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宿，远方亦故乡

- 民宿之美在于神

- 上海老洋房：旧日时光

- 北京胡同：人情的味道

- 松阳山野里的惬意

- 老街与山居

- 新大理人的田园梦

- 喜洲：古镇的午后

- 沿着纵贯线，踏访台湾民宿

- 借民宿，搭一个情景游戏

- 卡帕多奇亚精灵小屋：老宅与主人

- 拉斯维加斯民宿：赌城的意外

民宿，远方亦故乡

寻找到一个合心意的民宿，等同于寻找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于此的不只是诗与远方，还有人与人，这是民宿...

在许多人心里，民宿天然与诗和远方相得益彰

2012年初，我在印度旅行，第一次尝到住民宿的甜头。在拉贾斯坦邦的旅游胜地焦特布尔（Jodhpur），稍大规模的旅馆和酒店都在小城的外围。我不愿住在那儿，于是在古城的最核心地带找了一间民宅。我刚到的时候，男主人正盘腿坐在前厅的地板上吃印度薄饼，顺手也给我来了一份。位于二楼的房间有古旧的木门，一台空调嘎嘎作响，但这并不妨碍我兴致勃勃地拨开百叶窗，打量熙熙攘攘的小街巷。那里遍布烹制油腻炸物的食肆、做纱丽的五彩斑斓的布料行、卖银器的小门脸、堆满铜制锅碗瓢盆的杂货铺子，头顶顶着包袱的女人们来来往往。一天下午雨过天晴，我到屋顶的晒台晾洗过的头发。雄伟的梅兰加尔古堡耸立在天边；耳边传来清真寺阿訇们的吟唱；眼前错落层叠的民宅呈现或深或浅的蓝色，阳光给白墙笼上一层粉光；三个邻家的孩子在房顶玩水；几只猴子在寺庙房檐上出没。那一刻，我好像融入了这个城市不为游客所知的隽永的日常，突然就对它产生了难以言说的亲切。

也是在2012年，《纽约时报》旅游版评选全球最值得去的45个地方，位于浙江的莫干山高居第18位，引发国内媒体竞相报道。莫干山的上榜不在于风景有多美，而在于2006年以后，一些媒体人、外国人和设计师相继到此建立了许多风格迥异但都温馨舒适的个人居所，并用以招待客人，我国“民宿”一词的使用即发源于此。在那以后，莫干山成为国内民宿建设的爆点。这股潮流很快席卷全国，愈演愈烈。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17年民宿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民宿数量从2016年末的5万多家发展到2017年末的20万家。根据咨询服务机构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2017年中国在线民宿预订的交易规模突破100亿元，2018年会突破200亿。

阿翔和阿纬夫妇放弃了广州的设计工作室到大理创办了“空气花园”客栈。办民宿是当下不少年轻人的选择（张雷 摄）

民宿之前，我们已经有客栈、山庄、农家乐，也有各种品牌不同档次的酒店、旅馆和度假村，但它们似乎都不如民宿，与诗与远方天然相得益彰。

为了探究民宿的魅力，我们的记者去了全国各地寻访民宿。它们有的位于浙江松阳和云南大理的古镇，有的是苍山洱海边的老字号，有的深藏在老上海的洋房里，有的坐落在北京胡同的小院；我们还去了台湾，沿着纵贯线考察了四五家民宿。它们所处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如此不同，形态也千差万别。有些已经和精品主题酒店几无差别，有些依然保持了家庭旅馆的底色。然而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打动我们。

1999年，美国学者派恩和吉尔摩最先提出“体验经济”这个概念。他们认为，互联网时代以后，被动地接受服务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自己参与到产品、商品以及服务生产过程中，从这个过程中获得难忘的体验和记忆。民宿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体验。我们期待它让我们放松愉悦，有不同寻常的审美体验，也期待它的在地性能成为我们进入远方生活场景的钥匙，最终，我们得以在这里逃避日常生活的庸常。创造这一切的是民宿的主人，他们赋予空间以独一无二的生活理想和志趣，于是，寻找到一个合心意的民宿，等同于寻找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于此的不只是诗与远方，还有人与人，这是民宿真正的灵魂。

民宿之美在于神

主人创造民宿。他们赋予空间生活理想和志趣，为我们创造内心渴望的体验。民宿之美不在形，而在精神。

北京女孩寒露在胡同里开了一家民宿。开民宿如今是年轻人中的一股潮流（者也 摄）

远方的诱惑

“我真叫王小花”是我的一位老相识。过去几个月，我一直在朋友圈见证她的壮举：在北京昌平僻远的山谷里修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民宿。今年3月份开始，王小花以每天车行八九百公里的效率用3个月时间跑遍了北京的乡野，最终相中了一个全封闭的大院子。“一共4000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我只建10个房间。这是一个7米高的大谷仓，我把它劈一半儿，这边儿就是一个超级大的餐厅。”她在纸上给我画草图，“剩下的地方我要做一个真正的花园。”

设计和建造这个院子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自我表达。“如果我说，身处在几百朵藤冰山月季中的感觉很美，你能够体会得到吗？有很多活在我脑海中的美丽的东西，我靠语言你们什么都感受不到，我只有把它创造出来。”王小花想要创造的东西很多。她希望她的庭院像日本园林一样含纳四季之美，又像欧洲花园一样亲切近人。她想让每一个客人有一块私密的小花园，在夏季桑拿天的午夜，全身赤裸地站在那里，仰望漫天星星，让山里的夜风吹过身体，清凉每一个毛孔。她还打算一手拟定主题菜单，规定客人们在她认为最恰当的时间，品尝她亲手烹制的食物。

王小花承认，修建一所这样的民宿，是一场“天真而幼稚”的冒险。前几天北京地区降温，她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厨房里冻了一夜的抹布敲在墙壁上如石头一般铿锵作响：“我现在需要重新考虑如何给我的蔬菜保鲜。”这样的“意想不到”每天都在发生。工程远比她想象的浩大。初冬的时候，赶在土地霜冻前，她和伴侣冯先生曾经花了3天时间，耗尽力气种下了80株玉兰。然而，“80棵树，在4000平方米的院子里，就像撒下一把小草”。开工之前，大学商科毕业的她曾经认真为自己的民宿制作了商务模型，但她很快发现这并没有什么用。“最简单的例子，从高速公路下来开车到这个院子要走40分钟的山路。所有建筑材料要拉上山，所有建筑垃圾都得运到山下去，这个成本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园子在山上，排污系统怎么办？我一心要做四个私家浴池，需要的热水远超预期，热力循环系统怎么解决？这些都不在我之前的考量中。没有经验，蒙圈儿了。”

即使蒙圈儿，这个冬天，王小花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山谷里。“那是你想要的东西，你不得不all in（押上全部筹码），你只能all in！”她形容现在的自己，一边为庞大的工程焦虑不已，一边又为创造的可能性兴奋至极。王小花之前做连锁餐饮的运营，深深地纠缠于简单的商业模型。“模型是可复制的，而团队的终极目标是执行可复制。这整个过程真的富有创造性和乐趣吗？”但民宿不一样。“如果把4000平方米面积切分成80×80的小块，这6400块，可以随着我——园子主理人的年龄、阅历甚至心情来变化。民宿更像我给自己创造的一个大型玩具盒子，它能经得起我玩5年、10年甚至50年。我其实是迈入了我所期望的有质量的生活。”

位于浙江松阳的“酉田花开”民宿把村里的老房子改造成了书房和餐厅，供客人们吃饭喝茶看书（黄宇 摄）

我不知道王小花最终是否能够建成她理想中的园子，但她的热情唤醒了我曾经的悸动：做一个民宿老板娘。2013年，我在泰国清迈旅行，在热闹的老城住了一晚后，我搬去了城外的一处“Home Stay”。那栋带着小庭院的老别墅位于游客罕至的安静街区，有宽敞的客厅，舒服的沙发，扎实的木地板，泰式风格的雕花楼梯。年轻独居的女主人一手打理着上下四个房间。每天早晨，我在鸟语中醒来，就看见她在厨房里变着花样做早餐：各色水果、煎薄饼、瘦肉粥、三明治、泰式小吃……每一样端上来都是满满的心意。闲暇时，女主人爱做手工，会邀请有兴趣的客人加入。若是遇到天灯节和水灯节，她会在花园里备好材料教大家做河灯，带着他们到河边放灯祈福。这种偏安一隅的生活，看上去自给自足，没有太多的物质欲望，平淡又快乐。

这几年，民宿的火爆是显然易见的。那些奔赴远方回归生活的民宿主人的故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甚广。从去年开始，湖南、江苏、浙江、东方四大卫视都推出了以民宿为主题的明星经营类综艺节目。我的朋友圈里，一些人已经将心动变成行动，在云南、海南等地与人合伙开民宿。更常见的，过去两年的节假日，朋友们在五湖四海，世界各地游玩，很少会有人晒居住的酒店，但民宿不一样，它和有品位、有格调、爱自由、会生活的人设紧密相连，是诗与远方的天然搭配。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17年民宿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民宿数量从2016年末的5万多家发展到2017年末的20万家，呈现井喷式增长。根据咨询服务机构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2017年中国在线民宿预订的交易规模突破100亿元，2018年会突破200亿元。浩浩汤汤的潮流之下，民宿的魅力究竟在哪儿？

位于大理的“空气花园”客栈（张雷 摄）

理想国

2017年，国家旅游局发布了一份《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这份文件将民宿正式定义为“利用当地闲置资源，民宿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根据所处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城镇民宿和乡村民宿”。同时，这份文件称，它所适用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客栈、庄园、宅院、驿站、山庄等”。

早在“民宿”流行之前，客栈、庄园、山庄已遍布全国旅游胜地。而“民宿”二字在中国的使用肇始于2006年之后的莫干山。

2002年，杭州媒体人夏雨清在莫干山租下了一栋旧宅。这栋旧宅是1930年宜兴富商潘梓彝建造的“颐园”。2000年，夏雨清第一次见到它。无人打理的院里长满一人多高的荒草。前门是锁着的。夏雨清从破旧的窗子翻进去，看到雨水从屋顶滴滴答答地漏下来。房子虽然破陋不堪，但它击中了夏雨清：恰值秋末，满院子绯红的枫树和香甜的金桂都是1930年以前种下的旧物。

2002年租下颐园后，夏雨清花大力气把房子修葺一新，在当地了雇了个阿姨，负责打理房间，烧饭做菜。他告诉我，那些年女儿年幼，一家人住在莫干山的时间比杭州更多。颐园有六个房间，除了一间自住，其余的间或拿来招待朋友，自得其乐。他没想到的是，2006年，在上海做出版业的英国人Mark Kitto想隐居写作，于是在莫干山开了一家叫The Lodge的咖啡馆。他的外国朋友前来做客无处歇脚，颐园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在那以后，2007年，法国人司徒夫找到一个叫“仙人坑”的废弃茶厂，买下了茶园所在的120亩地，建了“法国山居”。南非人高天成在劳岭村一个叫山鸠坞的地方租下几栋房子，建成“裸心乡”。司徒夫和高天成都曾是颐园的住客。这些外国人在莫干山的出没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最开始，媒体把他们称作‘洋家乐’，但后来大家逐渐开始使用‘民宿’一词。”夏雨清说。于是，追根溯源，颐园成了莫干山民宿第一家。

莫干山的乡村民宿始于一个英国人，或许并不只是有趣的巧合。今年，英国刚刚宣布把3月24日定为“国家民宿日”（National B&B Day）。在旅行点评网站猫途鹰（Trip Advisor）历年发布的全球民宿排名中，英国民宿常常独占鳌头。《泰晤士报》曾评论：“民宿是英国旅游产业的荣耀之一，是风格单一的连锁酒店给人们造成的幽闭恐惧症的解药，英国庞大的民宿网络是国外羡慕，但是看起来又无法效仿的。”一种普遍的观点是，现代民宿即起源于英国乡村的“Bed& Breakfast”（床与早餐）。上世纪60年代，英国的西南部与中部人口较稀疏的农家，为了增加收入开始招待客人，这就是民宿的雏形。在英国，民宿很快就不再是单纯的住宿、餐饮服务提供者，它们变得多姿多彩，成为美好乡村生活的表率，这与英国历史久远的乡村文化紧密相关。正如旅行作家詹姆斯·本特利（James Bentley）在《英国最美乡村》中描述的，乡村教堂、乡村小酒馆、偌大的农场、茅草顶小房子、爬满植物的小村舍以及原汁原味的乡村公园展示了英国人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慢慢形成的田园生活方式。

日本民宿文化源远流长

林语堂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在中国长三角繁荣城市里旅居和工作的外国人，试图在莫干山完成从“闹市”到乡村的切换。莫干山民宿的崛起是一场西风东渐。在头几年里，来颐园住宿的客人80%是外国人。“莫干山民宿开始爆发是在2013年。”夏雨清回忆，“我和很多人都聊过，大家都记得2013年时来莫干山的人突然就多了起来，但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一个可能的因素是，2012年，《纽约时报》旅游版评选全球最值得去的45个地方，莫干山高居第18位，引发媒体竞相报道。

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轴上看，莫干山也到了势必爆发的时刻。大陆的“民宿”一词借自台湾，而台湾的民宿脱胎于日本的Minshuku。日本的民宿潮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时日本社会经济高度成长，旅游胜地人潮汹涌，旅馆住宿空间明显不足，刺激了新的住宿形态的发展。1980年前后，台湾经济刚刚完成飞跃，许多类似于垦丁“国家公园”这样的游憩区，节假日期间大饭店、大旅馆客房供应不足。一些登山旅游者开始尝试借住在山区农舍，催生了民宿的繁荣。同样的事情在莫干山发生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后兴起的城市中产阶层具有强烈的逃离到家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的需求。而贴近自然、人文、情感的乡村，正好能让他们暂时脱离绑定其精神的物质空间。

夏雨清一直认为，莫干山民宿的繁荣是不可复制的。这里位于沪、宁、杭金三角的中心，在上世纪20年代便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距离上海仅3小时车程。2012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万元。“莫干山覆盖的长三角经济圈具有充足的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有超前的消费观念。”

日本民宿文化源远流长

夏雨清告诉我，高天成建裸心乡只花了十几万元，仅一个月就收回了投资。颐园在2006年的房价就在每晚1000元到2000元之间，和今日几无区别，来客络绎不绝。

民宿达人肥姐在民宿、酒店媒体做过3年的商务拓展总监。过去3年，她每两周就会去一次莫干山。2014年，莫干山一房难求；2017年末，她看着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的同质化民宿，感叹价格战在所难免；2018年冬天，一些民宿已经开始用3～4折的价格争抢客源。“当初太多人挤进这个行业，就如风口上的猪一般。现在市场回归理性、洗牌的阶段。”

考察一间新开的民宿，肥姐至少要去看两次。许多新建的民宿花大价钱请设计师，重金打造，刚开业的时候感觉不错，且等半年后再去，已经漏洞百出，味道不对了。究其根本，肥姐说，挑民宿，“避免踩雷还是需要看民宿主人是否在店亲自打理，或者即使不在店也把牢了运营”。主人是民宿的精神领袖，主人用不用心，天差地别。

早期莫干山之所以打造一种有别于传统标准化酒店和初级客栈的新的住宿业态，为“民宿”订立标杆，除了区位优势，主人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区别于传统的酒店，那些成功的民宿无一不带有鲜明的主人个性。

高天成在“裸心乡”开创两条先河。一是“乡村美学”：他把村里拆房剩下的雕花木梁、石礅、马槽回收上来，用作装修材料，这是当时谁也没做过的；另一方面，他的环保精神深深扎根在了民宿里：房间夏天靠电风扇，冬天靠每个房间安装的火炉，烧的是本地废木料、木屑压缩制成的柴火。门前有蓄水池承接雨水循环使用。垃圾要分类，树叶、苹果皮会埋在地下。

法国山居则是主人司徒夫本人的写照。房间内部的布置从家具到地毯，从浴缸到百叶窗都是原汁原味的法国情调。法国山居的活动室配备了许多专业山地自行车，那是司徒夫喜爱的运动，也记录着他人生的一段重要经历。他在2002年出版的《裸奔》一书的封面图就挂在活动室里。2001年，司徒夫从新疆喀什出发，经阿里、拉萨、云南，用了3个多月，骑行11266公里，最后回到北京。骑行筹得200万元善款资助了27名心脏病儿童进行康复手术。《裸奔》记录的就是这次骑行。

2010年以后，第二批进入莫干山建民宿的很多是设计师。“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说，替别人做设计方案往往会有很多限制，”肥姐说，“我认识的一些从事设计工作的民宿主人就是想拥有一幢小而美的民宿，自由实现自己的设计理念。”

2011年，景观师朱胜萱决定建原舍·望山。历时两年，一行人在茶园梯田间，不使用任何涂料、油漆以及人工合成的材料，只用原生回收木材等，一砖一瓦搭建出联排烟灰色民宿。房间里放的是当地淘得的老古董家具。床和柜子由当地民间手艺人亲手打造。室内木地板选用当地的旧地板，不上漆，保留粗糙的表面的岁月痕迹。朱胜萱说：“民宿代表我们想回去的念想”，“原色乡土，原本生活”。

大乐之野的主人吉晓祥和杨默涵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的同学兼驴友。2013年元旦，他们来到莫干山的碧坞村，刚过而立之年的两人站在一间旧浙北民居的露台上，望着对面满山的白雪，第一感觉：“对了，就是这里！”大乐之野一号楼的挑空客厅有一整墙的书架。那是《海边的卡夫卡》给吉晓祥的影响。“在那个寂静的山林里，有一个私立的图书馆，一个年轻姑娘在这里兼职管理，一个年长色未衰的少妇是馆长。这图书馆充满着画面感，我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到村上给我指出的天堂的模样。”民宿里的温泉汤池则有另一个故事。吉晓祥和杨默涵一起去新西兰，在瓦纳卡小镇的一家民宿，两人拿了一瓶红酒，泡进露天温泉，抬头看着漫天的繁星，讲故事，谈感情，“聊到一个姑娘，就喝一杯红酒”。吉晓祥说，等到红酒见底，他抬头看到的不再是繁星，“而是漫天的星座，那个是天蝎，这个是双子，正北方向还有默涵的沈佳宜在向我们微笑”。

“墟里”团队目前正在温州泰顺徐岙底古村推进整村运营项目。他们会在这里打造许多民宿。图为古村的祠堂（刘锋 摄）

墟里和它的乡村场景

1999年，美国学者派恩（B. Joseph Pine）和吉尔摩（James H. Gilmore）最先提出“体验经济”这个概念。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已经经历了产品经济、商品经济、服务经济，进入了体验经济阶段。在产品经济时代，人们出售大自然的造物，以满足生存需要。商品经济则对应着工业时代。区别于产品，商品与其原材料相比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能够做到标准化和规模化。在后工业时代，消费者在经历了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物质繁荣之后，开始追求对个性化的需求，因而向人们提供无形的个性化的服务则成为经济附加价值的焦点，服务经济因此繁荣。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消费者信息渠道费用大幅降低，被动地接受服务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自己参与到产品、商品以及服务生产过程中，从这个过程中获得难忘的体验和记忆。

派恩和吉尔摩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许多美国父母已经完全停止亲手烤蛋糕。他们只是打电话订蛋糕，指定蛋糕的样式、取蛋糕的时间、蛋糕上的文字和图案。他们为这种定制服务支付的费用是在家自制蛋糕的10倍。21世纪初的家庭则会把整个生日派对交给专门的公司打理。孩子们的生日不再需要在家里度过，他们可能会和朋友们去农庄体验农家生活，度过别致而难忘的一天。

温州泰顺徐岙底古村的举人府（刘锋 摄）

派恩和吉尔摩认为四个方面的组合能够使得体验更为丰富：“娱乐”让人放松、“教育”拓展视野增加知识、“逃避现实”比娱乐和教育更令人沉迷，另外，我们还有“审美”的需求。仔细想来，这和我们今天挑选民宿的心态不谋而合。打开一个民宿预订网站，浏览那些图片和信息的时候，我首先会排除那些设计上不符合我审美口味的；接着我会希望它能够提供给我一些接触新东西的途径，比如对当地生活的认识和发现。要求更高一点，我会想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当我被清迈民宿女主人的生活打动的时候，我实际上逃离了自己的生活情景，进入并全身心接纳了她所营造的世界。所有这些期望，都不再仅仅停留在基础的餐饮住宿服务上，它们是感觉上、情绪上、精神上的体验。

2014年底，“小熊”谢怿雪暂停了北京律所合伙人的工作，在温州永嘉的郑山村，和工人师傅们一同吃睡在山上4个月，一点一点建成了自己的第一座小房子。在这期间，最初打算和她一起做民宿的两个人退出了项目。父亲要她“悬崖勒马”。一位她很敬重的朋友劝诫说：“故乡早已回不去，你所有的想象和努力都将徒劳。”

“墟里”创始人小熊（刘锋 摄）

2014年，“民宿热”已经开始升温，但小熊的选择看起来颇不明智。郑山村虽然位于茗岙梯田的核心区域，但村子条件并不好，许多房子修得谈不上美观。那时候，大家都以“三小时经济圈”来为乡村民宿划定选址范围，而郑山村是不易抵达的。从上海搭三四个小时的高铁动车到了温州，还得再坐一两个小时汽车到村子。如果全程自己开车，差不多要6个小时。

小熊给这栋小房子起名叫“墟里”，取自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众人的反对之下，她还是认为会有人喜欢她的桃花源，“大不了修好了自己住”。事实上，墟里壹号还没有正式营业，住宿的客人就排到了一个月以后。在接下来，墟里在没有挂上任何预订平台，也没有用公众号的情况下，完全靠口口相传运营了两年的时间。2017年，还在业内的评选进入“最美民宿”的Top5。一位客人这样写道：“在无边的寂静里，萤火虫盈盈而飞，漫天闪光如同繁星，清冷而又温情，刹那间感动得想哭。久违的温暖，竟是这个陌生的地方给予的。”

建墟里之前，小熊已经在北京顺义临近平谷的一个普通村庄生活了一年有余。2012年，她去欧洲游历了一年，被乡村迷住了。“城市生活大同小异，反倒是乡村各有特色。在欧洲的乡村，物质已经不是一个问题。有很多原住民留在乡村，也有很多城市里人回到乡村，大家都能以一种自在松弛状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自由自在地生活。”回到北京，她就把家安到了村里。

在北京的乡村，小熊毫无悬念地遭遇了骨感的现实。安全、卫生、交通、基础设施等等都需要适应，用她的话说：“从零开始学习各种乡村生存技能。”她学会了烧柴热炕，给水管防冻。她督促村里的工人给她修整院子。类似于马桶安完后才惊觉高度不对，需要垫个小马扎在脚下的笑话不胜枚举。在她花了不少心力打理的花园里，植物们病的病、蔫的蔫，总是状况不断。与此同时，村庄的气氛和欧洲也大不相同：人们对旧有的事物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无眷恋，农业劳作没有体面和自豪可言，一切以向城市看齐为荣，挣钱后最紧要的事就是选择离开或者盖起崭新的楼房。

但即便如此，小熊发现，在她进城或者出差异地的日子里，只要一忙完，她的下意识反应还是一刻不停留地回到她的村庄去。村庄的生活降低了物质欲望。各式蔬菜瓜果熟成的日子里，左邻右里会不时地敲开她的院门，留下三两个西红柿茄子或是一把豆角。地里生长的东西不要钱，村口的两家小店就能满足基本的日常所需。生活本身也变得不再复杂。开车进城一趟往返需要三个小时，那些并不值得的见面被自然而然地减去。

在无事可急且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小熊喜欢乘坐村际公交，慢悠悠地穿过村庄和田野，听风声鸟鸣，看庄稼在四季里的生长更迭。很多次她从灰暗的城市出发，赶回自己的村庄，开着车眼见天空一点点露出微蓝的底色，心情也慢慢雀跃起来。只要天气允许，她就待在院子里，从太阳升起到落下，随着光线的变化挪动和寻找那个最舒服的位置。晚上不看书不工作的时候，她不开灯，就随手点两根蜡，喝茶喝酒想事发呆，抬头就是很多人已经遗忘的北京星空。

这一年的乡居生活让小熊认定：乡村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情感上普遍的共鸣，一是基于对自然的向往，二是源自对故乡的怀念。故乡不只是一个确切的地理名词，更是一种能够唤起内心柔软记忆的情绪，是坚硬的都市里疲于奔命的现代人内心的渴望。乡村生活蕴含着一种“新奢侈主义”，就像法国政治和经济学学者雅克·阿塔利在《21世纪词典》中所说：“奢侈不再是积累各种物品，而是表现在能够自由支配时间，回避他人、塞车和拥挤上。独处、断绝联系、拔掉插头、回归现实、体验生活、重返自我、返璞归真、自我设计将成为一种奢侈。”

“人的内心的自在平静并不容易达到。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可以让每一位到访者都尽可能地接近这种状态。”在墟里，主人小熊营造了一个源于日常但是又高于日常的生活场景。真实的乡居生活中的那些硬件缺陷带来的不美好被修正，而那些迷人地方——自然之美和闲适的生活状态则被尽可能地浓缩与放大。

墟里壹号有三个房间，但从来只做整栋出租。“你一定是跟你最亲近的人、最亲密的人，或者你最愿意待在一起的人来到这里，分享这样一段哪怕是很短暂，但日后一定留在记忆里的场景。”小熊坚持做了开放式厨房，在室内留下了大量打通的公共空间，因为她觉得在城市里人们之间的阻隔已经够多了。于是，许多来墟里的客人，可能在家里极少下厨，也会在墟里露一手，“因为他们做饭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自己的家人，可以跟爱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可以看到孩子在客房在露台上嬉笑打闹”。

为了放大乡村的气息，房子尽可能地和自然亲近。于是，墟里打造成了一个通透的空间，尽管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可能有蚊虫，也给冬天的取暖、夏天纳凉制造了麻烦。小熊把本可以多盖一倍面积房间的房基留作了户外露台。于是，住在海拔五六百米的山上，早起第一件事就可以上露台看日出朝霞。眼前就是梯田，四季各有风景。晚间除了繁星，还有萤火虫的星星点点。

很多民宿的配套设施墟里都没有，比如游泳池，因为“这是乡村生活不需要的”。在小熊看来，墟里真正能够打动人的是让客人体会一年四季的乡野和真实的乡村生活。墟里在当地聘用了阿姨打理家务。她们每天来上班，一定会随手在山里田间采些花草或树枝来装扮客厅。苦菜、马兰头、抽冬白，四季的滋味被就手带上了餐桌。除了看云海、赏梯田，如果客人愿意，阿姨们就带着他们一起到山上挖春笋、摘绵菜做青团，带着小朋友去田里摘当季的蔬菜。

当初小熊看中郑山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是一个“活的村庄”。它并不理想，有挺难看的新房子，但人们在这里真实地生活。到清明、端午这样的传统节日，家家户户会自己做青团、包粽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客人自己也会去开发乡村生活的趣味。墟里后来把村子产的柿饼开发成了产品，就是源于一位客人的好奇心。他在露台喝茶晒太阳，看到边上有阿婆晒柿饼，两人就攀谈起来。

墟里团队组织头脑风暴，唤作“乡村生活研究室”，专门研究怎么把村里那些稀疏平常的事情变成趣味的体验活动。为了想出点子，大家先实打实地自己过上乡村生活。村里酿酒、晒红薯、做咸菜的时候，墟里的团队也会跟着做。有个小伙子最早来墟里当管家，后来找到小熊，说想尝试种地。于是，墟里就有了一个人的“农艺部”，小伙子自称实习农民。这个实习农民因为遭遇土壤板结的困境，于是开始用挖鱼塘、养鸡、收集厨余垃圾等方法解决有机肥料的问题，整个把生态农业的链条摸索了一遍。这里面的种种环节也成为墟里客人的乡村体验。

Airbnb创始人布莱恩·切斯基

“主客”之间：新民宿文化

和越多的人讨论民宿，我越感到民宿外延的丰富多样，人们对民宿也有不同的诉求。从地理上，民宿可以简单地分成乡村民宿和城市民宿。但同样是乡村民宿，对肥姐来说，她内心更希望的是延续城市里度假的方式，只是背景切换到了乡村，莫干山的优质民宿做到了；对于墟里的客人来说，他们只想远离城市，做一场乡野美梦。

另一面，民宿的外延也在不断变化。正如莫干山发生的，一些高端民宿的运营和管理已经和非标精品mini酒店几无差别。与此同时，民宿这个谱系的另一端也在延伸。

2007年秋天，布莱恩·切斯基怀揣着1000美元的银行存款，和好友兼大学室友乔·杰比亚到旧金山创业。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支付1200美元的房租。当时，旧金山正在举行国际设计大会，酒店一房难求。乔提议，他们可以在客厅放几张充气床垫，然后将床位出租出去，为前来参会的设计师们提供一个落脚之地，并向他们提供房内的无线网、书桌、床垫和早餐等服务。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网站，给他们的充气床打广告，居然在周末成功地招徕了三个租客。这场遭遇创造了美国除Uber之外的第二大独角兽公司Airbnb。

我第一次尝试Airbnb是在2014年世界杯之前。当时我被周刊派往巴西出差，给我的任务是写写里约和圣保罗这两座城市。我找到了两个当地家庭来接待我，一方面我希望排解漫长差旅孤身一人的寂寞，另一方面，我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地接接两个城市的地气。在里约，我住的街区本身就很有特点。那户人家住在圣特蕾莎区。那里曾是里约的中心，20世纪城市进行现代化扩张后萧条了下来。抵达房东的家要走一条宽阔的长长台阶。一位流浪汉在这里安营扎寨，他的窝棚对面就是当年被达官巨贾们荒弃的独栋小楼的断壁残垣。但如果出门从另外一个方向走，我很快就能进入一片满是漂亮涂鸦的富庶街区，那里是新近入驻的新锐艺术家的据点。回到房东家里，我爱坐在厨房里喝茶，窗口有一棵挂着果实的高大的牛油果树，远处可见白帆点点的瓜纳巴拉湾。我心满意足，这一切都是在挤满游客的酒店里体会不到的，它们“非常里约”。

还有一些东西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我的里约房东听说我希望去参加一场当地桑巴学校的内部活动，兴致勃勃地充当了我的司机、翻译兼采访助理。刚到圣保罗的那天晚上，恰逢一年一度的“文化急转弯”盛会。城里各个街区会通宵达旦地举行包括音乐、舞蹈、烹饪、戏剧、艺术展、历史展在内的各种活动。房东马里奥自告奋勇地带着我去凑热闹。我们吃了小吃，听了音乐，还经历了“犯罪之都”的虚惊一场。在一个教堂门口的小广场，一群人突然向我们狂奔过来。我正发蒙，只听马里奥慢条斯理地说：“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跑。”说罢他一把拽住我，狂奔了几十米。我们始终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马里奥以当地人的口吻经验十足地教导我：“反正，遇到这种情况，逃跑就对了。”

在国内，共享住宿还并不属于官方认可的民宿范畴，但我和好几位旅行达人聊天，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将共享住宿的体验归于“民宿”，很显然，从在地体验和主人文化两方面看，它都符合民宿题中之意。在海外，日本已经正式认定了共享住宿的“民宿”地位。今年正式实施的《日本住宿住宅事业法》规定，所有居住用住宅都可以在不取得旅馆业许可的情况下，仅向政府提出申告就可以运营民宿。

毫无疑问，人们热爱这种新的“民宿”。如今，Airbnb在超过191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超过400万个房源，比世界前五大连锁酒店的总房源数还要多。2017年初，全球就已有3亿人使用过他们的服务。国家信息中心的《中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年我国共享住宿市场交易规模约145亿元；参与者人数约7800万人，其中房客约7600万人；主要共享住宿平台的国内房源数量约300万套。

北京女孩寒露大学学的是城市规划。那时候，北京白塔寺一带要进行规划改造，她参加了这个项目，被派到胡同里挨家挨户做调查。走街串户下来，她爱上了胡同的烟火气，决定有朝一日要住在胡同里。今年年初，寒露开始找房子，最终看上了一个整齐的院落。房东把房屋建筑结构重新改装加固，一面墙改成了落地窗，解决了四合院房子常见的采光问题，还加装了地暖和空调。寒露很喜欢这个院子，问题是，她用不了这么大的空间，而且租金不菲。

寒露想起了自己当初在美国留学时的经历。有一次同学们一块出去玩，住在一个老太太的家里。“她的客厅里有三张沙发，书房和阁楼里都放了床，塞下了我们一整个班。每天早上她给我们送果汁、送面包，指点我们去哪儿玩、要注意些什么，细致到去哪个景点应该怎么买票。她特别喜欢我们一群孩子围绕着她，而我们也觉得她就像是远方亲戚家的老奶奶，感觉特别好。”还有一次，寒露去洛杉矶参加考试，住在一个女孩家。为了方便她考试，女孩欣然同意她提前入住和延迟退房，还主动给她坐午饭。女孩做扎染、画油画，家里到处都是这些东西。“我问她这些艺术品是不是用来出售的，可她说，‘你喜欢哪一样拿走就好，你也可以留下你创作的东西’。然后她就指点给我看，哪些东西是过去的房客留下来的。”

怀揣着这些美好的记忆，寒露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装修了院子，她整理布置了三间卧室，把拥有落地窗的大房子改装成公共空间，里面有宽敞的开放式厨房和长长的餐桌。没想到，开门营业后，有些经历让寒露颇为尴尬。“一些客人期待的是酒店或者精品高端民宿那样的地方。他们往往在进门的时候就已经满脸不悦：‘你们这里怎么这样难找？’‘路为什么这么窄？车都开不进来！’再看看院子：‘这里怎么连个前台都没有！’”

寒露很难提供让他们满意的服务。她不认为自己需要每天为客人更换毛巾，收拾床铺。公共厨房使用完的锅碗瓢盆，她希望每个人能够自己清洗整理收拾干净。她也受不了别人像指使服务员一样对她呼来喝去。“我可能是你见过的态度最不好的服务人员，”她自我揶揄说，“有时候，遇到抱怨颇多各种不满的人，我说没事，我给你退钱。”“用一个客人的话来说：‘我们缘分已尽。’”

在寒露看来，她是这个院子的主人，主人有主人的姿态，“应该照顾大家”，但客人做客，也需要遵守别人家的规矩，有权利有界限，“我们彼此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这种更接近于真实生活的主客关系在许多不同形态的民宿中早已变得罕见。很多民宿，真正的主人已经不再和客人直接接触。早年在颐园，夏雨清和客人谈天说地，女儿会带着小伙伴出门遛狗。夏雨清说：“客人来颐园认同的不是晚上睡的这张床，是和我的交流，是阿姨做的饭菜。”但夏雨清早已经不住在颐园，今年，他也像很多民宿主一样，给颐园配了管家。这是民宿经营扩大、追求服务标准化之后的必然。

真实的主客关系创造了投桃报李式的互动，志同道合的人彼此吸引。寒露给住宿的孩子准备过牛奶和曲奇。有时候，她会把来自天南海北的客人叫到一起吃早餐。不挑剔的，她就亲手做煎蛋面包，有人点名想吃豆腐脑或者“习大大套餐”，她也一早起来准备。客人们也有很多让寒露暖心的地方。有人招呼她一起享用大闸蟹，“一不小心我们就着酒和蟹聊到了3点”。有台湾来的客人专门给她带了点小礼物：“这是我们那儿的凤梨酥，还有两盒面膜。”她第一次接待重庆的客人，一行5人，包括2个老人，1个小孩。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大哥和家人都特别热情，一再说着我们第一次带老人进城看看，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你跟我说。”寒露的客房没有安装电视，她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电视窝在自己的小空间里。但当这家人提出老人们习惯看电视的时候，她二话没说立刻在房间里装上了一台。一位杭州来的阿姨和她聊人生经历，聊办民宿的经验教训，聊得高兴了，阿姨说：“我儿子的微信——你们俩差不多大，要不要加一下？”

寒露的院子开张半年，广州人黄龙已经来住了三次。第一次来纯属巧合。他到北京出差，没有订上酒店，临时订了寒露的房间。深夜里找错了路，他拖着箱子走了一个小时才找到地方。这非但没让他泄气，反倒让他对胡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院子本身对他来说又是惊喜：寒露的家居摆设和他的品味很搭，而且他对“开放式厨房毫无抵抗力”。过去10年，黄龙奔走各地出差，对各种各样酒店已经厌倦至极，“酒店是一个让人无法彻底放松下来的地方，你永远会觉得自己还在工作状态中。除了睡觉，我一分钟也不愿在酒店多待”。每次来寒露的院子，黄龙总会做几个自己的拿手好菜，和女主人把酒言欢。他注意到，松弛的气氛是可以传染的。有一次他正在做饭，恰好有一位新客人入住。“他大概没有住过这样的地方，一开始还在为没有前台疑惑不安，看到我在做饭，以为我是工作人员。而当他发现原来我也是住客之后，整个人的状态一下子就松弛了下来。后来我也邀请他一起吃饭，大家聊得很开心。”

2007年的旧金山，三位租客给了布莱恩·切斯基一个意外的发现：“我意识到，友情以前可能要多年才能产生，而现在，人们因为住在你家，你们几天就可以像一家人一样。”布莱恩后来回忆说：“你在现实生活中不会这么快了解一个人。有个宾客后来还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因为那次旅行改变了他的人生历程。”任何一种民宿都可以提供在地的生活体验、独特的空间和个性化的服务，共享住宿的迷人之处或许在于，在一种主客平等的关系下，它提供了人与人链接的更多可能。而在一个日渐原子化的社会，这也是一种真正的奢侈。当年在圣保罗，房东马里奥突然告诉我，他需要去外地出差一天，第二天会有两个阿根廷女孩来家里住，问我愿不愿替他接待一下。我欣然接受了这份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

寒露觉得，开民宿，她是在分享她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态度。事实上，她也在分享客人们的人生。她见识过无微不至的爱情。一群深圳来的住客中有一个女孩，正在被一个北京的男孩追求。男孩在网上找到了寒露的联系方式。女孩感冒了，有鼻炎。男孩立刻找人送来了净化器和口罩。晚上10点多，男孩联系寒露，说他得知女孩的感冒变重了，请求她给女孩煮一碗姜丝可乐。寒露正在一家日料店吃饭，找老板要了半块姜。她至今记得男孩的叮咛：“500毫升可乐放入200克姜丝，煮沸5分钟后关小火，浓缩到一纸杯的分量。麻烦你看着她喝下去。”

寒露见识过孤独。一个男孩过30岁生日，包了整个院子办聚会。聚会散了，人都走了，男孩和寒露继续喝酒。“他说他没有女朋友，感情上如何不顺利，和朋友创业如何艰辛，又说他特别高兴，能有20个人给他庆祝生日。可他说这话的时候，就是孤身一人。”男孩在院子住了一晚。第二天离开前，叫了朋友来帮忙，把院子都打扫了。

她还见识过人生的脆弱和无奈。一个客人曾经拉寒露到房间里：“外面最年轻的那个女孩，她的父亲重病快要死了，她的家人还瞒着她，我应不应该告诉她？”等寒露迈出房门，外面是一片欢腾：“房东来敬酒啦！”还有一次，一个小演员包了院子过生日。“她是演打戏的，浑身上下都是伤。当天为了哄她高兴，男朋友买了3个蛋糕，吹了3回蜡烛。可她一直抱着男朋友哭，说她还想再过一次生日。我好像感觉到了一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是什么。”

办民宿之后，寒露加了一个房东群。一次，群里的一位阿姨和她聊天：“每天这样迎来送往，你不难过吗？”寒露吃了一惊。“这个灵魂之问给我一个民宿小老板升华得好高哇，有点不习惯。”她笑道，“我说我不难过，好些住过我家的人都一直有联系。我每天都在见不同的人，在认识不同的朋友，然后跟他们经历共同的一段时间，分享一个故事，我觉得很好很开心。”

上海老洋房：旧日时光

在上海的老城区打开手机地图，你能看到满屏幕的“故居”和“旧址”，那是老上海荣耀的一种遥远的呈现方式。...

“新上海人”任培颖在她改造过的百年老洋房里，这里是她用来展示自己想法和创意的体验中心（贾睿 摄）

新上海人的老上海梦

采访的地点被安排在了“昔舍体验中心”，这是任培颖和她的同事们现在办公的场所。初听这个名字，我还以为它会在上海的某一栋现代化写字楼里，没想到下车之后，竟发现自己已身处一片西洋式的花园别墅建筑群中。

找到对应的门牌号，那是一栋青砖红瓦的三开间小洋楼，楼下带一个小花园，大门前方有三级青石阶梯，两侧还建有四根欧式廊柱，朱红色的木制门窗则为它的西洋风格添上了中式特色，让我确信自己是在上海的静安区而非某个欧洲国家。任培颖的台湾同事Ryan将我迎了进去，用他特色的台湾腔告诉我：“前两天，我带我的台湾朋友来这里逛了一下，他们也和你反应差不多，都在说‘你这里也太夸张了吧’。”

Ryan加入任培颖的团队刚满一年，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上海还有这种建筑，以为上海都是外滩的样子。去年年初，任培颖的团队招人，因为自己的朋友当时正租住在任培颖的民宿里，Ryan被朋友推荐加入了进来，成为这个民宿改造团队的一员。

能看出来Ryan和我一样仍惊异于这栋建筑的独特性，他如数家珍般向我介绍这房子的历史，比如它建于整整100年前的1918年，最初的主人是当时花旗银行的上海董事，而它现在的主人则是来自河北的年轻人任培颖以及她所建立的民宿团队。

“新上海人”任培颖在她改造过的百年老洋房里，这里是她用来展示自己想法和创意的体验中心（贾睿 摄）

任培颖不是上海出生的本地人，2000年，她从家乡考入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在那里一直读了8年书。在上海待久了，她心里存了一个念想，那念想来自于她的专业要求。上学的时候，她在周末经常要做的事是去上海曾经的租界区走街串巷，把那些老建筑的门窗、墙面等设计拍下来，因为觉得上海文化和历史的精髓都在里面。从那时起，她就觉得自己的家应该是在一个这样的老房子里面。

所谓“老房子”，大概是对上海几种传统建筑类型的统称。从清末出现的石库门建筑，到20世纪初期出现的联排别墅式的“新式里弄”，再到几大外国租界区的花园式洋房。如今，外来的游客和年轻人分不太清这些，他们热衷于到“新天地”和“田子坊”这样的城市复兴项目中见识老上海的风貌，这两大传统建筑区所改造的商业体已经成为上海的新地标，也被视为国内成功的旧城改造案例。

解放前，这两片区域都曾属于法租界。对于法租界的特点，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城市建筑的荷兰学者格雷戈里·布拉肯（Gregory Bracken）做了有趣的总结，他说：“法国人由于来得较晚，只能将就着拿别人剩下的地块，但他们把法国人的做派带到那里，并把它发挥到极致——如今的法租界是上海最精致的区，那里有最漂亮的别墅和公寓楼，以及最别致的商店和餐馆。”

以住宅为例，在法租界，占据主流建筑形式的是花园风格的里弄房，上海本地人将这些房子简单地称为“洋房”。这些住宅以里弄房为模板，但带有宽敞的花园，并深受西方风格影响。而我采访时身处的那栋青砖红瓦小洋楼正是这样一栋“老洋房”。

显然，这样的建筑在其诞生之时就不属于一般老百姓。任培颖毕业后加入了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了一个年轻的“新上海人”。如她身边的同事一样，她也和自己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丈夫在单位附近买了一套房，它位于一栋建造于世纪之交的六层普通居民楼里，没什么特别的，也不需要改变。

但当条件成熟时，一些埋在心底已久的念头开始抑制不住了。2012年，工作四年的任培颖开始在法租界寻找合适的老洋房，她的目标是重新打造一间自己的家。“我们当时住在同济那边，但从我们内心出发，我们一直希望的都是能住在这种真正的老上海的空间里，因为住在这种老洋房里其实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梦想。”

但在现实中，当我们真正走进一座百岁老宅时，大多数时候看到的场景并非想象中富丽堂皇、精致典雅的民国大户人家风格；相反，屋内的景象经常会让我们在推开门之前所怀有的期待全部落空。

“新上海人”任培颖在她改造过的百年老洋房里，这里是她用来展示自己想法和创意的体验中心（贾睿 摄）

之前在法租界的愚园路闲逛时，我曾漫步进入一座外观保存十分完好的英式老宅，它外面的青砖廊柱古朴典雅，保存十分完好；但推门进入后，长时间缺乏维护的木制楼梯和门窗布满了灰尘与污渍，蜘蛛网随处可见，每层公用的厨房杂乱不堪，一片繁华尽去的落寞之感。其间甚至有一只黑猫从楼梯间的杂物堆放处突然一跃而出，惊出人一身冷汗。

住在这栋楼二层的一位爷爷被木制楼梯吱吱的上楼声引了出来，推开门与我搭话。96年前，他的祖父修建了这栋楼，百年时光荏苒，他们这个大家族只剩他还住在这栋楼里，他的儿女已经搬到了其他的新式高楼里生活，其他的几间房子也已租了出去。只有还在使用的原装意大利门锁和窗户无声地表达着老人淡淡的家族荣耀。

与我的感受相似，任培颖在南京西路遇到的第一间老洋房也呈现了极大的内外差异性。“虽然我们从外面判断很好，但是很多房子里面都很破败。”后来我们才得知，原来当地区政府会负责维护这些老建筑的外观，建筑内部则要自力更生。在这样的老洋房里参观一下倒能满足我们不少人怀旧的情绪，但若要长时间住在里面，恐怕会与现代人习惯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毕竟一层楼内的几间房都得共用一个卫生间和厨房。

任培颖后来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来改造那间40平方米的老房子。那是一栋完工于1928年的花园洋房，建造者是曾担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的伍廷芳。解放后，三层的洋房被划分给了几户人家居住，任培颖从一位老阿姨手中租下了其中的一间。

作为专业的建筑设计师，她将老房子的改造分为两部分。第一步是修复，她需要将老房子原来的门窗和地板全都拆下来，这些木质结构早已变形，为了尽量恢复历史原貌，她要把这些都送去维修；原来的泥草墙体也已全部朽掉了，她把墙体全都铲到原始的木质结构层，再做整体的加固。这个过程就用去了她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

当整体修复完，才是真正的改造装修工作。除了每家不同的设计风格外，所有老房子改造的最大的难题是卫生间和厨房的管线改造，毕竟作为成长于新时代的年轻人，独立的卫生间与厨房几乎是生活必需品。为此，他们必须要重新设计管道，让自己新的管线能接到市政的管线中。最终，花了大约10万块的改造费，他们在老上海拥有了一间体现自己心意、属于自己的老房子。

“新上海人”任培颖在她改造过的百年老洋房里，这里是她用来展示自己想法和创意的体验中心（贾睿 摄）

在民宿感受老上海

出人意料的是，任培颖后来没有住进那间寄托了自己梦想的老房子，原因是离她上班的同济大学太远，工作不方便。恰在此时，国际上流行不久的民宿共享平台Airbnb开始进入中国，任培颖干脆将自己的房间放到了上面，做起了一名民宿主。

很难说她是在改造的哪个时间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因为她和房东阿姨一下就签了10年的合约，这保证她能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段来实现自己的想法。有一个时刻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是她在清理房间的时候，从这间老房子的吊顶上发现了几口木箱子，把箱子打开，里面好像保存了一家人生活的场景，从铜火锅和碗碟，到生锈的钥匙和泛黄的报纸，“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是打开了一个时光胶囊”。

从“时光胶囊”的概念出发，看到这些遗留下来的老物件，任培颖开始想象过去的人们在这间房子里的一些生活场景。“可能是壁炉前面是有书架的，然后一家人会在冬天的时候围在壁炉前面；那个大窗子前面肯定是有一个餐桌的，他们的妈妈会坐在那边喝下午茶……就是把这些场景一一呈现出来。”

这种在中国最具西洋气息的“海派”风格代表了外界对上海的最典型想象，也符合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审美趋势。一套房子做完，周边的邻居和她的朋友们都觉得这个房子做得很好，放到Airbnb当民宿运营之后，因为定位在中高端，每套房的租金收益率也挺高，任培颖觉得这个事情从商业逻辑上来讲也完全成立。于是很快，她就开始做第二套，一年下来有了七八套民宿。

开始的时候，来她这里住的大都是外国客人，或者是在国外居住的中国人。大家到这里的目的几乎一致，就是寻找老上海的记忆。她现在还记得一位开业不久来住过的老奶奶，老人80多岁了，在澳大利亚生活，回乡探亲，因为记得小时候住在附近，孙女就帮她订了这间房，老人来了之后发现自己小时候真的住在这栋楼里，“一边按着已经失灵的门铃，一边说‘我老了，它也老了’”。

追寻老上海的记忆成为这些老洋房民宿共同的市场卖点。上海本地人老胡也在种满了法国梧桐的永嘉路上开了一间民宿，那是一栋法国人在上世纪30年代设计修建的老洋房，外形设计颇为简洁，但能看出是西洋风格的建筑，门前的法国梧桐下是砖石结构的三层建筑本体，水泥拉花的凹凸墙面，圆拱形的房门；内部则进行了中式的改造，木制楼梯雕上了祥云图案，家具也大都是红木制成的中式传统家具。

这栋楼的一层没有设置客房，而是改成了一个小型的私房菜餐厅，有几个包厢。老胡喜欢在餐厅的公共区域会客，因为是冬天，他进门后不会摘下自己的围巾，双手还会揣在羽绒马甲的兜里，外在的穿搭有一种上海男人所谓的精致感。但当老胡讲起话来，他就变得不那么“上海”，颇为铿锵有力，神态与台湾演员李立群很是相似。

比李立群小12岁，老胡今年54岁，出生在上海，从小就住在法租界的老洋房里。从他的民宿向西南方向走10分钟，拐一个弯，就到了老胡上大学前生活的吴兴路。两条路气质一脉相承，他小时候居住的老洋房保存至今，门前的法国梧桐也都斑斑驳驳。许久没回去，老胡看了我给他拍的照片，顿了一下，说和他小时候一样，没变过。

“老上海人”老胡在他的“客堂间”民宿里，作为上海第一波通过改造老洋房做民宿的人，他已经撑了十年（贾睿 摄）

这样的经历让老胡的民宿更加“本地化”。他觉得这栋房子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承载了一部分的历史，如果只是把这个房子的外壳保留下来，把里面所有的老的风格全部掏空，做成一个北欧的简约风，“不是说不好，但我会觉得有点愧对于历史”。所以他在民宿里呈现的还是当时的民国风格。

老胡告诉我，至少在前几年，到他这里住的客人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主要原因就是喜欢我们这边老的风格”。曾经有一个奥地利设计师在他那里住了一个礼拜，“每天在外面转，转完就回房间开始写写画画”。

老胡说，一个从来没有来过上海的老外，如果想了解上海，他们这边就能提供最快的方案。“你想一个老外，从一个欧洲国家来，常规就是到香格里拉或者喜来登之类的住下，然后他要通过好多层才能进入到上海的一个最底层、最市井的地方去，至少要花两天。”

而在老胡这里，当他们从预订网站上接到外国客人的订单，就会从机场把客人接过来住下。第二天早上，客人就能到他们门前的永嘉路上去逛一逛。“只要一个小时，你就能看得到没有下水道的上海老居民是怎么倒马桶的，你也能看到山东人在上海的路边摊子是怎么做煎饼的，还能看到上海本地人是怎么点炉子下馄饨的。一个小时，你可以马上进入上海，不需要你从五星级酒店出来一个个人问。”

虽然不是外国人，第二天早上，我也试着按老胡的推荐出门体验老上海生活。因为在2016年经过了市政改造，倒马桶的场景已经作古。转个弯进入居民区侧方的沿街店铺，我作为北方人，第一次发现上海人原来这么爱吃面，浇头的种类极为丰富，远非吃惯了牛肉面的我所能想象。面馆旁边是排队买“大饼”的摊子，早闻其名，终于第一次尝到了这个拥有极平凡名称的食物，它还分咸的和甜的，其实也就是芝麻烧饼的一个近亲。再旁边过去是水产品摊，没想到12月底下雪了，竟还有那么多大闸蟹在售卖。回去跟老胡讲了我对上海面食的惊异，他哈哈一笑，说在上海有一家好的面摊就不用做别的了，“那个不得了的”。

投资数千万的“隐居繁华”是大型资本改造老房子的样本，这里的十几间客房均价在两千元以上（贾睿 摄）

老房子的苦与乐

2015、2016年后，不管是任培颖还是老胡都感觉到，国内客人的数量明显增多了，而且“90后”年轻人的数量特别多。任培颖将其总结为“炫耀性消费”，“就是我能找到你们找不到的地方，最有特点的地方，就来这里打卡”。但无论是为了拍照还是体验生活，对这种历史记忆的体验和感受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需求。

在上海的一周多时间内，我也试着住了几间不同的老洋房民宿，体验绝非完美，其中的小烦恼与小惊喜夹杂在一起。尽管民宿的主人们会尽量加固修补民宿的木质结构，这些老洋房的隔音仍是它们最大的问题，每天早上，我都是被外面邻居做早饭和推着自行车去上班的声音叫醒的。浙江姑娘吴皮儿也受此困扰，她的九间民宿全部在老房子内，她在改造时发现，老房子的屋顶不是现在的水泥顶，而是木头的。“上面就是楼板，下面就直接吊个顶，甚至能直接看到上面的房梁，声音很响很响的。”为此，她在整个房间做了两层隔音，但都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问题。

有时还会遇到不理解这种老建筑风情的客人，这会让她很生气。在她的第一间民宿内，作为建筑设计师的她将房子的特色就定为“老房子改造”，所以留下了很多旧的东西，比如敲掉之前的墙面后，她只是对露出的青砖做了清洁维护处理，并未砌上新的墙面。结果有客人住完后给出了很低的评价，写道：“果然是老房子。”她只能向我解释说，那种墙面就是故意斑驳着，“如果要弄新的，那可是太简单了，但我就是特别希望有客人愿意来体验这种东西”。

投资数千万的“隐居繁华”是大型资本改造老房子的样本，这里的十几间客房均价在两千元以上（贾睿 摄）

但民宿带给吴皮儿的更多还是快乐。三年前，她从工作了两年的北京来到上海，将这里定为了自己的家。此前，她非常喜欢北京的老城区生活，那时她住在地坛附近，每天早上骑个自行车去东四十条的胡同里上班，经常在里面找好吃的东西，对胡同特别熟悉。后来为了离家近一点，她还是搬到了上海。

作为浙江人，她小时候也经常来上海玩，但那会儿基本和普通游客没什么分别，就是去外滩和东方明珠之类的地方。到了上海后，因为工作的事务所就在法租界，她就在附近的老房子里住了下来，这才开启了她认识老上海的历程。

住了一阵子，她发现隔壁邻居的房子闲置在那里，门口走廊里全都是堆放的杂物，她嫌环境太乱，影响自己的生活，就干脆把这个房子租下来，改成了自己的第一套民宿。不仅让自己的生活环境变好了，租房的成本还可以通过民宿出租去抵消。去年开始，吴皮儿也从之前工作的设计事务所辞职，一边做独立设计师，一边做民宿，收入反而提升了不少。

“其实我是很喜欢做建筑的，但如果待在原来的公司，想要实现自己的想法是很难的，不仅得有才华，还要有背景，各方面都要有的，但是我并没有这些条件。”吴皮儿对我说道，“所以我干脆就是做一些自己能做到的、小一点的东西，在小范围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在被吐槽的“老房子”里住了两天，我倒也适应了上海本地人的生活，能更细致地体验到他们的体验。那是一栋建于1925年的新式里弄，曾参与辛亥革命和北伐的民国闻人王晓籁就曾住在那里。除了被改造一新的房间，楼里的公共区域全部维持着它本来的面貌。早起出门搭话，一位早已退休的老阿婆正在院子里晨练，知道我是住在她隔壁民宿的房客，就特别热心地拉着我，告诉我附近有一家锅贴很好吃，同时一边叮嘱我出去玩要注意安全，一边还会跟我讲她三个女儿的故事。

2019年第一天的晚上，我从外面采访完回到住的民宿，路过隔壁楼的邻居家，窗户在寒冷的冬日打开了半尺大小，老旧的印花玻璃内传出来一首优美的古典乐，站在窗下驻足听了半晌，赶紧掏出手机对着窗户的方向一搜，原来是舒伯特的《a小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第二晚回去时，这间房的主人又把窗户打开，还在放着我从未听过的古典乐曲。

这时我想起了上海人老胡前两天带着傲气跟我说的话，他说他们这些在租界区长大的上海人总有一种“血脉里带着的所谓骄傲、清高之类的东西”，而且平时生活也都更西式一点，家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咖啡壶，“就是放在煤气炉上面烧的那种，倒一点家里很差的咖啡进去，放一点开水，然后上面一个玻璃盖，咚咚咚那个玻璃盖开始冒蒸汽，那壶咖啡就好了”。我想这家的主人一定也是这样带着点骄傲感的老上海人，可能正在那里煮咖啡呢。

回到北京之后，再回想之前几天的经历，竟也觉得那些并非完美的体验都像上海人爱喝的咖啡一样，淡淡的苦涩都被醇厚的口感和回味融化掉了。

投资数千万的“隐居繁华”是大型资本改造老房子的样本，这里的十几间客房均价在两千元以上（贾睿 摄）

老建筑的传承

老胡现在在上海只有这一栋民宿还在运营，本来有六间客房，为了削减成本，他把其中的三间改成了私房菜的包厢，就只剩下了三间客房，而这已是他做这件事的第十年了。10年前，可能因为正好赶上了奥运会和世博会，上海出现了第一波改造老房子做民宿的热潮，大家都做的类似的民国风格，包括杜月笙的故居、贝聿铭家族的老宅，都在当时被改成了民宿或是精品酒店。

作为先行者，老胡坚持到现在挺不容易。因为没什么相关经验，“民宿”这个概念在那时也不成熟，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心气就特别高，什么东西都要最好的，并且把所有的管线楼板等基础设施都挖开重新铺设，改造完一算，花了将近400万元。营业后请的人工资也高，“像我们客房阿姨就请了三个，你也没办法说它是不合理；还有两个前台，因为我要24小时营业。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酒店就要五个人，其实五个人可以做30个房间的量，但是没办法，因为就只有这么个量”。

这种配置让他们餐饮加客房的全部员工工资就达到了13万元左右。而即使是世博会期间他们生意全部爆满的时候，每月也只能做到十一二万元的月收入，都得靠一楼的餐饮撑着。所以这些年他做民宿基本没赚到钱，还好有自己其他的事业，倒也能继续做下去，按他的话说：“毕竟也算是徐汇区旅游系统里面的一张文化名片了。”谈起这些，他自己也只能苦笑。

在2014、2015年左右，有些心灰意冷的老胡干脆开始往莫干山那边移，“就是觉得城市里面太困难，能不能在农村再找到客堂间发展的一个新起点”。2016年，他在莫干山租了一块地，也建了一家同名民宿。正好妻子退休，就让她来管上海这家民宿，他自己平时两头跑。尽管如此，老胡仍得意于他当初对这栋老房子的改造。“经过我们2008年到2010年的这个改造，这个房子至少还可以用100年；但是这个动作如果没做，这个房子已经不行了。”

与他相比，晚起步很久的任培颖在2014年就已经有了二三十套分布在上海不同区域的民宿，后来她干脆辞掉了工作，拉上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昔舍”这家资产管理公司，业务也从短租民宿发展到了长租公寓和共享空间等等，在上海的房产数量超过200套，员工也有了30多人，看起来蒸蒸日上。

成立了公司之后，恰好一间民宿的主人要把整栋房子卖掉，任培颖干脆找人合伙把房子买了下来，改造了整整一年，变成了后来我去采访的“昔舍体验中心”。她特意跟我介绍了房间一楼的舞厅，说这是他们特意复原的历史场景，进去之后果然金碧辉煌，很有一种不真实感。但任培颖强调他们不是完全的复刻，因为它经历了不同的年代。所以任培颖给这个空间赋予了一个新的主题，想象这个舞厅是在图书馆里面，就在舞厅旁边的墙壁上修了一个4.5米的通体书架。

在上海的老洋房里，如何将旧时风情与现代生活完美结合，是考验所有民宿主人的课题（贾睿 摄）

2017年12月，Airbnb第一次在美国以外举办全球房东大会，地点就选在了这里，也让这栋百岁老楼重新焕发了光芒。任培颖说起这些时很骄傲，“讲到上海的民宿，就一定有昔舍”。

除了任培颖和老胡这些小型团队，也有一些更大的企业在尝试用他们的方式改造上海的老建筑，为这座城市提供样本。从老胡的民宿拐入另一条街，突然发现旁边墙上贴着“隐居繁华”四个字，进入这个由三栋西班牙式老洋房组成的豪华型民宿，它的负责人告诉我这里曾长期属于荣毅仁家族。

尽管也只有十几间房，但隐居繁华显然已经脱离了严格意义上的“民宿”，他们更像是用自己的理念展示了对老上海的高端改造方案，其每平方米的投资就高达1.2万元。细节上，他们在客房里提供的小物件是雪花膏和大白兔奶糖，每间客房的名称不是数字，用的是张爱玲的小说名字或老上海方言，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认识了“覅”这个汉字。负责管理这里的是老上海人程经理，当我询问他去哪里见识“老上海”的风貌时，他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对着附近一栋我以为很老的小楼，他不屑地说：“那一看就是60年代苏联兵工厂式建筑，建在这些洋房花园后面，学得不伦不类。”

隐居繁华的总经理程总也是老上海人，他会教房客学上海方言，这是他们展示上海文化的一种方式（贾睿 摄）

面对各种外来的变化，老上海人老胡觉得上海和他小时候相比，“假如以前的色彩是100分，现在只有40分了”。他喜欢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东西，比如路边的早餐摊和报刊亭，可惜这几年上海城市改造的方向愈发“高大上”，这让他早上想吃大饼油条变得不那么容易，路边买个打火机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于是，他在前两年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卖掉自己在现代化高档小区的房子，搬入了一栋将近百岁的老洋房里。同样出生在法租界老房子里的妻子十分支持他的决定，住了十几年新式楼房，他们都觉得还是老房子比较舒服。“我是上海小姐嘛，从小就住惯了老房子，新房子我觉得比较压抑，因为房子高度比较低，不像老房子楼层高。”

兜兜转转几十年，最终，出生于老洋房里的上海人老胡还是回到了老洋房里。

（感谢二十八宿平台对采访的支持和帮助）

北京胡同：人情的味道

胡同，是北京的名片。在这张名片里，有许多的年轻人用民宿的方式书写着对这个城市的理解。在这个城市的肌理...

冬禾的民宿院落并不是完整的院落，这给改造带来极大的难度，她最终把日式元素加入到设计中来（于楚众 摄）

小而美

冬禾坚持用自己的笔名来讲述故事，她觉得这与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

在东四五条的流水巷和铁营南巷之间一个逼仄的岔路口，没有标示，我站在这个地方，等冬禾。导航到此就停了，胡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东四头条到东四十条之间，每条街道宽窄不一，左边双号右边单号，这已经让初次进入胡同的人感到困惑。然而，这个称为“巷”的街道，近似于胡同系统里的毛血细管，均匀地分布在大胡同之间的岔道之中，它们占据了胡同更为深层次的布局。

一分钟后，迎来的冬禾，穿着灰色的毛呢大衣，引路到一个更深的巷子里没有民宿标牌的门前，比周围多了一圈竹子的外立面显得和周围的门窗略有不同。冬禾说，这个院子叫“山石小筑”（SonGy Hotel），英文名是她和丈夫名字的缩写。听上去像一个夫妻店，然而，管理民宿的只是冬禾一个人。

冬禾的院子让我似曾相识，6年前，当我想要租用院子的时候，中介带我来的第一个院落便是这里。无巧不成书，时隔6年，如同时光回转，我觉得人生真是充满有趣的境遇，一个采访者帮助冬禾弥补了这个院子的前世今生。

6年前，在我第一次造访这个院子的时候，它的荒芜、逼仄让我印象深刻，没有装饰过的走廊、平顶的结构、凹凸起伏的破败石板路，之前是给周边餐厅提供员工宿舍的地方。当时我放弃了这个租金低廉没有院落的小四合院，因为改造实在困难。如今看它旧貌换新颜，莫名有了许多的感触。“我找院子的时候，走遍了胡同，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认为它有望成为我心中一个小而美的民宿。”冬禾说。

冬禾的丈夫是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他带着她每天逛胡同，东北出生的冬禾渐渐爱上了胡同文化，在里面生根发芽的文化历史和人情世故，让冬禾产生了一种想在胡同里扎根的想法，和丈夫一商量，他们便决定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民宿。

签下这个院子的时间是在2017年的春天，冬禾找来了同济大学建筑博士齐莹帮助她改造院子。“我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就意识到了改造的难度，过道逼仄并不是一个四方的院子，每个房间内部都没有卫生间，要进行水电改造，门窗铝合金要换成制作精良的木质老式样的门窗是一个细活儿。”齐莹聊起院子时说。

冬禾的民宿院落并不是完整的院落，这给改造带来极大的难度，她最终把日式元素加入到设计中来（于楚众 摄）

尽管如此，这个小院的格局倒是有些像是日本京都的小院落，狭长的过道尽头可以安置一个榻榻米茶房，四个房间互不干扰，还有一个开放式厨房以及露台，虽然小但却很温馨。“日式的设计方向是设计师齐莹根据院子格局的主意，这也正合了我的意，我一直很喜欢日本文学，尤其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和夏目漱石。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我阅读过多次，故事很震撼，而我记得里面大概有过对日本极致美的表述，当一个点坏掉后将全盘崩溃，这让日式美学拥有极致的概念。”

冬禾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文艺青年，与此相反，对日本美学极致的认可和她过去的职业有关——五星级酒店销售总监。“我在酒店行业做了10年，从丽思卡尔顿、威斯汀、索菲特到诺金。在这个行业里，一切都要回到细节。”

小院的改造并不顺利，即使有专业人士指导，但采买建筑材料、与不够敬业的施工团队打交道、准备内部装饰，都是冬禾一人操持。中间换过一次施工队，也面临着在胡同里改造水电工程的巨大难度，据她周边的邻居摄影师王小朔回忆：“当时我特好奇，对面邻居装修期间成了轰炸现场，全部都拆除了，每天夜里开始往外运送垃圾。后来，我和杨嵩（冬禾的真名）熟了聊起她对民宿的设计意向，她说要把原来那些看上去现代的东西全部去除，要自然质朴，回归传统。我这才明白当时装修时阵仗那么大的原因。”冬禾力求细节的老毛病在改造院子的过程中暴露无遗，虽然工期拖了快4个月，好在一切都准备妥当。准备开业的时间是北京旅游旺季，在Airbnb挂出去信息的第二天，冬禾的小院就迎来了第一个客人。

后来我们聊起，偏日式风格是否是胡同民宿最好的选择？

“聊起中式，我们容易有符号化的记忆，因为房子的过道过于狭长，所以需要有类似日式的设计在其中将空间放大，而每个独立的房间里我鲜少用风格化的设计，让它指向某个国家某个文化的传统，后来和齐莹也聊起过这个内部装饰，里面空白的墙壁、草席、帷幔是希望给客人留足写意的空间，这怎么又能说它不是中国意境的一部分呢？”

人情味

前年8月，冬禾开始了民宿的运营，这时候一对法国夫妻看中了这个房子，希望冬禾能把这个房子租给他们长住，并支付高出租金两倍的价格。冬禾拒绝了，一个民宿只有分享才是她做这个事情的初衷。

冬禾聊起她带着父母到台湾旅行的故事：“旅途中的故事很多，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你记得它的美景，另一种让你记得的是这个陌生城市里的人。在阿里山民宿里每天闻着茶香醒来，可以看到云海，美不胜收。而在台湾20多天的旅行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在花莲的一个民宿里，当时我生病了，打电话给房东，他直接从公司开车过来带上我们去医院看病，整个过程无微不至，像对待自己的朋友和家里人一样。”

这让冬禾十分有感触，从事五星级酒店工作将近10年，标准化、流程化、商业化的酒店模式确实让失误率降到了最低，每个人像上了发条的完美机器，只需要负责好自己的工作即可，不用做多亦不能做少，但似乎少了一些人情味。一份工作，谈不上热情或者凉薄，但和已过30岁的冬禾的生活状态相去甚远，流水巷里的民宿成为了冬禾最想要实现的“人情”理想。

随着接待的客人越来越多，故事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冬禾的小院接待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性格的客人，他们有的风趣幽默，有的含蓄羞涩，有的寡言少语，每个人都像是一本书一样，依次向她展开不一样的故事。“从辞掉工作到专业经营民宿，我突然发现我的世界不一样了，过去你所理解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横向的，现在变成了纵向，即使坐在小院里，世界却变得更加开阔。”

冬禾在开民宿前做了十年的酒店销售，在标准化、商业化的酒店工作里，她总觉得缺乏一些人情味（于楚众 摄）

小院有四个房间，大小不一，但都延续了留白、朴质风格（于楚众 摄）

透过厨房的窗户看到院落，楼梯通向二层平台（于楚众 摄）

将心比心，曾经在旅途中的难让冬禾愿意为自己的客人施予援手。一个独自旅行的美国姑娘入住了冬禾的院子，头一天还活蹦乱跳地出去游玩，买回来一堆据说有神奇功效的藏药，吃完药之后半夜给冬禾打电话，整个人过敏，嘴唇发紫，喘不上气来，这可吓坏了冬禾，半夜打车到民宿来看望美国姑娘，陪着姑娘吃了药，守了整整一夜，直到美国姑娘完全脱敏。冬禾发现这些药完全没有国家的药物安全许可，她十分气愤，东北姑娘的劲儿上来了，带着美国姑娘和药去和卖家讨个说法。在冬禾的帮助下，这些药品如数退还。“我当时就想起我在台湾生病时的经历，我现在做的这些，只是如同当年别人施恩于我时一样。”

冬禾的小院在booking上评价很高，大多数客人都十分感激来到异地他乡获得过她的帮助。“人们总说世界缺乏美好，但实际上这取决于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如果你完全信任你的客人，你也会获得他们的尊重。”冬禾说。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大叔抵达中国，发现自己的信用卡无法使用，身上又没带现金，这让美国大叔十分尴尬，甚至连房钱都付不上，带着试试看的态度，向冬禾求助。冬禾不仅没收他的房费，还借了钱给美国大叔，并告诉他，你们在中国不要耽误了行程，房费和借的钱可以回到美国之后再支付。大叔在booking上发了长文感谢冬禾，并称她为“中国的女儿”，即使是亲人之间的信任也无非如此。美国大叔告诉冬禾，希望她以后可以到美国旅行，记得美国有一个亲人。聊到这些温情的故事，冬禾十分动容，她觉得人与人之间，人与城市之间，正因为有了这份“人情”，才显出宝贵。

除了这些故事，冬禾还有许多美好的记忆。她和丈夫开车带客人去过长城，和客人聊得太开心半夜请大家去吃北京铜锅涮羊肉。“民宿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找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它像一个聚合点，天南海北地连接了许多奇妙的缘分。”因为冬禾乐善好施的性格，许多客人都成了她的朋友。“当你想到在全世界，你有许多朋友的时候，内心是充盈且愉悦的。”

开业4个月之后，冬禾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的丈夫告诉她，或许是你帮助了很多人，上天给我们赐了个孩子。说是这样，但冬禾的丈夫开始担心，冬禾还能如常照顾院子吗？院落虽小，但是极磨人的性子，也许今天坏个灯泡，明天密码锁失灵，又或者下水道堵了，桩桩件件都需要有人悉心照料。

反而是冬禾乐在其中。每天早上，客人们还没醒来，冬禾已经在厨房里开始给客人们准备早餐：酸奶、沙拉、培根、煎鸡蛋、美式咖啡，和往常一样，她和客人在早餐时间聊北京趣闻，聊每个人的故事。“我特别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和客人聊天，这是人最松弛的时候，也许再过一些时间，我可以写一本书，叫冬禾院子里的晨间故事，写每一个我遇到的人的生活，我想会很有趣吧。”

冬禾的茶房在院子尽头，这里也是她夏天招待朋友的地方（于楚众 摄）

混居生活

冬禾说自己运气好，除了一个大爷给她找过麻烦之外，她碰上的都是志同道合的邻居。离她最近的三家住户，一对法语教师、一个文艺片导演、一个北京土著摄影师，构成了鲜活的胡同社区关系。

冬禾说，她最早认识的是摄影师王小朔，她在装修的时候，发现一个人老往她们家院子里看，也不知道是谁。冬禾和自己的丈夫相比，完全没有胡同经验，所以一开始她并不习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此透明。“胡同和楼房最大的区别就是邻里关系，最开始我挺不适应的，但后来发现在胡同里生活，几乎没有秘密可言，接纳并融入其中，才能发现生活在胡同里的妙处。”

你来我往，冬禾和周边的邻居朋友们组成了像松散家庭般的关系。冬禾有时候忙不过来，导演董紫阳和摄影师王小朔家要是做了饭，会叫上冬禾一起吃。冬禾点了外卖也会给他们捎带上一份。到了天气好的时候，几个邻居朋友聚在一起，喝上几罐凉啤酒，聊上几句不着调的文艺故事，一天天的日子过得舒坦。“导演家可以看电影，法国夫妻很浪漫，有时候自弹自唱，王小朔常常帮我们照看院子，接客、收快递、拧螺丝，简直是辛勤的小蜜蜂。”

虽然有专业建筑设计师的帮助，冬禾的室内装饰还是自己一手操办。纱幔和部分灯具都是自己制作（于楚众 摄）

齐莹的小院几乎是在原有的旧址上重新翻盖了房屋。这里与其说是个民宿，不如说是北方院落的复兴改造（于楚众 摄）

在冬禾周边的邻居中，摄影师王小朔是个地道的北京土著，从小住在大杂院里，可以说一半的时间都在胡同里度过，对胡同的理解和热情也最甚，他拍北京胡同里的故事超过10年。“大概在30岁那年，一个机缘，我重新回到了胡同里，朋友去深圳发展，我租下了他家位于东四胡同的小院。院子不大，房间很小，但独门独院，没有私搭乱建，夏日凉风习习，坐于喇叭花畔，葫芦藤下，也算自拥一亩三分天空。”王小朔说。对于帮衬着冬禾家的民宿，他感觉充实、自在，他认为这就是生活在胡同里应该有的生活状态。

相比冬禾，他更了解周遭的环境，向我们介绍起这个坐落在东四五条和六条之间的“死胡同”流水巷。“我家靠北，冬禾家靠南，西边是路，东边是一个完整的一进的四合院。四合院的主人是张大爷，传统的老北京，养花种草，提笼架鸟到处溜达那种。在我看来，他是心藏小鸡贼，大面儿又不失道义的那种人，很有代表性。平时说话可能有点儿尖酸，爱挤对人，但是有事儿的时候，真能热心帮你。冬禾的民宿，来的大都是外国游客，对于传统的东西保有尊敬，不闹腾，不破坏，就像老北京出门都爱问个‘吃了吗’一样，他们也都有跟人‘say hello’的习惯，这会感觉很有人情味。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这边的小环境还算比较和谐。”

朋友们聚在一起，有时候冬禾也会和他们抱怨奇葩客人的故事。比如忘记门禁密码，夜里两点多让她过来开门的外国客人（其实密码就6位数字，而这个人的手机里也有这6位数字，而她偏说开不开门）；还有不会左右旋转花洒开关，说没有热水洗澡的客人。王小朔说：“只要客人有要求，无论要求多么苛刻，冬禾大都会赶过来解决，这也让我看到了做事负责、不会虎头蛇尾的文艺青年老板。”

“近些年的胡同，与过去有了许多变化，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们喜欢把工作室、居所安置在胡同里，这打破了原有的老年人社区的状态。一种新和一种旧的碰撞、磨合、混居，才让胡同里的民宿体验变得更多元。”冬禾作为一名新晋的胡同人在短短的一年半里，酸甜苦辣都尝了一遍，偶有抱怨，但是更多的是在院子里收获了更宝贵的人生体验。

客人们喜欢聚在院子里的公共区域听齐莹妈妈讲述故宫的故事（于楚众 摄）

胡同民宿的另两种情况

冬禾院子的设计师齐莹也有一个自己的小院，作为一名专业的建筑设计师，她自己院子的改造更为彻底，位于前永康三巷九号的院子几乎是齐莹重新在原址上盖出来的。“与其说是一个民宿项目，不如说是一个北京危改院落的生活复兴。”齐莹说。其实，不难发现，除了自发的私人胡同民宿，许多建筑设计师将胡同改造民宿作为了自己的项目，许多原本荒废的危房，在这些设计师的改造中重新焕发生机。

相比自发的私人民宿，这类改造显得十分专业。“胡同民宿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作品，更是一个成长中的故园，伴随着它的成长，主人也在各种经历中不断丰富自我以及获得锤炼。”齐莹说。

打动齐莹的点在于第一次见到小院的时候门口有两棵小叶黄杨，长得非常茂密，枝干相连，木门掩映在下面，像个秘密花园。施工刚完成的时候，跟朋友坐在屋顶露台上，眼前是各家各户的屋顶、茂密的树冠，耳边有鸽子声、餐厅的喧哗声，可以闻到炭火香和烤肉味。

齐莹改造了院子之后，她的妈妈邢阿姨帮助女儿运营管理院落。最初的两年，民宿朝气蓬勃，迎来送往，让这个曾经荒芜的院落焕发新生。齐莹妈妈作为故宫志愿者讲解钟表历史已有十多年，这让来这的客人除了享受到胡同住宿体验外，还多了一个额外的福利，听邢阿姨讲故宫。

后来因为齐莹家里人身体状况的原因，从小生活在院子里的邢阿姨已经不能再照顾院子，便托付给别人运营，后来院子的经营状况也受到了影响。渐渐地，齐莹将帮助别人改造胡同院子作为自己的事业，冬禾找到她帮助设计院子，也是因为最初相识于齐莹的院子。

齐莹毕业于同济大学的建筑专业，改造胡同院落和研究历史建筑是她的研究方向（于楚众 摄）

当我们聊起齐莹对民宿兴趣的衰退，她说：“回想起来很大程度跟封墙堵洞有关。北新桥三条一直有碳花烤羊腿、小海鲜这些小有名气的胡同馆子，红灯摇曳，人声喧哗。餐桌支在公厕旁也大排长龙，是烟火气十足的街道。整顿中这些都消失不见了，遮天蔽日的杨树也截断了一半，仿古的青砖贴面和防盗窗把原来特色的小店立面全部覆盖，变成了一条萧瑟乏味的街道。”

对于近些年胡同里的封墙堵洞，在胡同里生活的人们并不陌生，我带着冬禾去拜访老朋友弥生和大龙的“睦野画室”时，也看到了相似的情况。弥生和大龙的画室应该是胡同里相对早的工作室，已经持续了8年之久，前年的时候，弥生和大龙把画室一个有阁楼的独立屋改成了民宿，成为了一间画室主题的民宿木屋。

对于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房间，弥生聊起她和大龙在全世界住民宿的体验。“在旅行中，我们也经常选择民宿。我们在欧洲住过艺术家用18世纪的古货船改造成的家、森林中的木屋、乡村农场里的房车、 老火车站顶楼的钟塔。千奇百怪的主人和他们的生活向你展开，他们的老物件、老照片以及故事，都成为了我们旅途中重要的记忆。”弥生说。

他们有许多有趣的民宿故事可以分享，从小就住胡同的大龙看来，喜欢民宿是因为它能让你最快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他至今还记得住在英国老太太家里，洗衣粉的味道就像是回到童话故事里的奶奶家里。把一个画室阁楼改为主题民宿，他们希望把这种迅速融入一个城市里的感受传递给来到北京的游客。

这间民宿坐落在鼓楼东大街的繁华地段，出门就有吃有喝，房间里的楼梯、壁炉，都是大龙带着工人一起手工打造，大龙享受这个不断翻修、不断打磨一个小房间的乐趣，与冬禾与齐莹的民宿不同，“睦野画室”的民宿更像一种野生的、创造独特趣味的空间。

每一个城市的民宿都有自己的地缘性特征，北京的胡同民宿便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载体。齐莹把民宿作为她研究胡同案例的改造作品，大龙与弥生将打造独特体验作为画室功能的补充，冬禾把照顾他人作为民宿的价值，这就像是在北京偌大城市里通过不同的视角验证了这个城市的多元与包容。

采访末了，冬禾说，看来我还不够了解胡同，它有那么多的层次和纹理，只有进入到它的内部，才能看到另一种可能。

松阳山野里的惬意

到了松阳之后，每天早上我会早早起来，绕着民宿周边的村子转上几圈，鸟叫声、溪流的声音、村里的狗吠交织在...

松阳四面青山，中间平原，山野之气浓郁（黄宇 摄）

做喜欢的事

民宿房门打开的一瞬间，我有些惊喜。惊喜源于房间的一扇窗户，方方正正的木质架构，做了两层，外面一层是严严实实的玻璃窗，里面则是木制纱窗。纱窗是一直打开的。这不是重点。目光聚焦之处是窗外对着的一片菜地，地不大，四四方方的一片，也就是能停下一辆汽车的大小，栽着行距整齐的油菜，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叶子，在冬天的深山里舒展出柔软清新的嫩黄。

窗户的这一边则是一张矮塌，跟外面的菜地比起来还是高出了三四十厘米的样子，视觉上便具有了观赏的优势。坐在榻上泡上一杯茶瞥向窗外，视线一点点被绵延拉长：菜地；再远一点是几棵叫不出名字的树木，在寒气里抖擞着为数不多的叶子；再仰一点脖子则是云气萦绕的深山，黑白分明。一远一近之间，整个人都松了下来，脑袋也自动进入一种放空的状态，就想呆坐在那里感受一番松阳的山野气。也就是此时，我一下理解了民宿主人林森为何要在这片荒野之地上开一家民宿的想法。

松阳位于浙江省东南部，隶属于丽水市。无论从哪个方位出发，这里都不算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松阳没有火车站，公路也是这一二十年才开始完善起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人们出行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渡口，偶尔会出现翻船事故。直到2006年，龙丽（浙江龙游到丽水）高速公路的建成，才让松阳告别了没有高速的历史。即使如此，从杭州到松阳开车仍需要4个小时，从上海、苏州过去则更远一些，超过5个小时。当地人告诉我，因为偏僻，有不少游客会买票买到金华的东阳去，下了车后，才发现走错了地方。

从另外一种维度打开的松阳，则是我坐在窗前看到的迷人模样。松阳位于瓯江上游，四面是青山，中间是平原，就像围壁一样将松阳围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汽车行驶在公路上，如果不是突然拐进一个小道，跑上十几分钟，都很难看到村子的痕迹。这种封闭，使得松阳自古以来都是避难所，容纳了来自周边甚至福建的逃难者。也因为这种封闭性，松阳先后有70多个古老村落因为保存完整被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仅次于贵州。宋代士人沈晦曾经写诗描述松阳，“唯此桃花源，四塞无他虞”。

陈家铺村的飞茑集民宿，住客在云海中喝茶（黄宇 摄）

我在松阳的这几天，去了六七家民宿，都在深山里。有些民宿里会展示一些村子过去的老照片，你会感慨，现在的乡村面貌跟百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村里游荡，目光所至是大量的古村古道、古树古塔、古山古寺。每个村子里都是一溜的黄色夯土墙，这是农耕时代村民的智慧，就地取土，成本低，且冬暖夏凉。不过，从2016年开始，这个只有20多万人口的县城，因为景色秀美的古村落，成为民宿投资者新一个关注的热点。

林森比谁都知道松阳的妙处。他的民宿取名“酉田花开”，民宿有9间房。酉田是村子的名字。每年春季到来之后，村里的桃花、梨花、山茶花野生野长地绽放起来，民宿便有了名字。酉田村是一个很难用语言描述的村子，我想了很久，也只想到了“错落有致”。村子海拔并不高，只有400多米，视野却很开阔。站在村子的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看到层层叠叠的梯田，上面栽满了茶树，更远的山边则是竹林，冬日里更显得苍翠。酉田村的村口有3棵几百年的马尾松，两个人拉起手来都抱不过来，而且树的形态也很干净漂亮，像是从古代山水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这些，都是吸引林森的原因。而且村子小，村民大都出去打工，只剩下几十名妇女和老人，格外安静。做民宿之前，林森是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古建院”）的一名设计师。古建院承担着浙江省的文物保护工作。林森今年38岁，在古建院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从2003年开始，林森和同事一起参与全省的古村落保护调研工作。他们几乎将整个浙江的村落走遍了。林森告诉我，进行村落调研时，每一个村他们都会做一个列表，包括村庄本身的完整性、宗俗的保留以及村里古树状况等各个方面，都会详细记录下来。“酉田村是我看过形态最好的一个村子，建筑整齐有秩序，各方面元素又很齐全。”

相比于城市里的喧闹，林森更喜欢村子里的那种安宁，也喜欢与村民打交道。每次，他都会装点儿烟或者糖果，分给在田里干活的男人和玩耍的孩童。林森说，那几年，自己和妻子都想着去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林森总是会想起小时候在温州乡下的生活，那时候村里只有他家里有电视，每到晚上，家里人就将电视搬进院子里，村里的小孩子会搬着凳子挤到第一排看《水浒传》。月光也很亮，没有路灯，村民回去也能看清回家的路。

民宿在松阳的兴起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之前的工作总是做一些宏观的规划，但有时候这些最后是没有办法落地的。多了之后，我就会觉得重复性的工作没有意义，自身的价值也很难体现。我喜欢细微的东西，喜欢跟人交流，希望自己的设计能够改变别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一种新的生活状态的畅想让林森在按部就班的生活里有了些悸动。那一年，林森的女儿只有3岁，一直咳嗽，怎么都好不了。林森和妻子只好带着她去查过敏原，才发现女儿对尘螨过敏。林森联想到了杭州愈发严重的雾霾，做民宿的想法也就更加确定了。

综合考虑后，林森将想法告诉了家里人，意见最大的是父母。父母都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带着林森从村子里出来，最终在城市安了家。他们认为做生意太辛苦，安安稳稳地工作就好。“我并不是纯粹为了做民宿，我还是想做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我不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后悔。”林森希望获得父亲的支持。他告诉我，当时他整个人处于很兴奋的状态，有股力量在推着他往前走。那时，他还没有辞职，周五下班后，他就开4个小时的车子从杭州赶过来，在装修的房子里搭一个帐篷，跟工人一起干活，周一再赶回去上班。

酉田花开的主人林森（黄宇 摄）

自然的功效

韩梅梅是在订房网站上看了一眼图片就决定要住在林森的民宿里。吸引她的是黄色的夯土墙，“外婆家的房子以前就是这样的，看着有一种亲切感。”韩梅梅1981年生于云南，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小时候她随着父母住在云南的县城，外公外婆则住在山里。她几乎用一种诗意的语言向我描述了她的童年记忆：房子门口有一棵枇杷树、一棵樱桃树，厕所是露天的，用玉米秆堆成，上面爬满了穿心莲；晚上的时候她就跟着老人家坐在火塘边聊着天，家里还有一只猫咪，趴在她的脚边，听得要瞌睡过去了。韩梅梅告诉我，在此之前，她还研究了新西兰和日本的民居，但那种亲切的感觉让她决定去酉田。

韩梅梅是个待不住的人，她喜欢新奇和冒险。每年，她都会在春天选择一个地方去待一个月，并将这一个月的时间称作“保留一些自我”。她曾在四川大凉山住过一个月，等着当地的樱桃成熟，一直到樱桃季过去了才离开。对于韩梅梅来说，住宿的条件并不是她首要考虑的，住宿外延的环境才是抵达一个地方的意义。她曾在阳朔一个酒吧里面住过，每天站在平台上对着漓江刷牙。“挤牙膏的时候，能看到一个个小黑点在江上飘，那是人站在竹筏上，刷完牙，你会发现，竹筏已经漂到你眼前了。”韩梅梅告诉我。

这一次到酉田花开，韩梅梅是写作进入了瓶颈期——她写不出来了。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是件可怕和难以接受的事情。她当时正在写一本新书，按照出版要求，春节前就应该交稿。但到了3月，依然还有一半的工作量没有完成。“那段时间在桌子前坐也坐不下去，即使勉强坐在桌前，也一个字都写不出来。”韩梅梅开始失眠。只有借助安眠药，她才能有几个小时的安稳觉。但药物的副作用带来的头晕和迟钝，让她白天又陷入更大的焦虑。从家里出来时，她还带了20片安眠药，希望一个月只吃这么多。

村子是不容易到达的。韩梅梅先从宁夏飞到杭州然后转高铁到了丽水。距离民宿还有接近150公里的距离。民宿主人林森联系了一辆黑车去接她。司机长得粗粗壮壮，看起来像电影里的抢劫犯。为了多赚点钱，司机又在丽水兜了一圈，拉了两个客人，坐在后座的位置。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中，后座的两个人一句话没说，韩梅梅心里犯怵，不断地安慰自己要淡定。直到有一个人下车，给了司机50块钱后，她才会舒了口气——真的是黑车。

被扔进荒野之中，人总会释放亲近自然的天性。韩梅梅每天很早就醒来了。这是她以往难以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户看外面的云气，几乎每天都不一样的模样，有时你会觉得云就在窗外飘。在酉田村，韩梅梅大多数时间都在周边闲逛。她先是绕着村子散步，从酉田村的3棵马尾松那里沿着村道一直往上走，就能够到达通山公路上，沿着公路往前走一些，有一个小小的站牌，上面写着“酉田站”，车站的棚子上爬满了野生的风车茉莉，等候的座位就是一棵倒下了的树干。

后来她不再满足这些。村里有许多宽宽窄窄的石板路，她会随意选上一个方向，沿着道路往深处走。有一天她跟林森结伴到了一个村子，已经是半晌午了，那个村子的小卖部里连方便面也没有。村里的老大爷就邀请他们到家里煮面吃。大爷从地头上拔了几颗菜，又从房梁上割了一小块腊肉。林森动手将菜和肉炒了，韩梅梅就蹲在灶台下面生火，“那个面真好吃”。还有一次，他们逛到了一个叫呈回的村子，在村子拍照时，有个50多岁的大姐朝她走过来。“我们这里秋天最美。”大姐边说边给她看手机里的照片。韩梅梅一看，确实好看。她请求加个微信，想对方将照片发给她。微信通过认证时，她发现对方的微信名叫“呈回女王”。

酉田村，每当暮色来临，云雾便会从山谷升起（黄宇 摄）

时间一天天过去，韩梅梅原定的那本书也没有写出来。她索性自我放弃。太阳好的时候，她就将草帽搭在脸上，坐在民宿的平台上，守着一杯咖啡，晒上一天太阳；民宿里也会来一些客人，会过来跟她闲聊。有一个叫Linda的女生听说她喜欢吃芥末豆，回去给她寄了十几包，也成了她在民宿的消遣。

更多的时候，韩梅梅开着林森那辆已经破到打不开门子的车，里面放着一把大剪刀。一路开下去，遇到好看的花，就剪下来几枝。春天的山野里，桃花败了梨花开，然后则是山茶花，野趣十足。山茶花多开在悬崖上，摘花也具有了某种冒险的意味，有一次，她将半棵野山茶树都砍了下来，坐在地上思考了半天如何将花带回去，最后半敞着后备厢，拉了回来。“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于要做一些转型，不再适合去写一些励志的书，而是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她将自己在酉田村的经历全都记录了下来，这些在她看来才是有温度的东西。韩梅梅告诉老公，自己被酉田村清洗了一遍——临走时，她的安眠药只用掉了一片。

虽然很难用言语表达，但自然就是有解决烦恼的神奇。我记得读大学的时候，父亲送我到青岛，临回家时，他对我有些不放心，冲着我说了一句：“如果心里不高兴，就去海边转转，会好很多。”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说话的场景一直在我眼前，这也是父亲为数不多被我听进心里去的一句话。大学四年里，我保持了每周至少两次的海边散步，有时候则躺在礁石上，听听海浪的声音，度过了我人生里最为平静惬意的四年。到了松阳之后，每天早上我也会早早起来，绕着民宿周边的村子转上几圈，鸟叫声、溪流的声音、村里的狗吠混合在一起，有种偷了别人时间的感觉。

日本的野外摄影师星野道夫对于自然的功效有着更为神奇的描述。他曾在书里提到他一个朋友的故事，朋友说：“在东京过着忙碌的日子时，可能有一头鲸鱼正跳出阿拉斯加的海面，光知道这些，就让人觉得舒畅。”星野道夫将朋友的这种比喻，称作“悠久的大自然”。他进一步畅想，人可能有两种重要的大自然：一种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周遭的自然，比如说路旁的野花或者附近的流水；另一种则是与日常相关的，不容易抵达的地方，我们并非一定要到达那里，但只要知道那里有自然，内心就会丰盈起来。

松阳老街打铁铺的打铁匠（黄宇 摄）

温度

韩梅梅到的时候，正是处于林森最忙的状态。韩梅梅经常看到林森这边刚煮完咖啡递给客人说“你们自助哈”，紧接着跑到隔壁的客房去打扫卫生；中午人不见的时候准是去餐厅给大家准备午饭去了。忙到什么程度呢？林森说他经常是晚上回到住处，没来得  及刷牙洗脸就倒床上睡着了。“你看我们现在有三个阿姨、一个管家，民宿刚开时，客人跟现在差不多，但只有我一个人干活。”

找不到愿意为民宿工作的人，是林森在酉田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距离。快递只给送到城里的快递点，邮政也只有在攒够一堆时才会进村。在人手上，林森本想找一个年轻人来帮忙管家，年轻人更容易跟客人沟通。他联系了几个村里的年轻人，尽管林森已经开出了比他们在杭州打工还要高的工资，也没有人愿意回来。后来林森才意识到，跟城里人想回归乡村一样，深山里的年轻人更向往大都市的生活，“他们觉得，如果被问起工作，说在山里是丢脸的事情”。

原本民宿也没想过做餐厅。但客人来了，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村子原始到只有一家小卖部，客人也待不住。只好将餐厅涵盖了进来。蔬菜和笋干之类的多是从村民家里买的，肉、鱼类的则要开车下山。林森曾招进来一个厨师师傅。来的是小两口，每人工资4000多块。两个人只在山上待了7个月，就离开了。临走时，厨师跟他说：“林哥，我赚的钱在你这儿花不了。”林森告诉我，两个年轻人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没客人时去县城吃东西，如果当天不回来则是最开心的。后来，林森发现，倒是村里的阿姨是一个好的选择，她们虽然跟客人语言不通，时间却是可以保证的。但到了采茶季，一切还得自己干。

林森已经成了多面手。他会煮咖啡，还考了厨师证。论起打扫卫生，他比所有的阿姨都快。“阿姨们都是一间一间地打扫，我不是，比如说，我拆床单，我会把所有房间的床单都拆下换上，再去打扫卫生间，最后将所有的地面擦一遍再退出来。”林森说，这些都是从网上扒的教程。做民宿最初的一年里，身高一米七、体重130公斤的林森瘦了30斤，谁看到他都会说他瘦了。“每天至少一万步。以前在杭州我总是说减肥减不下去，现在看来还是没有足够坚持。”聊起以前的辛苦，林森用了玩笑的口吻：“能够做下来，也是觉得有意思。”

西坑村当地村民自家的民宿（黄宇 摄）

温度，是林森试图给“酉田花开”赋予的意味。2010年，林森和同事出差去台湾做古建筑保护的考察和学习。为了方便出行，他们一路都住在民宿里。“民宿的主人很友好，会跟你唠家常，聊家里的事情，还会将方圆多少公里内玩的地方给你介绍一遍。”他还记得有一次，他和同事早上醒得比较迟，醒来民宿主人已经出去干活了，只在冰箱上给他们贴了个留言，说早饭热在锅里了，吃完饭出门时把门关上就可以了。“你会觉得很舒适，双方彼此很熟悉。”

林森将温度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源自房内的设计。他希望房间能够展现民宿主人生活的态度。有一把木制的竹椅，上面有镂空的花纹，矮矮的，被当作换鞋凳。林森告诉我，椅子是在温州的一个村子买来的，据说是放在船里供新娘使用的，“太高的话，坐不稳，容易晃”。林森有收藏的爱好，去村子里调研时，他碰到好玩的物品，就会跟村民买过来。放在大厅的那个红棕色的柜子是他去同学家里吃喜酒时，同学母亲觉得跟新房子不搭，想要丢掉的，他花了200块钱运了回来。民宿装修好，他找了一个皮卡，将这些东西全从杭州拉了过来。

我最喜欢的是咖啡馆的门把手，那是一块鹅卵石，握进手掌刚刚好。石头是林森有一次在溪边捡到的。他把这块石头镶在了门外边，但问题来了，门里边最好也有一块类似的。找一块模样相似的石头可就不好找了，他跑了周边的小河才找到了合适的。“我想在民宿里体现当地的特色，但又不想做得太乡土，放些陶陶罐罐之类的，那就是农家乐了。”林森告诉我，也因此他的民宿从外观上注重着夯土墙的特色，但里面只会在不经意的地方保留一面当地的墙壁，“一般在不容易碰到的地方，夯土墙一碰会有粉末往下掉，体验也会不好”。

主人的悉心照顾是温度的第二个层面。比如客人提到有些感冒，不太舒服，林森就会开车到山下去买感冒药；下雨时如果有客人出门没带伞，他就会沿着山路寻下去，递过去一把伞。他还会跟客人一起聊天，一起喝酒，许多人都成了朋友。“所以我在民宿和不在民宿时，客人对我们的评价就会不一样。我不在时会说‘服务还不错’，在时则是‘待着舒服’之类的。一般管家在的话更多是服务的理念，服务好就行了，我们则是希望让他们觉得舒适。现在做民宿的很多，很多人往往去追求装修方面的高大上，但我觉得以后的认知慢慢会回归到‘民’这个概念上。”林森告诉我，民宿接待的客人一般有两类，一是觉得民宿比较火过来体验的，这一拨人往往是几个家庭组团一起来，晚上打打牌；另外一拨则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之前，多已对当地有了基本的了解。

严坑岭村主任家的民宿（黄宇 摄）

回归

民宿进入有序的状态后，林森开始琢磨起设计的事情。去年他给几家工作室设计了几个logo，这都是他之前没时间做的事情。最近他还答应帮酉田下面村子里的人设计个小卖部。“小卖部首先要跟村里的风格搭，其次是储藏空间要精细一些，东西不要放太多，但类型一定要全，这个思路主要是源于自动售卖机。”林森自己会经常去村子里采风，发现农村有意思的材料和物件。他喜欢一个叫王澍的建筑设计师，是普利兹克建筑奖首位中国籍得主，这个奖被称作“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王澍的很多设计来源都来自于乡村，曾说：“我住在乡村，自然、田野这些东西才会进入我的眼睛，才能真正感知自然，感受四季变化，而不是一个匆匆过客。”

林森告诉我，有一次一个村民请他设计民宿。主人之前已经将房子的檐角做成混凝土的，林森觉得跟整个民宿的风格不搭，想找点材料代替。一天他在村里遇到一个担柴的人，刚从山上砍柴下来。柴火有粗有细，他跟对方要了一根，发现木质很硬实，不容易被虫蛀。当时，他就向民宿主人提出要用两厘米直径的木头捆扎做成房檐。“一块钱一根，只花了2000多块钱。”林森告诉我。

有不少在做民宿的人慕名找林森做设计。其中一家叫“杉舍”的民宿我去参观过。主人是一个村子的村民，年轻时出去打工，后来又在温州开了建材的厂子。松阳民宿火了后他回到家里来，想把村里的小学改建成民宿。民宿旁边有几棵上百年的红豆杉树，一走到树下，听着鸟叫声，说句“百忧解”也不为过。男女主人都是和气的人，脸上总是挂着笑意。男主人杨建伟对工人说：“工地上林森说了算。”“我发现一个村民都这么尊重设计师，觉得太难得了。”林森说，以前给甲方做规划，他坚持自己的设计，对方总是会敲打他，“小林你不要太固执了”；再反驳一下，可能就要去找领导了。

杨建伟所在的丁坑村距离县城有60公里的距离。坐在车上，我不断地感慨“山路不只十八弯”。只想着车子能够赶紧停下来，免得吐在车里。杨建伟告诉我他从十七八岁就出去打工，后来自己做了老板后也没有想过在外面买房子，“总觉得外面不是家，现在想想错过了不少投资的机会”。杨建伟说回来开民宿，某种程度上是想定下来，“我是一个不喜欢有太大压力的人，家里空气好，吃得也好，人也舒爽”。

“对于民宿来说，选址很重要，松阳的美就在于它隐世的美丽。虽然偏僻，但松阳民宿的特点是体量小，一家几间房，所以受影响不大。”最早将莫干山民宿带动起来的民宿投资者夏雨清已经在松阳开了两家民宿。“好的民宿，自然环境是很重要的。”他告诉我，有几批从广东来的客人，在看到了云海之后，都觉得来松阳是值得的。另外一位从莫干山过来的投资者则告诉我，相比于莫干山幽静的单一性，松阳有风景、有物产，更适合投资者拿出来讲故事，“现在的城市人，对自然有着更迫切的需求”。

除了杨建伟这样想回乡的人，外来者更是跃跃欲试。经常有培训机构组织人到林森这里参观，想了解他的民宿是怎么做起来的。林森会跟他们说，参观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但深入了解的方式还是需要住下来体验。他也经常会给一些头脑发热的人打个预防针，“民宿投入是很大的，如果不用心做，就会变得很鸡肋。这么偏远的地方，到最后扔也不是，捡起来也不是”。

在村里待得久了，林森就有些不愿意回到城市里去。每次回去，他都会发现一些变化，2016年他刚来时，杭州还没有出现共享单车和汽车，回去以后，到处都是；小区旁边的生鲜超市也开了一个又一个。虽然也没有什么不适应，但总觉得城市处于一个比较乱的状态，就连跟周围人聊天，发现除了家庭和孩子之外，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但去年开始，林森回杭州的时间还是多了起来，女儿上小学了。“丽水这边的教育跟杭州还是不能比的。中国很多家庭其实都想脱离城市，但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还是脱离不了。”

老街与山居

2019年1月去探访松阳，并不是一个好的时间。深山里气温零度以下，南方的冬季阴冷潮湿，不容易待得住。...

“茑舍”的合伙人杨慧娟（黄宇 摄）

老街里的民宿

茑舍是我在松阳拜访的第一家民宿，也是夏雨清在松阳开的首家民宿。这个莫干山民宿的发起人很看重民宿外面自然环境，“松阳有一种隐世的美丽”。他告诉我，他到松阳后，认为松阳将成为下一个莫干山，正是源于此。茑舍的周围却没有这样的环境，它位居松阳县城中心，从这里出发到达有景色的地方都需要驱车出门。

茑舍是当地政府给夏雨清推荐的。它原本是当地的一所小学，后来还用作幼儿园。学校合并后，宅子一直废弃着。开民宿之前，夏雨清在茑舍出门右转的南直街上开了一个杂货铺，开发一些当地的物产进行包装售卖。杂货铺里还有书店、茶室，装修得古色古香，吸引了不少当地人和外地人过来。选择在老街做民宿很大程度上是考虑距离杂货铺很近，方便照看。茑舍就在这条街的街尾。

茑舍的木门宽不到两米，招牌也不显眼。但门打开的一瞬间，大概只有“别有洞天”几个字可以形容了。很难想象在这条只有两米宽的街边还有这么大的院子存在。走进去，空间更加阔绰了起来，院子里有水塘，里面还养了鱼，草木点缀在两边。天气好的时候，天色、草色点缀在池塘里，显得院子更加娴静。茑舍的合伙人杨慧娟告诉我，一些客人刚来时，车开到南直街巷口，都不愿意下车，因为觉得这样的街道里不可能有好的民宿。“咱们派一个人跟我们去看看。”杨慧娟说，看过以后，客人便都住了进来。

茑舍是一个可以让人停得住的地方。坐在房间里，透着窗户看着院子里的一面天色，人便觉得自在起来，如果翻上一本书，感觉更不错。我住的房间在一个小院子里，是以前小学的辅助用房改造的。小院只安排了三间客房。除了手里的房门钥匙，茑舍还给了我一把小院的钥匙。出门归来，拿着钥匙开启大门，有种回家的感觉。

“茑舍”一角（黄宇 摄）

如果能去逛一逛老街则是更好。南直街是一条明清老街，也是县城原本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区。以往，十里八乡的松阳人都会跑到这里做买卖。但随着松阳县城的发展，这条老街上的热闹逐渐稀薄了起来。这两年经过改造，老街又热闹了起来。打铁的、卖草药的、做棕榈床的，还有几家秤店，多是手艺人，跟以前去的其他地方的老街完全不一样。这倒是让我充满了好奇。

在松阳检察院工作的郑忠民就在老街上长大。他又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从2010年开始，他开始对松阳老街的店铺以及生活在周边的居民进行采访拍摄。他还写了一本专门记录的书。郑忠民告诉我，松阳县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积淀了相对发达的农耕文明，所以手工业态也很丰富，但在城市文明和工业化生产的冲击下，老街的传统行业已经或者正在走向消亡。

郑忠民几乎可以说出老街上任何一家老店铺的历史。街上的棕板床店是黄维炳开的，这是松阳最后一家棕板床店。黄师傅是在武义学的手艺。起初，黄师傅是在松阳棕板厂工作，在上世纪90年代，弹簧床垫还没有流行起来时，棕板床很火。黄师傅就自己开起了店面。但2005年之后，由于人们使用习惯的改变，这几年每年的生意已经不足百笔。黄师傅曾经告诉郑忠民，如果一个行业月纯收入少于2000元，这个行业就要遭到市场淘汰，因为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

老街上还有个做秤的师傅，姓胡，是从永康过来的。对于农耕为主的松阳来说，杆秤是每家每户的必备品。做秤的胡师傅是当地有名的诗人，他的秤杆边常年放着笔和本子，灵感来了，胡师傅就会将诗记下来，近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不过，随着电子秤的兴起，杆秤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郑忠民告诉我，很多老手艺人之所以还在干原来的工种，更多是出于一种无奈，他们大都五六十岁，已经很难去开始一门新的营生。

逛老街的过程，就像在翻一本关于松阳的历史书。每一个店铺门面都不大，有的可能就只有一米多宽。这里的手艺人的人生却是松阳发展的缩影。这两年很多人会跑到老街来转一转，看一看过去的模样。杨慧娟每天都会去老街上溜达一圈，淘淘宝贝，然后在朋友圈上推荐一番。老街上的居民很愿意跟她交流如何能够做一些产品和包装的创新，以能够符合现代人的使用需求。老街，也在慢慢地活起来。

山里的“柿子红了”

“柿子红了”是我探访的一家民宿的名字。它位于松阳县最偏僻的乡镇枫坪乡，距离县城有接近70公里的路程。民宿所在的村子很拗口，叫“沿坑岭头村”。“柿子红了”就在村头的位置。之所以取名“柿子红了”，因为村子里长满了柿子。村主任叶晨波告诉我，村里的古柿子树有180多棵，分布村里的房前屋后。不过，因为是冬天，已经看不到柿子，只能从柿子树上围着的红缎子上判别哪一棵是柿子树。我想象了一下，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点缀着村里的黄墙黑瓦应该是很美丽的景色。

2012年，油画家李跃亮到达松阳沿坑岭头村时，就被这样一番景象吸引了。李跃亮是浙江省丽水市技术学院美术系副教授，被派到松阳县枫坪乡挂职，主要负责的就是沿坑岭头村。当时，沿坑岭头村正打算搬迁。随着年轻人口的外出，村里只剩下了几十号老年人。村里距离耕地很远，有两三里地，年纪大的人上山不方便，村里的田早就荒废了，连路都没了。“政府层面已经认为这个村子没有办法发展了。”李跃亮告诉我。

从一个画家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可惜的。沿坑岭头村村落保持完整，除了柿子树外，村里的角角落落处还开满了梨花和桃花，高低错落，可以说一步一景；且村子建在海拔760多米的山顶上，常年云雾缭绕，就像生活在云端一样。李跃亮就生活在松阳的农村，来到沿坑岭头村时，他觉得这里就像农村博物馆，依旧保持着村落原本的味道。

“柿子红了”的老板娘在给客人准备家宴（黄宇 摄）

李跃亮跟村里的干部商量，先不要搬迁，在村里搭几个写生的平台，让村里收拾一下，可以把村子打造成一个写生基地。村里人哪里相信这个事情，他们觉得村子偏僻，不会有人过来的。李跃亮只好想办法请一些知名的画家到村里来写生，来的人有30多个，其中一位是80多岁的老画家郑毓敏。村里没地方住，大家就只能住在乡政府的招待所。招待所六七个房间，11个床位。年纪大的住床铺，年轻的就在客厅打地铺。

村里人看到后，意识到真的有人要来村里。有三家先开了民宿，做的是上下铺。写生的学生络绎不绝，按照每天60元包吃住的费用，沿坑岭头村“画家村”的名气就这么打了出去。叶晨波告诉我，2014年上半年刚一营业，全村就接待了4000人次，现在每年吸引画家、高校艺术生、游客近3万人次。

村民也开始将空余的房子修缮出来，做了标准间。这被当地人称为二代民宿。“柿子红了”已经是沿坑岭头村的3.0版本。起初，李跃亮设想的升级版的民宿应该集住宿、茶歇、创作间等于一体，这样能够满足画家更多的创作需求。在这样的想法下，“柿子红了”建成了。起初，“柿子红了”是乡政府在运营，政府的工作人员实行轮流值班制。没几天，李跃亮就觉得这种方法不可持续。他们后来将民宿租给了从宁波来的一对恋人。“他们思维活跃，懂得推广，这样的人才能让民宿运行下去。”李跃亮告诉我。

（实习生杨湛菲对本文有贡献）

新大理人的田园梦

大理自古兼容并包。自上世纪90年代全国别具一格的人们次第到来，带火了古城和双廊，如今大理的民宿，转入...

成都人田飞将喜洲老宅焕然一新，成为它的新主人（张雷 摄）

苍山洱海间？

大理民宿，众人皆知。若论其程度，旅游的人扪心自问，难道住大理会首选酒店？

但住在哪儿呢？我在苍山洱海间寻觅。

飞机盘旋着降落，大理在舷窗外越放越大，围绕洱海一圈，白色的带子也越来越宽，那是密密麻麻屋顶的反光。其中的民宿主要分布于夹在苍山与洱海西岸的大理古城，和洱海东北方的双廊。从机场进城，一路向北，必然到达洱海最南端的下关镇。大理古城和双廊是向左走、向右走的抉择。

“下关风，上关花，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映苍山雪。”这是作家曹靖华描摹大理美景的名句。但在已成为大理城市中心的下关镇，又赶上冬日，风只能吹动水泥森林，市区里楼宇高耸、尖利的形状，令人总感觉人造的房屋虽不是错误，却像在纸上涂抹错误时，留下的疙瘩。

也许古城里也是一样？于是我向东走，奔双廊，那里有最好的风景。高原地区，云普遍走得快，高山下卧一滩翠湖的地方也常有，而苍山洱海之间的云，变化尤其多姿，尤以在宽阔的洱海边，又与苍山拉开距离的双廊是最佳的观赏地。拍摄《生活在别处》的导演张杨是最早注意到双廊之美的外乡人之一，他曾回忆，本世纪初，他总到艺术家赵青在双廊玉几岛的家面朝洱海，一待一下午，观赏云和落日。“古城这边下雨，海东仍是晴天，而且只要古城下雨，从双廊看过去的云尤其壮观，等雨水稍歇，又能看到云稍稍散开，从孔里泻下巨大的耶稣光。”

大理午后的阳光从苍山泻下，点亮山麓上老宅的一角（张雷 摄）

“穿过一条通往海边的极窄的小胡同，甭管胡同多破，走到尽头，你就懂了。”脑海里萦绕着一位在双廊建了十多年房子的设计师初次来时的感受，我下到双廊一侧的洱海边，却难以理解他的震撼。游人如织，商铺几乎占据海边一切开阔的位置，水面上巨大的游轮，甚至有岸边的南诏风情岛一半大小，视线避之不及。狭窄的胡同被400余个大大小小的客栈塞满。我在其中穿梭，寻找那些游泳池能够伸到海上的客栈，却发现伸向海中的是挖掘机的长臂，因生态治理，洱海边超出生态蓝线的部分被拆除。

仍有能够俯瞰洱海的客栈在半山腰，也仍有客栈门口的池塘与洱海平行，从池塘边后退几步，总能找到与洱海一线的感觉。但越是在优美的风景面前，越是令人反思民宿的本质。与酒店相比，舒适标准自不能降，除了硬件设施，其中民宿主人是否有趣似乎尤为重要，甚至如果民宿主人能带着客人玩儿，那简直再好不过。大理以聚集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群闻名，大理古城应是这些人当之无愧的聚集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双廊仍是渔村时，便有自泰国、缅甸一线游玩的欧美嬉皮士到古城混迹。

西去古城。远观与近赏不同，低矮的灰顶白墙与苍蓝的洱海并不违和，且古城中的民宿若非在山上，都是院中小景，一棵树，乃至一盆花，无不展露民宿主人的匠心。我来到古城寻访张杨，一探新大理人圈子的究竟。

“80年代的时候，就本地人尼玛开的MCA最有名。当时有很多外国嬉皮士来到大理，尼玛迎合他们的需求，最先在街边开起酒吧，后来咖啡馆、面包店陆续出现，那里就成了洋人街，人民路都是后话。尼玛本人是画家，MCA起初要做画廊，有一部分空间是展厅，像叶永青、韩湘宁之类的画家在那里办展，有时甚至一起当场作画。后来人多了，尼玛就把三个展厅变成大通铺，很多人都特爱住，男女都住在一块儿，非常散漫、自由。”张杨从1998年来到大理，是国内最早一波到大理的外乡人，后来干脆几个人合伙，在MCA后面开起自己的客栈，当作自己的“稿房”。那时他最留恋的就是一大群人坐在人民路边，一杯橙汁或咖啡，整日晒太阳。路过的都是熟人，见面点头、打招呼，像他儿时生活的北京大杂院。“你走下去一条街，手机都能自动连Wi-Fi。晚上吃饭或开Party，随叫随到，一开始只是两三人的主意，最后呼啦啦能来十几个。”

只要这些人在大理，手机一响，社群式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消失，但张杨说，自打人民路街边不让放椅子，古城里就几乎没了他落脚的地方。2016年是古城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地标性的海豚阿德书店因负担不起租金搬离人民路，标志着古城的商业化日趋严重。也是在那时，MCA客栈由外来资本打造成高档酒店，张杨在那里的客栈也随之消失。

导演张杨在大理古城边缘的新家谋划开张（张雷 摄）

我见到张杨时，他在双廊的民宿关门整顿，他正忙着布置古城边的新家。我走到他们曾经晒太阳的人民路上，服装店、小吃店已经把它变得看不出身处哪个城市。唯有站在街中央拍照的新娘，引人默念卞之琳的诗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虽然古城内仍有精致的民宿，但缺了最重要的风景。听闻闲散的人自我转移到古镇周边，我北上到紧挨古城的银桥镇，发现了梳起长发、留着胡子，背着草筐种萝卜的日本人太郎，但没有发现主人在家中等候客人到访的民宿，顺着太郎每月售卖胡萝卜的路线，终于在山下，距洱海不远的稻田间，寻找到了被称为“大理最快乐的人”的民宿主人和他的家。

“我是大理最快乐的人”

“他们说我是大理最快乐的人。”40岁的潘良斌见到我时，刚从洱海里游完泳回来，头发还未打理。冬日的大理虽然日光充足，我们也基本是毛衣配外套的装束，他却一件皮夹克敞着怀，里面穿着紧身的健身背心，隐隐现出腱子肉。“我没来大理时就酷爱游泳，露天泳池游了十几年，这边空气这么好，不运动都浪费。”

他火急火燎地回来，是因为我们已用过饭，在他的小院里休息，生怕自己照顾不周。他的民宿独门独院，院中种着棵石榴树，一座小楼上下两层，门口摆茶桌，一层除了客房，就是客厅；二层在客厅上方的位置是竹炕，上面摆有一张小茶桌和两个蒲团；一扇中式推拉门相隔，另一侧是客房。面朝院子的一侧全是玻璃窗，可见院外的田地和远处的苍山。小楼的房梁、木门都打磨过，刷了木蜡油，客厅中的墙是刮去土泥后露出的石头原貌，一看便知是改造的老房子。

潘良斌站在翠山小院的露台上，他被朋友们称为“大理最快乐的人”（张雷 摄）

院子原则上只能成套定，我和本刊摄影师各住一层，与潘良斌在茶桌旁攀谈起来。“房子是老的，但楼层之间都加了隔音板。虽然不能完全像水泥房子一样，但考虑这里住的不是一个大家庭，就是两个相熟的小家庭，稍微有点儿动静也没问题。”潘良斌2013年从杭州来到大理开餐馆，第二年看上这栋即将要被房主拆掉的民居，他多付房主租金，请房主在别处另买了宅基地，一门心思把房子租下来，改成民宿。

“我每一处细节都经过了反复琢磨。床是我定制的，床板是当地的木料，床品的布料来自本地，客厅里裱起来的工艺品则是周城的扎染。我希望能让客人在房间里就感受到本地的特色，有客人看着好，还会向我们买。”潘良斌从硬件到软件，逐一细数。“你们洗澡时尤其注意水温。我之前发现，同样牌子的热水器，我在杭州用时三四个人连续洗都没问题，这里忽冷忽热。我找工人修，管子没事儿，后来发现因为在高原，又是村里，电压不稳，只有提前多放会儿水才行。”

潘良斌与我们的交谈，就像他每日招待客人一样。虽然不住在店里，但他每天都要过来。他坦陈自己起初是被家人从杭州带到大理的。

潘良斌的服务员在厨房里收拾自己刚从地里采回来的菜（张雷 摄）

“当时我妻子想来大理投奔她做客栈的弟弟。”潘良斌是扬州人，此前做服装批发的生意，与妻子在杭州买了两套房，给孩子上的户口能上当地很好的小学。他叫自己的小舅子“弟弟”。他记得2012年时，他弟“撺掇”他挤出20天时间和媳妇到云南玩儿，把大理周边有名的城市都转了一圈，本以为只是旅游一把，妻子却动了定居大理的念头。“她当时跟我说，在杭州无非为多赚点钱，把小孩照顾好，把房子买好，以后生活能轻松些。但这种想法错了，等以后可以享受了，已经不知道自己成什么样子了。与其以后享受，还不如现在边生活边享受。”

潘良斌被说动了，他本身也厌恶大城市里相互提防的人际关系，和人吃顿饭都要前思后想他人的动机，只是担心孩子上学。半年后，一俟孩子的问题解决，他卖掉了正在住的一套房子，带着妻儿来到大理。“我当时想，到这边肯定需要钱，房子肯定要卖，但要留一套，为自己留条退路。不过要卖自己住的那套，因为如果真回去，另一套还需要装修，就冲那么麻烦，也不能立刻回去。”

见我对他在那时就选择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很好奇，他向我解释，他一开始想跟风在双廊开民宿，既过上舒坦日子，还能有些收入，但那时海边的价格，要么与别家合伙，要么就得一下掏出一两千万，令潘良斌望而却步。那会儿他们满大理跑，在古城外三公里处，通往环海路的必经之路旁，看上了一个面朝稻田的小院。“当时也没想做什么，就想先租下来再说，再不济还能自己住。”

但因没有具体目标，最初来大理的三个月，潘良斌陷入无所事事的境地。小舅子看出他的沮丧，带他去泰国转了一圈，比照泰国的民宿，他觉得这里更适合做餐馆。那时他的小舅子在不远处租了上百亩的地做有机农场，农场里的肉、蛋和蔬菜就是餐馆现成的原料。而因为古城内的中餐馆很多，难以去竞争，他们选择了西餐，曾请过西班牙厨师和翠湖宾馆的大厨亲自操刀。“装修期间，我被我弟拉进他的社交圈，跟香港人学甜品、向昆明师傅学咖啡、拜波兰姑娘为师学插花。”潘良斌重新忙起来，却不再如杭州时那般单调。

餐厅在我们隔壁，有一道门之隔。这是潘良斌后来力争把独栋的院子租到手的原因，民宿小院盖成后，完整的模式才在他心中成型。餐厅与民宿之间的通道正在厨房的位置，又有帘子挡着门，若非住店，外人难以察觉。小院的其中一部分院墙更是厨房的延伸，伸展出一个朝向路边的火锅店。

“院里的人去餐厅吃饭方便，服务员把饭菜端到小院来也可以。客人要吃火锅，我就带着他们去我们的地里摘菜。”他对这样的设计一脸自豪，而在我们谈话间，隔壁餐厅的服务员跑到我们的院子“拔草”，“那是我们自己种的罗勒，做比萨用的”。

我见到餐厅外墙上挂着两辆自行车。潘良斌说，那表明他对自行车运动的爱，新近迷上了皮划艇，准备也放一个在旁边。“我现在的生活非常规律，早上晒太阳、游泳，上午打理餐馆的事，下午就等着朋友聚会。在杭州那么多年，真心朋友只有一两个，这边却很简单，游泳遇到的人加个微信，每天早上相约，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夕阳西下，潘良斌的翠田餐厅仍亮着灯，宛若“深夜食堂”（张雷 摄）

从湖畔到田园的狂想曲

“我曾经想过在西湖边开民宿，但根本不敢做。别的不说，连交了订金的客人要退房，如何规定不退订金的时限都不知道。”潘良斌清楚，并非所有民宿主人都能像他那般轻松。他背后有小舅子洪嘉明，民宿圈里的人称他“嘉明”，是最早到双廊建客栈的外乡人。

“我哥到这里最大的变化是有文身了。他本身爱与人打交道，大理特别适合他。”我在潘良斌的小院旁见到嘉明。同是扬州人，潘良斌结实、白净，瘦高的嘉明，却晒得黝黑，头发很短，似苦行僧。我与他一同前往潘良斌口中的农场，那是嘉明在2012年时开始租下来经营的，距他哥的民宿百步之遥：

90亩的土地，其中镶嵌一个湖，湖中兀立一个小岛。猪圈和鸡鸭隐在篱笆之外，而鹅在湖中游，湖将农田与草地隔开，有机肥料味道的农田分成小块，每块地插着所种蔬菜的牌子，有马在草地上吃草，湖中岛上住满兔子。

嘉明与我走到草地中央，由此向西，越过兔子岛，裹着云带的苍山即在眼前，背着草筐的太郎就在那半山腰处。嘉明告诉我，每隔一个月，这片草地上就会举行闻名大理的生活市集，不论张杨还是太郎，大理各个角落的人都会来此摆摊或扫货，农产品、料理、手工艺品，应有尽有。

农场、餐厅、市集，我发现嘉明在铺展一个串联起所有新大理人的商业生态，而他告诉我，这与他的来路有关，像来到这里的所有外乡人一样。

翠山小院的客厅里，把自己采摘的菜在火锅涮，是一家人围炉夜话的首选（张雷 摄）

“我从高中时代就开始背包旅行，接触环保的事务，满世界地跑。后来家里觉得我不务正业，我压力不小，因为户外时候喜欢住青旅，就想着也开家青年旅舍。便到丽江学习，帮人干活时，下到大理，看到洱海的湖面和蚕豆田，像是江南故乡的感觉，就决定留下来。”嘉明告诉我，那时的双廊仍是渔村，他看到家家养奶牛，种着梅子树，就决定把客栈开到这里。“我的那个客栈最先建的是奶牛房。”

自那以后，嘉明就没断过盖房子，但就像原先双廊渔民不喜欢洱海边的大风，湖边的房子最不值钱。对嘉明来说，湖边的蔚蓝和烈日，纵然令他感到纯粹，当步入而立之年，膝下有人时，他已不再适应年轻时的热烈，反而心向田园，更关心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

翠山小院餐厅的房顶上正在晒太阳的鱼（张雷 摄）

为了家人，他想到种不施化肥的蔬菜，饲养自然生长的鸡鸭。农民出身的他，地里的活儿本身也会。“除了90亩，旁边还有100多亩。”嘉明租下现在这片地时，凭借自己的环保知识发觉这片靠洱海的地不对劲。向当地村民了解后得知，这里曾经是与洱海相连的两个湖泊，“文革”期间围湖造田，把湖填掉了。“现在看到的这个湖，是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用9辆卡车、4辆挖掘机恢复出来的。另一片当时填得浅，现在仍是洼地。”与潘良斌不同，嘉明来到农场是为了改建农场边租下的院子，有场地、有田园产品，他还想做一个教育体验的课堂。他家祖祖辈辈磨豆腐，他要把石磨也放进去。

潘良斌在大理的民宿有嘉明浓厚的影子，嘉明嘴上说，既是找他来，总得听些他的，而在外人看来，则是一家人互相帮助。潘良斌的妻子与嘉明一起经营农场，他则单独出来做民宿，看似独立，实际是体验他家农产品的窗口。而当嘉明回到民宿小院时，指着墙外一排低矮的凳子告诉我：“虽然在农村，但你看有没有街边的感觉？餐厅朝向外面的窗口都很小，就是临街小卖部的感觉。”

嘉明面前的路够宽，足够停车，他当时的设想是把这条通向洱海的街都做起来，目前除了他家，却只有另一家酸奶店。去年民宿整治得厉害，海边拆了1800余家，民宿主是租户，人微言轻，个个噤若寒蝉地观望。潘良斌已卖掉在杭州的第二套房，定居下来。嘉明则为了自家长远的生计，将外出赴江浙一带“打工”。

（感谢张晓军、吴颖慧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喜洲：古镇的午后

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的喜洲，是老舍眼中的“东方剑桥”。从这里的民宿获得的，是当地白族人的历史和民间手...

喜洲古镇深处，新旧房屋交错（张雷 摄）

古镇寻幽

冬日午后，大理喜洲古镇外的城北村，一只猫卧在我脚边睡觉。大理的云动得快，日光也被拉着跑。猫跟着挪窝儿，不一会儿便闪进村子深处的小门里。

我追随猫的踪迹，在逼仄的院墙下，来到己已巳客栈。正在整修的村路尘土飞扬，窄门后一爿青藤撑起的小院，翠绿将灰尘滤掉，只剩暖阳点亮木屋前的一对躺椅，帆布上泛起白光。躺椅后的房间幽暗，隔过一张客床，却有一具四角有立柱、四周有雕花围栏、头顶有顶架的清代架子床，里面吊起一盏橘黄的灯。

“床是从村里淘的，觉得有意思，又没别的地方放，就放在客房里了。每个房间的布置都不一样。”老板田飞出现在院中的二层露台，帽子下是被晒得黝黑的皮肤，只有披肩的头发和四川普通话的口音，泄露出他是外乡人。不论村民、店员，都敬称他“田老师”。

猫是他的。邂逅猫前，我刚从喜洲古镇出来。那里以白族民居建筑群著称，方圆不到18公顷的面积内，当前仍有120多座完整院落。“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柱。”77年前老舍觉得“体面”的小镇，现已萦绕着旅游气息。活水全无，四方街周边的街道开满售卖衣服、小吃、民间工艺品的店面。叫得上名号的院子门口挂着牌，但除却三四家有两三进院落、两层楼高照壁的大院，宏伟院落已不多。沿街随处可见高耸的白墙，小巷深处仍是夯土本色。头裹包头、身着蓝色领褂的白族老妪背着箩筐，从穿着婚纱、“钉”在古屋外的新娘身边走过。

己已巳中本镇的店员也奈何不得客栈里勾人的猫（张雷 摄）

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个图鉴。古屋的门上贴着的符纸代表什么，赋予白族姑娘包头和衣服色彩的扎染工艺怎么做，乃至老舍口中古镇“不到一里便是洱海，不到五六里便是高山”的妙处何在？惊喜都在镇外，咫尺之遥的城北村便是首选。

城北村与喜洲古镇相隔一片稻田，村口是几乎与古镇本身齐名的喜林苑。从古镇走去，蓝天是一层、穷目力所及的绿田是一层、喜林苑的一排橘黄外墙又是一层。那里曾是喜洲商帮“八重家”之一杨品相的大院，由美国人林登夫妇在十多年前依建筑原貌改造成酒店和文化交流的会所。这个连着四重院落的深宅大院，既是文物保护单位，又被林登办成了外国人来此写生、游学的基地。

不过，因其规模和庄严，喜林苑像个正襟危坐的博物馆和互动的课堂，而紧挨喜林苑的己已巳客栈，更有主人松懒的气息，像是民宿的样子。而镇中所见甲马和羊毛毡的传统工艺，又都指向这个外乡人。我和田飞的猫，乃至他本人的相遇，就不是偶然。

“己已巳最初的主人是做丝绸生意的杨家，停工于己丑年（1949年），而我在癸巳年（2013年）接手，两个时间节点预示这个院子不同的命运，我取其中字形相近的两个字，中间再加个‘已经’的‘已’，便有了现在的名字。”45岁的田飞烟不离手，侃侃而谈，烟雾间不时闪过微笑，与外人口中四川美院出身的他喜好独处，似乎难以接近的印象相差不少。“以前在城北村路南，只有己已巳和喜林苑两个院子，剩下的房子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的。”

打开客房的窗户，田园就在眼前（张雷 摄）

他邀我在院中的咖啡馆落座，我们相隔的桌子是一块放平的门板，旁边的书架上摆着他写的书，土墙上则挂着他妻子的画作。他告诉我：“1999年，我辞了国企的工作，和妻子从成都出发，走了40多天，到各地看民居。当时就知道喜洲的白族民居有名，到大理古城第二天，就骑车跑到喜洲。但相比徽式建筑，这里的特点是雕梁画栋的彩绘，没有那般的高低错落之感，印象一般，便从云南回去了。直到2013年北京雾霾严重，我们来到大理，发现这里仍像世外桃源。”

大理古城的外乡人与在喜洲扎根的外来者在我看来，几乎来自不同的星球。古城的新大理人整日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聚会，而在古城北方18公里的喜洲，即使多年好友，相距几百米也可能一两个月不见面。田飞亦有同感，他喜爱独处，却难以忍受城市的孤绝，爱上了这里的乡土气息。他记得那时四方街周边的店铺寥寥无几，卖的是五金零件一类本地人的生活必需品。田里仍是大家各种各的，“地里参差不齐，总有忙碌的热闹”。

“当时除了喜林苑，只有本地人开的两三家客栈。即使2016年以后旅行社入驻四方街，沿街取悦游客的店铺疯长，整个喜洲到现在也仍只有几十家客栈。”在成都长大、北京生活的田飞闯进农村，想和妻子在村里建个工作室，租住在喜林苑旁边的客栈。他们当时每天坐在四方街路边，漫无目的地找房子。回到住处时，恰好看到喜林苑背后，一个比周边房子都高一截的院子。

那里有7个房东，院内被各家分割，院落早已衰败，笼罩着霉味。6年间，房东陆续把房子交给他，除了自己住，他把院中的猪圈改成咖啡馆，把厢房做成客房，开起民宿，彻底告别了此前的生计，却与游客往来不多，反倒彻底扎进了村里。

喜洲古镇曾经的军人服务社虽已荒废，但难得清净，如今成为游客拍照的胜地（张雷 摄）

民居的教义

我和田飞聊天的屋子在院子东北角木房子的二层，相当于一个避风室，外面有支起遮阳伞，由水泥铸成的露台，一层是前台和咖啡馆。院中的其他三面都是两层的木屋客房，共有6间，外表全是木头被打磨后的素色，前人在梁柱上的笔墨丹青，用深褐色的木框“装裱”起来，走廊上的桌椅不是木色就是米白色，唯有墙上彩绘斑驳。院中藤架下有鱼池，院落四角种满芭蕉和松树，茂密的叶子伸到二楼。

最初唯令我感到乏味的是一层咖啡馆旁的小陈列室，里面摆放着民国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练字本、文件，乃至上世纪60年代的奖状，以及挂在墙上的农具。乍看上去，像是衬托老院子格调的复古装饰，冗余得有些累赘。但店长杨小云却引以为傲：“那是呈现己已巳温度的地方。”杨小云来到店里将满一年，他是大理的白族人，说话时慢条斯理，眼睛发亮，“陈列的旧物都是房东留下的”。

“90后”杨小云曾在喜林苑工作过3年，经验丰富。作为店长，他负责店内日常，与客人的互动最多，会向客人介绍咖啡馆的陈设。而田飞多在自己封闭的工作室，与客人的交流很少，即便到前台来，见他与游客打招呼，平凡的装束也难以令游客想到他是老板。但杨小云来时，陈列室已经由田飞亲手布置完毕。田飞向我介绍自己的初衷，他从中拿起一个纸盒，里面是各国的扑克牌，却是清一色的大小王。“那是房东的祖父年轻时收集的。我们一位房东的父亲把自己和祖辈的旧物放在一个箱子里。收拾房间时，房东觉得这些东西可以扔了，我觉得它们能反映房主的生活，就想把它们都陈列出来，既让客人了解院子的历史，也表达对房东的尊重。”

田飞告诉我，己已巳老宅的历史，乃至喜洲近代的过往，在整理时交织在他眼前。“这位房东的曾祖父是喜洲的县长，祖父是位喜爱书画、音乐、练武的公子。”田飞说，陈列馆里的电话和西式闹钟，都是“二战”时的产物。白族自古事耕读、重教育，明清时喜洲共出过70多名进士，而商帮的辉煌则是在抗战时期。“喜洲是美军从缅甸向内地运送物资的要道之一，小到生活用品，大到木料，运输过程中都会留下一些。喜洲大部分院子也是在那时建的。”

当地工匠在一家民宿的房顶上除草、刷漆（张雷 摄）

己已巳也不例外，梁柱乃至门窗的材料均是云南地区最好的楸木，而前人的个性不仅藏在练习本等旧物里，宅院中的彩绘里也遍布房主的手迹，杨氏先人仿米芾、唐寅、青藤、八大山人，山墙、柱头檐口，凡精巧处无不施以彩绘浮雕。极盛之时，却逢岸谷之变，杨家在“土改”中衰落。“己已巳本来应该像喜林苑一样有四进大院子，每个院内都是二层能够走通的走马转角楼，但后来没钱修，只修了一个院，连门都是后来开的小门。”田飞向我感慨。

“原先林登也想把那个院子租下来，但因为产权太复杂，后来放弃了。”一个院子出现7位房东也是源于那时的变动。当田飞初到老宅时，只有一位房东仍住在里面。房东见有人租房，闲着也无用，爽快地答应租给田飞五间房，足够他自住和工作。田飞说：“我们装修好后，其他的房东看着效果不错，又陆续把房子租给我。我看房子多，就想着做民宿。”

在田飞看来，分批拿到房屋的局限在于，东边一间，西边一栋，目前房子里仍住着一位房东，见己已巳生意不错，也在院子里开起客栈。设计难以统一，房屋改造时也难以大动，用水用电时，木房子里失火的隐患也更大，住户体验受到限制。但其实恰是产权的分割，使他只能因地制宜，成为除了喜林苑之外，喜洲唯一修复后，完整保留老房子的民宿。“本村人很喜欢我们院子的风格，客栈也只有夜里关门，经常有邻居抱着孩子上院里的池塘边看鱼。”

我在己已巳的三天里，确是见到当地的小孩若无其事地跑来逗猫、看鱼，但院中的结构仍引起我的好奇，“三坊一照壁”是白族民居的普遍形制，“坊”是天井三面的“两层三间”的正房和厢房，照壁则是正面墙上有装饰的高墙。这样的形式背后，有其实际功能。比如，大理风大，照壁以挡风为用，且古时二层的房间用来储物，恰能运用大风和西晒驱赶潮湿。改为民宿后，二楼住人，客人又喜好晒太阳，如何在酒瓶里装进新酒？

“那是本地工匠的馈赠。”田飞告诉我，保暖问题在旧木屋更多靠电热毯，而咖啡馆所在的二层小楼却可以用传统方式来解决。他发现老木匠有自己的“口诀”，建房标准都是代代口传心授。“那时木匠都转去做泥水匠，我请他们过来用土法盖房子，咖啡馆的二层比例按他们说的来，只是换成露台的形式，用了水泥材料。而在二层室内，传统的夯土有五六十厘米厚，冬暖夏凉，本身就能解决问题，还能在墙上直接掏个洞放灯。墙面就用最普通的茅草拌上石灰，还有杀菌的作用。”

干活时，田飞发现这些本地木匠与城里的工人不同，自尊心很强，宁可撂挑子不干，也容不得挨说。他不懂当地建筑，就自己当小工，帮着和泥，和他们一起干，他不光不觉得委屈，却对老木匠越来越尊敬。“前些日子，我们这里刚走了一位老木匠。我们这里所有的门窗都是斗榫结构，有一处最靠边的门，我想省事一些，用合页的方法来做就行了。老木匠硬说自己不会做，死活不再干了。”田飞不无遗憾，“合页门钉一下就行了，他哪里是不会呢？”

田飞记得，初到村里时，村民好奇，建房时围在他旁边看，后来田飞也融入他们，村里修路也会和村民聚在一起看，唠叨家常。与在北京的艺术家村时，自己写书、妻子作画，同外界隔绝的生活相去甚远。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村里尝试不同的可能性，在房东家里开设新客栈，又谋划员工入股，租院办客栈。在与村民的攀谈中，他又机缘巧合地改变了喜洲的民间工艺，那也是他被称为“田老师”的原因。

手艺复活

在己已巳客栈前台，我看到“甲马故事”的明信片，上面的图案与在镇上、村里民居墙上贴着的符很像，写春联的草纸上印着人物画。明信片上介绍，“甲马”是民间版画的一种，唐朝时便有，本叫“纸马”，是手绘的彩色神像，因神像大多披甲骑马，又名“甲马”。宋朝后雕版印刷普及，从手绘变成了版画。把特定的“甲马”贴在门上，或是烧掉，用以祭神、祈福、驱魔，这种风俗全国都有，但在大理白族地区，所印的神区别于汉族，有当地的本主，更有源于印度的神祇。

见我心生好奇，杨小云热心地邀我去与己已巳客栈一街之隔的“甲马”体验馆“亲自操刀”。那里是己已巳二号院，院里有“甲马”的文创产品和供游客体验制作的桌椅，二楼是田飞新的工作室，笔记本电脑旁堆满颜料和“甲马”的图案。杨小云是负责人，为游客讲解“甲马”的历史和拓印。

杨小云拿来刻着“甲马”神像的版，摊开纸墨，扬起刷子向我示范。“蘸墨是关键，越少越好。”他皮肤黝黑，既是长期在高原生活，又是常年户外跑步的结果。几乎每天早上跑完步，便到二号院开门，开始了一天从客栈到体验馆往来的工作。他对拓印早已轻车熟路，只见他把两种浓淡不一的墨汁在墨盒里调好，把刷子头轻轻蘸进墨汁后，往墨盒的沿儿上一舔，在版上由上而下沿一个方向猛刷。接着将手工纸盖在版上，用海绵垫在纸上用力搓，搓到一半掀起纸来，墨色浅的地方再往版上刷墨。不到一分钟，一张“甲马”便印好了。

其实，除了版是老样式，从墨到纸都与传统不符。以前的墨是锅底灰，有辟邪的作用，而普遍用的“甲马纸”是与纸钱类似的五色纸，为烧着方便，比杨小云用的手工纸薄得多。体验馆里的改动是田飞与传承人张仁华共同的创造。

“我到一个地方会先看当地的《地方志》，知道这里有‘甲马’。”田飞说，他上学时偶然在成都的街巷里发现一个从未见过的精美教堂，惊叹于家乡仍有自己陌生的角落，开始关注城市中的遗迹和历史。从辞掉工作，到来喜洲之间，他一直在写书，写了9个大城市里的历史遗迹。到喜洲后，留心本地的风俗、历史，早已是习惯。“我们见四方街上卖香火的店就有‘甲马’，春节时卖得尤其多，就是普通的祭祀用品，起初并没有让我特别震惊。当我们从那些店里找出十多种图案，便发觉这个东西很丰富。而后来了解到，它属于‘非遗’项目，我们又找到传承人，他给我们看了几百张版、上百个图案，我们发觉不得了。”

周村的张仁华被大家称为张医生，姥爷家自古制作“甲马”，传男不传女，传给他父亲时，那时张仁华还在开诊所，后来父亲生病，他回家照顾，才开始子承父业。张仁华继承时，“甲马”已面临衰落，田飞起初帮着整理。“‘甲马’曾被当作封建迷信，上世纪60年代烧毁了许多版。”田飞告诉我，张医生一家曾偷偷藏起一些版和拓印过的画，后来又重新刻版恢复。“我在他家看到年代最久的版有160多年，木头已拓得像黑砚一般圆润。虽然一个版最快一天多就能做好，但现在大多是村里的老太太买几张，大年三十上庙里烧香时用，等再过20年，年轻人不会再上山了，‘甲马’就会彻底消失。”

田飞的担忧使他把触角从民宿伸向民间工艺，2015年开始思考把“甲马”做成文创产品。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当地事务越做越杂，他脱不开身，把精力集中在经营上，反而不再有漂泊的心思。对他而言，《地方志》便是寻宝图，村民的嘴便是开启宝藏的钥匙。

“喜洲的‘甲马’与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关，比如小孩哭闹，就有小儿神的‘甲马’，可以贴在家里。”田飞发现，版画的图案及其寓意，可以超脱原有功能做成纪念品，他首先需要耐用的纸。文献记载，相较于大理古城，以前商帮聚集的喜洲也是一个商业小中心。围绕喜洲古镇，周边的村庄“一村一技”，各有分工，各村的专长到镇里汇总、互补。像张仁华所在的周城便专于扎染，造房的木匠都来自沙村。田飞借此，又发现了羊毛毡。而喜洲北面鹤庆县龙珠村造的手工纸，纤维粗糙，具有古朴的气质，正吻合田飞和张仁华的期待。

有了纸，田飞又想着把黑白的版画做成彩色的。上色由他自由发挥，他用红、绿等乡村图案常用的颜色为拓好的版画填色，“甲马”获得全新的样貌。而他兴建己已巳客栈后，引起当地政府的兴趣，他获得设计、管理城北村东边，紧邻洱海的海舌咖啡馆的机会，“甲马”的产品出来后，又把咖啡馆旁的店铺交给他，售卖当地特色的民间工艺品，田飞的摊子越铺越大。

“我害怕‘甲马’商业化，又害怕它不够商业化。”杨小云希望自己民族的特色为外人所知。来到己已巳后，他从张仁华那学到些刻版的手艺，新的用纸令他每次带客人体验完，便立刻要用锥子刮下粘在版上的纤维。此前在喜林苑，他举办过类似的夏令营，又是在喜林苑期间，他接触到己已巳，与田飞交流了十几次后，发现可以来此一展鸿图。“我来之后，修缮屋顶、制定营销套餐方案，田老师都很支持。”

田飞与妻子“分工”明确，他由着兴趣折腾，妻子专心作画。而触角越来越多的他向我坦言，自己不懂经营。他坚持着自己文人气的“矜持”，无意与客人交流，而即使在己已巳的前台，虽然摆着“甲马”的明信片和纪念品，但若客人不问，他不让店员多说一句。也许在他妻子现代派的画作里，躲在妻子身后，化身为一只狗，睁着淡蓝色的眼睛，是田飞的另一面。

（感谢李太雄、毛先生、乔阳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沿着纵贯线，踏访台湾民宿

住进台湾民宿，会产生一种很幸福的错觉：这一切都属于我。稻田里游戏的水禽，别出心裁的家具，错落有致的空...

祈祷钟下，是来薰衣草森林的情人们许愿之地（黄子明 摄）

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经济飞速发展之后，进入了慢时代。“M”型社会里，厌恶了大规模开发经济带来的泡沫，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层，将“个人化”的生活理念普及到现代社会的更深领域。2001年，台湾“民宿管理办法”诞生，各地行政机构陆续为这个新兴产业树立了法度和准则。

“民宿”这个词从日语中的“Minshuku”而来，被台湾翻译成民宿。和“旅馆、汤屋”等汉字式的表达不同，更接近意指普通百姓的“民家”。1981年开始以最简单的住宿形态出现在垦丁。对于陌生人，民宿是隐秘、细腻和准确地体察另一种生活的方式。

我进入了五家台湾不同形态的民宿，主人们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民宿的环境也各富特色。无一例外，他们都告诉我，赚钱很重要，但排在很后面。敢于为自己的梦想正名的那一刻，梦想就实现了一半。

两个台湾女生创造了“紫色奇迹”（黄子明 摄）

台中新社：薰衣草森林，“缓慢”造境18年

提前三天，我接到了秀秀的台湾腔电话：“葛小姐，你有准备好遮阳的帽子和御寒的围巾吗？早上野餐的那片山坡太阳很大，晚上我们可能会举着火把，上山去坐旋转木马，会有一点寒意。”

山路蜿蜒向上，薰衣草森林一点点出现在我的视觉里。空气中弥散着新鲜的树叶气味，原来树上藏了很小的喷雾口，为刚刚到来的人提供“净”的氛围。满庭芬芳的“葛雷斯花园”外，林庭妃穿着紫色的体恤，像大姐姐带着弟弟妹妹般等候我。18年前，这里是两个女生“造梦”的起点。当年她们一起种下的黑松，已经从不到一人高的小树苗，变成了五六层楼高的巨树。树下的两棵粉红色风铃花盛放，一串串随风摆动，让人不禁想触碰。

洋葱的味道和捶打鸡肉馅饼的声音提醒我，“主人”秀秀是真的在准备明天的早饭。“进家门的一刹那，闻到的一定是饭香。”以白色的墙壁和挑高的木建梁柱作为框架，这栋南法乡村风格的山居，屋内是“和洋”结合的。中央是挑高开敞的厨房兼餐厅，前后都是花园，有专业烤披萨的炉具，还有大大的明亮的料理桌。客人看着技痒，也可以下厨来帮忙。窗边对着山林，铺着蓝白格子印花桌布的圆茶桌，上面是葵草泡的冷水和热水各一壶。用石头垒的小壁炉的另一侧，就是长条矮窗下的榻榻米阅读区。日式的轻、简，和南法乡下的实用温暖，使得整个空间，软绵绵、暖呼呼的。从顶部落下的棉花云朵灯，是前几个月这里的“棉花手作大赛”的得奖作品。“秀秀，我给你带了云林的芝麻糖。”入住的一位年轻男士拿着小礼物。只有6个房间，除了床，可以助眠的小音响和几瓶可以自己选择的精油，房间里什么也没有。我进门不久，来了一家四口，两大两小。“元旦你都不回去，我们给你带了粽子啦。”原来是暑假里也来过的客人。

小小的邮局是一个关于现实的片段，心事和忧愁都可以留下（黄子明 摄）

从打电话的一刻，到客人离开，秀秀这个白衣黑裙的年轻女孩，就是薰衣草森林民宿里，那个和你嘘寒问暖的人，让客人提前进入了“角色”。“主人”这个角色，在民宿里是一个流动的职位。所有的“伙伴”都可以申请，任期少则半年，多也就一两年。对于民宿想要试试看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其实秀秀到这间民宿来才不到8个月的时间，她是“缓慢”长达11年的资深员工，却还保持着当年从外资银行毅然跳槽，跑来跟着林庭妃，把北海道、金瓜石等几个“缓慢”开设的小民宿一点点做起来的温和与热忱。“一开始建这间山居，是因为很多喝咖啡、谈人生的客人，都变成了朋友，聊到深夜，大家说，要是能住下来就好了。”

2001年，林庭妃和詹慧君两个20岁出头的女孩，以一间开在薰衣草森林里的咖啡馆，红遍台湾网络。两个人各拿出积蓄100万元台币，到台中最偏僻的新社山里，林庭妃的姨妈嫁过来的王家，种了一小片薰衣草，盖了一个小木屋“缓慢”咖啡馆。“我们什么经验也没有，不会做咖啡、点心，没有半点经营理念。来这里纯粹是因为便宜。”当时博客还未兴起，尚未形成社交网络，台湾互联网上的传播形式，是一种叫作“订阅邮件列表”的传播方式。“有点像漂流瓶，把它扔出去。”后来她们去法国、日本和加拿大旅行，尤其是几个著名的薰衣草故乡，蒙特雷、北海道和普罗旺斯，当地人竟然拿出了本地语言翻译的这封信。

5年前詹慧君“葛雷斯”因癌症离世，她手绘的“乱七八糟”的图案，现在是薰衣草森林里唯一的人工图画标志。她设想的森林里的“大地餐桌”，两个女孩和小熊、兔子、小马，甚至不知是什么生物等笔触简陋充满童趣的小动物们坐在一起大吃美食。而面对香味十足的普罗旺斯烤鸡，先从台北到台中，再在崎岖的仅几公里山路上就颠簸了近一个小时的我，进山一路看到的只有荒草杂木，十几年里，这么美的一个花园是怎么生长起来的？

薰衣草森林创办人之一林庭妃（黄子明 摄）

“那时候还没有民宿这个概念。”林庭妃和詹慧君也没有那么大的宏愿。我对“小木屋”脱口而出“这么简陋”，林庭妃马上纠正我，“简单”。木屋四周用木条钉在一起，顶棚用亚克力板和遮光的黑帘子搭了个人字顶，就这么开张了。后来我看到一本叫作《两个女生的紫色梦想》的“创业书”，曾在台湾引起轰动。咖啡馆的客人数量在开业第一个月就达到了1000人，现在，延伸出来的几个地方和岛外民宿，每个月的客流量达到3万至5万人，在台湾被称为“紫色奇迹”。

如果认真算起来，整个薰衣草森林大部分都是山坡，只有山居所在的位置是一个正经可以建筑的小山窝。比那栋黑白色的山居民宿更位于黄金地带，有一栋华丽的小别墅，前面摆着一蓝一白两把太阳椅，黄绿色的秋天山林之景向远方延展，透过透明的圆弧玻璃窗，可以看到一对老夫妻在吃午饭。门口小牌子上写着：“这里是王妈妈和王伯伯的家，多亏了他们的善良和勤劳，植物山林全靠他们照顾……”

在外甥女进入这片拐了又拐、弯了又弯，道路崎岖的小山沟14年后，王妈妈集合了本地人，将整个100亩山林土地，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了林庭妃，“永续经营”。然而走遍了整个森林，除了13年前的第一个山居，这两年也只买下了一个九十几年历史的三合院老平房加以改造。我沿一条落满花的小径走上去，一棵大大的榕树上挂着高高低低的球形灯，底下是一张可以坐20多人的长桌。住在这样的地方，不由得想要BBQ，这几间新改建的房间价格比山居还要便宜一些。

“把王家搬走，把所有的现实感抹掉，让客人掉入梦幻。”这是迪士尼商业顾问提出的意见。“民宿最重要的是人，阿姨的夫家祖上就住在这里。”林庭妃说，“虽然我们是一个以浪漫为名的民宿，但是并不愿意脱离现实。”山边还有一栋更平凡的贴瓷砖建筑，是所有员工的宿舍。林庭妃想要给客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是迪士尼，“梦幻听上去很好，绚烂，华丽，迷惑，但是带有一些忧愁”。

民宿确实要造梦，但是林庭妃设置了现实边界。“希望来到森林的人，可以把忧愁留在这里，而不是梦醒了带着忧愁离开。”山腰上，有一个木质玻璃小屋，是一间明信片馆。林庭妃整理那些寄不出的明信片时，并不觉得沉重。我本来觉得这种文创平常无奇，当真没想到的是，看到“寄不出的明信片”那一面展示墙的时候，泪水竟不争气地夺眶而出。有父母写给不幸早夭的孩子，更多的是情人之间无法再续的遗憾和祝福。真实得毫无提防，看的人“又痛又快”。一个男孩子倾吐了感情的伤痛后，“我决心忘了你，像一棵树，挺胸抬头，重新做人”。

落日的余晖穿过肖楠树，形成了棕黑色笔直树干和金色透明阳光的一道道斜角。我追着肖楠树精油的雾气，顺着小路往森林深处走，树上挂着一排好像飘来的字“听一棵树说话”。几个年轻人正拿着特制的“听诊器”，趴在肖楠树干上听，树液流动的声音很奇妙，好像在听心跳。还有一棵巨大的老就树更文艺了，写着“抱抱我，像拥抱母亲一样”。来森林的很多是最普通的老年夫妻，一位大叔很直白：“我不要听，我又不是文青。”大妈更厉害：“你当一下文青又怎样？”薰衣草的开花季节就要到来了，不过现在看上去，这一片山坡上的薰衣草并不成为花的海洋的规模。“寒冷与阳光都不够，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里根本不适合种薰衣草。”

作为外来者，把薰衣草这样一种纯粹外来的花卉引入台湾深山，已是困难重重。薰衣草森林地处台中的丘陵之间，虽然新设是台湾最大的花卉产业基地，本地却没有任何种植薰衣草的基础。林庭妃当年请过非常多的农业专家来指导栽种薰衣草，都失败了。只有一边的山坡上，以盆盆相连的形式，用特殊的适合台湾气候的品种，形成了整面的紫色山墙，即将在1月最冷的天气刚过之际盛放。

这样的努力反而让来者感受到了另一种东西。“因为离城市实在太远，我们这里前几年连电话讯号都没有，很适合谈恋爱。不过我们还是装了一部可以轮盘拨的那种公共投币电话，让客人给家里报个平安。”小木屋通向森林里的路起名“梦想之路”。

然而这森林越走越野。除了必要的“疏林”，顺着狭窄的山径往上走的人不在少数，“那段高处是留给自己的”。已经不需要任何人造的文艺感。若隐若现，能听到山腰旋转木马飞扬出法式的小调，轻软地弥散在山谷里。“这里看得到最美的风景。”公共洗手间面对着一片翠绿的山谷，枫树色彩如画。我以为很多人是羡慕“两个女生”的生活而来，林庭妃却告诉我：“民宿的主人太有故事了。也对。因为早期确实有很多人把民宿主人当成生活的理想，但是我们不想把自己的生活带进来。”

“我希望客人能够来这里寻找自己的故事。”从消费者变成体验者，再变成创造者，林庭妃说，这才是民宿让人和环境真正连接的秘诀。民宿设置了各种和附近乡村“邻居”式的互动，到邻居家参观，到鼓手家学打鼓，到做芋圆的婆婆家学做芋圆，种菜、浇花，不是了解当地人，而是变成当地人。“起码在当下，他们完全进入一个新环境，和邻居融合在了一起。”这是她发现的大部分当下旅行者的心思：不仅希望看到新鲜的外界事物，还要找到从来不知道的“自己”。

客人变成了主人，他们提意见，想办法，因此从创业第一天，林庭妃和詹慧君就采取了“伙伴”制的公司体制，早期有很多客人加入了她们，所有从“两人时代”开始进入的人，都成了持股人。对于追随她们价值观的客人，“采用股份制的方法，所有的账目公开透明”。她们管加入者叫“伙伴”，强调大家都有股份和红利的制度。甚至只是来倾诉了几小时隐私的人，就认同了她们的价值观。她开每个人的玩笑，帮老人拍照，鼓动羞涩的男女“社内恋爱”。

在法律上拥有这一大片好山好水，总共10间民宿的平日价格在400元到七八百元人民币一间。“民宿收益只能维持，更多的收入来自餐饮和产品销售。”我们到达时正值午餐时分，十几张坐落在山坡上的餐桌旁，有来住民宿的客人，也有开车来逛的游人。他们并不一定是民宿的住客，却是重要的体验者和消费者。“高消费的人和物没有止境，然而在M型社会里，中间阶层却会不断壮大，年轻人就一定喜欢新的东西吗？”台湾的年轻人利用廉价航空和青年旅馆，愿意花时间和精力跑遍全世界。林庭妃觉得，“每个人旅行，都有一颗想要被喂得满满的心”。

游文志和李晓珊毕业于台湾大学，他们想用美食，把宜兰礁溪的特色表现出来（黄子明 摄）

宜兰礁溪：洄游入乡里，“大渔”夫妻的小“日和”

从稻田走出来，正好看到几十只巴掌大的小水鸭们在门前滑游，“应该待得到三四月份”。从西伯利亚等寒冷地带越冬的鸟群，是每年冬季宜兰固定的风景线。游家夫妇在宜兰礁溪经营民宿已经10年多了，在这个温泉旅馆林立、高中低档都有、遍地餐厅的小地方，“大渔日和”非常特别。处于远离礁溪华丽宾馆、星巴克的稻田之间，三栋老“一户建”透天厝连通，结构不变，依然保留家的各种功能，“外表看上去很便宜”是游文志想故意留下的印象。

每户一泉，拥有三个温泉眼的民宿“大渔”，提供的是典型的“一泊二食”。我在来之前无法从各种订房网站上找到这个民宿，唯一的办法是进入官网和打电话。“只有6个房间，我们没有拿来做广告的费用，一旦满足不了互联网式的订房，会让人失望。”老板娘李晓珊对我很抱歉。赶上元旦休假，大渔两个月前就被订完了。我前一晚留宿礁溪乡街道的温泉旅馆，才发现宜兰的礁溪离台北开车只有40分钟的路程。比起很早就走高贵路线的北投温泉区，10年前雪山隧道开通，一下子把山海之间的宜兰礁溪，变成了最受欢迎的台北后花园。

宜兰礁溪的温泉足汤公园（黄子明 摄）

到达礁溪的时候，天色已晚，雨越下越大，冬季台北的雨并未熄灭这里的热闹。拥有海产品和温泉旅馆，来自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游人加入了本地人享乐的氛围。礁溪窄窄的街道，拥挤起来。温泉旅馆遍地开花，到处是泡汤、吃火锅的一家老小。餐馆里人均100多块，从霜降牛肉到肥美的蛤蜊、鱼片和虾都能涵盖。这么多高性价比的选择，我很奇怪，偏僻的“大渔”，有什么样的食物和魔力？尤其是我看地图上显示直线距离只有800米，一路走过去已经浑身被雨水和泥泞弄得有点狼狈。

“进门的客人有不少都带着怒气。”胖胖的温和的游文志一点也不意外，“挑剔的客人一旦被满足，他们回来的几率是百分之百的。”游文志就是宜兰礁溪生长的孩子，一开始我还好奇，没有做过餐饮业，也没有学过日料制作的他怎么把鱼切得这么好，纹理细腻，温度适合，吃到嘴里软硬正好，我问了半天，他只是谦虚憨厚地笑笑，“就自己试试，边尝边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台湾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毕业。

刀法果然了得。“大渔”是唯一一个以美食特色在宜兰享有盛誉的老牌民宿。葡萄虾甘美，有醇厚甜味，生吃浓滑如蜜。“虎头甘”生鱼片上撒了细细的宜兰葱，白色的鲣鱼呈现奶油般质感，现在正是最肥适合生吃的时候，其他季节都会过软。另外有一只花蟹和一只三点蟹，现在是螃蟹季节的末尾，这两种蟹看起来不过巴掌点大，一吃却吓了一跳。花蟹肉质细嫩甜美，三点蟹浓郁厚重。“很简单就是用蒸烤的方式，有点像现在流行的牛排做法，其实宜兰渔民也这么做，先蒸，锁住蟹的水分，再稍微烤一下让它出香气。”台湾地区的螃蟹虽然不比日本的蟹个头巨大，但是肉质却一点也不输。“我们台湾螃蟹好吃，就是个头上吃亏，吃起来麻烦一点。

“大渔日和”里来自北京的三位客人正在享用早餐（黄子明 摄）

上午退房的香港和欧洲客人们，纷纷站在我的餐桌前流口水：“今天鱼不一样，好料呀！”与日本专以当地食材美味吸引客人的“一泊二食”相同，食才是重点，住只是奉送。我来到他店里，赶上了早餐的尾声。先给我盛来两块黑黢黢的腐乳，我一吃，居然甜、酒、醇厚的味觉好像芝士一样，没有刺激的咸味，也没有发酵的臭，只有绵绵的香甜，只想让人喝口白粥。“这是我母亲用菠萝酿制的豆腐乳，菠萝是宜兰的特产，用菠萝发酵做豆腐乳，特别有滋味。”海鲜是可以预计的美味，豆腐乳却是意外的惊喜。

“我本科是台大动物医学系，我太太是台大日语系。”游文志和太太李晓珊是相差4年的学长和学妹，但在台大并不相识。“我本科毕业后，到花莲的东华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鲸豚’研究，课余也做环境志工，才碰到了来东华读‘环境与休憩’研究生的我太太。”

“能从台大选择到花莲，靠着海的地方来读书，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两个人结婚后有了第一个宝宝。10年前，游氏夫妻决定回到礁溪，“既然决定了这个方向，那么不妨走得彻底一点”。一开始就在自家的屋里，以一楼的三室一厅作为夫妻民宿创业的起点，“看起来那么便宜的房子，那么我就在最喜欢的吃上下功夫好了”。

念鲸豚专业的几年里，从小熟悉宜兰海产的游文志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学术研究里，我经常要和渔民一起出海，之前的观念是西方式的，是外国人告诉我们的，鲸、海豚要保护，是很珍稀的动物。在船上跑了几年，我的观念变了。我看到了人和大海搏斗的部分，老人与海，不一定是西方环保观点的，可是很人性，很平衡，让我重新梳理了自然观。宜兰在近20年里开展了赏鲸这种旅游项目，至今仍然是渔民们的重要收入，但同时，我们也要尊重渔民和大海的相处方式，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活计。海洋资源只要利用得好，注重保育，是本土非常优秀的文化，而不应该一味地激进环保。”

走过很多地方，“懂吃”的游文志知道，宜兰本地的大溪渔港，一年四季都有黑潮带来的丰饶渔获。他每天下午2点到4点去渔港跟定制渔网的船家购买鱼类。“如果是大网收上来，鱼太多，彼此之间挣扎拥挤，也有些一开始被捕已经死亡，只不过在收网之前一直泡在海里，那样的鱼肉就会变味。”他要求的鱼是延绳钓和定制网这两种成本比较高的，但鱼能够保持自然形态和最高的新鲜度，各方面都达到生鱼片的标准。

“对海产品日本人确实走了很精细的路线，我就想，我们宜兰其实有非常好的资源啊！我想用高级的料理方式告诉客人，这才是宜兰当地最鲜美的味道。”当时礁溪的民宿刚刚开始。“很多年前，民宿主人在台湾，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游文志说话直接。“很多人仅仅想知道民宿主人是怎么生活的，但是那个阶段过去了。”民宿的内容变得重要。“对个人的好奇心是很容易过去的，民宿不能靠好奇心支撑。”

夫妻俩从小就是学霸，却并不为卖“精英人设”。“精英主义很好啊，需要有人好好建设这个社会。”游家夫妻周围的同学和朋友大都是台大毕业，“成功学在台湾并不流行”。他说：“没那么想自我证明。台大反而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进入非营利性组织，做公益，到乡下去种水果，种稻米。当然，同学聚会大家都很羡慕我。”

他们的一儿一女，就在家门口马路对面的小学读书，和游文志小时候完全一样。“我们现在做民宿，其实不念台大也可以做。虽然我没有做兽医，可是做学问的过程我却学会了，收获了，是一个很好的积累。我一点也不会逼小孩读书或不读书，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人生不止有一条路。”宜兰现在抢手的学校，是推崇自然理念的华德福和森林学园，有人为了孩子读书而专门全家移民宜兰。“这样也有些刻意，大人不能为了孩子太努力。”

在开始的三室一厅民宿做了4年后，游文志觉得以美食为招牌经营民宿是可行的。他开始在礁溪寻觅房子，恰巧同学家要出售，而且一卖就是三户连着一同卖给了他。“这就是我小时候捉虾的田。”夫妻俩觉得自己太走运了。整个房屋框架结构不变，请来一位邻近罗东最好的老木匠，用原木重新把三栋房子打通、连接。一进门，先看到了玄关上贴着游文志的导师来这里观鸟时留下的素描写生。

一楼是一个大大的餐厅，原木厨房里都是实用的餐具，酒却只有三四瓶配餐的清酒。“我们不想用贵的酒招徕客人，是因为民宿的格局等于是几家人共用的，一旦有人喝醉会出问题。”各自上楼，是自然原木风格的舒适卧室和茶室，再通向每个房间都有的独立在顶楼的半露天温泉池。

从黑色温泉池，到二楼的和式房间，实木楼梯，木格天窗，再到一楼的餐厅，每一块木头都是宜兰本地的铁木、桧木。我惊叹于木工师傅的手艺，简洁、漂亮：中式木椅洗练，西式木椅敦厚，有防潮透气孔的榻榻米，镶嵌了炭炉的大木桌，吊茶壶的竹子机关，不仅梁柱、家具，屋里除了轻松的碟片和书，摆设都是木质玩具，其中一排桧木的苹果大大小小特别可爱。我拿起一个苹果把，桧木自然的香气散发出来，这在宜兰是传统的家居闻香摆件，叫作“聚宝盆”，连同木头做的小飞机，玩具，甚至灯，全部都是这位木匠的杰作。

大部分民宿不仅要住，更要拍出美轮美奂的照片。游文志发现，自己的客人大都低调，并不喜欢把感受和图片放在网上。“不是那种容易被外表取悦的客人。”一开始他们就知道，来住民宿的人，见过世面，住过高级酒店，非常挑剔。“他们都不是很外化的人，客观，真实，能感受到我用心在做。”

“用心常年如一日，客人感受得到。”夫妻俩都是日本老派温泉旅馆的爱好者，“看起来毫不起眼，几百年的屋子，里面的服务却能达到最高的水平”。“大渔”除了老板夫妻，还有10位员工。“每天一个房间的清扫时间在3小时。”员工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擦洗玄武岩的浴池，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

“我们不做午餐，不单独订餐，只为住客服务。”作为一个以刺身等水产为主的民宿，他们不希望住客留下“这里是个餐厅”的感觉。“我们希望他们把这里当成宜兰礁溪的家。来了哪怕不走，不出门，看看鸟，泡泡汤，吃吃好的鱼料理，看看轻松的书、影片。互相之间聊聊天，认识一下，就好像一个礁溪本地的乡下人，谈论一下孩子的功课，看看小朋友捉虾。”

“回来做民宿最大的收获，是有很多时间可以和父母、小孩子们在一起。”他经常接待儿女带着父母一起来的。“以前总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责任心，家庭观念淡漠，我在这里看到的很多情景都很感动，九十几岁的老奶奶，和孙子们一起来过生日，他们之间的交流和彼此的关心，让我觉得见证那一幕也是民宿的意义之一。”

“瑞穗温泉”半小时就会变成金色的“黄金汤”（黄子明 摄）

花莲瑞穗：在槟榔“太后”家感受农人生活的温度

刚刚抵达瑞穗的时候，我差点失望到叫出声来。车站口都是竖排的亮闪闪招牌，只有一条主街道，“全家”和“7-11”便利店就是商圈。瑞穗“养和屋”是整个花莲县的第一家民宿，可颁给的执照却是2号。“快来吃个香蕉。那是手续拖久了，台湾‘民宿法’颁布前几年我们就开张啦。”槟榔“太后”笑容满面，把黑点点的小香蕉塞过来，“树上熟的，不一样的”。一吃果然甜得发晕。槟榔产业在台湾虽然被一再反对，年产值还是达到200亿元新台币，看起来杨家不起眼的店，竟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槟榔产业大户。

卖槟榔的民宿就开在瑞穗火车站前，自家店铺旁的小楼上。本来是一家人居住的地方，因为三四十年前总有过路的人傍晚来投宿，甚至打地铺，杨家人就给他们做个早餐，收一点点最廉价的费用。“灯在这里，铁门闸在这里。”“太后”婆婆给我指示完就去睡觉了。他们家放钱的桌子抽屉就放在门口。比起绝大多数台湾民宿，“养和屋”是农人真正的家。挑选槟榔的机器摆在客厅正中，小孩子们边看电视，边从冷柜里给客人拿槟榔。屋里没有任何为了民宿而设置的“装饰”，墙上挂个金牌，是今年来参加“秀姑峦溪”溯溪的人赢得奖牌后就送给了“太后”。

“客人来得早了，我就带他们去泡温泉；客人起床晚了，我就把早餐钱给他们，让他们去旁边的早餐店尝尝当地的风味。”“养和屋”作为花莲的第一家民宿，到现在除了住宿，没有任何的“附加”“增值”服务，价格也没涨。

从台东到花莲，瑞穗正好位于两县的中间。两山脉之间的肥沃长条形农田，名为“花东纵谷”，我看到的是一条传统的台湾农业线。我们跟着杨大姐爬上一个高地，才发现两山之间这片狭长的沃野，正是台湾最好的鱼米之乡。山谷里看不到一座现代化建筑，瑞穗至今也只有一条围绕火车站建立的主街道。作为台中到台东必经的交通要道，这里的铁路通得最早，在刘铭传时代就已经修建了火车站。围绕这条山谷的许多著名的农产品地名来源于日本，本地如“鹤岗文旦”“瑞穗鲜奶”“舞鹤咖啡”，不远处有“池上大米”。

如今花莲已经成为台湾最鼓励开办民宿的县。比起或文艺或设计民宿扎堆的花莲市、台南市，瑞穗像是个土头土脸的羞涩的乡下姑娘，得深入了解，才发现是地主的女儿。在杨家的产业里，今年一座山的槟榔还没采摘，已预售了100万元新台币。而山有多少？“几十甲？山上的地算不出来的。”与其说经营民宿，杨家其实一直想做成一个认识瑞穗的窗口。作为花莲县民宿协会的副会长，“太后”本命叫黄碧霞，“碧霞陛下”地叫，其实是本地人对老太太的喜欢和亲近。因为“养和屋”满房，我们是住在杨家自家楼顶的房间，我特意从行李箱里收拾出了轻装，没想到这看起来不起眼的三层小楼里，居然有一部内部宽敞的电梯。房间清简整洁，我一看杨家人的房间，都和我想的完全一样，而一旁的民宿并没安装电梯。

百年老店“瑞穗温泉”的主人张东俊（黄子明 摄）

作为真正的瑞穗地主，杨家老夫妻有三个子女，大儿子从美国读完博士回来，在城市工作到中年，也流露出想回来开个民宿的念头。黄碧霞二话不说，卖了自己200亩山谷肥沃平地中的2亩，换4000万元新台币给了儿子。“钱虽然给了，却还没见开的影子。”她完全不以为意。槟榔产业虽然庞大，近年来却屡屡被盖上负面的印象，杨家想转型，很早就开始买地种植文旦。现在呢，“文旦价格虽然不错，但是太多了”。杨家两代人都是瑞穗当地文旦班的班长，在全台湾的文旦大赛中，取得过金奖。“任何事情都是太多了就会形成同类竞争，压价格伤害的还是农民自己。”

“说旅游不能和任何地方比，可是就算这么小，瑞穗还是想发光发热。”对于杨家来说，创办“养和屋”与增收无关，更无意让城里人来做想象中的“农庄主”。早上杨大姐给我热好的韭菜蒸包、红糖糕和紫米卷，分别来自本地三个不同的手工老作坊，“每天我们自己吃什么，就给客人吃什么”。她对每个客人都笑容满面，“她是北京来的，你们聊聊天嘛”。看我一个人坐在一堆小情侣之间围着大圆桌吃饭，她马上就来解围，“等一下我再带你一家家温泉去逛”。

夹在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的瑞穗，古名称叫“水尾”。巨大的树上像面条、藤蔓一样的寄生植物极多，一棵树上有几十处“老鹰草”，据说是鸟吃了草种拉在了树上。“水尾”概括了地理优势，这里不仅有天然涌出的45.5摄氏度的温泉，还有两个山脉的冷冽的山泉水。杨大姐带我们走到农田里，都是早在40年前就从山中引来的灌溉水口，而且不用交水费。水汇聚成川，夏季水势汹涌，河道极为宽阔，40年前，台湾第一个以“秀姑峦溪”为名目的自然运动，一年一度，至今仍在持续。几万人全靠手划小船“溯溪”，转过山脉，一直冲向太平洋入海口。

杨大姐说：“我最喜欢客人去这家泡泡，那家吃吃，不要待一晚就走了，多体验一下瑞穗。”互相帮忙的人情味，让整个瑞穗小镇迅速接纳了我们。沿路走过民宿、牧场、种植园，杨大姐尽量开车带我，没时间她就给对方的老板打电话，我竟然在一天之内，已经和本地的奶农，槟榔山、文旦园、茶园、咖啡园和温泉民宿主人们都打了一遍招呼。

瑞穗“吉蒸牧场”是近年的明星观光项目，吃鲜奶锅、喝“65度半”鲜奶，是游人们的必选（黄子明 摄）

百年老号“瑞穗温泉”的民宿主人张东俊自称“山寨主”。“我的爷爷从清政府时期就搬到了台湾。”他一听我从北京来，立刻拿来最好的茶。日本占领台湾后，第一次发现了这处天然涌出的瑞穗温泉。“原来是少数民族的狗生了瘟疫去自己洗澡的地方。”曾为“旧日本警察疗养所”的瑞穗温泉和“高级警察官舍”的红叶温泉，今日由瑞穗人经营，朴实无华。建筑格局完全按照旧式保留，除了加固，这里不能做更多改动，保持了百年来的风貌。路边完全无法停车，路也破破烂烂，一大清早9点，温泉里竟然有爷孙两人，在露天的温泉里泡着看半山起云。

瑞穗的温泉民宿不仅是全台湾，大概也是全世界温泉最便宜的地方。1895年，第一个温泉“瑞穗温泉”开在“温泉线”最高的半山腰，晚8年开的第二个“红叶温泉”，开在红叶溪流淌出的山脚，两个温泉的泉质竟然完全不同。已经传到第四代吕家经营的“红叶”，是完全透明的碳酸泉，而其他则是刚出来半小时透明无色，半小时后自动变色起一层薄薄的油状“温泉花”的“黄金泉”。“这里也是近百年来，台湾东部、中部的学生‘休学’旅行的必到之处。”朴实得称得上简陋，恰恰是青年们联络情感，建立集体意识，对本地农业文化加深认识的方式。无论瑞穗还是红叶，我看到许多大房间都是以打大通铺为主，有些是木屋，除了学生们，还有环岛的摩托车骑手队。

无论农庄民宿还是温泉民宿的主人，聊天时一点“竞争”的包袱也没有，生怕我们遗漏了精彩的故事。“她有没有告诉你，我的温泉是怎么挖出来的？”瑞雄温泉民宿的主人简德渊自豪极了，比起两家百年老号的天然涌泉，他是第一个自己挖出温泉的瑞穗人。“2003年我开了民宿，发现没有人来住。我想赌一把，就在自家后院里挖，只挖了一米，就出水了。”温泉带来的人流和财富，使得他们对于“老天爷赏饭吃”深有感触。出来就是45.5摄氏度的温泉水，不用任何加热或降温的措施，温泉每日所沉淀的金色的泥，我用手捞了一下，可以完全揉至无物。“很多医生的太太订来敷脸，我就送给她们。”

“开发”对于瑞穗尚是一个很陌生的词。原汁原味的乡村里，近年的明星观光项目是牧场，“瑞穗鲜奶”本是行销台湾的知名品牌。奶牛场外，是设计可爱、号称“极品”的“65度半”当日鲜牛奶，及以牛奶为原料做的“鲜奶锅”“鲜奶馒头”等等。

“如果大家都做同样的事情，很快就会互相排挤倾轧，以价格竞争互相成为对手。”杨大姐非常清楚，无论是民宿还是农业观光，瑞穗人彼此之间的合作才是真正的地方特色。她拿出和花莲农科所、冰淇淋厂、附近小食品供应商合作，一起生产的各种柚子试验品给我看，有柚子味的淡爽苦味的冰淇淋，有包裹了薄薄糖壳的柚子糖，还有柚子防蚊剂。“只有本地小厂，大家彼此都认识，才能互相帮忙，试试看这种做法怎么样？”

太鲁阁公园内，山月村正为客人们奉上孩子们的歌舞表演（黄子明 摄）

太鲁阁布洛湾：村长与他改变的台湾少数民族部落

屋顶上发出“pia”的小声音，“别怕，是飞鼠跑过去了”。郑明冈村长拿来一整瓶威士忌。我这才看到，桌上摆着一盘卤鸭，一桶芥末花生，小米酒装在厚玻璃杯里，我面前摆着一个山猪造型的小杯子。必须对着山猪嘴嘬出声，才能喝到酒。郑村长笑得眼睛更小了，“我是全台湾眼睛最小的台湾少数民族村长”。

山月村位于太鲁阁公园的布洛湾。四周环抱，只向一面敞开，这块平坦的因地壳运动而挤压出来的山地，就是郑村长的山月村。“快看！”我以为他让我这个城里人看山里的星星，没想到那环形的黑色山崖上手电筒一晃一晃，是太鲁阁人的猎手们出动了。

“猎山羌、山猪、长鬃山羊的人，今天上山了。”保留狩猎民族权利的太鲁阁人至今仍有冬季捕猎的习惯。我这才发现，刚刚三个小时里，四十几个村里的孩子关于“狩猎”“呐喊”的活动，并不完全是表演。

15年前，被台北一家五星级酒店派驻花莲担任副总经理的郑明冈，看到了太鲁阁公园公开竞标的布洛湾空地，他本来是代表酒店来投标的管理者。“太鲁阁是台湾第一个全岛级别的公园，布洛湾是第一个行政机构委托项目，要求很苛刻。只有几间小木屋客房，排污标准极严，我在酒店业做了一辈子，理性告诉我这里不容易赢利，但感性上，实在太美了。”郑明冈决定辞职，带着太太，把台北的房子卖掉，把所有的保险退掉，拿出全部积蓄来到布洛湾。当时台湾的民宿刚刚开始兴起，郑明冈觉得，台湾最宝贵的人的财富，就是少数民族，然而在大众一贯的认知里，少数民族爱喝酒，不上学，是最难管理的员工。“从早上就醉倒在村口的树下。”他当时号称一个汉族员工也不雇用，要把所有的工作岗位提供给太鲁阁人的时候，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一个笑话。“没错我就是喜欢耍宝。”但这次郑明冈耍赢了。

即使郑村长只向我收了成本价，山月村依然是我此行最贵的一间。得天独厚的环境仿若世外桃源，穿越了中央山脉的我，在进入这个名为“回音”的山地时，被开在木屋前的翠梅，一跃而过的白脊翎鸟，翩翩起舞的黄色蝴蝶吸引，一下子就理解了村长的“他乡是故乡”的迷恋。

提供烤山猪肉等太鲁阁人特色的美食是山月村的特色（黄子明 摄）

村长带着我走进了挂满长弓和纹面族群照片的餐厅，一位名叫西右的太鲁阁人艺术家做的木雕摆满了整个餐厅，粗犷但有质感，有太鲁阁人的抗日英雄哈鲁克那威，也有带着襁褓中的婴儿、拉扯孩子的母亲。“大家都知道赛德克巴莱，赛德克和太鲁阁人都是泛泰雅族群的一个分支，但是只有1万人的太鲁阁人，是那个时代最弱势的英雄。”在村口树立着那威的雕像。比“雾社事件”的赛德克巴莱更早，“新城事件”中，哈鲁克那威被称作台湾第一个成功反抗日本暴政的少数民族部落头领。然而光辉并未延续，部落失去根基，文化式微。在太鲁阁公园成立初期，少数民族全部被从山里集中到山边的秀林等几个乡。“看到谁家盖了新房，就知道谁家卖了女儿。”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之际，台北万华的人贩子将太鲁阁人女孩拐卖到台北做雏妓，当时引发了大规模的万人抗议运动。传统家庭价值的崩塌，也使很多小女孩离家出走。

村长要我早点来，我们赶了七八个小时的山路，才从台中穿过中央山脉，到达了太鲁阁。原因是晚上有一场三小时的完全由山月村太鲁阁人四十几个孩子奉上的重头戏。他们全穿着村长太太亲手缝制的纯白色民族服装，秀林乡小学一群漂亮的小女孩向我热情地打招呼。“你从北京来？你去过桂林吗？我上个月刚去了桂林表演，那你去过华盛顿吗？我跳舞赢了，3月份要去华盛顿比赛。全乡只选三个人哦。”她们竟然一时将我围绕起来，七嘴八舌。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伊莎问：“我可以加你微信吗？”11岁的伊莎有姐妹三人，都在山月村舞蹈队，她们的母亲是村里负责洗碗的服务员，父亲在乡里唯一的大企业水泥厂做重体力劳动。

当晚，孩子们光着脚的稚嫩歌舞打动了所有观众。伴随木琴，歌舞表演并不复杂，但非常认真、真诚。台下，女孩子们追打小胖男孩，亏他是“帅哥”，台上，小胖子答不出村长问的数学考几分，对于几个女同学的成绩倒很会评价，“比我好也只是刚刚好”。女孩子们的眼睛和脸的比例像漫画一般。青春期的男孩们秀美挺拔。他们跳太鲁阁人的出征舞、求亲舞，神采飞扬。其中一个刚从“海军陆战队”退伍的男孩叫勾甘咪给，他几乎是所有男孩的膜拜对象，身体匀称，态度自信热情，跟着电视学会跳韩国舞蹈，凭借少数民族的天赋，教几个稍小一点的男孩，每个动作都轻盈优美。勾甘咪给因为表现优异，退伍后有不少被推荐的工作机会，但他还是回到了自己从小跳舞长大的山月村，带着更小的孩子锻炼身体，强调纪律，成了大家的头头儿。

村长也参加了表演，他很幽默地介绍每个孩子，不仅知道所有孩子的家庭情况，还有哪个父亲做了手术，哪个父亲受了伤，更知道哪个孩子考上了武警学校，哪个孩子考上了护士专科学校。“8年前我来过这里，当时的表演还远远没有这样自信的面貌。”一位中年女士对我悄悄感慨。演出快结束的时候，孩子们拿出一个小竹篓。尽管村长会给他们每个人每场250到300元新台币的酬劳，但孩子们大多存起来做生活补贴并不敢花。“小竹篓”不论多少，是客人现场额外的奖励，孩子们平摊，可以在当晚回家的路上就在小商店里买零食吃掉。和我说话的女士把几张千元钞票卷在一起，“村长，请你告诉他们，舞跳得太好了，可以吃零食但要注意身体”。郑明冈想问她的姓名，“不用问了”。

“眼睛最小的台湾少数民族村长”郑明冈（黄子明 摄）

“我和太太膝下无子，来到山月村以后，所有的员工、小演员们全部用太鲁阁人，他们就是我的孩子。”郑明冈说这话没有丝毫的感情用事。15年里，每一个太鲁阁孩子，小学一学期补助5000元，初中8000元，高中1万元。考上大学、专科、职业技术学校的，他专门设奖学金。生日、运动会第一名，期末成绩考得好，郑明冈更是要发红包大大奖励。本来羞涩、怯懦、不善言辞的孩子，这些年长成了大人，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是从孩提时代就来山月村跳舞，上完学或服完兵役又回到了村里。

“同情是很轻薄的，更不是做慈善。”郑明冈要孩子们“学好”，自信地认为“我太漂亮了！我太厉害了！”。他的财务完全公开透明，不允许女孩子过早谈恋爱，“必须给我考上护校，进入医院工作后再谈”。要求男孩子晚上下班时，骑摩托车给女生开灯引路，保护所有女员工到家才能回家。太鲁阁人的父亲们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俗称“捆钢筋”，收入低微，心情压抑，“意外伤害、车祸、生病每年都在发生”。郑明冈同样用民宿经营的收入，补贴给这些家庭。

“前5年亏得不敢回忆，但是已经过了前面的艰难。对少数民族文化感兴趣的人，特别是岛内外有文化、有修养的旅行者越来越多，以前一说台湾就是阿美人能歌善舞，实际上，台湾已经认定的山地民族有十几个。从语言到服饰、习俗，差异非常大。比如太鲁阁人就是唯一一个穿白色的族群。”

郑明冈是完全的汉族人，从小家境清寒，生长在农村，他喜欢和泰雅人、阿美人的小朋友玩在一起。“我家7个姊妹，我是第一个男孩，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轮到我骑的那天，我送给了班里一个最穷的泰雅人小孩。”全家人知道后差点暴揍了他。“那孩子家的锅里还有苍蝇。他爸爸生病了，自行车可以驮他爸爸去看病。”知道了真实情况的郑家父亲和姐姐们，反而认真帮助了这家人。“从衣服、口粮到学费，我那时起就知道，给予，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事。”

作为唯一一个扎根太鲁阁的汉人，15年来，每次地方选举的时候，郑明冈都被要求担任旅游观光处的公职。他都反过来要求对方：“你们给我站起来，跳太鲁阁人的狩猎舞。说来说去就是选票，请你告诉我，怎么给太鲁阁人解决实际的问题？怎么才能不要去捆钢筋，重拾骄傲？”

“这里一代人又一代人，十几年的时间我经营一个民宿，还能做点什么？”他在几年前组织了台湾唯一的一次纹面族群老人的聚会，从台湾各地请来了9位当时还在世的纹面老人。“包括太鲁阁人在内，台湾纹面族群已经快要绝迹了。”如今只剩下了一位老人。山月村也是召开太鲁阁人抗日历史学术会议的地点。太鲁阁文化馆馆长伊扫旮都是山月村舞蹈的创始人，也是太鲁阁文史资料的采集者。作为本族知识分子，他参与组织采访了30多位亲历了“太鲁阁战役”的老人，并留下了口述资料。“本来日本军方的记载是因病死亡了13人，太鲁阁人都知道，那是一次成功的‘出草’。”“出草”是狩猎民族的特殊仪式，意为割下敌人的头颅。“日本人把我们记载成野蛮的原始人，他们不懂，我们在‘出草’后，就和敌人达成了和解，有一首歌曲，专门对着敌人的头唱，唱过这首歌，我们就是彼此尊敬的朋友了。”这些珍贵的资料，在几次请来中日双方历史学者的讨论会议上被记载了下来。

夜里，我把木雕的腰刀形钥匙，像太鲁阁人一样，放在房里专门的位置“辟邪”，小木屋里虽不奢华，却一尘不染，床铺柔软，一抬眼就能看到窗外无尽的山。开一会儿电热毯，也许是一整瓶威士忌喝光的缘故，这一觉竟无比香甜，毫无头疼宿醉之感。被群山紧紧环抱，清晨起来，人在云海之中，四周却一点也不寒冷。“除了蛇什么也不用怕。”村长带着我大步流星地朝山崖前进，悬崖边缘有一个人工修筑的蓄水池，“300吨，太鲁阁公园很多水管都是从我这里引水”。在一处完全由苔藓和巨大榕树组成的天然的空地上，他说前不久还有一个禅修组织来包村了一个星期，每天打坐。坐在那块大石头上，他说：“再有5年合约就满了，也许我会再租20年。我没有儿女，不需要财产，就交给太鲁阁能干的年轻人。”

借民宿，搭一个情景游戏

误打误撞地，我找到了做“民宿”的门道。就是搭一个情景游戏的场子，让人换角色来扮演。

帕劳的民宿正在举办万圣节晚宴，这已经成为每年的传统

文/卜亦然

在帕劳做“岛主”

离开帕劳两年多了，很多人还喊我“岛主”。

2013年初，我开始在帕劳建造第一家HI RESROT民宿。那时还不大有“民宿”这个提法，只是在岛上要生存下去，总要找个事情做。起了头，才知道莽撞。在原始岛国做一些上规模的事，哪怕是看着还很粗糙的东西，没有材料和人手，都像是要变魔术一样。只谈情怀是不够的，积蓄全部砸了进去，硬着头皮也要继续。凭着一点余勇，才有了后来大家口中的“买光一个国家的白漆盖的白色酒店”。

最初来的客人大多是朋友介绍，到了也很懵圈，就跟在我们后头干活。被分配去海滩捡椰壳，出船去湾里捞被海水浸泡已久的浮木，停电的夜里，一人一把小铲子，在院子里铲漆。

当时村里土著邻居家办红白事，我们也是不客气地在后备厢装两箱啤酒，就领着客人们去蹭烧烤。岛民的仪式很有意思，不管是什么事，都是用巨大噪声的落地音箱，放一宿根本听不出差别的夏威夷音乐，踢倒一个铁皮桶在里面炭烤肉，乌黑地盛一盘。再高兴一些，就要烤海龟了。土著们说自己是神的子民，外人在海域里打错了鱼，恨不得扭到局子里去，自己反倒毫不在意，烤得焦焦的一块，放到你盘子里，骗说是鸡肉。

等到正式开门待客的时候，我也就误打误撞地，找到了做“民宿”的门道。其实就是搭个场子，让人换个角色。

我把在海岛生活尝到的甜头，都密密地编织进了民宿的日常里：早上就该对着像宽画幅一样的山烟起身，坐在露天的马桶上发呆。有人煎早餐等你，长尾巴的天堂鸟横着在前头扫过。白日光里要去海里泡着，或者找个海滩睡一觉，趁着涨潮前回来。没有电视信号，网络极慢，刚好凑一块聊天找消遣。

位于清迈的民宿“歆尧”正在为客人的婚礼做布置准备

岛上的做菜方式极其单调。之前土著们生吃一切，在他们看来，所有鱼都适合做鱼生。菲律宾人来了以后，他们又油炸一切。为了能吃好，我先掳来了总统家的厨师，打到什么鱼，就做什么菜，形式讲究地摆一长桌，听主厨说一说打鱼的趣事，这就是我们的“家宴”。

我不太懂经营，但会当家。把民宿起名为“有些人的家”，也是这个初衷。把来客看作是一阵子的家人，妥善照顾，伺机说服人家换几天“岛民”的角色来当。

渐渐地，一些客人会把来岛上住几天，当作不同人生阶段的犒赏。隔一阵子见到他们，就大概知道他们又做成了某件事情，甚至是人生大事。我们操持了一些求婚、婚礼、纪念日，甚至还见证了几段分离，他们的信任在这儿。也有客人独身藏着心事过来，看得出隐忍到孤注一掷，我们就陪着，哪怕是腾个地方，陪着喘口气也好。

好像无意间，岛上生活的差异、我们的怪异直接，都被我的“岛民们”当作某种“避世”的出口。而很多时候真正滋养我的，就是他们再日常不过的片刻。

刚放下行李的两个堂兄弟，披着星光在小沙滩坐着，说几句话，抽一口烟。我相信他们不是第一次凑在一起家庭旅行，也说惯了工作孩子的客套话。但这刻又不是，他们走回屋子，肩膀松弛，感慨着，幸亏网络不好，很久没有这样坐在一起说说话了。

暑假期间的帕劳，都是来度假学潜水的孩子们

刚毕业的年轻姑娘，拉着父母来家里小住。父母听她说看重我，就在走廊过道把我拦下，嘱托我说服女儿选择安稳过日子，姑娘当然也是抗拒的。索性搬几把椅子，陪着他们话家常，两边翻译他们彼此没耐性好好听进去的话。聊到后半夜，看他们一家人揽着腰回屋睡觉，我再熄掉大厅的灯。

有名气的设计师，平时忙得跳脚，被朋友们挟来岛上度假。第一天起床下楼，发型衬衫扣子一丝不苟，焦虑地在前厅来回踱步，懊恼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索性劝他去海里扑腾，几天后，他换了一副模样，穿大花沙滩裤，一点不介意被人取笑鼻头晒红。

甚至家里主人和客人的辨识模糊，先几天来的客人，总会帮忙照顾后几天来的客人。院子里，孩子们和猫手脚不停地跑，几家人很快交上朋友，又约着下次索性一同旅行。我们后几年又多了高松和清迈两处民宿，倒像是被他们催着开的。住遍三地的老客人换个地方再见面，像串门一样寻常。家里几任管家期满离岛，都有老客人特意回来送别。

我在岛上五年，几次建屋，生养了第二个孩子，感情亦经历哗变。当家这些日子，责任卸不下来，都迁就了，时间久了就觉得支撑不住，对生活也慢慢有了别的期望，人就待不住了。2016年夏，我把已经运作得很好的民宿托付给同事，带着孩子们搬了出来，隔几个月回去一趟。

岛上这几年也有好几次起落。来的人多了，“乌托邦”的意味就减弱了。气候环境一受冲击，游客热情又明显消退。如今，帕劳岛上的这家民宿，已经不是唯一养活我的生计，我也开始补贴这里的开销。“店”，又褪回成最初“家”的身份，成了我的精神寄托。

帕劳的工人在景观厨房，准备客人们的早餐

高松，现实与超现实之间

在帕劳的第四年，我开始觉得被困住了。原始岛国的粗糙地质上，很多想法使不出来。于是迫切想有第二个作品，好证明上一次不是侥幸。

粗糙的对面，是精致。原始的对面，是人为。在岛上多年和土著规则打交道，变数太多，也想好好顺着理做事。所以，我又瞄上了日本。

几乎是去高松之前，我就确定了这个地方。之前听过濑户内海艺术祭和那些遗世独立的美术馆，总觉得它们藏在一个不大容易找到的地方。而我研究了地理位置和路线，才发现原来有意想不到的便利，觉得捡了大便宜。

高松给了我特别的见面礼。飞机刚一降落高松国际空港，我就被海关扣留了。原来同行中一位朋友的行李中带了日本境内的管制药物，高松海关署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案子，非常重视。警员记录了九张纸的口供，细密地询问了我的来历，如何认识同行者，以及来高松的缘由。我就翻出手机相册给他们看，十分恳切地说明，我想来这儿再做一个这样的民宿。

后来，询问室里的海关和警察署的执法人员都挤在询问桌前，碰着头捧着我的手机，向我打听帕劳的旅行信息，感叹着“要带夫人和孩子去一趟呀”，又招呼路过的同事进来看。临时找来的翻译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怪事，被滞留了一天的“疑犯”沉醉地说着什么，执法人员都兴奋得像孩子，差点坐到桌子上。

日本濑户内海的民宿“鹊灰”内景

警员们下班后，用自己的车送我去预订好的住处，翻译开着车跟在后面。我们在住处附近的海边，找了一个还开着的大阪烧的馆子。餐馆老板的小孩，听到有人说她听不懂的语言，靠在椅背上玩我的大衣扣子。我在餐馆里正式邀约翻译，做我本地的助手和工作伙伴。她后来成为我在高松的民宿管家，也成为我和孩子们重要的家人，一直到现在。

这一天临睡前，我缩在青旅隔间的榻榻米被褥里，看着墙上三两只的衣架，地上摆着转不动的老式台扇，依然窃喜。和这个地方的缘分，居然妙到一落地就得到验证。

我原想在高松找个废弃的酱油工厂那样的场地来改造，但摸不准场地信息，就去码头区一条一条巷子扫。我发现，即便日本现代工业很发达，海苔厂机器声轰鸣，高松码头上依旧散支着渔户的渔网和浮球，渔户们照旧坚持用最原始的办法做一些渔猎。海湾里，长脚鹭鸶、大脖子海鸟等旁若无人地来回穿行。

“这是在全日本都难得保留的渔港风貌了。”两年后，我艰难委托到的日本建筑设计事务所的负责人长田庆太先生这么说。2017年我总算在海边找到一块完整的空地，一心主张要实现像美术馆一样的日式建筑，而他则惦记着难得的渔港风貌，极力说服我要把民宿做成一个渔船的模样。

长田先生位于栗林山上的建筑事务所是小小的一栋木屋，里面堆满了各种参考图册和模型，像是漫画书里的样子。长田先生颇有才气，不像是一般西装领带的日本专业人士，胡子拉碴，烟不离手，他的作品有童趣，又实用细致。我们在铺了一桌子手稿的长桌上，抢着拿笔比画。他见我不肯让，就不动声色地把养在事务所的奶猫，摆上桌子，被我们笑话是诡计。

在等待民宿酒店落地的这几年，我带着孩子频繁地飞过去，越发喜欢濑户内海。我们常常起床走去码头，随意选一条跳岛的路线，买好船票，在候车厅的量贩机里选一瓶铁皮罐的热饮，登上外面涂画着红南瓜或者橄榄豆的渡轮，让它们载去另外一个画风里。

濑户内海的这些艺术小岛，原本都是极度流失年轻劳动力的离岛，只留下些老人和老宅，活力渐失。后来出生本地的大财团继承人福武先生，一力主张要把小岛们重新拉回到人们视线里，他聚拢了安藤忠雄、草间弥生，以及西泽立卫这样的艺术家，用老宅改造成装置艺术展场的“家计划”，重新聚拢人气，这才有了地中美术馆、丰岛美术馆、心脏音美术馆等建筑艺术作品。

我个人最偏爱丰岛美术馆，这些年几乎拿她当个还愿的处所，每个阶段去坐一坐，体会着上一年的困惑，是否已经发生变化。从岛上回来，下了渡轮，又一头扎进生活的日常，骑车载着孩子们去超市买菜做饭。

在建酒店的漫长周期里，我们又做了三栋小别墅。和一开始的愿景不同，我这时候早就被当地的生活所归顺。我们在码头附近的海湾选了三片临近的地，委托建筑事务所搭建了像是本地人家的屋子，从家具到食器，无一不讲究。筑屋的过程也依着本地的风俗，庆贺开工、上栋、完工，给邻居们送乔迁随礼。我几次在建筑事务所遇到来讨论新屋建造细节的本地人家，一家老小喜气洋洋，扶额思索，全家投票定下新屋外墙的材质用色、厨房水槽的样式、榻榻米的颜色，这是要用一辈子的家。

因为感染了这份郑重，我在做这三个小屋子的过程中格外投入。在日本做事特别慢。我后来弄懂，他们做事的细致考究，很多都是牺牲效率来实现的，人工贵且少。尤其是这样的家务事，很少人请帮手，也请不到人。我和助手两个人，驾着两辆大车，愣是自己拉货置办，从锯木板、钉窗帘杆、装灯线、组装桌椅柜子，到安置床品寝具，一一安置妥当。别人举家做的大事，我们在两年里完成了三轮。每一次都觉得像是褪了一层皮，又像是给自己置了间家宅一样满足。

筑屋的过程，还是像角色扮演的情景游戏。在帕劳，我们搭的场子，是在原始岛国卸下经验主义，与海亲近，接纳粗糙，扮演起岛民来。那么，在高松，就是把客人们装进屋子里，扮演日剧里的人。有些像是读书笔记，我把刚从本地日常生活里学到的一些好，转头就毫无保留地置办进屋子里。冬天支起被炉，置烤肉炉，夏天又在冰箱塞几罐限定的汽酒，跟着时节给客人准备伴手礼。

搭好场景就退出，客人一入场，就是当下的“主人”。管家们从旁及时响应，给予行程和语言上的协助，给予一些出门在外的安全感，又保持着不打搅的距离感。很多冲着艺术岛来的游客，落地进屋，多了些像是在这儿居住已久的恍惚。很多人只晓得东京大阪的名气，对小地方的高松并不报期待，来了后又不肯走，这种反转更让我们觉得过瘾。

虽然只是三栋民居，手续上一点不马虎，建造之前，就都为它们单独申请了政府的民宿执照，搭建过程里，也是严格地按照标准配置设备。2018年日本民宿法执行，将近八成的民泊民宿不予继续经营，而我们，也几乎成为高松本地唯一的可经营民宿。这点严谨，是踏进别人地界最起码的敬重。

2019年，是三年一度的濑户内海艺术祭再次开幕。我们即将完整地在这里待满一个艺术祭的周期。我常常想，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地方，把生活宜居和艺术魔幻处得那么好。就靠地图上几条蜘蛛丝一样的渡船航线，把现实的日常生活和超现实的艺术氛围隔开。我没有大志向，只是因为喜欢这个地方，就汲着力气做一些配得上它的事情。

清迈，温柔就够了

创业几年，因为走不远，清迈一直是我和家人的度假地。帕劳岛上清苦，每趟来清迈，就要吃好过好，最后在市场上收罗几大包的泰棉衫裤，带回帕劳，大家一起分了穿，都是热带气候，就很合适。我常常觉得，清迈的轻，刚好补偿了帕劳的重。做事和生活的代价，都会轻一些。

2017年，我已搬离帕劳，暂居国内，踏入第二次婚姻。清迈的友人发来一栋待售宅院的照片，我拿给先生看，都觉得心仪。他鼓励我特意飞过去一趟看看。

临河的高门大院，对着皇家园林，满片翠色草坪。我倚着门栏看了一眼，就觉得对。但也踟蹰，刚完成高松的项目，拿不出新的投入资金。先生在电话里没有一丝停顿：“既然你能看中，就当作是个我们以后养老的地方吧，你先拿去用。”就这样，HI RESROT有了第三个场地“歆尧”。

做清迈的院子，和过往做帕劳和高松都不同。像是补偿心理，借清迈做事的便利，把过去欠大家的场面和安逸都还上。1000平方米的高门大院里，安置了海水泳池，只做了三间客房，起用珍稀的老柚木，布置进了我在泰国学会的设计。把度假感做足，配置了全天候的管家同司机，其中一对夫妻从澳洲工作回来，粤语说得比我还好。他们用泰国独有的温柔耐性，妥善安置着客人。做事不是能被交代出来的，他们待人一向如此。

这里的情境游戏又完全不同了，就是“吃得过得好一些”。过一阵子高门大院里，被人好好照料的日子，藏一些用心趣致，把人装进景观里。周围的寺庙钟声，河畔虫鸣鸟叫，都能让人把感知力放大。我自己也没想过会做出这样一个处所，放弃了过去的别扭，只“温柔”两个字能言明。现在想起来，除了泰北的气息，和我自己的生活处境也有很大关系。

2018年，趁着能实现更多的花艺，我们在清迈把一直欠的婚礼项目还上了。第一场婚礼，是为共事四年的同事办的。他陪我在帕劳挨过几次自然灾害，断水几个月，连个热水澡都洗不上。我像是半个家长，在他成家的时候操持了一场小而精致的婚礼，为他们庆贺。

第二场婚礼，是一位关注我们已久的新娘子，一位花艺师。也许她自己操持过太多场婚礼，在敲定婚礼时，她就很率性地甩给我，不想过问，只想冷静地完成。而当天，两位新人在仪式上见到对方的第一眼，就隔着花门啜吸着鼻子，肩膀一直抖。朋友们来致辞，现场更是互相帮忙扇眼泪。隔日她来“怪罪”我，场景太温柔，就没屏住。

在清迈，几天的“情景游戏”太短，觉得不过瘾。2018年下半年，我带孩子们搬去清迈读书，同时开始操持新的旅居民宿项目，招待想要留下过一段日子的人。旅居也好，试住也好，游学也好，把这段沉浸体验的体验时效拉长一些。清迈教会我好好生活这个本事，我也在想办法把这个人情还上。

旅行预期之外

不知不觉，我做民宿已经是第七年了。

我对别人好奇，很少关心他（她）吃什么，更关心他（她）在何地，在什么样的地方住着。易地而处，也有迅速伪装成当地人的本事。这些，大概是天赋，也是成为“民宿主人”必要的敏感。

最近我在想，如今信息这么发达，很多人在出门前就能完成一次虚拟的旅行。交通工具差别不大，抵达住处前，更是角角落落都提前看过。街上的热门餐馆，早有人写成攻略推荐，指导你如何点菜，形容它的味道和分量。也就是说，我们打包行李出门，只是去实现一次早就预知的旅行。

那么，作为目的地民宿的主人，我们能做的，似乎只是保障他们的预期不落空。但我更贪心一些，我还想给“意外”。因为“人情”是不能预期的，当投入某一种情境中，哪怕你知道当地风土人情如何，你还是不能预设自己在哪一幕中得到善待，有什么波折，又借由谁的手得到一些感触。这是我在做民宿里，最看重的作为。

做民宿这些年，我还有其他不耽搁的身份。母亲、妻子、民宿主人，都不能下班。越尽职，就越是琐碎。几年内辗转几地定居，每一次，都愣是要拿出全部的敏感，搭出个生活方式，做一个脚本，才能用民宿这个介质，“转述”给别人听。归属感，反而是工伤了。一个满世界造“家”的人，在哪里都没法落定。这大概是我自己的难题了。

卡帕多奇亚精灵小屋：老宅与主人

在民宿产业高度发达的格雷梅小镇，仍可见新的扩张痕迹。对于中年返乡的Kemal来说，重新包装和出租父辈...

火山喷发后留下的奇特地形让格雷梅居民形成了凿石造屋的传统，岩洞民居沿背靠石柱层层盘踞

文/lafuenty

入住“精灵小屋”

格雷梅（G?reme）是个很小的镇子，小到站在插着土耳其星月国旗的制高点上，360度转个圈，便将镇子的曲曲折折高高低低都看尽了。火山喷发造就的古怪石柱横七竖八地从镇子的道路中央、两旁、转角处冷不丁地戳出来，有名的岩洞旅馆（Cave Hotel）背靠着这些石头层层盘踞，我落脚的Erenbey旅馆就在镇子中心的一根石柱背后。对于到访卡帕多奇亚地区的客人来说，住进一间货真价实的岩石房间，才能构成完整的旅行体验。

卡帕多奇亚是土耳其腹地古王国的名称，如今涵盖了四五个省份，格雷梅小镇所在的内夫谢希尔省是其中地貌最奇绝的地带。早期基督教徒为躲避战乱和宗教迫害，在松软的岩层中挖掘了规模庞大的地下堡垒，修道士们则顺山势斧凿出洞窟相连的岩壁修道院。小镇方圆几公里内密集分布着“格雷梅露天博物馆”、“精灵烟囱”、地下城、塞利梅修道院等诸多景点，名列联合国自然、人文双遗产。

靠山吃山，小镇居民形成了凿石造屋的传统：房间的一半直接从石柱凿出，但石柱的直径不够作一间宽敞的卧房，往往要用砖石加深补成规则的方形。房屋的层数取决于石柱的高度，要是谁家占了个窜天柱，凿出一幢三四层小楼房不是问题。奇形怪状的石屋构成一个完整建筑群，一到夜里，漫山遍野奇形怪状的石笋里亮起点点灯光，黎明时分，各色热气球闪着明灭的火光从荒凉的山谷渐次升起，整个镇子都笼罩着不似在人间的童话氛围。

要在格雷梅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必须找到一家拥有完美观景露台、货真价实的岩洞旅馆。若是没住上，就好像走到精灵家门口却没敲开门，白来一趟。网上攻略中甚至有人讨论，能否在没定上房间的情况下溜进那些著名的旅馆拍照。

我入住的顶层套房拥有一个半圆浴缸和半圆落地窗，黎明时分窗外可见缓缓升起的热气球

在住宿平台找到Kemal家的旅馆时，距离我出发前往土耳其只剩下一周时间。正值国庆旺季，卡帕多奇亚的旅游中心格雷梅小镇住宿形势尤其严峻。我标记了十来家照片看上去不错的旅馆，时间原因，最终只能三天住在三家不同的旅社。Kemal家的旅馆用一张带半圆落地窗的浴室照片吸引了我，成为我的第一个住宿地。

到达旅馆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前台小哥二话不说帮我拿起所有行李，哼哧哼哧地领我去房间。穿过昏暗凉爽的前厅，下几级石台阶，是一个小而雅致的院子，靠墙放着些陶罐养的花草，太阳伞下面摆了一组纳凉用的沙发。

我定的是顶层套房，穿过狭窄曲折的楼梯间爬上三楼才能到达。石屋本身没有横平竖直的结构，只是倚着石柱的形状随心所欲地盘旋而上，这里出来一截台阶，那里转个弯，左手一个房间，右手一个餐厅，每个房间门前都搭建一个形状随意的小露台，一幢石头别墅便组装成了。

房间被两种色调天然划分成两个部分，半明半暗。摆放双人床的空间直接从岩石里开凿出来，看得出来除了尽可能宽敞，无法追求规则的形状。床铺卡在四根石柱中间，顶上还打磨成了半圆穹顶，细细雕出几何纹饰。青灰色的石墙上凿出几个壁龛和木头壁柜，摆了几件铜器。我暗暗想，躺在这张床上的感觉，大概介于埃及艳后和小龙女之间吧。

另一半加盖出去的空间要亮堂许多，墙面仍然保持了粗糙不平的质感，石材趋近沙黄色，午后的阳光透过两扇木制落地窗洒在羊毛地毯和木扶手沙发上，风透过半扇敞开的窗户缓缓吹动白色的窗幔。午祷时间到了，清真寺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歌谣样的诵经声也随风涌进房间。

穿过这个足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厅，打开左手边一扇磨砂玻璃门，才是最初让我决定付款的那间浴室。半圆形的浴缸正对着半圆大玻璃窗，正好能望见窗外错落的石柱和黎明时分徐徐升起的热气球。

但还不止这些，浴室另一头的小门通向我的专属露台。小哥颇有些得意地说，只有这个房间拥有私人露台，下半层楼就是餐厅，“你可以端着早饭回到你自己的露台来吃”。说话间，一只身条纤细的三花猫蹿过我们脚边，在我浴室门口停留片刻，便跑去人家屋顶上了。

小哥走后，我穿着睡裤躺在浴缸里摆拍了几张照片发给我妈，她说：“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跟新疆农村差不多。”我有些气恼，不过也怪不得她，晌午时分没有梦幻的热气球，窗外除了两三根异军突起的石柱，就是邻居家晾着被子、干果，搁着太阳能板的大露台了。如果不是身处其境，谁又能凭空想象出夜幕降临时这片荒凉土地的浪漫气息呢。

Erenbey旅馆小院的夜景

“来者皆是客”

在所谓的“嬉皮士路线图”（Hippies Trail）中，土耳其是欧洲嬉皮士从西方前往神秘东方的关隘，无论精神上还是地理上，都是欧亚大陆的起承转合之处。Kemal大致记得，卡帕多奇亚的旅游业得益于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潮流。实际上卡帕多奇亚引起欧洲人的兴趣，最早源于希腊作家乔治·赛菲里斯的一部小说《岩石教堂中的三夜》。1953年这部作品在法国出版，引起了法国游客对神秘的土耳其腹地的兴趣，此后卡帕多奇亚才成为了欧洲嬉皮士在土耳其的必经地之一。

希望在“他者的国度”寻找自由灵魂的年轻人在前往伊朗、中国西藏或者印度的途中，常在岩洞民居中作短暂的停留。最初的游客自己驾车，或者搭便车到来，自带睡袋露宿在岩洞中。淳朴的当地居民一开始对这些衣衫褴褛的欧洲人敬而远之，但很快发现他们虽然穿着古怪，但受过良好教育且人畜无害，便产生了同情和怜惜。那时格雷梅没有任何旅游设施，当地居民便直接为远道而来的陌生人敞开家门、提供食宿、彻夜饮酒畅谈，以土耳其人特有的热情待客，嬉皮士们则回报以一定的金钱酬劳。

这种“来者皆是客”的热情至今仍流淌在土耳其人的血液中，以至于习惯了在大城市独善其身的我，第一次在旅馆旁边碰到热情搭话的Kemal，还以为他是什么动机可疑的陌生人。

入住后的傍晚，看完日落之后，我在前往餐厅的路上路过旅馆门口。旅馆隔壁一间没开灯的小屋门口，几个戴着头巾的妇人正坐在木头椅子上聊天，一个穿皮衣、留着络腮胡、看不清面孔的高个儿男人在抽烟，看见我在岔路口彷徨便走上前来问：“你要去哪儿，需要帮忙吗？”

我本能地后退了一步，警觉地回答：“不用了，我就住在这家旅馆。”他却大笑起来：“我就是这儿的老板。”互相验明身份后，Kemal坚持要亲自领着我去那家餐厅。

小镇以家族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似乎并未因外来者的大量涌入而疏远，短短的五分钟路程上，所经之处似乎全跟Kemal的家族历史或亲戚朋友相关。小巷是以他祖父的名字命名的，第二天我要入住的另一家民宿也是他朋友开的，连我要去的餐厅的老板也是他亲戚，过去在国外待了些时候，近两年才回来开了这家“全镇最好的餐厅”。

Kemal的热情并不因为我离开了旅店而中止。第二天早晨，我仍要回到他家的旅店门口等车来接我。到了约定时间还没见我人影，他便骑着小电驴顺着我的必经之路来捞人。在半道儿找到我时，汗水从他的头盔下面流出来，络腮胡子后面的面庞急得红通通，T恤已经汗湿了半边。

我俩回到阴凉的旅馆前厅里等车，我随口提起想去情人谷看日落，他立马拿来一张自家的手绘地图帮我标出来，最后索性大手一挥，表示等我回来他开车带我去：“情人谷是不错，不过我觉得玫瑰谷更好。”

这天行程结束时天色已晚，约定直到第三日才成行。前台的小姐姐完全不认识我这个前房客，我在Erenbey门口徘徊了半天也没见到Kemal，又没有留他的电话，尴尬之下已经一条腿迈出了门槛打算作罢。就在这时，一辆沾满泥点子的白色小车刷地停在了门口，戴着墨镜的Kemal从车窗里伸出胳膊风风火火地招呼我上车：“对不住，家里有事，我来晚了。”

Kemal与家人共同经营着一间家庭旅馆

老宅与主人的“二次人生”

第一位卡帕多奇亚居民向嬉皮士打开家门时，想必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向一种陌生的现代行业敞开了大门。在嬉皮士以少量金钱换取旅行便利的同时，也在卡帕多奇亚地区撒下了旅游业的种子，而且是以民宿这种“宾主共欢”的独特形式为开端。

Kemal开着小车颠簸着带我穿过镇子中心，前往玫瑰谷。兜售纪念品的小摊、觅食的游人、从镇外返回的越野摩托车、收工的马匹在路上混杂穿行。越往外走，建筑施工声就越来越密集，显然有更多镇民想在旅游业的狂热中多分一杯羹。整个格雷梅被列入联合国自然遗产后，政府禁止居民开凿新的石柱，他们只能改造老房或者新建住宅，以容纳更多客人。

其中也有一部分向外围迁移的居民是在寻求更加现代化和更有私密性的生活。Kemal也和家人在镇外开了一家农场，不在旅店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那里照看他的奶牛。

也许是受嬉皮士思维潜移默化的影响，格雷梅的年轻人似乎不把短暂或永久的漂泊看成多么大不了的事情，乐于随着命运和缘分安排人生。1996年Kemal认识了一位来卡帕多奇亚旅游的澳大利亚女孩，几年后他便前往澳洲与她结婚生子，在墨尔本生活了8年。我按照自己的惯性思维，问他为何成家立业后还要回到这个小镇。

“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小镇。”Kemal对我说，“镇上只有2000人，家族关系让这里形成了非常强大的社群纽带，这么多代人过去，人们仍然互相熟识，这让格雷梅成为一个特别的场所。我也多少有过失落的感觉，但很幸运，我们依靠祖父母的房子做起了家族生意。”

如今被改造成旅馆的这座石屋，是Kemal家的老宅，有120多年的历史，他在这里与祖父母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光。旅馆最底层的两个房间，较小的是原来的储藏室，稍大的现在作为家庭间，过去养了一头奶牛。那间位于二层半的敞亮厨房兼餐厅，是一家人烤制Yufka（一种土耳其传统薄饼）的地方。他最爱烤饼的时刻，那是宅子里最热闹的时候，全家人乃至邻居都会前来搭把手，烤好后一起搬到一楼的储藏室存放。

如果没有卡帕多奇亚的旅游狂潮，这种温暖的家庭记忆大概只能留存于Kemal的记忆中了。7年前Kemal从墨尔本回到格雷梅时，家中所有的兄弟姊妹都已成年、结婚、离家，老宅中只剩下母亲一人。一位老人独自打理三层楼的大宅并不现实，她搬进了旅馆隔壁父母留下的房子和其他亲戚住在一起，也就是我初遇Kemal那天看见的那间小屋。

换作在任何一个普通的土耳其内陆小镇，这座宅子多半是要被出售或废弃的，但Kemal不舍得就这样放弃自己的家族记忆，他决定利用旅游业给予的机会，将老宅改造成旅馆。他和家人一同完成了大部分设计，按照童年记忆翻修老宅，复原最具有当地生活痕迹的细节，也因此有了院子里那些陶罐种植的花草，厨房里的木条案，石墙上的壁龛，露台上的手推车。

故乡总能提供最为熨帖的生活，他也乐于接受这种馈赠。8年前回到格雷梅时，Kemal的儿子是个土生土长的澳洲男孩，现在他已经掌握了土耳其语，熟悉了父辈的生活方式。如今Kemal的生活逐渐以这间旅馆为中心向外扩展，家里的另一间宅子也将被改造成旅馆，自家农场的奶制品则将用来待客。

坐在玫瑰谷的山顶上，我们望着山岩在夕阳下从粉色、玫瑰色逐渐变成紫色，山风渐冷，我请他喝了一杯土耳其茶，他给我看手机里的视频，解释说下午他来晚了，是因为在农场给一头小牛接生。

我从没看过小牛出生的过程。人们用绳子一头绑住它的前腿，另一头固定在木头架子上，嘎吱嘎吱地转动摇把，将足有一个10岁小孩儿那么大的小牛从母牛屁股里往外拽。他给我看牛圈里躺着的七八只小牛：“这些都是今年出生的。等农场规模再大些，我们会在旅馆里全用上自家产的奶制品。”

下山的路上，Kemal提议晚上请我去酒吧喝一杯。他指了指主街道上一家叫Redred Winebar的酒馆：“这家酒馆是我朋友开的，他们有最好的吉他手。6点钟吉他手开始演奏，我就在这儿等你，你几点来都行。”

小镇上的时间流动得随意，人的来去也随意。等我吃完饭，搓完一套土耳其浴，已经10点了。酒馆老板告诉我Kemal回家冲澡去了，一会儿就回来。Kemal果然不一会儿就骑着一辆摩托车出现了，浑身洋溢着一股松快劲儿，让我选了一杯热红酒，自己要了一杯威士忌。技痒难搔的老板自己跑去门口当起了吉他手，Kemal见久久没人倒酒，便自己去柜台后面弄了一杯拿过来，还捎来一碟玉米片、一碟开心果。

似乎是怀着一点幼稚的好胜心，Kemal问起我住过的旅馆里面，哪家的早餐最好。我便由衷地称赞他家的果酱是全镇最佳，他得意洋洋地强调：“那自然，果酱是我妈妈亲手做的。”

说起关于旅馆的雄心壮志，他表示计划今年改造一下顶层套房。原本的浴缸是亚克力的，但今年浴缸有些裂缝了，与周围的木台之间也吻合得不好，来年他要把浴缸和台子整体换成大理石的。

说话间他接了个电话，有些愁眉苦脸地说：“热气球公司又无缘无故地取消了我两个客人的订单。都是我朋友开的公司，但他们现在都把位置留给大团，随意拒绝散客。”他喝了两口威士忌：“明天，我不知道怎么跟那两位客人解释。”

我们默默无语地听了一会儿吉他，讲了些独生子女、泰国木工、欧洲嬉皮士的事情。11点，他骑着摩托穿过镇中心送我回去，格雷梅的街上仍流淌着音乐和晚归的旅人。

拉斯维加斯民宿：赌城的意外

离开拉斯维加斯时，我不再认为它是一座只充斥着堕落和罪恶的迷醉之城。撕掉游客给它的标签，这座城市向我展...

树屋也是民宿的一种有趣形式

文/郑辰雨

与赌城邂逅

第一次知道拉斯维加斯，是美剧《老友记》里喝得大醉的瑞秋（Rachel）和罗斯（Ross）在赌城结婚，似乎这是一座让婚姻这桩人生大事也变得轻松简单的自由殿堂。

高耸密集的赌场酒店彻夜灯火通明，里面汇集了世界顶级餐厅和奢侈品牌，加上美轮美奂的O秀、KA秀和马戏，让人找不到离开的理由。赌场就在酒店内部，好似没有钟表的迷宫，不易觉察时间流逝，也难寻出口。来自世界各地的赌徒沉迷其中，喝酒下注，不分昼夜。骰子在眼前滚动，赌徒们时不时地向女服务员抛个媚眼。酒店外，排长队等车的贵宾西装革履、打扮精致，在街头霓虹灯的闪烁下，完美地诠释了“纸醉金迷”这四个字。

这就是拉斯维加斯，位于美国西北部内华达州大沙漠里的“罪恶之城”——全世界的游客都可以来这里挥霍、减压、逃离现实，它既是地狱，也是天堂。即将成婚的新娘也会来此办“告别单身派对”，享受婚前最后的疯狂时光。而大学姐妹会常常包下几间酒店套间，白天在泳池边喝鸡尾酒，晚上到夜店狂欢。

2016年10月，我肩负着开拓Uber外卖业务新市场的重任再次来到“赌城”。这一次，我不再是享乐的游客。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我很难找到一个再次来这里的理由，因为它与我的精神追求背道而驰。但我想起导师的一句话：“当你感到不舒服，意味着你会学到更多。当你害怕，那正是机会降临的时刻。”湛蓝的天空、一望无际的荒漠和挺拔的仙人掌，从机场的大落地窗看出去，这座城市就像一幅画。

作者郑辰雨喜欢在世界各地旅行

走出机场，我坐上车，和司机闲聊中得知“赌城”只是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区域，昵称“条形的区域”（The Strip），实际为克拉克郡（Clark County），就和上海的静安区、北京的朝阳区一样，只是一个区。当地人除了开Uber，基本不会踏入赌城。司机说：“那里都是傲慢、微醺的游客。那个世界不属于我们。”

这时我才知道，拉斯维加斯是移民城市，接纳了美国各地的移民，它靠近加州和华盛顿州，又邻近黄石国家公园和大峡谷，地理位置优越。享受到自然风光和四季温暖气候的同时，生活成本很低，品质却与沿海大城市不相上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拉斯维加斯房价暴跌，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10万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带泳池、车库的三层别墅，非常适合一家人居住。

司机随口说出的话，给了我启发——想要打开市场，需要扩展到赌城以外的街区。而最好的方法，不是住在舒适的五星酒店，而是住当地民居家。于是2016年底到2017年初，我每周都选择住在不同街区的民宿中，房东有时尚摄影师，也有工程师、律师、室内设计师等，非常有趣。

民宿向客人传递出主人的生活态度

金发房东Krista

在众多房东中，令我最难忘的是金发女郎克里斯塔（Krista）。

Krista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郊区，曾在和沃尔玛齐名的塔吉特（Target）商场当了15年的门店经理。她对我说：“你是住民宿旅行，我是跟着工作旅行。从加拿大到迈阿密，再到拉斯维加斯定居。”步入中年后，她参加了警校的魔鬼培训，现在的工作是帮助劳改犯改过自新。

说实话，这和我心中的“金发女郎”形象格格不入。当初预订民宿，Krista金发碧眼的外表让我犹豫了许久。住民宿这一路，我一直在寻找志同道合的人。金发女郎通常给人的印象是：芭比娃娃、花瓶、刻薄或只会傻笑……总之，我很担心会和她没有话题可聊。

最终让我按下“确认”的是Krista家里超出想象的民宿设施，我看中了她页面介绍里的室外泳池（在旧金山有泳池的民宿，算是奢侈体验）、宽敞明亮的白色系房间和车库改造的健身房。别小看车库改造的私家健身房，设施简直堪比五星酒店：跑步机、器械、尊巴和瑜伽视频课……这样我就无需再另找健身房。就像刷牙一样，健身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每次出行，不管行李箱多小，都会放一双跑鞋进去。所以我可以将就住沙发床、打地铺，但是民宿附近一定要有健身场所。

Krista的两层别墅位于拉斯维加斯西南区，离机场和红石峡谷都是20分钟车程。随着车库的卷帘门徐徐上升，我期待已久的车库健身房跃然眼前，同时让我眼前一亮的还有一位身形修长、肌肉紧实的金发美女，她走上前来，笑着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苹果姐姐，欢迎入住。”

我惊喜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的昵称？”

Krista说：“我读了你的故事，知道你喜欢瑜伽。健身房请随意使用，我们还有瑜伽、简·方达的健身操，别忘了试试。”她指了指健身房里的一叠DVD光盘。

我左手拉行李箱、右手提着外卖，她好奇地问：“为什么你抵达的时候有两辆车？”

我解释道：“一辆Uber送人，另一辆送外卖。一会儿我要赶去上班，为了每餐都吃好，而不是在便利店草草解决，我一下飞机就用UberEATS外卖软件点了一个素食三明治送到你家。”我还顺便宣传了一下公司的新业务。

她淡绿色的眼睛亮了起来，说：“我和妹妹也喜欢吃素食。昨晚拜读了你的博客，看你经常和房东一起做早餐，明早试试我妈妈的早餐秘方吧，有9种谷物，你一定会喜欢！”她眨了眨眼睛。

“很期待！”我会心一笑。

Krista已过不惑之年，还能保持如此健康的身材，我想一定与她长期坚持户外运动和自制健康美食的生活习惯有关。

我曾经问她：“为什么选择定居在拉斯维加斯？”Krista说：“我在加拿大出生，从小就喜欢徒步，长大后也一直很想念在大自然里的感觉。很多人不知道拉斯维加斯附近有很多国家公园、大峡谷和运河。来到这里，我有种回到家乡的亲切感。”

客房在二楼，我饶有兴致地翻阅起床头柜上的入住指南，眼睛定格在两页长的户外徒步路线图上，原来拉斯维加斯的户外资源如此丰富。如果可以，徒步是我最享受的与新老朋友交流的方式。

因为长期伏案工作，肩颈出现问题，我尽量避免在咖啡馆中坐着不动的见面方式。在美国有一种与朋友见面的方式叫做Power Walk（边走边说）。在洛杉矶海滩边上班时，每次朋友来拜访，我都和他们在附近海滩来回走几圈，聊天的同时看着海浪，时间合适的话还会看到美丽的日落。我问Krista能否有偿带我徒步，她欣然点头：“当然可以，我和Bobby（波比）本来周末就喜欢爬山，价钱意思一下就行。”

Krista低头看了一下时间，说：“辰雨，请把这里当自己的家，有问题问我老公Bobby就好，我要赶去马戏团展会，帮我爸爸做宣传。”说完Krista就匆匆离开了，留下一头雾水的我。之前Krista告诉过我她爸爸是魔术师，但魔术师为什么来这里开展会？原来因为地广人稀，除了赌场、酒店、看秀，各行各业的大型展销会也在拉斯维加斯开展，比如每年初的CES（国际消费电子节），还有各大音乐节，比如EDC电音节（Electric Daisy Carnival，电子音乐嘉年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子音乐节，有超过22年的历史，被评价为此生必去的电音节之一）等。

刚刚走进Krista家15分钟，我已经刷新了对拉斯维加斯的了解，Krista也不再是照片中陌生的“金发女郎”，更像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

第二天一大早，走进厨房，桌上摆放着Krista制作的健康谷物，我一眼看到了正方形碗中的苹果丁，仔细一看，里面的十几种谷物全是我喜欢的：藜麦、燕麦、亚麻籽、奇亚籽，它们大多来自南美，是有千年历史的谷物品种。“冰箱里还有我制作的红茶菌，有助消化、提高免疫力。”

Krista精通烹饪，家里最自豪的角落是厨房。打开她的作料柜，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几十个透明的玻璃瓶罐，贴上了品类标签，并按大小高低摆放整齐。

红石峡谷徒步

从Krista家搬走后，我们找了一个周末去红石峡谷（Red Rock Canyon）徒步。前一晚，Krista特意问我出门时间，要开车接我。或许是因为高中开始出国读书，习惯了独立，我答复她：“不想麻烦你，我们直接在红石峡谷公园门口见面吧。”手机马上响起，Krista说：“认识你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你很独立，但是请相信我，那里手机信号很差，有多个入口，会很难找到彼此。”

果然，车开进红石峡谷后，手机信号开始一格格消失，直到“无服务”。我庆幸自己没有过于固执，下车后，我握着手机，不好意思地对Krista说：“抱歉，你是对的。”她笑着回答：“别上心。”

开车的路上，平时乐呵呵的Bobby一声不吭，还戴上了墨镜，黑色镜片遮住了他的双眼和思绪。下车后，他一个人走在前面，消声耳机里隐约传来重金属音乐。Krista小声告诉我：“Bobby的奶奶昨晚去世了。”我的心一揪：“抱歉，早知道就不约今天爬山了。”Krista说：“没事，是Bobby自己要来散散心，让他独处吧，我们俩聊天就好。”

聊天中，我发现看上去乐观阳光的Krista也有自己的烦恼，她刚刚经历了巨大的人生转折。在商场工作15年后，Krista决定放弃舒适的“铁饭碗”，去参加警校培训，为了通过考试，每天要接受十几个小时的魔鬼训练。“我那时有6块腹肌哦。”她开玩笑说。

成为一名警察后，Krista发现惩恶扬善的警察工作，实际是每天抓住人性的弱点，惩罚犯错。她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她更愿意去发掘人性中的美好和每个人的闪光点。于是，她转岗到监狱，帮助犯人改过自新。

Krista的这段经历让我不由心生敬意，转头眺望远方，碧空如洗，目光所及之处只有大块的岩石与枯枝。我们在荒漠中行走着，聊着心事，认真倾听着彼此，偌大的天地间只有我们三人。与广阔的自然相比，我们的问题显得平凡与渺小，但此刻将我们的心拉近的，却正是这些生活中的烦恼。

看我若有所思，Krista话锋一转，开始和我分享一些生活小贴士：“我和Bobby都喜欢喝红酒。TJ超市（Trader Joe's，美国平价健康连锁超市品牌）货架最底层的自有品牌红酒是有机葡萄酿造的，好喝又便宜。”我感受到Krista生活打拼的不易，她很会过日子，但又追求生活品质。

我突然想回馈她的善意。“Krista，你如此热爱美食和户外运动，为什么不发展成事业呢？你完全可以提供民宿的附加服务，比如为房客提供早餐或者徒步导游。”我从Krista湛蓝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犹豫，她说：“我不知道能不能赚到足够的钱。”“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

徒步结束的两天后，我接到了大洋彼岸的电话，妈妈说：“奶奶去世了，你赶快回来。”在回国的飞机上，我想起Bobby，这一刻我感受到了他用重金属音乐掩盖的痛苦。

半个月后，我还在国内老家，收到Krista的邮件：“辰雨，我在入住指南中添加了几条徒步线路的服务，反响很好，谢谢你的鼓励。”我知道自己对Krista执行力的判断没有错。

和Krista相处的日子里，生活的触角开始伸向更深层的现实。我接触到了不曾了解的职业，与另外一种或很多种人生轨迹相遇。认识她之前，超市的门店经理只是一个标签，我们没有情感连接，而警察的铁面让我敬而远之。但当我住进一位金发碧眼的警察家里，看到她不为人知的脆弱，这种感觉非常奇妙。

离开拉斯维加斯时，我不再认为它是一座只充斥着堕落和罪恶的迷醉之城。撕掉游客给它的标签，这座城市向我展露出它质朴和生活化的一面。或许多给一点时间了解，每个人都和这座城市一样存在着有趣的另一面，但只有抛开成见，才有机会发现他们的特别之处。

工作只是定义人的一个维度，并可能束缚住我们看待陌生人的角度。Krista也许平凡，却有超出常人的精神追求——人到中年，她挑战一成不变的工作，选择帮助犯过错的人改过自新，她的善良改变了我对“罪恶之城”的理解。她有经济压力的烦恼，但也有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还十分好客。虽然我和Krista的外表和职业都大相径庭，但当我们敞开心扉沟通，就会发现彼此的默契远大于差异。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座花园，等待你去探索。

- 董明珠的转型为何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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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的转型为何这么难？

董明珠和格力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探索和努力。

董明珠

董明珠为何要转型？

无论从怎样的角度来看，格力电器都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最成功的代表之一，年销售超过1500亿元，公司市值超过2000亿元，在空调行业成为当之无愧的行业老大。

但正是这样一家成功的企业，近年来却在主业之外频频试水，进入手机、芯片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行业。已经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董明珠为何还要如此急于转型？

董明珠的转型可以分为公私两个层面，于公，是希望带领格力电器实现更大的突破，于私，则是希望在职业生涯末期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

从格力电器的角度来看，虽然已经获得巨大成功，但是背后也隐藏着巨大隐忧。公司多年来在空调领域耕耘，专业化的好处就是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这一行业的红利，但是坏处就在于，当这个行业面临天花板时，公司的增长也就到了尽头。

虽然目前国内的空调市场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速，现在谈论行业天花板似乎还为时过早，但从更长远来看，行业天花板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来看，空调行业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就会触及天花板，除了个别年份因为天气特别炎热带来偶发增长之外，整个行业基本上长期处于平稳状态。

国内空调行业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发展，2018年以来，国内房地产市场明显遇冷，在“房住不炒”的调控之下，预计房地产市场再度出现爆发式增长已经不太可能，对于空调市场而言，房地产市场逐渐回归理性，也就意味着这个行业的增长空间越来越小，距离天花板的到来也就越来越近。

除此之外，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也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格力的成长空间。虽然格力依然保持空调行业第一的市场占有率，但是美的等空调品牌的快速崛起，已经越来越逼近格力，也给格力带来很大的追赶压力。和美的相比，格力的主要优势在空调市场，但美的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家电巨头，除了空调之外，在其他家电市场也都有很强的实力。

对于格力而言，一方面要迎接越来越近的行业天花板，同时还要接受竞争者的挑战，因此，如果继续固守空调这一行业，未来的成长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正因为如此，最近几年来，格力开始实施多元化战略，在手机、芯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频繁下注。

2016年，格力电器收购珠海银隆的方案被股东大会否决之后，董明珠开始以个人名义投资珠海银隆。表面上看，董明珠以个人名义投资银隆是因为收购方案被格力股东大会否决，董明珠自己也曾经表示，投资银隆是被迫无奈。但事实上，格力股东大会否定收购交易，在董明珠看来恰好是一次天赐良机，正好可以借此实现个人价值的突破。

董明珠虽然将格力打造成业界巨头，但她在格力的身份终究只是职业经理人。珠海国资委是格力的第一大股东，而董明珠和珠海国资委的不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董明珠对此也并不讳言，“我随时准备跟他们斗”。

但董明珠再怎么强势，终究斗不过大股东。2016年，珠海国资委免去了董明珠的格力集团董事长一职，仅保留上市公司格力电器董事长的职务。去年5月底，原本是格力电器董事长换届的时间，外界普遍预计董明珠将毫无悬念连任，但是这次换届却出人意料地推迟，董明珠是否能够连任迄今没有得到官方确认。所以，当格力股东大会否决了银隆收购案之后，董明珠不惜付出全部身家，以个人名义投资珠海银隆。因为格力再辉煌，董明珠早晚要离去，而珠海银隆如果能够成功，那才是董明珠真正的归属。

董明珠虽然对外表示投资银隆属于迫于无奈，但如果真的迫于无奈，董明珠不会对珠海银隆的投资逐步加码，最终持有其17.46%的股份，成为仅次于创始人魏银仓的第二大股东。按照当时的估值，收购这部分股权至少需要付出23亿元，这对职业经理人董明珠而言并不轻松。董明珠的年薪大概是税前500多万元，除此之外董明珠最大的资产就是持有的4400多万股格力电器股票，当前市值大概为16亿元。对于收购银隆的资金来源，董明珠坦承是举债：“我董明珠是举债投资银隆，有人骂我疯了，但我觉得新能源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一次绝好机会，所以我愿意赌，我要投。”

在董明珠个人光环的笼罩下，加之和格力电器的诸多关联交易，珠海银隆很快就从一家不知名的小公司迅速成长，2017年一度开始进入上市辅导。如果珠海银隆能够顺利上市，对董明珠而言，无疑是一笔相当成功的财务投资，20多亿元的投资可以实现几倍的增值，远远超过董明珠在格力打拼十多年的所得。

虽然董明珠对珠海银隆强烈看好，但可惜事与愿违，珠海银隆很快就暴露出各种问题。

董明珠正式进入珠海银隆之后，市场上公司的负面传言四起，拖欠供应商货款、停工裁员甚至骗取补贴等等。而格力电器披露的数据显示，珠海银隆2017年的净利润大幅下滑了七成。到了去年6月份，广东证监局的网站显示，珠海银隆的上市进度已经变为“辅导终止”，这意味着珠海银隆的上市已经遥遥无期。

上市失败之后，珠海银隆开始陷入董明珠和创始人的内斗之中。去年11月13日，银隆发布公告称，原董事长魏银仓、原总裁孙国华涉嫌通过不法手段，侵占公司利益金额超过10亿元，该案已经被司法机关正式受理。珠海银隆同时还表示魏银仓已经滞留香港3个月。11月14日，魏银仓很快就做出了反击，公开发文表示，“董明珠为个人私利，利用公司对大股东发难，实在用心恶毒，手段恶劣，大股东对此非常愤慨。对自己费尽心血创立壮大的公司沦为董明珠及个别股东驱赶大股东出局的工具，大股东感到万分寒心”，其目的是“打压公司估值、争夺控制权”。至此，董明珠对珠海银隆的投资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从新能源汽车的产业格局来看，虽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汽车业的未来，但从现实来看，这个行业的生存压力之大前所未有，隐藏着巨大的产能过剩风险。以国内新能源厂家的规划目标来看，2020年的产能规划已经超过了2000万辆，而2017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只有78万辆，未来几年的竞争之惨烈可想而知。

2018年11月2日，第十一届郑州国际车展上，银隆的“网红”新能源大巴亮相

另外，随着新能源的补贴逐渐退坡乃至最终取消，对于严重依靠补贴的新能源厂家更是釜底抽薪。未来的新能源汽车将进入比拼资本的时代，珠海银隆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必须增加更大的投入。错过了上市机会后，珠海银隆失去了借助资本市场抢跑的先机，必须引入更多的风险资本进入，但在当前珠海银隆一地鸡毛的现状下，对风险资本的吸引力已是大幅下降。

如果想要退出珠海银隆，也并非易事，一是不符合董明珠强悍的个性，二是董明珠已经为此举债投入了20多亿元，如果中途退出，不仅使得个人形象受损，更要面临巨额投资无法收回的困境。毕竟，高达20多亿元的投资，对于年收入只有几百万元的董明珠并非小数。

董明珠的转型之路一路坎坷，很大程度上也折射了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的不易。很多致力于转型的传统企业，大多是因为原有产业遭遇了瓶颈，一旦决定转型，总是希望彻底告别旧有的传统行业，拥抱最前沿的新兴产业。但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往往存在巨大鸿沟，成功转型的代价极大，尤其是一些曾经在传统行业创造出辉煌的企业，通常自信心极强，认为在新兴产业也可以很容易地复制昔日的辉煌，越是这样的企业，往往在转型过程中摔得越痛。

比如格力最近几年的转型，涉足的都是智能手机、芯片和新能源汽车等最热门的行业，董明珠和格力虽然在空调行业已经缔造了无数的成功，但很多经验在新兴产业并不适用，甚至过去的经验积累反而会成为负担。

以董明珠投资珠海银隆来看，董明珠之所以愿意举债收购，主要原因是看好银隆的电池技术。珠海银隆钛酸锂电池技术号称在业内独一无二，是银隆在2010年斥资3亿元，收购从纳斯达克退市的一家美国公司所得。该电池最大的特点是安全性较高，但是最大的不足是能量密度不够，续航里程有限，所以一直没能成为市场的主流。对于空调行业出身的董明珠而言，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技术显然在她的专业知识体系之外，虽然董明珠对于珠海银隆的电池技术相当看好，但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她可能是被珠海银隆的创始人忽悠入局，在没有充分尽职调查的前提下就大手笔投入，结果将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董明珠自己也坦承，“进入银隆之后才知道窟窿有多大”，这句话相当于承认之前对银隆的了解并不充分。

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之路

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制造业也同样如此，旧有的模式难以维系，亟需寻找到新的突破口。

随着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中的比较优势逐渐被东南亚和非洲取代，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中国制造业凭借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从高端制造业来看，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开始再工业化浪潮，美国更是高调喊出制造业复兴的口号，对于“中国制造”带来巨大挑战，无论是低端还是高端制造业，传统的“中国制造”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制造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的飞跃，德国模式成为中国借鉴的样本。

2013年，德国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顺差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德国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力。为了提升德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据制高点，德国在2013年首次正式提出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4.0概念，成为德国制造业的战略宏图。工业4.0提出以来很快就成为全球热点，并且迅速吸引了中国的关注。2014年7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德国国内众多工业4.0的核心企业随访，和中国探讨合作的可能性。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中德双方发表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宣布两国将开展工业4.0合作。

去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制造2025”突然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很多人看来，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遏制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崛起，“中国制造2025”成为美国打击的主要目标。

其实“中国制造2025”并非一个新的概念，正是当年借鉴德国工业4.0的基础上所推出，2014年在国内首次提出，2015年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年5月份，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这份文件成为中国制造的顶层设计。

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个十年，到2025年要进入世界制造强国的行列；第二个十年，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中国制造2025》重点对第一个十年进行了具体的部署，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九大任务、十大重点领域和五项重大工程。其中，九大任务包括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十大重点领域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五项重点工程包括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解决长期制约重点领域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突破一批标志性产品和技术，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

可以看出，《中国制造2025》是一份非常详尽的战略规划，基本上涵盖了当前全球最先进的制造业理念，如果能够按照计划实现，中国制造业将实现质的飞跃。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次美国发动贸易战，很多举措都专门针对《中国制造2025》而来，很明显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制造业崛起，为美国制造业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中国自身来看，虽然有了《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顶层设计，但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就一定能够顺利实现转型升级。从部署到落实，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中国制造业想要从低端跃升到高端，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是难以绕过的壁垒。华为这样的企业能够脱颖而出，靠的正是在研发上经年累月的大规模投入，并没有任何捷径可言。很多中国企业往往并不愿意在研发上投入资金和时间成本，更热衷于通过收购来实现飞跃，虽然收购和研发相比更加快捷高效，但是真正核心的技术是很难通过收购来实现的，从国际上来看，没有任何一家伟大的高科技企业是完全通过收购实现的。从董明珠收购珠海银隆来看，在自身缺乏相关技术积累的背景下，试图通过收购来实现新能源汽车的梦想，结果就是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

除了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之外，良好的保护知识产权外部环境也相当重要。中国制造长期以来创新能力不足、品牌意识淡漠、山寨文化盛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形成了打击原创、奖励山寨的传统，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很难成长起来。这一次中美贸易战，知识产权问题也是争议的焦点之一，某种程度上讲，这对中国制造的崛起也是一件好事。

中国制造业能否实现转型升级，和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有很大关系。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以房地产为经济支柱，房地产高速发展，一方面提升了制造业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生存空间，同时，房地产行业的暴利模式，也使得很多人无心制造业，越来越多的资源向房地产转移，制造业转型变成了向房地产行业的转型。

2016年以来，中国开始强调“房住不炒”，暂时遏制了房价上涨的势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压力越来越大，中国是否会重启房地产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将关系到未来的中国是以房地产救国还是实业救国，如果再度重启房地产，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强国之梦将会越来越遥远。

成为董小姐

董明珠成名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却因为犀利的性格和闪亮的业绩在互联网时代成为网红。能跨越两个时代屹立...

2004年10月18日，珠海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左）、总经理董明珠

像魏璎珞一样的“董姐”

董明珠快65岁了。在过去的两年里，“退休”成了格力电器被人关注又十分敏感的话题。

2017年9月刚有媒体报道，董明珠的任期止于2018年5月31日，格力电器就贴出了措辞严厉的律师函。而在直接面对她的采访里，“退休”成了常见的尖锐话题。董明珠有时会说，她退休之后会去做义工，跟儿子住到一起，帮他带小孩；有时会说，她真的希望现在有年轻人能够顶上来。可一个领导着7万员工，每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的强人企业家可能像普通年过60的女性一样安享晚年吗？2018年5月31日之后，董明珠超期服役。她说：“最近网上闹得很厉害，说快换届了，董明珠到底退不退休，退休是一个自然规律，但是我认为我今天还很年轻。虽然我已经60多岁，但是我的心像25岁一样。”

2019年元旦，格力电器公布了1月16日换届选举的名单。格力和电器行业的长期观察者刘步尘说，候选人里除了董明珠之外，第一大股东格力集团推荐的候选人全是董明珠的下属，第二大股东京海担保推荐的候选人是格力经销商。董明珠早就是营销女王，这些人是她经营多年的铁杆支持者和盟友。董明珠获得连任的悬念不大。

董明珠似乎又赢了一局。

战斗几乎贯穿了董明珠在格力的28年职业生涯。她还是普通业务员的时候跟拖欠货款的经销商斗，主管销售工作之后跟区域经销大户斗法，安徽、湖北的“兵变”事件曾经沸沸扬扬。董明珠也在斗争中逐渐走入新闻视野，“扬名立万”的两战，一场跟同样以不好惹著称的黄光裕，一场是她的上级单位和大股东，珠海市国资委的“父子之争”。2012年格力电器正逢新老交替，创始人朱江洪即将退休。珠海市国资委委任的候选人因机构和中小股东的反对而出局，董明珠接任格力电器董事长，开启了格力电器的新时代。

连董明珠自己都在自传里自问自答：“有没有一种办法，既把工作做好又不苛刻，不显得咄咄逼人？”“不可能。我把这一切称为‘斗争哲学’。我在格力干了十多年，是战斗的十多年，斗争的十多年，与市场斗，与人斗，与自己斗。”

这种泼辣刚烈、怼天怼地是目前互联网上受到欢迎的女性形象。电视剧《延禧攻略》在去年创下了总播放量破150亿的纪录，女主角魏璎珞正是一副好斗的、不好惹的形象，被网友们称作魏姐。而现实中，相似性格的董明珠早在20年前就被同行称为“董姐”了，只不过当时并不流行“魏璎珞”。董明珠的事迹在2003年被拍成电视剧《行棋无悔》，扮演者是大青衣左翎。那时观众们对这一类形象的认知是四平八稳的女干部，即便是商战中也要随时抬头挺胸，像《新闻联播》的女播音员一样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董明珠当时在空调行业之外并不出名。《行棋无悔》的编剧许建海说，他不知道董明珠是谁，还是一个朋友推荐了董明珠刚出版的自传。粗略地看，主人公是一个女性，遭遇家庭变故到经济特区去闯世界，经历很传奇。为了改编剧本，许建海在珠海待了两个星期，见到的是还没有被“人设化”的董明珠。董明珠当时刚当上格力电器的总经理。许建海说：“我记得董明珠的办公室里摆了一张她蹲在小溪边撩水的照片，特别小女人，特别可爱的感觉。她说是工会组织活动的时候，同事抓拍的。那张照片拍得确实挺好，但跟她工作中人们看到的气质完全是两面。”

董明珠也不像今天这样只要出现就自带流量。以她为原型的剧本不好写。许建海说，她的自传严格来讲像工作总结，因为只有工作内容。跟她面对面访谈中，她也把自己封闭得很严，涉及销售、管理上的事儿津津乐道，但不太愿意触及内心情感的东西。但作为一部电视剧，特别是女主角作为一个单身女性，如果没有个人情感部分，形象就塌了一块儿，不够接地气。许建海后来在电视剧里给女主角安插了一个前男友，前男友的现女友跟她又从好朋友变成对手。

当时，“朱董配”已经成型，像许建海这样行业之外的人，也很快了解到朱江洪对董明珠工作的支持。“我们的电视剧很多镜头是在格力工厂拍的，如果没有董事长朱江洪点头，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觉得董明珠的成长跟朱江洪有很大关系。甚至一开始想在电视剧里写她和朱这个角色之间的情感戏，但行不通。”许建海说。跟董明珠现在的公关会要求记者修改采访提纲的语气不一样，董明珠当时对电视剧很大方，并不因为以她为原型就有各种思前想后的干涉，她只关心了一下女主角选了谁。

如果一直是这种“主旋律”的画风，董明珠恐怕难以成为现在网上的话题人物，甚至是年轻人跨代际关注的企业家。客观上讲，空调也不是社会话题关注的中心，就像人们平常不太可能谈论洗衣机和冰箱是一个道理。格力电器虽然跻身世界500强，可它理论上也只是股东和财经新闻关注的领域。董明珠却冲破了电器行业和财经新闻的壁垒，她训斥属下的视频和照片被网友转发和津津乐道。十几年的时间里，董明珠的公众形象从“主旋律女干部”变成“魏璎珞”，这种转变是有意谋划，还是被社会潮流所选择和放大，对格力电器和制造业又意味着什么？

似乎，也不是节省了广告费这么简单。

2015年8月4日，广东珠海格力电器生产车间，许多生产环节自动化程度

“女战神”是怎么来的

董明珠是以“金牌销售员”的身份开始职场晋升之路的。格力空调当时还叫“海利”，是一个完全没有名气的小厂，董明珠最初也只是销售员里的菜鸟，被分配负责安徽地区。许建海说，董明珠在入职之后只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真正的销售诀窍其实不会有老销售员告诉她，包括被分配到安徽，也是有经验的销售员不愿意去的地方。空调当时还是奢侈品，而安徽的经济落后，市场小。

董明珠通过对市场的观察找到了让销售上升的渠道。上世纪90年代初，制约空调普及的因素除了价格昂贵之外，还有电力供应不太足，连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医院的用电都没办法保证，买空调需要供电局的审批。董明珠就集中精力发展安徽供电系统的下属产业成为她的经销商。1992年，她在安徽卖了1600万元。安徽虽然是一个贫穷的省份，销售额却占了整个公司的八分之一。1993年董明珠受命开拓南京市场，销出5000万元。1994年在江苏销出1.6亿元，占当年格力电器全部销售额的20%。她是当时中国家电销售额最高的“金牌销售员”。许建海说，不好用普通人希望多挣钱的想法去理解董明珠的行为。他们私下给董明珠算过账，虽然不知道格力的销售提成是多少，可即便只有0.1%，在拍摄电视剧的时候，董明珠已经是个有钱人了。

销售给人的感觉是必须有巧舌如簧的素质，所以，在成功学和知识付费发达的今天，有大量产品是教授从事市场工作的人“好好说话”，“如何跟任何人都谈得来”。矛盾的是，作为一个金牌销售员，董明珠不是因为为人和气被记住，恰恰相反，她后来是以“女战神”的形象行走江湖的。她跳入缠斗圈除了性格决定了处理问题的手段，也因为她要在混沌的市场里确立规则，一旦更改利益分配，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场场厮打。

董明珠自己在自传里分析她所面对的世界：中国在90年代之前长期处于短缺经济时代，“没有市场，只有计划，所有厂长都是车间主任”，中国工业企业全部只能按部就班地生产、装配和数钱，“厂家－国家”居于绝对强势的地位。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局面迅速变了。旧的规则全都打破，没有新规则。市场犹如未开垦的蛮荒之地，为所欲为，只要胆子大、运气好就能挣到钱。对于厂家来讲，当时都处于创业阶段，也没有经营和销售的经验，面对这种鱼龙混杂的市场，很容易吃亏。

董明珠确立的规则是必须先付款才能从她的手里拿货，用现在的眼光看“天经地义”，可90年代市场不成熟，厂家还在延续计划经济的做法，先发货后付款。因为没有信誉意识，全国有数不清的三角债，最好的销售员都是追债能手。格力当时可不是现在的空调第一品牌，拥有强势的话语权和议价权，它完全没有名气，排在它前面的有春兰、华宝、小天鹅等许多厂家。

小厂改“行规”，不容易。董明珠的做法是抓住根本矛盾，如果经销商能卖掉货、赚到钱，先付款还是后付款都不是问题。董明珠在自传里回忆，她扎在商场里教给营业员空调知识，让营业员更愿意推销她的空调，还培训安装和售后队伍。在还没有什么心机和花招的初级市场状态里，稍微的改变就容易脱颖而出。空调卖完一批再进货时，先打款就不成为经销商的顾虑了。董明珠对这一条执行得坚决又彻底，甚至在她当上经营部长之后，为了掌握经销商打款的情况，她向朱江洪索要管理财务的权力。董明珠在自传里写道，她知道要权是一个很忌讳的事情，这意味着别人手里的权力缩小了，肯定会有人不高兴。

跟渠道的博弈则是她面临的更加复杂和长期的问题。董明珠曾经把她经历的格力营销模式演变分成了5个阶段，很详细地分析了每个阶段的市场背景、长处和弊端。里面涉及了大量的零售知识、行规和市场起落，总结下来她始终在想办法建立一个厂家和渠道普遍赚钱的局面，并围堵总有人为了多赚钱而破坏规矩的行为。在一局又一局的撕扯中，因为媒体的连番报道，董明珠走向台前。她收获了比电视剧更持久的关注。

“滨江事件”和“淮地兵变”大概是格力最早陷入舆论旋涡的两场“封疆大吏”的倒戈。滨江公司是格力区域销售模式的样板，总经理依仗自己的销售业绩，不但侵吞下线经销商的返利，并且兼卖其他品牌的空调。淮地格力则是销售公司总经理和股东结成联盟，并且抢夺财务公章，双方发生面对面的冲突，摆出围攻和打架的气势。董明珠对这些依仗没有给讨价还价的机会，采取了非常果断的切割。她自己后来写文章总结这两个事件，认为不应该存在“三令五申”“下不为例”“从重从严”这样的事情。“三令五申”说明人们从来不尊重这个“令”，即使违反了也没有明确的处罚，当然敢顶风作案。接下来才会有“下不为例”，这给了很多人再次做错的机会。“从重从严”，通常是用来对付屡教不改的人。问题是，为什么事情要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从重从严去处理。

湖北宜昌，一家格力电器店

不怕被威胁最出名的事件大概要属她和黄光裕的较量。当时制造行业里盛行“渠道为王”的说法，黄光裕的国美是风头正劲的连锁家电大卖场，在家电厂商中有强势的话语权。2004年3月，格力与国美在格力空调的定价和销售上发生争执。成都国美在促销活动里将两款格力空调降价，这虽然破坏了董明珠一贯很在乎的统一价格体系，可黄光裕当时是中国首富，以跋扈和张扬闻名。跟她从前对付的经销商相比，这个对手不好惹。但正在北京开会的董明珠立刻下令，停止向国美供货。黄光裕随后要求各地分公司清理格力空调的库存。

当时媒体上有人预言，离开国美的格力是死路一条，但一年之后，格力以40亿销售额的速度依旧在增长。董明珠自建了专卖店的渠道。刘步尘曾经因为家电连锁还是自建渠道的话题跟董明珠一起参加过节目，他说，跟黄光裕闹掰的时候，并不是董明珠已经有了很雄厚的实力，才不吝国美而退出，她的专卖店渠道是在这之后大力发展的，但回头看，这是格力现在成为中国空调第一，并且在短时间内没人能超越的一个关键。

董明珠的一路“升级打怪”，也是格力的销售、中国的空调市场从开创走向成熟的经历。

“没有董明珠就没有格力？”

因为董明珠的关系，媒体经常评价格力以营销为优势，但刘步尘说，格力之所以成为空调老大，依靠的是“工业精神”。刘步尘从1999年开始关注家电行业，当时无论格力还是美的，销售额的规模都不算大，他觉得自己是看着这些电器巨头长大的。“工业精神说的是把产品做好才有竞争力。当时中国家电行业都是从上游买零部件来组装，包括现在有些产品还是这个样子。但格力是从一开始就有质量和科研意识的。”刘步尘说。

质量能够决定空调品牌走多远，是因为跟电视不同，摆在商场里的空调是半成品，必须买回家，安装好，才能知道优劣。并且，也不能以现在制造业普遍生产成熟标品的能力去理解30年前的制造水平。董明珠曾经在自传里写：“有人说质量问题是一个基础问题，如果一个企业连质量都保证不了，还有什么资格参与市场竞争。这都是发达国家的道理，具体到我国国情就有点脱离实际。中国大多数家电制造并没有真正解决质量问题，无需向广大消费者做问卷调查，看一下各类家电庞大的维修队伍就什么都清楚了。”

主抓生产和研发的领导是格力空调的创始人朱江洪，他在上世纪70年代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系，在当时的中国空调行业这一技术背景是独一无二的。1995年出口意大利的20台空调全部被退货，只因为室外机出现了锈斑。这件事刺激了朱江洪，他制定了严格的12条“总经理禁令”。其中一条甚至专门规定海绵条贴法，要两头按好，中间一抹，这样才能服帖，才能减少噪声。禁令规定任何员工少一抹，发现两次立即开除。

即便是零件组装时代，空调的技术含量也很高，特别是整机匹配技术。朱江洪在空调生产和科研上很舍得投入，1995年成立了空调行业独一无二的筛选工厂。600名工人对所有零件进行100%筛选，还有400名检测员，一旦漏过一台机器或者未检测出问题，一律开除。它还很早就投资了世界先进的氮检漏设备，一些平常检测不到的微漏情况，都可以检测出来。空调噪声主要是风机风道引起的，格力投入200多万美元对风机风道进行专项研究，改善风道质量，对标日本品牌。

甚至有了朱江洪重视生产和科研的经营思路，才有了董明珠的晋升机会。他认为，一个坏产品，无论销售人员怎么满天飞也不会有市场。为了让科技人员全身心投入到研发中，朱江洪在1994年大幅度降低了销售员的提成比例，以此平衡科技人员与销售人员的待遇水平。这引起了从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到销售员的大规模出走，格力的340名经销商中甚至有300名跟着出走的销售队伍去了对手的订货会。董明珠正是在这次集体“叛变”之后，当上格力电器的经营部长，开始主管销售的。

朱江洪2012年退休，格力进入董明珠时代，重视生产和研发的思路也一直延续。格力的宣传语一度从“好空调，格力造”改成更加突出重点、态度鲜明的“格力掌握核心科技”。跟宣传语相对的是，格力内部设立“科技研发、按需投入、不设上限”的原则，2018年研发投入超过60亿元。连格力警告媒体乱讲董明珠或许即将退休的律师函里，都罗列着格力的科研成果：格力建有1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级技术研究中心，1个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9个研究院，52个研究所，727个实验室，1万多名科研人员。格力2018年召开的大会上，董明珠在演讲里说：“哪个企业敢跟我打技术战？”

“没有董明珠就没有格力”从传播的角度看，是一枚金句，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很多传统企业“梦寐以求”品牌如何人格化，但这也容易让不了解格力历史的人得出偏颇的判断。在格力的创业和发展期，朱江洪和董明珠，一个抓生产，一个抓营销，配合无间。刘步尘说，朱江洪低调宽厚，董明珠严厉张扬。他曾经问过格力内部员工，嘴里说到“我们老板”指的是朱还是董，其实是总经理董明珠，而不是董事长朱江洪。因为两个人在格力内部是慈父和严母的角色。董明珠的性格是过于自信和夸大自己的作用，觉得格力离不开她，放不了手，所以，格力现在也没有接班人。而空调同行们对朱和董的作用形容为：“朱江洪遇到董明珠是福气，董明珠遇到朱江洪是运气。”

“没有董明珠就没有格力”成了朱江洪在退休后跟董明珠传出不和的导火索。接近朱江洪的人说，他在退休后涉及到跟格力相关的场合，无论人前还是私下，几乎不提董明珠。这个态度也给身边人造成心理压力，甚至不敢代我们转交关于董明珠的采访邀约。朱江洪出版的自传里，只在结尾部分写到董明珠，文字不多但很有分量。他认为，“没有董明珠就没有格力”不符合史实，在格力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都离不开格力员工的努力，从质量的整改与提升，新产品的开发与制造，关键技术的攻关与突破，到企业重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都体现了公司领导层和格力员工特别是骨干员工的拼搏与奉献。

冲破“次元壁”的网红

董明珠对企业掌舵人跟品牌的捆绑早就有思考。她曾经写道：“一提到长虹就想到倪润峰，一提到海尔就想到张瑞敏。中国家电业一个人象征一个企业，象征一个品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董明珠还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中国国情十分特殊，企业历史很短。第一代创业者基本都在台上，企业精神往往是企业家本人性格的延伸。格力电器的企业精神“忠诚、友善、勤奋、进取”，熟悉朱总性格的人都知道，这8个字就是他本人人品的写照。

董明珠还举过两个她认为“极端”的例子。海尔的张瑞敏本人特别注重自身形象宣传，格力电器老总朱江洪本人特别痴迷技术创新，目前两家企业的品牌形象大体如此。而格力进入董明珠的时代，人们都想知道董明珠如何突破“朱董配”的框架做增量，除了财经新闻里时常报道的多元化尝试，其实还有格力的形象。

再也没人用“朱董配”时期的“一向低调”来形容格力了。从前格力只出现在财经新闻里，现在却出现在真人秀、脱口秀和各种话题性的访谈中。跟拍她一日生活的访谈节目《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首播点击率就超过了800万，导演杨文妍说，这个数字在整个系列里反响相当好。作为刚进入市场经济那一代的制造业企业家，她在互联网时代的走红犹如突破次元壁。

董明珠最出名的评价之一是“她走过的路都不长草”，其实在90年代，这不是一个好评价。1999年，董明珠被推荐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从格力电器到母公司都有人反对，因为她“团结同志差”。董明珠既不承认也没想改正。她后来获得了这份荣誉，却在授奖大会这样的场合驳斥反对她的人：“我不承认团结同志差。我认为坚持原则，敢于得罪人是一大优点……那些人整天想的是谋取私利，维护小团体利益。”

到了互联网时代，她这些棱角造成的反差成了优势。作为大国企的领导人，她突破了言语谨慎、行事低调的刻板印象，作为女性，她突破了温柔和善的刻板印象。作为传统行业的企业家，她不惧互联网，拥抱互联网。她作为一把手领导格力的这6年，累计营收7209亿元，在全网崇拜“强人”“财富英雄”的今天，这是成名的“硬核”指标。喜马拉雅战略咨询公司的董事长赵辉说，如果董明珠是一个男性、“80后”或者“90后”，并且从事的是互联网行业，她那些话还能引起同样的轰动吗？赵辉跟董明珠合作了10年，也同时服务其他客户，但他说，不推荐其他人复制这种做法，董明珠身上的特质是很难用运营的方法做到的。“董总虽然年纪不小了，但她是一个很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的人，她不拘泥。因为她一直在追求更好的自己和产品，就不会去想这句话说对了，那句话说错了。瞻前顾后是没办法成网红的。”赵辉说。

2014年，董明珠接替成龙代言格力空调，明确把自己跟产品捆绑。这个做法是有效的，跟董明珠一起参加过竞技真人秀节目的跳跳APP创始人严炎说，董姐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她的信念感。无论比赛当中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她给队友们的感觉都是我们肯定赢。当这种强大的自我和深信不疑的自信用在产品质量上，确实比明星代言更可信。作为女性，只要是跟格力相关，她也完全没有对个人形象的担心和心理障碍。《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节目拍摄过程中，董明珠跟属下发火，她双手掐腰站立、脸色不好的照片被传播出去，也上了热搜。杨文妍说，那张照片可能是被路人拍到的，不太好看。我们担心她生气，结果第二天完全没事。后来是她的下属因为我们剪进去他们挨骂的片段，有些不愉快。在节目里董明珠也回答了到处晒自己照片的原因：如果没有格力品牌，这张照片是不值钱的。这张照片代表的是对品质的信心和市场的承诺。

董明珠自己代言只是为了省广告费和卖空调吗？赵辉说，绝对不是。董明珠代言前后，格力用在营销上的费用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代言不是随意决定的。她开了一个高管会，让大家论证这事可能造成的影响。站出来代言是为了她自己，还是为了格力担负责任？这件事如果辨不清楚就不会代言。”赵辉说。

董明珠的代言其实也是扛起中国制造业的大旗。赵辉说，在这些年的经济不确定性中，格力一直在逆势上涨。它经过核心技术的积累，成为一个受尊重的企业，所以，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担当起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倡导作用。格力最新提出的宣传语是“让世界爱上中国造”，不是今年以来国货流行才改的，早在2015年，格力就进行了这个转型。“她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担当中国制造崛起的代言人，就是通过自主创新，掌握关键技术，引领产业升级。这个鼓与呼，一个是代言的背景，另一个是用网络传播的手段。”赵辉说。

董明珠一腔热血地扛起大旗，她的同行们怎么想呢？她好像不关心其他人怎么想她。杨文妍说，跟拍董明珠和陈鲁豫见面的时候，董明珠特别热情，可鲁豫是一个很容易跟人有距离感的人，两个人的情感温度不对等，外人看是挺尴尬的，董明珠没有觉察。访谈里讲到她要处理一个下属，市长在澳大利亚出差还打来电话过问。她很自然就说了，也不觉得有顾虑，不能说。

董明珠从来不缺金句。严炎说，真人秀结束时的晚宴上，董明珠被临时请上台发言。看得出来，她短暂地蒙了一下，但很快就讲出一段很深刻的话。台下坐的都是大公司的老板和高管，场面话是唬不了人的。都说互联网行业流行演讲，董明珠的演讲水平比有些互联网大佬要强多了。记者也喜欢董明珠，杨文妍说，节目受到时长的限制，必须删减，但素材都很精彩，实在删不下去。

问题是，临近职业生涯的尾声，董明珠声名越盛，跟格力越紧密，以后呢？她在刚刚接朱江洪的班时，曾经写文章说，一旦灵魂人物突然退下来，企业就可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是“险恶的断层”。“企业领导人更换后如何平稳过渡，格力应当为中国家电辟出新路，我本人特别应该为此做一些尝试。”她代替朱江洪成为格力的灵魂人物，完成了上一个过渡，她带着格力冲破家电行业的壁垒，成为了网红，现在，她要面临下一代的过渡了。

不过，董明珠确实是一代性格和业绩都耀眼的企业家，现在很少有人能平视地评价她。回到她的第一次提拔，内部争议很大，当时那些董明珠朝夕相处的上级和同事们充分讨论过她的性格。朱江洪在自传里回忆，反对的人认为董明珠性格耿直，讲话尖刻，容易得罪人，过于自信，怕搞不好团结。但朱江洪觉得，董明珠业绩最好，工作勤勉，有热情，有责任心，作风泼辣。她的长处是善于与客户打交道，遇到困难时想方设法解决，不达目的不罢休。

其实仔细想来，这些缺点和优点的分析犹如预言，条条打在格力后来的故事里。

（实习记者杨湛菲对本文亦有贡献）

权健的魔力

权健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暗网，巧妙地遁入法外之地，在那里给疾病者许诺健康，给平凡者制造梦想，给奋斗者提供...

总部位于天津武清的权健集团近日被曝涉嫌虚假宣传、非法传销，引发舆论风暴

着魔

元旦过后，权健集团位于天津武清的总部异常冷清。周围鳞次栉比的店铺在舆论风暴的席卷下拉下了卷帘门，透过紧锁的玻璃门望到的是一地狼藉，细心的人临走前会在写有联系方式的广告布上捅上几下，使人无法再轻易找到他们。只有店门口没来得及拆卸的招牌告诉来人，他们的生意与过去两周占据新闻头条的权健公司联系多么紧密：永成总店、太阳之家、尚德五号店，售卖火疗毛巾、中医资料、U盘、量子检测仪以及各种示范工具。

来过这里的人讲述出的热闹和喧嚣似乎已经过去了很远，街道横竖交错围绕着权健的产业基地，在冷冽的寒风中静悄悄的。在“权健道”的一个路口，我遇到了一家还开着门的店铺，一个中年男人正看着收废品的捆绑店内的废纸箱。刚一开口，对方就猜出了我的来意，脸色骤变。“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权健养活了多少人，你们带来了什么？”男人操着外地口音，气得像要发抖。收废品的也在一旁小声附和，说自己收破烂都受了影响。“我不屑于跟你说，那是什么？对牛弹琴！”男人提起刚刚秤完废品的台秤往外走，愤怒仍堆积在发福的脸上。

“对牛弹琴”也可以用来描述23岁的李子君与母亲张燕的对话困境。2018年12月25日，“丁香医生”发布《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一文，讲述了罹患恶性肿瘤的小周洋因父亲相信权健的抗癌产品而中断化疗，最后在痛苦中离世的故事。文章在全网刷屏，掀起了声讨权健的舆论浪潮。李子君看到后迫不及待给母亲打了电话，治死人的事实摆在面前，看这次母亲还怎么辩护。

她们最后在电话里吵了起来，李子君希望母亲不要再“造孽”，张燕则认为女儿听信谣言。电话挂掉后，张燕给女儿转发了权健公司的“严正声明”，声明说，“丁香医生”发布不实文章，恶意诽谤中伤，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丁香医生”随即回应：“不会删稿，对每一个字负责，欢迎来告。”“丁香医生”网上大战“权健”点燃了网民们的热情，这边，李子君也和母亲杠上了，一有新的“扒权健”的文章就给张燕发去，张燕反手就回一篇“为权健正名”。你来我往，直到1月初，官方宣布已对权健正式立案调查，对权健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束昱辉等18名嫌疑人刑事拘留，母女俩的拉锯战仍在继续。

李子君是内蒙古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大五的学生，今年夏天结束学习后将成为一名医生。在说服母亲这件事上，这个准医生已经不抱太多希望。权健像一只看不见却无比强劲的手，一把将母亲拽到了整个家庭的对立面，李子君拉扯了10年也没把她拽回来。

他们家在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鲁北镇，做权健之前，母亲在镇上开杂货店，父亲是当地新华书店的收银员，李子君是双胞胎中的姐姐，家里收入不高，但在当地过着还算体面的生活。权健的闯入是在2009年，也就是李子君时间概念中读初二的时候，母亲去镇上已经开张许久的火疗馆回来后说要做权健，家里人不同意。联想到张燕前两年做了一款内衣产品，搭进去五六万，家里人说这些都是传销，骗人的，张燕一听就急。她觉得权健是个证明自己的好机会，没多久把全家赖以生存的杂货店也卖了，一头扎进了权健的事业里。

2015年5月8日，天津另一家直销巨头天狮集团成员在法国尼斯街头游行，用人组成“世界上最长的句子” TIENS'DREAM IS NICE IN THE COTE D'AZUR（天狮梦想尼斯绽放），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张燕隔三差五跟着团队出去推销产品，发展下线，聚会到深夜而归，还和其他男人挤在一起坐硬座火车，天南地北地去开会。夫妻俩开始没有休止的争吵，闹离婚。在争吵声中，奶奶心梗发作离世，作为独子的父亲认为是自己没有照顾好老人，愧疚之下搬离了小镇，一个人去了外地。那是在李子君高二的时候，奶奶去世后，父母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名存实亡的婚姻，只是要等到高中毕业，大人们才告诉了姐妹。

到高中时，原本的小康之家已被母亲掏空，还欠下不少外债，连奶奶葬礼收回的礼金也拿去还了债。在市里上学的李子君每个月最难受的时候就是向家里要生活费，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母亲开了口，张燕丢下一句：“问你爸要去。”但父亲微薄的工资根本无法长期负担姐妹两人的生活。李子君越想越难受，一气之下，她给母亲打电话说：“你要是再不出来，明天就等着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女生跳楼了。”李子君还让妹妹用同样的话威胁了母亲。但电话里，母亲只是一个劲地哭，叫他们不要干傻事，对于脱离权健依旧没有松口的意思。

李子君和母亲的关系就此降到了冰点，上大学后，她很少再回家，电话也不怎么打。去年，李子君听说母亲已经做到了高级经理，成了团队负责人，足迹遍布南北各个省份，到处有人请她讲课，但难得去学校看她一次，东西都是挑便宜的买，自己随便在路边摊买个煎饼对付。

隐秘的系统

从初二的时候，母亲就告诉李子君姐妹，明年买宝马住别墅。10年过去，一切仍是空中楼阁。张燕倒确实在朋友圈里发过自己买了宝马的视频，一群人捧着公司奖励5万元的证书，站成一排，齐声高喊：“感谢束总！感谢束总！”:但李子君至今也没见家里何时有人开过宝马。

张燕口中的束总是权健集团的一手缔造者束昱辉。权健成为众矢之的后，束昱辉编造、粉饰后的身份和履历也被扒了个底朝天。自传里写自己在江苏扬州的一个中医世家出生，清华学历，从政府机关下海经商。事实却是，他原名束必和，1968年在江苏盐城大丰的农村出生，在家乡人印象中，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父亲离世时匆匆回来，又匆匆离开，有人说他是欠下了赌债，也有人说他在外面做传销。

束昱辉真正发迹开始于2004年在天津创办权健，14年后，权健成为一个横跨医药、保健、金融、机械、体育产业，年销售额近200亿元的商业帝国。而背后支撑这个庞大帝国的是无数个张燕这样的经销商或直销员。

束昱辉亲手给他们编造了一个梦，他本人在其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上中央电视台，住豪华别墅，坐私人直升机回乡，在万人大礼堂接受顶礼膜拜，给地震灾区捐款一亿元荣登慈善榜，这是成功后的生活范式。权健告诉每一个参与进来的人，只要努力，就有未来。

权健不止勾勒出蓝图，同时指明了努力的路径，也就是花7500元加入权健会员，成为直销体系中的一员。张燕努力了10年仍在路上，而37岁的辽宁鞍山人王永富利索多了，三年实现登顶，做到了皇冠大使。这一成绩现在说出来，王永富也显得颇为满意。在权健的直销体系中，分为代表（一星至五星）、初级经理、中级经理、高级经理、钻石经理、皇冠经理、皇冠大使七个层级，皇冠大使意味着顶峰，不过，再往上，还能进入集团战略委员会。王永富明白，那才是真正的领导层。

权健的直销网络分为不同的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中又分为不同的团队，只要团队壮大到一定规模即可申请独立出去，发展成新的体系。王永富所在的体系规模不大，只有2万多人，而整个权健经发展出近30个不同的体系，其中“永成”“太阳”“尚德”等体系拥有数万人到数十万人不等。

2012年，王永富还在鞍山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一个月2000元的固定工资。这一年，他上了去天津权健总部考察的大巴车，下来第一站就是天津权健肿瘤医院。高高耸立的医院大楼在周围建筑的映衬下恢弘气派，俯视着门前京福线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王永富被带领着参观了医院内部，装修精致、大气，令他印象深刻。

接下来的两天一夜便是密集的培训和讲座，第一天，讲师给他们放了小周洋的宣传视频，讲述小周洋身患癌症，走投无路，在服用束昱辉开出的秘方药后重获新生的故事。正是这个与“丁香医生”版本截然不同的故事让小周洋的父亲将权健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其败诉。而看了视频的王永富和其他人一样深信不疑，对权健的好感倍增。

“授课的内容主要是讲他们产品的知识，教你怎么去做市场，说白了就是拉人。”王永富告诉我，当时他们被嘱咐，跟周围的亲戚好友不能直接提直销，因为大家对直销特别反感。拉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体验式，先带他们去体验火疗，体验好的话再给他们讲直销；另一种就是针对想直接做事业，对产品不感兴趣的人，“给他们画金字塔结构就行了”。

王永富回来后花7500元买了产品，获得了入会资格，成为一名经销商。他分到了一个编码，通过对应的账户可以登录一个线上平台。推广奖、培训奖、合作奖、购车购房基金等十几项奖金，还有经销商发展新人的业绩都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统计，每周结算一次，按月打到会员的个人银行账户里。平台上将代表到皇冠大使所有层级的会员信息做成结构图，等级升得越高，底下的会员越多，这意味着抽取的提成也就越多。

如今，平台使用过的网址已经无法登录，但在网上搜索“权健会员登录”的关键词还能找到大量相关的网页宣传图片。在王永富的印象中，平台经历了至少两次改版。这与持续跟踪权健的维权家属给本刊提供的材料相符。

权健集团创始人束昱辉

家属们收集保留的材料显示，2015年6月之前，平台的IP主机在美国，没有经过国内的ICP备案。此后，平台进行了升级改版，域名更换为“www.usaoabg.com.cn”。该网站的登录界面显示其是一个OA系统（在线办公系统），会员输入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即可登录，同时附有会员注册选项和服务机构入口。这个网站申请了中国的ICP备案，备案号是“津ICP备15003856号”，注册人为天津武清区权来百货经营部，法人代表是陈亦隆。而据公开的工商资料显示，陈亦隆这个名字与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同名。后者是权健集团最核心的子公司。

2017年5月左右，天津权来百货经营部更名为天津市武清区朱兆生百货经营部，这时法人代表成了一个叫朱兆生的人。域名换成www.usaoabgxt.com.cn，但原来的www.usaoabg.com.cn仍可访问。两个域名访问的是同一台主机。本刊联系上权健集团的相关高管，但他们均拒绝置评。

王永富告诉我，加入权健直销体系中的会员都没有与权健公司签订任何合同或协议，这个在线系统是他们与权健集团产生实际关联的唯一纽带。这也是权健日后之所以能在法律纠纷和质疑讨伐中能够全身而退的主要秘诀。

一旦加入系统，权健的机制开始对会员个人发生作用。经销商拿货可以打五折，从中赚取差价，但事实上，最有利可图的不是买产品，而是发展下线。理论上，下线越多，提成也越多，在不计其数的教育培训、团队会议乃至总部大会上，这些业绩上的佼佼者会获得无尽的掌声，还有鲜花、荣誉和诱人的福利。

大家都鼓足了劲去拉人，希望尽快升级。其他人都是从身边亲朋好友入手，但王永富擅长利用互联网手段，拍视频，建微信群，他笼络了大批粉丝，下线数量快速增加，三年多就升到了最高级。本以为从此可以躺着赚钱，但王永富失望了。成为皇冠大使后，一年去天津开七八次大会，活动的开销都得会员自己掏，为了让大家来听课，领头的总得花钱，奖金也不如权健宣称的多，倒来倒去，最后到手的实际收入最多每月四五千块。

野蛮生长

今年1月2日，相关部门对权健公司涉嫌传销和虚假广告犯罪正式立案侦查。网上的维权群里都在议论纷纷，“这一次权健会不会倒下？”毕竟在过去的几年里，对权健的质疑和讨伐从未断过，也时有权健被调查的消息传来，但它总安然无事。

2017年，权健董事长束昱辉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还称，自己并不回避传销的质疑，说这话的人要么是外行，要么就是心怀不轨，而这些“贬”对他来说是动力。就在这些质疑声中，权健集团一路高歌猛进，从保健品行业开始涉及金融、地产、体育等领域。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雅芳将直销模式带入中国大陆，打出的旗号还是“传销”。后来衍生出的乱象促使官方1998年对“传销”下达禁令，整个直销行业也被迫开始转型。直到2005年，中国政府正式颁布了《直销管理条例》，对直销进行了界定，非法传销与正规直销有了明确划分，直销步入立法时代。

在业内，直销分为单层次直销和多层次直销两种模式。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允许的直销只包括前者，尽管也需要发展下线（招募直销员），但只允许直销企业或其分支机构招募，并且不能收取人头费、入会费等。直销员的收入只能和销售额挂钩，且不能超过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收入的30%。

多层次直销模式则被法律禁止，虽然它和传销（金字塔式销售）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在形式上却颇为相似，可以从直属下线的销售额或者购买额中赚佣金，也可从直属下线的下线组织的总销售额中赚取佣金。立法者担心其异化成为传销，将之排除在外。

外资直销企业雅芳在2006年拿到了第一张直销牌照，而要到八年之后，2013年，权健才获得直销牌照。对权健而言，牌照的意义怎么夸大也不为过。王永富也是此时被告知，可以名正言顺地“做市场”了。系统迅速转动，权健开始加速扩张。据国海证券研报，2013年正是权健集团业绩的迅速膨胀时间节点，公司的销售业绩从2012年的5.5亿元上涨到2013年的50亿元，此后的2014年、2015年分别增加到135亿、230亿，一跃成为内资直销企业的业绩王。

权健到底是直销还是传销仍待官方定论，但已有的事实表明，权健披着合法直销的外衣，却处处踩到了红线外。被精心隐匿在水面以下的庞大直销体系成为驱动整个权健帝国的中枢，同时也是它的护身符。

2012年的一份判决文书中，权健“人人系统”最高领导人孟某某被吉林省蛟河市检察院指控为传销。据调查，2009年初，孟某某成为“人人系统”最高领导者后，在此系统内共直接或间接发展被告人战某某、徐某甲、戴某某等下线会员5000余人，个人非法所得230余万元。一审判决包括孟某某等在内的四个人组织、领导传销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但文书中并未提到对权健自然医学有限公司的处罚。虽然判决书上证人秦某某的证言称，孟某某上面的领导就是权健董事长束昱辉。但孟某某自称，权健自然医学只是生产产品的公司，为自己提供产品，“人人系统”是权健产品的一个资金管理平台。

如今在公开的法院裁判文书中还能找到不少关于权健火疗、保健品事故、涉及传销的案件。但在法庭辩论中，权健集团几乎都能轻易地与这些经销商撇清关系，最终被处罚的大都是直销系统中的经销商和会员，而权健则置身事外。

王永富告诉我，在实际的销售中，为了拉更多的客户，夸大宣传是很普遍的现象。“在这个系统里，你业绩做不起来就抬不起头。”而且陆续推出的产品价格高得吓人，“不接地气”，产品销售难度越来越大。在业绩压力下，经销商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靠哄骗，虚假宣传，要么就不断发展下线，其实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王永富的业绩不见起色，上头的领导明显对他冷淡了许多，到了2017年，王永富选择了退出。

而借助日益庞大的直销网络，权健的产品仍在进入千家万户。张燕还是会拿着工具挨家挨户给人去演示权健的洗面奶、化妆品或保健品，只是在李子君看来，那些不过是最简单的物理、化学现象。

李子君记得，高二的时候，通辽一家医院还与权健合作，挪出一层楼给权健使用。屋子里放了几张火疗床，还有一个屋子当仓库，高中毕业的母亲与另一位阿姨就在那里接待患者。李子君发现他们不给患者做任何检查，直接开跟脏器沾边儿的秘方，“说啥病都能开出药来”，开了方子就去权健在当地的服务中心拿药。她后来到权健的官网查到，这家医院也在地图上标识出来，不过没两年，就搬了出来。

今年上半年，张燕出现了功能性子宫出血的症状，经常头晕，生理期出血过多。李子君让她到自己实习的医院检查一下，张燕死活不肯，说自己在吃权健一款叫“昱强”的药，止血功效很好，等下次去天津开会，再去权健的医院看看。

药吃了半年，张燕变成重度贫血，拗不过女儿的催逼才到了市里的医院。医生怀疑是子宫内膜癌，嘱咐李子君带她去做进一步筛查。张燕说犯不着，“我如果要真得这些癌症，我不带手术的，到时候我就直接吃我们权健的秘方药”。母女在医院又吵了起来。

（张燕、李子君、王永富均为化名）

日本重启商业捕鲸：捍卫传统？

日本人不怎么吃鲸肉，也没有真的用鲸鱼做科研，但日本人坚持捕鲸。

撕掉“科研”面具

“短视地为了政治目的而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IWC）是危险且愚蠢的行为，尤其是对日本这个通常在环境议题上秉持多边合作态度的先进国家。”2018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以编委会名义发表社论《日本：请停止屠杀鲸鱼》。这句略带惋惜之情的谴责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西方舆论对日本捕鲸新动作的态度。

12月2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对外宣布，因为日本多年来倡议取消商业捕鲸禁令始终无法实现，日本将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不再受其约束，并于2019年7月重启商业捕鲸。“那些只重视保护鲸鱼的国家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支持可持续利用鲸鱼种群和支持无条件保护鲸鱼种群的人无法达成共识。”菅义伟说。

日本捕鲸争议由来已久，这次的“退出”事件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节点。近30年来，虽然日本始终没有放弃捕鲸立场，但并未脱离国际多边合作的框架，仍在名义上遵守国际协约，只以“科研”为由捕鲸。与此同时，日本不遗余力地试图修正1982年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的《禁止商业捕鲸公约》，甚至通过承诺援助的方法将蒙古国、老挝等内陆国家纳入到委员会试图改变选票结构。2018年9月，日本做了最后一次尝试，在国际捕鲸委员会大会上，日本再次提出解除对部分鲸种的商业捕捞禁令，提案最终遭到大会否决。

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日本，“退出”都是个不太寻常的决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再捕鲸，除捕获量和国际关注度都远小于日本的挪威和冰岛外，日本成为这一议题上唯一“一意孤行”的国家。而对于日本，“二战”后也几乎没有退出国际组织的先例。

日本在捕鲸问题上的坚持令人困惑。“日本在大多数外交政策上一向配合西方盟友的意见，但这些国家正是反对日本捕鲸最强烈的国家。另一方面，日本在环境和生态保护上有着良好声誉，而为了捕鲸一事，日本不惜与各类环保组织为敌。”克里斯·巴特勒-斯特劳德（Chris Butler-Stroud）告诉本刊。克里斯是国际慈善组织“鲸类与海豚保育”（Whale and Dolphin Conservation）的高级主管，该组织的立场是反对捕鲸。

在“科研”名义下，日本从1986年到2010年间捕获了13274头鲸鱼，绝大部分为小须鲸，而其间世界科研捕鲸总量为14583头，但日本产生的“科研成果”却仅有数篇价值不大的论文。因为钻空子的做法过于明显，许多国家早已提出抗议。澳大利亚政府曾将日本诉至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2014年3月31日国际法院就日本捕鲸案做出判决，认定日本每年在南极海域捕鲸并非出于科学研究目的，要求日本停止这一活动。短暂的中止后，日本于2015年继续所谓“科研捕鲸”。2018年末这一次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后，日本不会再到远海进行所谓“科研捕鲸”，而是将“光明正大”地直接在日本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商业捕鲸，不受国际条约约束。

“为捕鲸而捕鲸”的行为背后动机何在？

2005 年 7 月29 日， 日 本千叶的捕鲸人 对新捕的鲸鱼进行清理和切割

可以吃袋鼠，不可以吃鲸鱼？

“人们会很自然地假设，捕鲸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背后存在一个以此为生的产业链。但事实并非如此。”平田惠子（Keiko Hirata）告诉本刊。平田惠子是日裔美国学者，目前任职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CSUN）政治学研究所，对日本国内的捕鲸问题有长期研究。

日本有发达的渔业，捕鲸似乎又牵扯到一系列从业者，从渔民、食品加工业到餐饮……因为产业和就业问题保留捕鲸业成为一种自然的想象。平田惠子说，几个简单的统计数据就可以证伪。“日本平均每年捕获几百头鲸，参与其中的捕鲸船只是有限的几艘，直接的工作岗位不足1000个，这和日本的经济体量相比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现代石油化工兴起之后，原本有广泛用途的鲸油已经被全面替代，只剩下市场需求极为有限的鲸肉。

2006年《朝日新闻》曾做过统计，日本国民中只有4%的人常常吃鲸鱼肉，9%的人偶尔吃，53%的人没有吃过，33%的人永远不准备吃。日本全国人口每年平均鲸鱼肉消费量只有30g（一个鸡蛋约为50g）。在现代日本料理中，鲸肉也是非常边缘化的食材，整个东京一度只有一家鲸肉料理专门店。大量滞销的鲸肉被政府长期储存在冷库之中。

事实上，捕鲸在日本是靠国家财政支撑的非营利“事业”，具体执行捕鲸任务的主要是日本农林水产省主管的日本鲸类研究所（Institue of Cetacean Research），其余几家相关“公司”也有着浓厚的官方背景。平田惠子提示，如果现代捕鲸业在商业上有利可图，一定有更多发展程度不如日本的沿海国家率先进行非法捕捞，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虽然日本声称要恢复‘商业捕鲸’，但若真的没有政府介入，全凭市场力量，捕鲸业反而会迅速消亡。”

无论是日本此前的“科研捕鲸”还是即将开展的“商业捕鲸”，与科研或商业都没有关系，这一点不是什么秘密。日本真正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在文化层面。农林水产省2002年的一份声明道出了关键：“食用鲸肉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饮食文化的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

2014年，在国际法庭裁定日本所谓“科研捕鲸”不合法后，日本当年声势浩大地举办了“鲸鱼周”，弘扬日本人捕获、食用鲸鱼的文化传统，时任农林水产大臣林芳正亲自主持了开幕式。参加了当时活动的美国记者杰克·阿德斯坦（Jake Adelstein）描述，走进设在政府大楼里的展厅，一个工作人员打扮成可爱的鲸鱼吉祥物的样子，在入口处欢迎大家，与观众热情合影，但旁边就是各式各样的鲸肉寿司试吃。“不像一些西方人想象的日本人对鲸鱼有什么特殊的厌恶，所以想把它们赶尽杀绝。他们只是想表达，鲸鱼和日本文化有长久而密切的关系，所以怎样利用鲸鱼是日本人的权利。”

根据日本捕鲸协会（Japan Whaling Association）的材料，日本有着悠久的捕鲸传统，12世纪就开始利用鱼叉和海湾地形捕获一些小型鲸鱼，1606年在和歌山县的太地町就已出现了大规模的组织化捕鲸，19世纪末日本开始采用挪威人的现代捕鲸技术，“二战”后期因食物贫乏，鲸鱼肉一度成为日本人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和中小学午餐标配，是战后几代日本人的记忆。不过目前日本的鲸肉销量已不足上世纪60年代高峰期的1%。

日本政府的历次声明中都强调，日本不会捕杀例如蓝鲸一类濒危的品种，在确保不会对种群和生态进行不可逆影响的情况下，只捕杀少量小须鲸，这在日方看来是一种合理的权利，与环保问题没有冲突。至于要求所有国家对所有鲸鱼实施不必要的“完全保护”，则构成对日本文化的侵犯。

“食物和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可以理解强迫特定的人吃特定的动物——假如让穆斯林吃猪肉——是绝对的冒犯，捕鲸倡议者的看法是，禁止特定的人吃特定的动物同样是冒犯。他们承认今天的日本人不需要真的吃很多鲸肉，但要保留吃鲸肉的权利。”平田惠子说。“西方人之所以认为鲸需要完全保护是因为它们是‘特殊’的生物——智慧而特别的哺乳动物，但在日本文化中没有这样的观念。这个问题中国人应该更好理解，日文中表示鲸鱼的字‘鯨’（クジラ）和表示海豚的‘鯆’（イルカ），都有鱼的偏旁，虽然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它们都属于哺乳纲，但日本人心里觉得它们不过是一种鱼，而日本人是吃鱼的。”

2014年国际法庭的判决出台后，日本一些支持捕鲸的团体在澳大利亚大使馆外举行了抗议活动。尽管澳大利亚官方的声明集中在生物和海洋资源保护等方面，但抗议标牌上写的则是：“澳大利亚是一个种族歧视国家”和“白人文化霸权”等。这种对话的“错位”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日本人的“心结”所在。记录当时场景的电视画面中，一位日本抗议者说道：“在很多日本人看来袋鼠是一种十分可爱的生物，可澳洲人杀袋鼠、吃袋鼠。现在澳大利亚根据他们的文化要求我们不能吃鲸鱼，说我们是‘野蛮’‘不文明’的，这是彻底的虚伪和文化霸权。”

捕鲸是文化问题，但仍是一个“孤例”。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告诉本刊，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人纪律性非常强，比较容易建立自上而下的秩序。”政府通常扮演的恰恰是主动引进西方文明、打破传统文化禁忌的角色。在学习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方面，日本绝非一个完全保守的国家。

当代日本政府在捕鲸问题上却有意维系传统，除了民意与所谓文化之外，背后的政治诉求也不容忽视。

2014 年 11 月19 日，日 本议员二阶俊博 等人在餐厅的鲸 肉促销活动上吃 鲸肉餐

民族主义“暗语”

2014年国际法庭裁决日本“科研捕鲸”非法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讲，表示坚定支持捕鲸，“我会尽努力使日本继续利用鲸类资源……很遗憾这样的日本文化未被国际社会理解”。自上任以来，安倍曾多次发表类似言论。作为政府首脑，为这样一个产值微乎其微且引发大量国际批评的产业“站台”，显然有更进一步的政治意图。

“鲸类与海豚保育组织”的克里斯认为，捕鲸问题一定程度上也被日本政治家分别用作国内和国际政治的“暗语”和“探测器”。对内是塑造民族主义符号，对外是要求所谓“自主”权，这都是战后日本最为敏感不方便直接谈及的政治话题，于是用捕鲸这个相对“软”的话题来进行试探。“无论象征天皇的菊花还是国旗国歌，战后日本一系列传统的民族象征符号都变得极为敏感。在这种‘真空’之下，保守派政治势力急需找到新的民族文化象征物，鲸鱼就成了选项之一。”克里斯说。

仅以“一家三首相”的安倍家族为例，即可看出捕鲸议题与日本国内政治长久以来的复杂关系。安倍晋三外祖父、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均出任国务大臣及首相高位的右翼政治家岸信介，分别借侵略之机和战后驻日美军之力扩展过日本捕鲸业活动范围。1976年，日本的捕鲸业因市场需求下降已渐趋消亡，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时任日本农林水产大臣，主导成立了共同船舶株式会社介入捕鲸业，自此日本捕鲸业逐渐由市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到安倍晋三出任首相后，仍坚持支持捕鲸的坚定立场。2006年安倍政府开始在教育领域大力推行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教育，与此同时推动鲸肉重新进入中小学生午餐菜单选择，并由政府进行高额补贴。不过平田惠子也提醒，捕鲸议题虽然时常被右翼势力利用，但并非全凭某个政治家的单独决策。“捕鲸政策的主要制定还是在农林水产省，这么多年和民族主义力量的互动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僚集团惯性，即使国会或未来出现左翼首相想要修正，也已经相当程度上积重难返。”

2014年3月31日，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就澳大利亚诉日本违反《国际捕鲸管制公约》要求停止捕鲸一案做出判决，判定日本目前的捕鲸活动违反公约，今后不得继续捕鲸行动

在克里斯看来，把捕鲸作为民族主义符号也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安全、可控的话题，一旦国际压力扩大，出现不可收拾的迹象，还可改变话语叙述，将其退回到生态保护、海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辩论上。

克里斯认为，日本2018年末终于“敢于”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正是随国际政治大环境波动的体现。“和日本在其他方面的外交政策一样，捕鲸问题也受到美国‘许可伞’（permission umbrella）的影响。‘二战’后日本大量捕鲸是得到了占领美军的首肯，1982年日本被迫签署禁止商业捕鲸协议也是受到当时美国的外交压力。现在特朗普当政了，他在全球环境保护上做出的榜样是退出《巴黎协议》。”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安倍政府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后，偏左翼的社民党立刻发表总干事声明，反对这一决定，认为日本可以坚持捕鲸的立场，但应当留在国际捕鲸委员会框架内磋商。

《纽约时报》那篇谴责日本捕鲸的社论结尾，也没有再谈鲸鱼究竟应不应该被“完全保护”，而是将话题落在特朗普的“退出政治”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上，并且警告：“这不是一个应该学习的榜样，尤其对于日本。”

- 刘震云：幽默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2）

- 特朗普会与伊朗“密谈”吗？

- 每个人都可以因体育而改变

- 脂肪——朋友还是敌人？

- 新能源车的短道赛跑

刘震云：幽默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2）

《官场》是1988年冬天，刘心武让我组织一期小说专号，我约的刘震云。

刘震云（肖全 摄）

1989年刘震云发表了两个特别重要的中篇：发表在《北京文学》第二期上的《单位》；第四期经我的手，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官场》。

《单位》还是选用三五人的简单结构，只写一个处。一个办公室里，六人分为两组。第一组是，被提为副局长的处长老张、期望由此升处长的副处老孙，和当了20年科员的老何。第二组是党小组长女老乔、不指望要什么的女小彭和意识到进步才可能改变窘迫生活的男小林。分组，是为结构的方便。两组都构成了三角关系：老张腾出的位置，老孙顺理成章要坐；没想到老张却提出要民意测验，老孙就拉上老何为同盟。小林本来对入党升官都没兴趣，结婚后才意识到级别决定着生活质量，后悔莫及，悔过自新，没想到掉进了老乔与小彭冲突的夹缝里。他本已搭好了畅通老乔的桥梁，老乔也已将他列入发展议程；没想到陪老张、老孙出一趟差，无意中给小彭带回一只蝈蝈，引发乔、彭的办公室冲突，激怒了老乔，入党议程就给叫停了。县官不如现管，老张、老孙说话都没用。

这小说的好处是，刘震云写的都是渔翁得利，这是他把握人和人关系的聪明之处。老张没走任何人的关系，反而被提拔了；老孙使出各种力气，反而没戏；局党委讨论时，老张替他说话，反而是负面加分。老孙以为老张与老乔爆发作风问题，老张就完了；没想到一阵风刮过，老张又没事了。老孙白闹腾一场，做了傻事，提拔无望。老实、平庸、工作能力不强的老何却当上了副处，分到了两居室，解决了老少四代挤一间平房的问题。老何腾出的一间平房没人要，于是，小林虽没入党，却分到了房，不用再与他人合居了。这小说的结尾，老乔提前退休了，离京前回单位来看看。小林与老乔，在互相招呼中，彼此都牵动了心里的内疚。老乔阻止了小林入党，小林在老孙的挑唆下，也参与了揭发老乔。刘震云处理得很节制，两人互道再见，形成略辛酸的温情，小说的基调是善良的。刘震云写温热，不写冷酷。

小说中的主角其实是小林，他大学毕业，刚分到单位不谙世故，意识到吃喝拉撒，一切都寄托于混得如何，才开始每天打扫卫生，看人脸色行事。这个人物身上，显然有刘震云自己的影子。他是1982年毕业分配到《农民日报》当记者的，那时《农民日报》刚成立，租了万寿路一个宿舍楼的房子，对他而言，“能留在北京就不错了”，“没有选择的权利”。《农民日报》搬到十里堡，有了像样的办公地点；刘震云结婚成家，也有了自己的房；写小说又逐渐成名，已经走过了一大段艰辛的挣脱之路。当时他的特征，就是散漫地穿肥大的裤子，穿拖鞋。

《官场》是1988年冬天，刘心武让我组织一期小说专号，我约的刘震云。那时他和莫言、余华一起，在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合办的硕士生班。约稿的细节我记不得了，刘震云却记得，他说：“《官场》约稿，是我和余华去你白家庄的家里，你跟我谈的。记得嫂子也在，让我和余华吃水果，还有心里美大萝卜。时间大约是1989年1月。”

这个中篇小说换了个角度，其实是写做官之不易。主角是从县委书记升迁为地委副专员的金全礼。这个金全礼的升迁，大家都以为，原因是他十年前，在“学大寨”时代一起喝过酒、脾气相投的熊清泉成了新上任的省委书记。但熊清泉视察到地委，与金全礼见面，却一口否定他帮过忙。这个省委书记说：“那和我没关系，那是省委组织部与地委提名，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的，要感谢，你就感谢党吧。”也确实可能与他没关系——地委与省委组织部知道两人关系后，完全可能顺水推舟，这正是刘震云写上下级关系的智商所在。

人物关系里能展示一个作家的智力，写官场，更需要政治格局与智慧。刘震云这小说写熊清泉与金全礼的关系，在当年就让我折服。他写熊清泉到地委，先写金全礼的尴尬——握手过程中，熊清泉似乎没认出他来；会议与活动中，也没和他说一句话，似乎把他忘记了，使地委的干部们都怀疑起他们的关系。然后，吃过晚饭，熊清泉才让秘书将金全礼叫到宾馆，反问他：“看你那样子，似乎把我忘记了！你那拘束样，当年在大寨，你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就问他喝不喝酒，说：“你们地区太不像话，我来了，连酒也没让喝！”判若两人。金全礼就说：“哪里是不让喝，都准备好了，怕您批评，没敢上。”熊清泉于是叹了口气说：“是呀，当了这个差，处处不自由，连酒也不敢喝了。”老朋友面前，不忌讳说真心话。

一个省委书记，在处理组织原则与朋友关系上，必须有高超的水平。刘震云写熊清泉对金全礼的点拨：“什么事情拿不准，可以请教老同志。要学会尊重老同志。这个地区，要学会尊重吴老。”吴老是老资格的专员，还有两年就要退居二线。金全礼于是就处处按吴老的要求去做，照顾他，与他培养起感情。遗憾的是，吴老却突然中风，没能完成与他的权力交接。但组织部在征求吴老的意见时，吴老仍在不能说话的前提下，用笔否定了考察对象，推举了金全礼。组织部将不同意见拿到省常委会，熊清泉却投了反对票，他说：“金全礼刚提副专员不到一年，我看，还是让他在副专员的位置上锻炼锻炼好。”又体现出他的政治智商。

刘震云发表在《人民文学》1989年第4期上的《官场》

一个官员，如何处理自己的私情？金全礼刚升迁，接替他的县委书记就撤了他原先最信任的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来求他做主，他想起熊清泉处理问题的水平，就冷静地抑制了自己，让办公室主任走组织程序，将他推给了地委陆书记。金全礼分工管纪委，是得罪人的差使。群众举报当县委书记的几个老朋友大动土木，为自己盖洋房，怎样应对这棘手的问题？金全礼只得找到与自己贴心的老丛，彼此取得体谅后，让老丛出面去找另几位，将各自买地皮买材料的账目单附上，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此事保了这些马上要离职的老朋友，却影响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地委陆书记第二次报专员人选，就把他排在了第二位。金全礼到省城去找熊清泉，熊清泉就明确告诉他：“这次我帮不了你的忙，请你原谅我。”又说：“不是我不想帮你，是我自己无能为力了。我马上就要从这个省调出去了。”这小说的好处，既突出了领导干部的原则，写出了他们的血肉，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事关系后的大背景——熊清泉来了，不用他助力，金全礼的升迁就不是问题；熊清泉要走了，不是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则即使说话，亦无济于事。

还有个插曲。这小说里的省委书记熊清泉，恰好与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同名。小说发表后，编辑部接到反馈信，一个在位的书记，写人家要离职，影响不好。但好在写这个书记很正面，80年代又是个相对宽容的时代。此事的处理，记得当时我到《农民日报》去找了趟刘震云，让他小说收进集子出版的时候，把名字改了；然后，编辑部出面给湖南省委说明情况。我只记得那时他家里简陋，几乎没什么家具。刘震云还记得细节，他说：“兄长当时来找我，在我家，一居室，客厅特别小，只有一张折叠饭桌，两把折叠椅。当时家里还用煤气罐，罐里没燃气了，烧不了开水，冰箱里还有两瓶啤酒，我拿出来让兄长喝。你有些诧异：‘一大早就喝啤酒哇？’把真实原因说了，你笑了，端起啤酒喝。”这一提醒，我就想起来了，还记得他习惯性搓手，笑眯着眼抱歉的模样。（待续）

特朗普会与伊朗“密谈”吗？

报道的大意是，一天前特朗普在2019年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有关伊朗的言论，与之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的...

1月2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召开内阁会议，会议上有关伊朗的言论，与之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的立场相悖

1月3日，《华盛顿邮报》记者瑞恩（Missy Ryan）和哈德逊（John Hudson）在该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特朗普的伊朗言论与他的高级助手立场相悖”的报道。报道的大意是，一天前特朗普在2019年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有关伊朗的言论，与之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的立场相悖。看了这篇报道的大致内容后，我就想到了这期专栏的标题。

简单说，这篇报道的关键点在于，去年9月24日前博尔顿曾明确表示美军会一直在叙利亚驻扎到伊朗军事力量撤出为止，而特朗普1月2日的原话却是：伊朗正在（从叙利亚）撤军，但坦率地说在那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说明博尔顿与特朗普前后表述上的差异，《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特意引用了熟悉叙利亚政策的白宫官员的话：特朗普从来就没有签署过扩大在叙利亚打击伊朗的任务，即去年年底博尔顿等人向特朗普提交的一份备忘录。很显然，如果《华盛顿邮报》这篇报道的内容属实，就说明特朗普从来没有试图使用军事手段将伊朗军事力量逐出叙利亚。既然这样，那么特朗普该如何解决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这个让以色列一直忧虑的安全隐患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看一下美国国务院前官员波洛克（David Pollock）1月3日对一家以色列媒体（JNS）说的话。波洛克说，特朗普认为通过制裁可以解决伊朗问题，并允许以色列在军事上对抗伊朗。同时他还称，其实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和博尔顿都希望以色列与伊朗能在叙利亚达成军事上的交易。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他说完这番话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1月4日在会见了到访的博尔顿后又马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据媒体透露，内塔尼亚胡与两人都谈到了美军撤离叙利亚后伊朗在叙军事存在的问题，尽管透露出来他的讲话都很“强硬”并有军事色彩，但事实却是伊朗在叙的军事存在不仅没能被“清除”，反而如特朗普1月2日所说的“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话说到这儿，还必须要提到伊朗《德黑兰时报》对特朗普1月2日谈话的报道。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德黑兰时报》不仅报道了前文提到的特朗普说过的那句话，而且还特别报道了特朗普在当天说过的另一句话：对于伊朗，他们比我们更恨“伊斯兰国”。并为这句话提炼出了一个“小标题”：特朗普承认比起美国，“伊斯兰国”更有可能袭击伊朗。由此可以看出，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上，特朗普对伊朗的“认可”，伊朗人还是很“享用”的。除此之外，国防部长马蒂斯先辞职后又被特朗普提前“踢出”内阁，对伊朗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2013年奥巴马政府开始寻求与伊朗秘密接触时，奥巴马就在没有通知本人的情况下，提前5个月解除了马蒂斯中央司令部司令的职务，其原因就是马蒂斯在伊朗问题上与奥巴马有“不同意见”。

最后我想说的是，特朗普一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不仅在客观上否定了之前美国对伊朗的两轮制裁和以色列对叙境内“伊朗目标”超过200次空袭的实际收效，而且他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也在外交和心理上大大降低了外界对他在伊朗问题上持续“极限施压”的预期。而这就为他下一步与伊朗“密谈”以结束伊朗人在叙利亚的“为所欲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特朗普在“密谈”中还会开出让伊朗人停止在伊拉克、阿富汗、也门、巴勒斯坦“为所欲为”以及停止试射运载火箭和中程导弹的高额价码。

每个人都可以因体育而改变

再回到Sported的译法，好像还是很难，但其中的意义至少清晰多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因体育而改变。

人们自发组织为Sported募集资金

遇到一个词——Sported，那是英国最大的社区体育慈善组织的名字。在其官网上，赫然写着——“帮助社区组织生存（survive），促进年轻人茁壮成长（thrive）”，两个关键词呼应得很巧，像是我们讲究的韵脚。当然，一切的心愿都是靠体育来达成。我很好奇，Sported能被翻译成怎样贴切的中文名字。

Sported创建于2008年，星火燎原，资助发展了英伦三岛3054个社区体育组织，开展99个运动项目，惠及超过50万会员，285名专家志愿者常年做着奉献。创始人凯斯·米尔斯爵士出资1000万英镑投入该项计划，自任主席，初始愿望是要让伦敦奥运会遗产长久沉淀于民间，以体育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米尔斯爵士的成长经历颇为传奇，15岁辍学，入职《经济学人》杂志，逐步成长为《金融时报》和《投资者记事》的市场负责人，日后建立起的商业帝国，拥有极高的社会声望。米尔斯曾以申办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为伦敦带来了奥运会，承办历程中他还曾担任组委会副主席一职，因此两度从英王室获得荣衔。

米尔斯在成为富足的商人后，开始痴迷于大海航行，居然赢得过伯克利环球帆船赛冠军。在航海的世界里，米尔斯结识了有同样爱好的哈里王子，两人共同创办了国际残疾军人运动会，他本人亲力亲为，推动这项伟大事业茁壮成长。深深受益于体育，米尔斯坚信，体育对社会具有更大的价值，之所以容易被人们所忽略，那是因为话题往往不够“性感”，但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愿意深入草根世界，你会发现在困顿的社区里，那些体育俱乐部正在拯救人们。

10年间，Sported创造了很多温暖的社区传奇。被讲述最多的当属佩卡姆小轮车俱乐部，志愿者教练内维顿长期招募社区里的年轻人加入训练，努力让他们远离暴力、帮派组织和失业，从体育中学到的纪律性和领导力被他们带入了日常生活之中。令人振奋的是，佩卡姆俱乐部中已经有两个小伙子入选了英国国家队，有望参加奥运会。米尔斯非常满意佩卡姆发生的变化，虽然在争夺青少年方面，体育并非时刻都是胜利者，但Sported发起的青年领导计划已然将原本有可能暴死街头的年轻人送进了大学校园。

细心者会发现英国草根的运动传统还算深厚，哪怕是最贫困地区也会有社区体育机构在运行，但往往缺乏必要的支持。Sported则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提供资金和人员帮助，他们坚信那些活跃的志愿者们比政治家更了解基层社区。在德文郡，有一家开办了近50年的青少年拳击俱乐部，当地警察和行政职员支撑着俱乐部运营，不仅教会孩子们打拳，同时还给孩子们提供安静的书桌，扶助他们未来有机会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不至于为了活命而走上犯罪之路。楼下商店失火导致俱乐部被迫关门，关键时刻伦敦奥运会遗产基金和Sported一道伸出援手，让年过花甲的俱乐部创办者内尔有机会重建年轻人的乐园，让等在门外的100多名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青春交付给运动。Sported还帮助内尔聘请了两名当地消防员加入俱乐部，作为年轻人的精神导师，即便内尔未来退休，俱乐部也找到了接班人，让社区的孩子们始终看到希望。

维持3000多家社区体育组织的稳定运行，Sported一年需要大约200万英镑，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米尔斯坦言10年间挑战不断。前段时间，Sported在利物浦开办了一家社区俱乐部，米尔斯走访负责人时关切地问道，除了经费之外最发愁的事情是什么？得到的答案是让孩子们吃饱，俱乐部工作人员每天早晨都要去食物银行买来最廉价的餐食，让参与晨练的孩子们可以吃饱肚子训练完后去上学。社区俱乐部具有不可替代的凝聚人心作用，Sported希望可以始终作为他们最有效的持续支撑。

再回到Sported的译法，好像还是很难，但其中的意义至少清晰多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因体育而改变，而体育之于人的教育意义显而易见，为此我们都还可以做出不同寻常的努力。英国如此，中国亦然。

脂肪——朋友还是敌人？

无论是碳水还是脂肪，都不应吃太饱。如果你每顿饭都吃到撑，那无论怎么吃都是有害健康的。

20世纪全球知名度最高的饮食建议是什么？少吃盐还是多吃蔬菜？答案很可能是低脂。无论端上来的是一盆红烧肉还是一锅水煮鱼，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大概都是“虽然好吃但不健康”，由此可见关于脂肪有害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了。

其实这个建议的历史并不长，大约开始于1977年出版的一份特别报告。这份报告是由美国参议院的一个特备委员会起草的，它用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心脏病猝死作为案例，建议美国人要少吃脂肪，以碳水化合物代替。这份报告很快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最终促成了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鼓励食品制造商研发低脂食品，其结果就是美国人日常饮食中的脂肪含量从上世纪70年代的42%下降到现在的34%。

据说当年那份特别报告背后并没有足够坚实的科学依据，一批营养学家曾经表达过不同意见。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最近这40年里美国人的平均体重逐年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一直在上升，平均寿命继20世纪初的大流感以来首次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些事实让不少人开始反思美国的低脂政策，一些科学家在动物和人身上试验了高脂肪低碳水的所谓“生酮饮食”，证明起码在中短期内对于减肥和控制糖尿病来说效果都要比低脂肪高碳水的饮食法要好。

于是，这股风潮迅速扭转了过来。最近亚马逊网站最畅销的10本关于减肥的书当中，有4本是关于生酮饮食的。

难道脂肪真的被平反了吗？2018年底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刊登了一篇论文，4位美国主流科研机构的营养学专家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脂肪和碳水的利弊，为读者们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综述。

根据这篇综述，碳水的好处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碳水的氧化效率要比脂肪高，所以人类的新陈代谢是偏向碳水的。也就是说，如果两者都有，那人体肯定先消化碳水，而把脂肪存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脂肪似乎应该比碳水更容易让人发胖。

第二，研究证明脂肪酸会引发炎症反应，增加细胞癌变的概率。另外，脂肪的消化过程需要胆汁，而胆汁的其次级代谢产物进入消化道后会诱发直肠癌。

第三，因为脂肪比碳水贵，所以农业国家的穷人往往以碳水为主食。但很多案例表明，当这些穷人移民到富国，改变了饮食习惯之后，往往会很快发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会迅速增加。

与此同时，脂肪派则提出了自己的证据，证明脂肪比碳水好，主要理由也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脂肪不仅是能量的来源，其中含有的奥米茄-3和奥米茄-6脂肪酸还是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如果饮食中含有的脂肪太少，很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

第二，好多种类的癌细胞都是依靠糖酵解来获取能量的，如果减少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这些癌细胞将会被饿死，所以生酮饮食有抗癌的功效。

第三，在农业诞生之前，人类依靠打猎和采集为生，生酮饮食才是祖先们的日常状态。很多案例表明，当那些以打猎为生的原住民（比如因纽特人和某些海岛渔民）进入现代社会，改以碳水为主食后，他们的体重都会迅速增加，健康状况则会有明显的下降。另外，在胰岛素被发现之前，医生们都是靠生酮饮食法来治疗糖尿病的，所以这种饮食方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适应起来完全没问题。

两派似乎都有道理，到底应该信哪边呢？

这篇论文的作者认为，也许我们的关注点错了。无论是脂肪还是碳水，数量都不如质量更重要。对于脂肪来说，非饱和脂肪要远比饱和脂肪健康得多，所以应该多吃植物油，少吃肥肉。对于碳水来说，则应该尽量避免吃精加工的碳水，多吃糙米和全麦食品。因为精米、精面中含有的营养物质极少，还很容易导致血糖升高，是最不健康的碳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无论是碳水还是脂肪，都不应吃太饱。如果你每顿饭都吃到撑，那无论怎么吃都是有害健康的。

新能源车的短道赛跑

2019年开年，新能源的赛道上，我们看到了冲刺的景象，而激烈的竞争，很快将把新能源车由蓝海带入一片红...

新年一过新能源车似乎都在抢跑。短短两天，这边厢，造车旧势力的荣威升级了自己的纯电旅行车；那边厢，新势力的零跑推出了迥异于人的轿跑车型，价格亲民；海外的，特斯拉携降关税的东风，推出了超长续航的Model 3。乘用车市场一片萧条中所有的厂商都在抓住新能源的稻草，都在和迟迟未出台的补贴政策赛跑。

荣威的纯电旅行车在清一色的小轿车和SUV电动车型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去年一推出就以旅行车特有的怀旧风格吸引了老司机们，推出的最初几个月间这款以Ei5命名的旅行车销量甚至超过了在售的任何一款燃油旅行车。但这辆车也有令人质疑的地方，彼时诸多厂商都推出了续航400公里的车型，这款车却以35kWh的电能承载着工信部NEDC为标准的301公里续航。路人纷纷质疑其续航虚标，但荣威的解答是电机调教优越，加之空调采用的是节能的空气能热泵技术，能够节省很多电力。这一次，新款以52.5kWh的蓄电承载的是420公里的续航，电量一下子多出了一半，可续航却只多出了40%，不免令人怀疑其续航的不严谨处。不过，不到一年时间电池容量提升了一半，而整车价格几乎持平，还是使人惊叹电池成本下降之神速。

有关电池的成本，去年瑞银的分析师曾拆解了全球四大电池厂商的电池，以从第三方的角度告诉大家电池的度电成本降低到了什么程度。特斯拉与松下合作的锂电池，生产成本降低到了111美元/kWh，而国内最大的厂家宁德时代虽然产量居前，但成本却相对落后，为150美元/kWh。遥想10年前特斯拉发布第一辆电动跑车的时候，度电成本高达上千美元，仅仅10年间电池成本就削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电动汽车消费进入大众层面终于有了购买力意义上的基础。在中国，1月4日，特斯拉宣布Model 3的两款高配版开放认购，一辆体积远小于Model S的车型搭载的电池却同样是75kWh，毋庸说续航大幅度提升了，590公里的纯电续航完全可以和燃油车媲美了。此前，虽然很多电动车型均在自己的名字上后缀一个500之类的数字，但没有一辆的综合路况续航能超过500公里。特斯拉新车型的引入等于把国内电动车的续航战又推上了新的台阶。

相比一年前中国电动汽车市场上为数不多的几种压着补贴线生产的车型，如今的市场突然冒出了一大批新车型，蔚来、小鹏和威马等造车新势力进入集中的交付阶段，传统厂商则加紧升级换代，当此时，一款轿跑的加入给本来热络的局面又撒了一把火药。跑车本是电动车的优势所在，特斯拉就是从跑车入手，再从SUV上赢得更广泛的市场基础的。中国的占号神器与补贴神器走的则是另一个方向，小马的底子套着一个刚好能最大化政府补贴的电池，从这样的设计理念出发，我们造不出速度与激情碰撞的跑车车型。造车新势力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纷纷以SUV为突破口，在新能源市场上硬生生地划出一片自己的份额。但随着蔚来等三家开始交付，毫无造车经验的新手们势必遭遇口碑上的反弹，留给后来者的空间也就微乎其微了。此时，零跑以轿跑的面目推出一款新车型，算得上是夹缝中求生存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0～100公里加速8秒多，根本挤不进电动超跑的阵营，可10万元出头的价格，放在家用车的角度就颇有吸引力了。

本来，2019年已经开启，新的一年的补贴政策，那个消费者和厂商都颇为忧惧的补贴退坡政策也早该出台了。或许是为了给肃杀的车市留出一点亮色，或是出于程序上的原因，退坡政策并未下达，这就给厂家打开了与时间赛跑的赛道。2019年开年，新能源的赛道上，我们看到了冲刺的景象，而激烈的竞争，很快将把新能源车由蓝海带入一片红海，即使补贴退坡，消费者也买得到物美价廉的电动车。

- 环球要刊速览（1021）

环球要刊速览（1021）

全世界大约4000人中就有1人患有线粒体疾病，美国约有2万人罹患该病。

《时代》2019.1.13

孩子的未来

全世界大约4000人中就有1人患有线粒体疾病，美国约有2万人罹患该病。线粒体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每一个细胞中，它们为细胞的一切活动提供能量，它们也有自己的DNA，突变会导致听力受损、糖尿病、肌肉无力、癫痫发作和心脏相关问题。目前还没有针对线粒体疾病的治疗方法。由于线粒体疾病与遗传相关，因此可以通过改变卵子、精子或胚胎中的基因来降低疾病的发生率，但这又深受法律和伦理的制约，目前还不能通过基因治疗来修复或改变受影响的线粒体基因，这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

《旁观者》2019.1.5

欧洲的不速之客

欧洲议会选举通常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今年5月的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随着民粹主义的思潮在欧洲日益膨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欧洲怀疑论者，他们试图撞破欧盟的大门，却不想毁掉这栋房子，这群“不速之客”认为多样性是欧洲的标志，希望把权利从布鲁塞尔归还给各州。与此同时，左派则威胁要否认欧盟内部的自由贸易原则，他们想要一个边界更强、规则更弱的欧洲。

《经济学人》 2019.1.5

特朗普任期的后半程

伴随着联邦政府的关门，特朗普开始了他总统任期的后一阶段。在过去的两年里，他的形象是一个胡作非为的肇事者，欺凌、说谎，丑闻层出不穷……未来他的好运未必会延续，减税的红利很快将消失殆尽，中国和欧洲正逐渐崛起，美国经济会面临较大的挑战。此外，共和党在众议院中期选举中大败，民主党将进一步调查总统与“通俄门”的关系，视其结果，不排除进行弹劾的可能。

《新科学家》 2019.1.5

绿色飞行

我们对飞行的依赖正在破坏气候。据统计，目前每年乘坐民用客机的人数达40亿人次，航空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2%，如果其他行业按承诺减排，航空业按现有趋势继续发展，到2050年，航空业的碳排放量可能高达27%。于是人们想出了很多办法让飞行变得更环保，从简单的直线飞行到从稀薄的空气中获取燃料，再到制造电动飞机，一系列可以降低碳排放的新技术正在到来。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019.1~2

中国制造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科技飞速发展，商业创新不断涌现，如今拥有全球20家最大的科技公司中的9家。但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通常是国家驱动的强硬发展和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的矛盾结合，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之所以能蓬勃发展，得益于某种程度上的互联网管制和政府的激励措施。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加速，企业需要在衡量政策方向时，敏捷地跟上创新的步伐。

- 读者来信（1021）

读者来信（1021）

如何才能把对失独者的关爱做到人性化，落实到他们的心里，是一项难度不小的新工作。

失独者

老孟在物业公司做社区安保经理。每周的物业管理会议上，老孟都要照例给大家讲话。讲着讲着，老孟就会讲到防范意外事故，加强小区夜间巡查方面。“我儿子，部门经理呢，月薪8000呐……”每每如此，底下的保安小弟们嘴角一咧，做出不耐烦的表情：“又来了，跟祥林嫂似的。”

老孟夫妻作为上世纪80年代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分子，眼看着儿子大学毕业，拿着不错的薪水，倍感骄傲光荣。中年的老孟早早地拿出省吃俭用的积蓄给儿子置办了一套婚房，还花了30多万元装修，就盼着早日抱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了。

谁曾想，初冬的一个深夜里，老孟的独生子跌进了离家几步之遥的小区河道里，因为醉酒迷迷糊糊的，竟然没能从不足两米深的水里爬上岸，等到第二天被人发现的时候，尸首已经被泡得发白了。据那晚的目击者说，当时在河里挣扎着向上爬的小伙说：“没事的，我只是想到河边小个便，喝了点酒滑了一跤，我不是要跳河自杀。”

失去了独子的老孟没有像老婆那样哭天抹泪，却几乎一夜白头，而且耳朵也出现了问题，会时不时地失聪。虽然后来老孟尽快把儿子的婚房卖掉了，重新回到物业公司上班，但是他会经常讲到小区巡查，讲到儿子。水其实不深的，老孟坚持认为，夜里如果保安能够发现问题，及时尽职帮忙的话，一切都会改变。

相对于像老孟这样能够“走出”伤痛的失独者，小区里还有一位失独者母亲——菊妹，她就没能这么快地跨过这个坎。

菊妹的女儿两年前考上了南京一所高校。眼看着快放寒假了，却突然在操场上晕倒。学院赶紧联系菊妹老公，却再三没人接听，原来他工作的模具车间噪声太吵，没人听到电话响。在没有家长签字的情况下，医院只能先做保守治疗。学院多次尝试打菊妹的电话，而她那时关机错过了接听。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学院才辗转联系到菊妹的兄弟。等到他们三人赶到南京的医院，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间，在花费了十多万元的治疗费用后仍然没能把人救回来。

菊妹在亲戚和居委会的陪伴慰问下，在眼泪和悔恨中艰难地度过了女儿的“五七”。随后几乎是一蹶不振，仍然呆呆的，头发乱蓬蓬的，大半年连家门都不愿意出了。

社区里安排了一些志愿者定期对失独者进行拜访和帮助，也会组织一些聚会活动，但是很多失独家庭参与的意愿并不高，毕竟逢年过节的一点米油实物或者慰问金，实在没有必要听着扎心的“失独”二字去领的。居委会亦深感压力，很多失独者都是年近半百，没有继续生育的可能了。如何才能把对失独者的关爱做到人性化，落实到他们的心里，是一项难度不小的新工作。

后来，菊妹来社区办理收养手续证明的时候，居委会虽然听说那是她从苏北领养的别人的私生女，也还是给予了一路绿灯方便。

（读者 清风吴语）

到社居委帮忙

作为区政府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过去的一年，我感觉假日少，原因是假日里常到与单位对口帮助的社居会去帮忙，主要是做三件事，一是文明创建，二是禁放禁燃烟花炮竹，三是铲雪。

去了后先将红袖标戴上，有时是志愿者的标志，有时是文明劝导员的标志，其实都无所谓，有个标志就行。文明创建主要是跟着社居委的工作人员到楼道查有没有乱堆乱放和“牛皮癣”。先坐电梯到顶楼，然后一层一层往下走，轻易不敲住户的门，以免让人烦。

再就是禁放禁燃烟花炮竹，这个就要挨家挨户上门了，因为要求住户签协议，要住户承诺不放了。我感觉签协议时出奇地顺利，可能是大家这些年来深受炮竹烟花之苦：一是污染空气，二是噪声令人难以忍受，三是将环境搞得一塌糊涂，四是搞不好就会失火。但虽然协议签了，也还是不放心，因为习惯的力量毕竟很强大。不放心咋办呢？那就是四下里宣传巡视，拎着大喇叭在小区里四处走。这虽然不是力气活，但依然很辛苦。当然，在禁放过程中，也有令人为难甚至难过的时刻，有次一个老太问我：“一点都不能放啊？”我说：“不行的，奶奶，真的不能放。”她抹了抹眼睛说：“那我跟我家老头子一点联系方式都没有了啊！”我听了心里一酸，我何尝不想跟我死去的爹有某种联系方式啊！我劝了她几句，她说：“我理解你的，不会放的。”

而铲雪就是个力气活了。我们单位十来个人，承包了一条几百米的道路，先将盐撒到雪里，然后就是铲。主要是铲路两边的雪，有时候不凑巧，盐撒完了，遇上坚冰覆盖的坡路，那可真是苦不堪言，铁锨、十字镐都没办法。后来一个领导不知从哪得来的经验，说用锤子砸效果好，于是就到五金店买来锤子，大伙轮番砸，倒也管用，那冰有时候一砸能碎裂一片。可现在的锤子似乎质量不太好，砸着砸着有时候锤子的把手就脱落了，让人徒唤奈何。

其实我老觉着铲雪这个事要改进，要实行就近铲雪法。比如说我家住在城市的最东边，而安排我们单位来铲雪的地方在城市最西边，我要换两趟车，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达指定地点。其实我完全可以就在家门前的社居委报到，在家附近铲雪。有时候还得无奈地等检查，有次事忙完了，准备走了，却不料说大领导等会要来检查，得等到领导检查过了才能走。于是就等领导来检查，也不敢去吃饭，这一等就是两个多钟头，心里面很不是滋味。

一年来，虽然假休少，但我并没什么怨言，也没听到同事们有什么怨言，虽然从没拿到过加班工资，有时甚至自个掏钱吃盒饭，然而为了城市好，为了能过上一种更清净、更文明、更方便、更安全的生活，能干一点就干一点吧。

（安徽 余毛毛）

电热水器的“坑”

去了妹妹家，地面一片水渍，说刚把某合资品牌的电热水器给修了，花了近500元。

我记得热水器已有些年头，就问用几年了，她说2011年装修时买的，过7年了，中间没坏过，质量还不错。

我哭笑不得，说：跑偏了，不是谈质量好不好， 是说大修值不值。电热水器结构简单，但凡正规产品，坏倒不容易，只是国家标准定的强制报废期是8年，都用7年了还修啥，新的才1000多元，如果买国产哪怕是大牌的，普通的也就八九百块。若一年后报废，每天得洗多少次澡，才能把近500元的维修费冲回来？

再问起维修费组成，她拿起维修人员留下的维修结算单，上面潦草地列着：镁棒 90元，加热管290元，上门费90元，合计470元。她说维修师傅说了，热水器用了7年，内胆里吸附水垢的镁棒已经很短，如果不换新的，水垢失去了吸附和中和，会越积越多，容易导致皮肤病，而加热管不换甚至可能漏电，如果电着了孩子可划不来。

会威胁到年幼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妹妹一听就紧张了，再想到那些洗澡时电死人的新闻，立马觉得安全大于天，赶紧同意换。接下来的维修、更换中，确实也清理出了一堆水垢。到付款前，维护工还掏出印刷精美、翻得破旧的零件价目表给妹妹看了，镁棒和加热管确也是那个价，人家似乎并没多要。临出门时还强调，公司要求帮客户带走水垢和旧件，于是拆除件也被一并带走，到底是啥状况也无法查验。

我更觉得诧异，自家的电热水器从来没换过镁棒，因为说明书上明确写着镁棒终身免维护，所以，多年来并没有额外费用。

妹妹于是找出说明书，在最后部分的“维护和保养”章节，果然看到了“电子镁棒技术，完美实现终生免更换免保养”的表述，只是字有点小，挤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一点不显眼。其中，对加热管也有提及：“可在除垢时一并清洁，若无损坏，无需更换。”可惜，这些重要信息没能在字体、格式上予以突显。加上多数人并没有细看说明书的习惯，所以被忽视了，钱也就被糊弄去了。

越想越生气，妹妹就给售后服务热线打电话，诉说了事情经过，结果售后的答复很官方很客气，却也不是没道理：已记录在案，会在考核时予以扣分（当然，这个概率很低，抚慰类措辞）；如果更换是经过顾客认可，对维修师傅他们不好处理，也无法退款；从安全的角度讲，更换镁棒和加热管，肯定比只做清洁保养好，再用三年也没问题。

我安慰她：不怪你，怪厂家，应该把终身免更换的提示用醒目字体印在外机上，至少印在说明书封面上。心里却在想：真那样的话，估计厂家又不好找各地的售后商家签约了，至少对方要价就会高得多。

（湖北宜昌 聂武钢）

- 潜伏在感冒里的身体现象学

- 出远门之前

- 占星者的预言

- 不若与众

潜伏在感冒里的身体现象学

通过潜伏在感冒里的身体现象学，才发现自我与身体的距离远得超乎想象。难怪尼采说“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

（图 谢驭飞）

文/肖遥

冬天流感季，对我这样一个资深鼻炎患者来说如临大敌。尽管采取各种措施严防死守，但寒冬的感冒就像海岛上的台风，迟早要登陆。我在想是否需要画个感冒发病原因的动态路径观测图，对引发感冒的种种原因做个统计和筛查，才能更好地回避和预防？类似分析一只股票十年来的涨幅曲线一样。

可这几年，气候越来越喜怒无常难于预测，股市也一蹶不振没有规律可循，感冒的突袭也根本不跟你讲规矩讲套路：去年感冒是一场午觉起来，打个喷嚏就感冒了；而前年是因为太忙没机会午休，感冒病毒在某个疲惫的下午趁虚而入；还有更多的起因根本摸不着来龙去脉，可能是吃爆米花上火，也许是跑步出汗着了凉，天干气躁，温度骤降，一举一动都可能招来强敌……先是嗓子疼，继而炎症从嗓子蔓延到鼻腔，就像火和烟顺着烟囱烧了上去，几乎是肉眼可见的，鼻翼就肿起来，而鼻腔的拥堵比交通拥堵还麻烦，交通到半夜就缓解了，而鼻炎最害怕晚上，堵得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中途又被活活憋醒，由不得令人沮丧到怀疑人生。很羡慕那些感冒都感得好单纯的人——吃几片感冒灵，蒙头睡几觉就痊愈了，他们上辈子可能是拯救了什么星系，而我上辈子一定是搞破坏的那个人。

生病会使人变得感性，对自己平时满意的一切都产生怀疑：独身时会觉得是不是结个婚比较好，就不至于垂死病中惊坐起却四顾无人倍感凄凉了。可结了婚又会抱怨，难道不是因家庭成员增加导致几何级增量的家务累病的？此刻能做的，就剩下台风来袭后的各种补救和挣扎，使得恶劣天气不十分影响生产生活。于是借口生病，不拖地，不见客户，不背单词，不看烧脑的书和剧，不再为管理身材做平板支撑仰卧起坐了，理直气壮地看脑残剧，和平时有意回避的汤、躺、烫亲密接触，想怎么虚度就怎么虚度年华而没了负罪感。以“对自己要好”为借口，把看来看去觉得没必要不实用、但每次看见总蠢蠢欲动的大衣拍了下来。下单的瞬间，我听见衣橱里的一队大衣都发出了轻声叹息。

只有生病时才能发现，人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其实少得可怜。虽然我们能像品评物品样用目光随意丈量、观察别人，却谁也看不清楚自己的后脑勺、后背，也不可能随时观测自己的面部表情，它们都暴露在别人面前，完全无法防备和控制。身体表面如此，内部更甚：不借助X光、B超、内窥镜，看不到体内的情况。我这次去看病，才发现不是鼻炎，而是鼻中隔偏曲引发的鼻塞，就像塞车不是车流爆炸，而是道路本身设计的问题。平时以为身体是世界上最贴近自我、最亲密无间的东西，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结构上的偏差，以及里面的零碎变化一无所知，甚至对心中油然而生的欲望和情感都无从掌握。与自我和他人相比，身体反而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就连每年冬天抵御不知何时来袭的感冒，也像被动地等待一顿迟早会来的暴打。通过潜伏在感冒里的身体现象学，才发现自我与身体的距离远得超乎想象。难怪尼采说“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

出远门之前

那些让空间也不得不活起来的痕迹和动作。一旦人离开，空间就休眠了。

（图 谢驭飞）

文/孙欣

每次读到里尔克的《预言》，都觉得写的是人出远门之前的紧张状态：“我觉得风从四方吹来，我必须忍耐。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又把自己抛出去。”出远门以前，事情总是商量好了一样，一件接着一件，无法不激动，也无法不忍耐。刚洗完一大堆衣服，又发现几件一定要穿的还没有洗过收拾好。刚精心装好箱子的一部分，好像“俄罗斯方块”一样完美地砌在一起，就发现手边还有一双鞋，必须放弃完美均衡才能塞得下。至于说带不带熨斗带不带吹风机带不带所有颜色的长筒袜，隐形眼镜护理液是带上正在用的那一瓶还是到了目的地另买，这些都是问题，每一次思考都会得出新的结论，实践以后立即觉得该结论是错的。准备一次出远门，自己平时为人做事那些小小习惯和准则不知要打破几次，才能换得自己和现实的片刻妥协。

出门片刻便回来，没有什么顾忌，因为此时此刻的生活不曾被打断，出门是此刻生活的一部分，像水龙头里流出的水的转瞬即逝的不连续。出门以后再也不回来，那是对此刻生活的一刀两断，对眼前的一切宣告不再负责。转身以后，身后是火光冲天还是埋进蛛网再也无关紧要。只有出远门像放风筝，再高再远身后也牵着一线。出远门的目的无论是什么，操作上都要保证生活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包括不在场的自己和停留在原地的一切其他事物。有些经常旅行，以酒店为家的人，为了营造一种四海为家的气氛，会带着自己常用的床单枕头，并不完全是因为卫生原因。还有人带上香氛蜡烛，点燃它，薰香精油在热力作用下缓缓挥发，闻到了熟悉的香气，就好像仍然身处熟悉的环境。气味最容易唤起人的回忆，不论那回忆有多远。但是家的气息构成如此复杂，很难用香氛蜡烛来抹平。冷飕飕有如独特指纹的水泥味和不锈钢味，钢琴漆的苦味，暖气片烘热的灰尘味，盆栽落叶的腐甜味，旧布残留的洗涤剂味，还有更复杂更难以描述的人的气味，才是家的气味中最强力的元素。出远门时带上的那些道具，用途更多是指示家的方向，而不是营造家的错觉。

被自己抛下、冷冷清清留在家中的一切事物，它们都会照顾自己吗？猫狗不用说一定要找人上门来喂和陪玩，即使如此，它们可能也会委屈。我认识一个人，若是出门两三天，会为猫定时开电视，让它以为家里人都在，只是在玩躲起来不见面的游戏罢了。电器要从插座上拔下来，家具要用布单盖住。一个空间里若没有人出出进进，蜘蛛会告诉灰尘，灰尘也会告诉蜘蛛，它们纷纷拥来做不花钱的房客。在家时并没有努力打扫卫生的人，出门几天会发现家里盖了一层灰，即使门窗都关得很好也无济于事。人离开时，也一并带走了他们的指纹、脚印，拍打、拂落、踢踢拖拖地走、随手啪地一丢……那些让空间也不得不活起来的痕迹和动作。一旦人离开，空间就休眠了。

占星者的预言

奥迪弗雷迪说得对，星座除了能够证明星座学家的狡诈与星座粉丝的愚蠢，还能有什么价值呢？

（图 谢驭飞）

文/欧阳宇诺

闺蜜娜说让我陪她一起去见占星者，娜的同事都认为那位占星者的预言非常灵验。我告诉娜，意大利逻辑学家、数学家皮耶尔乔治·奥迪弗雷迪认为，十二星座在自然中并不存在，它们就像人们通过墙上的斑痕或天上的云“看见”的图案一样，不过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就算是这样，我还是要去见占星者，娜在听完我的阐释后，仍然坚持己见。

于是，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周末，我和娜在约定时间到达了指定地点，一个带露台的咖啡店，店内温暖的空气及咖啡的浓香令人心情愉悦。二层露台遮阳伞下的木质小桌上，放着一本最新版的时尚杂志，封面上是那个以筷子腿著称的少女超模。我突然想起，我买了这本杂志的电子版，但还没有看完。

占星者出现了，她穿着波西米亚风情的拼接长裙，长裙上至少有十种以上的色彩，耳朵上戴着红色的羽毛耳环，每个耳环上还缀着一个小小的银色铃铛，于是当她带着微笑向我们走来时，咖啡店里响起了连绵不断的清脆铃铛声。她依次拥抱我们，仿佛看见了久别重逢的朋友。当我们坐下时，我看见她的波西米亚长裙下穿着黑色的铅笔裤以及红色的滑板鞋，这风格迥异的着装对比令她的长裙仿佛变成了一种略显夸张的职业道具。

店员给我们端来了咖啡，占星者要求娜先静静地喝完咖啡。我不愿打扰她们之间的神秘气流，端起咖啡在店内踱步，然后找了另外一把椅子坐下，开始用手机阅读那本电子版时尚杂志。我的余光瞥见占星者拿起娜喝完咖啡后的空咖啡杯，大概是要研究杯底咖啡渍的形状。然后，她们轻声交流了很多。最后，娜将提前准备好的装钱的信封递给了占星者。

离开咖啡店后，我们找了另外一家店吃三明治。娜断断续续地对我讲了占星者的预言：掌管爱情和享乐的金星与冥王星形成了一个令人倍感浪漫的角度，因此，娜会在近期与所爱之人共度甜蜜时刻；海王星的能量可能会造成水星的混乱，而水星掌管着星盘中的朋友及商业伙伴关系，因此，要时刻保持清晰敏锐的头脑；一份来自家庭成员的特别礼物可能会对娜的经济焦虑略有缓解，因为金星在家庭板块与冥王星形成了一个角度，这足以促成家庭成员支持娜的自我价值实现……

我突然觉得这些话语似曾相识，然后，我打开电子版杂志的星座运程，发现，“聪明”的占星者分别截取了12星座的运势片段。看来，奥迪弗雷迪说得对，星座除了能够证明星座学家的狡诈与星座粉丝的愚蠢，还能有什么价值呢？

不若与众

早在战国时的孟子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乎？当时齐宣王回答说：“不若与众”，大家一起...

（图 谢驭飞）

文/二公子

曾有歌词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哲学家也说人天生是社会的动物，理论上都喜欢扎堆凑热闹。早在战国时的孟子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乎？当时齐宣王回答说：“不若与众”，大家一起比较开心。

可是当谈到人口爆炸、大都市膨胀时，大家又都很恐惧，比如东京涩谷的十字路口就经常作为一个负面例证在无数纪录片里出现。那是一个车站和几条街道交汇的庞大路口，天空被巨大的电视屏霓虹灯占据，当人行道绿灯亮起，四面八方的人潮就会如程序设定过一样，步伐迅速地通过路口，老练而漠然地擦肩而过。据说，这里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地方，平均每分钟有约3000多人通过，每天约有250万人在这里走走停停。成百上千着装入时或另类的人群交织在一起，纷繁复杂中透露着一种迷茫。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日本女演员菊地凛子曾被问过，如果拍摄关于东京的电影，选一个社区扮演一个角色，最想演哪个？她说她想演涩谷。因为那里流动着一种整个社会都盛不下的精神和活力！草率而冲动。

看看自己，喜欢聚会、闹忙、“草率而冲动”的时期也就是在上学的日子里。在大学每年都积极地参加各种新年倒计时活动，还曾为了跟一群人去看一场狮子座流星雨、看世界杯转播通宵未眠。

有一年的新年，在越南河内，晚上街道上的人和比人还占地方的摩托格外多，不仅让我无法走路，倒推着我朝相反的方向后退。我本来想走回住处，看到这个情况索性留下来跟当地人倒计时庆祝了，直到隔天凌晨两点，人流逐渐散去，我才回到本来直线步行5分钟都不到的青年旅社。可当时不仅不觉得累，还觉得体验很特别。

现在人到中年，变得好吃懒做，坐拥两个娃，在家里当沙发土豆最多。当在电视上看到号称“世界的十字路口”的纽约时代广场一年一度的水晶球倒计时一夜聚集了100万人，顿觉头皮发麻。脑袋里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上厕所怎么办？

回头跟朋友交流，发现所有人都有参与集体狂欢的惨痛经历，有人在圣诞节的香港尖沙咀遭遇封路滞留深夜；有人在八月十五的上海外滩公交车搁浅；有人在北京演唱会后无车可打最后坐送菜的板车回酒店；有人在黄山、在武当山、在武夷山、在某座什么山因为人太多，体验了“真正的上山容易下山难”！

美国有个青年叫克里斯托福，就提出人要离开社会。他家境优越，是亚特兰大私立名校优等生。毕业后，克里斯托福放弃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把存款捐给了慈善机构，做了一名流浪汉，去阿拉斯加寻找自我，最终他一个人住在森林里，死在了他为之迷恋的荒野。他这段经历后来被写成了一本书，也拍成了电影《荒野生存》。令人唏嘘的是，他抱着巨大的勇气离开社会，走入荒野，却表示了后悔，他在回忆录里留下这样一句话：跟别人分享的欢乐才是真实的，也就是齐宣王说的不若与众。

- 天下（1021）

天下（1021）

1月4日，苏兹达尔城里，当地人牵着马车和狗等待着游客。

俄罗斯 | “白石之城”

1月4日，苏兹达尔城里，当地人牵着马车和狗等待着游客。苏兹达尔被誉为“白石之城”和“博物馆之城”，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点保护的人类文化遗产。

日本 | 新年蹴鞠表演

1月4日，民众穿着和服在京都贺茂御祖神社中蹴鞠。

沙特 | 文化节

1月1日，利雅得郊区举行杰纳第利亚遗产文化节，该文化节是海湾地区及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艺术节之一。

英国 | 时装周

1月5日，2019秋冬伦敦男装周期间，时装品牌“Charles Jeffrey Loverboy ”秀场后台。

西班牙 | 化装舞会

1月6日，欧洲狂欢季开始，狂欢者在西里奥地区参加化装舞会。

马耳他 | 移民

1月3日，一名移民在非政府组织救援船上休息。

- 消费·理财（1021）

消费·理财（1021）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表示，近期股市的波动显示，牛市已经结束，市场不太可能稳定下来并再次走高。

栏目插图 | 范薇

熊市的尽头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表示，近期股市的波动显示，牛市已经结束，市场不太可能稳定下来并再次走高。通常，投资将熊市定义为至少跌20%，但仅跌20%并不意味着熊市完结，有时候市场会跌去50%。法国兴业银行的分析师看法悲观，他们认为，动荡的2018年只是开始，2019年全球股市可能会遭遇更惨烈的大跌。美股中，较高位跌去至少50%的标普500成分股已经占到了9%，而在标普1500指数中，已有18%的成分股较3年前高位跌去至少50%。

权健的直销与“传销”

“权健事件”发酵，联合调查组认定，权健涉嫌传销犯罪和虚假广告犯罪。权健宣传火疗可以“治百病”，卫生巾可以治男人的前列腺，骨正基鞋垫具有多种疗效。2000年，束昱辉兜里仅剩2.4元和火疗等多张秘方来到天津，日后的百亿权健帝国由此起步。如今，束昱辉实际控制公司超100家，横跨医药健康、金融、足球、房地产、化妆品和机械等领域，排名直销榜企业第三名，每年纳税超亿元。

出生率

“全面放开二孩”短暂阻止了人口下滑，2018年“红利”消失后，新生儿“雪崩”了。据地方公布数据加总，全国新生儿出生数或会低于1500万，这意味着人口出生率仅为10‰，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统计中上一次新出生人口不足1500万的年份是1961年，那一年中国还处在大饥荒的尾部。总生育率刚能达到1，意味着一对夫妇一生仅要一个孩子，而日本是1.4个。

生肖酒

从2014年开始，茅台已经发布了5年的生肖酒，猪年生肖酒也开始面世。2014年的马年生肖茅台，当时出厂价950元，2018年初的官方售价是1.4999万元；2017年的鸡年生肖茅台，出厂价为1599元，目前一些渠道的报价是4158元。不过这些是官价，市场上马年酒已经降到1.1288万元了，鸡年酒线下渠道的报价是3528元。高端收藏酒是泡沫还是物有所值有待验证。至少，贵州大曲生肖鸡年酒从每坛1100元飙至4000元，如今则接近打道回府。

外汇“闪崩”

2019年新年伊始，流动性紧张之际，外汇市场爆发2009年来最大规模“闪崩”。1月2日，日元一度暴涨，主要风险货币对美元近全线重挫。转瞬间，美元兑日元跌400点，跌幅近4%，创近10年最大跌幅，至两年最低。澳元兑美元暴跌逾4%，至少为两年半最大跌幅，创近10年新低。土耳其里拉一度跌约4%，英镑、欧元均跌超1%。究其实，强势了一年的美元或在2019年走弱，因为交投清淡，市场情绪被放大。

个税累计预扣预缴

2019年起实施的新《个税法》，首次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四项所得综合按年计征个税。其中，工资薪金所得将采用累计预扣法来预缴个税，其余三类收入按次或按月预扣预缴。这与此前个税代扣代缴的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劳动性收入来源多样的纳税人要办理年度汇算清缴；工资薪金所得则需要根据各月累计收入计算出累计应纳税额后，再减去当年已缴税额来确定当期应缴税额，意味着到手收入可能前高后低。

手绘代购品

《电商法》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法规定一切代购都需要营业执照，且依法纳税，偷税漏税需承担刑事责任。面对严格的新法，代购们在朋友圈的销售渠道率先求变，原本一张张精美的品牌广告图片，变成了手绘版，试图规避系统自动检索。手绘插图惟妙惟肖，可即使变成“灵魂画手”，也难逃《电商法》监管。消费者担心，海淘的成本将大幅提升，购物的便利性将大打折扣。

- 好消息·坏消息（1021）

好消息·坏消息（1021）

糖尿病能自愈？这并非江湖郎中的骗术。

糖尿病自愈之光

糖尿病能自愈？这并非江湖郎中的骗术。以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院为首的研究小组日前在《自然·细胞生物学》上发表论文指出，在小鼠体内，当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胰岛β细胞功能受损时，邻近的负责分泌胰高血糖素的α细胞中，约有1%～2%会自动发生改变，接过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的任务。通过用药物改变细胞间信息传递的过程，研究者已经可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5%。对此种细胞可变性机制的深入研究，有望为糖尿病和一系列与细胞损伤相关的疾病开启新的治疗方向。

海藻诚可贵

在许多以蓝天白云、水清沙幼为卖点的海滨旅游城市，丛生的海藻常常被视为不受欢迎之物。然而，发表于《生物科学》上的最新研究指出，在保护热带海滩免受侵蚀这一点上，天然的海藻丛要比当下常用的海滩补沙养护和建造防波堤等手段成本更低且更有效。

太空无忧

太空旅行时的辐射暴露会不会增加癌症和心脏病风险、并导致寿命缩短？发表于《职业与环境医学》上的一项研究比对了1960到2018年间美国宇航员与职业棒球、篮球运动员的寿命后发现，大可不必杞人忧天。这两组人的死亡风险并无明显差异，而且均低于一般人群。

探头综合症

经常觉得颈部僵硬、肩背酸痛？看电脑和手机时的错误姿势可能是罪魁祸首。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指出，许多人经常将头部前倾45度角以靠近屏幕，此时由于重力和杠杆作用，颈部需要承受的压力高达抬头挺胸时的3～4倍，很短时间便会导致疼痛。

增重与减寿

对12个品种的5万余只宠物狗进行长期健康调查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研究小组在《兽医内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超重会显著缩短汪星人的寿命。超重的雄性德国牧羊犬比体重标准的同类平均少活5个月，而对雄性约克夏～来说，差别更高达两年半。

- 声音（1021）

声音（102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视力受损人数约为2.53亿。

（插图 山羊胡）

| 声 音

你要想找谈论为母之道的书，必须跑遍几乎整个图书世界。育儿手册位于人类体验纪实类书籍的最远端，正好排在减肥类书籍之后、占星类书籍之前。大多数此类书籍的开头都像科幻小说，有一个世界末日似的场景，在其中，我们熟知的世界已经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世界，我们必须接受教育，学习其中的基本原理。

——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成为母亲》

最成功的作品是素材最少的作品；表达愈接近思想，文字愈胶合其上并隐没其间，作品愈精彩。我相信艺术的前途系于此道。艺术越成长，越尽其所能地飘逸化——从古埃及神庙的塔门到哥特式的尖拱，从印度人的两万行诗到拜伦的一气呵成的诗——我越能看出这一点。

——福楼拜，《福楼拜文学书简》

年轻人要想成为有创造力的思想家，艺术的滋养是必需的。这是因为艺术由于其外显性，是创意教学所用的工具中最常见且最容易获得的。贾科梅蒂雕塑的微型化和埃德温·兰德针对挡风玻璃的眩光所采用的策略是相同的；毕加索立体主义画作中对连续区域的打破与手机信号塔的搭建也异曲同工；弗里达·卡洛的画《受伤的鹿》中她的头与鹿的身体的融合这一方法，也用在了转基因蜘蛛羊中。

——大卫·伊格曼、安东尼·布兰德，《创造的故事》

我意识到并非每个人都会给文件夹贴标签和按字母顺序排序，有些人压根就没有文件。多年后，我会爱上一个男人，他把自己的东西堆成一堆，从不觉得有叠衣服的必要。

——米歇尔·奥巴马，《成为》

爱情有好几种。一种是自私的、卑鄙的、贪婪的，把爱情服务于自己的自负。这是丑陋、有害的爱情。另一种是倾泻你所有的好心，你的好意、关心和尊重，认识到另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贵重的。第一种爱情让人生病、卑微、虚弱，第二种会释放出你的力量、勇气、美德甚至智慧。

——美国作家斯坦贝克

| 数 字

307万美元

日本寿司连锁店喜代村老板木村清以3.336亿日元（约307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一条重达275公斤的蓝鳍金枪鱼，创下历史纪录。

39次

2018年，平均每周有超过两枚火箭离开地球升空。中国去年发射火箭39次，相当于全球发射总量的34%。美国共计发射火箭31次。

2.53亿人

2019年1月4日是首个世界盲文日。盲文使用六个点来表示每个字母和数字，乃至音乐、数学和科学符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视力受损人数约为2.53亿。其中3600万人患有盲症，2.17亿人有中度至重度视力损害。

- 好东西（1021）

好东西（1021）

海瑞温斯顿经典锦簇Winston Cluster高级珠宝系列钻石戒指，六颗总重约4.03克拉的梨形切...

花团锦簇

海瑞温斯顿经典锦簇Winston Cluster高级珠宝系列钻石戒指，六颗总重约4.03克拉的梨形切割钻石组成花朵的形状镶嵌于铂金底座，戒托造型犹如藤蔓环绕指间。

3D人体扫描仪

Naked Labs出品的身体扫描镜子支持Wi-Fi/蓝牙连接，使用英特尔“Real Sense”深度传感器和搭配的体重秤来扫描用户身体。扫描后，用户可以使用移动应用来查看身体脂肪百分比等数据，还能比较历史数据。

极简风格

Valextra的皮革处理工艺在保证Boxy Tote手袋挺阔硬朗的同时轻盈有型，激光雕刻工艺在手袋的正反面分别镂空刻出“IN”和“VISIBLE”的Slogan（广告语），凝练的线条彰显了米兰工业设计大师A.G.Fronzoni主张的极简风格。

多用途的搁架

Twist Shelf采用未经处理的橡木制成，既是搁架也是磁性板，可用于厨房存放香料和展示食谱，也可以用于办公空间，收纳办公用品和便利贴，或者用在玄关位置，收纳钥匙、太阳镜等小物件。

动态的盘子

Eatense是专门为了使食物更色香味美而设计的盘子，可承受热量并且防水，其平板电脑显示屏上可呈现不同的图案、纹理或动画：用于点缀点心的竹子质地，用于装饰蛋糕或糕点的糖果盘，甚至是用于烤牛排的炭火。用户甚至可以通过显示屏了解菜色的调味、食材、煮法等。

正负两秒

劳力士日志型36永恒玫瑰金钢款的旋入式表冠具有双扣锁双重防水系统，防水深度100米。恒动摆陀双向自动上链的3235型机芯让腕表的精准度维持在每天正负两秒以内。每一块珍珠母表盘的色泽深浅及结构均独一无二。

镜片显示器

Yanko Design拿到了英特尔Vault AR专利授权，通过设置在镜架上的超微投射系统，让眼镜片直接变成显示屏，并且可以根据眼球的状况自动调整焦距，保证显示清晰。通过配套的迷你指环，还能让用户对显示的内容进行基本的交互，比如浏览内容，甚至还能通过语音发布指令。

触感特征

设计师二人组Morten＆Jonas设计的Hoff模块沙发强调视觉特征和织物表面的触感，他们希望由此创造出能够唤起人们情感的物品。

眼睛图案

Kenzo Kombo双肩包以浮雕徽标为标志，表面装饰有趣的眼睛图案，为休闲背包带来一种运动与俏皮感。

54克音箱

轻便的Lexon迷你蓝牙无线音箱只有54克重，金属饰面结合柔和圆润的线条，具有多种色彩选择，设备下方的按钮用于打开和关闭蓝牙。

水晶点缀

造型圆润的BKR Tutu玻璃水瓶，浅桃粉色硅胶套具有柔和的触感，镀玫瑰金的瓶盖上点缀了闪亮的施华洛世奇仿水晶。

岩石吊灯

就像火山岩一样，Foscarini Rock吊灯以粗糙的黑色外壳搭配珍珠光泽的内层，多切面的灯罩外壳在光线的反射下，产生水晶般的视觉效果。

智能手表

Fossil Sport是首款采用Snapdragon Wear 3100芯片的智能手表，表壳由镀铝的尼龙制作，由于内置Google智能助理，使用Google AI助手控制的内容都可以转移到手表上。

镜面彩虹

Fritz Hansen的长条镜实际上是由钢材制作的壁挂装饰品，特殊的技术让钢材表面获得彩虹般的镜面效果，根据观看视角和周围光线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外观。

Table of Contents

- 民宿，远方亦故乡

- 封面故事

- 民宿，远方亦故乡

- 民宿之美在于神

- 上海老洋房：旧日时光

- 北京胡同：人情的味道

- 松阳山野里的惬意

- 老街与山居

- 新大理人的田园梦

- 喜洲：古镇的午后

- 沿着纵贯线，踏访台湾民宿

- 借民宿，搭一个情景游戏

- 卡帕多奇亚精灵小屋：老宅与主人

- 拉斯维加斯民宿：赌城的意外

- 社会

- 董明珠的转型为何这么难？

- 成为董小姐

- 权健的魔力

- 日本重启商业捕鲸：捍卫传统？

- 专栏

- 刘震云：幽默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2）

- 特朗普会与伊朗“密谈”吗？

- 每个人都可以因体育而改变

- 脂肪——朋友还是敌人？

- 新能源车的短道赛跑

- 环球要刊速览

- 环球要刊速览（1021）

- 读者来信

- 读者来信（1021）

- 生活圆桌

- 潜伏在感冒里的身体现象学

- 出远门之前

- 占星者的预言

- 不若与众

- 天下

- 天下（1021）

- 理财与消费

- 消费·理财（1021）

- 好消息·坏消息

- 好消息·坏消息（1021）

- 声音

- 声音（1021）

- 好东西

- 好东西（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