮。

“‘它吐在我的拖鞋里。’我说。

“‘狗如果吐在它自己的拖鞋里，头脑就有问题。’她说，‘噢，甜心，要是你能这么想就好了。’“‘喂，’我说，‘你试着光脚伸到都是狗的呕吐物的拖鞋里看看有什么感觉？’你们知道，那时你会气疯掉的。

“对露露发火没有什么用。此外，在平时如果你有老K，她就有A，你有A，她就有鬼。那女人他妈的每一步都比你大。如果她有什么事惹我和她急，她就生气，如果我生气了，她就大发雷霆，如果我大发雷霆，她就拉响一级紧急警报，导弹清仓发射。我在遍地焦土中和她吵。大多数情况下不值得这么吵。除了记住我们每次都吵得几乎打起来，我都不记得吵什么了。

“她说，‘噢，亲爱的，小甜甜把小脚脚踩进小痰痰里了。’“听到那我就想插嘴，告诉她这种说法不对，痰像口水，里面没有这些大块的东西。但她总是不让我讲一句话。那时她已经做好了战备，一切就绪开始训人了。

“‘我跟你说，亲爱的，’她说，‘拖鞋里有一小滴口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男人才叫恶心呢。有时候也替女人想想，行不？想想每次完事儿之后身子底下总黏着精液的女人；或者半夜起来上厕所，该死的垫圈却没放下，一屁股坐在了便池上，凉得像半夜里潜水，可能马桶也没冲，男人们以为传说中的小便大仙会在凌晨两点来给他们冲马桶，结果等你上厕所时，一屁股坐在尿上，马上又发现脚也正着“柠檬溪水”呢！男人们总自以为“枪法很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不管是醉着还是醒着，他们不这么把厕所地板“扫射”一遍好像就干不了正事儿！亲爱的，我这辈子受够了———我爸，四个哥哥，一个前夫，加上几个跟你没关系的室友。而可怜的法兰克不过是碰巧在你拖鞋里掉了滴口水，你就要把它送到毒气室去！’“‘我那是皮毛衬里的拖鞋。’我告诉她，但回应就是一个小东西从后面砸在我肩上。对于如何忍受她，一方面好就好在我知道什么时候会挨打，当我吵输的时候，他妈的一定是这时候。另一方面我肯定不会告诉她，那狗故意呕吐在我拖鞋里，即使我知道这是事实。同样，如果上班前忘记了把它拴起来，它就尿在我的内衣裤上。露露把胸罩内裤到处扔，它不尿，而我只扔了一双运动袜在屋角，等我下班回来就发现他妈的那杰克什么屎猎狐犬已经在袜子上淋了一泡‘柠檬汽水’。要告诉她吗？她可能会替我和精神病医生约时间。她可能就会这么做。即使知道我说的是真的。因为也许她不得不认真对待我所说的，而她实际上不想认真对待。你们看得出来，她爱法兰克，法兰克爱她。他们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或是基齐和安丽儿。

“当我们在看电视时，法兰克跑到她椅子边，在她旁边躺下，把下巴枕在她鞋子上，整个晚上就那样躺着，带着深情和爱意看着她。它把屁股朝着我，这样，它如果放个小屁，我就只得全部享用了。它爱她，她爱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天知道。除了诗人，爱对每个人都是神秘的，我猜，正常的人根本不懂诗人们笔下的爱。我想大部分诗人自己也不懂，只有偶尔他们清醒过来喝咖啡时才懂。

“但是露露贝儿从来没有真正给过我那只狗，这样她自己可以拥有它。我们开门见山地说吧，我知道一些人就是这么做的。一个家伙陪她老婆去迈阿密因为他自己想去，或是老婆给丈夫一套运动器具，表面上因为她认为她丈夫应该活动活动身体，但其实并非如此。刚开始我们疯狂地爱着对方。我知道自己了解她，我也可以用生命保证她了解我，不是现在这样。她给我买狗是因为我总是被《弗雷西尔》里的那只狗逗得乐不可支。她想让我高兴，就是这样。

她不知道法兰克会一下子喜欢上她，或是她一下子喜欢上法兰克，更不知道那狗这么讨厌我，在我拖鞋里呕吐，要不然就去咬我这一侧的床罩边脚，这些可能是它一天中最高兴做的事。”

L．T．环视着笑嘻嘻的听众，自己并不笑，而是以人们都熟悉的方式转动他那眼珠，一副受苦已久的样子，他们又笑了，这是预料之中的。我也笑了，不可能不笑，尽管我了解有关斧人的事情。

“我以前从没被恨过，”他说，“无论是人还是兽。但它让我不安，很不安。我想和法兰克做朋友，首先是看在我自己的分上，其次是看在她把它送给我的份上，但这不奏效。我想它可能也试过想和我交朋友，但谁能说清楚和一只狗的事呢？如果它试过，那就也没成功。自从我读了《亲爱的安比》后，我想事情就是这样———宠物大概就是最糟糕的礼物，我同意这一点。我的意思是即便你喜欢动物，动物也喜欢你，有没有想好怎么说明这种礼物？‘喂，亲爱的，我送你一个奇妙的礼物，它一头吃另一头拉，能活十五年，我们交换礼物吧，他妈的圣诞快乐。’但那种事你只是事后才想到怎么办，而更经常是没有想到。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想法兰克和我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首先即使我们互相恨之入骨，但我们都爱露露贝儿。我想这就是原因。如果我挨着她坐在沙发上看莫菲·布朗的节目或影片什么的，它就会对我咆哮，尽管它从没直接咬过我，可它仍然让我发疯。其实我只是他妈的对它感到心烦，那小东西敢对我咆哮。‘听听，’我说，‘它正对我咆哮。’“她就摸着它的头，她从来没那样摸过我的头，狗就咕噜着表示和我们在一起很幸福，在家里享受安静的夜晚。我告诉你们，她不在旁边时，我从没想去拍抚它，也从没踢过它（虽然我好几次很想踢，如果说不，那是说谎），但我确实没想去拍抚它，我想如果它咬我，我们就会打起来，就像两个家伙和一个漂亮的女孩住在一起。在《阁楼》杂志里人们把这叫做‘三角家庭’。我俩都爱她，她也爱我们，但时间一久，我开始意识到爱的天平在倾斜。她开始爱法兰克比爱我多一点了。

“也许是法兰克从不顶嘴，从不在她拖鞋里呕吐，还有法兰克那该死的从来不会把马桶垫圈掀起来，因为它跑到屋外去排泄，除非是我忘记收拾，在角落或床底还留了一双袜子。”

讲到这里，L．T．一般就喝完了他保温瓶里的冰镇咖啡，吧嗒吧嗒地压着他的指关节，或边喝边压，这是他讲完第一段故事，第二段将开讲的过渡方式。

“有一天，是星期六，露露和我去商场，像其他人一样四处逛逛。我们经过J．C．潘尼开的宠物店，一大群人围在橱窗前，‘哦，我们去看看’露露说，我们就走过去挤到前面。

“橱窗里有棵假树，光秃秃的枝丫，地上铺着人工草———带发亮星点的那种，里面有六只暹罗猫崽，爬着树，相互追逐着，拍打耳朵。

“‘噢，他们好可爱啊！’露露说，‘噢，这些最最可爱的小咪咪！看啊，亲爱的，看啊！’“‘我正看着呢。’我说，而我正想着要买什么给露露作为结婚周年纪念的礼物呢。那是一种慰藉。我要这礼物非常特别，要让她感到非常惊喜。因为过去一年我们间的关系又近了些。我想到了法兰克，但我不是很担心。猫和狗在卡通片里总是打架，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通常相处得不错，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他们之间的相处胜过人之间的相处。特别是屋外很冷时。

“长话短说，我买了一只猫，在我们结婚周年纪念日时送给她，它脖子上绑了条丝绒带，下面系着一个卡片，上面写着‘嗨，我是露西，我带着L．T．的爱意来了，第二个结婚周年快乐！’“你们可能知道我将要讲什么，知道吗？对，完完全全就像我刚接到猎狐犬法兰克，只是倒过来。我刚接到法兰克时高兴得像雪天里的小狗，露露刚接到露西时也高兴得像雪天里的小狗，她把它高举到头上，用儿语对它说话，‘噢，你这小咪咪，噢，你这小咪咪，小宝宝，它真可爱。’等这样的话直到露西发出一声嚎叫，还伸出爪子拍了一下露露的鼻尖，然后它就挣脱逃走了，躲在餐桌底下。露露一笑置之，好像这是它对她做出的最有意思的事，和小猫咪可能会做的其他事一样可爱，但我能看出她有点生气。

“就在这时候法兰克进来了，它刚才一直在我们的房间里睡觉，睡在她那一侧的床边。当小猫抓她鼻子时，露露发出了一声尖叫，因此它跑下来看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发生。

“它感觉到露西正躲在餐桌底下，就走过去，嗅着地毡，露西躲在后面。

“‘拦住它们，亲爱的，拦住它们，L．T．，它们会打起来的。’露露贝儿叫道，‘法兰克会咬死它。’“‘就让它们呆会儿。’我说，‘看看会怎样。’“露西拱起背，但却原地不动站着，看着它。露露不听我的话，想上前把它们劝开（认真听取别人的建议正好不是露西的优点之一）。但我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拉住。如果可以，它们之间的问题最好让它们自己解决。这从来是最好，也是较快的解决方式。

“啊，法兰克走到桌子边，把鼻子探入桌底，喉咙里开始发出低沉的呼呼声。‘让我过去，L．T．，我去把猫抱起来，’露露贝儿说，‘法兰克正对它咆哮。’“‘不，它没有，’我说，‘它只是在咕噜咕噜叫，我知道，它从来都这样对我叫。’“她恼怒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这是我们结婚三年来在法兰克和露西的事情上惟一一次我说了算。其他任何事情，露露总能说服我，可是在宠物的事情上，她总是没完没了，常常弄得自己发疯。法兰克把它的鼻子再伸进去点，露西拍了一下它的鼻子就像拍露露贝儿的鼻子，只是在拍法兰克时，它没有伸出爪子。我觉得法兰克想咬她，但它没这么做。法兰克只是轻轻地低叫了一声转身走了。它们都没受惊吓，更像法兰克在想‘噢，好吧，就那么回事。’然后回到起居室躺在电视机前。

“这就是它们之间曾有过的正面遭遇。它们划分了势力范围，就像去年我和露露关系变得很糟之后一样。卧室归法兰克和露露，厨房归我和露西———露露贝儿直到圣诞节才叫它疯癫露西。起居室是中立地区。去年我们四个在那儿度过了很多夜晚。疯癫露西在我的膝盖上，法兰克把嘴巴插在露露的鞋里。我们坐在长沙发上，露露看书，我看电视节目———幸运大转盘或是富豪名流生活，而露露贝儿总是把它叫做‘富豪下流生活’。

“那猫不爱理露露，从第一天开始就不爱。而法兰克，你不时能感觉到它好像在努力和你相处。舔我的手，也许还朝我龇牙一笑，通常是因为我的盘子里有它想吃的东西。

“可猫就不同了，不管有多大的好处，猫都不会讨好别人。猫不是伪君子。如果牧师都像猫那样，我们国家该是一个虔诚的国家了。如果猫喜欢你，它会让你知道；如果不喜欢，你也知道为什么。疯癫露西从来没有喜欢过露露，一点也不喜欢。一开始它就表示得很清楚。如果我准备喂它，露西就摩挲我的脚。当我把猫食舀到它的碟子里时，它就呜呜地叫。如果露露喂它，露西会坐在厨房一边的冰箱前看着她，直到露露舀完猫食后它才走过去。这让露露很生气。‘那猫以为自己是示巴女王。’她说。从那时起，她就不再用儿语和它说话了，也不抱它了。如果她抱那猫，她的手腕多半会被抓破。

“现在，我尽量假装喜欢法兰克，露露尽量假装喜欢露西。但露露很快不再假装了，比我快得多。我猜猫和女人都不能忍受自己成为伪君子。我想露西并不是露露离开的惟一原因，但可以肯定露西让露露下了决心。你们知道，宠物能活很长时间。所以我送她作为结婚两周年纪念的礼物确实是最后让她忍无可忍的东西。我要把这些告诉‘亲爱的安比’“对露露来说，那猫的叫声也许是最烦人的，她无法忍受了。

一天晚上露露贝儿对我说：‘L．T．，如果那猫再嚎叫，我就用百科全书砸它。’‘那不是嚎叫。’我说，‘那是在闲聊。’“‘好，’露露说，‘我希望它不要聊。’“这时，露露跳上我的膝头不叫了。它总是这样，除了还有点喉咙里本来就有的轻轻的咕噜声，确实是咕噜声。我在它后脑上挠着，它喜欢那样挠。我刚好抬头看露露，露露把目光转到书本上，但这之前，我看到她眼中充满厌恶，不是对我，是对疯癫露西。用百科全书砸它？看起来她更想把那猫塞在两本百科全书之间再拍死它。

“有时露露进厨房看见露西在餐桌上，就挥手把它拍下去。有一次我问她有没有见过我那样把法兰克从床上拍下去。当它爬上床时，你们知道，总是爬到她那一侧的床上，还留下一团团肮脏的白毛。我这么问时，露露对我咧嘴笑笑，还露出牙齿说：‘如果你那么做，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只剩一两个指头。’“有时露西确实是疯癫露西。猫是喜怒无常的动物，有时它们很疯狂。养过猫的人都知道，它们双眼圆睁，似乎发着光，尾巴毛发竖立，在屋里窜来窜去，有时它们向上立起后，脚向前扑腾，在空中乱抓，好像和人类看不见而它们看得见的东西搏斗。在露西一岁时的一个晚上，露西就进入了这种状态。那之后不到三个星期，露露贝儿就离家出走了。

“不知怎的，露西从厨房里扑出来，在木地板急跑急停，从法兰克身上跳过，蹦上起居室的窗帘，在上面抓来抓去，抓出好多大窟窿，很多丝绒垂在那儿，然后它就坐在窗帘杆的端头，用它那双蓝色的眼睛疯狂地瞪着四周，尾梢前后甩着。

“法兰克只是稍稍跳了一下，又把嘴巴插入她的鞋子里，但那猫却让露露贝儿非常恼火，她正在看书，她抬头看猫时眼里全是仇恨。

“‘好吧，’她说，‘够了，每个人都离开这该死的地方，我们给这蓝眼睛的小婊子找个更好的家。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给这纯种暹罗猫找个家，就把它送到动物收容所，我受够了。’“‘你什么意思？’我问。

“‘你瞎了吗？’她反问，‘看看它都干了些什么，窗帘上面全是窟窿。’“‘你只看见了窗帘上的窟窿。’我说，‘你为什么不上楼看看我那一侧的床？床边的布全是破的，都是它咬的。’“‘那不一样，’她瞪着我说，‘你知道，那不一样。’“嗯，我不能袖手旁观，我绝不能袖手旁观。‘你认为不一样的惟一理由就是因为你喜欢你送给我的狗，不喜欢我送给你的猫，’我说，‘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戴维特夫人，你今天因为猫抓破了窗帘而把它送去动物收容所，我保证明天就把狗也送去，因为它咬破了床罩。你明白吗？’“她看着我，开始哭起来，她拿书砸我，骂我是杂种，卑鄙的杂种。我想拉住她，让她在我旁边呆久一点，至少可以试着和好———如果不让步也可以和好的话，因为我并不打算作出让步。但她推开我的手，冲出房间，法兰克也跟着她跑出去，他们跑上楼，卧室门砰地关上了。

“我大概给了她半个小时让她平静下来，然后才上楼。卧室门还是关着的，我开门时，还要把法兰克推开，我能推得开，但法兰克一直抵在门后，还大叫起来。我是说咆哮，朋友们，不是他妈的嘟噜声。如果我进去，我相信它真的会咬掉我的男人根，那天晚上我睡在长沙发上，这是第一次。

“一个月后，她无法迁就，离开了。”

如果L．T．把讲故事的时间算得刚好（大多数时候他都算得刚好，熟能生巧嘛。）爱荷华州爱姆斯市W．S．何泊顿肉类加工厂开工的铃声就在此时响起，这样，他就不用回答新来的工友提出的问题（老工友都知道，不用问了）———L．T．和露露贝儿是否和好了？或他是否知道现在她在哪里？或是更难回答的问题———她是否仍和法兰克在一起？没有什么比开工铃更能使人免受被问及生活中最尴尬的问题。

“呵，”L．T．说着，把他的保温瓶放在一边，然后站起来伸个懒腰，“这事的前前后后启发我创造了‘L．T．戴维特的宠物理论’。”

他们都期待地看着他，就如我第一次听到他用这么伟大的话语时那样，但他们总是以失望收场，也正如我一直以来所感觉的那样，一个故事完全应该有一句更好的妙语来达到高潮，但他的结束语从没有改变过。

“如果你家的猫和狗相处得比你和你老婆好。”他说，“你很可能某天晚上回家时在冰箱门上发现一张绝交的字条。”

正如我所说的，这故事他讲过很多遍。一天晚上他来我家吃饭，又给我妻子和小姨子讲了一遍。我妻子也请了我的小姨子霍莉来吃饭，她已经离婚快两年了，这样男女人数才会平衡。我可以保证就这么简单，因为我妻子罗瑟琳从来不喜欢L．T．戴维特，而绝大多数人都喜欢他就如冰凉的手喜欢温水似的，但罗瑟琳从来就不是大多数人，她不喜欢冰箱上字条的故事，也不喜欢宠物的故事。我能看出来，尽管她在适当的时候也会咯咯笑起来。至于霍莉，妈的，我不知道，我从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在想什么。大多数时候她双手放在膝上，笑得像蒙娜丽莎一般。但我承认那次是我错了。L．T．不愿讲，我从旁怂恿了他，因为餐桌上太安静，就剩下餐具的响声、玻璃杯的碰撞声，以及我妻子对L．T．的厌恶感了。她的这种感觉似乎是一阵一阵的。而如果L．T．能感觉到杰克·罗瑟尔猎狐犬不喜欢他，也就可能会知道我妻子也不喜欢他，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因此他就开讲了，我想主要是为了讨好我。他眼珠子转来转去，好像在说：“啊，她确确实实耍了我，不是吗？”我妻子不时地咯咯笑起来，那笑声在我听起来就像是玩具钞票一样虚假，而霍莉眼睛低垂，带着蒙娜丽莎的微笑。还好晚餐顺利结束，吃完后，L．T．对罗瑟琳说感谢这顿“相当好的饭”（不管吃的是什么）。

她告诉他可以随时来，她和我都欢迎他。她说的是谎话，但我认为在世界历史上不曾有过不说谎言的晚餐。所以一切顺利，至少在我开车送L．T．回家前是这样。在路上，L．T．讲到露露贝儿离家后一年的状况。再过两星期就是他们结婚四周年的日子，如果按传统就送鲜花，如果赶时髦就送电器。接着他还说到露露贝儿的母亲如何准备在当地的公墓里给她立个刻有她名字的墓碑———她也从来没有回过她母亲家。“西姆斯夫人对我说不得不认为她死了。”L．T．说着，开始大哭起来，我非常震惊，差点把车开上该死的路沿。

他哭得如此难过，让我震惊不已。我开始担心积压已久的悲伤会使他血管破裂而死亡。他在座位上前后摆动，双手猛拍仪表板，好像有股旋风在他体内窜来窜去，最后我还是把车停在路边，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我能感觉到他身上的热气，非常热，像烘烤机似的。

“好了，L．T．”我说，“够了。”

“我就是想她，”他带着浓重的哭腔说，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就是他妈的很想，我回家，家里空无一人，只有那只猫，呜啊呜啊的，不久我也哭了起来。我把它吃的那该死的脏东西倒满它的碟子时，我们都在哭。”

他把涕泪横流的潮红的脸转向我，我几乎不忍面对他，但我必须面对。谁叫我让他讲露西和法兰克的故事和冰箱上字条的故事呢？那又不是其他人的什么故事。所以我转头看着他，但不敢去抱他，担心在他体内的旋风会莫名其妙地蹿到我身上，但我还是不断拍他的胳膊安慰他。“我想她还在什么地方，没有死，我就是这么想。”他说，他的声音仍有断断续续的哭腔，但其中也带有点可怜的不确定语气。他并非在告诉我他相信，而是他希望自己相信。我很肯定他是这样。

“好，”我说，“你是相信她没死，法律上没确定，不是吗？何况警察也没发现她的尸体或其他东西。”

“我总爱想着她在内达华州的某个小赌场的宾馆里唱歌。”他说，“不是在维加斯或是里挪，她不会出现在那种大地方，但我敢肯定她会经过威内姆卡或依莱镇这样的地方。她只是看到一个‘招聘歌手’的广告然后就改变了回娘家的主意。哼，她们娘俩关系从来都不怎么样，露露过去常常这么说。你也知道，她会唱歌，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但她真的会。她唱得不是非常好，但也不错。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玛里奥特宾馆的娱乐厅里唱歌，那是在俄亥俄州的科鲁布斯。也可能是“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用更低的声音继续说。

“卖淫在内达华州是非法的，你知道，但并不是所有的县城，而是绝大部分。她可能正在绿灯笼活动房或野马农场里干活，很多女人在那里卖淫。露露就做过。我并不是说她甩开我，或背着我和别人睡，我也讲不出怎么会知道，但我确实知道，她对，她可能就在这些地方。”

他停下来，眼睛望着前方，也许在想像内达华州某家妓院的暗房里，露露贝儿只穿着长统袜，正弄着某个不知名的牛仔坚硬的×，从其他房间里传出斯蒂文·依尔和公爵乐队的歌声，正唱着《路上六日》，或是电视里正演着《好莱坞广场》，露露贝儿在卖淫，并没有死。那停在路边的车，就是那辆她陪嫁的萨巴鲁，并不意味着什么，警犬嗅来嗅去，好像很引人注意，通常也说明不了什么。

“如果我想我就会相信。”他说着用手腕内侧擦着红肿的眼睛。

“当然，”我说，“你说的没错，L．T．。”我想知道那些吃午饭时听着他的故事咧嘴笑的人们怎么看L．T．，这个颤抖着、脸色发白、双眼红肿、全身发热的L．T．。

“好，”他说，“我真的相信。”他停了一下，又说了一遍，“我真的相信。”

我回到家时，罗瑟琳已经在床上了，手上拿着一本书，把被单拉到胸部。我开车送L．T．回去时霍莉也回去，罗瑟琳情绪不好，我很快就发现是什么原因了，也许是那带着蒙娜丽莎微笑的女人被我的朋友L．T．触及了心事，受到打击了，而我妻子决不允许这样。

“他怎么会没了驾照？”她问，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说，“因为喝酒，是吗？”

“对，喝酒，酒后驾车。”我坐到我这一侧的床上，脱下鞋子，“可那是近六个月前的事。如果他再坚持两个月不喝酒，就可以拿回来了。你知道吗，他要去戒酒辅导班。”

我妻子露出不屑的样子，显然是不以为然。我脱下衬衣，嗅了嗅腋窝处，把它挂回衣橱里。我只穿了一两个钟头，因为有客人来吃饭。

“你想想，”我妻子说，“他老婆失踪后，警察并没有仔细调查他，我想这很奇怪。”

“他们问了他一些问题，”我说，“但只能问出这么多东西，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是他干的，他们从没怀疑过他。”

“哦，你这么肯定？”

“事实上，我也没怀疑过，我了解了一些事实，露露贝儿在离家的当天从东科罗拉多州的一家旅馆给她母亲打过电话，第二天又从盐湖城打电话给她。这两天都是工作日，L．T．在厂里，警察在凯里特附近发现她的车停在路边的那天，他也在厂里。除非他能在一瞬间神奇地从一个地方变到另一个地方。他没杀她，他也不会杀她，他爱她。”

她哼了一声，她有时会发出这种令人讨厌的怀疑声。在结婚快３０年后，这声音仍使我想对她发火，呵斥她，叫她他妈的停下来，别再说了。还会说，你这什么意思？或是给我安静点。而这次我却想告诉她L．T．哭得如何伤心，像有股气旋在他体内，泪水使被压抑的一切都释放了出来。我想说但没说。女人不相信男人的眼泪。女人们说男人的眼泪和女人的不同，而且从内心深处她们就不相信。

“也许你应该亲自打电话给警察。”我说，“给他们提供点你这专家的帮助，指出他们忽略的地方，就像安琪拉·朗伯斯在电视剧《谋杀案，她破的》里那样。”

我把双腿摆上床，她关了灯。我们躺在黑暗中。她又开口，语调柔和了些。

“我不喜欢他，就这样，不喜欢，从不。”

“对，”我说，“这很明显。”

“我不喜欢他看霍莉的样子。”

我最终发现她的意思是她不喜欢霍莉看他的样子，霍莉没低头看盘子时看他的样子。

“你不要再叫他来吃饭了。”她说。

我没说话，夜深了，我累了。这一天不容易，今晚更难熬。我感觉疲倦。当我疲倦而她着急时，我最不愿做的就是和妻子争论，其结果必然是我们中的一个整晚睡在沙发上。停止争论的惟一方法就是像这样不说话，在婚姻生活中，话就像雨，婚姻的圣地里充满干涸的河床和小溪流，而这些一眨眼就可以变成咆哮的河流。临床医生相信谈话的作用，但他们绝大多数既是离婚者又是同性恋。沉默是婚姻最好的朋友。

沉默。

一会儿，我老婆翻过身去，沉默随她进入睡乡。我躺了好一会儿都睡不着，想着那辆沾满尘土的小车，也许原来是白色的，在内达华州沙漠里，离凯里特不远的路边，头向下插在沟里。驾驶座的门仍开着，观后镜的柄断了落在地板上，前座被血浸透了，这是牵来侦察的或是嗅取样本的警犬发现的。

有个男人———警察总是假定是男人，三年内杀了五个女人。这期间大部分时间L．T．和露露贝儿生活在一起。其中四个女人是过路的，不知他如何让她们停了车，把她们拖出车外进行强奸，再用斧头肢解她们，把尸体扔在小山岗上喂秃鹫、乌鸦和黄鼠狼。第五个女人是一个老农场主的妻子。警察把这个杀手叫做斧人，斧人至今还没有落网，也没再杀人了。如果辛什娅·露露贝儿·西姆斯·戴维特是斧人的第六个牺牲者，那么也是最后一个，至少目前如此。至于她是否第六个牺牲者仍存在疑问，如果其他人不这么想，至少L．T．有这样的想法，并因此而抱有希望。

座位上的血不是人血，内达华州警方花了五个小时就鉴别出来了。发现露露贝儿车的农场工人看见半英里外有一群盘旋的鸟，当他赶到那里时，发现被肢解的不是女人而是狗，只剩骨头和牙齿。

那些吃肉的动物们高兴了一阵子，尽管杰克·罗瑟尔猎狐犬没有多少肉可以吃。那斧人绝对是抓住了法兰克，露露贝儿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但还是不能确定。

我想她也许还活着。在依莱的牢房里为犯人唱《系着黄丝带》，或在霍桑的圣塔菲玫瑰夜总会游乐园里唱《带个口信给米歇尔》，由一个三人乐队伴奏，乐队的老头们穿着红马甲，戴着黑丝背带，想显得年轻些。也许她正在奥斯丁或文多佛卖淫，和开卡车的家伙在印有荷兰郁金香的压路机下面，弯着腰，胸脯紧贴着大腿，用手一阵阵地抓着松软的屁股，一边想着今晚轮完班后有什么好看的电视节目。也许她只是把车停在路边，走开了，人们常这么做。我知道也许你也这么做过。有时人们只是说声他妈的就走开了，也许她留下法兰克，认为有人可能会来带它到更好的地方，可是来的只有斧人…但不是这样，我见过露露贝儿，她不是那种能丢下她的狗随它渴死或饿死在沙漠里的人，尤其是对她那么宠爱的法兰克。L．T．并没有夸大事实，我见过他们在一起时的样子。

她可能仍活着，L．T．说得对，至少从理论上可以这么讲。

只是因为无法想像这样的情节：开着门的车，观后镜撞落在地板上，狗死了，两个山冈外乌鸦的啄食；只是因为我无法想像这样的情节：在凯里特附近通往某处的地方露露贝儿·西姆斯在唱歌，在做缝纫工或卖淫，安然无恙而别人又不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情况不存在。就像我跟L．T．说的，警方没发现她的尸体，只发现她的车、离车不远处狗的残骸，所以露露贝儿本人可能还在什么地方。你会明白的。

我无法入睡，感到口渴。我起床到浴室去，把牙刷从我们放在水槽里的杯子中拿出来。我用杯子装了水，然后坐在盖着的马桶上喝水，想着那些暹罗猫的叫声，那奇怪的叫声，如果喜欢它们，那声音听起来该是多么的美妙，多么像回家的召唤声。

《公路病毒向北进发》
我真的有这个故事中描述的那幅画，它究竟有多诡秘呢？我的妻子看到它就认为我会喜欢的（或者至少会对这幅画作出反应），于是她把这幅画送给我，作为生日礼物？圣诞礼物？我记不清了。我能记得的就是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喜欢它。我把它挂在办公室，孩子们却声称当他们经过这间屋子时，驾车人的眼睛在注视着他们（我的儿子欧文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一张吉姆·莫里森①的图片产生过相似的幻觉）。我喜欢关于画会变的故事，于是最终我写下了这篇关于我的画的故事。我记得还有一幅实景画给我灵感，于是我写出了“枫树街上的房子”。那是插图作家克里斯·凡·奥斯伯格的一幅黑白画。那篇故事收入《噩梦和幻景》中。我还写了一本关于画会变的小说———《玫瑰疯狂者》，兴许是我写得最好看的小说。在那个故事中，公路病毒叫做诺曼。 ①摇滚诗人。美国６０年代风靡一时的迷幻摇滚乐队“大门”（TheDoors）的主唱，以其独特的演唱方式和大胆的歌曲内容而备受争议。
第一次在罗斯伍德的旧货市场看见这幅画时，理查德·金内尔并未感到害怕。

他被这幅画迷住了，觉得自己交了好运，找着了一些可能非常特别的东西。害怕吗？不，直到后来（就像他在某篇极为成功的小说里写的：“等到害怕时已经太晚了。”），他才像年轻人害怕某些非法毒品那样感到害怕。

他去波士顿参加主题为“流行的威胁”的国际笔会新英格兰会议。国际笔会提出这种主题是预料中的事；实际上这也只是一种安慰。他的新书陷入了情节的僵局，需要时间静下心来把它理顺，所以他宁愿从４２０公里之外的德里驱车前往而不是乘飞机。

在这次会议上，他所在的专题小组中的人问他的想法从何而来，他是否曾吓坏过自己。其实那些人应该更清楚。他经由托宾桥①离开了这座城市，然后上了１号公路。当他想思考问题时，他是不会走收费公路的；收费公路会让他陷入一种无梦无眠的麻木状态中。虽然很轻松，但是却不太有创造性。然而海岸公路上停停走走的交通状况却像牡蛎体内的粗砺———它创造了相当多的精神活动有时甚至会形成珍珠。

他认为他的评论家不会用珍珠这个词。在去年的一期《绅士》上，布拉德利·西蒙斯这样评论他的《噩梦城市》：“理查德·金内尔写小说就像连环食人杀手杰弗里·达默做饭一样，也经受了一阵令人作呕的折腾。他给最新一堆呕吐物起名叫《噩梦城市》。”

他沿着１号公路经过了马萨诸塞州的里维尔、马尔登、埃弗雷特，一直到海边的纽贝利坡。在纽贝利坡的远处，正好在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州界的南面就是这个整洁的小镇罗斯伍德。在镇中心之外约１畅５公里处，他看见了一片廉价货铺在一个两层的科德①位于波士顿。

角式房子①前的草地上。一个立在黄绿色电炉上的标牌上写着旧货甩卖。车辆停在道路两边，道路变得狭窄。那些未受旧货甩卖诱惑的过客只得骂骂咧咧地经过。金内尔喜欢旧货甩卖，特别是成箱的旧书，有时你还能从中找到点什么。他开车经过了这段狭窄的路段，把他的奥迪停在面向缅因和新罕布什尔方向的一排车的最前头，然后往回走。大约十多个人正围着这栋蓝灰相间的科德角式房子前堆满旧货的草地。一个大电视摆在水泥小路的左边，电视的支座安在四个根本不能保护草地的纸制烟灰缸上。上面有一个标牌写着：出价———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惊喜。一根接长的电线从电视背后拉出来，穿过开着的前门。电视前的一张草地椅上坐着个胖女人，撑着一把伞，五颜六色的伞边上印着沁扎诺酒的广告画。她身边的一张小桌上有一个雪茄盒，一本便笺簿，另外还有一个手写的标牌———全部现金交易，清仓。电视开着，正在播放肥皂剧，两个漂亮的年轻人似乎正深陷危险性爱的边缘。胖女人看了一眼金内尔，又掉过头看电视。她看了一会电视，然后又回头再看看他。这次她的嘴唇微微张开。

啊，是个书迷。金内尔想，他四处打量，想找找这里某个地方一定会出现的装满平装本的烈酒箱子。

他没有看见任何平装本，但是他看到了这幅画，斜靠在一块用几个塑料洗衣篮固定的熨衣板上。他的呼吸在嗓子眼里停住了。他马上想得到这幅画。

他走过去，略带着不经意的夸张，单膝跪在了画前。这是一幅水彩画，技巧非常纯熟。金内尔对这点并不在乎，技巧引不起他的兴趣（他作品的评论家已充分注意到这一事实）。他喜欢艺术作品的内容，越让人不安越好，这幅画在这方面技高一筹。他跪在两个装满乱七八糟的小用具的洗衣篮之间，手指滑过画的玻璃饰面。他①长方形、三角屋顶、中间有烟囱的房子。

草草地扫视了一下四周，看看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东西，结果没有发现———只有一般的旧货甩卖中看得到的小波皮①、祈祷的双手和赌博狗等艺术收藏品。

他回头看看镶框的水彩画，心里已经在想着把他的行李箱放到奥迪的后坐，这样就能把画轻松地放进后备箱中。

画中的年轻人坐在大力士汽车②的方向盘后———可能是大艾姆，也可能是普莱茅斯GTX什么的，反正是有T形车顶的车———在日落时分驶过托宾大桥。T形车顶敞开着，这辆黑色的汽车变成了半个屁股的敞篷车。年轻人的左臂竖在车门上，右腕随意地搭在方向盘上，他身后的天空是一片黄色和灰色渲染而成的青紫色，其间夹杂着缕缕粉红。年轻人平直的金发倾洒在他的前额。他正咧嘴笑着，双唇间露出的简直就是一口狼牙。

说不定是用锉刀锉尖的呢，金内尔这样想着：也许画家假定他是食人狂。

他喜欢这样，喜欢这个食人狂在日落时分穿越托宾大桥的想法，特别是坐在一辆大艾姆里。他知道国际笔会专题小组大多数人将会怎样想———哦，是的，多好的一幅给理查德·金内尔的画；说不定他需要它给予灵感，就像一根羽毛撩动他疲惫而年老的喉咙，引起又一阵呕吐———但是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不学无术，至少对他的书是一知半解。更有甚者，他们珍视自己的无知，并对这种无知恩宠有加，就像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宠爱朝客人狂叫而且有时还咬伤报童脚踝的愚蠢而低贱的小狗一样。他被这幅画所吸引并不是因为他写恐怖小说；他写恐怖小说是因为被像这幅画之类的东西所吸引。

他的读者给他送来素材———大多数时候是画———大部分被他扔掉了，不是因为画得不好，而是这些画往往很无聊而且都大同小异。

①②美国制造的能迅速提至高速的汽车。

儿歌中人物。

一个读者还给他寄来一个小瓷雕，是一只被吓得尖叫的猴子从冰箱门里探出头来。他留下了这只猴子。虽然制作手法不太熟练，但是跟冰箱放在一起却令他颇有感触。这幅画也有一些同样的特质，甚至更好，好得多。

正当他伸手去够这幅画，想马上把画夹在胳膊下然后说明意图时，身后响起一个声音：“你不是理查德·金内尔吗？”

他跳了起来，然后转身。那个胖女人就站在他身后，破坏了眼前这副美景。过来之前她刚涂了口红，现在正咧着血红的嘴唇在笑。

他说：“是的，我是。”并回了一个微笑。

她低下眼睛看着这幅画：“我早该知道你就想要它，”她假笑着说：“你就是这样的。”

“是的，不是吗？”他说，然后露出他最出名的微笑，“你想卖多少？”

“４５美元，”她说，“对你我得诚实，开始我喊价７０，但是没人喜欢，所以现在降价了。如果你明天再来，说不定你出３０元就能买走它。”她的假笑变得有点瘆人了。金内尔看见她嘴角边还有些灰白的唾沫星子。

“我想我不会等明天的，”他说，“我马上就给你开支票。”

假笑还在继续。那个女人显得有些怪异，就像模仿约翰·沃特斯①的拙劣的跟风片中的人物。和这样的女人比起来，秀兰·邓波儿是多么可爱呀。她说：“我真的不想接受支票，不过好吧。”语气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终于同意和她的男朋友做爱一样。“只是你能不能掏出笔来为我女儿签个名？她的名字叫罗宾。”

“多好的名字啊。”金内尔机械地回答。他拿起画跟着胖女人回到小桌旁。电视里那对被欲望折磨的年轻人已暂时换成了一个正在①美国电影导演，其电影充斥着肥胖女人的形象。

狼吞虎咽地吃麦麸片的老女人。

“你的书罗宾都看了，”胖女人说，“你到底是如何产生这些疯狂想法的？”

“我也不知道。”金内尔说着脸上笑得更开了，“这些想法就那样跑到我脑子里来了。让人吃惊吧？”

这个看旧货市场的人叫茱迪·狄门，她就住在隔壁。当金内尔问她是否知道画作者是谁时，她说当然知道，是波比·海斯汀画的，波比·海斯汀就是她出售海斯汀家的东西的原因。“这是惟一没有被他烧掉的画，”她说，“可怜的艾里斯！我只是为她感到难过。我不认为乔治会在乎，真的。我知道他搞不懂为什么她想卖掉这房子。”

她胖脸上冒着汗，眼珠在转动———还是一副“你能想像吗”的表情。当他撕出支票时，她拿了起来，然后给他一个便笺簿，上面写满了她卖出的物品和售出价格。“就为应付一下罗宾吧，”她说，“请写点漂亮的甜言蜜语好吗？”假笑又来了，就像遇到一个你以为已经死了的熟人。

“啊哈，”金内尔答应着，写下了他标准的“感谢读者”之类的祝词。他没有看手，甚至没有做任何思考，在签了２５年字之后不需要了。“跟我说说这幅画，还有海斯汀。”

茱迪·狄门叠起胖手，仿佛要讲她最喜欢的故事。

“波比今年春天自杀时只有２３岁。你信吗？他是那种被扭曲的天才，你知道的，但仍住在家里。”她的眼睛滚动着，像在问金内尔是否能够想像得到，“加上他所有的写生簿，他多半有七八十幅画，都放在地下室里。”她用下巴指着那座科德角式的房子，然后看看画中恶魔似的年轻人在日落时分驱车经过托宾大桥，“艾里斯———波比的妈妈———说这些画大多很差，许多比这还差。都是些让你毛骨悚然的东西。”当她瞥见一个女人在看海斯汀家那些不配套的银器和一套主题为科幻片《亲爱的，我把孩子缩小了》的旧麦当劳塑料杯时，她降低了声调小声说：“它们中大多数都含有性的内容。”

“哦不。”金内尔说。

茱迪·狄门继续她的故事：“被毒品困扰后他的画最差劲了。在他死后———他在地下室上吊自杀了，他总在那里画画的———他们发现了上百个装上好可卡因的小瓶子，就是那种瓶装出售的。毒品可怕吧，金内尔先生？”

“当然可怕。”

“无论如何，我猜想他最终只是无计可施了，就这么简单。他把所有的写生簿和画都拿出来放到后院———除了那幅，我想———然后烧了。之后在地下室上了吊。他在T恤上别了一张纸条，写着：‘我不能忍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糟糕吧，金内尔先生？是不是你听到过的最恐怖的事呢？”

“是的，”金内尔足够真诚地回答道，“大概是这样。”

“我认为乔治宁愿继续住在这栋房子里。”茱迪·狄门说道。她拿出签着“罗宾”名字的那张纸，把它和金内尔的支票摆在一起，然后摇摇头，好像签字的相似度让她吃了一惊。“但男人不一样。”

“是吗？”

“哦，是的，没那么敏感。自杀之前，波比·海斯汀只剩皮包骨头了，总是脏兮兮的———你都可以闻到他身上的味道———天天穿着同一件T恤衫，上面是莱德·泽普林①的画像。他的眼睛通红，脸上乱蓬蓬地留着简直不能叫做胡须的东西；痘痘又长起来了，又像十几岁的年轻人那样。但是她爱他，因为一个母亲的爱可以不理会这些表面的东西。”

那个看银器和玻璃器皿的女人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套《星球大战》餐垫。狄门夫人收了５元，在她的便笺簿上仔细记下“一打各式锅垫和隔热垫”，然后转回金内尔这边。

①著名重金属乐队。

“他们去亚利桑那了，”她说，“跟艾里斯的亲属呆在一起。我知道乔治正在那边的旗杆市①找工作———他是一个绘图员———但是我不知道他找没找到。如果找到了，我想我们或许再也不会在罗斯伍德重逢了。她把所有想让我卖的东西都做了记号———艾里斯做的———然后说给我带来麻烦，我可以提２０％。剩下的我会给她寄一张支票过去。不会太多。”她叹了口气。

金内尔说：“这幅画非常好。”

“是的，可惜他把剩下的都烧了，因为这些东西大多数都是你们眼中标准的旧货甩卖废物，请原谅我言辞不恭。那是什么？”

金内尔把画翻转过来，后面粘着一截背面写字的胶带纸。

“我想是标题。”

“写的啥？”

他抓着画的两边让她自己看。这样，画正好举到他眼睛的高度，他急切地研究着，又一次被其率真的诡秘所吸引：大力士车方向盘后的小伙子，令人厌恶地无所不知地咧嘴笑着，露出了更令人生厌的尖牙。

他想：多贴切呀。要起个贴切画意的标题，那就是它了。“公路病毒向北进发，”她读道，“我儿子把东西拖出来时我并没注意到。你认为这是标题吗？”

“肯定是。”金内尔无法把眼睛从那个金发小伙子的微笑中移开。这笑容似乎在说：我知道一些事，我知道一些你永远不会知道的事。

“唔，我想你不得不相信画这幅画的小伙子吸毒吧，”她说着，显得有些心烦———金内尔认为她是真的心烦，“怪不得他这样伤妈妈的心。”

“我要往北边进发了，”金内尔说着把画夹在了胳膊下，“谢谢①位于亚利桑那州北部。

———“

“金内尔先生？”

“怎么啦？”

“我能看看你的驾照吗？”她显然不觉得这个要求有什么讥讽甚至可笑的地方，“我得在你的支票背后记下这个号码。”

金内尔放下画去掏钱包，“当然。当然。”

那个买了《星球大战》餐垫的女人在走回车上的路上停了下来，看看电视里正在播放什么肥皂剧。现在她瞥了一眼这幅画，金内尔已把它靠在胫骨上。

“啊，”她说，“谁会要这么丑陋的旧东西？一关灯我就会想起它。”

金内尔问道：“有什么不对吗？”

金内尔的姑妈特鲁迪住在维尔，在缅因－新罕布什尔边界以北约十公里的地方。金内尔在环绕着鲜绿色的维尔水塔的出口处进入支路，水塔上立着一个滑稽的标牌（让缅因保持翠绿，把你的钱带来。字母有一米多高）。五分钟后他进入了她整洁小巧的楼房前的私人车道。这里的草地上没有支在纸制烟灰缸上的电视机，只有特鲁迪姑妈可爱的大片鲜花。金内尔想小便，他能够忍到这里来就不愿意在路旁停车带解决。不过他还想听家里人唠家常，特鲁迪姑妈最喜欢聊了，她闲聊的内容还包括扎吧熟食店准备卖些什么样的熟食。当然，他还想让她看看他的最新斩获。

她出来接他，给了他一个拥抱，然后像小鸟一样吻吻他的脸。

在他小时候，她的吻总是让他全身发抖。

“想看点东西吗？”他问她，“它会让你印象深刻的。”

“多么可爱的想法。”特鲁迪姑妈双手紧抱双肘愉快地看着他。

他打开后备箱取出他的新画。她确实受了影响，但不是他所预料的那样。她的脸色变得像纸一样苍白———他从未见过她这样。

“可怕，”她的语气严厉而克制，“我讨厌它。我想我知道是什么吸引你，里奇，你觉得好玩，它却是来真的。把它放回后备箱，乖。

等你到萨科河的时候，在紧急停车带停下把它扔进河里吧？”

他张着嘴傻看着她。特鲁迪姑妈双唇紧闭以阻止嘴唇发抖，瘦长的双手紧抓住双肘，就像怕自己飞走一样。这时她看起来不是６１岁，而像９１岁了。

“姑妈？”金内尔试探道，不能肯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姑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

“就是它，”她松开右手指着这幅画，“我很吃惊你自己竟然没有更强烈的感觉，你想像力那么丰富。”

唔，他感觉到了什么，显然他已经感觉到了，不然他不会抢先掏出他的支票簿。特鲁迪姑妈感觉到了别的或者更多的什么东西。

他把画翻过来（他一直为她举着，标题的那面朝向他），又看了看，顿时感觉胸腹连遭两击。画变了，这是第一击。不是太多，但明显变了。金发小伙的嘴咧得更开了，露出了更多尖尖的食人狂似的牙齿。他的眼睛也更加向下斜视，使他的脸显得更加无所不知，更加令人生厌。

微笑的程度尖尖的牙齿露得更多的样子眼睛的斜视都是相当主观的东西，人们往往看不太准，何况他买画前没有真正研究过它。还有，狄门夫人也让人分心，她的闲话说起来滔滔不绝。

但是第二击来了，这次不是主观的东西了。在黑黑的奥迪后备箱里，金发小伙转动了他竖在车门上的左臂，现在金内尔可以看到一个刺青———一把藤蔓缠绕的匕首，刀尖有血，下面有字。金内尔认出写的是“死在前”，他想即便不是畅销书作家也可以猜出还藏着的字。你要知道这类倒霉的旅行者一般会在手臂上刻下“死在耻辱之前”一类的话。金内尔猜想另一只手臂上是一个黑桃A吧？

他问道：“你讨厌它，是吗，姑妈？”

“是的。”更让他吃惊的是，她的目光已经离开他，假装往外看着街道（炎热的午后阳光下，街道似乎也在昏昏欲睡，路上人影全无），这样就不用再看那幅画。“实际上，姑妈憎恨它。现在把它拿走再跟着进屋来。你肯定想上厕所了吧。”

水彩画一放回后备箱，特鲁迪姑妈就恢复了她的机敏。他们谈论着金内尔的妈妈（帕萨德娜）、姐姐（巴顿·卢齐）和前妻萨莉（纳什瓦）。

萨莉是一个怪人。她开了一家用加宽一倍的活动房屋改造的动物避难所，每个月出版两本时事通讯。《生还者》充斥着灵魂世界虚幻却被视为真实的故事；《来客》则刊登那些近距离遭遇外星人的报道。金内尔不再去那些主题为幻想和恐怖的读者会了。他想一辈子遇上个萨莉也就够了。

当特鲁迪姑妈送他回车内时，已经４点半了。他拒绝了例行公事般的晚餐邀请。“如果我现在出发，不必赶太久的夜路就可以到德里。”

“好吧，”她说，“很抱歉我那样说你的画。当然你喜欢它，你总是喜欢你的你的怪东西。但它让我感觉很不好，那张可怕的脸。”她颤抖着，“好像我们在看着他时他也在回视着我们。”

金内尔笑了笑，然后吻吻她的鼻尖：“你的想像太丰富了，亲爱的。”

“当然，我们家的人都这样。走之前你不用洗手间了吗？”

他摇摇头：“那这不是我过来的原因，真的不是。”

“哦？为什么？”

他笑着说，“因为你知道谁总是很调皮，而谁又老是很乖。你不怕把你知道的告诉别人。”

“上车吧，快走，”她边说边推着他的肩膀，但是显然很高兴，“如果我是你，我就想快点回家。我才不会让那个讨厌的家伙在黑暗中跟在我身后，即使呆在后备箱里。我是说你看过他的牙齿吗？

啊！”

他走上了收费公路，速度不是很快。一直到了格雷服务区才决定再看一下画。姑妈的某些不安已像细菌一样传播到他身上了，但是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问题。问题是他感觉到画又变了。

服务区的特色是通宵提供美食，如罗伊·乐杰士汉堡、蛋筒冰激凌，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丢满垃圾的野餐区和遛狗区。金内尔靠近一辆密苏里车牌的货车停了下来，深深吸了一口气，再吐出来。

为了解决新书中的情节小问题，他竟开车到波士顿，这事挺有讽刺的吧。他一路上想着如果专题小组抛出些棘手的问题，他该怎么回答。但是当他们发现他不知道他的想法从何而来时就没有问这些问题了。是的，有些时候他也会吓着自己，他们只想知道产生这些想法的诱因。

现在他往回走，满脑子都是那幅该死的画。

变了吗？如果变了，如果金发小伙的手臂移动后让金内尔可以看见之前被藏起来的那部分刺青，他就可以为萨莉的一本杂志写篇专栏了，分四期连载。如果它没变，那么怎样？是他产生幻觉了吗？崩溃了吗？这都是些废话。他的生活井然有序，他也感觉良好。总之，直到他对这幅画的痴迷逐渐蜕变成其他什么东西，什么更黑暗的东西。

“啊，他妈的，你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就知道它不对劲了！”下车时他大声地自言自语。唔，也许。也许。他的脑袋被感觉紧紧纠缠，这不是第一次，应该是天性使然。有时他的想像有一些唔“活跃。”金内尔说着打开了后备箱。他取出画来看着它时，有十秒钟的时间他忘记了呼吸。这次他变得真正害怕这个东西了，这种感觉就像害怕树丛中突然传来单调的咔嚓声，又像激怒昆虫时害怕它可能会叮咬攻击。

现在金发驾车人正对着他疯狂地笑着———是的，向他笑，金内尔敢肯定———满口的尖牙都露到牙龈位置了。他的眼睛在注视同时又在讥笑。托宾大桥不见了，波士顿的地平线也消失了，太阳也落山了，现在的画面几乎是一片黑暗。一盏街灯将汽车和它疯狂的驾驶者照亮，在路上和车的铬合金上投下了黄油般的光亮。在金内尔看来，车（他敢肯定是辆大艾姆）就在１号公路沿线的一个小镇边上，他很肯定他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就在几小时前他自己曾驾车经过。

“罗斯伍德，”他嘀咕着，“那是罗斯伍德。我敢肯定。”

公路病毒向北进发，的确，跟随他来到了１号公路。金发小伙的左臂仍然竖在车窗外，但是转回它原来的位置了，这样金内尔又看不到那个刺青了。但是他知道刺青仍然在那里，不是吗？是的，一定是这样。

金发小伙看起来像金属乐队歌迷，刚刚从关着有犯罪史病人的精神病院逃出来。

“天哪！”金内尔低声说，声音就像从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他嘴里传来的。力量突然从他的身体消失，就像桶里的水从底部的孔往外流光了，他重重地坐在了停车场和遛狗区中间的路沿上。他突然明白了这就是他小说里都没提到过的真实的情况，当人们面对没有理性的事情时，他们真实的反应是什么。感觉就像你正流血而亡，只是一切在你脑子里发生而已。

“怪不得画画的家伙会自杀。”他嗓音嘶哑，仍然注视着画面，注视着那凶残的笑容和既狡猾又愚蠢的眼睛。

狄门夫人曾说：“他的T恤上别着一张纸条，写着‘我不能忍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可怕吧，金内尔先生？”

是的，可怕，的确可怕。

真的可怕！

他站了起来，抓住画的顶端，大步走过遛狗区。他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前面，注意着脚下的狗粪，没有低头看画。他的双腿发抖，支撑不住似的，但又似乎的确在支撑着他。靠近服务区后面的树丛处，有一个穿着白色短裤和红色背心的年轻美人儿正在遛一条英国小猎犬。开始，她朝金内尔微笑，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后，表情突然僵住了。她朝左走去，走得很快。小猎犬不想走得那么快，于是她拖着它，边走边咳。

服务区后的矮小松林沿着斜坡栽种，直到一片散发着动植物分解臭气的沼泽地。掉在地上的松针厚得像一层地毯，成了公路垃圾的辐射带：汉堡袋子、纸制饮料杯、餐巾、啤酒罐、空的葡萄酒冷却器瓶子、烟头。他还看见一个用过的避孕套像只死蜗牛似的躺在一条撕破的女人衬裤旁，裤子上绣着星期二，潦草的笔迹像小女孩写的。

既然他已经到了这里，就再看了一眼这幅画吧。他努力让自己承受住画面更多的变化———甚至是画可能在运动，就像画框里的电影———但是这次没有变化。金内尔明白过来，本来就不一定会变幻的；金发小伙脸上的表情已经足够丰富了，那种完全陷入疯狂的笑容，那些尖牙。他的脸在说话：嘿，老家伙，猜猜会怎样？我他妈的才不在乎文明，我是真正的X时代的代表，下一个太平盛世就在这漂亮超级汽车的方向盘后。

特鲁迪姑妈对这幅画的第一反应就是建议金内尔把它扔到萨科河里。姑妈是对的。现在萨科河已在他身后３０多公里之外了，但是“这样也行，”他说，“我想这样也行。”

他把画举过头顶，就像为赛后的摄影师举起某种运动奖品，然后将画朝坡下砸去。画翻了两次，画框泛着朦胧的夕阳余光，撞到了一棵树上。玻璃饰面粉碎了。画落到地上，再滑向铺满干燥松针的斜坡，就像顺着滑槽在往下滑。它掉进了沼泽，画框的一角从一丛厚厚的芦苇中伸了出来。除了破碎的玻璃，什么都看不见。金内尔想，它与周围的垃圾是多么相配呀。

他转身回到车上。他想他会用意识的小铲子把这件事封闭在属于它自己的小洞中他突然想到或许大多数人碰到这类事都会这样做。撒谎的人和一心想要经历这种怪事的人（也许是想目击怪事的人）把他们的白日梦写下来，然后在《生还者》这样的杂志上发表，并声称是真实的；而那些偶然撞到真正的神秘现象的人却往往会守口如瓶，他们会把这些事都深深埋在心里。因为当这样的裂缝在你生活中出现时，你必须做点什么；如果你不做，裂缝就会扩大，迟早会把一切都埋葬了。

金内尔抬头看见那个年轻的美人儿正从她希望可能是安全的距离之外，担心地注视着他。当她注意到他正在看她时，便转身朝餐馆走去，又一次把她的小猎犬拖在身后，并尽量扭动着她的臀部。

金内尔心想：你认为我疯了，是吗，美女？他看见自己没有关后备箱盖，像一张打着哈欠的大嘴。他关上箱盖。但是我没疯。当然没有。我只是犯了个小错误，就这么回事。我在一个应该绕道过去的旧货市场前停了下来，任何人都可能会这么做，你也可能会停下来。那幅画———“什么画？”理查德·金内尔对着炎热的夏夜问，试着微笑一下，“我可没看见什么画。”

他坐到奥迪的方向盘后开动了引擎。看了看油表，已经不到一半了。到家之前，他还得加油，但是他想再走远点去加。现在他只想把他自己和那幅画的距离拉远，越远越好。

到了德里城边，堪萨斯街就变成堪萨斯路了。到了镇子的地理边界（实际上是一片乡村开阔地），就成了堪萨斯巷。顺着往下走不远，堪萨斯巷穿过两根散石砌成的柱子，沥青路变成了沙砾路。

离这里向东１３公里之外，德里最繁忙的市区街道之一便变成了通往一座小山丘的私人车道，在洒满月光的夏夜，这条路闪闪烁烁，就像阿尔弗雷德·诺伊斯的诗所描写的情景。山顶屹立着一座漂亮的有棱有角的建筑物，用原木板搭成，窗户像镜子一样反光，带一个实际上当车库用的马厩，还有一座向星空倾斜的碟形卫星天线。

这就是理查德·金内尔的家。那晚他在房子前停了下来，带着一点疲倦的满足感。他觉得那天早上９点从波士顿港旅馆起床以来，好像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似的。

他抬头看着月亮，心想再也不去光顾旧货甩卖了，永远都不去了。

他念着“阿门”向房子走去。也许他该把车开到车库，让它见鬼去吧。现在他只想喝点什么，稍微吃点———微波炉可以加热的东西———然后睡觉去。最好睡一个没有梦的好觉。他迫不及待地想把这天发生的事情都抛到脑后。

他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然后在防盗报警面板上按３８１７，止住了正在报警的“哔哔”声。他打开前厅的灯，进了门，然后关上身后的门。当他转身看见墙上挂的东西时，他尖叫起来。两天前这面墙上还挂着他那套书的封面。但他只是在心里尖叫，实际上他的嘴除了粗粗地喘气，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听见钥匙从他松开的手里掉到双脚之间的地毯上，发出不悦耳的轻微丁当声。

《公路病毒向北进发》不再躺在收费公路格雷服务区杂生的灌木丛里了。

它挂在了他进门的那面墙上！

画面又变了。车子现在停在那个旧货市场的私人车道上。东西仍然摆得到处都是———玻璃器皿和家具，还有陶瓷的小玩意（苏格兰狗的烟斗、光着屁股蹒跚学步的小孩、眨眼睛的鱼），但是在金内尔家上空骷髅脸似的月亮的照耀下，它们都在闪闪发光。电视还在那里，仍然开着，屏幕散发的苍白亮光投射在草地和它前面翻倒的草地椅旁的什么东西上———那是茱迪·狄门仰躺在那里，但身体已经不完整了。过了一会，金内尔看到了身体的另一部分，在一张熨衣板上，死去的眼睛在月光下像五毛硬币一样发亮。

大艾姆的尾灯是一片模糊的粉红色水彩颜料。金内尔第一次看到了车后部的行李舱，上面用古体英文写着：公路病毒。

金内尔麻木地想着：太对了。不是他，而是他的车。除了这样的一个家伙，也许没有太多区别。

“这些事现在没有发生。”他低声说着，但事情确实发生了。也许碰到这种事的人不太能接受，但是它正在发生。他凝视着画面，突然发现自己记起了茱迪·狄门小桌上的一个小小的标牌———“全部现金交易”（但她收了他的支票，只是为了安全起见记下了他的驾照编号）。标牌上还写着其他什么东西。

“清仓”。

金内尔走过这幅画进了起居室，从内心深处感觉自己像个陌生人，他还感觉到他的部分意识在搜寻刚才用过的意识的小铲子。好像他不知把它放哪儿去了。

他打开电视，再打开电视顶上的东芝卫星调谐器，把音量调到适中。但他还是时时刻刻能感觉到挂在厅里的那幅画，仿佛推搡着他的后脑勺。这幅画已经不知如何把他击倒了。

“一定是知道捷径。”金内尔说着笑了。

在这个版本的画面中他几乎看不见那个金发小伙，但是方向盘后有一个模糊的影子，金内尔认为那就是他。公路病毒已完成了它在罗斯伍德的任务，该向北进发了。下一站———他赶紧为思绪竖起一道沉重的钢门，在他可能预见后果之前就把这个想法彻底打消了。“毕竟我仍然在想像这一切。”他告诉空荡的起居室。他沙哑颤抖的音色不但没能安慰自己，反而让他更加害怕。“这可能”但是他没能讲完。他耳边响起了一首老歌，一个模仿５０年代初的歌星西纳特拉的声音在用伪嬉皮的风格大声唱着：这也许是一件大事的开始…电视立体扬声器里传出来的不是西纳特拉，而是保罗·西蒙的旋律，被改编成了弦乐。蓝色屏幕上打印出白色的电脑字体：欢迎收看英格兰新闻专线。下面有点播说明，但是金内尔不必看说明，他对新闻专线很上瘾，已经记熟了如何操作了。他开始拨号，输入他的万事达卡号码，然后拨５０８。

“你已点播了新闻专线（稍有停顿）马萨诸塞州中北部新闻，”

机械的声音告诉他，“非常感谢———”金内尔把话筒放回支座，站在那里盯着新英格兰新闻专线的标志，紧张地劈劈啪啪掰着手指。

“快点，”他说，“快点，快点。”

屏幕闪动着，蓝色的背景变绿了。字幕开始滚动，是关于汤顿市区的一座房屋起火，接下来是最新的赛狗丑闻，然后是晚间天气———晴朗温暖。金内尔开始放松，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看到了挂在进门墙上的东西，或者只是有点旅途幻觉。这时电视发出刺耳的“哔哔”声，字幕现出突发新闻。他站着观看接下来不断滚动的字幕。

８月１９日晚上８∶４０：一位罗斯伍德妇女在给她已离开的朋友帮忙时被残忍地杀害。３８岁的茱迪·狄门被野蛮地砍死在她邻居房前的草地上，当时她正在那里进行旧货甩卖。没有人听到尖叫声。直到８点一位邻居过街来抱怨电视发出太大噪音时才发现了狄门夫人。这位叫马修·格雷夫斯的邻居说狄门夫人的头已被砍掉。“她的头放在烫衣板上，”他说，“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可怕的事情。”格雷夫斯说他没有听到打斗声，只有电视的声音。在发现尸体前不久，他还听见一辆可能装有消音器的车大声加速后沿１号公路驶离现场。据推测，这辆车可能属于凶手———

只可惜这不是推测，这就是事实。金内尔呼吸艰难，但还没到气喘吁吁的程度，他赶紧回到进门处。画还在那里，但是画面又一次改变了。现在画上有两个耀眼的白圈———车头灯———后面是模糊而笨重的车轮廓。

它还在往前开，金内尔想。现在他首先想到的是特鲁迪姑妈———亲爱的特鲁迪姑妈，她总是知道谁在捣蛋，而谁又很乖。特鲁迪姑妈，她住在维尔，离罗斯伍德还不到６５公里。

“上帝，请把他送回海岸路吧！”金内尔说着伸手去取画。是他的想像还是真的？头灯分得更开了，就像车子真的在他眼前移动着悄悄地，不为人察觉，就像袖珍手表上分针的移动？“请把他送回海岸路。”

他从墙上扯下这幅画，拿着它跑进后面的起居室。当然，壁炉前放着隔帘，离需要烧壁炉的日子还有至少两个月。金内尔把隔帘掀到旁边，把画扔进了壁炉，玻璃镶面被柴架打破了———他在格雷服务区时已打破过一次。随后他快步走进厨房，心里想着如果这次还不奏效，他又该怎么办。

他想：这次一定得行。因为必须，所以就会奏效。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他打开厨房壁橱，手笨拙地在里面探来探去，弄翻了麦片，碰洒了盐罐还打翻了醋。柜子里的瓶子敞着口，强烈的味道朝他的鼻子和眼睛袭来。

没有。他找的东西不在那里。

他冲进餐具室，看看门后———只有一个塑料桶和一把扫帚，然后看看干衣机旁的架子，煤饼旁边就是他要找的东西———点火液。

他攥着点火液跑了回来，匆匆经过时他看了一下厨房墙上的电话。他想停下来，想给特鲁迪姑妈打个电话。她不会不相信的；如果她最喜欢的侄子打电话让她离开那座房子，马上就离开，她会照做的但是如果金发小子跟着她呢？追踪她呢？他会这么干的。

金内尔知道他会这么干的。

他匆匆回到壁炉前。“天哪，”他低声叫着，“天哪，不。”

破碎的玻璃下面，画面上没有了扑面而来的车头灯。现在它显示着大艾姆正在一段急转弯的路段上，只可能是一个匝道的出口。

如水的月光照着车子黑暗的侧面。背景是一个水塔，上面的字在月光下清晰可辨：让缅因保持翠绿，把你的钱带来。

金内尔第一次挤压点火液没有挤到画上，他的手抖得厉害，芬芳的液体顺着玻璃没破损的地方往下流，把公路病毒的后板弄模糊了。他深深呼吸，对准之后再次挤压。这次点火液喷了出来，透过柴架戳穿的孔顺着画向下流，经过画面，把一只固特异宽胎变得像一滴黑糊糊的眼泪。金内尔从壁炉架上的瓶内拿出一根装饰火柴，在炉边擦燃，然后插入玻璃上的孔。画立即燃烧起来，火苗在大艾姆和水塔之间呼呼地蹿了起来。画框中剩下的玻璃变黑了，随后燃烧的碎片向外爆裂。金内尔用脚踩着，在地毯着火前把火苗踩灭。

他走过去拿起电话按下特鲁迪姑妈的电话号码，这时他还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哭泣。在第三声铃响后，他姑妈的答录机接了电话。

“你好，”特鲁迪姑妈的声音说，“我知道这样说会让窃贼跃跃欲试，但是我去肯尼帮克市看哈里森·福特的新片了。如果你想破门而入，请不要把我的瓷猪带走。请在哔声后留言。”

金内尔等待着，然后尽量让他的声音保持平稳：“我是里奇，特鲁迪姑妈。你回来后给我来个电话，好吗？不管有多晚。”

他挂上电话，看着电视，然后又拨新闻专线，这次他按的是缅因州的地区代码。等待点播的间歇，他往回走，用一根拨火棍戳向壁炉内扭曲变黑的东西，气味很难闻———但是金内尔发现他并没在意。那幅画完全看不见了，已经变成了灰，它只配享受这样的待遇。

如果它又回来了，该怎么办？

“不会。”他说着把拨火棍放回去，然后回头看电视，“我敢肯定不会。”

但是每当滚动的新闻字幕重复出现时，他就站起来再检查一遍。画已经变成了炉膛里的一撮灰没有字幕提到这个州的维尔－萨科－肯尼帮克地区年老妇女被谋杀。金内尔关注着，几乎是期待着看见报道一辆高速行驶的大艾姆撞入肯尼帮克的一家电影院，致使至少十人死亡。但是没有这类消息出现。

１１点１５分的时候，电话铃响起。金内尔抓起话筒。

“你好？”

“亲爱的，我是特鲁迪。你还好吧？”

“是的，还好。”

“你听起来不太好，”她说，“你的声音好像在发抖，而且…好笑。有什么不对劲？出什么事了？是那幅让你那么高兴的画吧，对不对？讨厌的画！”他几乎是打了个冷战，但是并没有真的让他感到吃惊。

这个电话莫名其妙地让他镇定下来，她应该猜到了这些而且，当然，知道她安全也让他放心了。

“唔，也许，”他说，“回来的路上我有点神经过敏，于是我把它烧了。就在壁炉里。”

她会发现茱迪·狄门发生了什么，你知道，脑子里有个声音在警告：她没有几万元的卫星接收装置，但是她订了《联合导报》，这将成为头条。她会推断的。她一点也不愚蠢。

是的，一点也不假，但是只能等到早上再做进一步的解释，等他的幻觉稍微平息说不定他会有办法冷静地思考关于公路病毒的问题等他确信一切真的都结束了之后。“很好！”她强调说，“你还应该把灰洒掉！”她停了一下，又开始说话时声音更小了，“你刚才担心我，是吧？因为你给我看了画。”

“是的，有一点。”

“但是你现在感觉好多了吧？”

他向后靠闭上了眼睛。是的，的确是这样。“嗯哼。电影如何？”

“好看。哈里森·福特穿着军装帅极了。如果他脸上再瘦点“

“晚安，特鲁迪姑妈。我们明天再聊。”

“明天吗？”

“是的，”他说，“我想是的。”

他挂上电话，再次走到壁炉跟前，用拨火棍搅动着灰烬。他看见一小片挡泥板和一块公路碎片，就是这些。显然，就是该用火来对付这幅画。这就是你通常用来杀死超自然恶魔使者的办法吗？当然是的。他自己就试过几次，在《启程》中最明显，这本小说他写的是闹鬼的车站。

“是的，真是这样，”他说，“烧掉，宝贝儿，烧掉。”

他想喝点饮料，刚才他答应自己可以喝点什么，然后他记起醋瓶被打翻了（现在可能沾满了弄洒的燕麦片———真糟）。他决定先上楼。按书中所说———比如理查德·金内尔写的一本书———经历了刚刚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事之后，要想睡觉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实际生活中，他想他可能还是睡得好。

其实冲澡时他就在打盹，靠在背后的墙上，头发上满是洗发香波，水冲击着他的胸脯。他又回到了旧货市场，放在纸制烟灰缸上的电视正在播放茱迪·狄门的图像。她的头回到了躯干上，但是金内尔可以看清验尸员粗糙而工业化的针脚———就像一根令人毛骨悚然的项链环绕着她的咽喉。她说话了：“现在是新英格兰新闻专线最新播报。”金内尔做的梦总是很逼真———他竟然能够看见那些针脚随着她讲话而时松时紧，“波比·海斯汀把他所有的画都烧了，包括你的，金内尔先生那幅画就是你的，因为我确信你知道。清仓，你看见标牌了。哎呀，我收了你的支票你该感到高兴。”

烧了他所有的画，是的，当然他烧了。金内尔在他水淋淋的梦里寻思着，他不能忍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纸条上这么写着，当你准备庆祝时，你没有停下来看你是否想从火中救出一幅特别的作品。正是你给《公路病毒向北进发》带来了什么特殊的东西，不是吗，波比？也许纯属意外。你是个天才，我立刻就知道了，但是天才与那幅画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关。

“有些东西总是能幸免于难，”茱迪·狄门在电视上说，“不管你如何努力试图摆脱，它们仍然源源不断地重现在记忆里，就像病毒的侵袭。”

金内尔伸手转换频道，但是显然无论怎么换，只有茱迪·狄门的节目。

“你也许会说他打开了一个通往地狱的门，”她现在说，“我指的是波比·海斯汀，他就是从那个门里开车出来的。很好，不是吗？”

金内尔的双脚打滑，但还没有让他完全跌倒。

他睁开被香波刺得有点发疼的眼睛（在他打盹时，白色浓稠的普雷尔香波已顺着他的脸往下流），于是他用手接点水把眼前的香波冲洗掉。这样洗了一次，正伸出手准备再洗时他听到了什么声音，是刺耳的隆隆声。

别那么蠢，他自言自语：你听到的只是淋浴的声音。其他的只是想像，你愚蠢的训练过度的想像。

然而这不是想像。

金内尔伸手把水关上。

隆隆声继续着，低沉而有力，来自外面。

他走出浴室，身上滴着水来到了二楼的卧室。头发上还有香波，好像他在打盹时头发都变白了，仿佛梦中的茱迪·狄门让他白了头。

我为什么要在旧货甩卖那里停下来？他问自己，但是他找不到答案。他想没人能够给他答案。

他走到窗前向下看私人车道时隆隆声越来越响———私人车道就像阿尔弗雷德·诺伊斯诗里的景物那样在月光下闪闪烁烁。他拉开窗帘往外看，却发现自己想起了前妻萨莉，１９７８年他在世界幻想大会期间遇上她。现在萨莉在她的移动房屋里出版两本时事通讯，一本叫《生还者》，一本叫《来客》。俯视着车道，金内尔的脑子里同时冒出这两个书名，就像立体投影仪的双重影像。

他的来客肯定是个生还者。

大艾姆就停在房子前面，两根铬合金尾气管排出的白雾在静谧的夜色中袅袅升起。驾驶坐旁的门开着，不仅如此，照在门廊前的灯光告诉金内尔前门也开了。

金内尔想是忘了上锁吧，一只没有感觉的手抹去了前额的泡沫，也忘了重新设置防盗警报并不是说这样做了就能对这个家伙有什么用。

唔，或许都是因为想着特鲁迪姑妈才会这样，大概是这样吧，但是这个想法马上让他感到不安。

生还者。

大引擎轻轻地发着隆隆声，也许至少是带四缸汽化器、重磨阀门和燃料注入的４４２车型。

这个光着身子的男人顶着满头泡沫，拖着早已失去知觉的双腿慢慢转身，看见了他床上方挂着的画，他好像早就料到画会在那儿一样。画中的大艾姆停在他的车道上，驾驶座的门开着，铬合金尾气管里冒出两缕废气。从这个角度他还可以看见房子的前门打开着，一个长长的人影投射在厅内。

生还者。

生还者和来客。

现在他听得见上楼梯的脚步声，步履沉重，不用看也知道这个金发小伙穿着骑摩托车的靴子。手臂上刻着“死在耻辱之前”的家伙总是穿着摩托车靴子，就像他们总是抽没过滤的骆驼烟。这些东西就像一部适用于全国的法律。

还有刀子，他将带着一把长长的锋利的刀子———其实更像是一把弯刀，那种一刀就可以砍下人头的弯刀。

他会咧开嘴笑，露出那些尖尖的吃人的牙齿。

金内尔知道这些，毕竟他是一个有想像力的人，他不需要任何人给他勾勒一幅画面。

“不，”他低声说，突然发觉自己全身赤裸，突然周身皮肤冰冷，“不，请走开。”但是脚步声还在走近，在走近。你无法让这样的一个家伙走开。不会起作用的，这不是故事应有的结局。

金内尔听见他走上最后一级楼梯。外面大艾姆还在月光下隆隆地响着。

现在脚步沿着客厅过来了，磨旧的鞋跟敲击着抛光的硬木地板。

金内尔感受到一阵可怕的麻木。他努力从麻木中挣扎出来，然后逃向卧室，想在这个东西进来前把门锁住，但是肥皂水又让他滑了一下，这次他倒下了，背平躺在橡木地板上。门弹开了，摩托靴穿过房门朝他躺的地方走来。而他全身赤裸，头发满是普雷尔香波。这时他看见床头的墙上挂着那幅画，在他屋前停着的公路病毒，驾驶座旁的门开着。

他看见驾座旁边的凹背折椅上都是血。我要出去，我想，金内尔边想边闭上了眼睛。

《午餐惊魂》
那是在纽约的一天，我路过一个非常雅致的餐馆。餐馆里一个领班正领着一对夫妇到他们订的座位上。那对夫妇在争论着什么。领班看见我朝我眨眨眼，那眼神可能是世界上最愤世嫉俗的。于是我回到宾馆写下这个故事。在写这故事的三天里，我完全沉浸在里面。对我来讲，写它的原因不是神经兮兮的领班，而是将要离婚的夫妻间的古怪关系。从我们的角度看，他们比领班更神经兮兮，神经多了。
一天，我从经纪行下班回家，发现饭桌上有妻子写的一封信，其实应该说是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她要离我而去，打算离婚，要我等她律师的通知。我坐在饭桌边的椅子上，难以置信地反复读着字条。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走进卧室，查看衣柜。她的衣物全不见了，只留下某人送给她的一条运动裤和一件难看的运动衫，运动衫前面用耐洗的原料印着Rich Blonde。

我返回餐厅的饭桌边（餐厅在起居室的另一头，这是一套只有四个房间的公寓），再一次看着那六句话的字条，没有什么新发现，但卧室那半空了的衣柜使我开始相信字条上所说的。字条上的语气十分冷淡，没有“爱”“好运”这样的字眼，甚至连结尾的“最好的祝福”都没有，最后的“保重”还算温馨，在下面她草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黛安娜。

我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橙汁，想把杯子拿起来时，杯子滑落在了地上。橙汁撒在低层的橱柜上，玻璃杯破了。我知道，如果我去拾碎片可能会把手割破，因为手在颤抖。但无论如何都要捡起来，我真的把手割破了。两个地方被割破，但都不深。我一直以为这是个玩笑，而后意识到不是。黛安娜不是会开玩笑的人，但问题是这件事我以前都没注意，也没有前兆。我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我变傻了，还是变麻木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想我们两年婚姻生活的最后六个月或八个月，后来两个时段都想。

那晚我打电话给她在鲍德里奇的娘家，问黛安娜是否在那里。

她妈妈接的电话并说：“她在，但不想和你谈，别再打了。”然后是挂断的声音。

两天后，我接到黛安娜律师的电话，他自我介绍叫威廉·汉姆伯特，在断定他确实是和史蒂夫·戴维斯说话后，开始称我为史蒂夫。这可能有点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律师就是这么古怪。

汉姆伯特说下星期初我将会收到一份“正式文件”，并建议我准备一份概括性的开场白以化解家庭事务的危机。他也忠告我别做任何“突然性的信托转移”，还让我在这段财务上不好清算的时期保留所有新购买物品的收据，即使是最小的东西。最后他建议我找个律师。

“您能听我说几分钟吗？”我问。我低着头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扶着前额，眼睛闭着，不愿看电脑屏幕上明亮的数据线，那时我也许哭了，眼睛里像落进了沙子。

“当然，很愿意听，史蒂夫。”他说。

“我要对你说两件事。第一，你说‘化解家庭事务危机的开场白’就是说准备结束婚姻，如果黛安娜认为我要骗她的财产，那她就错了。”

“是。”汉姆伯特说，并非同意我的想法，而只是表示了解。

“第二，你是她的律师，不是我的。不要带着施惠的随意的口气叫我的名字，在电话上这么叫，我就挂断电话。当我的面叫，我会揍你个眼冒金星。”

“史蒂夫戴维斯先生，我不认为“

我挂断了电话，这是自从我在饭桌上发现上面压着三把公寓钥匙的字条那刻起第一件给我快感的事。

那天下午，我向法律部的朋友谈起这事，他向我推荐了一个处理离婚事务的律师朋友，叫约翰·林。我约他第二天见面。我尽可能晚地从办公室回家，在公寓里徘徊了一阵，决定出去看电影，可找不到我想看的影片；想看电视，也没什么好看的，只得在公寓里走来走去。然后我发现自己站在卧室里，站在１４层高的临街窗前。

我扔掉了所有的烟，甚至扔了从我书桌抽屉最里面翻出的一包可能放了十年的总督牌香烟，因为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像黛安娜·考斯洛这样的人！

虽然我２０年来每天抽一两包烟，并没有突然想戒，也从没心生厌倦，更没有什么心理暗示———你妻子出走两天后是戒烟的最好时机。我只是将整条的、半条的和两三包抽了一半的香烟扔到黑暗的窗外，然后关上窗户（我从未想过把自己扔出去比把烟扔出去更管用，还没到这种地步），躺在床上，闭着眼。过了今晚，明天对我来说可能会是我生命中最难熬的日子之一，更可能的是到中午我又开始抽烟了。前者我预料对了，后者错了。

接下来的十天，我忍受着没了尼古丁的肉体折磨。那段日子很艰难，经常有郁闷的感觉，但远没有原先想像的那么糟。尽管我想不戒了，狂抽几十支，不，要抽几百支才过瘾，但都克制住了。有时我想如果再不抽烟我会发疯的，在街上经过抽烟的人时我想朝他们喊：“给我抽，妈的，那是我的！”但我没有喊出来。

最难熬的是深夜，我以为（但我不敢肯定，从黛安娜离开那时起，我的思想就混乱了）戒了烟会睡得更香，但没有。有几个晚上我双手抱着枕头，看着天花板，听着警笛声和卡车隆隆驶进市区的声音，一直到凌晨３点还是睡不着。这些时候我就想到街正对面韩国人开的２４小时超市，想到超市里白色的日光灯，亮得像库伯勒·洛斯的濒死体验。白光从橱窗间透出来照在人行道上，在那里，再过一个小时，两个年轻的戴着白色纸帽的韩国人将开始装水果。我还想到柜台后站着的那个年纪大些的韩国人也戴着白色的纸帽，他后面是一个很大的香烟架，就像《十诫》中查尔顿·赫斯顿从西奈山带下来的石碑那么大。我想起身，穿上衣服，下去买一包（也许一条）万宝路，然后坐在窗户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直到东方发白、旭日东升，但我没这么干。半夜里我靠数香烟的牌子入睡，而不是数绵羊：云斯顿，云斯顿１００超长型弗吉尼亚细长型，道拉尔功勋功勋１００超长形骆驼骆驼过滤嘴骆驼温和型。

后来，大约是在我开始更清醒地审视我们婚姻生活的最后三四个月时，我开始明白自己当初决定戒烟，并不像最初以为的那么轻率，更不是不理智。我不是伟大的人，也非勇敢的人，但戒烟的决定也许既伟大又勇敢。这很有可能，有时我们会超越自己。总之，在黛安娜离开的日子里，这个决定算是给我找了点事儿做，也给我的不幸做了另一个解释。

当然我也思考过戒烟对那天在哥谭餐馆里的事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我肯定有一定的作用，但谁能预测到那样的事？我们没有人能预测我们行为的最后结果，甚至没几个人试着预测。我们大部分人所做的就是延长短暂的快乐或解除痛苦。即使我们为最神圣的理由而做事时，也常常有某一环滴着某人的血。

在我在西八十三大街吞云吐雾那晚后，过了两个星期，汉姆伯特又打电话给我。这次他很正式地叫我戴维斯先生。他感谢我通过林先生把各种文件的复印件转给他，并说该是我们四个坐下来吃顿饭好好谈谈的时候了。我们四个就包括黛安娜，自从她离开的那天早上开始我就没见过她，甚至那天早上我也没真正见到她。她一向都是把头埋在枕头里睡，我连话都和她说不上。我的心跳在胸膛里加速，脉搏在拿电话的手腕中鼓动。

“有很多细节要分析，很多相关条件要讨论，该是处理这些事务的时候了。”汉姆伯特说。他迟钝的轻笑在我耳边响起，像一个冷漠的大人给小孩买了一块糖。“一般在委托人会面之前最好有一段时间，一个冷却期，但根据我的判断，现在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将有助于———“

“开门见山地说吧，你要———”我说。

“一起吃午餐，后天怎样？你有空吗？”他嘴里说着，但语气却明显是：你当然会来，只为了再看到她，体验她的手轻触你的感觉，对吧，史蒂夫？

“我周四没有其他事，所以没问题，我应该带我的律师吗？”

那呵呵的笑声又在耳边缓缓响起，像发霉的果冻。“是的，我想林先生愿意来。”

“定在什么地方？”我还想知道谁买单，接着又笑自己天真。我的手伸进口袋想拿一支烟，拇指指甲下面的肉却触到牙签的尖头。

痛了一下，我把牙签拿出来，看看上面是否有血。没有，我便把它叼到嘴里。

汉姆伯特还说了什么，我没听进去，看见牙签使我又马上想起自己在生活的浪潮里无依无靠地漂浮。

“什么？”

“我问你是否知道第五十三大街上的哥谭餐馆。”他说，好像有点不耐烦，“在麦迪逊广场和公园之间。”

“不知道，但我肯定能找到。”

“中午怎么样？”

“行。”我说，想让他转告黛安娜穿那件点缀着黑色图案的旁边开衩的绿色衣服。“我再跟我的律师确认一下时间。”我想起“律师”是个傲慢而可憎的词，却无法不用它。

“确认一下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

我打电话给约翰·林，他哼哼哈哈地说了好多话（不是愤怒地说，而是考虑周全地告诉我），足可证明他不愿去，然后说他在那个时间有个会。

我挂了电话，坐回电脑前，寻思着事先不抽上至少一根烟，我怎么可能见黛安娜。

在计划吃午饭的那天早上，约翰·林打电话告诉我他不能去，告诉我他得取消这个饭局。“我妈妈，她从该死的楼梯上摔下来，折断了腰骨，在巴比伦。我现在去潘恩火车站，我要赶火车。”像是一个人在说他必须骑着骆驼穿过戈壁滩。

我想了想，指间一用力折断了一根新牙签。两根用过的牙签放在我电脑边上，尖头都磨掉了。我只要看到它们，就很容易想到胃里充满了尖利的小刺。我注意到，要改掉一个坏习惯，似乎只能用另一个坏习惯去替代。

“史蒂夫，你在听吗？”

“在，很抱歉听到你妈妈受伤了，但我会去的。”

他叹了口气，之后，带着同情急急忙忙地说：“我理解你想见她，这样你就必须特别小心，不能出错。你不是唐纳德·特朗普，她也不是伊瓦娜，但走到要离婚的地步就肯定有人有错。你本人没有什么不对，特别是过去五年。”

“我知道，但———“

“但其中的三年，”他的声音压过我，像穿上大衣一样拿出法庭上的腔调，“黛安娜不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生活伴侣，也没有一点贤内助的样子，在你娶她之前，她只是黛安娜·考斯洛。”

“是，但我要见她。”我的想法可能让他发疯，如果她穿着那件带黑色图案的绿色衣服我就想见她，因为她很清楚那是我最喜欢她穿的衣服。

他又叹了口气，“我不能再说了，要不然就赶不上火车了，下一趟要到１０点１０分才开。”

“去赶火车吧。”

“我会的，但首先我还是要努力让你明白，这样的会面就像一场格斗。律师是骑士，客户就暂时被保护起来，他是一手握着巴里斯特先生的长矛，一手牵着缰绳的律师骑士。”他的语调表示这是个大家都喜欢的古老比喻。他又说：“你告诉我你要去，由于我不在场，你将骑着我的老马，没有长矛，没有盔甲，没有头盔，甚至可能没有护挡就朝那家伙冲去。”

“我要见她，我要看看她怎么样了，有没有变化。嘿，没有你在场，汉姆伯特也许不会谈那些文件。”

“噢，不可能那么好吧。”他发出轻微的嘲笑，“我说服不了你，是不是？”

“是。”

“好，那么我要你遵守几个规则，如果我发现你没有照做，还把事情弄糟，那我就采取更简单的办法，就是不接你的案子，你在听吗？”

“我在听。”

“好，史蒂夫，别冲她嚷嚷。这是第一规则，你听到了吗？”

“好。”我不会冲她嚷嚷，因为既然我能在她出走两天后就戒烟并坚持下来，我想我就能在一顿饭的时间里不骂她婊子。

“别冲律师嚷嚷，这是第二规则。”

“好。”

“别只说好。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他也很不喜欢你。”

“他甚至连我都没见过，他凭什么对我有成见？”

“别犯傻，他收了钱就得对你有看法，就是这样，所以答应我，并说到做到。”

“好，说到做到。”

“很好。”但他并不这样认为，像一个在看时间的男人随口说出的。

“别涉及敏感问题，”他说，“别讨论分财产的事情，甚至别碰‘如果我这么建议您怎么看’这样的问题。如果他生气地问你，你什么都不谈那你来干什么，你就告诉他你对我说的，你想看看你的妻子。”

“好。”

“如果他们就此离开，你能忍受得了吗？”

“能。”我不知道能不能，但我想我能，而且我知道他要赶火车。

“作为律师，你的律师，我告诉你，你独自去见他们是个蠢主意，如果导致法庭上出现不对头的情况，我会叫暂停把你带到大厅里骂你一顿，现在你明白吗？”

“明白了，问候你母亲。”

“也许今晚。”林说，听上去好像在翻着眼睛想什么，“我现在不能再说了，我得赶紧走。”

“好。”

“我希望你妻子不会去。”

“我知道你会这样想的。”

他挂了电话赶火车去了。我再次见他时已是几天后了，我们之间有些事已不需要讨论了，尽管我想如果我们相互了解更多一点，我们就会聊一聊。这一点我从他的眼神里能看出来，他也一样。还有一点可以确信的是，如果他的母亲没从楼梯上摔下来折断了腰骨，他也许就像威廉·汉姆伯特那样玩完了。

我从办公室走路到哥谭餐馆。１１点１５分离开办公室，４０分钟到达餐馆前，我心平气和地提早到了那里，换言之，是为了保证那地方是汉姆伯特说的地方。这是我做事的方式，一直都是如此。黛安娜过去称之为“强迫性提前”，那是在我们刚结婚时，我想她离开时就更了解了。我不相信其他人也会这样提前，就是这样，没有其他原因。我意识到这是令人讨厌的习惯，知道这让她难以忍受，但她好像并不知道我自己也不十分喜欢这样。虽然有些习惯要花很长时间去改，但有些永远改不掉，无论你多努力。

那餐馆正是汉姆伯特所说的，一块绿色篷布上印着“哥谭餐馆”，白色的城市建筑的轮廓从厚板玻璃窗上反射出来。这样的餐馆是纽约餐馆的潮流。它看起来也很普通，和其他在市中心的８００美元一顿的昂贵餐馆一样。

找到会面的地点后我的思想就放松了（然而，还是紧张，我非常紧张再见到黛安娜，发疯似的想抽烟），我走到麦迪逊广场，去皮箱店逛了１５分钟，可光看橱窗不好，因为如果黛安娜和汉姆伯特从住宅区过来可能会看见我。黛安娜能从我肩膀的外形和大衣下垂的样子认出我，哪怕是背影。我不想他们看见，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提早到，这让我感到窘迫，于是我走进店里。

我买了一把伞，可我并不需要，在正午１２点离开店铺，估计在１２点５分踏进哥谭餐馆的门。我父亲的格言：如果你要别人到那里，你自己要提前５分钟到；如果别人要你到，你就迟到５分钟。我不知道谁要谁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到，要呆多久，但我父亲的格言似乎是可靠的法则。如果只有黛安娜自己来，我想我绝对会准时的。

不，这可能不是真心话，如果是黛安娜自己，我会在１１点４５分就坐进去等她。

我在屋檐下站了一会儿，朝里面张望。餐馆里很亮，正合我意。我很不喜欢黑糊糊的餐馆，你看不清你吃的喝的东西。墙是白色的，上面挂着生动的印象派画，你说不出它们是什么，但没关系，它们的基色和充满活力的粗线条像视觉上的咖啡因让你的眼睛兴奋起来。我在找黛安娜，看见有个女人很像她，坐在长方形餐厅的后半部，靠着墙。我很难确定是不是她，因为她背对着我，在陌生的环境里我认不出她，她旁边坐着一个体格魁梧的秃头男子，一定是汉姆伯特。我深吸了一口气，打开餐馆的门，走了进去。

戒烟要经历两个阶段，我确信第二个阶段会使人重犯。肉体阶段持续十天或两星期，伴随很多综合症———流汗、头痛、肌肉酸痛、眼睛浮肿、失眠、易怒，过后就没事了。随之而来的是更长的精神阶段，包括轻度到中度的沮丧，呻吟，一定程度的兴趣缺乏，健忘，甚至出现暂时的阅读困难，我了解这些特点因为我系统地研究过。根据随后在哥谭餐馆里发生的事来看，我所研究的似乎非常重要。我想人们会说我感兴趣的不外乎是习惯和强迫性的心理。

第二阶段最普遍的综合症是轻度的迷幻感。尼古丁提高了大脑的传输能力和注意力———换言之就是加宽了大脑的信息通道，可提高得不多，确实也不是思考所必需的（尽管大多数瘾君子相信有作用）。但当断了尼古丁的刺激后，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我而言是一种弥漫的感觉，世界显现出一片梦幻的样子。有很多次，街上的行人、车辆、路边的风景像移动的屏幕似的在我眼前移过，像躲在后面的布景师转动巨大的升降机和滚筒。这阶段还有一点空虚感，因为其中有无助和精神枯竭的感觉，还有那随波逐流、不管好坏的心情，因为你（当然还有我）只忙着戒烟，做不了其他事。

我无法肯定这样的综合症对随后在餐馆里发生的事起多大作用，但我知道起了作用，因为我非常确定那领班有问题，我一见到他、他一开口和我说话我就知道了。

那领班是个瘦高个，大约４５岁，留着胡子，穿着燕尾服（如果穿普通的服装可能会显得更瘦）。他一手拿着皮面的菜单，看上去就是纽约昂贵餐馆的服务生大营中的一员。他脖子上的领结是歪的，衬衫上有一块污痕，刚好在夹克扣子的上方，看起来像肉汁，也像暗色的果冻。还有，他的几缕头发向后竖着，使我想起动画短片中的人物阿尔法尔法。

我几乎要笑出来（当时我很神经质），但我咬着嘴唇忍住了。

“你好，先生？”当我向黛安娜的桌子走去时他问我，听起来像“鸟好，先杀”。在纽约，所有的领班都有口音，但你从来听不出是哪里的。在８０年代中期，我的一个女朋友，很有幽默感（不幸的是毒瘾也相当大），有一次她告诉我他们全都在一个小岛上长大，说同一种语言。

“什么语言？”我问她。

“斯努提语。”她随口说了一个名称，我笑了起来。

我又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我正看着在门外看见的女人———我现在肯定她是黛安娜———我又咬着嘴唇，结果汉姆伯特的名字从我口中说出时听起来像在打小喷嚏。

那领班的高而苍白的额头皱了起来，他盯着我的眼睛。在走向桌子时我认为他的眼睛是棕色的，但现在看起来是黑色的。

“对不起，先生。”他说，听起来像“对肚子，先杀”，那表情看起来似在骂人。他长长的手指和额头一样灰白———像钢琴家的手指，神经兮兮地在菜单上拍着，菜单伸在外面的花穗条像半截书签前后摆动着。

“汉姆伯特，三个人。”我说，可我无法把目光从他的领结上移开，那领结翘得那么厉害，领结左边几乎触到他的下巴，另一边几乎伸到了衬衫上的那块污迹。此时我离他更近，那污迹看起来不像肉汁或果冻，倒有点像干掉的血迹。

他在查看订座本，脑后那几缕竖起来的头发在他光滑的头发上前后摆动。我看见头皮屑从他头发的梳齿间落下来，燕尾服的肩头落了一片片的头屑，我想一个好的领班经理会把穿着这么邋遢的手下开除掉。

“啊，是了，先生。”（啊，撕了，先杀）他找到了订座人的名字，“你的座位是———”他抬起头，突然停下来不说了，目光更锐利地看着我，如果可能的话他会看透我。“你不能把狗带进来，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不能把狗带进来！”他毫不客气地说。

他并没冲我喊，但也够大声了，在他那像布道坛似的接待台周围正用餐的客人停了下来，好奇地张望。

我望了望四周。因为他口气非常肯定我以为会看到某人的狗，但我身后没有人，更没有狗。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他是说我的伞，也许在那领班长大的小岛上，狗是伞的俚语，特别是当一个顾客在不可能下雨的天气里带着一把伞。

我回过头发现那领班一手拿着菜单已经离开接待台，他一定察觉到我没有跟来，因为他回头惊奇地看着我，此时他脸上只有礼貌地请求的表情———过来吗，先生？我跟了过去，我知道他有些不正常，但我还是跟了过去。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个餐馆的领班有什么不对劲。过去我从没来过，今后可能也不会再来这里。我必须独自处理和黛安娜与汉姆伯特的事，没有香烟的陪伴；哥谭餐馆的领班会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包括狗。

黛安娜转过来时，她的眼中和脸上只有凝固的客套。在客套背后我看到了她的怨气，或是我认为看到了。在过去三四个月我们经常吵架，但我从不曾记得她有过现在这样隐藏起来的怨气。怨气被化妆、新衣服和新发型掩藏起来（新衣服是蓝色的，没有图案，旁边没开叉）。那体格魁梧的男人正和她说着什么，她伸手摸他的手臂。他站起来转向我时，我在黛安娜脸上看出其他表情，她怕见我，也生我的气。尽管她还一个字都没说，可我已是怒气冲天，她眼中、脸上都是拒绝的表情，甚至前额也写着“拒绝会谈，等待下次通知”。我觉得她应该对我稍好一些。

“先生。”领班说着拖开黛安娜左边的椅子。我几乎没听到他叫我，我一定是忘记了他那古怪的行为和歪歪扭扭的领结。我想这是我戒烟后，尼古丁第一次让我精神恍惚。我只注意了她脸上细微的镇静，对自己生她的气但仍然那么需要她、渴望见到她而感到惊奇。分离也许会让人更相爱，也许不会，但一定会让人刮目相看。

我也一直想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了我所揣测的她脸上的表情。怨气？是的，可能是，很可能。我想如果她没有在一定程度上生我的气，她一开始就不会离家出走。害怕？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什么她要怕我？我从没碰过她一根寒毛。对了，我想有时争吵中我声音很大，但她的声音也很大。

“请享用您的午餐，先生。”领班的声音从另外一个空间传过来———在那空间里的服务人员都呆着，只有在我们叫他们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一些调料、餐具以及其他服务或要抱怨什么时，他们才探出头。

“戴维斯先生，我是威廉·汉姆伯特。”黛安娜的同伴说，他伸出红润而粗糙的大手。我轻轻握了一下。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和他的手一样粗大，宽大的脸上有习惯性饮酒者的红斑，这种人经常每天一早就喝。我估计他有四十五六，再过十年他下垂的脸颊就会变成下颌垂肉。

“幸会。”我说，并觉得对自己所说的话的思考不比对身上有污迹的领班的猜测多，只等这握手礼节完了后我就可以转向那金发美女，她的脸色白里透红，浅浅的粉红色口红，精心保持的苗条身材。那女人不久前还在我耳边呢喃着，呻吟着，紧紧抓着我那像双头马鞍的屁股。

“林先生呢？”汉姆伯特问，还四周张望（我想他有点做作）。

“林先生去了长岛，他母亲从楼梯上摔下来，断了腰骨。”

“噢，妙极了。”汉姆伯特说，他举起放在桌上的半杯马提尼酒一饮而尽，直到杯里插着牙签的橄榄落在他唇边。他把橄榄吐回去，然后放下杯子看着我说：“我敢肯定他有交代你一些东西。”

我听了这话并不在意。一开始汉姆伯特就不是重要人物，就像你真正想听的广播节目里产生的静电杂音一样。她比以前更漂亮更时髦了，这真是奇迹。她好像学了一些东西，虽然只分开两周，在潘德里奇与厄尼和迪迪·考斯洛生活之后，她学了什么我不得而知。

“你怎么样，史蒂夫。”她向我打招呼。

“不错，”我说，“实际上不好，我一直在想你。”

那女人只是默默地看了我一眼后，那蓝绿色的大眼睛就不再看我了。她肯定不会回答，不会说我也想你。

“我戒烟了，也让我精神上受折磨。”

“终于戒了？对你有好处。”

我又感到一股怒气，这次更大，气她那客套而冷淡的口气，好像我不是在说真话，但不是说真话也没关系。两年来她一直唠叨我抽烟的事，比如抽烟让我得癌症，让她得癌症，我戒烟后她才考虑怀孕的事情，于是我就不吭声，不愿在这些事上费神和她吵———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我对她来讲变得不重要了。

“我们有一点事要谈，如果你不介意，就是”汉姆伯特说。

地上放着个很大的四方形的律师手提箱。他咕哝一声拿起那箱子放在应该是我律师坐的椅子上，如果他母亲没摔断腰骨的话。汉姆伯特开始打开皮箱的扣子，但我不再注意他了。实际上我还是很在意，也不是因为小心，是因为先入为主。我十分庆幸林先生不能来，这让事情更清楚了。

我看着黛安娜说：“我想再试试，我们能和解吗？还有机会吗？”

她脸上决绝的表情粉碎了我的希望，我原先甚至不知道自己还一直抱着希望。她没回答，而是越过我看着汉姆伯特。

“你说我们不必讨论这个！你说你不会让它发生！”她颤抖的声音带着责备。

汉姆伯特有点不安。他耸了耸肩，看了一眼酒杯再看着黛安娜。我想他一定希望自己要了双份马提尼酒。“戴维斯先生，我并不知道你没带律师来，你应该提前告诉我。由于你没带律师，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这次会谈黛安娜不会为和解开绿灯。离婚是她的最终目的。”

他飞快地看了她一下，寻求确认，并得到了她的肯定。她特别地点点头。她的脸比我刚坐下时更红，我想这不是因为尴尬。“正是。”她说，我看见她脸上的怒气又出现了。

“为什么？黛安娜？”我讨厌自己声音中所含的悲痛，几乎像是小绵羊的哀鸣，但我他妈的无可奈何。“为什么？”

“噢，天哪，你是说你真的不知道？”她说。

“是的。”

她的脸比刚才更红了，红晕差不多涨到了太阳穴那里。“不，你不可能不知道，不是很明显吗？”她拿起杯子时手在发抖，将杯子里的水撒出五厘米远。我马上回想起哐当一声，记起她离家的那天，我是如何打破装橙汁的杯子，虽然在伸手前我警告自己不要去捡那些碎片，但无论怎么警告我还是割破了手指。

“别说了，这只会起反作用。”汉姆伯特说，他像个要防止出现扭打的运动场监管人员，但他的眼睛在扫视餐厅的后半部，找我们的领班，或是一个能叫得到的领班。他没有兴趣听我们的谈话，此刻他寻找英国人所说的“另一半”。

“我只是想知道———”我开口说。

“你想知道的和今天我们坐在这儿的原因没什么关系。”他打断我。那刻板的声音就像他刚跨出法律学校，手上还抓着文凭时那样尖锐和警觉。

“对，正确，终于，”她冷淡而急迫地说，“终于不再是你要什么、你想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你那是什么意思，但我很愿意听，我们可以商量，我不反对如果———“

她摊开双掌举到肩膀的高度。“噢，上帝，阳刚先生进入新时代了。”她说，接着把手放下来搭在大腿上，“你高高在上那么久，现在竟然说不是这样！”

“别说了。”汉姆伯特告诉她。他看看他的客户，又看看很快将成为他客户前夫的男人（肯定会离，即使戒烟给我带来的虚幻感也不能消除我在这一点上的认定），“你们两个有谁再说一个字我就宣布午餐结束。”他朝我们微微一笑，那很明显是硬挤出来的微笑，我发现偏偏还挺可爱。“我们还没点菜呢。”

我坐下来到现在，这才是第一次提到吃，就在凶案发生之前，我还记得三文鱼的香味从邻桌飘来。自从我戒烟两周后，嗅觉变得惊人的敏感，但我不认为这有多么可喜，特别是闻到三文鱼的香味时。过去我喜欢吃三文鱼，但现在我无法忍受，更别说吃了。对我来说，那是痛苦而恐惧的、血腥而死亡的气味。

“他先开始的。”黛安娜绷着脸说。

我心想应该是你先开始的，是你离家出走了。但我没说出来。

汉姆伯特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再像小孩子一样说我没有、你有那样的傻话，他就会抓起黛安娜的手走出餐馆，甚至不想再要一杯马提尼酒。

“好！”我温和地说请相信我努力使自己的声音温和下来。

“我先开始的。下一步呢？”我当然知道是看文件，看文件，看文件。在这窘迫的局面中，惟一使我满意的是按我律师的叮咛我不会签任何字，甚至不会看任何文字。我又看着黛安娜，但她只盯着面前的空盘子，脸被头发遮住了，我有一股冲动想上前摇她的肩膀，就像摇葫芦里的鹅卵石那样摇她。我想冲她喊，你认为这是你一个人的事？你认为这是你一个人的事？好，甜心，我这万宝路男子汉告诉你，你是个顽固放纵的小婊子———“戴维斯先生？”汉姆伯特礼貌地问。

我回过神看着他。

“你在听吗？我还以为我们又把你忽略了。”

“在听。”我说。

“好，很好。”

他手上拿着几叠文件。这些文件用不同颜色的回形针别着，有红的、黄的、紫的，它们和这餐馆墙上的印象派画很配。我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就来真是糟糕，不只是因为我的律师乘火车去了巴比伦。戴安娜穿着新衣服，汉姆伯特带着一个大箱子，还拿出各色回形针别的文件，而我却在晴天里带一把雨伞，我低头看了一眼座位旁边（我从没想到要去查看），价格标牌还挂在伞把上。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戏剧人物米尼·珀尔。

餐厅里的气味很诱人。像大部分餐厅一样，这里是禁止抽烟的，餐厅里飘着花香、酒香、咖啡香、巧克力和油酥点心的香味———但我闻得最清晰的是三文鱼。我记得当时闻起来很诱人，我可能会点这道菜，还记得自己想如果能在这种情况下吃得下东西，可能在任何地方都能吃得下。

“我这里有些表，让黛安娜女士和戴维斯先生在财务上仍保留一定的机动，这样确保你们中的每个人都能公平地分到你们努力工作所积累的财产。”汉姆伯特说，“我还有张要你签字的法庭通知书及一张表，允许我们把你的债券和国库券放入一个公证账户，直到法庭判决后才解冻。”

我想告诉他我不会签任何文件，如果这样意味着不必再谈，那就这样吧。我正想说就被那领班打断了话头，他一边尖叫着一边说着什么，我想听明白，但一大串噫噫的尖叫声使人无法听懂他在说什么，好像他一肚子都是蒸气，喉咙里安了个茶壶嘴。

“那只狗，噫噫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你那只狗噫噫噫！

我一直睡不着噫噫噫她说割破你的脸，蠢货噫噫噫你这么玩弄我！噫噫噫现在你把狗带到这儿来噫噫噫！”

餐厅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用餐者都停止吃饭或交谈，抬头震惊地望着瘦高个、脸色苍白、穿着黑衣服的领班歪着头，迈着鹳鹤般细长的腿穿过餐厅。他的领结转了９０度，看起来就像钟的指针指到６点正的位置。他走的时候双手别在背后，微微向前弯着腰，这让我想起上六年级时，文学课本里那幅华盛顿·欧文那不幸的老师伊卡伯德·克雷恩的画像。

他在看着我，朝我走来。我盯着他，感到被他催眠了，像是做梦发现没有为将要参加的考试做准备、或荣幸地参加白宫的宴会却发现自己没穿衣服时的感觉。如果汉姆伯特没动，我可能一直傻在那里。

听见椅子向后移的声音，我转过来看他，他正站起来，一只手不经意地抓着餐巾。他显得很惊讶，而且很愤怒。我突然意识到两点：他喝醉了，应该是喝得很醉；他把这突如其来的尖叫看做是对自己在请客和能力上的羞辱，毕竟是他选的餐馆，而现在又看见那领班发疯。

“噫噫噫我要教训你，最后一次教训你“

“噢，上帝，他尿裤子了。”邻桌的一个女人嘀咕了一声，她的声音虽不大，但在那领班吸一口气再叫的片刻沉静中，其他人完全能听得见。她说得对，那皮包骨的领班的裆部湿了一片。

“看这儿，你这白痴！”汉姆伯特把脸转向他说。那领班从背后伸出左手，手上拿着我毕生见过的最大的屠刀。那刀大概有６０厘米长，刀锋的顶端微微向上弯，像海盗的弯刀。

“当心！”我冲汉姆伯特喊。一个坐在靠墙桌子边的戴无框眼镜的瘦削男人尖叫起来，满嘴嚼碎的棕色饭菜喷到他面前的桌子上。

汉姆伯特似乎没听到我的提醒，也没听到那男人的尖叫。他怒视着那领班，“如果你再不过来，我就———”他开始呵斥他。

“噫！噫噫噫”那领班厉声尖叫着挥刀横扫过来，呼呼作响，像低声说出的话语，最后一响是刀锋砍进汉姆伯特的右颊的声音，密密麻麻的血滴从伤口喷出来，血滴溅在桌布上印出一幅扇形的画。我清楚地看到一大滴血飞溅到水杯里，带着浅红色的血丝，像一条尾巴一样跟在后面一路扎入水底，如同一只血蝌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汉姆伯特的脸颊啪地断开，露出了牙齿，他连忙捂住伤口，我看见浅红夹杂着白色的东西落在他浅黑色的西装肩上。直到整个事件结束后，我才意识到那一定是他的耳垂。

“给我听着！”那领班向流血的律师狂吼。汉姆伯特一只手捂着脸站在那里，血不断地从他指间涌出，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像杰克·本尼在表演先怔后悟的幽默动作。“告诉你那些在街上惹人讨厌、爱叽叽喳喳的朋友们你这牢骚鬼噫噫噫噫！爱狗人！”

其他人一见到血大多尖叫起来。汉姆伯特是个大个子，血流得像被宰的猪一样。我听到血嗒嗒地滴在地板上像破水管漏水一样，他白衬衫的前面全染红了，领带刚开始是红的，现在开始变黑了。

“史蒂夫？”黛安娜叫我，“史蒂夫？”

在她后面偏左的桌子上有对男女在吃饭。这时，那男的（大约30岁，像影星乔治·汉弥尔顿过去那样英俊）拔脚向餐厅前半部跑去，“特洛伊，别丢下我。”他的女伴大叫，但特洛伊头都不回。他好像早已忘记了放在桌上那本想还给图书馆的书，或许还忘了他怎么答应她给汽车打蜡，撇下她不管了。

我说不出餐厅里的人是否都瘫痪了，尽管我好像看见一阵惊乱，记得所有的东西都被打碎了。在那英俊男人逃走时有更多人尖叫起来，其他一些人站了起来，几张桌子被碰翻，玻璃杯和瓷器摔在地上。我看见一个男人用手臂揽着他女伴的腰飞快地从那领班背后穿过，女伴的手像爪子一样抓着那男人的肩，她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视瞬间，我看见她的眼睛像希腊雕像的眼睛一样空洞无物，她的脸呈死灰色，如同可怕的巫婆。

所有这一切可能在10秒之内或是20秒之内发生，我记得那时的情况像一系列照片或幻灯片，但不是连续的，而是跳跃的。当那个像阿尔法尔法的领班从后面伸出左手，亮出屠刀时我觉得时间凝固了。这段时间内，穿燕尾服的领班用他的领班语言不断吐出含糊的字句（我过去的女友称之为斯努提语），其中有一部分是外国语言，有一部分是英语但完全听不懂，有些话令人印象深刻，几乎牢记在心。你读过啤酒巨头达彻·舒尔茨又长又难懂的临终声明吗？

就像那样。大部分我都记不住了，能记住的我想我永远忘不了。

汉姆伯特向后趔趄了一下，仍捂着他裂开的脸，他的膝盖窝撞到椅子上，他重重地坐了下去，好像有人告诉他他被剥夺了继承权一样。他开始寻找我和黛安娜，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一副惊愕状，我这才看见泪水从他眼里涌出。此时，领班双手握住刀柄，挥刀砍入他脑袋中部，发出“扑”的一声，像是有人拿竹竿重敲一叠毛巾。

“呜！”汉姆伯特低吼一声，我完全肯定他在这世界上说的最后一个字是“呜”。他流着泪的眼睛翻白，然后他颓然扑倒在碟子上，一只向外摆出的手扫落了他的酒杯。领班把刀从汉姆伯特的脑袋里撬出来，他的头发仍向上翘着，现在比刚才翘得更多。汉姆伯特头上的伤口喷出一道血帘飞溅到戴安娜的衣服上，她惊得把手抬高，手掌又一次外翻，但这次是因为惊恐而非恼怒。她尖叫起来，溅着血的手拍在她脸上，掩住双眼。那领班并没有注意她，而是转向了我。

“那是你的狗。”他几乎以平静的语调说。他显然对尖叫不感兴趣，甚至不理会，惊恐的人们从他背后向门口蜂拥而去。他的眼睛又大又黑，目光再次射向我，但好像他的虹膜外没有黑圈。“你的狗这么猖狂，兔岛上所有的广播都说讨厌那只狗，操你妈。”

我手里拿着伞，无论抓得多紧，我都没想到还抓着它。我想一定是在汉姆伯特意识到他的嘴被切成20厘米左右而呆站在那儿时我抓住了它，只是当时记不起来。我记得有个长得像影星乔治·汉弥尔顿的男子夺门而出，知道他叫特洛伊，因为他的女伴这么叫他；但没记住我抓起了在皮箱店买的伞，虽然它在我手中，价格标牌还粘在我弯着的手指下面。当领班向前倾似乎要弓身向我飞过来时（我想他企图砍我的脖子），我举起伞打在了他的腰上——像过去的老先生用山核桃棍狠打不守纪律的小学生。

“嗷！”领班叫了一声，手立刻被迫放了下来，本来要砍我喉咙的刀锋划过被血染红的桌面。虽然他还握着刀，但已缩了回去。如果我再去打他握刀的手，可能会打不着，所以没去打，而是把伞向他的脸挥去，狠狠地给他一下，总之是用伞能打出的最狠的力量，打中了他头的上部。打到头以后，伞张开了，像打闹剧中的精彩之处一样。

此时我认为并不好玩，他往后一摆，没有拿刀的手马上捂着我打中他的地方，张开的伞把我和他完全隔住，我可不愿看不到他。我其实很害怕，我刚才已经很惊慌了。

我抱着黛安娜的腰，冲她大喊。她一声不吭地向我迈了一步，高跟鞋的后跟绊了一下，狼狈地扑到我怀里。我感觉到她的乳房向我压来，湿漉漉的胸部又黏又热。

“噫噫噫噫！你这疯子！”领班厉声叫道，也许是叫我“婊子”，这没什么关系，我知道他对我说话都咬字不清。“你这杂种，所有的广播！嘘嘟吧吧！操布鲁丝表妹！操你！”

他绕过桌子向我冲来（此时他身后的客人全跑了，看起像在西部电影中斗殴后的酒馆）。我的伞仍撑开着放在桌上，伞尖伸在桌外。那领班的臀部撞到伞上，伞落到了他跟前，在他把 伞踢开时，我扶稳了黛安娜，把她推向餐厅的另一边。向前门跑是不行的，前门离这太远，而且即使跑到前门，那里也挤满了受惊尖叫的人群。如果他要杀我，或我们两个，他会轻易抓住我们，像杀一对火鸡一样宰了我们。

“坏东西，你这坏东……噫噫噫噫……不再说你的狗了，呃？不再说你那汪汪叫的狗了！”

“拦住他！噢，天哪，他会杀了我们俩的，拦住他！”黛安娜尖叫着。

“我要剁烂你，你这可恨的东西。”现在他靠得更近了，伞肯定挡不住他。“我剁烂你，剁烂你的婊子们。”我发现周围有三个门，其中两个在一个凹室内，门对门，还有一个投币电话，那是厕所，不能往那儿去，即使是有门和锁的单人间厕所也不好。像这样一个追在我们后面的疯子会毫不费力地撞开门锁，我们将无处可逃。

我拽着她向第三个门跑去，猛地推开门，里面的地板铺着洁净的绿砖，明亮的日光灯，还有蒸煮的水汽，房间里充满三文鱼的气味。

汉姆伯特没有机会点菜了，但我想至少我还知道有一道菜是三文鱼。

有个侍者正站在那儿，托着一摞碟子，他大张着嘴，睁圆了眼，像艾萨克歌手的故事里的吉姆佩尔傻瓜，“怎么……”他说，我推开他，碟子飞到了一边，盘子和玻璃器皿撞到了墙上。

“嘿！”有一个男子喊道，他身体高大，穿着白色的工作服，戴着云朵一样的厨师帽，脖子上挂着一条红色的大围巾，手里的长柄勺正滴着褐色的汤汁，“嘿！你不能这样跑进来！”

“我们要出去，他疯了，他……”我说。

我有了个方法，一个不用解释的解释方法。我把手放在黛安娜的沾满血的左胸衣服上按了一下（这是我最后一次亲密接触她，我无法体会那感觉），然后把手伸向厨师，让他看满手的汉姆伯特的血。

“老天，这儿，在那后面。”他说。

在这瞬间，我们冲进来的那个门被撞开，那领班冲了进来，怒目圆睁，头发乱糟糟地竖起来，像卷成一团的刺猬，他四处张望，看见他的同事，没理他，看见我就冲了过来。

我拽着黛安娜飞奔，不顾一切地朝那厨师肉乎乎的肚皮挤过去，我们擦过他时，黛安娜的衣服在他的长袍上留下了一条血痕。我见厨师没跟我们跑来，而是转向那领班，想警告他不能这样，这是最糟的想法，也可能是他最后的想法，但我没时间劝他了。

“嘿，嘿，盖依，怎么哩？”他像法国人那样叫那领班的名字，所以他押了个“衣”的韵。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我身后重重“扑”地一声，让我想起刀砍进汉姆伯特的头时的声音，厨师大叫起来。然后是水流的声音，接着就响起沉重的湿东西落地的啪哒声，那声音至今还经常萦绕在我梦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想知道。

我拉着黛安娜进入两个炉子之间的狭窄走道，炉子里强烈的热气烘烤着我们。门就在走道的末端，被两根沉重的钢插销闩着。我伸手去拨上面的那个插销时，听见盖依，那个来自地狱的领班，在我们后面嚷嚷着。

我想专心拉插销，相信在他砍到我们之前能打开门逃出去。但是我的部分思想，决定要逃生的那部分，更清楚该怎么做。我把戴安娜推到门边，迈步到她前面以保护的姿势站着，如同在冰河时代那样一动不动地面对他。

他也冲进炉间的走道，左手紧握刀子举过头顶，张着嘴露出又黑又蛀的牙齿。任何可能从吉姆佩尔傻瓜那儿得到的帮助全没了——那领班紧贴在门边的墙上，手指塞在嘴里，使他更像乡下的白痴。

“你不该忘记我！”盖依怒吼着，像电影《星球大战》里面的犹达。“你可恨的狗！……那么大的音乐声，那么不协调……噫噫噫噫！你还……”

左边炉子前排的一个火眼上有口大锅，我伸手把大锅重重地掀向他（一小时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手被严重烫伤，满手掌的水泡像小小的圆面包，中间三根指头上的水泡更多），大锅从火眼上滑落，在半空中翻倒。里面的东西，看起来像大米或玉米，也许还有九升水倒了出来把盖依腰部以下的地方淋了个透湿。

他大叫一声向后趔趄了一下，那只没有拿刀的手扶在了另一只炉子上，炉火是瓦斯气烧起来的黄蓝色火焰，上面放着一个平底煎锅，锅里正在煎蘑菇，蘑菇已变焦了。他又尖叫起来。这次的叫声非常尖，把我耳朵都刺痛了。他把手举到眼前，好像不相信那手是他的一样。

我向右边一看，门边有一小堆清洁用具，玻璃清洁剂、去污剂、脱脂剂，一把扫帚，柄上顶了个畚箕像戴着帽子一样。钢桶里还有一把带橡胶磙子的拖把。

盖依又朝我冲过来，一手拿刀，一手被烫得像内胎一样鼓鼓的。我抓住拖把柄，靠钢桶的小滚轮把它扯到我面前，拿起拖把朝他戳去，他上身向后一仰，但仍站住了，唇边奇怪地抽搐了一下，像微笑似的。他就像一只忘记了，至少是一下子记不起来怎么咆哮的狗。他把刀举到脸前面，显出几分妖气。头顶的日光灯灯光划过刀锋，反射出寒光，刀锋上没有粘血，所以很亮。尽管被滚烫的水淋过，他的手和腿似乎都不感到痛，燕尾服的裤子上还斑斑点点地 粘着米饭。

“无耻的坏东西。”盖依显出了妖气，像准备去战斗的十字军。如果他是十字军，你可以想像他是穿着粘有饭粒的燕尾服的十字军。“就像杀那无耻的狗那样杀了你。”

“我没有狗，我不能有狗，租约上规定不能养狗。”

我想这是那场噩梦中我惟一对他说的话，但我不十分肯定有没有大声说出，也可能只是在心里说。在他后面，那厨师挣扎着站了起来，他一只手绕住厨房大冰箱的门把，另一只手紧紧捂着血淋淋的长袍的破裂处——他突起的肚子开了一条紫色的口，他努力把肠子塞回去，但做不到，一堆油亮青紫的肠子已经流出来，像可怕的锁链似的挂在他左侧。

盖依举刀想砍我，我还击，连桶带拖把向他捅去。他退了回去。我把拖把收回来，双手紧握拖把柄站在那儿，如果他再过来就用拖把再捅他。我的手在颤抖，汗像热油一样从脸颊流下来。盖依身后，那厨师努力爬起来，像大手术后刚恢复的病人一样虚弱，慢慢地站起来，开始顺着走道朝那吉姆佩尔傻瓜走去。我希望他没什么大碍。

“拉开插销。”我对黛安娜说。

“什么？”

“门上的插销，拉开它们。”

“我动不了，你压着我。”她惊嚎着，我几乎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我向前移一点给她留出空间，盖依对我龇牙咧嘴，拿刀又想砍过来，我又捅开他。我把带小轮的钢桶吱吱作响地向他推去时，他神经兮兮地咧开嘴，低吼着。

“都是跳蚤的臭东西，让你把收音机声音开这么大！臭东西，让你有机会改主意，是吗？婊子！”他像一个在即将来临的战役前讨论局势的人。

他拿刀捅过来，我闪开。但这次他不收回去，我知道他进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他马上再挥刀砍来，我发觉黛安娜的胸脯随着她的呼吸在我的背上擦过。我已经给她腾出空间，但她没转身去开门，只是站在那里。

“开门！”我像狱警一样说，“拉开那该死的插销，戴安娜。”

“我打不开，”她呜咽着，“我打不开，我的手没有一点力气。拦住他，史蒂夫，别站在那和他说话，拦住他。”

她想把我逼疯，我真的这样想。“你转身拉开插销，不然我就站到一边去，让——”

“噫噫噫噫！”他尖叫着，挥舞着刀砍过来。

我用全身的力气把带拖把的钢桶向他猛推过去。他嚎叫了一声，挥刀舞下，如果再近一点就劈到我的鼻子了。太好了！我将拖把头向他脖子背后砸去，拖把的长布条打湿了他黑色夹克的肩膀，像巫师的头发一样散开。他的脸重重地撞在橡皮磙子上，我弯下腰，腾出一只手抓住磙子柄，把磙子夹紧。盖依发出痛苦的尖叫，声音被拖把盖住了。

“拉开插销！”我向黛安娜狂吼，“拉开插销，你这没用的婊子！拉——”

嘶！有个又尖又硬的东西撞进我左臀，我大叫一声向前一倾，

又惊又痛——更多的是惊恐，我想我受伤了。我一边膝盖跪了下来，磙子柄松开了。盖依从拖把布底下抽身回去，呼呼地喘气，像狗在咆哮。我这一击并没使他的动作变慢。他扒开钢桶就挥刀劈来，我向后一退，脸颊感到了刀锋的寒气。

我连忙站起来时，突然想到所发生的事和她所干的事。我飞快地向后一瞥，她用违抗的眼神顶回我。一个疯狂的念头冒出来：她要我死，整件事也许是计划好了的。她发现那个领班精神不正常，然后——

她的眼瞪圆，叫道，“当心！”

我立刻转头看见他向我扑来，他两边脸被夹得通红，除了磙子的绞干口夹的那两处是白的，我用拖把向他猛顶过去，本来是对准喉咙的，却顶到了胸部。我顶住了他的猛扑，他被撞得向后退了一步。随后纯属我运气好，他踩在钢桶里倾出来的水上滑倒了，重重地摔了下去，头狠狠地砸在了地砖上。我没有再想什么，只依稀记得自己大叫起来，一把抓过炉子上煎蘑菇的平底煎锅，用尽力气狠狠地拍到他脸上。先是沉闷的拍打声，接着是他脸颊和前额的皮肤被烫得发出可怕的（但却是逢凶化吉的）咝咝声。

我转身推开黛安娜，拉开闩着门的插销，打开门。阳光刺入我的眼睛，外面的空气非常清新，我从没觉得空气有这样清新过，甚至小时候，暑假的第一天也没这么强烈的感觉。

我抓过黛安娜的手臂，把她推进排着垃圾桶的小巷里。垃圾桶都挂着挂锁。小巷尽头的情景像天堂一样，那里是车水马龙的第五十三大街。我回头看厨房，盖依仰卧着，一圈烧焦的蘑菇贴在他头上像枯萎的花冠，长柄煎锅斜在旁边，通红的脸上都是水泡。他的一只眼还睁着，毫无反应地看着日光灯；他后面空荡荡的，地上有一摊血，大冰箱上印着几个血手印，厨师和那吉姆佩尔傻瓜都不见了。

我砰地关上门，指着巷子前方说，“走。”

她没有动，只是看着我。

我轻轻推了推她左肩说：“走！”

她像交警一样抬起手臂，用一只手指指着我，摇摇头说：“别碰我。”

“你干什么？等你的律师和我谈判？我想他已经死了，亲爱的。”

“别对我指手画脚的！别碰我，史蒂夫，我警告你。”

厨房的门被撞开，我想都不想地冲上前猛地关上。我听到里面传来低沉的哭声，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是生气还是痛苦的哭声。在门还没关紧时我就把背靠上去，用脚撑住。“你要站在这儿讨论这些吗？”我问，“从里面的声音听起来，他还生龙活虎着呢。”他又在撞门，我随之振动，然后又重重把门关紧。我等着他再撞，但他没有。

黛安娜用愤怒而无情的眼神盯了我一会儿，然后转身低着头朝巷子外走去，头发垂在她脖子的一边。我顶着门看她快走到巷子尽头时，才松开，警惕地看了一会，没有人再出来，但我还是担心。我拖了一个垃圾桶顶在门前，然后小跑着去追黛安娜。

我跑到巷口时却没看见她，朝右向麦迪逊广场看看没发现；向左看，看见她在那，正想过斑马线。她仍低着头，头发像布帘似的垂在脸的一侧。没有人注意她。在哥谭餐馆前面，人们在玻璃窗前瞪大眼睛朝里看，像在纽约水族馆的鲨鱼箱前看鲨鱼进食一样。警笛呼啸而来。

我穿过街，搭住她肩膀，而不是喊她的名字，我想这样会好些。

她转过身，眼里满是惊恐。她衣服前面的血迹干成一个可怕的紫色围嘴，身上都是血腥味，表情又惊又怕。

“别管我，我不想再看见你，史蒂夫。”

“你在那种情况下还跟我拧着干！我差点被杀掉，我们俩都可能被杀，我没法相信你，黛安娜。”

“过去14个月我一直想跟你拧着干。”她说，“我们实现梦想的时候不可能还挑时间，是不——”

我甩了她一巴掌。不考虑后果，只是想打她。在我长大后很少有像这样使我痛快的事。虽然感到内疚，但我在这件事上已忍了太久，不想再忍了，一点也不想。

她的头摆向一边，眼睛因震惊和痛苦而睁得圆圆的，一副痛苦而阴郁的表情。

“你这杂种，噢，你这杂种！”她哭起来，手捂着脸，眼泪从眼角流出来。

“我救了你，难道你不知道吗？难道你不懂得吗？我他妈的救了你。”

“你这狗娘养的，你这霸道、自以为是、狭隘、自大、自满的东西。”她骂我。

“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如果不是自大、狭隘的东西，你现在已经死了。”

“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去那地方！”她正说着，头三辆警车在第五十三大街上呼啸而过，停在哥潭餐馆的门前，警察像马戏团的小丑出场一样涌了出来。“如果你再碰我，我会把你的眼珠挖出来，史蒂夫，离我远点。”她说。

我把手夹在腋窝下面。我的手想要掐死她，伸出去绕住她的脖子掐死她。

她走了七八步，转过来对着我微笑，是那种可怕的微笑，比恶魔领班盖依脸上的表情还可怕。“我有情人。”她做出可怕的微笑，可她在撒谎，谎言全显示在她脸上，但同样让我伤心。她想让我信以为真，这表情也在她脸上显现出来。“有三个人，―年左右，你不懂生活，所以我找了懂的人。”

她转过身走了，像一个65岁的老妇人，而不是27岁的女人。我站在那儿看着她走，她快到拐弯时我又喊，这是我无法释怀的一件事，像一根鸡骨头卡在我喉咙里，“我救了你，救了你他妈的命！”

她在拐弯处停下来回头，脸上仍带着可怕的微笑。“不，你没有。”她说。

她转过那拐弯处，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她，虽然我以为能再见到她。不管怎样，我会在法庭上见到她。

在下一个街区我找到一家超市，买了一包万宝路。我回到麦迪逊广场和第五十三大街的转角处，第五十三大街已经被警察用蓝色的隔离架围起来，以保护犯罪现场和疏导交通。在此处 我可以看见那餐馆，视角还不错。六辆救护车已经就绪，最早听见的警笛声应该是救护车的声音。我在路边坐下来，点着一根烟，看着事态的发展。那个厨师第一个被抬进救护车，昏迷了但没有生命危险。在他出现在围观者面前之后出来的是担架上的一个尸袋——汉姆伯特。再下一个出来的是盖依，被紧紧地捆在担架上，在被抬进救护车后厢时瞪大眼四周张望。我认为他的目光扫到了我，但也许只是想象。

运盖依的救护车从一个由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把守的路障缺口开出去后，我把烟扔到了排水沟里。我决定以后都不再用烟草毒害自己了。

我看着离去的救护车，想着医护人员把领班盖依送到哪里去救治，皇后医院？布鲁克林医院？也许是蔡伊医院或曼马内克医院。我还想像到他自己的餐厅可能会是什么样，墙上挂着什么画。我想不出来，但想像他的卧室会相对容易一些，尽管不能确定是否有女人和他同居。我想像他躺在床上没有入睡，但很安静，看着小屋的天花板。月亮像尸体半闭的眼睛一样悬在黑色的苍穹上；想像他躺在那儿听着邻家的狗不断地吠着，那声音像一只银爪扎进他的脑袋里；想像离他床不远的柜子里挂满用塑料干洗袋装着的燕尾服，像被施刑的重罪犯。我想知道他是否有妻子，如果有，在他来纽约工作之前就杀了她吗？想到他衬衫上的污迹就觉得有可能；我还想到他邻居的狗，那只不停地叫的狗，还有邻居的家庭。

但我想得最多的是盖依——晚上无眠地躺着，就像我晚上一样，听着邻家的或下一条街的狗吠，就如我在听警笛的呼啸声和卡车进入市区的隆隆声；我想着他躺在那里看着月亮投在天花板上的阴影，想着“噫噫噫噫”在他脑袋里响起，像封闭的空间里的气体。

“噫噫噫噫。”我说……就想听听是什么感觉，我把那包万宝路扔到水沟里，坐在路边开始慢慢地踩着它。“噫噫噫噫，噫噫噫噫，噫噫噫噫。”

一个站在路障旁边的警察望着我，“嘿，老兄，想止住屁股上的痛吗？”他冲我喊，“我们在这执行任务。”

是，你们那儿有状况，你们在执行任务，我想，谁没个状况。

但是我没回答他。我不踩了，香烟盒已经踩得很扁，不再发出噪音，那声音还在我脑里回荡，为什么不呢？它像其他事一样意义深刻。

噫噫噫噫噫噫噫。

噫噫噫噫噫噫噫。

噫噫噫噫噫噫噫。

《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弗洛伊德，那里是什么东西？哦，狗屁。

说这话的男人声音有点熟，但是这些话本身只是没有条理的只言片语，就像你用遥控器搜索频道时你常听到的话。她这辈子不认识叫弗洛伊德的人。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甚至在她看见那个身穿红色围裙的小女孩之前，这些话仍然没有什么条理。

正是这个小女孩让感觉越来越强烈。卡罗尔说：“哦——哦，我有了那种感觉。”

穿红围裙的女孩在一家叫卡森的乡村超市前，超市出售啤酒、葡萄酒、杂货、新鲜鱼饵、彩票。她蹲着身子，屁股悬在两只脚踝之间，鲜红色的围裙皱巴巴地褶在小腿中间。她正在玩一个娃娃。黄头发的娃娃很脏，是那种圆咕隆咚塞满填充材料没有骨头的娃娃。

比尔问道：“什么感觉？”

“你知道。那种只能用法语才说得出来的感觉。帮帮我！”

他说：“déjà vu（似曾相识）。”

“就是这感觉。”她说，然后转身又一次看着小女孩。卡罗尔想，小女孩会抓着一条腿把娃娃倒提起来，娃娃肮脏的黄头发随之垂下来。

但是小女孩已经把娃娃丢弃在商店粗糙的灰色台阶上，走过去看一只关在一辆旅行车后面的狗。然后比尔和卡罗尔·谢尔顿驶过一段弯道，商店离开了视线。

卡罗尔问：“还有多远?”

比尔挑起一条眉毛看着她，嘴角有一个酒窝——左边的眉毛，右边的酒窝，他总是这样。这副表情仿佛在说：你觉得我开心，实际上我真的很生气。结婚以来我都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我真的很生气。虽然你不知道，那是因为你最多看透我五厘米，然后就看不到更深处了。

但是她看得比他想的深，这是婚姻的秘密。也许他也有自己的秘密。当然，他们也有两人共同保守的秘密。

“我不知道，”他说，“我从没来过这里。”

“但是你肯定我们走对了路。”

“走过堤道上了萨尼贝尔岛，只有一条路，”他说，“这条路一直延伸到开普提瓦岛，在那之前我们会到达棕榈屋。我保证。”

他的眉峰开始放缓，酒窝开始消失。他正在恢复她所谓的“了不起的水平”。她已经有点讨厌这“了不起的水平”了，但是她更讨厌他眉毛和酒窝的样子；还有当他认为你问了愚蠢的问题时，他讥讽地说“你说什么？”的样子；当他想表现出沉思而习惯地把下唇包住上唇的样子。

“比尔？”

“嗯？”

“你认识叫弗洛伊德的人吗？”

“有一个弗洛伊德·丹宁。在基督救世主学校高年级的时候，他和我在楼下开了个快餐酒吧。我跟你说起过他，不是吗？某个星期五他偷了卖可乐的钱，带上女朋友上纽约过周末去了。结果他被停学，女朋友也被开除了。你怎么想起他来了？”

“我也不知道”这比告诉比尔和他一起上学的那个弗洛伊德不是她脑子里正在说话的那个声音要容易得多。至少，她不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她想：二度蜜月，你是这么叫的。看着867公路两边的棕掏树，一只白鸟沿着路肩昂首阔步，像一个愤怒的传教士。有一个标牌上写着：塞米诺尔野生动植物公园，每车十元。是啊，佛罗里达是阳光之州、好客之州，更是二度蜜月之州。25年前比尔·谢尔顿和卡罗尔·谢尔顿（以前叫卡罗尔·奥尼尔，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利恩）就来这里度过了他们的第一次蜜月。只是那次在另一边，大西洋那边，在一间小屋，衣柜的抽屉里还有蟑螂。他不停地抚摸我。但是还好，那时候我希望有人抚摸。该死，我希望像《飘》里面的亚特兰大那样被点燃，他点燃了我，改造了我，然后又点燃了我。现在已经是银婚了，25年就是银婚。

他们接近一段弯道，她在想：路的右边有三个十字架。一个大的两侧立着两个小的。两个小的是合成板做的。中间那个是白桦木的，上面有一幅很小的17岁男孩的照片。在一个醉酒的夜晚，也是他最后的醉酒之夜，在这段弯道上，他的车失去了控制。是他的女朋友和她的小姐妹们在这里做了标记——

比尔驶过了这段弯道。一对身体丰满羽毛发亮的乌鸦从碎石路面上凝结的一滩血迹上飞了起来。鸟儿吃得那么饱，卡罗尔在它们飞起来之前还不能肯定鸟儿是否打算离开。没有十字架，左边没有，右边也没有。路中间有什么动物被碾死了，美洲旱獭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正从—辆从未到过梅森迪克森线（传统的美国南北方分界线）以北的豪华汽车底下经过。

弗洛伊德，那里是什么东西？

“出什么事了？”

“呃？”他看着他，有点困惑，有点疯狂。

“你坐得像螺钉那么直。背抽筋吗？”

“有一点。”她逐渐让背松弛下来，“刚才我又有那种感觉——似曾相识。”

“还有吗？”

“现在没有了。”她说，但她在撒谎。这种感觉已经减弱了一点点，但只是一点点。她以前有过这种感觉，却从未如此连续不断。它来来去去，但是从来不曾远离。自从关于弗洛伊德的那件事开始萦绕在她的脑际——然后那个穿着红围裙的小女孩，她就意识到了那种感觉。

但是她在这两件事之前真的没有感觉到什么吗？当他们走下李尔35飞机的舷梯被佛罗里达州福梅尔市的酷热所包围时，这种感觉还没有开始吗？或者更早些时候？从波士顿来时？

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上面是闪烁的黄灯，她想：右边是旧车车场，还有一个萨尼贝尔社区剧院的标牌。

然后她想：不，就像十字架一样，这是一种强烈但虚幻的感觉。

十字路口到了。右边是旧车车场——帕尔姆戴尔汽车公司。卡罗尔真正感到了心惊肉跳，突然袭来的感觉比不安更为强烈，她告诉自己不要再那么蠢了。佛罗里达到处都是旧车车场，如果你在每个十字路口预测有一个旧车车场，那么概率迟早会让你变成一个预言家。这是几百年来巫师们惯用的伎俩。

而且也没有剧院标志。

但是有另一块标牌。是圣母玛利亚，那个萦绕她童年时光的幽灵——伸出双手，姿势像在卡罗尔的一枚大圆项链坠上那样。这枚坠子是卡罗尔的祖母在卡罗尔十岁生日时送给她的。她的祖母把这枚坠子按在她的手里，链子绕在她的指头上，说：“你一直带着它直到长大，因为艰难的日子就要来了。”她一直带它，小学、中学，直到高中她都戴着它。她带着这枚坠子，直到慢慢发育的胸部将它包围起来，就像平凡的奇迹。然后，可能是在和全班同学到汉普顿海滩的旅途中，她丢失了这枚坠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她初次尝到了用舌头接吻的感觉。那个男孩是布奇·苏西，她能够尝到他吃过的棉花糖味。

那枚丢失了很久的坠子上的玛利亚和标牌上的玛利亚几乎有着一模一样的表情，那种让你对任何不纯洁的念头都有犯罪感的表情，哪怕你想的只是一块花生黄油三明治。在玛利亚下面，标牌上写着：仁慈的圣母帮助佛罗里达无家可归之人——你愿帮助我们吗？

嘿，玛利亚，你有什么经历——

这次不止一个声音——许多声音，女孩的声音，幽灵般唱颂歌的声音。这些都是平凡的奇迹，还有普通的幽灵。当你老了就会发现|这些东西。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她知道他的语气，她还知道他挑眉毛露酒窝的样子。比尔的语气像在说我只不过假装生气，实际上他真的已经生气了，至少有一点。

“没有。”她尽力地朝他挤出微笑。

“你真的看起来不像你自己了。也许你不该在飞机上睡觉。”

她说：“也许你说得对。”这样说不仅仅是取悦他，毕竟有多少女人能够在开普提瓦岛为她们的25周年结婚纪念日度第二次蜜月呢？包下李尔喷气式机来回往返？在你钞票总嫌不够花（至少当你在月底打出万事达卡的账单时）的一个地方呆十天？在那种地方，如果想按摩，就会有一个高大的瑞典俏妞来到你六间房的海滩度假屋内用拳头给你敲敲打打？

然而以前却不是这样的。她初遇比尔是在一个全市的高中舞会上，三年后又在大学碰上了（又一个平凡的奇迹）。结婚时他的工作是看门人，因为电脑行业没有空缺的职位。那是1973年，那时电脑还不是那么普及。他们住在里维尔一个肮脏的地方，不在海滩上，但是离海滩很近。每天晚上都有人不断地上楼，向那两个住在他们楼上面带菜色的家伙买毒品，而且还无休无止地听着60年代的靡靡之音。卡罗尔常常是清醒地躺着，等待着吵闹开始。她想：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离开这里了，在忧郁的奶油切尔乐队的歌声中，在有碰碰车的海滩上，我们将逐渐衰老死去。

比尔下班后筋疲力尽，在噪音中也能熟睡。他侧躺着身子，有时一只手搭在她的臀部上。特别是楼上的家伙与他们的主顾吵架时，如果他的手没放在她的臀部，她常常会把他的手拉过来。比尔就是她的一切。她与他结婚后，她的父母实际上就与她脱离了关系。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那种不宽容的教徒。奶奶曾问过她，当人人都断定他是个穷小子时为什么还要跟他走？她怎么会听信他的蠢话？她为什么要让父亲伤心？她能说什么呢？

从里维尔的那个地方到翱翔在12500米高空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上，这是一段遥远的距离；到这辆租来的皇冠维多利亚，又是一条很长的路——那些黑帮电影里的好人总是把这种车叫做皇冠维克——花十天时间把这辆车开到一个地方去，费用可能……唔，她甚至都不愿想这件事。

弗洛伊德……哦，狗屁。

“卡罗尔？现在怎样？”

“没什么。”她说。路的前方是一座粉红色的平房，门廊两边都是棕榈树——看见这些棕榈树丝丝缕缕的叶子映衬在碧蓝的天空下，这让她想起了低空掠过的日本零式战机，它们后翼的机枪在开火，就像在电视前浪费时间的年轻人最容易产生的联想——他们经过时，一个黑人妇女会走出来。她会用一块粉红色的毛巾擦双手，面无表情地目送坐在皇冠维克里的有钱人向开普提瓦驶去。她不知道卡罗尔·谢尔顿曾经在90美元一个月的公寓里整晚不能入眠地躺在床上，听着楼上的唱片和毒品交易，感觉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还是鲜活的，有什么东西让她想起聚会上掉在窗帘背后的香烟，虽然小得不易发现，但它却将靠近织物闷闷地燃烧起来。

“亲爱的？”

“我说没什么。”他们经过了这座房屋。没有女人。一个老人——白人，不是黑人——坐在摇椅上，注视着他们路过。他的鼻子上架着无框眼镜，膝头搭着一条粗糙的粉红色毛巾，和房子的颜色一样。“我现在挺好。只想快点到那里换成短裤。”

他的手摸了摸她的臀部——在那些最初的日子里他是如此频繁地抚摸着她——然后再稍稍向里探去。她想制止他，但是没有。毕竟他们在度第二次蜜月。还有，这样会让他的这种表达方式一去不回。

“也许，”他说，“脱下衣服，换上短裤之前，我们可以歇一歇。”

“好主意。”她说，把手放在他的上面，紧紧地按住他的手。前面会有一个标牌，他们会看到上面写着“棕榈屋向左五公里”。

其实标牌上写的是“棕榈屋向左三公里”。远处还有一个标牌，又是圣母玛利亚，双手外伸，电流有些轻微震动，头上都不太像有一圈光环了。这个标牌写着：仁慈的圣母帮助佛罗里达的病人——你愿帮助我们吗？

比尔说，“下一个该写‘缅甸刮胡霜’。”

她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但是很显然只是个玩笑，于是她笑了。下一个将写着“仁慈的圣母帮助佛罗里达的饥民”，但是她不会跟他说。亲爱的比尔，虽然有时他的表情很愚蠢，有时用些莫名其妙的典故，可他还是亲爱的比尔。她父亲曾对她说，他很有可能会离开你，你知道吗？如果你能熬过去，就是你能盼望的最幸运的事了。亲爱的比尔证实了（只一次但很关键）她的判断力远比她父亲的好得多。这个被她奶奶称为“吹大牛的人”并没有离开她。当然她付出了代价，但是那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呢？上帝说，拿走你想要的……然后为它付出代价。

她的头发痒，她心不在焉地挠着头，留意着下一个圣母标牌。

可怕的是当她失去孩子的时候事情开始发生转变，就在比尔得到一份位于128号公路上的海滩电脑公司的工作之前。那时这行业开始了第一波旋风式的变化。

失去了孩子。或许除了比尔，他们都认为是流产。当然她娘家的人都相信这个说法：爸爸、妈妈、奶奶。“流产”是他们的说法，如果发生了这类事，天主教徒的说法是流产。嘿，玛利亚，你有什么经历？她们跳绳时有时会这么唱，觉得自己大胆而有罪，制服裙在有伤疤的膝盖上跳来跳去。这就是在天使之女学校的时候，在那里如果安尼昂西亚塔修女发现你在“宣判时间”凝视窗外，她会用戒尺抽打你的指关节；在那里多玛提拉修女会告诉你100万年只不过是永恒这个时钟的第一声滴答（你可以在地狱里享受永恒，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这样很简单）。你将永远呆在地狱里，皮肤在燃烧，骨头被烘烤。而现在她在佛罗里达，坐在皇冠维克里，旁边是她的丈夫，他的手还放在她的胯部；衣服皱了，但是如果能让他的脸换副表情，谁又会在乎呢？为什么这种感觉还不停止？

她想像着前面有一个邮箱，侧面写着拉格兰（RAGLAN），前面有一个美国国旗贴花。实际上侧面是里根（REAGAN），一张感恩之死乐队的贴花，但确实有邮箱。她想像有一条沿着路的另一边欢快小跑的小黑狗，头垂着，哼哼地叫着。小黑狗也真的在那里。她又在想那个标牌，是的，的确有一块标牌，上面写着：仁慈的圣母帮助佛罗里达的饥民——你不愿帮助我们吗？

比尔正指着什么：“那边——看见没？我想那就是棕榈屋。不，不是标牌那里，另一边。干吗让人把那样的东西立在这里？”

“不知道。”她的头发痒。她挠着头，黑色的头皮屑开始从她眼前掉下。她看看手指，惊恐地发现指尖有黑黑的污迹，就像有人刚刚取走了她的指纹。

“比尔？”她用手指梳理着金发，这次头皮屑更大块了。她看见的不像皮屑，而像纸屑。其中一片上有一张脸，就像拙劣修补后的底片上有一张脸在窥视。

“比尔？”

“什么？什——”他的声音完全变了，这比车子突然转向更让她害怕。“天哪，亲爱的，你头发里是什么？”

那张脸看起来像特里萨修女。是不是因为她正在想着天使之女学校呢？卡罗尔把它从裙子上拨下来，想给比尔看，但是还没来得及，它就碎了。她转身看他，只见他的眼镜已经在他脸上融化，一只眼睛从眼窝里突了出来，然后像一颗充血的葡萄般裂开。

她想：我早就知道，甚至在我转身之前，我就已知道。因为我有那种感觉。

一只鸟在树上叫着。标牌上，玛利亚伸出她的手。卡罗尔想尖叫，就是想尖叫。

“卡罗尔？”

那是比尔的声音，来自遥远的地方。然后他的手——没有压着裙褶探人她的胯部，而是放在她的肩上。

“你还好吧，宝贝？”

她睁开眼睛，阳光很耀眼，她的耳朵听到李尔喷气飞机的引擎发出沉稳的轰鸣声，还有别的什么——她的耳膜感觉到了压力。她看着比尔温柔关切的脸，又看看机舱里温度计下的刻度盘，然后发现飞机已下降到8500米。

“着陆？”她昏昏沉沉地自言自语，“要着陆了？”

“很快，哈？”他听起来很高兴，就像他是自己在飞而不仅仅是花钱享受一样，“机师说20分钟后我们将在福梅尔着陆。你刚才惊得一跳，宝贝。”

“我做了个噩梦。”

他笑了——他故作浑厚的讥笑声让她真的很厌恶。“你的第二次蜜月不许有噩梦，宝贝。梦见什么啦？”

她说：“我记不住了。”真的是这样。只有些片段：比尔的眼睛在他脸上融化，还有一首她们读五六年级时会唱的跳绳歌，那是三四首被禁歌曲中的一首。它是这样唱的：嘿，那里，玛利亚，你有什么经历……然后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她记不住接下来是什么了。她只记得丁丁当当，丁丁东东，我看见爸爸的大屁股，但是她记不住关于玛利亚那首了。

玛利亚帮助佛罗里达的病人，她寻思着，不知道这个想法有什么意思。就在这时，机师“哔”地一声打开了安全带的指示灯。他们开始最后下降。她想：让疯狂的喧闹开始吧。然后系上了安全带。

他问：“你真的不记得了？”一边系紧自己的安全带。小喷气式飞机颠簸着穿过云层，一个机师稍微调整了一下，飞行又平稳起来。

“通常在你醒来后，你都能记得，哪怕是噩梦。”

“我记得天使之女学校的安尼昂西亚塔修女，宣判时间。”

“那就是噩梦。”

十分钟后着陆传动装置在轰鸣声和撞击声后逐渐平息下来，也就是在他们着陆后五分钟。

“他们会把车开到飞机这里来。”比尔已经开始讲他那种A型专横性格典型的屁话了。她不喜欢，不过至少不像他故作浑厚的笑声和一贯要人领情的样子那样令她讨厌。“我希望车子没出什么故障。”

她想：没有。这种感觉强烈地掠过。一两秒钟后它就会停在我这一侧的窗外，你的佛罗里达全程度假车，一辆讨厌的白色宽大的卡迪拉克，也可能是林肯——

是的，车来了，证明了什么？唔，她想，证明了有时当你感觉似曾相识时你所想的会真的发生。只不过不是卡迪拉克或林肯，而是一辆皇冠维多利亚——马丁·斯科西斯导演的黑帮电影里无疑会把它叫做皇冠维克。

他扶她走下飞机舷梯时，她“呜——”了一声，热辣辣的太阳让她感到晕眩。

“什么事？”

“没什么，真的。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是梦引起的吧。我感觉我们以前来过这里。”

“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亲爱的。”他说，然后吻吻她的脸颊，“来，让疯狂的喧闹开始吧。”

他们朝车子走去。比尔向一个把车开过来的年轻女人出示了他的驾照。卡罗尔看见他打量着她的裙边，然后在她的笔记本上签字。

卡罗尔想：她会让笔记本掉下来。这种感觉那么强烈，就像游乐场里游乐车的车速有点过快，突然之间你认识到自己正在游离快乐，觉得有点恶心了。她会让笔记本掉下来，然后比尔会说“哎哟”，然后拾起笔记本，更近地看看她的双腿。

但是这个来自赫兹汽车租赁公司的女人没有让她的笔记本掉到地上。一辆白色的礼仪车出现了，把她带回巴特勒航站楼。她向比尔最后一笑——她完全忽视了卡罗尔——然后打开前排乘客车门。她步入车门时，脚下一滑。“哦哟，不要太快。”比尔说着抓住她的肘部，把她扶稳。她向他微笑，他最后看了看她匀称的小腿，卡罗尔站在他们的一大堆行李旁边，思绪如潮。嘿，玛利亚……

“谢尔顿夫人？”是副机师。他拿着最后一个包，比尔的手提电脑放在里面，他显得很关心：“你还好吧？你的脸色挺苍白的。”

比尔听到后转过身来，显得很担心。如果她对比尔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她对比尔唯一的感觉的话，就不会有银婚了，当她发现他和那个女秘书有染的时候就可以离开他。那是一个爱用伊卡璐护肤品的金发女郎，年轻得记不住“如果我只有这辈子可以活”的伊卡璐标语。但是还有其他感觉，比如爱。还是爱，那是天主教学校里穿制服的女孩没有怀疑过的爱，是那种坚韧得不会死去、像野草般丛生的、讨厌的爱。

除此之外，不仅仅是爱让人们结合起来。还有秘密，以及你为了保守秘密所付出的代价。

“卡罗尔？”他问她，“宝贝，还好吧？”

她想告诉他不好，她一点都不好，她好像快被淹死了，但她还是勉强挤出微笑说，“天太热了，没啥。我觉得有点头昏眼花。扶我上车，打开空调就好了。”

比尔扶着她的肘关节（卡罗尔想：你肯定没有打量我的双腿），把她领向皇冠维克，好像她是一个年迈的老太太。车门关上冷气吹到她脸上时，她真的开始感到舒服点了。

如果这种感觉再回来，我会告诉他。卡罗尔想，我得告诉他，感觉太强烈了，不正常。

唔，似曾相识一点都不正常，她想——似梦似幻，还有点像脑子不灵光，把全新体验当成了旧数据（她肯定在哪儿读过，也许在医生办公室里等着检查她52岁的外阴的时候）。管道上暂时有个孔，热水和冷水混合了。她闭上眼睛祈求这种感觉快离开。哦，圣洁的玛利亚，为我们这些向她求助的人祈祷。请（他们以前常说“哦，求求你了”），不要回到教区学校。这应该是一个假期，不——

弗洛伊德，那里是什么东西？哦，狗屁！哦，狗屁！

谁是弗洛伊德？比尔认识的只有弗洛伊德·多宁（也许是达宁），曾经和他一起开过快餐酒吧的家伙，与女朋友跑到纽约去的家伙。卡罗尔记不起比尔什么时候告诉过她关于这个小子的事，但是她知道他说过。

别再想了，孩子。这里没有东西给你。关上思绪的大门。

起作用了。最后一句——你有什么经历——然后她又只是卡罗尔·谢尔顿，在她去开普提瓦岛的路上，在她和著名的软件设计师丈夫去棕榈屋的路上，在他们去海滩喝兰姆酒享受音乐的路上。

他们路过了帕布立克超市，经过了一个照看路边水果店的老黑人——他让她想起在美国电影频道中看到的那些30年代电影演员，一个唯唯诺诺的家伙，穿着围裙式工装裤，戴着圆顶草帽。比尔闲聊着，她也回应着他。她有点吃惊，那个从10岁到16岁成天带着玛利亚坠子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了一个穿着多娜·卡兰裙子的女人——那对里维尔公寓里绝望的夫妇就是现在驾车沿着青葱的棕榈走廊飞奔的中年富人——而她就是那个女孩，他们就是那对'夫妇。在里维尔的时候，有一次他喝醉了回家，她打了他，他的眼睛下面流了血。她曾经害怕地狱，并且有些沉迷于这种精神枷锁时，她会想：我真是该死，我该被诅咒。100万年，只是时钟的第一声滴答。他们在收费站前停下来，卡罗尔想像着收费员前额左侧有一块草莓样的胎记，几乎挨着他的眉毛了。

没有胎记——收费员只是一个普通的四五十岁的家伙，粗硬的灰发剪得潦潦草草，戴着一副牛角边的眼镜，是那种说话口音很重的家伙——那种感觉又开始回来了，卡罗尔认识到她想的事情是她真正知道的事情，开始时还不是全部，但是，到他们靠近41号公路右侧的小市场时，她几乎知道每件事了。

卡罗尔想像着：市场叫科森市场，前面有一个小女孩，穿着红色围裙，她有一个娃娃，肮脏破旧的黄头发娃娃，就是为了去看旅行车后面的狗而被她丢在商店台阶上的那个。

结果市场的名字是卡森，不是科森，但是其他一切都相同。当白色皇冠维克经过的时候，穿红色围裙的小女孩朝卡罗尔的方向转过她严肃的脸——一张乡村女孩的脸。一个乡下女孩跑到这个富人旅游的乡村来干什么呢，她和她那肮脏的黄头发娃娃？卡罗尔不知道。

就是在这里我问比尔还有多远，但是我不会问。因为我得打破这个怪圈，这个常规。我必须这么做。

“还有多远？”她冋他。他说只有一条路，我们丢不了。他说我们肯定能到棕榈屋没有问题。

然后，顺便问一句，谁是弗洛伊德？

比尔的眉头抬起，嘴边的酒窝出现了。

他说：“你一旦走过堤道上了萨尼贝尔岛，就只有一条路了。”卡罗尔几乎没听见，他仍然说着这条路。两年前的一个周末，她的丈夫冒着毁掉他们的一切的风险和他的秘书幽会。比尔换了一个人，成了卡罗尔的妈妈曾经警告过的会让她伤心的比尔。后来比尔试着告诉她说他没法控制自己，她想尖叫，我曾经为你杀死一个孩子，一个胎儿。那个代价有多高？这就是我得到的回报吗？快到50岁了，却发现自己的丈夫与伊卡璐女郎勾搭上了？

告诉他！她厉声尖叫。让他把车停在路边，让他做任何可以让你发泄的事——改变一件事，改变一切！你可以做到——如果你能熬过这一关，你就可以做到这一切！

但是她什么都不能做，时间开始更快地流逝。两只吃得过饱的乌鸦从它们那滩午餐上飞起。她的丈夫问她为什么那样坐着，是抽筋吗，她说，是的，她的背在抽筋但是现在好多了。她喋喋不休地说着似曾相识，就像她没有沉溺其中。皇冠维克向前驶去，像里维尔海滩上虐待狂似的碰碰车。右边是帕蒙戴尔汽车公司，左边呢？一种当地社区剧院的标志，《顽皮的玛利埃塔》。

不，是玛利亚，不是玛利埃塔。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上帝的母亲，她伸出手……

卡罗尔竭尽全力想告诉她的丈夫正在发生的事，因为比尔就坐在方向盘后，比尔还会听她说。有人听你说就是婚姻爱情的全部。

她什么也没说。在她的意识里，奶奶在说：“艰难的日子就要来了。”在她的意识里，有个声音在问弗洛伊德那边是什么，然后说：“哦，狗屁，”然后尖叫，“哦，狗屁！”

她看着表盘，发现它的刻度不是小时英里，而是千米：他们在8500米高空，正在下降。比尔正在跟她说她不该在飞机上睡觉，她也附和着。

一栋粉红色的房子出现了，有点像平房，两边都是棕榈树，就像二战电影里的那样，树叶映衬着来袭的李尔喷气飞机，机枪扫射着——

扫射。燃烧。他拿着的杂志立刻变成了火炬。神圣的玛利亚，上帝之母，嘿，玛利亚，你有什么经历——

他们经过了这座房子。老人坐在门廊上，看着他们经过。他的无框镜片在阳光下闪烁。比尔的手在她的臀部建立了一个据点。他说着也许在她脱下裙子穿上短裤之前他们可以休息一下，她同意了，虽然他们根本到不了棕榈屋。他们打算顺着这条路走下去，走下去，他们和白色的皇冠维克，永远，阿门。

下一个标牌会是棕榈屋三公里。旁边的标牌写着：仁慈圣母帮助佛罗里达病人，他们会帮助她吗？

等她开始明白过来已经太晚了。她开始看见亚热带的阳光在他们左边的水面上闪闪发光。她想知道这一生她犯了多少错误，多少罪孽（如果你喜欢这个词）。上帝知道，她的父母和奶奶肯定知道，这样或那样的罪孽，在逐渐发育地被男孩们注视着的胸脯中间戴着坠子。多年后她和她的新婚丈夫躺在酷热的夏夜，知道必须做决定，知道时间在流失，烟头在闷闷地燃烧。她记得做了决定，没有大声告诉他是因为有些事你可以保持沉默。

她的头发痒。她挠着头，黑色的头皮屑打着旋从她眼前落下。在皇冠维克的仪表盘上高度表冻结在4800米，之后刻度表爆盘了，但是比尔似乎并没注意。

接下来是一个前面贴着感恩之死乐队贴花的邮箱；一条黑色的小狗一路小跑。上帝知道她的头发痒，黑色的头皮屑像尘土在空中飘舞，有一片上面是特里萨修女的脸。

仁慈的圣母帮助佛罗里达的饥民——你愿帮助我们吗？

弗洛伊德。那边是什么？哦，狗屁。

她看见大的什么东西，上面写着三角洲。

“比尔？比尔？”

他回答得很清楚，然而却像来自宇宙边缘：“天哪，亲爱的，你头发上是什么？”

她从膝盖上拨弄起黑糊糊的残佘的特里萨修女的脸，给他看。她嫁了一个老式男人，嫁了一个与秘书有染的男人。虽然如此，这个男人却把她从那些人那里救了出来，那些人总是认为如果你点亮足够的蜡烛，穿上蓝色运动夹克，哼着大家都认可的跳绳曲子，你就可以永远住在天堂里。在一个炎热的夏夜和这个男人躺在一起，楼上进行着毒品交易，铁蝴蝶乐队在无数次地重复着“在一个伊甸园的花园里”。后来，她问他你认为得到了什么，你知道，当你在这场表演里的角色结束时。他用手臂圈着抱着她，沿着沙滩，她在半路听到丁当声和碰碰车的砰砰声，还有比尔——比尔的眼镜在他的脸上融化了。一只眼球从眼窝里突出来。他的嘴唇是个血洞。树上有一只鸟在叫，一只鸟在尖叫。卡罗尔开始跟着它尖叫，手上举着有特里萨修女面孔的烧焦的碎纸片，尖叫着，看着他的脸颊变黑，然后他的前额涌动，脖子裂开，像发炎的甲状腺，尖叫着，她在尖叫着，某个地方铁蝴蝶乐队正在唱着“在一个伊甸园的花园里”，她在尖叫着。

* * *

“卡罗尔？”

是比尔的声音，来自遥远的地方。他的手放在她的上面，他的抚摸出自关心而不是欲望。

她睁开眼睛看看周围阳光明媚的李尔35机舱，片刻之间她懂得了这一切——就像你在初醒时懂得了汹涌而至的梦境那样。她记得问他认为你得到了什么，在那之后，他说你也许得到了你一直认为自己会得到的，如果杰瑞·李·刘易斯认为他因为演奏爵士乐而要下地狱的话，那就是他会去的地方。天堂，地狱，或者是格兰德拉匹兹，都是你的选择——或者是那些教你相信什么的人的选择。这是人的思想中最后的伟大的小把戏：在你总是期盼着消磨永恒的地方来感知永恒。

“卡罗尔？你还好吧，宝贝？”比尔一只手里握着他读的杂志，封面是特里萨修女的《新闻周刊》，上面有一行白色的字，写着：现在的圣徒？

漫无目的地打量着机舱，她想：正好是4800米，我得告诉他们，我得警告他们。但是这个念头打消了，彻底打消，就跟那些感觉消失的方式一样。它们就像梦一样离开，就像棉花糖在你舌尖上变成了一缕香甜的薄雾。

“着陆？要着陆了吗？”她觉得自己完全清醒过来，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粗重而无力。

“快吧，哈？”他听起来很愉快，就像他自己在飞而不是在花钱享受。“弗洛伊德说我们将到达——”

“谁？”她问。小飞机的机舱很温暧，但是她的手指冰凉。“谁？”

“弗洛伊德。你知道，机师。”他用拇指指着机师坐舱左首的座位。他们正在下降，穿过一堆云朵。飞机摇摆起来。“他说我们20分钟后将到达福梅尔。你刚才惊得一跳，宝贝。刚才你在呻吟。”

卡罗尔张开嘴巴想说就是这种感觉，你只能用法语才说得出的感觉，是vu（看见）或vous（你，你们），但是念头消失了，她说的只是“我做了个噩梦。”

弗洛伊德机师“哔”地—声打开安全带的指示灯。卡罗尔转动着头。在下面某个地方有一辆白色的赫兹公司的车，现在而且永远地等着他们，一辆黑帮用的车，就是马丁·斯科西斯电影里的人物用的那种，可能叫做皇冠维克。

她看着新闻杂志的封面，看着特里萨修女，突然她记起了在天使之女学校跳绳的情景，跟着一首被禁的曲子跳绳，有一首是这么唱的：嘿，玛利亚，你有什么经历，从炼狱里救出我的小命。

艰难的日子就要来了，她的奶奶说过。她把坠子按在卡罗尔的手里，链子绕在她的手指上。艰难的日子就要来了。

我想这就是关于地狱的故事，你被责令重复做同一件事的那种版本。宝贝，存在主义是什么概念；翻翻阿尔伯特·加缪的书。有一个观点是其他人是自己的地狱。我的观点是重复可能就是地狱。

《1408》

每位恐怖小说家和悬念小说家除了写一直大受欢迎的、将奄奄一息的活人误埋的小说之外①至少还会写一篇客栈闹鬼的小说，我下面要写的就是这样的小说。但奇怪的是，我没打算把它写完，我只写了三四页，想把这几页作为我所著的《谈写作》一书的附录的一部分，向读者演示一篇小说是如何从初稿演变成第二稿的。我只不过想为书中夸夸其谈的原则提供一些实例罢了。但令人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小说让我欲罢不能，我一口气写完。我认为对不同的人来说，让他们惊恐的东西大相径庭（比如，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秘鲁树蛇会让有些人寒毛直竖），但写这篇小说时我毛骨悚然。这篇小说本来是录音版的《血与烟》的一部分，录音版里声音更恐怖。我被吓得半死。但旅馆里的房间本来就是令人恐怖的地方，难道不是吗？我是说，在你以前有多少人在那张床上谁过？他们中有多少人染上了疾病？有多少人精神错乱？又有多少人也许想在读一读身旁床头柜抽屉里的《圣经》的最后几行短句之后在电视机旁的壁橱里上吊？哦，别管那么多，我们去办理入住手续，好吗？拿好钥匙……花点儿时间，你也许会发现那四个本来无辜的数字加起来是多少。

就在走廊的那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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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著名诗人、侦探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所著的短篇小说《埋葬活人》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一

迈克·恩斯林还站在旋转门里面的时候就看到了奥林——多尔芬旅馆的经理——正坐在大堂里厚厚的椅子上。迈克心里一沉。要是我让律师一块儿来就好了，他想。哎，可现在为时已晚。即使奥林已经决定设置重重障碍，想办法不让迈克进入1408房间，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总有办法对付他的。

迈克走出旋转门后，奥林伸出又短又粗的手走了过来。多尔芬旅馆位于第六十一大街，在第五大道的拐角处。旅馆不大，但让人感觉很舒服。为了伸出手与奥林握手，迈克把旅行包换到左手上。这时，身穿晚礼服的一男一女从迈克身旁走过。那女的金发碧眼，一身黑色，香水散发出的幽幽花香让人感到这就是纽约。在夹层楼面的酒吧里，有人在演奏《夜晚与白昼》，似乎更让人有这种感觉。

“晚上好，恩斯林先生。”

“奥林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奥林看上去很难受。他环视了一下小巧舒适的大堂，似乎在寻求帮助。一个男人正与妻子在接待处商量戏票的事，接待员微笑着，耐心地看着他们。一个满脸疲惫的男人——只有在商务舱里呆过很长时间的人才会这样——在前台与一个身穿漂亮黑色套装的女人商量预订房间的事，那黑套装也可以做晚礼服。多尔芬旅馆里看起来与平常没什么两样，不管是谁，只要有困难都能得到帮助。但可怜巴巴的奥林先生是个例外，他已经被这个作家牵着鼻子走了。

“奥林先生？”迈克又叫了一声。

“恩斯林先生，能到我的办公室谈谈吗？”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呢？这将使书中1408房间的那一部分更精彩，增加读者渴望看到的那种不祥的气氛，而且远远不止这些。尽管迈克·恩斯林心中直到现在才敢肯定；他现在确实肯定。奥林真的害怕1408房间，害怕今夜迈克在那儿的遭遇。

“当然可以，奥林先生。”

奥林是个好心的主人，他伸出手要帮迈克拿旅行包。“我来帮你提吧。”

“还是我自己来吧。”迈克说，“没什么东西，就几件换洗衣服和牙刷。”

“您真的要住下吗？”

“那还有假？”迈克说，“我已经换上幸运夏威夷衬衫了。”他笑了笑。“上面有防鬼剂。”

奥林没有报以一笑。相反，他叹了口气。他矮矮胖胖，身穿深色燕尾服，领结打得整整齐齐。“很好，恩斯林先生，那就跟我来吧。”

这位旅馆经理在大堂里显得有些犹豫不决，几乎有些垂头丧气。他的办公室里镶嵌着橡木，墙上挂着旅馆的照片（多尔芬旅馆于1910年开业——迈克可以不依靠刊物或者大城市报纸上的评论而出版作品，他坚持自己做调查），奥林似乎又恢复了自信。办公室里铺着波斯地毯，两盏落地灯发出柔和的黄光。桌上有一盏罩着绿色菱形灯罩的台灯，边上有关雪茄盒。雪茄盒旁边是恩斯林最近出版的三本书。当然是平装本，因为没有精装本的。我这个旅馆的主人也一直在做些研究，迈克心里这么想。

迈克在桌前坐下，他本以为奥林坐在对面，没想到奥林在迈克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两腿交叉着。奥林身体往前倾，去拿雪茄盒，他的肚子不大。

“来根雪茄，恩斯林先生？”

“不，谢谢。我不吸烟。”

奥林的目光转移到迈克右耳后夹着的香烟——香烟别在突出的部位上，正如过去机智俏皮的记者把下一根香烟放在浅顶软呢帽细带上的“新闻采访”的牌子下面一样。那根烟早已成为迈克身体的一部分了，因此，迈克一时间真的没搞清楚奥林在看什么。接着，他大笑起来，取下香烟，朝自己看看，又转而看着奥林。

“我已经九年没抽过烟了。”他说，“我有个哥哥死于肺癌，他死后我把烟给戒了。耳后这根香烟……”他耸了耸肩。“一是为了装装样子，一是出于迷信，我这么想。就像这件夏威夷衬衫，或者像您有时看到的装在一个小盒子里的香烟，放在桌子或墙上，盒子上写着：‘如遇紧急情况请敲击碎玻璃。’奥林先生，1408房间里可以吸烟吗？万一核战爆发呢？”

“可以吸烟。”

“那样的话，”迈克高兴地说，“夜里我就用不着那么害怕了。”

奥林先生又叹了口气，但这次不像在大堂里的那声叹息那么绝望。是的，这是办公室，迈克想。是奥林的办公室，他的小天地。今天下午迈克在罗伯森律师的陪同下到这儿来过，奥林一踏进办公室的门就不那么紧张不安了。是啊，除了自己的小天地之外，哪儿还能有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感觉呢？奥林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好看的照片，地上铺着漂亮的地毯，烟盒里装着上等的雪茄。毫无疑问，自1910年以来，前前后后好几任经理在这儿办公。这些与金发女郎的露肩礼服、香水味和午夜过后对性爱隐隐约约的暗示一样，让人感到这就是纽约。

“您仍觉得我无法劝阻您吗？”奥林问。

“我知道您没法劝阻我。”迈克说，又把香烟放回耳后。他不像从前头戴五颜六色软呢帽的三流文人一样，用飞达力或怀尔德鲁特牌头油把头发往后梳得油光发亮，但他每天都换上一根香烟，就像换内衣一样。耳后那地方会出汗的，一天下来，如果迈克没抽过那根致命的香烟扔进抽水马桶之前仔细看看的话，就会看到薄薄的留有模糊的橘黄色的汗渍。这并不能诱使迈克把香烟点燃。连他自己现在都弄不懂怎么会有二十年的烟龄——每天三十根，有时四十根。他更搞不懂为什么要那么做。

奥林从记事簿力拿出一摞平装书。“我真希望您错了。”

迈克手脚麻利地拉开旅行包侧面口袋的拉链，拿出一只袖珍索尼录音机。“奥林先生，我想录下我们的谈话，您介意吗？”

奥林摇摇手，迈克按下录音键，小红灯亮了起来，卷轴开始转动。

这时，奥林正慢慢翻阅那一摞书，看看书名。迈克·恩斯林看到自己写的书在别人手里，和往常一样，他心头涌上说不出的滋味：骄傲、不安、欢乐、蔑视和羞愧。他没有理由感到羞愧，最近五年中，这几本书让他心满意足，他不必与包装商分享任何一本书的收益（他的经纪人称包装商为“书妓”，也许出于嫉妒），因为那都是他自己想到的好主意，第一本书如此畅销，只有傻瓜才想不到这么做。拍摄《弗兰肯斯坦》①后为什么不拍摄《弗兰肯斯坦的新娘》呢？

他曾去过衣阿华州。他曾与简·斯迈利②一切做过研究，还曾与史丹莱·埃尔金③在同一专题小组。他还曾一心想以“耶鲁新诗人”为笔名出版作品（他现在的朋友和熟人对此一无所知）。当这位旅馆经理大声念出书名时，迈克不禁有些后悔刚才向奥林提出录音的要求。过一会儿，他将会听到奥林那不紧不慢的语气，想像自己听出那语气中不屑一顾的味道。他下意识地碰了碰耳后的香烟。

“《十间闹鬼屋子之十夜》。”奥林念道，“《十个闹鬼墓地之十夜》，《十座闹鬼城堡之十夜》。”他抬起头，看看迈克，嘴角隐约露出一丝微笑。“为了写作，您去了苏格兰，更不用说维也纳森林了。这一切都是免税的，对吗？毕竟，您的工作就是写那些闹鬼的小说。”

“此话怎讲？”

“您对这些很敏感，是吗？”奥林问。

“敏感，是的，但并不怕。如果您想借批评我的书莱说服我离开您的旅馆的的话……”

“不，根本没那意思，只是出于好奇罢了。两天前，我让马塞尔——他是接待员，白天上班——去把这些书弄来，当时您第一次到这儿来请求……”

“那是要求，不是请求。现在仍是要求。您听罗伯森先生说过，根据纽约州的法律——且不说联邦的两部公民权法——如果某个房间没有人住而我要求入住的话，您不得拒绝我。现在1408房间没人住。1408房间一直空着。”

然而，奥林先生这时候不会把话题从迈克最近的三本书上移开——三本书都是《纽约时报》排行榜上的畅销书。他又翻了一遍，已经是第三遍了。柔和的灯光从亮闪闪的封面上反射回来。几本书的封面都以紫色为主。迈克听说紫色最能使恐怖小说畅销。

“我直到今天晚上早些时候才有机会翻翻这几本书。”奥林说，“我一直忙忙碌碌，通常都是这样。多尔芬旅馆在纽约这个大都市里不算大，但客房入住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往往每个客人进门后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我们帮忙解决。”

“就像我。”

奥林微微一笑。“您的问题有点特别，恩斯林先生。您、罗伯森先生和你们所有威胁。”

这些话又把迈克气坏了。他并没有威胁过，除非罗伯森先生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他请律师也是迫不得已，就像无法打开生锈的上锁的箱子时只得用铁棒撬一样。

那个上锁的箱子不是你的，他心想，但联邦和州的法律却并不这么认为。法律规定，只要事先没人住在里面而他想住的话，多尔芬旅馆的1408房间就得让他住。

他意识到奥林正看着他，仍带着微笑。好像迈克的内心独白他都听得清清楚楚。这让人很不自在，迈克没料到这次会面会如此令人不快。似乎从他拿出袖珍录音机（这玩意儿通常很有威慑力）、把它打开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听奥林摆布。

“奥林先生，您似乎想把我搞得晕头转向。我已经忙了一整天了，如果我们关于1408房间的争论到此为止的话，我想上楼去，然后……”

“我曾读过一本……啊，您把它们叫做什么？随笔？小说？”

迈克称它们为摇钱树，但因为磁带在转，他可不想这么说，即使那是他的磁带。

“小说。”奥林肯定地说，“每本书是一个故事。您的《闹鬼的屋子》里的堪萨斯州的里尔斯比的房子的那个故事……”

“啊，是的，是斧头凶杀案。”那个将尤金·里尔斯比一家六口杀得一个不留的恶魔至今仍逍遥法外。

“确实如此。还有您的阿拉斯加自杀身亡的情侣墓地露宿的那一夜——就是人们一直声称在锡特卡看到的那些情侣——还有您在嘉茨比城堡过夜的事。确实非常有趣，让我大吃一惊。”

迈克想听出对“十夜”丛书的最温和的评论中隐含的轻蔑语气，有时是他自己多心，别人并没有轻蔑的意思——迈克发现很少有人会像作家那么偏执，他们一本正经地认为自己生活在贫民窟——但此时此刻，他相信奥林没有轻蔑的意思。

“谢谢。”他说，“是这样。”他低头看了看袖珍录音机。那红色的小指示灯通常似乎盯着对方，刺激对方说错，可今晚它似乎盯着迈克。

“哦，是的，我这么说是因为觉得您很了不起。”奥林轻轻敲打着那几本书，“就因为写得好，所以我很想把这些都看完……我喜欢这样的故事。我没想到看了您在嘉茨比城堡的让人无法想像的冒险之后会哈哈大笑。我我没想到您这么了不起，这么不露声色。我期望在小说里能看到更多的凶杀。”

迈克强忍着，他猜测接下来奥林肯定会问他来这儿的目的，就像别人说“像你这种漂亮的女孩来这种地方干什么”一样。奥林是个温文尔雅的旅馆老板，他的旅馆里住着那些身穿黑礼服晚上外出的金发碧眼的女人，他雇佣瘦弱退休的人，那些人身穿无尾礼服在酒吧里叮叮当当演奏像《黑夜和白昼》这样的老歌。奥林晚上不值班的时候很可能会看普鲁斯特④的作品。

“但这几本书也让我不安。如果没看过，今晚我就犯不着在这儿等您了。我一看到那个夹着公文包的律师，就知道您想入住那个晦气的房间，不管我说什么似乎都无法阻止您。但是这几本书……”

迈克伸出手啪的一声关掉录音机——红色指示灯盯着他，使他感到害怕。“您想知道我为什么特别想了解一些情况，是吗？”

“您恐怕是为了钱才这么做的。”奥林心平气和地说，“而您对情况一点儿都不了解，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您竟然遽下结论，我觉得很有意思。”

迈克觉得双颊发热。不，他来这儿绝对不是与他谈这些；谈话时他还从来没有关掉过录音机。奥林没有那么简单。我陷入他的圈套了，迈克心里这么想。就是这矮矮胖胖的旅馆经理用他指甲修剪成白色新月形的双手为我设置的圈套。

“让我担心的是——不，让我害怕的是——我不禁喜欢上一个颇有才气的作家的作品，可他竟然对自己写过的事毫不相信。”

这话并不完全对，迈克想。他大概写了二十四篇他自认为不错的小说，并发表了几篇。他在纽约的最初十八个月里，写过很多自己认为有质量的诗歌，那时他正在《乡村之声》编辑部工作。但他相信尤金·里尔斯比的无头冤魂在废弃的堪萨斯农场月光下的游荡吗？不。他曾在那个农庄住宅里谁过一宿，在厨房里铺的脏兮兮的油毡上将就了一夜，除了两只老鼠沿着护墙板一溜而过之外，没有更可怕的事情。他曾在特兰西瓦尼亚城堡⑤的废墟中度过一个炎热的夏夜，据说伏勒德·特佩斯⑥仍在那儿接受朝拜；他看到的唯一的吸血鬼是一大群欧洲蚊子。他曾露宿在杀人魔王弗里·达玛⑦的墓地旁，夜里两点，一个满是血痕的身影挥舞着白色的东西在黑暗中朝他走来，那个幽灵的朋友们的咯咯的笑声暴露了他，不过迈克·恩斯林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可怕；他曾看到过一个十几岁的鬼狂舞着割橡胶用的刀。但他不想把这儿所说的任何一件事告诉奥林。他不能——

其实他可以把这些告诉他。袖珍录音机（他根本就不应该把录音键按下去，他现在明白了）又被收好，这次见面不可对外公开。不知道为什么，他竟敬佩起奥林来了。当你佩服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向他掏心窝。

“是的，”他说，“我不相信鬼魂、幽灵和长腿怪兽。我认为没有这些东西真好，因为我也不相信上帝会保护我们不受它们的伤害，我对此深信不疑。但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哪种说法多少都有点道理。我绝不会因为调查芒特霍普公墓的厉鬼而获得普利策奖，但如果他露面，我也会如实描写。”

奥林说了什么，只说了一个字，但声音太低，迈克没听清楚。

“您说什么？”

“我说不。”奥林看着他，几乎带着歉意。

迈克叹了口气。奥林以为他在说谎。到了这个地步，要么跟他坚持到底，要么结束讨论。“奥林先生，我们改天再谈，好吗？我想上楼刷牙。我在浴室里照镜子时也许会看到凯文·奥马利出现在我身后。”

迈克要起身离开，奥林伸出胖乎乎的收想阻止他，那指甲精心修剪过。“我没说您在说谎。”他说，“但是，恩斯林先生，您就是不信。鬼不会在不相信鬼的人面前出现，当鬼出现时人也很难看见。为什么尤金·里尔斯比在家前厅里滚动他的断头时您却什么也没听见！”

迈克站起身，然后弯腰拿起旅行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在1408房间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是吗？”

“您可不能这么说。”奥林说，“您会担心的，因为1408房间里没有鬼，从来都没有。那儿有什么东西——我自己能感觉得到——但不是鬼。在废弃的房子或古老的城堡要塞里，您不相信有鬼，这也许可以让您平安无事。但在1408房间，那只会使您麻烦缠身。不要进去，恩斯林先生。这就是今晚我等您的原因，请您、求您不要进去。在世界上所有不属于那个房间的人当中，写所谓的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的真实的鬼故事的人最不应该进去。”

迈克听到了这些话，可他却没听进去。你关掉了录音机！他在大叫。我被他弄得六神无主，竟把录音机关掉了，接着他有谈到“全明星幽灵周末”的鲍里斯·卡罗夫！他妈的，无论如何，我要把他所说的话写进去。他要是不喜欢我这么做的话，那就控告我好了。

他突然想到楼上去，他再也等不及了，倒不是因为他将要在拐角处的旅馆的房间度过漫漫长夜，而是因为他要趁奥林刚刚说过的话在他脑海中还记忆犹新的时候赶紧记下来。

“喝一杯吧，恩斯林先生。”

“不，我真的……”

奥林先生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钥匙，那钥匙系在长长的黄铜板上，黄铜看上去很旧，有很多划痕，失去了光泽，上面有凸起的数字 1408 。“求您了，”奥林说，“就听我一回。再给我十分钟——十分钟足够喝一小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我就把钥匙给您。我会尽一切力量使您改变主意，但我希望我能够觉察到无法避免的事情。”

“您这儿还用钥匙？”迈克问，“那感觉真好，有点古香古色的味道。”

“多尔芬旅馆于1979年启用磁卡系统，恩斯林先生。那年我开始任经理。1408房间是我们旅馆中唯一一间仍用钥匙的客房。他不需要安装磁卡锁，因为里面从没有人住；那个房间最后一次有人入住是1978年的事了。”

“你在耍我！”迈克又坐下来，不袖珍录音机准备好。他按下录音键，接着说，“这家旅馆的经理奥林说 1408 房间已有二十多年没出租给房客了。”

“1408房间也从不需要上锁，因为我确信那玩意儿肯定无法正常工作。电子手表在1408房间根本就没法用。它们有时会倒转，有时干脆就停下来，根本不知道时间。在1408房间不行，就是不行。袖珍计算器和手机也一样。如果您佩戴着BP机，恩斯林先生我建议您把它关掉，因为您一踏进1408房间，他就会嘟嘟地响个不停。”他停了一停，“即使关掉也不一定管用，它又会自动开机。唯一稳妥的方法就是把电池取出来。”他连看也没看袖珍录音机的停止键；迈克猜想奥林平时录音用的是相同型号的录音机。“恩斯林先生，其实唯一稳妥的方法就是离那个房间远远的。”

“我一定要进去，”迈克说，他拿回袖珍录音机又把它收好，“但我可以把这一杯喝完。”

奥林在熏橡木吧台上倒酒，墙上挂着的那幅油画画的是世纪之交的第五大道。迈克问他：既然1978年以来一直没人住，奥林怎么知道高科技电子设备在房间里无法使用。

“我并不想给您造成一种印象，以为自1978年以来从没人进去过，”奥林回答说，“首先，每个月服务员简单打扫一次那房间，也就是说——”

那时，迈克为了写《十间闹鬼的旅馆客房》已经忙碌了四个月，他说：“我懂您的意思。”简单打扫空闲的房间包括凯窗通风，擦擦灰尘，在罐子里蒂－迪－鲍尔清洁剂⑧使水变成淡蓝色，换换毛巾。但简单打扫时很可能不换床单。他想要是把睡袋带来就好了。

奥林从吧台踩着波斯地毯走过来，端着两杯酒，他好像从迈克的表情上看出了他在想什么。“床单今天下午刚换过。恩斯林先生。”

“干吗那么麻烦？就叫我迈克好了。”

“我觉得那样不舒服。”奥林说着把酒递给迈克，“为您干杯。”

“也为您干杯。”迈克举起酒杯，想与奥林碰杯。但奥林把酒杯缩了回去。

“不，为您，恩斯林先生。一定要为您干杯。今晚我们两个都为您干杯，您需要这样。”

迈克叹了口气，和奥林碰了碰杯，他说：“为我干杯。您要是演恐怖片肯定得心应手，奥林先生。让您去扮演试图警告一对年轻夫妇远离阴森森的城堡的闷闷不乐的老仆人倒挺适合。”

奥林坐了下来。“我不必经常扮演那个角色，谢天谢地。1408房间从未被列入有关用科学无法解释的、人们津津乐道的地方的网站中。”

我的书出版后那就不一样了，迈克想，他喝了口酒。

“鬼魂不会停在多尔芬旅馆，尽管它们在雪莉－尼德兰饭店⑨、帕克兰饭店里出没，我们尽可能使1408房间安安静静……当然，历史总难逃过一个既走运又坚持不懈的研究者的眼睛。”

迈克微微一笑。

“是维罗尼卡换的床单。”奥林说，“我陪她一起去的。您应该感到这是一种礼遇，恩斯林先生，就如同让皇室里的人给您穿上睡衣似的。维罗尼卡和她妹妹是1971年或1972年倒多尔芬旅馆做客房服务员的，我们都叫她维，她是多尔芬旅馆资格最老的员工，来这儿工作比我至少早六年。她后来被提升为客房主管。我想她在过去的六年中从没换过床单，但直到1982年前后，1408房间都是她和她妹妹一起整理的。维罗尼卡和塞莱斯特是双胞胎，她们之间的默契似乎使她们……怎么说呢？不是对1408房间有免疫力，而是她们与……势均力敌，至少在简单打扫所需要的那段时间内是这样的。”

“您不是想告诉我维罗尼卡的妹妹死在那个房间里了吧？”

“不，根本不是。”奥林说，“大约在1988年，她由于身体不适就不在这儿干了。但1408房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她的心里状态和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这很荒唐，我希望这么说不会影响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奥林先生。”

奥林笑了起来。“您想把无法解释的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真是太执着了。”

“那是因为我的读者喜欢。”迈克温和地说。

“我想，对1408房间大部分时间我只能听之任之。”旅馆经理沉思了一下，“锁上门，关好灯，放下窗帘以免地毯被晒得退色，盖好床罩，本来应该挂在球形门把上的早晨菜单放在床上……但一想到空气污浊不堪，就像阁楼似的，我就受不了。一想到灰尘积得又厚又松我就受不了。这是不是使我变得吹毛求疵或者患上了强迫症？”

“这使您成为旅馆经理。”

“我想是的。不管怎样，维和塞打扫那个房间——她俩手脚麻利，进去马上就出来——知道塞退休，而维第一次获得晋升。从那以后，我就安排两名其他客房服务员一起去打扫，我总是挑那些相处融洽的……”

“指望她们之间的默契可以抵挡住鬼怪？”

“确实如此。您怎么取笑1408房间里的鬼怪都可以，恩斯林先生，但您立刻就会领教它们如何厉害，我对此深信不疑。说不清那个房间里有什么，但它绝对明目张胆。”

“好多次——我能做到的就是这些——我和服务员一起去，去看着她们。”他停了一停，然后不情愿地又说了一句，“如果真的发生什么可怕的事的话我会把她们拉出来。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有几个人突然痛哭流涕，有个人大笑不止——我不明白为什么大笑不止的人会比啜泣的人更可怕，但确实如此——还有许多人头晕目眩。然而，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事。多年来，我有足够的时间做些简单的试验——BP机、手机等等——但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谢天谢地。”他又停了一停，然后用古怪的、低沉的语调说：“一个女服务员瞎了。”

“您说什么？”

“她瞎了。她叫罗密·范·格尔德。那时她正擦拭电视机顶上的灰尘，不知怎的，她突然尖叫。我问她怎么回事。她扔下抹布，双手捂住眼睛，尖叫着说她瞎了……但她看到最可怕的颜色。当我把她带出房间之后，那些颜色立刻就不见了，等我带她沿着走廊走到电梯口时她的视力又逐渐恢复了。”

“您告诉我这一切就是想吓唬我，奥林先生。想把我吓跑？”

“我真的没那个意思，那个房间自从第一个房客自杀以来的情况您都清清楚楚。”

迈克知道。凯文·奥马利——他是个缝纫机推销员——于1910年10月13日跳楼自杀，撇下妻子和七个孩子。

“先后有五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那个房间的唯一的窗子跳了出去，恩斯林先生。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房间里服药过量，两个死在床上，两个死在浴室里。死在浴室里的一个死在浴缸里，还有一个直挺挺地坐在马桶上。一个男的1970年在壁橱里上吊……”

“是亨利·斯托金，”迈克说，“那很可能是意外……性爱窒息。”

“也许是。还有伦道夫·海德，他割破双腕，又切掉生殖器，终因流血过多而死。那可不是性爱窒息。我想问问您，恩斯林先生，如果六十八年内十二起自杀的记录还不能使您改变主意，我不知道几个服务员发生呼吸困难和心室纤维颤动能否使您打消那个念头。”

呼吸困难和心室纤维颤动，太棒了，迈克心想。他想知道能否在书中盗用这种说法。

“多年来，打扫过1408房间的服务员中没几对在做过几次之后还想再进去。”奥林说，他喝下最后一小口酒。

“除了那对法国双胞胎之外。”

“维和塞，确实如此。”奥林点点头。

迈克不太关心那些女服务员和她们的……奥林是怎么说的？她们呼吸困难，心室纤维颤动。他的确对奥林举的自杀感到有点不快……迈克似乎反应太迟钝了，竟然只注意这些事实，而没有听出弦外之音。除非，真的，根本没有弦外之音。亚伯拉罕·林肯和约翰·肯尼迪两人的副手都叫约翰逊；林肯和肯尼迪这两个英语单词都由七个字母组成；林肯和肯尼迪当选总统的年份都是以60结尾的。所有这些巧合能证明什么呢？什么也证明不了。

“这些自杀事件会成为我书中精彩的一部分。”迈克说，“既然录音机已经关掉了，我可以告诉您这些自杀就是我的统计资料里所说的‘簇效应’。”

“查尔斯·狄更斯称之为‘土豆效应’。”奥林说。

“您说什么？”

“当雅各·马勒的鬼魂第一个与斯克鲁奇⑩说话时，斯克鲁奇对他说他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只是一滴芥末或是一小块煮得半生不熟的土豆而已。”

“那好笑吗？”迈克问，话中带着一丝冷漠。

“我并不觉得好笑，恩斯林先生，一点也不。请听好。维的妹妹塞莱斯特死于心脏病。她那时中期老年性痴呆病，她很年轻时就得了这种病。”

“可您刚才还说她妹妹一点事儿也没有。事实上，这是一个美国人的成功故事。就像您一样一点事儿也没有，奥林先生，从您的表情就看得出。您进出1408房间多少次了？一百次？两百次？”

“每次只呆一小会儿。”奥林说，“也许就像走进充满毒气的房间似的。如果屏住呼吸就平安无事。我看得出您不喜欢这个比喻。您肯定觉得有点牵强，也许荒唐透顶。但我认为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他把手指叉开托住下巴。

“也可能有些人对生活在那个房间里的东西反应更敏感、更强烈，就像常戴水肺潜水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患潜函病⑾。多尔芬旅馆开业近百年以来，员工们意识到1408房间里有毒。这已成为旅馆历史的一部分，恩斯林先生。没有人谈起这一点，就像没有人提到这儿的十四楼和大多数旅馆一样其实是十三楼……但他们都心知肚明，如果把那个房间里发生的事和记录都收集齐全，就可以讲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您的读者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故事。”

“我想，纽约每家旅馆都有客人自杀，但只有在多尔芬旅馆十起自杀全都发生在同一个房间，这一点我愿拿性命来打赌。暂且不提塞莱斯特·罗曼迪，还有发生在1408房间里的自然死亡呢？那些所谓的自然死亡？”

“有多少人？”他从未想过发生在1408房间里的所谓的自然死亡。

“三十人。”奥林回答说。“少说有三十人，我知道的就有三十人。”

“你在撒谎！”话刚一出口，他就后悔了。

“不，恩斯林先生，我保证绝对没撒谎。您真的以为我们空着那个房间是因为老太太的迷信思想或是因为荒唐的纽约传统吗……认为可能每一家像样的老字号旅馆里都起码有一个作祟的鬼魂在看不见镣铐的套房里叮叮当当的地游荡吗？”

迈克·恩斯林意识到就是这样想法——虽然没有说白了，但确实存在——贯穿于他正在写的这套“十夜”丛书之中。奥林用科学家嘲笑巫术的恼怒的语气来嘲笑这种想法，这一点也减轻不了他心中的不快。

“我们旅店业也有自身的迷信和传统，但我们不会让它妨碍生意，恩斯林先生。我是在中西部踏入商业的，那儿有句俗话：‘牧牛的进城，找不到穿堂风的房子。’如果有空房，我们就会安排客人住。我定下的这一规矩的唯一例外——以及我与您今天的谈话，我还从未与别人这么谈过话——都因为1408房间，它在十三楼，所有数字加起来的总和是十三。”

奥林看着迈克·恩斯林，不动声色。

“那个房间里不仅发生过自杀，还有中风、心脏病和癫痫病发作。住在房间里的一个人——那是1973年的事了——被一碗汤呛死了。您肯定会说那简直是无稽之谈，但我问过当时的保安经理，他看到过那人的死亡证明。似乎有什么东西住在那个房间里，它的力量似乎在午间最弱，所以我们总是在午间打扫房间。但据我所知，打扫过那个房间的几个服务员现在都患上了心脏病、肺气肿或糖尿病。三年前，那层楼的暖气出了故障，当时的维修总工程师尼尔先生必须到几个房间去检查，1408是其中一间。呆在房间里的时候和出来之后他都很正常，但第二天下午就死于严重的脑出血。”

“无巧不成书。”迈克说。奥林很有一手，这不可否认。假如让他去孩子们的露营地当顾问，百分之九十的孩子第一天在篝火旁边听他讲鬼故事时准会吓得撒腿往回跑。

“无巧不成书。”奥林又轻轻地说了一遍，并没有不屑的语气。他伸手巴挂在老式铜板上的那把老式钥匙递给迈克。“您的心脏还好吗，恩斯林先生？还有您的血压和心理状态？”

迈克发现自己费了好大劲儿才抬起手……可一抬起手，并没有任何异常的感觉。他伸向钥匙，连指尖都没有丝毫颤抖，他看得出来。

“别担心。”他一边说，一边抓住破旧的黄铜板。“而且，我还穿着幸运夏威夷衬衫。”

奥林坚持要陪迈克乘电梯到十四楼，迈克没有反对。他觉得有趣的是，刚一离开经理办公室向通往电梯的走廊走去，旅馆经理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又变得可怜巴巴。他中了迈克的圈套，对迈克唯唯诺诺。

一个身穿无尾礼服的人请他们停下来——迈克猜想他可能是餐厅经理或领班。他递给奥林几张纸，用法语说了几句，奥林也跟他轻声说了几句，点了点头，在纸上潦草地签了字。酒吧里有人在演奏《纽约的深秋》。从这儿听起来音乐产生了回音，就像睡梦中听到的乐曲。

穿无尾礼服的人说了声“非常感谢”就走开了。迈克和旅馆经理继续往前走。奥林又提出帮迈克提旅行包，迈克再次谢绝了他。在电梯里，迈克的目光被三排整齐的按钮吸引住了。数字都按顺序排列，一个数字也没有漏掉……但是如果再仔细看一看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漏掉了一个数字，标有12的按钮下面紧跟着的就是14号按钮。迈克想，好像从电梯控制板上跳过那个数字就可以使它不存在似的。真愚蠢……但奥林没有错，全世界的旅馆都是这么做的。

电梯开动了，迈克说：“有一件事让我一直纳闷，如果1408房间真的让人那么害怕的话，为什么不干脆给它编造个房客呢？奥林先生，为什么不干脆对外说那是您的住处呢？”

“我是怕被指控为欺诈，只要走漏了风声就有人不会放过我。我如果不被负责执行地方和联邦公民权利法的法官控告——干旅馆这一行的人见到执行公民权利法的就如同您的读者在夜深人静时听到叮当作响的镣铐声——就会被我的上司控告。既然我无法阻止您进入1408房间，我怀疑自己能否使斯坦利公司的董事会相信，那间高级客房一直空闲着是因为我害怕鬼魂会使偶尔出差的推销员从窗子跳出去，在第六十一大街上摔得粉身碎骨。”

迈克觉得这是奥林说过的最让他不安的话。因为他不想再苦口婆心地使我相信了，他想。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可能像推销员一样巧舌如簧——也许那是波斯地毯发出的神秘力量——可在这儿他就没有那个本事了。他确实精明能干，他给领班签字时可以看得出，但那巧舌如簧的本事没有了。可他相信1408房间里的事，没有一丝怀疑。

在电梯门上方标着12的按钮灭了，标着14的按钮亮了。电梯停了下来，电梯门向两边分开，可以看见非常普通的旅馆走廊，上面铺着红色和金色相间的地毯（那肯定不是波斯地毯），电灯看上去就像19世纪的煤气灯。

“我们到了。”奥林说，“您的楼层到了。请原谅我不陪您过去了。1408房间在您左手，沿着走廊一直走到底就到了。除非万不得已，我不会再靠近它一步。”

迈克·恩斯林走出电梯，双腿从来没有如此沉重过。他回头看看奥林，奥林矮矮胖胖，身穿黑上衣，紫红色的领结打得工工整整，修剪过指甲的双手放在身后，迈克看到这个矮个子男人的脸似奶油般苍白，他高高的、还没有皱纹的额头上一颗颗汗珠冒了出来。

“当然，房间里有电话。”奥林说，“如果遇到麻烦，您可以拨打……但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假如那个房间不想让您使用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迈克想做出轻松的回答，说这样的话他倒可以省下用餐服务费之类的话，但舌头突然变得似乎和腿一样沉重，在嘴里怎么也动不了。

奥林从身后抽出一只手，迈克看到那只手在颤抖。“恩斯林先生，”他说，“迈克，别傻了，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还没说完，电梯门就关上了，他与迈克分开了。旅馆这层楼一片寂静，迈克在原地呆了一会儿，一动不动，没有一个员工承认这是多尔芬旅馆的第十三层。迈克想伸手按下电梯的呼叫按钮。

他要是那样做的话奥林就赢了，而他新书中本来最精彩的一章就会是一片空白。读者也许看不出来，编辑和经纪人也许看不出来，罗伯森律师也许看不出来……但他自己看得出来。

他没有按呼叫按钮，反而抬手碰了碰耳后的香烟——这个动作他习以为常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么做——又轻轻弹了弹幸运衬衫的领子，然后沿着走廊朝1408房间走去，旅行包在身旁晃来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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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1797～1851）所著的同名恐怖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后拍续集《弗兰肯斯坦的新娘》。

②美国学者，其小说《一千英亩》于1992年获得普利策奖，并拍成电影。

③美国华盛顿大学终身教授，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作家。

④法国作家（1871～1922），以其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七卷）而闻名世界。

⑤罗马尼亚中部一地区。

⑥1456年起任罗马尼亚瓦拉西亚公国大公，是传说中有名的吸血鬼，英国作家布雷恩·斯多克曾以他为原型写成小说《德拉库柏》，后被改编成电影《夜访吸血鬼》。

⑦著名的杀人狂。

⑧一种厕所的清洁剂。

⑨或者译成普拉扎饭店，是纽约最豪华的饭店之一，位于中央公园东城的最南面入口处，是纽约市的标志之一。

⑩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中的人物，是一个受人憎恨的老吝啬鬼。在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看到几个鬼，其中第一个是他过去的生意伙伴雅各·马勒。但顽固的斯克鲁奇不信，他认为可能是他吃的什么东西让他胃里难受，让他做噩梦。

⑾或称为减压病，因潜水员浮出水面的动作过急而形成。

二

迈克·恩斯林在1408房间的短暂停留（七十分钟左右）所留下的最有趣的东西就是袖珍录音机里的十一分钟长的磁带。磁带被烧焦了一点，但还没有被烧坏。可令人诧异的是，录音内容才那么一点点，又那么离奇。

这只袖珍录音机是迈克的前妻送给他的礼物。五年前，他俩情深意笃。在他首次“实地探险”时（到堪萨斯州的里尔斯比农场），他到最后一刻才想起把它带上，还带了五本黄色标准拍纸簿①和一只满削得尖尖的皮盒子。到多尔芬旅馆1408房间门之前他已经出版了三本书，而这回他只带了一枝钢笔和一本笔记本，带了五盒崭新的九十分钟长的录音带，不包括动身前装进录音机里的那一盒。

他发现口述比手写更适合；他可以捕捉奇闻轶事，其中一些令人叫绝——据说闹鬼的嘉茨比 城堡里，成群的蝙蝠向他俯冲就是一例。他高声尖叫，就像初次穿过游艺场鬼屋的小女孩一样。听过这次冒险经历的朋友都被他逗得前仰后合。

这只袖珍录音机也比笔更管用，尤其当你身处寒冷的不伦瑞克②墓地，凌晨三点，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帐篷被掀翻。这种情况下你无法用笔做记录，但可以用嘴说……迈克当时就是这么做的。他从被风刮得乱飘的湿漉漉的帐篷粗帆布里连滚带爬出来的时候，嘴里一直说个不停，他一直看见袖珍录音机亮着那惹人喜爱的红色指示灯。多年来他进行“实地探险”时，这只袖珍索尼录音机一直是他的好伙伴。他至今还没有在卷轴之间转动的细如灯丝的磁带上录下过真实的超自然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他在1408房间逗留时录下的残缺不全的解说，但这个小玩意儿让他爱不释手是很自然的。长途货运司机喜爱他们的肯沃斯牌和吉米彼得斯牌卡车；作家喜欢某枝钢笔或某台老掉牙的打字机；专做清洁工作的妇女不愿抛弃旧的伊莱克斯牌吸尘器。迈克还从未带上这只袖珍录音机面对过真正的鬼魂或超常事件——就像别人带着十字架和一捆大蒜③来保护自己，可多少个寒冷难熬的夜晚它一直陪着他。他一心想把有些事情弄清楚，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没有人性。

他还没走进1408房间麻烦就来了。

房门变歪了。

歪得并不厉害，但肯定是歪的，向左侧倾斜，只有一点点。他最先想到的是恐怖片里导演为了刻画人物的内心痛苦而将摄影机倾斜拍摄带有主观意图的镜头。接着他又联想到别的——天气不好的时候，船上的房门看上去也是这样。房门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直到你的头和胃里都感觉有点难受。并不是自己感觉到，根本不是，但——

是的，我确实有点难受。有一点点。

奥林暗示说，他的态度使迈克不可能在进行有关鬼怪的采访时在主观上做到非常公正。如果单单因为这一点的话，他也会这么说的。

他弯下腰（发现他的视线刚一离开那扇微微歪斜的门，胃里轻微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拉开旅行包，拿出袖珍录音机。他站起身，按下录音键，看到小的红色指示灯亮了，然后他想说，“1408房间的房门用它独特的方式欢迎我，它好像变歪了，微微向左倾斜。”

可是他说到房门两个字后就停住了。如果听磁带，能够清晰地听到两个字：房门。接着就是按下停止键的咔哒声。因为房门没有歪，它是笔直的。迈克转身看看走廊对面的1409房门，然后转身看看1408的房门。两扇门一模一样：白色的门，金色的号码牌，金色的门把。两扇门都是笔直的。

迈克弯下腰，用拿着袖珍录音机的那只手提起旅行包，另一只手拿着钥匙伸向门锁，接着他又停下了。

房门又歪了。

这次它微微向右倾斜。

“活见鬼，”迈克低声说，他胃里又难受起来，不能说那好像是晕船，那确实就是晕船的感觉。几年前，他乘坐“伊丽莎白女王二号④”去英国，船上的那一夜风急浪高。他躺在特等舱的床上，好几次都差点吐出来，但吐不出，这让他很难受。如果看着舱门……桌子……椅子……看着它们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恶心晕眩的感觉就会更厉害。

这都是奥林那小子干的好事，他想。他就是存心想让我出洋相。他让你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感觉，这都是他一手精心策划的。老兄，如果他看到你，他会笑成什么样子。多么……

他意识到奥林很可能看见他，他的思绪因此突然被打断了。迈克回头朝电梯那边的走廊望去，他不再盯着房门看，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胃里轻微难受的感觉顿时消失了。不出他所料，他看到电梯左上方有一台闭路摄像机。旅馆的某个保安这时可能正盯着他，奥林肯定和保安在一起，他们俩肯定像猿猴一样嬉笑着。给他点颜色看看，谁让他到这来，还和他的律师到我的地盘上指手画脚，奥林说。看那小子！保安回答说，笑得更得意、更猖狂了。他脸色煞白，活像个鬼，连钥匙都没插进去。那小子这下可栽了，老板！他死定了！

我就不信这个邪，迈克想。我在里尔斯比的房子里谁过，至少有两个人死在那个房间里——而我确实睡着了，信不信由你。我就睡在杰弗里·达玛的坟墓旁，睡在霍华德·菲利普·洛弗克瑞夫特⑤的坟墓的两块石头上；据说戴维·斯迈思把他的两个老婆淹死在浴缸里，我就曾经在那个浴缸旁边刷牙。围在篝火旁讲的鬼故事早就吓不了我了。我就不信这个邪！

他回头看看房门，门是笔直的。他哼了一声，把钥匙插进锁里，转动钥匙。门开了，迈克走进去。在他摸索电灯开关时，房门并没有在他身后慢慢地关上而使他完全陷入黑暗之中（另外，旁边公寓楼的灯光也从窗子照进来）。他找到了开关，轻轻按下，房间那一头写字台旁边的落地灯也亮了。

窗子就在写字台正上方，因此坐在那儿写字的人可以停下来往外看看第六十一大街……冲动之下就会跳出去，摔倒大街上。除了……

迈克把旅行包放在门里面，关上门，又按下录音键。小红灯亮了。

“奥林说曾经有六个人从我面前的这扇窗子跳出去。”他说，“但今晚我不会在多尔芬旅馆的第十四——对不起，其实是第十三层——跳下去。窗外有网格栅，是铁的或是钢的。还是小心点好，否则后悔莫及。1408房间只能算得上商务套房。房间里有两把椅子，一张沙发，一张写字台，一个柜子，里面可能放着电视机，或许还有一个迷你酒吧。地毯非常普通——与奥林的地毯简直没法比，相信我。墙纸也一样。它……等等……”

就在这时，听众从磁带上又听到一声咔哒声，因为迈克又按下了停止键。磁带上的叙述少得可怜，而且支离破碎，与他文学作品经纪人手中的另外大约一百五十盒磁带截然不同。而且，他的声音逐渐变得含混不清，那不是正在工作的人发出的声音，却像一个不知所措的人在自言自语而自己毫不觉察。磁带的话断断续续，变得越来越语无伦次，这让大多数听众感到很不自在，许多人就要求关掉录音机，这时还有很长一段磁带没有放完。单单看书名的东西还不足以体会到当时听众正渐渐确信迈克如果不是神智不清、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东西，但只要听一听磁带上的那些话就可以感到有什么事发生了。

迈克当时注意到墙上挂着几幅画。一共有三幅：一幅是身穿晚礼服的二十几岁的女人站在楼梯上，一幅是柯里尔和艾夫斯石版组画⑥的帆船，还有一幅是水果静物画，苹果、橘子和香蕉都上了让人难受的橘黄色。三幅画都装在玻璃框里，而且都歪着。他正想对录音机说这些东西变歪了，可三幅画歪斜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有什么值得评头论足呢？门竟然变歪了……那有点像从前的《卡利加里博士的小屋》，让人感到挺玄的。但门本来并不歪；只不过他的眼睛与他开了一会儿玩笑而已。

站在楼梯上的女人向左倾斜，帆船也一样，双腿粗壮的英国水手沿着栏杆站成一排，观看着一群飞鱼。橘黄色的水果向右倾斜——在迈克看来，它似乎是用赤道地区的保罗鲍拉斯沙漠那令人窒息的色彩画成的。尽管迈克平常并不怎么挑剔，他还是走过去把它们摆正。它们歪斜的模样又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他并不感到十分惊讶，人会渐渐产生那种感觉，他在乘坐“伊丽莎白女王二号”时就发现了这一点了。他听说如果一个人在无法忍受时能挺住的话，往往就能适应……“时间长了就会习惯海上颠簸，”一些经常乘船的人还这样说。迈克并不经常乘船，所以还没有习惯海上颠簸，他对此并不介意。最近，他一直不习惯海上颠簸，如果把1408房间不起眼的客厅里三幅画放正能缓解胃部不适的话就好了。

画外的玻璃上积了一层灰。他的手指从上面划过，留下两条平行的印痕。灰尘摸上去油腻腻、滑溜溜的。他脑海中突然闪出一句话，如同即将腐烂的丝绸。他如果打算把这句话录下来的话，那他肯定是中邪了。他怎么会知道即将腐烂的丝绸摸上去是什么感觉呢？只有醉鬼才会这么想。

把画摆正之后，他后退了几步，——观察：通往卧室的房门旁边的身穿晚礼服的女人，写字台左侧的航行于大洋上的帆船，电视柜旁边的令人作呕（画得非常难看）的水果。他有点想让它们再次歪斜，或看着它们渐渐变歪——《鬼屋》⑦和从前的《模糊地带》⑧里的东西就是这样——可几幅画放正之后一直都是笔直的。他心想，即使再变歪的话他也不会觉得那是什么超常和不可思议的事；据他所知，积习难改是事物的本性——戒烟的人（他又下意识地碰了碰耳后竖起的香烟）想继续吸烟，而自尼克松就任总统以来就歪斜着悬挂的这几幅画自然也希望保持原状。毫无疑问，它们已经挂在这儿很久了，迈克想。如果我把它们从墙上取下来，就能看到墙纸上有一小块地方颜色浅一些。或许会有虫子蠕动着爬出来，就像搬掉岩石时看到的情景一样。

一想到这儿，他既震惊又恶心，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随之映入眼帘：四处乱爬的白色虫子从以前被东西覆盖着的浅色墙纸里爬出来，就像流动的脓水。

迈克举起袖珍录音机，按下录音键，说：“奥林肯定使我产生了一系列想法或是一连串想法，应该是哪一个呢？他试图使我坐立不安，而他得逞了。我并不想……”不想做一个种族主义者？“希比－吉比斯⑨”是不是希伯来语吉比斯的缩写呢？可这太荒唐了。应该是“希伯来－吉伯来斯”，可这个词毫无意义。它……

这时，迈克·恩斯林清清楚楚地说：“我必须保持镇静。立刻。”接着又是一声咔哒声，他停下了磁带。

他闭上双眼，有节奏地做了四次长长的深呼吸，每吸入一口气都要数四五下之后才又呼出。他以前从没这样做过——不论是在传说闹鬼的房子和墓地，还是在闹鬼的城堡里。这不像闹鬼，也不像他想像中闹鬼的情景，这好像是吃了劣质而廉价的大麻让人动弹不得。

这都是奥林搞的鬼。他对你实施催眠术了，而你要设法不让他得逞。你要在这个房间度过让人难忘的一夜，不止是因为这是你所住过的最好的地方——别去管奥林，你差不多有足够的素材来创作十年来最精彩的鬼怪故事——而是奥林赢不了。他，还有他说的三十个人如何死在这儿的胡扯的故事都不会赢。在这儿，我倒要看看那个胡扯的故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只要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呼……

他就这样持续了近九十秒钟，等他再次睁开眼时，一切全都恢复正常。墙上的画仍是笔直的，碗里的水果仍是橘黄色的，而且从不像现在这么难看。毫无疑问，那是沙漠里的水果。吃一个下去的话会使你腹泻不止，让你难受。

他按下录音键，红色指示灯亮了起来。“我感到有点眩晕，”说着他穿过房间走到写字台和装有网格栅的窗前。“肯定都是奥林所讲的故事惹的祸，但我相信在这儿感觉到了真正有鬼。”当然，他并没有感觉到鬼的存在，但一旦录在磁带上，他就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空气污浊。没有发霉和腐烂发臭的味道，奥林说这个地方每次打扫时都会换换空气，但只是简单打扫一下……是的……空气污浊。嗨，看看这个。”

写字台上有个烟灰缸，是过去旅馆里随处可见的用厚玻璃做成的那种小烟灰缸，里面有一盒火柴。火柴盒正面的图案是多尔芬旅馆。旅馆前站着一个面带微笑的接待员，他身穿老式制服，上面有肩章、金绶带，帽子是同性恋聚集的酒吧里的人戴的那一种，就是戴在浑身戴满环形饰物的流氓头子头上的那种。在旅馆前的第五大道上来来往往的汽车是另一个时代生产的——帕卡德牌、哈德森牌、斯塔德贝克牌和鱼状的克莱斯勒纽约人牌。

“烟灰缸里的火柴大概是1955年制造的，”说着，迈克把它塞进幸运夏威夷衬衫的口袋里。“我要留它作纪念。现在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了。”

他把袖珍录音机放下时发出噔的一声响，很可能落到写字台上了。停了一会儿之后，传来模糊不清的声音和他费力的哼哼声。接着又停了一会儿，接着传来一声尖叫。“成功了！”他说。这一声距离话筒有点远，但接下去的一声就比较近。

“成功了！”迈克又喊了一声，拿起桌上的袖珍录音机。“下半部分动也不动……像被钉住了似的，纹丝不动……但上半部分被我拉了下来。我听到第五大道上的过往车辆，喇叭的嘟嘟声听起来很欢快。有人在演奏萨克斯管，也许在对面两条马路以外的广场前，这让我想起了哥哥。”

迈克突然停下来，看看小的红色指示灯。它似乎在谴责他。哥哥？他的哥哥死了，又一个在烟草大战中倒下去的战士。接着，他松了一口气。那又怎么样呢？迈克·恩斯林在与鬼怪的战斗中总能凯旋，可唐纳德·恩斯林……

“其实，我哥哥是一年冬天在康涅狄格公路上被狼群吃掉的。”说完，他大笑起来，按下停止键。磁带上还有录音——还有一点儿——但那是条理清楚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能听懂的最后一句话。

迈克转身看看那几幅画，它们仍然笔直地悬挂着，小巧玲珑，但那幅静物画——真他妈难看！

他按下录音键，只录了两个词——灼热的橘子，然后又关掉录音机，穿过房间，朝通往卧室的门走去。他在身穿晚礼服的女人旁边停下来，在黑暗之中摸索，找电灯开关。他一下子意识到：

它摸上去像皮肤，像很久以前死去的人的皮肤。

他滑动着手掌，下面的墙纸有点儿不对劲，接着他摸到了开关。天花板上另一盏廉价美观的玻璃饰品的灯使卧室充满了黄色的光芒。一张双人床隐藏在黄色的床罩下。

“为什么说隐藏呢？”迈克问袖珍录音机，然后又按下停止键。他走进去，被床罩上热气蒸腾的沙漠画面和床罩下像肿瘤一样凸起的枕头深深吸引了。睡在那儿？根本不可能，老兄！睡在那儿就像睡在那幅恶心的静物画里，睡在可怕又酷热难耐的、看不见东西的保罗鲍拉斯沙漠的房间里，那房间是为流亡的精神错乱的英国人准备的；那时劳伦斯·哈维⑩或杰里米·艾恩斯⑾主演的电影而准备的，而他们很容易使你联想起变态行为……

迈克按下录音键，红色小指示灯亮了起来。他对着话筒说：“在奥菲尔姆轮演剧场⑿表演的奥菲士⒀！”然后他又按下停止键。他走到床前。床罩上闪着橘黄色的光。白天看上去可能是奶油色的墙纸也染上了床罩上的橘黄色的光芒。床的两侧各有一个小床头柜，其中一个床头柜上放着一部电话机——黑的大电话机，有拨号盘。拨号指孔看上去就像惊呆时翻着的白眼。另一个上面有一只盘子，里面有个李子。迈克按下录音键说：“那不是真的李子，而是塑料的。”他有按下停止键。

床上放着一份本应挂在球形门把上的菜单，迈克沿着床小心翼翼地侧身走过去，尽可能不碰床和墙，他拿起了菜单。他也尽量不碰到床罩，当他的手指尖轻轻地从上面一划而过时，他“哎哟”了一声。床单柔软得让人害怕，不太正常。尽管如此，他还是拿起菜单。菜单是用法语写的，尽管他已多年没学法语了，他还是认出早餐中有一道菜是大便烤鸟。停上去有点像法国人吃的东西，他想。又发出一阵狂笑。

他闭上眼睛，再睁开。

菜单是用俄语写的。

他闭上眼睛，再睁开。

菜单是用意大利语写的。

他闭上眼睛，再睁开。

根本就没有菜单。只有一幅画，一个木雕的小男孩尖叫着回过头看看一只木雕的狼，那只狼已经把他左腿膝盖以下全部吞掉了，两只耳朵耷拉着，它看上去就像一只猎犬和它最喜爱的玩具在一起。

我没看到，迈克想。他当然没看到，他没有闭眼却看到一行行整洁的英文，每一行是一道诱人的早餐。鸡蛋，蛋奶烘饼，新鲜草莓；没有大便烤鸟，不过……

他转过身，侧身慢慢走出床和墙之间的小空隙，那儿窄得就像坟墓。他的心怦怦直跳，在脖子、手腕和胸部都能感觉到，眼睛也在眼窝里狂跳不已。1408房间不太对劲，确实如此，1408房间非常不对劲。奥林提到过毒气，迈克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就像被灌入毒气或被迫吸入混有昆虫毒液的强烈的大麻麻醉剂。想也不用想，这肯定都是奥林干的好事，他很可能得到了猖狂大笑的保安的默许。他把特制的毒气从通风口灌进来，看不到通风口并不表示没有通风口。

迈克睁大眼睛环顾卧室，他吓呆了。床左侧在床头柜上的李子不见了，盘子也不见了。桌上什么也没有。他转过身，朝通往客厅的门走去，又停下来。墙上挂着一幅画，对此他不敢绝对肯定——他现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肯定——他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刚进门时那儿根本没有画。那是一幅静物画。在旧木桌当中的锡盘里有一只李子。光线照射在李子上，盘子是让人极度狂躁的橘黄色。

探戈舞的灯光，他想。这种光线使死人走出坟墓跳起探戈舞。这种光线……

“我得走。”他低声说，跌跌撞撞地回到客厅。他感到鞋子开始发出奇怪的接吻声，好像脚下的地板变软了。

客厅墙上的画又变歪了，变化还不仅仅是这些。站在楼梯上的那个女人把上半身脱得精光，露出了乳房，她各拿着一个，乳头上垂着一滴血。她直视着迈克的眼睛，残忍地笑着。她的牙齿磨得如食人生番的牙齿一般锋利。帆船的栏杆旁边，水手不见了，只看到一排面无血色的男男女女。在最左侧，最靠近船头的那个男人穿着棕色的羊毛西装，手拿圆顶高帽，头发从当中分开，光溜溜的，一直垂到眉毛，一连惊愕和茫然。迈克认出来了：他是凯文·奥马利——这个房间的第一位客人，是个缝纫机推销员——1910年10月他从这儿跳了下去。奥马利的左边是死在这儿的其他人，个个脸上露出同样的茫然、惊愕的表情。这使他们看起来都有血缘关系，都是同一个近亲结婚、极度弱智的家庭中的成员。

静物画里的水果变成了割下的人头。橘黄色的光线滑过凹陷的双颊，嘴唇松弛，呆滞的双眼往上翻，香烟放在右耳后。

迈克跌跌撞撞朝门口走去，他的双脚发出接吻声，现在每一步都有点像粘住似的。当然，门打不开。门上的链条挂在那儿，没有拉上，门闩是竖直的，就像指向六点钟时的指针，但门就是打不开。

迈克的心怦怦直跳，他转过身，费力的穿过房间——当时就是这种感觉——走到写字台前。他看到窗子旁边刚刚拉开的窗帘在乱飘，但他脸上却感觉不到新鲜空气，就好像房间把新鲜空气全吞掉了似的。他仍能听到第五大道上的喇叭声，但听起来却很遥远。他在这儿曾听到过萨克斯管的声音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它悦耳的声音和旋律被这个房间偷走了，只听到不成音调的尖锐啸叫声，就像风吹过死人脖子上的洞或是装满断指的充气饮料瓶，或是……

快停下，他想说，但他说不出话来。他的心怦怦直跳，快得可怕；如果跳得再快一点的话就爆炸了。那只袖珍录音机——他好多次“实地探险”中的忠实伙伴——也不在他手里了。他把它忘在什么地方了。忘在卧室里？假如忘在卧室里，现在很可能不见了，已经被房间吞掉了；被消化了之后它将会被排泄在某一幅画里。

迈克就像接近终点的长跑运动员一样上气不接下气，一只手放在胸口，似乎那么做可以使心脏平静下来。他在并无多大用处的衬衫的左胸袋里摸到小小的、四四方方的袖珍录音机。他摸到它，感觉是如此真实，如此熟悉，这使他稍稍镇定下来——他稍微回过神来。他意识到自己在发出哼哼声……房间似乎也在对他发出哼哼声，好像无数张嘴都隐藏在光滑的、让人恶心的墙纸下面。他感到胃里非常难受，胃似乎在它自己油腻腻的吊床上荡来荡去。他感到空气像凝成了柔软的块状物，贴在他的耳朵上，这让他想起了被搓揉成球形的乳脂糖。

当他稍微回过神来时，他心里清楚现在求救还来得及。奥林会一脸坏笑（伴随着他那纽约旅馆经理所特有的毕恭毕敬），会对他说：我早就告诉过你。可他并不担心这一点。他本来还以为是奥林使用化学手段使他产生这些古怪的念头，吓得他魂也没了，但现在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了。他脑子里想到的只是这个房间，这个满是邪气的房间。

他想把手伸向那台老式电话机——和卧室里的那台一模一样——想把它抓起来。然而，他眼睁睁地看着胳膊慢慢落到桌上，太慢了，有些异常，就像跳水运动员的胳膊，他甚至期望能看见手溅起水花。

他握住话筒，提了起来，另一只手也小心翼翼的地放下去，然后拨0。他把话筒贴在耳边，当拨号盘又转回到最初位置时，他听到一连串咔哒声，听起来就像“幸运轮盘”游戏中轮子的声音。你想旋转轮子还是想解迷？但别忘了，如果你想解开谜语但失败了，你就会被扔到康涅狄格公路旁的雪地里被狼群吃掉。

他没有听到铃声，只听到刺耳的说话声。“我是9！我是9！9！我是10！10！我们杀了你的朋友！现在他们全死了！我是6！6！”

迈克越听越害怕，但让他害怕的并不是那个声音所说的话，而是它刺耳的声音的空洞感。那声音不是机器发出的，也不是人发出的。房间里的声音让他害怕。从墙和地板里蜂拥而出的以及在电话里与他说话的鬼怪都与他所读过的闹鬼或超自然的事件完全不同。这东西他从没遇到过。

不，它还没到这儿……但正往这儿赶。它饿得很，你就是它的晚餐。

话筒从他松开的手指中掉下来，他转过身，话筒在电线的那一头晃来晃去，正如他的胃在体内来回摆动一样，他仍能听到刺耳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18！现在我是18！听到警报声就隐蔽起来！我是4！4！”

他下意识地从耳后取下香烟，叼在嘴里；他下意识地在颜色鲜艳的衬衫右胸袋里摸索着那盒火柴，那上面印着佩着金绶带的身穿老式制服的接待员；他戒烟已有九年，但他最终下意识地还是决定抽上一根。

房间在他面前开始融化。

房间开始下陷，直角和直线都变形了，不是变成曲线，而是奇怪的马蹄拱形，让眼睛感觉很难受。天花板中央的玻璃枝形吊灯像唾沫一样下垂。几幅画开始变弯，活像老式汽车的挡风玻璃。在靠近通往卧室房门的那幅画的玻璃后面，乳头滴血、尖牙利齿的二十多岁的女人飞快地转身上楼，就像无声电影中勾引男人的女人那样，膝盖猛地一扭。电话还在嘎嘎作响，里面传来呀呀学语似的电动理发推子的声音：“5！我是5！不要报警！即使你想离开这个房间，你永远也走不出去！8！我是8！”

通向卧室和走廊的门都开始下塌，中间变宽，仿佛奇形怪状的鬼怪从那儿进进出出。灯光又亮又热，整个房间里充满着橘黄色的光芒。他看到墙纸出现了裂缝，小黑孔变成了一张张嘴巴。地板下沉，呈凹弧形，这时，他听到它来了。它住在这个房间后面，隐藏在墙里面，发出嗡嗡声。“6！”电话尖叫道，“6！我是6！他妈的我是6！”

他低头看看手上的火柴盒，就是他从卧室烟灰缸里拿出来的那一盒。滑稽可笑的接待员和装着铬合金护栅的老式汽车……他看到盒底有一行字，他这么长时间都没看到，因为火柴的摩擦条总在盒子背面。

擦划前关好盒盖。

迈克·恩斯林什么也没想——他已经没有思考能力了——取出一根火柴，嘴里的香烟掉下来，他管不了那么多。他划着了火柴，立刻用它去点燃盒里的火柴，他听到“噗！”的一声，闻到一阵猛烈燃烧的硫磺味，就像嗅盐气味⒁，一盒火柴头刺眼地一闪。迈克想也没想，拿着一团火伸向胸前的衬衫。火柴是韩国、柬埔寨或婆罗州⒂制造的那种便宜货，衬衫一下子就着了。就在火焰将在他面前熊熊燃烧、再次把房间弄得更加混乱之前，迈克突然清醒了，就好像从噩梦中惊醒却发现梦已成真似的。

他清醒了——那强烈的硫磺味和突然发烫的衬衫都足以使他清醒过来——而房间仍呈奇怪的马蹄拱形。这么说其实并不对，甚至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但似乎只有这个词才能描述这儿发生过的事。他身陷一个熔化、腐烂的洞穴中，洞穴正在急剧下沉并极度倾斜。卧室门内已不再是卧室，而变成吃人的棺材。他的左边，挂着水果静物画的墙朝他突出来，在长长的裂缝处裂开，就像张开的嘴巴，通向另一个世界，有什么东西正从里面走出来。迈克·恩斯林听到它流口水的声音，急促的呼吸，闻到什么活生生的、让人胆战心惊的东西。那闻起来有点像在……狮子笼里的味道。

火焰烧焦了他的下巴，他一下子慌了，烧着的衬衫散发出的热量使他不能再犹豫。当迈克闻到胸毛被烧焦的味道时，他再次从正在下陷的地毯上走过，仓皇而逃，奔向通往走廊的门。昆虫的鸣叫声从墙里冒出来，橘黄色的灯光明亮照人，似乎一只手正把看不见的变阻器开大。但当他走到门前转动门把手时，门开了。似乎隆起的墙后的东西对着火的人奈何不得，或许它不喜欢烧熟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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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用画线黄纸制成，规格为22×36厘米。

②在新泽西州。

③据说吸血鬼白天睡觉，晚上活动，惧怕十字架和大蒜。

④“玛丽女王号”、“伊丽莎白女王一号”和“伊丽莎白女王二号”是英国康纳德公司的三艘邮轮，后因亏损而停航。第一艘现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供游览，第二艘现停在佛罗里达州埃佛格拉德供游览，第三艘在香港失火焚毁。

⑤美国著名恐怖小说家（1890～1937），其小说《天妖》曾被搬上银幕。

⑥由19世纪美国的两位石板画架柯里尔和艾夫斯创作。

⑦华纳公司出品的恐怖片，1999上映。

⑧或译成《情迷境界》，科幻片。

⑨美国漫画家W.De.贝克（1890～1942）所造，见于其连环漫画Barney Google，后演变成美国俚语，意为神经紧张，烦躁不安。

⑩美国著名演员，曾出演《边城英烈》、《夏日烟云》等。

⑾英国著名演员，曾主演《蝴蝶夫人》、《烈火情人》、《命运的逆转》等影片，还与巩俐合作出演过《中国盒子》。

⑿美国一家统一经营、轮流上演同一节目的剧场。

⒀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弹奏时猛兽俯首，顽石点头。

⒁一种芳香碳酸铵合剂，用作苏醒剂。

⒂东南亚加里曼岛的旧称，大约有三分之二为印度尼西亚领土。

三

50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说是爱让这个世界不停地运转，但把爱换成巧合恐怕更合适。鲁弗斯·迪尔博恩那晚住在1414房间，靠近电梯口，他是胜家缝纫机公司的推销员，从德克萨斯周来这儿讨论关于晋升经理的事。大概在1408房间的第一位客人跳楼九十年之后，另一位缝纫机推销员把来这儿描写闹鬼房间的那个人救了出来，这真是巧合。这么说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了，因为即使当时走廊里没人——特别是一个刚刚取了冰块往回走的人——迈克·恩斯林也可能死不了。但衬衫着火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不是迪尔博恩眼明手快，迈克肯定会被烧得体无完肤。

迪尔博恩也记不大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面对着新闻记者和摄像机镜头把故事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他很想做英雄，这当然对他晋升经理丝毫没有什么坏处），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看到那个着火的人从房间里冲进走廊，但那以后的事就记不太清楚了，回想这件事就像要回想一生中醉得最厉害的那一次发生的事一样困难。

有件事他很肯定，却没告诉任何记者，因为那根本就没有意义：那个着火的男人的尖叫声越来越高，好像是音量被调大的立体声音响。他就在迪尔博恩面前，尖叫声的声调一直没变，但音量却时高时低。好像那人是一个正好经过这儿的某样东西，它能发出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

迪尔博恩拎着满满一桶冰冲了过去。那个着火的人——“我第一眼就看到他的衬衫着火了。”他对记者这么说——猛敲对面的房门，后退了几步，跌跌撞撞，跪倒在地。就在这时，迪尔博恩冲上前去。他一脚踏在那尖叫的男人着火的衬衫的肩上，将他推倒在走廊的地毯上。接着，他把满满一桶冰块一股脑儿倒在他身上。

这些事他记不太清，但还回忆得起来。他看到着火的衬衫特别刺眼——那灼热的橘黄色的光使他想起两年前与哥哥一起到澳大利亚的旅行。当时他们租了一辆四轮驱动的汽车，横穿澳大利亚大沙漠（迪尔博恩兄弟俩发现，极少数当地人称之为“澳大利亚鬼门关”），那次旅行让人难忘，但有些神秘莫测，尤其是沙漠中的艾尔斯巨石①。他们到那儿时太阳快要下山了，阳光照在脸上就和现在一样……滚烫的，怪怪的……决不是你想象中的地球上的阳光。

他在着火的那个人身边蹲下来，那人在闷烧，浑身都是冰块。他将那人翻了个身，扑灭蹿到衬衫后背上的火焰。这时，他看到那人脖子左侧的皮肤被烟熏黑了，起了红色的水疱，那一侧的耳垂也有点烧焦了，但还好……还好……

迪尔博恩抬头望去，令他不可思议的是，那人刚刚冲出来的那扇门上好像满是澳大利亚落日时火辣辣的光芒，灼热的光芒不知来自什么地方，那地方有着人们从没见过的东西。太恐怖了（还有低沉的滋滋声，好像电动理发推子迫不及待地想说话似的），但也让人好奇。他想走进去，想进去看个究竟。

也许迈克也救了迪尔博恩一命。他肯定意识到迪尔博恩站起身来了——迈克似乎从来就没注意过他——他脸上充满从1408房间散发出的炽热、闪烁的光芒。他比迪尔博恩事后记得还清楚，当然鲁弗斯·迪尔博恩不需要象迈克那样迫不得已把自己点燃以保全性命。

迈克一把抓住迪尔博恩宽松长裤的裤脚翻边。“别进去，”他用沙哑的声音说，“进去就是送死。”

迪尔博恩停下脚步，低头看着地毯上那人发红起泡的脸。

“里面闹鬼。”迈克说。这话就像护身符一样，1408房间的门发疯似的砰的一声关上了，光线没有了，像电动理发推子迫不及待地想说话一样的滋滋声也没有了。

鲁弗斯·迪尔博恩——胜家缝纫机公司不可多得的人才之一——跑到电梯口，按下了火警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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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卢鲁公园（世界文化遗产）内，是世界上最大的巨石，当太阳从不同的角度照射到岩石的表面上时会产生不同的色彩，在日出和日落时尤为壮观。

四

《烧伤病人的诊断方法》一书的第十六版大约在迈克进入多尔芬旅馆1408房间六个月之后出版了，书里有一张迈克·恩斯林的照片，很有趣。照片只见他的躯干，但确实是他，从他左胸前的白色方块就认得出来。方块四周的肌肉变成鲜红色了，有几处起水泡而被确定为二度烧伤。白色方块显示了他那晚穿的衬衫左胸袋的位置，幸运衬衫口袋里装着袖珍录音机。

袖珍录音机的四个角都烧坏了，但还能用，里面的磁带完好无损。可磁带上的录音却听不太清楚。迈克的经纪人萨姆·法雷尔听过三四遍之后就把它扔进墙壁的保险柜里，他拒不承认听了之后他那黝黑的又细又长的胳膊上满是鸡皮疙瘩。法雷尔不想把磁带拿出来再放一遍，他不想放给自己听，也不放给好奇的朋友们听，他的一些朋友特别想听；纽约出版界这个圈子其实很小，有什么事马上就会传开。

他不喜欢磁带上迈克的声音，不喜欢那个声音说出的话（其实，我哥哥是一年冬天在康涅狄格公路上被狼群吃掉的……鬼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最不喜欢磁带上液体流动的背景声，有时听起来就像衣服在肥皂泡过多的洗衣机里发出的声音……有时像破旧的电动理发推子发出的声音……有时像人说话的声音，怪怪的。

迈克住院时，一个名叫奥林的人——那个害人不浅的旅馆的经理，请原谅我这么说——问萨姆·法雷尔能否让他听一听那盒磁带，法雷尔说不行，奥林只得马上离开他的办公室。奥林在回到他工作的那个廉价旅馆的路上说谢天谢地，因为迈克·恩斯林决定不起诉旅馆或奥林失职。

“我劝他别进去。”奥林轻轻地说。他大部分工作时间都用来倾听疲惫不堪的游客和动不动就发脾气的客人喋喋不休的抱怨：抱怨房间，抱怨杂志架上的杂志品种等等，因此虽然法雷尔对他没好气，但他没往心里去。“能想到的法子我都想过了。法雷尔先生，如果说那天晚上谁有疏忽的话，就是您的委托人。他把我的话当耳边风，非常不明智，非常危险。我想他在这方面现在已经有所改变。”

尽管法雷尔对那盒磁带不感兴趣，他还是想让迈克听一听，确认一下，也许可以用它做素材写一本新书。法雷尔知道迈克的经历可以写成一本书——不只是一章四十页的案例记录，而是一整本书。这本书比“十夜”丛书的三本的总销售量还要多。迈克坚决地说他不但不再写鬼的故事，而且就此封笔，法雷尔当然不会相信。作家总是这么说，没什么要紧的，心血来潮是作家与常人最不同的地方。

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但迈克·恩斯林最终侥幸逃过一劫。他知道这一点。他本会伤得更重，要不是迪尔博恩先生和那一桶冰块的话，他就得忍受二十道，甚至三十道，而不只是四道不同的植皮手术了。他脖子左侧虽然植皮了，但依然有疤痕，波士顿烧伤学会的医生说疤痕会自然消退的。他也知道烧伤后的几周、几个月里疼痛难忍是难免的。如果火柴盒上没有注明擦划前关好盒盖的话，他在1408房间里早就没命了，他将死得不堪设想。在验尸官看来，那会像中风或心脏病发作，但真正的死因更吓人。

更吓人。

他也很幸运，呆在一个真正闹鬼的地方之前已经写过三本鬼和闹鬼的畅销书——这一点他也知道。萨姆·法雷尔可能不相信迈克的写作生涯就此结束，但萨姆不必知道，迈克知道得太清楚了，他现在连写张明信片都很浑身冰冷，胃里难受。有时即使看到一只钢笔（或者一台录音机）他都会联想到：那几幅画是歪的，我曾想把它们放正。他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记不起1408房间的几幅画，也记不起别的任何东西，他很庆幸。这是运气。这几天他的血压不太好（医生说烧伤病人经常会引发血压问题，必须采用药物治疗），他的眼睛也跟他过不去（眼科医生让他服奥柯维特片①）。他的后背一直不舒服，前列腺肥大……但这些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他知道自己虽然从1408房间死里逃生，但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这样的情况已有先例——奥林曾经想告诉他——但这并没有什么大碍。反正他不记得了，有时他会做噩梦，常常做（几乎每个夜晚都很恐怖），但醒来之后就全忘了。他感到四周在熔化——就像当时袖珍录音机的四个角熔化了一样。他最近住在长岛，天气好的时候就到海滩上长时间散步。就是在海滩上散步时他清晰地说出了与他记忆中在1408房间逗留的七十多分钟（仅仅多一点点）最为接近的话。“那肯定不是人。”他用哽咽的结结巴巴的声音对迎面而来的波浪说，“鬼……鬼至少曾经是人。墙里的东西，尽管……那……”

时间会改变一切，他只能希望如此，也确实希望如此。时间会使他淡忘这一切。他睡觉时卧室里彻夜通明，这样，他从噩梦中醒来时就会立刻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他把房子里所有的电话都拆除了，他害怕在不经意之间突然打来的电话，害怕听到滋滋的、不是人的声音说：“我是9！9！我们杀死了你的朋友！他们现在全死了！”

在天气清朗的傍晚，夕阳西下，他拉上所有百叶窗和窗帘，屋子里就像暗室。他坐在那儿，直到手表告诉他阳光，就连地平线上的最后一缕阳光，已经消失了。

落日的余辉让他无法忍受。

黄色逐渐变深，成为橘黄色，就入澳大利亚沙漠上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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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眼科医生常推荐患者使用的一种药片，富含维生素A、C、E和锌、铜等。

《惊魂过山车》
关于这个故事，我在前言中已经谈了很多。我说了个你基本可以在任何一个小镇里都能听到的故事。另外这个故事和我早年写的另外一个故事（短篇小说集《夜班》中的“房间里的女人”）相似。我想谈的是自己母亲临近死亡时我的感受。在大部分人一生中都要经历一次，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这样一个现实，并借此投射出我们自己也必须面对死亡的现实。这大概是恐怖小说单一而重要的主题：我们需要化解只能靠充满希望的想像来理解的玄秘。
第一节

我从来没有把这个故事告诉任何人，也从未想过要告诉别人，倒不是因为我怕别人不相信，而是感到惭愧。因为它是我的秘密，说出来就贬低了自己及故事本身，显得更渺小，更平淡，还不如野营辅导员在熄灯前给孩子们讲的鬼故事。我也害怕如果讲出来，亲耳听见，可能会连自己都开始不相信。但自从我母亲过世后，我一直无法安睡。一合上眼往事历历重现，我惊颤着彻底清醒过来，打开床边的灯，心中的往事却遁散了许多。你可曾注意夜晚里黑影幢幢，甚至开了灯还是如此，而长长的黑影可能就是心中萦绕的往事，无论是哪种心事。

那时候我还是缅因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有天麦考蒂夫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妈妈发病了。父亲死得早，当时我还小，无法记住他的模样，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和母亲，阿兰·帕克和珍尼·帕克在这个世界上相依为命。住在街那头的麦考蒂夫人打电话到我的四人集体宿舍来。她是从我家的冰箱上的磁贴板上知道我宿舍的电话号码的，那是我妈妈贴在上面的。

"她的病发作了。"她带着拖腔长调的北方口音说，"刚好是在餐馆里。你就不要急匆匆地赶来了。医生说还好，她依然清醒，还能说话。"

"啊，可她要不要紧？"我问，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甚至显得轻松，但心却狂跳起来，宿舍忽然变得燥热起来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因为是周三我的舍友一整天都有课。

"哦，她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告诉你，但别吓着你。想得相当周到，你说是吗？"

"是的。"我当然吓着了。当有人打电话给你说你母亲从工作的地方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时，你的感受会怎样。

"她告诉你，就呆在那里安心读书，到周末再说。还说，如果课不紧，也可以来。"

当然马上就去，不可能不去。我不能呆在这破烂不堪的、充满啤酒味的宿舍里而我母亲却躺在南方一百英里外医院的病床上，而且可能快死了。

"你妈她还年轻。"麦考蒂夫人说，"只是这几年，干的活太重，得了高血压，加上又吸烟，看来她不得不戒烟了。"

可我不认为她会戒烟，无论病有没有发作，她嗜烟这点我很清楚。我谢了麦考蒂夫人。

"我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你。"她说，"阿兰，那么你什么时候来，周日吗？"她的语气中透着一丝狡黠，似乎知道我会去。

我望着窗外，美丽的金秋十月的午后，这片新英格兰湛蓝的天空下的树林，金黄的树叶飘落在弥尔大街上。我瞥了下表，三点二十分。电话铃响起时，我正准备离开宿舍去上四点开始的哲学讨论课。

"你开玩笑吧?"我反问，"我今晚就到那儿。"

她笑起来，笑声干涸而略带嘶竭。麦考蒂夫人总是对戒烟、她自己和她的Winstons牌香烟津津乐道。"真是好孩子，你直接到医院，是吗？然后再开车回家？"

"是，我想是这样。"我回答。我想就没有必要告诉麦考蒂夫人我的车的传动装置坏了，哪儿都开不了，只能开出停车场的车道。我将搭便车去在路易斯顿镇的医院。如果不太晚，从医院出来后我就回哈罗镇的家中。如果太晚了，我只好在医院的长椅上打个盹了，或坐在街边的长凳上，头倚着可乐贩售机打盹。反正这不是第一次搭便车回家了。

"你家门的钥匙肯定在红色的手推车下面。"她说，"你知道我指哪儿，对吗？"

"知道。"我也肯定。我母亲放了一辆红色的手推车在屋后的小棚屋的门边，是用来种花的，到了夏天开满了鲜花。由于麦考蒂夫人的电话，我可以想像在哈罗镇的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的小屋，夕阳西下后无人开灯，今晚将陷入黑暗之中。麦考蒂夫人说我妈还年轻，但对于才二十一岁的我来说，四十八岁似乎已经很老了。

"小心点，阿兰，别开快车。"

我的车速，当然是由我搭乘的车的司机决定，我希望不论司机是谁，最好象逃离地狱般开得快快地。我所关心的只是要尽快到达缅因中部医疗中心。但没有理由让麦考蒂夫人替我担心。于是我说："不会的，多谢了。"

"很好。"她说，"你妈就会好起来的，看到你她一定说不出有多高兴呢。"

我挂上电话，草草地写了张便条，说明了发生的事及我的去向。我请一个比较负责的舍友，赫科特·帕斯摩尔，帮我打电话给辅导员请他告诉我的任课教师我缺课的原因，这样我才不会被挨批，因为有两三个老师最恨逃课。然后我塞了几件要换的衣服到我的背包里，再加上一本卷了边的《哲学入门》，一头直奔出去。我将拉下下周的课，还好所上的课程我学得不错。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让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变，似乎哲学课本上的观点对它都不适用。我渐渐看清了人世的真谛，一个人洞察世事而没有哪本书能解释清楚，我想有时只有忘却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如果能忘却的话。

从在奥罗诺的缅因大学到安得罗瑟金郡的路易斯顿镇有一百二十英里，最快的路是走I-95收费高速公路，但如果搭便车，这路就不好走了。州警察总爱在这条路上驱赶搭车的人，甚至只站在公路的坡面上他们也会赶。如果被同个警察抓到两次，他还会开单罚你。所以，我只好从68号高速公路走，这条路从本格开始向西南蜿蜒，还是满好走的。只要你看起来不象个地地道道的神经病，就很容易搭上车，大多时候也没有警察管。我第一个搭上的车是由一个郁闷的保险经纪人开的，他把我载到了纽波特。我在68号公路和2号公路的交接处等了20分钟左右，又搭上了一位老绅士开的车，他要去波多依汉。他一边开车一边抓裤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窜来窜去。

"我妻子总是提醒我，如果我还喜欢载搭便车的人，可能就会被人在背后插上一刀，横尸水沟。"他说，"可当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拦车时，就不由地想起自己年轻的岁月，我也伸出手竖起拇指拦车①，也搭上了车。现在，她都死了四年了，我还活着，还是开着这辆老道奇车，我很想念她。"他急切地抓向裆部。

"孩子，你去哪儿？"他问道。我告诉他去路易斯顿镇以及原因。

"真可怕，"他说，"你母亲，我很难过。"他的同情强烈而真挚，使我感动得眼角都潮湿了，我眨着眼睛把眼泪收回去。此时我不想在这老头的旧车里哭出来，因为车身颤动颠簸，还有一股刺鼻的尿骚味。

"打电话告诉我的麦考蒂夫人说我妈的病不太严重，她还年轻，只有四十八岁。"

"还年轻！可她病了！"他真的感到难过，又抓住了他那绿色裤子松垮的裆部，用爪子般的手猛拽那尺寸过大的裤裆。"突发的病总是很严重的，孩子，我将会送你去缅因中部医疗中心，一直送到门口，如果不是答应我哥哥拉尔夫送他到在盖茨的护理医院的话。他妻子在那儿，她得了那种健忘病，我忘记了名字，想不起来它到底叫什么来着。安得森氏病或安文累氏病或其他象这样的名字"

"安兹海蒙氏病②"我说。

"啊，可能我自己都得了这种病，我真他妈的一定要送你去。"

"你不必这么做，"我连忙说，"在盖茨镇很容易搭上便车的。"

"你母亲还年轻，"他说，"可她生病了，只有四十八岁。"他抓向松垮的裤裆。

"该死的疝带。"他叫骂着，然后又笑起来，笑声绝望而令人感到好笑。

"该死的疝气。孩子，我告诉你，如果你只是等待，所做的努力就烟消云散。你做的事最终都有报应。但象现在这样，你放下一切事去看她，就是个好孩子。"

"她是个好母亲。"我说着，感到眼泪再次涌上来。我想家的念头从来不强烈，除了在我离家上大学的头个星期有点想之外。而此时我却很想家，在这个世上只有我和她，没有其他较亲的亲戚了。我无法想像没有妈妈的生活，麦考蒂夫人说不太严重。病突发了，但真的不太严重？最好那老太婆说的是真的，我希望她说的是真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的车速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么快。那老头的车速稳定在每小时四十五英里。有时他会超过白色隔离线开到另外的车道上，以这样的速度要开很久才能到。实际上这段路确实很长。68号高速公路在我们前面铺展开来，路锋一转穿入数英里长的森林，穿过坐落在森林中的几小镇，纽沙朗、奥非里亚、西奥非里亚、甘尼斯坦（这里曾名叫阿富汗斯坦，让人感到真实而陌生）、米克尼可伐尔、卡斯维特、卡斯特落克、一个个简陋的小镇飞快地消失在我们后面，每个小镇都有路标和自助加油站。随着白昼的耗尽，明朗的蓝天变得暗淡了。老头先是打开停车灯，然后又打开前灯。灯光很刺眼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甚至对迎面开来的车发出的耀眼的强光也不在意。

"我嫂子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他说，"她甚至无法区别是、否、也许。这就是安得森氏病的作用。她眼中的神情好像在说：'让我出去。'如果能想起这几个字的话，她会说的。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知道。"我回答。我深吸一口气，想知道我闻到的尿骚味是来自老头身上还是他常把狗带到车上，更想知道如果我摇下车窗，他会不会生气，我最终还是摇下了车窗。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就如他不在意迎面开来车辆耀眼的强光。大概7点左右，我们的车开到位于盖茨西部的一个小山头上。正在开车的老头突然叫了起来："看哪，孩子，那月亮，她不正象个美丽绝伦的女神吗？"

她确实是美丽绝伦，一个硕大金黄的圆球悬在地平线上。我却仍感到不安。这月亮孕含着一股邪气。望着那冉冉生起的圆月，可怕的念头忽然迸出来：要是我到了医院而我妈却认不出我怎么办，要是她的记忆完全丧失，一点不剩，她也分不清"是、否、也许"怎么办，要是医生告诉我她今后的生活要人照顾该怎么办。当然，那人就是我，再也没有别人，无论是朋友还是邻居。那只好再见了我的大学生活。

"孩子，对她许个愿吧。"老头叫道，他兴奋的声音变得尖锐刺耳，象玻璃碎片塞入我的耳朵。他猛拽了一下裆部，那儿发出了断裂声。无论是戴还是不戴疝带，我从未见到象那么狠地拽裆部而不把蛋蛋扯下的。"对满月许的愿将会实现的，这是我父亲说的。"他补充道。

于是我许了个愿：当我走进病房时我母亲能认出我，立刻精神起来，喊出我的名字。许了愿但又马上希望能收回，我认为对着疯狂橙黄的月亮许愿一点也不好。"唉，孩子，你知道吗，"老头说，"我希望我妻子此刻在我身边，我要请求她原谅，原谅我的责骂，曾对她说过的刻薄的话。"

二十分钟后，白昼的最后一丝光仍在天上，月亮依然圆鼓鼓地低悬在空中，我们到了盖茨伐尔斯。一盏黄色的交通灯在68号公路和欢愉街的交接处，快到灯下时，那老头突然把车拐向路边。道奇车的右前轮撞上了路缘石，跳了起来，又退回去，我的牙齿一颤，老头带着一种疯狂，轻视的目光看着我，尽管这种表现我不是第一次看见。我发现他做所有的事都是疯狂的，看所有的事都是神经兮兮的，说所有的话都是大呼小叫。

"我将载你去那，是的，我会，别管拉尔法，让他见鬼吧，你就答应我吧。"

我很想见母亲，但想到在还剩的二十英里路上要闻车厢里的那尿骚味和迎面开来刺眼的车灯，就感到十分难受，所以我不会让那老家伙在路易斯顿镇里四车道的里斯本大街逡巡胡逛的景象出现。虽然很可能还是他送我去，但我无法忍受不断抓扯裆部和充满神经质激动声音的二十英里的路程。

"嘿！别，"我说："可以了，你还是去送你哥哥吧。"我打开车门，担心的事发生了，他伸出曲扭干枯的手，正是那只不断抓裆部的手，一把抓住我的胳臂。

"你答应了吧。"他对我说，嘶哑的声音带着信任。他的手指深深地陷入我腋下的肉中。"我直接送你到医院门口，咳，虽然我过去从没见过你，你也没见过我，这没关系。别在意那分不清"是、否、也许"的病。我送你去那儿！"

"不要了。"我回答，急忙挣扎着逃出车厢。如果他没有抓到我的手臂，我的衬衣就会被扯住。原以为我挣扎时他会抓得更紧，甚至可能会抓住我的后脖，但他没有。他的决心似乎被我坚定的神情所淹没。他的手指松开了，当我一只脚跨出车门时，他的手彻底松开了，从我手臂上滑落。我总想知道，在一阵莫名其妙的惊慌过后，人们就感到困惑，到底自己害怕的是什么？我在车上时到底那么害怕什么？他只是那旧道奇车里充满尿骚味的生态体系中年老的有机生命体，只是个受疝气折磨的老头而已，因自己热情的帮助被拒绝而显得失望罢了。我到底怕什么？

"谢谢你载了我，而且还要继续送我。"我感谢他。"但我可以穿过这条路，"我指着欢愉街，"而且马上能搭到车。"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点点头。"好吧，那是最好的路线。"他劝我，"呆在镇外，在镇里没有人会让你搭车的，没有人愿意停下向你按喇叭，叫你上车。"

他说得对，想在镇里搭车是徒劳的，即使象盖茨伐尔斯那样的小镇。我猜想他过去一定经常搭便车。

"可是，你真的要走吗？孩子，要知道有总比没有好。"

我又犹豫了，他说得也对，有总比没有好。欢愉街到历奇路大约有一英里左右。历奇路到路易斯顿郊外的196号公路有十五英里，要穿过一片森林。这段路几乎是暗摸摸的，而且更难搭车。站在路边被车前灯照着，即使衣冠整齐，看起来也象怀德汉少年感化院的逃犯。但我实在不想在坐那老头的车了。直到我安稳地从他车上下来那刻，我还是认为他身上有股阴邪之气，也许是他那说话的声音充满了哀叹。而且我总认为自己能很幸运地搭到车。

"真的，"我说，"真的很谢谢你。"

"孩子，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妻子……"他打住了，我看见他的眼角泪光滢滢，再次谢过他后，在他还要说其他话之前把车门砰地关上。

我匆匆穿过大街，在闪烁的灯光下，我的身影忽隐忽现。走到远处，我回头看，那道奇车仍停在那儿，停在法兰克果品食杂公司广告牌的旁边。借着那闪烁的灯光，我看到那道奇车离街灯有20英尺左右，他沮丧地坐在驾驶座上。我突然想他一定死了，因拒绝再坐他的车而使他受到致命的伤害。

此时，有辆车从拐角处开过去，司机把强灯照在道奇车上。那老头把自己的车灯调回去，我这才相信他还活着。过了一会儿，他把车倒回去，缓缓地拐了个弯，我一直望着直到他消失在黑暗中，然后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它正渐渐退去橙黄的光芒，但仍透着一股邪气。我以前没听说对月亮许愿，只听说对星星，而非月亮。我再次希望能收回这个许愿。夜幕已拉下，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由地想起《猴爪》③的故事。

我穿过欢愉街，伸出手竖起拇指向路上的车飞舞着，而他们却视而不见。一开始路两边的有些商店和房屋，走着走着，人行道就没了，树林又出现了，悄悄地占据了路两边。每次路灯亮了起来，身影就映在前面，我就转身竖起大拇指，脸上堆出诚实可信的笑容，而迎面开来的车每次都呼啸而过。有次，一个家伙嘲我喊："先找个活干再去买车吧，鸟人。"而后哈哈大笑而去。

我一向不害怕黑暗，此时也不会。可我担心的是：我可能犯了个错误，没有乘那老头的车直接到医院。我好象应该在出发前准备一个牌子，写上"母病，需搭车"。但我怀疑是否有用，因为任何一个精神病人都会写这样的牌子。

我沿着路孑然独行，胶鞋蹭着沙石路肩的尘土，倾听着黑夜里的天籁：远处的犬吠，稍近点猫头鹰的叫声，簌簌的风声，是起风的迹象，夜空晴朗，月光如泻，而我此时却看不到月亮本身，路边的树林高大苍郁，一时遮住了整个月亮。

离盖茨伐尔斯越来越远了，经过我身边的车就越来越少了。随着时间一分分地过去，我越来越觉得当初不继续乘那老头的车是愚蠢的。我开始想像母亲躺在病床上，嘴上罩着氧气罩，已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但仍会保持着对我越来越严厉的呵斥，并不知道我不想再乘那老头的车是因为我不喜欢他那恐怖的声音和尿骚味。

我登上了一个陡坡，象开始的那段路一样我又走到了月光泻照的路上。公路的左边没了树林，是一小片墓地，墓碑在月下发着光亮。有个又黑又小的东西蜷伏在一个墓碑边看着我。

我好奇地上前一步，那黑黑的东西动了一下，变成一只旱獭。它用那红色的眼睛责备地瞪了我一眼，消失在高高的草丛中，我突然感到自己太累了，确实是累垮了。自从麦考蒂夫人五个钟头前打电话给我后，就靠着一股冲动一直马不停蹄地到现在。但现在糟糕的是冲动没了，还好我还保留着那种急切而又于事无补的心情，至少目前如此。我已经做出选择，走历奇路，而非68号公路，没有理由再自责了。玩就玩了，做就做了，我母亲常常这么说，她总是有很多这样的话，短短地象禅语一般，还满有道理的。无论在平时有没有道理，这句话现在就让我感到在理。如果我一到医院，她就死了，那我今晚的努力就到此结束了。也许她不会死，听医生说不太严重，麦考蒂夫人说她还年轻。是的，只是工作太累点，此外烟抽得厉害，但还年轻。

我远离了城镇，置身于郊外的树林中。此时，我忽然感到浑身无力，双脚象被粘住似的无法移动。

墓地靠公路的这一边有道矮石墙，有两道车辙穿过石墙成了个缺口。我坐到石墙上，双脚放在车辙里象生了根一样。从这里向左右都能看到长长的历奇路，当我看见有车向西驶来，开往路易斯顿方向，我就走到路边，伸手竖起大拇指。其他时候，我就坐在那里，把背包放在膝盖上，让双脚重新回复力气。

地面的薄雾从草丛中升起，反射着幽幽的光。墓地三周的树林在轻起的微风中窸窣作响。在墓地远处流水哗哗，偶尔传来几声"呱、呱"的蛙鸣，真是个如同爱情诗集中的插图般美丽而宁静的世界。

我朝路两边左右观望，远处没有灯光闪现就说明没有车过往。我把背包放在我曾歇脚的墙间的车辙里，起身走进墓地。一阵风吹来，一缕头发散落在额前，薄雾气慵懒地缠绕在我的双脚边。墓地后边的墓碑显得古旧，有好几个还倒在地上，而前边的就新得多了。我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去看一个新墓碑，它的周围堆着还未凋谢的花。就着月光，碑上的名字清晰可见：

乔治·斯托伯

名字下面的日期标明了乔治·斯托伯先生短暂的一生：生于1977年1月19日，死于1998年10月12日。难怪墓碑周围堆着还未凋谢的花。10月12日就是两天前，1998年是两年前。看来乔治的亲友已经祭祀过他了。在名字和日期下还有其他文字，是句碑文。我弯下腰去看，一看吓一跳，这句碑文对我太熟悉了：

玩就玩了，做就做了

在月夜下造访这个墓地，这碑文令我感到恐怖。

一种非常不祥的感觉从我心底冒出来，我母亲死了，也许就在此时。这是个预兆。

第二节

我转身慢慢地走回路边，听着风在林子里呜咽，小溪流水声和幽鸣的蛙声，突然我听到另外一个恐怖声音，一种破土而出，连根拔起的声音，如同一只垂死挣扎的手伸了过来，抓住我的一只胶靴。

我的脚绊在一起摔了下去，肘撞到一个墓碑上，使身子一偏，差点后脑着地，一声闷响我摔到草地上。此时我看到了月亮，它把树林照得发亮，现在变成了白色而非原来的橙黄色，亮得象块抛光的骨头。

这一跤并没有使我惊慌失措，反而更清醒了。我不知道看见了什么，但不可能是看到了我所想的那句话。这种事只会在约翰·卡本特和文斯·克雷文的电影④中才会发生，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如果我就此走出这里，就会相信这件事情，而且今生今世都相信，一定不是真的。对，再看看，这个想法在我心头掠过。

"他妈的。"我骂了一句，站起来。牛仔裤的臀部全湿了，我扯了扯不让它贴着我的皮肤。我鼓起勇气再去看看，想再走到那个标着乔治·斯托伯最后安息地的墓碑还不容易，但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风仍在起，在林子中吟叹，意味着要变天了。树影在我周围乱舞，树枝相互摩擦着，在林子中咯吱作响。我弯下腰再看那碑文：

乔治·斯托伯

1977年1月19日——1998年10月12日

良好地开始 短促地结束

我站在那里，倾斜着上身，双手撑在双膝上，狂跳的心逐渐平息了来后，我仔细一看完全不同。原文却是如此，难道是我眼花看错了名字日期下面的碑文？即使没有精神负担、不疲劳，在月光下我也可能会读错，都是月亮惹的祸，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

如果正如我想的那样，我看到的是"玩就玩了，做就做了"，那么我妈就真的死了。

"他妈的。"我又诅咒了一句，转身走开了。我走动时，发现薄雾透过草丛袅袅生起，绕在我的脚周围，渐渐开始发亮。我听到马达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有车过来了。

我连忙穿过石墙的缺口，随手抓起背包。车正开在上坡中途，我伸出手竖起大拇指，车灯远远地打过来，我一下子感到炫目。在车速慢下来之前，我知道到那车的司机会停下。说来有趣，怎么知道有的车会停下呢，可是搭车老手就能知道哪辆车会停下。

车从我旁边驶过，刹车灯一闪，转到靠近石墙末端的路肩上。我赶紧跑了过去，手上拎着的背包一晃一晃打着膝盖。我看见过来的车是福特公司产的野马车，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流行的那几种很酷的车型之一。但消声器中马达的轰鸣却很大声，这么大的声音下次到期年检可能通不过，但这不关我的事。

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把背包放在双脚之间，一般怪味向我扑来。一种似曾相识的而又不那么好闻的气味。"谢谢，多谢了。"我说。

开车的家伙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剪了袖子的T恤，皮肤晒得很黑，肌肉粗壮结实，右臂上纹着一圈蓝色的刺藤。他反戴着一顶印有约翰迪尔公司标志的绿色鸭舌帽，T恤的圆领下边别着一枚徽章，从我坐的角度看不清楚上面印着什么。"没关系，你进城吗？"他问。

"对。"我说，在此时此地"进城"就是指去路易斯顿。这是波特兰以北唯一算是城镇的地方。我关上车门的那一刻看到了松香味的空气清洁剂挂在观后镜上，就是我刚闻到的那气味。我今晚是无法避免这些怪味了，前面是尿骚味，现在是人造松香味。但我搭的是别人的车，只能忍着，其实我早该忍着了。随着那辆老款式的野马车引擎的吼声，那家伙把车倒回路中间，我试着让自己放松。

"你到城里干什么？"那开车的家伙问我。我估计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这样的城里人一般在奥本市的职业技术学校读书，或可能在那地方仅存的两家纺织厂工作，他也许会在空余时修修他的野马车。因为这是城里年轻人常干的事情，喝喝啤酒，抽抽烟，修修汽车或摩托车。

"我哥哥结婚，我去做他的男傧相。"我随口撒个谎。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母亲的事情。我总感到有些不对劲，但不知道哪儿不对劲，也不知道我为何一开口就撒这样的谎，但我感觉自己这样做是对的，我补充道："明天彩排，明晚还有个只限男人参加的派对。"

"哦？明晚？"他侧过头看着我，一双大眼，一张英俊的脸，厚厚的双唇显出一丝微笑，眼里透着不相信的神情。

"是的。"我说。

我感到害怕，就象前面那种害怕的感觉，这种不对劲的感觉也许从开道奇车的老头叫我对着带着邪气的月亮而不是星星许愿开始，或是从我拿起电话接听麦考蒂夫人有关我母亲的坏消息开始。但这次的感觉不那么糟。

"嗯，这是好事。"这反戴着鸭舌帽的年轻人说："哥哥结婚是好事。兄弟，你叫什么？"

这一问使我感到不只是害怕，而是恐怖，现在一切都变得那么不对劲，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使我惊慌失措。可我心里很清楚：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名字，就象不让他知道我为何去路易斯顿一样。虽然我们正在开往路易斯顿的路上，但我突然感到我再也到不了，担心他会在半路上死去，车也会停下。我也知道车厢里的气味，不是空气清新剂发出的，而是某种不祥的气味。

"赫科特。"我随口说出我舍友的名字，"我叫赫科特·帕斯摩尔。"话从我干涸的嘴平静地说出，这个谎真是撒得好。我有股强烈的念头，不能让那开车的家伙知道我紧张害怕的情绪。所以我只好撒谎。

他身体稍稍向我这边侧了侧。我看见了那徽章上写着：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我知道那地方，曾经去玩过，但现在很久没去了。

我还看见一条有大又粗的黑线绕在他的脖子上，就象他胳膊上纹着的刺青，可脖子上这条黑线不是纹身。它是由很多垂直交叉的黑线缝成的，是手术后缝合的线，是把他的脑袋重新安装回他的身体上而缝的。

"很高兴认识你，赫科特。"他说，"我叫乔治·斯托伯。"

我大吃一惊，手象在梦里一般不由自主地抬了起来。我倒希望这是在做梦，但不是，这全都非常真实。车里的气味象是松香，但实际上是某种化合物，可能是甲醛。我意识到我和一个死人同车。野马车在历奇路上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在白亮的月光下疾驶。路两边的树在风中狂舞着，不断地挤过来。乔治·斯托伯用他那空洞的眼睛微笑地看了看我，把我抬着的手压下，然后又集中注意力开车。在高中时我读过吸血鬼德古拉的故事，现在与书中相似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死人开车都很快，这想法象口破钟在我脑中嘡嘡作响。

不能让他知道我的心事，这念头也在我脑中嘡嘡作响。这虽无关紧要，但我就是不能松口，不能让他知道，不能，决不。我想起了那老头，他现在在哪里？他哥哥还好吗？他仍旧独行吗？也许他正开着旧道奇车在我们后面，耸着肩猫着腰握着方向盘猛扯他的疝带。他也是死人吗？可能不是，根据布朗姆·斯托克⑤的说法，死人开车都很快，但那老头的车速从不超过45英里。想着想着一阵神经质的笑从我喉咙深处涌出，但我忍住了。我一笑他就知道我的心事了。可他现在一定不知道，因为这只是我的心事而已。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婚礼。"他说。

"对，"我回答，"每个人一生中至少应举行两次。"

我双手叉在一起，紧紧抓着，指甲陷进指关节上的皮中，但却不感到痛。我只想着不能让他知道我的心事。森林从四周包围了我们，没有其他灯光，只有白亮的月光冷漠地照着。我不能让他知道我认为他是死人。但他不是鬼魂，这就可怕了，鬼魂不象他这样会停车载人。那他是什么东西呢？僵尸、食尸鬼、吸血鬼、或者都不是。"对，兄弟，应举办两次，我的家人都是如此。"

"我的家人也是。"我平静地说，就象一个花了一整天搭车的人和车主商量付点车费的对话。我又接着说："确实也没有什么比得上葬礼。"

"婚礼。"他温柔地说。借着车里仪表盘发出的光，我看见他的脸腊白，一张在殡仪馆中未化妆的死尸的脸。那反戴的鸭舌帽里的东西更可怕，我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我曾看到这样的消息：殡仪人员把死尸的头骨顶部锯掉，掏出脑物质，塞入经化学处理过的棉团以防止死尸的脸部可能凹陷下去。

"婚礼。"话从我麻木的双唇穿过，然后窃窃地笑了起来。"我想说的就是婚礼。"

"我想我们总是在说我们想说的话。"他仍然带着微笑说。

是的，弗洛伊德也早就相信这一点，我在《心理学101问》中读到。我怀疑这家伙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知道很多。我想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不会穿这样的无袖T恤和反戴鸭舌帽的，但他懂的够多了。而我居然说出了葬礼，天哪，我居然说出了葬礼。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认为他是死人，而他不想让我知道他已明白了我认为他是死人。因此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发现他已明白了我认为他是死人。

整个世界开始在我眼前摇晃打转，接着就天翻地覆。我一下失去了感觉，我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月亮的余影仍悬在黑暗的眼前，正变成绿色。

"你没事吧，兄弟。"他问道，他关切的声音却让我感到悚然。

"没事。"我睁开眼睛，眼前的景物又平静下来了。手背上被自己的指甲所抠的痛感此时真实而强烈，车里不只是松香空气清新剂和化学药品的气味，也有泥土的气味。

"真的没事？"他问道。

"只是搭了很久的车有点累，有时我还会晕车。"我突然灵感迸发，随口说个理由。"你最好，我想你最好让我下车，呼吸新鲜空气，我的胃就好很多。还有其他人会路过，我就……"

"我可不能那么做，"他说，"让你在这儿下车？绝不能在这里下车，再过一个小时可能才会有车经过，而他们还可能不载你。我应该载你，那句歌词怎么唱来着？'准时带我去教堂'对不？我绝不能让你在这儿下车，把车窗摇下来些，这样会好点。我也知道这里的气味不大好，我挂了个空气清新剂在这儿，但一点屁用都没有。有些气味是比较难消除的。"

我想伸手去摇车窗的摇柄，让新鲜的空气进来，但手臂似乎没了力气。我只能双手紧握坐在那里，指甲抠进手背上的肉里。真是好笑，手臂肌肉没力，而手指却无法松弛，抓得紧紧的。

"就象有个故事。"他继续说："讲的是有个小孩用了750元买了一辆卡迪拉克，你应该听过那故事，是吧？"

"是的，那是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我动了动麻木的双唇，我实际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但握要完全装作听过的样子，因为我不想听他讲任何故事。我们前面的路象黑白电影里的画面一样，飞快地闪过去，闪过去。

"对了，很他妈的流行。有个小孩想买辆旧的二手车，他看见一辆几乎全新的二手车停在一个家伙的草坪上。"

"我说我听……"

"车窗里坐着车主，边上有个牌子写着'出售'"。

有根卷烟夹在他的耳朵上，他摘了下来。摘得时候，T恤前领被扯了上去，我看见了另外一条起皱的黑线，上面的针线眼更多，而后他伏下去取点火器，T恤前领又回到原位。

"那小孩知道根本买不起在近在咫尺的卡迪拉克，可他感到好奇，于是走过去问那车主：'象这样的车要多少钱？'那车主正在洗车，他关上软管上的龙头，对那小孩说：'小鬼，今天你走运，给七百五十块就可以开走。'"

点火器从仪表盘里弹出来，他拿起来，把火凑到烟头上点了。他吸了口烟，我看见一些小烟须从脖子上断口的针眼处渗出来。

他接着说："那小孩透过驾驶座的玻璃窗看见里程表上的行驶距离只有一万七千公里，小孩就说：'啊，真的？这交易看起来好极了。''不开玩笑，小鬼，钱拿来它就是你的了。你看起来很老实，我他妈的甚至可以收支票。'那小孩说：'……'"

我看着窗外，想起在多年前曾听过这故事，可能是在读初中时。我听到的版本除了车子是雷鸟而非卡迪拉克，其它完全相同。我记得那小孩说虽然我只有十七岁，可我不是白痴。没有人愿把这车以七百五十块的价格卖出去，而且只开了这么短的路程。那车主告诉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车里有股怪味无法除去，他试了很多次，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这怪味消除掉。车主曾出差很长时间，至少……"

"……两周，"斯托伯还在说。他面带微笑，那样子就象在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他回来时，发现车停在车库里，他妻子死在车里，是在他出差期间死的。不知道她是自杀还是心脏病突发或是其它原因。她全身浮肿而且车里充满了那种气味，所以他只好把车贱卖了。"他笑着问我："很有意思是吗？"

"出差期间他为什么不打电话回去？"我不由自主地问，可脑子却一片空白。"他出差两个星期，从没有打电话回去看看他妻子在干什么吗？"

"咳，"他说，"你如果这么说就错了，我要说的是这项交易，谁不动心？这才是关键。因为开车时你一般总是开着车窗，就闻不到了，对不？故事就是这样的嘛。我认为是因为车里有怪味，才使故事可信。"

我们都沉默了。我想他正在等我说几句话来结束这个话题。我是要结束这个话题，所以我就不说话，除非他继续讲，如果是这样，他会讲什么呢？

他用拇指肚搓着别在T恤上的徽章，上面印着：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指缝里黑黑的。他说："我今天去了惊悚园这个地方。我替一个家伙干了些活，他给我一张可以玩一整天的票。我女朋友打算和我去，但她却打电话来告诉我不舒服，她这几天来了月经，有时候确实让她比生病还难受。真糟糕，可我也想如果月经没有来，啊，一点也没有，那我就麻烦了，我们都麻烦了。"他唧唧歪歪地说了一大堆话，一点都不幽默。"所以我只好自己去了，没理由浪费这个机会。你曾去过惊悚园吗？"

"去过。"我回答。"那时我十二岁。"

"谁和你一起去的？"他问"你不会自己去，对吧？因为你只有十二岁。"

我才不告诉他真相。他正在玩我，左右摆弄我。我想打开车门，双臂抱头，滚出车外，如果这样他只会伸手推我下去。因此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举手抱头以免他发现我的意图。我只能紧握双手。

"不，"我说，"我和我爸爸，是爸爸带我去。"

"你坐了过山车了吗？我坐了四次那鸟东西。它直直地窜上去，又直直地冲下来。"他看着我又发出了一阵空洞的笑声。月光在他的眼中荡漾，使整个眼睛发白，象雕像的眼睛。我知道他不仅是死人，而且还很疯狂。"你坐了吗，阿兰？"

我想告诉他叫错了名字，我的名字是赫科特，但有什么用？我们到了快摊牌的时候了。

"坐了。"我低声说。只有月光洒落，路边的树扭动着枝桠飞快地向后冲去，象祭神仪式上疯狂的舞者，路在车下飞逝。在时速表上看到他正以每小时八十多英里的速度在行驶。死人开车很快。我们两人就是在坐过山车。"是的，我坐了那过山车。"我回答。

"嗯。"他应了一下。他又吸了口烟，我再次看到一缕缕小烟须从他脖子上针线缝着的断缝中逸出来。"你从未坐过，尤其是和你爸爸，你排队等着，对，是和你妈妈。队排得很长，等坐过山车的队都是这么长，而你妈妈不愿在那么热的太阳下陪你站着。她那时就很胖了，所以热气让她感到很难受。但你整天缠着她，缠着她，缠着她要去坐。但可笑的是，当你终于排到队伍的前头时，你却胆怯了，是吗？兄弟。"

我无言以对，舌头粘在了上腭上。

他的手偷偷地伸了出来，皮肤在野马车仪表盘灯光的照射下显得发黄，指甲缝中黑乎乎的，抓住我握在一起的手，一股力量从他手中传出，我的双手分开了，象个死结在魔术棒的轻触下神奇般自动地打开了。他的皮肤有点冰凉象蛇一样。

"是吗？"

"是的。"我轻声说，再也无法让自己的声音大起来了。"当快轮到我们时，我看到它是那么高，那么快，冲到顶上倒了过来，坐在里面的人大声尖叫着，我害怕了。她狠狠地搧我，在回家的路上她气呼呼地不愿理我，所以我还没有坐过。"是的，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坐过。

"兄弟，你应该去坐坐，那东西坐起来非常刺激，至少那儿没有比这更刺激的了。从惊悚园回来，我在州公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些啤酒，准备到我女朋友家去一下，给她一个徽章，逗她乐一乐。"他轻轻地拍了拍胸前那徽章，摇下车窗，把烟头弹到外面秋风瑟瑟的夜晚中。"你应该知道随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当然知道，不正如曾听过的每个鬼故事一样吗？他出了车祸，当警察赶到时发现他仍坐在车的残骸里，身体在驾驶座而脑袋在后座，帽子反戴在头上，眼睛死死地盯着车顶。从那以后在月圆风高之夜，呜…呜……他就出现在历奇路上。现在我明白了过去不明白的事：最糟糕的故事就是那些你一生都在听的，那才是真正的噩梦。

"没有什么比得上葬礼。"他笑着说："这不是你说的吗？阿兰，你偷偷到过那儿，一定到过，到那儿的时侯被绊了一下摔倒了。"

"让我出去，"我低声说"求你了。"

"哼，"他转向我，"我们只好讲正事了。阿兰，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鬼！"

他不耐烦地哼了一下，借着仪表盘的亮光，我看到他的嘴角向下撇着。"得了吧，你装鬼会更象。凯斯朋⑥才是鬼。我会停在空中吗？我是透明的吗？"他抬起一只手在我面前挥动着，我可以清楚地听到他手臂肌腱干涩得吱吱咯咯作响。

我想说话，但又不知道说什么。不过说不出也不要紧，反正也没什么好说的。

"某种意义上，我是个信使，"斯托伯说，"象他妈的从坟墓下面来的联邦快递员，好玩吧？象我这样的人很经常出来，无论时机是否适合，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无论是谁在做事，上帝或人，都喜欢逗乐子。他总想看看你是不是珍惜所拥有的，或者在你无法预知的情况下作出选择。事情就象今晚这样，你自己说出了一切，母亲病了，搭车去……"

"如果我愿意坐那老头的车，就没事了，对吧？"我说。现在我可以明显地闻到他的气味，除了松香空气清新剂的气味，还有隐隐的腐肉的臭味。我怎么不曾嗅出来呢？还是我把它误认为其它气味了呢？

"很难说，也许你说的那老头也是死人。"他回答。

我想起了那老头刺耳的嗓音、猛扯疝气带的动作。不，不会是死人。但我因无法忍受他车里的尿骚味而使自己遇到更糟糕的事。

"总之，我们没有时间谈那么多了，再开五英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房子了，再开七英里我们就到路易斯顿的地界了，现在你得作出选择。"

"选择什么？"我就想知道这个。

"谁坐上过山车，谁呆在地上，你还是你母亲？"他转过来，用他那淫浸着月光的眼看着我，笑意更浓了，我看见他大部分牙齿在车祸中被撞掉了。他轻拍着方向盘说："我带你们中的一个走，既然你在这，就由你选吧。选谁？""开玩笑。"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说这些已没什么用了。因为他这次是认真的，绝对认真。

第三节

我回忆起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两人相依为命，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当然也有些是痛苦的日子。想起了我裤子上的补丁和沙锅晚饭，很多孩子每周可花两毛五买热腾腾的午餐来吃，我总是带一块花生黄油三明治或一块包着香肠的隔夜面包，象那些穷光蛋到巨富的愚蠢故事中的傻小子。她不知道在多少家餐馆和酒吧里干过活，靠这收入来养家糊口，每个月她都要请一天假，穿上最好的衣服，约见贫苦儿童救济局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西装笔挺，坐在厨房的摇椅上，膝上放着一块写字板，手上握着一支粗亮的钢笔。她带着机械的微笑回答着他那带着侮辱性的尴尬的问题，却词不达意，甚至象我这样九岁大的孩子回答得都比她好，还要给他准备咖啡。因为只有他作出正确的的调查报告，我们每月才能拿到那屈辱的五十元的补助。工作人员走后，她就倒在床上哭泣，当我走进房间坐在她旁边，她做出了笑脸并说贫苦儿童救济局是两腿间的屎屁。我笑了，她也跟着笑了。在这世上，只有我和我那肥胖嗜烟的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生活的无奈和屈辱我们只能一笑泯之。然而并不只是如此。对我们这种在世间忍辱偷生的人来说，有时取笑那些愚昧的工作人员是我们能做到的报复方式。她干过餐馆酒吧里所有的活而且干活时间过长，这使她的脚踝肿痛，回到家里她一边缠绷带，一边把所得的小费放入标有"阿兰的大学学费"的罐子里，这就象从一个穷光蛋到巨富那样的故事般传神，而且还不断地唠叨要我努力学习，别人的孩子有钱，四处玩乐，不务正业，而我却不能。因为她的小费积攒了很长时间还是不够。最后只好申请助学贷款，如果我上大学的话。我只能上大学，这对我和她来讲是唯一的出路。请相信，我在那时候确实努力学习，我并不瞎，我知道她所负的生活的担子是多么沉重，看见她烟抽得很凶（这是她唯一的快乐，唯一的缺点，只有置身处地才以明白这一点），我希望我们的生活总有一天会变好，而我是唯一能照顾她的亲人。如果能有大学学历和一份好的工作，我就能做到。我应该如此，因为我爱她。那天我们等坐过山车，快轮到时我却退缩了，她大发雷霆，面带凶气，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呵斥我后又狠狠揍我，尽管如此，我还是爱她，甚至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虽然她打我和疼我一样多，我对她的爱依旧，这很难理解，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这没关系，我想没有什么能够总结生活的规律，诠释家庭的关系。我们，她和我，是个家庭，是最小的双人家庭，微小而紧凑，有一份共享的秘密，我愿为她做任何事情，现在，我正被要求作出选择，要求为她去死，顶替她的位子。但既使她能再活四十八岁或更长，而我的生活却几乎没开始。

"是谁，阿兰。"乔治·斯托伯问。"时间不多了。"

"我无法决定那样的事。"我声音沙哑。

月亮在路的上方和我们一起飞驰，月光皎洁明亮。"这样问我不公平。"我补充道。

"我知道，请相信我，事情就这么定的，"随后他压低声音，"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开到第一个有灯光的房子时，你还没有决定下来，那我就只好带你们两个走。"他皱了皱眉又舒展开来，似乎想起了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如果我把你们俩带走，你们可以坐在后座，说说过去的事，就是这样。"

"带到哪里？"

他没有回答，也许他不知道。

树林变得模糊漆黑，车前灯在黑暗中狂奔，路面不断地翻滚。我只有二十一岁，虽不是处男，但只做过一次爱，那次喝多了，无法记住那么多。很多地方我想去：洛杉矶、塔希提、还有路克班奇、德克萨斯，有很多事我想做。我母亲四十八岁，已老了，麦考蒂夫人没这么说，是因为她自己也老了。说实在的，她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长期辛苦地工作还要照顾我，可我要选择让她活下去吗？而她生下我就要为我活下去吗？她四十八岁了，我只有二十一岁，正如人们所说的，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但又能凭什么来定，如何决定这样的事，如何决定呢？

树林在飞逝，月亮象一只回光返照的眼看着我们。

"兄弟，最好快点，我们快开出这片荒野了，"他催促我。我张嘴想说，却说不出话，只有一声干叹。

"就在这儿出了事。"他抬起手伸到后面，此时他的T恤被带起，我又看见他的肚皮上也条针缝的黑线（如果出事的话，我可能不会有），内脏还在里面吗？还是经化学处理的填充物？当他的手缩因来时，手里多了一厅啤酒，可能是最后一次开车时在州公路边的小店买的。

"我了解你此时的处境，你的压力很大，使你口干舌燥，给。"

他把啤酒递给我，我接过来，扯开拉环，喝了一大口，啤酒从口中泻下，冰冷而苦涩，我以前从未喝过啤酒，我不会喝酒，也不喜欢看电视上啤酒的广告。

在秋风飒飒的夜里，一盏桔黄的灯火在我们面前闪烁。

"快点，阿兰，赶紧决定，那就是第一座房子，就在这小山顶上，如果想对我说什么，最好现在对我说。"

那盏灯忽隐忽现，现在变成了好几盏灯。它们透过窗户照出来，在房子里面住的是寻常人家，他们做着平常的事，看电视、喂猫、也许在打扫浴室。

我又想起我们母子，珍尼·帕克和阿兰·帕克，一个汗迹湿透了衣服两腋的肥胖妇人和她的小孩，在惊悚园内排队等坐过山车。斯托伯说得对，虽她不想在烈日下排队，可我总是缠着她，闹着要去坐过山车，她还狠狠地揍了我，但却一直陪着我排队，这点斯托伯也说对了。她陪过我排过很多队，还包括对和错的争执，我都能再一一记起，但现在没时间想那么多了。

"把她带走。"第一座房子的灯光掠过野马车时，我声嘶力竭脱口喊出："把她带走，把我妈带走，别把我带走。"我把啤酒罐扔到车地板上，双手掩面。他的手伸了过来，触到我胸前，手指四处摸索。我突然灵光迸出，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一场考验，而我却没有通过，他现在象那些阿拉伯神话中可怕的恶魔，准备撕开我的胸膛扯出我狂跳的心。我尖叫起来而他的手指却经过我胸膛，直往车门去，好象最后时刻他改变了主意。此时我的鼻子和肺里都充满了他那腐尸般的气味，使我真的感到自己已经死了。车门"喀哒"一声开了，清冷的空气灌了近来，冲去了那腐尸的气味。

"做个好梦，阿兰。"他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声，把我一推。我紧闭双眼，双手抱头，身体一缩，滚出了车厢，跌入秋高风急的黑夜。这一摔肯定会粉身碎骨，我可能还惨叫了一声，但我一定不记得了。

我没有粉身碎骨，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思到自己已经在地上了，感觉到大地就在我身下。我睁开眼马上又闭上，明亮的月光让我目眩。我的脑袋一阵疼痛，那不是眼睛的不适而是在黑暗中受到突然强光刺激的痛感，一直延伸到脖子后面。我感到双腿和臀部又冷又湿，但我不在乎，我所关心的是我已经在地上了。

我抬起胳臂更小心翼翼地睁开眼。我恢复了意识，知道自己在哪儿了，一瞥周围就可确定：仰卧在位于历奇路边的小山顶上的一块小墓地里。月亮正几乎垂直地高悬在头上，月光异常明亮，却比前面的小得多。雾霭也更浓了，象一块毯子铺在墓地上。几个较高的墓碑突兀在那里象几个石头岛屿。我试图站起来，我脑后又是一阵疼痛，伸手一摸，感到一个肿块，粘糊糊，湿漉漉的。在月光下，我看到黑乎乎血顺着我的手掌一条条的流下来。

第二次我终于站起来了，在墓碑和齐膝的雾霭中摇摇晃晃地站着。我极力四处张望才看到石墙的缺口、墙外的历奇路。看不到我的背包是因为浓雾盖住了它。如果我从左边的车辙朝历奇路走出去，就能找到它。但我可能很该死又被绊倒。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一切，完完整整，清清楚楚：我在这山顶上停下来休息一下，顺便走进墓地稍微看看。当我从一个坟墓转身往回走时，乔治·斯托伯绊了我粗大笨重的双脚。我跌倒了，脑袋砸到墓碑上。失去知觉多久了？虽然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根据月亮的位置确定几时几分，但估计至少一个钟头了，这对做个和死人一起乘车的梦来讲是足够了。那死人是谁？当然是乔治·斯托伯。这名字我在一个墓碑上见到，就在进入梦境前，天哪，我做了个多么可怕的梦啊。而且我到了路易斯顿镇发现我妈已经死了，这不正是很典型的结局吗？其实这只是我在黑夜里的一点预感并把它放入梦中而已。这可成为多年后在聚会快结束时候讲的故事，人们会表情庄重，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一些爱卖弄学识的教授则会吟道：天地间之奇事，非吾等可索思⑦。然后……

"然后个屁。"我嘶哑地骂了一句。雾面在缓缓地流动，象流动在朦胧的镜面上。我心想我永远不再提这事，在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即使在我临终前。

而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只有我知道，这一点可以放心。乔治·斯托伯独自开车来载我，这位爱特伯德·克雷⑧的老友，是缝了脑袋而不是夹在手臂下。面对即将到达的第一座有灯火的房子，我得做出选择，而我几乎毫不思索地用我母亲的命来换我的命。也许这可以理解，但并没有使负罪感有丝毫减弱。可还好没有人知道。她的死看起来很正常，应该是正常的死亡。这就是我极力摆脱负罪感的借口。

我从墙的缺口左边的车辙走出墓地时，脚碰了我的背包，把它拣了起来甩在肩上。山脚下车灯闪烁，司机似乎得到暗示山顶上有人要搭车。我伸出手竖起拇指，猜想一定是那开道奇车的老头回头顺着这条路来找我。当然如果真是如此，这故事就有个圆满的结局了。

可来的不是那老头，是个嚼着烟叶的农民，开着装满苹果筐的轻型小货车，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不老也不是死人。

"去哪儿，小伙子？"他问我。当我告诉他后，他说："我们顺路。"不到四十分钟，九点二十分，车就到了缅因中部医疗中心的门前。"祝你好运，希望你妈妈的病正在好转。"

"谢谢你。"我说着打开车门。"我看你很紧张，但她一般没事。可你应该涂写消炎药在这上面。"他指着我的手。

我低头一看，几道月牙状的紫色掐痕深深地印在我手背上。我想起当时双手抱在一起，指甲抠陷到肉里，虽有痛感却不能放松。我还记起斯托伯的眼睛满映着月光，如一汪亮水。你坐过过山车吗？他曾问我，我坐了四次那鸟东西。

"小伙子，"那司机问"你没事吧？"

"嗯？"

"你还没有从惊慌中恢复过来。"

"我没事，谢谢。"我砰地关上门，大步穿过停放轮椅的地线，那些轮椅在月光下闪着亮光。

我走向询问台，一边提醒自己当他们告诉我我妈已经死了的时候，我要装出很吃惊的样子。如果我不这样，他们可能会感到好笑或是认为我吓傻了，或是认为我们母子关系不好，或者……

我一直想着这些，以致于当站在询问台后的妇女问我话时，我都没听见，只好叫她再说一遍。

"我说她在487号病房。但你现在不能上去，探访时间到九点就结束了。

"但…"我突然感到头昏眼花，连忙抓住询问台的边上。大厅点着日光灯，在明亮均匀的灯光下，我手背上的掐痕一览无余。八个小小的紫色月牙象一张张咧笑的嘴。那些货车司机说得对，我应该涂点消炎药。

那站在询问台后面的妇女耐心地看着我。她前面的工作牌有她的名字：伊婉·爱德尔。

"可她有没有事？"

她看着电脑说："我这里是S，表示情况令人满意。第四层是普通病房，如果你母亲病情恶化，就应该在加护病房，在第三层。如果你明天再过来，你母亲就会好多了，探访时间从……"

"可她是我妈。"我说。"我一路搭便车从缅因大学过来看她，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上去看她吗？就几分钟。"

"来探访的直系亲属有时总会有这样的要求。"她冲我笑了一下说："你等一下，让我看看。"她拿起电话按了两个数字。毫无疑问是打给四层的护理室。我可以想象接下来两分钟的过程，好象我以前经历过似的。伊婉问是否可以让487房的珍妮·帕克的儿子上去看她一两分钟，就亲亲她、说句贴心鼓舞的话，而那护士却说哎呀，帕克夫人刚死去，还不到15分钟，我们才把她送到楼下的太平间里，还没来得及把电脑里的数据改过来，真糟糕。

询问台的妇女说话了："穆丽尔吗？我是伊婉，有个年轻人在我这里，他名叫......"她眉毛一挑看着我，我告诉她我的名字。"阿兰·帕克，她母亲是珍妮·帕克，在487房吗？他只想是否能....."

她停下来，听对方说。我想对方护士肯定告诉她珍妮·帕克已经死了。"好吧，"伊婉说，"是的，我理解。"她默默地坐了下来，看着前面。过了一会儿，把话筒夹在肩膀上对我说："她正叫安妮·科里根到她房间去看看，只要一会儿。"

"这事永远不会结束。"我说。

"请再说一遍。"伊婉皱着眉头问。

"没什么，"我说，"我是说这是个漫漫长夜，我……"

"你还在担心你母亲，当然，我知道你是个好儿子，拉下所有的事赶来看她。"

我想如果她听到我和开野马车年轻人的对话后对我的印象肯定一落千丈。可是她当然不会听到，这是我和乔治之间的小秘密。

站在明亮的日光灯下面等着四楼的护士打电话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感到度日如年。伊婉的面前摆了些纸张，她拿着笔顺着名单查找人名并在一些名字上打个整齐的检查记号。我想是否真的有死神，就象她这样，是个工作量有点过大的职员，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很多要处理的文件。伊婉仍把电话夹在耸起的肩膀和耳朵之间。医院的广播在说华科医生，华科医生请到放疗室。

在四楼那个叫安妮·科里根的护士现在可能在我妈妈的床边看见她死在病床上，眼睛还睁着，因病痛引起而弯曲的嘴角终于松弛下来了。

电话里传来四楼的回答，伊婉直起身体听着，然后说："好吧，可以，我知道，我会，当然我会的。谢谢你，穆丽尔。"她挂了电话，严肃地看着我，说："穆丽尔说你可以上去，但只能呆五分钟，你母亲今晚服了药，现在昏沉沉的。"我站在那儿傻傻地盯着她。

她的笑意顿时退了些，问道："帕克先生，你肯定自己没有事吗？"

"没事。"我说，"我想我只是在想......"

她脸上恢复了笑意，这次带着同情的色彩。"很多人都那么想，这可以理解，你突然接到电话，就匆忙赶来。谁都会把情况想得很糟。但如果她的病情不太好，穆丽尔是不会让你上去的。相信我。"

"谢谢。"我说，"非常感谢。"

当我正转身离开时，她问我："帕克先生，你是从北边的缅因大学来这的吧？我能不能问一下，你为什么戴着那徽章。惊悚园不是在新汉普斯尔吗？"

我低头一看，那徽章别在衬衣胸前的口袋上，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我想起他当时要把我的心掏出来，现在明白了：在把我推出车外的前一刻，他把这枚徽章别在我的衬衣上。这就是他的标记方式，给我打上标记，给我们不得不让人相信的相遇打上标记。我手背上的掐痕说明了这一点，衬衣上的徽章也说明了这一点。他要我选择，我作出了选择。

可是我母亲怎么仍然活着？

"这个？"我用拇指肚摸了摸，把它擦亮点。"这是我的幸运物。"这个弥天大谎可撒得有些精彩。"很久以前我和我妈去那玩时得到的，她带我去坐过山车。"伊婉笑了这似乎是她听过的最温馨的故事。她说："抱抱她，亲亲她，这比医生开的任何药都能让她入睡，电梯就在那儿。"她指指电梯。

由于探访时间已结束，我就一个人等电梯了。有个垃圾篓在门的左边，再过去就是书报摊。那里已关了，一片黑乎乎的。我把衬衣上的徽章扯下来扔近垃圾篓里，然后把手放到裤子上大擦，直到电梯门开时我还在擦。我走进去按"4"，电梯开始上升。在楼层按钮上方粘着一张告示写着下周的采血计划。我看到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母亲死了，就在此刻，在我乘这慢腾腾的运货电梯到四楼去的时候，尽管感到它不可能是真的。既然我已经作出了选择，她去了，我留下，我就应该来看她。这非常合情合理。

电梯开了，迎面而来的是另一张招贴画，是一副漫画，一个手指按在一双嘴唇上，下面写着"请安静，病人感谢您"。电梯间出去的是左右两边的走廊，奇数号病房在左边。我顺着走廊过去：随着一步步走近，我的胶靴变得越来越重，我走到470房号以后就慢了下来，停在481和483房之间。我不能进去，汗象半冷冻的糖浆又冰又粘从毛孔中一注一注地渗出来，我的胃象抓在湿滑的拳击套的手那样揪在一起。不，我不能进去，我最好转身象个胆小鬼一样仓皇逃窜。我可以搭便车到哈罗镇，等明天早上再打电话给麦考蒂夫人，那时事情就比较好应付了。

我正转身，一个护士从前面一个门中探出头来，那是我母亲的病房。"帕克先生吗？"她低声问。

呆了好一会儿，我几乎想否认，最后我还是点了点头。

"进来，快，她正……？"

我预料到她会这样讲，但仍使我惊颤不已，双膝一屈，差点跪倒。

那护士见我这样连忙跑过来，裙子簌簌作响，一脸惊慌，别在她胸前的小牌子写着"安妮·科里根"。她扶住我，解释说："不，不是，我是讲镇静剂…她正要睡了。噢，上帝，我真蠢，帕克先生，她没事。我给她服了'安比尔'，她正要睡着了，这才是我的意思。你不会昏倒吧？"

"不会。"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会昏倒，只觉得天旋地转，耳中嗡嗡作响，脑海中的影像如黑白电影般一幕幕在闪动，在飞驰的车前面，在银色的月光下跳动的路，"你坐过那过山车吗，兄弟，我坐了那鸟东西四次。"在我耳边回荡。

第四节

安妮·科里根把我带到病房里，我看到了母亲。她一向很胖，医院的病房显得又小又窄，可她现在病得这么厉害只能无助地躺在这病床上。她的头发现已花白，散开在枕头上。她放在床头的手象婴孩的手那么白。她的嘴角并没有我曾想像那样曲扭，但脸色却腊白，双眼紧闭。当在我身边的护士轻声呼唤她的时，她的双眼睁开了，湛蓝美丽，这是她身上最年轻、最有活力之处。她茫然地睁了一会儿眼，然后才看到我。她笑着，想举起双臂。一只抬了起来，另一只颤抖着，抬起来一点，又落了下去，"阿兰。"她轻轻地叫我。

我走上去，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有张椅子在墙边，可我不想坐。我跪在地板上，张开双臂抱着她。她身上温暖洁净，我吻她的额边、脸颊、嘴角。她抬起能动的那只手用手指轻抚我一边眼睛的下方。

"别哭。"她轻轻地说："没必要这样。"

"我一接到贝斯蒂·麦考蒂的电话就赶来了。"我说。

"告诉她……周末。"她用微弱的声音说，"这个周末我会好的。"

"好的，别再说这个了。"我说着，抱紧了她。

"车修了？"

"没有。"我说，"我搭便车来。"

"哦，天哪。"她说。显然每个字都很吃力，但并不含糊，没有让我感到迷惑尴尬。她清楚自己是谁，我是谁，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为何会在此。唯一说明她病了的是她的左臂。这让我感到莫大慰籍。因为其它的担心都是斯托伯的恶作剧，也许根本没有斯托伯，那完全是场梦，虽然可能会感伤点。既然我在她身边，跪在她床前、抱着她，闻着她身上残留的兰薇香水味，所以遭遇斯托伯用做梦来解释是十分有道理的。

"阿兰，你的衣领上有血。"她的眼睛闭了下来，又慢慢睁开来。我想她一定觉得眼皮很沉重，就象刚才在走廊上我感到胶鞋很沉重一样。

"我磕到了头，妈，没事的。"她的眼皮耷拉了下来，再慢慢睁开。

"帕克先生，我想我们最好让她睡。"那站在我身后的护士说："她今天已够戗了。"

"我知道。"我再吻她的嘴角。"妈，我走了，明天还会再来。"

"别搭便车……危险。"

"我不搭了，我坐麦考蒂夫人的车，你睡吧？"

"睡……我只能睡了，"她说，"今天在干活时，正从洗碟机里拿出碟子，一阵头痛，昏倒了，醒来……就在这了，"她抬眼望着我，"一下发作起来，医生说不算太糟。"

"你会好的。"我说着站起来握住她的手。她的皮肤还是那样光滑如浸水的丝绸，尽管是一个老人的手。

"我梦见我们在新汉普斯尔娱乐园玩。"她说。

我俯视着她，感到全身冷了下来，"真的？"

"是啊，排队等坐那能爬很高的东西，你记得那东西吗？"

"过山车，"我说，"我记得它，妈。"

"你害怕了，我冲着你大骂。"

"不，妈，你没……"

她的手，握紧了我的手，嘴角向外咧快到了酒窝纹边，这是她一向以来表示不耐烦的神情。

"有，"她说，"骂你还狠揍你，打你的后脖子，是吗？"

"可能是吧，"我不想与她争辨，"这是你最常打我的地方。"

"我不该打你，"她说，"天气很热我又很累，但你仍……我不应该，我只想说对不起。"

我的眼角又湿了，"没关系，妈，那都是很久前的事了。"

"你从未坐过。"她轻语。

"我还是坐了，"我说，"最后我坐了。"

她对我笑了起来。那天我们终于排到队伍的前头而我却胆怯了，她大声喝斥我又狠狠地搧我的后脖子。此时她弱不禁风，和当时那个怒气冲冲、湿汗淋淋、孔武有力的妇人相差甚远。我想她当时一定看到某个等坐过山车的人脸上侮辱嘲笑的神情，我记得她对那人说你看什么，很好看吗？在烈日下当她牵着我离开那里时，我哭哭啼啼，边走边揉着自己的后脖子，其实不很痛，她并没有那么重打我。而我记得最庆幸的是离开了那高耸着、飞旋着、尖叫着的过山车。

"帕克先生，你确实该走了。"那护士催促我。

我抬起母亲的手，吻了吻她的指关节。"明天来看你，我爱你，妈妈。"

"我也爱你，阿兰，对不起，过去我常常打你。我再也不会打你了。"

但已经又打又骂过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不知道如何告诉她我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能体谅她。这是我们家的秘密，彼此只可意会。

"妈，我明天来看你，好吗？"

她没应，眼皮又耷下去，这次不再张开了，胸脯缓慢均匀地起伏着。我从床边后退，目不转盯地看着她。

在走廊上，我问那护士："他会好起来吗？真的会吗？"

"没人能肯定，帕克先生。她是努奈里大夫的病人，他是个好大夫。明天下午会在这，你可以问他。"

"那你的看法呢？"

"我想她会好的。"那护士顺着走廊领我到电梯间。"她的心电信号仍很强，所有迹象表明只是轻微发作。"她眉头皱了下，"只是她要改掉一些习惯，当然是指在饮食、生活方面……"

"你是指抽烟？"

"啊，是的，只好戒了。"她说得轻松，似乎要我妈戒烟就象把一个花瓶从房间移到大厅那么容易。我按了一下电梯的按钮，刚才那个电梯的门立刻开了。探访时间结束后，医院里冷清了许多。

"谢谢。"我说。

"没关系，对不起刚才吓着你了，我那么说话真的是很傻。"

"没关系，算了。"我说，尽管我认为确实如此。

我进了电梯，按了电钮。那护士抬起手对我打了个响指。我也回敬了她一个。电梯门在我们之间合拢起来。电梯开始下降，我看着指背上的掐痕，心想我真是没用的东西，没用之极，即使那只是个梦我也他妈的真是没用。带走她，我对斯托伯说。她是我母亲，可我还是说了，带走她，别带走我。她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在烈日下，在小小的新汉普斯尔娱乐园飞扬的尘土中陪我排队坐过山车，而在最关键的时刻我却毫不犹豫地说带她走，别带我走。胆小鬼、懦夫、真他妈的胆小鬼。

电梯门开了我走出来，走到垃圾篓边掀开盖子，那徽章仍在里面，丢在人家残留着咖啡的纸杯中。"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的字依然可见。我弯下腰飞快地拾起落在纸杯中的咖啡残液中的徽章，在牛仔裤上擦干净放到口袋里。看来把它扔掉是错误的。它现在属于我的，不管是幸运物还是不祥之物，反正是我的了。我走出医院，经过伊婉时向她轻轻挥手致谢。屋外的皓月当空，一切都沉浸在冷漠凄迷的月光中，我一生从没有象此时这样心力交瘁。我希望能再选一次，我愿做出不同的选择。说起来好笑，如果正如我所预料的她死了，我也许会接受。至少事情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在城里没人会载搭便车的人，那带疝气带的老头这么说。有几分真实呢？我走在贯穿路易斯顿的大街－有三十六街区的里斯本大街和九街区的肯内尔大街上，经过所有的自助酒吧，里面的自动点唱机放着弗里吉尔、AD/DC乐队和雷德·杰皮林的法语老歌，从头到尾我始终没伸出手竖起拇指。没有人开车经过，情况似乎不妙。我到德姆斯大桥时已经十一点多了。可一到哈罗镇的地界，我遇到第一辆车，手一伸它就停了。四十分钟后我正在屋后棚屋门边的红色手推车下面摸索家门的钥匙。再过十分钟我就躺到床上了。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独自在这个房子里睡。第二天十二点十五分时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我想可能是医院打来的，医院的人将告诉我说我母亲病情急剧逆转，几分钟前刚过世，深表难过。但一接电话才知道只是麦考蒂夫人想知道我是否在家里以及我昨晚看望我母亲的事（她问了我三遍，第三遍快结束时我就开始感觉象谋杀案中的罪犯被审问一般）。她还问我下午是否坐她的车去医院看望我母亲。我告诉她这太好了。我挂上电话走出卧室，卧室门边有面落地镜。镜里是一个胡子拉碴的高高的年轻人，腆着小肚子，只穿着一条宽大的内裤。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不能再神经兮兮的了，老兄，今后不要再每次电话响就想是有人报丧。"

就算我会不由自主地这样想也没有关系，时光会使记忆模糊，时光总会使一切……但奇怪的是昨晚的事仍然历历在目，棱角分明。我仍记得斯托伯反戴的帽子下面的俊脸，耳朵上夹着的卷烟，吸烟时，烟从他脖子上的断缝里渗出来，他讲的卡迪拉克贱卖的故事仍萦绕在我耳边。时光将会使记忆模糊，但并不是一时半刻。而且我还有那个徽章，它仍在我堆在浴室门边的衣服上。这徽章是我昨晚的纪念品，并非每个经历鬼故事的勇者都能从中得到证明其真假的纪念品吧？

房间的角落有一套立体声音响。我翻着旧磁带想找些带子在我刮胡子的时候听。我找到了一个标有民歌集萃的磁带，把它放入机子中。这个磁带是我在读高中时录的，几乎记不起里面有什么歌了。一听才知道是鲍伯·戴兰哀唱纪念海蒂·卡罗寂寞离世、汤姆·帕克顿吟唱思念散落各方的老友、接下来是大卫·范·罗克开始唱他的可卡因布鲁斯。当他唱到第三节中段时，我还在刮胡子，却先停下大口猛灌威士忌和杜松子酒，喝得肚子涨涨的。大卫粗声粗气地唱着他的歌：医生说它将毒死我，但没说什么时候。当然，这会有答案。一种犯罪感让我臆想我母亲将马上死去，而斯托伯也从未纠正我的这个臆想。当时我从未问过此事，他怎么纠正我？但很清楚，这个臆想显然是错的，我母亲并不是马上就死去。

医生说它将毒死我，但没说什么时候。大卫还在重复着。

老天，我为什么要责备自己。我的选择违反了自然规律了吗？儿女不是通常都比父母活得长吗？那狗娘养的想吓我，陷我于不义，但我不是就不买他的账吗？我们最后不都坐了过山车吗？

你不就想不受良心的谴责吗？找个方式为自己开脱吧。也许你的看法是对的……但当他要你选择时，你选了她，老兄，你选了她，这就无法开脱了。

我睁开眼看着镜子中自己的脸。"我已选过了。"我说，我不很相信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最终我想我会相信的。

麦考蒂夫人和我去看我的母亲，她已好了些。我问她是否记得昨晚梦见在雷科尼亚的惊悚园。她摇摇头，说："我几乎记不起你来过，昨晚我非常困，怎么啦？"

"没事。"我说，亲了亲她的额边，"没什么。"

五天后我母亲出院了。出院后一小段时间，她走路一腐一拐的。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一个月后她又回去干活了，先是只上半天班，但后来就上全天班，就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也回校读书，还在奥罗诺市闹市区的PAT'S比萨饼店找了一份临时工。赚的钱虽然不多，但够付我的修车费，这让已我感到很满足。从那以后就不爱搭便车了。

我母亲想戒烟，坚持了一小段日子。四月份的一天早上，学校放假，我回到家里发现厨房里又象过去那样烟雾缭绕。她羞愧而又不服气的看着我。"没办法，"她说，"我知道你要我戒烟，我也应该戒，可不抽烟我的生活就象缺了什么似的，没有东西可以填补。我只能后悔，当初不该抽烟。"两周后，我大学毕业了，我妈病又发作了，还好不严重。医生对她发出严重警告后她又想戒烟了，戒了一段后体重就增加了五十磅，却又开始抽烟了。正如《圣经》上所说的"本性难移"，对此我深信不疑。幸运的是我第一次找工作就在波特兰找到了一个相当好的工作，我打算让我妈不要再出去干活。刚开始很难劝说她。

我也许最终会不耐烦地放弃对她的劝说，但我现在有坚定的信念去瓦解他的固执。

"你应该在赚钱过自己的生活，不要管我。"她说，"阿兰，总有一天你要结婚，别把钱花在我身上，要花在你自己的生活上。"

"你就是我的生活。"我亲着她说。"不管你接不接受，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最后她接受了我的劝说，不去干活了。

从那以后，大概有七年，我们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我没有和她一起住，但几乎每天去看她，我们常常打牌，看录影带，我给他买了台录像机，过着欢乐的日子。正如她常说的：我们有一屋子的欢笑。我不知道这几年是不是欠了斯托伯的，但确实享受了天伦之乐。我遭遇斯托伯的那晚在我的记忆中如梦魇般滋长，永不褪色，就如我一直预料的那样；那晚的每件事，从那老头叫我对着秋月许愿到斯托伯的手在我衬衣上乱摸给我别上那徽章，一幕幕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天，我找不到那枚徽章了，我想起搬到伐尔茅斯的小公寓时，我也它放在床边桌子的第一个抽屉里，和两套袖扣、一枚上面印着"比尔·克林顿，安全萨克斯总统⑨"的政治徽章放在一起，可现在它不见了。过了一两天，电话铃响起，我一接就明白电话那头的麦考蒂夫人为什么哭泣。她所带来的噩耗正是我一直隐隐预料的：玩就玩了，做就做了。

葬礼结束后，守灵者和排着长队的送葬者散去了。我回到哈罗镇的小屋，在那里我母亲度过了她最后的几年，在那里抽烟，吃甜粉炸圈饼。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如今只剩我了。

我清点她的个人财物，把人死后要处理的文件证件放在一边，稍后再说，先把要保留的物品放在一边，不要的给慈善机构的物品放在房间的那一边，然后装箱。整理快完时，我跪下来看看她床铺底下还有什么东西，却发现它在那里。我一直在找而却不承认自己在找：一枚尘封的徽章，印着"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我把它紧握在掌心中，徽章的别针扎进我的肉里而我却把它握得更紧了，在疼痛中体验辛酸的快感。再摊开手指，我泪眼朦胧，徽章上的字变重了，互相叠在一起，发着微光，看起来象没戴眼镜看立体电影似的。

"满意了？"我质问这静谧的房间。"够了吗？"当然是无人应对。"你为什么一直要找，到底为什么？"

仍是无人应对。为什么这样？你在排队等待生活，就这样。你在月光下排队，在充满邪气的月光里许愿，你排着队，听他们在过山车里尖叫，他们花钱受惊，花钱坐过山车总是钱有所值。也许轮到你时你却害怕得跑了。两者效果是一样的。虽然生活应更丰富多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你只能：玩就玩了，做就做了。

带上你的徽章，离开这里。

注释：

① 伸出手竖起拇指：在美国如要搭便车，只需在路边伸出手竖起拇指，开车的人就知道了。

② 安兹海蒙氏病：早老性痴呆症

③ 《猴爪》：这是英国作家W.W.JACOBS的短篇小说，讲一个老头得到一个从印度收集来的神奇的干猴爪，可以让人许三个愿。他许了第一个愿望－得到200英镑，几天后他的儿子因工伤死亡，他得到200英镑的赔偿。他的妻子思儿心切，让他用猴爪许第二个愿－让他儿子复活，当门外响起敲门声时，他却许了第三个愿望－让他儿子消失。

④ 约翰·卡本特和文斯·克雷文的电影：两者都是美国导演，主要作品都是有关恐怖题材的。

⑤ 布朗姆·斯托克: 吸血鬼故事的作者

⑥ 凯斯朋（Casper）：美国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卡通片的主角，九十年代初又流行起来。他是个白色的娃娃模样的、轻飘飘的、可变成各种样子的可爱的精灵。这个卡通片曾在国内的电视台有播放过。

⑦ 天地间之奇事，非吾等可索思: 莎士比亚作品《汉姆雷特》第一章第五节中的句子。

⑧ 爱特伯德·克雷：他是美国民间故事《睡谷传奇》中的人物，是个无头的骑士。他常在晚上出动，把头夹在胳膊下。

⑨ 安全萨克斯总统：原文为：Safe Sax President. Sax是乐器萨克斯管。" Sax " 和"Sex（性交）"的发音很相似，意指克林顿的性丑闻。

《幸运的角币》
1996年秋天，为了促销我的小说《失眠》，我骑着哈雷摩托车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横穿美国，其间在许多独立书店停下来搞活动。这是个伟大的行程。最美妙的时刻可能就是坐在堪萨斯州乡村食杂店的门阶前看夕阳西下圆月东升，一个欣喜若狂的孩子在喊“噢，妈妈，再来一次！”，这让我想起了派特·康洛伊的小说《潮汐王子》里的情景。后来在内华达州，我住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破旧旅馆里，整理房间的女孩在枕头上留下两美元的角子机投币。在每个投币上有张小卡片，上面写着像这样的文字：“嗨，我是玛利亚，祝你好运！”。这个故事就由此产生，我在旅馆的书桌上用手写了它。
“噢，你这狗娘养的！”她在退了的客房里又惊又怒地叫了起来，而且更多的是带着惊奇，接着她笑了，达琳·普仑就是这德性。客人刚走，床铺还没整理，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一手捏着一个二角五分的硬币，一手拿着装硬币的信封，她左右看着这两样东西，笑得眼泪都溢了出来，流到脸颊上。帕斯蒂，她的大女儿，要一副背带，达琳完全不知道怎么买给她。一星期来她一直念着这事，如果这不是最后一根稻草，那还指望什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笑还能怎样，找支枪自杀不成？

不同的女服务员会把这十分重要的信封放在不同的地方，她们把它叫做“蜜罐”。瑞典女孩戈丹，去年夏天在塔郝市举行的一个宗教复兴会上入教前是个妓女。她把信封靠在卫生间的镜子前；梅丽莎把信封压在电视遥控器下面；达琳总是把信封靠在电话机旁。今天早上她进入322号客房时却发现信封被放在枕头上，她知道客人放了东西在里面。

对，肯定有，一个小小的铜三明治，面值两角五分的角币，上面印着“我们信仰上帝”。

她咯咯的笑声渐渐弱了下去，突然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信封上印着一些文字，还有旅馆的标志：一个骑手策马立在悬崖边上的黑色侧影，外围由一个菱形框着，下面印着：

欢迎来到卡森市——内华达州最友好的城市（标志下面的文字）！欢迎投宿蓝彻旅馆——卡森市最让人感到宾至如归的住处！您的房间由达琳女士照料，如有不妥之处请拨零，我们立即为您服务。如果您住得舒适并想留些“额外的东西”给这位服务员，这个信封就是为您准备的。

再一次欢迎到卡森市，欢迎投宿蓝彻旅馆！

总经理：威廉·安瓦里

“蜜罐”经常是空的。她经常发现信封被撕碎仍在垃圾篓里或被揉得皱巴巴的扔在墙角，或漂浮在马桶里（好像这种给整理房间的女服务员小费的做法会惹恼一些房客）。但有时也会出现一个小惊喜，特别是那些角子机或轮盘施惠于某个房客时。322号房间的客人一定是用了信封，他给她留了一个二角五分的硬币。天哪，帕斯蒂的背带和保罗一心一意想要的世嘉游戏机还要用这小费去买啊。保罗甚至都等不到圣诞节了，恨不得在……

“在感恩节就得到。”她说，“当然可以，为什么不？我要付清有线电视收看费，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电视节目了，我们甚至还将增加迪斯尼频道。最后我还能去治一治背痛，妈的，但首先我得有钱。如果我能找到你，先生，我将会跪下来亲吻你圣洁的双脚。”

没有机会了，322的房客已经离开很久了。蓝彻旅馆的住宿条件在卡森市可能是最好的了，而客人的住宿都是非常安静而短暂的。当达琳进人七楼的后门时，房客们正起床，刮胡子，洗澡，有的人还醉宿未醒。当她在布草间和戈丹、梅丽莎、琼（琼是领班，有着高耸的大奶子和呆板艳红的双唇）喝完咖啡后把手推车装满，开始一天的工作时，那些卡车司机、牛仔、商人们正结账离开。她们的“蜜罐”有的放了小费，有的没有。

322客房的那位先生丢了一个硬币在信封里，他可能也在床单上留了点东西，更可能在没有冲水的马桶里留一两个纪念品，因为有的人好像永远发泄不完，这就是他们的天性。

达琳叹了口气，用围裙角擦去脸颊上的泪水，打开信封——实际上322房客不辞麻烦地把它封起来，她急切地撕开想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她想把角币丢回去，却看见信封里面有东西——一张写在桌面活页簿上的字迹潦草的字条。

在骑士骑马的标志和“蓝彻旅馆便笺”这行字下面，322房间的客人用钝头铅笔写了十几个字：

这是个幸运的角币，真的，祝你好运！

“好主意。”达琳说，“我有丈夫和两个孩子，五年来早出晚归地工作，我会走点小运的，感谢上帝。”她随后又笑了起来，轻哼了一声，把角币丢回信封里。她走进卫生间，瞥了一眼马桶，里面只有清水，就这样了。

她开始干活，这只要一会儿时间。她认为这个硬币是对她进行卑鄙的挖苦，否则不会这样，如果这个322房客比较有礼貌的话。

床单上没有污痕或污点，没有令人不愉快的惊奇之物。（在她五年的旅馆服务员工作中，至少有四次遇到这些东西，而丈夫德克离开她也五年了，她还发现精液干掉后的污痕留在电视屏幕上。一次，她还发现柜子抽屉里有发着恶臭的尿渍。）没有东西被偷走，只有床被要整理，水槽和淋浴处要冲洗，毛巾要换。

她边干活边想这322房客的样子，哪种男人会留二角五分的小费给一个要养两个孩子的女人？她猜可能是一个爱逗乐又小气的男人，可能是胳膊上刺青，长得像伍迪·哈尔森在电影《天生杀手》中扮演的角色。

他对我一无所知，当她走出房间随手拉上门时就这么想。可能是他喝醉了，觉得好玩，就这么回事。某种意义上是很有意思，你还有什么可笑的呢？

对，还有什么可笑的？

把手推车推到323房间时，她想到把那个角币给保罗。在她的两个孩子中，保罗是常常会被人误解的孩子。七岁的他沉默寡言，一年四季饱受鼻塞的折磨，达琳也认为他是这空气清新的沙漠小镇里惟一得哮喘的七岁儿童。

她叹了口气，用总钥匙打开323房间的门，一边想可能会在这房间的“蜜罐”里发现50元或100元——每进入一个房间时她总是这么想。可是信封还在她原来搁着的地方——斜靠着电话机，虽然她知道可能是空的，她还是要查看一下来确定，一查果真是空的。

323房客却在马桶里给她留了些小东西。

“看到这东西，说明已经开始走运了。”达琳说，并笑了起来。把马桶给冲了，这就是她的作风。

有个臂大盗——角子机，就这么一个，在蓝彻宾馆的大厅里。达琳在这干了五年，从没碰过它。那天去吃午饭，经过这里时，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个撕了口的信封去取那枚镀铬的角币，她没有忘记把这角币给保罗，但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用，甚至买不了一瓶廉价的可乐。她突然想要把这该死的硬币处理掉。现在她的背在痛，已经习惯了消化完10点钟时喝的咖啡后产生的胃酸上涌到喉咙里，她感到非常沮丧。突然整个世界都暗了下来，好像一切都是这讨厌的硬币的错误，好像这硬币在她的口袋里发出一阵阵使她情绪沮丧的颤音。

戈丹走出电梯就看见达琳在角子机前正把角币从信封里倒出来，落在掌心中。

“你？”戈丹说，“你？不，你从没——我不信。”

“看着，”达琳说，把那硬币投入币槽里，边上写着：请投入一、两或三枚硬币。“小宝贝没了。”

她正要走开，好像事后才想起似的，她过了许久转过身来，回头拉下角子机的启动杆，又转身走开了，不想去看那滚动条的转动，所以看不见机子里铃铛的图案开始出现——一个铃铛、两个铃铛、三个铃铛。只有听到硬币开始纷纷落到机子底部的币碟时，她才停住。她睁大眼睛，随后又眯上眼表示怀疑，好像这又是一个玩笑……也许是头一个玩笑的“包袱”。

“你银（赢）了。”戈丹叫了起来，在兴奋的时候，她的瑞典腔更重了。“达琳，你银了。”

戈丹从达琳身边飞奔过去，而达琳只是站在那里，听着硬币丁丁地落入接币碟里，那声音似乎一直在耳边回荡，心想，我走运了，走运了，我走运了。

硬币的下落终于停止了。

“噢，天啊，”戈丹说，“我的天哪，想想以前我塞进去的所有硬币，这破机子从没有让我赢过一个子儿，你撞大运了，一定有15元，达琳，如果你投三个硬币进去，那该有多少啊。”

“那应该比现在更幸运。”达琳说，她感到自己在哭，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事情就是这样。她感到眼泪像淡淡的酸在眼里灼着。戈丹帮她把硬币舀出来，全部都装在她的制服口袋里，使制服滑稽地向一侧垂着。她心里惟一的念头就是应该给保罗买点东西，一个玩具，15美元不够买他要的世嘉游戏机，完全不够，但应该够买一个电子玩具。在商场里他总是看着“无线电小屋”的橱窗，不用问，他心里清楚，虽然看起来病怏怏的，但他并不傻，紧盯着橱窗的双眼里希望和失望似乎总在交替着。

该死，你想怎么花？她问自己，你想用它买鞋子或帕斯蒂的背带……，你知道，保罗不会介意的。

不会，保罗不会介意的，就这么花，她想，一边用手指摸着口袋里的硬币，听着丁丁当当的声音。你惦记着他们要的东西。保罗知道在商店橱窗里的遥控船、汽车和飞机就像也嘉游戏机和用它来玩的游戏一样是可见不可得的，对他来讲，那些东西就是只能看的景象，像画廊里的画和博物馆里的雕塑，可是对她来讲呢？

好吧，也许她能用这意外之财给他买些简单的玩具，简单但好玩的。

给他一个惊喜。

也给自己一个惊喜，好，这就可以了。

当晚，她决定不坐公共汽车，走路回去。走到北街中段时，她拐进银城赌场，这地方以前从没去过。她已经在旅馆的收银台把硬币换成了纸钞，共有18元。走进赌场她好像感到体内有人在引导似的。她径直走到轮盘桌前，用毫无感觉的手把钞票递给赌注收付员。她觉得那不是自己的手，皮肤底下的每根神经似乎都坏死了，好像这突然而异常的行为使神经像过载的保险丝一般烧毁了。

没关系，当她把代表18元的没有任何标记的粉红色筹码放在表示“单”的桌面上时，她告诉自己，这只是两角五分的硬币，她实际上从没放在心上，它只是一个两角五分的硬币，你还想把它处理掉，现在是因为它放大变形了，但它仍旧发出令人讨厌的颤音。

当轮盘转动时，“停止下注了，停止下注了。”负责轮盘的服务生在念叨着提醒赌客。里面的球逆时针滚动，那球时而上下跳动，时而卡住，达琳闭了一会儿眼睛。当她睁开眼，看见那球滚了滚，落在标有“15”的槽里。

轮盘服务生把一堆粉红色的筹码推到她面前，这些筹码看起来像压扁了的加拿大薄荷糖，达琳把它们捧起来，全部放回到桌面红色区域上，押双。服务生疑惑地看着她，无声地问她是否确定。他启动轮盘，出的是双，她又赢了，把垒成一堆的筹码推到桌面黑色区域押单。

出单，她又押双。

出双。

最后一次押完，她面前有576元，整个人已经飘飘然了。眼前看到的不再是黑色、绿色或粉红的筹码，而是背带和遥控潜艇。

我走运了，达琳·普伦心想，噢，走运了，走运了。

她再把全部赌注押下去，赌场里的人都围在她这个鸿运当头的赌客周围，即使是下午5点钟，还是有很多人，他们发出了惊叹。

“夫人，没有本部经理的允许，我不能开盘。”负责轮盘的服务生说。

这个服务生看起来比达琳刚进来时清醒。穿着蓝条人造丝制服的达琳把所有的钱都再次押到一赔三的地方——从“13”到“24”之间的区域。

“最好叫他过来，亲爱的。”达琳说，她等着，此时她很平静，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脚下是伟大的土地——内华达州的卡森城，离1878年开始开采的大银矿七英里远，而她的脑袋却深深地扎到常琶底多星球的银矿里。那经理和服务生在讨论着什么，而她周围的人也在窃窃私语。最后，经理走过来，请她在一张粉红色的便笺上写下她的姓名、地址和电话。达琳写了，让她感到好笑的是，笔迹不像自己平常写的。她很平静，平静得像曾活在世上的最平静的银旷工，可她的手却抖得厉害。

那经理转向操作轮盘的服务生，扬起手打了个响指，“开，小伙子。”这次在赌桌周围的人都能清楚地听到小白球滚动的嗒嗒声。人群完全静下来，达琳是赌桌上惟一的赌客，这是卡森市不是蒙地卡罗，对卡森市来讲这是一场奇异的赌局，小白球嗒嗒地滚动，落人一个槽内弹了起来，又落入另一个槽内又弹起来，达琳闭上了眼睛。

“好运快来。”她祈祷。“好运降临到我头上，妈妈好运，女儿好运。”

人群哄了起来，又惊又喜，她知道轮盘慢下来了，能看清上面的数字了，达琳睁开眼，猜想她的角币终于没了。

但它没有。

那小白球正落入标着“13”号的黑色槽内。

“天哪，亲爱的。”一个站在她后面的女人叫了起来。“把你的手给我，让我摸摸你的手。”达琳把手伸过去，感到另一只手也被人拉起来，被托着，被摸着。在遥远遥远的银矿里，她正产生这种奇妙的体验，她感到两个人，四个、六个、八个人轻轻地摸着她的手，都想如传染感冒病毒一样染上她的好运。

服务生把一堆又一堆的筹码推到她面前。

“多少？”她飘飘然地问，“多少？”

“728元，”他说，“祝贺你，夫人，如果我是你——”

“可你不是，”达琳说，“我要把全部押在—个数字上，那个。”她指着“25”，在她后面有人轻声尖叫起来，像在性高潮中似的。“统统押上。”

“不，”那经理说。

“但是——”

“不，”他又说了一声。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男人们服务，完全知道他所要说的每个意思。“本场规定，普伦夫人。”

“好吧，好吧，你这胆小鬼。”她把筹码又扒了回来，还漏了几个在币堆外。“你们允许押多少？”

“对不起，等等。”那经理说。

他走了几乎有五分钟，这期间轮盘没有转，也没有人和她说话，可她的手不断被摸着，有时还被刮痛，好像她是个虚弱的受害者似的。那经理回来时，还带着个高个秃顶的男人来，那男人穿着晚礼服，戴着金边眼镜，他并没有那么直勾勾地看着达琳。

“800元。”他说，“但我建议别押那么多。”他的目光落到她的制服上，然后又回到她的脸上。“夫人，我想你应该把筹码兑成现金。”

“你懂个屁。”达琳说，那高个秃顶的男人不高兴地抿住嘴，她把目光转到轮盘先生那里，“开。”她命令。

服务生大惊小怪地把写着“800元”的牌子盖在数字“25”上，接着他启动轮盘，放下小球。整个赌场又陷入沉寂中，甚至那永不改变的轮盘棘轮和铃铛的声音也听不见了。达琳抬起头，目光越过房子，看到一排排的电视，先前还在播赛马和拳击，现在却在播放转动的轮盘和她本人的画面，她并不感到惊奇。

我还成了电视明星了，我走运了，噢，我是多么走运啊。

那小球打着转，上蹿下跳，几乎停了下来，又转开去，像伊斯兰托钵僧的脑袋似的小白球，在油光发亮的轮盘边缘上滚着。

“单。”她突然叫起来，“如果是单呢？”

“三十赔一。”那高个秃顶的男人说，“夫人，你将赢24000元。”

达琳闭上眼……

……睁开眼却在322房间，她仍坐在那椅子上，一只手拿着信封，另一只手抓着从信封里滑出来的硬币，笑出的眼泪仍湿湿地在她的脸颊上。

“我走运了。”她说着捏了一下信封使封口张开，她能看见里面的东西，里面没有字条，那又是所有幻想美梦的一部分，完全是一场误会。

达琳叹了口气，把那角币滑入制服的口袋里，开始整理322房间。

帕斯蒂没有像平常那样放学后带保罗回去，而是带他来了旅馆。“他的鼻涕流得满脸都是。”她向母亲述说，声音里透着轻蔑，只有13岁的女孩才能如此轻蔑。“他还喜欢把鼻涕吸进去，我想你也许要带他去看病。”

保罗用泪汪汪的沉静的眼睛看着她。他的鼻子像棒棒糖上的条纹一样红。他们在旅馆的大堂里，现在没人结账，安瓦里先生不在柜台边（服务员都叫他特克斯，他一向讨厌小男孩，现在可能在后面的办公室里嫖雏妓，如果能找得到雏妓的话）。

达琳把手掌放在保罗的前额上，感到发烫，叹了口气。“希望你没事，”她说，“感觉怎么样，保罗？”

“好呜。”保罗的声音微弱含糊。

这却让帕斯蒂感到丧气，“他可能16岁之前就会死掉。”她说，像世界上惟一自发的艾滋病案例。”

“闭上你的小乌鸦嘴！”达琳的声音比她原来想说的要严厉得多。可似乎是吓着了保罗，他退缩着，目光从她脸上移开了。

“他还小。”帕斯蒂说，“我确实是这意思。”

“不，不是，他很敏感，好了好了，他的抵抗能力很弱。”

她从口袋里掏出角币。“保罗，要吗？”

他回过头看见那角币，微微笑了一下。

当他接过角币时，“你打算用它做什么，保罗？”帕斯蒂问，“想和你喜欢的女孩戴尔德儿·麦考斯兰德出去约会吧。”她嘲笑他。

“我想买潜艇。”保罗说。

“让他安静一会儿，别惹他行不行？”达琳说。

“好，但是给我什么？”帕斯蒂问她。“我安全地把他带到这儿，我总是安全地带着他，我得到什么？”

背带，达琳想，如果我能买得起。她一下子被不幸的情绪笼罩住，被感觉生命如同巨大冰冷的矿渣堆的想法所压倒。如果你感觉是这样，那矿渣堆就不停地向你逼近，总是随时会砸下来，在压死你之前就把尖叫着的你撕成碎片。运气是捉弄人的，好运简直就是梳妆打扮后的厄运。

“妈，妈妈？”帕斯蒂的声音突然变得关切起来，“我不要什么东西，你知道我只是开玩笑。”

“如果你要，我给你一个新玩意儿，”达琳说，“在我整理的房间里发现的，放在我的柜子里。”

“现在吗？”帕斯蒂怀疑地问。

“当然是现在，来吧。”

在去房间的路上，她们听到硬币下落的声音，确确实实的手柄扳动声，转鼓呼呼的转动声，保罗拉动柜台边角子机的手柄，机子转了起来。

“啊，你这傻鼻涕水管，你现在麻烦了。”帕斯蒂叫了起来，可她并不反对。“妈妈和你说了多少次别把钱扔到这些东西里，角子机是给游客用的。”

但达琳甚至连头都不回，站在那儿望着服务员休息室的门。在房间里，从阿姆斯商店和沃尔玛平价商店里买来的廉价衣服，一排排地挂着，像一个个滋长了又幻灭的梦一般，时针在滴答作响，空气里总是飘着梅丽莎的香水味和琼的治关节痛药水的气味。她站在那里等着硬币丁丁当当落到碟子里，在开始落下前，她已经想到当她去赌场时要叫梅丽莎照看孩子，这不要很长时间。

好运来吧，她边想边闭上了眼。眼前一片黑暗，硬币下落的声音好像很大，听起来像金属矿渣落到棺材上。

事情会按她想像的那样发生，她隐隐感到会是那样，而她对于生活的想像就如同奇异金属的矿渣堆一样留存着。就像一处不可清除的污点，你知道无法把它从最漂亮的衣服上清除去。

帕斯蒂还要背带，保罗要去看医生，治好他那不断流泪的眼睛和不断流鼻涕的鼻子，他要一个世嘉游戏机，就如帕斯蒂需要一些五颜六色的内衣，使她穿起来觉得性感有趣，而她自己要什么？要什么，要丈夫德克回来？

当然，要他回来，她这么想着，几乎笑出来，我要他回来就像我想要回青春期，或者阵痛，我要……啊……

（我什么都不要）

是的，就要这些，一切都满足了，痛苦降到零，烦恼全清空，再见了，苦闷的白天，空虚的夜晚，时时刻刻都在欢笑。

我不要其他东西，因为我已经很幸运了，她这么想着，眼睛仍闭着，眼泪从她紧闭的双眼里流了出来。此时她后面的帕斯蒂用全身力气尖叫起来，“噢，妈的，噢，妈的，鼻涕虫，你中了头奖，小保罗，你他妈的中了头奖。”

好运来了，达琳想，真是幸运，啊，我走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