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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1)

-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2)

-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3)

-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4)

-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5)

-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6)

-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7)

-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1)

-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2)

-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3)

-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4)

-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5)

-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6)

-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7)

-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1)

-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2)

-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3)

-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4)

-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5)

-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6)

-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7)

-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8)

-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9)

-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10)

-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1)

-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2)

-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3)

-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4)

-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5)

-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6)

-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7)

-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8)

-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9)

-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10)

-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11)

-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12)

-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1)

-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2)

-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3)

-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4)

-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5)

-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6)

-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7)

-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8)

-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9)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2)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3)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4)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5)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6)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7)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8)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9)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0)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1)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2)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3)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4)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5)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6)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7)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8)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9)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20)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21)

-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22)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3)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4)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5)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6)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7)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8)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9)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0)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1)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2)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3)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4)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5)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6)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7)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8)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9)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0)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1)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3)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4)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5)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1)

当东北全境解放指日可待时，中共便开始筹划经济恢复和未来建设的工作。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苏联派遣大批经济顾问和专家来华，帮助制定东北

地区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全文如下：

斯大林同志：

我们高兴地告诉您，经过两年作战，在中国东北，我们已经解放了4200万人口。敌人被迫缩小自己的地盘，把力量集中在长春、奉天、锦州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里，这些城市已被我军包围，彼此处于隔绝之中。

我们相信，我们即将取得全部胜利，我们在解放区已经着手建设新生活：已经实行了土改，正在恢复铁路交通和工业生产。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恢复了几座林业、纺织、造纸和食品工业工厂，恢复了许多煤矿，采金企业也开始工作。

我们衷心感谢您在恢复遭受破坏的中国东北铁路的事业中所给予的大力援助。所派来的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铁路专家组帮助组建了恢复工作管理局和专门的铁道兵兵团。首批部队组建工作业已结束，部队正着手恢复被毁的铁路、桥梁，同时还进行专业训练。

在您派来的专家的领导下，我们对重要的遭到毁坏的铁路路段进行了详细的技术勘察，确定了遭到毁坏的程度以及进行修复的工作量，还确定了所需建材、设备和劳力数量。重点要修复的重要的遭到毁坏线路总长1800公里。

仅修复东北主要铁路线段就需近1800公里钢轨、250万根枕木、3500吨道钉、1000吨电话线、3000吨修复桥梁用钢筋，以及其他技术物资和通信仪器、信号装置、给水装置、机车-车厢库。

仅边疆区铁路所需金属总量就近20万吨。为完成1948年的修复任务，所需钢轨我们打算通过拆卸不重要的路段钢轨来弥补。道钉完全没有保障。今年需2500吨，我们手中仅有100吨，而且我们没有组织生产。枕木和木材我们发动地方上准备。

我们深感金属、设备、复杂的交通仪表和工业仪表短缺。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2)

所恢复的工业企业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干部、专门设备和材料，生产能力很低，现在只能部分保障战争和居民所需。

黑色和有色冶金、炼钢、化工、机械制造和其他重要的工业部门，由于没有当地专家和设备，至今仍未恢复。

为了保障日益增长的前线、铁路交通以及居民所需，我们必须恢复和使用作为我们经济基础的集中在通化、鞍山的冶金和炼钢工业企业，安东和吉林的有色金属和化工企业。

建在松花江上的最大的丰满水电站竣工后将能够保障广泛利用其电能。

在哈尔滨市，在保存下来的原日本机车制造厂主厂房的基础上，可以迅速组织生产现在恢复交通和恢复工业所需要的工具和设备。

解决这些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至少要花两年时间。为此需要制定相应的东北国民经济恢复计划。

为了这一伟大的工作，我们缺少有经验的干部。

我们请求您派一批专家来，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并与我们共同制定统一的主要工业部门的恢复和使用计划。

为了尽快培养自己的专家干部，我们请您同意大大加强现有的中长铁路工业学院，并在您的帮助下扩大教师队伍。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我们至少需要100名以上各部门的专家：

1.计划专家和整个国民经济专家10人；

2.黑色有色冶金专家15人；

3.煤液体燃料加工，硫酸盐、盐酸和硝酸制造专家6人；

4.采矿工业，其中包括煤炭加工专家10人；

5.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专家6人；

6.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专家6人；

7.纺织专家5人；

8.采金专家4人；

9.水泥专家4人；

10.造纸专家4人；

11.混凝土大坝建筑和水电站设备专家8人；

12.财政专家4人；

13.军事铁路学校教员6人；

14.以校长为首的工业学院教授讲师12人。

我们再次对您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您帮助解放了中国东北人民。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林彪，9月8日

林彪的这封信于9月10日送达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马里宁当天便将此事电告莫斯科，并于12日送交了林彪来信的原件及俄文译文。10月5日，莫洛托夫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了林彪来信中提出的请求，并向斯大林报告说：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3)

……9人小组在交换意见时认为，不宜向中国东北派这么大数量的专家小组，现在应该着重研究以下几点：

一、令中央书记处负责准备派10名各个部门的苏联专家，至于哪些具体部门，将同林彪协商确定，同时把相应人选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

二、苏联人员不应以顾问的名义，而应以专家的身份派到哈尔滨。

三、任命一名非常有党政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为我驻哈尔滨领事，此人应同派往哈尔滨的苏联专家和林彪有联系。

四、以后关于向中国东北派苏联专家的问题，应等毛泽东来苏联时同毛商量。

请批示。

征得斯大林同意后，莫洛托夫于10月16日将答复发往哈尔滨。

莫洛托夫的建议反映了莫斯科此时考虑向中国派遣顾问和专家问题的几个基本意图：一、无论从技术还是从政治的角度，都不能马上答应林彪的要求，但又不能因此破坏与中共的关系，所以决定先派去几个人了解情况，应付一下。二、按照苏联的习惯做法，“顾问”（советн

ик）一般是派往外国政府机构的，带有正式外交的性质，并享有一定的权力，而“专家”（специалист）一般是派往企业或技术部门的，只表明双方的经济和技术联系。莫洛托夫提出派出人员的名义问题，显然是因为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还保持着外交关系。三、在莫斯科看来，派遣大量顾问或专家前往非政府控制区，绝非一般问题，所以负责协调此问题的驻哈尔滨领事应由具有丰富的党政和经济工作经验的人担当，而非一般外交人员所能胜任。四、最后，中共方面在提出专家问题时也不能过于随意和轻率，所以莫洛托夫主张与毛泽东本人商谈。

莫斯科考虑的是在中国局势明朗化之前，避免因树大招风而给苏联造成外交上的被动，而中共则迫切需要立即恢复东北的生产和经济生活，以巩固后方基地和夺取全国政权。显然，莫洛托夫的答复无法满足中共的需要。于是，毛泽东亲自出面了。

科瓦廖夫于1948年12月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带来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派遣苏联专家的再次请求。在12月15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科瓦廖夫不仅转述了中共方面的要求，而且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

根据中央局的请求，我对以下问题提出了许多咨询意见：工业恢复和利用，制订财政计划，征收流通税，对酒类实行国家专营，国家和合作社之间实行非现金结算，不动产的义务保险等。

但是，由于缺少应有的专家，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计划上，我们未能给予全面的帮助。

由于消灭了国民党部队和全部解放了满洲，人民民主政府提出了迅速恢复东北工业和交通，把东北变成中国反对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基地的任务。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4)

因此，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东北局林彪、高岗和陈云同志要求向您报告，他们急需以下几方面的援助：

一、派各种工业专家和财政计划专家来。

二、修复满洲以外的铁路，首先是山海关-天津、天津-北平、天津-济南、济南-徐州段铁路。恢复满洲境内的给水系统，抽水设施和车站。

三、恢复奉天和满洲境内其他军工厂并组织生产。

尽快恢复抚顺煤矿、鞍山和本溪钢铁厂的生产，建成丰满大型水电站并开始供电，奉天、长春和哈尔滨地区的工厂都将用水电站的电。

四、在哈尔滨、长春、奉天和吉林建立学院、中等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培养中国干部。

五、向军队派遣组织和训练的顾问，以及部队后勤建设的顾问。

东北局特别要求强调指出，急需派专家来以取代一大批在满洲许多极重要企业里工作的反民主和进行间谍工作的日本、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

按照我们的意见，为保障中国同志提出的要求，至少给中国派500名专家，包括计划人员、工程和工业恢复的人员以及开工组织的人员。

其中，燃料和电能工业40人、冶金和化学工业30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35人、林业和造纸20人、建筑材料20人、军事工业35人、轻纺工业20人、食品工业20人、地方工业和手工业8人、农业15人、交通（铁路、水运、航空、通信）116人。

国民教育13人、卫生保健55人、财政20人、贸易20人（内贸和外贸）、预算6人、会计10人。

专业技术学校和学院教师50人。

上述专家将有可能利用当地资料保障一些工厂的运转，待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再帮助制定企业全部恢复和生产计划。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5)

如果您决定满足中国同志的要求，我认为必须在苏联部长会议下成立特别小组或委员会。委托该小组：

一、研究与帮助民主中国恢复和发展工业及交通的有关问题，制订苏联有关机构和部门应采取的实际措施的统一计划，为苏联部长会议准备相应的提案。

二、研究经济、原料来源，研究设备、材料和信贷需求。

三、领导苏联专家的工作，帮助组织培训地方干部。

委托该小组研究同保障中苏中长铁路公司活动有关的问题。

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也向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报告，不仅重新提出林彪9月来信的问题，而且表示了与科瓦廖夫大体相同的处理意见：

一、林彪在今年9月10日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请求向满洲派100名苏联专家，其中包括国民经济计划专家和其他工业部门专家，以及工业学院和军事铁路学校的教授和讲师。

我认为，对于满洲民主政权的这一要求应当给予某种程度的满足。但这一申请还不详细，有许多地方还不清楚到底需要哪些专家，我认为必须征求林彪的意见，订正上述申请，然后才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中国人的这一请求。

二、根据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同志的报告，满洲民主政权在今年11月底，请求使用大连储备的中长铁路的车辆和设备以恢复中长铁路奉天-瓦房店段，使奉天-大连段通火车，同时还要求向大连中长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信号厂和道岔厂订货。茹拉夫廖夫同志和马里宁同志支持上述请求，因此，他们认为应再向满洲派去170名苏联铁路专家。关于这个问题，我和贝舍夫同志联名打了报告，并附上了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草案。

……

六、除本报告中所列举的中国民主政权的请求，还有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达的其他请求。科瓦廖夫同志在12月16日寄给您的专门报告中陈述了这些要求。

我认为应该委托贝舍夫、科瓦廖夫同志和我把中国人的请求整理成一个文件，拟定中央对这些请求的决定草案，然后送您审阅。这一工作可在2-3天时间里完成。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6)

经过十几天的研究和讨论，科瓦廖夫等人提出了比较慎重的意见，并于1949年1月5日向斯大林呈送了一份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共东北局根据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计划而提出的请求苏联提供专家、设备和物资援助的具体要求，其中包括533名各类专家，以及所需设备、仪器和材料的细目。报告认为，“由于计划和申请是中国同志拟定的，没有吸收专家（铁路运输除外）参加，也没对工业的真正情况进行调查”，因此，除铁路方面的设备和材料可以马上满足中方的要求外，最好暂时先不要讨论中共的计划和申请，而是派出一个苏联专家组到东北进行实地考察。

报告为联共（布）中央起草了有关决定：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负责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并组织工业生产等项有关事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带专家小组对东北冶金、军工、煤炭、电力、机械制造和化学等部门的情况进行调查，并为苏联部长会议提出有关恢复和组织生产的紧急方案。报告还提出了赴东北进行考察的100人专家小组名单：

派往满洲并由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调遣的苏联专家清单

一、冶金专家12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高炉专家2人、炼焦专家2人、采矿专家2人、轧钢专家2人、铸铁专家1人、鼓风机械师1名（以上凡所指2人处，其中有1名技术专家、1名机械师）。

二、煤炭专家6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露天采矿专家2人、矿井采矿专家2人。

三、电机专家4人、生产计划专家2人、水电站专家2人、火电站专家1人。

四、武器装备和弹药专家12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火炮专家2人、炮弹专家1人、引信和雷管专家2人、装备专家1人、火药专家2人（火药纤维素专家1人、炸药专家1人）、子弹专家2人。

五、机械制造专家5人、编制生产计划专家2人、设备专家3人。

采矿和精炼专家3人、耐火材料专家1人、校准专家1人、厂内运输专家2人。

有色冶金共8名专家，生产计划专家1人、采矿专家2人、冶铜专家2人、轧材专家1人、铅专家2人。

森林造纸业专家4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

交通运输专家12人（铁路、水路和公路运输），其中：计划专家6人（铁路运输计划专家4人、水运计划专家1人、公路运输计划专家1人），水路和公路工程师6人。

轻工业：计划专家2人；食品工业：计划专家1人；财政：专家2人。综合和预算平衡：专家4人，统计专家6人。

卫生保健医生5人，其中计划1人、内科1人、外科医生1人、鼠疫学家1人。

翻译--精通中文者10人。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7)

技术机构、全权代表和他的副职的工作人员12人，其中：秘书9人、速记-打字员1人、司机2人。

科瓦廖夫报告呈上以后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俄国档案中尚未发现有关机构或上级对这个报告的批复文件，在中文资料和文献中，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反映出1949年初有100多名苏联专家到东北工作的情况。考虑到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归国带回大批苏联专家时引起轰动和受到盛大欢迎的情况，此前如有这么庞大的外国专家组到中国来，必定会有所反应，并有所记载。因而可以判断，科瓦廖夫关于派遣100名专家先行赴华进行考察的建议并没有立即得到批准。1948年12月3日高岗致电中共中央说：科瓦廖夫自莫斯科来电，他不日将带大批专家、工作人员来沈阳。这里所说“大批专家”，应该指的是前文提到的170名铁路技术人员，因为关于中共所要求的几百名计划和工业专家问题，苏联政府这时还在研究之中，科瓦廖夫不可能擅自作出许诺。

就在科瓦廖夫报告递交的第二天，1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报告：莫洛托夫来电表示，苏联政府已同意满足我们聘请专家的要求，并要我们提出所需专家的数量。另据苏方告，他们已同意再派来铁路工作人员200名。显然，莫洛托夫来电只是笼统地表示苏联同意派遣专家，而实际上要中共再报所需专家数量，不过是拖延而已--如前文所说，中共要求派遣的专家数量和清单已经交给苏联政府。或许考虑到莫斯科来电的意图是中共所要专家太多，陈云和林枫再次提出的专家人数已经减少了160多人：“现已拟就聘请338人的清单，即工业212人，军事工业64人，财政及工业大学38人，航空机械修理14人。”刘少奇在收到此电后批示：第一批聘用此数，以后根据情况再聘。而1月1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电陈云、林枫时，所确定的聘请苏联专家又减少到328名。即使如此，又过了半年多，直到1949年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之前，派遣苏联专家的问题始终没有下文。

从各部门或企业抽调技术专家的确需要一个过程，但此时莫斯科考虑的绝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斯大林所担心和忧虑的是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问题。毛泽东究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到底是要倒向莫斯科还是要走一条中间道路？为找到这些答案，斯大林眼下需要派到中国去的不是技术专家，而是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1)

1949年1月1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到中共中央驻地进行访问，于是便有了米高扬2月初的西柏坡秘密之行。

斯大林在决定调整对华外交方针，加强对中共的援助和支持的时候，迫切需要了解毛泽东，这是很自然的。其实，中共领导人也同样急于会见苏共领导人。毛泽东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成功后也一定要像苏联一样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需要，也一定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的。早在1945年5月31日中共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不是只有外国援助我们，我们也援助外国。二十四年来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我们这个队伍的斗争就援助了外国无产阶级，也援助了苏联，国际无产阶级也一定会援助我们的。”1948年9月13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道：“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

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为了让莫斯科和国际无产阶级了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1947年上半年就提出了访问苏联的要求。然而，想要见到斯大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47年6月15日斯大林指示在延安的苏共中央秘密联络员АЯ奥尔洛夫：“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来莫斯科最好不要走漏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的话，我们的意见是最好取道哈尔滨。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去接。”但两周以后，7月1日，斯大林又发出了一封内容相反的电报：“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来访是适宜的。”11月30日，毛泽东再次向斯大林报告了中共取得的重大军事胜利，并说：“在最近的4年时间里蒋介石政权将会被消灭。中国已经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于是，斯大林通知延安，苏联政府欢迎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毛泽东听到后非常高兴，当即表示解放军占领平绥（北平－绥远）路后便可动身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2)

1948年4月22日，周恩来通知奥尔洛夫，毛泽东准备提前动身，即5月初前往莫斯科，随行的只有江青、他的女儿和翻译师哲。4天后，毛泽东又亲自致电斯大林，详细说明了他的安排。毛泽东希望“同联共（布）中央的同志们商谈和争取他们对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的指示”，并希望能“到东欧和东南欧国家走一走，考察那里人民阵线的工作和其他工作”。

此外，毛泽东还打算带任弼时、陈云二人同往。4月29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但没过几天，5月10日斯大林又发电报给毛泽东，以战局发展和安全为由，建议推迟动身日期。同日，毛泽东复电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两个月以后，7月4日，毛泽东通知斯大林，他决定最近几日动身前往苏联，同行的有20人。7月14日斯大林复电。再次将毛泽东的访问日期推迟到11月底，理由是8月初苏联将开始粮食收购工作，许多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催粮。毛泽东虽然回电表示同意，但奥尔洛夫报告说，毛泽东已经作好了一切出发的准备，对于再次推迟行程感到意外，并对斯大林提出的理由颇不以为然。

7月28日奥尔洛夫向莫斯科报告，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鉴于1948年形势的变化，他想尽快去莫斯科。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访问苏联的两个目的：一、尽可能争取得到援助；二、在一系列问题上征求苏共的意见，并“应该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政治方针完全同苏联一致起来。”9月28日，毛泽东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又一次表示：有许多问题需要亲自向联共（

布）中央和斯大林汇报，并真心地希望给予指示。10月17日斯大林答复，同意毛泽东

前来，但会面的时间还是安排在11月底。这无疑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或许是为了

找回面子，毛泽东这次主动提出了延期。在即将起程的时候，11月21日，毛泽东声称因“偶有微恙”和战事紧迫，他决定12月才会动身去莫斯科。对此，斯大林表示理解，并说随时准备派飞机去接他。然而，到12月底，毛泽东又通知莫斯科，说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正在进行，而且中共中央最近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待会议结束后，他再去莫斯科。1949年1月9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结束，要求苏联10天后派两架四引擎飞机来石家庄接他，而且希望最好在清晨到达，因为这样安全一些。第二天，毛泽东又不无兴奋地向莫斯科发出一封电报，一方面报告说，解放军主力部队春季休整，夏季南下，“最迟7月底或8月初，150万解放军正规军将横渡长江”；一方面告之，“我们期待您派飞机来接我们去莫斯科。现在我们急需前往您处”，向共（布）中央汇报工作，“并听取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示”。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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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3)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再次妨碍了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1949年1月8日，蒋介石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要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至于和谈，中共的主张是，和平谈判一定要进行，但不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而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例如在北平同傅作义的谈判。通过奥尔洛夫，斯大林是知道中共的立场的。然而，1月8日接到国民政府的照会后，西方三国尚未行动，斯大林却抢先在1月10日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表示接受和谈，并提出只能由苏联充当调停人，甚至替中共起草了答复国民党的电文。毛泽东当即以强硬的态度回复斯大林，说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坚决反对和谈，而且根本用不着和谈。斯大林随改换口气说，和谈只是策略，不能让敌人抓住和平的旗子，只要提出的和谈条件让对方无法接受，目的同样可以达到。最后，双方取得了一致意见。尽管一场冲突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但斯大林通过这件事看到，毛泽东也不是一个顺从的人。

在1月14日的电报中，斯大林一面宽容地告诉毛泽东，“拒绝我们的建议绝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永远是你们的朋友”，一面通知他“我们还是觉得，你们的莫斯科之行暂缓一下为好”。斯大林说，如果需要，苏共可以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关于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中苏双方讨论了一年半，终于告一段落。

为了争取苏联的援助，毛泽东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斯大林一再推三阻四，并不说明莫斯科此时不想了解中共，不想把未来的中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问题是1948年中国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化，特别是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还捉摸不定。同拖延大规模向中共派遣苏联顾问和专家的考虑一样，斯大林再三推迟接受毛泽东来访的真正原因是担心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的结果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的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所以，莫斯科既要支持和援助中共，又不能让美国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1948年2月8日苏联驻华使馆代办НТ费德林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当王世杰指责苏联报刊激烈地批评中国政府而同情反政府武装时，费德林回答说：“苏联一如既往，完全遵守1945年苏中友好条约的所有条文，其中--中国人民非常清楚这一点--包括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规定，中国政府同中国内部各种党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属于这一范围。至于苏联报刊上的批评和同情，它们反映的只是各种社会团体和学术界人士的意见，这同苏联现在实行的言论和报刊民主自由不矛盾。”中共能够在东北或包括华北地区取得统治地位--这还没有超出雅尔塔体制的范围--莫斯科已经感到满足了，如果中共的力量足以占领全中国而又不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其主要条件之一就是苏联不能公开卷入，斯大林何乐而不为？莫斯科行事必须小心谨慎。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4)

的确，在1949年之前，为了避免与援助国民党的美国公开唱对台戏，苏联对中共的一切援助，在形式上都是秘密进行的。李越然曾一度与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的军事情报部在一起活动，据他回忆，苏方军人在谈话中流露出的担心主要有两点：第一，担心美国是不是会与国民党继续合作，甚至于渗透到东北来，这样对苏联在东北的地位会造成威胁；第二，担心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如果继续进行，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取得胜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到1948年5月这一段时间里，就东北的铁路恢复和建设来说，除了中长路同共产党领导的东北铁路总局有一定的工作关系外，苏联与中共其他方面的合作还是很少的。

到1949年初，中共已经取得了中国半壁江山，而中国革命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莫斯科对此极为关注，同时也表现得更加谨慎。1948年12月东北民主政权通过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提出建议，希望与苏联建立电报通信，而且对经过苏联同第三国如法国、英国和美国建立电报联系感兴趣，因为那里有各种中国的民主组织。

葛罗米柯的意见是：考虑到与满洲建立电报通信对苏联有益，且苏满之间的邮政联系已于1947年12月建立，所以可以同意中共的建议，但满洲经过苏联同第三国建立电报联系的时机还不成熟。葛罗米柯紧接着指出“由于同满洲签订关于建立电报联系的书面协定，可能被用来反对苏联，所以我认为宜于委托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同满洲邮政局进行谈判，暂时先达成苏满之间建立电报通信的口头协定。如果中国人再次提出通过苏联同第三国建立电报通信的问题，应对他们声明，这个问题比较特殊，可将来再讨论。”同时，前文提到的马里宁关于正式承认中共地方民主政权的建议反映上去后，没有任何结果，大概也是因为在斯大林看来，在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苏联在外交上需要保持与蒋介石的正常关系。为此，1949年2月斯大林借口“中国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外国领事馆在未建立正常外交和领事关系前停止自己的活动”，通知毛泽东：苏联已下令“停止领事馆的一切正式活动，并视领事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为非官方人员”，而“与地方民主政权机关只保持非官方的关系”。同样，1949年1月斯大林最初考虑由苏联单独充当调停人以促成国共和谈，也反映出莫斯科担心美国出面会导致中国局势复杂化的1949年1月底2月初米高扬访华，图为毛泽东、师哲、米高扬和阿洛夫在西柏坡。谨慎心理。此外，在对华政策转变的决策方面，斯大林还有一个未知因素，即未来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中共夺取政权后是否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保证对苏联的忠诚，这是莫斯科在确定苏联全面改变对华政策之前迫切需要切实掌握的情况。米高扬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对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进行秘密访问，其主要目的也在于此。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5)

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米高扬和科瓦廖夫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深入谈话。根据俄国披露的大量档案文献、翻译师哲的回忆以及米高扬后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这次访问的过程和会谈的结果是清楚的。斯大林了解到：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已经势在必行；新中国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中共感谢苏联的援助，并愿意接受苏共的领导。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米高扬在西柏坡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会研究和讨论米高扬的电报。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要求米高扬尽快赶回莫斯科，详细汇报各种情况。会谈中，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在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方面需要苏联给予大力帮助，并决定派专门代表团赴苏解决贷款和经济援助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几位书记在谈话中都提出了请求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工作的问题。

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和朱德谈到了中共及其军队亟待解决的问题。周恩来特别强调：“我们想请求苏联给我们派来一些专家和提供制造武器的设备，并派遣一些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建立军事院校和组织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在2月2日的会谈中，朱德和任弼时专门讨论了在发展工业方面中苏合作的问题。任弼时指出，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中共将把东北放到显著地位，力争把它变成国防基地。在东北工业开发上，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援助的方式可以是建立苏中联合企业、向苏联贷款和向苏联提供租让企业。任弼时强调，东北工业开发需要高级技术专家，而在鞍山的冶金企业中现在不得不利用日本专家。因此，“我们请求苏联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专家到中国来”。在2月3日的会谈中，刘少奇在涉及中国工业发展的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后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对我们将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考虑，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1.提供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经验。2.向我们提供相应的文献资料，为我们派来各种经济顾问和技术人员。3.为我们提供资金”。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6)

“有了苏联的帮助，我们将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我们想尽早知道苏联方面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援助，以便我们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这个问题”。最后，在2月4日的会谈中，毛泽东则提出，“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共（布）提供全面的援助。需要两方面的顾问，即经济方面和财政方面的顾问”。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提出，需要苏联派遣党务工作方面的顾问，以便经常交换意见。对于中共提出的要求和建议，米高扬除了在原则上表示苏联同意派遣顾问和专家外，没有给予具体的答复，他需要请示斯大林，同时也需要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具体磋商。

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2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局和东北局：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3月13日，毛泽东又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这里所说的“文告”，就是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宣布的向苏联“一边倒”，而所谓“机会”，就是看中共代表团访苏的结果，看莫斯科是否愿意并真诚地向中国提供帮助。

与中共领导人谈话后，米高扬的印象是，他们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知之不多”，“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对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状况也不了解。的确如此，越是临近全面地掌控中国的政权，中共就越感到对国家的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是个难题，也就越需要苏联提供帮助，而这个帮助主要是通过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实现的。

在1949年4月9日与科瓦廖夫谈话中，毛泽东明显地表示了在这方面的担心。例如，在西柏坡谈到了苏联提供贷款的问题，但是如何使用这笔贷款，中共领导人并不清楚。毛泽东“急盼苏联专家尽快来到中国”，以便“编制一份合理使用贷款的计划，首先是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等重要部门的计划”。谈到占领上海的问题，毛泽东说，占领这些城市容易，但管理这些城市却很困难，尤其是上海，对于发电厂、自来水厂、大型企业及市内交通，中共都缺乏管理经验，因此担心“整个城市的生活瘫痪”。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毛泽东说，“至今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占领上海”。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7)

最后，毛泽东请求苏共在占领上海之前派来一批“专门管理上海的专家”。5月3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提出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经济建设问题，因此要求斯大林同意向中共派遣苏联专家。6月9日，即中共代表团出发前夕，毛泽东再次给斯大林发电说：“我们在讨论了中央计划、财政、经济组织机构以后，已比较准确地确定了我们所需要的苏联专家的数量及其专长。”电报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所需要的专家不少于600名，并准备在1949年和1950年上半年接受这些专家，把他们安置到各个计划、财政、经济机关与工业企业中去。毛泽东又特别指出，第一批专家共258人，应于今年6-8月来华。电报还详细列表说明了拟聘600多名专家的所在专业。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在积极筹备代表团的访苏事宜。毛泽东原来考虑让任弼时和王稼祥率团访苏，5月上旬，又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代表团。5月10日毛泽东用电话通知正在天津视察经济工作的刘少奇紧急赶回北平。从天津回到北平后，刘少奇便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一方面收集和分析有关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况，准备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交换意见，一方面约有关地区和部门汇报，准备同苏联交流工作经验。其中，刘少奇还同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并确定了所需苏联专家的数量。协助刘少奇准备访苏材料的王稼祥是毛泽东指定的未来新中国驻苏大使，他对调来担任代表团政治秘书的邓立群说，要求苏联专家来帮助我国建设，需要明确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为此要邓立群起草一个文件稿。

在准备工作中，中国领导人特别考虑到，在大批外国专家来华之前，必须首先让党内干部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6月16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有关欢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指示，其中讲到：“不久，中国人民的中央联合政府将要组成，中国将要进入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时期。中国革命向来都得到苏联的援助，这种援助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转入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以后，中国人民将从各方面得到苏联更大的援助，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合作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当与苏联建立经济上的亲密合作，我们将要取得苏联物资的和技术的帮助，我们将要聘请大批苏联专家，来帮助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更顺利进行。不久的将来，苏联专家会来到中国，他们将分配到财政、金融、贸易、合作、工业、农业、铁路、交通、工厂、矿山等经济机关中去工作。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件对中国人民空前有利的好事。”

中共中央这个充满信心的指示是有根据的--到这个时候，中共的立场和中国的形势都已经完全明朗化了，斯大林也不需要再犹豫和拖延了。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1)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

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到达莫斯科，第二天夜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刘少奇等人。或许是因为米高扬的汇报令斯大林感到满意，或许是了解到中共的亲苏意向和政策，总之，在中苏两党领导人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就几乎答应了中共代表团提出的有关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所有要求，甚至中共没有想到的事情，斯大林都提出愿意给予帮助，如进军新疆的问题。

28日下午，刘少奇向北京电告了会谈的结果。这就是毛泽东等待的“机会”，接到刘少奇的电报后，毛泽东决定“公开发表公告”。他用两天的时间写就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并于6月30日发表。文中宣布，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阵营，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专家问题是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谈的主要内容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俄国档案文献的记录如下：

二、关于专家。斯大林说，我们将提供专家。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但我们应当谈妥关于专家的报酬。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是按照粮食价格向你们的专家提供报酬的话，对苏联专家也可照此办理。但是应当按照你们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我国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

斯大林说，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正像俗话所讲的，哪家没有丑孩子，在好人当中也可能会发现坏人。

不良行为将会败坏苏联国家的荣誉。因此，我们对此将进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

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

在回答斯大林的这些话时，刘少奇说，在中国有一些与帝国主义的活动没有联系的外国专家，他们得到的报酬大大高于中国专家。斯大林对此回答说，在我们苏联，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己的看法和制度。我们想按照我们自己的看法和制度办。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2)

三、关于派遣专家去上海。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挑选了15名专家，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在任何时候派过去。请你们研究并通知我们。但是，一般来讲，你们应当注意到，在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有许多你们自己的专家和具有高超技能的工人，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会大于而不是小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因此你们必须吸引他们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四、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还准备帮助你们清除上海的水雷。既可以派专家——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提供扫雷艇。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比如，卖给东北政府几艘扫雷艇。然后在大连、旅顺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教会中国海员如何清除水雷。斯大林接着开玩笑说，东北政府可以把它们再“卖给”中央政府。

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毛泽东在7月4日复电，同意由中苏两方组织一个共同委员会把向苏联贷款和订货等问题具体化。但是，鉴于中国方面的经济机构刚刚建立，既缺少专家，又缺乏必要的资料，根本无法提出所需设备和货物的清单，毛泽东建议刘少奇与联共（布）中央商量，可否把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科瓦廖夫“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如果斯大林同意先派专家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那么最好请科瓦廖夫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7月5-6日，刘少奇等人与科瓦廖夫会谈，详细列出了这次访苏的要求，并请转报斯大林。其中关于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的问题，刘少奇提出，首先要为东北引进不少于300名各工业部门的专家，以替代在冶金、军事、航空企业中工作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同时还需要电厂的专家和医院的医生。刘少奇还请求派遣各专业的苏联教授（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授）来中国高等院校讲课。此外，刘少奇要求苏联为中国培养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中国准备派遣一批重要的经济管理干部（总局的领导人、厂长）来苏联，接受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培训，还要求在苏联为中国建立一个1000人的专业高等院校，培养各级管理干部和工业、贸易、财政、法律等方面的专家。7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刘少奇：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拟向苏联定购飞机、聘请专家，希望代表团同斯大林作初步商谈，如苏方原则同意，再派刘亚楼率一个小型代表团赴苏具体商谈。看来，中国对于苏联专家真是翘首以待了。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3)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刘少奇致函斯大林说，毛泽东要他回国，希望让科瓦廖夫和已经确定的苏联专家同他一起走，其余专家可于8月中、下旬王稼祥回国时同行，并请求斯大林下指示，加快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斯大林阅读信函时，特意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着重线。

苏联专家将要起程了，而斯大林提出的专家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还没有最后谈定。1949年1月14日周恩来曾致电陈云、林枫，提出应为聘请苏联专家商定一套待遇制度和合作办法，以便共同遵守。而出国前王稼祥也让邓立群准备一个有关方针政策的文件。但是，就笔者掌握的资料，中方是否准备了有关苏联专家待遇和工作条件的协议草案，目前还不得而知。在8月5日夜晚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重申了他关于苏联专家待遇的意见。会谈的结果是，按照中共的要求，斯大林同意先派若干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恢复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项目。至于经济援助问题，经这些专家实地考察并了解情况后，再进一步研究。关于专家问题，根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再次要求中方：“1.保证对专家在中国的住宿、生活、工作等提供充分的条件，意即工资、住宿和工作必须要有优厚的条件。2.来中国工作的专家家属（在苏联境内的）生活费用必须由中方承担。如他们的家属到中国来，中方必须给以住宿与生活上的保障。3.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期限，依情况和实际需要而定。4.苏方人员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方处理，中方无须过问。”

会谈后，双方达成了《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条文如下：

联共（布）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的请求，为了帮助中国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派遣苏联专家给中国。为此，联共（布）中央与中共中央议定下列各项：

（一）由苏联派给中国的600名苏联专家，由中国方面分配他们到中国各企业、各机关及其他组织中工作。

（二）苏联专家在中国各企业、各机关及各组织中以顾问资格，并在各该企业、机关及组织中之中国负责人员领导之下工作。

（三）为造成一种条件，保证苏联专家在中国之经济与文化建设中，能更顺利地完成在组织上及技术上帮助中国的责任，苏联方面特派柯瓦略夫（编者注：柯瓦略夫即科瓦廖夫）同志负责管理他们的活动。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4)

（四）派给中国之苏联专家，其工作期限定为一年，他们在中国工作期限之延长，由双方协议定之。

（五）中国方面付与苏联专家之薪俸，应按照现在或将来为中国同等职务与资格之中国专家所规定薪俸标准，以中国货币付给，并保证供给彼等以相等的中国专家所享有之其他一切条件，包括食粮及工业品之供给，以及薪俸以外之贴补等等。

当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期间，中国方面应无代价地供给彼等以附有家具设备之住宅、温暖及灯光，或付给彼等以租赁附有家具设备、温暖及灯光之住宅的同等费用。

（六）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49年8月制定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以俄文与中文书就，并且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开会讨论并作出了关于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的决议。同日，刘少奇将协定全文报请中央批准。8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王稼祥：同意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的全文，望即照此签字。回国经东北时，同高岗、李富春商定具体执行办法。

关于这个协定草案，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这里特别强调苏联专家是以顾问资格去中国工作的，就是说，他们不仅将给以技术指导，而且参与管理，虽然是在中国负责人的领导下。这一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第二，关于专家或顾问的待遇，这里明确到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只享受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同等的待遇，而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后，双方又重新谈判和签订了一个关于专家待遇和工作条件的协议，内容完全不一样了。第三，在6月27日和8月5日会谈中，斯大林曾反复强调的如苏联专家犯有错误应由苏方处理的原则，在协定草案中不见了。中方是否为此提出不同意见，尚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相信：中国人听到这个要求，立即会联想到历史上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也许，斯大林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5)

确实，在讨论苏联为中国提供援助的同时，双方也都隐约感觉到了开始显露的权利和利益分歧。到1949年夏天以后，中国的局势已经基本落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地打过长江，并向全国进展，美国也没有作出任何令莫斯科担心的反应。苏联对中共提供援助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制约因素应该说已经基本消除。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逐步从一个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其所承担的国家主权和利益方面的责任就日益增大，因而与苏联之间产生权利和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强。实际上，从中共掌握东北政权开始，这方面的问题就已经陆续反映出来。毛泽东和斯大林心里都很清楚，直到刘少奇访苏时，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双方均未言明的问题，即在中苏结成军事和政治同盟的同时，如何处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恰恰这一点，反映了中苏之间在主权和利益方面存在的历史矛盾。

无论如何，1945年中国政府被迫接受的中苏条约显然属于不平等条约。撇开外蒙古问题不说，单就苏联把已经卖给满洲国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作为其战利品与中国合营，又强行租用旅顺港和实际占有大连市而言，已使中国主权和经济利益受到侵害，战后中国国民对苏联的反感与此不无关系。作为革命党，中共当时对此或许没有予以注意。不过，当中共即将成为执政党时，其对民族国家的感受和主权观念已经逐步发生了变化。因此，对于苏联侵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做法也必然产生不满，虽没有明说，但确是心存芥蒂，并且在与苏方进行有关经济问题的交涉中时有表现。

随着东北地区中共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在中长铁路产权归属和东北资源开发方面，中苏之间对未来经济利益的不同考虑逐步显露出来。苏联对经营中长铁路极为关注，因为它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颇有经济价值。但由于苏军撤退和东北内战的爆发，中苏共同经营中长路的工作实际并未开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铁路南线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设备屡遭盗窃和破坏，大部分苏联员工被召回国。即使在中共控制下的铁路北线，中苏双方也常有摩擦。据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报告，中共当局把这一地区中长路及其附属企业的管理抓在自己手中，不遵守中苏条约关于中长路的协定，将苏方行政机构排挤出对铁路的管理，并大批解雇在中长路机构及企业中工作的苏联公民，而且时有暴行发生。为此，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曾多次与林彪和高岗进行交涉。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6)

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以后，包括中长路全线在内的东北铁路实质上是由中方单独实行管理的，铁路财政也完全由中方支配，而苏方员工只是处于顾问和咨询的地位。显然，毛泽东对1945年中苏条约是不满意的，也没有理睬关于中长路由中苏共同占有和经营的协定。苏联方面对此颇为担心，这突出表现在1948年底苏联外贸部给米高扬的报告中。斯拉德科夫斯基在报告里针对一封关于中长路和苏中合资企业问题给马林科夫的信，发表了长篇议论。显然是出于为管理中长铁路准备干部队伍的考虑，他首先对中长路在培训东方学干部方面没有采取积极行动表示不满，从而建议在远东及中央的几所高等工业学校设置研究中国和朝鲜政治经济的课程，扩大莫斯科东方学院的远东各系（首先是中国系和朝鲜系），恢复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研究所。斯拉德科夫斯基还特别提出了中长路的法律地位问题，即“如何看待苏联铁路管理机构在中长路的存在；我们继续不参加对铁路的管理和经营是否妥当”。报告指出，由于中长路理事会和管理局的国民党代表逃离满洲，而苏方绝大部分铁路员工已经回国，致使苏方已停止参与对铁路的管理，目前整个铁路完全由中方民主政府（东北铁路局）管理。苏方继续延迟参与铁路管理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中国人将独自经营这份“苏中共同财产”，苏联不仅从铁路运营中得不到任何利益，而且“将来中国人（甚至包括民主政府的人）认为自己有了本事，会反对我们参与管理”。有鉴于此，报告建议尽快解决苏联实际参与铁路管理的问题。斯拉德科夫斯基还认为，恢复苏方在中长路的租赁地和企业股权将为苏联带来很大利益，由于中长路问题尚未谈妥，目前应由某个苏联组织或者秋林公司获得上述原俄国业主的权利。报告最后建议，成立专门从事满洲问题的科研机构，广泛收集和研究有关满洲的经济资料；设置领导中长路工作的专门机构，加强对满洲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的统一领导。

实际上，在中长路及所属企业的管理和东北资源的利用问题上，中共的处境十分尴尬。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7)

既要依赖苏联的资金和技术保障铁路运营和经济发展，又担心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受到侵害，中共的矛盾心理和立场是可以想见的。同斯大林亲自处理所有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一样，毛泽东对涉及与苏联经济关系的问题也极为重视。1948年5月，毛泽东要求东北局，以后对苏联“凡有借有还的协定”尽可能多签订，但在此之外的要求，“则必须遵守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之原则，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提出要求”。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一切商业性协定的详细内容及经营和偿还情形”，必须“事前请示，事后报告”。当然，对于通过中苏合营方式迅速恢复工矿企业生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中共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如瓦房店和复州煤矿的开采。但涉及产权归属问题，中共的处理则十分谨慎。例如，1948年8月10日东北局报告：中长路苏方局长最近提出，在海拉尔以东的莫格图河畔发现褐煤炭层，已确定其储藏量约700万至1500万吨。苏方要求将上述地区及采矿权移交中长路管辖，归其开采。东北局的意见是，某些重工业矿产与苏方合作共同开发是需要的，但不划入中长路所辖范围，不扩大中苏条约上所规定的权利，而另外订立地方性的合作协定，且不对外宣布。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同意，希望东北局与苏联负责方面协商解决。同样，1948年2月苏联人提出，在黑龙江等沿两国边界的航道，由苏方负责修建灯塔，其所有权属苏联。中共以所有权问题“用什么形式出现值得考虑”为由，把事情拖了下来。一年以后，苏方人员再次通知，莫斯科来电要求解决这一问题。1949年3月7日陈云和高岗致电中共中央，请示有关苏联方面提出的由他们负责在黑龙江两岸设立通航灯塔，其所有权属于他们的问题。

同日，李富春答复，仍是要苏方先说清所有权的问题。3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复高岗、陈云电，明确表示：同意苏方派出技术人员在黑龙江我方一岸指导修建灯塔，一切经费由我们负担，所有权也属于我们。3月10日毛泽东在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上也明确答复莫斯科，关于在黑龙江上设置界标一事，同意苏方派技术人员来，但费用由中方负担，界标也属中方所有。5月14日，苏方又转告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维辛斯基的请求，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苏联政府将派飞机和轮船沿黑龙江和松花江巡查航线。对此，中共中央20日复电说，黑龙江为两国边界，同意苏联飞机和轮船巡查，但松花江是中国内河，是否应由中国轮船装备火炮，并雇请苏联专家，定期巡查较为妥当。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8)

东北解放以后，中共与苏联在中长路本身产权界定方面的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1948年12月2日东北局报告，在对苏经济关系上首先遇到了关于中长路财产的产权界定问题。根据中长路协定第一条规定，南满铁路的财产，除1905年以前俄国所置者外，均不属于中长路，而属于中国政府。苏军占领时，把日本人所置的南满铁路附属财产大部分挂上了中长路的牌子。国民党进占沈阳后，又将苏军所划许多中长路财产中属1905年以后者，统统改为中国政府所有。到沈阳解放时，中长路苏方代表派人非正式口头通知陈云说，这些财产均属中长路，应由中长路接收。因事关重大，林彪和陈云商定采取暂拖一时的办法，告诉苏方目前统一实行军管，将来再说。此外，对东北重工业恢复是采取向苏方借款方式，还是中苏合资经营方式，对苏方以战利品拆迁的设备可否提出请求归还一部分等，中共在处理时均颇为犹豫。此后不久，陈云再次提出同样的要求。他在1949年1月10日给高岗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要使鞍山、本溪等工业基地恢复生产，需要在现有设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包括要求苏联退还进入东北后搬走的大机器。

中长路财产的归属实际涉及中共政权对1945年中苏条约及中长路协定的认可问题，而在斯大林心中，这是处理与新中国同盟关系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是苏联与中共经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所以，斯大林采取了拖延的策略，不仅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对此避而不谈，即使在刘少奇访苏期间提出中共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具体建议时，斯大林也未置可否。看来，所有这些问题只有等毛泽东到莫斯科来解决了。

当然，总体说来，尽管存在着矛盾和摩擦，中共与苏联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以及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还是主导方面。无论如何，面对1940年代末远东的国际政治格局，中苏必须结成同盟，而这一点，从中国经济状况的现实来看，对新生的中共政权尤为重要。苏联同样需要中国。在苏美对抗的冷战格局中，苏联对远东乃至整个亚洲的战略目标的核心是与中国结成同盟，并以此为苏联安全的东方屏障，这是斯大林会见刘少奇要达到的根本目的。

无论如何，刘少奇的访问是成功的，特别是在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的问题上。当刘少奇8月14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已有2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同车而行。对于这批专家，中共领导人极为重视。8月25日，刘少奇和苏联专家到达沈阳。2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了干部大会，热烈欢迎刘少奇和苏联专家。会场设在东北局专家招待处的大礼堂。担任大会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说，高岗主持会议并致欢迎词。在赞扬了苏联对东北解放和经济建设给予的有力援助后，高岗提高嗓门说：“现在，斯大林又给我们派来了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高级顾问团。我代表东北局和东北人民向苏联党和人民，向伟大的斯大林，向亲爱的顾问团的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敬意！”刘少奇也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苏联专家远道而来，他们把家属放在家里，把本身的工作也放下不顾，千里迢迢到中国来，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把他们当做很好的老师。”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9)

刘少奇还告诫中共干部说：“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中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搞不好的局面，我们的同志要负责任。这就要‘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我们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刘少奇的用意是好的，这就是说，如果与苏联专家发生矛盾，“扁担”都要打在中国人身上。在以后若干年里，这句话成了口头禅，也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处理与苏联专家关系的原则。在采访中，笔者听到几乎每一个负责接待苏联专家的干部都说起过“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这句话。8月28日，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又讲到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重要性。刘少奇指出：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建设国家就要有一套知识。苏联专家来，给了我们学习的好条件，但还要靠自己努力学习得快一些，如果没有学好，不管工作职位高低，就要调动、撤职。

刘少奇对苏联专家关怀备至，不仅在旅途中多次看望，而且到沈阳后还亲自到驻地探望他们，了解住宿条件和饮食情况，使苏联专家深受感动。8月29日，刘少奇与科瓦廖夫及38名高级专家一同到达北平。行前，刘少奇专门致电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安排专家的生活问题，并且考虑得极为周到。刘少奇提出，对专家要每人保证一间寝室，一间办公室，一间会客室，如有可能再另设几处公共会客室。对其他工作人员，可两人合住一室，但必须给他们另设办公室，或公共办公室。如专家住所（观音寺和铁狮子胡同）系砖石或水泥地面，则希望铺设地毯，另外还要考虑冬季取暖问题。因东北一时调不出汽车，建议高岗再从苏联购置若干辆汽车，供专家使用。刘少奇还嘱咐，要准备好床铺、被、褥、单子、毯子、洗脸、洗澡、整容等必需用品，以及纸张、笔记簿、铅笔、钢笔、墨水等全套办公用具。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10)

苏联专家来到北平后，由周恩来安排，毛主席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了来华的全体苏联专家以及沈阳铁路分局长杜拉索夫和随专列来京的苏联服务员。刘少奇在9月3日召开的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苏联将要派大批专家到中国来，一定要同他们搞好关系。要善于向他们学习，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好。开国大典那天，周恩来还特意邀请苏联专家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以后，毛泽东又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前往坐落在铁狮子胡同的苏联顾问总部看望他们。10月5日，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刘少奇充满热情和信心地说：“中国历史从此已经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这也就使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现在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与破坏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从此可以无限量地发展和巩固起来了。我们两大民族的亲密合作，在世界上将是无敌的，对于世界今后的发展方向将要发生决定的作用。因此，我们两大民族的亲密合作，乃是世界人类的最大利益之一，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因此，我们十分重视和珍贵〔惜〕这种友谊与合作，任何破坏和阻碍这种友谊与合作的行为，我们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种行为违背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

大批苏联高级专家终于来到中国，中共领导人感到满意了；受到隆重而热情的接待，来华专家们也颇为感动。然而，在莫斯科，苏联官员们却在考虑着一个新的关于专家待遇和工作条件的协定。这个变化，大概与毛泽东1950年初访问苏联的结果有很大关系……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1)

中国人早就说“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但直到大批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到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才真正见到他们的老师。新中国成立之初，刚刚脱离战火的中国大地一片萧条，百业待兴，中国共产党要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富强昌盛的新中国，又要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自然需要得到苏联的指导和帮助。就笔者查阅的大量报纸和书刊，以及对当事人采访得到的印象，这些苏联顾问和专家确实称得上是老师，而且是当时中国人最好的老师。

首先，苏联专家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给中国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带来了崭新气象。

在钢铁工业方面，由于苏联专家的指导，仅仅一年，各地钢铁企业的产品合格率大大提高，有些炼铁炉还突破了原设计能力，其中本溪煤铁公司炼铁厂低磷铁的合格率在3个月内从16%提高到88.5%，抚顺矿务局炼钢分厂钢锭合格率也提高到95.3%，超过以往标准15个百分点。石景山钢铁厂250吨炼铁炉可炼铁376吨，太原钢铁厂50吨炼铁炉则创造了106吨的纪录。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太原钢铁厂马丁炉采用热装法和吹风熔炼法炼钢，将每炉冶炼时间由过去的10小时42分缩短到4小时54分。天津制钢厂马丁炉采用苏联专家的热修法，节省了9天停火等待的时间，修炉时间也由180小时减至60小时，提高效率两倍。重庆某钢厂轧制钢轨的设备已废置不用达10余年，经苏联专家帮助，不仅重新启用，而且在国内首次轧制重型钢轨成功，使四川人民仰望了40年的成渝铁路得以动手修筑。西北钢铁公司炼钢厂从前采用日本的烤炉法，每次要花25天才能装料生产，1949年10月苏联炼钢专家马尔塞夫到厂，仔细分析了矽砖的特性后提出一种改进方法，将烤炉减少到4天，大大地增加了出钢的数量。此外，马尔塞夫提出的炉底检修新方法，使每月修炉次数减少了13次，大大节省了修理费和劳力。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2)

在电力工业方面，在苏联专家的热诚指导下，3年来电力生产已超过战前最高产量15%，售电量提高了1.8倍。推行苏联专家介绍的“快速检修法”的结果，使检修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并大大节省了检修费。按照苏联专家建议的办法调整电业设备，使许多大城市电力网内的电力负荷日趋平衡：在天津，相当于增加了一座要花1550亿元投资建设的发电厂；在上海，也等于增添了1000万千瓦的电力设备。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厂用电率和线路损耗大大下降。3年来，全国各发电厂在这方面所节省的电量，就等于全华北区1949年国营发电厂电量的111.5%。苏联专家还介绍了降低火力发电成本的基本方法——“燃烧低值煤”，在各地推行后大大减低了电力的成本，仅鸡西发电厂采用低值煤一例，一年就可节省燃料成本200多亿元。苏联专家在阜新发电厂安装发电机工程中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结果安装一部锅炉就节省了25000个人工，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

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质量完全合乎苏联先进标准，受到毛泽东和高岗的嘉勉。

在煤炭工业方面，中国煤炭管理总局曾认为当时国内所有的浅部煤层已开采完，而受技术条件限制又无法开采深部煤层和扩大采掘范围，因此要在1957年以前废弃120个矿井。后经苏联专家研究，恢复和扩建了大部分矿井，使得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更重要的是大部分浅层矿井的服务年限延长了20-40年。各矿还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实行苏联新式采煤法，使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专家加里加威根据对江苏贾汪煤矿夏桥矿井的煤层高等线进行考察，果断地提出，矿井的开采年限不是人们估计的5-6年，而是50-60年。按照他的建议在夏桥矿底开辟一条巷道，果然发现了新煤矿。这样，不仅延长了煤矿寿命，还使价值几百亿（旧币）的地面设备得以全部保留下来。煤矿专家斯图加廖夫、马尔钦科等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分别提出各种先进的采煤法，在各地推行以后，基本上取代了旧式采煤法，使煤炭回采率达到了70%，从而大大减少了国家资源的损失。

在石油工业方面，过去中国被认为是贫油国家，而苏联专家根据石油生成的原理并将中国地层构造与周边国家比较后指出，“中国处在油田国家的中间，中国地下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同时，苏联专家还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解决了低压油田的产油问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3年来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1952年的原油产量已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19.66%，从而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3)

在水利建设方面，在治淮工程的各种具体设计中，由于采取了苏联的先进经验，使整个工程做到了经济、省时、安全。如在苏北5个大水闸工程中，第一年完成的润河集分水闸，第二年完成的高良润进水闸及东淝河控制闸，都采用了苏联不打基桩的经验，因而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全部竣工——过去每座水闸至少要修三五年，不仅提前完工，还为国家节省了150亿元的财富。农业部水利局修建山西浑河水库的设计，经过苏联专家修订，蓄水量增加2.25倍，节约投资2000亿元（旧币）。荆江分洪工程由于采用了著名水利专家布可夫介绍的苏联“一列拖带法”，保证了在洪水到来之前完成施工。为保证闸身安全，防止洪水泄漏，布可夫还设计了一道消力漕。以后，分洪区的人民为答谢布可夫的帮助，就称这道漕为“布可夫漕”。

在铁路运输方面，苏联专家深入到铁道运输、铁路工厂、养路、材料供应等各部门工作，推广先进经验，帮助改进技术，创造了许多生产新纪录。如运输部门在专家帮助下创造的李锡奎新调车法，使沈阳站调车工作效率提高了60%以上；苏家屯机务段学习了郭瓦廖夫（即科瓦廖夫）工作法，从1950年1月到1951年8月，共超运货物114万多吨，节省资金43亿元；南京工务段高资工区学习聂菲铎夫养路法，制止了钢轨爬行，消灭了钢轨拱背，提高了线路质量，仅5公里线路就节省资金4.78亿元。由于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1951年中长路的劳动生产率比1950年提高了27.8%；支出较原定计划节省了723亿多元；由于车辆运输加速而获得的利润超过计划10000亿元。

在造纸业方面，到1952年12月轻工业部进行总结时，苏联专家已提出90项重大建议，“其中最伟大的成就是威烈基金专家稻草半料浆的试制成功。这给我国造纸工业开辟了新的前途，克服了木材缺少的困难，弥补了纸浆设备不足的缺陷。”1952年4月，山东省造纸总厂一分厂因供水不足造成生产困难。苏联专家罗维金诺娃采用废水利用的方法，每天能节

约近30万斤水。她还根据在苏联的经验改进了生产方法，每天能节约100多斤纸浆纤维，一年就为该厂节省了近3亿元。

在建设业方面，苏联专家介绍的“混凝土真空作业法”、“平行作业法”等，对加快基本建设速度有很大贡献。如东北第21工程公司实行“混凝土真空作业法”，使整个工程缩短了3/4，并且提高了工程的质量，降低了工程的成本。东北西安矿务局的一个竖井工程，1950年开工时采用英美式的“单行作业法”，就是打一段井，砌一段井壁，这样要10年才能完工。1951年改用苏联专家建议的“平行作业法”，一面打井，一面砌井壁，5年就可完工。苏联专家介绍的“分段连续砌砖法”和“双手挤浆法”，提高砌砖效率4倍，在全国推广后，引起木工、抹灰工、勾缝工、混凝土工和整个建筑工程的改革和新创造，使个体劳动转向科学分工的集体劳动，大大缩短了新建工程的施工时间，为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土木工程准备了条件。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4)

在农业方面，苏联专家介绍的深耕、密植、轮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进经验，对于提高中国的农作技术贡献很大。如山西农业劳动模范曲耀离的棉花丰收，就是采用密植法的结果。农业部机耕学校双桥实习农场1949年籽棉每亩产量只有50斤，1950年在苏联专家卢森科的直接指导下采用苏联棉花密植法，每亩增加到162斤，1951年更达到296斤，丰产地每亩达到537斤。

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对于中国林业的整理和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3年来在全国完成造林135万公顷，以及在东北、西北、苏北沿海等地建立数百至千余公里的防沙林、防风林等工作中，都曾采用了苏联先进经验。如苏联专家聂纳洛阔夫介绍的“方格调查法”，解决了林地调查中的困难，使东北森林调查所需时间由25年缩短为5年，仅1951年调查的33万公顷森林，就为国家节省了69亿元的财富。由于接受了苏联专家合理采伐森林的建议：降低伐根、利用梢头木、保留母树、清理林场、合理选材等，3年来，仅东北一地，即增产木材约70万立方公尺，约合人民币13230亿元。还有，苏联专家提出的木材流送新方案，也把流送损失率从10%降到1.37%。

在牲畜业方面，苏联专家不仅引进了大批优良种畜，还介绍了人工授精的方法。黑龙江克山县种畜场1952年运用人工授精技术，使种马的交配能力提高了3倍，母马的受孕率提高了1倍，达到了85%。苏联专家特罗依茨基不辞辛苦，在几十个国营种畜场轮流指导种畜的饲养管理工作，培养了新技术干部1000多名。

在医学方面，苏联专家的先进技术和方法也得到普遍推广，并取得良好效果。例如苏联医师维利渥夫斯基、波罗奇采尔、舒高姆等根据巴甫洛夫学说创立的“无痛分娩法”，在中国各大城市普遍推行。据统计，在5394名施行无痛分娩法的产妇中，有92.8%获得成功。北京、上海、大连、天津等地还将“无痛分娩法”推行到了家庭接生中。“组织疗法”的推行更早，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2月为止，全国接受“组织疗法”的伤病人有52000多人，其中已治愈的有36000多人。哈尔滨医科大学眼科教授石增荣采用苏联医学家费拉托夫所发明的“角膜移植术”，已使许多盲者重见光明。专家格兰亭介绍的“奴夫卡因封闭疗法”，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长春铁路医院等地采用，也获得了初步成功。

总之，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有关这一时期苏联专家在生产技术领域为中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所作贡献的记述和报道，真是举不胜举。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5)

其次，苏联专家督促和帮助中国在工业系统建立起各项必不可少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当时中国的工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手工业阶段，即使在一些近代工业企业，管理水平也十分低下，主要是靠老师傅的经验和言传身教，没有一套统一的、科学的操作方法。苏联专家来到工矿企业以后，多次建议中国政府加强企业管理，并在各行各业介绍和贯彻了一整套苏联管理工业生产的规章制度。

早在1949年9-10月间，几位到北京电车公司检查工作的苏联专家就建议公司应建立起质量验收的责任制，并介绍了苏联的做法和经验。1951年8月14日，苏联专家莫谢耶夫在对《中国西北天然石油产地开采草案》提出书面意见时，尖锐地批评说：“草案中根本没有谈到石油工业的管理问题。发展石油开采和人造石油的全部计划，只有在解决全国所有石油工业的管理组织问题的条件下，才能制定和执行。”1951年12月27日，苏联专家向中国政府递交了《关于制定1951-1955年度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国家计划方针的意见书》，其中有专门一节提出了有关工业发展方针及管理方面的建议，主要内容是：一、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工业的中心任务之一，具体办法包括生产设备的现代化和合理使用，改善生产技术过程，采用先进作业法，提高工人技能，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实施计件工资制，合理利用工作时间，以及适当的工业劳动分工和企业专业化；二、努力降低生产成本，使之成为全国党、工会和经济机关工作的中心，具体办法包括确定每一产品单位使用原材料、燃料、电力和劳动力的技术经济定额，动员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开展节约运动；三、逐步在企业实行经济合算制，大力提高内部资源利用率和产品质量，以厉行节约和减少消耗为基础，提高生产的利润；四、在工业部门，首先是在机器制造业，采用国际统一的度量公制，作为一切设计、生产和会计核算的基础，并采用统一的公差；五、制定和在所有工业部门内实行关于安全设备和劳动保护的条例和办法，并加强监督和检查，等等。

学习和推行苏联的规章制度，大大改善和加强了中国工业的企业管理。笔者曾做工6年的石景山发电厂就有一个典型事例。1949年9月，该厂6号机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全北平大面积停电，于是聘请苏联专家到厂帮助处理。在修复设备的过程中，苏联专家发现，在中国的发电厂，设备检修和机组运行靠的完全是老工人的经验，一代代口授身传，而没有任何标准的和科学的操作规程。于是，苏联专家便在计划检修、改革管理体制、改进设备和恢复铭牌出力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同时还为电厂编制了一套运行规程，要求工人按规程操作，从根本上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为此，中央燃料工业部将此规程作为典型规程印发到全国各电厂。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6)

1950年，苏联专家又帮助东北电力企业建立起经济核算制及各种安全发电、供电规程和机构。应该说，是苏联专家为中国电力系统科学管理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50年，苏联专家在机械、煤矿、造纸等厂矿介绍和实行的连续作业法、生产指示图表制等苏联的先进经验，取得了很好效果。东北机械管理局各厂实行连续作业法后，使工序复杂的制造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该局第五机械厂掌握了“生产计划及完成情况”、“装配及完成登记”、“零件搜集登记”三种基本图表，解决了过去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问题。石岘造纸厂也因此加强了车间技术管理，提高机械运转率达97%，使该厂的生产任务每月均能按时或提前完成。鞍山钢铁公司化工部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把化工厂全厂机器设备制成详图，注明每部机器的规定温度、压力、操作时间及注意事项，悬挂在现场，使技术人员可据此教育工人，管理人员可据此检查工作。到1951年初，苏联专家在重工业部门介绍了许多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由于建立了各级计划机构，各企业开始使用计划表格，科学地管理生产；由于建立了统计机构，使中央重工业部能够在24小时之内掌握全国各钢铁厂的生产情况。东北的一些厂矿最早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拟定了各部门的工作细则，开始实行责任制度，建立了生产调度室，对生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聘请的苏联专家契普洛夫不仅深入各省市解决实际问题，帮助沈阳、旅大、吉林等地编制预算，加强对企业财务的管理，而且对于领导机关的财政管理制度也提出很好的建议，以至财政部请求政务院务必让他继续留在东北工作一年，并保证在这一年中组织干部加紧学习，力求提高，以达能胜任工作。

1952年11月水电总局刚刚筹建时，征询计划专家杜诺波洛夫的意见。针对当时水电工程“工作乱”、“无制度”的情况，专家谈话的要点也是要加强企业管理，如机构设置应考虑集中力量，克服地方偏向；要看远景，不能只顾眼前；勘测、设计应企业化；要有明确分工，各负专责；财务与供应分开，成立劳动工资处，管理工资、各种定额及组织竞赛等。财政部在1952年12月21日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指出：3年来建立起一套基本的财政法规，如预算暂行条例、预算科目、会计报表制度、银行执行预算出纳业务条例、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基本建设投资监督拨款办法、财政监督制度以及各种税收制度等，共20多种法规。这些都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吸收苏联经验并根据中国工作情况拟定的。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是不可能获得如此成绩的。

再次，苏联对中国的最重要的帮助之一就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其中一条途径是接收大批中国干部、学生到苏联留学或深造，另一条途径则是在华苏联专家的言传身教，他们通过讲授技术课程、现场指导工作、翻译讲解文献资料等各种方式，耐心而无私地向中国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传授知识和经验，从而扩大中国的技术干部队伍，提高职工的技术管理和操作水平。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7)

建国初期东北地区向内地输送了大量人才，被称为全国的干部基地，这与苏联专家的帮助也不无关系。例如，1952年东北地区计划统计干部达3万多人，其中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使许多过去连报表都不会填写的人成为熟悉业务的骨干。大连造船厂自1952年移交中方以后，苏联专家更加毫无保留地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向中国职工传授知识和经验。苏方总经理和总工程师亲自审查各科室专家的教学计划和材料，技术专家则是边做边教，反复示范，耐心讲解。到1954年底已经培养出工段以上技术和管理干部近千人，其中65%的科长和车间主任是从普通工人中提拔起来的。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3年筹建的第一天起，苏联专家就开始为干部职工讲技术课，到3年后工厂建成，186名苏联专家为2万名职工讲授技术课1500余次，直接传教和培养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470名，其中处长56人，工程师139人，科长、车间主任60人，技术员173人，技工90人。

鞍钢苏联专家的热情教学令人十分感动。加热炉炉长加果夫曾深情地对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说：“我要把二十多年的经验全告诉你们！”电气值班技师彼德洛夫每天下夜班后，还利用休息时间给他的学生们讲3个小时的理论课。瓦莉亚负责教授自动轧管机运转，因工序复杂、劳动紧张，在操作过程中不可能进行详细讲解，她就把学生的笔记本要来，每天晚上把白天教的操作技术详细地抄写在笔记本上。负责教定径机操作的专家库瓦金还特地买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操作规程，每写完一节就把学生请到家里去讲解一次，他在本子的第一页写着：“把它作为中苏友谊的永恒的纪念。”在建国后的3年中，中长铁路的1000多位苏联专家共培养了29600名管理干部和16300名技术工人，哈尔滨铁路工厂的布洛新、大连机务段段长李索夫都是这方面突出的代表人物。新中国第一批火车女司机田桂英、毕桂英、王宝鸿等人，就是李索夫在9个月里一手培养出来的。她们不仅能驾驶火车，还掌握了机车的构造和原理。

正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直接帮助，中国的设计队伍也逐步壮大起来。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的设计单位从78个增加到198个，每个单位有设计人员200-1000名（过去最多的单位只有500人），设计和勘察的工作量分别增长了4.1%和5.1%，通过中国自行设计或部分自行设计的大中型工业项目已达413个。

最后，苏联专家不仅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令中国人佩服不已，而且他们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和无私奉献、谦虚谨慎的为人品格也感染和教育了中国的干部和工人。

电厂专家尼克夫和克拉克夫等人1949年11月就来到唐山发电所了，他们服从厂方分配，工作任劳任怨。锅炉大修时，他们和工人一起钻进锅炉检修，一起躺在设备下休息，弄得满身是灰粉和机油。他们从早忙到晚，有时半夜还要起来解决难题。新任水电工程局局长李锐在株洲331厂参观时了解到，那里的专家每天都去车间，遇重大实验时，日夜不休息。谈到工作进展时他们说，“如有成绩，首先是中国工人和中国同志的努力，其次才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是斯大林派来的”。为了正确规定设计任务书中的产品方案，吉林铁合金厂苏联设计小组收集了中国所有铁合金厂的设备能力及生产情况，并研究了钢铁工业发展远景，经过5个月时间的研究，编制了4个方案，加以反复比较，才将产品方案最后确定下来。在西北钢铁公司铺炼二号马丁炉炉底的五天五夜里，苏联专家赫力浩夫除每天休息4-5个小时外，未离开现场一步。天津制钢厂修马丁炉时，苏联专家马里谢夫一连在现场工作19个小时。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查看沟砖被浸蚀的程度。经过证实，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从而大大节省了费用，也加速了工程进度。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8)

1949年9月初，中长铁路哈尔滨检车段段长、工程师劳马诺夫和总局机务部电力课长、工程师斯杰巴诺夫将自己设计的铆钉加热电气烘炉和图样献给了东北铁路总局，并表示愿将制作权完全贡献给中国人民，以“表示中苏两大民族间的伟大巩固的友谊”。该项发明的优点是危险性小，污染小，而且节省燃料、人工和时间，经试用后立即推广到全路有关工厂和各段。中长铁路管理局局长格鲁尼切夫的工作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每天都亲自主持两个关于运输的会议：上午10点的交班会议，晚上9点的电话会议，围绕着装车问题，分别检查管理局各处和各分局前24小时的工作。两年多来，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特别是晚上的电话会议，放假日、星期日也照例要开；甚至出去参加宴会，到时也退席回来开会。每次出差到外地，他也是照例在电话里召集汇报，指导各个分局的运输。1952年9月15日关于苏联将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公告发表以后，格鲁尼切夫还命令大连分局抓紧时间抢修一段46公里的破损铁路，以便将铁路完整无损地交给中国。是年国庆节，他被邀请到北京观礼，每天晚上还打长途电话了解运输情况。看来，当年李锐在日记中写下的对苏联专家的印象是正确的：“计划周密，严格准确，贯彻到底”。

此外，苏联专家对安全生产、职工福利及环境卫生也极为注意。在河南363工地上，专家组长法尔马柯夫斯基于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编写安全规程，领导电源班进行安全大检查。安装专家一到工地，首先纠正了工人上岗不戴安全帽的状况，并提出遇到大风天，不得进行火焊和高空作业，以免发生火灾和人身事故。由于苏联专家的建议，不少厂矿改进了防寒、防暑的设备，因而避免或减少了机器的损失和工人健康的损害。这些做法，都为中国的企业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树立了榜样。

中国政府高度评价了苏联专家的工作。据苏联大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证实，关于苏联专家对中国的这些或那些企业的成功援助的情况的最初报道，是从1949年8月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的，而“在1949年底，苏联专家的劳动成果就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特别高的评价”。1952年1月周恩来出席政务院召开的财经部门苏联专家工作座谈会时，对苏联专家在财政、工业、交通、银行、贸易、水利等部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应该说，在中国经济恢复时期，苏联专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在工程设计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1952年2月中财委的总结报告说，“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1952年3月5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中财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规定，凡属举办性质重要，其产品在我国尚未生产过的新工厂，或在旧的大工厂中改建重要装备，而我无改建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而且接收订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均须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若干新工厂在开工之前还需派实习组到苏联工厂中去实习。1952年12月中财委赞同并转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专家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必须采纳。以为苏联专家不了解我国情况的观点应当改变，事实上他们是不轻易发言的，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提出的。”采纳苏联专家的意见“应当是坚决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更好的办法。动摇不定又想依靠又打折扣的态度是错误的”。报告还建议必须设立由部长直接领导的专门机构，管理和协助专家工作，并支持检查执行专家意见的情况，及时总结经验。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9)

至于在军队系统，这一时期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建立空军和海军学校，以及组建一些新技术兵种部队。

苏联军事顾问最早帮助创建的是6所空军航校。根据中方尽快培训出350-400名飞行员的要求，苏联空军建议组建4所歼击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00名专家，6所轰炸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20名专家，此外还有地勤人员、理论教员、航空医生、后勤保障人员，及少量派驻空军司令部的专家，共计878名。按这个设计，就相当于两个专家培训一名飞行员。1949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正式成立时，第一批学员编有速成班110人，一期甲班677名，学制分别为6个月和1年。即使增加了学员，也差不多是1名专家培训1名飞行员。苏联专家按照学制和培养目标，制订出学员航空理论教育和飞行训练的全套计划，并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从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制度到课堂授课、教学考核等，都由专家负责。上课时由苏联教官带着翻译去讲课。苏联专家教学非常认真，对学员也非常热情、耐心。如讲到罗盘时，有的学员听不懂，专家就通过翻译一遍又一遍地讲解，还鼓励学员说：“指南针是古代中国发明的，罗盘就是现代的指南针，你们中国人一定能够学会！”在飞行训练阶段，全部组织实施和机务保障，也由专家负责。苏联飞行教员手把手地教授学员，尽管语言不通，学员文化程度又低，但这些苏联专家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在苏联专家的严密组织和精心教学下，经过学员的努力，首批速成班和一期甲班学员终于按计划完成了训练任务，速成班于1950年5月毕业，一期甲班于1951年1月毕业。截至1951年5月1日，航校培训毕业的飞行人员，保证空军连续组建了17个航空兵师、34个航空兵团。

除了培训飞行员，苏联专家还负责培养中方的航空教员。通过对口跟随苏联顾问边干边学、请苏联专家举办讲座和组织干部短期集训等方式，中国教员逐步懂得了一般航空知识，了解了航校教学特点和训练过程，熟悉了各项工作的程序、内容、要求，以及有关教学训练的一套规章制度，从而为过渡到独立办学作了准备。到1950年底，已有62名中国助教可以上课了。一年后，航空理论教员助教增到215名，已能满足当时专业、多学科、多班次教学的需要。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10)

航空部队组建以后，作战训练同样是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进行的。1950年春天以后，有几十个苏联空军师陆续来到中国担任防空保卫。于是，新组建的中国空军部队经过短期预科教育后，便成建制地驻扎在苏联军队营地，采取了“专家包教、我们保学、突击速成”的培训方法。从空中飞行、作战指挥到地勤服务和飞机维护保养，“一级带一级，一套教一套”，兵对兵、将对将地进行培训。1951年周立平从陆军战士成长为空军地勤机械师，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他向笔者讲述当年苏军官兵如何教会他维护和保养米格9歼击机的详细经过时，含着眼泪说：我们每天都同苏联军人在一起进行训练，朝夕相处。那时翻译很少，地勤人员与专家交流主要靠动作示范和打手势，他们对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真是亲密无间、手足之情啊！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突击训练，达到大队编队水平后，中国部队便接管了全部装备，只留下少数苏联顾问继续帮助训练或改装。1952年以前，大多数空军部队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战斗训练的。

海军兵种复杂，技术含量高，对苏联专家的需求最为迫切。从1949年10月，就不断有苏联专家和顾问来到海军领导机关及各部门、各个部队和院校，他们对中国海军的组织建设、作战、训练、装备建设、工程建设、后勤保障、学校建设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帮助。不过，顾问和专家最集中的地方还是在海军的院校。

1950年2月创建的大连海校（后分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和海军工程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苏联专家早在1949年10月就来到了沈阳，首先沿渤海和黄海岸边进行考察，并选定了校址，以后又帮助学校制订了教学计划，编写了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制度，使学校教学工作一开始就能走上正规的道路。位于南京的华东海校1950年4月改为海军联合学校后，也来了苏联顾问组。原海军联校校长夏光回忆说，苏联专家不仅帮助搞教学，还特别关心海军军人风气的培养。他们很讲究正规化，强调“学校应成为舰队的楷模”，特别注意抓军容礼节、组织纪律和清洁卫生，而且要求极为严格，甚至教员制服上的铜纽扣擦得不亮，他们都要指出。夏光：《从华东军区海校到海军联校》，《海军回忆史料》，第152页。这些做法对于纠正中国军人的游击习气很有益处。总之，在海军学校创办初期，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从制订教育计划和教学大纲，编译教材，培养教员，研究教学方法，筹办教学设备，建设实验室，到教学的组织领导，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培养学员的正规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苏联专家热情的帮助和指导。直到1953年，由于海军各学校提高了独立办学能力，教学工作已逐步走上了轨道，苏联专家数量才逐年减少。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11)

在海军部队的专家也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方强（时任华南海军司令员）和周仁杰（时任华南海军参谋长）回忆说：从中南军区海军组建到1955年底，先后有3批50多位苏联专家帮助工作。他们所从事的专业包括政治、舰艇、舰炮、岸炮、机电、航海、船艺、武器、通信、后勤、土木工程等。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和第1舰队司令员还配有苏联顾问。记得第一批以巴甫洛夫海军中校为首席顾问的苏联专家到南海后，听取我们的意见和要求，陪同我们勘察设计海岸防御工程，深入舰艇、岸炮部队搞调查研究。在我们还不懂海军时，他们为我们上课，讲海军知识，帮助机关业务部门制定条令、条例、训练计划，并及时向我们提出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4年扩建海口机场时，海军工程总顾问苏联专家马尔凯洛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一时期来华的军事顾问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帮助组建特种兵部队，例如，中国的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就是苏联顾问帮助建立的。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派刘亚楼赴莫斯科，与苏联商谈帮助中国建立空军的问题。8月18日刘亚楼来电请示中央：为准备攻占台湾，伞兵登陆比从海上登陆作战可能作用更大，建议军委组织伞兵部队。如果可以，准备向苏联订购设备，并请其派顾问和教员。次日，中央回电原则同意。经过与苏联军方商谈，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空降兵部队，并于1950年2月15日与苏方谈定，聘请41名顾问，订购300具降落伞。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成立了空军陆战第一旅。到7月底，以沙别里车夫上校为首的苏联顾问团先后到达北京和开封营区。一个旅配备41名顾问，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了。从旅长、政委、参谋长，到旅机关的炮兵、作战、伞降、通信、工兵和后勤、医务等部门，都安排有苏联顾问，同时还为下属7个营的营长、伞兵科科长乃至叠伞员都配备了顾问。顾问团负责帮助进行军事训练和加强行政管理，并对各项工作实施全面督促检查和提出建议。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全旅于1951年3月胜利完成了跳伞训练，并于6月28日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组织的河川进攻联合演习，受到刘伯承院长和粟裕副司令员的赞扬和接见。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12)

苏联培训中国军队的特殊兵种还有一种方式，即将中国部队整建制地编入苏联军队中，在专门教官的指导下，与苏军官兵一起进行训练。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就是这样诞生的。早在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就致电斯大林：“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紧张情况和巩固国防，我们已制定中国海军3年建设规划，须向你请求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望提供作战训练用之小型潜艇2艘，并希望来华之潜艇配备1艘的全套艇员，以便有效地帮助训练，待完成任务后返回苏联。”12月18日，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在1951年内提供潜艇，并由苏方为我军培训4艘潜艇人员的要求。1951年2月7日，苏联同意于1951年5月至1953年6月（后延长一年），在旅顺基地为中国培训4艘潜艇的艇员，并拨出2艘潜水艇供培训使用，训练完毕再移交给中国。1951年4月20日至5月初，由傅继泽、李克明等275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潜水艇学习队，先后到达苏联红海军太平洋舰队潜水艇分队。5月14日正式开始学习和训练，苏军指派10名教官和2艘潜艇艇员负责学习队教育和训练。潜艇学习队是一支由4艘潜艇艇员组成的大队，作为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归中国海军直接领导，但生活在苏联潜艇部队中，学习和行政均由苏军领导。全体人员身着苏联海军服装，伙食按苏军潜艇标准，与苏军潜艇官兵一同进餐，执行的是苏军条令条例。党的关系、政治工作由旅大市委领导。1954年6月19日，旅顺潜艇学习队结业，并独立操纵着从苏联购买的两艘潜艇，于6月29日驶抵青岛。7月22日，组建了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从此，中国海军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在以后一年多时间里，又陆续从苏联购置了6艘潜艇。1955年9月，独立潜水艇大队改编为潜水艇第一支队。在苏联专家和教官培训出来的中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生以及军队干部和技术人才，可谓不计其数，在笔者看到的回忆录和采访中，完全可以体会到他们对苏联专家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1)

在中苏争吵的年代，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问题是一个经常的话题。苏联人抱怨其专家在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仅在华苏联专家和顾问多次反映，就连苏联政府也出面请求中国各级政府机构保证为苏联专家提供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责备中国当局故意非难苏联专家，给予他们的工作条件是无法忍受的。中国人则认为苏联专家在工作中有大国主义表现，看不起中国，苏联专家工资过高，是中苏关系不平等的表现，等等。当然，这些在双方关系恶化时的说法或评论都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

据笔者考察，中国为聘请苏联专家所需的支出分为三个部分：专家本人的在华工资，专家在华工作和生活的补贴费，以及为弥补专家原单位损失而付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

尽管在有关苏联专家待遇的协定中确定的原则是专家工薪水平与中国同等人员保持一致，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政府规定的苏联专家在华工资从一开始就普遍高于中方同等人员的工资。据1952年2月18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关于临时来华苏联专家工薪标准问题给周恩来的报告所说，在中国长期工作的苏联专家，其工薪待遇按照协定与中国当地相当职务和能力的专家现行工薪一致，但实际上支付给他们的工薪是高于国内标准的。除了与现在专家的标准一致向苏联政府支付补偿金外，报告人根据长期在华工作苏联专家的工资标准制定了临时性技术援助专家的工薪，并按照当时计算工资的工作分值，将其工薪标准分为七级：一级设计总工师，2900分；二级设计组负责人，2800分；三级设计组工程师，2600分；四级主任工程师，2300分；五级工程师，2000分；六级主任工程师，1600分；七级技术员1500分。作为对比，这里举出1954年6月25日政务院颁发的中国各级行政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包括补贴在内）：国家主席、副主席4280分，政务院总理、副总理3580分，部长级平均1852.5分，司局长级最高1470分；一级工程师最高1360分，一般技术员最高560分。按分值标准计算，苏联专家的平均工资水平（约2243分）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分值，而苏联最低级技术员的工资水平（1500分）则超过了中国一级工程师和司局长的最高分值。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据笔者了解，公安部总顾问伊万诺夫的工资就比罗瑞卿部长的工资高。笔者采访赵明记录。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2)

此外，笔者还在大连市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当地苏联专家的工资表，是1951年7月26日大连市苏联专家服务局副局长林志新和苏联专家小组负责人乌宪科商定的。该表反映的大体情况是：主任医师160万元（旧币，下同），医师140万-150万元；高级教师150万-160万元，教师100万-140万元；工程师150万元，会计、技术员和实验员110万-120万元，还有少数专家的工资定为200万-230万元。没有找到同期中国相应人员的工资数据，但1956年全国实行工资制改革后确定的标准（旧币1万元等于新币1元）可以作为参照系数。当时全国工资标准分11个地区类别，大连市属6类地区，其相关部门的工资标准为：卫生部门分21级，最高级333.5元，最低级29元，平均123.3元；高等院校教师分12级，最高级345元，最低级62元，平均161.5元。如果以上述两组数据比较，卫生部门苏联医师的工资已高于中国医生的平均工资，而教育部门的工资则中国教师略高一些。但这里还必须考虑到以下两个因素，即1956年工资改革后全国工资水平平均增长了39%，而苏联专家的工资分值1954年1月从原来的每分人民币1200元（旧币）提高到1400元，即提高了16.67%。那么取同一时间（1954-1955年）工资水平比较，则中国同等人员的工资就明显大大低于苏联专家的工资水平了。另一个参考数据也可以证明上述结论：1955年底国务院规定，编制在华苏联专家工资预算的标准按每位专家（限顾问和教师）每月平均350元计算。因为6类地区在11个地区分类中恰恰居中，故可以代表平均水平，比较的结果是，苏联教师的平均工资与中国教师最高级别相差无几，而超过平均工资标准1.2倍。

再看一个具体的材料。根据苏联专家МА克洛奇科本人的回忆，1950年代中期，大多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月工资为520-540元。克洛奇科来中国前是苏联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每月工资5000卢布（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五倍），到中国后这笔工资照发，每月还能在中国领到530元人民币。而对于专家的实际开销来说，这笔工资更是中国科技人员无法相比的。克洛奇科自己的经验是，这530元工资的开销，大约110元买食品，60-70元买衣服，30元用于洗衣、订阅报纸、购买书刊和其他花销，每月大约还剩300元。当然也有不同的情况。笔者在采访时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3)

1955年，有一位苏联专家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说他在北京生活有困难，每月发给他的薪金不够用。这件事引起了国务院的极大重视，立即组织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大多数专家与克洛奇科回忆的情况一致，即收入远远高于支出，生活拮据的只是极少数子女多的专家，如那位写信的专家就带了夫人和4个孩子来中国。即使如此，周恩来还是提出，无论如何，绝不能亏待苏联专家。于是，外国专家局提出了一些方案，如增加工资、发放困难补助等。但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得到消息后，表示不需要这样做，并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苏联有关机构选派专家时考虑不周，与中方没有关系。

显然，上述比较还省略了一个因素，也就是中国政府为苏联专家支付的第二笔费用，即中国人员（高级干部除外）的工资一般包含了个人的所有开销，而苏联专家的工资中尚未包括其日常生活费用--这些开支都是由中方另行负担的。例如，根据1950年10月25日关于苏联专家派遣到中国担负技术援助之付款条件协定的补充规定，在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教授和技术援助专家均应缴纳房间清洁费与卧具费。但1953年10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通知：专家住宿房间的清洁费及卧具费一律停收。虽然1956年1月又决定恢复对房间清洁和卧具收取费用，不过一年以后国务院再次通知：关于向苏联专家收取房间清洁费和卧具费的规定，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一些在执行中感到有许多困难，因此至今尚未实行。同时对苏联以外其他国家专家，事实上也没有收取此项费用。此外，有些苏联专家由于携带眷属较多，收取这项费用就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为了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对待外国专家，现在规定，从1957年2月份起对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一律免收房间清洁费和卧具费。

此外，1953年10月23日政务院还规定：经有关机构批准在中国境内休假或避暑的专家，其往返一次的车船费由政府开支，不向专家本人收费（但专家眷属或专家个人周末临时到避暑地休假或探亲者其车船费用由本人自付）。另规定：除专家出差的交通费和医药费（包括住院费及住院期间伙食费）仍按实报销外，将专家的出差费（包括途中伙食补助费及住勤费）由原定每人每天人民币3万元改为4万元，专家回国时赠送纪念品的开支标准由过去规定的总值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的限额提高为80万元。欢送专家宴会的开支标准，也较以前有所提高。1955年9月12日国务院又专门对医疗费和镶牙费问题发出补充通知：“一、专家或专家眷属门诊医疗医药费由我方支付。二、专家或专家眷属住院期间的住院费、医疗与医药费由我方支付，饮食费用由本人自付。三、专家或专家眷属镶牙的医药费和手术费由我方支付，镶牙的材料费由本人自付。”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4)

1955年12月国务院通知，因过去苏联专家经费预算标准偏高，故需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日常费用标准平均每位专家每天规定为：招待费（节日宴会费、礼品和纪念品费等）0.5元，文娱费（书报购置和文娱、体育所需费用）0.25元，住宿费（租金、家具、房屋修缮、煤火费、水电费、卫生杂品费和服务人员工资）13.5元，交通费（油料消耗、汽车维修、司机工资及管理费用）7.5元。此外还有由财政部统一支付的专家医疗费和警卫费用等等。如此算下来，这笔费用（每人每月超过652.5元）大约相当于专家平均工资的两倍。况且，实际开销往往是难以计算的。仍以公安部为例，那里共有苏联专家30多人，每人配备一部专车，一个翻译。所有专家都住在原恭王府（现公安部宿舍）院内，每人一栋单独住宅，有4-5个警卫日夜守卫。据说，那时为专家服务的编译处用钱非常方便，只要说明是为专家开销的，从来都畅通无阻。

不过，这里必须说明，这些超过中苏协定给予专家的优厚待遇并非出自苏联方面的要求，而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或感激心情的表现。笔者在俄国档案中看到了这样的文件：在1951年8月20日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论了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条件问题。据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反映，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些开支超过了有关规定，因为这些开支是苏中1950年3月27日协议所规定的服务项目中没有的，而且是由中方承担的。政治局责成由外交部维辛斯基、军事部索科洛夫斯基、外贸部缅什科夫等人组成委员会，并限期3天向政治局提交建议。决议强调，“停止给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增补任何内容的开支”。9月1日，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政治局再次做出决议，委托外交部“派第一远东司司长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前往中国，责成其就地采取必要的措施，取缔上述指明的开支，并把所采取的措施的内容向联共（布）中央通报”。该决议的执行情况不得而知，但这一情况至少可以说明，苏联政府并不赞成给予专家超过规定标准的待遇，特别是因为这些开支是由中国政府负担的。

中方为专家支出的第三笔费用是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1950年协定规定补偿金为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1957年12月28日双方政府签订了关于互派专家的新协定，其中对于双方派遣专家规定了对等的条件，并详细规定了补偿金的标准，拉开了支付标准的档次，即咨询专家2400卢布，总工程师2200卢布，主任工程师2000卢布，工程师1700卢布，技师和工长1300卢布，熟练工人900卢布。考虑到为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服务的中国人员大大少于苏联来华的专家（根据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决议，1958-1960年到苏联参与共同研究和提供援助的中国专家只有3人），应该说这一协定主要还是为苏联专家制定的。从总体上看，新协定降低了补偿金的标准。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5)

上述情况表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收入是丰厚的。据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专家本人反映，尽管很多人最初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时有些不情愿，甚至是迫于政治压力，但几乎没有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此感到后悔。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政府对他们在华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补偿，有些人得到的实际报酬至少是其平常在苏联工资的5倍。

当然，如果说苏联专家的待遇优厚、工资偏高就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就不符合平等的原则，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也不尽合理。首先，从客观上讲，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大批专家来华最终受益的是中国。毛泽东在与尤金谈话时承认，学习苏联，聘请苏联专家，首先还是对受援国有利。其次，对于到苏联学习和培训的中方人员，苏联实行的也是优惠政策。根据1951年12月6日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中方只需向苏联支付讲课费和指导者工资的10%-20%。根据1952年9月1日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中方仅需向苏联政府支付书本费、公用事业费和助学金的50%。最后，按苏方的计算，苏联收取的费用大大低于各种科学技术援助的国际价格水平，中国支付援华苏联专家的补偿金只是国际标准的1/3-1/4，而支付培训中方人员的费用则只是国际标准的1/6。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无偿提供了大量科技文件和图纸（中方只需支付复印费）。仅从1954年10月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至1959年初，苏联便无偿地转交给中国1100套工业企业及其他建设项目的设计资料，3500套制造各种机器设备的图纸，950套技术资料和2950个专题的各种技术说明书。苏联方面给予的大量优惠政策，无疑将减少相当一部分中国经济建设的开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偿了在专家方面的开支。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研究者不能只是盯住单方面的开支不放。

尽管如此，对于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来说，聘请苏联专家的开支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直到1955年以前，苏联专家的一切费用，中国方面都是用贷款支付的。从1955年开始，向苏联方面支付的专家费用被纳入了中苏贸易协定的范围。据1951-1955年对苏非贸易外汇收支计算表，仅付给苏联政府的行政顾问和专家费（即补偿金）一项开支：1951年为5604万卢布，1952年为4069万卢布，1953年为3260万卢布，1954年为3295万卢布，1955年为4912万卢布，合计21140万卢布。中国在军事顾问和专家方面的开支也不在少数，如付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一项，仅国防部系统专家1953年下半年费用及苏联内务部系统专家1953年全年费用就有984万卢布。目前尚未找到综合数字，但仅按这两项统计估算，中国到1955年支付的专家补偿金已超过2.2亿卢布，与中国首次向苏联贷款总共才12亿卢布的数字相比，这笔费用的确是惊人的。况且，这里还未计算支付给专家的工资和生活补贴费。因此，作为全国的大管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强调尽量少聘请苏联专家。1950年4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因学生与科系都增加了，拟再聘请35位苏联教授来华工作。刘少奇在请示报告上批示：“太多了，付不起安家费”。几天后，周恩来又批示：“原则以少而精与必要为好”。后来与苏联大使和总顾问商议，确定为10人。1951年1月7日周恩来致电主政新疆的王震和赛福鼎，并告各大行政区和中央财经委：“凡我们自己能够找到的专门技术人员就不要再从苏联请人来”。1月18日就苏联在大连的企业移交中国后苏方人员的留用和薪俸等问题，周恩来又致电高岗转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市长韩光：“你们应将必须聘请的人数减至最低限度”。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6)

正是由于不堪重负，即使在某些极其需要苏联帮助的经济部门，对于聘请苏联专家的数量也是反复核算，考虑再三。1955年8月12日，国家计委党组和地质部党组联合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提请苏联政府对我国地质工作进行技术援助的报告》，报告首先说明，同中国目前的建设规模和工业发展速度相比较，地质工作已经落后，不仅勘探出来的矿种很少，而且开采量的增长亦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报告提出，“为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建设的工业企业的设计和投入生产后所必需的矿量，并为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的矿量准备资源条件，必须及时扭转我国目前地质中的这种落后现象，为此，除了地质部门本身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加强技术干部的培养工作和提高现有地质干部的技术水平外，还必须请求苏联政府对我国的地质工作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技术援助”。但是在涉及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时，却不得不进行多次研究。地质部最初拟定的专家人数为383人，国务院认为人数过多，经李富春两次指示，削减为208人，又经地质部首席顾问库索奇金和苏联代总顾问普希金研究后，拟定为177人。但李富春还是要求再作慎重考虑，于是计委副主任张玺、彭涛、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与普希金一起又进行了研究，最后才确认这个数字是适宜的。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批准了该报告。

还有一个事例。1954年苏联开展农业垦荒运动，因劳力不足，要求旅华苏侨回国。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下，1954-1955年，除新疆外，已有47000多苏侨回国。因当时各地外语学院的俄语教师大量都是由苏侨担任的，这样一来便给教学造成极大困难。于是，1956年教育部提出了一个聘请100名苏联语言教师的计划，但是申请到了周恩来那里，一下就被砍去了2/3。由此可以认定，1957年以后中国在聘请专家方面实行“少而精”的原则，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以外，主要是为了减轻巨大的经济负担。

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造成在聘请专家问题上经济负担过重，实际上并非完全是因为对苏联专家的优厚待遇，中国人本身在一些问题上也是有责任的。支付给苏联专家的工资超过了协定标准，是中国政府主动为之，表明了中国人的诚意和待客之道，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不可取的是一些中国地方官员讲排场和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政府的负担。1956年12月国务院秘书厅的一个通知列举了这方面的问题：招待服务人员过多，随便为专家举行宴会和给专家送礼，宴会时中方陪客人员过多，给予专家各种不必要的额外补贴，经常在专家住室内摆设纸烟、糖果，等等。有的企业将专家的房间布置得花花绿绿，用最好的床单做桌布，在屋内喷香水。以宴请专家为名大吃大喝是经常的事情，个别单位甚至每日必宴，有时宴请一位专家，中方的陪客竟有二三十人。专家出差时中方随员过多也是个问题，被专家戏称为游行队伍。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7)

当然，中国政府反对铺张浪费、力求节减开支的做法，并没有影响到从各个方面对苏联专家日常生活的关心和照顾。苏联专家在中国享受的待遇有些是不能以金钱来计算的。笔者查阅的大量中国文献表明，从政策的角度看，中国政府对苏联专家在日常生活上的关心和照顾完全可以用“无微不至”、“宾至如归”这些中国待客的传统词汇来形容。

中国政府对苏联专家的重视和关怀，第一个表现就是作为国家的规定，要求各级政府和部门首长应亲自出面接待，并有专人负责日常生活事务。如前文所说，首批到北京的苏联专家尚未起程，刘少奇就专门致电周恩来，对专家的住房、办公室和用车，乃至被褥、洗漱用具和纸笔，每个细节都作了认真交待。专家到京后，毛泽东亲自在中南海接见，周恩来则邀请他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还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前往坐落在铁狮子胡同的苏联顾问总部看望他们。

第一批专家期满回国前，政务院还专门通知：各部门可以首长名义赠送总值不超过20万人民币的有政治意义的纪念品一份，部门首长可举行小型宴会饯行，并亲自到车站欢送。1955年9月中国政府又规定：专家工作期满回国时，除以国务院名义发给中苏友谊纪念章外，所在工作单位负责人应给专家写感谢信，写明专家的主要工作和成绩，并附俄文译本。对有重大贡献的专家应由有关部门负责人发给感谢状。对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则应报请国务院以总理名义颁发感谢状。几十年以后，李越然去莫斯科看望老朋友阿尔希波夫时，发现这位老人不仅把中国政府历次颁发给他的感谢状作为珍贵纪念品保存得很好，而且颇引以为荣，每次中国朋友来访，都要拿出来展示。

即使专家休闲出游，都要求单位负责人陪同。如1956年6月国务院外国专家局通知：各单位应定期统一组织所属范围的专家参观本地名胜古迹和工厂、农庄以及各种经济、文化展览会；专家要求在假期到外地游览参观可予同意；专家出差到外地时可顺便游览途中或附近地区的名胜古迹。其中特别提到，凡新聘请的专家应由聘请部门负责人陪同游览一次本地的名胜古迹。

苏联专家的节日和休假问题也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1953年2月规定，在华苏联专家除享受中国统一的节假日外，十月革命节放假2天，12月5日斯大林宪法日放假1天，2月23日苏联红军节放假1天；各地负责人每年国庆节统一宴请一次当地的苏联专家，每年春节则由各聘有专家的单位负责人分别宴请本部门的苏联专家；国庆节和春节时向苏联专家子女每人赠送一份礼物；元旦、五一劳动节及苏联红军节各单位应为专家举办纪念会和各种晚会；国庆节的天安门和各地观礼及其他庆祝大典，应酌情邀请专家或其代表出席。关于专家按协定享受的休假，1955年10月规定，休假的时间和地点应尊重专家本人的意见，如回国休假，其往返旅途时间不计算在休假期内。为丰富专家的文娱生活，外国专家局经常放映电影，举办各种演出和联欢会。当时全国进口了两部最好的电影设备，其中一部就安放在友谊宾馆。1958年周恩来还亲自安排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到友谊宾馆，为专家演出了一场“贵妃醉酒”。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8)

中国政府还注意到，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同，苏联专家对于工作之余的度假和旅游十分在意。为了满足苏联专家到海滨度假的愿望，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同意了苏方建议，将1957年暑期各地在中国境内休假的苏联专家及其家属，原则上集中在北戴河及青岛两地度假，往返费用由聘请单位负担。北戴河及青岛的专家休养所由外专局和当地人民委员会筹办并管理。为减少休假专家长途跋涉，1958年夏天又对苏联专家在中国境内休假采取了分区集中的办法，开设了北戴河海滨专家休养所、庐山交际处招待所和青岛疗养院三处休假场所，并划分了休假区域和分期时间。此外，一些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地区，对于苏联专家则是开放的。例如，1956年6月国务院通知，旅顺军港为非参观游览区，过去原则上一律不准外宾进入。现在考虑到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都是我们国家机关内部的人员，不同于一般外宾”，特规定允许他们去旅顺作一般性参观。

在医疗方面，1954年12月国务院通知，各单位负责人须探望本单位患病住院的专家并派翻译人员前往照料。后来又因苏联专家对看病时没有固定医生的状况有意见，要求各医疗单位给专家及其家属治病时，“尽可能固定大夫，负责治疗到底”。

对于在野外工作的专家，中国政府也给予特别关照。1957年2月外国专家局专门就伙食补贴问题发出通知，强调外国专家在野外工作期间，各聘请部门应当供应大体上相当于北京国际饭店标准的西餐伙食，并保证对专家所需要的日用必需品（如纸、烟、毛巾、肥皂等）的供应，并按照附近大、中城市通行市价予以出售，其差价由聘请部门予以补贴。作为通知的附件，还专门列出了北京国际饭店外国专家每人每日西餐主要原料的用量标准：净肉1斤，蔬菜2-3斤，黄油1/8磅，菜油2.5两，牛奶1磅，鸡蛋4个，白面1斤。

为了保证对来华专家日常生活的供应，专门开设了使用票券购物的商店，只对外国专家开放。1958年5月外国专家局和粮食部对各地专家招待部门提出了如下要求：应根据专家实际所需肉制品、糖果及必需的水果的品种和数量，提出年度和月份要货计划，由当地供应；当地不能解决的部分，可报请省第二商业厅、局进行计划安排，确定专点加工制作；本省市内不能解决的部分，由省市第二商业厅、局分别地区、品种、数量汇总，报第二商业部安排解决。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9)

考虑到专家的生活习惯不同，还对一些特殊粮食成品--黑面粉、三角米（荞麦制成）、麦精（小麦或大米制成）、巴力米（芒大麦制成）、豌豆瓣（豌豆制成）、通心粉等--的供应专门提出要求：各地专家接 待单位，应事先认真制订要货计划交当地粮食部门；各地粮食部门应尽可能在当地加工解决；如因当地缺乏加工设备或限于技术条件不能加工而必须由外地供应者，则统由北京市粮食局负责协助解决。

对于随同专家来到的子女，中国政府也注意兼顾他们的学习和娱乐。在专家比较集中的城市，如北京，中国政府为他们设立了专门的学校，每天有专车接送。学校开始设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后改在特别为苏联专家修建的友谊宾馆内，中国提供一切房屋、设备，教师则由苏联直接派遣，使用俄文上课。在假期或节日为他们举办游乐活动，与中国学生一起联欢等等。

有意思的是，对于苏联专家饮酒这样的细节，中国政府也作出了专门规定。苏联人好酒，为此出了不少事情。如在乌鲁木齐，苏联国家空军的空中摄影考察组专家索科洛夫喝得酩酊大醉，在医院里大闹，殴打自己的同事，还有少数专家因饮酒过度造成人身事故。苏共二十一大提出关于禁止酗酒的问题，苏方专家组织也要求平时不要向专家供应烈性酒。为此，1959年7月外国专家局特别要求：平时组织专家舞会和野游时，一般不必供应酒类。如专家坚持要求，则可供应一些啤酒和葡萄酒；餐厅小卖部平时可供应啤酒和葡萄酒，不应卖烈性酒，只在重大节日，可采取少量定量供应的办法；举行宴会时可少量供给一部分烈性酒。并且要求各地招待单位就此问题与当地外国专家负责人妥善商议，取得他们的同意、协助和支持。

甚至对专家的丧事，国务院也有明确规定：各省、市专家招待委员会和专家所在工作单位会同其他有关单位组织治丧委员会，并指派负责干部前往专家逝世地点，协助料理善后事宜；聘请部门应派负责同志至大使馆或领事馆吊唁；举行适当仪式的追悼会；慰问已故专家亲属或商请外交部发唁电；对已故专家尸体的处理（火葬、土葬或运回本国），依其家属或驻华使馆意见办理；对已故专家亲属给予抚恤金。

总之，中国政府建立起一套招待来华专家的制度，要求各地对招待外国专家的工作每半年检查总结一次。检查总结中所包括的事项有“对专家迎送、住房分配、伙食调齐、交通供应、疾病医疗、文化娱乐、参观游览、安全保卫等”各个方面，目的是克服“对专家不热情、不礼貌和不照顾专家本国生活习惯的缺点”。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

中共很早就对核武器产生了兴趣。尽管毛泽东在1946年8月宣称原子弹是“纸老虎”，但有资料说，与此同时，中共安全部门负责人康生已开始招募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194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郭沫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将于4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物理学家钱三强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实验室。钱三强向有关方面提出：想借此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8226;居里教授帮助订购一些有关原子能研究的设备、仪器和图书资料等，预算需要20万美元。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同意，周恩来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约见钱三强，进一步表明支持的态度，转告他说：“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苏联拥有原子弹对中共是一种鼓励。当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炫耀性地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斯大林这样做，无非是想让毛泽东了解核武器的威力，并表示苏联有能力为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供核保护。苏联外交部在起草中苏同盟条约（第二稿）时，有意地、暗示性地提到，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毛泽东对原子弹的威力的确有了感性认识，但他想到的却不是依赖苏联的核保护。回国后，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然而，莫斯科可以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核保护，却并不希望他们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在1952年底，即以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АН涅斯梅亚诺夫院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报告。在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的活动安排时，涅斯梅亚诺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鉴于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第一总局正在领导着原子能利用的科学研究工作、铀加工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这一建议足以表明，苏联此时尚无意向中国透露原子能的秘密。果然，1953年3月，经周恩来出面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2)

联系，苏联虽同意让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以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参观被列为保密范围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但实际上，代表团“只接触到了几名完全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科研人员”。当钱三强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时，苏方含糊地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苏双方当时为此是否有所接触，尚不得而知。不过，没有技术来源，国家财力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6年）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并一再讨好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次提出了研制核武器的问题。据周恩来秘书的回忆，早在1952年与科学家竺可桢和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分别谈话中，周恩来就感到，发展原子能科学，必须要苏联的帮助。于是，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问中方还有什么要求时，毛泽东趁机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准备，稍做迟疑后，他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不过，赫鲁晓夫最后建议，可以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

赫鲁晓夫的这个最初反应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的既定政策是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而不提供核技术。核武器的研制的确耗资巨大，对此，苏联人当然是有体会的。赫鲁晓夫的建议，不能说没有道理，实际上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不过，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即当时美苏正在谈判防止核扩散问题。实际上，早在苏联成功地进行核试验之前很久，美国就试图禁止核试验，从而垄断核武器。1946年6月14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巴鲁克提出了一项由国际组织控制核试验的方案，史称“巴鲁克计划”，而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很快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苏联的方案。

从此，美苏之间开始了限制核武器发展的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3)

谈判和争吵。当苏联拥有核武器，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本人意识到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之后，莫斯科对防止核扩散的问题有了新的考虑。1954年4月1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报告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ИВ库尔恰托夫等人关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看法：战后短短的几年，从原子弹到氢弹，从核裂变到核聚变，核武器的杀伤力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从而使核军备竞赛达到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核爆炸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过不了多少年，核爆炸的数量将足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成为不可能。这对赫鲁晓夫无疑是一个震动，其结果推动了苏联与西方进行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谈判的步伐，到9月莫斯科的态度已经大有改变。况且，此时由于中共军队进攻浙江沿海岛屿而出现的台湾海峡危机方兴未艾。在这个时候，中国提出想自己制造原子弹，并要苏联提供帮助，莫斯科当然不会答应。

不过，赫鲁晓夫毕竟有求于毛泽东，因此他比斯大林进了一步，答应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帮助中国，而这项工作开展的结果，无疑将为核武器研制奠定技术基础。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从物理学的角度可以说，原子弹是爆炸的反应堆，而反应堆则是不爆炸的原子弹，所不同的是，反应堆是控制能量缓慢地释放，用来产生动力，而原子弹则是在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从而形成爆炸。至少在中国人看来，这是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赫鲁晓夫回国后不久，10月23日，毛泽东便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兴致勃勃地谈起原子弹，并有意透露中国“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

莫斯科答应提供核帮助的确令毛泽东兴奋不已，恰在此前，中国又在辽宁海城和广西富钟的铀矿勘探中取得重大进展，引起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以及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所长钱三强的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向到会人员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

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很快，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便在给毛泽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4)

东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问题。3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也提出：“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美国的核恐怖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已经进入了开始研究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毛泽东终于向他梦寐以求的核大国迈出了第一步。

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关于在核能事业方面合作的具体谈判。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为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苏联将向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提供广泛的帮助，其中包括进行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设计，供给相关设备及必要数量的可分裂物质。中国为此欢心鼓舞，1月31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作为核合作的内容之一，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个协定，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苏联提供技术和设备。开采的铀矿石，除满足中国本身的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

4月2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苏联将在1955-19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6500-10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

12.5-25MeV（百万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还要无偿提供有关的科学技术资料，提供能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的数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是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以НВ索洛诺夫和АГ阿里柯谢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2月，以ИИ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有7位科学家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周恩来及党政军各机关1400多名高级干部出席了报告会。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大使、在华总顾问及诺维科夫举行会谈，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5)

为了进一步帮助中国培养原子能科学的技术人才，1956年3月20日，苏联召集人民民主国家代表在莫斯科讨论建立东方原子能研究院的问题，中国派遣刘杰、钱三强等人组成代表团参加会议。26日，以苏联为首的11个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决定》。作为研究所的发起国，其建设费用和日常开销绝大部分由苏联（50%）和中国（20%）承担。这个位于莫斯科郊外小镇杜布纳的研究所，主要是进行核物理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建立仅半年，苏联就投资5.2亿多卢布，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同步回旋加速器（680MeV）及物理实验室。研究所的章程规定，其“科研成果将分别寄送参与研究的各个会员国”。杜布纳研究所的建立，是中苏在核能研究方面进行合作的重要步骤，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人才的基础。中国著名的核物理专家很多都在该所进行过研究，他们普遍感到收获很大。王淦昌说：“苏联同志很照顾我们，凡是我们不知道的，苏联同志都告诉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器材、也能尽先供应。”周光召说：除了苏联同志的热情帮助以外，这个研究所最使他感到满意的有3点：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气氛；时常展开自由争论；迅速吸收世界核子科学研究的成果。研究所所长德&#8226;布洛欣泽夫则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物理学家来参加工作和学习”。

苏联的帮助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原子能研究工作。为了加强对原子能研究的领导，顺利完成苏联援助的试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设工作，1955年7月1日，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筑技术局，刘伟任局长，专门负责建设新的核科研基地；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领导原子能事业。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刘杰）设立了专门办事机构，直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工作。195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已经决定对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建设事业，采取最积极的方针，并且在苏联的帮助下，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接近和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因此，必须迅速地全面地开展对于铀及各种特殊金属的勘探、开采和冶炼工作，进行各种化工材料的生产、各种特殊机械及仪表的制造，原子堆和加速器的设计和建造，以及原子能科学研究和干部培养等一系列新的工作。”通知认为，“当前最急迫的是必须由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抽调一批优秀的技术干部和行政干部，以及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立即开始学习和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决定：1956年所需的2462名高等学校毕业生和760名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分配，同时限令是年5月和7月“从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中抽调干部1895名(其中技术干部819名)、工人5055名参加这一工作”。在同年5月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所确定的57个重点学科中，原子能研究被摆在最为突出的地位。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6)

1956-1957年，苏联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1956年4月7日中苏签署的协议规定，将修建从哈萨克斯坦的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其结果自然是方便了向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8月17日，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1956年11月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苏联领导人表现得极其热情，彭真甚至认为给予了破格接待，理由之一就是，赫鲁晓夫专门邀请代表团全体人员到克里姆林宫，观看苏联原子弹、氢弹和导弹试验的“秘密电影”。

为帮助中国的核科学研究，苏联还派遣了称职的专家。1957年5月，Е沃罗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物理研究所（此时已由科学院和三机部双重领导）工作。沃罗比约夫是库尔恰托夫最亲密的助手之一，笔者通过对他当年的中国同事采访得知，此人确实有深厚的科学功底。沃罗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并编制教学大纲，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沃罗比约夫与钱三强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同周恩来也有过亲密接触。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沃罗比约夫刚来时，在研究所里只有60位核物理方面的中国专家，而到1959年11月他离开这里时，这个集体的人数已经增长到6000人。苏联能派出如此优秀的科学家，可见是诚心帮助中国的。

在这一基础上，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名为二机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不过，由于苏联在原子能设备出口价格方面始终让中国摸不到底，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考虑紧缩投资，迫使中方不得不考虑减少核工业的建设项目。聂荣臻和宋任穷于1957年1月9日联名致电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提出在原子能工业方面，第二个五年计划只进行科学研究、地质勘探、生产氧化铀和金属铀、建立一个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生产钚的化工厂，而把浓缩铀生产的建设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考虑。尽管如此，1957年3月，三机部在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还是要求1962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7)

尽管和平利用原子能可以成为研制原子弹的技术基础，但是要实现这一步跨越却绝非易事，这不仅需要具有各种特殊的设施、设备和仪器，更需要掌握从铀分离、提纯到核爆炸的一系列专门技术和工艺。以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技术水平，以及西方进行经济技术封锁的冷战环境，要在短短几年内试制出原子弹，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事实也是如此，中国能够以震惊西方的速度成功地爆炸原子弹，无论如何是离不开苏联援助的。不过，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对中国提供援助的同时，苏联对中国提出的导弹研制方面提供援助的要求却表现得犹豫不决。

在原子弹尚处于基础理论研究阶段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其运载工具--导弹的研制问题了。1955年11月，副总参谋长兼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受彭德怀和聂荣臻委托，与刚从美国归来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在哈尔滨会见，就研制导弹问题向他征询意见，并引见了军事工程学院的火箭专业教授。随后任新民等三位教授联名提出了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建议。正在住院治病的彭德怀接到报告后，随即约钱学森、陈赓来医院晤谈。1956年元旦，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再次与陈赓、钱学森商议，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月12日，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时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意在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已经提高的基础上，加快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并打算研制火箭武器，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的图纸、资料。由于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彼得鲁舍夫斯基没有表态。1月2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第五十七次例行办公会议，讨论了研究和制造导弹的问题。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提出报告。彭德怀说：“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帮助

，我们就去学习。”2月27日，钱学森向国务院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4月12日，遵照聂荣臻的批示，中央军委办公厅对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初步目标有：研究制造射程10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射程500至60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射程15公里的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研究。5月10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央军委5月26日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周恩来在会议上指示：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是年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五院）成立，下设10个研究室。至此，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走上轨道。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8)

中国要实现这些宏伟设想和目标，在当时还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然而，与核能基础研究不同的是，导弹研究更带有纯军事色彩，又与原子弹运载有直接关联，苏联在这方面自然要谨慎行事。况且，当时苏联正热衷于同英美讨论停止核试验的问题。1956年7月16日，外交部长ДТ谢皮洛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原子武器的试验性爆炸应当毫不拖延地停止进行。苏联建议，或者美国、苏联和英国政府缔结一个三边协定，随后由其他国家加入这个协定；或者通过上述政府各自发表正式声明，保证自己不再进行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试验。谢皮洛夫还宣布，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毫不拖延地就立即停止一切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试验和实验性爆炸的问题，缔结苏联、美国和英国的三国协定。1957年1月14日，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提案。在3月8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会议

上，苏联副外长佐林进一步解释了苏联的建议。3月22日，苏联使馆向中国递交了有关提案的备忘录：关于限制核武器问题，苏联的建议是，到1959年，实行全面禁止包括运载火箭在内的核武器的生产，并销毁现有的原子弹和氢弹，并为此建立起国际监督机制。备忘录还提到，苏联认为，“关于裁军公约所涉及的中国所承担的义务的问题，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之下进行研究”。尽管如此，这个建议如果是认真的，那么必然影响到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方针。要北京支持苏联的裁军建议，就必须给予中国核援助，而一旦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取得进展，又会影响苏联主张的限制核武器谈判的结果。莫斯科确实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

就在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签字的当天，1956年8月17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应聂荣臻的请求，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要求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方面给中国提供全面的技术援助，并提出中国将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9月13日苏共中央复电中共中央称：考虑到导弹技术的复杂性和中国目前缺乏干部的情况，建议中国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然后根据这方面培养专家的情况，再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苏共中央决定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人才的培养，将派专家到中国学校去工作和授课。已经指示苏联有关机构把导弹专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以及培养干部所需要的教具、样品及其技术说明送给中国。从1957年的新学年开始，苏联高等学校将设立小组，可以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以便培养导弹技术方面的专家。这个回答与中国的要求相差太远，聂荣臻对此“大失所望”。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9)

面对苏联的如此态度，1956年10月12日，聂荣臻召集航空委员会的委员和导弹专家开会，共同商议导弹武器发展中的困难及解决办法。聂荣臻在会上说：“我们对导弹的研究，苏联帮助要搞，不帮助也要搞。因此，不要等谈判，一方面准备谈判，一方面积极进行我们自己的筹建工作。”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形成了《加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报告》，于15日上报给周恩来、彭德怀。报告说：按照苏共中央9月13日复电的精神，“对我国的援助目前仅仅是为我培养干部。

这当然也需要，但较我们原提要求相距甚远。按照这个步骤，估计至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在我国进行导弹的研究、试制和生产”，“这就大大地推迟了我国掌握导弹(包括无线电子学等新技术)的时间，对巩固国防和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都不利”。因此建议，在继续与苏联谈判的同时，自力更生，积极筹建。两天以后，中共中央以聂荣臻代拟的电稿复电苏共中央。复电说：为了尽快培养导弹方面的干部，除按照苏共中央来电的意见派去50名留学生外，还打算将一批目前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转到同导弹技术直接有关的专业去学习。同时，准备在中国几个主要高等学校增设有关导弹技术的专业，希望苏联政府供给教学资料和教具、样品，并派专家来华帮助进行教学工作。复电还要求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谈判。

早在6月，聂荣臻就提请国务院将一部分留苏学生转学导弹和电子专业，另外争取再派400名学生去苏联学习上述专业。但苏方迟迟不予答复。

对于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拟与苏方进行谈判，以解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究竟对中国的原子弹、导弹和飞机生产给予何种援助的问题，半年后才有了一些结果。莫斯科态度松动的原因很可能是在处理波匈事件中得到了中共的帮助。

1957年3月30日，中苏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议定书规定，苏联将派遣5名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教学组织工作，并在有关学校讲授有关(火箭)喷气技术的课程；按照喷气技术课程制订并提交教育计划和大纲；苏联有关高等学校在1957-1958年教学年度，接收50名中国大学生；提交两枚供教学用的P-1导弹样品及技术说明书。中国政府将偿付苏方给予技术援助的有关费用，并保证承担保密义务。但这仍然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况且该协定执行得也不顺利。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0)

作为执行协定的条件，苏方还提出一些要求。5月11日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北京副代表加里宁少将会见聂荣臻时，传达了苏联为了在喷气技术方面帮助中国而需要了解的问题：一、中国在喷气技术方面的具体方针；二、中国已有多少训练出来的干部和以后还可能训练多少干部；三、建立新研究所的大致规模、期限和设备，要求苏联援助的性质和范围；四、中国可用来生产火箭技术的工业潜力，以及生产火箭武器所必须的原料、零件、半成品等工业保证来源；五、在设计、生产和使用火箭武器时的保密条件和应有的制度。苏联方面也希望知道中国方面授权何人在莫斯科就火箭技术问题进行商谈。6月18日，聂荣臻和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再次向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正式请求，阿尔希波夫答应请示政府后给予答复。6月29日苏方把皮球踢了回来，中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处来电称：苏方回复，中方对阿尔希波夫和加里宁今年5月提出有关火箭的一些问题，至今没有答复。苏方希望以书面形式尽快地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在苏方得到对问题的书面答复后，再考虑邀请中国专家组来

苏具体商谈。看起来，随着美苏禁止核试验、限制核扩散谈判的进展，苏联在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问题上，确是难以前进的。或许是有意安抚中国，苏联大使和总顾问表示希望了解中国原子能工业发展的长远规划，以便确定苏联专家的工作步骤。还有，1957年5月，当中国就美国向台湾运送导弹一事发表抗议声明后，苏联几次试探中国的态度，连赫鲁晓夫都亲自出面，询问中国方面是否需要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支持，甚至表示如美公开在台驻扎导弹部队，苏联也将帮助中国建立导弹部队。对此，周恩来予以婉言谢绝。

正当中苏关于核援助的磋商陷入僵局的时候，同1954年的情况相似，又是苏联党内斗争的激化导致赫鲁晓夫打开了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帮助中国的大门。在非常状态下紧急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57年），指责和批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进行非法的反党组织活动，并把他们排除出中央领导层。这一事件在苏联国内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众多猜疑、惊慌，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中国使馆也认为：苏共对马林科夫等人“作了如此严重的组织处理是值得考虑的”，“这次事件继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之后第三次严重地打击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威信”。这时，很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北京，莫斯科一些大学生说：对于苏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不发表意见，我们也不发表意见；现在只有毛泽东说的才算对的”。惴惴不安的赫鲁晓夫不得不再次请求中共的认可和支持。7月5日，赫鲁晓夫派米高扬专程前往中国杭州，向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详尽地介绍了事情经过，以及同莫洛托夫等人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在对华态度上的一些错误做法。米高扬表示希望中共能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立场。听了米高扬的详细介绍后，毛泽东表示，苏共这样解决问题很好，加强了党的领导，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召开会议，决定公开发表意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1)

在7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汇报说，“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会的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主席团则一致认为，米高扬对中国的访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毛泽东的表态就像雪中送炭，使赫鲁晓夫如释重负。此外，中苏两党筹划已久的莫斯科共产党国际会议已经列入日程，赫鲁晓夫特别企盼毛泽东能亲自出席，以表示对苏共的支持。于是，充满感激之情的赫鲁晓夫投桃报李，决定立即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面有所表示。

此时，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负责人聂荣臻已经有些不耐烦了。1957年7月11日，他再次写报告给周恩来指出，“中国原子能工业发展计划现在尚未定案，特别是对于制造浓缩铀后，下一步安排问题很不明确”。为此，聂提出暂缓执行1956年的原子能协定，并希望政府出面与苏方交涉，想以此对苏方施加压力。7月14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退外交部办。令聂荣臻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次苏联的反应十分迅速，20日阿尔希波夫便提出愿就国防新技术援助事宜约定时间面谈。22日聂荣臻来到阿尔希波夫的寓所。阿尔希波夫高兴地对聂荣臻说：对聂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问题，苏联政府表示支持。“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并表示将圆满答复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任何问题。聂荣臻汇报后，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委托聂荣臻负责筹组代表团。8月6日，周恩来致函布尔加宁明确提出：“为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和更好地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我们考虑在我原子能工业建成后，需要进一步生产原子武器和它的投掷工具，请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一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商谈。”8月14日布尔加宁收到使馆递交的周恩来信函时，当面表示“原则上无问题”，“日内可予答复”。10天后，苏联驻华代办交给中国一份照会，同意中国派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建立原子工业和生产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以及航空技术等问题”。同时，还递交了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的正式邀请函。

在苏联答复同意后，中国派出以聂荣臻、宋任穷、陈赓为首的代表团，还聘请了21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当顾问，共40多人，于9月7日抵莫斯科。谈判从9月9日开始，分成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等5个组同时进行。苏方分别以国防部副部长、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国防工业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副部长、无线电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为组长。尽管在谈判中苏联方面还是有一些保留，但总体说来十分友好和热情，苏方代表团团长、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МГ别尔乌辛甚至在谈判中认为中方提出的有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主动建议提出更新的产品型号。9月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别尔乌辛对聂荣臻说：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2)

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聂荣臻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顾问开会时说：苏联政府这次的确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中国得到这些援助后，再经过自己的努力，国防物质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将跃进到一个新的科学技术水平。消息传到国内，9月29日上午，周恩来委托彭德怀、李富春召集国防工业负责人会议进行研究。在听取了宋任穷的汇报后，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提出的援助项目都是中国国防所必需的，因此积极表示赞成，并同意照苏联提出的协定签字，签订后再从各方面继续具体商谈。10月5日，周恩来致函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并告聂荣臻：中央同意由聂荣臻代表政府签订苏方所建议的协定。

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共5章22条，根据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用的足够的六氟化铀；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等。鉴于有些工业援助项目的建设规模以及向中国交付设计和设备的期限等在协定中都未作具体规定，1958年9月29日中苏又签订了《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简称《核协定》），其中对每个项目的规模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项目设计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也有了大致的确认，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和1960年。《国防新技术协定》和《核协定》是中苏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合作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的原子能工业“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在此之前，苏联对中国核工业的援助都非常小心地避开军事用途，所有交给中方的文件档案和资料中，均未出现过核武器研制的字句。另外，有关核工业方面的苏联专家，以前虽然是由军队系统负责聘请和管理，但其在华活动，除工作时间外，都是由外国专家局统一安排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签字以后，所有涉及尖端技术的苏联专家再也没有参加过外专局统一组织的活动。由此也可以看出，《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确标志着苏联在核方面对华援助的性质已经改变：苏联真正开始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尖端技术和装备援助了。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3)

尽管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关于原子弹的那段著名讲话当时引起不少东欧国家领导人的非议，也令赫鲁晓夫感到突然，但是并没有影响到中苏关系。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苏联对中国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援助是正常的和顺利的。1958年6月苏联援助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从而显著改善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技术装备和条件。同时，在建造过程中培养的人才，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提取的数据，不仅为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进一步提供了前提，也将间接地为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和发展奠定基础。得到消息后，毛泽东在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充满信心地指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此外，苏联还根据协定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导弹、原子能等绝密技术资料，派遣了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有关方面熟悉和掌握尖端武器的研制情况及技术。聂荣臻承认，苏联的帮助，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起步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导弹研制和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加快了中国的前进步伐。在此基础上，中国开始了“消化资料、研究设计和试制工作”。于是，1958年8月，二机部党组在呈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方针和规划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的方针，并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首肯。

在原子弹研制方面，苏联不仅提供设备、图纸和技术资料，而且派遣大批专家来到中国。从工厂的选址、设计，到设备安装、调试，特别是在帮助中国技术专家理解文献和资料，培训中国技术工人掌握操作技能等方面，苏联专家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原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回忆说，“当年，在我国决心发展核工业生产，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时，苏联对我们是支持的，先后派来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就原子弹的制造程序而言，共有6类厂（场），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这些企业或基地于1957年底以后陆续进入设计（苏联专家负责初步和主工艺设计，中方负责施工和辅助设计）和施工阶段，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铺开。如开采矿石的铀矿场（湖南郴县、大浦和江西上饶），粉碎矿石和初步提炼天然铀的水冶厂（湖南衡阳），提取二氧化铀和制作核燃料棒的核燃料厂（包头核元件厂等），制造浓缩铀的核扩散厂（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制造原子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0基地），以及核实验场（21基地）等，这些核工业首批主要项目的基础工程和附属工程，均于1958年5月以后陆续开工建设。同年9月27日，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重水反应堆和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移交中国，标志着中国正在“向原子能时代跃进”。聂荣臻在移交典礼仪式上说：“实验性原子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成和移交生产，将促进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获得迅速发展”，“原子武器并不是帝国主义所能垄断得了的”。随后一年，核燃料生产与核爆炸研制两个系统齐头并进，中国核武器的研制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4)

在导弹研制方面，苏联一方面继续提供技术资料和样品，一方面帮助中国训练导弹部队。1957年11月26日苏联代理军事总顾问沙甫琴科少将转达了苏联国防部的通知，将于12月下旬以两列火车60个车皮载运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口岸站；为教会中方使用和维护，苏方将派103人随同前来，教学期为3个月。12月20日，装有P-2型导弹及其器材的3770次国际列车，缓缓驶进满洲里火车站，因中苏铁道轨距不同，必须在满洲里车站完成卸车、装车的交接工作。当时在炮兵教导大队任技术副大队长的黄迪菲回忆说：来自苏联的那趟列车，由10多节车厢组成，头尾两节载有苏军官兵，共102人。车上载有两枚P-2型地对地训练导弹，1个营的主要技术装备，包括地面测试、发射、校正、运输、加注等设备45件。当12月24日列车顺利到达炮兵教导大队驻地时，彭德怀亲手解开了系在P-2型导弹上的红绸带，满含深情地对在场官兵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做亲生儿子看待呀！”几天以后，以列米&#8226;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抵达北京，开始帮助中国进行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设计工作。

1958年1月11日，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训练班开学。P-2型导弹虽说已从苏军的战斗序列中退出现役，但对中国军人来说，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钱学森鼓励学员说：P-2型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但对我们来说，毕竟有了教学实物，可使我们少走弯路，我在美国就没看到这样的实物，要好好学！参加训练的学员共533人，另有见习人员150名，分成23个专业教学组，采取按职务对口教学的方式，由苏军导弹营官兵直接任教。前3个月完全是接受苏联官兵手把手的教练，以后是自己独立组织培训。到1959年7月24日训练结束，共培养了地对地导弹专业技术骨干1357名，为中国导弹部队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教员和管理干部。在此期间，1958年9月，在空军建制下正式成立了导弹学校，负责培训全军所需地对地、地对空、岸对舰等导弹兵器的工程技术和指挥干部。学校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设立编制，并聘请古谢夫、尼古拉耶夫等12名专家授课。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5)

经过与苏联专家的协商和谈判，1958年10月6日，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正式成立，代号为543部队。11月27日和29日，苏联提供的4套萨姆-2地对空导弹运到北京，其中2套装备空军部队，1套给五院进行仿制，1套给20基地做试验用。前来任教的苏联专家共95人同时到达。当时负责组建导弹部队的张伯华回忆说：苏联专家组来后，我们一起研究了教学大纲、计划，按专业进行编班。12月21日，改装训练正式开始。为了保证苏联专家讲课，我向空军机关要了53名俄文翻译，组成翻译小组配合教学。参加这期训练的有3个导弹营及机关、院校、基地等16个单位的干部共464人。理论训练分17个专业进行，兵器和操作训练分成四类，其中实战部队由苏军导弹营负责对口包教。1959年4月经过实弹打靶考核，成绩均为优秀。随后，在靶场举行了兵器装备交接仪式。1959年10月7日，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率部在北京上空一举击落国民党空军RB-57D型高空侦察机1架，开创了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用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苏联顾问对此也十分高兴。刘亚楼后来总结说：1959年这一仗，完全是按苏联专家教给我们的办法打的。

不过还需要提到，从政策上讲，苏联的核援助并非是无保留的。对于这一点，来华苏联专家自己也深有体会：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的Н帕夫洛夫局长负责派遣核武器设计专家的工作，1958年这批专家去中国前，帕夫洛夫告诉他们，“应该到中国同志那里去，并向他们讲述什么是核武器”，“他们想制造原子弹，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怎样制造原子弹”。但苏联专家讲授的内容是有严格规定的，根据上级的要求，每一位苏联专家都必须围绕着苏联1951年试验成功的那颗原子弹的制造过程讲述自己负责的内容。因为根据美国图纸设计并于1949年爆炸的那颗原子弹的技术已经过时了，而“苏联领导人又不允许把比1951年更先进的设计方案告诉中国人”。尽管如此，作为科学家，这些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还是尽职尽责的。В加夫里洛夫讲解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物理图片，以及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的物理现象和释放出的物质状况；Е涅金讲述了原子弹的制造及其结构原理--从外形直到中子点火装置；Н马斯洛夫讲授了如何在弹道装置里安放原子弹，以及自动装置和仪器。开始，专家们仅限于在黑板上画出结构示意图，因为他们没有带来文献资料--根据中苏协议，转交文件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当中国的专家们反映对讲课的内容可能记录不完全或有理解上的错误时，苏联专家便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苏联专家认为，在莫斯科允许和专家们所知道的范围内，中国人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6)

当然，这种界限有时是很难掌握的，一些被派到机密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由于害怕泄露秘密而感到困苦和不安。据1957年呈送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几位以教师和教育家身份被派到中国的顾问，从未被告之哪些东西可以透漏，哪些东西不该透漏。报告说，由于害怕承担泄露机密的责任，他们“注定要陷入被动，或者只说中国早已从报纸甚至从苏联的报道中了解到的东西”。孟戈非详细地回忆了与原子能研究所苏联专家组长沃罗比约夫的一次谈话，这位资深而诚恳的老专家既要严格保守苏联核潜艇的秘密，又要如实回答中国技术专家的请教，谈话双方确实都苦费了一番心思。

问题的确不是出在专家本身。苏联导弹专家萨韦利耶夫被派往中国约一年的时间，负责培训中国军人使用导弹装备。1959年秋天临行前，他应召到莫斯科接受指示。炮兵主帅米特罗凡&#8226;涅杰林叮嘱他，只能讲授已经交付给中国的装备，“不要显露自己关于其他方面的知识”，必要时应当通过大使馆的高频通讯线路向国内请示，在特别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与主帅联系。后来，在是否讲授超出战术导弹以外的内容的问题上，萨韦利耶夫与苏联军事专家组长真的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不得不请示涅杰林。这位主帅指示：“对于所提及的问题不要提出任何建议，否则就会有意无意地泄露国家机密。不要担心会有什么后果，我保护你们。”所以，聂荣臻后来的判断是不错的：在尖端武器方面，“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差

距。要我们仿制苏联的第三线甚至停了产的装备，而不给第一线或第二线的最新装备。”

其实，苏联在尖端技术上对中国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中国自身也是认可并实行这种“内外有别”的原则的。举出这些事例只是要说明，赫鲁晓夫后来所说苏联在原子能和核武器研制方面完全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对中国没有秘密可言，是有些言过其实了。

就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时，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莫斯科延缓以至最后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援助。

1958年5月9日，赫鲁晓夫又向禁止核试验迈出了一大步。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议，即在日内瓦召开一个专家会议来研究为核禁试成立核查监控体系的可行性。在5月30日的另一封信中，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美国的建议，请英国和法国科学家来参加专家会议，并表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也要参加。赫鲁晓夫还暗示应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信中说，从印度或“其他一些特定国家”邀请专家来参加会议也许是明智的。尽管后来没有邀请中国出席，但在会议开始前夕，中国表示了支持的态度。新华社在6月26日的报道中表示，专家会议的讨论有助于核禁试条约的谈判。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7)

日内瓦核专家会议于8月21日结束，会议乐观地宣告：科学家已经发现“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能力和限度而又可行和有效的监督体系，来侦察违反可能缔结的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可能办到的”。8月22日，美国和英国分别就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发表了声明，准备迅速着手谈判，签署一项“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和在专家报告的基础上实际建立一个国际监督制度问题的协议”。美、英都保证，“在开始谈判后一年的期间内停止进一步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值得注意的是，核专家会议在讨论建立“遍布全世界”的对核试验的监控网时，没有忘记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且这个建议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提出的。结果，会议报告提出的监控网中有8个站点位于中国大陆。无论这一情况中国当时是否了解，《人民日报》在对会议进行报道时，并非无意地加入了这样的内容：美国有人士认为，“暂停试验一年也不会妨碍美国的原子扩军计划”；英国政府在宣布停止核试验的同时透露，当晚“在圣诞岛曾经发生了核装置的爆炸”。这表明，中国对专家会议的结果并不满意，至少对其是否有效持怀疑态度。不过，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个结果却是他长期努力获得的一点令人欣慰的功绩。缓和的曙光似乎已经露出了地平线。

然而，就在美、英发表声明的第二天，中国军队发起了炮击金门的战役，这简直就是向赫鲁晓夫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对于不久前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当面提出的严厉指责，赫鲁晓夫还可以容忍，并表现出相当宽容的姿态。但是，对于中国领导人这次突然采取的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莫斯科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不管毛泽东炮击金门的初衷如何，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这次台海危机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停止向中国进一步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原子弹的样品。如果具体地分析，那么可以看出，这次炮击金门行动在四个方面惹恼了赫鲁晓夫：其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尽管赫鲁晓夫此前在北京呆了整整4天。过去，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分歧，但现在史实已经清楚了。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明确承认，7月底和8月初与赫鲁晓夫见面时，“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8)

1959年9月30日见到赫鲁晓夫，毛泽东又得意地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就在炮击前十几天，周恩来写信赫鲁晓夫，要求苏联在9月提供米格-19C型歼击机30架，并且附带C-5型火箭32000发及其他供半年用的装备和器材，但信中仍然没有提到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赫鲁晓夫为此十分恼火，事后曾当面质问毛泽东，还抱怨说，作为盟友，苏联不知道中国明天会做什么。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苏联这个盟国的蔑视和侮辱。

其二，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正如危机期间外交部给驻外使馆的一份指示电所说，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至于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步骤”，“要由我国根据情况来决定，不容许任何人干涉”。对此，苏联大使馆当时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在后来与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时，赫鲁晓夫为此大动肝火，他一再强调，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事关全局，而盟国之间应该在重大问题上交换看法，协调政策。毛泽东却寸步不让，坚持中国有权利独自解决台湾问题。在赫鲁晓夫看来，这种态度显然就是对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挑战。

其三，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与苏联试图通过谈判与西方实现缓和的做法相反，中国摆开了一副诉诸武力的架子。苏联大使馆的报告指责说，中国的做法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在苏联人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泽东恰恰认为，既然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那么对帝国主义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

其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从而激怒了赫鲁晓夫。在9月24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5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空对空导弹，其中一枚弹头坠地而未爆炸。中国政府发动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将导弹的部分残骸作为美国的罪证在北京展出。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并提出把导弹残骸送往苏联进行研究。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这个答复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而无法复原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自动导向系统的红外线传感器。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哪里还像是苏联的盟国？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9)

对于中国的这些做法，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确实感到无法容忍了。尽管在危机期间苏联两次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但是赫鲁晓夫这样做，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之意，其逻辑的结果也预示了苏联将以此替换继续对中国的核援助。苏联作出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的决定，赫鲁晓夫个人起了决定性作用。1958年4月24日，赫鲁晓夫曾亲笔写信给周恩来说，关于按照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和样品的问题，苏联政府已委托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具体办理，最近期间内即可提供。但台海危机后，赫鲁晓夫有些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核援助的协定，并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在与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ЕП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赫鲁晓夫决定P-12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苏联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他们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

按照赫鲁晓夫的意图，苏方以种种借口拖延根据协定应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即样品）和图纸资料。苏联先是要求必须有专门的储存仓库，等到中国将仓库盖好后，苏联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在中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苏联保密专家也表示满意后，苏方于1958年10月函复：“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国。但期限已到，莫斯科还是没有发出启运的命令。

俄罗斯报纸刊登的一则口述史料证实，准备提供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及技术资料早在半年前就装在2-3节加了铅封的车厢里，并由警卫人员日夜守卫着。但是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事情一直拖到1959年年中，在中方以及在华苏联专家的一再催问下，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А丘林直接给苏共中央挂了电话。最后，赫鲁晓夫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暂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1959年6月20日，就在中国代表团准备启程赴苏为此进行谈判时，苏共中央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因为“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20)

待两年后，“彻底澄清西方国家对于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态度”后，再决定这一问题。苏联认为，这样做不会影响中国的研制，因为“中国生产出裂变物质至少还要两年，到时才需要核武器的技术资料”。6月26日苏联参赞向周恩来递交了这封信。

应该说，苏联这时暂停提供原子弹样品只是一个信号，试图以此向中国提出警告，而并非全面断绝对中国的核援助。就在赫鲁晓夫为中国拒绝提供响尾蛇导弹实物而气恼时，1959年2月4日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按此协定，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海军五型舰艇(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大型和小型导弹艇及水翼鱼雷艇)、两种导弹(潜对地弹道导弹和舰对舰飞航式导弹)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等51项设备的设计技术图纸资料和部分装备器材，并转让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中国海军领导人为此兴奋不已。而在苏联决定暂缓向中国提

供原子弹样品的同时，苏共中央书记处则讨论并批准了关于向中国派遣国防专业技术方面的苏联专家和高校教师的报告。赫鲁晓夫亲自签署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和苏联国防部于1959年9月派遣6名国防专业技术的苏联专家和高校教师到中国国防工业的科研院所去工作，派遣期限为1-2年，其任务是培养下列专业的中国技术人员：军事-电子-光学仪器；多级火箭的设计；水声学设备；操控火箭的仪器的计算和构造；红外线技术和热力自动导向头；坦克炮的稳定系统及高射炮瞄准随动系统的设计；用于大能量火箭的液体燃料技术。

但是，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十分气愤，而且更加激发了中国人独立研制核武器的决心。后来，中国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作定名为“596”工程，充分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和科技人员对苏联的“义愤之情”。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周恩来还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求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问题，并决定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为此，二机部提出了“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11月11日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呈交了一个《关于以自力更生为主解决新技术所需材料问题》的报告，其中也说到，现在有若干新型材料长期依靠进口，影响了新技术研究的进展速度。因此，“发展我国的新技术材料，必须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21)

当然，在具体工作中，中国有关方面继续坚持要求苏联方面执行已经签订的合同。1959年9月23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要求苏联政府按照协定在1960年内向中国供应总值约为1.65亿卢布的国防新技术装备物资和试制这些装备所需要的原材料、样品以及有关技术资料。12月29日，聂荣臻同陈毅联名致电刘晓大使，要他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苏联政府提出，在1960年内，请苏联政府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一、按照1957年10月15日协定，供应两种新型号导弹及全套技术资料。二、派遣必要数量的苏联专家来华，在试制这两种导弹方面提供技术援助。三、按材料清单成套供应试制这两种导弹用的全套零部件和原材料，以及试制所需的专用设备。1960年1月4日，中国要求苏联按协议规定，尽快提出援助中国建设一个“航空及火箭科学研究院”的换文草案，并尽快派遣选址专家小组来华。同月20日，中国请求延长25名导弹试验靶场专家的工作期限并增聘8名苏联军事专家，3月28日要求供应两发8Ж38火箭和进行点火所需的液氧等燃料，并派遣9名专家帮助训练操作人员和进行实弹射击的技术指导工作。

然而，苏联的态度已经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在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以后，苏联的方针渐渐确定下来。据1960年2月中国使馆的一份报告，苏联对中国有关核武器方面的一切要求，都作出了明显冷淡、拖延或拒绝的反应。不仅向中国提供设备和技术资料的工作缓慢下来，而且对在华工作的专家们加强了管制。1959年12月21日，一份编号为№3766-ш的报告呈交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谈到了拉博特诺夫院士访问北京力学研究所的情况。在访问期间，“中国科学家企图从拉博特诺夫院士那里得到有关一系列秘密问题的情报和消息，同时又不为拉博特诺夫院士提供机会，使其了解该研究所多数实验室的情况”。报告提出了中苏科技交流中涉及的秘密研究领域的问题，认为那些“参与秘密工作的重要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被派遣到国外去工作”后，常常违反苏联的保密制度。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1960年1月8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建议，“为确保在苏联科学家和高校工作人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保守国家机密”，应专门作出一个决议。于是，2月25日安德罗波夫、苏共科学和大中学部部长ВА基里林以及国防工业部部长ИД谢尔宾起草了苏共中央《关于在苏联科学家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确保保守国家机密》的决议文稿，并于3月16日在书记处会议上得到通过。决议规定，“要严格遵守所确定的了解秘密和绝密材料的程序，不要让外国专家了解超出事先所达成的协议范围的秘密材料，以及现有的关于准许接触秘密工作的保障措施”。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22)

对于苏联态度的变化，聂荣臻曾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说：“苏方执行协定的态度，1958年下半年以前还是较好的，一般能按协定条文办事，具体工作部门和办事人员还是积极热情、愿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但上面控制较严，绝不许越雷池半步。1958年下半年以后，控制更严，步步卡紧。协定已定的问题，往往节外生枝，寻找借口，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有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推说由两国政府重行商谈，但一经我政府正式提出，则又一声不吭、置之不理。对我多次要求加快建设进度的项目、提前交付的设备，也拒不支持。协定中没有做具体规定的问题，即强调条文文字，根本不予以考虑。总之，苏方的态度是：一般生产技术资料可以供应，关键性的生产技术资料、研究设计和理论计算资料，以及原材料生产技术资料拒绝供应；通用设备可以供应，专用和非标准设备、精密测试仪器则拖延和拒绝；一般原材料可以给一点，越是特种的就卡得越紧；聘请仿制专家比较容易，聘请基建设计专家则较困难，聘请科学研究专家干脆拒绝。”1960年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其中6人是主任工程师)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也突然撤走。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专家以后，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

1958年夏天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会面，尽管一时解决了长波电台和海军援助问题，中苏之间在政治上似乎也继续保持着一致性，但毛泽东的言辞和做法在赫鲁晓夫心理上留下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的。在双方在政策层面开始出现分歧，且缺乏相互信任感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作出的出乎意料的举动都可能刺激对方，而引起双方关系进一步趋向恶化。此后中苏关系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的：先是中国在事前未通知苏联的情况下炮击金门，并拖延向苏联提供坠落在中国境内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引起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接着是苏联暂停按《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愤怒谴责；以后是中国未同莫斯科协商而在中印边界采取的军事行动使赫鲁晓夫恼火，而苏联在中印冲突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也激怒了北京。终于，在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苏领导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下面是从10月2日双方会谈记录中节录的几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争吵的激烈程度以及赫鲁晓夫被激怒的状况。

赫鲁晓夫：为什么你们能批评我们，老大哥就不能批评你们。在同尤金的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同志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更有甚者，米高扬同志在中共八大上讲话时，你离开了会场。这是一个示威的举动，米高扬同志也可以离开。事实上，我也可以收拾我的提包，然后离开，但是我不会那样做。当匈牙利事件爆发时，周恩来同志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上课。他谴责我们对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做法。我们听了这一课。结果，你们可以指责我们，我们却不能。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同志回来说：有一句套话叫“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但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你们不是说我们太傲慢了吗？……

……

赫鲁晓夫：你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你们相信自己是正统，这本身就暴露你们的傲慢。陈毅给我们扣了一顶政治帽子，他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

陈毅：塔斯社的声明就是偏袒印度，就是偏袒小资产阶级。

赫鲁晓夫：您们想让我们屈从你们，这是办不到的。我们是一个党，我们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不迁就任何人……

……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

刘少奇：我们从未对任何兄弟党谈过我们之间的分歧。

赫鲁晓夫：这很好，很正确。你们已经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们也听了，你们现在必须听我们讲。收回你们政治上的指责，否则就会损害我们两党的关系。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我们不说假话。我们从来不对任何人迁就，即便是我们的朋友。

陈毅：但是，你却对我们进行两个政治指责，说我们恶化同印度的关系，让达赖喇嘛跑掉，都是我们的错。我认为你现在的行为依然是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只是提醒你们注意一些特别的疏忽，不要再进行猛烈的政治指责。如果你认为我们是机会主义，陈毅同志，你就不要把你的手伸给我，我不会同你握手的。

陈毅：我也不会，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发怒。

赫鲁晓夫：你不要从你元帅的那个高度啐唾沫，你没有那么多的唾沫。我们也不是能被唾沫啐倒的人。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

引证的这些谈话并没有重要的实质性政治内容，只是要说明当时中苏领导人的激动情绪，这种情绪是由于感情受到伤害而引起的，反过来又进一步伤害了感情。问题在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赫鲁晓夫的感情冲动，而作出了全面撤退在华专家的决定。

回国以后，随同访华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就苏联党政代表团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个报告，对中苏分歧的状况及莫斯科的立场作了充分的说明。苏斯洛夫在承认中苏“在当代主要的根本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立场”的同时，强调：“不能不看到，苏共中央和中共领导过去和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我们不止一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过这些问题。这次北京会谈给了我们向他们公开讲明我们的考虑和听取他们对某些原则问题的观点的机会”。在讲述了苏联对中国的巨大帮助后，报告指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领导近来出现了对自己的成绩和能力估计过高，夸大中国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程度的倾向”，尤其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中国被目前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表现出骄傲和自大”。谈到苏共的立场，苏斯洛夫说：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3)

应该说，中国同志们曾想用各种办法，试图让我们支持他们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这些创举，支持他们的“百花齐放”口号。他们希望我们广泛地、正面地报道和宣传这些问题。我们能这样做吗？假若我们在苏联报刊上，在正式讲话中对中国同志们的这些创举给予正面的评价，那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自然，这样做他们会很高兴。但这会给中国共产党人帮倒忙，使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结果，当中国朋友们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时，他们会有充足的根据谴责我们没有及时地以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而是相反地，由于虚伪的动机和对团结精神的不正确理解加深了这些错误。更不用说，这样做，我们还会把我们的干部和其他国家的兄弟党引入歧途。

同时，我们也不能站出来直接批评，因为这样会引起不必要的公开辩论，会被说成是干涉中国内政，让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笑话苏共和中共

中间发生了分歧。在这些情况下，唯一的抉择是避免公开辩论，通过私下会晤以及兄弟党关系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向中国朋友们解释我们的立场。苏共中央主席团正是这样做的。

不能不说，上述中共在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祟拜状况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内部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决定是由个人作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观主义的，在不少情况下根本是没有经过慎重考虑的。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对毛泽东同志的歌颂已成无法控制之势。在党的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论点：“我们中国人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同志被描述成伟大的天才的人物。称他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灯塔，共产主义思想的化身。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成了党的代名词。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中国被说成是最新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被列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行列。实际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成了党和国家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甚至在中国高校里，最近2-3年社会科学教学归结为学习他的著作。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对他的这些赞誉完全信以为真。这同斯大林晚年我们当时的情况相似。当然，我们不能同中国的同志们谈论这个，但中央全会应该知道中共生活的这一方面的情况。

在与中国朋友们的相互关系中，近年来中央主席团坚决遵循知无不言和坦诚协商的原则，并为此做了应做的一切。苏共中央克服了斯大林生前发生的有损中国主权的某些消极因素，严格使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十分清楚，正确地发展我们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不仅对我们两党两国来说重要，它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也是必需的。为了这一祟高的目的，我们必须作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4)

从这个报告来看，1959年底双方的矛盾还没有严重到非要伤害对方的程度。苏共中央虽然看到了中共的问题以及与中共的分歧，但仍认为应该把苏中友好放在首位。然而，1960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似乎使赫鲁晓夫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愤怒了。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ФР科兹洛夫7月13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做的报告，从莫斯科的立场上讲述了导致赫鲁晓夫决心撤退在华专家的直接原因。

首先，报告认为，中共“表面上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际上只是把这一原则看成为一时的策略手段，他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中共违反与苏共关于不在两党之外暴露双方分歧的约定，“走上了公开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赞许的共同路线的道路”。报告指责中国在1960年4月“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这些文章包括：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的《论当代战争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和人民争取和平的道路》《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的《沿着伟大的列宁指导的道路前进》的长篇文章，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在北京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

其次，报告认为中共中央采取了宗派主义手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拉拢他们“反对苏共的路线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孤立苏联共产党”。其根据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贝利绍娃告诉莫斯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等人在6月初阿党代表团访华期间与他们会谈近6个小时。中共领导向阿尔巴尼亚人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在对当代形势评价和共产党的任务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存有根本不同的观点”。

还有，报告认为，中国领导人“企图利用世界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今年6月初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其理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在会前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ВВ格里申会谈时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上存在着原则分歧”。不仅如此，“中共中央委员们还同其他许多工会领导人进行了类似的谈话，企图让他们支持中国的观点”。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5)

更为严重的是，在6月2日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委员（共产党员）会议上，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刘宁一宣布，中国人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把中苏分歧带到理事会公开的会议上去。“但是，他们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1960年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们邀请近40名国外工会领导人（共产党员）吃晚饭，饭后举行了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在宣布会议开始时说，共产党之间对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同志认为应该公开地谈谈这些分歧。”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中国代表的长篇发言继续宣传中共的观点，并“对苏联和兄弟党的路线进行攻击”。

最后，报告说，在布加勒斯特会议（6月24-26日）前夕举行的中苏两党代表团莫斯科会谈及赫鲁晓夫与彭真在布加勒斯特的会谈中，苏共批判了中共的观点，并指责中共的派别活动是极端危险的，是违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赫鲁晓夫在会谈时强调指出，“我们希望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尊重中国共产党。但我们不允许以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党，我们等待的是尊重的态度”。但是，“中国同志对所提出问题的实质不作正面回答，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同时又怀疑我党原则立场的正确性”。

在谈到“中共领导的主要错误”时，科兹洛夫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胡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但是，当问题涉及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时，当我们处在中共领导以其观点公开对抗我们整个运动的事实面前时，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就这些问题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报告接着对布加勒斯特会议进行了总结，认为这次会议“对国际共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更明确地揭露了中国同志们的错误立场，第二，各兄弟党表现出一致意见”。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6)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感受可以说明，苏联政策发生激烈变化的确是从1960年4月开始的。一份发给国内的电报说，自从中国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三篇文章发表后，“许多迹象表明苏联在政治上对我冷淡，在经济合作特别是在重要关键项目的合作和援助上，逐步采取措施对我施加压力。（一）对外交涉和政治关系方面：苏领导人、外交部正副部长没有一次主动单独找刘大使交谈和介绍情况，苏外交部远东司正副司长也极少主动约见我馆参赞；我使馆代办两次约见苏外交部副司长都被推托不见；重要外交文件迟迟不送我馆，正常交涉事务也一拖再拖，我方去年提出聘请原子能方面的苏联专家，历时数月，几经催促，尚无答复。（二）对外交际活动方面：对我馆举行的招待会故示冷淡；对我馆组织的参观不介绍情况，不让看有价值的东西；对我馆邀请看电影也不热情。（三）对外宣传方面：对我馆发出的公报和宣传材料，苏方无任何反应；苏报刊对我供应的稿件一般都不采用，报道有关我国的消息也极少。（四）在使馆各专业单位的业务工作方面：困难、限制和争论增加，许多协议拖延不执行；好几个国防尖端项目拖了一年多没有下文；对高、大、精、尖和机密项目控制愈来愈紧；对外事务联系管理更加集中，交涉谈判中困难增加；较机密的学术会议不再邀请中方人员参加。”

点燃赫鲁晓夫愤怒炸药的导火索是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表现。科兹洛夫的报告没有进一步说明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结果--实际上，赫鲁晓夫在会下和会上精心组织的批判完全没有收到他所期望的效果。赫鲁晓夫对中共的“宗派主义”活动十分恼火，本以为在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提供的情报和世界工联理事会问题上抓住了中共的“辫子”，再加上各国共产党站在苏共一边对中共进行围攻，中共必然“低头认错”。令赫鲁晓夫感到意外和惊讶的是，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根本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而且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竟然站在中共一边，当众起来顶撞苏联老大哥，使赫鲁晓夫陷入尴尬境地。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万般无奈，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赫鲁晓夫想到了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要挟或惩罚中国人。科兹洛夫当然不能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赫鲁晓夫的沮丧和气急败坏，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在对布加勒斯特会议进行总结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竟莫名其妙地提出了在华专家问题。科兹洛夫报告说：“由于中国开始‘大跃进’和采取其他措施，实际上不再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苏联专家在那里遭受批评，似乎他们的观点保守，他们的许多建议被束之高阁。此外，我们对这样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中国人开始用他们错误的立场、精神影响苏联专家，这自然引起了我们专家的愤怒，他们已向莫斯科通报了这种情况。”因此，苏联政府“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决定从中国召回全部苏联专家。殊不知苏共中央决定采取的这个措施与科兹洛夫正在谈论的主题--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统一，恰恰是自相矛盾的。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7)

就这样，1960年7月16日上午，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НГ苏达利柯夫要求面见陈毅部长，因陈毅不在北京，下午章汉夫副部长接见了他。苏达利柯夫递交了关于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全文如下：

苏联政府严格地遵守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派遣了大量专家到中国工作。苏联机关为了上述目的挑选了优秀的、最为训练有素的专家，这常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受到损失。苏联专家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是把自己的活动看做是对友好的中国人民执行兄弟般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人，严格地遵循着给予他们的指示，不发表和不作出任何会被理解为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或者被理解为批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这些或那些方面的意见和行动。

1958年8月初，苏联领导人来中国时，中国方面曾对某些苏联专家和顾问表示了不满。这可以被理解为对苏联的责难。但是，如所周知，苏联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专家和顾问强加于任何人。1956年底和1957年初，苏联政府即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议召回苏联专家，因为考虑到这些国家已经培养了自己的干部，并且，根据苏联政府的意见，这些国家已经能够用自己的力量顺利地解决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各项实际任务。当时，大部分人民民主国家同意了苏联政府的建议，而苏联专家也由这些国家被召回国。在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专家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之后，苏联政府在1958年时曾再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召回苏联专家。但是，中国方面像1957年时一样，表示挽留苏联专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需要他们的。

近来，中国方面开始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执行明显的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这种路线同条约义务和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都是不相容的。中国工作人员，根据上级指示，在苏联人中间传播专门挑选出来的用俄文发行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宣传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的观点。他们力图吸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参加谈论这样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以中国共产党为一方和以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力求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苏联专家，并企图使他们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立。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8)

在苏联专家工作的中国机关和企业里的领导人员坚持地企图把他们拖入到对上述问题的辩论中。例如，5月19日，广州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工科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向这个研究所的苏联专家建议，就在专门印成俄文的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里所提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对这本小册子所登载的文章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北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城市的一系列的苏联专家组里，中国的工作人员硬塞给每一个苏联专家一本这样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里，如所周知，登载着反列宁主义的论点，这些论点是苏联人所不能同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中国人解放军总政宣传部长傅锺，曾利用苏联军事专家组的会议，来宣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以及在对目前国际局势的估价问题上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和错误的，是同1957年兄弟党莫斯科宣言的基本论点相矛盾的。还有一系列其他的事实，说明中国机关和企业的负责工作人员企图把苏联专家拖入辩论，对他们施加压力并向他们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完全有根据把中国当局的这些行为看做是对他们和他们的劳动的公开的不尊重，看做是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所不能允许的行为，看做是实际上公然挑唆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行为。

根据一系列事实，苏联专家本人认识到，中国方面没有给予他们为完成向他们所提出的任务所必需的信任，更谈不到对这些专家在帮助中国人民发展经济、文化和军队建设中给予他们应得的尊重。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公然不考虑他们的建议的情况也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虽然这些建议是以这些苏联专家的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为依据的。事情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以致示威性地焚毁了苏联专家所提供的包括有各种相应建议和技术规程的文件。

这使人们有根据得出结论，即苏联专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剥夺了完成他们的有益的职责和充分地运用他们的知识及经验的可能。他们处于这种境地，即他们的忘我工作不被重视，而且，他们从中国方面实际上得不到感谢。

由于这些事实，难于对某些专家所说的对他们实行了监视的消息不予置信。这些行动的用意，起码也不能为那些带着热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帮助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人所理解。

自然，所有这一切都使苏联专家感到委曲，而且也引起了正当的愤慨；这一切迫使他们在不给予他们信任的情况下，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返回祖国的请求。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9)

苏联政府认为必须声明，中国方面的上述行为是对苏联不友好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同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相矛盾的。根据这个条约，双方承担了以友好合作的精神，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发展和巩固相互间经济和文化联系的义务。中国方面的这些行为，实际上已使得苏联专家不能继续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使馆受托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其中包括军事专家和顾问，根据他们自己的愿望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召返回祖国。在作出这一决定时，苏联方面也考虑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前也曾提到关于将一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调回苏联的问题。

苏联政府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会正确地理解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向章汉夫递交照会后，苏达利柯夫向莫斯科通报说：他有这样一种印象，“对于章汉夫来说，照会完全是出乎意外的。章汉夫和递交照会时在场的中国外交部其他工作人员，怀着焦急不安和张皇失措的心情听完了照会的内容”。章汉夫确实感到事情很严重，所以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办公室报告了大体情况，并说照会全文正在抓紧翻译，晚上即可送出。

中国领导人立即作出反应。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几段话：“1917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周恩来后来则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苏联全面撤退专家，“这是把党的原则上不同的意见、理论思想上的一些争论引到两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来了，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违背原则的事情”。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感到愤怒，并认为苏联的指责毫无道理，但还是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7月31日，章汉夫会见苏达利柯夫，并递交了中国的复照。全文如下：

苏联政府未经同中国政府协商，突然于7月16日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地决定召回苏联专家，而且不等待中国政府的答复，就在7月25日通知中国方面，自7月28日至9月1日的期间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中国政府对于苏联政府的这种做法，感到十分诧异。中国政府认为，苏联政府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损害了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0)

中国政府对于帮助中国进行各项建设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历来评价很高，认为苏联专家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苏联专家们在工作中表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苏联专家的这种帮助和友谊，是一直感谢的。

中国政府历来尊重苏联专家，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并且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中国政府一再号召中国工作人员向苏联专家虚心学习，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并且根据实际情况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中国有关部门和有关工作人员执行了中国政府的这一指示。苏联专家所提出的建议，绝大部分都得到采纳，对于未被采纳的一些建议，也向苏联专家作了必要的解释。中国人民和苏联专家已经建立了亲密的、同志式的友谊。苏联政府的代表历来对于这种良好的关系是满意的。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今年6月1日在欢送苏联专家回国的宴会上还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对苏联专家工作的经常的关怀和关心，创造了这样一种工作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可以在发展工业、农业、科学、教育和文化方面最充分地进行对两国都有利的经验交流。因此，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人，除在精神上、政治上和业务上深深感到满意外，还感到有这样一种兄弟般的义务，即不仅要把提出的任务完成到底，而且还要最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

来照中所说的中国同志为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写的“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就是按照上述惯例，介绍给苏联专家们的。这三篇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些观点强加于任何人的意图。广州市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中国同志，顺便问问苏联专家是否有兴趣看看这三篇文章，这表示在政治上对苏联专家的关心，并不能证明来照所说中国同志企图把苏联专家拖入某种他们所不愿意的辩论中去。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1)

来照中提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锺上将的两次报告，都是应苏联军事专家组负责人的邀请而作的。这两次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前情况的报告，当然要涉及到中国党和政府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以及在对目前国际局势的估价问题上的一些观点。事后，苏联军事专家组的负责人一再表示感谢，并且希望今后能经常作这样的报告。来照竟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对苏联同志的友好活动，作为指责中国方面的借口，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

这些年来，我们多次说过需要苏联专家的帮助。1958年，中国方面建议把苏联顾问的称呼一律改为专家，同时还提到个别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工作方式问题。这个问题，在此后的工作过程中，已经得到了解决。中国方面从来没有像来照中所说的提出过“将一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调回苏联的问题”。

在中国方面对于苏联专家的工作中，也曾经发生过个别的缺点。这种情形，在任何工作中都是难免的。中国政府一向严肃地对待这些缺点，并且及时地加以纠正。至于来照中提到的什么示威性焚毁苏联专家所提供的文件和中国工作人员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那完全是捕风捉影，毫无事实根据。

坦白地说，中国政府很难把苏联政府的这个决定理解为是从维护和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和团结的立场出发的。对于苏联政府的这个决定，不仅中国人民不能理解，而且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人民也都会感到难以理解。

苏联政府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不论从法律上、道义上、政治上说，都是无法辩解的。被召回的苏联专家，绝大多数在华工作合同尚未期满。现在突然把他们撤走，这显然破坏了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有关协定和合同，必然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建设工作造成一些损失，并且带来一些困难。这种片面破坏协议的行为，在一般国际关系中也是罕见。何况中苏两国是社会主义兄弟之邦，我们两国签订的伟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明确规定了“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的神圣义务。因此，这就更加重了苏联政府这种行为的严重性。

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中国政府郑重地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如果苏联政府的回答仍然坚持将全部苏联专家召回，中国政府将感到极大的遗憾。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条件下尊重苏联政府的意见。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2)

中国当然知道照会不过是一种外交程序，不会有任何作用。所以，未等苏联答复，8月1日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安排专家撤退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我们应当肯定，在我国的苏联专家绝大多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热情帮助的，对我国人民是友好的。为了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我们必须做好专家的撤退工作。各部门、各地区和各聘有苏联专家的基层单位，对即将返国的专家和家属应当尽一切可能热情送别，充分表达我国人民对苏联专家的谢意，善始善终地搞好和他们的友谊团结。应当把这次送别工作看成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好了，这几千人就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的宣传员和中苏人民友好团结的活生生的见证者。因此，各部门、各地区和各基层单位都应当指定主要负责同志一人挂帅，配备必要的助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把这项工作做好。”为此，国务院还详细规定了十点注意事项。

鉴于中方在安排送别苏联专家的工作中向他们宣读了苏联和中国的照会，8月4日，苏联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在与陈毅的谈话中，指责中方各聘有苏联专家的部门向专家宣读照会是不合法的、不寻常的和不友好的，代替了苏联机关的职权，想在专家中散布对召回令的怀疑，其结果只能使事情复杂化；苏方照会是绝密文件，宣读出去容易泄露，被外国间谍利用；苏方对此很气愤，提请中方注意并请有关部门停止这一行动。陈毅反驳说：撤退专家是苏方单方面制造的政治性事件，是震动全中国、全世界的大事。苏方毫不顾及对兄弟国家的条约、合同义务，使中国遭受严重损失是小事，对两国友好关系造成伤痕是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果你们不突然撤退专家，那就根本不会有读照会一事。专家是当事人，我们宣读照会是为了把真象告诉他们，即苏方要撤退专家，我们极不愿意，我们很需要他们，但挽留无效，别无其他目的。将来两党会谈、兄弟党会谈时还要谈，这样的大事是瞒不住的。总有一天，中苏政府要被迫交代这件事情。你们不责备自己单方面决定撤退专家这种决然的、不留余地的行

动，反而责备我们读两个照会。你们对我们这种必要的解释工作如此指责，而对自己方面那些引起了严重效果的行动却无动于衷，我感到奇怪。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你们片面决定停刊友好杂志，继又片面发动撤专家的严重政治事件，我不知道你们的第三个行动是什么，望你先打一“招呼”，以免突然。有些事，我一直不愿讲，例如，你们大使和代办在北京都由部长、总理、少奇同志、毛主席接见，而我驻苏大使在莫斯科见副部长就很困难，只能见一些司长、副司长，中苏友好竟下降到如此程度！谁接见，这是小事，但说明有不愉快的事。虽然我们痛心，但友好还要维持。两国间根本没有根本性利害冲突，我们应比弟兄还亲，强大的帝国主义还摆在两国面前，如果真的有了战争，中苏还要一起应付。我们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方面、在国际问题上有些分歧，可以辩论，但不能伤同志友谊。在撤退专家问题上，我们还等待着苏联政府的回答。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3)

8月26日，契尔沃年科递交了苏联的第二个照会，即对中国照会的复照。在这份篇幅更长的照会中，苏联把召回专家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方在专家中宣传同苏共立场相矛盾的观点，“企图使他们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立起来”。同样，向苏联专家宣读照会，也是“打算在他们之间散布某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立场的怀疑”。因此可以断定，“中国当局在这个问题上走上了挑拨（专家）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恶劣道路”。照会仍坚持中国有关方面对苏联专家采取了“带有很大成见、偏见和不信任的态度”，轻视和粗暴地对待他们的建议，从而使这些专家感到委屈，并提出离开中国。因此，苏联召回专家一事中国方面应负完全责任。会见中，契尔沃年科表示，中苏之间出现的分歧问题一定要解决，“这是我们两国、两党、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章汉夫说：中苏之间存在的原则性分歧，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中苏是盟邦，必须团结。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为了世界革命利益，我们必须团结。中国党、政府、人民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坚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如同前文所说，苏联撤退专家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在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共的“顽固不化”恼羞成怒，试图以此迫使中共承认错误，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向莫斯科屈服。所谓对专家本人的态度及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恶化只是借口而已。这一点，即使是苏联专家本人都看得出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曾给在华苏联专家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特别谈到了苏共中央1960年7月全体会议所作的决议，以及科兹洛夫的报告。出席报告会的化学专家克洛奇科回忆说：契尔沃年科的报告表明，苏联照会之所以言辞激烈，苏联专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苏联对中国国内和对外政策不满，借撤回技术援助向中国施压。苏联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相符的，毛泽东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冲突的理论也是反马克思的。当然，照会中提到的某些事实是存在的，正像前文讲到的，许多苏联专家在“大跃进”运动中确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工作，甚至他们本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照会的说法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一种官方行为，坚持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意造成的。后来苏联官方还不断重复这种说法。如苏斯洛夫1964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就指出，苏联政府多次要求中国政府为苏联专家的工作创造正常的条件，但中国政府的答复只是更加不友好和更加侮辱地对待专家，把他们看做是“保守分子”，并千方百计地诋毁苏联的经验和技术。还有苏联著作指出，破坏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的协定绝不是地方行政部门的专横妄为，而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有意识贯彻实施的方针的结果，这一方针反映了中国的总的政治路线。为了印证这种说法，照会对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现象进行了夸大其辞的渲染。事实是否如此，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最后阶段的真实情况。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4)

尽管中苏之间存在分歧，中共领导人也对莫斯科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刻意冷淡苏联专家和限制发挥他们的作用，恰恰相反，针对一些机构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尊重专家，不听从专家意见的情况，有关政府部门一再发出指示和通知，努力改善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

1960年4月2日，外国专家局向国务院和党中央呈送了《关于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专家工作情况的报告》。外专局对专家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专家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专家们心情舒畅，干劲充足，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专家们根据多快好省的精神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不仅数量多，而且收效也大。如二机部苏联专家1959年一年共提出了4291条建议，兰州炼油厂依什马也夫专家仅在1959年8、9两个月内就提出了40多条合理化建议。但报告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处理与专家的关系时“简单轻率，冷谈失礼”；忽视对专家工作的安排及介绍情况，对专家的建议重视不够，专家们很有意见；特别是聘请专家时不慎重，“只考虑我方的需要，不照顾对方的困难，聘请专家的名单变动多，零星聘请专家多，延聘专家也多，而且手续办理得很不及时”。以至中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处都有意见，批评“国内有些同志把聘请苏联专家看得过分容易，把苏联看成一个干部仓库，好像只要我们一提聘请，专家马上就能派来似的。实际上从提出聘请到专家派来，一般需要半年时间才行”。为此，外专局提出了6个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妥善安排专家工作，尊重和尽量采纳专家的意见，有计划地向专家学习，严格履行和掌握聘请专家的手续，对个别专家的缺点、错误必须慎重处理，做好专家的接待工作。

4月1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文件，并指示：“凡是有外国专家工作的地方、部门、厂矿、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都应该坚决根据‘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多做工作’的方针，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对外国专家的工作。为了更好地调动外国专家的积极性，必须以妥善安排专家的工作为中心，把向专家介绍情况和政策的工作、研究和执行专家建议的工作、向专家学习技术经验的工作和照顾专家生活的工作全面地抓起来，并且从专家来华的第一天起到专家回国的那一天为止，有始有终地把专家工作做好。专家工作能否搞好的关键在于领导。中央已经指定政治局的几位同志有计划地多同专家见面，多做专家的工作。各有关党委和党组的领导机关也应该仿照办理。并望有关的中央一级党委、党组和省市区党委最近认真作一次检查，将检查结果报告中央。”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5)

紧接着，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又连续发出了两个通知，一是为了“鼓舞专家们的工作热情”，要求“凡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专家帮助建设的工程项目，有举行竣工典礼时，应当注意邀请帮助过该项工程的专家参加，并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一是为了表彰苏联专家的贡献，要求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发给苏联专家感谢信、感谢状和纪念章的办法”，并强调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十分严肃的工作”。

5月20日，国务院按照每年的惯例发出了1961年度聘请苏联专家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进一步明确了聘请苏联专家的原则，即“根据我国当前建设事业的需要和技术力量的增长情况，继续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对迫切需要的、国内技术力量难以解决的重要技术问题可以继续聘请苏联专家。聘请的专家应当是为了保证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的需要和发展高、精、尖、新的现代技术以及培养高等学校开设新专业或新课程的师资。凡属我国力量能够解决的技术问题、通过进口技术资料或出国考察实习可以解决的问题以及组织管理工作方面（如计划、财政、金融、贸易、劳动、工资等）均一律不再聘请。聘请专家既要从我们的需要出发，又要考虑到对方派遣的可能，对苏方一再表示难以派遣的专家不要强求。聘请苏联专家的单位必须事先准备好专家开展工作的条件，专家来华后应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应积极组织我国技术力量向他们学习。今后对已请过专家的专业原则上不再重复聘请。”通知还强调，“各部门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聘请苏联专家的工作。提聘专家时必须全面规划、通盘考虑，对专家的专业、聘期和来华时间必须提得准确，力求避免在聘请名单提出以后又要求变动过多的缺点。各聘请单位和主管部门对聘请专家的名单必须经过领导会议认真审查和主要负责同志审查签字。”

6月17日，针对根据《中苏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来华工作的苏联科技专家，国家科委和外专局又联合制定了分工管理办法，并下发全国。除规定应严格按有关手续办理聘请和邀请事项外，文件还确定由国家科委和外专局分别负责督促和检查各部门聘请专家前的准备工作以及专家来华后发挥作用的情况。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6)

可见，在个人接触中向专家散布对苏联的不满情绪的情况是有的，但作为政府行为，从以上政府文件中可以看出，有意为难专家或轻视专家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从常理上分析，也是不大可能的。指出下面一个事实也许可以说明问题：在1960年夏天之前，苏联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和书记处的所有讲话中，没有一次提及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问题，尽管此前从中国不断地传出消息说：专家们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普遍存在不遵守苏联生产技术规则的现象，以及对苏联的技术和经验提出了怀疑。这表明，以全面撤退专家来迫使中国低头是1960年夏天才想到的手段，而中国在专家工作中的缺陷和问题只是一个借口。

苏联政府在撤退专家的照会中还提出了一个理由，即中国官员在苏联专家中散发反对苏共的宣传材料，似乎正在把他们作为反苏的工具使用。后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一次报告中也强调说，“自1960年春天起，中国当局开始‘劝诱’苏联专家，鼓动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的。

前文提到，中国政府经常要求各部门和单位向专家介绍中国国情。开始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专家作用，到“大跃进”运动兴起时，便增加了向苏联专家灌输中国有关经济建设看法和观点的意图。但至少到1959年下半年，中国官方在这方面还是十分谨慎的，尽量避免向苏联专家透露中苏分歧的情况，特别不允许与之发生争论。如1959年9月15日外专局向国务院报告，今年以来为北京地区苏联专家组织的15次报告会，效果良好，苏联方面的专家组织也希望加强这项工作。外专局借此提出了改进意见，一是强调在介绍情况时应当根据总路线对专家进行“务虚”，即重点报告大跃进、文化革命、人民公社等方面的情况；二是降低了报告内容的等级，过去可以向专家传达厅局级甚至部级的文件，现在限制为“向我们自己一般干部传达的报告内容”，并特别强调不能涉及对苏联的批评；三是强调对给专家的报告稿事先需加以审查。这些要求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取得专家对中国形势的理解，一方面也是避免将中共中央对中苏分歧的看法扩散到专家当中去。

到1960年初，情况的确有所变化。自1959年10月的争吵以后，中苏之间在具体方针和政策上的分歧需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给以解释，中苏双方都开始强调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大约从那时起，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与中国出版的《中苏友好》杂志相同，《苏中友好》杂志也是分别以俄文和中文相应地在苏联和中国发行。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7)

苏联照会及苏斯洛夫报告所讲，主要是指《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发表后向专家发送相关材料的情况。笔者看到《内部参考》报道了北京一些单位苏联专家对《列宁主义万岁》一文的反应的情况，如中苏友谊医院同位素专家聂仁列斯卡娅和舞蹈学校专家助手鲁勉采娃，曾与翻译人员谈起她对《列宁主义万岁》中一些观点的不同看法，认为“和平共处列宁也提过，今天就有可能，但要进行思想斗争”，“现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进行革命”，“革命可以通过议会，只要人民信任共产党，在议会中就可以得胜”等等。从报道的内容看，向专家发送材料的情况应是属实的，而且中共的宣传的确对专家发生了影响。正在中国培训导弹部队的苏联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回忆说：“苏联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最初的分歧，我们是在纪念列宁诞辰的集会上感觉到的。报告人所讲的令人难以置信--一切与我党的方针都是背道而驰的。当时还以为是翻译曲解了。大使契尔沃年科安慰大家：目前出现了一些困难，但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曾经建议我们与中国军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而现在这种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据当时参加中共中央“秀才班子”的朱庭光回忆，起草这几篇文章时的确采取了“指桑骂槐”的手法，表面上批判南斯拉夫，实际目标就是苏联。李丹慧2000年12月1日采访朱庭光记录。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并无强迫苏联专家接受中国观点的情况，至少中方有关部门在发放材料时没有作出这种要求。因此，鼓动专家反对苏联党和政府的情况应该是莫斯科的臆想。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所谓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监视”和跟踪的情况。苏联政府在照会中指出，这说明前来帮助中国建设的专家在中国却得不到“最起码的理解”，从而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许多苏联专家也有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专家都不许单独行动，跟踪他们是强制性的，即使上厕所也有人跟在旁边，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搜查他们的住所。有的专家感觉到，“我们在中国就像关进了一所被高墙环绕的监狱”。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试想，援助者在受援国根本得不到信任和尊重，他在那里还有什么停留的必要？所以，笔者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论是，无论苏联政府或专家本人是在何种情况下这样说的，以及他们这样说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种描述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就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到50年代末中苏上层关系紧张以后，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曾要求在苏联专家身边工作的人员提供专家情况，如在洛阳苏联援建的各企业，翻译人员每隔两个星期必须汇报一次专家的情况。尽管这种情况使得那些翻译们感觉到似乎中苏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与前述“监视”和“跟踪”毕竟还是两码事。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8)

笔者在采访中方负责接待苏联专家或与专家共同工作的人员时，对所有人都问了这个同样的问题，而得到的答案全部是否定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老干部肯定地答复，安全部门从来没有对任何一名苏联专家使用过“手段”，因为这是不允许的，根本也不存在这样一种政策。对苏联人采取反间谍手段是70年代的事情，而那时苏联专家离开中国已经很久了。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说法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阿尔希波夫等人拒绝这样做，并坚决不同意中国人对苏联专家“盯梢”的说法。即使某些专家的感受是真实的，这大概也是由于误会造成的。据了解，对于苏联专家的外出行动，中国方面的确是要求有人陪同的，但这些人只是警卫、向导和翻译。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太稳定，由于在专家住所发生过偷盗现象，甚至有反革命分子或敌特想要杀害苏联专家，所以中方对专家的警卫是很严格的。大约在1953年之前，对苏联专家的保卫工作，都是公安部八局直接负责的，后来才改为由各单位负责。直到1956年6月接待外国专家的会议上才决定，对专家的警卫工作应主要放在驻地的安全保卫方面，一般专家外出可不随身警卫，但对于专家负责人或特殊专家外出，以及在偏僻荒凉地区出差的专家，还是要求随身警卫。如1956年秋天，副市长郑天翔陪同北京市的苏联专家到东陵参观，警卫还需佩带6支短枪，4支冲锋枪。至于中方派遣向导和翻译跟随，则完全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多数苏联专家也认为这是需要的，“因为他们不懂汉语”。原洛阳拖拉机厂协作处副处长戴道先生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陪同专家组组长列布可夫到上海出差的情形，据他说，那时对专家的保卫十分严格，专家夫妇出门，不仅有处长和翻译陪同，警卫员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专家夫人去游玩，警卫员也不离左右，既负责安全，又是向导。专家对此很满意，并无不快。劳动部专家柯希金在部机关上班，用午餐在北郊专家招待所，按规定每天应有专车和警卫员送他去用餐。但柯希金坚决不要照顾，后来中方同意他徒步往返，不过，为了专家的安全，警卫员还是坚持要派的。在笔者看来，与这位专家朝夕相处的翻译人员的回忆是可靠的。

实际上，如前所说，早在1960年以前，苏联在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上就已经实行了紧缩政策。虽然双方从1958年起都开始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做法，但如前所说，中国并非不需要专家的帮助。相反，在减少或停止聘请管理层面的苏联专家的同时，中国对科学技术专家的需求更迫切了，尤其是在核武器和高新技术方面。然而，恰恰是在这一领域，随着中苏政治关系的紧张和恶化，苏联政府对于派遣专家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了。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赫鲁晓夫终于决定利用撤退专家的方式，再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9)

根据档案文件判断，苏联部长会议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合作管理局是在1960年6月初得知将要作出全面撤退专家的决定的，因为从这时起，科技合作事务局局长АГ波洛任科夫对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提出的聘请专家的申请，一概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中国方面所提出的一切请求，波洛任科夫都是这样答复的：“由于是休假期间，所以，看来，要实现这个请求是不可能的”。1960年6月30日，一机部向国务院报告，苏驻华代表留比莫夫通知，不同意延聘今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的正在船舶局工作的15名专家。同时，航空工业局副局长段子俊也报告，苏方通知，今后航空专家一律不再延聘。对此，航空工业局拟采取如下措施：一、按专家协议，凡需要聘请和延聘者仍然聘请和延聘；二、虚心学习，尽快掌握技术；三、在军事工业的生产建设和发展尖端技术方面，要做好苏方不再延聘或延期派遣以致全部调走的准备。

在这方面，主管国防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有更为深切的体会，也提出了应变的措施。7月3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在中苏关系的新形势下，有关科学技术上的若干问题，应有新的方针和作法。一年多以来，苏联对我国的科学技术援助与合作，处处卡紧，特别是在国防科学技术上已经封门。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也已尽量控制。虽然有很多是两国签订了协议的，苏方却采取一拖、二推、三不理的手法，就是不给。没有订好协议，或我们新提要求的，就更不用问了。很明显，在中苏政治思想的分歧没有取得一致以前，休想在这方面取得援助。”至于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些人态度是好的，有些差一些，个别的很坏”。聂荣臻提出，“要贯彻中央所指示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的方针，既然请来了，就要充分利用他的长处，尽可能取得一点东西，并在政治上帮助、团结他们。已经满期的专家，好的很难延聘，一般的也不必留。新聘专家，在重要技术方面苏方不肯派来，或者派来的也只作为观察员，加以又有种种限制，很难对我有什么帮助，反而诸多不便，因此也应尽量少提、不提。”报告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对苏联，能学的东西还是尽量地学。但是，苏联这条路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是越来越狭了。因此，要大力开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情报工作。”对此，周恩来7月11日批示：“专家问题：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

由此可以断言，赫鲁晓夫希望通过全面撤退专家来压服或惩罚中共的想法是在1960年6月产生的，而中国方面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想到赫鲁晓夫真会把事情做得如此绝情和不顾信义。

通过不断往来的政府照会，中苏双方一面互相指责，推卸责任，一面强调各自的维护两国团结的立场。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撤退专家的进程却丝毫没有停顿。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0)

苏联专家撤退前都集中在北京待命，外国专家局便每天在友谊宾馆安排演出歌舞、戏剧，还为他们准备回国时送给亲友的礼品。苏联专家特别喜欢中国的清凉油和鸡毛掸，因需要量大，北京地区脱销，周恩来亲自命令到外地组织货源。周恩来的确与苏联专家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在外地，他没有赶上陈毅外长为专家举行的欢送宴会，回到北京后，坚持要以他个人的名义再举行一次宴会，并要求在24小时内做好一切准备。8月16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了告别宴会，并巡回各桌，向每一位专家祝了酒，对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他回顾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在座的苏联专家深受感动，有些人还流下了眼泪。

不过，苏联军事专家在公开场合要拘谨得多。7月31日出席建军节招待会的苏联军事专家表现与平常完全不同，“拘谨、冷淡、沉默”，尽量避免谈话，很少喝酒，也不主动敬酒。8月1日晚，中方在军事博物馆举行联欢晚会，邀请苏联军事专家参加，但到会的只有20余人，其中将军只有一人，情况并不热烈。8月3日国务院再次组织友谊联欢晚会，军事专家及其夫人、小孩都全部出席，情绪稍好。但军事专家组组长П巴托夫却很少笑容，既不多说话，也不主动敬酒，宴会后不打招呼就走了。

说到人民之间的感情，周恩来所谈绝非妄言，那确实是真挚的，动人的。尽管在政治运动中的确存在一些对苏联专家不尊重、不友好的表现，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苏联专家的感情是深厚的，态度是诚恳的，评价也是公正的。接受笔者采访的所有当事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这一点。很多老干部和老工人回想中苏合作时的情景，都认为“那时中苏团结一心，生产蒸蒸日上，真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啊”，他们表示特别怀念那段日子。而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大多数苏联专家也同样认为“实际工作中两国关系是真诚的”，他们“对中国人的工作感到满意”，也欣赏中华民族的质朴风格。苏联专家撤离时的动人场面可以说明这一点。

大连造船厂的专家撤退前，没有按照苏联政府要求的将全部图纸和资料带走，而是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的所有图纸和资料都交给中国技术人员，让他们尽量抄写和记录，说能留多少就留多少，能记多少就记多少，他们不想就这样把图纸、资料带走。在二○二厂负责培训中方核部件研制人员的有30多位苏联专家，他们听到撤离的消息后，很多人向中国技术人员表示，中国需要了解的东西，他们知道什么就告诉什么，能留下多少，就留下多少，绝不保留，他们把这种作法叫“挤牛奶”。在海军工作的许多专家临走前表示了依依惜别之情，一位曾得过列宁奖章的苏联战斗英雄还流下了眼泪，甚至有人到了火车站还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中国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资料。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1)

这种情况之普遍，以致国务院专门为此发出通知，对于主动提供技术资料，甚至亲自动手帮助抄录资料的苏联专家，“必须尽一切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造成对他们返国后的不利情况”。《通知》要求：一、各单位不要向专家索取原来属于专家所有的技术资料、工作笔记和教材等，除非专家主动借给或送给。二、对于向专家借来的资料进行抄录或拍照时，应严格保密，注意务使资料保持原状，必须选择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员去做，并禁止在专家招待所内进行。三、所借资料一定要将原件按时归还，不可拖延时日，以便保护专家。四、切忌对个别专家表示出过分的热情，凡需要避嫌的地方，都不要勉强行事，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很多专家回国后还与中国朋友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在一些专家子女与他们的中国小朋友之间也保持着这种纯真的友谊。郭德瑜先生接受采访时激动地向笔者讲述了他与一位二机部专家的孩子沃瓦的友情：分别时他们互赠礼物，还合影留念。沃瓦回国后他们一直用中文和俄文通信，郭先生至今还珍藏着沃瓦寄来的明信片和信件，虽然现在沃瓦已经杳无音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断绝了与沃瓦的联系。

据俄国档案记载，在离别之前，军事专家组组长П巴托夫大将与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晤。在友

好的气氛中，巴托夫谈了自己对中国军队在战役、战斗、政治及技术训练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坦率地指出了空军和海军工程技术人员培训中存在的问题。罗瑞卿所强调的也是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国际主义友谊，以及苏联专家离开中国不会破坏这种友谊。该文件还提到，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欢送特别的热烈，中国同志人山人海地聚集在火车站送行”。

导弹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也讲述了火车站欢送的场面：局里所有的军官都来给我送行。很多很多的鲜花，还有管乐队演奏。当火车起动的时候，我的翻译哭了，我也非常伤心。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走时说：“我爱中国像爱我自己的祖国，并准备为她献出我所有的一切。”“我一生中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3)

所以，赫鲁晓夫撤退专家的粗暴行动，本意是借撤退专家打击中国，警告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伤害的是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对苏联本身也并无利益。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别人，而是苏联外交部和驻华使馆。召回专家的想法首先在远东司受到了冷遇。远东司认为这样做会被中国人看做是施加政治压力。于是，他们打算将关于这件事的几页公文束之高阁。一位副司长将照会草稿连同所有与此相关的文件锁进了自己的保险柜，指望过上一段时间领导人就会冷静下来。然而，他们等到的却是上级领导的催问和呵斥，于是保险柜不得不打开。当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接到撤退专家的通知时，也感到非常“震惊”。他向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认为“撤退专家是违反国际公约的”，如果必须结束援助中国的工作，至少也应让专家留下来直到合同期满为止。在苏联国内，也有许多官员认为这是一种在感情冲动下形成的外交政策。曾任驻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就在国内正式发表意见，反对苏联撤走专家。时任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的贾丕才回忆说：一些头脑清醒的活动家曾试图让人们注意，赫鲁晓夫在不久前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曾批评斯大林从南斯拉夫撤回专家，而现在他本人又这样做，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嘲弄。但是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

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听到照会后，虽然多数人表示支持政府的做法，但也有不少人对此感到震惊，有人认为中国的照会很有力量，苏联的照会不符合事实，是借题发挥，有人认为突然撤退专家是背信弃义的行为，甚至有人在酒后对赫鲁晓夫破口大骂。当时在昆明冶金和陶瓷研究所工作的化学家米&#8226;科罗契柯回忆说：“作为1960年被突然地令人吃惊地命令回国的人员之一，我可以证明，对这一行动感到气愤的并不仅仅是中国人。我所认识的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和专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对合同未到期就被要求回国感到十分不安。驻北京的苏联代表说，当听说命令我们回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对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感到不满时，其他人和我一样，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吃惊。实际上，我们中很少有人在其一生中能过得像在中国这样好。我们的中国同事更是迷惑不解。他们一再追问我们为什么要走，追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们不走。”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4)

到8月底，在华苏联专家及家属全部撤退完毕。然而，中苏之间关于这一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的争论还未结束。

1960年9月21日，罗贵波副外长向苏联驻华使馆递交了中国政府的第二个照会。中国政府表示拒绝接受苏联的指责，并列举详细事实反驳了苏方的指责。照会指出，苏联政府说召回专家的决定是根据他们的意愿作出的，但在华专家从未有人向中国政府或有关单位提出过类似的要求，苏联使馆也从未反映过这方面的意见。所以，问题的实质是中方在专家中宣传了同苏共立场相矛盾的观点，而是苏联政府想利用召回专家的做法向中国施加压力。“事实无容置辩地说明，苏联政府对片面破坏协议的行为在法律上、道义上和政治上所负的全部责任，不管大使馆来照如何辩解，都是无法逃避和推脱的”。会见时，苏达利柯夫表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需作仔细研究。使馆全体工作人员都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友好。现在邓小平同志率领代表团在莫斯科，可以在更高级水平交换意见”。“我们两国的友谊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进展有很重要的影响，并将对整个人类共产主义运动起愈来愈大的影响。只要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相互间希望在这方面努力以维护友好关系，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而这种友好关系无疑地会得到维护的。”

11月6日，苏联使馆递交了关于撤退专家的第三次照会。照会进一步列举事实重复以前对中国的指责，认为苏联专家是被迫撤离中国的，并希望中国方面对于召回苏联专家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对这个问题采取合理和客观的态度将有助于发展和加强苏中关系”。双方在递交照会的会谈时，继续进行了长时间争论，都谈到这件事伤害了两国的关系和两国人民的感情，但都为自己的政府辩护，要对方对此承担责任。此后，中苏双方均表现出和解的意向，并在莫斯科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举行了高层会谈。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10日，外交部向陈毅和周恩来提出了对苏联第三次照会的处理意见。报告说，对苏联照会的复照已报总理审批，尚未发出。“考虑到莫斯科兄弟党会议后出现的新情况”，外交部主张对苏方第三次来照暂时不予答复，将来有必要时再复。“理由是：（1）对苏方第三次来照我代表团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已经给予了驳斥；（2）如现在再予驳斥和当前两党两国关系的气氛不太吻合；（3）第三次复照主要是谈是非问题和责任问题，估计苏方是不会承认错误和承担这一责任的，如果我们发出第三次复照，苏方还会来第四次照会，如此纠缠下去，在目前亦无必要。至于因撤退专家引起的后果问题可以在将来的谈判中解决。同时，我暂不复照并不等于问题的了结，将来有必要时还可再去复照，主动在我。”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5)

至此，中苏之间关于撤退专家的争论暂时平息了，直到三年后在中苏政治大论战的高潮中才翻出老账，旧话重提。至于说到苏联全面撤退专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过去似乎估计过高。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官方过分强调了苏联撤退专家在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中的作用。实际上，如前文已经指出的，从1957年起，在经济援助领域的苏联专家就开始逐渐减少了。如果说专家撤离造成的困难，那么主要也是在军事工业系统，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的是国防工业，在这方面聘请的苏联专家也最多。根据苏联驻华使馆1960年年度工作报告中引用的数字，截至1960年7月1日，在中国的44座城市和34个部委系统中有1292名苏联专家在工作，就经济专家而言，一机部467人，二机部252人，冶金部101人，水电部60人，化工部37人，地质部和地质总局27人。此外，医疗保健系统21人，教育部系统28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从事经济建设的1150名苏联专家当中，80%以上的人在国防企业或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委（如一机部、二机部）、企业和科研机构中工作。而在煤炭部、石油部、农业机械制造部、建设部、轻工部、农业部、农垦部以及铁路运输和通讯等部门，都只有1-7名苏联专家工作，在水产部、粮食部、纺织部等系统，则已经没有苏联专家了。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说，苏联专家的撤离是有一定影响，但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滑坡和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己的政策失误，而与苏联撤退专家没有直接关系。

正如有些俄国学者批评的：撤退专家并非是出于需要，而是赫鲁晓夫的毫无理智的行为，这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甚至成为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著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曾经评论说：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其理由也是站不住脚和含糊其辞的，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使得中苏关系走到了无法恢复的地步。不管怎样，到1960年底，在中国大地上只剩下1名苏联专家了。

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由这些专家维系和传递的中苏友谊也从此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人们的思考和回忆。

Table of Contents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1)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2)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3)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4)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5)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6)

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7)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1)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2)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3)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4)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5)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6)

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7)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1)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2)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3)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4)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5)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6)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7)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8)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9)

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10)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1)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2)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3)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4)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5)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6)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7)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8)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9)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10)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11)

他们是中国人最好的老师(12)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1)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2)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3)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4)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5)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6)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7)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8)

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9)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2)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3)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4)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5)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6)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7)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8)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9)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0)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1)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2)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3)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4)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5)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6)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7)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8)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9)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20)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21)

苏联专家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22)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3)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4)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5)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6)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7)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8)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9)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0)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1)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2)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3)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4)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5)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6)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7)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8)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19)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0)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1)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3)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4)

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