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一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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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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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杂文就像荒漠中的绿洲，是我的栖息地。

本集收入的文章是我近年写作的杂文和随感，全部属于“凡人小史”，即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冷眼旁观，对身边的历史，书本上的历史，讲点我个人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也利用了一点我的专业知识和杂览偶得的读书感想，但我关心的事在有如工业流水线的专业学术中没有位置，只能用业余的方式，另外找个地方说话。为了让读者对我的想法有个连贯的了解，我还酌收了几篇《放虎归山》中的旧作。

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第一组文章，只有两篇，是个引子。大意是讲我对我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鲁迅诗里说的“每日见中华”的“中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什么历史印象和价值判断。因为六十岁还没到（差四年），好像秋虫还没有看到万木凋零的冬天、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很多印象还非常模糊，很多判断还很不准确，我的知识千疮百孔，我的记忆颠三倒四，不能不借助于古人叫玄思冥想，其实不过是拍脑瓜的办法。因为思绪是用断片连缀，漫无边际，时有跳跃，若有所思，若有所失，取譬设喻，近乎朦胧体（诸子书就是这种文体，《老》、《庄》更是），所以我叫“大梦初醒”。

第二组有九篇，是谈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事，属于“武”的话题。其中《纸上谈兵——装孙子》、《侠与武士遗风》和《汉奸发生学》是《放虎归山》的旧文。中国古代兵书，是我多年迷恋的对象。我曾许愿，要写一本《兵不厌诈》，但一直找不到感觉。近来，因为读《剑桥战争史》，我才豁然开朗，原来西方极乐世界，这五百年的历史，如果不从它的赫赫武功下手，是难以明其究竟的，包括他们的学术，他们的心理，乃至一切。更何况，战争是最大的国际主义，不仅是“国之大事”，也是“球之大事”，硬道理里面的硬道理，管着所有的软道理。历史很新也很旧，“全世界人民害了怕，帝国主义拍手笑”。观战，已经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打开电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血淋淋，天天如此，所以我叫“生怕客谈榆塞事”。

第三组也有九篇，是讨论与读书人有关的事，则是“文”的话题。这九篇的头两篇也是选自《放虎归山》，即《太史公去势》和《文人相倾》。其中涉及的事，有些早已成为陈年往事，但惯性运动还起作用。这组文章是以谈学校为主，也涉及出版和学术界。我说的事，在全国一盘棋的各种大事中，并不一定最重要，但却离我最近，不可能像上面说的观战，完全置身度外，比起其他方面，我也更有发言权。现在的校园也好，出版界、学术界也好，它们都是滴水见太阳的社会缩影。“被改革遗忘的角落”早已不存在。如今的学校，校长多是公关小姐交际花，负责接轨，内政主要是申请经费，招标立项，分钱分利收租子，盖大楼，吹大牛，争当世界第一流。钱倒是有了，大家都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但钱是怎么使鬼，鬼是怎么推磨，磨又磨出了什么米和面，我相信，早晚有一天，大家会像今天看几十年前的笑话：所有人一齐干坏事，坏事就是好事；坏事只有坏到头，才会变成好事——就像个无人管理的厕所，不到屎淤尿溢，无法下脚的地步，就没有打扫的理由。我也相信，有一天，大家会找到出气泄愤的对象，痛批一切后，“大家都是好东西”，就像“文革”结束后，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是所有明白人的逻辑。这个逻辑令我耻为知识分子，然而又无可逃遁。惟一藏身的地方，就是我的书斋。躲进小楼，读点爱读的书，是我的最大愿望。所以我叫“且教儿誦花间集”。

第四组有十一篇，都是高雅话题，不是琴棋书画，而是酒色财气。我是借酒色财气，发掘人性奥秘，属于化俗为雅。“酒”是“毒”的符号，“色”是“黄”的诱因，“财”和“赌”有不解之缘，“气”也是借暴力来宣泄。这里面，《闭门造车——房中术》和《惧内秘辛》也是选自《放虎归山》。这些都是夫子不语，学者罕言，正人君子心惊肉跳，粗鄙小人熟视无睹，然而出乎人情，入乎天理，其实是永恒的话题。比如上面说的战争，就是属于“气”（这部分不再谈“气”）。我从酒色财气研究人，丝毫不是降低人的标准。人有很多生物本能，研究本能，才能洞见人性，我一直这么看。人是学动物，学完动物，不但骂动物，还拿动物骂人。骂人本身就很动物。我还真的认为，应该另外写本书，就叫《畜生人类学》，专从人对动物的驯化，反观人对人的驯化，进而讨论人这个物种。本书的《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就是尝试。动物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人的丑陋。在动物面前，我们都无地自容。

最后，我想找几位古人来谈心，谈谈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我的感想。一位是司马迁，离我远一点，选择苟活；一位是王国维，离我近一点，选择自杀。他们俩都是我很敬佩的大学问家，但也都是时代洪流下的倒霉蛋。司马迁，上得罪领导，下得罪群众，割球骟蛋，包羞忍耻，写成他的名山之作，伟大的《史记》。王国维，不识时务，逆历史潮流而动，被政治“去势”，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观堂集林》。读他们的书，想见其为人，我说，“避世”对学术有重要意义——读书人搞政治，一害国家，二害自己。此外，我还提到洪业先生，讲了一个他给鬼子上课的故事。读他的故事，我很感动，所以又讲给别人听。

现在，写杂文的人很多。有些是学者写，有些是文人写，有些是学者兼文人写。文章之道，端在于兼。比如在文化圈，最好是满嘴自由主义、唯美主义（即唯美国马首是瞻的那个主义）、人文关怀和知识分子良心。在单位，则溜沟子拍马，虚名实利，一样不能少。助纣为虐，行若由夷，与时俯仰，清浊二道兼之，谁都夸你好，还一点不吃亏。有人以为，文人有文笔没学问，不行，中看还是人家学者的杂文。我看不一定。学者倒会庖丁解牛，解完的牛，谁也不爱看。特别是在“行”字方面，打着灯笼，找个干净人，都寥若晨星。今之伟大多大伪，单位、舆论捧为大师者往往是“大屎”，老是忘乎所以，大放厥词，咳唾珠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好像什么都有资格讲话。其实，学者多是知识残废，离开家门一步就找不着北，即使论学，也多是一隅之见，不加改造，根本无法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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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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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跟公众讲话，必定要超出专业讲外行话，就和普通人说话一样，业余玩票就是业余玩票，既不必自卑，也不必自大，自己得想明白了。我从来都没想过，用杂文为学问造势，或用学问为杂文造势，好像全能冠军。相反，我一直想把两者分开，各是一副面孔。学术就是学术，旁征博引，细密考证，让人以为是白胡子老头；杂文就是杂文，什么好玩写什么，说话一定要直抒胸臆，直白，痛快，粗俗一点，浅薄一点，出点硬伤，闹点笑话，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写杂文，最初是用笔名，改名换姓，是想分身为二，千万别叫行里的人给认出来，说我不务正业，自甘堕落。但我给《读书》投稿，我是说当年，编辑不同意，只好用真名。十几年下来，已经彻底暴露，就索性暴露下去了。

我给《读书》写文章，其实比较晚。1992年第一次投稿前，我并不买着看，不是老作者，也不是老读者。这个杂志上的文章，不见得都好。不过，我有偏好，就是有两样文章不爱看。第一是卖弄理论，洋味十足，句子很长，曲里拐弯，疙疙瘩瘩的文章。第二是过于小布，过于文人，过于书卷气，抖学问，掉书袋，自作多情，自我感动，酸文假醋的文章。相反，我比较喜欢的是那种明白如话也痛快淋漓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哪个杂志都不多。我想朝这个方向努力。

不过，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读书》这个名字起得好。读书就是读书，谁读读什么读到什么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读也认真读。我觉得，“读书人”比“学者”或“知识分子”更受听。真正的读书，普通人的读书，都是兴之所至，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雅的俗的都不拒，根本不像学者，读书等于查档案。也绝不像时下的书评家，专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或把狗屎说成花（前者国外多，后者国内多）。我觉得，我是作者，这不过是落笔成文后的一种临时身份。在此之前，我也就是个普通读者，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用普通读者的眼光看，用普通读者的心情写，没有评判资格，也不负指导之责，自娱自乐，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书法，钟王之前，鼎彝简帛上的字，漂亮，但写字的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反正不是书法家。书法家出，则书法之道亡，好像沈从文讲过这个道理。

余嘉锡先生说，诸子即后世之文集。但后世之文集重在辞章，所收多是诗文类的文学作品。其实，更准确地说，后世之笔记语录，拉杂写来的丛谈琐语，才是诸子的本来面目。我以为，杂文随感者，上承诸子私乘，下启稗官野史，其实很伟大。但它伟大就伟大在随心所欲，恣肆汪洋而不拘一格，想到什么说什么，人为拔高，就把它毁了。杂文的特点是杂？杂有什么不好？诸子直白，不像辞赋，花团锦簇，让人眼晕心烦，我喜欢。野史胆大，不像正史，话到嘴边留半句，遮遮掩掩，我也喜欢。这些好搁一块儿，就是杂文。我喜欢杂文，不过是因为它短小精悍，主题不限，格式随便，适于表达即兴的想法，生活中的一眨眼，思想中的一闪念，攒多了，粗作分类，随便剪辑一下，来点蒙太奇，好像旧式文人，拿小诗当日记，确实有其他文体不及的地方，自己也可留个纪念。

在这本小书之前，我已出过一本杂文集，就是上面提到的《放虎归山》，八年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我说，我很想摆脱学术工作，坐下来读点闲书，唠点闲话，写点闲文——因为学术太累，专业分工铺天盖地，“老吏抱案死”的知识分子圈，令人憋气——那种感觉，就像麋鹿久羁苑囿，顿起长林丰草之思。可是，直到现在，我还赖在这个圈里不肯走，退休的年龄又没到，有朋友总是来问，你说的话还算数不算数。我说，算数。

从这本小书里，你不难发现，我确实是在走向业余，而且是怀着浓厚兴趣和极大的敬意。

李零2005年1月24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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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一壶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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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是诗人，也是酒鬼（他自己的说法，是“酒中仙”）。诗写得好，酒也喝得好，神思缥缈狂放不羁痛快淋漓一泻千里的诗情，全是借着酒劲释放出来。这就像有些摇滚歌手要吸毒，听的人也吸，吸毒状态下的声音不一样，外人难以体会。

李白嗜酒如命，经常烂醉如泥，喝，喝，天天喝，直到醉死当涂。后世酒楼，拿他当招牌，画个醉汉，叫“玉山倾倒”，挂个酒帘，称“太白遗风”。他是喝酒喝出了大名。

不过，李白喝酒和现在的喝法不同，不是猜拳行令，轮番敬酒，更没有生意好谈，关系好拉。他是诗人，诗、酒有不解之缘。诗是吐心头不快，酒是浇胸中块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缘在什么地方？全在一个“愁”字。他写喝酒的诗很多，我最喜欢，还是《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诗中的酒徒本来是半夜三更喝闷酒，自个儿喝没劲，就拉上月亮和自个儿的影子，其实是形影相吊，还是自个儿和自个儿喝。酒劲上来，扯着嗓子唱，月亮摇摇晃晃；拖着身子舞，影子跌跌撞撞。古代写喝酒的诗很多，这首最好。

“月下独酌”，是一种意境：

喝酒一定要夜里喝，而且是一个人喝。

喝着喝着，如果能喝出三个人来，则是更上一层。

酒和文学有关，鲁迅讲魏晋风度，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操下令禁酒，把成心跟他抬杠的孔融给杀了（孔融的说法是，酒能亡国，色也能亡国，何独禁酒，而不禁色），但他自己照样喝，“釃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苏轼《前赤壁赋》）。他的《短歌行》也是写喝酒，“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雄浑，苍凉，也是得益于酒。诗中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可见也是月下独酌。文学中的酒，不是一般的饮料，而是效果缓慢的半毒品。研究秦皇、汉武的苦恼，我们知道，它和人生短促有关，和排解忧愁有关，其实是不死之药的代用品。三杯两盏下肚，不知心在何时，身在何处，什么恩怨尔汝来去，通通滚蛋。古人写喝酒，这是主旋律。

酒中有哲学——苦闷的哲学。

李白的诗，和陶渊明的诗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讨厌做官，醉心于酒，精神像，词句也像。葛兆光先生说，这首诗，风格和陶渊明的诗相近，陶诗有“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句（《杂诗八首》），并有“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等语（《饮酒》二十首序），他可能是从陶诗受到启发（《中国古典诗歌：唐诗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这里，我想补充一句，陶诗讲形影相吊，还有一组也值得注意。陶渊明写过一组诗，叫《形影神》，是反对释慧远。慧远作《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说人死了，身体不存而精神不灭。陶渊明不同意，写下这组诗。“形”是身体，“影”是身影，“神”是灵魂，三者的关系，是神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在中国古代词汇中，“影”的含义很神秘，既可以是身影，也可以是画像，今语“摄影”、“电影”还保留着它的古老含义。古人认为，作用于“影”也会作用于“形”、“神”，比如给影子或画像扎针，就是巫术常用。

陶诗是客主互答之体，共三首。第一首是身体劝影子，叫《形赠影》。身体说，人为众灵之长，却难逃一死，比起天地、山川、草木，哪样都不如，羽化登仙不可得，死后全是一场空，还是有酒就喝，千万不要推辞。第二首是影子回答身体，叫《影答形》。影子说，我和你总是相伴相随，悲喜与共，阴凉地里暂分手，太阳底下不分离，可惜的是，人终不免一死，形灭则影消，与其借酒消愁，不如积德行善，留名后世（盖名如身后之影）。第三首是由灵魂来总结，回答身体和影子。灵魂说，人之为人，全在灵魂，我和你们都不同，但只要活在世上，就要依托身体，只要依托身体，就会留下影子，无论是谁（如“三皇大圣人”和能活数百年的“彭祖”），都无法留住生命，喝酒只能暂时忘忧，非但不能延命，反而促其早死；行善也很徒劳，乃是身后之事，谁来夸你，你已不知道。最好还是听其自然吧，用不着高兴，也用不着害怕，该死就死，何必操心。

这是可以称为“通脱”的人生态度，“通脱”是出于无奈。

穷人，饿了要吃，累了要睡，如果最低生存都得不到满足，当然盼望“聊胜于无”，“有”最重要。但“有”了之后，吃什么好，怎么睡才得劲，问题又生。如果什么都享受过，非什么不吃，非什么不睡，最高的山爬到头，下又下不去了，怎么办？那才是最大痛苦。惟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直接就下来了。古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人只有到了这一步，才会懂得“聊胜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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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一壶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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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的最高境界是“聊胜于有”（图一）。

《月下独酌》，也有“三人”，但不是“形”、“影”、“神”，而是“形”、“影”、“月”。“月”是代替“神”，但不是身内之“神”，而是身外之“神”。月亮照在人身上，才有身体和影子的矛盾，喝了酒，三者的关系更乱。它让我想起中国的百年沧桑，想起我身边的激烈争论。

让我打个比方，说说咱们的“月下独酌”：

（一）人物。

（1）月亮：西方的现代化。

（2）酒徒：中国。

（3）影子：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留下的是中国的影子，但光从西方来（包括来自日本的折射）。特别现在，是从美国来（“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我从来都不认为，中国西化的程度还太小，速度也太慢，一切不幸都是受阻于中国的传统，受阻于中国人的拒斥心理。撇开好坏不谈，这是不明事理，既夸大了中国传统的力量，也抹杀了西方文化的压倒优势，更无视于西方在世界上占据的普遍支配地位。

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没有西学，哪来的国学）。

《新儒家宣言》是中国的原教旨主义。儒学本非宗教，但欲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鼎足而三，有如我国历史上的“三教”，则形同宗教，其自救之不暇，还要救人；自己都不明白，还要人家来求教，乃迂腐不堪之论。

“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更是不自量力，自作多情，也自欺欺人。中国有什么道德可以大行于天下？

（二）场景。

面临现代化的中国，是“紫禁城的黄昏”，太阳掉在山背后，“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光底下，花丛之中，摆着一壶美酒，酒中是各种西方思潮（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红红绿绿，混在一起，喝下去，翻江倒海，一醉不行，两醉没完，喝上了瘾。酒桌上有个说法，“咱们是小孩的jībā（以下各篇，凡不雅之词，皆用汉语拼音），来日方长”。中国永远是小孩，启蒙启不完。

（三）剧情。

（1）酒徒喜欢清风明月，觉得一个人喝，没劲（像过去那样），他请月亮和影子一起喝酒，他们都是不请自来，来了就不肯走，三人正好凑一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但月亮却不懂得喝酒，影子又缠着身体。酒徒倒想拉月亮和影子及时行乐（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但月亮最恨影子，恨它缠着酒徒：影子是黑暗，月亮是光明，光明和黑暗不能两立。它越是照着酒徒，就越是憎恨影子，并因影子而怨及酒徒，因为它太像酒徒而不像自己（但只有消灭酒徒，才能消灭影子）。

（3）酒徒喝得高兴，手舞足蹈，天旋地转，本来是自己围着月亮转，现在是月亮围着自己转，影子也来起哄，像一条条黑蛇，死活缠着他的脚后跟，满地乱爬，他想摆脱也摆脱不了。醒着的时候还一同欢乐，醉了以后反各自分手（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月亮说他得意忘形，影子说他得意忘影，让他里外不是人。

（4）酒徒和月亮交朋友，好像永远都是这种关系，一种喝得太高，自作多情，而其实是无情的关系，每天夜晚，月亮还是高悬在云汉之中，远远投来点清冷之光，让他可望而不可即，想去亲近都亲近不了（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世界已成一盘棋。

全球只有一个道理，即过去叫“资本主义”，现在取其广义，叫“发展”的大道理，或曰“硬道理”。

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硬道理管着软道理。

中国历史一向受两股力拉扯，生拉硬扯，方向相反，好像拔河的绳子。一股力是西方的馈赠，叫“强国梦”；一股力是自己的本钱，穷山生恶水，恶水生刁民，刁民生酷吏，“拉拉扯扯，就进了高粱地”，不知怎么说，我叫“人民大爷”。身板极差，酒劲极大。清朝倒了国民党，国民党倒了共产党。中国什么都能打倒，只有这两股力打不倒。

“强国梦”的根本是一个“抢”字，明火执仗的抢是抢，巧立名目的骗也是抢，归根结底都是抢，马克思的术语叫“原始积累”。第一桶金都不是好来的。

先下手者为强，后下手者遭殃。

中国无力抢别人，只能自己抢自己。而且还得保护好自己，别好不容易攒点钱，先让人家把自个儿抢了。我们的说法是“自力更生”。

历史选择，不是在西方商店购物：千挑万选，从容不迫；不满意了，随时退货。它是万般无奈，被人逼出来的。

中国的启蒙是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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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一壶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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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忘记，这一运动是缘何而起。

它的起因是巴黎和会，欺人太甚的“公理战胜”。战败国割地赔款，有如庚子年后的中国，德国也尝到了这种滋味。中国徒有战胜之虚名，竟眼睁睁让日本夺我胶东。西方的理由很简单，谁让日本先下手，而且是西方眼中的亚洲代表。这是硬道理。它逼出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惯出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苏联，也是一次大战的直接产物，同样是逼出来的。

二次大战，日本侵华，列强坐视不救，欲以遏苏。德国居间调停（他们有军事顾问团在中国，帮蒋介石打红军，和中国关系很好），拉偏手，劝中国接受日本的无礼要求。蒋介石说，果然，则中国面临革命，政府垮台，倒向苏俄，全面赤化。

中国的共产主义也是逼出来的。

在香港的一个学术沙龙上，我听一位资深学者讲，五四运动反传统反过了头，不信鬼神的毛泽东，其实是个人崇拜的宗教狂，共产主义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狂热产物。我看，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狂热。

同是东亚，同是启蒙。日本的启蒙是脱亚入欧，追随欧美，打中国，占中国。中国的启蒙是救亡图存，挣扎于世界之林。此乃形格势禁，不得不然，不是谁拍拍脑瓜，忽然想出来的。

时论或曰，五四以来，救亡压倒启蒙，太可惜。这是时过境迁，事后诸葛亮。殊不知当日之中国，启蒙只有两条路，或更准确地说，是只有一条路：脱亚入欧，打别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光启蒙，不救亡，只有当汉奸。没头苍蝇的启蒙，放在当时，乃“是何心肝”之论。

中国别无选择。

人穷也得有根打狗棍：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这是当年的硬道理。

然而，棍子的代价太大。乞丐和龙王比宝，越比越穷。

国富民穷，穷则凶，凶则恶——穷凶极恶，这是“月下独酌”的悲剧。

《共产党宣言》说：“一个怪影（或译“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怪影”。

共产主义是一个怪影，当时的反动势力都这么看。

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怪影。民元以来的中国历史，按美国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全部属于“民族主义”的历史。民族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欺负人的，一种是被人欺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属于后一种。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怪影，如德、意、日曾经选择的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也在四处蔓延。前者不能，后者不为，我们幸好超越了“义和团”，但还没有堕落到日本那样。

月亮痛恨所有的影子。

但没有月亮，哪来的影子？

2004年8月20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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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道理和软道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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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二十三条）

一、水性至柔，可以穿石

发展、效率、剥削、压迫、强权、侵略是硬道理，温饱、闲暇、自由、平等、公正、和平是软道理。软道理打不过硬道理，硬道理管着软道理。

硬道理是不容商量的道理，无可奈何的道理，但未必就该逆来顺受。人类的不满，千百年的抗争，也有它正当的理由，绝不可轻言放弃。

今语云，鸡蛋碰石头，找※。但古人说，水性至柔，可以穿石（图二）。

二、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斗争，两军对立，你死我活，双方必有同构性和对称性，而且是越打越有。从超越中立到超越对立，中间只有一步之遥。

立场是由反对决定，刺激是由厌倦产生。世事轮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辈子顶多碰到一次。三朝元老，那得活的长。

阶级仇，民族恨，汉贼不两立的文章，最受壁垒分明、同仇敌忾的读者欢迎，也是他们对骂互詈的出气筒。然而，逃杨入墨，非杨即墨，经常是良心尴尬。

明季中国大乱，张献忠、李自成造反，杀人如麻，发泄阶级仇恨，很多当官的、有钱的被杀，自不待言，还包括很多和他们沾亲带故或同情依附他们的人。然后，官军复以剿匪为名，疯狂报复，同样是杀人如麻，又有无数百姓惨死其中。这是汉族杀汉族。然后，又有坐山观虎斗的满族出来杀汉族，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很像南京大屠杀。作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和终结者，他们对汉人说，“外国之君入承大统”，有何不好？前有元朝，后有我朝，都是幅员广阔，天下太平，哪点不比你们的主子强。古人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出《尚书·泰誓》），今“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何必再分华夷中外、此疆彼界。你们的国家是你们自己亡的，怨不着我们。“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四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大义觉迷录》）。汉人该说什么好？

当一个国家，自己作践自己的国民，连寇雠都不如，你还怎么让他们爱自己的国家？是时，官与寇，满与汉，势若水火，两害相权取其轻，什么是更轻？

中国的百姓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附官则寇杀之，投寇则官杀之，降满则汉杀之，保明则满杀之。

现实的合理性是如此残酷，人们的选择是如此对立：每种选择都是为了活命，每种选择都是无所逃死。

我最恨这种选择，不是观点不鲜明，不是立场不坚定。

三、不食周粟，错在哪里

司马迁为《史记》作七十列传，他是以《伯夷列传》（即伯夷、叔齐两个人的传）为第一。夷、齐的不合作主义，备受古人称道（古人夸人道德高尚，总是说“行若由、夷”，“由”是许由，“夷”是伯夷）。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及今，一直把夷、齐当历史完人——虽然没人真的要学。《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就是按这样的模式来塑造，后面的儒林，完全相反。正是因为大家都不想学，也学不了，才格外推崇他们的冰清玉洁，而且达成一种默契，就是绝不能让他们吃饭。吃饭就像妇女丧失贞洁，是令人扼腕叹息抱恨不已的。

盗泉不可饮，周粟不可食。

最好还是让他们死了吧。而他们也就真的死了——饿死在首阳山下。

“饿死”未必“事小”。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对不对？我看不对。但他们的错误并不在于反对汤、武革命，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人民唱反调，上无领导，下无群众，名为清高，实为迂腐，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在我看来，他对“以暴易暴”的批评，在暴力被分为“好暴力”和“坏暴力”的二元世界，绝对行不通，也根本没人听，但这个批评并没有错。过去没错，今天没错，将来也没错。只要这类问题存在，永远都没错。中国的改朝换代是“相斫书”（鲁迅语），凭什么不能批评？他们的错误只在不吃饭。

没有新鲜空气、水源和食物，人不能拒绝呼吸和饮食，但有充分理由表示其不满，即使毫无办法（改良和抗争通归无效），不满也有不满的理由。

特别是身受其害的当事人。

吃饭是对现实合理性的承认，批评是对现实不合理性的拒绝。吃人家的饭还骂人，不一定不对。

四、老板下蛋

从前，学《资本论》，有两个难题：

（1）为什么酒放在酒窖里，年头久了，会自动升值？这里面有什么劳动？

（2）机器是成本，不创造价值，但牛马的活值多少，肯定不止草料钱，为什么我们不说人剥削了牛马？

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

老师说，这些问题吗，那可就难说了，它好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有点讲不清的……

学生打断他的话，老师，鸡也不曾生蛋，蛋也不曾生鸡。

为什么？老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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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道理和软道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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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什么都是买卖，包括学校。您是老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现在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工人阶级就是老板花钱雇来的人，即雇佣劳动者，现在也叫“工薪族”，其实和母鸡差不多。老板花钱—雇人—养鸡—下蛋，这是经济学家讲的produce，不是女人家家理解的“生产”。用经济学的眼光看问题，答案太简单。蛋不是老板下的，还是您下的吗？

胡说八道，你还讲不讲马克思主义，老师很生气。

工人不是牛马，理应拿回他的一份，即剩余价值，对不对？这是马克思讲的。但这个道理根本不对。马克思替工人打抱不平，但他不懂经济学。他这一辈子，前后写过三个经济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最后这个手稿，就是《资本论》的草稿。他花二三十年，书越写越厚，前提本身太脆弱，道理还是那句话，劲全白使了。学生越说越来劲儿。

胡说八道，你还有没有良心，老师更生气。

话要这么讲，就没劲了。发展的问题往哪儿摆？况且，牛马如果会说话，他们也会讨公道：谁养活谁呀咱们来看一看，凭什么喂我几把草，种出的粮食全归人。过去，我们说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轮到讲剩余价值，您怎么又不承认他们是牛马了呢？您不就说，牛马是牛马，人是人。奴隶是人，工人是人。牛马不是，机器不是。人有人道理，牛不懂，马不知。谁让这些家伙光吃草，不说话，鼻子底下白长个嘴。这样的标准，是人道标准，不是经济学标准。在资本家眼里，什么都是生产要素，对不起。

谁投资谁受益，老板下蛋是硬道理。

如今的学生都比老师聪明。

五、启蒙思想的大猿猴

卢梭是“天赋人权”说的鼻祖。他的《社会契约论》是以18世纪流行的“自然人”说为基础。他所谓的“人是生而自由的”，是启蒙思潮的理想之辞。所谓“自然人”，不过是一种幻想的大猿猴，意思是原始状态下的人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可惜的是，历史上的人从来都不是这样，从来如此的只是，他们“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紧接在上“人是生而自由的”后）。

伏尔泰说，卢梭的书是反人类的书，读了，就想四肢着地爬着走。

罗素说，希特勒是来自卢梭（相反，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出于洛克）。

然而，这却是《人权宣言》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基础。

人是生而自由还是生而不自由？说起这个话题，有件事值得回忆。

50年代，“西马”思想异端是以讨论人性异化的形式而展开（可追溯到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即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形式而展开（下面所说的马克思的两部早期著作是发表于二次大战前，战后才广为人知）。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用早期马克思反对晚期马克思，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它的传入中国主要是60年代，基本上是在能够接触到灰皮书的少数人里有影响。“文革”中，我去拜访杨一之先生（黑格尔《逻辑学》的译者）。他跟我说，周扬迷上了人性异化学说，把它写进著名反修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但毛泽东不喜欢，特意删改周的话，加上他的话。“文革”后，很多人认为，他们饱受皮肉之苦和精神之苦，都是因为抹杀人性，不讲人道主义。出于对“文革”的反动，王若水又旧话重提（他特别提到周的上述报告），遭到胡乔木的批判（立论酷似毛泽东的修改）。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启蒙，其中就有大猿猴的影子。

平心而论，大猿猴虽有鼓舞人心之效，却毫无原典依据。50年代以来，“西马”异端喜欢强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人性异化，说这本书才是代表马克思学说的精髓和本义。这有当时的需要：资本主义有异化，社会主义难道没有？其意不在原典。当时，我读过原典，仔仔细细读过。马克思终其一生，老讲异化，但从来不讲人道主义。这不但和王若水的说法有很大出入，而且与胡乔木的说法（让讲人道主义，不让讲异化）也完全相反。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非道德主义。阿尔都塞的话不一定都对，但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人道主义”，那是千真万确。《手稿》带有费尔巴哈的影响，确确实实是被《德意志意识形态》否定，这不是苏共（当然是前苏共了）的恶意捏造。《形态》是批施蒂纳。施蒂纳以他叫“唯一者”的纯粹个人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用“存在”对抗“本质”，是无政府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先声。这类批判对马克思刺激很深。从1845年起，他虽主张“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用整体概念的人反对纯粹个人，同情贫苦工人阶级的立场也没有变（这是唯一可以让人联想到人道主义的地方），但起码在理论上，他是放弃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事实上，从《形态》起，他就再也不讲“人性异化”。按他本人或恩格斯的说法，《形态》才是代表他们后来的一贯说法（阿尔都塞反对用早期马克思反对晚期马克思也是尊重历史）。

在《形态》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中，他明确说，把整个历史过程“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马克思不是人道主义者，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喜欢讲异化，经常讲，到处讲，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他后来的说法，不是人性异化，而是劳动异化，即由商品世界体现的头足倒置，物与人，主与客，关系完全是反过来的。其典型表达是《资本论》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在这一节的最后，他引用莎士比亚《无事烦恼》中的话作为结尾：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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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道理和软道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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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熊和狐狸

有个童话故事，道理很深刻。

两个小熊，只有一块饼，不知如何是好。狐狸说，好办好办。他把饼一掰两半，左边一块大，右边一块小，吃亏的小熊不干。狐狸说，好办好办，再分。左边啃一口，不均。右边啃一口，也不均。一口一口又一口，直到剩下两小块，再也分不出大小。于是，两个小熊皆大欢喜，觉得狐狸才是公平的化身。

我想，幸亏小熊分的是面饼，都要，不妨多烙几张。可如果碰上金银珠宝大钻石，怎么办？总不能砸烂捣碎，一人一个碎渣儿。驴可伙着使，老婆不能轮着睡。所以，经济学家讲了，狐狸拿大头，小熊拿小头，这是我们的惟一选择。

发展创造稀缺。

稀缺的存在，是瓜分的困境。

吃剩下的，永远是小熊的命。

七、富人的碗是穷人的锅

发展的前提是积累。积累的道理，是有了锅里才有碗里，过去叫“先公后私”。

“公家”就是官家，“公田”就是官田，古书都这么讲。“私田”是从“公田”分割。私有化，自古以来就是“化公为私”。现在的理解，只是“大公”化“大私”，“大私”管“小私”。通俗地讲，就是拿富人的碗当穷人的锅（图三）。

司马迁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史记·货殖列传》）。然而，灿烂辉煌的良渚文化就是立足于此。精美的玉器从哪里来？大遮山下，横着防洪长堤。长堤下面，是一大片一大片人工堆筑的高台，土方量大得惊人，开车都要走半天。四五千年前，第一批富起来的良渚人就住在这片高台上，穷人才“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圈地和驱民力作，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垄断，从一开始就是发展的前提。

90年代初，电话初装费，高达5,000元（人民币），换成美元，是美国的100倍，而工资收入反之，交钱还不给安，必须等半年，绝对是官营的垄断暴利。

现在的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早已“化公为私”，但照样是暴利滚滚，“大公无私”的精神比当年更强。

“天大旱，人大干，脱了裤子大干”，老农民，学大寨，挑水上山，一悠三颤。可惜的是，两大桶水浇在龟裂的土地上，好像撒了一泡尿。哪怕毛毛雨，普降甘霖得多少水？太笨太笨，经济学家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紧着“刀刃”，才是道理。

八、阶级教育回头看

小时候，到处都是阶级教育。

例一，郭沫若说，万恶的奴隶社会，商代和西周，奴隶的命太贱，西周铜器※鼎的铭文讲了，五个奴隶才值“匹马束丝”。

案：西周时期，贵族见面要互赠礼物，如玉器、马匹和丝绸（有点像藏族送哈达）。马匹，特别是“大白马”，是非常贵重的礼物。现在，瓦斯爆炸，矿工死在井下，一条命，只赔几千块或几万块。空难车祸多一点，也不过几十万。但一匹跑马，英国、香港用来赌钱的跑马，阿拉伯的，吉尔吉斯的，百万英镑也不算啥。

例二，“文革”前，颐和园，排云殿，慈禧的画像，指甲很长，讲解员滔滔不绝，大家看一看，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有多腐朽。咱们不妨算一笔帐。西太后一顿饭，折合银两，等于多少多少（忘了）银子，足足相当普通劳动人民多少多少人（忘了）吃一年的粮食。

案：今天，这样的饭不新鲜。有人说，慈禧太后的饭，不能这么算。太后是天下衣食所出，现在的饭，将来的饭，维持再生产，继续大发展，都得从这儿出。军饷官俸大小事，什么不用钱，扣了这个，扣了那个，剩下再多，也不够天下的人分，每个农民，不用多，一人一口，就不得了。她不吃谁吃？吃得再多，也只是个零头。

富贵人家有富贵人家的道理，过去不明白。

九、美国太破，中国太阔

1989年，头回上美国，觉得美国太破，除了市中心（down town）是个楼丛，外面是一马平川，房子都很矮，和电影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而且走哪儿，全都一模一样，简单而实用。后来，回到中国，印象相反，豪华酒店、娱乐场所，金碧辉煌，好像美国的赌场，阔得很（现在比那阵儿更阔）。招牌也冠以帝、王、豪、霸，一股子横劲儿。

于是，有个到过美国的小孩说，呕，原来如此，看来美国还有待发展。

但小朋友，你要知道，美国这么破，却是靠世界资源的1/6来过活，而它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20还不到，他们该往哪儿发展？（数字是听朋友讲，没有查）

中国的破，很容易看破。美国的阔，要慢慢琢磨。别的不说，光是它的普通设施，比如厕所，比如厕所里的手纸，比如公共建筑的每一扇门（无论左右开，还是前后开，都可自动关上），绝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所有，到处都如此。那个平均水平，得值多少钱？真是海了去。

再比如，美国的公园，大多都是空空荡荡的开放场所，供游人烧烤的炉架，用厚木板做成的桌椅板凳，一年四季，露天摆在那里，鱼在河里游，鸭在水中戏，松鼠满地跑，美国人都有车，下手很方便，换了咱们的老百姓，只要没人看，还不早就能拆能抱能搬的统统运回家，能飞能跑能游的全都下了肚子。

十、环球不能同此凉热

中国大地，“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淮南子·地形》），故百川东流于海，春夏秋冬刮转圈圈风：

风，甲地有高压槽，乙地有低压槽，才能刮起来。我国的季风是八面来风，古人叫“八风”，甲骨卜辞举其四，学者称为“四方风”。诸葛亮借东风，就是利用其规律，数家称为“风角”。

水，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旧水利部，有人写对联，“文革”中的大字报有这么个对联，说解放后，它的工作成绩是“反平平反平平反反，扒堵堵扒堵堵扒扒”。河道摇头摆尾，这边淤了往那边流，那边淤了往这边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风水轮流转，全在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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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道理和软道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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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这话经不起推敲。

贫穷渴望富裕，富裕仰赖贫穷，人流、物流，财源滚滚，从穷流到富，从富流到穷，前提就是不平等。

爸爸和儿子搞平等，以老马、小马互称，自讨没趣（见王朔《我是你爸爸》）。社会上的交往，该仰脖撅肚就仰脖撅肚，该点头哈腰就点头哈腰，不然误解丛生。孔子早就说了，礼的精髓就在不平等，故有纲常伦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司马迁说“天尚不全”，汉代盖房子，屋顶少铺三块瓦，故意（《史记·龟策列传》）。苏东坡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我想，就算地球成了富球，全球都跟美国一样，也得拉个穷球当垫背。或者另外找个星球，阔人乘鹤而去，此地空留穷人，也未可知。那时的宇宙也有穷富之分，穷球和富球，还是不一样。

毛泽东的词《念奴娇·昆仑》，气势豪放。他说“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愿望很好，也很浪漫，但叫环保学家看，非常危险，也根本办不到。

环球不能是一个温度，凉快的都跟昆仑山一样。

十一、公平是挤牙膏

为了发展，为了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件事不难，但吃进去容易吐出来难，共同富裕，那是谈何容易。富了之后，他们怎么才会想起，什么时候才会想起，还得分点匀点给别人，这可就难了。

一般说，那得富到妨碍赚钱、有损体面，白日见鬼、黑夜扪心，实在不好意思的地步。

历史学家说：

饥民劫富济贫吃大户，工会罢工停产搞谈判，黑老大金盆洗手，阔米商开棚施粥，非法加合法，强迫加自愿，税收调节，慈善事业，什么法子都用上，才有一点点让步。

这是我们听说过的。其他办法，好像还没有。

公平是挤牙膏，挤一点出一点，不挤不出。

十二、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大同是人类共通自古就有的理想，可惜成本太高。谁都说，公平分配，前提是“物质极大丰富”。然而，历史上的“均”，却无不以“寡”为前提。原始共产主义的背景是“寡”，战时共产主义的背景也是“寡”。发票证，我们都经历过，其中的奥妙，不用回到石器时代，我们全都明白。反之，有点钱就打破头，绝无均同之理。这是咱们文明人的习惯，几千年一贯制，从无例外。共同富裕的“富”，那都是富人玩剩下的。

人类通过富人攒钱，什么时候是个够，谁也不知道。1960年，有个爱尔兰科学家，叫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年），他给各国政治家算了笔账，全世界的财富有多少多少，人口有多少多少，科技水平有多高多高。他说，现在是时候了，足以让大家分享繁荣不受穷，坏就坏在穷兵黩武，所以世界级的大国领导（包括当时的我国领导），他给他们，每人寄上一本书：《没有战争的世界》，劝他们放下核武（当时，此书有内部读物，图书馆还查得到）。否则，大家同归于尽，他警告说。然而44年过去，地球照样滴溜溜转，没人听他老生常谈。

人类几千年，有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有层出不穷的历史事件，那都是少数富贵人家的事情，大多数人（特别是妇女）都没有历史，有也非常缓慢，令人有“一日三秋”之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却有不同的时间尺度。

十三、三种人

印度种姓，人分四等，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吠舍（工商和农民），是体面人；不可接触者曰首陀罗（奴隶和贱民）。

中国也有四民，曰士（初为武士，后为文士）、农、工、商，奴隶不是民，巫的地位很低，和尚、道士，早先没有，后来有了，也比不上儒生。

历史学家说，人类从很早就开始畜奴，道理简单之极，就像他们捕食野牛野马，并不吃光（特别是动物的幼崽），而是关起来养起来，发明服牛乘马一样。

历史学家说，奴隶社会是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纪元后的人类社会，一直有奴隶，现在世界上也还有几千万奴隶，特别是女奴（电视上讲，记忆如此，未经核实，或有出入）。

人类的进步主要是工具的进步，牛马干的活，奴隶干的活，我们正在交给机器，或人工智能下的机器。除此之外，我们还保持着与古代社会的相似性，我是说结构上。

奴隶社会是“潜结构”（借用吴思先生的术语）。

如果用克隆人干活，历史就又转回去了，大家下不了决心。

一位日本教授说，政客、财阀与和尚（日本的和尚很有钱）是日本最体面的三种人，也是他心中最憎恨的三种人。

中国老百姓最恨贪官和奸商。憎官之贪，恶商之鄙。更何况，贪官搭台，奸商唱戏，坏到一起。和尚、道士和神父，反而恨不起来（地位不如欧美、日本之高故也）。

历史上用拳头、刀剑和枪炮说话的人，上有军阀，下有黑帮，他们的苦头，大家也没少吃，现在亚、非、拉美还很多。他们是政客的前身或变种，可以归入政客类。

几千年了，干大事，人类离不开这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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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道理和软道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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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受苦人

农民常把受苦当美德，因为生活太苦，只有能受的人能活下来。他们夸年轻人，常见的赞美是，这后生，跌苦，实受。

“文革”往事。

公社书记进村，下车伊始每事问。

路边蹲个老农，草帽遮脸，头也不抬。

喂，你是做甚的？书记劈头问。

我吗，受苦人，老农率尔对。

书记勃然大怒，解放20多年，农民翻了身，你咋还是受苦人？

老农曰，天下九等人，坐牢是最下一等，劳改犯还吃供应，我们算qiu什么人，仍然头也不抬。

十五、机器人

捷克总统访日，小泉送个机器人。英语管这玩意儿叫robot（电影《机器战警》，就叫robot cops），词源是捷克语，显然是投其所好。那话的原义是“麻烦事”，引申开来，则专指像人一样，可以说话，可以行走，但没有感情，专门替人干各种脏活累活的机器，包括扫雷排炸弹，直译是“受苦人”。日本特别会做这种人，当然还有机器狗和机器猫。我有个朋友上日本，特意买条这种狗，像古董一样供在玻璃柜里。

历代统治者的苦恼，是“你要马儿跑，不能不吃草。你要人出力，不能没头脑”（参看鲁迅《春末闲谈》讲“细腰蜂的毒针”）。他们理想的百姓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大雅·皇矣》）。机器人的发明解决了历代统治术的难题，它有两大优点，一是“虽有头脑，绝不反抗”；二是“不吃不喝，顺帝之则”，比任何机器来得灵巧，比任何宠物更加听话。

我们的商标，也隐然包含这类理想，比如取名“小护士”的化妆品，或号称“小奴隶”的按摩器。

同甘共苦，是流氓都有的理想。然而，同甘太难，共苦不易。抢完东西分赃，难；轮谁冲锋陷阵打头阵，也难。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李逵不会搁宋江前头。

人类文明一直需要受苦人，牛马、奴隶和机器人，它们都是“受苦人”。很多大慈大悲的思想家，圣西门、欧文、傅立叶，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讨论，有个难题躲不过，脏活累活谁来干。“驯服工具”论，就是有鉴于此。过去，有个好主意，就是大伙一块干或轮流干，比如共产主义星期六，就是个象征性的活动。列宁同志说，这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

做值日，大扫除，打苍蝇，灭蚊子，逮麻雀、抓老鼠，拾马粪，捡废品，还有插秧割麦修水渠，我们那阵儿，年年都有这一课。现在听不到了。

牛马太笨，

奴隶不人道，

还是机器好。

机器人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十六、独自抠门

列宁同志说，将来的世界，黄金是多余，不妨用来盖厕所。

中文的奢侈，究其本义，意思是多余。西语的奢侈（luxury）也差不多，意思是帮你开心更开心，舒服更舒服，但并不一定非常需要的东西（something adding to pleasure or comfort but not absolutely necessary）。

俗话说，有钱难买乐意。

乐意最便宜，也最奢侈。

食所以果腹，衣所以蔽体，就是女人，也是为了生养，这是很多受苦人理解的需要——生存的基本需要。没有饭吃，“不饥丸”当然是理想之物。美食或其他，在他们看来，全是奢侈。

老革命特别节约，他们受过苦。马桶，要攒够了再冲，节水。天黑不开灯，节电。肛门只有一厘米，买来的草纸，一定要剪成小块。剩下的饭菜，闲置的物品，绝不能扔掉，对他们来说，这是暴殄天物。

予生也晚，理解有点不同。商店里的印泥，便宜的走油，污染画面，不能买；买，一定要色泽鲜亮不走油，多一点钱，值当。至于更高级的印泥，掺进珍珠玛瑙，这宝那宝，价钱无底洞，拉倒。因为就算好一点，可有可无。电视新闻讲，美国推出豪华冰激凌，1,000美元一客。这样的冰激凌，我肯定不买。我想，我吃的是冰激凌，又不是水晶杯子，包金裹银塞点鱼子酱，纯属多余。5美元的冰激凌吃200次，岂不更好！

这都是落伍思想，和老人相比，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知足长乐的“乐”是比着穷人来。现在谁都知道，奢侈是拉动消费（和浪费分不清）的重要杠杆，富人的“乐”才是引领时尚，乐就乐在不知足。现在，市面上有本时髦书，专讲富人这个物种是怎么进化来的，他们吃喝玩乐是如何排场。作者说，富人心理的生物学基础是“性炫耀”——看谁“本钱”更大（Richard Connif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ic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2, 有中译本：《大狗》，王小飞、李娜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穷人没钱，却有的是羡慕，“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大嚼”（《新论·祛蔽》）。想得发疯，乃诈作富贵体，非贵不买，哭着闹着，要当冤大头。于是有一掷千金买时尚的各种大道理。现在假冒伪劣横行，有“便宜没好货”的共识作帮衬，正是商机所在。小孩最爱名牌，商人也知道从娃娃抓起，送礼要送脑白痴，童叟皆欺。

人要摆脱这种虚荣，难。

有人说，你丫葛朗台，你丫老西儿，他越说，我还越不豪放，反而请人刻个闲章，曰“上党老西”（我是山西人）。

山西人抠门，所以出晋商。美国人打电话，都是三言两语，有钱人更是如此，时间比金钱宝贵。中国人，美国新移民或留学生，饭馆刷盘子，穷，但打起电话来，十几个小时的话痨都有。

富人有富人的抠门，穷人有穷人的豪放。

我不是富人，没法跟穷人摆阔。跟富人豪放，更是门儿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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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道理和软道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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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渔夫太太

从前，我们都学俄语，听俄国音乐，看俄国绘画，读俄国文学。我很喜欢普希金的一首童话诗，叫《渔夫和金鱼》。当时有动画片，非常好看。故事讲的是，从前，有片蔚蓝色的大海，海边住着个可怜的渔夫。渔夫有个木屋，屋里有个老太婆，老太婆守着个破木盆。他们过着穷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像永远就是这样了。有一天，渔夫出海打鱼，捞上一网是泥沙，捞上一网是泥沙，运气不好……。他长吁短叹很失望，没想到，最后捞上一条小鱼，不是一般的鱼，而是一条金鱼（现在我有点纳闷，它总不是中国那种养在鱼缸里的金鱼吧？原文是什么，没有查）。金鱼是海神的女儿，求他放生，答应满足他的所有愿望。

渔夫心肠好，放掉了金鱼。他受苦受惯了，别无所求。但渔夫的太太不一样，她是河东狮子大开口，有无穷无尽的欲望，自从听说这件事，哪肯轻易放过。她总是辱骂这没用的老头，逼他向金鱼要这要那。为了报答救命之恩，金鱼一次次满足了她的愿望，看在人家渔夫的面上……直到她要当海上霸王，命令金鱼伺候她（格林兄弟的童话也有类似故事，“金鱼”作“比目鱼”，最后的愿望是当上帝）

最后，金鱼不再出现，千呼万唤，再也不出来。

她收回了她的一切承诺。渔夫还是渔夫，渔夫太太还是守着她的破木盆。

在童话中，我们都喜欢渔夫先生，讨厌渔夫太太。但在生活中，我敢肯定，更多的人是喜欢渔夫太太。因为她是个急于脱贫致富一往无前也一往无后的人，不像老头认命，一辈子受穷没出息。

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除非回到破木盆。

十八、分别圈养

老乡说，马见马亲，人见人咬，真是至理名言。社会学家说，凡有人群，就有矛盾，两人就有一掐。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其他分子更不宽容。他们扎堆，你踢我咬，简直不如牲口圈。我和外国学者打交道，他们明枪，我们暗箭，大同小异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社会契约论》），这种人我没见过。惟一例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玉皇大帝请他上天，官封弼马温，掌管御马监，他嫌官小，不干；再拜齐天大圣，起盖府第，设安静司，宁神司，俱有仙吏，左右扶持，“赐御酒二瓶，金花十朵”，“日食三餐，夜眠一榻，无事牵萦，自由自在”，无事难免生非，只好压在五行山下。道教不灵用佛教，当了和尚，才收其放心。如来佛教唐僧的办法很好，擒妖打鬼，让他有个撒野出气的地方，不听话了，马上念紧箍咒。这是我国的自由观。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士敦大惑不解。

没有个人，哪来的人民。没有人民，哪来的民主。人家西方讲民主，特牛个人自由，美国是典型代表。每家的房子神圣不可侵犯，私闯人家的地盘（property），主人可以开枪，个人存款和个人隐私，绝对保密。上班，一人一格子间，各干各的事。下班猫家里，光脊梁弄花莳草，做“丫的work”。没人管，也没人理。当然，个人自由的背后也有一只手，亚当·斯密叫“看不见的手”，即万能的“市场决定论”。这座五行山，比中国的五行山更厉害。西方传统，自己对自己的国民特好，甭管你祖上来自何方；对外则喜欢侵略，已所不欲己所欲都用武力说话。美国人，国内是“各家自扫门前雪”，国外是“专管他人瓦上霜”，国内国外都不许乱掐。这是他们的自由观。

个人和个人，不能和平共处，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隔离。香港有个研究所，一人一个中心，每个人，亦官亦兵，亦主亦奴，我很羡慕。

现在，有人把“学术圈”读作“xuéshù juàn”。

我恍然大悟，自由就是一人一个圈。

十九、民主的历史

老舍有诗，题劳动人民文化宫（原为太庙）：

古来数谁大？皇帝老祖宗。

如今数谁大？工人众弟兄。

还是这座庙，换了主人翁。

我们一直以为，民主就是由工农兵当家作主。

80年代，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出版，他老人家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民主，即发源于希腊，人家西方的民主，贵族和阔人的民主。民主是权力的妥协：富贵和贫贱要妥协，富贵和富贵也要妥协，妥协完了，和气生财，抄家伙的都放下，谁也不许胡来，曰民主政治。“文革”搞“大民主”，“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王朔的小说有句话，“党纪国法可以犯，人民群众不能惹”（大义，不一定准确），人缘不行，等于找死。他们随便给人（个人）作主，令人深恶痛绝。大家都悔不当初，五四以来，光顾救亡图存，怎么就冷落了“德先生”（democracy），无“德”何以治国？

但民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考证，民主在希腊，最初也是“大民主”，本指人数居多的老百姓说了算，语出希腊文的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意思是人民政府，特别是多数统治，所以贵族又怕又讨厌，视同暴民政治。后来，贵族才悟过劲来，老百姓又穷又傻没文化，懂qiú啥政治，归根结底，还得由咱们来代表，替他们当家作主，于是才有代议制民主，即政府最高权力出自民授，并由定期选举的代表行使之。希腊是一堆小国，就像中国古代的“泗上诸侯”（邹、滕、薛、莒等小国），古风犹存。民主是古风。它的邻居，波斯帝国，正好相反，和中国差不多，也是车书一统的所谓“大地域国家”。亚历山大打败大流士，犹小邦周之克大邑商，常被说成民主对专制的胜利，西方对东方的胜利，但波斯比希腊发达得多。亚历山大灭波斯，自己成了更大的帝国主义。希腊化是波斯化。

小村小国容易搞民主，野蛮一点，效果更好。

现代民主是上承中世纪，并非来自希腊。

有个美国左派跟我说，“文革”时期，毛主席没听毛主席的话，可惜。

有个中国唯美主义者跟我说，美国对外不民主，自己反对了自己，可惜。

我说，一部帝国主义史，对内民主和对外侵略，从来不矛盾，有什么可惜。凡是没抢过别人的国家，民主水平都不太高。

民主是器不是道。它与占卜同理。“三占从二”，是少数服从多数。道理对错管不了，关键是事到临头拿主意。大家表过态，最后好交待。如果流氓选举，他们要决定的，就是抢哪家银行，杀什么人。两次世界大战，杀人盈野，也是各国（主要是强国）人民投的票。

选举的关键是如何控制选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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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道理和软道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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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选选谁，谁选出来又选谁，是可以操控的游戏，关键是游戏规则。规则都是人定出来的，故资格和程序很重要。

布什在德州选，在美国选，在巴勒斯坦选，在伊斯兰世界选，在欧洲选，或者在全世界选，结果肯定不一样。

台湾的命运由福建来的那批台湾人定，还是由外省人或所有中国人定，也完全相反。

只要把不喜欢的多数排斥在选举范围之外，或用有利于己的多数进行反包围，像下围棋那样，就会有满意的结果。

观棋，势均力敌，才有热闹。悬殊太大，不如不下。

民主有两大难题：一，穷人总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富人必然吃亏；二，傻子总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聪明人必然吃亏。

20世纪上半叶，左派风靡世界，是抓住了穷人这个多数。但穷人造反，目的是脱贫致富，富人始终是龙头，正是理想所在。

20世纪下半叶，风水倒转，暴露出问题的另一面，现在的大老粗都是支持富人。

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的选举。美国的愚夫愚妇，恰恰是石油大亨、军火商、共和党和布什对外侵略政策的支持者。他们说，布什才是真正的美国人；相反，东西海岸大城市里的精英，根本不算美国人（他们头脑中还有美国以外如欧洲或其他地方的糊涂观念）；学校里的人，满脑子浆糊；左派，也是光说不练、光破不立、故作深沉、故弄玄虚、理论空洞、语言生涩、专玩假招子的人。

我国最聪明的人和美国最傻的人“英雄所见略同”。

西方民主成本高。家里搓麻是赌，豪华赌场也是赌，赌和赌，不一样。便宜的民主都不民主。

中国现代的民主，最初是由军阀推行，而且是从农村抓起。中国的土匪、官员都来自这块土壤。

军阀混战是世界大战的缩影。何以出乎民主（有200多个党），入乎专制，好鸡下不出好蛋（参上所说投票杀人抢银行）？这是世界性的问题。

近代西化，一切与西方对号入座。大家找呀找呀找民主，常把大臣议事、犯颜直谏当民主，这是找错了地方。其实民主的道理在村里。村里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需要商量的事比较多，推举评选的风气也比较浓，评工分，可以一宿一宿地评，评不出来的事还抓蛋蛋（即抓阄），可谓古风犹存。汉代的僤，是村中有钱人的俱乐部，敛钱买田，作公益之用，谁来负责，轮流坐庄，选来选去，总是能干也有经济实力的人（参看汉代石刻《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石券》）。它与希腊更相近。

村民议事有一大特点，sóng人只能靠边站。农村有各种“大能人”，甭管什么时期（从汉代到现在），甭管什么概念（教师、手艺人、党员干部、致富能手），都是他们说了算。村级选举，这是基本背景。

选举本身无好坏，全看谁来选，选出又是谁。民主虽是香饽饽，就这么个村子这么伙人。

二十、将来怎么告状

中国人特爱告状，尽管有各种鸣冤叫屈的合法渠道，如政府、法院、工会、妇联、纪检和媒体，上访的压力还是很大。很多人都说，中国如果变美国，事情就好办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

第一，在美国，有事别找政府。政府是管收税和打仗的。以后，你要说谁乱花了纳税人的钱，或建议中国打哪个国家，可以找它，别的事，对不起。

第二，谁拖欠你的工资，克扣你的奖金，罔顾你的死活，无视你的安全，这类事情，赶紧找老板。他不答应，就联合罢工，像前些年美国灰狗、波音或西北航空公司那样。

第三，其他麻烦，雇律师，上法院，打官司；找记者，写报道，媒体曝光。没准能告他个底儿掉。打官司可以发财，美国常有这种事。

后两条，是将来的主要渠道。可惜的是，穷人跟老板讨公道是与虎谋皮，跟老板打官司又打不起。上访是肯定不行了。

古人说，天下讼息是盛世气象。我们要真的学了美国，就没人告状了。或者说得准确一点，是没有穷人告状了。冤无头，债无主，一切听“看不见的手”随意摆布。

二十一、向右看齐

左翼和右翼的概念是源于法国议会的坐席排列，保守派的议员坐在主席的右面，自由派和社会党的议员坐在主席的左面。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是把激进派和民主派视为共产主义的同盟，对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进步作用也极尽讴歌，而把各种保守势力看作反动的一伙。

但现在大势所趋，是派别杂交，而独钟保守，全世界都如此：

美国共和党在恢复基督教风化，重返保守主义，鼓吹美国式的爱国主义，用炮舰政策推行美国价值，像施瓦辛格扮演的角色，充当历史“终结者”。

共产主义在补课，学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但新一轮的开放，西化还是器用，复兴传统，做强国梦，扬我大汉天声，才是道体。学者以宋明理学包装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跟港台欧美的新儒家起哄，鼓吹崇圣读经，到全世界散德行，亦蔚为风气。典型说法见《甲申宣言》（我叫“假呻宣言”），即用夫子之教启欧美之蒙，也叫“第二次启蒙”。

世界上的各种“义和团”也在石油滚滚下，顶欧风美雨，更张原教旨主义。

三者很有对称性，但纯种的资本主义还是人家美国。

重新包装的自由派即新保守主义，是乘时而起的当红角色。

其他派别，稍息，立正，向右看齐。

二十二、给老板上课

有人说，大学办得好不好，要看产品，产值多少还在其次，终极产品是百万富翁。给老板办班，是大学创收的好办法，讲课人也不无小补。

K公司要听《孙子兵法》。讲到一半，男大老板坐不住，率众女小老板退，如厕、喝水约十分钟。返而问，你为什么还不进入正题。讲课人说，什么是正题？老板说，《孙子兵法》跟《三十六计》是什么关系？讲课人说，《孙子兵法》是两千多年前的作品，《三十六计》是1941年才发现的手抄本，好像没有关系。老板说，那为什么书摊上有《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讲课人说，不知道。老板说，那你能结合实际讲点什么吗？比如，它和营销是什么关系？讲课人若有所悟，噢，您更关心的是三十六计吧？瞒天过海、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混水摸鱼，还有走为上计，这还需要我教吗？满地的奸商都会。老板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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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道理和软道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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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房地产商要听方术。讲课人说，求医问卜，都是最低层次的读者，我是拿方术当思想文化研究，算命看病，别来问我。讲罢，听讲人不依不饶，还是提问题：北京的地价，南边贱，北边贵，这是不是和南城杀人太多有关？讲课人猜，他说的“杀人太多”大概是指菜市口，遂答，北京城，南边本来就穷，北边本来就富。更何况，北边上风上水，南边下风下水，论环境，前者也比后者好。这和宅墓吉凶没关系。我国人多，房子底下埋死人，是常有的事。菜市口杀人多，现在卖首饰，照样赚钱。白颐路两边，原来是坟地，房价也很好。然后，他们又问占卜灵不灵。讲课人说，灵不灵，你觉得灵就灵，你觉得不灵就不灵，这和赌博灵不灵、股票灵不灵是一个道理，你们肯定比我懂。最后的问题是：你信什么教？曰什么都不信；你是共产党员吗？曰不是。他们大惑不解，非常失望（他们的逻辑是，不信教，必入党；不入党，必信教）。

二十三、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往事如烟。

1966年，一个到北京串连的孩子，横穿路面宽阔的长安街，低头猛跑，被疾驰的摩托车拦腰撞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就像一张薄纸，如此脆弱，竟被卷入车底抛出来，卷入车底抛出来，反复多次。恐怖只在一刹那，留在心里，却是永远。

四个人在屋里打牌，忽然地震，一人夺门而出，三人色变而足不移。哈哈，胆小鬼，屋里的人笑，笑得前仰后合喘不过气。因为，一切又复归于平静。逃跑者满脸通红。

可是，如果初震继之以大摇，房倒屋塌，屋里的人就笑不出来了。敏捷，幸运，逃跑者窃喜，自己夸自己。

山区的路，九曲十八盘，狭窄而陡险。一辆破旧的长途车行路蹒跚，悬崖在其右，绝壁在其左。忽然车身右摆，眼看坠落深渊，车中的人毫无反应，只有一年轻人，身手矫捷，纵身一跃，从左窗逃跑。然而，几乎同时，车身却左摆，啪，那个聪明的年轻人竟被拍死在绝壁之上。大家目瞪口呆。

空无一人的旷野，一条大路朝北走。我搭上一辆马车，坐在车子的后面。车子吱吱扭扭往前走，很慢。我后面的路在倒着走。一辆摩托，从远处驶来，先是一个黑点，声音越来越大，眼看到了跟前，突然左闪，咚的一声撞在河对岸。老张老张（假定姓张吧），坐在后面的人醒过来，使劲摇驾驶员，那人满脸都是土和血，毫无反应。我们全都傻了。扭头一看才明白，是大车占住了桥面。他没冲我而来，也没飞过河对岸。

放炮，所有人躲在山背后。等待，没有声音。等待，没有声音。把烟抽完，××说，瞎炮，凑到跟前看，炮却突然炸响。他的脸皮被整个掀起，撩到了后脑勺，惨不忍睹。冬天没在，我没见。来年春天，经过这里，他们指指点点，绘声绘色。人就是这么个东西，说没就没了，他们遗憾地说。唉，咱们还是说点什么吧，他们说好了，一二，扯着嗓子一起喊，××同志，你永垂不朽！哈哈哈哈……

笑声在山谷中回荡。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历史的真实感和荒唐感，尽在其中。

2004年11月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造字：

1页8行：卒＋瓦（左右结构，音cei）。

4页最后一行：勿＋曰（上下结构，音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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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谈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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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孙子兵法》和古代兵书研究过几年，也划拉过几篇文章，于是有人称我为“专家”。但我心里明白，这都是“玩票”，属于“纸上谈兵”。自己给自己还是划个圈子，除思想研究和文献考据，绝不可越雷池一步：纸上就是纸上，古代就是古代，不搞应用研究，更不摘“古为今用”。

凡指手划脚者，差不多都得有点资格。但“资格”这玩意儿还真费琢磨，表面看是张“入场券”，进门就撕；可实际上是个“无底洞”，掉进去就出不来。您要激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行，咱就赌气上回长城（上去了就可以说“到了长城也扯淡”）。但要写冒险小说呢？那就麻烦了。谁都爱看冒险书，可不爱干冒险事。险要冒到大难不死，而且还不是三回两回，这个火候就难以掌握了。

一般看法，谈兵得当过兵，行医得看过病，这是起码的“资格”。可是将有败将，医有庸医，葛洪说：“抱痼疾而言精和、鹊之技，屡奔北而称究孙、吴之算，人不信者，以无效也”（《抱朴子·微旨》）。你要想人信人服，光当兵不行，还得当将军；光当将军不行，还得当“常胜将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说“资格”，咱们横竖是没有。因为甭说“常胜将军”，就这“正步走”我都没练好。小时候，孩子王爱哈喝：“谁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拿屁崩”，我最受不了。而更难的是，古代兵书有“杀士”一说（简本《孙子·谋攻》、《孙腹兵法·杀士》、《尉缭子·兵令下》），意思不是说敌杀或将杀，而是让士兵自己去送死，“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以兵令下》）。林彪说：“枪声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这个战场上了”。干革命就不能当美蒂克，这我懂。但电影里的国民党将军，前边叫你冲，后边已准备好逃跑的飞机和汽车。战争就是战争，你不但自己得有当烈士（或炮灰）的决心，还得有让别人当烈士（或炮灰）的狠心。这也不容易。

在资格的问题上，常有一种误解，就是把“谈兵”与“用兵”混为一谈。

司马迁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但宋人对《孙子》的批评却很苛刻。如苏洵、苏轼父子就非常叫真儿，只承认孙武是“言兵之雄”，怀疑他未必能行师用兵（见苏询《嘉祐集》卷三《权书下·孙武》和苏轼《应诏集》卷八《孙武论》）。这是宋以来辨伪学家怀疑《孙子》的一个根子。过去我总以为这是文人和武人抬杠，实在迂腐。但现在想想，他们的讲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司马迁刚夸完孙吴之术，马上就搬出当时的一句时髦话，叫“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这种经验之谈可不是文人所能杜撰。

宋代学者对战国秦汉时代的这句时髦话做了极端化的发挥，好像“谈兵家”和“用兵家”绝无重叠之可能，未免过于绝对（已偏离了“未必”二字）；有人连孙子其人的存在也否定（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六《孙子》），就更过火。但孙武虽然是“百代谈兵之祖”，用兵实绩如何，确实不大清楚，《左传》记吴破楚，只有伍子更，不载孙武；《吴越春秋》有之，也不像伍子胥更露脸，似是出谋画策之人。还有西方的克劳塞维茨，他是军人，也打过一些仗，但没有打过大仗，更没有打过大胜仗，很像有些足球教练，主要还是“场外智多星”、“事后诸葛亮”，后人称为“军事著作家”，其实也就是这里说的“谈兵家”。

“军事著作家”和“名将”是有一定区别的。“军事著作家”未必会打仗，“名将”也不一定写兵书。如《百将传》里的很多名将就都没有写过兵书。所以若有人说：资本家会写《资本论》，妓女会写《妓女史》，金庸必为大侠，您千万别信。

兵者，不祥之器，古人慎言之。赵括徒读父书，“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连他爸都不放眼里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忒狂。后人称为“纸上谈兵”。但他坏事还不是坏在“纸上谈兵”，原书也没有说他“纸上谈兵”（赵括那个时候还没有纸）。谈兵只能日谈或笔谈。日谈可以心领神会，笔谈必须形之文字。这都是打完仗，回到家里的事。毛泽东说，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大意）。战场上瞬息万变，也没法像球赛那样叫“暂停”。可见“谈兵”和“用兵”是两码事。孙武和克劳塞维茨都在纸上谈兵，而且谈得真漂亮，连名将也不能不服。赵括幼承家学，又执桴鼓为将帅，要是不打大败仗，拣条命回来，写本书，问题倒也不大，甚至说不定还能出点成绩（好教练不一定是最优秀的球员）。他坏事是坏在“易言之”——拿“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当儿戏，并且不会带兵，既不懂与士卒同心，又“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结果造成几十万人活埋，自己也被杀。

书生慨然谈兵如杜牧者，古代也出过个把人，但要说谈兵误国，那可都是军人。赵括是世将，不是书生。书生只要不心血来潮，投笔从戎，是插不上手也负不起责的。

韩非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学者多引之，用来光耀祖国兵学的发达之早，但他们忘记了，这后面还有一句是“而兵益弱”。

宋代养兵多，武器精（发明火器），论军力装备，在当时是世界第一。兵学研究也很发达，兴武举，刻《武经》，极一时之盛。但这个中国兵学最发达的时期，也是中国军事史上最耻辱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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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谈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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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兵法研究，仍是笼罩在宋代兵学的巨大影响之下。宋代学风空疏，讲究的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当时流行的《武经七书》最初只有《孙子》有曹操注，后来干脆就是白文本，让军人自己去体会。保存古注的十家注系统的版本没有多少人读，弄到后来，几乎鲜为人知。元明以来，仿效科举制的武学教育，粗说文义、引附战例的高头讲章是占主导地位，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学院派气息。直到现在，很多的《孙子》注本仍是这个模式，大家还是把大批庸滥的武学教本当宝贝，把施子美、张贲、刘寅、赵本学奉若神明，读不懂就猜就改，甚至搞新编。“活学活用”的味道很浓。

宋代为什么老打败仗？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

（一）任何“运用之妙”都得有运用的自由。宋承唐末五代之乱，最怕“骄兵悍将”，临阵才授“锦囊妙计”，有“中御之患”。这是政治原因。

（二）兵家必知天地阴阳是个传统。古代军人要学式法，宋仁宗命杨惟德等撰“景祐三式”，“故当时壬遁之学最盛”，“自好奇家援以谈兵，遂有靖康时郭京之辈，以妖妄误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遁甲演义》提要）。这是属于迷信。

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个大问题。

军事上的教条主义还不仅仅是迷信兵书，知守法而不知用法，而是不懂“兵法”后面还有许多支撑性的东西，以为用兵博奕，纯属智力游戏。例如赵括之误就是如此。

观上所述二苏的《孙子》评论，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倾向，就是他们都认为“用兵”的关键全在“治兵”，这种本事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苏洵说，治兵如御仆妾，贱丈夫亦能为，不必有人教之。苏轼说，“挥舟于河，舟之逆顺，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见之”。这与其说是他们比武人更重实践而轻书本，倒不如说是他们视政治的问题比单纯的军事问题更重要。如苏轼说“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还有他盛赞的《何博士备论》，都是着眼于此。

自古“治兵”与“用兵”的矛盾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战国末，荀卿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临武君所贵是战国时髦的孙、吴之术，而苟卿所贵是年代较早的“桓、文节制”和“汤、武仁义”，根据是《司马法》。苟卿法古，固然保守，但也不是没有实际的考虑。他认为“治兵”比“用兵”更重要，不懂“节制”的“用兵”是失其本统，只能对付“小敌”，不能对付“大敌”；觉得“兵法”还不如军队素质、御兵之术和制度性的东西来得可靠。例如齐国兵法最精，但“齐之技击”不敌“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敌“秦之锐士”。晋、秦得益于制度先进，故能后来居上。

古代名将长于兵法者有之，但更多是善于御兵。如李广之宽，程不识之严，皆其著名者。而比御兵更重要的是御将，这个问题宋人最关心。本来以唐末、五代的背景考虑，宋代的“内紧外松”也自有其合理性。可惜的是，它也正吃了“历史合理性”的亏。

中国古代兵法的要义是能“忍”能“狠”，这是一位大人物讲过的（见章士钊《柳文指要》所述其“友人”的心得）。“忍”起来，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装孙子，钻裤裆，包羞忍耻。“狠”起来，则杀他个片甲不留，斩草除根，无遗寿幼，把一肚子的“鸟气’全施放出来。这对了解中国政治历史的经验和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很重要。

古代兵家讲“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毛泽东也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是出于这两个字。《左传》有“退舍求平”，《三国》有英雄诈降，《水浒》也有好汉在板子底下招供，推其源，也还是这两个字的活用。中国近代史上有个叶名琛，守广州不利，兵败被俘，客死他乡，时人讥为“不战不和，不降不走”。此话是否冤枉，我不知道，但四个“不”字确是犯了兵家大忌。劣势战争，要打打不过，要拼拼不起，要和、要降、要走又吃亏丢面子，没一样好受。可这样的难题，你还不能不选择。项羽兵败，刎死乌江，后人题咏，杜牧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主张逃，这是兵法；而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则是气节。道德和技术冲突，各有评价标准，无法说哪个对。讲气节，你可以说“战死事小，失节事大”，可军事学上最忌讳的就是一味拼命和死要面子，特别是拿别人的命去换自己的面子。

在《战争论》的第一篇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讨论过“什么是战争”。他的讨论很抽象，先是以搏斗为喻，讲三种“极端”，即暴力无限，绝对制伏，全力投入，否定“计算战争”，否定“不战”。这是理想化的战争。然后再放入现实中修正，说指挥艺术可以引进概然性（比为赌博），改变这种绝对化的倾向，并且战争最终总是受政治制约。前者是趋向极端的升级，而后者则是从极端状态下降或使上升中断。他主张“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实际论述却是先把政治抽象掉，然后再重新装回去（见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八年版，23—47页）。这和中国古代兵家的讲法不一样。中国的兵家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汉志·兵书略》），是把“伐谋”、“伐交”、“不战而胜”看做理想状态，而把举兵加之、破军毁国视为不得已。孙子论兵，“庙算”继以“作战”，“作战”继以“攻城”，逐步升级。但恰好在攻城白热化，“将不胜其忿”的节骨眼儿，却大讲“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全争于天下”（《孙子·谋攻》）。战争始于“谋”而终于“谋”，整个讲法顺理成章。B．H．Liddell Hart给Samuel B. Griffith译《孙子兵法》写的前言中说克劳塞维茨太晦涩，易滋误解，使人以为他是主张滥用暴力。原因就在于他是反着讲。

在《战争论》的这一部分中，克劳塞维茨提出过一个“两极性原理”，很重要。但可惜的是他在书中未能来得及展开论证。两极化在人类生活中很常见，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这是一种理想态。“好人和坏人”的故事，不仅小孩爱听，大人也爱听。词人擅长夸张，政客偏爱蛊惑，群众运动总是一浪高一浪，奥妙都在这里。它的特点是排斥“第三条道路”，排斥“中间色”，强调对立面要同构对称（不然就无法顶牛，就没戏)。战争总是壁垒分明，你死我活，在这方面当然很典型。但就连战争也是有升有降，势弱当避敌，善和、善降、善走；势强也得允当则归，见好就收。否则求荣得辱，欲益反损。

在现实生活中，灰色和混沌状态是大量的。在战争问题上,人们一般看重也易于理解的是“两极化”的形成过程，而常常忘记其负过程，即冲突的化解、矛盾的稀释。其实在战争史上，妥协、媾和、谈判，甚至诈降、叛变，从来都是“大战略”的一部分，其难度一点也不比野战、攻城来得容易。特别是人活一口气，总是带情绪的。中国人有“吐痰效应”，喜欢起哄。扬汤止沸，人多了去；釜底抽薪，影也没有。正合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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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谈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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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汉学家石施道（Krzysztof Gawlikowski)教授说，西方的军事传统是来源于“决斗”，和这一传统有关，欧洲，特别是拉丁民族，有一种“男子汉”的概念，西班牙语称为“Macho”（见所著《孙武和中国的军事传统》，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一九九二年）。我觉得如果能把中国的“男子汉”和西方的“Macho”做个对比，这对了解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和军事传统将会很有帮助。

近来，“男子汉”在中国非常时髦，女人到处找，男人到处装，唯有王朔一语道破天机，说这是老娘儿们下的套，专让男人往里钻。中国现在的“男子汉”形象，标准是有棱有角，胡子拉茬，沉默寡言，透着冷硬，大概都是从外国电影里搬来的。但中国人本来的讲法可是另外一套。他们打心眼里最瞧不起的是屁事憋不住火的“匹夫之勇”（如项羽、张飞、李逵之流），看重的是忍耐力和气量（如刘邦、刘备、宋江之流）。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都可反映中国的“男子汉”是什么意思。老百姓讲，天下好汉有两条，一条叫“不要命”，一条叫“不要脸”。但归根结底，“不要命”得服“不要脸”。《水浒传》讲火并王伦，王伦为什么不行，就是小肚鸡肠，容不得人。梁山泊什么人没有？既有逼上梁山的林冲，又有鸡鸣狗盗的时迁，没有“宋大哥”式的人物，怎么笼得住。Macho是贵族骑士，放在中国要算“君子”。中国古代的“君子”也有过决斗式的战法，如被毛泽东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究的就是这类战法。但中国从很早起就破坏了贵族传统，也废弃了fairplay。战国以来，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兵不厌诈”其实是“小人战术”。“小人战术”在中国人的行为特点中渗透极广。它的优点是灵活机动，但坏处是容易流为油滑，叛服无定，蔑视一切法则。法国 PaulValery曾说，一般西方人对我们这“既东而又西，既左而复右”的民族实在捉摸不透（为盛成《我的母亲》所做的序），但我们中国人从不误解，“大闹天宫”的和“西天取经”的是同一个孙悟空。

中国战法是勾践式的战法，“忍”字当头，“狠”在其中。卧薪尝胆，心上一把刀，滋味不好受。但这是环境逼出来的、古代世道艰险，老百姓不读兵书，常在“窝里斗”，也一样能学到兵法。就连悍妇都懂得“哀兵必胜”．必要时先哭上两嗓子。

没办法，《孙子兵法》竟成了“装孙子”’的“兵法”。

“悍妇”和“男子汉”常常是对称的两极。如刘邦厉害，他老婆也厉害。男人和女人“斗法”，也与“兵法”有关。古代房中术总是称女人为“敌”，如所谓“视敌如瓦石，自视如金玉”，“御女当如朽索御奔马，如临深坑下有刃，恐堕其中”（《医心方》卷二八《房内》）。很有点“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味道。

Macho的特点是爱女人，特别是爱“求之不得”的女人，比如朋友的妻子。而中国的“男子汉”，视“妻子如衣裳，兄弟如手足”，根本没这个“浪漫”，绝不把女人放在眼里。

中国也曾是个典型的男性社会，但何以照样会有“阴盛阳衰”、“雌雄颠倒”和“怕老婆”呢？中国的男性退化有两种类刑。一种是达官贵人，地位高，脸皮薄，忙于外，疏于内，被女人从内部夺了权，弄得呼奴奴不听，唤婢婢不应，财物财物不清，消息消息不灵，并以“首长健康”为由，吃、喝、拉、撒、睡全包，感情放债，使男人的一切生活能力丧失，再捏住点花呀草的把柄，就差拿枪顶着当人质，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傀儡。另一种是娇生惯养的“小皇帝”，爹是一代枭雄，儿是可怜阿斗，“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也是被女人宠得没有一点男人味。

男人的最大弱点是爱女人。女人常常没法直接征服世界，但她可以通过征服一个“男子汉”，不费一兵一卒，不发一枪一弹，就全面占领他征服的世界。这是一种更高明的战术（以柔克刚，名符其实的“阴”谋）。

中国的兵法，固有其阴毒之一面。但学兵法的并非都是坏人，坏人也不是兵法能教出来的。相反，它往往带有防身的性质。司马迁曾慨叹，以孙膑、吴起之善于用兵，何以竟不能保护自己，防患于未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但这事也是说着容易做着难。

“君子”吃了“小人”的亏，若恕道未修，咽不下这口气，非报仇不可，常常会有一种两难的选择。你要收拾“小人”，就不能“以君子之道还治小人之身”。因为“小人”也懂躲避“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制服“小人”，必先化为“泼皮’。但悲剧可能在于， 这是“小人”逼“君子”犯错误：即使“君子”在战术上成功了，事实上被消灭的也并非“小人”，而是“君子”。因为“君子”已变成了更高明的“小人”。

一九九二年六月写于北京蓟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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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与武士遗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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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九九二年，人民文学出版杜出版了陈平原研究武侠小说类型的力作《千古文人侠客梦》。观作者代序，可见他以文人”自居，“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好托“梦”于“侠客”的伤感与自嘲。这对了解作者后来提倡的“人文关怀”大概很有帮助。作者以书相赠，并耐心解答我所关心的问题，使我这个热心读者学到不少东西。但有负作者的是，我这篇读后感，正像他讲一般武侠小说读者的话，大概也是属于“各取所需”、“不无好处”的“误读”吧？

“梦”在中国可不是好词，可平原对“侠梦”却独有深爱，“明知这不过是夏日里的一场春梦”，照样“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

平原有平原的伤感，我不好谬托知己，陪他慷慨。但“侠”与“兵法”有关。从“兵法”读《侠梦》，我觉得还挺有收获。

如果我没说错，平原对“侠”本身的关心似远不如它的“梦’。他对“侠”的历史存在只是在第一章中略略提及，一旦把背景摘开，进入正题，七八章下来，全是“梦”的天地也许是隔行如山又太实用主义，不知怎么，我对此书的精彩之处和重头戏（游侠文学的“三大期”和其叙述语法的“四句话”）老是眼花缭乱，注意力反而在它的一头一尾。平原的兴趣是作为文学现象的“侠梦”，而我关心的却是这“侠梦”的历史依托。

记得十年前，有位“其志不在小”的老兄曾说：“历史有屁用，考来考去，还不是说人也长着个猴尾巴骨”。我知道“猴尾巴骨”对富国强兵肯定没用，但既然干了这行，咱们也犯不着自轻自贱。我倒宁肯相信，古人思考的大问题很多今天也还困扰着我们。

最近几年，与平原精研武侠小说的同时，我也正在埋头兵法。前一阵写篇文章，我自以为得意的是，对“兵法”作为“枢轴现象”（即雅斯贝斯描述的“文明一大坎”）好像深有体会。但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一旦旧的军事传统被老滑头式的“兵法”取而代之，它是不是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呢？

读了平原的书，我才发现，根本不是。它至少还留了条“猴尾巴骨”，这就是作为武士遗风的“侠魂”。研究古代武士传统与“侠”的关系，这不仅对弄清武侠小说的背景很重要，而且对探讨 “兵法”的来龙去脉也很重要。

“侠”在成为文学现象之前，曾先还是一种历史现象或文化现 象。读平原的书，我老想弄清的一个问题是，“侠”到底是怎样一类人？

讨论“侠”的起源，现在材料太少，只有《韩非子·五蠹》和《史记·游侠列传》等少数几条，平原已经一网打尽。太史公说“古布衣之侠，廉得而闻焉”，可以考见的只有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一类养士的阔人，再往上追溯，恐怕就连此等“阔侠”也找不到。可见“侠”也是一种“枢轴现象”。汉代的“侠”眉目略微清楚。太史公对当时的“侠”有严格界定，只限修行砥名、德义可称的“闾巷之侠”和“匹夫之侠”，反对把他偿与那些狼狈为奸、仗势欺人的“暴豪之徒”混为一谈。但可惜那时的群众眼睛好像并不雪亮，楞是常常把“义士”当“流氓”来取笑，惹得他老先生叹惋不已。

对于“侠”，干原看重的似乎只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如重然诺，轻生死，蔑视王法，救人厄难。至于武功．他认为那只是行侠的手段，即使没有，也并不妨碍其为“侠”。例如在他看来，《游侠列传》全无一字讲“侠”的武功，道理就在这里。他还推论“侠”的功夫见长是唐代小说家的创造，早些时候未必擅长技击。但这样一来，韩非说的“侠以武犯禁”，那其中的“武”字时就成了问题。平原说这个“武”字大概只是“‘动不动就想打架’或者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谓也。我想，早期的“侠”功夫如何，确实已难查考。不过，如果“侠”只是想打架而不动手，或爱救人而不拔刀，那游侠精神将何以体现？你只要一动手或一拔刀，高了不说，对付一般流氓的水平总得有一点儿。

我理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二者同属“游士”的大范畴，背景都是原有贵族传统的大崩溃。旧的贵族传统是由武士教育所培养。那时的“士”都是允文允武，在庙堂之上是谦谦君子，而在战阵之间则是赳赳武夫。官学破敝，儒、侠并出，各代表了旧传统的一面，“侠”和“武”还是分不开的。虽然《游侠列传》中的朱家、剧孟、郭解都很有“君子之风”，但这都是在他们成了“知与不知，皆慕其声”的老牌大侠之后。在这之前呢，情况却是两样。比如你就拿郭解来说吧，年轻时，他心毒手狠，不但杀人如麻，还造假币，挖古坟，什么都干。等年纪大点，开始学好，“折节为检，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但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卒发睚毗如故”。特别是他手下那些“客”，别说等他放话或丢眼色，哪怕就是听说有谁敢跟他叫板犯横，马上就让你伏尸街头，干完了都不让他老人家知道。这不是“武”又是什么？

太史公的书可不是什么人都入得。资历太嫩的“小玩闹”不用说，就是拔份有脸的一般“火爷”也不够格。入传那都得够得上“教父”一级。

“教父”当然可以“动口不动手”，但“以武犯禁”毕竟是他们这一行的绝活。

“武”肯定是暴力手段，但不一定限于高超的武功。①(私下同平原讨论，他认为侠与刺客、绿林、会党均有区别。刺客是官府收买的工具，虽有武功而人品低下；绿林是啸聚山林的农民武装，活动中心不在城市；会党有严密组织，很少单挑独战。但我觉得，侠既然养士，则并非全无组织；若再养死士复仇，也包含刺客；还有同官府作对，也和绿林有相近之处。)

“侠”与“武”有不解之缘，这一点还同“剑”有关。平原归纳的叙事语法，第一条叫“仗剑行侠”。“剑”是行侠工具，正是“武”的象征。

平原考“剑”，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侠客为什么不扛大刀如关羽，或持双斧如李逵，而偏偏要背一口轻飘飘的宝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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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与武士遗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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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平原推测，大刀、板斧虽比宝剑更利于实战， 但“扛大刀或持双斧实在难以‘远行游’，且未免过于杀气腾腾”，不像“‘负剑’形象美观大方，也不失壮士风度”，除去易于佩带，似主要着眼于其美学效果。

剑在武侠小说中被写得神乎其神，当然有作家的渲染和创造，但其中仍有史影可寻。

中国的冷兵器，戈、矛、剑、戟、弓矢都起源甚早。戈、矛、戟是车右所执，弓矢是射手所执，都是车成中的主要兵器。这些是长兵。剑是短兵，只能用于近战格斗和平素贴身自卫，不是主要的实战兵器。但古代兵器除用于作战，还有随身佩带，用来标志身份的意义。如西周时代的官爵册命，所赐舆服常见甲胄弓矢，而后世舆服制度也有刀剑。中国古代的剑，早期出土都是匕首式短剑，长度只有十多厘米到二十厘米左右。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有长一点的剑，长度也只有五十厘米左右。发展到八十、九十厘米到一米左右，那是秦汉时期。长剑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武士佩剑的风气亦始于此，故这一时期的出士兵器是以剑铸造最精，装饰也最考究。宝剑对于男人就像钗簪之于女人，也是一种贵重的“首饰”。战国时期，由于野人当兵，旧的武士制度衰微，带剑之风也下替。例如《史记》载秦简公六年“初令吏（下层官员）带剑”（《六国年表》），次年“百姓初带剑”（《秦始皇本纪》），就是反映这一点。等到韩信“好带刀剑”那阵子，佩剑就滥了。

佩刀剑在全世界到处都是武士的象征。西方人说亚洲缺macho（男子汉），只有日本和马来半岛还有点味道，他们就是好带刀剑。我国只有某些少数民族还带刀剑。这些都是武士之风的孑遗。美国西部牛仔改玩手枪，那绝不是正宗。

对武侠之负剑，我想恐怕还得从这条线索去理解。

“侠”和“兵法”都与中国古代的武士传统有关，但两者在精神实质上可大不相同。“兵法”讲究的是力量对比、机遇捕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全靠“可行性研究”，根本无道德可言。而“侠”可不一样，他讲究的是单挑独战，快意恩仇，甭说事关武士荣誉，就为一句话、一口气也能跟你玩命。

照理说，“兵法”既然是后世军事传统的主流，它与早期的武士传统关系应当更密切，但不然。我仔细研究兵法才知道，它是从古代军法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现象，和古代战法是完全相反，放在早先，都是君子不耻。而“侠”，从表面上看，虽不属官方整军经武的范围之内，反而常常是严打狠肃的对象，但太史公和平原欣赏的那种重然诺、轻生死，复仇决斗的精神，却正是古代武士传统的嫡嗣正宗。

中国古代的武士传统，史影绰绰仍见于许多断简残篇。如子元振万（跳武舞）挑逗文夫人，颇类欧洲骑士；子路结缨而死，也很像日本武士。特别是被毛泽东讥为“蠢猪”的宋襄公，更分明是中国的堂吉河德。他自称“亡国之后”（宋为殷后），死守古代“不鼓不成列”的决斗式战法，硬不肯乘敌“半渡”、“未陈”而击之，结果身死兵败为天下笑。据（非子·难一》，“兵不厌诈”正是针对这种过时的战法而提出。宋襄公可笑不可笑？以今天看当然可笑。但你别以为他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在那儿抽疯。他那些战法都明见于《司马法》,本来正是君子必需遵守的竞赛规则，很符合fairplay。

在世界各地，武士传统的转型都是一个大问题。

欧洲骑士和日本武士的衰落都非常晚，如塞万提斯写《堂吉河德》是在十七世纪初，日本武士大批沦为浪人也在这前后。他们的武士传统至今还很深入人心，一直影响到西方人“五讲四美”的文明礼貌和日本人咬牙跺脚的奋斗精神。

同鬼子打交道，我的突出印象是他们太傻。古人不是说“物老成精”吗？那真是一点儿不差。中国文明太悠久，结果弄得哪儿哪儿都是“人精”。中国的武士传统变“堂吉诃德”那是二千六百年前的事，难怪近代的志士仁人要仰天长叹：中国太缺乏“尚武任侠”的精神了。

平原爱小说中的“侠”，我也同样。小时候，我最气不愤的就是，项羽力拔山、气盖世，怎么楞是让一论人品没人品，要武功没武功，满肚子花活，下流到“分我一杯羹”的沛县流氓给灭了。读到他垓下被围，乌江自刎，心里就堵得慌。后来大了，我才明白，人是两面派，实用的时候实用，理想的时候理想。干坏事，他玩得全是毒计损招，可听故事却乖得像小孩，又是替英雄下泪。又是替古人担心，没人会把权术兵法当文学欣赏，就连有勇无谋的戆汉，也比大奸似忠的“油条”更受读者青睐。

平原说武侠小说是通俗文艺，不必人为拔高，但既然人问总有不平，“侠”所寄寓的人类期盼和自由精神就永远是深刻主题。这种化俗为雅的理解对我也启示良多。

通俗文艺“俗”，“俗”到头大概要算“诲淫诲盗”。清初反精神污染，这两条都在查禁之列。我们汉人不像话，搞这些走火入魔，在当时是超一流的世界水平（搁到现在也不逊色）。这类书有煽情催欲的副作用，但不管你怎么深恶痛绝，它里面毕竟有人类的基本兴奋点（也可以说是弱点）。

“俗”而至于“庸”，不是打就是闹，不是搂就是抱，必然堕入程式化，让人起腻。因为你要看真正的武打即散手，那都是三八两下，立决胜负；床上戏也是要不了几分钟就得云散雨收。小说家要想拖住读者，就得因情设景，添油加醋，拉长篇幅；甚至借佛理以宣淫，寓造反于招安，故做波折。这些手法拙不拙劣？拙劣。可它里面也照样埋着人类的“永恒主题”。

人类的“永恒主题”都是植根于人性的基本冲动，酒、色、财、气一样不能少。特别是“色”和“气”，更是主菜。它们是明清通俗小说的两大主题。你可以说“烂醉如泥”是“俗”，“玉山倾倒”是“雅”；“皮肉烂淫”是“俗”，“儿女情长”是“雅”；“赌徒心理”是“俗”，“企业精神”是“雅”；“好勇斗狠”是“俗”，“见义勇为”是“雅”。但专家不也承认《红楼梦》和《金瓶梅》有密切联系吗？现在国外害怕小孩学坏，有给影片定级一法。脱，脱到什么程度；吓，吓到什么水平，从 G到 PG到 R到兄 中间有一系列过渡。我想，通俗文艺和高雅文艺，从主题到手法，仔细研究，还是可以看出其“变形”。

古人说“任侠使气”，如果假装内行，妄谈“类型”，我就把它归入“气”这一类。人们说爱情是“永恒主题”，体育是“人类精神”，其实推而广之，不平就想出气（哪怕是摔盆打碗），又何尝不那么“永恒”呢？特别是中国人有“造反”癖，隔上一二百年就要“出上口鸟气”。王侯将相，他不信有种；神佛仙怪，他也太少虔诚。靠得全是一股浑不论的精神。

“复仇决斗”曾是原始的公平原则，说古老那可是真古老。可是现在美国也还照样在演《超人》、《蝙蝠侠》，声光化电之下，主题还是老一套。

最后附带讨论一个问题，即后世还有“侠”吗？

平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从《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作传，可这不等于社会上不再存在游侠，。游侠文学中的侠客形象虽颇掺入作家的想象，但往往还是可以折射出其创作时代的真实存在。

为游侠文学的“三大期”找原型是比较困难的。没有研究，不敢妄言。不过我总怀疑游侠小说中的“侠”与生活中的“侠’”怕有相当距离。尽管太史公早已为我们区别了真侠与“暴豪”，武侠小说中的剑客也是正、邪不能两立，但我揣想，普通人拿眼能瞅见的多数还是黄金荣、杜月笙或黑手党之流，武德高尚的技击家不是太少，就是远在天边，急了够不着，还得花钱请流氓照应。文学家的想象，大概就是这样应运而生，正如没有清官盼清官，越不爱国讲爱国，也是属于没啥想啥。想多了就有人提倡也有人效仿，而矫情的提倡或效仿，流弊是“假”。

我曾问平原，研究武侠小说的类型，《儒林外史》中的“假侠’是不是也值得研究？

一九九二年七月写于北京蓟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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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剑桥战争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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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和“成功秘密”

古人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但近五百年来，天下所行者却不过是“以力服人”的“霸道”。我记得，好像是上一世纪初，有哪位欧洲哲人说过，我们还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因为近半个世纪，在“恐怖的和平”下（真正的恐怖还是来自大国），已经好久没有世界大战了，这是太大的意外。现在，当“新帝国主义”论借全球化的西风重新崛起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五百年来，世界一直都是笼罩在西方军事传统的影响之下，战争仍威胁着整个人类。

一、没人把《孙子兵法》当回事

记得很多年前，在一次书刊发行会上，有位我很尊敬的著名学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好，就是好，它不但能救中国，还能救全世界。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他老人家举例说，比如西方人，他们就不懂什么叫“兵不厌诈”，海湾战争就是靠《孙子兵法》才打了胜仗。这样的说法，咱们这边有，台湾那边也有（我在台湾的书店里见过这类书），而且有人说了，这可是人家美国报纸讲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信。这就像过去大家说的拿破仑读《孙子兵法》，悔不当初（此说是30年代出自李浴日口，类似故事还有威廉二世读《孙子》），我很怀疑，它是咱们中国人捕风捉影、自欺欺人的把戏。我相信的倒是，人家读《孙子兵法》，顶多就是看着玩。在汉学译本中，《孙子》地位高，仅次于《老子》、《易经》，当然很重要，但人家有人家的传统，轮到动粗，他们玩的是另一套。比如，我想向读者推荐一本书：《剑桥战争史》（Geoffrey Parker,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文译本：〔美〕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锦川、李军、李安琴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它就是讲西方靠什么打仗。整个一卷书，从头到尾讲下来，不但不谈《孙子兵法》（只在第9页夸了一句，说孙子早就预言了后来由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提出的主张），就连中国都没有几句话。我记得，许倬云先生说过，他出国之前以为，世界之大，只有中国；出国之后才知道，世界之大，没有中国。这种“没有中国”的感觉，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在各种“剑桥史”中（除去专讲中国史的书），却比比皆是。这是很好的教育。

最近，插图本的历史书可谓大行于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好几本。读这类书，大家都说，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但我想提醒读者，这些“剑桥史”，它们的共同点是很能反映西方观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看法。它们是很有势力的看法，但也是很有偏见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同意，而且是坚决不同意，西方学术就是国际学术，特别是拿西方汉学当国际学术。我认为，研究中国，只能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中国学者的研究，加西方汉学的研究，加“亚汉学”的沟通介绍，勉强可叫“国际学术”。但我的很多西方同行，他们还是天经地义地认为，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普遍原则，那就是西方的原则。而且，在这个所谓“普遍原则”下，对这个“原则”是必要补充，他们还有纯属个人，千姿百态，只有白马黑马没有马的自由意见，真可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比如前不久，山东画报出版社寄我一本他们出版的《剑桥插图考古史》（郭小林、王晓泰译，2000年），它说，“本书在根据‘西方的经验’说明这门学科的时候，有过分的西方中心论之嫌。我们并不想对此加以辩解，因为考古学并不是由非西方人创立的”（前言005页）。虽然，因为考古发现的遍地开花，它对世界各地都得说上几句。但它是说话人的历史，不是被说内容的历史；是考古学的历史而不是考古发现的历史。从记录主体活动的角度看，它理所当然要把这部历史看作西方的历史，或者主要是西方的历史。他们对世界上的国家，向分三六九等，着墨多少，尺度宽严，都有固定想法。讲苏联，绝少不了恶评；讲亚洲，日本肯定在中国之上。它就是这种“普遍原则”的体现。只有明白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引为自豪的考古发现，到他们笔下却几乎等于零。在这本书里，关于中国考古，它唯一提到的是，中国还有个西安，西安还有个秦俑坑（302－303页），即西方旅游者来中国的必到之处。另外，在年表中，它还提到1921年发现北京猿人，1953年发现半坡遗址。几句话而已。

和《剑桥考古学史》相比，《剑桥战争史》对“普遍原则”讲得更突出，线条也更为明快。本来这些历史，它们统统都是世界史，然而它们都只标“剑桥”，不标“世界”，作者讲得很清楚。世界史总得讲世界吧，但作者觉得，要讲战争，那我们是胜利者，这个历史当然是我们的历史。他们讲起话来真是坦诚相见，什么酸文假醋都没有，干脆就是拿西方战争史当世界战争史，一点都不脸红。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不仅对了解西方战争史有用，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现在之所谓“国际学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像拿北京话当普通话，它可不是各地方言的拼凑，也不是投票选举的结果，皇帝在哪儿，哪儿就是普通话。

现在讲中国的军事传统，我们当然可以关起门来讲，说我们有《孙子兵法》，老子天下第一。但我的看法有点不同。我相信，真正的西方文化，他们内心的想法，其实是根本就没把中国当回事。就是讲客气话，肯定也是点缀（在很多场合下，还是保护）。而且，我完全同意，他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也确实很有理由。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比我们先进，也比我们眼界宽广，更了解天下大势。要讲世界，他们比我们有发言权。

知人知面不知心，知心最难。学习西方文化，首先，我们得了解其心理特点，不是个人心理，而是文化心理。研究心理，军事是个入手处。作者说，“西方的历史，无论是本国的还是海外的，都是以强硬的、野心勃勃的大国们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竞争为中心，在竞争中，残忍者、革新者和果断者取代了自满者、模仿者和优柔寡断者”（590页），他们的特点是居高临下、恃强凌弱、吃硬不吃软，不相信眼泪和感化（战时的日本人也是如此）：如果你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高”与“强”，即“彼可取而代之”的一整套制度和观念（我们确实没有），他们当然会问：我们的东西为什么不是最好的？而且你有什么理由加以拒绝？这就像在没有新鲜空气和干净水源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拒绝呼吸和饮水。他们的道理确实是“硬道理”。

在近百年的文化争论中，我们不是自大就是气短，原因就在，我们不懂他们的“硬道理”有多“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还老想和人家较劲；刚学一两招，就想把对方放倒，不知道人家这500年的功夫是怎么来的。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意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鲁迅《忽然想到》（十至十一），收入《华盖集》）。

二、站在“八国联军”一面，还是站在“义和团”一面？

此书作者共七人，两位是英国人（包括在英国受教育然后到美国教书的主编），五位是美国人（其中一位还当过空军，有上校军衔）。我向一位西方学者介绍此书，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本19世纪的书吧”？我说不是，这是1995年海湾战争后出的书。但我觉得，他的反应并没有错。因为当我们跨入21世纪，世界确实是倒退，已经退回了19世纪。很多政治家的言论已经把它讲得很清楚，就像科幻影片的说法，是back to the future（返回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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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剑桥战争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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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00年，有不少人约我写稿，庆千年之禧，作世纪展望。我说，庆祝什么，展望什么，你看看1900年，就知道2000年了。因为在这个世纪之交，我们仿佛又回到了100年前。前不久，打开电视，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张信刚先生，他出现在屏幕上。在世纪大讲堂，他说，现在的世界，还是由“八国联军”主宰，除奥匈帝国不在，换了加拿大。这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我们的文化界，“自由派”也好，“新左派”也好，他们面红而赤吵什么，问题还是，你是站在八国联军一面，还是站在义和团一面（图四），好像别无选择：

“美国欺人太甚，你跟它硬也不行，软也不是，反正说什么，他也要打你，跟丫拼了”。

“世界这么乱，没人管怎么行，咱们得谢谢美国”，

“你不支持美国，就是支持独裁领袖、流氓国家、恐怖分子，就是和全人类作对，和自由民主作对”

……

这些都是世纪性的争论。

其实，在过去一百年里，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早就有先定之数：列强世界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既没有机会先抢，也没有力量后抢，只能自己抢自己，苦苦挣扎于世界之林。现在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相比，地位是提高了（无论怎么评价，这也是拜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赐）。但水涨船高，在世界的整体格局中，在西方的心理框架下，我们和两次“公理战胜”后，地位还是差不多。两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是“八国联军”的窝里斗，先抢者和后抢者斗。德国是后抢类的国家，始终处于“四战之地”，结局最惨，两次都是战败国；英、法扼其左，俄国阻其右，都想引祸水于对方，但彼此都倒了霉，两次大战，也是损失惨重；奥匈帝国也是后抢类的国家，为德国帮凶，一次大战后，迅即土崩瓦解；意大利和日本也是后抢类的国家，二次大战跟德国跑，也没什么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真正捞到好处的，只有美国。一次大战，打出一个“法”（法西斯主义），打出一个“共”（共产主义），引起二次大战反“法”，冷战时期反“共”。但反来反去，亲缘关系没有变，基本结构没有变，在美、英、法的眼里，德、意、日还是他们的人，俄国也是旗鼓相当的对手。我们徒有“战胜国”的虚名，既不是最贫弱的国家，也不是“八国联军”圈里人，一直扒在车帮上，无论怎么变，地位都不能同日本相比。因为日本是他们圈里人，而中国不是（就连汉学研究的地位都是由此而定，过去我不明白，现在看得很清楚）。二次大战期间，所有强国都是以邻为壑，珍珠港事件之前，它们对中国都是见死不救，孔祥熙游说德国，宋美龄游说美国，都是洒泪而还，为什么？除移祸苏联，还有个理由，就是日本在亚洲最有领导资格。现在轮到反“恐”，没有反完的“共”都纳之于“恐”，叫“后冷战时期”，对西方来说，是打完大敌打小敌，又转回去了。所以，我们的世界反而更像1900年，即八国联军到北京教训我们的样子。有个西方学者跟我说真心话，现在这个世界，屈指可数的流氓国家，你们是难逃其外；本世纪还保留吃人习俗，你们是独一无二（他们已写出“中国吃人史”）。在他们眼中，我们还是义和团。

三、为什么不谈中国？

《剑桥战争史》是一部详于今而略于古，专讲西方之不暇，遑论其他地区的战争史。它在中国出版，作者兼编者，美国的帕克教授为它写了一篇中文版序言。

这个序言很有意思。他说：

由我策划和编辑的《剑桥战争史》，现将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读者见面，这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但是，我担心有些读者在看了书中的内容基本限于涉及西方的战争之后会感到失望。坦率地说，他们一定会认为，战争的中国模式在重要性和令人感兴趣方面并不亚于西方。

然后，他提到两本书，一本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的书（Western Way of War,1989，原书未见），一本是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的书（Sanctioned Violence,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前书是介绍“西方战争方式”，后书是介绍“中国战争方式”（作者是汉学家）。这是他做比较研究的基础。

作者向中国致敬，主要是说希腊和中国进行过类似的“军事革命”。比如：希腊有重装步兵，中国也有；希腊有色诺芬，中国有孙子〔零案：作者说，与《孙子》“齐名”，还有《墨子》的城守各篇（序言2页），西方重技术，看重这些篇，但在中国，没人这么说〕；希腊有民选将军，中国也有精通军事技术的专门指挥家；中国有秦始皇的“中央帝国”，马其顿有亚力山大的希腊化（2－3页）。此外，书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和西方一样，都很重视操练和操典（4页图注和595页）。这是用熟悉的东西讲不熟悉的东西，就和古谣谚说骆驼是“马肿背”一样，只是最表面的比较。

最后他说，然而，为什么这部书只谈西方，不讲中国，也不讲世界其他地方呢？他有三条理由：

第一条，“对各个历史时期所有社会——无论阿兹台克人和莫卧儿人，还是中国和欧洲——都予以同样关注的‘战争史’，其广泛多异的内容是一单卷本的书无法包容的”（3页），这是说“一卷装不下”。

第二条，“在让西方的勇士和军界名流们分享关注和荣誉的同时，仅仅对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军事和海军传统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好话，那将是不可原谅的歪曲”，这是说“几句说不清”（3页）。

这些不是主要理由。

他关键的理由，我看还是第三条，即归根结底，还是“谁也打不过西方”。

他把话说得很清楚：

不管是进步还是灾难，战争的西方模式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在19、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以悠久文化称著〔零案：应是“著称”之误？〕的几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抵抗西方的武装，而像日本那样的少数国家，通过谨慎的模仿和适应，取得了通常的成功。到20世纪最后十年，无论是向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发展，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战争艺术，使所有的竞争者都相形见绌。这种主导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加上其成功的秘密，看来是值得认真地考察和分析的（3-4页）。

因为作者不讲中国军事史，这里，我想举几本中国出版的书，供大家比较：

（1）军事科学院编的17卷本《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2）王兆春《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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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剑桥战争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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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蓝永蔚、黄朴民《中国军事史》（插图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另外，我想顺便提到的是，上述作者之一，蓝永蔚先生，也是《中国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中华书局，1980年）的作者，最近在《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14日第一版上写过一篇文章，叫《在旗影征尘中追寻》，是介绍上面的第三本书。蓝先生说，《剑桥战争史》大讲希腊、罗马步兵，不提中国春秋战国的步兵，对它最好的回应，就是写出中国自己的战争史，我很钦佩。但我觉得，西方学者不讲中国就不讲好了。他们的战争史，即作为“主导传统”和“成功秘密”的西方战争方式，还是值得认真研究。

四、什么是“西方战争方式”？

下来的“引介”是“西方战争方式”。这段最重要。

“西方战争方式”是什么？作者总结了五条：

（一）重武器和技术（2－3页）。

作者承认，历史上，西方比起它交战过的东方，在技术上并不占优势，“直到17世纪早期火枪齐射技术和战场火炮的出现为止，整个亚洲的马上箭手和他们使用的弯弓一直被证明要比任何西式武器的威力都大得多”，“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先进技术都源自西方，许多重要的革新，如马镫和火炮都是来自东方的对手”，但他还是强调说，“除了少数的例外，亚洲的马上弓箭手并不直接对西方构成威胁，就算能够，这种威胁也不持久”，“事实上，历史证明，自从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战争以来，很少有哪个时期，西方所召聚的部队在战斗潜能上不优于它近处的对手们”，如希腊打败波斯、罗马打败阿提拉，都是例证。作者这么讲，是在暗示，2,500年前，西方就比东方强。这类欧洲虚荣和自我吹嘘，书中很多，我们不必在意，因为这样的说法，我们也很多。重要的是，近500年来，特别是近200年来，西方的优势确实无可置疑。他们看重武器胜于人力（这是其近代趋势，未必是古老传统），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军事发明，这确实是一大特点。比如火药和指南针是我们发明（后者有争议，或说是各自独立发明，但作者说是1200年由中国传入），但13－14世纪传入欧洲后，他们后来居上，比我们强得多。16世纪以来，西方船坚炮利，所向无敌，总是以少胜多，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二）重纪律和训练（3－5页）。

作者说，西方军队总是以少胜多，不像中国总是用大量军队围攻（见594页），原因是纪律严明〔零案：不一定吧？中国历史上，匈奴只有汉一郡人口，满族军队只有八万人，他们以少胜多，都是靠突然袭击〕。他说，“应该再次予以强调，作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优势在于弥补数量劣势的能力。因为历史上不管是保护欧洲免于外来侵略（如公元前479年在普拉蒂亚，955年在拉茨菲尔德，1683年在维也纳），还是征服阿兹台克、印加和莫卧儿帝国，西方军队在数量上向来都处于劣势，期间差距至少是一倍到两倍，而且常常更为悬殊。若非因为严明的军纪和先进的技术，这些奇迹绝不可能发生。同样，若非因为强于对手的军纪，甚至是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几乎无法用他的6万名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联军去摧毁波斯帝国的军队，因为在敌人的部队中可能招纳了更多的希腊士兵（他们拥有与亚历山大部队同样的作战装备）”，重视操练，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现代军队为什么还练正步走，就是保留这种传统。原书为了说明操练的重要，特意附了一张照片（4页），画面上是一个不堪劳累，昏倒在地的英国士兵〔零案：米哈伊尔大公观法国阅兵，说“很好，只是他们还在呼吸”，参看福柯《规训与惩罚》〕。图注说，“只有两大文明发明了步兵操练：中国和欧洲，第一次是公元前5世纪在北中国和希腊，第二次是在16世纪末。此期代表人物戚继光和荷兰共和国拿骚的莫利斯都明确主张恢复传统作法”。我怀疑，步兵操练主要是为了营兵布阵（现在防暴警察还练这个），凡有两军对垒，列阵对抗的地方，都该有这套东西，不一定只有两个国家。现代西方军队厉害，我觉得不在操典，而在广义的纪律和训练，即法制和管理的完善。

（三）重侵略和杀戮（5－9页）。

此书非常强调西方战争方式和希腊、罗马的继承关系，和我们一样爱引经据典。比如讲希腊，它是以色诺芬（Xenophon，前430－前355或前354年）为“战略理论的开端”；讲罗马，则推重埃利亚（Aelianus）的《战术》（约作于106年）和维吉提乌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的《关于军事问题》（约作于383年，有中译本，即韦格蒂乌斯《兵法简述》, 袁坚译，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但实际上，希腊、罗马的兵书多已散亡，留下来的主要是讲战史的书，如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远征记》和恺撒的《高卢战记》，略相当于中国的《左传》、《国语》或《兵春秋》、《读史兵略》一类作品，偶尔涉及军事制度和实用战术，多琐碎而铺陈。19世纪以前，他们一直缺乏战略研究。作者说，西方战争方式和希腊、罗马的传统有“惊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在哪里，主要就是，它在海外作战，是以“彻底击败和摧毁”为原则，肆意屠杀，毫无怜悯之心，一切为了“赢得敌人无条件投降”。作者补充说，“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很少能干扰西方对战争的讨论和实践”，“从柏拉图时的大学直到现在的军事学院——宗教的和世俗的——通常都没有严格的新闻监察机构”。这和很多落后国家完全相反，它们打仗是为获取奴隶而不是彻底消灭敌人，杀人太少，很多都是“礼仪性战争”（如美洲、东南亚及西伯利亚的土著居民），所以，当他们“面对欧洲人用来对付他们的陌生的‘毁灭战术’，只能是惊慌失措”。作者对西方炮舰所至，胜得比想象还容易，杀人都杀得不好意思，一直是津津乐道。它所强调的其实是“暴力无限”和“彻底征服”。西方战争方式残酷，这是有传统的，它对内实行民主制度，政通人和，歌舞升平，但对外却草菅人命，极端残暴，希腊、罗马如此，现代西方也如此。很多肮脏战争都是由国民支持，按民主进行。他们的国民，死个人就惊天动地；别人死多少，毫不在乎。本来，要说残酷，哪个国家都一样，我国有京观积尸、长平坑卒，但把杀人如麻当优点，还是令人奇怪。过去，我读英国战略家哈特对《孙子兵法》的评价（Samuel B. Griffith, Sun Tzu, The Art of War, Lond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Foreword by B. H. Liddell Hart），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对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欣赏，认为他比克劳塞维茨讲得好，两千年前胜于两千年后。后来比较他们的书，我才发现，他们对战争过程的理解不一样。孙子讲战争的逐步升级和降级，一般是先礼后兵，他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理想态，伐谋不服才伐交，伐交不服才野战，野战不服才攻城，轮到攻城，反而可能发生逆转，进入谈判和媾和。而克劳塞维茨，他虽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对过程有类似理解。但他可不讲先礼后兵。他是以最大限度使用暴力为理想态，退而求其次，才使用比较缓和的手段，打服了才讲客气。哈特说，《孙子》虽于18世纪，即拿破仑战争的前夕，就早已传入欧洲，但声音太小，几乎听不到，如果欧洲的军事家能听听他的劝告，两次大战也许就不会打，打了也不至那么惨，看来就是针对这一特点〔零案：在两次大战里，克劳塞维茨的话也没人听，真正的武人都视之为纸上谈兵，读他书的反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苏联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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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剑桥战争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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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回应挑战的能力（9－14页）。

这一条主要是讲“钱”，即怎样花大价钱，买高科技，遥遥领先于对手。《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今天的“国之大事”是“在商与戎”。贸易和战争有不解之缘，“贸易没有战争不可能维持，战争没有贸易也无力进行”（15页引科恩语）。历史上，匈奴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他们是世界贸易的开拓者，也是最野蛮的征服者，他们是西方侵略者的老前辈。前两年，苏芳淑（Jenny F. So）教授和爱玛·邦克（ Emma C. Bunker）教授编过一本草原青铜器的展览图录，叫Traders and Raiders（贸易者和劫掠者），这个名称对北欧海盗和后来崛起的西方都很合适。作者强调，“谁来支付战争”是根本问题。他认为，“花钱买人力”（现代方式）比“省钱费人力”（传统方式）要值得多，对高科技作高投入，从眼下看是费钱，从长远看是省钱，如美国花几百万美元搞“曼哈顿工程”，好像很贵，但1945年，两颗原子弹换来日本投降，很划算。至于钱从哪里来，他以为税收不如借贷。他说，战时如何组织长期信贷和把短期信贷变为长期信贷，是西方成功的秘诀。这主要是讲战争经济学。作者说，模仿西方战争方式，别的好学，这条最难，他们能保持“独一无二”的应变能力，关键是会搞钱。

（五）重扩张和支配（14－15页）。

和上面讲的“重侵略”有关，作者强调，“西方一直擅长于把军队投放到远方战场”（597页），他们总是爱到别的国家打仗和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他说，“因为侵略——‘武力掠夺’——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在过去2,500年中的绝大部分时期，不是更为丰富的资源，或更崇高的道德价值观，也不是无可匹敌的军事天才或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发达的经济结构，不是这一切，而是陆海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为西方的扩张奠定了根基。这种军事优势意味着西方很少为成功的侵略付出过痛苦的代价。来自亚非国家的军队很少能成功地开进欧洲本土，但也有许多的例外——薛西斯、汉尼拔、阿提拉、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但他们都只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没有一个敌人能从整体上摧毁他的对手。相反，西方军队虽在数量上居劣势，却能击败波斯人和迦太基人的入侵并进而灭绝他们的国家，甚至伊斯兰的军队也从未成功地以西方方式在欧洲分割他们的‘势力范围’，然而，另一方面，时光的流逝、军事力量的重新平衡关键性地促进了西方的扩张”。1650年，他们已控制美洲、西伯利亚和附属撒哈拉的沿海地区，还有菲律宾，并航行于七大海域。1800年，控制世界陆地的35%。1914年，更达85%。即使殖民体系崩溃后，西方军队也还在干预全球事务，维持其霸权地位。对此，作者是津津乐道的。

总之，西方战争方式，重实力是它的主要特征。

五、叙事结构：作者笔下的西方战争史

作者笔下的西方战争史有2,500年，其中近500年占四分之三的篇幅，前2,000年只占四分之一的篇幅，前面是从后面追上去的。其结构安排值得注意。

欧洲历史有“老三段”：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是一段，蛮族入侵后的中世纪欧洲是一段，近代的世界扩张是一段。作者也是这样写。但希腊、罗马，与其说是欧洲文明，不如说是地中海文明（和北非、西亚有关），它和中古欧洲，还有近代欧洲，根本不是一回事，前后有连续，但断裂比中国历史大。前几年，美国汉学界有“解构永恒中国”说。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我们说的“中国历史”太笼统，因为真正的“中国人”只是说中国话（或汉语）的人群（这个定义太荒唐，暂时不必讨论），若以现代版图为据，把不同历史时期、居住范围不同的“中国人”混为一谈，势必造成混乱。这一说法，对我们的习惯有解毒作用，但本身也是“毒”。因为欧洲从来都是小国林立，至今还是四分五裂，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所谓“西方”者，才真是一大混沌。如果我们也较真儿，更该解构的倒是“永恒西方”或“永恒欧洲”。在这本书里，作者总是倒果为因（倒溯多成谶言，自古就是如此），自觉不自觉地以现在为起点，把他们的优越性上钩下联，说成一条线，好像从娘胎里就比别人优越。他们的娘胎是希腊、罗马，步兵、侵略和残忍，是叙述的主线。这类说法，是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19世纪的发明，很多说法都是“皇帝的新衣”。西方历史学的毛病，根子就在这里。

作者的章节安排是：

（一）第一部分，叫“密集型步兵时代”，主要是讲希腊、罗马的步兵方阵，特别是重装步兵的阵法。作者强调，早期作战，主要靠步兵，不靠骑兵。当时人认为，只有懦夫才骑马（24-26页和29页）。步兵是亦兵亦农的公民，骑兵是蛮族雇佣兵。交战讲究的是在两国交界的平坦地区（《左传》叫“疆埸”）速战速决（23页），双方禁止使用诡计和暗器（29页），和《左传》的“皆陈曰战”差不多。重装步兵的衰落，是因为出现外族人和低贱者当兵。我国也有“野人”当兵的历史转变和蛮夷当兵的悠久传统。希腊、罗马的步兵（infantry）是来自拉丁语的infans，本义是“儿童”，我国叫“徒卒”。《孙子》有“视卒如婴儿”的说法；重装步兵（hoplite），来自希腊语的hoplon，本义是“甲”、“盾”，我国叫“带甲”。这只是古代兵种之一，希腊、罗马还有车兵和骑兵。中国早期，商周和春秋战国，兵种组合是车、步组合，术语叫“乘法”。当时戎狄也使用战车和步兵（见师同鼎铭文和《左传》昭公元年的“毁车以为行”）。战国晚期和秦汉，匈奴入侵，是用骑兵作战，因为和他们作战，我们也开始重视骑兵（如赵武灵王和汉武帝），兵种组合是车、步、骑组合，特别是步、骑组合，南方还有水师。车兵和骑兵，数量没有步兵多，但地位比步兵高。这是我国。其情况与希腊、罗马不尽相同，但不会悬殊太大。此书的问题是，它是有意突出步兵和水师，不讲车兵，骑兵也说得很少。这种讲法，不是全貌。我怀疑，它是从现代军制追溯，故意夸大步兵和水师，贬低车兵和骑兵。车兵衰落较早，骑兵兴起稍晚，二次大战后，骑兵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卡车取代，转赠给警察。例如本书提到的亚德里安堡之役（378年）就是哥特骑兵重创罗马步兵的著名战例，作者推崇的罗马兵书，维吉提乌斯的《关于军事问题》，也是强调步、骑混合。他们的情况与中国类似。作者把步兵传统拉成一条线，写得非常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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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剑桥战争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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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部分，叫“石堡时代”，主要是讲中世纪。作者强调，即使中世纪，步兵也是主要兵种，骑兵不是（他是从两者的数量比例讲）。他说，骑士的作用，是文学的渲染和夸大（140－144、148－151、163－164页）。这一段，因为有蛮族入侵（如匈奴人、日尔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和海盗入侵（维京人），特别喜欢筑城堡（fort）。修碉堡、筑要塞是中世纪传统。欧洲的城堡和中国的城不一样，多是堡垒性质的小城，类似我们的障塞（如汉居延、敦煌、张掖、酒泉的障塞）。大工程，5世纪有哈德良长城和安东宁长城（在英格兰），8世纪有丹威克土垒、查理曼运河和奥法堤。它们也是因山为势，堑河为堤，和中国的长城有相似性，但没有我们那么长。当时攻城，主要靠围，不靠攻。真正攻城是流行于“火药革命”后（14－15世纪）。因为有火炮出现，防守技术也相应改变，开始把原来的城堡改为棱堡。巴黎的军事博物馆就有很多棱堡模型。这一部分，也是采取突出重点的写法。问题是，作者强调的主要是古典传统的延续，而不是蛮族的贡献（很多蛮族都骑马，维京人也是以船载马进行抄掠），以及它在蛮族影响下的变形（骑兵变骑士，和步兵类型的古代战士形成对比），所以，还是继续贬低骑兵。其实，步兵取代骑兵，重新成为主要兵种，是16世纪的事，在此之前，还是起很大作用。不然，他们的情况就很怪诞，跟亚洲这边接不上，对“骑兵革命”在世界军事史上的意义也是抹杀。筑城是防骑兵，火药是助围城，这才是顺理成章的写法。

（三）第三部分，叫“枪炮和帆船的时代”，主要是讲16－18世纪的近代欧洲，即我们说的“船坚炮利”。“枪炮”（guns）是从古代的远程武器弩（crossbow）和抛石器（ballista或catapult，此书译为“弩炮”，它是“火炮”的前身）发展而来。枪，是火药和弩的结合（中国叫“铳”）；炮，是火药和抛石器的结合（中国的“炮”，本来就是指抛石器，加上火药的抛石器还是叫“炮”）。我国有弩和抛石器，西方也有，但他们没有火药。14世纪，经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介绍，他们有了火药，然后才有了“枪炮”。“帆船”（sails），西方也有，但原来没有指南针，船是船，炮是炮。指南针和炮舰都是中国的发明。1200年，指南针传入欧洲。1320年，火炮传入欧洲。然后他们才有炮舰（1350年）。他们把“炮”和“舰”结合起来，发展很快，不但增加了活动范围（和马在陆地上起过的作用一样），而且可以远距离杀伤，让对手够不着，像阮小二把李逵骗到水里打，把对方气得不行。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最近的阿富汗战争，又重演了这一幕。17－18世纪是欧洲革命的时代，他们对内是争取自由，对外是野蛮征服。征服靠什么，就是靠“船坚炮利”。此书讲西方的征服，主要是讲对美洲的征服，一是西班牙对中南美的征服（在这一部分），二是美国对北美的征服（在下一部分），其他只在第十章讲了一点，即英国对印度、北美的征服。西班牙征服美洲，他们的对手没见过马，也没见过铁刃兵器（虽然美洲有三个地区制造青铜器），更不知枪炮为何物。他们的对手是名副其实的“手无寸铁”。西班牙人是凭这三大法宝，外加天花等疾病（起了生物武器的功能），取得“丰功伟绩”。他们把当地土著几乎杀光，移非洲奴隶填美洲，是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战争，除了“罪恶滔天”，没有其他词可以形容。二次大战后，德国人向犹太人忏悔，但这三百多年里，A字打头的所有各洲，他们的冤魂孽鬼，却得不到抚慰和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教科书事件”）。这是西方历史不能进化的原因。

（四）第四部分，叫“机械化战争的时代”，主要是讲19－20世纪欧美列强间的战争。

（1）19世纪，主要是讲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以及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普奥战争（1866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年）。当时的参战国也是后来两次大战的参战国。它是后来两次大战的演习（法、德、俄是主要对手）。

（2）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讲两次世界大战。1900年，八国联军占北京，这件事对中国很重要，但此书不讲。它讲的都是大国间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9年），是英、法、俄、美与德、奥、土争霸，德国和俄国最倒霉，造成法西斯与共产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是美、英、法为一方，德、意、日为一方，苏联为一方的“战国时代。当时各国都是合纵连横，你拉我，我拉你，互相转移灾祸，苏联和美、英、法并没有两样（和帝国主义打交道，不能不采取帝国主义立场）。此书对苏联有政治偏见。讲一次大战，还是说列宁是德国间谍，布列斯特和约是帮德国忙。讲二次大战，也是把很多必讲的东西，故意略去不提。讲战功，没有苏联。讲死人和损失，也没有苏联。更不用说中国。就像美国电视台转播的奥运会，光显美国了，最多的篇幅都是花在夸对日海战和原子弹。两次大战后，英国衰落，美国是大英帝国的继续。它躲在地球背面，缺乏反殖民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洗礼，有很多偏见。

（3）20世纪下半叶，即1990年以前，是所谓“冷战时期”。它是一个让帝国主义倍感屈辱和右翼政客技痒难忍的时代（特别是对“美丽的帝国主义”）。法国一挫于奠边府（1954年），二挫于阿尔及利亚（1962年）。美国一挫于朝鲜（1950－1953年），二挫于越南（1965－1973年）。60－70年代，凡是有社会良知的人，全都谴责美国，包括美国人自己，让他们丢了脸，他们难过归难过，错是不会认，心里想的光是洗刷耻辱。这个时期，战争已远离欧洲，像西方的很多礼物（动乱、贫穷），被转送给亚、非、拉美。它们主要是发生在落后地区，特别是远东和中东（还有北非）。很多都是“代理人战争”。这两个地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是世界古老文明的继承者，推行现代化阻力最大，当然是他们的眼中钉。最后，此书是讲海湾战争（1991年），此役已属后冷战时期。作为幸福结尾，美国打了翻身仗。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也是旧的一页，反恐加反共，成为新时期的特征。

作者说，现在大国之间不打仗，但其他国家不一样，“主权国家间的常规战争还是没有停止”（600页），我们不但没有摆脱核威胁，还面临生化武器和恐怖袭击的危险。在未来的战争中，西方要避免大国间的战争，关键在于化解国际危机；而对付小国间的战争，则靠两条，一是得到民意支持，二是得到金钱保障，想打也能打。西方民主曾无数次支持西方的战争。他不希望美国重蹈入侵越南和索马里的覆辙，即“因公众对伤亡的抵触态度而变成严重的妥协”（604页）。

民主为什么会支持战争，就像美国电影Stag Party中所演，投票是为了杀人，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图五）。

六、我也拉个时间表

这本书，后面有个年表，可以勾勒世界战争史的轮廓。作为补充和概括，这里，我也拉个时间表：

（一）石器时代（约3,000,000前－6,000年前）。

和最原始的战争有关，主要是火和弓箭的发明，全世界普遍。这是狩猎业的贡献。

（二）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公元前4,000年－公元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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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剑桥战争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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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军事发明是：

（1）驯化马和马车。马和马科动物起源于北美，但10,000－8,000年前在美洲消失。旧大陆最早的马是中亚的普氏（普尔热瓦尔斯基）马。马和马车的起源，是在欧亚草原。据学者考证，最早的驯化马是公元前4千纪出现于乌克兰，最早的马车是公元前2千纪发现于南乌拉尔山以东。希腊和中国都是这一发明的受惠者。中国是公元前13世纪（商晚期）才引进驯化马和马车。研究马和马车，人们常常忽略牛和牛车。其实牛的驯化在马之前。我国文献是以“服牛”、“乘马”并称，军事制度也是马车、牛车并用。马是用于驾战车，牛是用于拉辎重车。商代的军事长官叫“马”，两周时期叫“司马”，可见“马”对军事很重要。这是畜牧业的贡献，但农业也有所参与（如车马器的制造）。

（2）筑城术和金属兵器（白刃，冷兵器）。约公元前8千纪，西亚已有最早的城墙（耶利哥城）。约公元前4千纪，西亚已有冶金术。中国的城，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26－前21世纪）遍地开花；冶金术更早，约出现于公元前5千纪的前半叶，并在公元前21世纪获得大面积推广。攻城术和守城术是古代最复杂的军事技术。这是农业的贡献。

（3）步兵和车兵、骑兵的混同作战（此外还有水师）。它们当中，车兵出现稍早，骑兵出现稍晚。早期是步、车混同（约公元前13－前3世纪），晚期是步、骑混同（公元前3世纪以后）。阵法是步兵作战的主要方式，但也涉及车兵和骑兵。这是农业的贡献，但畜牧业也有所贡献（车兵和骑兵与之有关）。

（4）兵法。公元前400年－公元400年左右，中国和希腊罗马出现兵法。中国成就最突出（《司马法》、《六韬》、《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希腊、罗马缺乏战略性研究。

（三）世界性的“蛮族入侵”（公元4－6世纪）。

在西方征服世界之前，“蛮族”对沟通世界（主要是旧大陆的北半）贡献最大，贸易是如此，军事是如此，宗教和文化的传播也是如此。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欧亚草原和它连接中亚、西亚、北非的走廊上（我在《中国方术续考》前言中曾提到这条干旱带），并由此侵扰欧亚大陆。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世纪中－4世纪中，马镫在中国北方出现（鲜卑族的发明，出土于辽宁朝阳）；6－7世纪，马镫传入欧洲，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历史上的“蛮族”，很多都是“骑马民族”，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因为缺乏文字记录，很多历史之谜还藏在欧亚草原之中，特别是年代较早的部分。古代狩猎、畜牧和农耕，是生态分布的差异，中间有很多过渡层次，所谓“骑马民族”实为游牧民族、狩猎民族、半耕半牧和半猎半牧民族的混称。这里说的“蛮族入侵”，只是其中年代较晚、规模较大者，其实以前也有（如西周就是在公元前770年被西北蛮族攻灭），以后也有（如满清灭亡明朝）。欧洲和亚洲，两边都有大规模的“蛮族入侵”，而且历史上有互动关系。如汉征匈奴，迫使匈奴西迁，就是引起欧洲民族大迁徙和“蛮族入侵”的背景。公元4－6世纪，中国的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是我们的“蛮族入侵”。公元5－6世纪，西方的“蛮族入侵”是他们的“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只不过后来，我们是南方把北方“汉化”，他们是北方把南方“蛮化”。基督教、佛教的传播，就是在“野蛮化”和“胡化”的背景下进行。但他们的“化”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宗教统一国家，一教多国；我们是国家统一宗教，一国多教。两者正好相反。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产生，阿拉伯马出现。他们的征服，范围也很广，不但占据了北非、西亚、南欧等最古老文明的发祥地，还控制了分割欧亚的重要通道。9世纪（唐晚期），中国发明火药，12世纪（北宋末），中国发明指南针。13、14世纪崛起的蒙古帝国，是匈奴帝国的继起者。他们把中国的发明传给了阿拉伯世界，也传给了西方。这是早期世界市场形成的背景。要讲军事史，谁也绕不开“蛮族入侵”。

（四）西方支配世界的500年（16－20世纪）。

（1）16-18世纪，是西方征服世界的历史。

美洲。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519年，科特斯征服阿兹台克帝国。1532年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16－18世纪，英、法殖民北美，西、葡殖民中南美。他们把数以千万计的印第安人杀光，并把数以千万计的黑奴从非洲运来。

非洲。1484年，葡萄牙人已勘察非洲海岸。1652年，荷兰人出现于南非。1884年，列强开始瓜分非洲。1920年，非洲完成殖民化。

北亚。1552－1649年，俄国征服西伯利亚。

大洋洲。1616年，荷兰人到达澳大利亚。1688年，英国人到达澳大利亚。1770年，英国宣布对澳大利亚拥有主权。

（2）19世纪，是欧洲的战国时代。

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出现了两本战略性的兵法著作：一本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Vom Kriege，有中译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写于1830年，印于1831年；一本是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本书译为“约米尼”）的《兵法概论》（Precis de l’art de la guerre，有中译本，刘聪、袁坚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写于1837年，印于1840年。

这两本书的背景，一是贵族传统大破坏，二是思辩哲学大活跃。如克劳塞维茨在耶拿之役（1806年）被俘，领教过拿破仑的厉害（他不守贵族战法），而且学过康德哲学，能洞见战争现象的隐微。若米尼，本来是拿破仑的部下，也参加过耶拿之役。这和中国兵法产生的情况很相似。中国兵法的产生是在战国时代，当时也是贵族制度大崩溃，礼坏乐崩，诸子蜂起，所以有“兵不厌诈”和一大批兵法产生。

当时，欧洲仍在继续其侵略和征服。其中最重要的征服就是对印度和中国的征服。

印度。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1757－1849年，英国征服印度。

中国。1840－1900年，列强瓜分中国。但中国并未彻底灭亡，它是最后一个“负隅顽抗”的国家。

马克思谴责了西方对印度和中国的征服。

（3）20世纪，前半段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半段是冷战时期。

这是武器大发明的时代，也是杀人如麻的时代。如第一次大战，发明飞机、坦克、潜水艇、毒气；第二次大战，发明火箭、雷达、直升机、原子弹，因此产生许多新兵种。两次世界大战，列强重新瓜分世界，还制造了三大敌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现在则流行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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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剑桥战争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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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我们还是刚刚进入，阿富汗战争还未结束，以巴冲突也未停止，世界仍无宁日。我怀疑，重量级比赛结束后，次重量级选手上场，将是更大危险（如果大国不能控制其局面），比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还危险。东亚、南亚和中东都是存在隐患的地区，我们的邻居也不安生。

七、几点感想

（一）历史研究可以现代化（任何历史观察都是从现在回溯过去，这是不得已），但历史本身不能现代化。现代化对历史文化的破坏绝不亚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上述战争史，对历史有很大破坏，问题不在知识，而在心理，即其以今例古，推己及人，凭500年傲视5,000年，把西方当历史的“终结”。这种看法很狂妄，它不仅对西方以外的历史是歪曲，对他们自己的历史也是歪曲。它讲西方战争方式优越，主要是根据近500年的历史。可问题是，这种优越性，无论从技术、组织、人力、物力哪一方面讲，500年前还不存在。如果不讲其他国家，如中国、匈奴、阿拉伯、蒙古，它自己的历史也没法讲。古人云“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相冢书》），很多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它们都是“揭老底战斗队”。这些历史可以解构他们的优越性，对他们的写法是解毒剂。

（二）近500年的西方，的确有很大优越性。它的优越是建立在技术优越之上，技术优越是靠大笔的钱堆起来的，而钱是从其他国家抢来的。战争的根源在大国，在大国的榜样和诱惑力，而不在小国落后，奋起直追抄近道，使了什么邪招。古人说“春秋无义战”，这500年来，除被压迫者的反抗，没什么可歌可泣，大部分历史都罪恶深重。西方的武功，不仅征服美洲、亚洲、非洲是罪恶，两次大战是血泪成河，就连近50年的所作所为，其实也乏善可陈。这50年来，他们一直是和自己的影子作殊死搏斗，并且总是以为打败了这些影子（后者的一切，从武器装备到军事训练，没有一样不是来自西方大国）。作者说，这一切都是西方付出的“昂贵的代价”（这里的“代价”一词和我们常说的“交学费”差不多），也承认“这一黑暗面已引起了严厉的谴责”（590－591页），比如很多文学作品和电影都谴责了战争的罪恶。是啊，在这个是非混乱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反对战争，保护环境，和挽救历史文化遗产，更能作为我们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呢？但有意思的是，他笔锋一转，说这些批评非但没有“阻碍”西方的侵略，反而“净化或认可了”这种侵略，“出于为每一次进攻行动辩护的需要而引发的仔细认真的宣传战，使公众舆论沸腾并增加了对战争行动的支持”（591－593页）。他说，西方“对财力、技术、折中主义和训练的强调，赋予西方战争独一无二的复元力和致命性”（596页）。对侵略性，完全是当优点讲。他说，这500年来，西方的两次世界大战虽过于残酷，总比预想要更为长久，但打别人，却短暂而廉价。对西方的侵略性，他们是无愧无悔，绝不认错，死不服输。过去，我们老把这种精神当日本的特点，其实不然，这是帝国主义的通病。

（三）有人说，今天的战争很文明，是外科手术，它杀死的是社会毒瘤、人类病灶，不但自己不死，而且所有好人也不死，死的全是坏蛋，军队变成医院，杀人的都是大夫，这是典型的“成人童话”。作者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70%至80%的伤亡是军人；1945年以后，死人最多反而是平民（598页说），这就是很好的证明。战争是有组织的杀人，既包括军队，也包括平民。古人强调“兵刑合一”，是从合法性的角度讲。他要杀人，而且是杀很多人，最好是把战争说成刑罚，军队说成警察。如《司马法·仁本》有句名言，叫“人故杀人，杀之可也”（曹操《孙子略解序》引），意思是说，人如果故意杀人，则把他（或她）杀掉是可以的，就是讲这种合法性。刘邦约法三章的“杀人者死”，还有布什口头禅的“bring somebody to justice”（以及“非敌即友”、“死活都要”），也是类似表达。它们都无法改变战争的残酷性。即使今天，兵法也还是“杀人艺术”，军人也还是职业杀手。在杀人（包括杀害平民，如广岛和越南）这一点上，它们和恐怖分子并没有区别。西方“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就在于这500年的战争有一种始终不变的传统（要照作者说，就是2,500年的传统），一种西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传统。它不仅打出了西方自己的秩序，也打出了西方支配着的世界秩序（美国咳嗽一声都是九级地震）。其“成功秘诀”也在于，发展到今天，西方已经把战争馈赠给其他地区，武装最好的军人已经几乎不死，要死都是落后国家的军人和它们的平民。

（四）战争，是谁也躲不开的大问题（和古代世界一样，贸易和战争是最大的“国际主义”）。同这样的问题相比，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小问题。当年，第二国际分裂，第三国际产生，是因为战争；俄国革命后，苏联无法摆脱帝国主义政策，是因为战争；最后，苏联被军备竞赛拖垮，也还是拗不过这条大腿。从战争史的角度看问题，我们最容易看出，“强国即国际”的观点是怎样流行开来；也最容易理解，什么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即“过分的、不合理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本来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次大战前）欧洲列强谋求国家统一，反对地方分裂的思想。沙文主义，也是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国家的反动思想。现在，却被当作顽抗“现代化”的恶谥移赠给落后国家。他们只反小国沙文主义，不反大国沙文主义，这本身就是霸道。美国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高于联合国，也高于国际舆论），需要或听话，虽独裁也可支持（如巴蒂斯塔和塔利班）；不需要或不听话，虽合法也可颠覆或暗杀，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都碰到过这类麻烦），这难道就不是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了吗？况且，如果说小国沙文主义反动，那也是都从大国沙文主义学来的。“强国梦”的根源在于“强国”（“勒紧裤腰带，也要有条打狗棍”），“民族主义”的根源也在于“国际”（international的问题当然管着national的问题）。西方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送去了贫穷和污染，动乱和战争，“乞丐和龙王比宝”，是落后国家的悲剧。

（五）同西方战争方式的“五大优点”相比，中国的战争方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两者互为依存：

（1）战争史不等于兵法史，它包括军事技术史（武器史）、军事制度史（军制史）和军事指挥史（兵法史）。古代讲技术和制度的书，属于“军法”（治军之法）。“兵法”（用兵之法）源于“军法”，又超越“军法”，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东西。但古之名将，长于治军而多无兵法。兵法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由败军之将总结教训，军事评论家从旁议论，然后笔之于书。他们对提升人们对战争现象的认识，从整体上理解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战略和战术的关系，非常重要，但不能脱离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变成智力游戏。西方传统，军事就是军事，不受其他牵制，容易把战争变成脱缰野马，这和兵法不发达有关，但兵法不发达的结果是，他们比较务实，重视整军经武，不玩花拳绣腿。中国兵法发达，讲究先计后战，灵活多变，但容易产生忽略实力的倾向。我看足球世界杯有一种体会，就是“技不如力”：如果你要凭技巧取胜，就得“技高”不止“一筹”，而是很多“筹”；即使高出很多“筹”，也禁不住反复使用（顶多一两次）。我们一味强调“四两拨千斤”，其实有弊病。

（2）中国御兵，向有“程李将兵”的不同，“程”是程不识，是靠制度治军；“李”是李广，是靠个人魅力和榜样带兵。它们代表了管理学上的两种类型。我们中国并不是一个只有君主权威，没有法制规定的国家。相反，早在战国秦汉，我们就有多如牛毛的法律（当时叫“法若凝脂”），军法的规定也很多。制度也比西方划一和整齐。但中国军队受文官政府节制，不同于贵族制度下由武士制度和武士道德支持的军队。它有规定，但不常设，制度漏洞大，时紧时松，上下统御，经常脱节，君不知将，将不知兵，一遇袭击，极易崩溃。特别是承平之际，更是腐败不堪，往往长于内战，而劣于外战。比如甲午海战前，日军在朝鲜看到清军，就是一团混乱，让他们非常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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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剑桥战争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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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重内部兼并，不重外部扩张，内部兼并也更倚重制度和教化的力量，认为“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商君书·徕民》）是很笨的统治方法（并不像作者所说，是为了获取奴隶或举行仪式才打仗）。早在西周时代，它就提倡“兴灭继绝”，“柔远能迩”，反对种族灭绝和强迫改变信仰，最后发展为“五族共和”。民国的“五族共和”是从元朝和清朝继承下来的，对外，讲究的是“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只取经，不传教，比西方的侵略性和暴力倾向小。这在政治上是很大优点，但限制了它的对外扩张。中国也有领土扩张，但主要是为了羁縻和控御可能入侵的蛮族，很多是被动扩张，不是出于贸易和传教的需要。这是它与匈奴、蒙古、阿拉伯，还有西方式的侵略，都不太一样的地方。清朝用“广修庙”代替“高筑墙”，和欧洲中世纪相像，似有违于中国的传统，但这是因为，它是以外族入主中国，凭借此法，可以控制满蒙回藏，达到征服汉族的目的。古代世界，农业民族和骑马民族是共生关系，农业民族是苹果，苹果熟了，骑马民族就来摘。“抢”是重要的经济手段。西方比以往的抢家都更为强大，他们摘到的苹果是地球，个儿最大。

（4）作者强调，金钱是技术的来源。但我们却往往忽视技术革新的财力支持和贸易冲动，很多重要发明被人家拿去，反而超过我们。作者说，要重视武器，重视技术，就要肯花钱，这条最难学。为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家底，除了自己抢自己（自力更生），没有别的办法。苏联的经验证明，乞丐和龙王比宝，只能自己垮台。我们在“别人把自己搞垮”和“自己把自己搞垮”之间，很难选择（看看列宁、托洛茨基怎样反对“一国取胜”论，就可知道这种处境的微妙）。

（5）中国重安内胜于攘外，对世界的野心，肯定不如西方。西方是亚洲各古老帝国之后更大的帝国，也是匈奴、阿拉伯、蒙古等世界征服者后更大的世界征服者。中国对世界没有支配性，这不是中国的缺点。

（六）此书所讲西方战争方式，其实只是战争类型中的一种，即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外侵略扩张。中国战争方式有很多种，一种是和北方民族，如匈奴、蒙古等世界上最剽悍强大的武装力量作战（南方也有，但不如北方突出），一种是和经久不息的农民武装、流寇和地方割据势力作战。这两方面的经验都是历时两千年以上，规模之大，罕有其匹。如战国中期以来，各国皆能聚十几、二十万之众连年攻战，死伤总和在百万以上，而欧洲，直到18世纪，还很少有10万以上的军队参战（见594页）。中国的战略文化是形成于公元前400年左右，而西方是形成于19世纪，水平也绝不在一个档次上。本来，我们和希腊、罗马一样，也是看重阵法、垒法和筑城，由此发展为一种“墙文化”。阵法是肉墙（“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但堤可防水，水可决堤，内忧外患的纷至沓来，还是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流动性和突袭性。即使近代，中国对西方也学得很厉害：1900－1927年，我们是以日为师；1927－1937年，我们是以俄为师和以德为师；1937－1949年，我们是以美为师；1949－1966年，我们是以俄为师。每个时期都留下了历史痕迹。

（七）此书只讲优势战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讲劣势战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但中国战争史却包含很多劣势战争的经验。如小国对大国，游牧对农耕，流寇对官军。他们讲究的是“利则进，不利则止，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史记·匈奴列传》）；“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好像苍蝇、蚊子那样，一闭眼睛就叮，一睁眼睛就飞，流动性大，突袭性也大。中国的统治者对付久了，也把他们的战法纳入传统。双方是相互学习。即使正规战法，从战国时代起，也是“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同样讲究“兵不厌诈”。中国的恐怖战术和反恐战术也很有传统。如司马迁笔下的“六大刺客”，就是古代的恐怖分子（《史记·刺客列传》），常出现于汉画像石。其中曹刿是有名的军事家，上博楚简有他的兵法。《吴子·励士》说，“一夫投命，千夫足惧”，如果能使“五万之众为一死贼”，便没有人能抵挡。汉唐法律禁“持质”（劫持人质），规定对持质者要果断出击，无须顾虑人质，行动迟缓者将受严厉惩处，也是属于打击恐怖分子。有人说恐怖主义，中国古代没有，只有伤害平民，才叫恐怖主义，这是虚伪的道德定义。历史上的恐怖主义，从来都是从军事成本考虑，特别是弱者，更是如此。当代恐怖主义伤害平民，和美国轰炸广岛，想法并没有两样。上个世纪，恐怖活动主要是暗杀政要。就是现在，美国也并不讳言暗杀，说起来还理直气壮（看看美国电影Sniper吧）。本世纪，暗杀政要，困难增大，恐怖分子袭击平民，是抓美国制度的弱点：怕死人（死美国人，越南战争就是因为这个压力而结束），这是战术考虑，不是道德考虑。它和暗杀政要并没有实质区别。我理解，任何不对称战争，弱方作困兽斗，都会倾向于这类做法。兵法在本质上是“诈”。“诈”是非常手段，“恐怖”也是非常手段。从军事学的角度看，它是一切不对称战争都可能使用的手段。弱者可能使用比较多，但强者也不是不用。

（八）战争最需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但是非也最暧昧不明，必须经过历史沉淀回头看，才能看清楚。它的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撰写，但读者却往往立场相反，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文学的正义恰恰就在同情弱者，特别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之，弱小而失败的抗争者。在文学家的笔下，这些失败者常比胜利者更能长驻人心。他们的批评虽流于道德谴责，而无助于事实的改变。但假如没有抗争，假如没有对抗争的同情，我真不知道，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我们的文明该多么野蛮和荒凉。正像中国读者常为“数奇”的李将军打抱不平，听三国，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西人之于罗宾汉的故事也是一样。罗宾汉者，可能只是虚构，但它却代表了人类的同情。故事读者总是说：

我们永远站在罗宾汉一边。

2002年4月20日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原文草稿是为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定期举办

的学术沙龙准备的演讲稿。

【附记一】

《环球时报》2002年4月26日载于非文《三个著名的有关美国的错误说法》刚好澄清了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海湾战争是靠《孙子兵法》打胜仗”的谣言。作者有机会与多位美国军方人士接触，经他核实，所谓“参加海湾战争的美国大兵人手一册《孙子兵法》”，其实是“绝无此事”。因为在美国军队中，实际情况是：

第一，没有打仗带书的做法，上级也不会下这样的命令，更不会人手一册地分发。

第二，许多当兵的根本就不爱看书，连美国的书都不爱看，怎么会去看中国古人写的书。第三，《孙子兵法》再好，上了战场才去读，也已经晚了。

作者补充说，跟他介绍情况的美国防部官员告诉他，“《孙子兵法》博大精深，是许多国家高级军官爱读的一部经典之作，一些国家的军事院校还开设了《孙子兵法》课程，上过高等院校的美国军官大多应当读过，但普通士兵是不会读的”。

【附记二】

50年代，“愤怒的青年”愤怒什么，我还记得。那是因为，他们生活的世界完全是被二次大战的风云人物所统治，让他们绝望。现在，这些“英雄”已相继谢世，可我们还是没有走出这个“英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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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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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因为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恐怖主义成为热门话题。有人说（我听一位专家从电视上说，名字忘记了），历史上没有恐怖主义，即使你能举出相同的事，他也说，这有本质不同，似乎恐怖主义是一件新鲜事。事情真是这样吗？

希腊的哲人尝云，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人不能涉于同一条河流。中国的古人也说，刻舟求剑不可取，抽刀断水水更流。人都是在时间的长流中分辨差异。可现代人的现代感却不一样，他们喜欢到处划线，特别是以我划线，以现在画线（既是开始，也是结束），把古今当天壤之别，好像什么都前无古人，是直接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一往无前，也一往无后，永远运动，也永远静止，就像在跑步机上的样子（图六）。

我看，这种方法要重新反省，恐怖主义便是例子之一。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下面，让我们讲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

主题是刺杀和劫持。

一、恐怖主义一锅粥

恐怖主义，英文叫Terrorism，词根是terror（恐怖），加上ism（主义），只是显得正经一点，专指有政治目的让你想不到、吓一跳的恐怖活动。它不像资本主义的“主义”是一套制度，或马克思主义的“主义”有一堆理论。在西语中，它只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词，翻成东北话，就是“唉呦我的妈呀主义”。大家千万别拿它当什么高深术语，见着“主义”就肃然起敬。

有人说“怕死比死更可怕”，谈论恐怖主义，也是剑拔弩张，比恐怖主义还恐怖。

现在，所有人都在谈“恐怖主义”，而且是在“反恐”的前提下谈这个主义。“恐”在“反”下，当然是负面的东西。大家对“反恐”的正当性几乎毫不怀疑，但谁反反谁，反什么怎么反，却言人人殊。它是一个运用极其广泛，但指谓极不确定的概念。惟一可以确定，就是说话人极其厌恶，赋予对方的“邪恶“（evil）含义，这就像我们气急了乱骂，骂别人是“混蛋”一样。“混蛋”是什么意思，本身就很糊涂。我们都知道，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在西方都是骂人话，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时也差不多，但没有一个字眼比它更为模糊。布什用恐怖主义表示所有眼下（注意：只是眼下）美国讨厌的国家、组织和个人，最具代表性。普京则用它指车臣武装分子或其他分离主义者，我国则指东突，阿拉伯世界（不是所有国家）和欧美的左翼团体则反唇相讥，说最大的恐怖分子有呀，那正是美英两国自己，布什、布莱尔，再加沙龙或什么人。这真像庄子说的“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所不在”，“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天下大乱，人心大乱，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可指的却绝不是同一回事：说谁是谁，谁说谁，谁就是谁。我们只能说，美国财大气粗腰杆壮，树敌最多，要反的恐怖主义也最多，如此而已。事实上，这里根本就没有统一的定义，或者也可以说，有太多的定义。定义到底有多少？有人统计，光是1999年，就有160多种（以后有多少，不知道）。大家都以为，恐怖主义是耍光棍，但前不久《读书》杂志讨论，又搬出个“国家恐怖主义”，更凸现了问题的纷乱如麻。我叫“恐怖主义一锅粥”。

本文无意给时下的定义逐一评判，只想梳理一下“恐怖主义”的使用范围，粗线条地捋一捋。为了讨论的方便，大家不妨翻一下现有中文译本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下简称《不列颠》），不是当作权威，只是用作参考，看看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大概是什么样。

首先，《不列颠》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对政府、公众或个人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测的暴力，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各种右翼和左翼的政治组织、民族主义团体、民族集团、革命者以及军队和政府秘密警察都有利用恐怖主义者”。

这个定义比较宽泛，可以称为“广义的恐怖主义”。它的特点，是把政治目的诉诸“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测的暴力”。实施主体，可以是政府的军队、警察，也可以是革命者或民族主义者，可以是左翼，也可以是右翼，什么政治组织、团体和个人都有可能。实施对象也一样。可见，在作者看来，恐怖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价值判断（当然，从下述例子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作者的好恶）。虽然总的印象和感觉，这不是一个好词（比“战争贩子”还糟，总是让人联想到最低级的犯罪），很少有人乐意拿这顶帽子扣自个儿头上，说我就是恐怖分子。

其次，是具体例子。《不列颠》说，色诺芬笔下的“攻心战”是恐怖主义，罗马暴君的暴行是恐怖主义，中世纪的宗教审判是恐怖主义，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是恐怖主义，美国三K党的种种暴行是恐怖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靡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暗杀是恐怖主义，纳粹统治是恐怖主义，现代社会、种族、教派冲突中的一方或双方也经常使用恐怖主义，等等。然后，说到大家关心的现在，它提到全世界的一系列极端组织，如红色旅和赤军等等，其中也包括“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组织”。最后一种，如果算恐怖组织，照美国原则，该决不妥协，干吗还谈判，玩什么“和平路线图”呢？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还有一点，它说，现代恐怖主义和过去不同，它的最大特点是以暴力行动代替合法政治，喜欢搞绑架、暗杀、劫机、爆炸和劫持，最像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而且被害者经常是偶然置身现场的无辜百姓，等等。但前后到底有什么不同？还是说不清。

我们且不管这些例子是否全都合适，作者的理解有无偏颇。这里，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恐怖主义这类事，乃自古有之，于今为烈（将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这个词是外来语，咱们有点陌生，但它绝不是“九一一”以后才有，也不是近一两个世纪才有，甚至也不是近五百年才有。它不过是一个老掉牙的普通词汇：凡是蓄意使用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测的暴力的一切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

这里我用“可能”，是想有所限定，避免用大家拒绝接受的统一标准强加于大家各自坚持的主观感受，即从说话人的立场（立场和信仰是不能讨论的），他们可能会被谴责这类行动的人称之为恐怖分子。但如果不谴责呢，当然也就不是了。

我们要看说话人是谁。

这是广义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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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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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刺杀

历史上的恐怖手段很多，酷刑虐囚是，大规模杀戮的战争也是；刺杀政要、权贵是，屠杀平民、战俘也是（白起和李广都坑过降卒）；桀纣幽厉的苛政暴行是，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也是；亚述、蒙古式的屠城是，欧洲征服世界的种族灭绝也是（如屠杀印第安人和贩卖黑奴，注意：美洲的征服还包括最卑鄙的绑架）；日本用零式飞机撞美国航母是（属于自杀式攻击），美国用原子弹炸平广岛、长崎也是（属于直接攻击平民）〔零案：1995年，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形成有趣对比的是，美国纪念的是珍珠港事件，日本纪念的是广岛、长崎“原爆”〕。它们可粗分两大类型：一类是以刺杀、劫持和流窜游击的非常手段作困兽之斗，一类是以绝对优势对前者作斩尽杀绝的大规模报复。以巴冲突是这两大类型的现代缩影。两者具有同质和对等的性质，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循环相报，莫知其极。这是《旧约》时代的基本精神，也是伊斯兰圣战的古老原则。凭借强大实力，对一切反抗做斩草除根的彻底消灭（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种族灭绝），是古代一切征服者都很强调的基本原则，也是西方战略传统的基本特点。对付一切刺杀、劫持和流窜游击，它是最有效的手段。但亚述、蒙古式的“斩草除根”（如越战中所见）却受制于现代西方的道德准则，即当今国际主流用以谴责“恐怖主义”的道德准则，非但不能随便使用，反而经常遭受舆论的谴责，这是“反恐”的最大困境，即使是以十报一（或以百以千以万报一），也还是要有所限制，不可能将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也“斩草除根”（连讲都不敢讲）。所以，当今国际主流的合理说法，就是要把前一种恐怖定义为“恐怖主义”，而把后一种恐怖定义为“反恐”。对比于“广义的恐怖主义”，我们可把这种恐怖主义叫做“狭义的恐怖主义”。因为这种“恐怖主义”的对立面，肯定是反对这种“恐怖主义”的。但不用恐怖能反恐吗？这是现代人的困惑。

这里，我们不妨按最狭窄的定义来讨论恐怖主义。中国历史上最接近这种定义的恐怖活动，不用说，还是刺杀和劫持。它们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怖手段，也是人类最现代的恐怖手段。

我们就从刺杀说起吧。

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刺客是六大刺客，即曹沫、专诸、要离、豫让、聂政、荆轲。他们在汉代名气最大。

下面介绍一下：

（一）曹沫。

春秋早期鲁国的刺客。在六大刺客中，年代最早。古书对他的名字有许多不同写法，其中一种是曹刿。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个人。过去，我们在《左传》中见过此人，名作曹刿。他在长勺之战，为鲁庄公出谋划策，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战术，出人意外地打败了齐桓公，因而备受毛泽东的称赞。此人出身卑贱，但足智多谋。他为鲁庄公献计献策。有位老乡说，这是人家贵族的事，与你何干，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一定要插手，结果证明，他确实很厉害。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举例很多，其中就有他。这是一种记载。另一种记载，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笔下的曹沫主要是勇士，他“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任为将。鲁与齐战，三战皆北，被迫在柯地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庄严的仪式上，曹沫突然用匕首顶住齐桓公，逼他退还鲁国的土地。在死亡的威胁下，桓公被迫答应。一经承诺，曹沫立刻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脸不变色心不跳，说话和原来一模一样。

这些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曹沫不是贵族，而是卑贱者中的聪明人，他不会像贵族那么死心眼（如相信“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卑贱者爱使用非常手段，即贵族不耻的糙招，特别是在实力悬殊、强弱不敌的战争中。第二，曹沫参加的战争，正是这样的战争，齐国非常强大，鲁国非常弱小，他以奇谋侥幸打败齐桓公，但三战皆北，不能扭转战局，万般无奈，才铤而走险。他的成功是靠两点，一是齐桓公地位高，名气大，他老人家怕死，曹沫不怕死；二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说话非同小可，不便在庄严的会盟仪式上出尔反尔，管仲劝他不可背约。这两条都是抓住了贵族的弱点。当然，在其他古书中，还有汉画像石中，这次劫持，参加者还有鲁庄公。逼急眼了，鲁庄公也放得下架子。

道理很简单，穿鞋的打不过光脚的（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现在，在上博楚简中，我们发现了曹沫的兵法，名叫《※蔑之陈》。它的出土有一个意义，就是证明了我的看法，恐怖活动和兵法有不解之缘，两者不一定是对立的东西。

正规的战法是战法，不正规的战法也是战法。

（二）专诸。

年代比曹沫晚，为春秋晚期人，事见《刺客列传》，乃吴国的刺客。他和曹沫不同，只是个重诺轻死的亡命徒，类似侠客。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闾）善遇专诸，答应死后为他赡养老母弱子，目的很明确，就是派他搞刺杀。刺杀是为了政变。其结果，必然是一死。这些都很清楚。但他和曹沫不同，曹沫所行，其实是劫持，不是刺杀，严格讲，是属于下面要谈的另一类。劫持，是以被劫持者为人质，提出各种要求（如赎金），杀人并不是最终目的（虽然其结果，常常和刺杀一样，人质还是死于非命）。

专诸和曹沫，共同点是不要命，勇敢。孙子讲御兵之法，说吴、越世仇，同舟共济，也会齐心协力，关键是死无退路。人心都是肉长的，勇是逼出来的。当兵的也是人，没有多余的命，令发之日，泪流满面，效死拼命靠什么？曰“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孙子兵法·九地》），“诸”就是专诸，“刿”就是曹刿（即曹沫）。他们是春秋时期最有名的两个刺客（注意，劫持者也算刺客）。

（三）要离。

也是吴王阖闾的刺客。吴王派他刺杀另一个吴公子，名叫庆忌。要离是个枯黄干瘦风吹都要倒的弱者，庆忌是个武艺非凡膂力过人的壮汉。要离断臂刺庆忌，事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刺客列传》不载），也是惊天动地。这事在战国时期很有名。如唐且使秦，拒绝秦王的无礼要求。秦王威胁说，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天子之怒”吗？“天子之怒”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反问说，那大王听说过“布衣之怒”吗？“布衣之怒”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当时，他举了三个刺客，一个是专诸，一个是要离，一个是聂政，其中就有要离。说罢“挺剑而起”。结果是“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战国策·魏四》）。

（四）豫让。

战国早期晋国的刺客。《刺客列传》说，此人受智伯大恩，非常忠诚，是个讲义气的亡命徒。赵襄子杀智伯，漆其头骨以为饮器（学者考证，这是草原地区的习俗），他发誓要为智伯报仇。为此，不惜残身毁容，隐姓埋名。先装受过刑的残废，给厕所刷墙。后装麻风病人，把自己弄成哑巴。两次刺杀都不成功。襄子感其诚，解衣令之刺，让他撒气，然后伏剑自杀。这是快意恩仇的个人行为（和《游侠列传》有交叉），不是由政治家导演，也许够不上“主义”。但刺杀和劫持，从法律角度讲，是最低级的犯罪形式，它们和称为“主义”的活动在形式上无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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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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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聂政。

战国中期韩国的刺客。聂政刺韩累（韩国的相邦），见《刺客列传》，亦属快意恩仇。他的故事之所以出名，是烈士背后还有烈女，即聂政的姐姐，名叫聂荣（也作“聂嫈”）。弟弟死了，无人收尸，姐姐发现，终举其名，最后哭死在尸体旁边。郭沫若写过一个剧本，叫《棠棣之花》，就是歌颂聂政和他姐姐。

（六）荆轲。

战国末年燕国的刺客，其先乃齐人。此人亦见于《刺客列传》。这是距司马迁最近，他亲自做过调查（向熟悉此事的公孙季功、董生和夏无且请教），着墨最多，记述最详，也最震撼人心的刺客。故事比较复杂，大家都很熟悉，这里不必多谈。有趣的是，最近陈凯歌拍了《刺秦》，正是讲荆轲刺秦王。电影主题很前卫，秦王要搞“全球化”，但杀人盈野，太残酷，荆轲代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祖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想去除掉这个暴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乃千古绝唱的慷慨悲歌。但他这么干，岂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人会提傻问题（图七）。

春秋战国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养士之风盛于一时，故刺客特别多。秦代法制严苛，此类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之，全部属于奸人歹徒之列。其流风余韵，反而见重于汉代。因为秦政既败，原来的歹徒都成了英雄。比如上面的六大刺客，就经常出现于汉画像石。当时人对刺客是抱欣赏态度，非但不以成败论英雄，还充满怜惜之情。大众有大众的逻辑，法制拗不过文学。司马迁也说，他们是“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更何况汉初功臣，位同宰辅的张良，本来就是在逃的刺客。博浪一击，天地震动，暴秦垮台，顿成英雄。当官的都如此，老百姓还忌讳什么。这是那时的风气。

中国的刺客史，这里不能详谈。汉代以后，可歌可泣的事似乎不多。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新一轮的刺杀高潮，其时，正值无政府主义暗杀风靡全球，热血青年，奉为时髦。“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我国留学生和革命党纷纷投身洪流（如徐锡麟、秋瑾和汪精卫）。现在的说法，是叫“和国际接轨”。

鲁迅说，中国也有“脊梁”，他说的“脊梁”，后面的影子就是刺客（徐锡麟和秋瑾都是他的老乡），或如聂荣，属于抚哭叛亡的人。他的小说《铸剑》也是歌颂刺客。

中国历史上的刺杀，目标明确，主要是政要和权贵，普通百姓不值得杀；手段也非常简单，往往只是一把匕首。但它突发性强，威慑力大，有攻心夺志的奇效。

恐怖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在心理，是在心理的杀伤。刺杀是暴力的基础形式，刑律属于人身伤害罪，而且是故意伤害罪，逮住就是个死，最低级，最原始，但“擒贼擒王”、“攻心为上”，又是兵法的最高境界。即使是大规模报复，也是重在心理威慑。如二战中美国对柏林的战略轰炸，以及他们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就是属于这种毁灭性打击。二战后的美国战略叫“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是这种想法的延续（参看泰勒将军在《音调不定的号角》中对这一战略的反省）。

传说，小太监和老佛爷下棋。小太监说，对不起，我杀您一个马。老佛爷说，我杀你全家。古代的有限报复（低于种族灭绝的报复），大抵如是。比如诛夷九族或满门抄斩，就是古代常用的办法。兵刑是一个道理。

三、劫持

劫持，也叫绑架，古代有两种说法，一种叫“持质”，一种叫“劫质”。“持”是用暴力挟制，“劫”是用暴力胁迫。两个字合在一起，意思是说，把“质”抓起来、扣起来，作为交换条件。

中国古代的“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质”这个字，有一个含义，是对等或折合，并包含对质、验证的意思。用现在的商业术语讲，就是抵押（作动词）或抵押物（作名词）。抵押物可以是财宝，也可以是人。比如劫匪绑票的“肉票”就是换取赎金的人，现在叫“人质”。

抵押，在人类的交往、交换中非常普遍。俗话说，半斤换八两，人心换人心。人心怎么换？总得有个礼物或凭信。比如，两个情人，解个荷包，送把扇子，叫定情物，同时也是凭信。礼仪往还，互送见面礼，也是人之常情。这种见面礼，主要是玉帛、马匹。西周金文中的土地交易，很多都是为了换这类东西。过去，郭沫若引※鼎，说五个奴隶只能抵“一匹马加一束丝”，太残酷（《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其实，现代的很多马（如英国和香港的跑马）也比人值钱。

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和“质”的概念有密切关系，商业契约叫“质剂”，管理市场的官员叫“质人”。推而广之，一切抵押物和凭信物也都是“质”。如双方盟誓，起誓的约言，就是一种“质”。奴才投靠主子，叫“委质为臣”，“委质”的“质”（字亦作“贽”），即上面说的见面礼，也是一种“质”。古代的各种交往，都少不了见面礼。孔子收学生，要交一束干肉。相闺女娶媳妇，也要纳徵送财礼。“礼”这个东西，谁都喜欢，但也是约束。很多礼物都是抵押。

古人用人作抵押物，那是家常便饭。如古代军人出征，照例要把父母、老婆、孩子留在家里，就是皇上手里的人质。汉将李陵兵败浚稽山，被匈奴俘获，全家被杀，就是汉武帝撕票。明将吴三桂守山海关，李自成劝他投降，也是利用崇祯留下的人质，不答应，他老爹的人头就挂在了城墙上；入清作藩王，儿子娶康熙他姑姑，留在京师，表面很风光，也还是人质，一旦起兵造反，照样撕票。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就是城下之盟，除输财货，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还有和亲与质子，接受对方的“礼遇”。玉帛女子都是“质”。我们的概念，和西方简直一模一样。劫持，英语叫kidnap，本来的意思是拐小孩。人质，英语叫hostage，本来的意思是主人的待客之礼。他们的hostage to fortune，是听天由命，随时可能失去的东西，特别是指老婆、孩子和珍宝，我们叫“室家之累”。

这是劫持的概念。

如果发生劫持，古人怎么办？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唐律疏义》卷十七规定：

诸有所规避，而执持人为质者，皆斩。部司及邻伍知见，避质不格者，徒二年（质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者，听身避不格）。

疏：议曰：有人或欲规财，或欲避罪，劫持人为质。规财者求赎，避罪者防格。不限规避轻重，持质者皆合斩坐。“部司”，谓持质人处村正以上，并四邻五保，或知见，皆须捕格。若避质不格者，各徒二年。注云“质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听身避不格”者，谓贼执此等亲为质，唯听一身不格，不得率众总避。其质者无期以上亲及非外祖父母，而避不格者，各徒二年。

律文的意思是，对劫持者要毫不手软，见着就抓，抓着就杀。劫持者，不管是用人质换取赎金，还是以人质为掩护，对付抓捕，也不问其原来的罪行大小，只要是干这种事，一定要处以斩刑。当地居民组织的负责人，还有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凡虑及人质安全，故意回避躲闪，不敢抓捕罪犯者，要判徒刑两年。只有人质的某些亲属，即属于“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者”的本人，可以不在此列。

在这一规定中，擒杀劫持者是惟一目的，人质的安全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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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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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研究法律的专家沈家本认为，汉律可能也有相应的规定。他举了四个例子：

（1）《汉书·赵广汉传》：“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苏回为郎，二人劫之。有顷，广汉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丞龚香叩堂户晓贼曰：‘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二人惊愕，又素闻广汉名，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广汉跪谢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狱，敕吏谨遇，给酒肉。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殓葬具，告语之。皆曰：‘死无所恨。’”

案：这是西汉的例子，被劫者是富人苏回，原来的目的是劫财，但苏回为郎，又是“宿卫臣”。广汉化解危机，并非全恃武力，还靠个人威望，攻心夺志，示朝廷命官不可杀，杀则罪重；释质，反可获得宽大优待，活着有酒肉，死了有棺材，说不定碰上特赦，还能幸免一死。其感化非常有效，出言亦守诚信。

（2）《后汉书·顺帝纪》：“阳嘉三年，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

案：这是劫地方官。

（3）《后汉书·桥玄传》：“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玄不与。有顷，司隶校尉阳球率河南尹、洛阳令围守玄家。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兵进。于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诣阙谢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诏书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

案：这是绑小孩求赎金，纯粹一小事，出名是出在桥玄的大义灭亲。桥玄把自己的孩子给害了，还向皇上进言，说“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这是当时对付绑票的办法。

（4）《三国志·魏志·夏侯惇传》：“夏侯惇字元让，沛国谯人，夏侯婴之后也。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由是以烈气闻。太祖初起，惇常为裨将，从征伐。太祖行奋武将军，以惇为司马，别屯白马，迁折冲校尉，领东郡太守。太祖征陶谦，留惇守濮阳。张邈叛迎吕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轻军往赴，惇与布会，交战。布退还，遂入濮阳，袭得惇军辎重。遣将伪降，共执持惇，责以宝货，惇军中震恐。惇将韩浩乃勒兵屯惇营门，召军吏诸将，皆案甲当部不得动，诸营乃定。遂诣惇所，叱持质者曰：‘汝等凶逆，乃敢执劫大将军，复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讨贼，宁能以一将军之故，而纵汝乎？’因涕泣谓惇曰：‘当奈国法何！’促召兵击持质者。持质者惶遽叩头，言‘我但欲乞资用去耳’！浩数责，皆斩之。惇既免，太祖闻之，谓浩曰：‘卿此可为万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后有持质者，皆当并击，勿顾质。由是劫质者遂绝。”注：“孙盛曰：案《光武纪》，建武九年，盗劫阴贵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质迫盗，盗遂杀之也。然则合击者，乃古制也。自安、顺已降，政教陵迟，势质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国宪者，浩始复斩之，故魏武嘉焉。”

案：这是劫将军。传言“国法”、“国宪”，可见避质不击，是违法行为。韩浩所为，受到魏武嘉奖，一是拒绝求赎，二是击贼不顾质，这是汉法和唐法都强调的东西，现在的说法是“绝不与恐怖主义妥协”。上条云“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此条亦云“由是劫质者遂绝”，这都是夸大其词。沈家本说的好：“史虽云劫质者遂绝，亦但戢一时耳。”人类反恐反了几千年，总也反不完，要想毕其功于一役，那是谈何容易，布什总统说了，长期着吧。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办法。换了有“大和魂”的日本人，方法更简单，肉票自个儿就把自个儿撕了，于名节无亏，还不给政府找麻烦。

此外，我们还可讨论一下，在古人眼里，劫持是一种什么样的罪行。中国古代法律，李悝《法经》和汉《九章律》都以《盗》、《贼》为首。《盗律》的对象是盗窃财物罪，《贼律》的对象是人身伤害罪。上面说的刺杀，很明确，那是属于《贼律》。但劫持不一样，它虽有暴力挟持的特点，有时还真的把人质给杀了。但它和前者不同，杀人不是最终目的。古代劫持的多数，主要是求赎，为的还是钱，所以古人把它归入《盗律》的范围。《晋书·刑法志》说“旧律”的《盗律》，其所列罪名原有“劫略”、“恐猲”、“和卖买人”，“劫略”是抢劫财物罪，“恐猲”是敲诈勒索罪，“和卖买人”是买卖奴隶罪。“持质”是此类的补充规定，本来属于“科”，特点是“劫召其财”。它最接近的是“恐猲”，即敲诈勒索。这些罪行和《贼律》的罪行有交叉，所以《魏律》把它们分出来，立为《劫略律》。

一般的绑票，劫人是为了劫财，比如绑大款的老婆、孩子。但政治性的劫持不一样，它是以人质为政治筹码，跟政治对手讨价还价，比如曹沫劫齐桓公，要求的是齐国侵占鲁国的土地。这就是政治性的劫持。汉代劫官员，有些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上面说的例子，地位还不够高。汉代末年，贼人特多，大家就连天子、公卿都敢劫。比如，读《三国演义》，大家都知道，张让、赵忠等宦者，李傕、郭氾等军人，他们劫持的就是天子、公卿（见《后汉书》的《董卓传》和《宦者列传》）。那时的时髦话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天子”也是劫持活动。很多人都以为，只有白脸曹操这么干，其实这是那时的流行思想。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劫持例子很多，但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项羽拿刘邦他爸当人质。《汉书·项籍传》说，楚汉相持，汉军畏楚，躲在山顶上，项羽架口大锅，说你给我下来，不然的话，我就把你老爹给煮了。项羽的办法太阴损，刘邦的办法也流氓。他说，我和你受命怀王，结拜兄弟，我爸就是你爸，如果你非煮你爸，就“分我一杯羹”吧。

中国古代不懂人权，“击贼不顾质”，老婆、孩子可以不管，上级、首长可以不管，老爹的肉都敢拿来分着吃，这是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的地方，但现代人不也讲“不妥协”论吗？不妥协的结果，还是常常“顾”不了“质”。因为虑及人质安全，要钱（或其他条件）要命的矛盾比古代还大。更何况，现代人看重人命，实有高低贵贱之分。天下穷人的命，古代不值钱，今天也不值钱。天下富人的命，古代值钱，今天也值钱。美国人的命和伊拉克人的命就是不一样。恐怖分子跟美国赌命，关键就是不对称（实力不对称，人命也不对称）。看看美国有名的反恐电视剧《24小时》吧，Jack爱老婆爱孩子，爱得要死要活，很能体现家庭至上的美国价值观，只要老婆、闺女被绑（导演是成心让她俩动不动就被绑架），他就什么都答应，刺杀总统都行（图八）。这和中国古代的“不妥协”论正好相反。怕死不怕死，道德上的优劣是一回事，战术上的优劣是另一回事。这里关键是，拼命的事，躲也躲不过，怕死的碰上不怕死的，怎么办？这才是问题所在。有此考虑，我曾设想，假如恐怖分子把布什他爸（老布什）给绑了，布什该怎么办（中国方法不行，日本方法也不行）。

与刺杀相比，劫持更有头脑（商人头脑），它比刺杀更老练，有更多的权谋在其中（以命换命，一直有价值计算）。现代欧美人的怕死（不怕自己死，还不怕别人死吗）是其下手之处。谈也不行，打也不是，拖延时间，假谈真打，是惟一对策。

然而，惟一的对策也是最容易看透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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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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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扬汤止沸，何如釜底抽薪？

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大灾难，一大悲剧，数量惊人的平民丧生其中，受害最大是老百姓。它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或曰“斩草除根”的“根”在哪里？所有人都在思考，我也在思考。

对比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回到文章的开头，这里做一点总结。

在“恐怖主义一锅粥”里，我们是否还可以理出一点头绪？我想，透视古今，从批评的角度反观，也许倒能明白一点。试试吧。

第一，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批评，最基本的一点，是它使用暴力，搞议会政治的人肯定不在其中。但搞议会政治的人，他们用投票表决，对外发动战争，对内进行镇压，并不能改变其暴力的性质，而且照样会出恐怖主义。比如希特勒就是民选的总统。暴力当然可以是单向的，但更多是对等行动，一个巴掌拍不响。

第二，暴力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比如警察使用暴力就合法（当然也要按法律规定来使用），流氓使用暴力就不合法（注意：警察可以约流氓掐架，挨个收拾），这很简单。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国际警察，即使有国际法庭和联合国，照样是很多事情管不了。联合国本身就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枪杆子里面出公理（凡尔赛和约和雅尔塔协议，都既是战争结束的果，也是重起衅端的因）。美国可以随心所欲，想搭理了就搭理它，不想搭理了就叫它玩蛋去。国际间的暴力使用，谁是“警察”，谁是“流氓”，其合法性该由谁来解释，这一直是大问题（当然美国是以“国际警察”自居，而且定义了“国际流氓”）。强权政治还是支配一切。国内的暴力使用，也不见得都是一清二白（如自古所谓的“贼”、“匪”定义，要照蒋介石解释，共产党就是“匪”，反过来也一样）。

第三，暴力还有正规和不正规之分。恐怖主义当然是非常手段。有人说，凡不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向正规军人挑战或应战，而是用隐蔽的和突然的方式发动袭击，就不是战争是犯罪，这也不对。人类自有战争，从来就有两种战法，强对弱或弱对强。通常所谓的正规战法，只是前者。这样的战法绝不是惟一的战法。我们不能说，只有弱者用强者的办法对付强者才算战争。这在军事学上是讲不通的。相反，古今中外的兵书都强调一点，谋略是和诈伪有关。而“兵不厌诈”的要义是：没有规则就是惟一的规则。如色诺芬的书就把恐怖主义当军事手段。克劳塞维茨也说，战争体现的是“两极性原理”，其暴力使用的极端倾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战争论》）。即使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暗杀、破坏和收买内奸，作用也不亚于狂轰滥炸。还有，我们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定义是从搏斗讲起，单兵的殊死搏斗，是战争的基本要素和原始形式。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恐怖就是战争的继续。它是最激烈的暴力形式，也是最原始的暴力形式。

第四，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利益冲突转化为道德（或宗教的）说教，因而把暴力分为好暴力和坏暴力。但恐怖是手段，它的好坏，只能从政治目的判断，而且政治是非的前因后果也很复杂，很难按道德来评判。现代恐怖主义，背景很复杂。冷战时期，出于反苏反共的战略利益，美国支持的多是独裁政权（包括收容和利用日本战犯），并人为制造了很多“捉对厮打”的地区对峙和地区分裂，撕裂殖民统治和战争遗留的历史创伤，引发宗教、种族、政治和文化的冲突。现在的恐怖主义，更直接与美国扶以打巴，支持塔利班抗苏，以及利用伊拉克打伊朗，还有解体苏联的战略有关。恐怖活动的背后是政治。如果非拿道德说事，那根本不用兜圈子，我们只要看它的使用者是谁，也就够了——敌人总是邪恶的。但这种说法不能提供标准。比如，同是刺杀，同是劫持，同是自杀式袭击，单就形式讲，我们很难说，它是好暴力还是坏暴力。自古以来，刺杀对象，主要是权贵和政要，但现在的恐怖分子反而很少干。大人物暗杀不易，小人物不值得暗杀。暗杀现在是高科技（用GPS和导弹打），“匹夫之怒”未必玩得转（要玩也只能是自杀性袭击）。二次大战后，真正热衷此道是谁？反而是美国的中情局和以色列的摩萨德（后者尤精此道）。“斩首行动”或“重点清除”，其实就是刺杀，而且明杀多于暗杀。

第五，人们当作绝对标准的最后一条，即“袭击平民”，这点也有问题，至少作为普遍标准，还很有问题。现代战争的文明化是神话，无论当年的越南战争，还是现在的伊拉克战争，平民的被杀都是数量惊人，远远超过各种自杀式袭击。更何况，这些死伤，很多都是故意制造，更不用说制裁期间死于病饿的平民。我说过，手术式的精确打击，这并没有改变眼前的残酷事实，军人还是军人，他们不是医生。军人平民分不清（为什么分不清，这后面意味着什么），出于防卫的不得已误杀，不过是借口。《不列颠》说，现代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被害者经常是偶然置身现场的无辜百姓”，请问，在炸弹随处可能落下的伊拉克，他们能够离开这个“大现场”吗？“误杀”也太多了吧。挑个缺胳膊少腿的小孩，送到欧美的大医院精心救治，很好。但先杀后救，毁而重建，是不是也太虚伪了点？它让我想起我在京都吊谒过的耳冢。日本名将丰臣秀吉征朝鲜，杀人如麻，堆耳成冢。冢前有碑云，这是仿《左传》“京观”，体现他的大慈大悲。他为朝鲜人吃斋念佛，超度亡灵。

总而言之，归纳上述批评，我们可以看出，它是用层层剥笋的办法，把恐怖主义从一般的暴力和一般的恐怖行为中剥离出来，等同于血族复仇和刑事犯罪，定义为“狭义的恐怖主义”。从事者自然是“恐怖分子”（凡性质不明或不便称说者，现在多冠以“武装分子”）。至于这类活动的起因，其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特别是作为其报复对象的另一种暴力，则往往忽略不计。关于后者，这里不能详谈。我只想说一句，即便是最“邪恶”的恐怖主义，也仍然没有离开《不列颠》的基本定义，即它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血族复仇和刑事犯罪（注意：其求赎不是钱，而是政治条件）。对这类活动，以偏概全的道德批评最文不对题，也很难自圆其说。孟子问梁惠王：“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回答是：“无以异也。”（《孟子·梁惠王上》）。在我看来，以暴易暴，虽有强弱之异，但总是对等行动。恐怖就是恐怖，白色恐怖是恐怖，红色恐怖也是恐怖，什么样的恐怖都是恐怖。特别是一切势同水火的行动总是互为因果，强势的一方总是身披光芒，弱势的一方总是如影随形，光明和黑暗的斗争，往往不过是自己和自己的影子在打架。当人们痛心于这类灾难时，那些“制造魔鬼，成就英雄”的政治家，你们是不是也应反躬自问？

即使最狭义的恐怖主义，根源也在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一手遮天。我们低估什么也不能低估了美国的作用。大道理总是管着小道理。

目前，最狭义的恐怖主义，即国际主流定义的恐怖主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基本特征上，反而回到了最原始的形式。巴勒斯坦人用石头打坦克，这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考古学家说，石头是最原始的武器（老百姓没有历史）。它和列强手中日新月异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是鲜明对照。还有，我们不要忘记，恐怖战术的出发点是不怕死（对方的说法，反而是“懦夫”）。这也非常原始。它常常让我想起中国最著名的军事家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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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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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是儒家，他以兵机见魏文侯，是儒冠儒服，而且以爱兵如子而著称。但中国的恐怖战术，只有他讲得最清楚。他有一个比方，“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照他设想，假如有一支五万人的军队，个个都像这种“死贼”，恐怕就是天下无敌了（《吴子·励士》）。

吴起后来死在楚国，死在楚悼王发丧的仪式上。当时，因改革而失落，埋恨已久的宗室大臣把他团团围住。他不愧是军事家，死到临头，还玩兵法，竟厉声大喊，我倒要叫你们看看我是怎样用兵。说罢，往楚王的尸体上一趴，乱箭穿身，楚王也稀巴烂。楚国法律，凡是用兵器伤及王尸者都是死罪。所有参加围攻吴起的人，几乎都被满门抄斩（《吕氏春秋·贵卒》、《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他以一死证明了他的兵法。

吴起也是一位劫持者。他劫持的不是活人，而是死人——而且是用一个死人杀掉了很多活人，有如厉鬼复仇（经常是在活人的梦中复仇）。我只听说过“自杀性袭击”（最能欣赏自杀美的日本人深通此道），没有听说过“被杀性袭击”（很多动物，含毒带刺，是用这个方法）。

这是最令人惊奇的事。

2004年8月4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一】

我曾说过，世纪之交，无禧可庆。近来的反恐战争，不但未能制止和削弱世界上的恐怖事件和暴力冲突，反而愈演愈烈。拙稿写成后，在俄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别斯兰事件（9月3日）。谨以此文纪念丧生于这一事件的所有无辜死难者。2004年9月9日。

【附记二】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个人，有些读者在网上说我搞错了，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其实并没有错。为了解除读者的误会，我写过一篇小文：《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个人》，因为文章枯燥，这里不再收入，读者有兴趣，可查《读书》2004年9期，129－134页。但我确有硬伤，而且很严重。比如一不小心，竟把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布莱尔错写成克莱尔，现已纠正。又《读书》杂志编辑部转来黄力民先生的信（1月19日）。黄先生指出，我把《音调不定的号角》的作者写错了，他的作者其实是泰勒，不是麦克纳马拉。这本书，我还是当中学生时读的，当时是内部读物。40多年后，记忆散漫，产生混乱，而又失于核查，我很感谢他的纠正。另外，我应补充说明一下。二战时期，美国对德国的战略轰炸和他们对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对结束二战起了很大作用，因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50年代，美国曾醉心于大规模报复战略。但朝鲜战争受挫，迫使他们重新思考。泰勒此书就是反省大规模报复战略，并提出用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美国的战略千变万化，然而，在西方战略传统的影响下，对于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来说，大规模报复始终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200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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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启示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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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说

西方的军事传统，特点是崇尚武器，崇尚实力，崇尚大规模的杀戮和报复，崇尚对外的侵略和征服。他们谈论战争，总是喜欢把根子追到两件事上。一是人类的暴力活动，与男人有很大关系，与男人的暴力倾向，特别是性侵犯，有很大关系。二是人类的暴力活动，和动物有关，和打猎有关，和打猎后用猎物作牺牲，进行血祭有关。

关于第一点，我们要注意，西方以M打头的字，有不少和暴力倾向有关。如：man是男人，male或masculine是男性，macho或machismo是阳刚之气或男子汉气，martial art是武术，military art是兵法。他们说，男人来自火星（Mars），火星是战神，总是喜欢强加于人。一个国家把它的男人派到另一个国家，杀死所有男人，包括老人和小孩，强奸和虏走所有女人，这就是古典意义上的战争和男人心目中的胜利。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英文原名叫The Rape of Nanjing，rape的特点就是强加于人，它的原始含义是强抢，另一个意思是强奸（图九）。它不仅可以涵盖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抢掠（后来有所谓“三光政策”），还特别指他们对中国妇女的暴行。日本老兵手里有很多反映这类暴行的照片。他们的文化中有强烈的大男子主义，大家很熟悉。

第二点，也很有意思，古代的猎人和牧人是男人，他们和动物的关系很密切。贵族武士都爱打猎，打猎是原始的军事训练，到处如此。他们用猎物献祭，祈求神祐，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图一○）。第一，是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人比为野兽，可以任意杀戮；第二，自己的手段也非常动物，虽“饥餐”、“渴饮”也有合理性。古代杀俘献祭，就是模仿这种血祭。我们都知道，动物有捕食类（predator）和被捕食类（prey）。鹰狮虎狼是前者，驼马鹿羊是后者。前者吃荤，后者吃素。中国古代把贵族叫“肉食者”，人也分吃荤吃素。“文革”后，有人说，西方先进，是因为吃肉多；中国不行，是因为光吃粮食不吃肉。如果真是这样，那匈奴、蒙古、爱斯基摩才是最先进的文明。这当然不对。但战争确实不吃素，征服者皆以虎狼自居，没人说我比兔子跑得快。

手边有本书，叫《血祭》（Barbara Ehrenreich, Blood Rites, 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Passions of War,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7），就是从这类话题说起，讲战争的激情，战争的非理性，即“兽性大发”，人的邪火和怒气都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在荷马史诗中，英雄血脉里都有一种叫lyssa的东西，经学者考证，就是“豺狼一般的狂暴”（布鲁斯·林肯《死亡、战争与献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鲁威仪的《早期中国的合法暴力》（Mark Edward Lewis，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是近年来讨论中国军事传统的名著，其中也有不少笔墨是花在讨论这类问题上面。

下面，我想谈谈中国人的战争观念，和他们做一点对比。

二、人道先兵

中国重人道，人与人斗的学问特别发达。

战国末年，杀人盈野，是中国兵学的黄金时代。

《鹖冠子·近迭》有段话：

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庞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鹖冠子曰：“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法天则戾。地广大深厚，多利而鲜威，法地则辱。时举错代更无一，法时则贰。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故圣人弗法。”庞子曰：“阴阳何若？”鹖冠子曰：“神灵威明与天合，勾萌动作与地俱，阴阳寒暑与时至。三者圣人存则治，亡则乱，是故先人富则骄，贵则嬴。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鹖冠子·近迭》）

战国秦汉时期，齐鲁之地，最有传统的祭祀是围绕八主祠。八主祠的遗迹至今犹在。八主者，即天主、地主、兵主、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四时主。其中天主、地主、兵主是相当于天、地、人三才。兵主祠，祭战神蚩尤，就是相当人主祠。

三、血气

欧洲兵法的黄金时代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这场战争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理性在当时很时髦。后来，人类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提出疑问：战争是一种理性行为吗？我们真的摆脱了动物性吗？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问题。

“血气”是人类的动物本色。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俗话说，少不读《西厢》（或《水浒》），老不读《三国》。年轻人好色好勇，不像老年人深谋远虑，一肚子诡计，主要是“血气”作怪，荷尔蒙分泌太多，肾上腺素来得太快。

中国人讲战争，也是从“血气”说起（参看鲁威仪书，第六章）：

怒者，血气也。争者，外脂（肌）肤也。怒若不发，浸廪（淫）是为痈疽。（马王堆帛书《经法·经·五政》）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包于六合之内，托于宇宙之间，阴阳之所生，血气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后距，奋翼攫肆，跂行蛲动之虫，喜而合，怒而斗，见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淮南子·修务训》）

兵者，圣人所以讨彊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史记·律书》）

上面说的“气”，既是“酒色财气”的“气”（见《金瓶梅》第一回），也是“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的“气”。

共工怒触不周山，天塌地陷，这种力量，谁也不可低估。

四、中国的战神

人类的武器，当以木石水火为最原始。石器时代，弓矢、投石器和舟楫被发明，但没有战马、战车和金属制造的兵器。青铜时代，有了快马轻车和利刃，杀人才变成一门艺术。驯化马和青铜兵器，这两项发明最重要（图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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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启示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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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战争和马有关，古代的军事长官，商代叫“马”，两周时期叫“司马”，出兵前的祭祀叫“禡祭”（也叫“师祭”）。“禡祭”，照例要祭兵器和兵器的发明者蚩尤，或说还包括黄帝（《周礼·春官·肆师》郑玄注）。秦末，刘邦在沛县造反起事，自立为沛公（模仿楚县公），曾在县廷举行血祭，祠黄帝，祭蚩尤，用牲血涂染钟鼓和旗帜，钟鼓是红的，旗帜也是红的（《史记·高祖本纪》）。这种祭祀就是属于禡祭。

战争的特点是壁垒分明。中国古代神话也分好坏人，所有好人（五帝之类），黄帝是第一人；所有坏人（四凶之类），蚩尤是第一人。黄帝和蚩尤战于阪泉或涿鹿，是传说中最有名的战争：蚩尤是“邪恶”和“混乱”的象征，黄帝是“正义”和“秩序”的象征。这个神话最重要。

蚩尤是什么人？是黄帝六相（蚩尤、太常、苍龙、祝融、大封、后土）之首。黄帝六相是《周礼》六官式的一套职官。蚩尤掌天时，相当于天官（《管子·五行》）。但他背叛了黄帝，和黄帝作对，最后兵败身死，下场很惨，是个“失败的英雄”。《世本·作篇》说“蚩尤作兵”。蚩尤号称“兵主”，是以兵器的发明者而著称。秦八主祠，其中有兵主祠，就是祭祀蚩尤，据说在汉东平陆监乡（今山东汶上县西北）。汉高祖在长安，汉宣帝在寿良（今山东东平县西南），也都立过蚩尤祠。他是五兵的发明者。五兵都有哪几种？各书说法不同，主要是戈、矛、剑、戟、弓矢，或说还有殳、钺、铠、盾等等。

希腊的战神是雅典娜（Athena，图一二）和阿瑞斯（Ares，图一三），罗马的战神是马尔斯（Mars，图一四），他们手执剑、盾，有雕像在，不管是男是女，都是人的模样。

中国的战神是蚩尤。在沂南汉画像石上，我们见过蚩尤（图一五），他面目狰狞，有如怪兽，头戴弓矢，身穿铠甲，手执戈矛，脚执刀剑，胯下还立着一面盾，很像含牙戴角、前爪后距，凭血气作殊死搏斗的动物。鲁威仪的书，就是用这张图作封面。

五、风后、玄女的发明

黄帝伐蚩尤，据说九战九不胜，最初打不过蚩尤。蚩尤的优势，一是兵器好，二是能调动风伯雨师，呼风唤雨，兴云作雾。上面说过，他是黄帝的天官。黄帝转败为胜，是靠了两个人的帮助，一是风后，二是玄女。

风后，是黄帝七辅（和六相不同的另一套官职）之一。他的发明是指南车和八阵图（《太平御览》卷一五引《志林》和《风后握奇经》）。指南车是相当GPS这样的定位系统，比一般武器更厉害，特别是破蚩尤的风雨云雾。八阵图是属于阵法。这种图是按九宫类的式图来营兵布阵，与式法有关。

玄女，“主北方万物之始”（《太白阴经》卷十），单从名字即可看出，她是代表北方的女神。南方多雨，北方干旱。蚩尤作大风雨，黄帝从天上请来一位天女，叫“魃”（《山海经·大荒北经》），她来了，才止住风雨。这位干旱女神就是九天玄女。玄女授黄帝“战法”，其实也是式法。

中国古代讲式法的书很多都是依托风后和玄女。式法是军将的必修课。

黄帝和蚩尤斗法，还包括风角、五音，和《史记·律书》的内容有关，和“师出以律”的“律”有关（《易·师》）。这类技术，多与兵阴阳有关。

中国古代的军事技术分两门，其中一门叫兵阴阳。兵阴阳，是属于“知天知地”的大学问，即诸葛亮借东风能掐会算那一套，其中很多是属于占卜之术，今人视为迷信。

但在古人看来，兵阴阳才是当时的高科技。

黄帝伐蚩尤，主要就是在兵阴阳上斗法，这是我们的解读。

六、蚩尤之死：蹴鞠的发明

中国古代的军事技术，还有一门叫兵技巧。它包括兵器的使用，武术和军事体育，其中最复杂，是攻城术和守城术。攻城和守城，也是和文明有关的发明。

中国古代的军中之戏，包括角牴、蹴鞠和围棋（弈）。

角牴是摔跤类的游戏，它是头戴双角，模仿含牙戴角的动物，互相角力，古人也叫蚩尤戏（上面说过，蚩尤正是这种形象）。蹴鞠是中国式的足球，外面是皮，里面是毛。这种游戏也和蚩尤有关。

据说，蹴鞠的发明者是黄帝（刘向《别录》）。但黄帝怎样发明蹴鞠，过去不知道。日本江户时期（17世纪）有本书，石近政光的《蹴鞠指南大成》（收入《杂艺丛书》第二），它说蹴鞠是踢蚩尤的脑袋。这是比较晚的传说。只是到70年代，由于马王堆帛书的发现，我们才知道更古老的答案。

原来，黄帝伐蚩尤，活捉了蚩尤，他对蚩尤的处置很残酷。为了警告作乱者，黄帝把他的皮剥下来，做成箭靶；把他的头发剪下来，做成旌旗；把他的胃掏出来，做成蹴鞠；把他的骨肉剁烂，做成肉酱（马王堆帛书《经·正乱》）。

蚩尤之死，似乎是身首异地。古人认为，斩比绞惩罚更重，绞能保留全尸，斩是身首异地。它死后，有两个冢，《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说：“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寿张即寿良，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即汉宣帝蚩尤祠所在。钜野在今山东钜野县东北。二者都在今山东西部。

鲁威仪讨论的sanctioned violence，直译是被批准的暴力，即对合法性具有垄断解释权的暴力。古代有“兵刑合一”说，用刑罚解释战争，就是属于sanctioned violence。蚩尤之死，体现了这种精神。

七、三时讲武而一时用兵

古代各国，军事演习多假打猎行之，野兽就是假想敌，这是普遍规律。中国称为蓃狩或校猎。

然而，打猎选在什么时候，却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清代有木兰秋狝之制，就是选在阴历的五月到八月。这是打猎的最佳时间，鸟兽毛最好，膘最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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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启示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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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什么时候打猎，好像四季都可以。古人说“春猎为蓃，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尔雅·释天·讲武》）。但汉族是以农业为主，古人有“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国语·周语上》）的说法，即春、夏、秋三个季节是用来务农，只有冬天才借打猎来讲武。同样的说法也见于《礼记·月令》，如“孟冬之月，……是月也，……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礼记·月令》）。

八、女战神、女儿国和娘子军

战争是男人的游戏。现在的儿童游戏，还是男孩玩刀玩枪，女孩玩洋娃娃、过家家，性别差异很明显。

希腊神话，最初的战神是女神（雅典娜），后来才有各种男神。西人盛称的女儿国和娘子军，则有希腊神话中的亚马孙（Amazon，图一六）。

男神颠覆女神是大问题，《血祭》有专门讨论。

我国的神话，九天玄女也是一位战神。她不仅以战法教黄帝，还授之以房中术。中国的房中书一直是以战争喻男女之事，称女子为“敌”。男人于五行为木，配四神的青龙，外刚内柔；女人于五行为金，配四神的白虎，外柔内刚。男人不是女人的对手，“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古人称为“金克木”。明清色情小说常有这类描述。

中国是大男子主义的国家，本身没有女儿国，女儿国的故事都是属于海外奇谈。古人的说法是叫“女国”。如西王母的故事，就是较早的传闻，屡见于汉代的图像（图一七）。晚一点，《三国志》、《后汉书》、《梁书》的《东夷传》也说今朝鲜、日本一带的大海之中有个女国，是东方的女儿国。《魏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和《大唐西域记》也提到三个女儿国，一是于阗南的东女国，即苏伐剌拏瞿呾罗（Suvarnagotra），在今西藏的西部；二是所谓“西山八国”中的东女国，在今四川金川县一带；三是大食西北的西女国，据说在今土耳其境内，则是西方的女儿国。古人对女儿国往往神秘其事，以为一国尽女，借邻国男子传种，其实只是以女为王的国家。这种国家，欧洲多有之。中国的狩猎游牧民族，女人的地位也比汉族高。这些都属于古风犹存。《西游记》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回说通天河对岸有“西梁女国”，就是以于阗南的女国为蓝本。

女子从戎，见北朝民歌《木兰诗》。唐高祖起义太原，也有平阳公主组织的娘子军。鲜卑拓跋部，祁后临朝，号称女国。李唐与鲜卑通婚，也出了武则天。这些都与胡风有关。

九、中国古代的生物武器

2003年，既是伊拉克战争之年，也是非典肆虐世界之年。

非典时期，讨论细菌、病毒的书和文章铺天盖地。我有三个印象最深，第一，疾病是与时俱进，人有一张管不住的嘴，植物、动物，甚至人，什么都吃，人与人，人与动物、植物打交道越多，染病越多，这是报应，如新石器时代，我们有了农业和畜牧业，疾病才突飞猛进大发展；第二，治病是场持久战，归根结底治不好，人体自身有免疫力，细菌、病毒也有抗药性，消灭细菌和病毒，也就消灭了人本身；第三，人病大战主要靠两条，隔离（主动免疫）和药物（被动免疫），但关键是靠免疫力，免疫力的获得，历史上的代价，一般都是大批死亡，自局部观之，也是“予与汝偕亡”。这本身就是战争。

古人有鉴于疾病的传染性，特别是交叉感染，因而想到“蛊”。《说文解字》卷十三下蟲部有“皿虫为蛊”之说。古人相信，只要把各种毒虫放一块儿，让他们互相吃，就会产生剧毒和传染性，有些是立即见效，有些是效果缓慢。长江以南，自古就流行这类巫术。特别是西南地区，如云南和西藏，就是今天，也还保存着这类技术。参看李卉《说蛊毒与巫术》（《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9期，1960年）、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上海艺文出版社，1999年。

把“蛊”的想法用于战争，就是所谓“生物战”或“细菌战”（图一八）。

古人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第三十章）。大战之后，尸体腐烂，导致瘟疫蔓延，会引起更多死亡，这是战争的继续。1347年，蒙古人围攻克里米亚的卡法，曾将鼠疫患者的尸体投进热那亚人的城墙，热那亚人将细菌带回欧洲，造成鼠疫蔓延，就是一次细菌战。战争和疾病有不解之缘。

16世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除快马利刃和枪炮，还有一件武器，是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天花、麻疹、伤寒、斑疹伤寒和流感。欧洲人有免疫力，他们没有。这类疾病多是病毒类的疾病。满人征服汉地，也有天花的困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战。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也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战（利用日本的技术）。

1972年才有禁止生物武器的公约，但有些国家还偷着玩。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说，“朝鲜战争（1950－1953）期间，中国曾指控联合国军从事细菌战。20世纪里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施过成功的细菌战”（“生物战”条）。

中国是细菌战的受害者，这不是一种说法，而是历史事实。

什么才算“成功的细菌战”？我们不知道。

十、《武经七书》

世界上很多擅长作战的民族（如匈奴、蒙古和满族）都不写兵书（有些民族连文字都没有），很多足智多谋的名将也没有兵书传世。

但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特点，是兵书特别多，也特别发达。数量，见于著录，在四千种以上。深度，很多都是属于战略层次，甚至是哲学层次。这类古书，很早就经典化，两千年后的军人还是读两千年前的古书，不像欧洲，类似著作，要迟至19世纪上半叶才出现。

宋金明清，中国的军人都是以《武经七书》为武举教材。《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这些书，只有《三略》属于汉代，《问对》属于唐代，其他都是先秦留下的经典。

中国的兵书分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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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启示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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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门，即《汉志·兵书略》的“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权谋”、“形势”是谋略，“阴阳”、“技巧”是技术。谋略的地位，显然在技术之上。谋略是道，技术是器。道惟求旧，器惟求新，这也是特点。

四门中的谋略，传世经典比较多，主要都保存在《武经七书》里。中国的先秦兵典以齐地为最发达。名气最大，是《孙子兵法》、《司马法》和《太公兵法》（包括《六韬》）。《孙子兵法》（包括吴、齐两种《孙子兵法》）是兵法的代表，《司马法》是军法（也叫军礼）的代表。兵法脱胎于军法。《太公兵法》则是依托文武图商的历史故事（类似《三国演义》的历史故事）讲阴谋诡计的书，其实是通俗兵法的代表。它们代表了先秦兵书的三个类型。《吴子》、《尉缭子》是三晋系统的兵书，地位次之。今本《吴子》是唐代重编的节抄本，也属于兵法类的作品，但水平不如《孙子》。《尉缭子》的内容则与军法、军令有关，影响也不如《司马法》。汉代的韩信是传《孙子》和《司马法》，张良是传《太公兵法》。《三略》就是出于张良一派的传授，乃是《太公兵法》的延续。《李卫公问对》虽然也讨论当时的战争，但言必称三大经典。崇尚三大经典，仍是它的指导思想。

四门中的技术，古书多亡佚，没有经典。阴阳类，只有银雀山汉简中的《地典》是失而复得。技巧类，只有《墨子》讲城守的各篇保留下来。

中国的军事传统，特点是尚权而轻力，贵谋而贱技。这和西方的传统不一样。它对战争现象做超越时空的讨论，优点是高屋建瓴，缺点是下临无地，有利也有弊。今天的我们应该有清醒认识。

十一、《六韬》取名之义

欧洲的旗、盾徽章（arms）多以鹰、狮为饰（图一九），军人好以猛兽自况。

我国也有类似传统。

今本《六韬》包括六篇，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后汉书·何进传》李贤注说：“《太公六韬》篇：第一《霸典》，文论；第二《文师》，武论；第三《龙韬》，主将；第四《虎韬》，偏裨；第五《豹韬》，校尉；第六《犬韬》，司马。”他把全书比喻为《周礼》六官式的系统（前两篇象天地，后四篇象四时），即天子御将，将御偏裨，偏裨御校尉，校尉御司马。这是古人的一种解释。其中《霸典》、《文师》就是今本的《文韬》、《武韬》。“韬”的本义，是装弓矢的皮匣子。但这里所谓“六韬”，却是用来装六种阴谋诡计，好像后世说的“锦囊妙计”，是把各种阴谋诡计装在一个袋子里。《六韬》系统的古书，《文韬》、《武韬》，讲“文论”、“武论”，放在最前，后面四篇都是以动物命名。

这种习惯很古老。

《列子·黄帝》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以鵰、鹖、鹰、鸢为旗帜”。

《书·武成》说，“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

我怀疑，《六韬》题篇，大概是象征文、武二王率龙、虎、豹、犬之师。

司马迁说，“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史记·魏世家》），形容秦始皇，也是“蜂准，豺声，少恩而有虎狼心”（《史记·秦始皇本纪》）。《荀子·议兵》说，齐国的士兵不如魏国，魏国的士兵不如秦国。古人都说，秦国是“虎狼之国”，秦兵是“虎狼之兵”。

中国的导引之式和武术套路，也多半是模仿动物。

在战争问题上，人最推崇动物。今天的美国还是如此，他们的军队名称，飞机、军舰和导弹，仍然喜欢以猛兽猛禽命名。

十二、由余的自尊

《汉志·兵书略》的形势家有一部兵法叫《繇叙》，今已失传。繇叙，就是古书中的由余。

孔子有句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这段话，历来都以为是蔑视夷狄。但明清时期，也有人故意唱反调，如谢肇淛、顾炎武，他们认为，诸夏不如夷狄，历史上的例子很多。

由余本来是晋人，窜身戎狄，为戎王做事。戎王派由余出使于秦。秦穆公让他参观秦国的宫室和积聚，向他炫耀秦国的富有。由余说，这些东西，“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穆公感到奇怪，问他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着回答他，“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史记·秦本纪》）

有余的自尊，令秦穆公惭愧。他一心想把有由余挖过来，所以让内史廖给他出主意。内史廖说，戎王住在偏远不曾开化的地方，从来没有见识过中国的音乐，您最好派一批能歌善舞的美女，让戎王沉溺其中，趁机邀请由余访秦，留而不发。他们用美人计和离间计，终于得到有余。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汉族的优势是文明，文明的优势是腐化。

但我相信，在打仗的问题上，戎狄一直是老师。他们没有兵书传世，却是最善于作战的民族。

十三、退避三舍

一部春秋史，晋楚争雄是重头戏。

晋承夏政，是北方大国，为周室之屏障，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晋是主要对手。楚人的特点，是性格暴躁，古人谓之“沐猴而冠”（《史记·项羽本纪》），即带着帽子的猕猴，表面像人，其实非常粗鲁，今人犹称“九头鸟”。张良曾说“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史记·留侯世家》），周勃也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都劝刘邦不要和项羽硬拚。其实，这种印象，在春秋就有。当时，楚国正在崛起，其势咄咄逼人。晋人说，“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未可与争”（《左传》宣公十五年）。

晋公子重耳流亡国外，曾受到楚国的接待。楚王问他，如果你能回到晋国，将怎样报答我。他说，假如托您的福，我能回到晋国，有一天，不幸兵戎相见，“其辟君三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舍”，本指宿营。春秋时期，行军的常规速度是三十里，每到三十里要宿营。故“舍”又是计算行军速度的单位。三十里为一舍，三舍是九十里。他是以后撤九十里作为报答。古代谈判，前提是“退舍”，脱离接触。九十里是三天的路程，后撤九十里，也就是脱离了双方可能接触到的距离。这句话，后来演变成成语，就是“退避三舍”。

动物对距离十分敏感。当你离它太近，接近或超过它认为的安全距离，它会做出紧急选择，或者逃跑，或者进攻。人也是这样。

岳麓书院，门口有对联，上面写着“惟楚有材”。楚国人材丰富，但很多都叛逃，逃到了晋国，就像他们的齿牙革角和珍贵木材，物流的方向是北方。晋人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此大国之风也。

《老子》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六十九章）。

退让并不是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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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启示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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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拈古书之语为兵法，曰：

不为天下先（出《老子》第六十七章，原作“不敢为天下先”），

退避三舍（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来而不往非礼也（出《礼记·曲礼上》，原作“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其中就有这一条。

十四、不羞遁走

逃跑也是兵法。

中国的兵法是来源于战争，不仅来源于内战，也来源于外战。历史上，外敌入侵，主要是从北边来，所以讲防御，主要是城防。明清时期，新的敌人是从海上来，是坐船来，这才大讲海防和江防。“骑马民族”南下，特点是流动性，即机动和突袭。

司马迁讲匈奴之俗：

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俗，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史记·匈奴列传》）

这里的“不羞遁走”，在军事学上很重要。“逃跑”、“忍耐”和“等待时机”是中国兵法的特色。蒙古统治时期，汉族有《忍经》，《三十六计》也是“走为上计”（其实是最后一计）。“跑”这一条很重要。它是从“骑马民族”学来的。“马”在古代是机动性最强的作战武具，坦克发明前，任何东西都比不了。骑马民族固然离不开“马”，对付骑马民族也得靠“马”，所以汉武帝要到西域求大宛马。“马”是一种“军事传染病”。西班牙征服美洲就是靠“马”。流寇称为“响马”，也离不开“马”。中国的内战，主要是对付农民战争。统治者把农民武装叫做“流寇”，也有对付“流”的问题。毛泽东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是歼灭战，“走”是运动战，同样看重“逃跑”。

其实，何止是逃跑，投降也可以是兵法。

十五、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

动物是最好的战术家，特别是苍蝇、蚊子。

从前，在乡下，常受蚊蝇骚扰，不胜其苦。白天，地头歇晌打瞌睡，眼皮一合，就有苍蝇围着你乱转，嗡的一声（高频振翼，声音震耳），有如飞机俯冲，直扑嘴唇，或者在你脸上乱爬。你还没来得及挥打，刚一睁眼，它就跑了。你睡它就来，你醒它就去，反正不让你安生，惟一的办法就是用草帽遮脸。蚊子更鬼，专于夜深人静，搞突然袭击。它们有红外夜视和热敏感应的高科技装备，好像现在的美国兵，有时在脑袋周围盘旋，声音大的像飞机（也是高频振翼），有时又悄无声息，在你手上脚上乱叮，突遭暗算才发觉。而且，经常是这个来了那个走，轮番进攻。气得你七窍生烟，挑灯夜战，满屋子瞎扑乱打，根本睡不成。

春秋末年，楚国势大，吴王阖闾伐楚，伍子胥给他出主意，就是采用这种战术：

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左传》昭公三十年）

所谓“亟肆以罢之”，“亟”，是频繁的意思；“肆”，杜预说是“暂往而退”（《左传》文十一年注），意思是排三股不对，轮番骚扰，突然出现，又突然撤回；“罢”是疲劳。总之，是来回来去折腾你，让你疲于奔命。“多方以误之”，也是说用各种方法，诱导敌人犯错误。

毛泽东的十六字令：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也是这种战术。

对付蚊蝇，我的经验是，第一，不要乱跑，更不要追着跑（只有“没头人”，哪有“没头苍蝇”）；第二，蚊蝇总是去而复来，宜于原地静候；第三，最好诱之以利，蚊嗜血，蝇逐臭，两者都趋光。等它来了，落定脚跟，再打。包括以身飤蚊，等它叮你再动手。历史上官军剿匪，聪明者，如曾、胡、左、李，就是使用这类办法。

《孙子·虚实》有句话，叫“致人而不致于人”。李靖说，“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这话很对，两面都适用，全看谁能调动谁。

十六、兵不厌诈

“兵不厌诈”是什么意思？我喜欢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规则就是惟一的规则”。比如京剧《空城计》，诸葛亮大开城门，司马懿不敢进，主要是他多疑，“诸葛一生惟谨慎”，怎么会大开城门？他犹豫再三，怕有伏兵，不敢进。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次，诸葛亮是一反常态，故意反着来。空城计，计谋本身无好坏，全看对方是否中计，中计就是好计。

“诈”永远没有固定的内容。

“兵不厌诈”这个词，来源可能是韩非引用舅犯的话。原文是：

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韩非子·难一》）

舅犯即狐偃，古书也作咎犯。此人是狐戎之人。狐戎，可能与令狐有关，《战国策·秦策五》称为“中山盗”，是活动于山西境内的许多戎人中的一支。戎人多诈，擅长流动战术。韩非师事荀卿，对“诈伪”的使用颇有限定，和《荀子·议兵》对“诈”的态度一样。但“战阵之间，不厌诈伪”，他否定不了。《老子》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孙子·计》，“兵以诈立”（《孙子·九地》）。战国以来，兵家都很强调“诈”。

“兵不厌诈”在唐代的古书中就已出现。如：

（1）《史记·田单列传》“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索隐：“兵不厌诈，故云‘善之’。”

（2）《北齐书·高隆之传》：“世隆便欲还北，子如曰：“事贵应机，兵不厌诈，……”

此语，明清小说多见（如《三国演义》），现在是成语。

2005年1月2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注意：8页第十四条：

士力能毌弓。毌音guan，是贯字上面的部分，不是母字或毋字，大字库有。

短兵则刀鋋。鋋音chan，大字库有，不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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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和甘泉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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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让我做一次文化导游，带领你穿越历史时空，到两个地点看一下。

避暑山庄在河北承德，是清代的离宫。甘泉宫在陕西淳化，是汉代的离宫。两者的时间距离有1,800年，空间距离有900公里，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但它们却有可比之处，值得玩味和思索。

一、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建于1703－1792年，地点在河北承德，位置在盛京（沈阳）和北京之间。三点一线，它大约是中间那个点（离北京近，距盛京远）。这个位置值得注意。

为了理解的方便，我想打个比方。

中国古代都邑，多作点线分布。周人从今陕西扶风、岐山一带崛起，沿渭水东进，占领今咸阳、西安一带，再东出函谷关，占领夏地和其中心城市，今河南洛阳一带，形成三个都邑：岐周、宗周和成周。岐周和宗周（包括丰京和镐京）在关内，成周在关外。清人从东北入关，进入河北北部，从东北到西南，也有三个中心：盛京、承德和北京（图二○）。盛京是老巢，相当岐周，为第一站。承德是连接东北、蒙古的关节点，相当宗周，为第二站。北京是控制汉地和中国的中心，相当成周，为第三站。盛京是留都（原来就叫承德），承德是陪都（等于第二个盛京），北京是首都。北京在长城以内，承德和盛京在长城以外。

一般印象，骑马控弦的游牧民族，他们都是逐水草而居，辗转迁徙，居无定所，像鸟儿一样，海阔天空，自由飞翔。但实际上，他们是候鸟，随季节而迁徙，迁徙有固定路线。游牧人，夏天多在北方或山北的某个草场放牧，冬天则在南方或山南的某个牧场放牧，牧场分夏牧场和冬窝子，彼此之间，也各有分地。匈奴、鲜卑、突厥、蒙古莫不如此。满清皇帝（主要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冬春住北京，夏秋住承德，往来长城内外，也是保持这样的习惯。欧洲和俄国的王宫，也往往如此。

避暑山庄，即热河行宫，是满清皇帝的夏宫。这个地方，我向往已久，但一直没去，前些年，借便开会，才第一次踏上它的土地。

这里讲一下我的印象。

第一，以前有位外国朋友跟我说，出北京，往北走，去承德的路上，一路非常漂亮，美得让你喘不过气来。但我的感觉，是司空见惯，没什么特别之处。彼此的眼光不一样。出古北口，回望长城，我会想起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皇帝纪实》（叶笃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5年）中的描写。两百年前，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前往承德拜谒乾隆皇帝，也是从这里经过。对比于他们境内残存的罗马时期的长城（哈德良长城），他们对这个伟大建筑非常景仰，也非常好奇，曾登临眺望，进行实地测量。书中写到，“自从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长城已大大减少了过去的重要性。随着长城作用的缩减，中国人对它的兴趣也跟着消失。初次来到中国看到这个伟大建筑的使节团员们对之赞叹备至，但陪送前来的中国官员似乎对它不予以任何注意”。长城，秦、汉以下，都是为了拒胡。满、蒙是被拒对象，和汉族的想法当然不同。中国的长城虽有预警和阻延的效用，但不可能把入侵者彻底挡在墙外（罗马长城也一样）。现在的长城是明代的长城，修得再好，等于马其诺防线。满人入关，失去意义，弃之山上，成为古迹，年深月久，凋零败落，是必然结果。

第二，避暑山庄的修建是和木兰围场有关。木兰围场在承德以北150公里，占地10,400平方公里，现在叫围场县。它的位置，正好在漠南蒙古的南缘，盛京的西侧，北京的东北方向，是满、蒙、汉三族相邻的一块三角地，汉族曾以“鞑虏”混称满、蒙，英人称之为“鞑靼之地”。满清皇帝在此会蒙古王公，聚满、蒙八旗进行秋狝，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秋狝是围猎，同时是军事演习。中国古代校阅士卒，也是借围猎行之。春猎叫蒐，夏猎叫苗，秋猎叫狝，冬猎叫狩，四季各有专名（《尔雅·释天》）。但汉族是农业民族，古人有“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说法（《国语·周语上》），围猎主要在冬天。满清皇帝不同，夏天避暑，秋天打猎。围猎主要是猎鹿。“木兰”是满语，本身是鹿哨的意思。时间则选在秋高气爽、鸟兽肥壮的时节，套用汉语的说法，当然就是“秋狝”。贵族喜欢打猎，各国都如此。满、蒙也有此好。但满清皇帝在此行猎，还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一是告诫满族子弟，不要忘本，要居安思危，保持尚武之风，发扬“国语（满语）骑射”的满族传统，二是抚绥蒙古各部，受其朝觐，固其盟好。康熙设木兰围场，本来是住滦平（喀喇河屯），后来才建热河行宫。他从北京出发，去木兰围场，一路有20多个行宫，承德最重要，康熙、雍正、乾隆，每年夏五月到秋九月在此避暑、秋狝，一住就是小半年。其地位实相当于陪都。但盛世转衰，嘉庆以下的皇帝，不遵祖制，来得越来越少。当地满、蒙、汉三族杂居，经过300年融合，很难分辨。我和当地满族人交谈，口音酷似北京话，但仔细听，还是有一点东北味道。当地厨子擅长做满汉全席。人之口味，各随父母，但好吃的东西，没人拒绝。满汉全席，主要是鲁菜加东北、内蒙口味，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象征。

第三，避暑山庄，山庄本身，让人想起法国的凡尔赛宫。作为皇家园林，和圆明园、颐和园一样，湖光山色，非常美丽。但我印象最深，是它的门。山庄正门叫丽正门，这个名字是取自元大都的正门。有清一代，是以“外来之君入承大统”，作为征服王朝，宁可认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对汉族复明极为敏感。他们说汉族偏见太深，对元朝的评价极不公允，“历代以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大义觉迷录》）。这里是满、蒙联络感情的地方，宫门名称就是体现。又丽正门后是午朝门。午朝门上，乾隆题的匾，是用汉、满、蒙、藏、维五种字体书写（图二一）。清朝五族杂居，当时有《五体清文鉴》。清代图书，很多是满汉合璧或蒙汉合璧（法国汉学，最初也是满汉兼授）。很多匾额、碑刻、玺印也是数体并行，就像现在各国的国际机场，也是用多种文字写成。过去主要是英、法、德、俄、日五体，现在偶尔还有中、韩二体。清朝的五族，汉族是地位不高文化高，书匾以汉字为主，作通行文字，满、蒙次之，藏、维又次之。这种习惯，现在还有保留，如我们花的人民币，凡纸币，上面都印有汉（汉字和汉语拼音）、蒙、藏、维、壮五种字体（图二二），去满而加壮。五体并用，也是民族融合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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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和甘泉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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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避暑山庄外，有12座寺庙环绕，四座住喇嘛，四座不住。前者即“外八庙”（图二三）。外八庙的“外”是对北京而言，指其建于塞外。它们从理藩院支银，在北京有办事处。理藩院是当时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宗教事务管理局。外八庙是康、雍、乾时期中国边疆政策的象征。溥仁、溥善二寺，是康熙为蒙古各部前来祝寿（六十大寿）而建，为汉式。其他六座，都是乾隆所建。普宁寺，是乾隆为庆祝平定准噶尔部（卫拉特蒙古之一），宴请卫拉特蒙古（西蒙古，即明瓦喇）各部的首领而建，是照西藏三摩耶庙（桑鸢寺）的样式；普祐寺，是蒙古喇嘛的经学院。安远庙，也是乾隆为庆祝平定准噶尔部而建，则仿新疆伊犁的固尔扎寺。普乐寺，是为庆祝杜尔伯特部（亦卫拉特蒙古之一）、左右哈萨克和东西布鲁特归附而建。这四座是藏汉混合式。普陀宗乘之庙（也叫小布达拉宫），是乾隆为四方藩属前来祝寿（他自己的六十大寿和他母亲的八十大寿）和庆祝土尔扈特部（亦卫拉特蒙古之一）东归而建，则仿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是为六世班禅前来祝寿（七十大寿）而建，则仿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班禅在后藏所居）。这两座是藏式。普宁等六庙，都是喇嘛庙。历史上，汉族与北方民族为邻，苦其侵扰，从秦始皇到明太祖，一直都是“高筑墙”。满族以外族入主中原，角色相反，是靠“广修庙”。清代怀柔远人，主要用喇嘛教（黄教），而不是他们原来信奉的萨满教。满、蒙、藏三族可以一教统之。汉地有佛教，也可相通。只有维、哈等族，因为信仰不同，不适用，但毕竟掌握了宗教上的多数。

清朝不仅在此接见藩臣，也接见外国使节。如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就是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的黄幄大帐谒见乾隆皇帝。中国古代的“藩”，既是边疆也是外国，两者的概念常有混淆。在乾隆皇帝眼里，英国和蒙、藏藩臣也差不多，只不过距离更加遥远罢了。

二、甘泉宫

中华帝国的王朝史，秦汉是头，明清是尾。避暑山庄和甘泉宫，正好在一头一尾。它们都是帝国盛世的辉煌建筑。

甘泉宫，是汉武帝因秦旧宫而建，大约建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前后。它的兴衰，也和国运相伴，武帝最盛，昭、宣弛废，元帝复作，成、哀则时罢时复。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奏废武帝诸祠，这里不再是皇帝的驻跸之所。但东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旧宫还在，偶尔还使用，隋唐以来才湮灭无闻。现在是一片废墟。

去年，去陕西考察，自西安出发，西北行，经三原、泾阳，从谷口入淳化县境，道如深沟，越往北走，越高越平，最后到达这片遗址。

过去，读汉赋，如王褒的《甘泉赋》，扬雄、刘歆的《甘泉宫赋》，我的印象是，这里山川秀丽，宫观玲珑；珍禽异兽，出没其中；繁花茂树，点缀四周。但一路所见，却是满目的黄土，沟沟坎坎，颠颠簸簸（当时正在修路），除了庄稼地还是庄稼地，北面的远山（甘泉山），也是昏蒙一线。那感觉就像西方探险家初入伊拉克。他们很难想象，眼前这个气候恶劣，蚊蝇丛生，野兽出没，强盗横行，贫瘠而荒凉的土地，就是《圣经》和古典作家笔下那个有如仙境的文明之域。凡是古老文明的故地，都贫穷落后，灾难深重，这是令人伤感的地方。

这是一片开阔的塬区，荒烟衰草之中，有十个绿草丛生、大小不一的土堆，即古代建筑的夯土台基，耸立其中。其中两个窝头状的土堆，是著名的通天台（图二四）。两台的前面有个小院，现在是遗址文物保护管理所的工作站，原来是明清武帝庙的献殿所在。院子的后面，野地里戳着两件西汉石刻：石熊和石鼓（图二五）。石熊，面部残损，但憨态可掬。石鼓，高可齐腰，据说原有魏太和六年艾经、艾程等人的题记，已经看不清，可以看清的是宋政和六年种浩等人的题记。田埂上，随处可见农民耕地捡出的残砖断瓦，拿起看一眼，都是秦汉遗物。此外，一切很平常，就像其他北方农村。历史的记忆，震撼的美丽，静静地埋在这片土地之下，一睡就是两千多年。没有人去发掘，把它从沉睡中唤醒。

空白诱发想象，止不住。我们还是看看古人留下的描写吧。

第一，从地图上看，甘泉宫也是汉胡来往的关节点（图二六）。它所在的云阳县，本来是义渠戎（可能与匈奴有某种关系）所居，秦昭襄王母宣太后用美人计刺杀义渠王，才占有该地。秦昭襄王修长城，是秦始皇修长城的先声。他修的长城是一道斜穿北纬38度线的长城。始皇拒胡，再修长城，把汉胡分界线推到北纬41度线左右，设北地、上郡、云中、九原四郡镇守之，控制匈奴南下的通道。秦末汉初，中原内乱，匈奴南下，占领蒙恬故塞，曾一度把汉胡分界线推回到秦昭襄王长城，即朝那（今甘肃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一线。汉武帝再拒戎胡，又把匈奴势力推回到秦始皇长城，即北纬41度线。甘泉宫是在云阳，今陕西淳化县的西北。淳化县又在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的西北。它和咸阳、长安有驰道相连，去长安约三百里（《三辅黄图》卷二）。这个地点，是从两大帝都北上黄土高原的入口。秦、汉在此大兴土木，修建离宫，是以它为北通胡地的塞门。秦人北拒匈奴，是仰赖两个浩大工程，一是横贯东西，修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二是纵贯南北，修高速公路，南起云阳，北至九原，当时叫直道（长约900公里）。直道的起点就在甘泉宫后约4公里的甘泉山上。秦始皇崩于沙丘，他的尸体，就是从井陉、九原，沿秦直道，经云阳，送回咸阳发丧。汉代备胡，也是以它为长安的门户。

第二，甘泉宫是西汉的六大宫殿之一。其他五宫，长乐、未央、建章、桂、北，全部集中在长安。长安以外的离宫，名气最大，要数甘泉宫。甘泉宫是因秦旧宫而建，不是一个宫殿，而是一个宫殿群。学者说，它的实际地位是陪都，一点没错。这个宫殿群，也是一座大型园林，当时叫“甘泉上林苑”（有“甘林”瓦当出土），或省称“甘泉苑”。园林是仿长安上林苑（原为秦苑），既是避暑胜地，也是校猎的围场。苑南有大湖，和长安一样，也叫“昆明池”。苑中宫观，是以秦林光宫和汉云阳宫为主要宫殿。此外，还有武帝祷祠神君的寿宫和武帝用事太一的竹宫，以及高光、长定、望仙、七里、增城诸宫，仙人（林光宫内）、石关、封峦、鳷鹊、露寒、益延寿、迎风、储胥、洪厓、弩陆、彷徨、天梯、瑶台、走狗、白虎、温德、相思诸观。甘泉苑南，今淳化县城附近，原来还有梨园和棠梨宫。汉武帝到此避暑、校猎，是在每年的五月到八月，和康熙、乾隆于承德避暑、木兰秋狝情况相似，连时间都几乎一样，围猎也主要是猎鹿。避暑期间，皇帝还在此处理政务（如受郡国上计），接受诸侯王朝觐，特别是处理藩务，宴享外国宾客，派遣使节出塞。如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从这里出发。汉宣帝接受匈奴单于和蛮夷君长朝觐，也在此处。

第三，甘泉宫是汉代最重要的祭祀中心。西汉时期，官方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是叫“祠畤”。祠和畤，混言无别，细分则有差异，祠是泛称祭祀神鬼的场所，如武帝太祝所领的六祠：亳忌太一祠、亳忌三一祠、冥羊祠、马行祠、甘泉太一祠和汾阴后土祠。畤，则专指祭祀天地、五帝，即举行郊祀的场所，如甘泉泰畤和雍五畤。畤可称祠，如甘泉泰畤也叫甘泉太一祠；汾阴后土祠属于畤，却以祠称，但一般的祠却从不称畤。《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记载的祠畤，都是国家注册的宗教场所，民祠还不知道有多少。它们有点类似后世的寺庙。但汉代，祭祖的场所多叫庙，如高庙、孝文庙、孝武庙；祭祀神鬼的场所多叫祠，如上面说的那些祠。当然两者也混用，如汉文帝的渭阳五帝庙，既不称畤也不称祠；武帝立汾阴后土祠前，高祖已立后土庙。唐宋以来，也是把后土祠叫后土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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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和甘泉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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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期，其文治武功，也是借“广修庙”，除致力政治统一、学术统一，还强调宗教统一。武帝和武帝以后，王莽废祠以前，西汉祠畤达700多处，其中最有名，是三大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和雍五畤。甘泉泰畤是祭天中心，地位最高，就是设在甘泉宫。甘泉，秦夺其地前，固有所谓“黄帝明廷”和“匈奴祭天处”，本来就是个古老的祭祀中心。泰畤，有祭天圜丘，上为太一坛（紫坛），周环五帝坛和群神坛，有如后世的天坛（旁边有紫殿），这是汉族最高的祭祀中心。此外，它还有六座象征武帝怀柔政策的祠庙。三座是胡祠，径路神祠是祭匈奴的刀剑之神；休屠祠应是匈奴休屠部的神祠；金人祠是祭匈奴供奉的“祭天主”，神像是胡貌胡装，用铜铸造，也是虏自休屠。它们都是为胡而设，祭胡之神，既可抚绥远在北方和住在当地的胡人，又可配合汉人自己的宗教信仰。汉族祭天，太一无象。匈奴祭天，则有金人。两种信仰，和平共处，并存于甘泉，是一大奇特景观。三座越祠，是由越巫用一种叫“鸡卜”的巫术，在一座小台上进行祠禳，当时叫“越巫※※祠”。前者是汉武帝北逐匈奴，借匈奴神祇怀柔匈奴。后者是汉武帝南征南越，借南越巫术怀柔南越。它们很像承德的外八庙。这些庙，是当时的天下缩影，有点像现在的世界公园。

甘泉宫的祭天金人是在佛教传入前就存在。佛教传入后，曾被误解为佛教造像。如敦煌莫高窟323窟北壁的初唐壁画就是这样画，崔浩、张守节也有这种解释。其实，这种金人是代表匈奴的天神，它与秦始皇销天下之兵铸造的十二金人是同一类造像，都叫翁仲，并不是佛像。前者是直接虏自匈奴，后者则是仿制品，原形还是匈奴的神像。这样的神像被立于甘泉宫中，有如承德普宁寺的大菩萨（高达23米多），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夸张的说法，是一庙可抵百万兵）。它们既是秦汉武功的象征，也是秦汉怀柔的象征。

三、余论：中国早期的“五族共和”

动物凶猛，因为害怕。人类残忍，源于恐惧。他们害怕敌人，子子孙孙，世代传递深仇大恨，早晚一天会复仇。

说到这个话题，和汉征匈奴有关，和休屠金人有关，有个故事值得提起。这就是休屠王太子金日磾的故事（见《汉书》本传）。

金日磾，“金”是纪念汉武帝虏获休屠金人而赐以汉姓，“日磾”盖原名之译音，“翁叔”是汉代常用的名字，则与“翁仲”相配。他以父王不降见杀（初与昆邪王谋降汉，后悔，被昆邪王杀害），而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初入汉宫，只有14岁，因为身材高大，相貌庄重，见后宫佳丽，目不斜视，样子长得好，马也养得好，深受武帝喜爱，先拜马监，后迁驸马都尉，随侍武帝左右。武帝对他母亲很好，母死，下令为她画像，挂在甘泉宫中，署曰“休屠王阏氏”，日磾每见必拜，向之涕泣；他的两个小孩，也是武帝身边的弄儿，有如宠物。莽何罗刺武帝，日磾救过他的命，夙有忠孝之名。武帝死后，遗命封侯，不受，与霍光共同辅佐汉昭帝，地位极其显赫，死葬茂陵，谥曰敬侯。我到茂陵参观，见过他的墓。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很好奇，古人为什么常常用自己过去的敌人或敌人的后代做近侍或养马？难道他们就不怕孙悟空（官封弼马温，就是养马）大闹天宫，勾践（他也为夫差养马）卧薪尝胆，一洗会稽之耻吗？看来，政治家是要有点胸襟和魄力的，就像人能驯服猛兽，豢养役使之。他们懂得，“奴才”比本来意义上的“自己人”要更为可靠。“奴才”是“丧家之犬”，对主人最有依赖性，不像“自己人”，各有地盘和势力，盘根错节，反而难以驾御。

古人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器量。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混乱世界，虔诚有余、宽容不足，以巴冲突是其缩影。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圣地都在耶路撒冷，一地难容三教。他们根本不能想象，甘泉宫是把汉胡之神搁在一块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靠武力输出一切的世界，声音太小。它使我们不能不对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进行重新思考。

世界上的国家形态，一直有两条路子。一种是部族纷争，小国林立，长期分而不合，或只有松散的联合，管理水平低下，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权力中心。一种是大地域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科层管理非常系统，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前者如雅典，后者如亚述、波斯和中国。由于取径不同，政教关系也不同，造成两种“大一统”：一种是有统一宗教，没有统一国家，宗教管国家；一种是有统一国家，没有统一宗教，国家管宗教。前者的典型是欧洲各国，后者的典型是中国。

两种国家形态，两种大一统，哪种更好，这里不必谈。很多问题，短期里还看不清。我想说的是，中国在国家形态的研究上有什么意义。

我们都知道，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制止和控制人类的流血冲突。我们人类比任何动物都更爱自相残杀，也更会自相残杀。对这个物种来说，杀人是最高科学。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怎么在同一片天空底下和平共处，这是一个难题，至今还困扰着人类。在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上，我们能看到的最普遍，最简单，也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既消灭其肉体，也消灭其精神（主要就是铲除对方的信仰），挖对方祖坟，毁对方宗庙，灭对方社稷，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如亚述帝国和蒙古帝国，马蹄所到，剑锋所及，经常是血腥屠城。近代列强瓜分世界，也充满野蛮杀戮，遗风被于今日。征服者为了获取其可怜的安全感，他们觉得，杀死对方居民，真是太有必要。即使留下妇孺老弱，也只限于女性，所有男人，必须全部杀光，西周铜器铭文叫“无遗寿幼”。为了防止意外，坑杀降卒，在古代也极为普遍。

这些都是笨办法。

梁惠王问孟子，什么样的人才能统一天下，古代的聪明人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不是杀人成瘾乐此不疲的人才能统一天下。他的话，并不等于说，不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这样的“好帝国主义”，从来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杀人。成吉思汗，康熙、乾隆，更杀。他们都靠杀人取天下，我们不能忘记。忘记这一条，少数民族不答应，周边的国家也不答应。但光靠杀人不能统一天下，孟子的说法完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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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和甘泉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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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聪明人，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文革”批林批孔，这话批得最多，但是孔子思想中的闪光点。他的意思是说，最好的统治办法还是笼络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家的国家亡了，要想办法把它重建起来；人家的国君死了，要把他血缘最近的遗属找出来，让他接续香火，保持该国的祭祀；人家的大臣和贤人躲起来，不敢露面或不肯露面，也要三顾茅庐，把他们请出来做事，共襄盛举。

这样的办法，很好，但绝不像有些人以为，全是孔孟发明、儒家传统。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孔孟之前就有，孔孟以后也没断。它们的真正发明者全是铁碗政治家，发明物也不是道德，而是制度。如武王克商，把商纣斩首示众，血淋淋，但下马之始，即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请商朝遗老出来做事。商王的后代，也授土授民，初封于殷，后封于宋。商的与国也各有分封。就连商的军队殷八师，也被周人全盘接收（当然，同时要移民设监，编户齐民，类似后世的“徙豪强”）。特别是周之“百姓”，传出五帝，各有自己的祭祀系统，春秋战国以来，散处各地，每个国家都不能一族独大，必与他族共存，兼并各国，统一天下，就更离不开这条。因此，出现五帝并祭的局面（秦最早，也最突出）。

五帝并祭，就是中国最早的“五族共和”。

中国的大一统肇始于秦，但民族矛盾太激烈。制度统一较顺利，思想统一（学术统一和宗教统一）不成功。专恃武力和法律，不足以收拾人心。汉代的办法还是西周的办法，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但对外宣传，还是强调“软”。如《尚书》和西周金文都有一个词，叫“柔远能迩”。对待前朝遗臣，越是地位尊显，越是手下留情（杀小留大，是我们的传统）。汉高祖取天下，不但为七国绝无后者寻找后代（包括秦始皇的后代），维持祭祀，还为造反失败的陈涉置守冢，奉祭血食。汉武帝整齐学术，可以团结当时的精英，但光靠这一条，还不足以收拾人心。收拾人心，还得整齐宗教。他到处修祠立庙，干什么？就是为了整合各地不同的信仰。一国多教，很符合现代趋势。

汉以后，中国的大一统，内部融合比较成功，但边患无穷，始终头疼。“蛮族入侵”，世界各国都抗不住，只有中国，胡汉之争两千年，各有胜负。中国的领土，就是借这种你来我往，我化你，你化我，而成就其大。单就领土而言，双方各有贡献，但“蛮族”的贡献更突出。历代版图，蒙元最大，满清次之，民国、唐、汉又次之，遑论其他。元代和清代，统治者都来自塞北，世界历史上，除近代欧美列强，他们是最大征服者。有清一代，虽受反清复明的革命党人诋毁，包括章太炎和孙中山，但平心而论，他们能以少融多，把横跨欧亚大陆的众多国家和民族纳于同一个国号之下，反客为主，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边疆政策，它是两种“大一统”并用：汉族是以政统教（延续传统），边疆是以教统政（类似欧洲），远比汉族成功。民元以来，孙中山倡“五族共和”，是继承清朝。再向上追溯，则是元朝。这点对现代政治很有启发。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东亚共荣圈”，也是模仿清朝和元朝，幸好未能如其愿。

蒙古族，在中国的边疆地区，除蒙古本部，在青海、西藏、新疆，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深刻影响，居民也散居各地，青海、新疆和西藏，到处都有。清朝在统一政策上，最能认同的是元朝。他们的边疆政策，首先就是整合蒙古各部，蒙平则回定（北疆定则南疆定），青海、西藏也迎刃而解。他们是从蒙古手下接收整个西北边疆，然后借广阔的西北边疆，内控汉地，外纾列强包围的外部压力。

前些年，我到青海访问，去过青海湖、日月山、达赖喇嘛故居和瞿昙寺，到处可见“五族共和”的痕迹。如青海湖边有共和县，共和县里有海神庙，雍正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叛，在此与蒙、藏、汉、回会盟，改遥祭为近祭，就是五族共祭。庙中有碑，原题“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民国改为“中华民国万岁”，仍袭其礼。日月山，是唐朝与吐蕃会盟，分疆划界的地方。如今，山南山北，还是两幅景色：山南是遍地牦牛，山北是汉式村庄。日月山以北的居民，即使是藏民，也是汉语汉装。达赖喇嘛的家，在平安县红崖子村，现在藏汉杂处，互相通婚，接待我们的人，达赖喇嘛的侄子，根本不会说藏语。瞿昙寺，是喇嘛庙，也完全采用汉式。

北京居庸关，有个云台，券门内有《陀罗尼经咒》等题刻（图二七），是用汉、藏、西夏、梵、维和八思巴六种文字刻成。它说明，蒙元才是“五族共和”的更早源头。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强调世界市场的形成，本来中国才是老大。其实，世界市场的形成，海路，是欧人开辟；陆路，是蒙元开辟。这才是世界市场的本来面目。

清朝认同元朝，背后的原因很深刻。

2004年11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注意：

第4页：倒数第9行的两个字要造字，前一字是卯＋古（左右结构），后一字是襄＋都字的右边（左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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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族共和”想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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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洪业传》（陈毓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想起一件事。

洪业先生晚年侨居美国，每于故土作远人之思。他去世前一年，即八十六岁时，有一天，大陆来了客人，先生性起，亲自下厨烧菜。菜成，而略分五色：红的是龙虾，绿的是芥菜，黑的是豆豉，黄白是鸡蛋。先生戏称为“五族共和”。

洪业先生的菜是模仿中国废君权、行共和之后的第一面国旗，即所谓“五色旗”（图二八）。五色旗是怎么发明，其详细过程，我没有查考。从外观看，当是模仿“万国旗”的流行式样（如法、意、德、俄等国的国旗），属于当时的“国际接轨”。这面旗，孙中山在南方没打几天，主要是在北方打，先是北洋政府，后是伪满政府，名声并不好。但它以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在民国历史上还是有伟大意义。因为辛亥革命，要按革命初衷，本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如果大家真像章太炎出狱在日本演说那样，仇满恨满，慨当以慷，一定要替明朝报仇雪耻，把这场“种族革命”进行到底（和现在满世界的清宫戏真是大异其趣）。那结果只能是，驱满则蒙离，蒙离则回、藏去，四土不守，列强瓜分之势成，中国的形势将危若累卵。

民国初建，中国政治家考虑的满、蒙、回、藏问题，表面上是民族问题（论人口，它们都不如壮族多），实际上是边疆问题（古语叫“藩”，是与地缘政治有关的概念，清朝有理藩院司其事）。“满”是东北，“蒙”是蒙古（包括外蒙古），“回”是新疆，“藏”是青海、西藏和西康。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Richmond Lattimore）在这些地方跑过，对中国历代特别是清代的边疆政策有深入了解。他所论述的“中国边疆”就是指这四个地理单元。

中国大地，西北高而东南低（《淮南子》借神话有生动描述），从爱辉到腾冲画条线，正好是两大块。东南多江河湖海、丘陵平原，为农业区，华夏居焉，这只是中国历史之半。另一半是满、蒙、回、藏及其前身。它们的居住区是所谓“骑马民族”（其实多是游牧、狩猎兼农业）的游栖之所，从东北到西南，或为森林、平原混合区，或为草原、沙漠混合区，或为沙漠、绿洲混合区，或为崇山峻岭与草原平原交错的复杂地形。四个单元是四种环境。中国历史主要就是通过这四个单元而溶入世界（首先是东北亚，其次是中亚，又其次是西亚和南亚），真不知有多少秘密埋藏其中。

“野蛮”与“文明”相互依存。“蛮族入侵”在西方，在东方，在东西方之间，一直都是世界性的大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如此，如汉代的匈奴，元代的蒙古，即其著称者。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西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中国自汉以降而有南北朝（在我看来，商周时代的格局也无异于南北朝），自隋唐以降而有突厥、吐番和鲜卑，自宋以降而有辽、金、西夏、蒙元、满清。东南一次次被西北征服，西北一次次被东南腐化。中国的国土是这种历史冲突的结果。

地坛是郊祀之礼中的祭地之所，当然也是领土的象征。

明清时期的地坛，我是说北京的地坛，它的主体建筑是方泽坛和皇祇室。坛室所祀，除地祇之外，还供五岳、五镇、五陵、四渎、四海，实为“天下”之缩影（图二九）。清朝灭亡，郊祀之礼不行，北京六坛（即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先蚕坛，如果加上社稷坛，则是七大坛）大多荒废，墙屋倾圮，野草丛生。这里驻过军，养过马，种过庄稼，后来“废物利用”，辟为京兆公园（当时北京叫京兆），简直面目全非。不但原来的方泽坛成了讲演台，皇祇室成了图书馆，还搞了世界园、体育场和其他许多现代化的名堂。园中多格言标语，宣传“爱国思想”、“国家主义”，和满园的“西化”适成对比（注意：“公园”本身就是西化的产物）。它的世界园是按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做成的微缩景观，比现在那个世界公园早得多，园中有联，曰“大好河山，频年蚕食鲸吞，举目不胜今昔感；强权世界，到处鹰瞵虎视，惊心莫当画图看”（图三○）。“天下”概念为之一变。更有趣的是，它还在东西大道临近方泽坛的门口盖了一座“共和亭”，亭分五面，瓦分五色，左右挂着两块匾，一作“共和国之主权在人民”，一作“共和国之元气在道德”，亭中悬挂“五族伟人像”（图三一），每面一幅，汉族伟人是黄帝，满族伟人是努尔哈赤，蒙族伟人是成吉思汗，回族伟人是穆罕默德，藏族伟人是宗喀巴。正是“五族共和”的象征。这些都是1925年任京兆尹的薛笃弼创造发明，现在是什么也看不到了。

读薛笃弼《京兆公园纪实》（1925年），心中有个想法：近代以来，中国的“天下”概念变了，但“五族共和”的想法却相当古老。

1997年1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过一个中国古代艺术、宗教的讨论会，与会者大谈Shamanism（这是他们的流行话题），让人觉得空洞。我的发言题目是《秦汉礼仪中的宗教》。这篇讲话本来是用考古发现重读《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但为了向会议主题靠拢，我在前面加了个帽子，特意谈到中、西宗教传统的不同。当时我说，与其空谈Shamanism，还不如多注意中国的“礼仪”，即利玛窦困惑的“礼仪”。中国的礼仪，早期是拜天、地、祖，后来是拜天、地、君、亲、师。特点是国家管宗教，而非宗教管国家。虽然中国和西方都是以宗教或国家作超越手段（超越种族、文化的局限性），但他们是大宗教小国家，统一宗教下，小国林立，除宗教统一，什么都不一样，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就连现在都没办到；我们是大国家小宗教，统一帝国下，众教并存，不但一国多教，而且一个人也可以信好几个宗教，甚至就连宗教本身，都可能是混和宗教，前提只有一条，就是不许造反。双方彼此看对方，都是冠履倒置。为了讲得形象一点，我说，中国古代讲究“存亡继绝”（孔老夫子所称道）、“柔远能迩”（西周金文中就有这个词），古代的“五帝”就是当时的“五族共和”。例如秦人经略西土，无论打到哪儿都要立个白帝祠，祭嬴姓始祖少昊，这是他们自己的老祖宗；其次是祭青帝，则是其兄弟氏族风姓的老祖宗；又其次是祭黄帝和炎帝，则是为了团结当地土著，即周人弃土东逃后留下的姬、姜遗民，由此形成秦系的“五色帝”。《世本》“五帝”是周人的帝系，也有类似功能。汉族怀柔四裔是这个办法，非汉族入主中国也是这个办法——尽管其主从的顺序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鼓吹“大东亚光荣圈”，让伪满打五色旗，正是想学这一套。会后到美国，有个朋友，从前是北大西语系学生，现在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董玥先生，她给我提个醒，说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有本《京兆公园纪实》，书中有个共和亭，亭中有个“五族伟人像”。我一找，果然如此。

几张老照片，背后的想法很年轻也很古老，留此存真，兼志感想。

1998年6月17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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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发生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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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悲剧常常都悲在一个“冤”字。关汉卿写《窦娥冤》感天动地，令六月飞雪，还只能算“小冤”。若名高如岳武穆，下场是风波亭，那才叫“冤杀英雄实可怜”。

为追求悲剧效果，由作者安排，“英雄”多半是“受气包”。气从这边打进去，再从那边放出来。如果套用西洋美学的话，便叫“宣泄”或“净化”（katharsis）。比如林教头的“夜奔”吧：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生流落。

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生逼作叛国红巾，背主黄巢。

作者越是在其“忠义可感”方面填油加醋，看客的情绪就越是容易“逼上梁山”。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气急了，就连“叛”“背”二字也会顿生光辉，即使斯文人也难免露粗俗相，终于怒吼一声：“妈的，跟丫磕了。”

中国的“受气包”跟主子“磕了”，往往会一发不可收；岂止陆谦可杀，高俅可杀，便是龙庭也可上，鸟位也可夺。成功了，作真龙天子，那是替天行道；失败了，算一条好汉，也有百姓心疼。即使气无所施而滥杀无辜，喝采者也照样有之①(此类杀人在，明明想杀某人，却拿其他人出气，只求场面的壮观和引人注目，表演和欣赏都是象征性的。故只要不杀到自己头上，看客的心理可以相当残酷。)——可问题是:假如这背叛者背叛的并不是哪一位“主子”，而就是咱们这“可爱的中国”，事情又会怎样？答案不用说，谁都知道，那叫“汉奸狗日的”或“狗日的汉奸”，人人得而诛之，谁也不能原谅。

“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不知道。但它无疑是咱们汉民族或中国人“唯一指定，享有专利”的词汇。据《辞海》定义，“汉奸”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则指中国的叛徒。视点完全是以我们的“国旗”（随其不同的历史内涵）为转移。对汉奸大家都骂，但骂来骂去，全是些古人、死人，最晚离现在也有几十年光景。予生也晚，不仅抗辽抗金抗蒙抗清不及见，就连抗日战争也没赶上。我对汉奸的知识最初是“抽汉奸”（抽陀螺），后来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比如用短刀割汉奸的脑袋），再后来才是铺天盖地从影剧书刊灌入头脑的一连串名字，如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等等。在我印象里，汉奸形象的定位大概与宋以来的忠奸之辨有关。宋以来，“精忠报国”家喻户晓，爱国主义高唱入云。可是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汉奸也就层出不穷。国难当头，恨奸思忠，大家不免凝感情于“气节”二字。但这类讲法之于男人就象贞操之于女人，其实是配套概念。道学家对女人失节，关注点一向不在原因（缘何失身，被谁强暴），而在后果（是否处女，可曾上吊）。同样，他们对男人失节，也是只责个人，不间环境。其逻辑的如出一辙还影响到文学表现，典型手法是拿刚烈女子臊失节男子（比如李香君与侯方域），让人觉得“侠骨刚肠剩女儿”，“几个男儿非马牛”。《明史·列女传》曰：“盖輓近之情，忽庸行而尚奇激，国制所褒，志乘所录，与夫闾巷所称道，流俗所震骇，胥以至奇至苦为难能。而文人墨客往往借倜傥非常之行，以发其伟丽激越跌宕之思，故其传尤远，而其事尤著。”我们若以此种夸张看历史，虽有简捷明快、鼓舞人心之效（只问“有骨头”、“没骨头”），但流弊是空洞抽象、虚假失真。

于是我想，为了教育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有人能写一部并非脸谱化的《汉奸史》出来，原原本本，入情入理，那真是功德无量。

中国的汉奸史，汉以前没法讲，因为那时还没有“汉”。早先与“胡汉”的概念相当是“夷夏”。可那时的“夷夏”，关系实在乱。二者不但领土是犬牙交错，血缘是水乳交融，就连文化也是打成一片，很像现在的美国，是个“大坩锅”（theMeltingPot）。后来秦并六国，统一者并非中原诸夏，而是他们视为夷翟的“秦戎”。再后来六国亡秦，陈涉、吴广是楚人，项羽、刘邦也是楚人。“汉”者，不过是他们反秦复楚的结果，本来也是替“荆蛮”出气。

不过在早期的中国历史上，同我们关心的主题有关，有两个例子很值得注意。

一个例子是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谗，惨遭杀害，他不惜搬吴兵入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出气。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但也许是吴楚蛮荒，无关华夏，后

来海内混一，也被咱们“共荣”，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申包胥是子胥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齿，扬言“我必复（覆）楚”。他说“子能复（覆）楚，我必兴楚”，竟如秦乞师，许愿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出兵救楚。此举着搁到宋以来，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吴师既逐，秦师亦退，楚竟因此而复。所以“申包胥”也就成了救国英雄的代名词。

另一个例子是夫差灭越和勾践覆吴。吴越是报仇雪耻之乡。夫差报仇，憋了三年的劲，已经不得了。勾践更行，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要有十年的忍功，如果未经识破而终于得手，倒也值了。但一味地忍，风险大大，如果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下手之机，就得一辈子委曲当卖国贼。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汉奸发生学”的原理已埋伏于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也埋伏于此。

要讲汉奸，照例得从汉朝讲起，特别是从汉征匈奴讲起。因为《满江红》的“饥餐”、“渴饮”，《苏武牧羊》的“留胡节不辱”，都是出典于此。司马迁为汉将军立传，《李将军传》和《卫将军传》是鲜明对照。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凡出征主帅，都是一色的皇亲国戚、宠爱嬖幸，其他人本事再高，也得甘当配角，任其摆布。这些人都很乖巧，专拿“奉法守职”、“少言不泄”取媚于上，即使指挥无能也数数益封，故地位虽高，而口碑极差，“天下贤大夫无称焉”。相反，李广地位虽卑，性格虽暴，“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但“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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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发生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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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因“李陵之祸”才发愤著书，当然对李陵充满同情，但《史记》作于武帝之世，不免讳言陵冤，反不如《汉书》敢讲话。据《史》、《汉》二书，陇西李氏本是有名的军人世家，生于边塞，长于边塞，善骑射，得士卒心，匈奴畏之。可他这一家子真是一代比一代惨：广心高命奇，自结发大小七十余战，反无尺寸之功以封侯。竟跟卫青赌气自杀。广有三子：当户、椒早死，敢被霍去病（卫青之侄）暗杀。及陵（当户子）为将，但愿一取单于，重振家声，反而身败名裂。天汉二年，陵自告奋勇，为贰师（李广利）分兵，汉武帝惜骑不予，路博德羞为陵踞，他竟提步卒五千，深入大漠。结果遇匈奴主力（八万人），血战浚稽山。虽威震匈奴，重创单于，然道穷矢尽，陷围无救。不得已，遗余卒溃围，己独出降（当时所谓“降”者乃俘非叛）。李陵生降，并非贪生怕死，乃思得其当，有以报汉。武帝不察其隐，只恨其败（恨他不给李广利长脸遮羞），竟把为李陵打抱不平的司马迁处以腐刑。后来武帝虽悔陵无救，派公孙敖将兵迎陵，敖无功而还，谎言陵叛。武帝又不察其诬，收陵母弟妻子尽殊之（古代军人的家属往往是人质），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

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字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因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滑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随而媒孽其短”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①(当然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汉奸机制”。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汉奸都是个人而不是组织，都是明摆在面上而不是隐藏在背后。)

读《史》、《汉》二书，你会发现，那时的军人太苦。文帝时冯唐有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赏可不行，罚则必用。武帝时，地方支治虽号称“破觚为圜，斲雕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但在军队中却依然是“法若凝脂”，密不透风。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逗挠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竟因期会失道，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陵若生还，可想而知。所以若从“组织”的观点看问题，李陵倒也并不冤枉。

不过，在李陵故事的结尾有一戏剧性场面。李陵不是铁板钉钉的汉奸吗（而且即使是在“民族大团结”的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原谅）？①(只有痛诋我们“汉奸传统深厚”的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曾到外蒙凭吊李陵，不但把卫青、霍去病骂了，就连苏武也没好辞，反而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见张承志《杭益怀李陵》（散文）。)可是汉武帝死后你猜怎么着？汉政府却特意差他的老乡到匈奴去看他，告之“汉已大赦，中国安乐”，请他“来归故乡，无忧富贵”。而李陵也真倔，居然说“归易耳，恐再辱”，“丈夫不能再辱”，硬是不肯成全汉政府的良心。在他看来，大丈夫贵在从一，忌在反覆。逼叛是辱，平反也是辱。况且如果我是叛徒，何必赦？如果不是叛徒，又该谁来原谅谁呢？

陵自尊如此，仍有广之风。

以亚洲大陆游牧／狩猎型民族与农业型民族的长期对抗为背景，中国的南北之争或“湖汉之争”一直贯穿于民元以前的历史。但它的高潮是宋元之际，特别是明清之际。中国的汉奸史重头戏正在这一段。最近，读李治亭先生的《吴三桂大传》（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年），我发现吴三桂真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他既不是寻常所见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也不是如诗人所想象，“将军一怒为红颜”，全是为了一个女人才叛变。

吴三桂的一生（一六一二至——六七八）几乎全都是在马背上度过。前半生（一至三十二岁）在明末，是“旧朝之重镇”；后半生（三十三至六十七岁）在清初，是“新朝之勋臣”。这个人，事明背明，降清叛清，就连本阶级视为寇雠的李自成，他也考虑过投降。以气节论，似一无足取，从过程看，则震撼人心。荣也人所不及，辱亦人所不及。

李先生把吴三桂的一生分为三段：“明末悍将”、“清初藩王”和“独树一帜”，正好是三部曲。其变形之迹耐人寻味。

作为“明末悍将”，三桂有点像汉陇西李氏。他出身辽东豪族、武功世家，不但弓马娴熟，以力战名；还世受皇恩，幼承庭训，满脑子全是忠孝节义（他十六岁时曾闯围救父，有忠孝之名）。手下的子弟兵也是明军中的王牌，战斗力最强。可是当明清鼎革之际，官军同流寇交攻，外患与内忧俱来，他所处环境太微妙。当时明、闯、满成三角之势，螳螂捕蝉，雀在其后，他非联闯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况以兵力计，闯兵号称百万，满兵也有十万，三桂之兵则仅四万，无论与谁联合。都势必受制于人。三桂置身其间，实无两全之策。再者，从名节讲，他投闯则背主，降清则负明，也是横竖当不成好人。这样的困境，我想大概只有张学良、马占山一类人才能体会得到。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三桂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事实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都—一试过。最初，闯围京师，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入卫（“先安内而后攘外”），他卷甲赴关，事已后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着，他也考虑过投降李自成，但农民军穷疯恨极，入城后到处抓捕拷打明降官，专以抢掠金帛女子为事，令他望而却步。当他得知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备受凌辱之后，只好断息此念。然后，死他也想过，但被众将吏劝阻。对道学家来讲，自杀不但是保存名节之上策，还兼有正气浩然的美感，但对一个统率三军的将帅来说，却往往是最不负责的表现。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临李自成大军叩关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才毅然决定接引清兵。

情况更复杂的是，据学者考证，即使吴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只是联清。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威远台与满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实际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出兵平闯，达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这与南明弘光政权的立场其实完全一致，也是“阶级仇”超过“民族恨”，“安内”胜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统观念来看，非但无可指责，还受到普遍赞扬，以为“克复神京，功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救国大英雄。

吴三桂做出其最后的选择，内心一定非常痛苦。因为我们知道，吴三桂早就是满人物色已久，必欲得之的将材。在此之前，他的舅父、姨父、兄弟。朋友，很多人早已降清，皇太极本人和亲友曾去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都没有降。后来闯陷京师，他宁肯考虑降闯，也没有打算降清。我推测，这中间固有利害之权衡。但也不乏名节的考虑。因为他的家属，包括老父、继母、弟妹共三十余人，俱困北京，于明于闯都是人质，如果当初弃土降清，不但全家遇害，还得落个“不忠不孝”。而现在情况却有所不同。它的代价虽仍然很大，为此他不借挥泪作书，与父诀别，忍看全家被杀，但至少名节无亏（为明平闯是“忠”，舍父讨贼是“义”）。然而三桂的悲剧在于，虽然从愿望上讲，他本人想作申包胥，南明也把他视为申包胥，但多尔衮却不是秦哀公。满人夺取北京后并没有打算就此罢手，而是长驱直入，席卷天下。多尔衮的主意很清楚：你吴主桂不是想报“君父大仇”吗？好，我就让你去报。正好让他“为王前驱”。三桂既然选定了这条险道，“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当然也就身不由己，越滑越远，从剃发为号到拒见南使，从追杀李闯到进军西南，终于一步步变成最大的汉族降臣。闯是平了，仇是报了，但明也灭了，节也毁了。实际上当了个伍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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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发生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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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朝的灭亡，吴三桂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与其说它亡于清，不如说它亡于闯；与其说它亡于闯，不如说它亡于己。 明朝上下，从延吏到边将，从流寇到遗臣，叛服无定，内讧不 已，乃自取灭亡。三桂本想救明却导致覆明，正说明了它的不可救药。

吴三桂的后半生约有三十年是属于“清初藩王”，只有最后六年是属于“独树一帜”，死后并有两年是属于“三藩之乱”的尾声。 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汉高祖诛韩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逼”有“逼”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去管。问题是吴三桂替清朝卖了三十年的命，现在起兵造反，何以号召天下？在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中，我们可以读到：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于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定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悮（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这段话，前半是真，后半是假。吴三桂为把自己的破碎人生壁和圆满，不惜编造离奇故事，但是他的解释却有个时间上的麻烦：三十年的委屈心酸（如李陵），三十年的卧薪尝胆（如勾践），现在

还有人相信吗？

当吴三桂兴事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过一首诗，表示拒绝合作。诗云：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诓卧薪？

复楚未能先提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首诗除过于强调“红颜”，余皆平实之论。它不仅概括了吴三桂的一生，也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别是诗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历史角色，还浓缩了“汉奸发生学”的曲折微妙。

吴三桂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不仅自己的儿孙妻妾被凌迟处死，还使多年追随的部下，副将以上几乎都被杀头。他一生两叛，兼取其辱，并非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环境所迫。这在汉奸史上是又一种典型。

现在，因“胡汉之争”的消亡，“汉奸”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尽管伴随现代化的席卷全球，人们正在向新一轮的“车书一统”步步逼近，但是种族、民族间的仇杀仍不知何时是了。特别是那些后发类型的国家，因被动适应，往往不免有遭受强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经古老而辉煌，如果其对手又是前仇或夙敌，即使没有战争，哪怕一场球赛，也照样索系着此类敏感。比如近来人们大骂何智丽为“吴三桂’便是明显的一例。

现在的“汉奸”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不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正象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汉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作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补记］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暑假，我在西雅图参加过由海外华人举办的纪念活动，包括学术演讲和图片展览。我儿子是活动的热心参予者。他在电脑网络中慷慨陈词，激烈抨击他认为“忍无可忍”的很多“汉奸言论”。我不赞同他把这些在他看来缺乏“爱国热忱”的同胞视为“汉奸”，但我承认，我从他和他亲自操办的活动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在精神上深受感染。突出感想有三点，附志于此：

（一）资本积累是个残酷的必然过程，先富是靠先抢。英、法、美等国是先抢者，德、日等国是后抢者，我们是被抢者。日本的“委曲”是属于后抢者的“委曲”，他们是靠抢中国才攒下家底。中国被抢后，“自力更生”等于自己抢自己，这是悲剧。中国近百年来贫穷、动乱不已，表面上是“内部积累”问题，实际上全和被抢有关，特别是同被日本抢有关。外因胜于内因。

（二）兵法讲知己知彼，日本在打中国之前，对中国研究得很深很透，但我们对他们却从上到下都不了解，特别是对他们心里想什么更是毫无所知（比如《李香兰》剧的“忏悔”，我们就看不懂人过去我们老是讲 “改造国民性”（这是从日本学来的），但现在作为战争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我看倒是应该叫日本人改造一下他们的“国民性”（可他们最恨的就是麦克阿瑟提出的这一主张），特别是他们那种很容易同“现代化”合拍而又野蛮得出奇，有如“机器杀手”的性格，让他们受点“再教育”。

（三）同西方学者打交道，我常常可以听到他们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很恼火。但在我的心目中，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其实并不强烈，或者至少是远不如只用国货的日本人和朝鲜人那么强烈。利玛窦就讲过：“日本民族，虽然比起中国来很小，但他们凶狠好斗，中国人很怕他们”。二次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大概是最受宽容但在内心深处最不服输也最不认错的民族。尽管我们同情过广岛（小时候，我看过他们的画展），可他们对南京又怎么样呢？在日本真正仟悔之前，普济主义（anlversalism）恐怕是早了点。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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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之差——吴三桂史料摘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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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从生活中寻找学问，把学者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正儿八经当学问来做，并且捏造过一点谁都不知道的学科名称，堂而皇之，拿它们当文章的题目。当年，读《吴三桂大传》（李治亭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我写过一篇读书札记，叫《汉奸发生学》，就属于这一类。

那篇文章，已成往事，但有些事值得回忆。我的文章，本来是登在《读书》1995年10期。文章长了点，因为篇幅有限，编辑把开头讲“中国式悲剧”的两段删去，完整的全文是见于我的杂文集《放虎归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网上登录几乎都是《读书》的节略本，令人遗憾。我写文章，一向不注意形势，也不看什么人的脸子行事。知识精英在争什么，出版社和书商在炒什么，读者群和读书市场，风朝哪边刮，潮向哪边走，我从来不关心。越是凑着什么事，命题作文，我越写不出东西，即便写出，心里也很紧张。然而，凑巧的很，它的发表时间，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前。那阵儿有一股翻案风。有人正在写汪精卫，写贝当，我听说，没看到。但我记得，好像有人在《读书》上写冯道。我的文章只是即兴之作，并非配合风潮，但读者有读者的环境，我管不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拙文一出，便卷入这场热闹。不是我自己，而是读者。说好有一堆，有人打电话，说本年度这篇最好，好得不得了。说坏也有一堆，《解放军报》和《中流》都有人批我（别人寄我，才知道），说此人哗众取宠，极其反动。不仅如此，事情还闹到北京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有觉悟很高的学者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博导？我当时的老板，中文系的系主任费振刚先生也赶紧跑来问我，大家都说，你写了篇《替汉奸翻案》，是吗？我说，没有啊，我的文章是叫《汉奸发生学》，内容是讲“时势造汉奸”，汉奸是怎么叫大家给逼出来的。为了让他体谅“予衷之不察”，我跟他解释说，原理我是讲过一点，但绝对没劝大家干什么；我的文章都是虎头蛇尾，从来没有给谁指路（不想也没有资格）；谁读了我的文章，因而想当汉奸，或不想当汉奸，我都不负责；反正我自己没有想过，谓予不信，请查三代，我家是一门忠烈……

说实话，吴三桂这样的汉奸，我真的很有兴趣。因为“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魏斐德《洪业》，陈苏镇、薄小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页）。我曾跟朋友说，当时明、满、闯作三角斗，矛盾集于吴三桂，特别适合作影视题材。古人表现历史，喜欢把矛盾放在一二传奇人物身上，刻画内心冲突，从历史角度看是失分，从文学角度看是加分。中国的演史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多如此。吴三桂的故事正好符合这一点。它是“汉奸发生学”的绝好标本，人格和历史冲突，极富悲剧性。如果拍好了，比《桃花扇》更动人。许多年前，意大利和中国都拍过《末代皇帝》，哪个好？影评者见仁见智，各有分说。贝特鲁奇的片子是拍给西方看的，中国观众说，这不合理，那悖史实，也许都对。但说千道万，人家有人家的优点，是淡化背景，突出个人，线条明快，观赏性强，不像我们的片子，人物纷杂，场面宏大，好像一块大花布，抖过来，抖过去，眼花缭乱，不得要领。

过去，谈吴三桂，我太轻描淡写，主要是讲他的“变形记”，即他的一生，前后有什么矛盾，很多细节，都来不及说。现在，我想把我感兴趣的几件事，即他的许多“一闪念”拎出来单说，看看作为活人的吴三桂，其内心活动有多么复杂。当然，我得说明，这绝不是专业研究。

吴三桂这一辈子，倾侧反覆，当时叫“吴逆”，现在叫“汉奸”，好像不值得谈。但当时做人太难。明清之际，大家喜欢讲史可法，只是史家的浪漫。实际上明臣多降，贰臣如洪承畴辈，比比皆是。在他之前，多少名臣贤将都降了（《洪业》后面附有统计表）。他自己的亲戚，如舅父祖大寿和祖大寿的儿子，也都降了。多尔衮动员这些降臣苦苦劝说，他不降。生死攸关，屡次顶住，最后还是身不由己。这是悲剧。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他这一生，一波三折，每一闪念，都惊心动魄。不用做太多加工，就是很好的剧本。

（一）闯围救父，博得忠孝之名。

谁也不是天生的坏蛋，吴三桂也是如此。三桂是军人世家，不但武功好，而且有忠孝之名。明室危难，授命于他，天下安危系于一身。满清对这样的人材，是必欲得之。皇太极尝云“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可见他不是一般的贪生怕死之徒。

三桂是怎么出名的，可看下面两段史料。

予宰江川，本县学谕金大印字斗如，隶平西旗下，自辽东贡生选授，熟谙明季辽沈事，予乐与谈。

伊时吴宠眷隆渥，予因问金云：“王爷（原注：旗下人称旗主为王爷）世谓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为世间伟人，信乎？”金曰：“吾王俱因利乘便，徼幸成功，直命好耳，岂材力所致哉？人言忠孝，未可信，皆时会所值耳。惟最初救父出围一举，孝闻九边，勇冠三军，勋名富贵，胥本于此。”予曰：“可得闻乎？”金曰：“崇祯某年，总兵祖大寿守大同，镇兵三千，每秋高恐盗边者，分兵巡哨。拨参将吾太王爷吴骧领兵哨探，方离城百里，值四王子（原注：即天聪帝，当时称四王子。）领兵四万，欲攻大同。藐视五百人，不战，但围困之，谓饥渴甚，三四日必降，可不血刃。因急奔急围，缓奔缓围。至近城四十里，祖帅凭城楼而望，不解救。吾王爷为祖甥，侍侧，沙漠一望四十里间，见父被围，跪请祖帅救之。祖帅以敌兵四万，城兵不满三千，守且不给，何能救？三请，俱不应，乃跪泣曰：‘总爷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死之。’祖似应不应，曰：‘嘎！’以为必不能救也。王即跪而应曰：‘得令！’下楼开城，率家丁仅二十人赴援。王居中，左吴应桂、右杨某（原注：俱辽西降人），分两翼，十八人后随冲阵。四王子见人少轻出，疑之，开阵计纳而并围之。突入阵，射殪两人，继遇拥纛红缨王子，一箭落马仆地。王下马割首级，仆者未殊，奋短刀斫王鼻梁。王裂红旗裹面，大呼杀人，内五百人亦大呼杀出。北军终以王人少，疑其诱，遂缺围，听其逸。祖帅在城楼望见决围，因命呐喊擂鼓助威，北军亦不进。祖帅乃出城，于三里外鼓吹香亭迎接，慰劳赞叹。王面血淋漓，下马跪泣。祖抚王背，曰：‘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易事耳。’斯时忠孝之名，夷夏震慑，即四王子亦曰：‘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过此以往，大印不欲言之矣。（《吴三桂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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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之差——吴三桂史料摘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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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桂为明季罪人，又为本朝反贼，其生平亦何足道！以道路之口，传闻之笔，事多淆讹，难以传信，故略述其概。惟桂本贯辽东，藩封※南，余生长浙东，又何能得其始末耶？缘余甲寅、乙卯间遭大难，丙辰用奇计遁迹江西，至吉安招抚韩大任，任自幼随桂，为余言甲申至丙辰事甚悉。得大任戊午归正之后，余又奉差往汉中，被羁贵州。时桂孙世藩嗣，据伪位，以贵阳为行在，其伪尚书郭昌、来度，与余交最契，每详言桂之末路。今虽不及具载，而源尾亦略可见云。侣云道人转庵孙旭识。

吴三桂，字硕甫，一字雄爽，辽东铁岭人。先世以军功封，世袭平西伯，家于京师。桂生壬子，及年二十，状貌奇伟，膂力过人，娴骑射，好田猎，为舅祖大寿所器。大寿镇宁远卫，用桂为中军，不期年间，兵强马壮，每战必捷，关外颇闻桂名。桂父骧为参军，尝率五百骑出哨探，与本朝大兵相值，被围。桂望见，号哭大寿前，乞发援兵。大寿曰：“吾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桂知不可强，乃自率家丁二十骑突出入重围，射中红旗，王子坠地。将割取首级，为王子仰斫鼻梁，流血不止，桂即掣红旗自裹其面。寻见骧大呼曰：“随我来！”五百骑遂拼命杀出，回宁远。骧谓大寿曰：“非吾子，几不复相见矣。”大寿曰：“壮哉，甥也！”以美姬陈沅赐之（原注：一云陈沅为周皇亲奎姬，非大寿所赐）。未几，陈沅随父骧归京师，而桂以大寿荐镇宁远。（《平吴录》）

案：这是一次玩命的选择。当时吴三桂只有20岁，血气方刚。其父吴骧率骑兵500人外出侦察，与清兵40,000人遭遇，身陷重围，祖大寿不肯发兵救援，三桂率家丁二十，突入重围，救父而归。其事出于传闻，数字或有夸张。但至少说明，他是一个勇敢的军人。《纪略》说此役战于大同，不确，当依《平吴录》，在宁远。

（二）裘马轻狂，颇以风流自赏。

吴三桂很有艳福，他得名妓陈圆圆，在当时是美谈。

延陵将军美丰姿，善骑射，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沉鸷多谋。弱冠中翘关高选，裘马清狂，颇以风流自赏；一遇佳丽，辄为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常读《汉纪》，至“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慨然叹曰：“我亦遂此愿，足矣。”虽一时寄情之语，而妄觊非分，意肇于此。

明崇祯末，流氛日炽，秦、豫之卮间关城失守，燕都震动。而大江以南，阻于天堑，民物晏如，方极声色之娱，吴门尤盛。有名妓陈圆圆者，容辞闲雅，额秀颐丰，有林下风致。年十八，隶籍梨园。每一登场，花名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维时田妃擅宠，两宫不协，烽火羽书，相望于道，宸居为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营葬归苏，将求色艺兼绝之女，由母后进之，以纾宵旰忧，且分西宫之宠。因出重赀购圆圆，载之以北，纳于椒庭。一日侍后侧，上见之，问所从来。后对左右供御鲜同里顺意者，兹女吴人，且娴昆伎，令侍栉盥耳。上制于田妃，复念国事，不甚顾，遂命遣还，故圆圆仍入周邸。

延陵方为上倚重，奉诏出镇山海，祖道者绵亘青门以外。嘉定伯首置绮筵，饯之甲第，出女乐佐觞，圆圆亦在拥纨之列。轻鬟纤履，绰约凌云，每至迟声则歌珠累累，与兰馨并发。延陵停流盼，深属意焉。诘朝，使人道情于周，有“紫云见惠”之请。周将拒之，其昵者说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严关锁钥，尤称重任。天子尚隆推毂之仪，将军独耑受脤之柄。他日功成奏凯，则二八之赐，降自上方，犹非所吝。君侯以田窦之亲，坐膺绂冕，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陈，何惜一女子以结其欢耶？”周然其说，乃许诺。延陵陛辞，上赐三千金，分千金为聘。限迫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其奁媵，择吉送其父襄家。

未几，闯贼攻陷京师，宫闱歼荡，贵臣巨室，悉加系累。初索金帛，次录人产，襄亦与焉。闯拥重兵，挟襄以招其子，许以通侯之赏。家人潜至帐前约降，忽问陈娘何在，使不能隐，以籍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剑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为！”即作书与襄诀，勒军入关，缟素发丧。随天旅西下，殄贼过半。贼愤襄，杀之，悬其首于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惨屠。盖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圆圆反以籍入无恙。闯弃京出走，十八营解散，各委其辎重妇女于途。延陵追度故关至山西，昼夜不息，尚不知圆圆之存亡也。其部将已于都城搜访得之，飞骑传送。延陵方驻师绛州，将渡河，闻之大喜。遂于玉帐结五彩楼，备翟茀之服，从以香舆，列旌旗箫鼓三十里，亲往迎迓。虽雾鬓风鬟，不胜掩抑，而翠消红泫，娇态逾增。自此由秦入蜀，迄于秉钺滇云，垂旒洱海，人臣之位，于斯已极。圆圆皈依上将，匹合大藩，回忆当年牵萝幽谷、挟瑟句阑时，岂复思有此日？是以鹤市莲塘，采香旧侣，艳此奇逢，咸有咳吐九天之羡。

梅村太史有《圆圆曲》云：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讌。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璧车。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横塘双浆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薰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恨杀军书底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日落开妆镜。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屟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此诗史微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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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之差——吴三桂史料摘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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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顺治中，延陵进爵为王。五华山向有永历故宅，乃据有之。红亭碧沼，曲折依泉；杰阁丰堂，参差因岫。冠以巍阙，缭以雕墙，袤广数十里。卉木之奇，远自两粤；器玩之丽，购自八闽。而管弦锦绮，以及书画之属，则必取之三吴。捆载不绝，以从圆圆之好。延陵既封王，圆圆将正妃位，辞曰：“妾以章台陋质，谬汙琼寝，始于一顾之恩，继以千金之聘。流离契阔，幸保残躯，获与奉匜之役，珠服玉馔，依享殊荣，分已过矣。今我王析圭胙土，威镇南天，正宜续鸾戚里，谐凤侯门，上则立体朝廷，下则垂型裨属，稽之大典，斯曰德齐。若欲蒂弱絮于绣裀，培轻尘于玉几，既蹈非偶之嫌，必贻无仪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别娶中阃。而后妇悍妒绝伦，群姬之艳而进幸者，辄杀之。唯圆圆能顺适其意，屏谢铅华，独居别院，虽贵宠相等，而不相排轧，亲若娣姒。圆圆之养姥曰：“陈故幼从陈姓，本出于邢。”至是，府中皆称邢太太。

居久之，延陵潜蓄异谋。邢窥其微，以齿暮请为女道士，霞帔星寇，日以药炉经卷自随。延陵训练之暇，每至其处，清淡竞晷而还。府中或事有疑难，遇延陵怒不可解者，邢致一二婉语，立时冰释。常曰：“我晨夕焚修，为善是乐，他非所计耳。”内外益敬礼焉。今上之癸丑岁，延陵造逆。丁巳，病殁。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穉蕙娇莺，联舻接轸，俱入禁掖。邢之名氏，独不见于籍。其玄机之禅化耶？其红线之仙隐耶？其盼盼之终于燕子楼耶？已不可知。然遇乱能全，捐荣不御，皈心净域，晚节克终，使延陵遇于九泉，其负愧何如矣！（《觚剩》）

圆圆终事，诸书未载，无可考究。道光庚寅，太仓王后山幕游云南，于会垣西关外瓦仓庄三圣庵，得晤圆圆第七代法孙见修，言圆圆出家后始末甚详。当吴逆将叛，圆圆以齿暮乞为女道士，于宏觉寺玉林大师座下剃度，法名寂静，别号玉葊。迨吴逆殄灭，遂遁迹于三圣庵，从之者伪昆阳牧妻李氏。因庵屋湫隘，辟地数弓，有康熙二十八年碑记可证。至康熙丁巳，怛氏年八十，云墓昙华庵后，传有遗像二帧：一明时都人妆，著红霞帔子，手执海棠花一枝，乃入宫时作也；一比邱尼，趺坐蒲团，乃披剃后作也。后山因摹像以归，并为之记，遍征题咏，其事遂传于世。己卯花朝记。（《吴逆始末记》）

案：明清时代，妓女是文人的镜子。学者比照自己，塑造了一种“千古文人妓女梦”（套用陈平原先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妓女不但琴棋书画，诗酒唱和，比明媒正娶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有文化，和文人谈得来，而且深明大义有气节，会劝男人投缳赴水。妓女和烈女本来相反，当婊子又立牌坊，乃是悖论。但文人不但有此想象，还把想象变成了现实，在按这种想象制造出来的高级妓女身上，两者却有完美结合。如侯李因缘、钱柳因缘，都是女子比男人有气节。文人因梦造情，因情设景，自我陶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常拿女子臊男人，反衬男子之无能，女子的形象遂越拔越高。这种梦，不但文人做，武人也做，远比侠客更重要。倒霉赖女人。吴梅村说“将军一怒为红颜”，把明亡归咎于一个妓女，是男人推卸责任、委过于人的惯用伎俩，这种“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像力”（《洪业》，214页）的说法显然是夸大，但英雄救美，不顾国家，确实很有想像力，就像荷马史诗讲特洛伊之战的原因，非常浪漫。圆圆的故事遂风靡于世。

（三）国破家亡，顾不得忠和孝。

吴三桂镇守山海关，身处历史旋涡之中，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明欲倚之灭闯，闯欲倚之拒满，满欲倚之平闯，他该怎么办？

崇祯十七年春，流寇渐逼，给事中吴麟征请调宁远总兵官吴三桂入卫，帝意犹豫。三月，闯贼陷大同，京师戒严，乃封三桂为平西伯，飞檄召之。迁延不即发，及抵山海关，凶问至，遂止。闯闻三桂据于关，执其父襄，令招以书。略曰：“尔以君恩特简，得专阃任，乃怯懦观望，使西兵长驱。事机已去，天命难回，尔君已逝，尔父犹存。呜呼！识时务者，可以知所变计矣。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犹全孝子之名。”贼并发银数万，遗伪将赍往犒之。三桂得书，即令贼将入关代守，自率精锐赴燕京降。

至滦州，闻爱姬陈沅为贼帅刘宗敏所掠。时方食，抵几于地，须发奋张，具书答襄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不能为孝子矣。”即卷旆驰还山海，袭杀贼将，歼其众，遣部将杨坤奉书，乞师于我大清。略曰：“三桂以螽负之身，忝镇山海，亦思坚守东陲，巩固神京。不意流寇犯阙，奸党开门，先帝不幸，九庙煨烬。天人共愤，众志已离，败可立待。三桂受国厚恩，欲兴师问罪，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国门，灭流寇于宫庭，则我朝之所图报，岂徒财帛而已哉！”时我睿亲王绥辑中原，得书即遣使报之。略云：“闻崇祯帝丧于流寇，不胜发指。故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旋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今伯遣人致书，深为喜悦。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旧土，晋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也。”三桂乃传檄远近云：“闯贼李自成以么魔小丑，荡秽神京。日色无光，妖氛吐焰。杀我帝后，刑我缙绅，僇我士民，掠我财物。二祖列宗之怨恫，天寿凄风；元勋懿戚之诛鉏，鬼门泣血。”又云：“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诚志所孚，顺能克逆；义兵所向，一以当十。”

闯贼闻之大怒，执吴襄随行，亲帅贼众十余万，东攻山海关。三桂惧，请我朝速进兵。四月，大兵至沙河，败贼将唐通于一片石（原注：通为明总兵官，守居庸，以关降贼者）。贼复部勒其众，北距山，南抵海，为长阵以待。睿亲王命三桂兵皆系白布为识，冲其中坚，贼不能支。追至永平，贼恨甚，杀吴襄，悬首于竿，走还京师。大兵至于四月晦日，闯焚宫殿，挟太子、二王西走。三桂追及于定州清水河，斩其伪帅谷可成，贼奔真定。三桂合辽东兵击之，贼以屡败而忿，乃勒精兵依山为阵，大呼曰：“今日亲决死斗，不求人助，乃为豪杰耳。”于是纵兵大战。猛风东来，卷沙蔽日，贼营旌旗俱折。贼恐，急收兵，三桂射之中肩，狼狈由固关遁去。时睿亲王摄政，赐三桂玉带、蟒服、鞍马、弓矢等物，晋爵平西王。（《吴逆始末记》）

案：吴三桂镇守宁远，父母妻子，俱留京师为人质，这是自古军人的命运，降闯降清都是不忠不孝。他的第一选择当然是救明，救明可以忠孝两全，但他想救已来不及，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入卫，时间已经太晚，三桂卷甲赴关，事已后期，明先灭于闯。第二选择是降闯，闯军入城，其父母妻子俱落闯手，他曾考虑舍忠取孝，投降闯军，但闯军的主体是下层农民，受苦太久，仇恨太深，一入繁华之地，乃尽情发泄，到处拷掠降臣和富人，搜刮金帛女子，他家被抄家，老父被刑讯，爱妾被抢走（被刘宗敏抢走），全家遭关押，让他望而却步。吴骧受李闯之逼，写信劝降，他的回答是“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不能为孝子”，结果全家被杀，父首悬于城头，把他逼上绝路。第三选择是自杀，三桂亦血性之人，遭此国破家亡，君父俱死，他恸哭失声，怒发冲冠，说“我不忠不孝，尚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欲拔刀自刎，却被部将夺下，三军不答应。当时，闯兵百万，满兵八万，三桂之兵只有四万，腹背受敌，势不得全。万般无奈之下，他才想出最后一个办法，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即剃头易帜，与清军歃血为盟，联清平闯，报君父大仇，最后与清人，划黄河为界，南北分治。这很符合南明朝廷的想法，故一度有救国英雄之誉。但清军占领北京，并不打算停手，继续挥师南下。他跟清军一路追杀，一直打到云南。仇是报了，国也亡了，还是没有逃脱不忠不孝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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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之差——吴三桂史料摘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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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仇雪耻，无颜见永历。

南都福王立，闻三桂乞师破贼，遥封为蓟国公。八月，遣使臣左懋第、陈洪范赍银币入朝致谢，并诣三桂营致福王意。三桂谢曰：“时势至此，夫复何言，惟有闭关束甲，以俟后命耳。”所赐俱辞不受。明年，南都亡，闽中唐王立。时秦、晋、楚、豫、吴、越之地，俱入版图，三桂回锦州。又明年，汀州亡，粤中桂王立。自湖以南，川、广、滇、黔皆为明守，乃移驻汉中。九年，桂王走安隆。十四年，三桂晋平西大将军，同都统莫尔根由四川定黔、滇。十五年，自重庆进兵，破遵义之三坡，下贵阳，大兵毕集于平越之杨老堡。三桂兵至七星关，白文选分军守险，不得前。三桂乃从水西间道取乌撒，袭其后，守兵惊遁。是冬，三路兵会于云南。桂王君臣奔永昌，旋奔腾越。明年，克永昌，引大兵渡潞江。先，李定国设伏磨盘岭（原注：即高梨贡山），为首尾横击计，为降人泄其谋。三桂分精甲先蹂之，大兵继至，短兵相接战山上，自卯至午，尸委山谷皆满。定国不能支，军溃，桂王亡入缅，滇地悉平。

十七年，朝命吴三桂以平西王为总管镇云南。三桂裨将杨坤为之谋，请效黔国公，世守滇中，为子孙计，必入缅禽王以献，乃可。三桂深然之，即具疏请兵云：“滇南负固有年，一朝堪定。独由榔在缅，李定国、白文选等分驻三宣、六慰、孟艮一带，借由榔以鼓众心。窥我边防则患在门户，号召诸蛮则患在肘腋，投诚生心则患在腠理。请大举入缅。”冬十二月，大兵临缅江（原注：即大金沙江），缅人恐，送桂王并其眷属于军前。三桂使人环守之，王南面坐，三桂入见，北向长揖。王问为谁，三桂噤不敢对；再问之，不觉膝之屈也。问之数四，始称名以对。王切责良久，已而叹曰：“今亦已矣。我本北人，欲见十二陵而死，汝能任此事乎？”对曰：“能。”王乃麾之去。三桂伏地不能起，左右掖之出，自是不敢复见。越日，拥王还滇。康熙元年四月，三桂令人以帛缢杀王，藁葬云南城外。嗣奉朝命，贵州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照云南例，着平西王管理，又令文武官听自选用。是时也，明之根孽已尽，李定国已死，白文选已降，高枕无与复为难者。爵晋亲王，子尚公主，据有滇、黔数千里之地，爪牙腹心布列要害，自以为西南一隅，真子孙万世之业，而不轨之迹渐彰矣。（《吴逆始末记》）

案：吴三桂始以忠孝名，但在国破家亡的悲剧中却忠孝不能两全，不但不能两全，就连一样做不到，名毁节亦丢。宋明喜欢讲气节，但气节在时势面前却异常脆弱，往往都是求荣得辱，被它揉得粉碎。这就是我说的“时势造汉奸”，后面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三桂入见永历，很有戏剧性。“王问为谁，三桂噤不敢对”，竟至“伏地不能起”，心情异常矛盾。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但更加无情的是，当清军商议如何处死永历（用斩还是用绞）时，他竟脱口而出，曰“骈首”（即斩首），连清将都以为过分，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国之君，最后还是由他的部将，用一根弓弦绞死了永历。“文革”时，人由于害怕而故作激烈过分之举，大抵就是这样的心理。

（五）身败名裂，客死他乡。

甲寅，兵至湖广，陷辰州。湖南巡抚卢振在长沙，弃城而走，所属州县官望风奔溃。于是沅州、常德、宝庆、长沙、永州、衡州、岳州等府俱属桂。桂命吴应麒挂讨朔将军印守岳州，吴国贵挂靖朔将军印守衡州，王屏藩挂破朔将军印攻四川，方光琛巡抚湖南。吴世琮挂大将军印攻广西，全省俱陷，擒李棠、傅宏烈送桂，桂赦之，用宏烈为监军道，棠及方孝标为承旨学士。遣使潜至徽州聘谢四新，四新辞不赴，答一诗曰：“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使回，桂怒骂曰：“薄福小人！”王屏藩报四川全省俱平，桂即以为四川总督将军守保宁，而以来度为四川布政使司。聘故明少卿李长祥，延以宾礼，问方略。长祥曰：“亟改大明名号以收拾人心，立怀宗后裔以鼓舞忠义。”桂以其言问方献廷、胡国柱二人，曰：“昔项羽立义帝，后又弑之，反动天下之兵。今天下在王掌握，他日又置怀宗后裔于何地？”长祥知桂意，遂谢去。桂以夏国柱挂殄朔将军印，由衡山出萍乡。上差和硕安亲王为征南大将军，由江西至袁州，攻萍乡。

是年二月十五日，福建耿精忠亦起兵应桂，称“甲寅”年。上命和硕康亲王为奉命大将军，与将军赉塔领满兵二十万，攻福建。又差顺承郡王为宁南靖寇大将军，领满兵十万，由武昌攻岳州；川湖总督蔡毓荣领汉兵十万，由荆襄攻松滋；（《平吴录》）

……其侄某出首，云尸已焚化，匣骨藏安福园石桥水底。戽水掘骨，并世首尸解京，亲诣祭告诸陵。判其尸骨，传示各省，悬之通衢示众。此逆藩吴三桂不忠不孝之终事也。（《平滇始末》）

案：吴三桂这一生，选择套着选择，每一步选择都受制于上一步选择。三藩之乱，吴三桂起兵云南，是吴三桂的最后一次选择。这次选择，同样是被逼。他是打前明的旗号，还是打自己的旗号；是北上中原，与清兵决战，还是据守西南，维持割据局面。他是选择了割据称王，后来还称帝。这一选择，今天多以为是不智之举，因为没有合法性，也失去人心。但当时什么是有利，什么是不利，他该选择什么，他能选择什么，实在很难说。我在《汉奸发生学》中说，谢四新的诗写得真好，它把吴三桂的人生矛盾揭露无遗。吴三桂哭陵倡乱，三军失声，气氛十分悲壮；誓师校场，弓马娴熟，威风不减当年。但他的再度反叛，使一切都成谎言。吴三桂戎马一生，最后暴死衡州，下场很惨。三桂诸子及其家人，还有他从东北带来的部将，不是死于战乱，就是被枭首凌迟。幸免一死的余众，后来被流放于边塞，特别是天寒地冻的东三省，成千上万，在驿站当差，在行宫服役，永世不得翻身。悲惨的故事在反复传唱。

荣辱只在一念之差。

2005年1月16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

在《汉奸发生学》中，我老实交待，“‘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不知道”。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提醒我，清朝是把汉族的奸细叫汉奸，和后来的用法正好相反，我没查过原始材料。去年秋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是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王柯教授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会议（会议是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举行，名称和时间忘记了）提交的会议论文，题目是《“汉奸”的民族国家语境——从一首康有为诗看近代民族主义空间》。王教授的文章正好是讨论这一问题。他的结论是，宋代并没有“汉奸”这个词；“汉奸”是从清朝才叫起来的，本指汉人通夷者，如妨碍满清政府在苗地改土规流，与“苗顽”勾结的汉族奸商；道光年间，出于反帝，才把这个词当成背叛中国、勾结西夷的败类，更接近后来的用法；同盟会反满，也把拥清的康、梁称为“汉奸”。案清代朝议和笔记，“汉奸”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道光以前是满、汉有别，以后是中、外有别。清末民初，是满、汉有别。抗日战争，是中、外有别。它既和“国”有关，也和“族”有关。现在的“民族主义”，“民族”是国家（nation），不是汉族、满族的族。小国变大国，弱国抗强国，这样的民族主义，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不能等同于殖民战争的以强凌弱，两次大战的以邻为壑，或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有个问题老说不清，即它宣扬的“爱国主义”，明明爱的是国家，但“国”和“族”总是打架。2002年有一场争论，是围绕“民族英雄”，有人说，戚继光、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不是，就是因这个混乱而起。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边疆》（收入《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22页）一文中也为此事费过不少笔墨。其实，国、族的概念在历史上是时有变化，时有交叉，就像逝者如斯的河流，刻舟求剑，必然搞不清。中国学者有一种习惯，就是老把今日中国版图内的中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非把宋、明爱的中国和汉族等同于现在的中国和汉族，这当然不对。但近年来，有些美国汉学家说，只有说汉语的人才是中国人，这个定义更荒唐。在英语里，Chinese既是汉语（或中国语）也是中国人，好像就是一码事。然而，从希腊时代到现在，西方国家的国籍认定，也不能这么简单。起码我们不能说，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英国人，或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美国人，或说英语的人就一定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与“爱国”的概念相匹配，“汉奸”的概念也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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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去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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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前，中国有个“骨头很硬”的太史公先生。他敢于为位同自己素无来往、遭人诬陷为“汉奸”的李将军打抱不平，结果被汉武帝处以官刑。宫刑是“五刑”之一。五刑者，墨、劓 宫、腓、大辟。其中除大辟是死刑，余为肉刑。汉文帝废肉刑为中国劳改制确立的标志，在世界刑罚史上是一件破大荒的大事。但这样的变革大剧烈，一下子很难彻底，不但反覆很多，而且留下尾巴。特别是统治者对宫刑似情有独钟，依依难舍，文帝刚废，景帝即复。所以到武帝时也就轮上司马迁倒霉。

古代刑罚本以对等报复为原则，如所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也。但司马迁之获罪是“祸从口出”，汉武帝烦他讲话，本可摘其喉而割其舌或者为防止他写字，连手也剁去，何必出此“下策”？那原因不在别的，就在于它最能体现肉刑之精义：糟蹋犯人，杀鸡给猴看。

宫刑者，男曰去势，女曰幽闭。前者即俗话所说“割球骟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以猛虎去深山，陷牢笼之中，摇尾乞怜，比喻自己被刑时“见狱吏则头抢地，现徒隶则心惕息”，因有“勇怯，势也；强弱，形也”（语出《孙子·势》）的慨叹。司马迁“去势”之后，痛不欲生，“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可见“去势”于男子是何等杀人威风。它常常让我想起一件事，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

“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宽泛也极狭窄，极高尚也极下流的词汇。

西方人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①（就像拿西方标准的“哲学”、“宗教”、“科学”、“民主”衡量中国，很多人说我们“一无所有”一样；如果非在这个问题上叫真儿，中国大概也没有“知识分子”。）按照他们的定义，不仅我们这里戴有“生产力”高帽的料技人员不算，大学毕业当了国家干部的公职人员不算，就连大学教授也不一定算（那得看他们对社会的关怀程度）。在左派早已退潮的美国，有人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只剩下了新闻记者（真是“良心揣在了裤裆里”）。 这是“窄”知识分子。

和西方的概念不同，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大小“认得几个狗字”的读书人，不但西方人认为不算的我们都算，②(认得多少就算，好像还迄无定说。从前大概得够得上个“秀才”。现在则标准很乱，有人说连中学生都是“小知识分子”。)而且推其本义还专门是指那些已经做官，或尚未做官（西方汉学家只能用scholar（学者）和official(官员）两个词的合成词来表示这一复杂概念); 可入于儒林先贤传，也可收于吴敬梓笔下的失意举子、落魄文人。这是“宽”知识分子（这样的“大脚”当然很难塞进西方的“小鞋”）。

从前知识分子的境遇比较好，至少是比西方的好。“四民”之中的地位且不说，乱离之世尚有“四菜一汤”的传说也不必讲，光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就很可以让我们缅怀。这是“香”知识分子。

然而不久前的“现在”呢？不但工农兵可以恃其司改造之职而傲视知识分子，而且就连从维熙笔下的劳改犯都居然敢把今为大作家而昔为阶下囚的老从叫“吃屎分子”（另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臭大粪”）。这是“臭”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的传统抚今追昔，早就有人写出专书，如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中国古代的“士”，推其源是“贵族”或至少是“没落贵族”（八旗子弟阳王孙一类）。但他们即使“累累若丧家之犬”，东游西窜，有如日本的“浪人”，毕竟还有点贵族本事和贵族脾气。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曾把“儒”、“侠”视为寄生虫或二流子。大概因为二者同具“游”或“流”的色彩，并且一样可以是活跃的反体制因素（或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所以陶希圣曾把知识分子比之于流氓（国民党是知识分子与流氓相结合的产物）。秦始皇混一海内，泽及牛马，也曾悉召天下艺能之士，让他们献书献药兴太平。结果双方闹翻：始皇一怒之下而有“焚书坑儒”，儒生万般无奈也投了农民军。这只是一段小插曲。后来两千多年，知识分子的“毛”都是附着在帝国政府的“皮”上，始终扮演着“文吏”或“文吏”后补队员的角色，在“官—绅—士”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中运转自如。虽然遭逢乱世，他们照样可以恢复其“游”与“流”的本色，重新与流氓、土匪为伍，或加入造反者的队伍，出谋划策，再造政府，但到底不同于那些永远上不得台面的流氓。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辅粥明君圣主为王者师。这是除苏格拉底的“哲学王”，“撑死了也不过如此”的理想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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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去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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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倒霉是倒霉于近代，并且从近代以来每况愈下，有许多“诚可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演变。从前的痛苦，由于知识分子群的分化和社会痛苦的压倒一切，好像并不是知识分子本身或知识分子整体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们却好像有了普遍的共识；比过去，他们有“脑体倒挂”的愤慨；比国外，也有“大不如人”的失落。特别是他们还常常把自身处境的恶劣归咎于不能“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或曰“同国外的知识分子看齐”（即时下所谓各种“接轨”中的一种）。他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欲实现其“现代化”，而且是如同美国一类国家的“现代化”，则必历三劫：一是同仕途摘钩（“学而优’不一定要“仕”），二是纳入工薪族（成为“雇佣劳动者”或曰“工人阶级的一员” 三是失去对公众的影响力（让位于商业性的通俗文化）。然后才能角缩于校园，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既不跟富商巨贾政客者流呕气，也不与商业流俗文化的星腕争辉，养一房一车，安当其“蓝

领的白领”（一位美国学者如是说）。①(在美国，常有一件收入比较的材料在报纸上发表。从他们的情况看“倒挂”的问题也一样存在。)这样的巨变仍是近代历史的继续，现在虽未“进行到底”，但传统士人理想的“大势已去”则早成定局。

近些年，与上述变局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三次浪潮。最初，由于知识分于终于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科学技术也成了“生产力”，我们曾经幻想就连国家也应由知识分子来管理。②

(当时有人误以为西方的政府是由智囊型人物管理，甚至以为他们的政府是靠知识分子支持，故有“舍我其谁”的冲动。但实际上西方人相信的却是由中材之人管理，和先秦法家的想法差不多。)后来，这样的迷梦被打破，我们又有“下海”的热潮。记得若干年前，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刚火那阵儿，我们的一位校长曾与一位领导人争论。校长说：“你说让知识分子自谋出路，我们怎么谋？难道我们的化学系非得改做肥皂不行？”领导说：“这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现在“大势”已经“趋”了很多年。旧营垒中虽然确有一些人因“下海”而致富或脱贫，但更多的人却“穷且益酸”，依旧骂骂咧咧，自哀自怜，无可奈何地当着他们的工薪族，好像并没有什么款爷出面，“解斯民于倒悬”。特别是那些不能沾“科学”之光，将文化也拔升为“生产力”的人文学者，牢骚尤盛。于是最后，当“急于用世、拙于谋生”的老毛病（李敖语）暴露无遗，我们只好承认，国家嘛，还是交给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去管；科技呢，也是科技人员的事情——这些按严格的“知识分子”定义（当然是西方的定义）．本来就不是咱们知识分子的事。咱们知识分子，观近代国学大师可知，其职任端在“人文关怀”。尽管这样的考虑已接近变局的谷底，比起前一类幻想似较为务实，但听起来却有点像是“临终关怀”，悲壮之中老是透着凄凉。

作为最后一幕—一现在所能看见的最后一幕——是“雅”、“俗”之争，或日“严肃文艺”和“庸俗文艺”之争。只有这一回，有咱们人民政府作主，知识分子才打了一个翻身仗。王朔和贾平凹受口诛笔伐，传统和国学被发扬光大，京剧和交响乐也不绝于耳，占据了许多的电视节目（达到文革以后仅见的盛况）。就连成天整理故纸堆的我们也豪情满怀，一定要把这冷板凳坐穿。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应当并举，为了“老少边穷”的“脱贫致富”，现有捐资捐物献爱心的“希望工程”。剩下“脱俗致雅”怎么办？有人正在呼吁。

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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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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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人”（即知识分子的旧称）本是知书达礼识大体的角色，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排外意识很强的集体或个人。

“文人相轻”，互相看不起，白眼一翻，嗤之以鼻，倒也罢了。但更进一层，则还有“文人相倾”，不但“党同伐异”，有时就连“同”也要“伐”，而且更其要“伐”。手段毒辣起来，并不一定比奸商政客差。比如文革中，知识分子挨整，被人整得死去活来，直接打他骂他羞辱他的人是谁？很多正是同类（学生害老师、同学害同学、同事害同事）。所以我是不大愿意以“知识分子”自居，让他们来代表我或我来代表他们（在我们国家，常有不经别人同意，张口就代表某大组织或多少万人民的发言习惯）。哪个是“脊梁”，哪个是混蛋，全得另着说。

知识分子排他，首先是以集团。正像同业有行会，流氓有黑邦，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同气相求的圈子。比如“清浊”、“雅俗”之分便是两种较大的圈子，文人为了对付来自圈外的威胁和取得圈内的认可，“清”有时还不是十分必要，①(古之“清浊”是以对统治者的态度而分，有时虽然也可以是一种时髦（“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但圈子总是比较小。它往往只限于接近上层和热衷政治的少数士人，并不是整个读书人的圈子。)但“雅”则一定不可少。例如我们有各种从国外翻过来，港台传过来和古书查出来的“黑话”，可作识别标志（或防伪标志），一对暗号，则友敌自分，这就是“雅”。前一阵儿，商业文化和“痞子文学”抢了我们的地盘，他们对知识分子不理不睬，而知识分子对他们则不依不饶，非要“绝地大反攻”，谋东山再起，“嫉俗”嫉到毫无“雅量”，即使宽容者各打五十大板，临了也不忘不了抢白一句，曰“阶级仇，民族恨”（没上过大学，没出过国），照样蔑视其“出身”，那原因也在于“难伸雅怀”。再比如为了对付早晚要爬上来的年轻人，职称头衔也是一种圈子。评上了是“罪有应得”，评不上是“死有余辜”。教授上面有博导，博导上面有学术委员，学术委员上面有院士，以及各种会长、理事。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张名片递上来（正反两面都印不下），也是贵贱立明。②(现在时兴讲“与国际接轨”，但“博导”一职乃国际所无。)特别是近来我们还有许多钦点或自封的“大师”或“学术带头人”（又名“跨世纪人才”），“老有所养”（“论资排辈”评自己或自己的朋友），“幼有所归”（“破格提拔”评自己的学生或朋友的学生），爵衔后面密布着师生、同学和校系出身的网络。虽然从道理上讲，学者也有按学术观点不同划分的各种“流”与“派”，但它们不是太少，就是淹没于朋党宗派，有时难以分辨。

在“文人相轻”或“文人相倾”这件事上，知识分子排他，可以从大圈子到小圈子，一层层排下去，直到个人（所谓“一条板凳坐不下两个先生）。这对了解“轻”与“倾”的实质很重要。孔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当仁，不让于师”。西哲亦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知识分子唯真理是从，不苟合于世，虽“千夫所指”也敢“横眉冷对”，这本来是他们最可宝贵的地方。

但这种“特立独行”也有它很可怕的地方：如果“真理占有者”认死理，一直认到“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绝不能与他人分享认知上的自由（谬误千百种，真理只一个，二者岂能共容？），一定要义不容辞地挽救他人于“荒谬”之中，则其专制和侵略性可以超过任何暴君和战争狂。因为政治家还懂得权力平衡，商人也懂得利益均沾，而知识分子却很难在真理的问题上让利分权，实行民主集中，或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往往是他们从“独立”走向“孤立”，“一字之差”可以“谬以千里”的深刻原因。

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孤立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生活于人群之中。一般地说，他们的“自由”或“不自由”，总要受到三种人的限制；一是他们之上的统治者，二是圈子内的同行，三是他们之下的读者或听众。比如战国时代，大家都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一段，当时有诸子蜂议、百家争鸣，一切很自由。春秋末到战国初，礼崩乐坏，大家可以“乱说”，主要是第一种限制被放松。但那个时期，儒、墨、道相互低非，还只限于打嘴仗， 因此“自由”的含义只是随你怎么讲，“说说而已’。这是“文人相轻”的阶段。但到了战国中晚期，知识分子不只是“乱说”，还要“乱动”，当然广告竞争式的“自由”也就式微。这时，人们会感到“自由”的限制主要是来自同行，特别是自己的老同学。孙膜与庞涓同师鬼谷，庞涓恐膑贤于己，非把孙膑的膝盖挖掉不行；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李斯嫉非重于秦，也一定要把韩非害死于狱中。在“位子”和实行主张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老同学对老同学不但不必客气，还往往会直接向君王建议：为国家安全计，莫如把他干掉（以免被敌国利用）。这是“文人相倾”的阶段。

文人受其读者和听众的限制，一般地说在古代不是大问题。因为比如在上面所说的时代，知识分子鼓如贫之舌，他要打动的只是个把“人主”；就是传播主张，也仅限于同一师门，手抄本已足以对付。大众不懂也不关心他们的高谈阔论。这类事在现代成为大问题，原因主要是有各种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文人在学术的圈子里还可以借学术训练和文凭为壁垒，但在通俗音乐、影视娱乐方面好像还没有什么好法子。北大中文系虽然有个作家班，可以给作家发义凭，但它毕竟不是工商局。“痞子”的“无照经营”谁也管不了。

在“执照”的问题上，我们中国有一大发明，那就是科举制和八股文。这样的制度，在西方看来是很有“现代”意味的创设——尽管它的考核内容是另一回事。古代的知识分子曾以此为进身之阶，功名利禄所在，士人趋之若鹜，除了抽疯，几乎没人敢怀疑它。况且它所包含的理性设计就是今天也还管用，砸不烂，捣不毁，绝不是“张铁生罢考”所能替代。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儒林外史》特别可贵。吴敬梓以科场蹭蹬，屡试不第，起而抨击科举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不但会被圈中人视为“叛逆”，还会招来“酸葡萄”之讥（其实吃到葡萄的人才不会说葡萄是酸的）。但他不在乎这些，反而以亲身体验为我们描画出，在这个堂皇的“儒林”之中，作为制度的“效益成本”，有很多人不得不被牺牲，他们明明已被推搡到圈子的边缘或干脆排挤出圈子之外，却还要挣扎着爬回圈子之中的可笑与可悲。他的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我看来，意义都不只限于“反封建”，还很有“后现代”（套用时下的时髦术语）的意味。

吴敬梓笔下的“可怜虫”，按很多朋友的说法，搁到现在简直算不了什么，就是其中最无行者，与今相比都反见其忠厚。所以当人们言必称“我们知识分子”，靠人多壮胆时，我心里想：

“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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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校园政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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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缩小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这些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它们当中，有些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过渡的性质而造成，实出无奈，但也有些是人为造成，则属火上浇油。比如工资统配、职称统配，这些都是早已有之，是体现计划经济特点的东西，带有大锅饭和铁饭碗的性质，就还没有医治的良方。铁饭碗，国外也有，比如美国大学的“终身职”（tenure），就是吃教书这碗饭人的梦寐以求，只有把它拿到手，屁股才坐得稳。我们这儿穷归穷，但位子多，一水儿都是“终身职”，课程满打满算没多少，剩下一大堆时间可以搞科研（当然也可以让某些人睡大觉或干其他什么事儿），我跟外国的同行吹，他们甭提多羡慕。这样的铁饭碗，我看还是有好处，或者至少在眼下有好处。它是保障知识分子生存，防止他们被商海淹死的“救生圈”。说穿了，是一种保险制度。

大锅饭吃着，铁饭碗端着，有些事，咱们就得忍着。比如“职称”，明明就是个“猪肉票”，怎么匀也匀不过来，怎么评也评不合理。“二级评审，系为基础”，多少人的命攥在几十个评委手中，他们是如今的“文章司命”。这些人要是老板，雇谁开谁，大家没脾气，但非得挂上个“评”字，问题就多了。一堆不同学科搁一块，萝卜白菜怎么比？论资破格，双轨并行，往往导致某些人用前者评自己或自己的朋友，用后者评自己的学生或自己朋友的学生，造成“托孤寄后”（而且往往是“祖孙相继”），关系学的影响太大。量化管理，靠刊物分级，靠引用率，靠表格，靠打分，靠统计，表面上很科学，实际是为了堵别人的嘴，叫你有火没处撒。有人“五项全能”，科研立项、教学量、获奖、著作、社会工作，样样行，只因没有“大树”（强硬的导师），照样淘汰出局。本来就“僧多粥少”，还一个劲搞“二桃杀三士”（图三三），弄得一帮知识分子比范进还范进，老脸一抹，什么都不顾。弄虚作假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者有之，投书诬告他人者有之，提点心匣子到评委家走动苦苦哀求乃至下跪大哭者有之，甚至赌气轻生搁一摞书在路边扬言到轮下讨公道者也有之。汰优存劣，以中国之大，也许只是局部，但埋没人才绝不是少数。比如我的同行，考古学家卢连城，古文字学家何琳仪，他们都比我年长，在同辈中成绩很突出，无论横比竖比，论年资，论水平，我都看不出有什么道理，非把他们压在下边。当年，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第一届院士，有些人，如李济先生，对郭沫若看法很坏，但讲学问，还是承认郭的贡献，照样推选郭先生当院士，虽然郭先生自己不接受。我们的评委怎么就这么没气量也没眼光？对评职称一事，现在大家都习惯于拿“看开”二字安慰别人或自我解嘲。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拿眼睛“看”就能“看开”，也不认为“骂”就能解决问题。因为骂归骂，套摆在那里，谁都得往里钻，只要钻进去就不骂了。但自己的看法也未见其高明，还是两字：没辙。

给现在不合理的制度“火上浇油”，突出问题有三个，我看，这才值得请名医会诊，下良方猛药狠治一下。

这三个问题，头号问题是“工程热”。知识分子搞科研，有人送钱，甭管国家的钱，死人的钱，外边的钱，谁说不是好事。问题不在钱。钱是“好东西”，但一跟权力挂钩，成为控制财力、人力，定人生死祸福，当“学术寡头”的东西，就是一种腐蚀剂。再清高的人也趋之若骛，“人文精神”全都掉钱眼里去了。本来文科和理科不同，不一定非得强调集体协作，非得拿“修四库”当学科建设，好像只有资料长编式的大丛书（可配合图书市场）才算成果。在这个领域中，恐怕更应提倡的还是独立研究、创造性的研究，当教授的和当学生的都要有这种精神。可是有些人不是这样，越是年纪一大把，劲头不够使，还越是热衷“修长城”，非巧立名目，弄一大把钱，拖一大批人，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跨”上一个“世纪”，这一堆人就埋在“长城”底下了。现在，大家一窝蜂地上大项目（有些项目可以高达上千万），效益如何，值得怀疑。据说全国结项，大部分都完不成。这要搁在经济领域，至少也是渎职罪。大量资产流失且不说，还影响安定团结。我的一位参加项目设计的朋友讲，现在是花国家的钱不干事，评这评那，样样占先；不拿钱照样出成果，反倒吃亏倒霉，样样没份。特别是有些人简直贪得无厌，旧项目啃两口丢一边，又冲新项目去了，自己报不成，就打学生的旗号，能霸一个算一个。这样的风气，我看是该杀一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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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校园政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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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和上一问题有关，还有一个问题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叠床架屋，人为制造的层次太多。现在提倡竞争机制，不但人与人比，系与系争，就是学校和学校之间也要一决雌雄〔零案：现在国家已明令禁止企业评比〕，胜者大名大利、大权大势集于一身，败者只能自认倒霉，这未必真有好处。比如一个学校，本来有教授、副教授、讲师三个层次也就够了。但现在因为新老代谢太快，新教授一上市，老教授就不值钱，非得多加几顶帽子在头上，不足以显示其身份与他人有别。我们不但把教授分成普通教授（新教授）、碩导教授（现在也多半是新教授，在概念上已与前者合一）和博导教授（老教授）好几种，而且还设了“政府津贴”、“突出贡献”、“跨世纪人才”等各种名衔，经常评这评那，连死人都参加评奖（只能让家属领），如果再加上各级学术评委以及首席科学家（这是从科委系统套来的）、院士（听说正在酝酿），实在是一种“爬不完的坡”（活到老，爬到老）。现在时兴讲“国际接轨”，其实这类东西大部分都无法接轨。比如“博导”，美国的正教授叫full professor，是做到头的教授，下面的副教授和助教授（相当我们的讲师）也都叫“教授”，他们统统都可以当“博导”，比我们简单的多，也平等的多，绝不会像我们这里把所有头衔都印在名片上，就连到国外转了转，也能写进百科全书。现在我们把教授分成“碩导”和“博导”，当然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我们把研究生分成两道坎，硕士、博士接不起来。国外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一般都是以博士为主。特别是文科，那是“自古华山一条路”，险得很，既不好找工作，也没有退路。你要不想死心塌地做学问，清清苦苦当老师，就趁早别进这个门。这样的课程不但不限年头，什么时候读完什么时候算，而且往往是硕士、博士一条龙，主要是冲博士去的。可见要废“博导”，也应对研究生的培养制度做相应的改革。“博导”是国际丑闻，政府已宣布废止，明确声明一切正教授都有资格带博士生，但利益所在，难免死灰复燃。最近我的学校又搞“老博”评“新博”，其实还是老一套。我们的评职称、评头衔是“水涨船高”，从前的行情，当个副教授、教授，大家就满足了；现在不行，好像不当博导就誓不罢休。乱加头衔的结果是头衔贬值。我想，现在做社会学研究的人，不妨调查一下，做点time study，看看大家是怎么分配时间。现在的大牌学者，学问大了，“浑身都是宝”，难免挨人宰。别人宰倒也算了，还自己宰自己，整天评这评那，什么会都开，什么书都序，这种“充分利用”，其实是既毁自己，也毁别人。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没当过“博导”、“课题主持人”，也没搞过“大项目”，但他们是真正的学者。学者不是社会活动家，不是官员和承包商。他们靠本事吃饭，靠著作讲话，比什么都强。正如太史公讲李将军，“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们当老师的，如果日事钻营而无心学问，将何以为人师表？何以鼓励学子从教。

第三，现在的广大教师，不包括上面所说帽子很多的那些人，谁都知道待遇很低。比如我所在的学校，要说名气，在全国要算很大了，但很多人一月才拿二三百元，菜篮子都成了问题，我跟面的司机讲，他们根本不信。过去，大家开会就哭穷，我烦。因为经济改革，该倒霉的肯定是咱们吃国家饭的人。况且，有人成天嚷着要蹬板车卖带鱼，拎大包倒衣服，光扯着嗓子喊，没见谁动过窝。但现在，一想到上面那种乱造，我就心里难受。觉得与其这样花钱打水漂，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我想，只要大家生活无虞，安定团结，一门心思搞学问，所出成果当不在“长城”之下。总之，以现在的国情，我以为慎重立项，减少层次和抑富济贫，不但很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做得到。

【附记】

此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我有个习惯，是像传统文章或书画落款，每成一文，必在文章结尾处记录写作时间和地点。但这篇文章，我无存稿，印出的东西上面没有，也许是编辑以为多余，把它删掉了。这篇文章是我读韩毓海文（《北大：魂兮归来》，《中国青年》1996年4期）的感想。该文曾在北大引起巨大反响，但遭封杀和批判，没人公开支持，即使同情者，也一定要说，这里不妥，那里不当，事实不准确，策略不得当，作者有私心，等等。现在有一种怪说，北大，前一百年，是蔡元培等五人一手之烈；后一百年，则是或将是另外五人的丰功伟绩。对比此说，“魂兮归来”，还是我们的心声。所以，我写了这篇小文，予以声援，今天仍不后悔。其写作时间必在韩文发表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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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是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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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书真是越做越大，越做越滥，不但砖头一样的厚度和重量早就控制不住，鸿篇巨制一发不可收，而且卷数、册数也不断膨胀，动辄以“丛书”、“全集”、“大典”、“大全”豪华包装，隆重推出（多为死人和资料着想），领导疼，专家爱，媒体吵作很热闹。然而结果怎么样？做书的人都说，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反而把道儿全堵死了，就像高峰时刻的马路，半天都挪不了一步，图书市场的真相是很不景气。

做书难，但非大书还不做。这件事在我看来真是莫名其妙，但据业内人士讲，它可太有道理。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对出版社来说，出大书可以拿大奖，拿了大奖，别的不说，首先书号就不受限制，名、利都在里面。其次，从营销角度讲，无论做广告还是征订发行，大书也比小书划算：做一本是做，做一套也是做。更何况，大书比较扎眼，往书店里一摆，一占一大排一大面，“每个人走过她的身旁，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不像小书，埋在大书里面，怎么找都找不着。好处是明摆着的。

第二，大书都是出自名校名所的大手笔，不是“大师”就是“小师”，咳唾珠玉,“浑身都是宝”。过去毛主席号召养猪的宣传画这么讲（图三四）。“小师”可组丛书，“大师”可出全集，各种巧立名目的大典、大全也绝对少不了（或策划，或主编，或撰写）。他们的书都是借“课题化”的东风，靠申请大经费，主办大工程（仿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拿钱堆出来的大成绩，主管部门的领导都好这一口儿。这是学院政治的主流，当作者的，全都趋之若骛，好处也是不用说。不只是一次性的好处，而且是连续性的好处。它对写书人进一步申请经费、提升进级、获大奖皆不可缺少，一次高则步步高。

第三，出大书对作者、出版社、图书市场和读者都有形格势禁的导向作用，逼你非大书不写，非大书不做，非大书不卖，非大书不买，大家摇头归摇头，反感归反感，但给个骨头就啃，见个火坑就跳，谁也拦不住（这是浮华世风下的文革旧梦）。比如我历来都反对加入丛书（光是统一的封面就受不了），但到底还是加入了好几种，甚至还主编过套书，文章也被拆装变卖、一菜多吃地收入各种散文集或大系，惭愧呀。

反正，叫他们一说，做大书还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记得六、七十年代、文革前后那一阵儿，我们曾为“政治挂帅”还是“金钱挂帅”吵得不亦乐乎。八、九十年代，这些问题迎刃而解。现在，我们不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是说，“有大钱才能使鬼推磨”或“有大钱才能使大鬼推磨”。也不说“有权在手就什么都玩得转”，而是换了其他一些冠冕堂皇也讳莫如深的说法，大家都熟悉，我不必引，其实是政治给金钱挂帅，金钱也给政治挂帅，二者完美结合，相得益彰，一点矛盾都没有。但可惜的是，在上述“皆大欢喜”的背后，真正倒霉的还是广大读者。因为他们不但买不起大书，也读不动大书。

书已经多到看不完也大到读不动了，这不是我的耸人听闻，而是很多人的同感。一个人读多少书就烦，古人和今人或许不一样，但读多了就烦，这是生理规律。现在的年轻人更好，一读就烦，不烦的是电脑，“知本家”的神话可谓铺天盖地。有人说人脑也像电脑，可以不断扩展，升级换代，但再怎么着，也还是有阅读疲劳。我有个朋友说：饥饿是最好的厨师（德国谚语）。这是至理名言。电影《甲方乙方》就表现过这个至理名言。我想，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大概都体会过什么叫饥饿，知道饥饿对我们的胃口有多大作用。插队时，我可以一口气吃八个馒头；进城来盘过油肉，我能兴奋好几天，比孔子闻韶还带劲儿。过去，我们的书和食物一样匮乏，大书好像根本没有，有也很少，套书，也是从《走向未来丛书》才走向未来。那时的书，纸很黄，也很糙，字数多在十万以下，而且几乎都是单行本。但在我们眼里，它们很美也很丰富。我们把一本书翻过来掉过去，一读多少遍，津津有味，直到“韦编三绝”。那时的装订远不如现在结实，页角翻卷，纸张散开来的事是常有。饥餐渴饮，如狼吞虎咽，连骨头渣都剩不下；刨根究底，如浅斟细酌，品出的东西比原作都多。嗨，那才是真正的读书，真正有滋有味的读书。虽然，那时的书可能并没有太多“滋味”。为此，我常抱怨上苍：为什么有肚子的时候，我们没好吃喝；有好吃喝的时候，我们又没肚子（图三五）。

去年，给学生讲课，讲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我讨论过古书的“经典化”。我说，人类发明文字，最初是为了记录，先是记钱米、记土地、记人口，然后才是讲风花雪月、古往今来和玄妙的哲理，古书从档案中解放出来是场大革命。但古书在其获得独立发展之后仍有重新变成档案（束之高阁，备人查用）的危险，“经典化”就是为了摆脱这个危险，让人从很少的东西里读出很多的东西，常读常新（因此又有注释不断膨胀的问题）。《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这是林彪爱说的话，毛泽东说“林彪同志的概括力极强”，他对“经典化”很有体会），“经典化”和篇幅有一定关系。比如中国古代有三部经典，西方译本最多，即《周易》、《老子》和《孙子》。它们的古本都是5,000多字，搁到现在，顶多是篇短文。这叫“少而精”。它和时下所说“精品”可大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精品”，那都是“大而精”、“多而精”，它们都是为了图书馆而不是读者准备的。如果一定要读，最好蹲监狱。

现在的学院政治是“文盲管科盲”，人文、社会科学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总是最后才被人想到。最近，李嘉诚先生设大奖，用来奖励科技人才，叫“长江奖”。后来，想起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落下，乃委托名气很大的《读书》杂志来评选属于后一领域的图书和文章，也叫“长江奖”。作为这一活动的“推委”（推荐委员），我很头疼。第一，现在的学术界，本来就是专家多而通人少，我早说过，专家其实是不读书的，他们都是只查书，不读书，或只读专业书，不读其他书，其实是“学术残废”，而且都是因公致残，光荣得很，比如我就是多少年都读不成书。第二，让如我这样不读书或读书非常片面的人，方方面面坐一块儿投票表决，很可能是“偏见的集合”，反而把真正的好书给埋没掉了（美国电影《Stag Party》对西方民主有上佳描写：投票是为了杀人）。第三，现在世无英雄，个个都是爷，我们真的又能举出什么既有学术水准，又有思想深度，还有广泛影响，人人都能认可的书？我瞪着眼想半天，好像一本也想不出〔零案：我没有参加上述图书奖的评奖，只推荐过两篇《读书》上的文章〕。

在三联的会议上，我无言可发，只有一条建议，就是唯其有上述的“大势所趋”，为了提倡个性和创意，我主张，上面那些大书和套书一定不能入于评选之列。《读书》好像还能接受我的想法。否则，就像奥斯卡和世界杯，评完集体，再评单项，怎么办？

总之，为作者计，为读者想，我要小声呼吁一下：

书不是白菜，不一定要成堆论捆地卖（图三六）。

2000年1月24日写于上海博物馆

【附记】

原文曾在《万象》第二卷第5期发表。“小声呼吁一下”，编者以为，“呼吁”岂能“小声”，迳将“小声”删去，但我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呼吁能有多大声？只能随便一说，而且是悄悄的，所以现在，我又顽固地把它恢复了。另外，我想说明一下，过去的北京，每年冬天，家家都储备过冬大白菜，搁在阳台或楼道里。白菜都是成堆论捆地卖，甚至用板车往回拉。这种现象，现在已成往事，就像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说骑着车子点灯笼，当年听，那是前仰后合，笑成一团，如今的年轻人不明白，笑是肯定笑不起来了。我的话未免老气横秋。白菜已成往事，但我说的老理儿并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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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是养鸡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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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网有感

最近上网，看到一些关于中国大学改革前途的讨论。论者各抒己见，比我的了解要广泛和深入，让我学到不少东西，这里只是补充，道义上的支持。下文所论“领导”（或“老板”）乃为行文方便，作为社会现象之代号，并非特意和哪位过不去，请勿对号入座。

一、历史的回顾：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叫《说“校园政治”》，登在《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上，不是针对哪一所学校，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我掂量再三，说过一段话：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当时的三联负责人很负责，觉得“弊政”二字太扎眼，让上峰看到不好办，竟直接替我动手术，改为“问题”二字，但后面的“革除”却原封不动，刊出的结果是，“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问题亟待革除”。当然，这也就成了给我填堵的语病。

当时，我批评的“弊政”有三条，一是“工程热”（我叫“知识分子修长城”），二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三是广大教师（不包括头上戴着很多帽子的人），他们的待遇太低。此外，我还讽刺过学校里的“托孤寄后”、“祖孙相继”，咱们中国统治术特别擅长的“二桃杀三士”（汉代画像石的流行主题之一），以及当代的儒林外史——知识分子在这种境遇下的人格扭曲。杂志摘了我的一段话。印在题目下面。我说，“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与其这样花钱打水飘，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因为在我看来，生活保障，安定团结，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回想起来，话是一点都没错，但也一点都没用。我猜，那时《生活》刚办，远不如现在这么火，读过我文章的人肯定不多。

现在的事情，再往前追溯，我还记得8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哭穷。我记得我们的一位校长（已故）跟国家领导（已去职）吵架，问他“自谋生路”是什么意思（那时，国家还顾不上学校，基本上是像对农村和个体户那样），领导扔下四个字，叫“大势所趋”，让他自己掂量。那时，正是“电子一条街”走火中关村，举国皆言经商，世人争说下海，掀起阵阵狂潮的时候（现在那里盖了很多高楼，而且出了很多“知本家”）。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者类的不识时务者，难免失落，竟然抚今追昔，推中国之情，想世界之理，见贤而思齐，穷且益酸，非跟外国教授攀高低，以为他们是坐在社会的宝塔之上，说什么国运不昌，全在不能重用知识分子，特别是懂科学技术，代表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让聪明人来管理国家——像人家外国那样。然而，我认识的欧美学者，他们说，由专业知识分子特别是用他们的专业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很危险的事情，全世界的政治家是另外一种行当。所以，我以“太史公去势”为喻，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什么叫“大势已去”，什么叫“大势所趋”。我的结论是，知识分子早就被“割球骟蛋”，全世界都如此（见拙文《太史公去势》，收入我的《放虎归山》）。当时我太壁上观，总以为校园里的蠢蠢欲动，社会上的蠢蠢欲动，主要是基本形势看不清。国家对农村是黄老政策，听其自生自灭，城里不是。城里的改革是干什么？是砸碎铁饭碗，不吃大锅饭。改革的矛头所向，那不是明摆着的吗？首先就是咱们这些吃国家饭（过去叫“吃供应”）的人。第一是国营企业的工人，第二是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第三就是知识分子。所以，正是这些人，他们抵触最大。他们对改革之名，是企足引领以盼之；对改革之实，是牢骚满腹以骂之。当时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完之后，还把问题归咎于改革的迟缓和不够彻底。那时大家都很幼稚，谁都不去思考，谁也不愿思考，改革的代价是什么，改革的风险在哪里，改革的利益怎么分配，获益者要不要受节制，受害者要不要被保护，他们还以为，这都是改革以外的事，和改革作对的事（现在的任何工程上马，都得有成本计算和风险评估，不能认为是工程以外的事）。就像农民怨农产品价格太低，城里人却嫌卖得太贵，谁急了都会说，这是改革不够彻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是那个时期的特点。

距上面两篇文章的发表已经十多年了，有人以为，国家有余钱，可以朝学校投一点，很多聪明人，特别是技术专家类的聪明人真的出来替我们管理学校，大家的工资长了一点，彼此的差距大了一点（现在这是不带负面含义的词），少数身居要职，官员兼教授，教授兼官员，政治为金钱挂帅，金钱也为政治挂帅的人，通过改组兼并，建设基地（人人争当基地分子），承包课题，腐败了一点，学校更趋时趋势，跟社会潮流（包括全球化的不正之风）更贴近靠拢了一点，就是改革的最大成绩。然而，我说的“弊政”，结构性的“弊政”，其实一点也没改，非但不改，还变本加厉。他们觉得，既然蚯蚓、蝎子、黄鼠狼都公司化了，怎么改革的春风就吹不进去，还留下这块死角干什么，学校不是福利院，还是老板说了算，裁人下岗，乃是势在必行。所以也就难怪，现在被革除的不是学校中的“弊政”，反而是我提出的“问题”。有钱烧着，下一步干什么，就剩磨刀霍霍向牛羊。这是大家等了十来年，才水落石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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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是养鸡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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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板的道理：大人有钱你有命

回顾以往的历史，校园中的事情并不复杂，它并不是哪一位领导的心血来潮，或其上级部门的不知下情，而是整个改革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们这个曾经是“化外之地”的改革死角，和社会潮流相比，该有的都会有，没有的也会有，顶多也就是慢了几拍。比如，企业兼并，学校也兼并；企业搞工程招标，学校也搞课题承包；企业想把产品打到海外，学校也要跻身世界一流。所有的道理，大体相同。但问题是，我们的领导，他们觉得，学校的改革还不够彻底，改革的措施还没有配套，什么都端上来了，酒还没上。酒徒（山东说法，叫“历史醉人”）的说法，是不行不行，咱们今天可得动真格的。我琢磨，领导的心思，他们从国家拿钱，主要是对钱负责（口头禅是“要对得起这××个亿”），而不是对人负责，越是大笔花钱，才越是需要裁人，这是符合其经济理念的做法。所以，今天对大家来说，真正有切肤之痛的敏感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下岗。下岗在全国早就理所当然，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它的理由太堂皇（而不是像一般老板解释，公司亏本，难以为继，对不起了）。据说，这一切全是为了学校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目标明确，决心很大，一定要在几年之内，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一流大学”（即他们穿梭其间，流连忘返，口水滴答、艳羡不已的某某某某大学，恕不具引）。这些专管出国考察找钱敛钱统计数字收租子越来越像老板的领导，他们的大政方针，就是全面推行企业化和集团化，鼓励千军万马修长城，通过结构改组，把饼越摊越大（中国现在的很多人都是靠这种办法升官）。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优化原则也好，末位淘汰也好，基础是三优三劣，谁主沉浮，那是明明白白。理工和文科，是理工说了算；海龟和土鳖，是海龟说了算；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是学校领导说了算。现在的学校领导，很多就是这一理念的完美组合。如果我们顺着他们的逻辑想，老的卖其老，小的夸其小，青黄不接的自认倒霉，只要被裁不是我，幸甚，很多情况就会像黑心工厂一样。其实，这些老板的心思很清楚，就是凭你说千道万，我是非裁不可，不裁你就裁他，数字算好（就像打右派一样，是有指标的），搁在面前，而且讲法律时效，一旦规定出台，快刀斩乱麻，就像足球场上，判错了也不能改，该谁倒霉谁倒霉。他们裁谁，心里有本小九九，老卓越和小新锐，不能裁；伺候左右的小公公，也不能裁；柿子专找软的捏（就像工厂里的老弱病残）。这叫“成本计算”。目的是给外国的教授，或中国教授的外国朋友騰地方。鲁迅先生有诗曰：“大人有刀你有命，要命就是反革命。”现在的大人，“刀”字换成“钱”字，还是一样威风——“改革”，你总不能反对吧，这是很大的借口。我承认，我们的老板，他们的想法确实是代表潮流，但潮流并不是无可置疑，特别是其明显的“弊政”。因为历史上的怪事，如我的短暂经历所见，几乎都是潮流，而且往往是少数裹挟多数，让他们自动效死，死了都不明白是为什么死。远的不说，前有五八年的大跃进，后有十年文革，就是铺天盖地，谁也挡不住。“革命”也好，“人民”也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我不希望，“改革”也是这样的棍子。我还记得当年的超英赶美，各种招贴画，还历历在目。改革的冲动是穷。饱汉子不知道穷汉子饥，穷汉子也不知道饱汉子饱。当时的我们，是穷急眼了，光冲人家的钢铁和小麦去了，故尔劳民伤财之后，照样是位居下流。退回原地也不错，就像渔夫的太太，还是守着她的破木盆。然而倒霉的是，多少人白白死了，这个牺牲不值得。现在到处都是老板说了算，但老板的道理不能讲的太过分。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节制他们的东西，而且是有透明度和法制化的东西。过去，中国戏剧有个俗套，贪官上面有清官，清官上面有皇帝，冤枉再大，总有安慰。现在有个电视剧，叫《绝对控制》，还是讲这个最后安慰。可是事情如果真像剧中所演，黑老大已经撒下天罗地网，市里局里（公安局里）都有人（当然只能是副手了），如果没有“绝对控制”，我们又该怎么办？答案是：在自负天命（改革的天命）系于一身却置民情舆论于不顾的人面前，我们只有感受屈辱。

前不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请我演讲。演讲前，我说过几句题外话。我说，我对学校还是老看法，非常简单。我理解，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做学问的地方，千变万化，说破天，它也不是养鸡场。现代建筑朝养鸡场发展，我们无可奈何；办公室朝养鸡场发展，我们也无可奈何；但一流大学办成养鸡场，我是坚决反对。过去，吃鸡是奢侈，要起早摸黑到西单排长龙，那是因为货源奇缺。现在有了养鸡场，从无到有，从少变多，当然是好事。但多了以后，大家才会怀念土鸡。谁都说土鸡好吃，这是吃鸡人讲的道理。对他们来说，一流的鸡，肯定不是养鸡场的鸡。但养鸡场的道理不是这样，它要的不是口感，而是效率。因为你养一年的土鸡，下一年的土蛋，也顶不上它一天的产量。它的老板说，我的可行性，我的优越性，那是被事实证明了的。第一它已全面占领市场，我的鸡蛋一上市，其他鸡蛋，全给我滚蛋；第二，你说土鸡好，现在要吃，得多付钱，边缘化的结果，是抬高了土鸡的身价（将来的人文关怀，下场必然如此），这是慈善之举，挽救土鸡，你得感谢我。这就是老板的逻辑，句句都是硬道理。

然而我想，如果我们的老板，他们真的一意孤行，非把大学当养鸡场来办，以为只要手上有定人去留的生杀之权，囊中有驱鬼推磨的足够资金，只要精挑细选，把剩下的人，张课题大网，一个不拉，全都收编在内；只要用“二桃杀三士”的竞争机制（人跟人斗，其乐无穷；校跟校斗，其乐无穷），让所有雇员互相激励（掐吧），再辅以量化管理的学术泰勒制（为便于管理，便于监督，也便于汇报，学校何不制造一种“人才卡”，把各种报表，连格式带记录，还有工资奖金，全都输入其中，每次只要输几个数字就行，省得我们成天填表，也累坏了学校的办事人员），随时观察母鸡下蛋。这样，我们就会有所谓“一流大学”。

笑话。

三、问题何在：发展不是没头苍蝇

目前各大学的弊政，早就是有目共睹，很多问题没暴光，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上峰是按“成绩”发钱，这是关键所在。大家不能不靠“成绩”吃饭。比如，申报博士点，申报基地，申报项目，申报优秀博士论文，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项，全都是所谓“成绩”。各个学校，所有教员，都是围着这些“成绩”团团转，整天评这评那，花样多得不得了。谁都知道这是上下欺哄，虚假成风，但谁都乐此不疲，趋之若鹜，即便有一二洁身自好者，也是想躲都躲不了。学校早就不是净土，哪有桃源可避秦。当今的风气，虚糜国帑，浪费人才，糟蹋品牌与传统，谁都不心疼。“文革”的说法是，“与其他篡党，不如我篡党”。现在的说法是，钱不能全叫王八蛋（别的同行，别的院系，别的学校）花了。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翻成今语，就是只有懂得可行性者，方为当今的杰出人物。抗战时期叫“曲线救国”，时下讲法叫“求生存”（各级领导最爱说这句话）。这和“文革”时期大家使用的逻辑简直一模一样。我听过很多人抱怨，包括某位副校长的抱怨，包括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抱怨，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没有胆量说。或者找点客观原因吧，是问题山积，凭个人的力量搬不动。况且，我们都深陷其中，谁也不干净，这和“文革”的困境也一样。

现在的学校，同从前相比，有很大改观，但主要都是外装修，样子货（上面的检查，专看这些）。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但是资源浪费，而且是谁浪费，谁致富，致富方为先进。不是坏人不出头，不是好人不发愁。从前，大家哭穷，想钱都想疯了，但可悲的是，现在我们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土地。人和人的宝贵时间，全都用来堵钱眼（像黄继光那么英勇）。钱越给越多，活也越干越大（现在的学术都是订制的学术，就像过生日的蛋糕一样）。为钱写书，为钱开会，为钱制造虚假学术，最后牺牲的是大家的学术生命。四海无闲田，农夫都忙死，所失并不让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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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是养鸡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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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太大，这里不去说它。讲点笑话吧，都是真事。

故事A：某地方大学贴出招贤榜，曰诚聘国际一流教授，有若干种，其中第一种，月薪高达××万美元。你别光看价码，后面的条件是已获诺贝尔奖。

故事B：某甲到某经济管理学院如厕，见学术报告海报，题目是：我怎样从年初只有××元到年底赚了××××××元，报告人是一暴发户，这是该校的带头院系。

故事C：某新建教师小区，厨房厕所强迫统一装修，普遍收费过高，而且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许多楼层水管、暖气爆裂，发生水淹七军，新楼顶层露雨（很多），两年来屡次报修无人理，广大教员义愤填膺，但无处申诉。原因是，第一，这是×××工程，所以没辙；第二，该校是敏感单位，上级有通知，任何媒体不得报道，任何法院不得受理（我们还是一个法制国家吗）。

故事D：现在的学术工程，报价惊人，膨胀太快，已经不是几十、几百、几千万，而是动辄多少亿，有些毫无价值，有些价值很小。中国三峡文物的抢救发掘，动员全国的考古力量，费时十年，开方无数，只有两亿，更不用说还有多少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它们都在等钱用。这件事让我很受教育。过去有位学者，我很尊敬的学者，他痛斥现在的理工原则一刀切，说掌校者摧残文科，是何心肝，我曾深表同情。但现在我后悔。因为像××工程或××工程，如果叫人文关怀，我看不如不关怀。这么多的钱，干什么不好，非把一大堆现成的书拿来重印，或只是为了歌功颂德、营造气氛。有位著名考古学家对我说，这也太集体无耻了吧。

故事E：有自称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人，受文化部之命，一拨一拨打电话，说他们从高校选了一百个名人，其中也有我，要我向西北人民捐书。我说，西北人民要脱贫，读我的书有什么用。他们说，我们的意思，不是要您直接寄书给他们，您只需要签个字，把版权交给我们就行了。他们到各高校拉人签字，很多人想，既然这是向西北人民献爱心，谁都羞于谈钱字。我是坚决不签。我说，真要支援大西北，把学校里的那些无用工程砍一半，钱就有了。

我说这些，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荒唐，乃是层出不穷，绝不是一星半点，个别的偶然事件。它们和裁人正是出于同一背景（基本问题，还是我在《生活》上的文章所说）。这样的事再遮遮掩掩，它将祸及全国（像Sars一样）。

话说回来，我想讲一句话，现在高校中的事情绝不只是高校本身的问题，许多前提就值得怀疑。比如，我们的老板，什么都拿外国说事，什么都拿改革说事，这正是最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想把学校搞好，真的想把国家搞好，就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切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其实这话，过去的理解太笼统，我说的人民，是要落实到人，因为没有人，哪来的人民呢）。我有几条建议：

第一，学校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就是学校领导本身，包括他们的办事机构，包括他们的办事方法。不说人话专说鬼话，不说真话专说假话的人，应该下台。

第二，学校的领导应深入实际，一切从学校的教学实际和科研实际出发，不是教学研究为金钱（或上级部门）服务，而是金钱（或上级部门）为教学研究服务，不是大家为学校的政绩服务，而是学校为大家的工作服务，整个关系应颠倒过来。

第三，现在中国的很多做法，好的坏的，确实都是从外国进口。但我们不能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切都好（现在出去的人很多，没有必要神秘化），总得有点进口检疫，不能把疯牛病和口蹄疫也给咱们招进来。外国的东西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好也有坏。我们不应一切照搬外国，特别是经变态心理放大，连外国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国，或只听他们的老板（我们老板打交道的人主要就是这些人）介绍，把完全迫于商业压力，连外国教授也深恶痛绝，嗤之以鼻，然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当我们的样板。

第四，学校是广大师生的学校，不是少数人的私产，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应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特别是像裁人这样敏感的问题。任何方案的出台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学校还不是私立大学，校方动手裁人，要有法律依据。

第五，改革不能目中无人，人不是数字，不是金钱定购的物品，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利益（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且绝对没有第二次）。我们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理科就该牺牲文科，为了效率就该牺牲安全，为了锅里就该牺牲碗里（更何况，有人是拿大家的锅当他们家的碗），为了没柴烧，就连门坎都给剁了。

第六，改革要有具体内容，不是为了机构而机构，为了数字而数字，什么成绩都有，就是没有学问，光点钞票了。

另外，我想说一句，人才流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原则上讲，现在很多教授借口学科建设，借口事业传承，借口部门利益（专业、院系和学校的利益），精心培养子弟兵，确实有打散的必要，他们哭闹的人材流失问题确实不能一味姑息（这是我和很多先生不太一样的看法）。但这件事做起来很难，我吃不准。外国的办法也是各有利弊，英国制度有英国制度的好处，位子少，不利晋升，但花在钻营上的心思也比较少，这对学问有好处。美国制度是足球转会制，商机无限，发展机会比较多，但它也有它的弊病，每年的search和教授上市，里面有太多的哄抬身价，当学者的，到处演讲，到处面试，牵扯精力太多（教授没有经纪人），对学问有破坏。

至于用外语上课的设想，那简直是胡说八道。老乡的说法，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它反映了我们上上下下的很多心态问题。我认识的西方学者，他们到别国讲课，一般都是用该国语言，这是对对方的尊重，对方本身也自尊。比如，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德国人，在美国教书是用英语，在法国教书是用法语，在日本教书是用日语，到中国演讲也是用汉语。这才是顺理成章的做法。中国学者到欧美讲学，彼此交流用英语，那是不得已（比如他们不会讲汉语，我们不懂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不会对方语言，仍用自己的语言，也是不得已。大国不学外语，小国才学外语，这是一般规律。比如，美国人就不像欧洲人爱说外语，会说外语。欧洲的国家都是小国，一抬脚就上了别的国家，不说外语没办法。现在这个世界，谁丢下母语不讲，张口就是外语？都是前殖民地国家。他们的问题是，自己的语言丢了，不用前宗主国的语言就没法讲话，这是很可悲的事情。香港人说英语也有类似问题，他们讲生活上的事还可以用广东话，官话被英语占领，这也是殖民的结果。还有，中国自己也是这样，不说多种语言的代表是北京人，少数民族的话他不懂，方言也不说。外地人不是这样，少数民族不是这样。比如达斡尔人，过去都是四语（达斡尔语、汉语、蒙语和满语）并说，那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要以为，会说外语就是地位高。比如外交场合，情况就相反。我们用中国话讲课，那是天经地义。外语是交流语言，不是工作语言，特别是文科，更不应该提倡外语授课（世界大国都不如此）。

总之，我想说的是，在当今的社会变革中，改革的道理不止一种，不是只有老板的道理才是改革的道理。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社会的所有进步，并不只是生产力的进步，他们可以称为文明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非主流社会反抗和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他们有各种工会组织、左翼团体，有社会制衡，有社会保障，其实是发展的“车闸”（虽然这个车闸也不太灵）。我们把西方文明中这些最先进的部分抽掉，把我们过去还明白的道理抛弃，那只能是向历史上最野蛮落后的资本主义看齐，只能是向当今西方正在重新抬头而且甚嚣尘上的恶势力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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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是养鸡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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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今世界上的有识之士，所有有社会道德和起码良心的人，谁都承认，发展是个很大的潮流，谁都难以抗拒和躲避。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同意，发展的利益可以高于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历史文化，它们没有一样是低于它的价值，没有一样是可以为之牺牲（老子讲的“天”、“地”、“人”、“道”和“自然”，哪样都比它更大）。反对战争，反对污染，抢救和保护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遭受歧视和排斥的弱势群体，这是当今最大的道义所在。

中国的法家有一句名言，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商君书·更法》引当时成语），这与他们对人性的洞察直接有关，应该说是很坦诚也很聪明的想法。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孙子兵法》乃有“愚兵投险”的御兵之术。他说，一个真正高明的将军，他的高明之处就在“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不告诉他们作战意图，不告诉他们行军路线，好像登高而去梯，“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这是现在还被许多“改革家”祭为法宝的东西。但在一个有高度民意监督的社会里，在一个事情涉及广泛公共利益的领域里（学校在目前还是国家财产），这样的管理模式，是绝对不允许。

一个只要速度而没有车闸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他摔死的不止是驾驶员，也包括所有乘客。

2003年6月2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

此文原来的正标题是“读网有感”，副标题才是“学校不是养鸡场”，目的是想减少刺激性。但网上转载多把二者颠倒过来。人们提起这篇文章，都是使用副标题，说起正标题，反而没人知道。这里从众，干脆把二者颠倒过来，正好与前文配成一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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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耻近乎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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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读书》杂志召开的关于北京大学人事改

革座谈会（2003年7月15日）准备的发言

目前，关于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大家的讨论可谓热火朝天。很多技术细节我不懂，最好是由专家，特别是社会学家，还有新闻媒体，做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各种意见搜集一下，各种问题分析一下。最近，我在《读网有感》（《书城》2003年7期，37－41页）一文中发表过一点感想，纯粹是从普通教员的切身感受，讲点我个人的真实想法。讲就直奔主题，抓关键的事情来谈。现在网上有很多版本，正题换了副题，不知怎么闹的，全都变成“学校不是养鸡场”。其实这只是个比喻。前两年，我写过一篇批评出版界出大书套书成风的文章，题目是“书不是白菜”，道理是说“书不是白菜，不一定要成堆论捆地卖”，和这篇小文是配套概念（《万象》第二卷：第5期〈2000年〉，151-154页）。我的灵感是来自一个美国的卡通片，叫《小鸡快跑》（Chicken Run），即2000年全球最卖座的卡通片。影片当中有个Tweed太太，其实是“贪心”（Greedy）太太，她把养鸡场弄成集中营，导致小鸡暴动，集体大逃亡（图三七）。它跟美国快餐业开了个玩笑。大家都知道，现代化的养鸡场，它们很讲究饲养的科学化和成本核算，何时喂食才能提高产蛋律，鸡笼缩小到什么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利用资源，所有一切都是精打细算。这种流水线生产的鸡和鸡蛋，一切都是为了效率。鸡又没有鸡权，虐待当然少不了。如停水停食剪嘴巴，都是增产措施。此片本来是个寓言式的东西，但上座率极高，一下点到了商业的穴位。它给美国快餐业招来很大麻烦，很多人都拒绝吃黑心肉鸡黑心蛋。汉堡王竟喊出“救救小鸡”的口号，麦当劳也向供应场商提出“善待”母鸡的要求。影片当然是比喻，但道理非常深刻。教育的养鸡场化，教育的麦当劳化，即把中国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或“美国一流大学”的原料加工场（留学预科）、连锁分店或美国博士就业垫底的地方（像张恨水笔下的“五子登科”，让各种接收大员直接来接收中国），形成一条龙服务的恶性循环，确实是个大问题。

现在的讨论，有两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是最不容讨论，一是“改革即正确”，二是“外国即先进”。其实，这两个问题才最值得讨论。我认为，中国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外国的事情是怎么回事，这是应该说说清楚，也可以说说清楚的（上海人喜欢这么说）。

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即高校要不要改革，我说要改。但问题是谁改，改谁，改什么，怎么改，事情要讲个明白，不能糊里糊涂地改。比如杀贫济富，头疼医脚，这么个改法，我就不太赞同。改和改，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你不能光把“改革”二字塞给我，就叫我五体投地，忠心拥护。过去，服务态度差的那阵儿，我去商店买奶粉，我说，同志，请你把这样那样拿给我，让我比较一下。他说，嘿，你买不买，不买走人，奶粉是吃的不是看的。这种一上来就让你别无选择的态度就不太好。过去，我们的说话习惯，是开口先讲，我代表什么什么，前提多大多大。我代表党中央，代表几千万党员，代表多少亿人民。你一上来先得掂量一下，哦，他可是上有领导，下有群众，代表现在，代表未来，该代表的他都代表了，当然只能喊“就是好”，“就是好”，所有人都会这么说。现在轮到改革，也是这么一件事。有些人说的改革，那只是个前提，内容怎么样，你就别管了。

现在，学校里的事情，真可以说是问题山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多少年前，我在咱们的《生活》杂志上就说过，学校里有很多弊政。弊政这么多，当然要改革。问题是应该从哪儿改起。是不是脑科手术太复杂，就给脚丫子动手术。反正脚丫子剁了也不要命。改革的困境是，它的对象是计划体制，它的主体也是计划体制，导火索改炸药包，风险太大。比如职称晋升，最初是论资排辈，发猪肉票，这是计划体制；然后是托孤寄后，破格提拔，也是计划体制；最后轮到一帮底层教员，他们中的很多人，老的老的光没沾上，小的小的宠没轮到，眼看就排到跟前儿了，你突然宣布，计划体制是万恶之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机会瓜分完毕，请你给我走人。要裁专裁下蛋的鸡。这是什么道理。你把计划体制风光占尽，然后又说在这个前提下，咱们改玩竞争机制。但就算是竞争，你也得让人家真的自由竞争。就算庄家不进竞争机制，在同一个赌场中，总不应该有不同的规则。老的小的，海龟土鳖，总该放在一杆秤上称，怎么就该让土鳖给海龟腾地方呢？再比如，现在的评岗，一切都是跟课题制挂钩，所谓引进竞争机制，其实是在一种预先设定，极不合理的结构之下（评价机制的头一条，不见字面的头一条，其实是有没有“大树”，内涵可深了去）。前提摆在那里，人为刀爼，我为鱼肉，砸碎铁饭碗，是砸碎你的铁饭碗。他们自己是什么也不改，改也是改那把刀，改那个案子。现在讲改革，都说要提积极建议，这样的建议，我有一条，就是咱们不要放着眼前说天边，扯到多少多少年以后，像谁像谁一样。首先，现在当学校领导的，参加管理层的，应当一心一意把管理工作做好（我不赞同让一流的教学科研人材搞管理），不应脚踩两只船，既当官，又当教授，而且是直截了当的当，天降博导和一级二级教授于斯人。他们的分流，不但有利管理，也有利教学与科研，还可淡化部门利益（这也是积弊之一）。这是首先就该理顺的关系。即使理不顺，改不动。我也不主张像骑摩托车飞跃黄河那样（咬紧牙关，一踩油门就过去了，但也很可能掉在河里面），还是不妨从长计议缓图之。比如，照我看，上面少管一点学校，学校少管一点系里，系里少管一点个人，退而求其次，松绑总比捆着强。真正的学者，死心塌地作学问的人，越没人管，才越出成绩（不拿国家的钱，照样干活行不行）。现在的改革家，每以商鞅自许，以见其悲壮。但我只知道，商鞅的改革，吴起的改革，首先都是拿贵族开刀，“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谭嗣同的绝命辞，“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的话很悲壮，那也是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之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改革就会有牺牲”，“牺牲”之义，本来是这个意思。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改革的关键在哪里，情况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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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耻近乎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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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事情，现在有很多变态心理，而且是普遍的变态心理。比如，大家开口讲话，舌头老是不利索，就像某地产开发公司，它要在潮白河边卖房子。潮白河就潮白河吧，它非要说是有“东方莱茵河之美誉”的潮白河。北大、清华，本来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前面非得加上某年某月，终于达到“世界一流”的定语，何苦来哉。说到国外的情况，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是西方一流大学的光荣所在？是他们近年来受商业化包围日益趋进社会潮流的职高化倾向（如商学院、法学院和计算机专业的勃兴），还是他们绍继悠久文化传统和科学精神的深厚积淀。这是牵涉甚广，从内在精神到外部形象，都很实质的问题。比如，就拿校园改造来说吧，很多人都很羡慕我们的校园，当年吸引我的，让我一见倾心的东西，也是这个漂亮的园子。现在，很多奔一流的改革家都很热衷外部形象，但就是这个问题，我的理解也不太一样。我看，校园景观，也不见得“新”就是好。过去我们村的老乡还以为，有人肯拿一辆拖拉机换他们的北齐石佛造像，他们可就赚了。我的经验，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越是僻处小镇，无名大学，越是由一堆闪闪发光的玻璃楼而组成。相反，最著名的大学，剑桥、牛津、哈佛，还有索邦的那些大学，大部分都是古老沧桑像座庙，让咱们看上去，十分破旧昏暗。我说这些话，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咱们用不着妄自菲薄，技不如人也气不如人。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我们有我们的长处，长处和短处要具体分析，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们什么都不行。像80年代启蒙史学下的小儿科，急了就会怨天尤人骂祖宗，说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一开始就不行，人家吃肉，我们吃粮食（其实要说吃肉，也轮不上欧洲，真正成天吃肉，还是人家爱斯基摩人和蒙古人）。这种自卑，有时真是自卑到根子上去了。国，我还是出过一点的。我知道的外国，和好多人印象中的外国就不一样。十几年前我在美国，留学生闹绿卡那阵儿，有人说，中国的精英都在美国，留在国内的都是人渣。我就想回来当“人渣”。我就不明白，大家干吗那么喜欢糟蹋自己，人不贱之而自贱。特别是有些留学生（当然不是所有，但也不是一个两个），他见人家骂中国还回嘴骂之，只要一有中国人开口，他就又来骂中国人，还一口一个你们中国人全是民族主义作祟。最近，有位香港教授说，什么时候中国大陆的教授让外国评，就出息了，可以进一流了。其实，我就参加过不少这类评审，包括评教授和评著作。这本来是平常之事。其他中国教授，我知道，有不少人也都参加过这类工作。评审应该是相互的，用不着这么神秘兮兮。我的态度很简单，其实还是孙中山先生强调的那种精神，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要随便说我们行人家不行，也不要随便说人家行我们不行。此丈夫兮彼丈夫，总都是人吧。现在，中国的学问，不是只有中国人做，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同行的研究，近百年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第三只眼”，而且对中国之褊狭固陋，还是最好的解毒剂，但我一直认为，而且是顽固地认为，他们的研究（其实人少得可怜），我们的研究（学者良莠不齐，但兵多将广，虽百里挑一，也相当可观），其实并不是同一门学问。研究中国，即使今天，要谈国际学术，那也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即他们的学问，我们的学问，还有某些往来于彼此，具有双重身份的学者，他们的绍介沟通（可惜，现在的很多“二师傅”已经不如他们的前辈，不像冯承钧他们那样，还能起这样的作用），三者加起来，才有这个国际学术。这是说我们这行的学问。其他学问，当然不一样。有些学问，原来是人家的学问，穷追猛赶，差距还是相当大，自卑感不免油然而生，这我可以理解。但重要的是，你别自卑完了又自大，非要国外末流当国内一流，叫别的学科都摧眉折腰，低声下气，承认你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非得按你的模式来改造整个学校，改造全国教育。这就过了。当年，中国的大学，前清举子、外国留学生，各种来源的人都有，所以蔡元培才要讲兼容并包。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很多也是不中不西，亦新亦旧。这才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当然，改革是大家的事。我说过，现在的事情，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像文革完了，什么事都往四人帮头上一推，“大家都是好东西”。问题是社会问题，当然不必指责个人，但也不能什么事都把自己摘出去。就算无能为力，知耻近乎勇，总可以做到吧。

这是我的态度。

2003年7月1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8月6日改定。

【附记】

此文原来的题目是《前提最需要讨论》，太严肃也太模糊，现在用文章结尾的话换了一下，叫《知耻近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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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说伯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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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马年，大家都想从马讨个吉利，我也凑几句热闹话，全是古人说的话，给大家添个乐子。

去年春天，我在巴黎凭吊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墓，他的墓和萨特、波伏瓦的墓在同一个墓地。当时我想，汉学家起汉名，很多不怎么样，但马伯乐的名字起的好，音好，意思也好。因为你想，伯乐善于相马，马要碰上伯乐，那该多有福气。当年，李白给韩朝宗写信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与韩荆州书》），就是这种心情。我们当人的都这么想，更何况是畜生呢。所以古往今来，几乎每个读书人，特别是有才气而还未出头的读书人，即便够不上“千里马”，也个个企足引领盼伯乐至，惟恐碰不上伯乐，埋没在太多的“凡马”之中。

然而，古人若庄子者流却说，不对。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埋头吃草，能跑能跳，“此马之真性也”。你纵有高楼大厦，对它来说，也无所用之，它凭什么要喜欢伯乐呢？马自从碰上伯乐，可算倒了霉。他说，我会养马，有好草好料；我会驯马，有“千里马”的高帽。可马不这么想。伯乐养马，那是瞎忙，又是剃发刷毛，又是钉掌烙印，上使笼头下使绊，把它们一排排关在马厩里，十匹马就得死上两三匹。然后呢，还得让它饿着渴着，奔着跑着，前有嚼子勒，后有鞭子抽。等你把它收拾得服服帖帖、规规矩矩，一半的马都死掉了。马是什么？它就懂吃草饮水，高兴了，脖子蹭脖子，表示亲热；生气了，把头一扭，跟你尥蹶子。如果你非给它驾上车辕，戴上马冠，马想的可就是，无论如何，我也得逃跑。它会踢毁车子，咬断缰绳，专门跟你捣蛋。所以说，马懂得和人作对，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害群之马”，那是“伯乐之罪也”（《庄子·马蹄》）。这是给伯乐泼凉水，现在的伯乐，当然不爱听。我猜，他们会说，这人真能瞎掰乎，马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它既然是畜生，就得服人管。我把它从吃了上顿没下顿，缺医少药，到处流浪的地方救出来，收留它，喂养它，爱护它，教育它，它千恩万谢还来不及，谁要你来发慈悲。况且，就算是反抗，它也成不了气候，我还就不怕它尥蹶子。

好，那我还有另一段话，这可是夸伯乐的。它见于辨伪学家不太敢用，但同样是道家著作的《列子》一书。《列子》夸伯乐，夸得有趣。它说伯乐这个人，他不但本人会相马，而且还会发现比自己更会相马的人，也可以说是一种“伯乐的伯乐”吧。故事是这样：

从前，在现在的陕西省，凤翔塬下的宝鸡县，有个古老的国家，叫秦国。秦人以养马著称，他们的祖先，造父为周穆王驾车，非子为周孝王养马，当然出相马专家。据说，伯乐就是秦穆公的相马专家。有一天，他对伯乐说，您老年纪太大，是不是从您的孩子中给我推荐一位代替您？伯乐说，您要找一般的好马，我可以凭它的外表和骨相，但“天下之马”（天下第一的马）却很难找，也很难认。要能找到这样的马，它可是超逸绝尘，不同凡响。我的孩子都不成器，我只能告诉他们什么是一般的好马，不能告诉他们什么是“天下之马”。不过，我有个打柴的穷哥们儿，他叫九方皋，相马的本事绝不在我之下，我想您该见见他。后来，穆公见了九方皋，派他去找“天下之马”。过了三个月，他回来报告说，我找到了，马在沙丘。穆公问，马是什么样？他说是母马，颜色是黄的。穆公派人取马，却发现，马是公马，颜色是黑的。穆公不悦，把伯乐叫来，跟他说，瞧您推荐的是什么人，事全办砸了。我派他找马，他连毛色和公母都分不清，还懂什么叫好马，什么叫坏马。伯乐长叹一声说，他真的像您所说，竟笨到这种地步了吗？其实这正是他比我强千万倍的地方。您要知道，九方皋看见的东西，那是“天机”，他是得其精而忘其粗，入其内而忘其外。他看见的都是他想看见的东西，没看见都是他不想看见的东西；他注意观察的都是他想观察的地方，忽略的都是他不想观察的地方。他追求的东西已经超出了马本身。周围人把马牵出来一看，果然是一匹“天下之马”（《列子·说符》）。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趣。因为现在的校园是“四海无闲田，农夫都忙死”。我们这些教书匠，老得参加学生答辩，又没功夫看论文。流行做法是故作细致入微鸡蛋里面挑什么状，专爱拿错别字、标点符号说事。我们的关注点，多半正在“牝牡骊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我跟学生常说，你们年轻无名，出版社也好，编辑部也好，都是以貌取人，就像大饭店写的“衣冠不整，不得入内”，即使是小疵微瑕，也不能掉以轻心，但我们教给学生的难道仅仅就是这些吗？有一次答辩，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说，有两类论文，大家没争议。一类是有创意，无硬伤，大家肯定说，这是好论文，没问题。一类是无创意，有硬伤，大家肯定说，这是坏论文，也没问题。但如果一篇论文，它有创意，也有硬伤，问题就大了。我们的很多教授，他们的想法是，我宁要无创意也无硬伤的论文，也不要有创意也有硬伤的论文。因为他们的想法和秦穆公相似：你连公的母的、黄的黑的都分不清，还谈什么马？这不明摆着全是“硬伤”吗？可是，如果我们用伯乐的逻辑反问一句，“千里马”之为“千里马”，这跟“牝牡骊黄”有什么关系？我们能说母千里马是千里马，公千里马就不是千里马；黄千里马是千里马，黑千里马就不是千里马吗（图三八）？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启发，但现在的伯乐也不爱听。他们会说，“硬伤”怎么可以同“牝牡骊黄”相比，这是偷换概念。好，那我就再讲一段他们爱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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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说伯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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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韩非子的话最合适。他说，伯乐相马，是让他最讨厌的学生去相千里马，而让他最喜欢的学生去相拉车的马。道理是什么呢？因为千里马是千载难逢，指望它是耽误事。而拉车的马，每天都在卖，大家更需要（《韩非子·说林下》）。这话和当代精神很合拍（当代思想在骨子里是法家思想）。因为你想，如果花天价，买天马，那笔钱是足够买一大批拉车的马，买驴更多。

如今校园里流行一句话，叫“千里马的价钱买了一批驴”。按韩非子的说法，这才叫“伯乐的好学生”，而且可以估计的是，“好学生”的“好学生”，准比老师会买驴。

2000年2月26日（马年元宵）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附录】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齕草饮水，翘足而陆（踛），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峨）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烙）之，连之以羁馽（縶），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磨），怒则分背相踶，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態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庄子·马蹄》）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弭辙。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与共担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说（悦），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列子·说符》，又见《吕氏春秋·观表》、《淮南子·道应》，文略不同，“皋”作“堙”）

伯乐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为，教其所爱者相驭马。千里之马时一，其利缓；驭马日售，其利急。此《周书》所谓“下言而上用者，惑也”。（《韩非子·说林下》）

【附记】

原文曾在《文汇报》2002年3月12日第12版刊出，题目被编者改成《千里马的价钱买了一批驴》，后面的原文也被删掉，现在恢复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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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希声，善言不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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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也有“终极关怀”。很多年前，我五岁的儿子在马路上“造反”，窜入人海钻进动物园。全家出动把他找回，他还嘴硬，说“凭什么我妈不答应我”，我声色俱厉地说，“你懂不懂，小孩就得听大人的话，哪有大人听小孩话的道理”，他说“那大人听谁的话”，我说“听领导的话”，他说“领导听谁的话”，我说“听党的话”，他说“党听谁的话”，我说“听毛主席的话”，他说“毛主席听谁的话”，我答不上来，他咯咯儿一笑。现在，对我们这些吃“学术饭”的人来说，“学术规范”也是个经不住追问的问题，一定要问，很多人也答不上来。

大约两年前，有人出钱给《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过生日。我带着一张嘴，光吃饭，不发言，印象早已淡薄，但有件事我没忘，这就是有人旧话重提，又扯起“学术规范”来了。因为《季刊》提倡“规范”最卖劲儿，除匿名审查，每期都附以说明，关于脚注格式有严格规定。当时李银河发言说“咱们这个刊物，好些文章都不合规定”，陈平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你的文章就没做到这一点”。虽然，我没有在这个杂志上登过任何文章，但回到家里，还是前思后想紧张惶惑了好一阵儿，因为老实说，我自己又怎么样呢，有失检点不守规矩的事一样很多，别人要揪，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

近年来，“学术规范化”的呼吁显然是中国学术“现代化”或它同国际学术“接轨”一类眼下必有的冲动之一。现代社会要广泛交流，不是两个山汉唠嗑，什么乡言俚语只有他们自个儿听得懂。我们要想交流，而且在交流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就一定得有秦始皇那样的标准化和交通规则一样大家都得遵守的东西。现在，美国有一帮电脑专家正筹划往地球外边撒一大把卫星，扬言将来谁都能和谁通话，什么机密隐私全都藏不住，到那时“全国一盘棋”不够使，得靠“全球一张网”，没有“规范”怎么行？可问题是，这所谓“统一规范”是不是就是西方的规范，或者即使是，它搁现在的中国，是不是都能行得通办得到，我是有点怀疑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其实并没全都走向世界，很多事还是关起门来不归他们管。例如，就拿脚注来说吧，如果你一定要“言必有据”，甚至抄条《论语》，引句《老子》，都正儿八经照西方杂志的样儿，一一注明哪本书，哪个版本，第几册，第几页，正面和反面，哪个城市，哪家出版社，哪一年，等等，那编辑这一关就通不过。两年前，我做过一点“引进”尝试，结果证明行不通，回回都被大笔删削。只有一家杂志让我漏网，居然一字不易，花老大篇幅给我印西式脚注，在别人看来，这也大有制造特权、骗取稿费之嫌。还有为打击“文钞公”，避免“发明官司”，为学术青史留记录，省得将来费劲考证，我觉得传统题跋式，记录写作年代、写作地点，挺好，本来不可少，特别是有长期压稿的滞后问题，可是很多杂志都嫌它碍事，删，也是毫不客气，哪怕文后大有余地。相反，我认为如同狗牌实属多余的“作者头衔”（没有它，就成了“丧家犬”），外国和本地的杂志早先都不登，或不大登，但这两年，为了提高声望，显示权威，倒是蔚然成风。外国好的进不来，中国好的留不下。“势利眼”最有市场。

西方的学术规范好，“就是好就是好”，大家众口一词全这么讲，其实倒也不见得。比如许多年前，法国学者魏立德（Francois wildt）就跟我说：你甭迷信这些，你们那些规范好多我们也做不到，有些简直就是作茧自缚。因为这样的规范，其实只是在那些比较“科学”比较“现代”的学问上才比较需要也比较容易做得到，文史哲的很多方面还是古风犹存，古人写文章的方式也不见得就不好，比如哲学书也来一大堆脚注，就不大可能，也没有意思。现在我们谈话，后面都有说不完的背景，总得看谈话对象，该详则详，该略则略，“不言而喻”一样少不了。还有，也是法国人的福柯，当年写过一篇《啥叫作者》（What is author），他竟敢拿天经地义的著作权开玩笑。古往今来“作者”那么多，他们的说法一个套一个，谁是真正的“作者”确实是大问题，我们就是想“老实交待”，也“交待”不了。还有，前年夏天Early China的主编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跟我讲，因为商业化和电脑化，已经有人谋划对学术论文从遣词用语到脚注数量进行规范化，删繁就简一刀切，这对我们习惯上以为只有术语密密麻麻、脚注密密麻麻才叫学术论文的想法也是沉重打击，让人觉得，“与其现在，何必当初”。

西方的学术规范，好也罢，不好也罢，其实都离不开它的基本特点，即它是脱胎于法律社会，骨子里作为精神支柱的东西是“法律规范”。比如美国人，喜欢写备忘录，喜欢立字据，喜欢丑话讲到前边，一见面先塞给你一大堆规定，特别是防范规定和惩罚规定。过去我以为这只是和外交有关，和商业有关，同学术不沾边，后来才体会到，他们的学术里面也有类似的一套。特别是学术讨论，而且是和活人而不是死人讨论，它和法律的关系更大。比如论文答辩，一大帮学者往那儿一坐，架式就和上法庭差不多。现在我们的申报职称也来这一套。西方培养学生，能言善辩很重要，从单口、对口到分队成组做竞技式辩论，这是基本训练。他们从小到大，成天看政治竞选，看法庭辩论，耳濡目染，做学问也是这种劲头。近几年，不知从哪儿刮的风，我们的电视台，也经常组织大学生或中学生，仿而效之，做这种辩论，正反双方找茬、顶牛、抬杠，剑拔弩张，张口“难道”，闭口“岂不”，好像对方蠢得不得了。跟这种搅浑水相比，我倒更欣赏苏格拉底的讨论方式。他讲话，总是先说自己什么也不懂，和对方摆个平等，然后顺着对方的思路，就着对方的话茬儿，一路展开讨论，共同推进知识，讨论结束，好像助产，孩子是对方自个儿生出来的。还有，我也比较欣赏古代的武士，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客气，打完了，倒倍感亲切生敬佩，首先哭祭亡灵的，很可能正是昔日的对手。可问题是，这类“古道热肠”，毕竟很难作为一种规则来操作。

学术辩论和法律有缘，那是于古有征。比如希腊的诡辩派，中国的形名家或刑名家，也叫名家，它们都不是一般的“能说会道”，而是和那时的“现代化”需求有关，和法术之学或打官司的学问有关。昔冯友兰先生尝言，“名家者流，盖出于讼师”（如邓析、惠施、公孙龙辈），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先秦诸子，“道术将为天下裂”，各种流派都拿“大道”的一部分打击别人，打击的结果是“大道”崩溃。儒家盛言尧舜，墨家鼓吹大禹，道家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反而把黄帝君臣，“一个大笨蛋管一群聪明人”，当理想境界。他们相互攻讦，彼此抬杠，当然对名辩之术都有所利用，但真正的辩论术，专业的辩论术，发展到头，古今中外都是以咬文嚼字、吹毛求疵、颠倒黑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为特征，即所谓“山渊平，土地比，齐袭秦，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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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术的末流是诡辩，学术的末流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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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希声，善言不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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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术和学术有关，今天比古代更明显。我们要想了解西方的学术规范，恐怕还得从西方的法律制度入手。大前年的夏天，我在西雅图看足球世界杯，不是到现场看，而是蹲在家里从电视上看。每天上下午两个钟点两个台，回回不落。有一天，转播半截儿，画面一换，忽然蹦出一汽车，天上是直升机，后面是警车，狂奔，多少双眼睛盯着，把大家全看懵了。这就是轰动一时闹腾好久有如长篇电视连续剧的辛普森案的头一幕。对辛普森案本身我没兴趣，但没完没了的法庭调查、听证、辩论，持续达两年之久，还是让我明白了很多表面上是学术之外而实际上是学术之内的事情。比如他们在法律上重“证据”，重“眼见为实”，重推理过程的“形式合理性”，问者咄咄逼人，答者斩钉截铁，让你常常觉得“大真若谎”、“大谎若真”，好像施瓦辛格主演的那个充满刺激而又荒唐透顶的电影的片名《真实的谎言》一样，这些全对理解他们的学术很有帮助。比如前一阵儿，我和一位美国汉学家讨论问题。他说，商代史料是甲骨文，西周史料是金文，后来是竹简，我说，中国学者不这么看，我们认为甲骨文、金文都不是真正的史料，古代史料是写在竹简上，战国秦汉是如此，商代西周也是如此。好，那他就要问了，你的evidence（证据）呢（这是他们的口头禅）？我只好说没有。虽然我补充说，甲骨卜辞商代西周都有，东周甲骨和战国卜辞现在也已发现（写在竹简上），铜器铭文也是前后都有，它们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竹简也是。早期竹简没发现，不等于没有。“眼见”不一定“为实”，evidence也不一定是truth（真相）。”可你挖不出商代西周的竹简，人家就不服。我们和西方汉学家有时谈不拢，如在“疑古”的问题上谈不拢，其实很多分歧都未必是来源于事实的理解，而是来源于程序的理解。他们特别喜欢argument（辩诘），立场鲜明，底气十足，yes/no毫不含糊，忌讳assume（假定），也痛恨confusing（颠三倒四），这类习惯，说起来复杂，比照法律，也是一目了然。

对西方的学术规范我并不迷信，这正像我对西方的法律并不迷信一样。但这类规范的毛病是一回事，它在现代学术交流中的有效性是另一回事。比如我们的学术论文，最容易为国外学者诟病，甚至控告为“鼠窃狗偷”的地方，主要是引证的主观随意和缺乏周密性。国外的东西找不着看不懂，他们神经过敏把咱们的收藏实力和外语能力估计太高，是让人感到冤枉的。但我们对材料挑肥拣瘦藏着掖着，对人物谄上骄下摔着捧着，也确实不象话。在这方面，必要的规矩还是有点用。现在写书写文章，在我们这儿，有很多人都并不了解，一部现代学术著作（特别是年代晚近的著作），在西方人看来，它同时还有目录学的功能，还要被人用来查找资料和核验作者的观点，供别人学习，也供别人批判，并非寓褒贬深义练春秋笔法的地方。所以脚注、索引一定不可少。其评价也不是以搞点“小制作”、“小发明”、千锤百炼、一字不易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启发别人思考（哪怕是当靶子），“转移一时之风气”（大师都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人物）。如果我们不是以“选手”的身份而是以“裁判”的身份看问题，以为“我引用谁那是我看得起谁，不引用谁是看不起谁”，如果引用了他“看不起”的人物就是跌份，那可是等于自己给自己扣屎盆子。因为这种因偏见而造成的“入眼亦有限”，这种因挑眼而造成的“故意隐匿”，在西方学者看来是极不光彩而且应归入“鼠窃狗偷”的行为。还有我们常用的“有人说”。中国的“有人说”分两种，一种是学界权威、前辈师友，不好意思点名批评，“为尊者讳”；一种是学泼妇骂街（“哪孙子偷了我白菜，叫他吃了得噎嗝”），隐其名而道其实，故意说给人听。这里面第二种之下作是不必说了，就是第一种也未必可取。因为前者若按我们“尊老”（未必“爱幼”）的传统虽也不失其厚道，但如果批评者把大人物都摘出，所有炮火全冲小人物或跟自己同一重量级的对手去发，这也太不公平（岂止是不公平，简直就是残酷）。此外，还有“正如权威所说”或“正如众所周知”一类以势压人的说法，我们觉得省心省力又壮声威，但严格讲起来也是不允许的。

匿名攻击不允许，当然就得有批判公开化，比如办书评杂志等等。但我们这儿的书评几乎清一色，全是虚头八脑捧臭脚，顶多殿尾，写几句“美中不足，有待改善”之类的话。相反，真正的批评，最厉害的批评，反而都是夹叙夹议掺在论文之中，恶毒起来，把学术论坛当痰盂马桶尿池子，和前者形成鲜明对照。批评也有境界高下之分：上者是以发现问题推动研究为目的，下者只求挑错找茬贬低别人炫耀自己，但这种界限很难掌握。有批评就不免伤和气，在西方也好，在我们这儿也好，都是得罪人的（“书评是制造敌人的艺术”）。为了避免纠纷，西方在稿件审查和职称审查方面有匿名审查制度，而且对借匿名审查报一箭之仇的人也有防范措施，比如被审查者如果正好是审查人过去批评的对象，他的意见就不一定起作用。现在，我们这儿，公开批评不像公开批评，匿名审查不像匿名审查，没有规范是一个问题，学术道德差也是一个问题。很多人读别人的文章，都是拿它当行为艺术，各取所需，自为新解，特别是如果这文章恰巧于常见的对立两无所取，大有骑墙壁上之嫌，并不符合立场鲜明而又喜欢进入角色的“阅读规则”，那么喜欢寻衅打架的双方，都可能飨之以老拳。在西方，妇女被强奸，罪犯逃跑了，她可以找路灯算账。在饭馆，叫咖啡烫一下，也有人发了财。这两年，有些人正经事不学，讹人倒是学得挺快，你只要一点名，他就不依不饶。轻则让杂志给他开辟战场，睚眦必报，来而不往非礼也，一直到对方哑巴了才算完事；重则写状子，告你侵害名誉，赔这赔那，也轻饶不了。这再次证明学术和法律有不解之缘！当然，中国空间小，本来白衣秀士专搞窝里斗家里耗肝火太盛二尖瓣狭窄的主儿就多，看家护院争蝇头小利的意识就强，很多人泡在一个单位里，被东家长西家短唧唧喳喳的气氛包围久了，好人都得学坏，不告别人就得让别人告。西方法律意识与中国妇姑勃豀相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悲哀。

古人难解心头之狠，比较恶毒的办法是，做个小人拿针扎，画个仇敌用箭射，今人也有在靶场狂射仇敌照片一法，下流学者借笔墨抒愤，庶几近之。这种人为造势，要的就是胡搅蛮缠，跟他较劲，“真理越辩越明”，其实是陷阱。年轻时我也气盛，觉得嫉恶如仇才是道义所在，与人争辩才是是水平表现。特别是一旦发现大人物居然也有“常识性错误”，就沾沾自喜，自以为超过了人家，对“发明权”也是看重的不得了。但现在想想，“不事争辩”才是学术规范的常备解药，“尊重对手”才是学术道德的起码表现。

天地之间最没有常识的一件事就是认为别人没有常识。

仆役眼中无英雄，圣人身边也没朋友（图三九）。

火光明于天者，灯烛何施焉。

1997年5月7日写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附记一】

在《汉奸发生学》一文中，我想指出的是，由“吴三桂变节”所体现的历史悲剧并不在于中国太少投缳赴水之人（崇祯在这方面做的很好），而是在于当一个国家对待自己的国民连寇雠都不如，你将用什么去让他们爱自己的国家。中国人自己打自己人（张学良时代大家反对过的），自己整自己人（文革时代大家经历过的），自己坑自己人（现在我们每天都碰得到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令人憎恶的东西。很多人，他连自己的同胞都不爱，还张口“爱国”闭口“汉奸”，在我看来真是耻莫大焉。我就奇怪，大家对这类典型的“汉奸行为”，自己身边的“汉奸行为”，怎么就没有一点公愤，怎么就没有一点“见义勇为”呢？

【附记二】

孔子主张“交友以信”，但他说的“友”可不是随便什么人。他两次提到“毋友不如己者”（《论语》的《学而》、《子罕》）。同“不如己者”交朋友，坏处多，一是吃亏，朱熹说“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二是丢面子，古人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杨伯峻先生觉得孔子不会这么牛，故将此句译为“不要〔主动地〕向不如自己的人去交朋友”（《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不交也罢。但只同比自己强的人交朋友恐怕也有问题，因为如果那强者也像他一样拿糖和端谱，他的作不成“友”也是明摆着的事。更何况，圣人是“绝顶聪明”的人，在他上面已经没有人了。

【附记三】

鲁迅也说过，“孔老先生说过：‘毋友不如己者。’其实这样的势利眼睛，现在的世界上还多得很”（《杂忆》，收入《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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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蛋总比坏蛋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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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8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研究生新生与导师见面会上的讲话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来念研究生。领导要我和大家讲几句话，谈一点学问上的问题，我恐怕讲不好。

在做学问的问题上有很多老生常谈，这里不必讲，我也不会讲。比如啥叫“严谨”，啥叫“求实”，我就不会讲。至少比起老同志，我不会讲。我想和同学讲另外两个问题，供大家参考。这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同学，大家在今后的求学道路上，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守规矩。

什么叫“有志气”？这就是我们做学问，首先要志存高远，有胸襟、抱负和眼界。比如大家都读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说古今成就大事业和大学问的人，必定要经历三种境界：第一是“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要注意的是，他可不是一上来就讲埋头苦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而是说“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他是把站位高和眼界广放在第一位。

在做学问的问题上，“严”固然重要，但“宽”也不能少。我理解，“严”应该放在“宽”的前提下去讲。因为大能容小，小不能容大，有宽容才有自由，有自由才能做大学问，特别是人文领域的大学问。“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的精神，真正的北大精神（图四○）。当时新旧学术并存，从各国取经回来的人都有，没有这种精神怎么行？我理解，从难从严对年轻学者很重要，对他们的学术训练很重要，但对培养有创造精神的大学者还不够，强调过分，有时还起副作用，束缚思想，压抑个性。因为你们都是研究生，不是戏班子里练把式的小孩，站不直了就踢上一脚，不打不成材。学校呢，也不是军营，全靠立正稍息正步走。况且就是带兵，“团结、紧张、严肃”之外，也还得有“活泼”。中国古代治兵，向有“程李将兵”的不同。“程”是程不识，“李”是李广。程不识带兵是有规有矩，他训练的人也是中规中矩，但部下都不胜其苦，他自己也很苦，批改文件，通宵达旦，连觉都不睡。李广不是这样，他是靠个人魅力带兵，勇武豪爽，爱兵如子，纪律虽松，而士乐为之死。李广带兵，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讲，缺点是效率不高和难以复制，培养一百个可能也出不了一个，不像程不识，可以做到八九不离十。但做大学问，我可以讲一句话，没有李将军的“宽”那是绝对不行。这是为立志者着想，替他们营造环境，不能不事先考虑的一点。学生有没有志气，和当老师当领导的有没有气量直接有关。

我说的“有志气”含义太广，因为时间有限，这里只能讲几点。

第一，我不认为在权威的阳光底下就没有历史，前辈留下的问题堆积如山，我们都是当愚公的命；也不认为做学问就是积沙成塔，沙是我们，塔是学校、教育部和学术界，一味强调从小到大，不是“大道理管小道理”，而是“小道理管大道理”。相反，我们倒是应该从一开始就鼓励学生去发现问题，寻找方向，做别人没有做的事；让他们懂得庄子讲的“小不知大”，知道北溟有鱼，鲲鹏比这样的鱼还大；防止过早特化，学问越大，心眼越小，就像汪宁生先生讲的那种“现代夜郎”，一辈子蹲在十万大山里，根本不知天外有天，以为北京还没他们村子大。

第二，我以为“有志气”的学生要能看破主流学术，就像影评家讲好莱坞电影，它是一种“完美无缺的俗套”。对主流学术，我不主张用“颠覆”或“挑战”这样的字眼。因为你哪有这么大能耐？况且没有主流学术，我们的学术就难以为继，它是像吃饭穿衣一天都少不了的东西。可是话说回来，光有主流学术行不行？我看也不行。我认为，对主流学术，要预流或入流，但又不随波逐流。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咄咄怪事，学校里有很多咄咄怪事，“黑云压城城欲摧”，我看能杀开一条血路逃出来就不错了。“逃跑”也是一种志气。东方朔叫“避世金马门”。

第三，我想拿我老师送我的一句话转赠同学。他跟我说，趁你现在不出名，还不赶紧读书，人一出名就完蛋了，好像“浑身是宝”的肥猪，“只欠一死”。大家要知道，人一辈子能安安心心读书，拢共也没有几天。你们现在读书，没有声名之累，这是好事。我劝你们，一开始做学问，就要明白，你什么也不是。将来出了名，也要知道，你什么也不是。比如我这个名字吧，问我的人很多，还以为有什么深意。其实“零”是什么？“零”是nothing，你以为你是谁？你什么也不是。你就是在名片上印再多的头衔，也没有用。我觉得，如果能保持这种“什么也不是”，挺好，干吗非把帽子全都扣在自个儿头上，也不嫌捂得慌。这也是志气，而不是谦虚。

下面我再讲一下“守规矩”的问题。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咱们的学术界，不讲规矩的人太多。不仅初出茅庐的学生可能不懂，就是写了一辈子文章的教授也未必明白。比如我们将来都要写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你干吗要写那么多脚注，列那么多参考书，这里面的讲究就非常多，你就是志气再大，才气再大，独具只眼，不拘一格，也得守这点规矩。下面我想举几个例子，讲一点我个人的看法，供各位思考。

第一，我想说，学术平等是学术规范的第一要义。去年在武汉开会，我发言说，咱们这个会议开得好，好在哪儿呢？就在它是“学不分古今中外，人不分长幼尊卑”。前一句话是王静安先生提倡，大家不反对，但后一句话在咱们这个学术界就有点不受听，甚至要被很多尊老不爱幼的人理所当然地加以反对。会议论文集的前言用了我的话，把后一句改成“人不分男女老少”，成了蒋介石发表的抗战宣言。它让我想起文革那阵儿的一场批判。当时，两报一刊批彭真，批他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说这是抹杀阶级观点，不同阶级在真理面前怎么平等？现在我们的很多学者也是这个想法。他们不知道名片上那些东西什么也不是，懂规矩的杂志绝对不能印，我出自谁的门下也什么都不是，不知道“唯马首是瞻”、“唯马屁是拍”是很丢脸的事，不知道“当仁不让于师”才是作学生的本分。他们以为大人物都是千锤百炼，不犯错误，犯了也是“高级错误”，人人皆可谅之，该诛该讨的都是小人物。人不能犯错误，更不能犯常识性错误，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而且是违反常识的错误。不犯错误不是人。大人物并不能例外。我可以不客气地讲，这种想法是违反学术规范，也违反学术道德的。如果有人一定要反对我的“一视同仁”，那我也是主张“长者从严，幼者从宽”。因为刚出道的人，人家热血沸腾怀抱的就是那么一点理想，焚膏继晷写出的就是那么一点心得，你去当头棒喝，你去一盆凉水，那也忒狠了点。要讲高抬贵手，那也是对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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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蛋总比坏蛋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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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要讲一下，我们的引文、书目和索引是干什么的。它是不是像有些人理解，只是点缀装潢，可有可无，或者掩饰无能，骗取稿费，我说绝对不是。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国际上的著作，他们的脚注、书目和索引，都是起目录学的作用，都是为了让人省心省力倒着往前查，学生也好，教授也好，谁都得从这儿入手和传递接力棒。其实更多是交代你踩着的肩膀。最重要的“肩膀”还应该有申谢。他们做论文，往往一上来就要交待研究背景，从背景中提出辩难和问题，目的也是一样。这些都是为了学术的交流和学术的传承，都是起教育作用的。他们引什么，不引什么，都不是凭个人好恶：好像我引谁是抬举谁，不引谁是瞧不起谁；谁要把我惹急了，我就一辈子也不引他；引了也是批他、臭他。他们最忌讳的就是把最新成果漏掉，对别人的东西挑着讲，跳着讲。至于我们大言不惭的“有人说”，不是泛泛批评一般的社会现象，而是引述具体意见，有时连引文都列出来了，那更是绝对不允许。我们的“有人说”分两种，一种是为尊者讳，这种并不太多。因为我们真要替大人物遮丑，惯用手法是假装不知道，或者找一转述其说的“软柿子”捏。还有一种是效泼妇骂街，隐其名而道其实，专门恶心人，不是“诲人不倦”，而是“毁人不倦”。比较常见是这种。我要告诉同学的是，这类做法等于自己给自己扣屎盆子，其令人不齿，可绝不是“硬伤”所能比。因为什么呢？隐匿比剽窃还不道德。

第三，我要讲的一点是，将来你们写论文，可能会批评很多说法。这很正常。但你们一定要记住，批评是要怀有极大敬意的，是要存宽仁深厚之心的。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如果我们批评的对象是一塌糊涂，您老又何必劳心费神，如蝇逐臭，穷追不舍，非要拖着大家和你共享这种快乐呢？我认为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匡谬正俗、矫端世风。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推进学术。如果你的批评对象真值得批评，那一定说明人家还是做了很多努力，还是为你铺了路。如果你通过你的批评，超过了人家，既推进了自己，也推进了别人，难道你不应该感谢人家吗？所以，我理解，在学术规范的背后，最重要的还是“人”。很多人的不守规矩，关键还是“目中无人”，或者“拿人不当人”。

在我的心目中，学术并不是一个只有强者才配参加比本事显能耐的竞技场所，而是一个有求知欲望的人大家共同向往的艺术殿堂。我可能比别人笨一点，这没关系。因为笨蛋总比坏蛋强。我希望大家能把学术规范提高到一个做人的高度来认识：第一是襟怀坦荡，第二是光明磊落。

2002年9月7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

上面两篇文章都涉及学术规范。我讲的主要是学术规范后面作为精神实质的东西，特别是其中的两难选择，细节没有谈。读者如果对细节感兴趣，可参看我在《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后记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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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赌同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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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两大劣根性，一是嗜赌，一是嗜毒，放之则不可收，而禁之又不能绝，很令人头疼。但卜、赌同源，同数术有关；药、毒一家，同方技有关，它们对理解方术却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先讲卜和赌的关系。

在《天地悠悠》中，我们已经指出，数术的主体是占卜，而占卜又有三大类型和许多门派。这些不同形式的占卜，有些使用工具，有些不使用工具；有些是随事而卜，有些是循理推演，很不一样。比如式占用式，龟卜用龟，筮占用策，都是随事而卜并使用工具；而择日就没有工具，全靠查日书（古代的“黄历”），什么日子好，什么日子坏，都是事先规定。它们流行的程度也不一样，历代官方控制较严，主要是那些带“高科技”色彩因而形式也比较复杂的占卜，如占星和式法中的某些种类；而民间偏爱的则是那些速成立决、简便易行的占卜，如择日和测字算命。

在古代的各种占卜中，有些形式复杂的占卜常予人以“科学”外貌，让人觉得好像“人机对话”，似乎有一种真实的计算过程包含在内。而且更迷人的是，它还让你觉得冥冥之中若有神助，好像“人神对话”。而占卜也确有数学原理，特别是与概率有关的原理。故古人认为，占卜也是一种“算”，而且是更重要的“算”（即“内算”）。例如古代兵家有“先计而后战”的成说（《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权谋类小序），所谓“计”，也叫“庙算”，其实就是拿一堆小棍（算、筹、策），按“五事七计”比较敌我，视双方得算之多寡以定胜负（《孙子·计》），它和易算在形式上就很相像，两者都用筹策，都是预测。古代算术书，如《算经十书》，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是和占卜有关。例如《孙子算经》，就有推算生男生女的口诀，我家乡的农民，有人会背这个口诀。但“相像”并不等于“相同”，仔细比较，你会发现，哪怕是最复杂的占卜，在道理上也很简单，其实和杯珓类型的占卜，即用小竹板掷地，视其正反俯仰，以定吉凶（类似球赛开场前抛硬币定场地），并没有两样。例如六壬式用“转位十二神”，视其转位加临以定吉凶，就和我们玩的击鼓传花是一个道理；算卦也和小孩玩的“剪刀、锤子、布”差不多。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拿人为的随机组合模拟天道人事的随机组合，再现“机运”。

杯珓类的占卜，从形式上看，很简单，但已包含其他占卜的基本原理。例如第一，它是出于（或“迫于”）行动需要或心理需要做出的选择。一个人“临歧而哭”，如果不打算“坐以待毙”，就一定得拿个主意出来，不管哪条道，先挑一条出来，哪怕是“误入歧途”，“一条道走到黑”。所以古人说，占卜是用来“决嫌疑，定犹与”（《礼记·曲礼上》）。第二，它是在行动之前预卜未来，带有预测的形式。近来，人们多说占卜是“预测学”，但这种“预测”并不是周密计算、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只不过是撞大运、走着瞧，带有猜谜射覆、押宝赌胜的性质。猜谜射覆，本来就属于占卜，而押宝赌胜，则属于赌博。其实更准确地说，它是“猜测学”。第三，它以正反俯仰定吉凶，正可代表猜测的基本类型。因为任何猜测都有两种可能，即“中”或“不中”，即使机率分配复杂化，出现多种可能，也还是逃不出这两大类。卜辞多取“对贞”，筮家常言“覆变”，古人喜欢一正一反、一阴一阳、工对如诗的“辩证法”，我想都与此有关。这是所有占卜的共同点。占卜复杂化，是配数配物复杂化，机率分配复杂化，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主要是一个“猜”字。其所谓“神机妙算”、“亿（臆）则屡中”，只是猜中的机会比较多，比一般人多。它和科学家追求的“可重复性”和“必然律”正好相反，要的就是“不重复”和“或然性”。科学不允许例外，而它例外很多，往往都是一次不灵再占，这种方法不灵就换另一种，各种方法，交替进行，反复进行。这样一来，当然彼此撞车的事也就很多，少不了要编造各种解释，自圆其说（参看《左传》、《国语》中的占卜事例）。

对了解占卜，赌博是最好的钥匙。例如在《中国方术考》中，我曾讨论过古代六博和式占的关系，指出“赌博”这个词，所谓“博”和六博有关，而六博又是模仿式占，说明占卜和游戏、游戏和赌博有密切关系。最近，尹湾汉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有件木牍，上面画着博局图，图上标有与许博昌口诀（出《西京杂记》）类似的词句，看上去同普通的博局没有两样。但这个图上标有六十甲子，下面所录是择日之辞，显然又同占卜有关。这对我们的看法是进一步证明。

赌博和游戏有关，这在全世界是普遍现象。比如在我们的语言中，“赌”指押钱，“博”指游戏。所谓“赌博”就是押钱赌胜的游戏。同样，西语中的“赌博”也是这个意思，并且他们的“赌博”（gamble）和“游戏”（game）还是同源词。现在我们讲的“游戏”，范围很广，有些是拿动物斗着玩，如斗鸡、斗蟋蟀、赛狗、跑马、斗牛皆是；还有些是人类本身的竞斗，如各种力量型、速度型和对抗型的比赛，以及棋牌类的斗智。这些游戏，除斗鸡、斗蟋蟀，凡有人参加（哪怕只是作“御手”），都可归入“体育运动”。体育在现代是人类宣泄感情的重要渠道。“宣泄”（catharsis）这个词既有“排泄”、“发泄”之义，也有“净化”、“升华”之义。虽然大家都说“奥运精神”是和平、友谊的象征，但参赛选手和观众却往往走火入魔，每每是拿比赛当假想战争，狂泄其爱国热情。大家对体育那么投入，除去对竞力斗智有瘾，还有一大刺激，就是对机运的追求。比赛，如足球，对抗性越强，结果越难预料，人的兴趣越大。无论你在它上面押不押钱，赌博心理都少不了。更何况，很多体育项目，如拳击、赛马，特别是棋牌类的游戏，它们和赌博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古人禁赌很凶，如朱元璋是以“解腕卸脚”为罚，但止不住。其中一大麻烦，就是禁赌不能禁游戏，或禁某些游戏，不禁另一些游戏，如庾翼禁樗蒲不禁围棋，薛季宣禁蒲博不禁比武。所以罚归罚，过不了多久，又是接龙斗虎、呼卢喝雉，风头更健。同样，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比如中国大陆和台湾，设赌都是非法，但两地都不禁彩票（其实彩票才是正宗的赌博），搓麻赌牌家有之，赌风比公开设赌的美国还甚（美国只禁小孩入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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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赌同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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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各种游戏中，赌博是最靠运气的一种。它和专门捕捉机遇的占卜有缘，这一点也不奇怪。比较二者，不难发现，它们对概率的设定，对机运的追求，从工具到方式到心理都酷为相似。比如杯珓类似骰宝，式占类似轮盘赌，抽签问卦也和摸彩票是一个道理。今人或用扑克算命，古人也拿赌具测运。例如《晋书》载慕容宝与韩黄、李根樗蒲，“曰：‘若富贵可期，频得三卢’，于是三掷尽卢”，就是以赌为卜。赌博是一种金钱搬运术。它之所以吸引人，让你心甘情愿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放到别人口袋里，原因是它也可能把别人口袋里的钱乖乖送到你的口袋里；赢了固然可能输，输了也还可能赢——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赌场为了吸引人，对胜率的设定有一套学问，输得太多没人来，赢得太多没钱赚，奥妙是使输赢相济，产生“周而复始的间歇性刺激”，令赌客着迷，“嗔目贾勇”，“旁若无人”，“花甲老人也似脱缰野马”。赌客输赢无常，没有永久的赢家。永久的赢家只有庄家。《东坡志林》说“绍兴中，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禁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其方，曰‘但止企头’。道人亦善鬻术矣，戏语得千金，然未尝欺少年也”，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但为什么还是有人乐此不疲？我想除金钱的贪欲，还在于它对人类竞争的模仿很逼真，抓住了人性的弱点。我们在上面讲占卜没有“可重复性”，然古今中外信之者众，这和赌博是同一个道理。它们都是利用人类固有的“机会主义”。

“卜、赌同源”不仅对了解古代很重要，就是对了解现代也有帮助。因为即使是在科学昌明的现代，人类也并未告别占卜，仍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古老思维。例如现在要问刮风不刮风、下雨不下雨，我们有以卫星云图为据的天气预报，比殷墟卜辞不知强了多少。但要预报地震呢，把握就不那么大，至少是不敢二十四小时一报。其他测不准，又等不了，少不了连蒙带猜的事还很多，比如股市行情、战争长短、足球胜负，所谓预测，虽然有点根据，但和占卜也差不多。

足球胜负难以预测，原因主要在于它的预测对象是人：人的心眼太活，人与人的对抗变数太多，即使分级分组，也得靠抓阄。其实人类的社会行为多多少少与之相似。比如军事学家在这方面就比较坦率，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子·势》），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战争论》）。政治家虽然脸皮比较重要，但也常常是拿赌气不服输也不认错当“坚毅性格”。况且，现代社会作为商业社会本身就有赌博性。美国人经常说，他们的经济学家是糟糕的天气预报员。同样，民主社会的选票有时也像彩票。这些都使社会科学，特别是带应用和预测性质的社会科学仍大有巫风。

现代历史学家都很重视史实积累中的因果关系，这与占卜也有相通之处。古代史、卜同源。我们读《左》、《国》一类古史，当不难发现，古代的史官都擅长占卜，好作预言，史实与谶言互为经纬。他们记史，虽以“现在”作观察点，向上追溯，主要是“向后看”，这和占卜都是“向前看”好像不一样。但史家讲“前事不忘”，下文是“后事之师”；占家貌似“三年早知道”，其实是“事后诸葛亮”。两者都有“瞻前顾后”的性质。古代的史册和占卜记录都要存档。史家讲今之某事，总好追述前因，说“昔者如何”，好像文学家巧设的伏笔。他那个“昔者”，就是从旧档里面翻出。同样，史家讲预言，也有不少是从占卜记录倒推。例如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卜辞通常是由前辞、命辞、占辞、验辞而构成。所谓“验辞”就是以后事覆验前占。这样的“验”本身就是因果链。《左传》讲懿氏卜妻敬仲，预言陈氏之大。《史记》载太史儋见秦献公，预言周秦分合。这些几百年跨度的“大预言”，讲得那么有鼻子有眼，其实就是倒追其事。讲话时间是在结果点上。

现代历史学家讲历史因果，每从结果反溯原因，他们有各种假设性的理论，如所谓“反事实分析”。这不仅是古代史官的遗产，也是古代占家的遗产。

研究古代占卜，占法重要，心理更重要。记得小时候，我对有件事总是感到神秘，这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越是期望成功，成功越是盼不来；越是担心失败，失败越是躲不开。后来长大了，我才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任何人类行为，都有“人”和“机运”捉迷藏，“人”和“机运”相适应的问题。占卜这件事，卜求机运只是一半，还有另一半是心理问题。比如一件事，成功失败，机率各占一半，你有两种准备，胜负各一半，当然比较好，心理感受往往是不赔不赚（与期望值相当）；但更好是“花开花落两由之”，胜负不萦于怀，这样，你会对失败感到当然，成功感到意外，好像占了大便宜（高出期望值50%）；最不好，就是一门心思光想赢，赢了觉得不够本，输了觉得太冤枉（低于期望值50%）。虽然从道理上讲，心理期望不会改变机运本身，但心理的改变可以影响到行为，行为的改变又会影响到结果。比如在体育比赛中，这对临场发挥就很重要。它对机运本身也不是毫无影响。

占卜的初衷本是预测未发生之事，但结果却往往是一种心理测试。例如比较商代卜辞和西周、战国的卜辞，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在形式上是不太一样的。商代卜辞有验辞，而西周和战国没有，反而多出表示愿望和可能的“思”（义如愿）、“尚”（义如当）等辞。后者对占卜的灵验与否好像已不太关心，更关心的倒是愿望的表达。特别是战国卜辞，明明人已病入膏肓，卜人还要追问不休，说病又好了一点，但愿更好。战国时代的占卜，往往求愿胜于卜疑，特别是一般老百姓更是如此。只有荀子这样的聪明人才看得比较明白，他说：“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天论》）我想，即使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他的态度也比较对头。我们有疑未决，不妨猜猜看，果然与否，别太当真。如果以为“心想”就能“事成”，事情可能反而成不了。

中国人到美国，这景不游，那景不逛，赌城（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却是必到之处（图四一）。有人想做心理测试（比如看看自己是不是“干大事”的材料），那里是个好地方。占卜之奥妙尽在其中。

1996年5月初稿，7月17日－9月28日扩大改写于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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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毒一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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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和西医很不一样，但两者都很看重药。西语的医、药是同一词，都是medicien。在西语中，来自希腊－拉丁文的“药”这个词（pharmakon）是个含义复杂的词，同时兼有“医药”（medicine）和“毒药”（poison）两重含义。例如德里达就曾借这个词讲书面语对口语的毒化作用。同样，英语中的drug也是双关语（药或毒品），一方面药店在卖，一方面警察在抓。

“药”和“毒”密不可分，这点在中国也一样。比如，中国的药学经典《神农本草经》就是本之“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的传说（《淮南子·修务》），它把药分为上、中、下药，也是按毒性大小来划分。后世本草书皆遵其例。还有古书讲“毒药”，如《素问·移精变气论》说“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周礼·天官·医师》说“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也多半是药物的泛称。

当然，古人所说的“毒”在含义上和今天还有所不同。我们今天讲的“毒药”，一般是指对人体有害，足以致残致死的药物；所谓“毒品”，也是指有“成瘾性”或“依赖性”的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古书中的“毒”字与“笃”字有关（《说文》卷一下屮部），往往含有厚重、浓烈、苦辛之义。例如马王堆帛书《十问》有所谓“毒韭”，其“毒”字就是指作为辛物的韭菜气味很浓，而不是说它有毒。孙诒让解释上引《周礼》，也以为“毒药”一词应分读，即使连读，也不过是“气性酷烈之谓，与《本草经》所云有毒无毒者异”。

不过，古书所谓“毒”虽较今义宽泛，但却未必排斥其如同今义的狭窄用法。因为古书除以浓烈苦辛解释“毒”字，还有毒害之训。例如“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这样的“毒”恐怕就不是葱韭之类可比，参考《说文》可知，应指“害人之草”。虽然中国的本草向以无毒为上，有毒为下，但良医活人，多藉猛药，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滕文公上》），很多正是以毒药入方，通过配伍、剂量和炮制方法控制其毒性，猛、毒的界限并不好分。孙诒让力分毒、药，专主宽义，实于研究有很大不便。

《鶡冠子·环流》说“积毒为药，工以为医”，人类的药物知识多来源于中毒。原始民族日遇毒物，如毒草、毒菌、毒蛇之类，往往都有很丰富的毒药学知识，尤其是在动植物丰富的地区。例如古代的楚越之地，就以毒蛊术而出名。他们以箭毒射杀猎物，用麻醉药物（如鸦片）止痛，用精神药物（如古柯）解乏，并利用其致幻作用施展巫术和作催欲剂等等，这是药学的一种普遍背景。中国的药，西方的药，原来往往都与毒药有关，并兼神药、春药等多重含义，这一点也不奇怪。

“药”和“毒”有关，不仅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例如各国药典都对医用毒药和毒品有管制规定，承认毒药、毒品也是“药”。现在联合国的各种禁毒公约，也是一上来先承认毒品在医学上“不可或缺”，然后才大讲其“危害之烈”，限定其“防杜”，只是“滥用”而已。现代毒品，据这些禁毒公约讲，不但危害个人健康，还和卖淫、洗钱，官员贿赂和恐怖活动有关，简直是“万恶之源”。它的药品清单，种类很多，有不少是医学上的再创造，但著名的“三大毒品”，大麻、鸦片、可卡因，头源却很古老，可以说是世界各大文明的“贡献”。它们当中，提取可卡因的古柯是西半球秘鲁和玻利维亚一带的产物，和中南美的古老文明有关；鸦片、大麻则流行于东半球，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印度和我们，全都有份。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这句话，讲毒品，最合适。

研究中国的毒药和毒品，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人写出过专史。近年来，为了同国际接轨，我国对中药里的毒药和毒品也做了管制规定，有人还编了相应的工具书，如郭晓庄主编《有毒中草药大词典》（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和杨仓良主编《毒药本草》（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3年），但它们都是以医用为主，很少涉及历史。我对医学是外行，这里不揣浅陋，讲点读书后的感想。

中国的毒品，有些同国外交叉，或者干脆就是外来之物，如：

（一）大麻。在世界上栽种甚广，我国也是自古有之，不但食用，还用于纺织、造纸和医药，为主要农作物之一。最近，我在香港读过一篇《大麻考》（收入江润祥、关培生《杏林史话》，香港中文大学大出版社，1991年），它说“中国对大麻，不仅栽种最早，认识最深，且能充分加以利用”，很让我们骄傲。但它说，“至于今日世间有以大麻作瘾品者，则未见之中国典籍”，却把我们摘得过于干净。事实上，《神农本草经》早就讲过，麻蕡，即大麻的种子，“多食令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大麻考》引之，正好把这段删掉。我国宋以来的“蒙汗药”，方中也有这种东西。这些功用，都和它作为瘾品的特性有关。

（二）鸦片。原产地中海沿岸的西亚、小亚和南欧一带，是典型的西方毒品。这种毒品因鸦片战争在我们这儿大出其名，但传入不始于清，也不始于明。据《旧唐书·西戎列传》记载，唐乾封二年（667年）“拂菻王波多力”曾“遣使献底也伽”（图四二），这种公元七世纪由拜占庭传入的药物是一种和蜜制成混杂多种成分的“万能解毒药”，即内含鸦片，《唐本草》等书也作“底野迦”，乃西语theriaca的译音。本来鸦片自明传入，是由欧洲水手再次传入。这次传入，改食为吸，是加进了美洲的传统（抽烟是美洲的传统），把我们害得不轻。所以一说毒品，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它。

（三）洋金花。学名Datura stramonium，也叫曼陀罗花（译自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或押不芦（译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也是欧洲、印度和阿拉伯国家认为的“万能神药”，除作外科手术的麻醉剂和止痛剂，还作春药和治癫痫、蛇伤、狂犬病的药。古罗马人常以此物作阴谋手段，如弗龙蒂乌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的兵书《谋略》（Strategematicon），就有以曼陀罗酒麻翻敌人巧妙胜之的战例。印度也有强盗、妓女用它于黑道。中国的外科手术源远流长，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俞跗术，《鶡冠子·世贤》的扁鹊术，还有华佗的麻沸散，在医学史上都很有名。中国早期的外科手术用什么作麻醉药？麻沸散是不是像宋周密《癸辛杂识》推测就是这种药？还值得研究。“麻沸”，见《汉书·王莽传》，据注是“如乱麻而沸涌”之义，后世“麻醉”之“麻”与之有关。但这种药，据《岭外代答》、《本草纲目》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书，是宋代从阿拉伯传入，没有问题。它不仅是小说《水浒传》中所谓“蒙汗药”的主药，文革期间，我国为备战需要而开发“中麻”（“中药麻醉”的简称），“中麻”的主药也是洋金花。

不过，中国的毒药和毒品，最有特色，恐怕还得属乌喙和丹药、五石。

我们先说乌喙。乌喙有附子、乌头、天雄等异名，本以生长年头而定，现在多统称为乌头，学名叫Aconitum carmichaeli。这本来是一种箭毒类药物，小说《三国演义》讲“关云长刮骨疗毒”，关羽所中毒箭就是使用“乌头之药”（当然，《三国志》可没这么说）。乌喙含乌头碱，有剧毒，但在早期医方中使用很广，号称“百药之长”（《太平御览》卷九九○引《神农本草经》佚文）。据马王堆帛书和阜阳汉简，古人不仅用乌喙治各种疾病，还拿它当兴奋剂和春药，也是一种“万能神药”。不但人吃，马也可以吃，据说吃了以后，可以“疾行善走”，作用类似现在体育丑闻揭露的那种药。张仲景的《寒食散方》，其中第二方叫《紫石寒食散方》，其中就配有附子。关于乌喙，我在《中国方术考》中有讨论，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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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毒一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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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药、五石和乌喙不同。乌喙是“草木之药”，同上面讲的世界性毒品相似，主要是利用植物中的生物碱。而丹药、五石则属“金石之药”，即矿物或用矿物炼成的化学制剂。它们是我国更有特色的东西。

中国的丹药是以朱砂（主要成分是硫化汞）炼制的汞制剂，当然是有毒之物；而炼丹的石材，最重要的是五石，也是有毒之物。两者同属炼丹术的大范畴，和中国的冶金史和化学史有密切关系。中国早期的人为什么对这些毒药感兴趣，乍看好像至愚极昧，迷信得很，但在当时条件下，这些都是“高科技”，不但得有专门人材，如李少君一类方士，还得有科研经费、科研设备，如丹房鼎炉、本金本银和各种石药，非大富大贵之人不能置办，也非大富大贵之人“不配吃”。治天文学史的伊世同先生说，“迷信是古人对真理的狂热追求”，古人不仅迷信天文，也迷信药，那劲头就和五四以来我们崇拜“赛先生”一样。比如葛洪，读书最多，在当时那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就崇拜“金丹大药”。

关于中国炼丹术的起源，我在《中国方术考》中也有所讨论，指出它是一种“人体冶金术”。中国的“金石之药”，原来多是冶金的原料，古人把它们从工厂搬到实验室，再搬到人体，有它自己的一套逻辑。第一，这些东西结实耐用，什么长寿的家伙都比不过；第二，它们都是治外伤的药，小时候我们涂的红汞也是这类药，活着可以“防腐”，死了也可以“防腐”。所以朱砂、水银一直是我们的防腐剂。古人服丹求寿，就是来自这种观念。另外，古代的“神药”多与服毒之后飘飘然的感觉有关，古人叫“通于神明”，致幻作用，它也少不了。中国的炼丹术，秦汉魏晋时期，那是大红大紫，只是到唐代，吃死一大批皇帝，然后才有所收敛（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要讲毒品，这是头号毒品。

和炼丹有关，我们还应讲一下“五石”和与“五石”有关的“五石散”。炼丹用的“五石”，古书有不同说法，恐怕应以葛洪所述最可靠。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葛洪所说“五石”是丹砂、雄黄、白礜、曾青、慈石（《抱朴子·金丹》），对照《周礼·天官·疡医》可知，实与治外伤的“五毒”大同小异，不同之处，只是把曾青换成了石胆（二者都是绿色铜矿）。这五种矿石，朱砂是赤色，雄黄是黄色，白礜是白色，曾青（或石胆）是青色，慈石是黑色，应当就是古书提到的“五色石”。如《淮南子·览冥》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之说，并且古代还常常用这类矿石作颜料。“五石”除慈石，皆有大毒。

“五石散”也叫“寒石散”，从魏晋到隋唐，服者相寻，杀人如麻，也是著名毒药。前人，如清郝懿行《晋宋书故》、俞正燮《癸巳存稿》，近人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余嘉锡《寒食散考》等均有考证，而以余文为最详。俞正燮曾以此药比鸦片，而余嘉锡“以为其杀人之烈，较鸦片尤为过之”，历考史传服散故事，自魏正始至唐天宝，推测这五百年间，死者达“数十百万”（以下两段的引文均见余文）。

古人服散，据说是由正始名士何晏带的头。晏“好色，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因为耽情声色、身体虚劳而服散，结果“魂不守宅，血不色华，精爽烟浮，容若枯槁”，活像大烟鬼。但何晏以后，却有很多人起而仿效，成为时髦。不但士大夫阶层热衷于此，写诗要谈，写信要谈（如“二王”书帖，就有不少是讨论服散），就连没钱买药的穷措大，也有卧于市门，宛转称热，引人围观，“诈作富贵体”者。

前人考“五石散”，皆以为出自张仲景《侯氏黑散方》（亦称“草方”）和《紫石寒食散方》（亦称“石方”），并未考虑它同“五石”有什么关系。但后方所录石药只有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四种，孙思邈的《五石更生散方》才加入石硫黄，是个疑点。考何晏服散，自称“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所谓“治病”，在于借药力之热，去寒补虚。“神明开朗”，则是精神效果。有人形容这种效果，说是“晓然若秋月而入碧潭，豁然若春韶而泮冰积”，当然是美化之辞。实际情况是，很多人服药之后大热，不但满世界乱转，称为“行散”，而且可以闹到隆冬裸袒食冰，必须大泼凉水的地步。比如裴秀，就是这样叫凉水给泼死的。孙思邈说“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劝人见了这个方子就把它烧掉，但为什么还要在书中留下类似的药方呢？王奎克先生疑之，认为孙氏“五石”无毒，不可能有这种奇效，考其毒性在于《侯氏黑散方》中的“礬石”是“礜石”之误。二者形近易混，古书多混用之例；礜石含砷，所谓服散乃慢性砷中毒；何晏之方是合仲景二方成五石，孙氏痛其杀人，把礜石换成石硫黄，始以无毒之方传世（《“五石散”新考》，收入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可见何晏“五石”和炼丹家的“五石”确有交叉。

不仅如此，我还想指出，古代本草，下药多毒，其一大特点是“除寒热邪气”（见《神农本草经》）。古人以“五石”治伤寒虚劳之症，《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已提到。其说不仅可以上溯到西汉文帝时，而且从引文看，还是本之扁鹊的医经，并不始于张仲景。《汉书·艺文志》有《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扁鹊仓公列传》有一条引文，“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估计就是出自扁鹊的医经。又传文说齐王侍医名遂，自以为病寒，而“炼五石服之”，淳于意访之，诊为内热外寒，以为不可服此“悍药”、“刚药”，否则发痈而死。遂既服五石，果发痈而死，情况正与魏晋隋唐服散每每“痈疽陷背”、“脊肉烂溃”者同。扁鹊“五石”今无考，但我们怀疑，古之“五石”不唯五色分，且以阴阳辨，与当时的阴阳五行说有关，往往是据虚实寒热、表里之症，酌情加减其味。其方各异，往往取一“毒”与他石配，并不是“五毒俱全”。后世“五石”用礜石者，大概只是“五石”方的一种，略分紫白赤黄，仍有仿效之意。

古代的砷制剂，除礜石之外，还有雄黄。礜石是古代的“耗子药”和“杀虫剂”，雄黄也有类似作用。古人认为，雄黄可以治蛇伤，杀百毒，厌鬼魅。我国旧有于端午饮雄黄酒的习俗，《白蛇传》中，法海叫许仙喝雄黄酒，使白娘显形，即与此有关。雄黄、礜石都是“五毒”中物。

中国的丹药、五石与国际上的“三大毒品”不同，还不仅是金石与草木的不同。余嘉锡已经指出，寒食散“服者多不过数剂，至一月或二十日而后解，未尝每日必服，是无所谓瘾也”。同样，丹药也没有“成瘾性”和“依赖性”。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嗜之者众，使用广而延续长，其实是根据我们对毒药的另一种追求。后世本草书，一般以草木之药为主，无毒之药为上，但原来不一定是这样，或至少在炼丹术中不一定是这样。中国的炼丹术是来源于中国的冶金术，中国的冶金术是以它在石器时代的经验作背景。它以“五毒”为材，铅、汞、砷为核心，是想模仿冶金，“炼人身体”。上述毒品，丹药为汞制剂，流行于宫廷，最奢侈；五石散为砷制剂，流行于士林，是次一等；雄黄酒也是砷制剂，流行于民间，是又次一等。另外，还有女人擦脸的铅粉，也有一定毒性。这些都是中国冶金术和炼丹术的伟大产物。它们和通常说的“毒品”还不太一样。

人类为什么会嗜毒？而且古今中外都嗜。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医学家讲，毒品使人上瘾，产生药物依赖性，首先在于人脑本身就分泌一种叫内啡肽的类似之物。人一旦缺了它，马上就没精气神。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吸毒，但嗜烟、茶、酒者大有人在。烟、茶、酒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的贡献，现在虽然还没有被联合国列入禁用药品的清单，但它们和狭义的毒品还是有相似性。例如烟酒，历史上和现在，一直有人禁，但屡禁不止，现在是采取劝说和限制。特别是，如果我们能注意到“文明人”和“上古天真之人”有一大区别，就在于我们都是在“药罐子”里泡大的，现在已到了离开“药”就没法活的地步，那么“毒品”给我们的启示就更大。

人类的四大烦恼，不但“生”、“老”、“死”没人能逃得过，就是“病”也无法根除。人类自有“药”的发明，“药”与“病”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虽然，在“药”不太灵的时候，行气、导引、房中、祝由（古代的精神疗法）会重新产生吸引力。如唐代皇帝被外丹毒死，人们转向内丹术；处于绝望的癌症病人，也特别相信气功。但它们始终不能摆脱附庸地位。我们对“药”的追求还是始终不渝。

在“药”的背后，“毒”的阴影仍笼罩着我们，“过把瘾就死”的事还很多很多（图四三）。

1996年5月初稿，7月17日－9月28日扩大改写于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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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造车——房中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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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本行是研究“三古”：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但古人也是人，七情六欲，牵动全局，即使研究古代的人也不一定绕得开。可能是由于我翻译过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也写过两篇讨论马王堆房中书的文章吧，除了熟悉我的朋友，好多人都是一提就说：“李零嘛，我知道，不就是那个研究房中术的人吗？”我请朋友们为我正名，好像效果不大。

今年五月的一天，北大的同学请我演讲，题目是“中国古代方术”。开讲前我声明，现在全国都在“五讲四美”，学校里也有修身会，方术虽含房中术。恐怕还是不讲为好。可是演讲终了，一堆条子递上来，还是有人不依不饶。如有一个条子说：“李老师，我很钦佩您翻译《中国古代房内考》的勇气，请问您是否打算用现代理论重新研究这一课题？”当时我大概讲了两点，第一，翻译高氏之作，我好像没有想过“勇气”，只是因为研究马王堆房中书，偶见其书，不能装聋作哑，翻出来，既可方便大家，又不埋没古人。第二，我虽然也读过一点现代性学著作，并与专门从事这类研究的潘绥铭时有切磋，但我并不认为在这方面古今中外有天壤之别。我说，饮食男女，人之六欲。为满足后一大欲，人类在黑暗中长期摸索，反复操作，达几百万年（现在体质人类学越讲越乱，我也弄不清是多少年，这里是姑妄言之）。房中术在哪儿都是门古学问，就像炒菜，不一定要有现代理论，才能炒出来。中国的发明史，有许多可能是吹牛，但有一样我们不必脸红，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房中术。中国的房中书，年代最古老，不仅大大早于印度的《欲经》（Kama Sutra），而且比罗马的《爱经》（Ars Amatoria）也早不少。其还精补脑之术可推始于汉，也早于印度的密教。明清的色情小说更冠绝一时，在本世纪以前，不仅数量空前，而且内容也极丰富，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马克梦（Keith McMahon）教授说，凡是人脑瓜能想出来的，他们都写出来了。

在北大的演讲中，有一点好像我没讲，这就是我压根儿也没想写一部新书，取高氏而代之。因为老实说，这个领域有三大块，一块是房中书，一块是内丹术，一块是小说（还有春画），附带的情爱、婚姻、家庭、生育，枝枝蔓蔓，也铺盖甚广，我除对房中书有所涉猎，其他方面知识不够，不想孤军深入，走的太远。不过，近来读过几篇评论《中国古代房内考》的新作（见文后所附），心血来潮，倒想说上几句。

房中书在中国是属于方技四门之一。这四门虽与医学有关。但比医学的概念要广，不限于消极的防治疾病，还包括积极的养生保健，甚至以服食、行气、导引和房中为炼养功夫，求益寿延年，通于神明，同古代的神仙家有很大关系。古人所谓“神仙”，本来不过是健康透顶，老而不死的意思，但在道家或道教中，确实有宗教含义。现在科学昌明，大家对最后一条都不大敢讲，但又不满足于西洋医学概念之狭窄，宁可骑墙于科学、迷信，折其衷日“养生”。这种态度固不免坐治“前现代”或“教女权”之讥，满可以让新学之士抡圆了耳光照死里抽，然而论者有解因精为“养生”，媚药、采补为

“补养”，指房中术是从“养生”进于“补养”，由“补养”进于“荒诞”，很多批评都不在点上，太多“现代人”的偏见和误解。例如这位作者说，中国的房中术只讲“性”不讲“爱”；流于“用道德化的生物学态度”，不如罗马和印度更多，对性体验的微妙描述和对情欲的深刻理解”，恐怕就是小题大作。因为世界上的其他房中书。据我所知，他们也一样是以男性为中心，一样有这种“生物学态度”，甚至就连最罗曼蒂克的谈情说爱，也未见其高洁（况且他们还有不少我们古语所谓“禽兽行”的变态描写）。比如《爱经》吧。这书虽然是讲“爱的艺术”，但它一开篇就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唱的是没有危险的欢乐和被批准的偷香窃玉”。它的中心是讲“猎艳”，即如何勾引女人、笼络女人。这不仅有助于了解西方谈情说爱的惯用伎俩（如为女人拂去胸头的尘埃，或替她抬起曳地的裙据，花言巧语，大献殷勤，穷追不舍，作寻死觅活状，等等），也与中国小说中的风月老手如西门庆在手法上可以沟通（我们有捡手绢、做衣服一类糙招）。涉及房事，也有教女人如何投男人所好摆姿势，没有高潮也要假哼哼一类秘诀。①(此书有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戴望舒译本。戴本是从法文节译本译出。)还有《欲经》，这书不但和中国的房中书一样的“不洁”，而且还打着印度宗教和种性制度的深刻烙印，别说“男女平等”，就连“男男平等”或“女女平等”也不讲；带有“生物本能”的“荒诞”之处也一点不比我们逊色。如《肉蒲团》写未央生愧“本钱”不大，请“天际真人”动手术，竟将狗鞭移植于“那话”之中，很令读者骇怪。我总怀疑，这种想象大概就是受外来影响。因为《欲经》对这类把戏的描写那才叫淋漓尽致。原始民族喜欢‘人体雕塑”，刺面文身、贯耳穿鼻，遗风见于各国，但像印度人拿生殖器（男性的）开刀，横切竖割、打眼钻洞、镶环嵌珠，以为非此不能有“大乐”，这种“根雕艺术”好像还比较少见。

中国的房中书是技术书，而且是相当专门的技术书，它的特点是“术语化”和“格式化”形成很早，而且一开始就同文学有分工，只谈“性”不谈“爱”，追求简炼精赅，避免拖泥带水。①(如《大乐赋》即属色情文学而不是房中书。同样，严格地讲，《爱经》也不是房中书。)这是它比较发达的一个标志。现在从文献著录和考古发现看，房中书在中国的发现至少不晚于西汉初（公元前二百年左右），而且从其成熟和稳定性判断，还可上溯到更早。我们估计，将来必有战国时期的文本发现。例如汉文帝时的名医淳于意，就已从他的同乡阳庆授读过此类秘本（“接阴阳禁书”），时在高后八年（公元前一八○年）。马王堆房中书也大抵抄写于相近的时间。晚一点，《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八种房中书。这些书都已亡佚，但东汉流行的房中书，有道教盛称的“房中七经”（黄帝的房中书、《玄女经》、《素女经》、《容成经》、《彭祖经》、《子都经》、《陈赦经》），仍有不少佚文保存。比较出土的汉初文本和传世佚文，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书里的问对人物虽换来换去，但谈话的内容大同小异，从术语到体系都很相似，可见早已定型。中国的传统，很多都是两千年一系相沿不改，例如晚明钞本《素女妙论》就和汉初的马王堆房中书连细节都极为相似。

对中国的房中术进行批判，“生物本能”’说最不着边际。我们中国人讲“生物本能”，喜欢以“食”、“色”M举（今痞子呼为“二巴”），但马王堆房中书《天下至道谈》之所以把房术称为“天下至道”，只是因为“人产而所不学者二，一曰息，二曰食。非此二者，无非学与服”。他们只承认呼吸、吃饭可以不学就会，并不认为“色”也在其中，因而强调“合男女必有则”，因而要把这个“则”当学问来做。在我看来。这正是它很严肃、也很科学的地方。王朔的小说有一句话，叫“爱有千万种，上床是最下一等”。但是西方性学家以为“凡上帝不耻于创造的，一我们也不耻于言说”。他们的性学手册讲床架之事，照样也是舍道德、宗教、婚姻、家庭不谈，毫无罗曼蒂克可言。可见在这个“最下一等”上，洋人和我们也是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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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造车——房中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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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中国房中书的“毛病”，当然还有许多。例如这类书是以“房中”（犹今语“屋里的”）、“阴道”（也叫“接阴之道”）、“御女”为名，详于女而略于男（比如讲“女有九宫”就比“男有八节”要详细，连图都有），就很明显是以男性为中心。其体裁多依托帝王（由帝王垂询，而由带神仙色彩之智者作答），也有很浓厚的多妻制色彩（但并无贱视平民之意）。这些都可以说是切中要害。不过，拙见以为，即使连这样的东西也不必大惊小怪（见不怪为怪）。因为这类态度以今日看虽不近情理，但在古代却属正常。男权在古代的普遍是不用说了。①(例如李小江有“男性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女性只经历了两种社会形态”的怪说，就是着眼于男权统治的普遍。)多妻，以西方基督教的标准看是反常，②(平均妻权要比平均地权难得多。正是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看，西方在老婆问题上的公平思想才显得难能可贵，令人敬佩。当然，这仍然只是“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他们也是除“正经房子”还有“避雨窑子”，情妇、妓女还是少不了。)但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①(马克梦说，他在美国讲中国性史，学生最受刺激的就是多妻。西方人对阿拉伯世界的多妻制比较了解，而对中国的知识还太少。)况且即使是西方的传统，原来也有类似背景。比如一九九三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剿灭的柯瑞施（DavidKoresh），他就是以《旧约》中的大卫王自居，理直气壮地以“多妻”为正统。《天下至道谈》说“句（苟）能持久，女乃大喜，亲之兄弟，爱之父母”，当时人讲房中意义之伟大已到这份儿，你还能要他讲什么呢？

中国房中书同道家和道教有密切关系。这种书，早期与晚期不太一样。早期，两汉魏晋和隋唐，主要是上面提到的那类古书，他们虽然往往打着帝王的旗号，但不一定禁秘之书，反而往往是普及本。②(古代帝王妻妾成群，疲于应付，是这种书冠以帝王之名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他们在古代是绯闻焦点（就像好莱坞影星），正好利用平民之艳羡以为广告之资。但更大的可能只是在于利用帝王的声望，就像西方讲剖腹产要依托凯撒（日语叫“帝王切剖术”）。)这类书与“黄老之术”有密切关系，如《素女经》、《玄女经》、《容成经》就是属于黄帝书；而汉代注释《老子》也有以方技和房中解老的传统（如《河上公章句》、《严遵指归》和《老子想尔注》），房中书借《老子》中的词汇为术语，③(例如“赤子”，男阴；“玄牡”（或“玄门”），女阴；“握固”，闭精；“走马”，射精。)传统可以上溯到马王堆帛书。但这样的书，所述多是常识规范，被葛洪讥为“粗事”，魏晋道教对房中术真正看重的是口诀和言外之教。后者见于《黄书》、《仙经》等书，往往都是围绕“九浅一深之法”、“多御少女莫数写精”、“还精补脑之术”这三大要领。这类要领虽可溯源于马王堆房中书，但在操作上大概有许多具体规定，后来有进一步发展。东汉末传房中术有三个主要派别，一个是传容成之术（甘始、左慈、冷寿光、东郭延年和封君达，即黄老派的房中术），一个是传彭祖之术（黄山君），一个是传玉子（张虚）之术（天门子、北极子、绝洞子、太阴子、太阴女、太阳女）。前两个派别所传可能多为“粗事”，但后一派别与“墨子五行术”有关，所述口诀同张陵《黄书》相似，似带有较多神秘色彩（见葛洪《神仙传》）。后世内丹术的发展当与这一类秘术修炼和口诀传授有关。

我体会，上面提到的“从养生到荒诞”，所谓“荒诞”大概主要是指内丹派的房中术。关于内丹术，我并不在行，这里不敢多说，只想讲两点。第一，内丹术在宋以前地位不如外丹，这点与科技水平有关。因为呼吸吐纳、屈伸俯仰、男女交接虽然都是最老牌的健身术，但它们皆属“无本生意”，在“金丹大药”为“高科技”的时代，自然不被看重。战国秦汉以来，人们最迷信的是“药”，特别是化学制剂的“药”（今天的西方仍如此，他们的化学也是源于炼金）。比如葛洪就认为，只有金丹是致仙之本，如药不成才兼修众术。他不但不认为凭房中可以“单行而成仙”，还直指其说为“巫书妖妄过差之言”（《微言》）。这是宋以前的主流。第二，现在研究者多已指出，外丹术的衰落是在唐以后，因为唐代吃死了一大批皇帝。房中和其他“无本生意”借这一契机复兴，有一大特点，是它们用外丹术语全面改造了原来的体系。新的房中书有各种派别，恐怕要从道教的内在思路去研究，并不能简单以对女性的恐惧、仇恨或压榨概括之。①(房中虽以水火喻男女，以战斗喻交接，甚至有“临深御奔”一类对女性的不敬之辞，但其说盖主于“慎”，往往先言其害后言其利，并非真的认为“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这可能吗？），而是主张男女两利，水火既济。)这些派别的共同点是进一步技术化，希望借外丹以外的技术达到神仙境界。如果我们从道教外的观点去看道教，当然可以视其宗教境界为“荒诞”，但这种“荒诞”正唯其是专业体育式的唯技术主义，所以也就和大众的关系相对的少。宋明以来，房中采战主要流行于道教内部和宫闱之中（史志不载这类书籍），普通百姓别说花不起功夫赔不起钱，光是老婆太少这一条，就得让他们望而却步。我们若以这样的局部去概括中国古代的性传统恐怕不妥。

鉴于上述讨论，对中国性传统的评价，我有一个积极的建议，这就是我们与其拿房中书作标本，对中国的两性关系做社会学评价或意识形态批判，还不如从中国明清小说入手。因为后者不但比较非技术化也比较世俗，而且有丰富的社会场景，更能反映全局。例如马克梦先生的近著《小气鬼、泼妇和一夫多妻》（Misers, Shrews,and Polygamist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就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

中国小说讲儿女风情，种类很多，可以“性”、“爱”并举，也可以只讲其中一种。统言之曰“人情小说”，析言之则有许多细别（如“才子佳人小说”、“狭邪小说”和“淫秽小说”），从异性到同性，从正常到变态，从闺阁到青楼，从皮肉烂淫到儿女情长，简直应有尽有。①(有人说，如删去色情描写则情节不能连贯属“色情小说”，反之则不是。比如《肉蒲团》是，《金瓶梅》不是，《废都》是，《白鹿原》不是。但我以为“人情”很难做如是划分，最好还是放在同一大类中去把握更好，不一定能象身体的暴露，可以分出个什么“全棵”、“半裸”或“完全不裸”（美国影片有这种分类）。明清之际，市井繁华，人欲横流。俗话说“饱食思淫欲”，那时的人真是吃饱了撑的，什么都想得出来，有些简直入于科幻之境。加上中国印刷术又特别发达（比同时期国外印刷物的总量还大），当然最能反映中国性传统的方方面面。这样的东西和古代的房中书或道教传统当然有关，但又很不一样。例如 早期房中书讲体位，有十节、九法、三十式，花里胡哨，好像菜谱（一位法国朋友这样讲），但入于小说只有三种，一日“顺水推舟”，二日“隔山取火”，三日“倒浇蜡烛”，不但名称大变，而且数量被简化，反而是最基本的体位（西方叫“前入”、“后入”和“女上”）。还有《金瓶梅》等书多有“二八佳人体似酥”一诗，相传是吕洞宾所作，就是出自道教，但书中所述还是以普通人的一般性生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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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造车——房中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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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古代性生活应当怎么看，高氏之书只是搭了个架子，很多问题还值得讨论、特别在女权运动勃兴的现在，对高氏之书的“反思”更在所难免。例如近来美国的费侠莉教授（CharlotteFurth）就已写出新的评论，并且遭到旅美学人李晓晖的反洁。费侠莉从女权角度抨击高氏之作，不失为一种新的角度，但她的问题是对史料误解太多。比如她从房中书可以读出压迫妇女，从胎产书可以读出关心妇女，业以此虚构中国历史的前后反差和儒道对立，就是属于“求荒诞而得荒诞”。因为中国的胎产书与狭义的房中书原本出于一系，中间并没有她想象的那种对立。

过去陈寅俗先生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曾指出研究历史并不是向古人找茬，寻找他们的可笑之处（这很容易），相反他主张要对古人抱“了解之同情”（也就是说“勿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我很赞同。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有一种陋见，就是今人行事思考，大可不必纠缠于古人，如果你觉得他们不合口味，则束书不观可也。

【有关书评】

柯文辉：《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读＜中国古代房内考〉有感》，《世纪》一九九三年二期52—55页。

康正果；《从养生到荒诞（房中书透视）》，《读书》一九九五年二期46—52页。

Charlotte Furth:Rethinking van Culik:sexuality and reprodu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pp.125-146, edited by christina K.Gilmartin etc., Harvard, 1994。

李晓晖：《千古风流在中华——高罗佩其人、其妻、其艺、其学》，《新语丝》一九九五年七月第十八期。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于美国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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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内秘辛（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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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九八九年，我在斯坦福大学碰到多年不见的王友琴。她正在办一个带有温和女权色彩的新杂志：《女性人》。友琴约我写稿，说是写点女性方面的，哪怕是房中术一类的东西也可以。忙——懒——拖了很久，始终写不出。为了表示热心支持，除另荐他人，只好提点建议。那时我正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作访问学者。有一天，在学校的亚洲图书馆翻书，偶尔读到聂绀弩的《论怕老婆》，觉得很有意思。我的印象，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和我们现代的口头传说中这都是一个相当典型，因此也是反复出现的话题。这样的话题现在甚至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比如有一位南韩的学者到我家聊天，聊着聊着，忽然打听说，中国是否“确有此事”。还有一个日本朋友说，他读过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让那把新婚之夜的“大剪刀”吓得要死。他们都很庆幸的说，他们幸亏没有生在中国。虽然中国的女人很以这种局面而自豪，好像确实如胡适之先生所言，“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但她们又对中国男人的窝窝囊囊感到忍无可忍（“中国的男子汉都已死光！”），不断以气功式的心理暗示对男人“发功”，使本来就“阴盛阳衰”的“阳”更“衰”（难怪满大街都贴着治病的广告）。所以在电话中我说，你是否可以登点这样的文章。

友琴的杂志后来办的怎样，我不得而知。但前不久逛书摊，买到一本《怕老婆的哲学》（小琪、春林著，群言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才知有人已将此类文章汇为一编，打开一看，老聂的文章也赫然其中。这书全凭剪刀功夫，既无前言后记，也无题解出处，对于并不熟悉作者的读者，实在是很大遗憾。但在聊胜于无的情况下，也还是可以凑合着看。

“怕老婆”当然是很典型的男性话语（“怕”字前面省略的主语是“丈夫”）。但《怕老婆的哲学》，它的书题只是抬李宗吾文章的题目而为之，并不能够代表全部。虽然李文拿“怕老婆”开玩笑，搜集了不少历史上的掌故，戏言之曰“哲学”，或简称为“怕学”，但集中所收却并不限于“怕学”，多数讨论的还是泛泛的男女关系。这书的作者男女都有，“公说公有理”者有之，“婆说婆有理”者有之，“公说婆有理”者也有之，缺少的只是“婆说公有理”。比较三种不同立场，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很多。但是集中的女性作 品似以申诉“最是女人不自由”或抨击男女不平等为主，往往并不涉及“怕老婆”，与李宗吾式的文章相比，好象缺乏旗鼓相当的反诉。于是我想起了一个我从前读过，谈恋爱时也跟我老婆（当然是后来的老婆）讲过，在我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是出自一个女人之口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十四世纪英国的一个老故事。故事的原文收载于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①(我原来读的是中文译本，客中无书，托李晓晖先生借到R.M. Lumiansky 翻译的现代英语译本（CanterburyTalesOfGeoffreyChaucer， Simon and Schuster，Inc，New york 1948），即本文所据。)这里不妨撮述其大义：

亚瑟王时，有个精力过剩的骑士强奸了一名少女，坐法当诛。王后为他求情，王宥之，交由王后处置。王后对这年轻人说；“你已死到临头；但我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能告诉我女人最渴望的是什么，我就免你一死。时间以一年为限，你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吧。”

骑士无奈，只好遍访各种女人，问她们到底最渴什么。结果所到之处言人人殊；有人说是财富。有人说是名望，有人说是漂亮衣裳；有人说是床第之欢。还有人说是撒娇卖乖，让男人顺毛捋。把她们的毛病也说成是优点（比如女人最爱泄露机密。但她们最希望男人说她们守口如瓶）。

骑士对这些答案都不满意，正愁眉苦脸，走投无路，忽于林中遇一老妪，相貌其丑无比。老妪问其故，对他说说“如果你能起誓，事成之后任我所求，我就告你答案，肯定能让女王满意。”骑士求生心切，自然满口答应。两人遂同诣王庭。

及至，王后当庭而坐，贵妇云集，静候其说。骑士言出，语惊四座。答案是：“女人最渴望的就是彻底控制她们的丈夫，成为其主宰。”在座的女人，无论已婚未婚还是守寡孀居，皆点头称是，全都同意赦免骑士。女王正要做出判决，老妪起而大呼，说：“这个答案是我教他。他有言在先，如能免死则任我所求。今请王后作主，判他娶我为妻。”骑士大窘，说：“我固有誓，然请他求。愿竭家财任所取，但乞身还。”但老妪死活不答应。王后终判骑士娶老妪为妻。

骑士既娶老姬，痛不欲生，新婚之夜，拒绝行房。老妪引经据典，备述有钱有势和年轻美貌在婚姻中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指出男人嫌弃女人“老丑而穷”是一种偏见（比如她指出，既然你们男人都认为见了老头一定要恭恭敬敬，称之为长老，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得到同样的尊重），让骑士在忠贞与美貌之中任择其一。骑士左思右想，最后说愿意听她摆布，接受她的“高明控制”。老妪说；“吻我。”骑士吻之。而老妪顿成美女。

这个故事据说是一个来自巴斯（英国地名）的女人（The Wifeof Bath）所讲。这个女人一生有过五个丈夫，个个都服她。她骑马远游，到过耶路撒冷等很多圣地，又熟悉《圣经》和各种典籍，真可谓见多识广。这个故事前半截讲的是女人最想什么，后半截讲的是男人最怕什么，正好形成鲜明对照。“女人最想”，下层妇女和贵妇不同，前者所想多是小名小利或小小虚荣，而后者所想则是女人对男人的控制权，真可谓切中女人的要害。而“男人最怕”也很有意思，在故事中，亚瑟兰的骑士作为强奸犯，可以说是男权侵略性的象征。这样的“臭男人”遭审判，审判者是谁？是女人（王后是法官，贵妇是陪审团。她们在女人中地位最高）。救他命的是谁？也是女人（老妪。她是妇女中最容易遭男人歧视的一类）。而且判决是什么？是让他娶个又丑又穷的老太婆，这也是切中男人的要害。因为自古的男女关系虽有各种类型，但“权”、“色”交易总是隐为其枢。故事能浓缩双面的批判于其中，可以说是很有深义。特别是这故事还是作于中世纪晚期，在那么早就能针对当时男性牧师的反女权立场讲出如此深刻的一大番道理，就更加难能可贵。当然,这故事的结尾好像有点疲软。老妪虽洞悉女人的一切奥秘，包括女王的奥秘（老妪苦大仇深，所以觉悟特别高），但她用“家有丑老婆，不戴绿帽子”这样的好处要想打动色狼类型的“臭男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难了点。为了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作者不得不借助于神力，变丑为美。这样的结尾，从女权的观点看，还是不免有点落入俗套：等于明罚暗奖，白饶了一个美女给强奸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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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内秘辛（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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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要想“夺权”，无论是以和平演变式的改良手段,还是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一都不是很容易。因为这敌人就睡在身边。况且即使她们已经在“社会权力”方面打了翻身仗，但要想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突破男女双方在心理上的最后防线也还难的很。因为正像上面所说的“男人最怕丑女人”，女人也最怕弱男人。二者是一种对称结构。虽然女人心目中的“强弱”，有时相当模糊，往往来糅着社会评价和体质特征，不像男人心目中的“美丑”光是脸蛋和身段。

在《怕老婆的哲学》一书中，诚若谷的《与女人谈运动》就接触到这方面的问题。作者说，美国的“运动”特别多，而“我自己最熟悉，最与之每天同呼吸、共冷暖的，则是女人运动”。她所说的“女人运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女权运动”（英文的“女权主义”（feminism）本没有“权”的含义在内）。这位诚先生不但太太是“女人运动”的身体力行者（娶的是美国洋太太），而且公司里的女同事也往往都是。他拿“女人运动”开玩笑，开得最厉害的一条，就是向她们“进忠言”，劝她们放弃美国女人传统上喜欢的那种“大男人”（即“个子魁梧，肌肉丰厚，毛发粗浓，竞争力强，自信超人……”的男人），而“推引大众一起来爱弱小的男人”（即“那些文弱，多愁善感，没有肌肉，没有斗志的男人”），说若不如此，则其运动“毫无希望”

在中国的传统小说中，不仅“悍妇”型的女人多，而且“弱男人”也多。比如《儿女英雄传》中的“安公子”（安骥）、《红楼梦》中的“宝二爷”（贾宝玉），还有许多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他们好像都可入选于诚先生推荐的“理想男人”之列。但可惜的是中国的“弱男人”虽然没有了“大块蛮力”的猛男风，但至少也有点“吟风弄月”的小才气。“弱”字前面一定要加个“文”字。如果没有这“文”字，即“功名”或“才情”之类纯属男性权力的标志，女人理他才怪。

在“怕老婆”问题上，男人怕女人的原因并不十分复杂（见拙文《纸上谈兵》），那道理略同于如今的父母怕小孩，也是让小孩抓住了弱点（属于道家所说的“柔弱胜刚强”）。①(很多“男子汉”，因为在男人的圈子里压力太大，他们往往只能到女人那里倾吐心曲，因此把自己的弱点暴露无遗。这不但使她们一下子就识破了他们的外强中干，而且也正好可以利用其弱点去施展其计划，通过“近战”、“夜战”，一步步蚕食其权力。)但女人又要男人怕又恨男人怕，这却是一个要命的难题。那就像“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恐怕是办不到的。

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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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内秘辛（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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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怕老婆”这样的话题，在《惧内秘辛》（一）中我们已东拉西扯一番，内容多是书本上的。这里想讲一点书本以外的东西。

前不久，我在周锡瑞（Joe Esherick）教授家（他在北京的临时寓所）作客，碰到他的一个学生。她说她正在做清代婚姻状况的调查。从档案材料看，她的印象是，中国妇女的地位好像是两头高中间低：即大官和小老百姓，他们的老婆情况比较好。如果这种印象确有社会统计学的根据，我猜测，“大红灯笼高高照”大概只是“干烧中段”，妇女最惨可能还是惨在高低不就的半当路上，“惧内”现象的分布也许是凝聚于两端。

中国的大官怕老婆，这是有光荣传统的。大官的老婆厉害，一是它的背景就厉害，比如公主一类“金枝玉叶”，就是哄也不行，打也不是；二是她们离权力中心太近，很容易通过征服男人来夺取权力，又利用这些权力来制服男人（见拙文《纸上谈兵》）。但是小老百姓也怕老婆，这些人娶的多是丑女穷妇，手中的权力也几乎等于零，他们又是怎么一个怕法？这个问题也值得研究。

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一般人多注意的是城里人。五四以来，中国的家庭革命首先是由知识分子带头，其次是由老于部带头，前者多取“师生恋爱型”（这是美国校园内的大忌，但很值得向他们推荐），后者多取“革命恋爱型”（当然也往往是“首长”和“部下”相结合）。①(在知识分子中，即使是婚姻法公布后，有些人还保持着新旧两不废的局面，所以追悼会上会有两个老婆出现。)过去的男人世界有官、绅、士的良性循环，女人世界也有妻、妾、妓的相互补充，二者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②(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内有一个“同性恋”雕塑，作两男站着谈话，两女坐着谈话，我们中国人很难看懂这怎么就叫“同性恋”。因为在中国，传统上男人和男人的交往主要是在公共场合，女人和女人的交往主要是在家里（或妓院），男人和女人的交往也主要是在家里（或妓院）。男人和女人本来就是两个圈子。这和西方不管在哪儿都是“出双入对”的交往习惯很不一样。)只是经过这样的“阴阳大裂变”，又有禁娼、反纳妾和恋爱自由的法律保障，现在才被打破。但农村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呢？我想讲一点我亲眼看到的事情。

我要讲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妇女翻身很有名的地区，即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和韩丁（美国作家）《翻身》描写过的晋东南地区。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我回老家山西武乡县插过五年队，目睹过许多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现在回想起来，那才真是一个“怕老婆”的理想王国。

记得当年回老家，每次都得经过太谷、祁县。我听一个朋友讲。在太谷县曾发生过一出悲剧。有个插队学生（来自清华附中，是该校的短跑运动员）把他的女朋友乱刀捅死。过堂时，此人理直气壮。他说：“我都同她于过那事了，她反而和别人好……”审讯员说；“发生关系怎么啦？就可以杀人吗？现如今就是结了婚还兴离婚呢。更不用说你们还没登过记。”那结局当然是被正法。临刑时，好多老乡都叹息不已，说；“嘛，咱这地方多少年都没有出过一条好汉了”

对太谷老乡的感慨，我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的家乡与太谷相距并不远，也是属于同一“传染区”。我们那儿的老乡——我是说男性老乡，他们也有类似的失落和苦恼。感慨之余，他们会说：“咱老辈辈那一阵儿（大清朝那阵）。男人捉好捉双，老婆偷汉子，被窝里捉住，喀嚓嚓把两颗的脑（脑袋）割下，提溜上去县儿（县里）见官，马刻冯上）就能结案，威风得很。可现在了喽，女人家说一不二，要甚就得给甚，丝些些也得罪不起，可就把男人都栖惶下了”

在我的家乡，“男人怕老婆”不但蔚然成风，而且他们的“怕”还是全方位的，从说媳妇到娶媳妇到打离婚，没有一样不叫他们“怕”。当地人说：“老人就讲了，天下十八罗汉，只有十七童女，总有一个寻不下。”谁都害怕自己当了这个“第十八”（案：这是说男女比例为18：17，现在的比差可能更高）。好端端一个大小伙子，三十说不下，也就没人要，情况比城里的“大龄女青年”还惨。当地男人挑女人，理想条件是人性好（指脾气个性好，孝敬公婆，善处邻里），外头外头能动弹。回来回来能始掇家。当然还有一条更重要，就是会养孩子。至于相貌，他们说，要说人材好，那还得属人家刘少奇家（“家”是老婆的意思，一九七一年我们那儿村村都放电影《刘少奇访印尼》，说是搞批判，其实是开洋荤），咱们受苦人。想也不敢想。实在想了，一就买张画儿贴墙上。他们的标准很低。也很实际。而女人呢，可就大不一样，地位钱财方面的考虑不用说，男的能干不能干也不能少。作为附带条件，女方还往往希望“上无老，下无小”（父母双亡，兄弟姐妹没有，或虽有而另过），自己独占一串院。由于婚姻市场向女方倾斜度太大，撇闪下一群男光棍，所以也就闹成了：瘸驴瞎马，只要是个女的，全都有人要。这是讲找不下的难。找下了呢，男人要想把老婆留住也难。结婚前苦熬苦挣，东挪西借，拉下一屁股的亏空饥荒，先要花上一大笔财礼不说。就算把人娶过来了，人家的心也还在娘家。你要把媳妇的心也拴住，不但得时常孝敬老丈人家，还得接受更严峻的考验。新媳妇一过门，没有几天就“老鼠搬家”，先还是些瓜瓜菜菜、米米面面，后来积少成多，雪球越滚越大，直到男方绷不住劲。于是不免有口角，于是不免起磨擦，稍不如意，人家就抱上孩子回娘家。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哄回来一次不算，下一回闹得更欢。再敢急恼，动手打人，得，人家就提出打离婚。这时东西也就搬得差不多了。最后上公社办手续，一般都是，结婚“三大件”：缝纫机、洋车子（自行车）、大躺箱，判给女方；孩子，也判给女方。那时真是人财两空，一无所有。

在我们那儿，农民的“生老病死”是一种严酷的循环过程。一个大男人，吃了动弹，吃了动弹，日头升又落，一辈子活着图个啥，还不是早日娶妻生子，日后有个指靠。他们受上多大的罪，嘴里挖出来，也要给孩子们攒钱盖地方（盖房子）、娶媳妇，想的是等老了有人能给担上些水，送上些柴（现在能同老人一起过的人家越来越少，不能指望太多），最后割上口寿材（棺材）。老的是为了小的，小的也是为了老的，生死相继，一环扣一环。所以他们特别看重香火（那原因并不仅仅是观念上的，光是担水一事就不容小看）。我们那儿的男人打离婚，赔钱还算事小，人损失了才叫事大。男人就是退一万步，老婆没了，也不敢教把孩子给丢了。而女人治他，还偏偏就是咬住这一条：人走，孩子也一定带上走。于是有趣的事就出现了，同城里正好相反，一个女人离了婚，拖拖拽拽一堆孩子，照样可以走哪儿嫁哪儿。“二锅头”，没事。“拖油瓶”，也没事。说不定还是抢手货。男人求子心切，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表哥，他是个相当能干而又老实巴交的人。记得小时候，他到过北京我家，也到过武汉他哥哥家。五八年大炼钢铁时，他曾到长治当过炼钢工人（他家的墙上总是挂着一张他当年穿着炼钢工人服的照片，很让他自豪）。后来三年困难时期，工厂下马，他才回了家。我回家那阵儿，他正给队里赶大车。他跟我说，早先他也娶过一个老婆，是没人敢要的地主婆。后来这个老婆死了，他一直就是一人过。有一年他终于有了个新家，我很替他高兴。可问题是，好长时间了，就是养不下个孩子。一天，他跟我说；“我到医院看过了，人家说，是咱们自己的问题，不怨你表嫂。我对你表嫂讲了，我已花钱给她寻下个人，叫她不要怕丢人。她要不自在了，咱们可以躲出去。只要能给咱怀上个娃，再大的委屈也值当。”

后来，我听说我这表嫂是有了个孩子，而我表哥也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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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内秘辛（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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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宏观的历史学家”，有人可能会说，此类现象大概是男人压迫女人的报应。“旧社会是口黑咕隆咯的苦水井，咱妇女就压在那最下头”，男人压迫妇女几千年，几十年的“矫枉过正”算不了啥。可是问题是，在我的老家，“怕老婆”的受害者也并不总是男人。

我记得有一年麦收，大家在地里干得欢。因为晌午了，可以破上肚子吃一回（队里管饭，每人一张大饼外加管够的小米饭）。我正低头割麦，忽听有个孩子喊：“快来看呀。”人呼喇一声都围了过去。我到了跟前才知道，原来人丛中围着个大姑娘，当着众人的面，她脱下裤子就尿尿。大人小孩逗她，她也不害臊。我听人说，这是福贵刚娶下的媳妇，人材实在好，可惜就是个疯子。

小伙子，人也老实态

“没人要”。他娶这么

规定），也不知他们在公

我还想，福贵能娶上个

虽然“老了点”，但毕竟能

闺女嫁给他？

妈那村嫁过来。据说她到

说：“她那个妈才叫个狠心

一家不算，嫁上两家不算，

天好日子，她就要挑上人家

闹离婚。最后了，这闺女嫁到你妈那个村，她死活舍不下这一家。可她妈非要逼上她离，她就疯了。”

我住的地方离福贵家很近，每到泉子头上担水，差不多都能碰上福贵妈，她老是赶着一大群鸭子（我们村只有她一家养鸭子），见了我就说：“瞧把人家城里孩子可怜的，跟上咱们在这山沟沟里受罪。你看哪只鸭子好了，就逮上回家，拾掇着吃了吧，咱们又不敢吃这东西。”这个好心的老太婆，一心就想抱个胖孙子，自从有了儿媳妇，心里当然乐开了花。可是一到晚上，邻居都说，他们家总是一闹一黑夜。第二天上地时，你看吧，福贵的那个脸上，总是青一道紫一道，十分狼狈。村里人都笑着说：“嗨，夜黑来你听见没有？娘儿两个使劲都没办法。”

后来我离开了村子，不知道这女人的结局到底怎么样。我只听人说，福贵的妈死了，福贵也死了（在我们那里，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当然，故事讲到这儿，有人会问，在你说的那个“怕老婆”王国中，难道就没有几个例外吗？我说有的，不但有，恐怕还有相当数量。他们就是农村中的一批“大能人”；一种是在外面挣钱的工人（如卡车司机、煤矿工人），一种是县社两级的干部，还有一种是公办教师（县社干部的后备军）。他们不怕。再下来，是村里的拖拉机手、电工、石匠、木匠、民办教员，怕的程度也要低一些。当然后者往往是两头跨着，很难一概而论。比如同样是我们村，隔壁有个年轻木匠，在外面，要力气有力气，要本事有本事，可是搁家里，那是经常的挨打受骂。而另外一个老木匠呢，他竟敢拿凿子往他老婆的屁股上凿（这大概与年龄有关，因为后者还有“当年勇”）。

在我的故事里，男女双方的角色是被颠倒了过来。它不仅同过去的男性统治相比是鲜明对照，就是同现在的城里人相比也是鲜明对照（旧小说中的“阴阳颠倒”在这里要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表现的更充分）。这使它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场彻底的革命。

让男人作女人和让女人作男人，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的“王子”和“贫儿”一样（见所作《王子与贫儿》），互相换着当，这也许确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但可怕的是，社会学的遗传机制，往往都是借“受虐”来遗传“施虐”（好比媳妇熬成婆，又拿媳妇来出气）。当女人在这样的翻天覆地中扬眉吐气时，他们也正好中了男人的毒。因为这里女人的胜利仅仅是对“窝囊男人”的胜利，她们对“硬汉”、“强汉”的追求还是老一套（强中更有强中手，这样的追求是个“无底洞”）。而男人的失败呢，也不过是对女人死了心。他们的思想不但一点没提高，反而合奏保子，只把女人当成个‘生孩子机”（连“泄欲工具”都不如）。

所以我想，这样的“翻身”大概只是“翻烙饼”吧。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二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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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吝啬鬼、泼妇、一夫一妻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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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书评，只是闲谈

我想说个人，我的朋友马克梦（Keith McMahon），说说他的书和我的感想。

马克梦教授，现在是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的主任。作为学者，他研究的是中国小说，特别是明清时期的色情小说。美国教授忙，比我们上课多，时间少，只能利用寒暑假或季节假，还有七年一次的长假（sabbatical year，安息年），外出调查和写作。他们从博士而助教授而副教授而正教授，一路迁升，主要是看著作。但时间太少，著作不会太多，通常是一本书主义，或两本书主义。第一本书，往往是博士论文。他们是靠博士论文才找到教职，最初是当助教授。然后，修改论文，正式出版，通过书评，在学术界立稳脚跟。有了这本书，或者再加上一本书，往往就可拿到终身职，当上副教授和正教授。路很漫长。

研究小说，是很辛苦的事。不记笔记等于白看。马克梦要找的书，不是一般的书，它们往往散落于世界各国（大部分在北京），很多都是深藏秘扃。汇集这类书，出丛刊本，只是近年才多起来，在这之前，要亲往调查。厚厚的小说，必须一本一本读，有的是善本，有的是缩微胶卷，二十多年，他已出了三本书，不容易：

（1）《17世纪中国小说中的诱惑和克制》，《通报》专刊，第15卷，E. J. 布利尔，1988年（Causality and Contain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Monographies du T’oung Pao, vol. XV, E. J. Brill, 1988）。〔案：这篇157页的长文其实是本书〕

（2）《吝啬鬼、泼妇、一夫一妻者，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Misers, Shrews, and Polygamists, 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财神爷的陨落，19世纪中国的抽鸦片》，罗曼、利特菲尔德出版公司，2002年（The Fall of the God of Mone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2）。

这三本书，每七年出一本，非常规律。一本17世纪，一本18世纪，一本19世纪，跨越明末清初、清代中期和清代晚期，由远及近，自成系列，两本谈色，一本说毒，都是研究人们羞于启齿不敢触及的话题。他是人去我取，和我一样，也是属于研究怪学问的人。

马克梦小我四岁，祖上是意大利人，上唇留小胡子，头发花白。他喜欢骑自行车，不但自己骑，还带着全家骑，不但在美国骑，还上法国骑（我们有个朋友在那里）。因为坚持骑车，可能还有遗传优势吧，他看上去，瘦削，精练，多余的肉，一点没有（图四八）。

我们有相似的背景，都是“文革”时期的半大小子（teenager）。美国的“文革”，是与越战、法国1968年事件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步。但他们和我们不同，他们的“文革”是吸毒、性解放，我们这儿，闹革命，不回家，桌椅板凳拚一块儿，男男女女睡一屋，谁都不碰谁，碰了就是耍流氓，打死都说不定。马克梦的第一本书，序言说，色情小说是明代“准文化革命”（almost-cultural-revolution）的一部分。这个说法，也许并无深意，但却引起我的联想。真的，我们谁又能说，在这场轰轰烈烈与世界同步的历史事件中，自己没有受过影响呢？不管是好还是坏。

让我再做一点同步比较吧。

我在山西插队那阵儿，他在读本科和硕士。

1970－1974年，他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比较文学系读本科，学比较文学和法语。他说早在1972年，他就开始学汉语，想掌握一门非印欧语系的语言。

1974－1976年，他在耶鲁大学东亚系跟宇文索安（Stephen Owen）学中国文学，读硕士。他说，收获最大是上现代哲学课和文学批评课，特别是读德里达和拉康。法国人的这类学问在美国很时髦，但影响最大，不在哲学系，而在比较文学系和文学批评界。当时，他对中文，热情不太高，真正迷上中文，反而是在离校后。1976－1977年，他去台湾，斯坦福大学在台湾大学有个汉语训练班，参加这个班，他才中文大进。

后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和在该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读硕士，他在读博士。

1977－1984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从浦安迪（Andrew Plaks）和高友功治中国小说和比较文学。当时，浦氏是研究《红楼梦》和“四大奇书”的名家。“四大奇书”是小说研究的主流，中国、美国一个样。然而，马克梦热衷的却是色情小说。他觉得，除“四大奇书”，高大全，其他的东西不研究，太可惜；中国的色情小说数量庞大，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应该有人研究。这人是谁呢？当然是马克梦了。他有学术训练，有能力，有干劲，这还不够，重要的是，他有兴趣，有问题，有想象力和内心冲动，特别是“了解之同情”。因为我所认识的西方学者，最缺的就是这种同情。

另外，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他还留过三年学。1979－1981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听王水照、应必诚和章培恒等人的课。这段时间，对他很重要。因为，这是中国和西方重新来往的开始，也是中国重新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开始，百废待兴，有点开创之局的味道。很多中国的优秀学者是成长于这一时期，很多杰出的海外汉学家也是成长于这一时期。他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在上海也有很多朋友。

我们是因为共同的兴趣才走到一块儿来的。我说过，我也想在小说上玩一把。

马克梦常来中国，几乎每年一次，看我，看潘绥铭，还有其他朋友。因为来得太多，潜移默化，显得特别中国。语言，虽然胡同里的话还不过关，但普通话绝对标准，根本听不出口音；心态也非常平和，丝毫没有洋脾气。还有，他很平民化。他喜欢美国的老城市和旧建筑，包括其中的贫民区。中国也一样。复旦读书时，同屋的中国同学，一件衬衫老不换，让他自惭形秽，他也决心不换。总之，他给人的感觉是，不像外国人，也不像大学者，只是个普通朋友而已。

美国人不爱闲逛和聊天，但他是个例外。我们可以整日聊天，说累了，就各干各的。饿了，随便弄点什么，将就着吃。困了，找个沙发猫一下。再不然，就在阳台上看景。街上有什么好看？只有汽车穿梭，呼呼驶过，但他看得津津有味。有货车从楼下过，工人在煤堆上打牌，或干脆作大字形，仰面朝天，睡在车箱里，我是司空见惯，但他会惊呼，说美国看不到，也根本不允许。

有一次，我和他到王府井，顺道去看住在筒子河边的唐复年（唐兰先生的儿子），什么事忘记了。那个时期，电话还没普及，上人家都是直扑其门。天热，开门的唐先生只穿一条裤衩，他见我旁边立个外国人，十分尴尬，赶紧掩门。我说，没事没事，都是熟人，你千万别拿他当外国人。

我还记得，从唐复年家出来，我们坐在夕阳西下的筒子河边，台阶下面，波光粼粼。他说，他特别喜欢刚才的访问，“紫禁城的黄昏”，真美，可惜没带照相机。

上面是知人论世，现在言归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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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吝啬鬼、泼妇、一夫一妻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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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就马克梦的第二本书说两句话。这本书和他的第一本书一样，也是讨论广义的“男女之事”。我国的“男女”有双重含义，不光指男女交接之术的“性”（sexuality），也指性别研究的“性”（gender），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male-female relations）。“性”是日本人造的怪词，不能曲尽其妙，还易滋生误解。此书是研究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题目很清楚。《老子想尔注》说“男女之事，不可不勤也”，现在的流氓也说“cào一cào，十年少”，这类兴趣，我们都有，但窄了点，不能概括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他跟我说，他为什么研究这类问题，主要还是生活中的困惑。我也一样。人类只有两大类（当然，严格讲还不止两类），这一半了解那一半，简直就是哲学问题，一辈子都琢磨不透。特别是，这类问题，还有他在第三本书里讨论的问题，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序言里，他说，他很遗憾，他妈妈没看到这本书就去世了。前年在香港教书，他特意来会我，我说，我妈妈刚去世，“梦里依稀慈母泪”，勾起他对母亲的回忆。他说，他收拾母亲留下的遗物，难禁伤心；他是在单亲家庭中由妈妈带大，母亲的去世给他打击很大。

波黑战争那阵儿，他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还有他太太带来的女儿。他的第三本书，序言最后是感谢他女儿，感谢他太太，书就是献给他太太。也许是通过他妈妈，他妻子和他女儿，他说他对妇女有了更多的同情，发动战争到处杀人的都是男人。没错。

我们都是举一反亿。

和马克梦的第一本书相比，这本书为“男女之事”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含义。虽然他是通过文学来透视社会，他所透视的只是社会金字塔的顶尖部分。

他的第一本书是写于80年代。那个时代，是中国的又一次启蒙，一切都带有强烈的对比色。当时，国内讨论这类问题的人，主要关心的是所谓“性解放”。他们都以为，传统就是性压抑，现代就是性解放，或中国就是性压抑，外国就是性解放，就像民主和专制，富裕和贫穷，古今中外之间横着一道线，天差地别。

在高罗佩的笔下，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讨论。他说，中国本来是个性文化特别发达也特别开放的时代，尤其是明朝，为什么清朝突然又缩回去了呢？我想，我们翻译的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当时会引起轰动，原因就在，当时的阅读环境基本上是笼罩在一种“性压抑”的气氛之中。读者需要的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只要鼓励开放，他们就热烈欢迎。

然而事实上，人类在性问题上的禁与弛，一直是互为补充，从来没有绝对的禁，也从来没有绝对的弛，两者的关系是，这里禁一下，那里弛一下，此时紧一下，彼时松一下。如我们一向以为十分开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性问题上就充满禁忌，宗教束缚很大，中国人体会不到，比如信仰不同，没法结婚，堕胎问题，他们可以闹到开枪杀人。同样，咱们中国，过去是三纲五常、男女授受不亲与纳妾逛窑子并行不悖。如今，也是五讲四美、打非扫黄与卖淫嫖娼互为消长。“三陪”、“二奶”，全都转回来了，还压什么抑？怎么形容呢，这就像同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彼此分不开。江晓原教授说，“考虑到‘性压抑’理论的明显困难，我尝试用一个定名为‘性张力’的新概念来取而代之”（江晓原《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他说的“性张力”（sexual tension），是个洋词，听上去有点费解，其实也就是俗话说的“绷着劲儿”的那个“劲儿”。“绷不住了”，当然也就“性解放”。

马克梦的《诱惑和克制》也是讨论“性张力”。但角度有点不同。明晚期，中国的色情小说特别发达，皮肉烂淫，描写非常露骨，各种细节，充满诱惑。但其叙事方式，却是以克制为一头一尾，即推始于戒淫，继之以宣淫，然后又回到戒淫。作者的逻辑是，戒淫必须宣淫，宣淫才能戒淫。一方面煽风点火，一方面危言耸听，把读者的胃口吊起来，再劝之以善恶果报。归根结底，还是强调克制。这当然是文学手法，但马克梦对这种手法兴趣很浓。比如他的第一本书，前面有幅画，是表现隔墙偷窥，上面有诗：“只因一幅香罗帕，惹起千秋长恨歌”。隔墙偷窥，他说，就是很有意思的概念。我们对西方是隔墙偷窥，他们对我们也是隔墙偷窥。这就是双方的“诱惑和克制”。

这种讨论方式和当时的我们有某种相似性。大家关心的问题，主要就是“绷得住”、“绷不住”。我们读潘绥铭的研究、李银河的研究、江晓原的研究、刘达临的研究，都能感受到这种气氛。

我对“性”的研究非常业余，始终不能下定决心，死心塌地研究“性”，因而和上述专家保持着距离，基本上也是属于“隔墙偷窥”吧。

《吝啬鬼、泼妇、一夫一妻者》，现有中文译本（王维东、杨彩霞译，戴联斌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戴联斌邀我写书评，我没写。我从来不写书评，只写读书笔记，读书感想。后来，江晓原教授写了，登在《书城》2002年的9期，请参看。这里，我想说点我自己的感想。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它并不是《诱惑和克制》的续篇，虽然两者讨论的对象在时间上是前后相接。1990－1992年，马克梦翻译过我论马王堆房中书的文章，并且经共同讨论，加以改写，最后联名发表于Early China的第17期。我知道，他对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对色情小说中的床笫之欢，兴趣未曾或减。但在他的新书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已突破了“性张力”的概念。他更关心的已经不是sexuality，而是gender，并把sexuality和gender纳入了更大的话题。

我们都还记得，高罗佩曾强调，中国的性行为和性观念，必须纳入中国的历史背景即其特殊的婚姻形态和男女关系才能理解，无论说好说坏都离不开这个前提（当然他是说好，比别人更正常），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他们有情妇，有妓女，但没有小老婆。这是我们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地方。马克梦也讲过他的经验，他说，他上课，学生最好奇，就是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因为这样的东西，他们没有。中国的房中术，其实是围绕这类东西。一个老家伙，妻妾成群，怎么对付？可比情妇、妓女麻烦多了。“普降甘霖”，皆大欢喜，那是谈何容易？里面的学问大了去。男生听了，自惭形秽；女生听了，倍感鼓舞。他们简直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国度。春画上的小老头，枯瘦如柴，浑身是火。这种干柴烈火的想象，真是太有趣。

此书选择的讨论对象是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即明清小说经常描写的中国上层社会的家庭。这种家庭结构下的男女角色，男性家长和他的妻妾，还有这些妻妾的孩子，夫与妇，妻与妾，父与子，母与子，以及他们之间的各种三角关系。他有一个很有启发的总结：假如一个男性家长，他处于一夫多妻制家庭的顶端，如果不能量入为出，过分慷慨和挥霍自己的精气神，还有感情和金钱，则他的妻妾必然是泼妇，小孩必然是败家子，家庭必败。反之，家庭才能安定团结，维持不坠。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提起，东汉方士甘始、东郭延年和封君达“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或饮小便，或自倒悬，爱啬精气，不极视大言”（《后汉书·方术列传》），他对“爱啬精气”四个字连声称妙，并且开玩笑说，他自己就是吝啬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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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吝啬鬼、泼妇、一夫一妻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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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吉男有本书叫《独自扣门》，我说，他是“独自抠门”。真的，马克梦确实是个非常节俭的人。这不是批评，而是赞美。

我是山西人。现在讲晋商，主要是美化儒商，好像读点孔子学点文化就能致富，那是没有的事。其实，致富是靠抠门，全世界如此。抠门是经济学的本质（economy的本义就是节约），它的意思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什么都精打细算。“大红灯笼高高照”，后面就是抠门。

我们得说实话。

我常常喜欢拿美国地图套中国地图：西雅图在新疆，加州在西藏，芝加哥在内蒙古，纽约、华盛顿就是天津和北京。但怎么比怎么别扭。别的不说，光是气候就大不一样。我第一次到美国就吃过这个亏，西雅图是四季如春，明明已是阳春美景，芝加哥却大雪纷飞，赶紧找人借衣服。

马克梦的书是在堪萨斯写的，大概是在河南、湖北吧，我这样想。他屡次跟我说，你到美国，就上我这儿来玩吧，这里和东西海岸可不一样，特点是有大片的庄稼地，他喜欢的小麦、玉米和大豆，浅山溪流，河谷中的森林，极目望去，到处都是绿色或黄色，还有就是龙卷风。他送我一张明信片，上面就是龙卷风。龙卷风确实是当地一景。他总说，这里是个小地方，耐不住寂寞的人不会到这儿来。

马克梦的第三本书是写鸦片。那一阵儿，他也是兴味盎然，特意上潘家园，买过一杆烟枪。序言中，他说，毒品的问题其来尚矣，中国和西方打交道，这是开端，贸易把它变成世界性的大问题。这类问题，现在很多，比如美国的私人枪支和全球军火贸易，同步的中国怎么样？我们躲在家里搓麻，他们是公开设赌，将来会不会走一块儿？写完鸦片写什么，他说不知道。我说，酒色财气黄毒赌，暴力和赌博你没谈，何妨一试。

最近，他在读《姑妄言》，并且对中国文学中的“奇女子”发生浓厚兴趣。《姑妄言》是近年发掘的俄藏本，花样最多，篇幅最长（近百万言），堪称中国色情小说之最。台湾的本子有十大本，前年在香港，去年在北京，他总是抱着一本，走在外面，有空就读起来。

我盼望他有新书早日问世，并有新的中文译本和读者见面。

2005年1月17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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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生蔡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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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的厕所和厕所用纸

这是个带假设语气的话题，但却不是“反事实分析”的游戏。我是把它当中华文明的缩影，故先从“四大发明”说起。

一、纸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中国被欧美和日本侵略瓜分，备受欺凌侮辱，1943年，李约瑟论证“四大发明”，曾经在抗战中起过鼓舞人心的作用（培根和马克思也讲过“三大发明”，去除重复，是“四大发明”）。50年代，举国上下，非常强调爱国教育。当时的历史课本，特别喜欢强调，即使在科学技术上，我们也曾先进，落后只是近一二百年。人家洋人都说了，咱们中国有“四大发明”，让他们受益无穷，我们当然很自豪。我还记得，当时发行过几套邮票，都叫“伟大的祖国”，每套四张。其中一套就是“四大发明”。

这“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我印象最深是“指南针”。其标准图像是已故文物专家王振铎先生复原的“司南”：铜方盘，中有圆池，上置铜勺。盘是仿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铜式，勺是仿朝鲜乐浪出土的漆木勺。为了说明自己的复原，他写了很长的文章，有人认为缺乏考古依据（如罗福颐）。但这一图像经反复宣传，写进小学课本，好多人都以为是出土实物。

中国的“四大发明”，按用途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

火药和指南针，是武科学，或者更严格地说，原来并不是科学。前者是炼丹的产物，后者是用来看风水，原来都是迷信。迷信变科学，主要用途是杀人。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都是用于杀人。杀人是最先进的科学，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在里面。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他们把这两大发明传播给西方，是我们的礼物（罗盘，也有人说，是各自发明，这里不必辩论）。来而不往非礼也。“船坚炮利”是什么？就是他们把这两大发明重新改造，揉一块，做成炮舰，给咱们还礼来了。鲁迅说，中国虽发明火药，却只会用来放烟花炮竹；发明罗盘，也是用来看风水。这是故意泼冷水，叫我们不要狂妄自大。其实我们也用火药作枪炮，也用罗盘航海。只不过，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船更坚，炮更利，在他们的礼物面前，我们不能不低头。

造纸和印刷术，是文科学。它们都与“书”有关，主要是为读书人，即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服务。印书的纸，写字画画的纸，是宣纸类的纸，轻盈、柔软、漂亮，比埃及的纸草、欧洲的羊皮纸、美洲的树皮纸全都先进（中国南方也有树皮纸，可做衣被、盔甲）。但其他的纸，小时候我见过的纸，糊窗户、包糖果和擦屁股的纸，都比较粗糙，现在已被玻璃、塑料袋和卫生纸所代替。过去商店里，不但包东西用纸，捆东西也用纸绳。我记得，张秉贵站柜的年代，一直到80年代末，还是如此。纸之用可谓大矣。30多年前，在绍兴，我见过，有人竟能用脚划船，顺着河流，把造好的草纸，一张张铺在岸上。这种论刀卖，黄色或灰色的草纸，现在在北京已见不到，外地没调查，不知是否完全绝迹。印刷术，西方仍有异议，韩国也和我们争。活字印刷在中国，始终不如雕版印刷，这是事实。它和谷登堡的活字印刷是什么关系，也可以讨论。但纸没有问题。

这里，我想说一下纸。不是和读、写有关，而是和拉、撒有关。

二、小孩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中国早期的书写材料，最初是竹木简。它的发明，正像它的名字，比较简单。因为竹木到处都是。后来，可能比它晚一点，与竹木简配合使用，还有缣帛，也就是丝绸一类东西。丝绸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新石器时代就有，但用于书写可能比较晚。它的优点是质轻幅广，但比较贵。中国的纸最早出现于何时？这是科技史上的大问题。现在，研究汉纸，有不少考古新发现，如放马滩纸、灞桥纸、扶风纸、金关纸、悬泉置纸、马圈湾纸，我们知道，纸在西汉就已出现。但传统说法，纸的发明却在东汉时期，发明者是东汉桂阳（今湖南郴州）人蔡伦。大家都说，是蔡伦发明了纸。

纸的发明是一大革命。竹简帛书流行于战国秦汉，魏晋时期也还在使用，纸的流行主要是南北朝以来。三种材料，发明时间，互有早晚；流行时间，互有重叠。但总的说来，纸的发明比较晚。蔡伦纸为什么出名，可能是质量比较好，成本比较低，产量比较高。这种性能好的纸一出来，纸才推广开来，导致后来取代竹简，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纸流行后，帛还偶尔用于书画）。我们姑且这么说。

很多年前，有个淘气的小孩，也就是我的儿子，当时还是小学生。有一天，历史课，老师讲“四大发明”，我儿子问：“蔡伦发明纸以前，我们用什么擦屁股？”老师大怒，把他赶出课堂。

儿子回家问，“爸，你是学考古的。你说蔡伦以前，我们到底用啥擦屁股？”我想了又想，不知该怎么回答。你还别说，这真是个难题，不用说小学老师不知道，就是满肚子学问的考古专家，也不一定能解答，真是难为老师了。从前不明白，现在我知道，生活中有太多问题，不能入于学术的法眼，这个问题是盲点。

对这一难题的解答，初看很简单。我虽没有在汉代或汉代以前呆过，人类学的知识还是有一点。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到处可以自寻方便。小便，扭过脸，转过身，哗哗了事。大便，顶多挪几步，找个树丛或壕沟，往后一躲，朝下一蹲。老乡说，到了咱这地方，还讲究个甚，庄稼叶子土坷垃，草棍棍，树枝枝，什么都能解决问题。再不行了，寻个地方，圪蹭圪蹭。这些肯定是最古老的办法。

不过，这可不是标准答案。现代老百姓的习惯，只能用来考证古代老百姓的习惯，而且还只是参考。上层社会怎么样？皇上、后妃怎么方便？文武百官、读书人、和尚、道士怎么方便？不知道。以前我真的不知道。

中国的厕所，其来尚矣，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各个时期的发现都有，值得写专书，出图录，系统总结一下。台湾学者邢义田写过讨论罗马澡塘的文章。澡塘不光是为了干净，还是社交场所。同样，厕所也不光是为了方便，有人还在里面读书写作。即便只是图方便，也值得做深入研究，特别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人类的排泄至关重要。排泄出了问题，轻则得病，重则夺命。人类居住的村镇、城市亦如是，污水、垃圾和粪尿该如何处理，也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古人对厕所的考虑比我们周到，不仅地上有，天上也有；不仅活人用，死人也用。如天溷七星，在外屏之南，就是天上的厕所，星官也要行其方便。汉墓，如汉楚王墓，坟墓里面也修厕所。考古发现证明，古今的厕所是一脉相承。“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是两千多年一贯制（图五五）。

然而，这样的事，古往今来，司空见惯，普通人懒得去写。事涉污秽，有伤风雅，学者也羞于启齿。地老天荒，年深月久，史阙无闻，也就成了一笔糊涂账。我们读各种中国建筑史，都是专拣漂亮的东西说，斗拱飞檐，雕梁画栋，哪有这等下贱东西的地位。没人理，是理所当然。

带着问题学，查了一点资料，我觉得，这后面的学问很深很大，也很有意思。这里只能浮光掠影，讲一点粗糙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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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生蔡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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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厕所释名

中国的厕所，文言词汇，主要有五种叫法：屏、厕（亦作廁）、圊（亦作清）、圂（亦作溷）、※（亦作宴或偃）。此外，还有屏※、路厕、行清、溷轩等合成词。汉代流行的小学课本《急就篇》，是用当时的顺口溜写成，其中有一句，叫“屏廁清溷粪土壤”，就是讲厕所的前四种名称，意思是说，厕所里的粪便，可以用来给农田施肥。

屏，有屏蔽之义，大概指厕所有墙，可以遮人耳目。

厕，有侧僻之义，古代厕所多修于宅旁的隐蔽之处，特别是宅院的东侧，犄角旮旯，不能当门正脸，摆在明显的地方，故厕所也叫“东净”，上厕所也叫“登东”。路厕，可能是路边的公厕。

圊的意思，是用其反义，因为厕所是“至秽之所”，最脏，必须经常加以清除，所以从囗从清，古书亦作清，正如现在把厕所叫做“卫生间”。上文“东净”之“净”，就是“圊”的俗写，明明很脏，却说干净，用法是一样的。《水浒传》中，鲁智深在东京大相国寺当菜头，管菜园子，和他平起平坐，寺中分管杂务的差事，还有一样是叫净头，净头就是管厕所的。古代掏厕所有专职人员，粪车走哪个宫门，哪个城门，什么路线，也有专门规定。石传祥同志的工作，古今中外不可少。行清，大概也是路边的公厕。

圂，一看字形就知道，是和猪圈有关，准确地说，是上为厕所，下为猪圈，带有recycle意思的设施。人吃了，屙而喂猪。猪吃了，屙而成肥。肥可施田，种粮种菜。猪肥了，也可以吃肉。这些都可反过来喂人，由此形成食物链。

至于※，则是指粪池，古人也叫屏※。它和圂比较接近。※是粪池，圂者，则是把猪养在粪池之中，人粪、猪粪是混在一起。

以上五名，清代学者王念孙、孙诒让做过详细考证（《广雅疏证》卷七上和《周礼正义》卷一一），我把他们的解释改造了一下，撮述在这里。

这些都是比较高雅的叫法，俗称则是厕所、便所、茅房、净房。茅房不是茅草房。我们老家把厕所叫茅间，只有短垣，没有屋顶，茅草何以施之？原来他们是以茅称粪。英语的troublemaker，他们叫搅茅棍，搅茅棍的意思就是搅屎棍。跑茅也是指拉稀。

现在的厕所，有很多异名，多半译自外来语。如洗手间或盥洗室，是英语的lavatory或washroom（日语叫御手洗），本来是指洗手洗脸的地方；化妆室，是法语的toilette（英语叫toilet），本来是指梳妆打扮的地方；卫生间，是借用日语再创造的词汇。我国以“卫生”为名的词特别多，如卫生球（樟脑丸）、卫生衣（绒衣）、卫生员（医务人员）、卫生纸（手纸和月经用纸）、卫生带（月经带）、卫生裤（绒裤）、卫生所（诊所）。最近，还有“环卫”（环境卫生）一词。这些词中的“卫生”（eisei）是日语借用古汉语翻译西方语言，相当英语的hygiene和sanitation，作形容词，本指合乎健康，但实际用法，近似“干净”，如“这家饭馆不卫生”，“喝生水不卫生”。现在的美国，公共厕所叫restroom，直译是休息室；家里的厕所叫bathroom，直译是洗澡间。全是绕着说，拣好听的说。但抽水马桶发明前，无论什么厕所，都是近之则臭，远之则急，不打扫不行，打扫，又掩鼻捂嘴，难以措手足。尤其是人口密集把人往起摞的大城市，尤其是高楼林立的公寓式建筑。前些年，在巴黎，我发现他们的老房子，很多还是把厕所建于居室之外，像我们的筒子楼那样。这是古风犹存。如今的厕所可大不一样，全都“登堂而入室”，不但堂而皇之占据居室之一隅，而且大摇大摆钻进主卧（master bedroom）的深处，最奢侈豪华。这是拜抽水马桶之赐。抽水马桶，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欧美现代化的厕所，公厕分男女，一般都是小便器、大便器和洗手池三位一体，四壁贴瓷砖；家里的厕所则是马桶、洗澡盆、洗手池三位一体，四壁贴瓷砖。日本的厕所，从前是中国式，全盘西化后，精益求精，特别能在马桶上下功夫，声光化电，功能最全，不仅对各国传统兼收并蓄（如其冲洗功能，就是吸收了南亚、东南亚“一洗了之”的传统），还能于现代之外保存古风（有些相当高级的厕所，依旧是蹲坑）。

如今，市政建设，厕所改造是一大难题。特别是迎奥运，兹事体大，不容忽视。近百年来，中国人为体用之争吵得不亦乐乎，至今不能取得共识。汪曾祺先生尝言，甭管怎么全盘西化，有一样化不了，就是中国文学总得用中国话写中国事（出处忘了）。但在厕所的问题上，国粹论却很难立足。刘心武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高雅的话题》（《东方纪事》1989年1期，4－7页）。他说，“吃、喝、拉、撒、睡”是“至关重要的生存环节”，厕所“绝非庸俗荒唐的话题”，“在卫生间的问题上，我承认自己是‘全盘西化’的主张者”。

他说的“全盘西化”，就是指三位一体的厕所，25年过去，已经不是新鲜事。

四、“全盘西化”前的中国厕所

在中国的厕所还没有“全盘西化”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前现代的厕所，即不久以前大家还能看到，现在恐怕也没全部消灭的厕所。其中有的，恐怕要及时抢救，适当保留，列为文化遗产。

小时候，我上过的厕所，基本上是胡同里还保留的那种公共厕所，蹲坑，坑边有两块砖或特意高起一块的水泥脚垫（有的没有），中间有隔墙（有的没有），还是两千年一贯制。不同的是，那时好像比后来卫生一点，坑上经常有带木柄的盖，到处撒石灰。北方厕所使用炭灰一类东西作干燥剂和除臭剂，是有传统的（宫里就是这么用）。木盖，也是属于古风。我们小学，寄宿制，中午一定要午睡。为了逃午睡，怕被老师抓住，干脆躲在厕所里（老师是女的，进不来）。我能躲在里面，想必能够容忍。蹲坑，是那时的习惯。中国的农民特有蹲功，地头上蹲，家门口蹲，端着碗在大十字上蹲，如厕也是这种姿势。蹲惯的老人，还真不习惯坐马桶，往往仍取蹲姿，两脚踩在马桶圈上，比如俺的老乡赵树理，据说就是如此。

除了封闭式，儿时称为“伦敦”（谐音“轮蹲”）的这种厕所，随着年龄增长，我还见过两种开放式的厕所。

一种是全面开放。广阔天地，无墙无坑，房前屋后，犄角旮旯，有那么个地方，算是比较固定。不太固定，则随屙随干，有如牛马虽遗。比如30多年前，我在内蒙临河用过的厕所，就是如此，那里很干，非常符合生态学的原理。这样的厕所，倒是可以欣赏景色，但没有心情。白天，常有一种飞虫，形似蜜蜂，不是采花，而是逐臭，像可恶的苍蝇一样，挥之不去，盘旋复至。黄昏，则蚊蜹如云，叵耐叮咬。夜里，“一天星斗拱黄庭”，静得可怕。

一种是半开放。也是30多年前，在风景如画的江南水乡，鲁迅和秋瑾的老家，偶然撞见。我记得，一条石板路（纤道），蜿蜒于绿色的水乡，路边有一形似马厩，无以名之的建筑，前面开放，后面有墙，据说就是厕所，人坐“马槽”上，一边方便，一边可以欣赏田园风光（参看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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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生蔡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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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古意盎然，还要属山西的厕所。30年多前，有一次，我在祁县或太谷等车（记不清了），路边有个厕所，人在上面蹲，猪在下面跑，噜噜待哺，除高下之差比较大，和考古发现的汉代模型完全一样。我想，这就是圂了（图五六）。古人说，太任如厕小解，生下周文王。他的出生地，是叫“豕牢”（《国语·晋语四》），即猪圈式的厕所。

还有，我们家乡，山西武乡县的厕所。这种厕所，很能体现山西人的节俭精神——点滴积攒，肥水不流外人田。它和上面的厕所又不一样，只有四面短墙、一口深坑。坑是做成圆形，有一人多深。为了积肥，防止渗漏和干涸，一般是用砖石券砌，好像一口井，井下的粪水光可鉴人，坑口上架石条或石板，有些就是古碑，和电影《老井》中的描写一样（有些港台导演不熟悉，还以为是夸张，我可以证明，一点不夸张）。还有更宽更深的一种，则属于公用，如小学的厕所。厕分男女，中隔短墙，男女半边坑。这种茅坑，大解有如投弹，必移足以避之，令人尴尬；若男女同时如厕，并蹲共起，下面照镜子，上面脸对脸，也让人无地自容。有一次，起猛了，天旋地转，咣叽摔在石条上，颇有后怕。后来读书，我才明白，晋景公腹涨如厕，“陷而卒”（《左传》成公十年），恐怕就是掉进了圂式厕所或这种深井式的茅坑。如果是前面两种，断乎不会如此。

此外，在人口密集的村镇和城市，还经常用便器代替厕所，轻便而易于转移，设身处地想一想，实在高妙。

便器古称亵器，也叫廁牏。小便用溺壶，大便用净桶。

溺壶，也叫夜壶。北方天冷怕起夜，多置于室内，早晨起来，才移入厕所，倒掉，供次日使用。南方的老人也用之。《老井》中就有张艺谋倒夜壶的镜头。我在山西也用过。这类器物，民间所用，多是粗劣的陶器。但战国秦汉以来，古代称为虎子的溺器（图五七），出土实物多有之，壶口或作虎口形，或铜或瓷，有些还是金银器，奢侈豪华。唐以来，虎子改称马子，是避李唐先人李虎讳（《云麓漫钞》卷四）。港片多用“马子”代指女朋友，大陆也学会了（如《没完没了》），其实这不是粤语，而是港片国语版借用的台湾词汇，含义很下流。

净桶，净亦圊字，也叫马桶或恭桶。这种器物，南方最多，北方也有。南方多在河湖岸边清洗，北方缺水，是垫灰土而扬弃之（现在养猫，处理粪便的方法与此类似）。马桶，来源于马子。马子本来是亵器的统称，不分大小便。恭桶则和明清科举制有关。过去，科举考场有两块牌子，一块叫“出恭”，一块叫“入敬”，士子如厕，要领出恭牌，大便叫大恭，小便叫小恭，统称出恭。

故宫无“伦敦”式厕所，只有存放便器的所谓“净房”，往往在各院配房之后的旮旯小屋内（但明故宫有厕所）。溥仪在长春的伪皇宫（今称傀儡宫）有厕所，是日本人修的洋厕所，他常在里面看书和办公，现在是古迹。明清北京城的民宅，内宅是把厕所安排在最北的正房两侧，外院是把厕所安排在西南角。《左传》定公三年说“夷射姑旋焉”，“阍以缾水沃廷”，即有人在院子里小便，然后用水冲。《汉书·东方朔传》也说东方朔“醉入殿中，小遗殿上”。我经常想，故宫那么大，皇上或大臣内急，上朝时是不是得忍着，如果不能就近解决，将如何是好。总不能一人揣一个，随时方便吧。我替古人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上述亵器，有些是文物，比如虎子。但马桶也有人收藏。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他的儿子就收藏马桶。皇上的马桶当然是文物。但他收藏的是民间的马桶。

稀缺增值，文物的价格是与时俱进，没准将来是宝贝。

西方文化的优越性，除了枪炮，厕所最大。他们的特点是先兵后礼，先杀后救，先毁后建，先打上一顿，再给你传播文明。承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鳴教授指教（见文后附录），北京的厕所改造就是打八国联军进北京才开的头。别的国家不上心，美国和日本，成绩最可观（日本特重厕所文化）。

这以前呢，文献记载可不大雅观。中国的“首善之区”，那是“粪除尘秽满街头”（《燕京杂咏》），“京城二月通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燕京杂记》），到处是“小人之风”（见宋玉《风赋》）。

五、先进于厕简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在拭秽的问题上，也有先进和后进之分。今语所谓“先进”其实都是“后进”（日语捣的乱），其中充满辩证法，说起来挺绕。

大约十年前，陈平原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厕所文化》。文章收入他的随笔集《阅读日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107－113页）。他说，他“真的以为‘厕所’里面有‘文化’——准确地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等），在厕所里暴露无遗”。他特别提到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关于厕所》（收入他的随笔集《阴翳礼赞》，丘士俊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125－133页）。谷崎氏讲的多是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文笔优雅，充满怀旧情绪，其中的话题，也包括厕所（他在《阴翳礼赞》一文中也有所讨论，同上，4－6页）。此人生于1886年，老头子。日本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是捷足先登，见得多了，不免留余地，年纪大了，容易往回转。他老人家对现代厕所不甚恭维，特别是抽水马桶和四壁瓷砖。相反，平原兄经过“文革”插过队，他对日本昔日的“风雅”也不以为然。幽静竹林中，“粗野原始的厕所”，他在广东农村欣赏过，“一怕风雨，二怕黑夜，三怕肚子不争气，四怕‘莫道君行早’……”。谷崎是从先进，平原是从后进，在先进与后进的问题上，两人说不到一块去。

平原兄，文章写得漂亮，特别是对箇中的“大俗”和“大雅”颇能曲尽其妙。但我注意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他游历日本寺庙的感受。他说，京都东福寺，禅林东侧有僧人专用的厕所，叫“东司”或“东净”。这所漂亮的建筑并不对游人开放，他个子矮，踮着脚尖，从窗缝往里瞧，发现排坑之间没有隔离的屏障，有点纳闷。归而读书，才发现，《摩诃僧祇律·明威仪法之一》有云“屋中应安隔，使两不相见，边安厕篦”。他说，“厕篦也叫‘厕简’、‘厕筹’，乃大便后用以拭秽之竹木小片。厕所边上插着木竹小片，这情形我还依稀记得。能用自身经历印证千年古书，真说不清应该是喜还是悲”。

他所看到的就是真正“先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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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生蔡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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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厕简，有件趣事，甘肃马圈湾出土的简牍，有些木简是和粪便样的东西共存，看来是用废简当厕简，就像现在拿废弃文件当手纸，出土灰坑（T5）原来是粪坑，年代属于西汉时期（吴礽禳等《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掘报告》，收入吴礽禳等释校《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271－361页）。胡平生先生曾以此事请教于张政烺先生，查出六条文献。其中除平原兄引用的一条，还有《北史·齐文宣帝纪》、《南唐书·浮图传》、《江南野录》、《辍耕录》和李商隐的《药传》诗（《敦煌马圈湾简中关于西域史料的辨证》，附录二：马圈湾木简与“厕简”，收入吴荣增《尽心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296－297页）。

他的结论是，和尚固用厕简，但却不是由天竺传入。因为佛教传入前，我们已经有厕简。

看来，蔡伦之前，这是重要手段，至少也是办法之一。

六、后进于手纸

蔡伦之后呢？

上面说过，纸代替竹木简，作主要书写材料，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南北朝以来，国人如厕，除继续使用上面说的厕简，奢侈者或以帛拭秽，更为普遍，还是用纸擦屁股。颜之推说，“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即不许用带“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的废旧纸张擦屁股（《颜氏家训·治家》）。这种“敬惜字纸”的习惯一直沿用于后世。但如果不是这样的纸张呢，看来还是可以擦屁股。原来，我国拭秽的传统，主要就是利用咱们读书写字的材料，这真是雅俗并用的最好例证。擦屁股纸，从前叫什么，还不大清楚，但明清以来，这种纸叫“手纸”（很多是草纸，但也不排除使用高级纸张），是没有问题的。如：

荆公见屋傍有个坑厕，讨一张手纸，走去登东。只见坑厕土墙上，白石灰画诗八句：“初知鄞邑未升时，为负虚名众所推。苏老《辨奸》先有识，李丞劾奏已前知。斥除贤正专威柄，引进虚浮起祸基。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声遗。”荆公登了东，觑个空，就左脚脱下一只方舄，将舄底向土墙上抹得字迹糊涂，方才罢手。（《警世通言·第四卷》）

他从此之后，便一心一意的伺候李大人，又十分会巴结，大凡别人做不到的事，他无有做不到的。李大人站起来，把长衣一撩，他已是双手捧了便壶，屈了一膝，把便壶送到李大人胯下。李大人偶然出恭，他便拿了水烟袋，半跪着在跟前装烟；李大人一面才起来，他早已把马子捧到外间去了；连忙回转来，接了手纸，才带马子盖出去；跟着就是捧了热水进来，请李大人洗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九回》）

韩捣鬼两边一看，并无人影，就放大胆子走上前去，说道：“大奶奶要手纸，我这儿有。”那堂客笑道：“我正想着要手纸，你倒知趣。”韩捣鬼听见说他知趣，心中大乐，赶忙取出，蹲下身去递了与他，顺便伸过手去碰了一碰。那堂客笑嘻嘻将他的手一推，说道：“叫人瞧见，像个什么样儿？”韩捣鬼问道：“你住在那儿？家里还有谁？”堂客道：“我就住在前面不远儿，家里只有我一个。”说着，站起来系了裤子。（《红楼复梦·第四十一回》）

当然，手纸的用途，还不止这些，也用来擦鼻涕抹眼泪，或作妇女月事的辅助用品：

太太这个当儿听她说了句“舍不得太太”，早已眼泪汪汪的在那儿从袖口儿里，掏小手巾儿擦眼泪，一面又要手纸抹鼻子。（《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

碧箫听小钰说来有些情理，便布了蔼如的耳朵说道：“我们两人从前商议的话，难道忘了？将来同床共被，岂有瞧不见的？如今生死交关，就给他瞧瞧，也不是外人。”蔼如听了，不作声。碧箫就轻轻抱他躺在炕上，把银红纱裙揭开。只见绿纱裤上，已是浸得鲜红，便轻轻解开裤带，褪将下来。蔼如着了急，叫道：“我情愿死，不给他瞧的。”碧箫用力把他两腿捺住，说道：“小钰你远远站着瞧，不许动手动脚。”小钰笑嘻嘻的道：“我不动手，只是要辨那经的血，必得掰开了腿细细瞧的。”碧箫当真把他两腿往上一掀，掰将开来。小钰看个不亦乐乎，便道：“够了，我去画道符来，一医就好。”便忙忙回到自己房中，叫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宫女来，附着耳说了几句话，宫娥笑笑说：“容易，容易。我去取了来。”小钰便同着他来到蔼如那边，说道：“符已画好了。我不便动手，叫他来替姐姐包扎罢。”宫娥便将热水倒在坐桶内，说道：“我先替公爷洗净了，才好包呢。”小钰还笑迷迷站在旁边看，蔼如说：“你出去罢。”碧箫就一手推了他出房，忙忙闩上了门。瞧那宫娥洗净了血，用帕揩干了，袖中拿出些折叠的细手纸衬着，用一个白绫制就的东西，捆缚停当。说：“公爷，你停一会，纸湿透了解开来，换些净纸依旧拴上。直等身上干净了才好解去。”蔼如说：“那有这许多符来换呢？”宫娥笑道：“这是叠的手纸，那里是什么符？”碧箫说：“你这白绫的套儿制得很巧，恰好缚在胯下，怎么预先知道就制端整了？”宫娥说：“我原是做来自己用的。还没有用，听见王爷说公爷要使，才送来的。”蔼如问道：“你也有这个病么？到底叫什么病症，会死不会？”宫娥又笑道：“那是什么病？何尝会死？这叫做月经，又叫月信。医书上说的：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七七四十九而天癸绝。其中有早的，十二三岁也就来了。往后每月要来一回呢。”（《绮楼重梦·第二十一回》）

现在叫卫生纸的东西，英语叫toilet paper，日语叫书信或信（真雅）。上面说过，toilet的意思本来是梳妆。toilet table 是梳妆台（也叫dressing table），toilet bowl是抽水马桶。它们都是厕所中配套使用的东西。手纸是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月事用品也是，电视广告天天讲，月月讲）。虽然，这类产品，在全世界还没有彻底普及，就和三位一体的厕所一样。但这正是商机所在。

现代卫生纸，是可溶性的纸。过去，我们用草纸，常把马桶堵了，那是不配套。现代化的特点就是成龙配套，要有全有，要无全无。在手纸的问题上，我和平原一样，也是“吾从后进”。

七、我的结论

滴水见太阳。从厕简到手纸到卫生纸，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类文明的一般演进，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地覆天翻。

我的结论是，人类的饮食、排泄是携手而并进，书籍、手纸（取其广义，包括厕简、手纸和卫生纸）也是比翼而齐飞。虽然，美食和书籍的发展总是遥遥领先，但后者也不甘永远落后，照样有文野雅俗之分，文雅的东西可以先文雅起来，但再野再俗，也有缓慢的发展（就像老百姓的生活），和我们的精神世界不一样。

这是我的进化观。

2004年12月12日写于蓝旗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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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生蔡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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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来信摘登

2004年12月29日，张鳴先生来信说：

（一）关于江南的半开放式厕所。

浙江北部农村的厕所，是这样的：一般厕所三面有墙，一面开放，开放的面一般对着马路，厕所里安放着一个或者数个大缸，大缸对着马路的那面，安一个木制的架子，架子上钉满了板，架子的上沿是很圆润的，好让人坐上去比较舒适。人坐在上面，屁股刚好伸到大缸的上空，屎尿自然进入缸内。出恭的时候，不仅可以看眼前美景，而且还可以跟马路上的人闲聊，碰上男女分开的厕所（一般是不分的），彼此之间还可以一边拉屎一边调情，这是我亲眼所见。不过，北方人使用这种厕所一般都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脱裤子的时候，总是难免有走光之嫌。

（二）关于八国联军在北京建公厕。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马上发现北京的公共卫生危机，四下的农民不敢进城收集粪便，使得本来就污秽不堪的北京简直脏的令人无法容忍，居民为了保住自家小院的清净，都跑到街上随地大小便。于是，分区占领的联军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特别以美占区和日占区搞得最好，他们开始在街上修建公共厕所，组织人员定期打扫，安设路灯，严格查禁随地方便者，查到了罚去打扫厕所，做苦工。而且组织中国人自己学习管理街道，安排打扫厕所、检查卫生、维持街道，像现在培训伊拉克人一样。很快，在联军撤离后，北京人就学会了这一套。顺便说一句，上海租界管理查禁中国人随地方便的，始终是红头阿三（印度巡捕），成本太高，而中国人则总是在和巡捕在排泄方面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在电话上，张先生还说，八国联军中的德国，火气比较大，随地大小便者，见了就是一枪。罚款、服役类的惩罚，那是轻的。

造字：3页3行的两个字和3页19行的三个字：偃字去掉单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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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脏话是一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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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都说脏话。谁教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小朋友？可能都有份。但老师到底是谁？谁的后面又是谁？就像很多童谣（有些童谣，本身就很肮脏），很难找到最初的发明者。我们好像都是无师自通，但又并非得之天授。发生原理是什么？传播途径有哪些？很多问题都很神秘，值得上下求索。下文是我的读书笔记，凡临文不讳，儿童不宜，均用拼音表示，请读者原谅。

三十多年前，我在内蒙古插队，地点在一个叫临河县（现在是市）的地方。那里并不是真正的大漠草原，但却是古人歌咏，满目苍凉的所在。出火车站，一条大路朝北走，百里之外，横着阴山，阴山脚下，就是敕勒川。虽然，路边有农田村舍，但一马平川望出去，房极疏，树极少，天极清澈，野极空阔，到处可见“红柳、枳芨（芨芨草）、蛤蟆草（白刺）”，即所谓“河套三大宝”。如果你没到过这块土地，也没见过这些细长几埒房高的枳芨草，大概你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不过，关于“三大宝”，当地还有一种说法，是“坷垃垒墙墙不倒，半夜跳墙狗不咬，姑娘卖bī娘不恼”。这三句话，除头一句是当地特色，即用碌碡滚压地面（当地水位很高），令其出水变软，然后用“西锹”切四刀，向上一翘，便成带草皮的方砖，晒干垒墙，后面两句在陕北和晋北也到处流传。当地人，那些“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洒泪走西口，不远千里，来此定居的流民，中国的哥萨克，他们的后裔，要比时空隔绝的口里人更多蛮风，“离bī不说话，说话就打架”，满嘴脏字。我在那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收获之一。

我们的老师，他们要形容一个人笨，照例会说，这家伙，真是“qiú也挛不成”。最初我理解，它不过是说，你这个人太笨，什么也干不成（相反的赞语则是，除了生孩子，他什么都会）。在日常用语中，此话出现频率极高，我能感到，它有性含义，但非常模糊，有，也就那么一点点，毫无刺激，谁的耳朵都很麻木（久听脏话，会不觉其脏），我还以为qiú只是嵌入其中，加强语气。但有一次不一样，队里盖房——给我们这些知青盖房，仨人，一人在地上和泥，一人往上送泥，一人在上抹泥。下面的人，唰，一锹掠起，沉甸甸，朝上一抡。上面的人骂，好你个急死鬼呀，把爷操（当地话是累的意思，与脏话cào同音）得来来。下面的人说，咋？你卖的就是这号bī，别嫌qiú大；给你个现成的bī，你qiú也挛不成（比较“烧火烧不旺，挛qiú挛不涨”，“挛qiú”是指做爱）。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耳听全文，我还真不知道，上面那句话竟是掐头去尾，原来的含义很下流。

还有，我想做个书架，上木匠家借锯子和刨子。老乡说我不懂规矩——木匠的家什，那是“大姑娘的奶，只能看，不能揣”。又“qiú毛擀毡”或“bī毛擀毡”，则是表示干不成，雅言叫做“缺乏可行性”。

脏话扎根于生活，渗透于生活，两者水乳交融，于此可见一斑。他们对脏话的运用太熟练，人人都是张口即来，而且自然天成，行云流水一般（注意，脏话不可常说，常说则会上瘾）。我对活语言的理解，从此上了台阶。

然而，脏话毕竟是脏话，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老乡说“走胡地，随胡理”，乡下人到了城里，也要遵守城里的规矩。他们一旦离开广阔天地，当街撒尿是决不允许，这和随地吐痰还不一样。文野之间，从来都有一条线。

禁忌的要义就是知道也不能说。

社会禁忌早就教会了我们：一个成年人，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脱离了（或掩藏着）低级趣味的人，说脏话，那是万万不可以——特别是当着女士的面。你能想象，在伦理学家和语言学家都在提倡五讲四美和语言纯洁的今天，还有人会把脏话当学问，不仅躲在书斋里研究，还搬到课堂上讲授，不仅教本国人，还教外国人，并因而写出专书吗？有。比如，我读过一本书，就是这样：Elizabeth Claire, An Indispensable Guide to Dangerous English for Language Learners and Others, Second Edition, Delta Systems, Co. Inc. 1990, 此书初版于1980年，闻有台湾译本。它的作者，作者自我介绍说，是一位在纽约大学受过专门训练，长期从事英语教学，特别是ESL（即作为第二外语的英语）教学的“和蔼可亲的老奶奶”：伊丽莎白·克莱尔（注意：这种资格很重要，脏话最好是由人们认为从来不讲脏话的人来讲，美国的房中书有时还印全家福，也是这个道理）；对象，则是在美国以外长大的学习者，而且肯定是“成年人”（美语中以“成人”为定语的词，除“成人教育”，没有一个是好词，这是发人深省的）。他们初来乍到，对美语中这个相当重要也相当麻烦的方面绕不开，然而又从书本或课堂学不到（老师耻于讲，学生也羞于问）。这本书的内容，是讲在美国视为社会禁忌，然而到处埋伏，有如地雷的“危险英语”（其实是“危险美语”）。全书，主要的篇幅都是花在讲性器和性事，身体和厕所，少量涉及种族、宗教和文化的禁忌。作者说，在他们的语言中，这些词汇是“最必要，最有用，最有趣”的部分，学习它们，不仅可以帮您排忧解难，还能带您深入美国文化，多好。所以导读是必不可少。

由于不了解活的美国语言，人们可能会惹出很多麻烦，闹出很多笑话。例如这本书的例句部分有pussy一词，我手头的《英华大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于该词下注明，这是小孩讲的“猫咪”，并有“少女”之义（等于puss）。过去，有位港台歌星，演出时特意穿身银珠绣字作I'm a pussy的毛衣，目的在于广告她的歌风：我可是个纯情少女呀。但这个词的词义早已发生变化，查对此书可知，它还有下流含义。I'm a pussy的意思，其实等于说，“我是一个bī”。还有我们这儿，有位科技部门的翻译，他不知道intercourse有性交之义，make water是指撒尿，竟把“中美某某交流委员会”翻成“中美某某性交委员会”,“造水厂”翻成“撒尿厂”。特别是前几年，大家都知道，有个日本留学生，万圣节讨糖果，只因不晓freeze一词还有“站住，不许动”的意思（上述《英华大字典》也未收这一用法），结果竟被老美误杀，引起日本朝野震动，纷纷呼吁，要全面改革英语教学法，必须加强“活语言”的教学，而脏话正是属于最典型的“活语言”。正像脏话在我们或其他国家的语言中一样，作者说，“危险英语”也是美语中最生动也最活跃的部分。

什么人说“危险英语”，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里，美国人好像特别“开放”。更何况，美国电影，话越来越糙，什么人都满嘴脏字，和老农民似的。这种四面出击，广泛传播的文化，咄咄逼人，也加强了我们的印象。这个“印象”，不能说全错，也不能说全对。因为美国这个国家：自由自由得一塌糊涂，刻板也刻板得匪夷所思，富极富，贫极贫，文极文，野极野，天堂和地狱揉在一块儿，怎么都能说对一半。在美国，讲脏话主要是社会下层，主要是男人，主要是小孩（特别是所谓teenager即13－19岁的半大小子），也正好是一半。另一半并不如此。但正人君子就绝对不说脏话吗？那也未必。我们每个人都有两面：身体，上半截装饭，下半截装屎；精神也一样，有时是魔鬼，有时是天使。作者给外国人教“危险英语”，要扳起面孔讲，用最安全的方式讲，这就像中国的色情小说，戒淫必先宣淫，宣淫才能戒淫，或现在卖香烟的，一定要特别说明，医生说了，吸烟有害健康。丑话说在前面，勿谓言之不预，是西方的见面礼。此书也是从预防和戒备的角度（即precautions）讲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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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脏话是一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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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流话的应用范围，作者有这样的描述：

有些人在任何场合都不说下流话。由于宗教和个人的原因，他们对这些话简直深恶痛绝。

几年前，只有男人同男人才说下流话。今天，虽然仍有许多男人老是用下流话同其他男人讲话，可是只要有妇女小孩在场，他们却从来不吐脏字。如“小心点，这可有女士”，这句话就是提醒那些违反这一惯例的男人。

很多下流话都是从男性组织，如陆军、海军、运动队、酒吧、监狱和其他类似组织发源。从扫大街的到银行家，甚至美国总统，任何社会阶层的男人，他们都有可能说脏话。

但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变化。现在，很多女人也偶吐脏字，只不过，她们还没有像男人那样脏话不离口。

几年前，下流话在书籍、影片和电视上还不准出现，可现在，在畅销书中，在时髦片中，却是司空见惯，最近就连电视也允许说。

当着小孩，多数人都不吐脏字，但小孩会从其他小孩听说这些词，即使不明其义也照样会学着说。如果小孩在公开场合说下流话，家长会非常尴尬。

青少年为了故作惊人之语也会说下流话。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喜欢在墙壁和建筑物上涂写脏话。

情人在床上温柔缱绻，也少不了用脏字。对有些人来说，这些脏字要远比科学精确、正经八百的医学术语来得更为自然。

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下流话也情有独钟。他们嫌正规用语过于道貌岸然。

上面的话大体客观，但并非囊括无疑，比如黑人特别爱讲脏话，她就没说。我猜，这样的话本身就在“危险”之列，她不敢讲。妇女讲脏话不自今日始，“偶吐”也有回护之嫌。总而言之，脏话的普遍性，即使打了折扣，也还是相当广泛。

有个朋友，西方语言学家，喜欢收藏春画，爱屋及乌，对脏话也饶有兴趣。聊天中，他跟我说，全世界的语言，论表达能力，水平颇为参差，有些发达，有些落后，脏话的活跃与否，是判断其水平高低的指标之一。承他不弃，我们的语言还在发达之列，英语也在伯仲之间，如莎翁的话就特脏，研究英语，不可不察也，中文译本失其神韵，是非常可惜的，他补充说。我说，大家彼此彼此，我们，男人爱说脏话，没错，女人也一点不弱，骂街，站在街心的高处，当着众人的面，顺风而骂之，是泼妇的一大特长，“奔放”和“解放”，有时分不清。我还记得，“文革”头一年，有些女孩，天真烂漫，好端端，突然模仿男孩，剃光头，嘴里不干不净。六七年军训，中学生返校，女孩子雄风不减，cào-cào不离口。解放军叔叔从哪儿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不是班门弄斧。其中一位绷不住，终于怒吼：你还欠二两！

所有脏话有什么共同点，语言学家一定有广泛搜集和理论分析。我只是凭生活经验，讲点外行的体会。我理解，这些不雅之辞之所以十分传神，特别能表达情绪，肯定有人类最原始最古老也最基本的东西在下铺垫，时髦说法，是有深厚的底蕴和长久的积淀。

所以我说：雅言，古语是根；俗语，脏话是本。

随便举点例子吧。

（1）做爱、生殖、排泄类。这方面，各类文化的共同性最大。比如，我们说“家伙”（《金瓶梅》叫“那话儿”），美国人叫tool；我们说“傻bī”（北京歇后语是“见二哥不躲——傻bi”），美国人叫stupid cunt；我们说“狗屎”，美国人叫bullshit（直译是“牛粪”）；我们形容某人特会巴结上级，叫“溜沟子拍马舔屁眼”，他们管这种人叫ass-kisser。Do it，是双关语的“干”（即“脱了裤子大干”的“干”）。S.B.D（即“无声而臭”的缩略语），是我们的“蔫屁”。satisfy，是我们的“欲仙欲死”，临河人也叫“受应”。“入肉三寸，亲至骨缝——谁透谁受应，管他那个闲事情”，“透”即cào，“受应”是“受用”的意思。此类例子最多，内容太脏，恕不具引。

（2）动物、畜生类。用动物骂人，在全世界也很普遍。特别是家养而不是野生，我们称为“牲口”的一类，更是经常用来糟蹋人（亚圣孟子已经用“禽兽”来骂人）。它最能体现人类的偏见，优越和歧视都有，而且还有指桑骂槐的功效。动物被人骂，并被用来骂人，实在很委屈。它们再怎么听话，再怎么卖力，拼命往你怀里扎，使劲往你脸上贴，也达不到人的标准（请对比“人权”的概念）。比如狗，考古学家讲，它在六畜中驯化最早，是人类最老最老的老朋友，自古就是宠物之最（农村喜欢给小孩起名叫“狗儿”，雅言叫“犬子）。但全世界都爱拿狗骂人。我们说“狗娘养的”或“狗崽子”（日本有姓“犬养”的，中国人闻之，必捧腹而大笑），美国人说son of bitch（bitch不仅指母狗，还指母狼或其他雌性动物，重点是轻贱妇女的同类，即广义的女性或母性，有人也随上下文义把它译为“婊子养的”）。其他动物，如牛、马、猪、驴，还有鸡，无一可以幸免。人类的贪吃好色，蠢笨偏执，一股脑都被嫁祸于它们。“蒙古大夫”，这也是汉族编出的缺德话，意思是说，只会给牲口看病，医术太差。

（3）出身、辈分类。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类，根子是祖先崇拜。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充大辈，借辈分压人，如以“爷爷”、“奶奶”自居，骂别人是“王八羔子”、“兔崽子”（与第二类有交叉），或者加cào字于别人的先辈之上（与第一类也有交叉），骂完人家的女性先辈，不解气，还得搭上男的。最奇怪的是，我们北京话，还有跟人家“二大爷”过不去的一类。比如，气极了，北京人会说“cào他二大爷”。近年，的哥还管初上路开车，手潮，摇摇晃晃在前面挡道的富婆阔姐叫“二大爷”，更怪。美国，这一类不太发达，但他们的bastard也应归入这一类，相当我们的“杂种”，临河人叫gěpāo（不知哪两个字），有时还加上“灰”字，则更显刻毒（四川的“龟儿子”也属这一类）。还有，美国黑人爱说mother fucker，有人以为相当我们的国骂（“他妈的”）。其实，这话的直译是“cào妈人”，含义略同于北京人说的“cào蛋人”，其实和我们的国骂还不完全一样。

脏话的渊源，其来尚矣，邈乎难寻。这样的字，仓圣羞于造，许慎也不收。即使有人拐弯抹角造几个出来，也是随造随亡，刚一出口，就有人消灭，不能让它伤风败俗。它能留下来，那是命大造化大，赖口口相传，虽千载之下，精神不灭，一直活在所有的活语言当中。

比如，敦煌卷子里，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其中有“※空皮而※※，※无力而髝髞”一句，就是早期的粗口荤段。这十二个字，有一半是怪字，其中除“髝髞”是“粗急貌”（这里指心有余而力不足，放着机会干着急），在《玉篇》、《广韵》、《集韵》里还保存着解释，其他都不认识，字典里查不到。我翻张涌泉的《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他也没有解释。这种考据学上的难题难不难？难。但凭生活常识，我们照样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两句话，既是形容“夫妇俱老，阴阳枯槁”，它的上句第一字，肯定是相当现在的bī；下句第一字，肯定是相当现在的diǎo、qiú或jībà，没跑。至于上句的最后两字，读字读半边，似可读为“羸耷”，估计也是形容皮松肉懈，相当今语之“耷拉”。说到这儿，我很感慨，这些肮脏字眼，它们的生命力为什么如此之强，历史上屡禁不止，时隐时现，伴随我们到永远？这一现象，难道不也像爱情一样，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吗？这样的永恒主题，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从学术上刨根问底吗？我想，光从语言本身分析，里面就有许多深刻道理，值得我们细心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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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脏话是一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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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贴近生活，扎根本能，绝对口语。消灭脏字容易，消灭口语难。口语不灭，则脏字难除。即使从消灭脏字的观点着眼，这样的问题也值得研究。

第二，它喜欢用小词短语，衬于句中，起承转合，控制节奏，加强语气，渲染情绪，创造丰富含义，有“小快灵”的特点。如北京话的“我cào”，英语的fuck、damn，经常都是用作语气词。当语气词时，原来的含义被淡化。还有，我们都知道，很多粗人，不管是哪一国的，都喜欢用几百个固定的词，包括脏字，表达生活中的一切，他们不会像科学家，什么都拉丁一下。对他们来说，花都是花，鸟都是鸟，说话干脆利落。即使要区分，也多半是从生活直接创造。如五十年代，老乡把拖拉机、摩托车叫“铁牛”、“电驴子”，就是术语创造的本来面目。脏话的词，本身就短，如此书所谓four letter words，即只用四个字母的短词（有人戏称“四字经”），像piss, shit, fart, fuck, cock, cunt, hell, damn，就是对应于尿、屎、屁、cào、qiú、bī、该死，作用非常活跃。

第三，它善于利用语言变形，创造暗示和联想，很多都是双关语。此书对double meaning的解释是“有双重含义，其中之一是下流含义或性含义”。如美国常见的人名，Dick的别义是jībà，Bush的别义是bī毛。临河人要形容吹毛求疵爱挑剔的人，他们会说“bī不好，倒毛不少”。这些词就容易产生性联想，说话要格外小心（尤其是在俗人堆里）。

第四，它还有更大的妙用，是发泄“亵渎之快感”。我想，这是“活语言”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怒不可遏，乐不可支，幽默真幽默，痛快真痛快，远不是雅言所能望其项背，特别是用于骂人。

骂是一门种艺术。

凡遇可恶可恨之事，不可不骂也。

但骂人不吐脏字，那是很高的修养，难。

击鼓骂操，横眉立目，咬牙切齿，指着鼻子骂，戳着脊梁骂，大骂特骂，这里面有表情和发音的规律可以探寻。

人类的表情很丰富，有人作心理测试，墙上挂张百脸图，自己给自己打分。我们的喜怒哀乐，什么都写在脸上，特别是情绪激动也比较直率的人。

我猜，人类最基本的表情是怒，这是我们和动物最有缘分的表情。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热爱动物也研究动物的美国学生，他驱车带我游历美国西海岸，从南到北，一路狂奔。在路上，我们对动物讨论了很久。当时，我太自以为是想当然。我说，动物最基本的表情就是怒，比如猛虎下山，龇牙咧嘴，咆哮山林，这才是动物本色。牲口，高级一点，有悲有惧但不会笑。牛之因老伏死，泪水盈眶；猪之以肥见杀，一路狂嚎，它们顶多如此。哪里赶得上我们人类，挤眉弄眼，表情异常丰富。他不同意。他说，专家研究过猫、狗，它们的表情其实比人丰富，只不过隔膜太深，没有了解之同情。我想，他比我懂，肯定说的对。但人之骂人，怒火中烧，高声詈骂，样子一定很难看。当我们怒斥对方太畜生时，我们自己也一定很畜生，而且恐怕是野兽一般，凶相毕露如虎狼，这点还是可以成立。

骂人，除龇牙咧嘴像我们的动物朋友，发音也像，原理是积聚势能。人发怒，一般先抽气闭息瞪眼睛。瞪眼则咬牙，咬牙则咧嘴，好像拉弹弓，先朝后一收，再朝前一放，嗖的一声射出去。或像吐痰那样，先在嗓子眼里打滚，再啪的一声吐出去。方法略同犬吠，也是憋一腔怒火，酝酿于喉咙，压着挤着往外冲，效果有如炮弹，呼啸而出，爆破于双唇之外。语言学家称之为“破擦音”。比如，北方人说cào或rī，如果情绪激动，总是摩擦于前，爆破于后。但前者用齿尖摩擦，声音小，节奏短，远不如后者用上颚摩擦，口腔震动大，声音拖得长。效果更强烈，还要数临河的“shī他”，“shī他”乃“rī他”之音转，其实是同一词的两种发音。发shī，嘴巴是张开的，气流呼啸而出，而不是含在嘴里，声音也拖得长，形成更大的落差。南方人说“diū你妈”，因为绵软，缺乏这类特点，难免逊色。

比较一下英语吧（我知识不够，远不足以论“天下”，举一反亿，是迫不得已）。他们的fuck，是以上牙咬下唇作准备，其他略同于我们的cào、rī和shī（注意：他们的很多脏字都是以类似广东话的入声韵尾来收尾，特别是t、k）。发音方法简直如出一辙。

像，真像。

然而有趣的是，这里没有传播。

相似是出于人心同理。

2004年5月27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

此文原来的标题是“读书偶记”，副标题才是“天下脏话是一家”，现在用副标题作正标题。

注意：文中的“※空皮而※※，※无力而髝髞”，有四个字要造字：

（一）第一句。

（1）第一字，左边是尸，右边是扁。

（2）第五字，左边是羸，右边是皮。

（3）第六字，左边是耷，右边是皮。

（二）第二句，。

（1）第一字，尸旁下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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