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文化巡礼

（套装共9册）

[英]西蒙·沙玛 等 著

彭灵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英国史.Ⅰ：在世界的边缘？：3000BC-AD1603

英国史.Ⅱ，不列颠的战争：1603-1776

英国史.Ⅲ，帝国的命运：1776-2000

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

希腊人的故事（全三册）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

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

英国史.Ⅰ

——在世界的边缘？：3000BC-AD1603

[英]西蒙·沙玛 著

彭灵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在世界的边缘？

第二章 征服

第三章 王权无约束？

第四章 外来者和本地人

第五章 死亡之神

第六章 燃烧的信念

第七章 女王的身体

致谢

参考文献

摇篮在深渊上轻晃，常识告诫我们，人生不过是在两段永恒黑暗之间一刹那的光明。大自然期望明智者坦然接受生前身后二黑洞，就像接受人生中的非凡景观一样。想象是狂喜，神奇而不成熟，应该有所节制，为了享受生活，我们不能沉溺其中。

我奋起反抗这陈规。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说吧，记忆》

假如能把先民们真实的生活图景，呈现在19世纪的英格兰人面前，哪怕被指责剥夺了历史的尊严，我都会欣然接受。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

《英国史》

失败的诸王惨烈身死；他们的肉体与灵魂湮灭，只留存于典籍，成了图书馆中被后人曲解的暴君。

罗伯特·洛厄尔

《一年之终》选自《历史》

前言

历史之道，张弛并存，此中要义，在于存亡与继绝。因此，英国历史的主题从20世纪回看的话应该是持久，但相对应的，如果从21世纪来回望的话，则是变革。

徘徊不前和挥手送别可见于两场公共典礼：一为光芒耀眼之加冕典礼，一为冷若冰霜之葬礼。这两场公开典礼向“二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人诠释了英国的真正意义。应当承认，1953年6月，变革与励精图治的况味还没有成为最明显的主旋律。两年前的1951年，在不列颠节上（这是对1851年维多利亚时代世界博览会自发的百年纪念），官方劲头儿十足地试图说服我们这些穿法兰绒短裤加荷兰产长筒袜的8岁孩童记住，我们从此就是“新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了。云霄塔[1]这个未来技术的瓦尔哈拉殿堂[2]的前瞻性标志，是一个细长的钢质圆柱体，两端渐渐缩小，像一个工业线轴，由缆索悬吊着，看起来轻盈得像没有支撑一样，悬浮在泰晤士河（Thames River）南岸绿地几英尺高的上空。然而在1953年春天，这个亮铮铮令人着迷的科学工程的未来景象，比起眼前为伊丽莎白二世加冕而激发大众崇敬心理的庞大阵仗，也黯然失色。为确保万无一失，广告卖力宣传加冕典礼可以成为一个国家重新焕发青春的契机。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所有新闻公报中，年轻女王将要领导的号称“自由国家联合体”的联邦，说白了就是帝国崩塌后的一块遮羞布。游行队伍中，代表“忠诚的自治领”的部队戴着遮阳帽，头发蓬松；来自彼时仍然名为“不列颠属地”的部队更具异国情调，他们按照排列的次序规规矩矩地沿林荫路（the Mall）快步行进——帝国之后，“万国来朝”只剩下个空名。伊丽莎白女王加冕后开始巡游世界，我们这些小学生跟随她的行程，把小旗子插到地球上各个地区（不管目前它们在现代世界的状态如何），给旧帝国已蒙尘的玫瑰红加点儿安慰性的闪亮色调。在1954年出版的《英格兰故事》（The Story of England）中，作者威廉·麦克埃维（William McElwee）还能如此展望：“在不列颠带领下”，“有望在帝国范围内和平地改造落后民族”。出现在恩图曼花园（Omdurman Gardens）和梅富根围圈（Mafeking Close）纱帐后面的脸孔仍然是殖民者的，而非被殖民者的。

从传统巢穴里很快长出一只笨拙的现代“布谷鸟”，当然它是指电视。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举行的加冕典礼直播，在不列颠岛内有2700万观众，而全世界有1/4的人口在收看，开启了大众传媒历史的新纪元。可这个典礼当时差点儿没播成。几个月来，女王自己和她所有的大臣都在发布信息，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来去大教堂的过程都要进行直播（和1947年她的婚礼一样），但加冕典礼本身要保留神圣的神秘感，不能通过电视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最后——据说是在理查德·丁伯比（Richard Dimbleby）的干预下实现了妥协——她态度软了下来，同意了直播加冕典礼。但是，重看那次电视直播回放，可以发现女王在加冕典礼时威仪堂堂，媒体可能的粗鲁无礼行为被彻底压制。摄影机放在指定位置，一动不动，摄影师何时该集中注意力拍摄完全是奉命而行。任何女王本人的特写，自不用说都是被禁止的。因此仪式上很多最难忘的镜头，都是从教堂正殿上方画廊拍摄的远距离画面，俯瞰着那辉煌的场面。不管摄制人员名单里有哪些名字，真正的制片人是爱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他是加冕典礼执行委员会主席；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杰弗里·费舍尔（Geoffrey Fisher）下定决心要最大限度地保存仪式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女王的大内总管（Grand Chamberlain）乔蒙德利侯爵（Marquess of Cholmondeley），还有最重要的王室典礼大臣[3]，也就是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负责推敲细节，比如，能不能用兔子皮毛代替白鼬皮毛镶贵族袍子边（结论是可以接受）。发布的大量典礼的黑白照片（它们自有官方国家级图片的质量），色彩柔和、甜腻。皇家播音员的声调谦恭有礼：由理查德·丁伯比以其成熟浑厚的男中音解说在大教堂举行的典礼，由温福德·沃恩·托马斯（Wynford Vaughan Thomas）以轻快的男高音解说大街上的游行。在这件事情里，那个位于中心的27岁姑娘，经过某种典礼蒸馏器的升华，成了个水晶玻璃人，化身为君王角色；这位年轻女子开朗、常常笑容灿烂的脸，被定格为面无表情的皇室面具。几百万忠诚的观众，在客厅里盯着经过图像增效处理的9英寸屏幕，注视着这个头戴华丽冠冕、身披宽大斗篷的人，后面缓慢地跟着看不到头的队伍。她摇摆着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正厅走上前，唱诗班声音高亢，管风琴如大海涛声般轰鸣，人们用古老的撒克逊–法兰克语（Saxon-Frankish）高呼“女王万岁”，诸般声音一齐在柱廊间回荡。

在外面大街和乡村中，那些新奇的事肯定还不是全民思考的第一要务。家家户户无休止地对比着两位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王室典礼大臣仍是诺福克公爵霍华德（Howard）家族之人，正如第一位伊丽莎白加冕典礼上王室典礼大臣也是诺福克公爵霍华德家族的人担任一样。《埃塞克斯儿童纪念册》（The Souvenir Book for Essex Children）强调二者的相似性：“上一次，英格兰人正面临着与西班牙大战的危急时刻，现在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继位也是在一个关键时刻，我们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全民族历经苦难挺过来了。”书中还断言：“只要我们忠诚，坚定不移，历史就能证明我们的伊丽莎白女王将可以与前面那位英明女王贝丝[4]相提并论。”

怀着对英国历史连续性的执迷，当时的英国人认为：由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担任首相，来主持新君登基初期的英国政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对丘吉尔个人来说，他究竟是在历史上立功还是立言，其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回顾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难道丘吉尔不是在一边撰写一边创造不列颠的历史吗？加冕典礼前两个星期，丘吉尔告诉一名美国学生（后来成了总统发言稿撰写人）：“去研究历史！历史！历史！在历史中，藏着治国的全部秘密。”无疑，在他自己的思想里，写作与行动已合二为一，实在分不清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甚至在1940年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可以说，他说的话就是他做的事：丘吉尔对于国家命运所作的决断，他本能的信念就是为了英国能拥有未来，一定要用激情将这个国家和它的过去重新连接起来，这是他下的赌注。举行加冕典礼时，丘吉尔已近80岁，但看起来仍然不可战胜。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里的盛大宴会上，他还是很得意自己能提醒女王，他曾为她的高祖母［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曾祖父［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祖父［乔治五世（George V）］、父亲［乔治六世（George VI）］效劳，现在轮到她了。在报界和公众看来，这位年轻女王和老骥伏枥的大家长之间监护人式的伙伴关系，是新旧时代之间幸福婚姻的完美象征，也是即将到来的新伊丽莎白纪元的典型特征。

但是，加冕典礼后仅仅三个星期，即6月23日，（据说）在招待意大利首相的晚宴上，丘吉尔大谈一通罗马征服不列颠的故事后，颓然倒在椅子上，严重中风了。但他继续留任，并对公众小心谨慎地掩饰中风的后果，实际上，丘吉尔的康复快得惊人。但是，就像他自己所言：“乐趣没了。”丘吉尔属于那种特殊的人，和他自己珍视的某种不列颠的特性一样，都是不朽的。12年后的1965年寒冬，丘吉尔去世了，葬礼举行那阵子正当文化创新如火如荼之时。毕竟，不能指望丘吉尔活过如此完整的一个轮回：他曾见过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帝国军队的连鬓胡子、肩章及盘花饰扣，重新流行后成了摇滚乐队的奇装异服。第十四任赫姆伯爵（Earl of Home）在唐宁街（Downing Street）的位置，被一位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森（Harold Wilson）给顶替了，后者叫嚣着“科学革命白热化”的论调。而丘吉尔的下葬地温切斯特大教堂（Winchester Cathedral），成了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但是，英格兰停摆（和钟摆一样）哀悼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当然，在1965年1月30日当天，整个葬礼进行期间，大本钟确实停摆了。丘吉尔的棺木取材来自布莱尼姆（Blenheim）的老橡木，放在一个灰色炮架上运到圣保罗大教堂——女王等在祭坛前，在此稍做停留，按照礼数致敬后再出发，经过黑压压的人群，大街上寒风凛冽，哀悼的民众一路沿街肃立；随后下到伦敦塔码头（Tower Pier），登上哈文格尔号（Havengore），经过码头时，伦敦港的吊车都垂下了吊臂以示哀悼；灵柩最后在滑铁卢（Waterloo）站被抬上火车向西驰去，经过一个身穿皇家空军制服、站在自家公寓房顶举手敬礼的男人面前，驶往布莱登（Bladon）教堂墓地，距他出生的布莱尼姆仅约一英里。那一刻，前卫的新不列颠的魅力完全被这个民族以往的浩瀚史诗掩盖了锋芒。那只老迈的历史猛兽从巢穴里缓步踱出，在大街小巷和纪念碑之间久久徘徊，向英皇大道（King’s Road）上任何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发出挑衅，看谁敢拿它插科打诨。

这些人中包括我和我的同龄人，因为在加冕典礼和丘吉尔的葬礼之间，我们自以为已经变成了严肃的历史学读者，也就是说，除了做别的事情，我们研读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A. J. P. 泰勒（A. J.P. Taylor）、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J. H. 普拉姆（J. H. Plumb）、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和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希尔到过我们学校，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讲授弥尔顿（Milton）和马格莱顿（Muggletonian）教派，却又独具魅力］的著作；但是非常肯定，我们就是不看丘吉尔或者他的忠实应声虫和赞美者阿瑟·布莱恩特（Arthur Bryant）的书。布莱恩特关于18世纪末的乡村狂想曲《欢乐英格兰》（Merrie England，1942年出版，并非纯粹巧合），写的正是1793年到1802年法兰西大革命战争危机的前夜；虽然对历史的认知来源于这一类历史学家，我们却唾弃、嘲笑他们。布莱恩特描写的场景是这样的：

小山上，路边农舍和小屋的窗户里透出蜡烛的火光，老约翰·布尔坐在厨房火炉旁打盹儿，水壶在炉子上，脚下蜷缩着一狗一猫。贤惠的妻子在纺纱，漂亮的女儿充当小女仆，提着水桶进来，架子上摆着引火盒，天花板上挂着洋葱和腌熏猪肋肉……村头小酒馆里一片旧英格兰的风貌，人们围着没有上漆的原木桌子，摆着烟斗、酒碗，村里能人们饱经风霜，赤褐色脸膛，大声开着玩笑，高唱着他们的歌谣。

布莱恩特的伤感情调令人昏昏欲睡，事实上，如果我们用更开阔的视野来考察那个时代，与其说它像玩笑，不如说它令人讨厌。这是一种精心炮制出来用以麻醉大众的文字鸦片，我们要对他们保持警惕，注意这个令人沮丧的、更能引起争议的纵贯今昔的现实场景。我们会把布莱恩特的田园诗大改特改成这样的场面：

村头小酒馆前，老英格兰在绞刑架下苟延残喘，架上来回摇荡着本地烧砖工和偷猎者已被分解的残肢，他们曾用了好几种不同的违法手段，放肆地侵犯扬扬得意的地主阶级霸占财产的专制制度。

无论如何，底下还得再接上几句。在丘吉尔编写的不列颠风格的编年史中，那些大场景——拉尼米德（Runnymede）、蒂尔伯里（Tilbury）、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我们想用平民生活的场景来填充这些内容——1381年黑死病中的武装农民、帕特尼（Putney）的平等派、1848年肯宁顿（Kennington）的人民宪章分子。

尽管如此，参加完葬礼回到家后，一方面是有一点儿被尽力克制的虔诚打动，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好奇，我想看看到底丘吉尔在《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中讲了些什么。父亲多年前曾送我一本《英语民族史》，它最早点燃了我对历史的激情。掸去那红色封皮上的灰尘，随手翻读到的几段文字使我局促不安，感到窘迫，还有很多则震撼了我；其中不可抗拒的雄辩修辞和无可挑剔的常识，令我连连惊叹。没有想到的是，唯一可能的反应是百感交集。一方面，丘吉尔叙述历史进程，大部分灵感得自麦考莱（Macaulay）真传——大言不惭地将傲慢自负、意识狭隘、浪漫君主、恪守原则的新教、辉格党议会派、说英语的不列颠打扮成民主的保姆、西方希望之所在、习惯法（common law）道德的天才守卫者以及持之以恒的狂热暴君反对者——已经不太可能作为明确的“不列颠历史的意义”持续下去。然而，也不能简单指斥其为虚幻的爱国主义寓言集。只是当父亲向我解释，在我童年时海滨小镇的遮挡铁路的墙上，用白色油彩隐约勾勒出如鬼魅般的字母“PJ”，意思是“让犹大去死”，接着用热切的语气，解释丘吉尔正是让英国莫塞莱（Mosleyite）法西斯分子的口号未能得逞的人物时，我才真正懂得对他那一代人来说，岛国自由堡垒的信念，不是什么空洞的老生常谈，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信条。我开始想，在这个惊人的神话里，是否还有一点点仍未过时的、坚实的真理？

35年后，这两本关于不列颠历史的权威著作——丘吉尔的和社会主义观点的——都已不再受追捧。大部分由费边社（Fabian）创立者书写的劳工历史，几乎与工党（Labor Party）同时出现，但已经随着那根旧马克思主义政治的葡萄藤一起枯萎；而中间派政治理念应运而生，迫不及待地要忘记“红旗”，以及其他那些阶级斗争中令人遗憾的反启蒙主义遗风，看起来已不太可能会把有组织的劳工历史，当作课程的核心内容塞给未来公民研读。连丘吉尔发誓说他不要主政的帝国遗产也都已杳无踪影。威斯敏斯特向殖民地保证，不列颠的遗产将会是议会式民主与法治；后者接受了这个如同银行支票面值那样的承诺，决定利用这个资源坐享其成，而这恰恰不是各地总督的初衷。遍布国内的恩图曼花园，它们旁边街道的名字原来都是纪念征服遥远国度的，但现在花园里随处可见来自那里的人们；对他们来说，丘吉尔曾反复称为“岛国民族”帝国的传奇般的必胜信念，如果硬说可以理解的话，说得好听些，是不可理喻；说难听点儿，就是冒犯无礼。

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帝王之岛》（This Sceptred Isle）——这个节目基本上就是丘吉尔的那本历史，未经改动——这档电台节目拥有大量听众，这说明他的行文连贯，能够满足一般人对英雄叙事的渴望。历史可以作为激动人心的产业的一部分，这非常合乎时代思潮大师们的口味，是上了岁数的公民的文化遗产娱乐，一如乡村老屋之旅、古装剧，是温和的怀旧乡愁麻醉剂，只要不是在驾驶或操作大型机械时消遣，就没有什么坏处。

然而，这并不是丘吉尔给那个美国学生建议的出发点；或者说，丘吉尔不是为了这个才动笔著史；更不是他的明哲前辈麦考莱那样的要借自己那本扣人心弦、精心构思的辉煌著述所传递的思想。对丘吉尔和麦考莱而言，二人都是要立身明言，否则什么都算不上：非为业余消遣，而旨在教化培养博识的公民。假如两位老先生见到今天如此割裂地看待不列颠的历史和现实，使二者互不相通、互不倚重，他们怕是要惊起于地下了。

可是，他俩该对此负一定责任，可怜的历史学缪斯老克利俄（Clio）[5]的尴尬处境，不是因为涂脂抹粉，就是好像装束怪异、行为乖张的老姑奶奶，赶上特定时候，被从阁楼里拖出来，身上一股樟脑味，晾晒好以后，再送回她的小天地里，和发霉的格莱斯顿（Gladstone）旅行包、椅背套一起待着。因为正是辉格派历史学家要坚决维持不列颠历史的狭隘岛国意识，也是他们将不列颠历史的意义等同于其分离的特点当成老生常谈。实际上，就这一顽固论点来说，有时候他们是对的。有一些时刻——重要历史关头，如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晚期，或者18世纪中叶汉诺威时期——毫无疑问，不列颠（或者，无论如何，英格兰）的历史非常独特，这点错不了。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里，筛选出看起来能指明通往“不列颠特异性”、通往实现一个叫作“大不列颠或联合王国”的单一民族国家道路的路标，赋予历史学这项任务的信念，是要求历史叙述必须变得思路非常清晰且可以相互印证。

然而现在，既然联合王国本身不再不言自明，反而变成了一个问题——还有很多其他制度都是被丘吉尔一派的历史学家认为将永久存在的——这个清晰思路好像是自信过头了。这么一来，强调不列颠特异性不可避免和永久持续的历史观，突然显得是误导了，那些目的论的路标居然指错了路。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是不是不再阅读这一类历史更好些？或者干脆不读任何不列颠历史更好呢？

但是为了重新界定我们民族的未来，想象着“历史无关未来”，在此基础上，密谋将不列颠历史最小化，或者从一个怀疑者角度出发，认为它不过是虔诚爱国主义的老调重弹，已经不适合全球化市场时代，这将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自残行为，即一次集体记忆的丧失。这种伤害造成的结果将应验西塞罗（Cicero）早已发出的警告，没有历史的文化将自取灭亡，全体人民陷于最虚无的紧张中；现实就会如孩童一样，既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能去往何处；因为预设在过去的不同时期蕴藏着单一不变的国民性，历史将会变成平白妄为的失忆；但事实上，这个所谓历史造成的单一不变的国民性，其实并不是不列颠历史唯一可以想象的东西。

请想象一下，在不列颠历史上，常态是变化、突变、熔解，而不是一成不变如基岩般的稳固；历史不是不可阻挡地迈向大一统的大不列颠，而只是它见证了自身发展到的这个阶段——毕竟大不列颠国家只有区区三个世纪，几乎仅和罗马帝国治下的不列颠时期一样长——把它当成我们这个大岛的各民族众多演变史中的一段。这将是一部历史，在其中民族身份——不只是在不列颠，或者在英格兰，更是在苏格兰、爱尔兰与威尔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多变的，其流动性特征是先决的；在这个历史时期，忠诚可能是针对世代相传的血缘，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个宗族或一个阶层，一个城镇或大庄园，一种语言或方言，一个教堂或俱乐部，一个同业公会或一个家族，而不必非得与一面旗帜和某个王朝息息相关。它可以是这样的历史：某个地区错综复杂的小块边缘地带比固定的国家之间的边界线更重要；这个历史讲的是苏格兰和威尔士内部的南北分界，比它们和英格兰邻居的分界线更加意义深远。这可以是一部有弹性的历史，它讲述英格兰或苏格兰的民族性，这二者在精神气质和利益上，有时候更贴近法兰西，甚至于更接近罗马，而不是彼此更接近；而在其他时候，两者真正全身心地（不管好坏）捆绑在不列颠联合王国里。它也可以是这样的历史：不尝试放弃作为不列颠特征的固有复杂性，而去尝试描述更清晰、更紧密、更微观的民族性；而是反过来，接纳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并认为它是我们民族伟大力量的源泉。也许，名义上“联合王国”预设的联合，到头来，没有比“联合邦国”的联合更清楚明了，也仍旧值得捍卫，恰恰因为它的普遍差异性。最后，这段历史可以尊重偶发性，警惕所谓的必然性，不理睬任何预定路线或目的地；它拒绝想当然（正如胜利者的教科书永远想做的那样），不认可事情定局就是当初那些人想要的结果这个说法。这个历史还原史实，请读者看清——假如哈罗德（Harold）没有和弟弟闹翻，安妮·博林[6]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没有死在那个时刻——一切都会走样。只是，一个18世纪50年代的预言家，怎么能够想得到，就在18世纪末，不列颠会拥有一大片殖民地，且其居民大部分说的还是孟加拉语（Bengali）和乌尔都语（Urdu），而不是英语？

当然，在诸如此类的不列颠历史中，这些熟悉的顽强无畏的岛国民族的故事，因为有无数相同的可能性容易消失在歧途，这样的历史就会有失去定力的危险；把老故事折价翻新成令人迷茫的混沌倒是温馨亲切，但未免太简化史实了。那么，要恰如其分地尊重历史这位克利俄女神，她是众缪斯中最讳莫如深的一位；她的美在于其真相的复杂性，而非单纯性。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信徒们必须打起精神遵循那条有时候艰难又曲折的路径，她要求大家发誓一路讲故事，这才容易打发其旅行时光。因为最终，历史，尤其是有着一系列激动人心的解释的不列颠历史，应该像所有最有能耐的历史讲述者所许诺的那样，不只是实用知识，更带来无穷快乐。

[1] 云霄塔（Skylon），金属雕塑，1951年不列颠节时展出，1952年拆除。2007年在皇家节厅（Royal Festival Hall）第三层的原人民宫餐厅改用该名字。详见英文维基百科。——译者注

[2] 瓦尔哈拉殿堂（Valhalla），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Odin）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译者注

[3] 王室典礼大臣（Earl Marshal），英国特有头衔，主持国家重大典礼，兼任纹章院主管，现为诺福克公爵世袭职位。——译者注

[4] 贝丝（Bess），伊丽莎白的昵称。——译者注

[5] 克利俄，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之一，是主管历史的女神。——译者注

[6] 安妮·博林（Anne Boleyn），英格兰王后，英王亨利八世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生母。——译者注

第一章

在世界的边缘？

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辉煌岁月里，历史学家兼收藏家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在写作《不列颠志》（Britannia）时，大为自豪。众所周知，这个国家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无可匹敌的岛屿”。他也深知，这里的气候尤其让人艳羡。他欣喜地写道：“不列颠地处温带，土地丰腴，空气清新。气候温润宜人，由于常年和风吹拂，带走了暑热，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卡姆登认为，正因为这种富庶，先民们感到不列颠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因赞颂词人闻名的罗马作家在《欢欣不列颠》（Happie Britaine）一书里写道：“林中无猛兽，地上没有咝咝吐信的毒蛇。相反，物产丰盛，畜群驯良，盛产鲜乳。”上天如此眷顾不列颠，塔西佗给予它和罗马帝国其他地方同样的赞美：这是无上的胜利（意为值得征服）。因为这里出产一切，除了橄榄（唉！）和葡萄；实际上它是个金矿，也富产白银，还有珍珠。尽管他听说那些珍珠和不列颠头顶的多雨云天一样样呈铅灰色，而且本地人只有在珍珠被海浪冲上岸时，才会去捡拾。

但是，地处偏远并不意味着化外荒蛮。为了见证这点，如果塔西佗和卡姆登能够穿越时空，在迈锡尼（Mycenae）的宫殿、埃及金字塔和威尔特（Wiltshire）平原上的巨石阵建立起来之前，来到不列颠所有岛屿中最遥远的奥卡德斯［Orcades，今日称奥克尼（Orkney）］，他俩就能看到这个亲切的海滨村落正符合他们殷切的期望。

也许，你会觉得5000年前的奥卡德斯人修建的应该是一处用于宗教仪式的纪念碑：比如巨大的廊柱，高耸的石头围成圈。潜意识里，我们总是想象新石器时代的不列颠人本该杂乱无章地拥挤在某处悬崖峭壁上凿出的简陋洞穴中。但斯卡拉布雷[1]的这片乡间村舍，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日常生活场景。在沙丘荒草下奇迹般地封存千年后，直到1850年，一场特大风暴吹走其上覆盖的沙土，露出来的并非是生活在危崖边的野蛮人的住所。此处的原住民也许是从苏格兰大陆上的凯思内斯郡渡过彭特兰湾（Pentland Firth）越海而来。当时海水和气候比现在温暖。一旦在这些离岸几百英尺的石屋里安顿下来（这里的石片极易用鹤嘴锄凿下），浅水区里有的是红鲷、濑鱼、贻贝和生蚝，他们猎获丰富。这片土地今天看起来非常不适合种植庄稼，但斯卡拉布雷人在这里成功地种植了大麦，甚至小麦；他们饲养的牲畜提供了肉和鲜奶；他们还养了狗，用于打猎，又可做伴。在新石器时期，这里起码有十几座房子，它们一半在地下，舒适而安全——这是一个五六十人活跃又忙碌的社群，有公共场所，私人空间是带围墙的房子，由狭窄的石头小巷相连接。不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这里都是个各项功能齐备的村庄。

这些单间房舍是宜人的居家住所：占地面积320平方英尺，今天我们称为家庭生活的全部社交活动都各有分区。正当中的这堆石头表明这是个大地灶，用于烹饪和取暖。房间一头是个注满水的水箱，养着活饵，也许是帽贝；靠墙这边用来睡觉，几层草和羽毛就算作床褥，温暖舒适，盖的是相当奢侈的兽皮和皮毛。从里面通向屋子外的管道提示考古学家，这里的新石器时期奥卡德斯人八成是有厕所的。

但斯卡拉布雷人的房子并非只用来遮蔽风雨，今天看来，自有其文化内涵。看得出来，他们拥有我们称道的“品位”：因为起居室中央，即目光汇聚之所在，颇富戏剧性地兀然立着大石头制成的橱柜。架子上陈列着磨好的饰以圆圈和螺纹的石球，以及带有阴刻线条的陶盆和陶罐，其口沿镶嵌着贝壳或饰有锯齿状的图案，架子上还陈列着骨头做成的项链和饰针。凝视着这些远古时代幸存下来的物品，就是直面历史上的这一伟大悖论：所谓历史从来就是异乡人和本地人间的对话。过去，特别是像史前奥克尼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很可能是外邦，然而，它莫名地使我们觉得自己从前曾亲临此地。因此，尽管忠于职守的历史学家会拒绝去想象自己置身于一群新石器时期的奥卡德斯人当中，但行走在这些合乎生态经济的房屋之间，它们建造在奥卡德斯先民自己的有机垃圾堆上——这是些软体动物的遗骸和堆叠——我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个栩栩如生的微型世界——他们吃得饱住得好。而根据当时的标准，这就是富足。

当时的工具都是由动物骨头或奥克尼的灰色砂岩打磨而成的，其粗糙自不待言，因此建造这样的住房肯定需要无数工时；而要建造矗立在布罗德盖（Brodgar）的用于宗教仪式的巨石圈就更耗费人工。巨石圈是由多个村落的人聚集起来共同兴建的，用来标记季节更替，为丰年或免除灾难而感谢神祇。因此我们能确定像斯卡拉布雷这样的地方并不只是与世隔绝的渔民和农人的聚集地，这里的人们属于更大的族群。这个族群足够复杂，能够召集大批劳动力和工匠，一起来修建这些纪念碑，最终将其竖立起来。

因为死者为大，必须让他们安葬在适当的长眠之地，新石器时期的建筑师和工匠们最辉煌的成就就是建造集体坟墓和死者陵寝。这些和克里特岛的米诺遗迹、古罗马人入侵前的伊特鲁里亚遗迹一样庄严肃穆、美轮美奂。它们过去是，现在也是不列颠的“金字塔”；此外，它们和我们同样低调，只在内部散发魅力；至于其外表，从空中俯瞰，麦豪石室（Maes Howe）只是个不起眼的土丘，隆起在大地上。

需要下葬时，村里会派人来搬掉封闭墓室入口的活动石板。一股地下世界的阴湿霉味，这是死亡通道的入口。尸体就由人或拉或推着从这个入口进入地下墓室。甬道建得窄小低矮，长30英尺，搬运尸体的人在石头甬道里行走十分艰难，只能深弯着腰，这也许是在对死者致敬。一年之中，只有在冬至日，暗淡的光线才能照射进来。尸体在高大的墓室里以站姿竖起，逐渐向上收小的墓室拱顶和北方的天空一样漆黑。有些墓室装饰着精美的涡旋纹或云纹，仿佛涛涌风驱。9世纪时，维京人来盗过墓。否则，里面满室都会是珠宝饰品编成的花环围绕着死者，恭送他们上路。还有陪葬的狗和鹰的尸体。劳赛（Rousay）岛附近的米德豪（Midhowe）的那些墓室里，死者的尸体被放在整洁的小隔间的石头架子上，身体如胎儿般蜷曲，膝盖靠在胸部，宛如等待重生。在其他地方，比如麦豪石室，位重者享受特殊待遇被葬在侧墓里，出口通往主墓室；而奥卡德斯的一般民众的尸骨被放到一个公共的瓮罐里，里面塞满了无数前人的尸骨，在去往新石器时期的身后世界里，这里真是个拥挤的等候区。

斯卡拉布雷人的生活想必延续了几百年无大改观，人们在前人的尸骨堆上建起了新房，这片小小的领地慢慢升到海平面上。但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岛上的气候好像变得比之前更冷、更潮湿。红鲷消失了，奥卡德斯人失去了世世代代享有的稳定环境。田地荒芜，农人和渔民迁走，留下了他们的石头房屋和墓地，被泥炭、流沙、青草层层覆盖。直到维京人——他们天生有一个强盗鼻子，敏于劫掠之事——非法挖掘或砍杀进来，这些伟大的墓葬兀自安存，但尸骨散落遍地。

接下来，不只是苏格兰，整个不列颠都爆发了长达数百年的抢夺肥沃土地的斗争。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铁器时期，不列颠不再是大家曾经浪漫想象中的完整的森林王国，绵延不绝，从康沃尔（Cornwall）一直到因弗内斯（Inverness），森林毁灭速度之快，不列颠像块拼布一样，一片片地裸露出来。在这些裸露的土地上用简陋的铧犁耕种收获着豆类和谷物；间或有些低矮的灌木丛，庇护着打猎游戏中的动物，特别是野猪；同时树林成为铁匠铺炭薪的来源，它也提供当时绝大部分人居住的圆形茅屋和房子的主要建材。事实上，那时不列颠国土的地貌已经和3000年后我们今天坐在飞机上所看到的几乎一样了。

不管怎样，还是有个很大的不同点。古罗马人入侵前的几个世纪里，对于可耕地的需求压力最大时，农民得到有效保护的需求也大增。铁器时期不列颠到处都是庞大的山丘堡垒，农民因此得到他们需要的保护。今天在汉普郡（Hampshire）丹伯里（Danebury）的斜坡台地和多塞特（Dorset）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还可以看见（尤其从空中俯瞰）这些堡垒。挖开的壕沟、木栅栏和宽阔的土堤组成同心圆保护着氏族首领的高位重权；或者，如果周边有大量的易于开采的石头，砌筑的堡垒石墙厚数英尺，其上种荆棘；或者像苏格兰和威尔士，由不开窗的史前圆形石塔守护，塔身高达数英尺。如今在设得兰（Shetland）的穆萨（Mousa）和奥克尼的格尔尼斯（Gurness）这样的偏远地方尚存此类石塔。

只是，在守备森严的高墙和台地栅栏后，世俗生活并非惶惶不可终日。铁器时期的不列颠在最终被古罗马人打得落花流水之前，是个活跃而不断扩张的社会，耕地和牧场托庇于山丘堡垒在墙外开花。在很多堡垒里面，军事化角色渐渐退化；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现代城市的雏形，有些不再设防，甚至更进一步，绝大多数地方可以辨认出街巷、宗教场所，还有大量的铁匠铺和作坊。作坊里源源不断地打造金属制品，都是供精英们使用的饰物：臂带、别针、扣花和磨光的镜子；当然，还有不列颠武士登上双轮战车时必需配置的重装备：剑柄、带有如舒展的羊齿类植物图案的角盔；或者风格令人诧异的青铜马，一脸天真可爱的悲苦，仿佛很多因打斗的糟糕表现而消沉面对生活的屹耳驴（Eeyores）。

这些部族间不仅交战，也彼此进行贸易往来。这些精制的工艺品，过去史学界曾认为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经由凯尔特人的一次大迁徙从中北欧带过来的，启发了蒙昧中的不列颠岛原住民向更先进的文化发展。但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种有关武士、德鲁伊特[2]祭司和艺术家的先进文化是同一时期在不列颠内部发展起来的，这些先进文化有引入，也有输出，在岛上按南北纵向划分的贸易地带之间进行：从西苏格兰和威尔士一路往南，直到布列塔尼（Brittany）；在英格兰东南和高卢北部与低地国家互通。因此，从各个主要方面来看，它都是不列颠的本土文化，也不是随征服或殖民而来，它和欧洲大陆同时演化。当然，铁器时期的不列颠，是在已定居几千年的遗址上繁衍成长起来的。尽管巨石阵和墓塚至少在此之前1000年就建造好了，并成为不列颠的地标，现在看来，古罗马时期也仍然在这些地方进行宗教活动。

那么，这就是文明吗？历次入侵的古罗马历史学家们，从恺撒本人到塔西佗对此一点都不认可，因为“文明”就其定义，意味着住在城市里。尽管古罗马人把不列颠部落的不设防城市中心叫作“城镇”（oppida），但按照拉丁标准，它们还只是原始的抹灰篱笆墙、茅屋的木头据点，远远落后于地中海的石砌城市。恺撒和塔西佗简略地把蛮人勇士记载为未开化部族，他们在战斗中冲到罗马人面前，身上涂着鲜艳的蓝色颜料，手里挥舞着长枪和刀剑，敲着战鼓，吹着战斗的号角，嘴里不知所云地叫喊着。这种情形和维多利亚帝国的战士描述非洲和印度的“原始”敌人类似。

但是，设想一下，当古罗马人看到以下这些东西时，会认可它们事实上就是艺术品吗？皮克特人（Picts）留下了非凡的手工艺品，留下了震撼人心的石刻，上面刻有鸟、公牛、鱼等符号的象形文字，类似雕带的地方还刻有穿着宽松长袍、留着胡子、裹着头巾的勇士的浮雕，这些勇士看起来好像完全是从亚述直接运过来的，而不是泰河（Tay）河谷本地产物。安格尔西（Anglesey）岛上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石制人头雕塑：远古的神秘微笑，眼窝深陷，眼睑半闭，表情高深莫测，恍如沉浸在祈祷中；鼻子扁平，脸颊宽阔，一副中了魔咒般的表情，酷似古罗马人在希腊半岛或伊特鲁里亚遇见的古代地中海典型半身像。罗马人也许不屑承认这些是艺术品，特别当他们注意到雕塑的头顶被挖走后成了摆放祭品的地方。因为这可能恰好证实了他们从罗马世界稍微开化点的野蛮人那里听来的恐怖故事（太多了），就是斩首献祭——更不要提仪式上的牺牲和溺杀——是不列颠宗教的固有特征。也有些土著甚至相信，除非迅速埋掉而且最好是埋入深井，否则割下的头颅会一直想方设法回到他们被割离的躯体上。

那么，为什么罗马人想要去不列颠这个世界的边缘地区？尽管塔西佗迷恋不列颠黄金国，但假如不是罗马国内胶着的政治形势，像恺撒那样精明的指挥官绝不会因为这个岛屿“值得征服”的说法，冒险挺进不列颠。公元前1世纪中叶，恺撒和庞培、克拉苏共同执政，他们之间钩心斗角。如果恺撒一举拿下不列颠，无疑他将在“三巨头”中脱颖而出。而恺撒也并不纯粹是以外来者的身份上岛的。很有可能是不列颠部族派代表邀请恺撒做和平调停人、仲裁者和君主，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如果臆断不列颠的两大部族头领肩并肩地在悬崖边共同抵御恺撒这个拉丁入侵者，则是与事实相悖的。这两个部族——位于今天哈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卡图维勒尼（Catuvellauni）和埃塞克斯郡（Essex）的特里诺凡帝（Trinovantes）不断扩张，气焰嚣张，极具威胁——被位于他们南、东、西三个方向的很多其他部族视为眼中钉，招来罗马人并与之结盟不失为一种抵挡方法。（2000年后，不列颠人在印度大陆建立自己的新罗马帝国时，向当地原住民提出几乎一模一样的动议，才站稳脚跟。）毕竟，随恺撒一起首次出征不列颠的是阿特雷巴特人（Atrebates）国王科密乌斯（Commius），他肯定给恺撒吃了定心丸，描述了过于美好的前景。远征不列颠并非冒失之举，也不是罗马军团给黑暗的野蛮人带去文明之光。相反，罗马人很清楚不列颠的情况——它有温润的冬季，富足的食物供给，当地原住民乐于相助——还有，恺撒很可能觉得这只需要小规模行动，炫耀一下武力优势，而不是大规模地殖民，不列颠就唾手可得。罗马阳光普照，恺撒大权在手，一直所向披靡，他想象只需略施小技就能捡个大便宜；野蛮人见到罗马军团亮锃锃的盔甲和鹰旗，就只能乖乖地排队投降了。历史总是站在罗马一边。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公元前55年和54年，连续两年，恺撒孤心苦诣组织大军渡海，都被原先认为有利、可靠的天气因素打乱了阵脚。第一次，1.2万名步兵和2 000名骑兵上了船，但舰队还没来得及登上英格兰海岸，狂风就把马匹和骑兵刮回了高卢。两次抵达肯特郡岸边的船只，都遭遇了怒涛大风，折损无数。恺撒原先想象纪律严明的罗马大军一路横扫不列颠士兵的壮阔场面被这样的现实取代，他的部队进入内陆，敌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鬼魅一般藏身于树林里，之后又出其不意地跳出来给罗马人以致命袭击，然后马上逃跑。第二次罗马人总算在布伦特福德（Brentford）渡过泰晤士河，可是仍然没有打败卡图维勒尼国王卡西维隆努斯（Cassivellaunus）。两次都因缺乏补给或冬季供养，恺撒不得不和卡西维隆努斯做出政治上的妥协，才保全颜面，并得到保证，卡图维勒尼国王允许罗马军队在不列颠与他和平共存。西塞罗的兄弟当时就在恺撒军队里服役，西塞罗对这两次鲁莽的远征做了简述，认为这样的劳师远征是不值得的。“除了战俘，没有金银，也没有其他战利品；我敢说这两次远征不值得大书特书或被歌颂。”

不列颠惨败令罗马人懊恼不已。90年后，即公元43年，罗马人卷土重来，罗马国内群情激愤。在《埃涅阿斯纪》这部罗马帝国建国史诗里，维吉尔借朱庇特之口这样说：“我给罗马人既不定时间也不限边界。”尽管如此，不列颠人成功地躲避了罗马军队的围捕，这激怒了罗马人；失败不足以让恺撒和屋大维的后继者们望而却步，他们感到必须打一场全面占领的战争，否则，罗马作为其同盟国可靠支持者和保护者的声誉就会受损。假如说恺撒放弃了不列颠，不列颠却并没有放过罗马。在公元43年之前的几十年里，不列颠和罗马帝国治下的高卢贸易往来非常活跃，大宗商品运向南方，高档物品运往北方。与此同时，不列颠好多重要的头领崛起，特别其中有一位库诺比莱纳斯［Cunobelinus，莎士比亚叫他辛白林（Cymbeline）］在东南海岸建立了一个垄断贸易的强权基地。库诺比莱纳斯死于公元41年，他留下的权力真空无疑将在他的继承者们中引起混战。对库诺比莱纳斯原先的敌人们来说，这是罗马重开战火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些敌对的不列颠部落代表是东英格兰的爱西尼人（Iceni）和现在苏塞克斯（Sussex）的赖格能西斯人（Regnenses）。

也许因为前几次的教训，提比略犹豫不决；卡利古拉从未越过码头一线；表面上看，克劳狄乌斯这个一瘸一拐的家伙，是他们三个中最不可能成为征服者的，可是他反而决心最大，想要扭转局面。既然要干，就必须大干一场。克劳狄乌斯承受不起如恺撒一样进退维谷的后果，不列颠部族之间的政治阴谋变化多端，也不允许他出现局部僵持的情况。于是，他调拨了4万大军，这在铁器时期的不列颠是根本不能想象的，更别说面对面地和这支大军作战。但即使是这样，开头也出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乱子：尽管大军由罗马帝国里最可靠的老将统领，但纪律严明的部队看了一眼布洛涅港口的舰队，断然拒绝上船，直到皇帝本人的亲笔信送来。亲笔信依约送达，信使是克劳狄乌斯的贴身男仆，名叫纳西索斯，以前是个奴隶。

在恺撒碰壁的地方，克劳狄乌斯成功了。他一边集中大军无情地镇压，同时采取精明老到的实用主义政治策略。克劳狄乌斯的将军，奥鲁斯·普劳提乌斯（Aulus Plautius）对不列颠非常了解：攻陷那些不太设防的重要城市就是击中不列颠贵族的要害——打掉贵族的地位、特权和尊严。而至于那些贵族喜好的挥霍无度的生活与奢侈排场，罗马人也投其所好，向那些识相的王亲伸出橄榄枝，送上珍宝，而不是战场上的标枪。其中的代表人物应该是阿特雷巴特国王维里卡的继任者托吉杜伯尼斯，他对克劳狄入侵负有间接责任。托吉杜伯尼斯很可能在罗马上过学，知道享受罗马式的生活。罗马入侵后，大家叫他提比略·克劳狄乌斯·托吉杜伯尼斯不列颠大帝，这个称号反映了此君身为罗马傀儡的身份。他对罗马的忠诚也许反映在奇切斯特（Chichester）附近的菲什本（Fishbourne）一座特别建造的宫殿里，地面用非常漂亮的彩色马赛克装饰。直到今天，大家能想象到的是，这类房子更应该位于拉丁姆（Latium）的橄榄林里，而不是出现在南当恩斯（South Downs）的梨树果园里。

托吉杜伯尼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审时度势，考量自己和本部落最大利益的头领。罗马人一路打到北边，都得到了当地首领的支助，首领们把这种联盟当作加强而不是削弱自己权力的机会。据4世纪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记载，公元43年，克劳狄乌斯入侵时，奥克尼国王选择了投降。但是这个说法似乎牵强，直到本世纪末在格尔尼斯发现了一种已经失传的罗马双耳细颈椭圆土罐的碎片，这才坐实了投降之说。现在我们知道，和南方的山丘堡垒一样，本地统治者都深知自己的利益何在，铁器时期的北方史前圆形石塔堡垒也变成了罗马的皇宫。不列颠部落首领分化后，罗马军队才得以一路横扫整个岛屿，一个个地收拾顽抗的首领。库诺比莱纳斯（Cunobelinus）的一个儿子战死，另一个儿子卡拉塔克斯（Caratacus），丢弃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城，向北退却。克劳狄乌斯骑着大象，在科尔切斯特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经过短暂修葺后的科尔切斯特，成了罗马时期不列颠的模范：城市中心长长的笔直的街道，令人望而生畏的石头墙，城里集贸市场、巍峨的教堂、高大的雕塑。这里也许不是不列颠的第一个城镇，但肯定是第一个城市，它同时具有罗马和不列颠的双重特色。

不列颠部落与罗马人入侵

一时间，罗马人看起来如鱼得水。英格兰北部布里甘特（Brigantes）的卡蒂曼杜（Cartimandua）女王，交出库诺比莱纳斯逃走的儿子卡拉塔克斯，他戴着镣铐在罗马游街示众。卡拉塔克斯的举止极为自重，克劳狄乌斯赦免了他，这段皇帝的宽宏传为佳话。当时罗马军队有5万人驻扎在不列颠，这是整个罗马帝国兵力的1/8。也许正是这样的大规模军队驻防，使得罗马的下层军官为所欲为，特别是在公元54年，懒怠的尼禄接替了机敏的克劳狄乌斯。爱西尼王国里的一帮谨小慎微的贵族一直被迫与罗马人周旋合作。但后来罗马军人为了炫耀武力，鲁莽地破坏了这种联盟。国王普拉苏塔古斯（Prasutagus）死后，他的王后布狄卡为避免祸殃，提议和尼禄分享她的王国。但是，当地罗马军官不顾对方的同盟地位，宣布把布狄卡的王国列入奴隶省，这可是给予那些叛乱地区的待遇——罗马人这是自寻死路：为了让人们清楚到底是谁拥有主权，罗马人当众鞭打布狄卡，强奸了她的两个女儿。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将一个热切渴望合作的家族变成了难以和解的敌人。接着不列颠本已被安抚的人们结成了一个巨大的联盟，席卷整个国家。这是那些聪明的罗马人所一直避免的后果。

公元60年，偏远的威尔士北部发生暴动，罗马的精锐部队忙于镇压叛乱，布狄卡抓住时机向不列颠新世界最富象征意味的地方科尔切斯特开拔。罗马人漫不经心，只有少量军队把守。形势对布狄卡有利，在英格兰东部摧枯拉朽般地推进，罗马人的定居点被一个个烧成灰烬，最后轮到科尔切斯特城。殖民者退缩到他们自以为安全的地方——克劳狄乌斯建造的大教堂辖区。布狄卡的军队继续前进，摧毁了这里，把皇帝胸像的头敲了下来，扔进阿尔德河里（沉尸水中或将砍下的首级扔进井里或河里是不列颠部落的传统做法，布狄卡的军队这么干意在表明他们的文化依然存在）。几千名罗马士兵蜷缩在教堂内院，帝国城市付之一炬，早熟的果实凋落了。高墙后面，烟火越来越近，殖民者化为了灰烬。一碗碳化了的海枣，大火后的一具遗体，向我们展示了布狄卡的复仇烈焰。

布狄卡的胜利并不持久，科尔切斯特被焚毁后，她的军队滚雪球般壮大起来；物极必反，也因此加速了它的消亡。一旦面对纪律严明的军队——罗马军队从安格尔西岛掉过头来，不列颠部落的散兵游勇就成了它自己散漫作风的牺牲品。罗马军队在布狄卡的阵型中冲出一个缺口后，位于战场后方妇女儿童乘坐的车辆，使不列颠的战车和步兵无法灵活调动，拥挤、堵塞后造成一片混乱，战场上演了血腥屠杀。布狄卡不甘落入罗马人之手，因而自杀了。

至少某些人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如果我们相信尤利乌斯·阿格里科拉（Julius Agricola）的女婿塔西佗留下的历史著作，阿格里科拉作为负责平定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将领，尽力“整肃军纪”，努力保持统治公正，不给人以造反的理由。阿格里科拉还想在克莱德（Clyde）河与福斯（Forth）划定不列坦尼亚（Britannia）的边界线，把交通不便的高地留给喀里多尼亚（Caledonians），即古苏格兰人部落。然而，野蛮人袭击罗马堡垒时，再稳健的将军也不能高枕无忧。公元84年，在泰河以北的无名高地山区，被塔西佗称为蒙斯格劳庇乌的地方，打响了一场大规模的泛欧洲战争。战斗空前激烈，3万名古苏格兰人和他们的北方同盟军，与罗马军团和他们的巴达维亚人（Batavian）、童格里安人（Tungrian）组成的同盟军对决。结果，1万名土著遭到屠杀，罗马人只损失了360名士兵，可想而知，塔西佗历史著作里描写的战斗场面何等血腥，但给人印象更深的是他记录的地方将领，即古苏格兰将军加库斯绝地反击的伟大演讲，这是第一篇在苏格兰土地上为争取国家自由的朗朗宣言：

这里是世界的尽头，自由的最后一角，因为地处偏远，默默无闻，我们无忧无虑地生活至今……除了大海和悬崖，没有其他部落；但是，这些比大海和悬崖更要命的罗马人现在来了，你即使顺从、克制也逃脱不了他们的残暴。他们是世界强盗，到处都落入了这些恶魔之手，他们甚至要挑衅大海；如果他们的敌人有财富，他们就垂涎……东方或西方都喂不饱他们……掠夺，屠杀，盗窃，他们用这些来命名他们的帝国：他们制造荒芜，然后把这叫作和平。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加库斯确实说过这些话。这篇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由宣言与其说出自凯尔特部落，不如说出自罗马公民之口。我们对于凯尔特部落的思维逻辑一无所知，可是这类激动人心的演说代代相传。自由的古苏格兰人和“大不列颠人”这两个概念都是罗马人最先发明的。

塔西佗的岳父在北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征服了不列颠，但随即又放过了它”，这是塔西佗对罗马政策的诅咒式结语。塔西佗只是位动笔杆子的史学家，不需要负担公元2世纪之交治理帝国的实际责任。这个帝国疆域辽阔，东起叛乱的朱迪亚（Judea），西北直到不屈从的苏格兰南部。图拉真（Trajan）南征北战，大大地拓展了罗马帝国的版图；他的继任者哈德良（Hadrian）出生于西班牙，在多年追随图拉真的征战中，智慧渐长，心思最缜密，深刻理解克制的好处。无论如何，在不列颠，他的功绩注定让人至今不忘，这就是那道长城。

现代人常想象哈德良长城类似印第安领地上的前沿阵地，好像美国骑兵忐忑不安地通过栅栏，听到战鼓就随之应变，只有偏执狂才垒叠起这长城的一块块石头。然而，事实适得其反。哈德良长城全长73英里，厚7至10英尺，高15至20英尺，自泰恩（Tyne）河畔直到索尔威湾（Solway Firth）。公元122年前后，哈德良在不列颠做了巡视后不久，长城即开始动工。这项工程的思维和宏大的气魄打上了哈德良个人风格的烙印。毫无疑问，最初哈德良长城是为应对不肯屈服的“可悲的不列颠小矮人”（罗马人有时候不屑一顾地这么叫他们）而建。特别是前50年里，哈德良长城首先是军事基地，军队分布在“要塞”和塔楼里（沿线每隔500码就有一处）。公元122年，哈德良来此视察进展，很显然，他的意图是在不列颠的区域里为罗马行省控制区划定边界。哈德良长城建造在布里甘特人的地面上，他们曾在女王卡蒂曼杜手下服服帖帖地与罗马人合作，但她的丈夫维鲁提乌斯（Venutius）挑起全面反叛，到公元1世纪末，罗马人不再认为诺森比亚（Northumbrian）是有利于殖民的地区。

公元138年，哈德良死的时候，长城已竣工，足以使他的继任者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能把前沿阵地推向更北面，深入苏格兰，直到这堵矮石墙，从克莱德河到福斯湾，把好斗的皮克特人（文学里称“涂色人”）封闭在塔西佗所说的北方古苏格兰人的“岛”上。既然不再是防御前线，像豪塞斯特兹（Housesteads）和科布里奇（Corbridge）这些要塞，就演变成了更像内地山区驿站和喧闹的商业中心，仿佛罗马时期的查理检查站[3]。几乎没有人把长城当作隔绝罗马帝国治下的不列颠与其北部的防疫封锁线，修建它的想法是进行观察、控制边防，而非阻挡。如果有杀戮发生，也会少损失兵力，大不了多损失几个第纳尔[4]，两边货物不流通，也就是少收几个过关税。如此一来，凭借这道军事屏障的存在而发财的贸易商和供应商也在支付帝国的国防费，这种保护简直是敲诈，罗马人如果事先想到了这点，也会自己先吓一跳。我觉得与其认为哈德良长城是道防线，不如更准确地说，是罗马帝国围绕不列颠北部的脊柱，强化并稳固了对北部的控制。

长城中间的文德兰达（Vindolanda）要塞距离后方有一英里远，现在我们看它的情况好像不那么糟糕，因为最近一次的考古揭示了非常惊人的发现，我们可以借此想象城墙要塞里士兵和周边人都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25年来，考古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把泥土一层一层地挖掉，在23英尺深的地方，拓出可见宽度，从旁边看进去，希望在这个古代的横切面上，尘土掩埋着一两张纸片般薄、如明信片大小的木简，文德兰达的男男女女在上面记载着他们日常生活的流水账。碎片真的幸存下来了——以一种我们可以想象的方式（在这个电子邮件年代越发不可想象了），墨水写成，有收据、信用付款存根、垃圾邮件和传单，都是我们现在会随手丢弃的。考古学家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视罗马要塞真实世界的窗户。

假设你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一个鱼贩子，如果没有你的存在，士兵餐桌上就没有这一无所不在的腥臭，他就无法站一天的岗。你去文德兰达送货，首先你会很吃惊地发现士兵的人数原来这么少。5月18日（公元92—97年）的计数，正常兵力756个，不在岗的不少于456个，他们不是缺勤就是生病了。然后你会注意到，在要塞里的人看起来也不太像罗马人，他们又高又瘦，头发金黄，两颊粉红；这是有缘故的，因为他们大部分实际上是荷兰（巴达维亚）和比利时（童格里安）的雇佣军。周围很多人，做着的事情严格意义上不是军事工作：建筑工人、鞋匠、兽医、枪械制造者。还有令人嫉妒的辅助设施：医治病号的医院、公共厕所、供热水的浴室和巨大的谷仓。如果有人请你留下吃饭，你八成会接受，因为你知道他们吃得很好：生蚝、小鹿肉、山羊肉、猪蹄、大蒜、橄榄和小萝卜。你看到菜单上出现胡椒时，会记起你所服务的是个庞大的帝国。当然，你会听到有人抱怨啤酒短缺；哪些家伙得到什么样的肥缺，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才得到的；下一次什么时候才轮到他们狩猎野猪的机会；他们的服役期还有多长才能退役，并得到公民待遇作为奖赏；奴隶们有的愚笨，有的聪明；津津乐道地讲述要塞守将弗拉维乌·瑟瑞亚利斯（Flavius Cerealis）和他老婆苏比希亚·勒皮蒂娜（Sulpicia Lepidina）的社交情况：

姐姐，9月13日，我真诚地邀请您来参加我的生日庆祝会，请务必前来，因为您的到来会给我带来更大的快乐。请代我问候您的瑟瑞亚利斯，我的阿利亚斯（Aelius）和小儿子也问候他。我盼着您来，姐姐。再见了，亲爱的姐姐，祝您成功，致意。

罗马人统治了四个世纪，开始阶段，拉丁人和不列颠人的血统还是分明的。到了第二个世纪末和第三个世纪，不列颠——尤其是从低地英格兰的威尔德（Weald）到东边林肯郡（Lincolnshire）的沃尔德斯（Wolds），从德文（Devon）到西边的卡莱尔（Carlisle）——成为多语种民族杂居的罗马行省，轻松休闲，不再是连连暴动的梦魇——暴动以布狄卡反叛为巅峰，之后就逐渐平息下来。

当然并不是每个不列颠本地人都平等地享有罗马统治的果实。对于继续操凯尔特语的广大乡下人来说，只是换了个地主而已。不列颠部落的武士阶层，因为给主子提供武力服务而曾经享受过崇高的地位，这时可能遭受了最多的利益损失。武士们被罗马军团的职业军人排挤到一旁，面临抉择，要么加入未知城市的社会，要么作为失去领主的农民耕种者待在原地，他们进退两难。在社会最顶层却不是这样，和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其他地方一样，不列颠岛上明显出现了杂居现象，原住民和外来者的界限日渐模糊。这里在南希尔兹（South Shields）发现了一块墓碑，由来自叙利亚（Syria）的帕尔米拉（Palmyra）的罗马人为他的妻子瑞吉娜（Regina）而立，她从前是个不列颠奴隶。诸如此类的事情也并非异乎寻常。在罗马帝国官方宗教的表面统治之下，所有不列颠–凯尔特的土著文化都被保留了下来。在科布里奇一个公元1世纪的墓葬里，一具被斩首的尸体和一堆穿靴子的尸体埋在一起，后者穿着靴子也许能更好地步入来世。

所有这些杂交的典型例子里，最名副其实的是在巴斯（Bath），走进莎丽斯·米娜瓦（Sulis Minerva）寺庙的石柱廊时，浴池边的热心人（还有一组雕刻的出浴美人）迎面碰见的盈盈笑脸。这里建造的标准是古典的富丽堂皇，也许是要与那个毫不愧疚的主持者托吉杜伯尼斯（即是以菲什本宫殿闻名的提比略·克劳狄乌斯·托吉杜伯尼斯）、与他那罗马–不列颠的优越感保持一致，他的领地那时候一直向西延伸，目前还常常提到，浮雕雕塑可与克劳狄和韦斯帕芗（Vespasian）的帝王气魄媲美。但托吉杜伯尼斯是个真正的文化混血儿，只有他才能捏造出这位浴神，半罗马（暗喻戈耳工[5]的头）半凯尔特，或许还是索尔（Sol），古老的太阳神，就是他自己。即使没有在门迪普（Mendip）的空气里，也肯定是在萨利丝泉（Aquae Sulis）热气蒸腾的水中，他温暖了罗马人的心房。

巴斯是罗马时期不列颠的精髓，既时尚又神秘。它的另一边是两个铁器时代的要塞，小索尔斯伯里（Little Solsbury）和巴斯汉普顿。不列颠土著对水系的崇敬使托吉杜伯尼斯利用他的新地位抢占先机，把一个在旧文化里会冒犯神明的地方建成温泉疗养中心。在鼎盛时期，巴斯喷泉是一组高大的奢华建筑群，每天33万多加仑呈明黄色（因含氧化汞所致）的热水流进浴池里，温度达104华氏度（40摄氏度）。在巴斯洗浴能同时清洗身心，既净身又奉献。在热气腾腾的温泉疗养地，大部分洗浴活动——还有八卦、调情和交易在大巴斯地区庄重宏伟的气氛中进行（想想这时说的或做的轻佻事，如果发生在冷静环境下也许意味着肉麻）。但其实巴斯的真正核心是那一眼神圣的泉水，它在蕨类纷披的岩洞里汇聚。那里特别开了一扇小窗，以便巴斯的天才、主事女神莎丽斯·米娜瓦的信徒们可以一窥山泉。边上竖立着一个女神祭坛，洗浴者往水里扔点小东西，以吸引她的注意。

1878年清理下水管时拿出来的东西，清楚地表明一个人越想得到恩惠，他出手就越阔绰——有一袋子的珠宝，一副耳环。从宝石上来看，他们有时是想要得到庇佑，有时是诅咒负心人：“由此诅咒塔奇塔（Tacita），让她从头到脚流脓血。”巴斯对游手好闲的小偷来说一定是个金矿：“不管是异教徒基督徒，任何人，不论男女，男孩女孩，奴隶或自由人，今天早上从我钱包里偷了我阿米亚努斯（Ammianus）六个银币。我的女神，请你从他那里把钱拿回来。”

巴斯不是唯一一个不列颠省里让罗马–不列颠人沉迷于幸福的地方。从朗蒂尼亚姆（Londinium）的大贸易中心，到像格洛斯特（Gloucester）那样已成为罗马军团退役士兵的定居点，再到科尔切斯特，它已完成自己的凤凰涅槃，从灰烬中重生变身为华丽的城市，令人印象深刻。整个不列颠岛上，居民1.5万到2万的城镇很多，不列颠真正的城市生活从此发轫。广大农村的农民还是说着凯尔特语，但到公元3世纪时，旧不列颠武士贵族的后代成长起来，说写都用拉丁语了，甚至他们可能意识到自己是本地的精英。一旦接受了教育，他们就能加入城镇政府，成为古里亚利（curiales，议员），住在城里有供水的房子里，只要他们付得起费用就能安装、接入水管。这样久远时代的水管和卫生便利设施在不列颠直到19世纪才再次出现。统治阶层的餐桌上堆满了市场上买来的东西。农民们种植谷物拿到市场上出售后得到现钱，他们送来新鲜货物。房子里满是不列颠的产品，比如牛津郡或纽福瑞斯特（New Forest）的陶制品，它们是进口的萨摩斯岛（Samian）的红陶有力的竞争对手，红陶在罗马帝国到处可见。剧场里上演着驯兽表演，无聊的市政会议在漂亮的石头议事厅里召开，或者在郊外豪华别墅里召开，这些别墅大多数距城里也就骑马半天的距离，别墅墙上假的建筑绘画细部，使它们看上去更加宏伟。

如果认为公元3世纪或4世纪早期是罗马帝国的没落期，显然就大错特错了。不管罗马本身有什么样的大都市问题，篡位者一个接一个，更替速度飞快，令人眼花缭乱，还伴随着鲜血迸溅，可是不列颠正如日中天。一些罗马–不列颠时期最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如苏塞克斯比诺（Bignor）的漂亮别墅，还有多佛尔（Dover）炫目的旅馆，被称为“绘画屋”，它的房间现在都埋在街面下数英尺深处。从高卢来的人，如果有幸下榻这家酒店，才不会认为这是一座“罗马没落期”的建筑。

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说，多佛尔对于不列颠的重要性已有所改变。它从一个入口港变成防御阵地，修筑了巨大的城墙，墙的一处直接穿过从前的大酒店大堂，不列颠的欢迎脚垫让位于止步牌。

这种从乐观扩张到警觉谨慎的巨变并非一夜之间发生的。罗马–不列颠渐渐消亡，既不惊天动地，也非悄无声息，而是拖着一声长长的哀叹；这不是想象中凯尔特不列颠的自由被剥夺了的悲哀，相反，是罗马帝国自身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追问罗马–不列颠到底出了什么岔子，答案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少在3世纪和4世纪没任何问题。麻烦不在不列颠这里，而在罗马那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罗马–不列颠的文化主根扎得越深越稳固时，帝国中心的大都市开始走向混乱：频繁发生多重皇权、阴谋、谋杀和篡位。罗马统治的核心即正统性本身变得问题重重。罗马每发行一种新货币，不列颠就强烈抵制，这正是因为不列颠是罗马行省中最强而非最弱的一个。所以约克（York）或伦敦的军事强人提高了叛乱的评判标准，他们这么做不是用民族独立的名义，而是因为他们已成为比罗马人本身更罗马化的改革者——帝国的救世主从寒冷的北方来，要将罗马这座永恒的城市从自身的老迈昏聩中解救出来。

这些人中最卓越超群的是卡劳修斯（Carausius）。他最开始是比利时海岸泥泞水域的领航员兼舵手，一路升迁至船长，受命扫荡北海海盗。他才不要做那种“把属于恺撒的归恺撒”的事，卡劳修斯把他得到的战利品用于建设一个令人敬畏的割据之地，然后在公元286年挥师向南，自封皇帝。不单是18世纪伟大的作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还有好几位英国历史学家，将卡劳修斯美化为早期不列颠的真命天子，阿尔弗雷德（Alfred）之前的阿尔弗雷德大帝，一位海军英雄。但是卡劳修斯实际上是位冒险家，他利用不列颠作为实现自己皇帝野心的跳板。继罗马“帝王哲学家”奥勒留之后，卡劳修斯以“马库斯·奥勒留·卡劳修斯”（Marcus Aurelius Carausius）自居，用文化的自我推销（我理解作者是指卡劳修斯具有现代商业自我推销意识）装饰军事壮举，他铸造硬币，宣称要开启新的黄金岁月，自封为“罗马革新者”。卡劳修斯的公关机器太有效了，以至于迷惑了他的副将阿列克图斯（Allectus），他认为自己也能轻易地取而代之。公元293年，阿列克图斯谋杀了卡劳修斯，随即铸造他自己的硬币，接着开拔去镇压一支罗马军队。但是最终，被称为“复明者”的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将军，同时也是马克西米安皇帝（Emperor Maximian）的副手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父亲征服了伦敦，并使伦敦拜倒在他脚下。

罗马帝国东部前线灾难连连，野蛮人的军队侵入帝国腹地。与之相比，不列颠至少表面上来看稳如磐石。卡劳修斯完善了哈德良长城防线，他加筑了九座“撒克逊海岸要塞”，从诺福克的布兰卡斯特（Brancaster）到汉普郡的博奇斯特（Portchester），战略性地排列在东南沿岸，但由于人力匮乏，帝国军队大批抽调回防，因为欧洲大陆战事吃紧。罗马的敌人对这样的损耗当然不会不知情，公元367年，毫无先兆地发生了三股不同的入侵者合力侵入。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人从北海来，突破了撒克逊海岸要塞，杀死了守将。向来屈服在罗马统治下的武士，即苏格兰中北部的皮克特人和来自爱尔兰的达尔里亚塔盖尔人（Gaelic Dal Riata，更常见的也更混淆视听的说法是“斯科蒂人”[6]），在陆地上攻破一直认为固若金汤的其他要塞，别墅被洗劫一空然后放火焚毁，城镇被包围，没有给养补充或援军。编年史学家阿米亚努斯（Ammianus）写到伦敦被围困时，记载了匪徒们沿路押运他们俘获的群众和牲畜。

这只是不列颠暂时的情形。两年后，令人震惊的野蛮人入侵过后，罗马的法制和秩序恢复了，守卫加强了。但无可否认，危机到4世纪末出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国家在面对外部袭击时在有些方面束手无策，是因为它太适应罗马政府了。足够的守备是保证位于罗马帝国这个系统中心的城市生活延续不断的先决条件。但是，由职业军人和外国雇佣军加本地人辅助担当的防卫力量这时候不再可靠（不管帝国做什么许诺都没用）。失去了这种保护后，最罗马化的不列颠省一时间无法想象临时组织自卫，更别提做点别的什么了。在不列颠那些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外围地区——威尔士、德文和康沃尔，在较远的北方，例如，那些旧的不列颠准罗马武士阶层较少融入罗马当局的地区——反倒能组织起一些由本地强人领头的自卫，山区丘陵地形对他们也有利，有一个地方甚至收复了哈德良长城上废弃的博得斯瓦德（Birdoswald）罗马要塞作为军事总部。军事劣势导致了经济危机。在罗马–不列颠的中心地带，农民因为给城市里的市场提供农作物，世世代代因此生活富足。但这时野蛮人袭击市场，城乡之间的重要纽带被切断，很多乡下人只好重新变成游牧民。留下的居民也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特别忠于罗马–不列颠当局，他们已经没人保护，怎么还能在乎谁在统治着不列颠？对没有自由的村民来说，痛苦的只是不断变换一拨拨主人。公元410年，接到不列颠请求援助的信时，霍诺里乌斯（Honorius）给不列颠领头的市民回信说，从此以后，他们得设法自卫，指望罗马帝国的庇护已经不再可能。

不管怎么样，霍诺里乌斯已没有选择，哥特人阿拉里克（Alaric the Goth）当时已袭击了罗马城。霍诺里乌斯暂时迁都到拉文纳（Ravenna），也就是在拉文纳，霍诺里乌斯写了这封辞别信。从此后，罗马帝国由君士坦丁堡统治，而不列颠从来就不是意大利的首选，当然新的东罗马帝国也不会重视它。谨慎的历史学家对重要的日期有一种本能的敏感，不太愿意戏剧化地用“转折点”这类词来取代长期的发展过程。但是公元410年，的确是不列颠命运的关键历史时刻。哥特人阿拉里克洗劫了罗马城，最后两个地区分裂。这可不是1997年的香港，旗帜飘扬风笛吹响，总督坐车绕院七圈，请求归来。毫无疑问，很多罗马–不列颠人希望甚至假想着有一天他们会再见到雄鹰飞回，其他人——市政议员们，地方治安官、税务官、制陶工、诗人、音乐家，最后还有新任基督教神父——面对灰暗不定的未来，则自我安慰说：光复是必定的；不能总是指望罗马祖国，毕竟半个帝国被蛮族占据；他们自己可以雇佣些野蛮人来对付另一些野蛮人；总而言之，他们都能活着看到危机平息。与此同时，为了谨慎起见，他们把财宝——硬币、宝石、金器——埋在秘密地窖里，等风头过后，可以把这些再拿出来，重见文明之光。

罗马–不列颠人当时能做的最多就是选择看起来作恶最少的势力。罗马军团撤走后，北部的皮克特人和西边的古苏格兰人乘虚而入。不列颠需要一股势力来阻挡他们。所以，一开始日耳曼北部海岸——丹麦南部、日德兰半岛和下撒克逊的武士划着他们的“木马”溯河而上，貌似恩惠而非诅咒。像沃蒂根（Vortigern）这样有进取心的本地专制君主，在撒克逊人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私人卫队的影子——强权等着他来把握——同时是一条能使他在英格兰东南一隅称王的道路。更有甚者，他大约还算计着撒克逊人——只有几百号——也许可以出个小价钱来雇佣。他们懂得什么叫统治呢？他们又何尝要统治呢？所以沃蒂根把萨尼特（Thanet）岛上的一小片土地划给撒克逊人，等他们干掉烧杀劫掠的皮克特人，就把撒克逊人撵回北方。他简直想不出什么理由要付他们钱。

这是不列颠历史上众多较为惊人的误判之一。大约到了440年，撒克逊人对于他们被如此戏耍表达了不满，他们哗变了。跟这次的事件比起来，367年那次打劫就不算什么了。446年，忧心忡忡的不列颠人分明意识到沃蒂根在东南英格兰埋下了什么样的祸根，最后一次向罗马紧急求援。吉尔达斯（Gildas）是公元6世纪住在威尔士的一名僧侣，在他的《不列颠毁灭记》 （De Excidio Britanniae /The Ruin of Britain）里做了记录：

致阿提纽斯（Aetius），三领事，请听听不列颠人的请求吧……野蛮人把我们赶到海边，大海又把我们推回到野蛮人前。这两种必死情形下，我们要么淹死要么被宰杀。

吉尔达斯认为公元5、6世纪的灾难——饥荒、小规模暴政、“一头野蛮人中的‘雌狮’率领一批‘幼崽’带来的蹂躏”——是因为倔强傲慢的罗马–不列颠人甚至基督徒不遵守神的意旨，招致神的惩罚；基督徒“本来应该是全体人民的模范榜样，但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喝得烂醉如泥”。为了使不列颠历史事件听起来更像《旧约》（Old Testament）经文里的灾难，也为了带着点所谓诗意——“破碎的尸体表面是一层鲜血凝结成的紫色外壳，可怕得好像一些葡萄压碎了混在其中。”——吉尔达斯夸大了崩坍的范围和速度。野蛮人武士即使在最“高潮”也不过是分散的小股势力，稀稀落落地驻足（如果他们也算驻扎的话）在不列颠的东部和南部。当然，他们蛮横无理而极具威胁，但在公元6世纪，罗马–不列颠人在总人口上占压倒性多数，野蛮人可以说势单力薄。这种数量上的不均衡使得某些抵抗行动即刻远近闻名，比如在圣奥尔本斯（St Albans）即维鲁拉米亚姆（Verulamium）临时发动的行动，圣日耳玛纽斯（Saint Germannus）最有力的战争武器就是高喊“哈里路亚”（Hallelujah）而取胜；或者在不列颠北部或苏格兰南部的战斗，在诗人阿贝林（Aneirin）创作的威尔士史诗《葛德丁》（The Gododdin）里，不列颠三王坎里克（Cynri）、塞农（Cynon）与辛瑞恩（Cynrhain）及其300武士，“戴着金环”，骑在300匹威猛的公马上，迎战撒克逊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可能发生在公元516年的巴东山（Mount Badon）之战，这个地方有时被认为是在巴斯周围某座小山上。后来，公元8世纪的僧侣历史学家南尼厄斯（Nennius），想象巴东山之战的胜利者不是别人，正是亚瑟，最后一个罗马–基督教武士，挺身而出反抗黑暗蛮族；但是凯尔特智者给予卡米洛（Camelot）一种圣地氛围和神授王命，这一抹诗意，照亮了这个在编年史中几乎无从寻觅，也难以准确纪年的时代。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巴东山之战的英雄是吉尔达斯描述的某个罗马贵族，或许是前执政官安布罗修斯·奥里利厄斯（Ambrosius Aurelianus），他的名字第二部分就有金环的含义。

尽管这些传奇带着史诗的光辉，但事实上公元5—6世纪不列颠岛一蹶不振时，并非就只有光明与黑暗激烈交战。随着罗马–不列颠土崩瓦解，紧接着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骤变转型，不列颠历史上割据浪潮风起云涌，但它们和不列颠绝大部分居民的个人经历没有关系，当然，罗马行省的统治机构确实瓦解了，可是在前几批撒克逊雇佣军和海盗上岸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不列颠的社会活动、文化乃至古不列颠的语言大部分都保留了下来。很可能罗马–不列颠人和北海武士们不是死敌，倒是世代比邻而居。因为撒克逊人、朱特人（Jutes）和盎格鲁人需要成熟的有人耕种的土地（因为他们自己根本不想屈尊种地），同时，无自由的村民唯一的兴趣是算计哪个领主能提供更多的安全保护。这样，新旧势力之间很容易达成合作。

一边是在经济上与旧世界的大陆帝国隔绝，一边是撒克逊人的威胁，不列颠岛上这种苟且合作的变化应运而生。当然范围的缩减是必然的。有些城镇，像埃克塞特（Exeter）伊斯卡敦农尼欧伦（Isca Dumnoniorum）就被遗弃了，其他的城镇也委顿了。道路、浴室、市场和剧院无人维修。在公元490—550年间的某个时候，什罗普郡（Shropshire）罗克斯特（Wroxeter）的面包炉最后一次烤面包。转型期间发生在罗克斯特的接纳而非毁灭，这种情况应该也在其他很多城镇上演，浴室停止使用后，瓷砖被拿去铺了人行道。巴西利卡[7]的屋顶眼见要坍塌，市民们索性把建筑物拆了，在这个外壳里新建了罗马风格的木头斜披房子，不管是私人还是公用的，仍然很宽敞。

但是，此类行为逐渐变成权宜之计，罗马式生活的整块织物变成了一团乱麻，终至分崩离析。到6世纪中晚期，即使在内心依然无法割舍罗马–不列颠理念的人也觉察到，他们在不列颠的传统中心地带是无法延续罗马式的生活方式了——在南部和东部，大量朱特人（在肯特）、盎格鲁人（在东盎格里亚）和撒克逊人（在南部）不断涌入、定居下来，带来干扰。于是，他们迁居到北部、西部，或者在某些时候，跟随着帝国的旧贸易和市场经济残留，市场在哪里，他们也就到哪里；也有的渡海来到罗马行省高卢和阿莫利卡（Armorica，即布列塔尼）。

到7世纪时，不列颠翻开了新的一页，四种文化在岛上共存。“不列颠”的余脉留存在西部、西南和威尔士，这些人不再是罗马–不列颠人，但是说话书写都用凯尔特语。爱尔兰、赫布里底（Hebrides）群岛和苏格兰西部，生活着古苏格兰人，也保留了一部分这个传统（凯尔特语）。废弃的哈德良长城及其要塞以北是皮克特人松散联盟的王国，大部分是异教徒，至今仍不清楚他们用什么语言，他们坚守着苏格兰。“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人的异教徒地盘——根植于东面，从朱特人的肯特郡直到诺森比亚的伯尼西亚（Bernicia）撒克逊王国，它的坚实基础是诺森比亚海岸上的巴姆伯格（Bamburgh）城堡。

和很多入侵者一样，撒克逊首领和国王对目力可及的东西都要据为己有——还是旧罗马帝国统治不列颠的那套规矩，不列颠人的王国——他们常在旧罗马–不列颠城镇的废墟上建造定居点，当然，特别是伦敦。但是在其他方面，撒克逊人丝毫没有承袭罗马–不列颠文化。他们建立政治强权的基础是战争破坏和不成文的宗族风俗，撒克逊人中盛行血腥仇杀和虐待尸体的习俗，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由于人类情感理智的轻慢疏忽，才使戴头盔的刺客得以潜入行刺。战争可不是娱乐消遣，它是个系统，掠夺维系着贵族武士及下属对国王的忠诚，在军事行动中抢来的土地喂饱他们的肚子，荣誉满足他们的骄傲，珠宝则迎合他们的虚荣。这才是战争的真正含义。

写成于7世纪到10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伟大诗篇《贝奥武夫》（Beowulf），出神入化地描写了勇斗恶魔的超级英雄，但是，里面关于他们的“送指环”王在大树林客厅大宴武士的情节大约和事实相去不远。《贝奥武夫》里提到的“胸口写信”、头盔和金色旗帜都明确地指向萨顿胡（Sutton Hoo）船葬里的陪葬珠宝和盔甲。如果参照萨顿胡船陪葬物品的高品位，既然主子能分发这样炫目的战利品，就可以说明武士们为什么愿意为他们献身。其中东盎格鲁（East Anglia）的雷德沃尔德（Raedwald）就是一个，他死于公元625年左右，是匹配85英尺长萨顿胡舟的最佳人选，他的盔甲华丽精美，颇具罗马风格——头盔、锁子甲、剑、盾牌还有矛。船从萨福克（Suffolk）郡的德本（Deben）河拖到河堤上，沉入事先循惯例挖好的沟里。巨棺搁在船中间，里面盛放着国王和他的珍宝。等葬礼过后，船放入墓穴，泥土堆叠起来，整个船葬高出地平线，象征着木马驶向来世。船里和其他墓葬出土的碎片原件，清楚地表明盎格鲁–撒克逊海盗和贸易商的交易范围已惊人地遍布全球范围，货物包括拜占庭（Byzantium）的银、高卢金币、罗马–不列颠祖母绿、叙利亚的黄色丝绸、北非的碗，上面刻着骆驼和狮子。但其中最特别的，是一个金色扣袢，巨大的锻铁面上扭曲的蛇纹图案栩栩如生。

萨顿胡舟武士的休眠地是异教徒的英灵殿还是基督徒的天堂呢？珍宝中有一对勺子，一个柄上刻着“绍尔”（Saul），另一个刻着“保罗”字样。雷德沃尔德本人由于妻子劝阻而来皈依基督教，但不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五个王国中，很多他的同时代人都皈依了基督教。6—8世纪的这段归化史是不列颠各岛又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其影响超出了宗教范围；正如罗马军团撤走意味着不列颠从帝国被孤立出来，基督教皈依时间又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回归。有意思的是，这个过程始于罗马人口中的爱尔兰（Hibernia），达尔里亚塔的盖尔人部落；但罗马帝国的统治却从未触及此处。

必须记住，早期抵达爱尔兰的最著名的传教士是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他实际上是个罗马–不列颠贵族，或者像他自称的，是个贵族（patricius），或古罗马贵族。他的父亲是统治阶层里的要人——城市议员，拥有土地和供他使唤的农民的绅士——和许多他那个阶层的人一样，尽力保留罗马帝国的生活方式，他还是基督教教会里的执事。所以，这个少年的故事其实没有什么爱尔兰色彩，5世纪初的某年，他被达尔里亚塔海盗劫持——也许是从英格兰西南部的家中——卖去做奴隶。根据他的自述，被劫前，帕特里克年幼稚嫩、无所事事。但在福克麓（Foclut）的森林里［传统上认为是安特里姆郡（County Antrim）的斯莱米什（Slemish）］为奴放羊长达六年，帕特里克有充裕时间来思考和忏悔从前的生活：“我的信念发芽成长，精神升华……我一天祈祷一百遍。我在天亮前就醒来开始祈祷，不管什么天气：下雪、霜降还是下雨，我意识到上帝与我同在，就不觉得受伤。”

帕特里克逃跑后，很可能去了布列塔尼，接受了教诲和牧师任命，在高卢待了几年，这里特别是欧塞尔（Auxerre）这个教堂之城基督教根基深厚，因此我们必须在罗马–不列颠人帕特里克身上加上欧洲基督教徒的形象。在这里他开始梦见预兆。第一个要他返回不列颠；他回到不列颠后，第二个梦是梦见一个爱尔兰来的人，手里拿着一封信，是福克麓人民写的，恳求他“神圣的孩子，来我们中间走走吧”。就这样，大约在460年，帕特里克成为西部岛屿达尔里亚塔人中的圣徒保罗，一个游方僧；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做此前没有基督教福音传教士敢做的事，走到旧罗马帝国版图外，去天涯海角，“地球边缘”，为无信仰者宣讲教义。这传教可不简单。爱尔兰本地国王把他看成敌人，当成罗马来的间谍；而罗马教会又觉得他在不可救药的异教徒身上浪费时间。尽管到处有敌视和囚禁的咒语，帕特里克排除万难，在传统上是异教徒的地域和节日里有的放矢地传教。

实际上，万事开头难，后来就不那么直接起冲突了，传教士们（如果为引导皈依）普遍利用古代万物有灵论者对水和树林的崇拜，“带领”异教徒走到基督面前。毕竟达尔里亚塔国王还在吹嘘自己是异教神的后裔，因此这些都具有意义：把神圣的泉水指定为洗礼地点，把人们敬畏的精灵居住的林中小溪指为活生生的十字架庙宇，把传统堡垒和墓葬土堆定作祈祷地点。帕特里克和他的后继者们还有些其他的方法，利用凯尔特人爱尔兰的各种场景来深化自己的使命。罗马教廷的组织严密，主教继任升级都非常讲究等级，它的重点在单一中心的威望特权，这很不利于向爱尔兰150个热衷于自己小地盘的国王兜售教义。帕特里克决心让自己从罗马主导的不列颠教会里独立出来，强调只要服从地区主教就行了。他知道自己从高卢学到需要为修道理想做让步，这样非常契合本地皇族的需要，宗教可以作为家庭事务提交给他们。

“神圣鸽子”柯伦西尔（Columcille）［更常见的拉丁名字叫柯伦巴（Columba）］，来自乌伊尼尔（Ui Neill）地方权势非常大的安特里姆贵族，在汇集世俗和精神双重凝聚力上有很大优势。毕竟，当地宗族是得天独厚的部落社团，由里图阿克（ri tuach）的父亲形象主宰。柯伦西尔深知对于国王来说，建立修道院和捐赠可以看作是某种天赋权力，和给皇家武士捐土地或马匹一样，等于签订契约。这是一种姿态，捐赠者肯定会得到某种回报——牲畜、财富或者战役中的好运，或许，最不济，获封为能把他的命令写成文字形式的某级文官。563年，科纳尔·麦克·康盖尔（Conall mac Congaill）国王许给柯伦西尔马尔（Mull）海岸外围艾奥纳（Iona）岛上一小块肥沃土地时，心里很可能就这样想。这个岛很快成了柯伦西尔传教的大本营，影响范围往西到达爱尔兰达尔里亚塔，往东覆盖了赫布里底群岛和阿盖尔（Argyll）岛。在这片土地和岛屿，本地国王给僧侣提供土地和农民，农民们可以供给大麦和蜂蜜，以及建造地窖所需的劳力，在铁匠铺里劳作，还能给修道院长和僧侣提供教子，给修女提供教女。这好像他们在建造一个神圣的卡舍尔（cashel）——羽毛装饰在帽子上，给心灵带来了福音。所以，像阿兰（Aran）这样的修道院，它位于爱尔兰海鸥盘旋的海岸外，石头围墙，圆形蜂窝状地窖，和石头卡舍尔围墙，看起来简直就是要塞：它是上帝的露营地。当574年柯伦西尔任命一个达尔里亚塔国王艾登·麦克·盖伯瑞恩（Aedan mac Gabhrain）为基督教神父时，这个王权与神权的双重领地角色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7世纪初，伯尼西国王奥斯瓦尔德（Oswald）请艾奥纳派遣一个传教士去他的王国里传教，不久后圣艾丹（St Aidan）抵达东北，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不列颠境内各部族人民汇聚在基督教旗下。

写下这部分杰出纪年史的是杰罗（Jarrow）僧侣比德（Bede）。对我这一代学子来说，他一直是尊贵的比德；这尊重闻起来还带着粗羊毛衬衣和教堂回廊的气息，更别提他那本令人望而生畏的《英格兰基督教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英文名是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书名就暗示着比德的故事枯燥乏味。但事实上，比德是英语历史上第一个讲故事好手，技巧高超的奇迹兜售者，他的散文想象力异常丰富，他能把萨克斯国王的树林宴会厅里的篝火和烤肉一起用魔法招来，或者惟妙惟肖地描摹一匹伟大战马死亡的痛苦。尽管父母在他7岁时就送他到杰罗的诺森比亚修道院里寄养，从此一辈子都在这里度过，比德是中世纪英格兰早期思想最开通的人之一。他细致观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俗生活、血腥世仇，朝廷争执突如其来甚至有时候幼稚可笑，还有他们轻信痴迷魔术。他的记述很有说服力，因为他洞察有罪者的癖好，也准确理解圣人的善行，对改宗者保持笃信和准确的困难不抱幻想。

664年，当惠特比（Whitby）宗教会议（Synod）上探讨复活节［以异教徒节日欧斯特罗（Eostre）来命名洗礼日］的准确日期时，比德还是个孩子。对我们来说，这场争执有点琐碎；但对可敬偏激的凯尔特爱尔兰人和罗马教廷来说，它意义非凡。如果他们不能就主的受难日期达成一致，还有什么能一致的？尽管爱尔兰人强烈反对，但罗马教廷赢了，而比德是在罗马主流教义修道院里长大的。因此，盎格鲁–撒克逊人改宗了，毫无疑问教皇格列高利（Pope Gregory the Great）大获全胜。因为597年，就是格列高利派奥古斯丁（Augustine）到肯特（Kent）的朱特人王国里去传福音的。当时肯特国王艾塞尔伯特（Aethelbert）和法兰克基督教（Frankish Christian）公主伯莎（Bertha）结婚，允许她在坎特伯雷城里拥有一间小教堂，还从法国引进一个主教。格列高利那时就看好国王，认为他很有可能改信基督教。但比德讲得正好相反，这是个受指引的改宗故事。本来，国王把传教士隔离于自己在塞尼特岛的统治范围之外。只是当奥古斯丁和王后一起祈祷时，吸引了一个追随者，他们这才争取到了艾塞尔伯特。当他们的女儿艾塞尔伯佳（Aethelburga）嫁给诺森比亚国王埃德温（Edwin）时，埃德温也改信了基督教。纵观他的那本历史书，比德没有不切实际地感情用事，他看得很清楚，当异教徒国王被问及要舍弃他们传统的神时，是什么动机战胜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焦虑。最起码，在一个充满斗争的世界里，“众主之主”站在自己一边一同战斗的前景值得考量，另外就是纯粹的好奇心。举例来说，诺森比亚的埃德温召集一群智者开会，咨询众人到底是接受还是反对新教会，难以置信的是，打头的旧宗教大祭司承认他的礼拜“既非美德也没有优势”。接着是一个撒克逊贵族，做了比德的整本历史里最动人的演讲，这个更可信，因为撒克逊贵族这个关于改宗的辩论建立在赌徒焦急的直觉上：

我的大人，对我来说，地球上的现世生活……就像麻雀飞进屋子，然后很快穿过……冬天的时候，它从一个窗户里飞进来，直接穿过另一个窗又飞出去了，而您和船长们仆人们在吃饭；客厅中间生着火保暖，但所有其他地方都受到冬天最狂暴的雨雪侵扰。就在此刻房间里感受不到冬天的风暴，但一刹那的好天气过去后，它也就一个冬天接着一个冬天地过去了，没有引起您的注意。所以人的一生只是很短的一个季节，但接下来的或者以前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一无所知。那么如果这新知识能给我们带来些新的确定性，我想它值得我们去信仰。

这个关于终极解决的演讲是比德书里的典型，从一个贵族嘴里，吐出这么实用主义的话，真是令人震惊。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和爱尔兰还有皮克特人的苏格兰一样），教会在贵族中自然蔓延开，由出身高贵的男男女女把持。杰罗和芒克威尔茅斯（Monkwearmouth）双修道院由本尼迪克特（Benedict）主教在7世纪时建成，他曾是个诺森比亚宫廷武士贵族，一个大乡绅（thegn），他在旅行穿越了法兰克基督教的欧洲后成为僧侣。对这些显贵的修道院院长来说，壮观无比重要，他们很清楚自己是纯洁的第二代罗马人，约克的贵族主教圣威尔富里德（St Wilfrid）就故意把哈德良长城在赫克瑟姆（Hexham）的一部分改成罗马式的庄严巴西利卡。这些修道院和教堂装饰富丽堂皇（和爱尔兰教堂的朴实无华恰成鲜明对比）。比斯考（Biscop）去意大利旅行，带回来一群石匠、玻璃工人、首饰匠，还有上面绣着圣徒肖像和生平事迹的缂丝壁挂，他还从罗马引进一个歌唱家，教僧侣们唱圣彼得大教堂的赞美诗。当教堂的一位贵族出行时，80名僧侣跟随其后，蔚为大观，仿佛他是个大人物。圣威尔福德的手下在萨塞克斯的海滩上遭到袭击后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发誓，要战斗直到“荣耀地死去，要不然就带着胜利归还”。

修道院急需人手做最费力的事——抄写《圣经》和早期教堂史事。像杰罗和林迪斯芳（Lindisfarne）这些修道院成了书籍生产线，确保留住拉丁文和基督教文献，它们需要工业化的方法才能做到。格列高利的著作就耗费了2000张山羊皮纸；500头小羊的皮只能制作一卷《圣经》。尽管来自艾奥纳岛的僧侣圣艾丹创建的林迪斯芳修道院，原本比杰罗更简朴，后来也设立了一家珠宝作坊，进行装订加工，制作书匣，出产考究的《圣经》，由僧侣伊德弗里斯（Eadfrith）装帧。伊德弗里斯大约是英语里第一个留下名字的工艺大师。还有很多其他无名教友和他一起制作这本伊德弗里斯《圣经》（比方说，单张羊皮纸上有1万多个大写字母小红点）。他把不列颠古老的、最早见于新石器时期珠宝制作的工艺，如盘绕、卷曲和螺旋纹，融进这门神圣艺术。最典型的是，萨敦胡舟出土扣袢上扭曲的喙状嘴蛇纹又一次出现在林迪斯芳福音书美丽的“密织地毯纹书页”里，最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艺术和异教徒与基督教装饰如此水乳交融，这事真是令人惊异。

比德的另一本作品记载了圣卡斯伯特（St Cuthbert）的生平，他是本修道院人格最高尚的教徒，林迪斯芳福音书几乎可以确定是为他的圣陵之用。这个传记说明了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的需求，不只像圣威尔弗里德这样的权威人物和学者需要，而是要个性化地表彰早期基督教隐士简朴单纯的快乐。卡斯伯特，和圣威尔弗里德及本尼迪克特·比斯考一样，出身显赫家族，但同样忠于职守，遵循惠特比宗教会议之后的罗马教廷教规。他自己接受的训练是爱尔兰传统苦行僧的简朴生活，他花了大量时间在切维厄特（Cheviot）周边山区行走，照料普通民众和思想迷茫的教徒，探访贫苦大众。成为林迪斯芳一个副院长那年他30岁，他的神秘圣迹已在诺森比亚海岸的僧侣中引起议论。比如，有人说，他有个习惯，偷偷地站在齐膝深的冰冷海水里，高唱赞美诗——这习惯好像混合了纯洁和炫耀，引人怀疑。当他访问科尔丁厄姆（Coldingham）修道院时，一个教徒偷偷跟着他，看到卡斯伯特在山岩水潭里，水深及小腿，在月光下唱歌。天亮后，疑团解开：圣徒跪在沙子上，水里冒出二只海獭，原来它们用毛茸茸的身体蹭着圣徒双脚，使它们保持干燥和温暖。

即使是林迪斯芳对卡斯伯特的冥想也干扰太多。因此，40岁时，他退隐到法恩（Farne）岛上，一个人生活，种植大麦，与角嘴海雀为伍。684年，虽然诺森比亚国王艾格弗里斯（Egfrith）预料到将会无功而返，可为了说服卡斯伯特重返陆上就任主教之职，国王本人还是不得不渡过滔滔波浪上岛。但为时已晚，卡斯伯特死于687年。僧侣们到法恩岛上迎取卡斯伯特遗体，他们返回林迪斯芳时，大群虔诚教徒聚集在一起，齐唱赞美诗，迎候船只。11年后，林迪斯芳的教徒们决定为他修建圣陵，要把他的遗体从圣彼得小教堂起出；他们惊奇地发现他的遗体一点没有腐烂的迹象。

因为圣卡斯伯特如此受尊敬，为了不让“穿狼皮大衣的”和“穿熊皮大衣的”[8]人加害他的遗体，到793年，林迪斯芳僧侣们知道维京海盗对这珍贵的圣陵虎视眈眈，将他的遗体移出林迪斯芳，四处躲避了7年，最后才找到一个更安全的庇护所。这一年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里记载着：

诺森比亚到处出现不祥之兆……空中出现大旋风、闪电还有猛龙。随即发生了大饥荒，6月8日，野蛮人来抢劫，毁坏了上帝在林迪斯芳的教堂，真是悲伤啊。

只要仔细审视，就能发现在任何文化里总有一些优点（也许应该剔除20世纪的某些文化）。近年来，出于美好愿望，研究维京人的历史学家一直在痛苦地消除自己文化的虚构事实，因为它充满了航行、砍杀、放火、强奸、劫掠。现在已经知道，当时斯堪的纳维亚群岛上的人口压力，使得他们在挪威和丹麦跳上小船，载着琥珀、毛皮和海象象牙（还有恶劣态度）远航，他们的传奇讲的都是史诗般的英雄。当维京人（比如10世纪）作为殖民者（甚至作为农民）定居下来，流动贸易和精美的手工艺品，可能消弭了他们蛮横的好斗精神。在他们统治下繁荣起来的城市像都柏林和约克，后者最近发起创建“约维克”（Jorvik）主题公园，旨在打造一个比较温暖可爱的维京人形象。

哪怕我们本着世界上最美好的愿望，要是说早期维京人作为行动迅速的波罗的海行商，唱着英雄传奇划向新开辟的市场，这种观念毕竟与史实不符。到8世纪末，多切斯特（Dorchester）的采邑总管波杜赫尔德（Beaduheard）前去迎接挪威商船，天真地认为这是一支来和平贸易的船队。他指引他们来到他所效忠的皇家出售货物的地界，结果挪威人一斧子劈在他脸上，就这样回报他的好心帮助。当然，维京人偏好这种货物——人口（包括妇女），他们贩卖人口为奴。仅869年的一次劫掠，就从阿马（Armagh）抢走1000名奴隶。据记载，到879年，一个维京武士的葬礼仪式，陪葬品包括他的剑、当场砍杀的两名女奴隶，以及几百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骨头——这才算像像样样地送他的尸体去往瓦尔哈拉殿堂。

这样，很可能在诺斯人（Norsemen）[9]的人种学书籍里，9世纪时的不列颠居民恐怕找不出有趣的东西，他们疲于自保才能幸免于被肢解或被抓走。因为很多影响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生活的故事，或者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自己讲的故事都格外残暴，并不意味着这些教会文献不可信，盖尔人文献里的故事几乎也是那样。在斯特兰福德湾（Strangford Lough），与圣帕特里克最早在爱尔兰的传教事迹紧密相关的古老修道院完全被毁。795年，另一个不列颠基督教归化的重要地点——艾奥纳——被打劫；806年，当地的68名僧侣被杀。位于河边、湖畔或海岸河口的房子，很容易受到维京人攻击，都需要很好地加固。埃塞克斯滨海布拉德韦尔（Bradwell-on-Sea）的小教堂，由一个来自诺森比亚的传教士创建，它的基础是罗马要塞；僧侣们紧张地等着维京人或早或迟的劫掠降临时，一定非常感激这种坚固的石头防御，他们知道维京人的袭击快速又凶狠。

从正面来说，维京人也的确做了一件事——尽管不是故意的——他们创造了英格兰和阿尔巴（Alba）王国的共同需求，阿尔巴就是以后的苏格兰。当他们长长的小船飞快地溯河而上展开致命袭击时，维京人事先可没料到这一点，他们脑子里只有战利品。维京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那里本来就是近乎无政府的武士统治社会，象征性地向丹麦和挪威国王表示忠心；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得到允许去做海盗，可以尽情攫取土地、劫掠财物和人口。这样维京人当然是离祖国越远越好。维京人在英格兰东部和北部占领地上定居之前，想的是给王国造成动荡，让当地统治者为他们埋单，最好是用硬通货银子。这条硬道理很粗鄙，但引起的动荡很有成效。正好这时撒克逊人的王国彼此分裂，各王国内讧也厉害。王国之间虽然联姻，但在压力面前也不能保证军事实力，特别是当维京人的灾难降临到旁人而不是自己头上时。事实上，有几个撒克逊人统治者犯的错误，和四个世纪前罗马–不列颠当局一样，就是误将入侵者当成可利用的帮手。

比德死于735年，之前他一直担心基督教的信仰之树根基未稳，不足以在以下两个威胁下生存下来：一个是诺斯人的异教兴起，另一个是新崛起的好斗的伊斯兰教，那时后者已深入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基督教中心地界。但即使悲观如比德，尚且不能想象维京人的灾难给诺森比亚带来的打击规模之大，不只是林迪斯芳，就是比德自己的修道院杰罗和芒克威尔茅斯还有艾奥纳，连约克都沦陷了，最痛苦的莫过于这些修道院的大图书馆被焚毁。约克宫廷学者阿尔昆（Alcuin）听说林迪斯芳被毁后，给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兰克皇帝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写信：“请看圣卡斯伯特的教堂，溅上了上帝神父的鲜血。”

维京人摧毁了大部分撒克逊王国的实力后，剩下的英格兰国王、伯爵、大乡绅都奋起反击，大家联手对付维京人。在北方，皮克特人和达尔里亚塔（Dal Riata）本来互不相让，现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貌似结成联盟来抗衡一个共同敌人。在北方20年的争斗后，皮克特国王君士坦丁一世刻意给自己起了第一个罗马基督教皇帝的名字，打败了达尔里亚塔，在811年，在北方建立了一个联合王国。

同样，在剩下的非维京人占领的英格兰地区，统治者们面临无法改变的共同灾难时，摒弃前嫌，团结到单一的全英格兰国王旗下。要拢得住这种史无前例的忠诚，这人必定非同凡响，而阿尔弗雷德正是合适人选。都铎家族认为他非常具有号召力，愿意把不同于所有前辈的“大帝”称号封给他以示敬意，这称号直接将他和查理曼大帝相提并论。而且在所有关于阿尔弗雷德的神话中，也不能说它们错了。盎格鲁–撒克逊叫他英格兰的牧羊人，英格兰的宝贝。

阿尔弗雷德于849年生于万蒂奇（Wantage），是威塞克斯国王埃塞尔沃夫（Aethelwulf）的小儿子，埃格伯特（Egbert）的孙子。塞克斯王国通过常见的战争和联姻结合的方法，取代了中央地带的麦西亚（Mercia）王国，成为最重要的撒克逊王国。马背上的强盗维京人那时还只是被大家当作一时的困扰，他们从圣陵和繁忙的撒克逊市场城镇比如哈姆威克［Hamwic，现代南安普顿（Southampton）的前身］大肆偷盗，然后假慈悲地离去享用赃物。但是后来船队的规模越来越大——每次30—35条船——而且维京人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危害加大。到850年，他们整个冬天都待在肯特的萨内特和谢佩（Sheppey）。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850年，一支船队，整整350条船，袭击掠夺坎特伯雷和伦敦，废黜了麦西亚国王伯赫特沃夫（Berhrtwulf）。白银也不再能保证维京人不杀到跟前，864年，肯特贵族已经依约支付钱财，但维京人仍然不顾一切，决定在这里大开杀戒。接着在865—866年的这一年间，伟大的基督教王国诺森比亚被毁，这是不列颠到当时为止见过的规模最大的维京船队所为，867年约克沦陷。到876年，诺森比亚的土地被维京人主要头领们瓜分。869年，这次轮到东盎格利亚国王埃德蒙，往常他都是花钱消灾，这次他却厌倦了，转而奋起反抗，却遭到斩首，身体被刺穿。很明显，对威塞克斯国王埃塞雷德（Aethelred）和他仅存的弟弟阿尔弗雷德来说，用不了多久，他们也将不可避免地直接面对维京人。

今天我们知道的大部分关于阿尔弗雷德的故事都来自威尔士僧侣阿塞（Asser）所写的传记，阿塞应邀来到威塞克斯宫廷，毫无疑问热情地大唱赞歌。理想化地去看，阿塞所作的记述还是有一部分真实内容，阿尔弗雷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很好学，最有名的神童故事就是母亲给阿尔弗雷德一本绘图本盎格鲁–撒克逊诗集，这孩子就无师自通地全读懂了。不消说，阿尔弗雷德记住了诗歌，还大声地背给妈妈听，一个自大的小书呆子。

可是，那年头容不得书生气。868年，维京人在麦西亚人诺丁汉过冬。阿尔弗雷德已经结婚，那明显是战略联姻，他娶了埃勒斯维斯（Eahlswith），岳母是麦西亚王室一员。到870年，丹麦人驻扎在雷丁（Reading），直接威胁到了威塞克斯王国。871年，埃塞雷德与阿尔弗雷德哥俩打了好多仗，高潮是阿什当（Ashdown）大捷。但还没来得及初尝胜利的喜悦，埃塞雷德就死了，留下阿尔弗雷德独自支撑威塞克斯王国。消息传来，第二支庞大的维京队伍已来到雷丁，可不让人省心，威塞克斯沦陷指日可待，整个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看来要重蹈罗马–不列颠的覆辙。

盎格鲁–萨克逊王国与维京人入侵

但就在这时，一些小的奇迹起了干扰作用。维京人的杀戮机器本来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失败之处在于他们庆祝胜利的方式是自我分裂；他们分头去打劫不如征服之后分裂来得多。这都是因为维京人过于自信，以为没人能抵抗他们，在865年和871年，强大的维京人异教徒队伍都分头各自行动。在874年，865年来过的同一批上层维京人返回挪威，剩余的在诺森比亚长住下来。871年来的一批，在维京人中属于低级阶层，领头的叫古德龙（Guthrum），安营在剑桥，而威塞克斯位于剑桥南边和西边，自然古德龙这帮人对威塞克斯构成两面威胁，维京人已视为威塞克斯囊中之物。当古德龙继续向格洛斯特开拔时，眼看他的如意算盘就要成真了。

一时之间，阿尔弗雷德只得暂且避其锋芒，撤退并且和古德龙交换人质，想使维京人离开威塞克斯进入麦西亚。尽管要和古德龙这样的异教徒盟誓，这种策略看起来短时间里能奏效，但阿尔弗雷德心里肯定是悲观的。果然，878年1月的寒冬，在第十二夜，阿尔弗雷德这样的基督徒庆祝显圣节（Epiphany），维京人知道对手的注意力肯定会分散，就对威塞克斯皇城奇彭纳姆（Chippenham）发动突然袭击，他们的计划当然包括俘虏国王，这差一点点就得手了。在当时实际上无力防守的情况下，阿尔弗雷德只能走为上计。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阿尔弗雷德传奇的重心，阿泰尔尼（Athelney）沼泽地里的莎草没过人头，这个逃亡者利用泥沼容易陷入作为有利条件，开始扭转大势抗敌。阿塞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游击队战士原型：“在萨默赛特的树林和沼泽里，过着极其失落的生活，没有生活资料，除了能靠突然袭击中找到的东西。”阿尔弗雷德被迫屈尊向农民乞讨施舍，包括养猪人的妻子，他烤焦了她的蛋糕时，对方使他非常难堪。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这些故事都带着一种经文的调子（或者最起码有短文的影子）：尊贵的国王不幸沦落潦倒却仍然坚忍谦恭（特别是面对愤怒的妇人斥责时）；接着，时运不济，但得到神灵感应，阿尔弗雷德把握住了自己和王国的命运。后来，很多关于四处逃亡的国王故事中，有一种说法是圣卡斯伯特（除了他，还有谁？）现身，要求分享食物，阿尔弗雷德听从了他给他食物；来人随即消失，一会儿又穿上圣者的全副行头出现，应许他最终胜利。并且圣卡斯伯特和吉迪恩一样，敦促阿尔弗雷德相信上帝，吹响战斗号角，召集朋友们。

到878年春天，阿尔弗雷德成功地召集起临时的抵抗联盟，依靠国王埃格伯特之石，在威尔特郡和萨默赛特（Somerset）边界，领导一支部队，两天后，他们在埃丁顿（Edington）打败了古德龙的维京人，一路追赶到奇彭纳姆，围困两周后，维京头领投降，阿尔弗雷德大获全胜，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投降。古德龙被阿尔弗雷德的战神力量深深打动，他决定立即和他的30名武士加入基督徒战士之列。他在萨默赛特的阿莱（Aller）教堂受洗。阿尔弗雷德作为他的教父，将他从洗礼盆里托起。从前凶猛的异教徒维京贵族不再是穿戴盔甲，而是从头到脚裹着柔软的改宗白布。庄重的仪式结束后，他们受洗时的穿着送去威德莫尔（Wedmore）的阿尔弗雷德皇宫领地，因此这是战场和精神的双重胜利。阿尔弗雷德使古德龙相信了自己，还接纳他加入英格兰教会团体。这样，现在有可能签订神圣的有约束力的条约了（至少阿尔弗雷德是这么想的）。古德龙同意满足于在自己的东盎格利亚称王，再也不袭击威塞克斯、麦西亚或埃塞克斯和肯特的地面，后二者也完全属于威塞克斯统治。后来的事情大抵也就如此了，古德龙退到萨塞克斯的哈德利（Hadleigh），也许在那里过着田园牧歌式的隐居生活，悠游自在，不再像维京人那样给谁带来伤害。

阿尔弗雷德很聪明，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这只是打败了一个强盗和他的队伍，可不是全英格兰的维京人武力。到9世纪末，诺斯人作为殖民者很明显要在不列颠岛长期盘踞，不再做打家劫舍的海盗。阿尔弗雷德的最大愿望就是控制局面，与皈依基督教从而相对温和的维京人邻国妥协。尽管埃丁顿一役不太算得上历史传奇，但它的确使维京人国王暂停了在不列颠岛上的扫荡，给了阿尔弗雷德宝贵的14年喘息时间。在这期间，他修建了30座坚固城堡，组成环状防御带，称作“伯赫”[10]，长期驻防守军，他的战略工事建筑在历代先祖的军事智慧积累之上：利用了铁器时代的山丘堡垒、罗马帝国的大道、撒克逊的低石墙和沟渠。他的民兵（fyrd）非职业军队，由高级领主属下的大乡绅筹建，配上马匹，实行轮值制。这样，不管维京人在何时何地出现，都要面对顽强的抵抗。正如阿尔弗雷德所预计的，在9世纪90年代，维京人真的卷土重来了，但不再像9世纪中叶维京人劫掠的全盛时期那样能够恣意妄为。阿尔弗雷德的措施迫使维京人不得不在小半个国家范围内活动，在丹麦人和撒克逊人的英格兰之间，从东盎格利亚，麦西亚东部到诺森比亚划定了一道强大的边境防线。

而这充其量是一种隔离状态。在886年，阿尔弗雷德进入伦敦时［他在罗马旧址上恢复了伦敦，而不是麦西亚–撒克逊人的伦敦（Lundenwic），那个更靠近今天的奥德维奇（Aldwych）和斯特兰德街区（the Strand）］，发生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阿塞写道，他被称为“不臣属于丹麦人的全体英格兰人”的君主。也是从此开始，他被叫作“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有的故事说得更进一步，称呼他“英吉利之王”（Rex Anglorum），927年，他的孙子倒确实是以这个头衔加冕。因此，毫无疑问在阿尔弗雷德生前，一个联合的英格兰王国已成形，甚至也已有预期。在阿泰尔尼（Athelney）不远处出土的精美“阿尔弗雷德珠宝”（Alfred Jewel），它非凡的祖母绿头面，和富勒（Fuller）胸针有点儿像，圆睁的双眼象征远见和智慧，它的品质完全适合用来赞美一个博学的君主。阿尔弗雷德珠宝侧面刻着传奇的“阿尔弗雷德让我制作”。也可以说是他复活了英格兰君主制。

的确，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王国尚在缓慢形成中，同时在苏格兰肯尼斯一世（Kenneth I）统治下的麦克·埃尔平（Mac Ailpin）王国也是这样。但是，当阿尔弗雷德故去的时候，他已经缔造了国王的头衔，以前它只是一个武士头领，颁赏指环者（阿尔弗雷德也被认为是其中最伟大的武士），到这时候已经是制度的建立者和天授王权之人。作为赞美诗翻译者的国王肯定想过自喻为新大卫王或所罗门（Solomon）。和大卫王一样，他是基督教会的左臂右膀——在阿宾顿（Abingdon）出土的一柄剑说明他如何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的职责。和所罗门一样，阿尔弗雷德认为王权的基础应该是正义，而不是武力调停。因此他把众多法律条文和惩罚条例合并，整理出成为单一明晰的完整法律，让人编写、翻译成文，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国王。那么他的子民（至少那一半自由的臣民，我们得记住撒克逊英格兰是个奴隶社会）能把得到皇家的裁决视为当然，还有，阿尔弗雷德提供的司法裁决明确限定在现实主义范围内。阿尔弗雷德深知宣布世家仇杀违法的实际作用不大，所以他只坚持国王应该控制这种行为，给予一定的宽限期，例如，让受袭击一方在受攻击前能妥协。维京人烧毁修道院图书馆的痛苦令人记忆犹新，阿尔弗雷德还自认国王要成为教育者。在翻译波伊提乌（Boethius）《哲学的安慰》（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一书时，他给予智慧最高的赞美，而阿尔弗雷德关于教育的承诺从实际出发。他不仅为自家和宫廷，同时也为全体贵族开办学校，这么做的目的是告诉那些想称王的人，首先要成为识文断字受过教育的人，而不是靠武力和掠夺。

阿尔弗雷德最热忱最坚定的信念是，动用武力的先决条件是拥有知识。这是远见卓识，不列颠地面上的统治者里还有多少人能如此？

撒克逊国王经历了长久的转变，才从杀人不见血的异教徒、挥舞斧子的冒险家变成了图书馆的建造者！自然这幅和平好学的盎格鲁–撒克逊威塞克斯图景，更像是一种高贵理想而不是眼前的现实。大半个国家处在维京人的严重威胁下，到10世纪，以威塞克斯国王统治为基础的英格兰已经把国境扩展到特威德河；这片依靠维京人统领的“丹麦法”（Danelaw）统领的地区能享有充分自治。到10世纪末，第二波凶猛的维京人强盗，再一次试图深入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腹地侵略。11世纪初，丹麦的一个国王克努特（Cnut）统治了整个哈德良长城以南的国土，但他的统治更多是受益于阿尔弗雷德及其继任者们奠基的盎格鲁–撒克逊政府。

经过历年磨难，威塞克斯王家的朝廷后来被摧毁、血洗，甚至常常到了被彻底清洗的边缘。但英格兰国王的范式在阿尔弗雷德的坚持下，像水晶一样纯化了，在最里层植入了撒克逊文化的中心即罗马帝国的统治典范；而通常认为是撒克逊人埋葬了这一古典传统；这是早期不列颠历史上最具讽刺性的事实之一。在特威德河以北，这种情况同样存在。阿尔巴（Alba，900年后他们这么称呼旧的皮克特人国土）国王们轮流用盖尔语和拉丁文名字给他们的儿子们取名，一个叫安格斯（Oengus）王子，他的兄弟叫康斯坦丁王子。从许多方面来看，阿尔弗雷德是撒克逊人中最罗马化的。853年，还在他孩提的时候，他的父亲埃塞尔沃夫送他去罗马执行一项特殊使命，在那里，教皇利奥九世（Pope Leo IV）给小家伙穿上罗马执政官的皇家紫袍，给他腰里围上罗马基督教武士的剑带。公元854—855年，阿尔弗雷德和父亲一起在罗马待了一整年，甚至去了帕拉丁山（Palatine）的废墟，这对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绝对是没齿难忘的经历。成年后阿尔弗雷德学习拉丁语，翻译教皇格列高利的《神职关怀》（Pastoral Care）一书，使他热切的基督教罗马化过程画上圆满的句号。教皇马克西姆斯二世（Maximus II）在任期间，阿尔弗雷德的一个做法后来成了传统，每年给英格兰四分之一的城市免税，返还税款作为国王的救济金，送英格兰人民去罗马游学，这个传统直到亨利八世（Henry VIII）改革才终止。

当然，阿尔弗雷德忠于的这个罗马，早已不是克劳狄和哈德良派遣军团上岛进而缔造了不列坦尼亚的那个异教徒帝国，而是新的罗马基督教帝国。假如说阿尔弗雷德心中有他自己关于王权的崇高目标，那一定是查理曼大帝。阿尔弗雷德让有学识的宗教人士进入宫廷的政策，看上去就是直接仿效法兰克皇帝。同样，973年，当他的曾孙埃德加（Edgar）先后加冕两次时，邓斯坦（Dunstan）为他设计典礼如下：坎特伯雷大主教（必定懂得古迹的人）——直到今天仍然是英格兰加冕的仪式核心——涂抹圣油、拿起王冠上带十字架的小球和节杖、欢呼“国王万岁！天佑吾王！”——这些来自罗马也来自法兰克传统。那么那两次加冕又是在什么地方举行的呢？就是英格兰这两个罗马和古不列颠融合最彻底的地方：巴斯和切斯特（Chester）。

不管他还懂得什么其他的，埃德加已经足够聪明，他知道如果要存活下来，英格兰国王决不能心胸狭隘。

[1] 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是一个新石器时代人类定居点，位于苏格兰奥克尼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上的西海岸。这些村落距今大约公元前3180年—前2500年。有“苏格兰的庞贝”之称。——译者注

[2] 德鲁伊特（druid），古代凯尔特人中一批有学识的人，担任祭司、教师和法官或当巫师、占卜者等。——译者注

[3] 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冷战时柏林的检查站。

[4] 第纳尔（denarii），古罗马货币名称。

[5] 戈耳工（Gorgon），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蛇发三姐妹。她们的头上和脖子上布满鳞甲，头发是一条条蠕动的毒蛇，长着野猪的獠牙，还有一双铁手和金翅膀。她们分别是丝西娜（Stheno）、尤瑞爱莉（Euryale）、美杜莎（Medusa）。蛇发三姊妹中，又以美杜莎最为出名，其面目能让看到的人变成石头，后被宙斯之子珀尔修斯杀死。——译者注

[6] “斯科蒂人”（Scoti），字面意思是“苏格兰人”。——译者注

[7] 巴西利卡（basilica），古罗马建筑形式。

[8] 这里的两处引文特指维京海盗。——译者注

[9] 诺斯人，古代挪威人。——译者注

[10] 伯赫（burgh），音译，有防卫的城镇。——译者注

第二章

征服

历史学家喜欢平静的生活，通常也能得偿所愿。大部分时间里，历史从容向前，逐步而隐秘地发生变化。国家及其组织或固定成形，或像沉渣在激荡的河流冲刷下瓦解然后消失。英格兰历史特别像温和族群的作品，极少出现大动乱。但是，历史也有毫不含糊的时刻：暴力、决绝、血腥、痛苦；像一辆满载麻烦的大卡车，把承载的文化内容——风俗、语言、法律、忠诚都毁灭。

公元1066年就是这样的年份。最近，有人发起运动，精心策划从改名字开始的各种活动，要尽可能减小黑斯廷斯之战的重要意义。当然，那场战役没有发生在黑斯廷斯本地，而是在几英里远的内陆，撒克逊人称为“森拉克”（senlach），诺曼人讹传为“尚拉克”（sang-lac）意为“鲜血之湖”的地方。怎么称呼都无所谓，重要的是1066年秋天发生在威塞克斯东南的事件，是一次微弱的震颤，几乎没有扰乱一个稳定社会的正常发展路径；或者，和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英国历史上重大断裂的开端：终结了某些事又开启了另外某些事。而这真的是一次崩溃吗？

事实上，对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大部分人（更别提不列颠的其余部分）来说，公元1066年的主要事件是换领主。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底层奴隶当时还可以买卖，他们不会关心自己的主子说哪种语言。农奴［villein，无自由的佃农（tenant）或农奴（serf）］耕地、喂猪，祈祷摆脱贫困和鼠疫，观察季节轮回。但总有可能作为无关政治者来审视事件，也看得出这场宏大的暴行是给社会进程的冷酷节奏加上了注脚。历史无非就是轮回。但在1066年，毛茛下尸骨遍野，整个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统治阶层，约4 000或5 000名大乡绅消失了，他们的权威、财富，所有一切都归了外国人。也许你幸存着，你还是生活在英格兰，甚至依然说英语；但政治上你是下等人，低等民族，你还住在英格兰，但它不再是你的国家。无论按什么标准，这个变化都能称得上是改天换地。

改朝换代在英格兰不是新鲜事，1016年，在黑斯廷斯之战的半个世纪前，这个国家一下子变成了大波罗的海–丹麦海洋帝国最南端的行省，由基督教国王克努特统治。总体来说，这个改变无可避免，也不令人感到意外。10世纪末11世纪初，所有的噩梦又回来骚扰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了。公元990年，维京人开始报复性劫掠，不像早期海盗时代，只是找机会烧杀掳掠一番，更像是丹麦官方殖民政策的助手。慑于奥托王朝的军事实力，丹麦人被挡在欧洲大陆以外，他们回到英格兰东部丹麦法统治区的实际控制线，寻找突破口，实现他们的野心，摧毁撒克逊地面上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王国的力量，把特威德河和威尔士边界之间的整个国家纳入丹麦统治范围。公元991年，埃塞克斯海滨莫尔登（Maldon）一战中，埃塞克斯伯爵布里塞洛夫（Byrhtnoth）战败并死于维京君主奥拉夫·特里格瓦松（Olaf Tryggvason）之手。与其说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史诗是哀叹埃塞克斯的余音，不如说是整个英格兰的灾难。这场战役发生之时，正当威塞克斯国王埃德加最小的儿子埃塞雷德执政权威遭受维京人重创，不能确定威塞克斯境内的重要伯爵和大乡绅是否还忠于他。他的名字埃塞雷德（意为“好执政”）被戏改为“安雷德”（Unraed，意为“坏执政”），这种嘲笑令人痛苦，尽管它在1066年之后才被记录在案，也许当时就已经存在了——它暗示着人们不再尊敬他。莫尔登一战后，维京人在撒克逊地面上开始勒索丰厚的贡品，没有了埃塞雷德的保障，撒克逊人一般选择纳贡；这样反过来又助涨了更多维京船队逗留更长时间。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任者们苦心经营起来的权力和忠诚之链看来已经松散了。

可是这链条还没有松散得那么彻底，也没那么快。尽管丹麦国王斯韦恩一世（Sweyn I）虔诚地改信了基督教，毫不掩饰其要夺取英格兰王位的野心，但也花费了20年时间苦苦争斗才看到一线希望。他首先战胜维京的主要对手特里格瓦松，后者于公元995年成为挪威国王；接着他需要获得英格兰大部分伯爵的同意。于公元1013年，他总算如愿以偿。但是短短几年内，父辈就撒手上路，儿子们顶了上来：公元1014年，斯韦恩一世毫无征兆地死去，把王国留给了儿子克努特。1016年，埃塞雷德驾鹤西去，他的儿子刚勇王埃德蒙继位。1016年10月，刚勇王在埃塞克斯的阿辛登（Ashingdon）惨败给克努特，尽管他的王位继承权更直接，却不得不签订妥协之约。威塞克斯家族保留了自家的国土、领地、教堂、修道院，而丹麦人拥有其他一切。同年11月，埃德蒙也毫无征兆地跟随其父西去，这样英格兰最后一块肥肉也落入了克努特手中。两年后，克努特从其兄弟手中继承了丹麦。

是否英格兰这时就已彻底丹麦化了？像50年后诺曼人来了那样？丹麦人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建立了殖民统治，从约克起，经过东盎格利亚——接着超过英格兰一直到奥克尼的诺斯人伯爵领地，以及维京人的港口城市都柏林——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已朝东北和东方转向，主要是围绕着那边的斯堪的纳维亚贸易帝国，现在不计其数的以“-by”和“-thorp”结尾的地名就起源于那时的维京人。但在威塞克斯和麦西亚，就有点儿说不清到底是谁殖民了谁，克努特和往常一样，以一场婚礼加一场屠杀开始执政。1002年，埃塞雷德曾毫不迟疑地下令大规模屠杀丹麦人，先下手为强，干掉可能的“第五纵队”[1]。这时候，轮到克努特清剿他的主要竞争者，刚勇王埃德蒙的兄弟耶德瑞克（Eadric）和被他怀疑不忠的其他撒克逊首领了，特别是麦西亚和东盎格利亚伯爵。克努特将他们的爵位授予了维京人贵族埃里克（Eric）和高个子托鲁克尔（Thorkell the Tall），后二人都是将他送上英格兰王位的帮手。这就是11世纪的欧洲黑手党（Mafia）手法：一份干净漂亮的名单，不留王室血统的贵族以绝后患。最后，克努特还不失时机地迎娶埃塞雷德的遗孀爱玛为妻，尽管爱玛的年纪已经可以做他妈妈了。

和爱玛联姻，克努特要得到的是政治便利而非肉体享受，事实上，这是另一种深怀敌意的掠夺。尽管他让他的丹麦朋友们攫取了伯爵实权，精明的克努特还是知道，要以英格兰之道统治英格兰人，他继承的是一个欧洲中世纪早期管理权最集中和组织最严密的政府（还有，到克努特完全承接下来时，又是税负最重的政府），如果他敢改弦更张，那是犯傻。他之前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政局多变，但结构稳定，在宫廷混乱和战场血肉横飞之外，教堂林立，法庭听审案件，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序，货币坚挺，铸造充裕。从少数留存的碎片中，我们就能看出文化精致而又多元。来自温切斯特和坎特伯雷的高等级大教会权贵的物品，如令人目瞪口呆的象牙、色彩艳丽的唱本、感人至深的耶稣受难场景画、栩栩如生的鸟兽画，都足以媲美基督教欧洲任何地方的上佳之作。

19世纪时，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将盎格鲁–撒克逊政府看成为他们自己认同的政府机构加以赞美，同时对想象中的撒克逊“黄金时代”十分伤感。亨伯河以南的英格兰各郡划分直到1974年都没有变化，每郡设一法庭，主持王道正义。实权派伯爵以国王名义在各郡行政，它们内部又分为更小的管辖范围，叫作百户（hundred），辖区各有其法庭，所有自由民（freemen）都可以参加，法庭每月都审理本地纠纷和不端行为。从埃塞雷德时候开始的一项著名法律甚至提到十二大乡绅“陪审团”（jury），任命他们去找出并审理罪犯，以前都认为这个建制是12世纪的发明。以“海得”（hide）为单位——1海得土地一般约120英亩，被认为足够一个自由家庭之用——政府掌握一些基本统计单元，这样可以计算郡、百户和自治市镇（burgh）的税负和徭役。在地方上，地方长官（reeve）负责法律事务、税务、道路养护和提供民兵（兼职士兵，大部分是大乡绅及其佃户，有兵役义务）的给养。有这样的政府机制可供驱使，难怪盎格鲁–撒克逊国王觉得有权制订法律。当他们制订不许偷窃牲畜的法令，签好名并封装好，送到他们的大领主、伯爵然后到郡长那里，他们希望下面忠实地遵守这些令状。

那么，克努特就没有理由打翻11世纪早期英格兰这辆重载的苹果车。他保留主教不动。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原来负责为埃塞雷德制定法律提供指导，继续享有权威，不受干扰。伍尔夫斯坦也一定是克努特决定发布一套法典的关键（这样一来，使克努特和阿尔弗雷德与埃德加二王可以相提并论），这套法典包括各种说教，提醒教士和俗人他们自身的职责：在大斋节（Lent）戒荤；一个伯爵死后，国王可以合法地对哪些财产提出要求；当有人趁其不备，把偷来的赃物放在她家，村妇可以如何保护自己。克努特甚至开始向他的臣民发布公告，这其实是一种早期王权损害限制的实践，向那些顽固的不忠者提出约定：如果你们和平地接受我的统治，我就停止掠夺。

到这时为止，克努特是个成功的丹麦殖民者，给战乱不断的英格兰带来了20年的喘息时间。他一心想用撒克逊人的方法治理国家，而且就住在英格兰，而不是做个远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子皇帝。此外，他不信任自己提拔的少数维京人贵族诸如高个子托鲁克尔，转而倚重精干的、学识渊博的英格兰大臣们；这两点越发明显。这些人精通“海得”和税务、懂忠诚和密谋、知道该何时纵容又何时勒索教会；这些人隔着老远都能嗅出财富的气息，哪怕它深埋在地下；也能隔空刺探到谋反叛国的阴谋。要使他们靠得住，还要切断这些人和旧威塞克斯王家族的联系，如果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忠诚，克努特就让他们当上贵族、生活富裕、在地方上掌握权势。

这些人中，戈德温伯爵最为卖力，没人比他得到更多的赏赐，他很快就升迁到很高的地位。戈德温伯爵是南撒克逊大乡绅沃尔夫诺斯的儿子，在埃塞雷德的权势走下坡路那些年里，他自由自在地在英格兰南部海岸做海盗，在劫掠中脱颖而出。戈德温认同丹麦人将武力、财富和政府三者结合的做法。在他的上升期，他刻意迎娶丹麦贵族女子吉莎为妻，给孩子们取维京人的名字如斯韦恩和哈罗德，他本人就是英格兰适应维京人强权现实的象征。在短短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弄成不可或缺的情报来源和统治政策的实施者，使国王少不了他这个帮手。他以“智者克努特”“正义者克努特”和“慷慨的克努特”之名恭维国王，并迅速地消灭了自己的一个个敌人。到公元1018年，前海盗戈德温摇身一变成为戈德温伯爵。作为赏赐，他在旧威塞克斯王国的上好区域，得到大片土地和大修道院任命权。当时的国王都是耗费颇多的迁居者，不停地从一处庄园迁往另一处，寄住在当地大贵族那里。伯爵和国王见面的机会很多，这是一种完美的共存关系，可惜不足以长久维系。

公元1035年，不到40岁的克努特死在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从各种标准来看，他都是个能干的统治者。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儿子哈德克努特和哈罗德，都可以继承王位，两个也都宣称自己继任。在丹麦和撒克逊的习俗里，没有长子自动继位的说法，王后爱玛此时已是两任英格兰国王的遗孀，支持哈德克努特。但是，在克努特母国丹麦和挪威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哈德克努特决定去斯堪的纳维亚打仗。这样，麦西亚和诺森比亚的伯爵、贤人会议的成员，以及国内重要的世俗和精神大贵族组成的英格兰枢密院（council）就提名由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飞毛腿”哈罗德，克努特前妻阿尔吉芙的儿子继任。不用说，戈德温认识到木已成舟，立刻转变态度，接受哈罗德为国王。

但其实继位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英格兰的潜在继承人。因为在丹麦人统治的这些年里，威塞克斯家族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埃塞雷德和爱玛的两个孩子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幸存了下来，他们在丹麦人对撒克逊英格兰大开杀戒的时候，为安全计，被送到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诺曼底（Normandy）公爵领地生活。埃塞雷德在对抗丹麦人无计可施的时候，早前和诺曼底公爵理查德结成联盟，到这时显示出意义重大，而且他的妻子爱玛本来就是诺曼底公爵的女儿。诺曼底是个武士之邦，国土在今天的西北法国呈月牙形展开，是个独立的属国，和法兰西的隶属关系只是一纸空文。在现实中，差不多和法兰西平起平坐，甚至还高过法兰西一头。很多代以前，诺曼人的王朝创建者拉尔夫或者叫维京人洛罗（Rollo）也以挪威人风格起家：利用暴力征收财赋，袭击得手后就扬帆远去；这些贡纳用以支撑去更远的地方航行；积攒实力夺取政治特权，培植本地人来进行统治——在他们这个案例里，就是培植法兰西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但如果因此认为威塞克斯家族和诺曼底公爵的联合是“以我们的维京人对付他们的维京人”的翻版，显然是误解，因为到10世纪末11世纪初，诺曼底公爵们早已完成从“水陆两栖”到“陆生动物”的进化，将他们的海盗长舟换成了西班牙战马，然后在诺曼底本地种马场繁衍；小树林和种植大麦的城堡已经取代了旧的诺斯人议事厅；在高岗上筑起工事，再加盖要塞，四周围着木栅栏和挖得很深的壕沟。这些早期城堡的防御工事，意味着公爵们虽然已是早期封建领主，通过依附他们的权贵来掌握实权；同时，他们不断地骑在马背上，扑灭反叛者和追索逃跑者，用没收来的敌人土地作诱饵，引诱结盟，勉强维持联合。因为政局混乱，诺曼底公爵领地盛行虔信宗教。和威塞克斯王族一样，公爵们是新的修道院支助者。11世纪，诺曼底开始出现漂亮的罗马式石头教堂，同时期，修建了第一批和这座位于法莱斯（Falaise）的城堡一样壮观的石头城堡。1027年，罗伯特公爵和一个制革工女儿埃赫赖夫（Herlève）的私生子在这里出生。诺曼底这种肆无忌惮的能量到处流窜，它成为基督教欧洲北部的主要力量只是早晚的事。

不足为怪，在这样一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威塞克斯两位王子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憧憬着有一天在诺曼人的支持下，重掌被丹麦人篡夺的王位。1035年，克努特死后，他们甚至寄希望于母亲爱玛会赞同他们的主张，她自己好像也鼓励他们这么做。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知道计划充满危险，就从不同路径登陆英格兰，谨慎地试探母亲对他们前途的态度。爱德华到了南安普顿，但他在英格兰的政坛小小涉足了一下，便明智地后撤，返回了诺曼底。阿尔弗雷德为自己的乐观付出了代价，开始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伯爵戈德温来见他，带着友好的面具，在吉尔福德大厅（Guildford Hall）招待地。甚至，进行了一番成为阿尔弗雷德臣属“起誓臣服”以示效忠威塞克斯家族的表演。王子放松了警惕——这带来了致命一击，因为戈德温把他交给了飞毛腿哈罗德的人。他们把阿尔弗雷德的随从砍成碎块，挖出年轻人的两眼，砍掉四肢，然后无情地把他的躯体拖去伊利（Ely）。阿尔弗雷德在那里因重伤而亡。

而飞毛腿哈罗德在这次胜利后只多活了四年。1040年，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哈德克努特，从斯堪的纳维亚回来继承父亲的王位，在温切斯特的皇家墓地挖出他的尸体，让人扔进泰晤士河，这才算给他发布了讣告。为了要急于洗脱自己在阿尔弗雷德王子被谋杀一事中的干系，戈德温给新国王送了一艘80人的战舰，接着去自首，当然就像他所预计的，审判后宣告他无罪。1041年，哈德克努特为了表示与撒克逊贵族阶层进一步和解，邀请阿尔弗雷德的弟弟爱德华重返英格兰。这不是什么善意伤感的序曲，他的维京竞争对手马格努斯一世（Magnus I）自认为和丹麦人一样够资格可以称王，哈德克努特深知如果要与马格努斯一世抗衡，他需要撒克逊大伯爵们的支持。后来，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王达成协议，谁先死就把英格兰王国留给对方，这一协议给了哈德克努特喘息机会。这样一来，爱德华就开始成为维京两大贵族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了。就算事先对此一无所知，他从诺曼底渡海而来时，想想自己哥哥的下场，起码也会对这个决定惴惴不安。但一年后，在一个部下的婚宴上，正当众人举杯祝福健康时，哈德克努特意外暴亡，“一下子倒在地上，浑身抽搐”。这是个维京式的退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爱德华的前景好像一下子光明了。

戈德温伯爵抓紧向贤人会议的其他成员们提议让爱德华继位。当时还有两个斯堪的纳维亚竞争者——哈德克努特的丹麦兄弟斯韦恩·埃斯特里森（Swein Estrithson）和挪威国王马格努斯一世，但是爱德华占有天时地利，戈德温还说动了麦西亚和诺森比亚伯爵们支持他。戈德温的算盘是与其要一个强悍的维京人，不如要个弱势的撒克逊国王，他就可以更轻松地做个实际掌控者。这样，1043年复活节那天，爱德华在温切斯特加冕，仪式就是修道院院长邓斯坦为埃德加发明的那套。爱德华后来以忏悔者（Confessor）闻名于世。他已37岁而未婚，尽管欢呼声和往常一样，每个贵族也都毕恭毕敬，爱德华也许仍然不寒而栗，因为他的母亲（貌似她做克努特的王后比做埃塞雷德的王后更自在）无耻地发起运动，要让挪威国王马格努斯来当英格兰国王，竟然要把他这个亲儿子踢到一边去！

和克努特一样，爱德华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他需要麦西亚和诺森比亚伯爵的支持才能不让挪威国王进犯；还有，尽管每次他看到威塞克斯伯爵就记起哥哥阿尔弗雷德的悲惨结局，但这时他还离不开戈德温的帮助。毕竟，戈德温拥有大片土地——地面上的大乡绅和他们手下的步兵都忠于戈德温——几乎和爱德华拥有的土地一样多。戈德温的儿子哈罗德已成为东盎格利亚的伯爵，在大力扩张地盘，加强戈德温家族的势力。不管爱德华怎么看，这头老怪物还是无可争辩的贤人会议领袖，同时控制着教会和国家监护权，国王对此还无能为力，至少目前不行。因此，戈德温提出要把女儿伊迪丝（Edith）嫁给他，爱德华也不能拒绝——让她做王后。可是，这对夫妇没有生育，后来传说爱德华发过誓要保持童贞，或者他不可遏制地厌恶性行为，还有可能是爱德华通过疏远伊迪丝，决意挫败戈德温的野心，不让戈德温有外孙插入皇室血统，进而成为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不管什么情况，爱德华此时还没有以后成为人们后来传说的清心寡欲的奇迹缔造者和病患治愈者。在任期起初几年里，爱德华和其他威塞克斯家族里成员一样，精力充沛：狩猎、喝酒，还会发脾气，而且样样做到极致。

爱德华统领的模式很容易兼有诺曼和盎格鲁–撒克逊两种风格。毕竟，诺曼底是他母亲的出生地，对他来说，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像家。他说诺曼底法语，视诺曼底罗伯特公爵为自己的保护伞和守卫神。另外，诺曼底公爵们在他和兄弟反对丹麦国王的事业中支持了他们（尽管不够有力），而他们的母亲爱玛（她扮演了本传奇中的葛特鲁德[2]）选择站在另一面。当爱德华自认为是教会的保护人时，他脑子里想到的都是诺曼式的改革方案。而且，他的个人随从里就算不是绝大部分，也有很多人，比如他的侄子胆小鬼拉尔夫，不是诺曼人，就是法兰西人或布列塔尼人（Breton）。

尽管爱德华比“私生子威廉”（William the Bastard）大20岁，应该是看着他在公爵的宫廷里长大的。威廉有幸，不管情况怎么样糟糕，都能活下来。当威廉只有七八岁时，他的合法身份尚有待确认时，他的父亲罗伯特公爵，为了表达对上帝恩惠——使他消灭了国内敌人——的感激，踏上了去圣城的朝圣之旅。1035年，公爵死于返回途中，他的小儿子如羔羊入狼群，处境非常危险。狼们一点儿也不浪费时间，可能就当着威廉的面杀害了他的管家。爱德华亲眼见证了所有这些和他自己的厄运差不多的混乱。爱德华应该对这孩子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印象深刻。他们最后一次相见时，威廉13岁。爱德华看着年轻的威廉公爵挫败阴谋、克服逆境，最终（在法兰西国王帮助下）打败了强大的反叛贵族联盟；爱德华自己则在英格兰王位上风雨飘摇，也许会嫉妒威廉的进步。威廉差不多成功地把诺曼底打造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而这是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们都没有做到的。

1050年左右，在借鉴了诺曼底公爵大胆、冒险的榜样之后，爱德华开始纠集自己的支持者，其中一些是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势力。他把最关键的伦敦主教职权给了罗伯特，一个来自朱米耶吉斯（Jumièges）这个非常重要的修道院的教士。1051年，他又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爱德华在林肯郡、东盎格利亚和英格兰西部给他的法兰西和诺曼底盟友们找到了土地。最重要的是他的侄子，那个被谋害的哥哥阿尔弗雷德的儿子拉尔夫伯爵（Earl Ralf），1042年来到英格兰和他待在一起。在哈特福德郡（Herefordshire），他们开创了一个小诺曼底，在英格兰建成了第一批城堡，组建起第一批诺曼底骑士随从。当然这两样都不是给下一次诺曼人继位铺平道路的战略谋划的一部分。爱德华的燃眉之急是防止麦西亚和威塞克斯边界以西的威尔士君主格温内思（Gwynedd）和波厄斯（Powys）扩张，当然，如果与此同时，他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地，也摆脱了对戈德温家族的依赖，那自然更好。

到1051年，爱德华一定是认为自己羽翼丰满，可以采取行动了，一心想试探戈德温家和他自己的势力孰高孰低。他的诺曼人妹夫布罗涅伯爵（Eustace of Boulogne）到英格兰来，带着一队骑士随从抵达多佛尔。在争执他们的下榻处是否够体面的过程中爆发了打斗，结果是一个骑士受伤，袭击方被诺曼人刺死。到骚乱结束，双方共死了20人。自己的亲戚公然受到侮辱，爱德华震怒了，下令多佛尔全城要受惩罚性“折磨”——洗劫的法律术语。他指定戈德温前去执行任务，发生骚乱的多佛尔在他的领地上。但戈德温不傻，他知道自己落入圈套了，这是两难境地：要不他得罪自己的属下，疏离自己的权力基础；要不就被指控不服从国王。他选了后者。在格洛斯特，他被召去解释为什么拒绝执行国王命令，戈德温发现自己面对一小队军人，包括皇家队伍还有诺森比亚伯爵希沃德（Earl Siward of Northumbria）的属下。戈德温原指望玩一下宣誓效忠的把戏就能开脱自己，但爱德华已不再对神秘仪式感兴趣，为了不放过戈德温，国王甚至招来民兵，剥夺了戈德温和他的儿子们的爵位和其他职务，还要他交出财产和土地，只给他五天时间离开英格兰。戈德温一家分两路出走，伯爵和两个儿子斯韦恩和戈德（Gyrd）渡海去了弗兰德斯（Flanders），弗兰德斯伯爵是他的三儿子托斯提格（Tostig）的岳父；其他两个儿子哈罗德和里奥福温（Leofwine）从西边出境去了爱尔兰。他们的姐妹伊迪丝王后，实际上已成为爱德华的人质，被关进了女修道院。

这是爱德华继位后的一个高潮，尽管那时才到他任期的第八年。他一定是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诺曼底教育，成了一个政坛高手。看起来他已脱离了戈德温的监控，还有，也许几乎报复了谋杀他哥哥的那批人。

然而，他还能怎么进一步巩固他的优势？关于1066年征服，《诺曼编年史》（Norman chronicles）坚持接下来发生的是威廉继任英格兰王位的前提，因为此时，爱德华让朱米耶吉斯的罗伯特做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并送他去罗马，请教皇批准其晋升。根据《诺曼编年史》，指定路线经过鲁昂（Rouen），罗伯特在这里告知威廉，爱德华有意请他做接班人。《诺曼编年史》当然是事后的宣传，假如要通过亲缘远近传位，威廉的排序也太远了——他这个表弟只是第二序列，还曾经被除名！可是在直接继位者缺失的情况下，无疑家族关系亲近与否也不是决定继承的唯一标准，爱德华无嗣——不愿看到自己千辛万苦从那边抢回来的王冠，又回到维京王朝，更不愿它流落到戈德温家。至少在公元1051—1052年间，在短暂的胜利喜悦中，爱德华或许戏谑性地萌发过这个念头。那么，假如要这么激进、一意孤行，就只是为了不让对手得逞，爱德华肯定也明白这是在给未来制造可怕的混乱。因为，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里，决定继任者不是国王的天赋权力，还必须得到高等议会——贤人会议的准许。

无论爱德华是否在深谋远虑要搞一个诺曼人继任，他还没来得及在权力顶峰时得意一下，就已经尝到苦涩的滋味了。由于青睐“外国人”，爱德华疏远了重要的支持者麦西亚和诺森比亚伯爵。他俩开始给戈德温家族吹风，要他们回国。（根本上来说，整个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危机就是怎样打通南北之间的艰难关系）当然，戈德温只需要一丁点儿的刺激，就会着手打回老家来。在他三儿子那些弗兰德斯亲戚的帮助下，他纠集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另外加上哈罗德和里奥福温指挥的其他舰队，到怀特岛上扫荡，意思是挑明了国王不是怀特岛的保护人。他从威塞克斯领地上招募新兵（那些人或许欣赏他拒绝劫掠多佛尔），一路驶向伦敦，过了伦敦桥——这预示着市民们站在他一边——公元1052年9月14日，在索思沃克（Southwark）下锚。爱德华派去的皇家舰队拒绝开战，国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招来羞辱和灾难。

戈德温恢复了爵位，全家所有曾有的罪名都被洗清。“在英格兰未站稳脚跟的”诺曼人和法兰西人被迫出逃。坎特伯雷和多切斯特的诺曼人大主教领地、靠近威尔士边界的贵族飞地全被没收了，分配给老戈德温、其子哈罗德和王后伊迪丝。人民被许以“善法”（Good Law），法律不再是国王专横意志的体现。

这时候谁在统治英格兰？国王爱德华，走了下坡路，丢尽面子，有权威而无实权。戈德温拥有实权但没有可信威望。诺曼底威廉公爵八成已得到些风声，这风声并不可靠但很诱人；可是此次英格兰的诺曼人溃败应该使他的机会渺茫极了。麦西亚和诺森比亚会以为爱德华不中用了，但他们也不愿在戈德温一家面前卑躬屈节。远在天边的挪威新国王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有各种名头，比如“北方雷霆”和“天下第一武士”，自认为是正统继任者，意图恢复克努特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帝国。在更遥远的匈牙利，还有一个也不能说完全不相干的王位竞争者：埃塞雷德的孙子，刚勇王埃德蒙的儿子，爱德华的侄子，他名叫阿塞林（Atheling）。时不时地就有些消息从远方英格兰送到多瑙河边的大草原上，询问他是否愿意返回“他的”王国。1056年，他还真这么做了，带着两个年幼儿子——第二年，他死在远离巴拉顿湖（Lake Balaton）的某个撒克逊大乡绅的大厅里。

戈德温家族在公元1051—1052年危机过后势力更盛。另一面，爱德华毫无疑问会痛苦地认识到自己权力的局限，无力实践自己世俗的领导职责，他就更集中精力在精神领域。但这也不是说爱德华就放弃了世俗社会。尽管他的圣徒传记作者描绘了一幅忏悔者的肖像——国王日复一日地祈祷和斋戒、钻研圣经文学、献身于消除贫病。修道院和隐修院都是皇家（而不是贵族）直接赞助的，爱德华也利用这个优势。他计划在伦敦上游的桑尼岛（Thorney）建造一座伟大的本笃会（Benedictine）教堂，用威斯敏斯特寺之名来纪念圣彼得，以便补充纪念圣保罗的东敏斯特寺。几乎没有人能怀疑这是皇权中心的象征，也是虔诚信仰的中心。它的建筑形式当然得是诺曼–罗马风格（Norman Romanesque）的巴西利卡，像朱米耶吉斯和费康（Fécamp）的大修道院一样，立柱上拱顶下围着通道。这样一来，只要你够诚心地祈祷，上帝自会照料你的敌人。1053年，老对手戈德温在对决后取胜不到一年时猝然死去，爱德华也许就是这样想的。《诺曼编年史》这样写道：一次宴会中，国王当面向戈德温提到哥哥阿尔弗雷德被谋害一事，一口面包噎住老伯爵，他想为自己辩白时，面包呛到喉咙里。这更大的可能是中风，阿宾顿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手稿记载：戈德温和爱德华在温切斯特一起用餐时，“他突然朝着脚凳倒下去，口不能语”，接下来好几天手脚不能动弹，不能说话，然后就死了。

公元1065—1066年的不列颠群岛与诺曼底

但在政治上，国王没什么好高兴的，宗族教父走了，但戈德温兄弟一伙仍然牢牢控制着英格兰，无人能挑战其地位。当然，他们也不是全都毫发无损，老大斯韦恩貌似精神变态，放荡不羁；相比斯韦恩的作为，《李尔王》中的埃德蒙就绝对是苦行僧了。在绑架、强奸了莱姆斯特（Leominster）女修道院院长后，他不得不逃亡；在持特别许可证（safeconduct）期间，又谋杀了自己的表哥。这危及他的回归，尽管国王原谅了他，之后他启程去耶路撒冷朝圣，在返程中死了。这意味着戈德温帝国的核心地带威塞克斯伯爵领地，传到了老二哈罗德手里。1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戈德温家族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公元1055年，诺森比亚伯爵死了；戈德温的三儿子托斯提格接替了他，东盎格利亚试图崛起，他们造反失败后又给了戈德一块伯爵领地。没有更多的伯爵领地能转手的时候，从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到肯特郡之间的新战略要地又出现了，它落到了里奥福温手里。

哈罗德作为一支部队的指挥官被派到威尔士北部——威尔士从地理上来说就不能相信它能太平——镇压一起叛乱。部队赢得了“恺撒铁军”的美誉。公元1063年，格温内思和波厄斯王子格鲁菲兹·艾普·卢埃林（Gruffydd ap Llewellyn）的领地扩展到了赫里福德（Hereford）东边，肆无忌惮地和麦西亚伯爵结成反叛联盟，胡作非为。由托斯提格率领第二支军队协同作战，鼓励扈从（huscarl，武装仆人）不带盔甲、在山里用游击的方式战斗，戈德温兄弟俩的军队对威尔士发动了一场凶狠的消耗战，破坏村庄和农场。他们留下的场景，按12世纪威尔士的杰拉德（Gerald）所说，“没有一堵能尿尿的墙”。当有士兵被威尔士人斩首时，哈罗德的反应是针锋相对，集体屠杀平民。最后，格鲁菲兹的手下受够了他，把他的头砍下送给哈罗德，以示投降诚意。

哈罗德这时统领着帝国的监护权和军权，达到了自己权力的巅峰：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魅力四射，政治上和父亲一样精明，但是带着一身匪气和被打磨成贵族优雅的粗鲁外表。显然，哈罗德是个高效的管理者，懂得盎格鲁–撒克逊政府运作机制；同时，必要的时候也是个强悍的将军，无论在东盎格利亚潮湿的低地，还是斯诺登尼亚（Snowdonia）山地，战术运用得当。这些战事表面上是为爱德华而战，同样暗示了哈罗德早在自己成为国王之前，就十分关注破坏英格兰王国的某些地区性黏合，尤其是破除不满的伯爵之间形成的联合，对不列颠内部大片地区可能的潜在联合各个击破，不让这些威尔士君主、苏格兰国王、都柏林的挪威人国王、奥克尼和凯思内斯的挪威人伯爵造成祸害，要形成任何统一的王国时机尚未成熟——伯爵领地要继续下去——但是留在大家庭里，哈罗德得保证他们不能和独立王国一样自主行动。

1063年威尔士大捷后，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eson）看起来拥有一切：土地、财富、充满活力的兄弟们。他还迎娶了被征服的敌人格鲁菲兹的遗孀伊德吉斯（Ealdgyth）。他是爱德华不可或缺的干将，御敌于边界之外，是时候做他自己的国王梦了吗？他怎么能不做呢？这将意味着英格兰王朝改换门庭，但反正爱德华基本上无后了，这是迟早的事儿。如果哈罗德往边界以北望去，苏格兰麦克白国王的历史，应该能鼓舞他的野心，但也会打击他的信心，因为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王国的命运奇怪地齐头并进。阿尔巴（到10世纪中叶才叫苏格兰）的大阿尔平（mac Ailpin）王朝的国王们取得显赫地位，用的方法和威塞克斯国王们如出一辙——以隔离术对付维京人，最后达到权力顶峰。到11世纪初，苏格兰西南的斯特拉斯克莱德（Strathclyde）王国已融入阿尔平的权力范围。苏格兰国王，和他们的英格兰对手一样，在斯康大教堂（Abbey of Scone）发展出一套庄重的就职典礼。通过教会任命权，他们培育出相同的所罗门式（Solomonic）自我优越感，这也和阿尔弗雷德及埃德加的后代们一脉相承。甚至，与威塞克斯家族一样，维京人的定居点他们控制不了，他们不得不满足于在定居点以外的范围行使职权，只是在苏格兰那是挪威人，不是丹麦人。挪威人主要集中在奥克尼伯爵领地，因此跨过彭特兰湾到凯思尼斯这个穿越非常关键。末代大阿尔平王朝国王马尔科姆二世和忏悔者爱德华，也没有孩子。1034年，他的继任者邓肯（Duncan）以母系血缘继承王位，但其统治一直摇摇欲坠，总有人在一旁蠢蠢欲动要篡位。仿佛是为了给不安稳的王位找平衡，邓肯四处征讨，谋求军事胜利——先是对达勒姆（Durham）的诺森比亚英格兰人（Northumbrian English），接着，对北方的奥克尼伯爵。但他失败了，邓肯试图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图强加给北方的莫瑞（Moray，“mormaer”这是当地一实际拥有私人武装的大贵族名字）时战死了。

莫瑞就是麦克白（Macbeth），公元1040年，他依靠战功而不是通过谋杀夺得王位。麦克白也比莎士比亚戏剧里那个惊惶的、不堪内疚的篡位者在位时间长得多——实际上是17年——在奥克尼伯爵索芬（Thorfinn）联盟帮助下，牢牢掌握着实权。最后，在1057年，邓肯的儿子马尔科姆三世坎莫尔（Malcolm III Canmore）打败了麦克白，并杀死了他。因此，如果哈罗德希望从麦克白的真实历史里学到点教训：17年当政前景、谨慎地和北方结成有益的联盟、间或武力征讨，这故事或许看上去就不好笑了。如果哈罗德再明智地做个跨边界比较，邓肯不像忏悔者爱德华，他还有两个儿子活下来继承他的事业，哈罗德的精神应该会更加振奋。

所有这些迹象貌似都是吉兆，但是，1064年，哈罗德的野心好像被迫偏离轨道，决定他命运的旅程终结在威廉的宫廷里。这一段历史具体到底怎么回事，至今还是模糊又折磨人心。受威廉的同母异父弟弟奥多主教（Bishop Odo）之托编织的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可算是诺曼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宣传作品，挂毯把这次旅程作为了故事开篇，显然是要和诺曼历史学家们的官方声明保持一致。声明说爱德华差遣哈罗德去，使命就是确认国王承诺要让公爵继任，作为给威廉的奖赏。但极有可能，到1066年爱德华死的这一年，不管上帝恩惠与否，国王已放弃了他15年在位以来可能有过的梦想，不管那梦想什么样；这更像是诺曼人继位之前的事。几乎所有他的竞争对手们——维京人、阿塞林或者戈德温——都比威廉更合乎情理，为什么哈罗德要一反常态（事实如此），去协助执行这么一个明显违反他自己利益的安排？甚至，贝叶挂毯更有可能是英格兰妇女的针线活，上面的故事乱成一团：连哈罗德渡海的原因都没交代。关于戈德温伯爵，一开头的形象是十分惹人注目的英雄——八字胡往两边翘起的骑士，手腕上架着鹰，在奇切斯特（Chichester）附近博瑟姆（Bosham）的撒克逊雄伟修道院里大宴宾客；又是品行高尚的贵族，赤脚站在水里，帮助下属用杆子把船从停泊处撑出，驶入英吉利海峡后开始掌舵。

之后发生的事，贝叶挂毯的展现无可辩驳而忠实，不管他的船是不是因为海上风暴，在蓬蒂约的盖伊（Guy of Ponthieu）的地盘上被迫意外靠岸；后者抓住哈罗德，把他交给了自己的主君威廉公爵。对盖伊来说，打劫失事船只、绑架人质是和家庭手工业一样的营生。他之前曾滥用权力，在公爵那里留着案底。一旦有人通知威廉此事，哈罗德几乎马上就被带到公爵那里去了。关于这点，贝叶挂毯制作者表现得很清楚：哈罗德和下属发现自己置身于异邦。撒克逊人炫耀他们有个性的胡子，尽管处境尴尬，他们尽量表现出色。诺曼人骑大马（实际上比现代马要矮小很多），把自己后脑的头发剃掉。有那么一阵儿，公爵和伯爵看起来像手挽手的同志，威廉带哈罗德去布列塔尼，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他，又为哈罗德妹妹张罗了一桩诺曼婚事。但同志间并不平等，在贝叶挂毯里，威廉让哈罗德做了自己的骑士，给他披上盔甲。这就要求封建式效忠：撒克逊人把双手放在诺曼底公爵手里，同意质押自家性命和忠诚，听候威廉调遣。

可能的是，接着哈罗德的确对着威廉公爵发了某种誓言，在中世纪，欧洲人把誓言看得非常郑重，因此，到底当时许下的是什么样的誓言，在后来发生的冲突里意味深远。最接近戈德温观点的资料说，哈罗德只是宣誓，在诺曼底土地上效忠威廉，根本和英格兰继任无关。另一方面，诺曼人的编年史坚持说哈罗德庄严地宣誓：保卫和保障威廉对英格兰王位的优先继承权，甚至会为了公爵合法地继承英格兰组织游击队！因为这个说法的本质就是哈罗德虚伪地发了誓，最富想象力的吹鼓手如12世纪作家韦斯（Wace），就说他把手放在一个大箱子上起誓，里面装满圣人遗骨，哈罗德并不知情，公爵在箱子上面盖了一块布。“当哈罗德把手放上去时，他的手在颤抖，肉也在抖动，但他起誓了，说了誓言……要为公爵交出英格兰。”关于他们故事的这个紧要关口，贝叶挂毯再一次奇迹般地变得曲折起来：船只排着队列，一俟宣誓过后，立即送哈罗德回英格兰，这样传递出的信息很明确：誓言是重获自由的前提，是在强迫条件下诈取的。

在这次诺曼底灾难性的旅程的归途中，哈罗德怎么看自己的地位是永远不得而知了。不管他的行程动机是什么，有爱德华做靠山，要说有意愿去和威廉详谈继位这样明显属于绝密机要的问题，令人难以置信；最可能的剧情是，哈罗德有意试图就自己的继任与公爵讲和，甚至可能将交换新娘当成是他自己和公爵的联盟保证。但在某一点上，（这在非正式谈判的间接过程中常常发生）反而加深了误会，哈罗德作为一个不完全自由的代言人，发觉谈的不是自己的倒是公爵的继任！

一旦返回英格兰，哈罗德的行动一点也没有显示他把自己当成威廉的代理人。我们能确定的是，1065年冬，在决定诺森比亚伯爵领地的命运中，他采取的立场违反了戈德温家族整体团结的传统，非常出乎意料，这只有用哈罗德策划由自己继任英格兰王位才能解释得通：他抛弃了弟弟托斯提格。

当然，在11世纪的欧洲，出现争夺王位情况下，完全可能像莎士比亚《李尔王》（King Lear）里埃德加和埃德蒙那样作为。仅仅10年前，哈罗德让托斯提格就任诺森比亚伯爵，10年后哈罗德驱逐了他。他这么把弟弟变成死敌，真还不如直接干掉他更有利。这不是什么家族内部争执，几乎没有历史教科书里提及戈德温兄弟之间的战争，实在和史诗或传奇里的任何篇章一样血腥、致命。最后，死对头托斯提格把哈罗德拉下王位，还要了他的命，家族世仇让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彻底垮台。

不用说，哈罗德明知疏远弟弟风险巨大，但也许在1065年，他感到别无选择。北方（向来是苏格兰国王和维京人伯爵觊觎的地区）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反叛；托斯提格坚持废除克努特允许用流血争斗解决家族问题的法令，这是多此一举；反叛大半由此引起。托斯提格忙着组建自己的私人军队、强夺教会财产、在整个诺森比亚课以重税，全都于事无补，他对诺森比亚没有尽到保卫者的职责。公元1063年，伯爵离开领地，去罗马朝圣，征战威尔士，对苏格兰马尔科姆三世的越境抢劫却不予军事打击。比鲁莽更糟的是无能又逞强，在那次不可避免的造反中，托斯提格的所有200名守卫被一网打尽，全都被杀，托斯提格被宣判有罪，叛乱的大贵族们随后邀请麦西亚伯爵的弟弟莫考（Morcar）担任他们的新伯爵。国王爱德华派哈罗德去谈判了结反叛一事，而不是武力镇压。一旦明白了大贵族们不支持托斯提格回归，哈罗德一定是打着小算盘，爱德华又老又病的，如果疏远当地重要贵族是不明智的行为，或者说自己找死，尤其是他将来必定要面对挪威的侵略威胁。

托斯提格怀疑哥哥到底忠于哪一方已有些日子，得知哈罗德同意由莫考取代他、让自己走人后怒不可遏，怀着满腔怒火，他踏上流放之路，决意报复哈罗德，他把兄弟的背叛叫作“违反天意的逆行”。他去了岳父家弗兰德斯伯爵那里，一定记起了父亲当年那段短暂的悬而未决的日子，精心筹划复仇舰队及其后胜利重归权力核心，设想自己能步老戈德温后尘。

事情并不像托斯提格计划的那样如愿。在接下来的1066年，什么事情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1065年末，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空前的暴风雨摧毁了教堂、房屋、厅堂，把古老大树连根拔起，在空中飞舞。在这样一个时刻，特别对忏悔者爱德华那种倾向于相信天象和预兆的人来说，毫无疑问，他的命数到头了。

没头脑的埃塞雷德（Aethelred Ill-Advised）最后一个儿子临终的时候，在他新落成的西敏寺（如果贝叶挂毯还可信的话）里，床边围着一群要人：哈罗德的妹妹伊迪丝王后，一定程度上重新受宠了，用面纱擦拭着眼泪；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Stigand）；还有哈罗德本人。国王伸出手，触摸了哈罗德的手指，表示某种姿态，那么，象征什么——当摄政（subregulus）还是国王？如果真要指定哈罗德接班，那就是把自己的侄孙阿塞林埃德加（Edgar the Atheling）排除在外。不管他做什么，反正都是留下了后患，根据后来《国王爱德华生平》（Vita Aewardi）的作者所写，爱德华死前，勉强坐起身来说了一番话，但无关接班，忏悔者放下自己的思想负担，讲了一个梦或者说一个梦魇：他早年就熟悉的两位教士来到床前，警告他英格兰罪孽深重，上帝把英格兰交给恶魔，时限是一年零一天。国王问教士自我惩罚和虔诚忏悔能否减轻判罚，结果被告知这没用，除非一棵成长中的树，在树干自中间砍断后，又自动地长在一起，重新抽芽长出绿叶。故事很精彩，但一点也没解决继位问题。因此，当贤人会议像预期的那样行动，给哈罗德送上王冠，他就接受了。在1066年显圣节（Feast of Epiphany）这一天，早上给一个国王举行葬礼；接下来晚些时候，另一个国王哈罗德二世加冕。新国王怀着最美好的愿望铸造了硬币，上面印着和平（“PAX”）。但在1066年4月，扫帚星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出现在天空（并不是像贝叶挂毯那样煽情地就在哈罗德加冕当晚出现），没有人能不把它当凶兆。

英格兰大部分人还没意识到老国王已死，就有个新国王了。下个世纪沃奇斯特的历史学家约翰（John of Worcester），表扬哈罗德撤销不公正的、制定公正的法律，实际上，他从头到尾9个月的任期非常仓促，从头到尾笼罩着危机感。哈罗德的第一个行动是保证北部的伯爵们，此刻要信守协定、行为忠诚。这是他牺牲了弟弟换来的，为了使大家更捆绑在一起，他娶了麦西亚伯爵的妹妹作为新妻。有那么一阵子，这个策略似乎奏效了。稳住北方后，哈罗德就能加强南方的防御。春天时，托斯提格露了下脸，他从弗兰德斯搞了几条船，但海岸线防守严密，托斯提格只在怀特岛那边打转，无法再前进。在英格兰南部受挫后，托斯提格沿东岸到了他的诺森比亚旧领地，但这里没人欢迎他“回老家”，只有忠于哈罗德的两个新晋伯爵莫考和埃德温的军队，在这里巧妙地打发了他。如此败走麦城，托斯提格只好继续北上，到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三世那里寻找避难所。眼见弟弟走远，哈罗德得以集中精力对付最大的麻烦：诺曼底公爵。

诺曼历史学家朱米耶吉斯的威廉（William of Jumièges）这样描述威廉公爵听到哈罗德在威斯敏斯特加冕消息的情景，当时他正在鲁昂附近的奎维莱（Quévilly）自己的森林里打猎：

与很多男侍从和扈从一起向前追去……当公爵……得知全部消息，爱德华怎么死的，哈罗德怎么当上国王，他暴怒了，下了木船。斗篷一会儿扣上，一会儿解开；一言不发，也没人敢跟他说话。接着他坐船过塞纳河，来到大厅，进去：在长凳一头坐下，时不时地变换姿态，用斗篷包住头，将头靠在柱子上歇息。

无论这幅活灵活现的描述多么生动，威廉个人无疑感到莫大的羞辱，威塞克斯伯爵是对他起誓的臣属，曾把双手放进他的手里。而且，威廉已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大集团，广占领土，极有可能已经迫不及待地放出风声说，不久就会把英格兰收入囊中。那么，此时他的大话要落空了。

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向哈罗德愤怒地抗议，指责他违背了誓言。后来，英格兰的一个消息说，哈罗德回复，自己是经贤人会议推选的（情况必然是这样）；还有，他不可能起誓将未经授权的东西给予外国人。贝叶挂毯显示，接下来就是诺曼底马上着手建造入侵用的舰队。但是，军事规划的同时，法律和政治准备工作一样重要，盛怒过后，威廉必定知道入侵英格兰是下大赌注，臣属也不是一致热衷此事，很多人觉得危险过大，尝不到甜头儿。当威廉拿出公爵权威架子，要霸王硬上弓时，大家说臣属的职责最远只能到海边为止。

那后来是什么使他们改变了主意？一个词：教会。威廉的第二招是通过罗马抵达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把英格兰事务包装成具有国际授权的十字军。他的朋友卡昂（Caen）修道院长贝克的兰弗朗克（Lanfranc of Bec，即后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对他影响很大。威廉为了对抗占优势的世俗统治者，将诺曼底定位为教皇的朋友和盟友。11世纪，任命和授权主教的权力应该属于世俗统治者还是罗马圣彼得的继任者，对这一点两派的斗争进入白热化。说到底，主教只不过是高级别僧侣；他们在教区里有钱有势，一言九鼎；争取任命当然靠神学修养，但更要看政治手腕。因为威廉一直向罗马看齐，觉得心里有底，就派兰弗朗克去寻求教皇庇护他和哈罗德对决。兰弗朗克认为英格兰人只比野蛮人或异教徒好一点点，这点大家都知道；他必定会毫不犹豫地陈述（实际是告状），戈德温家族在英格兰凌驾于教会之上，实为权力膨胀的大贵族欺凌教会的典型例子。兰弗朗克会一一历数其不义行为：戈德温家族抢劫过教堂；把爱德华国王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即来自朱米耶吉斯的罗伯特一脚踢开，让温切斯特主教斯蒂甘德取而代之。后者可是被五任教皇开除教籍的人，臭名昭著，连哈罗德自己都觉得不请斯蒂甘德，转请约克主教加冕来得更保险。

戈德温家族和罗马的外交记录确实乏善可陈。公元1061年，哈罗德曾经派托斯提格试图去说服热心的亲诺曼底的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英格兰教会并非像罗马城里传说的那般腐化堕落、藏污纳垢。返回途中，托斯提格的随从遭遇托斯卡纳（Tuscan）土匪贵族猛烈攻击，这给了他一个意料外的机会，就法律和秩序谴责教皇；否则，这次使命会变成纯粹的灾难。这次事件先入为主，应该使接任者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对盎格鲁–撒克逊没有好印象。不管怎样，教皇正式给予威廉祝福，授予公爵教皇旗帜和戒指，甚至允许他带上一个圣物，据说哈罗德曾将手按在上面发了伪誓。

只有懂得宗教的重要性和罗马教会的神通广大，才能理解1066年发生的事件，威廉和兰弗朗克上下其手，成功地将个人和朝廷封建事务转变成圣战。消息一经传出，曾经羞于原先提议的很多贵族纷纷投到威廉的神圣大旗下；不只是诺曼人，还有布列塔尼人和弗莱芒人（Fleming）。英格兰的事业现在已经是基督教欧洲的大业了，这对英格兰新国王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哈罗德上任的头几个月，对教会格外关心，采取措施把非法夺得的土地和财物还给教会。但是为时已晚，他在欣喜中对罗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只顾着忙于国防的实际需求。这时，他证明了自己是不列颠历史上最卓著的军事组织者之一。他的军队精华部分是3 000名左右的精英扈从（huscarl），他们是受过训练的士兵，能双手握持一种大斧，力量够大的时候一击就能把一匹马连同骑手劈成两半。这些扈从是步兵，尽管他们多半会骑马赶到战场，他们的圆形或风筝形的木盾牌包着兽皮，圆锥形护鼻头盔，锁子甲裤子，这都是战利品。英格兰军队的大部分人是民兵，由哈罗德的4 000位大乡绅按需提供的兼职士兵；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每年只服役40天。这样，除扈从之外，哈罗德还有起码1万到1.3万名士兵。核心部分可以部署在南方海岸，贴近舰队——在肯特和萨塞克斯各港口可以迅速征集到船只。毕竟，这是戈德温的发家之地，每座教堂、每个村庄和码头都有熟悉的自家人。假如威廉要来，他会碰到国王最强硬的防线。

不管他认没认识到这一点，诺曼底公爵可是不想冒任何被击溃的风险。在法兰西的北方迪沃（Dives）河口，他纠集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这是自克劳狄皇帝入侵以来最强大的力量。马匹可能多达6 000匹，每个骑士配三匹：供军马、军官乘骑的坐骑，外加两匹小点的马匹，一匹驮骑士的扈从，第三匹驮武器。舰队有400只船，密密麻麻地挤着人马。小的供给船载着军队最开始需要的粮食，尽管他们打算尽快深入英格兰内陆。到8月10日，这支无敌舰队已经准备就绪，两支大军都决意置对手于死地，隔海峡而望。

然后——什么也没发生，威廉等着南风，南风没来；哈罗德等着威廉，威廉不来。两个人都等不起，威廉的马匹（实际上一向养尊处优）很快就要耗光本地的干草，他的队伍整个收获季节光吃食干瞪眼。可哈罗德这边更加岌岌可危，到9月第一周，民兵和小规模海军就超过四十天服役期限了。毫无疑问，他告诉他们诺曼底危险迫在眉睫，兵法云：一鼓作气。茫然等待令人心烦，等得越长，士兵就越想回家秋收，和妻儿团聚。最后，在压力过大的情况下，9月8日，哈罗德不得不解散了民兵和小型舰队。大约一周后，国王离开博瑟姆返回伦敦。据一本编年史记载，他腿上疼痛发作，无以名之、挥之不去；国王惯于步行作战，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也许腿部痉挛是个信号，9月12日，哈罗德离开南海岸的前一天，威廉的无敌舰队已驶出，只是突然起了一阵大风，把船队吹往东面的索姆河（the Somme）河口，他们才没能渡过海峡。

一周后，9月19日，大出意料的坏消息从别的地方传来。被疏远的弟弟托斯提格和挪威国王“北方雷霆”哈拉尔德·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带着1万人在诺森比亚登陆，斯卡伯勒（Scarborough）、克利夫兰（Cleveland）和霍尔德尼斯（Holderness）已成了一片焦土。

哈罗德设想春天就已经打发走了托斯提格；但是，在夏季，当他忙于设防时，就有谣言流传说托斯提格在欧洲四处寻找帮手，甚至去诺曼底和威廉公爵攀谈。这些故事很多不可信，但是有一个却是最真实不过了：托斯提格找上了挪威那个名头吓人的哈德拉达。挪威人对英格兰王位的兴趣和主张可以追溯到克努特在位期间。哈德拉达的前任马格努斯国王，从一开始就是北海领域的一个劲敌，当时统治了从诺森比亚经东苏格兰直到北部奥克尼的诺斯伯爵领地。11世纪50年代，哈罗德为爱德华国王立的一件军功就是击退了马格努斯对东盎格利亚的入侵，哈德拉达声称马格努斯和克努特的儿子哈德克努特有约，谁先死就把英格兰留给对方；这个誓言被撒克逊国王们给推翻了。还有，不管这个挪威人关于王位的主张多么不可信，它的分量也不比威廉或哈罗德继位的合法性更轻，后二者和其前任爱德华没有血缘关系。哈德拉达作为武士有一个吓人的名头，力量超群。身高达到罕见的6英尺4英寸；从斯堪的纳维亚到俄罗斯和拜占庭，身经百战；吟游诗人（包括他自己）赞美其为时代英雄；整个人穷凶极恶。哈德拉达干过的事儿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小鸟尾巴上拴上点燃的小木片，鸟儿飞回房檐下的鸟窝里，从而引燃城镇，缩短围城时间。托斯提格找到他做援手是一着妙棋，他说动挪威国王：哈罗德正被诺曼底分散了注意力，此时突袭是绝佳时机。他的回报将是拿回自己的伯爵领地，或许，在哈德拉达的新任期里，做他的得力干将，即哈德拉达的戈德温，为他效力。他们应该是在奥克尼见的面，也是在这里两位年轻伯爵与大军汇合，托斯提格看着抛锚停泊在弗娄（Flow）的庞大舰队，想到它们将带给哥哥的打击，或许他的小心脏颤抖了一下。他们的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将成为吟游诗人口中的传奇。

1066年，三场战事中的首战丝毫都不能改变这个判断。9月20日，约克城外的富尔福德（Fulford）位于乌斯（Ouse）和一个沼泽之间，他们开战了，哈德拉达要进入约克——维京人曾盘踞的繁荣的约维克城——他预备在这里过冬，他的船队沿亨伯河上溯走了很远，接着到乌斯，在里考尔（Riccall）村抛下锚。埃德温和莫考的人马堵在富尔福德，在此扼守去约克的大道。他们只是乳臭未干的毛孩子，队伍尚未经受考验，但面对挪威人尖刀般的突破，他们已经做得很好，甚至出乎意外地曾经往前推进了一段，但哈德拉达本人领头冲破了英格兰人的防线，沼泽里尸积如山。挪威人吟游诗人史洛里·斯图拉森（Snorri Sturlasson）扬扬得意：“善战的挪威人/可以踏着尸体前进。”

约克/约维克这时空城了，哈德拉达很精明，要收买城里居民，克制住没有劫掠。诺森比亚人同意加入军队，一起向南开拔，要扣押500名人质，以兑现诺言；9月26日，约定在交人质的斯坦福桥（Stamford Bridge）村，约克以东8英里的地方，看来只是例行公事。哈德拉达带着托斯提格前去观赏，把自己三分之一人马留在后面的里考尔。等他们赶到斯坦福桥，看见的不是一群瑟瑟发抖、孤苦伶仃的人质，而是一支大军。史洛里·斯图拉森写道：“他们的武器如寒冰，光芒闪烁。”哈德拉达和托斯提格顿时愣住，挪威人问撒克逊人这是什么意思，托斯提格回答麻烦大了，那是哈罗德。

英格兰国王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听说9月19日哈德拉达登陆后，哈罗德第二天就从伦敦启程，一路上召集扈从和解散的民兵，队伍不断壮大，飞速前进，五天里赶了190英里。有些大乡绅和武器一定是马驮的，才能有这速度。很多民兵应该背着标枪、斧子等在罗马大道上向北飞奔。9月24日，他们抵达约克，也就是维京人口中的约维克，悄悄汇合了这些人。25日早上，他们让托斯提格和哈德拉达大吃一惊。

据说托斯提格在惊恐中提议先撤回到里考尔船上，召集全部人马和武装，出于个性，哈德拉达断然拒绝了这种胆小的建议，而是稳住阵脚。不管在斯坦福桥还是富尔福德，都没有可信的目击者，但诺斯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流传至今的都是诺斯人英勇无畏地守卫桥头，在英格兰人的斧子和剑的攻击下，他们的盾牌墙渐渐后退，直到桥上只剩一个没有盔甲的“疯子”。最后，一个英格兰士兵坐在一只泔水桶里，从桥下漂浮过去，通过桥板缝隙，从下边刺死了这个维京人。桥面清通后，激战在另一边继续。末了，船上招来的维京士兵终于露面了，但他们来得太晚，败局已定，诺斯武士折损太多，英格兰人突破了他们的阵型。最后，剩下的武士围在主将哈德拉达身边，他在兰德–伍斯特（Land-Waster）旗帜下挥舞着斧子，被一支箭射穿喉咙而亡，据说托斯提格接着举起乌亮的旗帜，不久也被砍死了。

这是战场上的绝杀，残余的维京人奔向自己的船，慌忙夺路中互相踩踏。哈罗德放过了年轻的奥克尼伯爵和哈德拉达的儿子们，条件是离开英格兰后永不返回。几百条船从极昼中的挪威驶来，可剩下的人回去只需要24条船。一年后，哈德拉达被葬在挪威北部尼阿德罗（Niadro）的圣玛丽教堂，随着他死去，阿尔弗雷德在位期间开始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帝国也灭亡了。哈罗德在兰德–伍斯特旗下找到了自己弟弟的遗体，收拾起他的尸骨，带回约克大教堂下葬。

但哈罗德既没有时间哀悼，也没来得及狂喜。就在斯坦福桥战后第二天，9月26日，索姆河河口圣瓦莱里（St-Valéry）港口，威廉舰队无奈避风的地方，风向突然转变；神父们坚信，这是展示圣瓦莱里遗骨带来奇迹。27日，威廉再次出发，舰队向北，他站在莫拉号（Mora）的舵前，这是他妻子玛蒂尔达出资购买的船。贝叶挂毯显示他脸上不可一世的神情。第二天，他真需要如此，晨光中，莫拉号在波涛汹涌中航行，四周看不见一条船。当他的下属和船队惊慌失措的时候，威廉吃了早餐。实际上，他的船仅仅是超过了其他船只，因为它们装了马匹和武器。沉了两艘船，远征军瞭望官的船和另一只船一起不见了。“算不得啥预言家，”听到报告时，他轻描淡写地说，“他预测不了自己的结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英格兰的比切海德（Beachy Head）的峭壁，一番侦察后他们在佩文西（Pevensey）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海滩登陆，进一步调查后，发现一个外表威严的罗马要塞实际上没有守军，是个空壳。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还有民兵站岗；或者哈罗德没有料到威廉要往怀特岛去，舰队在那边设防，那故事就另说了。诺曼人带来了事先扎好的三座木头城堡，然后，这会儿卸下一个，在要塞里面的土堆上筑就，俨然宣称自己是罗马的后来者。

诺曼人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军队抵抗，在萨塞克斯乡下肆意冲过，抢夺任何需要的食物，在紧张不安中在异邦前进。威廉自己很怕在离开滩头堡向伦敦大道进发时，在泥泞水道和丘陵区域被堵住。一时间，诺曼人需要时就从手无寸铁的本地人那里抢吃的，带不走的就烧掉。贝叶挂毯（一幅满是残肢尸体的作品）里最令人悲伤的场景之一，是一个母亲和孩子作为逃亡者离开起火的房子，也许就是他们的家。这是欧洲艺术里最早把画面留给受害者废墟的形象。贝叶挂毯的制作者当然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但他们倒的确特意表明，征服远不只是强者的事。在画面边角和主要空间，挂毯都有很多普通人：脚夫、弓箭手、厨子、背长矛的人；奥多主教像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那样主持仪式性宴会；也有两名士兵举着铁锹殴打对方。

等诺曼人在黑斯廷斯附近扎好营，哈罗德又一阵风似的狂奔回了伦敦。铲除了诺斯人和自己弟弟的威胁后，在一两周内要从头再来，重新大干一场似乎不可思议。在斯坦福桥一役中，虽胜犹伤，无法想象重新集结残余民兵，哪怕他们士气高昂。另一方面，如果不用扈从，同样根本行不通，要想有机会抵挡诺曼人，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大军，而扈从不可或缺。还有，谁来指挥这支军队？这又是一个难题。依照习惯，哈罗德的弟弟戈德问国王，他是否可以代替国王统领大军？实际上，这才是明智的请求。赢了，当然千好万好；万一输了，哈罗德可以担当第二道防线，那样威廉想一路无阻地直冲伦敦就不那么容易。然而，也许哈罗德觉得，既然倾尽全力，无疑国王必须亲征，要出现在抗击侵略者的部队里。避免和威廉正面交锋就是变相认输，好像承认了自己的王位真的来路不正。开战前一周，公爵的使者前来反复指责他发伪誓，这已明显震撼了哈罗德——这其实是威廉的圈套，不出所料哈罗德中计了。这时，战斗和武士荣誉有关，哈罗德无疑认为自己从头到尾光明磊落。

更重要的是，他要在什么时机去攻击威廉的军队。最合理的策略是等待，诺森比亚的扈从在富尔福德幸存下来，那些他直接势力范围以外的郡的民兵还没有用上，如果有这两者加入，哈罗德总共能召集的兵力应该达到三四万；那样威廉就不堪一击了。可哈罗德相信，这些无足轻重，当务之急是把威廉堵在萨塞克斯南部的丛林沼泽里，尽全力不让他出来在英格兰东南为所欲为。他也许以为公爵在等诺曼底的援军，那么他的最佳阻击时机就是眼下，这时候双方实力不相上下。还有，或许哈罗德认为斯坦福桥的胜利延误了战机，对决威廉胜算把握不大。

另外他一定相信接下来的战斗有利于守方，撒克逊人只需要站稳脚跟，防止威廉突破通往伦敦的大路。自己的军队到了萨塞克斯，诺曼人就难以得到食物和干草。冬天快到了，恺撒遇到的事，也会发生在威廉身上，没有了调度便利加上食物匮乏，入侵就会失去活力，入侵者自会掉头退向海滩。

但是，必须先给予对手迎头痛击。10月12日，等不及看看北方伯爵是否加入，哈罗德就离开伦敦，带着两个弟弟戈德和里奥福温（为了显示王族团结，他坚持要他们来，这实在是愚蠢），还有2 000或3 000名扈从。新一拨民兵将通过大乡绅召集，之后在黑斯廷斯出发通往伦敦的岔路口，一棵灰暗的老苹果树——“灰树”下结集。在那棵讨厌的树旁边，哈罗德将竖立他的“战士”战旗；在森拉克山脊上，无论是否准备好，英格兰人都将抗击诺曼底的威廉。

1066年10月14日，是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圣克里克斯图斯节（St Calixtus）——圣克里克斯图斯是奴隶出身的教皇。这天清晨，假如你是撒克逊扈从，会站在山崖边（当时比现在要陡峭得多），低头看对面几百码远的地方。你已经被国王逼着三天内赶了58英里，肯定已筋疲力尽！也许国王想要镇住诺曼人就像震慑哈德拉达一样，但那边一点儿也没慌乱。你身边，两旁长长的各一列，盾牌墙已展开，也许有1 000步宽，一个挨着一个，都是磨好的战斧和标枪，它们最好锋利些。你身后是民兵，他们是见过一些阵仗的，家里保留的剑和盔甲，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日子。中间你看见了国王和两个弟弟站在旗下：威塞克斯戈德金龙旗和国王自己的“战士”旗。你信任这个国王，他勇敢，头脑又清楚。你目睹他摧毁了哈德拉达，知道他坚定不移。你听得到下面诺曼人的马匹嘶鸣，你以前从来没有面对过骑士的冲锋。现在，他们必须冲上山来，也许那是为什么你以为自己听到他们唱圣歌。

再来假设，你是一名诺曼底步兵，就该祈祷骑在马上的绅士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四周一片金属刮擦声：磨剑的、上马的。你费力地往山上看去，只见一线银光，你画十字，拨弄锁子甲上连着的环扣。斧子砍下时，它们能挡一下吗？你以前从没在战斗中遭遇斧子，转头看看，弓箭手们在检查弓弦松紧，其他步兵在弓箭手后面不停变换位置，好像没人太在意到底站哪里。你拿起矛和剑，身后是号旗（骑士的长三角旗）：布列塔尼人在左，弗莱芒人在右。你觉得最好在中间，和公爵还有他的兄弟们一起。更好的是，当你看到圣父的旗帜，记起上帝和你一同作战。公爵是带着教皇的戒指来参战的。

如果关于战争的诗意叙述恰好是真的，又如编年史作者韦斯写的开头那样：再加上歌手泰勒菲（Taillefer）编队战斗，唱着《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策马冲出诺曼人行列，高高地向空中抽出剑，抓住柄，斜着全力刺向英格兰人，在对方冰雹般落下的矛还没有击中他之前已经杀了三个；那就太棒了。但现实可能会平淡无奇地谨慎：弓箭手们缓慢前进，靠近后射箭；接着，步兵们忽地拔脚奔上前；最后，在诺曼底鼓声和“Dex aie”（上帝助我）的喊声中，骑士们冲锋。还没到英格兰人阵前，先听到有节奏的盾牌敲击声，呼喊着“Goddemite”（万能的上帝），然后就是砍杀、马匹冲撞、武器刺戳、箭和剑刺在皮革包裹的盾牌上发出沉闷的声音、士兵倒下的声音、伤员的尖叫：一群经受磨难的苦力。

大约一小时的时间里，威廉的三队列阵型——弓箭手、步兵、骑兵——冲向山上。有些马一直冲到了盾牌墙前，然后像芦苇一样倒下。但大部分诺曼底骑士，尤其在战斗刚开始时，并不特别热衷于和英格兰刀斧手接触。因此他们只骑到够近的地方，投掷出标枪，指望着能刺穿盾牌；然后，在密集箭矢保护下，掉转马头返回山下，等待下一次冲锋。这样没什么大效果，到中午也没起色，撒克逊盾牌墙屹立着，寸步不让。也许，诺曼底骑士到底能做多少次冲锋，也是有极限的。事实上，骑士的冲锋慢慢失去锐气，英格兰人暗暗自得，可正是这积聚起来的得意情绪引发了危机。威廉左翼的布列塔尼人，后退时溃不成军，马匹踩踏了步兵，一部分民兵见状不禁要趁机追击，他们扰乱了阵型，跟在布列塔尼人后冲下山。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由国王本人亲自率领，发动一次协同合作的冲击，也许英格兰人能赢下当天的战役。但哈罗德采取保守战术，眼见右翼的弗莱芒人和中间的诺曼人都没有散开，冷静地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必须保存实力，让敌人自己在盾牌墙前消耗。哈罗德没能组织协调前进，一时间失去了对军队关键部分的控制。他们冲下山的时候，威廉的战马确实已死于胯下，有谣传说公爵已经战死。他扔掉头盔，表示自己还好好活着，重新整顿诺曼人的中心阵型，转过身来包围了追击的撒克逊人，切断他们。撒克逊人往山上后退了一下，拼命反击，但是他们没有重盔甲保护，一个个被砍倒在地。

这一仗离结束尚远，还有六小时才分出胜负——它是中世纪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战役之一——诺曼底骑士重整旗鼓无疑是个转折点。它体现了两军不同的灵活性：威廉调整自己军队的不同因素来适应战场上的变化；哈罗德陷于死板防守，一定要等待敌人被削弱后手到擒来，一心一意指望对方自讨苦吃。到下午中半时，拖延术似乎反而损耗了英格兰人的士气。据诺曼历史学家所说，威廉故意让他的骑士“佯装撤退”。不管是不是佯装，他们的确起到了不断削短英格兰前线的作用，倒下的扈从多了起来，渐渐地，持轻武器和护甲较差的民兵上来接替，他们身后更多人暴露在诺曼人射得很高的箭雨下，倒在后排。但是不管队列是否稀薄了，直到天色已晚，撒克逊防线依然与山连成一体。在某些地段，小山的西边峭壁上，他们的弱点暴露太过明显，诺曼底骑士冲上来，从这里直接对损兵折将的撒克逊防线发起冲锋。就在这个密集群里，有哈罗德也许还有他弟弟戈德，他的眼睛被箭射中（因为挂毯的记载容不得半点模糊），这是致命伤。不只对国王本人，对他的大军也一样，尤其是他的两个弟弟也同时战死，里奥福温可能死得早，戈德死在最后。他们身边不计其数的扈从，都在暮色中拼死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一旦旗帜倒下，英格兰阵型的残余就瓦解了。剩余民兵只有自顾自逃命了，奔回家去，或者躲避受伤。战斗其实没有完全结束，一队诺曼骑士全力追击掉队者，冲进了莫尔福斯（Malfosse）树林的水沟里，遭到伏击，他们的马被砍倒，很多骑士死了；他们的首领波罗涅伯爵受了重伤，“口鼻流血”，只能被抬着离开战场。

哈罗德的情人伊迪丝·斯万内克（Edith Swanneck），凭着他“身上只有她知道的标记”，到死人堆里去找他，他的尸体已经四肢不全。威廉让人把他埋在海滩上，上面盖了块长石板，好像要他永久面对不可思议的结局。哈罗德的妈妈吉莎要用黄金赎回儿子的尸体，但被轻蔑地拒绝了。威廉曾经发誓，如果上帝应许他胜利，就将在哈罗德竖起旗帜的地方造一座感恩修道院。但他还不能自我陶醉在浮夸的姿态中，先得确保自己的胜利果实不单是一场战役，而是赢下整个英格兰。森拉克山脊大屠杀中，他丧失了起码四分之一的兵力，不久后，一场严重的流行性痢疾又袭击了剩余的部队，威廉幻想残余的英格兰贵族们会蜂拥到黑斯廷斯，来提出臣服和结盟，但是他失望了。

戈德温家族灭亡了，其他主要人物有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约克大主教奥尔德莱德（Aeldred），还有两个北方伯爵埃德温和莫考，如果当日他俩带着手下出现在森拉克，也许能改变胜负。留得青山在，至少他们有讨价还价的本钱，或许他们这样想过。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拥立阿塞林埃德加为王，这是刚勇王埃德蒙的孙子，忏悔者爱德华的侄孙——古老的威塞克斯家族的最后一人。但他还是个孩子，只能算英格兰保卫者手中的一张牌。

因此，一旦军队填饱了肚子，威廉需要向人们实打实地展示顺从有何好处，抵抗又是什么下场。诺曼人用一贯的放火与抢劫扫荡过英格兰东南农村后，不出所料，这一招管用。盎格鲁–撒克逊的伟大中心一个个地崩溃了——坎特伯雷、温切斯特（哈罗德的妹妹伊迪丝、忏悔者爱德华的遗孀递上了城门和修道院的钥匙，这里是历代撒克逊国王的墓地）。突然一下子，埃德温和莫考后悔将那个孩子埃德加立为王，他俩又变卦了，离开自己的伯爵领地，要保全自己。他们心里设想的诺曼人征服和丹麦人差不多：一个外国傀儡会和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大人物和统治机构合作。但威廉脑子里从没有过一丝念头，要糅合新与旧、撒克逊和诺曼底的政治和社会，通过某种融合来统治。他最初能够纠集诺曼底大军的根本条件即是，获胜者得到战利品。这时，在英格兰殖民需要大量军人持续驻守，他决心完全遵守出发前的协定，将英格兰贵族的财产、土地、房产都分给自己的属下。

威廉懂得如果没有拿下伦敦，则无征服可言；但他没有直捣黄龙，而是让部队绕开前进，沿着一路绿化带远足，也许意图用饥饿迫使英格兰屈服。等他在沃灵福德（Wallingford）渡过泰晤士河时，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奥尔德莱德以及阿塞林埃德加都已下跪投诚，撒克逊王族的末系子孙已成威廉阶下囚，剩下的旧贤人会议里已无人能领导统一抵抗。1066年圣诞节，一年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迎来第三次皇家典礼：威廉一世加冕。一番努力后，它成为撒克逊和诺曼底仪式的复合体，采用973年在巴斯为埃德加国王创立的邓斯坦加冕礼，约克大主教奥尔德莱德用英语、库坦塞斯（Coutances）主教杰弗里用法语致辞，外加法兰西国王的一种仪式——涂抹圣油。也许，这样总算让私生子威廉当上了合法国王。

此时离忏悔者爱德华的临终预言过去已快一年，也许那天在威斯敏斯特守候他的人中的一部分会认为，好几千英格兰人死去，足已偿还罪孽；英格兰之树可以自愈，再度繁茂了。但是魔鬼尚未离去，加冕那天，威廉为防万一，在大教堂外安排骑士，如有谁在盛典进行时胆敢捣乱，授权他们酌情处理。当守卫们听到里面传来的欢呼声时，误以为有人突袭，根据他们以往的反应，就把眼前的每幢房子点火烧了。历史学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这样写道：

火势蔓延，教堂里欢庆的人们乱作一团，阶层处境各异的男男女女，惊恐之下冲出教堂。只有主教、教士以及僧侣们留在里边，在祭坛前瑟瑟发抖，勉强完成宣圣礼，国王颤抖得厉害。几乎每个人都跑向肆虐的大火，有几个人勇敢地去扑火，更多的是要趁火打劫。英格兰人完全相信这种反常行为背后有阴谋，彻底激愤，从此怀疑诺曼人，认为他们奸诈成性。

这出闹剧过后，威廉不准备采取正式行为接受加冕礼上给他的表面尊敬，也不足为奇。圣诞节后，后来成为伦敦塔——一座无比坚固的石头城堡——的要塞就开始动工了。

威廉在加冕礼上失态，是唯一一次大家看到他的狼狈相，“脸色灰白、浑身发抖”。通常他出现在众人面前，是一副威风凛凛的神态：高5英尺10英寸，红发，咄咄逼人。1067年复活节左右，他觉得可以返回诺曼底，在公爵领地上进行凯旋巡礼，行程特地定在佩文西这个他第一次踏上英格兰土地的地方出发，仿效罗马人凯旋，带上几个撒克逊精英驯服的标本：阿塞林埃德加、埃德温伯爵和莫考伯爵。

在鲁昂，他心情轻松愉快，仿佛英格兰战事已结束，但根本没有结尾；实际上，在威廉整个在位期间起义一直不断——而且是在英吉利海峡的两岸，他从没停止过灭火行动。那个时期，几乎任何一个有点理由为了忠义或投机，只要能武装起来反抗威廉的人，都这么干了：威尔士疯子耶德瑞克，据说他娶了个美若天仙的公主，引见给国王（“美人，向野兽问好；野兽，问候美人。”），但更在乎现实中被诺曼底贵族抢去的土地；哈罗德的儿子们，在1068年从爱尔兰组织人马到德文郡和萨默赛特郡大肆劫掠；埃克塞特城的居民围困一个诺曼底要塞18天，直到应允保留他们原有的公民特权；甚至一些在黑斯廷斯战役中跟随威廉的人，比如多佛尔的毁灭者波罗涅伯爵，和一队骑士迎头撞上打了遭遇战，骑士们要保卫多佛尔；丹麦国王斯韦恩二世从没放弃英格兰王位，带了200条船登陆，占领了从前维京人在英格兰的东盎格利亚和诺森比亚的大片土地。

到1069年，正如三年前的哈罗德，威廉面对几乎一样多的棘手事；也和哈罗德一样，只能马不停蹄地从一个领地赶往下一个领地。这样几年兵荒马乱下来，他必定是意识到了：不列颠岛上到底还有多少地方没被征服，还攥在撒克逊贵族手里？威尔士（和戈德温在的时候一样）地方造反风行，威廉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血腥杀戮、进行边界领主城堡殖民后，边界地区才太平下来。苏格兰的长寿国王马尔科姆三世更大胆妄为，娶了阿塞林埃德加的妹妹，在宫廷里将流亡的撒克逊王子奉为上宾，有一段时间，威廉同时受到丹麦人和苏格兰人从东和北两个方向的夹击，约克城为斯韦恩开门揖客，把他当成解放者。1069年，威廉纠集大军向北挺进，攻击远远超出通常的惩罚尺度，变成无情的蓄意屠杀、制造饥荒：成千上万的成年男人和男孩被砍杀，曝尸路旁；田地被毁、牲口被杀，赶尽杀绝，幸存者只会在随后的大饥荒和恶性传染病中饿死病死。诺曼历史学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让威廉在临终时忏悔：“我像一头可怕的狮子扑在北边几个郡的英格兰人身上，使他们遭受大饥荒，这样……杀了这个优秀部族的几千人，老老少少，我成了野蛮的屠夫。”不过，当时威廉可没有伤感到起怜悯心，圣诞节时，他还在约克城烧焦的废墟上庆祝基督诞生。

暴力过后是兴建城堡。威廉建起大量的城堡——一些还是土木堆砌，另一些则是石头修筑的永久建筑——坐落在那些麻烦不断的城市里，特别是约克、切斯特和伦敦。在和平的时候，它们具有震慑力；内战时，它们就是恐惧发动机。还有一些，仿效罗马–不列颠的做法，建在王国的关隘，如多佛尔、梅德韦（Medway）河上的罗切斯特（Rouchester），还有些地方地形不适合建任何城堡——东盎格利亚伊利周围的平原凹地——这里，连接丹麦地区的水道，总有这样那样的抵抗。不睡的赫里沃德（Hereward）传奇——违法大乡绅返回已成为废墟的家园，土地被诺曼人霸占，他就成了平原上的游击队——当然很大程度上是个神话。但的确有一个时期，伊利“流亡者之岛”给赫里沃德还有诺森比亚伯爵莫考提供了庇护。只是当斯韦恩决定减少损失，重新拾起维京人的套路，要威廉支付赎金后，反叛才结束——尽管不久前，叛乱者焚毁了彼得博罗修道院（Peterborough Abbey），看着浅水区的堤道建起来，又被诺曼底大军自己的辎重压垮，沉入沼泽。因为《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里，有一个赫里沃德是米德兰郡（Midlands）西部地主，看来最后他也和征服者威廉达成了妥协。

威廉一点一点地——加之软硬兼施——驯服了英格兰。1072年，他用惊人的两翼包抄战略，对付马尔科姆国王，西起克莱德河、东到泰河，把苏格兰从中间切断，迫使苏格兰人抛弃阿塞林，接受威廉是英格兰的合法君主，这才把最后一块七巧板拼上。威廉的军阀作风使对手改变立场，幸存的撒克逊贵族如疯子耶德瑞克在苏格兰为他效力，重操旧业。《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甚至记载，马尔科姆送交了人质，宣誓成为威廉的“仆人”——这是否意味着苏格兰王族对英格兰国王效忠？接下来几个世纪里，两边为了这一点打得头破血流。

大部分讲述这些事的声音——和导致1066年事件的那些事一样——来自胜利者，如吹牛的普瓦捷（Poitiers）的威廉或者后世的韦斯。他们总是刻画出极端鲜明的对比：哈罗德欺骗和伪证，威廉高贵而受背叛；一个是重罪犯，另一个是杰出典范。但是，在这一相当恶心的自吹自擂大合唱中，至少有一个不和谐的音调，敢于批判威廉，描述征服的真相，认为它精心策划了肆意妄为的入侵。这个声音更可信，因为它的视角特别，此人父亲是诺曼人，母亲是英格兰人，他就是僧侣奥德里克·维塔利斯。他的父亲跟随威廉来到英格兰，后来把孩子送回去，他在诺曼底长大，反而对那名义上的故国没有归属感。12世纪初，他写下关于那场战争的记述，和其他所有版本不同，通篇是鲜血与灰烬的现实。对殖民的看法，奥德里克也从不含混其词：“外国人踩在英格兰人身上发财，英格兰的子民不是可悲地被杀，就是作为流放者绝望地徘徊在异国。”

换句话说，奥德里克看到了创伤，这与其说是去种族化，不如说是斩草除根。1066年后，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也不是一切都销声匿迹，郡、百户及它们的每个公共法庭都还在。贤人会议没了，诺曼国王也仍然咨询枢密院（尽管在威廉那里，基本就是无视）。无自由的农民——隶农（villein）——继续按要求的天数给领主提供劳务，作为取得一块土地耕种或放牧的代价。现在这些领主是法语名字，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名字，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结果是天差地别！盎格鲁–撒克逊绝大部分大乡绅没有姓，在威戈德（Wigod）或者塞德里克（Cedric）后面加上地名，只说明一个人来自哪里。但是。诺曼人把地名加在名字后，是一种占领行为、是拥有。他们叫罗杰·博蒙特（“Roger Beau–Mont”，博山上的罗杰）或蒙哥马利（“Mont–Gomery”，哥马利山），因为那地方就是他们，反之亦然，他们就是那地方：他们拥有它——骑士、农民、磨坊、树林、猪场、要塞和桥。一旦这份包装精美的财富落到他们手里，家族中的意外死亡或幸存都不会终止它。盎格鲁–撒克逊人认为含土地的产业是大乡绅财产的整体，包括珍宝、精良武器和铠甲，总体来说就是这财产属于“大”家庭：兄弟、姐妹、姑姑叔叔，甚至表兄弟姐妹都有份。当大乡绅或他的遗孀去世，这份财产就打包在他们中间分配，这个办法对保持家族和睦很有效，但不利于保留偌大的财产帝国。诺曼底贵族一心一意想的是要保持财产完整，没有听说过要和阿尔弗丽塔（Aelfrida）姑姑分享鸽舍的事；相反，一切都必须留给单个继承人。王国本身就是一份最大的财产。在过去，继位者要等将死的国王点头，还要贤人会议同意他的选择；现在，国王把王国传给儿子，用不着讨论了。

这么一来，一群讲外国话的征服者取代了整个统治阶层，这就不是一次无关紧要的更迭了。维系旧领主系统的是联系加义务的链条；因为土地拥有者这种状态，大乡绅有义务要向撒克逊国王提供军事服务。在新秩序里，允许伯爵拥有土地，条件是他自己拿着武器来，徭役实际上成了他交的租金。盎格鲁–撒克逊大乡绅，不管是否是“皇家的”，极少傲慢地和他们的佃户对立，尤其是最富裕的最下层自由民（ceorl），也许还拥有和耕种一两个海得，大家都住在木头房子里，穿着、讲话习惯等只是程度不同，而非种族不同。某种情形下，最下层的自由民甚至可以憧憬通过财富积累和联姻，进入大乡绅阶层。诺曼人来后，排斥和无力取代了接近和亲近，而且更多时候是恐惧，剥夺了原先大家已经习惯了的保障，人们面对武力横行霸道时无能为力。这是木头大厅和城堡的区别，也是撒克逊小教堂里各等级亲密无间与诺曼大教堂规模巨大、状如森严要塞般的分野。

大教堂和巨型城堡作为看得见的诺曼底征服英格兰的标记，容易使人误解威廉的独夫性格，尽管他没有食言，的确做到了把全英格兰地主阶级的产业都分给了部下，这也没能防止其中的大头目们挑衅他的统治。作为征服者、国王，和他作为公爵时一样，没能幸免于家族阴谋，一个是他自己的大儿子罗伯特要造反；另一个是同母异父弟弟，贝叶主教布卢瓦的奥多。挂毯就是织了献给他的，他是与威廉关系最紧密的伙伴，威廉出国时会毫不迟疑地任命他摄政的人，卷入了一桩惊天大阴谋：奥多狂妄到试图远征去罗马，自己当教皇；弗兰德斯伯爵和丹麦的又一位克努特也对他的新领地虎视眈眈。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没能妨碍威廉处理国事。1085年圣诞节，他在格洛斯特召开御前会议，发起了一项他整个任期内最不寻常的运动：征集信息运动。燃眉之急是要征收土地税——这是从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那里继承来的土地税，用于国防。这是个全新的创举，王国上下，北起泰恩河，一个一个郡，一个百户一个百户地查账：征服日前夕谁拥有什么，现在又是哪些人拥有哪些；那会儿值多少钱，这会儿又是什么价。这已经远不止急需用钱的实用考量，威廉的灵感——对于向来或多或少被认为只会马背上打天下的一介武夫来说，真的堪称卓越——本质意义就是，知识也是力量。征服者威廉是信息库史上的第一王。

在11世纪，他的仆人们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完成了任务。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写道：

国王派他的仆人到全英格兰各地，深入每个郡，调查那里有几百个海得……或者说，国王本人在英格兰到底拥有多少土地和牲畜群或者他应该从郡里抽取多少应缴款。还有个记录就是他的大主教们、主教们、修道院院长们、伯爵们各有多少土地……他的调查详尽之至，没有任何一个海得（这么写真是可耻，但威廉似乎不以为耻）……或者哪怕一头公牛或母牛或一头猪都没有遗漏地写进了他的记录。

1086年收获节（Lammas Day），在老塞勒姆（Old Sarum），威廉面前堆起密集的可以相互参照的法令，资料收集的第一步是本地层面，然后拿到百户，再由郡委员会汇集，最后制作成册。有些资料由隶农或祭司口述，但大部分是从以前就存在的书面文件，比如土地税账本里抄录的，我们通常认为诺曼底政府的高效里程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原地保留的先进的信息检索机制。因此，旧英格兰世界如无处逃遁的鬼，阴魂不散，都登录在《末日审判书》册页里：大乡绅、郡长、海得。当威廉面对这些账本时，仿佛他又把整个英格兰征服了一遍，当然这一次是数据式的，这个形式确保没有哪个不满的拥有树林和大麦的领主会翻变天账。

除了事件本身引人注目以外，在老塞勒姆这两个庆祝时刻，以一种完美的补充方式，为征服后的英格兰及其君主制作了定义。首先是立誓言，发誓的是全体大贵族、贵族和绅士（另一场运动前夕）：“在英格兰，不论什么等级，全体拥有土地的人，不管他们是哪个的诸侯仆人……都要归顺他，起誓对他忠诚，忠于他，反对其他一切人”。现在有了《末日审判书》，一有需要，或者他自己的哪个诸侯忠心动摇，威廉就可以利用信息，去抑制、罚款或没收。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英格兰政府的实力就体现在充当地主力量和国家权威之间的伙伴关系（既不简单也不复杂），是田亩及其信息的守卫者。在二者之间充当中间人，擅长领会双方需求，这就是永远的裁判角色：主权。

读者大概会想，让这套复合“盎格鲁–诺曼”的政府工作系统自行运转，威廉这下可以安心了；尤其到1086年，克努特四世被杀，丹麦常年入侵的威胁也解除了。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廉铸造的最后一枚硬币上，刻着与哈罗德同样愿望的铭文：PAX（和平）；他穿着长长的朝服，一副皇家的缄默神气，形象庄重——正合了哈罗德出现在贝叶挂毯上受审的做派。但和以往一样，威廉能被各种鸡毛蒜皮的事刺激得暴跳如雷，只要法兰西国王跨过他的王国和诺曼底公爵领地的边界，踏入有争议地区，就能使威廉做出激烈反应。此时已快60岁的威廉，人已经发福，还是热衷骑马烧杀，乐此不疲，全然没有年岁不饶人的迹象。威廉在诺曼底–法兰西边界附近的芒特（Mantes）城倾泻怒火。全城被彻底焚毁，从考古学角度已不可能找出一幢早于1087年的建筑。也许，这次毁灭太过分了。有一本编年史记载，当他骑马穿过城镇阴燃的废墟时，一块热的东西——或许是一根横梁——从屋顶上掉下来，落在国王的马前，马儿受惊弓背跃起，威廉勒着粗壮的肚带，突显出一大块软软的腹部，被前鞍桥刺穿，某个内脏器官——八成是脾——破裂了，征服者开始大出血。

威廉被送到鲁昂的圣热维斯（St Gervais）小隐修院，他的大臣和议员们尽快赶来，有的焦虑，有的已做好争抢姿态。老伙计中只有他的同母异父弟弟莫尔坦（Mortain）的罗伯特，是某些表示关心的人之一；另一个同母异父弟弟，贝叶的奥多还在狱中；国王已经给了大儿子短腿罗伯特（Robert Short-Hose，Curthose）诺曼底公爵领地，可罗伯特倒是他的死对头；英格兰已赏赐给二儿子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也许他听从了父亲不必感情用事的劝告，火速赶回英格兰去保王位了；三儿子亨利——后来的亨利一世——得到他特别偏爱的财产。

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给威廉安了一个非凡的临终忏悔，完全不合他的个性，表面上看根本就是不可思议。但当时人在卡昂的奥德里克，处在知晓内情地位，所以也许，人之将死，威廉的确产生了良心不安。如奥德里克给描写的，他拒绝指定继承人，这时突发一阵内疚而抽搐：

因为我自己不是通过正当继承权得到的荣耀，是在决一死战中从伪证者哈罗德国王手里抢来的，它沾满鲜血；通过屠杀和流放他的支持者让英格兰臣服。我滥杀了英格兰原居民，不管他们是贵族还是普通人，我残酷地压迫他们；剥夺了很多人的继承权，这不公正……因为这样犯下诸多罪行才得到的英格兰王冠，我不敢将它留给任何人，除了上帝。

假如他真的讲了这样一席话，也没有人听见，他也不比当年忏悔者爱德华临终时围在旁边的人更多。1087年9月9日大早，威廉一咽气，鲁昂大教堂（Rouen Cathedral）的大钟敲响，一个令人震惊的无耻场景出现了。“一些在场者，”奥德里克写道，“行动起来，好像他们失去了理智。不过，他们中最富有的，随即上马，绝尘而去，保卫自家财产去了。一些近侍，看到主人们溜了，就向那些武器、纺织品、瓷器和皇家家具下手，接着也麻利儿地跑了，威廉的尸体近乎全裸地躺在地窖的地上。”

至于他的老对头哈罗德·戈德温森，当然没有长眠在海峡边的海滩下。黑斯廷斯之战过后几年，就有传说称他其实从战场上脱身，以后隐居而了却残生——有的说在柴郡（Cheshire）或在威尔士这个不列颠古代偏远的堡垒——只是，还有个故事，可能更接近事实。等日后风波平息，家族里的女性幸存者们收拾起他的遗骨，将他埋葬在埃塞克斯的沃尔瑟姆修道院。哈罗德当年资助过众多宗教场所，这是其中一个。教皇因为“教堂破坏者”和严重伪证者这两个指控，判定哈罗德臭名昭著该被开除教籍并被推翻。这对沃尔瑟姆的僧侣们似乎不起作用，他们秘密地埋葬了他，并为他的灵魂祈祷。这个罗马风格的教堂是一座被征服后建筑样式的漂亮标本，在它的柱子和拱门下面的某个地点，就长眠着盎格鲁–撒克逊最后一位国王，他实际上还是诺曼英格兰的奠基者之一。

[1] “第五纵队”（fifth column），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共和国后方活动的间谍的总称，现泛指活动在对方内部的间谍。——译者注

[2] 葛特鲁德（Gertrude），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王后。

第三章

王权无约束？

不列颠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来自一个奇妙的幻想，做这个白日梦的人是蒙默思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或者像他自己的签名，叫“Galfridus Monemutensis”——1136年前后，他完成了《不列颠历代国王史》（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一书。和不列颠一样，杰弗里本人就是个混合体：可能是布列塔尼人，但出生在威尔士，在诺曼底贵族殖民的边界地带马奇斯（Marches）长大，那里盛行诺曼底文化。但是，中世纪牛津的文化也滋养了杰弗里，他声称一个叫沃尔特（Walter）的主事给他“一本用不列颠语言（意指威尔士语）写的古书”，他根据这本书写出他自己的拉丁语历史。杰弗里最在乎古董和凯尔特神话，雄心勃勃，要将不列颠之根深深植入世人心里。所以，根据他的历史观，不列颠是“岛屿中之最佳者”，这里是五个种族的国家，最早是由博鲁特斯（Brutus）教化的，他是创建了罗马城的特洛伊（Trojan）王子艾尼阿斯（Aeneas）的孙子。博鲁特斯的北方台伯河（Tiber）就是泰晤士河，无疑，他在两岸建立了“Troia Nova”，即新特洛伊，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多民族帝国的首都。他死后，博鲁特斯的儿子们洛克里努斯（Locrinus）、康巴（Kamber）和阿尔巴纳克特斯（Albanactus）把岛一分为三，分别创建了洛伊格利亚（Loegria，英格兰）、康布利亚（Kambria，威尔士）和奥尔巴尼（Albany，苏格兰）。

但是，杰弗里《历史》（History）的大部分——而且是最著名的那部分——是关于一个威尔士魔术师预言的不列颠英雄梅林（Merlin）的史诗。罗马人离开后，暴君沃蒂根邀请梅林进入不列颠，这个无畏的斗士把不列颠从野蛮撒克逊人的灾难中解救出来。沃蒂根建了一座塔，却一直在下沉，这难倒了他的大臣们。梅林指点他们说，塔底地表下有个湖，里面住着两条龙，英格兰的根被它们咬掉了，所以不列颠要下沉。直到尤瑟王（Utherpendragon）的儿子亚瑟奋起，用基督教骑士精神和战斗勇气，给英格兰打下坚实基础，把撒克逊人从英格兰的角落里赶走后，亚瑟才转而对付皮克特人和爱尔兰人，很快就征服了他们，重建起被毁灭的约克，向上帝致以更多荣光。显贵们纷纷投到亚瑟宫廷里来，“甚至一个出身最高贵的人，如果没有亚瑟骑士那样的武器，或者不穿戴成那般模样，就自惭形秽。后来，亚瑟慷慨和英勇的名声传到了地球的尽头。”在位鼎盛时期，亚瑟的势力扩大到包围了整个北方帝国，从斯堪的纳维亚到高卢，跨过宽广冰冷的大洋，直到冰岛。在不列颠最古老的中心阿斯克河畔的卡利恩（Caerleon-at-Usk），亚瑟和吉尼维尔（Guinevere）面前聚集了1 000名贵族，都穿着白鼬皮制衣服，用骑马比武和宴会庆祝不列颠成为世界中心，它“如此精美，超过所有其他国家，富裕，装饰丰富，人民彬彬有礼”。杰弗里是个神话专家，懂得这些浪漫好景不长久，因此才显得美丽。最后，奸诈的侄子莫德雷德（Mordred）葬送了亚瑟的金色时代，不列颠跌落，重回黑暗痛苦的异教徒时代。

当然，《不列颠历代国王史》是一本大言不惭的白日梦。但是，到1152年，它的作者《亚瑟》（Arthur）杰弗里——现在大家都这么叫他，成为圣阿萨夫［St Asaph，在现在的登比郡（Denbighshire）］第二任主教，那时候他的手稿就已拥有广大读者，后来流传了好几百年。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从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修道院受他资助的图书馆员那里听来有关亚瑟的故事，向他的另一个被支持者杰弗里转述了这个故事。那个图书馆员到访过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这里的本笃会教士确信英雄的遗体就在这里，只是不确定具体位置。当时正在内战分裂期间，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参与其中，杰弗里明白时代在召唤英雄浪漫史和明君史诗。威廉征服者的孙子辈打了20年战争，艰苦卓绝，你死我活。一边是威廉儿子亨利的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格洛斯特伯爵支持这边）。另一方是威廉女儿阿黛拉（Adela）的儿子布洛瓦的斯蒂芬（Stephen of Blois）。

1087年，威廉一世死的时候，从表面上看，征服创造的盎格鲁–诺曼王国已经稳固了。理论上，“后审判书”政府已拥有便于精细调整统治权的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治理和司法经验与诺曼底军事力量的结合。但现实中权力行使却非常粗暴。征服者死后到1154年亨利二世就位前，如果谁没有抢先夺得温切斯特的皇室国库，就没有哪个君主能指望被认同。冠冕堂皇的继任实际已沦为操作粉碎和争抢：就是粉碎对手加上抢到金子。这就是威廉一世指定的继承人二儿子威廉·鲁弗斯，一旦确定父亲将不久于人世，马上从鲁昂疾驰回国的原因。同样，加冕典礼也是仓促拼凑的，正好有哪个高级神职人员在，能帮上忙就行。即使赃物已锁定，国库钥匙拿到手了，圣油涂抹了头顶，要保住王位、保证政府运行如常，还需要政治手腕；然而，威廉二世（鲁弗斯）独缺这个。他在大部分任期的时间里都忙于从主要租户即大贵族们那征税，来支付威尔士、苏格兰边界战争的军费，给宫廷宠臣安插主教职位，因此疏远了教会。1100年（当时他大哥理查德已死在他之前），在一次围猎中，威廉被一支射偏了的箭射中死去，可不是每个人都认为他真的死于意外。

他的弟弟亨利也就是征服者的小儿子当时陪着威廉二世打猎，在这节骨眼上，他发现自己正巧置身于新福瑞斯特（New Forest），离温切斯特国库只一步之遥。几天后，伦敦大主教为亨利一世加冕，这样（又一次）王位没有传给最年长的儿子短腿罗伯特。为了巩固自己有些勉强的继位，亨利做得更聪明。8月11日，加冕六天后，他迎娶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三世的女儿玛蒂尔达，苏格兰国王的王后也就是此时亨利一世的岳母是威塞克斯王室的直系后代，那么他们的孩子就会同时拥有撒克逊、诺曼底两支血统。这样一来，亨利一定希望自己有双重理由要求英格兰人拥戴他。但是，35年来，尽管他很专业地管理继承来的盎格鲁–诺曼产业，生了20个私生子，亨利对于后代的希望却落空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1118年。而1120年，唯一的嫡子威廉在白船（White Ship）沉船失事中溺水身亡，和诺曼贵族之花一起沉在海草里的还有王室律师。后来，第二次婚姻里，他们没有生下继承人，这样一来，他的女儿玛蒂尔达就成为他唯一可能的直接继位人。1126年圣诞节，在皇家枢密院（royal council）会议上，亨利迫使地位重要的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公爵们约定拥戴她为继位者。

不用说，1135年，等亨利因为吃了医生明确禁止的七鳃鳗而死后，第一个赶到温切斯特的法则取代了所有上述承诺；第一个赶到的不是玛蒂尔达，而是亨利的外甥布洛瓦的斯蒂芬，征服者威廉的强悍女儿阿黛拉的儿子。尽管多佛尔和坎特伯雷拒绝承认他继位，伦敦却为斯蒂芬打开了城门，很多相助他的贵族违背了自己的公开声明，借口说亨利一世临终前改变了主意，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效忠本来以公主没有嫁给外国人为前提。玛蒂尔达起先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的皇后，1125年，皇帝驾崩，玛蒂尔达再嫁，和安茹的杰弗里伯爵（Count Geoffrey of Anjou）结婚。这是亨利一世的外交权术，意在弭除传统上敌对的诺曼底公爵和安茹领主，但很多盎格鲁–诺曼贵族更多敌视这桩婚姻，而非配合。英格兰国内，玛蒂尔达有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作强大斗士；亨利一世的众多私生子里，他最有实力也是政治上最高明的人。无疑，一年后（1136年）《历史》一书出现的时机玄妙，老李尔王将王国分割带来混乱，这样一个警世故事绝非偶然。读到这个著名故事，没人会不注意玛蒂尔达和好女儿考迪莉娅（Cordeilia）之间的类比，不像莎士比亚悲剧里的女主人公，玛蒂尔达幸存下来，经过艰苦作战，赢得了王位。

玛蒂尔达昭告天下，只要她活着，她的称呼就应该是“女皇”（Empress），她可没有考迪莉娅那样打动人心的谦逊。在一路艰难地打到伦敦后，她已经成功地离间了英格兰的几乎每一个大人物，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陷入了围困和反围困的胶着状态。王权失去威望之时，正是贵族领主们开始掌权之始。因为要依靠当地支持才能扭转倾向对手的平衡。内战里，双方都允许郡里的大贵族为所欲为——修建城堡、创建私人武装、报复私仇、烧毁庄园——只要能打击对手，干什么都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述这是个“战乱时期”：

每个权贵都自建城堡，反对国王……他们给郡里不幸的人们加重负担，劳役繁重，当城堡建成，里面住满了魔鬼和邪恶之人……只要被他们认为有金银财富的人，日夜抓捕，把他们投入监狱，折磨他们……把他们双脚倒吊起来用臭烟熏……当那些悲惨的人再也拿不出什么的时候，他们就抢劫、焚烧所有村庄……人们悲惨地饿死……从来没有哪个国家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

最终，威廉征服的遗赠就是：混乱、大屠杀、大饥荒、敲诈；每个暴发户领主都是本郡的皇亲国戚；威廉的孙辈彼此斗得头破血流，英格兰四分五裂。不过，某种程度上，这孵化出一系列统治者，或好或坏地给英格兰王权重新做了定义。战争是他们的职业，他们醉心于权力，但在此过程中，他们成功地再造了政府，做法非常强势，又引发了激烈的冲突，最后给中世纪国家权力设定界限。安茹王朝——玛蒂尔达和安茹杰弗里的子孙辈——是英格兰历史的开头和结尾：他们贪得无厌野心勃勃，表面上控制着从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到切维厄特山的庞大帝国，疆域辽阔，然而易受家族嫉妒中伤。他们用智力和精力建造起来的帝国，最后也毁于他们的激怒和挥霍无度。对于他们的很多敌人来说，他们真的是恶魔。曾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位早期的安茹伯爵，他的妻子麦鲁辛妮（Melusine）尖叫着从窗户里飞出去，这样暴露了自己是撒旦女儿的真面目。不管魔鬼与否，一代人的时间里，安茹君主们个个都极尽基督教徒之能事。

玛蒂尔达和第二任丈夫安茹的杰弗里婚姻不幸，尽人皆知。她讲德语，保持着皇家派头（还有皇后的荣誉头衔），26岁；他是以骑士精神培养起来的花朵，操法语，15岁。但是，婚姻不幸并没有妨碍他们诞生继承人，1133年，玛蒂尔达给丈夫生了一个儿子，与父亲和前夫同名——亨利。这个红头发的孩子，在猎犬群里乱跑，是亨利一世战略眼光活生生的体现：这个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超级国家，让法兰西国王们在一旁相形见绌。这个男孩亨利“金雀花”（Plantagenet，以安茹伯爵的黄色金雀花骑士标志闻名）长大后，很明显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坚强勇敢和火暴脾气，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敏锐的政治智慧；但是，每个曾经遇见亨利二世的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精力旺盛，唯他独有。孩提时和少年时，他三次代表母亲到英格兰露面——分别是9岁、14岁、16岁——到一片白色田野里，展示安茹–金雀花红十字旗。1148年，圣灵降临节（Whit Sunday），在卡莱尔，亨利由苏格兰的大卫一世封为骑士，用的是亚瑟般神圣的仪式：净身，呈上金色紧身短上衣，上面写着自勉文字的一个盾牌，接受一柄刻着奇怪铭文的古剑。

既然亨利已经受封成为新亚瑟一样的人物，就必须用一个适当的吉尼维尔来完成他的出师礼，最佳候选人莫过于阿奎丹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她最近和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Louis VII）离婚，官方说辞是“同宗同族”（血缘过近，教会不允），但实际上是因为她没有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埃莉诺散布消息，生育未果，和她无关，她抱怨，和路易结婚更像是嫁给了和尚，而不是国王。有谣言说，安茹杰弗里本人验证了埃莉诺对激情的渴望，才把她推荐给儿子。这桩婚事又是场赌博，她30岁，他18岁；他相对来说未经世事，她已阅历颇丰。但在少年亚瑟和危险活泼的吉尼维尔之间，出于政治权宜之计的婚姻中，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当事双方看起来彼此吸引。

1152年5月，埃莉诺离婚后不到八个星期，在祭坛前，亨利和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女人并肩而立，现在所有的记述都说她是个黑眸美人：口齿伶俐到使人窘迫，意志坚强乃至幽默，可不是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老派闺秀。在她看来，也许埃莉诺能从丈夫低矮结实的身材看到：圆桶胸，孩子气的雀斑，和所有诺曼底先人一样，皮肤白皙容易泛红；对一般人来说，他是个很有趣的特例——好学又善骑，这是一种不太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特点；衣冠不整、不拘小节，外加傲慢和以自我为中心；具备少年的狂热、精力充沛、骚动，但在一定程度上理智内敛；罕见地看起来正常的王子，一手架鹰，一手读书。事实上，他俩的内在世界相差并不太远：跨着装饰华丽的战马，和故意捣乱的骑士在赛马场上互相碰撞，或者通过烧毁敌方庄园帮助自家君主。另外，埃莉诺长大的世界里有更多的骑士理想，同时又对野蛮忤逆习以为常。她的祖父阿奎丹公爵威廉九世，曾是十字军骑士，也是个“一流行吟诗人”，最喜欢唱着自创的淫荡小曲庆祝通奸的欢乐。虔诚的法兰西路易七世迎娶埃莉诺的时候，也许已经知道她并不温柔。她让国王为她的妹妹彼得洛妮拉（Petronilla）打了一场小仗，并不光彩，在维特里·勒·弗朗索瓦（Vitry-le-François）教堂里1 000多名无辜者被烧死。当路易背着十字架去赎罪时，埃莉诺和他一起去圣地，穿着华丽，丝毫没有赎罪的态度。埃莉诺发现十字军行军艰苦虔诚，很快就和她的叔叔打得火热，后者是图卢兹的雷蒙德（Raymond of Toulouse），他有一点点不够虔诚。

和路易离婚后，埃莉诺就是破损商品了。这时，安茹杰弗里看出来，凭他家的信誉，儿子亨利的这桩婚姻大有可图，无疑他将这些对埃莉诺和盘托出：法兰西废后可以做新一任英格兰王后兼阿奎丹与诺曼底二领地公爵夫人。1153年，“金雀花”亨利20岁，带着新娘给他以及他自己的武器和馈赠的金钱，再次渡过海峡。斯蒂芬失去了儿子尤斯塔斯（Eustace），面对这样大军压境，悲观地选择妥协。1153年11月，交易在温切斯特达成，只要斯蒂芬指明自己死后亨利为他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他可以做国王到老（看起来也时日无多）。

1154年12月7日，亨利和埃莉诺一起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登基。当他俩从欢呼声和香烟缭绕中出来时，已然是一个超级大国统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经过加斯科尼（Gascony）的葡萄园和忙碌的大西洋港口拉罗谢尔（La Rochelle），跨过卢瓦河（Loire）、塞纳河（Seine）进入片片果园的诺曼底，越过英吉利海峡，一路达到威尔士边界和威尔士人在高沼地的修道院。继承这么一大份产业正当其时。事实上，12世纪中叶，气候温和。收成比以前丰厚，沼泽、森林、高沼地被改造成草场甚至可耕种的土地。技术创新使土地产量比以前更高。马掌、马辔、双马联挂马车挽具都使马匹第一次取代了公牛，用来拉犁，增加了一天可耕的面积。水磨坊有时候甚至是风车这样的机械工程首次出现在大地上。市场和集市如雨后春笋般产生。长距离旅行比之前更安全，东西南北的商业联系带来更可靠的利润。

尽管他必定深知危险和不适（毕竟白船沉船引发了一场内战），亨利二世在位35年，28次横渡英吉利海峡，与其说他把海峡看成是将他国土分成两半的因素，不如说只是不便利。这两边颇不相同，但毕竟说着同一种语言——中世纪法语，文化彬彬有礼，政府井然有序。威斯敏斯特加强成为管理中心，伦敦倒还没有成为帝国“首都”，亨利对其他权力中心——诺曼底的鲁昂、卢瓦河上的希侬（Chinon）、阿奎丹埃莉诺的普瓦捷——也一视同仁，这很自然也有必要；这样才拢得住帝国根本不同的各个地区。海峡两边，他的法兰克风统治权威遭遇了相同的挑战：本地大贵族不可靠不忠诚；因为罗马编集颁布的教规，经院和俗世的宗教界一起快速地发展自治教条。城镇迅速壮大，弗莱芒人和犹太人移民各操自己的语言，得到鼓励定居在国王“保护”下，这种保护包括易于遭受强迫借贷和征兵勒索。

在所有这些社会阶层下，无论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文学，本地语言文化幸存下来——英格兰人的、布列塔尼人的、奥克西坦人（Occitan）的、布立吞（Brythonic）威尔士人的，甚至东盎格鲁的一些丹麦人和诺斯人的——亨利非常懂得每个区域的传统和习俗大不同，不必费心去另搞一套，让大家一统江湖。当他最终（也不情不愿地）将诺曼底、不列颠和阿奎丹分封给年龄较大的三个儿子——亨利、杰弗里，还有理查德——他以为他们能和他一样，出于政治上的谨慎考虑，尊重当地风俗和公约。他们要去统治的，可不是具有任何意义上相同语言和法律的统一帝国，更像是一个多民族的家族企业。

毫无疑问，英格兰在其中是最难以驾驭的，亨利几乎一直都在安茹长大，一开始对其治理的特殊性没有概念。他母亲玛蒂尔达一有机会就插一杠子，常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没有给他树立好榜样。他的父亲杰弗里年富力强时，都在顽强地征服诺曼底。亨利只会些最基本的英语，虽然都有翻译随从，但英格兰法律和政府机构是撒克逊和诺曼底双重君主制遗留下来的，那些奥秘和只有内行才能明白之处，他又能懂得多少。亨廷顿郡（Huntingdonshire）知道什么叫金雀花王朝的亨利？或者，亨利又晓得亨廷顿郡的哪些呢？

从埃德加和忏悔者爱德华传下来的加冕誓言里，他只需要抓住这点，即英格兰国王是裁判、大将军、教宗、君主，他的四项基本义务是：保护教会、守护先人基业、公平，以及（最具概括性的）打击恶法恶俗。没人能和亨利二世讨价还价，内战中城堡里长起来的庄稼都已割掉，高墙里曾经坚守的小霸主们也一起倒下了，领主们要么体面地投降了，要么眼看着被人扒了城墙，爵位安到了叛徒头上。亨利二世诨名“城堡爆破者”（castle-breaker），可不是浪得虚名。在不列颠岛内，亨利成了真正的帝国主义者，在1066年征服后，第一次将英格兰人的统治超越了旧边界，跨过爱尔兰海到了伦斯特（Leinster）；让苏格兰国王降格受辱，成了臣属。

金雀花帝国的法兰西部分

亨利后来成了满腔热情的正义管理者，在他的任期内，很多案件从领主法庭转到皇家法庭。任何自由人都可以在本地领主管辖范围申请由皇家法庭审理自己的案件，或者直接向皇家法庭申诉。埃塞雷德二世任期内开始的12人陪审团，本来只是非正式且随机的，到这时变成审理这些案件的惯常做法。这样，正义不再是不平等社会秩序的延伸，而是王政的一项责任，不管哪一等级都适用，这是原则。当然在现实中，适用这个“习惯法”的“自由人”不包括数量庞大的农民——隶农和村民（cottar）——他们在法律上属于庄园领主，只适用领主法庭法律。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欧洲其他地方普遍的做法都是封建制垄断正义，这仍然是一个巨大进步。

正是因为亨利二世坚决要使他的法令在整个英格兰至高无上，才不可避免地和教会发生冲突，到他深陷于和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的争执中时，亨利才沮丧地发现，他平息了内战，却挑起了精神矛盾，这同样完全动摇了国本。任期之初，正是教会给他提供大量识文断字的人手，组建政府机构，帮助亨利开始懂得英格兰政府复杂系统的奥秘；因此，亨利与教会的冲突具有讽刺意味。德高望重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博尔德（Theobald），为国王寻访贤能，把聪明、游历广、接受国际教育的年轻人交到亨利手里，这些人适合世俗工作，胜过修道院隐居。他推荐的门徒之一就是自己的主执事（archdeacon）托马斯·贝克特，马上就被指定为大法官（chancellor）。在贝克特改造这一职位前，大法官根本不像听起来那么重要。它负责皇室精神生活管理——是个人神父和（更重要的）办公室主任（secretary-general），就是档案管理和官方信息的守护者。

在英格兰历史上，贝克特是第一个值得记一笔的普通伦敦人。在12世纪中叶，伦敦人口达到2.5万，他原来是个商人之子，迅速成为国王最亲近的大臣，事件本身就说明这座急剧扩张的城市的潜力。和现在一样，伦敦那时的中心是圣保罗大教堂，在它附近，上游堡垒森严的征服者之塔（Conqueror’s Tower），泰晤士河两岸码头遍布，桅帆林立，输出羊毛，进口葡萄酒和丝绸。中间是伦敦的精华，最早的24小时营业的老河滨咖啡馆这个大众食堂，出售适合各阶层的食物：“穷人吃粗肉，精一点的鹿肉和或大或小的禽肉给富人……讲究的可以点鲟鱼或塍鹬。”这个嘈杂、拥挤、觥筹交错、牛皮满屋的地方，托马斯的老爹吉尔伯特八面威风，绝非普通商贩，他是个地头蛇江湖老大，在奇普塞德（Cheapside）有间大房子，门面宽40英尺，进深110英尺。托马斯生长在这样的浮夸环境里，我们都以为很有理由相信他是个简朴的人，但事实真相是这个地道伦敦人对所有伦敦人最关心的东西有一种天生本领：炫耀和打扮；赚钱花钱；私人剧院公共剧场；还有（尽管他的口味清淡）精美食品和佳酿，雅俗兼备。从头起，他就是个花花公子。

做大法官的六年里，贝克特随侍国王左右，亨利立即注意到了这点。他们俩相辅相成：年长13岁的贝克特对行政细枝末节了如指掌，亨利乐享其成。国王精力旺盛，急躁。大法官个子更高，脸色灰暗，黑发披下，更内敛。从早年在巴黎和欧塞尔的天主教学校起，他似乎就搞懂了教会的教条和经营之道（这是个好处）。他的个人印章看起来令人惊诧，是异教风格：一个戴头盔的裸体形象，也许是珀尔修斯（Perseus），正在杀死一个妖怪。他能跟得上国王。中世纪的国王朝廷都在巡视路上，一天跑20或30英里，在某处皇家森林里或在路边用餐。但是，因为害怕胖成外曾祖父威廉那样，亨利迷恋运动，一上路就慢不下来，骑着马，用鹰捕猎；几乎每次都是刚刚抵达喜欢的地方，如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附近的克拉伦登（Clarendon），或牛津旁边的沃德斯托克（Woodstock），一会儿又启程了。他的一个侍臣布洛瓦的彼得（Peter of Blois）写道：

如果国王说在哪里待一天，肯定会打乱全部安排，第二天大早离开。众人没头苍蝇一样乱窜，鞭打马匹，车子撞在一起。一句话，一幅活生生的地狱图景……我不大敢说，但是我相信，他乐于看到我们这样乱成一团。在一个不知名的林子里，乱走了三四英里，常常是天黑了。如果碰到一个又脏又破的小房子，我们都会觉得很幸运。

贝克特看得懂亨利这套表面随意其实精心设计的把戏，知道他讨厌郑重其事的王冠装束，那是征服者威廉特别喜欢的；亨利喜好普通的骑马服装；对随从说翻脸就翻脸；他和人亲善的方式是，最好是侍臣从他手里讨饭吃，就为了等一下他收回恩惠时，面如冰霜，劈头盖脸地来一通诺曼–安茹式怒火的暴烈发作。贝克特和国王的伪亲密关系，可能是使得日后他误以为自己可以和国王平起平坐的原因——结果却是两败俱伤。时不时地，大约贝克特会为了炫耀，对自己的跟包们说：“瞧，我就知道，他这么做事的，他信任我。”但即使在大法官的光荣日子里，也有蛛丝马迹表明二人面和心不和。一次，国王和贝克特一起穿过伦敦，亨利指着一大群穷人，看着托马斯的红灰二色白鼬毛镶边披风，说他要是把它给了一个衣不蔽体的穷人，那多么仁慈。“是啊，”贝克特还嘴，“您该马上这么做。”接着二人在马背上一阵不斯文的撕扯，大法官终于让国王从身上剥下披风，给了一个该得的穷人。

不过贝克特不只是个吵闹伙伴。他比任何其他中世纪大臣都更懂排场的催眠作用。诺曼国王们用武力得到权力，贝克特想要高调秀忠诚，他组织了噱头多多的驯兽、音乐和铠甲打斗的混合表演，深谙在绚烂艳俗背景衬托下，亨利真心喜欢简朴更显得高雅。所以，贝克特成了皇家公共演出经理，1158年，在驻法兰西使馆里，精心安排让他还是婴孩的女儿玛格丽特和亨利的幼子订婚，这使路易七世印象深刻。贝克特精心策划组织了英格兰风情盛大展出，250名男仆唱英格兰圣歌，接着是英格兰獒和灰狗上场，8辆铁轮马车上载着正宗英格兰麦芽啤酒，每辆车由5匹马拉，每匹马背上骑着一个马夫和一只猴子（猴子不是英格兰种，但着英格兰装束）。28匹驮马、金银盘子、扈从们、猎鹰人等，最后是贝克特和几个朋友断后，刻意做出轻松样子。路易七世气急败坏，要法兰西乡村刁难这一批随从，沿路不提供食物，希望他们到巴黎时奄奄一息、七零八落，这简直是对这场令人目瞪口呆的阔气场面最好的赞美；贝克特事先预计到路易的恶意，一路上安排得妥妥帖帖的。

1161年，西奥博尔德大主教去世，贝克特无疑是继任的最佳人选：精通世故，也明了教会事务。亨利也需要人去摆正教会位置，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个职位从来就不是个低姿态，并不意味着匍匐在有魅力的武士国王脚下奴颜婢膝；相反，当亨利想象自己祖父亨利一世死的时候那样，他认为这个职位一定在“帝国法律和风俗”范围内。这不是对诺曼旧日王朝的怀念，而是那段时间里，罗马教廷侵犯12世纪的世俗统治者权威，尤其在关键的主教任命问题上，教廷自称该由它任命主教。国王们则认为自己是上帝直接涂抹圣油，在任命主教一事上，不言自明该由国王任命。当亨利二世将忏悔者爱德华的灵柩移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时，他亲自抬棺，意思就是：“瞧这个国王——他既是圣人又是修士，而我，现在是他真正的继承人。”

不过，罗马教廷从没有接受过这个成王即圣的观念。他们手握世人救赎的钥匙、执掌基督教领域的终极权力，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应允大主教给国王们加冕，是认可这些世俗统治者为教会的仆人，而非主人；并且，国王们的权威建立在其理解教会独立性的前提上。在教会眼里，皇权止步于大教堂廊下，但在安茹国王那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这个坚定信念上的根本差异，这场中世纪的冷战，时不时地就会沉渣泛起。

在英格兰，它是两个冲突的焦点：第一，主教是否可以不必咨询国王就直接开除王室官员或贵族的教籍。第二，国王法庭能不能审判神职人员；还有，如果能，他们是否可以向罗马教廷申诉。两个问题的焦点归结到一个关键的中心：到底教会是国土上的一个机构，还是，依凭教职它就是独立王国？对亨利二世来说，答案简单明了。在长期内斗中，本地领主有机会篡夺或者忽视王法；同样，教会利用了权力真空，从皇家法律那里得到了很多豁免权，比之前诺曼国王或者更前面的撒克逊国王时期多得多。亨利知道，在其诺曼祖先手里，主教在接受教职前要宣誓效忠于国王，宣誓实际上是前提条件。这是过去的方法，也是他认为正确的方法。

把贝克特送上坎特伯雷大主教职位上（此事在宗教界引起不小非议），亨利当然相信他有了一个依靠，相信贝克特和他想法一样，即教会从属于国家。但有个故事也许说明贝克特已预感到会发生什么。当时他在法兰西休病假，和一个老朋友下象棋，对方告诉他有传闻说他要做下一任主教（Primate）。几句玩笑后，贝克特严肃起来，提到三个神父的名字，说宁愿看到他们晋升：“因为假如是我得到提升，我太了解国王了，从里到外，（不会）想不到，我要么失去他的宠信；要么，上帝啊，我不能对万能的上帝渎职。”

外表上看起来，几乎没什么改变，大主教的餐桌和他当大法官时一样，摆满了山珍海味，围着他的也是教会里一帮年轻聪明的城市学究——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吃饭时，会朗读一段，之后围绕这一段文字进行讨论。但也许一切都不再是看起来的那样，贝克特在宴席上一口不吃，或许在他的华服里面，此时已开始穿上粗羊毛衬衣以及修士行头，8年后被害时大家才在他身上发现。

国王开征一项同时针对领主和教士的新税收，等到贝克特公开反对，亨利简直不能相信，他在老朋友身上看到一种神秘的蜕变。贝克特（就像他常常提醒他的）因受国王格外恩宠才从普通人阶层提升上来，现在傲慢地对他倒打一耙，这使国王愤怒得无以复加，他尤其不能理解贝克特反对他把神职人员罪犯和普通罪犯同等处理。在皇家法庭上，强奸犯、小偷和谋杀犯都会被判死刑或砍去手脚；在教会法庭，他们只是被开除教职，或被判做忏悔圣事。如此不对称的判罚使亨利感到自己的王权受到藐视，甚至动摇了习惯法的根本基础：即所有自由的臣民都要得到平等处理。对贝克特来说，如果皇家法庭要重新审理已经经过教会法庭审判的案例，也就是承认神职只是众多职业之一，而不是一个真正独立领域，那将引发终结神职人员的独立；神职本是由上帝任命，只对圣彼得的继任人负责。在一系列案件中，贝克特做得很出格，要重新夺回这个自主权，在一个案例中，裁定神职人员永远不必面对死刑判罚。

在索尔兹伯里的克拉伦登亨利的狩猎行宫里，这一争执到了紧要关头。1164年1月，亨利召集所有主要领主、伯爵，主教、大主教，开一个特别御前会议，会上他要求他们无条件地赞成“国内习俗”，当日他的祖父亨利一世在位时那些人是遵守的。贝克特心知，这当然意味着正式确认神职人员也要受皇家司法管辖。他眼见它日益逼近，几个月来都在敦促抵制，还受着被莱斯特（Leicester）伯爵等人辱骂的煎熬，他的同行神职人员都以为他不会食言。可是，贝克特毫无预警地退缩了，撂下博学的伦敦大主教吉尔伯特·弗利奥特（Gilbert Foliot）可想而知地愤恨抱怨：“头羊跑出田里去了。”但贝克特接着翻云覆雨，又恢复了最初的反对立场。在克拉伦登，他发布命令，要大家服从国王“宪章”（Constitutions）。几天后，读着那些细节：要将皇室官员逐出教会需要得到国王同意才行；国王要控制所有英格兰教会和罗马的联系；皇家法庭要重新逮捕和审理教会法庭已判罪的神职人员——他改主意了；最后，贝克特下令全面抵制。这并不是说修道院长们就穿上了锁子甲（如果有必要他们也不得不穿）。在这场意志的战争中，教会最大的武器是威胁开除教籍，停止宗教服务，没有洗礼、婚礼或临终赦免；在天堂大门口，将张贴“金雀花朝人或英格兰人请勿打扰”的字样。

但当时，很明显政权对这场争执还可以更加大重压。在沃德斯托克，贝克特试图面见国王，大门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被关上了，他害怕事态恶化，想要离开，但被水手们认了出来，把他送回岸边。国王那时还算仁慈宽大，“你干吗要跑？”亨利问他，“你不觉得这国家够大，足以容下我们俩吗？”国王知道自己占了上风，没有国王允许试图逃跑，贝克特已经触犯法律了；但是，1164年10月，在北安普顿（Northampton），亨利对他提起其他两项指控：在一桩大主教土地争辩中拒绝传唤，担任大法官期间不当使用基金。两项都是重罪，如果被判有罪，贝克特将面临被没收个人所有财产和不动产的处罚。主教们的处境更难堪，如果他们反对贝克特，有被革除教籍的风险。他们当中很多人，比如弗利奥特，一开始就不喜欢他，从来不相信他配得上当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当大法官时铺张浪费或者在克拉伦登出尔反尔，他们为什么要替他受过？弗利奥特看到贝克特以教会守护者自居，穿着全套大主教行头，没让背十字架者背着，而是亲自背着坎特伯雷的银质大十字走向法庭。弗利奥特被这种表演激怒，想要夺下十字架，没夺到，两位主教继而扭打在一起。“他向来傻，以后还是个蠢货”，这是弗利奥特主教对这一历史性愚蠢行为的评语。

贝克特到达北安普顿时，亨利提起了另一项针对他的指控，在克拉伦登违背承诺后，他试图越过国王向教皇申诉，这使他又面临叛国罪的指控。审理中，亨利的贵族们几乎都不咬文嚼字，叫喊着“伪证者”“卖国贼”；这边厢，贝克特也不示弱，冲那些够得着边的贵族回嘴，“婊子养的”“杂种”。贝克特被定罪后处境万分危急，但他最忠实的追随者博瑟姆的赫伯特（Herbert of Bosham），找来一把钥匙，打开正常上锁着的大门，来不及给两匹马套鞍，贝克特抓住赫伯特，摔到身后，二人飞奔而去。连续几天他们都过着逃亡生活，改换妆容，在友好的教堂祭坛后睡觉，最后到了海峡边。1164年11月，贝克特和一小撮死忠分子在弗兰德斯海岸登陆。他们垂头丧气、身无分文、筋疲力尽，心里害怕自己所做的事。

直到巴黎东南约100英里外蓬蒂尼（Pontigny）的西都会修道院（Cistercian abbey），他们才停下。这个教堂的白色石灰石不加修饰，是特地选来强调严峻秩序的，这真是个好地方，贝克特停止一意孤行，不再为需要与外在世界妥协而烦恼。这时他委托人抄写《圣经》，很好地诠释了他的思想活动；还托人画了一幅自己的肖像，画好后马上拿来放在戴王冠的耶稣像下。他请教皇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送给他一件特制僧侣服，然后在那里面，他穿着粗山羊毛衬衫，这极不舒服。贝克特自认为能得到亚历山大的明确支持，毕竟他俩同病相怜。教皇曾被逐出罗马，在法兰西流亡；那是因为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皇帝（Emperor Frederick Barbarossa）这个凶狠的世俗皇帝，他给罗马城的世俗界另外指定更容易适应他自己的伪教皇。问题是亚历山大仰仗着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的善意和资助，这才得以容身，因此，当一个主教代表团（包括吉尔伯特·弗利奥特）到桑斯（Sens）面见亚历山大，提请亨利的案例，他审慎地接待了他们，说话模棱两可：“我很高兴知道国王这么善良，愿上帝保佑他更加善良。”然后当贝克特这一群人废止《克拉伦登宪章》（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时，他再同意不过了：它们真令人震惊和嫌恶。

为了推行自己的计划，贝克特在蓬蒂尼成立事实上的流亡政府，通过自己的泛欧洲间谍网、自己的地下信使——他们懂得如何绕过亨利的封锁，还有他那不知疲倦的宣传机构，使之完善。贝克特受到正义感鼓舞，决心毫不动摇，要献身于重新维护宗教和世俗生活的区别，西都会修道院是再合适不过的地方了，因为他反复强调自己充满热情的信念，英格兰教会永远不该只是安茹王朝的附属。

在英格兰，亨利面目狰狞，扔掉天鹅绒手套，露出锁子甲套着的拳头；任何人让他知道为贝克特说过好话，起码要冒被流放的风险。无辜的亲戚——侄女外甥辈——都受到株连，被流放在外。贝克特的财产被剥夺了后赠予骑士雷纳夫·德·布洛克（Ranulf de Broc）做“管家”。这是给德·布洛克颁发了许可证，他想怎么支配大主教的物业都行：森林、鹿、地窖、租金。也不是所有英格兰神职人员都站在贝克特一边，伦敦和约克主教——吉尔伯特·弗利奥特和彭勒维克的罗杰（Roger of Pont l’Évêque）——和以前一样视贝克特为死敌，相信他虚荣自大，不必要地损害和君主合理实用的工作关系，实际上使教会保护自己正当的自由权利变得更困难，而不是更容易。对贝克特的严正指责，弗利奥特鄙薄地反唇相讥，说贝克特自己与国王交锋中言而无信，觉得事态严重了，又在半夜里如小偷般溜走，大主教这是抛弃了他声称要保护的众多神职人员。

在蓬蒂尼隐居时，贝克特一味固执己见。出于对教皇敷衍了事心生厌倦，1166年圣灵降临节在韦兹莱（Vézelay）修道院做完庆祝弥撒后，出乎众人意料特别是院长，贝克特说要“让教会之剑出鞘”，对准那些他口中的敌人，宣称诅咒他们，将其逐出教会，包括雷纳夫·德·布洛克，罪名是“专制”、“异端”、偷窃教会财产。值得注意的是，韦兹莱宣判的谴责名单里没有亨利二世；假如贝克特以为这么做是给国王留下一个重修旧好的口子，那是适得其反。亨利这时反过来威胁说，除非他们把这个反复无常的大主教撵走，否则就要从他的国土上驱逐整个西都会。蓬蒂尼修道院院长含泪服从。1166年11月，贝克特解散了追随者们，到圣科隆（St-Colombe）的本笃会修道院定居。就在他搬迁前，梦见自己被四个骑士谋杀。

贝克特的独立不羁震惊了教皇亚历山大，后者隐隐忧虑自己和亨利二世的关系，终于采取行动。他知道亨利有一个重要的和解动机，继任问题一直困扰着国王，他要学查理曼大帝的礼仪规制，让他的长子小亨利在他生前，就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为英格兰国王。提前加冕并不是说老国王要退位，相反，这是先发制人，安抚人心，也借此约束所有起誓忠于指定继任者的贵族。但正因为这是一个外国招数，亨利需要坎特伯雷大主教来执行这个光荣任务，这样仪式就合乎法度。两年时间里，教皇教廷的特别指定使节在亨利的行宫和贝克特之间来回穿梭，没有收效。贝克特直截了当地否认亨利有资格尝试恢复其祖父时代的习俗；亨利也拒绝放弃《克拉伦登宪章》。双方在原则上不肯让步，教廷特使的外交又回到实用主义上，不要求他们放弃各自信念，只求彼此言辞不过火。那么，贝克特可能使国内恢复和平，结束流放，拿回财产，而亨利二世也得到他希望的加冕。

1169年1月，蒙米拉伊（Montmirail）的寒冬草地上，法兰西王国和安茹国土的边界，显圣节大宴——国王们的大宴——之后一天，亨利和贝克特在这里遇见了。从前的亲密伙伴变成了死敌，自从在北安普顿令人痛苦地传讯大主教后，二人已经四年没见。亨利此时36岁，比以前精力更旺盛也更狂躁，思维更敏捷，脾气也更暴烈。贝克特48岁，按照中世纪标准他已经是中年人，胡子灰白，满脸皱纹，自信是真理与正义的使徒，一副凛然神色。这次见面是精心安排的。贝克特已答应不说任何会激怒国王的话，他朝法兰西国王路易和亨利所在的那片田里走去，两位国王骑在马上讨论着，贝克特最忠实的追随者博瑟姆的赫伯特，使劲儿拉拉他的袖子，敦促他勇敢，别妥协。一开始，贝克特好像是按照拟定的剧本演出，跪在亨利面前，亨利扶起他。大主教接着说：“现在我们之间的全部过节托付给你的仁慈和判断了。”但是，就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阵意味深长的停顿后，贝克特加上一句：“除了上帝的荣光。”这就是说，贝克特事实上“保留了任何有关我在教会职位的事宜”。这是克拉伦登事件的翻版：让步紧接着是抵制。路易七世和亨利都惊得目瞪口呆，脸色一下子灰白，亨利恢复了强硬做派，要求他同意“国内习俗”，贝克特立即拒绝。天黑下来，乌鸦在田野里越聚越多，大主教一人留在那里，还有他自己的正义信念。

如果说蒙米拉伊之后有什么变化，那就是贝克特更激进了，宣布开除约克大主教和伦敦主教教籍，报告说国王还是焦急地要在死前（没人知道这会在什么时候）给儿子加冕。他坚信，最终他能达到目的，而且，貌似他的强硬起作用了。报告说亨利同意恢复贝克特的头衔，归还他的财产，撤销对大法官的腐败指控。最终，贝克特鼓起勇气，索要和平之吻。这中世纪之吻可不像我们今天，轻轻碰一下面颊；绝不轻易给予，它们是善良信念的誓言。这个吻就是约束，索要即表示大有怀疑，亨利犹豫了，这一吻非同小可。

这样，1170年7月22日，在卢瓦河东岸的另一片草地上，弗雷特瓦（Fréteval）村附近，二人再次相遇，心里不可避免地伴随一丝厌倦，期待最后能达成一致。博瑟姆的赫伯特感到这地方美丽吉祥，只是到后来他才发现当地人叫它“背叛者之地”（Traitor’s Field）。亨利和托马斯策马相向，国王脱帽致敬，二人拥抱，坐下来谈了几个小时。随着他的山羊毛粗布内衣摩擦，大主教对亨利越来越不满，他发现国王因为等不及已经在1170年1月由约克大主教为其子加冕（还是在贝克特对他革除教籍期间）；这一次，亨利强压怒火，同意了贝克特的条件，同仇敌忾。谈话结束，托马斯看来得到了索要的一切，水坝溃堤，贝克特迸出感激泪水，俯下身子，在国王的马脚下俯倒在地。亨利从马上下来，走向老朋友，扶起他的身子，将他的一只脚放到马镫上，托他回到马鞍上。接着他带着贝克特骑回另一头的皇家营帐地。在一条河边宣布他们和解，这样他就是个最和善慷慨的国王。

这么一来，好像再也不会有什么能打破二人重归于好的美意。可是贝克特就这么能搅和。当亨利想让这美好时光稍微延伸一刻，请老朋友和他继续骑一会儿时，贝克特推辞了，说他需要去感谢所有那些在法兰西支持他事业的人。接着，国王宽恕了贝克特的忠实走狗，包括博瑟姆的赫伯特，他也请贝克特对等地原谅皇家官员，却被粗鲁地回绝。“这不一样。”大主教回敬，这可不是吉兆。“如果他愿意爱我，”一个不被谅解的骑士杰弗里·利德尔（Geoffrey Ridel）说，“我也会爱他。那他要恨我，我也只能恨他。”弗雷特瓦会谈果实已变酸，贝克特当然知道，他写信给教皇，悲观地说自己要回英格兰去，但凶吉未卜。

托马斯和亨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卢瓦河畔的肖蒙（Chaumont-sur-Loire），亨利说贝克特不审慎缺乏宽宏雅量，他小小地出了一口气（尽管一个密封圈也没吹走）。“你为什么就不能做点我希望的事情？”一个编年史家记录下了这句抱怨。“如果你做了，我会什么都相信你的。”贝克特没回应，读者可以想象国王发出的一声叹息。“好吧，和平离开吧。”国王说。“我一有空就去找你，我们要么在鲁昂，要么在英格兰再见。”这时托马斯回答：“我的主君，有些事告诉我，现在这样离去，怕是这辈子也见不到你了。”“那你认为我是个叛徒吗？”亨利说。“上天不容。”贝克特说。

大主教没等多久就见到了自己的预示。1170年12月第一个星期，当他的船载着大主教的十字架进入肯特郡的桑威奇（Sandwich）码头，一大群人在贝克特面前拜倒。等他站起身，六年来首次踏上英格兰土地，贝克特面对三个皇室官员，穿着锁子甲带着武器，非常引人注目，好像他是罪犯。其中一个就是雷纳夫·德·布洛克，贝克特被没收财产的“管家”，肯特郡长康希尔的杰维斯（Gervase of Cornhill）直言不讳，谴责大主教回来是不怀好意，要挑起英格兰战火并废黜小亨利，惩罚站在国王一边的主教和领主。贝克特应该立刻就明白了，自己回来，所有受到威胁的人都联手起来了。他的回答也不会给他们宽慰，那些被开除教籍的人，都只能由教皇宽恕。他说，这话技术上来说是对的，但并不诚恳；是贝克特自己宣判的那些罪名，人人都知道只要他建议，教皇只会痛快地撤销。

可贝克特不想这样做，他的行为有些不祥地反常，远远地看到坎特伯雷时，他下马脱去靴子，穿过唱着圣歌的狂喜信众，赤着脚走完剩下的路。1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办理弗雷特瓦协议条款，当他要德·布洛克归还邵特伍德城堡（Saltwood Castle）时，他等来的是大主教的驮马尾巴被斩断，流着血跑回了坎特伯雷。全体英格兰神职人员同样带着冷淡与不安，小亨利拒绝见贝克特，亨利二世接到报告，说大主教心怀不轨，迫不及待地要废黜小亨利，带着自己的武装随从在英格兰巡回，而真相是在桑威奇受到惊吓后，贝克特拥有一小撮武装随从——不超过五个——自卫。不过要他和忠于国王的主教们和解，他的确对此充耳不闻。1170年圣诞节，他言出必行：把蜡烛猛然掷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石头地板上，叫喊着可怕的诅咒，痛恨弗利奥特和彭勒维克的罗杰二人在加冕小亨利一事上扮演的角色：“愿耶稣基督诅咒他们。”

主教们可没待在地狱里，他们都在贝叶附近亨利二世的宫廷里，往亨利耳朵里吹阴风，说贝克特屡教不改，里通外国，狂妄自大。就在贝克特大声咒骂的同一天，亨利从病床枕头上，抬起粗红脖子，发出咆哮，骑士听到了在锁子甲里会吓得屁滚尿流。这不是“就没人替我去修理这个骚乱的神父？”而是更惊人的公然抗议：“我在自己家里，好吃好喝地供养了些什么寄生虫、叛徒，能允许他们的主子被这么一个下流教士如此侮辱？”这话对所有在场的人，只有一个意思：他要将这纠缠不休的、难以忍受的贝克特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掉。不一定要他死。但假如只能这样，那就这样吧。

后来结果了贝克特的四个骑士毫不迟疑地直奔诺曼底海岸，上船去了肯特。即使他们没有这么做，贝克特也已经岌岌可危，因为亨利已经派遣一个正式信使，要去命令大主教停止反诉，否则后果自负。

12月28日，在邵特伍德城堡（雷纳夫·德·布洛克依然在这里享用贝克特的鹿肉）德·布洛克会见了四骑士。虽然他们都很鄙视这个出身低微的暴发户贝克特，还是只想逮捕他，没有要杀他的念头。但是他们计划在坎特伯雷劫掠一番，装作是一次小规模军事袭击。1170年12月29日凌晨，雷金纳德·费茨乌兹（Reginald fitzUrse）、威廉·德·特雷西（William de Tracy）、理查德·勒·布瑞特（Richard le Bret）和休·德·莫维尔（Hugh de Morville），前一夜喝得酩酊大醉的四人，或许还在给彼此打气，再召集一帮12个骑士，然后向坎特伯雷出发。3点钟，他们闯进大主教宫，托马斯和顾问们已用过正餐，他心无旁骛，完全无视他们的闯入，费茨乌兹大声宣布，他带来国王的重要口信：贝克特要去温切斯特（Winchester）面见小亨利，说明自己的所作所为。贝克特回答说他不想被当成罪犯，交谈中，彼此言辞很快激烈起来。费茨乌兹说贝克特不再受国王的和平庇护，逮捕了大主教的两个骑士。

这时，贝克特可能还想敷衍下去，以便拖延时间，但他对追随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说：“我心意已决，知道该做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约翰回答，很明显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做得很好。”不像1166年在北安普顿逃避斗争。这一回贝克特平静地走向大教堂，十字架在前开路，准备晚祷。他特意开着门让公众进来，而不是锁上。如果他要死，就死在教堂信众眼前。但骑士们抢在其他信众进入教堂前，在北耳堂赶上了贝克特。贝克特一定已经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因为他们一身标准的恐怖分子打扮：头和脸大部分蒙着，剑刃在蜡烛光里闪烁，还有用来砍门的斧子。他们叫喊着，“叛徒在哪里？”“我在这里，”贝克特说，“我不是叛徒，我是侍奉上帝的祭司，你们要什么？”

他毫无防备，所有主教随从侍者都躲到教堂阴影里去了，只剩两个跟着。即使此时，费茨乌兹还觉得能逮捕贝克特，试图强行把他弄到威廉·德·特雷西背上带走。但52岁的贝克特是个伦敦佬儿，一个街头混混，和他斗篷下的旧靴子一样又臭又硬。一旦站稳脚跟[1]，他的身体和神学一样，费茨乌兹都奈何他不得。情急之下，贝克特又吐出奇普塞德脏话来，“皮条客！皮条客！”他冲着费茨乌兹叫嚷，后者一定突然感到无力和怪异。怪异感本身就很危险，肾上腺素激增，费茨乌兹手起剑落，砍下了贝克特的侍从爱德华·格瑞姆（Edward Grim）的一条胳膊，接着劈开了大主教的头颅。贝克特倒地的时候，他的冠冕还被一条肉连在脖子上，嘴里嘟囔着挺长的一句话［据其圣徒纪实录（hagiographer）］：“以耶稣的名义，为保护教会，我已准备好拥抱死亡了。”仁慈一击（coup de grâce）来了，又一下，头彻底掉下。这一击很重，剑在石头上断成两截。为了完成这事儿，第三个武士站到断开的脖子上，把剑尖刺入头颅开口，将脑浆挖出洒在地面上。“骑士们，我们走吧，”他叫道，“这家伙不会再起来了。”

那时大约是下午四点半，大教堂的门还开着，来做晚祷的人们惊恐万分，从黑暗中出来，有些围到尸体旁。但这一群人可没有一致同意他是殉难者，编年史作者们描述甚至有污蔑声：“他要当国王，就让他做好了。”但接着，一切全变了，贝克特的内侍们小心翼翼地，用他自己衬衫上撕下的一个带子，把带血渍的冠冕和头缚在一起。修士和祭司们开始准备葬礼——骑士们离去前命令他们这么做，除非他们要让这尸体被扔到垃圾堆上。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发现了以前没人知道的事：托马斯贴身穿的粗羊毛衬衣，纤维里爬满了虱子。表演者贝克特原来是自我克制者贝克特，既傲慢又谦卑。

把他放平，用自己的鲜血擦洗。血迹斑斑的尸体上盖着大主教的衣服，正巧，地下室里，有个为另一人葬礼准备的墓。贝克特就进入那冷落的下面去了，穿戴着整齐的行头：白长袍、柩衣、傅油、主教法冠、圣带和饰带；上身是常服、法衣、十字褡、大披肩祭服、圣餐杯、手套和法戒。贝克特一直认为全副仪仗很重要，现在他弄齐了。

那么，严格来说，是什么让他放下身段或者说为之献身？是这个异想天开的观念，就是教会作为一种最终依凭，教法要凌驾于国家之上，其实在他当上大主教时就已经落伍；国王们不比顺从基督的带剑者们更好些？我们现代的所有直觉都假定坚持这个是无用功。我们理解亨利的世界和工作——收拾混乱、保卫习惯法——而贝克特好像脱离现实，悬在某一种神权政治仙境里，哪怕教皇也不觉得这样可行。但这是低估了大主教，因为这个傲慢愤怒的、戏剧化的贝克特确实让事情大大改观，他对什么是教会和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观点流传了下来，而安茹帝国的全能主权观念没有传下来。直到三个世纪后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前，教会法庭一直存在，而神职人员都可以向罗马投诉皇家裁决。世俗势力几乎不能干涉宗教事务，有效运行的皇室政权却又离不开——教会那些富裕、有权力、有知识的高级教士。一个范围空前广大的英格兰金雀花王朝，负责治理它的管理者当中有大法官兼教皇使节赫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1193年起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还有斯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强迫亨利幼子约翰屈服的那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大宪章》（Magna Carta）真正的灵魂人物。这些人——政治上精明、思维敏锐、管理上坚持不懈——贝克特坚持检举不公行为，假如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圣徒保罗下凡，不那么自恋，就是他们完美的原型了。

谋杀发生后的日月里，看来权力胜过虔敬，占了先手，谋杀犯来到约克郡，毫发无损地待了一年，后来他们被开除教籍，判罚背送十字架，有的死在去圣城的路上。但贝克特最大的敌人们活了下来，还发达起来，德·布洛克家族成了萨福克郡大地主；伦敦主教吉尔伯特·弗利奥特，约克大主教彭勒维克的罗杰都免责，参加了贝克特的封圣礼，参与管理他的圣陵！至于国王，知道自己在全法兰西受到公开谴责，有报告说他非常悲伤、恐惧而精疲力竭，以至于大家担心他是否神志正常。1172年，教皇命令他去十字军服役三年以作为惩罚。他从来也没去过。但1174年，当他的儿子小亨利和分居的妻子埃莉诺联手发动可怕的战争进攻他时，国王感到特别需要弥补赎罪。他去坎特伯雷朝圣，到此时，贝克特圣陵已经在坎特伯雷显示了无数奇迹。“坎特伯雷的水”因为贝克特的滴血变得玫红，据说能治愈瞎子和跛子。最后几英里路，亨利赤脚走，身上穿着粗羊毛衬衫（和托马斯四年前那样），在墓前，他埋下脸，忏悔了罪行，侍奉的主教每人打他五鞭。国王整夜躺在光地板上，戒斋，和一群普通朝圣者混在一起。第二天离开坎特伯雷时，他已受鞭笞，感到心灵净化，得知他最强劲对手之一苏格兰狮子王威廉，被打败做了俘虏。也许坎特伯雷圣水真的给国王显灵了。

1176年11月，拜占庭皇帝的使臣玛纽埃尔·康内努斯（Manuel Comnenus）来到英格兰，来见这个号称“世界上最伟大和最著名的统治者”。他瞥了一眼安茹王朝的权力版图，此时远超过亨利继位时得到的国土，已深入原先的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王国，看起来名不虚传。但是，表象往往迷惑人。亨利的“帝国”已不是君士坦丁堡理解的统一国家意义。它是摇摇欲坠的诺曼和法兰西主导的殖民地联合体。即便其中每个既定的统治者都跪下来向亨利致敬，奉他为最高统帅和主权拥有者，亨利却对他们每一位都有充分理由怀疑其不可靠不忠诚。走马观花的拜占庭旅行者，不会发现什么异样。从约克郡到卢瓦河，耸立着很多宏伟的西都会修道院，每一处都得到国王或伯爵资助；教区教堂从属于某个主教中心控制，不受本地保护；壁垒森严的城堡俯瞰着河谷，土木结构的少，石头灰浆砌筑的越来越多。皇家特许城镇里，商业移民和借贷者即弗莱芒人和犹太人定居点，都受到国王或贵族保护，颁发许可证的人当然在他们的商业收费中分享其收益。康内努斯的使节们，也许会遇到新型的旅行侍从——皇家官员。他们比碰到的神职人员要多，往往一整车的抄写员和办事员，带着国王封印的命令和解释，到某个朝廷大人物那里去，他可能是皇家首席法务官（chief legal officer），或者大法官（justiciar），或者财政大臣。在大郡的城里——林肯或约克——他甚至可能见证一个每月巡回的总巡回法庭，任何适用“普通法”的自由民都可以请求皇家法官听审自己的案情。如果康内努斯感到迷惑，会有人请他看一本新书，八成是亨利的大法官（或者叫首席法务官员）兰纳夫·格兰维尔（Ranulph Glanvill）编纂的。书里选编了法律公约和习俗内容，使自由民可以自行判断自己被侵犯的权利，也许可以求助国王法庭重新审判，这些案例或许是由12人陪审团审理，而不是由某一个皇室指定的仲裁人裁判。拜占庭旅行家闻所未闻，也渐渐看出门道，此类纠纷通过这种方式处理，而皇家官员无权过问！

拜占庭人也会注意到这个法律，虽号称“通用”，却不是人人都适用。广大隶农辛苦劳作，受土地和地主双重束缚，不享受这个待遇；相反，隶农仍然要服从本地庄园主的法律，骑士和领主、诺曼殖民者的后代则可以进行武力决斗。大片国土——有些是真的森林，有些是郡里的开阔地也有人居住——都是“皇家森林”。很久以前，本地人的祖先们在里面干活或放牧；现在，为防止本地人染指国王产业，另外实行一整套的法律和处罚系统。判罚特别严酷，比如砍掉四肢和死刑。

再走远点，到金雀花王朝疆界边缘，拜占庭旅行家会注意到，在这里王法让步给了其他扎根于当地的权贵。英格兰北边，盎格鲁人和苏格兰人互为敌手，贵族们在其间左右逢源，从中得利，增强自己的独立的主权。20年来，对坎布里亚（Cumbria）、诺森比亚、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乃至于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一部分地方主权问题，苏格兰国王和安茹王朝大玩拔河游戏。每当英格兰尴尬或羸弱时，他们必定乘虚而动，诈取特许土地使用权或发动军事劫掠。亨利二世在大卫一世受封骑士时，答应他维持苏格兰人对北方的主张，但到1157年，亨利二世收回全部承诺，迫使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四世吞下苦果向后退让。1173年，为了努力扳回这个局面，年轻的苏格兰国王威廉一世（后来叫作狮子王），犯了个错误，加入安茹儿子一边，去帮他们进行讨伐老子的战争。1174年，威廉在阿尼克（Alnwick）被俘，亨利极力羞辱他，威廉作为俘虏当街游行，双脚绑在马下；关押在征服者威廉的老窝法莱斯城堡里。只有在威廉代表他的苏格兰王国和“任何其他地方”毫不含糊地向亨利正式效忠后，才被释放。1189年，亨利的儿子、继位者理查一世废除了这个协议，但又从这个协议里，导出金雀花王朝的一个常年主张，即他们是苏格兰人当然的封建宗主；之后各方为此付出鲜血和痛苦才呈现最后定局。

在安茹–不列颠历史上，有一桩不那么引人注意却出乎意料的事，即安茹王朝对爱尔兰殖民始于解决威尔士问题。因为无法破除地形困难（尤其是缺少南北向的大路），亨利在位时，威尔士仍然独立，和征服者威廉当日差不多。随着机会主义者边界领主们占领了边界地带，在切普斯托（Chepstow）、布雷肯（Brecon）和蒙默思（Monmouth）郡，令人望而生畏的城堡确保边界地区社会英格兰化。他们把持的前沿地带直到威尔士南边，一路延伸到斯旺西（Swansea）和高尔（Gower）半岛。因为边界领主们保证了这些地方不受威尔士原住民控制，他们得到回报，法律上允许他们在自己领地上自行其是，不受国王法律或习惯法的约束。再往西往北去是“威尔士化”地带，那里分为三个王国：北方山地的格温内思；中心区的波厄斯和南部的德赫巴斯（Deheubarth）。那里差不多每一代都有一个强悍的国王——亨利的时候，是赖斯·艾普·格鲁菲兹（Rhys ap Gruffydd）——试图合并两个或更多王国，然后扩张到边界地盘里。1165年，为应对一次这样的紧急警报，亨利派了一支骑士大军进入威尔士。但是，威尔士（和哈罗德·戈德温森一个世纪前得到的教训一样）没有骑马骑士的用武之地，大军陷落在雨水和泥泞里。强行合作可耻地失败后，边界领主们中断了向安茹朝廷求助，这使得赖斯·艾普·格鲁菲兹非常自负地向边界一些最有实力的盎格鲁–诺曼贵族提出条件，建议他们不再留在威尔士做个异数，倒是去响应都柏林伦斯特国王迪尔梅德·麦克·默查达［Diarmait MacMurchada，即Dermot MacMurrough（德莫特·麦克马罗）］的申诉，去援助他反对自己的爱尔兰叛变者；迪尔梅德已经向亨利二世提出帮助请求，因此边界领主们离开威尔士，迁去爱尔兰做迪尔梅德国王的助理。看起来这是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至少，字面意义上盎格鲁–诺曼人到爱尔兰不是帝国主义者，而是雇佣军。不用说，事情肯定不会按计划发展。

1169年，一小批骑士在沃特福德（Waterford）附近的班诺湾（Bannow Bay）登陆。一年后，来了更强大的后续部队，由彭布罗克伯爵理查德·德·卡莱尔（Earl of Pembroke，Richard de Clare）率领，他的绰号叫“硬弓”（Strongbow）。德·卡莱尔解决爱尔兰政治的方法精妙之处，可以从这里判定：他让人把70个沃特福德市民打断双脚，然后扔进海里，恐怖起到了震慑作用，在很短的时间里，“硬弓”和他的骑士们收复了伦斯特。然后在1171年，迪尔梅德死得其时，“硬弓”继任，他那时候已经和迪尔梅德的女儿奥菲（Aoife）结婚了。亨利二世此时如梦方醒，给爱尔兰君主的援助性远征，已经缔造了一个事实上独立的诺曼殖民地。他果断采取行动，渡海到爱尔兰，在都柏林枝条构架的宫殿里，接受大部分爱尔兰本土国王和诺曼骑士效忠。亨利的政策（与他之后渡过爱尔兰海的许多代国王一样）是止损。在土生土长的爱尔兰贵族看来，毫无疑问他是个仲裁裁决人，不是征服者。但盎格鲁–诺曼人在东爱尔兰接下来为所欲为毫无节制，在短暂受挫后，诺曼殖民者成功地向西推进，深入爱尔兰盖尔人地区，直到遭遇众多反抗的爱尔兰国王中最强悍的鲁阿德里·乌阿·康柯巴尔（Ruaidri Ua Conchobair，即罗里·欧康纳Rory O’Connor）抵挡才停下。然而，在一两代人时间里，在新的“灰白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英格兰统治区），他们就创建了一个等级制的爱尔兰，城堡、庄园、围墙围起来的城镇、隐修院，还有说法语的骑士特权阶层，一应俱全，完全不同于土生土长的盖尔人放牧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世界。古老的王国都像米德（Midhe）那样被处置。它被封给休·德·莱西（Hugh de Lacy），改造成米斯（Meath）“封地”——一个在接受了国王统治的条件下才能被封的政治实体。

实际上，亨利二世根本不需要扩张。当朝30年后，很明显，不管他跑得多勤快多远，要保持他的超大疆域黏成一体的王朝国土，是越来越难了，更遑论任何形式的统一政权。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无休止的旅行和艰苦努力都是为了安茹家族企业；而最严重的威胁也正是来自家族内部。他和埃莉诺生了8个孩子，4个是儿子，在当时男性继承人总是难以活到成年的情况下，这是惊人的成就。但是温切斯特宫里有一幅壁画，是一只老鹰被自己的小鹰猛烈攻击（贝克特另一个不吉利的梦），更好地诠释了国王及其孩子的关系。说到这种敌意，亨利自己至少有部分责任。他老是怀疑他们的能力、不够诚实，极不情愿地放权给他们，之后，很频繁又突然地就收回成命；孩子伤了自尊，在心里把他恨得痒痒地。大儿子亨利“骑士之花”，深得父亲宠爱；看着儿子沉溺在闲适和嬉戏中，国王担心他虚荣；但国王不解决问题，反而将问题弄得更复杂，高调地不授权给他，不给他钱花。1170年6月的加冕礼，虽然作了英格兰之“王”和诺曼底公爵，却是更降低了小亨利的尊严感，导致他揭竿而起。等儿子输得一败涂地后，亨利二世又出人意料地原谅了他，还给了他更多责任。但是1183年，小亨利死于痢疾。二儿子杰弗里聪明狡诈如其同名的祖父安茹的杰弗里，受指派负责布列塔尼，在一次赛马中被踩踏而死；他父亲看不起赛马，认为其愚蠢。这样他的三、四子理查和约翰顶了上来。他们急不可耐，受安茹家另一名成员怂恿，她显然最愿意看到亨利大权旁落，得到报应：那是他长期受疏远冷落的妻子埃莉诺。

即位初期，埃莉诺看起来是个好配偶，多面手。亨利去诺曼底或安茹时，她就摄政。她的后宫吸引了行吟诗人和音乐家，爱的崇拜从法兰西南部转到了英格兰南部！给亨利生了8个孩子后，她韶华逝去，但风韵犹存；只是这不足以使丈夫离开情妇怀抱，尤其是罗莎蒙德·克里弗德（Rosamond Clifford，Rosa mundi，意为世界的玫瑰），亨利为她在沃德斯托克建了爱巢。1163年后，埃莉诺和亨利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王后返回阿奎丹，在普瓦捷重建了自己的行吟诗人宫殿，全身心地抚养儿子们（特别是杰弗里和理查），怂恿他们从父亲权柄里抢夺自己的继承权，哪怕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和亨利二世的天敌结盟——甚至法兰西的卡佩王朝（Capetian）国王——那样更好。1173年，埃莉诺采取激进步骤，挑起儿子们和老子的战争。她穿上男装，设法逃脱了亨利的军队围困，奔去前夫法兰西路易七世那里避难。第二次抓住后，她被关在英格兰严密监视，家当削减至最少，可想而知亨利二世对她疑心很重，旅行要步步受监管。这种软禁的生活持续了10年。

1183年，小亨利之死貌似带来了短暂和解。埃莉诺从监禁中被放了出来，允许她去阿奎丹，允许她去看望女儿玛蒂尔达，但更多自由也更方便她策划复仇。1189年，第二次敌意加重，她又是骚乱的主谋。国王这时已56岁，一辈子马不停蹄的马背生涯，终于为此付出代价了。埃莉诺鼓励她的幸存宠儿理查，要亨利立即公开宣布他为英格兰、诺曼底和安茹的继承人。但亨利怀疑这将只会使儿子更急不可耐，而不是满足儿子的耐心，正犹豫间，却引发了他本来想要预防的造反。有一个谣言说亨利和法兰西公主阿莱（Alais）有染，国王已指定她为理查的新娘。当阿莱给亨利生下一个私生子时，也许理查感到耻辱，不可忍受。这样理查预备和16年前哥哥亨利做的一样：跪在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Philip Augustus）也就是阿莱的哥哥面前，宣誓成为菲利普的臣属。

这一仗使亨利二世损失惨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出生地勒芒（Le Mans）被理查和菲利普的军队烧毁，国王同意谈判，在两个年轻人面前卑躬屈节。在外人看来，他用和平之吻拥抱理查，但他拉着儿子手说的却是：“上帝让我闲了太久来报复你。”后来的事情更糟，亨利向理查索要一份谋反者名单，说要全部原谅他们，第一个是小儿子约翰。这应该深深刺痛了亨利，原本是亨利先挑起事端，打算从理查那里强行抢夺一些土地，转给馈赠不足的约翰。他的编年史家说，看了约翰奸诈狡猾又忘恩负义。两天后，亨利心肌梗死，死于震惊。临死前，唯一在床边的孩子是私生子杰弗里，亨利让他当了大法官。“其他的”，他说，“才是真的杂种。”照例他的内侍们贪得无厌地抢了国王的珠宝和衣服。亨利尸体装殓精致华贵，这是他生前一辈子刻意回避的亚瑟王式的风格。他被放在一艘黑色披挂的驳船上，沿维埃纳（Vienne）河向方泰瓦德（Fontevrault）修道院去。理查最终匆匆赶到父亲墓前，据说尸体鼻尖有血流出；还有其他惊人迹象，据威尔士的杰拉尔德说，就在国王死前，诺曼底埃姆城堡附近，某处池塘里的鱼夜里互相打斗非常激烈，到第二天早上几乎都死了。

很多人，像埃莉诺这时已经70多岁了，对亨利二世的死，没有眼泪。对她，还有很多其他人也一样，这是可以公开庆贺的时刻。勇敢的骑士理查，碧蓝眼睛红金色头发，埃莉诺激情教育出的性格，终于坐上了王位，她又可以投入到国家事务中。在英格兰，理查不失时机，向世人表明他是妈妈的孩子，不是父亲的儿子，连亨利最不受待见的英格兰高级官员也给清出去。加冕礼上，他组织了一个炫耀艳丽哗众取宠的展览。1189年，威斯敏斯特盛典上洒下金子（第一次详细报道），仿效查理曼大帝，理查拿起缀满珠宝的王冠，交到坎特伯雷大主教手里，这是前后次序分明的表态。除了照例的王杖，还有一柄金色剑和马刺，另外是四个男爵举着一顶金色华盖，罩在他头上。唯一不吉的是一只蝙蝠，大白天的在王冠周边乱飞，把这一群迷信的人吓得不轻。更神秘的是伦敦犹太人的礼物，被怀疑是罪恶阴谋的象征，到处是流言蜚语。编年史家迪韦齐斯的理查德写道：接着是一场大屠杀、浩劫；然后他愤慨地说，时间之长，“要打发他们去魔鬼那里，持续到第二天”。理查和他父亲一样，已发誓保护犹太人，为着自己名声，打算宣布这英格兰第一波大屠杀违法。但他急着去完成加冕礼上的朝圣誓言，他向圣城出发后几个月，又一次大屠杀开始了。在约克，犹太人怀疑当局能否守住中立，索性不投降，躲进旧诺曼城堡里，割破妇女儿童的喉咙，接着自焚。

但国王不得不离开，因为理查热衷于十字军东征不是什么闲来无事的虔敬行为，这是他的本性。他在普瓦捷长大，那是他妈妈的浪漫骑士和亚瑟王诗歌世界，极有可能，就是埃莉诺给他讲的那些修饰过度的圣城基督教之战故事在作祟。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大火来得正是时候，大火过后，重建修道院前清理挖掘，出现两具遗体，据说是亚瑟和吉尼维尔。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同时发现一柄古剑，立即就被认为是“神剑”（Excalibar）。一旦配上了这行头，理查就可以为上帝工作了。1185年耶路撒冷的主教赫拉克利乌斯（Patriarch Heraclius）不顾高龄，尽管知道希望渺茫，曾送来圣墓的钥匙，要说服金雀花王朝去耶路撒冷接任王位，但亨利没有答应这个恳求，也许理查想要弥补这点。

所以，没问题（和亨利二世不同），他在加冕礼上宣誓一定去东征。当然，同理，毫无疑问结果也大不同。有编年史家写道：“正如太阳下山，地球发抖一样；王国的面貌也因国王离开而改变。贵族们忙碌起来，城堡加固，城镇设防，挖掘了壕沟。”换言之，亨利二世长期在位时，皇室巡游威慑着势力过强的领主或官员，朝政可想而知是安全的，此时却岌岌可危。理查把统治权大部分委托给伊利主教威廉·隆襄（William Longchamp），更坐实了人们的担忧；伊利主教迅速在各职位安插亲信，把皇室管理变成了随一己喜好的器具，而不是监管。当理查的弟弟莫尔丹伯爵（Count of Mortain）约翰崛起后，就成为吸引大家忠诚的焦点，被隆襄疏远的贵族们纷纷投奔他。

并不是说约翰企图觊觎国是；理查已预计到自己离开，弟弟会制造麻烦，还预想买通弟弟，让他不插手英格兰的事。因此理查和他签约，只要约翰三年不进英格兰，就给他六个郡的收入。理查假设自己三年后就会东征回来，可是埃莉诺愚蠢地说服他废除了这个协议。约翰迅速赶回来，更快速地行动，好像自己已经有了王国钥匙，带着自己的扈从部队。隆襄和他的人逃难去了，使得约翰成立国中之国，附带一个自己的小朝廷。1192年，消息传来，理查从圣城返回途中被扣押，约翰随即宣布哥哥已死，自立为王。理查当然活着，只是关押在奥地利，为追逐未来赎金，君主们之间发动可耻的竞标战，把他的命运当作战利品。埃莉诺给教皇写信，哀求他出面干预，心情悲伤，言辞痛切地叙述了自己动荡不安的一生，其中也道出了理查的尴尬处境：

本人，埃莉诺（英格兰皇后以上帝的怒火起誓），诺曼底公爵夫人，不幸的母亲，无人可以安慰我，两位国王的妻子，已经到了这把痛苦衰年，还要将我投入耻辱。我也是两位国王之母。小国王和布列塔尼伯爵现在已安息，对他们的回忆注定永远折磨不幸的母亲。我还有两个儿子，但他们的存在只增加我的痛苦。理查国王在监禁中；他的弟弟约翰用火和剑毁灭王国。我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如果我离去，我就是弃我儿子的王国于内战，国家将失去明智的顾问和安慰；如果留下，我也许将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儿子一面。没有人能义无反顾地去营救他，哦，圣父啊，请抽出圣彼得之剑，向邪恶的……

但圣彼得之剑不起作用，国王赎金敲定在34吨金子——全国三年的税收，将是英格兰整整一代人的沉重负担。1194年，当法兰西的菲利普·奥古斯特（Philip Augustus，是他鼓动约翰的野心）听说理查终于自由了，他送去一条友好信息：“魔鬼出来了，好自为之。”最终理查在诺曼底的利雪（Lisieux）追上了奸诈的弟弟，他吓坏了，然而理查学着他所讨厌的父亲的榜样，对这叛徒屈尊俯就，扶起伏身在自己脚下的约翰，他给了他一个和平之吻，说：“忘了吧，约翰，你不过是个孩子（他27岁），是那些奸佞之臣把你带坏了。”

实际上，理查的权威大部分建立在骑士风度上，即荣誉规范加全速出击。但是，尽管国王保持骑士风范很重要，那也只是亨利二世重新确立主权的一半实践；另一半是政治直觉。在这方面，理查同样在心理上战胜了对手，看看坚固城堡（Château Gaillard）的庞大废墟，就可以看出理查把政治直觉变成战略智慧的能量。它建于巴黎北边塞纳河河岸上，其位置非常接近金雀花诺曼底和法兰西王国边界，这是故意的。城堡防守牢固，坚不可摧，从水陆两方面都能补充给养，必要时，它就是个出击行动的前进基地；这军事工程最后一着棋，也是严正宣示，即：“你们想都别想”。“哪怕这墙是黄油做的，”据说理查这话名噪一时，“它也会立得住。”

1199年，在围攻里摩日（Limoges）附近反叛臣属的城堡时，理查去世。久攻不下后，抵抗激怒了理查，他拒绝向人数占多数的守卫者投降，决意惩罚。一天强攻激战后，他采取射箭战术。为了表示蔑视守方，他故意不穿铠甲走到前面，只由一个扈从陪着，手里举着一个小盾牌。在某处，他注意到有个守卫，已经只能用一只平底锅做盾牌了，这个堂吉诃德式的勇敢举动使国王好笑，也让他感动。但是，这个孤独的弓箭手射出一支弩箭，命中他的肩颈处，就不好笑了。伤口感染，转为致命坏疽。当时普遍的做法是，城堡投降后，要绞死这名射手；国王虽然自知不久于人世，还是宽宏大量地命令不许绞死他，因此射手活了下来。但等到国王死后，他被活着剥了皮。

今天英格兰没有理查的任何遗迹，除了上议院外面维多利亚时期的雕像，这给大家一个彻底的错觉，好像他是英格兰国王的完美典型，但他在位九年半，只有约一年不到是住在英格兰。狮心王的心脏埋在鲁昂，其余部分葬在希农旁边方泰瓦德的家族墓地里；显然他认为自己统治的国家中心远在英吉利海峡那边，埋在这两个地方都很恰当。他的弟弟在他之后继位，却葬在英格兰，遗体的大部分在沃奇斯特大教堂（Worcester Cathedral）；克拉克斯顿修道院（Craxton Abbey）的教士们小心地隐藏了内脏（中世纪时，需要尽快举行葬礼），国王死后腹内空空的；据说，他的一生也是这样，说话做事没底气。

不只是每个罗宾汉传奇这么写，即使他们在世时，两兄弟就被认为是统治者善恶两极的化身。理查被赞美为杰出的典范，勇敢、宽宏大量、虔诚、不偏不倚；约翰则受尽辱骂，奸诈、贪婪、凶狠、睚眦必报、自私。但是，比起卡通片中相去甚远的脸谱化形象，哥俩共同点不少。两人都是狠角色。约翰受人憎恨，在和威尔士人交战时，他冷酷无情地杀死了28个被扣为人质的威尔士王子和贵族子弟，但是在阿卡（Acre）围城中，因为不满萨拉丁（Saladin）的人迟交赎金，理查屠杀了2700名人质。两人都爱慕虚荣，喜欢装饰华丽。理查的趣味是东方潘特瓦（Poitevin）的光彩夺目，带金线的织锦；约翰钟爱珠宝瓷器，临死前他在瓦什（Wash）丢失的行李清单中，最引人注目的物品是几块玻璃，就是说，旅行时，他都带着这些定制玻璃，不管他到哪里住宿，拿出来嵌入窗孔即可。这要看大家对约翰这种做法有多反感，你可以把移动窗户看成一个有教养君主的高雅，也可以当作偏执狂的窥视孔。两个都不太多关心英格兰，叫嚷着个人生存受到威胁，就把英格兰变成另一个统治者的封邑。理查将英格兰送给神圣罗马皇帝，以便赎回自己，脱离监禁；约翰把英格兰送给教皇，以免被开除教籍，从而赢得和教皇结盟，与法兰西国王开战。最重要的是，两人都采用毁灭和敲诈的安茹式手法，不择手段（要使他俩摆脱麻烦，一切值得的都永远没够）。领主们被迫支付保护费，才能避免个人的服役义务；在继承父亲产业或再嫁前，继承人和遗孀们要支付“接班费”（relief）。二人在位期间，和他们父亲在位时一样，政府权力和法律应用范围无限扩大，也不管它们是得到支持还是反对。两位国王，兴之所至，或有必要时，为了纯粹高压下的仲裁行动，都会迅速放弃法律框架。缺席者理查虽不情愿，但能放下厌恶，向自己的走狗和大臣征税；约翰是无所不在的、神经质的多管闲事的人，他的政府因越权而饱受诟病。

与其说约翰作为统治者，不如说他作为政治家太失败了。亨利统治下的安茹帝国靠精明的人格、臣属忠诚、自身利益诉求混合维持，还有，必要的话加上恐吓。其中诀窍是分配报酬和惩罚，受委屈的（以及住在城堡外面的）贵族总是比得宠的人少。约翰的问题是他很难相信装出来的忠诚会比随风倒的盟友更好（还得说，他两个哥哥对待父亲的方式是坏榜样，更不能改变他对盟友价值的悲观犬儒主义）。总的来说，他低估整个贵族阶层的忠诚度，约翰认为用土地许可报答他们的服务，不是在交朋友，而是在培育未来的密谋者。亨利一直到最后都在促进培植忠诚合作，也正是这点支撑着亨利。但约翰反其道而行之，宁愿依靠他不抱幻想的人和措施：雇佣军、人质、敲诈勒索。正因为预设不忠，他这么做的结果反倒是保证了忠诚。

约翰持这种可悲的不安全感毫不奇怪。作为安茹家族里的幼子，父亲常嘲笑他，母亲溺爱理查，直接无视他。但是，等他这硕果仅存的儿子当了国王，埃莉诺这个年过八旬的母老虎又对着他的敌人们磨爪霍霍起来，约翰依然不能自立称王，这种不知所措的别扭造成他习惯性地选择退缩，而非说服人让他独立自主。

最离谱的是莫过于在诺曼底，胜利在望，他却自己搞得一团糟败走麦城。东边的菲利普·奥古斯特与西边杰弗里的儿子布列塔尼公爵即他自己的侄子亚瑟，对他两边夹击之下，约翰（和他的绰号“软剑”相反）显示了自己是个大无畏的将军，他快速组织夜间急行军，冲到他母亲埃莉诺被困的米拉波（Mirebeau）城堡，拂晓的进攻打得对方措手不及，取得巨大成功，俘虏了12岁的亚瑟王子。不过也许是因为读了太多蒙默思的杰弗里的历史故事，一开始，亚瑟就非常惊人地拒绝承认叔叔是合法国王，反过来威胁他“篡位”的种种后果，约翰惊骇之下，选择了让亚瑟人间蒸发。这孩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可靠的叙述出自马格姆（Margam）修道院的格拉摩根（Glamorgan）之手，他受威廉·德·布里尤兹（William de Briouze）资助，那时还是约翰的忠实追随者（尽管后来成了约翰的敌人和牺牲品），在鲁昂时与约翰待在一起，正处于知晓内情的职位。根据这个编年史作者记载，复活节后的星期四，晚餐后，约翰喝醉了，“用他自己的双手杀了他（亚瑟），然后在尸体上绑了一块大石头，沉入塞纳河。一个渔民用网捞到了尸体，拖上岸，认了出来，由于害怕暴君，他将尸体秘密地葬到贝克（Bec）小隐修院。”

因此，对比蒙默思的杰弗里传奇中亚瑟被邪恶侄子出卖的事，这里的事实正好相反，恶毒的叔叔才是坏蛋恶棍。不管真相如何，比起贝克特的死之于亨利二世，关于亚瑟被谋害的谣言起的政治破坏作用更大。忠于约翰的人，因为害怕和嫌恶，慢慢涣散。约翰偷偷溜回英格兰，因为诺曼底公爵领地的主要城堡和城镇，一个个地都倒向了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长长的噩梦般围困后［在此期间陷于对垒双方之间的莱桑德利（Les Andelys）市民大批饥饿而死］，不可动摇的坚固城堡也被攻下。

心胸狭隘的岛国历史学家也许会觉得诺曼底从安茹帝国领土上分离出去，实质上是福祉，这样金雀花家族可以做强势的英格兰国王，履行正当使命。当时可没人这么想，这是个灾难：它割裂了征服者威廉合二为一的公爵—皇室的世袭家业，加冕礼上誓言的第一句都没做到。没有了诺曼底的收入，又没有亨利二世那样极度节俭的习惯，就意味着收入——急需保卫英格兰免受可怕的法兰西入侵，还要击退苏格兰人——从今后只有取自约翰的不列颠岛屿子民了。约翰发现自己和父亲当日情况正好相反。亨利掌控下的安茹王朝，国土急剧扩张，成功击退来犯者，创造了好斗强势的神话，也促使渴望土地的贵族们投到他旗下，这渴望是理性的动机。约翰试图远征爱尔兰和威尔士，弥补法兰西的损失。尽管如此，他开始失去人气，大家觉得他的事业，一旦沾上，倒霉的多，令人满意的少，原先随着安茹家族的成功，加盟滚雪球般壮大，此时在失败的光照下开始消融。

1208年，约翰决定和强大又博学的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开战也没用，他不可能打赢。毫无疑问，他自以为坚持父亲的信条，即教会应该首先和他结盟，而不是和罗马。但当他拒绝接受教皇给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提名斯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也是平衡约翰提名和坎特伯雷全体教士选择之间的妥协），他把英格兰带上了灾难之路。禁止圣事的命令降临到英格兰头上。它意味着精神封锁，没有国王的子民能缔结神圣婚姻，或者葬到教堂墓地里。约翰以剥夺教会财产来反击，结果是被开除教籍，最后不得不投降。1213年，他把英格兰献给教皇作采邑。这么一来，荒谬策略成了四两拨千斤的巧计。一夜之间，在基督教头领眼里，约翰从最该诅咒的人华丽转身成了最受祝福的人。有了教皇保佑，他和强悍的菲利普·奥古斯特打了最后一仗，可是，1214年，他没有在布汶（Bouvines）战场上现身，他的部队溃不成军，葬送了安茹帝国。

假如约翰赢了布汶这仗，极有可能就不会有《大宪章》了。1215年6月中旬，约翰在兰尼米德（Runnymede）确认著名“宪章”。最初起因是领主们联合起来，瞅准机会，趁国王吃了败仗，把安茹家族的中央集权推回去一点。布汶败仗给北方全面爆发叛乱开了绿灯。如果僧侣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所载可信，贵族们在布里（Bury）集合，商谈“宪章”，是一种中庸之道，是希望让总是争吵不休的双方有个依据，可以达成协议，免得英格兰回到悲惨的旧时光。如同所有改革运动中常见的情形，领主们表达自己诉求的语言，带有怀旧情绪，并不激烈。安茹国王们老是返回原题，坚持亨利一世时候的“习俗”，好吧，现在，他们索性给约翰也来个正本清源，要求他重新恢复“忏悔者爱德华的善法”（不管那是啥）。任何人读《大宪章》，都不应该拿它当一个原初宪法。一直以来说得轻巧，但其实它不单单是一个自由章程，它是一堆关于自由的契约，是中世纪意义的豁免权：是国王不能做哪些事的清单。

当然，其中很多禁令就是给地主和骑士阶层减税。很大重点是放在对那些封建主权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滥用上：例如，国王强迫贵族遗孀再嫁，纯粹是为了能收取一笔第二次婚姻的仲裁费。这笔费用，根据这个家庭对国王的作为，可大可小，最多的足以毁掉这一家子，当这家败落后，国王就可以搬进去，收取地租，诸如此类的事必须打住。宪章背后最主要的动机就是这些贵族阶层的利益碎片，但是他们表达不平之情、主张自己权利的形式，配得上大家交口称赞的历史重要性。这里面的悖论是，正是野心勃勃、躁动不安的安茹君主们，无意中教会贵族们，认识到自己缺失了什么；安茹王朝通过同意城镇“自由章程”，作为商业费用和税收的回报，确立国王和臣民之间此类合同性质的章程概念。政府剥夺领主法庭的司法权，归还到皇室法庭，使得警觉的领主们痛楚地意识到（尤其是他们阶层中有人在争执中，被关押、骚扰、毁坏，甚至消灭时），他们再也没地方能去重申自己的冤情；安茹国王们兼具法治和血腥镇压意识，到头来成了纠正自己错误的老师，真是令人称奇。

这么说起来，《大宪章》并非自由的出生证，而是专制主义的死亡证。它第一次明确无误地详细说明法律不是什么国王的意志或突发奇想，法律依凭其自身地位就是独立权力，如果国王违法也需要作出说明——比如，他们应该出示相关理由，为什么某人身体受拘禁［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而不是随君主一时兴起就能被宣告扣押。对于法律的这个特性，安茹国王们作为英格兰最高正义代表也无可辩驳。顺理成章地，所有这一切，预设了迄今为止不可想象的东西：有某种叫作英格兰“国家”的事物，国王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纵然他是高层部分）。领主们以这个国家的名义，在章程里加入一些惊人之语：提议他们25人成立一个机构，监视章程是否得到遵守；而且，如果必要，集体行动，充当巡视官，审理皇室官员被指控违反章程之案件。

约翰当然不愿把安茹的君主权力变成委任制。如果不是1215年春天伦敦陷落在叛军手里，他可能觉得压根儿没必要采取这个策略，作为分化对手温和派与死硬分子的手段，同意这章程，给自己赢得时间，襄助保皇派。然而，单单在自由章程谈判中，筹码就提得越来越高，约翰觉得只能签署，至少表面看来，国王是自愿应允的，而不是（像传统上所设想的）强加给他的。

不消说，这都是假象，约翰可是多一分钟也不想让章程缚住手脚，一有机会，他就向他最可靠的新盟友教皇投诉章程不合法；罗马责无旁贷，相应地废除了章程，谴责这是叛国者和造反派所为，宣告这一针对经过他们神圣授权的国王的章程违法无效。这前后总共不到三个月。1215年秋，解除束缚后，约翰发动了一次全面战争，亲自指挥围困位于肯特郡罗切斯特他父亲的城堡，城堡打开大门接纳了叛军。约翰监督进攻，也许就是他想出的，掘一条隧道，倒入40只猪的油，点火烧坍了一个角塔。1216年大部分时间，国王两面作战：一边是法兰西入侵，菲利普·奥古斯特的儿子路易八世，要抢英格兰王位，这是1066年以来法兰西第一次成功入侵；另一边和他自己的贵族们打仗。一开始，看起来约翰要吃败仗了。1216年5月，路易和他的英格兰盟友拿下了伦敦，貌似下一位英格兰国王就是路易一世了。但是，领主们和法兰西权贵们打交道经验越多，越不喜欢他们；或者约翰知道了这点，因为他采取顽强的后卫行动，骚扰加威胁，逼急了的话，就露出真正安茹君主们的动物般凶残本性。

打仗让他胃口大开。在诺福克的林恩（Lynn），面对瓦什的风浪，约翰大吃一顿，结果突发严重痢疾，腹泻不止，发烧。10月11日，他赶往威斯贝奇（Wisbech），风刮得大起来，马匹、马车和骑手都迷失了方向，他们陷在风沙里。有一些（不是全部）行李车——包括约翰珍贵的珠宝和他的家当——丢失了。

好像蒙默思的杰弗里的《历史》书中梅林给沃蒂根的警告，他的权力之塔的基础在下沉，又一次变成了现实。

一周后，他做了个郑重的遗嘱，要葬在英格兰（不像他的父亲和兄弟们）沃奇斯特修道院教堂里。10月18日，约翰死了。他9岁的儿子，“漂亮的小骑士”亨利，马上在格洛斯特登基。几乎同时，领主们的反对瓦解了；毕竟，他们矛头对准的是父亲，不是儿子；甚至那些权宜之下帮着法兰西王路易打仗的领主，也情愿要一个金雀花家族男孩坐上王位，在老练的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摄政指导下，强过给法兰西国王当附庸。

比起丢失的行李，国王约翰失去了更多，丢了诺曼底是挖掉了安茹的帝国中心，那是安茹伯爵杰弗里苦心建构的江山，尽管加斯科尼还在（暂时的）英格兰统治下。随着帝国不再是连绵不绝的疆土延伸，金雀花家族不可战胜的神话消失了，他们不再是西欧一支主要力量。作为补偿，英格兰实力在不列颠岛上却是空前强盛起来，尤其是在威尔士和爱尔兰，大型的要塞如多佛尔城堡（抵抗法兰西入侵）继续镇守岛国边疆。最后，安茹国王们的影响不能用国土面积或石头建筑，而应该以地方行政官（magistrate）来衡量。1216年、1217年重新签署了《大宪章》，后来在1225年，还加入了补充条款。事实上，英格兰领主们间接地补偿了安茹家族。因为要对王国施加强大压力，朝廷反过来通过必然需要催生自学成才的一代人通晓了管理国家的行政之道，这个王朝身后留下的，不只是城堡和教堂，也不只礼仪和马上比武，重要的是成群忙碌的法官、郡长、议员和郡里的骑士，他们既懂法律又能打仗。

关于安茹国王们的最高评价大概就是，他们统治终结之后的英格兰不再需要他们了。他们是粗暴的家长。他们的行事方式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他们的臣民自行发展出了一个好斗吵闹的风格。1216年10月，约翰死的时候，威廉·马歇尔以典型的骑士风范宣告，假如其他人都抛弃这个男孩，他会肩扛着这位年轻国王，亨利三世，“一步步，一个一个岛屿，从一处乡下到另一处乡下，哪怕要讨饭，也不会辜负国王”。他听起来像某个伟大的圆桌骑士。但这一次，英格兰不需要民族英雄亚瑟，代之的是，英格兰拥有了《大宪章》，希望它足以充当亚瑟神剑。

[1] 站稳脚跟，双关语，也指固执己见。——译者注

第四章

外来者和本地人

13世纪下半叶，不列颠岛上各民族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言辞愤慨，挑战性地警告各自的国君，永远不要背叛自己的祖国，不要倒向英格兰人。

1282年，威尔士北方格温内思王国，一份由“斯诺登尼亚贵族”起草的宣言申明：“斯诺登（Snowdon）人民坚持，哪怕他们的国君要把主权交给（英格兰）国王，他们自己一定拒绝向任何外国人臣服，那些人的语言、习俗和法律他们都不懂。”1320年，在阿布罗斯（Arbroath），苏格兰领主和伯爵们警告他们自己的国王：“只要我们哪怕只有100个人活着，也永远不要在任何条件下服从英格兰人统治。”此前两年，在爱尔兰，有人给英格兰国王告示：“英格兰人无休无止地背信弃义，为摆脱沉重、不堪负担的奴役之轭，恢复民族自由，爱尔兰诸王不得不与之决一死战。”

作为职业历史学家，我们害怕回顾过往的故事，更甚于提前讲述的故事，因为回顾而把我们时代的语言和习俗强加给过去，从前的人们对我们的时代可是一无所知。我们的教育将民族主义定为现代发明，那么，这些慷慨激昂的陈词，对故土故人的眷恋，又叫什么呢？毫无异议，他们证明，这种有关出生地、本土和母语的政治事务，如果不是民族主义，那么起码是本土主义，发出这种声音后，不列颠不再是从前的不列颠了。

引发这个捍卫本土宣言的无心插柳之举的根源是英格兰人的国家，自身经历了两次重生：第一次，1258年到1265年间进行的改革，非常激进，其力度之大直到17世纪后才有后来者；作为“国内族群”，倒逼主君对更广大的国家代表负责。第二次，在伊夫舍姆（Evesham）战斗中挫败西蒙·德·蒙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热情具有人格感染力——领导的改革后，爱德华一世试图在不列颠岛上建立第一个英格兰帝国，借此弥补国王所受的羞辱，结果却是矫枉过正。在英格兰爱德华受拥戴，被当成帝国创始人亚瑟王的继承人、神圣古老不列颠联盟的复兴者。伯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的编年史作者有点高兴得太早，他写道：“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都在他的统治下，他取得了前者（亚瑟的）全不列颠君王的地位，而在他之前不列颠长期四分五裂，群龙无首。”

只有武力才能把这个幻想变成现实，在他完结前，英格兰帝国还没有出现在不列颠岛上，爱德华先留下一个痛苦忍耐的遗迹，特别是他在被征服的领土上修建宏伟的城堡。18世纪，英格兰旅游者和画家们到威尔士去，对着那些花岗岩石堆写生，作为风景画练习。但对当时或更早的威尔士人来说，它们是“我们臣服的漂亮徽章”，殖民统治的建筑。面对大海，切断和外面世界的联系；万一抵抗势力抬头，它们就是外国势力镇守本地中心地带的雷霆万钧力量的体现。

不列颠各民族间的战争不是单纯的暴力比拼，也是有关主权概念的争斗：是帝国和属国、统治技巧和习惯风俗、强势国君和国内社团联盟的角力。

1774年，一小股古文物研究者，由于对他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声好奇，打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的爱德华一世墓。沉重的大理石棺上只有一行刻字：“这里躺着苏格兰之锤［Hic est malleus Scottorum（Here lies the hammer of the Scots）］。”棺盖被打开，墓中斜躺的人和13世纪报告里写得一模一样，“长脚”（Longshanks）绰号名副其实，在棺里，足足高6英尺2英寸。和他的雕像或塑像相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戴着精致的王冠，穿着罗马皇帝一样的紫袍，右肩上是一个珠宝镶嵌的钩子。他右手握着权杖，杖首装饰着十字架；左边是美德之杖，顶上是小鸽子（基督教职务徽章），看起来在啄他的脸颊。四个半世纪后，这形象完整威严如初，让18世纪的观者看傻眼了，其中一名试图偷走爱德华的一根手指，被警觉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执事长拦下。据回忆，爱德华是1066年后第一位明确拥有英格兰人名字的英格兰国王。而在11、12世纪，他的前任们，不管是否一开始自认是诺曼人或安茹君主，都说法语，沐浴在法兰西文化里；但是爱德华讲英语，在妈妈怀里听着蒙默思杰弗里神话长大，强烈地自觉肩负英格兰王国的历史使命。

一切都从他的名字开始，亨利三世用忏悔者爱德华这个他认为君王人格的最高理想，来命名长子，亨利三世对1161年封圣的盎格鲁–撒克逊最后一位国王敬仰备至，这话一点儿不为过。他在卧室里画了一幅壁画，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和睡前最后一件事，就是从忏悔者那里得到启迪，有人告知他爱德华一向穿着朴素，亨利也模仿他，只穿最简单的袍子。1236年，在为他的王后普罗旺斯（Provence）的埃莉诺安排的加冕弥撒上，亨利和王后双双用忏悔者的圣餐杯，喝下救世主的血；国王委托定制一册插图生动的《圣爱德华历史》（Estoire de St Aedwaerd le rei），献给埃莉诺王后，标注了一连串的奇迹和可预见的愿景，体现了要将爱德华的国家命运托付给和平、虔诚，而不是战争。

这样或许很合亨利的口味，尽管他可能很希望（某种程度上散漫的）光复父亲约翰丢掉的诺曼底和安茹的法兰西领地，但他很少有机会去做点儿什么。初登基时他未成年，贵族保护人（baronial guardian）掌管国事。每当他要征税，他们总是保证做到亨利得到枢密院允许的前提是他再次确认《大宪章》生效。不管哪种情况，安茹祖先大半辈子骑在马背上不停歇地巡游，这种统治方式看来不适合他。他保留下亨利和约翰的一些打猎行宫——比如克拉伦登——他用金雀花王朝的华丽设计装饰它们，多色瓷砖镶拼，天花板上画着星星和半月，明显受到埃莉诺的地中海文化影响。

然而，不四处巡游，做一个常坐宫廷的君主，又不能纵容懒惰，这意味着集中权力在世俗和精神两方面都适合他这个英格兰新国王的地点，正是忏悔者爱德华指定的威斯敏斯特。尽管亨利不是建造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人，但正是他在位期间，这里成了国王大典举办地，无论是他自己个人家庭还是宫廷事务的典礼都在这里，即国内最高正义机构所在。《大宪章》之后几年里，枢密院聚集在这里，他们越发大胆，宣称有权决断国王要求募集资金的正当性、政策是否明智。枢密院这时还不是明确叫“parliament”（现代议会，尽管13世纪30年代才开始使用这个名称），但职能无疑比单纯的皇家意志传声筒要多了。

亨利拆除了爱德华和诺曼国王们建的罗马式巴西利卡，代之以一座宏大的哥特式教堂，足可媲美法兰西最伟大的大教堂，设计师是来自法兰西国王加冕地兰斯（Rheims）的建筑师，这是为了保持亨利自己的英格兰王权复兴宏源，激起敬畏和仰望之心。从此，这里象征王国中心，所有英格兰君主都要在此登基，死后亦葬于此。亨利三世设计威斯敏斯特的神秘中心是忏悔者爱德华惊人的圣陵，要用波倍克（Purbeck）大理石镶嵌，黄金装饰，像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一样高过祭坛，围绕它的基地用意大利马赛克做出一条闪闪发光的通道。在移陵过程中，亨利让人把爱德华和他的王后伊迪丝挪到圣所（这样无意中把戈德温家的一位夹带进了威斯敏斯特）。教堂重建第一阶段就耗时39年，差不多花费46 000英镑——这不是个小数目，那些分摊税负的人不会因此爱戴国王；即便这样，我们有理由相信，亨利三世丝毫不怀疑这钱（其他人的）是用在刀刃上。“嗨，老兄，”你可以读到忏悔者墓上刻着他骄傲的话，“如果你想知道原因，这是亨利国王，当代圣者的朋友。”

和他的祖先们东征西战不同，温切斯特的亨利眼睑下垂，个性内敛不形于色，却乐于大兴土木［在1242年一次远征普瓦图（Poitou）失败后更加热衷］。在远离威斯敏斯特的伦敦的另一头，他给伦敦塔造了坚固的围墙，里面添了韦克菲尔德（Wakefield）塔，还有好几个小房子，包括小动物园。他鼓励人们在外面的乡村建设大型建筑，如圣奥本大教堂（St Alban’s Catheral），把诺曼式大教堂和老塞勒姆的主教宫移去新址，那里不那么引人瞩目，也就是后来的索尔兹伯里。亨利是第一个可用当代形象描述的英格兰国王，他被看作是位杰出的建设者，可以和石匠、建筑师，还有忙于滑轮、铅垂线的工人交谈讨论。

但是建筑工程和军事行动的花费几乎不相上下，尽管这都是为了对英格兰忏悔者表达敬仰，国库看守者和宪章保护者们却视之为可疑的挥霍。用另一种修辞说来，显而易见，宫廷里满眼是“外国人”，他们的疑心就更加重。外国人有两拨：王后埃莉诺的普罗旺斯和萨瓦（Savoyard）亲戚；亨利同母异父的弟弟们（他母亲第二次婚姻的孩子们），吕西尼昂（Lusignan）人，来自法兰西西部的普瓦图。一两代之前，英格兰宫廷里或主要行政官和主教住所里，出现欧洲大陆来人，人们几乎不会说三道四，因为他们和国王本人一样是外国人。但到了13世纪早期，《大宪章》之后几十年里，英格兰国家利益何在又能向谁妥协，这个定义明显本土化了，字面意义上，已不必提谁的出生地是哪里的问题。在抗议文本里，“出生”（natus est）第一次意外地带上了非常沉重的重要性。

议会开始自认为是英格兰的共同保护人，1258年危机前，它和领主及神职人员组成的皇室枢密院没有明显区别，只能给安茹君主建议或劝诱国王做某事。尽管《大宪章》第61条已提出要由监视机构保证皇室政府按规定办事，但它没有在补充条款之后留存下来，只是《大宪章》大胆举措的精神继续保留着。亨利还没有亲政时，枢密院转变而来的议会开始养成习惯，考虑那些需要花费巨大的工程是否正当或者不负责任，也开始习惯于对不同意的项目威胁说要拒绝付款。亨利三世给他的外国廷臣发放少量城堡、职位、主教任命和土地，英格兰伯爵和主教们看在眼里，贵族组成的议会开始提出一个本质不同而相当大胆的要求：同意、否决，甚至废除国王挑选官员和顾问的权力。13世纪50年代后期到13世纪60年代，这种要求在逻辑上推到极致，等于限定皇室使用权力的先决条件，就是国王先要对国内地区（communitas regni）代表解释清楚。不用说，这样干预国王选择大臣，对亨利来说，是严重侵犯了他独有的国王特权，他决心反对它。最终冲突导致内战、国王被囚、革命危机，和17世纪内战时国家命运危在旦夕的情形一模一样。

尽管改革压力来自很多英格兰最高贵族和神职人员，其中贵族西蒙·德·蒙特福特个人在战场上下，都对这场不妥协的改革起了最大作用，从来没有像他那样的反对派运动领袖，站在英格兰国家社区立场上说话，因为德·蒙特福特虽然是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但是就他的出身和早年生涯来说，同他和他的同党们要谋求剥夺其权力的奸恶廷臣们一样，都是彻头彻尾的“外国人”。他的父亲也叫西蒙，家族封地位于巴黎以西大约30英里的地方，曾经把自己对基督教的热情投入到组织十字军（实际上是大屠杀）行动里，反对阿尔比（Albigensian）派教徒，驱逐法兰西南部的犹太人。老西蒙从母系继承了莱斯特伯爵领地，1229年，小西蒙继承莱斯特领地时，只有18岁，在那些年纪大的贵族眼里，他是又一个自私的法兰西冒险家，来主张一笔英格兰财富，需要把他和国王隔离得越远越好。但这个年轻人有一种奇怪的令人信服的特质——雄辩的智慧、自信，站在人前就足以自证其力量。1238年，西蒙和亨利的妹妹埃莉诺秘密结婚（这桩婚事会影响英格兰王位继承，本来应该在枢密院咨询范围内），这时一定证实了这个怀疑。埃莉诺第一任丈夫死的时候，她只有16岁，成了寡妇，在坎特伯雷大主教见证下，发誓永久保持纯洁，那根本就是白说。西蒙和国王疏远得厉害，看起来更多是个人分歧，而非政治异见。因为不满西蒙偿付岳父一笔债务的情况，亨利放风说，他发现妹妹怀孕了，才不得不同意德·蒙特福特和妹妹的婚事，西蒙正确地估摸到自己可能被捕，就带着大腹便便的埃莉诺逃走，乘船顺流而下，渡海去了法兰西。

13世纪50年代，大舅哥和妹夫之间时不时的争吵意义深远，西蒙和亨利都已40多岁。德·蒙特福特曾参加十字军东征，去了两年，他和霍恩施陶芬（Hohenstaufen）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并肩作战，13世纪40年代中期回来时，旅行经验丰富，已然是一个见多识广的贵族。更重要的是，他已变得非常虔诚，半夜起床，整个下半夜默默守夜，默诵圣诗集。他还开始穿粗羊毛衬衫，慷慨优待他人，自己却习惯节省，穿着颜色暗淡的衣服，“棕黑粗呢和蓝色制服”，这对一个贵族来说非常引人注意。他还开始接近一些当时最聪明睿智又深思熟虑的神职人员：林肯主教（Bishop of Lincoln）、罗伯特·格罗斯泰特（Robert Grosseteste）、伍斯特主教（Bishop of Worcester）、沃尔特·德·坎蒂卢普（Walter de Cantilupe）、方济各会（Franciscan）学者亚当·马什（Adam Marsh），并与他们通信。这三位都致力于把世俗统治者复原为基督教政府的理想：慈善、公正、仁慈。1253年临死前，格罗斯泰特已写就一篇论文，阐明公正统治和专制的区别，很明显，这篇文章对内敛并固执己见的德·蒙特福特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他的政治主张打上了宗教信仰般的烙印。

西蒙相信他已经亲身经历了一次格罗斯泰特所说的小小的专制。1247年，国王任命他代理金雀花王朝在法兰西的最后一块领地加斯科尼，那里以波尔多（Bordeaux）为中心的葡萄酒贸易价值不菲。德·蒙特福特着手领导政府，他们刚正不阿，在加斯科尼贵族中引起反叛，这可是亨利最不愿意看到的事。1252年，为平息事态，亨利同意采取激烈手段，审理德·蒙特福特，实际上这是控告他越权要弹劾自己的方式。双方斗得火花四溅，互相指责上纲上线。亨利指控西蒙挑起叛乱，明确说自己不会“和叛国者保持盟约”，德·蒙特福特则表现得好像自己是个同等地位的人，还嘴、谴责，甚至威胁，对叛国的指控回应道：“这是撒谎；假如你不是我的主君，还敢这么说我，你会自讨苦吃。”还有一次，西蒙狠狠地瞪着亨利，问他有没有人叫他忏悔过，因为他根本不像基督徒。

西蒙被宣告无罪——大部分贵族很欢迎他，都觉得他受审只是来做个样子——被送回加斯科尼。接下来在一个新的任期，国王与德·蒙特福特和解得很彻底，亨利送了西蒙和埃莉诺两座皇家城堡，坐落在沃里克郡（Warwickshire）凯尼尔沃思（Kenilworth）的那座城堡尤为巨大壮观，不久这里成了一个宫廷中心，学者云集，风头盖过英格兰其他所有贵族的住所，远远不止一个简单的贵族城堡。1253年，当他从加斯科尼回来时，西蒙开始处理个人所受的委屈（经常是财务性的，和妻子关于她无节制的嫁妆的争吵），这是折磨英格兰王国大众的一块心病。到1258年下一次危机爆发，西蒙的说话行事，好像没什么比英格兰的利益——对他这个胸怀宽广的人来说——更重要了。他和一些最主要的大贵族有共同点，就是相信亨利终于还是暴露出真是他父亲约翰国王的衣钵传人，那么，除非也和约翰一样得到遏制，否则亨利会走上政治歧途；那些大贵族有理查德·德·克莱尔（Richard de Clare）、格洛斯特伯爵、诺福克伯爵（Earl of Norfolk）罗杰·比戈德（Roger Bigod）。他们根据下面的事实才这么认为：1254年，亨利从教皇亚历山大四世那里，为二儿子埃德蒙接受了西西里（Sicily）的一个王国，这不是免费馈赠，英格兰要支付军事费用把这岛国从教皇的敌人霍恩施陶芬那里解救出来。亨利知道这几乎不可能得到批准，于是没有征询枢密院就应承下来，这是自己给自己下套：如果违背对教皇的誓言，他（像他父亲以前那样）将面临全国性的停止圣事，或者甚至出现自己被开除教籍的局面，因此他咬牙坚持，脾气越来越坏，要求拿到西西里“十字军远征”的必需费用，而且，按时间进程，向英格兰他的大租户们即大贵族征兵。

1258年4月28日，威斯敏斯特，亨利等来的是七个武装贵族联手的行动，包括格洛斯特、诺福克和德·蒙特福特本人，他们把剑留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门口，这一点也没有使突然激动得发狂的亨利安心：“这算什么，我的大臣？我这可怜家伙，是你们的俘虏？”领主们，以诺福克伯爵为首，回答说他们不是来谋反的，正好相反，而是忠心耿耿要把国王从恶毒腐败的异国大臣手中解救出来。“让那些可怜的不可救药的潘特瓦人和所有外国人，从你和我们大家面前走开，就像从狮子面前跑得远远的，那样上帝在天国会得到荣耀，和平会降临在善良的人们身上。”亨利别无选择，只得同意，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写道：“承认指控的真实……屈尊宣布自己被奸臣所迷惑……在圣爱德华陵前庄严发誓，要全面恰当地改过，给予本土出生的子民恩惠和善意。”特别是，亨利同意成立一个24人委员会（一半由他指定，另一半由议会定），起草英格兰政府改革方案，向枢密院汇报。

6月11日，在牛津召集了这个枢密院集会。它高瞻远瞩，对未来英格兰政治影响深远，1258年，理应成为英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它无比重要，远比1215年更直接地影响后世。选择牛津作为集合点，是因为一队军人要从这里出征，亨利最近在威尔士遭遇了不幸失败。有这些武装军人，改革运动的主将们知道可以召集来自各界的、心怀不平的代表：各郡骑士，厌倦了对本郡事务一窍不通的郡长指使；憎恨吕西尼昂人、想叫他们滚出英格兰城堡的领主；神职人员和学者，从开始就是改革的智库和灵魂。牛津聚会发生的背景，正是英格兰可怕痛苦的关键时刻，这增强了紧迫感，1257年粮食歉收；到第二年夏天，英格兰大部分地方即将进入大饥荒。马修·帕里斯写道：“食物短缺，穷人死亡不计其数，随处可见因饥馑而浮肿的尸体，脸色乌青，五个、六个一堆堆地躺在猪圈里、街上粪堆里。”

领主们无法填饱那些空空如也的肚子，但无疑他们完成了要根本改变英格兰政府的预想，就是基本上废除了盎格鲁–诺曼在英格兰的专制王权。皇室代表降到3名，一个15人枢密院取代了24人枢密院，他们的提名无时间限制，负责处理“英格兰国内以及国王的共同事务”。这一回合里，主权由国王那转移到了由领主和教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会，国王将负责选任大臣、顾问，还有，对打仗或和平资金募集与否，很明显，做这两个最后决定的是这个委员会而非国王。权力下放到郡里，每个郡根据特定程序选出四名骑士，负责收集民情反映痛苦和抱怨，以及向上传达给大法官，这项改革同样激进。英格兰已经有好几代人没有大法官了，在安茹君主手下，大法官一直是国王的主要法务官，现在这一角色要转换成类似英格兰巡视官那样。郡长，一向是本地地主的灾星，从此后只能在郡社团中招募，发放薪水，一年只能指定一次。从城堡里赶走吕西尼昂人，还有其他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当然德·蒙特福特除外），也就是要他们从英格兰滚出去。“你们要么失去城堡，要么失去头颅。”西蒙义愤填膺，告诉他的死对头彭布罗克伯爵威廉·德·瓦朗斯（William de Valence）。

这场使人目瞪口呆的革命，在采取集体宣誓遵守《牛津条约》（Provisions of Oxford）的形式时达到高潮。到第二年10月文件完善后，首次不仅以拉丁文、法语，同时还用母语中世纪英语写成。这样，对于所有那些本来打算置身事外、对英格兰善意政府作壁上观的人来说，《牛津条约》类似政治真经，就成了其忠诚的试金石。英格兰还没有成为共和国，但它不再处于独裁统治之下。

毫无疑问，国王宣誓时内心一定充满无奈，他和其他人一起手里拿着一支细蜡烛，坎特伯雷大主教威胁诅咒会降临到所有违背《牛津条约》的人头上，对亨利更是煎熬一般。

改革浪潮来得这么快、这么深入，不可避免地超出了它的某些最初倡议者的设想；一旦《牛津条约》引发怨言，他们就尽情发出批评的言论，被自己的发明吓坏了。改革者对于原告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追究诺曼人及其庄园体制纠结起来，他们本来就松散的联盟变得可悲了，要求国王和他的手下作解释是一回事；让那些暴发户隶农懂了一丁点儿法度，就学会鸹噪，抱怨在庄园管家或镇长手里受气，那可是另一码事。可想而知，德·蒙特福特坚信这一定是对的；同样，大伯爵们，尤其是格洛斯特伯爵，这时更是冷静多了，当格洛斯特看到由德·蒙特福特起草的《大贵族令》（Ordinance of the Magnates）时，他踌躇了，但德·蒙特福特下决心把自己同类置于和国王一样的限制下，他叫嚣着：“我不想和这样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人打交道，我和他们不共戴天。”

改革到最高潮时，看清了亨利的大儿子“爱德华勋爵”的立场，1259年到1260年一段时间里，英格兰非常流行德·蒙特福特魔力，使得他倾向于改革者。他也急着摆脱父亲的掌控，把危机当作机会，想得到自己的城堡。西蒙的本事是让人不由自主地着迷，甚至自恃如爱德华也难免。但让王子和领主们交好嬉戏十分可疑，阴险可怕。格洛斯特伯爵兄弟与爱德华共进早餐后，威廉·德·克莱尔第二天早上腹部剧痛后暴亡，伯爵醒来发现自己的头发、手指甲、脚趾甲一夜之间全都脱落。爱德华实际上在悄悄培植自己党羽，作为第三方力量，由家臣（vavasour，年轻的单身骑士）组成，免得因为和亨利宫廷连在一起受到憎恨，也不受领主们控制。说到底，爱德华明白王朝作为政权的命运不稳定，一旦摆脱了讨人嫌的吕西尼昂人，争斗就转移到王权和挑衅者两者之间，爱德华毫不含糊地把自己的人手投入到亨利一边，还常常在国王和不光彩的失败之间现身。德·蒙特福特远在法兰西时，反对派不够团结，亨利抓住机会，放弃一切对诺曼底和安茹领地的进一步主张，又让加斯科尼成为法兰西的采邑，换来法兰西国王的财政支持，恢复了自己的财产，弄来了雇佣军。国王渐渐收复了很多在战略上很重要的城堡，到1261年年末，他声明放弃《牛津条约》，还取得了一份教皇特别诏书，解除他对《牛津条约》发的誓言。

1263年，西蒙姗姗来归，发现改革运动混乱不堪，濒临绝境，立即判明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想要取胜必须有坚定不移、坚韧不拔的领导，也就是由自己带头干；他又懂得，此时英格兰剧变的阵痛已超越了威斯敏斯特和权贵的城堡，波及偏远的郡和百户中间。自1066年诺曼底征服以来，英格兰的政治命运第一次变得如此风云变幻、前途莫测，皇权复辟，排挤掉本地指定的郡长们，代之以国王信赖的朝臣，这样在骑士和郡望绅士阶层引起反弹。西蒙言辞尖锐犀利、自恃清高，使1258年改革派里的一部分大贵族对他敬而远之，但他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信心百倍，越过大贵族头目，直接诉诸伦敦市民［他公开称呼他们“伙计们”（letters）］、教会（大部分神职人员视他为忠实的信徒），甚至自由农：一句话，向所有他认为真挚公正诚实的英格兰人民呼吁。他煽动起来了广大群众的感情，同时也忙着在敌人手里抢来的地盘上，建立自己的家族帝国，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西蒙骑行时，扈从达到160个骑士，比国王或王子的随从还多出很多，但即使这样恺撒般前呼后拥，他自己认为——那些忠于他的人也这么看——西蒙·德·蒙特福特是当之无愧的英格兰十字军骑士。“他热爱正义，憎恨不公”，这是一句典型的赞颂。即使不是上帝化身，那他看起来也和上帝有直接联系。

要讨论哪个形象是“真实的”西蒙好像没什么意义——虚荣浮夸的冒险家还是救世主改革家——因为他自己也无法分清这两个角色，只有极少数有人格魅力的领袖，不必借助一时间（最起码）的自我野心和名望就能取得一些成就，西蒙是其中之一。可同样无疑的是，西蒙相信对德·蒙特福特家族有益的事，对英格兰也是有益的。因为，有那么一阵子，他让贵族和平民中分量很重的人也都相信了这点。

1263年夏天，时局紧急，德·蒙特福特和他的联盟攻克了英格兰东南大部分地方，亨利吓得躲进伦敦塔。一定庆幸他刚刚加固了防御围墙。为了筹钱给雇佣军让他们加入皇室军队，王后已经把珠宝抵押给了圣殿骑士团（the Templars），在借口检验或者可能在兑换现金时，爱德华说服了他们，进入新圣殿，在那里组织了一次银行抢劫，敲碎了珠宝柜，抢了圣殿骑士们的金银。这是典型的爱德华式举动，令人侧目；但其结果却使伦敦市长和市民们从蒙特福特派的冷静怀疑者，转变为无保留支持他的联盟，如果他们自己都是带头犯罪的人，为什么还要支持等级势力？没有了抑制，市民们以通常方式表达对皇室的不满，王后不仅是敌对的“外国人”的保护伞，还享有城里几处主要过路费关卡的收益，这使她成为一个首选目标。埃莉诺害怕出现最糟糕的情况，想通过泰晤士河逃出伦敦，去爱德华军队的驻地温莎。但是，人们认出了她的座船，在伦敦桥这个她收益最丰的关卡上，向她投掷石块和粪便，羞辱之下，埃莉诺被迫躲进圣保罗大教堂。她和爱德华到死都不会忘记，也不能原谅这次冲突。

这时，西蒙·德·蒙特福特自命为“英格兰管家”，事实上他成了英格兰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可是没有一个头衔能阻止英格兰陷入内战。

两场伟大的战役解决了问题。第一场发生1264年5月在苏塞克南斯部丘陵的刘易斯（Lewes）附近，德·蒙特福特在骑马事故中摔断了一条腿，只好乘马车奔赴战场，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果断地指挥战斗，他的兵力特别是骑兵比对手少很多，但一夜急行军后他们占领了俯瞰着刘易斯的高地。战斗打响前，西蒙做了战前动员，他们当中有一些是没打过仗的伦敦人，他发誓他和大家都是为英格兰王国而战，为上帝的荣耀和受到上帝祝福的圣母马利亚、圣徒、神圣的教会而战。战士们——骑士、弓箭手、步兵——卧倒在地，脸朝下贴着潮湿的春天草地，双手伸开祈祷胜利，然后大家站起，由温切斯特和奇切斯特两位主教赦罪，戴上十字军战士的白色十字架，穿上铠甲。当然，很多人在那里是因为按照社会等级，他们的主公命令他们到场。不过，肯定有一些人是真的相信西蒙·德·蒙特福特是真正的政治救世主，尽管他庄重虔诚又性情暴躁。在一本坎特伯雷手抄本里，他甚至被描述成“西蒙巴约拿”（Bar-jona），这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第17节（Matthew 16:17）里耶稣给圣彼得的封号，彼得是天堂钥匙的掌管者。怪不得他的战士们自称“上帝之师”。

然而，一开始，上帝好像不在他们这边。自恃人数众多的皇室军队，包括很大一部分盎格鲁–爱尔兰和苏格兰骑士——他们当中有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公元1210年—1295年）——爱德华向对方发起全力冲击，德·蒙特福特的人大部分是伦敦佬，溃败了，他追击上去砍倒他们。当爱德华自以为赢下了这一天的战斗时，他在战场上往回走去找他父亲，无疑这是往前去的路，但却引起爱德华意料之外的战事逆转。皇室军队方面的指挥官已经被杀或被俘了，康沃尔伯爵正躲在一座风车磨坊里，国王已逃进刘易斯城里一个小隐修院里。没有抓住国王和王子，这不算大获全胜——还意味着洗劫小隐修院（对“上帝之师”来说这可不是好事）——德·蒙特福特提出条件，包括要爱德华作人质，以便国王部队能规矩行事。

接下来的18个月，是英格兰政治体制历史上短暂又杰出的时间，也是17世纪前英格兰最接近成为共和国的时候。1264年7月，法兰西入侵威胁严峻之时，德·蒙特福特政府送出加封的命令（国王对此特别痛恨，这本来是他独有的特权）给每个郡，“致主教们，修道院院长们，伯爵们，骑士们，自由民们”，要他们提供“人力、矛、弓、箭、斧子和弩”——一句话，组成全民军队。反响出乎意料，各阶层各行业一大群人，在多佛尔和坎特伯雷之间的巴勒姆丘陵（Barham Downs）结集起来，要反抗入侵，不用说，法兰西人没有来。但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平民政治家忘乎所以，伦敦市长居然鼓起勇气大胆对亨利三世说，就像学校校长训斥调皮学生——“陛下，只要你做个好国王，我们也就做你忠实的仆人。”——话里话外，就是你不好，我们也不客气。1265年8月8日，伊夫舍姆一役四天后，一个皇室扈从彼得·德·内维尔（Peterde Nevile），被皮特林·麦格纳（Peatling Magna）村民（他们还不知道国王打赢了）拘捕并指控为“犯叛国罪和其他极可恶的罪行，因为他反对国内民众”。内战引发的一些普遍情绪和偏见索然无味又激烈，德·蒙特福特提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名单，是点燃民愤的利器。他已准备好（如果还不算热切的话）利用它反对犹太人，早在1231年，他已经在莱斯特驱逐了犹太人，大半是为了取悦教会。1264年到1265年间，英格兰众多商业城镇里的犹太社区遭到激烈袭击，财产被劫掠，人身受攻击。

19世纪的历史学家庆祝英格兰国会自由主义的历史性时刻时，想象德·蒙特福特的行动是平静从容的。但事实上，西蒙的革命发生在巨大的社会漩涡中，当危机深化后就威胁到全局，可能失控。不过，1265年，议会已不是旧的皇室枢密院，他们都认为议会的组成和它的辩题都很合适。领主们、教会人士、郡里骑士阶层选出的同僚，甚至城里的自由民，都在为英格兰王国深思熟虑。因此，一个布商或有几英亩地的诺福克骑士聚到一起，判断哪些条款才可以保证释放国王的儿子后英格兰还是安全的。当然这还远不像如今的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那样，但无疑已经代表了广泛的政治团体，而这在当时封建和专制的欧洲标准里，简直太出格了。毋庸置疑，它改变了英格兰，导致爱国主义者和不顺从者结成联盟。

与很多类似的革命团体一样，1265年议会不是永久性机构，只是战时紧急枢密院。每个人都想要爱德华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持中立，他也很可能意识到，自己作为人质的价值，仅限于德·蒙特福特不会对他下手的事实（尽管就德·蒙特福特那样的暴脾气，没人敢打包票）。一旦他提出遵守《牛津条约》，交出被没收的大部分领地（转移到德·蒙特福特家族），进一步同意枢密院可以决定他随从的去留，做完这些必须的事，爱德华就被正式释放了。但尽管他出了牢房和他父亲一起，他仍然处于某种受监禁的旅行中，由西蒙自己的随从陪伴。因为有太多德·蒙特福特的旧部对他的家族昭然若揭的贪婪和强取豪夺看不惯，这时都疏远了他；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爱德华看作是国王身边那些蠢货的一伙人，某些人开始给王子传递信息：谁有可能支持他，包括强大的边界伯爵们，比如罗杰·莫蒂默（Roger Mortimer），西蒙的最大死敌。德·蒙特福特轻率地让一些朋友在特许下和王子同行。爱德华得知莫蒂默的人马就在40英里外，正在包围过来。5月28日，在赫里福德大门外，假装检验一批送来给他检查的马质量如何，他一匹匹骑下场，最后只剩一匹，说时迟那时快，他狠狠地把马刺戳进唯一可骑的马的侧腹，接着一跃而上，轻松地逃离了追捕者。王子大胆逃走的消息令人兴奋，对那些觉得德·蒙特福特伪装圣洁只不过是为掩盖赤裸裸夺权的人来说，爱德华自由后立即变成了一块磁铁，这些人马上聚集到他的身边。

到这时，西蒙是有人爱又有人恨也有人怕，有多么爱就有多么恨和多么怕，威尔士的边界伯爵们恨他和格温内思君主卢埃林签订协议，盎格鲁–爱尔兰诺曼人恨他独断专横；1258年，甚至到1263年，很多伯爵贵族还认为他站在英格兰立场上说话，而这时开始将西蒙看成是可疑的怪物，即外国人，是伪装的英格兰社会中坚。一两个月里，爱德华发起惊人的反击，抓住了格洛斯特还有蒙特福特军很多部下，粉碎西蒙自己的武装，而塞文（Severn）河把他儿子小西蒙在凯尼尔沃思（Kenilworth）的守备部队隔开。爱德华突袭凯尼尔沃思抓住了很多实际上住在城里的游击队员。小西蒙被迫逃跑（有的编年史说，他甚至光着身子），游过城堡的湖。在伊夫舍姆，德·蒙特福特没有和儿子的队伍成功会合，只得以损耗严重的军队迎战爱德华。最初圣人西蒙从修道院高塔上俯瞰，以为冲过来的是打着蒙特福特旗号（爱德华的又一个诡计）的自己苦苦等待的儿子。等看清来者的真面目，德·蒙特福特说了句预言：“上帝保佑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的身子本来就属于他们。”一语成谶，这一役大开杀戒。有人告知西蒙，他的另一个儿子亨利被杀，他回答道：“那么今天就是死期了。”然后就冲进了战场，很多追随他最久最忠心的骑士，从他的莱斯特郡和沃里克郡采邑来的仆人都和他一起战死。西蒙的马死了，他步行战斗到死，据说他临终时说了句“感谢上帝”。爱德华怀着强烈的报复欲，不屑于遵守战争惯例，去救助自己受伤而迷茫的父亲时，西蒙的手脚和睾丸被割了下来，生殖器挂在鼻子上。30名骑士受伤，无助地倒在地上，直接被刺死。任何与德·蒙特福特有私人关系的人都被无情地追捕。凯尼尔沃思大城堡的守卫者在被围困五个月后，迫于饥荒和寒冷，加上猛烈攻击后才不得不投降。皇家军队一进入这个曾经是全英格兰最伟大最宏伟的城堡后，他们马上踩到了发臭的尸体上。到处恶臭弥漫，令人只得以手掩鼻。

亨利三世保住了王冠，他自己唯一认可的感恩方法是完成修建忏悔者爱德华圣陵。1269年，终于得见圣人遗骨移柩到那个发着暗光的圣所。1272年，亨利三世死了，当时爱德华正率十字军远在巴勒斯坦，他的遗体被暂时安放进忏悔者之墓。因为他自己的石棺还没完成，那是意大利式装潢，和他心目中的英雄保持敬仰的距离［但丁（Dante）不怀好意地，将他放在炼狱里的傻子那一边］。1274年，在这种罗马式的辉煌气氛中，爱德华一世登基。

和英语里混合而来的“nation”（意为民族）一词一样，爱德华也是个饶有意趣的组合，个性里蕴含血脉亲情和文化传承：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王后去世令他痛不欲生。他们生了15个孩子。年轻时他应该见过神圣罗马皇帝送给他父亲亨利三世的三头豹子，关在伦敦塔里（还有一只北极熊、一只豪猪、一头大象）。因此也许他不介意人们比喻他为豹子，这不算奉承：凶猛、敏捷，同时以斑纹多变闻名。《刘易斯之歌》（The Song of Lewes）作者不怀好意地警告：“逼急了他什么都答应你……但一朝脱身，他很快恢复原形，为了达到目的而撒谎，他说这是远见……不管他要什么，那都是合法的，他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但爱德华凭借这样生存下来，还胜出了。他从早年起就经历坎坷，对威尔士的军事行动出师不利，和父亲的对手玩猫捉老鼠游戏，在大内战中沦为（不折不扣的）人质，这一切都锤炼了他。后来在十字军征途中，爱德华靠强壮的身体和意志挺过了有毒的匕首暗杀，毒液被从伤口（可能由妻子）吮出，外科医生在伤口处刮骨，他都镇定地挨了过来。到1274年他继位时，中世纪政治和战争能怎么样造就一个王子的事情，爱德华都已经经历过了，这正合适，因为爱德华作为金雀花王朝后人，从儿童时开始就肩负着不可能的梦想。

那么他的帝国要安放在哪里？在英格兰，哪怕他迫害德·蒙特福特家人，使他们灭亡、销声匿迹，他也明智地不去触动1258年的一些改革成果。前朝旧事已教会他，必须永远不走父亲的老路，给外国廷臣当保护伞；相反，他和朝廷都要打上英格兰人的烙印。在逃出赫里福德和伊夫舍姆战役之间忙碌的几个星期中，爱德华刻意表现得自己是1258年大改革的真正守夜人，在他的反衬下，西蒙·德·蒙特福特就是追逐权力，任人唯亲。当然，谁也别想塞给他一套政治体制，把真正的王权削弱到碌碌无为；但他能轻易地想象和领主、主教们共事，不把议会当作王权永远的对手。他可以和议会在英格兰大计上合作，如果行不通，他会毫无顾忌地利用天然隔阂离间领主与郡里的骑士及自由民。未来国王独出心裁，在最初的报复过后，把剥夺参与反叛的所有贵族继承权的声明，改成他们可以赎回被没收的领地。爱德华这样做表面上体现了仁慈，内里却是精明盘算的势利。

在骨子里，爱德华一世复活了曾祖父亨利二世的基本公理：联盟基础就是大贵族和领主们希望自己是一项不断扩展的基业的一部分，亨利二世的安茹事业把法兰西西部和北部作为扩张的主战场，爱德华则把帝国事业寄托在不列颠。和亨利一样，爱德华没有特别愿望（在刚开始时一点儿也没有）要把英格兰的标准化机构和律法强加给帝国的几个分散区域，他只要求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的头领们无条件承认他为封建主；承认以后，在他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履行出人出钱的义务。作为各王国认可的全不列颠皇帝，他就能尝试以牙还牙，和法兰西国王对决。

是不是爱德华从一开始就迷失在狂热追求大权独揽？他难道看不到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都是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居民文化不同，他们对本族历史充满自豪，早已适应完全不同的律法系统和政府？无疑他看不出这点，但在很多方面，他这样目光短浅情有可原，内战已充分反映出，不列颠的统治宗族没有因为分散各地而变成单纯的民族隔阂，反倒是可能因为不可避免地利害互相渗透造成复杂性。在刘易斯的皇室军队，有盎格鲁–诺曼爱尔兰骑士（请记住，他们原来定居在威尔士），还有来自苏格兰的几个主要皇族，比如布鲁斯家族在边界两边都有地，承认爱德华是他们的领主，至少在他们的英格兰庄园上是这样，德·蒙特福特曾经和威尔士君主卢埃林·艾普·格鲁菲兹结盟；而卢埃林的敌人边界伯爵如莫蒂默和德·克莱尔在伊夫舍姆扳倒了德·蒙特福特。

也许爱德华不把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看成各自有别、国界分明的独立国家和地域，还是情有可原。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有时候更像是个人和家族关系，他自己的姐姐玛格丽特嫁给了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格温内思君主是约翰私生女琼的后代。这三个国家又分为更小的部分，高地和岛屿核心地区的人说的不是英语，历史悠久、土生土长，他们心系高地和岛屿上的家园；低地地区人口更密集，文化交融。更偏远的深山老林地区，亲缘习惯公约和贵族联盟更胜过统治者法律的权威。传统习俗如世代血仇，在威尔士偏远的威尔士化地区，10世纪编制的古代威尔士法律（“Hwel Dada”），比如，罪犯走过十户人家还没弄到吃的，偷窃就得到赦免，这样的条例还在沿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地区是乡村田园和打猎场所，人们依靠在本地放牧牛羊马匹为生。高地和低地之间的山谷中，西都会修道院［苏格兰的梅尔罗斯（Melrose）或威尔士中部的斯特拉塔佛罗里达（Strata Florida）和维尔克鲁塞斯（Valle Crucis）蓄养的羊数量之多，几乎构成不列颠岛上一个重要产业支柱。低地——威尔士的卡马森（Carmarthen）］和格拉摩根，苏格兰的特威德河与福斯湾之间，爱尔兰的东半部和中部——都已经使用各种中世纪英语（与神职人员的拉丁语、贵族的法语并存），贵族巨头们修建城堡加强他们的力量。盖尔人和凯尔特人都被赶回高地。语言分区在这些边缘地带变得模糊起来，地貌也是这样。低地上，农民和英格兰一样，在开阔地带分散的小片土地上耕种，在村庄指定的公用地里放牧牲口，向地主缴纳个人劳役或一定金额的金钱，换取在此居住的权利。这些低地［或者丘陵，如切维厄特山和黑山（Black Mountains）地区］就是前线，边界模糊并且在山地河谷之间来回游离不定，就看当时哪个统治者掌握了更大实力。

在很多方面，威尔士、苏格兰变得越来越像英格兰，而不是相反。13世纪中叶到晚期，三个地方的国王都强势聪明又精力充沛，推行高压政策，想在自己地盘上把截然不同的司法管辖都纳入统一的法律和统治下。苏格兰的亚历山大三世从1249年到1286年，统治着一个欣欣向荣的王国，中心分布在王室驻地斯康和邓弗姆林（Dunfermline）修道院坎莫尔（Canmore）古代墓地之间。苏格兰沿海的港口城市，从北边的阿伯丁（Aberdeen）到南面特威德河畔的贝里克（Berwick-upon-Tweed），进出口兽皮羊毛。本地工匠、外国商人、银行家们——尤其是汉萨同盟（Hansa Germans）日耳曼人和无所不在的弗莱芒人——在这些繁荣的地方居住。苏格兰已是北海地区贸易经济充满活力的一个地方。

但以上没有哪一项说，13世纪某个相同时期有趋势要发展成不列颠共同经济和社会，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相似性不一定带来亲和性，这些地区变得越像，他们就越坚定地要独立。威尔士的强人是北方山里的格温内思王国的卢埃林·艾普·格鲁菲兹，他是卢埃林·艾普·欧维斯，即“卢埃林大帝”的孙子。老爷子曾经成功地抵制了安茹国王们要降服威尔士的努力，他娶了约翰的私生女琼。

卢埃林和琼的儿子戴维兹（Daffydd）死后没有孩子，他的同父异母哥哥格鲁菲兹被抓去做人质，关在伦敦塔里，1244年圣大卫日，他试图用一条打结的被单逃跑，结果摔死了。格鲁菲兹的儿子卢埃林二世，从格温内思冲破包围，进入南部相邻的王国。到1257年，他控制了威尔士2/3地盘，给苏格兰人写信时自称“威尔士君主”。

卢埃林的核心地带是斯诺登尼亚的山地堡垒，他这个人可不是什么原始“部落”国王。他的宫廷里豢养着大批猎鹰人、竖琴音乐家、吟游诗人，甚至还有一个“肃静提醒者”，当餐桌上众人喧哗沸腾时，提醒者的职责是让大家安静下来。和亚历山大在苏格兰、爱德华在英格兰干的一样，卢埃林也负责尝试推广法律标准，或者至少将习俗和庄园做法与国家法律划出分野，卢埃林二世，和德·蒙特福特、爱德华、亚历山大三世一样，都是自觉的国家缔造者，都想在一个新的政治体系里，纳入法律、风俗、语言和历史。作为将军，他够卓越，不管是边界伯爵们还是亨利三世打到他那里，他都顶住了。1265年，他和西蒙·德·蒙特福特盟誓，要娶西蒙的女儿埃莉诺，这样把威尔士化的前线一下子往东南两个方向推进了很多，这是前几个世纪都没做到的。两年后，1267年，《蒙哥马利协议》 （Treaty of Montgomery）承认他的头衔为“威尔士主君”。作为回报，他接受英格兰国王做他的封建主。这并不承认威尔士是完全独立的国家，而是在其地盘里承认他这个威尔士君主为最高统帅，将边界伯爵们或其他殖民者排除了。

20年来太平无事可能使卢埃林踌躇满志。1274年，他没有来履行封建臣属应该履行的基本义务：在新国王面前跪下，将双手放在君王手里，宣誓效忠。当然，卢埃林有自己的顾虑。英格兰给予他的威尔士仇敌（包括他的哥哥们）庇护，他据此力争，说庇护他们违反了《蒙哥马利协议》。爱德华又宣布协议已失效，所以卢埃林害怕贸然进入英格兰，自己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毕竟，爱德华用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复辟蒙特福特家族的阴谋，在温莎堡里囚禁了他的未婚妻埃莉诺·德·蒙特福特。1276年到1277年间，他写了三封信给爱德华，说他延误进见不是藐视对方，只是要等二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但是爱德华这么多年来见多了盟友间的尔虞我诈，根本无意讨论，当卢埃林一连五次召而不至后，国王就宣布他的反叛。

1277年夏天，爱德华调集大军——大约800名骑士和1.5万名步兵（其中9 000名威尔士人，他们不服自称“威尔士君主”的卢埃林，其中有边界伯爵、波厄斯、德·赫巴斯主君）——向格温内思开进。爱德华从切斯特要塞向南进发，先打下安格尔西，从海上切断斯诺登尼亚的粮食供应。11月卢埃林被俘虏，很可能是因为冬天到了，发生了严重的饥荒。1278年，卢埃林终于在沃奇斯特举行耽搁了的致敬仪式，同时他和埃莉诺结婚，国王出席婚礼，但爱德华不想宽宏大量。在并吞过程中，爱德华对土地和王权的胃口越来越大，这不是最后一次，所有卢埃林鼎盛时的地盘全被剥夺了，只留给他格温内思。

在阿伯里斯特维斯（Aberystwyth）、弗林特（Flint）、比尔斯（Builth）和里兹兰（Rhuddlan）随即修建起新的皇室城堡，作为英格兰军队守备的大本营，卢埃林和小弟弟戴维兹看着它们，若有所思，很有理由怀疑，削减他们的封地只是第一步。早晚有一天，爱德华会直接整个吞食掉他们。卢埃林试着向爱德华建议一个“封建的”解决方案，请求宣布：

13世纪时威尔士

国王陛下的子民——加斯科尼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根据各自模式和惯例，保有各地自己的法律风俗，这会加强而不是削弱王权。用同样的方法，他要拥有自己的威尔士法律，并据此运行，如同国王使他们彼此之间和平相处一样，让他和他的威尔士人拥有这个法律。

但是当辖区内部出现纠纷时，英格兰法官（特别是切斯特大法官）有权听审威尔士法律判定对原告不利的案子；如果必要，皇家法庭可以翻案，那么一来，更加削减威尔士国王的尊严和实权。在这里，皇室官员忠实地反映了爱德华越来越强的帝国主义意识。

前景不妙，威尔士主君看来只能慢慢地但是不可阻挡地屈服，或者起来反抗。造反的结果也许会陷入绝境，也许未必，毕竟，英格兰国王们以前曾被推翻过。在1282年的棕榈主日（Palm Sunday），学着爱德华自己残酷无情的榜样，卢埃林的弟弟戴维兹首先出手，袭击哈瓦登（Hawarden）城堡的英格兰军队。爱德华亲自带着大军向威尔士扑过去，海陆并进，武器装备供应充足，从各管辖地提供食品和衣服。这次的镇压大军又是支混杂编队，这次又包括老罗伯特·布鲁斯、苏格兰卡里克伯爵（Earl of Carrick）、边界伯爵们，以及卢埃林的威尔士敌人。在开头成功把北边、东边的几个要塞拿下后，和以前一样，攻势渐弱，南边的边界伯爵们丢失了要塞和土地。11月初在安格尔西，一队骑士前去保障大陆和小岛之间的联络，被威尔士人打得七零八落，很多骑士在梅奈海峡（Menai Strait）淹死。

这时，在一次休战中，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佩奇姆（John Pecham）提出试着议和，卢埃林能不能把格温内思交给国王，换取每年1 000英镑俸禄的英格兰爵位？佩奇姆曾宣称威尔士的传统法制和《圣经》相违背，他应该不是个理想的调停人。卢埃林的答复明确无疑，他无权拱手相让：“让大家知道斯诺登尼亚属于威尔士，从勃鲁特斯（Brutus）时代起，他和他的祖先们就拥有它，枢密院不允许他抛弃这片土地，去换取一块本不属于他的英格兰土地。”佩奇姆的提议太过分了，激起威尔士伯爵们起草了一份反对声明，坚持“哪怕卢埃林或其他主君要把主权交给英格兰国王，他们自己也将拒绝向任何外国人致敬，因为那些人的语言、习俗和法律，他们一无所知”。

11月中旬，也许考虑到供应被切断，难于度过冬天，卢埃林从斯诺登尼亚突围，向南进入波厄斯，这一着非常大胆，真是致命一击。12月11日，在比尔斯（Builth）附近，一个什罗普郡战士没有认出卢埃林来（如果认出的话，八成会留他活命，这样更有价值），就杀死了他。卢埃林的头被割了下来送给爱德华，威尔士一代天才就此陨落，再无人组织像样的抵抗。战争一直持续到1283年，威尔士方面忽然出现了逃兵，急着赶在国王报复前去议和。他们如此着急也许可耻，但可以理解，在抵抗爱德华大军的地方，很多村庄被烧毁，很多人被掳走做人质。英格兰国王没有宽恕他们，当戴维兹被手下交出来时，爱德华语无伦次地对他的贵族们说：“用人类的语言简直不能数清威尔士人对我们祖先犯下的罪恶……但上帝的意愿，是要结束这个罪恶的进程，在主君被杀后，大卫（指戴维兹）这叛徒家族的最后一个注定……要被他自己的族人抓来，做国王的囚徒。”他用戴维兹做了一个最丑陋的范例，接受四重惩罚：用马拖去断头台（叛乱罪）、活着吊死（杀人罪）、把肚肠烧尽惩戒违反宗教（因为他选在复活节期间袭击）、尸体四分（阴谋弑君）。在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执行这些惩罚，伦敦人和约克郡人为了谁应该得到尸体的主要部分打了起来，不用说，伦敦佬拿到了戴维兹的头。

1284年年初，在北威尔士的内温（Nefyn），爱德华主持召开一次亚瑟式装饰豪华的宫廷宴会。席间用圆桌，新凯美洛特（Camelot）太重了，宴席进行当中地板坍塌了。在威尔士史诗里，亚瑟其实是个真正的西不列塔尼人，一个凯尔特人，边境居民蒙默思的杰弗里开启的英格兰化进程，到爱德华时代终于完成。不列颠英雄现在是个英格兰皇帝，一个皇帝，更有甚者，用形成威尔士先民之地的《里兹兰法令》（Statute of Rhuddlan）说：“神圣的天佑福地威尔士土地，居民完全转移到我们管辖之下。”由此开始彻底的文化摧毁和帝国主义控制，因为爱德华亲眼看见了他的父亲创造出神圣又神秘的王权统治（而且他是第一个受益者），他非常懂得要从威尔士传统里剔除什么，才能最大限度地挫败威尔士人的锐气。在艾伯康威（Aberconwy），西都会隐修院里葬着卢埃林大帝——相当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忏悔者的圣陵——捣毁它（修士迁到8英里之外），代之以一座巨大城堡，筑于斯诺登尼亚和大海之间环状石头要塞中的一座，把奈斯十字圣物（the Croes Naid），卢埃林家族一直安全保管的真正十字架的一片送去英格兰，随着一起送走的还有卢埃林的冠冕。1284年，爱德华和埃莉诺的第十一个孩子在卡那封（Caernarfon）出生，其头衔给威尔士的自治地位下了定义——威尔士亲王——这个头衔从此后都安在王子们中最英格兰化的那个头上，也就是太子、储君。1301年，卡那封的爱德华正式封地在林肯，如果要穿过不列颠，林肯离威尔士最远。

爱德华征服威尔士让他有机会学了一把罗马皇帝，他在十字军东征拉丁基督教世界中，就萌发了这个野心。在建造康威城堡（Conwy Castle）挖地基的时候，出土了一些遗骨，据说是第一任基督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Christian Roman Emperor，Constantine the Great）的父亲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Magnus Maximus）的遗骨，爱德华让人把它送去旁边的古罗马塞贡提恩（Segontium）遗址，以盛大的仪式隆重地再次下葬。国王也许肚子里没多少墨水，但他行事常以恺撒继承人自居：战场上骁勇无敌、胜利后坚持索要人质、老是鼓吹自己要建立法律秩序帝国的信念。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爱德华颁布命令，说上帝憎恨他们的传统法律，它们与所有法律相悖，因此根本不能认为那些是法律）的传统习俗全都被废除，代之以国王的法律，应该感到无比满意。更有甚者，那个世纪里最大的军阀不断鼓吹“和平”，和一些晚期特洛伊人那样，他常常说，来，我们和平吧，一切都会好的；否则你会后悔的。早期威尔士神话组诗《马比诺吉昂》（The Mabinogion）里，提到一个国王梦见一座城堡，上面矗立着高高的彩色的塔。这个梦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变成了现实，现在在卡那封海边，爱德华创建了另一个拜占庭，其八角形塔身和塔的腰线完全照抄君士坦丁堡狄奥多西（Theodosian）城墙，城垛上立着罗马帝国式的鹰。

城堡建设规模之大，在中世纪欧洲的殖民统治里无出其右者，只有罗马十字军东征的宏大规模可与它相比，康威建设组织得像帝国军事行动，大部分工程在1283年春到1287年晚秋之间完成，工地上有约1500名半技术性劳工和约500个特种工匠，他们是从各地搜罗来的能工巧匠：木匠来自森林茂密的西米德兰，来自林肯郡沼泽平原的下水管道系统挖掘者，石匠来自多岩石的德文和多塞特郡。这些工匠首先被运送到布里斯托（Bristol）或约克驿站（和军队调动一样），然后转到切斯特的指挥部，从切斯特开始，他们与石头和木材一起到达现场，按照分派住帐篷、前往劳作地点。只有在康威和哈勒赫这样的地方，西部郡里、中部米德兰，还有约克郡、林肯郡的人才会第一次相遇，否则他们一辈子都不会碰头，正如在罗马军团里，很多民族的人发现他们被捆绑在一起。在这里，在金雀花爱德华的狮子旗下，他们被迫理解了作为大不列颠帝国的一分子意味着什么。

爱德华的总监督兼建筑师是名叫圣乔治的詹姆斯大师（Master Jamesof St-George），萨瓦人。爱德华从圣城返回途中遇见他，也在法国南部看到过他的作品。这位天才建筑师技艺高超又多才多艺。他不仅懂得如何建造十字军堡垒（最接近威尔士的堡垒），更知道有围墙的殖民城市是怎么样的，需要可控的物流渠道、现代生活便利设施如浴室、能灵活防御：可守可弃的塔楼，根据情况需要可联络彼此或切断联系，上一回不列颠出现的类似建筑还是哈德良长城。

至于本地原住民，他们已沦为自己国土上的二等公民，在城堡这种石头巨怪脚下的卫星城和村庄里，统治者当他们是无知孩童那样对待，不得随身携带武器，未经允许，不得留宿陌生人。保留一些行规，只是他们得记住行规随时会被国王的法律取代。在好几代的时间里，不由分说，负责皇室司法管理的郡长都是适合殖民地政府工作的英格兰人。其中最糟糕的，恐怕是征服者的思想里，他们注定喜好一种下里巴人古老奇趣——允许保留（为了给殖民者老爷们提供娱乐）盲人竖琴家、吟游诗人和唱诗班。有些人想在自己生活之外做点正经事，搭上金雀花王朝的顺风车赚快钱，那就去参加爱德华的军队。

还有更糟的，那就是英格兰的犹太人。1290年，在基督教欧洲——像传染病一样驱逐犹太人，或者说相比任何其他地方——英格兰是第一个立场明确这么干的国家。历史学家有时候认为这是爱德华的权宜之计，因为威尔士战争欠下的巨额债务到期，就出此恶招。当然，帝国耗费令人束手无策——大约33万英镑或国内一年税收的10倍——爱德华不想加税，那是前车之鉴，他父亲和祖父都因此在议会内外遭反对而栽跟头，他可不想重蹈覆辙。来自卢卡（Lucca）的里卡迪（Riccardi）钱庄很愿意借给他大额融资，钱庄实力很足，只是要的利息也很高。相反，这3 000名犹太人，因为被之前的强迫贷款和罚金榨干了，已经无力再借钱给爱德华。在英格兰历史上，犹太人一直都被当作财物，而不是人类看待；一旦没用了就被抛弃。

在教会推动下，爱德华已在英格兰废除了高利贷，直接剥夺犹太人唯一的生存方式；同时，他要求他们佩戴黄色身份章，无疑他认为他们是次等人群，最好是容易辨识他们。1285年，他进一步不怀好意地要求他们放弃借款，去从事别的行业，但一点儿也没有提供使他们可能去做别的行当的便利。之后五年里，他让教会和议会筹集大量税款，抵偿驱逐犹太人的后果，爱德华深知这个举措稀松平常，因为打击犹太人是一贯作法。爱德华的母亲，即普罗旺斯的埃莉诺王（太）后，一向疯狂反对闪米特人（Semite），真诚地相信（还有其他无数人也这样）这个下流的诽谤：称犹太人需要鲜血烘烤逾越节麸饼（the Passover matzo，不发酵的面包），他们定期劫掠无辜的基督教儿童以便保障鲜血供应。1255年，林肯郡男孩休的尸体在井里被发现，就被当作此类牺牲品，金雀花朝廷给他大办丧事，在林肯大教堂建圣陵。每当有一个孩子失踪，就有人大声疾呼魔鬼犹太人又掠走了一个牺牲品，这样除掉他们不过是从基督教人群里剔除一种特别厌恶的毒素。

爱德华的现代传记作者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Michael Prestwich），描述当时的这次种族清洗——将约克郡、林肯郡、伦敦的整个犹太社区连根拔起——“行动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为貌似没有血腥屠杀就做成了这事而祝贺国王和他的下属。但其实清洗有的是方法，可以避免在大庭广众下搞得血污狼藉，把犹太人打发掉，又能大大满足对救世主迫害者的厌恶心理。有一个船长发明了一个方法，无疑让他自己、他的船员和所有乐于听到的人都非常高兴，在泰晤士河口的昆伯勒（Queenborough），赶上低潮船搁浅了，他建议犹太人乘客下船伸伸腿脚，等潮水上涨时，他却禁止他们回到船上。为了取乐，船长建议他们向上帝恳求分开潮水，就如同他们的祖先在出埃及中那样，当然这一回奇迹没有发生。犹太人全淹死了。

驱逐犹太人后不久，轮到爱德华自己悼亡了。同一年，1290年，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埃莉诺死于林肯郡，和他的父亲生前一样（与淫荡的安茹国王们截然相反），他和妻子看起来真心相爱。他们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结婚时她只有12岁，一共生了15个孩子，只有1个男孩5个女孩长大成人，其余夭折。王后死的时候年纪尚轻，爱德华通常情况下是个厚脸皮，感情粗糙，但对她的死痛不欲生。他命令工匠打造两座镀金铜像，一座放在林肯大教堂她的内脏墓前，另一座放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她死去的地方和墓葬地之间，他做了一个中世纪国王独特的纪念：一系列特地雕刻的石头十字架——竖立在沃尔瑟姆、查令（Charing）、奇普塞德等地——一路标记着她的遗体送去下葬的路程。

1290年，还有一个王室成员去世，其意义之重大，足以使向来善于玩弄政治布局的爱德华从哀悼王后中惊醒，回到政治棋局中来。9月，6岁的挪威少女[1]在奥克尼的科克瓦（Kirkwall）夭亡。她是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的外孙女，她身后坎莫尔家族后继无人，苏格兰王位继承危机久矣。她的夭亡是一系列不幸事件的最后一页。亚历山大的两个儿子早夭，都没有后嗣，他的女儿玛格丽特是挪威王后，在生育时难产死去，遗留下女儿，也取名玛格丽特。当时亚历山大刚40出头，1285年他和一个年轻的法兰西贵族妇女德勒（Dreux）的约兰德（Yolande）结婚，盼着能生下更多的继承人。1286年3月18日，他急着赶去搞定自己的继承大典，为他自己——也为苏格兰——造福。他焦急地赶去远在福斯湾另一头的庄园，路上一连两次，人家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原路返回：第一次是一个渡船船夫，第二次是北岸管便桥的人。虽然对他们的害怕感到诧异，他还是急急忙忙和一小批随从沿着海岸朝庄园赶去。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他的尸体在岸边，脖子断了。

44岁的国王离奇去世，在苏格兰引起轩然大波。亚历山大在位时间不短，其间苏格兰保持繁荣，内外均无战争，尤其避免了像在爱尔兰、威尔士和英格兰那样造成巨大创伤的战争。假如硬要说，亚历山大并没能使13个大伯爵避免常年世仇血腥报复，争抢土地和畜群，他至少做到了没有让他们的争斗变成混乱状态。现在这下好了，长久和平的局面势必打破，只因为他太着急地要抢在暴风雨前上婚床。一个无名诗人作诗哀叹：

吾王亚历山大既已死亡

身后苏格兰之爱与和平

啤酒和面包，富足日子不再

葡萄酒和蜡，快乐与欣喜

金子全变成了铅

枝头不再结果……

有一个继承人，那就是亚历山大女儿难产中幸存的女婴玛格丽特，但她远在挪威，不时传来报告说她身体染恙。这“挪威少女”尚在襁褓，苏格兰成立了“护国公”（Guardians of the Realm），委托大贵族和主教一起摄政。“护国公”这一现实使苏格兰带上了一丝民族社区意味（像13世纪50年代英格兰那样），社区独立于君主这个任何时候都是国家的个体体现而存在。“护国公”们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可以避免长期摄政的危险：玛格丽特将和爱德华幼子卡那封的爱德华订婚。婚约协议里写明，苏格兰将保持独立身份、法律和习俗，但爱德华一世无疑相信，他完全可以指望苏格兰在战争中支持他——尤其当英格兰和法兰西发生冲突时。

这个幼儿女王在科克瓦的幽暗红色沙石中死去，使这一切精心设计化为泡影。现在不可避免地，南边的皇室要对苏格兰王朝命运说狠话了。不过，爱德华不算不请自来干预苏格兰内政。苏格兰人邀请他，先是寄去书信，后来又派了一个代表团，请他去担任仲裁，判断一下那些竞争者对苏格兰王位的主张。这真是天赐良机，爱德华正求之不得。苏格兰人有求于他，很好，他要从他们那里拿回报酬，要他们承认他是他们的封建宗主。1291年5月，在特威德河两岸，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大贵族和主要的教会头目都应召来到边界上。英格兰人在自己一边的诺兰修道院（Norham Abbey）聚集，苏格兰人谨慎地待在美丽蜿蜒的河北边厄普塞特林顿（Upsettlington）。爱德华接着邀请苏格兰代表过特威德河，加入他那边，但是会面结果是两边意见不合（用法兰西人的话说，尽管程序进行正常）。作为解决他们问题的价码，爱德华简捷明了地请护国公们出示文件，证明他为什么不能当他们的封建领主。他得到的是同样精明的反驳：“那些负责人打发我们上这里来，说他们知道你不会这么主张，因为你知道自己没理由这么做。至于这样的主张你的祖先是否有过，我们可是一无所知。”这等于说国王提这么个要求，也许不算精神失常，那么也应该由他自己而不是他们提供真凭实据。保险起见，他们又说自己没有得到授权来回答任何这一类问题，即预先替代还没有坐上苏格兰王位的国王，以及任何（意思是）对这件事有自己主张的人给出承诺。

最后，诺兰讨论的自由受到严重干扰，特威德河口停泊了只有一小队但分量很重的战舰，更别提后面跟着67位全副武装的英格兰大贵族。先将关于接下来几年苏格兰抵抗的史诗按下不表，1290年，苏格兰护国公首领们急着让继位的事有个了断（这才对他们有利），甚至愿意以个人名义在1291年6月向爱德华致敬。但作为整体，护国公们提出最关键的条件：爱德华要答应在评判期间，保留苏格兰的“法律和自由”；一旦苏格兰国王人选落实，他就必须归还苏格兰，特别是在苏格兰新君登基后，两个月内归还城堡。如果他违反协定，爱德华要付罚金10万英镑！

我们可以怀疑，爱德华是否仔细审视了这些内容，也许他发现条件不算苛刻，因为1291年，他还没有计划向英格兰以北殖民，就像他在威尔士那样。对他来说，重要的是6月13日有这么一个仪式，在河边的低草地里，苏格兰的伯爵护国公们把手放在他手里，承认他是“苏格兰王国最高的直接的主君”。

得到了这样满意的结果，1291年8月，贝里克选秀可以开始了，那时它还是个苏格兰城市。当然这情景也不是一个滑稽戏，让爱德华选择他中意的龙套。104个“监事”来听取这主张（效仿罗马共和国105百人法官团），英格兰提名24人，苏格兰提出主要竞争者80个。一批修士审视一大堆古代文献，并将它们区分后，竞选很快集中到两个候选人身上，他们都宣称是狮子王威廉的兄弟亨廷顿伯爵亨利（Henry，Earl of Huntingdon）女儿的后代：一个是安娜代尔的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 of Annandale，未来罗伯特一世国王的祖父），另一个是加洛韦伯爵约翰·巴利奥尔（John Balliol，Earl of Galloway）。布鲁斯和巴利奥尔［与西南科明斯（Comyns）大宗族结盟］两家还没有失和，基本上他俩是出身相同的苏格兰贵族——都不是深山里没见过世面的草民，两家祖先都是见多识广的法兰克风的盎格鲁–诺曼家族，在英格兰和法兰西拥有好几处分散的庄园，两家都曾跟随爱德华出征威尔士。布鲁斯还曾经是爱德华在卡莱尔的总督——为了抵御苏格兰袭击英格兰而设的关键职位。根据罗马法，布鲁斯的主张更有理，因为他和最近一任统治王室的血缘更近。但如果根据更强调长子承继的封建法，巴利奥尔更有优势。

起初，英格兰国王遵守协议，约翰·巴利奥尔在斯康正式登基（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主教同时主持），及时拿回了城堡。那么，是不是就像一个苏格兰历史学家一直认为的那样，由他继位是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是扶持一个相对弱势的人当傀儡？当时并没有人这么想，没有人强逼着苏格兰人接受作为亲英格兰候选人的巴利奥尔，绝大多数“监事”自愿明白地选择了他。在贝里克，19个提名布鲁斯的人后来投了巴利奥尔。当然，这不是说拿了一张封建宗主的空头支票，爱德华就这么心甘情愿地交出苏格兰王国的钥匙。毕竟，他在威斯敏斯特国库里还保管着苏格兰大国玺（Great Seal of Scotland）的四块碎片。从约翰·巴利奥尔国王掌权一开始，爱德华就让大家知道他会时不时地来考验他的。和威尔士一样，刚开始，这些考验都是合法的。爱德华几乎不需要发明一些案例，让自己来扮演皇家超级仲裁者；他几乎马上就被一群原告包围了，他们是：马恩岛（Manxmen）和赫布里底岛两个地方的人，不太喜欢苏格兰法庭给他们的判决，一点也不想被并入大苏格兰；西边岛上的世仇麦克杜格尔（Macdougall）和麦克唐纳（MacDonald）两家；最不满的是法伊夫伯爵麦克达夫（Macduff，Earl of Fife），他被新国王约翰判了监禁。

和威尔士一样，在苏格兰，判决权也是一项王权。无疑，爱德华是在贬低约翰的地位，实际上把他这个审判长降格成了辩护人！就这么着，1293年年底，约翰应召出现在爱德华国王的法官席前。他起先还赖着不去，最终还是到了威斯敏斯特大厅，遭到了恶言戏谑。他的苏格兰大臣给了他很好的指示，开头他还能坚持立场，援引1290年协议，要完整保留苏格兰法律和习俗。接着爱德华长篇累牍，言辞激烈地谴责，威胁要没收他的城堡和（至少）囚禁他，假如他还坚持这么固执和荒谬。这样约翰无可避免地屈服了——和很多人面对爱德华暴怒那样——崩溃了，卑躬屈膝地重申顺从。

这在苏格兰引起众人一片悲愤交加。一个12人的枢密院——类似护国公——剥夺了国王的权力，和1258年在牛津成立的15人枢密院一样，接过权力棒。现在他们才代表苏格兰，他们一致拒绝爱德华一起远征攻打法兰西的要求；不只是抵抗，而实际上是换边了；1295年春天，一个苏格兰代表团到了法兰西缔结联盟，为加强盟誓，安排约翰·巴利奥尔女儿和菲利普四世儿子的婚事。考虑到后面发生的事，这真是愚蠢，简直就是招来杀身之祸。但是，苏格兰人一定是从心底里相信，自己加入了一项长期反英格兰联盟：法兰西、苏格兰和挪威。对他们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是威尔士爆发大规模起义，攻下了那些貌似坚不可摧的皇家城堡，包括最大的卡那封城堡。

然而，这是个完全错误的预计。当苏格兰军队在塞尔扣克（Selkirk）附近集合时，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两代人没有打过什么仗了。而爱德华，此时快60岁了，一头银发如鬃毛披散在肩头，个子高高的，瘦削笔挺，在同代人中还是个无可比拟的军阀。他的策略毫不隐晦，苏格兰人就是欠揍。这次大军的规模甚至使上次开去威尔士的部队相形见绌：多达2.5万名步兵，近1 000名骑士。第一个目标是贝里克，苏格兰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城市。攻下城堡的军事行动只是序曲，不折不扣的大屠杀落到城里不幸的居民头上，这是杀鸡儆猴，看苏格兰哪个地方还敢继续抵抗。整整三天时间，屠城——至少1.1万人，包括妇女儿童——全城居民被杀。有编年史作者写道：“死者血流成河，源源不断，推得磨坊都转动起来。”贝里克全城付之一炬，剩下的只有焦土。之后贝里克变成了英格兰城市，由诺森比亚人殖民，英格兰、苏格兰的两国国界从此往北推进。

爱德华的战争机器直奔邓巴（Dunbar）而去，置苏格兰人对诺森比亚的劫掠（英格兰编年史说科布里奇有200个孩子送了命）于不顾，要在那里碾碎苏格兰的封建主部队。整个歼灭战过程前后不到三个星期，后来，爱德华看来是踩在了自由苏格兰的脖子上，一个接一个的大伯爵屈服了，包括老布鲁斯。7月，在金卡丁（Kincardine）城堡，国王约翰又一次成了笑话，被迫承认反叛，穿上白色忏悔外套。他的皇帝标志从胸前撕开，和军事法庭上受审的副官一样。这时候，他在苏格兰、英格兰两个地方都是可悲的被嘲笑对象——绰号“空外套”（Toom Tabard）——被送去伦敦塔囚禁。和威尔士一样，爱德华又一次精心策划打击苏格兰人的士气，苏格兰的皇家珍宝，包括圣玛格丽特的黑十字架（Black Rood of St Margaret），还有命运之石（Stone of Destiny）都被抢走，送到威斯敏斯特去。命运之石是苏格兰历代国王在斯康修道院登基时坐的，这时放到忏悔者爱德华（除了他，还会是谁呢？）那里。特制一张加冕用椅来托住它，事实上，它变成了英格兰君主第一个抢眼的“王座”，从爱德华一世到伊丽莎白二世，都坐在这苏格兰主权最宝贵的徽章上加冕。苏格兰的国玺递上来时，爱德华只随意地放到一边，恶搞地说：“一个人不理会下流东西才能成大事。”

不过苏格兰独立王国却没有被消灭，因为爱德华从来也没有兴趣去直接统治。他继续推行他的“君主”作风，引进英格兰人的殖民统治——威廉·德·瓦伦（William de Warenne，他不喜欢苏格兰的天气，大部分时间只待在边境南边约克郡自己的领地里），另一个是效率更高的休·克雷辛汉（Hugh Cressingham），为了在形式上固定苏格兰的依附性质，苏格兰的每个地主都要到征服者面前起誓效忠。

绝大部分人都这么做了，但是有一个人没有来，他是大地主斯图尔特·詹姆斯（James the Stewart）的佃户，名叫马尔科姆·华莱士（Malcolm Wallace）。这华莱士有个兄弟叫威廉，在盎格鲁–苏格兰战争中，尽管他短暂地横插一杠，却出乎寻常，戏剧性极强。19世纪的历史学家称赞他为民族英雄，职业历史学家揭露他是个自私的叛徒，后来又被大屏幕上《勇敢的心》（Braveheart）中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演绎永久定格为有礼有节的形象，华莱士是一个被夸张了的人物，史诗总拿他说事。实际上，关于华莱士的说法和想象出自两段历史，《苏格兰编年史》（Scotichronicon）和“瞎子哈利”（Blind Harry）吟游诗，两者都是15世纪的作品。我们现在知道得更确切的那些细节，无损华莱士的英雄风采，但只是让他的人民斗士甚至孤胆英雄的光环略微暗淡一点儿。华莱士根本不是好莱坞编的那样，是一个穿着朴素、吃燕麦的土生土长的青年，实际上他家在苏格兰西南，父亲拥有乡绅庄园，依附于詹姆斯·斯图亚特这个大贵族。毫无疑问，即使他不像英格兰宣传的那样“背离正义”，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确跨过了红线，犯过法。那时候，整个不列颠岛，犯了错的骑士都跑进绿林（或者高地，或者岛上），真如雨后春笋一般。去除华莱士身上浓厚的神话气息，还是可以看出他怎么走上爱国–复仇道路的。他的父亲被英格兰人杀了，传说一个英格兰士兵在拉纳克（Lanark）城里要抢他的短剑，说：“苏格兰人用得着带刀吗？就像僧侣说的，昨晚谁睡了你老婆？”不管怎么着，这话惹怒了他，打了一架后他逃掉了，但留下他的未婚妻玛丽文（Marion），她被郡长抓去做犯法者的人质，不久被杀，华莱士回来杀了那个叫哈斯勒格（Haselrig）的英格兰人郡长，然后继续逃亡，横冲直撞，一路上收留人手也收获了传说。

很可能在1297年前的几年里，华莱士一直在逃亡，在苏格兰西南一路穿过，砍杀英格兰人，为自由而战，也做以牙还牙的刺客，后来二者界限就模糊了。1297年春夏，假如不是全苏格兰民怨沸腾的话，他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是不会闹出大动静的，事实当然是华莱士的话如春风野火蔓延。伴随着谣传四起说华莱士本人是个巨人，是原苏格兰的救世主，各式各样的人都赶来投奔他在塞尔扣克森林的传统聚集地，带着洛哈伯（Lochaber）斧子、长矛和双刃大剑。如果宣布他违法，那最好不过了，因为他反抗的是英格兰人的法律，这二者之间的争端本来就是爱德华和约翰国王不对称的争端，在整个华莱士火热的反叛过程中，他一直公开宣称自己忠于约翰国王。

华莱士他们从来不是孤军作战，在福斯以北，有安德鲁·穆雷（Andrew Murray）领导的游击队，可以和华莱士相提并论或者说超过了他，占据了高地，使英格兰人无法维持在那里的统治。当华莱士向北挺进到福斯湾，穆雷又向南转移时，反叛野火真的变成了强悍的军事行动，到这个时候，苏格兰一些最有势力的人，如詹姆斯·斯图亚特和火爆血腥的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都加入进来，后者强抢了一个到北方边界走亲戚的英格兰妇女为妻！很多大贵族都感到苏格兰蒙受了耻辱：他们的国王可悲地囚禁在伦敦塔里。卡里克（Carrick）伯爵小罗伯特·布鲁斯，拒绝向爱德华宣誓，说：“没有人恨自己的骨肉至亲，我也不例外。我必须加入我的人民和我出生的祖国。”其他很多人没这么崇高的动机，他们主要是本地人；还有些出于同样原因，忠于英格兰国王，不愿要一个眼前的君主，宁愿要一个远在天边的皇帝。

1297年8月，到华莱士围困邓迪（Dundee）城堡时，几乎席卷了全苏格兰的十字军行动风起云涌，得到了苏格兰教会主教们的祝福，包括格拉斯哥的威沙特主教（Bishop Wishart of Glasgow）、圣安德鲁斯的弗雷泽大主教（Archbishop Fraser of St Andrews），他们积极参与其中，使得起义具有了道德合法性。8月下旬，队伍壮大，华莱士和他的人用信仰做旗号，在斯特林（Stirling）城堡前的河边撵上了一支英格兰军队。爱德华在苏格兰最重要的指挥官德·瓦伦和克雷辛汉自以为有优势，派人去刺探看华莱士是否愿意谈判。华莱士的答复非常有名：“告诉你们指挥官，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讲和的，是来战斗的，是保卫我们自己的。让他们出来，我们就当面证明给他们看。”这一番奚落就是要激怒英格兰人，诱使他们从城堡里出来，过河与苏格兰人交手，这话居然起作用了。华莱士和穆雷等着，其他大部分人藏在奥尔顿克雷格（Alton Craig）山巅的密林里，直到一部分穿着笨重铠甲的英格兰骑士结集在狭窄的桥上，他们就冲下来袭击。结果是大部分英格兰人在拥堵中被杀得血肉横飞，他们无路可走，有一些人想掉头，另一些想要游过河，这可不是好主意，因为他们穿着锁子甲。几千受困的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被砍死——华莱士本人就挥舞着一柄巨剑——或者淹死在泥泞的河里。克雷辛汉被杀后，他的皮被剥下来，做了华莱士手中那把巨剑的手柄绑带。

胜利冲昏了华莱士的头脑，他在信件里自称“苏格兰王国军队总司令”，实际上，他仍然只是为囚禁在伦敦塔里的废黜国王约翰而战。乘着斯特林桥大捷带来的惊人优势，华莱士带领部下以一贯凌厉的攻势越过边界进入诺森比亚，但此后不管在那边还是在苏格兰，都没有拿下更多城堡，除了斯特林。如同苏格兰历史上常见的，一次伟大胜利之后往往接着而来的是一场更惨烈的失败。为华莱士赢得身后名的非常规战术，其实是他的天性（和很多苏格兰绅士一样），即全力出击，而不是冒险游击。1298年7月，在福尔柯克（Falkirk），华莱士面对爱德华本人，而不是他的代理人，也不是同一支军队，从金雀花帝国臣属地区加斯科尼和威尔士（单格温内思就有2 000人）招募来的人马充实了它。他们都已耳闻巨怪华莱士的故事，什么把整个英格兰人剥皮啦，为了自己野蛮人的乐趣，强迫修女裸身跳舞啦。因为敌众我寡，华莱士把自己的人马组成4个长矛阵：2 000人的圆形刺猬阵，举着12英尺长的矛，等着去刺挑攻上来的骑士。“我带你们上场了，”据说他的这句话很有名，也许高兴过头了，“现在让我们看看，你们会不会跳舞。”他们是跳了，或者说，起码，在场上坚持了好几个小时，而一波波的骑士被刺中，倒在了长矛阵前。但最后，重装部队的分量，尤其是威尔士和加斯科尼射手的弓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长矛阵被击溃，华莱士的人成千阵亡。“阵前遍地尸体，”哀伤的编年史家写道，“厚如积雪。”

尽管失败惨重，福尔柯克之后苏格兰却没有立即投降，英格兰人控制了苏格兰东南部，穆雷的经验，尤其使护国公们懂得了灵活防守的可能，当形势许可时，在高地和偏僻乡村堡垒间进退。接下来，同样沉闷的消耗战打了五年，爱德华意识到他没有财力再去修建一圈帝国城堡来征服苏格兰本地人，就发誓要把苏格兰人的堡垒攻下，然后，要么派兵驻守，要么摧毁它们。一年年下来，爱德华重返卡莱尔和贝里克，集合军队，在苏格兰各地跋涉，决不和解、决不宽容，拿下一座座修道院，攻克一座座堡垒。征途上，给皇家部队建立了很多坚固的微型城市，有五六十艘船沿特威德河和克莱德河而上，送来给养。他的毁灭留下了长久的苦涩回忆，加洛韦西南的塞阿雷沃洛克（Caerlaverock）城堡被攻破后，300名守军被吊死在战场。在博斯维尔（Bothwell），7 000名英格兰士兵将巨型攻城机拖过克莱德河，一路砸进堡垒的高墙里。战争成了战术围困杀戮学院，参考罗马维吉修斯（Vegetius）的论文，英格兰人做了更大更恐怖的机器，向城墙弹射石弹；英格兰人给有些机器起了宠物狗般的俏皮绰号。1304年，在斯特林，守卫的苏格兰士兵满头是灰，绝望中要赶在爱德华祭出最新式武器前投降，那玩意儿有个可怕的名字叫“战争之狼”。不用说，爱德华拒绝他们投降，决意要让这武器发挥威力，让苏格兰人知道厉害。1303年，在邓弗姆林，修道院本身，即苏格兰皇家墓地也遭到洗劫，因此，苏格兰人对国王的后代也别心存幻想。

可以理解，到1304年，很多原来反抗的苏格兰人也受够了，在斯特拉斯莫尔（Strathmore）接受了所谓的国王和平。他们跪下后，随即被宽恕，在胜利时刻，爱德华很精明地挑选受罚人，土地还给放弃苏格兰反抗事业的贵族们。相反，1305年，被手下出卖的威廉·华莱士，必须接受难堪的公审。指控华莱士违背誓言非常荒诞，因为他（不像其他所有苏格兰领袖）从来没有表现过一丁点要和爱德华结盟的意思，但爱德华把这些技术性的细枝末节撇在一边，一定要好好折磨这个傲慢的造反者。给华莱士头上戴了一顶桂冠，拖向刑场，在那里给他活活地开肠破肚。

华莱士死后，很多最著名的苏格兰人都在为爱德华而战，而不是和他作对，爱德华审视这场长久的镇压后，必定感到满意。那就这样，接着该开始帝国议事日程的下一项，也许是法兰西，等等，那还不行。就在他自以为反抗之火已被扑灭之时，点点火苗又出现了，点燃它的人是卡里克的年轻伯爵罗伯特·布鲁斯，爱德华压根想不到他会造反，更别说他会成为自由战争的领袖。

一定程度上来说，罗伯特·布鲁斯是所有苏格兰国王中最具政治智慧、军事上最成功的人，但爱德华（错误地）以为他是自己一边的。罗伯特受过良好教育，说法语，拥有亨廷顿荣誉爵位（Honor of Huntingdon），在托特纳姆（Tottenham）有领地，他的兄弟爱德华曾是剑桥学生。因为1302年，他做了明智的事臣服于国王，看起来是个识时务者，不会把时间和生命浪费在悲情的失败事业上。这种判断是个致命错误。要真正理解布鲁斯，爱德华只需要照照镜子；单从诡计多端、心狠手辣来说，这头苏格兰狮子用不着从豹子那里学。1306年，他做的事和爱德华以前干的一模一样——欲攘外必先安内，他用吓人的麦克白风格，谋杀了死对头巴德诺赫的约翰·柯明（John Comyn），就在邓弗里斯（Dumfries）的格雷弗里亚斯修道院（Greyfriars Abbey）的圣坛前！柯明一贯反对英格兰，甚至比布鲁斯还坚定，因此谋杀他简直没有理由，甚至不能说是除掉卖国贼的爱国行动。只是，柯明家族一直在苏格兰西南，和布鲁斯家族争夺控制权，柯明家族是巴利奥尔的姻亲。约翰·巴利奥尔尚在世，还有一个继承人——叫爱德华，这名字意味着酸楚——柯明家族拒绝了布鲁斯悄悄提出的建议，由布鲁斯做苏格兰的新国王，共同起义反抗。还有，很多苏格兰贵族对爱德华表示臣服后，爱德华归还了他们的祖先领地，允许他们保留苏格兰法律和习俗，这种仁慈打动了他们；柯明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刺杀柯明后不到六个星期，自己身为英格兰人的老顽固格拉斯哥的威沙特主教赦免了罗伯特的杀戮罪，还毫不羞愧地要求大家支持他的事业！布鲁斯由他主持仪式在斯康登基。但刺杀柯明没有使苏格兰人团结在单一领导人下，反而加剧了原本就在进行的苏格兰内战。《莱纳科斯特编年史》（The Lanercost chronicler）回顾公元1311—1312年：“这场内斗中，苏格兰人四分五裂，有父亲支持苏格兰而儿子支持英格兰的；或者两兄弟一个支持苏格兰，另一个支持英格兰的；或者甚至一个人开始在这边，后来投靠另一边的。”一开始，根本看不清布鲁斯到底得到了什么，他输掉了对柯明家族一战，不得不向西北逃亡。

他很可能去了赫布里底群岛，也许渡海到了爱尔兰，但不论哪里，总之布鲁斯是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记录。英雄神话填补了这段历史真空：山洞和蜘蛛的传说，小动物示范性的耐心和辛勤使布鲁斯下决心坚持下去。但事实是布鲁斯失踪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非常惊人：他从一个附庸风雅的贵族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machiavellian）——玩弄权术的人蜕变成了一个游击战士。其实真正书写了不列颠游击战历史的人，不是威廉·华莱士，倒是罗伯特·布鲁斯这个阵地战狂人。他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此后就成了经典：小股兵力快速运动袭击劫掠，骑着大马或矮马，轻装上阵，不自带食品或锅灶。如弗鲁瓦萨尔（Froissart）描述的，他们靠极少量食物维持生活，靠“河水、在兽皮里烤得半生不熟的肉”，或者如果“感到饿了，胃里空空如也，就垒石生火，把一点燕麦和水，在滚烫的石头上摊个圣饼（wafer）那样的糕点。”——这就是军事上燕麦饼的起源。布鲁斯的闪电战力量快速深入边界，极有意义：埋伏，用绳梯和抓钩强行突入敌占城堡，大肆破坏，然后又消失在黑夜里。他搞的破坏越多，就越神出鬼没，令英格兰人气急败坏。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他还没被逮住，也没被打败，他的帮手还越来越多。

布鲁斯的花招比敌人多，打倒了所有敌人，最后，还活得比他的敌人“长腿”爱德华一世长寿。在给苏格兰政府的一个法令导言里，爱德华写着，自己彻夜不眠“思潮起伏”，现在他愿“在我们国内居住的子民中，提倡快乐、轻松、安静，因为在他们的安宁中，我们可以休息；我们内心珍惜他们的平静”。第二年，1307年，在卡莱尔旁的博拉夫拜瑟塞恩兹（Burgh-by-the-Sands），去进行另一场毁灭性围剿的路上，爱德华一世死了。据编年史作者弗鲁瓦萨尔记载，临死前，他命令儿子除了身体外还把他的骨头烧化，然后带着骨灰跟随英格兰军队出征苏格兰。很明显他担心如果没有骨灰，爱德华二世要在战场上面对罗伯特·布鲁斯，军事前景堪忧。

长期以来，大家都知道爱德华一世对儿子评价很低。儿子的那些伙伴会对他进行身体攻击，从王子头上扯下一大把头发，儿子还拒绝甩掉他们，尽管他没有把儿子的哪个男朋友从战场上赶走，爱德华一世也真是受够了。不管怎样，1306年，在新圣殿（40年前他抢劫银行的地方），他给爱德华封爵，典礼盛况空前，用金色天鹅装点，还有骑士比武，其间起码死了两个骑士。到1307年，以前一直被当作缺乏阳刚的花花公子卡那封的爱德华登上王位时，没人敢抹杀他，认为他不适合继承父亲遗志。在很多方面，大家都看到父子俩很像——高个子，金发，肌肉发达——还有，爱德华二世的脾气够暴烈，显然得自父亲真传。这是真的，他喜欢消遣，常有惊人之举，更像个童子军，而非二流子：划船、挖沟、盖茅草屋。但是最后，爱德华那些乡下土老帽式的消遣、奇装异服、赛马、令人头皮发麻的男朋友，甚至他极其热衷业余演戏等，都没怎么给他捅出大娄子。但是，某种程度上，他的个性没有一点英格兰民族领袖模范的影子，他不是不列颠的第二个恺撒，也没有皇家风范。

相反，罗伯特·布鲁斯正好具备这些品质，刺杀柯明表明他敢作敢为。此外，从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后，苏格兰饱经考验，布鲁斯从中汲取经验，充分利用了集体领导的传统。他已预见到自己会遭遇内战，还有和英格兰的王国之战，他也知道一些苏格兰家族永远也不会原谅他刺杀了约翰·柯明。除了那些最疏远他的人，他只要强调他的事业是为了整个苏格兰，并不是为他个人或自己的家族，这样做他就能与大家和解。德·蒙特福特在刘易斯之战后，犯了最糟糕的错误，使最忠心耿耿的支持者都怀疑他的个人动机，怀疑他要取代朝廷自建帝国，憎恨他的冷漠。布鲁斯避免了蒙特福特的这些错误，反而不厌其烦地征询贵族们尤其是主教们的意见，这些主教从头开始就是他热心的支持者。1309年，他已经顺利地取得了护国公和主君的合法地位，有能力组建自己的苏格兰议会，为国防军筹措军费。接下来的五年里，布鲁斯全面进攻，夺取一个又一个要塞，水陆并进，直到苏格兰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全都牢牢掌控在他手里，东南和关键的贝里克和斯特林城堡还是在英格兰人势力范围。最后，到1314年夏天，斯特林的指挥官虽然快要被俘了，仍然成功地将布鲁斯抵挡了一阵，希望他的困境最终能促使爱德华二世有所行动。丢掉斯特林，这可是奇耻大辱，爱德华二世当然立即动身，带着另一支几千人的盎格鲁帝国大军远征。

6月23日，斯特林城堡外的福斯平原上，布鲁斯面对的是金雀花王朝常见的攻无不克的战争机器，但是这架武器在烂泥地里并不好使。因为敌方人数是自己的三倍，布鲁斯精心挑选交战场地，要在河流与班诺克本（Bannockburn）的泥泞壕沟之间，和英格兰军队搏击。

对布鲁斯自己来说，战斗尚未打响，就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当时，一个英格兰骑士亨利·德·波恒（Henry de Bohun）看到布鲁斯骑在一匹矮马上，不知不觉地和自己的士兵拉开了一段距离，就直接冲过去，用矛刺向他。布鲁斯马上变身为斗牛士，一动不动，保持到最后一分钟，急转偏离，同时挥动斧子，砍向德·波恒的头颅，力道又大又沉，头盔连同头盖骨应声而裂，斧子整个嵌入来袭者脑中。只一刹那，布鲁斯手起斧落，人依旧独坐马上，手里还拿着斧子柄。一时间，吓呆了的苏格兰军队顿时松了一口气，转恐为喜，无疑，天佑吾王，此乃吉兆也。

第二天，双方的长矛阵和骑士进入近身搏击，杀得眼红，战斗进入白热化。布鲁斯的朋友修道院院长伯纳德（Abbot Bernard）记载，布鲁斯在决战前给手下作了一场异乎寻常的动员演讲，莎士比亚最热情洋溢的时候也写不出更好的讲稿。布鲁斯称呼他们“我的伯爵们”“我的人民”，他把过去的种种苦恼做了个总结，完全把自己当成苏格兰兄弟中的一员，大家的船长：

八年多来，为了我对苏格兰王国的权利，为了光荣的自由，我艰苦奋斗。我失去了兄弟、朋友和亲人，你们自己的亲人也被抓了，主教们、祭司们被关进监狱，我们的贵族血洒战场。你们可以看到，站在面前的那些贵族，穿着铠甲，决心要消灭我，要消灭我的王国，不，是我们全民族。他们不相信我们能活下来，他们以他们的战马和武器为荣。对我们而言，在战斗中，上帝的名字是我们胜利的希望，今天本来是施洗者约翰的生日，该欢庆的节日。我们的上帝耶稣在指挥我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光荣，圣安德鲁和圣托马斯圣徒将和苏格兰圣徒们并肩作战，如果你们诚心忏悔罪过，就能在上帝指引下取胜。

苏格兰战事

因此当英格兰人看到苏格兰士兵从林子里出来时跪下祈祷，看到这一幕，英格兰人还普遍沉浸在欢乐中，爱德华问自己的随从：“什么！那些苏格兰人还打吗？”听到的是肯定的回答，国王相信他们跪下是祈愿仁慈，他身边的一个苏格兰盟友说是的，祈愿仁慈，“不是国王的仁慈，是上帝的仁慈”。

这场战役从一开始就明摆着不会是福尔柯克的翻版。格洛斯特伯爵带头发起第一次冲锋，虎虎生风，但长矛阵不受影响，紧密地排列着，矛先刺向马，再对准落马的骑士，给英格兰人造成巨大伤亡。马上的骑士冲不破他们的阵型，也许只有弓箭手能打破严丝合缝的长矛阵，但他们在英格兰人进攻的后方，在等待战斗充分展开后再上阵。在福尔柯克，骑士们反复冲锋，或早或晚就拿下对手，可能难以置信，这回不灵了，等英格兰人回过神来，被耽搁了的弓箭手们向前变动阵位，可他们被倒下的马匹和骑士绊住了，小股苏格兰机动骑兵抓住时机，近身袭击他们。威尔士和加斯科尼弓箭手四散逃开后，被清出战场，战斗变成了苏格兰人的长矛斧子和骑士的剑与矛的捉对混战，“很多次，（苏格兰人）从两旁发起强力突击，直到锁子甲外套下鲜血迸出，流淌到地上”。渐渐地，英格兰人的先头部队人仰马翻，彼此失去照应毫无章法，陷在此时缓慢推进的长矛阵和小溪的泥泞深沟之间。布鲁斯保留了一部分非常规的苏格兰农民和义勇骑兵队，他们的武器是连枷、锤子和干草叉，下午的某个时间点，苏格兰人感到英格兰人转入防守后，他们就冲入战场。晕头转向的英格兰指挥官八成把这些当成了苏格兰增援的第二批部队；更要命的是，他们知道国王害怕了，要赶在自己被俘虏或被杀前，下令逃跑。

当然爱德华二世并没有临阵退缩，虽然胯下好几匹马倒下了，但最终被说动离开战场。他丢下了自己的盾牌和国玺（后来罗伯特国王大度地还给他）、个人物品和衣服作为战场指挥的名声结余，还有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加斯科尼人，以及与布鲁斯敌对的苏格兰人，共4 000具死尸。他们“填满了溪谷，人们可以踩在上面走到对岸而脚不沾水”。“英格兰女人，你们哀悼吧。”苏格兰《编年史》（Fabyan’s Chronicles）的作者法比恩这样写。“因为你们已经在班诺克斯本（Bannockisborne）输掉了。”同时，金雀花王朝的盎格鲁–罗马帝国梦想，也一起失落在班诺克本了。

可以想见，罗伯特·布鲁斯当然不要这个梦想死灰复燃，因此，战后一年，1315年，他没有躺倒在桂冠上，而是继续做出惊人之举：他的弟弟爱德华领头越过北海海峡到爱尔兰袭击英格兰人。为了扫除爱德华的障碍，他邀请“我们的朋友，爱尔兰国王们、神职人员和居民”加入泛盖尔人联盟。他保证，苏格兰人不是来入侵，而是来解放大家，和爱尔兰人一起，他们将把可恶的英格兰人赶出喀勒多尼亚和爱尔兰。两个布鲁斯兄弟，苏格兰的罗伯特和爱尔兰的爱德华就能统治我们自由的人民：

我们和你们，我们的人民，自古以来就是自由的，从来就拥有共同的祖先，现在应该走到一起来……我们的语言习俗相同，我们给你们派去我们挚爱的亲人……以我们的名义，来和你们讨论，我们之间结成特别的永久友谊，加强并保持下去，因此以上帝的意愿，我们的民族会恢复自古以来的自由。

这套说法听上去修辞很动人，只是时机不巧。1315年，发生了那一代人有生之年最严重的大饥荒。很快，爱德华·布鲁斯的军队和任何其他无秩序的骑士匪帮没有区别了，他们利用武力抢劫食品，以便供应给急需它们的士兵和马匹，不再费心地甄别谁是盖尔人朋友或哪个又是英格兰敌人。在饥饿和绝望中，苏格兰士兵从爱尔兰村民那里夺取所需口粮，最后甚至（据说）强行掘开刚下葬的坟墓，挖出死尸吃掉，好几个月过去了，布鲁斯兄弟的解放战争变成了占领。

不是所有爱尔兰贵族和国王都张开双臂拥抱苏格兰解放者，盎格鲁–诺曼人的爱尔兰本地支持者和苏格兰人之间爆发了一场艰苦的内战。在都柏林，很多人家宁可扒了自家房子，把它们变成打击苏格兰人的掩体，也不愿交出城市。据当时人记载，战斗最激烈时，双方战死不少于1万人。1318年，爱德华·布鲁斯战死，年底前，苏格兰人撤军。也许这个跨北海海峡的联合注定失败，因为从头起，罗伯特·布鲁斯放在心上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所谓的爱尔兰兄弟的利益。他需要开辟第二前线，将英格兰军事重兵资源从苏格兰引向爱尔兰，这不是爱尔兰人最后一次被利用，充当他人争斗的挡箭牌。自然，苏格兰人在爱尔兰留下的不只是寡妇和歌谣。从班诺克本的胜利开始，他们成功地终结了金雀花王朝不可战胜的神话。爱尔兰君主们宣称他们被迫“面对好战者的危险，保卫我们的权利，而不是像女人一样忍受侮辱”，他们奏响了一曲为正义而战的强音，或好或坏，它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回荡。

远征爱尔兰失败后，正如罗伯特预计的，班诺克本一役并没有终结英格兰人要卷土重来，凌驾于苏格兰之上的野心，这促使他向外国寻求支持。最后，苏格兰人靠自己联合起来，击退了爱德华二世反复的越界骚扰，而不是靠法兰西人。苏格兰人向教皇申诉，要罗马教廷认可他们神圣的自卫事业。申诉的确产生了至今为止苏格兰人（或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民族）最雄辩的权利声明，中世纪欧洲还没有谁这么说过；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们青史留名。在阿布罗斯修道院，50位苏格兰贵族和50位主教在一纸“宣言”上用印，宣言出自无名氏之手，却明明白白地反映了罗伯特及其同仁关于他们共同的历史、文化、自由的热情信念。《阿布罗斯宣言》（Declaration of Arbroath）是第一个由普通古文物研究者，在不可信的编年史和神话传说中发掘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因为不想采用蒙默思杰弗里的特洛伊定居者故事，又需要一个神话起源；于是，苏格兰人另拟一个传说，假托公元400年在巴尔干（Balkans）半岛的塞西亚（Scythia），圣安德鲁使当地人皈依了基督教，他们是最早的苏格兰人，最关键的是他们早于盎格鲁人或撒克逊人。然而，文件的核心思想更有力，也更异乎寻常，就是说，文件虽然是国王和政府的用器，却痛苦地呈现出当地人的本土本乡独立于当前的人格化皇权，还隐约地与之冲突。和斯诺登尼亚声明一样，一个民族拥有自主权。这个主张以前有人提过——1258年在牛津——但从没有像《阿布罗斯宣言》这样雄辩地表达过。《阿布罗斯宣言》里，自由的爱国者形象是一群幸存者兄弟，团结在一个领袖下的马卡比家族（Maccabees），但这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因为假如罗伯特国王要：

放弃他开创的基业，而同意要我们和我们的王国臣服于英格兰国王或英格兰人，我们将立刻尽我们所能，把他作为我们的敌人赶走，颠覆他的权利，如同颠覆我们自己的权利一样，另请能保护我们的人来当国王，因为只要我们这一百人活着，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臣服于英格兰统治。我们为自由而战，既非为荣耀，亦非为财富，亦非为尊严，这是真理——只为自由，没有任何正人君子可以放弃自由，哪怕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

14世纪中叶，约翰·巴伯（Barbour）的诗歌《布鲁斯》（The Bruce）唱出了同样有力的声音：

啊！自由，尊贵之物！

自由使人欢喜；

自由给人慰藉；

活得无拘无束；

即是自由生活者。

然而，爱德华二世时期的英格兰，自由和王权看起来是一对别扭伙伴。像《阿布罗斯宣言》这样，自由任由全国决定，假如国王出卖了同胞利益，就会被拉下王位，已经完全不可想象英格兰国王也会像苏格兰国王这般声明承诺。西蒙·德·蒙特福特的教训早已被忘在脑后，爱德华二世可不看《牛津条约》，他已习惯于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凝视着巨大的镀金塑像寻找灵感，这里是他祖先们的圣陵所在，同时给他帝国王位稳如泰山的幻觉。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在位期间灾难不断，但他固执地无视任何要和国内社区分享利益的想法，这一点很突出。他把权力、财富和宠信给了很多人，他们明目张胆地滥用政府职权谋取个人私利，背信弃义。这样做的结果是，爱德华自绝于国人，大家觉得他对英格兰王位不上心，又厌恶他是个同性恋，更加强化了这种感觉。1321年，兰开斯特（Lancaster）伯爵托马斯带头要推翻他，失败了。第二次，被他冷落的妻子伊莎贝拉（Isabella）伙同自己的情人罗杰·莫蒂默造反成功，但这不能算一次新的蒙特福特式反抗，这只是国内头号人物把君主个人拉下了马，伊莎贝拉和莫蒂默仅仅是用一个自私的机会主义制度取代了另一个。1327年，爱德华退位［以及他在伯克利（Berkeley）城堡恐怖的死状，据说可能被一根烧红的铁条捅进直肠，是根据他的罪行设计的施虐狂惩罚］，之前伦敦市民就已经起义了，当他们得知德斯潘塞父子（Despensers）被肢解后，万人空巷，狂欢庆祝推翻被他们痛恨的统治；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如果国内社区的看守人觉得国王不能保卫王国，或者他对自己职责漠不关心，国王可以被废除，甚至肉体消灭。

因此，1330年，17岁的爱德华三世摆脱母亲和莫蒂默的保护，囚禁一个，把另一个砍了头。英格兰好像又迎来了一个金雀花君主，很懂得要公开、不含糊地面向国内大众给自己定位。他把被谋害的父亲装殓进一座新的金色坟墓，但位置选得奥妙，不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忏悔者圣陵里，而是在格洛斯特大教堂，这就拉开了一个体面的距离。在推翻父亲一事中，除了他母亲和她的亲信，没有对其他刑事犯进行报复性的猎女巫式追杀。相反，年轻的爱德华仿佛如英格兰贵族、教会、市民、骑士、自由民众望所归，作为统治者他理解有效管理的前提是基于咨询议会并得到它准许而非武力。正是在爱德华三世的任期内，议会平民院开始能向国王呈交鸣冤诉状，并可以指望得到成文法回答。也正是这时，议会维护了两种权力：一是关于战争与和平事务的咨询权；二是在开征任何特种财政资助或税收前，先要得到议会许可的权力。在诺丁汉抓住莫蒂默的第二天，年轻国王发布一项声明：“有关他自己和王国领土上的事务将向国内大众征求意见，此外别无他法。”

这真是好消息。看起来也不是最后一次，不列颠其他地方要提醒英格兰何为国家体统。

[1] 苏格兰女王玛格丽特一世。——译者注

第五章

死亡之神

1348年6月23日，圣约翰日的前夜，多塞特和中世纪英格兰各地一样，也是生育节。此夜，麦子正熟篝火正旺，乡村少女头上戴着花，可以尽兴调情。但在韦茂斯（Weymouth）海湾的梅尔库姆（Melcombe），死亡悄悄逼近，第一批英格兰人开始死于瘟疫。当时金雀花王朝的加斯科尼鼠疫泛滥，来自那里的水手在梅尔库姆港口上岸，耶尔森氏（Yersinia）鼠疫杆菌也随之而来，跳蚤的肚子里携带着杆菌，它们可能是人或兔子身上的跳蚤，在船上及其运载货物带来的啮齿动物身上生活，搭了顺风船过来，传递杆菌，或通过它们的排泄物，散布细菌到空气中，被人吸入；或者通过咬人，在喝足人的血之前，它们反刍时把微生物送进血流。在很短的时间里，英格兰西南部鼠疫爆发。一旦病人的腹股沟或腋窝开始肿胀，就标志着淋巴结已感染，梅尔库姆的受害者离死亡就只有四天时间了。如果是肺部染病，那么断气前两天病人会猛咳血痰。近在跟前的人，八成会沾染上咳出的痰血或黏液，都会感染黑死病，也必定死亡。18个月里，不列颠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

英格兰国王向来被认为能手到病除。比起他所有的前任来，爱德华三世都更愿意“为了免去国王的罪而触碰”，用他的魔力一次就治愈成千上万淋巴结核患者。但这是瘟疫，不是普通疾病。爱德华三世在位时间长，国力鼎盛时关注其他事务：例如嘉德勋位（Order of the Garter）的颁发典礼。爱德华创建这个勋位，授予勇敢的武装骑士和贵族，想象着借它让圣杯骑士（Holy Grail）复活，虔诚地陪伴国王。因此要在温莎新建个小礼堂用于授勋。它将是一个忠诚和美的所在，献给圣乔治这个3世纪晚期的屠龙者、拜占庭军队的守护圣人。英格兰十字军接受了这种文化。单是为了建造圣坛背面的壁炉屏，就采用大量诺丁汉郡的纯白色雪花石膏，它们装了10辆大车，用80匹马运到温莎。1348年8月10日，圣劳伦斯节宴会，作为创立骑士，爱德华的贝德维尔（Bedivere）和帕尔西瓦（Percival）们——约翰·格雷爵士（Sir John Grey）、迈尔斯·斯特普尔顿爵士（Sir Miles Stapleton）、巴塞洛缪·伯格什（Sir Bartholomew Burghersh）爵士、詹姆斯·德·奥德利（Sir James d’Audeley）爵士，还有其他22位——全都是蓝袍贵族，戴着徽章，两人一排进入小礼堂，然后分开坐到国王或者黑太子身后，在礼堂中央相对而坐，仿佛是两队要比赛的武士，专心听着赞美诗、虔敬和保佑之词。他们看着圣乔治（St George）的石头雕像，内心一定窃喜，比起法兰西和苏格兰的守护圣人圣丹尼斯（St Denis）和圣安德鲁，圣乔治要强得太多了。

国王也不能免俗，也一定会沾沾自喜，陶醉在这种不可战胜的感觉里。之前的10年里，英格兰的军事胜利足以让人飘飘然，他们自以为得到上帝明确的眷顾。1329年，应新任法兰西瓦卢瓦（Valois）王朝国王菲利普六世（Philip VI）宣召，作为加斯科尼省领主，爱德华跪在菲利普脚下宣誓效忠，否则他会失去领地。11年后，他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当作顺从姿态，索性自封为法兰西王，在武器上加鸢尾花以示之。这一主张并不像现在看起来的那么荒唐。1328年，卡佩王朝的国王们渐渐都死掉了，1285年到1314年在位的菲利普四世，从母亲伊莎贝拉这一支算来，是爱德华的外公，只是法兰西传统上王位继承限定父系，因此继位的是菲利普四世弟弟们儿子中的一位。这夺位之战后来打了100多年，刚开始，照例彼此还有书信往返，后来很快发展到动用矛和箭，带给两边无尽痛苦，使箭的一方占了上风。1340年，在弗兰德斯，就是斯鲁伊斯［雷克鲁斯（Sluys L’Écluse）——法语发音］不远的兹维恩（Zwijn）河口，英格兰和法兰西的船只锁在一起当成浮动战场，双方弓箭手和武装人员彼此厮杀。英格兰夺得200艘法兰西船只，几千人或被杀，或受伤，或溺毙，死的人太多，后来有句玩笑话说，假如鱼儿能出声，它们都能学会法语。6年后，在诺曼底的克雷西（Crécy），一支庞大的法兰西部队遭遇的歼灭规模就更大。那是英格兰人抗击法兰西、弗莱芒、日耳曼骑士，还有热那亚（Genoese）弓弩手，但他们都像针垫一样，被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长弓弩箭洞穿。

仿佛锦上添花，就在同年，罗伯特·布鲁斯的儿子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被俘，苏格兰人为了支持法兰西，在诺森伯兰入侵。大卫二世在内维尔的克劳斯（Neville’s Cross）被箭射伤头部，入侵戛然而止。大卫被俘后被扣做人质，苏格兰人交付赎金很不痛快很不情愿，看起来或早或晚，爱德华三世不仅在名义上，而且事实上也将是三个王国的主人。1347年圣诞节，在吉尔福德，英格兰整个宫廷上下沉浸在一派欢天喜地中，男男女女从头到脚化着妆，装扮成龙或天鹅，背后插一对翅膀，这就毫不奇怪了。

可还有一个君王，爱德华不得不向他俯身屈就，那就是死神。圣乔治小教堂的嘉德授勋典礼后几个星期，国王得知他的女儿琼9月2日在波尔多死于瘟疫：她正在去西班牙的路上，要嫁给卡斯蒂利亚的佩德罗（Infante Pedro of Castile）亲王，一张巨大的红色丝绸床随她而行。爱德华这时说了一句：“事已至此，顺其自然。”如果检视一场战役的严峻伤亡，这话最好不过；面对这桩心痛事，却不太合适。他写信给阿方索十一世（Alfonso XI），安慰自己，琼“是提早进了天堂，去当处女唱诗班的头，这样将来就能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的鲁莽调解”。还有，她是他“最亲爱的女儿（因为她的美德，我们最钟爱她）”，国王勇敢的虔诚和哀伤糅杂在一起。“我们都是血肉之躯，这样痛苦悲伤咬啮内心，凡人类都不奇怪。”

死亡冲淡了对法兰西和苏格兰战争取胜的喜悦，爱德华要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肯特组织补赎祈祷，因为南部港口地区遭瘟疫袭击最早。可是，8月23日，大主教自己也感染瘟疫去世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下级要向皇家主子传递这个信息，开头就是“可怖”一词，他写信给伦敦主教：“上帝对人之子太严厉了，万物皆臣服于他的意志。”这到底有多可怕？在瘟疫开始的几周里，压根儿就没有谁能将惨状形诸笔墨。

瘟疫并非不可预知，1347年夏秋，在伦敦的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家社团，通过与家乡鸿雁往返，已得知恶性传染病肆虐时城市里的可怕故事。据说单在威尼斯就死了10万人，尸体扔到溩湖外围岛礁上。锡耶纳（Siena）、佛罗伦萨（Florence）、帕多瓦（Padua）和皮亚琴察（Piacenza）都成了百牲献祭之地。伦敦的热那亚人必定特别心惊肉跳，因为正是他们的商船从近东将疾病带到地中海。据皮亚琴察一位律师加布里艾尔·德·莫塞斯（Gabriele de Mussis）记载，最初是钦察可汗札尼别（Kipchak Khan Janibeg）的蒙古军队，从中亚干草原的野生啮齿动物那里感染后，随身携带杆菌而来。1346年在围攻克里米亚（Crimea）的黑海港口卡法（Caffa）时，蒙古军将他们瘟疫的牺牲品像发送炮弹一样，弹射进城里，守城的是热那亚人——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人为国际生物战例子。“尽管他们已尽可能把尸体扔到海里去，看起来黑压压的山一样的尸体还是堆在城里，基督徒们躲不开、逃不掉、避不过。不久，腐烂的尸体污染了空气，玷污了水源。”到1348年春，瘟疫蔓延过了阿尔卑斯山，进入北部欧洲，一路无可阻挡地横扫法兰西和低地国家直到英吉利海峡边。

仿佛上帝做出裁决，人类是个错误。“这样毁灭自己的创造品，您在想什么，仁慈的上帝……然后指使它突然灭绝？”德·莫塞斯在惶恐不安中发问。瘟疫如死神镰刀般扫过欧洲，城市和偏远乡村一律没有幸免，看起来无路可逃，你明知道瘟疫朝你的方向来了。骑马者会前来报告，接着自己突然也倒下了，一个料理着生意的客人，在拥挤的啤酒屋中，爆发出一阵咳嗽，足以让满屋的人在几秒钟里四散而去。威尔士诗人热乌安·格丁（Jeuan Gethin）等待感染（无疑，会传染上的）中发狂似的用各种比喻描述皮肤上爆出的点点：

腋窝里的先令是我的悲伤；不管它从哪里冒出来，都使我强压怒火，头会痛。我会高喊，手臂下负担沉重，痛苦愤怒地鼓起一个白色肿块，是苹果的形状，和洋葱头也差不多；这个小疔子谁也不放过，它像烧红的煤渣在生闷气；灰尘色的悲伤……丑陋的腐败，它们类似黑豆种子，也像海运煤的碎屑……悲哀的饰品……鸟蛤壳的剥落，黑瘟疫像半便士，像草莓。

黑死病对这个本来就已经痛苦的世界是当头一棒，荒谬的是，英格兰（还有不列颠的其他部分）在14世纪早先的成功，使它成了自己的牺牲品。12世纪和13世纪经济繁荣带来了人口大爆炸，那时英格兰的人口几乎是诺曼底征服后的三倍，到1300年，大约是400万。可耕地都已用来耕种了——森林、荒野和沼泽都被开垦出来——到此时，人就是太多了，耕地不足以喂饱大家。至少90%的人口要从地里刨食。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生活的世界局限在本村：一室或二室的房子，从附近树林里砍来木材做框架，用泥巴糊的细枝帘子放进框里，最后全部刷上石灰。地面是尘土或黏土，上面盖着草，好去掉从院子带进来的泥土，以及小鸡、鹅和猪的粪便，它们满屋里乱窜。如果有窗户的话，也不会装玻璃。在敞开的灶上烧烤食物。门外，菜畦、院子围绕教堂挤成一堆的房子以外，是两三大片没有篱笆的露天田野，分成无数狭窄条块——田亩（selion）——每块由村里农民耕作，他们有的是自由民，有的是无自由的农民。他们中境遇好的可以种很多块（极少连片）；最差的拿到的地产出少，几乎难以果腹。无自由的农民要在地主的自留地上干一两天，或者付一笔钱之类，用来抵销地租、在村公用地里的放牧权、和分享吃公用地草长大的牲畜；还有其他负担和勒索。地主家里有人亡故，最好的牲畜要献给他；有人结婚，又得出资，这些都是无自由的农民要尽的义务。因此，妇女们会自酿麦芽酒或梳理羊毛；只要可能，男人会去伐木或拉车。这样的社会，充其量也就是在灾难边缘挣扎。

瘟疫前几十年里，情况还要糟糕。一连串灾难性的歉收使得1315年到1316年发生了大饥荒，接着又发生牛瘟和羊病。（也难怪，瘟疫来临时，大家当作是上帝对不公道的另一个惩罚。）金雀花王朝战争连绵，税收官到村里来得勤，比上个世纪更频繁，要靠采邑总管和庄园主出钱，凑齐给国王的份额。后二者转过头来，要靠下面那些最出不起钱也最反抗不了的人。随着人口增加，资源紧张起来，土地和谷物价格飞涨，诱使地主们在自家越发珍贵的土地上修栅栏，以便在庄园经济里拿到更多土地。人们只得以超低价出卖劳力，好像有地的人自己耕种一下子成了好买卖。当人工和田亩耕种相比入不敷出时，境况最差的农民别无选择，只得典当家产，以期待情况好转后再赎回来，但物价越来越高，要想回到从前的生活状态希望渺茫。乡村肥猫（富人）——陪审员，为采邑总管工作的人，拥有很多而不是少数几个田亩的，还喝得起啤酒，和碰上什么是什么的人相比——贫穷的乡间老鼠，二者间差距越来越明显。大贵族减少发放救济金，使情况更糟，很多人更穷了；即使民风恭顺之地如英格兰，穷人越来越没有意愿遵守集中管理资源和劳力（犁田、分配田亩、收获）的规则，社会关系变得愈加紧张；常见到林林总总的反社会出格行为、邻里口角——在高度紧张的世界里累积成严重犯罪。原先留给最贫困者的田间落穗，夜间却被村人偷去了，因为他们同样急需口粮。休耕地里有人非法放牧。犁耕者被抓住“偶然地”走到相邻的田地里。大家虽然还都记得本来在社区里是应该通过共同接受的公认规则各司其职，但这时候社区已经变成私利碎片的集合体。

如果以上种种规则都失效，就会出现乞讨或犯罪。正是在爱德华三世在位时，绿林好汉出现在英格兰的民族文化里；不只在传说中，他们就在现实世界中。另外，城市，尤其是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对绝望者或冒险者也是个诱惑，伦敦人口在黑死病前夕可能已达到10万。另一些没有那么胆大的人，就去了稍偏点儿的诺里奇、约克，或布里斯托，三个地方都是不到1万人的城镇，但比起50或100人的村子，这已是不可想象的大都会。布里斯托是英格兰第一个在瘟疫袭击中倒下的主要城市。它是个港口，从欧洲已经感染瘟疫的地方来的货物、人员、老鼠长驱直入，毫无阻挡；布里斯托狭窄、密集的街巷又很有利于杆菌繁殖，人们简直和村里的动物住得差不多——乡下后院里满地跑的猪、鸡和到处都是的猪食——巷子里阴沟敞开，制革和印染等行业的有毒污水也直接排放。

1348年夏天，置身于这样忙碌污秽的环境中，很少有人能及早注意到跳蚤叮咬，等到淋巴结发炎，一切为时晚矣。每天都有几百人死去，尸体堆积如山；最没有抵抗力的人——小孩、老人和穷人——成了首批牺牲品。在感染高峰期，几乎是两个中一个——45%的人口——在一年之内病故。布里斯托的52个议员，在6个月内死了15人，故去后，他们的名字在名册上打了叉。编年史家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描述布里斯托：“真实情况是，全城毁灭。看起来死亡猛然吞噬了他们，因为只有极少数人挨得过两三天时间。”在奈顿自己的家乡莱斯特，短短几天，一个教区里有700人身亡。“恶性传染病来势汹汹，”托马斯·波顿（Thomas Burton），约克郡的教士写道，“男男女女直接在街头倒毙。”这些省会城市迅速一分为二，一半人活着，另一半已死或奄奄一息。家庭——关于中世纪英格兰的很多神话说得正好相反，当时实际上都是基本的核心家庭，即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痛苦地分裂，健康的人离开染病的家人。不管多么不情愿，父母亲为了保住健康的还没有被传染的孩子，无计可施，被迫放弃一些孩子。“那些日子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一个教士写道，“葬礼没有悲哀，婚礼不带喜悦，只有需求而没有贫穷，奔走也逃避不了。”

一切以前理所当然的事，忽然间都不确定了。面包师不见了，绝大部分房屋里露天的灶台都不做面包了，哪里能找到面包？没人在工作，哪里去找帮手？谁来搬走死尸，以免尸体腐烂传染更多人？在肯特郡的罗切斯特（Rochester），威廉·丁（William Dene）写道：

呜呼，死神吞噬了这么多男女，已经找不到人来抬尸体送去下葬了，男人女人只好自己肩扛着他们的小孩子去教堂，扔进集体墓地，那里臭气熏天，几乎没有人能通过教堂墓地。

城镇越大，灾难越深重。瘟疫第一次袭击伦敦时，每平方英里内每天死亡300人。人死得非常快，就挖了很多集体埋葬的新墓坑。在东史密斯菲尔德（East Smithfield），匆忙之间，尸体堆叠了上下五层。1999年，在发掘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的古代医院墓地时，考古学家发现一些非同寻常的细节：数千具尸体的集体墓葬，大部分死者都很年轻，说明当时极其突然地爆发了流行病。本来应该小心地把他们的脚对着东方，意思是死者在审判日站起来时，就面对着耶路撒冷，这本来是常规墓地的做法。这里却像丢弃垃圾那样横七竖八。其中一个临时安葬地位于伦敦主教捐献的土地上，围着围墙，不久它的名字就成了“无人之地”。1598年，约翰·斯托（John Stow）写作伦敦考察报告时，声称读到过一份爱德华三世时的文件，上面记录了5万具尸体扔进了这类墓坑；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数字有夸张，但也足够警示那场灾难的规模。

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死者回到造物主那边时，没有得到教士临终忏悔服务，因为教区祭司也日益减少。1349年1月，巴斯和韦尔斯（Wells）主教给神职人员写信：“无论以爱的名义，还是给钱，都找不到祭司……去拜访穷人，行使教会临终圣事——也许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得病。”主教接着说，如果找不到人，需要告知世俗众人，向普通人忏悔罪行也是可以的，甚至（一个真正激进的步骤）“如果没有男人，向女人忏悔也行”。主教们往往也是贵族，和其他富人一样，他们大方地选择逃跑，当然借口是必须保存教会精英，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诺里奇（Norwich）的贝特曼（Bateman）主教，1349年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马背上。他企图逃脱瘟疫，因为东盎格利亚潮湿多沼泽，最后他在自己的豪克逊（Hoxne）领地上蛰伏下来，害怕得要死。到这时，传染病已深入到不列颠群岛的角角落落。狂妄的苏格兰人认为可以乘虚而入，是时候拿回他们败给爱德华后丢失的土地了，他们组织了一次入侵。几千人的队伍在传统的汇聚点塞尔扣克森林集结，但还没等到开拔，瘟疫就袭击了军营。军队遂作鸟兽散，5000人身亡，剩下的带着黑死病，逃回家去。

无处可逃者只得听天由命，修道院作为封闭的圈子，瘟疫发作起来就特别厉害。约克郡缪约（Meaux）的西都会修道院，共有42人，只有10人在第一波瘟疫袭击中幸存。单是8月，少数幸存者之一，后来的院长托马斯·伯顿记录了教士中22人、俗人6名死亡，一天之内安葬了6人。爱尔兰基尔根尼（Kilkenny）的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克林（John Clynn）写下见闻，接着，仿佛在世界末日丈量裹尸布，他这样写道：“看到了这些病人，看到整个世界被罪恶笼罩，在死人堆里等候死神光临，我起誓写下我的真实见闻……这样，这些文字不会随作者消失，或者这件工作因工作的人（死亡）而停顿，我留下羊皮纸，以防万一，将来有人活着可以继续写下去。”在这里，另一个人续写道：“写到此，作者好像死了。”

当幸存者在第一波黑死病突袭后痊愈，他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挑这个时候？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答案很简单：是犹太人在井里及河里投了毒。因此像通常那样，屠杀犹太人，使非犹太人感觉好多了，但淋巴结发炎的症状没有停止蔓延。尽管双方都相信答案在天上，英格兰因为没有犹太人，有知识有信仰的人们给出了不同答案。很多知识分子相信，这时有一场致命的行星三向交汇，仁慈潮湿的木星碰到了火热干燥的火星和神秘恶毒的土星。其他人则认为瘟疫应该归咎于污秽，人畜的粪便、垃圾，污水从湖泊、沼泽、水沟里升起污秽，汽化成了阴冷烟雾的帘幕——致命的瘴气——在地面盘旋，产生感染，然后有毒种子滴落在地上。给想活命的人的忠告是远离对那些容易形成污染空气的集中点——制革点、屠夫的肉店，甚至妓院（因为据说刺激肉欲的香气烟雾是瘴气的一个主要来源）——如果危险气味不可避免（14世纪大部分人都难免），那就在脖子上或身上携带气息甜美的小香草包，能做有效预防。香草是薄荷、薰衣草和百里香，草药郎中甚至给那些已经感染的人讲香草奇效的趣闻逸事，有一个忠告是这样说的：

如果是男人，就喝五杯芸香水。女人应该去掉芸香，代之以耧斗菜五片和大量金盏菊花；刚生下的鸡蛋，一头戳个洞，把里面东西全吹出来，之后放到火上烤，直到碾末，注意不要烧焦；取大量糖浆，用上好麦芽啤酒浸泡所有这些草药，不要盖紧——给病人喝三晚三早。如果他们能在胃里留住（最好情形下的苛刻要求），他们就能得救。

如果上帝决定这人不能得救，那么世界上没有药能救活被他判决的人。很多人都已得出结论，瘟疫是人们行为不端，惹怒了神；而不是什么空气紊乱。1344年，雷丁的约翰警告，无耻的穿着是虚荣和道德败坏的象征，终将咎由自取：“女人们穿的衣服太紧身，就在裙子后背里塞进狐狸尾巴，来掩盖屁股。”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和缪约的托马斯·伯顿这些教士相信是14世纪40年代无耻的骑士比武招致了报应，伯顿回忆：女人们没有丈夫陪伴，成群地和情夫一起来，他们“拿她们满足自己的情欲”。奈顿认为更糟糕的，在这些花里胡哨的展会上，女人们习惯打扮成男人那样，“穿着杂色宽松无袖上衣，短头巾，长披肩像绳子缠绕在头上，又像金银饰纽的带子从头上垂下，肚脐下挂着刀鞘，悬着短剑”。伟大的本笃会传道者托马斯·布林顿（Thomas Brinton）仔细审视了爱德华时期的英格兰，认定当时社会沉迷情欲、踌躇满志，令人作呕：

我们没有坚定信仰；在世人眼里，我们不值得尊重；相反，我们在人类中犯错最多，结果是上帝不再爱我们。毫无疑问，正因此，英格兰王国里存在这么触目惊心的无果的缩减；这样惨烈的传染病，如此不公正，这么多私生子——各地都是淫行和通奸，几乎没有男人满足于自己老婆，每个男人都和邻居妻子调情，或者养个名声烂臭的二房。

如果要长治久安的方法不是靠药物，或者像爱德华三世命令的，清扫伦敦大街。相反，需要发起卫道运动，开始游行、戒斋、苦修，向圣母祈祷，请她调解，瘟疫发生后英格兰各地到处竖立起圣母像。诗人约翰·莱德盖特（John Lydgate）在《恶性传染病饮食和修养》（Dietary and Doctrine for the Pestilence）里推荐大家谨慎从事，逃到乡村去，那里的空气和风俗都更好，传染也不那么致命。有办法的人都试图逃离道德败坏、病患众多的城市和集镇，遵循诗人的忠告。

如果真怀着这样的期待，他们就会大吃一惊。迎接他们的是废墟和漠然，1/3的房屋空无一人，大小镰刀都生锈了，铁砧和织布机上落满灰尘，田里没人收割，只有牛羊在其中游荡。亨利·奈顿写道：“因为缺少照料，牲畜成群死去，不计其数，田里、路边、树篱下到处都是倒毙的动物。”

历史学家本来应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不囿于某个时刻。很多史学家通过当时的重创得出结论：瘟疫在乡村的危害不如在城里那么大，它像一架扬谷机，从头到脚扫荡了乡村生活，把可活的人从不可活的人堆里挑了出来。14世纪初，很多小村子本来就被削弱加上底子薄，这时候就遭到彻底毁灭。某些特别惨重的地方——如萨福克郡的伯里圣埃德蒙兹，一年之内死掉60%人口——这个信息的意思是，瘟疫是从庄园经济到现金经济结构性转变的一环，这么谈论它当然并不愉快。乡下人看到的都是婴儿尸体，蓬头垢面的孤儿四处游荡，庄稼直挺挺地长成了杂草，教区祭司不见了，奶牛乳房肿胀下垂，可是无人挤奶。

庄园名册生动准确地记录了瘟疫发生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事。温切斯特主教的法纳姆（Farnham）庄园，52个家仆——他的1/3村民——在第一年去世。一开始，主教的采邑总管毫无困难地找到人手，搬进了空屋，高兴地收取了他们的进门费。但到1350年，瘟疫再次来袭，情况变得严重了，到黑死病最后在法纳姆结束时，死了整整1300人。名册上数字后面列出的那些名字，使我们具体了解这个灾难：玛蒂尔达·斯迪克（Matilda Stikker），全家都死了；女仆玛蒂尔达·塔尔文（Matilda Talvin）在主人全家死后失业。在法纳姆，瘟疫有代价也有馈赠，约翰·克鲁德查特（John Crudchate）当时未成年，父母双亡后成为孤儿，但他继承了父亲还有一个亲戚也许是叔叔的遗产，所有田亩合并到一起，在村里，这是一笔可观的财富，使小克鲁德查特从最穷的底层跃升为村里最富的人行列，这时他养得起鹅了。

就这样，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村庄里变化迅速。经济平衡波动剧烈，只是这一次，它有利于普通人，而不是贵族老爷。法纳姆的采邑总管抱怨收割一亩地的人工费要花12便士——这是瘟疫发生前的两倍，后来采邑总管也死于瘟疫。人手不足，工钱上涨，全英格兰都是法纳姆这样的情况。不管黑死病是不是乡村大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抑或它只是结束了几代以来都在进行的过程，不列颠乡村在中世纪末无疑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比如，有一点，再也没有农奴了。有一段时间里，贵族不太能强迫无自由的农民——例如，单纯作为合法使用房屋和院子的认可，为地主运干草或犁田——这时候，供求法则有利于幸存者，事实上农民已不可能无偿地替地主工作，当贵族或采邑总管要求他们做点儿什么时，农民可以索要报酬，或者比从前要得多。如果有空房子，现在是租户而不是贵族来开租住条件。如果贵族觉得这种新的经济方式很武断，张狂无礼，农民也许就直接转身走人，去另找一座庄园，只要那边主人更能把握这种新经济现实。长久以来，有一条法律上的公理“城市空气使人自由”——在城里待一年即能改变法律身份——但是瘟疫后，所有消失都稀松平常，简直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发现一个犯错误的农民跑哪里去了；也无法知道他在做什么。几十万人随着劳工市场，移民到了经济繁荣、社会前景最好的地方，无人能阻挡这种趋势。

马修·奥克斯（Matthew Oxe）就这样告别了奴隶身份，告别了萨福克郡斯塔沃顿村（Staverton），在这里他家是无自由农民。1430年前后，马修去了无人知道的地方，可能是进入了诺福克公爵福瑞林姆（Framlingham）的城堡做家丁。25年后，他衣锦还乡，回到斯塔沃顿，向庄园法庭出示他的自由身份证明。马修付了6便士，把这张“解放章程”副本存进法庭名册，宣布从此他和他的子孙们都是自由民。他还加上，从此，他和子孙们不再叫奥克斯[1]，好像是一种累赘的野兽，而应该叫格鲁姆（Groom），更适合有强烈愿望加入骑马阶层的人[2]。

如此说来，死神是个任性胡闹的解放者，动摇了旧的乡村社会等级，重新给有实力者和手无寸权者排了座次。手里那把灾难的大镰刀直接砍在几个世纪以来封建主义的正中心：臣服和保护之间的契约，即“做我告诉你要做的，待在原地，那你就能得到保护，免受伤害”。但在14世纪中叶，那些说他们要好好践行契约的人——贵族的采邑总管、庄园法庭的法官、郡里骑士及其陪审员，甚至贵族本人、他的家庭成员、扈从、仆人——一个接一个地都进了坟墓，这个契约保障就落空了。

这时还没有免除封建社会的彼此关联义务，尚未形成个人主义者社会，可是，忽然间，自助变得必要又迫切了；在社会权力结构和信念结构里都是这样。人们大做祈祷、游行、忏悔这些圣事典礼，这一切眼泪汪汪的姿态，貌似没有平息上帝的怒火。1361年，瘟疫死灰复燃（之后20年到25年为一轮），又夺走已缩减后人口的1/4，虽然还没有到1/2。从一开始，牺牲者中很大比例是祭司，他们的职责是帮助病人和濒临死亡者，这样一来，他们处在流行病的风口浪尖上。1349年教会发布判决说如果近旁没有祭司能尽职，可以由世俗人士听取临终忏悔。严格说来，这只是临时措施，但也必定已经给神职人员绝对垄断圣事撕开了缺口，对那些害怕被传染病击倒的人，这几乎就是鼓励他们，可以自行准备面对最终审判。事情发展到后面，越发如此，救赎就成了自助服务。对一些胆大妄为者来说，教会组织放任自流，给人以弃之不顾的感觉，导致他们危险地（或者激动地）靠近异端。牛津学者约翰·威克里夫（Wyclif）教导大家：灵魂救赎不是非要神职不可，而且，在经文意义里，每个基督徒都能找到真正的道路。他的福音嘀咕者或者叫“罗拉德派”（Lollard）起初没有受到官方攻击说他是异端，只是因为他受到强有力的保护，特别是爱德华三世之子冈特（Gaunt）的约翰，他对罗拉德派的热情传给了一小批有影响的骑士。

对于不那么狂妄的人，却有了可能追求个性化的灵魂救赎之道，教会认可而不是禁止这种个人路径。于卑微者而言，去贝克特那样的圣人圣陵前朝圣，请求圣人为朝圣者的罪恶说情，这就是一种灵魂救赎的个人办法。那些有门路的人，如果没有足够时间，准备得好好地把自己托付给仁慈的上帝，可以出具一张保险单，来应对被黑死病感染；这就是赎罪券。黑死病后，第一次广为所知的观念是，最终审判到来时，灵魂要在炼狱的石头狱里服刑赎罪。赎罪券是一笔钱，在人死前预先捐出，可以用来建造小礼拜堂，或者直接指定神职人员为捐赠者的灵魂做弥撒。教士颂唱多少小时就给多少钱，那么灵魂在炼狱里待的时间就相应缩短。如有疑问，那就多给——例如，亨利五世就格外虔诚，据说他出手阔绰，他留的钱够一年里为自己灵魂做2万次弥撒，另外为圣母玛丽亚再做5 000次弥撒！

即使已经事先在天堂里预订了位置，权贵和富裕者也非常清醒，死神不讲等级情面。黑死病流行那些年，大家口口相传的一个故事，叫《三生者和三死者》（Three Living and the Three Dead），三个年轻英俊的国王出门打猎，突然遭遇三具尸体，每个腐烂程度不同。三个人一个个轮着大声说，“我害怕，”“瞧啊，看我看见什么了，”以及“我想这些是魔鬼啦”。结果三个死人回嘴了，“你们将会这样的，”“我很公正的，”“看在上帝的分上，醒醒吧”。最使人毛骨悚然的“三人故事”传播最广，还带着以下说教：

知道吗，我是本行的头儿

王子、国王和贵族

皇室和富翁，在财富中寻欢作乐

但是这会儿我难看又光秃

连虫子们都鄙视我

爱德华三世的英格兰可没有防备黑死病入侵：就是死人侵占了活人的地盘。这感觉令人不寒而栗，尤其在黑死病来袭的世界里，后院和墓地的边界坍塌了；而且，也许正如尸骸警示的，根本就没有买通救赎这种路子。（像基督那样）墓前雕像战胜死亡的说法八成太过轻率。因此，14世纪末，人们认为死亡是伟大的平衡调整机；另一种墓地积极响应这种观念，叫“通过”墓（真实也恰如其分，意为“离去”），用来表明墓主的救赎意识，知道自己变成了一堆灰尘和蛆。最精心设计的“通过”墓分两层装饰，通过对比鲜明的寓意，极尽夸张：一种是我们想象自己被人们记住的样子，另一种是我们死后的真实情形。上层展示死者穿着主教华贵袍子，庄严的样子；下层是真相，雕刻出一个可怜的形销骨立的死者。“通过”意思要教育看到的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也是代为逝者的灵魂祈祷。大主教亨利·齐挈利（Henry Chichele）第一个在英格兰为自己设计“通过”墓，在1425年（他自己死前20年），确保完工并宣圣。因此他向到坎特伯雷来的人炫耀。“我生来贫穷，”墓志铭是这样的，“然后成了首席主教（Primate），现在我倒下了，归虫子们享用……好好看看我的墓，不管你是谁，你都会过世的，都会和我一样。你死后，一切都很可怕，尘土，虫子，粗鄙的肉。”为了万一这“通过”墓的把戏不奏效，齐挈利创立了“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作为一个学术赎罪券，这里的“院士们”必须为创立者的灵魂祈祷，不断粉刷他们的墓，保持清洁，至今依然如此。

自然，过分强调死亡平等并没有能使得一些坟墓比另一些更平等。1376年，黑太子死去，年仅46岁，万民同悲，墓上铭文警示比较平淡实在：“正如你们现在这样，从前我也是的；现在我这样子了，你们必定也会一样的。”黑太子委托亨利·伊夫利（Henry Yevele）设计自己的墓，还命令要把铭文刻在最好的波倍克大理石上，“头下面放我们的豹子头盔”，上面罩上木质绘画天蓬或华盖，图上是圣三一（Holy Trinity），仿佛在天堂迎接黑太子到来，全套仿铠甲，包括金属手套和盾牌，这样方便太子最后一次出征：跃出炼狱。

虽然黑死病引起社会和宗教腐败堕落，但英格兰政治图景仍然明显保持稳固。别名为“英格兰之福”的黑太子战功显赫，表示金雀花武士王朝在延续，他的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给英格兰政坛投下阴影。爱德华三世汲取前任们（以及自己初登基时）错误的教训，尤其在金雀花有限公司这个活跃的多民族帝国扩张方面，保证和代表“国内社区”的伙伴也就是议会合作，以创造财富和金钱，而不是通过提高出生率这一决定性因素，让英格兰乡村适应土地和劳工市场的变化。因此英格兰的军事事业成了一桩生意，而不是荣誉。国王和大贵族们不再真的指望自己的大租户下属提供士兵，在以前这是纯封建义务。取而代之的是，骑士、步兵、弓箭手和围城机械都变成了合同制，每一种军事人员、牲畜和五金器具，具体时间段都各自设定收费标准（步兵每天2便士）。理论上，这些金额可以预付，这就意味着国王可以在议会提出要求“资助”（解读为税金），或者开征羊毛税，或者去向意大利人支取。但是，更多情况下，这些军事动员可以自给自足，因为它们包含内在激励机制，就是打赢了分账。贵族大佬们都知道，胜利后，不仅可以插手劫掠，俘虏的高昂赎金也能分一杯羹。即使皇室拿走丰厚的33%（约1/3），剩余的也够众人分派了，因为爱德华的主要将领们留下的巨额财产就是证明。阿伦德尔伯爵（Earl of Arundel）曾在斯鲁伊斯和克雷西两地作战，身后遗产6万英镑，绝大部分是打仗挣来的；嘉德勋章创始人之一巴塞洛缪·伯格什爵士，单凭上交俘虏冯达杜尔伯爵（Count of Ventadour）就从国王那里拿到6 000英镑；爱德华时期的众多伟大城堡——它们既是令人敬畏的壕沟城堡，又是建筑艺术作品，如苏塞克斯的博迪亚姆（Bodiam），是爱德华·达林格里格爵士（Sir Edward Dalyngrygge）建造的——费用完全从军事所获里开支。

活力四射、聪明、有魅力的黑太子是这项快乐活动的象征。在藏尸骨罐里存进去或者说拿出来几百万具死尸，甚至在他还没有加入进去时，金雀花集团的“股东”们中间就弥漫着一种情绪，大家预感随着“总经理”大限来临，无限扩张也将终结。法兰西君主重新振兴后，逆转了爱德华一世征服法兰西的势头。为了新开辟的战场向羊毛和酒的贸易征税——1374年到1375年又暴发瘟疫，重创二者——在英格兰反响不佳。国王又老又病，大家都知道他的情妇爱丽丝·佩勒斯（Alice Perrers）控制了他，他只得去议会请求而不是命令筹措的资金。爱德华心里痛恨这么做，而且，他有充分理由怨恨，因为议会很难缠，特别是国王不能连续不断地提供丰厚的财富时，议会就更好斗。1376年，“善意议会”（Good Parliament）相比之前老是针对国王挑刺的议会又有了变化，就是这时候平民院会大方地站到前面来宣示主张。以前议会还可以说是大家脱帽点头致意聚会，就是做做样子走过场为主，但这是第一次由骑士和市民阶层推选出一个议长；彼得·德·拉·马尔（Peter de la Mare）主持了一场真正的、后来我们说的“辩论”，甚至座次排列上也暗示不单是被动服从。本来一律面朝前的排列，这时改成四面围着小讲台——实际上，这是最初的公文箱——议会成员们一个接一个走到讲台前，不遗余力地攻击国王选出的国务大臣们，爱丽丝·佩勒斯的丈夫威廉·温莎和伦敦商人理查德·莱昂斯（Richard Lyons）把持宫廷，议会成员们说他们“对英格兰王国既不忠又不利”，平民院同时用毫不含糊的说辞昭告，希望国王“自立”——就是说，国王要收敛野心，量入为出。冈特的约翰被这种傲慢无礼激怒，却又不得不接受对政府行为的质询。受批评最多的国务大臣们被弹劾，作为保住收入的代价，约翰也只得吞下苦果。又做了相应的议会贵族院清洗，但是到后来，7月10日，议会平民院鲁莽地拒绝了政府的资金要求！

到1377年年初，新一届议会召集，原本大家知道是黑太子在为改革背书保驾护航，但此时他已经死了，国王自己看上去也已时日无多。冈特的约翰事实上已成为候任摄政王。他利用全国的危机感，说服或者说迫使议会合作，不得不废除前任的很多改革项目，一时间，英格兰繁文缛节的典礼发挥了强大作用，使政治动作迟缓下来。6月，爱德华三世死于中风，他的墓前雕塑忠实地描述了他的麻痹病态。24个黑衣骑士抬着他的灵柩缓慢行进，这是金雀花王朝最后一次亚瑟式盛大演出。“亲见亲闻人民的悲痛，那一天他们低啜哀伤，使人为之心碎。”编年史家弗鲁瓦萨尔写道。

爱德华的继承者是个10岁的孩子，波尔多的理查。诗人威廉·兰格伦（Langland）警告“少主当国是国家的灾难”，但举国上下喜气洋洋地欢呼理查二世登基，而不是忧虑不安。英格兰需要救世主，哪怕他才10岁。1375年又来了一波瘟疫，明摆着黑死病还没走远，加上失去了法兰西领地，大家感觉坚不可摧的英格兰帝国突然被抛进了逆行车道，大开倒车。

此时，与其说是要打到英吉利海峡那边去，不如说更需要在多佛尔这边防范法兰西人登陆。黑太子亡故让英格兰人失去了众望所归的领头人，因此理查的加冕礼是展示英格兰对未来信心的机会，毕竟，英格兰有50年没有举行过加冕礼了，全英格兰各郡骑士都赶来出席这个典礼。奇普塞德的水道里倒进加斯科尼葡萄酒，伦敦城的西边造了个假城堡，穿白色袍子的少女们站在上面，向游行经过下面的黄头发男孩扔金黄色纸卷。

一旦大家清楚黑太子已死亡，民众的感情投资就转移到他儿子身上，是他，而不是他父亲将引导黄金任期，他的叔叔冈特的约翰作为守护者，还有其他叔叔——格洛斯特和约克，都一直辅佐这孩子，使他不负大家厚望。1377年1月25日，他们在伦敦城西头，在冈特宏伟的萨伏伊（Savoy）宫殿附近，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娱乐节目，130名戴假面哑剧的演员扮作皇帝和教皇，在街上游行，由着公众发出嘘声嘲笑他们。暮色降临后，人们点上火把，真正的淘气鬼们来了：冈特的约翰和他的兄弟们，还有小理查，穿着应景的盛装；对理查来说，这将是他真实的人生，领头的哑剧演员走上前，嘴巴咧着，给孩子一套骰子摊开来，孩子掷出骰子，他赢了，他的怀里堆满金色奖品。

理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加冕礼是开启黄金时期的序曲，一道金色屏风后，理查脱下衬衫，他脸上手上胸前都被涂了圣油。在典礼进行过程中，也许大家听着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回答说，是的，他一定会保护教会、公平对待人民、遵循法律和先辈习俗。齐聚在那里的贵族和神职人员想象着，理查长大后会担当得起他的高祖爱德华一世的王位。此刻，他的双脚在宝座下的苏格兰命运之石上晃悠，大家希望不久他的脚够得到地上，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当钟声敲响时，他被抱出了教堂，在路上，他的一只拖鞋松开掉落，那也只有最紧张的人才会把这当成一个凶兆，毕竟，他只有10岁。

那么这一切给这孩子又留下了什么印记？祖父和父亲的丧事大办对他又有什么影响？后来他曾经回想过涂抹圣油这一幕吗？回顾自己的成人礼，他被神化的这一刻？如果说，某种程度上，理查早早地习惯了所有这些典礼仪式，以至于误以为自己是个小弥赛亚。也许这样更好，因为只有这样自信的内在气场，才能在14岁那个青葱年纪，面对中世纪英格兰最剧烈的突变。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真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源于英格兰的一个角落，那是谁也料不到会爆发乡村起义的地方——不是某个遥远的贫困的烂泥洞，而是英格兰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从肯特郡跨过梅德韦河和泰晤士河到埃塞克斯和东盎格利亚，这一带在英格兰最富庶，一眼就能看出。1381年的“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实际上并没有农民参与，从逮捕记录里可以看出，东南各郡大部分领袖是自耕农，是身为城镇长官、巡视官、啤酒品酒师、陪审员的乡村精英，这些人负责庄园法庭的运营和徭役。他们是黑死病危机的受益者而不是牺牲品，搬进了死于瘟疫者空出来的房子，和地主讨价还价降低了合同租金的人。此后日子过得挺红火。其中一些如诺福克的罗杰·培根爵士（Sir Roger Bacon）是骑士，他们心里琢磨，1376年的“善意议会”也是他们的事业，平民院勒紧英格兰国库荷包的带子时，他们曾为之欢呼；朝廷宠臣被打发走的时候，他们也为之雀跃。既然冈特的约翰这时好像掌管朝纲，要他们从那点儿小财富均出来给他的食客充实钱包，包括黑太子的遗孀肯特的琼，或者财政大臣罗伯特·黑尔斯爵士（Sir Robert Hales）；如果他们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就是犯浑。他们的天然选民铁匠、做麦芽啤酒的村妇、漂洗工、锯木匠和马车夫们，聚精会神听这些愤怒的乡村显要人士说话。听众都是各行业的行家里手，积攒了几个小钱，有的粗通文墨，各人因为自己职业的缘故，见过些世面；他们懂得怎么把这些社会阶梯下层的人聚拢来拉起队伍。他们是仅够温饱的人，必须出卖劳力才能果腹的，黑死病后劳力短缺，有些人想趁机捞一笔，1351年《劳工法》（Statute of Labourers）却从中作梗，规定工钱须向瘟疫前看齐，尽管这个法令在劳动力卖方市场的情况下所起作用有限，但一想起它就令人难以释怀。

他们就这样各自打着小算盘，乡村社会里所有阶层的人都自认时来运转了。因此，14世纪下半叶，罗宾汉传奇才第一次真正地流传开。其信息是在一个“真的”皇室传人领导下，结成平等团体，匡扶正义，这就不足为怪了。

很自然，引起造反的直接导火线是1380年开征人头税这项新税收，借口是防卫法兰西入侵的新威胁。但冈特的约翰政府犯了个严重错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基于财产考虑，直接规定一律每户3个格罗特（groat，当时的4便士，即每人1先令）。可以预见反响强烈，众人躲避唯恐不及。全家，有时候全村集体开溜上路，或进了林子，在里面一边露营一边等着征税官离开。当然通常的解决办法是补充征税人手，招募本地武装捕快，他们知道在啤酒作坊里能找出那些欺骗者和逃逸者。但正是逃往林子里的那些人才想着要干出点惊天动地的事。

1381年春天，在布伦特伍德（Brentwood），南埃塞克斯的征税官们命令附近村民在某日前支付税金，征税官是4个治安法官和郡长，一干强悍人等。但是，5月30日，一群满怀敌意的人包围了他们，领头的是弗宾（Fobbing）村一个叫托马斯·贝克（Thomas Baker）的人，随贝克而来的既有同村的也有埃塞克斯广大乡村的人——从雷纳姆（Rainham）、比勒里基（Billericay）、戈尔德汉厄（Goldhanger）和玛京（Mucking）等地前来。他们人多势众，彼此壮胆，如果哪个征税官要敢再顽固，就会受到人身威胁。相反，征税官翻身上马，消息随即散播出去。政府加大筹码，民事诉讼法庭大法官带着大队人马开进动乱地区，但是更多的一群人把他捉住，逼他起誓，再也不征税。当造反者发现有人告发了参与者的名字，很快就把告密者砍了头。6月2日，在博金（Bocking）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件，另一群起义者的头头叫嚣着要大家起誓，不仅针对恶税，还要反对封建宗主本人。他们这样发誓：“不要英格兰的任何法律，除非他们自己觉得需要。”

农民暴动活动地区图

但是即使当他们开始杀死那些自称为国王官员者，发布惊人的激进主义宣言的时候，起义者们仍然宣布非常忠于国王个人，就是那个14岁的少年。大家把理查看作救世主，而不是压迫者；他们要把他从佞臣手里解救出来，那些人就是冈特的约翰、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萨德伯瑞（Simon Sudbury）和财政大臣黑尔斯等。和14世纪末发生在欧洲的很多平民起义一样，他们感觉黑死病时期是算总账的时间到了，英格兰起义也是由这股情绪点燃的。既然上帝之手打倒了权贵，伸过他们城堡的城墙，剥去他们的虚荣，把他们拉进坟墓，他们为什么还想象自己能逃脱长期受苦的大众之手？人民现在就来替天行道，自己称王；他们自己要成为处罚的标杆，开启一个公正公平的基督黄金时代。

他们聚会时就这样说，这些话被飞马探子传遍全英格兰。到6月的第一个星期，起义从埃塞克斯蔓延到肯特郡，那里一支数千人大军来到罗切斯特城堡，找到他们事业的最佳象征：一个因交不出“解放金”的农奴不能转成自由民，被囚禁在里面。在梅德斯通（Maidstone），来自埃塞克斯柯切斯特的瓦特·泰勒（Wat Tyler）被推举为将军和首领。在坎特伯雷，来自柯切斯特被开除教籍的约翰·波尔（John Ball）祭司，因为公然违抗禁令被关了起来，他告诉那帮人，要摆脱一切主教和贵族，除了约翰·波尔这个人民主教，用钱买来的神职在上帝的鼻尖下散发着臭味，令人憎恨。一旦英格兰得到净化，就能建成一个上帝的王国，回归到远古的纯朴年代：“英格兰不会走上正道，永远都不会；除非一切东西都归普通人，不再有佃农和绅士阶层，所有人都是一个人，大家都一样。”弗鲁瓦萨尔说波尔这样告诉他的同伙：

难道我们不是都来自相同的父母亲亚当和夏娃吗？他们能拿出什么证据或理由，来证明他们为什么更有资格做我们的主人？他们身穿天鹅绒，装饰着白鼬皮毛和其他皮草，而我们只能穿粗布服饰。他们喝酒、享受美食、面包，而我们只有黑麦和垃圾一样的稻草，喝的只能是水。他们拥有漂亮庄园……而我们必须在田野里顶着风雨劳作，是我们劳作才使他们……才能支撑他们的浮华生活。叫我们奴隶，如果我们不干活，就会挨打。没有什么君主来听我们投诉……让我们去国王那里，向他抗议；他岁数还小，也许从他那里我们能得到有利的答案；如果不行，我们必须寻求自己改善条件。

因此他们就向前进，瓦特·泰勒、约翰·波尔和来自达特福德（Dartford）的面包师罗伯特·凯弗（Cave），正好组成三死士，在他们的最终判决那天，去面对富人权贵。

1381年6月12日，星期三，天气暖和。起义者扎营在俯瞰着泰晤士河的布莱克希斯（Blackheath）田里，在伦敦人眼里，这阵势看起来挺唬人；即使人数没有弗鲁瓦萨尔说的5万，也肯定在5000到1万人之多。

要强调的是，他们并非乌合之众，很多人骑马到伦敦外围，其他人乘着二轮和四轮马车。一路上，他们精心挑选目标：征税官的产业、皇家枢密院的永久成员的产业，以及任何冈特的约翰的产业。埃塞克斯郡长约翰·斯维尔爵士（Sir John Sewale）还来不及从衣服上撕去自己官职的徽章，就亲眼看见自家房子被洗劫。所有带“财政部”绿色蜡封的文件，都做上销毁标示。在海布里，罗伯特·黑尔斯［约翰·波尔叫他“滚刀强盗”（Hob Robber）］财政大臣的庄园房屋被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摧毁。这支队伍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自认为爱国，规定离南部海岸12公里之内的人，一个都不许参加进来，生怕法兰西人企图偷偷登陆。不列颠的群众运动，显示出忠诚、责任心和政治成熟，这样相悖的双重性，在以后的历史上还会时不时地反复出现，目的是杜绝任何潜在革命的最有力武器：拒绝顺从。英格兰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起来的群体，向君主请愿而要进行革命的，至今都没有。

1381年6月，当局可看不出这些，对伦敦外围出现的造反派，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慌。冈特的约翰逃往自己在诺森伯兰的城堡，结果被拒绝入内，被迫转向苏格兰寻求藏身之所。他的儿子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和萨德伯里大主教、罗伯特·黑尔斯爵士，还有国王的母亲肯特的琼一起奔向伦敦塔，琼带上了理查。他们爆发了一场争执，到底要不要给造反派一点颜色看［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斯伯爵（Lord Mayor of London William Walworth）不停地建议这么干］，或者是做点起码的技巧性谈判表示。在混乱中，理查自己看起来倒是保持着和一个14岁孩子不相称的镇定，也许他相信造反派声称的忠诚，也许他自己偷偷地有些同情他们对自己保护人（即冈特的约翰）的敌意；不管怎样，当枢密院问他是不是见见造反派时，他一点都没有迟疑。

6月13日早上，为避免被俘，他乘驳船从伦敦塔顺流而下，在萨德伯里大主教和沃里克及阿伦德尔两位伯爵陪同下去布莱克希斯（Blackheat），到罗瑟希德（Rotherhithe）和格林尼治（Greenwich）之间的某处。驳船靠得够近，能听见造反派说话，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他们要冈特的约翰的人头，还有其他15个“叛国者”的首级。忽然间，国王发现靠近登岸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主意，驳船就返回伦敦塔了。造反派以为他们被拒绝了，就放任手下到城里打劫，在玛雪尔希（Marshalsea）和弗里特（Fleet）开始打开监狱，在坦普尔（Temple）和兰柏（Lambeth）宫，造反派以为法律财政记录是他们财税的关键，因此都给销毁了，伦敦桥上的一家属于沃尔沃斯的妓院被烧毁了，里面的妓女都是弗莱芒人。最后，一群人来到选定的目标：萨伏伊。冈特的约翰家的巨大地窖首当其冲，里面满满的波尔多葡萄酒，喝不掉的就打开任其随地流淌；接着抢了他的金银器，但没有盗走，而是从萨伏伊阳台上扔进了泰晤士河。把里面的精美物品清空后，造反者放火烧了宫殿。

6月的天空转暗后，理查爬上亨利三世建的一座塔，向城里眺望，伦敦天空被火苗映红，萨伏伊、克勒肯威尔（Clerkenwell）医院，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富人和实力商贾的房子都在烟火中倒下。很多处在他这个位置的——年纪远大于14岁的人，也会在恐惧中崩溃了。但是，理查好像懂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度这个绝境的唯一办法是直面。沃尔沃斯建议为了让造反派离开市中心，提议到麦尔安德（Mile End）会面，当时这里还是个东大门外的乡村。因此，第二天，6月14日，星期五，理查骑着他的小马，和母亲还有大部分廷臣，穿过拥挤推搡的人群，去与瓦特·泰勒及其余头领见面。大路上，人们像自家人一样直截了当地和他说话，不管哪边军官造成的损失，都要赔偿。人群越围越多，圈子越贴近跟前，作为贴身侍卫，有些理查的随身骑士认为最好回城里去。在麦尔安德（Mile End），泰勒请求理查允许，照他们该受的罪行处罚叛国者，理查镇定自若，机智地回答，那些已经被法律判刑的，肯定会得到处罚。这可不是造反派们脑子里要的私刑许可证，他们逼他结束奴隶制，税率按平均每亩4便士征收，他同意了。可是，如果理查和他的大臣们以为这些技术性让步就能除去起义这颗眼中钉，那就错了。明显理查在给起义背书，这使得报复如野马脱缰了一般，任何人只要被标上“外国人”，都受到追缉。也许有150人被杀，35个弗莱芒人，成了犹太人的替罪羊——金钱的人格化象征——从文特里（Vintry）圣马丁堂（St Martin）的避难所被拖出来，一个一个地就地斩首。在伦敦塔前，人数众多，叫嚣暴乱，逼得守卫打开大门，武器被抢；乱民闯到皇室的床上，理查的母亲肯特的琼，不得不亲吻了一个造反派。在圣约翰小教堂，乱众发现萨德伯里和黑尔斯正准备去死，萨德伯里在塔山上被砍头之前对众人说了一番话警告他们。如果杀了他，全英格兰都会停止一切圣事。这个威胁只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接着严刑伺候，结果竟然需要猛砍他八刀。二人的头颅被钉在原本给国王的叛徒用的长钉上，但是，此时谁是忠臣谁是奸臣，都由瓦特·泰勒之流说了算。

理查可能都已经意识到，自己也许活不下来了，不过，不管怎样，他还是答应在星期六早上，到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第二次会面。出发前，他来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亨利三世建造的伟大圣陵前，向金雀花王朝供奉的神圣保护人国王忏悔者爱德华祈祷。到达史密斯菲尔德后，他看见地里西边是造反派头头，皇室成员在东边，瓦特·泰勒策马过来，下了马简短地犹疑地屈膝一下，随即站起身，握着国王的手，称呼他“兄弟”。“你干吗不回家去？”理查问道。据说泰勒回了句咒骂，要求弄个新的适用普通人的《大宪章》，正式结束农奴制、宽恕所有违法者、清算教会财产、宣布除了国王以外人人平等。这一切条件听起来革命性很强（毫无疑问，的确是的），除了宽恕违法者，所有这些要求，事实上，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每每就拿它们作为要英格兰王室改革的政策要素提出来。当然这是后话。理查做了肯定的答复（留了个关键后手“除了他的王冠”），这时候，已经不知道谁更让人吃惊了——造反派还是皇室成员。

也许这样的让步太出乎意料，一时间，没人动弹。整片地里一下子沉寂下来，瓦特·泰勒带头打破平静，嚷嚷着要了一壶麦芽啤酒，一口干掉，然后爬上马，他的身形魁伟，显得马很小。说时迟那时快，这一瞬间，历史风云突变。

显然，王室这边，有人简直一刻都不能再忍下这口气了。一个王室扈从，和国王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大声呵道，泰勒是逆贼。泰勒掉转马头，拔出短剑，向那孩子刺去。这一下解除了魔咒，混战爆发，沃尔沃斯一定是被气得忘了神，这时试图逮捕泰勒，一群人扭打起来。泰勒用短剑砍向伦敦市长，沃尔沃斯割破了泰勒的肩颈，泰勒骑马往回跑了一小段，鲜血直淌下来，接着摔倒在地，国王的手下拥上去，结果了他的命。

此时千钧一发，假如造反派发现了泰勒的命运，也许他们会当场发作，但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理查以惊人的勇气和足智多谋先发制人，直接策马来到乱民面前，大声喊道“除了我，谁都不是你们的头领。”这一喊青史留名。这句话经过仔细推敲又刻意含混。对造反者们来说，仿佛从此刻起理查就是他们的首领了，正如他们一直希望的那样，但这话也能轻易解读为，重申王室权威的首要性、决断性。不管如何，这给沃尔沃斯争取了时间，他紧急赶回伦敦，组织了一支军队，就是那些前一天吓得不敢露面的家伙。在史密斯菲尔德，谨慎而温和地解散那帮群龙无首的队伍，向他们保证宽恕和仁慈。一旦回到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国王和枢密院立刻行动起来，毫不心软。6月18日，史密斯菲尔德会面之后三天，即向那些发生暴动的郡的郡长发出命令，用一切必要手段恢复和平。

选定一些案例和地方，迅速、即时地兑现公正：绞刑架和来回晃荡的尸体不久便开始出现。在伦敦，据说砍了萨德伯里大主教头的那人也被砍了头，然而，也有很多地方当局息事宁人，采用相对仁慈的监禁手段，而不是绞杀冒犯者，只是到了仍有反抗的时候，政府才表现狰狞。6月22日，在沃尔瑟姆，国王面对又一批造反者，要求他重申在麦尔安德的让步，但是他们发现理查完全变了个人，充满敌意，带着满腔不可一世的金雀花君王的愤怒：

你们这些陆上/海上的恶棍、讨厌鬼，想和贵族平起平坐，你们不配。告诉你的同伙，你们以前是，现在还是乡下粗人：你们会继续做奴隶，不是像从前那样，而是被管得更严。因为只要我们活着，就要想办法压迫你们，这样你们的悲惨状况可以给后人做个样子。当然只要你们老老实实，我们就饶了你们。要走哪条路，现在你们自己来选。

震慑于这个新调门，很多造反者的确决定迅速止损，接受了国王的仁慈，另一些人则决心战斗。6月28日，在比勒里基，一支队伍和王家军队开战，被彻底击溃。在埃塞克斯，一个特别委员会吊死了19个头领，另外12个被吊起来又在地上拖着处决。当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考特尼（William Courtenay）号召爱国王的人，带着武器前来勤王护驾时，有一份资料记录有4万人响应，一切重归太平。

一个少年，早慧、感觉自己无所不能，这从来不是好事；只是，事到如今，理查已无法自持。他的父亲几乎还没过完青春期，就在法兰西赢得喝彩；而理查整个年少时，满耳朵里灌进去的都是“勇敢的骑士”“骑士之花”等词汇。既然他已经应对了平生第一场战斗——更何况这第一场就需要调动大量的精神力量和身体的勇气——经受烈火风暴，成为英雄，那么，他陶醉在理查二世国王这个美妙角色里，有点飘飘然，也情有可原。同样，国王不能排遣对英格兰的“官方”守护者——他的叔叔冈特和英格兰大贵族们，那些他妈妈硬塞给他的政治导师和大臣们——的反感，这些人把他推到令人作呕的反叛大众面前，让他做出头鸟。其实，叛乱平息后，平民院说出他们的亲身感受，声言叛乱者的愤怒不是全无根据。因此，很明显，他们也觉得，是因为冈特独揽大权才惹出这场大祸。更糟糕的是，就在大贵族们普遍垮掉、匆匆忙忙奔回领地时，理查倒保持着镇静，而他们乱作一团。那么，在选择伙伴和大臣时，他为什么不能相信自己的判断？

我们都受莎士比亚熏陶，先入为主地接受了他刻画的一副不负责任、任性、暴躁王子自取其辱的形象。从头考察，理查的宫廷及其大臣们像一池清水，反映出他的虚荣，池里游鱼是浮夸、贪婪和争做寄生虫的标本，实际上，他们也不是一群绣花枕头，而是一伙能干的人，是一种有趣的组合，代表了英格兰14世纪末很多重要的团体。大受非议的西蒙·伯利（Simon Burley）是黑太子为儿子挑选的导师；罗伯特·德·维尔（Robert de Vere），大家怀疑他如同性恋一般喜爱国王，这真是太荒谬了，他的确是个著名的浪荡子，但他的出身那可是英格兰最古老的贵族门第之一；米盖尔·德·拉·波尔（Michael de la Pole）当理查的大法官，代表着新兴的社会阶层，他来自一个羊毛商人家族，新近封爵；理查的少年玩伴托马斯·莫伯雷（Thomas Mowbray），则以马上比武斗勇著称。

理查宫廷的真正罪过是他们没有足够重视历史悠久的实权贵族家族——格洛斯特、阿伦德尔家族和沃里克家族。理查有个亲密圈子，无论职位还是嗜好，老派贵族们都格格不入，被晾在一边，他们开始为此感到刺痛，就散布国王“有点不对头”的流言；还有，某种角度上来说，他本性里没有金雀花王朝国王们“让他们下地狱去吧”的狠劲，而是一个由着性子胡来的毛头小子，即使不离经叛道，也是不合英格兰人口味。且慢说，理查长得和他的所有祖先一样——身高6英尺，金色长发，一如已故的无人惋惜的卡那封爱德华，同样带着鲜明的金雀花国王个体特征。危急关头，对手提及爱德华二世的命运，理查应该会心生寒意。不知怎的，他不能算如假包换的金雀花王朝君主。他们建造城堡，而理查更喜欢美化威斯敏斯特大厅的宏伟典礼空间，他给那里加了一个悬臂托梁顶盖，气势恢宏，更好地体现皇权的神秘。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嗜好驰骋沙场，理查明显享受沐浴，更糟的是喜欢在装饰着彩色瓷砖和墙壁的浴室里频繁地洗澡。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手撕大块肉，喝汤咋呼有声，理查不仅坚持用调羹，还逼着贵族们学他。一个金雀花王朝的国王断断不会授权出版一本186页的皇家菜谱，满篇是令人心生疑虑的外国香料，如小豆蔻和甘松香。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向世代仇敌苏格兰和法兰西下手，取得鲜血淋漓的胜利，而理查二世则送上手帕。

这一切其实都只说明了理查二世有着典型的欧洲文艺复兴早期君主的风范：文明的嘉奖者、艺术赞助人，厚待二者犹如战功和打猎。他自恋、谦和而威严，或者说神秘；他是出了名的脾气坏，一会儿傲慢欣喜，一会儿狂躁沮丧；本来这些都无关紧要——至少不会造成致命后果——只要他能明智地把握政策，使它能保证合力支撑自己。但是，哪怕最高等级的贵族，要觐见国王，也得通过看门人，那些大贵族深恶痛绝的暴发户。更糟糕的是，理查要与法兰西讲和不开战的决心，看起来是庞大金雀花“合资企业”征服的单边清算，原先金雀花国王在法兰西的征服可是养肥了那些大贵胄。1385年，假如理查在苏格兰大战获捷，成功地给自己增添功勋，也补偿贵族们，那将万事如意。但苦于无法诱使苏格兰人就范，不能使用经典的爱德华风格作战，又在理智上不愿跨过福斯湾以北追击苏格兰人（还是运输问题拖了后腿），理查被迫降格以求，无明确目的地东征西讨，烧毁村镇，就是不足以取得对苏格兰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这些战事代价高昂，却一败涂地，到了议会这个层面，就得归咎于某人，这个刺痛感本来使政治团体对彼此心怀不满，比起他们每个人对国王的不满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伙人以国王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沃里克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为核心。他们自称“贵族上诉人”（Lords Appellant），但他们的“申诉”只是个隐喻，他们认为有些人使得理查听不到自己大臣的声音——特别是应该重新和法兰西开战的事。他们提出要起诉这些人，还有些年轻贵族比如冈特的儿子亨利·博林布鲁克也与他们同仇敌忾。对理查来说，愤怒的人结成这么广泛的联盟，真是盛况空前。1387年秋，疏忽大意的理查自食苦果。面对议会两院要求撤销他那帮不得人心的大臣——包括德·维尔、德·拉·波尔和大法官罗伯特·特雷西里安——理查回答，他不会应允他们的要求撤他们的职，哪怕一个仆人。很好啊，他们答应着，用一种精心策划的声调提醒国王他还未成年，“政府枢密院”现在要接手统治，议会指定三个英格兰最高官员直到国王清醒。这又开始上演13世纪中叶亨利三世和“国内社区”那一幕，但此时不会有大内战了。他的大臣们鼓动他，议会要管着他选择大臣的事儿是侵犯了他的国王特权，理查试图逮捕他的主要对手阿伦德尔伯爵，但偷鸡不着蚀把米，这没有吓倒对方，反而使他们更团结。贵族们组建的军队要强大得多，德·维尔带领的小股皇家队伍一接触到他们，即刻作鸟兽散，失去保护后，理查又回到1381年危机时他待的地方——缩在伦敦塔里，画地为牢。随后“无情议会”（Merciless Parliament）在他伤口上撒盐，进一步伤害他的尊严，将他的朋友和大臣残杀。德·维尔和德·拉·波尔被指控“利用国王年轻幼稚”，唆使他和本应该是他手下良臣的人作对，二人在被捕前成功逃脱，但是伯利受审后被执行死刑，尽管王后安双膝跪倒在“贵族上诉人”面前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

这是理查在位期间的第二次大折磨，在很多方面，这比农民起义给国王带来的伤害更甚。1381年，他在危机中脱颖而出，权威得到加强。相反，1387年的政变，对他是个巨大的羞辱。因此，1389年，饱经世事的理查，迅速宣布亲政，他必须问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国王？他的答案，到头来毁了自己。

1389年到1397年之间，明摆着，理查决定过双重生活。对议会里的权力中介人，尤其是叔叔冈特的约翰，他做个乖孩子，行为规范，听从长辈兼赌徒们塞给他的那些圣人大臣，在需要他赞助钱财的地方谨慎行事。1390年，在史密斯菲尔德，为了他成年［连同演出皇室官员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作品］举行了三天骑士比武，设计成和谐的寓言。参与比赛骑士的长矛和棒都磨钝了，强调这纯粹是娱乐。但对于研究徽章和标志的学生来说，此时已经有另一个理查出现的迹象，这个理查专注于自己的神圣任命，力求自立。国王自己的骑士队伍第一次穿着标志身份的制服，所有人都佩戴徽章，和他最近选中的个人坐骑白雄鹿一起登场。他们对面排列着外国骑士，穿各种制服，这些队伍的徽章是新鲜玩意儿，在全世界人看来，理查的“哥们儿”都像一支小型私人军队。

白雄鹿再次出现，是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壁画里，它戴上了王冠和项链，意味深长，仿佛国王仍然对受约束感到焦躁不安。对于自己的国王身份，上帝代言人、英格兰仲裁者和保护神、这个饱受瘟疫打击而崩坍的世界救世主等这些身份，理查内心想入非非。毕竟，英格兰国王可以是圣人，在威尔顿（Wilton）的双联画（Diptych）里，和理查在一起的是两位圣人——圣埃德蒙，东盎格利亚的国王殉道者，和忏悔者爱德华——还有施洗者约翰。理查作为捐赠者，直接对天使合唱团和圣母马利亚说话，他给圣母献上不列颠岛，这不亚于她的嫁妆——在旗帜上刚刚好看得见的“银海上的岛”，理查这样和圣母扯上特别关系，国王和英格兰王国都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可是，英格兰不是理查想送就能送的礼物。莎士比亚借濒临死亡的冈特的约翰之口，发出著名的岛国赞美诗，是要强调不列颠岛国的天赋自治权；这片土地，而不是君王个人被授予权杖、受上帝祝福。但是，在理查的思想里，任何民族主权身份的观念脱离了他本人，都是不可理喻，要不就是异端邪说。他要的是尊重，在英格兰国王历史上他是第一个说得这么明明白白的人。他要大家称呼他“圣上”和“陛下”。理查是第一个自觉的皇室身份设计师，因为他之前没有国王这么做过，懂得这样做就不只是包装皇权，让皇权带着权力奥秘位于神秘中心，才能使人们服从。很长时间里，在晚祷和正餐之间，他头戴王冠独自坐着沉默不语，任何人接触到国王凝视的目光，都要垂眉以示敬意并且屈膝。1394年，他的王后安妮——绰号“小碎肉”死后，理查更加虔敬地礼拜。英格兰历史上至今独一无二的这一块巨大肖像嵌板，准确地表达出他的专制孤独：坚不可摧、不苟言笑的国王上帝形象，蓝紫色宽松外衣绣着字母“R”，向下瞪着低微的子民。难怪理查还有时间搞炼金术、哲学、科学成分兼具的“泥土占卜”，授权写书出版；毫无疑问，他想做英格兰的占星家。

1397年，暴风骤雨式的复仇打破了幻想和现实间的屏障，序曲是个贵族“阴谋”，理查声称要防患于未然。他30岁了，并无子嗣，在这种情况下，有野心的人难免开始在暗地里嘀嘀咕咕，但是被理查杀掉的人，都是又老又不中用的家伙——阿伦德尔、沃里克二伯爵和格洛斯特公爵——只是些政治上过气的人。英格兰真正的实权一直掌握在冈特的约翰兰开斯特公爵和他的儿子亨利·博林布鲁克即德比伯爵手里。有时候，理查突发震怒，比如阿伦德尔没有出席王后安妮的葬礼，他挥起手背，打了阿伦德尔一个大耳光，使他鼻血直流。但1397年的“鸡蛋里挑骨头”可不是一般的震怒，阿伦德尔、沃里克二伯爵被捕，理查亲自带一小股队伍，莅临格洛斯特公爵城堡，捉拿几个老人。这几次审判前，埃克赛特主教就这句经文“他们之上，将只会有一个国王”进行布道宣讲。在诉讼中，兰开斯特公爵、理查和平民院议长理查德·布歇爵士审问阿伦德尔伯爵，后者勇敢地拒绝承认任何罪行，但又借口国王早前曾宽恕他，要求从轻发落，但理查此时决定撤销宽恕，干掉了阿伦德尔伯爵。沃里克伯爵被流放到曼恩岛（Isle of Man）上，当信使到达加莱格洛斯特公爵的牢房时，发现他已被人扼杀在羽绒褥子垫着的床上，显然是理查下的命令。

宿仇已报，读者也许认为理查可以克制自己的胜利感，哪怕是为了政治生存的利害，可是，既然理查觉得人们好像害怕他，他就发现他挺喜欢令人害怕。冈特的约翰生病卧床时，最后一点能抑制理查关于自己是万能的幻想也消失了，他梦寐以求大权独揽，至此终于梦想成真。和罗马皇帝一样，身边围绕着自己的随从，他耽于吃喝玩乐，旅行逍遥，柴郡副郡长成了他的类似古波斯行省私人省长。他还下令加固边上的威尔士城堡。理查自觉军事上羽翼丰满，他开始插手干预郡长事务，把他们的人手从郡社区里抽调走，这违背了13世纪内战后建立的原则。只要他怀疑，任何一个人对他不是绝对忠心的，他就把这个人清洗掉，用可靠的空降兵取而代之。国王在宫廷里培植了一批溜须拍马之辈，他自感帝国坚不可摧，他们就竭力迎合他。不管如何，这个时期，正是1313年但丁《论君主制》（De Monarchia ‘On Monarchy’）这样的宏文帮助奠定了君主权威，认为君主是绝对独一无二直接向上帝负责之人。无疑，有一堆学者心甘情愿地给理查赞颂功德；同样不用怀疑，理查对他们的阿谀奉承照单全收。

然而，英格兰历史上速度最快的直线坠落马上降临了，哲学保护不了理查：两年之内他从独裁者变成了逊位者。贵族上诉人的这个大胆提议，可想而知，对所有理查贴身扈从组成的宠臣圈以外的人，造成一定紧张气氛。他在搞倒阿伦德尔伯爵前，没有任何预兆，谁知道他下一回什么时候跳出来？又要针对谁呢？冈特的约翰和他儿子博林布鲁克倒是十分清楚，只要理查没有子嗣，按理，他们就是王位继承人，然而这既是机会也包含极大风险。他们最担心的事果然出现了，托马斯·莫伯雷、马歇尔伯爵、诺福克公爵（理查的童年好友）与亨利·博林布鲁克之间，闹出了一场怪异的互相控诉，都指控对方谋反；他们约定在考文垂（Coventry）附近高斯福（Gosford）的赛马场决斗解决这个问题。双方穿上专为本次决斗预备的铠甲，周围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空前高涨的亚瑟式预期，就在骑士们准备策马飞驰出去时，理查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呼“等一下！”这时，骑在马上的人们坠落下来。作为皇家裁判和调停人，他有权终止诉讼。也许他忽然意识到，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是输家：莫伯雷赢的话，他帮助国王解决格洛斯特公爵的私下指责就成了公开谴责；假如博林布鲁克占上风，他作为王位继承者的状态就更使人不可忍受。然而，国王做出的处罚没有让任何人满意的，他招致众怒。莫伯雷终生流放，博林布鲁克被判无罪，但也给了十年流放。处罚时，理查脑子里好像还没有剥夺博林布鲁克家产的一点意向。数年来，冈特是帮手，而不是敌人，尽管年迈，理查还是想他会再在背后支撑国王一段时日。1398—1399年，冈特却病得不轻，最后死于2月初。他过世后，兰开斯特家族的巨大财富不再属于朋友，而属于一个上诉人、竞争对手、一个对立面，坐视不管很危险，做点什么更要命。理查把博林布鲁克改判为终生流放，将他该继承的家产打包转送给自己的死党。他给博林布鲁克和他的儿子亨利留了一线希望，也许将来有一天，他们能拿回自己的领地，但在盛怒中，谁也没留意到这小小的让步。

插手遗产继承——特别是对国内最大领主——在很多大贵族看来，是直接违背了国王的加冕誓言。如果理查能对博林布鲁克这么做，他们一定会想到，他可以对任何人都这样，那需要有人制止他。1399年5月，理查罔顾这些不祥流言，自以为在权力顶峰，他抓住机会，亲征爱尔兰。爱尔兰为首的主君是睿智的伦斯特国王，他的名字挺拗口，叫阿特·麦克马罗（Art MacMurrough，全名为阿特·康哈纳克·麦克·默查达，Art Caomhánach Mac Murchadha）。理查计划要他臣服，做自己的诸侯，但他没选对时机，行动更糟。国王带的人马仅仅够他在英格兰自保，并不足以威慑爱尔兰人。所以，到理查又一次悲切地无功而返时，博林布鲁克即此时的兰开斯特公爵带着为他考虑周全的法兰西国王提供的队伍，已经在约克郡的拉文斯博（Ravenspur）登陆，来主张自己的继承权，短短几周时间里，亨利就掌控了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盘。

即使到这时，理查如果下决心祭出自己的实力，依靠柴郡弓箭手和步兵这些兵力，守住那些几乎攻不破的威尔士城堡，他也许有机会抵抗翻盘，但是正如莎士比亚描绘的幽灵肖像，其内心崩溃的情形和事实差不多，看起来理查悲观得过早。当理查得到坏消息，说很多最信任的盟友都反水投靠了博林布鲁克，他的反应不是稳固阵地，站住脚跟，而是连夜逃之夭夭，化装成祭司，悲叹自己命运多舛，和往常一样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一开始，他认为被迫逊位还是没影儿的事，亨利三世和其子爱德华安度危机，都是通过一边做技术性让步，一边加紧建设自己的皇家军队。在康威，诺森伯兰伯爵作为博林布鲁克的特使，只是要求归还他合法继承的兰开斯特领地，理查重申了1387年的让步，清理了一些不受欢迎的人。但博林布鲁克一路上毫无阻挡地在英格兰行进时，他的野心变了，因为有上诉者的前车之鉴，他几乎可以肯定，哪怕理查答应让步了，也不大会做到，指不定将来某一天疯狂报复突然降临了。还有，最近国王与伊莎贝拉结婚，新娘还很年轻，也许能给理查生个继承人，加上一众伯爵和主教进一步推动，不要一个反复无常、神秘自恋的国王，而宁愿要一个讲实际的国王，一个懂得自己不是上帝而是被大家给他抬轿坐上王位的国王；因此，这个时候，亨利就顺水推舟，开始觊觎王冠。

在这个节骨眼上，莎士比亚给出的答案是理查被宿命论打倒了，看着博林布鲁克的军队靠近弗林特城堡，自己宣布：“哦，我看到结局了。”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兰开斯特–都铎王朝的事后宣传，一个得了便宜就卖乖的说法，恰好露出马脚：这是一点心虚，说什么理查自己让出了王位，而不是博林布鲁克乘人之危夺取的，兰开斯特王朝的御用历史学家们坚持说，只是在王位空缺后，博林布鲁克才很绅士地同意登基。但实际上是进行了整整一个月的艰苦谈判，其间理查已沦落为伦敦塔里的囚徒。三次问到他能不能逊位，他三次都拒绝了，最后他才向命运低头，变成了平平淡淡的“波尔多的理查爵士”（Sir Richard of Bordeaux）。

说起政权易主的原因时，亨利非常害怕那份渎职者清单，因为可能会有人要以未来的王权做交易，用来和他自己以及继承人作对。所以他做了让步，转向家族血统的含混辩解，声称王位属于他也同样合法，因为自己是亨利三世的儿子“驼背”埃德蒙（Edmund Crouchback）的后代；亨利还强词夺理，说埃德蒙是长子，只因身体缺陷被非法地踢到一旁，王位这才落到爱德华一世头上！即便如此，亨利和死党们也心知肚明，这太不着边际，难以服众。所以，1399年9月30日，在议会宣读理查的“退位诏书”（Renunciation）时，把它说成是因为“给予大贵族报复性刑罚”。当提请议会同意亨利·博林布鲁克，即赫里福德伯爵兼兰开斯特公爵为王时，“是、是、是”的喊声响成一片，在房间里回荡，但显然声音不够响，因为博林布鲁克自己又一遍地提出要大家衷心地欢呼。

这一惊人的不安全感折磨着亨利四世，正如莎士比亚描述的：一个饱受良心谴责的失眠症患者。因为不满理查狂妄自大，才被人送上宝座的人，自己却立刻染上了同样的恶习，理查一直对王冠感兴趣（还授权出版了一本专门讲英格兰王族标志的书），但是亨利四世才是第一个头上戴上合拢圆箍样式的王冠（现在仍在使用）的国王，仿佛是要宣传自己无瑕的金雀花血统，亨利选在他们钟爱的保护神忏悔者爱德华的圣徒纪念日加冕。他自认好事多多益善，亨利涂的圣油据说是圣母给贝克特的，她是理查自己的保护神，但这显然已不可靠。

这一切还没有让亨利四世感到万无一失；仍然有人为支持废王而起义；只要理查活着，他恐怕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闹下去。很有可能，“波尔多爵士理查”是被活活饿死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Pontefract Castle）里的，真是恐怖的死法，但却是保证他身上没有痕迹的折中方法。亨利消灭前任的全部意义在于公开展示他的遗体，先发制人地打击理查的忠实走狗。因此，亨利指挥从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向南运回理查的遗体，过程时间之长、行动之缓慢，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假惺惺关心。到伦敦后，遗体被安置在黑色灵柩上，边上是圣爱德华和圣乔治的武器。当然，不可能把理查安陵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圣保罗大教堂给他做安魂弥撒，随后，遗体被送往白金汉郡的国王兰勒（King’s Langley）多明我会（Dominican）修道院，一直留在那里，而亨利四世任期剩下来的日子一直不太平。

更奇特的是，正是他儿子亨利五世（他随理查出征爱尔兰，在那里国王表彰了他）让人把理查遗体起出，重新安葬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就是理查退位前自己计划好的宏伟镀金雕像处。也许亨利五世继承了他父亲的负罪感，也许他想方设法，是为了安抚各方，希望大家的伤口最终愈合平复，当然这个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但在他短暂的任期里，有那么一段时间，看起来他的希望实现了。因为莎士比亚的鸿篇巨制一直在我们耳边回响，我们想到亨利五世的最初最突出的形象就是战神，不过，他已经从前任们犯的错误里学到了教训：就是首先生存然后壮大，英格兰国王必须兼任救世主和管理者两个角色。在管理部门，亨利无疑是首席执行官，深谙何时终止大贵族不可避免的争吵，给它盖上封印章，哪个时候又敲打他们，让他们同意。对教会，他是亨利三世以来最勤勉最一贯的资助人。而且他拥有丰富的、很关键的心理技能，使接近自己的圈子里的每一个人，从他的兄弟们开始，感到受信任被敬重。不像理查似乎老把英格兰当作自己人格外延。亨利明白无误地使政治团体确信，国王的事业就是英格兰的事业。因此他毫不费力地从议会那里拿到他想要的税收，事实上，比引起农民暴动的税负要重很多！自然，在阿金库尔（Agincourt）以少胜多大败法兰西军队，歼灭众多法兰西军事贵族，羞辱了法兰西国王的战役中，这可是帮上了大忙，亨利的军事行动确实像莎士比亚描述的如英格兰拳击手般闪电出击。第一次，用英语写成新闻通稿从法兰西发回并公开发布，伦敦啤酒商会通告：“我们最尊贵的国王亨利成功地推荐文人用英语写作，而上下议院大部分开始采用我们的母语记录他们的事务。”亨利从阿金库尔回来时，伦敦街头上演了盛大“凯旋庆典”，一大群天使、预言家和门徒冲着国王欢呼喝彩。黑头发苍白脸的国王却是冷静得令人害怕，他是天堂圣骑士（miles celestis）的化身：能训导修道院院长们，告诫他们何谓正当的基督徒责任；他是圣乔治和加拉哈德（Galahad，最纯洁完美骑士）不可战胜的复合体。

不可战胜，当然，除了死神。1422年，亨利以35岁的盛年死于痢疾；不管怎么看，都是令人扼腕的灾难，所有英格兰历史书里都常常这样叹息。自然，假使亨利五世活了下来，极有可能到最后他也会经历他儿子亨利六世那灾难性任期的那些棘手事。法兰西人被迫签下协议后，必定被刺痛了，到时候起来排斥亨利五世和凯瑟琳王后的儿子，接着开战。不管有没有圣女贞德（Joan of Arc），他们都要收回失地。国王——无论是谁——都必须得到议会要求更多资助和税款。如果没有接连不断地打胜仗，就会遭遇议员们抵抗。这样的内外交困情况下，英格兰王位上又来了个孩子，明摆着前景黯淡，亨利六世长大后，稚气却迟迟没有褪去，因此重复了一遍所有的旧痛苦：瘟疫来袭、巨额债务——有一部分是因为国王不负责任产生的。1450年又一次爆发农民起义，大贵族密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国王抓了起来。

这一时期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叫作“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莎士比亚很多历史剧的角色都出于此），这是博林布鲁克政变的恶果。他已经给皇室旁支示范了如何推翻合法国王，这个先例一开，英格兰贵族们也就随心所欲地有样学样了。

关于玫瑰战争，我们只有两种感觉：编年史里没完没了的战役，国王走马灯般上下台，一个急匆匆地上船驶离，下一个接着更紧急地加冕，看着好像英格兰历史是波澜壮阔的史诗；或者同样的故事让读者轻微地麻木了。如果是后者，我有个冲动将整个这团令人遗憾的乱麻一笔带过，就是说长得过快的大男孩们，每人领着自己的小型队伍或者叫“族人”斗嘴流血，在陶顿（Towton）、巴尼特（Barnet）和圣奥本斯（St Albans）这些战场上，没心没肺地搏击；他们踏着“国王制造商”（Kingmaker）沃里克伯爵吹奏出的调子，跳着死亡之舞。但是，在这些恶棍和花花公子的蹭伤之外，所有这些骚乱背后，有一些东西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就是有必要恢复英格兰君主制的信用，重新焊接曾经维系从威斯敏斯特发出直到郡法庭、村陪审员之间的忠诚之链；理查二世的命运中断了这一链条。各主要参战方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希望自己胜出的基础，不是光依靠开具给沃里克伯爵的支票和短时间里强大的兵力。但是，他们都分成两类：公司经理和救世主，而不是将此两个角色团捏出一个如亨利五世那样的统一人格。

特别是爱德华四世，就是个公司经理。他相信通过赞助能巧妙地施加影响力，他资助他妻子伊丽莎白·伍德维尔（Elizabeth Woodville）的娘家兰开斯特家族。还有一些小救世主：爱德华的父亲约克公爵理查好像认为自己受万能的上帝召唤要他恢复英格兰的尊严；而他的小儿子格洛斯特的理查，我们已习惯于把他看作不信神的混蛋化身，要不就是（受激情澎湃的粉丝影响）被都铎王朝的宣传恶意中伤的北方英雄。

实际上，比起上述各种固定类型，理查三世本人更有意思也更邪乎；他不是个无神论者，而是狂热地信奉上帝，一心要扫除那帮不够格的家伙，从爱德华四世的岳丈家开始，以及他自己那些棘手的侄子，这样他才能在英格兰建立虔敬和公正统治：疯狂城堡镜子里的亨利五世。正是理查认为哥哥爱德华大逆不道——坚持认为爱德华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生活在罪恶中——强迫爱德华的情妇简·肖（Jane Shore）像普通妓女一样在伦敦街上游行。他攻击这些他自认的道德堕落，力度之大令人不可思议。当理查在博思沃斯·菲尔德（Bosworth Field）战死后，英格兰失去了清教徒卫道士，而不是逃脱了腐败堕落巨怪的魔爪。

忙于摇动鹅毛笔为亨利·都铎及其王朝开脱愧疚的历史学家们，必须写成只有都铎人才能建立一个宜人的国家，往往莫名痛苦，因为玫瑰战争是一个漫长的噩梦，那时英格兰从上到下四分五裂，是毫无怜悯的杀戮之地，就像莎士比亚时期的历史学家写的，一个父亲可以杀死自己的孩子们，反之亦然。但是，这当中，一位睿智的法兰西观察家，菲利普·德·贡米内（Phillipe de Commynes）在15世纪70年代（那十年里王冠三易其手）却声称：在他知道的所有国家里，英格兰是“公共事务执行得最好、管理上最少打扰人民的地方”。贡米内抓住了15世纪的基本事实：玫瑰战争只影响了英格兰一小部分人。比起中世纪战争，它几乎没有长时间的围困，极少有可怕的劳师远袭，那样的话无助的乡村往往涂炭，英格兰的贵族大佬们彼此厮杀时，其他阶层的人生活平静如常。

不过也许，正如不列颠历史上很多例子一样，我们这么说又是矫枉过正了。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黑死病仍然比沃里克伯爵更加面目狰狞，王权蒙受羞辱，在这个超强和超级武器（黑死病）面前无能为力，本地的确已经降格到了无政府状态。一份给理查三世的议会请愿书抱怨爱德华四世的政府堕落，自然算不上一个公正的文件，但是，其中哀叹“这片土地由一己意愿、兴之所至或害怕与恐惧统治着”，这话还是反映了一些现实状况。瘟疫和无政府状态一起将权威之布撕扯出了一个大洞，这个漏洞可以看作使人兴奋的机会，也可以说是可怕的空虚。

诺福克东北的帕斯顿（Paston）家族书信——现存最早的英语书信——奇迹般地完好保存下来。它们是中世纪晚期那种高风险、高收益、刀刃上舔血的世界最好最生动的反映。它们记录了不同寻常的变化中，这一家族如何适应本地无政府状态、远方的战斗、15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反复的两场瘟疫。帕斯顿家产的奠基人是克莱蒙特（Clement），在村记录中简单记载为“husbandman”——换句话说，农民。但是在他1419年死去前，因为劳力短缺，可以和庄园主讨价还价，积累了一笔小小的财富，成为村里一个小有实权的人物后，也许做了品酒官或巡警。但他的成功之处在于积攒了足够的钱，资助儿子威廉完成法律教育，还精明地认识到这个教育和土地一起才能使家族财富增长。

威廉·帕斯顿当然成了律师，娶了富家小姐，搬进郡里豪宅之一奥克斯尼德堂（Oxnead Hall）。短时间里，他成了教区里国王的人，是那些在外面的地主管理本地产业不可或缺的人。其子约翰步父亲后尘也干了这一行，并且更上一层楼，做了约翰·法斯托福爵士（Sir John Fastolf）的朋友。只可惜，这爵士平淡无奇，不过是亨利五世战争中一个富有的退伍兵，身后留下积存的金器和珠宝，包括一枚琢成白玫瑰式样的“巨钻”，死的时候已经是凯斯特（Caister）城堡老爷。不久，约翰·帕斯顿受委托管理法斯托福在东盎格利亚的小帝国。它由萨福克和诺福克二郡的庄园组成，等到他自己变成约翰·帕斯顿爵士，继承了凯斯特城堡，这就已经在三代之内从农民变为郡里骑士，华丽转身。

这是极罕见的例子，当帕斯顿们籍籍无名的时候，玫瑰战争中的血腥屠杀可以高高挂起，与他们无关；但一朝富贵，他们立即成为流氓们的目标，其中出手最重的人当数诺福克公爵。公爵的“姻亲”中有无数恶棍。其中一个莫雷恩伯爵（Lord Moleyn）拥有一小支私人武装，1449年趁约翰不在时，将他的厉害老婆玛格丽特·莫特比（Margaret Mautby）赶出格雷沙姆庄园（Gresham Manor）。“她当时就在屋里，明恩德（myned）把她房间的墙扒了，将她孤身赶出大门”，约翰写信给亨利六世，“请求陛下，如果这类暴动骚乱日日不断，存心作恶，冒犯您的尊严和平……如果不对他们适当惩罚，必将使其更加胆大妄为，并带引其他歹徒聚众闹事，最终毁灭臣民和法律。”1469年，一直觊觎凯斯特的诺福克本人，亲自来抢。玛格丽特愤愤地写信给大儿子：“谨此致意，告知你，你的小弟弟和他的人在凯斯特，万分危急。”显然，她已陷入绝望，满腔怒火，几行字后，要儿子约翰听听她的辛辣指责：“本郡任何人都很惊奇，你居然这么宽容……在这样危急关头你不帮一把，也没有其他作为，这真是任何一个年轻绅士能得到的最大非难。”而看起来，小约翰被别的事缠住了，他忙于追求另一个更高贵的女继承人，一个“具有王后血统的女人”。与此同时，玛格丽特没有退路，只能将城堡拱手让给贪婪的诺福克公爵，后来他们花了七年时间打官司，包括直接向爱德华四世上诉，最终才拿回凯斯特，这一平反几乎没给约翰带来实惠。1471年，在可怕的瘟疫盛行中，他写信回家打探消息，心里惴惴不安：“这是我见过的英格兰最大范围的死亡，说实话，听那些走过英格兰大部分地方的朝圣者说，没有人骑马或走过英格兰任何地方或城镇，能幸免于难。”他自己也没有，这一年晚些时候，他也死了。

帕斯顿家族在诺福克的偏远角落里，躲过了所有这些劫难，幸存下来，还保有实权，其他很多英格兰男男女女也是这样。首先，他们是幸存者，躲过了瘟疫、废黜王位、内战以及本地暴行。他们习惯了种种令人伤脑筋的事务，高度紧张、混乱不断的状态，但也知道坐镇威斯敏斯特（不管在谁名下）的朝廷，依然由下议院请愿、国王法庭、大法官法庭、财政大臣主持公道。一年两次，当立法会议召开时，有必要时，他们仍然可以鸣冤，可以期待重新审理，充当陪审员，送儿子去当扈从，最好是到那些不太打仗的贵族家族里；甚至形势不太紧张时，他们也被召去宫廷，沐浴在爱德华四世和蔼的笑容里。

瘟疫袭来的第一个世纪里，英格兰整个儿翻了个个儿，爱德华三世晚期，伟大的金雀花王朝领土表面上没什么受损，但乡村贫穷封闭的世界已经受创伤感染。100年后，借助死神之手，一切都被推翻。有些历史学家认为15世纪是“衰落”的时代，其特征是贸易萎缩、农业收入缩减。而乡村的好房子比如肯特郡的威尔登里的只是为本地绅士和自由民而建，却不是给大贵族的，所以也不足以证明“衰败”。国王们一个个来了又走了，但村子里这批人，1381年到伦敦去烧了萨伏伊的同一拨人，现在要成为乡绅了。他们懂得最坏的情况是什么——瘟疫爆发，婴儿会夭折；或者骑士们从山后面横冲直撞而来。不过，他们也已深知，只要够谨慎，外加祈祷，就能渡过劫难。

因此，1480年前后，如果一个外来者拜访英格兰村庄，就会看到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样的景象：重修的教堂，坚固、简约、漂亮，高耸入云；啤酒作坊第一次有了如“天鹅”或“青蛙”这样的名字；一堆房子中间，是本地区最大的农民租户的高大美观住处，这不再是那种篱笆上涂抹泥巴后加以美化的单间茅屋，而是个微型庄园，有自己的厅堂，有仆佣服侍主人夫妇，后面是食物存储间，底下是地窖，还有私人休息室。

瘟疫和屠杀洗礼后，最不可思议的幸存者榜样脱颖而出：英格兰乡村绅士阶层。

[1] Oxe，意为斧头，拼法和发音都类似公牛（ox）。——译者注

[2] Groom，意为马夫。——译者注

第六章

燃烧的信念

我们不会注意到幽灵，不会马上就注意到。第一眼看上去，宾汉小隐修院（Binham Priory）和其他东盎格利亚乡村教堂都差不多：石灰粉刷的石灰石建筑，外观简洁朴素。然而多看一眼的话，你会觉得平常的外立面下，潜藏着些什么。对于一个教区教堂来说，多层拱廊和西墙上高高的圆窗似乎过于气派了些，然后你瞧出已然隐匿的事物来了：褪色的镶嵌玻璃窗，墙上壁画，巨大的十字架苦相，这些填补了空缺。这个陡峭向上的空间里信念林立，我们恍如置身于一个热烈多彩的喧闹世界，从前教士们曾在此做过多次弥撒，唱响赞美诗：这是一幅天主教英格兰图景。

几百年来，“天主教英格兰”这个词听起来没什么不对头。就是基督教英格兰的另一种说法。但是，在两代人时间里，它从自明之理变成了叛国，圣母形象、圣人、门徒，这些从前大家崇拜和珍惜的，忽然遭到蔑视和大肆破坏。宾汉教堂里，支撑着高挂十字架受难圣像的屏风上曾经装饰着漂亮的门徒图像，宗教改革来临，这些形象都被抹去，刻上英语《圣经》词句将它们掩盖。但随着时光流逝，出现了奇迹。被终结者打发去游荡的灵魂们又悄然回归，在《福音书》（Gospel）字母间窥视，仿佛它们是对面窗户栅栏之间的囚徒，虽然身子动弹不得，却并没有被彻底消除。

假如你伸手去捉住幽灵，那是枉然。你这么轻率，试图触摸他们，宾汉门徒们会从墙上剥落，化为乌有，正像他们自在安居的世界拒绝修复一样。但是，因为那个世界消亡得这么出乎意料、令人震惊又不可理喻，宗教改革及其引发的宗教战争在我们历史上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们需要把留存的碎片再拼凑成一幅完整大图；只有这样，才能回答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绕不过去的问题之一：天主教英格兰到底发生了什么？

20世纪50年代，当我开始接触学习神秘残酷的异教徒战争（Wars of the Gentiles）时，关于宗教改革的不可避免或正当性，都是毫无疑问的定论。宗教改革是形成英格兰民族的基石之一，正如议会法律条例发展一样必然，脉络清晰，二者又相辅相成，假如说宗教改革残酷的进程令人遗憾，那也只是蜕变的痛苦。但是，走访过诸如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圣玛丽（St Mary’s in Fairford）教堂后，思索马上不能再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一般认为宗教改革前夕，教会正处于暮气沉沉停滞不前的状态中，但事实上，圣玛丽教堂的事业正如日中天。长期以来，它特别受传统青睐，由“国王制造商”沃里克和几代约克伯爵支助，直到亨利·都铎这位博思沃斯胜利者出手摧毁了它。亨利七世向来乐于见到别人的钱花出去，就将教堂出租给英格兰最富有的布匹制造商之一约翰·泰姆（John Tame），后者的响应是给十字架上加建一座漂亮的新塔，接着引入理查德·福克斯主教（Bishop Richard Foxe）作为光大圣玛丽教堂的计划，让金钱、君主制和神职三者通力合作，结果是这个不列颠最美丽的彩绘玻璃窗作品之一。这一壮丽工程无可否认，也许甚至从亨利自己的财库里撬动了若干资金，为了回报他，他本人和其余皇室成员在透明玻璃中乔装出现：希巴（Sheba）女王的形象是伊丽莎白王后；魔术师之一是威尔士亲王亚瑟；他的姐姐玛格丽特是手捧鸽子者、妹妹玛丽是圣母形象之一。亨利七世自己也在内，头戴王冠，光晕环绕，这是永久偶像忏悔者爱德华的又一化身表现。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只缺一个家庭成员，即亚瑟的弟弟亨利，正是他日后作为国王，无意中开始了一个过程，就是用福音派的锤子敲碎了这些窗户。但是，就在这些窗户玻璃彩绘并嵌入铅条框架的时候，国王和教会之间即将上演的这场冲突还是毫无预兆。

从头起，亨利七世的注意力都在死后报应上，就和他关心生前享受一样，很清楚自己（作为非法篡位者兰开斯特家族后人）登上王位非常牵强，亨利需要寻求教会支持以便神化自己的王位，也将理查三世的死后声名妖魔化。新国王深知，一批主教特别是伊利主教莫顿（Morton）个人因为拒绝支助理查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亨利不失时机，扮演起教会保护人角色。

他的榜样是那些真正虔诚的兰开斯特家人：亨利五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建造了一个附带小教堂的豪华圣陵，1421年，他攻击本笃会的世俗气息；还有他的儿子圣愚人亨利六世，亨利·都铎保证自己保留了亨利六世在伊顿和剑桥的伟大基础，同时更是出手大方地建造最宏伟的工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增添一座宏伟皇家圣陵、一座小教堂，小教堂的样式在英格兰教堂里从未有过，是文艺复兴雕塑和镀金装饰的典范。圣陵原来预备安置亨利六世的遗骨，但后来，很明显不能将他从温莎移过来，国王于是决定将它当作都铎王朝三个奠基者的陵墓——墓由意大利雕塑家彼埃特罗·托利贾尼（Pietro Torrigiano）设计——他自己、王后伊丽莎白和他的母亲，不可一世的玛格丽特·波弗夫人（Lady Margaret Beaufort）。

里士满公爵夫人（Duchess of Richmond）玛格丽特是都铎王室中给予天主教教会福利最多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沾沾自喜。玛格丽特夫人运用声望和权力，通过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歇尔（John Fisher）和圣保罗教堂执事长约翰·科莱特（John Colet，Dean of St Paul’s）这样的人影响宫廷；他俩认为自己是改革者，要加强教会势力而不是相反。已经有几代人提出这些改革目的，特别是亨利五世：少一些修道院和皈依者，修道院要朴素些，学校和经院更多些——就像我就读的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由费歇尔和玛格丽特夫人在“上帝的房子”基础上创建，用意是造就学者。科莱特尤其觉得有必要发起指控，反对全套罪恶连祷（wholelitany of evils），包括祭司过分依赖世俗的资助人。只是实际上，改革者们根本不必悲观；一次次拜访主教管区没有揭示出什么贪赃、潜逃、不负责任的神职人员，情况正好相反。例如，在坎特伯雷教区，500个在世者中，只有26个教区祭司曾有缺席记录，而且绝大部分是因管理事务外出。当然教会记录不可能无可挑剔，但也不会是批评者想的那样懈怠和疏忽不堪。

改革者们认为假如任由迷信泛滥，信念和圣事就会贬值，因此他们花了很多时间以正视听。例如，诺福克郡的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圣母圣陵，是两个最著名的屡屡显示奇迹的圣陵之一（另一个是坎特伯雷的贝克特圣陵）；朝圣者去这些地方当然相信圣母神奶的说法，也相信传说中此地是由圣城直接飞来东盎格利亚，因此才创建的小教堂。而改革者的英雄鹿特丹的伊拉斯姆斯（Erasmus of Rotterdam）拜谒了前者后，公开嘲笑那些轻信者，结果使朝圣者大为恼火。在沃尔辛厄姆叫卖和神圣混搭，更像那不勒斯而非诺福克。但伊拉斯姆斯的学究气观点是用拉丁语说的，一般人读不懂也就不会引起外界纠纷，更不需要他的那些贵族和皇室资助人背书，因为几位亨利国王都定期去沃尔辛厄姆朝圣，诚心可鉴，亨利七世任期内至少去了三次。1511年，亨利八世赤脚走去忏悔，对儿子出生表示感恩，奉上一条红宝石项链。亨利王子几周内就夭折了，但国王的蜡烛（他捐了48先令8便士）一直点了好几年。

天主教英格兰无疑是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沃尔辛厄姆与心存疑虑的伊拉斯姆斯以及他那些头脑清醒的朋友费歇尔、柯莱特和莫尔并存；深切地依恋德高望重者、圣人，间或骗子，与敦促更新改革并列。但是，所有这些分明各自不连贯的想法都可以收纳在天主教会圣母的宽大裙裾下。

比如，萨福克龙梅尔福德（Long Melford）的圣三一教堂可谓宏大与精致的典范。它是萨福克郡羊毛商会不惜工本所建，用于歌颂上帝荣光，体量巨大，从它身上可以看到大量金钱投资在虔敬信仰上的效果。龙梅尔福德的乡绅和商人这么出手阔绰，心里盘算着准能在去天堂的旅程中得到保障，预订到座位。龙梅尔福德教堂的鼎盛时期是16世纪初：那时候它是最接近天堂的模拟版本，同时就在本郡。现在它只剩下残垣断壁。但玛丽女王时，龙梅尔福德的律师兼教堂监管罗杰·马丁记述了它，我们可以从其描述中得知，就在宗教改革来袭前它的光辉岁月里，圣三一教堂的真实模样到底如何。马丁此文作于伊丽莎白时期，其时情形已大为不同，他对当时英格兰教堂的单调乏味深感失望，很明显，骄傲与悔恨交加中，他着手告诉后人，大家失去了什么。“梅尔福德教堂和东头的沃尔辛厄姆小教堂，当我……我真的知道：高高的圣坛背后，全部镀金的浮雕栩栩如生地雕刻着基督受难的故事，耗费了很多人工，展示详尽优美。”马丁还写到屋顶的绘画宛如天穹上金星闪烁；镀金的骑马群像目睹金像基督从圣坛后升起，基督像平时遮掩着，逢宗教节日时才露出来供瞻仰；壁龛里的耶稣和圣母像也非常精彩；十字架阁楼是高高地悬在空中的微型教堂，上面绘着十二门徒的形象；整个建筑中到处是塑像、雕像和圣物，在金银烛台的烛光辉映下闪闪发亮。

马丁笔下的教堂远不只是座建筑。他还描述了节日游行、仪式庆典，圣三一教堂是精神启迪中心，也提供（尽管这么说有点儿犯了渎圣罪）娱乐和观光。

棕枝全日，圣餐在教堂院子里进行，由四个自耕农扛着一顶华盖……这时，角楼上站着一个男孩，唱起《看你的王来了》（Ecce Rex Tuus Venit）……接着全体跪下，然后站起来，迎接圣餐，加入齐唱，走进教堂，来到走廊前，上面一个男孩向其他男孩洒下花儿和圣饼。

随着时间流逝，游行线路从教堂走廊漫延到大街上，向着各个小厅堂进发——它们是村里议事厅的前身——这个包罗万象的世界中心就是龙梅尔福德教堂。厅堂是宗教协会和帮会的聚集地。他们的财力是天主教英格兰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成分。带着半俱乐部半微型福利社会的性质，他们捐款兴建本地学校和救济所，照料贫病者，为更穷的人支付丧葬费用。他们雇佣更多祭司为死者颂弥撒，储存蜡烛，订购法衣和圣坛用的布，保持出生、婚礼、葬礼的荣耀，购买银鞋给十字架上的基督穿上。那个十字架高高地悬在正厅和高堂之间，是到教堂来的人们为之瞩目的中心。

在这里，世俗和精神的分界不明显也不生硬；必要时请圣徒为人做点儿好事也没什么难为情的。可以向犁廊圣徒乞灵，保佑好收成，或者请亚历山德里亚的圣凯瑟琳（St Catherine of Alexandria，从龙肚子里爆出来的圣徒）保佑孩子顺利降生。如果不知道需要哪位圣徒做某事，可以查阅都铎王朝早期英格兰的畅销书《牧羊人日历》（Kalender of Shepherdes），该手册集历书、星象和祈祷书于一身。当时的教会作用更广泛，兼具学校、剧院、道德指导、地方政府多个职能，不只是魔术占卜和医疗。

但是如果没有管理层，以上这一切都会失去意义；而他们就是神职人员，传统天主教的神秘中心教义的守卫者——救世主的补赎牺牲，每当做弥撒时，祭司高举圣饼（圣餐礼薄饼），这种神秘变得这么真实，信众觉得十字架上的基督现身了，血肉丰满地来到众人之间。在工作日时，像龙梅尔福德这样的大教堂，往往在各个侧旁祭坛前同时举行几台弥撒，这些祭坛现在都已经了无踪迹。神职人员精心安排这些弥撒时机，以便圣餐礼时（举起圣饼的高潮时刻）保持一致，快到这时，信众往往激动地从一个祭坛跑到另一个祭坛，冲着祭司嚷嚷“举起，举起”，不用说，看见圣饼就是得见自身救赎。

因此，祭司是不可或缺的人，不经他的手，谁也进不了天堂。只有祭司之手能触摸面包和葡萄酒，圣化二者，通过圣餐礼把它们变为基督的血肉，只有祭司的手能画十字，使人洗脱罪过。这些意味着善举，无论是买蜡或者兴建一座学院，都是只有祭司才分得清救赎还是沉沦。

正是这句来自圣彼得的话，使得救赎必须通过祭司，新基督教——指基督教教义，不是为应景——的领导者发现这话非常令人不快，甚至亵渎上帝。他们追随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攻击只有祭司才能宣布圣饼神圣这一公认观点，说这是不合法的篡改，而且其攻击之强烈令人侧目。祭司怎么可以拥有否决上帝判决的权力？可怜的有罪人命运只能由上帝单独判决；通过弥撒、赎罪券、朝圣和苦修这些就能积德的观念被提到亵渎神圣的高度。假如万能的上帝决定运用他无边的慈悲拯救最悲惨的违背者，那一切俗界的功德和善事都不能影响他。正如圣保罗坚持的那样，能扪心自问的是，有罪者要向上帝神秘而无比仁慈的恩泽屈服。相信这仁慈，相信《圣经》，相信耶稣的牺牲已经够充分；这三个信念就足矣。马丁·路德语：唯独信念（Solus fides.Faith alone）。

这一新信念的倡导者们自称“福音派”，它源于希腊语“evangelion”一词，意为塑造。其目的是用自己懂的语言翻译《新约》“四福音书”，以便取代罗马教会声称的唯一智慧。一旦掌握了这个毋庸置疑的真理，就不需要由神职人员充当指导者、守护者和爱管闲事的人；信众们完全可以自我教育，凡是信仰者皆可自任祭司。这就把整个神职人员阶层从救赎看门人降为精神顾问，一下子使他们特殊的合法地位失去理论依据了。那么，如果他们也只是凡胎，为什么要有他们自己的法庭、税收以及政府？赎罪券看着有点像巧妙的勒索。或许炼狱也是骗局的一部分？一个怀疑论者说，不管进去时高峰期多么拥挤，假如购买赎罪券的钱都管用的话，炼狱里岂不是要空空如也。16世纪20年代，英格兰的论调都是这些。拉夫堡（Loughborough）的威廉·班克斯（William Bankes，因与自己侄女生了两个孩子，1527年受审），当教会法庭指令其苦修时，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我不会为了你们苦修，你们也甭想判决我，因为我自会去面对最高判决，面对上帝。”还有更过分的，1514年，伦敦兼售衣料的裁缝理查德·哈恩（Richard Hunne）在其夭折幼子的葬礼上，拒绝付给教会应得的“停尸费”。哈恩居然有脸以《蔑视王权罪》（the statute of Praemunire）法令的名义，不是向教会法庭起诉，而在国王法庭提起反诉，因为该法令涵盖了教会侵犯皇室特权的法条。伦敦主教的手下以查找异端的名义，彻底搜查了他家，逮捕了哈恩，囚禁两天后，哈恩被发现在牢房里被吊死了。令人震惊的是，验尸官叫嚷着，轻率地做出了自杀的裁决，但人们发现哈恩其实是被勒死的。教会方面却不思悔改，依然假称死者是异教徒，焚烧了他的尸体。这个案例在议会（特别是平民院，里面有几个律师坐镇）引起轩然大波，自从亨利二世在位以来，人们第一次开始思考教会法庭违背了习惯法的公平原则。

当然，反教权主义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随着时间流逝，教会一般都会直接洗刷掉像哈恩案件这样的偶然丑闻。但是，在他家里紧急搜寻所谓犯罪的证据，说明教会知道，自己已经面临某些危害性更大的东西，这远胜于某个人不服管教，那就是印刷品。

用本地语言印刷《圣经》，即具备这样潜在的可能，把“所有信众都是神职人员”这个异想天开的虚构变成宗教现实。从14世纪末威克利夫（Wyclif）和罗拉德派那个时候起就有英语版《圣经》；但那只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手抄本数量稀少，相对来说也更贵。另外，印刷版《圣经》能广泛流传，并且只要几先令。威廉·廷戴尔（William Tyndale）花了毕生精力使它得以印刷出版。他是历史上一眼就能认出的那种人——严于律己、不屈不挠、狂热，但在追求自己的使命时不知疲倦。简单地说，他的使命就是：“没有在世人面前用其母语平实地给出经文，就不可能让任何真理在俗界扎根。”和所有革命者一样，廷戴尔是个精明的策略家。当伦敦主教拒绝给他资金印刷英语版《圣经》时，他从一个同情他的富有商人那里得到资助，到外国去做成此事。1526年，在德国沃尔姆斯（Worms）市，3 000本廷戴尔英译版《新约》（The New Testament）印刷出来，书从四开本变成八开本，价格降到每本四先令。这样它们就成为便携本，通过路德派到罗拉德派的地下路径——各港口和清教徒的北欧都是常规联络，这条路径在这些城市尤其成熟——走私进了英格兰。赫尔（Hull）的水手到不莱梅（Bremen）时，看见祭司结婚，惊诧不已，然后将《圣经》藏在大桶的蜡或谷物里带回英格兰。

卫道士们对秘密进口廷戴尔英译《圣经》的情况非常清楚也非常紧张，下定决心不管手段怎么下作也要追根究底，找出“最邪恶最具威胁的毒药”。最热衷的迫害者并不是天主教会最激进的一批，反而是我们一直以来误以为是革新者和自由良知殉道者的这班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和约翰·费歇尔（John Fisher）。对于辩论经文字句这个世所罕见的乐趣，这二人都只想保留给自家人，但在“每人都是一座自己保有的教堂”这一愿景——这个时代，每个男人女人，无论多么无知，都可以自行读取教义——里，他们认为一切教义权威都崩坍了，很多人吓坏了，包括亨利八世。1521年，他允许以他的名义出版一篇论文，攻击路德派教义是可怕的异端。他最信任的仆人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Cardinal Thomas Wolsey），也热切地要压制廷戴尔所说的“新的《圣经》声音”，以免它成为刺耳的叫嚣。沃尔西周详部署，采取行动，渗入《圣经》读者圈子，在圣保罗大教堂组织审判：迫使那些怪物放弃主张，搬来柴火跪下，在卑微的恳求声里把他们的作品扔进火堆；严词警告他们，如果被蛊惑而偏离正轨（有些人不可避免如此），下一次和书一起烧掉的就是他们自己。

亨利八世乐于见到这一切，因为写文章反对路德，教皇感激地赐予他忠实的“信仰卫士”（Fidei Defensor）称号。这时候亨利八世30多岁，没有一丝理由可以想象，他以后会完全改变态度。毕竟，他曾去沃尔辛厄姆朝圣，他的王后是天主教阿拉贡（Aragon）王朝纯洁无瑕的凯瑟琳，西班牙国王费迪南（Ferdinand）之女，她原本（如果说曾经，也是非常短暂的）嫁给亨利的大哥威尔士亲王亚瑟。亨利年少时，没有人想到他以后会成为国王，与伟大的西班牙王朝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家族联姻，亚瑟和凯瑟琳的婚事是亨利七世增加都铎王朝威望的尝试。因此在1502年，亚瑟——正如其名字意为骑士之花——少年夭亡不仅是家族灾难，也是外交挫折。亨利七世当时将近50岁，是个鳏夫，有一段时间曾认真考虑要不要和凯瑟琳结婚。但最后他决定她应该和新的威尔士亲王亨利订婚，尽管他才11岁。当时定的是他们4年后结婚，那时新郎15岁，新娘19岁。可是凯瑟琳的嫁妆没有兑现，这对爱钱如命的亨利七世来说非同小可，因此直到1509年亨利七世死去，亲王和他的西班牙公主都被分开。此后，亨利八世终于掌握朝政，也可以和订婚了很长时间的妻子结婚了。

这时，亨利快满18岁了，急不可待地向大家表明，他将主宰自己的命运。他把父亲那些不得人心的大臣埃德蒙·达德利（Edmund Dudley）和理查德·恩普森（Richard Empson，他们管理税收很有一套，因此惹起众怒）做了简短的指控，旋即处死。这样保证自己不必再和他俩打交道，接着他开始花费他们搜刮来的钱财，特别是用在自己和凯瑟琳的豪华婚礼上。我们一般认为阿拉贡的凯瑟琳是怨妇加弃妇——后来无疑是这样，但肖像可以肯定当时的报告是对的。刚结婚时，她还不是魅力全无，只是黝黑丰满。夫妇俩恩爱的迹象表示王朝未来必定兴旺，毕竟，亨利七世曾生育了7个孩子，虽然只有3个长大成人。

至于亨利本人，实际上可以闻得到他的雄性激素，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可以让他挥洒精力的，他必定现身：马鞍上、舞场、网球场。一个痴迷的廷臣激动地写道，网球场上国王的皮肤在精工织就的衬衫下闪光。高6英尺（自从约翰以来哪个英格兰国王个子矮小？）的亨利不仅发光，事实上他令人炫目，手指上戴满戒指；另一个爱慕者写道，他脖子上的长项链厚重、优美，如同女子的项链，上面有一颗核桃大的钻石。亨利的轻松快乐脾气和英格兰的天气一样远近闻名，间或晴朗，大多时候多云，猛然间雷电交加。愉快的时候，他会轻挠肋下、拍拍后背、手臂勾肩、肚子上捅一拳；然后，看这一星期里哪种情绪占上风，接着要么给伙伴快速提拔，要么当场逮捕。他的廷臣和外国使节当面谄媚，亨利沉溺其中：英勇、聪明、机敏，是个超级明星。他是唯一拥有自己乐队的国王，乐队随他出行，18岁的国王是首席歌唱家兼作曲。

刚登基不久，他让人把一本亨利五世的拉丁文传记译成英语，这不算一个巧妙的暗喻，意指他相信自己已转世，不太像阿金库尔战役武士的后人。那样一来，第一要务就是和法兰西好好打一小仗。这个主意特别对亨利岳父家的胃口，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正要帮自己的边境省份纳瓦（Navarre）一把。1512年，英格兰和西班牙准备联合出击，但是，当英格兰舰队苦苦等待而西班牙部队根本没有出现时，计划化为泡影，这真是可耻。下一年，进攻诺曼底获得巨大成功：农庄一个个被劫掠后付之一炬，刀光剑影在城镇里闪烁。亨利很享受整个过程，尤其是像“马刺之战”（Battle of the Spurs）这样的小规模战役，胜利大大增长了英格兰的志气。这一役中，法兰西骑士们发觉中了埋伏后，掉头逃窜，扔下贵族做了大有赚头的俘虏。接下来的事儿就更妙了。亨利的姐夫、苏格兰詹姆士四世（娶了他姐姐玛格丽特）勇敢地决定践行“老同盟”（auld alliance）的盟约，入侵不列颠北部，结果在1513年，在弗洛登（Flodden）被萨里伯爵托马斯·霍华德（Thomas Howard，Earl of Surrey，不久他成了亨利的王室典礼大臣诺福克）带领的一小股英格兰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苏格兰人被全歼，1万人死亡，包括大部分苏格兰大伯爵和詹姆士四世本人。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出现财政困顿，原因是有个高超的财政管理：屠夫之子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他所有的敌人都这么提醒他），他是英格兰的全权守卫者。沃尔西的管理艺术在于他既精通事务又善于和人打交道。他从约克家族国王们和亨利七世那里继承了日臻完善的管理技巧，又加上精明地理解权力的运行机制。必要时，他会轻轻敲打议会，也能敲掉人头（甚至贵族们的头颅）。他或资助，或尊敬，或贿赂，或威胁，熟练地玩弄这些手法，令人敬畏。换句话说，他是个戴着红衣主教帽子的政坛心理学家。

沃尔西洞察人们做事的动机——人们爱慕虚荣或害怕——他也知悉表现和权威之间的重要关系。在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他利用这一点的效果惊人（也是最终导致他自己毁灭的原因），沃尔西在这里给自己造了座宫殿，用瓷砖和砂浆自封“教会之君”（prince of the Church）。他也利用这一手，为亨利八世在为君之人及其日常事务之间精心地设计创造距离，这些事务由沃尔西和枢密院照料；另外，亨利本人则被关进私人密院（Privy Chamber），与外界隔绝，一支经过挑选的16人绅士廷臣组成内侍在这个私人空间里巡逻。领头的是宫廷侍从官，有野心的绅士都为这个美差打破了头：这是荣耀，只要国王醒着，每个小时都服侍在他边上，包括他在马桶上哼哼的时候。

1520年，沃尔西组织了皇家礼仪的经典之作，以“金缕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闻名，这是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嘉年华会。其政治意义在于向新任神圣罗马皇帝（Holy Roman Emperor）查理五世展示，如果有必要，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老冤家可以并肩作战对付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恐吓；查理五世统治着欧洲大片领土。因此，这并非常规战争，而是在亨利和年轻的瓦卢瓦（Valois）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之间，展示不同寻常的和睦关系。虽然没有动用剑和矛，不管怎样，它也是挑战，其上演形式更加致命：排场。

一连几个星期，弗朗西斯和亨利争着摆阔。自爱德华三世时代之后，这次盛会的运输规模可谓空前，沃尔西把全英格兰的统治阶层，大约5 000名伯爵、主教和郡骑士都送了去，包括他自己。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谦卑，穿着深红天鹅绒骑在一头驴上（唯恐人家觉得他不爱出风头，身后跟着200人，同样装束）。可惜，弗朗西斯赢得了装饰和设计大奖，他那边用蓝色天鹅绒布条和黄金织布，弄了个60英尺高的亭子，上面缀缝着鸢尾花，然后3 000匹马和5 000个人，源源不断地从亭子里涌出来。英格兰人这头，一座木头和帆布做的多重雉堞假城堡，用来表现打了半个世纪的内战[1]，装饰以无所不在的都铎玫瑰。音乐——特别是亨利作曲的音乐——演奏起来；葡萄酒从红的白的喷泉里流淌出来；席间吃掉了很多鹭；两位国王花费几小时的时间，穿出成套行头要压倒对方。他们为棘手的国家问题角力，也彼此角斗，上演狐狸和熊[2]的游戏，半裸着身子，扭打在一起，弗朗西斯身体更灵活，把亨利摔了个大跟头。

亨利大笑起来。毫无疑问他心里痛恨这一切。无怪乎，在这个好伙伴的狂欢后，虽然郑重起过誓，就在当地盖起了一个和平女神小教堂二年后，弗朗西斯和亨利又开战了。

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个过度包装的混战中的某一节点上，有个女人拉倒了沃尔西的整幢纸牌屋，而且顺势拖垮了英格兰的天主教罗马教会。关于安妮·博林的生活，已经有那么多肥皂剧、悲剧、歌剧反映，“严肃的历史学家”貌似都应该绕开她；直觉中英格兰和罗马教廷决裂，这么深刻的变化，应该有比她的生活及个人私事分量更重的东西值得钩沉。的确，传统教会日薄西山，新教教义在英格兰已初露端倪；但是，在亨利八世迷上她之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对宗教改革有什么兴趣；那么，只能回到安妮·博林身上，来考察这个不同寻常的方向性变化的契机，这是合理而且必要的。

最初她被引荐给国王时，可能还是在“金缕地”，她当时是弗朗西斯妻子克劳德（Claude）王后的侍女，因此她在法兰西营帐里，并不在英格兰这边。但是，这女孩本身姿色平平——长长的黑发，鼻子突出——不足以吸引国王眼球。亨利的注意力在别的地方，不过，也不在阿拉贡的凯瑟琳床上。不管国王和王后曾经如何恩爱，1511年，他们的儿子两个月大时夭折，辜负了国王向沃尔辛厄姆圣母教堂奉献的全部寄托，之后他们的关系渐趋冷淡。凯瑟琳后来又怀孕了，1516年生下的却是女孩，取名玛丽，尽管在公开场合，亨利对王后礼仪周全，但西班牙公主没能诞下一个男性继承人，国王对此非常失望，而且几乎不加掩饰。后来他的情妇伊丽莎白·布朗特（Elizabeth Blount）生下一个儿子，国王给孩子取名亨利·菲茨罗伊（Fitz Roy），随后封他为里士满伯爵（Earl of Richmond），这头衔曾是亨利父亲的，他父亲上博思沃斯（Bosworth）战场时就是顶着这个头衔！这几乎已经是明说要有儿子的重要性了。像亨利八世（还有全欧洲的君主）的情妇，那就是一次性用品，这一点对理解当时的情形很重要。1525年的某个时候，他开始和安妮的妹妹玛丽睡在一起［她和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的婚姻好像也不太碍事］。1526年，玛丽·博林的儿子也叫亨利，关于谁是孩子的父亲，自然是众说纷纭。

尽管博林家作为名不见经传的乡村绅士有些神秘，但实际上，他们是肯特郡的望族，野心勃勃、广结善缘，朝廷正是倚重这类家族才平稳有效地达成自己的意愿。作为回报，像托马斯·博林之辈在宫廷讨主子的欢心，得到地位。如果站对立场正在国王一边，会进入王室私人枢密院（Privy Council）。托马斯的妻子伊丽莎白·霍华德来自英格兰最伟大的贵族家族之一，是萨里伯爵家的女儿。这么一来，从头起托马斯·博林就是和年轻国王个人亲近的侍臣之一，是他打闹的玩伴，这亲密程度足以惹得托马斯·沃尔西心生厌恶。但是博林说一口流利法语，游历广阔、四海为家，亨利那时正试图以主力军身份在欧洲崛起，正用得着这样的角色。

博林的两个女儿还在孩提时，就随着他的外交生涯，进入了欧洲主要王朝的宫廷生活。安妮出道时应该是在弗兰德斯的梅赫伦宫廷（Mechelen in Flanders）里，统治荷兰的哈布斯堡摄政即奥地利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ustria）一团和气。当英格兰的外国联盟从哈布斯堡王朝转向法兰西时，安妮也跟着转到瓦卢瓦当时还是法国皇太子弗朗西斯的妻子克劳德宫廷里。在卢瓦河畔的宫里，除了打猎，主要消遣就是宫廷恋爱。这种贵族调情的表演形式已经发展为一整套文化：无限推迟欲望；两性激情拔高为纯粹无私的爱；行吟诗人，舞会假面；丝质手绢，长吁短叹。当然也有时候，人们把精心伪装抛到一边，基本本能占了上风。安妮·博林和她妹妹玛丽都近距离亲眼见识了这样一个时刻——那个时代最不寻常的两性剧情。

和哈布斯堡王朝紧密联系中摩擦日益厌烦，沃尔西制定战略要与之抗衡；作为战略的一部分，亨利决定把妹妹玛丽嫁给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他52岁，她还不到20岁，但是聪明，非常漂亮，已经能将哥哥耍得团团转。她为外交作牺牲的价码是下次匹配姻缘，她可以自主，也许有些事是玛丽知道而她哥哥不知道的，因为路易11个星期后就死了。他的联姻策略告挫，亨利将整个计划做了180度大调转，要把妹妹转嫁给查尔斯大公（Archduke Charles），后者马上就是皇帝了。亨利希望加强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系，不管他答应过玛丽什么，比起英格兰的国家利益，那都微不足道，他料定她也会这么想，可是她没有。玛丽听闻了大公著名的灯罩下巴和金鱼眼，对国王说，宁愿死也不嫁给查尔斯。亨利吃不准对妹妹未来做什么打算好，派自己最亲密的伙伴之一查尔斯·布兰登（Charles Brandon），也是圈子里的拳击伙伴，去法兰西带回新寡的玛丽，至于嫁妆，能弄回多少是多少。布兰登是个出了名胆大妄为的花花公子，但是见到玛丽·都铎梨花带雨的美丽面庞后，他成了她手中的面团，任她摆布。法兰西新王弗朗索瓦一世正乐于拆散盎格鲁–哈布斯堡婚姻，做了不诚实的媒婆，但这二人根本不需要潘达罗斯（Pandarus），玛丽投入布兰登怀中，要他娶自己。亨利八世得知布兰登和玛丽秘密结婚，受好友和妹妹双重欺骗，勃然大怒。实际上来说，他们俩私奔哪怕不从技术上说，就是叛国行为，因为这危害了朝廷血脉。但是，几个星期后，国王的震怒在布兰登和玛丽二人的悔过泪水里消融。他发了慈悲，布兰登和玛丽双双成了萨福克公爵和公爵夫人。

他们躲过了灾难，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历史学家总是被告知罗曼蒂克的爱情是18世纪才有的发明，要在这里重新构建使玛丽和布兰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情力量是徒劳的。婚姻是讲究实际的商业安排，是社会、政治或经济算计的产物；激情不会产生婚姻；除了某些时候——比如这个发生在都铎王朝宫廷中心的经典案例——就不是这样。如果爱不是主题，如果彼得拉克（Petrarch）、怀亚特（Wyatt）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都不算爱；不管我们叫它什么名字，到16世纪早期，它已经苏醒。带着强烈的紧迫感在现实中登台，而这种情愫改变了英格兰历史。

玛丽·都铎和查尔斯·布兰登这一幕上演时，安妮·博林和妹妹玛丽是法兰西克劳德王后的侍女（玛丽·都铎后来对安妮冷淡，也许是因为安妮太知根知底）。这事给安妮提前上了一课，后来，在激情这个人类行为领域，安妮成了一个策略天才。她从法兰西回来的时候大约19岁，进入都铎朝廷华丽炫目的危险地带，给凯瑟琳王后做一个荣誉侍女，日后安妮取代了她。

从外表上看，安妮相貌普通，虽然长发乌黑，眼睛又大又黑。威尼斯大使显然注意到了这点，根据他的记载，她的胸脯“不太丰满”。但是，她不做作，只要觉得值，就利用活泼个性，玩弄爱情游戏。或许是天性，或许是多年耳濡目染，她拿捏得恰到好处，擒纵自如，时而恭维男人让他们自以为是，时而点破他们，使他们像被严厉斥责的小狗那样痛苦打滚。安妮浑身散发自信、卖弄风骚的聪明劲儿，性感十足。令她高兴的是，男人们拜倒在她脚下。

第一个是诺森伯兰伯爵大笔财产和权力的继承人亨利·珀西（Henry Percy），很明显当时贵族社会还不能自己选择婚姻伴侣，因为珀西和安妮没有请求伯爵应允就缔结了订婚约定，诺森伯兰伯爵怒不可遏，让沃尔西对两个年轻人严厉逼迫，珀西顶不住，只得屈服。后来他和富有得多的玛格丽特·塔尔博特（Margaret Talbot）结婚，在闷闷不乐中早死，而且没有孩子。这桩丑闻使安妮回到法兰西宫廷待了几年，但也许那里并不是个能鼓励她谦恭服从的好地方。

1525年前后，安妮返回英格兰，吸引了另一个爱慕者，可这个追求者也不合适（但这次理由不同）：宫廷诗人托马斯·怀亚特。他们两家在肯特原来是邻居，很可能二人从小认识。托马斯的父亲亨利（和托马斯·博林一样）很快在约克郡飞黄腾达，已经买下了阿林顿城堡（Allington Castle），将它修复成玫瑰战争后的宏伟气派狰狞外貌，而内部豪华舒适。他的儿子托马斯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十足的文艺复兴时期廷臣，英俊非凡［假如霍尔拜因（Holbein）的话可信］，在廷侍里才华横溢（因此得到国王青睐），非常聪明，游历广阔，把意大利爱情诗带回英格兰，用母语改写它们。怀亚特的诗歌，照例沉重哀叹得不到的爱情——其中起码有一首献给安妮·博林。他和安妮重逢时，已和妻子分开，据说是因为她与人私通。但分居并不是离婚，他最多只能让安妮做他的情妇：安妮野心勃勃，一心追逐名利，她不干。怀亚特的诗歌，徒然追求他的“雌鹿”，带着强烈的失败信息：

不管是谁欲狩猎的，我知道那里有只雌鹿，

但至于我，哎呀，可不会再去猎了。

无谓的努力已经让我极度疲惫，

我是他们当中走得最远的。

然而也许我并没有厌倦的想法，

猎到这只鹿，但是她却在昏厥前逃离了。

我的追踪，于是我停止了追捕……

在诗的末尾，绝望又疲惫的猎手警告任何人，不要鲁莽地以为自己能做得更好：

我来驱走疑问，

也许是徒劳，浪费时间，

刻着清晰字母的钻石，

一行字环绕着她那美丽的颈部：

别碰我，因为我是恺撒，

我看似温顺，却是野性难驯。

“不要染指”——因为亨利八世也加入了追逐，众所周知，国王是不知疲倦的猎手，怀亚特那时候知道他输了。但在他退出这场竞争前［据他的孙子乔治说，乔治是从安妮的侍女之一安妮·盖恩斯福德（Anne Gainsford）那里听来的］，怀亚特至少取得过一个小小的胜利。据说有一次，亨利和诗人一起玩保龄球。亨利冲着他传闻中的对手笑笑，指着抛出的球，手指上戴着安妮常戴的戒指，傲慢地说：“我相信是我的啦。”作为回应，怀亚特从衬衫里掏出安妮曾挂在她项链上的珠宝，回答道：“如果陛下肯容许我，谦让一下，我希望是我得到。”亨利一点儿没觉得幽默。“也许是这样，那就是我被骗了。”他俩不欢而散。

到1526年夏天，亨利开始一本正经地追求安妮。当他和她一起在王后面前跳舞时，两个女人的对比太鲜明了，阿拉贡的凯瑟琳没有的，安妮都有。安妮比凯瑟琳年轻10岁，欢快而不伪善，生机勃勃，甚至调情都是法兰西式的，而不是西班牙式的沉闷刻板。她能给他性的欣喜、家居的快乐，最重要的是还有生下儿子和继承人的可能。亨利这时非常相信他和死去哥哥的妻子结婚，受到了神的诅咒，17年来，他是在过着乱伦的生活。关于这点，《旧约·利未记》第20章第21节说得很明白：“如果一个男人娶了兄弟的妻子，是不道德行为：他揭开了兄弟的裸体；他们将不会有孩子。”如果认为亨利这是纯粹找借口，要打发了凯瑟琳而满足他对安妮的渴望，恐怕也不尽然，当然他色迷心窍，但他也是认真严肃研读过《圣经》的人，《旧约·利未记》的文字解释了为什么他婚姻不育的痛苦（甚至女儿玛丽也不太对应无子的诅咒）。1525年，他不再和凯瑟琳同居，他相信自己必须回避这个不神圣的结合，这个念头迅速变成执念。

安妮断然回绝了做他情妇的主意，更使亨利觉得事情紧急。1526年和1527年，他们从宫廷调情（送雄狍和珠宝做礼物）发展到非常严肃的关系。亨利本来觉得写信是件折磨人的事，可居然写了17封给安妮，分析她的每个回答，苦恼痴迷，表明亨利是个没有安全感的情人：

我自己和自己探讨你来信的内容，陷入极大悲伤中，不知道如何解读它们，我理解，有些地方对我很不利，另一些又好像有利于我；我全心全意地祈祷，你能明确地向我证明，你对我们之间的爱全神贯注。我必须给自己保证，这个回答非常必要。从被爱击中到现在已经一整年了，还没有确认，在你心里我到底是失败了还是找到了一席之地，爱是否已生根发芽？这最后一点，使我短时间里不能叫你“我的爱人”，因为如果你对我只是泛泛喜欢，没有其他感情，爱的名义就不能属于你，因为它很明确，意思就是指这种非凡的爱，远胜于平常感情。

安妮的妹妹玛丽是出了名的容易让人得手，安妮可不一样，这在亨利的一生中是破天荒的难题，他甚至打出王牌，起誓让安妮做他唯一的情人，正式的王家外室，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个建议一出，她的回应是背转身去，直接从宫廷走人。这可害苦了亨利，他后悔得肠子也青了，祈求原谅，安妮最终让他跳出苦海，送给他一艘小船，上面有个孤单的少女，这一下使亨利如梦方醒。他大喜过望，回复提出和纳妾完全不同的主张：

我恳请，如果以前曾经冒犯你，如果你愿意宽恕我，和你要求我宽恕你一样（无疑是为了表现冷淡），向你保证从此我的心只属于你；很希望我的身体也这样，因为如果能取悦上帝，上帝就能觉悟，能应允我；我每天恳求上帝，请他成全，坚信心诚则灵，但愿别让我长久等待，我知道我们不久就能再见。

信的末尾亨利署名：

由书记之手写，其心、身及意愿，

皆是你忠诚的最诚挚的仆人，

亨利。

剩下的事就是保证离婚，亨利一定相信，不管这条路上的任何障碍，沃尔西都可以用他的魔术技巧搞定。

但是1527年，在远离英格兰的地方发生了一些事，使这些小障碍变成了泰山压顶。阿拉贡凯瑟琳的侄子查尔斯五世皇帝洗劫了罗马，囚禁了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不管他本人对这事如何考量，教皇已经无法开罪查尔斯皇帝而给亨利的“头等大事”开恩，甚至害人精弗朗西斯一世建议亨利单方面宣布自己未结婚，但即使他采纳了弗朗西斯的建议，也不能阻止凯瑟琳向罗马投诉，很可能招来教皇开除亨利的教籍，这就正好排除了亨利最想要的：他希望自己和安妮的孩子们能被承认为合法继承人。

也许这是沃尔西第一次尝到这种滋味，发觉红衣主教的帽子不好戴，不管怎么着，他都会两边不讨好。如果不能给国王办成离婚，自己就毁了；要是得罪了教皇和皇帝，他就丧失了外交威信和教会君主的权力。1528年秋，他把一切都押宝在精心策划的特别行动上，由教皇使节坎佩乔（Campeggio）红衣主教审理这个案件，宣布亨利与凯瑟琳婚姻无效。原定红衣主教要援引《旧约·利未记》里的禁令，来衡量国王的申辩，在亚瑟死时，教皇就没有权利允许将凯瑟琳嫁给亨利，如此一来，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乱伦。但是，法庭迟迟不开庭（1529年6月才开），这么长时间耽搁后，英格兰上上下下的舆论都倒向了凯瑟琳一边。关于乱伦的指控，王后坚持她和亚瑟的婚事从来没有完婚，因此乱伦根本无从谈起。渐渐地大家把凯瑟琳当作牺牲品，她越来越得人心，后来如影随形地跟了安妮·博林半辈子的绰号“眼睛突出的婊子”，这时已经在小酒馆里和街上流传开来。亨利不得不把她送到她父母亲的海韦尔（Hever）城堡去，她在那里得了严重的汗热病（很明显是一种病毒性感冒）。王后坚定不移，亨利被逼得口不择言，说了一通口是心非的话，关于他和凯瑟琳的婚姻，被证明成合法那再好不过：“她是个最谦恭、最令人愉快的女人，是的，她具有一切贵族的好品德。”这糊弄不了人，所有偏袒王后的人忽然一起发难，包括约翰·费歇尔、罗切斯特主教，甚至还有马丁·路德。

在布莱克弗里亚斯（Blackfriars），法庭变成了凯瑟琳绝望心碎的舞台，亨利面无表情地坐着，王后在他脚边双膝下跪泪如雨下，啜泣着一边把证实他们诉讼本质的婚姻秘密一件件摆出来，只有绝望才能把一个女性逼得如此谦卑地说出这番话：

大人，我乞求你，为了我们俩曾经拥有的所有的爱，为了上帝的爱，请公正公平地对待我。我是个可怜的女人，一个生于你统治范围外的外国人，请你可怜我，对我慈悲些吧。我在这里没有可靠的朋友……当你最初接受我的时候，我请上帝给我判断，我是个真正的处女，没有男人碰过我。这一点是否真实，我请你的良心说话。

这太过分了。教皇特使红衣主教当庭发作，借口进入夏季休庭。国王面色铁青，沃尔西完蛋了。他被开除了教籍，表面上名义是欺诈和腐败，一拨反沃尔西的人联合起来指控他，包括安妮自己家的人：她的父亲、兄弟乔治罗奇福德子爵（Viscount Rochford），她的舅舅诺福克公爵霍华德，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也许他觉得欠国王一个姻缘的情）。一年之内，沃尔西被控叛国，然后他就死了。

踢开了沃尔西，可问题还没解决，接替他的是大法官托马斯·莫尔。他情愿不去碰触离婚这只有毒的高脚杯。费歇尔，恼怒得不停地引用《旧约·申命记》的段落，实际上敦促人采取怜悯行动，续弦死去哥哥的妻子！亨利自己也没信心能圆满解决问题，向安妮重提建议，要她重新考虑做情妇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在她看来如此冒犯，一定是“闹着玩儿”用来考验她的。1530年某个时候，安妮决定只有自己插手，往别的激进方向扭转整个事情。她给了亨利一册威廉·廷戴尔的书《关于一个基督徒的顺从以及基督教统治者们应该如何治理国家》（On 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and how Christian Rulers Ought to Govern）。这本书出版于1528年年末，在教会眼里，它大逆不道。尽管廷戴尔和路德一样反对离婚，他的小书却极具破坏力，因为它直白地反对教会和国家之间分权的论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国王，一种法律是上帝在每一个地域的规定”。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君主，就是宗教世俗两界的统领，本来就用不着遵从“罗马主教”权力，那是它不合理侵占的。这样，峰回路转，亨利离婚突然出现了不必教皇批准的解决方式。事实上，亨利可以做自己的教皇、英格兰教会的统领，自己判决自己离婚——当然，还要拜英格兰主教们和议会所赐。这事儿本来是私事，只涉及国王个人和朝廷；这么一来，成了事关英格兰民族的国体政局的大事。

1530年春，教会和英格兰国家事务陡然蒙上了一层诡异而不现实的气氛。托马斯·莫尔忙于焚烧异教徒和他们伤风败俗的文学作品，但后来轮到英格兰的罗马天主教会要化为青烟了。带着鲜明的个性特点，混合了信念和个人利益，安妮·博林和她的家族招募了一个智囊团，包括十分友好的神学家如剑桥学者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提出皇权至高无上的历史证据。他们埋首故纸堆里，之后推出一个《足够丰富的结集》（Collectanea satis copiosa），声称在教会初期，每个行省（比如英格兰）都有自己的审判权，它和罗马教会分开，也独立于罗马教会；而且上帝的意愿一直以来就是国王们统治这些教会，国王只对全能的上帝负责。在这个欺世盗名的复古主义背后，这个“结集”的内涵和廷戴尔的书一样激进。

直到此时，亨利也还是没有下定决心要和罗马决裂。他的律师和神学家团队旋风般扫过欧洲各大学，发布足以动摇教皇的言论。只是，皇室明确的保留态度和耐心终归有穷尽之时，亨利开始采取行动，说话行事都像君主和首席祭司。对着一群惶恐的教会人士集合——本来亨利召集他们，要指控他们为异端的——他进一步说也许他个人应该动手来翻译《圣经》，这样可以送到每个俗人手里，他就能判断是否合适和正当了。面对着皇帝的大使，亨利让他明白，路德说的一些话有利于他。事实上，关于皇权无上的东西亨利读得越多，就越喜欢；这个计策可以恐吓教皇和英格兰主教们，使他们站在他的立场看待离婚；随后亨利内心里开始把这个主意作为一个自证的真理。你简直可以听到他禁不住高兴地用手拍着自己的额头，叫道：“我怎么这么笨，以前就没看到这个？”

国王自大，为人从不低调，此刻更是等比例放大，那就需要很多宫殿来承放——到亨利八世在位后期，一共盖了50座宫殿，其中一些最伟大壮观的本来属于沃尔西，这时候转到国王手里。这就是伦敦的约克广场（York Place）重新命名为白厅（Whitehall）。安妮亲自去视察，看是否适合居住；亨利的宫廷生活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剧院，汉普顿宫就是他表演的舞台。没有什么比填充它的广阔空间更能表达皇家气魄了，每天弄来1 000人吃吃喝喝，全部费用由国王买单，雇了230个仆人为他们服务。仅仅储存肉类的柜子就有3个，专门设计1个水箱放养活鱼，水从外面的喷泉抽进来；香料、水果；6个巨大的壁炉；3个巨大的地窖，能存储300桶葡萄酒和每年喝掉的60万加仑麦芽酒。这一切的中心，由皇家私人枢密院悉心保护以免不恰当地曝光。他是英格兰的新恺撒，40岁的国王，魁伟专制，高高在上，他的姿态特意说明了他要恢复罗马皇帝的权力。

那么从1530年夏天，亨利说话开始带“皇帝的”一词，就不奇怪了，他刻意算计好使用这个词的频率。自然皇帝不承认人间还有更高权威。安妮的兄弟乔治·博林，与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对教皇特使说：“英格兰不在乎那些教皇，哪怕圣彼得再生也不行，因为国王在自己的王国里，就是绝对皇帝兼教皇。”后来在1533年，他设计了法令压制英格兰教会向罗马申诉，在法令的序言里又提出来这套说辞，声明是这样写的：“英格兰疆域是一个帝国。”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罗马没有裁决，亨利变得越发咄咄逼人。他不会接受教皇命令，他告诉他的使节们，教皇自己就是个有名的私生子。到1530年11月，他公开宣布自己就是“神职人士”的“首席”。

也许教会人士都想着，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毕竟，前任们曾经和亨利二世，还有约翰都曾有这样的过节——但是，等待他们的事格外惊悚。1530年年末，发布了惩治蔑视国王罪的法令，叫作冒犯国王的“轻微叛国罪”（lesser treason，但处罚是囚禁和没收财产），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勒姆（William Warham）第一个被判这个罪名，更多主教紧随其后；最后，因为大家坚持教会法庭，全体教会人士都以这个“轻微叛国罪”名义被判为共谋犯。一开始，他们想用10万英镑买通亨利，但亨利闻到了他们害怕的气息，加重打击，要求承认自己“最高元首”（Supreme Head）的头衔。他鼓励议会对类似不满持续进行恶战——教会法庭、什一税、神职人员可疑的世俗性，亨利摆明了他要无所不用其极。1532年春，他开始动用死刑。揭发出教士对教皇的誓言和他们每年付给他的钱款后，亨利问，他们真正的忠诚到底在哪里？“亲爱的臣民们，”他在一个特别召集的代表团面前咆哮，“我们都以为英格兰的神职人员是完全属于我们的子民，可是现在我们很清楚，他们只是我们一半的子民，是的，几乎快要不是了。”

面对这样的大问题，教会严重分裂。也还有些硬骨头，如约翰·费歇尔，坚持为王后凯瑟琳慷慨激昂地辩护，他还相信损害教皇的权威等于瓦解基督教世界的团结。但其他神职人员开始一厢情愿：国王可以做“最高元首”而不一定是教皇，他们自己也许可以是某个叫作“英格兰教会”的一部分。1532年5月，高温化解了对抗，托马斯·莫尔辞去大法官，费歇尔主教继续游说国王；但他的大部分同僚提交了奴颜婢膝的《教士投降书》（Submission of the Clergy），按亨利的要求全面屈服：未来教会集会要由皇家法令召集；没有国王同意不能通过新的教士法规；而现存法律将由国王指定委员会审议，这是一败涂地。无疑此时在英格兰，教会只有一个主人，他当然不是住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那位。

这是一种改革，但还不是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还没有触动教义的核心，做弥撒时依旧保留着基督的真实代表，还要求祭司保持单身，各处还矗立着修道院，用拉丁文祈祷和诵读《圣经》。既然亨利找到办法离成了婚，安妮挺着大肚子，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由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加冕了，对传统教会的干预也许应该可以告一段落。

可干预没有停下，这是因为这一对整个英格兰历史上无出其右的工作搭档：托马斯·克兰默和托马斯·克伦威尔。拿掉其中一个，英格兰宗教改革都不会发生，或者起码不会以这种方式进行。他俩的议事日程总比国王的还要大胆，二人都有很强的个人和宗教动机来推进改革事业。在克伦威尔这里，是权力和威望，这个普特尼（Putney）织布工的儿子，死的时候头衔是埃塞克斯伯爵（尽管没有死在伯爵府里）；尽管信念甚深，克兰默玩的游戏更危险。就在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前，他和一个日耳曼女人玛格丽特秘密结婚，这样他亲身实践了路德最令人震惊的革新。克兰默还坚持老罗拉德派的观念，为普通人提供英语《圣经》；当然他不相信这就算给每个人颁发许可证了，不是每人可以自行生发出自己的版本做公用。那会产生宗教混乱。克兰默和克伦威尔一样，秉持文艺复兴观念，即在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度里，要有一个强大的君主。要从上面给予人民他们官方审定的《圣经》，不允许存在其他版本。

1539年由克伦威尔授权出版的《大圣经》（Great Bible）的卷首就是一幅秩序井然公平的独裁主义英格兰教会插图，上方是国王——皇帝兼君主祭司直接从天父那里接受“上帝之词”（Verbum Dei，Word of God），俨然所罗门王，然后传递给两个可信助手，左边的克兰默是精神疆界首领；右边是克伦威尔，世俗领域的头儿。他俩又继续往下传递给大群感激不尽的神职人员和俗界众人。

托马斯·克伦威尔大约是英格兰统治者里最不动声色的人，但并不是由他发明的都铎王朝高压政治。他曾是沃尔西的勤勉学生，学会了老师那套高压方法；但毕竟是国王本人在继位后的第一年里，想出了那个绝妙主意，摆开架势，审理并处死其父亲的大臣们。审讯托马斯·莫尔时，克伦威尔肯定提醒过莫尔，他自己并没有反对，也曾运用权力保障对罗马忠诚。但克伦威尔知道，为了亨利自己必须做恶人，这是后手：需要动用下三烂手段时，他会密谋撒谎，以便卫护国王使其免受恶名。最重要的是，克伦威尔非常清楚亨利永远搞不定；要宣布与罗马决裂，然后指望每个人都放下身段，公开宣称对国王忠诚，要做成这事儿怎么弄都不够；他预计会有一场战斗，就准备着恶战。

克伦威尔很明白，在这场战斗中，教皇迟早会动用他最有力的武器，即开除教籍。如果国王要取胜（约翰就在这里栽的跟头），最好是准备用政治语言就是爱国主义来回击，这或多或少有点新意。必须在英格兰掀起新的自主权意识，发挥它的潜力。要把罗马妖魔化为“外国人”和“敌人”，那么只有议会这个英格兰民族的声音，制定法律规定皇权无上，这样用爱国的欣快感当头重击、爆破般炸响的欢呼和高喊“英格兰、英格兰”大队行进的啦啦队，才会消除大家的不安。雇佣托马斯·斯达基（Thomas Starkey）和理查德·莫里森（Richard Morison）这样的宣传家，把这个紧张的变化，表现为一种全民觉醒。教皇这时被称作“罗马主教”，他顽固的拥护者则是“老爹主义者”——这个词当时还闻所未闻。“老爹”一词从教会服务里剔除出去，布道以最高元首名义进行。

在这部仇外的宣传机器上，克伦威尔加上了沉重的国家恐怖机制。必须宣誓承认皇权无上、承认亨利和安妮的继承人合法，以及玛丽小姐（这时不再是公主）非法。侮辱新王后是叛国；说国王分裂教会或异端也是叛国；将这些写下来或腹诽还是叛国，这在英格兰历史上是第一次，大家会因言获罪。

克伦威尔将英格兰变成一个可怕的、啜泣的、心惊肉跳的地方，告发是假装圣洁的责任，无数卑微的小人物被处决，处决他们的人抗议说自己只是在做正确的事。许多人一不留神就成了牺牲品。阿玛达斯（Amadas）太太自命为预言家，大声说国王被“上帝之口诅咒”，预言他会被流放，苏格兰人将要征服英格兰王国。威尔士祭司威廉·艾普·利（William ap Lli），想让国王到斯诺登来站着，“他会把国王浸入水里，没到耳朵，直到他的头颅变软”。牛津郡接生婆说她很高兴侍候凯瑟琳王后，至于安妮嘛，就不适合自己这样的人啦，她是个“婊子，妓女，人尽可夫”。

这些人都是大嘴巴，但托马斯·莫尔的嘴巴可是铁将军把门。他让大家知道，议会有权决定继承权；至于最高权威本身，以及废除英格兰的教皇司法权，莫尔对此一言不发，也不起誓。克伦威尔把他和费歇尔一起送进伦敦塔，还有听取国王忏悔的人。克伦威尔指望他们三人能让步。后者是真的收敛了，就被释放了，但是费歇尔不肯住嘴，而莫尔金口不开。教皇封费歇尔为红衣主教，亨利怒不可遏，莫尔和费歇尔被当成忘恩负义者和叛国者的典型，原定处罚是绞死、溺毙并分尸，后来国王开恩，只发落他们砍头。可是，尽管二人都英勇就义，却并非为了任何其他人的自由。被判刑后，莫尔让大家知道，他一直反对皇权无上，因为这是上帝嫌恶的；如果他继续担任大法官，必定会和克伦威尔起诉他一样卖力地推行他自己的真理版本。

1535年到1536年初，克伦威尔的忠实追随者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像他的强权体制那样，任由他们闪电般奔袭“探望”各修道院。1.5万名僧侣和修女被赶出来，这一古老的生活方式完全被毁，这种情况几乎和热心宗教改革扯不上边，首先是受金钱驱使，看起来和欧洲天主教会的冲突不可避免，洗劫修道院教堂是用以充当备战资金。克伦威尔冠冕堂皇地开展这项工作，打的旗号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修道院，清算不能自给自足的衰落修道院，将其财产和土地转给皇家后再出售，一部分僧侣修女合并到规模更大运行更好的修道院里。但克伦威尔的飞行小组——利（Leigh）和莱顿（Layton），艾普·里斯（Ap Rees）和特瑞贡威尔（Tregonwell）降临女修道院，要求住宿，修道院院长们吓得浑身发抖——可不是他们自以为的革新者那样。一开始，他们干这事儿就有点取乐过头了，“我将隐匿叛国罪名加在他头上”，克伦威尔的一个打手写报告给他的上司，说到一个落到他手里的小隐修院院长：“用我能想到最坏的名字叫他无耻的叛国者，他一直跪在地下，不断向我求饶，叫我不要将他做的坏事告诉你。”这就是他们改革的乐趣。

克伦威尔的“探望者”们很快走遍英格兰的大部分地方——一次戏剧性扫荡就毁了121处房舍，深入北方1 000英里。每到一处，他们就知道到底要什么：一份自我定罪的目录，包括性、欺骗、阴谋和迷信。性在清单上是第一位有助于忏悔的罪行，越下作越有效。“鸡奸”这个词（sodomy，有时候指同性恋，有时候只是手淫）在报告中反复出现。“无节制”——另一个他们爱用的词——意指两性间通奸，修女生子、男女修道院院长睡在一起，外加口头诽谤国王王后、顽固服从罗马，或者只凭沉默就可以怀疑成“阴谋”。“探望者”们的最大成果是“迷信”，他们拿走车载斗量的据说是神圣的遗物——成罐成罐可疑的黏东西，说是圣母的奶水；锈迹斑斑的铁器被推崇为“圣彼得的铁链”，怀孕妇女分娩时将之绑在身上，这些都是克伦威尔娱乐清单上的物品。在布里的圣埃德蒙（St Edmunds），“探望者”们“在审查中花了很大力气”，修女们还是保持沉默；在修道院，他们中了头彩，修道院院长喜欢赌博，“很喜欢玩牌和掷骰子”；修道院大门是为妓女出入的旋转栅门，橱柜里倒出五花八门的神圣垃圾：“圣劳伦斯烤过的煤，圣埃德蒙剪下的指甲，圣托马斯·坎特伯雷的卷笔刀、靴子和治头痛的头骨。”

对成千上万被赶出来抛进世俗社会的男男女女来说，1536年和接下来的几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没有其他英格兰革命进行了这么大规模的财产再分配。对威尔特郡拉考克（Lacock）这样的小修道院讨价还价，忠于新秩序使他们保住了修道院的建筑没有变成一堆瓦砾砂浆的废墟。它从前的居民被遗忘了，或者变成了家人传说中的无头修女和幽灵僧侣。这些收入充实了国王的金库，解散修道院让亨利有足够资本，面对天主教势力可能打击他的最糟局面。这是现实政治的成就，沃尔西再疯狂也想不出这个点子。

但是克伦威尔曾经和沃尔西非常亲近，足以从红衣主教的命运中吸取谨慎的教训。清醒点吧，除非真以为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小心提防那些被中伤的贵族，不管他们脸上的笑容多么屈尊俯就，他们骨子里鄙视你这个暴发户，追逐权力的、手上沾满墨水的乡巴佬。国王才是你的救命福音，去做国王自己都还没有想到的他需要的事，他们就不能动你一根毫毛。克伦威尔很痛苦地意识到，亨利想要的是一个儿子，他为之绝望、痛苦、悲伤。而安妮，直到那时都没有给他这个承诺了的奖赏。1533年9月，一个女婴伊丽莎白诞生了，亨利把手放在孩子头上，承认她是自己的合法女儿，希望下次运气更好。18个月后，安妮又怀孕了。1536年1月，好消息更多，阿拉贡的凯瑟琳死了。“赞美上帝，”亨利说，“我们不会打仗了。”也许就是此时，克伦威尔的预测机制嘤嘤嗡嗡地启动了。既然查尔斯皇帝的姨妈凯瑟琳已死，何不让他与亨利和解呢？但是，和平的代价是玛丽小姐重新合法化，而这可不是安妮会同意的，逻辑推理的结论是她必须被除掉。

安妮怀孕的结果改变了一切。1月19日，她流产了，是个男婴，这个灾难重新唤起亨利的悲观愤怒。“我明白了上帝永远不会给我男性继承人。”他敷衍着安妮，告诉她说等她能下床了就来见她。他四处乱打，要找些人来顶罪时，黑色精神抑郁症开始演变成某些更加荒诞不经的念头，不是上帝而是魔鬼把他带进了这桩婚姻，他被巫术引诱进去。众所周知，巫婆会使人无能为力，阳刚的国王出了点儿小岔子，这件婚事不明不白，注定没有好果子，这就需要马上驱邪。

克伦威尔知道几乎不会有人惋惜博林一家，凯瑟琳的死又激起大家对玛丽小姐的无比同情，诺福克和萨福克公爵嫌恶安妮的家族贪婪，认定他们是傲慢的暴发户，克伦威尔自己也没有把这一家子放在心上；博林一家现在妨碍国家大事，这就够了。但他敬畏安妮，不敢有半点儿马虎，假如要除掉她，她和她身边的人都得清除、摆平，必须做得滴水不漏。

因此他精心炮制编造出一个半色情半瞎猜的纯粹恶行：调情。文艺复兴时代宫廷里司空见惯的时刻——五朔节柱（May Day tilt）下安妮扔下的手帕不是国王的；安妮和一个年轻人跳舞，也不是国王；安妮的一次飞吻，安妮窃窃低笑——都被克伦威尔歪曲、编造成反神圣的、背叛的性狂欢。对安妮的审判中，一个起誓证人说：“王后每日只顾意志薄弱的肉体情欲，引诱了国王的日常仆人，与各种各样的人私通。”看起来，安妮和每个人都有一腿，宫廷乐师、内侍（Groom of the Stole）、国王的网球搭档弗朗西斯·威斯顿（Francis Weston）、侍臣威廉·布瑞里顿（William Brereton），甚至她自己的兄弟。安妮像疯狂的麦瑟琳娜（Messalina）引导恶魔般地不忠狂欢，也许是要拿所有这种杂乱性交来冒充不能生育皇室继承人的毒果。

木匠的儿子宫廷乐师马克·斯米顿（Mark Smeaton）屈打成招，为克伦威尔利用司法实施谋杀提供了一片合法性的遮羞布。4月27日，斯米顿的招供呈现给亨利，他对里面的每一句话供认不讳。三天后，伦敦塔里大炮低吼，她的第一批朋友被关了进来；安妮怀抱着还是婴孩的伊丽莎白，绝望地恳求国王，试图让他明智起来，然而这是徒劳的。克伦威尔放出的恶魔吓坏了众人，大人物和善良的人都纷纷各自捞救命稻草。安妮的舅舅、迷人的诺福克公爵主持私设法庭。如果没有安妮，克兰默还能继续在剑桥学院里烤着他自己的马芬蛋糕，这时大惊小怪又愁眉不展。他原本相信王后是世上最高贵最贞洁的女人，但是现在认识到自己受到了最恶毒的蒙骗。最令人作呕的是她的父亲，为了自保，托马斯·博林决定假认那些通奸都是真的，他保住了自己的命，任他的孩子们去送死。其他安妮的故知旧友都岌岌可危，她的旧情人托马斯·怀亚特也因通奸嫌疑（还能是别的什么罪行吗？）被捕，送到伦敦塔里，通过钟塔牢房的一个格栅，他看到了安妮的兄弟和朋友们被处决的情景：

钟塔指给我看这幅世相

在我脑海里日夜挥之不去

这里我的格栅外看得真切

一切恩宠，荣耀，或权势

王座周围雷霆咆哮

两天后，5月19日，流产后整整四个月，轮到安妮了。作为一个特别恩惠，从法兰西引入一个专业剑客，据说安妮告诉伦敦塔看守：“我听说刽子手很好，我的脖子很纤细。”接着她双手环绕自己颌下，大笑起来。断头台上，她穿着镶白貂皮的黑色缎子衣服，说道：“我到这里，不想指控什么人，也不想对给我的指控和死罪说什么，我只祈祷上帝保佑国王，给他长久任期，但愿他对你们比从前任何君王都要温柔和仁慈。”观看英格兰第一场王后死刑的人中，包括她的舅舅诺福克公爵、托马斯·克伦威尔、萨福克伯爵和伦敦市长大人。怀亚特的妹妹玛格丽特是服侍王后直到最后的几个贵妇之一，诗人自己通过小格栅目睹了最后一幕：

这些血腥日子已使我心碎

欲望，我的青春都已离去

虽然这样，怀亚特还是在安妮被杀之后活了下来，还和克伦威尔走得近了，后来被赏赐做了肯特郡长。

斩首安妮安慰了亨利八世。安妮被处决前一天，他让克兰默以她通奸的名义解除了两人的婚姻，这就让伊丽莎白像玛丽一样变成了私生子，这个事实使那个姐姐玛丽很高兴。行刑后第二天，国王宣布和简·西摩尔（Jane Seymour）订婚，18个月后，他又一次当上父亲，这次是个盼望已久的男孩；而这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他再次做了鳏夫。嗯，这没关系，一个王后总算已经不辱使命。

据说安妮·博林的死讯传到多佛尔的时候，教堂再次一齐点亮蜡烛。绝大部分英格兰人，尽管和罗马决裂，依旧自认是天主教徒，她的死对于他们称为异教徒和二便士文人的那些人，仿佛是迟到的审判。既然国王现在不再被蒙蔽，他们以为他会让事情回到旧轨道上去。当没有立即恢复原样时，他们便自己赶过来，要将他从那些邪恶的大臣手里解救出来，显然是他们妨碍了国王的真实意愿。大家打着基督五伤旗（Five Wounds of Christ），大约1万人从东部和北部来，要求恢复旧规矩，或者说是请愿，因为他们为首的罗伯特·阿斯克（Robert Aske，与他之前之后的很多起义者一样）采取一种忠心恳求的姿态。他相信，他们这一群人唱着赞歌是前来朝圣而不是造反，是恩典朝圣。他们相信只要国王摆脱奸佞之徒克伦威尔和克兰默，他真心想做的事应该就是：恢复修道院、还玛丽合法地位、像沃尔西与莫尔那样热切地起诉异教徒、保留旧礼仪。

这支十字军正如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燃起了燎原之火。到1536年12月，基督五伤旗下，汇集了大约4万人之多。这时候，不仅仅是阿斯克这些乡村绅士，就连北方主要贵族如珀西家族都卷了进去。实际上，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以地域划分的宗教战争行动——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也是这样——北部西部的天主教反对东南部，东南的改革思想强一点，或者说，最起码，统治势力更强大些。然而，短时间里，因为还无法组织起足以抗衡并打败叛乱者的力量，政府别无选择，只得假装至少愿意倾听他们要大赦和恢复天主教的要求。以反对福音派闻名的诺福克公爵，刚刚将自己的外甥女安妮送上断头台，被派去唐克斯特（Doncaster）干这件肮脏勾当。他沉着应付，代表国王同意了大部分请求，除了恢复修道院。罗伯特·阿斯克扯下基督五伤标记，宣布：“我们不要别的，只要我们国王老爷的徽章。”朝圣者们欢天喜地地回家去，相信国王，相信他的善意，能让大家如愿以偿。

当然，这是1381年计策的翻版，当时国王就是这样安抚农民起义作为缓兵之计的。一旦迫在眉睫的威胁消除，亨利远比理查二世做得更绝，对起义者极尽残暴、疯狂报复。“我们的欣喜，”国王给诺福克公爵写信，“是你应该给每个城镇、村庄、小村子里那些冒犯我们的很多人，带去恐怖的处决，要给所有其他人一个可怕印象，使他们以后再不敢这样。”自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他同意也这么做了。

不同派系从这次恩典朝圣得到各种教训，像诺福克公爵这样思想比较传统的人，相信这事表明有必要采取更深入的改革措施，以绝后患。但克兰默和克伦威尔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无意中把天主教和叛国罪连在一起，给了他俩一个机会，更快地把他们的理论进攻推进到一个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步。1538年，克伦威尔给神职人员发送了一批新的“禁止令”（Injunctions），预计好大肆利用“迷信”威逼屈从。他的目标是那些使大量人群坐到一起来的传统宗教圣事。因为他非常懂得群众，尤其在他们相信基督和圣徒都站在他们那边时，就会有勇气做那些单个人不敢做的事。因此，禁止朝圣、圣徒纪念日、圣物展示，公开捣毁焚烧最异乎寻常的敬奉物品，这样做才能更好地震慑轻信者。在一次恐怖行动中，为了省事儿，烧化圣德斐（St Derfel）一具屡现奇迹的塑像的同时还烧死了一个拒绝接受新命令的圣方济各会修士。

英格兰两个最有名的朝圣圣陵是眼中钉。在坎特伯雷，雇来福音派游方剧作家“‘坏脾气的’约翰·贝尔”（John “Bilious” Bale），重写贝克特故事，剧本《贝克特叛国》（Treason of Becket），讲背信弃义的大主教死于扭打意外。这个剧在坎特伯雷上演的同时，克伦威尔的破旧习暴徒们心领神会地毁坏圣陵。不再有老太太跌跌撞撞地走到墓前祈祷痊愈；肯特郡大路上也不会再有赤脚前进的队伍。在沃尔辛厄姆，27年前，亨利前来献上生子感恩的地方，烧毁了圣母像；1538年的功德簿，史无前例地记述着：“国王大蜡烛款；修道院院长薪水：无。”

克兰默和克伦威尔在赌博，只要他们用破坏偶像行动打击国王的家天下之敌，他们就是和他在一条船上；但他们的信心放错了地方，亨利年纪渐长，王权无上（好）与新教改革（坏）之间在他头脑里的分别变得更大更绝对，而不是相反。毕竟，从他父亲和祖母的年代起，赎罪券和对无名氏圣徒的极端崇拜，作为天主教改革的一部分，就已经是批判对象。在所有最冒犯新教主义的教条问题中——做弥撒时基督形象真实出现，教士独身主义，做好事即能灵魂得救——亨利不只保守，他就是个纯粹的正统天主教徒。所以当克兰默及其门徒抛出《主教手册》（Bishop’s Book），公开宣扬浓厚新教色彩的新教会版本时，亨利不仅拒绝认可，还在书上一页页地加上自己的校勘。在第二版《大圣经》序言里，克兰默明确说道，这是给“各色人等，即男人，女人，年轻的，年长的，富的教士，穷的教士，俗人，老爷，夫人，官员，佃农，普通的人，处女，妻子，寡妇，律师，商人，不管什么状态和条件的一切人”。但是亨利可不愿这么包罗万千信众，1543年，他明确禁止女人和低等人（就是说，他的大多数子民）读英语《圣经》，以免误入歧途。对很多人来说，权利被这样剥夺很伤感，在一种宗教小册子的书皮底纸上，有一个牛津郡牧羊人题词：“我买这本书的时候，刚刚废除了牧羊人不许读它的教规，我祈祷上帝会纠正这个轻率的法令。罗伯特·威廉姆斯（Williams）记于塞恩特博里（Saintbury Hill）山上放羊时。”

克伦威尔尝试让亨利和日耳曼公主缔结婚约，从而向路德派君主联盟看齐，这时他是得寸进尺了。一旦亨利发现，她远不及荷尔拜因小肖像显示的那样可爱动人，他与可怜的克利夫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的联姻立即告吹。克伦威尔这时刚晋升为埃塞克斯伯爵，诺福克和萨福克二公爵组织了一次宫廷政变，将他扫地出门，一如他曾经对敌手那样的冷酷无情。议会通过《六法令》（Six Articles）宣布教士结婚非法，违者将处以死刑，支持做弥撒时基督真实出现。不知怎的克兰默逃过一劫；当然，他在国王面前死守着自己的婚姻秘密，而且，他为克伦威尔稍作辩护后，就谨慎地否认了他，和先前否认安妮一样。尽管国王知道他受到了误导，还是在感情上和大主教藕断丝连，毕竟后者曾指引他经历了这么多风暴，尽管真正的神学力量越来越多地落到更保守的主教们手里，如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等人。

亨利八世在位末年，无论在身体力行和神学思想方面，他都趋向于更刻板的风格。此时他50多岁，曾经在网球场上能使人发狂爱慕以致昏厥的好身板已变得肥胖臃肿，因关节僵硬而笨拙，弄了一辆小车供他坐着在汉普顿宫里从一个房间推到另一个房间。可是，有那么一刻，他昏庸得自欺欺人，认为诺福克公爵正当年的侄女凯瑟琳·霍华德和他在一起最幸福，他尴尬地扮演着健壮丈夫的角色，直到他发现五号王后（不像二号王后）和她的表哥托马斯·卡尔佩帕（Thomas Culpeper）上床。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正适合亨利走下坡路时的需要：护士、保姆阿姨、女看守三职合一。他发脾气，她迁就他；亨利刚愎自用地认为自己还是伟大的战神，她纵容他，导致他发动对法兰西的最后灾难性一战。当他的战利品“玛丽·露丝”（Mary Rose）号战舰在朴茨茅斯（Portsmouth）港口沉没后，好像整个沉重的亨利式帝国幻想也随之一起沉入大海了。

亨利最足以自慰的空想中，主要是这个观念：多亏他踩下刹车，才使全英格兰从痛苦分裂中愈合。荷尔拜因工作室里为理发师外科医生行业学会画的巨幅肖像上，亨利看上去不仅是神秘的英格兰恺撒，还是“伟大的医生”，这正是国王自己希望的样子：都铎巫医把英格兰的身子放到手术台上，切除了教皇迷信的溃疡，病人已经痊愈；全英格兰都不胜感激，手术大获全胜。

当然，除了不成功，亨利的后继者是他的三个孩子。什么样的精神和政治最适合英格兰，他们三人的主张，每一个都大相径庭。爱德华无疑是他的继承者，他和两个同父异母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一起，三人引领着英格兰，从激进的新教福音派到同样激进的天主教主义，穿越了信念的光谱，折射出截然不同的色彩。这时候，英格兰教会前进的方向比起历史上任何时候来都更取决于皇室出生、婚姻与死亡的博彩，而不是建立在任何忏悔程序上。

亨利的葬礼一如其生平之壮观，令人难忘，并没有预示着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为了他的灵魂宁静，人们颂唱挽歌和弥撒，他的肥大内脏被礼节性地葬在白厅。最保守的主教们——温切斯特的史蒂夫·加德纳和伦敦的埃德蒙·博纳（Edmund Bonner）——依旧待在自己的教区里，但就在亨利八世任期的最后一年里，天主教派已经自信过头地做了致命的妥协，萨里伯爵上了断头台，他的父亲诺福克公爵成了伦敦塔里的一个囚犯。这样，爱德华的教父，同时又是先王遗嘱执行人之一的克兰默就成为爱德华时期文化革命的一个关键人物。没过多久，克兰默留起胡子，使自己看上去像《旧约》里的先知，唱起了一个新调门。有一次布道时，他讲到那个9岁孩子时，拿他比作约西亚（Josiah），约西亚可是以色列的少年国王，其使命就是打破偶像崇拜。小爱德华庄严肃穆地把这话听进了耳朵。尽管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礼上，圣爱德华马刺必须取下，以免绊倒他，他依然是上帝的小十字军骑士。在他的任期内，发生了全面彻底的宗教改革，使得他父亲在世时发生的一切，相比之下，就是暴风骤雨前的微风细雨。

克兰默主导精神领域；萨默赛特公爵兼护国公爱德华·西摩尔提供人手，他们合力发动了真正的改革。1547年，爱德华继位第一年，王室枢密院发布一个特别“禁止令”，禁止了所有的传统习俗和仪式。圣烛节（Candlemas）不许再有蜡烛祝圣。受难节（Good Friday）不得再对着十字架哭泣。圣灵降临节，圣保罗大教堂屋顶上不再放飞鸽子。第二年，没有了宗教协会和兄弟会，取而代之的是教堂里指定的穷人陪审席。任何圣徒崇拜和游行，即使以前躲过了克伦威尔的攻击，这时也全被废止了。没过多久，爱德华亲自过问，在嘉德授勋时，摒弃提到圣乔治的任何说法。古老教堂的碎屑装满手推车和四轮马车：十字架、彩色玻璃、圣衣、器皿、钟塔上的钟都被拿掉了。在达勒姆，一个特别行动队员在圣体节大圣物匣上上下跳蹿，确保将它踩坏。石灰水桶被拎进英格兰教堂，用来涂掉壁画；八成就在这时候，宾汉小隐修院的圣徒壁画被涂白了。礼拜中没有声音或可观景象，“可惜啊，真会扯，”一个女人发愁了，“我们能在教堂干什么啊，既然所有我们习惯的神圣景象都不见了，我们以前能听到的管乐、歌唱、吟诵和管风琴演奏都再也听不到了？”

1549年是爱德华继位的第三年，剔除了名声不好的文学作品，英语翻译的《圣经》取代了文学的地位。整个爱德华任期内，有不下于60种翻译版本的《圣经》出现，所有亨利不想让他们得到《圣经》的福音派危险分子现在都拿得到了。宣道书向普通人解释，灵魂得救是上帝恩典的免费礼物，而这是他儿子的牺牲换来的。一本新的《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使英语成为教堂服务的主要语言，这还是史上第一次所有教区都要用它，洗礼时不再用盐驱邪，婚礼上不再做戒指祝福。

想知道爱德华革命是怎么回事，就到格洛斯特郡黑利斯教堂走一趟。几年前，安妮·博林派专员去修道院视察十字架，据说它浸染过基督的血——他们揭穿血迹其实是用蜡和鸭血伪造的。但是，1550年，发生在教堂的事远比这过激。教堂东端，原本供奉着石头祭坛，象征基督血肉的酒和面包的地方，一张普通木桌子放在中央原来高坛的位置，身穿白色法衣、打扮成教区官员模样的祭司，破开面包，递给坐在他身旁的人们。教堂重新设计，昭示着废除了祭司（还是这么叫他）和信众的距离。屏风本来是用于保护弥撒神秘性的屏障，现在它和接受圣餐的信众只一步之遥。他们与祭司汇集在一起，没有留下一点可以产生奇迹转换的空间，只剩一个基督牺牲的象征性回忆。好像这还不够吓人，1550年某时，祭司邀请信众参加圣餐礼，在教堂里前所未有地说起了英语——“亲爱的”，如此随意的称呼肯定使很多人不知所措；还有，比如受到一个名唤“鲍勃”的教士鞭策，使一些人很不舒服。更糟糕的是领圣餐时，男女分开在桌子两旁，难免使人想起乡村舞蹈的开场。

的确，爱德华时期宗教改革的一个后果，就是两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确实，这时候祭司也能够公开地和妻子生活在一起。托马斯·克兰默是第一位结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他编了一套英语文本的婚礼服务，首次不提婚姻关系神圣而说婚姻是人类道德关系，“为了互助、社交和舒适……这样，一方应该和另一方荣辱与共”。还有，因为婚姻不再神圣，就可以离婚中止婚姻，爱德华任期内，妇女可以因为丈夫通奸而办理离婚得到自由，这又是一个历史首创；因为这包括丈夫冥顽不化地与偶像崇拜的天主教主义“精神私通”！

此时，英格兰真的是支离破碎，首先是代际分裂。在改革最强势的东南部城镇里，爱德华这一代人关于1530年前教会的记忆荡然无存。少年，特别是男孩子目睹所有老物件——纪念品、塑像、玻璃——被特别行动队毫不费力地砸烂，那么，他们也能毫无顾忌地拿过时的教会闹着玩儿，向祭司扔石头，或者让他们在做弥撒时说笑话，还有不自量力者站在街角恶意攻击。一个愤愤不平的天主教徒迈尔斯·哈格阿德（Miles Huggarde），痛苦地抱怨年轻人“在神圣节日里，根本不进教堂，只会成群结队，在货摊边，蔑视过路人，或者说些他们自己发明的聪明话，引用他们的‘《圣约》’”。可是，在诺里奇和伦敦这些地方，一种特殊教堂吸引了年轻人，也是史上第一次可以聆听流动布道，有时候在室外，这成了消遣。实际上，可以去同一个地方——如泰晤士河畔私人花园——前一天看耍熊，第二天则是狂热的清教徒。一个个轮番布道，振聋发聩，关于人类邪恶的演讲，听得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有罪者吓得胆战心惊。这是他们的宗教——圣歌词句已转化为英语韵脚——他们感受到正义之师的成员忠实激情的汹涌波涛。

将新教主义的兴奋呼吁当作是某种愚蠢的反文化代表，怕是小看他们了，要扫除几个世纪以来形式繁复的习俗和不可置疑的权威，那些非常直白的号召既动人心弦又令人毛骨悚然。如果曾经发生过毁灭伪神道和假偶像的事，那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真理福音的纯洁，告诉大家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独自在经文里发现真理福音。这真是一次思想解放，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认可个人主义，那些经历过这个自由和自足思潮冲洗的人，仿佛获得新生：如饮净水，如吸纯氧。

罗马天主教一向被描述为母亲形象，那么，现在孩子们是时候该长大了，当然，不需要每个人都离家出走。16世纪40年代，在兰开斯特郡和康沃尔郡，年轻人和上辈人一样沿袭旧的生活方式，或者过着比他们更古老的生活。在西部北部，虽然意识到两个抗议克兰默新制度的主教埃德蒙·波纳和斯蒂芬·嘉德纳已经被投入监狱，他们的教区已经指派给了改革派。祭司还是偷偷摸摸、战战兢兢地用拉丁文做弥撒，然而，也有一些下死决心不计后果抵抗的。1547年4月6日，在海尔斯顿（Helston），威廉·博迪（William Body）在康沃尔监督销毁偶像的时候，在教堂前被殴打致死。两年后，在东南部因强制推行《公祷书》引起大规模叛乱，其高潮是围攻埃克赛特的35天，共4 000德文郡人和康沃尔郡人死于萨姆普福德科特尼（Sampford Courtenay）的激战中。

更糟的是在牛津郡和白金汉郡，又爆发了反对《公祷书》的叛乱；因为高物价和圈地运动（land enclosure）加上对社会经济不满，在东盎格利亚，3 000名工匠、城市手工艺人和自耕农在诺里奇外面的摩斯赫得·希斯（Mousehold Heath）扎营，起义情势更严峻。他们的头领是制革工罗伯特·凯特（Robert Kett），他“对所有绅士怀着满腔仇恨，视为死敌”，摩斯赫得的造反者特别提出，要禁止地主使用公地或用平民的耕地费养羊。这场叛乱也被镇压了下去，死了几千人，之后，萨默赛特当局威信扫地。一时之间，有动议要请玛丽公主摄政；但是，在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Earl of Warwick）这个大贵族的新首领支持下，克兰默牢牢把握着改革原则。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就是只变本加厉，没收多余的弥撒器皿，邀请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看你站在什么立场）新教徒来英格兰居住，到牛津和剑桥任职。

自然，没有国王本人的大力支持，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当他从孩童成长为少年时，爱德华六世越发显现出得其父真传，根本不是流行传说中脸色苍白的软柿子。爱德华和亨利一样，骑马、架鹰、打猎，乐此不疲；脾气也同样火爆（特别是得不到他认为适量的津贴时）；一样执着地认为自己完全配得上当教会最高元首，只是和父亲有一点不一样，爱德华对旧宗教毫不留恋。他的教育来自——和朋友亲戚一起，同父异母姐姐伊丽莎白，查尔斯·布兰登与玛丽·都铎的孩子们——热诚而知识渊博的新教徒们，包括他的导师约翰·奇克（John Cheke）。他从小就得到灌输，要炸毁愚昧罗马天主教主义者的偶像崇拜，要把它放在首位；要枪弹上膛，随时准备着。在他还只有10岁的时候，就让大家知道教皇“是魔鬼的真正儿子，反基督，是讨厌的暴君”。1550年，他得知同父异母姐姐玛丽不顾1549年的《统一礼仪法》（Act of Uniformity）已经宣布弥撒不合法，不仅坚持天主教崇拜形式，而且毫不掩饰这事儿。为了解决这件事，专门召开了触霉头会议，爱德华自己报告说：“玛丽小姐，我的姐姐，来威斯敏斯特见我。致意后，我的枢密院大臣叫她进了一个房间，宣布我已经忍受她做弥撒很久了。她回答道，她的灵魂属于上帝，她的面孔不会改变，也不想假装做些相反的事。”玛丽在感情上忠于她的弟弟，但她更忠于旧教会，事实上，之后她增加了弥撒次数，一天两次甚至三次。“当他们命令、禁止我做弥撒的时候，我就想着，和父亲当日在世时有一段时间那样忍受吧，”她说，“我像一个无知的小姑娘，我不在乎自己，也不在乎这个世俗世界，我只在乎为上帝服务和我的良心。”

无疑，玛丽这样坚定的殉道者情结，有着其原因：一是她妈妈的示范及其痛苦经历；二是后来几年，她从玛丽公主降格为非法的玛丽小姐所受的屈辱。但是到她弟弟继位时，她已经不是自以为的那么无助了。1543年，凯瑟琳·珀尔说服亨利八世，重新把玛丽和伊丽莎白列为王位继承人，还将两个女孩接到她的房子里居住。1544年画的一幅肖像，珍贵的石青蓝底色，显示玛丽不是传说中邋遢修女那样的怪物，而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公主，佩戴着珠宝，穿着光彩夺目的法兰西天鹅绒衣服。因为她父亲自觉愧疚，后来慷慨地赠送她大批位于东盎格利亚的宫殿和城堡。玛丽凭自己的地位，就已经大权在握。她还有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同盟，就是表哥查尔斯五世皇帝；假如不许她做弥撒，他就威胁说要开战；因为他好客，玛丽曾试图逃离克兰默的福音派体制，要投奔他。

1552年春夏，爱德华感冒了，发烧不止，后来恶化成呼吸道感染。福音派的守护人们很明白必须采取一些极端措施，否则玛丽要把英格兰拉回到宗教改革前的那个样子。15岁的病重国王与约翰·达德利也就是这时的诺森伯兰伯爵密谋，要阻止这个灾难发生，诺森伯兰动作敏捷，让儿子吉尔福德·达德利（Guildford Dudley）和简·格雷（Jane Grey）小姐结婚；她是那对著名的私奔者查尔斯·布兰登和玛丽·都铎的孙女，非常可靠的新教徒。爱德华肺部感染（不是肺结核）持续恶化，肺部化脓，迫使他长时间一阵阵地咳嗽。简·格雷和吉尔福德·达德利被命令赶快生育继承人，越快越好，但还是来不及了。1553年4月13日，爱德华去世。诺森伯兰招来简，告诉后者现在她已经是女王了，让人把皇室华盖罩在她头上；但是，作为这场先发制人行动的策划者，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没有确保先将玛丽锁起来，又把钥匙拿在自己手里。

诺森伯兰对民族情绪和玛丽本人的判断都出了错，这真要命。他的政变根本没有吓倒她，她讨还血债的时候到了，她决心像个十字军骑士那样战斗。她从自己在哈特福德郡亨斯登（Hunsdon）的家出发，向北穿过剑桥郡，在萨福克的福瑞林姆（Framlingham）城堡竖起自己的旗帜。这是诺福克公爵祖先的领地，公爵自己1547年起被关了起来，成千上万的人马上集合到她这里。因为长期以来，玛丽在天主教为主的郡里很受绅士和骑士阶层爱戴，这是事实，有些人记得她母亲遭遇不堪，有些人认为她会拯救他们，不再有宗教改革的外国做派，还有的人——也许绝大部分——尽管他们被迫和罗马教廷疏远，仍然相信玛丽应该继承王位，因为她父亲的遗嘱写得很清楚。所有这一切都是玛丽开启自己事业的充分理由，在伊普斯维奇（Ipswich），简·格雷女王海军的水手们哗变了；诺森伯兰自己队伍里的战士逃走，聚集到玛丽旗下。在剑桥，诺森伯兰假装可怜地把帽子扔向空中，喊出“上帝保佑玛丽女王”，想要保住自己的头颅。玛丽骑着一匹白马，眼里含着泪水，检阅了1.5万人的队伍。她宣称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谁又能说她说得不对呢？

1553年9月，玛丽凯旋，乘双轮敞篷马车进入伦敦，街上铺满了鲜花。一时间，她看起来要把时钟拨回到从前亨利八世在位期间的那个保守时光。她接见了妹妹伊丽莎白，后者来向她致敬（谨慎地带了2 000骑兵组成的小部队）；把波纳和嘉德纳两位主教放出囚牢；让议会赶快废止爱德华任期内的所有宗教立法。但实际上，玛丽的使命更加激进反动，她不只要教会回到1546年那个样子，她还想要它回到1526年那样：服从罗马教廷。当她宣布解散修道院时卖出去的土地不能恢复，几乎没有人反对，教皇使节红衣主教博尔（Pole）从流放地回来。1554年，议会上下两院屈服，对16世纪30年代以来所做的一切含泪悔罪。克兰默受到女王最严厉的指责，以分裂罪被捕，和其他冒犯的福音派主教一起，送进伦敦塔，女王下达命令把教堂壁画重新画出来，恢复十字架雕塑、石头祭坛和拉丁文弥撒。1554年11月30日，玛丽正式宣布，英格兰教会回归罗马教廷，命令将这一天（正好赶上是圣安德鲁日）作为以后全英格兰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庆祝。

只有一件紧要急事在玛丽欢欣鼓舞中投下阴影：岁月不饶人。她已38岁，按16世纪的标准，要想怀孕的话早已超龄，她的神圣职责却是要生下继承人，确保英格兰忠于罗马。她一直把查尔斯皇帝当作保护神，因此选他儿子西班牙的菲利普做丈夫才顺理成章，议会对此震惊不已，恳求她转而在英格兰范围内选择；甚至超级保守的加德纳主教也想打消她这个念头。坚定不移的女王小小地发了一通脾气，抗议说如果被迫与不喜欢的人结婚，她会在几星期内死去，不可能生出继承人。保护英格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菲利普结婚，他只有国王头衔，却要起誓保护、保存英格兰国体；如果女王死在他之前，他也被排除在继承人之外。菲利普本人其实没有兴趣将火刑引进到伦敦街头。但是，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这桩与西班牙的联姻，无疑让大家对女王的喜爱一落千丈，而且无可挽回。“女王打心眼里就是西班牙人，”他们这么说，“爱西班牙胜过英格兰。”

当托马斯·怀亚特带领3 000名绅士和平民，从肯特一路来到伦敦城门口，似乎应验了悲观者的预言；他父亲是从前爱慕安·博林的那位诗人。爱德华在位时已经流行，并且大家公认重要的词——共同体与自由——是怀亚特宣传的显著特点。在宣传中他把自己包装成英格兰自由的保卫者，发誓“废除、阻止外国人”，至少在某些人的思想里，新教主义和爱国主义开始联系起来。

玛丽见风使舵，戴着王冠穿着国服，来到公会堂（Guildhall），声称（有点儿傻）是因为枢密院请求她结婚。如有不满，可以在议会讨论这事，但是当前人民必须和她站在一起反对叛乱。那么大家就站到她一边，2万多伦敦人志愿保卫城市。怀亚特的军队没能打进拉德盖特（Ludgate），随即迅速溃败、散去，他的事业和人生都败光了。自然，玛丽认为这又是上帝的功劳：标志着上帝赞同她的婚姻。1554年7月，婚礼在温切斯特天主教堂如期举行。菲利普大胆和气地对待他的大龄新娘，不像威尼斯大使，描述玛丽此时“没有眉毛，她是个圣人，穿着古怪”。西班牙随行人员发现英格兰人“苍白、粉红、爱吵闹”，从天主教堂出来时，他们赶上了经典的英格兰夏天气候，一阵瓢泼大雨。但是，没什么能浇灭玛丽的欣喜，在她孤独的人生里，生平第一次，她相信她有依靠了，她甚至相信菲利普是完美无缺的纯贞君主（这也好，她永远都不知道婚礼后几个月内，他就带着两个情妇去了荷兰），现在，有上帝和菲利普的帮助，她可以开始清洗被异端污染的英格兰了。

1555年火刑开始出现。三年内，玛丽烧死了220个男人和60个女人。开始时，火刑使人们警醒，到后来火刑使人们——不止新教徒或温和的天主教徒——感到恐怖。1555年11月，克兰默的死敌，年迈的加德纳主教临死前，大声疾呼反对火刑。菲利普及其最亲近的一些大臣都被玛丽日益狂热的激情惊得目瞪口呆，预计这会使人民疏远王室，他们猜中了。

玛丽开头就强调要展示审判，报复爱德华时期的宗教改革（可那时没有一个天主教徒被绑在火刑柱上）。第一批被烧死的人中有格洛斯特主教约翰·胡珀（John Hooper），他缓慢地死去，因为扔在柴堆上的火药没有爆燃。接下来是伦敦主教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 Ridley）和沃奇斯特主教休·拉蒂默（Hugh Latimer），二人被带到牛津，进行荒谬的审查，正式裁决他们的观点该当死罪。1556年2月14日，他们在百老汇街被绑上火刑柱。不久拉蒂默告诉自己共同赴死的同伴：“里德利大人，坦然面对做个男子汉吧。今天，我们将在英格兰点亮一支蜡烛，这是上帝的恩典，我相信这蜡烛永不熄灭。”对托马斯·克兰默的审判也放在牛津，他被迫站在高高的基督教天主堂十字架上（就是他自己热衷于销毁的那种东西），听取据说是他带给英格兰的罪恶连祷文。克兰默抵抗了一会儿，然后，发布了给他的火刑令。他屈服并签署一份放弃新教信仰的声明。如果克兰默指望这能保命，那就错了，相反，女王要求他在牛津大学的圣玛丽教堂正式声明悔罪，之后还是要烧死他。出乎意料的是，克兰默没有说什么赎罪悔过的话，而是公然重申自己的新教信仰，他咆哮着：“至于教皇，我拒绝认同他，因为这是反基督的。”[3]克兰默被人从讲坛上拽下来，拖到火刑柱上去，火点起来后，他将签署放弃新教信仰伪声明的手伸进火焰里，以示对其不诚实的惩罚。

玛丽烧死的绝大部分殉教者都是一般角色——织布工、蜡烛工、刀具制作者——很多人都很年轻，属于自己阅读英语《圣经》寻找真理并体会到兴奋的一代人。像罗林斯·怀特（Rawlings White）这样的人，他是个文盲渔夫，出钱让儿子上学，学会阅读后，儿子每晚饭后给他朗读《圣经》；一个穷瞎子女人德比郡的琼·威斯特（Joan Waist）攒钱买了《新约圣经》，付钱请人读给自己听。诸如怀特、威斯特等人简单有力信仰的生动事迹都记录在册。这本书比任何其他书，都更能定义英格兰新教；或者，毋宁说，它重写了历史，从而在某个意义上说起来，一直就是上帝的意志使英格兰命运和罗马教廷分开。这本书的名字是《殉道史》（Book of Martyrs），也叫《行状录》（Acts and Monuments），作者约翰·福克斯（John Foxe），1563年伊丽莎白在位时首次出版。这书图（木刻）文并茂，把玛丽火刑变成了英格兰牺牲和救赎的民族史诗，正如基督为拯救人类牺牲了自己，受玛丽火刑的烈士们也是为了从外国暴君和反基督的统治下拯救英格兰而死。

蒂莫西·布莱特（Timothy Bright）本来是个医生，后被授予神职成为教士，1589年以方便携带的四开节略本（quarto format）出版福克斯的这本书，使它的影响达到最广；这时正逢英格兰侥幸逃过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打击。到这时候，毫无疑问，英格兰民族的命运历史都与新教主义息息相关；福克斯给予遇难烈士事迹的待遇仿佛更加证明他们不仅是精神牺牲品，某种角度来看，还是爱国者，不消说福克斯的书是宣传品，但它也包含着一个基本道德核心真理。不用说，玛丽的父亲在别处焚烧过更多异教徒，绝大部分人沉默不语，历史上关于“血腥玛丽”急躁的老套说法，比起在位时玛丽不可言说的残暴，那些都不足以冲淡她穷凶极恶的罪行。

事实上，越来越多人觉得玛丽和她的政府有些不对头，两次有消息说她怀孕了，两次最后都没动静，菲利普对自己作为丈夫和伙伴的关系深感不安，两次离开，女王承受着幻想破灭的痛苦，还得了卵巢癌或宫颈癌。1557年丢了加莱（Calais），真是丢脸，这是金雀花帝国最后的碎片——凑巧的是物价飞涨，城镇失业率高企——痛苦中的英格兰恍如又经历了一场瘟疫。托马斯·斯密斯（Thomas Smith）是激动人心的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他说：“我从没有看见英格兰缺钱、缺人、缺有钱人……什么都没有了，只剩罚款、绞刑、大卸八块、火刑、征税、乞讨，还弄丢了海外堡垒。只那么几个祭司，竖起六英尺高的十字架，就把持了一切，以为万事大吉。”1558年11月17日，玛丽想着她那宗教主张不太可靠的妹妹伊丽莎白要继承王位，在巨大的痛苦和屈辱中死去。她还设法签署了两张额外的火刑许可证。

一开始，伊丽莎白就表明她要废除玛丽反宗教改革的过激部分，祭司在皇家小教堂里点亮蜡烛时，被告知灭掉它，“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但伊丽莎白是要恢复她父亲保守的改革教会，还是要她福音派弟弟的那种教会，谁也说不准。1559年，颁布《统一礼仪法》试图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二者都可以实践自己的信仰，革除了弥撒，再一次引进《公祷书》，但鼓励祭司单身，圣徒纪念日还保留在历法里。这样给各教区留下了很大回旋余地。

伊丽莎白不像她父亲自封“最高元首”，而是别出心裁，弄了个“最高统领”（Supreme Governor）头衔，毕竟她要结束宗教战争，它已经在英格兰政体上撕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在她的同父异母弟弟、姐姐的任期内，英格兰人关于真理、信念、服从的说法相互排斥，各自为营，两极分化情况不减只增。16世纪60年代，英格兰天主教徒可以同时忠于教会和女王，但他们只能接过伊丽莎白的赏赐，这只在英格兰教会范畴里起作用，可惜大部分人不满，认为这样不够；对罗马教廷而言，这又简直不值一提。因为16世纪60年代，反宗教改革派扮演挑起不调和战争的角色，矛头直指中心，不达目的不罢休，不允许忠实而与世隔绝的英格兰天主教贱民进入英格兰新教所指的异教徒教堂。如果在公开情况下，他们被迫顺应环境以免遭迫害，那么暗地里他们不得不找到秘密教堂，继续遵守老规矩。这时候，他们的职责是在英格兰之外——从西班牙、苏格兰的天主教女王、教皇那里获得帮助。1570年，教皇宣誓，任何刺杀伊丽莎白一世的人都会成为殉道者升入天堂，得到他的祝福。

不用说，隔绝神职人员，对教会来说就是判了死刑缓期执行，因为它的礼拜形式依靠祭司来完成。剥夺公开礼仪，就是彻底摧毁公共社区的整体感，这是旧教会赖以壮大的根基。那么英格兰天主教还剩下什么？是一种地下存在，一种流动教会，寄托于方便走私藏匿的物件：

小册子、微型雕像、珠宝、念珠串。在外国神学院训练的英格兰天主教神父走私进来，结果是送死，或者躲在富裕又有权势保护他们的天主教徒家里。因此，英格兰天主教最后是这样的：它在神父洞里找到了一席之地，原本在龙梅尔福德（Long Melford）隆重壮观的游行，降格为慌忙夺路的信仰。

[1] 这里指玫瑰战争。——译者注

[2] 狐狸和熊，比喻弗朗西斯和亨利身型。——译者注

[3] 新教认为，只有上帝是唯一最高的裁判。——译者注

第七章

女王的身体

高德福雷·哥德曼（Godfrey Goodman）开始爱上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才5岁，而她已经53岁。很久以后，当查尔斯一世在位的时候，他成了格洛斯特主教，依然记得1588年——正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猖狂的紧张年份——的那个傍晚，当时他家住在“圣克莱蒙教堂附近的斯特兰德街上尽头，突然有消息说（是12月的傍晚5点左右，当时天很黑）女王要到枢密院来，你想见女王的话，就快去”。高德福雷和朋友们撒开双腿飞奔过去，穿过伦敦街头到了白厅宫（Whitehall Palace），只见院子大门口两边站满了人，火把照亮四周。大约一小时后，伊丽莎白“很气派地”出现了，然后我们喊：“上帝保佑你，陛下。”然后女王转身，对我们说：“上帝保佑你们，我的所有好子民。”然后我们再喊：“上帝保佑你，陛下。”然后女王说：“你们也许以后会有更伟大的君主，但是不会有更可爱的君主了。”……这一幕给我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我们一整天什么也没做，尽说着她是多么可爱的女王，我们这辈子要怎么卖力地为她效命。

她对所有人都有这种魔力，尤其是男人，甚至当他们上了年纪，本来应该更加洞察世故却仍然难免。来自泰晤士河畔瓦尔顿（Walton-on-Thames）的约翰·塞尔文（John Selwyn）下定决心要向伊丽莎白展示自己的阳刚之气。一次在奥特兰兹（Oatlands）皇家公园打猎时，他从自己的马上跳到牡鹿背上，骑着它来到女王面前，接着用剑割断牡鹿喉管杀死它；毕竟，她被当成了戴安娜（Diana）[1]［更别提贝尔弗比（Belphoebe）、辛西娅（Cynthia）、阿斯脱利亚（Astraea）与塞林克斯（Sirinx）］[2]。尽管诗人和叙事歌谣作者们都歌颂她为女神，但是很明显伊丽莎白一世也是凡胎肉身。她无能、傲慢、恶毒、残忍，常常不公，更多时候优柔寡断得令人发狂：换言之，一个真正都铎家族的人。可同时，她又勇敢、聪明、能言善辩、看着赏心悦目，偶尔也有真知灼见。她魅力十足，处世精明；不论对方地位高低，她都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事实上，她才是不列颠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女政治家。极少因为恐吓而退缩，她也明白，说到底只有基于奉献的忠实才最牢固。那么，这种奉献是否大半因为她刻意控制公众形象才引起的，就无关紧要了。我们历史上哪个政权不这么做？伊丽莎白成功地做到使英格兰人为自己是英格兰人而高兴（不小的成就），让他们感到她比他们更在乎这一点。人无完人，但她的情况是，她是一国之君，唯一的问题是——是个大问题——她不能生育。

1603年2月，忧伤笼罩着伊丽莎白，同时她十分痛苦。因为喉咙溃疡，她咽不下食物，只能用调羹送一点点汤汁进入食管。双手长期受风湿病折磨，此时廷臣已不再吻她的手指，它们肿胀得太厉害，女王的加冕戒指已深深地嵌入了肉里，因而决定要锉掉它。不管她是否真的在加冕礼上展示过这戒指，表示她和人民绑在一起的婚礼标志，多年来，每个人都相信了这一点。一个叙事歌谣作者写她对她的追求者——快乐的英格兰，这样唱道：

这是我的手

我的爱人英格兰

我全心全意都和你在一起

永不离弃

你可以确定

直到死亡分开咱俩

这时，分离的时刻到了。

当然，大家都认为她长生不老，“semper semper eadem”（从来都一样），据说这话是她那不幸的母亲的座右铭。她越上年纪，肖像画家就越往年轻里画她，三角胸衣上从来都是洋丁香、三色堇盛开。1602年，即她死的前一年，诗人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还在坚持献殷勤：

时光为她留驻

青春与美

依旧充实在

她的眼眸和两颊

奇怪的是，尽管她戴着俗气的假发，牙齿黑、胸脯瘪塌（这是最后发现的，而且符合处女状态），像威尼斯大使斯卡里内利（Scarinelli）这样的外国人，看着珍珠以梨形环绕她的额头，也还是觉得伊丽莎白的美“尽管已逝”，但是居然没有完全消失。日耳曼人托马斯·普拉特（Thomas Platter）发誓，他在面具下看到的是个年轻女人，“不过20岁的年纪”。她在圣母报喜日（Annunciation of the Virgin）前一天去世，据说“死得安详，如苹果成熟从枝头落地”般；从她身上除下的内衣，就看得出是少女身形：蜂腰、窄臀、肢体修长。

根据医生的说法，女性身体如果没有完成上帝赋予她们的任务，就有染上萎黄病或叫“缺绿病”这种处女病的危险，呈现标志性的“黑黝黝的鼬鼠”颜色。因此，女王的情况尤为不同寻常。这本是女性卵子没有消耗，衰败后腐蚀到身体上部的结果（现代医学认为卵子存储在卵巢里）。1554年，约翰·兰格（John Lange）第一个发布缺绿病的诊断结果，建议通过有益的性交排出有害身体的卵子。曾有一个时候，伊丽莎白一世的枢密院大臣们非常希望她能这样做，这是为她自己好，也是为了英格兰；因为二者实为一体，众人希望伊丽莎白找个丈夫，生下继承人，以便保持英格兰的和平、信仰虔敬，还有，保证繁荣，但她没有这样做。此刻，他们将她的遗体放进墓里，尚且有人认为伊丽莎白辜负了英格兰。不必说，她非常独特，一个人挑起英格兰的重担，但她也已经警告了每个人可能到来的危险。登基之初，她就说自己有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思量的身体”，是女人；但另一个，是上帝应允的，“政治的体格，用来统治”。以后她逐步调整，使前者服从后者，发明了君主制历史上的创新：雌雄同体的处女君王。

她永远逃不过性别政治，生物学让她母亲做了王后，又害死了她。1542年，安妮·博林死后6年，伊丽莎白8岁，当然开始明白父亲宫廷的旋转门，或者至少继母们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亨利八世外出打猎，她的表亲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因为和另一个表亲托马斯·卡尔佩帕（Thomas Culpeper）有染被宣判处死。因此，如果说女人受制于欲望，而不受理智控制，那么霍华德家的女性更容易在这上面栽跟头，但是凯瑟琳·霍华德一点儿也没有减轻安妮·博林的罪孽和罪行，对安妮的谴责一直是乱伦、通奸的女巫。伊丽莎白的舅妈她母亲的嫂子罗奇福德夫人（Lady Rochford）怂恿卡尔佩帕接近凯瑟琳·霍华德，这个事实怕也于事无补。有句老话说，孩子喝谁的奶将来脾气就随谁，谁知道伊丽莎白的都铎血统有没有让女巫的乳头给玷污了呢？

因此，既然这个红金色头发的女孩子有嫌疑，就特别需要一个监护人；更要紧的，这监护人得想着她的长处，而不把她想成坏孩子。在最后一个继母凯瑟琳·珀尔（Catherine Parr）身上，伊丽莎白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保护女神，她是亨利八世的第六个王后，正是她说服他将两个女儿重新列为继承人，1544年，议会正式通过这条法令。凯瑟琳把伊丽莎白接到自己在切尔西（Chelsea）的家中，短短的一段时间后，伊丽莎白感受到赞同甚至喜爱，她放松下来，她那坏脾气厚脸皮的父亲，把溃疡的腿搁在凯瑟琳王后的膝盖上，一边微笑着表扬她，这时她是美德的活化身了，而不是罪孽的提示。1545年，这个12岁的女孩呈给父亲一个本子，她自己的法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翻译合在一起，是王后的典范《祈祷与沉思录》（Prayers and Meditations）一书，用深红色的布面装订，交叉绣着亨利和凯瑟琳的名字首字母，以金银线缝制。重新获得宠爱后，伊丽莎白和弟弟爱德华也亲密起来，毕竟，他只比她小3岁。1547年1月，亨利去世的消息当着姐弟俩一起宣布，旁边的爱德华扑到姐姐怀里啜泣。他俩拥有相同的老师，包括令人敬畏的学识渊博的剑桥人文主义者约翰·奇克。他没有因为当时所谓女性头脑简单的成见，对她的教诲退而求其次。1548年罗杰·阿斯克姆（Roger Ascham）教过她，他给另一个学者朋友写信，赞叹：

她的头脑没有女性的弱点，为人坚韧如男子，学得快又记得牢。法语和意大利语说得与英语一样流利，常和我用拉丁语对话，出口成章，希腊语稍逊。她书写的希腊文拉丁文，其优美可以说世上罕见。她喜爱音乐，又精通音乐。着装优雅而非炫耀。

阿斯克姆可不是一般谦恭的大学老师，而是会因为受聘于宫廷就得意扬扬的那种人。他的话分量很重，他是当时的一代书法宗师，当然正是他教会伊丽莎白写得一手好字；他提倡严格的“对译”法，就是让学生拿已经译成英文的拉丁语文章，在还没有读过拉丁文原文的情况下，再翻译成拉丁文。阿斯克姆还是剑桥大学的公共演说家，因为这个角色，他给伊丽莎白看西塞罗的《论演说家》（De Oratore）。这个稀奇古怪的念头是要培养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做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根本不适合女性的事：公共演讲术。她的姐姐玛丽有时候表现出一些技巧和勇气，但从一开始，伊丽莎白的政治武器兵工厂里最强大的武器就是修辞。她总是自己起草演讲，还要几易其稿。她在位的开头几年，这些演讲由男性朗读；没多久，伊丽莎白开始自己念，效果出奇的好。她抑扬顿挫的演讲或强硬或诱导或嘲讽或威吓，只要她一开金口，对手和批评家们就退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好日子过了。

在爱德华的明确要求下，这位十多岁公主的肖像被画了出来，是一副文艺复兴楷模的样子：虔诚又有学识。国王叫她“可爱的贞洁姐姐”，后来成为她处女标识的珍珠，这时候已开始装饰她。机敏聪颖的面庞，坚毅的下巴，长而挺括的鼻子，左手指着书页，仿佛被打断而不耐烦地要继续读下去。甚至在她还要对个人品质略作自谦时，伊丽莎白已经晓得自己力量何在。“这副面孔我也许要脸红一下，”她给国王弟弟写信说，“但是，我永远不会羞于表达思想。”

那时她还没有脱离嫌疑。直到1558年11月17日她成为女王之前，伊丽莎白的生活都在澄清自己和忍受耻辱中平衡得很好。她用博林家的黑眼睛观察，知道自己被人盯梢，但她是个少女，和她母亲曾经时一样贪玩，而且她不可避免地有放松警惕的时候。有一次差点儿就毁了她。

那是最出乎意料的时刻，爱德华六世刚当国王的头几年，是伊丽莎白年轻时过得最舒心的日子，直到那次丑闻打断了这段时光。到那时为止，无可指责的基督徒王后亨利八世的遗孀凯瑟琳·珀尔引起大家的惊讶，居然和她从前曾经谈婚论嫁的那个男人结了婚。当时原本就是亨利八世横刀夺爱，他是海军上将托马斯·西摩尔（Lord High Admiral，Thomas Seymour），也就是爱德华六世的舅舅，其兄爱德华·西摩尔是萨默赛特公爵兼护国公（Edward Seymour，Duke of Somerset and Lord Protector），那是英格兰最有实权的人。托马斯38岁，长得一表人才，野心勃勃。凯瑟琳很快就怀孕了，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太快了一点，根据1549年针对西摩尔的证词，这正是麻烦开始之时。

托马斯·西摩尔和凯瑟琳·珀尔结婚前，曾想过也许他可以和伊丽莎白配成一对，那时她只有14岁，但按当时的贵族标准已经算到适婚年龄了。他的哥哥、护国公得知这一鲁莽想法后感到震惊，断然制止了他。可是，当伊丽莎白在格洛斯特郡苏德利（Sudeley）城堡西摩尔家（Seymour ménage）小住几个月时，海军上将把开玩笑般的打打闹闹变成了某种和调情差不多的危险行径。伊丽莎白的家庭女教师凯特·阿什利（Kat Ashley）说，他一大早只穿着“睡衣……赤脚”就进入她的卧室，“她还没有打扮停当”。

如果她已经下地，他就对她说早安，问候她，亲昵地在她背上或屁股上拍打……还有如果她还没有起床，他会拉开窗帘……装着他要扑过来的样子，她就往床的里面去，要躲过他。还有一个早上，他力争在床上吻了她，那时这个应讯者（凯特）在场，就叫他出去，说他可耻。

那么，凯特·阿什利这么说的时候，她是笑着呢还是皱着眉头呢？拍屁股是不是无心取乐，就和英格兰人有名无实地表示喜爱身体接触的说法一样？或者，是邪恶舅舅要染指王位继承人？因为有时，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凯瑟琳自己也会参与进打闹里来不让伊丽莎白动弹，而同时海军上将把她穿的一件黑色连衣裙砍成了条条。过一会儿，凯瑟琳就沉下脸来停住了笑声。她怀孕了，开始“怀疑海军上将常常接近伊丽莎白郡主（Lady Elizabeth’s Grace）并且会突然过来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俩会单独在一起（他环抱着她）。这样，她就和海军上将与郡主两个人都吵了起来”。12岁时娴静的伊丽莎白，给过凯瑟琳一本她自己翻译的《纳瓦拉的玛格丽特罪恶灵魂沉思录》（Marguerite of Navarre’s Meditations of a Sinful Soul），是对非法情人乱伦的警示。这时候面具揭开，让人大吃一惊，她原来是个戏弄人的小家伙；或者，最起码，伊丽莎白成了西摩尔罪恶不轨图谋的牺牲品。为了大家都好，她被打发走了。

可是，这只是个开头，伊丽莎白走后几个星期，凯瑟琳·珀尔死于难产。托马斯·西摩尔毫不气馁，着手阴谋推翻哥哥还要取而代之，要绑架爱德华六世，让他和简·格雷小姐结婚，他来做新的护国公。他喝得微微醉醺地走到国王卧室门外，爱德华的西班牙猎狗忠于职守，一通狂吠，这个阴谋败露了。西摩尔被捕，押去伦敦塔，对他的指控多达33项。其中之一就是不经枢密院同意计划和伊丽莎白结婚，这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叛国行为。

凯特·阿什利和伊丽莎白的管家一起接受讯问，她也在苏德利见证了发生的事，说出公主卧室里嬉笑打闹的所有细节，使审讯者罗伯特·泰威特爵士（Sir Robert Tyrwhit）大为愤怒；尽管如此，凯特拒绝指控公主有任何针对国王、枢密院或英格兰的阴谋。当问到伊丽莎白自己时，令人不快的记忆一定飞快闪过——人家告诉她的她母亲和表亲凯瑟琳的事——然而，与往常深陷困境一样，伊丽莎白利用了强大的坚毅内心。她平铺直叙地说出事实，既不回避也不减轻，承认自己知道西摩尔想和她结婚的野心，但否认她曾给他哪怕再细微的鼓励。她向护国公萨默赛特申明自己在西摩尔计谋里是无辜的：

我的大人，泰威特老爷和其他人告诉我，外国有谣言，玷污我的名誉和清白（二者我都非常珍惜），说：我在伦敦塔里，怀了海军上将的孩子。我的大人，这些都是无耻诽谤；因为它，我迫切希望、必须觐见国王陛下，此外，我最衷心地希望面见阁下您，请尽快决定准予我到法庭，以便将我本人的真实面貌呈上并展示给大家。

1月28日急就于哈特菲尔德（Hatfield）

请您为诚实的朋友略尽绵薄之力

伊丽莎白

请各位记住，她只有15岁，写的信读来这么毫无心机，可是要大费周章。她一定吓坏了，但伊丽莎白还是沉着的，请求实际上几乎是命令护国公发布一个声明“给乡村”（各郡）命令人民“停止传谣，宣布传闻只是谎言”。甚至她可能还没有她妈妈命运的记忆，伊丽莎白就已经在战斗，而安妮在当时是做不到的，就是保护自己的根本资产：能给她预留王位主张的好名声，也能给她强大有力的婚姻，没有人会要一个不贞洁的公主做新娘。

1549年，倒霉的托马斯·西摩尔被处决了。临死前夜，他用身上连接袜子与紧身上衣的蕾丝边的金属箍，给伊丽莎白和玛丽二人写了懦弱悔恨的辩白信。他的这种幼稚行为表明他深爱她俩。自然，这两封信都没有送到收信人手里。

这是无情的关于两性政治险境的早期教育。伊丽莎白不安地意识到她随时可能成为含沙射影的牺牲品；后来，她的同父异母姐姐玛丽，让她任期内的第一届议会宣布自己的母亲也就是阿拉贡的凯瑟琳与亨利八世的婚姻合法，这就使伊丽莎白又一次成为私生子；她忧虑发愁也没用。尽管没有人胆敢正式取消她的王位继承权，但是，在宫廷里，连亨利八世姐妹的女儿们的排序都排在她前头，她还被当作潜在的新教反抗中心而被监视，这些都侮辱了她。当怀亚特[3]徒劳地尝试阻止玛丽和西班牙的菲利普结婚时，伊丽莎白又被卷进非常严重的困局。断头台上，怀亚特坚持伊丽莎白事先不知道这个计划，伊丽莎白否认收到过据说是他寄给她的信。但无论如何，她被软禁在圣詹姆斯宫，接着传来不祥的命令，女王和枢密院要将她挪到伦敦塔去。那个两星期女王的表外甥女简·格雷，还在里面等着死刑。高墙外，怀亚特叛乱分子的内脏被取出后的残骸还挂在绞刑架上。

在被驳船送去监狱的途中，伊丽莎白突然记起护国公萨默赛特后来也被处死，他临刑前说的话：假如当时他答应弟弟托马斯见了他最后一面，也许他不会判处托马斯上断头台。这不无道理，伊丽莎白此时明白了，只有面见玛丽才能保命。因此她着手动笔写信，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引用了萨默赛特的自责，恳求女王接见她。她才思敏捷，只见她十指纤纤，开头几句书法紧凑优美，后面思绪和言辞激动起来，字母写得大了，笔走龙蛇一般。到底下，为了防止别有用心之辈添油加醋，损害她的意思，伊丽莎白画出潇洒的斜列线，龙飞凤舞地倾泻在页面上，直如泰晤士河上的波浪涌动。她写着写着，不知不觉间，泰晤士河水涨上来了——到她写完，伦敦桥下的水位已经无法让驳船通过送她去伦敦塔了，谁说写得一笔好字不能救你一命？

第二天，他们用舢板送她去伦敦塔，不是传说的从叛国者门（Traitor’s Gate）而是从旁边的商人入口进去。这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据传说伊丽莎白坐在潮湿的石块上，眼里噙着泪水，声音不高，对自己的几个随从说：“我请你们，所有我的好朋友好伙伴，为我作证，我不是叛国者，我只是个女人，请你们任何人，只要活着就为我在女王面前作证。”伊丽莎白在伦敦塔里待了两个月，关于她的食物，有过争执。玛丽女王坚持她要和任何其他囚犯一样在上尉的桌子上吃饭，而不是自己预备。她可以在比彻姆（Beauchamp）通往钟塔的小路上走走，但有人监视她。1554年4月，她被释放带去里士满宫，杯弓蛇影中她以为这将是自己的行刑之地。但在伍德斯托克软禁一年后，她终于见到玛丽，后者对伊丽莎白“仍然坚持事实真相”不满。

这一次生物学成了她的朋友，担心玛丽所谓怀孕不是预示生命而是死亡。她的丈夫菲利普国王采取谨慎的步骤，与伊丽莎白和解，打消玛丽把她剔除出王位继承人序列的念头，实际上，是他说服女王释放了她。菲利普打的算盘是，让伊丽莎白和一个适当的天主教君主结婚，借此占得先机，在信奉新教的英格兰讨到便宜；尽管伊丽莎白为自己的自由，感激他的所作所为，却并不想拱手交出自由，她给玛丽写信抗议：

我极喜欢这种状况（单身），告诉自己没有其他生活能与之媲美……将来会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此时此刻，我以人格和忠心向你保证，只要上帝垂怜，我对你声明不做其他考虑，即使给我全欧洲最伟大的君主，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还有，愿女王陛下明鉴：我的答复基于处女的矜持而非任何草率决定。

到1558年秋，除了玛丽自己，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她的腹部隆起是肿瘤而不是怀孕。焚烧异教徒的刑罚仍在继续，但此时去往伊丽莎白居住的哈特福德郡哈特菲尔德宅的大路上，忠心耿耿的英格兰贵族络绎不绝，争先恐后地来表忠心；西班牙大使法里亚伯爵（Count Feria）也在其中，他看到两位都铎王朝同父异母姐妹的命运大相径庭，感到不安。“她是个非常自负的聪明女人，所受教育一定饱含其父处世之道，我生怕她对宗教事务不十分友好……全英格兰上下没有一个异教徒[4]或叛国者不是开心地感到起死回生一般赶来她身边。她意志坚定，不会被任何人操纵。”

1558年11月17日，来自伦敦的信使送来了等待已久的消息，我们历来珍视的传统说，伊丽莎白听到姐姐死讯时，正坐在或站在一棵古老橡树下，接过玛丽手上摘下来的戒指戴到自己手指上，然后面对大树跪下，用拉丁语说了《圣经·旧约·诗篇118》里的一句诗：“这是上帝所为，在我们眼里视作神奇”（A domino factum est mirabile in oculis nostris’，即This is the Lord’s doing and it is marvellous in our eyes）。

这是全英格兰历史上我们最熟悉最珍贵的一幕：橡树下的黄金女孩，即将开启全民族的伟大时代，其中大树扮演的支柱角色带来至关重要的神秘色彩。英格兰历史大多有橡木影子。据说古代布列塔尼人就崇拜它们；绿林好汉托庇于它们；逃亡的国王们藏身其中；橡木树芯做的船只航行在大海上，打败了各个帝国。只有到了下个世纪——比如，在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 《森林志》（Sylva，1664年）中——才明确说出，古老大树是民族天长地久的象征。哈特菲尔德橡树——树干上布满节瘤，身经霹雳而巍然屹立——是伊丽莎白的第一个忠实支持者。这样一来，实际上，是英格兰从自己的厚实传统里汲取了力量，宣告至关重要的新生。

那么，英格兰人真的这样想吗？毫无疑问，很多人，无论贫富，都急切地指望新君给他们减压。玛丽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寒冬萧瑟，收成低得可怜，食品价格飞涨；大路上流浪汉成群结队（据说如此）；瘟疫卷土重来；丢失了加莱，真是耻辱（为菲利普国王打仗的直接后果）。伊丽莎白在加冕典礼［据她的占星家约翰·迪（John Dee）占卜，1559年1月15日最吉利］前正式进入伦敦，刚刚用沙砾铺过的路上还有雪，但是一个同时代人说，“唯有欣喜，唯有祈祷，唯有安慰”。当然，盛大庆典和游行都是特意布置的宣传，自有商行会买单，他们热切盼望结束玛丽的各场战事，重归繁华；小心翼翼地设计它们，要讨个彩头，翻开新黛博拉[5]篇章，这年轻女王是智慧、虔诚和正义的化身。根据习俗，所有君王加冕前照例要待在伦敦塔里，伊丽莎白第二次由水路过去，自然，这对她自己和人民都意义不一般，被囚禁的痛苦记忆已经消除，代之以喜庆的期望。登基后的第一次演讲，她把自己的历程比作先知达尼埃勒（Daniel），说自己是经由上帝奇迹般解救才安全地脱离了狮子窝（伦敦塔里还真有几头狮子）。一路上每个环节都是精心安排的，以示她的任期将和她姐姐不同。另一次，肯定是排练过的举动，从一个象征真理的人物手中，伊丽莎白姿态优美地接过一本英语《圣经》，根据官方颂圣的《女王陛下纪事》（The Queen Majesty’s Passage）一书记载，“她恭恭敬敬地双手捧着，吻了它，贴在胸口，众人见了，甚是欢喜”。

对于最狂热的新教徒来说，这段虔诚哑剧还不足以补偿那段倒霉日子，即玛丽在位时，说得轻巧些是诸事不利；说得重些，是两性间神圣关系的全面大倒退。说女人是“弱者”的陈腐提法最早就是在1526年廷戴尔的英语版《圣经》里出现的。紧接着，新教徒关于家庭适当养生的手册里例行公事地重复它，还说女人必须服从男人。那么，英格兰王国这算怎么回事？难道就只是放大版的家长里短？被玛丽流放的苏格兰卡尔文教派（Calvinist）传道者，也是《敲响反对妖邪女人军团的第一记鼓声》（The 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1558年）的作者约翰·诺克斯（John Knox）认为，曾经有那么多女人当朝——玛丽·都铎、苏格兰的吉斯（Guise）家族玛丽、法兰西的美迪奇（Medici）家族凯瑟琳——他深恶痛绝这些妖魔鬼怪，认为这是个瘟疫物种；事实上，明摆着，这就是为什么时代脱榫的注脚。为了与当时的老生常谈一唱一和，诺克斯写道，女人“应该忠贞不渝、坚定不移、小心谨慎，做任何事都要明辨是非、理智，女人在美德方面不能和男人比……我敢说，大自然的确将（女人）塑造成更虚弱、脆弱、急躁、衰弱、愚蠢，向来的经历也表明了她们确实不忠、多变、残忍，无知、缺乏严格管理的精神，还有……所有女人的本性里都潜伏着这些恶习，她们做不了好统治者”。

诺克斯得知伊丽莎白继位，顾虑到不能损害英格兰新教政府的机会，写信给女王的新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解释（尽管不是撤回）他的谩骂，诺克斯和其他批判女性统治的批评家们一样，心里准备让步，承认伊丽莎白也许是个特例，她是上帝派来实现恢复福音意愿的人。但他坚持，她必须承认，对全能上帝的正常秩序来说，女人统治“有失体统”；他这么做也并非精心设计要来讨好年轻的女王。只是，就在英格兰境内，赞同诺克斯观点的大有人在，新教教堂里，布道时诵读的《婚姻状态讲道》（The Homily of the State of Matrimony）反复宣讲，女性身体固有的失败即“所有不堪一击的疾病”连祷文。后来的伦敦主教约翰·艾尔默（John Aylmer）写的《忠诚子民的庇护所》（An Harborowe for Faithfull and Trewe Subjects，1559年）被认为是反驳诺克斯的小册子。不管怎么样，他也只能这么写：上帝又选了一个女人做统治者，她“天性懦弱、身体脆弱、勇气不足、没有手段、不能震住敌人”，这个令人不解的抉择，只能解释为上帝在考验他自己产生奇迹的能力。

统治阶层里（及以外）的每个人都相信要用婚姻来纠正这一不幸，只是他们坚持（也许伊丽莎白自己感觉到了）她不能在侍候丈夫时有悖良心，又要无损君王权威；艾尔默巧妙地引用君王两个身子的简便说法。他说，作为自然女性，伊丽莎白当然是丈夫的附属；但作为君王，她只听从上帝而不服从任何人。这样讨论了丈夫的权威问题后，议会发起请愿，要女王在1559年2月结婚。伊丽莎白也不一定如多数传记作者想的那样排斥婚姻。爱德华在位期间，瑞典的埃里克王子（Prince Erik of Sweden）曾经为自己提亲；的确，她问过同父异母弟弟，也许她不“保持那种状态，虽然那时大家都最喜欢我，我也喜欢这样”，即她的处女状态。玛丽当朝时，她也说过差不多的话。但此时，英格兰的安危和新教徒能否现世安稳全靠她是不是能给英格兰生个继承人。她从来钢铁一般紧紧把握政治现实，深知众望何在。后人一直引用她给议会的回答当作她不愿结婚的证据。实际上，是威廉·卡姆登几十年后放进她嘴里的，那个伟大的结尾，“最后，对我来说这已足够，一块大理石将写明女王活着统治了多少时间，死时还是处女身”，这听起来更像墓志铭，而不是表述意愿。这肯定是她在位晚期的宣传，那时女王终身不嫁已经从责任上升为爱国崇拜，但这决非伊丽莎白当日所说，相反，她关注的不是她应不应该结婚（除了想当然之外），而是候选人的资质。她特地宣誓：“无论何时，只要上帝愿意，他喜欢我倾向于另一种生活，你们可以放心，我的意愿不是做或决定任何英格兰可以或应该有正当理由不满之事，至于谁能有这个机遇，我相信他会像我一样，小心照料英格兰和你们大家的。”

也就是说，伊丽莎白不会犯玛丽那样的错误，嫁给一个其野心和宗教都损害而不是保护英格兰利益的君主；与其匆匆忙忙在圣坛前起誓结婚，然后走向灾难，不如花一点时间找一个合适的人选。可是，另一些人倒觉得女王时间并不充裕，可以慢慢地挑拣；对国务大臣塞西尔而言，这事儿已迫在眉睫；他和他那帮爱德华时期的枢密院新教同僚，比如他的连襟尼古拉斯·培根（Nicholas Bacon），还有弗朗西斯·诺利斯（Francis Knollys），都在玛丽反改革的年月里吃够苦头，或被流放或中止了政治生涯。他们最懂得英格兰绝大部分人，或主观或不情不愿地依然是天主教徒；1559年的宗教协调裁决将主权从教会“最高元首”调和性地降低为“最高统领”。就这样，才克服了所有主教和七个世俗议员的反对，勉勉强强地在议会通过。就这事儿，必定有那么几次，甚至在伊丽莎白当政早期，塞西尔对女王是否是个好新教徒，还心存疑虑。某次圣诞节的时候，有个祭司想要做弥撒，她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从皇家小教堂拂袖而去；尽管如此，后来她又说，想在那里搞个十字架受难像。伊丽莎白也准备允许在圣餐礼上供应薄脆饼，把行圣餐礼的桌子挪到前面即以前石头圣坛的位置，坚持神职人员穿传统圣衣。对塞西尔来说，这也许是令人不快的拉锯过程，因为要保持天主教徒忠于英格兰，同时慢慢地使英格兰福音派恢复元气；但除了伊丽莎白自己，大家都意识到这样妥协其实两面不讨好，这使他惴惴不安。

在枢密院里，塞西尔每天进退维艰。他大大减小枢密院的规模，以便更好监管其忠诚度；可是即使这样，他还是要直接和桌子对面一批当日玛丽的大臣打交道。像威廉·佩特罗爵士（Sir William Petre）和温切斯特侯爵（Marquis of Winchester）等，伊丽莎白希望通过留用他们，使其立场中性化，但英格兰的很多大宗族——珀西家族、戴克斯（Dacres）家族，以及彭布罗克与阿伦德尔二家族——还基本上信天主教，这一切只会让塞西尔更加不安。他和同僚们谙悉要解决所有问题，这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瘟疫、汗热病都可能要了伊丽莎白的命；或者天花。1562年10月，她真的差一点死于天花；或者，有人会刺杀她，正如很多其他社会地位高高在上的达官显贵，他们自以为刀枪不入而其实不然。

因此，尽管女王一直和议会及私人枢密院说，只要时机成熟，她就料理婚姻大事，但那是她的个人私事，不用他们管；塞西尔那一班人几乎都要忍不住地提醒她，英格兰急需一位继承人。1560年，托马斯·查洛纳爵士（Sir Thomas Chaloner）送给女王一本歌颂她父亲的书作为新年礼物，献词里写着，希望她能“给您的谦恭加上丈夫的束缚……因为那样，一个小亨利就可以在宫廷里的我们面前玩耍”。说她的统治不过是中断了正常男性国王的序列，她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提供另一个男性国王来弥补这个过失，也许她对这个说法会感到不悦。

强调她只是个女人的提法由来已久。但是，假如一个候选人合适所有的标准——地位高、实用坦白、血统纯正、家财万贯——当然伊丽莎白会正眼瞧瞧。从1559年到1566年之间，不乏这样的追求者。最具实力的是菲利普二世，早在妻子去世前他就有所表示，但因为伊丽莎白与同父异母姐姐的朝政实在格格不入，常常坚持她永远不会将英格兰利益作为嫁给外国君主的价码，他根本就没戏。英格兰人认为，在一场为了西班牙利益而发动的战争中，丢失了加莱，菲利普的罪过甚至大于烧死异教徒。其他人选，如奥地利查尔斯大公等是狂热的天主教徒，这是先天不足。伊丽莎白，甚至一些枢密院新教成员，都设想这样一条路径，如果要找天主教徒配偶，除非可以预见到届时他会改变信仰，或者只在私下里保持天主教礼仪，或者同意孩子交给教会改革派抚养成人。但是，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无论哈布斯堡王朝还是法兰西王朝的人，都不会打算做这样的让步。

也有一些新教徒追求者，排着长队，希望她青眼有加。然而，像威廉·皮柯林爵士（Sir William Pickering）这样的人，他的名字在16世纪60年代早期常被提起，常常被看作（伊丽莎白自己倒最不这么想）家世不够尊贵。塞西尔更头痛的是，假如他给女王加压过大、操之过急，她可能把票投给那个大家都以为她真心爱的人。他可是新教徒，也是英格兰人，但很不幸，对塞西尔来说，他又是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

达德利和塞西尔正好相反，他的家世并不悠久，但他养成了古老血统贵族的气派。他引人注目、勇敢，而不是冷静温和；冲动而不审慎；他充满活力、激情四射，还令人难以置信地仪表堂堂，骑在马上就更加英俊潇洒。女王曾不止一次被谪贬，对那些（无论男女）她认为外表不佳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可否认的是他俩很般配。他的父亲诺森伯兰伯爵约翰·达德利取代了护国公萨默赛特，将后者送上断头台；只是没过多久，就因尝试把简·格雷郡主推上王位，诺森伯兰自己也送了性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罗伯特和伊丽莎白皆是断头台下的孤儿。他和她的同父异母弟弟爱德华一起接受教育，和伊丽莎白同时师从令人敬畏的阿斯克姆。玛丽执政时一片肃杀，他同情她的险恶处境；更重要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没钱接济伊丽莎白，就卖掉达德利家的一些领地，用来改善她的生活，这些事她永远不会忘记。不管身处何方，他们彼此有一种心灵伙伴的感觉，几乎像兄弟姐妹。他叫她的昵称是“眼睛”，给她的信署名“OO”，看见过他们在宫里跳沃尔塔舞（volta）的人都知道他们没兴趣多看别人一眼。

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对呢？不只是好莱坞制片人认为伊丽莎白和达德利是情人。他们喜爱对方身体的表现，这一点就惊骇到了当时的人；全欧洲都在流传关于他们的绯闻，包括西班牙驻英格兰大使，都确信他们一定睡在了一起；谣言四起，传说女王怀了达德利的孩子。她执政后很久，在街头巷尾的流行文化里，都流传着他们私生子的故事，有时候两个，有时候四个，用船偷运走，或者甚至杀死婴儿。1587年一个间谍在西班牙被捕，他告诉菲利普国王的英语秘书，是一个真正的“亚瑟·达德利”，罗伯特与伊丽莎白的私生子。据说起码有一个乡村祭司，称呼伊丽莎白妓女，因为她跳舞，而对祭司来说，跳舞的人就是婊子。他们好像根本不把达德利与艾米·罗伯萨特（Amy Robsart）的婚姻放在心上。他们的亲密关系真令人吃惊。不用说，伊丽莎白不会无视艾米，但她也知道达德利妻子病得很重，可能是乳腺癌，好像活不久了。都铎时期的英格兰，和喜欢的人直接睡在一起司空见惯，大约有1/5的新娘在婚礼上怀着孩子，想想自己招认的概率应该较低，这意味着远远超过20%的订婚情侣有婚前性行为。自然，男性君主要保持健康，需要经常性地射精，不仅仅常常保有情妇，大家也希望他这样。

可是，普通人或者男性国王中习以为常的事，放到一个女王身上仍然无法容忍。她在加冕礼上的表现是腼腆处女，羽翼未丰的样子。考虑到之前她妈妈还有她自己和西摩尔丑闻（不管伊丽莎白在其中如何无辜）的历史，她几乎不需要人提醒，一如她的很多子民心头所关切的，她的生理身体和政治身体应该合二为一，她不能随心所欲。对这些含沙射影的说法，她的回应是恼怒地自卫，告诉好管闲事者流言是可耻的诋毁；退一步讲，哪怕她要过所谓“不名誉的生活”，她也不知道谁有资格来阻止她。

很自然，塞西尔抓狂了。1560年9月，他一筹莫展地看着伊丽莎白在达德利身上大把花钱、赏赐给他很多礼物，还赔上女王自己的名声。他告诉西班牙大使他正在眼睁睁看着“英格兰走向毁灭”，因为女王与达德利“关系亲密，把所有事务都交给他，意思是要和他结婚”。对塞西尔来说，这等于将英格兰交到一个自私的王朝派系手里［罗伯特的兄弟安博罗斯（Ambrose）也是枢密院成员，但塞西尔的连襟尼古拉斯·培根爵士也是］。塞西尔不惜一切手段要搅黄这段姻缘，散布恶意传闻说达德利在毒害其妻，他向西班牙大使这么胡说后仅仅两天，他最大的噩梦好像变成现实了：艾米·达德利被发现在朋友家的楼梯底下死于颈部断裂。很明显看起来像自杀，因为当时她必定非常疼痛，但却坚持主人们在她死前几小时就离去。验尸官说是意外事故，据说，乳腺癌晚期使她骨质疏松，有可能一摔致命。但对那些见识过达德利与伊丽莎白罗曼史的人来说，这类事故就是个天大的巧合，无法信以为真，那是一个八卦的黄金年代，而八卦不信艾米·达德利摔下来，八卦说她是被推下来的。

女王不失时机地下令宫廷哀悼，打发达德利到克佑（Kew）去，直到他被官方宣布，洗脱了犯罪嫌疑才允许他回来。尽管伊丽莎白忠诚于他，坚持他是完全清白的，说他不是会下作的人，她也很清楚这已经让他俩的缘分到头了。1560年，她非常渴望成为受人民爱戴的君王；而与一个有谋杀配偶嫌疑的人（正如苏格兰玛丽后来表现的）结婚只会带来公共关系灾难。

即便这样，女王尤其是达德利还不想放弃。1561年，西班牙大使应邀与他们俩到一艘驳船上，观赏水上表演，大使报告：“她、罗伯特和我在单层甲板大帆船上，别无他人；他们开始说笑她到底更喜欢和谁谈论事情；他们的玩笑开过头了，罗伯特爵爷说，如果她喜欢，我可以为他俩主持结婚，她也没什么不开心的，说她不能确定我的英语够不够好。”可是，这事儿大概远不止大使想的那样只是戏谑，因为达德利非常想结婚，他做了异想天开的计划，提出如果菲利普二世支持他们的婚姻，帮助处理担保不满的事，他起誓他和伊丽莎白将使英格兰教会回归罗马教廷。他玩大发了，消息居然都传到了教皇那里。

这将是最具讽刺意味的事：英格兰教会成了都铎皇家婚床的玩物，母亲的欲望引起英格兰教会与罗马决裂，而现在女儿的激情要来修复它。

只是，塞西尔决不允许它发生，他确认一旦把这个故事捅了出去，预计到大家肯定会立即爆发愤怒的情绪。年老贵族可不在乎达德利，城里的人民同样怒火冲天，似乎反天主教暴动就要爆发了，两个搭档迅速让步，否认有任何计划要复辟旧教会，或者与西班牙有任何交易。

危险过去了，但威廉·塞西尔关于皇室御马官达德利的话题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提出自己喜欢的提名者，奥地利大公查尔斯，他列了一个“利弊”清单，使达德利［1564年封为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在比较中，每一项都处于下风：

也许塞西尔不必如此煞费苦心，因为事实是伊丽莎白本人吃不准达德利是否足以配得上她。1565年，她告诉法兰西大使：“至于莱斯特伯爵，我从来爱其品德，但我敬仰崇高和荣誉，不能容许他成为伴侣和丈夫。”

不过也许他还是能成为一个王位继承人的父亲，但不是她的继承人。1563年，伊丽莎白非常郑重地要把他推荐给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也就是苏格兰女王。

对于威尔士都铎皇室而言，苏格兰一向举足轻重。北部王国的某些事务总会同时引起他们傲慢的看法又不安，二者混合是其特征。这个某些事务就是“旧联盟”，在这个词里英格兰想象自己腹背同时受敌，一边法兰西，一边苏格兰。这种因果关系自然取决于你站在特威德河的哪边。在苏格兰一边，是怀疑都铎皇室要把他们的“封建主权”加在苏格兰头上（大部分正确）。这是拽着金雀花王朝的前朝幻影不放，逼得他们除了从法兰西那里寻求帮助外别无选择，毕竟，命运之石还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因此两边各怀鬼胎，代代相传，悲剧结果不可避免。

都铎王朝对苏格兰的两个策略都不甚高明：进攻和婚姻。亨利七世偏好和亲，把大女儿玛格丽特嫁给斯图亚特王詹姆斯四世；但这不妨碍亨利八世和苏格兰打了两场战争，分别在即位初期和末期，两次都重创了苏格兰。1542年，亨利八世的外甥詹姆斯五世躲过了英格兰对自己贵族和战士屠杀，却在索尔威·莫斯（Solway Moss）一役后一蹶不振，不久后死去，可以算是战争的间接死亡者。詹姆斯留下了两个玛丽：他的法兰西遗孀吉斯的玛丽做了摄政，另一个是他们的幼女玛丽苏格兰的婴儿女王。

吉斯的玛丽和她的大臣们面前有两条路：要么止损，与英格兰和解，因为亨利八世提出让自己的幼子爱德华娶小玛丽；或者她把票投给敌人的敌人，即她自己的同胞法兰西人，然后继续打下去，能打到什么时候就打到什么时候。亲英格兰的解决方案难产，因为摄政玛丽的弟弟，一个是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另一个是洛林红衣主教（Cardinal of Lorraine），两位都是新教改革的死敌。无论表面上看起来亨利八世晚期怎么保守并且偏向天主教，他到底是个异教徒，在英格兰篡夺了圣父的权威，要把她的小玛丽送到南面，作为新教君王的新娘抚养成人，总是不对胃口。另外，虽然亨利·都铎答应英格兰苏格兰两国和平联合，她还是怀疑其诱人前景到头来会不会出现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本着某天她会成为一个良好天主教瓦卢瓦女王的初衷，年幼的女君主被船送回法兰西，在那边宫廷长大。

亨利个人十分反对这个安排，开始“粗暴求亲”（rough wooing），烧毁了大片苏格兰低地，并不是所有苏格兰贵族都对亨利这强硬一手感到冒犯。玛丽公主的同父异母哥哥詹姆斯五世的私生子詹姆斯·斯图亚特莫瑞伯爵（James Stewart, Earl of Moray）领导着一股重要势力，就把英格兰人当成救世主而非倚强凌弱的侵略者，原因是他们很多人已改信了新教。联合英格兰可以把吉斯的玛丽从法兰西搬来的救兵赶出苏格兰，并恢复真正的苏格兰教会。在约翰·诺克斯和他的同道者们用加尔文教派的正义观指引下，1557年，苏格兰新教徒自己约定盟誓结成“爵爷会”（Lords of the Congregation），目标是在苏格兰推翻吉斯的玛丽，建立不可颠覆的改革派新教教会。两年后，“爵爷会”与英格兰政府（塞西尔大力提倡）结盟，英格兰人答应干预，以便“复辟苏格兰自古以来的自由”。不用说，作为明显的虚伪帝国主义计谋，这个事放在现在一定会在民族主义者的历史上拉响警钟引起警觉，但当时，两边都没把这个联盟看成英格兰人为并吞而设的特洛伊木马。塞西尔的意图是在北面保证一个友好的新教邻居。那段时间里，英格兰被天主教大军四面环绕——法兰西、荷兰、西班牙——这么做，只是减少了一个敌人。

1560年春，战事重起，伊丽莎白又习惯性地犹豫不决（她对军事事务一直是这样），直担心要不要把整个事情倒过来；她不舍得投入足够人手和金钱打仗，非常保守，简直要毁了这事，她的指挥官们比如诺福克公爵觉得必须趁她没打退堂鼓前赶快做点什么事。因此，他们笨拙地围困利斯（Leith），但是，雪上加霜（还有很多伤员）的是，一群苏格兰妓女，因为不满她们固定的法兰西客户被紧急驱逐，把烧红的煤块扔在进攻的英格兰军队头上。只是由于吉斯的玛丽突然去世，英格兰人才避免了一场尴尬的惨败。她的诸多敌人签订了《爱丁堡协议》（Treaty of Edinburgh）。为了给和平添点甜头，塞西尔在协议里加进一些关键的然而非官方的条款：如果女王本人一直不结婚并且没有子嗣，玛丽·斯图亚特可能被认可继承英格兰王位。至此不列颠呼之欲出。

但是这需要两个重要前提：第一，（玛丽·都铎死的时候，法兰西亨利二世主张）苏格兰的玛丽是英格兰的正当继承人而伊丽莎白不合法，这个主张必须立即正式宣布废除；第二，既然玛丽的丈夫，即下一任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二世已经死亡（死于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耳部感染），她可以重新结婚，伊丽莎白应该有权保证玛丽未来的丈夫不得威胁英格兰。

自然，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有个最简便的办法，还是玛丽自己起头开的玩笑，后来演变成伊丽莎白的驻苏格兰大使尼古拉斯·斯罗克莫顿（Nicholas Throckmorton）常说的异想天开：“我认为，这是所有聪明人和女王陛下善良子民的共同愿望，就是这两位不列颠岛女王，其中一位变成男儿身，就可以喜结良缘，皆大欢喜。”

自然，没人把这话当真，谁来做男人（罗伯特·塞西尔后来说伊丽莎白“实际上更像男人，而不像女人”）？潜伏在这种意识下的，两个王国中很多人都本能地感觉到，两位女王实际上是一个完整人格的两半。不只是她们血管里流淌着共同的都铎血脉——她们拥有同一个（曾）祖父亨利七世[6]，二人鼻子都较长——看起来，不管好赖，某种方面，她们的历史被命运连在一起。

她们成长的情形却是天差地别，大部分时间里，伊丽莎白住在贵族但相对来说贫寒的乡间房子里，教育严格；如果事情井井有条，她的日常就按部就班，否则就鸡飞狗跳。到她即位时，她已经掌握了生存技能，对酒肉朋友保持警惕。相反，玛丽在欧洲最浮华的宫廷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昂布瓦斯（Amboise）皇家城堡与舍农索（Chenonceau）城堡里被当作掌上明珠，又赶上那时候宫廷建筑界的文艺复兴大师们都正在创作最伟大的艺术杰作。她的妈妈远在苏格兰做摄政，当舅舅的亨利二世对她越发宠爱有加：在瓦卢瓦宫众多香气馥郁的百合群里，这个漂亮的苏格兰小玩偶是一朵北方的蓓蕾，他们叫玛丽“最漂亮的小宝贝”。因此，她成长在一种人人对她大献殷勤的文化中。瓜子脸、肤色白净温润、赤褐色头发、杏眼、长睫毛，玛丽是男人尤其是诗人梦想中的尤物。

可是，她不止拥有一张漂亮脸蛋。1560年，玛丽到苏格兰时，比伊丽莎白看起来更正经更负责任，毕竟，她没有陷入鲁莽的调情里。伊丽莎白表现糟糕，几乎可以说不可理喻，不许玛丽安全地穿过英格兰，逼得她只好沿着长长的海岸驶向苏格兰。伊丽莎白的借口（此后几年又重复了这点）是玛丽还没有签署放弃英格兰王位主张的协议。但是，玛丽对伊丽莎白苛求的反应是招牌式的戏剧性自怜，这是后来两个女人关系的特色。离开法兰西前，她告诉伊丽莎白的使团：“我相信风向必定有利，因此不必登上英格兰的海岸。假如我必须那样，大使先生，你的女王陛下可以任意处置我；假如她铁石心肠地要结果我，她可以以此为乐，牺牲我，说不定，对我来说，死比生更好。”当然事情还没到这个份上，大海上，皇家的单层甲板大帆船相互驶过时，必须相互致敬，没有什么比这更要紧了。一旦到了苏格兰，玛丽写了很多信，想见伊丽莎白，希望当面解决折磨人的王位继承问题。尽管伊丽莎白也这样想过，但她越琢磨越不喜欢这个主意，就是公开宣布让玛丽做自己的继承人。她已经感到不安和威胁来临，害怕这个声明会招致自己挪位。用伊丽莎白自己的话说，这将是“在生前，要求我在自己眼前放一块裹尸布。请你为我想想，我会喜欢自己的裹尸布吗？”

假如玛丽选择伊丽莎白认为政治友好的丈夫人选，这种敌对意愿就会烟消云散，转而成为亲情温暖：只要玛丽愿意侍候罗伯特·达德利。但是，如果伊丽莎白都觉得达德利名分低下，配不上她自己，难道玛丽会另眼看待他？无论如何，自从他的妻子死后，达德利已经变成一件破损商品，接受英格兰女王撇下的情人，可不是“最漂亮的小宝贝”想要的。另外，苏格兰贵族的模范亨利·达恩利勋爵（Lord Henry Darnley）前途光明，不像达德利，他的门第无可挑剔，是两位女王的表亲，他是亨利八世的姐姐玛格丽特·都铎的孙子。詹姆斯四世因为弗洛登（Flodden）战斗而死后，玛格丽特改嫁给了安格斯伯爵（Earl of Angus），他们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了勒诺克斯伯爵（Earl of Lennox），即苏格兰詹姆斯二世的曾孙，达恩利是他们的儿子。甚至用文艺复兴的标准，他也是一件活艺术品，只要他不开口讲话。看一眼那像精雕细刻凿出来的两颊，光滑有型的小腿子，玛丽就无可救药地动心了。只是到1565年婚礼举行之后，她才发现，除了皇家血脉，他血管里流淌的更多是烈酒。达恩利本该担当起苏格兰国王的职责，可他就算没有喝得烂醉的时候，也往往不辞而别。打猎、架鹰、嫖妓，别指望他料理又苦又累的朝政。

孤苦无依之下，玛丽越来越依赖她的宫廷大臣，特别是私人秘书意大利人大卫·里乔（David Riccio），他妒忌地挡在前头，大家不能接近女王，这使苏格兰大贵族们很不满。更糟的是，玛丽同父异母的哥哥莫瑞伯爵是新教贵族的头儿，向英格兰政府透露玛丽正考虑在全苏格兰复辟天主教改革派。实际上，尽管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北部和西部，都是天主教占压倒性势力，但玛丽并没这么鲁莽。自从回到苏格兰，她坚持走她妈妈的道路，小心区分私人守礼和公开实践信仰的政策；她不隐瞒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但同时也从没打算强势压制苏格兰。自然，这样使得诺克斯之流不满，他们常常给她讲道，要她放弃天主教的罗马天主教偶像崇拜。不到一年前，玛丽曾认真考虑嫁给菲利普二世的儿子卡洛斯王子（Prince Carlos），那时，苏格兰的新教徒如丧考妣。然后，她坚持以天主教仪式与达恩利结婚。当他们放眼望去只见她的吉斯家族在法兰西全力以赴地对胡格诺派（Huguenot）开战，无须多说，就能使他们相信，玛丽也一定计划全面复辟。

达恩利发牢骚说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或责任，得到尊重后牢骚就更多了。他和妻子逐渐疏远，却公然表示不能做有名无实的国王。这给了心怀不满的新教贵族们一个机会，他们毫不犹豫地趁机而动，一堆人——以莫顿伯爵（Earl of Morton）和威廉·梅特兰爵士（Sir William Maitland）为代表——接近达恩利，提出发动激烈政变。他们公然说里乔是玛丽的情人，要除掉这可恶的家伙，根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里乔是个驼背，几乎不比一个侏儒高多少，可那时候的传闻是驼背的人邪恶好色。这个提示一定突然使达恩利漂亮又混沌的脑袋开了窍，原来女王是因为这样才对他不客气而有敌意，这下都说得通了。得有人明明白白地告诉她，谁是主人；而且，还得在她把怀着的孩子生下来之前；否则，他要被踢到一边去了。这就开始了一连串的事情，它们恐怖得可以媲美任何伊丽莎白时代情节剧毛骨悚然的戏码。1566年3月7日，达恩利本来极少晚饭的时候现身的，当晚却突然闯进荷里路德宫（Holyrood Palace）玛丽正在用餐的房间，借着酒劲高声指责里乔，一群阴谋者迅速跟进来，领头的是鲁斯温勋爵（Lord Ruthven，绝大部分人都以为他已奄奄一息快要死了），不祥地穿着全套铠甲，叫喊着把“戴维”拉上来，里乔从他的藏身处被拉了出来，吓得大叫。玛丽愤怒地命令鲁斯温出去，否则要逮捕他，但根本没人听她的。里乔紧抓着玛丽裙子的双手被扯开了，他就在玛丽眼皮底下被刺死了。尸体被扔下楼梯，人们发现他身上有五六十处伤口。

阴谋者原来的想法是这种暴力会使玛丽屈服，变成一个哭泣、害怕得缩作一团的人，可怜巴巴地依靠这伙强人。这时他们的大梦才醒。她没有要达恩利开恩、保持着冷静，自信地认为只要谋杀故事传出去，所有苏格兰人的怀疑都会打消，她对了；故事的一个细节是他们用手枪顶在她的大肚子上。面对她的决心，达恩利先消了怒火泄了气变成了水，短暂的狂喜过后是颤抖地认罪，玛丽耍了一把妇人心眼，用恫吓加同情，说服达恩利如果要自保就要放弃阴谋者。玛丽在宫廷高墙外散布她怀着身孕而阴谋者侵犯她的舆论，自以为她是被迫害的女英雄和未来苏格兰之母的形象——这是她喜欢的角色。里乔被谋杀九天后，她重新进入爱丁堡，带着8 000名士兵。

好戏还在后头，玛丽曾经被达恩利迷得神魂颠倒，此刻却对他难解心头恨，她不想要他了，很可能她的意思就是不要他做丈夫和配偶。一旦她生下孩子，也许可以说服达恩利离婚，可以利用他的很多违法行为，让教会来解除婚姻。但在忠于她的人中间包括博斯维尔伯爵，却把她的叹息言语当成意义更深远的事。

博斯维尔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亡命徒，他来自赫伯恩（Hepburns）的大贵族家族，其领地主要在苏格兰东南部。他富有、精致，讲得一口流利法语，对玛丽大献殷勤，使她在沮丧中拿他当保护神。他的关心安慰了她，她回报博斯维尔的忠诚，在他一次骑马意外出了事故后，她甚至骑了20英里路去看他。1566年6月19日，她生下了儿子，即未来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兼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得知这一消息，伊丽莎白像被匕首刺中一样大哭起来：“呜呼！苏格兰女王得了个大胖小子，一身轻松，而我已是朽木。”

一个健康的小男婴躺在小床里，可以打发掉达恩利了，玛丽变身为能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她不去积极地深挖谋杀里乔的主犯，让他们为自己的罪行干着急，然后通过中间人，暗示他们可以用另一桩罪来掩盖第一个谋杀罪名，毕竟看来杀人是他们的拿手活儿。因此，尽管贵族中的最高贵者如莫顿和梅特兰，几乎还没逃过一桩因为谋杀而不管来自人世或者天神哪一方的惩罚，又要受雇去干下一桩谋杀，心里惴惴不安；可是，他们对博斯维尔既恨更怕，不得已签署了一份以达恩利为目标的合同。

1567年2月9日晚上，达恩利在爱丁堡郊外柯克欧菲尔兹（Kirk O’Fields）的房子里正躺在床上，这是一处精美的小地方，女王考虑周全（尽管他想待在荷里路德宫），让他在这里休养。他发着高烧，也许是梅毒急性发作的副作用。她说，不能拿婴儿国王的健康冒险。他们夫妇之间气氛好像缓和了一些，她关心他的病，他对此表示感激，盼望病好了就回宫。一个她最信任的仆人要结婚了，女王穿着假面舞会服饰，达恩利对此有点不快。女王已形成一个惊人的固定模式，晚上逍遥地过，一般先给孩子念床头故事，然后打牌；但是这个晚上她打断了固定模式，而是出去了。在一个预先订好的时刻，博斯维尔离开假面舞会，脱下他的银黑舞会装束，到柯克欧菲尔兹某处，监督雷管的起爆。

凌晨2点，全城都听到一声巨响，就像30门炮同时开炮。众人最后发现达恩利的尸体时，他只穿着睡衣，在柯克欧菲尔兹瓦砾堆里，没有烧焦的痕迹。原来就在爆炸前几分钟，他听见了花园里的一些动静，就让人把他从窗口用一根绳子吊着椅子放到花园地上。他穿着睡衣跑过花园时，迎头撞上一拨阴谋做乱者，他们还在完成准备工作中，就在震动爱丁堡全城的声响和混乱中勒死了他。如果谋杀里乔激活了玛丽，那么结果了达恩利则刚好相反，不管她是否真的想要这样，毕竟又面临着死亡，死亡太多了。她怀着孩子挺过了杀戮，成功地将他带到世上。这时，局势已经超出玛丽的心理承受极限，她控制不了自己经受过这么多战斗的身体，长时间止不住地干呕，吐出黑色带血的黏液，脸色苍白，时而筋疲力尽时而歇斯底里。她需要人帮助，而詹姆斯·博斯维尔就在边上。

玛丽开始摇晃失去方向感时，博斯维尔知道他要去哪里：上楼走进她的卧室。一场荒唐的审判宣告玛丽无罪，这是因为博斯维尔几千个武装随从在场而影响的结论。女王对他更加依赖，他在安斯利（Ainslie）召集苏格兰贵族会议，做出不可一世的政治家姿势，宣称为了苏格兰的正常运转女王需要一个丈夫，他愿意自己来担当此职。那些小罪犯喽啰，因为至少参与了一起谋杀——假使没有掺和两起的话，乖乖地签了字。对博斯维尔之流来说，剩下的只是技术手段：一夜之间和自己那碍事儿的老婆离婚，然后“说服”玛丽。博斯维尔和他的人手埋伏在去爱丁堡的路上，拦截了女王的车队，引导玛丽去了邓巴他自己的森严城堡，她一副听天由命、诡异恍惚样子。这样，公文流程结束后，博斯维尔竖起旗帜表示他就任苏格兰王位，把自己植入她身体里。

这就是博斯维尔建议的婚姻版本，他认为她别无选择，只能和强奸犯结婚。他猜对了，几个星期后，二人在荷里路德宫结婚，这次用的是新教礼仪。一些勇敢的人大声说出他们想说的话，约翰·克雷格（John Craig）是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教会的同僚，直到玛丽承认她没有被强奸，是她自己愿意的，才同意张贴出结婚公告。即使这样，克雷格公然对这桩婚事提起几个异议：“通奸法、苏格兰的传统习俗、强奸法、夫妇同谋嫌疑、突然离婚、仅仅四天后宣布再婚，最后前国王之死的嫌疑被她的婚姻坐实。”

玛丽的窘况，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了伊丽莎白与达德利之间麻烦的镜像式反射，但是，两个女人的反应截然相反。艾米·达德利死后，不管罗伯特有无干系，都演变成伊丽莎白对他的抵触、恼怒。它没有带她走近婚姻梦想的现实，反而使之化为泡影。谋杀达恩利，没有让博斯维尔变得不可亲近，却反其道而行之，玛丽诡异地变成了没有他就活不下去；谋杀让她不只是得了重病，还变得有一点神经质了。在各种选择中，她老是挑最糟的那个。如果她事先不知道谋杀计划，尚能通过追究暗杀惩戒凶手，保住自己王位的合法性，她没有，反倒和罪魁祸首结了婚。

假如伊丽莎白随心所欲和达德利结婚，也会面临同样的结局。1567年6月15日，在马瑟尔堡（Musselburgh）附近的卡伯里山（Carberry Hill），玛丽和博斯维尔的人马迎来了反对者。造反派的旗帜就是绝佳宣传品：一棵绿树下躺着国王，白色表示其无辜被谋害，遗体旁是婴儿詹姆斯和口号，“哦，主啊，请主持公道，还我王国”。博斯维尔假装没看见它，向对方头头发出挑战要求举行个人对决。这个请求（因为他们人多势众）被否决了。还在吵吵嚷嚷中，博斯维尔的人马就消失在林子里了，自己人作鸟兽散，博斯维尔随即掉转马头，一溜烟地追去到邓巴搬救兵，撇下玛丽毫无防卫地做了叛军的俘虏。几年后，他死在丹麦监狱里，和一块石枕拴在一起，被自己的粪便弄得一身污秽。

玛丽立刻开始受羞辱。等回到爱丁堡，她全身臭烘烘的，泪眼婆娑。城里人都冲着她来了，叫嚷着“烧死这婊子，她不配活着，打倒她”。手绘传单上玛丽被画成美人鱼的样子（暗指妓女）张贴在墙上、门上。第二天她出现在一扇窗前，向沸腾的人群告饶。“最漂亮的小宝贝”此时就和啤酒屋妓女一样：内衣被撕裂敞开到腰，胸部暴露在外，头发一绺绺披散着，脸上布满泪痕，污浊一片。紧接着她被迫宣布退位，立自己的幼子为君，让同父异母哥哥莫瑞伯爵摄政，直到詹姆斯成年。她只有25岁，但是好像一生都完结了。

当然不会就这么完了，被囚禁在冰冷深深湖水中的洛赫莱文（Lochleven）城堡里，玛丽动用了她最后的武器：被悲剧般命运破坏的美丽魅力。她的看守是一个刚硬的道格拉斯（Douglas）家族人，被她的魅力融化了。被囚禁10个月后，1568年5月，玛丽戏剧性地从湖上城堡逃出来，着手招募人马反对摄政，考虑到莫瑞摄政几乎和前女王一样不招人待见，她能轻易召集到人倒也不足为怪。可是，不管怎么样，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朗塞德（Langside），她心不在焉，可耻地吃了败仗，输光了这些人马。

这样就只剩下了一条路：通过英格兰打回苏格兰去，玛丽必定非常焦虑。无疑她知道伊丽莎白对谋杀达恩利一事非常反感，只是造反派和退位逼得她惊吓过度，使她忽略了这点。她只是推测伊丽莎白也许会帮助她夺回王位，甚至给她提供军事援助。当她计划逃过边界，玛丽只想着短暂避难，期待凯旋，她必定是想着在英格兰待上也许几个月，或者最多一年？

如果她能预知正确答案是19年，当然她会想尽办法不踏上索尔威湾（Solway Firth）这一段路。但是，她筋疲力尽地到了这里，因为要伪装剪掉了有名的褐色头发，脏兮兮地坐在一艘敞开的小船上。北风呼啸中她弓着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渐渐消失的苏格兰海岸，背后是沃金顿（Workington）的小康姆布莱恩（Cumbrian）渔码头和表姑伊丽莎白的英格兰王国。据说半道上，她忽然一个激灵，预感好像有点儿不对头，她应该去法兰西而不是英格兰，也许她永远不会再见到苏格兰了。

玛丽突然出现在英格兰，在伊丽莎白政府刮起一阵旋风，依循亲戚间互通声气的惯例对她的困境表示同情并谴责叛乱，这是一回事；这当口要怎么做则是另一码事，尤其苏格兰摄政是个坚定的新教徒。塞西尔本人也给搞得晕头转向，只是当他运用了自己有名的“利弊”备忘后才松了一口气：“如她所愿”“不合她意”……或许，不管玛丽的到来多么尴尬，至少有一点儿能起作用：终于使他的女王集中精神考虑自己的将来也就是英格兰的未来，不能再拖延下去。毕竟伊丽莎白总是年纪越来越大——1568年，她已35岁。皇室洗衣女工每个月还给出证据，表示她能生育，但她的意愿看起来愈发顽固。如果她不愿讨论婚姻，那必须有责任提供继承权；如果她自己不抓住这团乱麻，其他人会，因为大家知道玛丽是最没有争议的继承人，这些人也许就会在边界不远处另立朝廷。

但是能让伊丽莎白直面现实的人得要胆大包天才行。当她认为达德利还在纠缠她时，她挑逗他，对他说：“如果你想在这里统治，我来想个法子给你现成弄好，我这里只能有一个女主人，不能有男主人。”同一年，1566年，议会想威胁她不批准资金，除非她解决婚事。女王震怒，坚持这些是她的私事；或者，最多是枢密院讨论的话题，而不是在议会。还有，如果他们要讨论个人事务，那么，大家都知道，诺福克公爵或多或少可以算是一个叛国者；北安普顿侯爵呢，他把自己的婚姻搞得这么糟糕，恐怕需要一整套法令才理得清他自己的家务事。照这么说下去还有一大堆，塞西尔试图用休会来打圆场：“看起来女王陛下今天很不高兴听这事儿。”

她明知道这不是什么“看起来”的那样。1566年11月5日，伊丽莎白心气恢复了一点平静，对特地召集的一个议会代表团说话。她批评了平民院没有遵守正确程序，试图夹带私货；接着她做了不列颠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也是最具狡辩技巧的。她用一个经典的技巧即拒绝一项事实上没有人加给她的指控：她对自己子民的命运满不在乎、冷漠处之。她实际上在责问，你们拿我当外人？

我难道不是生在英格兰吗？我的父母亲出生在外国吗？这不是我的王国吗？……我压迫过谁？我是否给谁谋了福利又做了伤害其他人的事？我给这个共同体造成什么混乱了，要怀疑我不关心这些？自我即位以来，我干得怎么样？只有嫉妒能审判我。我不想多说什么，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已经给我裁判了……只要是君王在公开场合说过的话，我从来不会失信，这是为了我自己的名誉。因此，我再说一遍，我会结婚，一旦人选合适……而且我也希望有孩子，否则我就不结婚了。

说到有罪时，演说更精彩了，伊丽莎白提醒她的听众，姐姐玛丽当政时，因为继承权不明确她吃过的苦头，她永远不会让别人也遭这罪。

至于我自己，我不在乎死，因为所有人都会死。尽管我是女人，我也和我父亲一样，有勇气响应职责对我的要求。我是你们神圣的女王，我永远不会受武力挟制做任何事。我感谢上帝赋予我这些品质，哪怕把穿着衬裙的我赶出英格兰，我也能在基督教世界的任何角落活下来。

等她觉得安全适当了，她会通知他们关于继承权的事，不要再对她发号施令，“因为如果让双脚指挥大脑，这是魔鬼行为”。

这是伊丽莎白式修辞的经典，这么炫人耳目，没人注意到通常来说不合逻辑的推理：我不过是个穿衬裙的女人，也想结婚生子；但是我又不单是个女人，因此没有人能给我下命令何时与何人结婚；因为实际上我是女王也是国王，所以别费口舌了，走开吧，等我心情好气儿顺的时候，就让你们知道一切。

可这没解决任何问题。18个月里伊丽莎白表面上不搭理玛丽那个人，但她不好好解决这些关键事务，之后就出现了真正的严重后果，这时，不能再回避问题了：玛丽·斯图亚特是她的继承人吗？如果不是，那谁是？怎么对待玛丽？作为储君还是让她作为暂住客人和联盟者？都不确定。玛丽向表姑要的第一样东西是一些合乎身份的衣服和首饰，以便换下她来到时穿的破烂衣服。在抱怨了很多次后，她得到了一箱亚麻衣服。玛丽不知道伊丽莎白已经戴上她的珍珠项链，是莫瑞偷来讨好英格兰女王的，也许她不知道更好。

事实上，伊丽莎白非常纠结要怎么办才好。强烈的君王责任感使她有意出手帮助玛丽，但她还是怀疑玛丽在谋杀另一个表亲达恩利的过程中是否是同谋；而现实政治直觉告诉她，根本不必用一个天主教女王取代友好的、感恩戴德的新教政体，何况还不能确信玛丽不会再次张臂欢迎法兰西。就这样一如既往，当国家之争出现分歧时伊丽莎白就无所作为，只盼着它们自动消失。

当玛丽要求当面会见伊丽莎白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时，她困惑地以为她的信件都被扣留了。到伊丽莎白的特使弗朗西斯·诺里斯爵士（Sir Francis Knollys）前来解释不能在宫里接待玛丽，要等她的案件彻底审查，证实她清白无辜后，玛丽开始明白自己已沦为俘虏而非客人，那么她怒火冲天也不足为奇。但是这样没用；她火气越大，伊丽莎白对她的请求越是装聋作哑。1568年10月，在约克的调查委员会开会，伊丽莎白绝大部分的枢密院大臣都希望莫瑞呈上一个非常混账的不利于玛丽的案例，这样她的事业就能被中止。他做的倒也正中他们下怀，带来一匣子证明她有罪的信件，或许是伪造的，内容是达恩利死前，玛丽写给博斯维尔的信，叫他杀了她丈夫。

正如她整个后半辈子那样，玛丽对此证据不屑一顾，根本不回应任何说她有罪行为的指控，甚至不接受英格兰法庭要审判苏格兰女王行为的司法权，她当然是对的。但是，这次委员会调查后，她不再幻想，除了囚徒身份，她已一无所有。她在什鲁斯伯里伯爵乔治·塔尔博特（George Talbot, Earl of Shrewsbury）看管下来来回回地从一处房子转到另一处。伯爵当她的看守这份差事一点儿也不让人羡慕。有的房子，比如，斯塔福德郡塔特伯里（Tutbury），简直就是雨水浸泡的废墟，其他的如德比郡的绍斯温菲尔德（South Wingfield）稍好些。她还被允许骑马去打猎，给什鲁斯伯里妻子，可怕的贝丝织挂毯。但是玛丽一直被监禁着，因为塞西尔和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伊丽莎白后来的国务大臣）二人都在女王面前坚持，玛丽是她最危险的安全问题。作为一个热忱的新教徒，沃尔辛厄姆几乎就不同情玛丽的艰难处境。在他看来，只要她活着，不管在哪里都是麻烦：流放到法兰西，她是个麻烦；送回特威德河对岸的苏格兰去，她会是个大麻烦。在英格兰关押着——控制策略——她还是个麻烦。作为伊丽莎白的预设继承人，她会吸引不满者，正如苍蝇之趋就蜂蜜罐。沃尔辛厄姆也许可以算是典型的秘密警察——冷酷、阴险、专心致志——但他并不算多虑，因为不久后玛丽真的成了一块阴谋磁铁。最危险的是有个计划，想让她越狱和英格兰头号贵族、第四任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结婚，他三次丧妻，最近又成了鳏夫。这还不是什么天主教狂热者和理想派边缘帮搞的动作，是接近政府核心的人搞的，包括阿伦德尔。有一次，他还曾打过伊丽莎白的主意；他们都拥有良田千顷，给教会很多赞助，只是这些贵族受不了塞西尔对伊丽莎白的控制日益增加；里头也有达德利本人参与。尽管他和诺福克曾长时间不和，因为有一次打网球的时候，达德利从在一旁观战的女王那里拿了一条手帕，擦自己的眉额，这一举动太过傲慢、不得体，惹得公爵威胁要用球拍打他。

事后来看，这计划似乎古怪离奇，但当时却有点儿值得人回味。诺福克，和所有霍华德家的人一样，也许内心里是天主教徒，虽然对官方他说自己是新教，与伊丽莎白教会一致。莱斯特、萨塞克斯、阿伦德尔，还有其他人也许甚至想象玛丽和诺福克结婚，能算一种解决办法，能弥合英格兰远没有愈合的宗教伤口，这是一举多得。所有旧的分裂——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北方南方——都会消失，结果是一个全新的更好的不列颠，而这里没塞西尔什么事。

毫不奇怪，伊丽莎白可不这么看，她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问诺福克，关于他和苏格兰女王结婚的谣言是真的吗？“我更想高枕无忧。”他回答道。伊丽莎白可不是好糊弄的。诺福克的父亲是被她自己的父亲以叛国者名义砍头的，她嗅到霍华德家族的一丝恼人气息：他们相信自己的家族比都铎家族要好。女王给了诺福克很多机会向她坦白这一计划，但最后是一个吓坏了的莱斯特家的人向女王交代了实情——他得到伊丽莎白的感谢而非惩罚。1569年10月，诺福克进了伦敦塔。

但是，搭救玛丽不只是阿伦德尔和莱斯特这些宫廷政治家的图谋。或者毋宁说，同样这批宫廷政治家，他们的另一个面目是地区性的大巨头，拥有大量金钱、田地、人力。一个不同的英格兰，不列颠英格兰的宏伟蓝图，对于伦敦以外的人意义最大，是女王前进的赞歌大合唱。在北部和西部，因为不满世袭大贵族戴克斯和珀西两个家族以及威尔士边界小朝廷，天主教主义不但没有被铲除，反而兴旺发达起来，这些地方的人想要拿玛丽取代伊丽莎白的意愿特别强。他们告诉自己，都铎家还在威尔士经营酿酒业时，他们就已经到了诺森伯兰和威斯特摩兰；而现在，不管在他们自己郡的政府里，还是有关他们的宗教，要一个南方来的什么暴发户告诉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们打心眼儿里不服。对这些人来说，玛丽·斯图亚特不仅仅是个继承人，她是替代品。

当南边的叛乱分支屈服后，有一阵消停，耐人寻味。可是，接着女人拿起了接力棒，尤其是威斯特摩兰公爵夫人，她正巧是诺福克的姐妹。比她的兄弟还厉害的角色，“公爵（她的兄弟）这么没头脑的人，”她这么羞辱他们，写道，“做事虎头蛇尾。”当北部伯爵们接到要去伦敦枢密院辩白的召集令时，公爵夫人说服北方贵族们，他们要么举起义旗，要么懦弱地走向断头台。

这样他们就揭竿而起，1569年11月，威斯特摩兰和诺森伯兰伯爵领头造反。刚开始时，看起来至少在北方，他们真的能胜利。因为都铎王朝是外强中干，在英格兰稍偏北一些的地方，这个外壳就更摇摇欲坠。起初，政府只能派出寥寥数百个骑士和1 000个左右武装士兵。北方军队，打着基督五伤旗——这还是1536—1537年恩典朝圣之旅那面旗帜，一路行进，扫荡了它的故土兰开夏郡、约克郡、诺森伯兰郡。1569年11月，达勒姆大教堂宣布再次忠于罗马教廷，英语《圣经》被卷起来烧毁，恢复了石头圣坛，拉丁语弥撒再一次回响在巨大的诺曼巴西利卡的V形条纹柱子之间，那景象看起来一定像英格兰的天主教圣徒们重生。造反者相信只要他们坚持挺过冬天，到春天西班牙援助就会来到。

但是伊丽莎白政府此时非常明白形势严峻，知道英格兰宗教战争的又一幕上演了。一支北方机动部队正赶去塔特伯里要搭救她，在这紧急关头，玛丽被转移到防守严密的考文垂（Coventry）。开头的几次混乱后，南方召集了一支强大的部队，人数达到压倒性的1.2万人，一到北方人数就更多了。军队残酷地镇压造反，伯爵们逃过边界去了苏格兰，伊丽莎白勉强宽大了被捉住的贵族，诺福克很幸运，当时人在伦敦塔里，逃过一劫。但是女王关于报复和惩罚的指令非常野蛮，当地治安官只好自作主张，为避免一代代冤冤相报，最大限度地不执行这个命令。即使如此，还是处决了450人。这是亨利八世在恩典朝圣造反后杀掉人数的三倍，而那次的叛乱规模还要大得多。低等级的人被绞死，人还没咽气就被活活地砍头剖腹。

恐怖镇压起到了作用，北方伯爵的这次造反是都铎王朝英格兰最后一次严重的叛乱。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叛乱者的大片土地被没收，财产转移给忠于女王的南方人，不满者不得不认清现实，再也不冒险尝试改朝换代了。然而1570年，对于最热忱的天主教徒来说，他们非常难受。教皇庇护五世又在这个错误的时间颁布了一个教皇诏书，宣布将伊丽莎白开除教籍，号召天主教信徒们起来废除他们的异教徒女王，如果有必要就结果她。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们这时面对做叛徒的选择：是背叛教会还是他们的君主呢？

无可避免的是有些人选择后者。1571年，佛罗伦萨银行家罗伯特·利多尔菲（Roberto Ridolfi）组织的一个阴谋被揭破。目标是里应外合解救玛丽。英格兰起义加西班牙人从荷兰启程渡海入侵，要杀死伊丽莎白，把玛丽推上王位。令人震惊的是，诺福克公爵因表现良好从伦敦塔里释放出来后，居然参与这个阴谋。这个人难道从来就不学点儿教训吗？哪怕有充分的证据，伊丽莎白还是退缩了。她下意识地忌讳、反对杀戮表亲，推迟对诺福克的审判。尽管议会将苏格兰女王魔鬼化，说她是“魔鬼、巨龙、不顾众生死活”，伊丽莎白更不情愿把玛丽打倒，或者，甚至到了这个地步，从继承人序列中拿掉玛丽。但是，需要做一些牺牲，否则女王在自己臣民面前，将变成她自己和臣民们的最大敌人。终于，诺福克的同僚们组成陪审团审判了他，全体一致通过在伦敦塔里砍了他的头。他和他父亲以前一样，加入了圣彼得阿德文库拉（St Peter ad Vincula）石板下的无头帮。

北方造反结束后，塞西尔写道：“女王陛下有一次全英格兰最著名的审判。”他和她都知道，对于仪式上的短曲和花儿来说，光荣与灾难之间那条分界线从来薄如刀片，成王败寇。

16世纪70年代中叶，麻烦貌似远在天边。隔着北海，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荷兰交战，围城直到饥饿迫使城里人投降，或者化为焦土。1572年，巴黎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中，新教徒（据报道，包括妇女和襁褓中的婴儿）都被屠杀，尸体扔进塞纳河。“耶稣钉上十字架以来最大的罪恶。”塞西尔这么评论。

但那是外国。在英格兰，索尔兹伯里主教宣布英格兰从来没有“在世俗方面，如此安定健康，实际上的富足”。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主持宗教仪式的司仪用“富足”一词好像张口就来，仿佛英格兰只有一个季节：黄金般的夏天。女王自己也许没有“结果”（尽管她拿樱桃当耳环），但她的任期果实累累。弗兰德斯灾难成全了英格兰，资本和技术工大量涌进。伊丽莎白仿效安特卫普股票交易所（Antwerp’s bourse），设立英格兰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如果说古怪的话，经济运行蔚为大观，工业扩张迅速。各种制成品，从锡、铁、亚麻、蕾丝、玻璃、肥皂到盐，都由英格兰自己生产，不必进口。甚至相对简朴的房子，安装玻璃也很平常；木头餐具和用具换成了锡制品。全英格兰正在经历脱胎换骨的深刻变化。自然，因为人口众多，如此丰益也不一定使人人私囊鼓起：到16世纪末英格兰人口500万（对比之下苏格兰是50万人）。这一时期人口增长是从黑死病以来最快的。要养育更多人口，可是工作更少，人力更不能讨价还价，得到工作的拿到更低的工资。养羊利润可观，乡村里，常常可以看到公地被圈起来，不计其数的村民不再能自给自足，只得沦为无地劳力，或背井离乡加入贫穷的流动大军行列。相应地，伊丽莎白的议会通过了“贫穷法”（vagabondage），给没有能力又不外出的赤贫者施加野蛮的“流浪汉”惩罚：初犯者受鞭笞和耳朵钻洞，被认定是流浪汉惯犯后就吊死。

1575年在沃里克，当女王快要巡游经过时，有碍观瞻之人都被以某种方式给弄得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莱斯特伯爵达德利给上年纪的退役军人造的养老院。女王可以以此宽慰自己，她的政府何其仁慈善良。对于沃里克议员们来说，面临王室巡视的巨额费用，真是不知道哪一拨旅行者造成的麻烦更大，是乞丐还是廷臣？运走整车整车的邋里邋遢者，200辆大车载来的宫廷行李搬进来，每辆车由六匹马拉着，这就需要大量马棚和干草。女王抵达前一周，王室采办商就空降到沃里克，他们在视力可及范围内，购买一切东西，价钱只能按照他们认为差不多的支付。无怪乎，有些家庭和城镇被选中巡视时，一时间感觉酸甜苦辣百味杂陈，因为八成会闹得鸡飞狗跳。宫廷里的夫人绅士，向来穿惯绸缎戴珍珠，八成会不满意招待，然后将其不满散布出去。然后还有贝丝（伊丽莎白的简称）女王本人，这宝石装扮的鬼魅、人间女神，与大多数这些不朽人物一样壮观又威严。读者可以想象，一个镇里官员被选来做个公开演讲，一边浑身颤抖，一边长篇大论谈到本城的历史——“我们在古籍和信史里，可以读到远在布列塔尼人时，这里就有市镇或者叫围墙之城，那时候它叫卡沃尔（Carwar）……”——这表明他挺称职，最害怕的人看起来好像只是个记录员，他被要求向女王说话，但是他在这个节骨眼上，紧张得结结巴巴，使伊丽莎白正好有机会，用一滴魔水点拨他的人生。“到这里来，小记录员，”据报道她这么说，“他们告诉我，你会很害怕，不敢看我一眼或者和我对话，但是，我更怕你，现在谢谢你，使我记起我的职责。”“嗯，那么，”《沃里克黑皮书》（Black Book of Warwick）接着写道，“对所有议员和随从做出一副最优美最赞许的表情，又说一遍‘我衷心地感谢你们，我的好人民’。”

就这么着有时候还会出岔子。沃里克伯爵弄了个盛大的烟火表演，他是伦敦塔的典狱长，从那里拿来枪和爆竹，但是，龙嘴里喷出的火焰点着了镇子尽头四户人家的房子，“只要一个火球穿过两边出来，给房子弄了个人头大小的洞，郊区就着火了”。第二天早上，全城一股硝石味儿，伊丽莎白让人把昨夜那对睡梦里房子着了火的夫妻带到面前，她给他们钱补偿。那自然是廷臣的钱，女王用别人的钱很大方；但是向廷臣举债，只会使沃里克的市民们更热爱她。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16世纪70年代，是“伊丽莎白教”的发端时期。她的继位日，11月17日，成了全英格兰节日中最隆重的，比异教的教皇日历上所有节日都要神圣的日子。这一天放烟火、教堂敲响钟声，两天后有马上刺枪比赛，为了她的荣耀，女王的斗士亨利·李（Henry Lee）爵士骑着马用长矛挑斗，买了一先令门票入场的观众会大声叫好。马库斯·格雷特斯（Marcus Gheeraerts）这些流亡的弗莱芒艺术家，印制出大量图画、小幅肖像和徽章，到处是她的形象。为了表示大胆蔑视教皇的驱除令[7]，她的贵族和绅士们在自己服饰上别小肖像做标记。当她的婚姻希望日益渺茫时，开始推崇她的童贞（将坏事变为好事）。许多有关她个人的非直接象征——凤凰、白鼬皮毛、新月、玫瑰、珍珠——原来指玛多娜（Madonna）的标记，这时都套用在童贞女王身上。她还以纯洁的戴安娜、图奇娅（Tuccia）、处女维斯塔（Vestal Virgin，她手持一筛水而没有溅出来一滴，以此证明了童贞）面目出现，或者披戴一领雪白的鼬皮，或者塘鹅，据《圣典崇拜》里说塘鹅让下一代啄吸自己胸脯的血，如此牺牲自己养育后代。又或者，伊丽莎白可以是太阳，其光芒发出彩虹般的光波。她是一切，“彩虹”肖像上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已表明，她看得见听得见任何事物。那些不能进入宫廷或乡间宏伟的大房子专为接待她而盖的“华屋”的人，瞻仰不到她的画像。诸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等历史学家的编年史里有她的插图，这些历史著作上记载，上帝自己的新教共同体奇迹般升起，童贞女王的朝政尽善尽美。

甚至那些知晓内里的，只要他们愿意，就能一眼看穿她的“荣光女王”的光辉形象依赖制作细致的脚手架外加罩着绫罗绸缎；他们也知道女王脸蛋苍白如月色，不过是硼砂、明矾粉碎后和着磨坊水涂抹出来的，但他们就是不可救药地敬仰她。比如克里斯托弗·哈顿（Christopher Hatton）这个北安普顿绅士本来是议会的无名之辈，一次假面舞会上，因为莱斯特伯爵失宠，他入了伊丽莎白的法眼，受宠若惊，离开时人失魂落魄的。哈顿生病了，伊丽莎白送他去水疗，他写的回信好像一个少年在经受发狂的折磨：“但愿上帝允许我和你哪怕待一小时……我神经紧张……我爱您，我不能没有你……最亲爱的甜蜜的小姐，请允许我，我激情澎湃，我写不下去了。请务必爱我，以我爱您之名……一万个再见……”

哈顿是贝茜（伊丽莎白的简称）狂热综合征的又一个患者，然而，那时还有一点略微精神错乱的是关于“盛世”年岁的晕眩转台：像哈德威克（Hardwick）豪宅，它的“窗户比墙多”、里头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舞厅（因为有伊丽莎白式足球）、占地广大的图书馆收藏着读不完的经典，甚至培根大人领地上的浴池的墙上和地板上装饰着珠宝，在水中闪闪发光。与16世纪上半叶的相对节制比较起来，伊丽莎白式的光辉需要珠宝，有些来自异国如巴西黄晶和翡翠，或者来自东方的橄榄石和金绿宝石。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伦敦珠宝代表，非凡的奇普赛德宝藏（Cheapside hoard）使我们懂得珠宝习俗如何从宫廷传入商人阶层的富裕者之家。无可避免地，莱斯特伯爵给女王的新年礼物是硕大无比的珠宝，壮观华丽一如其个性。

照理说，莱斯特伯爵参与撮合诺福克与玛丽婚姻的阴谋，足以让他完蛋，但伊丽莎白念着旧情人的好，对他总是心软又宽大为怀。1575年，她让他在凯尼尔沃思（Kenilworth）城堡为她布置一个大型娱乐场，城堡就是赏赐给他的。到这时候，他和女王已经在玩高级智力游戏了。他假装仍然是她狂热的爱人，而她也假装接受他夸张的谄媚。莱斯特和情人道格拉斯·谢菲尔德（Douglas Sheffield）生了个儿子的事实仿佛压根儿不存在。这类游戏不那么好玩儿，因此1575年在凯尼尔沃思的消遣，就成了他俩最后的约会，几千号人在边上看着热闹。莱斯特给城堡加了一整幢裙楼，供女王偶尔来住，墙上是大红色皮草，蓝色土耳其小挂毯，夜晚点上几千支蜡烛，里面有水晶的国际象棋棋盘，一个大鸟笼里养着五彩斑斓的外国珍禽，白色大理石的喷泉，裸体接吻的大理石仙女充满整个仿威尼斯睡莲的水池；还有300道菜的宴席。引来水将城堡前面的一块田变成了一个人工湖，中间漂浮着一座岛屿。女王抵达时，打扮成小女孩的小男孩们在岛上唱欢迎歌曲，田野林子里钻出披头散发的野人，烟火冲天，声响雷动，凯尼尔沃思的守门人写道：“水涌起波浪，城堡在震动，我这么心肠硬的人也不禁害怕起来。”

作为“王室御马官”的莱斯特这时有一点自负，面色绯红，踌躇满志地主持这一切。只因为他不再一本正经追求女王之后，他才成为了大众的宠儿淘气的罗宾叔叔（Uncle Robin）。他的情况和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的小弟弟阿朗松（Alençon）公爵正好相反，伊丽莎白对待阿朗松的求婚很认真，邀请他来英格兰。她已年过四十，医生宣布尽管她已四十有五，还能生育。历史学家大部分都认为她基本上是在做政治外交上的考量。第一次在1572年到1573年，后面是1579年到1581年——用这个方法向法兰西加压，要他们反对西班牙在荷兰的统治，以此缓解英格兰的麻烦和战事耗费。这无疑是塞西尔的算盘。但在枢密院和公众中，说反对的人不少。1579年，女王给大家展示了她对阿朗松喜爱有加——不顾他个子很矮和一脸讨厌的麻子——叫他“我的青蛙”（当某人收到贪婪绰号时的一个不祥记号）。莱斯特已再婚，夫人是伊丽莎白的一个宫廷贵妇莱提斯·诺里斯（Lettice Knollys），因此，她真的喜欢阿朗松而认为他是她的最后机会也没准。

英格兰第一次嫉妒起来。哈顿给女王送去一个戒指，保证能赶走“有毒空气”，只要她“在甜蜜的乳头间——纯洁忠贞的处所”戴着它。莱斯特和哈顿两个受伤的伤感专家，接着联手指挥了一场爱国主义反对运动，特色歌曲有《青蛙和老鼠的最怪异婚姻》（The Most Strange Marriage of the Frog and the Mouse），还出版了猛烈抨击的长篇大论。1579年8月，约翰·斯塔布斯（John Stubbs）出版了《发现张开的海峡要并吞英格兰了》（A Discoverie of a Gaping Gulf wherein England is like to be Swallowed），警告疾病感染了整个瓦卢瓦王朝是上帝的惩罚，女王不该玷污自己并葬送政体。他得到的回报是以诽谤罪起诉他，刑罚是砍掉他的右手（还有他的印刷商和经销商的右手），没有判罚印刷商，但斯塔布斯的手被剁肉刀砍下后，用球棍挥击回家，他挣扎着用好手举起帽子，喊了一声“上帝保佑女王”然后昏死过去。威廉·卡姆登见证了这可怕一幕，写道：“站着围观的众人默不作声；不是被这新奇可恶的惩罚吓呆了，就是可怜这诚实又作无可指责报道的人，抑或憎恨这个婚姻很可能预示着宗教颠覆。”

毫不奇怪，女王拿阿朗松、枢密院和公众一起当玩具耍时，她的声望一落千丈。1581年的继位日，最后她交换了戒指，为了保全公爵名声宣布订婚，将他送走。到年底不再提起法兰西婚事。这样，不管她想不想，只能做个童贞女王了。

1580年4月6日黄昏，英格兰发生了地震，震中在肯特郡东海岸，但是，伦敦塔里震感强烈，皇家动物园的狮子发出吼叫，柯腾（Curtain）等剧院里看戏的人们吓得从观众席上跳下来。上一年的10月，一颗彗星出现，冬天下了大雪，大到从没人见过。在这些预兆前，女王都表现得很勇敢，在廷臣们一片惊恐万状中，她打开窗户，要更清楚地观看彗星的灰黄火焰，而旁人都认为这些是上帝预警黑暗时代即将来临。

但是，英格兰或好或坏地有了自己的黑色天使，来识破这最糟糕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他肤色黝黑神情抑郁，伊丽莎白叫他“穆尔”（Moor）。“智慧永远最可爱”，这句话是沃尔辛厄姆的座右铭。他的全部职业生涯就是知识即力量这个当代真实主义的应用示范。在他身上，“智慧”这观念可以有两种意思：理解力和洞察真相。沃尔辛厄姆因其继父是女王的亲戚，成为1572年后的两位国务大臣之一，当时塞西尔提升为财政大臣。因此，这两位是伊丽莎白的私人枢密院的一副书挡，能够共同工作，又彼此依赖才做出判断，脾气也合拍。

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又有很大不同，不仅仅是各有个性，他们还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观。再者，在他俩看来，英格兰在世界上的位置也有别。塞西尔是苏格拉底实用主义者（Socratic pragmatist），总是看到事情的两面，然后竭力乐观地调和。他就是这么看待他那个时代的最大分歧即信仰之战的。塞西尔认为1559年已经解决了宗教争端，要求人们加入英国国教会，偶尔去一去圣餐礼，也不强迫大家生吞活剥接受整套新教教条，就这样“文火慢炖”，然而必定能把英格兰的绝大部分人团聚到新秩序里。

另一方面，沃尔辛厄姆对和解没兴趣，他要的是完胜。他认为，权力之法术也许复杂，但世界真是简单到分野清晰，即新教好、天主教坏。1572年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期间，他正在巴黎，因此他对和解不抱幻想。协议和联盟本身都很好，但只是策略；现实战略说到底就是一场战争。从两面看问题，与反基督者妥协，只会让自己输掉；假如沃尔辛厄姆要做点儿什么的话，英格兰不会输。

在天主教十字军之战的这些年里，如果要简单地测试一下，大家如何严肃地思考英格兰要怎么样才能生存下去，就是看他们怎么看待荷兰正在进行的战争。它始于1568年，还看不到快结束的迹象。那边只是一场发生在天边、和英格兰无关的莫名其妙的内战吗？还是一场与岛国命运攸关的挣扎？沃尔辛厄姆懂得塞西尔和女王都不想掺和进去，都认为那不过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双方都狂热到不可救药。枢密院里很多人也看不到有什么紧迫性，要帮助荷兰人吗？他们还在袭击与西班牙和平贸易的英格兰船只呢。但沃尔辛厄姆坚持认为，如果西班牙人把造反的荷兰人打得落花流水，那接下来就要来收拾英格兰了。塞西尔勉强接受了应该做点什么的必要性，但是这应该找别人出头，让法兰西人去干；因此他希望与法兰西联姻能够成功。

但无论是联姻还是军事战略都没用，几年之内，所有能挡在英格兰及其关键时刻之间的屏障全倒下了。法兰西代理人运动在荷兰溃败。1584年，荷兰抵抗大英雄“沉默的威廉”在代夫特（Delft）自己家里的楼梯上被暗杀了。帕尔玛公爵（Duke of Parma）的军队迅速通过弗兰德斯到了海上，到1585年，他们控制了安特卫普，正好虎视眈眈地面对着英格兰海岸。

危机给英格兰朝野上下带来了心灵探索式的大辩论。英格兰破天荒第一遭面对这个问题——以后历史上类似的问题倒是反复出现：我们需要管欧洲的事吗？流血的大陆人到底是只需要我们关心还是那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的想法刚好相反。荷兰明摆着抵抗力量衰弱，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已然危险，塞西尔承认英格兰和西班牙直接开战[8]已是早晚的事。只是，他的本能意识深植于狭隘的岛民想法，为什么要把金钱和人力浪费在“那边”？英格兰也正需要二者加强工事，或赢或输，都只能自己单干。而沃尔辛厄姆认为，这就是自寻短见，让欧洲自我消耗而袖手旁观，英格兰人只是延缓时日，等荷兰人躺倒，届时敌人已壮大百倍，要打就现在打，用尽一切力量，在所有地方打：在海上，在荷兰，在美洲，在英格兰各郡里，在有天主教绅士藏着耶稣会会士的地方都开打，把他打散打跑，那才有赢他的机会。

随着岁月过去，莱斯特更强烈地主张新教教义，同意沃尔辛厄姆；当北海对面的形势恶化，情报确认西班牙的确磨刀霍霍要从荷兰发起入侵，终于，几多疑虑下来，女王也同意了，派一支8 000人的部队去安特卫普，莱斯特自己领军。但是女王和往常一样，不想开任何空白支票，几乎刚做完决定，她就要留后手，撤销了这一命令。从一开始，给莱斯特的命令就束缚住了他的手脚，他只能打严格意义上的保卫战，因为“沉默威廉”死后，女王已拒绝成立联合省而自己做元首的提议，特别交代莱斯特他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请求做他们的统领。

不消说，几个月里，他做的不多不少。在海牙，人家郑重地邀请他做统军将领，他辩解说，他心里反对这项委任；但如果要打得下去，在这个众所周知不结盟的荷兰，需要得到某种指挥权。当伊丽莎白听说这个消息后气急败坏，“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看着他出现这个状况，我们永远无法想象，一个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我们这么器重的人，比英格兰任何臣民都受器重，这么卑鄙地破坏我们的指令，这种手段太损害我们的名誉了……”这时只有沃尔辛厄姆能够阻止女王在彼时彼地停止施以军事援手。莱斯特听说女王发火后，后悔得打蔫了。他说，现在只希望能到女王马厩里找个活儿“给马儿们钉马掌”。

好在经过提醒，伊丽莎白还是能用全局观念看问题，明白过来，假如西班牙赢了北海之战，会发生什么：入侵、天主教徒叛乱、玛丽·斯图亚特得救后在威斯敏斯特登基。沃尔辛厄姆这会儿忙着国内外同时作战，他动真格的了。他知道教皇庇佑五世（Pius V）不仅把“英格兰那个邪恶女人”开除教籍，还起誓“不管谁送她上路……不仅没有罪，在上帝眼里反而是积德”。针对这一弑君号召，沃尔辛厄姆设立联络会：自发组织绅士们宣誓要捣毁任何胆敢威胁女王安全的人。第二步是驱逐耶稣会修士，重新定义将其列为谋杀共案犯，滞留在英格兰会自动成为叛国者。如发现任何人庇护天主教神父或者望弥撒，都要处以重罪。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陷入恐慌：要么做叛教者，要么犯法？从此，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很多人抗议他们只能这样）这一概念被当成危险的异数。

伊丽莎白治下的英格兰整个进入沃尔辛厄姆的国家安全紧急状态，告密者和双重间谍忙得马不停蹄，频繁使用刑架和拇指夹。一个叫托普克里夫（Topcliffe，后来因僭越职权被捕）的热心过头的施虐狂在自己家里，经常拷问嫌疑犯。一个叫波特莫特（Portmort）的神父为了报复，反咬托普克里夫曾吹牛触摸女王胸脯和肚子的感受。女王的私人枢密院甚至讨论过万一女王遇刺，英格兰政府该怎么办，最后得出的结论意味深长：将由议会当政，弄一个“大枢密院”来运作政府。然而，假如说沃尔辛厄姆凶残，他却并没有过虑。法兰西、罗马、西班牙确实有阴谋组织，他们的工作只对准一个目标：就是结果伊丽莎白，用玛丽·斯图亚特取代她。

多年来，在什鲁斯伯里伯爵和他吓人的妻子贝丝·塔尔博特的监管下，玛丽过着乡村绅士太太的生活，可以打猎、架鹰，留用几个不多的家仆，还算体面。她的身体状况恶化，原先苗条优美的身材已发福，玛丽原本指望做朋友和盟友的表亲，却将自己软禁起来；玛丽从来没有与她达成和解，也不原谅她。当儿子詹姆斯和英格兰签署协议不认生母时，玛丽吓傻了，签署了协议把自己的继承权让渡给西班牙国王。这更让沃尔辛厄姆确信自己的悲观观点，即再也不可能有本土出生的王位继承人了。玛丽活着就是插在伊丽莎白心上的一把匕首。

这样他就设计了一个陷阱来解决这个麻烦。1585年12月，沃尔辛厄姆瞒过塞西尔，改变了玛丽的囚禁地点，突然将她和家仆一起送到斯塔福德旁的查特莱堂（Chartley Hall），换了更凶狠的新教徒看守艾米亚斯·保莱（Amyas Paulet）。他一点也不掩饰对自己犯人的仇恨。在查特莱，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必要时，设计成给她带来毁灭。想象一下玛丽该是何等欣喜，发现同党居然发明了一种新的天才方法，收发往来信件。他们有巴黎特工、最近宣誓效忠的复仇者、拥护者伦敦富商安托尼·巴宾顿（Anthony Babington）。密码信装入防水袋，通过啤酒桶塞子的孔，进出查特莱。玛丽不知道这是沃尔辛厄姆想出的计谋，信件发出后几小时，他的解码文书就忙于解读她的信息，策划出这整个查特莱诡计，就是要把玛丽置于死地，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她。

她中计了。巴宾顿告诉玛丽他的计划详情：有6个绅士一起，要谋害伊丽莎白，她如何能得救，即将到来的入侵，怎么东山再起。1586年7月19日，玛丽回复，鼓励他们，但一如往常，强调他们首要的任务是解救她自己。她直白地警示巴宾顿，万一哪个环节出错，想想她的命运会怎么样。信送走后几小时，还没有上路送去给巴宾顿，沃尔辛厄姆的解码文书就已复写一份，并且译写给了朋友。

在威斯敏斯特，伊丽莎白突然莫名地抓狂，担心起自己的安全来，想象着每个阴影每块窗帘后都藏着刺客的匕首。她知道“沉默威廉”出的事儿。他们就在他旁边。沃尔辛厄姆怎么说的，他们也能接近她。她病倒了，病得很重。

在查特莱，玛丽觉得天空柔和了不少。近20年的不公平监禁后，自由和清白触手可及。1586年8月11日，保莱说她可以去骑马，对污浊的肺有好处，你不知道吗？走得稍远些，玛丽看见一小队人骑着马过来，啊，这就是了，她一定想象着：他们来接她了。

当然，这批人是来逮捕她的，巴宾顿及其同伙已被捕，在严刑拷问下已招供。玛丽被带走，她在查特莱的房间被翻了个遍，查抄出几百份罪证和60种密码的解码本。在伦敦，伊丽莎白大喜过望，给保莱写信：“艾米亚斯，我最忠心最周到的仆人，上帝会用三倍的恩惠报答你，如此周全地替我除了心头大患。”她说玛丽是“邪恶的谋杀犯”。她告诉塞西尔，巴宾顿这一伙叛国者搞阴谋太邪恶，光吊死加开膛破肚都不够。

苏格兰女王、流浪的玛丽只需停留最后一站，最后一个城堡就结束自己的悲惨人生了，即理查三世的出生地，北安普顿郡的宏伟约克风城堡福瑟林格（Fotheringhay）。如果有人指望她痛哭流涕的写个悔过书，那么，他们可以见识一下她的本色。面对自己末日的游戏，玛丽内心反而强大起来，好像超脱了这本卑劣戏码，让人看了不由得怕起她来。叫她认罪，她不认，玛丽坚持自己的君权；听了保莱的恫吓，她回答道：“作为一个罪人，我很清楚我冒犯了造物主。我请求他宽恕我，我请求他宽恕我。但是，作为女王，作为君主，我知道我没有任何错误或冒犯，需要向面前各位交代的。”

她的第二招是推得一干二净，否认与巴宾顿的一切阴谋有关，直到给她出示自己的亲笔签名信。但沃尔辛厄姆在其中混入伪造的话语，弄巧成拙，使得玛丽指控他设计了整个阴谋，目的是扳倒她。毕竟，这和事实差不多；她提醒枢密院的审问者，她到英格兰是自由之身，是来寻求帮助，对付她在苏格兰的敌人的，“我马上就被监禁了”，她直率地加了这句；这样说更接近真相。

伊丽莎白可不这么看。她给玛丽写信，好像苏格兰女王是不懂感激的客人，没有对好客的主人写信说谢谢，反而偷走了毛巾。玛丽“偷偷摸摸地计划要我的命，通过流血毁坏我的英格兰王国。我从没有草率应付你，相反，我保障你的生命，一如我照顾自己一样上心。”

1586年10月15日，福瑟林格大厅里正式审判开始。玛丽用一贯的半请求半威胁姿态，警告起诉人要按照良心审理，“记住世界舞台比英格兰王国更大”。她在舞台中央扮演自己的角色，面向世界古今的观众。

她蹒跚地走进房间，大家都大吃一惊，她身体极其虚弱，从头到脚穿得像个高贵的母亲，黑色天鹅绒，头上戴着白色头饰，还有面纱。看到台上放着一张华贵的椅子，她很自然地认为那是她的座位，结果被告知那是代表英格兰女王的宝座，真扫兴。她被领到被告席上，那是一张半月形的小椅子。她勇敢地开始发言，没有给她呈示证据、没有辩护律师、没有书记员，甚至没有笔墨。玛丽转过身来，对着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说，在这种情形下“我想你们当中任何人，如果处在我的位置，即使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都没有人能够自卫或反对什么”。但是，她做到了自卫：坚持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伊丽莎白活着时夺取王位，只是作为谱系里最近的亲属，不会放弃继承王位的主张。玛丽根本不认罪，接着扭转局面，把审问者放到被告席上，指控沃尔辛厄姆伪造巴宾顿信件，迫使他一反常态，小心地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上帝作证……作为个人我没有做什么不诚实的事；作为国务大臣，也没有不称职。”这个猫捉老鼠反被老鼠咬的游戏继续了一会儿，塞西尔只得插入审问她：质问她将王权转手给菲利普二世之事。玛丽高傲地答复，他这样的人不配过问君王间的事务。当他追问她，说如果西班牙人入侵她会怎么办，玛丽说除了自由，摆脱非法拘禁，别的什么也不要。

自然，她最终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因为大家见识了她这么能言善辩，审判就中止了，在伦敦重新举行审判，索性就不要她到场。10天后，委员会迅速地给她定了罪。刑罚公布后，伦敦大街小巷一片欢腾。议会恳请伊丽莎白快快批准执行，但这正是女王不情愿的；几个月来，她破口大骂“谋杀犯”卑鄙，但轮到要杀她，她感到、她知道他们是亲人——诺福克和玛丽——斧子落在脖子上，这是长久以来藏在她心底的深切惊恐，使得她畏缩不前。还有，玛丽声音喑哑地威胁说牺牲她会招来报应。这话不无道理，也使伊丽莎白害怕，“我们君王是在世界这个舞台上表演”，玛丽这么说，伊丽莎白知道她是对的。

整整三个月，伊丽莎白对于这个表亲的命运，苦苦挣扎不能决断——这已经打破了她此前犹豫不决的纪录——但是，到1587年1月1日，她终于还是签发了死刑令，请她的私人秘书威廉·戴维森（William Davison）盖上英格兰大印，拿给沃尔辛厄姆。她坚持不得公开行刑，在福瑟林格就地执行。事实上，伊丽莎白真正想的是，自己摆脱干系，要让人知道，整个丑事是底下某个死党，为了除掉玛丽，用古老的方法处理过气女王。但是，忠心耿耿的保莱，被这个建议吓坏了：“上帝不允许！没有命令叫人砍头，我不能昧着良心，这要伤后代阴鸷的。”

如果说伊丽莎白畏惧公开行刑，玛丽对即将殉道反而洋洋得意。所有混乱、肮脏、鲁莽冒险、轻率密谋，所有妄想、装腔作势、勉强逃脱、战场上可笑的失败，她这一辈子惹人注目的任性、疯狂，一刹那都有了方向和意义。上帝引导她经历这一切，才到达这一蜕变时刻：是为了永恒教会的真理和持久性而牺牲。因此，当一个苏格兰廷臣哭泣着告诉玛丽第二天也就是1587年2月8日早上要行刑时，她说他应该高兴：“玛丽·斯图亚特的麻烦要到头了……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告诉朋友们，我死得像一个真正的苏格兰女人，一个真正的法兰西女人。”

最终时刻，她的表现不可思议，一切都值了。彼得伯勒大教堂执事长（Dean of Peterborough）理查德·弗莱彻（Richard Fletcher）对她慷慨陈词。她转过去背对着他，拒绝和他一起祈祷：“执事先生，我已决心用鲜血捍卫古老的罗马天主教。”弗莱彻没有退缩，走到断头台的另一面，继续痛斥玛丽，两个声音，一个英语一个拉丁语，渐渐提高嗓门，也不太对调，他们试图阻止她吻她自己的十字架。最后，要行刑了，她抖落拘谨的黑色斗篷，露出血色猩红的衬裙：殉道者的污点。金线绣的白色绸布蒙住她的双眼，她躺在下面纹丝不动，行刑者反而被她搞得双手出汗了。第一下深深地砍进她头的背后，只听见她轻轻说了声“亲爱的耶稣”；第二记马上跟着落下，这次全断开了，只剩一根筋连着，这下子刽子手只好拿斧当锯子使。

好了，玛丽不可能让死亡这件小事妨碍她全盘统筹的进程，受邀请前来的大批观众目瞪口呆。据目击者报告，在她断开的头颅上嘴唇继续嚅动了好几分钟，仿佛在无声地祈祷。那个刽子手，此时简直恨不得死的是他自己了，上前去例行公事地拎起头，高叫一声“上帝保佑女王！”他犯了个错误，只抓着一团赤褐色头发，当然是假发。众人惊魂未定之时，只见玛丽的头，上面只覆盖着一层灰色短粗毛发，从头发上脱落下来，像一只保龄球在地板上骨碌碌地滚过。接下来的任务是从无头尸身上除去衣服，以便保存死尸不腐——也是不许将有价值的物品拿去当圣物交易。当浸透鲜血的衬裙被解开时，里面有什么东西钻了出来开始哀叫。这是玛丽的小巴狗，一只斯凯狗，它用牙齿紧紧咬着血污狼藉的织物。最后终于将这小东西和主人分开后。他们把狗洗了又洗，可是没用，血在它的衣服上结成了块。脏不脏也没关系了，小狗拒绝进食，失去活力，最后死去，又一个可悲的小牺牲品，它还带着玛丽式悲剧的意味。小狗是玛丽的第一个哀悼者，但不是最后一个。

钟声敲响，伦敦人唱着“一支绝妙小曲，大众庆祝苏格兰女王砍了头”，伊丽莎白一世却一下子坠入悔恨的深渊里，传送玛丽死讯的信使原以为会得到感谢，却只有惊愕。为预防她再次改主意，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决定等一切尘埃落定，推迟了一小时告诉伊丽莎白。不管他们多少次想迎合女王，告诉她——或者让人告诉她——她不“仅仅”是女人，她远比这强得多；但还是有很多次，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显示，他们就是拿她当个女人：长期犹豫不决、反复无常的女性，由着情绪起伏；就和她没有充分利用的子宫也是受月亮和星星的周期支配一样。通常情况下，造成既成事实后他们都能逃脱处罚，但这次没有，伊丽莎白得知玛丽的死讯时，据威廉·卡姆登的记载：“她的脸色变了，言语颤抖，悲痛欲绝，震惊哀伤，泪如雨下。”没有祝贺仆人们为自己做了好事，相反，伊丽莎白怪罪他们，禁止塞西尔在她面前出现长达六个月；试图让人逮捕私人秘书戴维森，是他送手令给沃尔辛厄姆，要以忤逆罪吊死他。这不是做做样子，眼泪也不是假惺惺；更像是通盘否认，伊丽莎白貌似真的想起来她明确告诉戴维森延缓行刑，不要加紧执行，他违背了她的命令。可是，无法确认他是否胆敢冒险，深知如果这么做，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会命悬一线。每个人都在这个不该受的指责里做了各自分内事，明白不得不允许女王哀号、咆哮，自欺欺人：尽管希望玛丽死，但不是因她而死。

伊丽莎白不敢面对真相，也许受良心谴责，又或许有充分理由，愁的是玛丽行刑可能给欧洲政治造成严重后果。从此，她不只是声名远扬的异教徒，还加上弑君者的标签；福瑟林格行刑阻止不了阴谋按其轨道运行，反而使那些人，下更大决心来除掉英格兰女王，取悦教皇。还有，不再是单枪匹马的阴谋者，她也许要面对全面主权战争。

她是对的，甚至在玛丽审判前，菲利普二世已经计划入侵的“英格兰事业”，目的是光复天主教会。但是，尽管他得到教皇诏书授权，称伊丽莎白是“孕育于可耻的妓女罪恶中出生的乱伦私生子”。对菲利普的无敌舰队来说，要紧的是保卫帝国，而不是宗教报复。数年来，甚至英格兰政府表面上在进行和平谈判时，枢密院的忠诚新教徒，比如莱斯特和沃尔辛厄姆，一直在鼓励海盗如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与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等袭击西班牙船队。首要目标是伟大的珍宝舰队，每年春秋从秘鲁（Peru）矿上带着大量银子驶回塞维利亚（Seville），只此一项就支撑起西班牙在荷兰巨额的军费。当然德雷克和霍金斯从来没有拿到过大头，但是整个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不管怎样，他们成功地弄回来大批很可观的战利品，乐坏了他们的投资人，当然，包括高枕无忧的合伙人伊丽莎白一世。对女王来说，这是双管齐下，将西班牙人赶出荷兰的一部分努力，都是有意义的。不必用大量军力耗费巨资，就能切断西班牙的补给线；全力以赴进行和平谈判，但是用海盗迫使西班牙人愿意达成协议。对菲利普而言，这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对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袭击是英格兰王国政府资助的恐怖主义行为，如果伊丽莎白不阻止，他只有切断问题的源头即英格兰本土。

但是海盗行为非但没有停止，1587年春，海上袭击还达到了新高潮。这边厢，伊丽莎白派出使节来作和平谈判，那一边德雷克却完成了最无礼的袭击，就在加的斯（Cadiz）港口袭击了西班牙停泊在自己港口的舰队，摧毁了船只，然后经过锚泊地大摇大摆地驶离：这是16世纪的珍珠港袭击事件。这个消息在马德里引起群情激愤、恐慌，西班牙国王的权威在自己水域都不作数了吗？

尽管菲利普已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派出无敌舰队背水一战，但从一开始，他的很多大臣都已预见到灾难不可避免。伟大的西班牙海军上将圣克鲁什（Santa Cruz）预计，要取胜，得有5万到9万军人和200条船。他一定认为这个估计太高，足以难倒国王。而菲利普就是不想努力达到这个规模，恰恰这样，他真的栽了。

接下来的1588年夏天，是英格兰这个岛国的爱国主义伟大史诗篇章之一，自古以来，英格兰总是得天独厚，这时候，代代相传的传单和明胶再一次点燃“英格兰之火”（海岸边点燃火腿用以警示入侵者靠近）。1798年，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同僚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震惊于法国计划入侵的消息，去重温伊丽莎白一世的演讲，发现她已替他未雨绸缪，于是心里释然。7月，差不多130艘船驶过利泽德（Lizard），场面壮观，来势汹汹，天时地利却有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德雷克沉着冷静，他打完保龄球再出发一说真伪难辨，但他不急着冲上去是对的。他们驶出港口时，心知肚明，生死在此一战。西班牙海军指挥官们亦然，从以往的痛苦经历中，他们非常清楚英格兰船只速度快得多、机动性高，炮术特别好，能达到每小时一次齐射，而不是西班牙船只那样，才一天一次！他们也知道英格兰舰队不会坐以待毙，不会等到帕尔玛公爵由驳船运来的军队来援才开始较量，这诸多因素使得西班牙人非常不安；不只一次，海军上将们提请菲利普，趁着为时不晚，取消整个行动，但只是徒然。

在历史上每个阶段，地理和天气决定结局。最初，德雷克在索伦特（Solent）袭击无敌舰队，几乎没有对它造成什么伤亡，它继续向着加莱前进，器宇轩昂地去与帕尔玛及其在荷兰的队伍会合。就在那里，天助新教徒，大风逼停了载着军人的驳船小舰队，使它们无法进入深水连接区；同时，在英格兰火炮船的攻击下，无敌舰队也不能贴近浅水区接引士兵登艇，就是那几英里致命的英吉利海峡海床，划分出了灾难和胜利的界线。

7月28到29日，格拉沃利纳（Gravelines）一役，至此已变成无敌舰队的垂死挣扎，英格兰无忧矣！当指挥官梅迪那–锡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Sidonia）终于从战斗中脱身，带着不到11只船，驶向东北方，开始漫长而艰苦卓绝堪比奥德赛的返航时，他的舰队还很强大，足以震慑英格兰人停下不追击穷寇。只是当无敌舰队绕过苏格兰西北，进入赫布里底群岛，那里狂暴的大风巨浪才掀翻了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之间这片海域，西班牙人的“入侵英格兰事业”才真正葬身鱼腹：水手们、士兵们或淹死，或饿死，或染上斑疹伤寒，或者被爱尔兰人候个正着，一个个收拾了。

不应把1588年侥幸取胜当作纯粹的爱国主义神话一笔勾销；如果做个事后诸葛亮，可以说西班牙人入侵本来就赢面不大，但是当年的人们可不会这么看。菲利普二世哀悼死去的1.5万名士兵和折戟的舰队，但他还没有蚀本到在16世纪90年代不能卷土重来。在英格兰，除了军力动员之外，积极应对这个危机也许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它使得全英格兰团结自卫。如果要问女王是干什么的，答案就在1588年，她使得人民——妇孺商贾、贩夫走卒、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全英格兰上下齐心协力。伊丽莎白集国王和女王于一身，成为英格兰真正不可阻挡的载体。伊丽莎白的天才（就像20世纪40年代的丘吉尔）在于她深谙如何给惊吓中激动不安的人民鼓舞士气。莱斯特即使病得很重——极可能是胃癌，又成了女王陛下抵御外敌入侵的海军上尉，最后一次做她的公共形象经理。他指挥军队也许无能，做外交官和政治家更糟，但是说到筹划爱国主义展览，没人能赶得上他。

如果西班牙入侵英格兰本土，伊丽莎白执意御驾亲征。对此，枢密院大臣们面面相觑——“陛下凤体乃我等于世上最为关切之高贵神圣者，匹夫思之即不由战栗”——莱斯特也不例外，时在8月初，危险还近在眼前。于是，莱斯特在蒂尔博里（Tilbury）营地（他还抱怨这里混乱无比）组织了非凡的一幕。8月9日，女王来检阅，向征募的守卫兵员演讲。荒谬的是，关于蒂尔博里的形象和报告车载斗量，却无法确知女王那天到底穿的是什么衣服，说了什么话；但是，毫无疑问，8月8日，她乘着一辆镀金四轮大马车，由2 000名趾高气扬的卫兵护卫着，到了阿登豪斯（Arden House）下榻处。第二天，很可能她真的徒步穿过人群，然后与莱斯特一起，后者为她挽着缰绳，骑上一匹灰色骟马，一队荷枪士兵、鼓手笛子吹奏陪同。有些版本说她穿戴着莱斯特制作的胸甲，也许不是真的，可是不容置疑，她给军队留下了一个指挥官的印象，以及英格兰童贞国母的形象。一名目击者詹姆斯·阿斯克（James Aske）描述为“王者风范”“神圣将领”。

随军祭司莱昂纳尔·夏普（Leonel Sharp）第二天重复了她的讲话，作为不列颠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值得传之于千秋万代，在这样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尤其卓越：

我亲爱的人民，有几个人想说服我们，为了我的自身安全、防止叛徒，要把自己托付给大军。但是，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不能信任我忠心可爱的人民，我宁愿死。让暴君害怕去吧。在上帝指引下，我从来行事有规矩，你们的忠心和善良愿望就是我的最大力量和安全的保障。正因为这样，我来到你们中间，正如大家看到的，这不是娱乐或消遣，而是决心到战场上来，和大家同生共死，就在这里。我将我的王国放在上帝面前，将我的荣耀放在我的人民面前，我的鲜血甚至可以洒在尘土里。我知道，我只有微薄脆弱的女人身躯，但是我有一颗国王的心，和一副国王胃口，还是个英格兰国王；想到帕尔玛或西班牙或任何欧洲君主胆敢侵犯我英格兰国界，这是违背天理，是对我们的蔑视；他们如果敢来，我就要自己拿起武器，亲自担任你们每个人的将军、审判官和嘉奖者，而不会感到任何羞辱。我早已知道你们勇往直前，值得给予嘉许和荣誉；以国君之名，我们保证，你们将得到它们。

这个演说还有不那么莎士比亚化的其他版本，但是，都保留了伊丽莎白表演的真谛：君权不应该被认为是脱离人民令大众畏惧的存在，而是在危急关头成为人民大众中的一员。即便她是个女人，臣民爱戴她，使其成为亚马逊女战士[9]、彭忒西勒亚[10]、一个战士。用1612年版本的话说：“敌人也许因为我是个女人而挑战我的性别，那么让我也仿效他们，看看他们是否像男子汉。”不管怎么着，伊丽莎白在蒂尔博里已经成为民族偶像。不久后，莱斯特给什鲁斯伯里伯爵写信：“我们尊贵的陛下，和我一起在这里视察了她的营地和人民，这使她的好子民热情高涨，照我看，哪怕他们中最不济的，都顶得上胆敢踏上英格兰土地的最骄傲的西班牙佬。”在金斯林（King’s Lynn）的圣菲斯（St Faith）教堂里的一块超大嵌板上，头戴王冠的女王像光圈环绕，仿佛在天堂里，俯瞰着熊熊燃烧的无敌舰队，而她本人在蒂尔博里军队面前，骑在灰色斑点骟马上。

都铎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岁月艰难，这一雌雄同体的女王战士形象常常被制作出来，当然，乔治·戈尔（George Gower）的《无敌舰队肖像》（Armada Portrait）有好几个版本。那些使她神圣化的男人们此后不久都去世了。莱斯特死于1588年10月，据说女王因此悲伤过度，闭门不出，最后人们不得不破门而入，说服她重新出门并面对余生。1590年，沃尔辛厄姆去世。1591年，克里斯托弗·哈顿最后的日子里，女王亲自用调羹给他喂食。塞西尔，1571年被封为柏格莱勋爵（Lord Burghley），老了受关节炎之苦，死于1598年，之前已将国务重担交给次子罗伯特，其人虽然是驼背“小个子”，却一如乃父精明能干。伊丽莎白在位的最后15年里，罗伯特·塞西尔忙于和他的死敌埃塞克斯伯爵、莱斯特的继子罗伯特·德弗鲁（Robert Devereux）死战。第三个重要角色是沃尔特·拉雷（Walter Ralegh），更多时候不支持塞西尔与埃塞克斯作对。事实上，16世纪90年代，好像是过去的奇怪回声，塞西尔扮演其父的谨慎实用主义者，而埃塞克斯酷似御用玩具男生莱斯特的鲁莽好战，不断挥霍人力金钱进行军事行动（特别在爱尔兰），冒冒失失地出入水深火热中，无视女王的指令，也不按时前来奉上恭敬的崇拜。

伊丽莎白的宫廷从来不冷清。但16世纪90年代，社会现实与讽喻白日梦的脱节近似荒诞不经，时尚竞赛和肥皂剧般的冒犯就是个人恩仇，有一次，拉雷和埃塞克斯的手下身穿相同的橙色号服去参加骑士比赛撞衫了，二人差点儿决斗。埃塞克斯渐渐被疏远，直到1601年在未遂政变里被砍头。当时，他被女王劈头盖脸一顿怒骂，他就转身背对女王，女王直接给了他一个大耳光，出手很重，这一下应该惹毛了埃塞克斯。有一段时间，他记恨女王不给他的随从足够的资助。埃塞克斯很受大众欢迎，仗着这点，他就托大。当他突然从爱尔兰回来，硬要与议会和枢密院对峙的时候，他采取的行动开始是直闯女王内室，而当时女王正在梳洗中，没戴假发也没带假牙，这和埃塞克斯看见她裸体一样了，他已经遁入面具内里，这是不可饶恕的犯上行为，目睹裸体戴安娜的惩罚当然非以死谢罪不可。

不可避免，伊丽莎白政治身体的不老神话和自然身体枯萎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说奉承话的廷臣和形象制作者假装她是时间之缝里被遗漏的人，说她焕发出了第二春。伊丽莎白被这些幻想曲作曲家们弄得没了自知之明，上身装扮得越加华丽，用半透明的打扮以表示童贞，甚至有一次脱光上身，趁热的时候，一路把扣子解开到肚脐。占星家西蒙·福尔曼（Simon Forman）之辈被挑逗得想入非非，望着这个小老太太依然吸引人，在尘土里寻找她的衬裙；造梦者宣称为了英格兰，他愿意从上面而非下面使她的肚子变得更大；红发者（像埃塞克斯）的喝彩声拯救了造梦者。

很容易觉察出有一丝过于着力地渲染伊丽莎白后期世界如同盛装的化装舞会一般的浮华，是否全因为巧合，我们关于这个时期记忆最深的是文学发明毫无预兆地大量涌现，因此我们以为这时期文学作品致力于多种虚构体裁，而同时，英格兰乡村和城镇生活其实非常艰难。当荒芜的政治体制本身摇摇欲坠、急躁不安的时候，埃塞克斯这些人已经不仅局限于自己的命运；历史正在被改写成歌颂都铎王朝的观点，即本朝是秉承上帝旨意，使新教民族圆满，只有他们才从中世纪晚期争斗得你死我活的宗族手中创立民族的联合体。这个时候社会等级森严前所未有，一点细微差别很可能就引起严重分歧，而造梦者变魔术般弄出田园牧歌式的仙境，在里面两性交换了位置，人类和不朽者混为一谈，仆人对主人还嘴，强人得了报应。1592年，小马库斯·格雷特斯（Marcus Gheeraerts the Younger）为最近退役的女王比赛斗士亨利·李爵士画了一幅所有伊丽莎白时代最令人难忘的肖像。当时他给女神做了最后一次表演。她的脸如月色般银白，衣服上缀着白玫瑰和表示贞节的珍珠，伊丽莎白站着，鞋子踩在泰晤士河的源头，那里接近李在牛津郡迪奇雷（Ditchley）的领地。女王和英格兰在字面上已是一体，一个是另一个的延伸。此图以全息俯视角度绘制，英格兰同样看起来不可一世：水系发达，小块森林点缀其上，当中镶嵌着整齐的城镇和小村子——无疑是一副天堂的样子。

现实却乏味得很。16世纪90年代，官方历史声称已消失的所有罪恶都非常扎眼：无休止的战争导致税负沉重、高失业率，1594年到1597年连年歉收，食品价格飞涨。1596年各地暴动，地方法官面对一波犯罪浪潮，上绞架的重刑犯数量创出了新高，仙境里遍布绞刑架。1598年，一个肯特郡劳工使大家知道他“希望看见在英格兰王国里有折磨富人的战争，使他们不再铁石心肠而要回报穷人”。

几十年来，大家第一次听见到控诉女人——据说是个老女人，尽管假装青春永驻的样子——统治的诉苦大合唱，尤其是在宫廷里，如果有人被指控侮辱女王，就得给戴上颈手枷或削去手足。埃塞克斯大文登（Great Wenden）的劳工约翰·菲尔特维尔（John Feltwell）据说想“祈祷有个国王”，问他为什么时，他回答：“女王什么都不是，就是个被贵族统治的女人……所以穷苦男人什么也得不到……只要女王活着，我们就永远也别想有好日子过。”1599年，一个叫托马斯·沃恩（Thomas Vaughan）的“普通流浪者”声称死于1553年的青年人根本不是爱德华六世，而是某个放在他位置上的人，而真的爱德华是丹麦国王，他去了爱尔兰和威尔士拯救穷人，免得他们饿死。

这些直言不讳的男男女女，说英格兰需要一个能给他们工作、啤酒和面包的国王，这有点危险。但相反大家得到的是皇家的冒险和空中楼阁。尽管戈尔的《无敌肖像》表示女王的手自信地搭在印度群岛（Indies），“荣光女王”（Gloriana）帝国的海床上布满了虚妄工程的残骸，很多是浪漫文人空想出来的。约翰·邓恩（John Donne）年轻时跟随埃塞克斯踏上去亚速尔群岛（Azores）的航程而一无所获。他们本来意图降服西班牙帝国让它屈服，拉雷（Ralegh）在弗吉尼亚洛亚诺克（Roanoke,Virginia）设立定居点，这个最初的空想延续了两年不到，最后几乎没有任何收获，它毁于疾病和饥馑。斯宾塞（Spenser）想在爱尔兰建立类似豪华梦想的“拓展地”，用盎格鲁–苏格兰新教徒的美德和恩惠拯救本地人，使他们脱离不幸的野蛮，最后以可怕血腥漫长的战争而告终，只是让盖尔人和老英格兰爱尔兰人确信他们自己与英格兰王国的共同点太少，后者只是把他们当成半人半兽的沼泽居民凯里班（Caliban）。

这些梦以一种恶作剧的方式毁了造梦者自己，特别是用石头和砂浆筑梦的时候。为迎接女王盖起来一批最豪华的“盛世房子”，上面烟囱、尖塔、阁楼林立，这已是后期，她把自己的巡视范围限制在短途。其中最壮观的是诺丁汉附近的沃莱顿堂（Wollaton Hall），主人是罗伯特·威洛比爵士（Sir Robert Willoughby），由罗伯特·斯迈森（Robert Smythson）建造。他最精通当时的砖石拼砌工艺，威洛比一定非常希望沃莱顿的美轮美奂足以使他从郡里勤奋发家的领主晋升到大贵族，但是他和他的继承人们只留下了大笔债务，因为女王从来没有光顾过。

所有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家宅和空中楼阁的故事，没有一个抵得上北安普顿郡的建筑大师托马斯·特雷瑟姆爵士（Sir Thomas Tresham）。他的家族从律师起步崛起迅速，其中一人一路升迁至亨利五世的大法官。托马斯爵士的爷爷，和其他众多郡里绅士一样，忠心地为亨利八世服务，后来又为爱德华六世服务，但同时一直是天主教徒。有一段时间，正如塞西尔和伊丽莎白所愿，1559年，托马斯自己接受了改宗。1575年他被封为骑士，讨了个好老婆，生了10个孩子。但是到了沃尔辛厄姆实行可怕镇压，并且耶稣会布道团（Jesuit mission）又给那些忠实的天主教徒施加压力，要他们必须站队时，特雷瑟姆决定为了信仰，抛弃伊丽莎白政体的妥协礼仪，彻底地重新回归老罗马天主教会。他变成了不屈者，拒绝参加英格兰新教仪式，为自己的缺席付出了巨额罚金。即便如此，当沃尔辛厄姆政治团体召集他，履行为臣之职时，特雷瑟姆对伊丽莎白王朝从来忠心耿耿、恪尽职守。

出于这种动人的自信，认为欧洲天主教和岛国新教可以在英格兰并存的情况下，特雷瑟姆萌发了一个念头，给自己建造一幢房子，从各方面来彰显他的善良信仰。后来它造就了不列颠最优美的废墟。

和许许多多伊丽莎白在位末期的宏伟工程一样，利夫登纽比尔德（Lyveden New Bield）是一个虔诚信仰的狂热产物。一个末代乐观主义者，认为自己既可以是天主教徒又能做一个忠实的乡村绅士。因为不能明言自己的信仰，特雷瑟姆决心让自己的建筑说话：把地面格局和窗框弄成十字形，在外墙上用石头饰带围绕一圈表示纪念耶稣受难。最后的效果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我们熟知的其他“英格兰风”建筑，或者说，“不列颠风格”——更像是从法兰西或意大利移植来的外国经典——但是，特雷瑟姆也使它融入北安普顿郡本地的周边景观。如果说能有一种盎格鲁–天主教风格，利夫登纽比尔德当之无愧。

这个工程雄心空前，由一个真正的高瞻远瞩者构想。特雷瑟姆在自家藏书室里有古典建筑大师维特鲁威（Vitruvius）、塞里奥（Serlio）和帕拉迪奥（Palladio）的伟大教科书，去意大利访问时，他在威尼斯见识过那些设计如何变成现实。在利夫登，房间比例也有完美的数学效果，优雅的凹槽壁柱，宏伟如万神殿式的穹顶。因为这是特雷瑟姆用来过退休生活的私人隐居处，有个私人小教堂供其敬奉上帝，墙上镌刻着丰富的神圣标志性经文和纹章。

单在这个自己的神圣孤岛上，特雷瑟姆还不能够创造奇迹。伊丽莎白死后，现实不放过他，他没有在这个熠熠发光的天堂等候室里，而是在黑暗的监狱度过了余生；他因为信仰被囚禁了起来。一个儿子参与了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ter），只是通过提供关键证据才保住了命。家族财富急剧缩水，使得利夫登草草完结，远没有达到设计中那么漂亮的穹顶覆盖，那已经不被允许，不可行了，它从来就没有做出来过。特雷瑟姆的宏伟蓝图剩下的只有悲伤的幽灵和封在石头间的秘密。

但是，即使特雷瑟姆能建成这座房子，它最后也会变得像一个疼痛的大拇指那样戳出在地面上。因为当他在竭尽全力调和自己个人、信仰与趣味、英格兰和古典欧洲时，历史正在打散这一切。在编年史家、地理学家、剧作家、教会人士、讲究礼仪的古文物研究者笔下，正在重新界定所谓的真正英格兰风格，其定义范围非常狭窄。真正的英语就是母语里的一本公祷书，一种剔除了外国习语和写作风格的文学。而且，如果，就像现在看起来，可能莎士比亚本人是个秘密的天主教徒，他只有通过写作极其谄媚的颂歌，赞美英格兰的岛国分离意识，将它放进临死的冈特的约翰口中，才能逃离这一切。

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当急切的颂圣者向北方特威德河望去，盼望女王的继承人詹姆斯六世时，这个被上帝祝福的岛屿开始被想象成不只是英格兰，而是不列颠。这个头衔是威廉·卡姆登非凡的历史和地理汇编敬献给女王的。1603年3月伊丽莎白去世的时候，全英格兰大部分人还不理解不列颠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这个词的外国特色太浓厚了。但是老女王自己可能是少数几个真正懂得其中含义的人之一，因为当她奄奄一息地躺着时，她的“结婚戒指”被取下，她也许想到上帝让她保持处女之身，可能本来就有他自己的某种计划。因为她一直未婚，最后，她反而促成了至关重要的联合：苏格兰和英格兰，这时还不在一个王国里，而是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她的表亲、敌人和牺牲品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那么说来，她到底也不算没“结果”，那也就没有“缺绿病”之说，凭借自己的政治之身，她也结出果实来了。这果子的名字，就是大不列颠（Magna Britannia）。

[1] 戴安娜，狩猎女神。——译者注

[2] 希腊神话中的童贞女神。——译者注

[3] 怀亚特，诗人托马斯·怀亚特之子。——译者注

[4] 西班牙信奉罗马天主教，所以大使称英格兰新教徒为异教徒——译者注

[5] 黛博拉（Deborah），希伯来传说中的蜂王。——译者注

[6] 亨利七世，即伊丽莎白的祖父，也是玛丽祖母的父亲。——译者注

[7] 驱除令，指革除女王教籍。——译者注

[8] 荷兰原属西班牙所有，想独立而不成。北海对面就是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与信奉新教的英格兰有矛盾。——译者注

[9] Amazon，传说中黑海边的女战士，源于希腊神话。——译者注

[10] Penthesilea，亚马逊女王彭忒西勒亚，战神阿瑞斯的女儿。——译者注

致谢

不知道英国广播公司是否会认为它还承担了遣返国人归国的业务，但事实上《英国史》[1]让我有机会在去国20年，并且离开这门课的讲台10年之后重返英国。回归者常常因为多愁善感或吹毛求吹毛求疵而迷惑了双眼，讲到本民族历史时，也许不够冷静客观。当贾尼丝·哈德洛（Janice Hadlow，当时在英国广播公司二台任职）第一次向我提出，要我考虑做一档有关英国历史的节目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已远离专业领域多年，明显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但贾尼丝鼓励我，让我把这种远离当成潜在的力量来源，而不是障碍，借此再次审视而重新理解历史的机缘，在我和观众、读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其实观众、读者本来就是专家［我平常和出租车司机接触，得知他们对黑斯廷斯（Hastings）之役和黑死病的一切了如指掌，已经使我想到他们就是专家这个说法］。贾尼丝打赌说，重新发现的欣喜必将胜过因生疏而产生的恐惧；贾尼丝、艾伦·延陀博（Alan Yentob）和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三人一起构思了这档节目，这赌注下大了；就我们几个来说，大家搭上了自己的一辈子。

后来，由于受艾伦和贾尼丝的热情与信念的感染，我不得不回应说，英国史的确适合做成电视节目：在家喻户晓的故事里加入鲜活的能量和戏剧性事件，把其他鲜为人知的故事呈现给英国广播公司的广大观众，还原并重现历史。作为大众共享的娱乐节目，让它完全融入而不是抽离当代生活，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民族凝聚力和身份认同感再次成为严重问题而非简单身份认同的时刻。

虽然《英国史》的封面上只有一位作者的名字，其实本书从头至尾都是集体工作的结晶。不能想象，如果没有朋友们以及英国广播公司天才同人们的鼓励和我们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英国史》不会取得成功。在这项工作中，马丁·戴维森（Martin Davidson）一直是位卓越的伙伴：专注，极富想象力，（在运作不顺时）保持冷静、思路清晰；我这个主持人可不具备这些品质。我非常幸运能和这样一个制作团队合作，大家乐于分享我的很多幼稚又异想天开的主意，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太多东西，这么简短的致谢无论如何都难以尽述：克莱尔·比温（Clare Beavan）、伊恩·布雷默（Ian Bremner）、玛蒂娜·霍尔（Martina Hall）、丽兹·哈特福德（Liz Hartford）、提姆·柯比（Tim Kirby）、珍妮特·李（Janet Lee）、保罗·提尔泽（Paul Tilzey）。尤其是迈克·易比吉（Mike Ibeji）和伊恩·布雷默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填补了我本人在中世纪历史方面的巨大知识空白，给我指出了专业研究的方向和问题，我深怀感激。对下列研究助手们孜孜不倦地对文字和图像资料坚韧的钻研精神，我也深怀感激；没有他们，这个节目很可能会半途而废。他们是：梅丽莎·阿克朵根（Melisa Akdogan）、亚历克斯·布里斯科（Alex Briscoe）、艾米·爱斯纳（Amy Eisner）、凯伦·格林（Karen Green）、帕特里克·基夫（Patrick Keefe）、琼安娜·金（Joanne King）、本·雷顿（Ben Ledden）、克洛伊·莎玛（Chloë Schama）。作为节目首席摄像师，卢克·卡迪夫（Luke Cardiff）是位预言家，这么说毫不夸张。在英国广播公司二台，保罗·哈曼（Paul Hamann）和珍妮·露特（Jane Root）给予了我全程的支持。保证一个电视节目编剧和主持人不跑题是全世界的最大难题，我只能对英国广播公司二台历史组的萨拉·弗莱彻（Sara Fletcher）、克莱尔·莎普（Claire Sharp），还有特丽莎·莱顿（Theresa Lydon）表示感激。三位忠于职守，无论在片场还是场外，工作高效又细致。

哥伦比亚大学的普罗沃斯特·乔纳森·科尔（Provost Jonathan Cole）批给了我超长假期，我得以从事这项明显不知何时才结束的工作，为此我深表感激。同时谢谢我的同事戴维·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给予了我各种各样专业的帮助和指点。但是，约翰·布鲁厄（John Brewer）、斯黛拉·提尔雅德（Stella Tillyard）、阿曼达·福曼（Amanda Foreman）、埃利奥特·弗里德曼（Eliot Friedman）、明迪·恩格尔·弗里德曼（Mindy Engel Friedman）、约翰森·吉力（Jonathan Gili）、坦雅·鲁赫曼（Tanya Luhrmann）、吉尔·斯洛托沃（Jill Slotover）和特里·贾斯托（Terry Justo）都伸出了友爱的援手，对我非常友善。

这本书不仅是电视节目的“配音台词”，探讨英国历史各个话题和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电视脚本。和以往一样，斯图亚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通读了手稿，他凭借着鹰一样的敏锐，指出书稿中需要改善的大大小小各个方面。玛格丽特·威尔斯（Margaret Willes）对几次初稿都提了很多宝贵意见。令人感激的是，安德鲁·佩特格利（Andrew Pettegree）教授和约翰·哈德森（John Hudson）博士对文本进行了润饰。所有余下的错误都由我本人单独负责。在英国广播公司世界频道，我很幸运，由玛萨·考特（Martha Caute）担任本书的编辑，她是那样慷慨、细心和明辨秋毫。我还要感谢希拉·阿博曼（Sheila Ableman）、萨利·波特（Sally Potter）、克里斯·威勒（Chris Weller），他们毫不怀疑，坚定地相信这档节目非常重要，值得郑重地进行探索。在陶克·米拉麦克斯（Talk Miramax），媞娜·布朗（Tina Brown）和乔纳森·博恩汉（Jonathan Burnham）承诺要把《英国史》带给广大的美国公众。一得知有关本书的信息，媞娜就对这件事情非常热情，付出的心血远远超过我们的友谊。

在本书写作和出版的这几年里，工作量大大超出我这个“罪魁祸首”平常带给家人的烦扰，我再一次地谢谢吉尼（Ginny）、克洛伊（Chloë）、加布里埃尔（Gabriel）和戛斯（Gus），每天你们给予我的爱和快乐使我免于身心俱疲。在我和家人要延期停留在英国时，彼特斯·弗雷泽和邓洛普代理处（Peters, Fraser & Dunlop）[2]的瓦妮莎·凯恩斯（Vanessa Kearns）总能使事情圆满解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从头到尾，《英国史》就是这一群人坚定信念的惊人产物，他们是：艾伦·延陀博、珍妮丝·哈德洛、马丁·戴维森、我的电视经纪人罗斯玛丽·斯科拉（Rosemary Scoular）。这些人对这个节目及其作者毫不动摇的信念是我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最动人（也最令我紧张不安的）之处。但是，我最需要感谢我的同行者之一迈克尔·西森斯（Michael Sissons），他不仅给予我勇气来做这档节目，一路陪伴着我直到最后完成，他还帮助我，与我一起去冒险，从而使我30多年的作家生活更完整。他一直是我在暴风雨中的领路人。

[1] A History of Britain，指电视系列节目。——译者注

[2] Peters, Fraser & Dunlop，旅行社。——译者注

参考文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史. I，在世界的边缘？：3000BC—AD1603 /（英）西蒙·沙玛著；彭灵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7（2019.1重印）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Britain-Volume 1: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3000BC-AD1603

ISBN 978-7-5086-4930-6

I. ①英… II. ①西… ②彭… III. ①英国－历史 IV. ① 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0442号

A History of Britain - Volume 1: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3000 BC-AD 1603

Copyright © Simon Schama 200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英国史I：在世界的边缘 3000BC—AD1603

著者：［英］西蒙·沙玛

译者：彭灵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10千字

版次：2018年7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6–23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4930–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英国史.Ⅱ

——不列颠的战争：1603-1776

[英]西蒙·沙玛 著

彭灵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重塑不列颠

第二章 帝王之业乎？

第三章 寻找利维坦

第四章 未竟事业

第五章 不列颠股份公司

第六章 谬误帝国

致谢

参考文献

叙述只是一条直线，行动却是全方位的。虽然我们孜孜不倦地在无数个只有手指缝那么宽的年份和平方英里之间探索“因”与“果”，还想要把它们串联起来，但历史真相是那么的广袤、深远，而且，每个原子都“彼此纠缠”，然后和所有因子一起组合成为整体……

托马斯·卡莱尔

《谈历史》

需要幻想才能理解维柯（Vico）的历史观，少了幻想可不行；它不是简单地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已经死了，或者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或者13是个很重要的数字，或者一星期有7天，也不是如何骑自行车的知识，或者怎样从事统计数据研究，或者怎么打赢一场战斗。它更像是懂得贫穷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属于一个民族，何谓革命，一见钟情是什么，笼罩在无名恐惧中又是什么感受，被一件艺术作品打动会是怎样的喜悦……

以赛亚·柏林

《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和文化史》

人类是唯一会大笑和哭泣的动物，因为他是唯一能为了事物是什么样的和按理说它们应该是哪种样子的差别而感到震惊的动物。

威廉·黑兹利特

《论英语喜剧作家》

前言

生而为大不列颠人真的从来就不存在需要直接向谁表忠心的问题，在本书讲到的两个世纪里，这一点尤为明显。这个国家是一个群岛还是一个帝国，是一个共和国还是一个君主国？“大不列颠”这个概念始于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也就是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头脑中，那是个堂而皇之的狂想。最终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城墙沾上鲜血，这个帝国现实让人惊得目瞪口呆。自信的编年史家们经过难以置信的思想斗争，思维从准岛国版图转换到全球帝国，喜欢把这段历史想象为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注定的、自然形成的：从地理方面来说势在必行，而产生议会君主制也是水到渠成，是各派达成一致的共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比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更不可预测，或者说更不确定：地形标记从来没有明确指出过到底是特威德河或者斯莱戈（Sligo），还是阿巴拉契亚山脉（the Appalachians）甚或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是我们疆域的边界，也不知道那些做出这些决断的人应该被认为是王室的仆从，还是人民的代表。

就是这些为了忠诚问题的一次次战役——我们群岛各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内部的两场大不列颠内战，然后在更广大的世界范围里，关于我国历史和政治继承的不同理念，经过激烈争辩后进行的各场战事——才塑造了我们。我们的身份认同来自鲜血的洗礼。

但是大屠杀并不总是毫无益处，它们对于我们的未来常常至关重要，甚至影响深远。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特别是麦考莱，都相信大不列颠诞生于好运气中，是祖先们用牺牲换来的。现代学术界已习惯于严厉指责他们令人憎恶的狭隘的自鸣得意，还有因为他们“回读”历史而产生的愚蠢错误，他们完全不懂议会公民学，习惯于设计断代——那是19世纪时他们全神贯注的事。据说，读他们的书会使人进入一个历史，一个失去了它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世界，在那里结果不确定，他们授命过去按照新教徒的鼓角节奏行进，走向议会制的未来。但是如果浏览一下19世纪的伟大历史著作，当然最好是长久地沉浸其中——加德纳、卡莱尔，当然还有麦考莱，说明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除了将他们限定在仿佛能自动完成的预言世界里，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那些最强有力的鸿篇巨制展示给读者的是恐怖、混乱和残酷得令人震惊的世界。

当然，很多伟大的历史讲述者假设自己演绎的长长的故事是信仰之争的战斗历史，而不是一幅错综复杂、利益交织的单纯画面，自由党派的最终的、公认的部分胜利，代表了世界政治历史的一个真正转折点。假如要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又坚持这些大部分是真的，等于揭示出讲述者自己就是个重生的辉格党人，是个最不可救药的不合时宜者。好吧，也算上我一个。

2001年于纽约

第一章

重塑不列颠

“大不列颠？这是啥玩意儿？”约翰·斯比德（John Speed）肯定对此有点儿概念，他本是个裁缝，半路出家转行成了地图制作者兼历史学家，因为在1611年，正是他出版了一本含有67幅地图的英格兰各郡、威尔士、苏格兰及爱尔兰地图集，并堂而皇之地用“大不列颠帝国全览”（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e）做书名。尽人皆知，国王詹姆士希望自己以“不列颠的君主”之名而广为人知，而不是苏格兰詹姆士六世兼英格兰詹姆士一世国王。斯比德是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自然投其所好。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的地理汇编加古文物研究的编年史《不列颠志》（Britannia）赋予了不列颠的奇特历史以新的权威，到1607年，此书已是第六次编纂。封面上大不列颠的化身戴着头盔端坐着，两侧是海神尼普顿（Neptune）和谷神刻瑞斯（Ceres），还有不列颠的最大古物象征——巨石阵（Stonehenge），据说后者是罗马–不列颠英雄奥勒留（Aurelius）所建。

卡姆登的巨著用拉丁文写成，所以他的历史书只适合装点绅士们的图书室；斯比德的著作却是面向普罗大众，他已感觉到大家坐在平稳的扶手椅里放任想象驰骋时的兴奋。这个国家需要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时审视它的过去和现在。因此，在伦敦波普海德巷（Pope’s Head Alley）的约翰·萨德伯里（John Sudbury）与乔治·亨伯尔（George Humble）的印刷厂里印制的这本地图集，就不仅仅是一本地形信息的汇编，还是一本复杂的、生动活泼的读物，充满了五花八门的各种事件。历史名胜，如玫瑰战争（the Wars of the Roses）的战场，均以骑兵与长矛兵拼死搏斗的小图像标注出来；牛津和剑桥大学以穿长袍的学者和盾形纹章表示；温莎城堡与其他无可匹敌的王室宫殿则带有丰富的插图及说明。肯特郡的图上有满载货物的船只，沿梅德威河经过罗切斯特城堡脚下上溯航行。50个城镇的详细地图，历史上第一次被绘制出，在其插图中街道、市场、教堂一应俱全，满足了自豪的市民和未来旅行者的需要。这位前裁缝雄心勃勃，要为新国家与新世纪提供第一本大众用的地图册，毫无顾忌地在前辈们身上动剪刀。起码有5幅英格兰郡的地图，或多或少是直接从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Christopher Saxton）那里盗来的，后者是伟大的伊丽莎白时代的绘图者［给伯格利（Burghley）提供了他自己的袖珍地图册］，另有5幅来自英格兰地图绘制者约翰·诺登（John Norden）。那张苏格兰的单张地图，是斯比德要出版不列颠地图集的重要原因。他依据的是弗莱芒绘图者兼地图绘制者基哈德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早前的版本，也引用了一些神秘信息［如尼斯湖（Loch Ness）从不结冰，骑士在河里用矛叉三文鱼］，还有恬不知耻的恭维话（苏格兰人的优点是身体强壮，英武神勇，在战斗中表现如此英勇，简直无所不能，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他的东爱尔兰地图堪称精确，八成是他自己去过那边；可是西爱尔兰对他来说明显就是异邦，是一片神秘之地，说到那里的居民时，只是胡乱地引用中世纪编年史学家威尔士人杰拉德的话，说什么海岸附近的“岛上，有的住满天使，也有的全是魔鬼”。

尽管只是个用奇怪的布料与碎片粗制滥造的东西，斯比德的大不列颠地图却不全是假的。他写在图背面的点评也许是老生常谈，什么哪儿的空气洁净啦，哪里的污浊啦，但有的却是只有一个真正的旅行者，一个拿着经纬仪去各郡游走的人才能说得出来的话。他一定曾经小跑着从潮湿阴暗的山谷里上来，发现自己正好处在环顾英格兰全景的位置。他面前的风景应该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没什么两样：溪流勾勒出来的田野（比一个世纪前少了很多带状地块），一片小树林，远处一群羊，一缕青烟。有一处——也就是沃里克郡（Warwickshire）东南的红马（Red Horse）溪谷——把讲究务实的斯比德都给感动了，他不禁要学着田园诗人那样夸张起来。阿文河（Avon）把沃里克郡分割成对比鲜明的两块：北面是半工业化的阿登（Arden）森林，当然，这里没有失恋的罗瑟琳（Rosalinds）与西莉娅（Celias）[1]，只住着贫穷的烧炭工、林地拾穗人、偷猎者和伪造者，他们都处在暴动的边缘。南边是菲尔登（Feldon），可耕种的“原野”起伏不平，这里的山谷里种着麦子，缓坡上放着羊群。就在那里，科兹沃兹（Cotswolds）正位于急速下降的地点。斯比德领略了乡村之美，诗兴大发，他写道：“农人微笑地瞧着他的艰苦劳作，草场绿茵一片，花儿点缀其上，从艾奇希尔（Edgehill）小山上看去，仿佛这里就是伊甸园。”

约翰·斯比德死于1629年，身后留下了《大不列颠历史》（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一堆漂亮的地图、18个孩子与（想来应该是）精疲力竭的妻子苏珊娜（Susanna）。13年后，在1642年10月23日，查理一世（Charles I）来到沃里克郡的这个山脊，就是地图绘制者曾经一瞥之下惊为伊甸园的地方，掏出轻便望远镜，观察着山脚下的圆颅党（Roundhead）的部队。到天黑的时候，艾奇希尔山顶上国王站过的地方就堆了60具尸体，几千名伤兵在刺骨的寒冷中痛苦地呻吟，这让查理一世根本无法入睡。第二天早上，斯比德曾添枝加叶地描述过的草场上躺着3000具尸骸。因为他们的衣物都被扒光了，他们的手指因有人掳掠戒指被扳断了，赤裸着的尸体无法辨别他们本来是属于哪一边的，伊甸园变成了骷髅地（Golgotha）。

1660年，不列颠战争第一轮战事结束时，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至少损失了25万人，死因包括疾病、饥馑、战斗、围困，死于伤口感染者比在战斗中直接杀死的还多。死神的镰刀从不悲悯，照例忙碌着抹去一切，无论身份和职位：军官或士兵；骑兵与火枪手；军中小贩和营妓；第一次戴上头盔的新兵；头脑已和他们的胸甲一起生锈了、铁石心肠的雇佣兵；饿着肚子、弄不到靴子穿的士兵；拿不出任何东西给他们的农民；鼓手和号兵；上尉和厨师。现代人口统计学之父威廉·配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查理二世的爱尔兰测量总监）粗略估算，在爱尔兰另外有超过60万人死亡，哪怕把他的数字除以3，与当时不列颠群岛总人口500万相比，其死亡比例仍然高于本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中的死亡率。

不管哪种情形，单纯的死亡统计都无法衡量灾难所造成的巨大创伤。从康沃尔到康诺特郡，从约克到赫布里底群岛，不列颠群岛的每个角落都遍体鳞伤。每个教区和郡里的各社区人群，本来在改革动荡中对由谁统领以及统治者如何行使职权，一直保持着相同的意见，此时全都被分裂了。从前在一起共同审理案件的人，这时在相互拷问着彼此。即使对教会和议会事务持不同意见的男男女女，从前对爱国忠诚向来没有异议，这时却称对方为叛国者。以往会认为不可思议的最极端的事，这时全冒了出来，还被付诸行动。对普通的男人女人来说，本来国王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共同体的正常运转，而这时他们被要求接受的主张却是，要想共同体还能正常运行的话，就必须杀死国王。

不列颠内战割裂了民族、教会、家庭成员，导致父子兄弟反目。在兰斯多恩（Lansdown）战役中，比维尔·格伦维尔爵士（Sir Bevil Grenville）死的时候，得知自己的兄弟理查德是议会方的指挥官（不久后他又换边了）。士兵希尔斯丁（Hillsdean）死于围困威尔特郡的沃德城堡（Wardour Castle）之战中，他让大家知道了是自己的兄弟对他开的枪，尽管他原谅了他的兄弟，因为“他只是在尽职”。1645年苏格兰内战最残酷的时候，弗洛伦斯·坎贝尔（Florence Campbell）听说，在因弗罗奇（Inverlochy）一役后，她的兄弟邓肯（Duncan）被胜利方麦克唐纳家族的首领杀死。虽然兄弟输了，但是她丈夫和儿子追随保王党麦克里恩家族（MacLeans），站在赢家一边。可是弗洛伦斯的愤怒悲伤全是为了坎贝尔家族。“假如我那天在因弗罗奇，”她写道，“我会用手中的利剑把麦克里恩家和麦克唐纳家的人全砍成碎片，我要坎贝尔家族的人都活着回来。”

不列颠大厦不仅被撕裂，还被摧毁了；象征统治阶级财富和权威的、令服从议会贵族院权力的普通大众望而生畏的华厦，很多情况下被无情地围困——围困成了主要的攻击方式，这样的豪宅最后都化为了灰烬。很多大宅经过加固变成堡垒要塞，如汉姆普郡的贝辛庄园（Basing House in Hampshire）与波贝克岛（Isle of Purbeck）上的科夫城堡（Corfe Castle），它们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守卫者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剑，在燃烧的门廊和窗户边的搏斗中倒下；或者像沃德城堡被围困的守卫者那样，凭每人8盎司谷物和以半匹马均分的小份马肉，饿到最后不得不投降。如果说围困过后还剩下点儿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些房子都“瘦身”了（这场战争的伟大委婉说辞之一），以便保证以后它们再也不会构成威胁。

食物短缺造成人口减少，天花和斑疹伤寒也趁机流行起来。也许最成功的大军是老鼠部队，它们造成又一次黑死病流行，让整个情况更加恶化。有几年，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感染最严重的地方，一切习俗、同情心、法律几乎都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像博尔顿（Bolton）那样的城镇，在1644年的大屠杀之后，人口减少了一半。1643年，在普里斯通（Preston）除了“‘杀死，杀死’，什么都听不见，骑士追逐着惊恐的穷人，并进行杀戮残害，对妇女儿童的悲号哭喊充耳不闻”。阿伯丁落在蒙特罗斯侯爵（Marquis of Montrose）与阿拉斯戴尔·麦考拉（Alasdair MacColla）的军队手里后，富有的市民在被砍头之前要被剥光身上的衣服，因为衣物是珍贵的战利品，不能沾染血污。对有些受害者来说，创伤从来也没有愈合。据约翰·奥博利（John Aubrey）所记，年逾古稀的乔丹夫人（Lady Jordan）“在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围困期间，受到枪击惊吓，失去理智，变成了一个小孩子，大家只能一直给她玩偶玩儿”。

为什么不列颠岛上各民族如此自戗？成千上万的人到底为什么送命？尽管这个问题已问过千百遍，但还是值得继续追问下去。尽管历史学家们没有办法给出答案，但我们永远不应该放弃探寻。我们必须追问死者所遭受的痛苦有意义吗？或者，不列颠岛上的这些战争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自相残杀？还是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所相信的，17世纪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与威尔士人所遭受的痛苦，是为了后代能生活在议会制的国家——这个议会政体稳固、自由而且公正，举世无双。他们相信的这些都是真的吗？这些战争的根源之一肯定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绝不可调和的且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吗？这些社会等级或高或低的人——历史学意义上的傻瓜——参与战事，是不是被他们一知半解的力量推进去的？而其结果又是他们根本无法预见的？或者，整个血腥事件就是荒谬的误解，如果正常一点儿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此肯定的观点曾经贯穿我们的整个历史，现在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至少在学术界，它已经是古人牙慧。针对维多利亚时代历史学的这个教条的、自以为是的观念，一些现代历史学家的结论更冷酷、更复杂，即事实真相是：明摆着，不列颠内战是无法预见的、并非必然的，是原本可以避免的。一直到最后一刻，即1641年末或1642年，英格兰的政治团体都一致同意，英格兰应该由一个神授君权的君主加上负责任的议会辅佐这样的方式来统治。如果有争议，可以容忍；即使有什么理由要分裂人民，那怎么也比不上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利益和基本原则更重要。国王不是专制主义者，议会也不是自由斗士，他们大同小异，这就是英格兰本色——理智的中间道路。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都被蒙蔽了，如S. R.加德纳（S. R. Gardiner）将斯图亚特王朝几位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每次争执都细致入微地梳理出来，差不多编成了一部伟大的政治交锋戏剧，写出了他们非此即彼的两派对立思维，过分关注议会辩论的声音和愤怒，以及创立史诗的需要。因此他们回溯历史，这样辩论下去的结论就是：议会这个19世纪帝国的跳动的心脏，一直被认为是进步的工具，不列颠“独特性”的标志，正是它使得英国与欧洲大陆那些专制主义国家分道扬镳。正是这种狭隘的岛国意识、国家主义者、议会党人的叙述，与民族英雄皮姆（Pym）和汉普登（Hampden）一起，捍卫了英格兰的堡垒，使其没有沦落到欧洲专制里。半个世纪以来，正是这种思想激起了学者们的热情。现在可以说，关于内战起源及发展的最糟糕情况，正是因为它受了辉格党历史观的蒙蔽，即所谓追求自由的“进步”和追求权威的“反动”之间泾渭分明，已经注定要发生冲突。评论家们坚定地认为，事实正好相反：君主和议会、宫廷和乡村，并不是沿着一条冲突的路径持续运行，不可避免地朝着宪政这个巨大的火车残骸而去；相反，直到最后一刻，它们都在平行的轨道上平稳地前进，天气晴和，一路畅通，发动机马力充足。1629年，查理一世选择了不要议会而治的时候，大家都满不在乎，除了一小撮自以为是的、自认为是英格兰自由的“守护人”。

但是，不知怎的，似乎有人抛出了一名扳道工。接着，那个绝对不可预料的、不可能发生的，我们该叫它什么？——一场不幸——发生了。我以为，这是我们共同历史上的最大不幸。但你懂的，事故发生了。

它们真的发生了吗？

有段时间谣传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兼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想要改名为亚瑟（Arthur）。嗯，干吗不这么改呢？卡姆登自己说得不是很明白，“不列颠”不算什么新发明，而只是远古的一个联合体，即特洛伊的博鲁特斯和卢修斯王（King Lucius）之国的复兴。卢修斯是第一个皈依者，它绝对是亚瑟基督教不列颠的伟大帝国中心，其疆域覆盖从冰岛到挪威，从爱尔兰到阿摩力克人的布列塔尼（Armorican Brittany）。当然詹姆士自认为他把两个久已分开的国家英格兰和苏格兰重新联合在一起，两国分开曾经造成可怕的无休止的血腥争斗。宫廷布道者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用《旧约·以西结书》第37章的内容提醒詹姆士：书中讲一位先知梦见两根木杖，耶和华命令他将这两根木杖放在一起，而当他这么做了以后，瞧啊，二者合而为一，还活了起来，这个梦的寓意是分开的以色列（Israel）与犹大（Judah）复合了。随詹姆士南下到英格兰的苏格兰大臣约翰·戈登（John Gordon），自诩为犹太神秘哲学家（cabbalist），说自己破解了“不列塔尼亚”（Britannia）一词发源于希伯来文（Hebrew）的深奥的意义，引用翻译Brit-an-Yah：“此处有约（Brit）在先”——即蕴含着上帝的旨意，要将不列颠分开的两半重归一处。就从他接过伊丽莎白手指上取下的那枚蓝宝石戒指那一刻起，詹姆士就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说辞。1603年4月，他到达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Newcastle upon Tyne）后，便对硬币进行重新设计。硬币上称呼自己的王国为“大不列颠”，他自己呢，是头戴月桂花冠的罗马皇帝的形象。整个在位期间，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出生于（通常都这么认为）不列颠北方的新君士坦丁大帝。

精通科学的哲学家、散文家兼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不遗余力地促进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担心国王“对两个王国与民族混合有点儿操之过急，政策跟不上，承受不了这一进度”。可是没有什么能阻挡詹姆士，联合意味着安定、完整、和平，每个人、每件事都要纳入他的这个包罗万象的一体大王国里。国玺要包括三个王国的盾徽（四个，如果你真的扳着手指头数数的话，詹姆士当然还得把法兰西的百合花也算上）。新的旗帜，联合的象征——詹姆士常常过分乐观地比之为充满爱的婚姻，将在圣乔治和圣安德鲁两个十字交叉的美满姻缘里融为一体。他尝试了很多设计：一个是苏格兰圣安德鲁十字和圣乔治十字并列；另一个是只占四分之一的圣安德鲁十字，红底白色交叉。最后，1606年，第一面联合王国的旗帜终于完成了，蓝底白色十字在下，上覆白底红色十字。苏格兰船主们立刻抱怨圣安德鲁十字被圣乔治十字盖住，看不清楚，对于联合前景，这可不是一个好征兆：光学定律打破了两个王国之间任何表面上的平等，因为鲜艳的红色看起来总是凸起在隐性的蓝色之上，圣安德鲁十字注定被解读成“背景”。

那么，好吧，我们不谈论旗帜了：让选手们上场吧。对那些毛遂自荐的公关人员和策划展览的人来说，两国合并的幸福婚姻是天赐良机。例如托马斯·戴克（Thomas Dekker），他是居住在伦敦东面贫民窟的异军突起的剧作家、长期负债者兼监狱常客，他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本·琼生（Ben Jonson）是他的搭档，比他境况好得多。他们俩得到授权，要布置伦敦城的盛大娱乐（The Magnificent Entertainment）场景，作为首都正式迎接国王之用，不消说，“欢乐不列颠”（Happy Britannia）要放在中心。“圣乔治和圣安德鲁，几百年来彼此不买账，现在是结拜兄弟了：从今以后，英格兰与苏格兰亲密无间。”戴克知道该怎么办，要弄成圣安德鲁和圣乔治这两位骑士，兄弟一般亲密地肩并肩骑马前行去迎候国王。戴克乐观地认为，这是一个真正受人喜爱的活动。他会写一个故事，是关于1603年英格兰民族如何笼罩在黑色的哀悼里伤心不已，在令人忧郁的疟疾中痛苦挣扎，最后终于迎来奇迹般的治愈，这都是因为“全心全意地接纳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国王……看哪！北方升起一轮红日，赏心悦目，它的光芒像一把大扇子，吹散了一切厚重的污浊的乌云”。

很不幸，正当戴克要品尝成功之杯饮时，瘟疫将它从他的嘴唇边打落。（“然而，哦，人的幸福何其短暂！哦，世界，你的欢愉是何其轻微与缥缈啊！”）在1603年夏天，有3万—4万人死去，剧场关门，街巷空荡荡的，没有了欢庆，戴克只得转向备用计划：为了从痛苦中搞几个钱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瘟疫，他弄了个小册子《奇妙之年》（The Wonderfull Yeare，1603）：

一位吟游诗人整夜整夜地待在巨大的寂静的太平间（Charnelhouse）里，这是难以言说的折磨，如豆的灯火在空中慢慢燃烧，四下里空荡荡的，发出幽幽的光（使这里更显得可怕）。本来绿草萋萋的人行道上，现在只散落着枯萎的迷迭香、凋零的风信子、致命的龙柏和母羊，死人的骨骸叠成堆，厚厚地混杂其中：躺在那边的是其生父的白骨，这边是其生母的空洞头骨（Chaplesse）；他的周围还有1000个粗人（coarse），一些直挺挺地裹在打结的裹尸布里，另一些半个身子已腐朽在烂掉的棺材里……假如他突然大张嘴巴打个哈欠，鼻子只闻得到臭气，眼睛也只看得见蠕动的虫子。

好在一年后鼠疫终于退去，戴克和琼生终于上演了他们的盛会。如果说瘟疫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延误吊足了伦敦人对这类节日狂欢的胃口，上一次还是在半个世纪前伊丽莎白女王登基时候的事。戴克写道：“街上全是人……货摊上没有丰富货品，全让小孩子占了，窗户洞开（铅条镶嵌的玻璃已取下），挤满妇女。”他这么说也许不全是自夸，但是，对国王来说，公众的热情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制造了麻烦。因为詹姆士在众人面前会不可救药地感到紧张，只想逃避到别处去；他更喜欢在罗伊斯顿（Royston）附近的山里骑马，兴致勃勃地追踪牡鹿。但是，富含寓意的露天剧场里乐声喧天，场面花哨华美，使人眼花缭乱，至少短暂地解除了国王是土包子形象的印象。除了兄弟般的安德鲁和乔治，老父亲般的“泰晤士河”（Thamesis），带着寓言书里拟人化的飘动胡子，以大地做陶罐献上贡品，罐中的鱼儿鲜活可见；斯蒂芬·哈里森（Stephen Harrison）的巨大凯旋门必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用木头与石膏砌成，27米高，15米宽，就竖立在游行经过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其中之一为格子架，上有三座塔，点缀着厚厚的绿色植物，寓意詹姆士的王国永远“丰茂长荫”，特色是“羊群吃草，羊羔啃咬，鸟儿在空中飞翔，其他主题也都是安享太平时光”。竖立在芬丘奇街（Fenchurch）的那座拱门上，升起一个钝锯齿形的城垛，上面放着一幅巨大的伦敦全景图（仿佛从远处塔上看到的景象），中心是圣保罗大教堂模型，相比20万蝼蚁般生灵行走的杂乱无章的真实大都市，这个全景图看起来可是要规整得多。这个新特洛伊（New Troy）的奥古斯特式（Augustan）景观下面，正是不列颠自身——在一个象征帝国的大圆球上，刻写着“独立于世之不列颠”（Orbis Britannicus Ab Orbe Divisus Est）。熟读经典的学者——也许人群中就有一些——会一眼看出它援引自博学的维吉尔（Virgil），尤其暗合《田园牧歌之四》（Fourth Eclogue）里面预言新黄金时代将会回来的句子。威廉·卡姆登在《不列颠志》一书开头早已确认过，维吉尔的诗句承认不列颠作为一个独悬海外之地的历史命运。那么，很自然地，不列颠群岛的一些古典地理学家尽量利用它，称许其为传奇的大洋西边的“幸运群岛”。到1603年，英格兰人正以此沾沾自喜，认为岛国与大陆的分离状态具有无价地利；“这个大自然为她自己建造的堡垒，免于瘟疫感染，也不受战争纷扰”，莎士比亚的话恰好道出英格兰民族的自信心声，即他们受到天神的福佑，隔绝了世界其他地方的痛苦。

这时候，不管怎样，要让大不列颠分享这种幸运岛国的意识，还要延伸到幸运的爱尔兰和苏格兰（虽然一向的事实是，历史上苏格兰与欧洲的联系，比它与英格兰的关联更紧密）。1604年10月，詹姆士对着心怀重重疑虑的英格兰议会两院（国王已告知它们，圣上允许它们享有特权，此说已给议会套上马笼头）发誓：“因为我的血统而带来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它产生的好处，我必将回馈给全体岛民。”每当他提及自己的国家时，总是一再表示，这是不可分割的“本岛”。他略带歉疚地承认，即使是特威德河两岸的邻居，也曾有过不幸的异见和血仇，但那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得归咎于邪恶大陆（尤其是法兰西人与西班牙人）的干扰阴谋（Machiavellianism，即马基雅维利主义），他们恶意煽风点火要英格兰与苏格兰对掐。而现在，詹姆士本人——他身上本来就有英格兰人、威尔士人、法兰西人与苏格兰人血统，又蒙上帝恩宠赐予他两个健康儿子——过去长久以来关于王位继承的痛苦战争，将一去不复返。“这种令人不快的杂音，”卡姆登写道，“使得这些民族长久以来陷入纷争（否则他们是不可战胜的），而现在可以终止，一去不复返了，可以代之以快乐地无穷尽地享受甜蜜的和谐胜利曲调。”假面剧开始，大家入场吧，太平调子奏起来，斯图亚特王朝桃花源（Arcady），前进吧！

可是，本·琼生、托马斯·戴克、约翰·斯比德、威廉·卡姆登等一群人欢天喜地预言的“独立于世之疆域”“卓尔不群的不列颠”，结果呢，没有带来和谐与协调，反倒是浩劫与毁灭。不管王室还是共和主义者们，千辛万苦，越使出吃奶的劲头要把不列颠的碎片聚拢来，它们反倒散得越厉害。詹姆士一世与查理一世父子俩耗费巨大心力“联合”“统一”，到头来只落得仇恨和分裂。詹姆士一世即位那年，没人（当然不是琼生或戴克）能预测到这个（尽管国王对议会所做的专横讲话已经不是个好兆头），可是还需要再过一段时间，“不列颠的麻烦”才现出它的危险性。晚到1637年，查理一世的苏格兰朋友兼盟友汉密尔顿公爵（Duke of Hamilton）还在给他最明白清晰的警告，劝告国王收回成命，不要一意孤行地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两地推行宗教统一，以免边界北部，也就是特威德河以北的苏格兰反应激烈发生危机，再蔓延到其他两个王国，也就是爱尔兰与威尔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设和谐不列颠本身就是一桩自动毁灭的买卖，在三个王国之间连同其各自内部都造成了混乱。历史学家一直想让我们相信，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是个基本温和的政体，因政见一致而联合在一起。他们声称：尽管有关于宗教与政治的争论，但都局限于政府与社会的既定秩序内。用这个观点来看，斯图亚特王朝治下的英格兰（与不列颠历史重合的部分较多）是君子协定式的统治。统治阶层对君主的权力及其界限没有分歧，议会应该给国王提供金钱，同意保持社会等级固定；在詹姆士统治期内，接受较宽泛的加尔文宗教义。当议会和王室意见不一时，绝大部分人民都愿意他们和解，而不是各自背离，走极端。可是，也许学者们给出的印象，是单就英格兰来看，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把这个国家引向了灾难性的后果。历史学家的问题没有错，如果说出了岔子，那要看说到的是哪个国家。即使缩小范围，单说英格兰，问到统治着英格兰各郡的那帮人，这就可以当成一个能容忍什么样的冲突的案例来分析（尽管我认为不是十分契合上面所说的情况）。但如果说有麻烦的不是英格兰，而是不列颠——特别是苏格兰与爱尔兰，那也并不是说，在17世纪40年代一下子就冒出来非常严重的问题，搅得英格兰政局不安宁，至少，麻烦早在两代人以前就已存在。也绝不是说，不知怎地，因为某个遥远的凯尔特人的外围地带冲突风云际会，就突然莫名其妙地搅动起英格兰政坛的浑水。棘手的是苏格兰加尔文教派和爱尔兰天主教派，以及它们将各自深刻的宗教需求，诉诸英格兰斯图亚特王朝朝政，结果就使英格兰闹起了内讧。稍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宗教诉求本身不仅带有神学意味，还有政治甚至外交政策含义。对这些需求，英格兰的帝国政府想要毫不含糊地快刀斩乱麻，务必贯彻“不列颠”统一规范，但这样做却将帝国引向可怕的危险境地。除非强迫，苏格兰、爱尔兰都不接受英格兰颁布给它们的指令，如此，不列颠战争爆发。是不列颠扼杀了英格兰，也是不列颠使得苏格兰、爱尔兰血流成河。

所以，等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并将它们放在原本没出乱子的王国里，就会发现灾难发生的原因浮出了水面，这些长远的原因及短期的原因就会得到迥别于以往的解释。假设一下，英格兰清教徒们（Puritans）够愤怒、够强大吗？能够凭其本身就能把斯图亚特王朝推翻吗？答案八成是否定的，尽管毫无疑问，王朝的尊严与权威会受到惩罚和伤害。再试问，苏格兰加尔文教徒与英格兰清教徒联合起来（二者都认为国王与臣民有约在先），能不能把斯图亚特君主拉下马？答案就是肯定的了。1639年，在贝里克，查理一世和苏格兰加尔文宗圣约派（Covenanter）谈判，要终止第一次主教战争（Bishops’War），沃里斯顿（Wariston）的阿奇博尔德·约翰斯顿（Archibald Johnston）个性急躁好斗，频频打断国王的话，又出言不逊，一向矜持的查理，极不习惯这种粗鲁无礼，不得不命令约翰斯顿这个小小的检察长闭嘴。在谈判结束前，苏格兰人给了查理·斯图亚特更恶劣的侮辱。试问，一次爱尔兰天主教暴乱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吗？假如忽然揭露出英格兰国王原来不是爱尔兰守护人，而是爱尔兰教会和国家的破坏者，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肯定的，那就是爱尔兰天主教暴乱同样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假如詹姆士是荷兰人或日耳曼人（后来的国王们即是），对苏格兰没有那么强烈深切的感情，还会有内战吗？

但是，詹姆士就是苏格兰的国王，这麻烦就大了。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在快40岁的时候，成了大不列颠的詹姆士一世。多年来，他不得不忍受坚硬冰冷的石头沙发，终于得到了一床温暖舒适的羽绒被褥，他必定打心眼儿里感激不尽。作为苏格兰国王，石头沙发给了他痛苦漫长的教育。他母亲玛丽·斯图亚特的榜样危险而令人厌恶。废黜她的加尔文宗贵族对她记忆犹新，他们就要确保以严格的加尔文宗教义教育她还在襁褓中的儿子。1570年，他们将詹姆士委托给可怕的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监护，相比之下，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的严词苛责都变成了春风化雨。有个故事最能说明布坎南对王权持有略显不礼貌的态度：马尔伯爵夫人（Countess of Mar）抗议他粗暴地对待这个王子，他回答说：“夫人，我刚刚鞭打了他的屁股，如果愿意，您可以亲吻它。”大家都不抱幻想，布坎南可不是什么亲谁屁股的人，他的个性正好相反。他关于君主制的观点，都毫无隐晦地写在《论苏格兰王权的对话》［De juri regni apud Scotos（1579），A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Rights of the Crown in Scotland[2]］一书里。该书论证了废黜詹姆士母亲的正当性，即国王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他们没有履行与自己子民签订的契约，人民就有权推翻他们。自然，按照这种反抗理论，苏格兰人和王权分立，王权若干预教会事务，也会被推翻。苏格兰长老会（Presbyterian）对任何王权统治形式都怀有敌意，它自己就是国教，有单一的、统一的教条，但是由各个群体的代表组成的最高宗教裁判会议（general assembly）却要监管这个教条。

但是不管怎么着，詹姆士·斯图亚特毕竟是他妈妈的儿子，他可不想一辈子给长老会当门口的擦脚垫。他用辩论术铺平自己通向王权的道路，而不是像玛丽那样冒险。他的智力和学习品位早就崭露头角，他采取的技巧和伊丽莎白差不多：狡猾、实用主义，还有灵活性。1587年他成年后，开始恢复国王的权威，凌驾于长老会的最高宗教裁判会议（用来统治苏格兰人，于天主教女王在位时创立）和永远好争斗的贵族之上。他手里没有任何常备军队，因此只能争取做所罗门式（Solomonic）智慧的裁决者——詹姆士懂得如何通过带有浓重象征意味的姿态使自己的权威发挥作用。为了庆祝他的成年礼，他设法在爱丁堡的市场十字广场（Market Cross）给苏格兰著名的互为死对头的贵族提供自由娱乐。当他们喝得醉醺醺后，詹姆士叫他们手挽手地沿着高街（High Street）走向王室住处荷里路德宫——有时候议会在这里碰头。他们像羊羔一样乖乖地去了，穿着相当正式的服装。国王鼓励他们这么穿着去议会开会的。他也懂得分裂与团结都会对他有利。他对苏格兰人略微做了些让步，就成功地使他的敌人长老会分成了两派：一派愿意为其所用，另一派是死硬加尔文宗，如安德鲁·梅尔维尔（Andrew Melville）。后者认为任何国王对苏格兰人的干预都是专横而令人憎恶的。在苏格兰人当中赢得“王党”的支援，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后，詹姆士开始进一步行动，比如，规定最高宗教裁判会议的开会时间。他彻底改造主教制度，使它比英格兰类似的制度看起来没有那么浮夸，然后不管怎么说在5年时间里，詹姆士重新在苏格兰人当中引入主教。1591年，他感到羽翼丰满了，就铸造金币，上面刻写希伯来文，意指金币的缔造者“你是我唯一敬畏的”（Thee Alone Do I Fear）——这着棋走得急了一点儿，因为第二年，梅尔维尔就让苏格兰议会废止了主教制，詹姆士被迫同意。詹姆士总是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没有保障，尽管他查禁了布坎南的书。这个老挥鞭者一直是他这个学生君主的噩梦，迟至1622年，他还曾出现在詹姆士的梦中，警告“他将坠入冰中，然后又被火烧”，还有“他要不断地承受痛苦，不久就会死去”。不仅布坎南，还有鲁斯温家族（the Ruthvens）也是他的梦魇：当他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正是鲁斯温家的人用手枪顶着他；1582年，另一个鲁斯温家的后人把他扣为人质；1600年，又是这家的高里伯爵（Earl of Gowrie）绑架了他，再一次威胁到他的生命。无怪乎詹姆士一直到老都活得草木皆兵。

对于那些以制作不列颠君主——血腥雷霆的亨利八世、童贞荣光伊丽莎白一世及其他——小肖像为营生的人来说，詹姆士一世注定是个看起来拥有令人困惑的性格组合的人，这些性格简直是无法在同一人身上兼容并存：嗜好打猎，精通学术，追究加尔文宗教义和追逐牡鹿一样起劲儿；喜欢大摆酒宴，在冗长的假面剧上演的时候，用一口浓重的苏格兰腔高声嚷嚷着要看清跳舞者，特别是他的王后丹麦的安妮（Anne of Denmark），也是最喜欢在假面剧中表演的；他又是个口若悬河怒吼狂啸的辩论者，常常引经据典地攻击布道者和议会人员。但是詹姆士性格（还不是他的性取向）里最大的特点是拒绝疏忽慢待等级制。不管喝醉了还是头脑冷静的时候，说他深沉或肤浅也好，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也好，没有任何其他君主像他那样，如此频繁地感到有必要从理论上强化君权，然后诉诸笔墨。人常说詹姆士“他真心地渴求探讨学问”，出版了不下10种专著，论述他认为重要的各种事，包括抨击巫术和烟草的罪恶。其中两本，《君王天赋之权》 ［Basilikon Doron（the Prince’s Gift）写于1598年，到1599年才出版，是写给儿子亨利的。书里援引大量例子，如查理五世给菲利普二世如何行使王权的忠告］和《自由君主的真正法则》 （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1598年出版），就是在他到英格兰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出版的。至少直到尝试阅读的时候（因为无论哪一本，虽然简明扼要，但都算不上引人入胜），他的新臣民们一定是热切地盼望，想看看詹姆士的书有没有揭示他们这个新国王的性格，因此在他继位后的短短几个月里，他的书就卖掉了13 000 ~ 16 000册。

如果说这两本书都被当成是王室对子民的命令理论，要他们开始屈膝膜拜，这是误解了它们。当然，詹姆士不顾大家的感受，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权威基于上帝旨意，反过来君主也只需对上帝这个最高裁判负责，这无疑是事实。“君权神授，因此，一切裁决已被剥夺。”后来成了他的名言，诸如此类的话是他精心设计用来和议会过不去的。他想要说服那些要维护普通法、认为只有普通法才具有最崇高地位的斗士，比如埃德温·桑兹爵士（Sir Edwin Sandys）、尼古拉斯·福勒（Nicolas Fuller）、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他们认为詹姆士已受到欧洲大陆王权专横风气的感染，现在需要速成课程来纠正他，告诉他英格兰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柯克与那些和他想法接近的人相信“英格兰的古老宪政”，虽然其起源已在远古的时间迷雾里消失（类似的还有其他基本习俗，如成年年龄和陪审团规模），但到盎格鲁–撒克逊七王国时即已牢固定型，它蕴含在普通法里，后者在时间上早于，也优先于任何个人王权。在英格兰，最高主权是且一直是不可分割的“王在议会”（king-in-parliament）。粗暴征服，比如像詹姆士这样抢夺英格兰大权，也许可以一时将“王在议会”这个概念踢到一边，但英格兰人骨子里的“古老宪政”已在习俗里保留了基因，只等时机合适，就会浮出水面，比如《大宪章》的制定。让詹姆士回顾“记忆”（据说国王自己的记忆笨拙），自然于事无补，尤其他是一个浸淫在苏格兰罗马化法律传统里长大的人，这个传统与英格兰传统颇为不同，相距甚远。还有，詹姆士论述苏格兰的王权时，就已轻巧地应付了议会优先于王位的传说：“议会……不是在王权出现（就像很多人愚蠢地认为的那样）之前就有的，而是在王权设立很久之后才发明的。”以上种种在此时还没有成为严重问题，因为詹姆士在《自由君主的真正法则》里也痛苦地承认君主制起源的问题与如何统治一个“稳固的”国家几乎毫无干系。这么说的时候，他已指明这个国家只是当时的苏格兰与英格兰。就他个人而言，这一点也没什么矛盾，他坚持对自己有约束性的职责：首先而且优先是对上帝负责，那是他的唯一上司；同时接受生活中的现实，即“混合的”、均衡的君主制。在这个体制里，有些政府事务属于国王特权，但其他很多事务不是。如果无视国家的“基本法律”，就是跨越了合法王权与暴君的分界线，那将是冒犯而非尊重与上帝订立的契约。当负责任的王室政府自贬为专横暴政时，国王即已经侵犯了他与上帝以及与自己臣民所订立的契约。尽管“国王受上帝恩宠，超越所有其他普通人的地位和等级之上……他的座次越是高出普通人，他对自己缔造者的责任就越大……越是最高宝座，越难安坐”。

如果认为詹姆士到英格兰来时，丝毫不想在国王、贵族、高级教士还有平民院之间保持平衡，这样的看法是误导。他刚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人不停地向他吹嘘平民院是英格兰政体里特别的天才发明。然而，他要维护自己的“王权和至高无上的特权”，反对任何来自平民院或真实或假想的冒犯，这个决心也是再明白不过的。这个时候只有极少数统治阶层人士，能够意识到这个外来暴君将要把英格兰的自由践踏在脚下。英格兰人普遍接受的基本真理是：政治社会秩序是英格兰和平不可或缺的条件，国王及其大臣的职责就是提供这一条件。看着英格兰的财富和权力放在黄金盘子上被双手奉送给喀勒多尼亚来的海盗，英格兰人心里真不是滋味。詹姆士呢，倒真的是内心挣扎着才保留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声名显赫的国王私人枢密院（Privy Council），其中包括：打败无敌舰队的功臣、埃芬厄姆的海军大臣霍华德伯爵（Lord High Admiral Howard of Effingham）；特别不可或缺的是驼背小个子国务大臣罗伯特·塞西尔，国王还提升后者为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伯爵。尽管有6个苏格兰人被任命为私人顾问，可只有两位——乔治·赫姆爵士［Sir George Home，不久成了邓巴伯爵（Earl of Dunbar）］和金洛斯伯爵（Lord Kinloss）职位稍高。但是，因为国王重用苏格兰朋友兼童年伙伴，如勒诺克斯公爵（Duke of Lennox）和马尔伯爵（Earl of Mar，他更对后者大肆赏赐金钱与豪奢礼品），把他们加入了国王私人枢密院，这使它的班底更偏私人家臣。如此一来，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当然是，要接近国王只能通过这些苏格兰廷臣，尤其是宫廷卫队长托马斯·厄斯金爵士（Sir Thomas Erskine）。不止一个愤怒的英格兰求见者抱怨，很“讨厌”必须在厄斯金眼皮底下坐很长时间，才等得到国王接见。威尼斯大使报告，1603年5月，“没有英格兰人（不论他什么等级）能不受召见就进入接见室（Presence Chamber），与此同时，苏格兰伯爵们却可以自由进入”。这么说有点儿夸大，但无疑是大家的共同印象。

英格兰人有恐苏格兰病，反应激烈在所难免，虽然《麦克白》（Macbeth，1605—1606）的结尾歪曲了苏格兰历史，却更好地暗示了马尔科姆·坎莫尔（Malcolm Canmore）只是通过英格兰人的帮助才赢得王位。琼生的舞台剧《东向而锄》［Eastward hoe（1605），因为写了这个剧本，他与他的两个合作者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和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在伦敦塔里待了些日子）］，讲的就是苏格兰的穷贵族依靠英格兰人不劳而获。1612年有一桩轰动一时的案件，苏格兰桑克尔伯爵（Lord Sanquhar）出钱买通两个杀手，射杀了数年前曾在一次意外中失手弄瞎了自己一只眼睛的英格兰剑术大师；桑克尔作为普通刑事犯定罪绞死后，伦敦街头流传着尖刻的打油诗，大肆渲染恐苏格兰病：

他们讨去我们的土地和财物，还要我们的命；

他们鞭打我们的老爷，还睡了老爷的老婆；

他们压榨我们的绅士，对我们的议员（Benchers）呼来喝去；

他们捅了我们的巡佐，枪杀了我们的剑术师；

傲慢的苏格兰佬快住手，快这样放过我们；

要不然看我们如何让你和来的时候一样穷得叮当响。

克罗伊登（Croydon）赛马场上，苏格兰与英格兰贵族时常爆发打斗；在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一个叫马克斯韦尔（Maxwell）的苏格兰人，把一个英格兰人的耳环连同他大半个耳朵拽了下来，差一点儿引起暴乱。一时间，伦敦的苏格兰人小心地窝在霍尔本（Holborn）与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的小圈子附近，尤其注意避开剧院旁边的后巷，那里的人“横冲直撞”，擅长粗暴地对待苏格兰人，突袭苏格兰人，名声好一点儿的剧场里同样充满恶狠狠的敌意。尽管弗朗西斯·培根竭力鼓动，可国王正式缔结联合的宏伟计划却还是淹没在了英格兰议会的抗议风暴里。议员们反对用“不列颠”取代英格兰国籍，说那将是英格兰法律和古老宪政的末日，会使外国人把去外国的英格兰人和本土英格兰人混为一谈，贫穷的、不干净的、贪婪的移民（常见的侮辱说法是“臭烘烘的”“肮脏的”）会成群涌入英格兰。到1607年，联合协议（union treaty）已经死过千百遍，但詹姆士继续风雅地自称“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之王”（King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尽管他对这挫败感到迷惑、恼怒，但还是命令（花公众费用）制作新的“帝国王冠”（Imperial Diadem and Crown），上面镶嵌着蓝宝石、钻石和红宝石。

那么另外一方又怎么看待这个未遂联合？詹姆士在苏格兰发布通告禁止反英格兰的歌谣、诗歌与宣传册子，说明感到被冒犯的苏格兰人在索取无度的同时，也大肆诋毁英格兰。但是，且慢说受伤的感情，苏格兰——或者，毋宁说，低地、信奉新教的苏格兰部分——对詹姆士的“二重奏政府”，应该没什么理由感到自己受了冷遇，只要国王能让他们保持自己的宗教独立性不受威胁。在最后这个关键领域，国王按照自己的习惯，等到他的代理总督［邓巴、邓弗姆林（Dunfermline）两伯爵］向大部分苏格兰贵族充分说明合作的好处后，才缓慢而精明地推进。等到支持他的大本营稳固了，国王觉得羽翼够丰满了，就更直接地对最难啃的骨头长老会下手。在1610年恢复主教制之际，从1607年起就被关在伦敦塔里的安德鲁·梅尔维尔提出强烈抗议，终于在1611年被流放了。1618年在珀思（Perth），最高宗教裁判会议同意（还是经过了一些非常激烈的争辩）执行主教制，但随即又把它当作天主教偶像崇拜与圣餐时下跪、庆祝五个神圣节日、圣事管理一并给革除了。

在珀思，詹姆士侥幸地拿到了《五教规》（Five Articles），这是他的典型做法，他没有特别施加很大压力，因为对爱丁堡、珀思或斯特林来说，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国合一，带给苏格兰的好处已使得成本开支账本上收益明显。一到边界治安专项治理开始严厉执行（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双轨齐下）的时候，抓捕、定罪、吊死盘踞在边界的盗贼土匪后，跨境贸易开启，渔民、赶牛人、织布者都有利可图。英格兰的免税麦芽酒在苏格兰大卖，逼得爱丁堡麦芽酒行会只能降低本地酒的价格，才有竞争力。在苏格兰有些地方，尤其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如中洛锡安（Midlothian）与法夫，受够了彼此仇恨的贵族们的胡作非为，小地主们、议员、律师——所有这些人，此时对天高而皇帝不远的政府几乎没啥可抱怨的。而对大贵族们，詹姆士则尽快奉上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的土地——他们已学会得了便宜要卖乖。

然而，苏格兰的低地并不能代表整个苏格兰，自有书写历史以来（从塔西佗开始），大家就注意到，以福斯湾与泰河为分界，苏格兰南北即低地与高地之间区别明显，习俗、语言、信仰、耕作及一切重要的事，两边人可以说天差地别。詹姆士自己又给大陆上的高地人加了个区分，认为他们“大部分未开化，但是稍微显示出了一些文明迹象”，而到了赫布里底群岛那里的原住民，就是“纯粹野蛮人，没一丁点儿开化”。不论野蛮人自己要不要接受神圣文明的福佑，很明显得把他们连根拔起、赶走，如果有必要，就全杀光。他们当中最糟糕的是原住民宗族头领，诸侯及其官员们也没好到哪里去，与盗贼土匪差不多。西部的麦格雷戈家族（MacGregors），还有爱尔兰的盖尔人酋长，如康·奥尼尔（Con O’Neill）继续冥顽不化，领着他们的手下铤而走险，干非法的抢劫勾当。詹姆士还没到英格兰之前，已开始对西部岛屿进行殖民计划，包括出租土地给想要“发展的”低地贵族，这样做既能平定地方又有收入，一举两得。如果有必要，迁走当地人，用更驯良的移民取代他们。当这些计划失效，无法消除当地抵抗的时候，就抡起大棒伺候：1608年，詹姆士从爱尔兰招募英格兰人军队组成泛不列颠无敌舰队，在路易斯（Lewis）和琴泰半岛（Kintyre），给那些不听话的原住民一个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后来威廉三世与汉诺威王朝（Hanoverian）对高地人与岛民实行的残酷镇压——包括禁止格子呢和盖尔语——都是苏格兰詹姆士六世开的先例，至少理论上是。

值得称道的是，詹姆士的苏格兰大臣们并不认可惩罚性地残杀岛民，因为他们懂得那样做将带来覆灭，代价太高而收效甚微，还会永远地疏离当地人，从而使西班牙人与法兰西人有机可乘。与此同时，他们改变策略，要求高地贵族首领来开会。会议放在船上开，明着说是听取布道，然后把他们扣押在马尔（Mull）岛上，直到高地人脑子转过弯来，识时务地低头。制定并首次启用了《伊科姆吉尔法令》（Statutes of Icolmkill），通过它“曲线救帝国”。这个阴招后来不列颠人玩了很多次（从南印度到尼日利亚北部）。不是采用罗马征服那样直接派驻地方总督，而是迫使当地部落首领和大头领与地方分权制的政府系统合作，让他们负责自己部落的治安和税收，报酬是给予土地与身份地位。取得合作后，他们就唯大公显贵们马首是瞻地组织起来——坎贝尔家族、麦肯锡家族（Mackenzies）、戈登家族（Gordons）等，自会料理那个偌大地界。后来的赤道大不列颠帝国案例只是萧规曹随。交易涵盖表面承诺直到道德教化：限制酒精饮料，压制家族世仇报复，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为其母国利益将当地人的孩子送到大陆的都市，在那里孩子们集中接受再教育。不列颠帝国实验室选在赫布里底群岛，后来扩大到整个苏格兰。

既然高地和岛屿当时已经实现自治，詹姆士原来要把贫穷而胆大的新教徒农民从人口密度过大的低地，移到山区“未开化”天主教中的宏图，这时就需要重新考虑了。解决方案是瞪大眼睛向隔着北海海峡的爱尔兰看过去，在爱尔兰北部和东部已经有一些苏格兰人，但是在反叛贵族，如蒂龙伯爵休·奥尼尔（Earl of Tyrone Hugh O’Neill）、泰康奈伯爵罗里·奥唐纳（Earl of Tyrconnel Rory O’Donnell）二人于1607年逃亡罗马后，他们广大的领地被国王没收，这样突然之间詹姆士和他的政府就可以玩一把“不列颠皇帝牌”了。

到1641年，将近10万苏格兰人、威尔士人、英格兰人被“移植”到爱尔兰阿尔斯特（Ulster）9个郡的绝大部分（其中6个就组成了现在的北爱尔兰）地方，不过也有大量移民同时去了蒙斯特（最初是在16世纪80年代“移植”的）。大概除了西班牙人移民墨西哥之外，17世纪爱尔兰的移民，是迄今为止单个欧洲国家最大规模的帝国居民迁徙，它使得通过大西洋跳板到达北美的“迁徙”都相形见绌。当然对卡姆登之辈来说，爱尔兰（Hibernia，拉丁文）充其量也不过是“不列颠的西边外围”。因为1541年的一个法令，爱尔兰的政体已经从一个伯爵领地提升为王国，其统治者拥有国王之“名义、排场、头衔及荣誉”，还有“王室的”全部特权。事实上，爱尔兰王位是“与英格兰王位联合并交织在一起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还曾经有过雄心勃勃的计划：驻法兰西大使兼女王私人顾问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等提出超大规模的移民、定居，以便对爱尔兰岛实行宗教新教化（Protestantize）和开化。这些人想象（和所有王室白日梦想家想的差不多），爱尔兰的土地要么抛荒着，可以白捡便宜；要不就是那里的人都是话也说不清的野蛮人，一旦受过教化，就不会再懒惰、迷信、犯罪，将迫不及待地接受（开始时有必要稍许动用点儿卑劣的手段）都市文化的福祉。但实际上，爱尔兰当然既不荒芜也并非纯粹是说盖尔语的农民与做偷牛贼起家的老爷们。在伦斯特，居住的是“老英格兰人”即原盎格鲁诺曼底定居者的后裔。安茹王朝的时候，他们跟随理查德·德·卡莱尔（即“硬弓”）而来，大部分人信仰天主教。几个世纪下来，原来界限分明的盖尔人原住民和英格兰入侵者已经模糊不清，很多人通婚，共享领地。尤其在东南部，尽管很多老英格兰人还是自认为忠于王室，可是他们和原住民盖尔人共享一些基本事业——他们信仰共同的宗教，都仇恨此时英格兰大规模移民的威胁。

但这两个族群都失败了，没人理睬他们——詹姆士对待盖尔人比老英格兰人更加凶狠残暴。詹姆士一世派到爱尔兰的诗人兼大法官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es），谈到谋杀当地人时口齿伶俐，说他们“简直不比食人魔更好”。戴斯蒙德伯爵（Earl of Desmond）在蒙斯特被查抄的领地分给了35个英格兰地主，份额蛮大的，每份有4 000—12 000英亩（1英亩约合6亩）。阿尔斯特要小一些，打包分成更小的份额——1 000—2 000英亩——给了“承办人”和前军人“跟班”。这两类人得到土地战利品后喜出望外，作为回报，他们签约同意为爱尔兰的新教教会事业出钱，也掏钱办学校、学院。只有这样，才能把改革派宗教（Reformed religion，即新教）植根深入，不至于让偶像崇拜派（Papist，即天主教）把推广新教给毁了。在另一桩特殊交易里，德里（Derry）被交给伦敦城来的团伙，这个古城才有了现在“伦敦德里”（Londonderry）这个带前缀的地名。詹姆士用完没收、查抄来的土地后，并未停止剥夺，他从所有爱尔兰地主那里巧取豪夺，要他们根据英格兰法律的严格标准，提供土地所有权凭证——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些领地已经流传了很多世代。当然，詹姆士就是冲着这个来的。韦克斯福德（Wexford）、朗福德（Longford）、沃特福德（Waterford）和卡洛（Carlow）的大片土地，就是通过这个途径从爱尔兰人手里转为殖民者所有。

国王觉得整个大项目空前成功，只是有点儿遗憾它生根比较慢。他的承办人在撵走爱尔兰人时如果有意无意中不是特别凶狠，国王就威胁说要收回土地，除非他们又快又狠地赶走当地人。到1620年，大批贫穷农民从人口密度过大、狂热的加尔文教徒所在地苏格兰东南部迁来，这里真是需要他们全身心投入挑战。詹姆士给苏格兰阿伯康伯爵詹姆士·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Earl of Abercorn）等人找到了用武之地，也让他们发了大财，那么他也就能指望他们忠心耿耿地效犬马之劳。詹姆士和这些殖民者一样，无疑也相信殖民本质上是挽救了爱尔兰的社会和道德：自由游荡的爱尔兰牛羊群在冬天被圈进围栏，制造了大量土肥，这样能改善贫瘠的爱尔兰土地，牛奶产量也将成倍提高；根据市场需要种植麦子，这样与时俱进的农民就可以住进带玻璃窗户和木头地板的石头房子。这幅绝妙的旷野和丘陵风景将被神奇地复制到蒂龙与弗马纳（Fermanagh），堪称礼仪保育院的城镇就会成长、壮大，能用唯一可靠的语言——英语，识文断字就会如野火一样蓬勃发展，而原住民说话听起来像大舌头般模糊含混就该退到爱尔兰深处，一个新爱尔兰呼之欲出。

公平地说，应该指出并非所有老英格兰人甚至爱尔兰盖尔人都齐心一致地敌视新来者及其带来的新发明，这是爱国主义者需要理解的历史。正如老英格兰人与盖尔人的文化在几个世纪混合后已经水乳交融一样，在都柏林与德里那样的城市里，新来者和本地人分享各种商业、法律和社会利益，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变成了非常活跃的学术中心。但是，不管如何，从一开始，殖民就被弄得走形了，尤其在阿尔斯特，因为这里是不列颠对峙罗马与马德里的敏感前线，其特点是防御，这让当地人焦躁不安。殖民者也许带来了石头房子，但他们墙外、篱笆外的乡村极其抵触新教主义；反过来，这也总是让殖民者感到不安全，他们就永远保持着警惕，提防着万一天主教徒邀请西班牙人过来，将爱尔兰变成下一个不列颠宗教战争的主战场。詹姆士时代的种子在爱尔兰是撒下去了，但是它们并没有如詹姆士时代的不列颠发明者所希望的那样获得收成。

但是，假如不列颠音乐的和声里有强大杂音的话，白厅（White Hall）里的人是永远也听不到的。1630年詹姆斯的儿子查理委托鲁本斯作画。此画将詹姆士的美德比作不列颠所罗门一般，到1634年，即詹姆士死后9年才完成。巨画装饰在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仿帕拉迪奥富丽堂皇的新宴会厅的天花板上，不管怎么看，它们都是詹姆士时期美好愿望的完美画幅：画面竭力鼓吹王室的善良意愿，和平与富足紧紧拥抱，新奥古斯都引领着智慧女神，迅速地驱走战神。考虑到已经发生的事（以及后来推翻查理王位的事），最靠近门口的那幅油画显得最乐观——此画又一次地引用了所罗门最有名的故事，来比喻新不列颠的重生：全能智慧的君王所罗门躬身前倾，对两个争夺儿子的母亲说出裁决。但一分为二的建议不太切合当时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情绪，传递的信息也不对头。与所罗门故事情节不同的是，詹姆士本人就是仁慈的体现，而两妇人不言而喻就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国，鲁本斯画笔下的大胖小子就是不列颠。

对新朝廷寄予如此之高的期望，朝野上下如此兴奋可不仅仅是斯图亚特宫廷的幻觉。沃里克郡阿伯里（Arbury）的约翰·纽迪吉特（John Newdigate）是国王那本《君王天赋之权》的几千个读者之一，他在自己的绅士庄园里提笔给国王本人写信——“我亲爱的国王”——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英格兰现在有了一个所罗门君王，臣民们都和示巴（Sheba）女王一样，眼巴巴地要亲眼见证国王的智慧和伟大的全套方略。但是，纽迪吉特写到他要谈的问题时，语气就热切起来，他说国王怕是有很多紧急事务要改革，比如：男穿女装，这令人恶心；绅士们整天忙于在伦敦打官司，花费昂贵，简直要被生吞活剥了，而他们的领地在荒芜腐朽，租户民不聊生；可恶的寄生虫们从国王手里买到垄断经营权，转而用来榨取毫无防备的人；本郡为外国战争上缴的税收，沉重得难以负担……纽迪吉特没有要国王诏告和立法，而是要詹姆士改革：清除整个王国的污秽，不单单是王宫本身。“我恳请陛下能……帮助大家改革，以便符合你想要浇铸的模子。”他乐观地写道，然又加了一句，生怕詹姆士会懈怠，“因为所罗门的一切智慧与好开端，到用得着坚忍不拔的时候都不见了，和平的福祉反而带给他罪孽”。

尽管以后他们会非常失望，可开头的时候，乡绅们和纽迪吉特一样对新朝廷都满怀希望，另一位正直的绅士赫里福德郡布兰普敦·布莱恩（Brampton Bryan of Herefordshire）的罗伯特·哈雷（Robert Harley），此时很高兴能被国王封为骑士［而且是巴斯骑士（Knight of the Bath）］，这是由国王主持加封礼的荣誉，一起受封的共有62人。哈雷后来成了议会斗士，又幸存下来进入克伦威尔时期的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哈雷和纽迪吉特那样的人压根儿没想到，虽然詹姆士自己承认清教徒的人数很少，但是他心里非常鄙视他们。相比之下，詹姆士更同情福音派（Evangelical），哪怕他嘴里说他们“在上帝的桌子旁和基督一起坐着，的确像个跟包”。哈雷和纽迪吉特那样的人，看着这个一本正经的苏格兰人在苏格兰的作为，心想詹姆士定会把苏格兰的长处带来英格兰，而事实上国王正为能摆脱它而欣喜若狂。“清教徒”是他辱骂“头脑发热的”基督徒的用词，但是在所有因持不同信仰而折磨斯图亚特朝廷的人当中，有一些人执拗地认为教会改革还不到位——爱德华六世的神圣福音派事业被他姐姐玛丽一世耽搁了半个多世纪，这些人与满足于维护英格兰国教会（Anglican）现状的人，他们之间的分野可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双方期待的国家功能性质和观念水火不容。狂热的福音派传道者最反感的是：洗礼用十字架，以戒指表示婚姻神圣，神职人员穿白色法衣。这些也许看起来太鸡毛蒜皮（而且，让他们恼火的是这些被詹姆士定义为无关宏旨或“不感兴趣”的东西，还要在国王的权限里等着由詹姆士来判定它们是否合适、要不要保留或去除），但对这些狂热信徒来说，它们就是可恶的天主教偶像崇拜圣物，必欲去之而后快，国王却并不太理会他们的要求，而一味提倡虔敬布道与说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詹姆士与不满的改革派进行完这场扩大化的理论探讨之后，唯一幸存并且流传下来的就是那本漂亮到不朽的《圣经》，偏偏就顶着詹姆士的名字（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3]）。如果一个教会分化到细碎的原子级别，只剩下无数忘我地研读经文的读者，或者信徒们都是那些关起门来过着隐士般道德高尚同时自我封闭生活的家庭成员，那么詹姆士和他宠信的大臣们，如乔治·阿博特（George Abbot）或兰斯洛特·安德鲁（Lancelot Andrews）认为这是一盘散沙，会完全破坏教会与民族的团结。加尔文教派不管是从前还是以后都一样，他们一直认为世界非黑即白，无非就是亲基督的或敌基督的，他们申诉道，“团结”说好听点儿是空虚的幻想，说难听点儿是故意设圈套，诱骗无知者和有罪者随便加入宗教团体。不是一切都很明白，万能的上帝已经对“联合”没有兴趣了吗？就像加尔文和圣徒保罗两人深刻理解的，上帝已发布命令，人类已无可救药地分成浑蛋和值得拯救的，或者像多切斯特（Dorchester）圣三一教堂（Holy Trinity Church）的教区长约翰·怀特（John White）直截了当地说，据其教区里一个吓得不敢相信的成员记载：“基督可不是什么全世界的救世主，他只拯救被推举和被他选中的人。”他们认为詹姆士拒绝更“彻底地”改革是无原则的软骨头，而事实上这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1604年，詹姆士在特地为考量这些事务而召集的汉普顿宫廷会议（Hampton Court conference）上，花了很大力气阐述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坚持典礼、圣事与教会的“仪式”并非只是某种折中路线，也否认是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才将自己放在天主教教义与清教主义之间。他说它蕴含着他积极的愿望，希望在教会的大营帐里容纳基督教徒——吸引忠实的清教徒和同样忠实的天主教徒，剔除他们比较极端的因素，并提供有罪者仍然可以通过勤奋工作和遵守教规得到拯救的可能性（不是必然性）。还有，詹姆士也非常认真地对待等级和秩序，而且，他认为教会等级制就已经包含着秩序，在这个秩序里打头的就是他自己这个跨世俗与精神两界的君王，紧随其后的是大主教、主教。在位期间，不论在苏格兰还是英格兰，詹姆士都没有动摇过（与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一世不同）这个信念：王室权威与主教制结合是对付罗马的最好利器。而且他把这个观念传给了儿子，只是，到了查理那里，恰恰就是这点最后酿成了大祸。

所有这一切想法对福音派来说都是不可理喻的，因为他们认为最纯正的罗马天主教的真谛就是不追究命定天数，就是暗示说任何善事都可能起一点儿作用，并且令救赎改观。实际上，很多天主教徒也误解了这个观点（而且为之欣喜），以为它曲折地表示国王要回归旧的罗马天主教的愿望。1604年詹姆士一世与西班牙和解，流言四起，说国王要改宗，英格兰要回归罗马教廷属下看起来就要奇迹般地实现。王后丹麦的安妮已皈依天主教的事实，更助长了这个期望。当然，假如他们读过詹姆士一世对自己洗礼过程的动人描述，他们也许更会捕风捉影：他有改宗的潜在可能。“我是由一个教皇任命的大主教（Popish Archbishop）给施洗的，（其母玛丽）发话，为了要容忍用口水……就遵守了这个腌臜愚蠢的戏法……而她的原话是‘她不愿意一个得过天花的神父朝她孩子嘴里吐唾沫。’”和他母亲一样（但他是站在别的立场上来忏悔），詹姆士没觉得王后个人不能信仰与国教不同的宗教，但是他绝不考虑自己这样做，他可不要弄点儿别的，他还是继续做他的新教徒。忠实的天主教徒也许对詹姆士的真实立场一无所知，那些人如托马斯·特雷瑟姆爵士此时已出狱，重新开始侍弄他的北安普顿郡大屋利夫登纽比尔德，那是原先设计来象征他的信仰的。这时候爵士认为他们受迫害与因为不服从（英格兰国教）而被剥夺一切的日子是终于到头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久托马斯·特雷瑟姆爵士等人就明白自己错得一塌糊涂。罗伯特·塞西尔和大主教理查德·班克罗夫特（Richard Bancroft）可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时机，他们俩热情地实行詹姆士的政治体制，加紧镇压不服从英格兰国教的人和秘密耶稣会会士，建立了一套自动预报天主教阴谋（Predictions of Plots）的体系。因此天主教这边痛切地感到自己是彻底地上当受骗了，才产生了要消灭国王和他的异教徒大臣的阴谋。乔治·布坎南的加尔文宗训导是：国王并不神圣，抵抗他具有合法性；这个思想到了天主教徒们那里就是耶稣会胡安·德·玛丽安娜（Juán de Mariana）[4]的教条，即反抗异教徒君主的暴政也是合法的。这么一来两下里真是半斤八两。这种免罪说使天主教阴谋家与暗杀刺客热情高涨，充满乐观。1604年，甚至早在火药阴谋者们策划他们的政变前，起码就有两起暴动的阴谋被揭露。一个（真正的天才）计划是劫持国王，扣押他当人质，直到议会同意在英格兰容忍天主教教义。这个计划由罗伯特·凯茨比（Robert Catesby）、特雷瑟姆的儿子弗朗西斯、埃弗罗德·迪格比爵士（Sir Everard Digby）、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托马斯·温特（Thomas Winter），以及吉多·福克斯（Guido Fawkes）筹划。福克斯曾在荷兰的西班牙军队里干过，受到一个耶稣会神父托马斯·加内特（Thomas Garnet）的祝福。他们的阴谋最富戏剧性，想出的点子居然是这样的：不单是在本季议会开始当天炸毁议会，连同国王、太子亨利，甚至可能四岁的小王子查理也一起干掉，但要把他们的姐妹伊丽莎白推上王位。因为他们觉得她受她母亲信天主教的王后安妮的影响最大，最起码也会更能容忍他们。看起来早在蒙蒂格尔勋爵（Lord Monteagle）接到匿名信（很可能来自蒙蒂格尔夫人的兄弟），告诫他不要在1605年11月5日去参加议会开幕式之前，罗伯特·塞西尔的情报网就已察觉了这个阴谋。当局对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房屋下面的地窖进行了搜查，这里的承租人即阴谋者之一托马斯·珀西。福克斯与36桶炸药正好在那里被抓了个现行，那些炸药足以把正在它上面的议会贵族院整个儿炸上天。

这伙人的下场全都非常凄惨也很有名：凯茨比与托马斯·珀西一直被追踪到他们在斯塔福德郡的藏身处，他们在追捕中双双身亡，凯茨比死时手里还拿着一幅圣母图。也有人的尸体被从墓里掘出，割下头，送去放到他们要炸毁的议会大楼角上示众。特雷瑟姆被关进了伦敦塔，临死前做了大量忏悔。他死于非常可怕的尿道感染，痛苦之至，基本上连例行的颈枷都显得多余了。福克斯和其他人很快就被施以绞刑，然后还没咽气呢，就被挖出心脏，对此，围观群众倒是还挺欣赏的。

比阴谋本身更重要的是，它给斯图亚特王朝的前途带来很好的影响。固然詹姆士向来怕受阴谋诡计的刺激（毕竟他的父亲达恩利也是一桩炸药阴谋的牺牲品），但他小心翼翼地不走极端，不因为要反对天主教而暴跳如雷。实际上，他和他的政府还艰难地将福克斯这样的“狂热分子”与真正忠诚的天主教徒如老特雷瑟姆之辈区分开，还希望他们已经够害怕了，以后能满足于私下里实践自己的信仰。但11月5日成了新教徒最好的神圣节日，新的“英格兰民族的生日”，他们用焰火和钟声欢庆国王得救，也庆贺英格兰宪政结构完整地幸存下来。詹姆士从来没有和英格兰贴得这么近，他差一丁点儿就与上下两院分享恐怖的焚化，这倒让他显得亲议会了。凯茨比、珀西和吉多·福克斯做了詹姆士自己从来也没做成的事：他们让他成了一个很受大众欢迎的英雄。议会宣布火药案叛国罪（Gunpower Treason）那天为一个假日，利用它大做文章，赞颂詹姆士一世是“我们最仁慈的君主……历代君主中最有学识、最虔诚的国王”。

可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的20年就是这个蜜月的延续。如果说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在位时间越长，詹姆士和不列颠人彼此的爱意越淡。格洛斯特主教戈德弗雷·古德曼（Godfrey Goodman）等许多同时代人注意到，随着詹姆士时代宫廷里异国情调的奢侈挥霍和飞短流长日益增长，他的光芒开始消退，人们开始戴上玫瑰色眼镜，格外怀念伊丽莎白时代。詹姆士的声望黯淡下来，也并不一定是宪政危机的序曲，因为他在位的22年里，议会总共开会时间才36个月，而且这个断断续续的记录和伊丽莎白任期时相比，也不见得更能引起争议。议会此时还没有自认为是国王政府的“反对派”，也不是政府机构的“伙伴”。议会上下两院的绝大部分成员接受国王的观点，就是他们主要是为英格兰王国的事务提供金钱——议会主要是起这个作用，但是——这是个天大的职责——他们相信历代传承的真理，就是自己肩负责任要给国王提供专业咨询，保证税收不是以伤害人民的“自由”或安全为代价收取的。这就意味着，当国王来向他们伸手要钱时，他们自觉有义务给他递上民怨清单。这抱怨成了个连祷文似的仪式，然后，大家等着国王吹毛求疵，回嘴说这是侵犯了君权，再装模作样一番，比如要弹劾某个无足轻重的国务官员，或表彰一些杰出的民族代表。有时候詹姆士会自动配合这么干，但大部分时候需要众人推他一把。更多时候，他像个面带愠色的少年被拽回家中，要父母救他出债权人的火坑，当他们训斥他不该闯祸时，他咬紧牙关翻着白眼。

然而，詹姆士的财政困难都是他自找苦吃。伊丽莎白是出了名的“铁母鸡”，他却是个无底洞，花钱大手大脚。从继位之初开始，他就给自己的苏格兰伙伴廷臣们大把撒银子，惹得一个议会议员形容财政部是“王室蓄水池，圣上给苏格兰人的慷慨馈赠造成持续、不可修复的漏洞”。詹姆士来自相对贫穷的苏格兰，那里资源有限（只是那样也没能阻止他如滚雪球般地借债）；到了英格兰，他更觉得自己进了养肥猪的天堂，土地、特许专营权、职位、珠宝、房屋都一股脑儿地往亲信们身上砸，搞得他们反过来拿国王当金主，当然也是花钱如流水，哪管什么量入为出。整个宫廷文化就是沉浸在消费中。钱的去处可多了：本·琼生和伊尼戈·琼斯搞的盛大假面剧（平均每年1 400英镑），机械装置搭架起来，把人搞得像在空中飞过或者像被海洋吞没；稀奇怪样的服装外面包着红榴石；庞然大物一样假托波斯风的妇女裙子，腰以下波涛滚滚，或者上面露出胸部，只用最通透的上等薄纱细麻布（对正直的大臣们来说，宫里这十分平常的时尚让他们很看不入眼）；宴饮豪奢异常，王室与国家关系较紧张的1621年，一次这样的宴会就耗费3 000英镑，动用100名厨师整整8天，做出1 600道菜，包括240只雉鸡。詹姆士时代，宫廷热衷于奢侈，最典型的当数苏格兰伯爵詹姆士·海（James Hay），即后来的卡莱尔伯爵（Earl of Carlisle），发明的所谓新式“预支晚宴”：客人到后，在巨大的桌子前，看着上面摆放的精美食物目瞪口呆，但是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给众人瞧一眼，纯粹挑逗得大家口水直流后，满桌东西直接撤走倒掉，代之以厨房里刚出炉的一模一样的菜肴。

盲目追求靡费、哗众取宠极具传染性。宫廷大圈子（詹姆士将它扩大数倍，包括32个伯爵、19个子爵及56个骑士准男爵）里的任何人，只要想被人正眼瞧的，都得跟风炫耀、极尽渲染之能事，因为这是时尚品位。这个骑在马上马不停蹄地在各家的打猎小屋之间转悠的国王，比伊丽莎白一世更希望人们以富丽堂皇的方式款待他。詹姆士一世在一个廷臣家里待着太舒服了，以至于受不了的主人只好写信给国王的一个随从杰勒先生（Mr Jowler）——因为他在圣上面前能说上话，提请他敦促国王早日离去。不用说，那些伊丽莎白在位最后10年里兴建的“华屋大厦”在詹姆士一世时期搞得更加豪华。不列颠本身太平了，贵族们可以更从容地在欧洲大陆上悠游，走的地方更多，带回来活力四射、矫揉造作的设计，石头贴面、内部嵌板的雕刻繁复精细。詹姆士时代达官显贵的展示场所，比如罗伯特·塞西尔的哈特菲尔德［国王用哈特菲尔德郡的伯爵领地和塞西尔交换来美轮美奂的西奥博尔兹（Theobalds）］，威尔特郡彭普洛克伯爵的威尔顿，或者其中最豪奢的令人倒吸一口冷气的是萨福克伯爵位于埃塞克斯郡的奥德利恩德（Audley End，关于它，詹姆士说了那句著名的反手还击式的恭维，“对国王来说太大了，不过也许财政大臣大人用起来刚好合适”）。可以吹嘘的是那里的画廊有足球场那么长，而且，既然此时英格兰玻璃工业已经建成完备体系，巨大的玻璃窗使房间采光充足；即使是屋子里的家具——床、书桌和柜子——都装饰着突出的小丘比特像、斯芬克斯像、方尖碑、微缩庙宇。帷幔要特别扎眼，还得时常更新。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的临产室花了大约1.4万英镑（据当时价值估算）用于装饰，白色绸缎上用金线刺绣外加珍珠点缀。没什么东西会是太过新奇的，只要有趣，特别是让人目不暇接的花园，因为这时又兴起复杂迷宫和复古潮流，修建了许多雕塑、喷泉、洞穴，这就需要专业水力学工程师像德·考斯（de Caus）家族来设计并维护它们。

不消说，这一切所费不赀，很多最雄心勃勃的建造者闹到后来就破产了。天字第一号冤大头就是国王（他花钱是伊丽莎白一世的两倍），前后几任财政大臣绞尽脑汁供他挥霍，他们沿袭老方法加上变出新花样，还是不够詹姆士一世玩的，每一任财政大臣都得罪人。老的典型的“王室权力”手段，如“采买权”，就是由王室给货物和服务定价，表面上是为宫廷日用采购，价钱却远低于市价；随着时间过去，这招貌似更容易，尤其是王室给采买价与市场价之间定个象征性的差价——这本来就不是着眼于货物本身的价值，历史上的起源是为了体现王室尊严，到这时这个手段就蜕变成了勒索。王室荣誉——此时依然是它权威的一个重要因素——被詹姆士贱卖了。他册封了800多人为骑士，每位30英镑，是他闹的众多笑话之一，反映在诽谤和歌谣里，典型人物如“费边·稻草人爵士”（Sir Fabian Scarecrow），他的太太勉强凑够钱给他买到骑士头衔。

这些变通手段没有一个能在臣民面前给王室加分，到了外国人那里——他们都很尊敬骑士和贵族制，就更是贻笑大方了。同理，政府出售税收“田庄”时（这是一项权力，回报是一笔预付款，将收税操作或关税当成私人业务来操作），看起来无助的消费者就落到了私人手里，在工钱一直低但物价高的一段时间里，这个人的兴趣就是把自己的进项最大化。从很多方面来说，詹姆士时期与伊丽莎白一世在位的最后10年相比并没有更糟糕，可那会儿大家还觉得有盼头儿，以为詹姆士政府会好起来，而到这时，就感到彻底没希望了。一直到1610年，国务大臣罗伯特·塞西尔都在兼任鸡肋的财政大臣一职，很明显他非得干点儿什么，设法给国王找到一个更可靠的收入来源。这一年，他尽力向议会兜售一份“大合同”：王室放弃自己的封建勒索权，比如采买权和“分封权”（wardships，管理小封建主财产的权力），以换取每年20万英镑的回报保障。这桩交易到头来落了空，因为与此同时，詹姆士决定索要废除分封官的补偿，议会就得出结论认为自己要多付了。一片怨声载道中，金钱纠纷演变成了宪政之争。詹姆士解散了不合作的议会，宣布废弃平民院，因为他们“危害、干扰我们的健康，伤害我们的声誉，恶意地给人民加重负担，侵占了我们很多特权，使我们财务状况恶化”。埃尔斯米尔勋爵（Lord Ellesmere）相信，平民院经商讨而拒绝给国王足够的资金，已经侵犯了“王室尊严”，因为这显示出他们关注自身的“自由”；对这一点，如果不立即严加约束，“就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爆发动乱而要求民主”。

1612年，罗伯特·塞西尔死于胃癌。没有了救命稻草，詹姆士的英格兰政府继续摸索着干下去。塞西尔死后不久，已经可以预见的一系列攻击就开始了。针对何谓“不合规范”，包括弗朗西斯·培根在内的若干人进行了一场非常直率的辩论。塞西尔病故后，王室的道德与实际声望也一落千丈。没有预付款，伦敦酿酒商们（击中国王痛处）拒绝为王室提供艾酒。詹姆士向一个荷兰金匠订购价值2万英镑的珠宝，金匠拒绝他赊账，说别的人已出价买走了！这时候国王让一个霍华德家的人，也就是萨福克伯爵执掌财政大权，他在奥德利恩德肆无忌惮地挥霍早已说明他不可能称职，但是债务越多，国王似乎觉得越要用更能摆出十足架子的大臣。

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乎一切都乱了套。1612年，威尔士亲王亨利是新教爱国者们的楷模，众人称赞其品行端正、有智慧、善骑，而且［与其父老霸王龙（Rex Pacificus）相比］更喜欢干净利落地打打杀杀，可他却死了。葬礼的规格很高，他的死引起广大民众由衷的哀痛。和已故新教英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继任的威尔士亲王查理身体十分羸弱，口吃（这一点与其父有天壤之别）、拘谨、个子很矮，直到5岁还需要人抱，本来大家全都以为他会夭折。亨利太子死后，他那副检阅用的金盔甲全套传给了新的威尔士亲王，结果盔甲太大了，这导致查理后半辈子都在努力长大，以便配得上这副王室仪仗行头。

1613年，王室举办了两场盛大的婚礼，和冲喜一样。当时表面上看来都有理由为两对新人高兴，但到最后这两桩结合都演变成了詹姆士帝国的凶兆，极大地破坏了不列颠的和平与良好的社会风尚。前途更被人看好的是伊丽莎白公主嫁给莱茵河巴拉丁选帝侯王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the prince-elector of the Rhineland Palatinate），假如说宫里失去了亨利这个本土新教王子，那么此时得了个新教女婿弗雷德里克算是个补偿。2月中旬，节庆如常，排场喧闹，以泰晤士河上一场竭力渲染地戏谑模仿“土耳其人”与“威尼斯人”海战为高潮。其间，用纸和纸板搭建的阿尔及尔（Algiers）港口化为青烟一缕升上天空，这真是高兴得太早了。

另一桩婚事却最终吹了，朝野上下轰动一时。萨福克伯爵也就是那个败家子财政大臣的女儿弗朗西丝·霍华德（Frances Howard）嫁给詹姆士的新宠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苏格兰小听差海勋爵，很喜欢开派对的人）。在一次比赛中，他骑马持矛冲锋时受了伤，詹姆士注意到他修长的腿。萨福克伯爵形容他“身板笔挺，品位良好，肩膀孔武有力，面孔光滑，兼有精明与谦虚。上帝知道，他非常懂得何时可以放肆”。海勋爵就此如火箭般地升迁，1611年成为罗彻斯特子爵（the Viscountcy of Rochester），受赏赐得到亨利二世时的一座巨大城堡；紧接着在1613年11月，再高升到领地更大的萨默赛特伯爵。本·琼生为这两个婚礼写了一个假面剧，名叫“婚姻中面具与屏障的庄严”（Hymenaei，The Solemnities of Masque and Barriers at a Marriage），目的在于通过热烈赞美此桩婚事，来掩盖英格兰苏格兰联合已悄然变化中的不乐观情形。因为此前在1606年，弗朗西丝·霍华德13岁的时候，曾与当时14岁的第二任埃塞克斯伯爵结婚，但是——后来在判决这起婚姻无效时，是这么说的——婚姻不顺，至少在床上不行。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宫廷里，人们没什么隐私可言，因为这类八卦是报纸或新闻的收入来源，和今天的小报一样，它们靠耸人听闻的故事、星座运程、富豪名门重口味的通奸故事来维持生计。弗朗西丝·霍华德的故事正好符合这个路子，它甚至超出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疯狂的幻梦。

在弗朗西丝还没遇见卡尔前，就有传闻说埃塞克斯性无能，另外还有弗朗西丝破除了亨利太子童贞的流言。1613年，卡尔的朋友兼政治顾问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Sir Thomas Overbury）非常惊异地发现，卡尔居然明确说要把他们那点儿风流韵事升级为婚姻大事。那段时间里，霍华德家族正如日中天，国王发现自己真的无力招架，不能否决卡尔的任何事，甚至娶妻，因为如果说国王真是个性活跃的同性恋者，可这时詹姆士看上去却一点儿也不嫉妒自己年轻基友的异性需求，而弗朗西丝一旦下定决心，就没什么能阻挡她。她坚持说，与埃塞克斯从来没有圆房，也不需要她尽人妻职责（后来有指控是她给埃塞克斯下了药造成他阳痿）。教会指定一个委员会裁决这起无性离婚案，（坎特伯雷大主教惊慌失措地向国王请辞）英格兰高级教士们煞有介事地听取案情——尊贵的伯爵怎么不能使自己的阳具进入夫人敞开洞口的详细证据，体检发现她还是处女（尽管后来说，检查时弗朗西丝坚持戴上面纱，实际上雇了一个处女替身，考虑到她后面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只能说有这个可能）。当坎特伯雷大主教反对提交“正确的”结果时，国王就把陪审团人数大为增加，塞进些不是那么刻板的主教，然后陪审团就宣布埃塞克斯伯爵与霍华德小姐没有结合过，新婚姻终于批准了。

可是，要实现弗朗西丝·霍华德与罗伯特·卡尔这桩美满婚姻还有个障碍，就是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不识时务，不断地说她是个“贱女人”，给卡尔出主意，要他和这个几乎比妓女好不到哪里去的女人一刀两断。为了封住奥弗伯里的口，国王给他安排了一个驻外使节的差事。让众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拒绝了，那就只好以欺君之罪将他关起来，1613年9月奥弗伯里爵士死在伦敦塔里。

一时间，弗朗西丝与萨默赛特伯爵过起了一个长蜜月。只是，婚礼过了18个月后，在1615年夏，发现奥弗伯里的死事出有因，是被谋杀在伦敦塔里，还是用了一种非比寻常的方法，即他是被毒药灌肠剂弄死的。一个药剂师的助手揭露了奥弗伯里的死因内幕。他在临死前做忏悔，说自己得了埃塞克斯伯爵夫人20英镑干的这事。接下来的调查揭发出更多惊人的故事。伦敦塔的监狱长已经注意到伯爵夫人送给犯人的果馅饼与果冻之类的食物看上去、闻起来都很可疑，特别是他自己的一个手下已招供曾试图下毒；因为不敢得罪全英格兰除了王后以外最有权势的女人，可怜的监狱长为了保护她要泄愤的对象，只能拦截这些致命的食物，用自己厨师做的食品取而代之，但是没能拦截（甚至没有怀疑）里面填充了纯水银的灌肠剂。尽管萨默赛特伯爵本人对谋杀奥弗伯里爵士的阴谋一无所知，但一旦面对既成事实，他非常积极地试图掩盖案情线索，只要可能，就不惜贿赂，在要害处销毁文件。惊恐万状的国王给调查施加压力。他亲自去枢密院，“在那里跪下，发誓如果他曾经同意要置奥弗伯里于死地，就请上帝发落自己和后代”。阴谋揭穿后，密谋者采用的险恶伪装——约克郡一个驼背药剂师给弗朗西丝提供了全套毒药，包括“毒粉宝石”、白色砒霜、一种叫“大蜘蛛”的东西，以及安·透纳（Ann Turner），她因为设计的服装使用黄色上浆织物走俏流行而闻名，是个裁缝兼老鸨，就是她给奥弗伯里的狱卒送去毒药——使得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最骇人听闻的剧情相形之下也黯然失色。面对铁证，弗朗西丝低头认罪。萨默赛特算天良未泯，事先并不知情，依然被判定事后成了帮凶。无须多言，这桩公案里的平民罪犯都被处以了可怕的死刑，这样才配得上投毒分子的罪行，可是相应地，詹姆士当然是赦免了贵族们，只是将他们关进伦敦塔。萨默赛特在里面时不时地练习重新设计牢房内部，以此自娱自乐。

对于伦敦城外的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神学理论把世界分为基督的区域和敌基督的营地，可是霍华德–萨默赛特一案却上演了违法全武行——通奸、谋杀、以罪恶压制真相，也许还有巫术——真是再明白不过地证明，宫廷已成为“斯图亚特索多玛（Sodom）之城”，即不可言说的罪恶深渊。清教徒的宣传手册里长篇累牍地宣扬父权家庭是正直高尚国家的基石，并强调不列颠联合体的正常秩序。国务大臣拉尔夫·温沃德（Ralph Winwood）自己是福音派新教徒，他是将国王的注意力转向怀疑这桩婚姻很可能是可怕至极的阴谋的主要推手，就不足为奇了。温沃德之辈认为，社会政治秩序的尊严与组成都已岌岌可危，看起来社会秩序都被扭曲在霍华德的阴谋里，高居社会政治金字塔尖的人物涉足其中，还是主角；可怜的萨默赛特屈从他那狠毒的老婆，明摆着已经违反了妻子应该服从丈夫的常理；弗朗西丝及其同谋犯安·透纳，好像是詹姆士一世时代文化的典型，是所有讨厌女人的人的噩梦：贪得无厌者魔鬼般地盘踞在女妖心里，恶魔通过肉体社交毁灭对方。可怜的奥弗伯里的死法一定是着迷于肛门的魔鬼设下的诡计，这还有什么疑问吗？詹姆士自己似乎已经得出结论：透纳当然是女巫。

这样看来，霍华德家族在英格兰政府里大权独揽，证明了撒旦阴谋败坏贵族的崇高与阳刚之气，本来这时候贵族特权还建立在其作为军人阶层典范的地位上；1617年，老兵如巴纳比·里奇（Barnaby Rich）写到，贵族委顿得太过分，从前罗马人也曾经那样。无怪乎霍华德–萨默赛特阴谋背后的天才恶魔就是时尚女王透纳太太，因为“我们的脑子女性化了，军事训练和战争法则变成了女流之辈的乐趣和消遣……我们更愿意乘四轮轿式大马车，已经不适应野营了”。至于主教大人们与恶行同流合污，也已经表明其职位可耻、一钱不值［清教徒们不会对此感到惊奇，他们已看够了大名鼎鼎的欧弗劳（Overall）太太，她的丈夫后来是考文垂及利奇菲尔德主教（Bishop of Coventry and Lichfield），她在1608年与自己的众多情人之一私奔］。国王在宫廷评论家们那里挽回了一些信誉，因为非常明显，他真诚地决心要将犯罪事实查个水落石出。但是他没有完全严格按照法律处罚主犯，倒是判处小喽啰死刑，这又进一步证明詹姆士一世无力阻止英格兰堕入异教徒缺德的深渊。

20世纪最后30年，大家公认在17世纪20年代的英格兰，清教徒人数很少又仅限于本地。（要是说虔诚的加尔文教派在苏格兰没那么重要，这难度要大得多，那边当然也知道英格兰霍华德事件的很多情况。）请不要认为是霍华德丑闻这一事件突然就使广大人民恍然大悟，詹姆士一世的王室宫廷某种程度上已不可逆转地腐化。本来就有些人已献身道德净化（以及在自己家里、本城和村落里）事业，这件事的作用在于加强了他们的信念，认为上帝选民（Elect）的定义就是一帮被精选出来的虔诚信徒。当时，正直者只能集中关注本地纯洁性，他们一如既往地从自身和家人开始，再扩展到社会群体。少数人也许因此会说，英格兰为了避免讨人嫌，甚至要创建单独的锡安之地（Zion），用大西洋隔开他们和阿尔比恩–俄摩拉城（Albion-Gomorrah）。可以很肯定地说，那时可没有任何这样的战略设想，它根本不是什么一个计划好的时间表上的“第一阶段”，要据此在英格兰创建一个真正的“耶路撒冷”，但是同样，只有因为过分关注在1641—1642年内战爆发时的情形而缺乏远见，才会无视虔诚者的力量与精神凝聚力，才会认为虔诚之力对不列颠命运无足轻重。当然清教徒们做梦也想不到，后来的道路终将导致君主制被推翻。当然，所有这些突变的代理人——比如18世纪的法国、20世纪初的俄国——都是顽固的积极分子，相信自己受到更高目标的召唤，奔向伟大的波及全国的社会变革。

17世纪初，锡安之地的建设还只局限于本地。但是，在多塞特郡的织布之城多切斯特，虔诚者取得的成就，最起码肯定能给某些人提供实际范例：在上帝的帮助下，他的忠实信徒能够战胜黑暗之主。1613年——就在霍华德–萨默赛特结婚那年——多切斯特还是只有2 000人的小城，遭遇祝融光顾，170间房屋被烧毁，却奇迹般地只有一人丧生。圣三一教堂的清教徒教区长约翰·怀特于1606年被指派到多切斯特，他认为这是来自索多玛的公报：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是上帝对冥顽不化者的罪恶及瞎起劲的邪恶地方官们发怒了。怀特与新近移居到此的志同道合者一起，着手通过布道说教，要带来伟大而神圣的改变。他的目标是常见的可疑者：婚前性行为；通奸；酗酒；赌咒；娱乐消遣（如逗熊和街头剧场），这些行为本身就卑鄙，还亵渎了安息日，任何时候都该受到谴责；长期不进教堂者及随意的吵闹打斗。他的执行人是巡警（共三组）、业余守夜人、白天的教区执事以及本地治安法官。他们将冒犯神圣者戴上足枷，或者，如果有必要就送进监狱。同时怀特和他的热心朋友也要对社会群体风尚进行积极改造，倡导大家做慈善，甚至或者说特别是在经济低迷时要大做慈善。他们通过教堂募集资金用于再造小城：设立新学校，一处穷人孩子的半工半读场所，照顾病者、老者。多切斯特成为名副其实的慈善源泉，它不单为本地困顿者排忧解难，任何堪称道德的事业——剑桥与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瘟疫、萨默赛特汤顿（Taunton）火灾（对此本地人尤感同情）受害者——同样能得到它的照拂。

怀特及追随他的清教徒们是主持这个小城的主力，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与郡里的其他社会各阶层博弈。他们这样想是对的，其他阶层根本不赞同他们倡导新的高尚改革目标，但这个事实却正好反过来加强了他们的信念：就应该有人来完成上帝的工作。这样在火灾之年和1640年之间，在这个小城里，他们的确完成了惊人的改良：道德警察怀着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地追索冒犯神圣者；揭露那些地主占租户或欠债者便宜、霸占租户和欠债者老婆的，并对这样的地主处以罚款或给他们戴上手颈枷；一天到晚嘴巴不干净的赌咒者，如亨利·戈洛普（Henry Gollop），他因为在一次吵架中一口气吐出惊人的40个咒骂，被扭送到地方治安官面前，给封了口；为相好者提供私会地方的女人和麦芽酒屋老板，后者的酒馆总是喧闹不止，或关张或被依法收回房屋；传统节日因容易导致人们酗酒淫乱，干脆从日历中划去；有名的不去教堂者（尤其是年轻人）被赶进教堂，每周日严格以待；剧场消失。1615年，一名演员经理吉尔伯特·里森（Gilbert Reason）来到城里，带着伦敦表演大师（Master of the Revels）的执照，这本来意味着他可以在市民面前表演。但多切斯特的法警明明白白地拒绝了他，当里森回答对方，这是对王室钦定执照的不敬，法警简直比叛国者好不了多少的时候，里森被关进监狱，两天后被打发开路。更可悲的是，一个无手“法兰西女人”自学了用脚做事（如写字、缝纫），并以此表演谋生，也这样给送走了。

1617年，国王颁布《娱乐书》（Book of Sports），出其不意地给卫道士们来了当头一棒：它明令允许周日晚上可以有一些适当消遣（如音乐），但还是禁止逗熊、斗牛和保龄球。有一次，詹姆士一世从苏格兰返回，途中经过兰开夏郡稍作停留，发现这套道德严苛的规章制度生生禁止了无伤大雅的游戏和消遣，这促使他要求吹毛求疵者稍作放松。但是在多切斯特，本地治安法官的警惕性高，根本就没什么人注意到《娱乐书》一事。这里大肚子新娘的数目骤减，乞丐和无执照的过客也少了；孩子们上了新学校，修建了一座“医院”，鼓励人们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与虔心信仰；还新盖了两座救济院，以及一个多方筹集资金建立起来的酿酒厂，它只雇用“配得上的”（即不乞讨）赤贫者。改造所的门上刻着说教，那也是多塞特这个“小耶路撒冷”的主旋律精髓：“看看你们自己，这是机会；罪恶带来监禁，监禁后面是绞索。”

1620年，有个紧急的新事业要多切斯特的高尚人民掏光腰包：西班牙国王的天主教军队入侵莱茵河的巴拉丁，那里的新教徒成了难民，只得流亡。有些逃亡者甚至来到多切斯特定居，因为怀特的国际知名度太高，他的日耳曼助手保证小城与欧洲大陆事件紧密联系。莱茵河那边的事件，很明显和英格兰人与不列颠人不太扯得上边儿，却忽然成了这个国家政治宗教生活的头等大事，无数的文章、布道、小册子都感同身受地说着这事，这样它们就改变了不列颠。明摆着选帝侯弗雷德里克资质愚钝，但因为他是新教徒，所以就是可靠的，但詹姆士将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他，却是将自己作为和平国王的全部声誉置于危险境地，实非明智之举。这桩婚姻的后果导致王室陷入窘境中，一直到1625年3月詹姆士一世驾崩的时候都在拖累着他。后来，他儿子在继位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笼罩在它的阴影里。

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预料的。即使到了300年后，同一个地方又发生了类似的事，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名言：“那个遥远的国度，我们对其知之甚少。”指的就是：波西米亚（Bohemia）。1618年的时候，新教徒联盟（Protestant Estates）拒绝信仰天主教的国王候选人提名［即后来成了皇帝的费迪南大公（Emperor Ferdinand）］，将马提亚斯皇帝（Emperor Matthias）派来的使节扔出布拉格城堡窗外，导致他跌进楼下的堆肥里，以此表明立场。联盟转而邀请合格的新教徒候选人。1619年8月，弗雷德里克接受了王位，老丈人看到这个情况可是惊恐不已。1620年11月，白山一役（battle of the White Mountain）中，弗雷德里克的军队惨败在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手下，与此同时，西班牙军队又抄了他的莱茵兰的巴拉丁老巢。弗雷德里克和伊丽莎白——冬日国王与王后（Winter King and Queen），在布拉格短暂居住后——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是也最时尚的流亡者，在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来来去去，最后落脚在海牙，并在此设立了自己的流亡朝廷。

在不列颠以新教徒为主的中心城市，从伦敦到爱丁堡（当然还有多切斯特），舆论沸腾，叫嚣着要与西班牙和其他天主教政权开战。对宗教狂来说，这是末日之战，预示圣徒王国即将来临，必须站对立场。情况再明白不过了，必须迫使国王这么干。但是，詹姆士一世非常不情愿开战，因为那样的话不仅自己即位以来苦心维护的和平主义者生涯会到此终结，还可能造成不列颠财政破产。从1622年起，国王信任的顾问兼财政大臣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Lionel Cranfield）出身商业金融背景，凭借苦心节俭，不说扭转也算是成功地维持了挥霍年头拉下的国库亏空。他深知自己说话的分量，此时正告国王，战争会造成财政灾难。但是，詹姆士一世同样懂得，对女儿、女婿的羞辱窘境坐视不管，就是妥协，这不可能有助于恢复自己的政府权威，更别提如何在欧洲新教徒国家中立足了。

詹姆士一世个人的感受是天主教背叛、冒犯了他，因为1620年前，有段时间他向马德里提议，让儿子查理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的女儿联姻。他在一片诚心谋求这桩婚事期间，曾被告知不必担心巴拉丁本身，甚至西班牙人占领后仍然假惺惺地对他说，他们出现在莱茵河地面上，仅仅是为了给弗雷德里克施压，是要迫使弗雷德里克从波西米亚撤出。詹姆士一世非常讨厌冲突，只能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明知是谎言，也准备假装相信。他的新宠是乔治·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莱斯特郡穷骑士的儿子），他在萨默赛特和霍华德两家倒霉的时候开始走运，怂恿国王这样自我安慰。维利尔斯升迁飞快，先后被授予嘉德骑士、私人顾问、男爵、伯爵、侯爵，因为英格兰自从诺福克在伊丽莎白一世任期内被处以极刑后就没有公爵了，所以最后，众人瞠目结舌地看着维利尔斯一路飞升，直到做了白金汉公爵。

上一次与西班牙联姻——玛丽·都铎和腓力二世——到末了，谁都没捞着好处。因此从一开局，这个计策就引起大家的争论，对国事和宗教敏感的人们，个个都在心里掂量。还有像赫里福德郡的清教徒罗伯特·哈雷爵士这样年纪大的，对西班牙无敌舰队记忆犹新。卡姆登关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历史的皇皇巨著深得人心，导致在詹姆士时代的英格兰，人们心中依然鲜活地留存着大战西班牙的史诗。西班牙宫廷和政府在一旁坐观英格兰人打落牙齿咽下肚的绝望，乐得看见对方这么巴巴地把自己从更广大的欧洲战场上剔除出去。他们的条款相当苛刻，作为婚姻条件，坚持（还有同样非常高兴的罗马教廷也这么加压）玛利亚公主不仅要有自己的私人小教堂，还得有向公众开放的教堂；联姻生下的孩子到青少年前，都要由公主而不是让亲王抚养。最过分的是，他们规定英格兰天主教徒应该被允许可以公开自由地践行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崇拜。詹姆士当然晓得，接受这些条款无异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点燃野火，但他被俊美的白金汉公爵鼓惑。詹姆士在写给他的信里，称呼他“斯蒂内”（Steenie），这个苏格兰昵称是指他认为公爵酷肖圣司提反，而白金汉公爵则回信称他“亲爱老爹”。他知道对着了迷道的国王来说，任何恭维都不肉麻，因此：“很自然地我热爱你，基于这么美好的经历和知识，我还爱慕你所有其他部分，它们比任何人拥有的都多，因此即使所有你的人民，不，整个其他的世界都在一边，而你一个人在另一边，我也要服从你、让你开心，而使他们不高兴，不，才不管他们高不高兴呢。”詹姆士此时已经是患了痛风的老人，本来应该足够明智、世故，对这样过分的奉承要大打折扣，可是，不管是打比喻还是事实上来说，很明显詹姆士需要依赖某人。而白金汉公爵本人既然仰仗国王一手“打造”，正如其重生父亲一般，很明白地接受分派给自己的完美儿子角色：健壮、聪明、活跃。他从不失手，尤其是在夸大詹姆士国王的神奇方面。

查理行为拘谨，疏远父亲那没大没小的好朋友。他本来应该是白金汉公爵难以搞定的人，但白金汉公爵为查理办了一次特别宴席就拿下了他。查理和白金汉公爵一道说服了詹姆士——他剩下那点儿本来还好使的脑子也给他们俩闹糊涂了——要敲定这桩婚事，只有他们俩一起去马德里，当面向公主求婚，用既成事实应对西班牙宫廷。詹姆士一世非常急切地想避免战争，居然同意了这个轻率的计划。1621年，是他继位以来政治冲突最严重的一年，他召集议会要求他们提供预备战争的资助。1621年初，因为眼见马上就能打击西班牙，议会开始的时候提供了资金。詹姆士像往常一样要做出牺牲，让他们弹劾一个大臣［这一次是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培根，他被指控受贿］，还承认自己初到英格兰时“过于慷慨”，给自己造成一些坏影响。这时候国王和议会双方真的是相亲相爱在过节一般。但到年底，据说国王在认真考虑和西班牙联姻而不是战争，这消息使双方的关系僵冷下来，议会坚决拒绝拨款，说除非詹姆士预先承诺款项将用于战争。相应地，詹姆士也针锋相对，否认议会有权力讨论诸如王室婚姻以及战争或和平事宜：“你们侵犯了王室特权，干涉我们，超出了该你们管的事务范畴。”事实上这与伊丽莎白一世在1566年对议会所说的话如出一辙，但是，之后英格兰王室和议会处在胶着状态，在双方你来我往的拉锯战中，历史早已悄然向前，特别是经历了长足发展，实际上在不知不觉间，议会已经能够讨论这些事由，而且他们有自由地讨论国务的权力，并且议会的讨论已经在1621年的“抗议书”里落实到了字面上：“是英格兰王国子民自古以来、无可置疑地与生俱来及继承至今的权力；所有国王的紧急艰难事情、英格兰国家和教会事宜暨防务、维护与制定法律、赔偿日常发生的委屈及损害，均是议会的正当议题，皆需议会同意和辩论。”詹姆士坚持这些“特权”都是应许给议会的，而非议会本身权力。也许从历史根源来说他才是对的，但是他，还有后来他的儿子都在辩论中输在了理论上。一般人嘴仗打败了就恼羞成怒，尤其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更甚，国王的反应是将这冒犯的一页从《平民院日志》（Journal of the House of Commons）中撕掉，把言辞最激烈的议员囚禁起来。

所以，如果能扭转形势，让西班牙人从巴拉丁撤军，就不用去议会讨要战争费用。也许是出于这个需要，詹姆士才答应白金汉和查理俩人去冒险。另外或许，从詹姆士一世写给“斯蒂尼”“查理宝贝”这样一封信来看，说明他非同寻常，头脑有点儿发昏了：他称呼他们“我亲爱的孩子们，勇敢的骑士，值得为新罗曼史冒险”。从一开始，白金汉和查理选择用“汤姆·史密斯和杰克·史密斯”这样迷惑人的化名，还戴上假胡子（路上又掉了）；直到为了更清楚地看看自己爱慕的对象，查理稚气地决心攀爬马德里的花园墙头。这件事从头到尾整个儿就是模仿詹姆士一世时代舞台上的蹩脚剧本。不管怎么说，西班牙人绝对被两个史密斯[5]的尴尬还有俩活宝闹出的笑话逗乐了。当白金汉与查理天真地以为自己能手到擒来时，西班牙人回过神来：这就是两个自己送上门来的外交人质。假如詹姆士一世应允他们这么做，西班牙人推测，那他一定是非常希望结这门亲；那么如果他渴望，他们就该从他这里诈取最优厚的实惠。这时候西班牙人的条件，就不只是要给公主修建对公众开放、受王室保护的天主教堂，还有查理王子要接受她的教堂天主教神父的教诲。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连这一点王子也接受了，还有其他一些七七八八西班牙人能想出来的零碎，都不在话下。为了测试英格兰人到底能容忍到什么地步，他们又推进了一步，规定不仅要写明白婚书，还要严格执行（为了真实圆满地实行）一年试用期，查理自己要在马德里住满一年，詹姆士一世的政府和王国也要严格执行。如果在此期间一切正常，公主和她丈夫可以自由地返回英格兰，否则不行。

这最后的要求吓坏了詹姆士一世，此时他已经真的（或者非常伤感地）感到担忧，真的受不了一年看不见他亲爱的“斯蒂尼”和“宝贝”。也许在此期间，只有上帝知道，他这把病重的老骨头可能将要进坟墓了。很幸运，这个异想天开的试用期主张也吓着了查理和白金汉，头脑发热的西班牙罗曼史总算降温了。查理的一个随从，白金汉郡的年轻绅士埃德蒙·弗尼爵士（Sir Edmund Verney）一拳打在一个神父脸上，因为神父试图对一个王子将要死去的随员进行天主教的临终仪式。好像这奇耻大辱才让他们开始明白自己不是求婚者，而是已经被当作俘虏。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自由，查理和白金汉假装同意协议，但甚至在他们还没有回到英格兰的时候就明确地拒绝了协议。等他们一干人回到英格兰时，虽然一肚子窝囊气，白金汉倒是完全把王子的角色（顺便捎上自己）彻底重新包装成新教徒英雄，不再是去西班牙求婚的新郎官。英格兰王室不会有婚礼了，现在要打仗了；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糟透了的婚前协议才引发了一场好斗的战事。

1623年10月，查理回国了，仍然是新教徒，还是单身汉，全英格兰上下长出了一口气，自议会火药案揭露以来社会气氛还没有这么轻快过。欢庆的钟声再一次敲响，外加施放烟火。1624年2月，春季议会召开，同意给国王提供资金，国王与英格兰一团和气。另一个大臣［这次是国库司库克兰菲尔德勋爵（Lord Treasurer Cranfield），就算薪俸高，本来他相对来说无可指责，又勤勉］充当丢脸角色，被废了。既然英格兰要打爱国的新教徒之战，议会就给国王他所需的金钱。

本来议会和国王彼此讨价还价的并不是关于战争的事。关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反抗西班牙人的记忆，随着时间流逝加上历史修饰，便戴上了荣耀的光环，必定使好多人自作聪明地认为英格兰马上会给西班牙人以致命打击，以及在大海上攫取西班牙人的财富。可是，很显然，这时候是要在莱茵河流域的陆地上打仗，由雇佣军将领厄恩斯特·冯·曼斯菲尔德（Ernst von Mansfield）指挥，军队令人印象深刻，是从英格兰强征过来的。没有人对这可疑的事业表示一点儿愤怒，只是有人把自己的手指头锯下或者弄瞎自己一只眼来逃避从军，但是仍有12 000个倒霉蛋，手脚眼睛完好，被地方治安法官从艾酒作坊和街角落里拉出来，赶去多佛尔。等他们在北海对岸找到了一个愿意接收他们的港口时，荷兰泽兰的法拉盛（Flushing in Zeeland）却发生了瘟疫，人员损失惨重，每天都有尸体被扔下码头，直到只剩下3 000人，这个人数几乎不足以完成任何军事行动。因此，曼斯菲尔德的远征还没开始，就已经悲惨地失败了。

和平缔造者詹姆士一世国王，原本这会是他最后一次伟大征战，然而，1625年3月，詹姆士一世痛风严重到几乎走不了路，最后他与万能的上帝“达成和解”。“所罗门和父辈们长眠在一起。”林肯主教约翰·威廉姆斯在詹姆士一世的葬礼布道上这么说。援引这句枯燥乏味的陈词滥调，真是典型的詹姆士一世式赞颂。可是这话恰如其分，因为这时候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人们把都铎王朝创立者亨利七世的巨大棺木打开，放进去詹姆士一世的遗体。如果说他生前要将两个王国联合起来时总是困难重重，那么最起码，死后他做到了这个别致的和平共处。尽管詹姆士一世自己是隐身在此，但他命令，将他母亲玛丽与自己前任伊丽莎白一世的墓放在同一个地方：她们两个的墓，一华美辉煌，一素白如少女。大不列颠：愿他安息（R.I.P）。

如果说詹姆士一世是不列颠的所罗门，那他儿子能立志做不列颠的查理曼大帝吗？在范·戴克（Van Dyck）最动人的骑马肖像里，一棵古老的橡树上挂着一面盾牌，上有加洛勒斯·雷克斯（Carolus Rex）的《大不列颠》（Magnae Britanniae），画中脚踩金马刺的国王向前驰骋的身姿，无疑令人联想到1548年提香（Titian）那幅哈布斯堡皇帝查理五世的戎装骑马肖像杰作。查理一世的身后是英格兰林中空地，前方是新的金色时代的蔚蓝天空，罗马皇帝、辽阔的基督教地区、基督教骑士都等着他去指引。查理个子矮小，范·戴克只好改变国王与马匹的相对比例，这样让查理一世看起来更自然地像威风凛凛的恺撒。据说关于驰骋与统领是合二为一之事，全欧洲最有名的骑术教练安托瓦内·德·布鲁维耐（Antoine de Pluvinel）曾出版了一本专著，读者甚众。他不仅将坚毅、镇定自若地驾驭烈马比喻为国王统治国家，还明确指出，作为骑手的训练正好是建立恰当的君王权威的前提。骑着高头大马的冷峻、无畏、镇定，正如罗马卡比托利欧广场（Campidoglio）上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骑像雕塑表明的，这才是恺撒真正的标记。

可以肯定的是，查理受的是人文主义者教育，他必定熟读经典，尤其斯多葛学派（Stoics）的塞涅卡（Seneca）[6]是其核心。从小，新国王就培养了一种斯多葛派的内敛气度。查理一本正经，与其父截然不同——詹姆士一世健谈、豁达，不拘小节到令人不安。也许查理和很多人一样，受了西班牙宫廷庄重肃穆的气氛影响，在埃斯科里亚（Escorial），节制统领一切，国王被一道刻意庄重的藩篱与众廷臣隔开。埃德蒙·弗尼打了一个耶稣会会士，那可不是什么过于庄重的表现，此时他被授予宫廷骑士元帅（Knight Marshal of the Palace），负责宫廷内外的警戒。这任务一点儿都不轻松，得看管皇宫院落和走廊，特别是白厅，那里有不计其数的穿着光鲜却举止粗鲁的人、讨债者、可疑的带武器者、各式各样的请愿者在各处游荡，弗尼要把他们都清走。不管怎么说，查理拘谨（不能说神秘）又相当循规蹈矩的个性，使他更倾向于庄重。当然他使宫廷气氛庄重一点儿没什么不好，毕竟，早就有克制的呼声（不只是清教徒）呼吁彻底打扫奥吉斯国王的牛舍（Augean stable）。大致上来说，查理所执行的政策本质上与其父没有大走样，都拒绝承认在议会限制以外征税不合法，也不承认议会有权辩论其自以为是的议题，当他用这些预设的思想压迫议会时，不过是在重复詹姆士一世时代关于君权的思想，他认为这都是大家已接受的条款，这也应该可以体谅。

造成查理一世和英格兰对立的，与其说是他说了什么话，不如说是他的说话方式不对头。詹姆士一世在苏格兰的政治实习期曾经大起大落，他早已懂得需要及时做出实用性的让步，也能够将喀勒多尼亚人的愤怒转变成同样逢场作戏式的欢笑。但是，查理一世非常重视一致性，也许他有点儿过于相信斯多葛主义及17世纪的亲斯多葛派人士，因为他们认为公共人士的美德莫过于表里如一，因此查理一世根本就认识不到任何事物都有两（或者更多）面性，比其父更加不可能违心行事。对于英格兰政府来说，这也就使问题更严重。

例如，查理一世不愿意做英格兰国王从爱德华三世和1376年“善人议会”（Good Parliament）以来一直在做的事，就是为了改善王室与议会的工作关系，放弃一个王室宠臣。查理一世对这样玩世不恭和不忠深感震惊，于是，他反过来要求议会给他看真实个案。这就错得离谱了，在宪政历史上，没有人能找出任何章节是关于补救这个失宠老规矩的，但是创造性地找个替罪羊顶缸，不管怎么样，都早已经是英格兰政治的组成因素了。对一些不得人心政策的憎恨积聚在某个政客头上（当然，结果就是把他拉下马），这样才能保全“国王不可能做错事”的神话。通过坚持这种可敬的愚忠［先是白金汉的案例，后来是劳德（Laud）与斯特拉福德（Strafford）］，即国王和臣属没有分歧，但查理毁坏了弹劾的便利手法，只能怪他自己。

当然，查理一世自己压根儿想不到所有这些潜规则，也没人能和他解释清楚，甚至在白金汉公爵的案例里，是因为这个宠臣信誓旦旦，要为庞大帝国不断积累的爱国主义效力，却保留了绝大部分精力，而不是参加他嘴上说自己迫不及待要打的战争。1625年，查理一世成功地与法兰西［娶路易十三的妹妹亨丽埃塔·玛利亚（Henrietta Maria）］联姻，取代了早已终结的西班牙婚姻项目。作为与法兰西联盟的一部分，英格兰舰队和军人要去加入法兰西人对西班牙的进攻。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的手段不比西班牙人差，他吸收了英格兰人去攻打在拉罗谢尔（La Rochelle）飞地的胡格诺教派。还有，很明显，和西班牙公主一样，亨丽埃塔·玛利亚也得到了自由信仰天主教的保证，甚至更糟，作为婚约条件，查理一世搁置了不服从英格兰国教的法令，这么一来，英格兰似乎是在和新教事业开战，而不是保护新教了。

这样，议会与各郡的清教徒都怀疑英格兰好像已经从一项高尚的新教徒十字军东征变成了罪恶的准天主教战争，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倒车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罗伯特·哈雷爵士给第三任夫人布里丽安娜［Lady Brilliana，这个神奇的名字来自布瑞尔或布里尔（Brielle or Brill），荷兰人在这个港口取得反抗腓力二世的第一场胜利，而她的父亲正是那场战斗的指挥官］写信，心情沉重，疑虑满篇。最使哈雷忧心忡忡的是，查理一世任命理查德·蒙塔古（Richard Montague）为宫廷附属教堂牧师。在哈雷等人看来，蒙塔古是个著名的亚米念派（Arminian），这一派可比纯天主教徒好不到哪里去，也许还更坏，因为他们假装留在英格兰新教教会里。事实上，蒙塔古这一派的神学和詹姆士一世重用的大臣们，比如兰斯洛特·安德鲁及其继任者约翰·巴克里奇（John Buckeridge），说的做的都没什么两样。但是，清教徒们知道，在荷兰共和国关于神学斗争的斗鸡场里，亚米念派与其对手即16世纪末更好斗的加尔文教派的分歧正在于天命（predestination）这个根本问题[7]，荷兰神学家雅各布·亚米念（Jacobus Arminius）的追随者们认为救赎不是单凭上天注定，他们相信有罪者能通过忏悔行善可以（不是非得如此，但是有可能）得到上帝怜悯，因此，得救者和受谴责者之间的边界并非固定且一成不变的。不说好坏，在荷兰亚米念派不比天主教徒好多少——他们被开除了教籍。在英格兰他们的同行也一样，包括蒙塔古和威廉·劳德（William Laud），查理一世任命后者为伦敦主教，接着又把劳德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查理和他父亲一样，认为反加尔文教理论能使英格兰教会宽大为怀，从而在各派中都受到欢迎，甚至能令人信服地成功地抚平宗教改革以来的伤口，但在虔诚的英格兰新教徒们看来，这就是偷偷摸摸地开改革倒车。

1625年6月，当查理一世第一次召集议会要其提供战争费用时，议会促狭地给了一小笔钱，故意侮辱性地用一年而不是终身的普通税种“吨税”和“手续费”，显然想借此表明宗教事务和王室的收入供给息息相关。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被受命调查蒙塔古，下一个就会轮到白金汉公爵，后者对加迪斯进行一次突袭拙劣无比，以至于大家怀疑他根本没有用心去做这事。为了打消议会的疑心，白金汉公爵非常突然地调转方向，提出打另外一仗，他认为他们也许会喜欢——不是支持而是反对法兰西人，要去支持受围困的胡格诺派。

由于前面劣迹斑斑，办事不牢靠，白金汉公爵早给自己闹了三回弹劾了，但1626年6月，查理一世第二次议会期间，国王明言他永远不会同意反对他这个宠臣的动议。6月12日，一场龙卷风刮过英格兰南部，阻断了一条路，掀开了前一年死于瘟疫者的坟墓。虔诚者认为这是预兆，可国王不信，议会说除非弹劾白金汉公爵，否则不提供新的战争费用。查理一世决定强征借款（loan），这可是要惹出大乱子。中世纪的传统“恩税”（benevolences）——不经过议会批准而为英格兰国防筹钱——在1484年就已被裁决为非法，在1546年后就废弃了，因为它总是引起严重的宪政问题，即国王是不是有特权独立决定实施战争紧急状态与否。但是，在1614年，詹姆士一世复活了恩税，尽管它后来一直引起激烈的争议。可以预见查理一世是相信这个说法的，即那些阴谋家、煽动者是“相当受人欢迎”的蛊惑者，他们会把借款（在他看来是）错误地表达为非法征用。但是，愤怒的抵抗，无论是规模，还是牵涉的广度，无疑使查理一世大吃一惊。威廉·劳德不是布道说，除了上帝，没人有权判决国王；那么应该毫无异议的是，服从上帝延伸下来不就是服从国王吗？但是，他没吃透这点。不仅仅清教徒们否决借款，说它非法；抵抗的核心来自国王赖以组成稳定政府的政治团体：贵族和各郡的绅士阶层。当然，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郡都同仇敌忾，一定和国王对着干。因为借款是让郡里自己组织安排的，情形稍微好些，而且，不论反对派们怎样骂娘，事实上国王依然募集到了24万英镑，这就说明并不是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都决心造反。

但是，英格兰的确有一些地方比较好斗，这里的绅士们要保卫“自由”和臣民财产，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比如，在康沃尔，一般认为这里忠于王室，也属于王室，议员威廉·科里顿（William Coryton）很直率地对征收者们说，他征询了上帝、自己的良心以及历史上前朝的事迹，三者都很明白地指出强征是非法的。科里顿因此被关进了伦敦的弗里特（Fleet）监狱。英格兰一些最伟大、最有实力的大人物也成了抵抗者：沃里克、埃塞克斯、亨廷顿和阿伦德尔四个伯爵。27岁的林肯伯爵（Earl of Lincoln）西奥菲勒斯·克林顿（Theophilus Clinton），本来怎么看都不像个反对派英雄的，这时候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组织了郡里70位有名望的绅士进行抵制。他被关进伦敦塔以后，还要自己的管家继续阻挠征收者。在埃塞克斯、萨福克、牛津、沃里克、北安普顿和白金汉，这些郡里的领导阵营非常强大，给虔诚布道者与通常情况下被认为是能稳定大局的一班人吃了定心丸，但就在这些郡里的危机中也产生了令人吃惊的蔑视、挑衅国王的言论。“如果这个（借款）继续下去，”一个林肯郡的骑士写道，“我们就是给自己和后代套上永世奴役的枷锁，永远不得翻身。国王的征税以后就会肆无忌惮，没完没了且无边无际。”在约克郡，约翰·杰克逊爵士（Sir John Jackson）警告“如果谁的下人给钱，他们将永远别想从他那里租到土地；如果我的租户出了这钱，上帝饶恕我，我将亲手吊死他们”。

钱是收上来了，这些愤怒的叫嚣却没有停止。1628年，在第32次议会竞选中，抑制还是服从强征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反对派调动世袭土地保有者们，利用这点打败宫廷重用的在职者。科里顿和他的朋友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iot）都因为抗税而被关押起来。政府对他们施加压力，不许俩人再代表康沃尔参选。但是他俩都参选了，还把监禁变成了一枚荣誉奖章。更要命的是，他们还在本地区组织有类似思想的绅士阶层，保证他俩竞选成功重返议会，而他们是代表康沃尔当选议员的，这个郡本来可是热烈拥护国王的。国王想要控制政治大局，但不祥的是，在几次更激烈的竞选中出现了群情激动的场面。在剑桥，约瑟夫·米德（Joseph Mead）为自己的新闻报纸《分界》（Separates）收集政治情报。他报道在伦敦有个亚麻布商人因为抗税入了狱，反倒被选为议员，也报道了群众“非常难以驾驭”。在威斯敏斯特，宫廷赞同的侯选人罗伯特·派爵士[8]的支持者们试图为他造声势，在街上游行，高喊：“要派！要派！要派！”却遭遇嘲讽回应——反对派则喊：“布丁！布丁！布丁！”“骗人！骗人！骗人！”17世纪40年代初期，很多后来成了议会概念象征意义和在本地政治团体中固定出现的名字——比如康沃尔的弗朗西斯·鲁斯（Francis Rous）、塔维斯托克（Tavistock）的约翰·皮姆（John Pym）——都是在这次竞选中第一次出现的政治血液，这可是英格兰政治生活中前所未有的现象。

自然，英格兰此时还没有走到革命边缘，或者说，只是在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但是毫无疑问，像强征借款这样的危机，在政治上具有催化作用，危机或好或坏地培养了全英格兰活跃群体的政治意识，他们都开始怀疑，这个国王（查理一世）是不是决心破坏议会，违背普通法，而议会是保卫他们财产的。这种怀疑具有引爆作用，在最焦虑的人那里，它出乎意料地导致了关于限制王权的战斗性言辞的产生。如在坎特伯雷，教堂教区长布道要求大家要无条件地服从国王，对此，城里的议员托马斯·司各特（Thomas Scott）回应“有良知的清教徒”（这个词此时是个自己给自己加贴的傲慢标志）要反抗不公正统治者滥用特权，司各特声明说：“臣民可以不服从并拒绝一个卑劣国王的命令或要求，如果那已经超出我们应该对他负的责任。”

反抗者们坚定地相信英格兰普通法是最合理的，这时候他们就将它提交给法庭验证：不经议会同意征税是否合法，政府有没有权力不公布相应理由就监禁人。其实早在1614年就有个叫奥利弗·圣约翰（Oliver St John）的马尔伯勒（Marlborough）的律师说过这二者都违反了《大宪章》。但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法庭还是坚持征款是合法的，因此国王有权监禁违抗者。这样尽管事态曾经一度非常严重，不过等到喧闹消退后，国王应该还是能收拾这个政治烂摊子。但是，就在这当口又出了两件破事儿，注定使关于征税的讨论不能轻松地结束。

1627年10月，白金汉公爵又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失败——他没有攻下法兰西的大西洋要塞雷岛（Ile de Ré），而付出的代价却极其高昂。怎么没有攻下呢？是因为这个海军组织天才居然没有注意，用来攀爬围城的梯子短了15英尺（约4.6米），只这个溃败就耗费了足足20万英镑，而征收来的总额也就26.7万英镑。蹩脚诗人与新闻评论者们无情地讥讽公爵。接下来的事就更糟了。1628年3月，消息披露出来，说国王是在明明知道的情况下鼓励大法官故意篡改关于裁决征款传下来的条件，这是公然挑战强征合法性；之前法官们已经裁定在那个特定的军事紧急状态下，强征是合法的——公布出来的一条判决是国王有权不经议会征税，只要他决定它们是合乎英格兰需要的即可。这下可炸开了锅，以前相信国王的人们，觉得自己不能再相信国王了。而那些本来就非常怀疑查理一世意图的，随着这一点揭露出来后，倒是大获全胜。“远古宪政”（immemorial constitution）的保护者们趁热打铁、乘胜追击，将关于这一特定措施的辩论扩大为捍卫全面宪政原则的战斗：作为防止以后更多拨款的前提，他们要求颁布一个《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宣布不经议会同意征税就是非法的，禁止国王以无特定的“国王原因”，不经审判就监禁任何人，还要宣布军事管制和强制摊派也是非法的。但是，无论在由平民组成的平民院里还是贵族院，想要保卫议会自由的斗士都还是少数。实际上，这场斗争可以用三种方式决出胜负，唱主角的是走中间路线的温和批评派。在贵族院，沃里克伯爵和萨耶塞勒子爵（Viscount Saye and Sele，二人都是非常严肃的清教徒，个人生活严谨，严守教规）在多数人的支持下，他们决定采用《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的形式。这个形式没有一定要和国王对着干的意味，但请愿和法案二者所蕴含的内容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请愿保全了查理一世的面子，保护了詹姆士一世反复强调的原则（最近一次重申是在1621年），即詹姆士一世认为这些权利是国王的恩赐，他不同意它们是英格兰臣民的天然权利。

这样危机本来可以到此结束了，然而1628年8月，白金汉公爵被暗杀反而让查理一世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不过暗杀在政治天平上巧妙地去掉了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即如何处置这个广受嫌恶的宠臣。查理一世在震惊悲伤中，意识到议会将公爵丑化成恶魔才导致了他的死亡［事实上，暗杀者约翰·费尔顿（John Felton）却是在想象自己是为了给英格兰和国王减负而去除恶魔］。查理一世被剥夺了发动战争这个实权，痛心之余，他发起反击，决心维护《权利请愿书》里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我们不难想象，国王不厌其烦、逐字逐句地在请愿书里找漏洞，这可真是死心眼儿，但他还真的找到了两条重大疏漏。首先，他声明有权提前，也就是不用等到议会批准就征收“吨税”“镑税”。争议更大的是，他分别任命蒙塔古和劳德管辖奇切斯特与伦敦两个主教教区，这就等于在昭告天下，在事关宗教信仰的智力和权力领域，国王也无意让渡垄断权，一如其父，查理一世认为自己是上帝“在凡界的副总管”。

但是，在他的那个时代，就在他反复重申他原以为不证自明的君权真理的同时，君王特权项下什么能被合法地接受、什么又不能被合法地接受，以及政治游戏的规则都正处于变化之中。即使他不能就这些原则达成妥协，也需要一些政治管理技巧，而不是一味顽固不化地摆出高贵的姿态。前一年好不容易拼凑了一个巧妙解决冲突的议会中间派们，已经准备好再尝试一次，被叫来与国王谈判，可惜这一次他们无功而返。与此同时，查理一世命令议会暂时中止讨论进程，以免继续下去引起公众走极端。当然，这道命令被解释成强制关闭议会，于是平民院里的强硬派们就大声地抗议这是侵犯了他们的辩论权。1629年3月2日，议长（Speaker）约翰·芬奇爵士（Sir John Finch）尝试与国王的命令做妥协，想要用休会来中止议程，但被告知他应该为平民院服务，而不是做国王的奴仆。强硬派们不允许他搁置辩论，直到他通读了一项决议，攻击谴责国王“在宗教上翻新花样”以及不经议会的同意就征税。在这样颇为尴尬的处境下，芬奇议长不无动情地说：“我受你们使唤，也不亚于做国王的奴仆。我不会说我不提交它，但我必须说我不敢。”可见他已被逼得无路可走。迈尔斯·霍巴特爵士（Sir Miles Hobart）锁了议会大门，还拿走了钥匙。国王的官员在拿大锤砸门的时候，来自虔诚的多切斯特的丹泽尔·霍利斯（Denzil Holles，而且是个大个子）把议长死死地按在椅子上。强硬派里最雄辩的约翰·埃利奥特爵士滔滔不绝，警告说“没有人能分裂议会，最后只有议会的人自己才能分裂议会”。接着就宣读了措辞非常激烈的决议，宣布“无论何人要改革宗教……宣布议会不允许的征收补贴”都是“英格兰王国及不列颠共同体的头号敌人，每个臣民自愿地遵从这非法勒索即是英格兰自由的叛徒与敌人”。台下欢声雷动，“好！好！好！”响彻整个议会大厅，气氛热烈。两天后，霍巴特、霍利斯、埃利奥特和其他6人都被捕并关进伦敦塔。3月10日，议会解散。

这不算什么，这样从动动嘴巴到推推搡搡及呼喊叫嚷，算不了什么，是吧？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说明了一切：这是惊人地侵犯了体统，在那个年代，肢体语言的分量很重，它表示着藐视权威。霍利斯的粗鲁和明显蔑视文雅礼节的行为，意味着对王室的尊重已荡然无存，它的确是具有真实意味的不祥之兆。随之而来的一些事，同样孕育着未来的后果——它们创造出了公共政治领域，事实上促成了英格兰公共舆论的产生。尽管议会辩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保密的，但长篇累牍的详细报道已经由专门的抄写员写出来了。有时候抄写员们接受委托得到报酬，有时候为了供给渴求新闻的大众市场，然后又复写成多份，因此议会里辩论的大舞台就成了新闻来源，而且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能以兜售这些来谋生。地理学家兼国外探险家约翰·波里（John Pory）在英格兰全境有一个通讯员网络，他把他们发来的消息汇编成新闻通讯，以20英镑一年的价格卖给订阅者。另一个邮政新闻业的先驱拉尔夫·斯塔奇（Ralph Starkey），则提供一系列产品与服务，议会报道从“20先令一刀[9]”到10英镑一册的《嘉德骑士勋位黑皮书》（Black Book Proceedings of the Order of the Garter）。传播新闻的人认识到，重要的是要保证播发最新的、轰动的、观点有分歧的新闻。《分界》的供应商雇用一群抄手，几天就能拿出最近辩论的话语（在纸面上）。因此，新闻业已经隐约可见其现代雏形，它在1628—1629年议会与国王的唇枪舌箭中迎来了自己的曙光。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新闻强调冲突但并没有反映出任何英格兰国内真正普遍意义上的极端对立。这不无道理，但是，新闻恶作剧般的天赋从来就在于它在假装报道的同时，其实又在塑造政治。17世纪初的英格兰新闻人鲜明的取向，给王宫与英格兰提供了扮演坏人好人的舞台，通过说“喏，就是这样”，就足以收到让事情真的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效果。新闻通讯在各地传播，同样对未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它将伦敦发生的事与外地公众联系在一起（偶尔也把本地事件变成“英格兰全国”的新闻）。1642年的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之前，议会演讲还没有全印出来，但是6便士一册的《分界》在国王的大道上通行无阻，用无冕之王的特权传播各种各样的自由主张。

新闻总是需要英雄，拜国王政府的高压政策所赐，新闻英雄来得不费吹灰之力，因为强烈批评国王的人都遭遇了不幸：丹泽尔·霍利斯、迈尔斯·霍巴特爵士和约翰·埃利奥特爵士进了伦敦塔，1632年埃利奥特爵士死在塔里。在反对斯图亚特王朝专制主义的议员圈子里，埃利奥特的命运使他成了他们的抵抗烈士原型。同是议会议员的白金汉郡绅士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一直与埃利奥特保持着联系，不仅到伦敦塔去探望他，还做了埃利奥特两个十几岁儿子的监护人，可以说是那群和埃利奥特一起守护自由火炬的人之一。国王却根本不管反对派是暂时蛰伏了还是内心依然在愤懑不平，直到1640年才再度召集议会。

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里说的都是这一段长长的无议会政府时期，像绷带一样紧紧缠绕在伤口上，以至它没有愈合反而化脓，国家政体就这么悄悄地感染，疮疤演变成溃疡。据说英格兰的情况是人们普遍对“船税”和新教教会准天主教化敢怒而不敢言，被剥夺了自由而被关押起来的议会斗士们要等到那个大日子，才能光复英格兰的自由。这个故事没有多少留存下来，因为后面的版本走向了另一极端。最近某种所谓应用个性化法则的历史说法又非常过分，居然辩称17世纪30年代是王室政府无为而治的“太平日子”，说什么当时的管理层[10]充满了活力，他们是在努力地响应国王的意愿。这个历史学说还把查理一世打造成一个有公德心的苦行僧形象。

也许真相就在这两极之间（尽管我想不可能在它们的正中间），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关闭议会是某种王室发动的政变，在此期间也没有什么迹象预示王室政府要引进类似天主教哈布斯堡–波旁王朝的专制。在英格兰的政治系统里，议会长时间缺失的情形时有发生，况且查理一世明着说他并不认为这次关闭就标志着他不要“王在议会”这个传统了。只要议会愿意回到他说的“古老的”与合理的行事方式，特别是提供给他英格兰国防事务所需资金的老路上来，一切就会运转如常。自然，各位还得记住，詹姆士时代和卡洛琳时代[11]的议会还根本不是和现在一样的人民选举圣坛；平民院的大多数成员得到议席是郡和市镇当政者一致同意并且无竞争选举的结果；其中一些最激进的人如约翰·皮姆能得到这个位置，是因为他在贝德福德伯爵（Earl of Bedford）的个人市镇选区，实际上那里根本没有选民；另一些人则来自人口非常稀少的选区。大体来说，议会议员都是这同一批人，即郡里社会群体的自然统管者，如地方治安法官、国王代理人助理和郡长等，不管他们怎么担心国王滥用特权，在接受这些职位时可都心无挂碍。也正是因为这样，正直的清教徒如罗伯特·哈雷爵士才有可能在1626年接受皇家铸币厂总监（Master of the Mint）这个肥缺，直到1635年他才失去这个职位，尽管他对强征借贷和任命亚米念派人士在教会里任职感到愤怒不已。

另一方面，1629—1640年，英格兰也不是什么宁静、满足与和谐之地，这可是近年来在修正主义历史学派里占上风的看法。1628年、1629年发生的事碰巧了，已经产生一些微妙然而实质性的变化：文质彬彬的礼仪屏障已被打破，两边说的话都不可原谅、不能忘怀。社会各界兴奋躁动，事情变得明朗化起来。即便是在那些暴风骤雨的年份里登上了最高平台演练过之后又筋疲力尽而不再折腾的也只是一小撮人，可这一小撮人记性好得很，报纸通讯要找到他们也很方便。不能说他们“韬光养晦”（尽管约翰·皮姆当然是在此列）没有意义，在17世纪20年代末纷纷扰扰的、深层次的不安与激辩烟消云散后，大众得到消化这些激进思想，并对它们进行咀嚼反思之后再沉淀的机会，从而使不安与激烈辩论都化为了顺其自然与良好愿望。现在我们常常说，要不是苏格兰1637年的暴乱，也许就不会产生长期议会；可是苏格兰发生暴动在很大程度上和17世纪30年代查理一世想要驯服整个大不列颠的意图有关，并非完全出乎意料。正好相反，我们将会看到，苏格兰发生的事是牢牢扭结在王室这棵大树主干上的根根须须。

查理·斯图亚特（即查理一世）的问题不在于他独断专横、阴险狡诈，或者政治上不够敏锐，有人之所以夸大他的这些方面，目的是让英格兰内战看起来是为了一些大家可以理解的利益，但这不是真实发生的情况。查理·斯图亚特的问题是他心里怀着良好的意愿，实施起来却笨嘴拙舌、词不达意。反之，回顾一下，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父亲天性懒散、注意力很容易分散反而取得了政治上的丰功伟绩（令人惊异的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情况也是如此，温和迟钝也许该被列入君王成功的美德推荐清单）。詹姆士一世喜欢将朝政托付给别人，如枢密院和各郡，因此他可以逍遥自在，去罗伊斯顿（Royston）追猎野兔，不用国王亲力亲为。而这几个别的人正好是极具才干的罗伯特·塞西尔、弗朗西斯·培根和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Lionel Cranfield），国王这么做是赐予英格兰莫大的恩惠。而查理一世相反，总是心里痒痒地要事必躬亲。公平地说，因为他继承了詹姆士一世的巨大债务，还有一场战事做添头，也基本上没什么选择余地。一旦英格兰、苏格兰在和平中安定下来，国王头上的两道紧箍咒就是财政和政治敌对势力，查理一世不是一个能将余生花在打猎上或者给范·戴克摆姿势让他画肖像（尽管一定程度上，他也热衷于这两样）的国王；正如奥古斯都、君士坦丁，特别是阿尔弗雷德大帝，国王特别委托人为后者写了一部传记。使命在召唤！

这个使命就是在大不列颠范围内营造和谐，不管它自己喜欢与否，尤其是宗教方面，但是恰恰宗教方面又最显得四分五裂。查理一世认为自己的王权不只是一个政治职位和最高裁判（像詹姆士一世的理论），而是将其设想成三重召唤：集骑士与指挥官于一身的恺撒、精神领袖外加民族之父。在第一层面上，他把圣乔治当作偶像，指定圣乔治日为国定假日，大力推崇嘉德勋位。他每天佩戴为他个人特意重新设计的嘉德徽章，上面有个很大的银色光环［借鉴了法兰西的圣埃斯普瑞勋位（order of Saint Esprit）］，这样使它的外观像某个神秘的圣物。除了这点受命于基督教骑士的感觉，查理一世（和很多巴洛克时期欧洲的同时代人一样）作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Platonist），显然懂得自己在事物中的地位。柏拉图认为不可言喻的观念和真理统率着宇宙中神圣的排列组合，卑微的凡人在尘世中够不着也说不出其奥秘，唯有少数天性敏锐的人即守护者才能感知其美。柏拉图的这个看法已经嫁接到基督教的神学理论里，为神职人员的存在创造了一个新的正当理由。查理一世毫无疑问自认为是大不列颠的首席守护人，那么柏拉图式守护人的严格自律——个人苦修、不知疲倦地奉献、情感上感官上的自我抑制（这些都不是他那令人怀念的死去老爸得以闻名的品质）——他都一贯坚持并自己加以强化。考虑到他继位后最初几年不走运的经历，还有什么比将和谐带给英格兰和苏格兰更崇高的目标呢——不管他们是不是喜欢这样，那又怎么样呢？

查理一世喜欢收藏荷兰与弗莱芒油画（他极佳的鉴赏品位，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这些画常以正在演奏音乐的家庭象征和谐，这样的家庭就是微型的共同体，这是真谛；同时这种形式规整均衡得恰到好处。此外，他父亲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不检点、混乱不堪，而查理一世要自己的家庭给政府做出少有的坚定仁慈的榜样，父子俩在这方面对比鲜明。查理一世与王后在开头的一段艰难时光过后，真的变得亲热起来。查理一世对亨丽埃塔·玛利亚忠贞热爱，但这盲目的爱后来却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范·戴克的王室肖像即使只是作为记录私人情绪的文件在朝廷历史中也是非常独特的。正如油画在白厅和汉普顿宫这些公共空间永久展示的那样，他们俩的确是查理一世自己关于模范家庭观念的忠实又生动的诠释，即在父系家族里，夫妇、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具有严格而相亲相爱的规律，这是一切良好秩序的基础。在这一点上，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他和清教徒们的观念惊人地不谋而合，因此像沃里克伯爵这样的清教徒贵族们非常痛苦：不想与他决裂，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他和他们自己一样，非常在乎这一点，要使家庭与共同体符合道德高尚的愿景。

然而，这一需求必须而且可能打断卡洛琳式的和谐追求，特别是那个时候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多年急需的金钱。船税遭到痛骂，它是最著名的一项强征税经典案例，表明政府专横的同时业已不堪重负。这项税收之前从未在英格兰实行过，可是，最初引入它是因为海军普遍不受重视，导致在与西班牙人、法兰西人海战中暴露了弱点，吃了苦头，最后使英格兰海军船只甚至遭到荷兰武装民船和海盗的袭击。一开始，船税只要求沿海各郡要么提供一艘船，要么（对他们来说更实用）支付相等的款项。因此查理一世还能够自圆其说地为自己辩护，说不经议会批准强征船税是合法的，因为这是为了国防。但是接下来海军需要重新装备又开征船税就不一样了，仿佛英格兰又一次要面对西班牙无敌舰队，这使有些人认为其已经变成查理一世搞了新一次的强征借贷。1635年，在内陆郡里征收船税时，各郡齐齐反对的情况就开始加剧、严重起来。

钱征收来了，本地政府还是配合王室的。治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从通过代理人管理各郡的治安长官，到郡长、治安法官、巡警、教区执事，尽管他们在17世纪20年代的暴风骤雨里都是批评派，但还是安于自己在社会群体里的政治和社会职守本分，主持每季的开庭，带头追捕罪犯，在教堂里排座位。那么到底这种当地领导的继续留存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因为自身利益让他们将批评搁置在一边，还是他们能轻易地掌控正义与政府，而同时又不必放弃并且保留对王室宫廷的强烈不满呢？

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这是真的，就这样，他们成为查理一世的现代化改革和革新议事日程的搭档。查理一世的现代化改革和革新内容往往与清教徒在多切斯特这些城镇里的项目不太一样：它们加大消除贫困的范围，取缔无执照的艾酒作坊，建造新的学校学院并给其奠基，设计改善农业的项目，比如17世纪30年代贝德福德伯爵在英格兰东部沼泽地带（Fens）搞的著名排水工程——沼泽地带的人民虽然因此受益，却对仿荷兰的集中排干湿地做法抱着浓浓敌意，是反映本地社会群体对王室政府行动很反感的最典型例子；这一行动无论怎么出于好意，也是强迫，干预到了当地政府自己的后院。做出这类“改善”行为的同时，往往没有连带考虑先要打消公众的疑虑，而只是浮夸地宣传政府要提升共同体福利的宏大愿景，那就更像埋伏着一丝骗局气息。在东部的沼泽地带，他们诡异地复活了中世纪的下水道工法庭（Court of Sewers），让本地人迁离沼泽地，一旦清空顺利，土地就转手给排干巨头[12]，后者的巨额利润来自排干后的土地投资升值。

为了避免此类憎恨，查理一世的管理当局已经是尽其所能地在这些工程中指派郡里的绅士和贵族进行操作，然而，在有些计划实施中，大家难免只感受到政府也有份参与，而甚少体会其良苦用心，最明显不过的是著名的战略性火药供应生产及存储计划。此事非同小可，当时战事连绵，火药短缺是全欧洲的老大难问题，储备决定战争的胜负。还有什么是更尽善尽美或者说是必须的爱国事业？在实践上来说，就是创立一个英格兰国家级的硝石储备，最廉价便捷的氮硝石来源就是动物和人的粪便。只有查理一世这个最缺乏幽默感的正经国王，才会非常严肃认真地要求所有臣民保存自己一年的小便作为对国防的主要贡献［这实际上还不是最匪夷所思的将人体废弃物转化为军火的尝试，在17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叛乱和17世纪50年代的同盟战争（wars of the Confederacy)中，利用尸体遗骸造火药——我以为这才是自力更生产业的绝佳例子］。然而查理一世的“火药收集队员们”（petre-men）精力旺盛，很快将自己变成了自由与私人财产的敌人——他们拿到法令后直接进入谷仓院落和私人家舍，如果必要，甚至掘开地板，用双手去染指那宝贵的重要战略储备——鸽粪或羊粪。考虑到这个任务非同寻常的工作条件，可以理解被“打扰”的房主人必然不会高高兴兴地让人挖开地板。看起来火药收集队员如果不说一句“请别见怪”，不太可能安抚他们，也许他们得大大加强思想动员工作才行。

同理，查理一世支持劳德大主教对教会的计划也是一片好心，可很容易被曲解。劳德教条的核心思想只不过是为仪式和圣事背书，而詹姆士一世和他宠信的大臣、主教们，包括兰斯洛特·安德鲁斯也都在坚持这些。可是詹姆士一世在苏格兰的政治实习期里，即使还没有以此为原则，倒真的勉勉强强地成了一个多元论者。他为统一礼仪说话（1618年还在苏格兰推行），但在英格兰更加审慎小心。另一方面，查理一世把劳德的神学理论当成一种能在有序等级的英格兰教会里笼络基督徒的方法，他感到造成宗教严重分裂的原因是英格兰教会痴迷于说教布道、个人研读《圣经》的特权、鼓吹救赎与受天谴二者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1640—1641年的劳德主义彻底失败之后，人们从某种程度上想当然地认为它是长在英格兰本土教会身上的一个异物，但在17世纪30年代，有很多拥护者确信它是一种民族责任，比如劳德征税用于维修和修复圣保罗大教堂，而当时圣保罗大教堂已经因疏忽和不敬而颓废到了几乎崩塌的程度。

赫尔福德郡是布兰普敦·布莱恩（Brampton Bryan）的哈雷家族的家乡，他将自家城堡变成了清教徒教师和布道者的中心，也给受劳德派迫害的人提供庇护。可也就在这个郡里，霍姆莱西（Holme Lacy）的斯丘达莫尔（Scudamores）家族，一直到詹姆士一世时，还在为王室的马上刺枪比赛提供骑士。他们特别以自家的马匹自豪，这些马不单用来打猎，也任由国王处置。第一任斯丘达莫尔子爵是赫尔福德郡的副地方治安官，他公开向本郡绅士们推荐改良的优种马，帮他们提高养育马匹的数量，让他们也能为国王服务。在威尔士边界地区，亚瑟式的骑士风看起来也没有完全消失。可斯丘达莫尔不只是崇尚古代武士精神的忠实骑士，他也是个真正博学的拥有牛津学历的乡村绅士。他属于后培根那代人，是个热忱的业余科学家和驾驭自然的能手；他热衷于培植赤条纹（Red Streak）苹果，也为之自豪，据说这种苹果能制成英格兰最好最受商家欢迎的苹果酒。他的全部激情——崇拜过去、基督教君主制愿景、对美的本能感受，加起来集中体现在修复多尔修道院（Abbey Dore）这个工程上，而这个工程使得他在赫尔福德郡乡下享有威望。

修道院原来是一处西多会（Cistercian）废墟，在16世纪中叶斯丘达莫尔家族得到它和周边的土地后就重新将它神圣化。而在子爵着手修复它的时候，正如不列颠各地很多快要废弃的教堂一样，它已经濒于坍塌，屋顶掉落了很多，以至于教区的神父（curate）不得不在一处拱门的遮蔽下朗读礼拜，这样雨水才不会淋湿祈祷书；当斯丘达莫尔去寻找原来那块圣坛的石板时，他发现它正被用于腌肉和压奶酪。

赫尔福德主教马修·雷恩（Matthew Ren）是最热诚的劳德派信徒之一，斯丘达莫尔无疑受了他的鼓励，然后又自命为赫尔福德郡的赫齐卡亚[13]：重建废弃的庙堂，光复了上帝荣耀的支助者。郡里的古文物爱好者群体当时热火朝天地修复毁坏的教堂与修道院，以至于17世纪40年代成了古文物“哥特风复兴”的发轫期，古文物研究者与系谱学者威廉·达格代尔（William Dugdale）在沃里克郡这个清教徒的老巢，开始着手自己里程碑式的工作：描述全英格兰的教堂遗迹，并为之撰写编年史。达格代尔也是给圣保罗大教堂写作第一本精美插图史的人。这是劳德运动的一个有力武器：清理、修复了受玷污的建筑和教堂院落（被随意地用作公共厕所），使得大家认为它和威斯敏斯特一样，是一座英格兰的国家级庙堂。

斯丘达莫尔埋头忙于本地的复兴建设，正如劳德忙于修复建设全英格兰的教会一样。被亵渎的圣坛还给了多尔修道院（当地一个传说，有个仆人想背了它逃走，圣坛表面流出血来）。中世纪教堂漂亮的绿色釉瓦散落在农田和小村子里，只要可能的都重新利用起来，不能用了就拿另外的替代它们。斯丘达莫尔让赫尔福德郡的手艺人约翰·阿贝尔［John Abel，他也是设计莱姆斯特（Leominster）那座装饰精美的大厅的人］利用老修道院教堂残留下来的原十字架，雕刻出一面壮观的、真正帕拉迪奥复兴风格的高坛屏风，带有爱奥尼亚式（Ionic）的柱子，这下就齐活了。1635年棕枝全日（Palm Sunday）那天——选择这个日历上的圣日，还因为这是斯丘达莫尔本人的受洗纪念日——多尔修道院重新化身神圣，会众在此进行了一整天的祈祷、游行、跪拜、鞠躬，从此以后多尔将被会众认为是一个“神圣的居所”（Holie Habitation）。

但是，就在布兰普敦·布莱恩对面，罗伯特·哈雷爵士和夫人布里丽安娜一定是将这个西多会修道院再次化圣看成是最恐怖和最应该受到谴责的举动，并以此证明天主教敌基督者（Popish Antichrist）又来征服英格兰并且得逞了一次，而且国王的劳德派宠儿是在滥用职权，要复辟全套罗马天主教的魔鬼奴役。可是，劳德派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丁点儿精神上的或者基督教会的征服行为。相反，他们认为：重建壮观与神秘，是一种使痴迷于咬文嚼字因而疏远了教会的人回归教会的办法；令人一饱眼福，而不是对耳朵进行疲劳轰炸式的说教，是唤醒所有受加尔文教派的说教、认为不受天谴即能得到救赎的人，使他们看到希望，从而和看得见救赎的群体站到一起来的方法。因此在他们看来，适当的修复是纯粹的使命而不是矫情。一张简陋的小桌，人们常常在那里寄存帽子而小狗直接从那里叼走圣餐薄饼，怎么能使大家恰当地想到救世主（Saviour）使世人得救的牺牲呢？崇敬、秩序与服从才能使信众重新集合到一起。

劳德派强调包容正好合乎查理一世自己天真的想法，即他的君权职守要包括全体臣民。但是他所认为的全部指的是苏格兰与英格兰，而麻烦恰恰就在这里。如果劳德派改革只是要在英格兰教会里创建有序的和谐，那么从这个定义上说，任何突破这个框架的例外，都会打乱整盘棋。所以，查理一世完全相信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他计划在苏格兰引进劳德派的祈祷书。1634年，距查理一世在爱丁堡加冕已经一年了，似乎这是个必做的好项目。他怎么会料到这将导致他的末日？

[1] 罗瑟琳与西莉娅，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中的女主人公。——译者注

[2] 英文书名来自网络，并据此译中文。——译者注

[3] 简称KJV，也叫钦定版或詹姆士王版《圣经》，英语《圣经》第一个通行版本，是最权威、最早的英文译本之一，语义准确、言语简洁的特色使它成为奠基石式的现代英语范本。——译者注

[4] 胡安·德·玛丽安娜，16世纪鼓吹推翻暴君的反暴君派（Monarchomaques）耶稣会士。——译者注

[5] 意指美国电影《史密斯夫妇》那样的闹剧剧情。——译者注

[6] 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政治家、戏剧家。——译者注

[7] 1618年在荷兰升级为真正的内战——指多特大会辩论。——译者注

[8] 罗伯特的姓Pye与馅儿饼（pie）同音。——译者注

[9] 一刀（a quire），指一叠对折的手抄纸（约20张）。——编者注

[10] 即王室政府的执行部门。——译者注

[11] 即1603—1714，Carolus是Charles的拉丁文，其形容词音译就是卡洛琳。——译者注

[12] 巨头（syndicate），音译是辛迪加。——译者注

[13] 赫齐卡亚（Hezekiah），希伯来语《圣经》里的犹大第13位国王，为人正直，约生活于公元前7世纪，修复耶路撒冷的神庙并使其重新成为世人崇拜的核心。——译者注

第二章

帝王之业乎？

1637年7月23日早上，不列颠内战爆发，发射的第一批“导弹”是脚凳，地点在爱丁堡圣吉尔斯大教堂正厅（St Giles’s Cathedral，又称圣吉尔斯苏格兰人，直到为了与新君王匹配，教堂按比例扩建，拆除了东西墙），脚凳瞄准的目标是爱丁堡主教和执事长。当时这两位可敬的绅士刚开始用一册新的《王室钦定公祷书》（Prayer Book，以下简称《公祷书》）诵读；其实在脚凳还没有横飞起来以前，想要读《公祷书》的尝试就已经引起一片震耳欲聋的叫喊和哀号，尤其是教堂里聚集的很多妇女发出的声音特别大。长老会牧师约翰·洛（John Row）把这个该死的东西叫作“这天主教–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弥撒–礼拜–书”，用来描述当时爆发呜呜的恸哭及“可悲啊可悲，这是忧伤的一天，他们将罗马天主教教义带给我们”的抱怨。这些声响一齐回荡在教堂里，把主教和执事长吓坏了。他们俩迅速撤退，但还是不够快，有人眼明手快地从背后扯下了他们的白色法衣。在城中的其他教堂里，如圣吉尔斯旁边的老苏格兰人教会（the Old Kirk）教堂，众人大喝倒彩，牧师只得噤声；在葛莱菲（Greyfriars）教堂，阿盖尔（Argyll）的指派候任主教在一片辱骂中宣布投降，落荒而逃。到了下午，主教和神职人员所到之处，都会凭空涌来一大群人。人们包围住神经紧张的牧师们并冲撞他们，叫嚷着发出对“罗马天主教”公祷书难以平息的憎恨。

因为要诵读《公祷书》而引起骚乱，并不是普通苏格兰人出于愤怒而一致发出的抗议。早在几个月前，王室枢密院就特意告知苏格兰方面，要在1637年复活节的时候引进《公祷书》，这给了对手——加尔文教派的布道者和伯爵们——时间来组织他们的示威。印刷延误又使这个日期拖后了，这样一来，到了7月，陷阱早已布好，而劳德大主教、他的下属主教们、枢密院及国王始料未及，正好跌落其中，他们一点儿也没有防范就被逮了个正着。当初，查理一世预见苏格兰几乎应该能完美地服从他的雄心，即在全不列颠创立一个单一的亚米念派教会。如果说1633年他到爱丁堡来加冕（在威斯敏斯特加冕8年后）的时候，苏格兰人有点儿勉强的话，苏格兰议会不是也顺从了他？自然，1626年，当他废除苏格兰贵族的地契，不再授予他们封号时，贵族们曾有些抱怨，但这是每25年做一次的老规矩，就是新国王会颁布新条款，然后重新把土地和封号授予他们。查理一世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仇恨集中在这一点上，就是他明确宣布改革中从教会转移到世俗人士手中的一些土地授权，此时要还回去组成主教们的财产。1636年他引入“准则书”（book of canons）限制布道，并给主教们以统领权威，并没有遭到苏格兰教会的明显抵抗，因此国王在1637年也是踌躇满志。

但是，这其实是查理一世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人说话才得到的这么个印象。那是一些长期居住在伦敦的苏格兰贵族，如身裹绸缎的汉密尔顿公爵之辈，他们早已疏离了故土；或者是在爱丁堡的苏格兰财政大臣即强硬的特拉奎尔伯爵（Earl of Traquair），他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迎合国王，捡他爱听的说。国王虽然出生在邓弗姆林城里古老的皇家修道院，但他是个缺席的君主，对苏格兰的现实情况一无所知。最要命的是，查理一世根本不懂炽热的加尔文教派在苏格兰的深度和牵涉面之广，这样他误判了整个形势。他本来应该这样做：在某一个星期一的集市日，去苏格兰西南某个由灰色花岗岩房子组成的小城，比如欧文港（Irvine），听一听布道者们如罗伯特·布莱尔（Robert Blair）或戴维·迪克森（David Dickson）是如何咆哮着演讲，反对劳德大主教以及他手下那批腐败专横的主教，说他们邪恶地毁坏了高尚的教会。哪怕是简单地说罗马天主教会（如亚米念派争辩的）是一个“真正”受了误导的教会，而不是实际上敌基督的可恶机构，就这个论调都会使他们怒气迸发。因为这些人受到官方教会的严厉弹压，常常没了生计，之后他们就变成了流动布道者，在北海海峡对面的阿尔斯特避难。他们在那边很受欢迎，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同样激进的苏格兰长老会派的人，他们这群人思想一致，就在一起唱赞美诗，研读经文。一些高尚的牧师对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不列颠感到绝望，甚至已决定在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建造自己的“耶路撒冷”，也曾经尝试去纽芬兰（Newfoundland），只是半途中被风暴吹了回来，这样，他们就自然地理解为上帝的旨意是要他们在家乡完成他的工作。回到苏格兰后，他们变成了众多耶利米[1]和以西结[2]，呼吁上帝的孩子抵抗可恶的习惯，如穿白色法衣、跪拜、安设石头圣坛，仿佛这些是来自索多玛的侮辱。

然而，查理一世却没有能力欣赏苏格兰加尔文宗呼吁大清洗的号角。在国王看来，苏格兰和英格兰没有太大区别；如果一个已经屈服于王室坚定的良好意愿，另一个应该也会。可事实上，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当然一点儿也不像缓慢的、断断续续的英格兰新教的转化过程。苏格兰加尔文教义引发了非常激动人心的转化，它背后的支持者是教师、布道者和牧师，只有间歇性的勉强后退——因为受詹姆士一世的压迫，但詹姆士比他的儿子更懂得在什么时候就该打住。1637—1638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边都高喊神圣的口号，想象着自己是代表着继承往圣而非变革。查理一世和劳德认为自己的基础是1618年的珀斯《五教规》，认为抗议者们都是长老会反叛者，后者在寻求推翻王室对教会的整个控制权。萨缪尔·鲁斯福德（Samuel Rutherford）这样的牧师在安沃思（Anwoth）的布道太偏激了，盖罗威（Galloway）的主教塞德赛夫（Sydserf）把他下放到阿伯丁去——那里的人思想保守一些，那么对鲁斯福德来说也就稳妥一些，鲁斯福德等人认为自己是在坚持苏格兰与上帝之间更古老的协定，从各方面来看，这个古老的协定都更像是上帝与以色列之间的约定，根源却在公元3世纪的苏格兰改宗历史（那段历史是虚构的，然而它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中。根据那个历史传说，公元310年，苏格兰在第一个国王弗格斯（Fergus）开始统治之前，苏格兰各界就已经接受了教会，弗格斯王权的前提就是接受上帝与苏格兰的约定。苏格兰是最早崇尚上帝的民族——早于英格兰，甚至早于罗马。

这就是布莱尔、迪克森、鲁斯福德以及其他无数牧师布道时讲的内容，也是他们的追随者的狂热信念：劳德和他的主教们是巴力[3]的邪恶祭司，要来破坏苏格兰人与全能上帝的约定。在这个时节，苏格兰长老会对国王还是客气的，还仅仅怀疑他因为是受了“恶毒顾问”的引导才误入歧途。1637年7月的《公祷书》骚乱及后来更恐怖的事件都没有预示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相反，他们是要重新确立斯图亚特王朝在苏格兰的王权。但是，唯一的前提是，不能也不会单纯地把苏格兰王国当成英格兰的附属。大家希望无法执行《公祷书》能使国王听取苏格兰贤者的忠告，好让他放弃在政策上“花样翻新”，尤其是一班思想不那么激进的贵族更是这样期待着。事实上，汉密尔顿取代了国王的苏格兰特命全权代表特拉奎尔，前者在1638年6月就警告国王不要再进逼而应该后退；汉密尔顿甚至有先见之明，向查理一世预示说如果他再坚持下去，麻烦就不会局限在苏格兰，而是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他的所有三个王国。

汉密尔顿回到苏格兰后目睹了17世纪不列颠革命的首次风潮。其实这个时候就连《公祷书》骚乱的组织者都被抗议者们的力量与浩大声势吓得缩了回去，城镇官员除了短暂地扣留那几个在礼拜中叫得最响的妇女和学徒工之外，就不再费心地去理解这些暴民的意图了。但是，整个1637年到1638年的冬天，对苏格兰王室枢密院不满的一群人抓住这个时机组织起反主教大请愿运动，其中裹挟了牧师、贵族、地主，还有市民。这群类十字军般的狂热分子搞了个给国王的“恳求书”（Supplication），敦请他放弃劳德派教会，用虔诚的长老会等级教会取而代之。查理一世接到“恳求书”后，以为这个冲动只能解释为苏格兰受到外国势力，比如法兰西的影响，就命令王室枢密院到骚乱不断的爱丁堡的城外去，还威胁说要把那些坚持反对的人当作叛国者对待。

这一举措没有压制住苏格兰人的反抗，相反查理一世如此对抗直接导致了革命。1638年2月28日，爱丁堡葛莱菲教堂，一份《国民圣约》（National Covenant）在庄严的气氛中签署，整个仪式时间长达4小时，从头到尾伴随着祈祷、赞美诗和强烈呼吁虔诚的信仰者来建成新以色列的布道声。那天晚一些时候，《国民圣约》在牛门街（Cowgate）的裁缝行业协会大厅（Tailors’ Hall）里展出，牧师和来自城里的代表们在上面签名。第二天，普通人包括很多妇女也签上自己的名字，又制作了副本在全苏格兰各地传递。尽管我们初读《国民圣约》的时候会感觉到它好像用词保守，声明要保护国王的和平，但其中一部分是倔强的加尔文宗律师阿奇博尔德·约翰斯顿（Archibald Johnston）起草的，他可是那种食而不化、自我克制的狂热分子，会半夜里转辗反侧，唯恐自己思想上有一丁点儿不纯洁就犯了大错，不配成为上帝的选民，还有，他会在和自己的年少的妻子珍上床后，直接对上帝（大声地）发誓他宁愿要上帝的脸而不是她的脸。在约翰斯顿看来，《国民圣约》是“苏格兰王国与上帝的神圣婚姻”，而他和萨缪尔·鲁斯福德一样，坚定地相信他们可以合法地追究国王的责任，另外，如果必要的话，如果国王万一真要违反与上帝的神圣婚约，那么就该推翻他们。

对于不计其数的苏格兰人来说，在《国民圣约》上签名只是他们与上帝在苏格兰盟约的一个延伸，但是，很快文件本身带上了类似爱国主义经典的意味，仿佛根据它就能验证某人是否是真正的基督徒，或者是不是真正的苏格兰人。稍后，汉密尔顿试图组织一个《国王协议书》（King’s Covenant）作为一招温和的还手对策，为此，他收集到了28 000个签名。与苏格兰历史上其他很多关键转折点一样，这一结果却成了一个证明，即苏格兰王国又一次分裂了而不是团结一致。可是，看起来查理一世自己根本不愿把《国王协议书》当成一种技巧策略，因为他那边已经在召集足够的人马要来镇压苏格兰人，直到他们服从为止。到1638年末，绝大部分苏格兰地区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约翰斯顿在格拉斯哥做首席牧师（chief clerk），他召开了一次义愤填膺的声讨大会。形势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有效地切断了英格兰政府与苏格兰教会的所有联络：大会废除了主教们以及其他劳德派建制。然后1639年8月，苏格兰议会第一次集会；1640年6月，在没有国王许可的情况下苏格兰议会第二次召开，并推选出一届任期三年的议会，也不管国王有没有召集它。

没有一个在《国民圣约》上签字的苏格兰人指望查理一世能善意地看待格拉斯哥大会，他们知道那是做梦。他们的想法是，自己并没有威胁要做什么事，也没有干预英格兰的事务（尽管作为国际加尔文教派反对“反宗教改革”事业的一部分，他们只希望也许能给边界以南的长老会树立一个好榜样）。但是，如果英格兰国王要武力阻止他们神圣的“改革”事业，当然，他们要以死捍卫它。1638年冬到1639年春，苏格兰人很快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以确保苏格兰的防务安全。参加过欧洲宗教战争的退伍军人亚历山大·莱斯利将军（General Alexander Leslie）被任命为军队的总指挥。他们从银行家威廉·迪克（William Dick）那里借了贷款，到荷兰购买军火弹药，城堡要塞从亲国王者的手里转给《国民圣约》当权者，在本地签署了《请愿书》和《协议书》的网络——苏格兰城镇村庄——中掘金，大家纷纷出钱出人。查理一世和劳德成功地做到了真正非常独特的事：正是他们设法让苏格兰的百姓和贵族老爷们团结起来，而这两派本来可是一点就着的冤家对头。苏格兰教会和宗族这两拨人都有各自的死党，都能征召来为了神圣宗教事业打仗的士兵。到1639年春，这支军队的人数起码有25 000人，或许多达30 000人也未可知。

但在边界的另一边，即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要召集一支像样的军队都非常困难，更别提弄一支能指望其去敲打苏格兰人并让他们害怕（或者最起码说服他们放弃《国民圣约》）的军队。埃德蒙·弗内爵士这个时候更多的是做自己的乡村绅士，而不是为国王贴身服务的廷臣。他在白金汉郡克莱登（Claydon）自己的领地里侍弄田园，陪伴妻子玛丽，还有其他迅速增加的家庭成员，再惬意不过了。但他仍然是官方的骑士元帅、国王私人内阁（Privy Chamber）的成员，因此职责所在，不管多么不情愿，也要应国王之召挺身而出，“作为穿胸甲的骑兵，带着赤褐色的武器，衣服上装饰着镀金饰扣或铆钉，骑着合适的马”，到约克去觐见国王，也不管他心里是多么地担忧怀疑国王与劳德的政策是否明智合适。他的大儿子拉尔夫对其父的处境（不管什么情况，他身体不佳）更不乐观，认为他是在冒生命危险，是硬着头皮去执行他自己都不太赞成的有争议的教条，那本来是最好留给神学家们去探究的。父亲离开克莱登前就写好了遗嘱。拉尔夫依然疑虑重重，他父亲给他写信——老子本来还怕自己的信没寄到儿子手里就被私拆了——描述了军事灾难更使他担心，“我们的军队太弱了，军费（purce）就更糟了，如果我们只能用这些军力打仗，恐怕不到年底我们就没命了。”饱学之士、阿伦德尔伯爵王室典礼大臣托马斯·霍华德（Thomas Howard, Earl Marshal Arundel），貌似在收集艺术品和古董方面比带兵打仗更在行些，因为他带着国王一起打仗而没有警告他军队的可怕状况：“我敢说从来没有哪支军队，这么没经验、没技能、没斗志。”埃德蒙爵士描写阿伦德尔时心里对他一点儿也不以为然：

我敢说，我的典礼大臣老爷自己会安全的，然后他才不关心其他人会怎么样呢。这里有很多真正勇敢的绅士，他们为荣誉而战，来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心里也真为他们感到难过，除了他，他这是故意要毁了大家。至于我自己，我会活到痛苦和麻烦使我疲倦地倒下为止。我也不怕什么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只是很遗憾地看到这些被屠杀的人是什么样的。除非说上帝要国王心里愿意增加军队，或者等到这些人懂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要拿自己的同胞当敌人杀掉。

弗内这么说真是一点儿都没有夸张，很快，英格兰从中部和北部各郡召集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军队的机制就开始瘫痪，船税在扩大到内陆郡后征收起来就非常困难，有的情况下根本就收不上来。给军队招募的郡特派员和收船税的郡长都不见影了，或者只听到他们抗议说根本收不到税。这些人自己都是识文断字的手艺人，有一技之长——比如裁缝——在应召的地方就不现身了，强征官员们不管在哪里找到些替身，就驱赶他们回去复命。官员们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募集人员来打什么“主教战争”。原先召集这些人，那可是要严格按照抵御外敌入侵英格兰而自卫的名义的。但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特别是苏格兰《国民圣约》一派在边界以南做了宣传，消息早已散播开来，苏格兰人明确宣布否认他们有任何入侵英格兰的企图。这些人不情不愿，比他们高一等级的社会人士和军官也是如此。国王觉察到了这种勉强的忠诚，却命令军官们宣誓效忠，把事情搞得更糟。这种情况下，清教徒贵族塞伊塞勒子爵和布洛克伯爵（分别来自牛津郡和沃里克郡）索性拒绝宣誓效忠。持异见的贵族这样公开地违抗王命，马上在约克被关押了起来，这让二人反而在正直者当中赢得了声望。埃德蒙·弗内爵士注意到，发给平民士兵的军饷肯定不足（很多时候压根儿就没发放），军队的装备又差，他们就这样可悲地疲惫不堪地从约克向北方边界开拔了。

在凯尔索（Kelso），那仅仅是刚到苏格兰境内，弗内的全部悲观预见就都应验了。霍兰伯爵（Earl of Holland）带领包括埃德蒙爵士在内的一小股骑士，迎头遭遇苏格兰军人。乍看起来对方人马不多，英格兰人可以应对，但是，当霍兰伯爵把人马摆开战斗阵形后，苏格兰军队似乎一下子就在他们眼皮底下疯长出来，长矛兵和骑兵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直到霍兰伯爵一眼就能看出，随便怎么打英格兰人都只会惨败。霍兰伯爵于是只好急急忙忙回撤到扎营地，随后，他们（必须地）夸大那边等候着他们的敌方军队的规模。查理一世听到这个不利消息心生不满，一下子就从傲慢自负转为极度心烦意乱，他此时非常迫切地希望蛮干一场。苏格兰人向国王请求见面，阐明自己的主张（因为他们从没有当自己是叛乱分子），被恩准了，安排于1639年6月在特威德河畔的贝里克进行双方代表的会晤。查理一世亲自出席，这时他才有机会第一次见到阿奇博尔德·约翰斯顿，见识到了对方火花四射的加尔文教派的敌意。像平常一样，国王的外交辞令是斥责苏格兰人的“伪”议会（assembly），除了说问题可以公开，查理一世把什么责任都推得一干二净，说自己也希望通过召集苏格兰议会解决分歧，而不是这样跑到战场上来见分晓；在等待问题解决期间，双方军队都解散。约翰斯顿怀疑这是国王的缓兵之计，但他不会讲究分寸，就直说了出来，几乎就是当着国王的面说的。但是，不论苏格兰人怀疑与否，他们到底还是签了《和解书》（Pacification）。可《和解书》的墨迹未干，约翰斯顿的怀疑即得到证实：查理一世宣布他要召集一个新的大议会（general assembly）来废除格拉斯哥的所有改革。

1639年7月，苏格兰人得知《和解书》的条款后又发生了近乎骚乱，因为他们觉得白白浪费了一个打败国王的机会。苏格兰人此时反而被休战协议捆住了手脚，眼睁睁地看着更糟糕的新一轮战事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也许，查理一世一时自鸣得意，想象着自己在苏格兰人那里耍了点儿小心机，拣了个便宜，过一阵子在武力上也能占上风。他的顾问大臣（counsellor）爱尔兰总督托马斯·温特沃斯（Lord Deputy Thomas Wentworth）说没问题，自己不久就能给他带来胜利，帮他洗刷耻辱，讨回清白，报复那些签《国民圣约》的人。温特沃斯对国王来说简直就是个奇迹，本来他是议会里批评国王最起劲的人，后来却成了专制王权最坚定、最强硬的支持者。查理一世在心理上一定觉得温特沃斯和自己最气味相投：他们二人都认死理、个性阴沉；他也懂得国王的使命就是运用王室判决的香油，抹平英格兰和苏格兰因宗教纷争而造成的精神创伤。温特沃斯的药却是不可避免地有一股臭味，那些和他这个爱尔兰总督见解不一致的人发现自己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地契受到审查，财产被剥夺，人也进了牢房，总督“彻底清洗”的政策使爱尔兰陷入一片沉默，他就认为爱尔兰各阶层——来自老英格兰的天主教徒、阿尔斯特的长老会、爱尔兰的盖尔人之间彼此都存在着隐晦的敌视，他的政策本身就是基于他对爱尔兰阶级战争的理解而推出的特制药方。而查理一世能看到的，是温特沃斯保证了“王室之舟”在爱尔兰一帆风顺、毫无损伤，就像宫廷假面舞会上的天神帆船。因此，当他给国王出主意，说要怎么应对苏格兰的危机时，查理一世就特地留意了：温特沃斯说要召集议会，没有它，你的军队永远都得不到好装备，英格兰也不会真的愿意打仗；还有，别怕；议会不管看上去怎么好斗，总是可控的，特别是合法地提出保卫英格兰的时候。为了给国王示范，1640年3月，温特沃斯在都柏林召集了爱尔兰议会，而爱尔兰议会的议员们真的像羔羊一样地顺从，老英格兰人与许多新英格兰人一起投票，产生了压倒性的多数，给国王提供了很不小的资助。不得不说温特沃斯的第二步战略有点儿狡猾：他提出用一支爱尔兰军队去对付苏格兰叛乱。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能迅速地招募到足够数量的纪律严明的部队，以便在对苏格兰的战争中打开局面。不用说，他们几乎不能从阿尔斯特的新英格兰人和苏格兰长老会移民定居地召募军人，因为这里的人全都同情苏格兰的《国民圣约》。

这时候，安特里姆侯爵兰德尔·麦克唐奈（the Marquis of Antrim，Randal Macdonnell）解决了查理一世的难题。他是北爱尔兰的一个特殊人物，本来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但是得益于温特沃斯的协议，使得他的土地大大增加，可以接纳移民。同时，如果说安特里姆侯爵还不是国王最信任的人，他至少已经成了查理一世宫廷小圈子里的一张熟面孔。当他提出可以招募他那里的本地爱尔兰军人提供给国王用的时候，这一提议对查理一世来说颇有吸引力。国王表示要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提议，但温特沃斯深谋远虑，他认为这将是一支低等级的野蛮的天主教力量，让他们来给国王干活，“这么多人都姓‘奥’啊、‘麦克’啊的，那会吓着整个枢密院的人”。万一这个赌博输了，连他都能一眼看明白，这个半私人性质的天主教军队对阵虔诚“圣约者”的主意会在英格兰掀起怎样的狂涛！

因此，从一开始，就连温特沃斯都看得懂查理一世的两手战略准备——一边是议会，一边是当地的以天主教徒为主的爱尔兰军——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彼此自相矛盾的。但是国王的思维极其混乱，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思考，他只是梦想着要讨回清白，要出一口气，要胜利：大不列颠的和谐终于触手可及了。

第一步是于1640年4月召集议会。受到温特沃斯和劳德的鼓励，查理一世很自信：苏格兰危机只是暂时地中断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点将使得这次议会和爱尔兰议会一样只讨论国王提出的事务，而一旦讨论结束后，议会就会给他的军队提供充足的供给。他似乎甚至觉得，这11年来他独自掌权，已经使议会议员们更听话了，而不是相反。因为英格兰已见识过他的王权智慧、充沛活力、仁慈和不偏不倚的公正。因为他相信“圣约者”与法兰西国王有联系，他需要做的就是给足证据，证明这个著名的“旧联盟”复活了，英格兰要起来保卫自己。这是金雀花王朝对簿勃鲁斯们（虽然这样得出了一个非常怪异的结论，那就是斯图亚特王朝是为了反对而不是为了支持苏格兰的独立）！

新议会召开后，根本没有如他想象的把旧的不满放到一边，这真是令人震惊，让人非常不愉快。其实，议员们第一天的议程，就是翻出反对约翰·埃利奥特爵士全过程的记录。虽然爵士已经死在伦敦塔里，可没人忘记他，大家非常认真，当他是为了人民的自由而牺牲的烈士，也不管报道写得有多么偏颇歪曲。报纸和《分界》上长篇累牍都是埃利奥特的命运以及所有劳德高等法庭委员会（Court of High Commission）和星室法庭制造的其他万神殿人物式的烈士，而这些报纸在英格兰各地发行。新闻贩子们把埃利奥特编成了精彩的故事，后来又层出不穷地冒出来其他牺牲了的英雄，所有这些人的故事全都充满了虔诚信仰的自由经文的章节。其中一些如威廉·普林[4]，这个执拗、顽固的律师自己想尽一切办法给自己招惹来刑罚。普林的《演员的悲剧》（The Player’s Scourge,or Actor’s Tragedy）尖刻地讽刺宫廷，特别是国王和王后喜欢以跳舞者出现的假面舞会。更危险的是，在这个激烈争辩的过程中，普林埋进去一个反抗的教条（走极端的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教徒都认同它），即如果国王明白无误地决心要违反上帝的法则，那么就可以让他靠边站。因为这个煽动造反的言论，1634年普林被判割掉双耳，罚款5000英镑，终身监禁在伦敦塔里。可是在伦敦和清教徒为主的社区，如多切斯特，这个心情暴躁、天不怕地不怕的普林马上化身为圣人。他的书信通过虔诚信仰者的网络，从阿尔斯特一直传播到苏格兰。1637年，政府把普林从伦敦塔里拖出来，与亨利·伯顿博士（Dr Henry Burton）——伦敦周五大街圣马修教堂的清教徒教区长（the Puritan rector of St Mathew）——一起戴上颈手枷示众，后者布道说罗马天主教徒的阴谋及其罪恶。还有一个是约翰·巴斯特威克（John Bastwick），也是个活跃的大嘴巴，和他们俩一伙儿。后两位新的犯罪分子也被割下耳朵——但没有什么能制止伯顿，他一边鲜血直流，一边还在挑衅地宣道，反正清教徒的《外典》（Apocrypha）里就是这么描写他当时的情况的。

尼希米·沃灵顿（Nehemiah Wallington）住在伊斯特奇普（East-cheap）的圣安德鲁教区，是个狂热的木工车工。他相信普林所说的每一句福音，这时候开始记录当时人的罪恶和事迹，包括对无耳烈士伯顿和巴斯特威克的赞颂，后来弄出了一本2 000页的书。在沃灵顿关注的小天地里，无事不含天意：有一次出了一场翻船事故，那是上帝在惩罚有人亵渎了安息日；另一回暴风雨打破了教堂的彩绘玻璃窗，这是上帝对俗气的偶像崇拜的裁决。显然，普林、伯顿、巴斯特威克是受到了上帝的召唤而布道反对时下的污秽，他们遭遇的苦难是一个信号，末日大清算就快到了。在这个发昏错乱的世界，到处都是奇迹、征兆、信号，太多了。沃灵顿书里记下的一场对话说明他和他的清教徒工匠同伴们是何等强烈地感到上帝的孩子与敌基督军团之间的战斗就要到来：一个异教徒揭发上面三个人是“卑鄙的分裂分子”，他们扰乱英格兰王国，应该被吊死，就在他说完这些话之后，突然就出了一身大汗，鲜血从耳朵里直流下来。沃灵顿感到普林、伯顿和巴斯特威克是在打一场正义之战，这也是他的战斗，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在1639年，他自己和其他三个人也被点名、受到指控说，他们犯了煽动诽谤罪，并勒令他去星室法庭应诉。不过他总算保住了自己的两只耳朵，还好好地活了下来，等到1640年年底议会命令释放巴斯特威克后，他加入了伦敦街头的庆祝胜利狂欢。

沃灵顿这个关于抵抗英雄的群像展示录里收进了所有社会类型和各种条件的人，包括作为持异见者[5]的低级神职人员，如彼得·斯玛特（Peter Smart）。他因为攻击尼尔主教（Bishop Neile）的仪式创新，丢了原先在达勒姆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享有俸禄的牧师职位，还被罚了500英镑。还有白金汉郡的绅士兼议员约翰·汉普登（就是埃利奥特孩子们的监护人），他拒绝支付自己一个领地上20先令的船税，还到法庭提起上诉，要求验证船税的合法性。尽管王座法庭（the King’s Bench）在1638年判了汉普登败诉，那也是7票赞成对5票反对的险胜。汉普登的律师奥利弗·圣约翰（Oliver St John）在法庭上慷慨激昂的辩护词，加上法官乔治·克洛克（Judge George Croke）反对判决的话，后来马上就成了新的个人品行标杆。人们用约翰·怀特（John White）在多切斯特圣三一教堂（Holy Trinity）的一次布道劝告的话举例做证，那就是“服从上帝的意志可以使人免于服从执政者的意志。

约翰·汉普登与普林或者怀特可不一样，他并不是什么粗人，也不是不理会世俗看法的头脑简单的狂热分子，而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郡里要人。他的关于不经议会批准就征税是非法的言论有力、表述清晰，使得同郡那些原来站在温和立场的绅士，如弗内之类，也开始非常严肃地思考，如果大家都服从了国王，可能给宪政带来的代价问题。1640年被选进议会的白金汉郡议员再也不是一群看着像外省偏远地区来的骑士和城镇议员，不再像原来那样首先关心且只关心本教区的事务，又忠心耿耿、积极地为国王服务，而是包括了好斗的清教徒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Bulstrode Whitelocke）和汉普登自己，以及弗内父子。这群人的核心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且政治诉求清晰的一批人，他们都强烈地关注全英格兰的政治——当然，他们这时已经分不清郡里事务和英格兰事务的界限了，在他们自己中间意见也不全统一：一边是埃德蒙爵士感到时代要求改革，他比自己的儿子拉尔夫还迫不及待；拉尔夫明显地感觉到，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就在眼前了，在这个时候他们父子俩还没有彼此疏远。拉尔夫后来就“长期议会”（the Long Parliament）的所作所为写了一部编年史。从“国王不经议会的批准就征税是非法的”这个观点的角度来说，汉普登的案件也许一点儿都没有改变法律文本，但是它改变了很多人的思路。英格兰真实的公众舆论正在形成中，且舆论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基于个人统治的独断性，使国王与他的顾问们都还根本没有注意到公众舆论已经悄然形成这个社会现象。很多情况下，英格兰政治容易激进化，而那个时期导致英格兰政治偏激的催化剂，正是苏格兰那批忙碌地捍卫正义的盟约者们出版印刷的大字报——它们被送到了南方来。偶尔，在某些文件记录里隐约可以看出当时阅读政治新闻的读者群体，其形成速度非常之快。在埃塞克斯的瑞德文特（Radwinter），一个无名之辈走进一间劳德派的教堂，来到教区牧师面前，直接在他书桌上当面扔下一册清教徒的宣传册子，说一声“你有东西好读了，读读这个吧”。1640年，在斯特普尼（Stepney），另一个牧师在教堂的院子里发现一个男人在读印刷的议会讨论记录。直到1641年冬天之前，国王政府还都觉得这些“印刷品”（ephemera）不过是小百姓的俗气八卦；直到那个冬天，他们才发觉它们可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但为时已晚。

他们被蒙蔽了，一失足成千古恨。虽然这种八卦新闻里充斥着大话、飞短流长、谆谆善诱、含沙射影，但舆论已经跟代代因袭的稳固的政治体制较上劲了。当时的人们是生平中第一次，于现实中在郡里竞选郡骑士的时候，见识到了一些非常激烈的竞争场面。王室政府用尽全力去影响选举，希望竞选产生的成员可以和温特沃斯在都柏林的爱尔兰议会一样乖巧顺从；可是，王室政府的财力不足，加上本地势力的坚决反对，他们几乎是无可挽回地失败了。比如在多塞特，王室大造声势，要将英格兰驻荷兰海牙宫廷大使的儿子达德利·卡尔顿（Dudley Carleton）选上，来替掉丹泽尔·霍利斯，却失败了；霍利斯杀了个回马枪，决心更大了，要在英格兰“国家级的”代表们面前让宫廷和枢密院行事靠谱。选举在市镇级别的遭遇也不佳。原先一直被认为非常忠于国王的康沃尔郡，政府提名的全部8个候选人却都落选了。1640年4月和11月两次召开的议会，开始出现议员们来自更广泛社会阶层（尤其以宗教色彩强烈的工匠为主）的现象，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以治安法官为主。沃里克郡和牛津郡的县里，清教徒贵族（布洛克、塞伊塞勒）一边大把花钱，一边大力打击对手，双管齐下，保证选上的议员都是信仰虔诚的人，其中很多是本地有名的抵制船税的人。1639年12月，布洛克很大胆地试图把萨缪尔·鲁斯菲尔德这个圣约者、布道者带到沃里克。萨缪尔的《法律至上》（Lex rex subtitle）一书在5年后出版，书里公开宣称政治权力“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它以前被人窃取了；人民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渡它，但当它被滥用了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收回”。

到17世纪30年代，清教徒已不只是一种信仰崇拜的方式，更是一种亚文化。它那种虔诚信仰的情景，从家里灶台边的摇篮开始，包围着男人、女人和他们的孩子，它也是决定他们如何评判政治事务的条件。它对不列颠的未来起着重要作用，这个在宗教旗帜下，众人团结起来的愿景打破了社会等级和毕恭毕敬的封建秩序之间的那些旧界线。布洛克之类的清教徒贵族感到自己和卑谦的布道者、说教者们更有共同之处，和那些贵族伙伴们反而话不投机。这些家庭养育出来的孩子读相同的书籍，被送入同样的学校，进剑桥伊曼纽尔（Emmanuel）和西德尼萨塞克斯（Sidney Sussex）这些典型的信仰虔诚的学院。他们保证自己的儿女们缔结神圣的婚姻，从而延续了他们自己紧密团结的小圈子的凝聚力，还希望能隔绝世俗实用主义的感染，不受世俗的诱惑。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起共事，当然圈子是不封闭的，但往往果断，而且这些事情有时候会生发出另一些事来，不一定局限在金钱方面。事实上，他们有时候反倒会损失一些钱财，但依然在上帝子民的共同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例如，整个17世纪30年代，所有那些决定了清教徒在议会中政治命运的人——约翰·皮姆、约翰·汉普登及其律师奥利弗·圣约翰、阿瑟·哈泽里格爵士（Sir Arthur Haselrig）、布洛克伯爵、塞伊塞勒子爵、贝德福德与埃塞克斯两位伯爵，和无所不在又至关重要、炙手可热的沃里克伯爵罗伯特·里奇（Robert Rich）一起，他们全都参与了在加勒比（Caribbean）和新英格兰地区（New England）创建移民据点的事业。加勒比地区的普罗维登斯岛公司（Providence Island Company），原本是他们组织最严密的事业，后来被西班牙人捣毁了（这样就更强化了他们的清教徒世界观，即世间的人事无非是信基督与敌基督的十字军之战）。但是两伯爵/贵族也在长岛海峡（Long Island Sound）创建了塞伊布洛克（Saye-Brooke）居民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沃里克伯爵）经常与所有殖民地中最有前途的那个据点保持联络，这就是设立在马萨诸塞湾（Massachusetts Bay）的居民点。那里包括十几个多切斯特移民，他们于1630年3月抵达，给这里补充了虔诚信仰者，是约翰·怀特在普利茅斯（Plymouth）的新医院（New Hospital）给他们做的行前告别布道。考察一下北美新英格兰这些定居点的政务，可以看出它是英格兰创建者们的政治理论短训班——他们要看看有没有可能分享基督教生活，他们这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在大西洋彼岸，这是一个比英格兰更纯洁、更虔诚的世界，这里的学校与学院将茁壮成长，这是在播下真正锡安之地的种子。这些年来，他们在英格兰远距离地守护着北美的定居点，这种情形促使他们去思考要用相同的方式来建设英格兰本身，只要这是上帝的意愿，他们就将把英格兰建成一个新耶路撒冷。

这些人只是一小撮，但是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就希望自己只是一小撮：这才是救赎的核心组织。他们以人数稀少而感到光荣，仿佛自己是自我净化的犹太战士部队（Gideon，他们常常引用这个类比）。现代历史上充斥着这样一些专心致志的少数派，他们具有自觉自愿的牺牲情结，以及帮助大众自我提升的异秉，只要有合适的历史条件，即他们的对手也就是当局的势力有所削弱的时候，这些少数派正义军团就可以撼动大山。1640—1642年斯图亚特王朝君主制下令人震惊的分崩离析就这么发生了。

从短期议会（Short Parliament）——1640年4月13日到5月5日——开始，情况就已经很明显：这些自以为受上帝指派来拯救英格兰、消灭敌基督力量的人，已经成功地说服了平民院和议会贵族院的中间派——这些议员数量更多、主张更温和，也更紧密团结，他们也开始相信英格兰子民的自由已受到侵害的观点是对的，并且这个观点在历史上有据可考，而原来相信这个观点的只有少数派。贵族和绅士阶层——并不全是狂热的长老会成员，他们在日记与信件中，全都在评说，只有清除英格兰王国脚上的荆棘，它才能继续前进；已经溃烂的血管也需要清洗，否则身体（英格兰政体）不会痊愈。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即后来的保王派死党克拉伦登伯爵（Clarendon），以及他的朋友兼资助人格雷特图（Great Tew）的福克兰子爵（Viscount Falkland）、法学学者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他们和许许多多同伴一样，这个时候也都相信王室政府必须改革，还相信议会对政府是无害的，政府可以信赖议会。虽然圣约者要彻底废除主教制的论调当时在英格兰还是非常激进的主张，但是上面提到的各派惊人一致地认为有必要打掉劳德派狐假虎威的气焰。有一些主教，如林肯主教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按照乔治修道院（George Abbot）的传统，本来应该是他在劳德之前就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一直把罗马而不是日内瓦看作敌人，他声称自己是都铎改革（Tudor Reformation）的真正守护人。这些人都曾经因为自己的上述公开主张受到迫害与监禁，但到这个时候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很多普通人都听到了。

那么，以上述情形来推理，想要议会乖乖地将国王重开苏格兰之战所需要的费用交给他，去粉碎粗暴的圣约者叛乱当然是行不通的。查理一世冠冕堂皇地提出放弃船税（这没什么困难的，因为在1639年船税实际上已经收不上来了），改成只要议会批准给他12项补偿（后来又削减到4项）。这一提议立刻被议会当成了一个糟糕的笑话。相对谦和的平民院议员，如哈波特尔·格里姆斯顿（Harbottle Grimston）爵士，他是弗内父子的好友，坚持说要先洗刷他们之前的冤情（特别是要摆正星室法庭和高等法庭委员会的位置），才能考虑拨款事宜。4月17日，约翰·皮姆做了长篇演讲，历数这11年里国王因个人专制所犯下的种种恶行，并将火力特别集中在劳德派头上，认为他们的“创新”是对宗教的公开侮辱。在1640年4月及11月的议会上，都是皮姆在替大家出气，他挑动众人，使他们心里产生了类似英格兰全民族的紧迫感，即大家感到随着天主教（popery）和专制两股力量联手，劳德派和国王要扼杀英格兰子民的自由，皮姆一个人就比平民院里的任何其他平民领袖的煽动力都要大。渐渐地，在伦敦的街头巷尾，像尼希米·沃灵顿这样的市民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大家对约翰·皮姆的话深信不疑。

这些情况使得国王心烦意乱，短短的三个星期后，他就解散了议会。这个计策上的失误那可真是非同小可，因为没有什么比吊起人的胃口又突兀地切断他们的希望更遭人恨的了。不管是温特沃斯（是他主张说要召开议会的）还是爱德华·海德都马上意识到解散议会这个决定绝对是政治灾难，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是白白浪费了在传统的“王在议会”框架内解决问题的宝贵机会。然而，查理一世早在1629年就已听够了议会的咆哮与怒吼，议员们走了，他就再也听不到了。他还是盲目地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在爱丁堡，而不是威斯敏斯特；那么，除非他干掉苏格兰圣约者——还得快刀斩乱麻——要不，苏格兰人的加尔文教义和教义中明确的君主契约论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到英格兰来。事实上，查理一世这么想还是对的（皮姆与圣约者头头们保持着联络，共同密谋反叛，还有塞伊塞勒也是），但是查理一世选择了最糟糕的一着棋：在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军队（一年前看起来就不太可靠）是否能无条件地听从他的情况下，他就敢把他们拉出去打苏格兰人。在查理一世的脑子里，温特沃斯的救急方案当然是用爱尔兰人去干这事。在夏季战事进程中，他指派温特沃斯担任总指挥，而在这之前的1640年1月，查理一世已经提升温特沃斯做了斯特拉福德（Strafford）伯爵。本来这是个荣誉，后来却酿成了毒酒。反天主教宣传在伦敦飞快地传播着，斯特拉福德伯爵的爱尔兰战略经过这一番大肆宣传，查理一世还不能正确地估计它带来的影响，只能说国王真的是感觉迟钝得要令人倒吸一口冷气了。1638年在苏格兰的时候，他没有听取智者的意见，现在他依然不听。除了他自己，唯一还听得进去话的，就是他的天主教王后。

在1640年夏天，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军队根本不服从命令，情势令人胆寒；没有军饷，接下来也没有，中部郡和北方招募来的士兵几乎是自费入伍的。他们饿着肚子，骂骂咧咧。在几个城镇，如赫尔福德，市民们愤起反抗将他们赶到了城外。普通士兵们转过头来找他们自己的军官当出气筒，特别是当哪个军官与天主教徒或者爱尔兰人有点儿瓜葛的，那就痛打他。暴行当道，在惠灵顿（Wellington），一个叫萨默赛特（Somerset）的中尉因被怀疑是天主教徒，就被切成碎片，死尸还遭到抢劫。在牛津郡的法灵登（Faringdon），多塞特来的士兵们（包括一个来自多切斯特的）无缘无故地打了一个军官，后来发现他在接受治疗，又拖他上街接着打，结果把他打死了，其被砍得七零八落的死尸还遭到虐待被戴上足枷。作为一支反加尔文教的军队，要表现出自己在宗教上是靠得住的，士兵们正好做了自认为该做的事：他们打烂圣餐桌围栏、圣坛、彩绘玻璃，发现教士法衣就撕烂。年轻的埃德蒙·弗内（Edmund Verney）给父亲写信说，他一天去了三次教堂，以便向他的手下证明他不是罗马天主教徒（papist），“可是那天有一次，我稍微冲着教堂点了下头，如果再多那么一分钟，我想我真的会被他们抓走了，因为士兵们指着我，愤怒到了极点”。如果当时有外国观察员这回事的话，观察员们一定会觉得英格兰军队恰恰是圣约者的同盟军，而不是敌人。“然而，之前，我们的士兵是要去反对苏格兰的，”尼希米·沃灵顿写道，“此时此刻，在英格兰这片土地上，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人会去反对苏格兰。”

混乱逐渐升级，且来势迅猛，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些军队的行家帮伙们打开监狱，放出里面关着的人。他们拒绝付“军装税”（coat and conduct），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供给商也被监禁了。其他被政府疏远了的社会各阶层的人，就抓住机会向那些行家帮伙们大倒苦水，反对那些圈了公地或者把他们赶出森林的人。本来这些英格兰的倒霉蛋都互不相干，但是没关系——他们都在找出气筒——这会儿大家合伙说服了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完好无损的人，也就是治安法官和警察，使得他们也不得不相信过去11年来王室政府已经坏透了。

这种情形下，英格兰人在这场战事中以可耻的惨败收场就不足为奇了。苏格兰圣约者的指挥官莱斯利将军非常清楚自己该怎么办：8月20日，他带领苏格兰军队跨过特威德河，直指纽卡斯尔，切断给英格兰中心都市的煤炭供应；这样一来，实际上他已经违背了自己只是要打一场苏格兰保卫战的声明，但在当时大军压境之下，两军对垒形势危急，谁还有心思去追究这个细枝末节？在纽伯恩（Newburn），英格兰军队试图在泰恩河岸扎营站稳脚跟，莱斯利的军队占据着地势较高的北岸，对英格兰人发起火攻，国王军队被打败了，幸存者们跌跌撞撞地回到约克。苏格兰人占了纽卡斯尔，接着又占了达勒姆。英格兰军在纽伯恩可耻地失败后的第二天，一群议会派党人（parliamentarian）的核心分子——奥利弗·圣约翰、皮姆、塞伊塞勒、沃里克、布洛克，与埃塞克斯以及贝德福德两伯爵在伦敦贝德福德家碰头，起草了一纸请愿书，以12个议员的名义，请求国王召开新议会。随后请愿书的手抄副本在伦敦城里和外省广泛传阅。查理一世试图去找出别的方法，不管是什么方法，只要不用召集议会就能筹到款再去打一仗就行，因为与贵族们见面就是让他承认战争失败。但是苏格兰人在那边索要赔偿，作为他们退出英格兰和放宽煤炭供给的代价，但只有议会才能筹集到这个款项。1640年9月24日，国王预先召集了一次贵族扩大会议，会上贵族们反复声明要召开议会，于是国王只有让步了，这才定下11月3日重开议会。此后贵族们变着法子让议会一直延续展期，直到它最后要了查理一世的命，顺带也结束了英格兰的君主制。

对尼希米·沃灵顿来说，1640年秋天是大快人心的好时光，大把的灰绿色迷迭香花束，连同象征得胜者的花环，倾洒在伯顿、皮姆、巴斯特威克和威廉姆斯的头上，他们被释放了——巴斯特威克从锡利群岛[6]回来，其他人从伦敦塔里放出来——伦敦的大街小巷人头攒动，他们像英雄凯旋般地走过伦敦街头。迷迭香是表示纪念的，这次议会何等令人回味！它几乎马上就投入到反击当中，设立了一个40人委员会，用于调查非法行政和专制行为的罪魁祸首：船税、星室法庭的特权、教会的高等法庭。议会集中怒火起诉以下两个典型恶棍：斯特拉福德和劳德。这是在找替罪羊借以打击国王：敲掉他选中的顾问，但是能保全王权的尊严和独立，是当时逆袭王权的一般做法。1640年，议会两院中的绝大多数除了弹劾这二人，还有下一级别的顾问，如掌玺大臣芬奇（Lord Keeper Finch），以及宫廷大臣伊利主教雷恩（Bishop Wren of Ely），这是终结劳德派教会和11年里国王一个人主持政坛的标志。除此之外，对于如何弹劾，尤其是针对斯特拉福德，议员们产生了严重分歧，需要消弥。在福克兰子爵和爱德华·海德这些人看来，弹劾重在医治和修补创伤，把憎恨集中到不得人心的政府，给国王一个台阶下，让他接纳改组后的政府，使政府与负责任的议会和信任议会的大臣们还能够共同理政。这个改革方案是修复性的：清除他们认为不明智和新奇的花招（例如劳德派教会的管理体制，不经议会批准就征税），取消无耻地滥用权力及收入（特权法庭、森林管理体制、骑士罚款）的过时机构。只有清理了这些，君主制才会焕然一新，英格兰才可以从头再来。

但是，对那些从根本上控制了议会议事日程的人来说，这不够，且永远不够；他们就是最能上蹿下跳、叫得最响、最不知疲倦的那拨人：皮姆、奥利弗·圣约翰、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爵士亚瑟·哈泽里格、布洛克和塞伊塞勒。只有建成理想纯真的“锡安之地”才能满足他们：单单毁掉劳德将是得不偿失的，除非端掉主教制，再用神圣的长老会教会取而代之，正如苏格兰人已经成功做到的那样。他们此时已公然将苏格兰人引为同盟，他们也做到了和苏格兰一样（当国王在议会召集时说苏格兰人是“叛徒”，但一周后他不得不收回，因为这个说法已经被禁止）。12月11日，一份以伦敦市民名义要求废除主教制的请愿书（请愿成了煽动民意的主要武器）提交到了议会。皮姆非常机敏，他没有将这个问题强加给平民院，因为他深知这个议题太容易在议会造成分裂，而此时更需要策略，先保证议员们在弹劾斯特拉福德时齐心合力。这批激进分子掌控着大局，心里还有更宏大的图谋，就是重建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宪政关系。事实上，他们要在英格兰推行苏格兰那样的计划——预谋启动一个“三年法案”，要求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1641年2月15日，查理一世签署了《三年法》，他兜了整整一个大圈子，纯属政治无用功。他发动战争的本意是要打击苏格兰圣约派，结果呢，倒反过来将它成功地移植到了英格兰。皮姆和他那些志同道合者还想要让王室政府的成员不但要服从被议会否决的事项，还要直接对议会贵族院、平民院负责，不能与大多数议员的明确意志对着干，这样的话，议会就再也不会单单是禁止征税或者只能行使否决权的政治实体。那么，议会贵族院与平民院就能与国王平起平坐，同样可以设立议事日程，这样议会就能成为立法者。虽然这时候还没有人假设议会能绕过国王直接立法，但已经没人认为国王能够立法或者选择大臣来和议会唱反调，甚至有人提到皮姆（假如查理一世不那么迟钝）未来可以做国王私人枢密院成员[7]。

皮姆等人为了证明这些都只是改革而不是革命，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论证，当真把它搞成了纯粹的微调，却在短时间里荒谬地改变了它原来本质上具有的颠覆性的创新性质。很有可能的是，正如新一代历史学家勇敢地提醒我们的那样，是因为皮姆等人不敢将罪名安到辉格党人（Whiggery）的头上，让他们承担罪责；那么这样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就再也找不到它中断的原因了。直到最后一分钟，这些引导深刻变化产生的发起人与机构几乎都不去描述它长远的后果，虽然他们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但这一事实却丝毫也没有降低它的重要性。革命在刚开始的时候往往听起来反而是保守怀旧的，革命的主角们竭力让大家相信他们是在压制而不是释放创新。再没有什么比号召大众重返想象中的美德与公正之地更激动人心的了。

现在审视长期议会的作为和言论，以及当时伦敦街头与印刷品里徐徐展开的激荡的政治风云，我们可以毫不怀疑长期议会主角们的信念是正确的，就是在教会及英格兰国家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关乎原则的战斗。他们取得的成果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和当年在危机中产生的《大宪章》一样，他们可是常常把《大宪章》挂在嘴边的。当然，这时候还没有产生如我们后世这样的议会民主［哪怕当时最激进的辉格党人（Whiggish）都不是现在这样的真民主的拥趸，即使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总是这么认为］，然而，无疑正是它铲除了不列颠的君权专制。也正是最终将暴君铲除这一光明前景激励着那些人，比如沃里克伯爵、罗伯特·哈利爵士、奥利弗·圣约翰以及平民院议员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MP）。

这次革命一直都没有什么宣言，直到在1641年11月才提出《大抗议书》（Grand Remonstrance）；相反，它经历了一次审判。所有伟大的政治突变几乎不可避免地都要有个主要的罪魁祸首，因为正义者要冲着他去，才能在新的社会群体里找准自我定位。苏格兰军队那时还占据着英格兰北面的大部分地面呢，议会党人领袖就热烈地欢迎苏格兰的和平谈判者到来，这摆明了是要斯特拉福德的人头，借口就是爱尔兰天主教入侵威胁到了他们自己的革命。罗伯特·巴里（Robert Baillie）还算是相对温和的苏格兰加尔文教派，也毫不犹豫地说劳德与斯特拉福德是“引火柴”，不要说让他们逍遥法外了，甚至只要他们还活着就不会罢手，非要把全国都搞成崇拜教皇的天主教专制不可。皮姆自己心里忌惮斯特拉福德的强大能力，心知自己想要顺利重建英格兰政治的话，斯特拉福德伯爵这个眼中钉当然是非永久地拔掉不可的。这个时候，斯特拉福德的情况是雪上加霜，他根本没有一个朋友，因为他太公正了，成功地做到了一碗水端平，离间了爱尔兰的三个社会群体，使其彼此疏离（他本来是挺为之自豪的）。

饶是这样，他也做不成一个热心相助的替罪羊，议会无法轻松地抓住他的小辫子。斯特拉福德的确为人铁面无私，但如果因此将他简单地归结为某个类型化的人物，叫他“黑脸暴君汤姆”（Black Tom Tyrant），这就大错特错了。毕竟，在17世纪20年代的时候，他还只是托马斯·温特沃斯，当时他也在积极地反对强征借贷，他对法律的理解之深刻绝不在律师约翰·皮姆之下。斯特拉福德明白，皮姆必须遵守法律程序，全面公开审判他，才算是秉承公道而不是仗势欺人；他也知道审判者想要找他的碴子，但将对他治理爱尔兰的批评捏造成叛国的罪名却难于上青天。一个人在伦敦塔里的时候，斯特拉福德在思忖着自己逃出生天机会的同时，对法律的公正与英格兰的正义怀抱着坚定的信任，而对手却想要污蔑他长期滥用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力。他一定是反问了自己，怎么可能判定他违背了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通过的法律？当时英格兰国家的法令与国王的明确意愿是完全一致的，那又何来所谓的违法断言？

从1641年3月到4月，整整7个星期，在议会贵族院起诉期间，斯特拉福德是眼看着一点儿也没有了“黑脸暴君汤姆”的威风，胡子灰白，人明显呈现出病态。他头上戴着毛皮镶边的帽子，用严密得滴水不漏的逻辑为自己辩护，把审判者提交的证据中的一切自相矛盾及破绽漏洞反驳得体无完肤。这个情况清楚地表明，他在爱尔兰已经和形形色色的各路人等打过交道，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披荆斩棘——他不断剥夺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土地（英格兰议会里并无人关心这一点）；让老英格兰人去康诺特寻求扩大种植地而擅自闯入佩尔（Pale）地区；斯特拉福德最大的破坏力是针对苏格兰与英格兰的阿尔斯特长老会派的人，他加强了爱尔兰的教会主教制，还规范他们的贸易——但所有这一切加起来都不足以构成叛国罪；相反，在爱尔兰总督的法律权限里，他忠实、公平、坚定地维护了国王的权威。针对斯特拉福德的28条指控里，唯一与叛国罪硬扯得上边的，是第23条，它是根据一句据说是斯特拉福德说过的话，他会送爱尔兰军队去“削弱这个王国”。这却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它是针对苏格兰说的，是要取得反对苏格兰的胜利，这本来就是英格兰战略的一部分；斯特拉福德据理力争，说1640年春的时候苏格兰和英格兰两王国在交战。提起指控的起诉方是从安特里姆来的新英格兰人种植园主约翰·克洛特沃西（John Clotworthy），他指控斯特拉福德用“这个王国”说的是英格兰而不是苏格兰，而且他曾经试图通过武装政变，要捣毁英格兰议会和英格兰人民的自由，这个才会真的构成叛国罪。斯特拉福德继续否认自己曾经想要对英格兰做这样的事，还击说这一口头证言不可信，因为这是小哈利·维恩（Harry Vane the younger）从他父亲即枢密院秘书（Secretary to the Council）的纸堆里发现的一个手写纸条，上面有这么一个不祥的词组，那个纸堆是一堆的会议记录，在那次会议上是斯特拉福德提议要把爱尔兰军队弄过来。但是当时那纸条不在斯特拉福德手里，仅仅是逐字逐句即时的记录。到4月中旬时的情形，只要审判按照通常的弹劾程序继续，仅仅凭维恩的纸条，还根本看不出来是否足以给斯特拉福德坐实罪名从而能够给他定叛国罪。

然而，审判斯特拉福德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正常的司法案件，它更像是公开羞辱与报复的舞台表演。每天，议会贵族院、大街上，还有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院子里都聚集着一大帮子人，他们全都渴望了解当天事情的进展。传单、大幅印刷品和即兴创作的请愿书铺天盖地，大众可以尽情地阅览，唱叙事歌谣，教士们进行着反对亲教皇的斯特拉福德布道。5月初，尼希米·沃灵顿夹杂在议会贵族院门口聚集的大群人中，他们请愿要判处斯特拉福德伯爵死刑。尼希米·沃灵顿说自己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每当一个贵族走进来，他们就齐声喊道‘正义！正义！’”尽管沃灵顿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却真的已经见证了现代政治的另一个因素，即群众性的狂热，此时，它已经宣告诞生。

虽然那个时候皮姆等人还不能超前地像我们今天这样理解“革命正义”这个概念，但皮姆、圣约翰、哈泽里格及其他人凭直觉认为有必要使用“革命正义”这个险恶的委婉用词，它就是指为了迎合大众心理而做出消灭政治对手的展示。因此，到1640年4月中旬，皮姆改变了方式，既然弹劾控诉这个司法程序要求必须有确凿的证据，那么他就改为用褫夺公权法令（act of attainder）指控斯特拉福德，这个只需要在司法程序内部通过就可以了，也不需要一堆可疑的证据就能罗织出罪名。褫夺公权法令指控实质上是把审判变成了英格兰国家安全听证会。奇怪的是，这一招变数也解决了某些人，如福克兰子爵内心还存有的良心不安的问题。他本来是不同意，说根据针对斯特拉福德的证据来看，斯特拉福德的问题还没有严重到可以定其为叛国罪的标准，这时候就乐得愿意因其高度可疑的性质而投票赞成了。福克兰之辈是相信斯特拉福德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密谋反对英格兰自由的人，他们很高兴能摆脱自己的心头顾虑，而不再烦劳去思量追究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以褫夺公权法令控诉斯特拉福德唯一的麻烦是它需要国王签署，它在平民院以204票赞成59票反对通过后的第二天，查理一世给斯特拉福德写信，发誓自己不会抛弃他，或者恩将仇报，以夺取他的性命、荣誉和财富回报伯爵对自己的耿耿忠心。在这个过程中，查理一世一直很高调地热情友好地对待斯特拉福德。1641年5月1日，他告诉议会贵族院他的良心不允许他签署（该法令）。由此，国王又做了一次违背自己最大利益的事。这些过程的全部意义在于转移大众对国王自己（以及王后，她那班天主教密友此时已日益成为反教皇崇拜派的目标）的痛恨与愤怒，这才能保证国王可以重新开始新的宪政。可是查理一世，特别是王后亨丽埃塔·玛利亚相信自己手里还有牌可打：贝德福德伯爵建议，一手软的，包括把皮姆拉进国王的私人枢密院；一手硬的，把他自己的忠实军人带去伦敦塔，在军队里撤换一些军官，解救出斯特拉福德，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动用武力。最后，倒是斯特拉福德自己看清楚了形势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将是混乱与流血，于是他先发制人做了一个自卫牺牲的决定，这真的是异乎寻常。5月4日，他写信给国王，请求他签署指控自己褫夺公权的法令：

神圣的陛下，我恳请您……我理解那些人的思想越来越集中地反对我，尽管陛下已宣布在你的君王意旨中我没有叛国罪，而且良心不安，不能通过这个法令。这已经非常直接地还了我清白，使我免于在孩子们和家庭成员面前蒙羞，我已没有任何污名之罪，但此时我面前仍有诸多用心险恶之辈。故虽尊贵的陛下与议会彼此不甚满意，但请务必为了王位和人民保留彼此，否则此辈必不甘罢休，将祸延于陛下圣体及全英格兰王国，而我面前无非是世俗凡人最珍贵亦最恐惧之二物：生和死。

上帝知道，我本软弱之躯，如果说我内心不曾挣扎，这是自我吹嘘；自寻灭亡，年幼的孩子们亦将随我之亡而毁……血肉之躯无法安宁……因此，为安慰陛下良心得到宁静，我谨此谦卑地提请陛下，为免除陛下因拒绝而带来罪恶横行，请签署此令。

5月10日，查理一世签署了指控斯特拉福德褫夺公权的法令，据说当时他双目饱含热泪，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还签署了同时呈送给他的另一份文件，那个文件的革命意味更强，说的是没有议会的同意禁止解散议会。与此同时，国王给议会贵族院写信，敦促他们要保持宽容：“正义在国王是与生俱来，仁慈亦然，二者密不可分”。他要求将斯特拉福德终身囚禁在伦敦塔里，“如果能这样做，又使我的臣民满意，将是我不可言说的欣慰”。威尔士亲王第二天亲自向议会送交了此信。第三天，也就是5月12日，斯特拉福德来到栅栏前抗议道：“为了一切荣耀，我必须保护陛下，我没有任何私心，我的目的只有国王与臣民的联合和个人幸福。”劳德在伦敦塔里自己牢房的窗前，观看了行刑；他永远无法原谅查理一世这样的背信弃义，在日记里说国王“根本不懂什么是伟大，或如何才能做到伟大”。可是查理一世永远也没有原谅自己，8年后他自己也面临死刑，他真的相信，这正是上帝对他的正确判罚，因为他曾经同意处死自己忠实的仆人。

斯特拉福德认为自己的死将使全英格兰民众的愤怒得到宣泄，他这么看是对的：斯特拉福德自己做了替罪羊，给英格兰人发泄愤怒的机会；这也是国王的机会，只要国王够精明，懂得如何止损，巩固自己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桩粗鄙的褫夺公权法令交易使政府里一些最严厉的批评家极其不安，就这么着的能用另一种专制权力[8]交换那种专制[9]吗？

1641年夏天，那些伯爵以及曾经象征旧政体里的机构——特权法庭、船税、圣餐围栏——都被清理了，议会贵族院和平民院的许多议员，还有更多郡级社会群体里的绅士和法官们开始自问，为什么那批自命不凡的平民领袖，如皮姆之流，还在无休止地鼓吹打击专制和阴谋。尽管废除主教制的《根枝请愿书》（The Root and Branch Petition）在平民院由罗伯特·哈雷爵士［布利丽安娜夫人非常骄傲欣慰］两读后通过，但它在议会贵族院搁浅了，且否决票数还挺多的。哈雷不由得对自己成为新的托马斯·克伦威尔[10]感到高兴，他开始监督巡视教区教堂（这可是一个不祥的请求）的状况。在赫尔福德郡，1641年9月，有人把当地威格莫尔（Wigmore）教堂的十字架给拉了下来，使得它“被大锤敲成了碎片，就在尘土里，然后放进……教堂院子的小路上任人踩踏”。为了平息议会贵族院的反对，激进派暂时妥协了一下，这就让更执着的苏格兰加尔文教派失望了。假如说这也算是长老会，那也是非常英格兰化的：成立由世俗者组成的九人委员会取代主教们，由贵族阶层管理教堂的事务。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贵族索性什么都不要，更愿意看到教堂里以后再也没有法衣与跪拜，也许甚至愿意看见十字架被踩在教堂院子里，但即使如此，他们也还是认为主教们——亲切谦和的主教而不是盛气凌人、装腔作势、神学理论高深莫测的劳德派主教们——应该是英格兰教会的组成部分。

其他人则对爆发的偶像破坏活动表现出深深的恐惧，就在1641年夏，沃里克郡的古文物研究者兼系谱学家威廉·达格代尔确信不久就将有一次可怕的大规模清洗，正如他给自己精彩的《圣保罗大教堂历史》一书所做的介绍那样：“不幸的经历常常是这样，紧接着痛苦感受之后，不期而至的就是审慎者们已经预见到的悲哀结果，这就促使我必须发奋，要抓紧时间去看那些现在还能找得到的历史遗迹——英格兰的主要教堂，哪怕直到天涯海角，我也要用我的笔墨来记述，描绘其阴影，为子孙后代抄写他们的经文，因为这都是快要被毁灭的东西了。”于是达格代尔出发了，他抓紧写生、抄写，在地契、特许权登录簿中翻检审视。无数个早上，他躲躲闪闪地来到墓室的雕像前、彩绘玻璃窗前尽可能快地工作，一心想要赶在偶像破坏者之前。布洛克伯爵对圣保罗大教堂的威胁使他深深不安，因为布洛克说自己希望“不要在那一座建筑上还能看到有一块石头剩下”，意思就是要彻底让大教堂连个影子都不留存下来。

并非人人都这么疯狂，到1641年12月，一群更温和一些的改革者包括爱德华·海德在内，注意到反主教运动——包括它决定弹劾12人——遇到了一些反推的阻力，认为这是查理一世的宝贵机会，他可以利用这些分裂。这是他们的直觉（20年后得到证实），那就是可以由一个不专制但强势的君主兼任教会和军队的首脑，以此来拥有合法的特权，包括能挑选政府与召集或解散议会的权力。其实这样才真正符合大多数人对于英格兰民族政治格局的期望，君主立宪制就从他们这个清晰有力的信念里产生了——这是到那时为止的斯图亚特式自相矛盾。

不过查理一世思路既不清晰，也没有明确目标，他不知道如何才是修复君主权威的最好方法，假如说他也曾经思考过他应该做什么的话，那么他想的是要全面恢复自己的君权。他们从他身边夺走了他最信任的顾问，其他人则为求自保而远离了他；斯特拉福德死了；劳德还在伦敦塔里，眼看着下一个就是轮到他自己了；国玺大臣芬奇（1629年大辩论中的议长）以及国务秘书温德班克双双为了避祸而逃亡去欧洲大陆了。查理一世从没有像现在这个时候那么依赖王后，向她咨询，而她的直觉却是强硬地不和对方妥协。如果说查理一世这时候表现得温和一些，那也就是这样，但他一刻也没有放弃自己对君权神授的坚定的深刻的信念。他必须忠于王权的完整性，低声下气的王者在他看来配不上国王这个名义。他从父亲手里接过的权柄，可不是对议会提的任何意见都说是，如果他就这样传位给儿子，是对王权莫大的羞辱和背叛。1641年8月，他来到苏格兰，表面上是要与圣约者缔结和平，实际上却是想法子利用苏格兰人对付英格兰人，就像他曾经想利用英格兰人反对苏格兰人一样。但是即使在那里，查理一世也还是无法做出决断；自己到底是用说服苏格兰人的方式还是阴谋策划；是争取贵族将领如蒙特罗斯伯爵詹姆士·格雷厄姆（Earl of Montrose，James Graham），还是把圣约者头头们如第八任阿盖尔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等抓起来。但是无论怎么着那都没有实际意义了，因为就在查理一世想象着他能通过理顺一个王国的事务来解决另一个王国的混乱时，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第三个王国爱尔兰爆发了激烈叛乱。

这是一场与4年前圣约者作乱差不多的动荡。查理一世和英格兰议会也许都以为，斯特拉福德的“彻底政策”政府垮台了，爱尔兰的头面人物们一直抱怨的大部分不满也应该可以随之烟消云散了。但是，正如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不列颠政治生活里常见的，每个人的思维都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大家都在揪住上一次危机的问题不放，而不想着未来该怎么办。要知道温特沃斯政府倒台对于爱尔兰天主教团体，尤其是原住民爱尔兰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值得庆贺之事。虽然温特沃斯政府曾经欺凌、强抢、杀戮，但它无比坚定的独立（以及愿意迎合原住民爱尔兰人的计划）。而现在后来的英格兰人与苏格兰长老会要取代它，无节制地支配一切，这比温特沃斯政府可是差太远了。迟至1639年，温特沃斯“黑法令”（Black Acts）针对的都是清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团体。既然他这个时候不在了，对阿尔斯特的天主教绅士阶层来说，爱尔兰的情势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他们看着北海海峡对面，只见圣约者阿盖尔伯爵征服了苏格兰高地西部和赫布里底群岛，并在那里定居，联想到接下来就会轮到阿盖尔伯爵渡海而来征服他们自己了。在过去好几年里，本来为了配合温特沃斯政府出的难题，要他们把自己的领地打造成“改善了的”模范，要他们建造英格兰式的豪宅，引进优良畜种、耕地，这些人都已经债台高筑。他们还被勒令禁止增持土地，反而新来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清教徒得到鼓励，扩大土地。这时候，象征着英格兰议会压倒国王占了上风的最好事例就是议会扳倒了斯特拉福德，如此一来，爱尔兰的政局就开始激烈动荡起来。他们自身的地位已经眼看着难保了，又看不到长期艰辛劳作与巨额金钱投入后苦苦期盼丰收果实的前景。相反，这时候阿尔斯特的天主教绅士阶层正面临着长老会包围的噩梦，眼下也看不出处于矛盾中间的天主教老英格兰人会突然转变他们一直以来对英格兰王国的忠诚。因此，阿尔斯特伯爵们，像费利姆·奥尼尔（Phelim O’Neill），他曾经自称其祖先是“九年战争”（Nine Years War）时的伟大领袖蒂龙伯爵休·奥尼尔（Earl of Tyrone，Hugh O’Neill），此时转而去抓最后一根稻草，即武装抵抗以自卫。当他在反叛早期攻下查尔蒙特（Charlemont）城堡后，就杀掉自己的主要债主富勒顿先生（Mr Fullerton），他们以为这一下是彻底清算了。

自相矛盾的是，1641年10月末，爱尔兰反叛者头领们认为，攻打强大的要塞，包括都柏林城堡，是在助自己的困兽国王查理一世一臂之力。起码，他们最初的行动表明他们并不是原始民族主义者，而是狂热的保王派。11月4日，奥尼尔甚至声称他的军事行动已经得到国王本人的授权。这个假托捏造太反常了，也许他这么说是想拉拢老英格兰人（在三拨人里，真的是他们一直最忠于英格兰国王）一起干。当时老英格兰人还置身于反叛之外。奥尼尔也许是希望以此引来老英格兰人中最有势力的奥蒙德（Ormonde）伯爵（是清教徒，但绝不是长老会成员）加盟。可是，奥尼尔这条计策在英格兰本土极大地损害了查理一世的名誉：对很多正直的人士来说，毫无疑问，看起来查理一世是在放纵爱尔兰天主教玩阴谋。

疑神疑鬼是革命的最佳助燃剂。1641年11月，对哈利、沃灵顿、皮姆和圣约翰等人来说，可供人瞎猜的材料太多了。当时国王人还在苏格兰，就有谣言说查理一世试图通过政变推翻圣约（Covenant）。一时间小道消息铺天盖地，说什么爱尔兰海的对面不只是打下了城堡、要塞，而是发生了更黑暗的事——在被围困的清教徒城镇和新英格兰人村庄里，天主教反叛者们大开杀戒；等传回来的消息说到爱尔兰暴乱时，反天主教暴行的宣传已经演变成分裂欧洲的文化战争的固有模式，就是很多关于暴力的描述，意图刺激感官的图文，以木刻版画和“亲历”形式的报道，詹姆士一世时代那些曾经用来描绘西班牙人在荷兰或者华伦斯坦（Wallenstein）军队在德意志的所作所为的，又全部演练了一遍：什么长矛尖挑婴儿、孕妇子宫被剖开胎儿被撕下、被刺穿的老爷爷、被砍头的布道者。当然，并不是说这一切魔鬼般的杀戮就没有发生过，在波塔当（Portadown），毫无疑问的确发生了可怕的屠杀：100个新英格兰人（New English）被赶到桥上，被捆住手脚，然后被扔下河里淹死，扔下去后看起来还有在游泳的，就用棍子敲或用枪射击，直到他们消失在血水里。

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阿尔斯特天主教绅士叛乱的军事首领赞成手下这样干的，但他们只能在原先以天主教人口为主的地区做一些微弱的控制。这些地方的天主教徒世代受后来的移居者压迫，因此在爱尔兰的一些地方，这时天主教徒抓住机会以牙还牙进行血腥杀戮。如果说没有人鼓动他们这样做，那也没有人阻止他们。在更偏远的移居地和村庄里，比如在芒斯特，移居者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大约4 000人直接死于暴力；另外无数人在爱尔兰阴冷潮湿的冬天里，因为被驱逐、被脱光身子吊起来、饥馑、没有防寒保护而死。其中就有沃灵顿的妹夫让巴涅（Rampaigne），他们一家是弗马纳郡（Fermanagh）的富农，当他们试图逃到海边去的时候，被人追踪，扎卡赖亚·让巴涅（Zachariah Rampaigne）被当着孩子们的面杀死，其他幸存者想尽一切办法自保。当然不久，仇杀报复就降临到无辜的天主教徒的头上，可悲的仇杀与反仇杀反复轮回，在爱尔兰的历史上留下了斑斑血迹，绵延不断。

在英格兰，爱尔兰叛乱马上就被激进派当成泛不列颠阴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自身救赎的终极目标。沃灵顿在自己的一条笔记里就引用了谚语“谁要想赢下英格兰，必须从爱尔兰开始”。更糟糕的是，叛乱使人们回忆起爱尔兰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曾充当过天主教势力武装联盟的后门。不管英格兰喜不喜欢这样，它的命运貌似已经和国际宗教战争绑在了一起。1642年春天，当蒂龙伯爵的侄子欧文·若·奥尼尔（Owen Roe O’Neill）从弗兰德斯（Flanders）渡海回来接过叛军头头的指挥棒，这一下子就证实了大家心里的怀疑。他本来是1607年逃去罗马，在西班牙军队里干了30年。不久后，一个罗马教皇的教廷大使红衣主教乔万尼·瑞努基尼（Cardinal Giovanni Rinuccini）抵达爱尔兰，敦促叛乱者全面开展反宗教改革议事日程：复兴天主教教会，回到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前。

这是爱尔兰老英格兰人天主教团体命运的转折点，他们的悲剧从此开始，这个时候与16世纪80年代西班牙人以教皇名义侵犯英格兰期间一样，关于忠诚问题，英格兰本土的天主教徒陷入了死胡同般的困境。欧文·若·奥尼尔之辈似乎不理解：悄悄奉行忠实的天主教徒生活，私下践行信仰，只要不受煽动就被默认，这在一段历史时期里曾经是可行的，尤其是斯特拉福德当政的时候，但是这时王权衰败，不能再罩着他们，这个至关重要的生活空间突然被关闭了，他们就这样硬生生地夹在了强悍的罗马教会与长老会两个帮派之间。1641年11月，一些老英格兰人头领与爱尔兰叛乱分子达成协议。到第二年春，他们的压力更大了，要出钱出人参与起义；迫于压力，很多老英格兰人贵族（尽管清教徒奥蒙德没有）踊跃加入反叛，其中约翰·普利斯顿（John Preston）成了爱尔兰联军在伦斯特的指挥。老英格兰人也许可以自慰的是，即使在1642年春还有以后的几年里，正如其旗帜所确认的，联军的官方公开准则都是强烈忠诚于查理一世的。然而，在英格兰，不管是亲王还是国王的反对派，那可是都不这么看待他们。等到罗伯特·门罗（Robert Monro）来执掌清教徒部队的指挥权——他是个苏格兰长老会成员，三十年战争中的老兵，是由清教徒为主的苏格兰议会委任的——爱尔兰就完成了武装宗教阵营的两极分化，悲剧由此注定。在纽里（Newry），60名男女和两个教士被杀，门罗早已经受了暴行文字宣传的影响，拉开架势，表明他也完全可以放任部下进行波塔当那样丑陋的屠杀。“敌基督行动在凶狠地推进中。”沃灵顿写道。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大家口头上说了很久的天使与魔鬼的无情对决终于开始了。

1641年11月末，查理一世回到伦敦，此时，真假掺半的爱尔兰屠杀的消息接踵而至，一天比一天厉害。要通过议会控制民兵的提议已经在平民院进行了一读，皮姆肯定是认为爱尔兰叛乱可以无可逆转地帮助完成权力由国王手上向议会转移。这真是非同小可，各种要求——从军队里剔除天主教徒、议会要对外交政策享有决定权——开始甚嚣尘上。这帮强硬派起草了一份《大抗议书》作为夺取君权的前奏，他们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个文件彻底改变了当时政局的走向，也使此后的政治格局改了道；《大抗议书》说查理一世自始至终就在计划侵犯臣民的自由，在臣民们头上强加邪恶的令人憎恨的暴政。它还简要地写了人民代表们都做了些什么才经受住了这个阴谋，以及代表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在伦敦，政治热潮澎湃，群情激奋，《大抗议书》成了又一个影响巨大的公众事件。每天，沃灵顿观察着从埃塞克斯、肯特、萨塞克斯来的一群群绅士和自耕农骑在马上喧哗着经过伦敦大街去威斯敏斯特，在那里他们将议会大厦团团围住，纸面上的喧嚣已化为现实中的风暴。可是，恰恰是这种沦为大众——外省的绅士阶层、农民以及伦敦城里工匠和学徒——人质的感受，使得平民院和议会贵族院的很多成员反对《大抗议书》。肯特郡的爱德华·迪尔林（Edward Dering）爵士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他表示非常震惊，“从议会降格到人民……当我第一次听说《大抗议书》，我当时设想是作为忠诚的大臣，我们应该向陛下举起一面镜子……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要向下抗议，给老百姓讲故事，谈起国王的时候当他是某个第三方。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从普通百姓那里找到治愈我们抱怨事物的良方，当然更没有要让他们来医治我们。”正因为要与这个感受一致，《大抗议书》对国王的责骂语气是平淡的，这是经过精心算计好的，设计了一个国王肯定不愿同意的表面上的和解，它在平民院以微弱的11票赢得多数通过。

皮姆受挫，自然给了中间派一个机会。爱德华·海德这个天才领头人，助力一帮有改革思想但不是长老会派的那些激进的人，来支持海德相信这时候国王已经受到了适当的遏制。因此，海德起草了另一份文件来还击《大抗议书》。这份文件的论调首先强调的是忠于王权的理念，它将会贯穿整个内战；那么直接明了地说起来，就是国王还有不少的清教徒拥趸，这才是真正代表普通百姓的福祉和利益；是他，而非他们，才是真正的改革者。海德等人希望看到国王将自己包装成能宽容的君主，非劳德派，亦非专制暴君。看着他从苏格兰返回伦敦时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好像他被错待了，而不是他犯了什么错，希望国王可以振作起来。《大抗议书》只得到微弱多数，使海德乐观地相信可以将强硬派的气焰打下去。

那么，复兴王道的政治前景从没有像这个时候那样一片光明，哪怕查理一世相信的就是王权的专制力量，也不足以削弱这个光辉灿烂的前途。海德和新的国务大臣福克兰子爵说服了他，还有《大抗议书》的投票票数也使他相信，皮姆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平民院里只是孤立的一小撮，一旦使皮姆他们中立，议会就会恢复老样子，到那时查理一世就能对付得了议会，议会就能批准给他钱，组成军队去爱尔兰。但他说的中立化又不是单纯地让皮姆他们在议会失败，他的意思又进一层。因此1641年12月，查理一世受了乔治·迪格比（George Digby）的热烈怂恿之后，着手系统地计划政变；迪格比家族的城堡在舍伯恩（Sherborne），离清教徒的大本营多切斯特只有几公里远。埃塞克斯伯爵的人——他们大部分是城里的练家子——原先守卫着议会的进出口处，被威斯敏斯特卫队替代了，后者来自忠于国王的可靠的多塞特伯爵军团。那么就这样，在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以贬义互称对方的词语“圆颅党”（Roundheads，离开的学徒）和“骑士党”（Cavaliers，调进来的卫士）成了相应的仇视词汇，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不列颠内战此时即已开始。伦敦塔的监管人（Warden of the Tower）正处在城里亲议会的暴乱最激烈的伦敦中心街区，也由朗斯福德上校（Colonel Lunsford）的军团取代了。上校的军团战士素以残暴著称。

这一切正是皮姆想要的。自从查理一世从苏格兰返回，不是国王而是皮姆进入了防守状态，而《大抗议书》的失败让皮姆的日子更难过。可是，这时候，查理一世明着兴师动众要搞政变，和正直的议会对着干，反倒奇迹般地使皮姆坐收其成。哪怕他自己动手来写一篇揭露国王并不是合适的改革者而是军事阴谋家的文章，也比不上查理一世自己的作为（还有王后，像她一直以来的那样，在这里火上浇油）。1642年1月3日，5位议会平民院的成员皮姆、汉普顿、霍利斯、哈泽里格和威廉·斯特罗德（William Strode），还有曼德维尔子爵（Viscount Mandeville），由议会贵族院的大法官（Attorney General）正式对他们6人提起指控要弹劾他们，要立即逮捕他们（这是小心地应用针对斯特拉福德和劳德一样的程序）。虽然两院都明确地说不会交出这几个被指控者，但是针对这6人要颠覆英格兰的根本大法的指控已经公之于众。如果到此时，皮姆、霍利斯还有其他几个人没有把握接下来事情会怎么样，那么强行进入他们家搜查倒给了这些受指控者们一个好主意。另一方面，查理一世肯定是非常自信——议会和伦敦塔周边地区都已在自己人的控制之下——一切都已就绪，他可以扳回大局。

因为确保了能接到宫廷间谍事先警告，皮姆和朋友们就想玩一把火。他们本来可以是在1月3—4日的夜间安全地逃走，但是他们真的希望国王来抓他们，这样才可以明白无误地让国王自我暴露以说明国王就是侵犯议会独立的人。因此1642年1月4日早上，他们就待在平民院里，由卡莱尔夫人[11]和其他间谍通风报信，得知国王从白厅过来的一举一动。一等确定查理一世已经出发，他们就开溜了。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威廉·斯特罗德突发奇想要充好汉，宣布他要留下来直接面对国王，这差一点儿毁了整个计划，大家不得不生生地拖拽着他上了等在下面的驳船，载着他们几个顺流而下往城里去。

这就上演了以后青史留名的著名戏码：来犯的暴君对阵缺席了的人民斗士，在历史上以前可是从来没有国王敢用武装力量来威吓平民院；国王带着一小队自己的卫兵过来，乔治·迪格比确保门开着，刚好看得到外面的卫兵。不一会儿，议会外面的院子里就挤满了焦急的群众。查理一世进门后还脱下帽子做了一个向大家致意的动作，礼貌地请求使用议长的座椅，他们就让了给他。接着国王要求把被指控者交出来，回应他的只有一片沉默。查理一世要议长兰泽尔（Lenthal）指出皮姆和其他人，兰泽尔说的话，正是1629年丹泽尔·霍利斯强迫吓坏了的芬奇当时说的原话：“在这个房间里，我没有眼睛可看，也没有舌头可说，只有议会才能指使我。”这戏剧化的一幕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就是英格兰政治史里的长久记忆，直到现在也依然如故。查理回答他可以自己看，就是“鸟儿们飞走了”，接着就是一阵长久的停顿，屋子里弥漫着充满沉默的愤怒、愚蠢和心照不宣。尴尬的国王恼怒地原路返回，“特权、特权”的喊声伴随着查理一世走出门去。

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如果查理一世当初有十足把握，他还能搏一下，然而这么惨败后，他完全暴露了（正如皮姆预想的）自己比暴君还糟糕——是一个蹩脚的暴君。国王逮捕议员未遂，那么他想建设相对温和地大家齐心一致来改进君主制的最后机会也消失了。当国王要求伦敦城交出被指控者时，议会的答复就是指定一个职业军人，即欧洲战争的老兵菲利普·斯基庞（Philip Skippon）来指挥伦敦民兵，并且宣布任何人协助攻击议会和议员都会犯重大叛国罪；不管怎么说，伦敦就这么着闹翻了天。1月11日，皮姆、霍利斯还有其他几个人在庆祝狂欢里现身了，他们在泰晤士河的喜庆驳船上，面对欢呼的群众。宫廷和政府随即自动地迎来了反攻倒算：任何与宫廷有关的人被认出后，人们都报以嘘声，冲他们喊着“特权”；查理一世悄悄地到伦敦周边活动——汉普顿宫、温莎、格林尼治，试图找到方法回到他已经失去的中庸地位，可是没有成效。王室政府此时开始操作本来为了应对意外直接冲突而做的后备计划：查理一世打发王后去海牙质押王室的珠宝，用来筹款召募军队；国王22岁的外甥莱茵河区的鲁珀特亲王（Prince Rupert of the Rhine）——他的外号是“大笑骑士”，老是带着一条叫“男孩子”的贵宾犬——忽然在宫里现了真身；做了预案保护主要的武器库和港口。国王去了北方，他相信在那里他最有可能得到军力支助。在纽马基特（Newmarket），有人问查理一世，他会不会同意将民兵交给议会控制一段时间。“以上帝的名义，一小时也不行，”他回答道，“你问我的问题，从来没人这么问过国王，而我怕是连交给妻子和孩子也不会放心。”

接下来事情即使不是说一定就朝着武装冲突的方向发展，那也是一步步地累积起来使它变得更加可能发生了。因为国王仍然拒绝签署《国民军法案》（Militia Bill），而议会单方面把它作为法令（ordinance）通过后，将强征人员和军火的权力从国王那里转移到议会。这个法令指定由郡里的郡治安长官（lord-lieutenant）和副郡长（deputy lieutenant）来监督实施转移。国王移驾约克，从约克的宫廷里发出指令宣布，任何遵守这些非法法令的军官都是在犯叛国罪。他援引了一条古老的兰加斯特（Lancastrian）王朝时期的封建动员令，并且在每个郡里指定了自己的“阵列委员会”（Commissions of Array），让他们保卫国王。

这时候议会在给国王的宣言里，第一次正式地指控他阴谋发动针对自己子民的“内战”。这话终于说出来了，不可能不说了。但是，眼见得真的血战在即，哪怕是清教徒议会党人，如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等也一下子紧张起来。他对议会说，英格兰已经“不知不觉地被一个接一个的意外事件冲进了内战前奏，如同海上波涛，将我们卷出了这么远：我们几乎什么都还没搞明白，只是在纸上论战，通过宣言、抗议书、声明、投票表决、信使、回复和回答，现在已经闹到要招募军队了。”当议会给远在约克的国王提交《十九条提议》（Nineteen Propositions）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的时候，与其说它们是可商谈的，不如说这个最后通牒是他们对英格兰政府未来构想的主张，因为里面包括了议会派明知道国王不会让步的条件，比如他孩子们的教育和婚姻权利，对全体天主教徒（包括他的妻子）的强力指控，以及要国王政府移交所有港口、要塞和城堡给议会派军官。事实就是：当时的议会，还有皮姆就是相信查理一世和爱尔兰人必须承担英格兰改革的反动派角色。因此，他们会一直利用国王，直到最后让他变得一无是处，他们就将废除君主制——强行逼迫王室政府要通过议会认可的委员会来运作——实际上，就是创建一个议会制摄政制度，就当查理一世已经变成没有理智的疯子一样。

最后，国王与议会和解的希望破灭后，前几个月双方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增加军备——捐款盘、钱、枪支、弹药、马匹和干草——要保证到开打的时候都已准备停当。与此同时，两边也尝试搞定其他不确定的因素，宣传纸片已经从阵雨变成了倾盆大雨般散发到民众手里，国王的印刷所已小心地搬到了约克，因此对北方人民进行宣传的工作可以展开了。他们与议会的报纸《市民信使》（The Mercurius Civicus）开始一场墨丘利[12]之战，王室的《宫廷信使》（Mercurius Aulicus）对前者进行回击和嘲讽。这样的舆论你来我往令人憎恶，群众这样热衷于围观国王政府和议会派打嘴仗的心理也是够令人反感的，这就发生了一些非常悲哀而影响深远的事：当日的英格兰正在如后世的巴尔干那样分崩离析[13]，不是那种分裂成界限分明的碎片式战区（事实上没有），但是社群、机构——教区和郡——在这些层面发生了坍塌，本来尽管大家的观点和宗教信仰不一，却依然能出于共享本地和平与公正的利益而容忍彼此的矛盾。无疑，在许多地方对于忠诚的选择[14]大家根本不必多加思索，或者甚至也没有什么不情愿的情况，男人女人只是随大流，当时当地的习惯、成见，他们的地主、布道师是怎么着，他们就怎么地。当然，还有像罗伯特·哈雷和布里丽安娜·哈雷那样早已经站在了一边，而斯丘达莫尔子爵是另一边的，早就有了事先的定论。可是，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反而又是一回事（奇怪的是，事到临头，斯丘达莫尔表现相当暧昧，成了保王派[15]。还有更多的人，比如诺福克郡的地主可怜的托马斯·尼维特（Thomas Knyvett）茫然失措地陷入了困境，“哦，亲爱的，”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都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他走进威斯敏斯特，迎头撞见约翰·波茨爵士（Sir John Potts），后者给他一个任务，是沃里克伯爵要他为议会招募一队人马，“我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办，接受还是拒绝。那里可不是能讨论这些的地方，因此我接下了它，希望有一点儿时间来讨论，可是没人给我什么建议，但几小时后又从国王那里来了明确的指令，要我们反对它。”理查德·阿特金斯（Richard Atkyns）时年27岁，他生活在亲议会派势力强大的格洛斯特郡，他相信只要曾经听取过对斯特拉福德的审判，并且“掂量过国王做出了这些让步的分量的人”，就不会反对国王。可是，“整个英格兰王国里盛行着害怕和嫉妒，走过任何一个市集和城镇的时候，都会有人问你是赞同国王还是议会，否则简直就走不过去”。

1642年春夏，真正非凡的是大量的证据表明，英格兰很多善于思考的人经历了痛苦，严厉地拷问自己关于忠诚这个生命中分量最重的问题，他们热切地、诚实地向朋友、家人和自己尽力说明自己的决定为什么是正当的；自从长期议会重新召开以来，一场大危机就逐渐形成，此后在不同的时间段里，英格兰的每个普通人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然后义无反顾地忠于自己内心的抉择。康沃尔——常常被当成特别团结的社区，本来大致上也是可以这么看待那里的——的人群直接被劈成了两半。康沃尔议员中的两名领袖本来是乐观地赶去伦敦，满怀着和平改革的希望，结果两人因为各自对斯特拉福德的褫夺公权判决的反应不同而分道扬镳了。比维尔·格伦维尔爵士（Sir Bevil Grenville）是海盗爱国者海军船长理查德·格伦维尔的孙子，但是在牛津的埃克赛特学院接受教育，已经变成了一个典型的精力充沛的学者型乡村绅士：忠于妻子，热爱孩子、土地（就依照这个顺序）；他喜欢做新技术实验，融化提炼锡，饲养北非种马，并且终身热爱古典历史、哲学和诗歌。1626年，他是康沃尔最激烈地批评国王强征借贷的人之一，坚持自由立场，那时候他站在约翰·埃利奥特爵士和威廉·科里顿一边。当埃利奥特死于伦敦塔里的时候，他非常震惊。但是到了1641年，对斯特拉福德褫夺公权的判决又使他吓坏了，他认为这是议会激进派在公然践踏正义。本来也正是因为国王和宫廷践踏正义，格伦维尔才攻击国王和宫廷。他是康沃尔8个投反对票的议员（包括科里顿）之一，他也曾试图说服亚历山大·卡鲁（Alexander Carew）爵士投反对票。“爵士，请你，”格伦维尔给卡鲁写信，“不要让人说我们郡的议员在这桩不祥的事里插了一杠子，因此请务必对法令投反对票。”卡鲁的回信同样观点鲜明：“如果我知道断头台上同一把斧子下，谁会是下一个，我也会投票同意的。”（他在1644年被处决，到那时这个反对票一直是他的梦魇）其他居住在康沃尔曾经彼此亲密尊敬的老朋友们此时分成了两拨：戈多尔芬（Godolphin）的弗朗西斯·戈多尔芬（Francis Godolphin）爵士［和其子诗人西德尼（Sidney）］赞同国王，而特雷弗尼格（Trevneague）的弗朗西斯·戈多尔芬站在议会那边。

尽管福克兰伯爵的格雷特图圈子里的朋友们都对褫夺公权判决法令没有异议（可以想象大概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喜欢古板粗鲁的温特沃斯），可是他们却分成了两拨，第一次是因为攻击主教制一事，接着是关于议会的《国民军法案》。海德和福克兰认为这个法案明显是非法篡夺君主的合法特权；自然，在这个时候，国王是否可以拥有任何特权也就成了一块使英格兰大众立场分裂的试金石。

但他们的朋友，尊重法律的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议员真的相信，是国王行事不合法，不该压榨子民，除非英格兰遭到明确的外国入侵的威胁，否则就不能征收船税；于是塞尔登选择忠于议会。相反，其他如蒙塔古伯爵（Earl of Montague）等人非常痛苦地希望大家理解，支持这个可能是历代以来最亲近议会的君主制，它只是没有与议会就某种特定的最高权力进行商谈。蒙塔古给他的儿子威廉写信：

非常明确的是，真正英格兰人的精神就是以生命和自己所有的一切保存、维护的同时包容国王、议会贵族院与平民院。但是，这个法令能号令全体英格兰子民而没有得到国王的同意，后果将是非常危险的，也是违背议会所有的特权及全体子民的共同自由的，因此，我向上帝祈求议会贵族院和平民院不要坚持这个主张。我的心、我的双手和生命都与议会在一起，但是，不应该仅仅只有议会贵族院和平民院同意的法令。

对埃德蒙·弗内爵士来说，选择相对简单，可实际做起来太困难了，他的道德和理智告诉自己，这个事业不值得，可他却受到不可原谅和不对等的责任感的束缚。在约克，为了给害怕的保王派战士鼓舞士气，爱德华·海德叫他最好要装出一副和大家一样的欢欣神情时，海德发现自己的朋友弗内预言悲哀，他这么笑着回答海德：

我很愿意尽力和你一起，做到最好，但我会做得非常卑下……你认为你是对的，你没有良心不安，你认为国王就是不能应允他们这样的要求，因此你的责任和事业是一致的。但是对我来说，我不喜欢吵架，从心里希望国王会屈服，同意他们的要求；因此我的良心只是要求我凭荣誉和感恩跟随主子。我吃他的面包、为他服务三十年了，不能做放弃他这种龌蹉的勾当；我会以生命（我敢肯定是这样的）保存和保卫这些，虽然它们是违背我的良心的。

弗内一家曾是和睦又相亲相爱的绅士家庭典范，此时被撕扯成了两半。1640年在议会里，坐在父亲旁边的拉尔夫明确表示支持议会自己的事业。议会在《国民军法案》通过后，要求所有成员发誓的时候，他郑重地发了誓要忠于议会。要知道誓言在17世纪那可是非同小可，尤其对清教徒而言。这一行动不仅将他自己与父亲鲜明地分开，也和自己弟弟决裂了。他的弟弟埃德蒙不理解拉尔夫为什么不能像父亲一样忠于自己对国王应尽的责任。但是，他们仍然是一家子。夏天早些时候，身在克莱登（Claydon）的管家接到埃德蒙爵士从约克发出的信，要求他预备好马枪（carbines）、火药和子弹保卫家园，“我恐怕不久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流氓无赖就会到家里来搜寻战利品，因此不能没有准备，但是什么都不要说，因为那样会引起更多人的误会，他们可能现在还想不到这个……赶快把别人欠你的钱都收回来，因为无疑我们会大干一仗。好好收庄稼，上帝保佑我们，我们感谢他。我不能再说了——你亲爱的主人”。但是，管家也接到了在伦敦的拉尔夫来信，要他把父亲最好的手枪和马枪找出来给在约克的老爷送去！ 1642年暮春，有一个时期，国王和议会双方都在谨慎地试探对方，弗内一家和朋友们都非常希望和平还能维持。但是6月1日，平民院和议会贵族院一起通过了《十九条》，英格兰的前途因此难免一搏了。

不足为怪，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与议会和解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到了8月底，已经很清楚弗内一家的老子和大儿子必将互为敌人。萨塞克斯伯爵夫人埃莉诺是他们家的老朋友，她在信念上来说是议会党人，也同情议会派，但是在社交上，和两边都有交情。她在1642年9月9日给拉尔夫写信说，自己收到他父亲一封信。“信中很悲观，这是他提到你的原话：‘夫人，他一直在我心上，真的现在他也还在我心上’。他想起你就很痛苦，还有，你利用了他，这使他感到痛心，”她说，埃德蒙爵士“已经变得激动、心烦意乱，因为你宣称自己站在议会一边：我相信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就会使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快都消散了。”接着她要求拉尔夫尽力迁就其父：“让我以最衷心热爱你的朋友的名义，恳请你不要过于对你父亲严词以对，要以亲爱之情对他。无疑他很悲伤，他是个好人，虽然我知道你们之间有很多分歧。”

1642年夏天，英格兰各地出现了常常被后世描述为“人为的”分裂和疏远。正如内战本身一样，分裂在各地社群中发生，本来长久以来大家都在分享相同的习俗、地域和信念，几乎没有什么郡甚至城镇在政治上是单一基因的，能轻易地决定要忠于哪一边，或者说忠于了谁就会明显地有利于自己。议会党人在埃塞克斯占压倒性多数，威尔士的大部分地方非常忠于国王，可是，哪怕在沃里克之类的郡里，这些地方有鲜明的党派存在——像格雷维尔家族（Grevilles）——也有些郡的一部分地区比如沃里克北部，忠于两派的人往往混杂地居住在一起。只有少数几个地区——坎伯兰郡（Cumberland）和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刻意要保持中立，这两个郡避免组成议会党派或保王派团体。总的来说两派的实际情况——他们在郡里和市集城镇遇到的反应——是在警告对方，应该转移去安全地带，要么预备好尽力保护自己的家舍和田地。

布里丽安娜·哈雷伯爵夫人是少数决定留下的几个人之一，正如她后来说的，自己不惧怕因为要保护家产领地和虔诚信仰而死。她的丈夫罗伯特爵士远在威斯敏斯特，是议会委员会里一个重要的鼓舞人心的精神领袖，他告诫她原地不动：他不相信在偏远的赫尔福德郡西北部，会给她带来什么大的伤害，特别是因为哈雷家在郡里和别的绅士们一向都关系友好，即使他们因为宗教信仰而分道扬镳。但是1642年夏秋之际，布里丽安娜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家变成了这一带保王派大洋里的议会派清教徒孤岛，原来可靠的旧绅士纽带很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断裂，她自己已经成了众矢之的，有人辱骂她，还有人真的威胁她。在勒德洛（Ludlow），她给儿子爱德华写信，她听说已经竖立了一根五月柱，“而且上面好像有个人头那样的东西……一大帮人围着，瞄准它射击，来嘲笑圆颅党。”他们的老朋友威廉·克罗夫特爵士（Sir William Croft）当众挑明，虽然在内心里他尊敬布里丽安娜夫人，但这种尊敬对他公开的国王忠实仆人立场不起什么作用。不久，在布兰姆普顿·布莱恩（Brampton Bryan）的地里、去往勒德洛市集的路上，布里丽安娜和家人就得忍受辱骂。“非常粗鲁的”乡人冲着她们叫喊，说他们希望“所有清教徒和布兰姆普顿的圆颅党都被吊死。”那一年晚些时候，保王派士兵带走了她的两个用人，关押了他们，她请斯丘达莫尔子爵从中斡旋，不合时宜地呼吁“本乡绝大部分绅士都与罗伯特·哈雷爵士有关联，要不就是大家沾亲带故的，所有人都和他长期真心地交好，以及我本人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此地，也曾得到大家普遍的尊重，我真的不知道所有这些我一贯相信如此善良的人，何以要恩断义绝。”但是，渐渐地，布兰姆普顿·布莱恩变成了虔诚信仰者的藏身处，吓坏了的布道者、教师和清教徒朋友们陆续过来躲避风头，没有人知道还有多长时间能在此安身。不只是赫尔福德郡有很强的保王势力，北面的什罗普郡、西边和南边的威尔士也都有，布里丽安娜必定花费了很多时间向万能的上帝祈祷。

1642年8月的第三个星期，查理一世决定竖起自己的旗帜，当时他还仅仅是象征性地而非实质性地挑起战争，给他出人出钱的郡县远比给议会的少。海军站到了议会那边，国王在赫尔（Hull）城外吃了当地执政官约翰·霍瑟姆爵士（Sir John Hotham）的闭门羹。在兰开夏郡出产粗斜纹布的曼彻斯特小城里，斯特兰奇伯爵（Earl of Strange）想占住一个军火库，他的骑兵却被一群激愤的武装织布工追赶到了城外。然而，威尔士和什鲁斯伯里答应给国王数千马匹和军队，查理一世对自家军官的品质很有信心，也相信他的职业军人经过短期训练战斗力能有所提高，更别提又有年轻的鲁珀特亲王给他们灌输骑士精神，一定比议会党人的军队强，虽然议会党人的军队在人数上占优势；后者由埃塞克斯伯爵领军，他是荷兰战争的退伍兵，为人阴沉，还是臭名昭著的弗朗西丝·霍华德的第一任丈夫。那么此时大旗要竖起了，预备像恺撒那样跨过卢比孔（Rubicon）河，竖起旗帜的荣耀落在新晋旗手兼骑士元帅身上，他就是52岁的埃德蒙·弗内爵士。这责任真是分量沉重，光是将大旗竖立在诺丁汉城堡外的地头上，就动用了20个人，“非常像市长大人展（Lord Mayor’s Show）上用市招（City Streamers）的风气”，一个古文物研究者回忆说。在一根巨大的旗杆上，升起了好几面旗帜，最上面是国王自己的旗，图案是一只手指着王冠，其下是乐观的王室箴言“把属于恺撒的事业给他”（Give Caesar His Due）。旗子先在三队骑兵和600名步兵面前巡展。就在鼓声即将敲响，传令官马上要宣读王室宣言前，查理一世忽然提出要纸墨和鹅毛笔——他人还在马背上，临时起意要修改文章。等他完成后，传令官紧张地宣读这份改写后的文稿，同时旗帜冉冉升起，部队将帽子抛向空中。随后旗帜被带回城堡插起来高高地飘扬着，让方圆几公里都看得见它。但是，当夜风暴猛烈，旗杆折断旗子掉落了下来。风雨刮了两天后才停歇，旗帜重新竖立。这让那些（而且他们的人数还不少）习惯于看兆头的人可不好受，尽管对埃德蒙·弗内爵士来说，一切都早已注定。他在流水账日记里写着“凭上帝的恩典，如果他们想要从我手里夺取旗帜，就请先从我的身体里夺走我的灵魂吧”。

等到保王派军队在沃里克郡的艾奇希尔集结的时候，情况大有改观，查理一世的军队此时已达2万多人。1642年10月23日早上，其中1.4万人被部署在艾奇希尔岭上。山顶上有查理一世和他的儿子们，也就是威尔士亲王及9岁的约克公爵詹姆士[16]，还有鲁珀特亲王带着他的玩具贵宾犬“男孩子”。国王拿起望远镜向山下看去，看到议会党人的军队从下方的瑞德豪斯峡谷上来。山坡倾斜而陡峭，对方没有树木阻挡，只有少数树篱可供掩护，国王的军队不仅占有巨大地利，而且埃塞克斯伯爵的人马还没放一枪之前，就已经精疲力竭。查理一世从什鲁斯伯里快马赶来，成功地避开了议会党人设在沃里克和考文垂之间的要塞。埃塞克斯不得不抓紧赶上，试图在通往伦敦的大路上拦截国王的军队，其实已是亡羊补牢。两军之间的首战对埃塞克斯不利。上个月，也就是9月23日在沃斯特附近的波伊克（Powick）桥，一场小规模战斗结束得非常难看：针对鲁珀特亲王骑兵的正面冲锋，埃塞克斯的贴身卫兵根本不懂，更别说“迂回包抄”了，结果只好传令要大家逃跑。

国王身边围着王室贴身卫兵，而身穿红色外套、手握旗帜（已经大幅缩小尺寸的可移动旗子）的就是埃德蒙·弗内爵士。他的家人如果知道他身上没穿铠甲，只戴了一顶头盔，会吓坏的；他自己呢，相信如果穿戴上全套胸甲，与其说那是在保护自己，不如说它碍手碍脚会使他在战场上无法移动，导致更容易被杀。他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也在场：海德与国王在一起，福克兰在骑兵中间。鼓、展开的军团旗帜、彩色围巾像肩带一样系在铠甲外面，好让自己人在战斗激烈的时候辨认。但是在怎么部署军队的时候，国王军队内部有了严重的分歧，福斯伯爵（Earl of Forth）和步兵指挥林赛伯爵（Earl of Lindsey）愤怒地争吵：一个要按照瑞典军队的方式把火枪手放在长枪兵里穿插起来；一个要用老式的“荷兰”方法分开二者，自成一体，后者认为那样对没经验的士兵更合适。国王和鲁珀特亲王都不够老练，同意了前者。这时，林赛觉得自己受了冒犯就生气了，扔掉指挥棒，大步流星地走到一边去指挥自己的军团了，那时的骑士们就这副德行。尽管如此，很明显国王仍然受到爱戴。查理一世策马经过队列，穿着黑色天鹅绒外套，白色貂皮镶边，身上唯一闪亮的是他的嘉德骑士徽章。“国王是你的事业、你的拌嘴对象，也是你的老大。”他告诉部下们，并发誓他会感激他们且记得他们是如何效忠自己的。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低沉，但是无论如何，场上也有些附和他的声音。

戎装的多切斯特议员丹泽尔·霍利斯，作为1月跑掉的五只“鸟儿”之一，正在议会党人这边的中心。从自己所在山谷里的位置，他应该可以看得见山脊上保王派的强大军队阵势。他从伦敦受过训练的帮派和学徒里招募了自己的步兵——他的很多朋友和同伙也都这么干。他让他们穿上红色的外套，这是最便宜的染料。（有关内战的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就是部队没有彩色的制服，布洛克伯爵的人马全套行头是鲜艳的紫色！）约翰·汉普顿应该在路上了，他知道阿瑟·哈泽里格在东米德兰兹差点儿被国王的军队逮住。万一议会党人的事业在战场上失败了，他非常明白等着他的将是什么。他们在英格兰西部来回穿梭行军过程中，士兵们已经养成了一种粗鲁的做派：当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抢东西；只要他们认定是罗马天主教的，就毁坏其教堂和村庄，消灭教士，打烂并且烧毁圣餐桌围栏，偶尔也念几句他们自己的祈祷词。幸运的是当时正值收获季节，他们经过的西米德兰兹是富饶之地。“我们的食物就是能摘到手的果子。”一位由学徒工转变而来的士兵尼西米亚·沃顿（Nehemiah Wharton）在伍斯特郡写道，“我们喝的是水，席地而卧，云朵为盖，但是我们拔掉了树篱、围栏，卸下大门，生起篝火；大人（埃塞克斯）向我们保证，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乡间没有使我们摆脱困难，他会放火烧了他们的城镇。”

路上，他们曾与鲁珀特亲王的骑兵遭遇，一度情势非常紧张，但对步兵的士气也没什么影响。好，现在那边的山脊上又是他们了。最起码，在这个时候议会党军人手里有几条枪了。在笨重的4米长的长枪行列里，分散着火枪手，他们忙着检查涂了焦油的火绳，这玩意儿是他们武器的引信，要紧紧地敲击到位。在他们有机会瞄准射击之前，火枪和枪兵（arquebuses）都要依靠分叉与刻槽支持。前排中心有一些野战炮(field gun)，但是他们要对着小山的斜坡向上发炮可不容易。

现实证明了，这的确不易。大约三点钟，埃塞克斯认为需要连续炮击保王派的步兵中心带，以便弥补地形造成的不利。议会党军对绝大部分连续炮击的回应都来自部署在斜坡下方很远的火炮，结果出现了很多跳弹；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国王炮兵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加上议会党部队军官费思富尔·福蒂斯丘爵士（Sir Faithful Fortescue）突然出现，他戏剧化地做了个扯下自己橙色围巾的动作，暴露了自己，这些情况使得鲁珀特亲王开始率领骑兵出击。对于议会党军队来说，骑在马上的或站在马匹前拿着长枪的，眼看着马儿从快速小跑变成了慢跑，而自己的火枪和马枪一点儿都伤不到冲过来的骑兵。在这个生死关头，战争的现实一下子吓坏了他们。面对一波波骑兵以横扫的角度冲过来——这保证对方根本不受火枪的火力压制，吓呆了的议会党军队恐慌了，他们的骑兵和一些步兵开始溃败逃跑。鲁珀特的人马径直冲出一条路，追赶着议会党军队的逃兵，像一群猎人追击狐狸一样冲过去，一直追了三英里，直到凯恩顿（Kineton）村。议会党军队在这里留着辎重，这时候被鲁珀特的骑兵们夺去了，他们一片欢腾。但一英里远的后方，约翰·汉普顿正领着自己的人马赶来战场，他们与抱头鼠窜的逃跑者迎头撞上。

鲁珀特和自己手下的骑士们觉得这一仗已经赢下了，就准备祭酒了，过一会儿，鲁珀特亲王决定最好还是回艾奇希尔，哪怕是帮助清理战场也好，结果却发现那里正在发生大屠杀。原来鲁珀特身后的骑兵违反了要他们保持在原地不动的命令，看见对方溃逃，一时眼红也追下了山。这样一来，保王党部队完全失去了保护。发现目标！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因为并不是所有议会党军队的步兵都被打垮了。虽然说本来也被打败得差不多了，但这次又是苏格兰人，或者说起码是一个老圣约者威廉·鲍尔弗爵士（Sir William Balfour）改变了英格兰的命运。当托马斯·巴拉德（Thomas Ballard）上校忙着填补步兵的缺口时，鲍尔弗在逃窜士兵的乱阵里收拢起骑兵的残部，向保王党步兵发起冲击。保王党的雅各布·阿斯特利爵士（Sir Jocob Astley）在带领士兵冲入战斗前做了简短的祈祷：“哦，上帝！你知道我今天会有多忙。如果我忘了你，请你不要忘记我。”被冲垮了的议会党军队包括霍利斯的伦敦学徒们稳住阵脚，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聚拢，慢慢地向山上失去保护的保王党军队推进。保王党接下来的冲击被众多枪兵挡住了，双方的枪兵和火枪手扭作一团，面对面地，像两队伐木者，又像两拨掠食恶魔，徒手抓住彼此高举的长枪，混战了几个小时。即使幼小的约克公爵[17]，国王让人把他护着待在安全的后方，也能看得见这可怕的厮杀，而且终其一生对此记忆深感震惊。两边都不退让，直到一个个精疲力竭才停下互搏。“参战的步兵投入战斗如此热烈接近，”他后来写道，“设想一下，如果有一方逃跑了，战场上一片混乱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当时发生的事正好相反，因为每一个人似乎都相互商量过了，后退几步，放下彩条，继续对射，甚至到了半夜还在对射。这非常奇特，当时有这么多目击者都在场，却简直不像是真的发生过。”

在这一片贴身肉搏、烟火弥漫和金属的撞击声中，埃德蒙·弗内爵士身在其中，手里紧握的旗帜当然使他成为最显著的目标。赞颂他的人们说，在目睹自己的仆人杰森死在自己面前之前，他已经砍倒了16个敌人，然后消失在冲上来的队伍中。保王党军的旗帜被夺了过去，又被查理一世的一个贴身卫兵夺了回来——他用议会党军的橙色围巾伪装自己，把旗帜带回给了国王。

这一仗随着10月夜晚的降临和双方士兵都累得不行了才告结束，而保王党守住了阵地。埃塞克斯认为要保留残存部队，以便迎战第二仗，以防止国王向伦敦进发。他们收兵退回到安全的布洛克伯爵的沃里克城堡里。尽管保王党试图庆祝这个表面看来是胜利，可事实上他们已被打烂了，即使不撤退，也不再是很有自信的姿态。将近3 000具死尸躺在沃里克郡的这个山谷里，重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夜晚天气寒冷凛冽，温度接近冰点，使他们的伤口止住了流血，因此第二天上午有的还活着。双方军队的将领们，尤其是在欧洲战场上没怎么见过流血的，都不寒而栗，原先大家想象着只不过像是打猎游戏般的战事暂时告一段落。

这里的乡村居民以布洛克伯爵和塞伊塞勒子爵的佃农为主，保王党几乎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尽管查理一世也许可以抓住眼下机会，指挥部队急行军进入伦敦，但保王党损耗严重，残缺不全的队伍急需休养和补充兵员。因此，国王转向班伯里（Banbury），可那里的守卫不战而降。随后他们就去了保王派坚定的大本营牛津——后来内战期间牛津一直是陪都，随后又去了雷丁（Reading）。

在平民院里，拉尔夫·弗内不得不坐着听完埃塞克斯伯爵将军的报告。埃塞克斯乐观地声称艾奇希尔（当时它以凯恩顿战斗闻名）是一次“上帝保佑的胜利，上帝使我们打败骑兵和那些邪恶的人，直到星期天也就是23日的此时此刻，是那些邪恶者把陛下拖进反对自己忠实子民的危险血战中。”但是拉尔夫迷失在个人悲痛里，他的敌人父亲手握王旗倒下了，好像没有人知道他发生了什么，尸体也不知所终。萨塞克斯伯爵夫人给拉尔夫写信，安慰他：“我以最悲痛的心情和世上曾经经历了最深创伤的灵魂向你承认，他曾经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安慰。”拉尔夫回复：

夫人，昨晚埃塞克斯伯爵部队里的一个仆人告诉我，不可能找到我亲爱的父亲的尸体，因为我的将军大人，布洛克伯爵……和其他20位我的旧相识向他保证，他从未被俘虏，他们中也没有任何人曾经见到过他的尸体；唯一的消息是，他是被一个普通士兵杀死的。听了这个，我的人去找了几个教区的所有教士，是他们埋葬了战斗中的死者，但没有人能给出关于他尸体的信息。有人告诉他，我的奥比格尼（Aubigney）伯爵可能被埋在野外，但是，碰巧有一个人认识他，把他带进了一个教堂，将他放在那边的地上，身上甚至连一张床单也没有，就这样和其他几个一起下葬了：教士们保留了所有下葬者的记录，他们总共差不多有4 000人。夫人，你可以理解我非常悲哀，我恳请你为我祈祷。

然而几个月后，埃德蒙·弗内爵士又一次现了真身——但是只在村民们面前（包括一个教士和治安法官），大家发誓看到了幽灵部队在夜空里鏖战，其中有位旗手紧紧握着国王的旗帜。另外有人声称某人在某地发现了埃德蒙爵士的断手，手指戴着的戒指上镶嵌着国王的肖像，那只手紧紧地拽着一截旗杆。

这些都安慰不了拉尔夫·弗内，父亲的死动摇了他对战争的信念。第二年，即1643年，他是诸多（包括丹泽尔·霍利斯）寻求试探国王，企图找到打开死结方法的人之一。与位于牛津的宫廷进行试探性的谈判失败后，议会要求大家与苏格兰人签署《庄严盟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以期承诺要和保王派血战到底，不达全面胜利不罢休。拉尔夫·弗内深陷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之中无法自拔，没有签名；相反，他消失了，带上全家自我流放去了法兰西。

1642年11月，国王试图夺取伦敦，粉碎议会，却在首都西边外围的特纳姆格林（Turnham Green）折戟。战争将是长期的、严峻的、痛苦的，这时已很明显了。此前一周，保王党军队将守备部队留在雷丁和牛津，这样军力稍有削弱。他们在布伦特福德（Brentford）遭遇民兵连的学徒帮，包括丹泽尔·霍利斯的红外套团。鲁珀特的骑兵冲锋又一次冲破了他们的阵列，逼迫霍利斯的骑兵败退到泰晤士河边，很多人在慌乱中跌进河里，受身上铠甲拖累而淹死。这在伦敦引发了恐慌。志愿者们蜂拥而至，他们决心阻挡鲁珀特骑兵团的报复。12月12日是星期天，议会党军共2.4万人，加上成群的妇女和其他市民提供食品，给议会党军打气，对阵保王党军队的1.2万名士兵。虽然很多议会党防御者的武器仅仅只是棍棒和干草叉，但是数量庞大，在特纳姆格林紧张地对峙一整天后，查理一世反对冒险，决定撤回牛津。

艾奇希尔之役已经教会查理一世，自己和议会间的冲突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即使是史诗性的战斗也不行。特纳姆格林让他懂得对方不管怎么组织涣散、水平业余，议会就是能笼络到足以和他自己的人打平甚至反超自己的人手。那么，现在的关键是，要依靠乡绅支持基础坚实、更能接受较重税收支付战争的地区，加强充实自己的军力，而这基本上就只剩下英格兰西部、东北部和威尔士了。一旦他的军力基础打好，就可以从英格兰外围向战略中心进发，渐渐地扼住伦敦，给它的脖子套上绳索。另一方面，议会党一派知道自己的补给来源核心是英格兰的东部和东南部，这些地方完全处于自己的掌控下，首都后备充足。那么防止保王党军队在东盎格利亚和东米德兰兹之间打通道路，连接国王的北方和西部势力基地，对议会来说至关重要。1643年，议会党军建立东部联合，在蒙德维尔伯爵的统一指挥下，并联各郡的防务委员会，他此时已经是曼彻斯特伯爵，是少数几个留在议会里的旧议员之一；这也意味着得赶快利用克伦威尔的步兵、枪支和马匹，随时随地就要将他们利用起来，还要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那一年，战事局限于小范围内进行，主要是在约克郡和英格兰西部；战争是肮脏的、血腥的，城镇和乡村都被毁了，对此人们震惊不已。因为战火真的烧到自己身上了，事情对两边来说都不可预料。随后把他们带入战争的绅士阶层的热情与忠诚力度时强时弱，而普通步兵和骑兵在战斗之后，无论输赢都大批大批地开溜，也使他们备受背叛的煎熬。（“回家，回家”，在德文和康沃尔，伦敦学徒们不断喊着，他们深知自己已经远离齐普赛街与索思沃克）。然而，至少在1643年，他们的绅士军官们毕竟看起来也惊慌失措地频频换边，大部分是倒向国王那边——那一年，国王的运气无疑占上风。在约克郡，约翰·霍瑟姆爵士就是让国王在赫尔吃了闭门羹的那位。还有休·乔姆利（Hugh Cholmley），他曾经那么不可调和地坚定地要置斯特拉福德于死地而后快，这时候却阴谋策划将普利茅斯交到保王党手里，结果被自己的一个仆人检举，被捕后被押往伦敦，经过议会派简单的审理后给处决了。在西线战事迷离扑朔之际，理查德·格伦维尔爵士，即比维尔爵士的弟弟突然发现，宗教不过是“造反的一件披风”，他随即改为效忠国王，后来成为保王党中最冷酷无情的将领之一。

在战争之初，两边的很多将领在社会属性、文化人格上都非常接近，不管在议会里还是在乡村彼此都很熟悉。他们说着相同的公正的爱国的语言，这个事实无疑会削弱，或者至少在不断地考验他们对各自派别的忠诚。在西部乡村，威廉·沃勒（William Waller）和拉尔夫·霍普顿（Ralph Hopton）两位爵士，在一次小规模但是同样杀得血腥的战事里担任对垒双方的统帅。他们俩分别来自格洛斯特和萨默赛特，都是职业军人，各方面都在伯仲之间，甚至在信仰上，霍普顿虽然身为保王党，却和清教徒沃勒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霍普顿不仅投票通过斯特拉福德褫夺公权判决，还投票赞成了《大抗议书》这个妖孽。别忘了正是《大抗议书》引得保王党奋起反击的，只是因为议会要越权领导军队，霍普顿才改变了效忠对象转投到国王一边，当时他和对手的思维模式实际上非常接近。在战事的短暂间歇里，霍普顿给沃勒写信，请求见面，沃勒不得不拒绝他，但对彼此间的友情决裂，言语间饱含痛惜：

致我尊敬的朋友，维尔斯（Wells）的拉尔夫·霍普顿爵士：

先生，此刻，我看着眼前我们这个距离，你我曾经共度的快乐时光，你的尊贵和友爱，想起来就令我痛心。无疑，我对你的友情不会改变，敌对本身无损我对你个人的友谊，但我必须忠于我的事业。我们的旧日情谊虽有限却可昭日月，依然藏在我心底，我的职责并没有吞没我的良心。我原本是最欣然如你所愿恭候你的，只是我看你参与其间，不可能退步，且你心意已决，不是谁能说服的。虽知你我以后不会再像此次聚首离得更近，但必被泄密而误会，失我清誉。伟大的上帝，可鉴我心灵，唯有他知道我来此效劳，何其哀伤；我又何等憎恨这一非敌之战！然而，我视之为上帝旨意（Opus Domini），仅凭此足可泯灭我心中的任何激愤。和平之神在此良辰送来庇佑，同时容许你我接纳它。这是舞台，你我只能扮演这个悲剧里的指定角色。就让你我以磊落之心从事，抛弃个人仇恨。无论世事如何，我将永远不会放弃这个亲切的名分。

你最亲爱的朋友

忠实的仆人

威廉·沃勒

三个星期后，在巴斯附近的兰斯当（Lansdown），霍普顿的部队对部署在小山上的沃勒的手下发起冲锋，拿下了阵地，获得枪炮和俘虏，但自己的部队也损失惨重，2 000名骑兵冲上去，胜利后只剩下600人了，简直得不偿失。这次袭击导致沃勒死了200名步兵。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沃勒的另一个朋友比威尔·格伦维尔爵士被长柄战斧劈倒。霍普顿自己的手臂也被砍中，伤势严重。第二天霍普顿在巡视俘虏时，一辆弹药车爆炸，火烧到他身上，使他暂时失明了，因此他只能由人用担架抬着，心里却在忧虑沃勒的步兵虽然被打败了，但就在巴斯休整，也许会猛扑过来，而自己的部队已经残破不堪。又过了一周，在迪韦齐斯（Devizes）城外的隆得威当（Roundway Down），尽管霍普顿的视线还有些模糊，骑不了马，但他的部队却又打胜了一仗，还是大胜。两个星期后的7月26日，霍普顿的康沃尔军攻下了向来被认为固若金汤的布里斯托城墙。他们攻进城里，守军头领是塞伊塞勒伯爵的儿子纳撒尼尔（Nathaniel），他向鲁珀特亲王投降。

布里斯托城落入保王党手里，这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西南部坚决抵抗保王党的虔信者议会党全都感到震动，其中有最虔诚坚定的多切斯特。威廉·斯特罗德带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就是保王党的军队围城者爬上5米高的城墙根本不在话下，以他之见，多切斯特的防守只能力保半小时不失。那些曾经宣誓与其《盟约》共存亡的议会党人，忽然间心思大变：约翰·怀特直奔伦敦而去，威廉·怀特维（William Whiteway）试着从韦茅斯（Weymouth）乘船出海，但是被一支保王党的巡逻队拦住了。8月2日，在得到保王党只要赶快投降就不会被劫掠的保证后，多切斯特市民为国王的骑士部队打开城门，可是最终还是发生了劫掠。

保王党这个时候拿下了西部的大部分要塞和市镇，布里丽安娜·哈雷伯爵夫人被困在布兰普顿布莱恩，她惊恐万分地做了最坏打算。罗伯特爵士（后来他改变了想法，叫她别留在赫尔福德郡，但为时已晚）仍然身在伦敦，没有办法赶回家里。两个儿子内德（Ned）和罗伯特都在沃勒的手下，她只能祈祷，但愿他们安全。附近其他清教徒虔信者家庭和教士们大部分都早已逃走。很多人去了格洛斯特城堡，那里正在坚决抵抗保王党的围困。她的朋友们遗弃了的家宅被抄了个底朝天，牲口给拉走宰杀了，佃农和劳工吓坏了，土地被国王没收了。布兰普顿的门楼建于17世纪，门后有50个火枪手守着，他们要保护另外50个平民，包括她的家庭医生和少数几个虔信者朋友，还有她的三个年幼的孩子托马斯、多萝西和玛格丽特。7月下旬，700名步兵和带马步兵驻扎在布兰普顿周围，在靠近她家花园的地方建造起矮墙，以便发射炮弹和用火枪射击房屋。布里丽安娜无计可施，唯有祈祷、等待，巡视自己的防御工事。敌人在围困开始时非常迫切，天天炮击，一直持续了6个半星期。守卫者们只能自己动手把麦子磨成面粉做面包。大厅的屋顶坍了，然而，尽管炮火不断，奇怪的是只有很少几人丧命，那就是布里丽安娜的厨师、一个仆人，以及一个女性朋友。普里阿摩·戴维斯（Priam Davies）是在这整个围困期间一直在场的议会党人头头，他宣称布里丽安娜最讨厌的是敌人一直在吵闹咒骂，从“我们花园和小路那边的矮墙发出，他们恶毒难听的话语比有毒的子弹更惹我们生气”。他这么说也并非难以置信。

布里丽安娜自始至终一直和围困者们保持着正常的联络，他们也希望如果谈判可以的话就结束战斗，而不是轰掉宅邸。作为缓兵之计，她让他们一直聊着，希望议会党军队来解救自己。最后，直到1643年9月，保王党军队被召去加强对格洛斯特的围困，她才得以继续做布兰普顿布莱恩的女主人。她着手平整土地，在花园和果园重新栽种花草果木，由于急需补充领地的畜群，就从已变成敌人的邻居那里牵来牛羊。虔诚的布里丽安娜化身为掠夺者布里丽安娜，但她知道，上帝会原谅她处于窘迫中的冲动。

但是，上帝给布里丽安娜·哈雷做了另一安排。10月，很明显她是非常突然地就倒下了。因为肺叶脱落，她大口咳血，身体不断抽搐。1643年10月31日，众人还在一片震惊和悲哀中，她就去世了。当罗伯特爵士得知噩耗，尽管身为加尔文教派人，在万能上帝的神秘莫测的意图中，他也屈服了：“接到噩耗，上帝从我这里带走了我亲爱的妻子，对他的天意智慧之手，我愿以衷心谦卑之心服从。”布兰普顿布莱恩的守卫者们被布里丽安娜榜样的力量感动了，坚持继续抵抗，直到1644年4月，他们才最后放弃抵抗，将房子交给赫尔福德总督巴那巴斯·斯丘达莫尔（Barnabas Scudamore）名下的部队，他是斯丘达莫尔子爵的弟弟。

1643年秋，也许是议会党事业最低谷的时候，1642年的“鸟儿们”死的死，背叛的背叛。1643年6月，在查尔格洛夫菲尔德（Chalgrove Field）一战中，汉普顿受了致命伤；丹泽尔·霍利斯对这一年的不利情况非常悲观，成了最积极地谋划与国王谈判和平的人之一；哈泽里格的铁骑兵因其胸甲和红外套得名“龙虾背”，7月，也在朗德维当大败于霍普顿；只是哈泽里格活了下来，还要打更多的政治仗；约翰·皮姆被肠癌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就在皮姆死前不久，他与苏格兰人签署的《庄严盟约》使联盟紧密起来，这一招比其他任何单一事件都厉害，它拯救了议会党人的地位，决定了不列颠内战的最终结果。

1637年，苏格兰开始反对查理一世的暴政，7年后，这个《国民圣约》几乎要结果了他。只因我们的历史观狭隘，顽固地非得以英格兰人为中心不可，老觉得需要本土出产的英雄。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才能明白，为什么英格兰历史留给我们的普遍印象似乎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单枪匹马地在第一次内战中击败了查理一世。其实他这个角色上场很晚，起的作用也很有限（尽管他常常做出关键性的决定，还取得了胜利）。如果没有伟大的苏格兰圣约者将领亚历山大·莱斯利的干预［查理一世在1641年应苏格兰议会的要求提升他为利文伯爵（Earl of Leven）］，克伦威尔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庆祝那些胜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圣约者与英格兰议会结盟后，苏格兰人给后者向位于约克郡的关键战场输送了庞大的军队。这是自苏格兰詹姆士六世兼英格兰詹姆士一世企图建成不列颠联盟而不成后，苏格兰和英格兰第一次尝试协调合作。为了巩固联盟，皮姆和议会两院里的清教徒虔信者团体真的答应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教会里将会建设共同的长老会（concordance）。因为那时已经有门罗的苏格兰军活跃（假如不说残忍的话）在那里，看起来这么打下去的话，把爱尔兰包括进来也是早晚的事。1643年9月25日，议会两院聚在一起，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小教堂里，就《庄严盟约》立誓，一幅惊人的斯图亚特王朝联合的梦境——神圣的大不列颠——的转化版图似乎触手可及。

1月19日，利文伯爵跨过特威德河，带着1.8万名步兵、3 000匹马、500名龙骑兵，以及16门炮。诺森伯兰在5年里这是第二次被苏格兰人占领了。为了保卫泰恩河，纽卡斯尔拥有500名步兵和300匹马，明摆着保王党这下子麻烦大了。查理一世能收拢的队伍特别是南边和西边的都急急忙忙地赶往诺森伯兰，可是1644年3月在切里顿（Cheriton），沃勒在与霍普顿的第二轮战争游戏得胜，查理一世又少了霍普顿的一支人马。

约克作为国王的北方陪都，长久以来似乎都是不可侵犯的，可此时却被议会党军队和苏格兰部队合起来围了个水泄不通，合围时间长达11周。周边的村子都已被夷为废墟，围城者抢走了田里的一切东西。西米恩·阿什（Simeon Ashe）在城里看着毁坏的一切，写道：“如果你的眼睛和我一样看了昨夜燃烧的约克城，你的心会和我一样沉重。上帝飨我辈以糟蹋一切的战争悲伤之果实，他迅速终结吾等深重罪孽与肆意破坏之焚烧，实为仁慈。看到这一切，我的心有时候真的快要爆裂了。”

慢慢地，议会党和保王党两边都认清了约克城以及英格兰北部的命运将是整个不列颠战争命运转折的支点。在西南，国王只留下足以拖住埃塞克斯伯爵和沃勒后腿的兵力。纽卡斯尔公爵和鲁珀特亲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召集了强大的兵力，给约克解了围，并且足以和苏格兰圣约者与议会派的联军相抗衡。7月2日，天气潮湿闷热，一大早，离约克城外几公里远的地方，4万人在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面对面僵持着；天时既不对，也没有地利，前面一连几天的暴风雨，将整个约克郡变成一片泽国，两军之间是一条宽阔的壕沟，离彼此的前沿都不到一公里远。众将士身穿胸甲，内里汗水直流。鲁珀特亲王并不着急发起进攻——就这一次，只要可能，他不想挑头打仗，下午在慢慢地过去，这是长时间的猫捉老鼠游戏。鲁珀特在等待时机，他要等对方的骑兵跌跌撞撞地冲过壕沟时再从容射击。但没等他回过神来，克伦威尔骑着马在议会派军队的左翼，此时已经冲过壕沟杀到了他的士兵面前，并杀出一条路直奔后方来了。激战中，克伦威尔的脖子和头部都受伤了，不得不离开战场。这样，因为左翼的保王党军队曾经狠狠地教训过托马斯·费尔法克斯（Thomas Fairfax）爵士的部下，他们的枪兵和火枪手都像往常一样拥挤在中间射击。本来还有机会取胜，但是就在自己这一辈子的生死关口，克伦威尔与圣约者戴维·莱斯利将军一起重返战斗。克伦威尔刚刚因为自己马匹的战场纪律赢得名声，没有让它们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敌人的辎重后部乱跑。他让自己的部下包抄到保王党军队失去保护的右翼后部。正是议会党军队骑兵的这次快速移动，占据了地面的有利位置，随后骑兵冲向这时被团团包围着的保王党中心，彻底地封住了他们。

三个小时后，马斯顿的沼泽里死了6 000人，国王的精锐步兵全部被歼灭了。纽卡斯尔公爵散尽个人财产给查理一世筹集了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它全军覆没，他是再也拿不出钱来资助另一场战事了。他说自己不愿意听到法庭上敌人的耻笑声，宁愿手里只拿着90英镑就去流亡了。对奥利弗·克伦威尔来说，这场胜利无疑是上帝在与他正直的战士们一起并肩作战的信号。他给姐夫瓦伦丁·沃尔顿（Valentine Walton）上校写信，宣称“上帝让他们做了我们的剑下鬼”。接着他的欢乐报告蒙上了一层阴影：“先生，上帝带走了你的大儿子，他被炮击中，腿断了，我们必须给他截肢，他就这样死了。先生，你知道我也曾经经受这等审判（克伦威尔自己的儿子小奥利弗服役的时候病故了），但是上帝这样支持着我：上帝带他进了天堂，那也是以后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现在活着就是为了以后去那里。你宝贵的孩子已经蒙受了上帝的荣光，现在他既没有罪孽，也没有愧疚了。”

到7月底，约克城投降了。此时国王仅存的希望就是康沃尔了。在那里，埃塞克斯伯爵（他坚持接替沃勒指挥）的一支一万人的部队，在洛斯特威西尔（Lostwithiel）和福伊河（Fowey）之间的一片8公里长的长条地带遭到埋伏，彻底溃败。查理一世亲自指挥战斗（而且他喜欢指挥），他问伯爵是否考虑与自己一方联合起来把苏格兰人赶出北方，埃塞克斯拒绝了。他一看到骑兵突破了防线，就离开自己的部队乘船逃走了，留下菲利普·斯基庞（查理一世也给他提供了保王党军队职位，他也拒绝了）在福伊收拾残局，以便自己的步兵能体面地撤退谈判，当然最后这变成了物流和人道灾难。一个保王党士兵观察着撤退，看见“溃败的士兵彼此挤压，像一群羊……肮脏又垂头丧气的样子非常少见”。斯基庞的败兵们被剥夺了食物、衣服、靴子，头上没有遮盖，还受到乡下村民的袭击（尤其妇女）。他们睡在湿漉漉的地里，喝水坑和沟里的水。其中一个记得遭到了“非人的待遇、辱骂、呵斥、蔑视、撕扯、脚踢、掠夺，很多人被抢光，这些完全违背了战争条约的条款”。疾病、饥饿，加上伤口得不到护理，使得部队逃兵剧增，这样，败军离开福伊时是6 000人，到普厄（Poole）时就只剩下1 000人。

到年底，议会控制了英格兰和威尔士57个郡中的37个，以及大部分人口众多、战略重要的市镇，除了布里斯托、埃塞克斯和切斯特，但是国王还没有被打败。10月，在纽伯里的第二战，查理一世成功地避免了沃勒与埃塞克斯的军队对他的合围，否则那就将是致命的打击。那天，双方军队死缠烂打最后进入胶着状态，两边士兵都已精疲力竭。查理一世的军队虽然损耗严重到无法突围，但还不至于就此完蛋。查理一世很清楚，议会党也深知，一方面沃勒与埃塞克斯日益不和，另一方面曼彻斯特和克伦威尔也并不融洽，他们几乎互相都不说话，彼此猜忌，还彼此看不起。要击败国王就像猛拍一只特别讨厌而又机敏的家蝇，尽管从军事上来说，查理一世丢失了地盘，但议会党的军事将领们有一种不祥之感，即查理一世一直在赢——至少是政治上——他没有被摧毁。曼彻斯特伯爵这么说：“哪怕我们把国王打败九十九次，他还是国王，他的后代还要接着做国王，但是只要他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大家都得被绞死，我们的后代就得全部做奴隶。”奥利弗·克伦威尔马上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曼彻斯特的思想陈腐、懦弱，他反唇相讥：“假如真这样，那当初我们干吗还要起兵造反？”

曼彻斯特和克伦威尔关于如何利用东部联盟（the Eastern Association）的可怕军队的争论绝非单纯的战术策略上的口角。克伦威尔公开怀疑说曼彻斯特没有全力以赴推进战事，因为他在受一种错误的焦虑思想指导。他说曼彻斯特不想彻底打败国王，以免出现权力真空。反过来，曼彻斯特指责克伦威尔在军队里塞进社会等级较低的人，这些人的宗教思想不正统，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不太可能服从长老会的统治，而曼彻斯特等人可是为了正统而战的，他们要统一苏格兰南北。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可以看出奥利弗·克伦威尔根本不是什么社会平等主义者，他也没有把他的军队当成政治激进主义的学校，但是，他相信军官和士兵的道德思想一致、观念意识能重合的时候，军队的战斗力会更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克伦威尔具备了现代军人的意识。他认为，绅士冲在前、家丁们跟上的旧式思想已经落伍，也不适合他们的事业，虽然骑士风度应该是那样，但他们不要这个。在艾奇希尔一仗后，他告诉汉普顿，就是这个意思：“你的步兵……大部分是老得走不动的仆人和酒保，其他也都是差不多这样的人，而且……他们的步兵是绅士的儿子们……你得弄到一种有精气神的人……就是只要绅士去哪里，他们就能跟得到哪里；否则，我敢说你还是要挨揍。”当他告诉萨福克委员会“我宁愿要一个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的黄衣服平民队长，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目标，也不要你所谓的一无是处的绅士。”可这么说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求搞一支民主的、道德思想动机神圣的军队。他和曼彻斯特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645年的冬天在平民院进行的公开辩论。在会上克伦威尔说得很清楚，一支神圣部队不一定（如圣约者想象的）是严格意义上的长老会军队。不止一次，当克伦威尔部队里的低等级军官被指控是浸礼会信徒或者其他非正式新教徒时，他就为他们辩护，说只要是愿意为了正义事业献身的，不应该为了讨好苏格兰人而受到轻视。不管克伦威尔愿意为之战斗的不列颠是什么样的，反正不是一个长老会的联合王国。

至少在1645年，长老会派如曼彻斯特、埃塞克斯和哈雷，以及自称对信仰的划线问题更包容、更大度的“独立派”，都同意要以最大的力量打击国王；为了能做到这样，议会尝试将政治和军事指挥权分开，并为此通过了《自我剔除条例》（Self-Denying Ordinance），要求所有两院的议员们辞去在军队的职务，或者反过来也行。这样就有效地剃除了大部分刺儿头——埃塞克斯、曼彻斯特和沃勒，然后组建了一支联合的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由年长的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统帅。他是唯一没有人（迄今为止）对他有微词的将军，他声明自己政治上中立。尽管费尔法克斯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对这支议会党的核心军队应该如何管理的想法倒是和克伦威尔不谋而合。他们俩都认为军队要热情高涨、圣洁（大唱赞美诗）、纪律严明，那些士兵的固有习气——酗酒、咒骂、嫖妓——都将被安静地学习《士兵教义问答》（The Souldiers Catechisme）所取代，严厉禁止劫掠（无论如何，这一点很符合基督徒主旨的善意思想，但是在特别可怕漫长的围困后执行起来就是自取灭亡）。为了报答他们的节制和热情的自我牺牲，战士们需要感受到将领——事实上是所有军官——真心实意地关爱他们的福祉，给他们提供靴子、食品和遮蔽风雨的工具，当他们因手臂被锯断而躺在地上哀号时，他们要知道这是有意义的。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当然毫不怀疑这的确有意义。

但是，怎么才能把这种确定性变成全面胜利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尽管到1645年春，看起来查理一世不太可能（假如不说根本不可能的话）赢下英格兰，但他现在在为不列颠而战，人也在不列颠。他在一个王国里受挫，可以在另一个王国得到胜利的补偿。在焦虑烦恼的议会派将领们看来，他可以把这个金蝉脱壳的军事游戏无止境地玩下去，直到他的敌人们彼此对掐起来。因为此时不列颠的所有四个民族都在内战，它们的矛盾戏码并非彼此不相干，而是全都息息相关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查理一世要感谢他的金雀花王朝的远古祖先们，他们建设的威尔士堡垒最坚不可摧，这里发生的事，尤其是在威尔士边界地带，像切普斯托（Chepstow）和蒙茅斯城堡（Monmouth），会最终改变英格兰的战争走向。威尔士士兵这时候已经是在西部作战的保王党军队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苏格兰圣约者的军队陷在爱尔兰不能分身，他们在保卫阿尔斯特的长老会，与盖尔人联盟（the Gaelic Confederacy）交战。考虑到罗马天主教和欧文·若·奥尼尔这个核心问题意义重大，苏格兰人相信自己在保护爱尔兰免受敌基督的天主教徒的入侵，这和保卫苏格兰与英格兰一样。1644年6月，门罗在蒂龙郡的本伯布（Benburb）对决欧文·若·奥尼尔，但他丢了这关键的一仗，那么看起来这个敌基督的天主教徒入侵末日来临的可能性更大了。

1644年秋，在苏格兰本土，圣约者对天主教、苏格兰人对爱尔兰人之间的战争又回来了。当时阿拉斯戴尔·麦考拉带着2 000爱尔兰人在西部高地登陆。这些士兵是由他的亲戚唐纳德家族（Clan Donald）的安特里姆伯爵提供的，几乎都来自以天主教徒为主的阿尔斯特地区。它和蒙特罗斯侯爵詹姆斯·格雷厄姆的规模更小的部队组成联军。侯爵的野心是在苏格兰北部和西部给查理一世开辟第二战场。圣约者的大部队主力那时候还在英格兰（英格兰议会党军队的指挥肯定还不能让它离开）。于是，蒙特罗斯想搏一把，企图开个后门给自己争取权力。他企图借力高地和赫布里底群岛，杀过当时弱势的低地，一路通往爱丁堡。在那里，他就能推翻圣约者，建立起一个苏格兰保王政体，最后用这支部队入侵英格兰，扳回大局。

不管怎么说，计划就是这样——一个泛不列颠、反圣约者的解决方案可以拯救整个国家——开始的时候，它还真的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军事胜利，因为低地的圣约者军队已经被削弱了。但是1644年末到1645年初的秋冬季节，蒙特罗斯和麦考拉打了胜仗，这与侯爵的不列颠大计无关，也不是因为他个人和圣约者疏离，一切都是因为两个古老的苏格兰宗族之间的世仇不和。第一桩是低地加尔文教派与天主教为主的西北高地人无休止的战争。但是，即便在高地人中间，苏格兰战争的卑污屠杀主导者是唐纳德（包含其爱尔兰、苏格兰分支）与阿盖尔的坎贝尔两大家族，他们互不原谅、发自内心地仇恨彼此。侯爵离开嗜杀成性的山地越远，就越难以聚拢自己的部下，尽管对珀斯和阿伯丁屠城的诱惑稍微帮了点儿忙。对阿伯丁大开杀戒尤其残忍，持续了三天三夜，每个被认为稍微和公职或权威——律师、商人、医院院长、救济院院长以及大批其他市民——沾边的人都被杀害了。这太冷酷无情了，它在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造成长远的彼此仇视的敌意。当时一个阿伯丁人说：“他们在城里肆意杀戮、抢劫、掳掠，简直禽兽不如，只有满街可怜的号叫、痛哭、抽泣、哀悼，有些女人被他们当场奸污了，另一些被他们强拉到军营去给他们干活。”

尽管爱尔兰人和苏格兰高地人联合军的技术风格也与现代战争背道而驰，但是圣约者步兵在其核心位置和英格兰人一样部署了六排火枪手。为了发挥他们的作用，火枪手要进行“反向行走”，就是等步枪射击结束，第一排要以纵队形式走到第六排的背后，让第二排上来接替他们。等到原先的第一排回到前面，他们的火枪应该已经重新装好子弹了。这一过程需要非常快速而无误的操作，但是没有密集的训练，这样前后移动，事实上既不迅速失误又多。而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爱尔兰人和高地人士兵的做法是在第一次射击后把火枪扔在地上，直接拿着剑和盾冲锋，径直杀向对方手忙脚乱的火枪手和长枪兵。这种“高地式”冲锋（盖尔人天主教徒士兵在爱尔兰战争中对此已屡试不爽）虽原始，但杀伤力却极强。还有几种别的不按牌理出牌的方法，蒙特罗斯和麦考拉的军队也是这么任性地使用着，一直到隆冬时节。在高地上，特别是在坎贝尔家族的地面上，他们扫荡村庄，并且（贯穿整个1645年到1646年）对成年男子和男孩子赶尽杀绝。一时间，战略演变成了简单的宗族清洗，麦考拉家族的人把尽可能多地杀掉坎贝尔家族的人弄成了战略目标；反过来，阿盖尔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则同样满足于杀死唐纳德家族的人，以及唐纳德家族的帮凶麦克里恩（MacLean）家族的人。双方杀人都是务求多多益善，就这样大屠杀日复一日地进行下去，不管季节或地点：在那两年里苏格兰鲜血飞溅，雪地、石楠、松树丛，无一幸免。在某次格外凶残的暴行中，坎贝尔家族的数百口男女老幼被赶入一个谷仓，然后放火烧死。

蒙特罗斯后来真的深入到圣约者的大本营低地，在格拉斯哥自立而不是在爱丁堡，那里随即经受了一波可怕的瘟疫袭击。1645年在菲利普霍赫（Philiphaugh），他的部队迎来第一次重创，但直到1646年初，他在苏格兰还处于常胜地位，这为保王党的事业贡献了很多。因此，当1646年5月刚一开始，查理一世亲自来到围困纽瓦克（Newark）的圣约者兵营自投罗网。国王投降引起不列颠全境的震动程度之大，可想而知。

当然，1645年和1646年初，国王这边唯一没出岔子的也就是蒙特罗斯（以及爱尔兰本伯布一仗）了。1645年4月，新模范军投入战场后，议会及其苏格兰盟友总共能动员5万人，另外可能还有同等规模的守备部队——这是到那时为止不列颠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力量，国王却最多只能投入2.5万人部队作战。查理一世困坐牛津城里，他没有太多选择，第一就是止损，积极回应那年早些时候议会党在阿克斯布里奇（Uxbridge）提出的和平条件。但是，《庄严盟约》要求国王接受无主教制的长老会宗教体制，还有新的《礼拜指示》（Directory of Worship），这个已经分发下去代替了《公祷书》，而查理一世一直以来就特别反感这个。如果保王党一定要继续战斗下去，那么除了在牛津城里坐等不可避免的围城，就得选择向西部或北方移动。

鲁珀特亲王建议查理一世选择第二项，就是向西移动，从埃塞克斯郡通过布里斯托和加迪夫去卡莱尔，一路上在沿线的要塞城堡里保存军事实力，然后和此时还没有被击破的哥林（Goring）将军汇合，把议会党军队拖入这一片对其敌意很深的威尔士地区，同时保证去爱尔兰的海路畅通，希望从那里还能得到些帮助。最后，也可以北上，向蒙特罗斯那边去，希望沾点儿他的胜利运气，和他的部队联合。国王犹豫了很久，蒙特罗斯的胜利似乎给了他一些鼓舞，外加那种可以理解的感受，就是他在位期间的所有决定性事件都发生在苏格兰，查理一世选择了向北而去。1645年5月末，他的军队攻下莱斯特后屠城，然后向东北方向推进。正如所料，这一下引得费尔法克斯放弃对牛津的围困，也促使克伦威尔向东移动以图保卫东盎格利亚。却不料，这两支队伍合力在北安普顿郡的内斯比（Naseby）村，正对着国王，一场恶战在即。

哪怕不算新模范军，费尔法克斯的人马也比查理一世多，可是，国王再一次不顾鲁珀特的谨慎，唐突地决定不管怎么样都要挑衅议会军。等他们利用两山对峙间的小小沼泽峡谷布置好军队，才发现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大约是1.4万人，而国王只有他们的半数人马。不列颠内战的最终胜负实际上在这时就已成定局了。鲁珀特吸取上次在马斯顿荒原犹豫地等待导致战机贻误的教训，决定先发制人，冲下自己的山头，又趁势冲上对面斜坡，杀向对方左翼；那边领军的是克伦威尔的未来女婿，他受了伤，但他的骑兵只有一半在这次冲击中被击溃。然后鲁珀特又一次纵马去抢辎重，留下保王党军队步兵在中间，用长枪对付费尔法克斯的步兵和苏格兰人。就在此时，看来费尔法克斯的人要顶不住了，克伦威尔发起冲锋，他的骑兵密集地冲击留在左翼的保王党军队骑兵。就在这紧要关头，查理一世穿着镶金胸甲，要带领自己的贴身卫队冲击克伦威尔的胜利队伍。吓呆了的卫兵牵着他的弗莱芒马的缰绳，带着马走开，而这一举动被误认为是指挥撤退的信号，于是将士们拥挤成一团，终于崩溃，两小时之内，战事就结束了。看到自己的部下处于被宰割的境地，阿斯特利只得交出4 000名步兵和500名军官，以及全部保王党军的炮弹、几千条火枪和火绳枪。这时，在内斯比，除了场上的死尸，保王党军队已经没人了。议会军俘获的辎重中包括国王的私人和军事信件，价值10万英镑的珠宝、四轮大马车和捐款。一队威尔士妇女被胜利者叫作“爱尔兰妓女”，不用说，这些人全都被无情地杀死或被砍断手脚。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英格兰的保王党战争机器几乎什么也不剩了。在萨默赛特的兰波特，费尔法克斯又和哥林伯爵干了一仗，摧毁了保王党硕果仅存的西部势力，大的中心市镇——布里斯托、加的夫、卡莱尔——一个接一个地都倒下了，议会党军凶狠地围困、杀戮坚持抵抗的守卫军。10月，当克伦威尔的军队经过艰苦的围困最终拿下贝辛豪斯（Basing House）后，这里原本是温切斯特天主教侯爵（玛丽·都铎的财政大臣）所建，城防异常坚固，此时的拥有者仍然是侯爵的后人；克伦威尔的军队相信要连根拔掉这个下流的天主教教皇偶像崇拜的老巢，为此，他们放火焚烧城堡，对火中逃出的每个人，无论平民还是士兵都拔剑相向，连妇女胆敢反抗他们也格杀勿论。伟大的建筑师兼宫廷假面舞会演奏家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身上只披了一条粗布毯子才算没有裸着身子逃出。城堡里的画作和书籍被带到伦敦在公众面前付之一炬，剩下的家具或珠宝都被士兵们拿去出售了。

1646年4月26日，查理一世离开牛津，他剪短了头发，戴上假胡子，穿的服饰连绅士都不如，更别提像一个国王了。当时只有一个王宫附属教堂的牧师与一个男仆和他在一起。有一段时日，他化装躲在诺福克，希望从海路出逃，也许是想去法兰西和王后会合。但此地是克伦威尔势力的腹地，港口都有议会党军人把守。他在苏格兰人那里更有希望，因为他知道即使苏格兰圣约者是长老会，他们也还是愿意将来苏格兰有个国王。当然很明显，苏格兰人要什么样的国王，那还得再讨论。

当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不列颠各民族都在用言论和战火探讨这个问题，正如前面的三年一样分崩离析，毁灭了很多事物。假如说1646年议会党与保王党达成了和平，那也只能说围城和战役暂时告一段落。

真正说起来，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新英格兰、新不列颠，成千上万人为之死去而要得到的战利品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却依然没有答案。1642年最初的时候议会提出的原则，并不惜以它为目标而发起战争，但因为议会党和保王党的冲突最后演化为暴行而使得这个原则已经变得多余了。议会里绝大多数人依旧坚持不变的只是一个坚定信念，即大家需要一个国王，要惩戒、削弱、限制、改造他，但无论如何，得要一个国王作为宪政里不可或缺的一员。因此，为了更好地永远清除王室的结构性罪责，要保留传统政治的虚构说法，即国王是被邪恶狠毒的“嗜血之辈”“引入歧途”导致战争。为了同样的原因，那些对内战负有责任的人以及罪无可赦者外加应该偿付血债者——那些应该被起诉的——不少于73个，且以鲁珀特亲王为首。还有，任何在保王党一边打仗的，或者帮过忙、敲过边鼓的人，只要有名有姓的，永久不得担当本地职责或受到信任。这么一来，其实英格兰自1642年开始就分裂成水火不容的两派，这时候更是永久地割裂了政府和法律团体。因为看起来国王很满足5年前议会提出的限制他的建议，那些东西回想起来太小儿科了，现在是要给他戴上钢枷锁，国民军和武装力量控制权要移交给议会20年，但还没有说他是否可以自行指定英格兰高级军官或国王的枢密院成员，是否可以采取外交行动，而后二者是否都不需要议会同意。在长老会风头正劲的时候，英格兰教会的最终命运先放到一边，为了各种充分的政治原因，留待将来解决那些问题。

这一切预示着不列颠会是什么样子？比如说阿盖尔侯爵相信苏格兰和英格兰“真正联合”——非强迫的、赞同神圣和睦、与詹姆士六世（苏格兰）和一世（英格兰）的高教会派的结合相反，与查理一世的亚米念派的高压更是南辕北辙——终于近在眼前了，而他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但是，当然，唐纳德还在他的村子里作威作福，残杀他的族人；天主教爱尔兰人联盟没有废除，照样能派出新的军队压迫他的人民。阿盖尔说话听起来这么友善是有实际含义的。战争之初衷本是为了保持不列颠诸岛上各民族各管各的，到这时却把大家搞到一起来了，尽管彼此对怎么联合的条款还有分歧。因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Catholic Counter-Reformation）不可避免才揭竿而起的爱尔兰造反者，这时候已接受了从前它的敌人认为根本就是天方夜谭的事：恢复旧教会是导致英格兰和苏格兰走向异端毁灭的序曲。反过来，阿尔斯特的长老会这时候想的是他们在爱尔兰将永无宁日，没有安全，除非不列颠其他地方的新教徒势力送来真正有力的军事干预。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一思想的后果中。

诡异的是，在1646—1647年，英格兰却只想独善其身。议会党付给苏格兰军队40万英镑打发他们回老家去，留下了国王（查理一世刻毒地挖苦说，苏格兰人贱卖了他）。尽管战事结束，英格兰安静下来了却还没有太平起来。英格兰政坛沸反盈天，其实倒是处于权力真空阶段。自从宗教改革以来，由老派的温文尔雅的法律和政府团体担任的统管已被动摇，有人甚至认为那已经无可挽回（后来证明这想法错了）。在被战争蹂躏的各郡，郡委员会（county committees）替代了治安法官掌控一部分实权，负责征收钱款和武器，而治安法官们还继续传统的管理与打击犯罪。郡委员会因为安排士兵住宿民宅和负责征税而遭到市民的憎恨，而军队又反过来恨他们没有足额支付军饷，迫使士兵们要么乞讨，要么偷盗。1646—1647年，随着议会党接管了整个英格兰，各地的治安法官们开始反攻倒算。大大出乎众人意料的是，这个时候，英格兰的掌权者并非大家在战争开打的时候想象的那样是议会，而是军人：像这样的大规模的军事机器，不列颠以前还从未有过。当战争差不多结束了的时候，这支贪婪的、愤怒的、领饷不足的军队，已经完全预备好哗变，下级士兵扣押自己的军官，然后未经允许就开拔到新地方去，或在某地赖着拒绝拔营离去。在内战的后期，至少新模范军的社会属性有所蜕变，其军官是从社会各阶层提拔上来的。而在1645年之前，人们是想不到军官可以来自这样低的社会阶层的，还有他们可以来自这样广泛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更激进——骇人听闻的亲民主平等派（Levellers），如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当时还是一个影响力有限的少数派，但它的确意味着英格兰政坛里加入了一点儿新的玩意儿：能识字、会巧辩的军人极其渴望与议会的账房先生们结算账目。这头还在算账呢，那边由克伦威尔和艾尔顿（Ireton）带头，军队里越发敌视因为《庄严盟约》而强加给英格兰的苏格兰式长老会主义（Presbyterianism），这个变化非常重要。独立派（Independents）说，就让苏格兰人自己搞个教会好了，我们这里虔诚的英格兰清教徒信众就按照他们自己对信仰的理解和愿意崇拜的方式来选牧师好了。

1647年夏，这样掺杂着宗教敌意和经济愤怒后，形势出现了很大变数，时局非常危险，差一点儿就把英格兰拖进另一场议会与军队之间的内战，好在这是一场只有单边持有枪支的较量。议会党的想法是解散军队就能将这个问题化解于无形了，哪怕议会党自己还没有和国王讲定条件。自己的委屈没人受理，军队当然不会同意解散。议会领导人们看着军队不遵守命令火了，尤其是丹泽尔·霍利斯，开始转向宪政。他们声称（有些道理）保卫议会的权威是最初发起战争的理由，现在威胁“人民代表”的完整和独立则是另一种暴政，其害处不亚于国王。但是1647年，军人们不只手里拿着枪，他们的头脑里也有了一点点思想——虽然大家不一定都是同一种观点，像艾尔顿或雷恩巴勒上校（Colonel Rainborough）等人，就敢于争辩说议会实际上“已经腐朽”，军队比威斯敏斯特的绅士们更能代表人民。

6月3日，科尼特·乔治·乔伊斯（Cornet George Joyce）领着费尔法克斯的一个小分队把国王从北安普顿郡的霍姆比宅邸（Holmby House）抓走，关于主权的争吵不折不扣地变成了现实。两天前，他们劫持了要用来解散他们的金条。一星期之内，费尔法克斯答应建立新模范军将军委员会（General Council），这可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机构，它包括每个军团里的军官以及士兵们选出来的人。新模范军将军委员会掌握了财政、武力加上国王，军队这就真的掌控大局了。他们放话说要求弹劾霍利斯和平民院的其他10名议员，包括罗伯特爵士的儿子爱德华·哈雷，因为他反对补偿他们的委屈，特别是欠饷、战争补偿，也不给予他们足额的退伍费。所有这些对于经过战争历练的士兵来说真是生死攸关。还有，他们要尊重公理会[18]偏好的独立而不屈服于长老会压力的宗教体制，这是克伦威尔珍视的。

这么摊牌很可悲，没有英雄（也许也没有狗熊）。1647年夏，非常奇怪，费尔法克斯本来是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职业军人，却带领（出于良心为部下谋福祉）一支政治目的非常明确的队伍，当初的打算是用武力来实行宗教自由。如果说这还不够怪异的话，他们憎恨的议会长老会派，本来是由他们投票选出来代表英格兰要在英格兰实行加尔文宗的，长老会正是要维护这些代表的权力！霍利斯及其朋友们，包括爱德华·哈雷，这些反对军人的议会权力的斗士（就像五年前反对国王一样）已经准备着，如果有必要的话，再一次利用群众的压力（这是从1642年复活的另一个手段）得到他们想要的。民众又激动起来，起草了《魔鬼请愿书》（Monster Petitions），组织了已经从新模范军以外的军队退役的伦敦学徒和士兵进行自卫。7月末，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要迫使议会两院支持霍利斯等人的长老会派，流血冲突似乎就在眼前。落败的一方，议会议员和同僚们，包括曼彻斯特从伦敦逃到费尔法克斯的营地，大将军（Lord General）开始向伦敦进发，放话说如果不打开城门，他就轰开它。8月2日，新模范军平静地进城，伦敦——扩展开来说是英格兰——整个都处在枪口之下。

这时轮到军队来和国王提解决问题的条件了，这就产生了《建议要点》（Heads of the Proposals）这一历史文件。不用说，查理一世很高兴可以利用一方对付另一方，特别是军队的条件比议会放到桌面上的条件要宽大得多：不是73个，而是只有4个保王党人会被起诉；两年一次召集议会；军权只要移交给议会10年，而不是20年；5年后曾经当过保王党的人就可以合法地恢复他们在当地的职位。查理一世这时候仿佛看着荷兰拍卖场里，自己站在令人愉快而预料不到的位置，就等他签名了，他等着更低的标的出现。

那时候在英格兰的残垣断壁中，有一些幸存者绝望地想要重整自己支离破碎的生活，试着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找出点儿人生意义，也为了自己的信仰和英格兰。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简直是要等铁树开花一样。1647年，尼希米·沃灵顿的妻妹多萝西·让巴涅，也就是扎卡赖亚的遗孀，回到英格兰来看看是否能恢复自己已故丈夫的领地。但是沃灵顿一家惊恐万分，他们得悉自从扎卡赖亚死后，多萝西接受了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做爱人和保护者。这使得沃灵顿一家一直相信的所有事都翻了个个儿。“哦，我的妹妹，”尼希米悲叹，“想到你悲哀可怕的现状，我心痛，还在颤抖……为了你可怜的灵魂。”多萝西不仅和“那个爱尔兰叛乱分子”睡在一起，隐瞒了怀着身孕的事实，还随身带着“罪孽和邪恶的东西”，这十分无耻，必定会招致来自天堂的可怕审判。尼希米的妻子格蕾丝恳求妹妹将扎卡赖亚留下的唯一孩子，一个叫查理的男孩，送来伦敦，以免孩子受到敌基督教派的影响，要让他在这边正当的神圣家庭气氛里长大。不论为了什么，多萝西真的把查理交给了沃灵顿家，尼希米就在这边训练他做车工学徒，直到1655年孩子出师。

1647—1648年，拉尔夫·弗内的生活和英格兰一样变动剧烈、痛苦不堪。尽管他从来不是保王党，但他半路逃走了并且后来一直躲在布卢瓦[19]，议会官方却宣布他是“怠工”，扣押了他的几个领地要他顺从。1647年，在长久地权衡利弊后，他让能干的妻子玛丽返回英格兰看看能否要回他们家的领地。他指望着能利用老相识萨塞克斯夫人的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因为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夫人表示了非常诚挚的情谊。可是此时她已改嫁给了下一任丈夫，结果得知此人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沃里克伯爵，他是个清教徒，而且年事已高。玛丽·弗内的到来使大家想起了她的过去，让她感到难堪，听到玛丽的提议后她陡然翻脸。玛丽仍旧不屈不挠地和郡委员会打交道，最终“老先生的太太”，拉尔夫和玛丽约定用这个暗指前面那位夫人，总算出手相助。1648年1月，扣押取消了，但是玛丽为自己不知疲倦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她最后抵达克莱登时，它居然奇迹般地还没有坍塌。尽管因为曾经被用作兵营，家具和壁挂里到处是老鼠和飞蛾，被啃咬得不成样子。拉尔夫特别心疼那些“土耳其织工”（Turkie Worke）的小壁挂毯子。可是倾圮的房子比不上接下来的个人悲剧。玛丽一直有孕在身，她风尘仆仆地奔波拿回了领地，最后生下一子，她随即给孩子洗礼，起名叫拉尔夫，但是婴儿不久就夭折了；同一个星期，她接到丈夫的来信，得知他们的小女儿佩格（Peg）也死了。拉尔夫满怀悲伤，却勇敢地用斯多葛派基督徒坚忍的口气给忧心如焚的妻子写信：“是的，他们真的离开我们了（那是他们的福分），但是我们将来也会去他们那里的（那将是我们的安慰），对我们和他们双方来说，不是很好吗？我们宁愿升入天堂，分享他们永恒的福佑，而不是让他们下降到地面上，分担我们的痛苦。”但是实际上他被悲伤弄得神经错乱了。他告诉外甥丹顿博士（Dr Denton），他要离开法兰西去别处旅行——意大利或“野蛮人的沙漠”，那样可以找出死亡方法。一旦自己离世，他认为他的遗孀和健在的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重新开始生活，不受他过去从政的污点妨碍。玛丽总算拿回了他的领地，使他精神振作起来不再迷失。经历很多磨难后，夫妇俩于1648年春在巴黎再聚首，他们在法兰西又待了两年，玛丽死于肺病。那时拉尔夫回来还有危险，他只得将她的遗体装进棺木，用船运回白金汉郡，在一小拨朋友的见证下，玛丽被葬入米德克莱登（Middle Claydon）教堂。

到了不列颠内战后期，就好像舞会终曲开始了。1647年11月，查理一世摆脱了新模范军的羁押，但是只到了怀特岛，在这里他马上被关进卡里斯布鲁克（Carisbrooke）城堡。不管怎么说，他还享有一点点政治自由，因为他还被允许给最低投标者背书。现在他们，包括苏格兰人——当然，最纯粹的圣约者（他们被最初发生的事唬住了）不在其中，但还是有一拨不那么狂热的贵族，担心强大的英格兰军队已经架空了议会，接下来会不会就直奔着他们而去；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新模范军治下的苏格兰将会疯魔遍地，他们可不要那样，这可不是什么闹着玩儿的事。苏格兰人也知道，眼下深陷麻烦的查理一世比他在权力巅峰时还要更受人追捧。因此，他们来到怀特岛，给他提出迄今为止最优厚的条件：首先是三年期的长老会必须固定下来，国王还要自愿承认《庄严盟约》，在这个约定的（Engagement，可当作结束苏格兰内战的方案）条件下，苏格兰军队，以及必要的时候，加上新近从英格兰北部召募的保王党军队，通过武力实施以上这几点。

查理一世、汉密尔顿公爵，还有马默杜克·兰代尔爵士（Sir Marmaduke Langdale）等幸运地活过马斯顿荒原和内斯比两场战役的保王党，老是一厢情愿地想要把第一次内战的结果翻盘，因为1647年12月，整个英格兰南部和威尔士在反叛。不幸的是，对于那些要把叛军整合成一支能协同作战的军队的人来说，他们反叛的动机不是为了查理一世（尽管这时候他很受追捧），他们是为了圣诞老人。五月柱和庆祝圣乔治日，当然，还有查理一世的登基日以及其他，都已经被长老会派议会党人宣布为非法，也就是说这些是异教的和煽动性的聚众喧闹。但是圣诞节这个最长的节假日，在一年中最寒冷黑暗的时候大家都需要的庆祝，尚可一议，长老会派议会党那些人一心一意地要清理日历，只允许民众在要做礼拜的上帝安息日这一天休息，而11月5日，作为来自罗马天主教专制的赎罪日，是唯一被允许可以进行庆祝活动的节日。但是，治安官们忙着在伯里、圣埃德蒙兹（St Edmunds）和伊普斯威奇这些城里撕扯冬青和常春藤，那些地方的市民故意用垂花装饰大街，以示他们就是冷眼横眉以对长老会派议会党那批苛求分子；治安官还要去命令店主们在圣诞节开门营业，这太强人所难了。在肯特，圣诞暴乱闹得最厉害，且来势汹汹，迅速发展成全面的武装叛乱，接着被血腥镇压。然而有3 000人逃过泰晤士河到了埃塞克斯，在那里，他们躲在伟大的罗马科切斯特城墙后面，又与费尔法克斯对抗了好几个月。

真正要算认真严肃的保王党复兴，还得依靠不列颠的其他地方，但在1648年夏天，它们支持不了查理一世。威尔士南部和中部的反叛被镇压了，克伦威尔围困切普斯托和彭布洛克（Pembroke），痛击抵抗者。本来在这之前，议会派军队给予保王党军投降者的条件相对宽大，这一次到不列颠内战的第二轮战事了，克伦威尔变得铁石心肠，往往纵容自己部下放肆胡来。他像后期的爱德华一世那样清剿威尔士，然后转向苏格兰人。1648年8月17—19日，新模范军先在普利斯顿，接着在温维克（Winwick）歼灭了对方。

1648年春，尽管议会通过决议，继续宣布英格兰政府还是要包括国王和议会两院，但克伦威尔加上他那日益好斗的女婿亨利·艾尔顿却已经不再这么想了。第一次内战后，他们本来预备着相信查理一世是被“嗜血之辈”误导步入歧途的说法，很多这批在不列颠内战后依然幸存的罪犯经过简单的审理后就被处决了。但是到了这时候，已经没人能做替罪羊了，首犯就是查理·斯图亚特本人。上一年，也就是1647年，发布了平等派的主张《人民公约》（Agreement of the People），它已经公开宣称以前谁也不敢说出口的话：不列颠不要国王、不要主教了。这本来是议会党军队里普通士兵的要求，连艾尔顿等人都不会容许的，但是此时，他们开始寻求将第二次内战中苦苦打杀而得到的战果据为己有。这并不是说他们经过了谵妄的宪政而得出的结论，更像是他们对议会本身非常悲观，因为前面有个先例，即议会曾以“英格兰王国的安全原因”将斯特拉福德置于死地；退一步讲，斯特拉福德比起查理一世来，那太无可指责了。艾尔顿以此推测，既然查理一世逃脱过，还打了第二次内战，更别提从来就没屈服的爱尔兰联盟，这样就用不着与国王再一次谈判，他永远不会按照讲定的条件遵守善意的信仰，也一定会充当那些心怀不满者的大佬替他们出头。特别是这时候物价飞涨，瘟疫蔓延，世道艰难。还有，也许比以上这些都更具决定性的，至少对克伦威尔来说是那样，他异常愤怒地坚决认定查理一世已经违背上帝的判决，这是马斯顿荒原和内斯比两场战役的启示。也许这样（克伦威尔还不能完全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这个君主必须滚蛋；至于要不要查理一世死，那是另一码事。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毕竟，还有一大群活蹦乱跳的小斯图亚特子孙在法兰西和荷兰排队等着继承王位呢！

议会长老会派这时意识到极有可能要审判查理一世了，因此，他们就赶着抢在前头希望能阻止此事的发生。1648年9月，一个代表团来到怀特岛上的纽波特，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和国王对话。但查理一世此时已经陷入了一种奇特的欢欣中，他感到自己既足智多谋又神圣。前一天他觉得自己能继续利用议会与军队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二者总有一方要利用他来占得先手；第二天他会沉思，冥想自己成为烈士，这样的情况与他的祖母在福瑟陵格时候的感觉和行为一模一样。假如说玛丽很清楚自己会成为烈士，但她死的时候还不太吃得准自己的儿子詹姆士到底会效忠谁；相反，查理却一点儿也不担心威尔士亲王。看起来，范·戴克的所有家族肖像画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斯特亚特家族的人也许有这样那样的性格缺陷，但是他们是相亲相爱彼此忠诚的。这样，查理一世越发准备着，甚至热切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坚信只要自己一死，无论旁人说他是背叛也好，愚蠢也好，必定都能洗白，会激起人们广泛地反感议会党，从而为他儿子保住了王位。“英格兰人是个清醒的民族，”他给威尔士亲王写信，“只是这时节有点儿迷失了。”他很有把握他们或早或迟会从这不幸的神经错乱中恢复理智。因此，他有什么理由要同意自己曾经拒绝的条件，从而让长老会轻易得手？没准儿，私下里，他看着他们这么无计可施偷着乐儿还来不及呢。

1648年11月16日，费尔法克斯没能说服国王签署一份军队版的《建议要点》文件，这时他几乎只得被迫同意凶险的《抗议书》——它大部分是由亨利·艾尔顿起草的，要求审判国王，废除君主制。但是到此时为止，这一切都不能吓倒查理一世。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查理一世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如果说他对自己眼前的厄运无能为力的话，但是他却终于掌控了他后代的命运。最糟糕的时刻成了他的最佳时机，处决他就是成全他。议会声称自己的原则是为保护臣民的自由而战斗，但议会即将对他做的一切会使这个原则显得荒谬；当他得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干的时候，一定心满意足。查理·斯图亚特此时只需要走一小步，就可以表明自始至终都是他而不是他们，才是他子民的盾牌，才是人民的守护者。

于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1648年12月6日，托马斯·普赖德（Thomas Pride）上校带着他那群佩剑卫兵们站在平民院门口，挡住要投票同意《纽波特条约》（Newport Treaty）的议员们，逮捕他们。无疑他正在侵犯议会的独立性，而整个内战本来就是为了保卫议会独立性的。议会落得缺斤短两，被人戏称为“残缺议会”的结局。比起斯图亚特国王们曾经干预或解散议会的行为，这才是更大的冒犯。原先强大的长期议会的平民领袖只有奥利弗·圣·约翰和小亨利·维恩（Henry Vane）两个还能接受这个军事化“致命一击”。所谓“高等法庭”（high court）由经理人艾尔顿一手包办并听从他的吩咐而运行，那就更是滑天下之大稽，它与任何长期议会曾经废除了的作为国王专制工具的专横法庭相比，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很长时间里，克伦威尔好像痛苦地认识到这样是放肆地操纵司法，深为审判的前景担忧困扰。迟至1648年12月，他还在说那些“设计”废黜查理一世的人是叛国者，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决定，上帝毕竟在明确地命令他惩罚那个“负有血债的人”，即造成人民灾难的人。135名委员被精心挑选出来组成特别高等法庭，这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它包括英格兰贵族的各个等级——地主、军队军官和议会议员。有一个委员缺席了，就是费尔法克斯。当一开始点到他名字的时候，费尔法克斯夫人戴着面纱坐在公众席上替他回答：“不，他不会来这里；他才不会傻到来这里呢。”奥利弗·圣·约翰同样决定不出面。首席法官约翰·布雷德肖（John Bradshaw）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戴了一顶边沿镶金属的帽子“以便能抗打击”，而罪犯和公众席隔得远远的。

任何人，只要对15世纪的历史知道个一鳞半爪的，都懂得审判斯图亚特家族的人可不是什么好主意。他们对精密细致的法律理解得无懈可击、反应机敏，接着大义凛然地慷慨赴死，这是他们家族的拿手绝活。查理一世从温莎被带到威斯敏斯特，他以查理·斯图亚特之名用餐、住宿，没有君王该有的仆佣仪礼，仿佛法律上他已经是死人一个了，但还是要走一些过场。1649年1月20日，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里，在理查二世建造的伟大的悬臂托梁顶棚下，这个小个子头戴黑帽，胡须灰白，面色疲惫憔悴。他被律师约翰·库克告知，他被指控为“这个民族所有叛国罪、谋杀、抢劫、纵火、伤害、遗弃、损失、危害”的主谋和首犯。法庭要他答辩，查理一世拒绝了，反而要求知道“是什么权力叫我到这里来……我想知道是哪个当局，我的意思是哪个合法的当局；（因为）世上有很多非法机构，高级小偷和强盗……请记住我是你们的国王，合法的国王，你如果自己犯下什么罪，那么上帝对这片土地的审判，好好想想这个……在你还没有犯下比这个更大的罪之前。”

查理一世一反往常的口吃，在目击证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流利地否定法庭，说审判只是在走过场，重申他拒绝承认它的司法管辖权限。1月22日，当国王再次出现的时候，他说希望读自己写下的文字，解释他为什么要拒绝申辩，坚持国王不能对任何世俗的法官负责，还有，现在剥夺了他制定无形法律的权威，就不可能剥夺他身上任何合法性，因为他的合法性本身就是制定无形法律的权威。那么，唯一可以宣称拥有这种司法权的主张就是利用革命的语言。1月4日，残缺议会断言“人民是在上帝之下的所有正义力量的源泉”，就是这个意思。查理一世毫不犹豫地揭开这个伪装的高压政治，抗议说，这个所谓议会声称代表人民靠的是扣押和驱逐了许多议员。这样查理·斯图亚特实际上是在声明，他才是人民福祉和自由的真正守护者，而不是军队或伪议会。当然，这一点正是他那些口才最好、最公正的斗士们，如爱德华·海德，早就希望他说出口的。不用说，审判的主办方不允许查理一世这样大声地说出这些言辞，他开口讲话没多久，就被喝止、带离了法庭，尽管他竭力抗议。第二天，同样的一番唇枪舌剑，当布雷德肖劝诫查理一世，他是“在一个正义法庭上（Court of Justice），尽管你不能理解”，这才算结束。

“我懂了，我面前的确是某种权力。”查理一世精确简明地回应说。在接下来的法庭进程中，委员们就枯坐着，直到1月27日通过审判，宣布刑罚为“处死，斩首”。第二天，查理一世又被带来听候宣判，当他又说自己有话要说时，委员之一的约翰·唐斯（John Downes）抗议说应该允许查理一世说话，却招来克伦威尔厉声呵斥——“你说什么？”当听到自己被判定为“暴君、叛国者、谋杀犯，英格兰联合体（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的共同、罪恶深重之敌人”时，查理一世发出最后一声冷笑，他再一次要求说话，还是被拒绝。这次不算全没道理，因为“从前他可没给过我们法庭”。他在抗议声中被带走：“不让我说话，我没什么痛苦的；想想以后其他人能有什么正义。”法庭成员中，只有寥寥59人签署了死刑法令，克伦威尔和艾尔顿自然不会拉下。

伊莉莎白一世曾经命令对玛丽·斯图亚特的行刑必须极其秘密地进行，不能让公众看到。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则坚信，越多人看到查理一世被砍头越好。为了防止有人打劫法场，他们俩自以为在执行上帝的意旨，没有半分羞耻或犹豫，因此索性就在白厅搭建起断头台。1月30日，寒冷的清晨，大群人蜂拥而至。查理一世被带上伊尼戈·琼斯设计的宴会厅（Banqueting House）的后楼梯，大厅本是他和亨丽埃塔·玛利亚在王室假面舞会上跳舞庆祝他们的美满婚姻，以及他们和不列颠幸福结合的地方。宫廷的帕拉迪奥式窗户已被封多日，因此这个小个子国王穿过房间时，几乎看不见头顶天花板上鲁本斯画的伟大作品。出了房间，通过一扇开着的窗户，他上了平台，死神在那里等着，但是上面依旧是描述斯图亚特王朝的权力和智慧欢乐场面的作品：和平紧拉着繁荣的手；墨丘利（Mercury）和弥涅尔瓦（Minerva）的庇佑；彼此拥抱的小天使象征着两个王国狂喜地合并。幸福联合的不列颠这引人注目的虚构的幻象和要把苏格兰与英格兰这对冤家拉在一起的冲动，既成就了斯图亚特王朝，也毁灭了它（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查理一世举止从容，穿着两件衬衫以免因冷得发抖而被人误会自己害怕了。他注意到底下比木头平台低很多，就问能否升上去一点儿。很明显这不可能，也没人告诉他为什么。最后，终于允许他讲话了，他在断头台上展开写好的演说词，“我从来没有对议会两院发动战争，请上帝做证，我必须对上帝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要侵害他们的特权，是他们对我发动了战争。”接着他做了一个即兴的历史演讲，是他个人对1642年《大抗议书》滞后的回应，但不是爱德华·海德考虑周全的君主立宪制政治理论，而是表示他个人的愧疚和愤怒。查理一世对剥夺他的军队指挥权仍然愤愤不平，对自己在造成斯特拉福德不公正的死亡中扮演了共谋角色深感懊悔，说上帝现在为此而惩罚他是对的，他最后声明“为了人民……我和任何人一样，真心希望他们自由自主，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人民的自由自主包含在政府和那些法律里，只有这样，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才最有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不是说在政府里有份额不适合大家，只是身为臣民，和身为君王，根本就是两回事。”

没有人曾经指控查理一世迎合大众，从头到尾，贯穿查理一世整个在位期的是因短见而扭曲的策略和让人莫名其妙的转弯。他并不卑鄙，且始终如一，相信自己是接受了神圣之命。鲁本斯画作里的天神赞美（hosanna）是为他这一类人而作，甚至就是为他而作的。“我从一座会腐朽的王位走向另一座不朽的王位，那里没有打扰，没有凡俗的打扰。”他这么说着，声音深沉、安静。他把散乱的头发塞进白帽子里，躺下去。在那个低矮的台子前，刽子手理查德·布兰登（Richard Brandon）一下子就砍断了他的脖子。

克伦威尔曾经高调地说过，他要“砍掉戴着王冠的头颅”。但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国王的头颅掉落进血污的篮子里时，“当时在场的几千人哀悼”，接着布兰登举起国王的头；这却不能十分肯定就是当场的情况。因为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君王可以和政府分开，在这最后的几天里，他崇高的王权没有产出什么，尽管议会做了一切努力要封他的口，但查理一世还是成功地维护了一个信念，假如7年前他就学会了这样，他就能做得更好：武装力量不可能重建英格兰国家被打破的合法性，更遑论苏格兰。这一点大家都记住了。但是假如说，大家在查理一世在位时的悲剧经历里学到了点儿什么，那就是从此以后，仅仅声言统治权是由神圣的上帝指定，恐怕不足以带来政治太平；只有一个统率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王国的君主能成功地破解这个两难之局；另外还要确保国王的权威得到真正的加强，又不需要议会这个伙计妥协。只有到那时候，英格兰和苏格兰大幅摆动的政治钟摆才会找到平衡。不管怎么样，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相信的，也是辉格党人自我庆幸的那个著名的过时的观点。实际上，他们是对的。

不列颠内战 1640—1651

[1] 耶利米，《圣经》人物，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犹太人先知。——译者注

[2] 以西结，公元前6世纪犹太人先知。——译者注

[3] 巴力（Baal），犹太教前迦南主神，太阳神，雷雨和丰饶之神，达贡之子。曾打败邪恶海神雅姆，并在女战神阿娜特协助下年复一年地与死神莫特相搏，导致四季更替和万物枯荣。名字意思是“主人”“王者”，进入犹太教时代后被视为恶魔，并派生出别西卜、贝尔菲高尔和巴艾尔等一系列恶魔。——译者注

[4] 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律师兼作家，当时的极端主义政治分子。——译者注

[5] 持异见者（Dissenters），指在英格兰、威尔士、后包括爱尔兰的社会宗教历史上，从既定国教中分离出来的教徒，或不承认新教高于其他派别的新教徒，与下文中non-conformist意义有重合。——译者注

[6] 锡利群岛（Scilly），位于康沃尔郡外海上。——译者注

[7] 作者意指皮姆所议事务在前面的历史时期本来是国王私人枢密院的范畴。——译者注

[8] 指议会的。——译者注

[9] 指国王的。——译者注

[10] 托马斯·克伦威尔，亨利八世的国务大臣。——译者注

[11] 卡莱尔夫人（Lady Carlisle），全名露西·海，即卡莱尔伯爵夫人（Lucy Hay, Countess of Carlisle），当时王后的宫廷内侍。——译者注

[12] 墨丘利，罗马神话天神朱庇特与女神迈亚(Maia）的儿子，担任诸神的使者和传译，是朱庇特最忠实的信使。——译者注

[13] Balkanization，直译巴尔干化，指当代南斯拉夫解体后原先不同信仰而和平共处的各族也开始互为敌人，随之分为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多国的状况。——译者注

[14] 也就是具体到信哪个宗教派别。——译者注

[15] 这里指他相信天主教，和国王的信仰不同。——译者注

[16] 海德在照看他，詹姆士后来娶了海德的女儿。——译者注

[17] 就是后来的詹姆士二世。——译者注

[18] 公理会是英格兰新教教会的一支。在教会组织体制上主张各个堂会独立，会众实行自治。——译者注

[19] 布卢瓦（Blois），法国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第三章

寻找利维坦

对于直肠子和硬头皮的人来说，这应该是时候让英格兰清洗掉过往的污渍从头来过了。亨利·马丁（Henry Marten）在议会里宣称：“不管我们的祖先怎么样，或者从前他们做了什么或遭受了什么苦难，或者被迫接受了什么，我们已经是现时代的人了，应该享有绝对自由，不要过度，不要骚扰，也不要强权（Arbitrary Power）”。1649年前几个月，全英格兰上下废除大大小小的各种法令，开始重新上路了。小艾萨克·阿彻（Isaac Archer）家住在科切斯特附近，一直懵懵懂懂地花费大量时间给印刷品贴银饰，其父威廉“用一把小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图上剔出来”，那是查理一世的像。在国王被处决之后的那几个星期里，被肃清后的议会残余像砍掉自己的头一样废除了议会贵族院，理由是贵族院“无用还危险”，公开指控他们都是“不必要的累赘，威胁自由、安全和人民公共利益”。由此，君主制和贵族阶级一起进了垃圾堆。国王的象征大国玺（Great Seal）曾经是赋予议会通过的法律生效的工具，被磨去了之前的刻印，取而代之的是平民院的印章，上面刻着乐观的词：“1648年由上帝保佑恢复自由元年”。从前以国王名义实行的官方令状，此时用“英格兰自由保护者的名义”发布。

这么说起来，那么的确是有一个“共和国”（Commonwealth）喽，那它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官方的大喇叭宣传盖过了民间的不安和困惑，大家都在想，到底现在大权在谁手里。当然，不乏暗示。“那时候，”露西·哈钦森（Lucy Hutchinson）写道，她的丈夫是一个坚定的清教徒士兵，“几乎每个人都在构思政府的形式。”问题是还有谁能来给他们做裁判，要说到找个仲裁，那大家就全都只有干瞪眼了。

就像经常发生的情况，虚空是令自然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着迷的话题，学究们激动地辩论自然界里是否存在着真空；如果真的有，那它们指的是绝对真空，还是“抽象物质”，即肉眼不可见也不可测定的神秘存在。1644年，意大利物理学家埃万杰利斯塔·托里拆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已经做了那个引起众多人争论的著名实验：托里拆利用一根灌满水银的玻璃管，封住一头，然后将玻璃管头朝下放进同样装满水银的盆里。实际上，他是做了一个原始气压计。大气的压力将水银往管子的上端压上去，但并不能到顶，在水银平面上部和管子里封住的底端之间有空隙。那么，这空隙的里面是什么？有点儿什么东西还是啥都没有？这就是“真空论者”（vacuist）和“普满论者”（plenist）的分野，前者相信自然界存在真空的可能，而后者将“否定虚空”[1]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

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是一个普满论者，对他来说，这时候英格兰政府的权力真空状态就如同自然界的真空一样令人厌恶。1649年1月处决查理一世的时候，霍布斯正在巴黎忙着和法兰西哲人们，如马林·梅尔塞涅（Marin Mersenne）讨论托里拆利空隙的神秘性。他在写出其他作品的同时，也给出了解决权力真空所造成的尴尬的办法。保王党一直认为霍布斯是自己人，但是两年后的1651年，《利维坦》一书出版，着实把他们吓了一跳，因为它好像在建议大家要顺从取胜的那一方，就是要无条件地服从这个自命的填补了死去国王留出空间的权力。更糟糕的是，这一年，霍布斯根据自己的信仰行事返回了英格兰，当时正是议会和国务院（Council of State）里尽是死不改悔的弑君者统治的时候，而霍布斯所拥有的一切——国家、职业、安全——都属于保王党卡文迪什（Cavendish）家族，因为他曾经是这么一个人，那时候霍布斯这样做是不可原谅的背信弃义。

霍布斯出身于威尔特郡一个教区牧师的家庭，他的叔叔是个富裕的手套商人，供养他上了牛津大学。之后他担任德文郡卡文迪什伯爵家的少爷威廉的家庭教师，威廉即后来的第二任伯爵。少爷自立后不久就开始挥霍，伤害了他的老家庭教师。据他的朋友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17世纪最能嚼舌头的人）说，霍布斯“上街走下街地去借钱”，鞋子都走烂了，湿冷的双脚使他得了感冒。1628年，第二任伯爵去世后，霍布斯继续代表国王在德文郡收钱，提取1628年借贷，安排士兵在拒绝支付者的家中住宿。1640年，他代表德比郡参选议员失败。当时作为保王党的忠实斗士，他拥护王室特权和国王统治。也许，参选失败使他（他很自豪说自己清楚地预感到了）看出了不祥之兆，早在战争开始之前他就流亡去了巴黎。后来，他的支助人卡文迪什家族吃了败仗，丢了家产，然后跟着朝廷也流亡到了巴黎。那时他还是个国王的宠臣，就做了威尔士亲王的数学老师。亲王早熟的浪荡子伙伴第二任白金汉公爵也是他的学生。几何学对霍布斯来说是宇宙间少有的无可争辩的现实之一，而他的那两个学生对此可是要大费周章。据奥布里记载，在老师乏味地说教时，白金汉疲惫地手淫，查理（亲王）则认为老师“是自己遇见过的最奇怪的家伙”。

《利维坦》出版后，亲王对霍布斯就更看不懂了。《利维坦》提供了论证来说服大家接受内战的结果。除此之外，看起来用这么让人迷惑的怀疑主义来攻击大家习以为常的基督教教义（Christianity），也使霍布斯在廷臣的圈子里被视为几乎不比无神论者好多少的奇葩，大家对他侧目以待。“霍布斯先生受的教育应该使他不至于这样，”爱德华·海德抱怨道，本来在格雷特图的福克兰子爵的社交圈子里，海德还挺欣赏霍布斯的，“他出版《利维坦》，书里带着这么多的怨气，讥嘲此刻正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英格兰教会，这事儿做得实在不地道、下流。”

霍布斯是个唯物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从基督徒相信充满奇迹和神圣灵异现象的福音这个角度来说，他不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但是毫无疑问，他相信还有其他最高权力要对某个神负责，也只对这个神负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霍布斯需要上帝保证利维坦能守信，而且他毫不含糊地谴责那些背叛了国王的人。后来他关于内战的历史著作《贝希摩斯》（Behemoth，意为巨兽，1679年出版）就以想象中的恶魔之山图景开头，这个恶魔之山“包括世界上的各种不公平、各种愚蠢”。但是在1650年，他相信对于深陷权力真空中的每个人来说，用道德憎恨来回答这个终极问题于事无补。假如你正好在巴黎，跟着哀悼“国王死了”之后高喊“国王万岁”，这样很好，因为这里就是未来国王之所在。但是想想如果你不幸地身陷在威尔特郡呢？那么，折磨你的就不是恰当与否的问题，而是怎么才能保住自己的命。如果要伪装成别的什么就是自欺欺人，任何有理智的人都难免受困于简单而不可逃避的焦虑折磨中。我和我的人都会变成什么？我们又该服从谁？我们能指望谁保障我们基本的安全需求？谁能阻止不同意见和不同宗教的纠纷——因为霍布斯论证了此类分歧将会永远存在，不可裁决——使其不至于变成无休止的战争杀戮的借口？谁能不让士兵放火烧了民舍，偷走牲口，袭击手无寸铁者？谁来实施合约——它是正义的基石？谁能让我们安卧于床？凭什么大家可以认定某人是守护者，凭其信仰还是通过推论？

这些都是英格兰孤儿们的噩梦，他们亲眼见证了自己的父亲兼统治者[2]被杀；在硝烟弥漫的郡县，曾经有过类似的最高判决者——主教和教士，但他们这时都被拉下了神坛。1660年，查理二世登基，复原了主教和法官们，还在宫廷接待自己昔日的数学老师[3]，但以上种种疑虑都没有平息。复辟（Restoration）缝合了内战在英格兰政体身上戳穿的刺洞创伤，却没有使它痊愈，皮肤下仍然有受伤的组织；如果遇到不幸的撞击，它们会再一次地发炎、流血。瘟疫、大火、失败及疑神疑鬼会动摇英格兰人对国王保护臣民的权威作用的信心，还会再一次让众人的忠诚变得模棱两可、随意摇摆。被砍头国王[4]的大国玺给磨去刻印之后的40年，他的儿子詹姆士二世在一次反常的自毁行为中将它扔进了泰晤士河；如果政治的气压计感受到了大气变化的压力，自由的保护神墨丘利[5]会升起，就见得出顶端存在一个虚空的空间。

霍布斯认为想要根治民众心中的害怕，就得公开承认它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他非常了解恐惧是怎么回事。根据约翰·奥布里的记载，哲学家说自己是在1588年未足月出生的，因为他母亲恐惧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霍布斯大胆地宣布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害怕看不见的强权……想象来自公众听之任之的传言。”即使那些传言不是全部，那也是绝大部分来源于宗教经历，虔诚的传说——比如奇迹、天启或者灵魂的存在——往往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它们也许可以安慰焦虑者，但是，要说到帮助人们逃脱那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无情战争[6]，就无能为力了。而那个时候，大家所处状态的本质正是这样。避开无政府状态的唯一真正可行的办法是将自由托付给一个全能的统治者——利维坦，那么所有个体都可以包括在内了。毕竟，坚持相互残害的自由有何意义？没有任何神圣、传统或道德体系可以授予哪个权威政府要所有人服从。如果利维坦能提供安全与公正，能让信仰争执不再演变成为武力冲突，那么利维坦就是合法的。

即使不说这是无神论的答案，那也是在道德上非常令人惊异的、亵渎神明的。对保王党来说，这更是公开的侮辱，因为查理一世已死，他们所拥有的只剩下了虔敬，霍布斯这样说是冒犯了“无形的”事物。对于非常虔诚的忠实者来说，国王的无形存在是他们的安慰和希望，他们在绝望中紧紧抓住任何一点据说是查理一世的遗物以求安慰：据说沾染了烈士国王血迹的棕色小布片、丝带缠绕着的头发锁——提供锁的人发誓保证头发来自查理一世被砍的头。最重要的是，他们坚持相信查理一世最后说的每一句话，《国王的圣像》（Eikon Basilike=Royal Portrait）一书收集了他的沉思录。共和国当局试图压制它，但“国王之书”直接引发了出版热，单在1649年就印刷了35次（另外在未被征服的爱尔兰有25次），国王被砍头一个星期后就上市了。1649年3月出现了一个包括国王在断头台上的祈祷和演讲的扩充版本，它特别受欢迎。查理一世身故后鼓动人心，也许是他曾经发起过的最成功的战役。无论在英格兰、苏格兰还是爱尔兰，他死后却比活着时更无所不在，这正是查理一世的意图。虽然他的书是由天才的教士约翰·高登（John Gauden）博士编辑的，却正是查理一世自己煞费苦心地（和他的祖母玛丽如出一辙）将自己打扮成教会烈士[7]。

《国王的圣像》一书被设计成国王的精神遗产，按照圣查理[8]之谕示，这是必定能恢复君主制的虔诚希望者的福音。现在基督教复杂（但对那时候的人来说是明白清楚、不复杂的）的象征主义，主要体现在由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设计、温斯劳斯·霍勒（Wenceslaus Hollar）刻印的封面上，并且契合国王给自己后代预留的晓谕的调门。它的主题是安慰：抚慰失去亲人的人，在混乱中安定人心，照亮黑暗的光。封面上有一棵棕榈树——当时被一般人认为是永远不死的树，因而象征着古代复活，即使在王室美德的重压下也在继续生长，而信念之基石（又一个真正教会的象征）在狂风暴雨肆虐的大海上依旧岿然不动。上帝授予烈士国王的恩典用接受光束的图案表示，上方是昏暗的天空，从那里射下一道庄严的光，正照在跪着的查理一世头上，使他看见美好的前景，受到鼓舞。正如同他临终的誓言，能够离开脚下易腐朽的世俗王位，把握自己的回报，即来自天上的荣光四射的王冠。

到共和国当政的第一年年底，到处都是“国王之书”，恍如不可遏制的幽灵，甚至出现了便于藏匿的袖珍本。不可否认它太受欢迎了，这让此刻的英格兰的那些新主政者们很不自在，因为他们自认自己是合法的，坚信自己是那些“诚实”“神圣的”人民的代表。很明显，这么看来在英格兰更多的同胞甘愿受旧的专制奴役，这些人的人数比他们预计的要多。保王党报纸，如约翰·克劳奇（John Crouch）的周刊《月球人》（The Man in the Moon）封面粗糙地“将光照射在”邪恶的共和国[9]身上，而这个人的狗陶泽（Towzer）放肆地抬起腿对着残缺议会的宣言撒尿。共和国政权必须得做点儿什么来反击这些诽谤，以消除保王党报纸的恶劣影响。那时候约翰·弥尔顿作为议会忠实宣传家的名声已经确立，因此，虽然当时他的视力下降得很快，还是被授命给那些受骗上当者启蒙。弥尔顿最伟大的作品——《失乐园》（Paradise Lost）和《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是他长久失明和困顿时期的杰作。1645年，他出版了一卷诗集，认为散文创作只是“我左手的工作”。不过他也认为自己属于古典传统意义上的正直的共和党人，正如古罗马的西塞罗就曾经把自己的“消遣”搁置在一边而用雄辩术为国家服务一样。不管怎么说，视力日渐模糊的弥尔顿要医治普通人民的“盲瞽痛苦”。他们受了蒙蔽，反倒伤感地怀念起那个不知悔改、已被砍头的暴君来了。

1649年2月，就在保王党的圣徒传流行之际，弥尔顿发表了一篇文章。共和国领导人那会儿正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特别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当然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弥尔顿从来没有隐瞒自己狂热地敬仰克伦威尔。《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一文精确地瞄准那个使大家产生焦虑的权力真空，抨击议会党因为审判和处决国王而不安得如坐针毡，他甚至愤愤不平，说他们开始“思想转向，甚至身体发抖……仿佛他们最近才干了一桩滔天大罪……共和国不会因缺乏实际事务而消亡，不会因为它已经进行了一场正义和信仰的远征就告终”。假如现在他们畏惧这个恰当的合法结果，当初为什么要开始着手反抗国王呢？难道他们不懂得，国王诉诸武力就已经单方面撕毁了他与臣民的合约：这个合约可是他的权威基石。当他在诺丁汉竖起旗帜，就已经自己废黜了自己。上帝和议会只不过是通过打败他，确认了国王不再接受上帝恩典而已。对弥尔顿来说，不需要担忧什么权力真空，它原本就一直存在于人民自己的权威中，只是从前大家有条件地授予国王来使用权力。一旦这个共享又有限的权力被剥夺后，查理·斯图亚特必须因其罪行而受审，和任何重刑犯没有两样。听信查理一世自己的话，说只有上帝才能审判他，那是危险荒谬的，因为那就是质疑他是否需要负凡俗的责任，正如他签署的任何法律或条约，或他作伪证的誓言（包括他的加冕誓言）。

就历史而言，这种说法完全是从结果反向回溯到起点，因为1642年开战的目的并非要干掉查理一世，而是要约束他。在那场冲突里，作为党派的“人民”还不存在，那时人民的形式就是他们在议会的代表。但是在1648年残暴的不列颠第二次内战中，一切都走样了；至少对克伦威尔来说变成了生死存亡的挣扎。他拿弥尔顿的出版物当了自己工作的申请书，或多或少就是那样。诗人相应地成了共和国国务院的外交宣传秘书，负责将拉丁文和欧洲其他语言的文件与英文互译。因此，1649年10月，弥尔顿是忠实地执行了自己作为共和国政府宣传主攻手的任务。他抡起自己的辩论术大锤，对准《国王的圣像》一书砸过去，他的《偶像破坏者》（Eikonoklastes, The Image Breaker，1649年）一书从《国王的圣像》里仔细节选了他认为欺骗性最大的有利于查理一世的那些段落，志在粉碎那个精心炮制的圣洁形象。但是砸烂“国王之书”这活儿不如砸烂国王本人来得干净利落，在大众那里也不讨喜。弥尔顿后来承认《偶像破坏者》一书是他奉命而作，这一点也许说明了它拉大旗做虎皮的语调，风格在绵里藏针、马后炮（弥尔顿仿佛恨不得自己当日坐在法庭上审判查理一世）和爆发史诗性的指责之间切换。针对查理一世在平民院的著名评价“鸟儿们飞走了”一语，弥尔顿加上形象，将国王比喻成以自由者尸体为食的食腐动物：“如果山里的秃鹰能张口说人话，看着到嘴的食物飞了，它还能说什么比这话更合适的吗？”

也许弥尔顿创造的比喻比他的政治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他大胆地先验辩论——政府的权力基础在于公众同意政府，以及政府一直对握有权力的人民的意志负有义务，政府还要局限于人民的意志，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人民如何行使自己重新发现的主权，他们又能将自己的信任安全地交到谁手里？无疑议会应该就是这个答案。但是对于很多传统的统治阶层里的人而言，甚至那些曾经在这个旗帜下为之战斗的人，1649年精减后的单院大会（single-chamber assembly），即没有贵族院的议会，后来被嘲笑为“残缺议会”而闻名，它与那个为了保卫英格兰的自由而开战的代表机构，即1642年的议会，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1648年因为公开反对审判国王而被克伦威尔等“驱逐出去”的议员，打头起就认为“残缺议会”及其执行机构国务院（Council of State）行使的不过是非法篡夺的权力。

“残缺议会”及其国务顾问们只是填补了因国王已故而留下的真空。说这些话的人里面，有的认为“残缺议会”不够大胆，也有的质疑它是否真的够勇敢。因为英格兰这时候已经没有主教了，最狂热的新教徒说话都是毫无顾忌，认为能继承查理一世国王的只有耶稣国王。到处是先知的预言，说新纪元要开始了，敌基督势力已尽数毁去，末日（the Last Days）来临就在眼前。最狂热的信徒梳理了《旧约·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后，宣称四大君主制国家（Four Monarchies）埃及、波斯、希腊和罗马之后，现在将有第五个接班人，那就是英格兰这个神圣的现实版圣人国度。由于这股狂喜的煽动，处决国王不仅是一个政治行动，也是上帝给出的一个信号——无疑，他选中了英格兰作为他救赎人类的指定工具。最近得到净化的英格兰必定会脱颖而出，因为它下放了权力，也提升了谦卑者。在圣徒们率领下，不可否认英格兰的“任何人都会享受舒适，人人都将受到神佑”。

对于这些持第五君主制国家（the Fifth Monarchists）概念和很多其他同样狂热的人来说，砍头国王留下的空白根本不是什么虚空，而是留待等着荣耀到来的前厅。他们的布道者和先知在大街上，对着学徒工和工匠们就这么说着，成群结队的学徒和工匠们听得入迷。这些信息在军队里尤其鼓动人心，布道之火成了军刀的磨刀石。1647年以来英格兰的统治力量是军队：尽管在英格兰保王党已经被打败，但在不列颠岛的其他地方，保王党还很活跃；苏格兰的长老会当权者得知查理一世被处决后，立即宣布其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两王国的国王查理二世；在爱尔兰，天主教联盟不仅没有被打败，此时奥蒙德公爵旗帜鲜明的保王党军队前去加盟还充实了天主教联盟叛军。因为在刚过去的10年里，英格兰权力斗争的果实常常取决于苏格兰和爱尔兰发生的事，军队不可能放松警惕，轻易地被和平的假象愚弄。

这么一来，英格兰还是个武装兵营，部队、马匹、铠甲制作者和军工厂之地；在一个徒有其名而实际上的被占领之地，法律也许很容易用利剑来实施，在地方法官的法庭就这样。10年之间，军队早已面目全非：军官，尤其是下级军官，年纪更轻，比从前的下级军官受的教育更少，来自更低的社会等级，而这些下级军官对宗教也更狂热。因为约有70%的工匠——鞋匠、织布者、制桶工人、制革工人等都能阅读，普通士兵都非常明白自己的政治命运以及英格兰的命运，也深知自己在塑造英格兰命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在英格兰可是前所未有的情况。1647年秋，每个军团都选了两名鼓动员（Agitator）在军队委员会里当代表。他们有胆量与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在普特尼辩论英格兰的政治社会应有什么样的框架，他们不满议会欠饷和拖欠退役遣散费等。之所以会这样，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受了平等派作家和演说家，如约翰·李尔本、理查德·奥弗顿（Richard Overton）和威廉·沃尔温（William Walwyn）这些人的影响。军官代表们变成了十字军战士，要把英格兰改造成不说是有代表性的，按照17世纪的标准来看也是非常激进的民主社会，因为平等派的建议是所有21岁以上的男性户主都要有选举权，议会要每年召开，议员可以连任，废除支持教会的什一税和食品税，简化法律使之适用于所有人民。

李尔本和他的平等主义追随者们所要求的，并不是非分之想，他们仅仅是在要求“天赋的”自然权利。这些“天赋的”自然权利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被诺曼人的威逼打碎前明明白白地拥有的，《大宪章》曾恢复了一部分权利。事实上20%—30%的英格兰成年男子拥有选举权，除去平等主义者仍然排斥的一些等级（仆人、学徒和贫民）后，他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辩解，这就是扩大到英格兰的其他人了，也就是像剑桥和埃塞克斯这些城镇里实际上的所有居民。大部分时间里，沃尔温、奥弗顿与李尔本小心地为自己辩白，和别人说他们是社会平均主义者（egalitarianism）的责难拉开距离——平均主义者这个标签原先是傲慢的指控；他们把自己的报纸取名为“温和派”（The Moderate），这样做并不是他们在刻意讽刺。他们坚持说自己是相信社会等级的，他们相信有秩序的政府。

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逃不脱给人以他们是激进者的印象，因为这正是铁一般的事实。如果说他们并没有要求大量的社会平权，那也是要求大家注意发自贫困者的正义抱怨。平等主义者试图让更幸运的市民懂得，这些受饥挨饿者并不是让地方法官和治安法官们非常挠头的流浪乞丐，后者受了鞭笞就逃离了众人的视线，大家是可以把流浪乞丐忘在脑后；可是最近产生的穷人往往是农业劳工、工匠，甚至佃农等定居者——他们被内战的破坏带累致贫，田地被焚毁，二轮马车和牲口被军队征用（换言之即被偷了）。废除什一税意味着帮助佃农，但是平等主义者也要求共和国政府启动某种可持续的计划，以便缓解此类需求，而不是遗弃他们，或者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济贫法去对付他们。更大胆的是，他们提出应该可以考虑把处于贫困线之上的人当作政治团体的活跃分子。在普特尼辩论（Putney Debates）中，海军军官和议员托马斯·雷恩巴勒上校声称：“英格兰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一样都应该有活路”。他坚持没有人应该生活在一个自己没有明确赞同的法律体系里。

这个辩论真的具有革命性、够大胆，这震惊了军官们，而李尔本攻击军官们是军队的“显贵”——艾尔顿、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他们渐渐认识到，平等主义者及其军中同盟是要不遗余力地颠覆军队的神圣纪律，因而会动摇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针对雷恩巴勒关于人民政权的字面解释，艾尔顿强调财产权利：“没有人有权在处置英格兰王国的事务中拥有利益或股份……如果他没有一份永久固定的利益……那些人全加起来就正好代表了英格兰王国。”换句话说，一个人要有领地才可以有选举权。更有甚者，议会里塞满了律师，他们可不会热心于平等主义者关于法律民主化的建议。奥利弗·克伦威尔自己后来说了一句最经典的名言，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认同社会等级的重要性：“一个贵族、一个绅士、一个自耕农，这就是英格兰民族的利益，最大的利益。”

后来奥利弗·克伦威尔和约翰·李尔本虽然成了死对头，但他们俩却是同时期的人，活跃在同一个历史舞台上。李尔本和克伦威尔一样来自郡里的绅士之家，从小就不安分。他这号人在17世纪还很稀少，到19世纪才更常见，这就注定了他在17世纪时只能做个局外人。二十几岁时，他因为发传单攻击劳德和主教们被捕，星室法庭出名的原因之一就是在1637年对他滥用刑罚。在伦敦，李尔本当时被人在地上拖着从弗里特街到王宫大院（Palace Yard），然后上了颈枷（即使这样，他还是对着围观的众人滔滔不绝地演讲），最后关在伦敦塔里两年多。那里条件极其恶劣，对他限制颇多。实际上，正是克伦威尔让长期议会关注李尔本的境况，才把他给放了出来。李尔本在布洛克伯爵的军团里当了个上尉，鲁珀特亲王的士兵在布伦特福德作战期间俘虏了他，在牛津以严重叛国罪对他进行示范性的审判。假如不是议会公开宣布将对保王党俘虏施以相同的报复，他那个时候在牛津肯定就被处决了。因为他受审期间表现很勇敢，埃塞克斯伯爵主动提出要给他300英镑，他的家境非常拮据，照常理说他几乎不能拒绝这笔金额，但是李尔本声明他宁愿“为英格兰的自由和平而战，哪怕一天只拿8便士”。他是东部联盟的军官，肯定遇见过克伦威尔，他也毫不隐瞒自己与后者一样，不看好曼彻斯特伯爵的指挥能力。他在韦克菲尔德（Wakefield）手臂中弹，加上不断地被抢被偷，又甚少得到了军饷。到了1645年，李尔本境况之窘困，使得克伦威尔给平民院写信举荐他，请求拨给他一笔特别退役金，因为他是受星室法庭迫害才被选为议员。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可是，那也是李尔本和克伦威尔的同志关系发展的顶峰了。1646年李尔本两次被收监，克伦威尔都没有表示反对。第一次在纽盖特，后一次在伦敦塔，在那里，议会贵族院认定他指控议员犯有“残暴、篡权、伪证、不公、违背信任”等罪。李尔本出现在议会贵族院面前时，拒绝脱帽，因为他（意图）以此表示他不承认他们有审判“生而自由的英格兰人”的权力，但这并没有用。在纽盖特，他赖在自己的牢房里，用手指捂住耳朵不听对他的指控，两年后才给放出来。但是，没有什么事，哪怕被剥夺了书写材料也不能阻止他在伦敦塔里发出一篇篇文章。这样文章进入到大街小巷、学徒铺子、守卫的军队，还有浸礼会（Baptist）教堂。1647年，平等主义者开始组织大规模请愿，请愿常常是大群吵吵闹闹的人，帽子上戴着他们的海绿色飘带标志。克伦威尔无疑认为平等主义者鼓动直接政治选举正在削弱军事纪律。当最高指挥禁止军队“大会面”（general rendezvous）后，依旧有两个军团不管不顾地在赫尔福德郡的沃尔（Ware）边上的柯克布什菲尔德（Corkbush Fields）出现，去听平等主义者的鼓动宣传，还拿着他们的传单。纸条和绿飘带从帽子上撕扯下来，会场上爆发了打斗，一个哗变者开了枪。

平等主义者对“显贵们”的威胁还不止于此，在整个第二次内战期间，《温和派》继续宣传它前一年开始的“人民公约计划”（Agreement of the People），同时也指责议会里那些倒退者和冒险家（令人吃惊的是，有些平等主义者骨干甚至开始接触国王，希望说服他支持他们的每户拥有选举权的民主主张）。打败查理一世后，艾尔顿移植了一些他们的主要要求——废除议会贵族院和君主制，每年召开议会——放进他自己的官方建议里，要求建立共和政府。然而，到1649年初，奥弗顿、李尔本及沃尔温确信共和国已经落入寡头统治手里，它和从前那个被它取代的王室政府一样贪婪、自私，对大众的需求漠不关心，因为那时候看起来1646年李尔本对议会贵族院的愤怒指责三年后同样适用于“残缺平民院”：“你们让我们开战，想要的就是把旧骑士和暴君拉下马，这样你们可以上位来接替他们。”

李尔本憎恨新政体的任何事，他曾经反对处死国王，拒绝支持审判国王，因为它违反了普通法规定的所有关于平等的原则。他甚至认为查理·斯图亚特作为生而自由的英格兰人（Freeborn John）的一员，也有资格适用于《大宪章》的同等优惠条件，包括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三个保王党的指挥军官被俘——苏格兰的汉密尔顿公爵、霍兰伯爵和阿瑟·卡普尔（Arthur Capel）伯爵——在伦敦塔里（他们在国王处死后不久也被砍头，就在议会房子的前面）等待受审的时候，李尔本给他们送去法律书籍，让他们学习为自己辩护。新模范军军队里正式下令禁止讨论政治以后，平等主义者领袖的反应是马上搞出一本包含两部分内容的小册子《英格兰的新锁链》（England’s New Chains），书里提出的最起码的质疑就是认定听从军团的命令是非法的。1649年3月28日，李尔本、奥弗顿与沃尔温，以及他们的第四个同僚托马斯·普林斯（Thomas Prince）都被逮捕，在国务院门前拖行。这么一来，奥利弗·克伦威尔愤怒爆发，（据李尔本说）他们和大臣们同样受到非难：

我告诉你们……你们对这些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打烂他们，否则他们会打烂你们；是的，拼着性命不要，去犯英格兰王国所有流血散财之罪孽，挫败他们，让这个活计全报废。这么多年来，你们辛苦、艰难、痛苦，以为把自己给了世界上所有理智的人，谁料到他们却是地球上愚蠢、精神低下的最卑鄙一代……我再和你们说一遍，你们必须打烂他们。

这样，不用奇怪，不承认克伦威尔枢密院权威的平等主义者们被集中关押进了伦敦塔里。但是，接着发生了非常惊人的事——军队的强硬显贵则认为是不可理喻——伦敦立即爆发了平等主义者妇女发动的要求释放他们的请愿运动。1646年，李尔本就已经冒天下之大不韪，实际上早已成功地深入到每个家庭（特别是清教徒家庭），坚持并印刷出版自己的主张，即妇女（与男性）“天然地同样拥有所有平等权利、尊严、权威和主权”。平等主义者妇女一直都在直接参与整个运动。伊丽莎白·李尔本通过早年的努力，已经开始了政治工作，当自己鲁莽的丈夫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的时候，她就帮助他谋划越狱。开始的时候人家小看她，预计她只会眼泪汪汪地恳求，后来她出乎意料地讲起了关于男人女人权利的话。玛丽·奥弗顿好像从一开始就是个激进的人，因为印刷和散发丈夫的小册子，她受到粗暴的惩罚，被一辆马车拖过伦敦街头，怀里还抱着六个月大的婴儿。人们朝她投掷杂物，像对待妓女一样地辱骂她。但是，这些姐妹们里最能言善辩也最富有激情的是平等主义者凯瑟琳·奇德利（Katherine Chidley），她是颇具人格魅力的前布道者，尽力要使共和国政府理解女性到底受了什么特别的痛苦，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开始解除她们的困境：

讲到在共和国我们与男人一样，拥有平等的份额和利益，这不应该被浪费（就像现在是被浪费了一样），不要让我们成为英格兰最无助、牺牲最多的受害者。想想贫穷、痛苦、饥馑，像一阵狂风刮在我们身上，要撕碎我们……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吊在脖子上，哭号着要吃的，而我们没钱买给他们吃的。我们真的宁愿死去也不要看到这一天到来。

主流清教文化看到这些女性义愤填膺地发出如此不满的声音，深感震惊。清教文化忠于性别的划分，等级特别严格，它安排给妇女的角色是顺从、静默地忠于伴侣。当伊丽莎白·李尔本和凯瑟琳·奇德利带头，领着一大群妇女游行去向议会请愿，要求释放平等主义者领导人，可想而知，她们只会得到干巴巴的答复：“你们请愿的事，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超出你们该关心的了，议会会回答你们丈夫的，还是赶紧回家吧，管好自己的事，做好家务去吧。”

但是平等主义者妇女们没有回家去，相反，她们开始采取措施以确保《示威书》（Manifestation）在伦敦广泛传播，这是伦敦塔里关着的几个人共同联名出版的。书里类似神学著作的调门——将平等主义者承受的遭遇比作基督和其信徒的处罚——使我们可以推测作者也许是威廉·沃尔温，因为他的祖父是个主教。可是，《示威书》里论述较少，多的是向愚钝者解释，在这么多迫害、剥夺、挫败之后，为什么他们还是没有别的选择，而是只能坚持下去，不管他们将会遭受什么样的折磨。《示威书》用它的决心和凄清悲情，非常清晰地显示其现代职业特点——召唤革命：

我们非常明白这是巨大的不幸，要一直在世界上挣扎着争取权利，的确完全使我们远离本来有条件可以享受的人生乐趣。如果我们仅仅围着自身，照应一己舒适，那么我们永远也不会开始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它是为了共和国，然而，当我们做了这么多事，要恢复我们的自由，眼见得上帝已这么保佑……我们的愿望是建成一个真正幸福、完全自由的国家，但永远不能达到；我们自认受限于这些最伟大的责任，保证不错过这机会，尽量少给我们设置障碍，才能使从前洒的热血不至于如水泼溅于地上，也不会在遍布英格兰各地的多灾多难之后，而英格兰社会的改变仅限于想象，如此微不足道又间接，同时真正的负担、民怨、枷锁还在继续，甚至就在君主制已改为共和国的时候，也还是这样。

这四人一如既往地否认自己“为了公众之善而有急躁及过激言行”，他们在1649年5月1日“被莫名地羁押”，从那时起，他们提出另一个《自由人民公约》（Agreement of the Free People）版本，希望达到目标。这份文件比较严肃也并非不切实际：里面说依据“天然正义”，由所有21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除了贫穷者、保王党和仆人，选举一个400人的司法机构；没有它的同意，不许动用军事武力或者征税，不过要对这个议会的权力做强力的限制，正如同强力限制其司法权一样。它不能侵犯民众的良心自由；它不能强迫任何人入伍，也不能设立任何法律程序，除了在普通法里已经有的；它不会限制贸易，也不会为了任何事，更不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冒犯”，判处任何人死刑或者致伤残，除了谋杀。没有人会因为宗教原因而不具备担任公职的资质，除了罗马天主教徒。从怎么样才是共和国可以接受的政治理论来看，这份（第三份，同时是最终版本）《自由人民公约》也就是纸上说说而已，不可能实施。可是，它并不意味着平等主义者的这类设想与辩论应该被当作乌托邦理想［因此他们绝望地表示要和杰拉德·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的掘地派（Diggers）划清界限，后者布道说大家要共有土地和货物］。实际上，平等主义者的原则在后来是闯出了自己的路子的，而且不单单在美洲。

然而，接着读李尔本、奥弗顿与沃尔温（还有，谁知道，也许包括凯瑟琳·奇德利也是的）书的士兵们等不及了，4月，在伦敦一个被处决的哗变者的葬礼上，关于军饷支付的哗变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示威。5月中旬，当一些部队在行军途中经过驻守在坚定的清教徒大本营牛津郡班伯里的守卫部队时，另一场哗变爆发了，接着萨里斯伯里近旁又有两个军团哗变，他们试图（但没做到）加入牛津那边的造反派。5月13日，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率领追捕部队在一天之内赶了80公里，到半夜在科茨沃尔兹（Cotswolds）边上的伯福德（Burford）抓住了哗变者。七八百人逃走，他们逮住了400人，其中4人被判处死刑，毙了3人。第二天，克伦威尔到牛津大学接受一个法律荣誉学位。布里斯托继续出版平等主义者的警醒言论，不久再一次遭到军方的严厉打击。李尔本和多次哗变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是8月份，他出版《以严重叛国罪弹劾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亨利·艾尔顿》（An Impeachment of High Treason Against Oliver Cromwell and Henry Ireton）一书，尽最大努力地声援哗变者。但是10月，李尔本自己在伦敦市政厅（Guildhall）以严重叛国罪受审。面对听众，他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讲，坚持只有陪审团才有权裁决他，法官们不过是人民意志的“解读者”。这使得他免于罪责，被无条件释放；跟着伦敦塔里的那三个也被放出来了，前提是他们同意共和国要求全体公民发誓的盟约。沃尔温、奥弗顿与普林斯都同意了，这么一来，自克伦威尔以下，众人皆知不如去咨询约翰·李尔本。

到1649年秋，事情很明白了，不管将来会是什么来填补君主制留下的权力真空，也不太可能是平等主义者所描绘的共和国。军官们被买通、恐吓或关押，他们瓦解了；用船只把认为不可靠的军团士兵们送去爱尔兰，在那边他们可以对愚昧的造反者发泄自己的热情和失意。他们的领袖们最终各奔前程。最具有哲学思想的沃尔温成了医学事务方面的业余权威；约翰·威尔德曼（John Wildman）通过倒买倒卖没收的王室财产，挣了大钱；奥弗顿去了法兰西；李尔本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业感兴趣加打抱不平，直到1651年被终生驱逐。在流放荷兰期间，他试图对已发生的事情寻求意义，深入阅读罗马共和主义的经典文献——李维（Livy）与塞勒斯特（Sallust）的作品，可是这些文本貌似只是让他确信寡头政治或暴政的悲哀情景。1653年回到英格兰，他又出版文章，结果又被监禁，最终成了贵格会教徒（Quaker）了其一生。

平等主义者之火化身为贵格会之光，老实说，并不那么令人吃惊，先前的政治狂面对共和国的残暴镇压，都转向宗教以求真理和内心解脱。对于受挫的平等主义者来说，这一精神蜕变不单涉及寻求自我安慰；假如平等主义已经失败，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上帝要这样，上帝要兄弟们从凡俗离开，去别的地方寻求救赎。这别的地方，最初及最正确的意思就是自己内心自身的隐蔽处，食欲、言词、野心，这些世俗事务以前羁绊了它们；在所有这些凡人的污浊之下，是赤子的无邪心田和灵魂，在这里，他们保持着最本真的精神，而且，一旦挣脱凡俗枷锁，就是上帝的恩典之光。

第一批这样自身得救的使徒是绝对觉悟的，哪怕是身处发臭黑暗的地牢，他们也知道自己走在光明里。可怕的战争是上帝的意愿，不是为了改变世俗——议会、共和国，而是通过战争，让伪权威机构倒塌。没有了主教，也没有了长老会，留下的是自由——珍贵的自由，大家有了自由就可以凭此探索前进的道路。1650年，在罗马也许是大赦年（Jubilee），教皇英诺森十世（Pope Innocent Ⅹ）在纳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竖立起他的方尖碑（obelisk）当作光柱，但对于寻求恩典的探索者来说，这是一个奇迹出现的时代。一方面，共和国及其将领们坚决地执行武力独裁，控制公开的政治舆论；另一方面，他们（尤其是克伦威尔）同样坚持，只要没有威胁到公众的和平，任何教派与忏悔（自然，除了天主教徒）都有良心自由。当然，什么才会构成这样的威胁，要留待地方治安法官来判定，他们可不像克伦威尔那么容易动怒，人们，特别是贵格会教徒常常发现治安法官就是这样的。但是在这段短暂仁慈的管制相对松弛的时间里，是自宗教改革以来（或者就精神生产来说，也包括之前的那段时间），人们探索精神理想的热情空前高涨，所得的成果是最丰富的。有些是有组织的，比如浸礼会进入了教会；其他更多的是围绕着具有人格魅力的布道者，因为追随他们而产生的文化，如亚比以谢·考博（Abiezer Coppe）或喧骚派教徒（the Ranter）劳伦斯·克拉克森（Laurence Clarkson）。

这一群群信徒的情况各不相同，例如，关于《圣经》经文的重要地位（有些喧骚派教徒和贵格会教徒认为那只是个历史文本）、洗礼以及教堂婚礼（贵格会教徒抵制教堂婚礼，和抵触教派的其他外在标识一样）重要性的看法就大相径庭。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都非常讨厌任何形式的正式教会权威或以往一惯的原则。加尔文宗的教义是人群分成被上帝选中的和该下地狱的，而且不可逆转。他们就断然反对加尔文宗的这个观点，因为它肯定与上帝的爱不一致，真正向上帝敞开自己、拥抱其恩典的人都能接收到上帝的爱。他们中最极端的如劳伦斯·克拉克森就教导大家，因为上帝是完美的，罪恶的念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羞耻，无疑是人类的发明。他为了验证他们的理论而公开和一系列情妇同居，这引起其他基督徒的诽谤。通过逻辑推理到极致来否认了正式的权威之后，贵格会和喧骚派教徒们一起身体力行。他们认为上帝与每个人、与所有人同在，并且上帝就在那里等待着，他早就预备好了，要前来占领转而信仰他的人的心灵。

离开教士阶层欺骗性的、多余的权威，这时候任何人只要岁数够大、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此浸礼宗不赞成给婴儿洗礼）的，得到救赎就可以是自由自愿的行动。教区的概念纯粹是地理上的霸道荒谬，是为司法管辖的方便而设立的，却以教会的名义乔装打扮地出现。为什么要假设，碰巧居住在同一片相关地方的所有人，只凭身处同一教区这个事实，就是基督的兄弟姐妹？贵格会教徒戏称教堂建筑是“陡坡房子”，不过是石头堆砌起来供俗人敬仰的，根本就应该被砸烂，如果不是事实上那也是要在精神上砸烂它，这样被奴役的可怜羊群才能转化成福光之子（Children of Light）。

英格兰从王国进入共和国之后，种种情状的变化都不尽如人意，这些教派满足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愿景，在前进路上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对第五君主制国家主义者，像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瓦瓦瑟·鲍威尔（Vavasor Powell）、陆军少将托马斯·哈里森（Major-General Thomas Harrison）这一帮人来说，他们忙于埋首故纸堆中，寻找《圣经》经文中的预言，认为最新的这个时代已经在国王被砍头的昭示中降临。因此他们有责任不能背弃英格兰，而是将它托付给圣徒（Saints）管理，这样共和国才能准备好完满地实现先知的预言。士兵、地方治安法官与布道者都不得不参与而非放弃公众世界，当然，最好是让它服从上帝的命令。

对贵格会教徒以及和他们想法差不多的人来说，这个与世俗事务捆绑起来的顽固想法只会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从本质上来说，只要是某种政权形式就不可能实现精神上的转化，因此应该直接避开它，最好只关注那些可靠的事务——改善个人的品行，因而使他们适合接收上帝之光。自我肯定是使人成为世俗凡间领袖的品质，应该让位给自我否定。

那么，贵格会教徒等人的生命就成为走向甜蜜虚空的征程，这需要从摒弃熟悉的习惯开始。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是一个清教徒织布者的儿子，19岁不到，便离开位于莱斯特郡杜锐敦（Drayton-in-the-Clay）的家（他的父亲对此颇为不满）。那年是1643年，福克斯走在被战争毁坏的地里，身穿灰色皮外套，沿着军队和辎重军车压过的路慢慢地走着。在贝德福德郡和白金汉郡边界的卫戍市镇纽波特帕内尔（Newport Pagnell），他看着萨缪尔·卢克爵士（Sir Samuel Luke）的士兵从教堂里拉出雕像，在街上将其砸碎；他听到裁缝出身的陆军上尉保罗·霍布森（Paul Hobson）给士兵布道，指控“陡坡房子”的虚荣，坚持一个教堂不过是一群信教者的集合体。两年后，福克斯在莱斯特郡各果园间漫游，开始经历“开窍”，使他接受启迪。到1649年，他已经准备好，热切地期盼漂泊。他拥有一点点继承来的财产，这很好，因此还能在路上给人匀出他那更简陋的日用品。在德比郡，乡村里住着饥饿的铅矿工人，国王和议会都没怎么给过他们什么甜头。他在这里布道反对什一税，亲近可能转变信仰的人。他不请自来尝试让人“信服”。更危险的是，他开始破坏长老会派的演讲，大喊着灾难即将来临，要等待光明。

不久，福克斯谋划着尽可能多地用干扰的方法来吸引大家关注他。首先他自己成了其他教派，尤其是长老会派讨厌的人，因而他们把他看作眼中钉。他天不怕地不怕地在条件最肮脏污秽的牢里蹲了一段时间。但是（正如李尔本那样）关押只让他名气更大，更不能封住他的口；相反，开始有人关注他，并且前来拜访他。1650年，在德比，他被判入狱6个月。一个狱卒问他，是否可以在他牢房里待一个晚上听他讲道。这下子福克斯一发而不可收，他向北走，来到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这里聚集了一批转而信他的人，其中有穷人也有富裕者——诺丁汉的荣誉郡长约翰·瑞克利斯（John Reckless），他的名字本来意思就是“胆大妄为”，这也就够凑趣了，以及兰开夏治安法官的妻子虔诚的玛格丽特·费尔（Margaret Fell）。这两人都打开自家大门让福克斯用作避难所，也让他把他们的家当作招募新信众的大本营。在威克菲尔德（Wakefield），他引入织布工出身的新模范军军需官詹姆斯·内勒（James Nayler），内勒原来就已经是个天赋极好的布道家，他对福克斯来说是个祸福相依的人。

他们开始颤抖。尽管福克斯随意地利用信众攻击“少数”和“陡坡房子”即教会，但他教导他们蔑视并且不信任语言；他说理性是光明之敌。于是他们自称“福光之子”，当光明照射到身上时，他们就感到地面发生了一阵巨大的抖动，仿佛大地要裂开了，像他们的心灵一样，这样他们就不由自主地摇摆晃悠起来，有时候还快乐得唱起歌来。大家共同感受得恩典的这种状态很重要，因为这让他们与来自俗世的真实危险和惩罚隔离开了，灵魂上升到了某个高度。毫无疑问，虽然贵格会教徒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且忠于其政权，共和国及其后的护国主政体（Protectorate）却感受到了来自贵格会的威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非常爱挑事儿，在教堂里，他们拒绝脱帽或保持安静。当然，他们进教堂就是为了弄出大不敬的响动来。在约克大教堂（York Minster），福克斯被人打了；在蒂克希尔（Tickhill），有人用《圣经》扇他的脸，把他拖出教堂，掷过树篱。他戴过足枷、颈枷，不断被捕、关押，尽管有一个大人物国务顾问约翰·布雷德肖，也就是审判查理一世的法院院长保护他，还有一个是玛格丽特丈夫托马斯·费尔的朋友。

然而他并不气馁，1652年春，福克斯爬上位于约克郡和兰开夏郡边界的彭德尔山（Pendle Hill）的山顶，向下看着，假如说这还不是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那么绿色的里布尔（Ribble）山谷一直向西延伸，直到爱尔兰海，这一整片乡村之地的信众应该正等着他来聚拢。“我很感动，”他写道，“宣告这一天属于上帝。”他沐浴在光明之中。

在托马斯·霍布斯看来，光只是“大脑运动引起的一点儿虚幻感受”，和人世间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光不神秘，它就是物质，可以运用合理的推论来解释。正当福克斯在他的光照启迪中挣扎的时候，《利维坦》出现了，它的前提是应该分流宗教事务，把它纳入属于它自己的形而上学的思辨领域，而政治和政府只能由强悍坚定的逻辑来支配。道德憎恨无处不在，理性要求人服从权力，不管这权力是什么，只要它有能力提供和平与法律。

1651年春，霍布斯回到英格兰，发现除了叫喊和唠叨，还有其他人和他对效忠问题的看法很像。其中一个是议会党最多产的天才记者玛奇蒙特·尼德汉姆（Marchamont Nedham），他的周刊《不列颠信使》（Mercurius Britannicus）和保王党的《宫廷信使》（Mercurius Aulicus）对着干。17世纪40年代末，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尼德汉姆曾经转变过立场，但是一到不列颠内战结束，他又转回来支持共和国，还成了它主要的吹鼓手。共和国搞正式的全民《公约书》（Engagement），尼德汉姆很乐意地签署了。他还预备要发展一个共同立场（public position），以便让英格兰不计其数的保王党和解，让他们接受既成事实的“残缺议会”及其政府。尼德汉姆和霍布斯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建立政府的终极原因在于它够强大，能给臣服者提供保护，因而接受和服从它的理由也是这点，否则全社会只会沦为无政府主义的牺牲品。霍布斯增加了尼德汉姆辩论的力度，他问的是“这么做行吗？”而不问其“是否正当”。只因为看问题的角度明显地改变了，这样到底是好是坏且不去说它，实际上现代政治学就是这样诞生的。

那么，奥利弗·克伦威尔是否就是“利维坦”？这个“做作的人”集中了所有人的权力，且不可争辩、不容置疑，他算得上是一个“利维坦”吗？后来，他成了“护国主”（Lord Protector），他的管家约翰·梅德斯通（John Maidstone）这样描述他的外貌，仿佛他是一座单体的民族纪念碑：“他的头形状独特，可以看成一座库房和商店……一座巨大的天然珍宝宝库。”不管这个奉承多么肉麻，克伦威尔可从不吃这一套。从共和国建立伊始，就没有什么重要证据表明，克伦威尔意图谋划个人最高权力，或成王或成圣这些事儿。尽管那些恨他的人如爱德蒙·勒德洛（Edmond Ludlow）相信，克伦威尔反复宣称讨厌高位是虚伪的，是独裁野心的伪装，但有充分理由相信克伦威尔是真诚的。克伦威尔当然表现出一些极权主义迹象——极端自负、傲慢、狭隘，非常容易为一点点小事就暴跳如雷，不择手段地压制反对者，但是，他缺乏真正独裁者的一个基本特征，即贪婪地积累权力。对克伦威尔来说，行使权力只是必要的手段，他并不醉心于此，也不以此为能事。他有许多失败之处，但为人不虚荣；他疾恶如仇、下手无情，但从不装腔作势。作为公共人物，他一生都相信自己是微弱的、卑贱的，是万能的上帝在借助他为器具，是上帝之手在拨弄不列颠历史。他说话常常像口吃的摩西（Moses），是上帝硬要选他来担当大任，而他自己巴不得有人能来接手他的活儿。

1648年，他写信给奥利弗·圣约翰，表示自己要响应这召唤：“上帝用强有力的手对我说，指引我。”因此，克伦威尔相信自己是在为上帝服务，而真正的独裁者们都认为自己就是上帝。正是那些自诩为小上帝的人，从查理一世到“残缺议会”的共和派寡头，比方说亨利·马丁与阿瑟·哈泽里格，这些人才最让克伦威尔看不起。他不信任好弄权者和个人帝国建造者，不断地质疑他们的动机，甚至包括他自己。说到自己的为人和行为，他反复用“简单”一词，这是他对人的最高道德赞美。一直以来，大家总是说，被人认为天真总比被看成精于世故要好。假如说他根本不是实干者，那么克伦威尔（不像艾尔顿）也不是什么新不列颠的思想家。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他对创立某种类似于真正共和国的文化来替代前朝的王权政治体制那一套完全不感兴趣，而正是这一点才导致共和国生存堪虞而后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对克伦威尔分析到最后可以得出，他和福克斯相去不远（克伦威尔认为后者既有趣又讨厌），因为两人都认为政府形式的“世俗性”是最平淡的。他说，他们俩都是追随圣徒保罗的，“与耶稣相比，那可是云泥之别”。他这种崇高精神使他具有个人威望，但对永续共和国政治却大为不利。“护国主国”要想延续自身的话，就需要克伦威尔更像利维坦，做个更残酷无情的主君，但这不是他的天性，他这是赦免了自己，也正是他失败的地方。

他和恺撒、拿破仑以及所有其他受命运青睐的幸运儿们一起，是英雄万神殿里不可缺少的一员。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奇迹在于他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根本没有先知先觉地意识到前面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他也不急着要人家拿他当个非凡的人。他活了59岁，相比其政治作为，他在一辈子中更多的时间里就是个英格兰的外省乡村绅士式农民，在灰暗的盎格利亚中部菜地里辛勤地劳作，默默无闻。虽然在他的绝大部分职业生涯里，他成为不列颠权力的仲裁人，但他对此却浑然不自知。同样，作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将军，他根本就没上过军校，从来没有操练过战争之术。由此看来，克伦威尔不是一个凭直觉知道自己命中注定要高升的人，相反，他认为自己是英格兰社会、政治与精神三重坠落的牺牲品，他能崛起，仅仅是因为他义无反顾地尝试他人不愿意也不敢做的事。

从社会角色来说，克伦威尔的父亲是其祖父的次子，他自己又是其父的次子，并没有生于温柔乡中[10]，这注定他早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匍匐在尊贵者的边缘。有一段时间他差点儿得到一笔真正的财产。他的祖父亨利爵士兼任亨廷顿和剑桥两个郡的郡长，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议员，排场大到至少被女王称为“金骑士”。他的长子[11]在宫里和东盎格利亚也是风头挺健：他是詹姆士一世葬礼上的掌礼官，娶的太太带来了荷兰和热那亚银行家的钱。这一切，让奥利弗的父亲罗伯特的贫寒境况相比之下就更显得寒酸。奥利弗伯伯的钱用来保证他自己的中等产业顺风顺水，他也出钱送小奥利弗[12]去伦敦的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进修。不过，在这里，小奥利弗与富裕的皮毛商人的女儿伊丽莎白·鲍彻（Elizabeth Bourchier）结婚，貌似发了一笔财，看起来他上道了。克伦威尔接受了律师教育，手里有了几个钱，1628年被选进了议会，那个时候正是《权利请愿书》争斗起伏波动的时候。在那关键的一年里，却不见奥利弗·克伦威尔有什么作为，他只是坐在议会平民院后排的座位上，对关于国王特权和普通法的辩论保持沉默，任凭他们的声音在他身边炸雷般轰响。但王室医生西奥多·梅耶恩爵士（Sir Theodore Mayerne）知道克伦威尔曾置身于这政治喧嚣中，因为他给克伦威尔治疗过严重的抑郁症（valde melancholicus）；以后他常常这样（实际上他的情绪波动剧烈——他赞美上帝要全面歼灭敌人的时候会突然爆发不协调的大笑；到情绪低落时悲伤中的怒目金刚样子——是抑郁症的典型临床症状）。

不知道什么原因，1629—1630年，克伦威尔的家道好像没落了。到了1631年，他的境遇非常糟糕，不得不卖掉几乎所有的土地，搬到亨廷顿郡的圣伊夫斯（St Ives）去耕种17英亩的农田——他不是作为庄园主而是自耕农租户；克伦威尔是从剑桥学院租来的土地，在田里和自己雇来的帮手一起干活。这些年，克伦威尔在社会阶层上跌落，经历了农村的艰难生活，这使得他接近了普通人的习惯和语言，这是一笔无价之宝，后来他将这点融入了自己的军事指挥魅力中。他的口音里一直都保留着东盎格利亚的弱舌音，当他讲到他要“穿着普通粗糙衣服的上尉”与“诚实的”人充当自己队伍的核心时，克伦威尔很明白自己在和谁说话，说的又是什么。当他还在亨廷顿郡过着乡绅阶层悠闲生活的时候，王室政府改变了自治市镇的章程，因此在一场艰苦的本地政治辩论中他失败了——克伦威尔是被这些改变挫败的本地绅士之一——那也是得意洋洋的赢家们第一次见识到了他犀利毒辣的辩才，当然那不是最后一次。一个对手抱怨克伦威尔反对亨廷顿市长和刑事法官时，“言辞不雅、不体面”，其攻击性之强，使得他被上报到了王室私人枢密院。

自深深处[13]，也就是处于政治边缘化、社会地位低下。在英格兰东部比海平面还低的芬斯沼泽地带，克伦威尔突然重生了。正是这个转变过程，使他相信（而不是他及时地从单身舅舅那里继承了财产）自己已经开始走上救赎之路。1638年下半年，他在给表姐奥利弗·圣约翰夫人的信里回顾了自己的救赎，那是一个保罗式加尔文宗信徒觉醒的经典案例，此信不虚其名：“哦，我生活在黑暗中，我爱这黑暗，我憎恨光明。我是个领头的，也是众罪人之首。这是真的：我恨神圣，但是上帝以仁慈待我。哦，上帝的仁慈是多么的博大！”

他的政治选举——成为短期议会的议员，接着在1640年作为剑桥议员进入长期议会——不如他的精神选举来得重要。他在思想上站出来响应上帝的召唤，或者毋宁说，政治生涯之于克伦威尔只是一个精神职位；不管表面上他对选民或者国王要负什么职责，都不如他在上帝面前要负担的责任。尽管他住到了伊利，略有薄财，克伦威尔依旧把自己看成显贵世界边缘的人。因此，他疏远权贵，深深地怀疑他们，即便他们能说出恰当的议会派论调；说到底他们还是缺乏他那样的坚定决心。他非常信赖（此后一直如此）当时的主流社会秩序，不相信直接挑战国王的假设权威就能颠覆它。相反，他认为只有通过抵制这些假设的推理和宫廷的腐败、傲慢，才能安全地保留英格兰这一古老然而本质上又是仁慈的等级制度。1640—1642年议会两院的里里外外有很多人害怕开战，可克伦威尔不怕，只要是为了神圣的事业他就敢。他比大部分人都觉醒得早，知道在正义和非正义的势力之间必有一场大战，假装说不开战只是自欺欺人。因为心里知道事情必定会如此，克伦威尔就顺势而为，成了议会平民院里发言最积极的人，要求把指定郡治安长官（Lords-Lieutenant）和召集民兵的权力从国王手里移交给议会。就克伦威尔而言，战争并不是从查理一世的王旗在诺丁汉竖起开始的，而是比这更早——从他在爱尔兰的叛乱中看到斯图亚特王朝机器的血腥之手的时候就已开始；那个时候他就敦促议会，要让英格兰“进入防守姿势”。他说得倒是很明白，对此，霍布斯给予了勉强的称赞，但防守仅仅是一个及时自保的动作。

因此，其他人还在慌张犹豫的时候，奥利弗·克伦威尔已经开始行动。他在剑桥郡招募了一支拥有60匹马的队伍，凭着它给议会夺下了剑桥要塞，从而阻止了学院从当地搬走也阻止了大学的捐款移交给国王的金库。整个不列颠内战中，克伦威尔致命的直觉与果断是他惊人的戎马生涯中的里程碑（和他后来在纯政治世界里表现出的优柔寡断截然不同）。他不会干等着把时间给他怀疑的人——一开始是丹泽尔·霍利斯，后来是曼彻斯特伯爵——他们一边打仗，一边冷眼看看是否能和国王谈判，而不是争取全胜；或者埃塞克斯伯爵那些人，他认为伯爵在开战前就已经退缩了。他相信耶和华戴着头盔站在自己的一边，因此他绝不模棱两可。在唱着赞美诗、口袋里装着《圣经》的新模范军里，克伦威尔已然化身为犹太勇士：他领导着的是一支神圣的部队。他把事情做到极致，帮助《议会童子军》（The Parliament Scout）的主编约翰·迪林厄姆（John Dillingham）在时事书里鼓吹克伦威尔将军的声誉，因为他无疑相信自己已经被上帝（Lord of Hosts）选中来领导他那些上尉和下士的。而且克伦威尔还懂得，如果军官们对所从事事业的正义性深信不疑或者坚信他们会取得最终胜利，普通士兵就会更好地响应军官。这一精神武装使克伦威尔不亚于任何聪明的战略家，尽管他缺乏军事历练和培训。他带到马斯顿荒原和内斯比的（而且从艾奇希尔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是一支骑士军队，它已经强大到既能承受敌人冲锋的力量，也能灵活地重新组队反击，即使没有可以补充场上力量的后备队。克伦威尔天赋过人，能精准地掌握战场上的时机；没有这一点，任何作战计划都是废纸一张。在战场的喧闹与混乱中，克伦威尔能透过呛人的烟雾“解读”战斗，具有神秘的直觉，懂得如何应对此消彼长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是远远地用望远镜坐观士兵屠杀；相反，通常他都身先士卒地发起冲锋，与长枪兵和龙骑兵厮杀，冒着受伤的风险（有时候真的受伤），但他总是能活下来。克伦威尔个人英勇无比，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表现神勇，从而赢得了士兵们的信赖，即使去冒险，他们也在所不辞。他们怎么能不相信一个从没有打过败仗的将军呢？（甚至在纽伯里的第二次战斗，当胜负还未见分晓的时候，当时最糟糕的是一次不尽如人意的撤退）随着每一次新的胜利，克伦威尔的士兵更有证据相信，将军是与上帝亲近的人，连同他们自己也因此得到了庇护。尽管他相信自己的士兵们在做着上帝的工作，这是一回事，但和他认为应该由军队而不是议会来决定英格兰民族的政治命运，那是两码事。

两个克伦威尔——一个相信英格兰保守社会的古老宪政结构，另一个是热心的福音派改革者——在他自己内心还没有达成一致。尽管议会里出现了真正的清教徒，如罗伯特·哈雷爵士，克伦威尔和艾尔顿一样还不能确定议会是否足以担当神圣改革的大任。但是，在1647年夏秋的危机中，用武力硬逼议会的想法还是让克伦威尔觉得别扭。不管武将内心的信仰能多么虔诚，由他们来组成政治体制可不是他当初为之奋斗的目标。一年以后，随着第二次内战变得非常残暴血腥，很多这类顾虑就被克伦威尔抛到脑后了。长老会看起来不再是前锋，倒是信仰纯洁者的防守后卫。霍利斯那些议会派斗士好像被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吓坏了，他们甚至和苏格兰人一样，准备和国王做个廉价买卖，来保障他们自己狭隘的教会利益。他们已经“通过凡夫俗子的推理，缩头不做上帝的工作了”，他写道。因此，即使他让艾尔顿做和解工作，假意与普赖德上校的肃清活动保持距离，但不再真的相信“长期议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他对所谓合法性的面具起了疑心。“如果除了法律规定的，什么都不能做，”在他支持的又一次肃清［第二次护国议会（Protectorate parliament）期间］之前，他这么说，“还在我们着手制定一项法律的时候，可能英格兰民族的喉咙就被割断了。”一切政变者都是这么自圆其说的。

1649年，克伦威尔加入共和国的国务院，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这时候正带领着英格兰从议会国家转向军事独裁统治。旧议会六神无主、心怀不正，迷失了自我，因此才需要摆脱它。3月15日，他接受任命去远征爱尔兰指挥镇压那里的叛乱。在克伦威尔自己的思想里，他是作为上帝的仆人去的，而不像残缺议会自己标榜的是“英格兰民族自由的保卫者”（Keepers of the Nation’s Liberties）的主人。甚至克伦威尔就任“爱尔兰总督”（Lord-Lieutenant），至少在理论上也是他要服从共和国军队总司令费尔法克斯。很多人为头衔、权力奔忙，但是在克伦威尔这里，这一切都不是他主要考虑的。“我不想让军队在意这些个人的思绪。”他告诉国务院，“不是说谁有个指挥官的头衔，然后他去了，我们就得跟着去，不必把它当成我们措施或基础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上帝去了，我们就得跟上。”他自己很清楚必须平定爱尔兰，否则它就一直会是天主教入侵英格兰的跳板，也许甚至是它包抄行动的一半，因为当时查理二世已经在苏格兰被立为国王，另一记重拳就会从那边打过来。正因如此，当一群无知的人想着也许1649年是可以坐下来好好料理英格兰共和国的年景，对克伦威尔来说，这时仍然是紧急战争状态。

然而，无论紧急与否，在整个不列颠的历史上，1649年秋奥利弗·克伦威尔在爱尔兰所犯下的罪行被认为是最臭名昭著的罪恶之一，其穷凶极恶之阴影使英格兰与爱尔兰的联合从此再无可能。无疑，在德罗赫达（Drogheda）和韦克斯福德（Wexford），克伦威尔的军队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可是，到底在那里真正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了谁身上，几个世纪以来，因为误会深重早已经成为迷雾一片。只是到了最近，在德罗赫达土生土长的爱尔兰历史学家如汤姆·赖利（Tom Reilly）才有勇气用学者的严谨，给这段历史拨开迷雾。更好的是，赖利那样做并不是要开脱谁或减轻谁的罪孽，而只是给出解释。

首先，到底德罗赫达的牺牲者是谁，现在搞清楚了，他们绝大部分既非天主教徒，也不是爱尔兰盖尔人，更不是手无寸铁的普通市民；1883年墨菲神父（Father Murphy）出版的历史书，很大程度上故弄玄虚地说牺牲者是妇女和儿童，实际上也不是。因为克伦威尔受命于当时的共和国国务院和残缺议会，并不是去抵抗1641年起兵的天主教同盟（Catholic Confederates），而是去打击奥蒙德公爵率领的以新教徒为主的保王党军队。多年来，一直到国王被处决时，保王党军队都在和欧文·若·奥尼尔领导的叛乱分子作战，而奥蒙德与奥尼尔并没有联手。德罗赫达一开始就是坚定的保王党老英格兰人的城镇，实际上在1641年，保王党军队还破除了弗里姆·奥尼尔（Phelim O’Neill）叛军的围困。就在那个时候，克伦威尔的舰队共有130条船，在米尔福德黑文（Milford Haven），他开出去35条船，带了1.2万名士兵。此时爱尔兰分明有不少于四股武装力量：欧文·若·奥尼尔和红衣主教瑞努基尼领导的爱尔兰盖尔人盟军（Confederacy）；奥蒙德的保王党军队；门罗将军在阿尔斯特的苏格兰长老会军本来倾向于英格兰议会的，但查理二世在苏格兰宣布继位后，他们又成了英格兰的潜在敌军；最后，英格兰议会党由迈克尔·琼斯陆军中校（Lieutenant-Colonel Michael Jones）率领的军队。当然，保王党和爱尔兰天主教联盟经过谈判后停战了，这样就简化了这个爱尔兰军事四角。但是克伦威尔从心底里嫌恶罗马天主教，总相信爱尔兰叛乱就是个“特洛伊木马”，给斯图亚特王朝，也给罗马乃至于西班牙（从这个角度来说，他骨子里就是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人）都会留下能让他们插一杠子的门缝。他认定在爱尔兰他最直接和最强大的敌人是保王党，而不是爱尔兰天主教派；如果说他在爱尔兰一路战斗下来都是摧枯拉朽、毫不留情，那是因为他在第二次内战中同样仇视他们，而此时第二次内战很明显还没结束。

克伦威尔并不隐瞒自己蔑视爱尔兰原住民的心思。他和同时代的很多清教徒一样，相信那些夸张的骇人听闻的暴行，这些宣传是大部分英格兰人获取1641年爱尔兰叛乱新闻的来源：挑在枪尖上的长老会派婴儿，阿尔斯特与伦斯特的被大卸八块的男性家族首领。“你们，无缘无故地，”1650年，他给爱尔兰的主教们写信，“将英格兰人置于自有日月以来最野蛮、前所未闻的屠杀（不分男女老幼）中。”无疑，相信爱尔兰人拥有兽性的偏见使克伦威尔在面对即将因战争降临到当地居民头上的灾难问题上变得铁石心肠，但这也并没有让他做出种族灭绝之事，他的目标是要消灭士兵，而非平民。事实上，和他在英格兰历次战役中的一贯做法一样，克伦威尔不同寻常地公开发出威胁，说如果发现自己的军队有任何人袭击了没有武装没有反抗的人，都将受到惩罚；在德罗赫达围困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确定有两个手下因违反这个规定被绞死。克伦威尔也不是嗜血的杀人狂，也许正因为他预感到了谢尔曼将军（General Shelman）的名言“战争即地狱”，才下定决心恶战一气，而速战速决是最好的方法。

凡是有机会不伤一命，能以恐吓吓倒要塞防守者而使他们直接投降的，克伦威尔总是千方百计地这样去做。在德罗赫达扼守住往来都柏林与阿尔斯特的大道，他相信就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对方的指挥官阿瑟·阿斯顿爵士（Sir Arthur Aston）是保王党退伍兵（也是极少数天主教徒之一），阿斯顿的人手少得可怜，最起码在炮兵方面和克伦威尔威力强大的炮兵不成比例，根本无法招架。9月10日早晨，克伦威尔试图要阿斯顿和平投降，给他写下了一个语气冰冷的最后通牒：

爵士：我已经率领英格兰议会军队到此，命令他们在原地待命，希望能避免流血。现在我想呼吁你做出同样的决定使他们归于正途，这才适当。如果你拒绝，那就休怪于我。我期盼你回复，谨此。

你的仆人

奥·克伦威尔

当然，阿斯顿很快拒绝了这个最后通牒。1641—1642年被长期围困的经历，还有德罗赫达明显很雄伟的城墙使他相信，自己的城市能抵挡住克伦威尔的第一波进攻，至少能坚持到奥蒙德的援军来解围。但事实上，他的悲剧是双重的，德罗赫达的城墙根本没能承受住克伦威尔的炮火。进攻开始那天，奥蒙德的援军影子也不见一个，尽管前一天，奥蒙德曾经派了几个人来充实守备。克伦威尔的大炮只花了几个小时就在德罗赫达的外道城墙上打开了缺口，但是他的步兵通过这些缺口倒是费了更多时间。保王党士兵守着这些缺口拼死抵抗，其中就有拉尔夫的弟弟小埃德蒙·弗内。伤员和死亡的士兵尸体堵塞了缺口，克伦威尔自己带领部队进行了第三次冲锋才冲进去，这是胜利的关键。防守方后退到米尔山上（Mill Mount），这里只有栅栏阻挡，根本就没什么用，有些士兵还退守到了陡峭的清教圣彼得教堂的塔楼和尖塔里。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惊人的17世纪战争历史上，尤其是爱尔兰战争里，就不足为奇了。苏格兰长老会将军门罗曾经在麻吉岛（Island Magee）屠杀了3 000人。1647年，在诺卡瑙斯（Knockanauss）战役中，迈克尔·琼斯上校曾无情地让部下杀掉了600名俘虏，吊死了自己方面的逃兵（包括他的侄子）。当然，所有这些案例都是同样的卑鄙下流。克伦威尔自己的记述也非常惊人，他居然毫不愧疚，一点儿也没有犹疑或隐晦：“我们的人赶上了他们（米尔山上，阿斯顿和他的手下），我下令全部杀掉他们。当然，在行动激烈时，我不允许士兵们放过城里任何带武装的人。我想，这一夜，士兵们大概杀了2 000人。”在德罗赫达，至少3 000个保王党士兵被杀。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是死在疯狂的战斗中，而是当他们放弃抵抗、投降或解除武装后被屠杀的。对于小部分拒绝投降且最后被打败的敌人，迎接他们的那就是精心设计的大屠杀了。在圣彼得教堂，克伦威尔让属下在尖塔下焚烧教堂的座椅，用烟把塔楼里的守卫者赶出来，结果是钟和石墙一起崩塌，很多人在火中掉落下来摔死。场面之惨，使得有些克伦威尔的军官背弃了他的命令，甚至有的真的去拯救敌人。这一细节反而使人感觉合乎情理。

在这次暴行中送了命的士兵，几乎没有爱尔兰人或天主教徒，这个事实自然已经够得上控告克伦威尔是不可饶恕的了；不必要再添加虚构情节，说什么他是故意为之的，或者甚至说他是迫不得已时才延祸屠杀了平民。赖利指出得很对，妇女儿童被强奸、切成几段的故事，那都是一些非目击证人的片言只语，实际上所有这些妇女儿童的故事都是激进的保王党［如古文物研究者安东尼·沃德（Anthony Wood）等人］编造的，他们在复辟期间（the Restoration，1660—1685年）出版这些故事，是为了反对共和派，意在如女巫一般混淆视听；要不就是在事情发生了起码一两个世纪后的杜撰。沃德的兄弟托马斯在英格兰为保王党而战，然后投到议会党旗下，之后在复辟时期再一次效忠国王查理二世，是个出了名的跳梁小丑。他喜欢说大话，很明显要急着为自己开脱，所以托马斯是很多血腥故事的源头。他的德罗赫达版本故事，经沃德反复传播，说是士兵们用阿斯顿自己的木头假肢打死了他（尽管杀人者的确抢走了他身上的一条带子里的黄金）；还有穿戴着最精美的珠宝和华服而殉难的神秘“贞女”（在战斗激烈的时候他们如何得知的呢？），抢劫的士兵刺中了她的肚子或臀部致其死亡。这些号外故事都不足以对克伦威尔提起诉讼，而能指控克伦威尔的最有力证词来自他自己——他对自己蓄意犯下屠杀之罪如此大言不惭，爱尔兰的其他要塞再也不敢跟着犯同德罗赫达一样的拒不投降的错误了。

恐怖策略生效了，克伦威尔大军所到之处——比方说纽罗斯（New Ross）——德罗赫达的下场足以保证其他地方不战而降，克伦威尔大军兵不血刃拿下了这些地方。但是在韦克斯福德，守卫部队与平民并非德罗赫达那一派而是天主教派，他们为了爱尔兰同盟（Irish Confederacy）守城。10月11日激战开始前，事实上其军事头目没有拒绝投降，但还是再次发生了可怕的屠杀。尽管像往常一样，克伦威尔非常清楚地表明，如果拒绝最后通牒会有什么后果，但他答应对方的头领塞诺特（Sinnott）上校，假如最后还是投降，他会让士兵和不在执勤的军官和平地离开，只要他们同意不再拿起武器反抗，也不俘虏军官；“至于居民，我答应不会动他们的物品，我会保护城市不被抢劫”。但实际上塞诺特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通报，双方的谈判尚在进行中，那边就已经开火。议会军一进城就开始杀戮对手，多多益善。在韦克斯福德，尽管死人堆里没有市民，恐慌情绪却并没有缓解。韦克斯福德的普通民众奔逃上在码头周围停泊着的船，而船只超载后不可避免地发生倾覆，于是最大的死亡就发生在这里。当天在韦克斯福德，包括教士（可以理解，他们也许带着武器）和士兵，人数至少有2 000人——其中300人淹死了——这是最让人痛心的。

克伦威尔是不会为神父之死掉眼泪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不相信教士们是会在冲突中袖手旁观的无辜者，他相信教士们是敌基督力量阴谋的代理人。1649年末，爱尔兰天主教高级教士团（Catholic prelates of Ireland）指控他，在国内蓄意“灭绝”其宗教。1650年1月，克伦威尔对此给予了长篇大论、雷霆般咆哮的回复，以最出格的方式揭示出他的英格兰–爱尔兰新教历史观，他自认是上帝的选民，其情之烈、偏见之深如下：

你们说你们的联合是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我要给你们点儿苦头尝尝，这样才能证明上帝没有在你们那边。是谁弄出的这个共同敌人？我想你们的意思是英格兰人。英格兰人！记住，你们这些虚伪的家伙，爱尔兰从前是和英格兰联在一起的；英格兰人家底好，他们很多人用钱买来的；他们或他们的祖先从很多你们和你们的祖宗那里买来的……他们和平地在你们当中过日子……而你们打破了这个联合！

他声称教士们要为此负责，是教士们用神学的谎话，欺骗了普通穷人，同时又收获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克伦威尔直率地承认，他否定他们，既不能忍受他们做弥撒，“也不能忍耐你们这帮罗马天主教徒：我发现你们在勾引人民大众，或者公然地违反既定法律”。换言之，对待爱尔兰天主教徒要和对待英格兰天主教徒一样严厉，不过也不会更糟。假如他们只是在私下里信仰，还可以置之不理：“至于人民，他们自己内心对宗教怎么想，我管不着，但是要知道，这是我的责任，如果他们行事诚实和平，我不会让他们因为内心里的信仰遭一点儿罪，反而我会耐着性子友善地对待他们，倒要看看上帝什么时候高兴了，送给他们另一副或者更好的头脑。”关于通过“屠杀、摧毁或驱逐天主教居民，”来“灭绝”的指控，“……很好，现在，请给我们一个例子，自从我来到爱尔兰，有没有一个没有武装的人被屠杀、摧毁或驱逐；关于这二者中的第一个，正义有没有得到申张，还是努力地去申张了。”有证据表明，他这个话倒说到点子上了。但是，是克伦威尔的热情，而不是他的理智在他长篇演说的末尾如潮水般上升。他轻蔑地否认英格兰军队是公开来抢劫爱尔兰人的土地，他愿意如实承认，和平常一样是允诺士兵们会从被证实了的叛乱者那里没收来的土地里得到补偿，然而：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比它更好的理由，为什么军队到这里来；英格兰已经受上帝的庇护实行了正义和正当的事业，不管代价和危险多么大。如果人们从事的是世界上正义的事业，这就是头等大事……我们是来打败一群目无法律的叛乱者组成的政权，你们已经抛弃了英格兰的权威，活着就是人类社会的敌人。社会的准则（世界已经有过这种经历）就是摧毁和征服所有不服从它们的人。我们来（在上帝的帮助下）到这个国家，宣示并保障英格兰人自由的光荣与荣耀，在爱尔兰毫无疑问我们有权这么做。

这绝对是彻头彻尾的真正的克伦威尔，今天，我们简直读不下去这篇文字。它不同于一个种族灭绝狂的不自觉的承认，它无意中流露出来，他是一个猪脑袋、思想狭隘、新教徒偏见以及英格兰帝国主义者，这真是糟糕透了。

可是，即便对他最忠心耿耿的战士，上帝偶尔也会掉以轻心。克伦威尔除了在蒂珀雷里（Tipperary）郡的克朗梅尔（Clonmel）把进攻搞砸了，几乎没有别的什么残余的保王党和爱尔兰军还能做点儿什么来抵挡他的军队的没完没了的征服，这导致芒斯特南部的要塞大部分都落到了他的手里。但是，克伦威尔的人手对“饥饿少校”和“疾病上校”可没有免疫力，1649年末到1650年初那个冬天，这二位无情地袭击了他的队伍。当军队的人员折损率上升到毁灭性水平的时候，克伦威尔自己也病倒了。哪怕他发布再严厉的规定，禁止士兵放肆地盗抢掠夺当地百姓，这些命令也根本无法执行。极有可能的是，这些抢劫连同在遭到战争蹂躏的爱尔兰普遍发生的时疫、痢疾发烧，又有几十万人死去，人数比直接死于英格兰士兵剑下的还要多。而且这一恐怖情况仍然在持续，没完没了。

1650年4月，国务院召回了克伦威尔，授权艾尔顿取代他，但爱尔兰还是不太平。第二年，艾尔顿死于战斗。这样我们可以理解勒德洛有充分的理由战战兢兢地就任国务院爱尔兰军的临时总指挥，直到1652年7月被查尔斯·弗利特伍德（Charles Fleetwood）接替。这样爱尔兰和英格兰强扭着瓜地重新联合在了一起，土地又经过了一轮大换手：爱尔兰东部、中部和南部受叛乱牵连的绅士和贵族被剥夺了土地，被发配到西部康诺特去。那里土地贫瘠，石头又多，分到手的土地很少。有些军官和士兵在战斗中被俘——比如在韦克斯福德，然后被当成动产战利品卖到巴巴多斯（Barbados），签下了类似奴隶的卖身契。

克伦威尔返回英格兰，清教徒们把他看成恺撒。正是这个包含了所有丑陋的令人毛骨悚然坏事的爱尔兰战争，而不是马斯顿荒原、内斯比或普利斯顿，使他成为英格兰人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报了1641年的一箭之仇，教训了野蛮人。大家欢声雷动地迎候他，给他戴上用月桂树叶编织的花环，在豪恩斯洛荒地（Hounslow Heath），几千人向他欢呼。年轻的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为胜利者写下贺拉斯式的（Horatian）颂歌，相信他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

他这么善良、这么正直，

足以担当最高的信义，

却不会拘泥于命令，

照旧依托共和国之手；

他这么适合统领，

却如此愿意唯上帝之命是从。

不管克伦威尔是否被所有这些谄媚搞得晕头转向，他仍然坚持自己是上帝和共和国的仆人。无论在爱尔兰感染了什么疾病，他的身子骨已经衰弱了，但克伦威尔心里还是明白，在无休止的不列颠战争中，最少还得再打一场硬仗，才能完成自己常常挂在嘴边的“治愈然后安定的”职责。马维尔也这样认为：

可你是战争与命运之子，

不知疲倦地继续前进吧！

下一战是要去北方。1650年夏，20岁的查理二世在苏格兰继承了王位，这里本来不是他首选的反扑之地；从各个角度来说，因为最起码爱尔兰还有奥蒙德的军队，所以爱尔兰更应该是（正如克伦威尔所料）理想的运作基地。但是1649年末的事态使查理二世的希望破灭了。因此，在悲观得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查理在荷兰会见了苏格兰的谈判者，同意他们提出的苛刻条件，签署了《国民圣约》。最初它本来是反对他老子查理一世的战斗口号，但从1637年以来，不列颠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连查理一世自己在绝境中都曾打算接受它作为获取苏格兰人支持的代价。尽管如此，苏格兰人心知肚明，查理二世比他爹更不可能成为长老会派。查理二世很少接受加尔文宗有关悔悟的专业训练，虽然只有20岁，他已经毫不倦怠地在积累足资悔改的罪孽了。他开始的时候是和情人露西·沃尔特（Lucy Walter）交往，她给他生下一个私生子蒙茅斯公爵（Duke of Monmouth），此后还有一长串的情妇。查理年轻时脾气温和，也没什么抱负，以后也就那样：轻松愉快、和气、聪明、懒散、性上瘾。从各个方面来看，和他父亲禁欲、简朴、在公众面前勤奋而神经质的沉默寡言相比，正好是另一个极端。当别人给他介绍安妮·穆雷（Anne Murray）夫人时，他保证只要自己有能力就会报答给她应得的；她曾经将他弟弟詹姆士化装成女孩帮其逃出去。“说了这话，”她写道，“国王将手放在我手里，仿佛它们是在我胸口上一样。”这种姿态对查理来说是信手拈来——不管好坏，大家几乎不可能不喜欢他，同样几乎也不可能太拿他当一回事儿。但是，一到了苏格兰，圣约者领袖如阿盖尔侯爵等却对他保持警惕，双方摩擦顿起。他希望真正的保王党蒙特罗斯的苏格兰军队能解救他，直到从未失手、老奸巨猾的蒙特罗斯遭到苏格兰议会出卖——他被逮捕，后被抓到爱丁堡吊死并分尸，他的军队被拆成几部分分散到苏格兰各地。

圣约者怀疑有保王党掺杂在苏格兰部队里，于是尽数肃清他们认为可能不忠的军官和士兵，其结果就是戴维·莱斯利将军带领的军队人数虽多，但水平业余、行动笨拙。1650年9月，在邓巴，苏格兰军队被克伦威尔打得落花流水。由于费尔法克斯（因为夫人是长老会苏格兰人，自己又曾与圣约者并肩作战）拒绝领兵北上，克伦威尔只得自己接手指挥。人数劣势本来对克伦威尔是大大不利的，但他趁拂晓前一小时苏格兰人还没有集合好就发起了猛攻。他对准苏格兰队伍最密集的地方，用骑兵直冲过去，这样一来就抵销了自己兵力的不足。在短时间的混战中，就有数千苏格兰人被杀，另有数千人被俘。

苏格兰人一如往常地后撤，离开中洛锡安郡和法夫，跨过福斯河到了斯特灵；相应地，1651年1月1日，查理在斯康即位。然而，克伦威尔不顾天气严寒、补给线拉得过长，追过福斯湾继续求战。1651年夏，查理和莱斯利自以为得计，扔下克伦威尔的军队在雨水泥泞中挣扎，他们自己向西南行进到英格兰本土，希望［后来在1745年，他的曾侄子宝贝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也这样］一旦进入英格兰，狂热忠于斯图亚特王朝的保王党就会蜂拥而来汇聚到他的旗帜下。和1745年一样，这样的事儿从来就没发生过。并不是说整个英格兰都对议会党的新共和国忠心耿耿，在任何形势下都不能指望英格兰的保王党会来帮助查理，只是明摆着，当时的共和国军极其强大，任何人如果头脑发热提着脑袋来赌这一把，明显是要输的，这就没有意义了，除非是最愚忠的保王党。因此深入英格兰直到沃斯特——这里，正如克伦威尔所说的，是内战开始的地方——只是苏格兰人单打独斗、孤注一掷的事儿；克伦威尔有意纵敌深入英格兰，这样他们只会有来无还。查理二世以这着鲁莽的险棋开局，到此就变成了落入钢铁陷阱，被紧紧包围了。另一支大军向西北行进而来，加入克伦威尔。这样在沃斯特城外，大约有2.8万名共和国军对阵保王党苏格兰部队，而后者的数量只有前者的一半不到，结果又是一场血腥的屠杀，直到日落时分，双方士兵们还在城里的街上彼此对砍。

奥利弗·克伦威尔得胜返回伦敦，欢迎场面比他从爱尔兰得胜回来还要热烈、盛大。查理二世开始了长达6个星期的逃亡，这是他做过的最酷最勇敢的事。尽管一回到巴黎流亡宫廷，他自吹自擂地杜撰了很多细节——据说这是为了避免牵连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同时很明显他也乐得吹牛——但他的冒险经历真相已经很惊人了。查理二世化妆成一个自耕农，把卷曲的黑色长发剪短，脸上用果油抹黑一些，看起来沧桑点儿，穿着粗糙的皮质紧身背心，查理比追击他的人更聪明，跑得更快。他依靠英格兰西部地区的保王党网络，其中很多人是天主教徒，因此精通临时躲藏之道。查理二世最初藏在斯塔福德郡博斯科贝尔大屋（Boscobel House）周围的林子里，这里是彭德雷尔（Penderel）兄弟的家。接着，查理二世尝试渡过塞文河去威尔士。渡河失败后，他先是躲在干草棚里，接着在雨中走回博斯科贝尔。途中他疲倦了，就在公地（park）的一棵大橡树上睡了一觉，而士兵们那时正在整个领地里搜索他。对保王党传说者来说，这又是一个象征意味十足的时刻：年轻的未来希望在古老英格兰大树的怀里受到父亲般的庇佑，平安无恙。从那里，他化名“威廉·杰克森”，以简·雷恩（Jane Lane）小姐男仆的身份，骑马穿过乡村。无论在布里斯托，还是在多塞特的布里德波特（Bridport），查理二世都没有找到安全渠道，两个地方的码头和小酒馆里满是共和国军的士兵，他们要去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接下来查理二世在南部的海岸边流浪，最后终于在萨塞克斯郡的肖勒姆（Shoreham）找到了一条可靠的船——“惊喜”号（the Surprise）。头上还顶着1 000英镑的悬赏呢，他倒是很乐意测试一下自己化装的程度。人家说着查理·斯图亚特这个无赖，他也没心没肺地插嘴打趣（这类游戏逗乐了国王）；实际上，居然没有人出卖或发现他，这倒真的是非常惊人。此时“利维坦”的风头正劲，保王党们都收敛了锋芒，而查理二世近乎奇迹般的逃脱给了他们一些安慰。本来常胜将军克伦威尔的不败记录使得他们非常沮丧，现在他们觉得有了希望，也许可以图谋将来与克伦威尔一较高低。

查理二世逃走了，当然这期间很多人曾施以援手，但这也说明了这次英格兰革命的一些关键的问题，即（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共和派的生存还缺乏一些因素——警察和妄想狂。不管是胸怀雄心壮志的共和派，比如埃德蒙·勒德洛，或是有远见卓识的约翰·李尔本，或者怀旧的保王党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他们都没有形成气候。很明显共和国没有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共和派文化，以取代被驱逐了的君主制。任何革命，特别是18世纪的法兰西或20世纪的俄罗斯，如果不建设意识形态，改变人们的忠诚对象，都不可能生存，即使存活下来也不会长久。这些活动都是激进的乃至于残暴的，为了维护新国家的利益而要大家一致合唱忠心（霍布斯对此理解得就很透彻），要求他们公开表示忠诚——出于害怕而歌唱、宣誓、赞颂、表现热情——这样做了以后，人们要么不可能再保持政治中立，要么当局就能将中立者定为罪犯，这么一来，谁也别想走回头路。

17世纪50年代，在不列颠这些事儿一件也没发生。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把查理一世砍头的危险戏码是一个带错了路的导游，却指出了共和国与克伦威尔的护国主政体的真正本质。因为治理国家的人都不是雅各宾派（Jacobins），更不是头戴大礼帽身穿翻领大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都是头脑清醒的实用主义者，关于“自由”的必要行话，可以随时张口就来，但在内心里他们总是假定这些都太模糊，不足以承载系统性的根本改动，比如法律程序（像平等主义者想要做的）。英格兰已经搞了一些空前也是绝后的砍削切割，国王、宫廷、议会贵族院以及主教们都没了，但英格兰还是有很多方面原封不动——英格兰这时候大部分管事的都还是像亨利·马丁和阿瑟·哈泽里格这些大人物，他们在其中成长起来，自己也是那旧英格兰的一部分。尽管经历了1649年的所有喧闹和愤怒，他们可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用某个想象出来的新耶路撒冷来取代旧英格兰。他们的“锡安之地”依然只是舒舒服服地坐在地方治安法官的椅子里，谢天谢地，只要在乡间的猎场和城里的会计行里就好了。而在17世纪50年代，这些都还在正常运行。因此约翰·伊夫林这样死不悔改的保王党（对比之下，法兰西大革命中流亡贵族的命运那就是天差地别了），在伦敦和巴黎的斯图亚特流亡宫廷之间穿梭来回，正是约翰·布雷德肖个人给他签发的护照，后者是审判国王法庭的主持人，就是他判处国王死刑的！可就在1649年，伊夫林又给自己买了一块乡村领地。1652年2月，他回来定居了，实际上是因为他的朋友霍布斯已经回来，给了伊夫林一个利维坦式的选择机会：“不要再往英格兰外面跑了，要么就在这里（德特福德，Deptford），或者英格兰别的地方安顿下来，反正现在英格兰全都在造反派手里了。”

但也并不尽然，因为伊夫林真的掉进革命恐怖的噩梦里了。实际上，他亲眼见到了共和国承诺的沿续传统政体的法律和秩序，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伊夫林骑马经过布罗姆利（Bromley）森林的时候，几个强盗用刀子威逼他，抢去了他的两个戒指（一个祖母绿，一个缟玛瑙），以及一对“上面镶嵌着红宝石和钻石”的搭扣。伊夫林身上戴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珠宝骑马外出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回归的共和国是社会混乱动荡的地狱。他的想法没错。伊夫林被绑在一棵橡树上经历了两个小时的“苍蝇、蚂蚁叮咬，日头照晒”之后，他总算挣脱了绑绳，找到了自己的马，径直骑去找到“当时的大法官布劳恩特（Blount）上校，他马上大叫了起来”。在伦敦，伊夫林让人印刷了被劫通告散发出去，仅仅两天内他就知道自己的珠宝去哪儿，也就顺利地拿了回来。一个月后，他被传唤，要他去参加审判其中的一个强盗，但是因为“不愿意绞死那家伙……我就没去”。对迅速找回这些珠宝以及示范性地拘捕罪犯，伊夫林都“必须永远感谢我的救世主上帝”。不过也许他还是寄希望于英格兰的弑君者的司法系统在正常运营，在接下来的8年空白时期（interregnum）里，他的日子照旧，一如查理一世国王在位的当日。重要的是难于找到可接受的布道了，还有禁止了庆祝圣诞，这两个意外使他很难过（特别是有一次秘密庆祝被人搞了突然袭击）。然而，伊夫林继续自己的生意，照料各个领地，指导旧相识和有学识的同伙及绅士们如何在他们自己的地面上营造风景、植树。

1654年夏，伊夫林在牛津待了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时，牛津已经从国王的劳德派首都转向，由他的东家沃德姆的威尔金斯博士（Dr Wilkins of Wadham）等牛津各学院的头头们把持，这是护国主克伦威尔赞成的。无论顺从共和国与否，牛津还是更在意科学与研究。伊夫林在这里结交了很多天才人物，后来他们在英格兰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共事，那里包括“天才的年轻学者克里斯托夫·雷恩（Christopher Wren），他向我展示了一块白色大理石，他自己给它染成鲜红色（大概是模仿斑岩），颜色很深，非常美丽，浑如天然”。实际上，伊夫林在英格兰的整个行程——贯穿西部乡村，返回到东盎格利亚及克伦威尔的剑桥——表明了当时在全英格兰，显然大家各司其职，战争创伤在修复中，农庄繁荣（即使在经济有点儿错位的10年里），绅士们计划“美化”自己的家园。当然英格兰并没有处在一片惊愕停顿之中。

在很多方面英格兰依然是讲究实际的人在治理，他们可不以救世主自居。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是出身中殿（Middle Temple）律师学院的律师，后来他成为白金汉郡绅士兼议员、大国玺掌印官（Commissioner of the Great Seal），是克伦威尔的朋友。读怀特洛克的日记，你会惊诧在国王查理一世被弑前后，他的生活一如既往地波澜不惊，一切运行如常。1649年震惊怀特洛克的不是查理一世的死，他是坚定的议会党人、温和的清教徒，思想上倾向独立派的自由良心观念，但一样反对审判国王，拒绝担任国王审判法庭委员会的委员（如果在雅各宾时期的巴黎，这样的表态早晚会把他自己也送上断头台）。可是，怀特洛克当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首要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弗朗西丝去世使他悲痛欲绝，人都差一点整个儿垮掉。他吃不准共和国应该是怎么样的，只是直觉不管什么样的英格兰国家政体，都应该包含“一些君主因素”（于是他建议斯图亚特家最年轻的一位，格洛斯特的亨利王子可以作为候任者。因为他的年纪小，还能再教育，塑造其政治品德和适应性），怀特洛克在公众生活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怀特洛克，还有其他国务院和残缺议会的重量级人物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防止而不是促进激进的改革。他们那时候还能拥有权力也许说明，假如1641年查理一世能争取到约翰·皮姆等人的支持，而不是仅仅指定几个反对派的头牌进入自己的私人枢密院，可能会组成一个非常实用的政府，不包括那几个让他发怵的暴脾气家伙，也许查理一世能拥有亨利·马丁、亨利·维恩和阿瑟·哈泽里格这些治国之才、商业头脑和理财高手；他们当日那可是踌躇满志、目光锐利，爱国热情又高。假如说真的用一种共和派的理念取代斯图亚特王朝片面与疑虑的政策，要英格兰人（而不是不列颠人）二话不说就出手相助的话，那就只有大力推行英格兰的民族利益。如果认为在沃斯特之战以后，英格兰社会就是一路虔诚信仰的太平生活，未免太简单了点儿。实际上，它先和荷兰人干了一仗，接着是葡萄牙人，最后是西班牙人，这几仗都无关宗教。那个时期的英格兰，是伊莉莎白一世驾崩后——当然统治者对于圣洁童贞女王时期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最成功的武士国家，特别是在外海远洋上，对比倒霉的斯图亚特王朝屡战屡败的一连串军事行动，那才真算得上是战果辉煌。布莱克海军上将（Admiral Blake）在白金汉公爵失败的地方得胜了；埃塞克斯伯爵在哪里失手的，克伦威尔就在哪里用最无情的进攻建立军功。共和国不仅锻造了一个不列颠帝国（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两任国王在这方面都是一败涂地），还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从北海、波罗的海乃至于大西洋对岸直到赤道两边，商业掠夺外加武力镇压发泡为沙文主义（chauvinism），嵌入了国家的指路标。因此1651年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 of 1651）比起处决查理一世来，更能为此刻的不列颠指明方向，对整个国家也更有用。它规定只允许本土船只或者来自原产国的货船能进入不列颠，目的是务必要动摇荷兰的船运老大的海上霸主地位。出台这项政策是为了保证不列颠的商业利益最大化（又一个优先举措），如果需要，国家同时准备着以武力为它保驾护航，而动用武力护航常常是必要的。

那么说难道就是为了这一点吗？这就是为什么差不多20万人在战场上丧命、更多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就是为了让一帮郡县绅士和城市商贾们来合伙联营不列颠？亨利·维恩、阿瑟·哈泽里格和残缺议会那班人八成会说“是的”。也许英格兰还没有建成新耶路撒冷，但这个自我利益及宗教良心上的自由，也不可小觑，绝对非同小可（当然1776年它在费城以反弹面目出现就更不得了）。但对克伦威尔这个宗教狂来说，这永远也没够。不列颠眼下这样随意的不拘小节作风，享用所有那些流血牺牲的红利，都使得他寝食难安。他给“空位时期议会”做的那些演讲，长篇大论又杂乱无章，相信说这一套的人心里正难受着，而听到的人又一样觉得别扭。他不厌其烦地梳理着不列颠内战的历史，努力而徒然地定义着冲突的核心，即它的救赎意义。

克伦威尔永远也无法建立一套令他自己满意且清晰而无可辩驳的基础理论，因为当他希望英格兰“痊愈、安定”的时候，一场内战在他自己内心的深处就重新开打了；继续在英格兰硬着头皮寻求政治和平，也是同样的挣扎，那就是在圣洁和良好秩序之间挑起战争。对于这点，克伦威尔自己得不到明确结论，那么共和国在这方面也是混沌一片。

他的思想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秩序一派的。克伦威尔感到迫切地需要尊重不列颠内战的思路，即打倒斯图亚特王朝是为了保持英格兰在共和派出现之前自己想象的旧有方式，那就是普通法制约着国王，定义了只有经议会同意才能向人民征税。克伦威尔身上的乡村绅士之气使他尊重并服从这个社会保守主义，但是耐着性子听过他在议会讲话的任何人都听得出来，克伦威尔的内心另有一股圣洁的热情，他的终极理想是对英格兰进行道德改造。从这一点来说，克伦威尔不在乎不列颠内战的起因是什么，关键是它必须怎样收场。“一开始宗教不是争夺的目标，但是最后上帝把战争带向了宗教，它也证明了什么是我们最珍贵的。”他的工作已经间接地把斯图亚特法老（Pharaoh）僵尸化了，他的上帝选民（Chosen People）才能动身、出发。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能想象得到天启的上帝应许之地的前景，现在就轮到克伦威尔带领人民前往那里。

这样克伦威尔再也不是犹太勇士，他自许自己是摩西了；那么残缺议会的人在他眼里，就越来越像金牛犊（Golden Calf）前的崇拜者。克伦威尔冷眼瞧着他们不择手段地倒卖没收来的财产；他鄙视亨利·马丁等共和派是酗酒的花花公子，他们俗不可耐还扬扬得意；他对众人亵渎上帝的慷慨恩典感到愤慨。克伦威尔关于政府的观点基本上是田园牧歌式的，或者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就是治安法官那一套：上帝给予了他们权威和财富，他们就有义务给受其照应的人提供无私的公正。但他在残缺议会里看到的却是人民被剥夺了良法，这样律师们才能中饱私囊；他看到财富通过贸易积聚起来，土地集中到富人手中；送士兵去与荷兰开战，商人才得以充实他们的仓库和腰包。他的士兵们在马斯顿荒原、在邓巴命丧黄泉，就是为了满足这些世俗的贪欲吗？“你们不作为，没有尽职，没有做到曾经答应过他们的事情，英格兰各地的人民都不满意。”1653年7月，他在一次演讲中表示自己反对残缺议会是正当的行动。

最折磨他的莫过于残缺议会的政治家们一副自证的舍我其谁做派，克伦威尔却一直想着1649年的政体只是临时过渡一下，以待日后为共和国建设敲定一部合适的宪法。他得出结论，这样临时凑合耽搁得太久了，残缺议会要赶快拿出计划完成自身的清理工作。但是，起码有一年的时间，克伦威尔真的痛恨要对残缺议会动武的念头，他与军队委员会一起尝试让残缺议会的头头们自己集中思想，将共和国改造成恰当的“稳定”模式，并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调停愿意维护旧秩序和热衷宗教改革的各派身上。1651年12月初，克伦威尔召集会议，参加者包括议会永久成员，如怀特洛克、奥利弗·圣约翰以及议长威廉·兰泽尔，还有些高级将领，比如托马斯·哈里森——军方急着要将庸俗的共和国改造成更接近于新耶路撒冷的样子。大家在一起讨论新的国家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将领们大都说想要一个“专制共和国”，议员们则要“混合君主制”，但是有一个将军奥利弗·克伦威尔承认，也许某一种君主制最适合英格兰。

此后不到一年，大国玺掌印官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就发现了这里面的奥秘。当他与克伦威尔一起在圣詹姆士公园散步时，将军忽然问他：“假如一个凡人要做国王会怎么样？”怀特洛克（据其自述）直率而坦白地回答：“我想这个方子比疾病本身更糟。”他接着解释：克伦威尔已经拥有“堪比国王的全部权力”，但又没有这个职位的虚饰，因此没有招致嫉恨，为什么还要行此下策？这一盆冷水浇下来，可不是克伦威尔想听到的话，忠言逆耳就更别提了，什么“绝大部分朋友跟着我们走，是因为希望在英格兰自由的国度里建立政府，他们是为了这个才不惜冒生命危险的”。怀特洛克急急忙忙地向克伦威尔证实，他们的大部分同僚自以为在共和国里必须比在一个得到恰当限制的君主制里享受更多的自由，他本人倒是认为他们的这个信念有误。他警告克伦威尔任何类似君主制的冒险都会毁掉他自己的权力基础。“我谢谢你这么周到地为我考虑，这证明你爱我。”克伦威尔回答，但是怀特洛克知道将军听到他的这一番大实话心生不悦。

这样说了以后，将军就自顾自地走开了。他与别人结伴走进了白厅，一副怏怏不快的神情与举止，对听到的话闷闷不乐（尤其是怀特洛克的劝告把他和查理二世联系起来），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以后的公共场合反对（我）。

只是他针对（我）的举止从那时候起就改变了，他向（我）咨询不再那么频繁了，我们俩的关系也没有那么亲密了。不久他找到了一个荣誉职位（驻瑞典大使）的机会，打发（我）走开……因此（我）不再妨碍他的野心计划，不在其中作梗。

尽管奥利弗·克伦威尔还没有成为国王，他已经认为自己就是那个蒙上帝选中的人。他毫无羞愧之感，一心要决定不列颠各民族的政治命运，来终结当时的“混乱局面”，他自认是救世主的经理人。《圣经·旧约》诗篇110萦绕在他心头，也常常挂在他嘴上：“圣主耶和华会从锡安伸出神杖，使你在你的仇敌们中间统治一切。”等到后来事成之后，克伦威尔和他的军官们喜欢假装是英格兰自身渴望把残缺议会当作目标攻击，也许因为残缺议会征税用于支付与荷兰开战的费用，还要支付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军队的费用。英格兰人当然不喜欢残缺议会和国务院，但是，正因为这样，残缺议会反而更加认为，一旦让军队下马，适当地裁减兵员，让军队服从国内的权力，残缺议会就能减轻税负，可以被当成英格兰的救星。当然，在军队的高级将领们看来，这样来诊断共和国疾病得出的这个结论纯粹是本末倒置，只有他们而不是残缺议会才是英格兰人民利益的真正保护人。如果不是军队，那么还有谁能让寡头们为了如果没有好好地解决普通人民的困难而负责？寡头们拒绝纯朴的正义，拒绝提供可靠的政府部门，没有军队，谁能让他们负责？换言之，两边都在怀疑对方，阴谋将自己永久强加给人民，双方都将“稳定”共和国的前提条件设定成要摆脱对方。

和平常一样，还是奥利弗·克伦威尔来做决断，尽管他常常不是心平气和地判决；他既是战士又是政治家，有时候能看清两边的主张都有道理，他们都真正代表了人民。但是，到1653年初，他不再骑墙，转而护着军队，因为他常常发誓要保护军队的利益。残缺议会设想可以解散士兵，这一点特别冒犯他：士兵们曾经为了英格兰出生入死，而他们还没有得到拖欠着的军饷和遣散费。他感到自己还能说服残缺议会，或者需要采用别的办法让它同意自我解散，再好好安排一场替换选举，但是他极容易起疑心。当残缺议会的领袖们，如托马斯·司各特（Thomas Scott）、维恩和哈泽里格提出计划，说可以逐步地一点点地重建议会，即让单个议员一个个地退出，而不是一下子全部撤掉，克伦威尔认为这是残缺议会无耻地要自我永久化的战略。更糟糕的是，他相信渐进选举会把长老会派或中立派（Neuters）聚拢过来，他们将反对他认为真正适合共和国的神圣改革。他感到有把握可以在乡村里找到心地纯洁的基督徒，把他们带到威斯敏斯特来为英格兰完成上帝的旨意。可是，现在这一群不干不净的实权者挡着道，得有人帮忙带领他们翻越一路上的障碍，才能实现圣人共和国的理想。因此，克伦威尔在召集议会和军队双方的头头们讨论时，提出在议会解散后和重新选举前的空档期，设立一个看守执行机构，来仔细检查那些自荐者的资质。尽管残缺议会实际上本来是经历了1648年普赖德上校的《肃清法案》才得以保留下来的，但五年后在1653年，它倒是面无愧色地以议会自由的守护神自居，反抗起军队的恫吓来了。

但是，武夫就是武夫，暴徒们开始将手按在剑鞘上，军队首领隐晦地放出话来威胁要进行军事干预。好像这么一来还见效了。到4月19日晚上，显然克伦威尔相信他已经非常接近解散并取代残缺议会的协议计划：议会首领们说他们赞成他的提议，中止他们自己计划的讨论，但是他们还需要考虑定当。

但第二天早上，克伦威尔得知，残缺议会的首领们没有放弃，反而在议会里急急忙忙地宣读了他们自己的计划。克伦威尔一向性子急，此刻就当场发作了，假如说他还需要什么证据的话，违背事先同意的行动路径即是明证。残缺议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些先生们会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去使出下三滥的阴招。“我们不相信如此素质的人能做这种事。”1653年7月，他在演讲里叙述这事的时候就这么说。

克伦威尔带着一队火枪手，从白厅以雷霆万钧之势冲进议会，随后让他们在议会门外候命，他到房间里自己平常的位子上坐下。有那么一会儿，克伦威尔装作尊重议会的惯例，请求议长允许他发言。他摘下帽子，表扬残缺议会“关照了公共利益”，但是这番话只意味着他在宣读残缺议会的讣告，而不是投票祝贺。克伦威尔为工作而热身时，就把繁文缛节给扔到一边去了。他的演说“激情充沛、思绪万千，恍如发狂”。随后他转而攻击听得呆若木鸡的议员们，咆哮着指责他们对正义和虔敬漠不关心，议会是基于律师利益的腐败机制（克伦威尔的一个执念），他们邪恶地与专制的长老会朋友们眉来眼去。“也许你们会说，在议会不该用这样的语言，”有一份记录说他这么直言不讳，“我承认这不是该在议会说的，可你们别指望我会那样说话。”克伦威尔把帽子戴回头上（这向来是个坏信号），离开座位，在房间中央来回走动，喊叫着。据勒德洛记载（当时他不在场，细节是从哈里森那里听来的），“上帝让他们玩完了，上帝已经为他自己的工作另外挑选了人，他们更配得上”。有个议员鼓足勇气要阻止他，可真是勇敢！沃里克郡的彼得·温特沃斯爵士（Sir Peter Wentworth）勇敢地站起来，告诉克伦威尔他的话“不得体”，还有“更可怕的是，这话从他们的仆人嘴里说出来，议会曾经非常地信任这个仆人，并给予他崇高的重任”。

但是，此时克伦威尔已经完全进入“灭绝天使”模式，他瞪着这些他特别愤怒轻蔑的对象：不止是冒冒失失的温特沃斯，还有亨利·维恩和亨利·马丁，指控他们（尽管没有明确地指名道姓）是酒鬼和嫖客。最后克伦威尔高喊着（还是根据勒德洛记载）“你们不是什么议会，我说你们根本就不是”，接着他把火枪手叫进来，随后传来一阵嘈杂、沉重的军靴声。

议会权力的象征这时候已被当作垃圾，少将托马斯·哈里森“帮助”议长走下座位，他面前的权杖被克伦威尔称为“蠢货的玩意儿”，在他的命令下士兵们拿走了它，议员的豁免权成了玩笑。当军队司库奥尔德曼·艾伦（Alderman Allen）试图说服克伦威尔把士兵们清出房间时，他就被指控贪污基金而加以武装监管。议会记录被士兵们抢走，议员们被清出房间，大门上了锁。

这是在令人懊丧的现代政治学词典里，我们称之为教科书般经典的军事政变：代表集会上武装高压的重拳出击。实际上，就在1653年4月20日早上的这一时刻，议会辩论让位于武器镇压后，克伦威尔自己已经跨界，从恃强凌弱进入到专制统治。他自己曾经为了国王抛弃议会的原则和行为起而战斗，但是，就只这一下，他已经把不列颠内战的全部合法性彻底粉碎了。当他用武装的士兵们强行打发残缺议会的全部议员出门时，克伦威尔心里想着自己是给了“野心和贪婪”一记重拳，但他实际上却真正致命地伤害了共和国本身——共和国的权威（假如不是建立在纯霍布斯理论上的权力）必须以议会这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基础。当然，5年前，当残缺议会一边任由普赖德上校的士兵列队引领议员出门，一边禁止其同僚们进入房间，它就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童贞，那时候它就已经被武力玩弄于股掌之间。克伦威尔相信只有正直圣洁才是在议会服务的合适品质，马丁之辈不配当其重任，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疑他是对的。

然而，克伦威尔的上述其他事情都还算不上有碍大节，除了4月这个早上，他强行屠宰议会独立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一记绝杀使得他的竖立在伦敦下议院门外的雕塑变成了一个值得令人玩味的笑话。1642年春，难道不正是因为国王查理一世如此粗暴地攻击议会的自由，议会才决定奋起反抗的吗？当日克伦威尔可是议会里最好斗的那波人中的一员，他们一致主张议会自己掌控大局，要做好自我防卫。那么这一下有何不同？英格兰砍掉一个国王的头，难道只是为了要把自己拱手交到另一个比斯图亚特国王们对议会更凶残的人手里？

哦，可是这有很大不同啊。1653年7月4日，克伦威尔给新“大会”的第一次聚会做演讲，就坚持这么说。他提议解散残缺议会不是给议会政府“致命一击”，而是解放它，让它新生。他最大的愿望是拯救共和国，而不是扼杀它。他辩称，如果放任残缺议会自由发展，就会使议会更快地充满那些从根本上就敌视共和国的基本大业即良心自由和人民正义的人。替换掉这些捣乱分子，不让他们鬼鬼祟祟地扼杀自由。现在按照指定而非选举产生的这些正直可靠的人坐在一起，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一边充当神圣看守，一边等待着最后“敲定”恰当的政府机构。

和往常一样，真相是克伦威尔在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他对什么样的“大会”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如果要有的话，又是什么样的“大会”能够或者应该最终取代长期议会的残余。对于他来说，上帝当然不存在于细枝末节里，它们太微不足道，不值得劳烦他来关注；相反，他叙说着神秘的虔心——“关心全体群众”（这是对新任命的集会说的）……“爱所有羊[14]，爱所有羊羔，爱全部人，照料大家，”……“因为你们的呼唤我们今天才拥有耶稣基督，你们愿意在这里出席也是因为他”——一方面，在仔细思考宪政安排的美好前景时，这些话没有一句有什么特别用处；另一方面，这种牧师般的热情确实激励了一批最乐观的圣徒，比如第五君主制国家主义者哈里森少将，好斗的布道者，如克里斯托弗·费克（Christopher Feake）、约翰·罗杰斯、瓦瓦瑟·鲍威尔，他们相信很久前预示的“圣徒”约会终于快到了。因此，既然不列颠已经和以色列一样受神的祝福，他们就要仿效古代犹太人，努力地推动召集最高评议会兼最高法院的“七十人公会”（Sanhedrin，所有人都有神圣的宗教信仰）来拯救不列颠。哈里森对即将到来的幸福感到特别兴奋，他穿着鲜红的外套昂首阔步地走路，脸色也被映衬得发红，“和一个人喝多了那样的轻快活泼”。在令人晕眩的短短几个星期里，克伦威尔分享了他们发烧般的欣喜。他不是和他们说情况“已经到了希望和先知预言的边缘了”吗？克伦威尔又引用起《圣经·旧约》诗篇110来了，仿佛自己已经身处预示的欣喜来临前的阵痛中：“你的民众在你权威到来的那一天会愿意接受你的统治，从朦胧的早晨开始在你美丽的宫殿里，你的青春如晨露一样晶莹剔透。”

然而，这里不是耶路撒冷，这里是英格兰，欣喜与政治在英格兰共存是罕见的，至少没那么容易。当狂热消退、克伦威尔冷静一些后，他的政治天性（political id），也就是警惕自己不能头脑发热的亨廷顿郡乡村绅士出身，果然重新占了上风。看一眼新“大会”里面的那批人，很明显，军官委员会（Council of Officers）挑选的这些人根本就对所谓天启的欣喜无动于衷，和他们的议会派前任们根本没有什么分别；事实上，这些人不像布道者，更像身为地主乡绅的克伦威尔自己，140人中有2/3是领地拥有者，其中有115名治安法官，包括来自郡县的四个准男爵，四个骑士和一个贵族—— 莱尔伯爵（Lord Lisle）——还有，上了年纪的伊顿公学校长（Provost of Eton）弗朗西斯·罗斯（Francis Rous），他曾经当过议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名字都是普通的吉尔伯特、威廉和查尔斯，而不是宗教色彩浓厚的亚多尼亚（Adonijah）或赫齐卡亚（Hezekiah）。尽管本届“大会”有个伦敦的独立派代表皮革商人的名字意为“赞美上帝”的普雷士戈德·巴本（Praisegod Barbon），后来它却被戏称为“贝厄本”，意为“光秃秃的骨头”（Barebone’s），这个词比皮革商的名字只多两个字母。就这一届大会的大部分成员来说，却并非是金刚怒目的千禧年迷信者[15]。还能有别的什么选择吗？一旦军队的显贵们背弃意欲扩大选举权的平等主义者，又剔除了宗教信仰上更热烈的基督教各派，唯一可供挑选组成新“大会”的社会团体就只剩下“骑马猎狐阶层”（也许他们明显地多了那么一点点虔敬），而他们一直都是威斯敏斯特议员席上坐着的那批人。所以，毫不奇怪，后来组成复辟议会里中坚分子的那些人——如萨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恩主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e），即后来的桑威奇伯爵（Earl of Sandwich），以及安东尼·艾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他和霍布斯、奥布里（Aubrey）一样都是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ite）的人］是从前多塞特的保王派指挥官，后来库珀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他们都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大会”开始从政的。而现在我们往往想象“光秃秃的骨头”议会是一个清教徒庙宇，这其实是错误的。

“光秃秃的骨头”议会中的绝大部分人明摆着就是各个郡里通常意义上的地主乡绅。由于他们抵制狂热者们热衷的目标，比如废除什一税，所以圣徒里最狂热的那班人，如托马斯·哈里森就愤怒地拂袖而去；好斗的布道者，如费克和鲍威尔一开始欢呼着新“贝厄本”是基督降临，此时却只能留在荒野里号哭，他们救世主般的雄心只能化作去威尔士传播福音的计划。“光秃秃的骨头”议会的成员们确实也能够同意一些激进变革，但那些往往与宗教的关系不大，而最激进的就是废除在教堂里举办婚礼。1653年之后的三年里，只有在治安法官面前隆重庆祝的婚姻才被认为是合法的，这种地方法官的证明可不是那帮第五君主制国家主义者们想要的重生的福音派共和国。另外，他们满怀激情地要和荷兰开战，而克伦威尔好像莫名其妙地不愿意，还默认与之和平。他们的美梦也破灭了，就开始破口骂人，公开指责克伦威尔是“有罪之人”“老龙”[16]，他们还咒骂温和派“不圣洁”。1653年12月12日，骂累了，又受挫于自己期望过高的共和国实用政府，温和派的领袖们，包括威廉·西德纳姆（William Sydenham）、安东尼·艾什利·库珀来到克伦威尔面前，回顾了前面4月份发生的事，表示自愿终结这个机构。他们跪在他面前辞去委员会的职责，恳求克伦威尔终结这个可悲的爱吹毛求疵的“大会”。他真是再高兴不过了。

不列颠（因为在任命的“大会”里有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的代表）最接近神权政治的就是“光秃秃的骨头”议会，它相当于基督教毛拉[17]的立法机构，真是再也没有那么接近的了。尽管克伦威尔大发雷霆地说了一大篇，说正直者在“大会”里的任期是神圣的，但他们的本质和行事方式之古怪离奇，一时间使他对圣人们失去了兴趣。这召集神圣“大会”的貌似万能的执照好像真的吓着了他，以至于让每个范围狭小、高度分裂的绿树篱庭院救世主都能宣布自己的一群毛头小子就可以组成一个“集合”的教会。克伦威尔不能不注意到，一边是各派都非常高兴地利用共和国来保证他们的良心自由，一边又不愿意对心灵战场上的任何竞争对手更加宽容。可想而知，这些人的忍耐力如此有限，他也越发觉得他们不可忍受。当克里斯托弗·费克和约翰·罗杰斯诽谤将军把他比作查理一世时，他让人把他们俩关进了兰贝斯宫（Lambeth Palace），一个世纪前，在这个同样肮脏、空气污浊的洞里，另一个同姓的托马斯·克伦威尔也曾监禁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后来，当罗杰斯被拉出来与克伦威尔进行做做样子的辩论时，罗杰斯要求被告知，自己这么露面算是犯人还是自由人，对此克伦威尔带着奇特的讽刺与伪善回答：因为上帝已经把自由给我们全体了，那罗杰斯一定算是自由人了。哑谜打过后，这“自由”的基督徒又被扔回他的牢房里去了。

1653年12月16日，把这几个圣徒收监仅仅四天之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大法官法院（Court of Chancery）以一种煞有介事的仪式宣誓就任护国主；这个头衔上一次在英格兰出现还是在爱德华六世未成年的时候，是萨默赛特公爵爱德华·西摩尔用的，如果考虑萨默赛特的结局是在断头台上，那么这可真不是一个好兆头。但对于17世纪醉心于历史的读者来说，16世纪40年代末是托马斯·克兰默福音主义派最热情赞颂上帝的哈利路亚（hallelujah）年头。当时第一任护国主曾带领英格兰新教纠正罗马天主教的错误，走上正道。克伦威尔（在这个节骨眼上）知道最好不要让自己有任何尊贵气息，于是典礼在杂货商行会大厅（Grocers’Hall）举行，由伦敦市长（Lord Mayor）主持。一路上他是骑着马去的，保证让大街上的人们看到他头上什么都没戴，以示自己是卑微的。

克伦威尔不会受这些新政体组织机构的细枝末节的干扰，因为预见（不是说促进）到任命“大会”也快要瓦解了，军官委员会里更加务实的成员预先架构了一套“政府约法”（Instrument of Government），就等着能派上用场。它的主要作者约翰·兰伯特（John Lambert）将军聪明而极富野心，自从亨利·艾尔顿死后，没人比他更懂克伦威尔了，知道什么时候该把克伦威尔从先知位置上弄下来，然后再将其送回到权力宝座上去。兰伯特说服克伦威尔，告诉他集中权力和威望就是他自己一直念叨的英格兰“痊愈、安定”的最佳希望；兰伯特向克伦威尔保证“政府约法”可以让英格兰得到痊愈、安定的希望而又不会牺牲英格兰的自由，因为国家现在将由“个人联合议会”统治——这个构想成了克伦威尔余生的护国主宪政魔咒。实际上，护国主的国务院担当日常的政府职能，它是15—20人内阁的早期胚胎，其中多人是“光秃秃的骨头”议会中最能干的议员，包括他的老同志兼表亲奥利弗·圣约翰、爱德华·蒙塔古以及安东尼·艾什利·库珀（直到1654年12月他才离开），还有国务院秘书兼事实上的安全总管约翰·瑟洛（John Thurloe）。可是，不管怎么说，至少护国主时期的议会也不是装样子的，它明文规定每三年选举一次，不列颠四个民族都要有代表，每年起码要开5个月的会，也就是说，它们回应的正是17世纪40年代最先进的议会派提出的建议，并且直到1688—1690年下一轮革命后才通过以上关于议会的这几点建议。

要搞个宪政蓝图是简便的。这个经过重新打造后的无国王国家，未来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其像模像样的正式设计，而是其政治可行性。正如老霍布斯已知的，新不列颠表面看起来完全战胜了国王，但它的麻烦还是在于怎么把大众勉勉强强的同意变成实际上的效忠行动。事实上，护国主时期的政府越有效且越能让人接受（且不说受欢迎），那它就越和君主制没有区别：即使不可能是那个旧的斯图亚特王朝君主制，那也是某个不亚于此的版本，虽然护国主时期的政府包含着一个品德优良、负责任的君主，他尊重普通法，同时还是有限宗教自由的可靠保护人，但问题反而因此越发复杂。实际上，这正是克伦威尔给自己的定位，也正因如此，他才会煞费苦心地想出那么多理由说自己不应该当国王——那种议会在1642年和1647年想要的国王之王，也就是后知后觉、自掘坟墓的查理·斯图亚特最后唾弃的王位。这正是最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坚信上帝给他和他的国家的旨意［毕竟，不是所有以色列国王都出自同一家门，大卫王就不是扫罗（Saul）之子］。克伦威尔一边脑子里想着这些，一边向王位方向悄悄地挪动进发。他的肖像出现在护国主大国玺上（Great Seal of the Protectorate）；1655年，他的头像覆盖在范·戴克画的查理一世骑马肖像上；在另一幅雕版印刷品上，他以经典的穿铠甲帝王的和平缔造者姿势出现，身旁是两根立柱，装饰是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王国跪着做感恩进贡状，克伦威尔的眉额上围绕着月桂花环，一只和平鸽［或者叫神圣精灵（Holy Spirit），还要看你自己的神学立场而定］在其上展翼振翅。

在同一幅印刷品上，克伦威尔还带上了现代尤利西斯（Ulysses）特征——他是伟大的领航员（Great Navigator），正带领国家安全地通过斯库拉巨岩（Scylla）与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旋涡之间的危险海域，然而实际上不列颠这事的本质是护国主只能将政府架设在不列颠的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这两拨人之上——共和派狂热分子与能干的实用主义者（老克伦威尔派和新克伦威尔派）——仍然代表着两股对立并且互相威胁的极权。如果克伦威尔靠近实用派，他就在冒疏远军官和那些被他驱逐的残缺议会的共和派政客们的风险，他们可是从来也没有原谅过他；假如他一意孤行，贴近狂热派，就会天下大乱，自己伟大宽容的和平缔造者权威就会消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伦威尔如果更傲慢、更独断专横地使用他手中的权柄，也许会答应手下几次三番地恳请他登基的请求，那么就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从而向英格兰展示一种保证稳定的最佳方式，可是事实上，奥利弗·克伦威尔天性里或多或少还真的不适合做利维坦。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在政府的实际管理中，他躲在兰伯特和瑟洛身后，而他领航的政治路线介于狂热者和实用派之间，绝大部分只是对最迫切的威胁做出反应。在打仗的时候克伦威尔的战略眼光非常著名，但在和平时期，他很少躲得过那些技巧性的陷阱。因此，在1654年9月，第一次护国主时期的议会选举保留了大量的残缺议会幸存者（如托马斯·司各特与阿瑟·哈泽里格），他们可不准备接受“政府约法”。克伦威尔的反应是又搞了一次肃清，驱除了不签署“认可”誓言的人，这下子可算搞定狂热派了。

虽然，有一种情况——天意，克伦威尔也许说过，即宗教信仰和爱国实用主义完全结合，那就是英格兰犹太人社区得到重建。在克伦威尔时期的英格兰，历史如此反复多变，这可不是一个人人能轻巧掩盖自己身份的时期，因此，不管他的动机如何多重甚至混乱，他的行动确实一度产生了可以估量的、完全仁慈的结果，对犹太人及其后裔来说，护国主头衔可不是一个纯粹的形式而已。

克伦威尔有意向把犹太人带回英格兰，并不纯粹是因为当时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学者兼拉比梅纳什·本·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ael）作为这次移民的主要推动者，乐观地认定护国主“心地仁厚”。克伦威尔和很多他的福音派同道一样，首先是为了响应救世主的时间表，因为救世主的命令是只有等犹太人都皈依了，才是消灭敌基督者的关键，共和大计才会走上正道。反过来，梅纳什的犹太教神秘哲学的计划则要求只有犹太人散布到地球上的所有民族中，救世主才会现身，他的人民才会重归锡安之地，犹太神庙才能得以重建。不管以上是这也好那也好，但如果不是更实际的出发点将克伦威尔往那个方向推，英格兰重新接纳犹太人恐怕永远也不会做得这么好。这些考量无关救赎，而是金钱和权力。

事实上，当时在伦敦城里非法生活着一个犹太商人小团体马拉诺（Marrano，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的人数不少，在克瑞彻驰巷（Creechurch Lane）创建了一个秘密的犹太会堂。他们分为两拨，一拨是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和他们同教派的广泛分散在西班牙和荷兰的商界，其商业和军事情报价值很高；另一拨犹太人害怕有了落脚点，就会被逼着彼此角逐。但约翰·瑟洛相信他们自己要发展更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大西洋上建立英格兰商业帝国，就只能打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也正是他鼓励犹太人采取措施寻求重返英格兰。1655年年初，有个提案放到了国务院面前，但遭到冷遇，因为有谣言说克伦威尔要把圣保罗大教堂卖给犹太人改成犹太会堂，以贪婪闻名的以色列人会把善良的英格兰商人弄得一贫如洗。

但是不管怎样，克伦威尔走上前去了。1655年10月，他与梅纳什私下见了面，后者被安置在护国主房子附近的斯特兰德街。他们会谈的内容，假如不是关于《圣经》的，那也是有关《圣经·旧约》中的《次经》的。梅纳什认为克伦威尔是第二个塞勒斯[18]，能继续带领大家完成重返、重建耶路撒冷的神圣目标；据一些更加私密的基督徒记录，梅纳什把双手放在克伦威尔身上压了一压，以确保他毕竟只是凡人肉胎。但是在阿姆斯特丹，只有极少几个既有学识又是宗教狂热分子能忍受梅纳什，他集圣洁与智慧于一身，表现出令人着迷的人格，很容易使人想到这俩人交换意见的时候，谈的是《圣经》经文、古代历史、先知预言和科学，彼此建立了同情，这很重要。因此，尽管军官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反对这一举措，克伦威尔无法正式重新接纳犹太人，但动用了他的个人权威保护那些已经在伦敦以及其他小心谨慎到来的犹太人。这可不是梅纳什原先设想的，任何没有公开的重新接纳犹太人的行为都是失败的，犹太人完全分散到全世界各民族中救世主才会出现的预言也落空了。梅纳什后来在穷困潦倒之际，不得不向克伦威尔请求资助，以便他能带着在伦敦死去的儿子的遗体返回阿姆斯特丹，不久后他本人也去世了。

然而，这个犹太团体重生了。1656年，不列颠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爆发，英格兰政府要没收住在英格兰的西班牙国王臣民的财产，受此影响的商人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罗伯斯（Antonio Rodrigues Robles）向政府请愿，说自己其实是犹太人而不是西班牙人，请求取消没收他的财产。当他的案件被默认准许后，这是到那时为止犹太人三个半世纪以来第一次在伦敦城里得以公开地正常地生活、交易、礼拜，然后较少受到干扰。克瑞彻驰巷的犹太小教堂里的橡木长条凳至今犹在，当日那些犹太人可是第一次把自己的下盘安扎其上，后来这些凳子移到了更宏大的贝维斯马克斯（Bevis Marks）犹太教会堂，它们狭窄，没有靠背，坐在上面你得紧绷着身子不能放纵自己，与任何清教徒小教堂的条凳别无二致——主宾双方用的是一样的家具。

不管他们个人关于重新接纳犹太人的感受如何，政府里那些实用主义管理者们都懂得毕竟这是有利于国家的，他们的世界观（还有不列颠在其中的位置）基本上是机械的、商业的而非福音派的：他们都是技术官员、情报收集者、利益算计者，而不是有远见的基督徒，如果护国主的目标是建设新耶路撒冷，那么这些人想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砖瓦的价格。我们现在认为护国主时期所处的短短几年在不列颠历史上是突破性的，但是，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没有国王，好坏且不论，它们标志着在这些岛屿上现代政府的真正开端。正是在这个时间段，一个商业帝国开始创立，它建立在常常是肆无忌惮的军事压迫和惨无人道地在大西洋岛屿上奴役奴隶的基础上。在北美的新英格兰海滨，一个从头开始就是既神圣又获利颇丰的共和国在现在的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海湾里开启了它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而同时另一个知识帝国也在开创中：这个知识帝国并不是为了科学本身而获得科学知识，而是它可以给权力提供原材料。

这些人认为通过科学方法得到信息和政府进行有效统治的方法有一种天然纽带，他们后来描述自己是“政治算术家”，这个词是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发明的，他自己就是这一类人中的杰出代表。配第是一个男装裁缝的儿子。据说他在海上航行，结果断了一条腿，被同船的伙计扔在法兰西海岸上。在卡昂，先是由耶稣会会士教他，接着他在皇家海军这个熔炉里经受了历炼。在巴黎，配第显示出很高的数学与自然科学天赋，使得托马斯·霍布斯雇用了他。不列颠内战结束时他返回英格兰，也许那时他就已经接受了霍布斯的思想；当时他只有二十多岁，和一群科学家混在一起，其中包括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波义耳既是坚定的保王党，同时又是更忠于“自然的哲学家”。每个这样的科学人士都需要一个奇迹来引起大众瞩目，1650年，配第已经是个优秀的医生，他就是借助“安·格林事件”赢得声望的。安因谋杀自己的私生子被吊死。当时已经宣布她的死讯确凿，尸身也已入殓棺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配第利用解剖学使她起死回生。他不仅给她放血，照料她，最后还为她募集了一笔嫁妆。这正是报界花边新闻喜欢的故事，它们可以冲淡政治悲情。此事令配第声名鹊起，后来他被选为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的研究员。

正是在牛津，配第第一次遇见了科学家团体中的几个核心人士，后来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他们创建了皇家学院。这些人是沃德姆学院的沃登·约翰·威尔金斯、小克里斯托弗·雷恩以及罗伯特·波义耳。他们都受到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仁慈照拂。波义耳是个保王党，可是他的哥哥布罗格希尔（Broghill）是克伦威尔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之一。克伦威尔本人拜访过威尔金斯家，当时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和女婿约翰·克莱波尔（Claypole）——他是议员兼贸易委员会的成员——正在威尔金斯家，克伦威尔对威尔金斯家中的光学仪器和机械装置很感兴趣。威廉·配第的兴趣并没有局限在学问圈子里，1652年，他以英格兰军队（急需医疗指导）首席医生（Physician-General）的身份去了爱尔兰。随后几年，他把自己的智慧运用在测绘1654—1656年国内普查（Civil Survey）期间确认的爱尔兰被没收的土地上。这可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制图工作，这活儿是给奥利弗的儿子亨利干的，而亨利反对那些宗教狂军官。配第的活儿还具有第二重意义，这是精心设计要把被打败的爱尔兰地主的土地转移到英格兰军队的手里。此时配第是爱尔兰这个被大卸八块的身体的解剖学家，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口授速记员做记录才完成任务。实际上，配第成了剥夺爱尔兰人土地的首席科学家，但他自我安慰说，英格兰军队贪婪地攫取爱尔兰人的土地造成一片混乱不堪，毫无正义可言，自己勘测精准相比之下一定更可取。毕竟他的事务不只是驱逐，也在移植——他在康诺特给迁居的爱尔兰人找到土地使其重新定居。一年后，他给亨利·克伦威尔交出手头的活计，那是一沓厚厚的有关人口、地主、土地和牲畜信息的图册，是不列颠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皇皇巨著。如此全面掌控信息后，理想主义的共和派人，如勒德洛等认为，配第已经令人作呕地不可救药地沦为护国主的门下走卒，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爱尔兰地方殖民的总督，而配第这时还不到30岁。

好坏不论，威廉·配第之辈是英格兰官僚的典型：精通拉丁语诗歌，同时擅长高等统计学。他们执着地记录着一切，陶醉于英格兰新的国家权力机器，这正合乎护国主国务院的事业，因为其涉猎甚广。举例来说，国务院一天里会处理62件事，这样的一天也算是很平常的。

政府官员们，即那批嘴里说着“是，护国主”的管理员们，精力旺盛、精明强干，深知除非他们在白厅和17世纪40年代彻底崩塌的郡县之间重新建立起稳固的旧链接，否则自己的所有努力都会付诸东流，这意味着政治决策和管理措施要双管齐下——复原地方治安法官。他们原来是传统的地主绅士阶层，在不列颠内战中被郡县委员会指定的人粗暴地替换掉，因此，白厅那拨人使了一些君主制的小花招，在郡县里进行了不计其数的细致耐心的复原，以使那些脱离了地方治安法官干系以求自保的人慢慢地回来审判醉酒者和小偷。郡县社会的日子逐步回复到古旧轨道，绅士们（包括护国主幸存下来的最大的儿子理查德，他不隐讳自己的享受）又开始追逐牡鹿，修整、复原战争中被捣毁、遭到打劫或弃之不理的房子，公地、田地重新修整充实起来。彼此相邻的地主们晚饭后在一起娱乐，抽一管烟草，喝一杯来自葡萄牙的暗红色浓葡萄酒（这得多亏和葡萄牙停战了）。尽管官方还不待见舞蹈和戏剧，可是音乐与诗歌作为有益的娱乐得到鼓励（特别是在克伦威尔自己的宫廷里），显然大家感受到了愉悦的激动，但它们不是圣洁国度的好兆头。

国务院里更激进、更狂热的共和派成员——兰伯特自己和他手下的一拨军官，如迪斯伯罗（Disbrowe）与查尔斯·弗里特沃德——担忧地看着老派郡县社区生活的复苏。这样鼓励绅士们从废墟中站起来爬回到昔日的权位上，不会是护国主体制自己给自己种下解体的隐患吗？在爱尔兰居留地，当勒德洛中将看到共和派因为心虚胆怯而让位给“随波逐流的骑士”、律师及“腐败的牧师”，“同时这些共和派都是最虔敬地拥护共和国的利益，不惜抛洒鲜血……战场上出生入死……在最伟大的革命和危险中，为了人民的自由……为了英格兰民族的真正利益出钱出人，这些君子被如此忽视、轻慢，”他被激怒了，他认为这是引起诽谤、轻蔑和恐慌的原因，让骑士、律师、牧师等人进议会，等于是请进了保王党特洛伊木马。

1655年春，保王党约翰·彭拉多克（John Penruddock）在威尔特郡反叛，虽然力有不逮，却仿佛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反叛迅速都被镇压下去，接着是例行的吊死砍头，5月彭拉多克人头落地。这个突然的威胁，加上完全有理由害怕遭遇暗杀，使克伦威尔从自鸣得意中惊起，英格兰远征军在加勒比海惨败于西班牙人又大大地刺激了他，他认为这是上帝给英格兰的罪孽做了裁决，因此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军事失利，看来靠统计学可搞不定一切。

那么，是时候忏悔、改过自新，痛下宗教狂热这剂猛药了。在1655年7月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克伦威尔放任自己正直的骑马侍从也就是军官和中将们各行其是，让他们在英格兰实施高压军事统治，这是自沃尔辛厄姆与托马斯·克伦威尔安定英格兰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在郡县地图上，划分了由中将统领的12个军事区域。首先，他们采取行动，粉碎了萌芽中的郡县民兵，代之以忠诚无比的骑士，由“抽取税”（decimation）——保王党或者被怀疑为保王党者上交其领地十分之一价值的税——来支撑这个骑士层的财政，从而使安全保障与先发制人的威慑如此节俭地合二为一。然而，克伦威尔确信真正的和平意味着必然要把英格兰亵渎神明的世俗社会转向严格地服从神圣国家的制度，这个任务往往被借口要各派和解而延误，甚至回避了，他的将军们当然就更相信这一点了。在“抽取税”的名义下，绅士们，例如已经返回英格兰的拉尔夫·弗内爵士，他在1642年曾经支持议会派的记录不足以证明他的清白，被勒令到将军和评估员们面前报到，并发誓保证自己会上交“抽取税”，否则就没收他的领地或将他本人收监。

中将们很快变成了飞行小组，到处去实行正义。表面上看他们是堂吉诃德式的，其实这就是自不列颠内战以来习俗刽子手们（Common Hangman）焚毁詹姆士一世应允的《娱乐书》开始的清教徒狂热分子的十字军行动；詹姆士一世在位的时候曾经颁布法令宣布星期天不得娱乐；此时，就再来一遍“任何人不得举行、维护或出席拳击、射击、保龄球、敲钟庆祝……假面舞会、守灵（Wake）或者举行另外名目的宴会、喝淡啤酒、舞蹈等娱乐活动”。还要除去斗鸡、赛鸡（cock-running）、赛马、逗熊；任何人如果被逮着竖起五月柱、在安息日工作或者偷偷地庆祝圣诞节，就等着倒霉吧；艾酒屋要有安保许可证，要接受监督，禁止在酒屋里奏乐助兴和赌博；任何人违反《发誓赌咒法令》（Swearing and Cursing Act），如被抓到就要根据其身份（绅士罚得比普通人要多）罚款，12岁以下小孩说脏话要受到鞭笞，淫乱罪确定后犯人要蹲三个月监狱，通奸者将被处以死刑。

这就是我们能得到的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格兰的典型形象：严厉的清教徒斯巴达。只是这里的军事力量打击的是娱乐，野心勃勃的中将们还不觉得这有什么离谱的。可是不用说，强力推行美德的远征遭到了惨败。特别是因为缺少能为了基督而执行规定的自己一派的人手来监管这一切的实施。中将们别无选择，只得转而依靠原来的治安法官和警察。他们可不同情这份伟大的工作，相反，各地地方法官的记录里充满了根本不理会什么道德警察的犯罪分子，惩罚执行起来常常就成了故意闹笑话。在萨默赛特的巴顿圣戴维（Barton St David），约翰·威特科姆（John Witcombe）因为发誓被戴上足枷，他的牧师抗议这个惩罚法令本身不合法，反而拿给他酒喝让他振作精神。柴郡的一个女仆因为在星期天工作，被揭发是恶意违反安息日条令，被（不恰当地）判处为从轻发落，不罚款而由她家主人“纠正”。在地方法官的见证下，她的处罚“完全成了玩笑，主人从草皮中摘下一小枝石楠，在她衣服上轻轻地碰了两三下，那样的碰触不会伤到即使是刚生下两天的婴儿”。

在很多地方，这恐怕就是“克伦威尔的獒犬”能咬得最深的位置啦。国务秘书瑟洛的报告里满是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完成不了任务的痛苦抱怨。“我在这些市镇里麻烦不断，”中将贝里（Berry）从蒙茅斯写信来，“所有地方都恶习累累，而地方法官们的监管太松弛。”可是，如果说他们用武力也不能强加圣洁的话，他们倒是的确疏远了护国主时期赖以存在的人民——郡县绅士。这就迫使克伦威尔不得不认真地让手下暂停这项圣洁的事业。1656年选举的时候，即使军方尽力恐吓，结果依旧是大部分议会成员失去了自己的支持者，整个权力结构瓦解。在国务院实用派的敦促下，克伦威尔这时候退了回去，这一回是彻底退缩了，回到了保守的“安定”政体中。

1657年夏，他接受了《谦卑请愿与劝告书》（Humble Petition and Advice），也接受了实际上就是长期议会预期的君主制改组后的政府。其中最大的差别是承诺保护民众享有良心自由，虽然到这时此承诺早已摇摇欲坠，因为当时要指责各基督教派信念可耻的门槛已经大大降低。尽管面对面地会见时，贵格会领袖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向克伦威尔（他不能发誓）保证自己会服从当局，福克斯还是被当作公共和平的威胁关押起来好几次。牢房是噩梦般的污秽肮脏。当他试图在牢房里点燃干草取暖时，狱卒就在上面小便浇灭火，还从上方的走廊往福克斯身上扔大便。哪怕这么可怕的审判监禁，也比不上福克斯特立独行的徒弟詹姆士·内勒（James Nayler）的遭遇。1656年晚秋，后者因为亵渎上帝的罪名，由议会和国务院审判，罪行是他模仿救世主（检举人说他假装自己是基督）骑马穿过布里斯托。他在雨水泥泞的街上骑马小跑过去的时候，他的几个信徒欢呼着“和撒那”。内勒因为自己的这次疯狂的鲁莽举动，戴了两个小时的颈枷，额头上被刺了意为亵渎上帝（英文blasphemer）的首字母B。狱卒用火烫的熨斗烫他的舌头，让他在伦敦大街上边走边接受鞭笞，然后送到布里斯托再来一遍这些，之后才将其送去关押。虽然他以惊人的毅力挺过了这些非人的折磨，但是四年后当他死去的时候依然在忍受它的后遗症所造成的痛苦。

因为要保证他自己的信誉，克伦威尔好像和其他人一样对议会滥用刑罚感到困惑，真的质疑审判是否合法。之后，他貌似要限制单一议会的权力，于是公开复辟了第二个上级内阁（upper chamber），毫无创意地将它定名为“另一院”（the Other House）。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以亨利子爵（Viscount Henley）之名进入“另一院”，还有克伦威尔的另外两个女婿，福肯贝格子爵（Viscount Fauconberg）和沃里克伯爵罗伯特·里奇（Robert Rich，the Earl of Warwick）。历史仿佛迅速地退回到了1642年，克伦威尔扮演着“类似国王”的角色。如约翰·皮姆所设想的，议会此时有了同意或否决英格兰国家高级职位任命的权力。没有议会的同意，政府不得开征税收，也不得宣战或媾和。事实上，1657年的宪法与负责任的、受普通法约束的君主制，也就是不列颠内战打响的根本原因如此接近，那么搞一个负责任的国王罩着它是理所应当的事了。五年前，怀特洛克还在反对这个主张，到这时他明显已改变了想法，竟然主动敦促克伦威尔，说这是能稳固不列颠改革后的未来国体的最佳方案。

虽然这个诱惑就在眼前，最后克伦威尔还是不能接受自己要变成国王奥利弗一世的想法。自然，他拒绝这个做法（除非他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提名自己的继任者为护国主）的决定中政治原因占了很大的比重，因为万一他真敢戴上王冠，他的手下那批将军如兰伯特与弗里特沃德都必定会威胁他说他们要哗变。然而克伦威尔也显示出了掌控军队的魄力，很快他就革除了兰伯特的军职，肃清了军官阵营里他认为对其政权不忠的人。但是克伦威尔受到的最严厉的拘束却来自他自己的良心苛责：他深切地感到，因为上帝已经明确地命令“消灭了”英格兰的君主制，他不能违拗这一旨意。假如上天有新的意图说他应该成为“以色列的国王”，那会有所改观，但是1657年，因为万能的上帝害怕直接与他沟通，护国主的前额也就没有能涂抹上膏油。

实际上，奥利弗·克伦威尔最终会戴上王冠，但这只能等到他死后。1658年9月3日，这一天正好是邓巴与沃斯特战役的纪念日，他去世了。临终时，一股龙卷风般的暴风雨袭击了英格兰，大树被连根拔起，教堂的陡坡被掀翻了（连同教堂里停止使用的钟塔也被打翻了），它们落到地上被砸得粉碎。相信预兆的人（事实上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认为这绝非偶然，这是魔鬼来收取他的约定协议了。因为沃斯特战役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流传着一个故事，说奥利弗已经为了得到最高权力而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还有其他一些可怕的迹象：1658年居然没有任何战事，这本是少有的情况，也就没有谁输谁赢这么一说，但死亡的阴影浓重地笼罩在英格兰各地，严冬肃杀，乌鸦的双脚被冻住粘连在枝头；贸易中止，谷物价格飞涨；一种叫“四天热”的流行病（也许是某种流感）死死地紧攥着英格兰这个已经被瘟疫削弱的国度。一月末，可怜的约翰·伊夫林只有五岁的儿子夭折了，这孩子可爱而聪颖；此后几乎两个星期不到，另一个孩子又夭折了。“我生命中的乐趣全没了，”他后来这样写道，“进了坟墓我也会哀悼他们。”幸存者们被吓破了胆，他们开始戒吃鱼和肉，甚至什么都不吃，“只喝鼠尾草牛奶酒，只吃薄饼或鸡蛋，或者偶尔吃点儿萝卜或胡萝卜”。不管她吃了什么，克伦威尔最喜欢的女儿得了高烧和癌症，8月病故，护国主痛心不已，接着自己也病倒了。在格林尼治，约翰·伊夫林随着一大群人去观看一条搁浅的鲸鱼，它绝望地在滩涂上拍打着尾鳍，它的喷水孔受了伤，鲜血直流。这个征兆让理智之人都不得不注意，利维坦的命数已定。

等到树叶凋零的时候，奥利弗的身体死了，幽魂却一时不散。当局对他的尸身进行了防腐处理，但这活儿没做好。当局想要保留护国主体制却出师不利，没有能够保存好护国主的身体，不过抢在克伦威尔尸身不可避免地萎缩之前，当面从他身上拓了一个塑像。然后，在萨默赛特宫（Somerset House）用躺倒的姿态展示他，给他穿上紫色的皇袍，一圈白炽光的蜡烛照着圣陵，这是中世纪给予国王的礼仪。后来又决定将他立起，于是用绞车将其摇起来。他就像个小矮人那样僵直地在那里站了两个月，头上戴着王冠，手里拿着权杖和天球，就这样到了末了，他到底还是做了国王。1658年11月23日，本来要给克伦威尔举行盛大的国葬，最后却演变成了混乱和惨败的情形。据法兰西大使记载（他自己对当日的事也不能完全脱离干系）：大游行还没开始的时候，众人关于外交先例和礼仪的辩论耽搁了时间，而穿过伦敦全程共花费了7个小时；等克伦威尔的灵柩到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天已漆黑，教堂里蜡烛预备得不够，仪式只能草草地结束。因此，他本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者都热爱布道，一辈子都喜欢大声地反思上帝的意图，自己却没有得到葬礼演说，没有入葬祈祷，也没有布道，只是在克伦威尔的雕像被匆匆地送入墓地时有几声短促尖锐的小号声。不久，被招来参加葬礼的威斯敏斯特学校的男孩之一小罗伯特·尤维达尔（Robert Uvedale），趁着人群混乱，悄悄地上前偷走了纪念品“陛下标牌”（Majesty Scutcheon），那是一面印着不列颠各民族纹章的白色缎面旗子。

假设要克伦威尔给他自己写葬礼悼词，他会对自己非凡的一生说些什么呢？当然不会是从无名之辈到最高权力的轨迹叙述，因为他虽然一方面热烈地拥抱权力，另一方面却一直无比讨厌它。死前不久，他抗议说，自己“会很高兴地住在小树林边上，养一群羊而不是得到这样一个位置”。这一番忏悔听上去是真实的，也的确完全真实。克伦威尔体现了一个真实的经典案例，即最高权力竟然落到了最没有欲望的人手里，而原因恰恰就是他从来没有渴求过它。不列颠内战中另一个更没有欲望的人是托马斯·费尔法克斯，他一直不太能从查理一世受审和被处决中回过神来——费尔法克斯后来重出江湖，从约克郡的无名之辈中再次现身，帮助查理一世的儿子重登王位。但克伦威尔永远做不到这般自我隐身，因为他像摩西一样经历了感召，就和听到声音从燃烧的灌木丛中（burning bush）传来一样，相信自己的生命从此以后已奉献给上帝，要执行上帝给英格兰设计的任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这个看起来像耶和华设计的在制品，即使忠诚如克伦威尔般的仆人，上帝也只允许他时不时地瞥见一眼，所以他从来就不觉得有必要为共和国构建一个长远的战略，也没有策略来调和自由议会派与神圣基督徒之间不言而喻的矛盾主张。他甚至都没有给这二者公断，并给双方指出一个稳妥的方法；他只是让上帝给他指出道路。要是上帝一会儿一个主意，好吧，那也是他老人家的特权。

克伦威尔在对议会发表的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虔诚的演说中，却埋藏着他真正想要英格兰走向何方的宣言，如果时势允许的话。（其实只要他稍稍讨好一下上帝，就能顺势而为，但他认为这是亵渎神明因而打消了这个念头）。结果，这个易怒、无情、傲慢、自我折磨的家伙却是得天独厚，人道与智慧兼具。更惊人的是，从本质上来说，创建了现代英格兰国家母体的这个人最深切地感受到的准则是自由。因为在这个坚定信念的中心还有宽容：不强加于人的希望（只要他们不是天主教徒都可以接受），都应该被允许不受打扰地以他们自己希望的任何方式接受基督；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养几头猪，国家政权不该粗暴地干涉这样的民众——一直都该如此，只要他们不去阴谋反对其他人的自由。在所有屠杀、行军、脸红脖子粗地大喊大叫之后，奥利弗·克伦威尔真正想要的是，每个人安静地生活：“在我们所有人和自由之间，保持一个能自由地不断地聆听上帝福音的通道，清醒地把握并践行各自的上帝之光照启迪及认知，根据上帝分配给每个人的丰富恩典和智慧，把握同样的自由去实践来自福音的信仰，在全部神圣和诚实中各自过自己平静安宁的生活，不受打扰。这是上帝赋予这个共和国的权力。”

也许要过两个半世纪以后这个梦想才能实现，而且，其实到了那个时候，已经没人太在乎了。

[1] 否定虚空（horror vacui），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论点。——译者注

[2] 即查理一世。——译者注

[3] 即霍布斯。——译者注

[4] 指查理一世。——译者注

[5] 这个单词多义，也指水星和水银。——译者注

[6] 指不列颠内战。——译者注

[7] 这一回是英格兰教会的烈士，玛丽是为了苏格兰。——译者注

[8] 指查理一世牺牲后被保王党认为已经成为圣徒。——译者注

[9] 以人的形象出现。——译者注

[10] 当时英格兰长子继承全部家业，次子以下都得自谋生路，这意味着其父必须白手起家。——译者注

[11] 也叫奥利弗，就是克伦威尔的伯父。——译者注

[12] 家里7个孩子中唯一的幸存者，即克伦威尔。——译者注

[13] De profundis，拉丁文，英文意思为“from the depths”。——译者注

[14] 基督教里比喻大众是羊群。——译者注

[15] 千禧年原指隐含的末世意味被跨世纪的喜悦和期待所取代。——译者注

[16] 龙在西欧中世纪的寓意是恶魔。——译者注

[17] 毛拉（mullah），伊斯兰教对学者的尊称。——译者注

[18] 塞勒斯（Cyrus），公元前600/576—公元前530年，希伯来《圣经》里犹太人的保护者和拯救者，据《圣经》记载塞勒斯是当时的波斯国王，按照天意帮助犹太人重建了耶路撒冷的神庙。——译者注

第四章

未竟事业

克伦威尔死后不久，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有点儿过于乐观地写道：“他死后就没有市民争吵/但现在各派遵从习惯。”其实英格兰每个人都在想——失去了奥利弗，护国主体制能继续下去吗？——回答是否定的，也是令人瞩目的。最初，克伦威尔提名的继承人，他幸存的最大的儿子理查德看起来还能行。忠诚的问候如潮水般涌向理查德。他时年31岁，大家认为他体面、诚实、心地善良，没有其父的爆脾气，他最大的长处就是没人能想得出什么理由来不喜欢他，但这也是个障碍。克伦威尔曾有选择地利用威胁，但理查德明显没这个能耐，这使得他在政治上既毫无防卫能力，处理事务又没有头绪。一直以来，他的父亲都知道理查德太温和，不堪担当其使命召唤。理查德生活在温柔乡中，自身不够刚强。一方面，不论是弄权还是要让人害怕，他都无法使人惊出一身冷汗，通常在需要选择依靠军队，还是依靠实用派，比如要借重艾什利·库珀和蒙塔古这些人的时候，理查德的温暾性子就成了大问题。不管克伦威尔看起来多么保守，自弗里特沃德以下的将军们都觉得凭着并肩作战的兄弟情谊，他们总是能唤醒克伦威尔，让他记得“旧日美好事业”的色彩。另一方面，理查德看起来不是其国民仆人们的主人，倒更像是他们的玩偶。因此，到1659年春，将军们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共和国之计，和1653年他们驱逐的残缺议会的政客们联起手来，出于自保他们别无选择：当时军队欠饷已达40个月，下级军官的愤怒给他们施加了很大压力。克伦威尔任护国主末期几年经过政治清洗，用旧系统的绅士控制的郡县民兵取代了他们，这使他们走投无路。

1659年4月，一份二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送给护国主理查德，要求他召回残缺议会。理查德经人指点明白了如果他不能平息事态，就将爆发军事政变。理查德就退位了，他和家人（包括他的弟弟亨利，也许他能当个更称职的接班人）被命令马上离开白厅。召回残缺议会（前来现身的议员总数是42名），强硬的共和派如勒德洛从来就认为护国主体制是个玷污神圣的东西，这时就废止了它，恢复了共和国。但是毫无疑问，本来在护国主时期消失了的共和派政治家与宗教狂军人之间严重的互相敌视也马上复原了。没有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一旁坐镇，两派开始互相撕扯。没有了国王的英格兰变成一盘散沙，迅速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而恢复君主制是唯一能摆脱这种情况的办法。最大的讽刺莫过于查理二世要复辟成为国王，不是因为英格兰非常需要人来继承查理一世的王位，而是因为急需他填补奥利弗·克伦威尔之后的空缺。

1659年8月底，乔治·布斯（George Booth）上校领头的保王党起义被轻易地镇压下去了，看来查理二世近期回归的希望渺茫，复辟之事很悬。但是英格兰的全体候补权力角逐者们自相残杀——不止是残缺议会反对军队，残缺议会的议员们也相互敌对（维恩和哈泽里格互掐，而勒德洛则恨他们俩）——使共和国的稳定化为泡影。反对分子们激烈地争辩到底是要一院还是两院议会，以及贵族院议员是该选举还是由直接任命而产生，与此同时，真正的议会即共和国议会就在他们身边化为乌有。回顾起来，他们短视得要命（实际上也没有比任何其他革命情景更疯狂），牵涉其中的各派都更乐于将眼前的对手置于死地，而不是同意保障共和政体以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把君主制排斥在外。无疑，是共和派自己扼杀了共和国。

1659年，英格兰莫名地陷入了一个10年前就开始出现的短暂的虫洞里，那时候一切事物——政府、宗教、社会秩序——都处在一种流动不定的状态，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事。突然在1659年，小册子市场兴旺起来，其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实验性提议、短文和宣传。英格兰回到了托里拆利空中之虚空的间隔里。平等主义者的小册子又出现了，随之骑马乡绅阶层的忧虑油然而生，他们生怕民主会打倒郡县社会的政治结构。像克里斯托弗·费克这样的第五君主制国家主义者姗姗来迟地宣布，毕竟真正的基督王国没有被挫败，只是被克伦威尔这个敌基督者（Antichrist）给耽误了。乔治·福克斯在一次短暂的假释中，出版了《五十九条细则》（Fifty-Nine Particulars），“要把英格兰带入花园，成为自由国家，人民享有自由”，提出要废除贪婪成性的律师，还有大家照顾盲人、腿脚不便者；除了公务人员有需要，禁止普通人随身携带剑、匕首、枪；还有一项改革是他内心里特别感到亲切的，那就是要改善监狱条件，“犯人不能躺在自己的屎尿里”。

护国主时期政府里的实用派幸存者早已经看穿，再也不信这些，索性将自己置身于骚动之外。在伦敦的罗塔俱乐部（Rota Club）里，威廉·配第可以和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同坐，一起探讨后者的《奥希阿纳》（Oceana/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即《大洋国》），它第一次揭示了财产与政治权力的必要关联。然而，实用派们完全拒绝他的平均地权法（agrarian law）以限制领地的大小；社会实验对商业可没什么好处。他们都明白，由于没有政府在维持秩序，导致经济受创、商店关门、贸易停滞、税收受到威胁；关税和应缴税费都收不上来；为了安全，珠宝商们都将自己店里的库存移出了伦敦。明摆着，共和派狂热分子顽固不化，只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军队专制，二者都不可选。他们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具有商业活力、在远洋上令敌人闻风丧胆、经济上自给自足、政府的管理科学合理。这个强国要建立在与郡县绅士阶层的合作而非与之敌对的基础上。趁着英格兰还没有败坏到不可修复的地步，他们需要全力以赴，恢复护国主时期下的稳定状态；因为无论共和派还是将军们都弄不了这个，除了查理·斯图亚特，还能去找谁呢？他倒是还有一线希望成为下一位护国主。

正像不列颠历史上的很多巨变一样，这一次也不是渐变，在1659年夏天到年底之间的某个时候，蒙塔古、布罗格希尔伯爵和威廉·配第等人用脚投票，做出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下半年，约翰·伊夫林决定出版自己的保王党《道歉书》（Apology）。实际上他是会触犯众怒的，但他并不在意就自顾自地发表了。它“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他挺高兴，尽管也许并不吃惊。这是整个形势大局发生改变的一个信号：他和赫伯特·莫雷（Herbert Morley）套近乎，给他一本书让他转送给查理二世，莫雷是共和国的伦敦塔典狱长。伊夫林相信这个人不会背叛他，因为他们是老校友；更因为他有把握，已预见到典狱长需要为自己的相同利益而行动，伊夫林才敢向他托付这个重任。其他很多人都在这么干。托马斯·霍布斯有句格言：如果国家的保护能力已经不可逆转地衰败，则人们的忠诚就会中断。这话不证自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时候那样听起来触目惊心。

最终把不列颠推向复辟的人是“黑乔治”蒙克（‘Black George’Monck），他正是霍布斯所说的那类将军，即非常艰难地学会了自保之术的人。蒙克生于德文郡一个古老的绅士家庭，其最有力的联盟格伦维尔家族在不列颠内战中既产生了保王党英雄，也有议会党背叛者，而蒙克却一开始就是个观察领头羊的见风使舵者。他原来对国王事业的正当性和前景都不看好，却在一次面见查理一世之后转变了个人思想。他真的不如就继续对保王党持怀疑态度好了。1644年在南特威奇（Nantwich）战役中，蒙克被俘后在伦敦塔里待了两年。至少在那里，他遇见了长老会派的裁缝安妮，她后来成了他的太太。1646年蒙克签署了《庄严盟誓》（Covenant Oath），后作为议会派上校去了爱尔兰。1649年8月，他第一次见到了克伦威尔，随后明显地开始信任并敬畏克伦威尔，二人的关系亲密起来。1650年在邓巴战役中，他和克伦威尔并肩作战。尽管蒙克并没有当过海军，但在英格兰和荷兰的战争中他被任命为指挥后，却又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了聪明和坚强勇敢。

1659年，在英格兰共和国分崩离析的时候，蒙克镇定地掌控着苏格兰的军队。尽管因为曾经效忠保王党使他成了一个天然的目标——那些要他早点儿出来为查理（二世）做事的人盯上了他，但这一次他还是不确定情势将如何发展，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或聪明的，于是，保持了冷静。不过想要坚持共和派军事政权的头头们——兰伯特与弗里特沃德——很明显不能指望蒙克支持他们，但这时候只有蒙克的军队在不列颠是最团结最整齐的。兰伯特试图召集尽量多的人马，但他知道没有蒙克，他们就完蛋了。弗里特沃德意识到大势已去，咬牙切齿地说“上帝已经摧毁了他们的辩护律师，还打了他们的耳光”。1660年1月2日，蒙克自作主张带着7 000名士兵从贝里克附近的科尔德斯特里姆（Coldstream）向南进发，他这是身为军人而反抗军人统治。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是很明确地反对军队干预议会的话，那么他要支持什么就远没有那么清楚了。残余分子恢复残缺议会，盼望他来伦敦，当然希望并且也以为他会来保护他们。然而，蒙克手里拿着牌却不急着打出去。他不动声色，显然在路上的有个时刻他得到了这么一个印象：人们满怀激情，强烈要求摆脱残缺议会而非保全它。这几乎是普遍的呼声，即要有“自由的”议会，也就是召回被普赖德清洗的长期议会的全部议员。

2月初，蒙克抵达伦敦，召唤“自由议会”的宪法修正运动已经发展成绝望的呼声，要求把英格兰从共和国演变而来的混乱地狱里拯救出来。同时，保王主义也在抬头，虽然人们还不敢（不到时候）大声地说出来。如果说从前人们曾经呼吁结束王权享有自由，现在这呼声倒是非常明确地要求王权回归。甚至此时已经完全失明的约翰·弥尔顿，也因为共和国的败落且回天乏力而心灰意冷，但他最后努力尝试着要逆转退回到君主制的潮流。即使如此，弥尔顿在出版的言论里也承认共和国不得人心。在《创建自由共和国的现成简便方法》（Readie and Easie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dth）一文里，他辩论道少数派有权强迫多数人接受自由，而多数人不能逼迫少数派和他们一起屈从做奴隶走狗。可是，伦敦的学徒（和布里斯托及埃克赛特一样）群体组织游行要“自由议会”，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自由议会”会给国王打开伦敦大门；学徒群体也不要强加给他们的自由，他们就想要做国王的臣民；妇女们对残缺议会提出自己的观念，她们弯下腰撩起裙子喊着：“吻我的议会！”[1]

2月11日，做了5年财政部职员的萨缪尔·佩皮斯（受他的权贵亲戚爱德华·蒙塔古庇护），站在斯特兰德桥（Strand Bridge）一头，数着爆竹烟花，单是在桥上就有31下。“在街尽头，你还以为整条巷子着火了呢，热浪逼得我们不得不静静地待在另一头，远离那边。”他在日记里记着。伦敦全城好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烤肉叉，都在烧烤臀部肉——有些鸡肉，有些牛排，大街小巷都满散发着油腻腻的庆祝谄媚（greasy，油脂的、谄媚的。——双关语），烤的不仅仅是肉，共和国也在煎熬中。这一天早些时候，人们决定重新接纳11年前被普赖德挡在门外的长期议会成员。伦敦人等待在新的“自由”议会期间照例用自己的肚子投票，他们在街上用刻刀摆成排钟的样子。“在斯特兰德街梅普尔的屠夫们，”佩皮斯写道，“要割掉它们的臀部[2]时，把刀子弄出非常响亮的声音。”

历史在这时候迅速绕回到了老路上去。一些很多年不在政界露面的人，如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同他们的长期议会同僚们一起出现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1648年被“隔离”的羞辱；1642年的两只“鸟儿”丹泽尔·霍利斯和阿瑟·哈泽里格又面对彼此，毫无疑问也相互取笑——他们俩一个成了半路逃亡的共和派，另一个出奔去做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贵族议员。但是，实用主义者们，特别是蒙塔古毫不费力地从一个政权转投到了另一个政权那里。最初在20年前召集的议会[3]，到这时候——深受蒙克的士兵和保王党民兵武装干扰——自废武功，自己下令解散了自己，还下令进行“自由选举”，有关人士都知道这是要产生复辟议会了。

向内战中的议会党表示了最后的敬意，同时也把真正为查理一世而战的保王党排除在外之后，议会不管三七二十一选出了100位议员。1660年3月，他们坐上了在“临时”议会（Convention Parliament）的席位，还有另外58人是毫不含糊的保王党支持者。事实上和这个数字相同——接近150人——的是议会党，但不是共和派，也就是说他们绝大部分是一直以来想要改良君主制的绅士。因此，他们希望这次改良君主制最后能搞成功。他们精心设计给查理二世的条款让蒙克及其特使们带到荷兰布雷达（Breda）去，要考验他是否有诚心要和解：要大赦在内战中站在议会党一边的人（除了签署查理一世死刑法令的弑君者），为天主教“温和的良心”[4]保留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保证不逆转在王位空缺期间（Interregnum）已经发生的财产改变状况，但是，临时议会并没有坚持要国王以承诺执行这些政策为前提条件。4月4日在布雷达，查理反应敏捷，他提出一个40天的“恩典”特赦期，利用这个时间段给之后的议会留下可做慎重考虑的余地，也好让他们谨慎对待宗教与财产事务；让议会而不是自己成为这些事务的仲裁者。查理二世貌似在昭告天下：儿子不会仿效老子的做法。

1660年5月23日，在海牙附近的席凡宁根（Scheveningen），萨缪尔·佩皮斯看着查理二世带着弟弟们和他的表弟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后来的国王威廉三世）登上共和国的旗舰“内斯比”号。佩皮斯吻了他们高贵的手，亲吻的声音如同“无数枪声在响”。吃饭的“排场很大”，餐后“内斯比”的船名重新油漆成“皇家查理”号。佩皮斯及其赞助人蒙塔古，还有蒙克和瑟洛——他们全都是克伦威尔的人——尽力自我克制，下午他们启航驶向英格兰。

国王这里那里走走，反复地上上下下（和我想的相反，他居然这样），非常活跃激动。在后甲板上，他讲到从沃斯特逃出的事。他告诉大家自己经过的困难故事，听得我快要掉眼泪了，他徒步走了四天三夜，每一步都踩在深到膝盖的泥泞里，只穿了一件绿色外套和野外马裤，一双乡下人的鞋子，双脚痛得几乎不能挪动。

佩皮斯听着听着，自己显然激动了起来，这可出乎他自己的预料。这个高个子男人遗传了他母亲的黑色卷发、黑眼睛和厚嘴唇，是个能吸引人的演说家——只要他愿意，他可是一个能散发魔力的人。登陆几天后，查理二世真的做了一次展示，强调国王具有治愈疾病的能力——他用手触摸了600名瘰疬病人。13年前，议会曾经指定一个委员会起草声明，废除所谓的为了免除“国王罪行”而触摸的活动，并指责这是怪异的迷信。但此时成群结队的普通人，有些淋巴肿大或者长了瘤子，另一些眼睛上长了麦粒肿或嘴巴起泡了，他们全都相信国王的魔力回来了。20年时间里，9万名淋巴病患者接受了国王的触摸，还得到一条绕在他们脖子上的金项链。

在没有国王的10年里，约翰·伊夫林一直心中燃烧着保王主义，从无悔改，这时候几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所有人，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渴望见到圣上，吻他的手，这么多人，一连几天他简直没时间吃东西。”甚至铁石心肠的老长老会派，如多切斯特的丹泽尔·霍利斯，他曾在艾奇希尔和查理一世作战，这时候以奴颜谄媚称呼查理一世的儿子是“他们（人民的）眼睛里的光芒，他们的鼻息、快乐以及全部希望”。5月29日是查理二世的生日，离佩皮斯在桥上数烟花的日子没多久，伊夫林还见识了二万匹马和步兵护卫国王穿过伦敦的骑马队伍，

挥舞着剑，叫喊着不可名状的欢呼；路边草上花儿盛开，钟声回响……我站在河岸上看着它，心里祝祷上帝保佑。这一切没有流一滴血，这支军队，正是当年反抗他的：可这是上帝的意愿作为……历史上可从来没有这样的复辟，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自从（犹太人从）巴比伦囚虏（Babylonian Captivity）回来，英格兰从来也没有这么欢乐、这么光明的一天：这样期盼或实现它，这已超越所有人类的谋略。

1660年5月，并非每个人都在庆祝这些大喜日子。埃德蒙·勒德洛是查理一世死刑法令上59个签署人中的第40人，他看着这些喧闹庆典日益厌恶起来，疑虑加重。当耶路撒冷突然变成了索多玛，你能指望什么？“那一夜的腐朽、醉生梦死，”他在鼻子里哼着，“如此盛大不堪，英格兰在过去很多年里都已经不曾这样，以至于国王……要人发布一个宣言，禁止为健康干杯。但如果是为他自己的健康干杯，他决定不要任何规则；不到几天，在桑树花园（Mulberry Garden）的一次行乐（Debauch）中，他公开违反了自己的命令。”勒德洛尤其惊恐地看着“马匹属于我们原来的部队，现在的雇主完全不同，和当初根本就是两码事，特别是……绝大部分……它们组建起来曾经是为了参加争取自由精神的战斗”。

1661年1月30日，在这个查理一世的行刑纪念日，奥利弗·克伦威尔、他的女婿艾尔顿，还有约翰·布雷德肖，这几个国王审判法庭为首分子的遗骸，伊夫林高兴地写道：“从他们壮观的墓（在威斯敏斯特，在国王们中间）里给拉了出来，弄到泰伯恩（Tyburne），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吊在绞刑架上，然后就在那个注定耻辱的纪念碑下深埋了。”伊夫林回顾了1658年克伦威尔盛大而混乱的葬礼，在克伦威尔香气馥郁的尸身保留和今日的遗骸分解之间，只有两年半的时光，他喟叹道：“哦，上帝的审判是多么了不起又高深莫测啊！”

在勒德洛看来，克伦威尔得其所值，因为他已经背叛了英格兰的自由，他对权力的欲望扼杀了共和国。但是此刻，勒德洛的那些坚定不移地相信自由的朋友们要付出代价了，一下子，军队“显要们”有的变成了逃亡者，有的成了乞求者拼命地让那帮及时的变节者从中斡旋。这些人先是感到沮丧，接着是惊愕和害怕。牵连在查理一世之死里的老朋友、老同志们，都被带到惩罚性的特别法庭面前，被迅速宣判：要么被吊死要么被活活肢解。共和派人看得心惊胆颤。弑君者中的两位被用雪橇拉去泰伯恩，雪橇上还放着另一个被砍下的头，那是第五君主制国家主义者“圣人”中将托马斯·哈里森。勒德洛制定了快速出逃的紧急计划；弥尔顿此时双目基本失明，他在反思那些他们曾经犯下的够得上被绞死的邪恶罪行。

那么那些及时起跳、帮助复辟的人又怎么样呢？这些反攻倒算有没有让他们不安？1661年5月，查理二世加冕日那天，萨缪尔·佩皮斯站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闪闪发光的巨大拱门下，看着大把大把的金银撒向空中，硬币和纪念章撞击在石板上叮当作响。可是，财富之阵雨没有下到他肩上，他站得较远，他的位置到国王那里有一段表示恰当敬意的距离。佩皮斯本是一个弗里特街裁缝的儿子，他已经算得上高升了，但还只是海军部的一个职员。因此他只能看着比他更得势的人在抢夺国王赏金，好像伴娘们争抢新娘手里的捧花，“我够不到任何一个，”他在日记里酸溜溜地抱怨。

那他要“够得着”什么？像佩皮斯这样的人从新国王那里能期盼得到什么呢？著名的国王亲善安抚能使他发出满意之声，这是其一；其二，此时他们委婉地称自己曾经服务的政权为“旧国家”，这批人完全相信自己在新王国里可以同样左右逢源。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身体力行上，有肥硕的大法官克拉伦登伯爵（Lord Chancellor Clarendon）——他的新贵族头衔让他连升了几级，随之他的体重也在令人瞠目地飞速上升——压阵，多少舒缓了大家的紧张情绪，克拉伦登无疑是复辟的压舱石；可以理解，即使自命不凡的保王党骑士们要大干一场，他也一定能让他们保持政治上的头脑清醒。在长期议会的时候，当克拉伦登还叫爱德华·海德这个名字，他就是个改革派，但此后的天翻地覆使他们那一点点温和的改变显得太微不足道。现在克拉伦登的调节成了最可靠的保王党保守主义。国王的合法特权不能拱手相让，克拉伦登急着在稳固的宪政里重新锚定它：议会与国王要相互信任、依靠对方。虽然佩皮斯等一批年轻的复辟拥护者，像其他任何廷臣一样，对克拉伦登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都在暗中窃笑，还对他吹毛求疵，但实际上佩皮斯他们倒是非常感激克拉伦登享有稳固的权威。他知道克拉伦登不太会为了保持连查理二世自己都不是很看重的王国纯洁性而踢开他们这一批护国主时期的前军官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在海军这个需要专家的关键领域。因此，看到自己的保护伞爱德华·蒙塔古被提升为桑威奇伯爵，佩皮斯应该会高兴，但也许没有吃惊；他很现实，看得懂要犒赏保王党骑士的猎犬，必须扔一些禽鸟出去，只是要留心自己的利益别做了那犒赏物。像他这样讽刺意识发达的人不会注意不到这个事实，即最受克伦威尔死后恶名连累的——维恩、布雷德肖、勒德洛和哈里森——正是最痛恨他的共和派！因此，佩皮斯和妻子伊丽莎白能搬进海军部的新住处，更坚定地相信这个新的国家和旧的国家一样，都需要他这样能干、勤快的人，需要知道哪里能找到枪支、舰船、人手和金钱的人，特别是钱。

即便如此，在那场鲜为人知的盛大的加冕礼上，他也必定感到有一点儿不自在。在这种自古以来就有的沉闷表演里，密密麻麻的主教们、贵族们似乎是本能地，当然也是通过教育培训才懂得怎么扮演自己的角色，假如要克伦威尔来一趟“国王斗士”跑马，就是在宴会中穿着全套锁子甲进入威斯敏斯特大厅，然后扔下白手套挑战任何一个非议自己国王地位的人，他能怎么样？他肯定会出洋相。

好吧，也许甚至连奥利弗国王都可以忍受这套荒谬的哑剧把戏，这些地主和浮夸者的玩意儿，但是他绝不会像查理二世那样“为了国王的罪孽”触摸聚拢来的瘰疬患者。好开玩笑调侃的查理二世还真的相信这些愚蠢的把戏？毕竟，也正是他支助了格雷沙姆学院（Gresham College）的自然哲学家们，他还为“皇家学会”背书，这个团体里的学者们可以交流，甚至彼此争论，但不能激烈地诋毁对方。实际上，查理二世钻研天体力学。他的天份很好，能自己重新装配最新的计时装置和望远镜，用它们仔细地观察宇宙，有些人觉得国王貌似有能做好学问的脑子。

那么，该说该做的都说了做了，能指望查理二世主政英格兰过太平日子了吧？1660年4月签署的《布雷达宣言》（Declaration of Breda）保证要“善待良心的自由”（Liberty to tender Consciences）。这是一味解药，要解救因为激情和时代的不宽容而“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宗教见解，人们为此分成各派彼此仇恨”。可是查理二世复辟后头几年发生的事，显示他几乎没有履行“对话自由”的诺言。查理二世自己也许希望保持理性来讨巧，但1661年4月选出的骑士议会（Cavalier Parliament）——直到1679年都没有更换——要清算旧账，而不是打个马虎眼就放过它，随它去。为国王流过血（不论自己出过力还是出过钱）的老战士们，无疑感到要狠狠地惩罚共和派，因为后者罪恶滔天、罪有应得。但是老战士们得到满足之后，真正渴望得到沉冤昭雪的是神职人员，尤其是主教们，他们在劳德倒下后蒙受了英格兰教会历史上最难以想象的屈辱：大主教被关押、处决，被开除出了议会贵族院，在自己的教区里被连根拔起，单单是主教的名称和职位就构成了羞耻。这时候主教法冠和圣体匣都回来了，没有比伊利的马修主教重新就任时更神气活现的了。他是克里斯托弗·雷恩的叔叔，在伦敦塔里待了几年，和劳德关在同一个牢房里。他死不悔改，又令人敬畏。马休是光荣的扎多克[5]，高高在上的《圣经》先知俄德（Oded）。他明确地告知大家，那些险恶的“狂热者和分裂派”家伙们毁灭了英格兰教会的圣洁，教会永远不允许他们再欺骗轻信者，不许他们在议会贵族院捣乱。

1661年1月，在伦敦发生了一次同情第五君主制国家主义者的暴乱，一共有50名支持者；英格兰教会在复辟时期恢复后想要收紧纲纪，而克拉伦登伯爵和国王却努力让教会放松，这次暴乱使得好斗的主教及其同盟在随后的骑士议会中正好有了借口反对他们。尽管克拉伦登的举止派头很大，却是个实用主义者，无意引起纷争或坚持不和。他认为最好是清教徒们只在内部彼此吹胡子瞪眼睛，也强过教会外部的人来搅和，因此，他希望英格兰教会的教条能宽宏一点儿，允许与一些非英格兰国教的新教徒（Nonconformist）和解，或者不执行“行为统一法令”（active conformity）中的处罚。国王也正想宽大天主教徒。可是伊利主教雷恩和吉尔伯特·谢尔登（Gilbert Sheldon）这些高级教士根本不想这样，所以，虽然实际上议会通过的一系列处罚条例代表着大法官真心反对的一切，但却用了他的名字，叫作《克拉伦登法典》（Clarendon Code）。《克拉伦登法典》特地被设计成要扼杀非英格兰国教教会的基督教信仰的生命。雷恩等主教们知道那些教派在城市工匠和商人那里颇受推崇，就规定把持异议的教士驱逐到城市以外起码8公里远的地方去；必须严格审查职业神职人员的正统性，但凡沾有一点儿非英格兰新教倾向的蛛丝马迹都会被剔除出去——雷恩等人把这些倾向看作是对英格兰新教的玷污。当然，其严厉监督的目标不只是更邪乎的外围邪教——马格莱顿教派（Muggletonian）和再洗礼派（Seeker）这几个教派，这套法典意图先边缘化，然后彻底铲除英格兰的长老会加尔文宗。长老会在17世纪50年代曾经反对共和国、支持复辟，到这时候已经没什么后续作用，雷恩等主教们坚信（并非全无根据）清教异端才是对英格兰教会和国王不忠的最大动力，如果可以给这些派别加上造反的罪名就好了。他们得出的结论与克拉伦登坚持的中间路线刚好相反，那么只能这么办，必须清除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

因此，令人震惊的是，起码曾经滋润了两代人的信仰和政治的全套说教、布道、祈祷、歌唱的文化，这时候要去除它了。如果还有一点儿被留存下来，那也只是经应允后偷偷地怀着歉疚地进行，好像不是他们本应有的权利。1662年的圣巴塞罗缪惨案（St Bartholomew’s Eve massacre）纪念日那一天，议会依法驱逐了几百名非英格兰国教的新教（绝大部分是清教长老会派）牧师们，停止付给他们俸禄。同年12月，国王颁布《信仰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亦称Declaration for Liberty of Conscience），表明他请求骑士议会允许他行使权限，摒弃《行为统一法令》。但议会比他更顽固，1663年3月，议会挫败了查理二世！1663年11月，佩皮斯听到他的文员威尔·休厄（Will Hewer）的叔叔布莱克本（Uncle Blackborne）带着沉静深刻的愤恨说“很多虔诚信仰上帝的牧师——有好几千，现在沦为乞丐了”，还有“当前的神职人员到处张狂，趾高气扬，人人都憎恨、嗤笑他们”。

这是从英格兰历史上消失了的规模空前的行为模式之一，原先到处看得见更听得到的文化转变成了关起门来只在家里举行的教会仪式。这既不能持久，也不能广泛地进行下去，持异见的基督教派将继续存在并复活（特别是到下一个世纪）。强行毁灭加尔文主义，导致非英格兰国教的新教教会，比如贵格会，得到了充实，因为他们没有受到什么政治上的质疑。但是它在未来用完全出乎主教和骑士议会议员们预料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不列颠的历史。尽管他们颁布《克拉伦登法典》时自信满满，但他们所做的不是消灭清教主义，而是取代它，把它流放出去。到后来，它至少给不列颠君主制造成了大麻烦，一如既往：比如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和波士顿这些地方。

关闭出版社是封口行动的最后一道手续，这个法令需要议会重新审议才能撤销，而议会选举这时候是三年一次，这么一来，政治竞争对手在刚露头的时候就被剪除了。一个许可证法令让正统的大学出版社或官方控制的文书出版公司（Stationers Company）垄断了出版历史、政治著作的事，这样堵住原来共和国的自由出版颇有成效。顽固的老劳德派记者罗杰·勒斯特兰奇（Roger L’Estrange）执掌对伦敦主要出版商的审查大权。他提议把出版商的数目从60家削减到20家。不管刊物多么有个性，不把罗杰这个权威放在眼里可不会有好果子吃。例如约翰·海顿（John Heydon），仅仅因为刻制国王星象图被认为是煽动行为，就被关进了监狱；像吉尔斯·卡尔弗特（Giles Calvert）这样专门出版政治理论著述的一批出版人，结果进了纽盖特监狱；1659年在罗塔等俱乐部，人们还在自由激烈地争论宪法和政府，到此时都给封掉了；鼓动者们碰头儿的咖啡馆受到巡查和特务的监控。

预言家、布道者、出版人及记者都被赶到了野地里，他们散去后，英格兰就落到了伪君子、娼妓和寄生虫廷臣手里。不一定非得是清教“狂热分子”才会反感放肆变态的查理二世宫廷。尽管在忠诚的英格兰国教（Anglican）保王党如约翰·伊夫林看来，是万能上帝的仁慈恩典才使国王恢复了王位。可是他和他的兄弟却沉溺于感官享受，那是在冒犯上帝。这时候国王才三十五六岁，正是自恋的年纪，根本听不进批评。国王身陷在使人飘飘然的柔软靠枕里，一连串摇尾乞怜的诗人巴结他，对他大献殷勤（这种人很多，其中有约翰·德莱顿与埃德蒙·沃勒，他们俩也曾经逢迎过克伦威尔）。查理二世在王室沙发上逗弄着私生子和光滑的西班牙猎狗，与大把情妇厮混。国王天生亲切和气（却并不像路易十四那样是一种引力中心），让查理二世拒绝那些毫不犹豫地要接纳他上床的夫人们，不说完全不可能，也会引起他身体上的痛苦。她们当中最聪明、最有心计的人会最大限度地抓住时机利用这一点，比如卡斯尔梅因夫人芭芭拉·帕尔默（Barbara Palmer，Lady Castlemaine），坚持要大家以真正的伴侣之礼对待她。卡斯尔梅因夫人一边积累财富一边弄权，有时候国王见谁不见谁也由她说了算。克拉伦登没有左右查理二世床笫之事的能力，为此怒火中烧。克伦威尔狂热地（如果说间段式地）追求美德，以至于曾经威胁到了政府稳定，而此时查理二世同样狂热地追求恶习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因为如果说伦敦人见多识广，对过于卷曲的卷发和过于暴露的胸衣招摇过市并不惊奇，那么克拉伦登担心的是郡县绅士阶层的舆论恐怕不会如此看待这种时髦。当自己的女儿（已有身孕）安妮·海德与查理二世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士的秘密婚姻被公布出来时，克拉伦登吓得目瞪口呆，他甚至建议国王以冒失罪砍掉自家女儿的头。詹姆士好色比其兄有过之而无不及，坊间不可避免地谣传是克拉伦登策划了这桩婚事，意图创立斯图亚特–海德王朝，二者叠加引起克拉伦登的恐慌（这一事后来真的水到渠成，但不是克拉伦登当初所想的和害怕的那样）。

不单是他一个人在这样担忧着，几年后，也就是1667年，英格兰政府出了大乱子，佩皮斯在海军部的同事乔治·卡特里特（George Carteret）爵士提醒他，需要“起码在政府里做出宗教表态和节制”，是因为下面这事儿：

宗教表态和节制的确造就了克伦威尔，帮助他维持下来，尽管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捣蛋鬼。普通英格兰人天性正派，不愿和他过不去……大家都在辛勤苦干，维持王国，但宫廷里派系林立……国王不依附于任何人，但是今天将自己交托给这个，明天又是另一个，把自己和国事都搞砸了。他对任何一个妇人都像奴隶一般听命，（以及）……他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根本无法控制自己。

萨缪尔·佩皮斯的日记巨细靡遗地记录了自己的风流韵事和国家大事，通过它我们知道二者不一定要分得井水不犯河水。他的双手很少闲着，不是忙着记录木材供应的状况，就是忙着抚摸最近某个引起他兴趣的女人的内衣。可是对佩皮斯来说，这些调情嬉戏与其说是分散精力，不如说是滋润：触摸使人精神焕发。

1664年10月3日，又说起要再建立一支舰队再造几艘船的事，时间非常紧迫。接着，满脑子还是生意经，我们分头走开，我去理发店，在那里只看到珍，摸了一下她的下巴，然后赶去交易所，在那里大量买进几只股票，希望赚几个钱。然后回家吃饭……回家前在办公室和巴格韦尔（Bagwell）太太碰头，我带她进了办公室，但只是亲吻了她。她责备我不该这么做，说我对很多人都这样，我会名誉扫地的；说我糊涂，而她很清楚；当然，她说得大致没错。

说他日程排得满满的是低估了他。除了海军部公务，佩皮斯一周还要看好几场戏，与皇家学会会员见面，在小酒馆里喝酒寻欢，听室内乐。为了追逐新闻、流言或调情，佩皮斯在伦敦城里不停穿梭，乘船、坐马车、步行，寻找他此时此刻需要的一切信息来源：伍尔维奇（Woolwich）兵工厂；德特福德（Deptford）修船所的经理们；弗里特街后巷里那些女孩子；船坞木匠的老婆；理查德·里夫（Richard Reeve）店里新到的望远镜；裁缝手里最时髦的用黑色缎子做衬里的驼毛呢西装外套。

佩皮斯是当时伟大的观察家之一，既能洞察娘们儿挑逗意味十足的浑圆乳房，也精于计算给舰队用的绳索供应量。他对记账入了迷，特别是自家和全英格兰王国的财产，不管何时发觉它们的数目下降了都会感到懊丧。当他认为太太伊丽莎白在衣服上浪费了钱的时候，他就冲她大吼大叫，她要是敢回嘴，就打她巴掌（他常这么干），她简直受够了他。他却很少在他那一大帮朋友和同事们面前流露这点儿丑陋的性格，他们还都认为他是脾气最好的伙伴、最有学养的人。佩皮斯认为积累知识不仅是保持明智的关键，也是取得权力所必需的。他的朋友们和他观点接近，在他们当中，佩皮斯如鱼得水。因此，大家认为他为人可靠。他热情地支持为英格兰谋福利的各类科学实验项目，比如约翰·伊夫林在《伦敦雾霾纪实》（Fumifugium，The Inconveniencie of the Aer and Smoak of London Dissipated）里提出要减少虫害、搞好卫生、清除烟尘，使伦敦更安全，保障大家的健康；他也支持威廉·配第发明的双龙骨船——在第一次试航中双龙骨船下沉，淹了船上的人，连国王都有礼貌地无视它，转过头去看另一个发明者的船。

事实上很明显查理二世觉得科学是娱乐，他只是喜欢计时器、目镜这些玩具，而不是精细入微地持久地探究下去。国王（还有上流社会的其他人也是这样的）看到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显微制图》（Micrographia）一书中放大的虱子图画入迷了，满意地看着自己资助的人与皇家学会的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他也向大家表示自己弄不懂格雷沙姆学院里的事情，说那些一本正经的家伙忙着“花时间给爱尔乐曲（ayre）称重”。查理二世认为皇家学会会员的研究新进展不过就是绅士俱乐部的古怪消遣，从来没有想到它是一个通过观察实验来验证研究和探讨——配第和波义耳等人都喜欢这样——的典范机构。1665—1667年，一连串的灾难沉重地打击了英格兰王国，国王及其臣民的本能反应是通过修行、斋戒和祈祷祈求神明来干预，而非寻求科学说明和合理根据。

1664年夏天彗星的出现吓倒了观察者们，他们不把它当成天文奇观（尽管那些拥有理查德·里夫望远镜的人可以空前清楚地观察它发光的尾巴），反而总担心这个现象是某种灾难的预兆。这一点令人丧气。国王好战又乐观，不顾克拉伦登等人的苦苦反对，宣布与荷兰开战。虽然刚开始时在洛斯托夫特（Lowestoft）英格兰海军取得了一次胜利，但克拉伦登等人看着那条白晃晃的飞尘带子在夜空里战栗，心里更加发毛。到了下一年夏天，还看不出荷兰人有投降的迹象，而瘟疫大车每个星期都会拉走成千的人去埋葬，耶利米们好像坚信自己的预言，即上帝在惩罚充满罪恶的英格兰王国。它基本无法解除这个迷信，科学在当时能做的就是以严肃的统计学和流行病分布测绘来计录伦敦的死者人数（比如9月第一周有8 252人死亡，其中6 978人死于瘟疫）。

从1348年这种瘟疫第一次袭击以来，人类对这种流行病的传染机制的理解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因为认为猫狗是传播瘟疫的媒介，伦敦市长便命令大开杀戒：4万条狗和大约（据佩皮斯推算）20万只猫被杀掉了。猫狗被赶到一块儿干脆利落地处理了，这验证了自中世纪以来死亡管理渐趋现代的事实。这次瘟疫事件发生半个多世纪后，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写作《瘟疫之年记录》（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详述1665年人口锐减的痛心事，但他根据的是当时人可靠的回忆，其中包括萨缪尔·佩皮斯的一个抄写员保罗·洛兰（Paul Lorrain）的记忆。笛福在书中讲述了一个被分裂成疯狂和明智的文化：精神崩溃的预言者光着身子在大街上行走，他们大声疾呼人们要痛改前非，否则英格兰全民族就要灭绝了，而一队队督察在街头巡视，一发现哪里有感染迹象就强行将那栋房子全部封闭起来。王公贵族和职业人士（当然包括医生）都飞快地逃离伦敦，而普通市民在自己家里被督察幽闭起来，沦为传染病之囚，任自己病死、饿死或幸存下来。这个规定也许是为了使国家隔绝瘟疫，但感染总是不可避免地冲破隔离。同时这些规定使伦敦人被剥夺了获得工作和食物的希望，只能听天由命。想法逃出天罗地网的绝望者冒着被逮捕处决的风险。佩皮斯从奥尔德曼·胡克（Alderman Hooker）那里听到一个马具制作工匠“埋葬了所有感染了瘟疫的孩子，自己和妻子都被关起来了。他在绝望中逃了出来，只是要给这（他们幸存的）小孩子一条生路。他被说服把孩子脱得一丝不挂，交到朋友手里。随后他带着（给穿上全新衣服后）孩子到了格林尼治。”只有这一次，佩皮斯和同事们感动得允许这孩子安全地留在那里。

1665年伦敦1/6的人口死于瘟疫。随着天气转冷，情况略有好转，但是人们心头的担忧挥之不去。佩皮斯戴着漂亮的新假发，却浑身不自在，因为害怕假发可能是用染疫者的头发做的。根据占星术，读者看到了年历上的数字感到格外焦虑，彗星尾巴预示着这人人皆知的吃人怪兽：666。当然1666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无情之火从地狱中含有沥青的地方真的烧了起来。沃尔特·高斯特罗（Walter Gostelo）与丹尼尔·贝克（Daniel Baker）这些预言家一直在警告新索多玛的罪恶是淫荡和贪欲，必将遭到愤怒的耶和华充满怒火的报应。但头脑更清醒的约翰·伊夫林看着每天从乡下涌入的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车堵塞了街巷，他们把臭烘烘、拥挤不堪又资源枯竭的伦敦填补得满满当当的，也相信万一一阵干燥的风吹到被四处乱扔的一点就着的火星，大规模火灾就会爆发。

即便这样，伦敦1666年大火的火势之大也让几乎每个人都始料未及，原来大家一直在害怕8月底到9月初酷热的那几天里刮的东南热风可能会带来传染病，没想到它却点着了火。因此，9月2日星期天一大早，伦敦市长托马斯·布拉德沃斯爵士（Sir Thomas Bludworth）在睡梦中被人叫醒，得知布丁巷（Pudding Lane）的托马斯·法雷诺（Thomas Farinor）面包店起火，已经烧掉了菲什街小山区（Fish Street Hill）的大部分了，就快烧到泰晤士街（Thames Street）了。他的反应是仆人不该打搅他睡觉：“哼！一个女人一泡尿就能灭了它。”说完这话，他就又倒头睡下。他的鼾声再起时，火势已蔓延到了伦敦塔桥和伦敦塔之间的泰晤士河边一侧的仓库，这里到处是牛油、沥青、焦油和白兰地酒。一团火球呼啸着冲天而起，在窄窄的街道上滚过，街道两边房子的吊窗和阁楼都是木头做的，它们都烧起来了，火势更盛。还不到两小时，大火又吞噬了300间房屋。众人惊恐万分地从屋子里逃出，把财物堆上车子，冲向河边，把自己的木箱子倾倒进肮脏的水里，让它们在火花光斑闪闪的黑暗中沉浮波动。街巷交通完全瘫痪了，人们的脸上焦黑满布，年长者躺在床板上或者临时拼凑的手推车上经过大街。佩皮斯得知情形非常糟糕，天没亮就起床走去伦敦塔。他爬上高层看到火势沿着伦敦塔桥吞没了河边挨挨挤挤的房屋和商铺，一路恶狠狠地烧上了吊起的桥面。只有鸽子在窗户和屋檐上待着，直到羽毛着火了才可怜地拍打着发亮的翅膀飞走。

佩皮斯向泰晤士河上游进发，船在满是家财的箱子中穿过，他得提防随风飘来的“阵阵火星雨”，不让它们迎面砸到自己脸上。在白厅，他告诉国王只有马上将火势要经过的路上的房屋毁掉，撤掉引火柴，辟出隔火区，才能控制火势。只有这一次，查理二世没有怠慢，下令马上这么干。在伦敦城和王宫之间设立了信使系统，保证国王知道火势进展。当佩皮斯来到市长面前，发现此时布拉德沃斯早已清醒，“像个没用的人，脖子上系着手绢”。他还发现市长不再自鸣得意，而是崩溃了：“上帝啊，我能做什么？人们不听我的”。市长抗议说他已经在尽快地扒掉房屋，但是——毫不奇怪——那些财产正好处在要被毁范围的人（不是他们的身体），阻止这么做，事实是就连布拉德沃斯自己都非常不情愿，不想行动，担心房屋和店铺拥有者的损失。

到星期天结束时，火借风势，把伦敦塔和伦敦塔桥之间老城区人口最密集的核心部分大多数都烧掉了。浓烟像帷幕一样笼罩在伦敦上空，映照得9月的太阳血红血红的，火苗此起彼伏。约翰·伊夫林曾经把伦敦市的卫生和福利当成他个人的事业，此时更是忧心如焚：

哦，悲惨的灾难！这是自有快乐的从未被战胜过的人类世界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直到空前大火来临。现在整个天空都是一幅烈焰腾腾的景象，就像个正在烧烤的烤箱顶端。很多个夜里在60多公里外都能看见这冲天的火光。上帝啊，真的但愿我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情景，一万间房屋同时起火化为灰烬，声响如雷、噼里啪啦、呼呼啦啦的火苗，妇女儿童的尖叫，人们竞相奔走，塔、房屋和教堂倒塌，让人如处于令人惊骇的暴风雨中……就这样今天下午我离开了这个燃烧的索多玛，或者说末日……它使我记起《圣经·希伯来书》里的段落：像特洛伊一样的废墟（non enim hic habemus stabilem Civitatem：the ruines resembling the picture of Troy），伦敦过去是，但现在不是了！

9月3日，星期一，在烧完了拥挤的房屋、店铺、酒馆和库房后，大火越过把老城一分为二的、窄窄的弗里特河，蔓延到了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和朗巴德街（Lombard Street）。“大火的声音在耳朵里听起来咯咯作响，仿佛有1 000辆铁战车正在碾过石头。”托马斯·文森特（Thomas Vincent）身陷交易所，亲身经历了附近的燃烧，这么写道：“整条街一下子起了火，好像这里有很多大铁匠铺似的。”佩皮斯现在开始担心自己的财物了，趁着还有一点儿时间，他把珍宝送去朋友在贝思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的家，然后与威廉·佩恩爵士（Sir William Penn）一起，在海军部旁的塔街（Tower Street）挖了一个洞，把他们的官方文件埋进去。两个人穿着的衬衫满是煤烟灰尘肮脏不堪，接着各自挖了个深坑，埋入他们个人的宝贵财物：葡萄酒和佩皮斯的帕尔马干酪（Parmesan）。这天晚些时候，他想告知父亲一个可怕的消息，即圣保罗大教堂和整个奇普塞德都着火了，“但是邮局已经烧掉，信也寄不出去了”。第二天，也就是9月4日星期二，情况更糟，阵风劲吹，大火烧得更远，不断往北部、西部蔓延。可怕的星期二这一天，大火对伦敦伟大的公共机构毫不客气，超过40家同业公会的大楼化为灰烬，市政厅烧了整整24个小时，匆忙中存放到地窖里的伦敦城档案，倒是奇迹般地躲过了这一劫。但是书商们放到圣保罗大教堂院子里的大量图书就没这么幸运了。眼看着大火就要烧到跟前来了，书商们才慌慌张张地跑去，把书放到自己喜欢的圣保罗大教堂的圣菲斯（St Faith）小礼堂里。有些运了几手推车过来，另一些在拥挤的人流中动弹不得，唯恐逃不出来，直接把书扔在了院子的空地上。当火势烧到它们，引燃了纸张和羊皮纸，大火腾空而起好像巨大的爆竹呼呼作响，空中，黑色的书页片片飞舞飘洒。但是放在圣菲斯小礼堂里的书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在那个关键时刻，唱经楼绝大部分的上层建筑在火光中坍塌了，砸进了下面的小礼堂，彻底火葬了全部图书。接着圣保罗大教堂屋顶的铅熔化了：“使徒保罗的（Pauless）的石头像格拉纳多斯（granados）一样飞走了。”就在一个星期前，即8月27日，伊夫林刚刚巡视了大教堂，“铅熔化后像溪水一样流到街上，人行道上闪着红光，马匹和人只能躲着它”。

灾难的规模之大似乎在嘲笑国王和政府以人民保护者自居的伪装，但是和瘟疫流行时不一样，查理二世和弟弟尽快出城后，就千方百计地控制火势，与大火搏斗。詹姆士负责控制和做隔离带，水是不太能指望得上了——1666那年夏天干旱，伦敦城里地下蓄水池的水位都很低，还有就是，绝大部分给水泵、喷射装置，以及输送水的木头管道也已经被大火烤化、烧毁了。然而可以以火攻火，一旦解决了反对毁房的阻力，用军用地雷和地道炸掉整条街的房屋，那么阻止火势的成效将会非常显著。9月5日星期三，风带来了雨，大火终于被压制住了。

国王带着几个卫兵出现在街头，尽最大的努力，给人们分发黄金（仅此一次，给配得上的人）。但是即使他这样表达真正的善意，对经历了创伤的大量人群——至此最少已有10万人——也是杯水车薪。他们无家可归，徘徊在伦敦尚在冒烟的废墟边。难民在圣乔治菲尔兹（St George’s Fields）与莫尔菲尔兹（Moorfields）搭起帐篷，栖身其间，惶惶不可终日。伊夫林见到很多人“一块破布都没有，没有任何器具、床或板，原先他们可都是贵族、富裕家庭及小康舒适之家……现在已沦落到最悲惨的赤贫状况”。到了这个周末，无家可归者的帐篷之城已经通过伊斯灵顿（Islington）和普林姆罗斯希尔（Primrose Hill），一直到了海盖特（Highgate）。如果说这场大灾难使很多人一筹莫展，那么还有很多人出离愤怒了，他们要找出某个人，把自己的困顿归咎于他。因此查理二世来到莫尔菲尔兹的帐篷，要消除种种的无耻谰言。有谣传说不是罗马天主教徒就是荷兰人放的火，或者是某种不可想象的由他们双方勾结在一起的邪恶势力。为此有个荷兰面包师差点儿被私刑处死，幸好詹姆士干预。但很明显法兰西人仍然是目标，因为一个威斯敏斯特学校的男孩威廉·塔斯威尔（William Taswel）看到一个铁匠拿着根铁棍把一个法兰西人放倒在地。查理二世告诉那些赤贫者和无家可归者，不是外国人引起的这次大灾难，不如说那是上帝之手。那么，他们也许就盯着国王的眼睛问：如果这么说的话，到底是谁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才使伦敦变成了第二个索多玛？

大火开始后一星期，9月9日开始下雨，大家这才开始清点存余之物。损失规模之大，即使乐观主义者也倒吸一口冷气：伦敦一片焦土瓦砾，恍如经历了一次残酷的围城，400条街上连院子大约有13 200间房屋化为了灰烬，87座教堂、6个礼拜堂、圣保罗大教堂的大部分、44家同业公会的会堂，以及市政厅、交易所、海关、布赖德威尔（Bridewell）监狱、大法院、4座桥、3座城门都没了，损失估计达1 000万英镑。

当然，伊夫林在哀叹“伦敦完蛋了”，从技术上说他是对的，但这话不是针对人口统计数字说的。虽然占伦敦老城3/4的人口最密集的核心区的商铺、库房、小住家都已烧掉了，但伦敦此时已经包括两部分（伦敦和迅速扩张的威斯敏斯特）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三部分——泰晤士河南岸的萨瑟克、罗瑟希德（Rotherhithe）和朗伯斯（Lambeth）已经连在一起组成卫星城。大火在没有烧到连绵的西面和北部前已被控制住，而伦敦最富裕和最贫穷的人都在那边。克拉伦登请罗杰·普拉特爵士（Sir Roger Pratt）为自己建造的宏伟非凡的宅第位于时髦的新街皮卡迪利（Piccadilly），这一带和白厅的宫殿在大火中都没有受损。正因为如此，富人和权贵都热切地要重建自己的家园和公共聚会房子。“复辟”最后也许意味着一些事情，而不是一句漂亮话，是时候需要恢复一些实实在在、正儿八经的东西了。

雨连着下了两天之后，到9月11日，大家不再害怕大火会死灰复燃；牛津的天文学萨维尔教授（the Savilian Professor of Astronomy）克里斯托弗·雷恩在这个时候紧急要求面见国王。他刚三十出头儿，只比查理二世稍年轻一点儿。他能够期望国王亲切接见他，是因为其父老克里斯托弗曾是温莎城堡礼拜堂的主任牧师（Dean）。他在不列颠内战中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了一些礼拜堂的珍宝，特别是查理一世在绝望中仍然热爱珍惜的嘉德骑士档案。主任牧师雷恩在复辟前死去，但他的哥哥伊利主教马修·雷恩更有名，也更不妥协。马修出狱后决心继续推行劳德的权威，计划恢复英格兰教会的美丽端庄以及正统。前伦敦主教吉尔伯特·谢尔顿这时已经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小克里斯托弗的庇护人之一。谢尔顿把他推荐给国王，不单是因为他能演算深奥的数学，更因为他是个天才，头脑机敏、多才多艺，在实际建筑事务中很有一手。早在1661年，小克里斯托弗就曾被问到他能否就丹吉尔（Tangier）防御工事的事给国王提一些建议，那是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公主布拉甘扎的凯瑟琳（Portuguese Catherine of Braganza）结婚后作为公主的陪嫁传到国王手里的，但当时雷恩故意不去给国王说工事的事。

大火尚未完全熄灭，雷恩已开始起草重建伦敦城的计划以便国王审阅，他夜以继日地完成了这个工程，速度之快非常惊人。因为他成功地预见到几天后就会有比他考虑更周密的计划——出自皇家学会圈子里的科学家、他的两个亲密朋友约翰·伊夫林与罗伯特·胡克之手。雷恩决心赶在其他计划之前让国王过目自己的规划，不全是出于自我野心（当然雷恩也不是什么羞怯的人），而是非常自信自己的大胆激进的规划会震住保守的人，打破他们关于毁坏的伦敦应该如何重建的期待。绝大部分人——包括国王——都认为伦敦的街道和房屋都会在大火前的原址上重建。1667年2月出台的《重建法》（Rebuilding Act）意外地打破了大家的这个假想，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要求：要用砖和石头建造新的房子；禁止悬挑层；选了几条街加宽，这样即便万一再发生火灾，火也不至于直接蔓延到街对面；要用到易燃物的有毒工业，诸如印染、制革、酿造行业，要从市中心移出，最好挪到河对岸去。

5年前，伊夫林在《伦敦雾霾纪实》一书里即已提出这些预防措施中的绝大部分，然而，雷恩着眼于比火灾预防更大胆的事，他要的是伦敦老城华丽转身：他要创建一个全新的包括泰晤士河两岸功能一应俱全的新罗马城；要用一个伟大圆顶的巴西利卡取代烧毁了的老圣保罗大教堂的哥特式残骸。雷恩相信在查理二世面前展示的炫目景象能最完满地展现新的伦迪尼乌姆（Londinium，拉丁语，现代伦敦的古名）的精神：它将是古老与现代的结合，融宏伟壮观和商贸实用、神圣虔敬与创业实干于一体。它的中心将是一个椭圆形的大广场，由商业万神殿——皇家交易所的新柱廊式建筑统领。从这里散发出多条宽阔的大街，利用视觉原理，产生几何射线效果，可以令人满意地将多个大型公共建筑和纪念碑（尤其是纪念此次大火的那个）一扫就收入眼中。在这个崭新的大都会里，各处将镶嵌50个重建的教堂。雷恩相信大火已经使旧的教区边界失去意义，就不必考虑教堂原先的位置了，应该根据这些建筑的必要性重新规划教区，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国王具有科学精神，品位又不俗，能看不出这里面的门道？难道他不想要一个这样的首都吗？它将配得上一切赞颂，会把他推崇为新奥古斯都的。

查理二世曾在巴黎待过几年，看着那个城市在弗朗索瓦·孟莎（François Mansart）、勒·梅西雅（Le Mercier）及路易·勒·法（Louis Le Vau）等建筑师手下脱胎换骨。现在他看到雷恩由衷地热爱宏伟气派，并展示了极具说服力的方案，知道雷恩这是在恭维自己，不禁开心起来。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恭喜这个年轻人，赞赏他的高瞻远瞩和乐观。然而——等听到国王私人枢密院里思想更顽固的人的告诫后——他也知道自己不是法老（Pharaoh），也不是法兰西的波旁（Bourbon）王朝国王，他根本不能直接下命令就建成这一切。商人、经纪人、贸易商一心要赶快恢复伦敦城市的活力，而且就在被大火中断的原地恢复。成千上万的人赖以为生的企业可等不及这个大都会重建成炫目的如凤凰涅槃般重生的景象，哪怕是非常小范围的改动（如拓宽街道），都要补偿那些被迁移的屋主，这就要从议会批准的税收（shipped ‘sea coal’，要征收船运“海煤”税）的款项里支出，但是议会即便是骑士议会也不会支持这个乌托邦（utopia）的事业。这些乡村绅士在自家图书室里也许收藏着大部头的建筑和城市设计教科书，有古典主义的以及新古典主义的——维特鲁威（Vitruvius）、帕拉迪奥和塞里奥（Serlio），但是其中绝大部分书的牛皮纸上积满了灰尘，对开纸都还没有裁开，除了极少数是例外的。

这样，雷恩的辉煌前景注定实现不了，尽管他能够在接下来的30年里建造他设想的好多教堂，它们成了新的建筑奇观，糅合了新教徒以讲道为中心（内部通过声学原理调整）的关注点、上饰尖塔、排列着的坦比哀多（tempietto）和栏杆（balustrade）、壁柱（pilaster）与廊柱，将罗马和巴黎的巴洛克（baroque）建筑移到伦敦。还有，当然，雷恩给英格兰建了一座最伟大的神圣建筑：它不单是一座新教教堂，还是一座英格兰国家级的巴西利卡。

哪怕他不想干，雷恩也永远绕不过圣保罗。大教堂的重建工作使他伤透了脑筋，也带给他莫大的荣誉。他的伯伯马修曾经和劳德住在同一牢房，劳德曾在权力巅峰的时候为了翻修这个危险老朽的古旧建筑（早在1561年的一次火灾中圣保罗大教堂的塔尖就从塔上坠落了）在全英格兰大规模地募集基金。劳德被处决前还在遗嘱里留了800英镑做继续翻修圣保罗大教堂的工作之用。在马修看来，复兴圣保罗的任务包括修复破败的建筑以及去除亵渎神圣的因素，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辟：要清理亵渎。在1647年和1648年，当议会党军队到伦敦时，骑兵曾在这里养马；国王被处决后，伊尼戈·琼斯设计的西门廊上方的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一世两座雕像被拉下来砸了个粉碎。大教堂收捐款的奉献盘子被拿去熔化成金子后给了军队，彩绘玻璃被敲破了，长凳和唱诗班席位被砍成碎块做了柴火。事实证明：保王党古文物研究者威廉·达格代尔英明、有远见，他很早就察觉一场可怕的偶像破坏近在眼前。值得庆幸的是，在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之前，他就已经完成了对圣保罗大教堂的结构和内部的详细描述。就这样，雷恩主教、当时的伦敦主教吉尔伯特·谢尔顿以及执事长威廉·桑克洛夫特（William Sancroft）带着这个发明［温斯劳斯·霍勒（Wenceslaus Hollar）画了优美的插图］，就自行充当了净化庙宇的尼希米[6]。

克里斯托弗相对于他的伯伯性格沉静，但他也是非常虔敬的基督徒，此刻他直面这一重任。克里斯托弗长期浸淫于罗马文学和文艺复兴的建筑理论中，一辈子的强烈愿望就是要在英格兰移植真正古典的经典建筑，使它们与他热切信仰的新教主义相得益彰。劳德曾经冒犯神圣，因为他太过“别出心裁”，人们几乎将他看成异邦人，甚至险恶的存在。克里斯托弗·雷恩要建造的宏伟建筑必须气质优美，合乎英格兰本土的精神；现在我们认为雷恩是典型的英格兰建筑师，这就说明了他卓有成效地实现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这一自明之理蒙蔽了我们，忘记了他曾经历过怎样的万千艰难和推诿贻误，以及他在当时新教议会派占主流的英格兰盛行复古而一味宏大风气的圈子里如何巧妙应对、左冲右突。不管怎么着，雷恩完成了自己生平的得意之作——尽管他为此忍辱负重，做了不计其数的妥协——可是他原本相信通过这件公共成就之作能稳固斯图亚特王朝的基业，却没有做到。他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工作始于其作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范本，却要等到一场革命之后才完成了它；可是实际上，复辟与革命二者又紧密相关，意味深长，连接它们的是长久以来摇摆在崇拜古罗马和恐惧罗马天主教廷之间造成的致命伤害。

1663年，雷恩就开始和圣保罗大教堂联系在一起，当时成立了一个皇家特别委员会来检验大教堂的结构在经历了共和国的磨难后是否还稳固，这次皇家工程的总负责人是诗人约翰·德纳姆（John Denham），那时他决定征求建筑师的意见，其中包括时尚房屋建造师罗杰·普拉特和不知名的牛津数学家兼天文学家克里斯托弗·雷恩。雷恩并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建筑方面的培训，是谢尔顿硬塞给委员会的。谢尔顿大胆地对雷恩委以重任，让他负责建造牛津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标志性剧院。雷恩借鉴了罗马古老的马塞勒斯（Marcellus）剧场，创建了一个表演场所。因为不能像意大利那个一样敞开着，他设计了一个屋顶，用假扶壁支撑，内部用障眼法画了一片炫目的经典寓言。当时因为有这个任务在身，雷恩也就毫不犹豫地轻慢了普拉特预备推荐他去修复圣保罗的设想，尤其是重建它的高塔；相反，他建议索性推倒这个塔，移走其支柱，在原地面的上方加一个十字结构，用肋拱支撑大圆顶，下带鼓座，从内部以八个巨大的窗间壁（pier）支撑。更怪异的是，上面不是用保守的灯罩式而是菠萝式塔尖——精选这种水果来做建筑装饰，可能真的是为了迎合国王——查理二世在克佑的花园刚刚给他结出了第一个英格兰本土产的这种水果。

罗杰·普拉特可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实际上他被这个无名小卒的鲁莽激怒了，在主教、他的赞助人克拉伦登，还有国王面前猛烈抨击雷恩的方案过于奢侈，华而不实。但是查理二世受到谢尔顿的点拨，事实上已经被这个计划吸引，不会投雷恩的反对票。1665年夏，在伦敦瘟疫形势严峻的时候，雷恩出去做了一次旅行，如果说这次旅行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使他更加坚定信心要做成自己的罗马化巴西利卡，但他的旅居地在巴黎而不是罗马。从建筑角度来说，罗马在巴黎的化身就是伟大的天才吉安·洛伦佐·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雷恩拜访了他的家，看到了他惊人的胆大包天（没有实现）的卢浮宫（Louvre）东侧前立面的图。贝尼尼的正面透视图对称，韵律感十足，如潮水涨落般起伏，凹凸有致，很明显它给雷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也正有此意，在自己给圣保罗的规划里追求这种石头砌筑的音乐效果。同时，重建的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巴黎以及法兰西岛（Ile de France）的伟大经典宅第，比如维孔宫城堡（Vaux-le-Vicomte），这些比贝尼尼的建筑语言更严谨、更简朴，又让雷恩有机会亲眼目睹了如何从罗马移植带穹顶的教堂和学院派建筑，以便让它们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大放光彩。法兰西建筑师们在不同种类的圆形屋顶（cupola）的基础上自由发挥：渐渐收进布拉曼特（Bramante）给圣彼得大教堂设计的半球形或者米开朗琪罗的更巍峨的形象，让巴黎一些建筑的屋顶陡斜度更大。雷恩一定很羡慕法兰西皇家建筑师们的活力和清晰思路，他们在中世纪乱哄哄的街道中切出与塞纳河平行的道路，创作出伟大的轴线大道，使它们在宽阔的广场上交汇，而沿街房屋的立面都采用古典的壁柱，十分和谐。

雷恩返回伦敦后，他的头脑里蠢蠢欲动，里面都是天才的创见。他急不可耐地要把自己的想法全部付诸现实，不再敷衍重建圣保罗大教堂的事。1666年8月27日，他在约翰·伊夫林和普拉特的陪同下视察了圣保罗大教堂。当天普拉特对他仍然心怀敌意。从支撑塔的柱子顶上垂下铅锤线，他们发现柱子已倾斜，有的不是真正垂直而是已经偏离15厘米或者30厘米之遥——普拉特非常吃力地向雷恩解释何以产生如此大范围的变数，是当初哥特式建筑师们基于地面沉降考虑而有意为之的。当然，6天之后爆发的大火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无须雷恩多费口舌。甚至在火灾后，也并不是说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允许雷恩来实现自己的罗马化梦想了。尽管查理二世心里也许想仿效路易十四挥挥手杖就发出命令说要建筑豪华宫殿，可他不是路易十四，也不可能是；英格兰国王花钱的时候都得先问过议会；另外还有主教座堂议会（Cathedral Chapter），其关注点往往基于他们自己的实际需求而非审美，而国王也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

然而，雷恩对此只是断断续续地稍加注意。1667年夏，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朝作为上帝指定的英格兰保护伞，信誉又一次受到打击。因为本来英格兰接连遭受瘟疫袭击和大火灾，已经说明查理二世及其政府无能；1667年这一次是他们不能保卫英格兰免受外国入侵，这是无力担负王朝基本责任的表现。6月，一支荷兰船队在伟大的海军上将米歇尔·德·鲁伊特（Michiel de Ruyter）的指挥下沿梅德韦河上溯，如入无人之境。荷兰士兵在希尔内斯（Sheerness）登陆，在欧博诺（Upnor）和查塔姆两处横扫河岸的要塞，冲破了障碍链，或毁坏或俘获了英格兰舰队的精华，国王的旗舰“皇家查理号”（即从前在北海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内斯比号”）也被他们掳回了阿姆斯特丹。对此，英格兰人大惊失色，而荷兰人得意扬扬。

英格兰在惊慌之后接着尝到苦涩的羞辱，最后变得怒气冲天。佩皮斯作为海军部的官员，说起来他的职位多多少少还是稳固的，总算侥幸逃脱了惩罚，而他的上司彼得·佩特（Peter Pett）被革职进了伦敦塔。可想而知，街头巷尾的怨愤将矛头指向最明显的替罪羊大法官克拉伦登——虽然他一直在大声疾呼，批评与荷兰开战的决定是鲁莽不明智的。人们攻击他的豪宅，到处流传说议会要弹劾他，也许他要和斯特拉福德同样下场。克拉伦登真的害怕了，不等人们这样对待他，克拉伦登就自我放逐去了——本来如果没有复辟的话，他早就该流亡了。历史上的亡灵总是如影相随，这时候他尝试用写作来驱魔，他的游击战结果就是《英格兰叛乱与内战历史》（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这本杰作。

1667年的这一下弄得英格兰朝野震动，迫切需要出现某种必胜主义的宣言来证明国王、教会和全英格兰都是光辉依旧。如果建成一座伟大的所罗门式庙宇来赞颂万能的上帝，也许上帝能对备受折磨的英格兰王国稍稍露个笑脸，慷慨一点儿。克拉伦登的出走也扫除了一个拦路虎，就是他宠爱的建筑师普拉特此时谨慎地避开风头，去忙着建造一些绅士宅第，包括他自己的家园。这样很自然雷恩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新的总负责人，可是他做的新的圣保罗大教堂设计第一稿相对来说格局不大，说明他很清楚预算紧张。雷恩沿袭他心仪的意大利大师塞巴斯蒂安·塞里奥（Sebastiano Serlio）和安德鲁·帕拉迪奥的做法，在1669年请雕刻家理查德·克里尔（Richard Clear）和其天才合作者威廉·克里尔（William Clear）制作出一个微缩模型，放在白厅供国王观赏。从现存的碎片和图画来看，很明显雷恩的想象力在这时候还没有大的突破，真正令人眼前一亮的设计尚未出现。这个设计的第一稿保留了1663年规划中的穹顶，但是它生硬地（在正方形的基础上）连接着中规中矩的长方形教堂正厅，沿外层预备建造的柱廊使正厅看起来颇为宏伟。最有争议的是，穹顶统帅教堂东部——这一侧被大火烧毁受损最严重。主教座堂议会最着急的是要尽快重建一个新的唱诗班席位，以便赶在教堂其他部分复建进行中能率先恢复某种教堂礼拜的形式。但是这个设计把唱诗班席位给框到穹顶的结构下面去了。这个规划的特点是最雄心勃勃、耗时冗长，还造价昂贵，如果主教座堂议会接受它的话就意味着要受限于这些。

国王非常喜欢雷恩的最初方案，允许他这个新的总负责人（最后雷恩感到很有把握，就辞去了牛津大学天文学的教授职位）着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拆除工作。因为屋顶上的铅熔融后化为液体流下，覆盖了旧圣保罗教堂的废墟和烧焦的墙体，加固了它们——这真是一个火灾悖论，拆除工作形同攻克碉堡的军事行动。他们召集了一大群劳工、矿工、挖掘者到现场干活，雷恩自己和助手在教堂院子北面的街对面自建了个专用办公室，就在现场指挥。拆除进行过程中，雷恩及其皇家学会的朋友伊夫林和胡克就利用拆除来深入挖掘。他们这么做既要保证建筑师不是在沙子上建造自己里程碑式的建筑，也是想看看先前的古董遗存会有什么冒出来。在雷恩儿子后来出版的自传体《父亲》（Parentalia）一书里，提到发掘出来的东西非同寻常，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想。克里斯托弗本来就是个历史迷，这些东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深深地打动了他。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在工地上有个劳工给雷恩拿来一块石头做记号，雷恩却发现了上面刻着铭文“我将会升起”（Resurgam），这话正是如同预言一样。但这只是冰山一角，随着挖掘的深入，他们穿越了伦敦的历史，经过中世纪和诺曼人打下的基础，发现了古代的殡葬遗址。在发掘出了撒克逊人的别针和珠宝之后，他们继续往下挖，发现更深处是罗马停尸房：瓮中装着死者的骨灰，而陶罐碎片上的装饰十分生动。雷恩和朋友同事们撸起袖子，忙着在壕沟里挖掘、排列、记录日期、安排、分类，最下面的发现使他们目瞪口呆，那是砂岩里的海洋贝壳！就这样，建筑师看到了这个地方的古老地质学——路德盖特山（Ludgate Hill），根本就没有什么山，它原来是大海冲刷的浅滩，而泰晤士河原本是“海边的一弯洼地”。

古迹活生生地呈现在面前，尤其是罗马时期伦敦的气息扑面而来，雷恩的建筑想象力忽然如虎添翼。他的第二个设计稿，同样由克里尔家的雕刻家们巧手做成5.4米长的精美模型，表达了纯粹的天启（revelation）。雷恩受到鼓舞而迸发出的灵光乍现行为，让它成为不列颠前所未有的最美丽的建筑。

雷恩的设计在1673—1674年面临尴尬的境地：他需要把带穹顶的十字结构和唱诗班席位连在传统的教堂正厅上（就像给旧身体按上新的头脑），而去除整个教堂正厅，实际上就是在创建不列颠史上从未见过的教堂。他没有从十字结构引出一条长走廊通向高高的穹顶小塔（就像他伯父的伊利教堂），雷恩规划的是一个巨大的勺子形中央巴西利卡。这里将会充溢着阳光、空气流动、音色洪亮饱满：这是一个希腊十字结构，三边等长，第四边稍长一些作为进口门廊。门廊前有一小段贵人阶梯，只有几级，上面加一个小圆顶，这是为最顶上的那个巨大穹顶做建筑形式上的铺垫。希腊十字结构的外墙墙面凸出，与大穹顶下方凹进去的圆形鼓座相呼应。

很明显雷恩没有忘记贝尼尼，但是行家们在议会议事厅里（Convocation House）审视这个模型时，惊异地发现这正是问题所在。他们说了要建一个全新的圣保罗大教堂，而雷恩给出的答案是一个新的圣彼得大教堂；假如他再接着如贝尼尼在梵蒂冈新广场做的那样在圣彼得大教堂门前弄个柱式的围廊（braccia），他的设计就激进得不能再激进了，这太罗马化了。他们的第一感触非常强烈，非常不安，这个太没有英格兰本土的气息了。正如他们指出的，这个设计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英格兰教堂。这真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雷恩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创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新教徒的礼拜场所。他废除了传统的正厅加唱诗班席位的设计，还撤去了隔开二者的屏风阻挡，因为他想把信众带得更近处，去接受英格兰国教–新教礼拜的基本体验，即布道。雷恩确信自己的教堂是为了接受基督的训话而建的，而不是像天主教教堂常见的那样，人们只有在一眼瞥见从黑暗隧道里降下来的神秘景象后才恍然大悟。他也许甚至（有些正当理由）已经感到，正如宗教改革的导师们解释说他们更强调话语胜过图像，从语句里他们得到了早期基督徒神父们口耳相传的福音。因此，雷恩返璞归真，要重回那个早期转变的时代，正是为了这样真正的信念，那时候伟大的异教徒信仰的庙宇都被改成了巴西利卡。

这一大批人被吓得不轻，他们转而反对雷恩的这个设计，一开始他们并不清楚国王也在反对者之列。主教座堂议会，尤其是其中令人敬畏的爱德华·斯蒂林弗利特（Edward Stillingfleet）博士大声反对——大模型让他惊恐莫名、困惑不已。不管他们怎么看，雷恩认为它毫无疑问就是英格兰新教风格，但他们就是情不自禁地将它解读为天主教结构，更符合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身份，而不是契合查理二世国王的英格兰首都身份。主教座堂议会还顾忌着他们不能再犯劳德宗教改革运动中的那些美化神圣的错误，当初劳德的错误就曾被攻击为他是要走私夹带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崇拜特点。主教座堂议会坚持设计要回到传统的拉丁十字结构：正厅必须是长方形，要隔开唱诗班，特别是当他们知道实际上很少能用到整座大教堂，而且除了神圣节日，日常服务里他们只需要唱诗班那片小地方就够了。没多久，这些辩论开始给国王留下深刻的印象。1672年罗马天主教会重新接纳了他的弟弟詹姆士，佩皮斯后来才发现，查理二世自己也正在私下悄悄地向那个方向转变，这样就更不能建造一个让人们觉得类似罗马教皇庙宇的建筑。

大模型如此不受欢迎，雷恩不禁垂头丧气，他着手发起运动尝试让国王用他的权威压服大教堂的主教座堂议会那批人，使后者不再反对这个设计，但是无论雷恩是利用说服、争辩，甚至尝试哀求，查理二世铁了心就是不答应。因为并没有人反对十字结构加穹顶这个建筑大框架，雷恩被命令改回传统的拉丁十字结构以便迎合主教座堂议会。他几乎像是要愠怒地表明把这个圆圈弄方（或拉成长方形）都是不可行的，第一个“可靠”的变通设计成了雷恩所有方案里最古怪、最不相称的一个，长方形的正厅上加一个诡异的双层穹顶，包括一个布拉曼特式的蹲式圆底座，上头是模仿米开朗琪罗设计的洋葱头圆顶：这么着就弄成了一座英格兰宝塔（Anglican pagoda）。这么个怪物当然是谁也看不上眼，又过了好几年雷恩才拿出一个能让人看得顺眼的折中方案，大体上是他偷偷地不理睬一些限制，重新回到自己1663年的初稿上来，即教堂有两个展现宏伟意义的表述——东侧的巨型穹顶和西面的大柱廊，中间宽敞的正厅连接二者。

这差不多就是圣保罗大教堂今天的样子了，可是这样的话人在正厅里是坐不住的，因为回声从柱子上返回后会使人不舒服。这可不是雷恩放弃了的1673年设计的那个梦想，否则在他设计的巴西利卡里音效会很好，人们将沐浴在如清水流动般的光照里。尽管雷恩人还在圣保罗大教堂继续工作，但遇到的阻力使他心烦意乱。据说他听到国王最后的决定时，眼里噙着泪花。1674年，他被授予骑士头衔，应该得到了些安慰，但倒霉的事接踵而至：先是雷恩代表牛津竞选平民院议员失败，接着他的一个孩子夭折了，然后1675年太太又去世。时运不济，他想把伦敦打造成新罗马的雄心壮志成了牺牲品，因为在这个主意发端到雷恩试图向世俗权贵说明自己的设计“既美丽而实用”的这段时间里，英格兰政界发生了一些丑陋的事，就是要命的爱国主义神经病——反天主教——潮流回归了。

当然，这个潮流从来就没有走远过，它一直就在附近徘徊。在议会火药案（Gunpowder）和教皇阴谋之间，在英格兰信奉天主教等于是受专制的魔鬼权力“奴役”的说法使得英格兰的罗马耶稣会（Jesuitical Rome）的信众在17世纪中叶的不列颠内战和革命大事件中退缩到了角落里。应该这样去理解当时的情况：到查理二世复辟之时，英格兰人口中大约不到百分之一（也许在苏格兰更多）还在积极地践行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但是，反天主教作为一股极端的政治势力，往往轻易地被利用来释放不宽容的歇斯底里、愤怒和惊恐力量，这和英格兰的天主教信仰造成的现实威胁根本不成比例。在1641年，大家认为查理一世秘密地鼓动爱尔兰暴乱，并利用天主教士兵同时反对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这使得皮姆和克伦威尔等人确信不再能信任国王，不放心让国王掌控军队。起码在这个意义上，反天主教潮流是英格兰内战的最直接的起因。在1649年，克伦威尔坚信爱尔兰保王派军队也许还会被人利用来逆转议会的胜利果实，这促使他下决心去扑灭爱尔兰的抵抗，接着他征服了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国王的不列颠。两个世纪以来，像红线一样贯穿不列颠历史的——从16世纪70年代沃尔辛厄姆的国家安全到18世纪80年代戈登骚乱（Gordon Riots）——就是坚信罗马天主教的异端战争已经排除了一个英格兰人会存在同时忠于天主教会又忠于国王（或者共和国）的可能。即使克伦威尔等人狂热地相信宗教信仰自由，也还是依循旧例否定了英格兰人有信仰罗马天主教的自由。自由良知的伟大捍卫者弥尔顿也是从根本上就拒绝承认天主教是基督教。至少有一个世纪之久——从福克斯的《行为与纪念碑》［Actes and Monuments，殉道者之书（the‘Book of Martyrs’）］出版以来，反对凶残狡诈、政治暴君、精神恶魔的罗马天主教的时常威胁，已经如敲打铁砧般地锤炼出了英格兰人的民族身份。唯一的问题是哪派势力更能保护英格兰的民族良心，使其免受直冲而来的敌基督匕首之刺——是国王还是共和国，是议会或者护国主？

护国主体制作为英格兰国教–新教徒战士国家的信任状，是克伦威尔在一次疯狂的反对西班牙的议会演说中吹嘘出来的，当加勒比地区的“西印度公司”（Western Enterprise）在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即海地岛）变成了不光彩的耻辱时，护国主体制受到一记致命的打击。1659年，英格兰宗教与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为君主制的复辟打开了一个绝佳的缺口，它宣扬斯图亚特王朝回归后就能恢复秩序和统一。自然，克拉伦登和谢尔顿大主教是真的相信恢复英格兰国教无可争议的权威，而不是什么虚幻的分裂的良心自由，就会成为英格兰最好的堡垒，可以不用屈服于“极端分子”——不管是加尔文主义者、贵格会教徒还是天主教派。经过查理二世初继位时国王与议会政府的一段蜜月期，虽然在1662年国王曾经试图通过《信仰自由宣言》，但英格兰国内的绝大多数绅士都以为这只是国王的顽固成见。不管他有什么缺点，国王都应该是正当、正直的基督徒楷模。为了维护这一点，至少查理二世还是在不费心思地敷衍了事地遵守英格兰国教的规矩。他荒淫无度，当有人指控他，告知他这样下去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时，查理二世会令人消气地回答，说自己不相信“上帝会因为一点点的非常规娱乐而怪罪他”。

但是优雅而轻快的态度顶多也就只能让你这么着了。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它让大家愉快地前进，君主制复辟后有意识地提倡大家过轻松的生活，以便抵销护国主时期的普遍压抑。不顺利的时候呢，玩笑会忽然变得苍白轻浮。（伊夫林忠贞地维护君主者，很快就因为大量的政治甜点而恶心反感了）1665年后不幸雪崩般地压倒在英格兰身上，郡县里的那些信仰更虔敬但同样思想开明的长老会绅士开始怀疑查理二世在加冕礼上宣誓成为英格兰信仰保护者是否算得上诚实——他放荡无耻、淫乱卑劣，带情妇或猎狗上床（据不确切的说法，有时候甚至是同时）。无疑，很多人认同独立的老派“乡村”美德价值，听多了国王的这些事必然反感，他们本来就是“王宫”荒淫窝与提倡贪婪的道德对立面。他们虽然看着宫廷及廷臣这样任性地胡作非为心有不悦，却永远不会影响他们忠于国王本人这种乡村骑士的信念。但是英格兰经历了长久的惨淡岁月以后，举国上下对国王身边人的怀疑和敌意日益加深，随之而来的是焦虑。国王出了名的懒怠、自我放纵、优柔寡断（与其父截然相反，此时查理一世已成圣），也许查理二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屈尊关心一下国是，英格兰就已经被拖入了危机。约翰·伊夫林一向关注民意，在谈到绅士阶层的偏见时，他答复他们说，查理二世“无疑本来可以做个明君，只要他不那么迷恋女色。是她们让他心神不宁，还总是索要无度”。总结起来就是查理二世管得太宽，唯独管不了自己。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第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英格兰人心里那种曾经一度说不清道不明的害怕，开始变得具体清晰起来。首先是国王无嗣这个事实令人不安。他的葡萄牙天主教王后即布拉甘扎的凯瑟琳不育——和查理二世一众情妇们多产的不幸事实对比鲜明——肯定是上天对英格兰王国的某种惩罚。如果用正确的——就是说把精确度调到最佳——透镜来观察世界的话，立即就能看到一些东西已经彻底腐朽，它们的来源只能是巴比伦淫妇（Whore of Babylon）所在的肮脏的妓院（即全是耶稣会会士的罗马天主教）。查理二世命中无子与纵欲无度是同一个阴谋的两部分——就是它破坏了新教英格兰的强大生命力。

国王无子引起臣民不安，没有了直系继承人，下一个王位继承人是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士，他公开的忠诚信仰更接近其母亲王太后亨丽埃塔·玛利亚。她老人家依然健在，也仍旧是坚定的天主教徒，公然说自己确信丈夫倒台是因为他一味地相信在英格兰国教与议会同存的国家中也能创立强大的君主制。人人都说詹姆士是“全英格兰最放肆的浪子”，和其兄一样是无趣的登徒子，但是，不像查理二世，他成功地做到了表面假装神圣信仰的狂喜，又保持了内心欲望的冲动。詹姆士在首次婚姻娶了克拉伦登的女儿安妮·海德，结果表明他肯定有生育能力，起码能生育女儿。詹姆士撇下安妮围着情妇们打转使她成为笑柄，但安妮像海德家族的人那样见了好吃的就什么烦恼都忘了。和其父一样，安妮在尊严消减的时候腰围渐长。1671年安妮去世，扔下了两个女儿玛丽和安妮，后来姐妹俩双双做了女王。她们俩拒绝父亲要她们跟随他重新回到罗马天主教会怀抱的努力。1673年詹姆士不失时机地娶了第二任妻子，她可是明确无误的天主教徒（还是美艳动人的），即摩德纳（Modena）的玛丽。

这桩婚姻可能带给英格兰一个天主教徒王位继承人，这样一来英格兰反天主教情绪失控的门槛骤然降低。大约在此一年前，詹姆士特意首次在复活节时不参加英格兰国教的领圣餐仪式，以此公开宣布自己已经回归罗马天主教会。这样精心安排广而告之自己信仰的行为，使得英格兰国教各阶层和郡县绅士们注意到，除非情况有改变，否则英格兰可能会出现一个信罗马天主教的国王，那么接着就是信罗马天主教的王朝。汉普郡率先乱了起来。虽然汉普郡的反应偏执了一些，但假如英格兰国教团体的保护神们知道全部真相的话，他们恐怕会中风晕倒。1669年1月25日，（在非常重要的圣保罗改宗宴会上）因为自己不能公开践行真正吸引他的信仰，查理二世向弟弟表示悔过。没有人（除了教皇）听到这个消息能比路易十四更高兴的了，路易十四利用自己的秘密武器——迷人的露易丝·德·克洛娃（Louis de Kéroualle）——瞄准了他知道的必然能得手的地方：查理二世的床上。这当然无损于法兰西国王的战略，因为露易丝在王室的床垫上运动，把竞争对手挤出跑道，正如路易在战场上一样干得漂亮；查理二世被这二人迷得昏了头，一事无成。1672年，露易丝给查理二世生了个儿子。1673年，她被封为朴茨茅斯女公爵（Duchess of Portsmouth）。1670年，查理二世非常感激地与路易十四签署了一个秘密协定。尽管他的心腹大臣中有人鼓动他朝那个方向去——特别是阿什利伯爵（Lord Ashley）、亨利·班内特（Henry Bennet）、阿灵顿伯爵（Lord Arlington）和托马斯·克利福德（Thomas Clifford）——这个协定的条款还是太过刺激，连国王私人枢密院的绝大部分顾问都得瞒过，尤其是疑心最重的苏格兰老顽固劳德戴尔伯爵约翰·梅特兰（Earl of Lauderdale，John Maitland）。这样也好，因为任何客观的观察者都会得出结论：查理二世这么做是愚钝鲁莽，将自己的王权质押给了法兰西国王；或者毋宁说，查理二世不准备依赖英格兰议会，转而想与法兰西的国库捆绑在一起。凡尔赛的援手非常漂亮，查理二世不必每隔几年就卑躬屈膝地去议会要钱。英格兰国王为了回报法兰西国王而承诺对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们放一马，而且，也许等到机会合适的时候，公开自己的真正信仰。另外查理二世承诺要加入路易十四偷袭荷兰新教共和国（Protestant Dutch Republic）的计划，这个策略更合乎英格兰人的胃口，正好可以报1667年英格兰受荷兰侮辱的一箭之仇。

当有人暗示说他与法兰西达成了某种交易，查理二世就直接撒谎，干脆一口否认，说自己没有任何私下协议。事实上，《多佛尔协议》（Treaty of Dover）的秘密规定超出了反天主教阴谋的理论家们最恐惧的噩梦。毕竟，查理二世出卖的与生俱来的权力根本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属于议会的权力范围。只要国王仔细回想一下，也许他就能记起，1641年曾经给他父亲造成大灾难的那些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怀疑查理一世要引入外国天主教（爱尔兰人）军队。那就是在议会这头公牛面前抖动的红布。正是这个因素使得议会剥夺了国王对军队的统帅权。实际上，也正是它引起的英格兰内战。因此，1670年，与路易十四签订协议，同意面对英格兰出现叛乱时引入法兰西军队，这令人很不解！查理一世的这个儿子什么不能干，偏要这样？

几个大臣鲁莽地把查理二世引诱进这个自杀式的阴谋诡计，自有其原因，克利福德自杀前就被发现是一个秘密的天主教徒。阿灵顿伯爵或许也是，尽管他辩称1672年3月《信教自由宣言》的出发点是要加强而不是削弱英格兰国家安全，采取这个措施是特别针对非英格兰国教的新教徒这些臭名昭著的不肯妥协的共和派。因为《信教自由宣言》意味着允许天主教徒们在私人房子里礼拜（这一细节无助于减少大家的怀疑），且异见者表面上得到了公平的对待——政府要求他们提出申请，由官方给允许他们集合与礼拜的场所颁发执照。

1672年5月，查理二世非常突然地第二次与荷兰不宣而战。结果英格兰战舰取胜，路易十四的军队占领了荷兰2/3的国土——英格兰与法兰西联手将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逼入了混乱之中。这一货真价实的胜利足以让英格兰的爱国舆论沾沾自喜。众人对1667年的惨败仍旧耿耿于怀，所以一时间它使得大家不再质疑国王为什么颁布《信教自由宣言》。但很快，随着战争形势恶化，舆论就不再一边倒地拥护查理二世了。荷兰共和国处在一片恐慌中，看起来大厦将倾，年轻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临危受命，接手担任统帅兼海军上将。这场噩梦的替罪羊是德·威特（De Witt）兄弟。虽然他们曾领导荷兰共和国取得了1667年对英格兰的大捷，但接着也是他们招致了1672年的这场灾难，结果他们俩在海牙的大街上被撕成碎片。威廉三世曾被扬·德·威特（Jan De Witt）架空，所以他对德·威特兄弟俩的遭遇无动于衷。但是他也没有对侵略让步，没有像外界预料的那样与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两人都是他的亲戚）讲和；就这样领导自己的祖国全力抵抗外敌，一夜之间威廉成为新教英雄，被恭维堪比其高祖“沉默者”威廉。正如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前那样，荷兰人扒开堤坝，路易十四的军队和百年前西班牙腓力二世的军队一样真正是寸步难行。在泥沼里敌军无法组织抵抗反而陷了进去，荷兰舰队开始对英格兰和法兰西船只发起无情的攻击。很快，眼看着这场失败不可避免地正好送给英格兰各派评论家们一个借口，评论家们正要把这场拙劣的战争与《信教自由宣言》一起打包推销给民众，就是说二者都是来自法兰西天主教的威胁，英格兰政府内部关于开战的统一口径分化了。

接着，托马斯·奥斯本（Thomas Osborne），也就是不久后的丹比伯爵（Lord Danby），领导政府管理层向民众承诺要撇开法兰西而单独与荷兰人进行和平谈判，撤销《信教自由宣言》。尽管丹比和他取代的那些人一样野心勃勃、追逐私利，但他倒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向全英格兰表明自己是英格兰郡县代言人的政客。他自认是乡村绅士的朋友和传声筒、坚定的英格兰国教徒，极其保守，毫无疑问是保王党，但他采用了英格兰人的而非法兰西化的方式——他的政府通过强行（痛苦地拒绝给国王税收）废除《信教自由宣言》给自己的权力打上了明确的反天主教印记。替代《信教自由宣言》的是一个反天主教审查法令（anti-Catholic Test Act），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包括地方治安法官、议会议员及英格兰军官，或者陆军和海军军官——否定天主教的变质说（transubstantiation）教义，言行都要符合英格兰国教的规定。这一法令同时击破了查理二世与路易十四亲善的两大主因——容忍天主教和向荷兰开战。私下里，查理二世和人说自己后悔了，但是他抱怨议会束缚了他的手脚。而路易十四心里则认为，任何能让人如此鄙视轻慢的国王几乎不配称王。他最不能理解的是查理二世居然甘愿看着自己的弟弟、王位第一继承人被剥夺了海军上将的职位，就因为詹姆士拒绝强加给王室的“审核”[7]。路易十四觉得那不过是一帮自以为是的、吵吵闹闹的平民搞出来的花样儿。

1672—1673年的这一场突变之后，历史书上常把丹比政府接下来的5年叫作和平恢复期。在此期间，因为英格兰国教非常注重自身操行是否端正，反天主教主义动不动就要爆发的本性有所收敛，朝野上下一团和气。照这么说来，假教皇阴谋事件（Popish Plot）“被揭露”后出现的更激烈的几乎是革命的危机，好像是凭空而来，是犯罪偏执狂们如泰特斯·奥茨（Titus Oates）和伊斯雷尔·汤奇（Israel Tonge）捏造编织出来的：他们诡异地指控天主教阴谋谋杀国王而用约克公爵取而代之。但是，如果不是前面几年已做了铺垫，英格兰政界应该不会因此而陷入自不列颠内战以来最激烈的动荡。如果说丹比上台时凭借的是他发誓要肃清英格兰政坛里任何亲法兰西的天主教因素的话，很多评论者的结论是：他开的药方比疾病更糟。丹比差不多把议会议员当成“王”党来管理，规定官员任免的前提是政治上要顺从；他尝试让官员签署一份正式声明，声明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反对国王；1661年的骑士议会存在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他还想要它无限期地保留下去。以上种种似乎表明实际上他把英格兰政府的形象打翻了，搞成了专制，而他恰恰声称自己憎恨专制。

这些评论家并没有全说错。17世纪70年代之前，反对政府是通过讨厌个别人（斯特拉福德或克拉伦登）以及某项特别措施（船税）来推动和表达的。自从1640—1642年的议会斗争结束后，政治上本来没有这么清晰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正是因为丹比如此醒目地捍卫复辟后的王权，才又激化了矛盾。沙夫茨伯里伯爵原名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先后任“光秃秃的骨头”议会议员、克伦威尔时的国务委员（Cromwellian Councillor of State）、复辟时期的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被认为是流氓机会主义者的典型。他见风使舵，善于搭政治顺风车，从而攫取并保有权力。而且沙夫茨伯里还不能免于机会主义，毕竟，丹比把他的位子弄没了，他急着报复。但是沙夫茨伯里没有太粗鄙地滥用事实，就像他开始扯来古代宪法（Ancient Constitution）当自己的保护神幌子时，他还能够假模假式地宣称这是返回他政治生涯起点的原则：在1657年的《谦卑请愿和劝告》里把克伦威尔式的政体描述成“单人政府及（二院）议会”。毕竟，可供引用的英格兰历史传统丰富得很，甚至可以穿越《牛津条例》和《大宪章》，回到传说中的坚持王权是以友善同意为基础的撒克逊咨议会（witengemot）。英格兰王室政体自成英格兰一派，从头开始就是一种合约性质，这一点尤其与法兰西政体不同，但斯图亚特国王们却不理解这点，丹比等大臣希望背靠超级王权这棵大树好让自己发财，就误导查理二世他们，而另一边，任何曾经指望免受海峡对岸历来存在的天主教专制威胁、得到国王权力包办者如丹比之辈保护的英格兰子民，也都上当了。因为只有在真正的英格兰混合君主制下，即准备好承认主权由国王、议会贵族院、平民院分享，人民和新教教会的自由才能真正得到保证。

17世纪70年代，正因为丹比非常成功地主宰了议会，保王党的神圣权力意识大行其道，毫无阻力，于是祈求改变现状的人只能向别处去传播他们要与保王党对抗的宪政观点。因此17世纪70年代，党派政治的雏形没有在威斯敏斯特诞生，倒是萌发在伦敦的街头巷尾、咖啡馆俱乐部、小酒馆以及印刷所里，像沙夫茨伯里的绿色丝带（Green Ribbon）俱乐部就在尚书巷（Chancery Lane）的“国王的头”（King’s Head）酒馆聚会，俱乐部的志趣相投者确信保王党是邪恶的，也相信真的存在天主教阴谋，种种不一而足。这样到“假教皇阴谋”案爆发的时候，单在伦敦类似的俱乐部就不少于29家，另外在汤顿（Taunton）、布里斯托和牛津这些市镇里，它们设立了最成功的外省分支俱乐部。据一个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访客证实，伦敦迅速出现大量的咖啡馆，在雅座或包间里，人们除了喝咖啡或巧克力饮料，还如饥似渴地打探、议论消息，并不受官方批评或威胁。这使得佛罗伦萨人大为惊奇。伦敦（在英格兰首先引进了茶叶，还有宪政激进主义）群奇巷（Change Alley）的加威（Garway’s）咖啡馆是胡克和雷恩最爱去的地方，它和弗里特街上的奥伯雷彩虹（Aubrey’s Rainbow）都是著名的流言发布站，当然还有很多这样的店。17世纪70年代，观点激烈冲突、振聋发聩的辩论激起多个版本的“分界”式小册子的发行量显著复苏，政治情报从伦敦流向外省，与官方干巴巴的《公报》（Gazette）相比，读这些更振奋人心。1679—1682年，起码创办了17种新报纸，大部分都鲜明地倡导某一个党派的观点。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政治生活的其他幽灵都重新回来骚扰查理二世，一如当日它们曾经骚扰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那样。从共和国建立以来就绝迹的请愿运动又组织了起来，他们最多的借口就是要清除某种天主教妖孽。学徒帮——17世纪40年代上街游行的那批人的儿子们——此时又出现了，仍然带着父辈的那副老腔调和司空见惯的蛮力。讽刺诗、段子和传单一直存在于高级赞助人当中，这时候它们换上了街头平民的装束。酒馆里高唱着歌谣和下流的韵文。在剧院里含沙射影成了一种艺术形式，只买得起低价票的下层出身的观众在回廊里就等着看它，然后大家照单全收，起哄、作乐，所有三流作家都很感谢查理二世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尽管流言够多了（或许太多了），但是也没有哪些已经积累到了能产生像现代世界这样界限分明的党派政治。多变的走狗们臭名远扬，主角们擅长的是换边站，一有机会就换。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神圣王权和“混合”君权——仍然代表了真正的英格兰政治结构。从前如此，以后也应该是那样，但它们真的相互矛盾。后世的辉格党人特别喜欢追根溯源到中世纪法令，强调英格兰独特传统的连贯性，而沙夫茨伯里那个时候就是坚持“英格兰议会就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是它给了英格兰政府生命与活力”，并一遍遍地鼓吹这个爱国颂歌。反过来，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对手所表述的政治理论，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其象征意义，说成与英格兰格格不入。在这场观念战争中，敌对的双方都具有强烈的攻击性与自我意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要给对方贴上最乏味的异邦标签，妖魔化对方，明着说对方不是和苏格兰人就是与爱尔兰人有牵连。如此一来［几年后有关詹姆士继位的《排除法》（Exclusion）危机中］，王权至上的捍卫者们指责对手要把英格兰拖回到内战，直接称呼他们为“苏格兰长老会罪犯”或者“维加摩尔斯”（Whiggamores），即意为“好斗的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而辉格党人则回敬说，对方躲在不光彩的辩论后与教会和国王站在一起，他们简直就是爱尔兰天主教叛乱者或托利人（Tories），这个词来自盖尔语（Gaelic）单词toraighe，意思是在泥沼里快跑的马或者土匪。

17世纪70年代，英格兰政坛还发生了一些远比互相谩骂更严重的事。各派态度强硬起来，唇枪舌剑、火花飞溅。1678年，没有人准备着要预测，更不情愿发生新的内战。很明显，如果约克公爵继承王位，因为他是公开的天主教徒，那就是可疑的准暴君，英格兰政府就将面临某种根本性的危机，实际上就是一种（当代意味的）“革命”，但是另一方面，人人都在想这个危机不可避免。赫尔郡的英格兰人议员、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既不轻信他人，为人又直率，他在护国主时期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公开发布言论并印刷出版，1677年说“好几年以来，有人在执行一个计划，要把英格兰合法政府变成独裁政府，将现在既定的英格兰新教改为彻底的罗马天主教”。这话可是说在泰特斯·奥茨远没有开口之前。

马维尔在《英格兰罗马天主教成长与专制政府纪实》（Account of the Growth of Popery and Arbitrary Government in England）一书中阐述的这种成见在当时非常普遍。这个事实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英格兰对此反应出格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那就是奥茨所谓他“意外地发现”耶稣会在策划一个阴谋：欲谋杀国王（有的“线人”相信会用刀，有的说会下毒）以便让约克公爵取代他，然后组建一个由法兰西军队支持的法兰西天主教专制主义国家。当然这个指控是一堆丑陋的谎言，但是它说得有鼻子有眼。泰特斯多·奥茨是个邪恶的鬼才，但不傻。他是个活跃的同性恋，29年来，这使得所有重要的英格兰机构都驱逐他：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Gonville and Caius）学院；海军；肯特的英格兰教会开除了他的牧师神职；他还是个副牧师的时候因为做伪证，就签署了协议成为海军的随军牧师以逃避指控；最后在西班牙，奥茨被耶稣会学院（Jesuit colleges）巴亚多利德的英语学校（Colegio de los Inglese Valladolid）踢出来；在法兰西圣欧麦（St Omer），他改变了信仰却又被赶走。当然，所有这些地方都曾给奥茨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机会，也严厉地惩罚了他。只是在他相对短暂的恶棍生涯里，奥茨已经练成了猛兽习性，即使被人揭穿，也能成功躲开自己恶意导致的最坏后果。

实际上，他非常聪明，足以把自己最新的污名，即被耶稣会驱逐变成他既知识渊博又为人正直的证据！当奥茨不断重复他怪诞的弥天大谎时，貌似就没有任何人想过，他曾经受到耶稣会的虐待（尽管还不如被海军虐得狠）是否就是他个人报复的动机。奥茨无耻地宣称自己去圣欧麦，是为了做教会的双重间谍，这样才能更好地刺探他们要破坏英格兰新教教会和英格兰自由的恶毒计划。为了使这个天方夜谭的说法站得住脚，奥茨表现得仿佛是个自封的间谍，保存着大量仔细书写的笔记，以及与耶稣会会士和他们所雇的英格兰国内外刺客的谈话记录，一如罗伯特·胡克或约翰·伊夫林记录自己的实验经过和园艺心得。奥茨是个邪恶的行家里手，处心积虑地炮制谎言来掩盖真相，正如自然哲学家煞费苦心地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相。事实上，第一个听取奥茨的忏悔，吐露说他自己知道这个所谓阴谋的人是伦敦的教士、自诩为学者（当然他的确拥有一个真实的博士学位）的伊斯雷尔·汤奇。汤奇与皇家学会会员里一些最杰出的人有交往，可是这并没有使汤奇保持理智，因为他先入为主地相信当时盛行的伦敦大火是天主教纵火犯引起的荒唐说法。正是那场大火烧毁了他的牧师住宅和他的自然哲学藏书室——实际上大火毁了他的生活。

因为汤奇有强大的关系网，他才能让奥茨面见国王本人，讲出证明这惊天阴谋的43条实据。可以想见，查理二世表示怀疑，一开始他觉得整个故事匪夷所思，尤其是牵扯到了王后的医生，但渐渐地他越想越焦虑，就让丹比调查此事。1678年9月的最后一周，奥茨出现在国王私人枢密院的全体成员面前，不管开头显得多么荒诞，但无疑他讲得滴水不漏，使得他们中至少有几个人对这个故事将信将疑起来。

奥茨谙悉自己听众的心理，他在故事里掺杂进一些反天主教公众喜欢的耸人听闻的噱头：纵火、毒药、罪犯医生、恶毒王后和凶险教士。随着详情一点点展开，故事火了起来，像闪电引燃了干燥的树叶，再加上上流社会又在一旁煽风助长火势。不管他自己信不信（也没有理由说他不信），沙夫茨伯里将它看作是丹比的报应，并正好利用它来反对他，说丹比是假装力图使英格兰免受天主教阴谋的袭击，事实上反而招致了阴谋。在这个阶段，怀疑者们还是尽力地把控局面，不让它脱离正常的轨道。可是，奥茨走了狗屎运，两个意外冲昏了人们的头脑。第一，在被他指控为邪恶的人的长长名单中有一个是约克公爵夫人的秘书爱德华·科尔曼（Edward Coleman），科尔曼的确在与听取路易十四忏悔的教士通信，信中谈到天主教在英格兰复兴有没有可能——这本身不是什么犯罪叛国行为，更确切说是令人遗憾的愚蠢之举，因为科尔曼没有销毁这些信件，而且信的内容极易解码。第二点就更巧了，10月17日，埃德蒙·贝里·戈德弗里爵士（Sir Edmund Berry Godfrey）的尸体在普林姆罗斯山（Primrose Hill）的草坡上被人发现，戈德弗里正好是第一个听取奥茨发誓的阴谋证词的地方治安法官，也许他是自杀的推测很快就让位于爵士是被谋杀的定论。这时就只有绝顶聪明又绝望的人才能想到这一切都属于反天主教派的叫嚷，是他们在试图引发英格兰社会的激烈反应。

如果真是反天主教派弄的，那可以说干得太漂亮了。因为他们公开展示戈德弗里的尸体，在周围点上蜡烛，装得好像他是为了拯救英格兰的新教事业而死的烈士。结果英格兰举国陷入狂躁。更凑巧的，因为11月是庆祝挫败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反天主教火药阴谋的月份，那么，在11月5日焰火之夜的庆祝就变成了大规模的“焚烧教皇草人”活动（Pope Burnings），有时候参加者达到数千人之多。11月17日是“好女王贝丝”即伊丽莎白一世的登基日，她当年面对罗马教廷的威胁可是立场坚定、态度坚决，接着就进行了更多的“焚烧教皇草人”活动。一幅臆想的天主教“夜骑士”漫游在乡村，四处寻找英格兰国教神职人员或地方治安法官伺机下手的景象，在公众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为了防止威胁，学徒帮自行武装起来，一些人携带“埃德蒙·贝里·戈德弗里”匕首，这个武器畅销一时，甚至一天能卖出3 000把。到奥茨出现在议会平民院的全体成员面前时，他已经能讲得头头是道了，也不怕自相矛盾，说“一直以来就有，现在还是有一个可恶的很坏的阴谋，是不参加英格兰新教礼仪的天主教徒所为，他们要暗杀、谋杀国王，要颠覆政府，将新教整个连根拔起毁掉”。

眼看着一场群众风暴自下而上如火山喷发般地沸腾起来，沙夫茨伯里有自雇的线人，很有把握利用这股力量帮自己和他的党派取得优势。热切的善于编造谎言的伪证者——“线人”和“证人”在议会轮流登场。第一个是骗子兼小偷威廉·贝德娄（William Bedloe），他声称对耶稣会会士杀死戈德弗里的事拥有第一手资料，还说曾看见他的尸体在萨默赛特宫即王后的宫殿那里。这时候指控叛国罪和谋杀的范围从知名的天主教人士和神父那里扩展到可疑的天主教“同情者”身上，包括萨缪尔·佩皮斯。一个前仆人作证说佩皮斯长期以来都是秘密的天主教徒，雪上加霜的是，另一个老恶棍约翰·司各特（John Scott）发誓说他个人知道佩皮斯在海军里支持并优先提拔天主教军官，还把防御工事和船只安排给了法兰西人，让其准备入侵。这足以把佩皮斯送进伦敦塔。他在这时与约翰·伊夫林一起吃饭，后者对他的困境深表同情。然而，奥茨讲的阴谋故事只是捕风捉影，对此，英格兰皇家学会的会员本来应该是一看到事情就能毫无困难地辨认真相的一拨人，但即便是他们内部，那时候却也产生了分歧。对于倒霉的佩皮斯来说，这事儿纯属一整套的恶意陷害。伊夫林也恨透了奥茨，但遗憾地发觉他无懈可击。为了自己的名声，佩皮斯可不想让这恶名碾碎自己，就出手回击，自己雇用了一个叫约翰·乔恩（John Joyne）的调查人员去和司各特套近乎，跟踪他这才找出证据。证据揭示了司各特为人不齿的生活——正如后来的结果表明这并非什么难事，就这样佩皮斯幸存了下来，但其他24个人成了猎杀女巫的冤魂。

到1679年，据说有次“焚烧教皇草人”的活动参加者多达20万。沙夫茨伯里把暗杀阴谋的丑恶能量发挥到极致，精心地策划政治运动。丹比政府受到恐吓，已然崩溃，丹比本人面临弹劾，除非沙夫茨伯里明确说要进行新选举。大量请愿活动被动员起来了（Monster petition，又使人想起17世纪40年代），有一份请愿书来自伦敦索思沃克和威斯敏斯特，足足长90米，签了1.6万个名字，国王只得让步。选举——在空前多的市镇举行——激烈艰苦，最后辉格党经过角逐在平民院占压倒多数，这正是沙夫茨伯里需要的。到了威斯敏斯特，为了那个特定的政治目标，竞争更是白热化，那就是要通过《排除法》，要把天主教徒约克公爵（以及任何他和摩德纳的玛丽可能生下的继承人）从王位继承人序列里除名，这样等查理二世死后，王位将传给他最年长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为了这个，沙夫茨伯里开动宣传机器，声称蒙茅斯公爵其实不是私生子，他就是合法的继承人，因为查理二世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其实他在巴黎和露西·沃尔特发生关系的时候确实结了婚。

这是不列颠君主制历史上特别严重的危机，不只是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危在旦夕，连君主制本身的命运也将要成为谎言和歇斯底里的牺牲品。如果接受《排除法》，就等于承认议会可以拥有宪法权力，可以判断一个君王是否合适继承或拥有王位，那么无论是查理二世还是托利党都不会做这样的让步。肯特郡的绅士、哲学家罗伯特·菲尔默爵士（Sir Robert Filmer）写于50年前的论文《父权论》（Patriarcha）此时出版了。他在文中论述上帝已经将世俗权力直接交给了亚当，所有国王都由此而来——任何发自下层的干预永远都不能破坏这条继承直线。沙夫茨伯里和辉格党相继激活了某些来自共和国的最激进的思想，它坚持君主制的契约性本质——当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论两篇》（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中的第一篇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对在平民院里占多数的辉格党斗士来说，这令人振奋，他们更容易老调重弹（比如丹泽尔·霍利斯此时依旧非常活跃，他就回收并利用了它）：说英格兰君主制从来就是和普通法捆绑在一起的，特别是它有责任保证国王在加冕礼上的誓言，还有议会肯定有权力，不只可以判断这些责任履行的程度，还要“束缚、统管、限制、监管并管理王位的流传、继承”。

但是沙夫茨伯里早已把他和奥利弗·克伦威尔共事的日子抛在脑后，他根本不是艾尔顿，甚至连皮姆都不如。最终他退缩了，否则他也许能把《排除法》推进到打一场新的不列颠内战来搞定它的地步。国王和托利党人越是真的指责他们就是要挑起内战，沙夫茨伯里就越是不敢，他半途而废的原因不是政治上良心不安，而是其谨慎行事的个性——他不想在英格兰冲突中打无把握之仗。

他对了，可是，他自己那种致命的悲观给了他什么下场？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的想过要在英格兰掀起又一场革命把国王拉下马。沙夫茨伯里太过于倚重公众舆论和恫吓，这是他的致命弱点。他想说服查理二世自己屈服，自愿接受《排除法》，但是有一些事他做得太绝，太为难国王了，逼得这个无精打采的老登徒子只好拿出点儿政治手腕和韧性。查理二世明显比沙夫茨伯里这个据说是策略大师的人要高明：首先，查理二世把自己很不受大家待见的弟弟和弟媳打发到外国去，移掉这个众人的眼中钉、肉中刺；那么做了一个让步后，查理二世接着要跨步向前，牢牢地踩住底线，标出印记。在独有的王室特权即王位继承权上，查理二世和一个世纪前的伊丽莎白一世一样地坚定不移，如果看起来像不可避免的那样，自己死的时候无后，那么詹姆士无论是否是天主教徒，都得继位。然而——这才是紧要策略——只要詹姆士坚持做个天主教徒，他的王位任期得有点儿不同：不管他的个人信仰是什么，它都不得有碍国王加冕礼的誓言所蕴含的庄严使命，即保存和保护英格兰既定的新教教会。而且，为了减少怀疑，使事情不致于变得如他父亲查理一世当日那样闹到不可开交，天主教徒国王必须同意放弃自己任命高级教会职位的权力，同时向议会移交军队任命权。

这是冲突之下灵机一动而产生的曲线补救措施，英格兰新教教会肯定得救了，也不用牺牲国王在继承人问题上的权威。查理二世的“权宜之计”非常合理，公众舆论开始扭转倒向国王一边。第二届议会平民院（查理二世解散了第一届）选出后，辉格党人还是占据主导地位，为此沙夫茨伯里扬扬得意，太过自信，没有注意到自己脚下的地面上已经出现一条裂缝，直到它变成一个吞没了他的大坑。平民院以二比一的多数通过《排除法令》，而议会贵族院正好以同样的二比一多数否决了它。这个死结意味着查理二世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向沙夫茨伯里挑战，他就冷静沉着地这么做（他采取了预防措施，私下又从路易十四那里拿了一大笔施舍）。1681年，第三届议会在牛津召集，这里是1258年国王及其政敌验证了自己意愿的地方。作为诱饵，查理二世再一次把自己的“权宜之计”摆上桌面，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将其拂到一旁。正如他预料的，沙夫茨伯里不接受而坚持《排除法》，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诉诸武力。事实上，有些辉格党人就是带着武装来牛津的，还有其他人公开谈论要回到共和国的老路上去——这正中查理二世下怀，他要把这个形势变成是《排除法》的坚持者们而不是保王党们要把英格兰推向内战。末了，他明白沙夫茨伯里根本没有意向要真正打一仗；即使他要干，王室保险箱里有路易十四的金子叮当作响，查理二世也知道这一回不像1642年，自己仓促之间也有钱可以调动。

因此牛津论战结束后，就《排除法》坚持者们而言，他们什么都没干成，无处可去，就分成了两拨：一拨磨刀霍霍，另一拨在不利情况下不欢而散，骑上马回了家。情势急转直下，首恶者——骗子、杀人犯、多次作伪证的人等罗织了天主教谋杀阴谋的，最先觉察大难临头，随即反水，一个接一个地忏悔，承认自己撒了谎。当王后的医生乔治·威克曼（George Wakeman）受审的时候，首席法官斯克罗格斯（Chief Justice Scroggs）最早就曾发起袭击，怀疑泰特斯·奥茨是否诚实。到这个时候革命的可能性已经烟消云散，在宣告了沙夫茨伯里犯有严重叛国罪（high treason）而免去他的职位后，他就逃去荷兰，1683年终老在那里。1684年奥茨被捕——不用说要游街，第二年受审，他被判犯了伪证罪，接受严酷鞭刑，给戴上颈枷，送进了监狱。但是，他从来滑如泥鳅，一般不会在一个地方长待着。1688年他又出现了，死的时候（还能干什么？）是个浸礼会传道者。

政治倒台湮没了沙夫茨伯里，他在政治上的犬儒主义让人瞠目结舌而难忘，但他身后的遗产却个性十足，二者完全矛盾。此外，他还留下了一些东西。一方面，他愿意赞助约翰·洛克的政治理论和其他政府契约论的追随者并决心让它们变得切实可靠，这给了这些真正激进的思想一条生路。本来大家以为在1659年后这些激进思想已经穷途末路了。政府的合法性不仅在于其保护人民的能力（霍布斯的辩论），也不是来自《圣经》经文的权威（如菲尔默坚持）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但当被统治者授信给政府使之掌权时，并非就此交出了自己的自由和财产的天然权利，这个观念在未来还有非凡的道路要走。洛克写过：“政府的每种形式都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它必须尽全力服从人民安全之所需。”这个主张那时还是很激进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但是话一旦说出来或大家听说了，就不再有人会觉得不平常或有什么古怪的。同理，人民授信于政府（或君主）时，并不能认为授信者就让渡了自己的权利；如果这权利大大超越其合法权威，或者政府的权威走向了暴政，甚至藐视原本授权给它、责成它保护的自由，还不能要求政府做出解释，这将是不合理的。可能这些争论一直到下个世纪的最好时光里还都是英格兰政坛边缘化的问题，但是在大西洋彼岸的新英格兰南部，定居者们（New Englanders）把整个新英格兰的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Sir Edmund Andros）看成是王室“专制”的权力而拒绝屈从他；相反，他们开始自发地出走去康涅狄格，这显示出撒在《排除法》危机的肥沃又气味难闻的土壤里的种子会结出果实。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康涅狄格的创建者们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反对官方权威管制过度，这也是沙夫茨伯里的遗产。因为在他简短的任期里，他比丹比本人做得更绝，利用了一切政治手段——资助、贿赂、司法恐吓和大规模的印刷品宣传运动。因为这时没有了审查——要打造他和辉格党人希望的强大到不可战胜的政治机器。这时查理二世和新任大臣们就顺手接收了这套机器——特别是克拉伦登的儿子罗切斯特伯爵劳伦斯·海德（Laurence Hyde，Earl of Rochester）、桑德兰伯爵罗伯特·斯宾塞（Robert Spencer，Earl of Sunderland）——就用它来组建保卫收复君权的防御工事。1683—1688年是围剿和肃清为主的时期：比如，怀疑有的市镇社团在王位继承权问题上不友善，就要求他们移交特许状做出相应的修改，以便产生更愿意合作的当地政府；根除于事无补的法官，安置、奖励热心的托利党人。所有这一切都在合法的虚饰下小心翼翼地进行。在此期间，查理二世和他的最后一任政府成功地建立了一套国家权力机器，是其父和祖父（或者在这一层面上，甚至护国主克伦威尔）几乎做梦也想不到的。当然，他父亲和祖父生活的年代比起这时候好像已经是遥不可及了，那时候的动力是激情和笼罩着虔信的偏激。桑德兰等人已经是现代政治动物，他们理解普遍存在的贪婪、野心和自我中心是人性的基础，虽然三者都是令人遗憾地卑鄙，却都可以加以利用。说一千道一万，沙夫茨伯里说到底还是属于自以为是地干管理工作的那一代人。另一方面，桑德兰和他那一类人是第一代的现代政治管理者，他们的权力润滑剂是金钱。

更要紧的是，他们懂得所有如何利用半真半假和可怕人物的策略。如果郡里有一些抗议，说上层对本地事务胡乱干预，他们只要祭出可怕的克伦威尔式革命幽灵，就能封住绅士们的嘴而安然无恙。1683年，一群共和派人——其中有两个贵族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和威廉·拉塞尔伯爵（Lord William Russell），还有前平等主义者约翰·威尔德曼——对沙夫茨伯里的背叛充满不满和激愤，转而阴谋尝试让蒙茅斯公爵当国王。一旦这个黑麦屋阴谋（Rye House Plot）被揭露，政府立即意识到这是个天赐良机而非威胁。主犯被判叛国罪而砍头，西德尼在行刑前夜给伦敦治安官（Sheriff of London）写信，英勇地坚持说，“上帝已应允各民族成立最能取悦于他们自己的政府的自由”，以及“地方法官是为民族之利益而设，而不是民族为了地方法官的荣耀而存在”。因为这些坦率而明确的煽动言词，政府就为市镇特许状里的激烈干预政策辩护，说围剿和肃清都事关英格兰国家安全。

要不是说只可惜他无福消受这个世俗世界太多的声色犬马，1685年2月查理二世死了，他应该会满意地知道英格兰这时候对君主制来说是安全的。伊夫林最后一次看见国王的时候，他看到了令人沮丧的情景：“不可言喻的奢华、世俗嬉戏以及所有腐朽，仿佛完全忘记了上帝（那是个星期天的晚上）……国王和他的情妇朴茨茅斯及克利夫兰坐在一起，和她们调情……一个法兰西男孩唱着情歌，在那个辉煌的大厅里，大约20名廷臣与其他腐朽的人在赌玩短腿猎犬，围着一张大桌子，一堆至少2 000个金币在他们面前……极端浮华的感觉。”查理二世应该是以为自己总会有足够的时间忏悔的，最后，他接受了弟弟的建议重新回到老教会（Mother Church）的怀抱，忏悔了自己的罪孽（或者做了必要的简短的回顾），相应地，老教会采用天主教的仪式宽恕了他。查理二世也许私下里拿最后这个小小的仪式当了自己得意的例子，觉得斯图亚特王朝也许可以在英格兰国教的王国框架里幸存下去。以前他的母亲都错了！现在这样对他弟弟是多好的前景！詹姆士只需要遵守那个巧妙设计的限定，在此范围内他可以自由地践行信条，接受议会选举的事实，不要把自己的特权交给议会（比如挑选大臣的权力），遵从议会对军事和教会人事的任命，然后以常识之道安居王位即可。

起初，看起来事情必定会这样，尽管后来为了要满足辉格党的历史观，他们争辩说詹姆士二世从一开始就是个异数，是英格兰政体中的一个非本土因素，注定要以被驱逐收场，但事实上，那时候还真的没什么事是必定像后面所展示的那样［当然，即使1688年11月5日奥兰治的威廉在托贝（Torbay）登陆后，只要詹姆士二世聪明地见机行事，也许保住王位并非难事］。新君詹姆士二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向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洛夫特保证，他“不采取任何行为反对普通法确立的宗教”，但是，又相当不吉利地加了一句“除非你先对我食言”。1685年的议会选举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竞争，出现了以托利党保王党为主的有利局面，这更明显地表示詹姆士已继承了哥哥留给他的公众忠诚这个事实，他们一如既往地忠于他。蒙茅斯公爵试图在英格兰西部（同时在苏格兰的阿盖尔公爵也在发动叛乱）通过武力实施《排除法》，绝大部分英格兰人都对蒙茅斯冷眼相待。他的军队不中用，政治上又无能，两样加在一起挫败了他。由乔治·杰弗里法官（Judge George Jeffreys）领导的“血腥巡回法庭”（Bloody Assizes），恶狠狠地用过重的量刑审判那些叛乱分子。那时候的政治斗争成排地吊死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因此巡回法庭的残暴只是在随后的辉格党历史上比较有名，甚至在以后比当时的名气还大。

心有不甘的辉格党人可以稍稍安慰自己的是，死神这个大清除家最终会替他们赢下这一仗。因为詹姆士当上国王的时候已经52岁，按照17世纪的标准，即使不算很老也是中年了，而且他还没儿子。他的继承人是安妮·海德生的两个女儿玛丽和安妮，她俩都不听父亲的，还是新教徒。1677年，玛丽由丹比牵线结了婚，嫁的不是别人，正是奥兰治亲王，即后来的威廉三世，此时他已经扮演了（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路易十四天主教扩张主义侵略的国际新教抵抗英雄角色。还有，威廉的故事通过对1672年战争的宣传，其辉煌历史经由天才的荷兰历史出版者罗梅因·德·胡格（Romeyn de Hooghe）与亚伯拉罕·德·威克沃特（Abraham de Wicquevoort）的插图本，在英格兰家喻户晓。和一个世纪前的西班牙人很像，这些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天主教军队令人难忘的形象，被描绘成没有人性的掠夺者，专事强奸、肢解（把婴儿钉在尖桩上、把孕妇剖腹、殴打老人，这些都是平常的事），而一边总是胖胖的、幸灾乐祸的天主教会修士们在重新奉献给罗马天主教教廷的原新教教堂里大唱弥撒。

正因为这种不祥的国际宗教战争观念死灰复燃，以及他错把自己放逐到另一边的不安定感觉，才导致詹姆士二世出了岔子。哥哥传给他的英格兰国体设计出于实用又别出心裁，但上帝用圣油膏抹了他，除了给权力的车轮和齿轮上上润滑油，无疑，总还有一点儿别的意图。如果在他们全家经历了所有的麻烦和艰苦跋涉之后，万能的上帝认为让他继承英格兰王位是合适的，他怎么能不管上帝的意愿自顾自地一边儿玩儿去呢？那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开始时，要詹姆士二世严肃对待这个强烈的使命感可不容易。尽管詹姆士二世内心庄严肃穆，但他的行为却酷肖乃兄，一边和情妇凯瑟琳·塞德利（Catherine Sedley）打得火热，一边高调地公开去望弥撒，这就很说明问题。无疑，不论他多么无趣粗糙，这个男人还是懂得在政治上怎么讨巧，正如他谙悉如何讨好异性。干吗要毁掉一桩好事？查理二世的“安排”有什么不好——只要詹姆士二世不尝试撤销它们，谁也不能对他横加惩罚反对天主教不是？

然而，虽然查理一世的这两个宝贝儿子性情大不相同，但他们俩却都一本正经地对不列颠的政治命运意欲有所作为。尽管为人精明，查理二世本质上是个多元论者，他不一定同意别人的意见，但愿意倾听人家的想法（就是说，除了沙夫茨伯里）。如果说查理一定程度上能接受多样性，詹姆士却是不可救药地一根筋。毫不奇怪，他发明了一种“通用沙司”（Universal Sauce），用欧芹、干吐司和醋在研钵里打烂，他认为这个沙司就可以适用于鱼、猪肉和禽肉了，他还很为此自豪。如果下的功夫足够，只要敢坚持下去，也许他认为就可以让英格兰人民接受他的宗教与国家观点。他受限于哥哥设置的束缚，打从继位以来，就对这些束缚不满。当然詹姆士的目标不是让英格兰一夜之间回归罗马，他只要有一丁点儿关于倒霉的玛丽·都铎统治时期那段历史的知识，显然就不会那么干。1672年，他哥哥小试了一把，曾经将刑法的尺度放宽一些，允许天主教徒在自家高墙后践行信仰，但詹姆士一定要比哥哥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儿。他对桑克洛夫特和主教们明言，如果不能自由公开地当众礼拜，他不会满意，对大臣们他也这样说；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因为《验证法》（Test Act）的结果而被迫辞去公职这一羞辱，他声称要么撤销，要么动用他的王室“分配权”（dispensing）颁布一个“声明”（Declaration），实质性地中止它，还有，要停止其他对天主教徒和非英格兰新教的新教徒信仰活动的惩罚。

可是，在1662年和1672年，查理二世要推进他的谨慎措施时，王室“分配权”就已经被判定为非法。高教会派（High Church）和乡村托利党人绅士曾经蜂拥而来地拥护斯图亚特王朝，反对沙夫茨伯里和蒙茅斯，因此詹姆士二世为什么会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此时会改弦更张，这真是个谜团。同样，詹姆士高估了自己，以为能轻易地说服他的天然选民，告诉支持国王的选民重新接续英格兰自16世纪30年代就与罗马天主教廷分离的官方关系，或者再次在英格兰各地设立罗马教皇的四个代理主教（Apostolic），或者在陆军和海军里任命天主教军官，都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他为什么要想象能让英格兰人民接受一夜之间到处可见天主教信仰活动——各披其服的教士、修女，在宗教节日里公开游行，教堂里再一次响起弥撒的声音？可是到了1687年，詹姆士不再听取——至少没耐心地倾听——理性的意见。他忙着发布警告，闪烁其词地威胁英格兰新教的主教们最好不要反对他的意愿，否则“我就想法子绕过你做我的事”。詹姆士只听到自己脑子里的声音，而它们在唱着称颂上帝的和撒那。

这时刻，英格兰却按照正常程序发出警告，接着展开斗争。但这其实并不是反动与进步力量、愚昧专制与宪政自由的较量那么简单，那只是后世的辉格党人喜欢讲的“光荣革命”历史。辉格党人其实只是那场革命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光荣革命”后，议会里仍然有大批托利党人），且绝不是辉格党人促成“光荣革命”的。英格兰在《排除法》危机里惨败给了查理二世与1688年胜利的区别在于英格兰托利党——即主教、议员和乡村绅士阶层——尽管按照新教的教条要求，他们是应该坚持不抵抗的，但这个时候他们却被迫奋起反抗詹姆士二世了；签发邀请，在请威廉到英格兰来保障“议会的自由”以及英格兰教会的“七贤”中，有最反对辉格党的大佬丹比。对于托利党人来说，服从的前提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他们的口号是“服从合法的命令”。到1688年1月，他们已确信詹姆士二世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在寻求推翻复辟所代表的一切，那么就要尽一切可能阻止他；即使最忠诚的托利党人也允许国王自废王位（像爱德华二世曾经做的那样），因此，要根据君主本人的特定情况，看能否解除维系托利党人对国王忠诚的约束。

那么詹姆士二世是革命党吗？冷静客观地掂量1687—1688年冲突的双方到底各自代表了什么，就需要通盘考虑所有英格兰人关于善、恶和宪政的保守习见。1688—1690年的形势也许是有其他意义，但肯定不是麦考莱所断言的摩尼教（Manichaean）那种简单的所谓光明与黑暗力量之间的战斗。很多关于詹姆士二世的说法都是从后世历史学流行的观点，即他本身罪有应得推断而来，甚至说什么长鼻子的人（实际上和同时期的肖像画相比，既不更多，也没更少“傲慢”）就是无可救药的暴脾气，当然也并不是说把詹姆士二世刻画成这么一副形象就是错了。很明显，詹姆士二世不如乃兄风趣，可是他至少和查理二世一样聪明，在海军战役中表现得更能胜任指挥战斗，还有，无疑他更认真负责地关心政府。很多流传下来的关于他残暴独裁的成见是历史赢家事后所写的。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詹姆士二世绝对相信王权神圣，坚信议会有权提出建议、批评，甚至提议立法，但是只要他愿意，他就有权全部否决，而且坚信事情就该如此终裁。然而，毕竟詹姆士二世要挑起事端的缘由是宽容，即“良心自由”。本来那是克伦威尔苦口婆心拾掇的，只是詹姆士二世并不像克伦威尔执政时那样，而是要把“良心自由”扩展到天主教身上。无怪乎，在詹姆士二世最热心的同盟中不单有天主教徒，还有持异见者，如贵格会教徒小威廉·佩恩（William Penn the younger）。另外，也有一批具有理性和科学头脑的人是和国王站在一起的，比如詹姆士二世的海军大臣（Secretary of the Navy）兼人文理性的代表人物佩皮斯，他们一直到凄风苦雨的最后都忠于他。事实上传统历史学说都给予了欧洲18世纪的“开明专制者们”，如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与约瑟夫二世皇帝（Emperor Joseph II）很高的评价，因为他们在臣民中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反而詹姆士二世没有受到这样的褒奖，这是相当奇特的现象。至少从伊丽莎白一世在位以来，残酷的殖民战争摧毁了爱尔兰，土生土长的地主被逐出家园。詹姆士二世曾经冒着政治风险吃力不讨好地要扭转这种局面，请注意，只有他是第一个真正这么做的英格兰国王。麦考莱指责他的所谓“红衣主教之罪”，是指国王莫名其妙地表现出赞同维多利亚时代历史学家口中轻蔑的那些“土著”。反过来，反对詹姆士二世的那些人结成同盟，他们的共同基础是一种典型的克伦威尔式的偏执，1689—1690年的战争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正如不列颠这类宗教战争故事，以前常常也这样——在记载了所有这些申诉理由之后，要理解辉格党人做对了什么也一样重要。他们怀疑詹姆士二世会宽容天主教，然后扩大到“狂热者”，即非英格兰国教的新教徒（“fanatic” Nonconformist）教派。辉格派怀疑他的仁慈只是一种策略而不是出于内心真诚的态度。这怀疑并非空穴来风。这些多疑者也许会争辩说，假设一下，在《验证法》下给国王定的罪能得到赦免，詹姆士二世可以公开信仰天主教和布道，因此罗马天主教教廷（正如詹姆士二世从不隐瞒自己这么希望）就会处在有利的地位，能说服英格兰回心转意，重投到罗马教廷的怀中。这么一来，英格兰会是个什么样子？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兰西不是在国际上就以宽容氛围而闻名吗？在法兰西王国，所有派别的基督徒都能和平地践行信仰吗？怀疑者需要做的全部，就是指出路易十四统治期内最无耻的案例正好发生在詹姆士二世登基那一年（也像平常那样伴随着法兰西对斯图亚特朝廷的施舍）：把法兰西境内的胡格诺教派社区连根拔起，全部驱逐出境。这在英格兰看来，这可不是什么很遥远或无关紧要的事。有关胡格诺教派受到残酷对待的传说，以及他们出走去了新教地界——特别是尼德兰——的事，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期，才给什么叫忠于信仰指出了真实明确的含义。这么一来，一场泛欧洲战争似乎不可避免。胡格诺教派移民带着无数财富、技能及天才去了各处，其中当然包括伦敦，这不仅是那些持异见者同伴们使他们变得受欢迎。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Henry Compton）——他惹得詹姆士二世非常不高兴，国王让人把他从伦敦主教教区迁走弄到别的地方去了——最积极地组织救援受迫害的胡格诺教派难民。当然，荷兰版画刻印者和作家们出产了大批可怜的形象一遍遍地翻来覆去地讲述他们的故事。

那么，毫不奇怪，非英格兰国教的新教信仰者对詹姆士二世为他们所做的努力，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必要感激国王。长老会派尤其警告自己的信众不要接受国王的好意。这样到头来，国王要为之奉献的教会和专制主义君主制实际上被局限在了一个非常狭隘的范围里。他在爱尔兰政治上没有牵绊，实际上是在禁止宽容新教异见者。詹姆士二世其实是向假定反对他意愿的传统英格兰机构——大学、主教及司法界——宣战了，他抨击他们的力度之大，说明他并是不真的有意要建立一个宽容的、精神多元化的共和国。“滚一边儿去！”牛津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反对他提名的天主教徒做院长。他从学院联谊会里退出的时候冲着会员们嚷嚷：“搞清楚我是你们的国王，你们得服从我，我现在命令你们走开。去和牛津主教、头儿、校长，不管学院里你们叫什么的……我指学院院长，叫他们拒绝，让他们留神，他们会知道得罪国王不是好玩儿的。”

威廉·佩恩竭力规劝詹姆士二世走一条中间线路（就像查理一世也曾有那样的机会），他恳求国王不必坚持正式地废除《验证法》，而满足于在现实里宽容就行了，那么那些英格兰教会里、郡县里你已经疏远了的人就会恢复他们对王室天然的忠诚，形势就会转危为安。但是实际上詹姆士二世决定要抛弃他们，相信只要反方联手——天主教徒、极端君主主义者和持异见者——某种情形下就能保他度过危机。无疑，他想象着自己和哥哥在1680—1681年一样坚定，那时候查理二世为他拉拢了英格兰政坛的大部分人，但詹姆士二世此时却疏远了他们。那时是沙夫茨伯里冥顽不化地自己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这时候轮到詹姆士二世来做和沙夫茨伯里同样的事，结局也与伯爵一样悲惨。事后来看，国王如此一本正经地希望天主教徒和持异见者联手就能抵销得了辉格党与托利党绅士贵族们联盟的巨大力量，真是匪夷所思，更别说天主教徒和持异见者几乎是不可能联手的。但是，他一定是相信自己手里拥有的王牌，即王权神秘的能量。借助于托利党人一直在鼓吹的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詹姆士二世希望起码能分化敌对阵营，使足够多的人听从自己，就能废止《验证法》转而通过他的新《信教自由宣言》，必要的时候甚至无须议会的同意，大家也能接受天主教军官在军中任职。事实上，这个主张并不算太离谱，1685年10月哈利法克斯侯爵（Marquis Halifax）因为拒绝执行这个亲天主教的计划而被辞退，但桑德兰留下了。很多老骑士家族为了斯图亚特家族出生入死，他们的忠诚力量非常强大，詹姆士二世但凡能冷静一些稍加利用，再稍微灵活一点儿，他都还是有可能领先对方的。可是倒霉催的，不知道什么东西让他认为，哪怕托利党人牢骚满腹最后他们都还是会改变主意跟上他的思路。毕竟，除了这样，他们还能怎么样？

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托利党人去荷兰共和国搬来了威廉，这就是1680—1685年英格兰造查理二世的反没有成功和1688—1689年英格兰成功地反掉了詹姆士二世的根本不同。所有辉格党人都参与了先前1680—1685年的危机，那时候他们要把明显非法的蒙茅斯公爵作为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但是这一次他们是搬出了詹姆士二世自己的女儿玛丽公主，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而她的丈夫奥兰治亲王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彻底不同的另一层合法意味——欧洲反抗法兰西统治的象征性首领。1688年，“七贤”转而求助于威廉，并没有想叫他女儿玛丽即位而取代詹姆士二世。如果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讨论，托利党人如丹比绝不会赞同这个计划，凭这个他们也无法笼络绅士阶层与他们站到同一边。其实，他们是想叫威廉和他的军队来制止詹姆士二世别再搞他那套非法行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关于何为非法在一定程度相同，但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例如，两派都同意拥有废除法令的权力是不合法的，都同意需要迫使詹姆士二世清理他的常备军及其天主教军官，仅此而已，还要保留《验证法》，对托利党人来说这就够了，但辉格党人还要国王接受议会政府的“根本法”（fundamental law）：议会在政府里是与国王枢密院同等级别的伙伴，不仅仅是可以无视的顾问资源。

那么威廉自己是什么想法？他图的又是什么？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只要对荷兰有利。纯粹从不列颠历史的角度看，1688年革命貌似是自发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尤其是麦考莱，将这一事件看成历史上几个关键时刻之一，即它表现了独特的英格兰自由议会主义派的光荣传统，仿佛不列颠岛被天主教专制主义从中作梗，偶感风寒，咳嗽了几声，康复后回归到威廉和玛丽的正常秩序而谦恭有礼，一如既往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需要把它放到当时欧洲的历史大背景里去考察。正如历史上以前发生的那些事——比如1066年——英格兰历史的转折点是由欧洲历史中的几股力量决定的，而不是英格兰本民族的力量。推翻詹姆士二世统治的力量，大约是600条船的庞大外国舰队载来的约1.5万名荷兰与日耳曼士兵，还有，如果不是两年后在爱尔兰的博伊奈（Boyne）一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上述力量未必就能镇得住。后者虽然发生在爱尔兰本地，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国际冲突，战斗的双方都是欧洲大陆人而非英格兰人——一边是法兰西人，统帅是洛赞公爵（Duc de Lauzun）；另一边有3.6万人，其2/3是荷兰人、日耳曼人和丹麦人，它先由陆军元帅勋伯格（Field Marshal Schömburg）指挥，当他倒下后，国王威廉接替他亲自指挥。在这场军事大戏里，唯一一个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货真价实的英格兰人是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1688年11月，他背弃了詹姆士二世转投威廉亲王；两年后，他猛烈地打击爱尔兰抵抗，更是一举定乾坤。因此就不难理解，受封为马尔博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后，他接替了威廉出任欧洲战场总指挥对抗路易十四。

至于1688年的决定性事件还是实事求是地描述成入侵最好。无疑，当日它就是入侵而不是什么“革命”。早在接到官方邀请之前，尼德兰的威廉亲王就策划已久。他很精明，知道这是在赌博，但到了1688年春，他已渐渐明白如果不放手一搏才更糟糕，当时欧洲时局危急，压力在荷兰每个人头上。1672年的灾难年（rampjaar）是奠定威廉个人威望的基础，也是在荷兰历史上留下了深重一笔的年份。在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包围夹击下，荷兰共和国差一点儿被从欧洲的版图上抹去，只要是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威廉什么都可以做。他与玛丽公主的婚姻好像起到了一些作用，不太会闹出第二个如查理二世和路易十四签订的《多佛尔协议》（Treaty of Dover）了，但是玛丽的父亲坐在英格兰的王位上，威廉也吃不准。詹姆士二世自然和哥哥当年一样继续从路易十四手里拿到好处。如果他不能用自己的方法处理天主教信仰的问题，几乎就很肯定他会向法兰西寻求军事和财政支援。还有，威廉很明白路易十四可以有很多种方法玩死荷兰共和国，可以用经济和海军系统（尽管秘而不宣）行动合力打击荷兰人，损毁其殖民地贸易；荷兰非常依赖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谷物和木材，而法兰西和英格兰船只联手就能轻易摧毁其进口之路。因此在17世纪80年代中期，路易十四及其更穷兵黩武的大臣们拒不履行1679年签署的《奈梅亨条约》（Treaty of Nijmegen），开始放纵走私民船。路易十四一定测算过，两种方法他都不会输，要不就是骄傲自大的荷兰商业王国分崩离析，要么就是荷兰共和国再一次地被迫进入战争状态，而且仍然是两面受到敌人夹击。

威廉对此心知肚明，顺应形势预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冲突，着手安排荷兰共和国进入最佳的战备状态。战场上的争斗必须以宣传说服为先导，还有，斗嘴也要两面出击。在国内，他需要让原先倾向和平的商业城市，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相信，除非接受他的战争策略，要不然它们必定在法兰西的经济和海军双重攻击下损失惨重。接着威廉在日耳曼君主中，特别是对维也纳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开展外交攻势，强调路易十四屡教不改地扩张，严重威胁到欧洲的稳定，因为路易十四打破了自己早先昭告天下要遵守的旧界线。

当然，在军事计划启动前，威廉还必须赢下公关战争的第三条战线，即英格兰内部的危机。在这里，他最好的盟友就是詹姆士二世了。到1688年年初，詹姆士二世已经和10年前站在他和他哥哥一边的所有大人物、善良的人全都闹翻了，他把一切温和的劝告都丢在脑后，革除了任何胆敢再向他进言的大臣。桑德兰等人卑躬屈膝，以为自己能成为权力仲裁人，也准备着如有必要就公开自己已回归天主教教会的身份。他们的行为使詹姆士二世更刚愎自用、鼠目寸光。这些人用恫吓取代说服，将常备军的规模几乎翻了一番，大部分是来自由天主教军官指挥的爱尔兰部队。4月，国王命令教会必须连着好几个星期天在讲坛上宣读他的《信仰自由宣言》。当好几个主教包括桑克洛夫特试图解释他们拒绝宣读的授权时，詹姆士二世暴跳如雷，宣称他们反对就是“竖起造反大旗”。这时候所有对他的做法有保留意见的人，实际上都被当成叛国罪犯遭到处置。逮捕了反对派主教里最有名的那几个，但是审判他们演变成了公关灾难，国王四面楚歌——法庭宣判这些反对派主教们无罪。不久一个法官发布自己的裁定，说国王分配权很明显是非法的，这真的刺痛了国王。幽闭后解放出来的主教们发现，全英格兰上下都在庆祝他们捍卫了英格兰自由，认为他们是自由的斗士，是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守护神。大家放烟火，把教皇的草人像、听取詹姆士二世忏悔的佩特罗神父的像都烧了灰。

所有这一切针锋相对都没有引起詹姆士二世半点儿犹豫，他自负地以百米冲刺的作死速度冲向了悬崖，让主教们得意吧，因为他已经有了无与伦比的武器——威尔士亲王；在数年不育的失望之后，摩德纳的玛丽终于在6月10日生下一个男婴，随即孩子以罗马天主教会方式受洗，起名为詹姆士·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可以想见，虽然前几个月王后的身形已见怀孕，但此时詹姆士二世已树敌无数，他们马上都指责这是个冒牌货，是其他人的孩子，也许是国王的某个情妇生的，现在寄养在国王家的婴儿床上，这是要剥夺玛丽和她的丈夫威廉亲王的继承权。不管怎么说，这个惊人的消息马上拨快了荷兰军事行动的时钟。国王儿子出生的消息公布后才一周，无疑受到了荷兰大使迪·杰克维特（Dijkvelt）的催促，“七贤”给威廉亲王发出正式邀请要他来英格兰，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新教徒和自由的保护人。那正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西班牙对英格兰袭击过去整整100年的时间，女王遗产的守护者当然不会注意不到这一事实，但这一次，来的将是一支“好无敌舰队”（Good Armada），新教之风也会有利于这支船队。

眼看着英格兰发生的事越来越不乐观，越来越不对味儿，实际上路易十四已经向詹姆士二世提起军事援助，但是斯图亚特国王坚信正义无敌，拒绝了路易。其实，到了这一步，哪怕詹姆士二世用得着法兰西人的军力了，也为时已晚，因为路易十四将一支大军派到莱茵兰（Rhineland）去了——威廉确保在那边拖住法兰西人。只是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詹姆士二世还是忍着，没有因为家庭威胁而调动自己的军事力量，没有摆开一副国家和民族进入防守的姿势，他仍然不能相信自己的女儿玛丽会允许丈夫针对自己老爸发动大规模的入侵。照事后来看，这幻想似乎幼稚得可怜，但这出大戏里的两大主角事实上非常亲近，家庭血缘关系紧密相联。詹姆士二世不只是威廉的岳父，他同时也是威廉的舅舅——詹姆士二世的姐姐（也叫玛丽）嫁给了威廉的父亲（还是叫威廉）。当然，1688年后历史分界线将他们俩分开，但除了血脉，他们俩还有很多共同点——两人都是政治剧变的孤儿。查理一世被处决后一年，威廉的父亲荷兰执政威廉二世（Stadholder William II）行军去阿姆斯特丹，要那个城市屈服于他的意志——这完全是仿效斯图亚特王朝政治劝说手册的策略。行动不久威廉二世就去世了，儿子不久后才出生。威廉二世的政敌们抓住机会报复，为了防止奥兰治家族试图加强势力，他们将威廉三世置于国家监护下，进一步废除了执政制（Stadholderate）；威廉三世在其政敌扬·德·威特的监护和教育下长大，后者试图把他变成一个亲共和派君主，这与当年护国主时期，曾有议论说要把斯图亚特家最小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培养成“可靠的”国王何其相似。

因此，詹姆士和威廉都经历过痛失亲人和羞辱，二人都仰仗代理父亲——德·威特与克拉伦登——他们对这两个代理人的感觉充其量是酸甜苦辣都有。二人最后都过上了自卫的有点儿神秘的生活，在逆境中锤炼自己。詹姆士作为约克公爵，自然比威廉三世在无执政时代的荷兰共和国过的日子相对容易轻松一些，但他的地位也是不牢固的，不足以保护他。《验证法》后他被迫离职，到《排除法》危机时还曾经被送出英格兰（到了苏格兰，他又承受了长老会的很多打击）。二人最后都变得沉默不语，习惯性地多疑，蔑视哪怕是有教养的说笑，除非背后有强硬的军事力量支持，他们都不太相信政治谈判。

1688年，詹姆士二世和威廉三世在某一方面绝对不同，恰恰到最后它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看印刷宣传品的功效，他们各自所处的背景决定了命运。尽管他踩着德·威特那家人登上了权位，复原了陆军统帅和海军上将的职位，在过去的16年的时间里，威廉仍然要和荷兰共和国复杂、利害互相咬合、高度分散的机构争权夺利。恐吓、威逼都没什么用，通往权力之路最后靠的是钱，而不是君王的神秘力量。荷兰共和国是现代政体的雏形，商品市场发达，人们的思想丰富多样，宗教要求多元化，权力分散而非集中。得知荷兰共和国以宽容闻名，詹姆士真的想尝试利用它。当他们俩曾经多次通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詹姆士试图以自己的《信仰自由宣言》为代表承诺宽容，但他大出意料地发现，威廉实际上在卫护《验证法》。威廉说为了英格兰国教教会的将来考虑，为了不引起英格兰新教教徒思想上的混乱，虽然遗憾，但《验证法》却是必须的工具。

威廉这个反应说明1688年夏，他和他的首席大臣（Chief Minister）、大州长贾斯珀·法盖尔（Grand Pensionary Gaspar Fagel）非常注重自己事业的公关效应，正如积极准备军事计划一样。多达6万份的声明印出来，作为荷兰大军的先导，为自己的出师正名，精心避免哪怕丝毫的暗示说威廉和玛丽是来取代詹姆士二世之位，是来征服的，不厌其烦地重复说他们的目的是复辟而不是革命：恢复英格兰国教教会，恢复议会秩序和政府，恢复法律统治，恢复真正的英格兰君主制，取代由耶稣会会士统治的天主教“专政”，即詹姆士二世正在进行安置的独裁法庭和爱尔兰军队。

正如1066年和1588年，谋略还得看天意或者说看天气，包括陆军精锐在内的荷兰无敌舰队及其庞大队伍在席凡宁根启航前足足等了三个月。也许受了英格兰最有影响力的赞助者丹比的影响，选定的登陆点是英格兰东北海岸［正是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起兵反抗理查二世的地方］，远离詹姆士二世军队集中的东南部，以便在遭遇国王的军队前占得一些先机。丹比保证自己的约克郡会响应起义支持，但是10月末的新教风对威廉的舰队太仁慈了，把他吹得偏离了选定的路线，直送到多佛尔海峡以西，而不是英格兰东北。最后，上帝不再含糊而是表明他站在新教绅士这边，因为就在11月5日议会火药阴谋案纪念日那天，威廉在德文郡的托贝登陆。

詹姆士二世全面认真地思考了自己的地位后，从不相信变得惊愕失措，慌乱中，他紧急开倒车，把一切引起冒犯的事全倒了个儿：撤销了《信仰自由宣言》，举行新的选举；规定罗马天主教徒没有资格当选军官；重新任用被开除了的英格兰国教教会和国家政府的高级官员。但是一切都为时太晚、太晚了。那些愤愤不平的合伙人——还有特别是托利党人绅士和国教教会——他们只愿意相信，只有威廉的军队和亲王本人才能保证让詹姆士二世不再食言，并且把他宠信的常备军中立化[8]。事实上，假如詹姆士二世不是慌得六神无主，他依然能控制局面，或者至少经受得住损失，因为至少在数字上他的军队力量是奥兰治亲王的两倍，只是这4万人散落在全英格兰各地，然而詹姆士二世崩溃了，他跌落进了远古的噩梦，觉得没有安全可言，尤其是国王一家老小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因此他将收拢得来的人马起码一半安排在伦敦的南部。他也根本吃不准，剩下的军队调谴去西南方向的索尔兹伯里临阵时会不会愿意战斗——针对天主教军官的哗变报告到处都是。接着又是一下重重的打击，这比听到荷兰舰队通过了多佛尔海峡更使他震惊：他的小女儿安妮公主也消失了，再出现的时候是在姐夫的营帐里，原来她叛逃去了那里。

这时，詹姆士二世领着剩余部队进入威尔特郡。他自己的状况就不能激起部队的斗志，失眠加上长期流鼻血，他愁眉不展，部下也无精打采的，甚至都没地图。他们一心想要迎头痛击威廉，可居然没人知道怎么找到他。詹姆士二世非常担心留在空城首都的王后和威尔士亲王，最后他决定不再寻找威廉，从索尔兹伯里掉头返回伦敦。可还没到首都呢，他又听说自己最器重的将军约翰·丘吉尔叛变了，这可是他这辈子都无法忘怀、无法原谅的。

这时威廉的军队一路上畅通无阻，日益壮大。他非常小心精明地耍着手腕：他让部队在伦敦以西64公里的地方停下，告知大家，相信詹姆士二世也会把他的队伍相应地往东撤退，然后利用这段时间，议会可以不受任何胁迫地仔细考虑英格兰王国的命运。事实上，这些要求的所谓适度性是为了蒙蔽民众。王室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辉格党人怎么可能放过这个大好机会不对詹姆士二世落井下石，索性直接撂倒他。威廉眼见着自己鸿运当头，能比仲裁人更进一步，同样也不可能不受诱惑，只是为了稳住并且拉拢住托利党人，至少要给他们一点儿甜头，希望詹姆士二世一如既往地轻蔑地拒绝。这时詹姆士二世唯一的办法是接受威廉的挑战，然后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但是12月的第一周，詹姆士二世记起了父亲落入敌人之手、失去了全部行动自由、最后搭上性命的过程，深受此恶梦困扰。如果说詹姆士二世比其父更加焦虑的，那就是威尔士亲王的安危，因为这个襁褓中的婴儿将是他事业的最终救赎。因此他推诿搪塞拖足时间，只等王后和威尔士亲王安全地离去，奔向法兰西。詹姆士二世告诉贵族会议他将留下来继续和威廉谈判，但几小时后他就开溜了，那是1688年12月11日凌晨3点。詹姆士二世已变成一头愤怒悔恨的困兽，在不可名状的激愤中，他做了一件幼稚的怨怼之事。新的自由议会法令和大国玺一起拿到了他面前，法令随即烧毁了，当詹姆士二世路过泰晤士河去南岸时，他将大国玺扔进了河里，还真不如把王冠也丢进泥水里呢。

对于辉格党人来说，这完全出乎意料的转折比他们最狂野的梦想都要好。托利党人吓坏了，因为整个运动中，他们都没有要把詹姆士二世拉下王位的意思；相反，他们只是要他别拿法律当儿戏。然而，不久后，最深思熟虑的托利党人意识到国王这样仓促出逃实际上让他们得到了良心解脱，老是想到自己曾起意造反反对涂抹过神圣膏油的君王，这太让人难受了。那么如果说王位被腾空——出现了一个空缺，这是天意和英格兰国家都憎恨的，这怎么解释？这个争论从前有过，1399年，当理查二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塔里时，英格兰就曾似是而非地辩论过。但这一回是詹姆士二世自己跑掉了。如果他们不想——上帝不许——英格兰故态复萌回到共和国，那么最好赶快拿出有关王室的解决方案。

然而詹姆士二世匪夷所思地又回到了伦敦，一时之间引起混乱，以上所有这些小算盘都被抛到了脑后。当他快上船时被认了出来（尽管他扮作逃亡神父，而非国王），他被搜了身，身体受到骚扰。实际上，他的状态不佳，样子非常可怜，数年来头一次，伦敦百姓为之动容。对威廉和辉格党人来说，幸运的是，詹姆士二世无心听取人们对他的欢呼，他唯一的念头是速速离开英格兰，当然，他的捕获者们非常乐意助他一臂之力，这一下他一去不复返了。

王位真的空缺了，30年里召开第二次临时议会来讨论英格兰的前途，尽管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后者作为少数派回归，但仍然拥有相当实力）以及全英格兰都认为这次集会是自由的议会，但它其实是在外国力量占领条件下进行的，荷兰士兵在威斯敏斯特、白厅和伦敦城大部分地方巡逻。不消说，威廉的野心膨胀了，随着形势发展到这样没有人能挑战他在英格兰的军事地位，他的态度也强硬了起来。詹姆士二世出走法兰西改变了他们冲突的动态，不必再关注那些令人伤感的细节，因为詹姆士二世到了法兰西，他就不再是个客人，而是欧洲各地正在进行的国际战争同盟的一员。因此议会提交给威廉一种夹生的安排规定，也许不足以使他面对眼前的严峻考验。事实上，临时议会分裂了。议会平民院的大部分辉格党人都赞同威廉和玛丽马上继位，这么做的根据是詹姆士二世已经公开违背了自己的加冕礼誓言，撕毁了国王和人民的契约；这是已经自己放弃了王位。议会贵族院的大部分托利党人却不认可这种契约，相反，他们遁入王位“空缺”争辩，即王位需要填补但不得改变其神圣的正当性。托利党人妥协说威廉和玛丽可以当摄政王，直到詹姆士二世去世，届时王位将传给詹姆士二世指定的合法继承人；当然，两边都没有明确提及威尔士亲王这个碍事儿的存在。

然而，正是因为威尔士亲王这一事实——以及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合法性只会增强而非减弱——使得威廉意识到，他必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所谓时不再来，他对时间的感觉真是无与伦比。因此，趁着大街上荷兰穿蓝色军服的军人们还在，威廉直接否决了所有不包括王位的动议。他当然知道，最后托利党人也没有选择余地。他隐晦地威胁说，如果事情不解决他就会马上离开，这又使托利党人开始焦灼不安。2月6日，议会贵族院屈服了。

一周后，即1689年2月13日，威廉与玛丽被宣布为英格兰国王和女王。4月11日，在他们的加冕礼上，在王冠戴上他们的额头之前，宣读了临时议会通过的一个《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这个时刻不仅仅是礼仪式的，还深刻地影响到君主制在不列颠未来的地位，因为它庄严宣告国王承诺长期议会和护国王时期的各种改制是自己权力的一个前提条件。国王不再设常备军，不再有分配权，不得再要求议会同意之外的税收，不再重新设立无论宗教的还是民事的特别法庭，保证请愿自由、选举自由，议会要每年召开。后来在春季，《宽容法令》（Act of Toleration）通过了，它的条例里缺少很多保障，没有扩展到所有基督教教区［比如，那些否认三一教会（the Trinity）的教区］。但是，正如约翰·洛克给一个荷兰共和国的朋友写的信里说的：“在我们的国家里，宽容总算以法律形式得到确立，也许还没有你和你的真正基督徒朋友所希望的范围那么广，不能指望更多了，也不必嫉妒，但它取得的进步到目前为止还是可观的。我希望，有这些做开端为自由与和平打下基础，总有一天，基督的大同教会（Church of Christ）能建成。”

不管其他还有什么，1700年的英格兰国家状况无疑不再是1603年或1660年的斯图亚特王朝，威廉政府的确有一个真正的先驱——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护国主时期。1657年太过于匆忙地建立的政体——“单人与（两）议会”、保证常规选举及有限宽容——貌似是1688年后发展出来的英格兰事态的真实蓝本。从这个角度说，至少，也许可以说真正的“空缺期”是1659—1687年！在《谦卑请愿和劝告》里描述的政府，正好吻合了那个时候英格兰大部分地主统治精英们想要的，在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后，威廉政府出现，他们总算如愿以偿。

弑君者共和派的最后一人老埃德蒙·勒德洛，在71岁时离开自己在瑞士莱蒙湖（Lac Leman）边的流亡居所，启程去英格兰，想亲眼看看威廉是不是他所希望的新犹太勇士吉迪恩。当然，如上面所说，事实并不是他所预料的那样。勒德洛带着苦涩回忆起战友们或在洛桑（Lausanne）被暗杀，或在流亡中悲惨地死于贫穷。他还记得那些“旧时好事业”（Good Old Cause）的战士们，诸如英格兰的阿尔杰农·西德尼被人告发而绞死。但是勒德洛天真的想象1689年的问题和40年前是一样的，就是“国王是否像神那样根据自己的意愿统治；英格兰民族是否被野兽统治，或者人民自治，或者经过人民同意的管理。”这是勒德洛一厢情愿。等到了伦敦，除了晚上与共和国崩盘后的无数幸存者们，比如约翰·威尔德曼等相谈言欢，勒德洛注定要清醒过来，明白了威廉可没有什么兴趣来鼓励英格兰搞一个基于大众同意的政府，他既不是头顶王冠的共和派，也不是犹太勇士吉迪恩。在勒德洛看来，他是所有重生者中最糟糕的那位：威廉就是第二个克伦威尔。不久，平民院里就流传着有关著名弑君者埃德蒙·勒德洛现身的激愤谣言——这些话的背后支持者是新国王；不等事情变得更糟，勒德洛将自己的一把老骨头带回了瑞士。

后来，像勒德洛这样的人要旅行得远一点儿才能找到自己能陆藏的应许之地：实际上，跨过大西洋，在那里很多追寻真正新世界的人，比如小威廉·佩恩，找到了自己的可用武之地。“革命解决方案”（Revolutionary Settlement）最后落得个三不像，可稀奇的是，正因为这样，它反而力道十足，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689年的悬案——在这个框架里产生了能包容大家对于英格兰曾经发生了什么事又怎么才能继续下去的相互冲突的观点的政体——却成了一个成功而非失败的举措，因为它缔造了一个辩论王国，大家可以对英格兰宪法和政府进行激烈争辩而不必激发全面内战。

托马斯·霍布斯——他活到见证了天主教阴谋——曾经坚持要包容辩论，就只能向全能裁判“利维坦”交出自由，向他投降。然而如果说威廉真的已经大权在握，他也没有全权独揽；国王对党派政治的打闹沸腾感到震惊，不胜烦恼，正是对它的肯定，虽然这具有反讽意味。威廉曾设想自己将引领一个感恩又团结的英格兰民族进入欧洲战争，他以为这会同时符合英格兰人和荷兰人的利益。可是相反，他发现自己领头闹的事越闹越厉害，英格兰政界拒绝在军事上服从威廉，双方不能步调一致地前进；他越施加压力，给他带来的麻烦更多。17世纪90年代，因为英格兰在打仗，成立了第一届议会决算委员会（Committee of Account），政府官员要向它做述职报告。《三年法》（Triennial Act，1657年又进行了更新）保证了议会对政府的监管将是永久性的而非间歇性的英格兰政治系统的特征。不管这有多么如芒刺在背，威廉也只得学着与之共处，因为最终他发现，毕竟英格兰不需要利维坦，只需要一个董事会主席。

放眼欧洲别处，可找不到这么独特的政体：实干的政府机构与党派激辩共存。麦考莱在其巨著《英格兰历史》（History of England）第三卷的末尾说，这是移植了一个真正的议会系统，为避免日后专制君权被激烈得多的一次次革命推翻预设了一个前提。不管他这个说法是多么沾沾自喜，其结论仍可谓公允：“为我们拥有法律权威、财产安全、大街小巷的安宁、家庭幸福，因此我们由衷地感激，感谢长期议会、临时议会和奥兰治亲王威廉，是他们在他的领导下拆毁了各民族，这随了他的心愿。”

那么到底是谁在给奥兰治亲王威廉盖棺论定时大放溢美之词的呢？自然是英格兰人，因为麦考莱忘了在赞歌里加上一句，英格兰人的自由是踏在爱尔兰人及苏格兰高地人的尸体上赢来的。假如说1689年是英格兰的荣耀，那却是不列颠的悲剧。在英格兰以外，这个克伦威尔化身一手打造了无法可依、财产没有保障、街头混战及凄苦的家庭悲哀，这些克伦威尔当政时的政治遗产长久地流传了下来，一如威廉自己带来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的各项荣耀。

因为尽管爱尔兰地处欧洲地理的西方边缘，大陆战争却总是无情地波及它。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它又在打一场欧洲战争，又是进行代理又是出钱，结果代价高昂。威廉开始其英格兰事业的时候，就知道不会停止在特威德河边或爱尔兰海这边，他的悲观预测对他很管用。1689年3月，威廉和玛丽登基前一个月，詹姆士二世登陆了爱尔兰。在那里洛赞公爵指挥下的二万法兰西军队支持着他，几万名爱尔兰天主教徒踊跃地志愿加入他的军队。5月，詹姆士二世和“爱国者议会”（Patriot Parliament）在都柏林撤销了克伦威尔的《土地继承法》（Land Settlement，他哥哥查理二世已经承认其永久有效），将没收的土地归还给原先的地主，在政府各部门重新安插天主教徒。自从爱尔兰与伊丽莎白一世的英格兰战争之后，这是它第一次被控制在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手里（麦考莱称他们为aboriginals，即土著）；不幸的是，同时他们还处于詹姆士二世和法兰西人的双重控制之下，后二者中可没有一个对爱尔兰人到底想要什么感兴趣，除了把他们当作一块重新征服英格兰并在英格兰重建独裁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垫脚石。詹姆士二世正式诅咒英格兰的宪政决定是“违反上帝的法律，违背自然和民族的”。相应地，爱尔兰议会重申国王的权力绝对神圣，足以让詹姆士二世在1692年直白地教导儿子，他唯一合适的追索权就是通过天主教法庭，由天主教军队保证。“你的王位权力原本是由自然和血脉传承，仅因上帝神赐国王当政，而非由你的人民，亦非经由与其协定，或任何你为其谋利益之财产所为……亦非议员或人民，不论其集体或代表，都不应该拥有任何凌驾于本国君王个人之上的强制力”。

1690年6月的最后一天，在爱尔兰都柏林以北32公里处，博伊奈河隔开的可远不只是对垒的两军，他们同时代表了不列颠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但双方都没有落得什么好下场。可是，也许用词恰当与否倒是其次，重点在于两边代表了相反的权力观念。詹姆士二世营帐搭在都柏林城墙与河之间，里面是宗教崇拜的仆人：上帝一样神秘的国王和信基督的、服从的群众，毫无疑问他们为信仰服务。另一边的威廉是战争机器的总工程师，他的祖父莫里斯（Maurice）的军队是史上第一支应用印刷的操练手册的。威廉向对岸的法兰西——爱尔兰战线看过去的时候，他用的是荷兰设备生产者能装备他的带有最精密透镜的望远镜（尽管他看错了方向，一颗炮弹凑巧在这时候从对面发射过来，差点儿在开战前夜就要了他的命）。他的军队真是国际化，包括丹麦人、日耳曼人，还有荷兰人、胡格诺派教徒和英格兰人，这个情况正与他这个多民族合伙国家的国王身份相称。当然，它还有国际金融支助——葡萄牙人、犹太人及胡格诺派为威廉提供资金，确切地说，专制君主们是不会为这些人提供生存空间的。

最后，当然，机械不能决定战场胜负，决定胜负的是由马匹、骑士还有枪手们完成的智慧和大胆的决策。威廉派出分队下河涉水，从两旁的翼侧包围詹姆士二世的防守者，同时威廉自己的部队骑马直冲过河急速袭击对方。法兰西人和爱尔兰人三面受敌被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恐慌。詹姆士二世自己无心恋战，也不是特别坚决地要战斗到底。在都柏林过了一夜后，詹姆士二世又一次匆忙地离去，这时候他的逃跑技能已经练得很在行了。他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正如其开始一样，末了还是做了法兰西国王的宾客。

对很多人来说，那时和以后，好像是一个章节结束了；如果单说英格兰历史，也的确如此。但如果说不列颠历史，博伊奈一战只是不列颠历史的转折，接着它翻到了血腥的下一页。

[1] ramp一词的一个意思是臀部。——译者注

[2] 语义双关，同时指残缺议会。——译者注

[3] 即长期议会。——译者注

[4] “温和的良心”（tender conscience），天主教虽经仔细分别善恶但仍然较易形成比较客观的正确判别。——译者注

[5] 扎多克（Zadok），《圣经》中帮助大卫打败其反叛的儿子，后又帮助所罗门登上王位的祭司，在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建成后担任第一任最高祭司。——译者注

[6] 尼希米（Nehemiah），《圣经》中在异邦长大的犹太人，曾经在波斯皇宫担任要职。公元前445年，即以色列、犹大灭亡后，犹太人分两次三批被掳，又分三批回归。尼希米带领第三批回归耶路撒冷，之后他建立公平的政府，修筑城墙，更关心众人灵性上的需要，重建他们破碎的灵魂。——译者注

[7] 指《反天主教审查法令》的要求。——译者注

[8] 也就是去除天主教徒军官。——译者注

第五章

不列颠股份公司

荷兰文化非常重视守时，威廉三世统治不列颠那会儿，谁要是没有准时露面就可能得送命。1688年，精心维护校准的政治时钟（连同新教风送来好运）产生了一顶王冠和一次惨败之间的天地差别。荷兰国王期待不列颠的人们、金钱、军队都像时钟一样运行，凡事可预测、可靠。尽管这时他治理下的英格兰王国没有有规律运动的章法可循，那么紧一下弹簧、给齿轮上一点儿润滑油也许就可以保证机器走时准确，运行如常。

在威廉三世统治下的新疆域里，就数苏格兰高地人对精准最漠不关心，这真令人遗憾。那里生活着1/3的苏格兰人，他们的忠诚观念仍然是仿佛不以时间为转移的旧式骑士荣誉模式加上血缘纽带，高地人对加快现代化无动于衷。哪怕是在爱丁堡或伦敦这些地方尚存在偷牛这样明显落伍的风气。落伍者们还能聚集足够的粗蛮力量伤及威廉和他的苏格兰人同盟设置的脆弱的权力机制。1689年7月27日，在苏格兰格兰皮恩（Grampians）东南的基利克兰克（Killiecrankie）河谷，第一任邓迪子爵（Viscount Dundee）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顽固又伤感地忠于詹姆士二世国王。他带领着2 000个高地勇士，其中一些还赤着脚，冲下山坡，对阵威廉三世方面的4 000名火枪手和龙骑兵。10分钟之内，600个高地人包括邓迪死于一阵训练有素的射击之下，但就在这10分钟里，他们已经尽可能多地砍死敌人，当火枪手们在笨拙地轮换填装子弹时，高地人的双刃大刀明晃晃地向他们头顶砍将过来。

可这依然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1689年，詹姆士七世（兼英格兰詹姆士二世），自1371年以来的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被正式废黜了，但是威廉依然只是牢牢地统治了福斯河以南。基利克兰克一战还有桀骜不驯的高地人的继续反抗令朝野震惊，使威廉在苏格兰的同盟特别是坎贝尔家族下决心要迫使其他苏格兰宗族就范。方法是软硬兼施，看哪里的人能感化，什么地方的乡下佬需要高压加屠杀。1690年夏天，威廉三世下令派出一艘战舰从阿尔斯特出发，驶过赫布里底群岛，烧毁还在支持詹姆士二世的村庄，杀死那些留在当地的倒霉蛋。在埃格岛（Eigg）上，所有男人都在苏格兰陆地上战斗，因此留在岛上的妇女都被先奸后杀。

1691年8月，这场战事的主要将领布雷多尔本伯爵（the Earl of Breadalbane）发布命令，规定1692年1月1日将是所有苏格兰人正式表示服从威廉国王行动的最后截止日。也许给的时间太长了，有的苏格兰宗族首领在威廉城堡（Fort William）总督约翰·希尔（John Hill）上校、爵士的敦促下，确实表示了效忠请求，但是还有人坚持到了最后，希望等到法兰西或爱尔兰方面出现军事奇迹，要不就是在做良心上的挣扎。其中之一就是格兰科（Glencoe）的麦克伊恩（MacIain）家族，它是坚决支持詹姆士二世的苏格兰宗族（Jacobite Clanranalds）之一。其头领第十二任格兰科族长（Chief of Glencoe）阿拉斯代尔·麦克唐纳（Alasdair Macdonald）就曾经在基利克兰克河谷一战中参加过战斗，他就一直拖延着——最后表明这真是要命，他拖延得太久了，布雷多尔本决定拿他杀鸡儆猴。我们查查地图就知道这看起来万无一失，从林尼峡湾（Loch Linnhe）旁边那个加了尖栅栏的新威廉城堡发出800名士兵，去火烧南边13公里外的格兰科，那里600名绝大部分手无寸铁的村民在山谷中的小块田地上散居。如果要制造恐怖效应，当然要流血，但是没有人会知悉此事，因为军队可以事先封锁两旁都是峭壁的山谷通道。

阿拉斯代尔·麦克唐纳耽搁了，最后才决定表示顺从，从此布雷多尔本的这些精心盘算开始走样。阿拉斯代尔·麦克唐纳希望得到远在法兰西的詹姆士二世宫廷的允诺，解除他对詹姆士二世的效忠誓言，可是一直等到最后一刻也没有片言只语到来，而时钟不祥地朝着新年“嘀嗒嘀嗒”地前进。最后阿拉斯代尔·麦克唐纳上了旧时高地的路（Highland Way），向西翻过本尼维斯山（Ben Nevis），在12月31日来到威廉城堡，向新国王威廉三世表示请求归顺。但是希尔上校告诉他来错地方了，把他打发走。他踏着深深的积雪，向南穿过西部的阿盖尔高地，向法恩湖（Loch Fyne）边的因弗雷里（Inveraray）进发。由于一路上耽搁了，麦克唐纳于次年1月2日才出现在因弗雷里，晚了一天。希尔给了他一封信，带给阿盖尔郡长阿德金格拉斯的考林爵士（Sir Colin of Ardkinglas），告诉爵士说希望即使晚了，也能够接受“伟大的格兰科迷途羊羔”前来效忠。但是郡长当天不在，只是到了1月6日考林爵士才听到麦克唐纳的话，不祥地警告他只有爱丁堡的国王私人枢密院才能裁决他的效忠是否合法。一天后，威廉三世的苏格兰大臣“斯泰尔老板”（Masterof Stair）约翰·达尔林普尔（John Dalrymple）给首席将军写信，确认命令要杀掉没有顺从的地主首领：“格兰科没有起誓，我很高兴，消灭这一窝盗贼就能适当地向公众澄清正义……对全民族来说，把那个盗贼的部落斩草除根是巨大优势。必须悄悄地行动，否则他们会人畜一起转移……要做到秘密突击。”16日，布雷多尔本签署了杀戮令。

2月1日，士兵们抵达格兰科，他们的军官罗伯特·格兰里恩（Robert Glenlyon）上尉是坎贝尔家族的人，但是他和他的手下很多人都是麦克·伊恩家的远亲。苏格兰的传统要求是主人必须款待来访者，整整10天，120个军官士兵被安排住下、取暖，让他们吃好喝好，而外面可是苏格兰高地的寒冬。12日送来一个命令，要格兰里恩“开始进攻叛乱者格兰科的麦克唐纳家族，70岁以下的格杀勿论”。凌晨5点，在冰冷的黑暗中，格兰里恩的队伍至少杀了他们的35个主人。老族长伊恩·麦克伊恩（Iain MacIain）正在起床穿衣时从背后被射死，他的遗孀耳环被抢，衣服被剥光，其他很多妇女（也被扒光衣服）和孩子都因为这样暴露在冰天雪地里而死去，伊恩·麦克伊恩的儿子们救下了族长夫人。在因弗雷里，格兰里恩让部下射杀了9个人，自己用刺刀“仁慈地”戳死他们。有一下子他良心发现要保护一个小男孩，但士兵射杀了孩子，说留个活口就是后患，他们在死尸上泼了粪便，把牲口牵走进了山。但是更多的村民逃走了——够多的了，因为部队没有封住山谷两端，屠杀的故事于是就传播了开来。

伦敦和爱丁堡两地马上就爆发了各人要撇清自己干系然后紧接着伪善悔过的表演，特别是那些要直接或间接为此负责的人，这时大家称这个行为是“委托屠杀”。在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进行强制调查，苏格兰议会正式表示震惊。布雷多尔本和“斯泰尔老板”成了这次完全由官方预谋的谋杀的替罪羊。

对一切没有及时察觉到暗示和危险的人来说，它们就会造成大祸临头；如果能套用现代管理术语的话，“哭泣山谷”格兰科石楠草地上的凌晨大屠杀预示了整个不列颠帝国的标准操作实践。以后的两个世纪里，在美洲、亚洲、非洲，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无数次。帝国给予“落后人民”合作机会，如果能接受，就欢迎他们在现代化企业中分赃，乃至于当合伙人；如果他们拒绝——那就把他们标识为非理性——就是自取灭亡。17世纪90年代，不能简单地设想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是两个对立的社会，然后说反詹姆士二世的苏格兰人在当中扮演了南方英格兰人殖民势力的没有节操的密友角色，因为这是苏格兰内部的两种文化矛盾在发生重大冲突：一个基于古老的荣誉和血缘关系的责任，另一个积极追求利益和利润。有先见之明的人已经预测到，在即将到来的下个世纪，这些社会团体之间的某种战争高潮也许马上要来到。但是，永远都无法预料的是接下来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彻底蜕变，使苏格兰从英格兰的牺牲品变成了不列颠帝国的支柱，不列颠的倒霉鬼华丽转身，成了英格兰活力最充足、最有进取心的工作伙伴。

当然在1700年还不能想象这种未来，苏格兰的高地宗族依然遵循着传统常规以及远古的工作和部落节庆日历——田园狩猎生活的季节性职守，家族庆贺和哀悼的仪式。苏格兰的宗族凝聚力建立在大家共有一个部落祖先的假想上，往往哪怕它只是一个传说，也已经创造了一种真正的纽带；它一路延伸，从族长通过大一些的佃户即租户（tacksmen）直到小佃农（crofter），把苏格兰人联结在一起。如果说苏格兰最大的地主开始喜欢喝波尔多（Bordeaux）红酒而不是麦芽酒和威士忌，听风笛的同时开始欣赏维奥尔琴（viola da gamba），而苏格兰高地的租户则更接近小佃农，后二者都还穿格子毛呢长披肩，说盖尔语，吃鲱鱼、燕麦片、黑香肠（blood pudding），随身佩剑，随时准备捍卫自己的荣誉。租户和小佃农们还是依照习俗之约生活，以口说为凭。

在福斯湾以南，低地苏格兰新教徒的生活已经商业化，他们和英格兰都市人一样住在城里，大家以金钱交易和法律为约为凭，二者皆用墨水书写在纸上，用硬蜡（hard wax）封起来保存。在这样的世界里，家族纽带本质上越来越成为攸关生意和钱财的事：例如领地最大化、农田资本化、提供产品在特威德河边界两岸的城镇市集上销售。卖的东西多起来，买方的胃口也就变大了，低地农庄里开始流行银器、陶瓷碟子、亚麻床单以及带转动柱的大架子床。苏格兰低地虽然还没有进入现代社会，但这里的人已经开始翘首展望未来。

在格兰科屠杀之后的几年里，苏格兰全境（尤其是南部）承受着后代历史上称为“坏年头”（ill years）的痛苦，连着几个夏天阴雨绵绵无尽，暴雨如注，苏格兰到处洪水泛滥，直到秋天还是阴雨连绵不绝，这就造成大麦和小麦的植株长不高，直接倒伏在浸透了水的泥浆地里，农人颗粒无收。偶有一年气候好一些，却因为前一年歉收，没有足够的种子也是枉然。牛羊群感染牲畜瘟疫和腐蹄病。苏格兰人对这第一次（好在也是最后一次）的大饥荒记忆深刻，125万人口中至少5%死于饥饿。苏格兰高地商贩帕特里克·沃克（Patrick Walker）说看到过很多妇女在全部谷物粗粉都卖光后，不胜悲戚，她们“拍打着双手，从头上褪下衣服，哭道：‘我们怎么回家去，难道要看着孩子们饿死？’”爱丁堡大学第一位医学教授罗伯特·赛布尔德爵士（Sir Robert Sibbald），也是《匮乏时期穷人如何应对的办法》（Provision for the Poor in the Time of Dearth and Scarcity，1699）一书的作者，就分门别类地指出人类的胃能消化哪些野草、杂草，推荐说如果没有别的肉了，可以吃猫。苏格兰的大路上满是赤贫者、被遣散的士兵以及各种各样的流浪者；一句话，这个时候在苏格兰，人们不去偷就得饿死。

然而即使在如此黑暗中，仍然有一些苏格兰人相信能看见光明，相信有一个计划真的能让苏格兰在一夜之间从羸弱痛苦中转变为全球强国，比任何格拉斯哥会计行梦想的都要富裕。这个新的喀勒多尼亚将建在巴拿马南边横跨大西洋的达里恩（Darien）地峡处，它正位于当时的世界贸易航线的反向上；在这里的棕榈树丛中，可以积攒巨额财富为苏格兰的繁荣打下基础，这将是以前从没有见过的富足。

这个计划并不像一开始听起来的那样疯狂，它是要在离现在连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地方的240公里处建设一个“自由港”，它背后的商业思路和当代的巴拿马运河是一样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发起人之一苏格兰人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非常起劲地鼓动大家。他是在西印度群岛赚到了钱。他说亚欧之间货物运输的航程不是需要绕过非洲好望角就是必定走南美合恩角（Cape Horn），路途遥远得近乎绝望又危险，还拖了扩大亚欧贸易的后腿。他的话颇有说服力。如果苏格兰公司能实现这个“自由港”梦想，就能改变这种状况，从中国、日本出发的船只可以朝东航行，能在新爱丁堡[1]，与从欧洲向西而来的船只交换货物。这样一来，东向和西向而来的运费都将大大降低，货物在大不列颠市场就能卖得更便宜，相应地购买的需求必定会飞速上升，贸易量会以几何级数增长，那么苏格兰人就能占领世界最新、最繁华的交易场地，将要占据全球市场的顶点；苏格兰在陆路运输、交易和银行费用上将抢先占据优势，然后就等着以后运货的船队源源不断地从太平洋和大西洋上驶过来就是了。

实际上，达里恩工程的设想就是几个世纪以来阿姆斯特丹一直在提供的服务，工程一点儿也不比阿姆斯特丹更古怪，也许，正因此，威廉三世身边的荷兰财阀圈子感到它对他们的威胁极大。但是，这个项目也击中了当时认为国际贸易是零和游戏的主流正统经济思想，那时认为国际贸易是分享固定总金额的货物和金子，要实现在其中得到的份额最大化，意味着得动用国家实力——必要的话兵戎相见——锁定殖民地供给的独有资源，垄断货物运往母国的船只运输及其港口市场，只有在官方登记和特许公司的船只才能运输香料、茶叶、丝绸或糖。

然而，帕特森的“苏格兰对非洲西印度贸易公司”是另一回事，它对当时的世界贸易运输秩序看起来是个商业捣蛋鬼，在某些人眼里它是无耻地破坏重商主义秩序。它首要的——唯一的——大工程就是创立一个赤道自由贸易区，不管哪里来的买卖双方都可以来这个大洋当中的一小块地皮上讨价还价，只要谈拢价格就达成交易。无怪乎，伦敦的每一个人——除了帕特森的苏格兰人圈子和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这样心怀良好愿望的——都不希望它成功。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在英格兰议会里大力游说反对它，预言如果允许这个不合规范的巨怪成立，英格兰商人和水手就会大批地移民到特威德河对岸去，“我们的商业就彻底毁了。”一星期之内，英格兰殖民贸易的另一支柱东印度公司的股价就从72便士跌到了50便士。

如果说伦敦对苏格兰–美洲大卖场的反应近乎歇斯底里的话，苏格兰人倒是毫不隐晦地表明就是要用达里恩计划打破英格兰势力的经济封锁。该公司最热切的支持者之一索尔顿的安德鲁·弗莱彻（Andrew Fletcher of Saltoun）写道，所有苏格兰人的“思想和倾向好像都团结在这个更高的权力周围，受其指挥，貌似已经转向贸易……它是唯一能拯救我们免于痛苦和可鄙现状的办法”。1695年夏天，在爱丁堡的人都必定会注意到这个时刻的重要性：一方面，荷里路德宫在进行格兰科屠杀调查；另一方面，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新的贸易公司——苏格兰的过去与未来被放在一起掂量。

1698年7月，从福斯湾的福斯开出三条船组成的第一支船队，船上飘着蓝白色的圣安德鲁十字旗（saltire），“苏格兰对非洲西印度贸易公司”旗上的图案是美洲驼、印第安人，加上表示乐观的一轮正在冉冉升起中的旭日，船上1 200多人，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挑选出来去做第一批殖民者的。它承载着全苏格兰的希望，带上了苏格兰大半的资金。虽然英格兰人禁止对现有企业做资金投资，人们的反响却是让投资涌入苏格兰公司。送第一批人去巴拿马需要40万镑营运资金，总共集合了1.4万个投资人才凑齐这笔钱。考虑到其中有些是机构投资，出资者如果按个人计算的话，人数就更多了。真正相信它的人涵盖了苏格兰全社会，无论南北，公爵、夫人乃至律师，从医生、布道者到小店主、制革及军械工人，从格拉斯哥、爱丁堡到塞尔扣克、因弗内斯与阿伯丁，读读苏格兰对非洲西印度贸易公司的分类账本就能看懂苏格兰如何尝试启动全国企业化，要驶向苏格兰美好的明天。

然而刚出去没几天，在奥克尼外面的浓雾中，船队就分散了，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那还不是最糟的，也不是最后的问题。从某种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远征达里恩的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外科医生莱昂纳尔·华夫（Lionel Wafer）曾为加勒比的海盗亨利·摩根服务。华夫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情报来源，但关于船队要如何航行的海上路线，到达后将面对的当地条件，甚至连是否能抵达，他却都不是很清楚。华夫对海盗给出的当地详情印象深刻，他向项目管理者保证达里恩是天堂，有淡水，猎物充足，鱼多得会直接跳进锅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玉米长得又壮又高。当地人由其大“皇帝”统领，友善平和，极爱虚荣，一天到晚就在梳理他们长长的黑头发。苏格兰公司听信了这一切，随他们物品装上船的还有一万把梳子：木头的给普通人用，角梳给中等人家，嵌珍珠的是为大皇帝及其廷臣准备的。新喀勒多尼亚还需要什么？大约2 808本长老会教义问答手册，这是预备让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另外380本《圣经》给苏格兰定居者用；1 440顶上好的苏格兰帽子，还有足量的假发，没有它们，尊贵的达里恩人（Darienite）不会考虑移居国外。毕竟，公司答应殖民者在天堂里每人有50英亩（0.2平方千米）可耕地，三年之内公司就会为他们在这上面建造一间房子，他们可以在热带棕榈树丛里做现成的太平绅士，不久就将是潟湖上的地主。

远征军根本还没到达里恩附近呢，梦想就变成了梦魇。8个星期里，横渡大西洋及往南去加勒比的征程中，船只不是被狂风暴雨刮得停下航程，就是遭受着猛烈的打击，船员和乘客因常见的痢疾等病每周死亡5人。当定居者们抵达华夫精确定位的“黄金岛”（Golden Island），也就是他们的理想避风港新爱丁堡之后，结果发现那里绝大部分是蚊子遍地的沼泽。还有，很明显当地人压根儿不指望他们的梳子，或者说，他们用不着任何苏格兰人要送给他们的东西。这里根本就没有皇帝、宫廷或王国，只有野猪和持矛的渔夫。他们还意识到西班牙人并没有像苏格兰人那样认为达里恩是“闲置”的无主土地，也许时时刻刻都会遇袭。在痢疾高烧之后幸存又没有被疟疾击倒的人，在闷热的雨林里耗费时间精力砍出一块原始的栅栏围地，他们大胆地将之命名为圣安德鲁堡垒（Fort St Andrew），还把巨大的火炮拖了进去。

到1699年春，每天死亡10人，尽管带了1.4万根缝衣针，他们的衣服还是变成了发臭发霉的破布，褴褛地披挂在身上。树上枝头也没有成熟果实可以采摘，猎物难以找到，随船带来的供给物长了蛆，仿佛活了过来。五个人只能分享一把干豆子，煮熟后撇去虫子，豆子就更少了。至于牛肉，其中一人写道：“黑得和我的脚底一样，腐烂得正如一只烂靴底。”

离开苏格兰10个月后，他们能为那个伟大的新喀勒多尼亚自由贸易财富计划所做的就是挖了一条沟，深6米，宽8米，今天巴拿马人（Panamanian）还叫它“苏格兰人之地”（Punta des Escoces, Scotchmen’s Point）。但是，没有新爱丁堡，没有节俭自足的农庄殖民地，没有整洁的小码头可以迎候进港的船队，没有开辟陆路运输以便拖拉装满货物的箱子经过地峡之颈，实际上一无所有，除了一堆浸透雨水、老鼠到处乱窜的茅草棚，一座残破的堡垒，还有就是400座坟墓了。

还能收拾起体力和精力的幸存者们逃离了达里恩地狱，一路挣扎着返回家乡。几星期后，一群西班牙游击队，在老谋深算的英格兰人鼓励下，烧了茅棚，捣毁了圣安德鲁堡垒。因此1699年冬，不知道前辈厄运的第二批远征军，到达时发现那里只剩下废墟，其上早已杂草丛生。“满怀希望能遇见我们的朋友和乡人。”一个新来者写道，“我们什么都没找到，只有荒野，风声呼啸，殖民点早已人去地空，茅草棚都烧掉了，堡垒大部分被毁，毗邻堡垒平整过的地面已长满了杂草。我们寻求和平，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们希冀健康舒适时光，却只看见麻烦。”

回到苏格兰，当大家全面知晓达里恩灾难的详情后，它给了苏格兰全民族当头一棒，这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商业冒险事业抽走了全苏格兰整整1/4的流动资金，但这个惨败带来的最严重的伤害是苏格兰民族重生的最美好也是最后的希望破灭了，这个希望——苏格兰独力担当，然后弯道超越英格兰贸易帝国——在达里恩泥沼里消失了。对此次远征幼稚之处的自我谴责很快就被浓浓的愤怒仇恨代替，矛头指向跋扈的英格兰人乌鸦嘴，说什么它注定要失败。众所周知，牙买加总督（Governor of Jamaica）发布公告，禁止英格兰殖民者、商人和水手给予困顿的达里恩人任何帮助，弃他们于绝境，所以苏格兰人怀疑英格兰人早已经与西班牙人串通共谋。在这样火药味十足的氛围里，苏格兰就通过经济战争采取报复行动，允许苏格兰人与战时英格兰的敌人贸易。“沃奇斯特”号船被认为骚扰过达里恩人，当它在利斯港被逮住的时候，其船长和两名船员经过简短的“审判”就被定为“海盗”，他们被吊死的时候，街上的围观者发出一片欢呼声。

但是，要走向未来，复仇战略并不可行，明摆着苏格兰这时候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而能做出严肃抉择的时机稍纵即逝，如果过多徘徊，只会更加贫穷孤立。也许甚至可以召回1688年出生的斯图亚特家的儿子做苏格兰詹姆士八世，公然与英格兰对着干，那么这就等于是向英格兰宣战，但法兰西人也许和过去一样靠不住，未必能与苏格兰结成强大联盟。欧洲爆发了新战争，路易十四的军队表现得只比凡尔赛镜厅的天花板壁顶好一点点。另一个选项就是与英格兰联合，不管珍惜苏格兰独立的人认为联合的前景多么黯淡，所有统治阶层，甚至人民对它倒并非一致地反感。1689年就有一个提案放到桌面上，但英格兰的“临时”议会否决了它。达里恩惨败之后，苏格兰有一大批贵族，特别是那些在边界南北都有经济利益和财产的，以及低地商人和职业阶层，倒是认识到需要和英格兰建立某种更密切的联系，甚至表现出一定的意愿。最好是建立联邦，两个王国同时保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身份，但是到了18世纪第一个10年过半的时候，苏格兰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他们已经拖不起了。

因为战争和王位继承权的问题，使得苏格兰效忠国王与否变得对英格兰政府来说至关重要。1702年，当威廉三世策马走在一个鼹鼠丘上时，马被绊倒，国王从马上摔下后去世了。他的小姨子安妮，众人乐观地称呼她“多产的丹麦王后”，但非常可惜，她并没兑现其口碑。因为安妮登上王位之前有5个孩子夭折了，另外起码经历了13次流产，还有两次假孕。大家悲观地测算她生下一个幸存继承人的机会很低。她最后一个儿子，格洛斯特的威廉·亨利死于1700年，当时年仅11岁。“光荣革命”的保护人辉格党感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可能要前功尽弃，英格兰国王王位不能由新教徒继承是一个威胁，就在1701年通过《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索性决定要远赴汉诺威去请查理一世姐姐的女儿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娅。这是先发制人，要抢过詹姆士·爱德华·斯图亚特（James Edward Stuart）的王位，因为后者明显是一个天主教徒（更别提其余56位天主教继承人）。1706年，议会又通过了《摄政法》（Regency Act）——这是辉格党决心避免詹姆士二世派复辟的信号，成立了一个紧急国务枢密院（Council of State）以应对安妮女王死后直到汉诺威继承人到来的这段时间。因此，当英格兰与詹姆士二世的资助人兼保护人路易十四开战时，为了英格兰的安全打算，要让苏格兰承认汉诺威继承人就更加势在必行。尽管经过几番催促，苏格兰议会在一开始就拒绝承认这些，坚持苏格兰王位要自己分开安排。那么看样子只能开始一场肮脏的经济战，也许这么下去会闹出要动真格儿的大事来。1705年，威斯敏斯特通过了一项《外国人法》（Alien Act），关闭了绝大部分边境贸易，并把在英格兰的苏格兰人当作外国子民对待。

这一招勒索奏效了，1706年，来自两个议会的特使们，不止是英格兰人，还有（为了响应汉密尔顿公爵令人惊愕的提议）安妮女王政府挑选的苏格兰人，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集会考虑两国合并事宜。英格兰与苏格兰两边的人从来没有面对面地碰过头，他们只是通过信使交流沟通。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大街上发生了暴乱。前破产者丹尼尔·笛福通过志愿为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服务，充当间谍才得以出狱（他伪装成不同的身份——在格拉斯哥是“鱼贩子”，到了阿伯丁则摇身一变为“羊毛制造商”），他本来就是合并的鼓吹者；1706年10月，在爱丁堡他大吃一惊，“我在那里的时间并不长，”他给哈利写回来的信中这么说，“但听到了巨大的声响，我向外看去，只见高街上走来一大群人，领头的手里拿着一面鼓，他们叫喊着，大声咒骂，嚷嚷着全苏格兰站到一起来，不要合并，不要合并，英格兰狗……我不能对你说我没有忧虑。”这群人用大锤敲破了苏格兰的协议特使之一帕特里克·约翰逊爵士（Sir Patrick Johnson）的家门，恐吓他与夫人，直到“夫人在绝望惊吓之中拿着两支蜡烛来到窗前”，召唤城市保安（Town Guard）前来。

笛福也许是英格兰政府雇用的秘密间谍，但无疑他真诚地履行了自己的游说使命。1706—1707年，他的《关于扫除与苏格兰合并的民族偏见之六篇论文》（Six Essays at Removing National Prejudices Against a Union with Scotland），辛辣地讽刺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两国中喜欢吹嘘自己血统纯正的人。笛福指出，事实上不列颠的历史就是一部快乐杂交史，正因为这样，一直以来情况良好，没有比这样更好的了。英格兰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兼达里恩项目的总动员苏格兰人帕特森是笛福的密友。笛福关于不列颠未来的设想是，两个旧的敌对王国边界之间人员流动、货物交换及思想交流都能自由自然地进行。这个新的大不列颠王国，将从此一劳永逸地结束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悲痛流血的历史。不管这些观点、出发点如何良好，却只感化了极少数人。事情没成之前总要给一些甜头，尽管还很难确定能给多大的好处。当然分派了一定数额的钱，保证苏格兰议会通过《合并法》（Union Bill），给乐意相助的苏格兰议员们许诺领地吊其胃口。但是，在18世纪早期的政治潮流中，盛行这些诱饵和决议的骗人把戏，且有的苏格兰议员收了钱，却照样投票反对合并。对笛福那样的热心人来说，他们认为最应该做的就是向所有苏格兰人光明正大地公开，这样才会结出最甜美的果实。为了使两国国债合并更加能让人接受，英格兰议会投票同意给苏格兰提供398085.10英镑——正好“等于”达里恩远征中发生的全部损失的金额。这对于那些依旧在承受其不幸投资的灾难性后果的人来说，可不是能轻易忽略的补偿。

1706年冬，威斯敏斯特用6周的时间通过了《合并法》，而在荷里路德宫则花了10周时间。当然，不管怎么没有退路，无论经济状况会如何改善，总归还是有反对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的人，他们就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苏格兰失去独立，为此痛苦不堪。举个例子，索尔顿的安德鲁·弗莱彻就是其中之一，他恶狠狠地反对合并，说这是英格兰人阴谋盗取苏格兰的自由。政府还没有开动重型机器碾压他，1706年11月2日，第二任贝尔哈文男爵（Baron Belhaven）约翰·汉密尔顿（John Hamilton）在议会就做了一席莎士比亚式的演讲，哀悼自己的祖国苏格兰：“就像恺撒正坐在我们的元老院中间，听着这最后一记重击……看着她呼出最后一口气，替她盖上皇袍。”和其他倾向合并的人一样，笛福嘲弄这一幕情景剧，指其出自“粗俗、肥胖、黝黑、喧嚷，与其说是贵族还不如说是屠夫”的人之口。但是笛福也够实诚，（私下里）承认英格兰和苏格兰双方“甚少友爱而政策上强硬合并，这在全世界不多见。”最后他还同情起悲伤的贝尔哈文来，到监狱去探望他，友善地安慰他。

这个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过程也许粗鲁专横，却不是粗滥地吞并。苏格兰人保留了自己的身份和政府管理，两套法律系统大致分开，苏格兰大学、自治市镇、世袭传统的司法权都没改变。荷里路德宫的议会要由它自己投票废止，但苏格兰在不列颠平民院里将有45个议席，16个苏格兰人将加入不列颠议会贵族院做所谓的贵族议员代表。1707年苏格兰议会选出第一批议员，自1708年后在苏格兰进行选区普选。苏格兰选区议员的数目大幅削减，从157个变成了45个，这使得一些人感到沮丧。但是如果考虑到18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全苏格兰125万人口中，一共大约只有2 600名选民，这也就大可不必对代表制大动肝火了。可以说1707年苏格兰失去的肯定不是民主，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真正的民族政治国家主体，在世界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当然，希菲尔德伯爵（Earl of Seafield）詹姆士·奥格威（James Ogilvy）作为苏格兰大法官（Chancellor of Scotland）在签署《合并法》的时候说“它终结了我们古老的苏格兰故国”。

如果这些议会中的一个新任苏格兰人议员想要一幅振奋人心的不列颠愿景，这样他才能感到窝心——不管怎么勉强或温暖——那么他只需要沿着泰晤士河顺流而下，到格林尼治看看新建的漂亮的皇家海军医院，克里斯托弗·雷恩的双生子之一[2]，在它的立柱亭子前，游人一定会记起凡尔赛入口那座宏伟的皇家庭院（Cour Royale）。但在格林尼治，人们经由泰晤士河而入，在来访者面前徐徐展开的景观与其慈善机构相得益彰，没有巨大的屏障和格栅将皇家海军医院和外界隔绝；在面向小礼堂的巍峨大厅里，天顶上的寓言壁画，继续与法兰西专制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作者是詹姆斯·桑希尔（James Thornhill）：第一幅画直观地昭告1688年后的君主制宣言。鲁本斯在白厅的画美化了詹姆士一世，和勒·布龙（Le Brun）在凡尔赛谄媚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画作相比，那些画都是最有名的巴洛克（baroque）式君主寓言典故——它们熠熠生辉，却很好地显示出专制君主和宪政君主的不同。在桑希尔的壁画里，阿波罗从爱慕虚荣的专制主义者一边转而站到新教徒的自由斗士威廉三世和玛丽女王这边来。路易从欧洲各国人民那里夺取疆域、城市、农庄，而威廉却是施与者，他恢复了大陆的自由，他们因此感激不尽，而其死敌（模糊地伪装成专权）被踩在其脚下。这一鲜明对比贯穿着整个寓言：那边厢是奴役、天主教会和愚昧迷信，这一边是艺术科学的智慧引导着博识仁慈的国王；那边是耶稣会会士，这里是牛顿的形象。这些温和优秀的品德造就了伟大的不列颠谨慎、节制和仁慈的品格。

海军医院里年纪最大的退休者，因97岁高龄而闻名的约翰·沃尔（John Wall，实际上因为他满口脏话、酗酒还屡教不改，老是和医院的管理当局起冲突），其存在明显令人肃然起敬，这样海军医院就是具体而细微地体现出自己的慈善福佑本质。可是，历史事实光看寓言不足以说明真相，新的大不列颠形象——它平静地致力于宽容和自由——与一个经历了差不多30年内战转化为巨大强悍的军事机器国家的历史现实有不小的差距。在复辟期间，英格兰的军队很少有超过1.5万人的规模；到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结束的时候，不列颠的陆军人数是9万，海军4万（到1715年降为和平时期的3.2万人）。军事开支——1689—1697年的九年战争期间（Nine Years’ War）每年超过500万英镑，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年年高达700万英镑以上——几乎翻了一倍，从3 600万上升到6 500万英镑；到1710年，军费支出几乎占全不列颠国民收入的10%。建造一艘一流军舰就需要3万—4万英镑，维持陆军和海军，供应他们足够的食物和军火又增添了4 000万英镑国债，还创立了另一支大军——哪怕战事结束也不会复员的债券持有人、征税员以及会计、海关与关税人员，他们就有成千上万。上述战事结束后，每一个不列颠人背负的税赋都是法兰西人的两倍之重，以后随着18世纪无休止的征战，这个负担更加沉重。

因此，尽管不列颠革命后存在官僚化、军事化、税负沉重等问题，格林尼治神话的一个特点却是真实的：当路易十四决定自己的战争动员需要多少钱后，他可以轻松地命令这笔资金进入国库，但在不列颠，国王及其大臣们却要向议会请求军费。因此无论喜不喜欢——当然威廉不会高兴——他和他的继承者们都没得选择，只能去议会请求批准战争费用。

事实上，就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如果不说全世界——从中国的明朝到印度的莫卧儿（Mughal）王朝、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 Prussia），越是军力强盛的国家，国王的权力越大。可是到了不列颠，战争打的时间越长，议会就会变得越强硬，因为他们控制着收口绳的钱袋子越来越大，议会还把绳子拉得紧紧的。除了荷兰共和国的议会（States General）及其各省议会（provincial estates），不列颠是欧洲主要力量中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其资深军人——像马尔博罗将军——也进入议会，并扮演权力中介人，但不是要推翻议会政府，正相反，他们是要加强它。

不列颠历史上最具讽刺意义的事之一，就是保王派和议会派的传统地位在这个时候倒了过来。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在位时，辉格党人主张限制君权，此时发现自己正在经营战争，而托利党人本来是为无限君权争斗的斗士，也不再信任这一点了，特别当1702—1703年议会投票批准的全部金额中差不多1/4的军费是用于补贴外国（特别是荷兰）的！同时受原则和利益驱使而支持战争的人们勒索地主，托利党人开始为郡县交税过多的这些地主选民代言。这个转折当得起枢机主教长斯威夫特（Dean Swift）[3]最辛辣地描摹了大小头目们争吵的讽刺作品，但它对不列颠政治影响深远，因为只要小国王的党主持战争政府，大国王的党就常常反对，角色转换控制了乐善好施的平衡，保证了隔绝国家军事独裁的可能。

更好的是，托利党人——查理二世在位时他们满足于单一议会的更新长达15年之久——这时候想要更频繁而不是更少的选举。他们当中最有口才的发言人，博林布鲁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亨利·圣约翰将自己打扮成远古英格兰自由的保护人，甚至信口说经常革命是政治活力的象征。自然，辉格党人觉得1688年的革命已经能够满足英格兰所需，但打那以后这一革命化的设计保证了议会必须每三年进行一次选举，他们就无法避免经常性的政治突变。而且，我们可以确定，或好或坏，政治是典型的现代特色事务，它就是一种党派争斗，这么说没有任何时代错误。两党进行殊死争斗，不仅针对当日的特定政策（如何应对大臣们的腐败行为、战争的正当性及其费用、承包商暴利），还有各自对1688年革命的不同解读，由此创立——或者重新确立——不列颠民族的政治特性。自相矛盾的是，两党都特别不愿意把已发生的事说成是与以往空前地决裂。作为政变的主要受益方，辉格党人不想为反方的观点背书，因为它看起来在鼓励抵制国王的大臣们。因此他们扮演起真正的保守派角色，说詹姆士二世是一个叛徒，正如以前他父亲一样要决意违反“古老宪法”的基本原则——法律准则、既定的新教徒决议以及议会政府对王权的适当限制，那么，废黜詹姆士二世的“（光荣）革命”就是合法的抵制行为，这是恢复了真正的宪政君主制，此时英格兰就实现了它。“暴君阴谋奴役生来自由的英格兰人为奴，”一个典型的辉格党争论者高叫着，“崇拜罗马教皇和独裁！他要把天主教爱尔兰人弄到你家里……和你的妻子、女儿住在一起，他会让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1420—1498）[4]做你的法官，他自己撕破了他与人民的誓约，反抗他的专制是神圣责任，是听从爱国者的召唤。”

托利党人坚信辉格党人篡夺了君主制捍卫者的头衔，同时使君主制的本质变了，那个君主制本来还保留着1688年之前的老样子：英格兰王位本来是一个神圣指定的职位。他们自己1688年参与其中的事对此没有任何改变，或在王位这个名物的神圣本质上做了妥协，仅仅是从个人偏好出发的行动，当时要填补詹姆士二世不幸制造的空缺；那只是人事变更，并没有改变宪政：

抵制什么都不是，就只是邪恶的海蛇怪叛乱，可怕的鬼怪乱异行为，是嫌弃上帝，唯独上帝才有权决定涂抹膏油者的命运……詹姆士二世国王并没有被驱逐——事实上是他自己撂了挑子。王位空缺后，威廉亲王才受邀而来。但威廉受邪恶的大臣们胁迫把英格兰拖进战争，这样他的走狗们可以拿我们的税收充实自己的腰包；掠夺了你们的钱包还不满意，他们还推出一个最不诚实的计划，允许偶尔遵守教规（这无异于险恶地容忍持异见者），这是阴谋毁灭真正的英格兰教会。他的宠臣们是克伦威尔的信徒，现在甚至围攻谋害真正的、神圣指定的君主制。

辱骂会变成丑陋的个人攻击，最憎恨威廉三世的死敌们说他不只是个腐败的外国人，还是个同性恋阉人，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难于诞下继承人。当时一首典型的小曲儿是这么唱的：

他有男人的身形，

更是只猴子，谁能不这样说？

他长着天鹅腿，踩着鹅步，

真是个娇俏的好国王！

因为助产士的那把利刀，

他配不上他老婆。

鸡奸本廷克[5]倒是挺满意这生活，

真是个娇俏的好国王！

这么一来，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区别可不再是原来那样的绅士间的吹毛求疵，即使发生政治辱骂，过后可以一起坐下喝一杯红酒或一扎麦芽酒就什么都丢到脑后。可见到这个时候，他们彼此成见之深已入骨髓，甚至连去的咖啡馆都成了竞争对手［辉格党人去老屠宰场（the Old Slaughter’s），托利党人去的是可可树（the Cocoa Tree）］，俱乐部也不一样［辉格党人在基特猫（Kit Cat），托利党人从1709年起去尊贵兄弟会（Honourable Board of Brotherhood），1720年后改称“爱德华·哈利会所”（Edward Harley’s Board）］；他们是两个武装阵营，决心毁灭彼此，于是在竞选中好斗分子会使出浑身解数：金钱、饮料、娱乐、无耻地许诺就业、耸人听闻的诽谤；最后，他们威胁相互恐吓，有时候真的会上演全武行打斗。

我们从很多选区现存的投票记录看到，尽管绝大部分选民比候选人的社会地位低，可他们一点儿也不温驯，也很难能被轻易地打动。在竞争激烈的郡县，选民都是自由民（freeholder）：他们断文识字，有主见，从《注册法》（Licensing Act）撤销后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的报纸期刊上得到资讯；可想而知，报刊上关于当时的热门话题，如容忍异见者或天主教徒及征收新税种等等，都故意唱反调。按照当时的标准，选民规模已经非常之大：25万成年男子，或者说成年男性的15%。每个郡县和村庄都分成赞成或反对两派，即使最小村落的投票记录都显示他们选择党派投票时根本不会考虑本地乡绅的意见，而且在一次次选举中会投不同的党。

权力角逐高度集中又激烈，政治家们及其阵营里的追随者们——禄虫、摇笔杆子的、御用文人、市井无赖——都不会在得胜后对对方宽宏大量。安妮女王上了年纪后，大家日益焦灼地担心王位的继任问题，要对敌人先下手为强的诱惑真是不可抵挡。在选举中失利的政客们这时候就面临彻底失败，不仅会丢掉工作，以及积累了可靠支持者的小小领地，还会失去自由。那个时候，失去权力与议员位子还有可能牵涉弹劾、坐牢，个人与政治生命将完全毁灭。拳击赛中允许被打倒的敌手站起来离开垫子那就是自取灭亡。同理，不把一个先前只是令人恼火的、还没有形成直接威胁的对手的强势恶言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即是暴露了自己的致命弱点。

所以，辉格党人展望老年安妮女王去世后自己的前途，决定要去除他们最讨厌的眼中钉、肉中刺：最顽固的托利党人、高教会派传道者亨利·萨谢弗雷尔（Henry Sacheverell）博士。1709年，萨谢弗雷尔倒是渴望与辉格派正面交锋，用他自己的话说，“祭起血色的反抗旗帜”。11月5日，在圣保罗大教堂，他当着伦敦社团（Corporation of London）的面做了一次言辞激烈的布道，谴责1688年光荣革命是违反上帝的神圣指定，指责辉格党人通过实际上容忍异端的政策置英格兰国教会于险境。对萨谢弗雷尔来说，这两项罪名等于让英格兰回到了共和国的罪恶日子，这是颠倒了英格兰的一切正宗事物。为了保证众人听到自己已敲响警钟，萨谢弗雷尔还让人印刷了10万份布道词散发出去。到1710年，指控辉格党损害真正的英格兰国教教会、败坏辉格党名声的运动变得无所不在，甚嚣尘上。政府——因为欧洲战事久拖不决，成本又高，向人民征税已不得人心——要想不再厚着脸皮对此充耳不闻，就必须在萨谢弗雷尔变成真正威胁之前干掉他。

1710年，议会贵族院要弹劾萨谢弗雷尔。对政府来说，这个审判是一场惨败的公共关系活动，亨利·萨谢弗雷尔成了伦敦市民的英雄。异见者聚会的地方和礼堂包括被法兰西驱逐出来后在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附近定居的胡格诺社区，都遭到抢劫，被焚为焦土。每天，一群忠实的屠夫追随者护卫着萨谢弗雷尔去接受审讯，所到之处，兴奋的群众围观他，呼喊他的名字，对辉格党大臣发出死亡威胁。在议会里，萨谢弗雷尔推翻加在他身上的罪责，反而检举政府，还有辉格党关于1688年历史的所有说法，特别是他们声称合法抵制的话，他反驳说这是恶毒的矛盾。在西南部和中部的每个主要市镇都爆发了声援萨谢弗雷尔的动乱。面对秩序混乱又没有足够军队来镇压的局面，政府决定不管怎么难堪也要止损，就轻描淡写地给了萨谢弗雷尔一点儿刑罚——三年不许布道，冒犯的布道书由公共刽子手烧毁。消息传开，英格兰遍地放起烟火并敲钟庆贺，场面堪比1660年复辟。同时又爆发了新一轮捣毁礼拜堂运动。托利党人在下一次议会选举里旋即重掌权力。

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英格兰政界屏住呼吸：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包括再打一场内战。从萨谢弗雷尔暴乱之后，两党的帮派之间时常爆发街头激战，第一任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辉格党人约翰·霍利斯（John Holles）出资的“啤酒屋”（Mughouse）义务警员帮，与高保守派（High Tory）和詹姆士二世党人的追随者在街头厮打已经是主要戏码。谣言满天飞，据说安妮女王临死前让人知道，她希望自己的同父异母弟弟詹姆士·爱德华·斯图亚特继位，而不是汉诺威选帝侯，她甚至签署了一份遗嘱表明自己的意愿。但无论多么努力地搜查，谁也没能找到那份传说中的文件，如果找到，它将会给毫无魅力的中年选帝侯乔治继位造成麻烦。詹姆士二世党人的报纸无情地嘲笑选帝侯是个好色的笨蛋，一句英语都不懂，同时拥有两个情妇，一胖一瘦而皆丑，且毫无愧疚地让人谋杀了自己妻子的一名前情人。在乔治的加冕礼进行时，起码有20个英格兰城镇掀起又一波暴乱。可想而知，苏格兰的情况更糟糕。在因弗内斯，城镇地方法官打断了宣读乔治继位的公告，而“去他妈的他们和他们的国王”的吼叫压倒了“上帝保佑吾王”的歌声。

毫不奇怪，乔治开始反击，他指责托利党人即使没有实际上组织不怀好意的游行示威，也是他们鼓动了这些行为。乔治和威廉三世一样出身军人，不赞成匆忙与法兰西讲和，认为那是不得体的，而且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条款对己方又很不利；他要托利党人出局。为了1715年的选举，他对政府官员进行肃清，并从王室年俸（civil list）里拿出钱，这样就产生了国王希望的辉格党人占议会多数的压倒性优势。面对以后在野的黯淡前景，国王又冷漠无情，托利党领袖奥蒙德公爵（Duke of Ormonde）和博林布鲁克发慌了，他们指望来一个空降替身——詹姆士·爱德华·斯图亚特，事后看来，即使不说这个赌注下得够疯狂的话，也可以说它真是蠢得出奇。10年前，拥护詹姆士二世还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萨谢弗雷尔之后，这个观念在英格兰政界已经够深入人心了。即便如此，麻烦——而且是很大的麻烦——就是英格兰詹姆士三世兼苏格兰詹姆士八世只有在法兰西人的礼遇和帮助下入侵不列颠后才有可能登上王位，但是，数十年没完没了的战争过后，国库空虚，国家山穷水尽，几近饥荒，部分国土被占。不说路易十四，即使法兰西的财政也已经枯竭。另外，7年前的1708年，詹姆士·爱德华曾尝试在苏格兰登陆，这引起威斯敏斯特一阵恐慌，而《叛国罪法》（Treason Act）的通过，让詹姆士以耻辱的溃退而告终；汉密尔顿公爵是那次起义的名义上的领袖，但他在关键时刻迅速开溜，去了兰开夏郡。一支英格兰舰队堵住福斯湾入口，但詹姆士自己得了腮腺炎，脸颊肿起，没有一点儿帝王之相。意想中的苏格兰詹姆士八世从来也没登陆。

1715年，托利党人和詹姆士二世党人没有更好的规划，也没有更强大的法兰西军事力量来执行，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不列颠内部发生暴动——当然，得由苏格兰起头。这大有可能，丹尼尔·笛福等人热情鼓吹描绘的合并后的共同繁荣与泛不列颠和衷共济的闪亮前景当然没有落实。可以说苏格兰，甚至高地地带都不比1707年之前更差，但是由于引进了针对亚麻、麦芽酒和盐的新税种，苏格兰向英格兰出口物品并给苏格兰带来财富。1708年詹姆士二世党人的计划失败后，政府在边界实施叛国罪法，给生活在那些地方的人们带来新的困难。合并最明显的受益人是那些本就已经是苏格兰人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如阿盖尔公爵，还有其他贵族们，尤其是马尔伯爵（the Earl of Mar）。他是1713—1714年的苏格兰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cotland），曾在安妮女王的托利党政府中就职，他认为1715年后辉格党人将要强势很久，托利党人的严冬来了——于是他行动起来，谁知道结果却是确保了这种局面长久地维持下去。

想着詹姆士会和法兰西军队一起到来，还有老天主教地盘诺森伯兰的英格兰人也会起义，9月，马尔在布雷马（Braemar）——他的祖先猎鹿地——竖起义旗。在苏格兰低地的东北部，其他心怀不满的贵族们帮助他，西面有的（尽管不是全部）宗族开始助力他们的高地跟随者。事实上，不止在高地，全苏格兰对汉诺威王朝的支持如冰雪融化，速度非常惊人。在爱丁堡的城堡前，挖了防守壕沟。伦敦惊出一身冷汗，早在7月就有计划让乔治一世赶快出走去荷兰。

尽管1715年比1714年出的乱子也许更大，但是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叛乱从来也没有能够推翻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以及它们的日耳曼人国王。11月13日，在谢里夫缪尔（Sherriffmuir），马尔的4 000名詹姆士二世党人士兵对阵阿盖尔手下比自己少得多的人大约1 000人，只打了个平手，但没能拿下格拉斯哥或爱丁堡。他们等待着法兰西人入侵，但对方似乎神秘地延误了，叛军陷在做无用功的前进行军与后撤中，发现士气渐渐从振奋转为懈怠。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方的联军聚到一起，不久即吵翻，降格为（正如以前很多次那样）一支抢劫和破坏力量，直到最后在兰开夏郡被逼得走投无路。

致命的打击最终发生在凡尔赛这个远离特威德河与泰河边的地方，就在马尔为斯图亚特王朝出头的前几天，他们最伟大的赞助人路易十四死了，留下一个婴儿曾孙做其继承人。摄政的奥尔良公爵想尽一切办法稳定法兰西的国内局势，减轻税负重担。这就需要和平政策，就不再入侵不列颠了。1714年12月22日，詹姆士抵达苏格兰，仅仅6个星期后，他又登船驶回法兰西了。不久，全部詹姆士二世的随从——3 000名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英格兰人——长年以来仰赖路易十四的慷慨一直在圣日耳曼（St Germain）扎营，被移到洛林（Lorraine）的巴勒迪克（Bar-leDuc）的不那么壮观的环境，他们还在夸口自己的事业，但事实是他们已经沦为昂贵的鸡肋。

在英格兰，辉格党政府和国王却只是稍微松了口气，依照古法把北面苏格兰造反的伯爵们以叛国罪砍了头（就像他们的前辈在1569年那样）。1716年2月24日，在塔山的断头台前——这里是特为詹姆士二世党圣徒们定制的——德温特沃特伯爵（Earl of Derwentwater）被允许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极富戏剧性的演说。但是，即使我们现在回顾，1715年起义也许乍一看像阴沟里掀风浪，虽然在以后每当继任的辉格党政府要找一个借口恐吓或监禁政敌时，他们就愤世嫉俗地祭出詹姆士二世党妖怪；事实在当时威胁还是挺严重的，而且它的阴影在历史上很久都挥之不去。1719年3月，29条船加5 000名士兵组成的小型西班牙无敌舰队，带着可装备3万人的军火，从加的斯港起锚驶向苏格兰，只是新教的风在拉科鲁尼亚（Coruña）就插手了一把，吹散了船队，让王位觊觎者（Pretender）搁浅了。

但是，不列颠并没有消停。如果有人在1715年，甚至1720年预测接下来的20年里不列颠政坛会出奇地风平浪静，都会被当成不可救药的诳语而完全无视。不列颠政局向来以活跃过度的狂热和党派偏见之易激怒闻名，不过早期汉诺威王朝的不列颠政坛的确变得——几乎——肃静，其统管者是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

沃波尔的直觉（也是精心设计）是刻意表现自己是维护常识正规的人。他出身诺福克绅士阶层，特别注意留给人稳扎稳打的“可靠性”和基于常识的实用主义印象，二者都根植于其出身。尽管如此，“沃波尔地主”还是非常接近典型的乡村绅士，正如国王乔治三世基本上和普通庄园主一样。还有，沃波尔虽然从来没有干过写书出版这个行当，但他从政的办法却显示他大大得益于约翰·洛克（John Locke）——不是那个写了两篇《政府论》（Treatises on Government）的洛克，而是写《人性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的这位。此书初版于1690年，到沃波尔开始在政界见习期间，已经再版数次。诚然，沃波尔并不在乎洛克认识论的精微论点——认识论是关于人类如何摄取可信知识的学问。但是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沃波尔当然接受了洛克断然否认真理来自天启而不是亲身经历的观点。假如说那些相互不宽容的、曾经如此惨烈地分割英格兰政坛的执念并不是因为某些无可反驳的显灵而出现，而只是特定历史事件作用的结果，那么也许另一类历史事件可以打发那些幽灵走开。

因此沃波尔开始提倡政治推理性，而不是追究政治正当性。他的领导方式是留出空间，让大家去过非政治生活，这条准则与古典传统不相容。曾主宰17世纪的古典政治传统认为要么过政治生活，要不就什么都不是。沃波尔具有现代意识，即追求物质满足能让足以引起互相厮杀、毁灭彼此的意识形态抹去棱角，那么他就花大力气推行享乐主义（epicureanism，一译伊壁鸠鲁主义），让政客们消去心头火气，在主流的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里，用财产、安逸和享乐取代不妥协、不宽容和憎恨。对于绅士，装有护墙板的藏书室和猎物丰富的鹿苑比恶毒诽谤及胆大妄为的阴谋当然更受用。对普通人来说，诚实苦干、满足于简单欲望胜过喝得醉醺醺的喧嚣与暴动。不必说，宣传这种宁静田园、政治清静的观点，其中一个很大因素是利己主义——沃波尔要拔去英格兰政客们的利牙，保证他的敌人不再咬人。但是无疑，自查理二世死后，党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损害了公共生活，对此大家真的已经疲倦，他正好利用了这种心理。《观察家》（Spectator）的主编理查德·艾迪生（Richard Addison）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写道：“比起那么可怕的曾撕裂政府的分界魔鬼，把政府官员变成两拨泾渭分明的人群，彼此陌路，恍若两国之人，不可能有什么更严厉的审判降临到一个国家头上……一个暴怒的政党鬼怪拼尽全力发出戾气……使一个民族充满怨怼、仇恨，毁灭了所有优良品质、激情和人性的种子。”

沃波尔监制的解药是他那一代人口中的“礼节”——不只是现代意义上的良好礼仪（尽管这也并非无足轻重），而是文明的自我克制。有礼貌的人不像充满激情者，他要的是加强大家的人际关系，不想分割彼此；彬彬有礼的人会赞赏社会团体的各个部分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不可避免的冲突与不兼容。因此，沃波尔实用主义的大工程是尝试改变不列颠政坛的话题——让大家远离所谓坚定的信仰，转向如何发财的实际营生。他也许说过，追求个人利益不应该与具有进攻性的自私自利混为一谈，因为，追求个人利益是实际上把大家联结在相互兼容、富有成果的各项事业里，不会把英格兰民族分成很多彼此没有关联的个体。或许，他还曾问过，你想要哪一个，是毫不宽恕的打击原则以至于带来战争和混乱？或者，是他要提供的和平，大家老是抱怨土地税的重担压得人透不过气来，那么不打仗就能缓解税负？还有，政治稳定，所有在我们今天也许叫作健康商业环境的可取因素？

从一开始，沃波尔下了赌注，未来的政治更多地和管理大臣们的职位有关，而不是他们的宗教热情或司法讨论。1712年，在托利党掌权颠峰的时候，他曾经因贪污被判入狱，这一痛苦经历给了他一个教训，即政治和金融财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1720年，他就能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早年心得。沃波尔在乔治一世的辉格党管理机构里断断续续地做了5年大臣，到1720年平民院里还有超过200个托利党人议员，他们曾经跟詹姆士二世党玩过暧昧，一时间辉格党将他们当成严重威胁而粉碎。不久，辉格党奠定了统领地位，他们自己就分化为彼此竞逐的领主，以及基于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小派系。沃波尔也是游弋于威斯敏斯特政府圈子里不择手段又聪明的鲨鱼之一，在强烈的野心驱使下，他们的鼻子对一丝血腥味儿都很敏感。1720年，“南海公司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爆发后，这才改变了他的名声——从精明过人到政府不可或缺的要人，而他的名气主要靠他小心控制得来。

南海公司凭空想象的计划使每个人都很开心，也许只有英格兰银行的经理们除外，银行喜欢的项目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概念：核心是国债（National Debt）私有化。战时政府的融资需求紧急，国债，如年金债券的长期利率就很高了——约6%。1711年成立的这家南海公司，一直以来是一个金融管理机构而不是商业企业，它提出要向英格兰银行买断国债这个累赘。南海公司要说服不可赎回的长期债券如年金债券（每年给付利息直到持有人去世）的持有人拿这些长期债券去交换南海公司的股份，当时南海公司的估值达到约4 000万英镑，它将得到授权在“南海和西印度群岛”享有独家贸易权。在法兰西，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John Law）捏造、发明了一个叫“密西西比公司”（Mississippi Company）的类似计划，当时看起来真如梦幻一般美妙。虽然南海公司拥有格外让人垂涎的财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它并不拥有船只，是个商业奇迹，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基金管理公司。年金债券的持有人要拿它去换取南海公司股份的唯一理由，就是相信南海公司的股票能迅速增值，给他带来更多的钱，比他一辈子能收到的年金利息总额要多得多，多到做梦都想不到。

这个预言具有自我完善的功能，1720年1—6月，南海公司股价从128英镑涨到950英镑，6月24日达到最高的1 050英镑，年金债券持有人争先恐后地来换取公司的股权证书，直接把公司股价推得高得不得了。地租飞涨，新的壳公司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基于同样欺骗性的商业原理：交易的货物从人的头发、靛蓝染料到珊瑚岛定点海钓，五花八门什么都有。5月23日，政府审计员哈利（Harley）给其兄弟罗伯特爵士即当时的牛津伯爵写信说“股票交易的疯狂不可理喻”。和所有的表面繁荣一样，那时看起来它必定是会永远这样下去，兼顾公共利益和私人利润的非常恰当又完美的例子，直到有的永久股票持有人觉得够了，要拿了自己的利润走人，不玩了。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赚了7 000英镑，托马斯·盖伊（Thomas Guy）也就是伦敦同名医院的创始人，挣了18万英镑。南海公司股票卖出的节律开始增速，股价突然开始掉头向下，然后反复，最后恐慌占了上风，直线跌落：9月1日—10月1日，南海公司股票价格崩盘，从725英镑跌到290英镑。无数梦想一夜暴富的投资者，这时候要么手里还拿着自己的旧年金债券，要不就是一堆没什么价值的股票砸在了手里。伦敦德里勋爵（Lord Londonderry）亏了5万英镑，很多没这么高贵的人直接破产了。英格兰乡村的人被淹没在没有价值的废纸堆里，他们破口大骂，到处寻找出气筒。

可以指责很多人：1718—1728年的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约翰·埃斯勒比（John Aislabie），他也是沃波尔的主要对手，他持有价值7.7万英镑的南海公司股票，利润率几乎达到100%；第三任桑德兰伯爵查尔斯·斯宾塞（Earl of Sunderland Charles Spencer）也是这个项目的一个主要推动者。但罗伯特·沃波尔可以肯定他本人可以免受指责，他曾经嘀嘀咕咕、不温不火地对南海公司说了一些保留意见。到了这个时候，他就说那是自己深思熟虑的认真想法，可是实际上，沃波尔只是侥幸，并非他真的有先见之明。他自己曾经重仓持有南海公司股票，过早地卖出了一些股票（不像狡猾的盖伊）。然后，懊悔之下，沃波尔想要再买进，就在此时它开始贬值了，他的运气在于他的投标标的让邮件延误给耽搁了。沃波尔给人留下自己有非凡洞察力的印象，这其实并非事实，但是他维护着自己的好印象。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真正的手腕是他擅长危机管理，而不是金融才能。沃波尔知道政府本身根基牢靠，不管个人股票持有者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国库（Treasury）已经出清了原先差不多80%的年金债券持有者，虽然财产损失了，但其他方面有赢的，因此这只是心理危机而非财政危机。像1932年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一样，他懂得第一要务是阻止大家自发性的恐慌，需要造声势说有一个拯救南海公司的计划，但又要说得含混其词，不能明确许诺。很高兴的是他的投资经理、精明的银行家罗伯特·杰科姆（Robert Jacombe）就真的拿出了一个如此这般的计划，主要的基础是将南海公司的股票重新整理纳入英格兰银行的可信责任里。

他把话说得很漂亮，但水分大。当沃波尔从容淡定、气定神闲地对平民院讲话时，受惊的人们平静下来，开始感到说不出得好，仿佛大家全都喝了一两杯他的上好波特酒（port），更妙的是，当他读出本来往往会让大家茫然而焦急得浑身冒汗的资产平衡表时，他们发现——奇迹中的奇迹——他们真的听得懂他说的话。而且，毕竟好像事情并没有坏到头儿，大家都能保住马车和猎狗，还可以过好日子。

沃波尔马上就成了众人的定心丸，稳住了明显已下沉的英格兰金融财富与政治命运。因为他善于保护本来应该受到谴责的人免于吞食灾难苦果的本领，大家叫他屏蔽大师（Skreen Master）——也就是我们说的幌子大师。每个人都欠着沃波尔的情，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爆炸信息，比如到底是谁贿赂了哪个人才使南海公司的交易搞得成。埃斯勒比要牺牲了，但桑德兰逃过一劫，乔治国王的手也不干净（还有他的情妇们），此时国王兴奋中夹杂着妒忌和感激。沃波尔的大臣同事们，特别是桑德兰本来看他自高自大、野心勃勃的很不顺眼，暗中还会给他使绊子，现在却明显对他神秘地掌控财务表格（spreadsheet）的娴熟技巧佩服得五体投地，更甭提沃波尔考虑周详，成功地让他们逃脱了牢狱之灾。因为他扭转了大众的愤怒情绪，平民院议席上一排排的辉格党人衷心地喜爱他，即使是更具独立思想的乡村绅士，也因为沃波尔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没有让英格兰卷入与外国的战事，也就没有提高收税率，至少为这两点他们也欣赏他。

沃波尔回报他们的欣赏，反而是背离传统而留在平民院里做了“首席财政大臣”（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而不是像首席经理（Prime Manager）那样的首席大臣（Prime Minister，后来称首相）。这一决定有谨慎的原因在里面。议会里除了铁杆托利党人还有一大批的独立议员，为了保持自己统领管理的优势，沃波尔需要离间这两个非政府派别，这样的话，他要在平民院精心培植自己的忠诚党羽，花的力气就不用太大。“沃波尔真的是太爱平民院了，”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写道，“去议会时，他精心打扮自己，好像要去见情人一样。”沃波尔相信捆绑在一起的共同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同盟，他开辟了一个联系与责任的领域，从点点滴滴的打动人的举止开始积累。辉格党政客中善于发表煽动性“爱国”言论的竞争对手威廉·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与约翰·卡特里特（John Carteret）老是盖过他的风头，但他们永远不会和他一起坐下来吃吃喝喝。沃波尔刻意做到私下里和平民院的每一个新任辉格党议员一起用餐。一杯红葡萄酒握在手里，一块肥美的羊腰腿肉在木质餐盘上流着汁水，罗宾大厨（Cock Robin）好意地冲着你眨眨他那闪亮的眼睛，好像党的生命、英格兰的大政都指望着你，你怎么能不发誓永远忠于沃波尔、为他的利益效犬马之劳？

当然，此外，还有职位的事，沃波尔处于庞大的赞助人群体中心。自然，前面已经有很多大臣给自己的追随者分发职位或剥夺不称职者的职位，并把它变成了生意。但是，经过几十年战乱，不列颠国家政体产生了大量重重叠叠的职务，尤其在一些战略要害部门，因为税收增加而产生的肥缺——海关、税务、土地税收评估——这使得沃波尔手里握着空前多的职位可以分派。有一些是纯闲职，只要坐在那里收钱就是，这些职位特别能保证平民院的有效选票。还有很多是需要真正刻苦，甚至要一点儿才干的，但它们给在位者带来金钱的同时，可以彰显其身份地位，会让无名小子一跃而成为在本郡本城说话有分量的人。

回顾起来，应该看得出是沃波尔创立了不列颠（实际上是全世界）首个政党政治机器，他使议会禄虫们按照他的指引投票。因为1716年通过了《七年法》（Septennial Act，前提是要牵制危险的詹姆士二世党人），这时候选举变成了七年一次，大大延长了议员们的任期。沃波尔让御用文人鼓动如簧巧舌说服大家，相信他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英格兰的最大利益（他真的相信自己就是这样）。他让乔治一世在他手心里讨吃食，特别是当他的管理技能产生了足以维持国王、王后体面生活的王室年俸的时候。为了免得任何人会想着他们可以打散公务员、禄虫及忠于辉格党的人在议会的结盟，沃波尔掌握着必需的足以震慑他们的信息，让他们不敢妄动。

也许沃波尔在诺福克的大房子最能体现他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感觉，这是自红衣主教沃尔西不识时务地错误地建造汉普顿宫以来，又一个非贵族建的最张扬的豪宅。霍顿（Houghton）是辉格党人的行宫（Xanadu）：极致的奢侈，富人们买得起的任何东西——成车载的大理石、印花缎（damasks）波纹丝绸、画家兼建筑师威廉·肯特（William Kent）设计的用特别昂贵的红木做成的家具、古董半身像、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的非同寻常的大师作品——提香（Titian）、鲁本斯、普桑（Poussin）、荷尔拜因、牟利罗（Murillo）——全部运到这座位于东盎格利亚的用于寻欢作乐的地方。其中有些是驻罗马或马德里的大使及顾问们弄来的，安插他们到那里即是一种战略。沃波尔的儿子霍勒斯（Horace）后来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油画鉴赏家，其评论之精到，无疑得益于他父亲的收藏。从小的熏陶培养出了他的好眼力。从孩提时起，霍勒斯就穿着法兰西丝绸做的衣服，有自己的一批仆从。霍顿给地主阶层指出沃波尔希望他们过同样的生活，它展示的不只是令人瞠目的优渥生活，它还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宣言，意味着压倒怀疑者，要他们承认只有一个稳固的执掌英格兰命运（及财富）的人才能供得起这么明显的大规模靡费。

他的消遣是奢侈的（Lucullan）。有6个红酒商给沃波尔供酒，有一年他给其中的一个红酒商退去500打的空酒瓶。人们把那些宴请叫作“诺福克国会”（Norfolk Congresses）。对于品尝过沃波尔收藏的奥比安（Haut Brion）和拉菲（Lafite）酒的那些人来说，不言而喻，如果说乔治国王拥有王冠，那么罗宾大厨拥有的是王宫。

爱德华·哈利等批评沃波尔，蔑视霍顿是粗俗地展示“昂贵，既没有见识又没有品位”，但无疑，其拥有者毫不羞赧地诉诸进步的自利具有感染力，这样的奖品在众人鼻子底下光芒耀眼。英格兰的高等统治阶级——约180位议员及1 500名乡绅——齐齐地将党派纷争放下，把热情投入到帕拉第奥式建筑上；大家停止喊叫，开始修建社会公认体面的庇护所。沃波尔的政治管理设计是平息各派政治争斗，那么推荐给辉格党寡头的建筑风格也意味着隔绝卑鄙污浊的非常规物质世界。修葺过的风景使井井有条的英格兰更加完善，大肆宣扬沃波尔治理下英格兰的德行就是和谐，前述二者都有利于此。在建筑行家如第三任伯灵顿伯爵理查德·博伊尔（Earl of Burlington，Richard Boyle，他好像暗地里拥护詹姆士二世）的论著里，各部位要达到和谐，本质上就是个几何问题，这在古代建筑师手里是一样的。但汉诺威王朝时期乡村建筑的内在一致性和优雅是一个新的发明：通过整理现状达到外表看起来和谐，通过分割与闭合手法营造连续绵延的空间和景观视野。

在前面几代的英格兰乡村宅第，绝大部分是房子前一条大道连接相邻的村子和教区，那么到这时候，老爷的豪宅和农夫的小屋隔开的距离远近就表示他的社会地位高低；因此，房子越大，包围着它的花园就越深远。在霍顿，有个石柱显示了本地村子以前的所在，它太靠近沃波尔的宏伟宅第了，他嫌它碍事儿，就让人拆了它，挪到大门外去。高大的铁栅栏支座［和凡尔赛或布伦海姆（Blenheim）一样］上有主人的盾形纹章或交织的姓名首字母，过了大门，来访者还要经过一条长长的林荫道，才到房子跟前，道旁的榆树或法国梧桐也是在庄园主打理的财产和外头的野林子之间划了个分界线。林荫道的宽度经过计算，正好形成狭长的视野框住大屋，它矗立在远端升起的草坪上，正如王冠位于高台上一般。经过挑选的家畜取代了在房子周边乱逛的野牲畜：一群精心遴选的羊群或牛群装点着草地。这却是个错觉，实际上，它特别扫兴，在建筑上违反了帕拉第奥的美学观念，因为安德鲁·帕拉第奥在威尼托（Veneto）修复的罗马时期别墅是要在地主和他的农庄之间重新创造亲密氛围。例如，在意大利马塞尔（Maser）的巴巴罗别墅（Villa Barbaro）那里，农庄房屋、牲口棚经由有顶的凉棚与主屋相连。但是在霍顿和其他英格兰乡绅的宅第，在这些围起来的地面范围里不允许看到一丁点儿谷仓的影子，乱糟糟的传统马厩、厨房院落或鸭池都被移到离主屋很远的地方。尽管从房屋的窗户、平台看去，花园里、修剪整齐的牧草地上牲口在吃草，好像是一整个单一的没有分开的空间，其实却是似是而非——实际上哈哈墙将它们一分为二，深而窄的壕沟有效地阻挡了牲口逛到主屋的旁边。

给沃波尔设计霍顿景观的查尔斯·布里奇曼（Charles Bridgeman）发明了哈哈墙，这个奇妙点子把原来军事用途的壕沟转换成了装饰用途，也正合乎沃波尔化干戈为玉帛的主张。小心地保护享乐，通过管理排他性来维护外观的单一性，也许就是英格兰政体的暗号。吃草的牲畜，尤其是鹿，及其树林栖息地，都受到英格兰自安茹王朝以来最严厉的反偷猎法令的保护。1723年，沃波尔的议会至少将50条严重条款加进了法令文件（statute book），大部分是应对偷猎、砍树（甚至树枝）及在鱼塘偷盗的。在制定惩罚野蛮行为的法令的过程中，埃塞克斯的沃尔瑟姆林地（Waltham Forest）忽然掀起一波犯罪行为，是一伙脸上抹黑的帮派盗贼干的，让政府忙不迭地应付。有些人辩称沃波尔纯粹是利用这个捏造的、对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假恐慌，为了大地主的利益，在乡村来实施司法恐怖。对乡间地主来说，沃尔瑟姆黑脸帮大盗被描述为穷人的英雄：汉诺威王朝时的罗宾汉解放了富人的鹿肉；另一说里他们是挣扎在生死线上勉强温饱的人。沃波尔曾经非常多疑，但在这个特别的案例里，他的偏执好像很对头，因为最新的研究表明，明摆着，事实上沃尔瑟姆黑脸帮的确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地下詹姆士二世党的一部分。

不管合理与否，当辉格党政府可以把一个偷了一只羊的人绞死的时候，它就是对大地主财产所作的投资进行必要的保护。沃波尔很好地做到了自己的誓言，利用政府机构关照了地主阶层的利益。土地税保持在低水平，圈地法令（enclosure acts）摆脱了几个世纪以来支撑着家家户户的分散田亩，以统一的经营性规划、产出利润的农庄取代了它们。在自己田亩上养殖几头猪或几只鹅、种植少量庄稼的小土地拥有者们（smallholder）都被打发走了，有的拿到微不足道的几个钱作为补偿，有的什么都得不到。他们沦落到完全靠工钱过日子后，可以继续在自己的村子里待下去，或者开拔上路去别的地方碰运气。送别他们的管家无动于衷。当然，这很无耻，但农业不再是伤感的事，更不是慈善；就像汉诺威王朝时英格兰的其他所有事一样，它就是个买卖。

如果说地主需要把自己的乡村财富当成提款机（money-pump），那是因为他们日益需要在城里维持面子。在布里斯托或格拉斯哥那些省城，金钱从殖民贸易中滚滚而来，还有可能节省一点儿，但任何有雄心的人都必须在伦敦抛头露面。沃波尔也许喜欢在霍顿扮演乡下大亨，但他在切尔西（Chelsea）的房子正如政治战略总部一样重要。

可以说伦敦是人力和金钱的帝国，沃波尔一手遮天，唯独罩不住它。没有哪个政治巨头，哪怕沃波尔再长袖善舞、足智多谋、精力充沛，也无法一统这个大约70万人口的城市——在全欧洲，它是最大的，人口最密集的城市。英格兰1/10的人口在城镇里生活，全英格兰更是六个人里就有一个曾经在伦敦工作。每天四轮马车和双轮马车还会拉来人，他们心怀梦想，要在这里发财。行政管理本来就难，伦敦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它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最有创意、最独立的各路才俊，自发地形成一个独立的舆论市场，而国王对此无法完全控制。作为一个资助中心，宫廷已经有点儿像斯图亚特王朝后期开始萎缩，在这个更吝啬、更市侩的汉诺威王朝期间，公众的注意力中心结结实实地完成了从宫廷转向市民的过程。到1730年，伦敦大约有550家咖啡馆，数十家俱乐部，都拥有热心的识文断字的顾客群。对他们来说，就和日常食谱里必须有羊肉馅儿饼和艾酒一样，还要有毫不客气或者往往更粗鲁的恶意中伤男高音，像斯蒂尔（Steele）和艾迪生、斯威夫特和蒲伯（Pope），后者的《愚人记》（Dunciad，1728年）责骂“和平女神”沃波尔时代的可耻恶棍，在民间大受欢迎。

还有，伦敦是伟大的，在这里英雄不问出处。外国人习惯于更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区分，当他们看到伦敦城中大家随意推搡的情景，对贪婪、喧闹、醉酒打架，尤其是在娱乐场所各阶层没有疆界分野的混杂，都会大吃一惊。巴黎还不能夸口有与拉尼拉（Ranelagh）或沃克斯豪尔（Vauxhall）类似的地点，因为在这些地方，男人全带着剑，所有妇女都精致地化着妆，很多男人女人都参加化装舞会，不可能一眼看出谁是绅士阶层，哪个又是平头百姓。

伦敦伟大的娱乐源头也是这样，唯一的地位标志，比如在柯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这样的地方，受到器重的就是金钱（或者至少信用）。另外，这里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开始时是各种妓女，从假处女到假法兰西女郎，再到“歌唱家、舞蹈家”。如果想找点儿更专业的，那么，哈里斯的《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或者《伦敦嫖客指南》（The Whoremongers’ Guide to London）可以帮着找到伪娘（cross-dresser）、苦修者、同性恋“莫莉之家”（molly-houses）或者卖艺女郎，她们会在银色反光盘上裸体跳舞。如果感到这一切展示都是堕落下作的，那么还有更清白的消遣——如柯文特花园里驼背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的木偶表演，或者前演员兼杀人犯查尔斯·麦克林（Charles Macklin）的咖啡馆，他曾在激愤中用匕首刺中一个同伙。他还拥有一间自己的用于演讲的剧场，他在里面抨击时事。天拂晓时，柯文特花园会聚集来另一批供应商：卖馅儿饼的，卖干鲜果、蔬菜的，卖玩偶、玩具的和卖帽子、手杖的。

卫道士们普遍非常强烈地反对展示诱惑、吊人胃口的橱窗陈列，但是，他们的咯咯叫无法阻止邪恶。店铺——据估算伦敦当时大概有两万家——越来越多地用带玻璃橱窗的突出门面进行有效的展示。城市街道的照明情况改善了，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明确地说观赏仪式已经变成购物经历的一部分。家庭主妇、男主人还有他们的用人，可以对市面上新出现的奇特物品表示好感，比如东方金鱼、蓝色金刚鹦鹉或者鸟鸣雀。从前不可思议的奢侈品都被制造出来，并明码标价，以便在中产阶级里找到市场：仿中国明瓷的代尔夫特（Delft）青花瓷，可以用来喝茶或巧克力；喝甘露酒与红葡萄酒用的玻璃做的钟型高脚杯或柱状杯，喝艾酒的镴制或银质大啤酒杯。如果饮酒之外还想消遣点儿什么的话，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商业生产的避孕套：给富人用的是羊皮做的，8个一包出售，用丝绸的带子扎着；不那么富的人可以用浸了卤水的亚麻布，这可以武装自己（像当时人说的）免得性病。

伦敦就是个巴塞罗缪节大集市（Bartholomew’s Fair）——一座壮观、混乱的大舞台，场面惊人，贪婪消费——成全了大地主，也照样威胁着他们。因为在沃波尔看来，这一切都是政治鸦片，或者至少能帮助人分散注意力。人们的精力都耗费在感官满足上，总比党派纷争和宗教战争死灰复燃强。可是，正因如此，18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批评沃波尔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看到他的镀金大网引发百姓深度麻木：无辜上当者身体受污，头脑昏昏，心灵蒙昧。他们说，伦敦把自由的男男女女变成了奴隶。

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和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二人的作品里充满这个魔鬼（Mephistophelian，一译梅菲斯特）城市的牺牲品，他们从乡下初来伦敦的时候如朝露般清新，但是听信恶棍们可以让他们暴富的花言巧语，这些乡下人急速堕落，掉进邪恶、疾病、疯狂和死亡的无底深渊。信用陷阱能飞快地吞噬即使最温和又深通世故的人，从衣冠楚楚到蹲监狱（只要欠债2英镑就够了）也就是跌入了地狱。罗伯特·卡斯特尔（Robert Castell）1728年出版的《古代罗马别墅：插图本》（Roman Villas, The Villas of the Ancients: Illustrated）里收录了大量精美的图片，乡村绅士人手一册，他们沾沾自喜地自比为新普林尼（Pliny）或贺拉斯（Horace）。同年，作者却发现自己在弗里特要听凭狱卒托马斯·班布里奇（Thomas Bambridge）的发落，因为卡斯特尔无力支付囚禁费用。他被扔进本地一家收容所（spongeing house），里面全是得了天花的人，这等于给不幸的作者判了死刑，到底要了他的命。

监狱是不列颠股份公司最野蛮生长的部门之一，相应地，沃波尔主政的麦切斯（Macheath）时期，监狱长职位的时价稳步上升。约翰·哈金斯（John Huggins）付了5 000英镑当上弗里特监狱长，然后他要囚犯分摊他们自己的住宿费用，以保证收回投资。监狱长的回报相当丰厚：5英镑可以拥有单间，加几个先令会得到一些食物以及（对食物承办商和顾客来说是同样的抢手货）几扎啤酒或狱中自制的杜松子酒。如果囚犯付不起这些，那就只能在筒子间里待着，睡在肮脏的稻草上，里面空气污浊、光线昏暗，没有卫生设施。

在哈金斯开始降低成本以便减少支出之前，基本服务是这样的：下水道堵塞，将更多的人关进更小的空间，让犯人自费负担自己的镣铐来提高收入。至于赤贫者，他们白白占用了宝贵的客户空间，因此哈金斯竭尽所能打发他们去天堂（Better Place）。有时候，他们不识趣还不肯走。有一天早上，拜访监狱小礼堂的一群人非常惊愕地看着一个全裸着身体肮脏得难于言说的人，披着条烂了一半的褥子，在他们思过的时候闯了进来，羽毛因为他自己的粪便粘在身上，他们其中一人看到这个样子想到了“疯鸡”这个比喻。客人们赶快离去，等他们一走，哈金斯让人把那倒霉蛋扔回冰冷的棚子里去，不知道那家伙怎么从里面逃出来的，当然，很快他就死了。

于是恐怖的话传开了——尤其是牵涉到像威廉·里奇爵士（Sir William Rich）这样的绅士，他因为敢于反抗监狱长而被投入了一个满是死尸的房间。议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监狱的状况，出具了一份报告，记录监狱的条件是难以想象的恶劣。贺加斯自己的父亲就曾因债务入狱。他画出委员会那帮人——因某种原因待在他们自己的会议室里，而不是他们实际应该进行调查的监狱办公室里。可是，从一个特定角度看来，贺加斯的视角更准确，那个戴着手铐被捆绑住的犯人——实际上是个葡萄牙犹太人——已经成为殉道者，备受折磨得几乎像米开朗琪罗画中的人物，而狱卒贼眉鼠眼，凶神恶煞，倒真是一副犯人相。

18世纪20年代末，在伦敦的新闻报章上和咖啡馆里，大家都在责问，“到底谁是真正的罪犯？”不管何处，犯法的人和执法的人之间的界线似乎任意、随性：1725年，财政大臣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Earl of Macclesfield）因南海公司泡沫事件被判挪用公款8万英镑；相反地，同一年，当乔纳森·怀尔德（Jonathan Wild）在泰伯恩行刑场（Tyburn）被处决时，围观者如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认为这个全英格兰最有名的罪犯分明具有“才情之人”的品性，伯爵认为假如怀尔德置身于不同情景，也许会“生而大有作为，而非鸡鸣狗盗”。

和很多他这类人一样，怀尔德的职业生涯以皮条客开场。他不仅敲诈勒索，还趁嫖客在床上忙乎的时候偷他们的东西。可是，像合法生意里小伙计向上流动一样，怀尔德也上升到一种高级生意，作为一个接收大师进入了自己真正拿手的行当。怀尔德统管一大堆偷来的东西，使自己成为小偷和被偷者双方不可或缺的掮客：小偷们需要他才能销赃，并为其守口如瓶；失主们需要他，因为只有在他这里才能找回他们的财物。那会儿还没有警察机构来干这个，这是个绝妙的生意链。怀尔德深知没有证据能把他和犯罪联系在一起，不讳言实际上他所说的那些拦路抢劫者、入室盗窃者、扒手就是他的手下。偶尔，为了表面上维护政府方面的“赏金猎人”（Thieftaker General），他会真的把一个小偷交给地方治安官——为了生意信用，遗憾地牺牲那个倒霉蛋。不排除他抱怨追回被偷财物的赏金根本不能抵消组织拦路抢劫的高昂费用，包括要养马、喂食、灯笼等。

在所有写作了关于英格兰掠夺经济的作家中，最精明也最诚实的是伯纳德·德·孟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他认为消费者挥霍与总财富积累之间有关联，使卫道士们大为震惊）。在怀尔德被绞死前12天，他觉得这个天才罪犯的真正重要性在于把小偷小摸变成了真正的生意：辅之以常规的工作时间、地点，对偷盗的营业流水和利润严格记账。对地方治安官的虚伪他表示震惊，他们“不单知道看着这个还……持续利用这么一个人，就为……证据以及在方式上，他们依靠他伸张正义”。怀尔德死后，丹尼尔·笛福给他捉刀，代笔了怀尔德的临终遗言，为其假冒企业家的真情状盖棺论定——不用说，笛福的书立即成了畅销书。

约翰·盖伊（John Gay）以其天才认识到了咖啡馆生意经的真传，即罪犯和司法者是可以互换角色的，并把这个事变成18世纪最伟大的流行剧：他的“纽盖特田园诗”（Newgate Pastoral）《乞丐的歌剧》（Beggar’s Opera）于1728年上演。当观众听到辱骂赏金猎人皮彻姆（Peachum the Thieftaker）的时候，狂呼声差点儿掀翻了剧场的屋顶。当然是因为观众认出了这个角色就是乔纳森·怀尔德，正如他们为拦路抢劫者麦切斯欢呼一样，明白后者就是入室盗窃者杰克·谢泼德（Jack Sheppard）的化身——杰克因为越狱不下四次而成为草莽英雄，早怀尔德一年就上了绞架。尽管盖伊的剧作里还有个叫“鲍勃屁股”（Bob Booty）的小角色，但明摆着他是趾高气昂的勒索者皮彻姆，颇具才干地假装公民道德，同时榨干每个人，这是一幅沃波尔本人的讽刺漫画，就只差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因此，当《乞丐的歌剧》风靡伦敦后，又席卷了外省，它真是把反对派报纸上的讽刺直接搬演到了酒馆、咖啡馆和剧院里。也许沃波尔被刻画成当朝大盗（Gangster-in-Office）足以刺痛他，但他城府很深，自然不会按照约翰·盖伊的指示卷铺盖走人。他还能自我安慰，因为深知众人反对自己的缘起八成是大家看不惯新国王。乔治二世憎恨乃父，因而使得他们认为新国王会以解除老国王的首席大臣职位的方式来开创自己的统治，但事实是乔治二世拜倒在了沃波尔奇妙神秘的魅力之下。尽管最新的批评狂潮一时间没怎么损害沃波尔握在手里的大权，但它已见证了此时英格兰正涌动着一股剧变的浪潮。本来沃波尔对这世界的评价就是自负地夸夸其谈地说：在和平与稳定的陈词滥调背后，就是残酷、腐败和痛苦的感觉。用卫道士们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揭开表面的浮渣在下面深挖，谁都会发现疾病与死亡。

那时候如果走过伦敦的一些交接地带，穿过贫民窟和小巷，就是走在累累白骨上。廉价的烈性杜松子酒在伦敦城里创建了一整个酗酒和暴力的亚文化，唯一可与此相提并论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可卡因磕头屋（crack-house）。贺加斯的名作形象地表现了噩梦世界是死寂的自我毁灭，这当然是过于夸张了，但也不太离谱。因为我们知道起码有一个母亲朱迪斯·杜福尔（Judith Dufour）闷死自己的女婴，卖掉自己的一件件衣服只为买醉。这个故事非常有名。有一点，就是当时人们已厌倦了动不动就踩到路边排水沟里奄奄一息的婴儿，或者扔进弗利特沟（Fleet Ditch）里的婴儿尸体，他们可是混和着“鲜血、内脏及粪便”。那么，正如蒲伯所言，杜福尔这事儿也不足为怪。

托马斯·科拉姆（Thomas Coram）在北美洲的马萨诸塞通过跨大西洋的木材贸易赚了大钱，他一心想着要在罗瑟希德（Rotherhithe）定居下来过自己安静的生活，因为那里看得见泰晤士河及其潮汐涨落。可是满大街被遗弃的婴儿尸体闹得他心神不定，他还知道出生在贫民窟后送出去给奶妈的婴儿死亡率接近100%，表面富足风光的伦敦背地里却是一个婴儿百牲祭（hecatomb）。这促使科拉姆决心要伦敦拿出一些财富创建一所育婴堂（foundling）。不管是否合法出生的婴儿，都可以让他们寄养在这里；不会管他们有什么问题，都会给他们一个体面生存的机会。这以后的20年里，朋友们见了科拉姆避之犹恐不及，他游说大人物和善良的人，甚至向国王请愿，直到所需要的资金全部落实到位。

有指责说收容私生子的地方是回报不纯洁的道德堕落，因而就是鼓励道德堕落。科拉姆还要对这种指责进行回击。他与贺加斯一起努力，设计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募集资金的信笺，以便争取所有人的同情。在信笺的抬头处，科拉姆本人像圣人家长一样，领着他那些幸福微笑的受照管的弃儿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这一招奏效了，乔治二世——他极少管倒霉蛋的闲事——被感化了，还有王后。在国王与王后出手捐助之后，社会各界精英人士就排着队送来捐赠。

1741年这家医院开张，迎来了第一批孩子。老板们涌进会议室，看到艺术托起了他们新发现的使命的底座——比如，弗朗西斯·海曼（Francis Hayman）的《发现芦苇丛中的婴儿摩西》（The Finding of the Infant Moses in the Bullrushes，1746）。但最打动人的是老船长科拉姆的巨幅全身像，它挂在古典柱子之间，通常这位置是留给君王、贵族或战斗英雄的。这幅肖像是贺加斯最激进的举动，因为这是大胆地把这个虚张声势的老家伙放上了传统上属于王室的位置。例如，他手里拿着盖了章的王室特许权令，世界和海洋——用球体表示——被看作是科拉姆真正财富的来源，甚至他右脚下的帽子也意义重大，因为这意味着提醒观众科拉姆另有一项不懈的事业——保护不列颠的帽子制作商免受来自外国同行的竞争，不消说，他在议会为帽子制作商做辩护，要求的唯一报酬就是给他制作一顶他自己的帽子。换言之，在贺加斯的巨制里（真实生活里亦然），科拉姆的一切正是沃波尔及其朋党所缺乏的：无私、仁慈、外表谦逊、蕴含公民宗教，他是个自由者、爱国者。

但是，光凭美德和善良的愿望不足以保证达成科拉姆的心愿：人们对医院的需求量过大，育婴堂开张期间竟然需要通过抽签来决定是否接收弃婴。焦灼的母亲们排着队从一个口袋里掏出彩色球，白球意味着接收，红球则表示被列入等候名单，黑球则把母子们再打发到大街上去。

即使弃婴被接收来了，依旧带着辛酸。育婴堂至今仍然保留的一个柜子里，保存着18世纪留下的一些最悲伤的物品：母亲们遗弃孩子将其托付给医院时，给婴儿们留下的纪念品。尽管一些社会历史学家认为，高得令人咋舌的婴儿死亡率应该使得母亲对孩子夭折习以为常，但她们对育婴堂的反应，更不要说她们给予孩子的关爱和冀希，从而使得她们保证自己给孩子留下某种纪念，全都说明那些社会历史学家的认知是错误的。当然所有物品都记载着一种绝望的情绪，但这些东西并非全部来自赤贫的母亲，有一个心形珍珠母贝壳小雕件，上面刻印着婴儿姓名的首字母，其价值之昂贵，足以说明母亲来自一个相对优裕的家庭，无疑她还没有沦落到不堪的境地。更多其他非常简陋的东西则说明母亲们的困顿情况，它们往往是分离的时候母亲手头现成的物件：一个穿着绳子的榛实，预备给孩子做免遭厄运的挂坠或护身符，一个顶针，一个自己手工缝制的心形物件，或者简单到一条拴在婴儿手腕上的母亲的发带。

有时候历史令人心碎，我们现在得知还存在这些物品的原因，我们今天依然拥有它们的原因，就是这些东西最后都没有落到该接受它们的人手里。那些负责孩子福祉的人，或多或少地认为最好是别给孩子们一个提醒自己耻辱出身的物品，可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忍毁掉这些东西。这样他们就走了18世纪最典型的中间路线，如此就留下了这样一柜子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物品。

育婴堂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从创建而一跃成为一个身体健康和心情欢畅的庇护所，墙内第一代婴儿大约死了40%，即便这样，对比当时英格兰全社会的孤儿或弃婴死亡率，它已经是大有改观了。并且，科拉姆的育婴堂事业还有另一个社会效果：它创建了一种新的文化。这个新文化自觉地区别于贵族领地和在乡间打猎的那拨人——这就是促使一个实干的中产阶层教区产生了。他们富足又热心于忙碌慈善，着眼于美德而非追逐时尚，关注心灵救赎而不是投机取巧。自然，此前就已经有一批公共慈善事业由各个商业行会及王室、贵族和教会举办，但育婴堂是第一次由商业经济社会的男男女女——各行业的人、商人和银行家，汇合著名作家、画家和雕塑家组成同一个良知阵营，向臭名昭著的社会罪恶开战。

他们也很坚定，不仅纠正弊病，也忠于建设使命——他们要培养爱国主义者，如果育婴堂的孩子们幸存下来，他们要被塑造成未来大不列颠人的典范：他们不会成为街头巷尾沉浸在杜松子酒里的混混，或者注定要上泰伯恩绞架的罪犯，而是成为努力工作、敬畏上帝、勤奋而富有进取心的模范公民。在不列颠的商业和港口城市里，发起这些小规模道德与市政改革行动的男男女女挂在嘴边的词是“爱国主义”。随着时间过去，爱国的意思不只是本土自豪感，而是社会和政治美德的承诺。实际上，爱国主义的内涵是沃波尔的政治机器缺少的所有东西：谦逊，公平的信念，在腐败面前坚守清廉，重视保护“生而自由的大不列颠人的自由”和敌视专横权力。尽管反“知更鸟统治”（Robinocracy）派的组成者涵盖各种政治类型：托利党人、詹姆士二世党人、辉格党人中的独立派、为殖民地贸易和迅速扩大海军力量的说客——大家一致感到如果要有一个新的大不列颠，那就是他们而不是沃波尔及其走狗孕育了它。他们抨击他在征税问题上独断专行，保持低土地税，特别是给予征税官搜查仓库和店铺的权力，不出示相关证据就关押所谓的罪犯。1733年，沃波尔想进一步扩大搜查和抓捕权，结果遇到了大家的合力抵制。来自全英格兰商人和小店主的行会要求他们的议员投票反对这个法令，因为它违反《大宪章》，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大家听说，沃波尔提到一群在平民院门口游说反对这个条款的人时称他们为“身强力壮的乞丐”。这个消息通过报纸捅了出去，激起了公愤：“难道每个自由的大不列颠人、不认同启动它（《消费税法令》）（Excise Bill）的人就是英格兰的公敌？他自己不是恰好撞上罗马元老院的谴责（Censure of the Roman Senate），值得告发他，他正好配得上这句话‘谁因为毁了自己国家而得到荣耀的，诅咒要降临到他头上’。”

这个触犯众怒的（消费税）法令撤销后，英格兰各城市、小镇和自治市镇一片欢腾。民众烧毁象征沃波尔的偶像草人，在街上游行，大声地宣告沃波尔这个大腐败者（Great Corrupter）和他的知更鸟统治派（Robinocrats）即将倒台。当然，后来结果表明他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点儿，但无疑它已是一个不祥预兆。尤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反对派的报纸成功地刻画了沃波尔政府是更忠于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是英格兰的利益的形象，这一点在需要他支持海外商人的权利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1737年，出现了一幅叫作“不列颠的赫克力士”（British Hercules）的印刷品。上面描绘了一个赤脚水手用罗马法尔内塞的赫克力士[6]那样的英勇姿势，在斯皮特黑德（Spithead）一头躺倒的狮子和一支闲置舰队的面前，手里举着一张报纸，上面写着“我在等订单”。当西班牙海岸警卫强行登上他们的船只后，报纸为了英格兰船长们的事业开始鼓吹大家仇外。据说，一个西班牙人用弯刀割去了詹金斯船长（Captain Jenkins）的一只耳朵，“爱国者”反对派领袖如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将詹金斯引见给平民院，作为政府在残暴的罗马天主教派威胁下表现懦弱因而造成本国水手在海外成为牺牲品的活例子，出版了关于被俘的不列颠水手在西班牙地牢挨饿的印刷品。从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和利物浦——以及伦敦与爱丁堡发出了超过40份陈情书和请愿书。沃波尔一如既往地要用他进行商业管理的方式来处理：和西班牙谈判后签署一个“约定”（Convention），但“约定”保留了西班牙海岸警卫队检查走私的权力，这又引起好斗分子的另一场愤怒的爆发。年轻的议员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发表了一番老练的演讲，抨击这个约定“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英格兰的耻辱契约……我们绝望商人的怨恨、英格兰之声都谴责它”。议会内外要求开战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不论有没有沃波尔在，都要打仗了；西班牙人反应迟钝，拒绝批准这个约定，这样才救了沃波尔，给了他一个迟来的宣战借口。

1739年，新的海洋爱国主义迎来第一位真正受大众喜爱的名人：海军中将爱德华·弗农（Vice Admiral Edward Vernon）。1739年11月，弗农在巴拿马地峡仅凭6艘船就拿下了西班牙人在加勒比的波尔图贝洛（Porto Bello）补给站，它是西班牙海岸警卫在那边的一个主要基地。一夜之间，小酒馆、俱乐部乃至于大街小巷里，大家都在为弗农举杯庆祝。小旅馆用他的名字重新命名，从伦敦到全英格兰各地，冒出来很多条以波尔图贝洛命名的路和街道，斯塔福德郡、萨塞克斯和达勒姆都以波尔图贝洛命名它们的村庄。在弗里特街的一次游行中，有一幅描述波尔图贝洛之役的纸板画，上面画着一个西班牙人跪着向胜利者弗农投降。银质大啤酒杯、斯塔福德郡的石头杯子、雕刻的高脚玻璃杯、鼻烟盒和茶壶都做成弗农及其小型舰队的样子，还有那句到处传说的口号“6艘船”。1741年春，在威斯敏斯特及其他5个选区的竞选活动中，要弗农参选的团队开始组织运动要赶走沃波尔的人，将英格兰的海军英雄选上去，和沃波尔对着干。在威斯敏斯特，就在议会台阶上，还有很多闹得特别凶的街道公共投票处，沃波尔的政府当局动用了军队提早关闭投票站以避免羞辱。

弗农派的吵闹可以让沃波尔的政治体制出丑，却赢不了战争。波尔图贝洛之后，不列颠舰队袭击古巴（Cuba）惨遭失败，海军跌落低谷。沃波尔的对头们联合起来，一致指责他又一次背叛了英格兰的真正事业，这一次他们让议会的票数起了作用。还没等大家发难，1742年2月，沃波尔选择了自动下台。可是他走后，也没太平了。在沃波尔倒台后的几十年里，不列颠一直在打仗，无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联盟，也不管是在海上还是在陆地上，总是法兰西人在里面挑大梁。正如16世纪的时候，英格兰的民族身份是在害怕、仇恨罗马天主教及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中塑造的，不列颠的身份将在害怕、仇恨反对法兰西天主教专制主义者的烈火中锻造成型。1744年，一股入侵恐慌袭击了英格兰南部，乔治二世远在日耳曼带领他的军队（正如他坚持的）守在汉诺威选帝侯的旗帜下。为了供给大陆战争之用，守备部队也全调去了，不列颠只得设法自保。只有一条窄窄的英吉利海峡隔开不列颠，如果天主教势力真的成功入侵，接下来将是可怕的耶稣会宗教法庭幽灵、木头鞋子和波旁暴君奴役后的虚脱。上好的艾酒要没了，接下来英格兰人就要吃野蛮食物了。法兰西舰队随着一向可靠的新教风而来，登陆了，只是双方的政府和人民都知道这仅仅是缓期执行，还没有取胜。不需要什么战略天才，英格兰人谁都能预测或早或晚路易十五的政府要打詹姆士二世这张王牌，要么在爱尔兰，要么在苏格兰，或者同时在两个地方发动侵略。

1715年的失利挫败了詹姆士二世党人的事业，但不足以剥夺它热忱如沸的正当感以及不可避免的合法的斯图亚特家族对汉诺威王朝篡权者的优越感，他们更看不惯后者在议会里唯唯诺诺。詹姆士二世党人在法兰西还保留着流亡政府，以及分布在欧洲各地的情报和外交网，指望着不仅在苏格兰还有英格兰东山再起。一场反对不列颠的战争，不单在欧洲，同时在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南印度，最起码都会投入大量军事力量，这就能给詹姆士二世党人一个多年不遇的最佳成功机会。

尽管如此，1745年8月19日，苏格兰詹姆士八世兼英格兰詹姆士三世年事已高，其子查理·爱德华·路易·约翰·卡兹米尔·希尔维斯塔·塞维里诺·玛利亚·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Louis John Cazymyr Sylvester Severino Maria Stuart）亲王，即詹姆士二世之孙，身穿格子呢，在格伦芬南（Glenfinnan）的湖边看着自己的旗帜竖起，告诉聚集在此的各宗族人们，他来是为了给苏格兰带来幸福。他这是大言不惭，事实早已经证明这场赌局他不太可能赢。他是从赫布里底的埃里斯凯岛（Eriskay）过来到达格伦芬南的，带了民间传说的“七人”，还有一个王室教堂牧师、贴身男仆、向导及书记员，他差一点儿就没过得来。运送亲王及其随员通过爱尔兰海的两艘法兰西船，在利泽德角以西160公里处，迎头撞见一艘不列颠船“狮子”号。尽管亲王的船“杜德尔”（Doutelle）号在不列颠火炮的射程外，因而得保安全，可第二艘船“伊丽莎白”号受到重创。“伊丽莎白”号凶狠地长时间地与“狮子”号交换舷侧，两船彼此撞得粉碎，“伊丽莎白”号不得不停航，扔掉了用来武装詹姆士二世党的约1 500条火枪及1 800把大刀。因此，查理·爱德华只带给这200多个宗族人一个希望，以及自己毫无疑问是迷人的人格魅力，此外无他。后来，那天下午，洛希尔（Lochiel）的卡梅伦（Cameron）率领800人赶来，使得这场原本堂吉诃德式的冒险变得更像那么回事起来。

这说的就是忠诚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这是新一轮的苏格兰内战，它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洛希尔的卡梅伦不是还在逐鹿的落后的原始宗族首领的典型。如果说他有什么特点，那就是他和越来越多的高地人一样，身上更明显的是新事物，而不是旧苏格兰的影子：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生意人，通过出售领地上的木材积累资本。作为一只脚已踏进新经济而一颗心还停留在旧的荣誉文化里的人，卡梅伦对亲王的到来怀着复杂的心情。在他交出自己的手下人之前，卡梅伦向亲王索要保险——这可不是什么不计后果的爱国主义标志。假如整个事情不成功，亲王能否保证给他赔偿所有无疑他要付出的牺牲？不过到了傍晚，谨慎已经让位给浪漫的理想，内心的忠诚挣扎战胜了生意人的精明。卡梅伦和下属宣誓效忠亲王。恺撒跨过了卢比孔河。

但区区1 000人是无法成就复辟大业的。尽管苏格兰是入口，斯图亚特家族的战利品却非得是全不列颠不可。如果想要成功，必得在正确的时间同时进行相互锁定的三个战略行动：不用说，苏格兰大部分地区要公开起义，但因为1715年的不幸先例已经显示，除非英格兰的詹姆士二世党造反者达到他们间谍所说的数目，否则没用，还有更重要的，一支不少于10 000人的法兰西军队登陆入侵，才能完成夹击效应，分散汉诺威王朝的镇压力量。有些悲观者已观察到，很久以来这样的入侵都失败了，斯图亚特家族也许还不如动动舌头念符咒，乞灵于一次全面胜利入侵：学学1688年的荷兰人！

有那么几个星期，威斯敏斯特政府对亲王已登陆并开始穿越苏格兰向南进发的传闻不知道该相信谁或相信什么。英格兰政府自得与恐慌参半：一是查理·爱德华如果要用他的小分队围攻坚不可摧的威廉和奥古斯特斯两座高地堡垒，无异于以卵击石，届时中将约翰·柯普爵士（Sir John Cope）的正规军就会收拾了这批没受过训练的高地人；二是政府里有几个人的结论要悲观得多，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认为任何一次登陆如果没有法兰西人或西班牙人在后面跟着入侵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事，”一个悲观者写道，“目前看来（就像一般人说的）还是轻率鲁莽而孤注一掷，但我认为不可小觑之。我们缺乏人手，只要有一队人马杀将过来，后果不堪设想。”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写道：可悲的事实是，英格兰的士兵连在王宫门口站岗的数量都不够，也不足以弹压走私犯的暴动，更别提抵御任何入侵力量。

然而对手崩溃之快出乎意料，这让所有伦敦人震惊，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查理·爱德华聪明地绕过了威廉堡垒这个傻瓜目标，直接奔袭城镇，如佩斯。他明白自己在人数上比本地守卫略占优势。柯普中将担心自己能全部投入战场的只有1 500人，对阵（误传）据报告的5 000名詹姆士二世党军，他就做了一个战术撤退，一直撤到因弗内斯。柯普放弃了苏格兰低地，使这一地区实际处于不设防的状态。9月17日，亲王拿下了爱丁堡，貌似战果辉煌，但离他想要的全面胜利还差十万八千里。爱丁堡市长（Provost）及其顾问委员会决定放弃抵抗，但这一谨慎的决定并不是说他们对亲王的事业就给予了热情背书；一旦军事力量的平衡反转，他们一样能轻易地转投而效忠汉诺威王朝。事实上，爱丁堡的城堡里还躲着两个装备完好的骑兵团，但他们深藏不出；要断绝他们的粮草的话，他们就反抗。绝大部分士兵是苏格兰人，骑兵团继续忠于乔治二世国王，是很多低地人的典型。即使在高地，也只有一半左右的宗族相助亲王。这样一来，在大部分1745年起义时间里，也许更多的苏格兰人是在与快乐亲王作对，而不是为了他而战。

渐渐地，生意经挡了多情忠诚的道。军饷短缺，詹姆士二世党军官被告知钱在城堡骑兵团手里攥着呢。不管怎么说，他们觉着应该问问是否——可以付合理利息——能拿到些现钱，免得手下因绝望而对爱丁堡市民撒气。那看起来一定是比较合理的提议，因为得到了骑兵团的积极响应。城堡里拿出一些钱来给了詹姆士二世党，这样双方还能玩一把佯攻与对峙的游戏。

有了新供给，发了军饷，士气得到提振，肚子也填饱了。1745年9月21日，詹姆士二世党军队开拔，去迎战驻扎在爱丁堡以东15公里的普雷斯顿潘斯（Prestonpans）柯普中将的军队。双方大约都是2 500人，接着发生了不列颠军事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惨败。柯普把士兵布置在河与沼泽之间，詹姆士二世党从一个临阵脱逃者口中得知对方的布阵后，他们就利用一条小道穿过泥潭，包抄到对方后面，天亮前抓住了还在睡梦中的部队。在这次溃败中300名不列颠士兵被杀，苏格兰唯一忠于汉诺威国王的职业军队就被消灭了。不用说，等消息传递到伦敦的时候，该为这个灾难受到谴责的就不再是军官的无能而变成了广大士兵的懦弱。

这一仗的成功几乎完满得出乎意料，使得詹姆士二世党军队吃不准自己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办：解放苏格兰，还是在全不列颠复辟斯图亚特王朝？10月30日，亲王此时在他祖先的荷里路德宫里住下了，这个问题通过讨论得出结论。查理·爱德华辩解说，即使从战术上说，正确的思想应该是打到英格兰去，他和手下只是因为汉诺威的部队都集中在欧洲大陆，英格兰暂时空虚，他们才取得了空前胜利，但是这些士兵回来也是指日可待，那时候他们就将面临不可战胜的威胁，届时形势会远比普雷斯顿潘斯严重。问题是：哪里是最佳遭遇地点？亲王坚持詹姆士二世党战略的其他两点全都意味着必须行军穿过英格兰。如果不在那边动手，趁虚而击敌，英格兰人起义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而没有英格兰人起义则法兰西入侵就不大可能发生。必须向凡尔赛证明这一次不是1715年事件的翻版，而法兰西人急切地想看到这一点。

乔治·穆雷勋爵（Lord George Murray）是詹姆士二世党将军中最有才干的，他可是谨慎得多，仍旧担心他们在苏格兰立足未稳，在全不列颠的根基更浅，反而想去高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在那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条件战斗，全面粉碎亲汉诺威的宗族，让斯图亚特家族在北部成为不可动摇的主子。那么，英格兰人要是敢来追击，就得冒更多类似普雷斯顿潘斯的失败的风险。

这些战争顾问们在荷里路德宫的讨论中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并不单是关于军事战略而是直指核心，即为什么詹姆士二世党的每个人要冒砍头的风险？正如穆雷及高地士兵相信的，是为了苏格兰要恢复到合并前的旧世界、重归自由独立的苏格兰呢，还是亲王想要的废除1688年事件后果的征战：将汉诺威家族赶下不列颠王位，恢复苏格兰詹姆士八世，同时回归英格兰詹姆士三世？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亲王赢了——起码在战略上，他一次性投票胜出。詹姆士二世党的军队向南进发，速度飞快，根据地在纽卡斯尔的韦德将军（General Wade）希望阻挡一下他们，却发现自己老是跟不上趟。很快地，一个接一个，卡莱尔、兰开斯特、普雷斯顿和曼彻斯特都倒向了亲王，实际上都未放一枪。每次韦德的部队穿过奔宁山脉（Pennines）要拦截对方，糟糕的天气都会拖他们后腿，等他们赶到山脉西边的目的地时，詹姆士二世党又向前进发了。不列颠士兵而不是詹姆士二世党的人吃够了苦头。11月19日，第34步兵团的詹姆斯·乔蒙德利（James Cholmondeley）上校写信给他的伯爵兄弟，说到其中一次最糟的行军是通过达勒斯（Dales）。他说，他们经过“很坏的路，遭遇霜冻积雪，直到晚上8点才到营地，因为我的驻扎地还在8公里外，我们直到11点才到那里，又冷又饿，几乎饿死，但是抽了一管烟，喝了一点儿好酒，人又缓过来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几个可怜的家伙冻死了，因为赶了20公里路后，他们什么都没吃上”。

到了12月初，詹姆士二世党军队靠近德比（Derby），他们事先预想的大规模英格兰城市起义并没有出现，但是也不能说他们行军所到之处，各地的英格兰北部人都像个男子汉一样挺身而起保卫汉诺威家族的宅院，相反，据报道，诺森伯兰、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的商人、地主和银行家们都带着家眷与细软望风而逃。眼看詹姆士二世党军队来势汹汹、不可阻挡，伦敦人感觉不祥，全城陷入紧张和恐慌当中。英格兰银行还在正常运行，也流传着足以使人发狂的残暴故事，最典型的莫过于说什么詹姆士二世党军队把孩子绑在卡莱尔城堡的墙上，因此，假如汉诺威王室军队要攻打城堡的话，就只能先杀了这些无辜羔羊。然而，也出现了第一批爱国主义和恐苏格兰抵抗骚动。“上帝保佑国王”之前原本唱的是保佑斯图亚特家国王的，这时第一次在柯文特花园和特鲁里街（Drury Lane）的剧院里作为国歌唱响。大约60个郡里的志愿者协会产生了自愿服役的人。

12月10日，三个团的步兵和一个团的骑马卫兵受命扎营在芬奇利（Finchley），指挥是乔治二世的儿子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他原先组建了这支军队是说要“以防万一”用的。他打算在北安普顿与詹姆士二世党人开战，因为他们使得韦德将军很多次都撵不上，那么也应该会从他这里溜走。四年后，贺加斯画了托特纳姆宫大道（Tottenham Court Road）沿线的场景，尽管他的画已经是马后炮了。1751年它作为一个印刷品出售时获得了巨大成功，利润丰厚。关于英格兰那个混乱的关键时刻，该画的确道出了真相。难怪乔治二世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一下子暴怒起来：“什么？这家伙存心拿我的卫兵开玩笑吗！”因为画中的士兵们（以及画中的每一个其他人）都不完美，没有一点儿战士气概。画中的英格兰阅兵场还不如露天市场（这是贺加斯喜欢的比喻，他一次次地提到露天市场，因为在那里货物琳琅满目，它自身又活力四射）。光着脚的战利品争夺者在伊甸园（Eden）的标志下如该隐（Cain）和亚伯（Abel）在奋力搏斗；右边用国王的头表示恶行集中区域，头的特征类似查理二世；还有一个也是已故君主喜欢的消遣——妓院；一个正在倒下的士兵拒绝好撒马利亚人（Good Samaritan）之水而希望得到他真正想要的——烈性杜松子酒；一只咸猪手[7]让挤奶女工分泌她的奶；同时一个披肩上有个十字的疯狂女巫，这也许是指爱尔兰人——挥舞着詹姆士二世党的旗帜。他们的对面相对要好一些，树上还有叶子；拳击场的意思是战场在吉尔斯加德纳保育院（Nursery of Giles Gardiner）的院子里，妈妈在给孩子喂奶，绝望的孕妇拽着要分别的士兵的手臂，他手里举着“上帝保佑国王”，她篮子里的肖像是坎伯兰公爵。

作为一幅群像，这恭维明摆着言不由衷。从某种角度来说，贺加斯是要让我们相信这乱糟糟的乌合之众能自成一体，化为训练有素的军队，正在背景中行军去往海盖特山（Highgate Hill）。然而这是英格兰的爱国风奇迹，其力量源于自由。乔治二世反对这画的意思传了开来。当画家听说了以后，为了恶心国王，贺加斯将刻印版献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这个“艺术与科学赞助人”（这样来造成和小气鬼汉诺威家族的对比，更招来国王嫉恨）。可是，也许这里还有含沙射影的意思，因为他画的这幅血腥、冲突激烈、狂暴的英格兰景象恰好和普鲁士王国是一派机械刻板堪比军营的场景相反。

不管贺加斯写生的军队能不能通过战斗检验，极少人（除了坎伯兰）心里是有把握的，因为直到1746年4月在卡洛登（Culloden）之前，汉诺威家的军队还没有正经打败过詹姆士二世党一次。1746年1月，在福尔柯克（Falkirk）双方各投入8 000名士兵，是此次开战后人数最多的一次。詹姆士二世党白天胜了，但他们却没有乘胜追击扩大自己的优势，他们浪费了时间、人力和金钱。这个月底，当围困斯特灵城堡徒劳无功时，詹姆士二世党的时间、人力和金钱全都耗费殆尽。末了，和1715年一样，詹姆士二世党自己打败了自己：他们不是败在战场上，而是在大臣商议室里。1745年12月5日，在德比的埃克塞特（Exeter）宅第，进军芬奇利营地前5天，他们又一次讨论了未来的战略，亲王和穆雷伯爵将军之间的分歧继续存在。查理说，200公里外就是伦敦了，中间只隔着一小撮士兵和芬奇利，我们就能光荣复辟了，打到首都去。法兰西人一定会来，我们在英格兰的朋友们也会站出来，1688年就会是个该忘掉的记忆。

穆雷却不为所动。几个月来，亲王一直发誓说法兰西人马上就出现了，但直到此时还是不见影子，说有3 000名英格兰的詹姆士二世党人要来相助的话也是个幌子。穆雷能看到的是得不偿失的胜利：詹姆士二世党的军队将会陷在伦敦城里，后路被坎伯兰切断，欧洲大陆的汉诺威援军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他坚持说，是时候止损了，要在自己事业的中心地带站稳脚跟：苏格兰。穆雷说话的立场暴露了他们觉得这整个事情根本上就不牢靠。因为说到底，尽管一路胜利，穆雷还是没有把握，除了苏格兰福斯湾以北那片地方，詹姆士二世党的武装在别的地方能否生存下来；或者最起码，他要把自己的营帐扎在离安全逃跑最方便的地方，以防万一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变化。也许他的同族祖先安德鲁·穆雷和罗伯特·勃鲁斯的记忆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新的不列颠是用现金合同和刺刀堆起来的，荣誉文化能否在此存活下来越来越不确定。无论如何，他在讨论中占了上风，詹姆士二世党的军队掉转方向往北撤去，亲王骑在马上生着闷气。不消说，几乎就在他们刚开始长征跋涉往回走的时候，路易十五和他的大臣们终于对詹姆士二世党的进展有了印象，法兰西人回过神来，发出他们期盼已久的入侵舰队！

为时太晚矣！就算法兰西人顶着狂风与波尔图贝洛一战的英雄弗农将军抗击，他们也几乎帮不上什么忙。和上一次1715年一样，詹姆士二世党军的北进之路变成了一个长长的噩梦，暴风雪的拖累和坎伯兰此时非常强劲的追兵骚扰，后撤比前面任何时候都艰难又绝望。詹姆士二世党进发去英格兰时控制的守备部队，这时候就让他们留下来去对付坎伯兰，尽其所能就行。但是在卡莱尔，坎伯兰公爵拒绝接受城堡里的苏格兰守备部队投降，这样公爵就给自己免责了，不必根据管理战争囚犯的约定来处理俘获的囚犯。这是詹姆士二世党在造反，不是绅士之间的战争，所以任何英格兰人只要是据信与詹姆士二世党合作过的，都被草草地绞死，而他们的手下几百号士兵被关进很小很憋气的空间。那里没有空气、照明或水，非人的待遇甚至逼得那些俘虏去舔房间里的黏滑的石头墙面，想要得到一点儿水份。

冬去春来，在高地上，对詹姆士二世党来说，不管曾经取得过什么短暂胜利——比如在福尔柯克得胜——明摆着他们的事业已经被断送。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汉诺威王朝的人力枪炮越来越强大，胜负已成定局。等到4月16日，两军在因弗内斯东面10公里的卡洛登决战时，坎伯兰的兵力是9 000，差不多是亲王部队的两倍，后者人数约5 000。更致命的是，坎伯兰有重炮以及新式的结合了刺刀与发射机器的刺刀枪（bayonet）。亲王不顾将军们的恳求，把一块烂泥地当作战场，让苏格兰高地战士们由此向山岗上发起进攻。一阵阵东北风迎面刮来，抽打在他们脸上；汉诺威方的枪击撕开了士兵的队列，冷风直接灌进缺口。基利克兰克的这次冲锋实在太糟糕，幸存者们踉踉跄跄，听天由命，外加一丝绝望中的宗族团结本能。开火后一小时，詹姆士二世党的苏格兰高地战士就有1 000—1 500人死在战场上，另有700多人被俘。

综合来看，苏格兰战士索性死了还好，可以不必看着汉诺威方面的士兵前来敲断伤者的骨头，甚至在结果其性命之前砍掉他们的手脚，可能多达1 000名无助的伤员就这样悲惨地死去。这样冷血的屠杀伤兵、组织围剿逃兵在英格兰是正当的。据说卡洛登一战之前，詹姆士亲王的命令也是要如此毫无怜悯地对待敌方。但这些命令的说法纯粹是历史赢家汉诺威家族的宣传，实际上穿过英格兰的詹姆士二世党在进军的时候非常注意善待当地人及抓获的军人，以免疏远他们，寄希望于他们能归顺参与詹姆士三世的事业中来。可是，英格兰造谣高地人都是半开化原始部落，坎伯兰利用了他们的歪曲描画，这样说对他自己没有怜悯心的镇压更恰如其实，而且，坎伯兰干得越血腥，英格兰就越喜欢。亨德尔（Handel）的《看吧，征服英雄来了》（See the Conquering Hero Comes）首演于1746年，它是为庆贺坎伯兰的胜利而作的。自治市镇和城镇给坎伯兰送来大量奖章和礼物表达感激之情。在纽卡斯尔，水手和商人组成的领港公会（Trinity House）给他呈送了一个装饰华丽的金盒子，感谢他把他们从可怕的苏格兰人手中解救出来。

卡洛登一役后，詹姆士二世党也许还是有一些机会的，正如他们的一些将领一直认为的，他们可以在高地和岛屿的要塞中继续抵抗，起码能坚持到获得政府特赦，毕竟，亲王的军队在卡洛登只投入了3/5。然而，查理·爱德华匆忙地断送了自己的事业，一如他仓促地开始。他简短地说了几句，宣布他们已回天乏力，命令众人各自保重，自己也开始跑路，直接上船回法兰西去了。他身后留下无能为力的人民，面对不列颠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实施系统的国家恐怖镇压而徒唤奈何；有些是通过武力完成的——整个村落被焚为焦土，根本不经详细询问，根本不顾念当地人的生存，偷走畜群，成千上万的佃农被驱逐背井离乡。始于暴力，终于法律高压，取消苏格兰的世袭传统司法权，这样就摧毁了宗族首领的族长权威，而苏格兰整个忠诚链原本维系在这些首领身上；禁止苏格兰人说盖尔语，也不许他们穿格子呢披肩，除非在王室军队服役时（这种情况下，予以鼓励是一种狡猾的心理算计）；一切有关苏格兰高地部落荣誉的古老文化都被连根拔起，余下的全部打碎压服。

在伦敦，审讯处决詹姆士二世党的为首分子演变成大众娱乐，也是这个热衷于消遣的城市的一场表演。毕竟，这出戏比任何一家特鲁里巷的剧院上演的剧目都要好看。一方面，第三任克罗默蒂伯爵（Earl of Cromarty）乔治·麦肯锡（George Mackenzie）的夫人双膝跪倒在国王面前啜泣，乔治国王给伯爵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夫人悲伤惊恐，随即可怜无助地昏厥过去。国王一向以对舞台表演无动于衷而闻名，此时也不禁为之动容。另一方面，第四任基尔马诺克伯爵（Earl of Kilmarnock）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第六任巴尔梅里诺男爵（Baron Balmerino）带着英勇顽强的气概就义，昭告自己忠于神圣膏抹的斯图亚特家族。最具戏剧性的是第十二任洛瓦特男爵（Baron Lovat）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找到他的时候，弗雷泽正藏身在苏格兰西部的一个空树洞里。这是个邪恶的乐观者，他在两派之间摇摆不定，一直到1745年都忠于乔治二世国王，却派了他的儿子随詹姆士三世亲王征战。此时詹姆士二世党失败了，他为自己的窘况责备儿子。贺加斯去见洛瓦特，画下一幅令人难忘的画：这个咯咯笑着的老怪物板着指头数苏格兰的宗族。据霍勒斯·沃波尔记载，洛瓦特在被押去审讯的路上，一个妇女瞪着囚车喊道：“你这丑老狗，难道你不知道他们要砍了你这颗可怕的脑袋吗？”听到这话，洛瓦特针尖对麦芒地答道：“你这浑蛋的老丑巫，我知道他们会的。”他说对了。1747年4月9日，塔山上，由于处决他的地方围观的人太多，特别修建的看台倒塌了（贺加斯为此又画了一幅画），造成7人死亡，洛瓦特自己这辈子都没亲手杀死过这么多人。

在伦敦的苏格兰人看着这些可怕的报复羞辱场景（还有他们听说的北方家乡的悲惨状况），恐惧、悲怆、愤慨交织在一起。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听到卡洛登的消息时正在小酒馆里，周围饮酒作乐的英格兰人爆发出的庆贺声是如此刺耳，他深感屈辱。尽管他本人并非詹姆士二世党人，也感到悲愤难抑，提笔为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写下挽歌《苏格兰之泪》（The Tears of Scotland）

哀悼啊，无助的喀勒多尼亚，哀悼吧！

你的和平被放逐，桂冠已撕碎；

你的儿子们自古以勇猛闻名，

他们躺在故国土地上被屠杀了；

你好客的屋子，

不再对陌生人敞开；

他们躺在冒着青烟的废墟上，

已化为残暴的纪念碑。

如此深切的哀伤和自悲冲击之下，斯摩莱特和1745年叛乱余波里的很多苏格兰同胞一样，也一定会自问：到这步田地他们还怎么能做不列颠人？其中一些——急剧缩小的少数派——会坦白地回答不可能了，会说苏格兰人是被征服者（汉诺威王室）踩在脚底下，生活在殖民地里，自己的语言、服饰和习俗都被判定为非法了。这么一来，死不改悔的詹姆士二世党、荣誉文化的幸存者们不得不过起隐秘的纪念生活，在秘密的崇敬时刻拿出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的遗物与偶像：带有快乐亲王查理头发的锁、亲王格子呢披肩的碎片；画着模糊得辨不出颜色的高脚酒杯，只有原配的底座才能正好倒映着还原出颜色，才看得出杯子上有那个可爱的失败偶像、那个生而为国王的男孩子、渡海而来的救世主。这本大事记依然是神圣的，但真实的查理（詹姆士三世）在罗马已变得非常堕落——他亵渎神灵，拥有太多的情人，醉饮就更多了。他喝着波尔多酒喋喋不休地伤感地诉说着本来应该如何如何，人却已发福，未老先衰、精神萎靡，靠轻信者的慈悲过日子。他瞪着广场上开裂的石墙，自己也已成废墟一般，深陷在希望破灭后的泥沼里。

然而，除了浪漫的自娱自乐外，亲王和苏格兰真实的未来已毫无关系。在卡洛登战役后的几十年里，苏格兰不再咀嚼痛苦，停留在伤感里，反而变成欧洲最现代、最富活力的社会。卡洛登一战四年后的1749年，约翰·罗巴克（John Roebuck）博士和萨缪尔·加贝特（Samuel Garbett）在普雷斯顿潘斯取得了一个意义完全不同的胜利，就是开设工厂生产硫酸。即便在1745年叛乱之前，土地资本化就已经在改变旧的苏格兰高地生活方式，从前讲人情联系的社区转向生产投资。数百年来在此耕作、拥有小块土地的村民已被清洗赶走，让位于黑脸羊、雪福特羊（Cheviot）或高地牛，它们为低地和英格兰城镇迅速发展的市场提供原料。无论是苏格兰高地或低地，有闯劲的清理工程师，如洛希尔（Lochiel）的卡梅伦家族，做詹姆士二世党和做忠于汉诺威家族的保王派一样都没有违和感。当宗族首领无法履行保证自己佃户的权利和安全这个首要责任的时候，苏格兰旧的生活方式还能留下点儿什么影子呢？

好在起码被赶走的人总有地方可去，无法打破大不列颠的苏格兰族人此时有机会加入大不列颠了，很多人也接受了这点。18世纪下半叶，几万名苏格兰高地人加入了不列颠的军队，他们在世界各地——从印度到加拿大——亲历了很多战事。据说在法兰西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不列颠军团里有7万名左右的苏格兰人。不列颠帝国政府的编年史和帝国的军营及战场一样，很惹人瞩目地由几个著名的苏格兰宗族的名字把持着：门罗（Munro）、艾勒芬斯通（Elfinstone）、穆雷（Murray）、戈登（Gordon）和格兰特（Grant）。有一些最顽固的詹姆士二世党——如弗洛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和她的丈夫，以帮助詹姆士三世亲王逃脱而闻名——移民到了美洲，在北美独立战争（revolutionary wars）期间，他们又宣称［在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坚决热爱、忠于不列颠。

苏格兰人没有被不列颠帝国殖民化，与之相反的是，他们自己殖民了自己。18世纪下半叶在牙买加投资超过1 000英镑的约半数是苏格兰人。格拉斯哥因为跨大西洋的烟草贸易而致富，商业巨子约翰·格拉斯福德（John Glassford）和亚历山大·斯皮尔斯（Alexander Speirs）跻身不列颠最具有经济实力者之列。笛福曾试图设想合并后的苏格兰会更幸福、更繁荣，斯皮尔斯就是这一拨新“北方大不列颠人”的一个完美例子。他原先是个小本商人，后来娶了早先的烟草贸易家族布坎南家的小姐，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斯皮尔斯鲍曼公司（Speirs, Bowman and Co.）成为跨大西洋贸易中耀眼的流星（meteor）之一。公司在克莱德赛德（Clydeside，1762年开始启用干船坞）建造自己的船只，在1757—1765年短短8年时间里，往来于弗吉尼亚及南、北卡罗来纳到不列颠之间，整整16个来回。在美洲，苏格兰人代理商设立公司库房，直接与当地的种植园主交易，摒除了中间商，这样交易费、运输谷物的费用都更低。全不列颠的市场迅速扩大，意味着18世纪中晚期这些货物的销量翻倍，赚到的利润就更高。这些利润（在18世纪70年代初的萧条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中断）反过来又投资到其他经济部门——斯皮尔斯和他的格拉斯哥人（Glaswegian）烟草地主合伙人在玻璃制造、炼糖及亚麻纺织业进行投资。

这些证实了达里恩事业是清白无辜的，也提升了它；苏格兰人想象自己国家的新未来要脱离英格兰而独立是没用的，苏格兰经济经不起英格兰人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恫吓。作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组成部分，他们已被拉进一个日益不可分割的经济体，它让全不列颠脱胎换骨。韦德将军和他的勘测班底及工程师们［包括画家保罗·桑比（Paul Sandby），他做了无与伦比的风景记录］修建的原为战略用途的道路与桥梁，此时给货物运输者和赶牛群羊群的人提供了无法比拟的通衢大道。苏格兰高地的产品，如海带、石板、羊毛、威士忌酒，甚至熏鱼［因为单是在芬湖（Loch Fyne）就有几百条不停捕捞鲱鱼的渔船］，这时候都找到了销往南方英格兰市场的通道。人力、商业和技术真正实现了双向流动：苏格兰人詹姆斯·瓦特为格林诺克（Greenock）干船坞提供了一台蒸汽泵，瓦特又与英格兰人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合作创建了博尔顿瓦特（Boulton & Watt）公司，在伯明翰附近开设他们的小型机械作坊（Soho Engineering works）；英格兰中部的科尔布鲁克代尔（Coalbrookdale）向北方输出其熔炼技术，使卡伦（Carron）铁厂在斯特灵郡（Stirlingshire）得以建成。

苏格兰发生这种情况绝非偶然，在以爱丁堡、格拉斯哥、阿伯丁为代表的“天才温床”城市里，第一批关于进步的理论产生并形成了系统。它首先建立在否定或者最起码质疑的基础上，即不能相信所谓天启，比如奇迹的说法。苏格兰人感兴趣的那类奇迹发生在克莱德赛德。此时上述三个城市的大学、读书俱乐部里理性文化盛行，治愈了长期以来被信仰战争撕裂的苏格兰，曾经低首徘徊在怀旧情绪里的文化迅速转变为直面不列颠帝国冰冷坚硬的现实，高唱福音的庙宇改为向现代看齐。在1768—1771年之间首次刊印出版的非同寻常的三卷本《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可以看成是苏格兰人理智务实又向前看的丰硕成果。苏格兰印刷商安德鲁·布尔（Andrew Bull）与柯林·麦克法夸尔（Colin Macfarquar）最初构思了这套书，主编是另一名苏格兰印刷商兼古文物研究者威廉·斯麦利（William Smellie）。1776—1784年，扩大后的新编《不列颠百科全书》10卷本首次出版，这是詹姆斯·泰特勒（James Tytler）的天才所为。他是诗人、印刷商、外科医生、化学家兼热气球玩家，他正是新苏格兰人的典型代表人物。这时候英格兰旅行者开始北上，在风声呼啸的沼泽和烟雾弥漫的湖边，他们沉思哀伤苏格兰人的悲剧，而苏格兰人作家、哲学家却在扫除多愁善感的蜘蛛网。大卫·休谟（David Hume）说：首先，绝对要看清楚，我们到底是怎么知道事情的；其次，一旦明确知道我们的知识确凿无疑，就要运用它，使之为社会服务，带来幸福和繁荣。幸福正是快乐亲王查理在格伦芬南向自己的追随者许诺的，但是休谟及其哲学家同人认为，实现幸福的机会恰恰要看大不列颠人把自己从旧的“塞壬（siren）之歌”里解放出来的程度。

休谟宣称：“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我们是新的历史时代的人。”但这一次，他并不是说苏格兰或者不列颠是受历史局限的替死鬼，注定经历早已铭刻在古代编年史里的循环往复，原地踏步、裹足不前，尽管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不列颠不屈不挠的斗士。相反，休谟、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审视苏格兰的史诗，在某一处看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顶点，从狩猎社会到游牧民、定居农业最后达到真正的文明：迎面而来的商业、科学工业社会和城市世界。到18世纪末，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苏格兰都市化、工业化得更快。

这时候，在焕然一新的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漂亮广场及大街上，我们能发现真正的苏格兰是什么样的。1767年，詹姆斯·克雷格（James Craig）——他是詹姆斯·汤姆森的外甥，而汤姆森竭力鼓吹不列颠联合，是创作了《统治吧不列颠尼亚》（Rule Britannia）的抒情诗人——拿出了爱丁堡新城的规划，他在上面写了几个特色句子，引自舅舅的诗，将新不列颠大厦比作新罗马——事实上是个升级版的罗马。不同于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沉溺在罗马白日梦里无法自拔，新苏格兰人从壮游（Grand Tour）回来，也许随身带回来石膏模型或企业家加文·汉密尔顿（Gavin Hamilton）给的古董奖章。他们满脑子都是要怎么把古典主义商业化的想法，没有人比“罗马鲍勃”（Roman Bob）即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更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本来明显是矛盾的艰巨任务。

快乐亲王曾把詹姆士二世党军队带到德比后走投无路，13年后，成功的爱丁堡建筑师威廉·亚当的儿子罗伯特·亚当回到德比郡。作为不列颠时尚的首位无敌之王，罗伯特进行了一次完全不同的时尚入侵，让不列颠为之瞠目结舌。在凯德尔斯顿（Kedleston），亚当大方地展示其学识，房屋的南面仿效君士坦丁拱门（Arch of Constantine），它的圆顶沙龙以万神殿为摹本。然而，重要的是，凯德尔斯顿并不是一座伪装成博物馆的乡村宅第，它是一个新的建筑种类。其主人第一任斯卡斯代尔男爵（Baron Scarsdale）纳撒尼尔·柯曾（Nathaniel Curzon）不仅像沃波尔那样依靠土地和政治关系发财致富并取得政治地位，他还开采德比郡的煤矿。显然，他不想让自己的房子给趾高气扬的阔佬客人以压抑感，与西塞罗式（Ciceronian）的高贵雄辩相反，他只要一个美德、沉思、冷静、纯洁与仁慈的庙宇。

亚当在凯德尔斯顿的成功使他成为当时最受人追捧的建筑师，一个真正的不列颠设计师：他在伦敦和爱丁堡两地都拥有事务所，同时在英格兰与苏格兰两国建造房屋。其成功的部分秘诀在于他能把这个“富庶”的要旨融入到自己的建筑风格里，按照亚当·斯密说法，他这一代人所说的“富庶”可不是［如霍顿（Houghton）所演示的］纯粹个人财富积累现象，它还是一股为大众谋幸福的力量。

1746年，在坎伯兰残酷地追杀最后一批不幸的幸存者的时候，亚当·斯密这个福斯湾北岸海关官员的儿子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苏格兰。他背弃了牛津，在那里他写到，牛津大学已经彻底放弃了哪怕是“假装钻研学问”。不过亚当·斯密自己也一样背弃了苏格兰的过去，以便迎接激动人心的未来。斯密是在摒弃了天主教与加尔文主义的各种愧疚和原罪的观念之后才做此展望的。斯密在1766—1776年写作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提出了人类的本能及全部自然的动力都是自我改善，这是历史事实的本质，是虚荣和贪欲驱使上述本能反而并不重要。只要允许普通人听从自己内心的自然冲动，即便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人们也会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更富裕、更有教养、更自由的社会。这样斯密就无视汉诺威家族国家权力的庞大机器，在这个新世界里，他想象着它不再是敌人，王权只是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无须任何政府为财富立法；当然，任何政府自以为能这样做的结果就必然成为它自己自欺欺人的牺牲品；最好的政府是不挡道，放手让无形的市场去自行其是。他写道，经济世界就像手表一样，弹簧和齿轮“都按照其设计的目标会自动调节的，一切都令人赞叹不已”。因此，勤奋的人们所做出的无数的行动自然会为了上帝已安排的目的完美地相互配合。

这个目标就是物质、道德、智慧三方面的进步，现在轮到付出鲜血代价、支离破碎的苏格兰给大不列颠指出前进之路，这是历史最甘美的讽刺之一。苏格兰哲学家们说，如果想要看到未来，忘掉英格兰自负的过去、蒙尘的坟墓和被禁的大教堂吧；相反，到北方来，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这些新的“天才温床”，能看到那里蕴含着不列颠的希望，也许它也是全世界的希望。

[1] 新爱丁堡（New Edinburgh），苏格兰人以这个名字命名他们将要建立的巴拿马自由港。——译者注

[2] 他的另一杰作是圣保罗大教堂。——译者注

[3] 即Jonathan Swift，讽刺作家，有《格列佛游记》等作品。——译者注

[4] 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西班牙首位宗教裁判所大法官，以残暴著称，判决火刑烧死“异端”人士近万名。——译者注

[5] 本廷克（Bentinck），威廉三世的侍从。——译者注

[6] 法尔内塞的赫克力士（Farnese Hercules），公元3世纪罗马仿希腊公元前4世纪的雕塑作品。——译者注

[7] 一只咸猪手（a groper），即指一个色狼。——编者注

第六章

谬误帝国

舞台上的场景：被林子围着的平原，一边有一座小农舍，另一边是畜群及牧人——这是远景。全景是一个隐士的洞，上面垂下野生树林；一派野蛮荒诞的气氛。

上场：阿尔弗雷德大帝随德文伯爵上场。

有多久啊，哦，向来仁慈的天空啊，战争还要如此蹂躏这片可怜的土地多久？

当烛光照到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英雄（他穿着常见的悲剧戏装，即上身胸甲，下身着裙子）逃避丹麦人的时候，他已经精疲力竭，精神颓唐，正在为英格兰的命运愁眉不展。我们必须记住，观众们也都在竭力装出一副全神贯注的表情，如果不那么专注的话，他们就不只是不礼貌也是不明智，这可是为了《阿尔弗雷德》这出戏。两个苏格兰诗人詹姆斯·汤姆森和大卫·马利特［（David Mallett，不再是（Malloch）马洛赫了，为了在撒克逊人（Sassenach）中得到更多机会，他已经把自己的名字英格兰化］合作写的一出假面剧，由托马斯·阿恩（Thomas Arne）配乐。这是接受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路易斯（Frederick Louis）的委托而创作的。亲王是自由大不列颠人的希望，全不列颠最大的艺术赞助人，他的房子在白金汉郡的克利夫登（Cliveden）。这个演出表面上是私家演出，但是在每一个真正重要的环节上它都被设计成了公开宣传，特别面向喜欢八卦的报界公开，要证明亲王及其支持者都是真正的爱国者，连它上演的日子即1740年8月1日也是刻意挑选的——这是亲王祖父乔治一世的登基纪念日。弗雷德里克公然讨厌自己的父母亲，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尊敬爷爷。这一天也是他女儿阿古斯塔公主3岁生日过后的第二天，她的出生对弗雷德里克来说非常值得回味：当时就在孩子快要降生的时候，亲王把妻子从国王、王后身边抢回来，坚持要她在自己家里即圣詹姆士宫生下这个孩子。如果说卡洛琳王后说自己的儿子是“最大的蠢货……最大的说谎者……世界上最大的畜生”好像有点儿过分，特别是她公开说即使他从这世界上消失了，她也不会悲伤得流泪，那就好理解了。但弗雷德里克认为他有的是时间，自己的父亲乔治二世已经56岁了，硬心肠的母亲已在三年前去世，而他只有33岁，等得起。

1751年，弗雷德里克死于脑脓肿，他的追随者们失望了。但在这个夏天的晚上，在克利夫登，外面泰晤士河在静静地流淌着，他们可以不看他的赌局、他的女人们、他的脾气，而看一下他作为有造诣的大提琴手、爱国亲王的典型、自由的捍卫者又是怎么样的。一批从前沃波尔的同盟者、政治热心者们围着他打转。1737年，在关于亲王俸禄的争斗达到最激烈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辞退了。现在他们都是政府的死敌，其中很有可能就有乔治·巴布·多丁顿（George Bubb Dodington），他最近才回归亲王一边。据霍勒斯·沃波尔记载，缎子衣服在多丁顿矮胖的身上紧绷着，纽扣快要撑破了。还应该有理查德·坦普尔爵士（Sir Richard Temple），即科巴姆子爵［（Viscount Cobham，沃波尔不只是不容分说地开除了他，而且，还剥夺了他在国王的骑兵团（King’s Own Horse regiment）的指挥一职，因为这一点科巴姆不能原谅沃波尔），以及被大家叫作“科巴姆犊子”的他的被保护人，就是他的外甥格兰维尔（Grenville）兄弟和威廉·皮特，也许还有辉格党异见者，比如约翰·卡特里特。观众中还有个前托利党政客也颇为引人瞩目，他在盎格鲁–撒克逊寓言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哪能少了他呢？

1714年博林布鲁克曾与詹姆士二世党眉来眼去，这给他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后果——议会贵族院把他除了名，但他的影响依旧不容小觑。1738年，他出版了《爱国者之王》（Patriot King），说白了是为了给威尔士亲王做职业培训。博林布鲁克为弗雷德里克设计的是不切实际的公正形象，要他超越自私的党派主义。作为国王，弗雷德里克将要发誓把国王之责上升到肃清国家腐败与压迫之上。但因为博林布鲁克也出版了一本不列颠中世纪的历史，书里声称自古以来自由与专制的力量是经博弈锁定的，弗雷德里克的角色应该是恢复古代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精神，而阿尔弗雷德大帝在位时就正体现了这个帝王荣耀。据说（错误地），正是阿尔弗雷德大帝开了陪审团审判先例，习惯上他被叫作“自由的保护神”。1735年，亲王委托定制一尊这位盎格鲁–撒克逊英雄国王的塑像，由当时风头正健的雕塑家约翰·迈克尔·赖斯布莱克（John Michael Rysbrack）制作，事后将其竖立在自己帕尔玛尔街（Pall Mall）独院房子的花园里。亲王这样做是昭告世人，自己的野心是要做汉诺威王朝的阿尔弗雷德大帝。

马利特和汤姆森这两个反詹姆士二世党的苏格兰人根本不算什么，至多算敲边鼓的角色。1740年的那个晚上，他们为亲王及其圈内人所做的，实际上是博林布鲁克一手策划的脚本，也是他给定的乐谱调门。考虑到这个情况的重要性，他们不吝花费，请的都是一流的表演者：从特鲁里街请来威廉·米尔沃德（William Milward）扮演阿尔弗雷德大帝，伟大的吉蒂·克莱夫（Kitty Clive）担纲富有同情心的牧羊女艾玛一角，音乐出彩处是柯文特花园剧院的著名男高音托马斯·萨尔韦（Thomas Salway），他兼饰牧羊人考林（Corin）和吟游诗人二角，后者在假面剧结束时的一首新歌独唱将是整个晚上演出成功与否之关键所在——新歌的作曲是阿恩。在这个欢乐的结尾之前，具有洞察力的隐士用魔法召来未来三个最光荣的后世精灵，点醒了那时正处境艰难的阿尔弗雷德国王。他振作起来重下决心与外国压迫势力战斗，这三个王室的幽灵——黑太子、伊丽莎白一世和威廉三世——使阿尔弗雷德大帝灵光乍现，认清了等在自己这四面环海的小国前面的帝国命运（并且向他们吐露心声，做了一番长长的为大不列颠而奋斗的勉励说教）。可是1740年激战正酣，观众对后两位王室斗士为了英格兰独特的新教教会、反西班牙及恐惧法兰西人侵入而战应该特别能有共鸣。就在这个时刻，海军传统的继承人，名闻海内外的“自由大不列颠人”海军中将爱德华·弗农正忙着装备一支新舰队，准备袭击古巴的东端。

阿尔弗雷德的武士热情再次点燃，他发誓要使英格兰摆脱外国蹂躏：这暗示着萨尔韦向前跨出一步，庆祝再次献祭爱国主义：

缪斯们依旧拥有自由，

必将为你修补幸福海岸。

祝福你不列颠岛！你的美无与伦比，

勇士们诚心保护着你。

到这个节骨眼儿上，阿恩乐队的弦乐、半球形铜鼓、双簧管、铜管齐奏，音乐声动屋瓦，萨尔韦来到舞台中央（他一开口唱就知道今晚的表演成功了）将全剧推向高潮，他的高音饱满洪亮，唱着第一句诗逐渐上升，正如一个水手爬上乌鸦的巢穴：

当天堂第一——一次掌控不列颠，

蔚—蔚—蓝色的天外升—升—升—升起大海，

蓝色的天外升—升—升起大海，

这就是特许状，这片土地的特许状，

还有那守护天—天—天—天—天使们唱着这……曲调。

（暂停，鼓乐大作）

合唱：统治吧，大不列颠……大不列颠统治了大海的波涛。

不论鼓掌声只是稀稀落落地表示礼貌或是喝彩震耳，这场表演都还没有完全落幕。隐士（不要与吟游诗人混淆）回来做最后的神谕，预言大不列颠将一统海洋。这点也已经成为阿尔弗雷德迷的一个标准配置，因为解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据信（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他是第一位曾经建立了强大海军舰队的本土国王。如果依照假面剧的传统演出《阿尔弗雷德大帝》的话，那么在这当口就会上演一出寓意深刻的哑剧，角色会是拟人化的海洋（如“金色南方”“温柔东方”“狂暴北方”“广袤大西洋的巨浪”），他们每一个相应地伴随着阿恩配的各式乐曲，上场来向大不列颠倾泻他们的忠心赞颂。

隐士：阿尔弗雷德！前进吧！带领大家走向光辉岁月……

我看见了你的商业，不列颠把全世界掌控在手里，

各民族都为你服务，每一条外国河流都向泰晤士河付出奉献，

……大不列颠人在前进，去统帅大海深处的子民。

向海军致敬吧，每一块敌对的土地，

他们的威胁不足虑，军队也全是窝囊废。

谁统治了海洋，谁就统治了这世界！

接着（必须的）再来一轮齐唱，号鼓要更加响亮

统治吧，大不列颠人，大不列颠人统治了海洋！

无论如何，科巴姆子爵理查德·坦普尔都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关于古文物或不列颠的自由繁荣，他也不需要博林布鲁克的指点。坦普尔认为自己全部的职业生涯都已经无私地贡献给了不列颠，一辈子都在为保全不列颠而战。他是与路易十四抗衡的战争中退伍的老兵，曾经为威廉三世接着为安妮女王在马尔博罗麾下战斗。那时他是步兵团的上校，因为他热忱的保卫“光荣革命”，为自己赢得了“军中最伟大的辉格党人”称呼。科巴姆的妻子安妮是个富裕酒商之女，两人的孩子都没有幸存下来，夫妇俩就精心地培养外甥、外甥女们，即格兰维尔家的子弟，而他们的钱财都投入到了一座如果以帕拉迪奥式宏伟气势为标准来说无疑是英格兰最美丽的乡村建筑：斯托（Stowe）庄园。斯托从来就不是一座逍遥宫，科巴姆是在利用自己的白金汉郡大屋回击沃波尔的霍顿庄园——建筑斯托是要它代表不列颠自由之永恒。詹姆斯·汤姆森在这里写出了颂歌“自由”，很可能是因为在科巴姆的藏书室里读到博林布鲁克的《爱国者之王》得到的启发。科巴姆“犊子们”在此汇聚——乔治·利特尔顿（George Lyttelton）、威廉·皮特（小）及格兰维尔兄弟们——他们都自视为不列颠的狮子，随时准备着咆哮。

在屋后的花园里，科巴姆明白无误地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感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花园设计师们从法兰西风景设计师戴扎利埃·达赫让维叶（Dézalliers d’Argenville）的译作才得到灵感启迪，他们学到的全是关于何为古典的指教。斯托庄园里到处点缀着仿佛迷你万神殿的小亭子，圆顶在上、下列廊柱，位于土墩之上，或水潭尽处。游园者循曲径走来，真的可以驻足凝思。此园风格刻意借鉴画家手法，得益于英格兰贵族大力推崇的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克洛德·洛兰（Claude Lorrain）两位法兰西画家的风景画。只是科巴姆刻意营造历史的政治况味，在1731—1735年，他请威廉·肯特（William Kent）到斯托来，为园子设计了一套新结构，每一件都是他自己公共哲学的体现。在古代贤哲之庙［Temple of Ancient Virtue，不是很严格地师法罗马附近蒂沃利（Tivoli）的火灶神维斯塔神庙（Temple of Vesta）］对面，肯特造了一个不列颠荣光之庙（Temple of British Worthies）。尽管它后来也一直叫作“庙”，却根本不是什么结实的亭子，只是一个敞开台地上的古典半圆形无顶围壁，它上面的金字塔尖是一尊墨丘利［他不只是极乐世界（Elysium）的领座员，也是商业之神］，其下一堵半圆形的宽阔墙壁怀抱着一排壁龛，壁龛上方各具山墙，每一个壁龛里面都是一尊英格兰贤达的“半身像”（印刷的导游指南上这么称呼它们）。

左右自有分野，一边是哲人，另一边是实干英雄（其中之一为女性）。二组囊括了必有的毫无争议的敬慕对象——莎士比亚、培根列在思想家的一边［包括理查德·格雷沙姆（Richard Gresham）这位伦敦新交易所的创立者］，黑太子和伊丽莎白一世也位于实干家当中。但是，还有其他一些人物是科巴姆要更加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永远是“奴性”的死敌：约翰·弥尔顿位于思想家之列，而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则列入实干家中。也许，作为反对派的白金汉郡绅士，科巴姆自诩为是一个世纪后的晚年汉普登。因为18世纪30年代掀起了一股不只同情弥尔顿也同情克伦威尔的风气，后者被认为是自由大不列颠的典型，也是现代大不列颠帝国的创始人之一。实干家的“半身像”实际上表现了创建盎格鲁不列颠海上及帝国力量的缔造者系列：海军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又是赖斯布莱克雕塑的，他肯定就这么一路沿着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做下来的一整个产品线）、伊丽莎白一世，还有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德雷克的铭文是“经过诸多艰难困苦，第一批勇敢地进行环球航行的大不列颠人，使……四海之内和各民族知晓英格兰人的光荣与威名”。

这是第一批真正崭新的大不列颠人，他们以自己内心的爱国主义维系着国内的自由地位，也创建了一个全球海运商业帝国。博林布鲁克坚持说：“海洋帝国是我们的，我们拥有它已经很多年头了，我们打了很多海战，付出了鲜血和金钱的巨大代价才保有它，我们今天必须不惜冒一切风险，经受住任何事件的考验，只要我们还有心保全我们自己的话，就必须继续保有它”。他真是道出了所有爱国者的心声。作为德雷克和雷利这些英雄的后继者，科巴姆和他的受保护人一起相信，这个帝国之所以在世界上是全新的，正是因为它不会再像古罗马那样汲汲于征服土地，而后毁于其拉得过长的前线，这可是导致罗马帝国的中心走向专制的恶行。贵族“男孩爱国者们”去欧洲大陆壮游（如汤姆森是以家庭教师身份前往的），在罗马亲眼目睹了傲慢的罗马帝国留下的气势恢宏的遗迹；在庞培奥·巴托尼（Pompeo Batoni）为他们作的画里，这些男孩们的姿势往往是面对着帕拉丁山（Palatine Hill）上可悲的残骸。而乔凡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出色的雕版印刷品，初版于18世纪50年代，向古罗马致以崇敬的同时提醒着后人最好别重蹈覆辙。4年后，英格兰与法兰西的战争还在进行中，科巴姆让肯特给他建了个哥特式的自由之庙（Gothic Temple of Liberty），用黄褐色铁矿石（比古典建筑常用的奶油色鲕粒岩石灰石更粗砺的土质材料）做成，内部装饰以想象的撒克逊国王的纹章，门楣上刻着取自皮埃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作于1639年的《贺拉斯》（Horace）剧中的铭文，让人一目了然：“谢谢上帝我不是罗马人（Je rends grâces aux dieux n’estre pas Romain）”。

岁月流逝，不列颠历史从虚幻的狂热转向军事现实，斯托庄园就成了表彰帝国自由的主题公园。1747年5月，格兰维尔兄弟中的托马斯死于菲尼斯特雷角（Cape Finisterre）外的海战，庄园里竖起一根柱子纪念他。1759年，另一座方尖碑立起，哀悼（与全民族其他人一起）整个帝国最有名望的烈士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然后到了世纪末，再竖立一个纪念碑，这次是为了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斯托是不列颠第一个向公众开放园子和花园的乡村宅第，还印制了低廉的说明书作为导览，这一点意义重大；到18世纪50年代初，来访的爱国参观者至少有三种选择（有些只要六便士，其他的要二先令六便士，因为加印了风景图），可以引领他们游览这片爱国主义风景地：在帕拉第奥桥（Palladian Bridge）上，他们会对着用浅浮雕铭刻的“商业历史和世界四个角落都给大不列颠人送来其产品”这句话思索；在友谊之庙（Templeof Friendship）的一个画廊里，满是皮特、科巴姆（他在1749年进入了他自己的不列颠极乐世界）、利特尔顿和其他人的头像；他们会在一幅大不列颠油画前伸长脖子，此时帝国又沐浴在光辉中，大家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和帝国合为一体的国家；它们还如此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一个奇迹，通常这二者是水火不容的。

那么，当他们用礼仪祈求“自由”的时候，自由斗士们心里到底在想着什么？第一，免于罗马天主教廷（也许这点使《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的天主教作曲者阿恩不快）的“奴役”，但是他们要恢复的那个17世纪时非常特别的反抗“暴君”努力的历史传统，不是会将它偷偷摸摸地走私夹带进来（如在大主教劳德与查理一世时），就是通过常备军强加给大家（如詹姆士二世）。自由的意思是议会同意后才能征税、正常频率的议员选举以及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大家公认这些善举在天主教欧洲的奴隶制国家里是不存在的，但它们已经在说英语的（即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就已形成）民族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自由意即不断地重申其历史渊源——《大宪章》《请愿权利法》（Petition of Right），还有最近的因此也是最神圣的1689年的《权利法》——及其英雄和殉道者：约翰·汉普登、约翰·弥尔顿和阿尔杰农·西德尼。18世纪30年代，对沃波尔的攻击又增加了一个当代发明的描述暴君的词：知更鸟统治派，它或许比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更糟，因为他们伪装自己好像在保卫1688年的原则，可是通过了1716年《七年法》（每七年选举一次，而不是三年一次），议会禄虫和险恶的征税官们实际上都在专心地搞腐败，他们已经彻底溃烂，这些奴颜卑膝的受雇官吏和阴阳怪气的马屁精都是在靠大人物的赏赐过日子。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列颠的诚实人都在勤勤恳恳地努力劳作：普通乡村绅士、商人、正派的工匠、商业从业人员——他们才是不列颠的“心血”，是不列颠活力的源头。正是他们感到沃波尔征税人员的专制力量欺压了他们，希望借助蓝色海洋帝国的促销，实现自己在贸易与自由之间的合伙人关系。因此，在其他事业之后，他们说的自由就是买卖奴隶的自由。

关于这一代人，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大肆鼓吹的自由没有黑人的份儿，那些写了《大宪章》或《请愿权利法》的人绝对不会把黑人的福祉放在首位。他们几乎不会记得还有黑人的自由这一回事儿。他们鹦鹉学舌，要一个自由帝国的改革方案，但自由帝国的繁荣依靠的正是奴役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因为还需要经过一代人的时间，激进的教会法规才会把平等“自然”地加入到自由的概念里来。那时候这些爱国者认为，如果一个非洲人祈求自己能适用一个自由大不列颠人的行为戒律，这是冒犯了其本意。所以当威廉·肯特自己树立起一个纪念碑，纪念77个尝试创建自由的说库阿语（Akan）的安提瓜（Antiguan）奴隶帝国的创始鼻祖们的时候，这些试图夺取安提瓜岛但失败了的领袖们，在1736年10月乔治二世加冕礼纪念日这天，正好被活活地当众烧死。如果安提瓜岛当局者是按照汉斯·斯隆（Hans Sloane）——他后来成为乔治二世的医生——描述的过程那样做的话，那么这些奴隶的四肢是“用弯曲的棍棒钉住在地上，然后从按住的双脚双手处以不同程度一点一点地点火，慢慢地烧向头部，这样才能给他们造成最大的痛苦。”据官方记载，5个奴隶用马车撕裂，6个活着吊死，还有77个烧死——不到4个月里共处死了88个。其他在这事件里没有直接干系的奴隶，也许是被阉割、砍去一只手或脚，或鞭打“直到皮开肉绽，有一些放上胡椒和盐让他们好受”。

自由大不列颠人的帝国如此大声地广而告之，却要建立在最残暴地强迫奴役非洲人这个基础上，其中的讽刺意义不单单是个学术悖论；它正是帝国成功的先决条件，不论如何正当地自我庆幸最后终于废止了奴隶制，这个原罪都不足以抹去。

对于帝国的创立者来说，接着还有两个历史命运的扭曲就在眼前——这是他们在帝国奠基年月的光明前景里怎么也想不到的后果。大不列颠帝国的海洋性格，喜欢推销商业机会胜过对开疆拓土的偏好；他们直觉军事冒险应该与商业投资分开，认为这样能对臭名昭著的罪恶产生免疫力。那些因为军事冒险而产生的罪恶曾发生在各个古老的帝国里，最近也出现在奥斯曼帝国及天主教西班牙帝国的帝制独裁政府里。大不列颠帝国被认为应该维持自足，保持刚刚足够的军力和中央管理体系，使得经济机器的各部门相互协同正常稳定地运转就好了。各殖民地只需配合“种植”，恰当保护好自身免受外国的掠夺和入侵，给大不列颠输送原材料，母国就会向它们返还工业品和这些原料的制成品。只要不列颠市场的价格上涨，海外原材料供应者就能赚够钱，足以保持进口工业品与制成品。殖民地甚至能发展农场来提高自己的产量，这就能降低原料的生产成本，反过来又可以使殖民地的产品供给更多的不列颠人。这种互惠好运的上升趋势可以使各方受益，又没有虚荣的征服费用，也不分散精力，自由帝国及其企业就能把世界编织在一起，仁慈的共同进步的循环往复就能永远地进行下去。

但是很明显，到18世纪末事情也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大不列颠帝国不是遍地农民和贸易商，反而到处是士兵与奴隶；举起自由大旗的北美殖民地的定居者回过头来凶狠地对抗大不列颠人，然后自顾自地向前去了。不列颠原本指望帝国的基础建立在世界各地轻武装的商业网点上，这时反而发现帝国要对加勒比地区差不多100万的奴隶负责，另外还有起码5 000万印度次大陆的居民。大不列颠人出发向东走的时候本来心里想的是赚点儿小钱，结果不知咋的就闹成了统治（Raj），脚注变成了故事的主线。看看今天不列颠城市的大街，就可以明白到现在这个故事也还没讲完。

那么，不列颠到底是怎么走到谬误帝国这一步的？

一开始，大不列颠帝国是因循习惯形成的，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温和亲切地鼓励大家过过瘾就好：一支烟、一杯好茶、一粒糖果（稍后的时日里，是一管鸦片）——异国的稀罕物变成了消费者的渴望，例外的欲求成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对于商业来说，只要有利润，厌恶是可以克服的，詹姆士一世也许出版过短文，反对下流的尼古丁烟草种子（“亲爱的同胞们，让我们考虑，什么样的名声或策略能打动我们，去模仿野蛮的、不敬上帝的、奴性的印第安人的粗野兽行……学这么个粗鄙发臭的陋习？”）但是弗吉尼亚公司建立的第一个定居点种植烟草，还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假如很幸运，詹姆斯敦（Jamestown）的定居者更愿意的当然是自己能随地发现金银，就像南面的西班牙人帝国衣兜里揣满了黄金和白银那样。但是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没有金子，定居者们只好和能给他们带来可靠利润的粗大叶子植物对付着过日子。17世纪上半叶，有很多次，这个英格兰烟草殖民地到了快要消亡的边缘：夺去很多人生命的疾病，与美洲原住民的激烈战争（其间，英格兰人和原住民，彼此屠杀男人、女人、孩子），他们自己极其靡费的、不现实的期望；气候、昆虫和他们自身不讨人喜欢的禀赋毁了很多人。1607—1625年，约有6 000名移民到来，过了几年后，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弗吉尼亚只有1 200人。但随着消费烟草的习惯在欧洲文化中扎根，弗吉尼亚烟叶作为优质品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来自欧洲的需求猛涨，烟叶的价格上升，巴尔的摩伯爵的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个定居点这才撑了下来，并且连成了一片，然后往内陆纵深推进。因为受到也许会拥有几百亩“庄园”的可能性的吸引，绅士阶层的小儿子们和贸易商蜂拥而至，最后变成以烟草发家而受封的男爵。从伦敦和布里斯托的贫民窟及出租房里来了几万个男孩，平均16岁，极少超过19岁，他们和少量非洲奴隶一起，成为现成的苦力。这些男孩中70%—80%签订了契约（受合同束缚），为自己的食宿而白白地工作3—5年，之后可以自由地提出要求，得到一小块原先允诺的土地，或者接着出租劳力，或者开个小店。

1600—1700年间英格兰人在北美的早期定居点

原先设想的殖民地“种植业”是要这样运转的：一群反社会的没有出路的人从母国分离出来，带着自身各方面将要“改善”的期待开始着手工作，这片土地也因为受到了照应而得到改良。母国（严格控制下）作为珍贵原料商品的接收端，忙于生产成品运回发展中的殖民地。不像喧闹的爱尔兰本地人都是基督徒（那是一种欺骗性的天主教），还会吸引有害的外国势力来带坏爱尔兰人使其变成捣乱分子；美洲原住民很明显抵触福音，那么可以把他们推到河流的上游，赶进树林里、大山里，离殖民地越远越好。1622年，弗朗西斯·怀亚特爵士（Sir Francis Wyatt）提到整个英格兰——美洲的计划时，毫不愧疚地宣称“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赶走野蛮人，拿到这个国家的自由土地，强如与他们和平相处或联盟……因为在我们中间不要异教徒，这绝对是最好不过了，最好的原住民也只能是夹在我们当中的荆棘”。

然而接着事情就全出岔子了。从17世纪80年代起，烟草的价格开始下跌，之后一路直线跌落，北美殖民地的一批小种植园主、中间商和加工厂破产，但这还没有击溃切萨皮克定居点。马里兰与弗吉尼亚地面上有5万定居者，他们成功地转向种植更多品种的庄稼——特别是靛蓝和小麦，殖民地幸存了下来。烟草市场会在下一个世纪复活，但是暂时来说，钱不像先前那么容易赚了。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别的地方赚钱容易了；因为17世纪下半叶，整个欧洲涌动着另一种渴求，它使大不列颠帝国从世界经济的小家碧玉转型为明星演员。这个过程始于咖啡这种备受人们喜爱的含较高咖啡因的热饮。奥斯曼帝国的耶尼切里军团（janissaries）向西往欧洲中部进发的时候，从伊斯兰世界带来了咖啡。维也纳抵挡住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围攻，却败给了咖啡豆。美洲可可豆做成的巧克力饮品通过中美洲文化传给了其西班牙征服者，而荷兰人开拓新市场总是有独到的眼光，可可豆就是经他们提炼后而加以市场化的。1650—1675年，很多伦敦咖啡馆已经在大量地供应咖啡和巧克力了。

可是，至今还没有搞清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人类学统计，更别提经济史学，没有谁能成功地提供令人满意的说明，大不列颠人何以从头开始独独钟情于山茶（Camellia sinensis）叶子沏出的东亚饮料。1657年，托马斯·加维（Thomas Garway）在交易所巷（Exchange Alley）自己的咖啡馆里，同时开售中国茶叶及茶饮，八成是中国安徽和浙江出产的上等绿茶熙春茶（Hyson）或福建龙岩的新罗茶[1]。因为预料到当时关于绿茶会有些更神奇的说法，加维把它作为一种神奇的药物推出，声称它：“全面保健，绝对有益身体健康，延年益寿，明目”，能“清肠、治感冒、消水肿、治坏血病”，能“增加身体活力，使饮者精力充沛”。到了18世纪之初，茶至少在不列颠500家咖啡馆里行销，而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武夷山出产的红茶占领了市场。这些茶中最好的比如正山小种（Souchong）需要较长时间烘焙，但产量够多，足以让东印度公司从广东运来，保证以低价供应给市场上的广大用户。更重要的是，在18世纪的前几十年里，武夷红茶跨过商业饮料的门槛进入了不列颠人家庭饮品的行列。起初只有时髦的富贵人家喝得起茶，等到了18世纪20年代，商人阶层甚至工匠家里也都喝它了。茶一枝独秀，成了斯文的社交饮品，最宜家居享用，还带着些女人手里闹出的礼仪小花样。到了18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司一年从中国进口到不列颠的茶价值将近100万英镑，然后公司在伦敦市场上以四倍的价格出售。

即使是单单为了增加讲故事的趣味也有必要给出证据，来说明糖为什么恰好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事实却好像是从头开始茶就被认为需要加糖才会可口。在加糖这一点上，茶和味道更冲、更苦的咖啡与巧克力一样，我们简直无法设想生产第一套瓷茶具的时候会没有糖钵来配茶壶及奶罐。1715年，公认大力推介糖的神奇作用的弗雷德里克·斯莱尔（Frederick Slare）医生竟大言不惭地说糖能治愈眼病，还是理想的牙粉。他宣称现代不列颠早餐真的产生了。“早正餐叫早快餐，”他摆出一副权威架势写道，“包括面包、黄油、牛奶、水和糖。”然后说茶、咖啡、巧克力作为上等饮品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好处”。从前的家酿淡啤酒（small beer）、面包，也许还加上奶酪或熏鱼的旧式早正餐开始没落，至少在不列颠的城市里是这样。到1747年，汉娜·格拉斯（Hannah Glasse）的书《简易厨艺》（Art of Cookery Made Plain and Easy）出版，这是第一本针对中产阶级的厨艺书，里面的食谱就假定糖是大家都买得到又用得起的。“做一个口感醇厚的蛋糕”需要3—4磅“两遍提纯的糖”；“长盛不衰的乳酒冻”，每2.5品脱奶油要配一磅两遍提纯的糖；“糖水桃花（主意绝妙）”要用糖两磅；两种格拉斯太太的“便宜”大米布丁（烤的和蒸的）都要用糖做基本原料。不列颠人喜爱甜食，好吃水果馅饼和布丁、风味奶油和奶酪蛋糕、果酱、柑橘酱、果冻，这些东西终于在民族食谱里来了一次大报复。这一次大众口味的改变在历史上起了革命作用，不只在大不列颠，在全世界都一样。

糖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已广为人知，消费也很常见。但它来源于外国，价格很高，这意味着它不是被当作调味品就是被当成药物。最常见的甜味剂是本土出产的蜂蜜，便宜又生产方便。因此，当糖在凯尼尔沃思的莱斯特伯爵西蒙·德·蒙特福特等大贵族的家用账本里出现时，其花费很少超过两英镑。糖通过伊斯兰世界抵达欧洲的基督徒世界，十字军的鲁西格南（Lusignan）王朝有一阵子统治着耶路撒冷，是他们在历史上首次尝试在塞浦路斯（Cyprus）岛上的家庭作坊里生产糖。但是甘蔗原产于东南亚的赤道季风地区，从新几内亚（New Guinea）岛到孟加拉湾都有种植，只要湿度高、多雨、气温高，它长到两米就成熟了。地中海地区更干燥，即使生长条件良好，甘蔗的产量相应就低，因而出产的糖价格相对就高。正因为这些困难，甘蔗在这里无法成为主要作物。所以几个世纪以来，糖在欧洲一直是做药物或调味剂，是具有异国风情的奢侈品，而不是日用品。但是葡萄牙船主和种植园主在荷兰和犹太人贸易商及提炼加工者的怂恿下，不断地向西进发，来到大西洋更暖和的北回归线附近，比如说，到了马德拉（Madeira）岛和圣多美（São Tomé）寻找热量和雨量刚好适合种植甘蔗的地方。后来有名的故事是（其实几乎是出于凑巧，船被风暴刮得偏离了原航线）在巴西的前葡萄牙殖民地，他们发现这里正是他们要找的地方。

但是，如果甘蔗的金色汁液要卖个好价钱，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条件，那就是大量的、集中的、能完成一种特定任务的人力。因为甘蔗是一种不易应付的不稳定的作物，它需要14个月才成熟，不是在一个单一种植年里种植就能收获的，然而一旦它成熟了，这一棵棵笨重的大草就要尽快收割，以防止其糖分转化成淀粉。一等剥了皮砍断成节，甘蔗就要迅速送进那些牛拉的竖直滚压机，否则汁液里的蔗糖就会聚集起来自动降解。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煮沸汁液，把握在煮沸过程中最合适的时刻让汁液结晶，在反转的锥模里加进黏土阻止糖分降解后进行部分提炼，长久的干燥浓缩过程——都需要体力、速度和耐力。在热带条件下，签约的白种欧洲人或抓来的美洲原住民都吃不消这么高强度的体力活儿，事实证明二者都难以自律，喜欢喝酒造反，很多人逃跑了；在闷热潮湿的艳阳天里，昆虫加上湿气带给他们多种疾病，让他们死得和苍蝇一样难堪。但是葡萄牙糖业大佬，还有特别是荷兰人犹太人中介商深悉这一行值得坚持，伯南布哥[2]的商人只要解决掉人力的问题，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那么，上哪里去找这样一种人力供应，强壮、能扛得住疾病又温驯，就像那些拉动压榨机的牲口一样？还有什么地方呢？当然，正好就是葡萄牙人已经从那边的象牙、黄金和人力贸易中赚了大钱的中西非，就是这里了。

这正是个浮士德式（Faustian）的时刻，但也有人已经看破了这个葫芦的魔鬼本质：在巴西的耶稣会会士谴责这样把人当牲口使唤是对上帝最大的不敬；另外，同样可敬的教会之父们（Fathers of the Church）当中的有识之士及西班牙帝国的法学家们直接上书腓力二世，控诉这种不可言说、非基督教的奴役罪恶。但是其他的枢密院大臣和神职人员却盘算着假借虔信，辩解说奴役是给无信仰的非洲人带去福音的一种方法，还有，这样他们不是摆脱了他们自己内部的部落战争了吗？这些显然是狡辩，常常没有诚意，但西班牙帝国（1580年与葡萄牙合并）手头非常缺钱花，而且忠言逆耳，国王更愿意听宽心的话。到1630年，可能有超过6万名非洲奴隶在巴西种植甘蔗的州里干活。西班牙的一众投资人拿到了丰厚的回报，除了那些精神和身体都受到非人待遇的牺牲品。

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开始，英格兰闯入者（是荷兰人的竞争对手）就在西非海岸购买奴隶，贩去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但是到17世纪中叶，他们看着巴西（葡萄牙和荷兰在那里决一雌雄争夺统治权）眼红，明摆着那里财源滚滚。荷兰人——随便去拜访一个阿姆斯特丹面包师或糖果商就看得出来——已经把糖引入日常生活，而不是当成一种稀有又昂贵的奢侈品。英格兰人还意识到，即使在早期生产过程中糖很不稳定，但它在运输和仓储阶段极其稳定；它用途广，市场容易接受。除产出两种糖（精制糖和粗糖）以外，还有糖蜜、糖浆及朗姆酒。糖作为一种长距离贸易的货物真是无出其右者。

那么，英格兰人到哪里去种植甘蔗呢？还要是安全的地方，远离西班牙人的魔爪。早期英格兰人曾在百慕大（Bermuda）做了一些尝试，但是南卡罗来纳海岸外的这个小岛太干燥、凉爽又偏远。另一方面，巴巴多斯是个理想之地，它孤悬在大洋当中，位于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迎风面的最顶端，年降水量平均60英寸（超过1500毫米）——甘蔗生长就需要这么大的湿度，还可以利用迎风面的风来推动风车的风叶压榨甘蔗。还有，巴巴多斯远离西班牙在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的势力中心，但还是在加勒比海的范围里，无论船只从非洲还是英格兰来，这都是其停靠的第一个港口；连这岛的地形仿佛都是完美的，南部的低地向着海岸倾斜下来，海岸上的一些地方天然合适做良港，而北面是潮湿隆起的高原，英格兰人很快就将它命名为“苏格兰”。

很可能，1625年，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船长从圭亚那（Guianas）返回途中第一次登陆巴巴多斯时就想到了糖；可那个时候在殖民地种植的作物首选烟草，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巴巴多斯都在努力地种烟草，但这里出产的烟草想要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烟草竞争太难了。岛上雨林茂密——遍地是乳香、铁木、毒漆树、锄柄木和角豆树——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才清理出足够的种植地。即便如此，这里出产的烟叶也从不能和弗吉尼亚烟草值得夸耀的品质媲美，而困扰着切萨皮克湾种植园的人力问题在这里也一样存在：爱尔兰的签约劳工在这种能叫人累趴下的制度下尤其难以管束，来自英格兰的少年在烈日下打蔫瘫倒。1649年——英格兰革命那年——巴巴多斯岛上有一次奴隶阴谋起义，被无情的典型克伦威尔式残暴镇压了。即使在起义前，有些第一代垦殖者如詹姆斯·德雷克斯（James Drax）——他具有英格兰与荷兰双重背景，就自费从非洲运来奴隶劳工。这样，奴隶和糖联结在一起远胜于挣扎着种烟草，尤其当荷兰人准备给种植者提供压榨设备投资，甚至已经给他们演示过如何使用压榨设备，本来潜在的甘蔗种植的好处这时候就迸发出来了。早在1647年，一个拥有50英亩地的甘蔗种植者报告“吃的东西……目前很短缺（因为）人们都集中精力种甘蔗，我们宁愿高价买食品，也不想用劳力自己种吃的东西，因为糖厂的利润太好了”。

1652年，伦敦的第一家咖啡馆开业。三年后，巴巴多斯运回英格兰7787吨糖，岛上有2万名奴隶，2.3万名白人，白人中过半数应该是契约劳工。两年后，当理查德·利根（Richard Ligon）来的时候，巴巴多斯作为富庶之地在不列颠已经大有名气。德雷克斯给自己在高坡上建造了一座詹姆士二世时期样式的庄园房子，“我们走过海岸时，”利根写道，“种植园接连地出现，它们建在山坡上，是一个在另一个的上面，就像它们是一整个很多层的很有气派的房子那样令人赏心悦目。”众所周知，一个甘蔗种植园的前期投入费用是1 000英镑（从荷兰人那里借），200英亩地。另需：一座风车（有时候，连带蒸煮房，和邻居合用）；蒸馏朗姆酒的酿酒厂；约100个奴隶。在几年之内，它能带来2 000英镑的年收入。无怪乎亨利·惠斯勒（Henry Whistler）在1655年记下“本地绅士比我们在英格兰生活得要好得多”。他们是不列颠美洲殖民地最富的人，远远地甩开其他人。

正是在1640—1660年，国内大声宣扬雄辩自由的时候，大不列颠帝国的奴隶经济在加勒比地区产生了（上帝好像决定了海地不属于大不列颠，克伦威尔于是感到失望受挫，因此在1655年得到牙买加后他又感到一些安慰）。可惜，这一时机不够凑巧，因为如果要建立“自由帝国”，就意味着不能要天主教徒，没有人比护国主时期（当然很多情况下他们与顽固的复辟派是一样的）那些顽固的国库管家们更想这样的了。20年前，完美的清教徒沃里克伯爵（Puritan Earl of Warwick）就已经是最热衷于在加勒比地区定居和贩奴的急先锋之一。因此，当巴巴多斯的白人议会重申他们在岛上实现自治就是对母国忠顺的时候，这里已经布满了戴着脚镣的非洲人，小岛变成了小共和国，但巴巴多斯的白人议会没有感到良心不安，他们没有不利于自身的道德警察那样的悲情。巴巴多斯被分成多个教区，每个教区都有一座小礼拜室（到现在也是如此），其庄园主绅士阶层扮演地方治安法官角色，像他们在波克夏（Berkshire）或柴郡那样援引英格兰普通法来充当法官。他们也用一套奴隶制来司法，宣布奴隶逃跑就要被截肢，如果奴隶偷窃超过一先令，惩罚是死刑。如果种植园主随意杀死一个黑人也许会有被罚款的不便，但事实上这是无法证明的。布里奇敦（Bridgetown）和其他几个码头很容易防守，巴巴多斯小岛天然地免受天主教入侵，这个殖民地充满了上帝的祝福，成了艳阳天下的阿尔斯特。

英格兰的君主制恢复后事情就更好办了。当年查理一世的战事失利后，莱茵王子鲁珀特（Prince Rupert of the Rhine）就去西非的冈比亚（Gambia）贩奴了，为此鲁珀特小赚了一笔。当他的表弟查理二世登基后，1660年，非洲皇家探险公司（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rs into Africa）成立，在拿到一年1 000个奴隶的西非贸易垄断权以后，鲁珀特就有了用武之地。1663年该公司重新注册成非洲皇家探险家贸易公司（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rs Trading into Africa），一般被大家叫作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等到鲁珀特的船只在布里奇敦放下第一批人类货物的时候，巴巴多斯已经有超过3万名奴隶，岛上的黑人是白人的两倍。到1700年，奴隶数量上升至5万人（一个世纪后，巴巴多斯的奴隶人口大约是7万人，而牙买加的奴隶是40万人左右）。巴巴多斯成了高端、利润飞快增长、工业化组织奴隶生产的资本主义温床。巴巴多斯岛上曾经拥有相对小块土地的农庄——平均10英亩左右——上面有白人契约劳工和奴隶混合在一起工作的情形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350家超过200英亩地及数十家过百英亩地的大庄园，所有庄园都只有非洲奴隶劳工。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这样的贵格会教徒访问巴巴多斯时，布道说“所有黑人、白人和黄种人”都是上帝的创造，都是平等的，请求庄园主温和地使用奴隶，过一段时间后就解放他们——但还差一点儿，福克斯并没有要求庄园主们废除奴隶制。1673年，不屈不挠的老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问道：“把人等同野兽使用这是一项该诅咒的罪行，这不是你们干的好事吗？你们不是像买一匹马来干活一样买来他们、役使他们……你们辱骂他们是野蛮人，难道不知道这是在谴责和辱骂你们自己吗？”他真是骂得够狠的了，可是，即使他们有时候尴尬地承认这个人力代价，庄园主们（当然还有国内的商人）就是耸耸肩膀，回嘴道“一个黑人要自由干吗”。底线向来是金钱，丹尼尔·笛福和往常一样直率得惊人，绝对说真话：“没有非洲人买卖，就没有黑人；没有黑人，就没有糖……没有糖……就没有岛；没有岛，就没有（美洲）大陆；没有大陆，就没有买卖；那就是向你的美洲贸易还有你的西印度贸易说拜拜了。”诗人威廉·库珀（William Cowper）

后来关于这个困境写了一段短诗讽刺：

我承认我震惊于贩卖奴隶，

害怕买卖他们的都是恶棍。

我听说他们的艰难困苦、受的折磨和痛楚，

几乎能使石头都发出怜悯。

我非常可怜他们，但我必须禁口，

因为我们怎么能没有糖和朗姆酒？

在一个半世纪的奴隶贸易里，1650—1807年，不列颠船只运送了300万—400万非洲人离开他们的家乡到美洲所谓的新世界（New World）去。所有欧洲国家的贩奴者总共拐骗买卖了900万—1200万名奴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一种群拐卖。其中150万人死于中段航程（Middle Passage）贩运路上的地狱十字路口，即不列颠——非洲——西印度群岛——不列颠的第二段航程途中，这一线路是“三角贸易”（triangular trade）这个术语的来源。当然，不止是欧洲和美洲白人应该为这个弥天大罪负责，它原本是葡萄牙人发明的跨撒哈拉（trans-Sahara）奴隶贸易，后来日益兴盛，最早由非洲的武士交易者捕猎黑人，也由非洲武士交付黑人给葡萄牙人，他们才是始作俑者。但是17世纪末—18世纪，新世界对奴隶的需求如此贪婪，就使有些人动了邪念去打劫——通常是原住民或葡萄牙人——远远地深入超出他们传统的抓捕区域，对非洲内陆的灾区和不设防的村子伺机下手。到18世纪早期，劫掠团伙越过尼日尔（Niger）北部直达苏丹（Sudan）西部，该地区当时已经遭受多次蝗虫灾情和干旱，这时候就更不安全。在一些最糟糕的地区，绝望的村民出卖孩子乃至自身也并不少见。

在另一重意味上，比起一般伊斯兰和非基督教的非洲人世界里先前已经存在的奴隶的形式，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性质更不人道。因为在那些地区，毋庸讳言奴隶当然也是没有自由的，但是他们只是特定情境中的对象，和其拥有者的家境、宫廷或军事随员或土耳其苏丹后宫有关联。在这些情况下，黑人奴隶从各种感受上都被看作是有价值的，这点也同样适用于欧洲城市里的奴隶：荷兰或英格兰居家中的黑人是被当作异国宠物一样展示和豢养的。可是，人类历史上到那个时期之前，从来没有某个特定种族的群体——非洲黑人——是纯粹以单位产出利润来计数的。奴隶的定义一直是财产，但此时花样翻新：核定价格、出售、打包、运送、再出售、分期偿还、贬值、注销及取代。如巴克斯特说过，他们不比能驮重物的牲畜好到哪里去。或许，这种非人道待遇中最可耻的莫过于，殖民者在回顾过去的道歉文学中，采取一套种族主义的陈词滥调，宣称非洲人如动物一般无能，感受不到痛苦，甚至无力拥有白种人一样的感情。

又有谁能知晓他们是什么时候觉醒的，他们吓坏了，自己已被当成野兽这种感觉如此的刻骨铭心？奴隶们在到达第一个转卖点——从海岸角城堡（Cape Coast Castle）的临时羊圈的时候——就已经遭受一连串的罪了。18世纪中叶，伊博人（Ibo）奥拉达·艾奎亚诺（Olaudah Equiano）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后来他的主人给他取了个类似瑞典国王那样特别拗口的奴隶名字古斯塔夫·瓦萨（Gustavus Vasa）——当他还只是个孩子时就很明白被拐卖的危险。当村里的大人去地里干活的时候，他就爬上树头，一看到有可疑的人出现就发出警报。即使这样，有一天他和他的姐姐还是被抓住了，当他们俩分开时，痛苦第一次向他袭来：“我陷入不可名状的心烦意乱中，一直悲悲戚戚地哭，好几天都没吃什么东西，只是他们硬往我嘴里塞东西。”尽管后来他又见到了姐姐，对艾奎亚诺来说，和其他无数人一样，当时是个绝望时刻，他被彻底地连根拔起，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故土、习俗、语言和亲人。被带到奴隶船上的时候，他们把他“抛掷起来看看我是否结实”。他对自己已经沦为牲畜的感受一定是再清楚不过了。“汉尼拔”号（Hannibal）的船长托马斯·菲利普斯（Thomas Phillips）记述17世纪90年代一次典型的航程，描绘在威达（Ouidah）的非洲奴隶贩子检查货物时，其过程更侮辱人，查验雅司病（yaws）的迹象“会发现其几乎一致的症状……和性病在我们身上的症状一样……我们的外科医生被迫仔细地检查男女私处，这活儿很累，但绝不可省事”。一旦买下，就在奴隶的胸前或肩上烙上代表船名的字母，“先用一点儿棕榈油涂抹，减轻痛楚，四五天后记号就好了，非常清晰，是白色的”。

装船过程中会出现其他令人遗憾的不便，影响其顺利进行：有的黑人“非常固执，不愿离开本土，直接从独木舟、小船、大船上跳进海里，藏在水里直到淹死，也不愿被我们追索他们的小船找到救起。他们把巴巴多斯想得很可怕，比我们想象的地狱还要可怕”。即使到了船上，还有机会自杀，尤其是奴隶贩子通常在非洲海岸边航行，继续装货：非洲人会跳过船舷，不管有没有戴脚镣，“我们看见过……他们沉下去，被鲨鱼吃了，”菲利普斯写道，“数量惊人的鲨鱼在这里（威达）的各条船边游弋，他们告诉我，鲨鱼会尾随船只直到巴巴多斯，等着吃途中被扔下船的黑人尸体……我绝对不想我们去那里的航程中，每天看到几条鲨鱼……我们船上大约有12个黑人真的顽固地自溺了，还有一些黑人绝食饿死，因为他们相信死后自己就能回到祖国和朋友们身边。”

其他记录“疯狂的”黑人不计后果的种种举动还有：要么他们在途中自残，要么是鲁莽地拒绝进食，因此危及货物价值。当小艾奎亚诺拒绝吃给他的豆子和蔬菜马料时，他遭受了鞭打直到他改变主意。奴隶贩子及其外科医生们轻描淡写地说的“忧伤的”事，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极致命的脱水引起的半强直性昏厥状态，其特征是眼睛凹陷、舌头肿胀和麻木。一个体重70千克左右的成年男子正常情况下一天需要4品脱（2.3升）水，以补偿从尿液和汗水排出的水分。在中段航程里——不管如何“正常的情况下”需要航行30—70天，一个奴隶平均只能得到1品脱水加2品脱汤，就这样，假如说给过水分补充的话，也是很少，能给足量，即便是真的给够了量，奴隶们还是会缺水。这么长时间的航程中，如果他或她失去身体里80品脱（不到50升）水分的10%，肯定必死无疑，而船上10%—20%的奴隶就是这样死掉的。

大量出汗而脱水是第一个原因。当船只航行到外海，奴隶们每天两次被带上甲板呼吸新鲜空气，喝水、喝汤。但是如果海上风浪太大，他们就只能待在狭窄的空间里。那是比欧洲穷人的棺材还要小的地方（据皇家非洲公司的规格），闷热得令人难以呼吸，每两人还被脚镣锁在一起；如果船继续沿西非海岸（世界上最热、最潮湿的地区之一）航行，且装载更多货物的话，甲板下的环境更危险，奥拉达·艾奎亚诺回忆：

1700—1800年之间非洲主要奴隶地区和港口

空间狭小，天气炎热，加上船上人数众多，拥挤到每个人几乎无法转身的地步，我们几乎窒息。每个人出汗都很多，空气中充满各种臭味，无法呼吸，奴隶因而生病，很多人死去。我敢说这种目光短浅的贪婪给他们的买家造成了损失。本来已糟透的情形再加上戴着锁链，皮肤磨损擦伤后雪上加霜，不堪忍受。孩子们经常跌进粪桶，几乎窒息。女人尖叫，将死者呻吟，场面之恐怖令人难以想象。

艾奎亚诺描述的这个环境，是排泄物的污秽造成的志贺氏细菌性痢疾（shigellosis）或细菌性痢疾（bacillary dysentery）即“红流”，以及更加凶险的阿米巴痢疾（amoebic dysentery）即“白流”爆发的最佳场所了。这些情况一般由登上贩奴船的外科医生记载，二者都会引起剧烈抽搐、呕吐和腹泻，导致病人脱水情况加剧。难怪当艾奎亚诺第一次被带到甲板下的时候，“鼻子里吸进一股我一辈子也没闻过的臭味”。阿米巴痢疾的潜伏期更长，往往在航程中间袭击牺牲者，在以上两种传染病之中它更凶险，因为它会持续好几个星期而不是数天。病人会一天腹泻多达20次，脱水严重，引发快速的钠消耗和钾流失。缺钾影响人的大脑功能，会引起病人产生奇异的光梦幻觉，之后受害者的心脏功能最终会受重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奴隶船上只有12%—15%的死亡率，但无疑已经非常惊人，而儿童的死亡率可能高达20%——他们自然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急性脱水的伤害。

如果他们幸存下来，登上了陆地，接下来发生的事可能使得年轻的奴隶情愿自己在船上就死去。他们全身赤裸，只能缠一条腰带，排着队、像牲口一样遭到遍身刺戳检查，撬开嘴巴看看牙齿。只有少数是直接卖给种植园主的，更多的是被批发商再一次禁闭在一个院子或围在某个圈子里，经历一次非同寻常的折磨也就是种植园主们所说的“抢人”（scramble）。在巴巴多斯的布里奇敦，艾奎亚诺描述，潜在买家随着“一个发出的信号如一记鼓声”，像拍卖中的投机商一样冲入院中，短跑冲刺一般奔向被锁链锁着的奴隶，争相挑选抢购。最好的货品是小男孩，就像奥拉达这样12—15岁的。正如尼维斯（Nevis）岛的一个种植园主的买手戴维·斯塔科（David Stalker）解释的：“他们长到18岁时最能适应这里，好像他们就是出生在这里一样得心应手。而那些完全长大的家伙们，都认为这种活计太苦，永远也不会适应，老也想不开，然后就死去了，或者永远也做不好任何事。”艾奎亚诺写到，如果他们太羸弱，就会被放到称上秤体重，然后像白菜一样3便士或6便士一磅卖掉。买去后他们会再被烙印一次。在布里奇敦的博物馆里，有些烙印的用具被保留了下来：有用精炼银做的，是很好看的字母组合，还在恬不知耻地闪着亮光。

这样他们就真的只能听命于“糖之王”。奴隶辛苦的工作让种植园主发了财，他可不管奴隶们年纪大小，也不管男女。至少80%的奴隶在种植园里一周工作70—80小时，不是干这就是做那的。出生在当地的孩子约有20%活不到二周岁；如果幸存，则在四五年后加入童工的“第三帮”工作，就是拾穗、除草、割草及照料家畜。“第二帮”则混合了12—19岁的青少年，他们要外出去田里干活，也要照看畜群。这些工作非常辛苦——起早摸黑大约每天11个小时——特别是很多女孩子还没有能够再长大就死了，来不及加入到成人“大帮”（great）那种残酷无情的能压垮人的繁重劳作中。巴巴多斯、牙买加和安提瓜约60%的奴隶都在“大帮”或者叫“第一帮”干活，为种植新甘蔗在地里辛苦劳作。在1—5月疯狂的“收获期”，他们要砍剥甘蔗，捆起、运送这些沉重的“棍子”，赶着进度不让糖分变质。监工负责工作进度，监工有黑人，也有白人，如果他觉得奴隶干活落后了，就会一鞭子抽过来。榨汁车间和熬煮房里的作业情况鲜有改善，压榨甘蔗的直立滚压机因为是人工喂伺甘蔗，所以常常将工人的手卷进去，因为这种事常有发生，所以车间旁边放着斧子，以便在整个人被卷进去之前斩断其手臂。熬煮房里温度很高，肮脏不堪，热气腾腾，将煮沸的糖水从大铜罐倒进小铜罐里的时候，时常发生奴隶烫伤的事。

也许你会觉得从经济合理性出发，应该降低劳动强度，至少降到种植园主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投资价值的地步，特别是在死亡率过高不足以抵消出生率的情况下。种植园里的生育率出名的低——每千人约10%—15%，而不列颠的出生率是20%—30%。可是，无论是性别比例还是女性在园里的待遇，都不利于家庭生育、培养奴隶人口：男女比例是2∶1，怀孕的妇女一样要到田里干活，一直干到真的要生了那一刻。这些妇女如果工作稍有迟缓，也不会免受监工鞭打。营养不良、潮湿、害虫出没的茅屋、天花、黄热病以及非洲带来的疾病如象皮病（elephantiasis）和雅司病，更增加了妇女的流产率，从而导致低生育力。然而，看起来种植园经营者们不会没来由地受这类耗费的困扰，至少在1750—1775年奴隶价格上升前他们都不必操心这点。因为养一个奴隶小孩最少要花40英镑才能等到母子俩都能干活，而从奴隶贩子手里买一个新奴隶，只需要付15—30英镑。那么也难怪，尽管18世纪曾经有150万奴隶引进到不列颠加勒比地区，但当地人口总数从未超过80万。

只有暴力——口头威胁或实际施行的暴力——才使这一系统得以维系运行，而它对非洲女性特别残暴。在1765年这一年，托马斯·西斯尔伍德（Thomas Thistlewood），这个牙买加的埃及种植园领地经理就对13个妇女实施了21次鞭刑，每个人被打了不下50鞭（艾奎亚诺写到，奴隶受鞭打后还要跪下感谢主人）。无疑，成年妇女在奴隶中负荷最重，因为要她们做的事太多了——除了下地，还要做饭、照料婴儿、修补和洗衣服，而主人和监工对她们任何人都可以实行性侵，只要他们兽性发作了，随时随地都会：厨房、食品储存室、洗衣房，或者在院子里和谷仓里，女奴们都只有忍受的份儿。在地里，她们和男人一样，除了一条围腰带，赤裸着身体工作，这样尤其容易受伤。挑剔的信息收集者西斯尔伍德常年有一个女奴情妇菲芭（Phibbah），1765年西斯尔伍德与菲芭性交100次。除了菲芭，那一年里，在55个不同的情景下，他和其他23个女奴性交，绝大部分是在野外的甘蔗地里。女奴们被迫拥有一个以上的性伙伴，如果妥协而生下混血儿就会离间伙伴，她们对此心存恐惧，尽管采取流产，所有新生儿中还是有10%事实上是混血儿。

奴隶中不论男女的确有一小部分成功地逃脱了艰苦的田野作业，要不就在种植园主家里做家居仆人，要不就是他们从非洲带来了一技之长，而种植园缺乏这样的工匠人手。制桶工人、石匠、木匠和铁匠、双轮车和四轮马车车夫，还有渔夫甚至水手，这些人组成了奴隶中一个特殊的阶层。因为工作的需要，他们可以多些自由在各处走动，买卖物料。当甘蔗还在生长的时候，奴隶们不会受到甘蔗暴君的专横主宰，种植园主也知道给奴隶一些甜头对自己有好处。在巴巴多斯，奴隶们一年有60天节假日，在星期六下午和晚上的“自由时间”里他们可以纵情宣泄——经常是音乐、舞蹈。对此种植园主们嗤之以鼻地说是“号叫”。在这些短暂的自由时刻，奴隶们的生意和娱乐一样重要，因为它带来了一点点独立意味。

安提瓜的英格兰人码头（English Harbour）或巴巴多斯的布里奇敦这些市镇里的星期天市场，是重建的非洲人世界。在简陋的雨蓬下，男人、女人出售从村里合法带来的蔬菜和鸡，自己制作的物品——篮子、陶罐、木凳子、吊床、绳子、葫芦碗，以及从种植园主家（经常通过做家居仆人的亲戚）偷来的东西——钉子与用铜或铅做的东西。白人口中的“小贩”兜售着放在地上的物品，或者，如果是更明显的黑货（糖、烟草或朗姆酒），就随身带着在市场里走动，找机会出手。换过手的可能是钱，市场上也有其他东西充当货币：珠子、铜线，甚至是西非的交换媒介贝壳。

市场的世界及制桶铺和木匠铺创立了又一个奴隶阶层，他们比田里干活的人手更能识文断字，更有主见，视野也比局限在甘蔗地里的奴隶广得多。因为在某些特殊的方面依赖这些工匠和车夫，对他们了解也多，有些种植园主及其经理人就天真地以为这些更有进取心的奴隶也许能充当自己和田间奴隶之间的中介。这真是大错特错。记录揭发和镇压起义的文献里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有这种“奴隶精英”做头目的特点。哪怕从长期来说这些起义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在巴巴多斯这样的岛上，能藏身的森林都已砍伐殆尽用来种植甘蔗了，但依然叛乱不断。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安提瓜，18世纪中叶在牙买加，就有几起冲突非常激烈的奴隶暴动。1760年，牙买加的“塔吉起义”（Tacky’s Rebellion）死了大约100名白人和400名黑人，超过600名奴隶被流放，才算最终平息下来。

奴隶们为了尽力抵制自己变成种植园经理人账本上的一个符号（买进、工作、死亡），除了暴力反抗，还可以用其他形式。虽然奴隶团体在社交上遭受了精神重创，奴隶们已经到了一个被剥夺了非洲传统和文化记忆的世界里，但也有人自觉地想要保留一些传统的文化。为了防止奴隶们结伙，种植园主特意把不同语言、宗教和部落的奴隶掺和到一起。但是他们具有强烈的愿望，需要共享生活，要保留仅存的远古记忆的碎片散屑，而不是单纯地受奴役。非洲文化虽然经过了恐惧和磨难的摧残，但没有沦为被风吹走的细末，反而变成了一颗颗小小的顽强种子，重新播种、生长、成熟起来，这些新文化的成长由守护祖先智慧、宗教及黑人治愈巫术和有音乐知识的奴隶精心照料着，因为部落和语言团体——阿肯（Akan）、契维（Twi）、埃菲克（Efik）、埃维（Ewe）——不能简单地置换到圣基茨（St Kitts）、安提瓜和巴巴多斯，巫医、打鼓者、歌者、编织者、雕刻工只得心无愧疚地以种种材料创作新的形式，有的继承了非洲传统，其他的是新的创见，由奴隶们共享。但不管怎样，那是他们来之不易的天赋，不属于他们的主人。事实上，早年间，加勒比主人不愿意让奴隶信仰基督教——以防止他们学会文字和宗教使其产生一种自以为是的基督手足之情，也怕他们利用文字造反——使得第一、二代非洲人不受干扰地创建了自己的融合文化。当后来努力要让他们改变信仰时，传教士们的福音不可避免地嫁接到他们的文化根基上，这时候第一、二代人的非洲融合文化在西印度群岛的土壤里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这个新旧交织的文化里，过渡仪式扮演的角色分量很重，最重的莫过于葬礼。自有奴隶开始，冷静的观察家如托马斯·菲利普斯就注意到非洲人总是将死亡当作自由；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戴着脚镣也会尽力挣扎着游向死亡（在航程中），或者逃跑奔向它（在岛上）。这真是奴隶文化最大的讽刺——奴隶主尽其所能地要保护自己的财产活着，而奴隶们回报他们的是寻求死亡的自由！在加勒比地区，死亡就是重返家乡。18世纪30年代在牙买加，神职人员如格里菲斯·休斯（Griffith Hughes）牧师非常困惑，下葬的时候，奴隶们保持肃穆的同时又往往迸发出欢乐。黑人奴隶的尸体裹着全新的白布，缓慢地送去墓地，妇女们两两一排地走着，大家穿着白色的衣服，这个颜色在西非表示哀悼，“一路伴随尸体的男男女女长歌又哀号”。另一位观察家约翰·泰勒（John Taylor）在牙买加这样记述：一旦尸体埋下，食品也放进去：一条条木薯面包、烤好的家禽、朗姆酒、烟草，“还有用来点烟斗的火……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一路上能撑过去，飞越他们自己国家的那些极乐山岗，他们说这时候他要去那边休息了”。一等到坟墓填平，气氛就变成唱歌、拍手、跳舞，用上葫芦发出的咯咯声，还有鼓和石头贝司（baffalo）[3]，很多哀悼者“意欲死者（通过亲吻墓地）经过自己国家前往极乐之群山时，告诉他们的母亲、父亲、丈夫，还有其他亲人自己的现状和被奴役状况”。实际上，这是捎回家去的信，死者就是他们的信使。

墓里放置的（现在巴巴多斯奴隶墓地发掘出的）还有适合庆贺快乐回家的饰品，有粗劣的物品——狗牙、铜线、黄铜片，也有其他非洲人熟悉的珠宝，如贝壳和玻璃珠子——护身符和时尚可爱的小装饰品。尽管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物质的奴隶尤其不被尊重，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却成功地制作了一些艺术品，然后慷慨地赠予死者，使他们能体面地返回家门。只有没心没肺的陈词滥调才会说奴隶简直比没有理性的野兽强不了多少，根本就是累赘。这些物品是对那些人最好的反驳。

到18世纪中叶，重商主义的“自由帝国”大不列颠已经非常倚重奴隶制经济体所创造出的财富，加勒比地区的75万名奴隶生产的糖变成了大不列颠最有价值的单宗进口商品，一直到1820年糖的商业崇高地位都无可动摇。巨大的财富滚滚而来，这些钱财摇身一变，成为不列颠的宏伟乡村领地及建筑或者某种机构遗赠，如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图书馆就是巴巴多斯和安提瓜的科德林顿家族（Codrington）捐建的，学院至今以此命名。糖业的利润也许没有成为不列颠工业革命的必须条件（有些研究奴隶史的历史学家一直坚持这样认为），因为它能用来投资的金额可能不到纯工业事业投资的2%。但是，由奴隶经济维系的糖产业不可或缺，因为它衍生出了其他非常重要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使得不列颠飞速发展。18世纪布里斯托的高雅就是用贸易带来的金钱堆砌出来的；利物浦港（Liverpool）在18世纪40年代拥有去往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三角贸易的船只数量是伦敦的三倍，它的扩展完全依赖糖产业；巴克莱（Barclays）与劳合社（Lloyds）的宏伟银行大厦也是在大西洋贸易中产生的，之后这两大金融机构才能有资金提供给英格兰及苏格兰的工厂主。当初不列颠给非洲运去印度印花布等出口货物换取奴隶，后来非洲对漂亮印花棉布的巨大需求几乎全部由不列颠纺织业产出的货品提供满足，因为不列颠比印度的产品价格更低廉。这样加上不列颠对糖产业的附属品——糖蜜、朗姆酒、糖浆——的需求，它们共同作用，不仅将西印度群岛和不列颠，也把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和加勒比地区捆绑在了一起。

18世纪50年代，让人难以置信的富豪们在西印度群岛发家致富——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克里斯托弗·科德林顿［Christopher Codrington，利沃德（Leeward）群岛总督］、平尼（Pinney）及拉塞尔（Lascelle）家族——并开始在国内议会和伦敦市政建设中产生重要影响，尽管郡县里的古老大贵族们屈尊俯身探看这些暴富新贵自负的粗鄙，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不列颠地跨三大洋的商贸命脉，新贵们的作用举足轻重。

在嫉妒的局外人看来，他们的运气简直太好了，然而，那个时候，西印度游说团除了抱怨自己维系糖帝国的艰辛，其他什么也没做。他们声称，糖在跌价，而奴隶的价格在上升，其实二者都不准确。当然，1713—1733年（最低点时），糖价腰斩，但他们又在乡下买了一幢大房子，年回报率在10%以上的投资使他们积聚起更多财富，这很难叫人对他们的所谓困境表示同情。只是他们长篇累牍的抱怨中有一点儿会触动不列颠的神经，那就是对法兰西人的恐惧。大不列颠人对法兰西王室莽夫式竞争的态度既傲慢又多疑，对很多为大不列颠主宰海洋辩解和叫嚣的人来说，单单是法兰西商业帝国的念头就是个滑天下之大稽的悖论。因为众所周知，这个民族由信奉罗马天主教专制主义的胆小鬼奴隶组成，怎么可能拿他们当正儿八经的殖民创业者呢？［且不管这一事实，当马拉奇·波斯特思维特（Malachy Postlethwayt）想为自己的英文版《通用贸易与商业词典》——1751年出版——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找一本《商业词典》（Dictionary of Commerce）来抄袭的时候，他找到的其实就是法文版原文］不可思议的是，有证据很不祥地表明法兰西人于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印度及美洲都迅速创建了他们的殖民帝国，然而，不列颠人特别是他们在加勒比地区也实在是太成功了，加上又成功得如此之快，他们简直被欣喜冲昏了头脑；等回过神来，不列颠的杞人忧天者不无惊恐地看到法兰西人的殖民地就好像一柄匕首插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心脏上，危及其未来。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因为尽管法兰西人来到殖民牌桌边的时间不算早，至少在西印度群岛的景气行业他们是迟到了，但法兰西人集中精力攫取利润，这一点弥补了他们晚到的不足。正如大不列颠种植园主一直在提醒国内政府的，法兰西殖民者的优势是能够与法兰西和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君主结盟，背靠从前的西班牙海军基地及殖民地在加勒比建定居点，没有西班牙海岸警卫会登上法兰西人的贩奴船或运糖船去损坏货物或伤害他们的船员。

实际上，到18世纪40年代，有迹象显示法兰西加勒比殖民帝国的糖产量已经开始超过不列颠殖民地。位于卢瓦河河口的南特（Nantes）港日益壮大，法兰西人在这里建造自己的贩奴船队。在非洲，他们独占了冈比亚和塞内加尔（Senegal）的奴隶供应来源，从而把不列颠奴隶贩子们推向了贝宁湾（Bight of Benin）。在西班牙殖民的海地西半部分的圣多米尼加（Domingue），法兰西人有一大块土地，都不用做什么比较就知道这地方比任何不列颠殖民岛屿，甚至牙买加都要大；那块地面上有河流，使得他们的货物运输又快成本又低，还得天独厚地兼有平坦的沿海平原和凉爽的斜坡，这样法兰西殖民地从一开始貌似就比不列颠殖民地产出更多的糖。无论如何，法兰西人生产出来很多糖，运到欧洲把那里的糖价打压下来，这是真正地从不列颠人手里抢走了市场。此外，法兰西的加勒比殖民地出口的产品也更加多元化，他们的咖啡、棉花、靛蓝运回母国再出口，赚头更大。

好像这些还不够糟糕，还有证据表明法兰西人张狂之极，已经打入了不列颠的殖民系统，他们鼓励不列颠美洲的船只去走私他们在圣多米尼加生产的朗姆酒和糖蜜运到不列颠在美洲的殖民地，这样就减少了巴巴多斯和利沃德岛的出口。因此，当不列颠大一统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们审视世界地图时，他们已经能看清来自法兰西的严重威胁。的确，在印度东南海岸，从前幼稚的少年犯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后来做了东印度公司的小职员，并为此闷闷不乐。那个时候他已转变为军事冒险家，与斯特林格·劳伦斯（Stringer Lawrence）一起指挥东印度公司的那支小部队挫败了法兰西人封锁卡纳提克（Carnatic）的企图。法兰西人本来想把卡纳提克弄成属于他们的独立的商业卫星领地。这次猛烈的小规模战斗后他们得到教训，就是商业边界不单单是由贸易保护的。当然法兰西人精明地认识到这一点，也准备和印度人［不管对方是北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还是卡纳提克的纳瓦布（Nawab）——孟加拉语，意为首领］玩政治花招，只要印度人抛弃了不列颠人，法兰西人就都会向北美的印第安人和卡纳提克的印度人提供“保护”。如果那样做需要以金钱和生命为代价，那法兰西人就准备付出金钱与生命。那么，不列颠人要怎么做？因为费用，因为与法兰西人纠缠有危险就裹足不前，而把那个地方拱手让给野心勃勃的法兰西人？还是奋起反击，正如东印度公司这一对雄心勃勃的指挥官干的，迎头痛击敌人，在印度洋上竖起“不得入内”的牌子？不消说，由审慎的佩勒姆弟兄（Pelham）——亨利在议会平民院，纽卡斯尔公爵在议会贵族院——两人领导的不列颠国内政府更警惕也更在意会计账本里的红色赤字。他们俩可不要蓝色海洋上的霸权，他们想的是定损。1748年的《亚琛协议》（Aix-la-Chapelle），协议将印度的马德拉斯（Madras）还给了不列颠，而法兰西人得到了新斯科舍（Nova Scotia）北边镇守劳伦斯河（St Lawrence）河口的路易斯堡（Louisbourg）。看起来正是这样一个理性的和解——明智地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但是没有一个诚实认真的通盘考虑全球经济策略的人会受《亚琛协议》的愚弄——这只是个缓兵之计，和平还没来到。

在不列颠的掌权者当中，没有人比威廉·皮特更清楚、更悲观地认识到这是历史的紧要关头了。很容易就可以想象皮特生来就具有帝国视野，他的祖父是“钻石”托马斯·皮特（Thomas ‘Diamond’Pitt），曾经以鹰猎获得一块410克拉的钻石原石，结果只卖了20 400英镑。用他自己的话说“便宜得和牛颈肉一样”（非同寻常的讽刺是，钻石最后落户凡尔赛），老皮特因此而闻名。后来这个商业闯入者华丽转身，成为不列颠在马德拉斯的总督，尽管总督往往喋喋不休地说自己的职业生涯糟糕透顶。皮特家族的人并不是经典的帝国主义冒险家，他们更像是多塞特和汉普夏郡的乡村绅士，还是屈指可数的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二世时期的财政官员世家，而且，他们循规蹈矩地玩政治。从前给征服者威廉呈示《末日审判书》的诺曼宫殿遗址到这时候已经是田野里的一堆碎石瓦砾，而老塞勒姆这个败落的自治市镇正是皮特家族的议员选区。尽管“钻石”皮特曾经是激烈的辉格党，他的儿子罗伯特却成了托利党，做父亲的曾对此大发雷霆。相反，孙子小威廉倒又成了辉格党人，后来小威廉在政坛上大声反对沃波尔，在沃波尔攫取利益时从中作梗。

威廉·皮特生来就不是过默默无闻生活的，早在他的政治见习期间，朋友和对手们都注意到他的情绪往往在极度亢奋、思路清晰、精力充沛和极其哀伤、绝望低落到麻木之间来回摆动。同时代的人把这种情绪起伏归结为痛风的早期症状。皮特当然是在经受一种疾病的折磨，它带给他各种苦痛，但对他脾气急速转换的描述，也吻合狂躁型抑郁症的典型症状。这是一种行为失常，貌似后来被尊为大不列颠帝国的缔造者们深受其苦的大有人在，其中包括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和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

皮特选择释放神经痛苦的方式是演讲，他的长篇大论使被他批驳的人气急败坏。当时正盛行对拉丁语修辞的兴趣，特别是朗吉努斯[4]的论文《论崇高》（On the Sublime）中关于自觉控制惊恐与欣喜的效用非常流行，皮特赢得演讲家的名声就正好在这个时期。皮特在当时的人中最能领会修辞不仅是一种学术艺术，也是当代政治中的潜在武器。“武装自己，”皮特给自己的大学生侄子托马斯写信说，“利用一切形态变化、丰富多样和优美措辞，伟大的罗马执政官思想的高贵华丽，充分表现雄辩术的力量，借助激烈辩论不可抗拒的洪流，紧密有力的推理，仿效古希腊政治家思想的深度和勇气。”尽管无人能驳回皮特一贯的惊人激辩，但他最拿手的却是漫不经心地转折——在峰回路转之际甩出一两个珠玑之词，以彰显其精心设计的矛头所指。卡特里特一度与他结成反沃波尔同盟，这时候是汉诺威王朝的防务大臣，“他已经放弃了大不列颠民族，看起来喝了诗意小说中那种令人忘记自己祖国的药，”听着他这样说话，整个平民院变成了罗马角斗场（Colosseum），仿佛同时又是罗马集会广场（Forum）。议席上坐的尽是一些超龄学生仔，大家开心地盯着皮特这个高个子以雕塑般的姿态（尽管痛风），把他的老鹰鼻子冲着某个倒霉的趋炎附势者，等着让他掉进自己的挖苦之网，再用大不列颠的三叉戟戳破那个倒霉的家伙。

哪怕是塞内加也要有份工作。1746年，尽管皮特自觉拥有罗马人般的正直，但他也渴望升官。他做了一些事保证自己不变节，接受了佩勒姆弟兄政府的一个职位，但拒绝了这个肥缺的油水。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职位，而是军队主计大臣（Paymaster-Generalship），是他能得到的报酬最丰厚的职位。主计大臣主管军队合同的款项支付，如果倾向于让这个或那个供应商接单的话，合同款项的零头就会进入主计大臣的口袋。皮特为了避嫌，非常高调地蔑视这个例行的报酬，免得落人口舌，被人说他这个爱国者成了被买通者。根据博林布鲁克的授意，皮特非常张扬地在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开设账户存储主计大臣办公室的余额（从这里大家可以知道主计大臣偶尔转移出一二千英镑），在安排了给萨伏伊公爵领地[5]的军事支助后，用这种方式拒绝了通常情况下会给予他本人的佣金。

皮特刻意做出独立爱国者的姿态，这实际上或许比他自己想要的更孤掌难鸣。如果说他一直在赌自己能放弃本职工作的意外之财，是因为乔治二世已经年逾古稀，慷慨的弗雷德里克和他信任的大臣们即将上任，那么皮特的失望来得非常突然：他的赞助人群体居然消失了，1749年，科巴姆死了，两年后弗雷德里克也走了，而国王反倒坚持下来了。谁都知道乔治二世不喜欢皮特，这真是令人丧气。可是到了末了这一点却不碍事了，因为皮特的自我期许是要引领不列颠的历史航程，事实上这并非空话。他并不是戴着劣质假发的赝品塞西尔[6]，相反，不管好坏，他都是一个真正的预言家，而且他全心全意地看好美洲的光辉前景。当然他的祖父已经在亚洲瞧出来一些不可抗拒的（所有那些闪闪的钻石）趋势。虽然皮特自己也和贝克福德等一班西印度的糖业大亨们交好，但他却坚信自由帝国大不列颠的试验场非美洲莫属，发生在美洲的事将表明大不列颠帝国是一个造访斯托庄园旅游者的游乐场，还是一个能改变世界的主宰者。

和所有关注海军实力的人一样，皮特赞同传统的意见，即除非不列颠掌控了自身水域，否则永远不能真正地保证不列颠的“自由”和安全，但与更保守的战略家不同的是，皮特还相信为争夺商业霸权（它最终会决定是天主教专制主义还是不列颠议会政府能统领世界），假如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话，不列颠将在美洲与法兰西人交手。皮特与西印度种植园主及美洲殖民者们想的一样，都觉得不列颠等不起。圣多米尼加、马提尼克（Martinique）和瓜德罗普（Guadeloupe）这些法兰西殖民地已经从不列颠手里夺去了欧洲的再出口市场。这时，劳伦斯河口的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上巍峨的城堡威胁着新英格兰无价的渔业安全（新英格兰的腌鳕鱼送去西印度群岛，是那里奴隶的食谱上除了豆子以外差不多唯一的蛋白质来源，而英格兰本土从西印度进口朗姆酒和糖蜜）。皮特完全同意出自美洲的这个观点，即法兰西人正在缓慢地然而系统地扼杀新世界的不列颠经济和政治权力。法兰西人教唆美洲原住民不让新英格兰捕兽者参与毛皮交易，今天是禁止河狸交易，明天就可能是扼杀整个美洲贸易。

因此，1745年，当马萨诸塞总督威廉·谢利（William Shirley）手下的一支以志愿者为主的部队和一小队海军中队一起合力拿下路易斯堡这个要塞的时候，皮特很高兴——这是少数几次“乔治国王的战争”（King George’s War）中无可争议的胜利之一。一年后，他支持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的建议书，敦促在加拿大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击，摧毁法兰西人与印第安人的毛皮生意，切断法兰西海军船只桅杆木材的来源。可是，这个攻击太过冒险，代价太大，被搁置了；1748年，和平谈判中路易斯堡易手，回到了法兰西人手里。

后来皮特渐渐认识到，法兰西美洲的问题，远远不是劳伦斯河和东部海岸跳板那么简单，其核心是生存空间之战。科学家兼讲究实际的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最清楚地表达出这种风险有多高。他的《关于人口增长的观察》（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于1751年写成（不过直到1755年才出版）。在文章中，富兰克林直击不列颠美洲殖民地的命门。当时已经有接近120万人在北美的几个殖民地生活，这个数目经过一代人的自然增长就会翻倍，因此，不列颠美洲殖民地不得不扩大，否则它将在自我毁灭的幽闭恐惧中委顿凋零。换句话说，富兰克林和不列颠的帝国支持者观点一致，相信这是一个自由帝国，但富兰克林的美洲自由和辉格党吹牛的还不太一样，它蕴含具体的内容，明确地指出了地域。富兰克林精确地领会了地理、人口统计学与自由的关系。在美洲（不像拥挤的英格兰）能取得土地就意味着落实自给自足的理想，这个观点在当时只有法兰西哲学家孟德斯鸠的思想可以匹敌。至少在1751年，富兰克林还是个热爱不列颠天真之人（Britophil innocence），还以为国内的帝国前途守护者会分享这些阳光灿烂的地平线。当一个世纪后美洲人口真的超过伦敦这个大都市的时候，富兰克林设想，分散在不知其多么广袤的美洲大陆土地上的众多人口，这个时刻唯有庆祝分享其欢乐：“大不列颠帝国海上、陆地的实力何其强大！贸易与航海增长会有多少！会有多少船只和水手啊！”

富兰克林为这个梦想中的西向自由帝国（westward-ho empire）雀跃欢呼，然而，横亘在实现它的道路上的除了大不列颠人反应迟钝和自私自利之外，还有法兰西人的战略。后者在美洲的定居点包括三个地区：“新法兰西（加拿大）——从劳伦斯河到大湖区（Great Lakes），密西西比河中段（mid-Mississippi）伊利诺伊地区［Illinois country，1682年法兰西人德·拉·塞勒先生（Sieur de la Salle）探险后宣称由法兰西占有，范围直到密西西比河河口三角洲］和三角洲上的路易斯安那（Louisiana）。自然，这三个地方彼此分隔，相互之间的距离遥远。路易十五（Louis XV）的大臣们和魁北克（Quebec）的总督们决心用道路、运河、港口之间的路径和要塞将它们全都连接起来，而法兰西总督们的决心尤其大。其中关键的是首先要打通加拿大与密西西比河，即位于阿勒格尼山（Alleghenies）和伊利湖（Lake Erie）之间的广大地区，这个地方叫作俄亥俄地区（Ohio Country）。这片土地上森林茂密、河流纵横，居住着多个美洲原住民部落，如肖尼人（Shawnee）和特拉华人（Delaware）、明戈人（Mingo）——大致上是现代俄亥俄州东部加上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西部的那一片——这就是将要决定美洲命运的地方。

不列颠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定居者（Virginian）——他们宣称美洲内陆直到太平洋包括加利福尼亚岛，都包括在原先1609年的章程里——已经在1747年组成弗吉尼亚俄亥俄公司（Virginian Ohio Company），负责探索跨越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并宣示主权。不列颠的中大西洋殖民地——纽约、新泽西（New Jersey）、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里兰这些地方的人口在18世纪上半叶迅速膨胀，他们非常在意防止法兰西人及其美洲原住民盟友从加拿大南下，那就会剥夺了不列颠殖民者自己在当地的毛皮交易。法兰西人还会抢先占领西面的地盘，从而向西扩展。法兰西人打着算盘的时候，最常用的词是“狡诈”（在殖民地竞争中没什么词比它更决绝的了）：“我们殖民地的内部边界”的狡诈延伸、狡诈引诱美洲原住民拒绝不列颠人适当地分享鱼和毛皮的说法。可在这一系列手腕的后面是残暴的武力，法兰西人会用致命的扼杀，切断不列颠殖民者的的生存机会，要将其从美洲殖民地驱逐出去。是时候了，不列颠殖民者必须奋起反抗，否则就完蛋了。

1744年，在宾夕法尼亚兰开斯特县（Lancaster County）的纽顿（Newtown），不列颠殖民地的全权代表和印第安原住民的6个易洛魁部族（Six Iroquois Nations）签署了《兰开斯特协议》（Treaty of Lancaster），并用贝壳念珠（淡水贝壳）编成的带子以示郑重。这个协议允许美洲原住民自由地穿越不列颠殖民地追逐其部落敌人，如切洛基人（Cherokee），相应的回报是易洛魁部族貌似放弃了整个俄亥俄地区的主权。易洛魁人试图在英格兰人与法兰西人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不久愤怒地拒绝了让他们永久转让这片广大地区权利的任何建议，但是这个协议已经足以让一波捕猎者和绘图者进入该地区，为乔治国王、俄亥俄公司，特别是不列颠殖民者自己竖立起界标，宣示所有权。法兰西人的反应是用他们自己最擅长的方法，先下手为强地派出探险队，在4 800公里的圆弧状区域内放下小铅板标识。随后在1752年夏秋，法兰西人兴起大规模修筑要塞的运动，修成后，要塞的规模堪比古罗马帝国的城堡，代价是400条人命和4亿里弗（livre）。这些法兰西人的要塞或许用原木建成，但是正如杜奎斯尼堡（Fort Duquesne）——它以魁北克具有战略意识的新任总督之名命名——它们结构坚固，墙厚2.5~3米，转角都是欧洲军事教科书里规定的楔形工程，能安置数百人的守备部队。

到1753年初，不列颠和法兰西的北美殖民者之间的小打小闹已经变成正式战斗了，即使是纽卡斯尔公爵也被人说服，相信殖民地后方的林子里正发生着重要又危险的事。苏格兰商人罗伯特·丁维迪（Robert Dinwiddie）后来成了美洲勘测员，1754年任弗吉尼亚副总督（Lieutenant-Governor）。他派遣一个身高1.85米，21岁的少校——绝对是一点儿法语也不懂——给勒伯夫要塞（Fort Le Boeuf）的指挥官送一封信，要求法兰西人停止并终止在明显是属于乔治国王的地域设防。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也许一点儿法语不懂，但他非常理解大不列颠帝国的切身利益所在，毕竟其同父异母的哥哥劳伦斯用波尔图贝洛之战的英雄命名他们在弗吉尼亚的产业弗农山庄（Mount Vernon）。华盛顿的第一份工作是英格兰贵族费尔法克斯勋爵（Lord Fairfax）的土地勘测员——勋爵是弗吉尼亚北部峡湾地区（northern neckof Virginia）首屈一指的大地主——但华盛顿早年保卫那些利益的经历并不愉快。在俄亥俄河大转弯（fork of the Ohio）处的一个美洲原住民的村里，他遇到了一个排的法兰西人。他们邀请他一起喝一口，“那酒，他们自斟自饮了好多，不久就没有了开头还说到的顾忌……他们告诉我，他们绝对是计划要夺取然后控制俄亥俄的——他们会这么干，因为尽管他们明白英格兰人和他们的人数是2∶1，但他们也知道英格兰人动作很慢、很拖拉，无法阻挡他们抢夺”。在勒伯夫要塞，华盛顿得到同样无礼的答复，尽管法兰西人的措辞文雅谦恭。第二年，也就是1754年，他准备并带领士兵进行一次远征。先是成功了一次（接着是被俘的士兵被印第安人剥了头皮和法兰西人屠杀俘虏），但到了7月4日，事情变得很糟：当华盛顿的士兵在“尼塞西提要塞”（Fort Necessity，意为必不可少的要塞）里发现毛瑟枪在7月的大雨中根本就不能用时，他们只得留下死伤者，屈辱地离开要塞，挣扎着行军回到弗吉尼亚，这样法兰西人就得意扬扬地霸占了俄亥俄地区。

不列颠美洲殖民者和伦敦都不甘心接受西线受制于法兰西人的事实，想要组织一场反击。这时，对他们来说面前有两个选择：要么由各殖民地招募力量联合印第安武士组成强大的军力，要么派遣一支真正的不列颠将军指挥的正规军来替他们做这事。当然，富兰克林倾向于第一种方案，这是更典型的美洲人作风。华盛顿在尼塞西提要塞惨败后一周，在哈得孙河谷（Hudson Valley）的阿尔巴尼（Albany）召开了泛美洲代表大会（pan-American congress）。泛美洲代表大会第一次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不列颠美洲殖民地的军事力量及政治联盟，但阿尔巴尼会议点燃的火种被分散的殖民地各定居点大会的一片反对声给兜头泼了盆冷水——各定居点大会都有自己急需办理的事务，大家满眼都只有自己在当地的利益（新英格兰人想的是渔业保护，纽约人要其他人出钱帮他们守卫北方前线）。富兰克林是宾夕法尼亚的代表之一，但他的头脑和心里都热切地装着联邦的各种理想。1754年下半年，富兰克林给谢利总督（Governor Shirley）写信，描绘了他憧憬的不列颠美洲殖民地的未来景象：第一，必须毫不妥协地防住、抗击法兰西人的西线，要以不列颠美洲殖民地是帝国真正不可分割的精神来执行这个防守，且美洲民兵和不列颠正规军协同作战。如果不列颠政府真的有远见，它应该理解它的利益最好不要让美洲从属于不列颠，而是让不列颠与美洲殖民地彼此合作，还要理解美洲殖民者想要自己的政府负责殖民地的内部事务，这才有利于不列颠；如果需要出资共同防守，应该由殖民地自己的机构同意。其次，经济上也一样，不列颠和各北美殖民地的利益不能视作彼此竞争而是互补，那么美洲工业就不能被定为只能服务于母国的狭窄利益，而应该将大家看成共同的帝国的力量。

富兰克林关于大不列颠帝国理智而仁慈的前景是恭维了不列颠理想的创立者们，是运用了他们关于“自由”一词票面价值的修辞，但他预设的思维广度，提升了美洲殖民地的文化和社会力量，基本上没有对大不列颠帝国创建者们的良知造成冲击。不列颠帝国创建者的政策设计是消灭距离而不是尊重、体恤距离，他们没有为多样化预留空间，而是要加强“秩序”和统一。到18世纪50年代，威斯敏斯特的政客们相信他们已经树立了一个秩序井然、勤奋工作的帝国组成部分的典范，那就是苏格兰。

因此，很自然地，“卡洛登的屠夫”（Butcher of Culloden）坎伯兰公爵提名的将军是理想的坎伯兰门徒爱德华·布拉道克（Edward Braddock），让他去与法兰西人对阵拿下俄亥俄地区，一劳永逸地解决谁来拥有这个地方的主权问题。布拉道克是个做事干脆、不多愁善感的管理者，他的军队也是纪律严明。为表示他是脚踏实地的，布拉道克带了两个团——第41团和第48团，甚至他的声明都在不列颠报界添油加醋地报道后让人认为其足以保证胜利。报界刻画了一幅早期大不列颠帝国性格的自画像：不列颠不屑于征服谁，虽然应对挑衅的时候也许反应迟缓，但当它被激怒的时候，就会祭出万钧雷霆。“我们已经向世界表明海洋主宰可不是一句大话，”杰克逊（Jackson）的《牛津杂志》（Oxford Journal）大肆鼓吹，“只要有绝对的必要，我们就能这么做，也敢于这么做。我们从来不对我们的邻居耍小手段，从没有侵犯过他们的领土……但是如果我们受到威胁、欺骗、入侵……那么……它（军事行动）之于我们就是正义。”

帝国自信地认为，法兰西人一定是吓得浑身发抖了。派一支不列颠军队去夺回路易斯堡，不需要什么后援；第二支溯哈得孙河而上到尼亚加拉（Niagara）攻下要塞，而布拉道克自己要进军杜奎斯尼堡，即华盛顿落败的地方。一旦解决了这个地方，布拉道克会继续北上，一路反击，加入尼亚加拉湖边的大军：这是简明扼要、直取要害、速战速决的作战方案。就在布拉道克的两个团出发前，华盛顿和富兰克林在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斯顿（Frederickstown）与他碰头。华盛顿要作为布拉道克的副手同去，因为他熟悉那一带；富兰克林向不列颠的保护表示了宾夕法尼亚式的感谢，给每个军官提供了等同于帝国食品储藏室的待遇：米、葡萄干、巧克力、咖啡和糖共6磅，绿茶、武夷红茶各1磅，半磅胡椒，一整块格洛斯特奶酪，20磅上好黄油，两个火腿，两加仑牙买加朗姆酒和24瓶马德拉白葡萄酒。这才像个不列颠的样儿。

不幸的是，也正是这才注定了布拉道克在1755年7月9日的惨败。当然并不是150辆四轮马车和500匹驮马带着这些辎重拖累了将军，导致军队在赶去莫农加希拉河叉（Monongahela forks）的路上行进缓慢，而是他们必须在密林里费力地砍出一条通道，拓宽小路使它够宽够平，这样他的随行供给才能毫不费劲地通过，也排除了潜在的危险。他的美洲原住民明戈人向导无疑警告了布拉道克这样明显的物流现实。作为明戈人首领的斯卡拉乌阿迪（Scarouady）说，他觉得这些东西还没有狗来得更好，狗还能咬几下。为法兰西人作战的“可鄙野蛮人”没有编队整齐地现身到空旷的地面上，就像自以为是的詹姆士二世党人曾经接受布拉道克的轻步兵挑战那样，而是从密林深处看不见的位置扫射偷袭。布拉道克虽深受痢疾和痔疮之害，但充分显示了自己作为军官的职业训练与绅士的涵养：当手下的步兵困在原地试图向松树林里盲目还击时，他仍旧沉着地留在马鞍上留在队伍里，即使士兵成百地倒下，布拉道克还在鼓励他们。他的胸脯正好做了绝好的靶子目标，一颗毛瑟枪弹不可避免地击中了他。不列颠的红外套士兵们正如教科书里教的那样排列阵型，像铅一样齐刷刷地倒下；同伴们顶上位置要成一线向对方发射子弹，结果又留在原地倒了下去。到一小批总算成功地保住了自己小命的士兵接上来撑住的时候，其他士兵们则四散逃命了。结果，布拉道克的人2/3或死或重伤，而法兰西人和他们的美洲原住民盟军只死了23个，伤了16个。布拉道克在不列颠帝国军队后撤中就死在了他的工兵们砍出来的路上。乔治·华盛顿把浸透将军鲜血的斗篷带回了弗农山庄，他也没有得出结论其实是布拉道克策略错误才导致这个可悲的下场，而只是认为他们兵力不足。

如果一种坎伯兰式的战争策略失败了，那么就要有另一种同样高压的战争来保证某种“胜利”；在新斯科舍，总督查尔斯·劳伦斯（Charles Lawrence）不只忙于和解，还有从现代意义上来说比较不祥的行动：大规模地递解出境。根据1713年《乌得勒支协议》，法兰西天主教阿卡迪亚人（French-Catholic Acadian）被允许在新斯科舍南部和平生活。他们可以待在英格兰法兰西划分后的英格兰人一边，前提是他们不得积极地帮助敌人。随着在美洲的法兰西——不列颠人的冲突升级，阿卡迪亚人拒绝口头宣誓忠于乔治国王，这使得他们看起来会永远像一支第五纵队，有可能怂恿美洲原住民袭击人数上占优的不列颠人。劳伦斯于是决心先下手为强，在阿卡迪亚人能干扰到自己之前先打搅他们。总督开始行动，要执行可怕的政策，委婉地对阿卡迪亚人说要他们“大迁移”（le grand dérangement），这样生活在芬迪湾（Bay of Fundy）沿岸的至少6 000名阿卡迪亚人被迫连根拔起，离开他们的农庄、家园、故土，集结后转运去马萨诸塞、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这个行动极其突兀、粗暴，船只准备来带走他们的时候，阿卡迪亚人简直不能相信“这就真的要走了”。10月8日，第一批阿卡迪亚人上船，负责运送他们的不列颠军官写道：“居民开始上船，非常悲伤、非常不情愿，女人怀里抱着孩子，表情悲哀，其他人用二轮马车载着老迈父母及全部家当，茫然不知所措，一片混乱忧伤。”来自纽约和马萨诸塞的殖民者取代了他们在缅因（Maine）北部和新斯科舍的位置。去往南北卡罗莱纳的第一船乘客有一半人死于极度污秽和艰辛。数千阿卡迪亚人成功地逃离了加拿大，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在紧接下来的七年战争前又一次易手了；另外一些阿卡迪亚人顺着杜奎斯尼的战略路线艰苦跋涉，一路沿密西西比河抵达路易斯安那，最终在此定居，并把阿卡迪亚人的龙虾、鳕鱼食谱换成了卡津人（Cajun）的小龙虾和鲶鱼。

战争的猎狗放出去了（哪怕美洲的尾巴已经在摇摆它们）。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世界大战，即使是一向对成本保持警觉的纽卡斯尔公爵也如此认为，但帝国的作战战略实际上和18世纪40年代的战争打法没什么不同。这时候不列颠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欧洲附庸普鲁士，它的军队在欧洲牢牢牵制住法兰西人，使它无法从印度、西非、加勒比和美洲这些帝国舞台上抽调人力及资源。不列颠皇家海军的主力一如既往地不辱使命，守卫本土海域，劫掠并封锁从地中海到大西洋沿岸的法兰西港口，阻止其增援加拿大。在美洲殖民地本地，如皮特所说（和通常一样夸张），它“受伤已久、被忽略遗忘已久”。布拉道克原来的老计划被重新启动，要同时出击加拿大、上纽约湖的提康德罗加（Ticonderoga）要塞以及俄亥俄地区中心杜奎斯尼要塞，只可惜随之而来的不列颠还是犯了诸多旧错误。接替布拉道克协调指挥这些战略运动的是第四任劳登伯爵（Earl of Loudoun），即埃尔郡（Ayrshire）的贵族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他是坎伯兰临时拉来顶替的。坎贝尔热衷的军事生涯就是像沿着大部分边界线路去插上木头桩子以宣示不列颠帝国的主权。他的随员包括17个仆人和情妇以及情妇的女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劳登从心底里蔑视法兰西殖民者及其野蛮人盟军，比布拉道克的贵族派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坎贝尔坚信整个血腥镇压要干得漂亮，他坚持国防部（War Office）的政策，把美洲殖民地的军官安置在不列颠正规军里极不相称的很低的级别，还要在殖民地民兵里推行鞭刑（不服从就鞭打500下，偷一件衬衫打1 000下），后者从未见过这等处罚，遑论经受了，因此劳登自己招致了殖民地军官对他的仇恨。另外，他对法兰西加勒比及不列颠殖民地之间的走私贸易感到恼怒，索性直接关闭了二者之间的正常贸易通道。

劳登这样打仗代表着一种鲜明的倾向，美洲殖民者们都看懂了这一点；另一种是用真正的帝国气度合作配合殖民者部队和美洲原住民，那就意味着相信殖民地议会（assemblies）及其头脑们是有实力、有才干的，也能用他们自己认为的最佳方法召募到人力和钱财；那才最适合这些业余单身汉士兵，使他们感到在当前最坏的时期过去后，他们就能重返农庄和铁匠铺子。这些殖民地议会的头脑们也知道为这支部队募集金钱，是不能强行命令的，最好是先征得各殖民地议会的同意。可是布拉道克和劳登之流将殖民地议会甚至它的头脑们仅仅看成是属下，只须告知他们需要什么，又该在何时送到何处。他们相信，如果让他们染指军务，就会放任他们不服从的天性，从而牺牲了军纪，最后会导致失败。对于殖民地人士，尤其是那几个“领头羊”胆敢批评甚至给帝国战略提意见，劳登不断地表示骇然震惊。他认为美洲殖民地部队的士兵未经训练不适合真正的实战，只有编入正规军，教给他们真正的士兵应该如何做，必要的话得严厉训练，才能建立一支有实战能力的军队。

尽管劳登大都按其所想的去做了，但他依旧失败了。在印度，罗伯特·克莱武勇敢冒进倒是无人可挡，高效地解决了孟加拉的纳瓦布（即首领）西拉杰·乌德·德拉（Siraj-ud-Daulah），将印度莫卧儿王朝（Mughal India）最富庶省份的财政收入送给（不管它要不要）东印度公司，以便它平衡自己的账本数字。但在其他地方，不列颠与法兰西人开战的前两年就失败连连：在地中海，海军上将宾（Admiral Byng）丢了米诺卡岛（Minorca），该岛被认为是扼守东进意大利和黎凡特（Levant）航线的战略关口。在丑陋的爱国主义怒火中，军事法庭让宾将军做了牺牲品，以便转移人民对政府的憎恨；更糟糕的是，海军上将博斯科恩（Boscawen）的舰队没有能封锁住劳伦斯河的河口，使得位于魁北克和蒙特利尔（Montreal）的新法兰西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军援和供给。1757年，在纽约湖边，傲然占据着威廉亨利要塞（Fort William Henry）的是法兰西人，而不是英格兰人。

纽卡斯尔公爵的战功到此为止。皮特大声疾呼要不列颠全面动员，虽然他已经回到了行政管理的岗位上，但没有实权（尤其没有得到国王的信任）。1757年末，形势严峻，英格兰政府不得不放手给皮特一个机会试试。他毫不迟疑地坚信这是上帝指派给他的活儿，立即全力以赴。首先，皮特明确地宣布要以美洲的方式打一场美洲殖民地之战，为了修复布拉道克和劳登之辈造成的伤害，不惜屈尊召回了劳登。其次，皮特允诺不列颠政府将给美洲殖民地补偿装备及其他费用，使他在美洲殖民地议会中赢得了朋友；单此一项费用就将超过100万英镑，此举立即让殖民地表示要全心全意地与不列颠帝国政府合作，而不再是三心二意的赞同，例如，马萨诸塞投票同意提供一支7 000人的部队。最后，皮特废除了招人恨的正规军与殖民地军中等级不相称的考量，然后把优势人员和财力全都集中到手头的工作上。有的只有30多岁，如詹姆士·沃尔夫（James Wolfe）与威廉·豪（William Howe），他们一下子被提拔上来，越过了他们的上司。其他人如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rey Amherst）负责在加拿大前线攻击法兰西人，为此皮特给予了他前所未有的军力：单单攻打路易斯堡就动用了约1.4万人。而整个美洲法兰西人自己全部的兵力也就1.6万人左右，另外还有些能动员起来的随便什么美洲原住民，然而，原住民被莫霍克人（Mohawk）和其他易洛魁部落的人给抵销了，因为原住民一看势头不对，随即掉转头倒向了不列颠人。到1757年末，差不多有5万名大不列颠帝国军人投入到加拿大战争中，几乎是新法兰西总人口的2/3。仅美洲战争部分的花费就接近550万英镑，其中100万是海军的开销，另外100万镑是承诺支付给了殖民地部队。皮特成功地说服了全国，这一回是不成功便成仁。

而且，这是一场大不列颠战争，不是英格兰之战。1745年即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那年，不列颠军队招募组成了第一个高地人军团，主要是从坎贝尔家族等宗族里吸收的，到国外去部署在欧洲；等到组成其他军团参加美洲战事时，人员募集的来源区就广泛得多了，来自加洛韦（Galloway）的门罗家族和因弗内斯的穆雷家族都出了人手。据估算，到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war）开始的时候，大不列颠帝国的军队里每四个军官中就有一个是苏格兰人，他们经历了严峻的战火考验。

1758年7月初，肥胖的阿伯克龙比将军（General Abercromby，对其士兵来说他是指望不上的“老奶奶”），指挥远征军去提康德罗加欲攻占卡里隆要塞（Fort Carillon）。在他们还没有把炮兵部队在小山岗上安顿好以便掩护步兵的时候，将军就决定在离战场一英里开外派出士兵进行正面攻击。这真是找死，结果可想而知。苏格兰高地警卫团（Black Watch）与爱尔兰伊尼斯克凌龙枪队（Inniskillings）在风笛声中列队齐步走向前去，正好进入了布置在卡里永要塞外围的矮防护墙前面削尖的木桩堆里，就再也鼓动不起来了。阿基拉斯·富勒（Archelaus Fuller）是马萨诸塞志愿兵营的一个军官，那时节吓得平躺在一根原木后面的地上，听着法兰西人的毛瑟枪的子弹呼啸着掠过耳边，事后他描述说“看到的景象很可悲，死人和伤者躺在地上，有的断了腿，有的断了手臂，其他的肢体破碎，还有直接被射穿身体的，伤势危重。听着他们哭喊，看着他们躺在血泊中，小型武器继续开火，大地在颤抖，这是我这辈子所见过的最悲哀的时刻。”这场大屠杀持续了8小时，不列颠军方面有2 000人死了，伤者痛苦地躺在尖桩木头栅栏边。还有意识的幸存者们都在原木之间一动不动地趴着，待到日落时分，还没有听到军官的任何指令，他们小心地从矮灌木丛掩护里站起身，像逃跑的浣熊一样消失在林子里。

但是，提康德罗加是皮特战争的一系列战事中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真正的失利，接下来就是一个个的光荣时刻。第一个时刻：阿默斯特和陆军准将（Brigadier）詹姆斯·沃尔夫按照常规围困雄伟的路易斯要塞，他们的炮火之猛烈，使法兰西人在城堡化为灰烬之前投降了。13岁的奥拉达·艾奎亚诺见证了这一胜利。几年前，一个海军上尉迈克尔·亨利·帕斯卡尔（Michael Henry Pascal）买下他做听差兼仆人。1756年，当帕斯卡尔去皇家海军服役时，奥拉达也跟着去了，他发现自己上了同一条船，就是沃尔夫去布雷顿角航程的那条船。围困路易斯要塞快结束时，在战争的奇异恐怖中，奥拉达·艾奎亚诺觉得自己已经被一种可怕的奇迹淹没了：“‘阿米莉亚公主’号（Princess Amelia，它是船只之一）上的一个海军上尉在发口令指挥，当他嘴巴张开时，一颗毛瑟枪的子弹正好打进他的嘴巴，又从他的腮帮穿了出去。这一天我手里拎着一个在交战中被杀的印第安国王的头颅，是一个高地人割下了他的头颅。”手里拎着一个苏格兰高地人砍下的印第安国王的头，艾奎亚诺在这个多民族帝国里所受的教育日益积累。

美洲原住民继续充当辅助力量，但是另一个医生出身的苏格兰陆军准将约翰·福布斯（Brigadier John Forbes）在受命去攻打俄亥俄地区时，召集切洛基、特拉华以及其他部落代表签订协议，带领他们中的很多人去夺取杜奎斯尼要塞，那就是小菜一碟了。法兰西人搬走了所有东西，单留下军火然后引爆。在这个原址上后来建起来的定居点现在叫匹兹堡（Pittsburgh）。

在欧洲，腓特烈大帝以一己之力抗击法兰西人及其同盟，不过这活儿也不赖，因为不列颠每年补助他20万英镑！后来不列颠的一切忽然都顺风顺水起来，20万英镑又算得了什么？1758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不列颠议会通过了第二年的军事预算1250万英镑——以前想都想不到这样一个天文数字，更别说批准了。这个预算是半靠借贷半征税拿到的，养活了一支9万人的陆军，一支超过7万人的海军，外加3万—4万人的地方民兵，可见胜利是用钱堆出来的。

皮特坐在这一大堆政府赏金上玩转世界：不列颠海军劫掠了西非的法兰西奴隶中转站格雷岛（Gorée）和冈比亚；随后海军远征加勒比地区，稍微遭遇了一点儿困难之后，就拿下了瓜德鲁普连同其4万名奴隶和350个种植园。一年之内，（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不列颠种植园主们惊愕失措，他们可不敢说自己肯定想要这个特别的征服），产自瓜德鲁普的糖大批涌进伦敦的市场。在孟加拉，克莱武（假如不说是东印度公司）快要被印度纳瓦布们争先恐后供奉的“礼物”淹没了。在南印度的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海岸，拉利伯爵（Comte de Lally）乐观地想要重新打造强硬的军事存在，但因为法兰西海军无法突破不列颠海军的封锁，只得半途而废。

以上这一切，只是主场大戏开演前的小插曲。因为1761年之后，皮特要绝对征服加拿大，一旦完成了这个，他相信什么也阻挡不了不列颠美洲殖民地的光辉前景，还有，通过扩展不列颠的实力，就是把他与斯托庄园信徒们理解的大不列颠自由放之四海而皆准。貌似不列颠人碰上了天时地利，因为1758年加拿大几乎发生饥荒。1758年到1759年的冬春之际，是当时那一代人记忆中最严酷的一个寒冬，不列颠人掌控了路易斯堡和布雷顿角岛，除非有继续供应，法兰西的加拿大殖民地已陷入绝境。1759年早春，确实有几条法兰西船成功地在劳伦斯河河口的冰层中破开一条通道，从不列颠的封锁中溜走，登陆后给魁北克送去了一些增援和食品。这给了魁北克一线喘息的生机，也使得法兰西总督德·蒙特卡姆侯爵（Marquis de Montcalm）确信，在魁北克的亚伯拉罕高地（Heights of Abraham）上挖壕沟加上他能召集起来的全部人手就容易防守住并且与不列颠人抗衡，因为对方同样食物短缺；另一个选项是疏散魁北克城，把军队部署在几个不同的地点，安顿下来打游击战，加拿大的原住民和殖民者都是可靠的，都不待见不列颠人，但是蒙特卡姆的坚守观点得到了凡尔赛的首肯。

阿默斯特的部队一直是主力，但在伦敦，詹姆斯·沃尔夫成功地说动了皮特，让他尝试从劳伦斯河发起进攻。皮特给了沃尔夫2万人马，也许想着反正也没什么输不起的，但对于沃尔夫来说，这是命运在召唤。他身受肺病折磨，却已经看到自己被雕成了大理石像立在爱国者墓上。在迈向亚伯拉罕平原（Plains of Abraham）的殉难演出之路上，他差一点儿没能完成让自己不朽的计划。不管饥饿与否，蒙特卡姆就是缩在魁北克自己庞大的防御工事里不出来，亚伯拉罕高地的一边是靠河的约61米高的陡峭悬崖，另一边面向内陆的也是一样的石壁，更加易守难攻。沃尔夫在感到无从下手后，就放任士兵和美洲原住民对周边的乡村进行“大肆掳掠和尽情地蹂躏”。假如说这是要刺激蒙特卡姆，使他出于关心或激愤而出头露面的话，那是一点儿用都没有。这个法兰西指挥官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按兵不动地挺过秋季，等着河水结冰，把沃尔夫陷在其中或者让他不战自退。

这就需要来个撒手锏，所有人哪怕是沃尔夫自己都打心眼里不看好这一招绝活儿能奏效：华盛顿在尼塞西提要塞败北后，有个叫罗伯特·斯托波（Robert Stobo）的做了法兰西人的俘虏。斯托波曾经在魁北克松弛的半监管状态下生活了好几年，最后又逃回不列颠阵线。他指出悬崖上有一条沟壑小道，可以在夜间直攀上去。只是到了要执行偷袭的前一晚，沃尔夫才屈尊向自己的准将副手们透露自己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平时他几乎不和他们交谈。不列颠人的这个计划就是佯攻城东，而用30艘平底登陆船反方向朝西航行，接着让潮水把船只冲回到登陆点下面。清晨5点，第一批几百名士兵已爬上斜坡，他们到顶上和法兰西人守军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但不是沃尔夫以为的战斗全面打响。给魁北克守备部队报信的法兰西士兵吃不准不列颠人是留下来了还是原路返回了——这事儿太邪乎了，连沃尔夫自己简直都不敢相信就这么着有4 800人还有两门大炮都上到亚伯拉罕高地了。既然事实已然如此，那么他就部署好兵力，一根红线在高地上从悬崖一头拉到另一头，长达半英里（约805米）。沃尔夫正位于蒙特卡姆与其供应线及增援之间，蒙特卡姆的供给和后备队都在沃尔夫的西侧。蒙特卡姆部队的食物和军需都快用完了，又绝没有回转余地可以去抄不列颠人的后路，那样自己就会掉下悬崖去。蒙特卡姆被眼前发生的事彻底地整傻了，听着不列颠人的鼓声、笛子声，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只能进入正规战斗——这在美洲可是几乎没有发生过的事儿。但如果当时蒙特卡姆及时召回派到西边去的部队，他就能扭转局面，而沃尔夫就会腹背受敌，陷于两面法兰西军夹击之间，除了撤回悬崖下面，没有其他路径。

直到9点钟，西边仍然没有法兰西军队的迹象，沃尔夫的大炮对法兰西人的防线造成破坏，苏格兰高地人的风笛在雨中嘹亮吹响，蒙特卡姆再也不等了。虽然他自己的人手和沃尔夫的人数持平，但其中一半是加拿大民兵，他们本来应该按照操练的顺序、节奏平稳地向不列颠人那边进发，在约150码（137.16米）的地方停下，然后发射。但是当指令发出后，这些加拿大民兵其实是随意地冲向不列颠部队一动不动的单薄阵线，没有任何的协调前进，更别说遭遇不可避免的反击后重组队形。沃尔夫的手腕被一颗毛瑟枪的子弹击中了，他就举着另一只手让自己的士兵们按兵不动，直到法兰西人前进到他们面前只有40码（约37米）的近处，这样不列颠人怎么会打不中呢？他们一阵反击开火，声音“和大炮一样”，两边的人事后都这么说。不列颠人的反击给法兰西正规军的白外套和民兵以重创，硝烟散去，法兰西人全都后退了。沃尔夫的腹部、胸部中弹，圆满地实现了自己决意要成功、成仁的心愿，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多了他这一尊大理石雕像。消息一传回到英格兰，霍勒斯·沃波尔写道，人们“绝望——大家骄傲——然后他们哭泣——因为沃尔夫在胜利的那一刻倒下了！高兴、悲伤、好奇、震惊，每一张脸上都交织着种种表情”。沃尔夫的忠勇给皮特献了一份大礼，皮特在平民院里发表了一篇演说，实际上那是一曲远古遗风的挽歌，它为一个倒下的英雄盖棺论定，只是——正如斯托庄园里“爱国勇士”（patriot boys）围廊一直要表达的——这胜过了罗马。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更平淡但也更重要，只是没有一件比得上海军上将霍克（Admiral Hawke）在布列塔尼外面的基伯龙海湾（Quiberon Bay）消灭了法兰西布雷斯特舰队（Brest fleet），这样就彻底解除了法兰西对不列颠的威胁。那时候不列颠国内绝大部分防卫只有民兵在担当。亚伯拉罕高地之战以后，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法兰西人在加拿大还坚持了很久。只是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760年的夏天，在失去了任何增援和供给的希望后，法兰西加拿大总督沃德莱叶（Vaudreuil）才在蒙特利尔向阿默斯特投降。他不再继续抵抗，一部分原因是阿默斯特提出的条件相当优厚，只要求这7万名左右的加拿大士兵在任何未来的不列颠与法兰西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回报是允许这些法兰西人在自己的罗马天主教区域里信仰自由，甚至保证魁北克教区的主教职位。正如沃德莱叶已经准确地预计到的，不说其政治存在，法兰西在加拿大的文化及其身份都将世代保留下去。

伏尔泰（Voltaire）也许已经把加拿大当作“几亩雪地”一笔勾销了，但对大不列颠帝国来说，拿下它绝对有一举定乾坤的感觉。富兰克林从1757年起生活在伦敦，担任宾夕法尼亚议会（Pennsylvania Assembly）驻伦敦的特派员，他对不列颠击溃法兰西人在加拿大殖民地的军队一事兴奋极了，他愤怒地反对任何说要向法兰西归还加拿大殖民地的提议。不列颠举国上下——特别是苏格兰——迸发出来强烈的爱国热情，庆祝、焰火、敲钟、宴请、上演加里克（Garrick）的《橡树之心》（Hearts of Oak），大家沉浸在欢乐中。富兰克林深信此战之重要与正义。“如果一定要说有一场民族之战，”他写道，“这就是了，在此一战中，全民族的利益直接攸关。”1759年是个奇迹频频发生的年头，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像霍勒斯·沃波尔所吹嘘的，“我们的钟都要敲破成碎片了”。富兰克林旅行去了苏格兰，在那里结交了有学识的朋友，如贵族兼写作政治经济和农业方面的作家凯姆斯勋爵亨利·霍姆（Henry Home，Lord Kames）。富兰克林一定向他倾吐了自己难以抑制的骄傲，他还说这些胜利使实现不可分割的自由帝国成为可能。他不是签署了给议会的请愿书《一个大不列颠人》吗？他写信给凯姆斯：“很久以来我就认为大不列颠帝国未来壮丽和稳定的基础在美洲，尽管和其他基础一样，它们现在水平还很低，还不太能看得出来，但不管怎样，它们够广大坚强，足以支撑起有史以来人类智慧建构的最伟大的政治结构。”可是，仅仅17年之后，他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1763年，和平带来了觉醒。奥拉达·艾奎亚诺的青少年时期是在皇家海军的军舰上度过的，他作为炮弹填充手，见到了组成纵阵的庞大的舰船爆炸后化为青烟，亲眼目睹炮弹把男孩和男人炸得粉碎，或者他们被木头穿过，“送去了永生”。在贝莱尔（Belleisle）围攻中，艾奎亚诺看见“一下子有60发炮弹和尸体飞到空中”。奥拉达交替体验到了惊恐与欣喜，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学会了读和写，得到了书本和《圣经》。在其主人帕斯卡尔的引导下，他以为自己会最后成为自由人，能避开恐惧和屠杀。但是，他发现帕斯卡尔先是指控他试图逃跑，接着不顾他的哀求、愤怒和悲伤，将他转卖给了一个船长，后者带他到了西印度群岛，“这样，就在我希望结束磨难的时候，被抛进了一种新的奴隶状态”。帕斯卡尔剥夺了他的书、个人物品、唯一的外衣，以及艰难争取到的尊严。在痛苦绝望中——而且知道他要去西印度群岛——艾奎亚诺写道：“我怨恨命运，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人世间。”

虽然威廉·皮特没有走到这样的绝境，但很多时间里他也在愤怒、生病、痛苦。乔治二世一辈子到临终才总算欣赏而不再是蔑视皮特了，却在1760年10月25日死于心肌梗死。应该能指望他的继位者即其孙子做好事了，他曾是皮特的一个朋友苏格兰的布特勋爵（Lord Bute）的学生，也受到过博林布鲁克《爱国者之王》一书的规戒，其母亲王太后奥古斯塔公主（Dowager Princess Augusta）对新国王的影响也很明显。乔治三世和他之前的汉诺威先王们不同，他公开自豪地宣称“感到了大不列颠人这个名字的荣耀”。显然他的淳朴看起来是爱国者的好榜样，无疑其半身像不久也会加入斯托庄园的万神殿。但是，皮特这些美化的设想很快就化为了泡影，老朋友布特变成了不友善的竞争对手。布特更同情那些苦于战争费用太高而鼓动退出战争的人，而皮特一心一意不是仅仅要法兰西人吃点儿苦，受点儿侮辱，而是要干掉这个不列颠帝国的竞争对手，还有皮特的另一个目标是要在加勒比地区消灭西班牙的实力，这时候貌似这个目标越来越不理性。看起来，年轻的国王听从其导师，认同布特说皮特是个“疯子”的观点。更糟糕的是斯托家族在分裂。1761年，皮特被迫出局，那位新任坦普尔子爵（Viscount Temple），也是他的一个大舅子詹姆斯·格伦维尔和他同进退，但另一个大舅子乔治·格伦维尔成了布特和纽卡斯尔公爵在平民院的代言人，却没有退出。皮特将这种行为看成背叛，所以在接下来的10年里，皮特和乔治·格伦维尔成了政治死敌。1763年，不列颠签署《巴黎和约》（Peace of Paris）的时候，布特把马提尼克、瓜德鲁普和圣卢西亚（St Lucia）还给了法兰西，把哈瓦那（Havana）与马尼拉（Manila）还给了西班牙，法兰西人恢复了在劳伦斯河纽芬兰（Newfoundland）海岸之外的珍贵的鳕鱼区域捕鱼的权利。另外，因为法兰西人牢牢地占据着圣皮埃尔（St Pierre）和密奎隆（Miquelon），而这些岛屿保障了他们捕鱼的安全，所以皮特认为布特是将帝国利益全都出卖了。

但是看一眼地图——而且不列颠政治家们是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地图——就能让他们确认皮特是神智失常了。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们，在那几个岛的糖卖到重要的美洲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数量超出自己之前，很热切地要恢复马提尼克和瓜德鲁普这几个产糖岛屿的原状，而不想让它们保留在不列颠帝国里。而紧紧地抓住捕鱼垄断权也无助于改变一个逃不掉的事实，那就是，即使遭受了最近一连串的灾难，法兰西在人口和军事上，依然都是欧洲实力雄厚的强国。

强加的迦太基式和平[7]只会加速对方报复的意愿，当政府大臣考虑在新扩展的帝国之无垠的时候，从孟加拉到塞内加尔，从米诺卡到蒙特利尔——如霍勒斯·沃波尔欢呼的，大不列颠人对于能够“在三次战争中征服地球”莫不狂喜，而鉴于罗马人建立庞大的帝国是用了三个世纪，大臣们确实是有必要发愁怎么支付这个不列颠帝国的国防费用。庞大的战时兵力最多时曾超过9万，到这时候已经减半，但即使这样，财政负担也是日益加重，债台高筑。和平还导致了经济错位：阿姆斯特丹发生了银行倒闭，伦敦金融市场与其密切相关，殃及池鱼，伦敦金融的信用突然紧张起来；大量军人同时退伍给就业带来了压力，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不得不压缩到战前的水平；农业收成不好，物价高涨，港口及城市平民比平常更暴躁，如果开征新一轮消费品税只会让岌岌可危的现状雪上加霜。

因此，1763年8月，接替布特成为首席财政大臣（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的乔治·格伦维尔（对皮特来说是太不利了，大家想让他回来干）为人小家子气，不可避免地要动脑子试试让美洲帝国——他认为最付得起——自己负担防务费用，其中逻辑看起来也不容置疑：不列颠美洲殖民地不是大大受益于战争了吗？战争期间母国不是对殖民地的贸易和工业投入巨资了吗？增加了加拿大的大片土地，美洲殖民地的前景不是一片光明吗？然而，其实此时还需要一些考量。首先，需要重申和加强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基本的、不言自明的独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殖民地供给不列颠原料又消费了母国的制成品。不管本杰明·富兰克林怎么想，不应该存在幻想，指望不列颠能容忍，更不要说鼓励美洲的制造业壮大到能与母国竞争。不列颠也不会和善地看着外国势力这样做，最不能看到法兰西和西班牙以及他们所有的殖民地与自己竞争了。其次，保卫美洲帝国的成本如果不想最后变得不可控制，定居点就必须限制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土地上，因此西边的土地就得留给美洲原住民，不用抢夺他们的土地就能确保他们继续友好相处的意愿，也就不必自找麻烦地去对付原住民，那可是代价昂贵。最后，美洲殖民地应该通过某种形式的额外税收让他们支付自己的防务，这应该是天经地义。

北美殖民地，1758—1783年

只是这税收应该是哪些，可把讲究的格伦维尔给难住了。翻阅美洲海关和征税账本时，他惊恐地发现维持美洲殖民地的运行成本比从那里收上来的钱要高得多。格伦维尔的结论自然不是废除海关，而是新增一项对于美洲需求量最大的外国货物的关税，那就是法兰西糖，特别是加勒比的糖蜜（不列颠加勒比殖民地的糖蜜产量不够而且价格高），做朗姆酒的时候要用它来蒸馏，而朗姆酒在美洲是主食，无处不在。格伦维尔提出每加仑糖蜜收六便士，遭到反对——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殖民地的人最喜喝朗姆酒，这里人反对的呼声最大——格伦维尔于是把税降低一半，但是以强硬的准军事作风征收。1761年是七年战争的高峰期，此时与敌国贸易被认为是蓄意破坏，政府会运用协助法令（writs of assistance）进行搜查，在军事法庭审判走私犯（因为殖民地法庭好像不愿给他们定罪）。这时候，对波士顿和纽约——在这两地走私是一种营生——的商业社会群体来说，这些法庭在和平时期还要继续存在，真是让人既愤怒又无奈。

格伦维尔的麻烦——除了他谁都懂——是他在跟世界上最善于阅读的走私犯过不去，而且这些走私犯们读的还是历史：英格兰历史，英格兰的自由史诗，以及正好就是格伦维尔自己在斯托庄园里非常天真地敬仰的历史。在波士顿和费城（Philadelphia）的阅读俱乐部里，在商贸促进会（Societies for Encouraging Commerce）里，不列颠殖民当局打压走私、海关人员的强硬手段及军事法庭的特别司法处理，都立即使走私犯们联想到查理一世时期的星室法庭，抵制他们就是召唤汉普登的高贵幽灵来保卫生而自由的大不列颠人的永久权利。“如果要对我们的交易征税，那还不会征我们的土地税吗？”1764年春，在波士顿市集会（Boston Town Meeting）上演讲者们这么发问，这已经能使人嗅出了一丝暴政的气息，“还有我们土地上的出产和我们拥有或者得到的一切？这……触犯了我们不列颠人的特权。我们可是从没有放弃过它们，我们和不列颠本土的子民一样拥有这些权利。”

如果说1764年的《糖税法》（Sugar Act）只是刺激他们发发牢骚，那么格伦维尔的第二个真正的妙招——给纸张征税，即从纸牌和报纸到法律文件、宣传品和广告的所有纸制品征收印花税（stamp tax）——那就等于和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旗杆一样。格伦维尔还为此自鸣得意，认为他想出印花税的天才点子和海关关税不同，这个可以直接自理，不需要繁重磨人的搜索（走私犯）。不管它将用于什么目的，都是要先付税。1765年2月初，这个法案在平民院（一半缺席）里一读。随即格伦维尔宣布这个法案将在11月开始执行，因为要给各殖民地充分时间进行公示。因为尽管有很多抱怨，大部分殖民地最后都接受了《糖税法》，所以格伦维尔还是自信《印花税法》（Stamp Act，1765）也能通行。他预计第一年就能给政府带来10万英镑的收入，随后每年都会增多。殊不知，他已经开启了不列颠美洲殖民地终结的大幕。

那个时候，格伦维尔和不列颠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即便是认为自己广泛阅读、思想开明、四处旅行的人，对美洲殖民地的真实情况其实知道的也非常非常少，可以说少得可怜。他们在伦敦接触的那些极少数美洲人（如富兰克林），都是一些最认同不列颠自由定义的人，格伦维尔等人在官方事务中接触的与美洲殖民地有联系的人，如波士顿或威廉斯堡（Williamsburg）总督们通常告诉他们的，都是他们愿意听的：总督们往往鼓励他们对殖民者采取强硬路线，打压不服从的苗头，以及在最近的战争中，他们注意到殖民地人民自以为是的自由姿态。当伦敦的政客们想象美洲的时候，他们想的基本上就是移居过去的温驯的英格兰男女，有时候他们想到苏格兰人还有长老会爱尔兰人——那么，这些乡下人还在帝国的军队里干得好好的呢。他们很少想到宾夕法尼亚还有8万日耳曼人（German），纽约和哈德孙河谷的4万荷兰人，以及很多其他族裔社群团体——贵格会教徒、犹太人、非洲奴隶——所有这些人组成的美洲非常混杂，远不是威斯敏斯特所能想象的偏向盎格鲁也就是英格兰的地方。

以威斯敏斯特的顽固来看，他们无法想象费城和波士顿这些市镇本地政界选举的高密集度。在波士顿，总人口大约是1.6万人，有2 500男人被指定可以在市镇集会（Town Meeting）上投票，市镇集会在法尼尔厅（Faneuil Hall）开会时就是众人高声地雄辩。皮特和他那一代人喜欢想象自己是西塞罗投胎，但事实上波士顿才真的具备18世纪60年代卢梭（Rousseau）设想的新雅典式（neo-Athenian）的面对面民主的最佳条件，这里的几个演说家——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萨姆·亚当斯（Sam Adams）、乔舒亚·昆西（Josiah Quincy）和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全都相信自己就是古希腊的雄辩家德摩斯蒂尼（Demosthenese）。格伦维尔和辉格党政客们压根儿想不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列颠历史的自由大炮会真的转过来对准他们自己——他们这时候已被美洲殖民地人描述成劳德和杰弗里法官（Judge Jeffreys）——有一天，某个年轻的弗吉尼亚人会查阅1689年的《权利宣言》，并据此对乔治三世国王提起一连串的指控。

当然，现实中离那一天还有点儿远，但是波士顿人特别爱读书，对新闻很敏感，文盲不多（70%的男人以及45%的女人都识字，比例高得惊人），他们的习俗是好打官司，宗教气息浓厚，惯用善恶两股力量战斗来看待世事纷扰。这个情况注定了《印花税法》从一开始就会失败。波士顿为自己的公民文化骄傲：它有众多语法学校、学院、报纸和图书馆。有见地的领袖自觉地努力争取普通大众，如约翰·亚当斯以笔名汉弗莱·普莱乔格（Humphrey Ploughjogger）在《波士顿公报》（Boston Gazette）上发文，指点不列颠当局的错误和不公。对于哈伯特·道尔（Harbottle Dorr）这样的小店主来说，这些文章如同佳肴美酒。他热衷于读这份报纸，浏览上面的木刻插图，如果那些故事能一浇其胸中块垒，他会大加评论。波士顿只有1.6万人，城市小，看重政治透明度。1765年，约翰·亚当斯说自己坚持“人民有权，这是他们不可否认的、不可剥夺的、不懈的权利，必须得到那种最可怕又令人嫉妒的信息，我的意思就是知晓自己统治者的品格和行为。”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对这样的波士顿人来说，《印花税法》看起来不只是宣示了一项非法的税收，而且会堵塞自由政治信息的产生和传播。然而，面对普通殖民地人的这一切悲愤如冒着火花的干柴资源，所有人，包括马萨诸塞的副总督兼大法官（Chief Justice）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他一直怀疑《印花税法》是否明智）对接下来会发生点儿什么也根本没有预料到。

现在看来哈钦森那时候真应该担心一下的。1765年8月14日，他的草人像被吊在“自由之树”（Liberty Tree）上，但哈钦森早已经习惯于他们这么象征性地发泄仇恨。26日，行动变得更直接、更实在，一次非常野蛮的暴动捣毁了他在波士顿的漂亮房子，包括其圆形屋顶，把他的历史手稿扔进了灰尘里。要不是他绝望的女儿哀求他逃走，激愤的人群可能连哈钦森本人也一起撕得粉碎。波士顿街头的吵闹、酗酒、打斗由来已久，尤其是城市北端和南端的冤家对头帮派在庆祝“火药阴谋日”（Pope’s Day，11月5日）的时候，他们每年在这一天进行激烈的足球比赛。1765年这天的情景是，一大群生活在码头边的制革工人、码头工人、水手和木匠，联手直冲非常明确的目标而来：哈钦森和印花税票发行者，也是他的连襟安德鲁·奥利弗（Andrew Oliver）。很明显，28岁的鞋匠埃比尼泽·麦金托什（Ebenezer Mackintosh）等是这伙人的领头人，如果不说他是直接听取一个叫作“忠诚九人”（Loyal Nine）的秘密组织的指令，他也是在听信他们的唆使。这个组织认为只有真正抵抗才能阻止印花税实施。

“忠诚九人”又是接受另一些人的提示，那些人可就不是什么粗鲁的暴徒了，而是一帮头脑清楚、意志坚定的政客，他们可是很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在波士顿，他们包括商人詹姆斯·奥蒂斯和前税务官兼麦芽酒制造商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在弗吉尼亚，年轻的演说家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把印花税比喻为最邪恶的罗马天主教暴政，因而推动了“弗吉尼亚决议”（Virginia Resolves）的出台，点燃了他们要激烈抵抗的决心；乔纳森·梅休（Jonathan Mayhew）在讲坛上为他们的事业祝祷；还有走得更远的，据报道《印花税法》在平民院一读的时候，艾萨克·巴雷（Isaac Barré），就是那位在亚伯拉罕高地上拼掉了自己半边脸的人，发表了一个非凡的演讲；上述这些都点燃了奥蒂斯与亚当斯这些政客想要激烈抵抗的意识。当时，查尔斯·汤曾德（Charles Townshend）宣称帝国议会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力对殖民地收税，因为不列颠“移植”“输送养料”“保护”了它们；巴雷的独眼盯着他，残缺的半边脸面向他，开始鄙夷地驳斥，对于说殖民地是无礼拒绝无私的不列颠家长这个官方说法的版本，讲的是截然不同的一段母国和殖民地关系的历史，他咆哮道：

受你们的关爱而移居！不！是你们的压迫才导致他们移居去了美洲，他们从你们的暴政下逃脱去了那时候根本还没开化又荒蛮的地方……他们因为你们的偏爱才壮大？是你们忽略了他们，他们才成长起来的：等你们一旦关心起他们来，那就是派人去统治他们……监视他们的自由……你们保护了他们？是他们高尚地拿起武器保护了你们。他们持续地、艰难地、勇敢地保卫国家前线，浴血奋战，可是他们那个家园的内部产出一点儿积蓄就要送来给你们发薪水。

不列颠自由的最神圣原则岌岌可危，被这个定性调门搅动起来，对《印花税法》的抗议蔓延到几乎所有的美洲殖民地，迫使威斯敏斯特的政策制订者们不得不认真地重新考虑它是否明智。格伦维尔又成功地引出一次罕见的殖民地内部合作范例：1765年10月，各殖民地派出代表在纽约召集印花税法大会（Stamp Act Congress），讨论采取什么措施。但殖民地代表们避开有形的实际抵抗，转而采取一个策略（在波士顿已经辩论过），即联合抵制进口不列颠的奢侈品，因为不列颠已经受困的经济更依赖奢侈品的收入。7月，格伦维尔政府倒台——尽管原因很多，但也不太和美洲危机扯得上。罗金厄姆（Rockingham）接手主政，他已经有意但还没有承诺撤销（哪怕是托马斯·哈钦森在波士顿都这么催促）《印花税法》。1765—1766年冬春的辩论非常重要，不列颠议会破天荒地第一次试图处理不列颠和美洲的关系。

舞台中央是那对冤家——皮特和他的大舅子格伦维尔，双方这时候都已没什么实权。皮特做了一个在以后几年里非常关键（尽管在现实中还有随意执行）的区分，“外来”税——调节殖民地贸易的权力——和“内部”税（如印花税），后者的权力应归于殖民地议会，即在他们同意后才能开征，否则就是越权。对此格伦维尔回答，如果真要这么较真起来，不列颠实际上是让渡了主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他们之上的政府被消解了，美洲就会发生革命……保护与服从是互惠的。大不列颠保护着美洲，那美洲就应该服从。如果不是这样，那请你告诉我美洲人什么时候不受此束缚？国家已经受债务重压……现在只是要求他们对公共花费承担一小部分……他们拒绝服从你的权威，羞辱军官，然后决裂，也许我可以说，这简直就是公开叛乱。

皮特双腿因痛风而跛，这时候艰难地站起，做了自己一生中最精彩的演说：

这位先生告诉我们美洲顽劣，快要公开造反了。我很高兴美洲起来抵抗，300万人民对自由如此冷漠，自愿甘当奴隶，真是活该被利用，被其他人奴役。我到这里来，没有带着法律案例和议会法律条文，没带翻得烂熟、折着角页的法令文簿来捍卫自由事业；假如我已经……我会……指给你们看，即使在前朝专制时，没有征得人民同意，议会也会羞于向人民征税……这位先生问，殖民地何时不受束缚？我倒是想知道，他们几时又成了奴隶。

皮特要求《印花税法》“彻底、全面、立即取消”，那就这么办。当这个消息传到波士顿时，约翰·汉考克在波士顿中央公园（the Common）里放出一大桶（pipe，105加仑约477升）自己最好的马德拉白葡萄酒（Madeira）供市民畅饮。但事实很可能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被叫到议会（the House）的讲台前，他信息灵通，以专业辩才回答了有兴趣的议员包括格伦维尔的询问，这才最有力地促成伦敦撤销了《印花税法》。格伦维尔说不列颠支付了战争费用就已经补偿了殖民地，对此富兰克林指出，仅在他自己的宾夕法尼亚州，志愿部队的装备和军饷合计31.3万英镑，而财政部只补贴了7.5万英镑。当格雷·库珀（Grey Cooper）质疑1763年前美洲对待不列颠的“态度”时，他回答道，那时候“是世界上最好的了，他们自愿地服从国王政府，支付所有廷臣的费用，遵守议会法令”。

“那他们现在的态度呢？”

“嗯，”富兰克林答道，“大不一样了。”

从前他们认为议会是自己自由的保障，现在可是不太这么想了。当问及如果不撤销《印花税法》会有什么后果时，富兰克林的回答既坦率又具有毁灭性的打击意义：“彻底失去美洲人民对这个国家的尊敬和热爱，以及建立在这种尊敬与热爱的基础上的所有商贸关系。”

这些预言可没给富兰克林自己带来什么欢乐，正如他给好朋友、苏格兰的先知先觉者凯姆斯勋爵的信里写的，“我在不列颠生活的这一段时光非常好，结交了很多朋友，我深爱这种情谊，真诚地祝愿不列颠繁荣，愿看到这种联合，我认为只有联合才能保证与确立不列颠的繁荣，”他加上的这一句令人震惊，“至于美洲，这个联合的优势对她来说并不明显”。因为富兰克林相信，特别是对不列颠来说，时机并非掌握在帝国手里，他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形成一种直觉，他对未来的看法就是各民族的命运最大程度上不是由他们继承的习俗和传统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地理、人口和社会结构。只有一些苏格兰人如凯姆斯、大卫·休谟、詹姆斯·弗格森和约翰·米勒（John Millar）才思考过这些问题；法兰西的孟德斯鸠，以及他自己的一批“诚实辉格党人”俱乐部（Honest Whigs Club）里思想先进的朋友有几个，如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或许能理解这个基本上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待民族兴衰的方法。对富兰克林来说，事实就是或迟或早地美洲会扩展到规模庞大（不管不列颠官方规定阻止与否），其自然人口增长与持续移民的活力，加上大陆经济扩张的超凡能力，都会注定使它超越母国。或许富兰克林也认可最先是由詹姆斯·哈灵顿在《奥希阿纳》一书中关于共和国的最终结局所做出的表述清晰的原则，即最终是财富分配决定政治权力的平衡。不久，可以说，美洲的资产总量就会要求不列颠人调整自己面对现实。虽然因为不列颠对法兰西人的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不列颠人在举国狂欢之下，很难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的，可是无疑它正在发生当中，这是必然的。在这个时候，问题在于不列颠人是选择弄权而凌驾其上，还是愿意在相互尊重同意的基础上，让美洲非凡的未来作为真正自由帝国的一部分展开，还是不列颠人愿意让自己的短期利益蒙蔽自己而牺牲长期的利益。

富兰克林很遗憾没能见到威廉·皮特，因为皮特越发体弱、悲观、暴躁了。可是即使这一次他们俩见面了，富兰克林也不太可能说服这个美洲人的“朋友”接受自己的观点，即不列颠帝国这个他自己的国家不可避免的有机发展。因为尽管皮特坚定地反对不公正的印花税法，但他也同样坚定地相信原则上不列颠议会对殖民地具有不可争辩的主权。正是因为这个不可动摇的理念，才导致接下来议会把美洲的管理放在低一等级的层面上。即使在美洲表示委屈时向殖民地做出让步，议会也反复重申这个绝对无条件的主权。印花税法是终止了，但是1767年又引进了其他商业税，即汤曾德税（Townshend duties）。为了加强海关管理，尤其在波士顿这些港口的走私犯毫无廉耻，海关在这些地方就更加军事化了。年轻、富裕的商人约翰·汉考克是走私犯中最不要脸的，他的典型做法是把自己的个人利益转化为意识形态，汉考克以“自由”命名自己的一条单桅纵帆船，夸下海口说要“跑动”马德拉白葡萄酒上岸。从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调来一艘在役的“罗姆尼”号（Romney）军舰辅助海关军官们，但码头上发生暴动的时候军舰根本就不能完成指派给它的任务。

波士顿和纽约对于武力威胁无动于衷，而且迅速变得不可驾驭，正是这一令人侧目的事实引发了起用正规军充当警察的决定。殖民地港口反对1767年汤曾德关税，组织联合抵制不列颠进口货物，发现船只和店主有违反的，就告发、恐吓、殴打，有时候给涂上柏油加羽毛加以侮辱。大约3500名盖格将军（General Gage）的手下来到所有抗议声最响亮的中心波士顿。他们穿着鲜红的海军制服，在这个小小的铁板一块的城里格外惹人注目——这是有意为之——照例受到人群的嘲笑，（尤其是年轻学徒工们）辱骂这些士兵是“畜生的龙虾儿子”。允许士兵们兼职做些一般本地人干的民事工作如打绳子也于事无补。到了1769年年末，士兵和学徒工们吵架已司空见惯，有时候事情会闹到不可收拾。1770年2月23日，一个进口商西奥菲勒斯·利莱（Theophilus Lilley）在自己的店外被一个海关军官射杀，一群学童和年轻学徒就来到店里抗议，吵吵闹闹的，11岁的男孩克里斯托弗·塞德（Christopher Seider）也夹在中间。《波士顿公报》上关于射杀的木刻版画很生动、很煽情，进口商的葬礼就成了波士顿群众的大游行，由萨姆·亚当斯精心指挥，务必使游行最大程度地煽情——小小的棺材后面走着500个男孩，两个一排，之后跟着起码2 000个大人。

3月5日，不可避免的灾难终于发生了，一个假发店学徒一路跟在一个士兵身后指责他，说是士兵没付账单，直到海关那里。一个海关卫兵打了这跟来的青年一拳，同时按照常规鸣枪警告他，而一大群愤怒的人听到枪声后聚集了过来。一小队心里惶惶然的8个士兵被派去恢复秩序，却被人群包围了，众人向他们投掷结实的雪团。他们害怕自己被虐待或者更糟，惊恐之下开枪射击。结果5人被杀，包括一个黑人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和一个爱尔兰皮裤制作者帕特里克·卡尔（Patrick Carr），更多人受了重伤。托马斯·哈钦森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大家保证会迅速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还要将盖格将军的部队撤到位于卡斯尔岛（Castle Island）的港区去，这样才避免了流血事态进一步恶化。尽管已经认定士兵们只是出于害怕而非预谋，另外至少有一个著名的“爱国人士”约翰·亚当斯为他们辩护，宣告他们无罪；这事却被故意歪曲成“屠杀”。雕刻师兼银匠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精心炮制了一幅印刷品——一排不列颠士兵齐齐地举着枪对准手无寸铁的市民射击的画面，广为传播。《波士顿公报》把这幅画用在特刊头版，使用粗体的黑字以示哀悼，包括五个棺材形象，并按照格兰纳里与考普斯山（Granary and Copps Hill）殡葬场坟墓的形式，上面印着头颅。虽然萨姆·亚当斯（约翰的堂哥）对详情细节知道得更清楚，却毫不犹豫地把它当作不列颠人意图谋杀那些拒绝在议会高压下屈服的市民的证据，向各殖民地扩散发布。

然而，即使到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事一定会造成美洲和不列颠分裂；绝大部分美洲不列颠殖民地的人，哪怕是感到深受汉诺威王朝政府与议会的经济军事政策冒犯的，都还是认为自己在宗教、语言和历史文化上是根深蒂固的大不列颠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们热切地感到自己才是“真正”的不列颠宪政的继承人，而母国已经抛弃了宪政，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列颠帝国已经被邪恶腐败的寡头政治绑架了。一些访问过伦敦的美洲人看到那里（有时候也稍微享受一下）无节制的奢华堕落非常震惊，将这可悲的低俗下流、摒弃自由的旧传统解释为沉迷酒色的邪恶。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希望能重返1763年之前那种状况。这一年被认为是不列颠美洲殖民地的邪恶元年，带有分水岭一样的重要性。很明显，贞洁的国王被恶棍大臣们带坏了，也许还能拯救他，不让他再误会大家。只要换一换威斯敏斯特那帮卫兵，看起来就可以预示事情转好。臭名昭著的关税始作俑者查尔斯·汤曾德死了，美洲殖民地抵制进口不列颠货物运动开始消退，令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有感于此，1770年，诺斯勋爵（Lord North）担任首席财政大臣，才胆敢宣布绝大部分讨厌的关税都可以撤销，也不怕被指责说他是屈服于恐吓才这么干。1771年，富兰克林给萨缪尔·库珀写信，乐观地说，看起来“政治稍息了……只要（不列颠）政府这样有节制又公正，还我们《印花税法》之前的老样子，我们就不会起来提出要求，就没有危险”。

但是，诺斯勋爵以他自己的见识决定保留一种商品的关税，那就是茶叶；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个茶杯里激荡起的风暴恰恰就颠覆了不列颠美洲殖民地。

1773年5月，当不列颠议会通过《茶叶税法》（Tea Act）的时候，几乎没人预见到美洲殖民地会反弹。站在伦敦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好像这只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它是为了让东印度公司摆脱财政困境。东印度公司1600年由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特许创立，8年后它在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Surat）设立了第一家商栈。像往常一样，公司期望进口一些外国原料到英格兰（然后再出口给欧洲），交换母国精制的制成品，但是印度尤其是它的漂亮印花棉布却是比英格兰生产的任何东西都要精美得多，而没有什么东西是印度想要或者需要交换那些印花布的，除了银子。这样，印度印花布大量地涌入英格兰，而不列颠的银子源源不断地输出。特别是在17世纪下半叶，这种带漂亮图案的轻盈纺织品先是吸引了上流社会，而后又在中产阶层中走俏，引发了一阵时装革命，只有英格兰亚麻生产商中惊恐的代表们痛恨这种进口物流。而令人高兴的是，随后茶叶作为印花布的替代品进口来了，到18世纪中叶，茶叶几乎占进口量的40%。

然而——特别在美洲——与荷兰人走私进来的这种实际上一模一样的树叶子相比，虽然作为必需的饮品，但不列颠茶叶被课以重税后在殖民地售价昂贵。1768—1769年的抵制进口运动使事情变得更糟。到1773年，伦敦城里的芬丘奇（Fenchurch）和利顿豪（Leadenhall）街东印度公司的库房里茶叶堆积如山，价值1 800万英镑，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惨跌，而且这还不够，公司欠政府一大笔关税没付，还欠着政府提供给它的军事保护费。诺斯勋爵及其政府都不看好它的前景。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一个苏格兰人，罗伯特·哈利斯（Robert Herries）——想了个妙招：何不彻底免除进口到不列颠的茶叶的全部关税，这样就能降低价格，比荷兰人的走私货卖得还要便宜，这样，不止在不列颠销售，还能卖到欧洲和美洲市场上去？答案是好的，只是除了一点不好。诺斯勋爵已经决定取消全部汤曾德关税，除了茶叶，只是为了保留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名义原则。那么，这时候，他们就认为茶叶的价格已经掉到够低，通过东印度公司运到美洲，那区区每磅三便士的税已经裹了糖衣，殖民地的人们就能把它给忽略了，能接受关税。

但是美洲人没有忽略，1773年10月7日，当第一批装着茶叶箱的船还在大洋上的时候，纽约已经到处张贴发布上面写着“汉普顿”的传单，警告说这是在恶魔伪装下的廉价茶叶，美洲人又一次被诱惑着不征得他们的同意而接受关税。关税是用来支付殖民地的行政费用的，很多被选中的“收货人”——美洲商人会收到然后卖掉——都与波士顿总督托马斯·哈钦森这些人有关联，这样更增加了阴谋的感觉。其中两个收货人是哈钦森的儿子，第三个是其岳父，一下子好像众多汉普顿先生复活了，重现江湖，而且到处都是；其中一个是费城的医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他着了魔，船税敌人的魔鬼占据了他的灵魂，宣称“这些有毒的箱子里装着一种慢性毒药……比死亡更可怕——就是奴隶制的种子。”在查尔斯顿（Charleston）、纽约和费城，原收货人受到恐吓，说他们是强征税收的工具。他们压力山大，几乎全部退缩，答应不再接收这些货物。

四条双桅船开往波士顿，对萨姆·亚当斯来说，这个突然的危机是天赐良机。本来他努力坚持抵制不列颠进口贸易已经越来越遭人白眼了——直到茶叶已经上了路。就在此时，哈钦森、副总督安德鲁·奥利弗以及托马斯·惠特利（Thomas Whateley）之间的私人通信被富兰克林发现，而且被公之于众。哈钦森等人在这些信里嘲笑爱国者，表示希望议会和不列颠政府尽一切可能坚持控制殖民地贸易和税收的原则。非常明显，议会这样狡猾地利用廉价茶叶设下陷阱，引诱天真正直的美洲人告别自由，足以证明这个计划的“恶毒”本质。11月29日，第一条船“达特茅斯”（Dartmouth）装载着114箱武夷红茶靠上了格里芬码头（Griffin’s Wharf），城里到处是标贴——“朋友们！兄弟们！乡亲们！毁灭时刻到了，要不就勇敢地反抗虎视眈眈盯着你的暴君阴谋！”

波士顿立即就变成了革命的暖房。警钟敲响，召集关心此事的市民公开集会。他们从城里来，也从邻近市镇和村庄赶来，包括剑桥、沃本（Woburn），甚至哈钦森自己的村子弥尔顿。几千人涌进法尼尔厅——人太多了，集会只得移到老南房聚会厅（Old South Meeting House），也就是那个精美的公理会教堂（Congregationalist Church）里进行。光线从高高的窗户里射进来，照在激动不已的演说者和他们面前的群众身上，嚷嚷着“毒草”不能、不会卸下来，也不缴那不公道的关税，要它驶回伦敦去，自取其辱。然而，可怜的商人既然运了过来，全然没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便恳求道：不列颠法律禁止回运任何已运出的应课税货物，那会被没收的，运回去他们只有破产的份儿。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非常不利。同时，哈钦森和他们家的收货人都躲进了威廉城堡里，也拒绝货物回运。因此茶叶仍然滞留在码头的货船上，实际上由爱国者保护了起来。同时双方的僵持继续，接下来另外两条船“河狸”号与“埃莉诺”号也抵达港口了。

到了12月的第三个星期，截止日到了，如果这时候关税还不交的话，海关官员（无疑会在军队相助下）要来没收茶叶；这个情况下，收货人将要蒙受金钱损失，就会屈服，支付税金然后开始卸货；爱国组织的骨干力量波士顿联络委员会（Boston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召集会议进一步讨论对策。16日，老南房又一次挤得满满当当的，演说家公开指责这么做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奴役美洲殖民地，乔舒亚·昆西攻击波士顿的敌人，是“心怀恶意……贪得无厌的报复”。他们派出一个船长作为代表去弥尔顿面见哈钦森，请求最后给个机会，允许“达特茅斯”起航，假如不去英格兰，最起码开到码头城堡去，那么就能说是上路了。大约六点差一刻，天快黑了，哈钦森还是不松口。萨姆·亚当斯站起来说，他看不出还能做什来拯救这个国家了；这句话听起来可不像什么暗示的信号。教堂走廊里回响着一种印第安人的战斗呼哨，门口大约有50人发出更大的呐喊，他们脸上草草地涂了煤黑，身上披着毡毯伪装成打扮滑稽的原住民勇士。传单上已经警告过，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莫霍克人”也许会袭击茶叶；这时候他们就踏上战争之路，它直通码头。这些人大部分如鞋匠罗伯特·特威尔弗斯·休斯（Robert Twelves Hewes）一样是工人，在过去4年里他们都直接卷进了政治抗议。爱国者的头头们特意选中他们，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是无名之辈，但是也仔细叮嘱了他们该怎么做。这些人发出的嘈杂声之大，打断了商人约翰·安德鲁斯（John Andrews）享用自己的晚茶，他来到老南房时，迎面撞上一群喧嚣的人，他们消失在波士顿静静滴落的雨中，奔向码头的“达特茅斯”号以及“埃莉诺”号两艘船。

就着灯笼的光，这批“莫霍克人”完成了任务，他们一路用斧子劈开342箱重45吨价值9 000英镑的茶叶，据估算大约能沏成2 400万杯茶。一等劈开，箱子就被扔进水里，散开的茶叶就全倾泻出来，这才能保证造成最大损失；“莫霍克人”边上有一双机警的眼睛监视着每个人，尽管这些人爱国热情高涨，也不排除个别人会在自己外套或裤子里顺手牵羊带一点儿走。茶叶太多了，劈开扔下箱子的活儿还没干完，茶叶就在船舷边浮了上来，整个船看起来像搁浅在了诡异的武夷红茶的泥浆上。第二天早上，趁着天色已明，几条小船驶出去，用船桨把木箱子和大量漂浮的茶叶摁进泥水里，务必彻底损毁所有货物。正当小船在污泥里漂流穿行时，约翰·亚当斯在日记里写道：“这是所有运动中最精彩的……爱国者们的这个最后努力，包含了我非常敬仰的尊严、神圣、崇高……毁灭茶叶行动非常勇敢、大胆、坚决、无畏又灵活，它会产生非常重要、意义深远的结果，除了说它开创了历史新纪元，我不做他想。”

他说对了，“波士顿茶党”（Boston Tea Party）事件是一个经典的案例，表面上看它自身是细微琐碎，甚至怪异的，却引发了全美洲各殖民地一致抵抗的洪流。这正是当时波士顿描述它的方式，这些描述被散发到各个殖民地定居点，由特快信使网络送过去，尤其是银匠保罗·里维尔这个信使。当然，并非每个人对这事都持相同的看法，就连站在爱国者这一边的很多人，都被这样荒谬地毁坏财产而感到愤慨，相信干了这事的人应该做出赔偿。在1773年底到1774年初，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种行动似乎会孤立波士顿而不是自动地为它赢得其他殖民地的同情。不管怎么说，诺斯勋爵政府正是这样考虑的，基于此，他们决定以最严苛的方式惩罚波士顿及殖民地——要封锁波士顿港口直到波士顿人付出茶叶赔偿，给这里的商界予以财政上的毁灭性打击，真正让波士顿市民尝到苦果；他们还援引并重新发布《马萨诸塞共同体1691年特许状》（The 1691 Charter of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以便建立一个更有秩序的政府，《驻营条例》（Quartering Act）授权军队可以驻扎在未被占用的建筑和谷仓。

本来美洲殖民地还有人在摇摆不定之中，并且怀疑萨姆·亚当斯坚持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讲道理且没有良好意愿的母国政府，还是一个自私残暴的专制政府；不管前面发生了什么事，都比不上这一条高压法令，只有它才真的让殖民地人确信亚当斯实际上说对了。乔治·华盛顿原先坚持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样写道：“波士顿的事业，应对暴政之策，现在就是，以后也都是美洲的事业（并不是说我们就赞同他们毁坏茶叶的行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里，帝国军队抵达，海军在码头外围安插到位，形成对波士顿港的封锁，这样就实际上促使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了。远在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给波士顿送来大米，康涅狄格、纽约、罗德岛（Rhode Island）的农场主成立四轮大车特遣团，给波士顿市民运送食品，因为波士顿人代表了遭到不列颠报复的无辜受害者。自召开印花税法大会以后，最郑重其事的是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的第一次跨各殖民地的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会上考虑的是大家要形成协调一致的对应行动。到了10月份，在费城的卡彭特厅（Carpenters’ Hall）召开会议时，不列颠政府的另一个行动使美洲殖民地的人疑心加重，也越发让他们担忧。根据8月份通过的《魁北克法》（Quebec Act）条款，不列颠议会同意在加拿大保留法兰西系统的民事法，允许那边7万名说法语的天主教徒（Francophone Catholics）实践自己的信仰而不会受惩罚，允许那里的天主教教堂征收什一税。不列颠的美洲殖民地居民绝大部分是新教徒，对于新教徒来说，这预告了不经陪审团而审判的司法系统，实质上是终结了人身保护法，没有任何经选举集会就强加在美洲头上的一个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只有一个成员经指定的枢密院。这是变相地在以新教徒为主的美洲殖民地的后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上起劳伦斯河下到哈得孙河实行“奴隶制，给新教徒穿小鞋”。这就最明白不过地说明，乔治三世除了身上流的不是斯图亚特家族的血脉，确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斯图亚特王朝暴君，怪不得他在温莎城堡展出了那么多范·戴克画的查理一世肖像。

国王应该是什么样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写给大陆会议的《简论不列颠美洲的权利》（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一文里，说他就是“人民的首席公务员”，如果他不遵守自己与子民签署的合约责任，理所当然可以被辞退与取代。杰斐逊本人因病没有去费城，而是去了一拨激进者——有些要求开始给市民进行军事培训——但激进者并没有能在大会进程中取得主导地位。更冷静的一些头面人物争辩说，要争取一次喘息机会，也许能向议会和国王请愿，让他们听取美洲申诉自己正当的冤屈。这又将是一次长长的深呼吸时间，只有到了1775年9月10日——整整一年之后——如果还没有给殖民地补偿委屈，美洲人才会在12月1日发起全面停止与不列颠贸易往来的运动。

这是宝贵的最后和解机会，但不列颠没有抓住，因为两边的政治家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天赐机遇，甚至连诺斯勋爵也试图竭力推出某种中间路线：如果殖民地能同意自己负担其自卫防务费用，就让他们自由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通过他们自己的议会去筹措。但是，诺斯询问一名美洲代表：这几个殖民地能保证同意不列颠政府进行相应的分派吗？回答是无法给出这样的保证。而且，不管怎么样，甚至已经不能再指望美洲接受威斯敏斯特议会的征税原则。这就已经是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了。在国王看来，这些最后的努力都是要胡乱地拼凑起某个协议，只是想往大伤口上贴个橡皮膏。乔治三世断言，难道殖民者不是明摆着在假装强词夺理提出这样那样的过份要求，存心忽悠？他们不是一路下来都在阴谋全面地推翻整个议会的权威吗？就他而言，这时候唯一的问题是，是否允许美洲人，最起码不打一仗就摆脱他们欠主子——国王和议会——的忠诚。

1774年冬到1775年，不列颠内部对美洲殖民地的意见分歧严重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尤其在几个商业市镇，一旦两边开战，它们就将面临灾难。在曼彻斯特和布里斯托集会大厅外，不同群组的人为了要与美洲殖民地和解或者是开始军事行动的请愿此起彼伏，他们向同一批机械工人与店主争取签名。议会主流的呼吁是必须把大西洋对面不知感恩的坏小子结结实实揍一顿，让他们永远长长记性。1775年1月20日，威廉·皮特这时候已经是查塔姆伯爵（Earl of Chatham），他深受病痛的折磨，在其15岁的儿子威廉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陪同下，来到议会贵族院——他与后者进行了热诚的交谈，如果说还能做点儿什么，想要来阻止不列颠帝国走向解体。在门口，富兰克林被拦下，因为他既非议员的长子，也不是里面哪个人的兄弟。查塔姆进去了，尽自己最大的声音高喊：“这是富兰克林博士，我要和他一起进来。”接着他请求从波士顿撤回盖格将军的军队，换句话说，他想在开战前制止它。尽管也算是还有几个议员相信，他告诉他们不列颠赢不了这一战。接下来他的话表明这个老人确实是非常仔细地听取了富兰克林的话，他生平第一次瞪大眼睛瞧着美洲之广袤，知道自己已经看见了失败。“什么，你们可以从一个市镇到另一个市镇，从一省到另一省，尽管你们可以做到一时压服他们，……那你们又能如何做到军队开拔之后保证让他们服从你们呢？……能管得住这方圆1 800英里（约为2 880千米）的大陆和它上面稠密的人口？这些人还拥有勇敢、自由和反抗之心！”

鲁莽地遣责美洲人的议员们是怎么想象自己从哪里得到自己的代表权的？他们最近有没有照过镜子？他们最近有没有读过写不列颠历史的好书？

反抗你们的强制征税制度是可以预见的……它本来就显而易见……从我们国家如火如荼的辉格党派的精神就可以知道……美洲反抗你们征税的精神和从前反抗英格兰船税的精神一脉相承。还有，号召全英格兰起来，通过《权利法》来维护英格兰宪政也是一样的精神……是这个光辉的精神使美洲300万人生机勃勃……他们宁愿守着自由而贫穷，也不要镀金的锁链和龌龊的富裕；他们宁死也要捍卫作为自由人的权利。

对于这样的联合力量，什么军队能反得了他们？——什么，我的大人、老爷们——派几个团去美洲，留一万七八千人看家！这个主意太荒唐了，你们居然用它来打发你们这些老爷们的时间……这不是撤销一张纸片就能使美洲回到我们的怀抱里来，如果你们撤去他们害怕的东西，打消他们的怨恨，那么还能盼着他们爱你，对你感恩戴德……最终我们还是得被迫撒手：趁现在还来得及，让我们撒手吧，不要闹到我们只能撒手那个时节……赶快避免自取其辱……第一步要走向协调、和平与幸福。

但首先是盖格将军来到了马萨诸塞康科德[8]，他听闻那里有“造反者”——因为不列颠守备部队已经这么给他们定性——已经储备了武器弹药。冬末，不止在马萨诸塞，还有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这几个地方的联络委员会都在一步步地组织市民民兵来保卫自己的社区。因为风声日紧，谣传不只是不列颠人，还有外国雇佣军（该死的武装恶魔专制主义！）都在赶来美洲的路上了。1775年4月18日，约翰·汉考克和萨缪尔·亚当斯都在莱克星顿（Lexington），这里已形成一群“一分钟人”（minutemen）——在紧急状况下能随时召集起来的农民民兵——在保卫藏匿起来的军火。大家已得知盖格要派军队到莱克星顿抓捕亚当斯和汉考克，夺取他们藏着的武器。三天来，士兵和水兵不再轮岗值勤，且下令船只待命。这一个事实早已让这次围捕闹得路人皆知，唯一吃不准的是到底几时盖格的人会渡过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进村。因此就部署了后来著名的安排——放信号灯在老北教堂（Old North Church）的尖顶上，警示查尔斯顿镇里的爱国者们：如果士兵走水路，就放两盏灯；一盏灯则表示他们走陆路；另外再安排三名骑手去通知汉考克和亚当斯。一个骑手在出发前就被捕了，威廉·达威斯（William Dawes）和保罗·里维尔都跑出了波士顿。里维尔在一艘不列颠战舰的枪击下划过了查尔斯河，在查尔斯顿骑上马，绕了远路反而早到，抵达了在莱克星顿格林（Lexington Green）旁的乔纳斯·克拉克牧师（Reverend Jonas Clarke）的宅第。那时候（现在也还一样），月光下的草地看起来像英格兰村庄的微缩模型，这个地方现在好像还在诉说着不列颠美洲会永恒，而不是那时它临死前的风声鹤唳。

里维尔想把警报送到康科德去，可人还没到那里就被不列颠军队的巡逻队抓住了。但是消息已经传开，汉考克和亚当斯马上离开，去了沃本，他们安全了。从此他们俩开始踏上走遍美洲殖民地的旅程，宣传这天早晨的事件即将见分晓，警告的钟声和枪声在波士顿全城响起。当6个连的不列颠军人到达莱克星顿时，天才刚亮，草地上有70个“一分钟人”面对着他们。一个军官喊道：“走开！你们这群造反的家伙！”民兵军官帕克船长（Captain Parker）也很明确地下令自己的人解散。可是就在这当口放了一枪——至今没人说得清是哪边放的这一枪，随后不列颠步兵们的毛瑟枪开火了一通，硝烟散开后，只见死了8个，10人受伤。

就这样，在康科德不列颠人砍倒了一棵自由之树。他们接着遭遇来自老北桥（Old North Bridge）边一个小山顶上的猛烈开火。不列颠军经过米诺托密（Menotomy）撤回到查尔斯顿，途中噩梦连连，因为沿途1 000多名民兵从墙后或树林里向他们放冷枪。这场战争不会轻松。

4月18这个日子和发生在这一天的事情，特别是盖格将军单单挑出汉考克和亚当斯作为叛乱分子，说他们俩不可宽恕的话，在美洲各殖民地之间飞快传播。消息像长了翅膀，等他们到达曼哈顿（Manhattan）岛的时候，那里的街上满是慷慨激昂的人群。5月，第二次大陆会议（the 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在费城召开，会议任命弗吉尼亚人乔治·华盛顿指挥殖民地防卫军，这象征着小范围的波士顿之战至此开始进入美洲殖民地的全面战争阶段。整个夏天，不列颠人发现自己都处于美洲殖民者军队的围困中，对手颇有效率。因为不列颠军一直认为殖民者都只是莽夫，因此对方军队的规模和力量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预料到的。6月，盖格派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到布里兹山上（Breed’s Hill），要打败守在查尔斯顿高地（Charlestown Heights）上的美洲殖民者。这期间，不列颠军损失了92名军官和差不多1 000名士兵，包括皮特凯恩少校（Major Pitcairn）；4月19日，少校就在莱克星顿。他曾经给伦敦发去一信，最后这信送到了国王手里。国王读信后也赞同少校的意见，即“只要狠狠打击造反者……他们就会屈服”。可实际上等乔治三世读到那封信时，皮特凯恩人都已经死了。盖格对如此惨重的伤亡感到非常震惊，他给防务大臣（Secretary-at-War）巴林顿子爵（Viscount Barrington）写信说，美洲人已经“被愤怒和激情点燃，其声势浩大为世上各民族中所仅见……我们遭受的损失已经大于我们能承担的”。那么伦敦就给他大大增强军力，到了7月在波士顿共有1.35万名不列颠士兵，还有好几千个忠于不列颠的殖民地难民，然而，即使不列颠军的力量如此强大，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能守住这个城市多长时间。

战争已经开打，可是，在美洲殖民者们当中，还没有大家一致同意的终极目标。第二次大陆会议上的分歧依然存在：如果不列颠政府让美洲回到1763年之前的平静日子，同意殖民地享有高度自治的政府，包括自己的征税权的话，还能保留殖民地和不列颠的联盟吗？或者，现在殖民地只能选择自己绝对独立的地位了？1775年7月初，大陆会议发布了一个声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The Causes and Necessity of Taking up Arms）。文中说：“我们募集了军队，但没有野心勃勃的计划，不是要与大不列颠分裂，成立独立的邦国。我们战斗不是为了荣誉或征服，我们要向人类展示我们美洲人民受到敌人无缘无故的攻击时的坚定决心。”两天后，大陆会议伸出请愿的“橄榄枝”，由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起草，通过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创立人威廉·佩恩的孙子送交给国王，开头他们大表忠心：

道德与慈爱能赋予我们的全部忠心都与陛下个人、王室和政府紧密相联，以能团结社会的最强纽带和大不列颠捆绑在一起……我们庄严地向陛下保证，我们不仅最殷切地期望恢复她和这些殖民地之间从前的和谐关系，也希望建立协调合作，夯实牢固基础，永受庇护，两国间将来世世代代没有纷争打扰。

这是拯救美洲不列颠的最后也是最佳的机会，但乔治三世的大臣们可没有这样想。历史学家们都想彻底研究这些各民族各帝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希望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做出复杂的深层次的结构性说明。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整个事情急转直下，导致美洲殖民地与不列颠复合完全无望的？那太简单了，原因就在国王及其政府本身。他们放话说，国王没有兴趣和叛乱分子的议会联络。8月23日，不列颠议会正式宣布美洲殖民者处于“公开及公认的叛乱”状态；10月26日，他们还坚持说美洲殖民地造反就是“非常明显地为了成立独立帝国而战”。这样一来，就是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说了出来，实质上是他们发布的美洲殖民地独立宣言，而杰斐逊等人迟至1775年11月，还是很不情愿说完全脱离的话，还在称国王是“权杖暴君”和“我们最恶毒的敌人”。问题是这一次没有现成的威廉三世能来做美洲的宪政主君。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76年1月发表了《常识》（Common Sense），对他来说，就不再需要什么国王了；别再拿什么神圣的不列颠宪政来哄自己了。他辩解道，这就是个幌子，会坏事儿的，别再耍这一套了：“是时候说再见了。”尽管潘恩的小册子卖出了令人吃惊的15万册，美利坚的建国之父们——尤其是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却不是非常进步的新民主时代的人，此时他们还不能够与鲜明的英格兰自由的伟大传统脱钩。如果他们要和大不列颠帝国开战，那是因为它是个犯了错误的帝国，根本不是那个自由帝国，是因为它原先的立国基础原则已经模糊不清，被歪曲了。直到在1776年春夏之交不列颠撤出了波士顿，不列颠政府拒绝提出和平条件，这时候他们才真的拿起笔杆最终起草《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美利坚合众国的创立者们还是本能地退回到他们的英雄万神殿去，而不是向前瞻望。他们就是科巴姆勋爵的斯托庄园里纪念碑上的同一批人——汉普登、弥尔顿和威廉三世。1774年，杰斐逊等人听说了波士顿高压统治的消息，考虑了他们邦国未来宪政的事之后，和他的弗吉尼亚市民会议（Virginia House of Burgesses）的同僚们查阅了约翰·拉什沃思（John Rushworth）的《历史文献集》（Historical Collections），那是议会与查理一世斗争史诗的文献汇编。最后，当杰斐逊动笔起草《独立宣言》时，他用来指控乔治三世、罗列他的罪行清单的范本就是1689年的《权利法案》，那里面可是说推翻詹姆士二世是正当的。

没人比查塔姆更感到莫大讽刺的了，一直以来，他不断地尝试阻止这场不列颠与美洲殖民地的战争，但都无济于事。1777年1月，看起来不列颠不太可能赢的时候，他在议会贵族院演讲，说即使不列颠赢了，那也是代价惨重的胜利，因为“我们是挑衅者，是我们侵犯了他们”。皮特从前做的每一件事，哪怕是打败了法兰西，到这时候都变成毫无意义了，因为这个不列颠旧日的死敌法兰西只是在一旁作壁上观，在等待时机要从不列颠与美洲鹬蚌相争后的两败俱伤中得益。1777年10月为了切断新英格兰与其他殖民地的联系，打了萨拉托加（Saratoga）一战，不列颠军在此役失利后，诺斯急着要辞职，连乔治三世也开始想法从灾难中脱身出来。据说查塔姆虽然身体已残，但依然是既能与独立的美洲殖民地寻求和平，同时又有能力与新近的威胁法兰西开战的合理人选。1778年4月7日，在痛苦万状中，查塔姆跛着脚，从前有名的好嗓子也哑了。他在议会贵族院发表演说，仍然希望在美利坚和不列颠之间能保存某种联系，但是，如果必要的话，不列颠也要预备好应对法兰西、西班牙和美利坚的傲慢联盟。“任何状态都比绝望好点儿……如果我们要失败，那也要败得像男人。”里士满公爵（Duke of Richmond）说，“我们没有海军，没有陆军，还没钱，勇敢有什么用？”查塔姆看起来像是要回答他，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犹豫了一下，一只手抓住胸口。他倒下时旁边的贵族院议员们伸手揽住了他，其中一个就是斯托庄园的主人坦普尔勋爵（Lord Temple）。1778年5月11日，查塔姆去世，自由帝国也就是那个正确的帝国也随之而消逝。

1786年9月12日，第二任康华里伯爵（Earl Cornwallis）查尔斯从自己的舰载艇上走下，来到加尔各答（Calcutta）的码头上。作为新任孟加拉总督，他也是不列颠印度的历史上第一个帝国议员兼总指挥（Commander-in-Chief）。为了与这个身份相称，康华里穿着不列颠军队的红色制服。不必介意，5年前在弗吉尼亚的约克城，他曾经穿着同一身红色向华盛顿和法兰西的罗尚博将军（French General Rochambeau）投降，就那样终结了美洲殖民地战争的命运。这是他的神圣帝国在印度斯坦（Hindustan）新生的日子，加尔各答的人们挥汗如雨、喜气洋洋。尽管雨季已过，城里却还没有干透，紧贴在胡格利河（Hooghly）河面上棉絮般的轻雾饱含水汽，湿淋淋的，孑孓滋生，大群大群的蚊子刺穿欧洲殖民者的粉色皮肉，幼虫正在满溢的储水池和池塘里孵化。但受到困扰的不列颠人却没有注意热蒸汽或这些嗡嗡叫的害虫。康华里48岁，身材矮胖，面色温和却不失军人的威严。河岸上乐队奏着欢快的音乐，旗帜飘扬，船上也装点着彩旗，大家都在迎候新总督。他热烈地和高级军官、下级军官、委员会成员（Council Member）们，年长的、年轻的商人，军医及随军教士握手，头戴装饰着花朵的宽边帽子的女士们低声地说出欢迎词。在威廉堡（Fort William）用过早餐之后，本地银行家、商人、伊斯兰法律学者（kazi）、法官以及税务官来向他毕恭毕敬地致礼，深深地鞠躬。康华里已经得知，没有这些人，殖民地政府就无法运转，现在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这么彬彬有礼，难道真的就是这同一批不列颠人和印度绅士“逐利候鸟们”，1783年12月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在不列颠议会里公开指责他们贪婪成性如秃鹫一般，需要他来修剪其羽翼？

如果康华里在9月的这个早晨在自己的亚麻衬衣下汗水直淌，那可能不是单纯的天气作用，1782年、1785年，他曾两次拒绝国王的任命，这是第三次委任他才接受。即使这时候，他也忧心忡忡。他深知自己是被小皮特先生（young Mr Pitt）和他的外交大臣（Foreign Secretary of State）卡马森侯爵（Marquis of Carmarthen）选中来上任的，要在东方弥补在西边失去的。甚至在1783年承认美利坚各州殖民地独立的《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签署前，法兰西人在那场战争中当然少不了插手，逼使不列颠军惜败，还抓住机会在受伤的狮子身上又重击了一下，返回印度支助迈索尔苏丹（Sultan of Mysore）与不列颠人的战争。康华里肩负着挽回帝国崩塌的重任，这非同小可。

1778年，他的夫人杰米玛（Jemima）饱含泪水地恳求他不要去美洲，除了这点，康华里不觉得有什么要自责的。第二年他光荣凯旋回来时，她又乞求他不要接受下一次任命，但他怀疑不列颠在美洲将领们的能力，有时莽撞，有时又胆小，不容他推却。得知她重病的时候，康华里急匆匆地赶回来，船在大西洋汹涌的波涛间每一次上下，他的痛楚懊悔就增加一分。她请求，实际上是下令在自己无字的墓碑边种下一丛荆棘。康华里敬畏这无声的责备，此时他还感到刺痛。

杰米玛弥留之际，大不列颠也正在失去美洲殖民地，这是康华里最感痛楚的事业。他曾最强烈地批评，正是政府的一连串愚蠢政策才导致美洲分裂出去的。在议会贵族院，只有四个议员反对在没有征得美洲殖民地同意或没有殖民地代表出席时就决定对他们征税的主张，他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些年的美洲怨怼威胁中，康华里与查塔姆一样对政府无效的高压政策感到绝望。然而，一旦战争开始，政府要求他服役时，不管他曾经多么反对，他的责任感占了上风。上帝知道他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阻止过它，甚至不惜惹怒犹豫不决的上峰——先是威廉·豪爵士、将军（General Sir William Howe），后是亨利·克林顿爵士、将军（General Sir Henry Clinton）。他赢下了他们能让他赢的几场战斗——在怀特平原（White Plains）和布兰迪温（Brandywine）——当他说南北军队要联合起来作战而不是兵力分散着自保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无视他的建议；在特拉华河边，如果不列颠军队通力合作，他们也许就能在法兰西人到达之前打垮华盛顿。等到法兰西船只控制了切萨皮克湾，数千士兵和给养开始送上岸时，康华里就知道不列颠人要面对战争的全新局面了。作为克林顿的副将，他想说服上司，只有部队在弗吉尼亚汇合——他自己从南北卡罗来纳北上，而克林顿从纽约挥师南下——才能在还没有为时太晚的情况下给殖民地军队予以致命一击，但是他说服不了克林顿。克林顿只派出一小股军力，由威廉·菲利普斯将军（General William Philips）带领前往，抵达后不久菲利普斯就死了，克林顿命令康华里就拿这么些兵力守住约克城，但这根本不可能。1781年3月，他们在吉尔德福德（Guildford）取胜，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手下的士兵都已疲惫不堪。就在此时他们被包围了，敌人的人数超过自己，一支法兰西舰队封锁了切萨皮克湾，切断了他们的补给，但康华里还是坚守了三个星期。当要塞外围的阵地遭到猛烈攻击时，他毅然做出决断，放弃对自己士兵生命的无谓牺牲；他身心俱疲，随着部队走背运他自己的身体也彻底垮了。1781年10月19日，是奥哈拉将军（General O’Hara）去向华盛顿正式投降并带领部队离去的。不列颠士兵们卷起旗帜，敲着鼓，吹着风笛（尽其所能）奏着一曲《世界颠倒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行进，而当时法兰西人站在约克城外的大路上，穿着白色军服、黑色绑腿以示羞辱，这些得意扬扬的老兵油子们！

在不列颠，几乎没有人对康华里抱有敌意，没人觉得他应该为美洲的灾难负责，只有克林顿和他过不去，公开揭他的丑，他被迫痛苦地为自己辩白。但是国王恢复了他伦敦塔典狱长（Constable of the Tower）的职位，之后不到一年，就第一次请他去孟加拉赴任。不列颠这时正为美洲发生的事感到羞辱而懊恼不已，另外，与此同时，法兰西、西班牙及荷兰的盟军严阵以待。大敌当前，即使以前曾反对美洲战争的人，也没有对这个失败的结果幸灾乐祸；相反，公众舆论开始反弹，进入一种受害者自我辩护的姿态，对于不列颠在美洲的好意被殖民地的人如此歪曲感到非常吃惊。他们自认不是在保卫什么“暴政”，这已经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开明的宪政制度：议会主权。马德里和凡尔赛的欧洲君主与美洲勾结共谋反叛，终有一天会为他们鲁莽、不负责任及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后悔。

尽管康华里和公众一起同样明确地感到需要重新树立大不列颠帝国公正高贵的形象，但他还是怀疑在印度竖起大旗是不是真有希望扳回一局。难道那里的情况真如满口辱骂批评东印度公司治理的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它深深地浸淫在自私贪婪之中，它的生意是伪装过的讹诈，情势完全不可救赎？他怀疑，美德能在热带幸存吗？哲学家不是说生长橙子的地方专制主义盛行吗？他不能确定这里是否产橙子，但是明摆着，在印度次大陆无论东西两边都没什么稳固的自由可言。这里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不是通过使人自由的方式，而是靠奴役人；不是靠诚实而是靠腐败；不是靠仁慈地在本地人中间合理分配，而是用最无耻的高压和欺诈。诺斯勋爵政府倒台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提出为东印度公司立法，他的《东印度法》（East India Bill）给议会佣金做了规定。此后的改革法案厘清了商业行为和政府作为，公司管理层向伦敦的控股董事会（Board of Control）负责，这里面包括国王私人枢密院的成员和一名国务大臣。这个法规，据埃德蒙·伯克（他写了大部分内容）说，目的是包容和逆转那些在假托公平贸易的保证下产生的个人权力和财富巨头。1783年12月1日，议会就印度问题进行辩论，伯克怒吼着严词驳斥东印度公司及其仆从犯下的滔天罪恶，据他说印度长期以来无助地遭受蹂躏。

伯克宣称，东印度公司行为之残酷与强暴永远也不会得到原谅，也不像他们自称的商业和平运转受到了野蛮的威胁，他说，因为大不列颠印度的“3 000万人”根本不是

什么卑鄙粗野的人口……而是文明开化的古老民族——“我们祖先还在树林子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进化发展出全部生活艺术了。曾经有（现在也还有遗存）伟大尊严的君王，他们威名赫赫、富可敌国……那里有一个古老的令人尊敬的神职存在，保管着他们的法律、学识和历史，指导人民的生活，死亡降临时给予他们安慰；有一个伟大古老而声望卓著的贵族群体；它的一批城市，任何欧洲一流城市都赶不上，它们人口众多，贸易繁荣；还有商人和银行家，他们个人的房子价值一度可以叫板英格兰银行的资本。

东印度公司闯入后，这个辉煌的文明发生了什么？如果它虚弱了，东印度公司让它强壮了一点儿吗？如果它受困于国内冲突，东印度公司给了它和平吗？如果它陷于贫穷，东印度公司带给它繁荣祝福了吗？一点儿也没有。印度被迫屈服于卑劣的冒险主义和荒唐残忍，屈服于东印度公司那批被它吸引而来的年轻人，他们是一些戴三角帽的匪徒。

不列颠进入印度已经20年了，但是我们的征服和到那里的第一天一样粗鄙，本地人几乎不知道怎么看待一个英格兰长者才合适；年轻人（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在统治那里，他们没有社会经验，对当地人没有同情心。如果这些年轻人现在还生活在英格兰，也不会有社会经验，不懂怎么和人打交道——根本就是没有能力和任何人打交道。而本来要暴富的话必须会社交，还需要懂得那些住得偏远的人的观点。但他们年纪大一点儿的满心贪婪，而年轻一些的只会鲁莽急躁，受到鼓舞，这些人一个接一个、一波接一波地赶去印度；当地的印度人眼前没看到什么，除了一茬茬无穷尽的、不可救药的新的贪婪的不列颠候鸟。他们胃口越来越大，不断产生新欲望，就这样一路消耗印度的资源，直到它枯竭。一个英格兰人从印度挣来的利润中的每一个卢比（rupee），对于印度来说都是永远地失去了。东印度公司灭绝了印度的希望。

英格兰人也没有因为自己执掌的权力对印度进行过善意的补偿工作。伯克坚持说，没有建造桥梁、公路或水库（这不完全准确）：“假如我们今天就被驱逐出印度，那么关于我们统治的这个声名狼藉的时期，没有什么能留下来可以说明它被我们占领过，除了猩猩或老虎。”

那么康华里就明白了他们任命自己是指望他来拨乱反正的，他不禁感到心情沉重。假如大不列颠帝国要重新崛起如旭日东升，那只有通过正义和美德，而不是武力。他必须成为第一位真正的孟加拉总督，而不是便于自己同胞掠夺的用具。他对其中的困难非常清醒，也许这根本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784年他写道：

我在脑子里想得越多，越不想接受这个任命。这把年纪了抛开安逸的生活，撇下孩子们，去和印度最高政府（Supreme Government in India）吵架，且不说它是什么样的；然后还发现我既没有力量给军队做出榜样也无力纠正其恶习；最后，还要冒着被某个印度富豪（Nabob）打败的风险，或者甚至可能遗臭万年。我读了这些战事之后感到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我看不到与之相反的崇高威望和辉煌未来。

1750—1805年不列颠在印度的崛起

简单地说，康华里可不想再次失败，就和他曾经在美洲的约克城不得不投降那样。

然而当查塔姆25岁的儿子小威廉·皮特给他施加压力时，他的决心动摇了，因为他很尊敬小皮特。“我心里时刻在喊着，‘别去想它，你为什么要自愿去经受瘟疫和痛苦？’然后责任向我低语，‘派你去那里不是让你自己高兴的，上帝的智慧认为享福应该恰如其分，应该有所节制……去尝试做个有用的人吧，为祖国和朋友服务。’”最后，一旦得到政府许可，同时给予他最高的民事和军事权力［他太清楚自己的前任华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曾经面对针对他个人的敌意，以及来自加尔各答委员会的政治阻挠］，康华里就接受了任命。“我有责任说愿意，交出自己轻松舒适的生活，面对所有瘟疫以及驾驭殖民地大局和公职的痛苦。”他要尽全力做一个好罗马人，做个榕树下的奥勒留。

但是，当初英格兰人第一眼看上印度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要做迦太基人，而不是罗马人；是做贸易商人而不是征服者。无疑那些先生们对于戴到自己头上的高帽子觉得很有滋味。1600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特许状上写的是“伦敦商人在东印度的监管者兼公司”（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但是实际情况是，在支付了一小笔钱让女王修建鹿苑或者打造泰晤士河上一条镀成金色的时髦游船之后，他们就成了商业冒险家。“东印度”一词到底指什么是刻意含混的，因为任何有经济地理眼光的财富追逐者是根本不会看上这个次大陆的，而是往东盯着更远的印度尼西亚群岛，那里出产的胡椒、肉豆蔻种衣、肉豆蔻核仁以及丁香才是目标。但是在那里，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看起来已经封锁了印尼这个香料群岛。当英格兰人在爪哇岛（Java）的万丹（Bantam）以及安汶岛（Ambon）的南摩鹿加（South Moluccan）艰难地建立起一个小小的贸易商栈，立足未稳的时候，骄狂的荷兰舰队就来炮轰他们，1623年，一支荷兰远征军报复性地将商栈夷为平地，处决了10个英格兰商人，以示他们绝不容许英格兰人染指印尼。英格兰人决定止损，就离开了摩鹿加群岛（Moluccas）。因为荷兰人垄断了香料的来源，英格兰人无计可施，才想通过走印度这个后门以便能更方便地进入印尼，这才将印度作为先手。他们相信，在印度可以和莫卧儿皇帝的代表谈判，取得和葡萄牙人及荷兰人那样的同等条件，而不是与本地苏丹打交道，后者倒是已经答应给他们辟出一块商业专用地区。这是先发制人。在印度海岸上设立一个贸易基地或者“工厂”，英格兰人就能直接进口一些香料，还可以得到丝绸和棉纺织品，再用丝棉织物在万丹进行物物交换；剩下多余的纺织品总是可以出口运回到英格兰然后再转口给欧洲的。当然它不如秘鲁（Peru）的银矿那么诱人，但是一个开端：不管怎么着，它值得利登豪街（Leadenhall Street）的东印度公司的200个左右的股东投资，他们组成公司的“董事局”（General Court），每年选出24名经理来打理他们共有的企业。

1608年，东印度公司的船“海克特”号（Hector）在印度西边的古吉拉特（Gujarat）海岸繁荣忙碌的苏拉特下了锚。葡萄牙人半个世纪前在不远处的果阿（Goa）建起了一个“工厂”，但此时他们拼命反对英格兰的到来。尽管如此，英格兰人还是设法从莫卧儿朝廷的总督那里拿到了许可证，可以经营香料和布匹贸易。但是詹姆士一世时期那批绅士商人的远大目标是与贾汉吉尔皇帝（Emperor Jahangir）本人进行正式的谈判达成某种协议。1615年，托马斯·洛爵士（Sir Thomas Roe）以大使的身份带上詹姆士一世的信件求见，在苏拉特的莫卧儿朝廷总督却不为之所动；直到一年后，洛才设法见到了贾汉吉尔本人。一方面，皇帝对于洛拒绝按照印度礼俗跪拜戴着孔雀王冠（Peacock Throne，代之以单单脱帽鞠躬）的自己感到困惑；对于遥远的“国王”允许一个普通商人来代表他也觉得难以理解。另一方面，皇帝的大臣们相信给英格兰商人一份许可证敕令（firman），豁免其交易的皇家税收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很明显，这些英格兰船长们（Feringhis）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给印度的，除了大量银子，印度政府会很乐意拿它充实国库；此外，印度的布匹出口能给莫卧儿帝国的纺织工人、漂洗工和印染工人提供工作机会，向全世界传播他们无可挑剔的辉煌艺术。这些商人会出什么幺蛾子吗？肯定不会比一头作战大象屁股上嗡嗡作响的虫子更麻烦。

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东印度公司都在伦敦利登豪街的营业房里宣布了分红。但是，随着17世纪的时间一点点过去，公司的利润慢慢萎缩，被它的经营成本特别是要抵抗竞争者和海盗的防守费用抵销了。1660年前后，印度贸易的前景不佳，东印度公司的守卫者们如乔舒亚·蔡尔德（Josiah Child）靠负责给共和国及护国主时期的舰队提供补给而发了财，接着在复辟时期继续在贸易世界乘风破浪，依然保持乐观——他坚持说，总是可以乐观的，只要公司懂得它需要采取激进的政治、军事措施，就能保障它的商业运营。到17世纪80年代，看起来有些东西真的值得保卫。公司在好几个印度的商业中心如东南部的默苏利珀德姆（Masulipatnam，即今日的班达港）和孟加拉西部的胡格利站住了脚：在这些城市建造了库房，为公司的“代表”和“书记员”（职员）盖了一层平房，这些库房和职工宿舍通常处于莫卧儿要塞的保护之下。到了17世纪下半叶，还有其他地方——印度西边的孟买（Bombay），作为查理二世的王后葡萄牙布拉甘扎的凯瑟琳嫁妆的一部分移交给了英格兰人；乌木（Coromandel）海岸上的马德拉斯（Madras）；1690年后，再加上孟加拉西边的加尔各答——公司在这些地方的加固后的堡垒里面特地建起了适当的“工厂”。工厂的一面朝向大海，由一小部分公司的士兵把守，士兵们包括印度人、葡萄牙欧亚混血儿，还有其他欧洲人。在高墙里面或者堡垒守护的范围内，用大麻纤维编的席子、砖屑和一种叫作普卡（pucca）的石灰混起来，修建起很多单层的平房。对面还有一个典型的英格兰风格的教堂——带柱子的门廊，一个尖顶，里面用热带硬木做的一排排靠背座椅。教堂后面是院子，它的墓地里埋的死者比教堂的座位还多。在这个“白镇”（White Town）以外，另外有一个“黑镇”（Black Town），那里住着印度商人、公司的其他职员和高利贷者（money-lenders）。第三个社会群体是海事工人——水手、搬运工、赶车人和渔民——他们在靠近码头的地方群居。夹在他们当中，还有虽然很小但非常重要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和犹太人社区，他们是掮客和中间商。

到1700年，在印度的大不列颠人的日常生活已经固定下来：早餐前外出狂奔一圈，接着在小礼拜堂晨祷；上午业务忙到午后集体正餐（约下午两点或三点），那是一顿淡咖喱印度午餐，在中间充一下饥的意思，餐后午睡；起床后再做点儿事情，接着又去兜一圈去远处钓鱼或打鸟、打牌，吃过分量不大的晚餐后上床；不管怎么说，这是东印度公司的官方说法。那么根据不那么正式的记载，被迫到印度来的英格兰乡绅的次子们在这里过着苦闷的生活，报酬也少，是硬着头皮面对极高的死亡率（有一年的炎热季节，在加尔各答的大不列颠人总共只有1 200人，结果就死了460个）。大家都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赌博盛行的同时大喝亚力酒（arrack），自己人中间打架、决斗，养印度或欧亚混血儿情妇，或者因沉溺在黑镇的妓院感染了梅毒，在接受使用汞剂治疗的间歇里接着去那边嫖娼。表面上来说，有一个头领总管负责这一切——不管从哪种意义上来说他都不是真正的总督，但是一位年长的商人（在定居点严格按照年资晋升），一边试着完成伦敦主人们的标的，一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任在印度的公司职员为弥补自己微薄的薪水而大肆中饱私囊。至少这些老成的头头们懂得怎么装点门面，离开城堡时从来都随身带着一队武装的印度士兵，打起两面联邦旗帜，一路上“国乐”吹吹打打的。一个评论员说，那动静够大的，使得当地人以为我们都疯了。

然而，在马德拉斯或加尔各答，并不都是这样的虚文矫饰，因为大不列颠在印度的商业前景受到欧洲印花布革命的影响；在17世纪最后30年里，除了乡下的穷人，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士都发现了印度轻盈的织物——染色鲜艳的提花丝织品供给中上人家，印染或纯色的棉布则人人受用，印花棉布和更贵重的丝棉交织印花布改变了生活。历史上第一次，除了厚重的羊毛织物和亚麻纺织品，几乎所有收入水平的人都还能买得起印花布，不管是色彩鲜艳浓丽的，还是单色的平纹薄细布，都够结实又柔软，还有最重要的是耐洗涤。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里里外外都穿着这些布做成的衣服。一个观察家写道：“男男女女，人人都觉得自己穿着上好的衣服，印花布做的衬衫、围巾、袖口、围裙、睡衣、晨衣、衬裙、箍带、袖子和印度长袜。”在伦敦，它们每年的销量达到几十万件，最后东印度公司的分红变得可观，公司股价也大幅上升。可以预料，印花布贸易的成功引来了嫉恨，不列颠国内的丝织工愤怒地向政府请愿，“印花布追逐者”围攻装满印度纺织品的四轮马车。政府的反应是禁止进口，除了用于再出口的织物和可以在不列颠进行再印花的纯色布。但是禁止归禁止，非官方的贸易还是在继续，无疑欧洲大陆的需求量太大，使得乐观地预测这项业务看起来是真实的。

唯一的问题是印度，这一条向前向上的商业轨迹——要实现这个海上帝国的贸易而不需要地域征服也没有行政管理成本的负担——前提是由莫卧儿王朝无所不在的统治权提供稳定好客的商业环境。尽管斯图亚特王朝君主的使节和来到莫卧儿宫廷的第一代不列颠商人讨厌这些皇帝们高高在上的德行，私下里相信莫卧儿帝国是个特别的兼有野蛮和骄奢淫逸腐败的混合体，但他们依旧需要莫卧儿王朝的权威向东印度公司的欧洲竞争者示威，以及保护他们免受地头蛇的敲诈。不过一些有历史经验的人，如乔舒亚·蔡尔德爵士，他认为把企业的信用托付给一个永恒稳定的莫卧儿政府而指望莫卧儿政府向东印度公司提供安保工作，这是个危险的幻想，更别提托付公司的货物清单了。这意味着帝国（大不列颠）要么是在走上坡路，要么是（莫卧儿）在走下坡路。具有人格魅力的君主西瓦吉（Shivaji）在孟加拉中部和西部领导印度的马拉塔人（Hindu Maratha）骑士军阀起义，使蔡尔德认为莫卧儿王朝肯定很快就要不可逆转地走向没落了，那么他们之后必定造成莫卧儿帝国的权力结构的巨大真空，有潜力的对手就会占据这个真空，不管他们将来是本地人或欧洲人，都会不利于大不列颠的利益。蔡尔德的结论是与其坐等人家动手，不如东印度公司自己先下手为强，而且因为他相信莫卧儿王朝的势力在西面已经被严重削弱。17世纪80年代，他发动了一次灾难性的军事行动，结果是毁了自己公司在苏拉特的据点，引来围攻后他只能真的放弃了孟买，还卑微地向奥朗则布（Aurangzeb）皇帝屈服。

除了印度的情况确实处在变化之中这个事实，蔡尔德得到的其他情报都错得离谱，因此他误解了整个事态。莫卧儿王朝还远未到气数已尽的时候，后来唯一取代了莫卧儿统治的也不是某个疯狂野蛮的混世魔王：莫卧儿的先祖长头巾的匈奴人（Huns）曾经将印度拖进黑暗时代（Dark Ages），帖木儿（Tamerlane）和成吉思汗的后代统治了印度，他们从一个突厥（Turkic）马背武士的游牧民族华丽转身，变成了伟大的定居的穆斯林文明。在16世纪下半叶，莫卧儿王朝的鼎盛时期，阿克巴一世（Akbar I）皇帝实际上统治了整个印度北方和中央地带，用的是一整套基于伊斯兰沙里亚（Islamic Shari’a）法律与中央集权加波斯语管理的混合系统。阿克巴一世建造了几处宏伟的宫殿，其中最非凡的莫过于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hri），阿拉伯和波斯的宫廷文化产生了大批优美的诗歌和绘画。尽管莫卧儿王朝的权威大大得益于人们敬畏其骑士和炮兵、豪华宫殿、其行政管理的活力和严明，朝廷统领着辽阔的疆域，但是它治下的人口却绝大部分不是穆斯林而是印度人。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小心地平衡着中央与地方头领和各民族之间的合作——特别是竭力维护皇帝本人全能的光环，据说这是直接由上帝之光充实的，才成功地做到包容各方的不满。

这其中的奥秘是土地税，其份额是印度几百万庄园主和农民生计的1/3。皇帝给指定的下一级总督或者叫纳瓦布让他收取某一省的土地收入，以换取其效忠和军事合作。在向国库缴纳了皇帝的份额（自然是用银子）、支付了估值和收税的费用之后，纳瓦布就能自由地享用剩下的部分。同样，纳瓦布们——比如在孟加拉或阿瓦赫（Awadh）——和那些世袭的收租者即地主们（zemindar）事先约定从他们的地面上计算得出应缴的金额，地主又从他们与纳瓦布的合同金额和实际从种地者那里收取的金额之间赚取差额部分。同理，整个莫卧儿帝国鼓励围绕纳瓦布们的自治区域发展出复杂精细的特定商业中心，因此经常可以看到孟加拉的靛蓝和古吉拉特的棉花这些货物在莫卧儿帝国的主干道上长途运输送去遥远的城市。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是一个看起来神奇的自给自足的系统。但在好斗的奥朗则布死后，在中央和地方势力间的微妙均衡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因为莫卧儿帝国这时候已经明显无力保护自己不受阿富汗（Afghan）和个性鲜明的波斯暴君纳迪尔沙（Nadir Shah）两方面的马背骑士的入侵和残暴屠杀，导致地方寡头们逐渐积累了更大的自治权。纳迪尔沙在1739年洗劫了德里（Delhi），他刻意制造血腥恐怖：在城门前一边将敌人切开喉管、肢解，一边纳迪尔就这样登基了。在印度中部和西部，莫卧儿的军队无力阻止马拉塔人巩固其实力。还有各种各样的部落劫掠对于印度来说就更糟糕了，因为那些是打了就跑的剪径大盗，他们并不（和原先的莫卧儿不同）在被征服的地方定居，除了轮番敲诈，这些来劫掠的部落根本不建设据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受莫卧儿帝国的委托管理全地区的穆斯林当局和官员很自然地越来越留神要自己照料他们自己及其直接下属。出于自身的需要，也是因为受到自己的野心驱使，孟加拉和阿瓦赫的纳瓦布们像阿里瓦地汗（Alivardi Khan）和舒贾·乌德·德拉赫（Shuja-ud-Daulah）等强人一样在穆希达巴德（Murshidabad）和法扎巴德（Faizabad）拥有自己的行省宫廷，那么解决了税收、司法和士兵问题之后，不用说他们已经更加能够自给自足。虽然纳瓦布们还是自认为忠于莫卧儿皇帝的，但他们却世袭传承自己的职位，也不必理睬德里的好恶，就在自己政府里任命自己的人。他们开始不按照莫卧儿帝国的财政要求分配土地税，而是越来越自行决定要上交多少又可以留下多少份额。

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这些支柱开始松动，欧洲人开始在这些各地的土霸王身上打主意，他们彼此斗智压倒或排除对方。在孟加拉，法兰西后于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却活力十足的“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在昌德纳戈尔（Chandernagor）设立贸易据点，其野心勃勃的总督杜卜雷侯爵约瑟夫（Joseph, Marquis de Dupleix）竭力讨好穆希达巴德的纳瓦布，想压制住在加尔各答的大不列颠竞争者。不列颠和法兰西两国的海军军舰——据说是为了自卫而召集起来——开始占领要津，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在欧洲联盟里，大不列颠与法兰西处于对立阵线里）开打后，不列颠和法兰西也迫切地在这里开仗了。1746年，为了报复法兰西船只被对手俘获，伯特兰–弗朗西斯·拉·布尔多内（Bertrand-Francis La Bourdonnais）率领法兰西人从他们在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工厂外发起军事行动，一举攻克马德拉斯这个东印度公司资产中的掌上明珠，并在此盘踞长达两年之久，要到《亚琛协议》后才还给了东印度公司。那时候圣乔治堡[9]一片欢腾。但是当初的小规模冲突升级为针锋相对的战斗，因为乔舒亚·蔡尔德指示说取得利润的前提是行使权力，没有人比杜卜雷更拥护他这句话了。

当杜卜雷第一次在南印度干涉当地内部政治的时候，实际上他只是和当年法兰西人在北美的原住民部落那里做的事一样，就是结盟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并加强其地位，但在印度貌似他们的情况更不乐观。当南印度最有权势的海得拉巴的尼扎姆（Nizam of Hyderabad）死后，不列颠和法兰西开始争夺卡纳提克的控制权。杜卜雷支持钱德·萨希布（Chanda Sahib）这个资深管理者，准备给他法兰西正规军和印度民兵。这样，如果他占了上风，大不列颠人可以预见马德拉斯将会沦陷，随棉印花布而来的财富也将化为乌有。为了与法兰西人抗衡，大不列颠人支持穆罕默德·阿里·瓦拉贾（Muhammad Ali Walahjah），他是个雇佣军士兵的儿子。更要命的是，杜卜雷计划用本地的土地税收入资助他的公司。可想而知，巴黎的公司头头们急眼了，他却坚持对他们说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商业利益：在南印度建立一个军事金融寡头政权可不是他愿意做的事。只是事情后来走向了反面——不是对法兰西人有利，而是有利于其敌人。

在这场较量中大不列颠人本来没有什么胜算。一开始，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要统治南印度的资质不是很强，因为这个区域另有人占先。穆罕默德·阿里，正如其名字说明的是一个穆斯林，他的家族来自印度北方。但是18世纪40年代，马德拉斯出现了一个后来非常著名的人，他建立起一个他个人的独立王国，使杜卜雷的战略相形见绌，但他却和杜卜雷一样地自谦，说自己不过是东印度公司的忠实仆人。他就是罗伯特·克莱武，这小子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克莱武生长在什罗普郡的马基特德雷顿（Market Drayton）。这个孩子如此桀骜不驯，兄弟姐妹又多，他的父母烦不过他，就打发他去曼彻斯特的亲戚那边。克莱武喜欢曼彻斯特，可曼彻斯特却不待见他。等回到马基特德雷顿后，克莱武从教堂尖顶上向路人投掷东西，向本地小店主们敲诈勒索小额保护费。为了免于被砸被抢，他们只能给他的克莱武帮小流氓付钱。明摆着，他是公司在印度开展业务的一块好料。19岁的时候，克莱武来到钻石皮特的地盘马德拉斯，从最低等级的书记员开始做起。几年之内，克莱武就记记账，歪在散发着汗臭的单身汉宿舍里自己的床位上躺着，憎恨待在这里的每一分钟（“自从离开祖国，我一天也没有快活过”是他的原话），而想念曼彻斯特。为了解闷，他与大家一样喝亚力酒、斗鸡、打架、赌博，还有（除非他是个例外，这不太可能）性。很可能，吸鸦片的习惯是30年后他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习惯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这时候在这里染上的。在那样炎热的地方，他精神高亢，在欢欣鼓舞和抑郁症（这是大不列颠帝国建功立业的一项职业资质）之间来回摇摆，人更疯狂了。有两次克莱武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自杀，两次——传说——手枪都卡壳了。

在不列颠人与法兰西人的战争中，表面上，双方各自为钱德·萨希布和穆罕默德·阿里·瓦拉贾而战。克莱武的小流氓帮派打架的聪明与蛮干劲头儿都得到了最好的发挥专长机会。他总是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先，任何一个稍微理性的人都会好好掂量根本不是机会的机会，而他却不要命地抓住机会赌博，万一事情成了，他就是士兵们眼中的神。当法兰西人围攻特里奇诺波利岩（Trichinopoly rock）的堡垒时，克莱武不是正面冲击它，而是命令自己的小股印度人和欧洲士兵反向行军去攻打阿尔果德（Arcot）要塞，然后赌法兰西人会前来营救。法兰西人上钩了，他们从特里奇诺波利调动军队出来，可是花了两个月也没拿下阿尔果德，而克莱武守卫着这个要塞直到最后一个印度士兵！ 此役不一定是战争的转折点，但是非常考验人，并使25岁的克莱武一战而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英雄。这样达到解围的目的，使得一支大不列颠武装给特里奇诺波利解了围，活捉了钱德·萨希布，就在特里奇诺波利岩石的阴影下砍了他的头。从此杜卜雷在法兰西的名声一落千丈。大不列颠人把穆罕默德·阿里·瓦拉贾扶上卡纳提克的纳瓦布位置，保证了不列颠人在印度东南的统治。

那么，这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分红，是为了东印度公司，还能是什么？克莱武和他的士兵同僚们总是坚持这么说。他们向伦敦讨要的军队力量仅仅刚够保障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这一整片商业区域里不被法兰西人排挤在外。不要说18世纪，就是按照20世纪的操作标准来看，在某个根本没有自由贸易和充分竞争可谈的世界角落里，小心把握，一定程度地进行干预是恰当的，放弃介入等于将自己的地盘拱手相让。另外，总是有感兴趣的印度人——对家的君主、银行家和掮客、愤愤不平的将军、收租的大地主——都在等着鼓励大不列颠人，宁愿为红外套们效犬马之劳，送上财富，让渡权力。自然，对于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和印度的机会主义者来说，危险在于军事行动和政治卷入一旦被调动启用后就会反客为主，不会再甘于为商业机会服务，到头来会引发不可预计的麻烦，反过来又需要更深入、更广泛的军事干预，直到一次快刀斩乱麻式的杀戮，可那个时候也就没有贸易机会可言了。这正是后来在孟加拉发生的事，也正是发生在孟加拉的事把不列颠推到了谬误帝国的境地。

没有人预见到这一切，哪怕是罗伯特·克莱武也没有。卡纳提克胜利后，在英格兰他成了东印度公司的强人，名利双收，腰包鼓了起来。他和公司董事会成员都懂得法兰西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法兰西人在南印度损失的，他们一定会在贸易机会更多的印度东北地区找机会补偿。法兰西人自己在昌德纳戈尔的工厂具有成为“法兰西的加尔各答”（Gallic Calcutta）的条件，他们的舰队正在扩大中，足以和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在孟加拉湾一较高下，争夺控制权。但那种在南方造成惨败的逐步升级的竞争在孟加拉纳瓦布的阿里瓦地汗的地盘里貌似得到包容，尽管这里的政局更加艰难，但也明显地更稳定。因为莫卧儿帝国的宫廷远在德里，无力保卫偌大的帝国，纳瓦布利用这一点在加尔各答上游300英里（约483千米）的恒河（Ganges）边的穆希达巴德小朝廷稳如泰山，实际上已经打造出了一个独立王国，不仅包括孟加拉本身，还有南边的奥里萨（Orissa）和西边的比哈尔（Bihar）。它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活力十足的地区。随着这一年重新把河口地区收入囊中，孟加拉纳瓦布的阿里瓦地汗的地盘就变得更大了，此地还种植稻米、靛蓝，并进行糖的交易。这里的欧洲人社会群体包括在金苏拉（Chinsura）的荷兰人，他们被限制在自己的“工厂”里，只给予有限的许可能与上邦交易（事实上就是用银子买入印花棉布和丝绸）。18世纪50年代中期，在这里看起来不太可能爆发斗争，发展出一个激进的、随心所欲的武装的邦中之邦，每个有关的人，都没想到也不愿见到事情变成那样。

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比任何人到阿里瓦地汗的漂亮宫廷里看到的都要岌岌可危。阿里瓦地汗的地盘扩展得太大，要防止马拉塔人侵入西比哈尔和西孟加拉，也有点儿力不从心了。为了筹集装备军队的资金，要么继续向银行家如杰加特·塞思家族（Jagat Seth）借钱然后债务缠身，要么就是在地主们的头上施加重压，可以预料那会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敌人。新的防务还牵涉欧洲人，随着又一轮英格兰法兰西龙虎斗，两家公司都决心必须阻止对方掌控那时已变成战略珍宝的另一个孟加拉特产：硝石（saltpetre）。1756年不列颠和法兰西人还在争夺中，阿里瓦地汗死了，继任者是他20岁的孙子西拉杰·乌德·德拉（Siraj-ud-Daulah）。

“罗杰·道勒爵士”（Sir Roger Dowler，我这一辈学童仍然知道他）是帝国主义历史上第一个被官方认定的恶棍。这个虐待狂恶魔在称为“加尔各答黑洞”（Black Hole of Calcutta）的活坟墓里囚禁无辜的大不列颠人。维多利亚时代乃至于20世纪“帝国故事”的插图，画着魔鬼漂浮在牺牲者上方的图画，是说明东方暴君的典型特征：他卷曲的须髭和他的心一样黑。“早年的放荡不羁败坏了他的身体与精神，”麦考莱写道（当然这不适用于麦考莱自己的童年生活）“……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虐待野兽和鸟儿，长大后，他仍旧热衷于看着同类受苦取乐，更来劲儿。”但是西拉杰·乌德·德拉当然是标准的18世纪印度刚跨入成年的君主：冲动，从小被宠坏了，没有学识，政治上认识肤浅。联想到在卡纳提克发生的事，西拉杰·乌德·德拉要保证这些表面上的欧洲商业伙伴单单守在生意经上，故要求欧洲贸易商栈毁掉在金苏拉、金德讷格尔和加尔各答的堡垒。对他来说这真的没有什么不合理的。荷兰人和法兰西人照办了，但大不列颠人没有，也许是因为加尔各答这时候已经不只是一处贸易仓库的后续服务设施。自从乔布·查诺克（Job Charnock）在胡格利河边的榕树下扎下根之后的60年里，这里有被认为是全印度最不利于健康的气候，但加尔各答到那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很大的城市，在城中心至少就有10万人，它再也不是胡格利河边一连串团团围着的纺织、捕鱼的村庄，而是一个紧凑的小型经济策源地。

不管对错，大不列颠人觉得加尔各答是他们的创造，而且，它存在与否的关键是必须具有从恒河上游买入东印度公司需要回运产品的能力（公司的职员们都喜欢贸易，以便自己发财，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威廉城堡建造得虽然粗糙了一些，但其存在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用它来宣示保护并扩大公司的贸易，可不想这么轻易地就拱手送给年轻的纳瓦布。这种表示蔑视的时机不巧，用于完善防守的壕沟还在开挖中，尚未完成，但西拉杰·乌德·德拉的大军已向城市开拔过来要强行实施自己的意愿。他没费太大劲就拿下了城堡。东印度公司在这里的头头和大部分顾问还有居民（大约450人）在被抓住前逃掉了，没来得及逃走的人中包括索福尼亚·霍尔韦尔（Zephaniah Holwell），1756年6月20日，他和一群平民及军人俘虏被囚禁在一个单间里，大约6米×3米大小。这里本来是威廉城堡用来关押违反禁令者的，长期以来大不列颠人叫它“黑洞”。一年后，霍尔韦尔在回家途中写的书《在黑洞里窒息的英格兰绅士和其他人悲惨死亡的真实记录》（A Genuine Narrative of the Deplorable Deaths of the English Gentlemen and Others Who Were Suffocated in the Black Hole），正是其生动的描述使得大不列颠第一次将帝国暴行的情景剧搭上骇人听闻的伤感的当代口味，活画出一幅儿子抓住父亲的双手死去的图画。霍尔韦尔声称被囚的有146个，43人幸存。现代最好的研究显示他夸大其词了，被关押和幸存者人数都要少一半，但即使这样，不管根据什么标准，这都是令人惊骇的数字。现在修正主义者的报告辩称，有一些受害者在打斗中就已经当场死亡，这一点也丝毫没有让大家对这件事情本身感到好受一些。霍尔韦尔写的某些情况无疑是真实的：高温闷热，精神错乱的牺牲者，剥去衣服以求多一寸空隙，有人死去而使得边上的人可以喘息。但是——正如1746年关在卡莱尔城堡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幸存者们证实的一样——很不幸，这种待遇在18世纪不算什么稀罕事儿。

不管怎样，报复西拉杰·乌德·德拉是战略需要而不是出于抚平愤怒民意的考量，本来克莱武已被召去马德拉斯，要他在海得拉巴邦扩大东印度公司的影响，这时候又被调去北方的孟加拉，和查尔斯·沃森（Charles Watson）的船队一起去，协调行动。1757年1月，他们从海上发起战事夺回加尔各答，纳瓦布被迫重申东印度公司所有的特权，归还防御工事。这样，曾经在卡纳提克成功地运用过的策略，再一次用在了孟加拉那边。西拉杰军队里的一个高级将领米尔·贾法尔（Mir Jafar）不受纳瓦布重用，并且纳瓦布本人任性、脾气可笑。被疏远的贾法尔激愤地告知大家假如克莱武要把纳瓦布弄下台，他不会太伤心悲痛。如果没有金钱掮客的资源，任何纳瓦布都将脆弱得像一根容易折断的芦苇，而最重要的金钱掮客杰加特·塞思本能地以为这是个放长线钓大鱼的好时机，这样一来又加重了这权力的分量。1757年6月23日，在普拉西（Plassey），克莱武的人是2 000名穿红制服的本地印度兵和1 000名欧洲人，对方是5万人加上骑象的士兵。貌似在人数上克莱武非常不利，但如此悬殊的对比仅仅是哈哈镜，因为纳瓦布的阵营里也许只有一万人是真正准备好开打的，一等到明摆着米尔·贾法尔和他的将领们在场边作壁上观的时候，全依赖将军指挥的整个孟加拉军队就溃不成军。西拉杰·乌德·德拉很快被谋杀了，米尔·贾法尔被扶上纳瓦布的位置。

很自然，提供了服务就得要回报，当克莱武给贾法尔递上清单（也许开战前他就送去了）时，这可不是什么小数目，贾法尔得有足够强大的心脏还得腰包够鼓才消受得起。“补偿”克莱武将军痛苦的费用高达整整23.4万英镑，这立即让这个马基特德雷顿来的小流氓跻身大不列颠最富的人行列；另外他还受封为“普拉西的克莱武男爵”（Baron Clive of Plassey）；再者，一片区域的税收被指定给他，又使他每年入账差不多3万英镑。据称西拉杰·乌德·德拉国库里有8 000万英镑，但没人能找出比150万英镑更多的了，可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东印度公司没收的规模。

这样，在个人掠夺机会主义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大不列颠帝国在跨越地球各大洲的前进过程中会一次次地面临这个问题：他们说是以军事实力“相助”当地政府，那到底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当地政府？哪一个才真正为贸易帝国、自由帝国的利益服务了呢，是强大的还是弱小的印度政体？利登豪街的经理们及其财政保守的主席劳伦斯·萨利文（Laurence Sulivan）总是说，要把损害限制在最小范围：稳定大局，意义在于可以依靠印度政府的机构提供繁荣商业所需要的稳定与和平。普拉西之战以后，应印度当局要求加尔各答不干预其内政似乎符合这一准则，但公司远在天边，印度距离伦敦1.5万英里（24 140千米），海上航行要6个月时间，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人几乎谁也不会去想、去相信自我克制的可行性，有的认为那是示弱。1758年，克莱武有一次强烈地建议，他告诉公司的董事们：“再也别指望还有这么好的机会让公司扩展了。”

明确地说，就是东印度公司想要一个听话的纳瓦布（就像在南印度那样），还是它的全部意愿和目的就是要自己做纳瓦布？公司的人可以告诉他们自己，通过剥夺穆希达巴德的军队，让它付钱给大不列颠的军队，他们只是根据1756—1757年发生的事见机行事。但即使是他们当中最没有头脑的，也懂得纳瓦布政府的合法性根本就是建立在耀武扬威之上——不只是战斗中的武装大象阵列，还有卫兵和警察可以到下面的地区或地主们那里为政府财政部门拿到银子。没有这个实力，管理印度就是一句空话。命令米尔·贾法尔说从此东印度公司会直接从所谓24个大区（Pargana）收取土地税，应该允许在东印度公司旗下交易的中间人（banian）在上邦做生意，交税也方便——这样做是基于政体不稳才需要采取的谨慎的安全措施——如此这般才能自圆其说。预计到印度人切实可行的行政管理将要崩溃，大不列颠人就尽力促进崩溃发生。不可避免地，米尔·贾法尔没有完成其财政责任，他在绝望中到处寻找可替换的同盟，哪怕是马拉塔人。1760年，他就被其女婿米尔·卡西姆（Mir Qasim）取代了。等轮到卡西姆也自以为得计地要给大不列颠的私人贸易商立规矩的时候，同理，卡西姆又被抛弃了，其年迈的岳父又给弄回到穆希达巴德。

将纳瓦布们召来挥去地控制孟加拉政局，直到他们惊恐、撕裂，最后土崩瓦解，也许这样做符合大不列颠人的短期利益，而克莱武和他的助手们甚至可能在想的是这样使得东印度公司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但实际上，它将大不列颠锁定在干预、战争，然后更多的干预又遭到对方明确反对的怪圈里，这是一种把商业帝国转换成军事高压的帝国综合征。印度士兵知道有一种叫“棉花地面”（cotton ground）的土壤，他们会尽可能地避开在上面扎营搭帐篷，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天下起雨来，干燥的时候看着坚实的地面，就会先软化为起泡的泥泞，进而成为会流水的洞穴，最后吞没帐篷、睡着的人，还有其他财物。尽管他们想象自己在“打基础”——尽管帝国主义历史学家也这么看待他们的剥削行为——克莱武和他的征服者同僚们在印度其实就是在“棉花地面”上打基础，就在他们不可一世地对纳瓦布呼来喝去的时候，印度东北地区正在展开一幕决定性的剧情。1761年1月14日，德里西北方96千米外的帕尼帕特（Panipat）小城附近，莫卧儿帝国已然衰落，崛起的继承者在这里鏖战一场。一方是婆罗门马拉塔人（Brahmin Maratha）从骑士王朝联盟里还能纠集起来的最强大的军队，另一方是艾哈迈德·沙·杜兰尼（Ahmed Shah Durrani）领军的阿富汗人部队。和1739年的波斯暴君纳迪尔沙一样，艾哈迈德·沙入侵印度北方，是因为当时还流行推崇攻城掠地。但他也卷入了一个穆斯林政治联盟——和阿瓦赫的纳瓦布结盟——要阻挡印度马拉塔人控制印度北部和中部的企图。随着马拉塔人的骑士在阿富汗人的炮轰中倒下，穆斯林一方赢下了这一仗，但得胜后就沿着他们进犯的路线向西北方撤了回去。这么一来，帕尼帕特战役之后在莫卧儿王朝的中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而潜在的后继者们——孟加拉、阿瓦赫或者更南面的海得拉巴——没有一家能独力支撑这个权力真空。

当然，假如说东印度公司一直以来的计划就是要进入那个权力真空地带，那么帕尼帕特战役后的10年简直美妙得如梦幻一般。1764年，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阿瓦赫——比哈尔边界的巴克萨尔（Baksar）打败米尔·卡西姆和阿瓦赫的纳瓦布联军，它仿佛已成为势不可当的机器。东印度公司付给印度士兵的薪水比他们一向从纳瓦布那里能拿到的高，而且支付及时，所以公司就从瓦腊纳西（Banaras）及阿瓦赫南部传统的壮丁村庄召募到了印度士兵。这些人这时候就都穿上了英格兰海军的红色外套。东印度公司的部队打败纳瓦布联军后，要求阿瓦赫的纳瓦布国库为这些部队支付“保护费”，这就是印度次大陆版的“马基特德雷顿敲诈”。在孟加拉，公司军队装备了毛瑟枪、大炮、小公牛拉的补给车和骑士马匹，因为从1765年开始，它已直接收取土地税，发了大财。那一年，在安拉阿巴德（Allahabad）一个临时拼凑的仪式上，克莱武拿了一张椅子放在自己的餐桌上充当“宝座”，莫卧儿皇帝沙·阿拉姆（Mughal Emperor Shah Alam）就以他阿拉伯帝王的正式行文书法的迪瓦尼体（Diwani）权力正式投资入股东印度公司：允许公司拥有用沙·阿拉姆的名义征税的权力。尽管在穆希达巴德，纳瓦布表面上还是享有警察和司法权，事实上东印度公司已经在行使统治权，嵌入到奄奄一息的莫卧儿王朝帝国中，贪婪地寄生在莫卧儿这个宿主身上，吸取其营养直至耗尽它。

荒谬的是，本来1764年克莱武受指派回印度，东印度公司是叫他不要扩张实力和地盘的，只是作为整顿的代理人。对于在伦敦的那些人来说，印度和美洲的事各个方面都同样不容乐观，威廉·皮特主政的大不列颠帝国在财政和政治上付出的代价都一样的高昂。在伦敦要维持帝国的账面平衡是件苦差事，保持帝国正常运转和丢弃帝国是同等的灾难。不消说，在印度现场的那些人可不这么认为。得胜后他们容光焕发，沃克斯花园（Vauxhall Gardens）里的图画展出和歌谣都颂唱着他们的剥削，他们的金库被抢来的印度银子撑到爆棚。学克莱武带头的样儿，他们在不列颠大手大脚地花钱买下乡村大屋；有时候和格洛斯特郡的塞青柯特（Sezincote）那样，特地雇用建筑师修建一座印度风格的宫殿。在伦敦他们用自己的金钱买到议会议席，也开始发挥影响力。作为在印度发财的欧洲人，他们取代了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们，成了那一代不列颠最让人眼红又最遭人白眼的富豪。

克莱武意识到了不列颠帝国关于美洲成本过高的辩论，有两年的时间，他在印度继续把这种从商业占领到自我维持的军事状态的改变合理化为获取黄金财政的机会。“孟加拉本身是个取之不竭的财富源泉，”他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写信说，“完全可以放心，钱和食品供给都很丰富。”他很乐观地特别指出，预计孟加拉土地税的产出和维持行政警察统治的成本支出之间的差额，即东印度公司的纯利润大约是每年100万英镑；那么这个利润反过来就是东印度公司可以投资所需要货物的全部资本，而这些货物都是注定在伦敦的拍卖行里能拍卖出去的。如果谁相信克莱武的这套话，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条件会自我维持平衡，那就是相信美梦能成真，而不是无休止地往大印度的下水道里扔银子。大不列颠在美洲殖民地的财政噩梦，是因为在那里不列颠的军队和武装海关人员要与愤怒的人民角力才能征税，还要被美洲殖民地的人反咬一口说母国政府是暴君；对比之下，东印度公司的这个计划能如此完善地自我持续，其诱惑力之大对不列颠帝国政府来说肯定不可抗拒。东印度公司辩解说，在印度，他们只要暴政不要别的，而在大不列颠的旗帜（Union Jack）下，他们比在纳瓦布手下尝到的暴政还少一些。更妙的是，从莫卧儿帝国时代起，他们就自己征税，往后也一样。这能闹出什么乱子？农民当然会继续抱怨，他们从来就这样，但即使不情不愿，他们也会付钱的；地主们会事先给公司奉上现钱，然后一如既往地让他们自己的人手去对付那些顽抗的村子。什么都没改变，除了现在是东印度公司拥有着这个全孟加拉扔进去赏金的柚木箱子。

可是一切都在变化之中，看着大路上辛劳地抬着轿子的四人轿夫，或者河上驳船载着的毛绒，乡村好像对病痛灾害天然有免疫力似的。随着雨季的到来，财政损失就冲销了，大家都还能糊口。那么假如季风没有带来雨水会怎么样？这正是1769年和1770年发生的事，印度东北发生了可怕的大饥荒。两年中，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孟加拉邦和比哈尔邦的人口死亡了。旅行者们记得看见过眼睛睁得圆圆的活死人，没有一点儿肉的肋骨突起的人在那里坐着等死，成群的鸢俯冲向尸体——这些可不适合反映在东印度公司风格的图画里。大饥荒不是不列颠政府的过错，但是18世纪60年代不列颠在孟加拉造成的动乱和痛苦可没有帮助乡村在这个打击之下幸免于难。

不管是在印度本土的还是大不列颠的财富追逐者都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而在马拉塔人和法兰西人的双重威胁面前，要多收土地税的压力空前。加尔各答政府仰赖着地主们的税收，收税地主们靠的是村民，而村民们这时候要交的税收占他们产出的比例比以前更大。他们越来越难以积蓄谷物以便留下来做第二年的种子，如果收税者牵走了他们的母牛，或者没有草可供收割，他们就失去了牛奶，出不了劳力，也没有粪砖当燃料。没有了任何监管，打着东印度公司旗帜的武装随行人员进入村子，搜寻布匹，强行压低价钱给纺织工、染工——这又是一种合法掠夺。伯克在不列颠议会慷慨陈词，反对“所谓正义之手准时地在印度织机上扯下布匹，从农民那里攫取他们本来就不够吃的稻米和盐，或者从他那里榨取鸦片，原先农民还能在鸦片里忘记了压迫和他的压迫者”。这么说无疑是夸张了，但确实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评论家理查德·比彻（Richard Becher）是一个说话靠谱的人，他比伯克少一些党派偏见，也承认“事实无疑……是自从1765年东印度公司正式取得在孟加拉、比哈尔等地的直接征税权（dewanee）之后，印度人民的状况比以前要差”。

1765年克莱武做的事是放了一把鬼火，它后来一直在英格兰–印度的历史上闪烁着火苗，这个徒劳的追求决定了后来不列颠帝国的命运。因为，尽管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克莱武坚持大不列颠人不应该鲁莽地更深入地监管莫卧儿帝国政府，可是他依旧坚持说抓住印度财政的小辫子只是短时间地刺痛了它一下，这之后就是东印度公司祈祷的回应了——既能应验获利的预言，也是商业利润的条件。到了1800年，这条准则强化成了不可更改的现实。虽然事实上董事局的财政赤字日益扩大，而且它已经违反了当初自由与商业的帝国创建者设定的每一条原则。当然，它也正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整理的经济学诫律的反面教材，即政府干预得越少，市场之手越容易自我调节（尽管斯密自己明确地将军事紧急意外状况和印度的“特殊”环境列为例外）。当然大致上来说，克莱武是对的，因为从德文或邓弗里斯（Dumfries）来的人在加尔各答或马德拉斯只要存活了下来的，每一个都比以前富了。即使克莱武假装把殖民者和本地人的利益都装在心里，他仍然是他们所有人当中得益最多的。当议会责备他的行为时，他以他典型的厚颜无耻为自己辩护，这一番话后来一直流传了下来：普拉西之后，“一个伟大的君主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一个繁盛的城市在我的掌控之下，最富有的银行家争相取悦我。我走进只为我开启的储藏室，两边堆满了金子和珠宝！主席先生，现在我真的很吃惊我那会儿竟然能那么自我克制。”当然，礼让是男爵自己的话，可从来没有别的人这么说过他。1774年，因为沉溺于鸦片，克莱武在过量吸食鸦片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相矛盾的是，由于克莱武个人太过臭名昭著，大家竟然忘了质疑他的帝国主义干涉者逻辑。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不列颠政府对孟加拉抱着良好的意愿，但没有带给孟加拉人民大众和平与繁荣，那只是因为邪恶、自私的小人被贪婪的当地机会主义者忽悠而迷失了方向，滥用了给予他们的信任，中饱私囊。正确的纠正方法不是审视主张背后假设的前提，而是只要找到牢靠的人，采取得当的措施就可以了。大不列颠在印度的历史接下来的部分就是研究怎么才能做到这样。

如果东印度公司要找和罗伯特·克莱武这样极端残暴、浮夸正好相反的人，那么华伦·黑斯廷斯是最合适不过了。他的父亲原来是个谨慎的神职人员，最后在巴巴多斯终老。黑斯廷斯自己从小就是个拘谨的边缘人，他在威斯敏斯特中学读的书，聪颖、贫穷、非常害羞，人家和他第一次见面不是喜欢他就是嫌恶他，因为他内心高度紧张而表现得极其自尊。17岁时，黑斯廷斯从东印度公司最低等级的书记员开始干起，在穆希达巴德待过一段时间。正是在这里的时候，他要和纳瓦布的官员、法官及有钱人打交道，才认识到东印度公司的财富不仅要靠切入最近的印度莫卧儿王朝政治，也要浸染到他们的文化中。那时候在东印度公司的人当中能有这个认识可真是了不起。黑斯廷斯在学会波斯语、阿拉伯语、印地语（Hindustani）、孟加拉语之后，他熟悉了印度和穆斯林的法律法典以及他们神圣又神秘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也许他经历了其他种种失利，但华伦·黑斯廷斯没有任何文化优越感，而这本来正是以后在印度的几代大不列颠人的标识。

华伦·黑斯廷斯在行为上严以律己，习惯在酒里兑水（在加尔各答社交圈子里，这是他的一个道德高尚的举止，但让旁人不自在），这让大家困惑不已。他很容易坠入情网并且一往情深。太太死后，他爱上了一个日耳曼艺术家的金发妻子，艺术家自称因豪夫“男爵”（‘Baron’ Imhoff），后来男爵返回欧洲，玛丽安（Marian）留下了。1777年，她成为第二任黑斯廷斯太太，这是一场爱情长跑，他们恩爱到老。然而更要命的是，黑斯廷斯自己爱印度的那种方式：他迷恋它的喧闹华丽，破旧圣陵庙宇之美，混合着随性和芳香的杂乱无章。他非常渴望成为莫卧儿皇帝，最不济也要做个纳瓦布，他要把东印度公司变成印度的公司。1773年在美国独立革命前夕，诺斯勋爵领导的议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法》（The East India Regulation Act），貌似给了他一心渴望的权力，因为法案将他从孟加拉总督提升为新的第一任印度“大总督”（Governor-General），位在马德拉斯和孟买两总督之上（这让他们极其不安）。但是该法案取舍并存，因为他这个大总督要和王室指定的四人委员会协调统治，他自己的决策权不比他们更大。

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是个自相矛盾的决定，既集中又分散统治权，实际上是为了适应不停变换的宪政三权分立理论的界限（这一点在美洲已久经考验），但在实践中不太可能成功；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就意味着总督与委员会要结成利益团体，只能有一些细节上的小小分歧。但从黑斯廷斯与委员们结识的第一天开始，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灾难。那三位在抵达印度之前一点点本地工作经验都没有，他们到加尔各答的时候，黑斯廷斯给了他们四响礼炮，而不是二十一响，这就已经得罪了嘀嘀咕咕的副总督约翰·克雷弗林（John Clavering）等人。实际上，他们紧盯着礼仪的神圣意义不放，认为说得轻巧一些也全都是因为黑斯廷斯要故意羞辱他们。黑斯廷斯一边向国内来的经理们解释自己的行动，将它作为荒谬的“细枝末节”一笑了之，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如果不是因为他在自己职位的“尊严”上做了让步，那他本来是会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在加尔各答小小的白人圈子里，这样的冷落轻慢却等于不宣而战。［简·奥斯汀从来没有在谈克广场（Tank Square）走过或者在加登里奇（Garden Reach）的榕树下坐着敏锐地观察他们，真是英语文学莫大的损失！］那么既然这些委员个人不喜欢黑斯廷斯，他们就——除了个性温和的浪子理查德·巴维尔（Richard Barwell）——也不再喜欢他的政策了。当他整肃税收管理时，他们就相信他开除人是为了腾出职位来安插自己的亲信。黑斯廷斯为了阿瓦赫的纳瓦布的利益而与阿富汗的罗希拉（Afghan Rohilla）部落开战，他们就认为他是在充当纳瓦布的雇佣军而私下拿了一份份子钱。东印度公司的业务成了个人恩怨的牺牲品。黑斯廷斯与另一委员菲利普·弗朗西斯（Philip Francis）争斗得很厉害，没什么比他们俩的缠斗更大的事了。当一个孟加拉–印度的税收官南达库马（Nandakumar）公开做证（几乎肯定是伪证）总督大人受贿（尽管也许他是拿了非经正式授权的零用钱），黑斯廷斯报复性地控告南达库马贪污了一个已故债务人的财产，逮捕了他，并以伪造罪起诉他，由加尔各答新的大不列颠高等法院（British Supreme Court in Calcutta）审判。在拙劣的8天审判后，他被判处绞刑，依照的是乔治二世时期通过的一项大不列颠法令，而这在印度法律或习俗里几乎没有意义。

如此嘲弄正义当然不是黑斯廷斯统治的典型做法，他受到的批评都是说他对本地法律和机构关注得太多，而不是太少。黑斯廷斯的对手们不喜欢他的一部分原因，正是他太热衷于本土化而忘记了自己和东印度公司，还有他认为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将大不列颠政府和正义带给印度人，而不是相反。如果说将军们、法官们以及弗朗西斯等人闯进了一个英格兰–印度人真正多元化的宽容世界，那是多愁善感的夸张。和其姐妹城市马德拉斯及孟买一样，加尔各答的白镇和黑镇之间泾渭分明，严格分开。就范围而言，可以说印度人在加登里奇和乔林基（Chowringhee）的房子里随处可见，他们是仆人：轿夫、园丁、厨子、警卫、跑堂、擦地板的、门卫。但是从蒂利·凯特（Tilly Kettle）和约翰·佐法尼（Johann Zoffany，他在冒犯了王室后到印度来挽回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绘画里，可以明显看到有一二十年的时间里，种族、文化的界线比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时候都要松散、更有弹性，甚至相互体恤。性当然并不一定就会带来跨文化包容，但因为欧洲妇女在印度的人数偏少，又极易受感染而得病，特别是怀孕后、哺乳期更容易感染，东印度公司的人拥有长期印度情妇也就不少见了，甚至罕见地［如海得拉巴居民詹姆斯·阿基利斯·柯克帕特里克（James Achilles Kirkpatrick）爱上一位本地穆斯林贵族女青年，这桩爱情有政治风险］与她们结婚。律师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留下一本18世纪80—90年代在加尔各答生活的闲谈式日记，温柔地描写自己的长期情人珍丹妮（Jemdani）。他给她在胡格利河边买了一所乡间房子，他们俩在家招待共同的朋友们。他写道，她“受到我所有朋友的尊敬、爱慕，她特别能令人愉快、性情温婉……不像一般亚洲女性那样，她从不躲避陌生人，相反，她乐于加入我们男人的聚会，热诚地参与我们的欢乐主旋律”。这些结合生下的混血孩子们的经历说明了跨种族关系有利有弊，通常他们都会受到很好的照顾，而接受教育要看其肤色深浅，有的在印度上学，有的在英格兰上学。

尽管没有一个东印度公司的成员在肖像画上和他们的亚洲情人一起出现，可确实有他们自己与印度商人在一起的画，后者为他们打理私人生意（以避开官方限制），同时又是公司商业及政治情报的重要来源。很多这些印度商人，比如和约翰·莫伯瑞（John Mowbray）一起的这位，来自孟加拉绅士（bhadralog）文化中的高级绅士阶层，这些世家中包括有名的泰戈尔家族（the Tagores）。在不列颠，人们臆想暴发户都是庸俗的，但这些人兼具商业精明与投身诗歌和神秘神圣文学的热忱，那么，很自然，华伦·黑斯廷斯相信东印度公司要有效运营的话，就需要比如何种植靛蓝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在工作中熟练地应用印度的各种语言，不管是经典语言还是方言土语，更要懂印度的宗教、法律、历史和政治。因此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到1784年他设立“孟加拉亚洲研究会”（Asiatic Society in Bengal）时，华伦·黑斯廷斯已经成为第一个为欧洲人研究印度而设立奖学金的赞助人。研究会里有一群学员，其中很多是年轻人，委托他们进行研究而提出成果。黑斯廷斯希望这些成为一个有良好素质及中立的政府的基础。1776年，纳撒内尔·布拉西·哈尔黑德（Nathaniel Brassey Halhed）出版了他整理出的梵文（Sanskrit）法律书籍文集《法律汇编》（Gentoo Code，即A Code of Gentoo Laws）。差不多11年后，苏格兰医生约翰·吉尔克里斯特（John Gilchrist）在1787—1790年分上下册出版了第一本英语——印地语词典——《英语印地语词典》（A Dictionary, English and Hindoostannee）。吉尔克里斯特走遍了从孟买一直到法扎巴德的各地，蓄起一把大胡子，装扮得和印度教遁世者（sannyasi，宗教托钵僧）那样，“有一段时间被认为就是本地人的装扮”。他花了多年时间，专心听自己的语言老师们或者叫“孟司”（munshi）说话，整理出这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后来他成为威廉堡学院（College of Fort William）的第一位印地语教授，该学院由总督韦尔斯利于1800年创办。

但这一切都不是说黑斯廷斯及其东方学学者们——哈尔黑德、吉尔克里斯特、柯尔布洛克（Colebrooke）和威尔金斯（Wilkins）——都真的认为印度的各种语言、律法和文学能与欧洲积累起来的智慧“等量齐观”。他们下决心要向自己的同胞传授印度文化，是要使他们免于过分依赖当地的消息灵通人士，那样后者会利用其垄断的知识达到他们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理想化地来说，黑斯廷斯更希望做到的是欧洲法官能有资格统领，或者最起码完全理解印度和穆斯林法庭的进展，在18世纪70年代的政体下，这二者仍然是审判绝大多数印度人的最主要的依据。但也不能说他的“东方主义”就是粗暴简单的统治工具。黑斯廷斯及其同僚们的权力由母国授予，他们这样做是想为自己的政府争取到一些同情。例如，资助《薄伽梵歌》（Bhagavadgita）的第一个英语译本，保证其译者在东印度公司的保障下留在瓦腊纳西学习梵语，然后写出一个序言。这算是一个粗暴“东方主义者”的行动吗？黑斯廷斯给公司董事会主席写信，骄傲地介绍这项工作，说明这样一个译本的价值不只是对“与我们征服后而统治的人民社交”中“会发挥作用，”他以告白的语气写道，还有：

体现人性……它会让遥远的印度人感动，这是仁慈，能减轻本地人因为屈服而戴着枷锁的沉重分量，也使我们在印度的同胞发自内心地感到自己需要仁爱对待他们，应该体恤下情。即使在英格兰也很需要这种效果。不久前大家还都认为印度居民是野蛮人，几乎还没有脱离野生生活。这个偏见虽说现在肯定是减少了，但恐怕还没有完全根除。每一个能使国内关注印度人真正特点的事例都会使我们更大度地感到他们具有天然权利，教会我们用我们的尺度去衡量他们，那么这样的事例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的作品表达出来，哪怕有朝一日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终止，大家忘记它曾经一度是给予我们财富和权力的源头后，这些作品也会长久地存在下去。

纳撒内尔·史密斯（Nathaniel Smith）是这封信在利登豪街的收信人，很难说他有没有接受这个通达人情和乐观的观点。几个月后，黑斯廷斯回到英格兰——不是如他自己期望地荣归故里，而是遭到公开激烈地中伤，说他是个无情、腐败、古板的人；他简直不敢相信。1786年春，由弗朗西斯的朋友兼同盟者埃德蒙·伯克起草的议会起诉书完全不顾黑斯廷斯一直明智地在印度施行的仁慈统治的事实，反而控告他的行动是“草率、不公、残酷、不忠不义，违反民族信仰的”（伯克把阿富汗的罗希拉人夸大地说成了高贵的骑士，说他们掉进了黑斯廷斯好大喜功的陷阱里）；是他将阿瓦赫变成了“从前的花园现在没有人烟的沙漠”；还指控黑斯廷斯个人沉溺于“荒淫无耻的生活，滥施权力，不公，窃取了印度的信任，颠覆了这个古老的国度”。在伯克的严词谴责中，智慧的猫头鹰变成了贪婪的秃鹫。

尽管没有人能清醒地诚实地认清非常明显的事实，特别是伯克更不明智。尽管提出的指控都是关于罗希拉人和阿瓦赫的，但议会议员们要弹劾黑斯廷斯的潜意识里实际上是因为不列颠失去了美洲殖民地。毕竟，还有谁能做这个替罪羊？当然不是乔治国王，他毁了自己的大西洋帝国，却好像声誉无损，也不是康华里，他将接替黑斯廷斯在加尔各答的职位。大不列颠对发生在美洲的事内心真正感到不安，就指控黑斯廷斯对印度人犯下了种种声名狼藉的恶行来消除这种情绪。这些损黑斯廷斯的话，原本是更适合盖格、哈钦森和康华里这些人用来恶狠狠地抹黑巴那斯特尔·塔尔顿（Banastre Tarleton）的——塔尔顿是不列颠军在南北卡罗来纳的陆军中尉。黑斯廷斯甚至受到指责，说他差点儿丢了印度，而事实正好相反，是他挽救了它。1780年，他曾经面对三重威胁：马拉塔人；凶悍的迈索尔的穆斯林苏丹海德尔·阿里（Muslim Sultan of Mysore，Haidar Ali）——他差点儿拿下了马德拉斯；还有法兰西人。就在大不列颠帝国在西边面对灭顶之灾的紧要关头，正是黑斯廷斯高瞻远瞩，及时采取正确的战略，付钱给马拉塔人，才使其顶住诱惑没有与迈索尔结盟，然后在南印度投入军队，从而避免了在东方发生另一场“美洲式”灾难。然而，1786年因为不列颠人都沉溺在萨拉托加和约克城连败的劫后余波里，全民气氛紧张，议会不能批评那些真正应该对惨败负责的人，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捏造一个国内出产的笨拙而腐败的东方暴君，这就是伯克要冲着黑斯廷斯这个稻草人靶子起诉，说他是“三条尾巴的帕夏”（Pacha）的缘由。“我的老爷们，难道你们想要一个罪犯吗？”他在弹劾中咆哮着：

什么时候曾经有过这么多的邪恶控诉是针对一个人的？……我以整个大不列颠平民院的名义弹劾他，他有辱我们民族的品格；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弹劾他，他毁灭了印度的法律、权利和自由，他使印度一片荒芜，陷入绝望……我以人类本性的名义弹劾他，他残酷地侵犯、伤害、压迫印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论他们是什么等级，也无论其生活状况与条件是怎么样的。

还要怎么样？难怪可怜的黑斯廷斯被他的预言搞糊涂了。在约克城投降的那家伙正在去加尔各答总督府的路上，而他自己被起诉，简直和某个穿齐膝马裤的成吉思汗那样被戴上了颈枷，他要为自己的声誉和生命奋起抗争。还好，起码他不像以前那么多的替罪羊，这一回议会没有匆忙做出判决，而是等到后美洲沙文主义者们出了胸中恶气，情绪缓和下来，而不列颠真的又和法兰西人开战了。黑斯廷斯为受伤的不列颠民族自尊充当出气筒也当够了的时候，他被宣告无罪，但是这浪费了他10年的生命，黑斯廷斯以后再也没有从这次耻辱和震惊中真正恢复过来。就黑斯廷斯而言，胖子老好人康华里在印度高举起经受住了考验后又复活过来的大不列颠帝国的旗帜，让它尽可能轻快活泼地飘扬，这本来应该是他做的事。

伯克和皮特的国务大臣亨利·邓达斯（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Dundas）给康华里虚构了他前任的丑事，实际上是在清扫“奥吉斯牛舍”，这对他很有必要。康华里将是把真正的大不列颠精神（True Britishness）带给印度的人：他会听取他们的呻吟，而暴君黑斯廷斯在那边搞东方化是倒行逆施，给印度造成了损害，需要康华里来拨乱反正。那么，要清除税收部门的寄生虫（清走他们）；还有，不会再搞什么荒谬的本土化政府了，“我实在是觉得每个土生土长的印度人都是腐败的。”康华里自己的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他对于印度人组成政府的观点是什么态度。这个国家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不是东方化的大不列颠人，而是大不列颠化的东方；不是讲英语的纳瓦布，而是总督府里明智的英格兰地方治安法官。为了让官员们抵制诱惑，康华里给他们高薪，使他们的行动范围与贸易的低级琐事无涉。从此，做生意的和统治者根本上是两套班子；两边井水不犯河水，以后越来越互不相干，甚至污名也只是和东印度公司的业务联系在一起。随后大不列颠产生了改变自己在印度使命的全新感觉，不管大不列颠从印度得到了什么样的商业利益，都将用其余不可比拟的远比银币珍贵的千倍回馈给印度——大不列颠机构的福佑、历代积累的司法智慧、社团坚实的仁慈事业。因此当康华里审视全部麻烦的核心——孟加拉的土地税——时，看出（毫无疑问一定是的）弊端丛生、令人沮丧的霸占和饥荒全景，他得出的结论是首先要忘掉所有迎合本地传统的想法，必须一切从头开始，要确立正确的首要的准则。

这就是那些英格兰地主的牢靠原则。虽然查尔斯·康华里身穿军服，但在肩章和盘花饰扣之下，他自己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格兰地主。他认为，拥有土地不是所有权，而是信任。在每个诺福克村子里，在每一亩麦浪起伏的地里，都可以看到刻着进步，都得益于互利关系，一方是聪明的、心灵手巧的绅士农民［从农夫乔治（Farmer George）[10]开始）］；另一方是节俭的、积极进取的佃户农民（当然，不必介意，这一幸福场景也是因为18世纪残酷的圈地运动）。在这个微笑的朴实的大不列颠，这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奇迹里的各方都得到了保障。只要大家明白能保有土地和上交固定税额，就可以各自收获努力工作的成果，那么只需要提供必要的稳定措施，康华里就能使印度乡村富裕起来；简直不用多说，稳定是固定社会等级的产物。“一套正常的等级上升制度，”康华里写道，“这个国家最需要促进它在市民社会里建立秩序。”很明显，在孟加拉，这一牢固的社会秩序需要和英格兰绅士一样的阶层为基石，政府可以依靠他们完成责任而不对佃农施以重压，总督自认为世袭收租者就是这样的人。历史上，在莫卧儿王朝时代，世袭地主可以在他们的家族中继承、流传其土地份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像不列颠绅士一样真正地完全拥有这些土地。作为莫卧儿帝国的税务官员，他们已经被限定收入（从皇帝先拿走他的那一份开始），他们却不是贵族。但是康华里用他道德健康的土地拥有者不可战胜的阳光观点，渴望简化事情，把这些歧义撇在旁边，把世袭收租者们弄成他们自己领地的绝对拥有者，唯一的前提是在指定日期向政府上交一定金额的税收。毕竟在英格兰，领地保证能传给下一代是绅士改善领地的动机，一旦这些“土地老爷”明白了自己税收责任的最高限额后，他们可以成为乡村绅士的模范，从自己的“佃农”（实际上他们才是无辜的耕种者，有些拥有自己的田亩和土地）那里仅仅收取刚刚好的金额，那么“佃农”就可以留下一些能用于第二年的种子，还会有积存。随着“佃农”生产得更多，他们就能够给城市急速膨胀繁荣的现金市场提供货物，还可以向出口市场提供棉花、靛蓝、糖和鸦片，这些都是出口市场急需的。再说，这一切都会在诚实、公正的政府提供和平与正义的关照下运转。现在依照英格兰法律和印度法官的法庭能听取冤屈，政府指定的地区官员会保护本地人不受敲诈，还会监管收来的钱用于它们该用之处。

这个奇迹般自我完善的系统保护着每一个人，整个系统自身也能变得繁荣富足，同样也会开始产生奇迹般的文化变化。普通农民能变成大不列颠制成品的客户，孟加拉的新绅士阶层会开始收藏图书，打开思想汲取欧洲（就是说不列颠的）启蒙思想等不容置疑的智慧，蒙住他们双眼的眼罩会脱落，他们会放弃自己令人作呕的偶像，不再醉心于象头的众神，也许还能接受福音之光的指引。真正的文明就在不远的将来，康华里很有信心。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康华里的理论，如果它在苏格兰起作用了——事实上，派出去研究实际操作具体环节的官员和巡视员中的很大一部分比例的年轻人就是苏格兰人——为什么它就不能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也管用呢？但康华里的系统预设以和平与稳定为前提条件，可是现实与之相反，虽然口头上说和平了，但实际上是连年征战，几乎没有中断过——与迈索尔打、与马拉塔人打，然后和法兰西人打仗。税负沉重，很多传统的世袭收租者们为了完成与政府签的合同，自己都欠了债，于是他们就派自己的武装人员进村子抢走村民的最后一个卢比。等到贷款和敲诈都不足以交出他们和加尔各答签的契约时，他们就被驱逐出去，家产被变卖掉。如果英格兰的乡村绅士阶层欠了债，会有有同情心的银行家愿意给他们长久信用，但在印度没有这类机构；常常发生的是世袭收租者的债主们直接拿走了他们的财产，也接手了他们的合约。这样一来，正是康华里最不信任的虚张声势的这个阶级——加尔各答的金钱掮客，比如泰戈尔家族——成了他的系统的主要受益人，他们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富裕的土地大领主。在他们急吼吼的管理下，乡村的资本化土地积累起来，有一些是在恒河冲积三角洲上开垦的，用来种植鸦片、棉花，生产丝绸，靠着这些能很快变现的营生，他们大发横财。

1789年8月，康华里引入他的《永久居留法》（Permanent Settlement）处理土地税，向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保证自己的计划已经“经过仔细测算能确保并且很可能增加你们的收益”。但是如果公司与政府曾经希望在新的政体下能平衡账面收支，那么这些希望就葬送在战争的漫天尘土中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和皮特政府的大臣们都曾认为黑斯廷斯的军事冒险不仅不道德，代价高昂，且毁灭性还很大，因此康华里的信条是要把握住这条底线，只可惜印度的情况不允许他这样。黑斯廷斯在前面谨慎地决定向马拉塔人做出一些地域上的让步，以换得他们不与海德尔·阿里武装结盟，后来证明那只是一线喘息空间。迈索尔的苏丹从一个印度王族手中夺取了权力后，20年里，已在印度南部建成自17世纪毗奢耶那伽罗王朝（the Vijayanagars）帝国灭亡后最强盛的邦国，修建了道路、桥梁，乡村和市场经济繁荣。尽管自己是个穆斯林君主，海德尔·阿里保证资助印度教庙宇及圣陵，连康华里都认为迈索尔是一方花园般的邦国。

意思就是说最后是康华里自己冲过去和迈索尔开战，去连根拔除了这个花园邦国。1782年，海德尔·阿里死后，他颇有手腕的儿子提普·苏丹（Tipu Sultan）继位。无论在灭绝了提普邦国的战争中间还是之后，大不列颠人都把提普妖魔化了，说他是又一个西拉杰·乌德·德拉，一个精神错乱的嗜血暴君，习惯性地称他是“古印度宪法”偷梁换柱的“篡位者”——仿佛大不列颠人自己才是印度合法性的可靠法官。但这个时候，在印度本土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把征服说成是合理地从印度自己人手里拯救印度人的模式，在大不列颠更是如此。还有什么比一个狂热的印度——穆斯林军阀更坏的吗？而且，这个狂热的印度——穆斯林军阀自认为是个法兰西共和派！无疑，提普欢迎法兰西人的主动示好，法兰西人紧紧地抓着印度洋上毛里求斯（Mauritius）和留尼旺（Réunion）岛上的海军基地，这两个地方都是战略要地，而且他高兴地利用法兰西人按照更激进的欧洲战争行为来训练自己的一些当地人及阿拉伯——非洲军队。自从美洲战争以来，好像法兰西帝国而不是大不列颠帝国处在上升期，那么，他为什么不能起码跟风一把法兰西？大不列颠的政策到底有什么能使他相信他们，而不是他自己才是侵略者呢？

因此1791年5月，从约克城之后第一次，康华里又披挂上阵了。在提普宏伟的塞林伽巴丹宫廷的堡垒前，噩梦又一次上演：他的军队在雨季的泥泞中无助地挣扎，战线拉得过长，通信中断，但是不知怎的军队还是抱成一团，没有溃散。第二年，在凉爽的季节里，他们对卡费瑞（Kavery）的岛屿城堡发起新的攻击，一举拿下了它。提普惨败后，提普只得交出迈索尔的一半国土，并让两个儿子做了人质以保证他自己老老实实。慈祥的查尔斯·康华里手拉着两个包头巾的小家伙，成为帝国自我夸耀肖像画的标准特点——这个帝国坚定但是宽宏大量。

1793年“好人大叔”查尔斯·康华里离开印度，大不列颠国内裁定他既为印度也为帝国做了好事，至少他没丢了印度。可是这是巨变的标志，推翻了帝国原先的设想：本来大不列颠焦虑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成本投入与产出效益不成比例，此时它却在印度成了一个终端开放的地域政府，这个结果不可避免地让人有一种历史正义感。克莱武那个时候，一群手指肥腻的沾染私下交易的书记员靠着在黑镇的妓院灌多了亚力酒后，在马德拉斯某个黑漆漆的洞里昏迷一阵又清醒一阵地苦挨日子，这时候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堂皇的收税老爷（sahib），坐着轿子在区域里巡游，仔细检查种田人的福利，咨询爱丁堡的集体智慧如何才能改善他们大家的境况。不久之前，自由流动和公平对待与上邦交易的贸易商意味着必须搞清楚要向谁贿赂又要打压哪个，这时候变成戴假发的白人坐在加尔各答或孟买的法官席上审判这些事务。从前为东印度公司打仗，甚至还不如在日耳曼战场上检阅军队来得高大上，但这时候印度却成了英雄的战场，名人辈出。

1797年年末，来自米斯郡（County Meath）的韦尔斯利（出生时姓Wesley）三兄弟——老大理查德是政治首脑，老二生意人亨利，老三战场上的奇迹小子阿瑟——来到印度时心里就在想着上面说的这个事。8年后到他们离去时，印度成全了他们，而他们自己，或好或坏地已化身为统帅（除了没有Raj这个正式头衔）。罗伯特·克莱武那时候可是从来也没有指挥过超过5 000人的部队。到了1804年，理查德·韦尔斯利总督暨第一任韦尔斯利侯爵（Marquess Wellesley）统领着一支约19.2万人的军队，堪比欧洲很多最有实力的国家军队。东印度公司——说起来这时候除了没有名头，其实就是大不列颠政府——在印度次大陆上的权力至高无上，无人能挑战。迈索尔已经没有了；莫卧儿帝国是个令人同情的笑话，这时候它的领头人沙·阿拉姆像个无助的瞎子，完全仰仗自己的大不列颠看守；德里已经向加尔各答投降，实力和权威都没有了，全凭加尔各答做主。阿瓦赫——恒河中部的邦国点缀着勒克瑙（Lucknow）和法扎巴德这样的大城市——是一个附庸国。马拉塔人被分割后，只剩下最后一个强大善战的头领，即保持中立的霍尔卡（Holkar）。识时务的地区统治者如海得拉巴的尼扎姆（Nizam of Hyderabad）搭上了滚滚向前的大不列颠军事长挂车，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在当地有个大不列颠居民给他当政治保姆，一队红制服驻扎（费用由他的国库支出）在那里以保证他不惹是生非。东印度公司的债务是以前的三倍，这使得它们不再与商业簿记有任何相似之处，已经改由政府机构资助。加尔各答的新总督府宏伟壮观，它抄袭了德比郡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的新古典建筑凯德尔斯顿（Kedleston）。在这里，韦尔斯利像当代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那样发表帝国的宣言：“不列颠帝国在亚洲的基础建立在周边国家的和平及印度人民的幸福和福祉之上。”

理查德·韦尔斯利出生在丹根城堡（Castle Dangan），曾在伊顿公学（Eton）和牛津求学，来自一个很好的自有选区自治镇，他从来就认为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伊顿向他灌输了恺撒、李维和塔西佗。不列颠青年必不可少的是去罗马壮游，那么韦尔斯利在罗马漫步的时候心里就默念着自己是在与图拉真和哈德良的幽灵结伴同行。在波西里伯（Posilippo），他去维吉尔的墓朝圣，在心里憧憬着要写出自己的史诗篇章。1798年5月，当他遇见阿考特（Arcot）的纳瓦布——纯粹不过是个东印度公司的属官（satrap）的时候——韦尔斯利就被15头大象的仪仗吓着了，它们“装饰着华丽的丝质缎布，金银线绣，缀着珠宝，象背上驮着金色塔楼”。在加尔各答安定下来后，这个长脸、魅力四射的爱尔兰男人向自己美艳的法兰西太太亚森特（Hyacinthe）叹苦，说自己如何在热带炎热的天气里春心大动，但他将自己的男子气概转而投入到建立政治军事功名上，成就了华伦·黑斯廷斯或康华里做梦也想不到的丰功伟绩。他的托词——或者像他自己坚持的情形是——只有全球战争才能迫使母国政府抓狂而为了自卫与法兰西人开战。波拿巴（Bonaparte）在意大利的军事胜利震惊了反法同盟国，同盟国甚至被吓倒了。这时候拿破仑又派出大军远征埃及，如果他得手的话，必然会直接威胁到通过红海的印度交通线和贸易，没有人特别是韦尔斯利敢低估法兰西人的实力，他们能一路打到加尔各答，然后通过其代理带来极大破坏。

最危险也最鲁莽的就是提普苏丹，即使他假装遵守自己与大不列颠人的协议，然而他同时在和法兰西人密谋挣脱自己区域内的束缚与强权。韦尔斯利照常把这个背叛当成个人恩仇——提普拼命地想摆脱大不列颠人统治的桎梏，韦尔斯利认为这是精神错乱的侵犯者决心消灭东印度公司的行动：“做出最和气的表情……他计划要彻底捣毁我们……他已准备了一场歼灭战的策略和装备。”阿瑟·韦尔斯利等人指挥一支大军一路直捣塞林伽巴丹。提普在水门（Water Gate）附近战死了，尸体和一大群士兵的死尸混在一起。大不列颠人将抢劫来的东西装满了四轮大车，其中有一顶帕夏——提普自称为穆斯林皇帝——的五角皇冠，华盖上高耸着一只金色火供吉祥鸟（homa），它的喙里内置一枚光芒闪烁的宝石，眼睛和尾巴上嵌着珍珠。有人说这鸟儿像鹰，还有的说像秃鹫，这话也可以用来描述韦尔斯利的战争机器。

所有提普宫殿里拿得动的东西——他的剑、战斗用的头盔、机械老虎，后者上了发条可以吞掉一个大不列颠士兵并发出可怜的哀叫而使皇帝满意——都被运回加尔各答，之后再运回英格兰［最后它们放在温莎城堡或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但真正的战利品是25万头白色小公牛和奶牛群，有这笔巨额财产作后勤流动供给，阿瑟·韦尔斯利可以调动军队去任何需要去的地方，他和杰拉德·莱克中将（Lieutenant-General Gerard Lake）一起向马拉塔人开战，也对阿瓦赫邦示威。

尽管很多战斗仍然在密集进行中，但理查德·韦尔斯利给印度带来了新一代的战马，且大部分是阿拉伯血统马，加上战场上大炮和补给四轮大车的优势，就已经决定了胜负。1800年9月，最高统帅欣喜地给弟弟写信：“我们总是杀死对方主将，总能幸运地辨认出他的尸体……说真的，我的幸运星在印度冉冉升起，我应该在运气变坏之前离开印度。”对于亚森特，韦尔斯利怀疑她偶尔不忠（她对他彼此彼此），他像少年一样吹嘘，仿佛统治印度就是用来取悦太太而使她不要上别的男人的床：“瞧着我荣誉加身……两个月（在迈索尔）里，我干了康华里三年才能做到的事。亲爱的，再见，现在万籁俱静，我得去操持一个被征服国家的事务。”除了嘉德勋章他没有得到，他得到了其他绝大多数荣誉，但是如果国王坚持——好吧，他可以接受“迈索尔的韦尔斯利子爵”（Viscount Wellesley of Mysore）这个封号。

这有点儿操之过急了，韦尔斯利懂得，当账单送达的时候，那些他叫作“利登豪街的干酪商人”会大发脾气的。但是消息从印度传到伦敦需要6个月，这使他有足够时间给公司董事们和政府呈上“既成事实”。他会一遍遍地重复修辞挑战他们的神经：谁更懂得大不列颠力量在印度面对的真正糟糕的情况——在现场的那些人，还是威斯敏斯特办公室里盯着地图看的人？一旦所有事都已经做了，又一个马拉塔人将军的尸体给抛到大车上，他该干什么？把疆土换回去吗？把战败的人重新扶上位子？留下后患？韦尔斯利说，印度可不太看重宽宏大量，印度倒是敬畏毫不怜悯的强权。

尽管他的全部直觉都是独裁主义（Bonapartism，波拿巴主义），理查德·韦尔斯利实际上还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冒险家，更不是他天性倾向于个人独裁——当然，如果有人观察到这个瘦长脸的贵族行进在加尔各答城中，由16个骑士护卫着，心里肯定会怀疑韦尔斯利就是个独裁者（特别是对比耿直的老康华里像个乡村绅士那样宁愿赶着自己的双轮马车去纷乱嘈杂的集市）。不管怎么可能产生误导人的感觉，当韦尔斯利宣布不列颠印度当局不遗余力地奔向权力巅峰会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这确定是他的肺腑之言。他极少在议会发言，但有一次他预言：“伦敦是商业世界之王。”那么为了后来我们称之为大不列颠与印度之间互惠的经济关系打下必要的基础建设，大不列颠必须吞下短期财政苦果。如果他的前任们认为这只要采取防御性的折中办法就够了，那是他们自欺欺人。只要一日存在能制造麻烦的有实力的印度对手，就别指望能获得太平或直接享有利润。韦尔斯利从来也没有想过可以在内部彼此协调的地区性小邦国之间——孟加拉、阿瓦赫、迈索尔、海得拉巴——分享印度，那种情况本来也许可以和他做至高无上的统领治理印度一样切实可行，但是对于他这个从爱尔兰米斯郡来的小男孩来说，一个四个邦国的大不列颠（印度）联盟没什么意义，韦尔斯利对一个由会计师经营运行的帝国可不感兴趣。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hri）和泰姬陵（Taj Mahal）告诉他，印度最喜欢的就是被一个伟大的君主统治，而他要保证新的统领将是阿克巴和贾汉吉尔的忠实传人。

1800年，韦尔斯利建立了新的威廉堡学院，这是他给自己的胜利之拱加上了压拱石。他常常吹嘘这是他最骄傲的成就：学院将是新一代地方总督的摇篮，他们在这里接受被统治种族、民族的法律、语言和宗教教育。印度这时候已经不可逆转地安于大不列颠政府治下了。除了语言教师（munshi，老师兼秘书），还有很多当年由华伦·黑斯廷斯支助的年轻人就在学院里任教。韦尔斯利走后，学院因财政困难而关闭，由位于英格兰的黑利伯瑞学院（Haileybury College）取代。不久学院的官方宣传就反复说明东印度公司是如何从一间贸易公司起步，在莫卧儿王朝的宽容默许下通过小商栈交易，到最终统辖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就这样，在达到统辖之路上一直跌跌撞撞的混乱，外加自我欺骗和自我完善，被重新包装成历史的康庄大道，终于抵达韦尔斯利古典气派的总督府。大不列颠不是印度问题的一部分（也许是主要问题），反而被描述成正是不列颠才解决了印度的问题，说这是天意如此。“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1804年，韦尔斯利宣称，“正好适合大不列颠民族的个性，合乎我们的法律，合乎我们的宪政精神，合乎我们自由全面的政策，这已经是伟大强盛帝国的尊严所在。”在这个罗马人从来没有到过的印度次大陆，大不列颠人建成了新罗马。

难道不是才70年前，斯托庄园里的哥特式自由神庙里刻着启迪人的铭文，感谢诸神没有把自由的大不列颠人变成罗马人？不是才三代人之前，海洋帝国的创建者们还在坚持自己的统治将要特别倡导自由、不能让浮夸的虚饰征服成为负担？那时设想不列颠将是个极简风格的帝国：不要规模庞大、花费昂贵的常备军，没有税收官军团，一个建立在互利基础上而不是军事高压的事业。汉普登和弥尔顿都将祝祷它不要多管闲事。

它没有变成那样，那么这也算是生意了，伴随着敇令和大象，但这不是不列颠帝国创始者们脑子里本来想象的原材料涌入伦敦而制成品输出到帝国各处去。印度从来就不需要大不列颠生产的东西，这时候也还是不需要。那时候棉花原料从孟买运抵英格兰，但数量和价格都是亨利·韦尔斯利之流定的。然而那些把棉花在北部工业区的织布棚里的梭子上变成布匹的人，还需要另一些从亚洲来的东西抚慰自己高损耗的体力劳作和微薄的薪水，它就是加了糖的茶——这个东西热烈又甜蜜。那么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从广东返回，就运来武夷红茶，其利润差不多能付15万个印度兵的军饷（因为印度土地税这个虚幻的赏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海市蜃楼了），但是这项生意的利润又建立在中国人被诱惑着买进另一个货物来交换上，那也不是银子。

这另一样东西是印度的特产，它是麻醉剂。尽管大清帝国严禁鸦片，但却无法禁绝走私。从孟加拉运往中国的鸦片数量从一年几百箱上升到数千箱。第一个著名的有吸食鸦片习惯的名人牺牲品是罗伯特·克莱武，鸦片深入他的骨髓，折磨得他甚至无法继续他的另一个主要瘾念——为了帝国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斗志昂扬。尽管后来到印度的绝大部分大不列颠人都会遏制自己对鸦片的第一次欲念，但是，在19世纪、20世纪，大不列颠都无力摆脱控制全球权力的渴望。

[1] Sing-lo应该是福建龙岩新罗，浙江没有新罗这种茶。——译者注

[2] 伯南布哥（Pernambuco），巴西东北部的一个州，其首府同名。——译者注

[3] 疑为bafaro的变体，后者见《韦氏国际词典》第三版（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解释stonebass。——译者注

[4] 朗吉努斯（Longinus），约公元一世纪时的古希腊作家。——译者注

[5] 萨伏伊公爵领地，位于今意大利西北部。——译者注

[6] 塞西尔，伊丽莎白一世的国务大臣。——译者注

[7] 迦太基式和平（Carthaginian），强者加在弱者身上的短暂而不平等的和平。——译者注

[8] 康科德（Concord），意为协调，就是上面皮特演说中的用词。——译者注

[9] 圣乔治堡（Fort St George），位于马德拉斯城外，不列颠人所建。——译者注

[10] 农夫乔治（Farmer George），即乔治三世。——译者注

致谢

今天“史诗”一词已被滥用，但是写作《英国史》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长串英雄风云榜——除了作者本人——没有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不管电视系列片或者本书都不可能完成。

在BBC（英国广播公司）世界频道，萨利·波特（Sally Potter）和我的优秀编辑贝琳达·威尔金森（Belinda Wilkson）面对原定一本小册子变成了三大本书这个状况毫无畏惧。不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这项工作是我和BBC电视台一群天赋杰出又热情的同事们合作的产物，特别是伊恩·布雷默（Ian Bremner）、马丁·戴维森（Martin Davidson）、丽兹·哈特福德（Liz Hartford）、迈克·易比吉（Mike Ibeji）。而不管在图书馆还是在拍摄现场查找提供资料，梅丽莎·阿克朵根（Melisa Akdogan）、本·雷顿（Ben Ledden）和艾什利·格辛（Ashley Gethin）都非常可靠。假如没有萨拉·弗莱彻（Sara Fletcher）从不疲倦考虑周全的帮助，我对不列颠群岛的方位会毫无头绪。在坦雅·黑桑（Tanya Hethorn）、蒂姆·萨顿（Tim Sutton）、马克·沃尔登–米尔斯（Mark Walden-Mills）的大力帮助下，主持人在现场好好地展示了自己。事实出版社（Factual Publicity）的苏珊·哈维（Susan Harvey）是最温和友善的推销员。在电视系列片配乐中，和约翰·哈勒（John Harle）一起亲密工作是最惬意的经历。在工作最关键的地方，劳伦斯·里斯（Laurence Rees）、格兰温·本森（Glenwyn Benson）和贾尼丝·哈德洛（Janice Hadlow）给予我们关怀、指点和最慷慨的支持。艾伦·延陀博（Alan Yentob）与格雷格·戴克（Greg Dyke）二位总是使我们感到BBC有多么重视《英国史》这个系列片。

我深深感谢通读书稿和台词的同事们，特别是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安·休斯（Ann Hughs）、霍尔格·胡克（Holger Hoock）、彼得·马歇尔（Peter Marshall）、斯蒂芬·平克斯（Steven Pincus）、戴维·海考克（David Haycock）。当然本书如有任何错误，都由本人负责。

从更广阔更深入的角度来说，必须感谢我智慧和博学多才的老师们（包括小学老师），我最初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关于17、18世纪不列颠和殖民地历史的很多内容；感谢我所有的朋友们、同行们，大家的学识见解和批评分析使我兴奋，激励我并指引我的研究。尽管他们也许会反对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但我还是非常感谢他们，特别是戴维·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罗伊·艾弗里（Roy Avery）、罗伯特·贝恩斯（Robert Baynes）、马克·基西兰斯基（Mark Kishlansky）、约翰·普拉姆爵士（Sir John Plumb）、罗伊·波特（Roy Porter）、凯文·夏普（Kevin Sharpe）和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

在我往往需要依赖他们，甚至有时候崩溃的情况下，我在PFD（彼特斯·弗雷泽和邓洛普代理处）的经纪人——迈克尔·西森斯（Michael Sissons）和罗斯玛丽·斯库拉（Rosemary Scoular）——是我的可靠后盾，一如既往。我还要感谢詹姆斯·吉尔（James Gill）、苏菲·劳里莫尔（Sophie Laurimore）和卡罗尔·麦克阿瑟（Carol Macarthur）。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务长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格外优待地批给我长假，方便我做系列片的需要；另外BBC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在Fathom.com网站上开设18世纪不列颠帝国历史的线上课程，我很高兴在这个课程里试水一把。我的同事詹妮弗·斯科特（Jennifer Scott）在创建这个普及历史教育的创新科系中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在写作书本和脚本台词之间来回切换就好像拿自家脑袋当拨浪鼓玩儿，这使我这个作者兼主持人常常无法亲到现场，因此，正如往常那样，我无比感激朋友们替我诵读沙马书本里的哀叹之词——再一次谢谢你们——克莱尔·比文（Clare Beavan）、莉莉·布莱特（Lily Brett）、约翰·布鲁尔、蒂娜·布朗（Tina Brown）、简·达利（Jan Dalley）、艾利森·多米尼茨（Alison Dominitz）、哈里·伊文思（Harry Evans）、阿曼达·福尔曼（Amanda Foreman）、埃利奥特·弗里德曼（Eliot Friedman）、明迪·恩格尔·弗里德曼（Mindy Engel Friediman）、安德鲁·莫逊（Andrew Motion）、戴维·兰金（David Rankin）、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安东尼·希尔维斯通（Anthony Silverstone）、贝弗利·希尔维斯通（Beverly Silverstone）、吉尔·斯洛托沃（Jill Slotover）、斯黛拉·蒂利亚德（Stella Tillyard）、宾·泰勒（Bing Taylor）、利昂·威塞蒂尔（Leon Wieseltier）。向我最亲近和最亲爱的——吉尼、克洛伊、盖布——致以最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容忍反复无常的老爸和丈夫，谢谢你们永远向我敞开爱的平静港湾。

参考文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史. II, 不列颠的战争：1603—1776/（英）西蒙·沙玛著；彭灵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7（2019.1重印）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Britain - Volume 2: The British Wars 1603-1776

ISBN 978-7-5086-4930-6

I. ①英… II. ①西… ②彭… III. ①英国－历史 IV. 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0316号

A History of Britain - Volume 2: The British Wars 1603-1776

Copyright © Simon Schama 200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英国史II：不列颠的战争 1603—1776

著者：［英］西蒙·沙玛

译者：彭灵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432千字

版次：2018年7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6–23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4930–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英国史.Ⅲ

——帝国的命运：1776-2000

[英]西蒙·沙玛 著

刘巍 翁家若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自然的力量：通往革命之路？

第二章 自然的力量：回家之路

第三章 女王与蜂巢

第四章 妻子、女儿和寡妇

第五章 “好心”帝国的投资

第六章 “好心”帝国的红利

第七章 最后的布莱兹欧弗

第八章 忍耐

致谢

参考文献

终于把太阳抛在脑后，进入了东面的大海。加快速度划破油汪汪的水面，喧声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咕噜，咕噜——哗啦——咕噜，肯特的群山——我曾经翻过山去，逃避尼克迪摩斯·弗拉普（Nicodemus Frapp）叔叔的基督教教训——在右侧落远了，埃塞克斯（Essex）在左侧落远了。它们远去了，消失在蓝色的雾霭里，而拖船后面高大缓慢的船只，那些几乎不大移动的船只和吭哧吭哧向前拱着的结实的拖船，在你泛着泡沫经过时，都变成了金子铸造的模样。他们背负着生与死的奇异使命出航，驶向要置人于死地的异国他乡。而现在，在我们的身后，蓝色的秘密，看不见的灯火幽灵似的闪烁，不一会儿，就连这些也消失了。我和我的驱逐舰越过灰蒙蒙的广阔空间闯入未知的世界。我们闯入了未来的辽阔空间，涡轮机开始用陌生的语言交谈。我们驶向茫茫大海，驶向风一般的自由和渺无人迹的道路。灯一盏盏熄灭了。英格兰与国王，不列颠与帝国，昔日的荣光，古老的奉献，都擦身而过向后滑去，沉没到海平线以下，逝去了——逝去了。河流逝去了——伦敦逝去了，英国逝去了……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托诺–邦盖》

……乡下村舍会被改造成孩子们的假日野营地，伊顿–哈罗对抗赛会被人遗忘；但英国将仍是英国，一个贯穿过去未来的永恒生灵，并且如同所有的生命一般，它拥有改头换面的力量，却依旧保持着原貌……

乔治·奥威尔

《英国，您的英国》

[1]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以其科幻小说闻名于世。20世纪以后，除了科幻小说以外，威尔斯还创作了一系列以《托诺–邦盖》为代表的反映英国中下层社会的写实小说。小说描写叔侄二人靠推销假药“托诺–邦盖”成为巨富，后来又在竞争中惨遭失败的故事，反映了19世纪末英国社会变革时期复杂的社会状况。——译者注

前言

想要借本书来了解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或雷金纳德·麦德宁（Reginald Maudling）详尽生涯的读者可以掩卷作罢了。因为在这本《英国史》的最后一卷中，无论是对现代英国史史料所做的直接的解释性举例，还是就这些议题来提供我本人最翔实的主观论断，比以往更多的将是我就本书议题所做的警示性、非定性阐述。正如我与BBC2合作的电视节目一样，我趋向专注于少量的史料和论据，并详细论述它们，而并非只是粗略地涵盖英国在工业帝国转型过程中的各方面。正如之前的两卷，这卷就多个主题进行了详尽阐述，这些都是电视节目有限的叙述容量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包罗万象的全面解读，这卷也不应被混淆成历史教科书。我审慎地选择了用一种散文般开阔又松散的笔调来描写20世纪后半叶的英国——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历史，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很难将自己所身处的当代看成真正的历史，毋庸置疑，这更像是一个幻觉，一个过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幻觉。然而，正如本书标题所指的一样，我试图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国史中搜寻一些不常被研究的内容：尝试汇集帝国与本土的历史，特别是我一贯所关注的印度对大英帝国的扩张和繁盛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也有责任检讨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及爱尔兰所造成的困境。

纽约，2002年

第一章

自然的力量：通往革命之路？

不列颠失去“帝国”身份的同时，却找到了它自己。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在马萨诸塞爆发。就在英军面对当地愤怒的人群、充满敌意的民兵时，却有一位佛林特郡（Flintshire）的绅士、博物学家托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出门远行，踏遍阿尔比恩（Albion，英国旧称）的山山水水，去寻找一个几乎绝迹的物种——真正的英国土著。彭南特认为，自己在迈里奥尼德郡[1]，高地峭壁与冰冷的山湖之间，找到了这样的人——那就是英国土生土长的纯洁原始人，初民的后代；他们简单质朴的天性，多少避过了现代“文明”的摧残。在林恩·厄蒂恩[2]湖畔，彭南特绕着两座圆形巨石阵缓缓而行，他相信，这两座巨石阵，一定就是“德鲁伊教派[3]古物”的残迹。彭南特在近旁，还发现了同样质朴的人类居民。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名叫埃文·鲁维德（Evan Llwd）；他们用“古代英国人的风格”热情地招待了彭南特：有浓烈的啤酒，下酒菜则是风干羊肉（威尔士语叫Coch yr Wdre），还有牛羊奶制成的奶酪。主人还给我们看了一只家族的圣杯，用公牛的阴囊制成；这杯子曾经装过很多祭祀用的酒……他们世世代代居住于此，进项不增不减；没有喧闹的名利，也没有随名利而来的各种苦恼。

这严酷而多雨的乡间，却充满了旧日不列颠的奇迹；有人类的奇迹，也有地貌的奇迹。彭南特在彭林湖（Penllyn）边，找到了一间小屋，小屋的主人是年过九旬的老太太——玛格丽特·伊赫·伊万斯[4]，但这位当地无人不知的居民却正好出门在外，大概是猎取狐狸去了。彭南特无比失望。因为他先前听说，玛格丽特夫人堪称威尔士的黛安娜（Diana）女猎神、凯尔特的亚马逊（Amazon）女战士。她捕鱼打猎都是一把好手，而且九十多岁的时候，依然“是湖上的女王，孜孜不倦地划着船；小提琴的技艺堪称一绝，对一切古代音乐都很熟悉；对机械的艺术也没有忽略，是了不起的细木工匠”。玛格丽特还会打铁，修鞋，造船，做竖琴；年近八十，仍是“全国第一的摔跤手”。

彭南特成了专家，专门记录古老奇异、未经雕琢的不列颠遗迹：野猫、松鸡、苔痕斑驳的史前巨石，还有穷苦但强悍的民族，生活在这些风景之间。彭南特在北威尔士“远足”之后几年，恰好也是詹姆士·鲍斯韦尔[5]和约翰逊博士[6]访问威尔士的前一年，彭南特又坐船穿越了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随行的有一位威尔士男仆摩西·格里菲思[7]，也是插画家。这一次旅程，彭南特看见的各种场景，让他时而忧郁，时而欢欣。此地的岛民，如同迈里奥尼德山间的牧羊人一般，也过着原始的生活。很多人住在没有窗子的茅舍里，食物只有麦片、牛奶，还有一点儿鱼。18世纪六七十年代，数以万计的岛民被迫告别了自家小小的农庄，让出来的土地，用来放牧利润丰厚的黑面羊与切维厄特绵羊。很多人难以忍受困苦，渡过大西洋，移民到了美洲。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神迹般的美景：在苏格兰西部的巴里斯戴尔湾（Barrisdale），彭南特看到了许多捕捞鲱鱼的小船，“在这片荒蛮而秀丽的地方，有一处繁忙的栖息地，有许多渔夫和渔船”。另外，赫布里底群岛，朱拉山脉（Paps of Jura）的山峰之一，盖尔语名叫贝恩–安–奥尔（Beinn-an-oir），意思是金山。这样的山峰，在山脉中一共有三座。彭南特登上峰顶，四处远眺，看到了英国边境的星星点点，备感兴奋：东北方是高地上的山峰，一路延伸到本洛蒙德山（Ben Lomond）；西方的大洋里，是科伦赛（Colonsay）和奥伦赛（Oronsay）诸岛；南方则是艾拉岛（Islay），以及北爱尔兰的安特里姆郡（Antrim）的遥远群山。

攀爬、行走、速写、笔记，这一切使得托马斯·彭南特成了不列颠第一位杰出的旅游向导。此时，这位旅人还远远没有将祖国探索完毕。彭南特的《苏格兰游记》（A Tour in Scotland）1772年出版。到1790年之前，已经再版了四次。然而，给英国以重新发现、重新定义，并以此在名望、金钱方面小有收获的作家，并非只有彭南特一人。1778年，美国独立战争仍在进行，英军撤出了费城。就在这一年，彭南特的威尔士游记出版之后，英国又出版了一本英格兰著名风景区——湖区（Lake District）的导览，作者是托马斯·韦斯特（Thomas West），一名苏格兰耶稣会信徒（Jesuit），住在坎布里亚郡（Cumbria）的阿尔弗斯顿（Ulverston）。韦斯特跟彭南特一样，也是一位学者，走过欧洲很多地方。先前，韦斯特曾经拉着一些英国旧派绅士，穿过满是乞丐的广场。这次“壮阔的旅程”对这些绅士而言，只是不得已的义务，因此百无聊赖。韦斯特厌倦了这种事，回国发展了第二职业，组建了一个团队，成员都是胆略过人、爱好旅行的男男女女，在湖泊、悬崖、山谷间穿行。韦斯特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导游著作当中，都会引领着游客，拜访一系列观光胜地，在不列颠的壮丽山河中举杯畅饮。

彭南特和韦斯特要向公众传达一句话，这句话虽然简单，却带有革命性质：回家吧！从印度的迈索尔（Mysore）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英国人已经漫步得太久，这漫步太过杂乱，也太过贪婪。英国人着力要让祖国的自然景色同意大利相仿，要么到处修建神庙，树雕像，制造种种古怪东西来装点山河，要么，就是照着外国油画来改造自然景观，让自己哪怕出了美术馆去野餐，也不会发觉景色有所不同。这一措施同乱搭乱建一样恶劣。这个过程中，英国人不知不觉丧失了本民族的精髓——那就是未经美化的自然。这种原生态，在英伦三岛某些边远地区，奇迹般得以保存；因为上流社会觉得这些地方太过遥远、景象丑陋、环境恶劣，即使远足也不会涉及。但如今，新建了收费公路，到切斯特（Chester）或爱丁堡（Edinburgh）可以节省一半时间。于是，爱冒险的旅人就能迅速抵达那个“壮丽的”不列颠边缘；再往更偏远的地方，当然就只能采用更简易、更原始的交通方式了，比如骑马、渡船。当然，还有一个情况令人不爽，那就是，要亲眼见到壮丽的景色，就必须淋很多雨，吹很多风。

然而，彭南特和韦斯特表示，一切辛苦都值得，因为去往“真正英国”的旅程，并非假日的休闲，而是为了“恢复自然美德”事业的尝试。英国人已经在邪恶的安乐中沉迷太久，需要艰苦的磨砺。当年，罗马帝国灭亡了，如今的英国人检视着那些帝国的遗迹，又走上了罗马声名狼藉的老路。这两位悲观的预言家说：英国人早在失掉美国以前，就已经失掉了自己。旧日的英国美德，输给了现今的丑恶。自由已经被滥用，自由的行为歪曲了，正义被无情的拜金主义蒙蔽了，乡村的纯真被都市的风尚污染了。“古老的宪法”（Ancient Constitution）曾一度保障过不列颠的自由，而今，用批评家的说法，却堕落成了“古老的腐败”，或者更辛辣一点——“那种问题”。有些人秉持着帝国必胜的信念，他们以为，只要有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加上新教的朴素正直，就能让英国免疫，不受那种帝国衰落的必然规律影响。然而，“贸易”已经变成了英军枪口下掠夺财富的遁词，变成了非洲野蛮的奴隶贸易。1777年，美国纽约州发生了萨拉托加战役。1781年，弗吉尼亚约克镇又发生了约克镇战役。英军两次战败投降。彭南特等人认为，这两次惨败，就是上帝和历史对英国的惩罚。

而腐化的解药是恐怖的。宣传旅游景点的浪漫主义旅行文学正在发展，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词，有一个就是“可怖”（horrid），其他的常用词还包括“怒发冲冠”（bristling）、“乱蓬蓬”（shaggy）、“险峻”（precipitous）等。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的莱克兰（Lakeland）区，有一处风景区，名叫隼岩（Falcon-Crag）。韦斯特是这么向读者保证的：“你头顶上悬着一块巨岩，再往上面是破碎尖石的密林，呈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向内耸起，形成有史以来、人眼所目睹过的最可怖的半圆剧场，这就是动荡的自然的狂野形态。”苏格兰的南拉纳克郡（South Lanarkshire）克莱德河（River Clyde）上，有四座瀑布，组成了克莱德瀑布群。按照另一位旅行作家，绅士托马斯·纽特（Thomas Newte）的说法，克莱德瀑布群，也是漫游英国壮丽山河的必经之地。纽特是这么说的：“巨大的水体，带着可怖的愤怒不停奔涌，宛如要给坚硬的岩石带去毁灭一般；这些岩石的存在，激起了波涛的憎恶。波涛从一座座洞窟中翻腾而起，洞窟就是波涛塑造出来的，好似从地狱大口中呕吐而出。”然而，这些可怕的经历，并非当作“地狱游记”而以猎奇夸大的手法编造出来，而是意在锻炼人的感官。对五感的刺激，目的在于给游客造成震撼，让他们脱离乏味的嗜好、麻木的状态，正是这些嗜好、麻木形成了恶疾，蚕食着民族的肌体。坎布里亚、威尔士、苏格兰这些地方清澈如镜的水面，能够治愈大英帝国道德与新陈代谢的疾病。英国人来到山地，远离大都市充满毒素的污秽、污染的空气，才能再度呼吸，才能开始新的生活。

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古罗马人、金雀花王朝[8]的人，曾经被视为“进步”的力量，如今人们却谴责他们带来了贪欲和蛮力。各种文明衰败的考古学成果，让旅人沉思良久，从而与旧日的英国美德建立了联系，这“老古董”可能会成为将来的蓝图。这些古迹包括：巨石阵；铁器时代（Iron Age）的梯田，上面留下了不列颠被罗马扫荡的印迹；威尔士残破的要塞，曾被英王爱德华一世突袭；荒废的修道院，先被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霸占，又被托马斯的孙子、革命时期的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焚烧——这些古迹，全都被旅行的写手们，做了口若悬河的悲情渲染。早在1740年，考古学家威廉·斯图克利（William Stukeley）就写了一本书《巨石阵：还给英国德鲁伊教徒的神庙》（Stonehenge:A Temple Restor’d to the British Druids），认为：罗马皇帝恺撒曾把德鲁伊人描绘成嗜血的野蛮人，但事实绝非如此。德鲁伊人是古代以色列失落部族的一支，迁移到英国，想要创造一片新的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后来生存了下来，如同教士一般，守护着一个成熟古老的文明。德鲁伊人的凯尔特语言，不仅是原始的不列颠语言，也是一切非拉丁的欧洲语言的源头。

突然，“英国人”的意思就跟“英格兰人”不一样了。威尔士北部的军事要地格温内思郡，有一座多巴达恩城堡（Dolbadarn Castle）。当年，威尔士在独立状态下，最后一位亲王罗埃林·格瑞福德（Llewellyn Gruffydd）之子欧文·戈赫（Owain Goch），曾在此抗击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大军。此时，城堡变成了人们朝圣的宝地。最早踏足此地的人——像彭南特这样的威尔士古董商，迫切想用“原始英国人”的身份，来拥有这些祖传的宝物。然而，一些坚持浪漫主义、同情英格兰的人，很快就尾随而至。这些化作废墟的石堆，映在黑暗的天幕之上，无论是亲眼看到，还是绘画所表现的，都远比金雀花王朝的城堡，如康威城（Conwy）、哈莱克城（Harlech）这些毫发无损的建筑要“有情”得多。彭南特把康威城、哈莱克城叫作“吾人降服的伟岸之徽章”。抒情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在1757年写过一首《吟游诗人》（The Bard），写的是金雀花国王爱德华一世率军在威尔士北部斯诺多尼亚（Snowdonian）山坡上行进，突然遇到了一位劫后幸存的吟游诗人。诗人对侵略者发出了愤怒的诅咒，最后从山巅一头扎进了深谷的滚滚波涛。如今，受彭南特等人影响，很多寻找刺激的游客，带着格雷的《吟游诗人》册子，造访了斯诺多尼亚地区，一边背诵诗中主角最后对侵略者国王的诅咒，一边向着深谷俯瞰；一想到诗人以不屈的姿势，跳入深谷自尽，就感到不寒而栗。游客们若是幸运，还可能受到沃特金·威廉斯·韦恩爵士（Sir Watkin Williams Wynn）一类人的邀请，来到威尔士登比郡（Denbighshire）的怀恩斯泰（Wynnstay），光临爵士自己的乡村活动基地，参加威尔士艺术节（eisteddfod）。艺术节期间，会有合唱队，以及年迈的竖琴家，如约翰·帕里（John Parry）等人登台演出，演唱祖先的歌谣。倘若竖琴家是盲人就更好了。从18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伦敦有一群威尔士人聚在一起，自称“赛摩多里昂人”（Cymmrodorion），时常在酒馆碰面。在享用浓烈麦芽酒的间歇，这些人会孜孜不倦地抄写、出版威尔士的史诗与歌谣，免得这些作品坠入遗忘的国度。

崇尚原始不列颠的浪漫主义者，不论到哪里，都相信那里曾有过用“高贵”来打破“教化之平衡”的恶行，这些恶行必须当作教训来记取。在英国最古老的山河中心——距离腐化的风尚最远之处，这山河曾让著名园林设计师“万能”布朗［‘Capability’ Brown，真名兰斯洛特·布朗（Lancelot Brown），设计风格尽量模仿自然］噩梦缠身；而今，这里又将出现一些真实不虚的当代奇迹。1746年，有一位建筑师，名叫威廉·爱德华兹（William Edwards），想要在塔夫河（Taff）上修建一座单孔石桥，全长140英尺。爱德华兹失败了两次，终于在1755年成功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建成的，而且石桥保存了很久。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有很多人写诗作文，称颂庞特浦里德（Pontypridd），说此地可与意大利威尼斯的里亚尔托（Rialto）相比，说它是“一处纪念碑，纪念着强力而自然的往日，是古代不列颠勇敢的尝试”。

威廉·爱德华兹本人，就是这古老又现代的不列颠的模范——既在残酷的世界中幸存下来，又是英国本土的“天才”（genius）。如今，“genius”一词既有古老意义，也有现代意义；既代表扎根于某地的人，也代表拥有极高技巧的人。天才一出，就必然会有英国人尽力去探索祖国的原始河山，正是这片河山当年保护、庇荫了英国的天性与本质。为此，英国人首先必须放下傲慢的架子，下马步行。只有靴子直接碰触不列颠的土地，浪漫主义的游客们才能显示出渗入骨髓的忠贞，感受那深刻而原始的含义。想做爱国者，必先做步行者。

当然，这时尚的风景区，也鼓励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和家人，沿着蜿蜒的小路散步，要么路旁是弯弯曲曲的池塘，要么尽头是一座意大利风格的亭子；他们一边走，一边想着，走到亭子的时候，应当已陷入了一种诗性的沉思——这种状态，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以及英国诗人蒲柏（Pope）都提到过。但这种新式的徒步，不仅体力上要求精进，还要求道德甚至政治的意义。拿起一根长途跋涉的手杖，离开公园，就是一种自我宣言。英国最有名的浪漫主义探险家，外号“行路者”的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曾在东印度公司从业20年，写书，服兵役，还担任印度土邦主的宰相。1783年，他离开了印度，不仅从地理概念上，也从思想上与帝国做了告别。他似乎成了一名印度–苏格兰的漫游苦行僧，一位“神圣的行路人”，穿过南亚次大陆，穿过阿拉伯沙漠，最终穿过法国、西班牙回到了英国。后来，他又重新启程，先去维也纳，后去了美国、加拿大。“行路者”变得小有名气，每次浪漫主义游客的晚餐会上他必然出现；他一去圣詹姆士公园（St James’s Park），就会被人认出来。有位作家，名叫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认识斯图尔特，对长途旅行的深刻意义也毫不怀疑。昆西估计，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一定走过了185 000英里，虽然这个数字有些可疑；但他算出这个数字，目的在于宣传这位诗人的道德凭证——说明诗人对普通人、普通的场所，有多么熟悉。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危机到了顶点，正值激进的雅各宾派掌权，开始了恐怖统治时期。英国有一个穷困的绸缎商的儿子，名叫约翰·塞沃尔（John Thelwall），成了一名激进的宣传家、雄辩家。塞沃尔在伦敦和肯特郡走了一遭，出版了一篇奇怪的记叙文章，诗歌体和散文体并用，名叫《逍遥学派》（The Peripatetic，1793），是关于“贫苦者和伟大者”的见闻，当然这见闻是以脚痛为代价的。

当时，还有许多人，不习惯看到“有品位的人”参加徒步旅行。直到1792年，才出现了第一本专门为“漫步者”写的湖区导览。这本书既包括了各条徒步路线的信息，也传递了一种革命性的观点：游客穿越的这片风景，是一种国民共通的财富，而非乞丐和劫匪的渊薮。又过了大约十年，有一位德国牧师，名叫卡尔·莫里茨（Karl Moritz），徒步走过了英格兰南部和中部地区。迎接他的，始终是当地人的怀疑和不信任。莫里茨留宿在里士满（Richmond）的时候，房屋主人听说他决心要徒步走到牛津（Oxford）去，“还要走得更远”，便“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惊奇”；6月，有一天，莫里茨走累了，坐到路边树篱的阴影中，打开英国文豪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书，看了起来。他回忆道：“那些骑马、驾车从我身边经过的人，都震惊地看着我，做出很多显而易见的姿态，好像觉得我脑子发疯一般。”在牛津的米特雷（Mitre），房东一家人检查了莫里茨，确定他穿着干净的亚麻衣服，符合绅士的身份；但听说他决心徒步旅行，却困惑不已。房东一家承认，莫里茨倘若没有一些友好的朋友同行，他们绝不允许莫里茨跨过门槛，因为“只要徒步走过这么远的路程，无论是谁，都会被众人鄙视的；因为此人要么是乞丐，要么是流浪汉，要么……是恶棍”。

当时，全英国都在疯狂地追求速度，英国人都骑着马、驾着马车，在收费公路上疾驰。而莫里茨，就以一名纯朴的外国人的身份，现身在了这样的英国。但他也明白，即使徒步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也使得他公开而坚决地漠视社会等级，并因这种漠视而欣慰。徒步让他直接接触了英国的民族精华——有一名清扫烟囱的女工；还有一名哲学马具商，马具商居然能背诵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的作品——他们是“路上的学术机构”。此外，徒步还让旅行家展现出了一种新人的姿态——有情之人。同年，也就是1782年，莫里茨终于拿到了一本书，法国政治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忏悔录》（Confessions, 1782）；这本书很快便成了沉思徒步者的“圣经”。这本书还有一个附录：《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收录了10篇文章，每篇文章都用散步的形式表现。

卢梭看来，只要散步，就总是能远离某种事物，同时接近某种事物。卢梭的代表作《忏悔录》，多亏了卢梭的英国朋友兼崇拜者布鲁克·布思比（Brooke Boothby）协助奔走，方才与公众见面。《忏悔录》中写道，卢梭有一次从巴黎步行去樊尚市（Vincennes）看望好友——作家兼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其间有了一次决定性的领悟。卢梭离开城市，行至途中某地，突然想到，整个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完全是上下颠倒。一直以来，卢梭接受的教育，都让他认为，“人类的进步”就是从自然到文明的旅程；但这种转变实际上却成了一种可怕的堕落。自然要求的是平等，而文化却制造不平等。因此，自由和幸福，并非用文化取代自然，而是正好相反。城市用时尚、商业、智谋的铁腕，迫使所有人按一定规矩行事。可以说，城市就是一张邪恶的网，充满了罪恶的伪君子、掠夺者。城市令人成为奴隶，而乡村却令人自由，只要这乡村不被城市的罪恶感染；城市令居民饱受污染，罹患疾病，而乡村却为居民涤荡身心，增添活力。教育的目的，不是用文明的艺术、礼节筑成围栏，驯服儿童的自然天性，而是恰好相反：尽可能长久地保存这些天性的纯洁、质朴、率直、简单。因此至少在12岁之前，不要给孩子看书，而要让他们在田野中奔跑，在树下听故事，在大自然中尽量多走一走。

1766年冬，卢梭在伦敦短暂停留了一阵，但这次做客，因为之前的那些理念，而使得客人和主人都同样尴尬。卢梭来到英国，是受了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盛情邀请，但主要原因则有二：一是卢梭已经从“疯人院”逃了出来；二是他听说乡村是自由的圣地。当初法国奉行专制主义和天主教的时候，曾有刽子手公开焚烧卢梭的书。在卢梭的老家——奉行新教加尔文教派的瑞士日内瓦，他的待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他草率地决定，与本地的寡头政治家公开决裂，为此惹怒了当局。曾经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卢梭跟情人泰蕾兹·雷瓦索（Thérèse Levasseur）一起，找到了一个闲适的居处，在瑞士比尔市（Bienne）圣皮埃尔岛（St Pierre）上。卢梭经常出门散步，一路上研究植物；也经常划船。有一个归入英国籍的瑞士人，名叫鲁道夫·沃特拉韦尔（Rodolphe Vautravers），为卢梭提供了最新的避难所。但政府的手臂却伸得很长，伯尔尼主教（Bishop of Bern）发布的反宗教禁止令还是追上了卢梭。最后，卢梭接受了休谟的邀请，跟休谟一起渡过了英吉利海峡。

这次旅程让卢梭十分难受。卢梭到了多佛尔（Dover）时，还受着晕船的折磨，而且又湿又冷，直掉眼泪。在伦敦，休谟想要把卢梭介绍给一帮同心同德的朋友，其中包括名演员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这些“有远见的有情男女”（Prospective Men and Women of Feeling）排队欢迎卢梭，热情地表达对他的敬仰，含着热泪表示同情和安慰，低调地为他喝彩。此时卢梭已经放下了精神防备，接受了这些人的盛情，还穿起了束腰外衣，戴着皮帽，模仿“亚美尼亚”农民的行头。然而，卢梭却天生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善于排斥那些对他有好意的人。这种本领立刻就表现出来了。大卫·休谟想要把卢梭推荐给英王乔治三世，让卢梭拿一份年金。卢梭却疑神疑鬼，觉得这是阴谋。休谟又想请卢梭到伦敦特鲁里街（Drury Lane）王家歌剧院去见国王，却知道卢梭会找借口说，要照顾自己的狗“素丹”（Sultan），不能去。为了避免这种局面，休谟将狗锁在公寓里屋，他跟卢梭待在外屋，一定要请卢梭看戏。休谟本以为，让卢梭适当出一点儿名，并不算什么恶意的企图；卢梭却不吃这敬酒，以为这也是圈套，要让自己被奴役、受嘲讽。当时，还有一个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冒充普鲁士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给卢梭写了一封信，假装邀请卢梭去普鲁士。卢梭竟然以为这信是休谟写的，于是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公开争吵。休谟自己也悲伤地发现，这位贵客大概有点发疯了。

卢梭狂热地认定，逃到乡村去，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有人给他在威尔士找了一栋房子——还能在什么别的地方呢？但是，租房的事宜却耽搁了一阵。卢梭对各位主人本来已经大起疑心，这下子更加恶化了。于是他转而接受了一个慈善家理查德·达文波特（Richard Davenport）的邀请，达文波特把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伍顿村自己的乡间住宅腾了出来，这里挨着德比郡（Derbyshire）的边界，也就是紧挨着英格兰最美丽的风景之一。卢梭穿着那身“亚美尼亚”行头，走过多夫代尔（Dovedale）。当地人后来是这么回忆的：“老‘啰唆’[9]戴着那么个滑稽帽子，穿着又长又重的袍子，到处走来走去，采他那点儿草药。”有时候，卢梭也让人请他去凯威克修道院（Calwich Abbey），跟一群当地的崇拜者和弟子见面，其中就有布鲁克·布思比。这些人已经开始自称“有情男女”（Men and Women of Feeling）；后来，作家亨利·麦肯奇（Henry Mackenzie）1771年出版了一本小说——《有情男人》（A Man of Feeling），当年畅销一时。

不消说，没有多久，卢梭的疑心病就又发作了。卢梭本来就几乎听不懂英语，特别是听不懂当地仆人说的英语方言，于是相信仆人都在说情人泰蕾兹的坏话，还要往二人的饭食里掺煤渣。1767年春，卢梭回到了法国。但他那“有情之人”的小团体已经在英格兰乡间，那叹息悲戚的贫穷社会阶层当中扎下了根。仅仅10年之后，卢梭的疯狂就被人忘掉了，他在英国的逗留，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有崇高和敬意，宛如使徒的传教任务一般。如同“德比郡启示”（Derbyshire Enlightenment）一般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激进政治和培养“有情”的混合。布鲁克·布思比和博物学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在小镇——利奇菲尔德（Lichfield）建立了一个植物学研究会。这两位杰出人物所在的圈子，其核心是一位诗人、散文家安娜·西沃德（Anna Seward），她在主教宫殿自己的住所举办一个沙龙。此外，与卢梭自己不一样，利奇菲尔德这个圈子，并不排斥将“科学引起的愉快”和“对自然的崇拜”混合起来。在德比郡，这个圈子似乎取得了二者的精华，因为德比郡的一座座山峰，既能让旅人在高地上欣赏壮丽的奇景，到深深的洞窟中探险，又能提供埋在地下的煤和铁，让人开采。这个郡，“有趣而神秘”的名声太大，乃至1779年，特鲁里街王家歌剧院竟然毫不尴尬地上演了一出戏剧，名字就叫“德比郡的奇迹”（The Wonders of Derbyshire）。全剧布景一共21种，由景观画家菲利普·德·卢戴尔布格（Philippe de Loutherbourg）绘制，内容包括瀑布，马恩和马特洛克的巨石阵（Marn and Matlock Tors），卡尔斯顿村（Castleton）的洞穴，既有内部也有外部；还有一个“山峰的精灵”（Genius of the Peaks），用机械装置，从“深深的居处”托起来，负责把赏金发给本地居民。

与此类似，德比郡最有盛名的艺术家——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也同样在家乡，画着马特洛克周围山峰的悬崖和峡谷；在克罗姆福德（Cromford）的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磨坊画画，好像那磨坊是一座灯火通明的浪漫宫殿。也正是阿克赖特，在画布上塑造了“英国乡绅”布鲁克·布思比被人改造成“有情男人”的正式形象。这种新形象，并非画家庚斯博罗（Gainsborough）笔下那种傲慢的世袭地主，而是用詹姆士一世时期诗人那种沉思而深刻的笔法，融入了一片青翠的草木中。布思比一身打扮，堪称精心策划的新兴“随意风格”的广告：外穿双排扣长礼服，里面是短背心，扣子敞开，用来更好地展露自己“透明的真诚之心”；原先的丝绸领带换成了朴素的薄棉布领带。老一辈的绅士，可能会手拿一本《圣经》或者古典名著，来显示自己的美德；而布思比拿的却是（自己）这一代的福音，书脊上只有一个清晰可辨的字：卢梭。这幅油画作于1781年，不仅是一幅肖像画，而且是布思比身份的宣传——他在这个小团体的地位，就好像圣彼得在耶稣门徒中的地位一般。基督教中，圣彼得是天堂的守门人，因此相当于“形象代言人”。因为，布思比拿的那本书肯定是《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一本忏悔性质的自传体对话录，是卢梭在居留英国期间写的。五年前，也就是1776年，布思比去过一趟巴黎，亲手从卢梭手中接过了这份手稿。两年后，卢梭去世。他度过最后时光的阿蒙农维拉（Ermenonville）小镇的公园（受卢梭的思想启发而建立），成了崇拜者朝圣、追思的圣地。布思比竭尽全力要传播卢梭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有情之人教会”的信徒们，都有一项自己赋予的使命。这使命，有一部分是“通过沉思的散步，将自己转化为全新的英国人，同情同胞的苦难，并能设计出各种精巧的办法，让同胞脱离苦海”。使命更重要的部分，则是通过文学、教育、慈善事业，还有以身作则，来养育一代新人，不受虚浮社会的残忍、腐败影响。他们将在现代的“阿尔比恩”（英国）中，重新创造古代不列颠人的纯洁品质。他们看到，这种品质，在乱世丛生的西部、北部依然保存得完好，尽管居民过着贫苦不堪的生活。实际上，在受过教育的城里人看来，这些贫苦社群最为鄙陋的一面——风吹雨打之下的恶劣生活，却正是未来一代需要逐渐灌输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让不列颠免受堕落的命运。信徒的目标，乃是在儿童长成大人的过程中，尽力保存这种原生态的自由、爱玩的天性、自然之子的真诚，不论这目标在表面上看来多么自相矛盾、不切实际。著名诗人华兹华斯认为，孩子应当是“大人的父亲”。信徒们若是成功了，就能创造出第一代真正自由的同胞，生于自然，也长于自然。

利奇菲尔德还有另外一个卢梭主义者（Lichfield Rousseauites）——托马斯·戴（Thomas Day），以上正是戴先生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他的任务是为英国更加纯洁的一代新人同时担起“父亲”和“教师”的责任，让新人尊敬自然的一切要素，因为戴先生此前已经当了一名生态学家，尽管生态学这门科学当时还没有成形；他相信，上帝创造的一切生命都有着内在联系，因此奉行素食主义，而且强烈反对斗鸡、纵狗咬牛等一些当时流行的娱乐活动。他相信，动物和人类一样，只要通过善良的手段加以调整，就能过上温馨而快乐的生活。他有个朋友，是个律师。一次，律师语带嘲讽地问他：“你是否想要用一视同仁的关心，来对待所有动物，包括蜘蛛？你为什么不想杀掉这些蜘蛛呢？”戴先生回答：“我不会这么想，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权利。假如有一个神灵对伙伴说：‘把那个律师杀掉！’你会有什么反应？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律师比蜘蛛还要可恶呢。”

戴先生想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庭，1769年，他亲自挑选了两个小女孩，作为将来的妻子、母亲的角色，其方式很像从一窝小狗当中挑选宠物。戴先生致力于按照卢梭的方式养育两个姑娘，养大了就挑一个比较合适的结婚，与此同时，资助另外一个去当学徒。他从英格兰西部萨洛普郡的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市孤儿院，挑了一个12岁的金发小姑娘，给她改名萨布丽娜（Sabrina），拉丁语意为“平静、耐心”；又从伦敦弃儿医院（London Foundling Hospital）挑了一个黑发小姑娘，给这个“童养媳”起名卢克丽霞（Lucretia）。这是古罗马一个贞洁妇女的名字，但这个古人最后却自杀了，戴先生显然忽略了这一点。这实验当然没有朝着计划的方向发展，对此，除了戴先生自己，没有一个人觉得吃惊。戴先生担心，成年男子当了两个小女孩的教父，可能会引发人们疑心，让他名誉受损，于是急急忙忙把姑娘们送到了法国。两个小孩在法国，好像两只小野猫一样大打出手，也跟戴先生这个人生导师冲突不断；哪怕戴先生在孩子们出天花期间悉心照料，还在罗讷河（Rhône）一次船难中救了她们两条命，情况也没有好转。戴先生骂养女卢克丽霞“愚蠢天下无敌”，把她带回了英格兰，又按照先前的约定，送给一个女帽制造商当了学徒；萨布丽娜则送到利奇菲尔德，屡次被戴先生用来做实验，这些实验经常很残忍——比如把滚烫的蜡油倒在她胳膊上，用来测试她对痛苦的忍耐力；还有枪支装上空包弹，在她脑袋近旁打响。最后，戴先生终于绝望了，认定她永远不可能变成自己的梦中伴侣，只好把她送进了寄宿学校，萨布丽娜为此感激不尽。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大律师。

戴先生盛赞卢梭是“人类之第一人”，也相信自己完全了解卢梭的感受，因为他自己跟卢梭一样，受到过时尚界的鄙视。戴先生的出身也跟人生导师卢梭一样毫不显赫，生于小康之家，父亲是个收税员。然而，1770年，戴先生想要取悦一个陆军少校的女儿，努力毫无成效，大受打击。为了增进机会，他启程去了法国，想要彻底改变一番，请来了一群舞蹈教练、剑术教师、裁缝，用精致的假发打扮自己，甚至忍受了一种机械装置的折磨，用来矫正自己的膝外翻腿。但一切还是效果全无。那个戴先生想要取悦的姑娘，看了看这个努力改进的戴先生，笑得反倒比以前更厉害了。戴先生再次被拒，十分受伤，也就不理睬这些自己曾经关注的人了。“我这颗熊熊燃烧的跳动的真诚的心，他们知道些什么？！”戴先生终于找到了一名女继承人，当作合适的结婚对象，却又逼迫她接受卢梭的价值观，以缓和自己社会良心的折磨：他不让新建立的家庭拥有仆人，也不买大键琴[10]，因为他觉得，“穷人还缺少面包的时候”，沉迷在这种奢侈当中是一种邪恶的行为。

不过，所有这些荒唐事和灾难，都没有能阻止戴先生发挥自己关于童年的才智，写下三卷本的小说《桑福德与默顿》（The History of Sandford and Merton，1783）。这本书可谓一部“自然教学”理念的长篇预言，在英国的地位，就如同卢梭的《爱弥儿》（Emile）一般。书里叙述了两个孩子的冲突：一个叫托米·默顿（Tommy Merton），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小霸王；另一个叫哈里·桑福德（Harry Sandford），性格要更加安静，是“乡村美德”的缩影。桑福德发现自己伤害了一只金龟子，就会大哭。《桑福德与默顿》现在被人遗忘了，只有在大学研讨班专门研究这部感伤小说的时候才会提起。不过，当时这套书却轰动一时。自从1783年第一部初版以来，小说重印了45次。只要年轻父母想体会如何用“自然童年”战胜“不自然童年”，这本书就是他们的必读之物。戴先生自己不寻常的一生，在1789年9月也突然终结了。他有一种对待宠物的理论，认为可以用温柔而不是强力去驯服马匹，于是做了一次实验。他骑了一匹没有驯服的小公马，公马没有回应他温柔的触碰，反倒让戴先生头朝下栽到了地上，不幸身亡，享年42岁。

戴先生实验最大的问题，有些朋友可能跟他说过——道德方面的调节，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或许，戴先生遇上萨布丽娜和卢克丽霞的时候，两个小姑娘的天性已经破坏了，这种破坏过程，是从母乳的污染开始的。当年卢梭还提出过一个公理：善良始于哺乳，乳汁提供的不仅是生理上的必需品，还有道德上的必需品。最损害儿童自然天性的做法，是把儿童送给乳母喂奶，而乳母哺育孩子只是一种生意。当时，普通人家的婴儿，送给农村妇女抚养的，有数以千计的死亡，这本来不足为奇。那些追求风尚的母亲，经济条件比较好，能给孩子提供高水平的照料，却也不知道，母乳当中究竟有些什么物质，一起喂给了孩子。谁也不知道，多少纯真的婴儿已经因母乳喂养而受到了毒害、腐化，失掉了自然的天性；那些妇女的乳汁里，染上了嗜酒的恶习，以及性病。当时的感伤小说里，母乳喂养被人说成是一种阴谋，特别是那些主张“男人和女人都能意识到自然天性的原始力量，以此获得救赎”的小说。一些男人倘若觉得，乳头带有挑逗和淫荡的意味，那么只要看到喂奶的举动，就可以“转化”过来。作家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也有一部长篇小说——《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Sir Charles Grandison），里面有一个邪恶的妻子，代表那些炫耀暴露服装的女人；她们若是能够亲自喂奶，便也能宣扬这种“改恶从善”了。“从来没有哪个男人这么狂喜过！”妻子叙述道，“他匍匐在我脚边，把我和小坏蛋（孩子）一齐拥入怀中。”妻子说：“你这野人！你想要把我的哈丽雅特闷死吗？”他说：“我最亲爱的、最亲爱的、最亲爱的G夫人……我从来、从来、从来没见过这么幸福的景象啊！”

倘若新生婴儿通过母乳，其生命已经有了一个极为健康的开始，那么下一步，明智父母的任务，就是确保孩子的自然天性，不被“父母的管束”或者“死记硬背”永久毁坏。这以前，道德读物给“动物精神”下的定义，是一种非基督教的、魔鬼一般的兽性。小孩子的身体柔软而善于接受各种影响，是撒旦最喜欢的“运动场”；而动物精神就是撒旦在运动场中嬉戏的表现。父母想要拯救后代的灵魂，头一项任务，就是把这种魔性从孩子身体中敲打出来；如果必要，还必须真正去“敲打”。然而，倘若动物与人之间的联系，像托马斯·戴一类人所说，是良性而非恶性，而且孩子那些同小猫小狗相类似的行为，表示的是纯洁，而非内在邪恶，那么就应当尽力保护、培养孩子玩耍的举动，这种举动是“学习”最温柔的路径；哪怕在老一辈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有时会显得反社会，那也要这样做。

现实中，提倡这种理念，造就了一代过度敏感而又不敢狠心打孩子的父母。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呼吁家长向自己学习，“永远不要与儿童抵触，要听之任之，让他们做自己的主人”；自己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做的，为此而声名狼藉。就连霍兰勋爵（Lord Holland）——亨利·福克斯（Henry Fox）这样强硬的父亲，也对这些崇尚玩耍的人妥协了。福克斯在辉格党（Whig）政府中担任财政部的主计长，他是听了妻子卡洛琳·伦诺克斯夫人（Lady Caroline Lennox）灌输的一堆卢梭理论，才这么做的。福克斯家族成了“纵容孩子感性”的代表，虽然还说不上是对孩子感性的“顶礼膜拜”。福克斯的儿子，查尔斯·詹姆士（Charles James）是未来的辉格党领袖。小时候，有一次他把一块崭新的手表扔到了地上。无助的爸爸只是挤出一个痛苦的笑容，喃喃说道：“你要是非这样不可，我猜，你就只能这样了吧？”孩子头发的长度，也是经常引发两代人冲突的问题。有一次，福克斯相当于恳求长子斯蒂芬（Stephen）：“你给了我希望，让我觉得，我要是想让你剪头发，你就会剪的……亲爱的斯蒂芬，你如果剪了头发，我会非常感激！”

尽管还有很多书依然坚持，对小孩子要严格管教，而不是单单把规矩告知他们，这时却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作品，既供别人给孩子朗读，也供孩子自己阅读；这些书都是劝善惩恶的寓言故事，配有生动的插图，告诉孩子，走的道路正确或错误，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有一位天才童书出版商，名叫约翰·纽伯里（John Newbery），他出版了《玛杰里夫人的故事》（Dame Margery）；玛杰里还有一个名字叫“古迪”（Goody），意思是“好人”。纽伯里还擅长出版一些六便士一本的绘本，强调寓教于乐和实用的学习。纽伯里最畅销的书，也是第一本儿童的科普书，名叫《望远镜汤姆》（Tom Telescope，1761）。这本书是一切“自己做实验”读物的先驱，力图让一切种类的知识，不论历史、地理还是机械，既有趣，也“有用”。

纽伯里有很多插画家，组成了一支大军。其中一人，并没有福气见到卢梭本人，却正好体验过这种期望培养高尚的不列颠爱国者的“自然教育”。此人名叫托马斯·比威克（Thomas Bewick），1753年生于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欧宁汉（Oringham）教区的切利伯恩农舍（Cherryburn House）。父亲是农场主，自己也在农场上开煤矿。比威克一家都是北方农村的自耕农，身体健壮，日子不好不坏，但这一家人，始终都与那些崇拜卢梭的德比郡贵族，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尽管如此，比威克在19世纪20年代充满深情的回忆录中还是写道：小时候自己被姑妈汉娜（Hannah）宠坏了。她“把我变成了一只大‘宠物’，谁也不许‘冷落’（当初用的就是这个词）我，让我为所欲为；而这样的结果就是，我经常被开水烫着，被火烧着”。米克利岸（Mickley Bank）的煤矿附近，有一所米克利学校。托马斯父母把他委托给了校长。校长的天性可一点儿也不温和，从校长使用鞭子的“热情”程度来看，他显然一点儿也没有时间从事当时的“新式教育”。校长最喜欢的惩罚措施，叫作“搂一块儿”，让他骑在一个“胖男孩”背上，模样很像一只交配的青蛙，屁股还要露出来等着挨揍。托马斯一被人放上去，就咬那个胖男孩的脖子。托马斯回忆说，校长揪住他的时候，“我拼命反抗，用我那双有铁环的木底鞋，踢折了他的胫骨，然后跑掉了”。

比威克没有因反抗而甘愿挨罚，而是火上浇油，干脆旷起课来。“每一天我都旷课，在一条小溪里筑堤坝，玩小船来取乐”，还跟“更驯服的校友们”一起回家。于是，“自然学校”就成了比威克真正的老师。20年之后，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在奔宁山脉（Pennines）另一边度过的童年，也与之类似。哪怕比威克最后被迫学了分数、小数、拉丁语，他还是设法逃脱了这些令人枯燥的学业，方法是把演算石板、课本等一切能找到的表面都画上图画；没有地方了，他就用粉笔去画家中的石头地砖、墓碑，乃至教堂走廊的地板。比威克贪婪地盯着各处的图案，特别是那些酒店的招牌，用俗气的笔法画着牛、马、鲑鱼。只要稍有眼光，都不难看出，托马斯是一个过早发育的天才。他把村子每一家的地板都用粉笔画了个遍之后，总算有个朋友给他买了钢笔、墨水、黑莓汁、骆驼毛笔，外加颜料。全英国最早也是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兼插画师，职业生涯就这么开始了。比威克也堪称英国的奥杜邦[11]。他画了当地的树林、沼地及里面栖息的鸟兽，还因为画了狩猎的场景而得到了不多的报酬。他邻居房子的墙上，每只猎犬都得到了“忠实而详尽的描绘”。

比威克童年有两个关键时刻，留下了特别鲜明的记忆；正是这两个时刻，把他从坚强而单纯的典型北方小伙子，变成了对上帝造物深感同情，为此还非常痛苦的人。第一个时刻，是他碰巧抓住了一只野兔，那时这野兔正被猎犬追赶。尽管他写道，他脑子里从未有哪怕一刻想到过，狩猎有什么不对，或是有什么残忍之处，但他站在那里，将这颤抖不停的温暖动物抱在怀中时，当“这可怜的、惊恐的生灵有如孩子一般哀叫起来……我愿付出一切，来拯救它的生命”。有个农民过来，让比威克把野兔给他。比威克照办了，结果农民却为了取乐，弄断了野兔一条腿，又把野兔放走了，让它一瘸一拐地奔跑，只为了让猎犬也同样取乐。比威克回忆道：“从那天开始，我一直盼望，那受人伤害的、无辜的可怜生物，能够逃走。”比威克毕竟是土生土长的英国农村孩子，不至于反对一切狩猎行为，特别是有些情况下，他觉得动物很可能不会轻易让猎人和鬣狗得逞。比如，獾就会非常凶猛地回击。不过，比威克还是憎恶那些不必要的残忍。第二个时刻，是有一次他扔石头从树上打下了一只红腹灰雀。他回忆道，自己把鸟儿捧在手中，鸟儿就“直直地、哀怨地看着我。我想，倘若鸟儿也能说话，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剥夺它的生命”。比威克再次忍受了一回良心的折磨，盯着鸟儿的羽毛，把它翻来覆去。他写道：“那是我杀掉的最后一只鸟儿。”但他又加了一句，大概说的是那些他画美丽插图用来参照的鸟类标本：有很多鸟儿“确实是因为我的缘故才被杀的”。

比威克绝对不是感伤主义者。他观察动物王国成员的习性、栖息地，特别是剑拔弩张、熙熙攘攘的昆虫世界。比威克早在20世纪的美国社会生物学家埃德蒙·O. 威尔逊（Edmund O. Wilson）两个世纪之前，就在艾尔崔格汉姆（Eltringham）附近的小船山（Boat Hill）上观察到了蚂蚁的殖民地。蚂蚁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团体，“其忙碌拥挤，就如同人群去往或者离开繁忙集市一般”。而且，团体组织得极好，哪怕被棍子干扰，也会继续重新组队，继续忙忙碌碌。

这种社会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在比威克漫长的一生当中，一直是他最突出的品质之一。在他小时候，也使得他被普通人所吸引。这些普通人，拥有对周遭世界和运行规律的丰富常识，而且往往十分渊博，令人惊讶。其中有一名老矿工，就在比威克家族的矿上。之前煤矿出了事故，老矿工救了一名同事。老人坐在石凳上，给小托马斯讲解夜空中的各个星座。还有一个邻居，名叫安东尼·里德尔（Anthony Liddell）。比威克在回忆录中给他起名“乡村的汉普登”（Hampden），此人是乡村务实干练的自由民的代表。里德尔能背诵公元1世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的作品，还记得很多别的掌故。里德尔的穿着，好似一个野人：上穿男式紧身短上衣，“是什么动物的皮做成的”，下穿一条老式的鹿皮短裤。他口才很好，性格倔强，脾气火暴，这些特点，在谈到“自由”和“财产”，尤其是鸟类和鱼类，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坚持说，鸟和鱼都是上帝赐给大众的，所以他有权自由地偷猎；对他而言，“他在监狱里过得比家里更好，所以监狱没有什么可怕”。但还有一个父亲手下的矿工，名叫约翰尼·查普曼（Johnny Chapman），他认为，站在齐腰深的冰冷污水中劳作，“也没有什么艰苦的”。比威克心目中，查普曼就是劳工阶级理想的坚强英雄。查普曼吃的是牛奶、面包、土豆、燕麦；兴致上来，会在乡间原野散步，或者走到纽卡斯尔（Newcastle）去喝麦芽酒；他会用浓重的泰恩赛德口音（Geordie dialect）为别人唱歌，讲笑话，讲故事，换取在外留宿。然而，查普曼又老又病的时候，各个教区都不愿收纳这纯朴的老人，因为都想推卸救济穷人的责任。结果查普曼只得打零工糊口，最后“有人发现他死在了莫佩斯市（Morpeth）和纽卡斯尔之间的路上”。

比威克回忆童年，想到的就是这些场面，还有他在诺森伯兰郡的露天游乐场；比威克的鸟类、动物著作的开头和结尾，不时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木刻小插图，描绘了这些充满沙砾，黑乎乎、细节清晰的场景。比威克在鸻鸟和连雀之间，借着道德小故事的伪装，偷偷展现了一幅乡村世界的全景图卷——当时，帕拉迪奥（Palladian）风格的乡村别墅墙上，有不少经过美化粉饰的农夫、樵夫、牧羊人的形象。著名绘画世家——庚斯博罗家族（Gainsboroughs）的作品，充满了这些事物。而真实图卷的模样，与这些形象却相差甚远。比威克笔下的农村人，并不穿着破旧而动人的、田园牧歌一般的服装，他们臂弯中的婴儿，也并不都是脸如苹果，带着酒窝。《英国鸟类史》（History of British Birds，1804）第一卷的序言末尾，有个穿着入时的乡村绅士，带着一把枪，给一个年迈的流浪汉指路，指向路上的一个方向。流浪汉靠着石墙缩成一团，想要避开诺森伯兰的寒风。绅士并没有指出真正有用的方向。黑琴鸡与红松鸡之间，有一群男人古怪地围成一个圈，背对着读者在看斗鸡，看着公鸡彼此撕成碎片。琵鹭与鹤的绘画之间，有个饥饿的老兵带着一条木腿，啃着一块骨头，旁边有一只同样饥饿的狗正在看他。老兵头上，勉强能看到一栋豪华的乡村别墅。比威克笔下的农村人，在路边砸石头，在破败的阁楼里喝粥，在路旁上吊自杀。这些人，记录了一种新的英国政治——当时的人称为“社会情感”（social affection），我们则称为同情心（sympathy）。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就慈善事业发表过一篇论述文章，以《圣经》中扶贫济困的“仁慈的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为背景。他说：“我们天性中有一种东西，让我们参与人类遭遇的一切祸事。”比威克无论走到哪里，都对18世纪英国穷人遭遇的很多“祸事”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比如，在穿越高地（Highlands）的时候，与大多数感伤主义的游客不一样，比威克马上就发现，连绵曲折的壮丽景色、空旷的高地，虽使得浪漫主义的漫步者喜悦非常，实则是大量小农场佃农被清理的结果；反映的是英国的总体转变——起初英国关心的是一户户人家，如今却关心羊群。

尽管，官方经典的自然史画册，与比威克的小插图完全不同（例如托马斯·彭南特的动物学，就十分细心地把内容限定在鸟兽的分类上），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快乐不列颠”的陈腐图画，一般画的是乡绅和家人在大大充实的财产之前，或散步，或休息。但还是经常有其他的图景出现，显示的事物，恰在这种陈腐图画之外，而且清晰得令人惊讶。比如1769年，就有一位退休的军官，名叫菲利普·西尼克斯（Philip Thicknesse）。他怀着不安的良心，写了一份可怕的材料，配上了一幅同样可怕的绘画——达茨沃斯救济院发现饿殍四人（Four Persons Found Starved to Death, at Datchworth）。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当时人称首都周围的“家乡界”（Home Circuits），按说这里是不应该发生这种事的。

然而，比起比威克的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来，南方，特别是穷困潦倒的英格兰西南部，大概还有同样多的贫困人口，就像这些达茨沃斯的牺牲品。因为，“农村发展”运动的社会结果，在英格兰南部表现得分外明显，特别是18世纪60年代那些荒年；这段时间，小麦连年歉收，价格飞涨，从伦敦到德比郡的大小城镇爆发了一系列“粮食暴动”。北方各郡主要吃的是燕麦，这时的情况稍微缓和一些。但也有很多人支持快速现代化的农村经济，比如英国农业经济学家阿瑟·杨格（Arthur Young），他在1769年发表了《英格兰与威尔士南部各郡六星期游记》（Six Weeks Tour through the Southern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Wales），认为在18世纪最糟糕的年景之后，绝无任何谢罪的必要：“你不论将眼睛转到哪一边，都只会见到大量财富，以及更大量的资源，再无其他。”先前，英格兰真正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他经常用这个词——并非通过演讲、国会法案获得，除非演讲和法案碰巧是关于圈地的；而是通过芜菁甘蓝、谷物条播机、红豆草获得的。杨格因粪肥而狂喜，乃至用英语的名词dung（牲畜粪便）创造了一个同形动词“施粪”。约克郡有一个罗金汉侯爵（Marquis of Rockingham），拥有2 000英亩土地。杨格对土地的耕作情况做了“大量观察”，十分满意。同样，他能给予的最高赞扬，就是土地“充分施粪”（amply dunged）。他看到“一处堆肥，其他肥料和牲畜粪便混合在一起，腐败程度彻底到可以像黄油一般轻易划开；毫无疑问，这就是全世界最有效力的肥料”。杨格认为，就让那些浪漫主义者在穿越索尔兹伯里平原[12]的时候，自己思考德鲁伊教徒去吧！他能想到的只有太多土地没有圈起来，浪费了，而浪费就是犯罪；这些土地可以加上篱笆，分割成块，好好耕作来赚钱！

杨格认为，听到圈地就矫情、坐立不安，这样只会背离农村历史、经济的最基本事实。圈地，也就是占领公用地[13]，以及户外开阔地[14]的残余，这些土地，之前是大家一起耕作，或者分成条块耕作的；要想充分发挥农田生产力，圈地是一个必要条件。旧法耕作的条块、农田，虽然在诗人笔下渴望，却从来不可能养活缺乏资本及现代农业基本知识的一国农民。尤其是基本知识的缺乏，让杨格分外悔恨。这些基本知识包括：适当的施肥办法，一茬茬作物之间让土地休耕，条播机的使用法，等等。而且，尽管18世纪60年代的圈地行动肯定有所加速，但圈地运动本身则已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此外，新一轮圈地的政策——私人国会法案（private act of parliament），需要一处教区五分之四地主同意。

批评家则指出，这法案却没有提到，圈地也需要数以十万计的小农，还有佃册农（copyholder）的同意，甚至都不跟他们商量。而这些人，却一直凭着小块土地艰难度日，只要同时能够以公用牧场放牧牲畜，就可以过得下去，而现在，他们却变成了拿工资的工人，这是一种退步。杨格坚持说，市场变得繁荣，其实会给农村的穷人创造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工作；在新环境之下，处境比过去好得多，过去他们一直想用本身就很贫瘠的土地谋生，根本不会成功。确实有很多人在当地的乡村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当了看店的人，或者新学了钉鞋一类的手艺，但这些行当，有很多新的从业者进来，跟原有的人竞争，于是有些人不得不去找季节性的零活，比如挖水沟，从而让生活变差了。杨格悻悻地抱怨说，约克郡这些男工每天挣三四个先令，却“每周很少工作三天以上，余下的时间就喝酒度日”；还说，这些人的劳动价格大大上涨，工资也高了很多，乃至“冬天的劳工非常无礼，差不多要贿赂他们，才能勉强他们去打谷”。

批评“农村发展”的人，认为最令人难过、愤怒的，倒完全不是圈地运动。这可疑的荣誉，落到了另一种行动之上，那就是“垄断居奇”。原先佃农很多，改革之后变得很少了，其原因往往是“新的”资金闯入了高价、高租金的土地市场。杨格一帮人说，想要粮食产量提高，牲畜质量改善，从而养活迅速增长的英国城市人口，则投资必须满足另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规模经济”。这一点，他们或许没有错。但是，同样的批评家们坚持说，地产经理拼命追求租金最高、利益最大化，带来的恶果，不只是大批乡村人口涌入城市（英国、美国都是如此），还包括旧日生活方式的破坏，这种方式建立在公用土地基础之上。18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一本极为畅销的书，10年内再版了5次。书名——茱莉亚·曼德维尔夫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Lady Julia Mandeville），作者弗朗西丝·布鲁克（Frances Brooke）。这本书里痛斥了一个“T勋爵”，是这么说的：

他着力实施的计划，招来成千上万的人谴责，而且他把自己的地产弄得一片荒凉：农场掌握在不多的几个人手里。至于佃农的儿子们，要么成了这几个头头的奴仆，要么到外国谋生去了。他所在的村子原先规模很大，人口很多，如今只剩下八户左右；荒废的田野上一片死寂；农场的屋子，原先有很多工位，工人们都安居乐业，如今则成了废墟，在其周围腐朽；现在的租客变成了商人和包买主，骄横、懒惰、腐化、粗野，对养活他们的人视而不见。

这些控诉、悲叹，当然是不切实际的怀旧行为。那种田园牧歌一般的乌托邦，体贴的牧师、慈祥的乡绅、人道的地方法官，从来没有存在过，除非是为了反对严苛的乡村地产法规而想象出来的反例。这幻想中的昔日乡村，虽然一厢情愿，但并没有阻止那些写诗作文的怀旧者来“口吐莲花”表示抗议，也没有阻止他们给整整一代人施加一种几近催眠的影响，让他们努力回应自己对“社会情感”的呼唤。这些雄辩的诗作当中，最有力的，来自一位多产作家奥利弗·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他生于爱尔兰的朗福德郡（County Longford），见多识广，经常手头拮据，困苦不堪。18世纪60年代，他终于名利双收，获准进入了“文学俱乐部”（Literary Club）的精英行列，与乔舒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约翰逊博士、詹姆士·鲍斯韦尔为伍。哥德史密斯的早期诗歌《旅行者》（The Traveller），已经用诗歌的方式控诉了那些为政策辩护的人。辩护者说，既然一切政策都合法，而且正大光明，那么英国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什么错误。《旅行者》是这么说的：

荒唐的法官，人人都制定新的刑罚。

律法碾压着穷人，富人则操纵律法。

1769年，那位菲利普·西尼克斯先生发布赫特福德郡救济院饿殍的可怕景象之前一年，哥德史密斯出版了长诗《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这是一切哀悼梦幻村庄死去的诗歌当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村庄名叫“温柔的奥本”。

可爱的草地，

你的娱乐飞逝，全部魅力在消退；

看得见暴君之手伸入你的茅舍间，

凋敝颓败使你的青葱渐渐黯淡。

唯一的主宰控制了全部的领域，

你欢笑的平原上半数田园已荒芜。

哥德史密斯的双行体诗，写他在梦境中遨游，遇到一切组成社区的地方和组成社区的人，都停下来看一看。他拜访了“乡村牧师的简朴住房”：

乞丐是他的贵客，

走后他久久念叨，他下垂的长须在衰老的胸前拂飘；

这破落的挥霍者如今不再自尊，

要求当地的亲属供养，已获应允；

这个伤残士兵被好言相慰留下来……

拜访了乡村老师，最重要的，还拜访了小酒馆，这里能喝到“栗色的生啤酒”，但远不只是一家麦芽酒馆而已：

农夫不会再去将它掇弄修葺，

他喜滋滋地忘却了日常忧虑；

农场主和剃头匠不再讲述奇闻；

樵夫的谣曲不再众口传唱流行；

铁匠从此不再舒展黝黑的浓眉，

放松强劲的肌腱，倚身听得入迷；

那宴会的东道主如今不见了踪迹，

不再细心照料，让来客皆大欢喜；

不见忸怩少女半推半就被人抱紧，

她将亲吻过的酒杯递给他人啜饮。

最后，哥德史密斯结束了“奥本”鬼魅世界的孤独之旅，转而再次面对商业化的当代英格兰，正是当代社会营造了这种凄凉：

你们，这些坚持真理的朋友，你们这些政治家，

调查富人的快乐增长，穷人的衰落，

请度量一下“精彩”与“幸福”的国度之间距离究竟会有多么遥远！

骄傲推开波浪，是装满矿石的货船，

“愚蠢”从岸边把他们呼唤；

拥有财富与骄傲的人，凭着很多穷人的供养占据土地；

地上有自己的湖泊，广阔边界的公园，

还有自己的马匹、马车和猎犬；

丝袍慵懒地环住他的四肢，

四邻的庄稼有一半被他抢去。

歌德史密斯控诉的诗篇，不论观点正确与否，确实对18世纪晚期的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首诗影响了比威克这样的爱说教的批评家，也影响了约翰逊博士这样的怀旧托利党人。比威克和约翰逊，都对英格兰地主寡头手里集中的政经权力抱有怀疑态度。终于，“粮食暴动”、军队动员、绞刑处死的混乱年月过去了，乡村的政治机构总算没有毁坏，但乡村对家长式统治的信仰，甚至对贵族政治的道德原则、司法制度的信念也动摇了。只有英王乔治三世，英国的“第一农夫”，号称简朴、真诚、直率美德的化身，免受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困扰。18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些意志坚定、口才高超的小册子作家，请愿者，假装虔诚的捣乱分子，掀起了一系列社会运动。他们谴责的是某些特定的罪恶，总是着重将这些罪恶斥为“违反自然”：有些未婚母亲，之所以生下孩子，往往是被放荡的绅士勾引的结果，这些绅士有年轻的，也有不那么年轻的。结果，这些母亲却被抓去坐牢；未婚妈妈，还有欠债的人、一般的罪犯，服刑的条件都十分恶劣；司法部门对一些轻罪不加分辨地判处死刑；儿童处境十分困苦。这种惨景，往往最能触动一代浪漫主义者的心。而崇尚社会道德的人越来越多，儿童处境也必然激发他们的悲悯之情。这些处境，例如贫苦家庭的新生婴儿，一生下来就送到圣吉尔斯（St Giles）或圣克莱蒙教堂（St Clement Danes）的贫民区，委托给一个乳母，实际上等于判了死刑；非洲的儿童被带离了亲人、村子，装上贩奴船；还有一些“爬高的男孩”，被迫打扫烟尘结块的污秽烟囱，最后得了阴囊癌或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长到12—14岁，身体钻不进烟囱，就被一脚踢开。

这些社会运动，无一例外都带有强烈的宗教热情。很多福音传道者，热情地期望能够消灭当代的邪恶；他们大部分人都相信，现有的教会已经太过富有，太过自满，太过贵族化，没有办法履行基督教牧师的任务，而且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于是，18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见证了17世纪以来英国最不寻常的“精神重生”：各地涌现了很多叛逆思想和叛逆的教会，教会里宣读《圣经》，作为一种“共同人性法典”的公告，以及对贫穷者、受压迫者的同情。当初英国革命的时候，奥利弗·克伦威尔共和制下的一些激进派，也是这么做的。

这些非正统教会，并不一定个个都立场激进。毕竟，真正的福音派强调“神秘启示”（mystical revelation），也要求信徒服从“神秘启示”的力量。而著名的基督教派“卫理公会”[15]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则非常厌恶那些“唯一神教派”（Unitarians），反对他们否认基督神性，将他们的教义斥为“毒药”。但是，卫斯理激烈的长篇演说，却成了一种反向的赞美，让“理性基督教”变得非常吸引人。这是“理性基督教”第一次不用矛盾修饰法来称呼，因为基督教的根基是对基督复活、神迹等教义的信仰，而不是理性。实际上，18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唯一神教派”演说家，都激烈抨击社会政治现状。例如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他虽然是宗教学者，但后人更记得他科学家的身份，他是氧气的发现者之一；还有威尔士人理查德·普莱斯博士（Dr Richard Price）。他们认为：不应把耶稣看作神之子，而应把他看作改革家的先驱，一个全面的好人，一个关心社会的公民；他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疾呼，在幸运者和不幸者之间，存在一种坚不可摧的责任纽带。

斯塔福德郡的伊特鲁里亚，有一座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开设的工厂，里面生产一种陶瓷大奖章，主题是反对奴隶制，非常有名。奖章上的铭文是：吾非人乎？吾非他者之兄弟乎？此外，信奉“基督使人们团结”的新兴教派，用尽一切手段鼓吹他们“使内心清净的公民学”，手段包括：赞美诗；圣歌；充满激情的聚会，大家高呼自由精神口号；一系列培训班；小册子；向国会递交的请愿书。还包括图像这个有力的媒介，设计图画的都是些著名艺术家，包括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这些图画印到了所有能印的表面上，不仅印在纸上，还印在高脚酒杯上。每一种行动背后都有一个讲述恶行的故事，这些故事被人讲了又讲，当作战斗口号。比如，有一艘英国贩奴船桑格号（Zong），奴隶贩子将100多名生病的非洲人抛进大海，以骗取保险金。这个案例被反复渲染，以激发人们对所谓的“黑三角贸易”的愤慨。这贸易的情况是：货船从英国出发，把便宜的工业制成品运到西非，装上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又在第三站装上糖和朗姆酒，运回英国。刚刚加入这些新兴教派的人，来自差不多一切社会等级：有拥护改革的贵族，有牧师，有乡绅，有律师，有医生，有商人——与当年支持正义的“广教派”（broad church）情况类似，17世纪40年代正是广教派发动了革命，然而，这一次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科学家和工业人士也参加了。这些人很多都是名人的子女，例如托马斯·韦奇伍德（Thomas Wedgwood）。他们觉得，应当为自己贩奴带来的财富而赎罪，而且应当与贩卖黑人所得的钱财划清界限。愤愤不平的各派群众里，还有一些全新的阵营：中上层有文化的妇女，甚至还有家仆。据说，理查德·普莱斯博士在位于伦敦纽因顿格林（Newington Green）的会所开会的时候，这些人就坐在后排。

国会需要改革，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全体选民的人数，比内战之前还减少了3%；某些很差的自治区，例如老塞勒姆（Old Sarum），只有七个选民，但还有一个席位。当时还有一种买官的人，买席位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投票要跟政府立场一致；新兴的人口稠密的城市，代表人数严重低于适当比例。不过，这个未经改革的国会，是否已经无药可救呢？首先一个遭到猛烈抨击的目标，是1689年生效的、允许天主教活动的《宽容法案》（Act of Toleration），其司法解释太过狭隘。异议人士不仅仅要求宗教活动的自由，还要求全面的公民权利平等——废除《宗教考查法》，该法案禁止天主教教徒担任官职。（托利党则认为，《宽容法案》通过的前提条件，就是再也不会有比法案本身更多的宽容。）但是，改革者也不得不承认，“古老的腐败”有时候也能回应他们最迫切的诉求，特别是当争议焦点是道德问题，不是政治问题的时候。扫烟囱男孩曾经给布莱克灵感，让他写下了1789年的著名诗歌《扫烟囱的孩子》（The Chimney Sweeper）。为了回应捍卫他们权利的运动，1788年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雇用8岁以下儿童清扫正在冒烟的烟囱。法案还明文规定，扫烟囱的儿童必须至少一周洗一次澡。但这项法案很少强制实施，而在那些最关心穷人命运的人看来，这法案也远远不够。有一些措施想要改革济贫体制，这些措施基于斯宾汉姆兰（Speenhamland）伯克郡郊区采取的体系，目的是让吃救济的穷人不至于进入条件恶劣的贫民习艺所；其手段是采取工资补助，资助的目标从教区税费到面包价格，完全取决于本地社区的好心。批评家认为，这纯属把问题交给最可能忽视问题的人去考虑。

托马斯·比威克开始在纽卡斯尔一个雕刻师手下当学徒的时候，抽烟斗，喝麦芽酒，身边都是一些识文断字的年轻小伙子，心直口快，骂起“身居高位的人不顾穷人死活”，一点儿都不犹豫。其中最激进的是一个好斗的小个子，是一名教师，名叫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比威克说斯宾塞是“全世界心肠最热的慈善家之一。他的关注点似乎只有人类的幸福，这一点把其他的关注全都吸收了。斯宾塞是乐天性格，对朋友热心，爱国之心也同样火热。但他对那些认为性格相反的人，就会充满敌意”。17世纪50年代，英国曾经有一个清教徒掘土派（Diggers），斯宾塞也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坚信所有现代社会病的根源，都来自一种“原始的邪恶”：当前的土地所有制。当时，全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辩论协会，有些在伦敦，还有些专门是为妇女而成立的。斯宾塞在其中一个辩论协会上，慷慨陈词，宣扬他的共产思想。这个协会活动的场所，就是“宽阔中庭”（Broad Garth，纽卡斯尔一地名），斯宾塞的教室。斯宾塞的热情与对不幸者“真诚直率”的关心，显然鼓舞了比威克，但比威克也认定斯宾塞的理论太过虚幻，乃至危险。这理论对于某些“没有人居住的国家”还算实用，但想要“拿走人民自己的财产”，就大错特错了。有一天，两人吵了一架，越吵越凶，最后从动口到动手，拿棍子打了起来。比威克说：“他不知道我是棍击运动家，我很快发现，他的动作错漏百出。我把他的胳膊和大腿内侧都打得淤青，他发火，使出了不光彩的手段，我不得不痛打了他一顿。”

然而，尽管比威克认为私有财产非常神圣，但统治者还是有很多方面太过自满，让比威克愤怒不已。因为，纽卡斯尔“黑孩子”（Black Boy）酒馆的史瓦利酒馆（Swarley’s Club），经常举行会议和辩论，讨论英国现状和严重的社会问题；或者，听听可敬的约翰·霍恩·图克（John Horne Tooke）、理查德·普莱斯或者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如何谴责“古老的腐败”，会发现他们更加憎恨“不需改变现状”的自私谎言，而相对不太憎恨“老国会还存在”的客观情况。之前提到过，所谓秩序井然，一派祥和的田庄，佃农和劳工在土地上辛勤工作，这只是一个现代的幻想，遮掩了乡村贫困的丑陋现实。同样，那种没完没了的赞颂，说英国人能够生活在最自由、最贤明、最争议、最繁荣的国家怎样幸运，也激怒了那些最不幸、最无人代表的下层民众。

这种为权力涂脂抹粉的行为，有两个版本：一是辉格党，一是托利党。托利党的版本，直接声称，政府权力是天赋的，“人民”没有任何资格干预政府体制；而人民自然、适当的状态，就是臣服、效忠一个善良的君主、教会、国会；投票选出国会的人，都因自己的财产而有权跻身选民行列。辉格党的版本是：只需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足以巩固“古老的宪法”，不受独裁暴政的威胁；而且，《革命稳固法》（Revolution Settlement）对宽容政策和国会的明确规定（国会只需每七年选举一次），也足以保护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自由权利。

但是，1788年，革命的百年纪念近了，人们必然会仔细审视这两种对现状的辩护。而且，英国政治家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82年22岁任国会议员，1785年25岁任首相的时候，两次试图推动国会以温和手段进行自我改革，结果都失败了。还有一个背景，1788—1789年，皮特努力反对废除《宗教考查法》。在这两个背景之下，重新评估现状，就显得更加紧迫了。大西洋的另一边，托马斯·潘恩（Tom Paine）的《常识》（Common Sense，1775）已经给大多数基于现状的推测带来了沉重一击。《常识》主张，美国人为了维护天赋权利（如纳税人必须得到政治上的代表，纳税人不应被迫为英军提供宿舍）而反抗，不仅是权利，而且是使命。美国人学到的一课，当然没有在大西洋这一边被人忽视，特别是没有被那些一直评论美国独立战争的人忽视。18世纪80年代，英国存在一些到处游说人们加入的团体，如“宪法资讯促进会”（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威斯敏斯特协会”（Westminster Association）等。这些团体的成员，不仅有牧师、各种专业人士、工匠，还有辉格党的少数激进分子，如第三代里士满公爵（Duke of Richmond）、第三代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还有剧作家兼政治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这些人在“霍兰屋”（Holland House）聚会。他们的领导人，口齿伶俐的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他小时候的托儿所，就采用了卢梭自由教育理论。这些团体开始接受一种潜在的民主政府的理据，这种理据一开始就允许民众选择或改变自己的统治者。而且这权利不仅是天赋的，在历史上也能寻找根源。这种观点认为，所有政府的起源，都是民众自愿商定，将自己的权利赋予一些民众代表（不论是国王还是国会），其明确目的是为了保护自身的自由和安全。这种商定，一直都被理解为一种双方都有义务的合同。民众暂时委托政府保护自己的权利，只有在政府尊重民众的情况下，民众才会效忠政府。同样，当局如果被判定为没有保护民众的这些自由权利，而是侵犯了权利，则“主权人民”（sovereign people）完全可以将其废除。

这种理论是匆忙拼凑出来的：一部分是17世纪那些激进派留下的，是陈旧的“共和国人”/“联邦人”（Commonwealthmen）的信条；另一部分则是美国的共和主义，加上卢梭的推波助澜。不过，18世纪80年代，这套理论却是一系列演说家必须对不满的民众宣讲的。他们包括：詹姆士·伯格（James Burgh）、普莱斯、约翰·霍恩·图克、约翰·卡特莱特少校（Major John Cartwright）。接受这种理论的人，绝不仅仅是极少数与主流不合的煽动者，因为这些经常难以理解的严苛论点，在当时极受欢迎。比如，理查德·普莱斯令人生畏的《公民自由性质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1776），卖了6万本，只有潘恩的书的销量超过了这个数字。这些观点，很多以前都被人宣扬过，尤其是被约翰·弥尔顿宣扬过。有些现代史学家认为，“老调重弹”是虚弱的表现，其实绝非如此。老调重弹反而是这种观点大受欢迎的诀窍。因为，18世纪的人们非常迷恋英国的往日，尤其是“伪哥特式的”（Gothick）中世纪；不光迷恋中世纪的政治历史，还迷恋中世纪的建筑、服装、家具、盔甲，把这一切编成配有漂亮插图的简明历史书，到处出版。所以，英国历史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人称智者、强者、好人的英雄，又被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等人抬出来，宣扬成明君典范，因为他与一切国会的前身，盎格鲁–撒克逊咨议院（Anglo-Saxon Witenagemot）进行了友好合作。此时，人们认为历史不是晦涩难解、与现实无关的东西，而是英国政府应该效仿的榜样。《大宪章》（Magna Carta）的签订，是另外一个“民众”经历的“神话”时刻。他们通过自己的男爵、议员，行使了向暴君问责的权利。这一事件也被视为对当下和将来有重大意义。而且，当时有一个激进分子，身份是素食者兼古董商兼运货员，名叫约瑟夫·里特森（Joseph Ritson），研究了罗宾汉这个人物，把传奇人物重塑成一个浪漫主义的大众英雄，出了书，还配上了托马斯·比威克的木刻插图。

自从16世纪开始，“88”这个年份，一直是英国和君主制命运的关键年份；每一代人都认为，上一个“88”年份的历史，就是下一个“88”年份的范例。1688年支持威廉三世的人，宣称自己在继续1588年伊丽莎白对天主教暴政的反抗。也是在1588年，英国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1688年，信仰天主教的英王詹姆士二世退位。1788年，英王乔治三世精神病恶化，无法执政。有些批评家谴责他试图建立斯图亚特王朝（Stuart）一般的专制政体。等到1789年他恢复神智，法国大革命已经爆发，震惊欧洲，改变了君主制的命运。那些庆祝光荣革命100周年的人，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次最新的革命，就是100年前光荣革命的圆满之举。他们觉得，上帝的日程安排很有意义。

乍一看，英吉利海峡两边这两个国王迥然不同。法王路易十六此时正被法国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呼来喝去，议会怀疑国王在策划军事政变，以夺回绝对权威，而且这种怀疑是正当的；英王乔治三世则正在恢复健康，也在恢复对英国的控制。路易十六遵命离开凡尔赛赶赴巴黎，一边尽量掩饰自己的窘境，一边至少假装在革命的三色旗下保持低调。与此同时，英王乔治三世正在英格兰西部诸郡（West Country）旅游，静养身体。每到一处，都有人高声合唱《上帝保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来取悦他；在韦茅斯（Weymouth），乔治三世来到矿泉圣地疗养的时候，还有一支忠心耿耿的小乐队藏在洗澡机器后面，给了他一个惊喜。

然而，这些大张旗鼓的效忠表现，完全没有阻止那些激进派的思考，这些人真正相信英国要有大变局。他们觉得：若是巴黎人民能攻入巴士底狱的高墙，那么，我们清算英国“古老的腐败”的日子，也就不远了。1785年，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把激进派的事业，比作“在谬误和迷信的陈腐建筑底下，一粒一粒铺上火药，只需单独一点火星，便可点燃，立刻发生爆炸”，因此得了个“火药阿约”（Gunpowder Joe）的外号。巴士底狱攻陷的时候，史瓦利俱乐部、利奇菲尔德的主教宫、贵族的霍兰屋，这些地方都有人举杯祝贺。激进派希望，这火星也许能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赞美法国大革命，说它是“堪称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而且无疑是最好的事件”。只是，大革命的成功，让英国人有些尴尬：过去好几代人的时间里，辉格党和托利党一直异口同声嘲笑法国人，说法国人是专制走狗，毫无希望；如今，法国人却完成了1688年始于英国的革命事业。毕竟，美国人早就论述，自由的“真正”精神，虽然生于英国，却显然已经迁移到了别处（美洲）。当初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的拉法耶特将军（General Lafayette）曾经热心地帮助美军与英军作战，如今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将军又站在反对专制的一边，把自由精神从美洲带回了欧洲。这一点再次证实，受到民众拥护的自治政体，乃是一切人类的天赋权利。

但是，革命毕竟发生在法国这个外国，于是，英国辉格党最激进的派别“新辉格党人”（主张扩大选举权，实行无记名选举，资助国会议员等）赞颂外国革命，虽然是高尚的情操，却也引起了非议。1789年，新辉格党人觉得有必要主张，自己为法国大革命而欢呼，这种行动和真正的爱国主义并不矛盾，反倒是爱国主义保持健康的标志。1789年11月4日，在伦敦“老犹太”区的“唯一神教派”会所，理查德·普莱斯博士面对“革命纪念学会”（Society for Commemorating the Revolution）的成员，高调发表了一篇演说《我们国家的爱》（The Love of Our Country），传达的也是这个信息。这一天差不多正好是1688年光荣革命中，威廉三世在英国托贝港（Torbay）登陆的101周年纪念日。普莱斯主张，“国家”适当的定义，“并不只是地球的土壤或某个地点，我们恰好在这里出生；也不只是森林和农田，而是一个团体，我们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或者是同伴、朋友、亲族的集合体，这些人在共同的宪法下，和我们联系在一起，受同样的法律保护，被同样的公民政体（civil polity）维系着”。换句话说，赋予我们真正的国家忠诚心的，并非国家的地形，而是国家的政治。余下部分，就都是自私的夸夸其谈了。他还说，伟大而光荣的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毫无疑问，同英国政治联系在一起，而且确实是英国革命事业的完工之作。1688年光荣革命的意义，正是在于“人民有权反抗独裁统治，驱逐非法的统治者，恢复自己不容置疑的自治权”。难道不是这样吗？而且，这不也正是法国人现在做的事吗？法国人给我们上的一课，非常及时，因为在英国，人民的代表工作已经变成了一个糟糕的笑话；这是一种“影子”的自由，其背后真相是腐败的寡头政治，还有一个内阁制政府，操纵着国会中一群被收买的傀儡，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说，巴士底狱的陷落，法国从绝对专制到开明君主制的变迁令人震惊，这震惊也当然是健康的，对宪法有益的，就像韦茅斯的清凉游泳，或者莱克兰细雨中的郊游一般。有些人向乔治三世恢复神智表示祝贺，表现出怯生生的媚态。对此，普莱斯非常瞧不起。普莱斯说：“他们更像一群牲畜匍匐在主人脚下，而不像有智慧、有尊严的公民与受人爱戴的君主同乐；与此同时，君主还明白，他之所以有今天的境遇，全依赖这些公民。”换句话说，公民才是真正的主人。普莱斯说，如果他有机会祝贺国王，他会这么说：

先生，得知您康复了，我非常高兴，感谢上帝对您的恩惠。我尊崇您，不仅将您视作我的国王，而且几乎将您视作全世界唯一合法的国王，因为只有您，才是因为人民的选择而得到王冠的。愿您享受一切可能的快乐。愿上帝向您显示，那些现在正对您盲目崇拜的行为是多么荒唐，并能保护您不受这种荒唐行为后果的伤害。愿您可以正确地认识到您目前地位的本质，并且拥有这样的智慧，从而在您回到这些王国[16]执政岗位上的时候，能够为国家带来福祉；而且努力将自己正确地视为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君主。

这已经够大胆的了。然而，在评论的结尾，普莱斯抛弃了所有敬重的伪装，发出了毁灭性的革命预言，宛如雷霆的疾呼：“全世界的压迫者们，颤抖吧！支持奴隶政府、奴隶制度的人，接受警告吧！……如今，你们再也不能用黑暗笼罩世界了。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光明与自由精神，不要再继续反抗。把人类的权利还给人类，接受人们对恶行的纠正，免得恶行与你们一起毁灭！”

普莱斯的文章有两个主要假设。假设一：法国大革命是英国革命的延续。当时有一句祝酒词，概括了这个假设，说的是：“敬英国国会，愿它变成法国的国民议会！”假设二：英国的君主制并非（或者不应该）属于世袭继承，而应当对至高无上的人民负责。这两个假设激怒了一个爱尔兰作家、演说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也是国会议员，代表一个口袋选区（被拥有土地的某个人或家族控制的选区）。伯克写下了尖酸刻薄、极有杀伤力的《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伯克之所以又惊又怒，有各种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普莱斯文章的时间问题。伯克一开始带着谨慎的乐观态度看待法国大革命，然而到了秋天，乐观就变成了惊惧的不信任。7月14日过后发生的一切——私刑肆虐；焚烧庄园；一片混乱中，贵族慌忙抛弃财产，表示赎罪；最严重的，还有“没收教堂财产抵偿国债”的行为……这些在伯克眼里，都是国家自我解体的疯狂之举。在伯克看来，最荒谬绝伦的，是法国风传这样一种说法“路易十六热情支持这一切破坏活动”；实际上，路易十六不过是这种打砸抢团体的阶下囚。1789年11月，恰好是普莱斯认为应该教训乔治三世，让他明白自己的使命，将自己看作“人民公仆”的时候，路易十六的真正景况，以最为残忍的方式对外曝光了。要求面包的一些女商贩，领导巴黎市民向凡尔赛进军，这进军却变成了对宫殿的进攻，市民冲进了王家成员的私宅。混乱中，两名瑞士卫兵被杀，但伯克写道，这两人都不是岗哨。国王和王后在拉法耶特催促下，先是紧张地在宫殿阳台上露了一面，接着就屈辱地被人塞进一辆长途马车，押回了巴黎。面对很多挑在矛尖上的头颅，两名阶下囚拼命装出勇敢的样子，假装与人民“团结在一起”。伯克用极尽渲染的笔法写道：“国王……与王后，还有他们幼小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本来应该是伟大而慷慨的民族的骄傲和希望；如今，一家人却被迫离开全世界最华美的宫殿，离开的时候，在大虐杀污染的血泊中游泳，一片血海洒满了残肢与四分五裂的尸骸。”

普莱斯博士成了伯克尖酸嘲讽的对象。伯克说，他怎么能够赞扬这样的事情，就好像这些事情流露了人类善行呢？而且，普莱斯怎么如此胆大妄为，竟敢宣称1688年光荣革命，与一个世纪之后，伯克眼里不折不扣的耻辱恶行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完全篡改英国革命的意义，方能把二者联系起来！

伯克说，普莱斯只有无视真正的历史，才能宣称，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体，有权利因为自己的意愿，或者因为觉得某些君主保护了个人自由的“天赋权利”，而扶植或者废黜这些君主。这么主张的人，不是1688年的人，而是1648年的人——约翰·弥尔顿，以及那一代主张杀掉国王的人。威廉三世之所以受到邀请来英国，并不是出于人民的选择，更不是要以任何抽象原则建立一种新型政府，而是为了捍卫一种自古以来的法律、教会、政府的形式；也就是詹姆士二世违背的“古老的宪法”。因此，光荣革命成了最保守的革命；所以才没有流血，所以才光荣。伯克还坚称，最重要的是：自从《大宪章》开始，甚至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开始，“古老的宪法”历经无数世代，一直保持着权威，保持着重量；它扎根在英国土地上，而非危险地浮在空中，挂在卢梭一类政治哲学家不切实际的猜想构成的热气球底下。政府不可能用想象出来的基本规则，以幻梦的方式建立。这种“几何式”或者“代数式”的建设，从定义上说，就是毫无生气的。伯克说：“编造一个新政府，这种想法……足够让我们感到恶心、恐怖。”一切政府，至少一切合法政府，其权威，都源于远古以来的实际运作的经验。至少，不列颠民族的行事方式就是如此。“这种自由后裔的理念，赋予我们一种习惯性的祖国的尊严”；因此，普莱斯所轻视的“地球的土壤或某个地点，我们恰好在这里出生”，乃是让我们具有社会感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英格兰，我们还没有被大自然的消化系统完全包围，我们内心依然存有情感，我们也珍视、培养这些天生的情感，它们忠诚守卫、严密监视着我们的使命。”伯克认为，我们地域的血统，加上“盾牌上家徽的纹章”，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是我们的“政治宪法”。之所以说“盾牌上家徽的纹章”，是因为伯克痴迷纹章学。而我们却不顾危险，随意破坏政治体制。

就在鼓吹世界和平与理解的预言家们，为即将到来的天下大同唱赞歌的时候，伯克对他们发出了愤怒的回击：自然？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才是自然！你们以为它是天下一致的，雏菊花环、隔着海洋握在一起的手、大学兄弟会的合唱歌曲？但你们正在提到的，是一群知识分子的兄弟之情，他们从同样的巧克力饮料杯中啜饮，谈论着同样的陈词滥调，做着同样的天真幻梦。可是，朋友们！自然是生活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自然是“熟悉感”，是“对某地的感情”，是“爱国者”。

那些煽动家如此放肆地呼唤的“人民”，在法国已经暴露了本来面目。他们无知、轻信、嗜血！“民主”就是“暴民做主”。伯克坚持说：“一名理发师或是一名蜡烛制造者，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眼中的荣誉……这些人不应该受到国家的迫害，但如果这些人被允许进行统治……国家反而是受到了这些人的迫害。”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些本应更加明智的人，却愚蠢地给了他们幻想，让他们以为自己很重要，执掌大权。这种责任是不可原谅的。这些愚蠢的人，就是某些阶级叛徒、绅士、教士，将民主像玩乐一般对待，而且自己足够富有，能够避免滥用民主的致命后果；他们幻想着交出自己在政治秩序里分配好的地位，来换取更多“公民权利”。在英格兰，这些蠢人就是某些公爵、伯爵，诸如里士满公爵、格拉夫顿公爵、谢尔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以及伯克的老朋友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这些人竟然支持那些毁灭他们贵族地位的人，荒谬地砍断了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宝贵纽带。他们幻想，自己可以像拉法耶特将军一样，骑着暴民化身的猛虎，获得权力和荣耀，但他们反而最先被老虎吞噬！

伯克的《反思》就当时标准而言，堪称论战的杰作，而且商业上也很成功。出版后三个月，卖了17 000本，当时小说初版印数最高也只有1 500本。某些辉格党激进派看来，《反思》标志着“曾与美国人交好的”伯克变节了。（其实这个名声不太准确。在美英冲突之前，伯克曾经努力让双方讲和，但冲突一开始，伯克就对英国忠心耿耿了。）《反思》一出版，就把普莱斯的声音给淹没了。1791年，普莱斯郁郁而终。他最不能接受的，是《反思》的地方主义，狭隘观念。伯克坚称，英国政治的传承，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英国人出生的时候，获得的并非“自然权利”，而是一种独特的本国政治遗产，与普世的自由理论毫不相容。伯克似乎认为，自然绝不可能是“四海一家”的。

法国大革命中曾有一次，民众冲进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房间，要把她杀掉，玛丽急忙逃跑，“几乎全裸地……匍匐在国王脚边，想要得到庇护”。伯克认为，这样的屈辱，标志法国骑士精神的死亡，对此哀痛不已。伯克从来没有想到过，“反转的骑士精神”，也就是男人被残忍虐待的时候，女人会挺身而出保护男人。这种事，他肯定会贴上“违反自然”的标签，但这种事却是的的确确发生了的。伯克《反思》出版还不到一个月，普莱斯的好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就出版了回击之作《男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1790）。当初，玛丽在纽因顿格林开了一所学校，离普莱斯的教堂很近，两个人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玛丽看到普莱斯受到伯克的尖酸嘲讽，显然感觉到了刺痛。玛丽从约克郡回伦敦的时候，还是个自学成才的女学者，默默无闻；普莱斯是她的第一任老师。普莱斯跟玛丽成了好友，经常鼓励她。普莱斯跟其他很多女作家也是这种关系，比如儿童文学作家安娜·利蒂希娅·巴鲍德（Anna Letitia Barbauld），也是个激进派。

玛丽当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因兄弟姐妹而烦恼不已，写的评论和文章也从来不足以糊口，急需别人的一切帮助。玛丽的父亲是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织布工人的儿子，一辈子到处尝试，在埃塞克斯开农场，在约克郡向人骄傲地宣传，但每一次冒风险创业都失败了。玛丽就自然而然负起了照顾姐妹们的责任，甚至在其中一个姐妹抛弃丈夫的时候，玛丽也去收拾烂摊子。抛弃的原因没有解释，但很容易猜得出来。思想上，她当然沉入了让–雅克·卢梭温情教育的团体当中，浑身浸透了“纯真情感”“永恒友情”的梦想，像进入水池一样又热又黏。但是，两性的本质——卢梭关于自然的老生常谈之一，却令她非常厌恶。卢梭在小说《爱弥儿》中表达了自己的设想：养育女孩子，必须为了完成一个最高目标——培养成安慰、照顾丈夫的助手，培养成孩子的母亲（自然还得是喂奶的母亲）。上帝已经让男人和女人有了不可逾越的不同，因此女人只要想在外表或行动上接近男人，从定义上说，她就成了生物学上、道德意义上的怪物，剥夺了将一处房子变成“家”的关键品质——温柔。

玛丽父亲花钱大手大脚，而且时常喝酒；玛丽母亲就在父亲身上浪费了这种温柔。玛丽眼见这种悲哀的尝试，觉得太过分了。当时，似乎以写作为生的女性越来越多，玛丽也受到这个情况，以及别的原因鼓舞，写了一篇短小的论文，论述女儿的教育问题。与《爱弥儿》的观点相反，她主张女孩子完全有潜力，接受跟男孩子一样的教育。她把论文寄给了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当时全伦敦乃至全英格兰最激进的作家，大概也是一切自由灵魂、激进作家的核心。

约翰逊是利物浦人，单身汉，小个子，戴着整洁的假发，经常在72圣保罗教堂后院（72 St Paul’s Churchyard）自己商铺的楼上组织活动。这个地方，几百年以来，一直是伦敦出版商中意的所在。对伦敦激进派而言，约翰逊的地位非常重要：他不仅在1788—1799年出版了《分析评论》（Analytical Review）期刊，而且还资助、培养了一群弟子，组成了“破衣军团”（ragged rigement）。别人只要有报纸评论要写，有工作要找（约翰逊给玛丽在爱尔兰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但结果有好有坏），有短期贷款要借，甚至要寻求住处（他也帮玛丽找过住处），都可以找他。玛丽每周总要跟约翰逊一块吃几次饭，约翰逊有名的周日晚餐，玛丽也是常客。晚餐会上，光临的有趣宾客们，让朴实的“爱国者”菜肴（很多煮鳕鱼和豆子）增加了不少味道。这些人包括：有远见的艺术家，例如威廉·布莱克、亨利·福塞利（Henry Fuseli）；“宪法资讯促进会”的老会员、坚定分子，例如约翰·霍恩·图克、约翰·卡特莱特少校；著名民主主义者，例如黑色眼睛、赤红脸膛的托马斯·潘恩；当然还有一群口才出众、说话不脸红的知识妇女，例如安娜·利蒂提娅·巴鲍德、女演员萨拉·西登斯（Sarah Siddons）。关于玛丽出席约翰逊晚餐会的资料，描述的玛丽，是一个笨拙、坚定、十分活跃的女人。她长长的鬈发，倘若上面不戴海狸皮帽（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或者卢梭那样），就要往头发上擦粉。她知道自己不修边幅，而且经常打断别人说话。社会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是来听潘恩演讲的，玛丽却屡屡抢了潘恩的话头，戈德温因此很生气。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拥有暴风雨般的热情、顽强的辩论精神，心灵和头脑的配合就像拳击运动员的左右手，这已经成了她的经典特色。因此，她知道伯克对伟大而善良的普莱斯博士发起凶狠的进攻，就尤为义愤填膺。然而，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她把这种义愤填膺转化成了出版的行动。玛丽的《男权辩护》光彩被两年后出版的《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遮掩了，也同样被潘恩引起轰动的《人权》（Rights of Man，1791—1792）遮掩了，但《男权辩护》依然占有两个第一。最早针对伯克发起的反攻，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反攻之一。玛丽并没有做出一般人（尤其是伯克）预期一个女人要做出的事，没有用拘谨而假装高尚的风格写作，而是用伯克自己的尖酸嘲讽，来攻击他作为“传统体制卫兵”的资格。玛丽大声质问：伯克若是为世袭王位的神圣地位如此操心，那么，在乔治国王精神失常期间，伯克又为什么那样匆忙地想要把他废掉，用自己赞助人的赞助人——摄政王（Prince Regent）取而代之呢？玛丽说：“你如此渴望尝到权力的美味，竟然无法等到时间来决定，一次可怕的精神错乱，是否会变成长期的精神失常状态？窥探了全能上帝的天机，而后大喊大叫，上帝已经把他从宝座上赶了下去……这难道不是跟法国忠诚纽带的毁坏一样吗？而伯克先前，不是认为法国这样的情况极为恐怖吗？”玛丽的目标，让伯克不仅显得刚愎自用，而且荒唐可笑。她嘲讽了伯克的各种痴迷。他漫画式地咒骂玛丽的“勇气”（伯克曾说玛丽“不是最高等级的动物”）；他那痴迷纹章学的过去；他的目光短浅（伯克碰巧确实戴了一副眼镜，非常出名，尽管玛丽自己也戴眼镜），看不到所谓“完美的自由”，只对那些有权享受的人才完美。更严重的是，“古老的宪法”若真是永远神圣不可侵犯，那么，“滋润土地的融雪会引起临时的洪水泛滥”，而我们岂不要注定“永远冻结，无所作为”了？

如果说玛丽是狙击手，那托马斯·潘恩就是重炮兵。法国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潘恩曾经估计伯克作为“自由之友”，会同情革命，还在巴黎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但伯克的《反思》却使潘恩看清了此人何许人也。潘恩很是愤怒，又感觉事情紧迫，于是只花了三个月，就写下了《人权》（1791）第一部分，多达4万单词；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拆毁“专制主义的凄凉之屋”。《人权》的大部分主张，约翰·弥尔顿、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还有潘恩自己，之前都已经表达过了：人的各种权利，包括生而平等、个人自由，都是出生时被上帝赋予的；因为这些权利超越一切形式的政府，当然也就不能被一切形式的政府所辖制。相反，政府之所以建立，还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的，并且要服从保护的要求。但是，潘恩还专门加了一段讽刺内容，嘲讽单纯的世袭政府——无论是贵族政治，还是君主政治。即使只是容忍这种观念，更别说尊重这种观念，其荒谬程度也不亚于相信有“世袭的数学家”。

不过，比起潘恩说话的内容，更重要的，还是潘恩说话的形式。潘恩的家庭，原本是诺福克（Norfolk）一家妇女胸衣和紧身内衣的制造商。他在一座名叫“荒山”的秃山上长大，房子对面就是当地的绞架；还一直有人带他去贵格会（Quaker）的礼拜堂。所以潘恩绝不是伯克轻蔑地提到的那些“激进的花花公子，腰包很满，良心和脑子却都很空”。潘恩在美国成名之前，已经体验了颠沛流离、贫苦不堪（差不多完全自学成才）是怎样一种生活。他真正的学习生涯，是在小酒馆政客抽着烟斗，互相大喊大叫中度过的。他手中已经有了一张比较粗糙，但十分坚硬的弓；美国政治大打出手的喧嚷，给这张弓又加了一根弓弦。他还长期接触小酒馆和街道上的语言，这使他明白，思想之战同样也必然是语言之战。这种精明，几乎称得上20世纪的水平。而平民语言的锤炼，让他与伯克的论战，十分得心应手。伯克有意选了声音最尖锐的英语词汇，在描述法国那些可怕场景（都是二手信息）的时候，就用哥特式的装腔作势；在教训“猪一般的大多数”的时候，就改用贵族般的豪言壮语。这种精心安排的表演，潘恩称之为“为剧场演出而仔细计算过，而舞台上的事实，是为了演出效果而加工的”。潘恩的文风，也经过深思熟虑。伯克最可怕的噩梦，就是让平民受到政治教育。潘恩好像刻意要让这噩梦成真，他的写作，用了极为简单的语言，简单到具有攻击性：“我的目的是让不识几个字的人也能理解……因此我要避免一切文字雕琢，把话说得像字母表一样清楚。”很多上层读者看了《人权》，他们最吃惊的，不是潘恩对君主制、贵族体系的必然嘲讽，而是潘恩的语言竟然这样粗糙，就好像盼着读者耸鼻子、摇扇子[17]一样，潘恩几乎是对着读者的脸，把自己的思想喷射了出来。

“猪一般的大多数”则把思想照单全收了。约瑟夫·约翰逊同意加紧出版《人权》，为了赶上2月22日乔治·华盛顿的生日（华盛顿将军也专门拿到了一本《人权》，感谢了潘恩）。此前，约翰逊的商店已经出版了不止一本对伯克的攻击的书，还包括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书。但在22日当天，约翰逊却一反常态，突然发作了，歇斯底里。潘恩不得不到处去找别的出版商，找到之后，雇了一辆马车，把没有装订的书页拉到了新的地点。约翰逊很可能后悔自己当时的恐慌，因为《人权》第一次印刷供不应求，三天后就印了第二次。到了5月，《人权》已经出了六版，卖了5万本。而一本《人权》售价三个先令，在当时并不算便宜。《人权》还卖到了外国：很多本运到了美国波士顿、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法国巴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如此一来，潘恩的书就成了18世纪畅销书的头一名，把伯克的读者群远远甩在了后面。《人权》第二部，鼓吹更为激进的“福利国家”，这一点让改革派也出现了分歧。第二部还主张，国库收入应该通过累进税来重新分配，以满足政府帮助老弱病残的需要。第二部，按照潘恩自己的说法，卖得更好，十年内销售量为四五十万。有些现代史学家认为，如此激进的思想，在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接受，没有代表性。然而，就算剔除夸张的因素，这些数字也足以完全否定他们的观点。“宪法资讯促进会”突然重获新生了。会议上，大家把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国王》重新填词，唱了出来，对潘恩表示感谢：

上帝保佑人权/暴君若能把人权侵犯/就来试试看……

1791年夏，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想要逃出法国，两人在瓦雷纳（Varennes）被捕，十分狼狈地被押回了巴黎，关在两人自己的宫殿——伊勒杜里宫（Palace of the Tuileries）。到这个时候，自称爱国的两派英国人士，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5月，埃德蒙·伯克与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这对老朋友，在英国下议院（Houseof Commons）撕破脸皮大吵了一架，友谊从此断绝。福克斯受到小威廉·皮特的刺激，始终强硬地坚持：法国的新宪法，以及《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惊人的自由丰碑”。私下里，福克斯还将伯克指控为皮特的传声筒，想要用“共和主义者”的罪名，卑鄙地玷污自己的名声。5月6日，伯克在下议院发表演讲。福克斯手下有一些年轻的激进分子，伯克管他们叫“那群小狗”。伯克一演讲，“小狗”们立刻叫了起来。伯克公开表达了愤怒：“友情和亲密相处延续了22年多，如今，却从他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射来了人身攻击的冷箭！”伯克重复了二人其他的争执，这些争执，虽说让他和福克斯有所分歧，但从来没有伤害过他们的私交，也没有分裂过辉格党人。这次，他要说，这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对双方都有致命的伤害。福克斯打断了伯克：“友情并没有损伤。”伯克回答：“我很遗憾地说，是有损伤的。我虽然失去了朋友，但总算完成了使命。”福克斯站起来，泣不成声，但还是毫不后悔地谈道，法国“可怕的专制”已经不见了。伯克再次回答，他希望谁也不会牺牲英国国体来换取一个“狂乱的、幻想的体制”。

这场交锋，虽然情绪化，但仍不失威严。它掩盖了当时英格兰各地方城镇正在迅速发生的严重分歧；更不祥的是，苏格兰也发生了这样的分歧。当然，伦敦也是激进派和保皇派斗争的风暴中心。不过，所谓的“新不列颠”——曼彻斯特（Manchester）、谢菲尔德（Sheffield）、贝尔法斯特（Belfast）、伯明翰（Birmingham）、格拉斯哥（Glasgow），还有一批让工商业改变面貌的老城，比如德比、诺丁汉（Nottingham）、比威克的纽卡斯尔——就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火焰洗礼。在这些地方，礼拜堂的“理性宗教”，辩论协会，印刷出版商、激进派的报纸，全都联系在一起。谢菲尔德有一位书商约翰·盖尔斯（John Gales），也是《谢菲尔德纪录报》（Sheffield Register）的编辑。他是该市“宪法协会”（Constitutional Society）的主心骨，协会自从建立，很快有了2 000多名成员。这些组织的激进程度，经常影响组织成员的团结。有些人要追随“人民之友”（Friends of the People），也就是福克斯一派的人，主张推动国会改革的宪法一派；他们可能还主张，男公民选举权（manhood suffrage）是“英国自由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他人则很快迷上了托马斯·潘恩等人在“福音书”里勾画的将来社会的美好愿景。

英国政界最重要的日子，原本是11月4—5日，这一天既是1605年天主教极端分子企图炸毁英国国会的火药阴谋案（Gunpowder Plot）的纪念日，也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纪念日；让人吃惊的是，如今，法国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7月14日，却把前者取而代之了。1791年7月14日，贝尔法斯特举行了一场新教天主教的联合集会，很多人欢呼“自由的曙光”，主要是为了爱尔兰；与此同时，伯明翰另外一群人正在以教会、国王的名义，毁坏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宝贵的图书馆和实验室。“火药阿约”确实招来了“火星”，而这火星点燃的却是另外一群人。1794年春，普利斯特里移民到了美国，定居在宾夕法尼亚的诺森伯兰，建立了一个合作社，终于一定程度上实践了他的社会理想主义。

而普利斯特里抛下的祖国，距离那个和平自由的人间福地，却似乎前所未有地远了。1793年5月6日，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提出的国会改革措施（想让国会议员的代表分配更加公平，选举更加频繁）以41票赞成、282票反对的结果惨遭否决，此时，任何“人民之友”想要从体制内实现奇迹般的宪法改革的希望都落空了。那41票，大概就是国会里福克斯一派“新辉格党人”的人数吧。于是，也是在5月，王室发布了一份公告，禁止煽动性的集会。政府期望得到辉格党人的支持，也果然得到了。福克斯投了反对票，但波特兰公爵（Duke of Portland），当然还有伯克，都投了赞成票。不过，既然此时国会改革的路似乎堵死了，潘恩的革命政策，人气上升而不是下降了。1792年1月，鞋匠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建立了“伦敦通信协会”（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用伯克的话说，这个协会是“捣乱之母”。约翰·塞沃尔任协会的主要理论家、发言人。协会公开站在民主主义的潘恩派一边，要求男公民选举权，要求每年召开国会。政府当时极为担心政治和社会的分裂，哈代偏偏又是苏格兰人，政府就更加警惕了。12月，苏格兰的“人民之友”，计划在爱丁堡举行“公会”（Convention），这一来火上浇油。之前，法国从君主制转向共和制的血腥冲突，产生的一个“国民公会”，法语也正好叫Convention（Convention Nationale）。虽然这个单词在英国和法国指代的事物相当不一样，英国政府依然将这个单词视为一种凶兆，以为这些人也要跟法国一样闹事了。爱丁堡公会共有160名代表，来自80个姐妹社团，至少35个城市。政府的探子汇报，参加大会的有爱尔兰人，还有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的苏格兰人。公会组织者之一，律师托马斯·缪尔（Thomas Muir）演讲，呼吁解放“奴隶制的英格兰”。缪尔原先是詹姆士二世党人（Jacobite），此刻的立场，却相当于拥护了法国最激进的雅各宾派（Jacobin）。这个转变，忽然就不那么引人入胜了。政府采取了非常强硬的反击手段，逮捕了公会的领导人，判了他们煽动罪，流放到澳大利亚14年；一部分原因，当然是害怕盎格鲁–苏格兰（Anglo-Scottish）的联盟会被人推翻，害怕在北方民主派的中心地带，从诺丁汉到邓迪（Dundee），国会被“不列颠大会”（British Convention）取代。

特工还注意到，这些社团里，很多人不仅吵闹，而且说话冗长啰唆。这些人是新一代傲慢的纺织工人、虔诚的钉子工人、共和主义的裁缝，最可怕的，还有谢菲尔德的刀匠。人们从报纸上看到巴黎的革命恐怖，就毛发倒竖；他们尤其害怕刀匠。当局偶尔会突击搜查，发现一些地方藏了长矛、斧头，更加剧了这种恐慌。伯克在下议院大谈恐慌气氛，把它称之为“革命”和“唯一神教派社团”的东西，比作某些虫子，说虫子可能会长成巨型蜘蛛，织起网来，吞噬拦路的一切。威廉·皮特则比较现实地警告说，若是允许潘恩的思想不加限制地在民众中间传播，“我们就会发生血腥的革命了”。

政府纵容之下，保守派先发制人，开始操纵民众，发动暴乱。10个郡都动员了民兵维持秩序，然而，他们一看到暴民的攻击目标是激进派，就掉头不顾了。很多出版社被砸了，煽动性的文献被抢走，烧掉了。保守派雇了天才詹姆士·吉尔雷（James Gillray）等漫画家，让他们画出英国一旦发生革命的情况，画得越恐怖越好。政治家约翰·里维斯（John Reeves）一度曾担任纽芬兰的首席法官，这时候回到了英国。他对激进派俱乐部的厚颜无耻感到十分不满，在1792年11月，成立了自己的团体“保护自由财产反平权与共和主义协会”（Association for Preserving Liberty and Property Against Levellers and Republicans），其目的是“支持法律，打击煽动性出版物，保护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跟那些有武装的保皇派一样，协会也支持保皇派出版各种短文，用来专门转化那些轻信潘恩主张的工人。1793年2月，英法战争爆发。保皇派马上获得了丰富的论战素材——法国共和主义者的入侵，会有什么样的恶果。有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爱国的师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对手下一个容易听信谣言的学徒解释，潘恩的思想有多么邪恶、多么危险。学徒十分感激，回答道：“师傅，您说得对！谢谢您跟我解释，我绝对不想看见法国人跟我媳妇睡觉，把面包从我孩子嘴里抠出来！我再也不去‘自由俱乐部’了，我这就上工！”基督教福音派作家汉娜·摩尔（Hannah More），因为致力于儿童文学事业，声望很高。如今，她开始利用这声望，向老老少少灌输急需的爱国定义了。她的《乡村政治》（Village Politics，1793）里，“铁砧杰克”（Jack Anvil）向“砖斗汤姆”（Tom Hod）解释，民主主义者“喜欢被一千个暴君统治，却受不了一个国王”。书里说，《人权》鼓吹的是“战争、谋杀、横死”；所谓“新爱国者”，就是“爱所有别的国家都胜过爱祖国的人，而且最爱的是法国”。

假如在1792—1793年，这些动荡的年月里，纵然有一切的威胁与险境，你还是一个坚定的“人民之友”，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为人精明，而且对潘恩一派过分的革命热情保持怀疑，最好还是做出托马斯·比威克那样的选择，紧紧闭嘴，韬光养晦，以待时机。与此同时，盼望着英国人的常识、公德、正义，最好很快能够得胜。为了安慰自己，比威克还阅读本地激进派的报纸《经济学人》（Economist）。这报纸在伦敦印发，印发的人是约瑟夫·约翰逊。或是享受那些攻击威廉·皮特的刻薄之作，比如老朋友托马斯·斯宾塞的《猪肉——猪一般的人的教训》（Pigs’ Meat, or Lessons from the Swinish Multitude，1793—1795）；继续画他的鸟兽，并在绘画之间暗暗插入残忍、痛苦、暴行、横死。这一点，想要探究画中深意的人，不难看出。又或者，坐在自己俱乐部里，相对安全的赫普怀特式（Hepplewhite）椅子上，你也许能为国会里“新辉格党人”有所减少而欢欣——福克斯、谢里丹、查尔斯·格雷、谢尔本，也就是那些坚持反对“侵犯出版自由”，或是“取消人身保护令”措施的人，那些对法国大革命抱持友善观点，并且拒绝公开放弃这种观点的人。又或者，你要是特别勇敢，特别愤怒，或是喝得大醉，革命乐观情绪飙升，你还可以一不做二不休，加入那些手工业者的俱乐部。在那儿，你可以举杯祝愿潘恩身体健康，祝愿英国共和制立刻实现，祝愿暴君立刻死亡。既然政府的探子无处不在，这么做也就十分危险了，哪怕祝酒时并没有政府的间谍在场。此时，约翰·塞沃尔当了“伦敦通信协会”的首席演说家。据一名探子报告，有一次，他把一瓶啤酒瓶口的泡沫猛地打飞了，还说：“我就要这么服侍那些国王！”这个笑话，后来在“老贝利”（Old Bailey，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给塞沃尔惹了不小的麻烦。

当然还有另一个选择：彻底离开英国，一了百了。你可以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呼吸一些自由、平等，特别是博爱的空气，陶醉其中，为将来可能作为自由部队的先锋，杀回英国而奋斗。法国人似乎把英国激进派视为兄弟姐妹，托马斯·潘恩也当了法国的荣誉公民。来到自由的水源狂饮，这不仅仅是政治旅行的姿态，而是新生活的承诺。

但是，尽管很多人在尝试，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出这样的飞跃。约翰·塞沃尔在1792年夏天或者秋天，给自己放了个假，不再对着越来越多的听众讲解自由和正义的根源，而是出去旅游，横穿了肯特郡。他展现出文学上另一面自我的个性，装成逍遥学派的席尔维纳斯·泰奧弗拉斯托斯（Sylvanus Theophrastus），来到了多佛尔的白色悬崖（White Cliffs），眺望着“白沫四溅的怒涛”，这片海把他和自由的国度——法国分开了。这个地方，对他而言，当然是不列颠大好山河的精华所在，但是可看的地方太多了，他没有办法拿定主意，是海滩还是悬崖顶上的景色更加壮丽。他想尽收眼底，于是爬上爬下“超过十多次”。但后来，他燃起了雄心壮志，想要攀爬一面几乎垂直的峭壁，“只有一束接骨木，一丛百里香，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当扶手”。爬到四分之三的时候，逍遥学派的先生陷入了严重困境：既没有向上的路，也没有向下的路。这个局面，恰好反映了约翰·塞沃尔在政治上的两难处境。这个“伦敦通信协会”的西塞罗[18]，当局眼中极端的共和主义煽动家，确实既没有向上的路，也没有向下的路。于是，他暂时稳住身体，“尽管我的心脏惊悸不已，自己都能够听到……我尽可能冷静下来，在头顶的悬崖之下，眺望那宽阔大海的一片宁静”。他把“渴求的目光投向遥远的法国峭壁，不由得后悔了，因为我不能将目前的处境，变为光荣……危险，用正义之剑，去跟勇敢的法兰西民族一道，进行无畏的斗争，捍卫他们新生的自由”。

塞沃尔做不到。最终，他还是清楚，自己是一个不列颠的爱国者，要用自己的方式爱国。他的双脚必须站在不列颠的土地上。于是，“我设法爬了下来，从一个悬崖挪到另一个悬崖，终于毫发无损地落到了海滩上，带着一小片白垩土、一小支百里香……这些战利品的获得，比一切天下的掠夺者、破坏者的血腥荣耀，带有更多的纯洁。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们、恺撒们，英国的爱德华们、亨利们……因为他们，人类的和平一直在遭受劫难，而且还那么频繁”。可怜的塞沃尔！后来，他曾经试图在利斯文（Llyswen）的威尔士黑山（Black Mountains of Wales）当个农场主，最后还是回到了伦敦，教授雄辩术。他一辈子永远在接近幸福，却从未得到幸福！

[1] 迈里奥尼德郡：拼写应为Meirionnydd，威尔士西北部一郡。——译者注

[2] 林恩·厄蒂恩：拼写应为Llyn Erddyn，威尔士北部格温内思郡（Gwynedd）湖泊。——译者注

[3] 德鲁伊教派（Druid）：凯尔特人的古代宗教，教义神秘，崇尚自然。后来因罗马入侵和基督教打压而衰落。——译者注

[4] 玛格丽特·伊赫·伊万斯（Margaret Uch Evans，1696—1793），威尔士摔跤手、竖琴家，是很多民间歌曲和传说的主人公。——译者注

[5] 詹姆士·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英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代表作是《约翰逊传》。——译者注

[6] 约翰逊博士即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文学巨匠。与鲍斯韦尔于1774年去威尔士北部旅行，写有游记。——译者注

[7] 摩西·格里菲思（Moses Griffith，1724—1785），英国医生。——译者注

[8] 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s，1154—1485），也称“安茹王朝”，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多次发起对外战争。——译者注

[9] 啰唆（Ross Hall）是英国乡下人对法国名字Rousseau的错误发音，这里用来搞笑。中文做相应处理。本句为了模仿方言口音，用了一些不规范的拼写，中文仅在用词上加以口语化，拼写错误则不加以反映。——译者注

[10] 大键琴（harpsichord），又称羽管键琴、拨弦古钢琴，一种15世纪至19世纪初使用的键盘乐器。

[11] 美国有一位博物学家和画家，名叫约翰·詹姆士·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1851），才华横溢。——译者注

[12] 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英格兰南部的高原地带，史前巨大石柱的遗址。——译者注

[13] 公用地（common land）指一群人共同拥有的土地。——译者注

[14] 户外开阔地（open fields）指还没有圈起来的地。——译者注

[15] 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基督教新教的一个分支，关注社会下层群众，主张热情但严格的生活方式。——译者注

[16] 乔治三世当时的头衔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王”（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因此是两个王国。爱尔兰1801年才并入英国。——译者注

[17] 当时欧洲贵族妇女习惯在激动的时候摇扇子。——译者注

[18]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古罗马政治家、著名演说家，擅长煽动听众的感情。——译者注

第二章

自然的力量：回家之路

上一章的结尾，说到了作家约翰·塞沃尔揪心的焦虑。不过，著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直到1792年春，还完全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情绪。他访问法国，是一场“希望与快乐的惬意修炼”。

强大的盟军站在我们一边，而我们因有爱而坚强。

幸福啊，活在那个黎明之中，年轻人更是如在天堂！

至少，这就是他12年之后的回忆，尽管这时候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远没有当时那么仁慈宽厚了。他参与革命，后来退出的编年史被他写成了长诗《序曲》（The Prelude）的一部分。《序曲》堪称是英语（或者任何其他欧洲语言中）最杰出的自传体诗歌。第一部分写于1798—1799年，正值华兹华斯的思想经历深刻转变的时候。

《序曲》的重要主题，是作者想要通过记忆，坚守童年时的那种本能生活，即使随着成长，他被不可避免地拉向了拥有个人自我意识的成人思想。他认为，沉浸在大自然当中，就极大地帮助了这场斗争，不让自己的纯真被时间和社会经验侵蚀，虽然这种侵蚀还是难免的。自然就是自由，而世事却是一所监狱。成熟的华兹华斯，通过大量而深切的回忆，做回了“自然之子”。他描写了自己在坎布里亚郡的童年。整个童年，他都在逃离，在对抗我们如今叫作“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东西：抵抗鹰岬小镇（Hawkshead）上，学校里死记硬背，充满“事实”的课程。他排斥这种学校，而将大自然变作自己的导师和运动场：

啊，我，一个五岁的孩子，

常在河边磨坊的水道里度过夏日；

时而沐浴阳光，时而跳入水中，反反复复。

或有时——当山野、树木，以及远方昂然翘首的斯吉多峰，都在最浓郁的辉光中染成古铜色——

我会独自站在天地间，似乎出生在印第安人的平原，

一时跑出母亲的茅舍，任性地纵足四面八方，尽情游玩，

像一个赤裸着身体的野蛮人，在忽至的雷雨中夸耀着勇敢。

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Cambridge），华兹华斯依然不愿意急着去满足父亲的期望——让他进入教会，或是法律界。他也不算特别痴迷学业：

不必多言校园中学业的辛苦，

讲座室里那些见缝插针的座椅和密密匝匝的学生……

这些由他人去津津乐道吧，

我很少获取也无意追求这类荣耀。

这个倔强、焦虑的人，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在等待他。这种心态之下，1790年夏，华兹华斯决定跟好友罗伯特·琼斯（Robert Jones）徒步游览阿尔卑斯山。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这种旅游，是一种道德和政治品性上的宣言。两个大学生在7月13日，来到了法国北部的加来港（Calais），正是法国民众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的前一天。他们选择这个日子，当然不是巧合。二人一来，就目睹了鲜花与自由的狂欢节日。他们向着东南方穿越法国，看见：

到处都弥漫着亲切与幸福，

犹如春天惠顾八方时，

将花香洒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旅途中，还有一次，他们让一群载歌载舞的村民围住了：“有的口若悬河，欢乐之情不能自制。”村民招呼他们吃晚饭，还跟他们围成一圈跳舞：

所有人都敞开心扉，所有的声音，都抒发着亲睦与欢乐。

我俩拥有在法兰西受尊重的名声——英国人的名声，

他们向我们致贺，充满友善，称我们是光荣之路的先行者。

过了两年，华兹华斯第二次法国之旅过后，他心目中，青涩的纯真或许已经消逝了，但政治理想主义还保留着。华兹华斯的家人对他的职业表示担心，诗人一边安慰家人，一边动身去了伦敦，在伦敦见到了约瑟夫·约翰逊，以及圣保罗大教堂的圈子。此时，正值伯克与潘恩辩论的高峰。他在下议院见到了伯克：

挺拔如橡树，累叶垂覆的额上伸出鹿角似的枝杈，

却更能震动林中的幼木……

当他……称习俗中结成的纽带，具有强劲的生命；

当他以蔑视的眼光否定时髦的理论，强调人们生来就有的忠顺。

可是，华兹华斯之所以为伯克写下这种回顾性的颂扬，把他比作英国大自然，说他像布满节疤的橡树，蔑视革命风暴带来的最坏打击，这说法，基本上是对旧日浪漫保守派的回忆。当时，华兹华斯依然采取潘恩式的激烈态度，写文章痛骂当权者，所以这时候他对伯克，实在不可能抱有这么热情的态度。

而且，过了很久，华兹华斯还坚称，他1791—1792年第二次去法国，只是为了学法语，是一趟学习之旅。然而，记忆就在这里变得不诚实了。当时，法国正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对手是奥地利皇帝（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兄弟）和普鲁士国王，二人都公开支持君主权利，要把路易十六，从那些以人民的名义篡位的人手中解救出来。华兹华斯的说法，就好像说“1920年去俄国只是为了研究普希金”一样。而且华兹华斯确实向一个朋友承认（尽管带着悲伤、悔恨）：“我在大革命的时候去了巴黎，大概是1792年或者1793年，而且很热心地参加了。”他的革命热情当时一定很高，因为他在法国的朋友全都是立场激进的英国流亡分子，比如罗伯特·瓦特（Robert Watt）、汤姆·韦奇伍德（Tom Wedgwood），还有诗人、小说家海伦·玛丽亚·威廉斯（Helen Maria Williams）。华兹华斯为海伦神魂颠倒，给她写了一首感伤的诗，写的是她掉眼泪的场景。

但这一切都不意味着他从到法国第一天开始，思想就毫无保留。他在漫游巴黎的时候，写下了忧喜参半的感受：

我睁大眼睛，以异国人的耳朵，

倾听小贩的叫卖和演说家的阔论——一片疯狂的喧噪！

还有频作嘘声的派别众人，都眼神炽热，

或三五成群，或成双结伴，或孑然一身……

拥有不容置疑的真理。

在巴士底，我坐在阳光下，看无声的微风逗弄着尘埃。

我从弃物中拾起一块石头，将这文物装入衣兜，

俨然一副狂热分子的气派；

然而，坦率地说，我表现出的情绪多于我的所感，

因为我未能找到我要寻找的东西。

华兹华斯本来约好要跟朋友在奥尔良（Orléans）见面，却没有找到，于是沿着卢瓦尔河（Loire）往下游去了布卢瓦（Blois）。此时，布卢瓦已经变成一座要塞，用来抵抗即将到来的国内外敌人。但真正爆发的战争，是在华兹华斯内心。在布卢瓦，他“成为共和派，我的心献给人民”，但他的忠心却被有生以来最为强烈的情感扰乱了，既包括友情，也包括爱情。他的恋爱经历，纯粹是卢梭小说《新爱洛漪丝》（La Nouvelle Héloïse）里的通俗闹剧，一场禁忌的师生恋，只不过卢梭笔下是男老师和女学生，这一次变成了女老师和男学生。华兹华斯的老师名叫安妮特·瓦隆（Annette Vallon），出身于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家庭。她用家族势力保护了这个孤单的英国小伙子，给了华兹华斯渴求的一切感情，还想转化他，让他跟自己家人一道反对革命。而华兹华斯又跟一个年轻的法国军官交上了朋友，军官是佩里戈尔（Périgord）人，名叫米歇尔·波普（Michel Beaupuis），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的友情，把华兹华斯拉向了相反的方向。华兹华斯感叹，波普就是大公无私的爱国主义的象征，因为波普之前放弃了贵族出身和头衔，变成了人人平等的法国新公民，一位自由战士。

波普跟华兹华斯一样，打动他们的主要是人民的现实疾苦，而不是高尚的哲学思想。因此，华兹华斯可能也觉得波普是同道中人。华兹华斯在湖区的住处，见过一些愁眉苦脸、衣衫褴褛的老兵，这些老兵给他的震撼无法用语言表达；以及，他有一次在伦敦街上走，遇见了一个盲乞丐，昂首挺胸：

他靠墙站立，仰起脸庞，

胸前那张纸上写出他的身世，

他从哪里来，他是何人。

华兹华斯在布卢瓦，也恰好跟波普遇上了“自然”教授的一课：

一天，我们偶遇一名饱受饥饿摧残的少女，

她拖着疲惫的脚步，尽力与她的小母牛同行，

她用一根绳子将小牛拴在手臂上，任它舔食着小路上的食物。

只见她那无血色的双手不停地编织，无精打采地打发着孤寂。

看到这景象，波普情绪激动地说：“我们就是为此而战！”华兹华斯也表示同意：

一个吉祥的幽灵在四处游荡，势不可当，

绝除如此赤贫指日可待……

永远取消允许各阶层相互排斥的法规，

废除虚华的仪式，推翻纸醉金迷的权势与暴政——

不管他一人独裁还是寡头政治，

终将看到人民，作为世界的主宰，

积极参与制定自己的法律，让全人类过上更好的日子。

“自由”和“平等”能够完美结合的梦想，想要实现，当然比空喊口号来得困难多了。法国的战争危机越来越深，疑心病代替了欣快病。1792年8月10日，共和制以流血的方式代替了君主制。巴黎市民攻占了路易十六所在的杜伊勒里宫，杀了瑞士卫兵，囚禁了国王。那些对共和国还保留意见的人，以及生来享有特权的人，如今有义务来显示，他们比“纯洁者还要纯洁”了。波普也毫无悬念地，以“公民士兵”的身份死去了，成为千万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之一；而这种理想，天天在巴黎街道上被侵犯。华兹华斯哀悼这位共和主义的朋友，但与此同时，他却当了一名保皇党婴儿的父亲，从而陷入了危险当中。这是一个女孩，12月出生，起名卡洛琳，在巴黎登记的父亲是“公民威廉姆·华德华特”（Citoyen Williame Wordwort，威廉·华兹华斯的化名）。华兹华斯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1793年2月，英国对法国宣战。不列颠与共和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华兹华斯要么留在法国，照顾情人和女儿（此时当局的疑心加重了，她们更需要保护），要么跟其他一些英国流亡者一样，收拾行李，回到英国的多佛尔。这些流亡者当中，就包括之前提到的罗伯特·瓦特。瓦特已经感觉到事情不妙，对法国局势感到疑虑，担心自己可能回不了英国。最后，华兹华斯选择了第二条路，但他还是犹豫了一段时间，对自己说：“我回伦敦是为了给自己效忠的两份事业筹款，一份给英国的革命，一份给反革命的情人和女儿。”然而，他一走就是十年，十年后方才与安妮特和卡洛琳重逢。

华兹华斯走的时候，其他坚定的“自由之友”依然陆续抵达法国，其中很多人是“72圣保罗教堂餐会”的来客。1792年，托马斯·潘恩又出版了《人权》第二部，内容更加激进。英国气氛此时已经十分紧张，第二部一出版，潘恩就成了社会公敌。5月21日，司法部门传唤了潘恩，让他回答一项严厉指控，罪名是煽动性诽谤（seditious libel）。但是，政府很可能最后相信，与其让潘恩在法庭上当个烈士，倒不如前往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法国，这样他造成的损害要小一些。于是，潘恩又得到了充分的机会，逃跑了。8月以来，巴黎已经成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首都。潘恩在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法国人把他当成英雄，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选他为加来国民代表大会（Calaisto the National Convention）代表。而且，尽管潘恩几乎一句法语也不会说，他还成了宪法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富有博爱精神的“英国人俱乐部”（British Club）成立了，全名是“人权之友巴黎分部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Rights of Man Meeting in Paris），聚会地点是巴黎皇家宫殿（Palais-Royal）的小神父广场（Passage des Petits-Pères）。成员除了英国人，还有共和主义的美国人、爱尔兰人。这些人忙着给国民公会写信，表达“不列颠人民”多么渴望摆脱专制主义和贵族统治，争得自身的解放。主要成员有：画家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年轻的商人兼写手托马斯·克里斯蒂（Thomas Christie），苏格兰诗人、退伍兵约翰·奥斯瓦尔德（John Oswald，曾为英国革命训练志愿者），民主派贵族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Lord Edward Fitzgerald，也是退伍兵，策划了爱尔兰革命），海伦·玛利亚·威廉斯跟情人，富商约翰·赫福德·斯通（John Hurford Stone），还有托马斯·潘恩自己。华兹华斯走后刚刚一个星期，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来加入组织了。

自从她写了《男权辩护》，给埃德蒙·伯克突然一击之后，她经历了很多变故。公众看到她发出的批评如此尖刻，很是吃惊，不论是敌是友，都传开了她的名声，叫她“亚马逊女战士”。之前戏弄过卢梭的保守派作家霍勒斯·沃波尔就没有这么客气了，骂她是“穿衬裙的鬣狗”。潘恩和约瑟夫·约翰逊却明白，他们找到了一个强硬的天才辩论家，她不会知难而退，哪怕在危险艰难的时局之下也不会。潘恩甚至在逃离法律追捕之前就在巴黎居住，很可能就是他建议玛丽，写点什么来回答。在自由平等的新时代，妇女会提出的一些问题。潘恩与社会政治哲学家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关系密切。侯爵是法国作家中，极少数能把进步思想扩展到女性社会政治民主领域的一员。

不管动机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人，总之，玛丽抓住了这个机会，发表了她对于妇女问题的看法。她拼命写了六个星期，完成了《女权辩护》。如果她花上六个月，可能会写得更好一些。尽管这本书结构混乱，经常离题，而且内容重复，但这些问题却都没有遮掩或损害书中锋芒毕露的勇气；书中对于两性关系的历史分析，从根本上说也是正确的。书中很多观点，比如：女孩子被强迫塑造成男人喜欢的刻板类型，玩着娃娃，喜欢漂亮衣服的“微缩版风情女人”；放弃了身体与心灵的独立，陷入偶像化的奴役中；书中还批驳了一些错误观念，比如“女性生理条件决定了自己无法严肃思考”；现代的女性主义经常谈论这些，来显示男权世界对女性多么不公平；这些话题已经很平常了。但是，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时代，这些话题堪称惊世骇俗，就连那些觉得自己站在进步自由一边的人，也难免这种看法。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玛丽选了圣人一般的让–雅克·卢梭当作自己的头号敌人。玛丽相信，卢梭重申了一种古老的谬论——两性之间有着生物学的根本差异，用现代看法表达出来，因此成了伤害女性的罪魁祸首。玛丽的想法不是没有理由的。她认为，卢梭的“荒唐故事”简直“不值得蔑视”，而且完全没有一手材料做基础。传统上的无稽之谈——所有的女孩都应该擅长做饭、打扮、闲聊，在卢梭笔下得到了恶劣的延续。卢梭还坚持说，女孩子的教育，就应该围绕着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卢梭还主张，“照教育男性那样来教育女性，她们和我们男性越相像，她们支配我们的力量就会越小”。玛丽对此回应：“这点也正是我的目的。我不希望她们有支配男人的力量，而是希望她们有力量支配自己。”难怪卢梭认为，他的同居伴侣，没有什么文化的泰蕾兹这个“愚人”如此“合乎时宜地恭顺”。既然卢梭不能把泰蕾兹擢升到理性之人的层次，他就下了决心，要把其他女人也都贬低到泰蕾兹的水平。玛丽宣称，女人不应该被人赞美“娇弱”，被困在这种束缚思想的陈词滥调当中，而是应该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男孩女孩在小时候就应该接受同样的教育，这样才能容易地熟悉异性的共同人性，熟悉对方推论的能力，而不是彼此隔离，也不是与父母的家隔离。因为这一点，玛丽也强烈反对寄宿学校。

卢梭另外一个错误，是盲目迷恋“浪漫爱情的传播”，这观念鼓励人们结婚（当这种婚姻不仅仅是财产交易的情况下）并且带有期望，而这种期望注定要落空，因为“如果把爱看成一种兽欲，它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先是这种不可避免的幻灭，紧随其后的，则是背叛、放荡、苦涩。而要好得多的教育方式，则是让女孩子拥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不是成长为大人模样的玩偶，而是成长为真正的伴侣，男人的朋友，用这样的友情来对抗欲望那不可避免的衰退。毕竟，“因为它（友情）是建立在原则之上的，并且是依靠时间巩固起来的，所以是一切感情中最崇高的感情……倘若妇女受的教育比较合理些，倘若她们对事物能有比较全面的看法的话，她们会满意于终身只恋爱一次，并且婚后安静地让热烈的爱情化为友情，化为亲密的体贴，这是避免忧虑的上策”。

但是，玛丽写下这些的同时，也逐渐迷上了约翰逊的常客之一：瑞士画家亨利·福塞利，此人正值中年，非常健谈。最适合福塞利的形容词是“古怪”“奇妙”，他的作品包括了各种新古典主义的历史。有一幅《噩梦》，带有前弗洛伊德时期的风格，画的是肌肤惨白的少女，躺在松软的床上，身体拖到地上，腰上蹲着小恶魔一样的妖怪。这是欧洲民间对睡眠瘫痪症状，俗称“魇住了”一种传统上的描绘。其他的作品，有的画了莎士比亚笔下瑰丽的幻景，比如《麦克白》（Macbeth）中的女巫，还有《仲夏夜之梦》（A Midnight Summer’s Dream）中演员巴腾（Bottom）的驴头；最重要的还有大量色情油画、素描，画了女人的各种发型，体现的都是不现实的生殖崇拜。1788年，福塞利放弃了单身主义，娶了索菲亚·洛林斯（Sophia Rawlins）。这些幻想，有很多都以索菲亚为模特。福塞利痴迷色情，这爱好在别人看来十分怪诞，而且这痴迷还带有强迫性，经常用露骨的方式表现出来，让他名声很坏。本来，玛丽不可能跟这种人做朋友，因为《女权辩护》专门提到性欲是男女关系腐化的根源，是浪漫主义自我欺骗的根源，能毁坏理性和友谊。但是，玛丽或许认为，福塞利与其说是色情的俘虏，倒不如说是一位超然的分析师。无论如何，不知是因为情急还是因为规则，玛丽向福塞利示好，让自己成了福塞利的亲密伙伴、灵魂伴侣，而不是情人。福塞利似乎一直因为她的坚持而心神不宁，不过，1792年夏，玛丽、福塞利、索菲亚，还有约翰逊（他绝对不是花花公子），这个奇怪的四人组，动身前往法国，准备花六个星期旅游。一行人到了多佛尔，这时，巴黎已经硝烟四起，这场争斗，终结了法国的君主制。听到的新闻，尽是一片血腥的混乱。众人只好打道回府。玛丽因法国的局面变得非常沮丧，冲动之下，她去敲索菲亚的门，向年轻的妻子宣称，玛丽、索菲亚、福塞利应该三人建立一个家庭。索菲亚理所当然大吃一惊。玛丽说：“我向来不会骗人，可以这么说——这个提议，有我对你丈夫真诚的感情做基础，因为我发现，要是不能天天看见他，跟他交流，缺了这种满足感，我就活不下去了！”玛丽并不想把福塞利抢过来做丈夫，这个名分，玛丽很慷慨地让给了索菲亚；但玛丽还是主张，她和福塞利“精神上”必须在一起。索菲亚大惊失色，严禁玛丽再踏进门槛一步，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玛丽大受打击，陷入了困惑与痛苦，决定一个人再去法国。她没有重视风险，说这次旅行是一次浪漫的冒险：“我还是飞来飞去的半老徐娘。在巴黎，我可能真的会找到一个临时丈夫，等到懒惰的心灵再次渴望与旧日朋友依偎在一起，再跟他离婚。”然而，哪怕在平日，她一个人去法国，也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甚至可以说有勇无谋。而现在偏偏又是非常时期。1792年12月初，玛丽终于穿过了英吉利海峡。此时，法国革命已经进入了饱经曲折、疑神疑鬼的阶段。之前，普鲁士入侵法国。雅各宾派领导人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口若悬河，号召各地动员了整个共和国的人力、物力，加上运气的眷顾，终于击退了普军，守住了巴黎。社会十分不安，欢欣与恐怖气氛并存，于是同一群人，今天是英雄，可能明天就成了叛徒。那些对共和国表忠心表得最热烈的人，可能发现，他们热情的事业，被人当成了搞破坏的烟幕弹。巴黎的外国社团，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了。除非他们能表现为热情的激进分子，参与保卫国家，求得解放的战争，比共和主义者还要共和主义，否则极有可能被指控为“第五纵队”——间谍。华兹华斯就是因为遇到这种恐慌气氛而离开的，而玛丽发现，自己来到了这种气氛当中。怀特旅馆的同人，全都力图安慰玛丽。但玛丽操着一口不熟练的法语，与很多人一道发现，她在英格兰做的那些严肃认真的英法翻译，并不足以让她做好穿过巴黎街道的准备。玛丽认识一个女校长，是伦敦人，校长有一个女儿，刚刚结了婚，名叫阿莉娜·费列塔兹（Aline Fillietaz），玛丽就留宿在费列塔兹家。费列塔兹的宅子，在巴黎的玛莱区（Marais）穆勒街（Rue Melée）上。这一片，正好位于巴黎革命最兴盛的地区之一的中心，街上到处有人拿着棍棒长矛，气氛火热；而且，这条街还正好是革命派监狱到刑场经过的一条大路。

于是，不管玛丽的意愿如何，她就近距离观看了一场充满横死，冤冤相报的生活剧。她在巴黎住了几个星期，看见了法庭审判路易十六。国王沉着冷静，不失尊严，让玛丽吃惊不已。事后她给约翰逊写信坦白：“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心里百感交集，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可是，这封信也充满了恐惧。

不，不要微笑，可怜可怜我吧——有一两次，我把目光从纸上移开，就看到椅子对面的玻璃门外，有眼睛向我怒视，有染血的手向我挥舞。我连远处的脚步声都听不见……要是把那只猫带来有多好！——我想看到活物呀！那么多种可怖的死亡，把我的幻想牢牢困住了。我睡了——生平头一遭，我无法熄灭蜡烛！

这不是玛丽期望的革命，也不是玛丽期望的生活。1793年，英法战争爆发。法军在尼德兰被英军打败，多名将军倒戈投降，激发了不可避免的国内冲突，大家都要“把叛徒揪出来”。于是，建立了“革命的”简易程序裁判体制，告发，逮捕，砍头的死亡韵律响了起来。怀特旅馆的团体，跟一些相对保守的共和主义政治家有着最亲密的关系——孔多塞，以及温和的吉伦特派（Girondins），他们很多人投票反对判处路易十六死刑；如今，雅各宾派的革命政府把这些政治家指控成了“伪爱国者”，祖国（patrie）实际上的敌人。推而广之，托马斯·潘恩为首的英国人也受到了深深的怀疑，毕竟他们属于帝国，不论自己是否愿意。

最有名的反对处死国王的一票，确实是潘恩投的。很多人希望对国王从轻发落，实际上让潘恩成了一个仁慈的榜样；之前他说过，自己“共和主义者的信用”无可挑剔。尽管如此，潘恩还是表示，法兰西共和国应该彻底废除死刑，这大概是他不切实际的乐观精神的极致；于是，他口若悬河地雄辩，路易十六“作为个人”（而不是机构），“不值得共和国的关注”，潘恩还说，革命对敌人和朋友都同样欠缺慈悲之心。对雅各宾派而言，潘恩这是变节，而且异常邪恶。乃至于雅各宾派最激进的代言人——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大叫起来，说译员一定把潘恩的话翻译错了。而当潘恩的意见证实之后，马拉决定，既然潘恩是基督教贵格派，按照贵格派宗教原则反对死刑，则应该禁止潘恩投票。

潘恩还是投了票，然而，到了1793年夏，革命政府和恐怖政策体系建立，潘恩发现，无论是在君主制的英国，还是共和制的法国，他都遭到了百般诋毁。这是多么诡异的事！审判国王之后没多久，“英国人俱乐部”就解散了。不过，法国国民公会里那些赞助、支持俱乐部的人遭到了清洗，监禁，审判，处决。这么一来，英国人步他们的后尘，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跟潘恩同在旅馆的朋友之一威廉·约翰逊，对局势感到极度恐慌，在旅馆台阶上企图自杀，先用刀扎了自己的胸，又像演戏一般，从台阶上滚了下来。8月底，英国海军攻占法国东南部港口土伦（Toulon），夺取了海军基地和城市。此后，任何跟英国的关联，都成了致人死命的罪证。潘恩、海伦·玛利亚·威廉斯和俱乐部一些其他成员一道被捕，关进了卢森堡宫，此地原先也是一所王宫。潘恩之所以没有落得上断头台的下场，只是因为一次奇迹般的好运。当时，第二天要处死的犯人，监牢的门上都要画一个标记。潘恩的门当时恰好是敞开的，画标记的人很匆忙，把标记画在了门内侧，于是，后来一关门，这个标记就看不见了。至少，这是潘恩自己的说法。

对玛丽而言，她也经历了同样的精神苦痛：《女权辩护》着力抨击的恶人——让–雅克·卢梭的形象变得到处都是。卢梭曾经提出过“美德共和国”（Republic of Virtue）的概念。如今，“美德共和国”守护神的画像，印到了招贴上、酒杯上、爱国小册子上。之前有过很多妇女俱乐部，强烈要求公民权与各种合法权利。雅各宾派关闭了一切妇女俱乐部，逮捕了负责人。要是她们胆敢张嘴抗议，还会在大街上遭到痛打。女人为祖国应尽的义务，跟卢梭开出的药方完全相同：接受“温柔贤淑”的思想教化，来安慰公民士兵（当时对法军士兵的称呼，因大革命时期主张人人平等，人们互称公民），为祖国儿女哺乳。

玛丽别无选择，只好顺应了敌人的规矩，聊以在恐惧不安中寻到一个避难之所。所谓避难之所，在现实中，就是一个帅气的男人，名叫吉尔伯特·伊姆莱（Gilbert Imlay），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也是个作家。伊姆莱此时正在销售“革命的快乐”，具体来说，就是村落和小城镇的房地产，只有在这里才能播种，收获快乐。伊姆莱的著作《北美西部地形概况》（Top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Western Territory of North America，1792）跟他本人一样，拥有多方面的吸引力：游记、土地测量记录、商业性的广告文学。伊姆莱深谙浪漫的威力。玛丽，这个时而生机勃勃，时而深感不安的女人，有某些品质逐渐吸引了他。两个人恋爱了，而且恋爱关系很快变得更加正式。玛丽对外成了“伊姆莱夫人”，有了美国公民的身份，这就保护她免受了针对英国人的敌意和疑心，毕竟，法国人还在跟英王作对，英王的子民在法国当然不会有什么良好待遇。6月，玛丽在巴黎西部郊区纳伊（Neuilly）的一处农舍安顿了下来，照料花园，跟伊姆莱轻声细语地分享当天的双人晚餐。玛丽，这位《女权辩护》的作者，曾经如此坚决地反对浪漫主义热情那欺骗的，富有破坏性的本质，而今，她却陷入了浪漫主义狂热的痛苦。早在8月，玛丽就已经发现，伊姆莱并不想窒息在这么强烈的感情当中。带着她先前鄙视的言情小说里的感情，玛丽给伊姆莱写了一封绝望的哀求信：“是的，我会守规矩的，我也许应该得到快乐；只要你还爱我，我就不会再次坠入痛苦的深渊，这深渊把生活变成了重负，几乎让我无法忍受！”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经在思想上依赖起别人了。

1794年1月，玛丽发现有了身孕。伊姆莱一出差做生意，玛丽就心神不宁，以泪洗面。玛丽越是依赖丈夫，丈夫就消失得更加频繁，丢下玛丽一个人，只是有了婴儿的憧憬，才把她从病态的忧郁拯救了出来。玛丽决定采用现代的孕妇养生法，确保自己的运动量。女儿范妮（Fanny）出生的第二天，玛丽就下了床，把接生婆吓了一大跳。法国传统观念认为产妇生育是不洁净的事，需要举行“净化仪式”，把产妇全身撒上灰烬。玛丽拒绝了这种仪式，而且几乎立刻恢复了锻炼，去乡间走路了。不消说，她也自己给范妮喂奶。只是她曾经写给朋友露丝·巴洛（Ruth Barlow）一封信，坦率地说自己“奶水泛滥”，有时候造成了生活不便。然而，伊姆莱却经常出门，只要他一在家就得病。玛丽得到的这个小生命，让她对法国各地的杀人狂潮产生了新的厌恶。她说：“我一想到革命流了那么多的血，那么多悲苦的眼泪，自己的血液就发冷，自己就觉得恶心。”

后来，雅各宾派恐怖统治遭到了温和派的强烈反弹，温和派联合起来，逮捕处决了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这下，全社会总算有了一点喘息的空间。潘恩等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场磨难，把他们永久改变了。此时，全国各地的旅行也容易了，伊姆莱抓住机会，去诺曼底视察自己的海运生意。玛丽的精神起伏不定，时而在坠入情网的欣快症影响下升到高峰，时而坠入阴郁的谷底想要自杀。这种情况之下，她跟着伊姆莱，带着孩子来到了勒阿弗尔（Le Havre，法国西北部海港），结果发现伊姆莱不止一次渡海去了英国。伊姆莱想要让她冷静下来，从伦敦写信给她，劝她回家。玛丽写道：“对我而言，英国不仅丧失了一切吸引力，还引发我的厌恶。”尽管如此，玛丽还是回到了英国，于是证实了她最大的恐惧。伊姆莱不想真正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而且这时他已经有了新欢。玛丽吞了过量的鸦片酊，想要自杀。伊姆莱虽然大惊失色，却并没有动摇，依然不想恢复两人过去的生活。他反而拟定了一个奇怪的计划，好让玛丽分心。此前伊姆莱有一艘运输银子的船，在挪威丢了，伊姆莱就把玛丽送到挪威，让她去打听这条船的下落。

玛丽一生漂泊不定，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然而最古怪的一个，要数这一次的商业调查员。不过，她还是只带了小范妮跟一个女仆，动身去了北欧，先后走访了瑞典、挪威，想要找到丈夫的运银船。不出所料，并没有找到。玛丽住进了一家海边的小旅店。旅店的房子用圆木修建，漆成红黄两色，俯瞰着暗沉沉的海洋。在这儿，被政治与激情摧残得伤痕累累的她，终于找到了接近“自然恩典”的状态。她在海里游泳；她坐在石头上，沐浴着大风和北国的阳光；她飞快地写个不停。她写了一组“信”，打算作为沉思的笔记出版。她写道，挪威的渔民，才是她一直寻找的“自然之子”，这些人自由奔放，天真无邪，也不需要夸夸其谈的哲学论调，来指导自己的解放事业。

然而，玛丽清醒神智的恢复，只是暂时的。回到伦敦，玛丽又发现伊姆莱虽然不愿跟自己组织家庭，却愿意跟一名女演员——新的情妇成家。1795年10月的一个晚上，玛丽迎着暴风雨出了家门，决心一死。她一开始选定了贝特西（Battersea）桥，又觉得这个地方太显眼，很不舒服，于是花钱雇了一个船夫，请他逆流而上，把自己带到泰晤士河上的普特尼（Putney）桥。玛丽在瓢泼大雨当中来回走了半个小时，让衣服湿到足以沉在水底的程度，然后付了半便士，上了桥，翻过栏杆，一跃而下。之前她给伊姆莱写了一封遗书，说道：“让我的罪孽与我一道长眠吧！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燃烧着烈火的头颅已然冰冷……我渴望着死亡，我会投入泰晤士河，只有这里，才是别人最不可能把我带离死亡的地方！”

然而，玛丽并没有料想到，现代的慈善事业无处不在。此时，英国已经成立了一个“英国溺水者营救会”（Royal Humane Society），由公家出钱，专门奖励渔夫，从河里打捞自杀的人上岸。泰晤士河上到处都是船夫，专等着有人跳河。船夫们尽职尽责地救起了玛丽，把她送到了富勒姆区（Fulham）的酒馆“公爵之首”（Duke’s Head），让她静养身体。玛丽经历这么一场奇耻大辱，痛苦万分。她立刻跟伊姆莱提议，组成一个三角家庭，这样女儿至少认得爸爸是谁。有一阵子，伊姆莱犹豫了，把玛丽带去自己家做客，然后（极有可能）遭到了那女演员的坚决拒绝。

这一年，玛丽37岁。除了孩子，她似乎什么都失掉了：她失掉了解放人类的革命理想，失掉了用友情而不是激情维系的婚姻的信心，失掉了作为真正独立女性生活下去的可能。至于“自然的好生之德”，在她看来，实在是残忍的笑话。玛丽给福塞利写了一封信，想把她写给福塞利的信都要回来。她喊出了自己的伤痛：“只剩下了我一个。我遭受的不公平，直接把我一切萌生的希望都扼杀了。我胸口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心灵沉入了痛苦的猜测之海。我焦急地发问，真实究竟是什么？真实又在哪里？我一直负着血创，却每天挣扎着做工，提醒自己还要尽母亲的义务。”

约翰逊此时也是困苦已久，他帮着玛丽出版了《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1794—1795）。以他为首，还有玛丽另外一些朋友，尽可能给玛丽提供了帮助。然而，除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自己的命运，他们还有别的东西，不得不去关注。玛丽跳河的那个星期，至少十万人举行示威，反对首相皮特，反对英法战争，反对“饥荒”。英国有史以来，距离革命，似乎从未如此靠近。

1794年整个春天，英国政府一直在忙着起诉那些作家、出版商、服务商，政府认为他们是煽动文学的幕后黑手。英国中世纪有一个罪名“策划国王死亡罪”，这罪名相对模糊，因此正好为政府所用。政府把这个罪名变成一项法案，规定只要出版物和公众讨论共和概念，甚至讨论男公民选举权，就是现行叛国罪。（一名检察官主张，如果不推翻合法的国体，男公民选举权又怎么能实现呢？）曼彻斯特有一名激进派分子，名叫托马斯·沃克尔（Thomas Walker）。政府有人看到他说了一句话“该死的国王”，就作证控告了他。后来，法庭认为证人喝醉了，作的是伪证，没有采信。但在当时，这种证词，是被非常严肃地当作叛国罪证的。“英国自由”的拥护者——托马斯·厄斯金（Thomas Erskine），几乎为这类案件的所有被告提供了辩护，他的名字值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厄斯金冒着身败名裂、一贫如洗的风险，坚持主张一个原则：单纯的言论或者出版物，若没有证据证明确实有现实的阴谋行动，去犯下“骚乱”（tumult），甚至弑君（regicide）的罪名，则不应视为犯罪；特别是，政府如果扩大了煽动罪、叛国罪的范围，则这种扩大不应该具有追溯效力。1794年5月，伦敦通信协会创始人托马斯·哈代、约翰·塞沃尔、约翰·霍恩·图克，以及伦敦通信协会其他11名成员被捕。也是在5月，规定“未经审判则不得关押”的人身保护权令（habeas corpus）暂停执行。到了下半年，已经有2000人没有正当程序就被抓了。伦敦西北市区的乔克农场区（Chalk Farm）举行了一次大会，宣称不列颠已经“失去了自由”。

塞沃尔、哈代、霍恩·图克等人，都被关进了伦敦塔。中世纪被指控叛国罪的人，就关在这里，这一回大概是为了恢复当时的惯例。哈代的妻子听说丈夫入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害怕他可能会因为“叛国罪”被杀，流产了，不幸去世。塞沃尔被单独关押了五个月，后来又关进了新门（Newgate）监狱的“死洞”（dead hole），这里几乎完全没有光线，也几乎没有空气，条件更加恶劣。10月25日，一行囚犯正式被控“图谋推翻政府，杀害国王”。过了三天，第一个受审的是托马斯·哈代。中央刑事法院外面，早已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检察总长（Attorney-General）、约翰·斯科特爵士（Sir John Scott）花了9个小时，拼命把各种碎片化的旁证编织起来，证实哈代有叛国阴谋，想要废掉国王，将其杀害。爱德华·瑟洛（Edward Thurlow）曾任上议院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他一听，就喊道：“9个小时？那么，看在上帝分上，他根本就没有叛国嘛！”政府方面的指控，确实几乎完全依赖各种法国的对应事物，比如，“公会”这个词的法国含义。

审判到了周末，托马斯·厄斯金做了辩护发言，长度“仅有”7个小时。厄斯金的观点，与之前威廉·戈德温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相似，他坚持说，一切言论（比如，哈代的言论；而且哈代言论极多）必须证明为实际的图谋，要直接杀害国王本人；而仅仅是抱怨国会，或者抱怨君主制的言论，则不应视为犯罪，而应当作为“自由政治辩论”加以保护。如果不知不觉地，把叛国罪的定义加以延展，哈代就会因为既和平又合法的一些行动而被判死刑。针对检察官“不忠”的非难，厄斯金睿智地反击：“我希望，一切法庭上，再也不要听到这样的言辞——为了人民自己的权利而将他们集合到一起，能够导致国王被害；谁能说出这样的话，谁就是国王最可怕的敌人！”这英雄气魄的演讲末尾，他对陪审团嘶哑地说：“我要沉入一片劳累和虚弱中去了！”接着，就真的“沉了下去”，瘫倒在地。陪审团为他的慷慨激昂所震撼，鼓起掌来。最后，哈代无罪释放。他对着法院外面欢呼的人群说：“同胞们，我把感激之情，奉还给你们啦！”众人从被告的马车上将马解下来，拉着马匹通过了河岸街，走过了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沿着蓓尔梅尔街（Pall Mall）一路前行。11月17日，霍恩·图克的案子开庭。12月1日，塞沃尔的案子开庭。早在开庭之前，判决似乎就没有什么悬念了。霍恩·图克小心翼翼，声称自己同其他被起诉的煽动者相比，立场一直比较温和——这话当然是背叛行为，但事实也的确如此。然而，塞沃尔却没有准备好，作为“英国自然权利”（British Rights of Nature）的化身来声辩；于是打算如往常一样滔滔不绝，直到厄斯金让他闭嘴。塞沃尔痛失了这次对子孙后代发表演说的良机，略微不快，于是在1796年写成一本书，出版了。[1]

1794年年末到1795年年初的冬天，苦痛难耐，让皮特政府更加狂热地戒备起来。战争局势恶化了。法军先是占了奥地利尼德兰，又占了莱茵兰（Rhineland），最后打下了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此地的英国老朋友——执政长官威廉五世被废，用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取而代之。庄稼也严重歉收，让小麦价格飙升了75%。与此同时，出口下滑，导致纺织业大量裁员。伦敦居民用暴力做出了回应。居民掀起骚乱，攻入了以蒸汽为动力的大阿尔比恩面粉碾磨厂（Great Albion Flour Mill）。夏天，圣乔治空地（St George’s Field）举行了多次大规模集会。1795年10月28日，伊斯灵顿（Islington）的“哥本哈根之屋”（Copenhagen House）酒馆旁边的空地，又聚集了好几万人。伦敦通信协会认为多达20万，不过其他记录一般都在4万到10万之间。他们是来听一个22岁的爱尔兰小伙子约翰·宾斯（John Binns）的演讲，宣传反战，谴责皮特政府。人们喊的口号是：“和平！面包！不要皮特！打倒乔治！”

第二天，国会召开，乔治三世乘马车去参加。在“林荫街”（the Mall）上，乔治的马车遭到了愤怒的人群袭击。有些人用绉布裹着一块块的面包，大喊：“不要战争，不要饥荒！”到了国会街（Parliament Street），又有很多人向马车扔泥巴，扔石头，砸坏了车窗。路上还有一个飞来的东西，在马车上穿了一个小洞，国王觉得可能是子弹打的。据说，国王来到上议院（House of Lords）之后，结结巴巴地说：“勋爵们，有……有……有人朝我开枪了。”归途，国王经过圣詹姆士宫，一路上民众同样不友好，扔了更多东西，砸坏了更多窗户。到了蓓尔梅尔街，骚动更加厉害，国王不得不下了车，马车也被人们砸了。有一名王家马夫被车轮碾过，轧断了两条大腿，伤势过重而死。国王想要坐私人马车去白金汉宫（Buckingham House），却被人认了出来。毕竟，再也没有第二号人，是乔治三世这副长相了。短兵相接之下，第二辆马车又无法前行。据说有人开了门，想要把国王揪出来。幸好有王家马队前来救驾，才没有落得不可收拾的下场。与国王直接发生肢体接触，当局对这种威胁格外警惕。因为就在去年，传说有一场“气枪阴谋”，刺客打算用改造的气枪朝国王发射一枚毒飞镖。但这很可能是间谍编出来的故事。当时社会上还风传各种谣言，说有别的阴谋，有人要同时在伦敦、都柏林、爱丁堡发动革命政变，把地方官、法官全都关起来，把贵族软禁起来，向国会算总账。

当然，有人袭击国王的御驾，对皮特政府而言，可是天赐的良机。因为事件对皮特政府实在是太有利了，有些激进分子甚至起了疑心，怀疑皮特和内政大臣（Home Secretary）——波特兰公爵可能策划了这起骚乱，尽管皮特和公爵两人的车驾也被袭击得很惨。愤怒的保皇派到处演讲，忠于王室的热情有如怒涛一般高涨。12月，皮特紧紧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两个议案，要求对全国实施更有效的保护和监管。第一个议案，让50人以上的集会一律变成非法集会；与会者如接到命令解散而拒绝解散，则可能被控死罪。第二个议案，进一步扩大了煽动罪的范围，禁止鼓吹改变政府，除了国会法案要求之外。换句话说：不准出小册子，不准请愿，不准集会，不准改革。华兹华斯1793年回到英国，之后发表了一篇猛烈抨击等级制的文章，形式上是一封写给兰达夫主教（Bishop of Llandaff）的信，观点属于潘恩一派。如今，他却不得不三缄其口了。托马斯·比威克此时在英格兰东北部的纽卡斯尔。他本来不是潘恩一派主张革命的民主人士，如今却愤怒得咬牙切齿。后来比威克回忆说，当时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时期，“无赖和无赖的教唆犯似乎统治了整个国家，而且逢迎权贵到了这样的地步——我认为，皮特先生倘若提议制定一部法律，将所有狮子鼻的人流放，60岁以上的人一概绞死，这些人……也会作为睿智思想、明智举措而大肆宣传的”。

于是，政治宣传，黑帮恐吓，忠心的爱国志愿民兵，言论审查，政治间谍，无证逮捕——这一切混合起来，毫无悬念地阻止了高涨的民主主义势头。威廉·戈德温等批评家、改革家，之前曾经在叛国案审理当中，对被告施以援手，如今也不得不放弃了直接的政治行动，转而思考乌托邦社会，逃离公众的狂热。无论如何，对于一切想要让政府去“改进社会”的提议，戈德温现在都不相信了。他的小册子《政治正义论》（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1793）正合那些幻灭者的需求，因为主要观点是，对于理性的个人而言，义务只有一项：实现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任何机构，只要妨碍这一目的，都必须废除；所以不要宗教，不要政府体系，不要刑事法律（戈德温相信，社会如果自己产生犯罪，自己再惩罚犯罪，就是伪善的表现）；也不要系统的教育，不要除了满足个人需求之外的财富积累，特别是不要婚姻，因为激情一闪即逝，婚姻制度却让夫妻作了激情的俘虏。

最后一种观点，可能就是戈德温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唯一的共识。当初，约翰逊举行餐会的时候，戈德温记得玛丽也在场，他想听潘恩演讲，但玛丽总是说个不停，对她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然而，戈德温看到玛丽在北欧写的信之后，说了一句：“世上如果哪一本书的目的，是专门让一个男人爱上作者，那依我看来，应该就是这本书了。”戈德温先生五短身材，性格严肃，一身学究气，理性得简直不是人类。他与爱情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太近。却有不少女人——女演员和女作家，他称作“美人”的，向他示好，其中一些人的浪漫热情还很高涨。然而，最终是玛丽融化了他冰冷的心。而他，也反过来让玛丽变得更加多思、沉静了。玛丽和伊姆莱相处多年，备受磨难。在她加诸自身的一切痛苦过后，戈德温那冷静与笨拙的混合，大概是特别能打动人的。戈德温对她的情感越发坚实起来，玛丽也因此越发自由舒展。那个曾经公开怀疑性爱的女人，如今却唤起戈德温的热情，平复了他“背离信念”的不安，找到了奔放的快意。她写信给戈德温：“昨夜的欢情，如果对你的健康、对我的气色有同样的作用，你就没有理由为自己‘决心’的失败而叹惋。因为就在我今天早上整理头发的时候，看到了生命的火焰，奔涌在我全身；火焰如此旺盛，是我平生少见的——那是多么温情的回忆，唤起的幸运的潮红！”

玛丽又怀孕了。1797年3月，威廉·戈德温，这个坚决反对婚姻、教堂的人，与“伊姆莱夫人”在伦敦圣潘克拉斯教堂（St Pancras Church）举行了婚礼。她第一次结婚，被认为只是共和主义公民的权宜之计，因此没有约束力。玛丽很高兴，因为自己并没有“承诺服从丈夫，以此阻塞自己的灵魂”。两人公开宣称，不会一直住在一起，而是继续尊重对方的独立，尊重对方同异性的交往，有时候搬到一起住，但各自都有房子。这种宣告在当时非常大胆。可是，随着玛丽身体越发沉重，戈德温发现自己说不清道不明地喜欢上了家庭生活，喜欢陪在玛丽身边。这种陪伴，完全发展成了亲密的、夫妻之间的友情。这恰好是玛丽先前为“婚后持续的幸福”开出的药方，尽管她先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类似的生活。

而这，让一切的结局，哀伤得难以承受。8月30日，玛丽的预产期到了，她请来一名本地接生婆。玛丽又一次顺利生下了一名女婴，就是将来《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作者玛丽·雪莱。然而，孩子出生之后，胎盘却没有能随之从产道中娩出，说明将来可能会血崩。家人立刻从威斯敏斯特医院请来一位医生。医生尽了全力，可胎盘还是裂成了碎片。玛丽流血不止，痛苦万分。

血终于止住了。玛丽用惊人的毅力告诉戈德温，要是没有下决心与戈德温分享生活，她绝对活不下来。第二天，玛丽感觉好多了，她最看重的老师约瑟夫·约翰逊也来看她，玛丽很高兴。第三天，她情况似乎有了进一步好转，戈德温觉得，没有什么大碍，自己可以外出散步了。而等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玛丽浑身颤抖，抽搐不停，很明显发着高烧。这一病，她就再也没有好起来。过了一个星期，1797年9月10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因为血崩，死了。

那年她38岁。戈德温，这个超级理性的人，悲痛得几近疯癫。他写给朋友的信中说：“现在，我的妻子过世了……我绝对相信，世界上不会有像她一样的人了。亲身体验让我知道，我们诞生，就是为了让对方幸福。我对今后是否还能遇到幸福，已不抱一丝希望。”有一句话，可以成为她最合适，也最奇怪的墓志铭：她，承载了一个男人的幸福，这个男人曾经向婚姻宣战。思想家戈德温通过玛丽学会了感情。“感情动物”玛丽也通过戈德温，恢复了思考的力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名正言顺地被后人奉为现代女权主义的创始人，因为，她发出了明晰而有力的宣言——女人一切的自然本质，是不能与生物性混淆的。而自然本质和生物性，却把她杀害了。

1797年10月17日，奥地利帝国咬着牙，在卡波福米奥（Campo Formio）同这路远征军的首领，一个28岁的科西嘉人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签订了和平协议。几年之前，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至少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没有人听说过。拿破仑没有等到督政府的内政官员批准，就做出了这一举动。但是，大部分意大利地区（包括一些较大的城市，经济繁荣的地区）已经被法国控制，或者受法国影响，因此，想让督政府的各位督政官否认自己的军事才能，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奥战争结束，使得法国能够重新调动大批军队，登上另外一个战争舞台，去对付最后一个敌人。不到一个月，就有10万法军，驻扎在法国鲁昂市（Rouen）和英吉利海峡海岸之间。鲁昂曾经是征服者威廉的王城。英国的皮特政府，很清楚这支大军有什么目的。忽然，世界似乎变得更加危险了。

英法战争1793年爆发以来，英国议会一直坚信，法国的革命政府既然源于革命，对外战争就必然失败。法军不过是乌合之众拼凑出来的，只要爆发过自我欺骗的激情力量，就会土崩瓦解。恐怖时期，法国很多将军被自己人斩首了，如果这些将军大意到连这种战争都输掉，那就进一步证实了这个预言。可是，拿破仑却以闪电般的速度，彻底征服了意大利，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此外，法国还加紧控制了从尼德兰到莱茵兰的一大片土地，甚至威胁到了瑞士各州。这个“强盗国家”似乎做到了别人想不到的，而且真正创造了一架可怕的战争机器。法军并没有一哄而散。法国造出的大炮似乎越来越多了，而且显然很清楚，要怎样才能把征服所得变成有效的军事物资，一边扩张，一边席卷大量金钱、战马、马车、应征来的士兵。这时候，英国那个著名漫画家詹姆士·吉尔雷又画起了讽刺漫画，把这个拿破仑·波拿巴丑化成一个稻草人，瘦骨嶙峋，特大号的帽子上插着羽毛。但是，首相威廉·皮特，还有智慧过人、精力充沛的战争部大臣，苏格兰人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却知道，拿破仑并不是一个笑话。潘恩也相信，拿破仑就是人民期待已久的“英国解放者”（Liberator of Britain），催促拿破仑准备1000艘炮艇的庞大舰队，费尽口舌，要说服将来的法国皇帝，只要法国一入侵英国，英国就会爆发大规模暴动，因为“广大人民都是自由的朋友”。一开始，拿破仑多少认同了潘恩，乃至封他为英国革命政府（English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的领袖，只要命令一下，入侵的海军就会出发，潘恩会随军同行。可是，命令始终没有下。拿破仑为了对付英国在亚洲的势力，把目光转向了埃及。

1793—1815年，英法之间的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

不过，此刻英国政府最关心的，倒不是潘恩能够杀回来。早在拿破仑在意大利的胜仗规模被世人所知以前，1797年春，出了一件事，着实让人有天翻地覆的感觉：英国王家海军发生了哗变。朴次茅斯（Portsmouth）海港之外，索伦特（Solent）海峡的斯皮特海德（Spithead）海军基地，是第一处哗变的所在；然后泰晤士河口的诺尔（Nore）岛也出事了。哗变的水兵，一度封锁了泰晤士河。水兵要求发放军饷，并将一些军官撤职，不算什么无法无天的主张。可是，当时流行一个说法，海军全体官兵114 000人，有三分之一是爱尔兰人。而且，既然此前的爱尔兰已经变成了革命的策源地，也成了暴露的法国特务活动的基地。这些哗变，突然就有了阴谋色彩。其实，所谓“三分之一爱尔兰人”只是谣传。爱尔兰水兵最多不过15 000人，大都是抓来的壮丁。可就算这么多人，也足够把各位海军大臣吓得够呛，因为他们去年刚刚遭遇了一次险情，差一点儿没了命。当时，英国科克郡（County Cork）西南角的班特里湾（Bantry Bay），开来了43艘法国军舰，有15 000士兵，想在海湾登陆。统帅是路易–拉扎尔·奥什（Louis-Lazare Hoche）将军，当时人称世上最可怕的将军；还有爱尔兰共和主义者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托恩（Theobald Wolfe Tone）。结果，因为天气恶劣，登陆失败了。

爱尔兰一直以来，都是英国摇摆不定的后门。奥什如果成功登陆，立刻能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当时法军和驻守的英军数目是6∶1。沃尔夫·托恩向巴黎督政官做了正确的通报：一个当时如此脆弱的国家，军事上的防御却相当骄傲自满，很不充分。驻扎此地的常备军可能只有13 000人左右，战时还能有60 000民兵增援。就连这些守军的数目，也是当初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志愿者运动的产物；自从那时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爱尔兰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剧变。

而且，如果是向坏的一面转变，也大部分要归咎于皮特自己对情况处置不当；皮特拒绝按照自己的智慧本能采取行动。1782年，爱尔兰议会成立以来，就有一个充满精力、能言善辩的政治阶层（既有新教教徒也有天主教教徒），能够传播声音，强烈反对都柏林城堡当政者的新教寡头政治，英国在美国殖民地，曾经征税，但不给殖民者代表权。反对者提出一句口号——无代表，不纳税，掀起了暴动，在波士顿造成了流血事件。而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教训似乎比波士顿更加合适。舆论要求政治权力适当下放，并改革选举制，特别是授予占有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以选举权。这项运动的领导人是一名律师，名叫亨利·格拉顿（Henry Grattan）。他虽然能言善辩，但并不主张发动革命，脱离英国。他认为，爱尔兰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权利，就会对英国更加忠心，而不是更加离心离德。他还希望，乔治三世在管理爱尔兰的问题上能够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皮特第一个想法是爱尔兰天主教教徒原本较为保守，可以加以利用，让爱尔兰改革运动同英国联系更为紧密；还要确保爱尔兰天主教教徒，不会跟那些不尊国教的宗教异议分子勾结起来，特别是在贝尔法斯特。异议分子对革命的同情实在太明显了，特别是巴士底狱陷落一周年的时候，他们欣喜万分，大肆庆祝。但是，天主教势力和英国政府搞好关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天主教教徒必须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2]，或者最起码也要废除天主教徒在法律和民事权利上的禁令，允许他们参加投票，允许当官。

18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场苦痛的戏剧，在接下来两个世纪中不断上演。因为新教徒此时占有优势地位，他们惧怕英国政府会取消自己的地位，可能做出激烈的反应。新教徒的领袖抓住机会，运用了法国大革命传播的社会恐慌；而且，武装民兵发起很多暴动，为恐慌提供了事实基础。例如，天主教的“护教派”（Defenders）和新教的“黎明小伙”（Peep o’ Day Boys），在爱尔兰的乡镇地区闹事；于是领袖们就试图以此说服皮特，此时对自由主义要严厉处置。1795年，辉格党人费茨威廉伯爵（Earl Fitzwilliam）当上了爱尔兰总督。他采取的措施太过激进，皮特觉得很过分。伯爵断然解雇了都柏林城堡许多高官，而且宣扬自己的计划，说要将天主教教徒全面解放，给他们与新教教徒平等的权利。结果，伯爵只当了七个星期的总督，就被召回了。

不论费茨威廉伯爵的策略如何笨拙，他的下台都是一个悲剧，成了一个转折点。当初在1791年，爱尔兰人为了争取自己权益，成立了一个“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成员不光有天主教教徒，还有很多新教教徒。联合会本来认为，只要一直与英国政府合作，就能实现最基本的公平和改革事业。然而，这次伯爵一下台，最后一点和平改革的希望也破灭了。从此，爱尔兰的政治急转直下，陷入了宗派斗争、恐怖、战火的泥潭。战争局势越来越恶劣，于是，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爱尔兰与法国究竟有什么冲突？”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有一位表亲，名叫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他和阿瑟·奥康纳（Arthur O’Connor）等一些年轻的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已经在巴黎呼吁法国和爱尔兰建立联系，这联系可以追溯到1689年。他们想说服法国当局将革命的“解放”政策施与爱尔兰，帮助爱尔兰解放。但是，天主教委员会（Catholic Committee）的新教书记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之前是拥护宪法的主流改革家，后来却发生了转变，成了铁杆的民族主义者，坚持共和主义，而且打算穿上法国将军的军装。这就预示着，这些爱尔兰政治家已经准备越过禁忌的底线，实现爱尔兰全国自治的梦想了。就在不久之前，托恩还抱着希望，想要跟英国政府合作，逐渐达成自治。可是，政府强行解散“爱尔兰人联合会”之后（强行让成员并入英国，与苏格兰、英格兰的革命派激进分子取得联系），特别是召回费茨威廉之后，托恩的公开演讲，就把“英格兰”说成了压迫者、征服者。

1798年爱尔兰起义形势图

欧洲各国的军事情况越发恶化了，而且都柏林城堡当政者又清楚，爱尔兰的资源有限，因此只得与新教民兵组织合作，例如1795年建立的橙带党（Orange Order），以对抗那些“护教派”的势力，从而立刻激化了矛盾。1798年年初，爱尔兰现代史的悲剧图景，就开始展现了：冲突不断，双方游击队互相烧杀抢掠，此时不列颠正在努力关上自己的后门，不让法国敌人入侵。

法军驻扎在诺曼底海岸的同时，爱尔兰已经把间谍派到了英格兰、苏格兰，探听这两个地方一旦发生外敌入侵，有多大可能发生暴动。间谍们带回的消息非常悲观，而对于爱尔兰本土的起义则乐观得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双方一直在玩“您先请”的游戏。18世纪上半叶，苏格兰的詹姆士二世党人曾经用过这种灾难性的策略，这时，历史似乎又重演了：法国等待爱尔兰起义的迹象，爱尔兰人联合会却在等待法军远征的消息。最后，1798年春，爱尔兰人首先发难，攻打都柏林城堡，让东南部大多数参加了起义。然而，北爱尔兰，旧称阿尔斯特（Ulster）的地方，是成功的关键，而这一片地方却毫无动静，令人有不祥的预感。冲突双方，烧杀抢掠都成了惯例。6月21日，英军在醋山（Vinegar Hill）大败爱尔兰起义军。当时的爱尔兰新总督，名叫华利（Cornwallis），年事已高却精神矍铄。他职业生涯最后一番成功的事业，也是最血腥的事业，就是收拾大英帝国造成的一片狼藉。

法国的援军的确来了，但来得实在太晚，而且登陆地点是西北部梅奥郡（Mayo）的基拉拉村（Killala），而冲突的焦点则是爱尔兰东部的伦斯特（Leinster）与西南部的芒斯特省（Munster），所以法军简直没有办法离战场更远了。不过，位于爱尔兰西部的康诺特省（Connacht）的确贫穷落后，民众非常不满，而且这里居民大部分是天主教教徒。康诺特省的农村、乡镇，“护教派”的势力很大，而且还有一支临时拼凑的军队，首领是一些教师、农场主、牧师，武器则是长矛和干草叉。康诺特的民兵与法军联合了起来。英军和支持英军的自耕农在重新部署之前，爱尔兰起义军已经在卡斯尔巴（Castlebar）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兵员和物资很快就供应不上了，投降在所难免。更糟糕的是，托恩搭乘法军一支小舰队，勉强通过了英军在法国西部港市布莱斯特布下的封锁线，最后在爱尔兰西北部多内加尔郡被英军俘获。托恩遭到审判，以叛国罪处以绞刑，在监狱里自杀了。

法国在1798年吞并了大量领土，因此有人将欧洲军事你争我夺的1798年，直白地称为“法国年”。然而，这个称呼，并没有记录下这一年苦难的巨大规模。至少有3万爱尔兰人惨遭杀害；这个原先经济政治都很有活力的地方，如今变得像停尸房一般阴森恐怖，充满了外敌入侵，政治迫害，宗派仇杀；只有一件事还不算太坏：直接的军事威胁过去之后，当局很明智地给一些起义分子减了刑。1801年，爱尔兰获得自由的梦想，被不列颠吞并爱尔兰的冷酷事实，决定性地取代了。米字旗上最后的一画也宣告完成。英国后来认为都柏林议会是麻烦的根源，解散了议会，让爱尔兰议员们坐到了威斯敏斯特宫里面。然而，这一行动却完全不是平等交易。爱尔兰各自治市的数目，以及爱尔兰国会代表的数目，都遭到了大幅削减。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吞并苏格兰的时候，苏格兰的债务是一起并入英国而取消的；而这一次，爱尔兰的债务却依然是独立债务，形式换成了对爱尔兰人民的征税，从而让他们背上了沉重负担。爱尔兰独立运动领导人，那位律师亨利·格拉顿，目睹了惨剧的全过程。他愤怒地宣称，这一联盟“将天主教排除在国会、国家政权之外，因此并不代表人民，也不是两个国家所承认的结果；而只是一国议会将另一国议会吞并而已。第一国，也就是英格兰，依然保有全部的席位；而另一国爱尔兰，却在吞并中被削减了三分之二。这个国家的感情，不是得到了承认，而是遭到了疏离”。诚哉斯言。

不过，1798年并不仅仅是“法国年”，也是“英国年”。因为，法军在爱尔兰登陆的时候，有些人最为信任“人类大同，四海一家”的观念，他们在哲学上认为，到了爱尔兰就是回家了。有很多“和平之友”主张，所谓“皮特战争”是压制自由的拙劣借口，当局以此为托词，来打击言论自由，关闭抗议途径，让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有一次，约瑟夫·约翰逊和潘恩的出版人J. S. 乔丹（J. S. Jordan）被起诉了，当局指控二人出版了攻击兰达夫主教的书籍。当时，约翰逊大概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有很多人对拿破仑和督政府控制的法国，看法也几乎同样消极。他们认为，对于那些去过法国，听说过法国局势的人来说，法国也不过是一个有产阶级控制的暴君国家。当强大的“英格兰大军”在英吉利海峡这一边一字摆开，提防法国的时候，这些人也开始承认，伯克在《反思》中提出的公理的确有说服力——他主张，世界大同主义，有些“不合自然”的地方；他主张，如果能将情感进行公平分配，就可以证实，这些世界主义的一厢情愿有多么浅薄。他说过，自然就是“特殊性”和“地方性”。他说：“依恋我们的邻居，爱我们在社会上的小团体，是公共感情的首要规则，也是最宝贵的东西。这是链条的第一环，我们就是依靠这一环，实现爱国、爱人类的。”换句话说，除了通过爱国主义，没有其他路径，能够实现人道主义。

无论如何，26岁的年轻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火热的心和强力的头脑，萌生的也肯定是这种感情。1798年春，柯勒律治出版了一本诗集，收录了三首长诗。这三首诗既反映了他对法国的幻灭，也反映了他对英国命运的关切。这本书是约瑟夫·约翰逊出版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自然倡导者”的前进方向已经变了。在剑桥求学以及后来的日子，柯勒律治，就像跟他同一代人中的很多人，坚信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让人类按照自然法则生活。三首诗的第一首，《孤独的恐惧》（Fears in Solitude）创作的时候，正是英国最恐惧拿破仑入侵的时候，所幸拿破仑后来没有入侵英国，而是远征埃及，从后方去对付英国的印度殖民地了。《孤独的恐惧》是关于苦痛与欢喜的冲突的一首杰作。当时，战争拖延很久，变得常态化，柯勒律治为此十分难过：

我们亲自下令，让成千上万的生命，径直去奔赴死亡！

男孩子、女孩子，以及女人们，见到有孩子拽掉昆虫的腿，都会痛苦呻吟；

而今，他们吃早餐的时候，却会把战争的消息，当成最佳的娱乐！

但他也逐渐承认，法军侵略成性，因此英国大概只有把战争打下去，别无选择。他的诗歌也升华成了爱国主义的挽歌：

啊，土生土长的不列颠！啊，岛国，我的母亲！

你对我的意义，除了亲切与神圣，还有什么呢？

从你的湖泊、山峦，你的云霞，寂静的山谷，岩石与海洋，

我吸取了一切智慧的生命，一切温柔的情感，一切高尚的神思……

圣洁美丽的岛国啊！你是我唯一的，也是最雄伟的神殿……

对祖国的热爱之后，是对侵略者伪善的谴责。《法兰西：一曲颂歌》（France: An Ode）的第二诗节，悲痛地回顾了1789年的狂热：

法兰西暴怒了，伸展开巨大的肢体，发下的誓言，能击毁天空、海洋和大地；

说着“我要自由”，她强壮的脚踏了下去，请看吧，我那时怀着怎样的希望和恐惧！

柯勒律治只有16岁的时候，在基督医学院（Christ’s Hospital）上学，当时他立场很激进，也的确写过诗，赞颂巴士底狱被攻陷。直到10年之后，他思想才开始有了转变。后来，柯勒律治上了剑桥大学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 Cambridge），依然不断惹麻烦，声名狼藉。当时，“唯一神教派”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威廉·法恩德（William Frend），在大学任教，因为攻击教会和“煽动性”思想，校方要采取措施开除法恩德。法恩德的支持者当中，柯勒律治是最积极的一个。不过，柯勒律治放荡不羁的个性，让他用假名，短暂地参加了第15龙骑兵团（15th Dragoons），当了骑兵。后来，他因为在政治与社会上都坚持理想主义，外加让马鞍磨出了伤口，令人尴尬，终于又脱下了军服。把他开除的军官说他“真是发了疯”。（柯勒律治一直演技高超。）他又打算重游彭南特的不列颠——凯尔特观光路线，这是民主派必须经历的夏日徒步旅游项目。路上，他在牛津遇到了同样热情高涨的年轻学生——理查德·骚塞（Richard Southey）。两个理想主义者计划在美洲建立一个乌托邦社会，一个“大同世界”（Pantisocracy）。这个社会里，男人也必须打扫屋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如果地下有知，想必会很高兴。柯勒律治原定在美国纽约州的“萨斯奎哈纳河”（Susquehanna river）岸边建立这个乌托邦，然而他距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只是英国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1795—1796年，他在布里斯托尔住了10个月，教授公开课，还编辑自己的报纸《守望者》（The Watchman）。这个阶段，柯勒律治妙笔生花，对皮特首相和英国政府百般谴责，说首相是“妖魔”，首相的演讲是“用谜团包装的卑鄙，如同云雾笼罩着粪堆”。他参加了向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致敬而举行的宴会，去看了霍恩·图克、塞沃尔的审判，还跟“逍遥学派”塞沃尔交上了朋友，虽说柯勒律治看不惯塞沃尔坚持的无神论。最重要的是，这个退伍骑兵的课程和文章，都浸透了对英法战争的仇恨，说这场战争是权贵强加给穷人、不幸者的痛苦，而穷人、不幸者只得付出税款和鲜血为战争买单。

1798年，柯勒律治的论调忽然剧变。《守望者》不出意外地关门了，主编评论道：“我已经折断了吱呀作响的煽动的小喇叭，将喇叭的碎片挂在了赎罪室里。”因为这一年，法军消灭了瑞士各州的独立联邦（Confederation of Swiss Cantons），这样一来，不言自明：此时在威胁别国的法国，已经不再是解放者，而是军事侵略者，与其他侵略者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被推翻的瑞士政权，并不只是一个寻常的陈腐政权。1790年，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者在庆祝巴士底狱陷落之后，一直徒步到了瑞士。在他们看来，瑞士乃是自由的圣殿，最卓越的所在；自然的要塞保护了质朴、纯洁、自由的瑞士人民。卢梭自己就是在勃朗峰的影子当中出生的；瑞士的民间人物，神箭手威廉·退尔（William Tell），在当代被重新发现，作为蔑视暴君的经典英雄受到传颂；英国的罗宾汉（Robin Hood）也享受了同样待遇。当年，瑞士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曾在吕特利（Rütli）牧场上立下誓言，团结瑞士各州，一致对抗奥地利统治者。这幅场景，让画家亨利·福塞利变成了永恒。如今，法国侵犯了神圣的瑞士，撕下了假面具，变成了卑劣的压迫者。更可憎的是，他们还依然披着三色旗，伪善地鼓吹人权。柯勒律治因法国背叛自由主义而大怒，向他们倾泻了诅咒：

法兰西啊！你这肮脏的天堂，不伦、盲目的东西，

只有在恶毒的伟业中，才高举爱国的荣耀！

人类的冠军啊，这些是你的自吹自擂吗？

诱惑、背叛，抢掠自由民，用赃物来侮辱自由的圣殿？

柯勒律治对法国革命幻灭，但并没有走上反对革命的路。当时的社会，虽然有很多同情不幸者的声音，但这些声音要么故作姿态，只在意辩论技巧，要么故作愤怒，煽动闹事，让普通人去当炮灰。柯勒律治既要维持“社会情感”，又不能受这些不良倾向影响，因此处境很为难。他把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写在了一首诗当中，这首诗是一套组诗的第三首，也是最后一首，让约翰逊出版了——午夜霜（Frost at Midnight）。柯勒律治看着自己襁褓中的儿子，想象他远离城市的喧嚣，自由自在的样子：

可是，我的孩子！你本应如清风一般，

漫游在湖畔，在岸边的沙粒上，头上是古老山峰的断壁与朵朵白云。

自然会起到抚慰人心、教化民智的作用，然而，自然的“首席指导”，不应是卢梭，而是上帝。人倘若能用应有的诚实和严肃去看待自然，自然就确实有转化一切众生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并非是“可以让人起草政治计划”。如今，同自然质朴环境中应有的领悟相比，宪法与革命，无关紧要到了荒唐的程度。选票绝不能使人快乐。二月的雪花、云雀飞行的轨迹，婴儿爬行的喃喃自语，才有如此的魔力。

不消说，柯勒律治这些思想，绝不是在布里斯托尔忙乱的海港出现的。他在萨默塞特郡（Somerset）北部，内瑟斯托威村（Nether Stowey）找了一间农舍住下。先前，他曾经旅游来到这个村子，遇到了一个皮匠托马斯·普尔（Thomas Poole），热情的民主派分子。柯勒律治认为，普尔就是自己心目中“诚实纯朴”的代表。普尔帮柯勒律治找了这所房子，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柯勒律治一旦住到这里，就能走路去见华兹华斯，因为他觉得走上40英里不算什么。此时，华兹华斯跟妹妹多萝西（Dorothy）住在多塞特郡（Dorset）雷斯唐（Racedown）农庄。自从华兹华斯从法国回来，他在妹妹的鼓励之下，也不再论述抽象的“人类”，而是更加活跃地关心个人的疾苦，这些人往往是被社会遗弃的人：瘸腿的老兵、流浪的乞丐、破衣烂衫的流浪儿、孤儿、穷困的劳工等。多萝西这样描述英国西南部的“贫苦农民”：因赤贫而甚为痛苦，农舍用木材和黏土建成，几乎可以说，是些不成形的东西；这些人的生活，同野人可能的生活相比，实在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后来，华兹华斯搬到阿尔福克斯登（Alfoxden），离柯勒律治家更近了。1797年下半年到1798年春天，两个人计划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事业就是出版一本二人作品合集，使用英格兰西部诸郡工人、农夫的质朴语言，绝不含有一点“田园诗传统的装饰幻想”。这种“歌词性的叙事歌谣”，描述的事物一点也不美丽。面对残缺的尸体、毁坏的小屋，这些作品用清醒的眼光注视，用敞开的心扉关注。这些作品往往听起来很粗野，韵律也很沉重，就仿佛穿着平头钉子的靴子，走在客厅地板上的声音。但是，忠于“自然的至高力量”，首先意味着，不把这种力量看作书本上的理论，更不是政治标语；而是要将它作为一种物理的现实，在其中生存。这，就是这些诗人的革命。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二人一些最杰出、最有同情心的作品，就是这次合作的产物。跟随着《康伯兰的老乞丐》（The Old Cumberland Beggar）从这座房子走到那座房子，步履沉重的路径，华兹华斯精确地关注了社会底层的人，这些人，权贵本来认为是最不足挂齿的：

但不要以为这老人无用！政治家们，你们拥有智慧，却如此不安，

你们手中紧紧抓着扫帚，想要扫尽世上一切讨厌之物……

为什么？因为这名乞丐在他多次“拜访”的过程中，用一种同情的“共同行为”，将男男女女联系了起来，让他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一个村庄。而且，他还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

这老人从一扇门爬到另一扇，村民们看到，他心中有一份档案，

将过去的种种慈善义举和职责编起，而它们在别处早已被人忘记……

在农场、孤立的小屋，星星点点散布的村庄之间，老乞丐到处轮转的所在，

有一点必要，要采用强求的方法，来促成爱的行动……

华兹华斯尽管可能还没有坦白，但他显然已经越来越喜欢慈善的个人行动，喜欢程度更甚于政策的集体行动；他的一种基督教的看法也开始萌芽，认为个人、面对面的接触十分重要，这种接触往往发生在偏远的乡村；他还逐渐意识到，传统有一种非强制的力量。这一切，都让他更接近伯克，而不是潘恩。不过，有些当地居民就很困惑，因为这些诗人与地位低下的人打得火热，尤其是柯勒律治决定为了表达他的社会同情心而穿起了萨默塞特郡的村民衣服。这些不一般的特征，看起来就古怪到了危险的地步。有谣言说，这些绅士彼此之间说法语。或许，在国难当头的这一年，奎恩托克山（Quantocks）果真在孕育某种阴谋？而约翰·塞沃尔来看华兹华斯，是按照崇尚自然的习惯，从伦敦步行150英里来拜访的，这就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当初，塞沃尔被控叛国罪，无罪释放之后，尽管有不少间谍如蛆附骨，他还是当了地方激进派圈子的“明星讲师”。光是1796年，他就讲了22堂课，足迹从德比郡一直延伸到诺威克（Norwich）。后来，塞沃尔发现，正是因为自己，这些奎恩托克山的诗人才惹来了闲话，于是决定动身前往别处，把间谍们都引开。塞沃尔相信：尽管就无神论的问题，同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有过激烈争论，但三人的思想还是类似的。可惜啊！对方却并没有像他这样想。

有很多人慕名而来，造访内瑟斯托威村和阿尔福克斯登。其中敬畏之心最强的，莫过于一个19岁的小伙子——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哈兹里特父亲是爱尔兰人，在什罗浦郡（Shropshire）当“唯一神教派”牧师。他本人则是油画画家，看上去傻乎乎的，大睁着渴望的眼睛。在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两人看来，哈兹里特性格极度腼腆，而且还略为古怪，是个呆头呆脑的异类，只能当作笑料。但他的举止却一点没有预示，他将来会成为英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散文家。1798年1月，哈兹里特在冰冻的泥沼当中走了10英里来到什鲁斯伯里市，专门听柯勒律治发表振聋发聩的“唯一神教派”布道演说。他后来非常兴奋地回忆道：“我浑身麻木，说不出话，感到绝望，好像路边被人碾过的虫子一般，鲜血直流，毫无生气。”柯勒律治张开嘴，声音“仿佛提纯过的香水蒸气”一般响起的一刻，哈兹里特就整个儿被带走了：柯勒律治身材高大，头发又长又黑，随风飘舞，嘴唇饱满，这形象，让哈兹里特想起了《新约全书》里的先知圣约翰（St John），在旷野中呼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吃的食物是蝗虫蜂蜜”。

就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伟大的先知”竟然登门拜访了哈兹里特的父亲，来商量教会的事情。小伙子威廉，一如既往坐着，眼睛盯着地板，沉默不语；只有在说到某个话题，他碰巧抱有强烈感情，而且觉得柯勒律治会有同感（柯勒律治确实有同感）的时候，才会突然迸发出一些言辞。这些话题包括：伯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威廉·戈德温。桌子上摆着威尔士羊腰肉，还有一盘大头菜。哈兹里特能跟柯勒律治对话，感到莫大的欢乐，于是觉得每一口都十分美味，仿佛从来没有吃过东西一般。后来，到了第二年春天，柯勒律治又请哈兹里特来到内瑟斯托威村做客。小伙子在崇拜的热情中，跟着诗人在路上走了6英里，超过了浪漫主义者“腿脚好”的标准。

在萨默塞特郡，哈兹里特还受邀拜访了华兹华斯的庄园，见到了多萝西。晚上，他就睡在一张蓝色吊床上，吊床放在英王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的画像对面，他还看到华兹华斯从布里斯托尔回来，因为半块柴郡奶酪而大惊小怪。他和两位诗人早上一起散步，听着他们吟诵自己诗歌的草稿。他用逗弄人的语气说：“一首肯定无疑的圣歌！”柯勒律治总是更加戏剧化，而华兹华斯更安静一些，感情更丰富。有一次，柯勒律治马上要出发去德国学习哲学，顺便游玩哈尔兹（Harz）山。这时候，三个人沿着高出海岸的小路，做了一次很长的徒步。然后，又“徘徊在布满横纹的海沙之上”，检视各种奇怪的海藻；哈兹里特认为，就是在这里，他终于明白了，过上自然的生活是什么含义。有个渔民告诉他们，前一天这儿有个男孩淹死了，渔民和同伴们冒着生命危险，想要救孩子，但还是失败了。哈兹里特后来说：“渔民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冒险，但是说了一句‘先生，我们天性就是互相照应’。”

互相照应！这就是将“社会感情”化为行动。哈兹里特认为，他在萨默塞特郡看到诗人们共享住宅，也是一种小社会，以相互同情为基础，自发形成，包括不被打扰的家庭生活，与村民交流十分顺畅，而且能重新发现，远离大都市狂热与戾气的、未经破坏的人性。

1802年，哈兹里特想要再次拜访两位诗人，这次他只得北上了，因为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都已经搬了家，在湖区定居下来；华兹华斯和妹妹多萝西、弟弟约翰住在格拉斯米尔村（Grasmere）的一幢小农舍里；柯勒律治住在附近的葛丽塔大厅（Greta Hall），相对豪华得多。但是，随着乡村的气候逐渐变冷，还有什么其他东西也变冷了。当下的自然，似乎并没有把他们和“距离身边稍远”的日常世界连接起来，反而让他们和这世界疏离了。两人的诗里开始频繁出现孤独（solitude）、孤寂（solitary）这样的词，特别是华兹华斯；而他写到诗中人物的时候，这些人也几乎像是从布满乱石的风景中劈砍下来的一部分，被看作一个个寂寞的幽灵，背景是荒凉的秃山。在哈兹里特看来，这个“团伙”唯一真正的联系，就是成员之间的联系了。格拉斯米尔村已经变成了一个亲友组成的小公社，人们互相读书给对方听，在石头树木上刻下名字，宣告自己对乡村的所有权；彼此分享食物。他们依旧认为，自己是“哲学诗人”，但哈兹里特却发现，他们鼓吹的却不是任何一种社会改革，更不要说革命了；而是怎样改造个人生活，其方法是重塑那种小时候体验过的、与自然简单而密切的关系。柯勒律治心目中的“伟大变革”，就是暗中在树林里播种旱金莲，把整个湖区变成一片金黄。

这种自我陶醉，让哈兹里特十分厌倦。此时，小伙子已经25岁，正通过当一名下层记者，大量写稿来勉强维持生计。他十分清楚，这些诗人，虽然表面上宣扬自己在湖区的生活多么简朴，但若是缺了乔治·博蒙特爵士（Sir George Beaumont）这样的绅士资助，这样的生活，他们也定然负担不起。柯勒律治有一个朋友，名叫汤姆·韦奇伍德，之前曾经是巴黎英国人俱乐部的成员。有一次，韦奇伍德要出门旅行，柯勒律治竟然决定哈兹里特不能当韦奇伍德的旅伴，说他智力上很聪明，但性格上却是100号人当中最令人讨厌的那一号，平时总是扬着眉毛，沉思着，性情古怪，而且天性善妒、阴郁，骄傲得令人愤怒，又痴迷女色。韦奇伍德添油加醋把这些评价跟哈兹里特说了一通，哈兹里特十分惊恐，大受打击，便对柯勒律治彻底幻灭了。他毕竟是一个能写出《憎恶的乐趣》（The Pleasures of Hating）这种名作的散文家。之后多年间，他几乎抓住了每一个机会，用小小的尖牙利爪，去损害柯勒律治被鸦片毁坏的痛苦名声。这不仅是个人的复仇，也是政治的复仇。哈兹里特从来没有宽恕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二人的变节，因为二人带着可鄙的热情，响应了埃德蒙·伯克的观点——“自然这东西，不是革命者，而是爱国者”。

1802年，英法签署了《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法国遭遇的海上封锁暂时打开，船只可以进出了。托马斯·潘恩在法国监狱里染上了斑疹伤寒，出狱后一直没有彻底痊愈。但让他更加痛苦的，是他对拿破仑的刻骨仇恨。他评价拿破仑是“屠杀自由的头号刽子手，自然有史以来生长出的最庞大的妖怪”。和约签订的时候，潘恩已经最终丧失了对法国的希望，不再将它视为自由和社会公平的庇护所。他从法国的勒阿弗尔港乘船去了美国，会见了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毫无悬念地与二人大吵一通，而后搬到纽约州新罗谢尔（New Rochelle）一处300英亩的农场，这里是1784年美国政府慷慨送给他的。潘恩养了几口猪、几头牛，差不多一直在这里住到寿终正寝。有不少崇拜者不远千里来看他，却发现他已经回归了“自然状态”的生活，从而非常不快。他节俭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茶叶泡过茶之后，再晾干了下回接着泡。最后，潘恩入不敷出，只得卖掉了农场。1809年他死于纽约市，临终的时候几乎身无分文。

但是，对于法国建立的专制主义，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潘恩这么憎恶。比如，威廉·哈兹里特，就被拿破仑的英雄业绩迷住了，一生都没有走出这种崇拜。后来，他还写了一本拿破仑传记，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枯燥的作品了。1802年，哈兹里特终于想办法凑足了路费，前往巴黎，站在卢浮宫里面，兴奋地欣赏着一件件艺术杰作，为了不影响心情，他很轻易地忽视了，这些馆藏艺术品都是第一执政（First Consul）从欧洲各处的教堂、美术馆掠夺来的。在卢浮宫的方形中庭，哈兹里特见到了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后者在这个短暂的和平时期，正在周游欧洲。福克斯此时已经发胖，头发也花白了，但他拒绝服从首相皮特的战时安全状态（wartime security state）命令，依然是哈兹里特心目中永不气馁的英雄。

华兹华斯尽管鄙视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却也跟妹妹多萝西一道，乘坐夏季定期邮轮，穿越海峡来到了法国。他无意重拾年轻的热情，而是打算给热情贴上封条。他先前已经打算结婚了，为了不昧良心，还得再次关注一回情人安妮特和女儿卡洛琳，大概他要确保二人不会阻挠自己。从安妮特角度来说，她与旧情人见面，也有自己的实际理由。华兹华斯一直在给安妮特寄来卡洛琳的养育费用，安妮特想要确认，华兹华斯在结婚之后，是否还是会继续支付这笔微薄的资金。而且，拿破仑有一种“厌女症”，歧视妇女。当时法国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的母亲，没有子女的抚养权。因此安妮特也需要确认，华兹华斯不会把女儿抢走。这两个保证，华兹华斯都认真地做了。诗人发现他能为母女俩做的不太多了，便为母亲跟孩子写了一卷诗，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二人此时正在飞速转变，成为孜孜不倦替“约翰牛”[3]宣传的吹鼓手。1803年5月，英法再次开战，这一次，法国入侵英国的可能性，比1798年还要大了不少。柯勒律治奋笔疾书，宣称国家已陷入绝境，其风格与后世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文风颇为相似，大肆宣扬自己的僵化论点，说英国是抵抗欧洲暴政的最后一个堡垒：英国人必须为自己着想，为自己行动；让法国大肆贿赂，软硬兼施，把欧洲结成反英同盟吧！为了我的国家，我不会害怕的！以赛亚的话语，将成为确实的预言……“他践踏万国，像踩葡萄一样；他用不着人来帮他。”

当时，英国有一种“恐惧瘦弱、恐惧营养不良”的风气。那些年，跟绝大多数英国人观点一拍即合的，是柯勒律治，而不是哈兹里特。法国对英国的威胁，毕竟不是海市蜃楼。1803—1804年，至少有10万法国与其他国家的盟军，驻扎在布伦（法国北部港市）（Boulogne），还有2 300艘战船（虽然大多数很小）等着起航的命令。法国有一件古物，名叫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上面绣着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场面。拿破仑把这挂毯拿出来展示的时候，无论是英国陆军的各级官兵，还是窄窄的海峡对面20英里远处的海防部队，都领会了皇帝的意图。1804年年底，英国还与西班牙进入了战争状态。

但威廉·皮特首相已经扛过了10年残酷的国际战争，并没有“眼睛里带着箭倒下去”。1804年5月，他刚刚重新执政，就意识到了自己面对的威胁有多大。他和新任英国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亨利·邓达斯动员了空前的国家资源，其规模与彻底程度，50年前他父亲指挥战争的全盛期都没有出现过。更了不起的是，这次动员，基本没有采取强制措施，与普鲁士跟俄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尽管不止一次，塞沃尔讲课的时候，有些迫使人服役的军官，得到通报，去抓这个没办法压服的人。塞沃尔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常带着一把手枪，子弹上膛。有一次，塞沃尔遇到人要抓他，还把手枪顶在了对方的太阳穴上。战争最初几年，表现爱国主义的人，大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与爱国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为政府的预备役而贡献士兵；但是，也有数目惊人的国民，自愿参军，抵抗拿破仑入侵，他们的行动要自发得多。近代史将这种现象，称为“国防爱国主义”，这种称呼并不算过时。有时候，当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参军的人太多，管理不过来；而且这些人基本全都没有训练，大部分人也没有纪律。《领土防务法案》（Defence of the Realm Act）要求17~55岁可服兵役的男子均应登记在册，这样一来，一旦法军入侵，就可以组织英国地方志愿军，投入战斗。1804年，威胁最严重的时候，登记的人超过40万，其中大概一半是自愿要求的。政府先前估计，热情最高的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地区。实际上，倒是有很多来自南部海港（开战时立即去前线），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城市，还有北方。而北方仅仅十年之前，还被视为不忠和煽动起义的策源地，政府从来没有想过这里也能补充兵源。1804年年底，整个英国，已经变成了“不列颠要塞”（Fortress Britannia）。当时英国总人口1 500万，有大概375万人属于参军的适龄人口。其中有80万人以上——1/5——实际是国防力量的一部分；还有386 000志愿兵，其中陆军266 000人、海军120 000人。

能动员这么多的人，苏格兰功不可没。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苏格兰贡献的高地苏格兰分遣队（Highland contingents）。对此，海军大臣邓达斯十分满意。他本人是低地苏格兰人（Lowlander Scot），但因为在高地的厄尔湖（Loch Earn）上有一栋度假宅邸，一直自诩为光荣的高地人。参军毕竟是移民之外的一种选择。拿破仑战争期间，苏格兰高地警卫团（Black Watch）、戈登高地人（Gordon Highlanders）、卡梅伦高地人（Cameron Highlanders）等，都获得了传奇般的名声。陆地战争当中，最早的著名烈士们——1801年在埃及牺牲的拉尔夫·阿贝克隆比爵士（Sir Ralph Abercromby）、1809年在西班牙牺牲的约翰·摩尔爵士（Sir John Moore），都是苏格兰人，这一点也被广泛宣扬。尽管此前，苏格兰士兵已经在美洲、印度服役，但苏格兰的自我意识，却通过“身为英国人”而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最大的强化。

这一切爱国的真情实感，其核心象征，当然是国王了。1803年10月，乔治三世在海德公园（Hyde Park）检阅27 000名志愿者，大约有50万人观看了这场盛大的阅兵式。此刻，1795年10月御驾惨遭袭击的痛苦回忆，想必已经非常遥远了吧。国王现在可以享受在公众前面露脸的乐趣了。1797—1800年，他甚至看了55场戏，在观众的掌声中举杯痛饮。这些年，对这位国王来说，“上帝保佑国王”（而不是“上帝保佑人权”），的确成了英国的真正国歌。伯克的爱国感情，被他自己定义为“大众情感”的事物，似乎至少在这一刻得到了证实，而保家卫国的紧急需要，也确立成了最为自然的本能。

就在这个时刻，这个国王统治的岛屿的“快活英格兰”（Merrie England）的神话也诞生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莎士比亚历史故事的“复活”。跟英国史相关的一切都引起狂热的追捧，开辟了市场。如今，大概破天荒头一遭，“过去”变成了一种消遣，而且是一种严肃的消遣，一种发现英国人风格（Britishness）的途径。英国的浪漫主义时代，开始于激进派对地理的探索，而今来到了“爱国历史”的时期。童书大量出现，用插画和场景描绘，给英国小男孩小女孩讲述这个岛国的故事。兰尼米德（Runnymede）的约翰王、蒂尔伯里（Tilbury）的伊丽莎白女王、格伦芬南（Glenfinnan）的漂亮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好像全都从书页上走下来，到了孩子中间。杜莎夫人新建的蜡像馆，也出现了这些身影，插画家托马斯·斯托瑟德（Thomas Stothard）等人，也创作了这种题材的著名油画。为了迎合这种“跟老祖宗联系”的热潮，社会上还出版了大量图书，介绍古代服装、家具、体育、武器、盔甲。当时有一位专家，是研究中世纪武器和盔甲的权威，名叫塞缪尔·拉什·梅里克（Samuel Rush Meyrick），被乔治三世的继承人乔治四世请去，整理温莎城堡的收藏品，好让那些古代的幽灵骑士，挺立在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的巨幅历史油画之下。整整一代乡村绅士，都来到自家谷仓里、阁楼上，将那些祖传的宝剑、头盔上的灰尘擦干净，摆放整齐，陈列在新布置的哥特式大厅里面。

跟这场自己战争的编年史一样，历史也变成了爱国主义的娱乐活动。对娱乐业贡献最大的，是当时人气最高的明星——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此人身高可能不超过5英尺太多，还失去了一眼一臂，头发很早就花白了，牙齿也掉光了，但无论从什么方面说，这个纳尔逊都堪称伟人。他是个天才的海军指挥官，这一点，没有人比纳尔逊自己更加自信了。纳尔逊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正是浪漫主义狂热追捧天才的开始。传统上，所谓“受到上帝眷顾的天才”，一般都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例如莎士比亚、弥尔顿、米开朗琪罗。然而，纳尔逊的职业生涯惊心动魄，他自己也同样善于宣传，所以，作为军事家，他也荣登了上帝眷顾的行列。打从一开始，爱国娱乐业的经理人，就把纳尔逊打造成了明星。1798年，英军在尼罗河战役中获胜。这场战役有着一切吸引公众的卖点：埃及的马木留克（Mameluke）士兵、骆驼、鳄鱼，还有无数葬身鱼腹的法军官兵。当时的经理人亨利·阿斯顿·巴克（Henry Aston Barker）开了一个360度全景式“尼罗河战役”的展览，收入创造了票房纪录。但是，还有一位画家，名叫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之前当过马车制造商。在他看来，哪怕这样把巨幅画像摆成一个圆圈，也没有充分表现这部史诗的雄伟壮观。舰队街（Fleet Street）之外修建了一座水上剧场，名叫“海战演习馆”（Naumachia），式样仿照古罗马那些被水淹没的竞技场。由特纳编排、纳尔逊担任主角的盛大好戏，吸引的观众队伍一直排过了街角。演出持续一个半小时，配有震耳欲聋的大炮，还有发烟机器。特纳要监督的另一个项目是“胜利号”（Victory）的残骸，他跟另外一名艺术家合作，名叫菲利普·德·卢戴尔布格（Philippede Loutherbourg）。此人对于公众兴趣把握得丝毫不差，凭着这样的能力，从“德比郡的奇迹”来到了海战模拟的工作现场，最终，在1808年，完成了惊人的戏剧力作《从胜利号后桅右舷上目睹特拉法加海战》（The Battle of Trafalgar, as Seen from the Mizen Starboard Shrouds of the Victory）。

然而这一切，都很难抢走小个子本人的风头。关于纳尔逊的一切，就连（或者说“特别是”）他对艾玛·汉密尔顿（Emma Hamilton）女士的痴迷，都成了吸引崇拜者的卖点。艾玛是英国驻那不勒斯公使的夫人。纳尔逊拒绝掩盖自己跟这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的关系，让首相皮特、国王、海军部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十分难堪，但是，纳尔逊嗜好女色的名声，却丝毫没有损害他的人气，相反还可能让他人气大涨。对公众娱乐界，他此时已经是个魅力无限的“外人”（因为他本职工作是军人），而他一切爱慕虚荣、桀骜不驯、骄傲自大的品质，都化作了成功的宣传（特别是他自己策划的宣传），变成了英雄风采的一部分。纳尔逊因为过度招摇被法军击毙。纳尔逊就像玩弄竖琴一样，精确地操控那群崇拜者。不论是参加游行，还是站在甲板上，他都穿着招摇的军服，挂着一堆饰品，叮当作响。这一套闪闪发光的行头，让他成了法国军舰后桅杆上特等射手的目标，也就天经地义了。1805年10月21日，有一名法军特等射手击中了这个目标。先前，纳尔逊已经知道，这场战役的意义十分重大，不仅能够决定英国的海上优势，而且意味着岛国的独立能否保全。拿破仑若是能够将法国与西班牙的战舰全都集合起来，形成一支超大舰队，就极有可能入侵英国。拿破仑的陆上大军（Grande Armée）当时依然驻扎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所以，纳尔逊舍命救了大英帝国一命。

就如同上一辈的詹姆士·沃尔夫[4]一样，纳尔逊实际上也一手炮制了自己的个人崇拜，让自己升格成了神仙。1806年1月，纳尔逊的葬礼举行，其声势完全盖过了2月首相皮特的葬礼。因此，也可以说，纳尔逊葬礼一定程度上超过了王家规模。跟一个半世纪之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葬礼相仿，葬礼所有元素都精心设计，专门用来唤起人们的爱国之情。纳尔逊的遗体从格林尼治（Greenwich）的“胜利号”残骸上运了出来，用酒精保存着，抬去参加了告别仪式。仪式上，普通的水兵，还有纳尔逊精心培养的崇拜者，都去瞻仰遗容。黑色平底船载着灵柩，顺流而下，好似传说中的英国英雄亚瑟王的遗体前往阿瓦隆（Avalon）的场面一般。灵柩运到圣保罗大教堂，葬礼持续了4个小时。皇室成员之前有一个不合时宜的协议，按照协议，只能作为个人出席葬礼。纳尔逊装在黑色大理石棺材里面，这棺材原本是为主教沃尔西（Cardinal Wolsey）预备的；纳尔逊就葬在教堂圆顶中心的地下，这一点跟丘吉尔不同。

政治上说，纳尔逊支持独裁的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Bourbons of Naples），而且亲自下令对政治犯用刑，还鼓吹绞刑，因此，这个海军大臣被视为顽固不化的反革命，遭到了人们的憎恶。不过，纳尔逊依然是街头、酒馆、海员、码头工人谈论的对象，毕竟他把这些平民煽动得热血沸腾，而其他有军衔的公爵，谁也没有拥有过这样的成功。

此时，国王乔治三世已经垂垂老矣，而且精神病十分严重。国民虽然爱戴他，却也急需一些英雄人物来崇拜。威尔士王子身材肥胖，经常醉酒，而且好色；他的兄弟，比如约克公爵（Duke of York），纳尔逊葬礼上唯一的政府代表，也同样风流不羁。后来爆出丑闻，约克公爵为了讨好情妇玛丽·安·克拉克（Mary Ann Clarke），竟然把所有在她“心爱名单”上的人全部擢升了军衔。舆论得知此事，一点也不吃惊，只有愤怒。这般的丑事，对“古老的腐败”这一难题造成了威胁，也让批评家们重新找到了发声的机会，哪怕此时英国正在打仗。1807年，当初参加过纳尔逊葬礼的数十万伦敦民众，又开始为贵族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Sir Francis Burdett）欢呼；也为另一个更不像英雄的人欢呼，此人名叫托马斯·科克伦（Thomas Cochrane），曾经当过私掠船的船长，闹出过与人私奔的丑事，还因为股票交易造假，进了监狱，后来逃跑了。这两个人，是新崛起的激进派候选人，正要竞选英国国会的两个席位。其中一个席位原先是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的，福克斯1806年死于任上。

无论政治还是宗教的反对势力，其实都没有消失不见。只是忙于道德事业，不让自己的名声玷污，因为有人指责他们通敌。1807年，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请愿活动。组织者是一支不尊国教的军队，他们动员起来的地方不是军营，而是小教堂和公共礼拜堂；这次请愿，成功让大英帝国立法禁止了奴隶贸易，虽然各个殖民地的奴隶还没有解放。又过了一年，伯德特与科克伦发起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而且完全是在爱国名义下组织的，无可挑剔；这场运动，清除了辉格党候选人。他们说：把真正的英国、自由的英国、被公爵与花花公子窃取的英国还给我们！把我们天生的权利——每年召开国会，无记名投票，男公民选举权还给我们！先前不久，一些异议人士，比如卡特莱特少校，曾经遭到威胁，被迫保持沉默，如今再次发出了声音，而且比以前响亮。他们高举的旗帜，则属于比较遥远的过去——侠盗罗宾汉、英国内战时期的国会，还有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这些人都是非官方的历史——人民历史的英雄，如今被重新发现了。

基督教士兵、《大宪章》武士组成的新军，一旦朝着目标进发，争取黑人与普通英国人的“自然权利”，就似乎所向披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各位公爵指挥的军队，却总是止步不前。英国有一支很有名的摇篮曲——《伟大的老约克公爵》（Grand Old Duke of York），说的就是约克公爵诸多丢脸败仗中的一次，也是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809年荷属瓦尔赫伦（Walcheren）岛上。他指挥的4万远征军，本应在拿破仑控制的欧洲大陆上建立滩头阵地，却因为热病而折了不少人马，只好屈辱地撤退。英国在西班牙、葡萄牙跟法军对抗的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头几年，似乎也同样充满了英勇的失败，以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胜利”。英军在西班牙塔拉韦拉（Talavera）战役惨胜之后，弗雷德里克·庞森比（Frederick Ponsonby）写信给母亲，贝斯伯勒伯爵夫人（Lady Bessborough），信中透着幻灭的自我嘲讽：“我们向法军的5个密集方阵发起冲锋，前面是一条水沟，真是乐趣无穷。损失了180名骑兵、222匹马之后，我们才发现，这种打法并不愉快，而法国人看见英国骑兵，也不总是落荒而逃。于是，我们就扬长而去了，我的马这辈子都没有跑得这么快。”华兹华斯最辛辣的讽刺诗歌之一，就写在《辛特拉条约》（Convention of Cintra）签订的时候，此时，英国似乎已经不打算援助西班牙抵抗法军了。坏消息虽然这么多，却丝毫没有阻止威尔士亲王在伦敦的豪华宅邸——卡尔顿宫（Carlton House）大宴宾客。宴会的桌子长达200英尺，桌上用人工雕刻了一副凹槽，用来运送美酒；凹槽的边缘包着金银，葡萄酒的“河流”则用微型抽水机来推动。这堪称一次小型的工业革命，专门用来娱乐权贵。而普通人，只有在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打了胜仗的时候，才会成群涌上街头，兴致勃勃地参加游行，点篝火，组织乐队一路行进。

1810年，让拿破仑最后惨败的滑铁卢之战还没有一点迹象，法军只在印度和加勒比海遭到了失败。总体上，拿破仑似乎还是战无不胜。西班牙游击队顽强抵抗法军，确实精神可嘉，但在西班牙半岛上，法军却控制了所有大城市，从马德里到塞维利亚（Seville）。拿破仑的对手们，一个接一个向他求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西斯一世先前骂拿破仑是“科西嘉的吃人妖怪”，后来竟然把女儿嫁给了拿破仑。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King Frederick William）、俄国沙皇亚历山大（Tsar Alexander）也都与拿破仑签订了合约。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基本确立了霸权，但侵略英国的计划却屡次失败，而且王家海军也未能给大英帝国造成任何明显的损害，于是，拿破仑对英国发动了另一种斗争，想要搞垮英国的经济。他封锁了欧洲大陆，禁止一切出口，在海峡对面创建了一个跨国共同市场的雏形。这个雏形，差一点就成功了。欧洲大陆的工业，因为封锁而得到了保护，而且因为法国的科技发展（例如，化学和工程学的发展）还得到了推动。而英国，出口需求降到了谷底，于是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工业纺织的羊毛线，之前曾经一度出口激增，手工纺织的岗位也供不应求。如今，贸易骤减，纺织工人就首当其冲了。失业率和物价同时飙升。

1811—1812年，出现了一些组织严密的民间团伙，自称“卢德将军的部队”（General Ludd’s Army），领导人是一名工人，名叫内德·卢德（Ned Ludd）。这些团伙在英格兰中部地区捣毁了手工驱动的机器，在兰开郡（Lancashire）也捣毁了工厂里的机器。卢德分子捣毁机器，用的是长柄大锤，署名“以诺”[5]。他们还向很多工厂主，特别是那些因为降薪而臭名远扬的工厂主写信，说“卢德将军的战士就要来了”。当局连忙颁布法律，规定破坏机器是死罪，然而，卢德运动还是一直坚持到经济危机结束。

1812年，有个破产的商人，精神失常，在下议院的前厅，用枪近距离打死了首相斯宾塞·珀西瓦尔（Spencer Perceval）。让统治阶级大为惊恐的是，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的酒肆里，人们竟然大声喧嚷，为刺客干杯。1813年，威灵顿终于在西班牙大胜法军，拿破仑远征俄国的大军也在雪地里遭到惨败。消息传来，的确有爱国者发出了醉醺醺的欢呼，但只要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不会感觉十分欣慰。此时，英国国内，示威游行、骚乱、机器破坏运动已经成了一种常态，驻扎在国内弹压地面的正规军大约有1.2万人，比威灵顿用来对付法军的人数还多。1815年，威灵顿终于在滑铁卢最后击败拿破仑，25万士兵被遣散，进入了已经十分低迷的劳动力市场，让局势更加严峻。此时，欧洲大陆的封锁解除，战时食品的高需求也没有了，按说，粮食价格应该下降了，应成为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中唯一一道光明。可是，地主害怕自己的收入减少，发出了强烈抗议，当局为了回应，便通过了《谷物法》（Corn Law），规定只有在国内粮价达到一个设计好的天花板价格，才能进口粮食。其效果，确实像预计的那样，保护了英国农场主靠人工手段维持的高利润。于是，一个时期内面包价格居高不下，民众十分困扰。与此同时，权贵们却似乎开始了一场建筑房子的狂欢，破土动工了大量宅邸，一座比一座富丽堂皇。布莱顿穹顶宫（Brighton Pavilion），这是一座摄政王拥有的印度–中国–摩尔风格（Indo-Sino-Moorish）游乐厅，此时正在建设，炫耀一些华丽的设施，例如铁柱和一间煤气灯照明的舞厅。与此同时，4.5万贫民正在猛砸斯皮塔佛德济贫院的门，希望能够在里面找到一个安身之地；其中不少人是印度、美洲、欧洲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身上还有伤疤。

对某些最恼怒、最能言善辩的激进分子来说，这些惊人的对比，是无论如何难以容忍的暴行。第一章提到过，博物学家托马斯·比威克有一个辩论的老对手，托马斯·斯宾塞。他此前已经开始给自己不高的身材，尽力赋予一种象征意义。西方神话里有一个“小伙子杰克用计谋战胜巨人”的故事，斯宾塞就自称杰克，将自己最新一本书命名为《巨人杀手》（The Giant Killer）。斯宾塞1814年去世，去世前不久，他做了一些革命性质的计算，算出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房屋和不动产，租赁价值大概是4 000万英镑，储备还有1 900万英镑；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是1 050万人，所以每个纳税人，一年要付出6英镑，来支持那些“讲排场的阔气雄蜂”。

不过，就连斯宾塞的愤恨，比起威廉·哈兹里特的怒火，也是小巫见大巫了。哈兹里特终于放弃了当画家的梦想，转而拾起了笔杆子，只要哪家报纸愿意付钱，他就写稿子，什么内容都写。哈兹里特找了一份新工作——国会记者，当了实习生。不过，他也为戏剧、美术展，甚至拳击比赛写评论文章。他尝试每一种新闻媒体，都采取了新的写作形态。不过，这些凋敝的年头里，他最大的使命，还是谴责特权阶级。他认为，特权阶级已经把英国变成了不自然的残忍行为的社会，以及腐败充斥的污水槽。最让他怒火中烧的，是有人对他宣称，穷苦人的厄运，在战时经济到和平经济的转型期是必然出现的，只是社会结构的混乱而已，实在犯不着为此而发怒。哈兹里特在《考察家报》（Examiner）上发表了一系列尖刻的讽刺文章，发出了不敢苟同的声音：官员和富人不是已经在一切方面为所欲为了吗？他们难道没有纵容自己的野心、傲慢、固执，以及破坏性的铺张浪费吗？他们难道没有随心所欲地挥霍英国的资源吗？而哈兹里特旧日的偶像——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对此说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说。这两个人已经变成了“托利党人”，让哈兹里特又惊又怒。

1816年，哈兹里特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深陷痛苦的英国画卷，其直白令读者十分难忘；其中，他特别提到了“现代托利党人”的特征：

他盲目崇拜古时候，崇拜久已确立的传统……托利党人从来不反对国王权力的扩大，不反对人民自由的削减，也从不质疑政府任何举措，是否有不公正、不明智的地方。托利党人坚持，政府闲职、官员的养老金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想削减或废除之，则是不公而危险的举措……（托利党人）只要对方政见与自己不合，就会指控对方是雅各宾派、革命派、国家敌人。托利党人非常崇拜延续已久的名门世系、古代的望族，而鄙视出身低微的人（除了新晋的贵族之外）。托利党人崇敬一切冠冕、星章、嘉德勋位、绶带、十字架，外加所有的头衔。托利党人……将军事管制，视为对不满者的最佳补偿。托利党人认为军队中的体罚，都是必要、温和、有益的行为，尽管陆海军的士兵常常自杀来逃避体罚……（托利党人）都认为，某人因鄙视平衡法院（Court of Chancery）而在舰队监狱中囚禁30年，每天只有六便士补贴，这种遭遇，并没有什么困苦的地方。托利党人……坚决反对教育穷人，以免穷人获得思考、推论的能力……托利党人阅读的唯一的诗歌，就是庆贺国王生日的颂歌，还有庆祝滑铁卢大捷的诗篇。托利党人……在凯旋柱上浪费无数的金钱，与此同时，获得凯旋的勇士们却贫苦不堪，等待救济。托利党人确信，国家目前的艰难处境，只是临时的小麻烦，哪怕监狱挤满了欠债破产的人，被逼无奈而偷窃的罪犯；哪怕报纸上充斥着破产、农业歉收、商业、制造业几乎停滞的消息；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人，移民去了国外，因为居住地已经杳无人烟，穷人的税费不堪忍受，而依然不够维持增长的穷人数目；又有数以百计拥有房子的人，曾经受人尊敬，如今却不得不凄惨地恳求当局，想要获得许可，进入贫民和流浪汉的收容所……

哈兹里特这些评价，大部分都既不准确，也不公平，因为比起托利党来，辉格党人的狭隘贵族立场，并没有更加温和，也许还更加恶劣。另外，确实也有不少托利党人，例如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为穷人的处境而唏嘘不已。但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在统治阶层当中，重新建立社会、道德的责任感，而不是挑战统治阶层的合法性。1808年，有两个小农场主在一场暴雪中不幸遇难。华兹华斯呼吁社会捐助二人的孩子们，还把其中一个女孩子带回了鸽子农舍的家中抚养。然而，正是这种个人的传统慈善事业，让哈兹里特尤其反感，他认为这是多愁善感，以恩人自居的行为。柯勒律治有一次想要做演讲，讨论当下的社会问题，自称这次演讲名叫平信徒布道（Lay Sermon）；他的观点，是希望回到以前的“唯一神教派”时期，当时哈兹里特刚开始听到柯勒律治的雄辩，深深着迷。这次，哈兹里特还没有看到演讲稿，就怒不可遏，大骂这演讲自以为是。等他看了演讲稿，愤怒也没有减轻。哈兹里特最瞧不起的，是柯勒律治这一班人，曾经宣扬自己是平民的代言人，如今却同意权贵来窒息这些平民（而平民本来是想让柯勒律治加入他们一边的）；窒息这些因为表达不满而受迫害的人。比如哈兹里特有个朋友，名叫利·亨特（Leigh Hunt），只是因为写文章就被关进了监狱。亨特把摄政王写成“这可爱的阿多尼斯[6]……身材臃肿的50岁男人！说话不算数的浪荡子……”

哈兹里特依然尊敬华兹华斯，认为他是伟大的诗人。但华兹华斯也许是这些变节者当中罪恶最大的一个。因为华兹华斯接受了家乡一个商业大亨，朗斯代尔伯爵（Earl of Lonsdale）的聘请。哈兹里特在伦敦威斯敏斯特行政区约克街19号——约翰·弥尔顿的故居发愤著书，这里是英国共和主义者的圣地。与此同时，华兹华斯住在赖德尔山（Rydal Mount）的新居，受伯爵资助，而且挂了个闲职——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的印花税票发行官。甚至还有消息说，这名年迈的乡村流浪者，这名同乞丐、穷困老兵做朋友的好心人，已经背叛了信仰，穿上齐膝短裤和长筒丝袜，去伦敦与自己的上级贵族——印花税署署长推杯换盏。对此，哈兹里特做出了极为尖锐的嘲讽：难道华兹华斯先生就没办法挤出一首十四行诗，或者一曲颂歌，来赞颂这田园的、爱国的、精致的小摆设——刑具“夹指器”吗？依我的良心来看，他应该就这个主题写一点什么，不然他就再也不该写一个字，除了印花税票的收据之外。让他陪着自己的消费税去官运亨通吧！他在诗歌与政治上的天真，这世界已经拥有得够多了。

华兹华斯没有被嘲讽吓住。1818年，他在《肯德尔纪事报》（Kendal Chronicle）上，为伯爵的儿子们参加竞选而大力宣传，竞选的是威斯特摩兰郡两个议员的席位。这两个席位，好几代人以来，都一直是伯爵家族的私产。与此同时，激进派人士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也要竞选两个席位之一，却遭到了全面惨败。朗斯代尔伯爵，跟他的一家子——娄泽家族（Lowthers），让哈兹里特恨之入骨。这个家族，在北方拥有数十万英亩的土地，地产规模如此庞大。据说，伯爵横穿奔宁山脉，从坎布里亚郡走到诺森伯兰郡的海岸，都不会走出自己的地产。娄泽家族拥有不少煤矿，在当代人记忆中最可怕的经济衰退的时期，伯爵却在兴建一座巨大的哥特复兴式城堡，有雄伟的塔楼、木制的大厅；这是伯爵自己的“快活英格兰”的梦想，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笔下的概念。

这种人造的传统，假装把旧日家长制的美德具体化，同时又以贪婪、凶狠的手段，实现自己的幻梦。鄙视这传统的人，并不只有哈兹里特一个人。此时，托马斯·比威克成了一位老绅士，他著作并插图的《英国鸟类史》（History of British Birds，1804）、《一般四足动物史》（A General History of Quadrupeds，1790）大获成功。比威克尽管还充满着创造的活力，但长年累月创作精细的木刻画，严重损害了他的视力，于是到了1818年，不得不借助儿子和学生们的帮助，来出版他长期重视的插图版《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1813）。他还是坚持认为，自己并不是法国化的革命派。他也不尊敬拿破仑，这一点跟哈兹里特不同；后者听说拿破仑在滑铁卢惨败的消息，悲痛不已，酗酒整整四天。但是，比威克批评权贵却非常直截了当，令人惊讶。他说：“这场最为邪恶的战争过后，人类遭到了严重毁坏，宝物也被浪费，这些恶行随战争而来，又支持了战争。”战争结束了，比威克认为，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掠夺横行的国家，旧日的贵族头衔，与新兴的金钱剥削，勾结在了一起：“海运事业沉迷于财富，上流人士绕着贵族的浮夸团团转。”比威克觉得，贵族的权力体系，首先是靠谎言维持的。贵族表面上亲近乡村的自然本质，但实际上却与自然本质相隔离，守在自己帕拉迪奥建筑风格或是哥特式大宅的豪华大门之后。例如，比威克有些地主客户，请比威克为他们的牛羊创作版画，要求这些牛羊，不要按照比威克实际速写的模样，而按照事先给比威克观看的油画来画，这些油画是其他画家创作的，他们为了酬金，很乐意讨好客户。比威克很不高兴，说道：“……我的旅程，就这些爱画肥牛的人而言，实在是一无所获。我反对在我看不到脂肪的各个地方画上脂肪……在这种狂热追捧肥牛的风气当中，很多家畜，都被竭力喂养得膘肥体壮、身材硕大；然而，这还不够，在绘画上，必须肥胖得有如怪物，才能让主人满意。”

这种欺骗的反面——真实，则表现在比威克自己的《一般四足动物史》当中：有一种野牛，名叫奇林汉姆（Chillingham）野牛，生活在坦克维尔伯爵（Earl of Tankerville）拥有的林地上，比威克有个好朋友，名叫约翰·贝利（John Bailey），既是雕刻师，也是农业学家，就住在奇林汉姆城堡。这种野牛，毛皮是纯白色，口鼻部却是黑色，据说是一种未经驯化的古代品种的幸存者，早在罗马抵达之前曾在英国的丛林中游荡。在比威克、贝利看来，这些生灵，才是真正的英国“约翰牛”，既不可驯化，也没有被杂交污染血统，因此并不适合成为农庄表演的材料。比威克给这种野牛画了很多速写。他在记录里写道，为了不让野牛逃跑，或者在更加糟糕的情况下朝自己冲来，比威克必须天黑就带着伪装，耐心等候，然后在黎明时分接近，手脚并用地爬向野牛，带着一种尊敬、快乐又谨慎的态度。最后，他创作的木版画极有感染力，或许是英国自然史上最伟大的杰作，充满了道德、民族、历史的热情，以及纯粹动物学的迷恋。

在一个充斥谎言的年代，乡村的真实纯朴，对比威克这样的人极为重要。比威克与其他人一起，响应了一个人，他周身上下都散发着纯朴的光辉，那就是两条腿的咆哮野牛，名叫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科贝特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但他的魅力一直延伸到城市。1762年科贝特生于萨里郡（Surrey）法纳姆市（Farnham），从小一直在父亲的农场上做工，19岁到伦敦，当了一名律师的办事员。但他真正的“学徒期”和教育完成是在加拿大的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他在英国陆军中服役，同他一起服役的还有很多别的农家男孩。1800年，科贝特回到英国，此时他已经成了一名文风简洁有力的记者，小有名气，写稿子用的是农村人的语言。让人吃惊的是，他居然成功见到了皮特首相，还有首相间谍组织的头领——威廉·温德汉姆（William Windham），二人都有兴趣资助一份亲政府的日报，科贝特管这份日报叫《豪猪报》（The Porcupine）。因为某些种类的豪猪，可以把棘刺射向敌人，这份日报也可以像豪猪一样攻击“和平之友”，以及任何有不忠嫌疑的人。有至少三年时间，科贝特一直忠心耿耿地敲着爱国主义的战鼓，催促政府多多出版面向大众、激励人心的通俗历史故事，叙述古代的英雄事迹，例如海盗德雷克（Drake）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马尔伯勒（Marlborough）公爵打败路易十四；科贝特还提倡一些暴力的运动项目，用于军事训练，比如“单棒赛”，参赛双方一只胳膊捆在背后，各持一根大头棍，猛击对方，直到“一名对手头上流出血迹长达一英寸”为止。这让基督教福音派大为恐慌。

1803—1804年，是英国爱国主义感情爆发的时期。就在这一时期，科贝特经历了一生中的重要转变。《新约全书》中的保罗，曾反对基督教，在前往大马士革（Damascus）的路上遇到了耶稣的神迹，终于受到感化，改宗成了耶稣的门徒。科贝特的转变，几乎可以说是保罗式的；而他的“大马士革之路”，是一个小村子，名叫霍顿希斯（Horton Heath）。此地依然保有未经圈地的公用地，在英国，这样的村子只剩下了不多几个。他发现，这里的村民集体使用绿地，容纳了100只蜂房、60口猪、15头牛、800只鸡。尽管第一章提到的农业学家阿瑟·杨格称这样的公用地是浪费资源，很不经济，但科贝特的观点却正好相反，认为公用地实际上非常适合乡村经济。然后，科贝特开始热心地统计起来。1803年，他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大约100万贫民，其中大部分当然在农村。威尔特郡（英格兰南部的一郡）（Wiltshire）的居民，七人中就有一人是贫民，在按照《济贫法》（Poor Law）吃救济；在苏塞克斯郡（Sussex）则每四人就有一个贫民。科贝特用一种全新的愤怒声音，向读者转告了这可怕的消息：“不错！就在英国，有这样的英国男人、女人、孩子，整整超过100万，我们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奥利弗·哥德史密斯原来是对的，而我们却把他当成了没有希望的感伤主义者！”

更重要的是，科贝特还深深地感到，社会上流传着陈词滥调，吹嘘大英帝国怎样富有，而农村的一般民众，其生活条件，在过去的50年间却越来越差了。在这个标准上，民众的疾苦，就是现代的！科贝特猛烈抨击那些暴发户、资本家、金融家，说他们迷惑了传统的乡绅、地主，地主就不再采用“烤牛肉”“葡萄干布丁”为特色的家长制的作风，而是让自己手下的工人在市场中自己养活自己。这些资本家如同“牛蛙”一般，把小佃农一口吞了下去。“自从农庄里多了钢琴、客厅铃铛，还有地毯，工人的运气就越来越差了。”

科贝特办了一份《每周政治记录报》（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这是一份大幅报纸[7]，专门列举这些恶行，立场相当激进，甚至可以说有革命色彩。报纸不光采用的语言十分通俗，通俗到了挑衅的地步，而且就好像是乡村压水机旁边、啤酒馆中的谈话，专门是为了大声朗读出来的。而报纸的核心，当然是威廉·科贝特。这一点，哈兹里特准确地观察到了：“我问他日子怎么样？他说糟糕得很。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光景不好。他说：‘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好的夏天，这么好的收成呢？’他又说：‘啊，就算夏天收成都这么好，他们还是把穷人的日子弄得很差。’”科贝特的记者生涯持续了很久，此间，他也一直是活跃的农场主，开明的地主，把自己的宅子专门腾出一栋，给单身雇工当作宿舍；他给成年男工开的薪水，平均一周15先令，或者按他的说法，是当下市场价的20倍，但他还是可以盈利。

科贝特与平民百姓十分接近，因此也激烈反对那些权贵用来形容平民的语言，比如“庄稼汉”，或是伯克说的“猪一样的大多数”。科贝特认为，这种绰号，实际上是对猪的污蔑。他富有感情地声称，他和猪是多么有共同语言：“我给家养的猪，预备过冬的窝，仔仔细细打量这个地方，心里想着，我是不是很快就能自己住进去呢？”科贝特在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克里克莱德镇（Cricklade），亲眼看到了雇工的恶劣条件，认为他们的住处其实在猪圈的标准以下，“而且他们的饭食，比猪食还要差得远”。

国会面对这样的痛苦，似乎在装聋作哑，于是，科贝特就登上了激进派的政治舞台，开始对“古老的腐败”进行清算，呼吁清除那些为了私利而当官的蛀虫、政府里的闲职、各个腐败的自治区。他也同样呼吁，让穷人享有社会公正。他认为，自己的目标，不是加速社会解体，而是恰恰相反：要重建社会同情心的纽带；这种纽带，他认为，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存在过，正是这纽带；将农场主、小农场主、雇工联系起来。科贝特天才地主张，要把农村和城市的不满，放到一起。他知道，城乡双方能够相互理解，也一定会相互理解，原因只需这么一个就足够了——兰开郡、约克郡、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城市，全都挤满了第一代移民，这些移民，来自阿瑟·杨格鼓吹之下建立起来的资本密集型、商业化的乡村，因为劳动力过剩而出来打工了。如今，城市和乡村都在受苦。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失业了，修剪树篱的人、农场工人、挖沟渠的人、牧羊人，现在找到的工作，工期更短了，有时候在冬天还找不到工作。

科贝特描述的风景，理所当然，完全不同于华兹华斯笔下田园诗一般的莱克兰——这片得到上帝庇荫的土地。而是一如既往地充满污秽、疾病，挣扎在饿死的边缘。之前，福音派教徒目击印度的穷困，大为震惊，写了一些报告；莱克兰的情况，也跟印度贫民区极为相似。无家可归而去占领空房子的盲流，和乞丐在路边挤在一处。科贝特还发现，北部、西北部有时候被认为更加落后，但实际上这里的雇工日子还要好一些。相反，在英国农业经济的核心地带，也就是伦敦周围各郡和东安格利亚[8]的农田上，为了利润最大化，曾经过度使用耕地，这种现象是全英国最严重的；这片土地上，雇工的生活条件却最为恶劣。科贝特准确地预言，英国若是再次掀起农民暴动，一定就在这个地方。

红脸、大嘴巴、“猪一样的”科贝特，骑着马穿过一个又一个郡，检视着一座座济贫院、一处处谷仓前的空地，记录下地方长官、缺席的地主那些最恶劣的事迹，把一切登在自家的报纸上。当局认为科贝特变节了，理所当然恼怒万分，不停骚扰报纸的编辑们。有一次，科贝特还写了一篇文章，抨击军队里的鞭笞体罚。虽然文章没有真正出版，科贝特还是在新门监狱里关了一阵子。尽管如此，他的《每周政治记录报》还是在巅峰时期每周销量达到了6万份，远远超过其他出版物。当然，科贝特不是圣人。他是个激烈的反犹主义者，还反感黑人，坚持说加勒比海那些“油腻的黑人”比英国的劳工阶层日子舒服得多，直到发现自己的劳工阶层选民阵营里，废奴主义占了上风，才改变了立场。不过，有一件事却肯定无疑：托马斯·潘恩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像科贝特一样，如此强烈地感染英国民众，煽动他们参与政治。

但另外一件事也肯定无疑，就是社会上掀起了新的运动，想要恢复“自然权利”和“旧日自由”。发起人是一些狂热的教徒，来自中产阶级和农村劳工。这种热情，有一部分是因为受到了统治阶级核心被曝光的丑闻。

1825年，有一个贵族情妇，号称“不净者”（Impure）的哈丽雅特·威尔逊（Harriette Wilson），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立刻成了抢手货。哈丽雅特给自己的贵族客人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包括威灵顿公爵，此人还与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伍斯特侯爵（Marquis of Worcester）分享了哈丽雅特。威灵顿特别喜欢把自己军服的仿制品给她穿上，把她打扮成第十轻骑兵团的军官；然后让她穿着如此的奇装异服，陪她出去骑马。哈丽雅特说，只有这样，威灵顿才肯下床。《圣经·旧约》里有一座淫乱之城索多玛（Sodom），这些贵族的无耻劣迹，可以用“新索多玛”来形容。理所当然，公众极为恼怒。此外，人们还感觉，基督教的千禧年已经不远了，出现了紧急的气氛。舆论觉得，将要有重大的变局发生，而变局的先锋，就应当是社会正义的力量。人们常常聚集到唯一神教派的礼拜堂，福音派的教堂、学校，起草请愿的稿子，组织游行集会。他们既要求政治改革，也要求道德运动，还要求，必须终结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的垄断地位，废除奴隶制，改革破烂不堪的国会，这种广泛热情的边缘地带。也有些人努力遏制民众的愤怒，这些人是真正的革命派，例如，比威克在印刷厂的老对手，千禧年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斯宾塞。还有一些不太激进的人，比如托马斯·乔纳森·沃勒（Thomas Jonathan Wooler）这样的记者，他也是小说《黑侏儒》（The Black Dwarf）的编辑，总是因为煽动推翻政府，在监狱里进进出出。当局再次派了很多间谍，打入最危险的监狱牢房，但这一次是作为卧底进去的。他们暗中策划阴谋，好让当局逮捕领头人，破坏激进组织。

1817年11月，英国的两起死亡事件，似乎成了这个国家两极分化的象征。英国王室里，除了国王之外，唯一真正受到民众拥戴的成员——夏洛特·奥古斯塔公主（Princess Charlotte Augusta），是摄政王的千金，不仅美貌，而且显然思想倾向于自由派；这一年，公主去世了，英国陷入一片悲哀。其景象，与1997年思想同样自由的戴安娜王妃去世之后的哀悼，有一种怪异的相似。据说，奥古斯塔真正理解平民百姓的疾苦，而且她父亲和叔父们年纪都很大了，她很有可能继承王位，还可能为整整一个朝代生下富有同情心和智慧的君主们。差不多与此同时，1817年春，当局派遣的秘密卧底中，有一个最活跃的成员，名叫威廉·奥利弗（William Oliver），此人欺骗三名激进分子，让他们在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的彭特里奇（Pentridge）领导数百名长袜纺织工人“起义”，于是三人都被控煽动罪，判处绞刑，而且要车裂；这种刑罚在现代的19世纪，算是很不合时宜了。所幸，三人最后只是绞死了事。

这场起义，从一开始就是内政大臣西德默斯勋爵（Lord Sidmouth）安排的陷阱，为了引蛇出洞，让工匠中的革命分子暴露出来，不至于造成破坏。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都站在了政府一边，为政治家说话，赞赏他们消灭了暴动的根源，没有让根源长成亵渎神灵的雅各宾派的妖怪。哈兹里特对此大为惊惧，此外，还有不少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两人的年轻崇拜者，包括诗人约翰·济慈、珀西·比希·雪莱，都愤怒地反击，写下了大量诗歌，谴责专制主义。

改革派的人，知道政府专门等待借口，进行强力的镇压，于是非常小心地行事，不让政府得到借口。1819年夏，科贝特遭到政府迫害，不得已逃到美国。此时，曼彻斯特郊区的圣彼得田野组织了一次大型集会，组织者是曼彻斯特爱国联盟协会（Manchester Patriotic Union Society），想尽了一切办法，确保集会和平进行。他们绝不能给“维护秩序”的力量任何机会，把这次集会看成一群残忍的雅各宾派暴徒，决心抢劫财产，破坏基督教文明。一名纺织工人塞缪尔·班福德（Samuel Bamford）写道：“当时决定了权宜之计，认为这次集会应该产生尽可能大的道德影响；而且应当展现一幅英国前所未有的壮观场面。”他回忆的事情，后来舆论很快称之为“彼得卢大屠杀”[9]。

集会的人群来自北方各郡，有五六万人，8月16日，他们有秩序地行进，打着“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的横幅，有些人唱着原卫理公会的圣歌，场面看上去更像复兴布道会，而不像革命。然而，当地的长官可没有兴趣为民众的良好行为记功，派出了军队，来驱散人群。发表演讲的人当中，有外号“演说家”的亨利·亨特（Henry Hunt），戴着白帽子，还有萨缪尔·班福德。当局下令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Salford）的自由民——商人、工厂主、出版商、店主——去逮捕亨特。命令很快执行了。众人把亨特痛打一顿，把他有名的白帽子扯了下来。但是，这些自由民在人群中推挤的时候，马匹踩到了一个挡在路上的小女孩，孩子不幸身亡。他们立刻就被狂怒的示威者包围了。示威者挡住了马匹，向着自由民大骂。自由民开始恐慌了，于是，正规军——轻骑兵出动来解围。他们解围的方式，是抽出军刀，在拥挤的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人群立刻没命地四散奔逃。最后，11人死亡，421人重伤，152人被军刀砍伤。伤员当中，至少有100人是妇女儿童。

班福德用诗歌一般简洁的文字，描述了这场混战：

骑兵们不知所措，尽管人和马重量加在一起，却显然不能冲破这一片人山人海，于是军刀来回舞动，劈过了高举的手，毫无防备的头颅。之后便出现了砍断的肢体、带伤的脑袋。可怕的混乱一片喧嚣，与哭喊、呻吟融合在一起。人们大叫：“啊！耻辱！耻辱！”然后是：“散开！散开！他们在前面杀人，人跑不脱……”一瞬间，人群止步不前，好似时间凝固；然后又是一阵狂乱奔逃，沉重，无人反抗，宛如奔涌的潮水；还有声音，好像低沉的雷声，带着尖叫、祈求、诅咒，出自骚动的人群；这人群在军刀之下无处可逃！

西德默斯勋爵表扬了曼彻斯特当局，说他们立场坚定；威廉·华兹华斯的表现，似乎也大有同感。其他人则为这场事变感到恶心，将其与欧洲的专制君主虐杀人民相提并论。彼得卢事件中的某些邪恶之处，在很多人看来，嘲讽了政府“坚持不列颠传统，反对革新”的主张。批评家们相信，彼得卢事件的影响，并没有局限在英国本地。雪莱当时正在意大利，但还是奋笔疾书，写下了《无政府主义的面具》（The Mask of Anarchy），猛烈抨击英国当局，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在路上遇见了谋杀/他的面具宛如卡斯尔雷子爵[10]这首诗，标志着他与老一代诗人的决裂。

彼得卢事件之后，激进派大受震撼，分裂成了两派。一派以“演说家”亨特为代表，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合法斗争，在宪法范围内活动；他成功发起了上诉听证会，前往会场的路上，30万伦敦市民夹道欢呼。另一派则忍无可忍，变得缺乏耐心了。比如，激进派有个落魄绅士，名叫阿瑟·西斯尔伍德（Arthur Thistlewood），策划了“加图街阴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想要刺杀内阁成员，袭击伦敦塔、英格兰银行、国会；这种人，对政府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宣传材料。此人被公开审判，然后处决，政府掀起了新一轮迫害狂潮。到1820年年底，民主运动大部分领导人——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演说家”亨特、托马斯·沃勒，都进了监狱。1819年，镇压反对派的“六项法案”（Six Acts）通过。之后，地方执法官就有权搜查私人住宅，寻找煽动性的出版物或者武器，还有权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另外，出版物还附加了六便士的印花税，于是工人阶层里识字的男男女女，也就接触不到大多数有名的书刊了。

就在这时，威廉·科贝特从美国回到了英国，还带着潘恩的尸骨，后来把尸骨放在了利物浦（Liverpool），但具体地点不详，于是潘恩最后的下葬地点也就成了一个谜。科贝特显然继承了潘恩的旗帜，当上了“人民之友”，他有能力吸引大量观众，也有能力唤起民众的愤怒。当时的激进派，无比需要科贝特。然而，科贝特却发生了某些奇怪的转变。他并没有动员人们反对“六项法案”，而是动员支持者去反对喝茶。他反复向支持者灌输“烤小麦或者美洲玉米对身体更好”这样的观点。他并没有攻击彼得卢事件的恶名，而是去攻击马铃薯的恶名了。他并没有着力纪念潘恩，而是发表了冗长的演说，论述自己的新货币政策，一边还抨击“犹太狗”（Jew dogs）把伦敦变成了“犹太肿瘤”（Jew Wen）。历史上，爱德华一世曾经迫害犹太人，强迫犹太人佩戴身份徽章。科贝特认为，英国没有办法恢复这种明智的政策，真是太遗憾了。

这些民权保卫者，要么远远躲开了迫害，要么像科贝特一样不再与当局对抗了。与此同时，经济有了可观的改善。政府终于可以庆祝，把英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中了。不过，这种自鸣得意，既不应得，也不明智。如果将民众的愤怒比作一棵树，那么，这棵树的新芽剪掉了，但根系却扎得很深。例如，比威克就没有安静下来。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威灵顿和外务大臣卡斯尔雷的政策，让英国搭上了“泛欧洲警务”（pan-European policing）的便车，一辆沉重的马车。这一政策，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上，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制定的。英国既要听从外国专制君主的命令，又要无视国内人民的呼声，比威克认为，这样的政策不仅危险，而且应受道德上的谴责。比威克的预言色彩逐渐增加了。他警告说：

独裁者、贵族、主教们已经抛弃了一切羞耻感，罪孽深重。这个权贵组成的方阵，迄今为止一直难以撼动，而且还将继续坚守，直到愤怒的人民有可能用暴力将他们摧毁，或者有一种理念，反对这种邪恶政策操纵国家，这种理念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可；这些人的不满，或许能够让政府的爪牙们悬崖勒马，有了时间，还有聪明而诚实的举措，或许能够避免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

比威克是在19世纪20年代写下这些的，距离他1828年去世，不过几年时间。他一直在强调道德的紧迫，这种论调，在这个十年中很典型，从政治上来说较为内敛，因此比较能欺骗当局。这个十年，从爱尔兰西部到比威克所在的纽卡斯尔，市政厅、教堂、礼拜堂、酒馆，都挤满了热情的民众，聆听福音派牧师的演讲。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宗教和社会改革，而不再是明显的政治诉求。在爱尔兰，演讲还包含了1795年那位上台七个星期的费茨威廉伯爵在20年前作的许诺，说要取消天主教的禁令，允许天主教徒做官，竞选国会议员；这一直是各个天主教协会奋斗的目标，其领导人是富有魅力的律师克里（Kerry）和地主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这场运动，使得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不尊国教派，也跟爱尔兰联合了起来。大家都认为，要面对共同的敌人。工业城市当中，也掀起了新的国会改革运动，大部分参与者是中产阶级。这一运动，是伯明翰的银行家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wood）发起的，充分利用了道德运动的热烈气氛。1824年，比威克长期重视的一项事业终于完成了——“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成立了。后来，维多利亚女王当了协会的赞助人，于是协会名字又加上了“王室”。根据国会法令，如将牲畜运往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途中加以残忍虐待，则是非法行为。不过，同样的法令也禁止了传统的娱乐活动——纵狗咬牛戏，还有11月的奔牛节。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英格兰中部地区，奔牛节是一项重要的乡村活动。后来，林肯郡（Lincolnshire）斯坦福德（Stamford）举行奔牛节，此时虽然法案已经生效了，却还是出动了一个连的龙骑兵和警察，才制止了这场活动。

“正义大军”已经开始全速前进，而他们最大的胜利，莫过于彻底废除奴隶制。废奴运动原本是贵格派教徒的专长，但实际上，最大的运动却是福音派发起的，这运动打破了党派和教派的界限。尽管运动必须对抗某些劳动阶层的种族主义，但还是在约克郡和兰开郡得到了民众大力拥护。1832年，在奥尔丹（Oldham），威廉·科贝特也终于宣布，支持废奴运动。有一名废奴主义者，名叫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曾在美国冒着生命危险，宣扬废奴主义，据他声称，在利物浦，他的听众就多达70万人。

这些运动，都带有革命的开创性，使用的各种新手段，无论是托马斯·潘恩，还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无法想象。这些运动，催生了历史上最早的、凭借舆论压力斗争的专业集团。在爱尔兰，运动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为了战胜新教地主选定的在职官员，专门雇了一批办事员，细心编定了选民的名册，还为必须到外地参选的人安排了行程。废奴主义者做好了准备，倘若需要，就会组织一次系统的抵制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抵制西印度群岛出产的食糖。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主要用甘蔗制糖。从拿破仑战争期间开始，英国广泛种植商业化的甜菜，用来制糖。有了这种新的食糖来源，加上准备参与抵制的成员极多，一旦实行抵制，极有可能给西印度群岛奴隶主带来巨大的损失。此外，这些运动还都采用了传统的请愿手段，并把请愿带入了“广泛动员群众的时代”。一旦请愿，就会募集数以十万计的签名，人名全都绣在一幅惊人的布匹上，这种设计，专门用来显示壮观的效果，然后让一名支持请愿的国会议员，指挥人送进下议院大门。组织者要是工作出色，请愿的布匹可能需要四个人才能抬进大楼，甚至可能需要八个人。1830—1832年，有4 000份这样的请愿书送进了国会。目前的研究显示，英国成年男性中，每五人就有一人，在1787年、1814年或1833年的一份废奴请愿书上签了名。更加惊人的是，英国女性发起的一次请愿人数也达到了187 000人，请愿书需要四人费力地搬进下议院，放在地板上。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倘若还活着，看到这样的场景，定然会欣慰的。

在重视社会事业的新派教会手中，政治变成了一座展现美德的舞台；这座舞台上，那种认为“当局都是吝啬的老色鬼，把持国会法庭”的观点，看起来越发奇怪了。以前，力量的象征是盾形徽章，是带有城垛的庄园宅邸；如今，这些东西都让位给废奴主义者组织的巡回展览，例如国会议员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作家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他们展示了鞭子、锁链、贩奴船的模型，还有各种用于奴隶贸易的工具。于是英国各地，公共场所和私人住宅里，出现的不是国王的画像，而是克拉克森创作的一幅油画，画的是一艘贩奴船，数百人就像沙丁鱼一般挤在甲板之间；此外，还有布莱克一些可怕的画像，画的是奴隶一旦反抗，遭受的残忍刑罚。

舆论普遍认为，比起党派的分歧，从道德上区分何为正确、何为糊涂，才是更加重要的事。废奴运动终于把威廉·哈兹里特与威廉·华兹华斯带到了同一个庞大阵营里面。华兹华斯属于体制内的特权阶层，哈兹里特则是体制外的批评者。就连那些发誓不会损害全世界最优秀国体的人，也被废奴运动改变了思想。此时威灵顿公爵当了首相，他感觉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同意对天主教采取宽容政策，以获得奥康奈尔领导的天主教协会（Catholic Association）的支持，协会的势力已经很大了。辉格党在国会改革问题上，多年以来一直不比托利党更积极，这时却面临一种“沦为多余人”的下场，除非他们能够想办法来约束这种道德上的激进主义，这种蒸汽驱动的力量，为他们的四轮马车所用。

1830年夏，这个机会突然来到了辉格党身边，但与此同时，也迫使辉格党不得不放弃了拖延症。画家康斯太勃尔（Constable）笔下的乡村风景，改变的速度非常缓慢，人们依旧认为这是往日英国的核心地带，生活宁静安详，由乡绅和教区牧师管理；而今，这地方却腾起了硝烟，正如科贝特之前预言的那样，虽然科贝特自己也有所保留，觉得不一定会发生暴动。科贝特一点也没有隐藏自己的同情心：“无论会发生什么，这些人，永远不会躺下来，静静等着饿死的！”去年冬天，年景糟透了。一如既往，歉收导致粮食价格居高不下，雇工要么失业，要么只能打短工，而且很多地方给的工资根本不能糊口。不过，这一次，有个“斯温上尉”（Captain Swing）率领的“军队”却名声大噪，到处焚烧干草垛，砸毁脱粒机。斯温的破坏行动，波及了英国南部一大片区域，西到多塞特郡，东到东安格利亚和林肯郡。在汉普郡（Hampshire），亲政府的自由民和反政府的乱民爆发了多次激烈冲突。科贝特的家乡肯特郡，还有东苏塞克斯郡。1831年，科贝特曾在巴特尔镇面对500人演讲，结果被当局送上法庭，但理所当然宣判无罪。在巴特尔镇附近，有2 000名斯温分子遭到审判，处决了19人，但还有200多个被判死刑的人，后来改成流放到澳大利亚。

1830年7月，法国又爆发了革命，英国主张提前改革的人获得了重要论据。拿破仑失败之后，波旁王朝复辟了。这一次，法国革命又推翻了波旁王朝，废掉了查理十世，新国王路易·菲利普登基。他是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éans）的儿子，先前参与过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当时绰号“平等的菲利普”（Philippe Egalité）。历史回忆的力量，被辉格党的历史学家和演说家，清醒而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起来，比如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他这时还相当年轻。他们主张，只有及时改革，才能避免现代革命在英国爆发。然而，托利党人——首相威灵顿公爵，之前接受了天主教徒解禁措施，现在却竖起了改革的障碍。首相说目前国会的代表状态是最好的，他绝不可能发起国会改革，也一直会反对改革。威廉四世国王的看法也与之相仿，这看法被公众知道了，于是国王在民间的支持，瞬间消失了。

政治精英内部，也正在产生严重分歧，之前曾一度有过共识，一味镇压而拒绝改革就能安定国家；但此刻，这共识却土崩瓦解了。取而代之的观点是，大家要想都生存下来，应当使用各种最聪明的策略。1830年11月，威灵顿下台。英国在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之前，就一直是托利党执政，此时，辉格党终于上台，承诺一定要进行国会改革。新首相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是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的门生。差不多40年前，他就第一次提出过改革法案。这一次，“40年战争”终于有望结束拖延了。因为辉格党政府的成员，其出身至少跟托利党一样贵族化（查尔斯·格雷本人是伯爵），所以在1831年3月下议院公布改革细则的时候，极少有人对这一晴天霹雳做好了准备。麦考利带着可以理解的过度兴奋，描述了托利党人第一排席位大惊失色的场面：“皮尔的下巴掉了下去，特威斯（Twiss）的脸好像一个受到诅咒的灵魂，赫里斯（Herries）脸色仿佛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他们的惊愕，称不上什么罪过。因为改革措施包括：大约有140个选区，居民少于4 000人的，要失去拥有的一个或两个议会席位（总共取消了60个选区的席位）。这些席位会重新分配给新兴的工业化城市，以及伦敦。

第一次改革法案在上议院被否决了。在第一次否决与第二次提出之间，发生了更有灾难性的事件，可谓是对辉格党更严厉的警告。德比郡、诺丁汉郡、布里斯托尔郡都发生了暴乱，这些地方的主教宫被烧成一片瓦砾。威尔士南部盛产煤铁的乡村，早在1816年已经有过一次大规模罢工，此时，村民食不果腹，在政治上又感到不满，于是在梅瑟蒂德菲尔（Merthyr Tydfil），便有一群人袭击了法院，释放了支持改革的罪犯，占领了城镇。从斯旺西（Swansea）出发的一支骑兵分遣队遭到了伏击，当局从蒙茅斯郡（Monmouth）调来了数百军队镇压，方才勉强恢复了秩序。

在这一片愈发严重的混乱和暴力背景下，又发起了新的选举。选举运动一度遍及了全国所有大小城镇，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区分了参选各方。结果是辉格党获得了足够多数，可以要求窘迫的威廉四世立刻授予50人贵族头衔，从而凑足人数，将改革法案再次提交上议院。之前，法案已经在上议院两次被否决。最后，1832年6月，《改革法案》正式成为法律。很多历史学家强调，这一法律在社会意义上非常保守。例如，法律依然保存了贵族特色，以及贵族对英国的控制，而没有将其破坏。实际上，这正是辉格党人的本意。麦考利说：“没有人希望把所有勋爵全都赶出宅邸，除了各地偶然看见的一个发疯的激进分子，他一走过来，街头的孩子就会朝他指指点点。”相反，改革法规定了一种“10英镑普选权”，规定只有财产超过10英镑的成年男性才有选举权。这一规定，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因此，辉格党的要员，例如约翰·拉塞尔勋爵（Lord John Russell）、格雷伯爵、达勒姆子爵（Viscount Durham）相信，改革法更有可能保存贵族阶层稳定社会的力量，不让社会受到全面“美式民主”的威胁。他们的目的是给一个潜在危险性更大的联盟造成分裂，这联盟一方是中产阶级强调道德的活动家，另一方是真正的要求普选的民主派。

这一策略果然有效。改革法创造了50万新选民，还成立了新的下议院，丹尼尔·奥康奈尔、“演说家”亨利·亨特、托马斯·阿特伍德、威廉·科贝特全都获得了席位。科贝特一直颂扬农村，这时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成了工业城奥尔丹的代表。这个新国会，凭着以常识为基础的朦胧自由主义的意识，的确阻止了整体革命的势头（不过，农村地区还是会有一些骚乱，最严重的骚乱是1838年发生在肯特郡）。这些变化，的确大有意义。科贝特为了庆祝改革法案通过，办了一个“筷子节”（Chopstick Festivals），邀请了7 000名劳工，给他们70磅火腿，外加好几车的羊肉、牛肉。他知道，自己目睹了“古老的腐败”无疾而终，还见证了烧水壁炉自治市（potwallopers）[11]，敛财官吏，袖珍选区的消灭。

相反，威廉四世也为了一个理由气得发疯。他愤怒得无法亲自签署改革法案，而是让王室的高官代劳了。1829年，《天主教徒解禁法》（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通过，英国国教会就丧失了垄断地位。而且，因为立刻出现了容易受政治影响的大多数，所以上议院的独立性也受到了不可逆的损害。此外，托马斯·阿特伍德的组织——伯明翰政治联盟声望鹊起，选举也获得了胜利。如此一来，继奥康奈尔在爱尔兰得势之后，现代政党政治体制的运作，也消除了障碍（尽管没有立即运作起来）。现代体制采用一切动员策略——竞选演说、大规模请愿、报纸宣传战，来角逐英国的政治权力。这些策略，是废奴主义者、主张宽容天主教的人最先使用的。

1833年，下议院——此时已经改革，但还没有民主化——终于让英国在各个殖民国家中，首先在所有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最近有一些历史书，认为当时的奴隶生产的产品需求在减少；实际上，需求是在增加。因此，这个成就尤其来之不易。摧毁奴隶制的手段，绝大部分是道德论述；主张人类共同天性的观点，最终取得了胜利。1834年，国会大厦突然发生火灾，被烧毁了。这可并不预示“道德奇迹”的新纪元。改革派的胜利，依然只是部分领域。这时，英国的天主教徒终于能在政府任职了，但在爱尔兰，他们却失去了条件相对宽松的“40先令永久产业”选举权。不论在爱尔兰，还是在英国本土各郡，这一选举权都被严苛的规矩替代了，要求支付房屋年租金10英镑以上的人才能有选举权，这就非常有效地排除了大多数追随潘恩、科贝特、亨特的穷人。真正的男公民普选权，要等到1918年才全面实现。加勒比海上的奴隶种植园主，必须因为损失而得到补偿；一开始，建立了一种过渡式的“学徒制”，学徒是奴隶和自由民的中间状态。

英国的发展，与任何自然之力的想象都截然不同。英国人还没有走完民主和社会公正的漫漫长路。第一章开头，那些漫步者、逍遥学派的人，如今已经被蒸汽驱动的高速经济革命赶超了。这场革命，他们根本无力抵抗，更别说扭转了。而英国的工业化，这场欧洲历史上最不寻常的沧桑巨变，却还是发生了，而且迄今为止，并没有伴随着血腥的革命。这个时代，开始于马车奔驰的快速公路，而此刻，公路的领头地位，又被快到难以想象的铁路、火车取代。华兹华斯觉得，有些铁路破坏了湖区的神圣，为此很不愉快。这些火车，冒着黑烟，发出魔鬼般的声音，把工匠们一直送到了自己的家门口。还确实有成群的人步行而来，带着托马斯·韦斯特的导览，以及华兹华斯自己写的导览，匆匆忙忙在路线图上标记出未来的、必须建设的各个火车站。华兹华斯自己，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他可完全不想这样。华兹华斯跟卢梭一样，都相信英国乡村应该是治疗现代社会的良药，而不应成为现代社会的同谋。但是，对立的两极居然就走到了一起，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农村居民缺少城里的产品，而城市居民也希望体验农村生活。想体验，果真就体验到了。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也同样是最为眷恋乡村记忆的国家。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城市，清一色都建绿地和公园，是乡村的微缩景观，作为丢失的田园风光的安慰剂，或者说纪念品。铁路公司把铁路沿线的土地分给了职工，职工可以在土地上种蔬菜、花，养猪、鸡，他们因为圈地运动而失去了耕地、公用地，这就是那些耕地、公用地的影子。这不是科贝特想象的“快活英格兰”，有着乡村的绿地、麦芽酒、烤牛肉；不过，人们有了这些分配的小块土地，总是聊胜于无。以及，多亏了“绿地运动”的先驱，比如约翰·克劳迪斯·劳登（John Claudius Loudon），公园（park）一词，以前的意思一直是贵族的私产，如今却破天荒第一遭，成了公共场所，打破了阶级、财产的壁垒；例如伯肯黑德（位于英格兰西北部）（Birkenhead）的公园，1847年向公众开放，园内设计了散步的道路、板球场、池塘、牧场，可以让平民游览，把孩子带来，让孩子体验一点自然的乐趣。我觉得，这样的地方，或许并不崇高，但也绝不荒唐。

[1] 图克与塞沃尔也同样无罪释放，此后英国政府不得不暂停了逮捕与审判。——译者注

[2] 1829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解禁法案》（emancipation），满足了天主教教徒的需要。——译者注

[3] 约翰牛，John Bull，英国代称，拟人化形象。——译者注

[4] 詹姆士·沃尔夫（James Wolfe，1727—1759），英国名将。1756年英法七年战争爆发，1759年沃尔夫在加拿大的亚伯拉罕平原会战中战死，但那一战也让英军大获全胜，并最终在1760年击败法军，占领加拿大全境。——译者注

[5] 以诺（Enoch），《圣经·旧约·创世纪》中的人物，传说与上帝同行三百年，最后被上帝接到天上去了。——译者注

[6] 阿多尼斯（Adonis），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此处用作反语。——译者注

[7] 英国传统，如报纸幅面较大，则一般内容相对严肃。——译者注

[8] 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古代英格兰国家，今英格兰东部地区。——译者注

[9] 彼得卢大屠杀（Massacre of Peterloo），这一名字模仿滑铁卢，为了讽刺当局。——译者注

[10] 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即罗伯特·斯图尔特（Robert Stewart），时任外务大臣，因支持当局镇压请愿活动而受到抨击。——译者注

[11] 当时一个奇特的规定，这些地方合格选民的家里必须有能烧水的壁炉。——译者注

第三章

女王与蜂巢

总重24吨的超大煤块；拥有80片刀片的“斯波兹曼”（Sportsman）刀具；机械式的牡蛎开壳器，宣传海报名曰“牡蛎杀手”（The Ostracide）；古塔橡胶公司（the Gutta Percha Company）的蒸汽船家具（一旦发生船难，可以变化成救生筏，浮在水面上）；一群短尾鼬标本摆成一个茶话会的布景——这一切的远处，是一系列玻璃做成的蜂巢，设计师则是约翰·弥尔顿，号称“发明伦敦的人”（Inventor of London）。身材娇小的维多利亚女王，穿着波纹绸的粉红色礼服，戴着头冠，在展馆之前停下脚步，看着住在里面热热闹闹的蜜蜂。让她最为惊讶的是，这些住户颇为自得，一点也不在意众人的审视。它们还要忙着酿蜜，哪怕女王来了，也是自顾自地工作。“女王陛下与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经常注意这些天才的小昆虫杰出的工作。虽有各种景色与声音环顾四周，它们却始终如一，专注于自己，可谓给我们上了令人崇敬的一课。”这一课，并不需要花大力气灌输。有时候，维多利亚确实会觉得，被人看到是不体面的事。十年之后，丈夫那保护她的颀长身影从她身边被夺走之后，她拉起所有的窗帘，熄了煤气灯，把自己埋入黑暗。

然而，在这一个光芒四射的日子，1851年5月1日，她却并不如此。后来，维多利亚给舅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 Leopold）写信，说道：“我们历史上，这是最伟大、最美丽、最壮观的一天。”这一天，在水晶宫（Crystal Palace）里面，维多利亚正如她参观的蜂王一般，也是水晶宫里的女王；为此，她非常满意。有3万名观众持有参观的长期票，在这3万人注视之下，维多利亚能与他们坦然对视，而且心头涌上一种神圣的愉悦感。此前，天空一直飘着雾霭般的细雨，女王和阿尔伯特骑着马，沿着皇家大道前行。然而，女王注意到，就好像为了尊重这个场合的神圣庄严，细雨却停了，阳光洒了下来。这在春天的海德公园，是非常罕见的事。两人穿过科尔布鲁克戴尔（Coalbrookdale）的铁门，走进了水晶宫，迎接他们的，是众多喇叭的齐鸣、放有大量棕榈叶的空间，还有成堆的鲜花。有一段时间，维多利亚女王还被30万块玻璃砖的强光刺得睁不开眼睛。这些玻璃砖，每一块长49英寸、宽10英寸，一同让耀眼的光明洒满了室内空间。这确实是上帝的光，上帝就跟女王一般，也注意到了女王丈夫杰作的伟大。如今，丈夫就站在女王身边；还有小公主维姬（Vicky），维姬穿着诺丁汉郡蕾丝与白色缎子衣服，头发上插着野玫瑰；还有小王子伯蒂（Bertie），穿着苏格兰高地短裙。一家人都笼罩在水晶宫的光明中。室内有一个水晶喷泉，高达20英尺，喷溅着古龙水，维多利亚嗅着香水的芬芳，耳中灌满了600人合唱团和5架管风琴的动听旋律。这音乐是精心安排的，充分利用了水晶宫令人赞叹的回响效果。维多利亚感觉自己仿佛飘了起来，升到了无比壮丽的伟大之中。有这种感觉的，并不只有她一个人。《每日新闻》（Daily News）的记者一般是麻木不仁的，而此刻，他却进入了宗教虔诚的境地，因为听到了一种声音，仿佛是“在大天灾的异象中听到的，许多河流的声音一般，谁听到，谁的心就会震颤，如同身处其中的大厦玻璃”。

女王的王夫（Prince Consort）头脑中则浮现起未来的种种图景——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的协调，和平，团结，这些理想，有时候会通过一次冗长的讲演而穷尽地列举出来，崇拜他的女王，就会在他演讲时，充满爱意地看着他。而在这一个五朔节（May Day），这些理想，看起来并没有伪善到不真实的地步。伦敦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确实堪称当时的一个奇迹。水晶宫长度超过了三分之一英里，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室内空间，这样巨型的建筑，在海德公园里从无到有，只花了六个多月就成了（主要工程只花了17周）。两家玻璃和钢材制造公司——福克斯（Fox）与亨德森（Henderson），在收到设计草图之后，花了一周来准备建筑的所有数据，而建筑师从最早构思，到画出全部施工图纸，仅仅用了8天。

一开始，国会对阿尔伯特亲王的计划反应冷淡，甚至有所抵触；媒体也故意挑剔。但亲王的热情，终于获得了慈善界的支持，他们迅速行动起来，对自己的任务，如同设计师、建造者一般清楚。资助博览会的私人捐款，在初期达到了大约7万英镑；而后，确定的款项就源源不断涌进来了。不过，从传统观念来看，这次博览会确实整体上令人费解。浪漫主义者，原本对于工业社会大加抨击，说工业社会阴森可怖，如同地狱一般；然而，水晶宫用预制部件组装，而且能无限延展。这样的建筑形式，优雅大方、亲切友好，同浪漫主义者的宣传截然相反。坚硬的钢材被折弯，变成了形状优美的曲线，带着花边；展馆内部，画着中世纪的纹章色彩——红、黄、蓝三色；水晶宫内部既有一处哥特复兴式样的“中世纪宫廷”，也有活塞驱动的一列重型机器，似乎在宣告，“过去”和“当下”的幸福联姻。尽管按道理说，有了工业制造，工匠手艺就该寿终正寝了，但水晶宫的展品，却既有工程师的杰作，也有艺术家的杰作。其实，每块玻璃砖都是手工吹制的。钢材与玻璃，织成一张繁复的网，这张网并没有挡住水晶宫土地上的露天空间，而似乎是用一张精致的膜，将空间包裹了起来。（有些人怀疑，水晶宫是否防水防风，这怀疑不无道理。）

有些人批评机械时代的态度最为激进，他们也例行公事，把水晶宫描绘成“自然的敌人”。他们说，真正的“快活英格兰”，还得是“青翠的村庄、舒适的农舍、善良的乡绅”。不过，为了组织博览会，专门成立了一个王家委员会，由阿尔伯特亲王主持。委员会挑选五月一日——西方的“五朔节”作为开幕式的日子，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委员会选定的那名建筑师，此时还没有为招募设计师的比赛提交自己的设计方案。这是一个小伙子，年纪轻轻，人脉却很广，名叫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是一名景观设计师。他自己的职业，是米德兰铁路公司（Midland Railway）的温室设计师，也是董事会成员之一。他的职业，完美结合了园艺学和工业主义的元素。第一张水晶宫的草图，是他在一次董事会的会议上，一时无聊而乱画的。后来，水晶宫选址在海德公园的提议遭到一些人反对，为首的是林肯郡国会议员——查尔斯·西布索普上校（Colonel Charles Sibthorp）。此人强烈反对一切现代事物，称水晶宫是伦敦肺上的一个“小瘤子”。有个重要原因是，水晶宫所在的地方，有两棵高达90英尺的古老榆树，按照原先的设计，两棵树本来要被砍掉。这时，帕克斯顿挺身而出，迎接了挑战。他站起来，把横跨水晶宫的“教堂耳堂”部分的框架弯过来，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屋顶，围住了这两棵树。西布索普本来要把砍树的事情，当成这次“欺诈博览会”破坏行动的例证而大肆宣扬；这一下，他的企图落空了。于是，两棵古树就没有成为博览会的牺牲品，而当了博览会的绿色卫兵。水晶宫内部因为玻璃墙隔热而变得潮湿，观众汗流不止。除了织物搭建的凉棚，榆树的树荫也为观众提供了额外的阴凉。此外，这次改动还是一种承诺：工业社会的未来，并不需要破坏英国的自然风光。

如果自然与工业，蜜蜂与玻璃蜂巢，都能够和谐相处，那么，其他互相敌对的势力，也能做到这一点——科学与宗教、贵族政治与企业、技术与基督教传统。阿尔伯特亲王主持的王家委员会，其成员经过精心挑选，除了贸易保护者以外，还有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有贵族中的企业家，如埃尔斯米尔伯爵弗朗西斯·埃杰顿（Francis Egerton, the Earl of Ellesmere）、巴克鲁奇和昆斯伯里公爵[1]；支持自由贸易的政治家，如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哥特复兴派建筑师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曾设计新的威斯敏斯特宫；还有一个自学成才的开发商，威廉·古比特爵士（Sir William Cubitt）。委员会的席位，既给了伦敦国家美术馆的建立者——查尔斯·洛克·伊斯特莱克（Charles Lock Eastlake），也给了伦敦地质学会主席（President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查尔斯·赖尔爵士（Sir Charles Lyell）。赖尔的著作，强烈怀疑《圣经·旧约·创世纪》内容的准确性。博览会的核心推动者，先前曾经说服阿尔伯特亲王进行赞助的，则是了不起的亨利·柯尔（Henry Cole）。柯尔1849—1852年担任《设计与制造杂志》（Journal of Design and Manufactures）的编辑，曾经生产了最早作为商品的圣诞卡，还有第一批幼儿建筑积木。柯尔一开始的计划，是让博览会成为英国最佳设计的展示舞台，他自己也设计了英国驰名的“明顿”（Minton）牌纯白茶具。然而，计划完成的时候，他和亲王却都想象出了更加类似救世主降临的画面。博览会不光是国内外商品的集市，还会是和平的未来的模板。亲王对自己的任务非常投入，又被科布登鼓励，于是在1850年10月25日，约克郡为伦敦市长举行的宴会上，发表了一篇不寻常的演说，公开了自己的想法，说在博览会之后，世界应该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社会，既有种植者，也有制造者，更重要的，还有幸福的购买者。这样的世界里，国与国的战争就会变成荒唐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而被和平的商业竞争取代。像博览会这样的展览，就会成为独裁政权阅兵式之外的一种替代方案。

一些恐惧或无知的人，一直把机械比作腓尼基人信仰的火神莫洛克（Moloch），将人类吞入大口，又作为“盈利微积分”的劳力单元而吐出来；丝毫不尊重自己吞没的社区、家庭、个人的生命。如今，人们转而认为，机械无论在社会还是道德意义上，都是良性的存在了。就在这一刻，英语增加了新的形容词“Victorian”——维多利亚的；还让另一个词“industry”的意义乾坤大挪移，不再传达“开销”的含义，而传达“劳力节省”的含义。这两个词合在一起，“Victorian industry”（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业），就拼出了这个年代最受欢迎的准则的三分之一——“进步”。巨大的机器，擦得锃亮，喷吐着没有味道的蒸汽，让人群深深入迷，在红绳子后面盯着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还有一些宽轨火车头，如“大西部铁路公司”（Great Western）的绿色巨人，名叫“诸岛之王”（The Lord of the Isles），能够发出1 000马力；众人都围着它看，将它视为友好的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泰坦族，尤其因为在此之前，为了达成博览会公开宣扬的目标，铁路已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目标就是，将这些被阶级和地理分开的英国人聚到一起。博览会从5月开到10月，共有600多万观众前来观看，其中至少有75万人是坐火车来的。这种规模的人员运输，迄今为止，仅仅在军事动员的时候有过，要么是行军的士兵，要么是逃离士兵的平民。然而这次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移，却是以完全和平的方式；迁移的成功，不是国家权力的功劳，而是好奇心和商业的功劳。这些人的旅程，包括寄宿，由旅行商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负责总体规划。家境不太好的观众，“可尊敬的劳工阶层”，还可以享受门票特别折扣。有数十万人买了打折票。

先前，还有过一些其他的工业展览。尴尬的是，发明这类展览的，却是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不过，伦敦博览会是有史以来头一遭，整个国家被一次贸易展重新定义。英国人说：就让那些暴君，继续检阅轻骑兵和野战加农炮吧。我们“世界工厂”展示的，是内史密斯（Nasmyth）的蒸汽锤！作家萨克雷（Thackeray）写了一篇五一颂词，赞扬1850年博览会，说：“这些英格兰的胜利，乃是不流血战争的丰碑！”

由此可见，博览会的目的，是消除英国19世纪中期面临的几乎一切社会政治方面的噩梦，用“商业关系”代替“孤立”。然而，英国国内的各个阶级，是否会如此和谐地团结起来？威灵顿公爵这时已经年过八旬，依然担任伦敦卫戍部队司令。他认为，这些诗歌一般的虔诚，当然很美妙，问题在于，感情不能代替枪炮与骑兵，只有武力才能控制住危险的暴民。威灵顿认为，想要确保首都安全，最少需要1.5万人的兵力，此外，还要展示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警察力量。伦敦此前一直都是宪章运动游行示威的舞台，宪章运动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威胁说，要将革命的传染病散布到英国；这些革命，从巴黎蔓延到罗马和维也纳，推翻了一个个政权。[2]然而，三年之后，并没有血迹斑斑的街垒，只有在十字转门前耐心排起的长队。

像威灵顿这样的“秩序守护者”，一想到在这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伦敦人口已达200万人），众多“泥腿子”们会与权贵毫无障碍地融合在一起，就感到忧心忡忡。别说那种“对世界和平的虔诚呼吁”了，单是“鼓励外国人到伦敦参加博览会”的行为，看起来就非常不负责任，到了犯罪的程度。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留着络腮胡子，就是政治上的异常行为，就是革命者；这些留胡子的危险分子，将会装扮成善良的游客，在肯辛顿的街道上游逛。监视和限制的团队将会不堪重负。阿尔伯特半认真地讽刺道：

反对博览会的人，竭尽全力让全国的老太太惊恐，把我逼得发疯。他们说，那些陌生人绝对会掀起一场全面革命，杀掉我和维多利亚，宣告英格兰成立“红色共和国”（Red Republic）；这瘟疫肯定会从这些群众的集合之地继续蔓延，把那些承受住所有物品涨价的人，彻底吞噬掉。我要为这一切而负责。

然而，阿尔伯特和帕克斯顿并没有退让。19世纪40年代，维多利亚女王遭遇了四次暗杀。因此，大家都觉得，亲王的展览开幕当天，女王应该先封闭游览一番，再让公众进入。但是，阿尔伯特却认为，若是想让展览能够宣传立宪君主制的独特美德，就必须让女王来到忠实的臣民之间。虽然反对者认为，居心不良的团体可能混在德高望重的行列中，但阿尔伯特大胆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5月1日，很多权贵来参加了当天的日程，还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告的祝福。这祝福，给“中殿”（nave）和“耳堂”（transept）这样的用于水晶宫的术语，赋予了一种圣洁色彩。不过，维多利亚在展品周围（包括弥尔顿先生的玻璃蜂房）来回走动，就表明了一种立场。博览会闭幕之前，女王还带着家人，参观了13次之多。

帕克斯顿关于博览会的平民主义的观点，更加狂放大胆。他竟然提出，要在5月底之后免去门票。对此，贵族们又惧怕又怀疑。但帕克斯顿坚持己见，亨利·柯尔和阿尔伯特亲王也始终支持，都认为，博览会是英国展现“第三条道路”的最佳方式，既非共和制，也非贵族专制。帕克斯顿还进一步主张，让劳工阶层走近水晶宫，会减弱他们与统治阶级的疏离感，而不会增强这种疏离感。水晶宫会向劳工展示一种轻松的布置好的未来，迎接那些节俭而勤劳的人——“世界工厂”的“工蜂”们。劳工阶层看到这样的壮观景象，会受到安抚，进而从煽动者变成消费者。商议结果，采取了折中方案：5月26日以后，每周二到周四，门票价格降到1先令。妇女还能买到更便宜的长期票。第一个“1先令日”，有37 000人参观了水晶宫。之后，平均每天参观者都维持在45 000~65 000，并没有什么革命大军形成。实际上，博览会的六个月期间，竟然没有一起损害公共财产的事件发生。到1851年10月，每天的参观人数在9万至10万人。《泰晤士报》（The Times）准确地报道说：“如今，人民已经变成了博览会。”

19世纪，英国第一次伟大的展览，其概念首先是一次家庭出游；以王室的家庭为首。毫无疑问，博览会若不是阿尔伯特亲王的心爱计划，就没办法激发维多利亚如此之高的热情。但她相信，博览会首先是亲王的作品（可怜的亨利·柯尔一直被这个杜撰说法的阴影笼罩，始终没有走出来）；1851年5月1日，对女王来说，也首先是阿尔伯特那坚强不屈的善行的产物。对亲王的坚定信念，她也给出了回应；认为博览会就应该是英国国内的愿景，英国的工业化给博览会提供了支持，而不是压力。博览会展示了不计其数的家纺产品、家具、碗碟、幼儿玩具、钢琴、铸铁的公园长椅，这一切似乎都在把英国的经济力量“翻译”成中产阶级的田园牧歌。博览会上，王室的纪念品，并非像画家弗朗兹·克萨韦尔·温德尔哈尔特（Franz Xaver Winterhalter）的油画《五月第一天》（The First of May）描述的那样庄重。这幅作品，画了老公爵威灵顿，在自己82岁生日当天，给自己的教子，年仅一岁的小王子阿瑟送来一份礼物，阿瑟也正巧是这一天生日。基督教有一个传统的绘画题材《三博士朝圣》（Adoration of the Magus），画的是东方三博士将礼物送给刚出生的小耶稣。 《五月第一天》也是一幅现代题材的三博士朝圣，这幅画的背景当中，神圣的日光，正笼罩着水晶宫。

不言而喻，这幅布尔乔亚风格的、阳光灿烂的未来，也会让英国的劳工阶级减少对未来的恐惧。至少，阿尔伯特亲王是这么希望的。还有一个人鼓励了亲王，那就是托马斯·贝兹利（Thomas Bazley），一位曼彻斯特商人，对手下的工人照顾有加，因而备感自豪。贝兹利还可能发明了“周五发薪日”的制度。亲王在他的鼓励之下，开始思考，博览会怎样才能促使人们重新设计劳工阶级的居家生活，以增进健康与舒适度。亲王有一个头衔是“改善工人阶级住宅协会”主席，他就以这个身份，委任亨利·罗伯茨（Henry Roberts）修建一座工人住宅模型，有三角山墙，两层，四个单元。建材选用空心砖，以降低成本。这些住宅采用增高的窗户，达到最佳采光效果，还设计了一个中央楼梯，来增进空气流通；此外，还能在横向和纵向添加模块，从而不断延伸。样板房就建在海德公园里，展馆旁边；博览会闭幕之后，房子又拆除，在肯宁顿公用地重建了起来，此地经常用于宪章运动的示威活动。这些房子一直到现在还矗立着，尽管已经破败不堪了。

19世纪80年代，维多利亚女王也会从寡居的退隐生活中向外一瞥，关注穷人的居住条件。当时发表了一些伦敦贫民窟的报道，女王看了非常震惊，而且，显然也坚信“好人阿尔伯特”会采取行动，于是她给首相威廉·格莱斯顿领导的政府写了一封信，催促他们关注这个问题；她充满善意的唠叨起了作用，又一个王家委员会成立了。这问题对女王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女王同意了那种当代的老生常谈：工业化的英国，倘能在战争与革命的世界中保持独有的稳定，其原因并不只有良好的政治体制，还有良好的社会体制。这体制的根本，乃是家庭生活的道德基石，以女王为主要代表；女王先是妻子，后是孀妇，还一直是一位母亲。她是英国第一位身兼君主和母亲二职的人，尽管在她64年在位期间，这一矛盾现象经常给她带来痛苦——她总是担心，自己的责任之一，做个“脾气和善，擅长理家”的好女人，会跟自己另外一面的性格与责任——女王相冲突，特别是在大英帝国这样一个如此强调基督教风格男子气概的国家。

但女王也相信，这个两难处境，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她性别的命运。她感觉，全英国一定有无数的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正经受这种矛盾的困扰，一方面有义务做一个“壁炉边的天使”——这句话选自诗人考文垂·巴特摩尔（Coventry Patmore）著名的感伤诗歌《房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1854）；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了日常生活的严酷要求而奔波，要养育孩子，做工，摆桌子，做祷告……这位母亲兼女王，在中年以后，丈夫去世了，她经常隐居在温莎城堡、奥斯本宫，或是苏格兰高地的巴尔莫勒尔堡（Balmorality）那个凉爽的世界，很少外出；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她也仍旧自鸣得意，认为自己很清楚英国妇女的现状，了解她们责任的重担与不屈不挠的勇气。

然而，女王果真了解吗？

时间倒回1832年秋天，13岁的维多利亚公主，在前往威尔士的路上，第一次见到了工业化的英国。她访问了贝尔珀（Belper）一家棉纺织厂；还有班戈（Bangor）一所学校，给学校举行了奠基仪式。这两次访问，都经过精心安排，确保能够消除“劳工阶级”的敌对情绪，能够体现未来君主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团结。毕竟，有谁能憎恨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呢？然而，在伯明翰附近的某地，维多利亚的马车驶过煤矿所在的乡村，她看到了一种非常不像英国的事物——黑色的草。她在日记中写道：

男人、女人、小孩、村庄、房屋，都是黑色的。可是，凭着文字的说明，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描述清楚，这是怎样一幅怪诞而不寻常的图画。所有的村庄都一片荒凉，到处是煤炭，连青草都枯萎变黑了。刚才，我又见到一栋特别的建筑，火光熊熊。乡村所见，到处都是黑色，蒸汽机燃烧的煤块，难以胜数；冒烟着火的煤炭，跟破败的棚屋、衣衫褴褛的孩子们混合在一起。

这幅令人大开眼界的“英国地狱图”，震惊了天真烂漫的维多利亚，是理所当然的。维多利亚出生13年，一直让人刻意安排着孤寂的生活。维多利亚的父亲是肯特公爵，乔治三世第四个儿子。维多利亚生于1819年5月24日，八个月之后，1820年1月23日，肯特公爵去世。她从小到大，身边几乎没有一个男人，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小世界，首领是自己的母亲——公爵夫人，还有她的家庭教师——列岑女男爵（Baroness Lehzen）。维多利亚就睡在母亲房间里。这个世界，还充满了猥琐的奉承、家庭的钩心斗角。维多利亚居住的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尽一切努力，避免她接触卑劣与邪恶；所谓卑劣与邪恶，就是指国王乔治四世和继承者威廉四世。当时的年代，社会上普遍确立了基督教福音派的宗教热情，不只是中产阶级，贵族阶级也有不少人是这样。英国王室正深受丑闻困扰，急需让推定的女继承人维多利亚有一个纯洁、虔敬的好名声，来改善王室的形象。人们原来希望，让乔治四世的女儿——夏洛特·奥古斯塔公主来做这个女王兼救世主，她品德高尚，性格奔放又富有智慧，大家认为，她能够为这个昏乱的王朝带来一个崭新的开端。然而，她却在生孩子的时候去世了，全国自发地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夏洛特的丈夫也是维多利亚母亲的兄弟，因此是维多利亚的姑父；称号是萨克森–科堡–哥达的利奥波德（Leopold of Saxe-Coburg-Gotha），之后成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显然看中了小公主，认为她是夏洛特的继承人；于是送来了不止一本咨询类书籍，并开始辅导她；夏洛特在世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辅导妻子的。维多利亚13岁的时候，利奥波德给她写信说：“对王室成员来说，我们眼下很困难。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如此不顾一切地需要身居高位的人拥有真正的优良品质！”

的确如此。乔治三世1820年去世，国民把他视为纯朴可亲的人，对噩耗深感悲痛。尽管他晚年成了盲人，举止也似乎是个疯子，但人们还是一直认为，他对下层人民的疾苦，其理解程度，不亚于对上层浮夸的理解，而且可能还要超越后者。乔治四世1830年去世，葬在温莎市圣乔治教堂的地下墓穴。他的棺材，是被喝醉酒的殡葬承办人放入墓穴中的。与此同时，他的兄弟——新王威廉，却在整个葬礼期间高声谈笑，让自己当众出丑。这次王权的让渡，不但没有悲痛，甚至缺乏应有的哀悼之情，因此十分扎眼，引发人们的议论。乔治四世严重肥胖，而且道德非常败坏，他和他的种种恶行，对于哈兹里特与科贝特这样的道德批评家来说，显得尤其可憎；因为正当此时，无论是乡村还是工业化的城市当中，都有很多人穷困潦倒。当初乔治四世加冕的时候，与妻子卡洛琳王后感情冷淡，他命人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门全都上了锁，不让妻子进来。后来，乔治四世还将妻子以通奸罪送上法庭，引发了支持者的强烈抗议，还发生了暴力冲突。

威廉四世对王室的名声，也没有做出什么积极的贡献。威廉在王家海军中服役数十年，自吹自擂，说自己是纯朴的“水手国王”。他这个名声倒是被人接受了，人气很高，与哥哥形成了对比。然而，新国王却把自己的人气挥霍了大半，因为他坚持反对国会改革，而且公然声明了自己的立场。更有甚者，民众还发现，他没有合法子女，但非婚生子女却至少有15个，创造了英国王室的最高纪录。当时有一位女演员，名叫乔丹夫人（Mrs Jordan），是威廉的现任情妇，威廉执意要她陪伴在自己身边。这一丑闻，也影响了肯特公爵夫人的名声，于是，公爵夫人采取了非常措施，严禁维多利亚与威廉待在一起（尽管小女孩本人似乎非常喜欢他）。公爵夫人走投无路，必须保护她无价的政治资本，那就是维多利亚的贞洁（既是道德上的，也是身体上的）。不过，一想到自己本应拿到王室年俸的应有份额，但国王却很吝啬，拒绝发给她，她还是恨得咬牙切齿。

然而，我们也能说“需要是政治之母”。以及，公爵夫人尽管不满意这种财政上的严格措施，这措施却给她带来了节俭的好名声，也算因祸得福。因为手头太过拮据，母女俩和家庭教师不得不搬出了肯辛顿宫，来到了更为简朴的住宅，位于拉姆斯盖特（Ramsgate）和锡德茅斯（Sidmouth），这些地方几乎可以说是郊区了。跟王宫里索然无味的奢侈比起来，肯特郡的家庭生活，可以称为严格的自治楷模。维多利亚记得，小时候的晚餐非常简单，最简单的时候只有面包和牛奶，用一个小银盆子盛着。维多利亚不管走到哪儿，都被严格的基督教福音派管理体制约束着，必须经常做祷告，还必须每天自我检查有什么污点。有一本禁令手册，作者是组极端的福音派成员汉娜·摩尔（Hannah More），是当初给夏洛特公主写的——《年轻公主品性培养指南》（Hints Towards Forming the Character of a Young Princess，1805）。她还带着一本操行记录（Behaviour Book），也可能是别人逼迫她带着的；记录了维多利亚犯的一切错误，还严格规定了她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1832年8月21日的自我净化日记，画了很多下划线，写着：“非常非常（下划线）极其（下划线）淘气！”

结果，公爵夫人和列岑女男爵，大概是把小姑娘教育得太完美了，太符合基督教的伦理和家庭内部的举止要求。因为，她在长大的过程中，越来越严肃地意识到，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与此同时，她还越来越为一个情况感到不安：母亲似乎有些太过依赖一位爱尔兰冒险家——约翰·康罗伊爵士（Sir John Conroy）；这种依赖，简直是战战兢兢的。康罗伊表面上是公爵夫人的家庭秘书，但哪怕小姑娘年纪不大，却也看得出来，二人的关系显然不止这一层。尽管她还跟母亲公爵夫人一起睡，但也开始独处，而且开始大量阅读历史书。她给利奥波德的信里写道：“我特别喜欢给国王和女王列表……而且我最近还看完了一本书，是关于英国君主和配偶的，因为我国的历史，是我有义务了解的重要事物之一。”她说，亨利八世王后安妮·博林（Anne Boleyn）“惊人的美丽，但缺乏为他人的考虑”；安妮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是“伟大的女王，但也是个坏女人”。

而当维多利亚纤细的体型变得丰满起来，她也尴尬地发现，她已经成了欧洲最受欢迎的女人。公爵夫人，就如同一切为女儿寻找夫婿的母亲一般，也举办了很多宴会、舞会来炫耀女儿；邀请名单上，最重要的自然是那些合意的单身王子，有荷兰人，有葡萄牙人，有德国人。萨克森–科堡–哥达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非常热情地宣传自己的两个王子，欧内斯特（Ernest）与阿尔伯特；维多利亚17岁生日舞会上，也跟阿尔伯特见了第一面，然而这第一面并没有显出什么希望来。阿尔伯特尽管长相英俊，身板挺直，表情严肃，却不爱说话，言行拘谨；跳舞的时候，竟然脸色变得灰白，只好匆匆离场，否则别人非怀疑他要晕倒不可。与此同时，维多利亚对宫廷和贵族社交圈子之外的世界，兴趣也逐渐增加。她看了很多报纸，开始积极参加王室慈善事业的各种仪式；这慈善事业，会变成现代英国王室的支柱之一。1836年，她参观了一家“流浪女童收容所”；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她童年居住的克莱蒙特邸宅（Claremont House）大门附近，她还遇见了暂住的吉卜赛人“库珀”一家（Coopers），就把他们收养了下来。库珀一家虽穷，但女王却宣告，他们在逆境中的美德堪称典范；女王向公众表明，这些吉卜赛人是善良的英国基督教徒。女王说：“他们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都十分和睦，对体弱多病、年老的吉卜赛人也十分关心，经常加以照顾。”

女王向着外面的世界，迈出了更远的步伐，与此同时，她越来越不愿意老老实实地执行母亲的命令了。她越发痛苦地发现，公爵夫人和那个粘人的康罗伊，正在无耻地拼命利用她身为君主的未来，用以中饱私囊。她如果在成为女王的时候还没有成年，两人就可以建立摄政体制了。不过，1837年6月20日夜间，威廉四世撒手人寰，此时，维多利亚已经满18岁了。公爵夫人注意到，新女王一登基，就把自己的床从母亲房间里挪了出去，还坚持要一个人吃饭。公爵夫人很清楚，这样的举动有什么意义。维多利亚从此之后，就要自己主宰命运了。威廉四世从病重到死亡的过程拖得比较长，有时候还会把大臣们叫来吃饭，保证每个人一定喝下两瓶酒；这时宫中就会重新出现欢笑声，把人们吓一跳。这种情况，给了维多利亚足够的时间，让她思考自己马上到来的身份变化。她带着惊人的沉着冷静，面对自己的将来。她写信给利奥波德，字里行间，有一种谦虚和勇气的混合：“我从容又安静地期盼，那可能即将到来的事情。我并不害怕，虽然我也并不认为自己能同所有人比肩，但我相信，有了善良、诚实、勇气，我就会无往不胜。”她目标惊人，明确的行事风格，在威廉四世死去的那个著名的夜晚，仍在延续。当夜，维多利亚首先被母亲叫醒，王室宫务大臣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跪在面前，膝盖吱呀作响。她说：“既然天意如此，让我坐上了这个位置，我将会尽心竭力，履行义务，报效国家；我年纪还轻，对很多事情还缺乏经验，所幸不是凡事都如此；但我确信，不会有多少人有比我更多真正的善意和热情，来做这件应当做的事。”

第二天，维多利亚和首相威廉·兰姆（William Lamb）、墨尔本勋爵共进早餐，后来，首相成了维多利亚的守护人，老谋深算，而且对她忠心耿耿。女王在这一方面可谓十分幸运。继维多利亚舅舅利奥波德之后，首相是她的第二位“代理父亲”。两人从第一次会见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相互关心的关系，几乎近似“强迫的爱”。年龄的差距并没有阻碍二人的亲密，反倒是互敬互爱的必要条件。墨尔本勋爵是辉格党的贵族，他过的生活也十分堕落，维多利亚对这种生活可能会相当反感。但从维多利亚看问题的角度而言，墨尔本勋爵的罪恶，更多是别人的原因，而非自己的原因。这种观点，也有一些道理。他的妻子卡洛琳被情人拜伦勋爵（Lord Byron）抛弃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尽可能照顾妻子。卡洛琳·诺顿女士的丈夫曾发起离婚诉讼，把勋爵告上了法庭，勋爵也承认了自己不光彩的角色，尽管勋爵和诺顿女士的关系更可能是精神恋爱。勋爵遇到维多利亚之前一年，他的独生子奥古斯都（Augustus）不幸去世了。于是，勋爵就带着一种“受伤的勇敢”的魅力，来到了女王面前，完全做好了准备，来适应自己慈祥的长辈角色。

报纸给维多利亚起了一个美名“英国玫瑰”（England’s Rose）。她也需要一个人来教导她，帮她树立公众形象，逐渐培养她的自信，让她走上英国历史那宏大而令人生畏的舞台。维多利亚肤色红润，小脸儿圆圆的，配上碧蓝的眼睛，的确很像玫瑰花一般美丽；但墨尔本勋爵很快就明白了，玫瑰除了美丽，还需要刺来补充。这个身高只有大约1.5米，洋娃娃一般的小女孩，将来会长成一个冲动而刚愎自用的可怕女人；这一点，勋爵已经有所发现。所以，勋爵始终不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对她说话，也不将她作为不谙世事的孩子看待；而是默认她足够成熟，能够明白自己提供的精明的政治资讯与自己晦涩的幽默感，甚至也能理解他对英国历史的滑稽看法。比如他会说：“亨利八世？那些女人，实在把他烦得够呛。”维多利亚的日记，叙述了她和勋爵的不止一次见面，每次见面都充满了会心的笑声。

这些会见，一直伴随着年轻女王的生活。勋爵会报告政治局势，包括经济情况、国际关系；会跟维多利亚下象棋，陪她骑马，跟她吃饭（座位一直在她左边）；两人一起研究王室收藏的油画和素描；墨尔本勋爵每天都会跟女王相处四五个小时。她看着这位“体弱的孔雀”整理羽毛，蹒跚地昂首阔步，感到十分有趣；她在吃饭的时候探身靠近勋爵，告诉他一件趣闻；或是自己狼吞虎咽。她还会调侃勋爵的饭量：“他已经吃了三块排骨、一只松鸡，这还只是早餐！”她还仔细地写下了勋爵的连珠妙语，尽管这些话，很少称得上真知灼见，例如：“经常谈论铁路、桥梁的人，一般都是自由主义者。”两人的亲密交往，也有一定的代价。在阿斯科特（Ascot），偶然会有嘲弄的声音传到女王耳朵里，说她是“墨尔本夫人”。但这些代价，完全被好处掩盖了。维多利亚有了一个养父一般的人物，他不经常回比利时，不在她面前消失；而且，在勋爵的鼓励之下，女王还最终脱离了不幸的公爵夫人和康罗伊的掌控。1837年9月，女王继位两个月之后，在温莎大公园检阅了卫队和枪骑兵，以一种惊人的自信和冲劲主持了整场活动。她的样子，同伊丽莎白一世这个“伟大的女王、坏女人”惊人的相似。她回忆道：“我骑着马，慢跑到那些绅士的行列跟前，与他们一道前行。利奥波德（马的名字，不是国王的名字）的表现最为优雅、最为安静；乐队简直就是在它跟前演奏的。然后，我又慢跑着回到了之前的位置，留在那里没有动，与此同时，士兵们就迈着或慢或快的步子，从我身边整齐地走过……整场检阅都很漂亮，我第一次感觉像个男人，好像我能够领兵打仗一般。”

此时的维多利亚，确实不能出一点差错。英国经济局势已经突然恶化，宪章运动之类的激进派，开始吸引了大批拥护者，英国毕竟不是人人都被“英国玫瑰”迷得神魂颠倒。不过，维多利亚至少不是对此直接负责的人，而且，在有产阶级当中，她还赢得了信赖和尊敬，因为她的善良完全不是刻意而为，而且又带着令人不设防的坦诚，这坦诚一半出于天性，一半出于智慧。她也很快确信了，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1837年，她把犹太人出身的摩西·蒙蒂菲奥内（Moses Montefiore）加冕成了骑士，这一举动，在宫廷里引发了大量争议。她写道：“他是个优秀的人……我很高兴去做我自己认定为正确的事，这也应该是正确的事。”

至于王室的排场，维多利亚意识到，对君主制的存亡也至关重要，这一点可能也是墨尔本勋爵提示的。乔治四世当年决心导演一场极尽奢华的加冕礼，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在苏格兰的荷里路德宫（Holyroodhouse），都安排了模仿中世纪的宴会，宴会上要演一场戏，会有一个忠于国王的挑战者穿着锁子甲出场，声称有谁要质疑这次继位，他就要跟谁决斗。然而，乔治四世越是精心布置（他甚至披上了鸵鸟毛，打扮得有如鬼怪一般），他就越显得离奇古怪。锁子甲的“挑战者”骑马小跑过来要亲国王的手，国王却从马上摔了下来——这似乎也不足为奇。他的继任者威廉四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接受这种恭维。不过，维多利亚登基，对宫廷的剧团导演来说，却是一个天赐的良机，他们知道怎样吸引公众的注意，因此为加冕仪式安排了一场舞台剧。英国16世纪—17世纪盛行一种假面剧，这次演出也几乎是假面剧的现代版，显示“不列颠尼亚”的纯洁和美德终于重生了。到处都是纯洁和美丽的画面：维多利亚的裙裾，由八名侍女托着，侍女身穿白色丝缎，衣服前面挂着银色玉米穗编成的花环，后面挂着粉红色玫瑰的花环——粉红玫瑰是新王朝的象征；而且，尽管长袍与徽章很沉重，维多利亚却应付自如，令人十分满意。87岁的约翰·罗尔男爵（Baron John Rolle）要登上台阶，来到王座之前，向女王致敬，不小心绊了一跤。女王立刻本能地从宝座上站起，走下台阶去扶老人，这一关心别人的举动，得到了广泛的注意。等到墨尔本勋爵上来致敬的时候，女王发现他眼里满含泪水。几年之后，她更加壮观的婚礼，还会进一步吸引民众的想象。

她坚定的责任心，虽然毫无疑问是一笔财富，但有时候对世俗上很精明的首相来说，却可能变成头痛的因素。她告诉首相，自己不喜欢约翰·林德赫斯特男爵（Baron John Lyndhurst），因为他是个坏男人。首相戏谑地问道：“你讨厌所有坏男人吗？因为坏男人可是男人中很大一部分啊。”尽管她对墨尔本勋爵名声不佳的过去采取了纵容，甚至喜欢的态度，她还是很快对他人做出了一些挑剔的判断。勋爵并没有成功地教给她，要容忍他人的缺点。女王母亲有一名侍女，名叫弗洛拉·黑斯廷斯女士（Flora Hastings），她的身材开始奇怪地发胖了。维多利亚以为她怀孕了，要求惩罚她的背德之举，把她驱逐出宫廷。这又跟历史上的伊丽莎白一世极为相像，伊丽莎白有个外号“童贞女王”（Virgin Queen）。不幸的姑娘黑斯廷斯接受了医生检查，这才发现，她肝脏生了肿瘤，并没有怀孕。一开始，女王不相信侍女真的生病了，引发了宫廷里的一些批评，说女王缺乏同情心。但墨尔本勋爵一旦让女王信服了真相，女王就立刻端正了态度，去探望垂死的侍女了。这也是勋爵极力建议的。维多利亚握住她的手，临走时还喊着：“可怜的弗洛拉女士啊！”

后来，墨尔本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托利党的政府，首相换成了罗伯特·皮尔爵士。维多利亚认为这次变更是对她个人的公开侮辱，于是流着眼泪，强烈抗议她的老朋友和导师下台，表示对皮尔粗野而冰冷的仪态非常恶心。皮尔毕竟只是一个制造商，缺乏贵族气质。当时的规矩是，首相换了，女王的贴身侍女也要换一批，女王对此坚决反对。尽管墨尔本尽力解释，说女王实在是别无选择，维多利亚还是拒绝明白，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君主制能够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君主跟政治党派保持距离，不偏袒任何一方；女王自己可能会将侍女看成自己的仆人，但实际上，她们一直都是辉格党的势力，从下一届政府的角度看，保留这些侍女，就等于容忍宫廷里的间谍。最后，维多利亚终于同意了，但还是带着强烈的屈辱感。

1839年，墨尔本下台的时候，已经有不止一个计划，要给维多利亚另找一个能依靠的人——配偶。策划人是利奥波德国王，以及她的老家庭教师列岑，还有萨克森–科堡的克里斯蒂安·冯·斯托克马男爵（Baron Christian von Stockmar of Saxe-Coburg）。1839年夏，他们建议维多利亚，或许能再次考虑一下表亲阿尔伯特。她一开始强烈反对，说这是哄骗，哪怕被自己最相信的两个人——墨尔本和利奥波德哄骗，她也不愿意。她说：“整件事都极为可憎，我讨厌做决定。”但最后她还是让步了。10月，阿尔伯特来到英国。维多利亚立刻就被这人的“美貌”惊呆了，特别是在舞池当中，几年前在这里，阿尔伯特曾经给人以了无生气的印象。他“精致的脖颈”最让维多利亚着迷，她评论道：“一张嘴如此漂亮，有着精致的小胡子；身材也非常挺拔，宽肩膀，腰的形状也好。”还说：“我的心充满了喜悦。看着阿尔伯特跳起快步舞跟华尔兹，何等快意！”出众的容貌，与他道德上的严谨、显而易见的智慧、无可指摘的品德联系起来，就促使维多利亚很快下定了决心。是女王向阿尔伯特求婚的，这一点很明显，让漫画家们也觉得很好笑。女王回忆道：“大约12点半，我派人去叫阿尔伯特，他来到了我独处的密室，几分钟后，我告诉他，我觉得他一定知道，我为什么希望他来到这儿；以及，他若是能满足我的愿望（娶我），我会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几次三番拥抱在一起，舍不得分开。”

整个过程快如闪电。维多利亚拿来了戒指，跟阿尔伯特要了一绺头发，沉迷在久久的亲吻当中；她还下令说，度蜜月两三天就足够了。“最亲爱的，你难道忘记了？我是一国之君，一切都不能妨碍国家大事。”更让人惊讶的是，阿尔伯特发现女王还会专门制定法令，规定谁可以当丈夫的私人秘书。当时，国会的激进派要求在王室年俸中削减阿尔伯特的津贴，为了确保丈夫的津贴不减少，女王就像母老虎一样坚持斗争（特别是跟皮尔并肩作战）。然而，阿尔伯特也沮丧地发现，打从一开始，妻子就希望自己的功能是装饰她，支持她，还有跟她合作生孩子；大概三者是这么一个顺序。阿尔伯特反倒成了妻子的“房中天使”！维多利亚就这样通过强硬的态度，禁止阿尔伯特参与国家大事，让两人感情面临了考验。阿尔伯特觉得自己的处境很糟，而且有违基督教精神；不能发挥才干，尊严受了侮辱。不过，在新婚的日子里，也有些时候，维多利亚完全沉醉在夫妻恩爱当中。第一夜过去之后，她写道：

当清晨降临时（我们也没睡多久），我看到身边那张英俊的、天使般的面孔，那种感觉难以言表！只穿衬衫的他，如此美丽，他那无瑕的颈部近在咫尺……

我们结婚的第二天，他的爱与温柔就已经超越一切，亲吻他柔软的脸颊，轻触他的嘴唇，一切都像天堂一般美好。有生以来，从没有过这样纯洁，这样天国一般的感觉！啊！是否曾经有哪个女人，像我一般幸福呢……

最亲爱的阿尔伯特帮我穿上丝袜，我走进去看他刮胡子，幸福已将我包围……

当然，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对彼此的激情，是件非常私密的事。只在很久以后，这日记才由女王的女儿比阿特丽斯公主（Princess Beatrice）编辑出版了。不过，日记很快就变成了王室的公共资产，其中一半是出于女王的纯洁天性，一半是出于精心策划；特别是在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时候。1842年5月12日，王室举行了一次金雀花舞会。舞会上，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双双出现，扮演14世纪金雀花王朝的国王爱德华三世和王后埃诺的菲利帕（Philippa of Hainault）。这是传说中一对幸福美满的夫妻；舞会的礼服和装饰，由中世纪古董商詹姆士·普朗什（James Planché）设计，极尽奢华，看上去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奢侈浪费。而且，这一年的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因此舞会就显得不合时宜到了可怕的程度。女王的三角胸衣由锦缎织成，镶着宝石，被人揭露说成本高达6万英镑。与此同时，机械化导致失业率变得很高；兰开郡和约克郡的工厂主，抓住这个机会，肆意欺压工人，减薪达25%之多。工人的回应是一波巨大的罢工浪潮。有很多工人队伍专门去拔蒸汽机的塞子，切断工厂的动力供应。也无怪乎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总结说，英国将会成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一次重大阶级斗争的舞台。恩格斯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未来的译者跟合作伙伴，不过此时，他还在曼彻斯特一处棉纺家族企业做工。同一年，女王又遭遇了两次暗杀。

不过，组织舞会的人，并没有愚蠢到自杀的程度。这场舞会的收入，用来救济斯皮塔佛德贫困的纺织工人。组织者宣称，这场舞会是一个范例，说明王室专注于慈善事业，说明维多利亚对贫困者与失业者充满了同情。确实多亏了这次舞会，组织者的辩解得到了传播，斯皮塔佛德纺织工人得到了一些零工，那里的慈善组织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款项。中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王爱德华三世围困了法国重镇加来，要求城内六个高尚的市民出城受死，方可饶恕其他市民。六个加来义民答应了要求，来到爱德华面前准备就义。此时，爱德华的王后菲利帕出面恳求国王不要杀掉他们，国王最后同意了。这个煽情的故事，有一段时间，英国的小学生无人不知。如今，英国的宣传，让这个典故加上了一层现代光彩，成了19世纪慈善业的通俗闹剧。维多利亚女王跟菲利帕一样，也是一个善良的君主，让她感动的，不是充当人质的义民，而是没有工作的工匠。《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有些过于乐观地宣称：“我们确信，目前有成千上万的人，都为这应急的救济措施而感激；正义的王室娱乐，担负起了这次救济。”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被说服了。特别是媒体又披露，舞会的一半收益，是用来抵偿开销的。一家报纸登出了一些工人名单，据说是1842年5月饿死的；名单旁边，就是金雀花舞会的开支列表。有个牧师，在一次布道中警告说：“慈善业一旦变成舞会，就不再是慈善业，而充满了恶意。”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住在艾喀尔菲亨（Ecclefechan）、克雷干帕托（Craigenputtock）、切尔西（Chelsea）等地，被称为这些地方的预言家。在他看来，这次舞会，是对中世纪的附庸风雅，性质极为恶劣。因为他觉得中世纪并不是应当作为风尚而赏玩的东西，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能用来反抗机械时代的专制主义。

1843年，金雀花舞会一年之后，卡莱尔写了《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说中世纪基督教精神的英国，留下的神圣遗产，并不只是用来打扮和跳舞的素材，更不是“快活英格兰”的田园梦幻，而是一种谴责，指向当今时代非人道的堕落，因为眼下，一切都被物质的计算所决定了。创造幸福的人们，润滑了“权力和利润”的齿轮，而人们自己却困在了机器的飞轮中间。当年，年轻的维多利亚曾经访问东安格利亚地区，在大头菜和抱子甘蓝之间，看到了那些非人处境之下的工人。她感到很难受，表情都扭曲了。如今，卡莱尔也走访了这个地方，开始研究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时候，参观了圣埃德蒙兹伯里（Bury St Edmunds）的西多会（Cistercian）教堂废墟，他感觉到，另一个古老世界的伟大力量；古老世界与当今世界，相隔的并不是几个世纪的光阴，而是一种普世的道德观。这种感觉，促使他写下了《过去和现在》。这本书，一半是纪实，一半是历史小说，主要情节来自中世纪僧侣——布雷克隆德的约瑟林（Jocelin of Brakelond）为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写的编年史。旅途中，卡莱尔还访问了圣艾夫斯（St Ives）的济贫院，对法律系统的非人道情况深感愤恨；这种系统之下，人们要么是无事可做，要么就在新济贫法（New Poor Law）规定下，被关在类似监狱的地方。

于是，卡莱尔的文章，矛头直指金雀花舞会。他激动地写道：

老伯里这些灰暗的老城墙，不是附庸风雅，也不是可疑之物，而是热切的事实。修建城墙的目的，是最真切、最严肃的；不错，这灰黑的废墟，当初却是另一个洁白的世界，当很久以前，这城墙的崭新砂浆和凿工，第一次得见天日的时候。不要用你们浅薄的圆规，或是带着温驯浅薄的傻笑，来度量我们父辈建起的天国守望塔……

这遗迹的什么元素至关重要呢？建筑、钟塔、丈量土地的单位？的确，但这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难道它没有让你停下来沉思另一个奇怪的方面？当初的人，是拥有灵魂的！不是单凭道听途说，也不是修辞上的比喻，而是他们实际了解，实际身体力行的真相！它确乎曾经是另一个世界……真实的另一个世界。而目前这个可怜又痛苦的世界，倘能够用聪慧的眼光，而非愚蠢的眼光去看那个老世界，或许能从中受益！

当然，“老世界”已经寿终正寝，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卡莱尔还是想从古董商，从虚假的中世纪崇拜者手中，拯救老世界的道德力，拯救它那给予现代人的启示；当代文化，原本已经屈服在“不敬上帝”的机械脚下，卡莱尔是想在这种文化当中，恢复老世界的精神力量。卡莱尔在苏格兰西南部长大，这里是全英国加尔文教派（Calvinist）最兴盛的角落之一。他从小到大，一直在听牧师满怀激情地呼唤，让上帝的愤怒，降临在自负者、放荡者身上。卡莱尔又自己为这种雄辩的“夏日惊雷”，添加了形而上学的德国哲学理论，特别是哲学对历史的时代精神的沉思。这两者加在一起，构成了卡莱尔的基本主张。这主张，乃是一个现代“摩西”的声音。摩西大怒，敦促这些异端分子立刻匍匐在上帝的真理之光面前，免得他们遭遇“邪恶的自我毁灭”。1829年，卡莱尔住在克雷干帕托一个叫“鹰崖”（Hawk’s Crag）的地方，这一年，他在唯理主义温和派报纸《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发表了激烈的长篇演讲，声讨“机械的暴政”，以及暴政对手工业的破坏。当时，英国一些工业巨头，如布鲁奈尔（Brunels）、丘比特（Cubitts）、斯蒂芬森（Stephensons），为机械的胜利而大肆欢呼；卡莱尔的文章，可以说有力地反击了他们，也反击了那种催生伦敦博览会的理念。

如今，人类直接去做，或是凭着双手去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了。一切都凭着规矩，凭着精心计算的谋略。哪怕是最简单的操作，也会有帮助和伴随之物侍奉左右，也会有一些狡诈的“简化策略”准备停当，等着派上用场……每一行手艺，活着的匠人都从作坊里被赶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更快速的、毫无生气的机械匠人。织布的梭子从手指间落了下去，落在了钢铁的手指当中，穿梭得更加迅捷；水手将船帆收拢，将船桨放下，买进了一名强壮的、不会疲倦的仆人，让蒸汽的翅膀（汽船）承载着，渡过江河湖海。凭着汽船，人类跨越了大洋，“伯明翰的火神”（Birmingham Fire-King）也造访了神奇的东方……机械化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有了机械，有了机械化的进步手段，来切碎卷心菜，来把我们送入磁力的梦乡。我们会移走高山，把大海变成平坦的大路；没有什么能挡住我们。我们与凶狠的自然搏斗，用无坚不摧的蒸汽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获得了车载斗量的战利品。

卡莱尔，以及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机械并不只是一堆活动的金属零件，而是一种思想状态；即一种功利主义的心态，相信有“经过校准的幸福科学”存在。一旦发生了社会上或是经济上的不幸事件，偏离了人类快乐的轨道，那么，科学家首先会探测到问题，然后统计问题的规模，设计出必要的解决方案，起草一个报告，再游说国会，将其制定为法令，并创造出必要的行政机器（这个词无法避免）来监督执行的过程，确保执行的效率。卡莱尔在《时兆》（Signs of the Times，1882）一文中，无情地解剖了现代社会的慈善体系。他说：“是否曾经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人组成的社会，要说出某个真理之前，首先要召集大会，指定委员会，发布介绍文件，举办公开宴会——总而言之，要么制造机器，要么借来机器，才能用机器来说出真理，实践真理呢？”

本来，人们很容易不理会卡莱尔的批评，把他看成那种耸人听闻的、“在旷野里呼喊世界末日”的先知，但是，他对功利主义和世界政府（当时一种思潮，认为对外部表现进行计算，以及物质上的满足，就能够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政府）的批评，在发疯一般追求速度、商品、权力的维多利亚世界内部，却引起了超乎寻常的反响。其中一些在维多利亚世界最有势力的声音，例如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后来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也加入了。这些人物，当了一组“接力宣传者”，每个人都宣传卡莱尔的学说。他们的主张包括：反对破坏劳动分工，反对将人类矮化为自动机器，反对让人从事无聊的重复工作。这些都能让工厂主削减单位成本。他们的反对言论，就像救世的福音一般，而且是幸存下来的福音。如今，约翰·拉斯金的读者不太多了。但是，没有人读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支持工业革命的超人气大作《自助》（Self-Help，1859），以及他对工业工程师们造就的英雄时代的赞歌。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虽有种种缺点，却不能指责他们自鸣得意；这一点，跟之后夸耀物质成就的各个帝国可都大不相同。卡莱尔一直在愤怒斥责他们，罪名包括：重视物质，轻视精神；重视轻松的安逸，忽视艰苦奋斗的美；重视社会工程，轻视个人赎罪；重视实际利益，忽视深刻意义。结果，卡莱尔越斥责，他们就越表示接受，并且铭记不忘。至于他们是否在大步前进中坦然接受责难，星期日在教堂低头做出赎罪的样子，然后继续奋斗挣钱，则是另一码事了。

不过，至少有一种变化，让卡莱尔和拉斯金勉强得到了慰藉：他们都喜欢“哥特复兴”式建筑，而今，这种建筑流行了起来，对“失落的”中世纪道德、优雅、手工艺的保存，做了一次致敬。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建筑大兴复古之风，其面貌与狂热追求利润的社会风潮格格不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出了一个天才建筑师，名叫奥古斯都·威尔比·诺斯摩尔·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他是哥特复兴主义者当中最伟大的一个，曾经极力宣传哥特建筑。普金的父亲是法国移民，担任舞台设计，副业是建筑师。普金小时候就显出了天分，才15岁，就被乔治四世宣召，给国王的哥特复兴式寝宫设计家具。他也跟拉斯金一样，擅长使用设问的修辞。后来他说：“我们看着一栋建筑，想要判断它真正的价值，不应该问它造价和售价的高低，而应该问一个相当不同的问题：工人在修建的时候，是否快乐？”普金虔诚地相信，14世纪的建筑师和工匠，在创造教堂、行会会馆的时候，在用壁毯、彩色玻璃的色彩布满这些建筑的时候，在让扶壁飞跃、尖顶升起的时候，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一定存在一种热烈的交流，有基督教精神的共同纽带。这种观点，写在他的著作《英国建筑最后的辉煌》里面。这些建筑，只有很少存留了下来，但全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连续的社会”，而非贵族的乡间豪宅，或是富豪的居所展示出的愚蠢的富丽堂皇。

他另一篇著作《对比》（Contrasts，1836），则是一系列厚此薄彼的比较。一方面是中世纪的城市，充满了英国式的垂直风格，和谐优美；另一方面是变种希腊、变种罗马，甚至变种埃及的当代城市大厅、墓地、工厂、监狱，一片混乱。这本书，可以说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在视觉艺术上的体现。不过，普金和卡莱尔有一点不同，卡莱尔认为，失落的基督教时代已经不可挽回了，普金却相信，这种精神，至少有一部分在英国幸存了下来，等待着复兴的机会，脱离古典主义的死亡之手——那种毫无生气的几何原则，制造出的“憔悴的孩子”。也许，上帝总要赐给复兴运动一个机会。机会终于在1834年出现了。这一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国会大楼。人们争论不休：新楼应该是哥特式，还是新古典式？最后，查尔斯·巴里爵士胜出。他已经画好了一系列草图，画的是一所几近幻想的中世纪哥特式宫殿。这宫殿并非真正的中世纪建筑，而是一座装饰华丽的哥特式尖顶“模块”，沿着泰晤士河无限延伸，政府的需求程度，有多少资金，宫殿就能修建多长。这个计划，跟普金主张的“形式与功能的优美平衡”，其实迥然不同。

不过，这种力挺哥特复兴式大楼的论点，肯定是得到了普金的心中那个“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形象的回应。因为最重要的论点在于，要理解“古代”的英国制度的基本特征——自由，以及习惯法的统治——是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古典主义的特征，是三角楣饰、圆柱、总体结构比较低矮。这些特征，不仅是“异国”的，也是一种权威性的表达，而哥特式的尖顶和圆拱却并非如此。古典主义是自上而下，哥特式则是自下而上。在拉斯金看来，古典主义的建筑，是等级社会的具象化，是奴隶建起来的；哥特式则代表了工匠的社会，是自由民建起来的。古典主义的立法机构，是让统治者制定法律的；而哥特式的国会里面，统治者必须对人民解释这一法律。这种建筑，不应该只为制定法律的人提供尊严和便利，而还要在直觉上，把这些人同那个催生出《大宪章》的世界联系起来，还要确保他们制定法律，是依照自由、正义、道德精神。

普金如果确实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工作，那么也就确实能为此感到光荣。1836年，他24岁那一年，也就是出版《对比》的一年，普金参与了巴里设计参议院内部装饰的工作，还有大本钟（Big Ben）大量结构的工作。在这些地方，他对颜色的痴迷，对丰富装饰物的痴迷，在设计和监督制作各种上釉瓷砖、壁纸、壁挂、木工、家具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且，普金已经意识到单纯模仿的危险，于是避免单纯复制那些中世纪的设计风格，例如对花朵的处理，而是重点放在非写实、扁平化、颜色艳丽的结构，几乎让人眼花缭乱的图案。普金再现的，是他思想里的中世纪装饰的精髓，而不是呆板的100%复制品。

普金在世俗建筑当中想要体现的东西，在英国教堂中体现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1819年，有一个委员会响应了基督教福音派的号召，开始着手应付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为他们设计教堂重建项目。此时，这类项目已停止了几十年。但普金和其他哥特复兴主义者，却下定了决心，新的教堂绝不会重复那种没完没了的帕拉斯雅典娜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他们觉得，新古典风格，将民众对上帝的信仰全都抽空了。它的光线和比例，让自己成了世俗建筑。普金则希望，他的建筑要让光线变暗，光照最好透过彩色玻璃进来，这样信徒就能找到与救世主交流的感觉，这种品质，自从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就丧失掉了。而这一点，却正好是宗教的问题所在。普金想要热切恢复旧日装饰的行动，在神学上，并不是完全无罪的。宗教界马上就看出来，这行动是一场宗教运动，想要把新教徒的信仰，硬拉回到16世纪已经被改革抛弃的偶像崇拜；而“天主教的胡言乱语”，是新教徒非常厌恶的。1834年，普金改宗天主教，证实了这些怀疑。

这种变节行为，本来应该扼杀普金那刚刚萌芽的事业，实际上也确实限制了他的事业，但普金才华横溢，世人实在难以彻底抛弃他。普金肆无忌惮起来，干脆住在了索尔兹伯里，以便尽可能接近索尔兹伯里大教堂这所古迹。当然，大教堂在康斯太勃尔的油画布上被美化了。但在普金看来，这所教堂却是他理想中的纯洁、完美的基督精神的最佳具象。后来，他又搬到了拉姆斯盖特，维多利亚小时候在这里住过几年。在此地，他的客户，是高尚而富裕的英国国教和罗马天主教的赞助人。他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发表各种宣言，反对“当代艺术风格的低俗化”。《基督教建筑的真实原则》（The True Principles of Pointed or Christian Architecture，1841）卷首插图中，普金自己打扮成一个中世纪宗教建筑师，周围都是圣坛装饰画、诵经台、精心制作的耶稣受难像，自己则拿着圆规在画图。他才40岁就英年早逝了，最后一份杰作，乃是伦敦博览会的中世纪宫廷。他把自己作坊和自己欣赏的艺术家产出的一些精品组装了起来，拿到了“敌人的阵地上”。不过，一切报纸的报道都明确说明：观众尽管对中世纪宫廷报以尊崇和景仰，但比起匆匆走过，去看火车头、蒸汽锤的人，这里的观众还是少很多。

然而，对“影响这个工业不列颠”的任务，普金并没有完全失望。斯塔福德郡的奇德尔（Cheadle）是矿工和纺织工人聚居的地方，在这里，什鲁斯伯里伯爵委托普金，重修并装饰本地教区的教堂——圣吉尔斯（St Giles）教堂。结果可以说是他最伟大的作品，用他的话说，也是一件他没有遗憾的作品：一座光芒四射的穹顶，色彩艳丽无比。

不过，距离曼彻斯特不远的地方，普金的“地上天国”，已经被“现实中的地狱入口”取代了。这是查尔斯·纳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的评论。纳皮尔更习惯战斗在印度西北的前线，而不是战斗在英国西北的前线；但他1839年接受了委任，任务就是确保这一片地方的秩序。这时候，曼彻斯特的暴力与犯罪，已经开始全国闻名了。这里没有高达天堂的尖顶，只有一大片烟囱。这些烟囱联合在一起，让整个城市化作一个巨大的世界烟囱，富贵不仁者、贫穷无赖、褴褛醉汉、烟花女子，全都让煤烟覆盖；煤烟又让雨水变成了泥浆……唯一可见的，就只有一座极长的烟囱。这是个什么样的所在啊！这段时间，出版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第一篇作者是詹姆士·菲利普斯·凯–沙特尔沃思爵士（Sir James Phillips Kay-Shuttleworth）所写的《曼彻斯特棉纺织业中的工人在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状况》（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mployed in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Manchester，1832）。这些报告全面记录了曼彻斯特在工业世纪获得的“惊悚之城”的名声。巨富和赤贫，全都拥挤在这座拥有15万灵魂的“棉都”。英国人口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而这种增加的景象，在曼彻斯特最为壮观（也可以说最为恐怖）。不到60年间，城市人口增长了600%；绝大多数是农村进城的移民。

毫无疑问，他们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1842年，化装舞会举办的同一年，政府发布了《关于大英帝国劳动人口的卫生情况报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s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此时，曼彻斯特男性居民中约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失业。而且索尔福德郡一份报纸说：“面容憔悴、衣不蔽体的男男女女，蹒跚在街道上，向人讨要面包。”此时，政府的卫生报告也描述了市区一家典型的工人宿舍的面貌：

六到八张床……挤在同一个房间里……似乎人们一直在努力，把尽可能多的床铺塞进每一个房间……这些地方，夜间的样子，最为悲惨。挤在一起的床铺上，胡乱地睡满了男人、女人、小孩子，地板盖满了他们脱下来的又脏又破的衣服，还有各式各样的包裹箱子，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这表示，他们的感觉已经堕落而迟钝了……令人窒息的恶臭，与空气的燥热，几乎不能忍受。

这种过度拥挤，以及过于原始的卫生条件，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各种传染病传播的速度快如闪电，诸如斑疹伤寒、伤寒、霍乱。这份报告说，统计显示，1842年的“技工和劳工”，平均寿命只有17岁。曼彻斯特市的“专业人员”则有38岁。

眼光比较长远的乐观主义者，可能会认为，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之后，迎接的新时代，对于棉纺工人和手工织布工人的苦难，会更加同情；尤其是后者更加困苦，因为蒸汽织布机正在取代手工织布机。但如果这么想，就会引起巨大的失望，因为“新”的政治阶层，可以说，从《改革法案》获得权力之后，反而对失业工人的苦难更加无情了。法案颁布的同一年，凯–沙特尔沃思爵士关于曼彻斯特的报告，或许确实记录了苦难，但也讲了很多挣扎在泥泞里的贫民，有多么“道德败坏”，特别是“小爱尔兰”的那些人口。1834年，辉格党政府颁布的《新济贫法》，制订的目的很明确：威慑那些懒散成性的人，不让他们拉低物价（当局的看法就是这样），方法则是让济贫院里的管理体制非常接近监狱的体制，从而让人们只要能找到一切合法工作，都不会到济贫院讨生活。济贫院从而得了个“巴士底狱”的外号。这儿的住客，全都必须把头发剃得一干二净，穿上灰色的“囚服”，这样在“外面”就能一眼被认出来。丈夫必须跟妻子分开，夫妻必须跟孩子分开，这是济贫院里最反人性的一面。英国社会把家庭作为“社会道德”的学校，因此，这种家人之间的分隔措施，就是厄运的第一道惩罚。不过，大多数赞成济贫法的人，还是坚信，总是有了某种道德败坏，才会带来厄运。因此，济贫院里的“瘪三”们，一定都有软骨头的毛病。若是把济贫院变得欢乐祥和，对这些人就没有益处了。

曼彻斯特的商业寡头们，也就是棉花大亨、银行家，例如格雷格家族（Gregs）、海伍德家族（Heywoods）、波特家族（Potters），控制了这座城市，把市中心的房屋拆除干净，修建起了神气活现的新古典主义仓库。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首要义务，也是最重要的义务，就是赚得商业利润。盈利是增加工人福利的途径，也是唯一途径。商业周期变幻莫测，比如，维多利亚登基第一年到第五年，出口需求飞速减少。企业不得不降薪裁员，方可屹立不倒。可是，资本主义毕竟不是游乐场，也不是慈善机构！那些不满的人，以为现状很严酷？那么，倘若工厂在要求高薪、缩短工时的“勒索”之下倒闭，就让他们看看，未来还会糟糕得多！在工厂主的眼里看来，所谓“工会”，只不过是一群敲诈勒索、蓄意破坏的阴谋家，宁可见到合法的商业公司破产，也不愿意放松控制那些容易上当的人！此外，他们还说，如果面包价格太高了，肯定要归咎于邪恶的《谷物法》。当初，《谷物法》的实施，就是为了保护“地主利益”不受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影响，如果没有这部恶法，市场本来可以进口便宜的外国粮食的。工人倘若想要提高赚钱的能力，最好是能够参加中产阶级反对《谷物法》的斗争；斗争的神殿，就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

在工业化的英国，有几个工人领袖相信，通过教育、禁酒、宗教事业，人们就能够实现自我进步。与此同时，领袖们还在尝试，是否可能建立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广泛联盟。不过，大多数领袖还持怀疑态度，他们认定，一旦废除《谷物法》，谷物、面粉、面包的价格降低，工人的工资也会随之更低。只有大多数男工获得了选举权，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制，“改革”才不会成为剥削手段，让男人更残酷地压榨穷人（虽然女工参加宪章运动很活跃，特别是在苏格兰和兰开郡，但很少有人考虑女工的政治权利）。当时有一份《穷人卫报》（Poor Man’s Guardian），编辑是詹姆士·布隆泰尔·奥布莱恩（James Bronterre O’Brien）。他简明扼要地总结说：“有些无赖告诉你，因为你没有财产，所以不被代表。我却告诉你，正好相反，因为你不被代表，所以没有财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一部当代的《大宪章》，也就是《人民宪章》，要求六点：普遍的男公民选举权；废除针对选民的财产限制；任何人的一票都算一票，彼此完全平等；国会每年改选一次；当选的议员应当支给薪金；秘密投票。当然，这些要求，大部分都在当年的“激进派福音书”里提出过，也就是约翰·卡特莱特少校、威廉·科贝特、“演说家”亨特等人提出的。他们现在都已经去世了。不过，正是这种控诉的“传统主义”，在活动家与很多民众的眼里，才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无可辩驳的合法权利。1838年，参加火炬集会、游行的活动家，1839年、1842年、1848年签署《人民宪章》请愿的数百万民众，都这么认为。

这些请愿书，虽然用出租马车或是装饰华丽的农场马车，庄严地运到国会，拖到了下议院的地板上，却无一例外遭遇了冷落，甚至嘲讽。英国中部、北部地区经济恶化的同时，官员们反复的怠慢态度，引起了宪章主义者内部的分裂。一派只能接受和平请愿，另一派则把这些拒绝看作武装暴动的导火线。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有约翰·弗罗斯特（John Frost）、南威尔士纽波特（Newport）的布匹商人，还有伦敦记者乔治·哈尼（George Harney）。此外，索尔福德有一个激进派，名叫雷金纳德·理查森（Reginald Richardson），之前已经放弃了木匠的职业，变成了反济贫法的活动家，后来又当了宪章运动记者，他的妻子则用自营的印刷厂来印刷宪章运动文章和小册子，到处发行。理查森总结说：“英国人民的唯一希望，就是在壁炉台上挂一把军刀，或是其他进攻型武器。”即便如此，主张暴动的宪章主义者，也经常喜欢引用英国法学权威——法官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来证明自己拥有反抗“暴君”的权力。根据惶恐不安的地方政府记载，1839年4月，伦敦宪章主义者亨利·文森特（Henry Vincent）在纽波特对一群人发表演说：“反抗暴政的时候一来，你们就高呼——以色列人啊，走向帐篷吧！[3]然后，团结成一颗心、一个声音、一次猛击，把特权阶级的秩序打碎吧！让贵族统治灭亡吧！支持人们，支持人民建立的政府！”事实证明，这并不仅是煽动民众的大话。到了秋天，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正在谈情说爱，打得火热的时候，南威尔士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武装叛乱，纽波特和埃布韦尔（Ebbw Vale）都有一些小规模的宪章主义武装分子在行军。11月3日，纽波特的宪章主义者与政府军发生激战，至少有15人死亡、50人重伤。这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英国政府导致民众死伤最多的一次。

约克郡和威尔士都发生了不止一次叛乱，都被镇压了，然而抵抗运动却显然没有结束。经济的严重萧条继续着，兰开郡和约克郡的荒野中，夜晚的会议和集会也在继续；全国各个宪章主义组织代表组成的“公会”也在继续；最重要的，是地方性、地区性的罢工也在继续。叛乱的领导人是约翰·弗罗斯特，他被捕之后，民众发起了一次大型请愿活动，希望不要判弗罗斯特的死刑。人们高唱国歌的修改版，这一版当年也为潘恩唱过：

天佑爱国者弗罗斯特！

愿他事业永存！

上帝保佑约翰·弗罗斯特！

当局也比较审慎，觉得与其让他殉难，不如把他赶走，于是改判弗罗斯特流放到澳大利亚。然而，政府不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开始把宪章主义者看作工人武装暴动的先锋了。理查森与其他很多人被捕。理查森坐了九个月的牢，在此期间，他还是想办法写了一些文章让人偷偷带了出去，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罪名是“煽动骚动和叛乱，并用武力企图反抗国家法律”。

1842年，宪章主义者有了一位充满魅力、能力出众的领袖。他名叫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 O’Connor），是一名律师；也是先前的“爱尔兰人联合会”阿瑟·奥康纳的侄子。阿瑟现在已经年纪大了，还健在，但被流放到了法国。科贝特死后，他代表奥尔丹市的国会席位，由奥康纳继承。奥康纳创办了《北极星报》（Northern Star）。当年，奥康纳的叔叔阿瑟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创建的大幅报纸，也是这个名字。奥康纳办的这份新的《北极星报》，一开始的立场是反对《济贫法》，但后来就变成了宪章运动的机关报，编辑是立场非常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乔治·哈尼。奥康纳想要把温和派和激进派调和在一起，但这任务十分困难，也许最终还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需要采取谨慎路线，既不能让“道德力量”一派的宪章主义者离心离德，让他们发现激进派在储备武器之后吓跑，又不能放弃1842年的激进罢工者。他们当年在工厂主削减工资之后，发起了“拔掉蒸汽机塞子”的罢工来对抗。不过，奥康纳还是成功把各地零星的武装叛乱组织了起来，变成了一种类似现代政治压力集团的力量，由一家全国性的协调机构来组织地方机构，地方又响应中央。之前，中产阶级反对《谷物法》的运动胜利了，运动还经常引用《圣经》；如今，奥康纳的策略，也有一部分借鉴了这次运动。新策略在1842年再次发起了大规模请愿，签名人数超过300万。不用说，请愿在下议院里又一次遭到立刻否决。

1842年之后，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宪章运动也失去了一些动力。不过，1847—1848年，贸易周期又走到了低谷。此时，民众的抱怨没有消失，他们对请愿被否决的悲哀记忆也没有消失。这种奇耻大辱，最鲜明的记忆，要数曼彻斯特一个宪章主义者的叙述了。此人名叫约翰·巴顿，是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的主人公，是一个鳏夫，一个悲剧英雄，努力挣扎，想要养活自己和女儿玛丽，但还是失败了。失业、赤贫、绝望，把他推上了政治道路，去了伦敦，参加了1842年的宪章运动请愿。约翰回到家里，对女儿和朋友们讲起了经过：请愿者踩着木屐，穿着破衣烂衫，在布满时髦车马的街道上缓缓而行；后来，警察挥舞着警棍，对着请愿者又戳又打。警察对约翰说：

“这是我们的事情，请不要惊扰老爷太太去觐见女王。”

“我们为什么就该让人惊扰呢？”约翰问他，“我们好好地在干着我们的事，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我们兰开郡有许多小孩子快要饿死了。你想一想，究竟哪件事在上帝面前来得重要？我们的事呢，还是那班你另眼相看的老爷太太们的事？”但是约翰这话等于白说，警察只是笑了一笑。

别人问他，请愿的人到了国会之后怎么样？约翰实在生气，只说了一些非常不祥的话；这话对他自己很不祥，而且在《玛丽·巴顿》出版的1848年，对英国也同样不祥。

“我真不愿意提起这件事。我们许多人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宽恕；我不能把我们这种事当作新闻来讲。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把那天受到的气忘掉；只要我活着，就永远要诅咒那帮横暴地拒绝我们请愿的人。”

卡莱尔和查尔斯·狄更斯，都非常景仰盖斯凯尔夫人，也非常喜欢小说《玛丽·巴顿》。因为，尽管此前也有过一些“社会现实”小说，但跟这本小说却非常不同。作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也写过小说《西比尔》（Sibyl），想要让英国面对自己“两个国家”的问题，但故事主要是以“工业巨头”（millocracy）的视角来观察和叙述的。尽管盖斯凯尔夫人是曼彻斯特“唯一神教派”牧师的妻子，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但她却追随丈夫，见过了市区和布满小屋的郊区里，一些最可憎、最痛苦的地方。她来到了迈尔斯布兰町地区（Miles Platting）等地，孩子们在黑暗、脏污的小巷里玩耍，与大老鼠为伴。什么都逃不过她坚定的注意力：小酒馆、敞开的阴沟，甚至还有煤烟中小块泥土上坚持生长的野花。而且，赫尔尼山地区（Herne Hill）或者巴斯市（Bath）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读者，在《玛丽·巴顿》中，还第一次听到了曼彻斯特劳工阶级的声音，包括他们的歌声，例如《奥尔丹织工歌》（The Oldham Weaver）：

我是个贫苦的织工，大家都知晓，我没有东西吃，衣服也完全破了。

我全身所有的，不值两个便士，木屐有了裂缝，脚上也没有袜子。

生到世界上来，真是活活受罪，饿着肚子还得拼了命做事。

“饿”这个字，在小说中一次又一次像锤子的重击一般出现，既是控诉，也是战斗的呐喊：“他们把我们的血汗脂膏搜刮得一干二净，积起了偌大的家财，盖起了偌大的住宅，我们许多许多人却在挨饥受饿。你能说这里面没有什么毛病吗？”约翰·巴顿来到一所经济公寓的地下室，看望自己的一个工友，“两人走进地下室来，几乎被一阵臭气冲倒了”。他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这才看见，“三四个小孩伏在潮砖地上玩耍，那砖地简直是湿透的，因为街上积下的脏水慢慢地都从底下渗出来了”。爸爸告诉孩子们，不要作声，“伙伴”带了面包来给他们吃。在微弱的光线里，好大的一块面包被小孩们夺了去，一眨眼就连一粒屑子也不剩了。

盖斯凯尔会写出这样的东西，难怪她发现，曼彻斯特的棉花大亨跟银行家，都对她横眉冷对起来。

他们觉得，盖斯凯尔的书，用一种太不客观的视角，描述了老板和雇员的关系；而且刻意丑化老板的生活方式，关于他们对慈善业、市政建设的参与，并不置一词。其实，这些大亨，说得确实有道理。然而，盖斯凯尔还是坚定立场，继续战斗。她冒着社会声誉受损的风险，也要去做某些更加重要的事。她给表亲爱德华写信说：“我可怜的《玛丽·巴顿》，在曼彻斯特，引发了各种针对我的愤怒之情，但那些最熟悉穷人思想感情的人，则会承认书中的真相。这种承认，是我最渴求的，因为，罪恶一旦被人意识到，就完成了一半赎罪的旅程。”

1848年2月，法国再次爆发二月革命，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同年，欧洲各国也爆发了一系列革命。曼彻斯特的棉花巨头，定然会觉得，一个“唯一神教派”的妻子，在这种紧要关头，不采取措施稳定社会，反而推卸责任，堪称罪大恶极。不过，盖斯凯尔正是因为英国正处在另一场危机边缘，才感觉有义务，说出真相，暴露“幸运者”和“不幸者”阶级之间的巨大鸿沟。只有让那些有选举权、分享英国权力和财产的人完全意识到，数百万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权力财产的人，有多么痛苦、多么愤怒，她才或许能够预先阻止第二次英国内战。

在保守派事后看来，1848年，给英国政治与社会的民主运动，最终画上了一个虎头蛇尾的句号。这种有惊无险的感觉，在水晶宫博览会的那些沾沾自喜的年月里被大肆宣扬，就好像英国不可能发生革命，“英国革命”是一个矛盾修辞法一样。不过，当时人们却完全不这么看，不论是《人民宪章》团体的基层民众，还是决心要保卫首都不被他们占领的保守派。乔治·哈尼对即将到来的事情，完全没有一丝怀疑。他说：“从兰开郡的小山顶上，数十万人的呼声，已经上达天听——联盟的誓言、战斗的呐喊……英国人已经发誓要保卫宪章，废除新济贫法，否则就要……为共和国高呼万岁。”

费格斯·奥康纳被释放之后，回到国会，任诺丁汉郡的议员。他费尽口舌，向激进派保证，对国会做出最后一次劝说努力，这才阻挡了激进派采取进一步行动。4月初，宪章派“公会”在伦敦集合，把最新的一份巨大请愿书装到一辆农场马车上，准备让四匹拉大板车的马运到国会。请愿书装成一个个大捆，据说有500万个签名。支持请愿的人，其中包括一大批爱尔兰民族主义“同谋”，这些人会从中部、北部、威尔士，甚至苏格兰汇集到首都，在拉塞尔广场（Russell Square）、贝斯纳绿地（Bethnal Green）、克勒肯维尔绿地（Clerkenwell Green）、斯特普尼绿地（Stepney Green）参加集会；还要南下，一路越聚越多，向着泰晤士河上的各大桥梁进发，最后来到肯宁顿公用地参加大集会。发表演说之后，把请愿书运到国会。而人群是否要跟着请愿书走，是否让公众感觉到集会的压力，自然是最关键的问题。这究竟会成为和平请愿的终幕，还是革命的序幕呢？大家都很清楚，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正是开始于一部“宪章”；宪章最终推翻了波旁王朝。1848年，法国又刚刚出现了新的革命；这次革命，中产阶级激进派、工匠、工人似乎团结了起来。在英国，两年之前，皮尔废除了《谷物法》，引起了托利党内部的分裂；奥康纳一定认为，目前是最好的机会，可以争取当局让步。

4月10日，星期一的春日，异乎寻常的温暖。这一天，宪章主义者，集合到了伦敦四个集结地。气氛很热烈，好像过节一样，而不那么紧张。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人群戴上了绿色、红色、白色的彩带和玫瑰花饰，就是他们搬运了那些巨大的纸卷。贝斯纳绿地的游行队伍是粉色、白色；伦敦东区的队伍是白色旗子。围观的人看着游行的人，也看着大车、载客马车上的宪章运动标语——“给人活路，自有活路”（Live and Let Live）；“自由值得为之而生，为之而死”（Liberty is Worth Living and Dying For）；围观者还看到一船人，都是沃尔威奇（Woolwich）来的、领取养老金的退伍兵，他们也加入了各座大桥上的游行队伍，看起来很安静又鼓舞人心。尽管当局已经相信，英国雅各宾派的嗜血分子，已经上了街。

约翰·拉塞尔勋爵的政府当然不愿冒一点风险。他们的准备措施，是用来对付外敌入侵的措施，而不是对付叛乱的措施。上个月，欧洲各国的政府就像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倒下，于是英国也非常恐惧法国、意大利、德国的共和主义者，认为他们既然发誓要执行革命的国际主义，就也会利用伦敦的集会人群，来传播“颠覆”信条。乘着恐慌，国会匆忙通过了《驱逐外侨法案》，要求外国人在政府部门登记，提醒爱国者要警惕那些留着“可疑的、煽动性的胡子”的人。

而且，倘若海峡那边会有新的危险蔓延过来，最适合的消除危机的人选，除了威灵顿公爵还有谁呢？公爵这时住在海德公园的阿普斯利邸宅（Apsley House），房子已经用木板封了起来。满头白发的老战士，身子骨依然硬朗，只是关节有些不灵便；他接受了命令，动员自己最后一支军队，来对付英国的工人阶级。传说这些工人有五门大炮！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伦敦警察厅有4 000名警员，此外还有8 000正规军。为了增援他们，有大概85 000人宣誓成为特别治安官。各政府部门都用板条箱建起了路障，板条箱里装的是政府文件和国会议事录。重要场所——英格兰银行与伦敦塔，还架上了枪和加农炮。伦敦证券交易所有300名员工，作为“特别行动组”，志愿保卫资本主义的堡垒。林荫路上建起了多个防御阵地，配备了轻炮兵，防止敌人杀到白金汉宫。此时，王室已经在政府建议之下，去怀特岛（Isle of Wight）避难了。政府下令，允许人们在严格控制的情况下，穿过各大桥梁，去往肯宁顿；但如果需要，则不许人们从肯宁顿返回。

有个官员名叫约翰·卡姆·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先前当过激进派，此时担任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的大臣。这时候，伦敦已经化为一座鬼城，大部分地方空无一人，只有佩戴绿丝带的示威者。霍布豪斯在这紧要关头，非常害怕与家人分开。他在伦敦的住所，被宪章派用粉笔画上了记号，表明他成了人民公敌。他说：“我坐下来办公，并不是确认，而是觉得，我应该不可能听见河对岸有火枪或是大炮响起。结果没有枪炮声，倒是关门声有两次把我吓了一跳。”

他其实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奥康纳见到政府军的压倒性实力，他也要做出一个决定。欧洲1848年春，组织一切游行示威的领导人，都面临这个决定。究竟是要推动事态发展，与军队正面冲突，盼着军队倒戈，还是促成战术上的胶着状态，甚至撤退。这儿，他或许知道，一旦发生暴动，宪章派在地理上并不占优势。在欧洲大陆，巴黎、柏林、布达佩斯、布拉格、维也纳的自由战士，都是本地的工匠和工人，躲在自家住宅里，设立了路障，升起了革命旗帜，跟前来抓人的政府军抗衡；这些人，可以表现出合法地保护家园的样子。而伦敦集合的人群，并没有那么一致地痛恨政府，对“玫瑰一般的女王”的恨意就更缺乏了。这些人都是各郡参加宪章运动的普通老百姓，有些团体的领导人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这些人被迫担任了“占领军”的角色。此外，奥康纳权衡了一旦爆发冲突的胜算，结论是：宪章派绝不可能获胜。在肯宁顿公用地上，奥康纳头上悬着一面巨大的绿色旗帜，装饰着竖琴的图案；身边围绕着一群爱尔兰禁卫士兵。人群当中遍布着一些平台，上面站着传令兵。奥康纳就用这些人，一个传一个，口头传达了命令：无论受到怎样的煽动，也不能与军人和警察发生冲突。当局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冲突，以便展开虐杀。麻烦在于，他自己跟哈尼都把风险抬升得很高。请愿马车上挂的旗子，写着一些过激的标语：“决不投降”（No Surrender）、“决不回头”（No Way Back）。当然，有些年轻人也并不喜欢听到呼吁和平的声音。到处都有些人狂喊，还有些混战发生。游行队伍回来的路上，经过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 Bridge），遇上了一堵人墙，都是挥着警棍的警察。双方发生了推搡，冲锋与反冲锋，示威者向警察扔石头。警察抓了一些人，被抓起来的人后来又被人群救走了。很多人满头鲜血，内心失望无比。

不过，奥康纳实在别无选择。1848年6月下旬，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又面临了工人的“六月起义”，临时政府调转枪口，去对付工人的街垒。当局用行动告诉世人，一旦面临持续的民众罢工和叛乱，“秩序的力量”能有多么坚决果断。那么，英国倘若发生了同样无益而悲惨的剧情，对民主事业又会有什么影响呢？肯宁顿公用地的集会，留下了一张照片，这是最早的英国政治事件的照片。只需看一看，就可以明白，17世纪—18世纪延续至今的宪章运动传统。照片展现的是一次秩序井然的抗议，工人都穿着最好的衣服；因为当局把他们妖魔化成一群醉酒的、接近罪犯的暴民，他们一直迫切地想要拆穿这个谎言。

直接的威胁过去之后，很多人因为一种说法而幸灾乐祸，哈哈大笑：当局发现，请愿书上充满了各种假名字，诸如“潘趣先生”和“维多利亚女王”。这些谣言，我在小时候用的教科书里还在重复。谣言将19世纪的英国革命，说成仿佛是“生物学上的不可能”，这种说法，还有其他各种自鸣得意的说法，充斥在统治阶级内部。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觉得这很滑稽。在当时，很多人的意见要清醒得多，也不确定得多。《伦敦新闻画报》因示威虎头蛇尾而感到欣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里的典故来讽刺宪章运动：“一座大山要生孩子，大声呻吟，结果最后只生出来一只小老鼠。”但画报也同样告诫那些轻视国会请愿的人，那些“哈哈大笑”来对待它的人：若是“签名有百分之一，甚至五百分之一是真实的……那么，英国的司法系统也应当严肃对待”；否则，“从民众那里获取到唯一真正权力”的人，将会面临危机。

费格斯·奥康纳在4月10日战战兢兢的表现，终结了他作为大规模运动政治领袖的生涯；然而，宪章运动作为一项工人阶级的暴力斗争，却显然没有停止。有些拥护者变成了早期工会领袖；其余的人，例如小说里深受迫害的约翰·巴顿，则铤而走险，去搞恐怖主义了。肯宁顿集会之后才三个月，对宪章运动的嘲笑就突然消失了。这时，又有5万名示威者，来到了新建的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上。圣灵降临节后的第一个周一，伦敦的柏诺思田野（Bonners’ Fields）上，又聚集了一大群人，扛着共和主义的三色旗，喊着“猪要多，牧师要少”，以及“英国要自由，不然变沙漠”的口号，与警察的人墙发生了激烈冲突。兰开郡、柴郡、约克郡等地，依然有零星的暴乱发生。14世纪，英国有一个起义领袖名叫瓦特·泰勒。如今，约克郡西部城市布拉福也有一个宪章派领袖，真名叫艾萨克·杰弗森（Isaac Jefferson），外号“布拉德福德的瓦特·泰勒”（Wat Tyler of Bradford），组织了多起小规模战斗，后来被捕，但他的手腕太粗大，没法戴手铐。杰弗森想办法逃脱，让数千名士兵忙乱了好一阵子，直到年底，城市才恢复了秩序。

倘若武装斗争不能把面包放到桌子上，或许不那么激烈的和平手段，效果会好一些吧？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的多特福德（Great Dodford）有一座小农舍，这是“宪章运动土地公司”的旧址，是工人阶级自我进步的各种和平计划里，唯一幸存的东西。1845年，奥康纳成立了这家公司，为了实现17世纪以来人们的“公社”梦想，也是为了实现当代爱尔兰改革家的梦想。公司成立的目的，是要回工人和工人前辈们曾经拥有的乡村。这些人有很多是手工织机工人，还有织袜工人。蒸汽机普及之后，这些工人就成了多余的人，失业了，不得不困在了工业化英国的贫民窟中。工厂工人的大多数，实际上也是来自农村的第一代移民。有点钱财的人，能买到几英亩的土地，在土地上种庄稼，养几头家畜。这算是一种重新得到土地的方式。之前的土地，已经在圈地运动和垄断居奇中失掉了。

土地公司，用富有英国特色的方式，将“梦幻一般的乌托邦”与“脚踏实地的商业思维”来了一次古典主义的结合。公司正好迎合了工人，尤其是女工的重要本能——存钱。公司筹到了足够的款项，在多特福德购买各种财产，包括土地。各个出钱的人，按照自己的投资数额，分到了相应的股份。最早的定居者，是抽签决定的。后来，当局规定抽签非法，定居者的资格，又让拍卖或者“直接存入的保证金多少”决定了。

来到多特福德的人，有一句座右铭“劳动或死亡”（Do or die）。他们的工作，当然也非常辛苦，绝不是过家家。他们清理掉田野上的卵石，铺路，种植树篱，这一切工作，前景都难以预料。然而，还是有些定居者成功了。比如安·伍德，原来是爱丁堡的打杂女佣。她以苏格兰人的节俭精神，存下了150英镑，足以让她挑选多特福德任一处小块土地。她带着两个女儿，在36号土地上定居下来；很善于持家；也很长寿，86岁去世。

土地公司所在的村子，出现了一些引人注意的妇女。这可能也是一个征兆，预示着最艰难的时日已经过去，工人家庭应该为“定居下来建设家业”而奋斗，不应该为革命而奋斗；当今世界，指出未来方向的，不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1848），而是伦敦博览会。此外，掌权的有产阶级没有被宪章运动赶下台，尽管他们肯定不会在下一代人中普及程度更高的民主，但若是把“建设国内安全”的意愿，简单地斥之为失败主义者的安慰剂，却是一种自鸣得意的错误。可以说，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的各种更为安静的建设手段——合作企业，互助会，和平的联合主义，对“能自我改进、认真负责、工作努力的寄宿阶层”的描述——让托利党人和自由派，能够联合支持“家庭男公民选举权”（household male suffrage）。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通过。整个过程中，大部分人，都没有担心后面会引来新的革命。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人曾经狂热地崇拜家庭。但1848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15年左右，经济一直繁荣，确实让19世纪工业革命第一阶段被严重破坏的家庭生活有所恢复，直到60年代中期发生棉花荒歉为止。1840—1849年，史称“饥荒的40年代”。这一时期的激进分子，主要是过剩的手工艺人和技工，特别是纺纱工和手工织机工人。这些人失业了，与此同时，妇女儿童，当时称作“工厂的帮手”，被雇佣做一些琐碎的杂活，但这些杂活却非常危险，比如钻到活动机械的下面清理棉絮；这些妇女儿童占了工厂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大得不成比例。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在《玛丽·巴顿》中描述的画面——失望、堕落，最后铤而走险，寻找途径表达愤怒的人们——有着大量的社会现实作基础。例如，1851年，棉纺织厂里就有255 000男工、272 000女工挣扎度日。但是，19世纪50年代，曼彻斯特、索尔福德、布拉德福德、哈利法克斯的制造商和银行家，确实兑现了自己很多承诺。出口需求增加，也刺激了机器织布的增加，从而几乎实现了全民就业，工资的购买力上升了，储蓄成了可能的事情。而且，历史上第一次，人们大批量集合起来，进入了机器工厂，成为劳动力。他们操作起了蒸汽的“骡机”（mules），当上了工头，有权雇用、组织男女工（有时还有童工），因此在家中恢复了一部分失去的自信，这对重建国民的士气至关重要。纺织业各部门中，织布是最晚机械化的。这时候，织布的部门也开发了新的技术，让整台机器只需一名男工或女工操作即可。另外，某些其他行业，特别是采煤行业，从法律上禁止了妇女儿童在矿井里工作，因为矿井中极度闷热，让矿工必须几近全裸，或者直接全裸，而且工作也极端劳累。新法规的出台，虽然给国内经济带来了税务负担，妨碍了经济发展，但也让煤矿恢复了一种类似母系氏族的秩序。

19世纪中期的繁荣，降低了工人阶级与权贵的对抗性。操作蒸汽织机的女工，在兰开郡与克莱德塞德（Clydeside）成立了自己的工会。不过，这些女工倒是几乎用不着罢工。19世纪60年代，合法的工会组织，更接近福利组织，而不那么像阶级斗争的训练营了。工会领袖自己都强调说，只有迫不得已，才会罢工。工人对雇主的敌意减少了，雇主也终于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家长制主义的利弊。以前，雇主降低工资的时候，也为工人提供一点补偿，比如免费伙食；如今，除了纯粹的物质补偿，雇主还容许工会、友好的社团与合作组织联合建设自己的独立文化了。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工人自己的管乐队；有时候，管乐队还是企业老板最早投资的。也是在这个十年之间，出现了有组织的工人旅行：去乡下，去海边，去伦敦南部的西德纳姆（Sydenham）；博览会闭幕之后，水晶宫在这里重建了。当然，这些活动，有很多是专门安排的，用来宣传新的工业化的“地主政治”多么有益。夏天，雇主会在小山上，带有角楼的玫红色哥特复兴式邸宅举行茶会，一支完整的仆人队伍（很多是工厂工人的家人）给工人们端上蛋糕和柠檬汁；还会举行工厂主和工人的板球比赛；球童是马尔堡（Marlborough）和汤布里奇（Tonbridge）这些地方“新建的”公立学校学生。

雷金纳德·理查森，索尔福德郡人，以前当过激进的宪章派，也是监狱里的常客。他曾经是那些工人之一：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不那么激烈的对抗中，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去进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斗争。19世纪50年代中期，他干了一阵“偷偷摸摸的”买卖，后来被人指控，把有病的牛杀掉，再把牛肉美化一番，当成好肉卖。理查森在乡下的奇德尔和奥特林厄姆（Altrincham）之间，沿着古人走过的路，宣传公共权利。1854年，他在《索尔福德每周晚报》（Salford Evening Weekly）发表文章，悲叹工业污染的后果：“何止成千上万的人，都还记得，从奥尔丹小巷，到阿德尔菲（Adelphi），穿越班克米尔院子（Bank Mill Yard），沿着河流南岸散步是多么惬意，碧绿的河岸一直延伸着清澈的流水，被高高白杨的阴影遮盖……沿着河岸，一直到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这片风景的每一寸，用一个相对温和的字眼，都被‘吸收’了，被那些沿着河岸兴建工厂的人的贪婪毁掉了。”这为了工人民主而斗争的老战士，成了一名生态学家，尽管当时还没有生态学家这个词。英国革命，就这样被放逐到了草地上。

[1] 巴克鲁奇和昆斯伯里公爵（Duke of Buccleuch and Queensberry）是同一个人，拥有两处封地。——译者注

[2] 这里指遍及欧洲大陆的1848年革命。——译者注

[3] 《圣经·旧约》中，以色列人在到达迦南之前，度过了40年的旷野生活，在旷野里住的是帐篷，经常面临战斗。这里应是借用这一典故，说明宪章主义者也要有那些游击战士的精神。——译者注

第四章

妻子、女儿和寡妇

给维多利亚女王拍照的结果很清楚，一般那种“阳光微笑”是不会出现的。不过，对于大多数19世纪摄影师和被拍摄的人来说，微笑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事。他们追求的东西，要宏伟得多。具体到拍摄皇室成员的问题上，是要追求威严和亲密之间的一种微妙平衡。当时英国最有名的摄影师，包括罗杰·芬顿（Roger Fenton）、约翰·埃德温·梅奥（John Edwin Mayall）等人。他们受命去拍阿尔伯特、维多利亚，王子公主等人，这工作，想必一定会令人生畏；但或许也会令人愉快吧？毕竟，有谁能命令一位君主坐着一动不动，哪怕是以最礼貌的口吻？还有一位女摄影师，名叫戴夫人（Lady Day），她的生平没有多少资料流传下来。1859年夏，她去了怀特岛上的奥斯本宫，设法用镜头抓住了女王和亲王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一点随意：他们戴着乡村的软帽，轻松地倚靠在奶油色的墙壁上。当然，皇室成员都热衷于新时期的艺术，这一点也帮了大忙。温莎市建起了一所暗房，储藏了必要的设备。只要有画家来给皇室成员画油画，维多利亚就首先强迫他们拍照，作为一种表示自己期望的方式。这一来，他们可就觉得危险了。难道他们真的应该用拍照完全忠实地记录实情？把肥胖的脸颊、令人生畏的双眼、特别矮小结实的“千金玉体”全都拍下来？

老实说，女王并不自负，但也绝不愚蠢。她和阿尔伯特在下令别人给自己拍照的时候，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19世纪50年代末期，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根据照片印刷了数千张画像。自从英国内战以来，这些画像，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君主和臣民的关系。戴夫人在奥斯本宫度过的那个夏天，拍下的照片，都经过照相制版，公开发行了。不过，一年之后，梅奥拍摄的一系列照片中的14张底片，专门被选为肖像名片（cartes-de-visite）出版了。肖像名片是法国摄影师安德烈·迪斯德里（André Disdéri）发明的，一张感光片可以制作多张底片，一般是8张。“肖像名片”，顾名思义，可以在专业或者业余摄影师之间作为商品或者艺术广告来交换。研究王室摄影的权威，史学家海尔穆特·格恩斯海姆（Helmut Gernsheim）宣称，在英国，流通的肖像名片数以十万计。这些名片，脱离了高高在上的摄影圈子，进入了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中产阶级对它们视若珍宝，热衷于定价、收集、交易。当时还出现了一种家庭相册，专门为肖像名片设计，不用胶粘，就能把名片放进“小窗户”。这种相册，让英国中产阶级客厅桌子上，第一次出现了王室的照片。

这种照片，是阿尔伯特跟维多利亚亲自精心设计的，大大偏离了传统。1858年，女王写信给叔叔利奥波德国王，狂热地表达了良好的自我感觉：“他们说，（我大胆说一句）从来没有哪个君主，像我这么受爱戴！”当然，这种表达是情有可原的。至于原因，她也非常肯定，就是因为“我们为英国家庭树立了一个最像家庭的榜样”。梅奥、戴夫人、芬顿拍下的这些王室夫妇的照片，没有一张显示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有一丁点儿接近“仪式化”的角色；也没有一张显示他们穿着军队的华服，衣服上缀着一层层的奖章，还有肩章的金线。这些都是欧洲贵族喜欢的打扮。当然，想让维多利亚穿军装，本身就是不可想象的。1850年，阿尔伯特还专门拒绝了威灵顿公爵请他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请求。于是，亲王就用尽可能威严、勇武的气概，穿起了双排扣长礼服；娇小的维多利亚则挺着布丁一般的身材，裹在缎子衬布当中，圆得像个气球，这就是她长久存续的形象。按照布尔乔亚风格的日历，那些重要的日子，也是拍照最多的日子——怀特岛上、苏格兰高地上的假日；带着狗在公园里散步；在圣诞树周围唱圣歌；阿尔伯特用管风琴弹奏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乐曲；维多利亚绣着十字绣，模样十分可爱。为了让画面更匀称，还有一位白头发老奶奶，戴着女式软帽；这就是女王的母亲肯特公爵夫人，她已经被迫远离了当年的冒险主义，被女王夫妇迎接，回到了家庭的核心圈子。不必说另一些事实——假日的行宫，十分壮丽；公园是温莎公园，大多数情况下不让平民进入；而且，这些活动，与坦布里奇韦尔斯（Tunbridge Wells）的律师每年一次的假日旅行，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跟索利哈尔（Solihull）的杂货商的旅行就更不用说了。用艺术手段传达的这种印象，朴实谦逊，令人安心；最重要的，还是传递的生活，符合基督教和爱国主义精神。1855年，法皇拿破仑三世、欧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访问了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也回访了巴黎。这次相互访问，增强了女王一种比较审慎的形象，那就是缺乏魅力（尽管不是缺乏艳丽）。众人之所以暗讽她的时尚品位（或者暗讽她缺乏时尚品位），主要原因是女王不幸穿得过于艳丽，而不是因为她穿得太不时髦。巴黎人讽刺女王，是典型的布尔乔亚风格：想展现自己的快乐，展现的力度却过了头。19世纪50年代的黑白珂罗版制版术，基本没有凸显出维多利亚喜欢的、鲜艳的条纹与格子，也没有凸显出各种颜色尖锐冲突的遮阳伞。女王特别喜欢的一种颜色是鹦鹉绿。

1859年、1860年、1861年的影集，在一个方面，看起来出奇地坦诚，那就是彰显一种关系的紧张和多义性：夫妻二人，既要保存丈夫对妻子的权威，又要对女王和亲王的高下关系让步。与当代的王室照片比起来，当时照片的坦诚，显得更为突出。阿尔伯特巍然屹立，一派家长作风；但不至于巍然到不让女王站在台阶上增高的程度——台阶被女王环形的衬裙遮掩住了。维多利亚的样子，也是她必然显出的样子：为了让王室人丁兴旺，维多利亚变成了“婴儿工厂”，为此十分劳累。他们一共生了9个幸存的孩子，最大的1840年生，名叫维姬（Vicky）；最小的1857年出生，名叫宝宝比阿特丽斯（Baby Beatrice）。

一连串的怀孕生子，显然把维多利亚新婚时的浪漫，消磨了不少。后来，大女儿维姬长到18岁，嫁给了年长10岁的普鲁士王储，生平第一次怀孕，让维多利亚还没到35岁就当上了祖母。维姬给妈妈写信，热情地表达了自己的喜悦。然而，女王的回信却十分粗鄙，完全不会说话：“亲爱的，你说要生出一个不朽的灵魂，十分骄傲，这当然很好。不过，我自己却无法沐浴这种骄傲。我想得更多的，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更像一头牛，或是一条狗；我们可怜的天性，变得如此接近动物，如此无法令人着迷。”此外，有些王子公主难免会得病，有时候病情还很凶险。这时候，两口子双重角色的矛盾就显出来了，而且变得最为尖锐。角色一是丈夫和妻子；角色二是君主和臣下。一次，维姬大病一场，阿尔伯特出奇地心烦意乱，告诉维多利亚：“克拉克大夫的治疗不对，让孩子氧化亚汞中毒了；你又让她饿得要死！我再也不管这种事了！把孩子带走，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她要是死了，你就良心受谴责吧！”女王像歌剧风格般回击：“你要是想把孩子杀掉就请便！”难怪阿尔伯特会想：“维多利亚做事太匆忙，也太热情，我经常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难处。她一下子就会大光其火，用怀疑、渴求信任、野心、嫉妒的责难把我淹没。”

不过，这些短暂的隔膜，恰好说明了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都很热切地参与家庭的福利事业。阿尔伯特为孩子制订了一个精细而全面的教育计划，而且，尽管有各类教师执行，阿尔伯特还是亲自监督授课细节。后来，阿尔伯特发现威尔士王子伯蒂一点儿也不愿意学习（而且还想办法逃学），就越来越焦虑、恼怒，对伯蒂开始了多次无情的审问，想弄明白，究竟是智力上的问题，还是道德上的问题。不过，也同样有些时候，女王和亲王都让自己享受舒适生活的奢侈。维多利亚的日记，写下了她很多居家的快乐：“阿尔伯特把最亲爱的小猫咪（维姬）带了进来，她穿着那样漂亮的白色美利奴裙子，缝着蓝色的边儿，这是妈妈先前给她的；还有一顶好看的帽子。阿尔伯特把她放到我床上，自己坐在她旁边。小猫咪真好，真可爱！我最珍贵的无价的阿尔伯特坐在那儿，我们的小可爱坐在我俩中间，我十分感动，心里充满了深深的喜悦和对上帝的感激。”

这幸福，或许并不是完全对称的。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19世纪50年代，有很多年，阿尔伯特因他参与公共事务有很多限制而非常愤怒。而且他是自愿给自己设定限制的，这就让他更加沮丧。阿尔伯特的出生地是德国科堡（Coburg），他之所以对国体有复杂的感情，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德国背景。19世纪中期，德国分裂的各州，正位于风口浪尖，要做出重要的决定，怎样才能避免卡尔·马克思自信地预言的“红色共和主义”的命运。马克思不仅预言德国会如此，还预言英国也会如此。最好的避免革命的方法，究竟是自由主义，还是独裁主义？阿尔伯特毕竟不傻，他认为，英国对于独裁主义，连考虑都不会考虑。实际上，在一段时间的无知以后，他宁可沉醉于英格兰（不是整个不列颠）宪政的历史，苦读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1723—1780）；此外，阿尔伯特还过于乐观，觉得维多利亚自己非常渴望获得身为君主的智慧，因此给她大声朗读亨利·哈勒姆（Henry Hallam）的著作《从亨利七世继位到乔治二世死亡的英国宪政史》（The Constitution from the Accession of Henry VII to the Death of George II，1827）选段。不过，阿尔伯特的导师斯托克马男爵，之前警告过他，不列颠很可能凭着政治上的既成事实建立一个内阁制政府（ministerial government），这是很危险的事，因为这种情况下，君主会沦为国会和政党的“橡皮图章”。而且，当时阿尔伯特还分享了维多利亚缺乏教育的本能，他认为，君主应当至少保留一项权力——若是君主对大臣的人选，或大臣的政策不满，则君主应当有权将其否决。直到罗伯特·皮尔爵士耐心而坚决地劝说了阿尔伯特，他才放弃了这种想法。斯托克马想要的是这样一种君主的状态，接近“终身首相”，凌驾于党争之上；因此，君主应当有权同时享有政治家和人民的信任和尊敬。

万幸，阿尔伯特很快就明白了，这个计划野心太大，不可能实现。他转而采取了更加低调的策略。1843年他草拟了一份自身职责列表，1850年又修订增补了一次。同年，他还拒绝了威灵顿公爵让他出任陆军总司令的邀请。这些都是低调策略的体现。他说“会将自己个人的存在，融入妻子的存在当中……在公众面前不会负责自己的事情，而会让自己的位置，成为妻子位置的一部分”。这话听起来，就像一种变态的自我抹杀，而且也不符合阿尔伯特的性格。直到别人读到亲王职责描述的原文，才会发现，阿尔伯特也让自己“持续而紧张地观察公共事务的每一部分，这样才能够随时给她提出建议，协助她的工作……作为她家庭的一家之主，王室的监督人”。在这个岗位上，阿尔伯特很快采取了厉行节约的方针，在温莎城堡的“红楼”（Red Chamber）禁止喝酒了。阿尔伯特还列举了自己的职责：她内务的管理员、唯一政治上的秘密顾问、唯一负责她与政府官员交流的助手；此外，他（阿尔伯特自己）还是女王的丈夫、王子公主们的教师、君主的私人秘书、终身大臣。

这个列表最不寻常的，不在于它有多么详尽，而在于它把家庭权威转换成了一种实质的政治对应物。前一位“王夫”——18世纪初期，丹麦的乔治王子，妻子是安妮女王（Queen Anne）；王子在这段关系中，是一种被动的伴侣角色；阿尔伯特的角色却不是这样。16世纪中期，西班牙的费利佩二世（King Philip of Spain），妻子是英国女王玛丽·都铎（Mary Tudor）；费利佩二世作为一种“紧张的试探性角色”出现。这跟阿尔伯特的角色就相差更远了。阿尔伯特给自己规定的角色，是无所不在，而又全知全能；总是在办公桌椅的背后出现；哪怕别人不问问题，也要在场履行顾问的职责。古代英国国王有一种贴身侍从，名叫厕所侍从官，职责是照顾国王起居，包括搬运马桶，因而得名。这样一来，政治家想要见国王，非得通过厕所侍从官不可，让侍从官成了不可逾越的中间人。如今，阿尔伯特起草的这份规定，某种程度上也是向着厕所侍从官特权的回归。只要大臣们觐见女王，阿尔伯特肯定在场。

阿尔伯特想通过表面上不实施权威，来实际上实施权威；想通过把自己限制在丈夫、父亲、秘书的角色当中，来发挥政治力量。这想法在理论上非常好，但实际上经常遇到困难。这样的计划，虽然对国体没有什么影响，但却造成了一种悖论，让王室的联盟出现了紧张。阿尔伯特刚结婚的时候，就抱怨过，他这个“丈夫不能当一家之主”；他还一直为政治上必要的屈居人下而感到烦恼，这种屈居人下的角色，有时削弱了他在家庭里的“族长角色”，维多利亚强烈反对这种看法，说情况刚好相反，阿尔伯特的族长地位没有被削弱。但阿尔伯特不以为然。夫妻二人都应该会赞成卡莱尔经常重弹的老调，说“男人来做一家之主，而不是女人来做，是永恒的公理，也是自然的法则”。实际上，女王很清楚，她在公众场合露面，就应该同时传递“妇道的礼仪”和“君王的威严”，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她也为此而痛苦。她会尽职尽责地阅读报纸，而且对报道固执己见；不过，阿尔伯特给自己的政治责任感找到了更多出口，与此同时，维多利亚也感觉到，丈夫可能对这份工作，比自己有更多的热情。有一些情况，特别是1846年皮尔首相去职以后的几年，非常混乱，政府像走马灯一样轮换；维多利亚在政治上如坠雾里。这几年，维多利亚就很依赖阿尔伯特的意见，对皮尔的看法也改变了。一开始，她觉得皮尔只不过是个一般的制造商，篡夺了亲爱的墨尔本勋爵的正当职位；不过，从阿尔伯特眼里看来，皮尔变成了一个公正清廉，甚至带有悲剧性的人物。性格就像梗犬一样的约翰·拉塞尔勋爵，她不得不忍受。外交大臣巴麦尊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亨利·约翰·坦普尔（Lord Henry Temple）被人开玩笑，起了绰号“朝圣斯坦因”（Pilgerstein）［这是朝圣者（palmer）或者朝圣（pilgrim）德语化的单词］；巴麦尊的络腮胡子染了色，举止倦怠无力，还主张一种愤世嫉俗的侵略主义。别人很难容忍他，只是把他当作一名可疑的冒险家。然而，这却是大大低估了外交大臣那危险的才华。这一切都十分累人。维多利亚在日记中写道：“我爱和平跟宁静，其实我讨厌政治和纷扰……阿尔伯特一天天变得更喜欢政治和商业，而且无比适合这两份工作；他拥有如此的洞察力和勇气。而我，却一天天越来越讨厌这些。我们女人天生就不是为了统治别人——若是好女人，就必须反感这些男人的职业；但有时候，时势逼迫人必须感兴趣。”

在奥斯本宫，一家人的关系最接近理想状态。奥斯本宫位于怀特岛的一端，另一端是阿伯丁郡（Aberdeenshire）的巴尔莫勒尔堡。在这两个地方，上午是政务时间，下午是家庭时间。而且，也就在这里，维多利亚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姿态，给了阿尔伯特一张自己的书桌，放在她自己书桌旁边，这样，来觐见的大臣，就会看到夫妻俩并排坐着，从而明白，这种君主制，的确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式的。皮尔建议之下，阿尔伯特1845年在怀特岛上买了1000英亩地产，作为女王度假之用；有了这块地方，国家大事的操劳，就能有家庭生活的乐趣来平衡了。亲王说，松林沿着舒缓的山坡一路下行，蔓延到海湾；这就让他想起了那不勒斯附近的海岸，以及他出生的地方——罗西瑙（Rosenau）附近的森林。为了怀念故乡，他还修建了一栋颜色鲜艳的意大利风格宅邸，有黄色、白色的塔楼，精美的花园和喷泉。每一个细节都亲自设计或者监督。到了宅邸完工的时候，已经花费了20万英镑，在19世纪中叶堪称天文数字；这个“度假场所”，实际上变成了另一个政府，总有大臣前来，总有公文箱运到，惹得女王很是不快。不过，奥斯本宫和巴尔莫勒尔堡的工作流程，确实起了作用。早餐之前先要散步；早餐之中或之后读报，接着是热烈的讨论；女王批文件，文件都是阿尔伯特已经筛选过、准备好的（以他作为女王私人秘书的身份），签字；如果有必要，还要跟大臣们举行联合会议。午餐会之后，还会就上午的事务进一步非正式讨论。

不过，下午也是能够充分享受家庭浪漫的时间，有野餐、钓鱼、骑马等活动。在苏格兰还有猎鹿的活动；王室成员会看望当地的小农场佃农，而且经常不打招呼，突然拜访；晚上，会举行苏格兰的里尔舞和高地舞舞会；女王也会穿上最近刚设计出来的巴尔莫勒尔的、红灰相间的格子呢衣服跳舞。在奥斯本宫和巴尔莫勒尔堡，阿尔伯特都仔细研究各种各样的训练计划；这些计划，同时提供身体锻炼、道德教育，还有毫无害处的儿童游戏。儿童游戏的地方主要是奥斯本宫的“瑞士小屋”，有自己的厨房、花园。这地方修建在公园里，修建的领班是阿尔伯特，工人是4个较大的孩子：维姬、伯蒂、艾菲、爱丽丝。“瑞士小屋”有家具，还有能生火的炉子，全都按照孩子的尺寸制造，让孩子玩过家家。

设计理念是，王室的孩子也应该从父母那里继承快乐家庭的“田园生活”。自然，男孩子们，特别是名声不好的威尔士王子伯蒂，只要年纪一大，不用干这种活儿，就把它一脚踢开了。伯蒂深感自己受了父亲的压迫。不过，尽管维多利亚一直相信，自己的婚姻特别受到上帝眷顾，而且（在两次发火之间）会在日记中倾诉自己的爱意，但她也会发出令人惊恐的幻灭宣言，特别是在女儿们再三考虑自己的政治联姻的时候。她主张，婚姻只要快乐，就都是好的。然而，很多婚姻却一点也不快乐，于是天堂也就变成地狱了。她认为，与其每天忍受无情的痛苦，跟不适合的伴侣过活，倒不如单身要好得多。而且，快乐的概率，对那些可怜的天真女孩来说，还要小得多。女孩子们在雄心勃勃的父母影响之下，相信自己婚姻能够幸福，精心打扮，为了走入教堂，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维多利亚深深感到持续生育的沉重负担，于是宣称：“一切婚姻都是买彩票，幸福总是一种交换，尽管可能是吃亏的交换。可怜的女人在身体上、道德上，依然都是丈夫的奴隶。这一点让我如鲠在喉。”

维多利亚当然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在这种时候，她的发言却很像女权主义者。有可能她知道很多名声很坏的宫廷案例，全都彰显了女性走入不幸福的婚姻有多么痛苦。最有名的例子，是墨尔本勋爵的好朋友卡洛琳·诺顿，卡洛琳的丈夫乔治，残忍地将卡洛琳抛弃了，不让她有孩子的监护权，甚至不让她见孩子，还不给她任何资助。理由是先前布莱克斯通所主张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都是布莱克斯通的好学生，因此也当然知道）：“丈夫和妻子通过婚姻，在法律上成为一体，因此女人的存在，就在婚姻中停止了，或至少合并到丈夫的角色之中去了。妻子要做什么事，都要在丈夫的羽翼之下、保护之下、荫蔽之下进行。”现实中，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妇女婚后不能拥有任何财产，也不能成为合同中的一方，更不要说起诉离婚了。这种情况，到19世纪最后25年才有所改变。比如，上文提到的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就不能从自己写的小说挣到一分钱，只能从丈夫那里拿一点零用钱，聊以自慰。乔治·诺顿十分恶毒，他用二人的婚姻作为屏障，在二人分开之后，还不让卡洛琳获得收入。案件在社会上公开，引起了强烈反响。最后，1839年，国会通过法案，允许被抛弃的母亲监护7岁以下的孩子；但孩子长到7岁，母亲就没有监护权了。

诺顿把墨尔本勋爵指控为离婚案的共同被告。墨尔本勋爵辩解说，自己跟卡洛琳的关系完全光明正大。维多利亚对墨尔本勋爵一直有“疑罪从无”的态度，这时候，她也很可能接受了墨尔本勋爵的说法。于是，维多利亚就能把卡洛琳看成一个受害者，而把她争取监护权和资助的举措看成英雄之举，事实上也是如此。不过，20年之后，维多利亚出版社（Victoria Press）推出的《英国妇女杂志》（Englishwoman’s Journal），女王是否还能读下去呢？这杂志的文章，强硬地主张，已婚妇女也有自己的财产权，而且跟女王一样，总是把糟糕的婚姻比作买彩票，或者奴隶制。女王或许曾经注意到芭芭拉·李·史密斯（Barbara Leigh Smith）的《有关妇女主要法律通俗简明读本》（Brief Summary in Plain Languag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aws Concerning Women，1854），阅读过这个读本，甚至还支持读本的使命——要对年轻女性进行婚姻教育。

维多利亚对早期女权主义著作可能很熟悉，这一点看似惊人，实际上却不那么惊人。维多利亚出版社（这家出版社雇用女性的排字工人）的创始人，名叫艾米丽·费思富尔（Emily Faithfull），此人本事非常了得，女王在1862年，竟把她任命为“印刷与出版常务负责人”。这个职位，女王绝对不可能送给她不满意的人。费思富尔是芭芭拉·李·史密斯的朋友和同事，也是朗豪坊交际圈的成员之一。这个交际圈是一群作家、社会活动家、评论家，在伦敦摄政街（Regent Street）附近的朗豪坊19号（19 Langham Place）聚会，因此得名。这些人受到活动家杰西·布切里特（Jessie Boucherett）创办的促进妇女就业协会鼓励，建立了一个登记处，如果有妇女要找教师、女家庭教师的工作，就可以到这里来登记；实际上是一个就业机构。他们的目标，跟布里斯托尔的项目一样，把就业的列表扩展到所有家政服务。布里斯托尔也设立了一个类似的办公室，派出巡视员去各地确保用人单位体制健全，不做违反道德的事，而且工作条件和报酬都令人满意。朗豪坊交际圈的办公机构，有一个图书室，可以让妇女在找工作的同时，阅读各种报刊（包括《英国妇女杂志》）；可以签名参加争取已婚妇女权益的请愿；还可以阅读芭芭拉·李·史密斯、艾莎·克雷格（Isa Craig）、贝西·雷纳·帕克斯（Bessie Rayner Parkes）的文章。贝西从1858年起担任《英国妇女评论》 （Englishwoman’s Review）的编辑。这些作家都主张，妇女的工作十分重要，也都相信，妇女的工作领域，应该扩展到钟表制造、新闻、医学、监狱管理、工厂监督、监护工作、艺术，当然，还有女子中学、大学的教学工作。

这些女人堪称一支不寻常的中产阶级先锋队。当初，在1825年，有一个激进组织“爱丁堡女仆工会”，鲁莽地威胁要罢工。如今的这些妇女机构，跟那个工会并没有什么相同之处。相反，如今这些机构依赖的是130万名家政女工，这些女工给了他们宣传鼓动的自由。芭芭拉·李·史密斯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女士的表亲，也是一个私生女，她的父亲是激进主义“唯一神教派”诺威克郡国会议员本杰明·史密斯。本杰明刻意拒绝跟芭芭拉的母亲结婚，而且专门给他的金发女儿安排了一笔年金，好让她自己独立生活。不过，1855年，芭芭拉跟同事发起了一次请愿，推动国会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权法案》（Married Women’s Property Bill），争取到了26 000个签名；这足以说明，朗豪坊交际圈的人，数量不少，影响也不小。参加请愿的人，有一些是维多利亚时期最有名、作品最畅销，也最受尊敬的女作家——当然有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还有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玛丽·安·伊万斯［Mary Ann Evans，笔名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和哈丽雅特·泰勒（Harriet Taylor）。很讽刺的是，后人铭记的，哈丽雅特·泰勒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权斗争里的主要贡献，一般都是“把丈夫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拉了进来”。维多利亚女权运动本身，也不如后来更激进的“妇女参政权论者”运动有名，这其实是不应该的。密尔号称“理性主义的圣人”，也是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支持女权主义方面。密尔一直坚持说，是妻子泰勒教育了他，让他明白了妇女在婚姻、工人运动、政治体制方面的极端不平等。特别是在《自传》（Autobiography，1873）一书中，他更是强调这一点，为此而痛苦不已。妻子一直是他真正的搭档，跟他一起写出了《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等著作。这些社科类著作并不是讨论妇女问题的，但这本书却第一次专门说明了泰勒起的巨大作用；密尔最重要的作品《论自由》（On Liberty，1859），则是正式献给妻子的，署名也是夫妻二人合署的。

密尔的写作风格，既不充满焦虑，也不充满热情。他作品中体现的焦虑和热情，完全是因为妻子哈丽雅特的角色被舆论矮化为“贤内助”，他对此感到不满。约翰·拉斯金的《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1865），大致论述，理想的合作者，也就是妻子，只应当允许钻研丈夫已经知道的知识，也只应该永远当一个审稿编辑、助理，在评论出现的时候为丈夫欢呼；密尔坚称，他与哈丽雅特绝对不是这种关系。他们在身体的亲密之前，早就“神交已久”。密尔可能在技术方面，特别是经济理论方面更强一些，但泰勒却了解并传授了两方面的知识，这两方面都绝对胜过密尔：一是形而上学的宏大理念；二是自己作为人类的实践（包括精神上的，也包括社会方面的）。密尔本人拥有的只是“媒介”功能，他在《自传》一书中不诚实地暗示说，任何一个老学究，都能把这种功能掌握得跟他自己一样好。这种专门弄得很正式的辩解，有一种心理潜台词，实际上很有力，也很轰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真正的意思是，他当初见到哈丽雅特的时候，就找到了解放自己的人，让自己从父亲的束缚里挣脱了出来。

1830年，密尔24岁，哈丽雅特比密尔小一岁。当时哈丽雅特已经结婚了，丈夫叫约翰·泰勒（John Taylor），是个城市里的药商，来自一个苏格兰家族。密尔家原先也是苏格兰人，很了解泰勒的家族。当时，哈丽雅特已经出版了不少诗歌、书评、散文。密尔在东印度公司的审查官办公室工作，起草各种急件，送给公司的法律和财政顾问。密尔的父亲詹姆士·密尔也在东印度公司，是他给儿子找了这份工作。家里一共九个孩子，密尔是老大。不过，老密尔却用尽一切手段，想让小密尔成为自己的翻版。老密尔的朋友兼导师，是著名学者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老密尔拼命要推行边沁的功利主义信条，其目的是增进人类“最大数目的最大快乐”。一开始，这位大彻大悟的立法者就有一个假定：人是一组感觉接收器的集合，不是对快乐做出反应，就是对痛苦做出反应。因此，他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扩大快乐，减小痛苦。他主张，各种给人类带来痛苦的物质和道德问题，都要系统而科学地分析；量度问题的规模，诊断问题的原因，开出问题的药方。然后，发表一份报告，提出立法的建议；再招募一个有工资的视察团，监督法律的实施与执行。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帝国，都是靠着权力统治的；而大英帝国却要用知识来统治。詹姆士·密尔曾经出版一部巨著《英属印度史》（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1817），详尽得令人看不下去。出版之后，他成了东印度公司审查办公室的主任候选人。

父亲的巨著面世的时候，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只有11岁。不过，他却在此前很久，就开始了训练，目标是把他培养成一名“宣传幸福的人”。父亲认为，孩子的心灵就像一张平滑柔软的蜡纸，空无一物，但非常善于接受；因此，教育的影响越早越好。老密尔决定，从三岁就开始教孩子希腊语。入门教材是《伊索寓言》，很快就出现了柏拉图（Plato）、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全部著作），还有经济学家色诺芬（Xenophon）。算术比起希腊语来无聊得多。到了8岁，就开始了不间断的拉丁语课程，有纳撒尼尔·虎克（Nathaniel Hooke）的《罗马史：从开始建设到共和时期》（The Roman History from the Building of Rome to the Commonwealth，1738—1771），课外书则是约翰·米勒（John Millar）的《英国史观：从撒克逊人定居到斯图亚特王朝建立》（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from the Settlement of the Saxons to the Accession of the House of Stewart，1787）。密尔一家住在伦敦郊区的斯托克纽因顿格林，这是当年普莱斯博士居住的地方，住着激进的改良主义者，以及女权主义者。一家人觉得这个地方很好。老密尔绕着绿地散步，朝着更远的乡村远足；与此同时，训练自己10岁的孩子微积分，教给他罗马农业法律、希腊雄辩术的分析。老密尔去东印度公司走马上任之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又担负起了教育弟弟妹妹的重任。闲暇时间，在阅读爸爸《英属印度史》校样，以及政治经济学、逻辑学的课程之间，小密尔也想办法偷着看了点文艺作品，主要是莎士比亚的。14岁那年，爸爸允许他去了一趟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附近的蓬皮尼昂宫旅游；但他回来之后，无情的严格训练又重新开始。

老密尔成功把约翰·斯图尔特打造成了一架思想机器，填满了一切人类想得到的知识，计算和运算能力也校准得非常精确。但与此同时，小密尔也被这个“了解一切重要事物”的负担吓坏了，他恐惧严厉的父亲，害怕自己不够优秀，为此痛苦不堪。不过，小密尔至少相信，他拥有了智慧的基础和道德的使命感。19世纪20年代中后期，各种评论报纸上，有一些最聪明、最尖刻的作家，对杰里米·边沁、詹姆士·密尔发起了一系列攻击，深刻动摇了小密尔的这个想法。这些作家当中，最重要的是托马斯·卡莱尔，以及（理念有区别的）年轻的托马斯·贝宾顿·麦考利。卡莱尔抨击功利主义，说它的罪名是“误以为人类与将人类聚集在一起的文化，都类似机器，一旦显出故障的迹象，就可以重新装备”。卡莱尔说，只有最天真的人，才能对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无动于衷：造成一些社会快乐，另一些社会痛苦的，不是基础物质，而是精神。麦考利则抨击功利主义的另一个罪过：用科学手段优化社会改革，强加在公众身上，会与保护自由的任务发生冲突，而功利主义拒绝承认可能有这样的冲突。

密尔的余生，一直都在试图解决这些冲突——自由与社会改革的冲突，以及逻辑和感情相互竞争的主张的冲突。一天，老密尔的“唯一神教派”牧师——威廉·约翰逊·福克斯（William Johnson Fox），带着泰勒夫妇来密尔家做客。泰勒夫人长着一双大眼睛，有着天鹅一般优雅的脖颈，口才很好，说话也很自信。密尔马上就被她迷住了，本能告诉他，他已经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教育”。没多久，密尔就知道，哈丽雅特·泰勒年纪轻轻就嫁了人，现在非常不开心。倒不是她丈夫对她有什么暴行，用当时的标准衡量，这个丈夫甚至还可能非常称职。只是哈丽雅特自己对理想婚姻有一种提高了的标准，按这样的标准衡量，她就发现了二人之间有着深深的不兼容。泰勒先生对哈丽雅特珍视的——艺术、诗歌、哲学无动于衷。身陷这样的婚姻关系，哈丽雅特只能当一个尽职的“合作者”，再没有其他能力可以发挥。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却相反，极为敬仰哈丽雅特的精神品质和独立思想。这种品质和思想，让哈丽雅特感觉，自己的婚姻就好像监狱。又过了几个星期，两人之间的通信，称呼就变成了“最亲爱的”。1833年夏，密尔给哈丽雅特写信：“啊，我的爱，我们的相识，已经增加了如此巨大的快乐，而绝不可能增加罪恶。不论在你看来，这关系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你永远都不应该为它而有片刻的后悔……我在照料你的知更鸟（哈丽雅特的宠物），就仿佛它是亲爱的你一般。”

尽管接下来20年艰难的感情长跑中，哈丽雅特·泰勒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尽可能多地相伴一起，而且亲密程度超乎寻常，但密尔在《自传》里的说法，应该还是真的——他坚持说，身体上的礼节从来没有打破；只有在他们结婚之后，才会享受性爱的极乐。不过，他们面临的尴尬局面，也确实让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离婚的各种困难。

朗豪坊的女权主义者当中，有一位名叫弗朗西丝·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的，她说，在法律上，有一些人不能提起离婚诉讼，这些人包括“罪犯、智力低下者、未成年人”，而已婚妇女也被放进了这一类人当中，不能提起离婚诉讼，但她们自己则可以因为通奸被丈夫休掉。1857年，国会通过《离婚和婚姻诉讼议案》（Divorce and Matrimonial Causes Bill），然而这法案并非为了方便女性离婚。法案的实施，是为了预先制止一种能给予已婚女性财产权的措施，于是，这个法案并没有纠正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反而让这种不平等状态永久化了。丈夫可以因为妻子通奸而休妻；但妻子若因为丈夫通奸而离婚，则这种通奸必须是强奸、肛交、兽交，或者某种不确定的残忍行为。以及，不言而喻，只要受害的妻子依然没有自己的财产或者收入，提起诉讼的高额费用，首先就杜绝了妻子提起诉讼的可能。只是因为夫妻感情不和就离婚（哈丽雅特就会这么做），这个愿望，依然是最不切实际的幻想。

到了离婚法案最后通过的时候，哈丽雅特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已经结婚6年了。之前的20年中，大部分时间，哈丽雅特都跟丈夫泰勒分居。有一次，哈丽雅特跟密尔一道去了巴黎半年之后，泰勒终于受不了屈辱，提出离婚。但是，三人这种奇怪的关系，却还是因为某些原因而保持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泰勒夫妇暂时又住在一起了；密尔会请泰勒夫妇来自己的俱乐部共进晚餐，而泰勒就很知趣地缺席。约翰跟哈丽雅特，似乎被他们坚贞的爱情披上了铠甲，能够抵御两个人引发的各种不适和别人的厌恶，即使这种厌恶来自朋友也不例外，例如卡莱尔一家。有一天晚上，约翰跟哈丽雅特两口子突然乘马车前来拜访卡莱尔。卡莱尔声称，约翰·密尔当时心烦意乱，来跟自己坦白说，他家里有个女仆，把卡莱尔《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整部手稿烧毁了。卡莱尔虽然听到这么一个极坏的消息，却还是很欣慰，因为之前有人传谣说，泰勒夫人和密尔两人私奔了。卡莱尔夫人简·威尔士·卡莱尔（Jane Welsh Carlyle）一直不喜欢哈丽雅特。她坚持怀疑，手稿的毁坏，是哈丽雅特的责任。

这些烦恼，约翰跟哈丽雅特都为了“互敬互爱基础上的理想结合”而忍下了。这明确而坚定的信念，让两个人猛烈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规则，大部分观点后来写成了一本书《妇女的屈服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由密尔在1869年出版了。他们主张，整个婚姻系统，完全是用虚假、伪善的包装纸包裹起来的“礼物”。年轻的女孩子被灌输一种谬论，说什么“婚姻才是女人真正的事业”，还说婚姻是女人完美幸福的居所。在“沉默”和“权宜之计”二者的共同阴谋之下，这体制的牺牲品，也就完全不知道，一旦为人妻，会有什么样的家庭现实、社会现实等着她们。有产阶级之间的婚姻，几乎全都是商业交易，经过理性的计算，其目的是为了积累财富、地位、权力。签订合同的各方，都做了种种谈判，实现共同获利。如果一个家庭地位很高，但缺少财富，就会跟有钱却没权的家庭联姻。而这一切的驱动力，永远是坚硬的利益，而非柔软的感情。婚姻表面上是用来抑制欲望的，然而，那些虚假的浪漫言辞一旦无可避免地幻灭，他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多多少少走向这个目标的反面。于是，女性就发现自己因一场可怕的交易而变得堕落，进入了陷阱——女性保留华丽的衣服、精致的马车、众多的仆人、孩子、社会地位（如果足够谨慎的话，还能保留情人）；丈夫则可以保留情妇。密尔与哈丽雅特认为，这确实是一种同居生活，但是，“如果对女人来说，这就是人类生活的一切，那么这种生活就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女人只要能感到自己可以追求更大的快乐，自己的志向没有被人为阻碍，就会发出宣言，摆脱这样的生活，去寻求更多幸福”。

最后，让哈丽雅特摆脱婚姻的，还是1849年约翰·泰勒的死。两年后，密尔跟哈丽雅特在梅尔科姆雷吉斯（Melcombe Regis）市的登记处结了婚，距离伦敦博览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此时，他们已经跟密尔的家人，还有很多老朋友断绝了往来。他们永结同心之前，密尔坚持要签署一份正式声明，放弃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丈夫拥有的、常规的合法权利。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高尚的婚前宣言：

我已获得她的同意，与我迄今为止所知唯一愿意成婚之女子缔结婚姻关系，至为幸福；且现有法律构建之婚姻关系，我与她均完全否定……我因不能以合法手段放弃这些可憎之权力（若能合法缔结可让我放弃权力之婚约，则我必将如此行动），遂深感责任重大，有必要将针对现行婚姻法律的抗议，正式记录在案……在泰勒与我的婚姻中，我宣布，出于自己的意志和意愿，在我们之间存在任何契约的条件下，她在所有方面，均保留同样的绝对行动自由权利，以及掌控自身、掌控目前和任何时期可能属于自己的一切财产的权利，如同并未有婚姻发生一般；关于“我凭借婚姻获得任何权利”的一切主张，我均表示绝对否定并放弃。

然而，两人的家居快乐，又很短暂。两人此时患上的病，后来都发展成了致命的肺结核。哈丽雅特病得更重，而且日甚一日。她选择住在瑞士的休养所，或者法国东南的普罗旺斯。普罗旺斯的气候更暖，空气也比较干燥；她想要这样来延缓病情。这时候，两个人就会分开几个月的时间。密尔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就拼命将哈丽雅特关于两性平等的思想整理成文，他称之为“神圣的使命”。医生们对两个人隐瞒了一些情况，尤其是哈丽雅特的病情急速恶化。他们坚持要两个人分开休养，尽管密尔会因两个人分开而极为痛苦。密尔本来在法国坐火车，要回英国看望哈丽雅特。这时候，突然又下了一场大雪，火车被困，无路可通。密尔在车厢里痛苦地沉思着两人共同的灾难，回忆着“意识到自己被爱，意识到自己陪伴在最爱的人身边”，会有怎样的温暖和安心。他又说：“此刻，我拥有了以上两种体验，因为只要有她的关怀，我就感觉，好像没有任何真正危险的疾病，会降临在我身上……而当远离她的时候，我又会感觉，和护身符分开了，没有护身符，我就会更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

1858年11月，哈丽雅特在前往地中海的路上，在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Avignon）病逝。密尔在哈丽雅特的坟墓附近，买了一栋房子，余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完成了专著《论自由》，这本书让他成了维多利亚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中流砥柱。他把这本书献给了妻子（密尔在1873年去世）。密尔尽管忠实地重述了哈丽雅特的观点，却没有百分百同意。他正大光明地论述了女性有权利在家门之外寻找、获取“有用的”工作；却完全不相信，这样做一定能给女性带来快乐。然而，如果她们自愿或者有必要选择如此，密尔就相信，她们有同工同酬的权利。1851年普查显示，英国600万名成年妇女，有一半在工作。当时有一种论调，以精神病学家亨利·莫兹利博士（Dr Henry Maudsley）为代表，说女性的“生理”（月经周期的委婉说法）让她们一个月不能工作8天以上。对此，密尔毫不留情地回应：“现在叫作所谓‘女人天性’的东西，很明显是人工制造出来的……我相信，女人的这种情况，只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从属地位，因为大部分男性还不能容忍同地位平等的人生活在一起。”

1865年，密尔已经全国闻名了。这一年，有一个威斯敏斯特选举人团体登门拜访，问密尔是否会参加国会竞选。这个时间很关键。约翰·拉塞尔勋爵、威廉·格莱斯顿等自由党派的领导人，受了激进派的刺激，决定设法启动国会改革。这是一次慎重细心的行动，但仍然可以扩大几乎所有“拥有住房者”的公民权。密尔的支持将至关重要。而且他反对普选权和秘密投票，这一点，不仅没有影响他言语的分量，反而增加了他言语的分量。密尔认为，最关键的选举资格是教育程度。他希望选票更能够反映选民教育水平的高低，而不是选民应纳税财产的多少。密尔很清楚，自己的观点非常怪异。他说：“我相信，不会有很多选民，也不会有任何选民团体中的大部分，真心希望被有我这样观点的政治家所代表。”更有甚者，密尔竟然不当任何政党的候选人，不发起竞选运动，不拉票，也不为自己的竞选花费一分钱。

还有另一个问题，密尔认为，这问题让他更不可能当选。1851年，哈丽雅特在《英国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之后，密尔坚持说，各自治区如果能获得“拥有住房者普选权”，则选民必须包括女性。因为，尽管已婚妇女不能拥有房产，但未婚妇女或寡妇却可以拥有房产；而未婚妇女和寡妇当然数以万计。此外，在1866年，“拥有住房者”除了实际拥有房产的人，还包括交纳租金的房客，而这样一来，合格的女性选民就更多了。

哈丽雅特去世以后，密尔的余生，大部分时间都跟过继的女儿海伦·泰勒（Helen Taylor）度过。海伦下决心要让这抗争的火焰燃烧下去。芭芭拉·李·史密斯这时候已经结婚了，嫁给了一个法国裔阿尔及利亚雕刻家，但一年有半年时间分居。她在法律上改名芭芭拉·博迪肯夫人（Madame Bodichon）。海伦鼓励芭芭拉，让她跟密尔商议发起国会请愿。大概有1 200名妇女签了名，希望争得选举权。密尔天性不爱发起吵吵嚷嚷的街头运动，然而，不论他希望与否，他还是获得了朗豪坊社交圈的发声支持。社交圈的成员之一艾米丽·戴维斯（Emily Davies），后来成立了剑桥格顿学院。这是伦敦最早的一批学院（女王学院和贝德福德学院）。剑桥格顿学院1874年设立，大约25年之后，成了第一所牛津剑桥系统的女子大学。艾米丽回忆说，在请愿当中，“芭芭拉·博迪肯夫人雇了一辆马车，车上坐了她、艾莎·克雷格、贝西·帕克斯，还有我，车身上挂了招贴，在威斯敏斯特到处走。我们管这次行动叫‘把道德支持献给密尔先生’，不过也有人怀疑，我们可能给密尔带来损害。我们有个男性朋友说，他听见有人管密尔先生叫‘那个想让女孩儿进国会的人’。”

密尔当然并没有主张女性参选国会议员，不过，他也相信，这种事将来一定会发生。密尔觉得，有一半选民，仅仅因为性别就无法实行选举的权利，这种事既荒唐，也明显不公平。他们的斗争本来就艰苦卓绝，1866年8月，英国自由党下台，就更艰难了。1867年2月，保守党执政时，迪斯雷利提出了自己的法案。密尔固执己见，坚持主张一切妇女（不只是未婚妇女）都应该有选举权，立场比朗豪坊的活动家更为坚定。3月，密尔又发起了一次请愿（他成功把请愿书送进下议院一共三次，这是其中一次），有3 000多个曼彻斯特人签名。1867年5月20日，密尔发表了一篇精彩而动人的演讲，正式将《人民代表议案》（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Bill）修正案提交国会，主张在关于将选举权扩展至英国各郡拥有住房者的条款中，用“person”（泛指各种性别的人）代替“man”（男性）。这个目标，直到1884年才实现。这次事件的惊人之处，不在于修正案没有通过，而在于密尔成功说服了至少73名国会议员投票。英国国会有一种制度，互相反对的两党的两名议员，会因为共同利益而约定对某个议案放弃投票，俗称“对子”（pair）；如果连这种“对子”议员也算上，密尔一共说服了81人。密尔的支持者包括一些地位显赫的曼彻斯特人：激进派的托马斯·贝莱·波特（Thomas Bayley Potter）和托马斯·贝兹利爵士，后者是工厂主，自称“工人之友”。

1867年11月，曼彻斯特进行补选。此时，著名激进派政治家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有一个立场更激进的兄弟雅各布，雅各布的纲领就包括“拥有住房者的普选权应该包括女性在内”。这次补选中，一个开店的寡妇莉莉·麦克斯韦（Lily Maxwell），成了有史以来英国投出第一张选票的妇女。因为登记错误，莉莉才被列入了选民的名单。不过，雅各布·布莱特和普选权活动家莉迪亚·贝克尔（Lydia Becker）发现这个错误之后，决定让莉莉参加投票。众人把莉莉护送到投票点，莉莉投了选票，周围掌声雷动。莉莉成了先锋人物，很明显惊慌失措。尽管如此，她还是很有英雄气概，而且很同情这些普选权活动家（他们自从1866年以来，一直在和平请愿）；于是，她高高兴兴地参加了这次精心安排的活动。现在还能见到一张莉莉的照片，看得出，她是个意志坚定的女子。布莱特与贝克尔认为，莉莉是上天赐给这场运动的礼物。莉莉·麦克斯韦也像宪章运动土地公司的开拓者安·伍德一样，有着苏格兰人的节俭之风。她以前当过别人家的女仆，攒够了钱，开了一家商店；地址在鲁德洛街（Ludlow Street）上，每周租金不低，是6先令2便士；这条街上住的是工匠和中产阶级的下层，房屋都是两层小砖楼，上下两层各有两个主要房间。莉莉名声大噪，对保守派的媒体来说，这名声十分恐怖。她出名之后，1867年12月3日，莉迪亚·贝克尔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信中把莉莉写成一个模范选民，那种希望通过《改革法案》获得解放的人。莉迪亚说，莉莉是“这样一位孀妇，她在曼彻斯特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开着一家小店，自力更生，用自己的收入来支付各种税费。她没有哪个男人要影响，也没有哪个男人来影响她。此外，她的政治原则也十分坚定，因此下定决心，在最近的选举中，投了雅各布·布莱特先生一票”。莉莉·麦克斯韦投票出名，使得莉迪亚·贝克尔成功开设了一个登记处，来登记符合条件的“拥有住房的女性”。到1868年年底，登记人数已达13 000人。

这一切，让维多利亚女王十分惊骇。先前，温情的幻梦与冷酷的婚姻现实距离遥远，对此，她确实偶尔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至少私下里提出了）；而且，有些措施用来约束家暴丈夫、约束恶名昭彰的放荡丈夫，用来照顾一些被残忍抛弃的妻子；对这些措施，女王甚至还表示过赞许。然而，女王却坚决主张：各种不公平现象和残忍行为得到处理，并不等于对一切政治解放大开绿灯，不论这种解放程度有多么微小。1867年10月，女王发出了惊人的自由主义观点，主张有必要将普选权扩大到“下层民众”，因为下层民众已经变得“消息十分灵通，十分智慧，而且极为正当地获得了自己的面包和财富”；这与“可憎又无知，活着只是打发时间的身居高位者”形成了强烈对比。但是，只要一有人讨论“妇女适合行使政治权利”，女王就会勃然大怒。她的文章一般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于是她这么写道：“这种话题，使得女王气愤不已，无法自控。”她还破口大骂：“这种疯狂、邪恶的所谓女权的闹剧，带着各种附属的恐怖，使得她（自己）可怜而脆弱的性别扭曲了，忘记了一切女性感情和礼仪的意识。”

那么，女王对另外一个重要的女权主义话题——中产阶级女性的工作又怎么看呢？女王确实还在继续勤勤恳恳阅读各种急件和文件，但她在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一直觉得政务只是国家强加给她的恼人的义务，而丈夫阿尔伯特在一切方面，都更加适合从政；直到政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之前。女王也基本同意中产阶级主张的“婚姻是女人的事业”这种陈词滥调。1851年的人口普查还揭露了一个事实：在英国，婚龄妇女的人数，比婚龄男子多50万至75万；根据人口统计学家的数据，这一数量差，似乎已经维持很久了。而女王则几乎不可能太过考虑这种情况。曼彻斯特有一名工厂主，也是政治经济学家，名叫威廉·拉思伯恩·格雷格（William Rathbone Greg）。他认为，这种“过剩女子”（spinster surplus）的现象，可以通过移民到殖民地来缓解。不过，这依然会让大概50万名未婚女性落入可怕的命运，要么永远感觉自己是“多余的人”，要么被困在工资极低、名誉也很差的职业当中，例如女家庭教师。19世纪50年代后期，《英国妇女杂志》和杂志编辑贝西·雷纳·帕克斯已经开始响应中产阶级女性的呼吁：她们希望的工作身份，是拿工资的专业人士，而非上流社会的志愿者。此外，她们希望从事的工作范围也更加广阔：在女子中小学、女子大学教书；去监狱、少年教养所；救济城乡贫民；还有一种职业，被官方正式列为女性的“高尚”职业——护士。

女王觉得，护士最完美，符合女性“温柔”“慰藉”“疗愈”这些品质。英法同俄国争夺克里米亚半岛的克里米亚战争，死伤无数，全是因为战争才有了如此的观念。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史诗般的传奇，震动了整个英国，尤其是女王。南丁格尔为了更高尚的召唤而放弃了婚姻，带着38位年轻女性组成的队伍，前往斯库台湖（Scutari）战地医院。她应付了长着络腮胡子的医疗队和军中的官僚，从他们那里想尽办法，拿到了最基础的必需品——绷带、夹板、肥皂。她把洗衣盆变成了自己个人的纹章。女王多次表示，自己生错了性别，不能跟士兵们一道吃苦、一道作战，为此十分遗憾。女王亲手织了长围巾、袜子、连指手套，给前线写了不止一封信，看望了从前线回来住院的士兵，这样军人们就应该知道，因他们的痛苦最为悲伤、因他们的牺牲最为感动的就是女王陛下。英军在巴拉克拉瓦（Balaclava）和英克曼（Inkerman）两个地方死伤惨重，消息让女王和阿尔伯特整夜睡不好觉。《泰晤士报》有一位战地记者，名叫托马斯·切纳利（Thomas Chenery）。他在1854年10月报道，负责管理和下命令的人十分无能，基本军需物资也十分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女王的母性关怀意识也越发敏锐。

斯库台湖的护士们，就是代替女王而出现的。1856年，战争结束。南丁格尔回到英国，在巴尔莫勒尔堡受到女王接见。女王听取了她对战争苦难的描述。不过，在克里米亚半岛上，还有一位女英雄，被士兵们奉为“众人的妈妈”，但女王并不认识；后来，女王过继的侄子，上尉伯爵维克多·葛雷晨（Captain Count Victor Gleichen）把这位女英雄的事迹告诉了女王。南丁格尔觐见女王的同一年，伦敦郊区的王家萨里花园举行了一场大型宴会和音乐会，来了11支军乐队，为了给这位女英雄玛丽·西科尔（Mary Seacole）筹款；玛丽刚刚宣告破产了。回国的士兵之所以这么敬仰玛丽，有着很充分的理由。士兵若是生病或受伤，能被人送到玛丽开的“英国旅馆”（British Hotel），就能有很大的机会幸存下来。在斯库台湖，可并非如此。

然而，玛丽要想成为正统的维多利亚时期女英雄，却有一个障碍：她的肤色。玛丽出嫁之前叫玛丽·格兰特（Mary Grant），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牙买加人，她是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后来她结婚了，丈夫是之前提到的海军名将霍雷肖·纳尔逊的教子之一。婚后，她在牙买加开设一家半旅馆半康复中心的机构。1831年，当地霍乱流行；1853年，更为严重的黄热病疫情暴发。这两次瘟疫当中，她创造了很多奇迹，挽救了很多死亡边缘的生命，为此而声名鹊起。痢疾和脱水并发症的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她治疗这些疾病的疫苗方案，全都来源于加勒比地区植物药典。这种来源，让这些药方一概被医院斥之为“野人”的魔法药水；而玛丽申请前往克里米亚治疗霍乱和伤寒（当时死亡人数最多的两种疾病），也被立刻驳回，特别是被南丁格尔亲自驳回。

当初，南丁格尔年轻的时候，护士一行被人视为低贱的职业，多亏有在战争部任职的一位贵族西德尼·赫伯特男爵（Baron Sidney Herbert）为南丁格尔说情，才没有断送她的事业。玛丽·西科尔却没有赫伯特男爵为自己说情。不过，她动用自己的财产，还是想办法带上两个最为信任的牙买加厨师，去了地中海东岸。她一到此地，就去了克里米亚——最惨烈的战争舞台，而没有去土耳其的战地医院，因为显然那儿不欢迎她。玛丽在离巴拉克拉瓦大概两英里的地方，花了800英镑，建起了“英国旅馆”，可能是模仿她在牙买加的医疗机构。这是一所军需物资补给站、一家要开赴前线的士兵食堂，也是治疗伤病员的护理康复中心。斯库台湖的病房又湿又冷，“英国旅馆”始终都有人打理得温暖而干燥。士兵如果得了霍乱或者伤寒，病倒了，最好的待遇是就地护理，而不是穿过黑海，住进斯库台湖的战地医院；这一过程可能要花费三个星期，极为痛苦，而且那里的医院也是死亡陷阱。

当然，“英国旅馆”也有大老鼠；“西科尔阿姨”的灭鼠队一大清早就看见了很多。老鼠消灭之后，西科尔就会开始早上的例行公事。早上7点是咖啡和茶，然后给鸡拔毛，做熟；做火腿和牛舌；炖肉汤；炖大黄药汤；烤馅饼和威尔士干酪面包；最重要的则是她申请专利的大米布丁，没有牛奶，所以运输起来很方便，不会变坏。哪怕没有牛奶，这布丁也蕴含着某些非常母性的东西：这是一种安慰人心的食物，舀出来送给士兵们，能消除他们在战争中的一切恐怖，让他们再次变回小孩子，让黑白混血的阿姨喂饭。一位归国的士兵写道：“你要是足够幸运，能在供应大米布丁的日子来英国旅店，我保证你骑马回到小屋的时候，一定会特别感动，因为西科尔妈妈给了你一点回家的感觉。”

阿里克希思·索耶（Alexis Soyer），是改革俱乐部有名的厨师，他在1855年也为士兵们做了自己设计的炖菜。玛丽曾经看着他，用戴着珠宝的胖手，把炖菜舀出来。索耶赞赏说，西科尔的菜肴有益健康，她的英雄气概也非常可嘉。住院的士兵照料好了，西科尔就给两匹骡子装上鞍辔，拉着一辆马车出发。马车上装了热食冷食，还有基本的急救器械——绷带、毯子、夹板、针线、酒精。马车会一直开到炮火纷飞的围城战场中，然后有一名希腊犹太人带路，他熟悉那些壕沟、军营的位置，带着西科尔走进硝烟，寻找伤员，既有英法联军的人，也有敌军俄国人；他们不仅需要急救，也需要一杯热茶，一句安慰的话语。西科尔明白，他们还需要一块干净手绢的擦拭。骡子在炮火中艰难前行，迫击炮弹从老太太身边呼啸而过。不止一次西科尔听见：“快趴下！妈妈！快趴下！”她回忆道：“我就带着狼狈不堪，一点也不淑女的焦急，去拥抱大地。”她已经习惯了恐怖。有一次，她发现的一个伤兵，下巴中了一枪。玛丽把一根手指塞进伤兵嘴里，想要撑开嘴，把汤灌一些进去。伤兵却咬紧了牙关，咬伤了她的手指，她不得不让别人把伤兵的嘴巴撬开。

在恶心与虐杀的噩梦中幸存下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能忘掉玛丽·西科尔。战争结束了，她从克里米亚回到伦敦，没有人请她去巴尔莫勒尔堡，却有一堆债主上门逼债。不过，在之前提到的王家萨里花园，以及科芬园（Covent Garden）、女王剧院（Her Majesty’s Theatre）举行了一系列筹款活动，终于让西科尔免于破产。阿里克希思·索耶和威廉·拉塞尔两人都想尽办法，确保西科尔的事迹广为人知。女王过继的侄子——霍恩洛厄–兰根堡的维克多王子（Prince Victor of Hohenlohe-Langenburg）参与了战争，也是一位业余雕刻师。他为绰号叫“妈咪”（Mami）的西科尔塑了一尊半身像。也许是通过维克多王子，女王终于知道了西科尔，在1857年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她，赞扬她的功绩。西科尔1881年去世，留下一栋价值2 000英镑的宅子；这全都是她护理过的伤员的捐赠。然而，战争的伤亡依然笼罩她余生的记忆：冻僵的破碎尸体；本来应该快活地玩板球的小伙子们，却死在了泥淖之中，眼睛“半睁着，带着安静的微笑”，或是“在炽热的激情中突然倒下，苍白的面孔凝固了，蔑视与仇恨的目光，让你的热血变冷”。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特别是玛丽·西科尔这样坚韧的老护士，内心应该很强大了。死亡无处不在。在伤寒肆虐的兵营里；在霍乱肆虐的贫民窟；在患上结核病的中产阶级的手帕上。各种高尚的沙龙活动，只要一有人突然控制不住地咳嗽起来，让飞沫溅到合身的衣服上，众人就会突然沉默，在同情和自保之间左右为难。

这一代人轻松愉快地成长起来，他们改造周边环境的事业，比前人都要来得宏伟，因此拥有了部分应得的自信；对他们而言，无处不在的死亡，似乎是一种过于严苛的矫正措施。毕竟，他们造出了蒸汽船越过大洋，在大河两岸架上了钢铁的大桥，还用电报缩小了世界。这样的文明，也一定能很快征服各种疾病。确实，这一时期，显微镜技术的发展，第一次揭示了病原体的存在和生长；然而，人们却不知道怎样才能遏制病原体的分裂，除了用板刷去刷洗之外。

在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折磨中，死神就乘虚而入，冷冷地嘲笑着维多利亚人控制生命的梦想。人们活着的时候，力量似乎无所不能；而一旦死亡，却会完全静止下来。这种转变十分惊人，催生了人们对死亡的强烈不满，也正因如此，哀悼仪式才会具有极端特殊性；代表了人们让死者在生者中展现尊严的愿望。维多利亚时期的陵墓，规模巨大，设计豪华，石雕风格热情而夸张；这种待遇，活人是远远享受不到的。这些全都是为了推迟“遗忘”和“虚无”。每一吨用作建材的雪花石膏和斑岩，每一个悲泣的小天使，每一幅挂有绉布的肖像，都是为了让逝者音容宛在，等着即将到来的复活世界。

这个复活世界，是维多利亚女王最为期盼的。因为她先前相信过，上帝向她保证，永远不会让阿尔伯特抛弃她，留她一人承受国务的重担，而上帝却背信弃义了[1]。为此她愤怒不已，说道：“我们纯粹、快乐、安静的家居生活，是让我忍受憎恶至极的职位的唯一支柱。而它却在42岁的时候被拦腰斩断了！我先前曾经如此热切地期盼，上帝永远不会让我们分开，会让我们一起老去。而这生活的毁灭，实在是太可怕，太残忍了。”女王之所以这么痛苦，有一部分是因为，阿尔伯特亲王的疾病和死亡，似乎证实了两人同伴关系的必要性。只有同伴关系，才能让家事与国事同时得到支持。阿尔伯特为家庭、国家，也为人类（女王说出“为人类”不会犹豫）所做的，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职责，于是就在劳累焦虑之下撒手人寰了。英国舆论并未给予阿尔伯特应得的地位，这一点，让维多利亚更加不满。女王想让阿尔伯特享有“配王”（King Consort）的头衔，但1857年阿尔伯特不得不接受了较为低级的“王夫”（Prince Consort）称号。此外，威灵顿和托利党人担心外国甚至罗马教皇干涉，从而禁止阿尔伯特使用“阿尔伯特国王”（King Albert）的称号。更有甚者，“好人与伟人阿尔伯特”（Albert the Good and Great）尽管视察了很多市政厅和模范工厂，也为无数医院举行了奠基仪式，舆论却还是仅仅将他视为一个外国人；英国贵族阶层说话做事都普遍慢吞吞，有气无力；他们将阿尔伯特履行职责的认真态度，视为“外国人”的更确实的证据。如今，贵族阶层依然在败坏社会风气，女王对此十分憎恶。

这一切，不仅仅是这位寡妇的幻想。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的奥斯曼帝国，从17世纪开始衰落，欧洲列强都在争夺奥斯曼的控制权，由此产生了“东方问题”。阿尔伯特对东方问题十分关注，而且，克里米亚战争似乎确实让他衰老了很多。战争之前好几年，英国流行一种恐俄气氛，统治阶层怀疑阿尔伯特对沙皇的政策太软弱。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阿尔伯特发疯一般进行统计调查，制订计划，做出了有些过分的弥补。他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做出了评论：陆军的现状（很不好）；有必要建设一所优质训练营；军医面临的各种恐怖；后勤的各种隐患；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现状；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的海军问题……写满了50卷对开的本子。每天早上，女王坐到办公桌前的时候，已经有一摞文件排列整齐，让阿尔伯特事先分类、筛选停当，让她细读、同意、签字。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阿尔伯特注意力转向了《巴黎和约》（Peace of Paris）的各种复杂因素，以及英法联军的关系；极有可能发生的美国南北战争[2]对英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发展本国畜牧业的计划；用城市下水道的废物供应农村肥料的方案；还有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工作。阿尔伯特本来一直起床很早，现在更是深夜就起来，借着书桌的绿色灯光来工作。哪怕在比较轻松的时候，按照一个宫廷评论者的说法，他也“热衷于安排日程”；在巴尔莫勒尔宫和奥斯本宫，只有午饭的时候，才让人说一些非常滑稽的俏皮话。19世纪50年代后期，尽管阿尔伯特也热衷于在巴尔莫勒尔猎鹿，但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就连乏味的玩笑，也越开越少了。他独处的时间、被焦虑淹没的时间则越来越多。英国歌谣里有一个人物杰克·斯普拉特（Jack Spratt），他不能吃肥肉，他的妻子则不能吃瘦肉；如今，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也变成了杰克夫妻的宫廷版。阿尔伯特脸色蜡黄而憔悴，脾气暴躁；维多利亚不断生孩子，身体完全走了形，胳膊上的赘肉甚至淹没了手腕，僵硬地坐在丈夫身边。阿尔伯特为英国担心，维多利亚则为丈夫担心。

与此同时，两口子都为了威尔士王子伯蒂担心。长女维姬温柔聪慧，17岁嫁到了普鲁士宫廷，成了皇太子妃（Crown Princess）。其间，母亲一直相当没有意义地哭天抹泪，说自己把“小羊羔”送到条顿人（Teutonic，典型德国人）的婚床上去当“祭品”了。阿尔伯特也很想念女儿维姬。维姬一走，大弟弟伯蒂不按照父母意愿发展的问题就更突出了。阿尔伯特愤愤地说：“伯蒂的癖好，就是没法形容的懒惰！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彻底、这么狡猾的懒骨头！”其实，伯蒂只要离开了让人窒息的宫廷环境，他就成了一个欢乐而开朗的小伙子，对自己的职责，也不像爸爸以为的那么敏感了。学习上，他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也没有让自己丢脸；有一次他去加拿大旅行，则是一次彻底的个人的胜利。不过，他去爱尔兰卡勒地区的兵营，服过一次轮值的兵役，这场活动就不那么成功了。因为在那儿，以及其他一切地方，都无法逃避一个事实，就是伯蒂嗜好女色，尤其在女人穿上紧身胸衣的时候。父母眼中，如此的好色，能够最精准地损害家族的名誉；这样一来，对家族道德的重视也增加了。英国王室为了重新获得尊敬，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而伯蒂的不负责任，却有可能让这些成就毁于一旦。

于是，两口子抓紧制订计划，要让伯蒂快点娶到丹麦公主亚历山德拉（Princess Alexandra）。丹麦公主容貌秀丽，身材窈窕，性格也确实温柔娴静，肯定能够满足伯蒂在床笫之间的渴望。不过，哪怕与丹麦王室的商议正在进行，到了1861年下半年，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还是发现，伯蒂跟一个名声很坏的“女演员”纠缠不清。这种最新的破坏行为，简直称得上叛国。两口子大惊失色，赶紧写信给伯蒂，用非常直白的言语，警告他这种风流事将会导致的自我毁灭——疾病、妊娠、勒索和闺房的共和主义，与此同时，阿尔伯特还在苦苦挣扎，要处理一场外交危机。1861年10月，美国南方政权“邦联”（Confederate）的特使，乘坐英国蒸汽邮轮“特伦特”号（Trent）前往欧洲购买武器，结果邮轮被美国北方的军舰“圣哈辛托”号（USS San Jacinto）的舰长查尔斯·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下令扣留，特使被抓。当时，英国在美国内战中宣布中立，美国扣押中立国军舰，违反了中立法。英国首相巴麦尊控制的辉格党政府，同情美国南方，准备好了采取一切措施，对抗华盛顿的林肯政府。阿尔伯特竭尽一切政治手段，缓和英国做出的反应，避免另一场无谓的战争。

11月底，亲王已经在视察桑赫斯特（Sandhurst）时患上“风寒”而“感到不适”，却还是到剑桥去看伯蒂，向他宣读了暴乱法案。当时的天气，是东安格利亚地区在过“米迦勒节”（Michaelmas）时的典型天气，狂风呼啸，大雨滂沱。阿尔伯特回到温莎城堡，感冒加重了，而且一直好不起来。当初，阿尔伯特在奥斯本宫种下了一棵小树苗，不祥地沉思道，他可能见不到树苗长大了。而今，女王惊恐地发现，他似乎在给自己量尺寸，好做寿衣。他说：“我确定，自己若是得了重病，就会马上放弃生命，不会挣扎求生。我没有求生的意志。”御医詹姆斯·克拉克大夫，多年以前，给阿尔伯特的孩子们诊断、治疗，就曾经让阿尔伯特又愤怒又绝望；此时，克拉克又一次“不负众望”，没有发现，王夫阿尔伯特其实得了伤寒。等到巴麦尊首相把另一位大夫请来，已经太迟了。

阿尔伯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从温莎城堡的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最后终于在蓝厅里住下，不再挪动了。爱丽丝公主在隔壁房间里弹奏了一些赞美诗。女王前来给他朗读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的《山峰上的贝弗利尔》（Peveril of the Peak，1823）。这本书现在还保存在王室图书馆中，扉页上有维多利亚的亲笔题字：为我亲爱的丈夫读到此书81页的记号处，此时他已重病缠身，三天后他就不幸辞世了。极为惊人的是，81页上的那一段是：他听见了说话的声音，但对他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声响。几分钟后，他便沉沉睡去了，比他生命中……任何一次睡得都要安详。

这真的是巧合？还是女王先前看过这一段，此时选了来当作文学上的告别之语？特别是因为，这一段在情节里说的其实并不是死亡，而是一次用来恢复健康的深深睡眠？12月14日下午，阿尔伯特醒过来了，似乎精神很好。他理了理头发，好像是要穿好衣服去赴宴。他喃喃地说：“Es ist nichts, kleines Frauchen.”（德语：没事的，小妻子。）维多利亚稍微离开了床边一会儿，等她回来的时候，阿尔伯特已经去世了。女王那张圆圆的胖脸，发出了一声极为痛苦的惨叫。

全世界最伟大帝国的君主，被世间谁也无法抵御的力量击倒了。她伏下身体，哭了很久很久，声音或高或低，咳嗽不断，乃至秘书和大臣以为她要发疯了。维姬也跟妈妈差不多一样难过。她接到妈妈一封信：“亲爱的孩子，你说得没错，我不想让感觉好起来。眼泪的慰藉作用太大了，尽管从上周三开始，我就没有号啕大哭过，可每天眼泪还是止不住一次次涌出来，极大安慰了我伤痕累累的心灵。”1862年，维姬来看妈妈，发现女王哭着睡着了，身上盖着阿尔伯特的外衣，臂弯里抱着阿尔伯特的红色睡袍。维多利亚的日记写道：“睡觉是多么可怕的事！与爱人的温情比起来，是何等的对比！孤身一人！”

维多利亚倘若认真地考虑过自杀，她也被使命和记忆阻遏住了。她的日记坦白：“若我继续活着……今后我会为丧父的孩子们和我不幸的国家而活，国家因阿尔伯特的离去而失去太多。我生命的意义，只在于做那些阿尔伯特一定想让我做的事，因为他就在我身边，他的精神会引导我，激励我。”女王有了强烈的冲动，不想承认死神让他们分开的胜利，想要维持阿尔伯特还在身边的幻想。她花了20万英镑，在弗罗格莫尔（Frogmore）庄园修建了一所精致的陵墓，这个价钱与修建整个奥斯本宫的价钱相当；陵墓里除了夫妻二人的墓穴，还有女王母亲——肯特公爵夫人的墓穴。公爵夫人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去世了。陵墓设计者是意大利出生的法国雕刻家卡罗·马洛切蒂（Carlo Marochetti），还有一座夫妻二人的塑像，是威廉·希德第三创作的。塑像身穿盎格鲁–撒克逊的衣服，显示萨克森–科堡王朝的联合；古老的神话相信，这就是“古老的英国宪法”。然而，冰冷的大理石，却并没有得到允许，宣告一切的结局。维多利亚世界里的一切，除了她余生一直佩戴的黑白两色帽子之外，全都用来维持阿尔伯特依然陪着她的神话，于是把宫廷生活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降神会。阿尔伯特去世的蓝厅，并没有按照德国灵堂——Sterbezimmer的样式布置，而是永远布置成了他在世的样子。椅子的座套如果旧了，必须用完全一样的复制品代替。每天，屋里都摆上热水、剃刀、刮脸的肥皂，还有新衣服。阿尔伯特的其他衣服谁也不准碰，只有少数衣服，女王心烦意乱的时候，用来垫着睡觉。她后来冷静了一些，但晚上睡觉还是披着阿尔伯特的长睡衣，外加一只他手的石膏模型。阿尔伯特睡的那一边，放了一张大幅照片，还有一根常绿树的小树枝。按照德国的基督教传统，这小树枝不仅象征不朽，还象征复活。

孀居生活，成了女王的全职工作。维多利亚余生（这余生还很长）致力于一项至高无上的事业：让阿尔伯特的记忆，在那些不够肯定他的臣民当中保持下去。如果必须有欢乐的事情，那么最好不要让她看见；就算伯蒂后来娶了爱丽克斯（Alix，亚历山德拉的爱称），爱丽丝公主嫁了路德维希四世，称号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Grand Duke of Hesse-Darmstadt）。这两次婚礼，宾客眼里更像葬礼，而且对女王来说显然是折磨。爱丽丝婚礼之后，女王在日记里倾诉：“我说了，愿上帝保佑她；但我听到她说自己嫁给路德维希很骄傲、很高兴的时候，荒凉而滴血的心中还是插上了一把匕首。”而女王唯一能接受的文学作品是各种安魂曲，桂冠诗人丁尼生（Tennyson）的《悼念集》（In Memoriam，1850）。这本诗集出了一个新版，当然，是献给已故的亲王的。为了纪念阿尔伯特，女王决心制作一个书架，下令编辑一套阿尔伯特讲话的选集，写一本他早年的传记，此外还有一套五卷本的传记，包含了他所有的职业生涯和著作。到处都立起了亲王的纪念碑。在苏格兰，沿着阿尔伯特当初猎鹿的途径，树起了一个个花岗岩的石堆纪念碑。最高大的一座刻上了碑文：“伟大的好人阿尔伯特，他心碎的未亡人泣立。”英国国内和殖民地，有25个城市，为阿尔伯特建了雕像。1866年11月，女王终于从独居生活中走了出来，乘火车去伍尔弗汉普登给一座新雕像揭幕。她带着“沉重的心，颤抖的双膝”下了火车，被军乐队的音乐，以及挥舞小旗的群众欢呼声包围。女王看到这么热烈的场景，感动不已，竟然让人送了一把剑来，把市长大人加冕成了骑士。市长一时吓得要死，以为女王要砍他的脑袋。城市里兴起了一股修建纪念碑的热潮，其狂热程度，反映在狄更斯1864年写给朋友的信中：“你若是能在某处，遇到一处难以到达的洞穴，能让隐士躲避到此，离开阿尔伯特亲王的纪念活动和追思会，请一定告知我。在英格兰这一片地方，完全没有如此荒凉、深邃的所在。”

还有其他难以控制的因素开始显现了。女王筹资打算在肯辛顿修建一所纪念馆，尽可能靠近阿尔伯特的伟业——伦敦博览会的旧址，还有另一座纪念雕像，面对着纪念馆。然而，最初计划筹集12万英镑，却只筹到了6万英镑。纪念馆委员会不得已，只能在肯辛顿公园修建单独的纪念雕像了。阿尔伯特坐在王位上的巨型塑像，由卡罗·马洛切蒂雕刻；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负责设计塑像所在的哥特复兴式纪念亭。塑像在纪念亭正中，阿尔伯特的遗骨放在一个有尖顶的镀金圣骨箱里，箱子又放在一个基座上。这个造型，不幸被批评家比作了一个巨型调味瓶，或者糖筛子。神龛有一个天棚，周围是四尊巨大的雕像，象征四种基督教的美德；还有另外四尊雕像，象征四种道德品质。基座上还有一些标志，象征着亚、非、欧、美四大洲；上面还有一条200英尺长的横饰带，雕刻了170位欧洲文明史上的天才，这样，阿尔伯特就可以陪伴着同样不朽的大人物，诸如亚里士多德、但丁、莎士比亚、荷加斯、莫扎特。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在《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1921)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这种神化亲王的大规模运动，对这位思维复杂而开放的天才而言，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损害。他实际的身份，是现代英国社会的第一位首脑。

可是，对于维多利亚而言，阿尔伯特的身份，主要是“完美的基督教勇士”，而不是现代知识的倡导者。“像他那样生活”的观念，让女王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起床，像阿尔伯特生前那样，埋头处理政治文件和急件。德比勋爵、拉塞尔勋爵担任首相的时候，都曾经劝说女王，结束正式的哀悼期；或者退一步，说女王或许应该考虑一下，行使国家职责，召开国会。然而，他们只要这么一说，女王就一半自怜、一半愤怒地回应道：怎么会有人这样没有心肝，竟然会往“被哀伤与焦虑击碎的可怜而柔弱的女人”身上继续捅刀子呢？阿尔伯特死后，维多利亚从公众面前完全消失了。一开始公众还能理解，但是过了一段正常的哀悼期之后，就引发了媒体一些不尊敬的评论，而且培养了17世纪英国内战以来持续最久的、民众对共和主义的偏爱。1866年和1867年，《改革法案》通过的时候，问题尤其严重，因为当时激进主义风头再起，而托利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尤其需要君主地位稳固，否则他自己的前途将难以预料。1866年，首相拉塞尔勋爵再次提议召开国会。女王强烈反对，觉得自己被迫出席这个场合，让人们都来围观“一个心碎的可怜寡妇，紧张不已，缩成一团，从深深的哀悼中被拖了出来”。但最后她还是同意召开国会，尽管态度十分怨恨，使得她因为召开国会而赢得的国民支持，可能还不如因为态度不好而失去的支持多。女王提出了一个条件：想让她出席国会，决不能安排政府的马车，没有游行队伍，不穿长袍，特别是不发表讲话。由上议院大法官代替女王宣读致辞，与此同时，女王面带愁容，戴着寡妇的帽子，穿着哀悼的黑衣，坐在大厅里面。她连重复一下这个姿态都不愿意。次年6月，女王再次拒绝召开国会。6月8日，讽刺杂志《印第安战斧》（The Tomahawk）刊登了一幅有名的漫画，画的是一件巨大的斗篷罩在空无一人的王座上，说明文字是：不列颠尼亚哪儿去了？更早的时候，还有人在白金汉宫的栏杆上贴了一张讽刺海报，写的是：“此处房屋……因新主人经营不善，故招租或出售。”

有很多人试图说服女王出山，结束这种损害政治的隐居生活。但是，却有一个男人，坚定地“保护”女王，把这些说客一概打发走了，而女王在挥之不去的哀痛当中，也似乎能够依赖这个男人——巴尔莫勒尔宫的苏格兰男仆约翰·布朗（John Brown）。布朗以前深受阿尔伯特赏识，于是众人很自然地把布朗推荐给了女王。对女王来说，布朗变成了一个不可或缺、无处不在的存在，女王给布朗的权限之大，难以想象，是她的秘书、子女、大臣远不能及的。而让他们又惊恐又尴尬的是，布朗竟然会管女王叫“婆娘”。布朗还会对女王的穿着评头品足，给女王推荐当天最好的日程安排，而且一直保护她不受外界“纠缠不休的各种请求”的影响。女王则创建了一个特别的头衔“女王内侍”作为回报。布朗会给女王安排每天乘坐的双轮轻便马车，安排巴尔莫勒尔宫的苏格兰舞会，而且有时，安排的时候还喝醉了酒。

直到1871年，威尔士王子伯蒂生了一场大病，险些去世；加上1872年2月，女王又遭遇了一次暗杀，死里逃生（布朗亲手抓住了罪犯），她才终于从一厢情愿的自我封闭中解脱了出来。迪斯雷利首相跟女王建议，为了庆祝伯蒂康复，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感恩礼拜活动，礼拜仪式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特别是因为当时的共和主义运动正在高潮期）。女王同意了。感恩礼拜在1872年2月27日举行。女王受到了大批民众的热烈欢迎。1872年7月，阿尔伯特纪念亭在肯辛顿花园举行了揭幕仪式。之前，由一家合资公司负责，修建了对面的王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两年后，即1874年，迪斯雷利终于让国会通过了《王家头衔法案》（Royal Titles Bill），让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Queen-Empress of India），给了她一种全新的独立权威的感觉。

不过，女王自己看来，她从来没有背离阿尔伯特死后的誓言：“他的意愿，他的计划，他对一切的看法，就是我的法律。”当时普遍的价值观，确实认为这是寡妇正确而得当的职责；同样，人们也认为，在婚姻存续期间，妻子的全部职责，就是把自己的意志，融入家庭生活的意志。当时有一位寡妇作家，与盖斯凯尔齐名，名叫玛格丽特·欧丽梵（Margaret Oliphant）。出于需要，她写起了通俗小说，一生写了一百本。然而，舆论对她的态度，更多是同情而不是敬仰。因为，她本应恪守女人的本分，保护家庭的尊严，不受男性主导的丛林——资本主义市场的侵犯；相反，她竟然做起了赚钱的事业。这怎么能跟女人的天职兼容呢？维多利亚忍受丧亲之痛的一段时间，英国出版了三本论述“妇人命运”的书，被人奉为神明。以上观点，正是这三本书所主张的：第一本是考文垂·巴特摩尔的抒情长诗《房中天使》（1854）；第二本是约翰·拉斯金的《论女王的花园》（Of Queen’s Gardens），这是他1865年在曼彻斯特讲的两门课程中的一门，后来出版，改名《芝麻与百合》；第三本最重要，是伊莎贝拉·比特恩（Isabella Beeton）夫人的《家庭管理全书》（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1861）。这三本书都极为畅销。《芝麻与百合》第一版卖了160 000册，主要在于，当时的所有女子学校一发奖品，肯定就发这本书。不过，跟《家庭管理全书》一比，《芝麻与百合》就小巫见大巫了；《家庭管理全书》1870年之前卖了200万册。不过，这三本书，并没有把家庭妇女描写成只能永远服从的角色。拉斯金尤其反对那种认为女人只是“主人的影子和侍从形象”的“愚蠢的谬误”。实际上，这些书籍之所以畅销，一大原因就是书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女人有着巨大的力量，这力量并非浪漫主义的吸引力，而是更加具体实际的力量。

考文垂·巴特摩尔和比特恩夫人，在崇拜“壁炉与家庭”的组织当中，作用堪称一对互补的“书立”。诗人巴特摩尔歌唱着“妻子”身份的卓越之谜，《家庭管理全书》则提供了1 000多页的指导，告诉妇女应当怎样确保“圣殿”——家庭能够打理得一尘不染。巴特摩尔的作品是供高层女祭司所用的祈祷文，比特恩夫人的作品则是家庭控制管理的详尽手册。比特恩夫人的巨著，开篇第一段就明白地表达了这个含义：“家庭的女主人的职责，就如同军队指挥官、企业领导人的职责一般。”拉斯金的立场则更加复杂。他的课程标题就暗示了，这些用散文形式呈现的课程，给“女王”加上了“女祭司”和“将军”的隐喻。女王的职责，不光是确保臣民的枕头蓬松，让人睡得舒服；也不光是确保烤肉能够及时做熟。女王还有更加高尚的责任，保护社会免受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的侵蚀。家庭的反自由主义，就是一种屏障，保护社会免遭市场凶猛的冲撞。应当保证家庭大门里面，还有其他的基本原则能够实施，而不是互相竞争的个人主义——家庭是“和平之地，保护人不受伤害、恐怖、疑虑、分裂困扰的避难所”。

然而，倘若拉斯金的个人品质被公众所知，他开药方的信用就不会这么好了。他28岁时，娶了18岁的艾菲·格雷（Effie Gray），但艾菲当时正迷恋一个画家，这场婚姻彻底失败，两人连夫妻之实都没有。拉斯金写下《芝麻与百合》的时候，正在为了他自己的百合而神魂颠倒。这是一位青春期少女，名叫露丝·拉图什（Rose La Touche），拉斯金是她的辅导教师和人生导师。后来，拉斯金自我欺骗，觉得露丝应该做他的妻子。拉斯金一求婚，露丝惊恐万状，赶紧逃开了。露丝在先，被拒绝的拉斯金在后，两人都发生了精神崩溃，症状差不多一样严重。危机的爆发，完全是因为拉斯金的角色转换得太突然了。开头是受人尊敬的教师，道德和智慧的守护者，现在摇身一变，突然要当恋人和丈夫。拉斯金之所以没有看到越来越大的灾难，正是因为《论女王的花园》明确表示的观点：他想象着女人通过大量阅读，就能够从索然乏味的、对丈夫的服从中解放出来，也从关于时尚的无用唠叨中解放出来，转而让自己的身份，变为与男子平等的存在。就着早餐的橘子果酱，女人应当发表艺术、哲学、道德的观点。

然而，不同于维多利亚时期那些更加传统的家庭美德的立法者，拉斯金其实并没有坚称，女人仅仅属于家庭。他说：“男人有一种个人的职务，或曰使命，那就是扩展另一半的领域，这领域包括自己的家庭、公众的职位，或是与国家相关的使命。所以，女人也就有一种个人的职务，或曰使命，同自己的家庭、公众职位、国家使命相关，这也是那种事物的扩展。”拉斯金说的“那种事物”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任何事物，能在世间帮助他人，特别是外面的穷人，建立自己的家庭。他又说：“女人在家门之内的任务，是秩序的中心，痛苦的镇痛膏，美的镜子；她也同样有在家门之外的任务，而在家门之外，维持秩序要更加困难，痛苦要更加切近，美好也更加难以寻找。”《芝麻与百合》赚了很多钱，使得拉斯金能够帮助多名年轻的女慈善家和改革家，例如奥克塔维亚·希尔（Octavia Hill），用这种方式成为“房外天使”。希尔的祖父是著名社会改革家罗兰·希尔（Rowland Hill）。拉斯金跟女孩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才只有15岁。尽管她还单身，而且显然投入的事业并非做妻子和母亲（至少在她40岁之前），但拉斯金还是把她视为给其他众人创造家庭的人，就算不是为自己创造家庭。拉斯金资助奥克塔维亚，建立了“慈善组织协会”，买下了第一批伦敦公寓大楼，改造成了“改进型”工人家庭的居所。然而，奥克塔维亚的目标，不仅是改造建筑，还要改造租客。她的志愿者去收租金的时候，都带着一堆表格，让租客们填写，写出他们这一星期都做了些什么。他们说：“酗酒、道德败坏、游手好闲的人，不要指望得到慈善零花钱的救助，除非他们能够向委员会证明自己确实要努力改造。”积习难改的行为不良者和惯犯，会作为道德疾病的传染源而被赶出公寓。在拉斯金看来，这是“女王式”力量发挥良性作用的最佳范例，能够让先前充满尘土和喧闹的家庭变得一片和谐，让野兽的巢穴变成一个美和信仰的所在。

但是，假设有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妇女，快活地嫁了人，那么她果真会有勇气，给家庭引入某种更适合外在世界的业务吗？这种业务，尤其是“外部装饰”性质的业务，能否与家庭的性质相容？或者，它会不会无可避免地污染拉斯金称为“纯洁圣殿”的神圣性？为了测试这一点，维多利亚只需要做一件事：赶着马车，在怀特岛的弗雷什沃特（Freshwater）路上走上几英里，路过她颁奖的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的住处“蒂姆勃拉”（Dimbola）。这所宅邸是两座放大版的农舍，从1863年起，这里成了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摄影师——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的照相馆兼住宅。

19世纪60年代的摄影界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上流社会的业余人士，把摄影当作艺术；另一派是专业人士，拍摄的主要是旅行、文学、军事领域的名人、警察和医学档案照片。还有一个更加隐秘也更加有利可图的市场——色情业。摄影器材和照片处理的过程，花费十分可观，尤其是用化学方法还原的硝酸银，需要涂在玻璃板上形成感光层，还需要用金质的调色剂来调色。这就让这种爱好只能局限在中产阶级上层和贵族中间，他们经常在自家的摄影棚和暗房里工作。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的前辈当中，最伟大的一位，要数克莱门蒂娜·霍瓦登女士（Clementina, Lady Hawarden），出身爱尔兰贵族家庭。可惜，她42岁英年早逝，她那独具特色而又充满情欲的天分也戛然而止。她的宅邸位于爱尔兰的邓德拉姆，这儿是她最早的摄影棚之一。后来，她和丈夫搬到了南肯辛顿，距离博览会只有一箭之地。在这儿，她给自己的公寓加盖了一栋附属建筑，专供摄影之用，还用自己两个正值青春期或者已过青春期的女儿当模特。尽管她的风格独树一帜，但却没有对摄影界的权威造成什么困扰或挑战，顺理成章得到了英国王室摄影学会颁发的奖项。她在伦敦办了三次影展：第一次是1865—1866年，在P.D.科尔纳吉画廊（P. & D. Colnaghi）；第二次是1866—1867年，在法国画廊；第三次是1867—1868年，在德国画廊。因为自己的贡献，她获得了一枚银质奖章，还得到了应得的热烈赞扬。

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的故事则完全不同。她的家庭来自殖民地，这一点不仅令人尊敬，而且令人安心。她原名茱莉亚·帕特尔（Julia Pattle），爸爸是英裔印度人，妈妈是法国人，她兄弟姐妹一共七个。然而，帕特尔家的女孩子们，却在印度出了名，人称“古怪美人”。然而，这些姑娘却喜欢艳丽的印度丝绸和披肩，而不喜欢太太们应有的、端庄严肃的维多利亚式衣服。理所当然，这些姑娘拥有了很多倾慕者。有个倾慕者写道：“看到这些姐妹花中的一位，飘然走进房间，身穿的袍子从眼前横扫而过，衣褶落下，几乎可称作奇观，令人难忘。她们一丁点儿也不在意，自己在公众眼中的形象。”1838年，23岁的茱莉亚走进了一场很认真的婚姻，嫁给了查尔斯·黑·卡梅隆（Charles Hay Cameron）。他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古典主义学者，立志要在伦敦大学当一名道德哲学教授，却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担任基督教的圣职。但卡梅隆此时已经事业有成，加入了总督顾问委员会（Governor-General’s Council）和锡兰[3]的法律专员，在锡兰拥有大片种植园。

1848年，查尔斯·卡梅隆忽然放弃了全部家产，辞职跟茱莉亚回了英国。在英国，他显然想再次把自己贡献给“更加崇高的事物”，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论述崇高与美的概念。当时有一个家族名叫普林塞普（Prinsep），是在印度研究东方学的世家，在伦敦则是画家和诗人。卡梅隆一家，经过普林塞普家族的介绍，进入了上流的沙龙社会，这里的参与者有诗人丁尼生，还有伟大的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爵士（Sir John Herschel）。茱莉亚在弗雷什沃特拜访丁尼生的时候，看见那两间农舍改造过了，变成了“蒂姆勃拉”。一家人就带着孩子定居在这里，而查尔斯·卡梅隆呢？他即使没有变成书海遨游的隐士，也变成了一个即将遁世的哲学家。丁尼生有一次看见卡梅隆在卧室里睡着了，“胡子浸透了月光”。

可能在1863年年初，茱莉亚48岁的时候，别人送给她一架照相机。当时的照相机都是一个沉重的大木匣。没多久，茱莉亚就把“蒂姆勃拉”一间盛放煤的仓库改造成了暗房，把鸡舍改造成了“我的玻璃屋”——摄影棚。有很多关于她事业的文献，都把这个开端看作“热情的产物”，觉得她这个业余分子，需要一种爱好来填补“怀特岛上中产阶级彬彬有礼的仪式”与“前拉斐尔派一批又一批来访者”之间的时间空白。其实，显然从最初的家族文件开始，茱莉亚打算从事的工作，就要严肃得多，无论从艺术上还是从商业上。锡兰的咖啡一次次歉收，卡梅隆家族的光景也越来越差。然而，查尔斯却越来越沉迷书斋，一点儿也没有打算或者有能力去恢复失去的财产。1866年9月，茱莉亚的女婿查尔斯·诺曼（Charles Norman），写信给茱莉亚的赞助人之一，请求1 000英镑贷款。信上说：“最近两个月，我的岳父身无分文，债务也随着各种生活必需品的账单而迅速增加。”所以，不论茱莉亚是否始终希望做一位专业摄影师，她如今都感到，为了家庭，必须成功不可。克莱门蒂娜·霍瓦登女士比较有钱，可以在一次义卖集会上出售自己的作品，供“女子艺术学校”（Female School of Art）用钱；而茱莉亚却不得不出售作品自己挣钱。不过，她虽然把摄影当作挣钱的正式工作，却不会损害她的美学标准。她的一位模特相信，卡梅隆夫人“有一种信念，她一定要让摄影出现革命性的进步，挣到大钱”。挣大钱需要花大钱。查尔斯显然既担心岳父，也担心岳母，他向一位债权人报告说，“上次我明确告知了母亲，这一方面的任何帮助都可以给她，而且，她未来是快乐还是困顿或痛苦，完全取决于她本人”。

然而，自己开拓道路，正是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寻找的机会。而且，她足够坚强，可以坚持下去。她一些丁尼生风格的、光彩照人的圣母像，以及蒙着轻纱的少女像，非但没有削弱女人当时更为梦幻的刻板印象——“纯洁与热情的化身”，反而增强了这种印象。不过，茱莉亚自己可没有这么天使般超凡脱俗。她雇不起帮手，只得一切脏活都自己干：加工湿润的火棉胶，污秽了手指，涂上硝酸银感光剂，确保玻璃板在湿润的条件下暴露出来，显影、定影、冲印照片。她的肖像照片和“诗意的”实验作品，主要特征，是一种极有表现力的特殊光影效果；这种效果，需要自然光才能充分表现。而弗雷什沃特的天气阴晴不定，不总是晴天，所以她摄影的曝光时间就格外漫长，有时候需要10分钟以上。不论她自己的孩子，还是家里的仆人，还是那些名人，例如画家、雕塑家乔治·费德里科·沃茨（George Frederic Watts），前拉斐尔派创始人之一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托马斯·卡莱尔，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爵士，丁尼生——全都被迫摆成一动不动的姿势，一直摆到难以忍受。赫歇尔是当时全英国最有名的人物之一。茱莉亚命令他必须洗过头发，这样她就能用自己乌黑的手指，让赫歇尔的头发变蓬松，得到满意的天才肖像：背光照亮，一脸震惊。卡莱尔一些最有名的照片，堪称艺术史上最为捉摸不定的头像照片，看得出来，他非常不安。然而，摄影师却把这种不安变成了优势。她认为，卡莱尔的头，就是“米开朗琪罗雕塑的粗糙版”。不过，卡莱尔的性格也是有名的不安和善变。所以，茱莉亚拍的卡莱尔的头，就同时具有“不朽”和“精力旺盛”两种品质，宛如“卡莱尔火山”的猛烈震动，宛如“黑灯笼里面火光”的燃烧。

可以想见，茱莉亚操纵对焦与曝光，到了极端的程度，于是摄影协会就不赞成了，嘲讽她拍摄的一系列“失焦的名人肖像”是“俗气的下流之物”，明明技术不过关，却伪装成了诗意的感觉。《摄影杂志》刊登了一篇典型的讽刺评论，说道：“我们必须赞赏这位女士的创新勇气可嘉，然而，这种勇气的代价，则是其他一切摄影质量的丧失。”茱莉亚名气越大，评论就越恶毒：“委员会非常遗憾地表示，无法认同非摄影专业给予她作品的盛赞。委员会确信，她在设法具备基本的艺术修养之后，将会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表现她那些诗意的理念。”这种讽刺的潜台词当然是，女人当中，除了极少数克莱门蒂娜·霍瓦登女士那样高尚的业余人士，其他人都必须掌握一种必要的摄影技巧——清晰度，否则就没有理由炫耀自己的作品。当然，清晰度就如同“举重”，以及那些“浸透了化学反应的摄影加工步骤”，是一种内敛的机制，一种含而不露的艺术。而茱莉亚拍出来的那些模糊的、梦幻一般的东西，同主流的理念格格不入。

然而，茱莉亚就是跟“清晰”不对付。她完全无意给大自然制作呆板的、分毫不差的复制品。她的目的，是用这带着镜头的机器写诗。浪漫主义时期，文艺界有一种探索行动，探索的是内部感情，如愤怒、悲伤、喜悦、狂热的幻觉，如何表现在外部。茱莉亚的作品——让摄影协会如此惊慌失措的这些“人头”，目的在于把这种探索再向前推进一步，创造出身为“英雄”的思想家、艺术家富有表现力的影像。茱莉亚喜欢拍古装照片，同样赋予这些照片一种诗意的感觉。尽管她让镜头中的孩子、仆人、愿意配合她的朋友，沐浴在散射光中，但她偶尔也能故意操纵模特的自我意识，让她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候，这种操纵还显得不近人情。她给一个16岁的女演员爱伦·特里（Ellen Terry）拍过一张极美的照片，特里9岁登台演出。这张照片题为“悲伤”（Sadness），恰如其分，因为当时特里嫁给了已经46岁的艺术家乔治·沃茨，早在俩人到弗雷什沃特度蜜月的时候，这场婚姻就分崩离析了。[4]另外一组佳作，是卡梅隆养女库勒涅·威尔逊（Cyllene Wilson）的照片。库勒涅的生父是一位严格的基督教福音派牧师，主张“人们要么忏悔，要么受诅咒”。威尔逊是绝望，特里是悲伤，在感情上呈现不同的两极。茱莉亚为了获得库勒涅脸上的绝望表情，把她锁在一个柜橱里几个小时，直到库勒涅自然而然显出这么一张脸。最后，库勒涅也许觉得这种折磨难以忍受，结果离开家庭，奔向大海，嫁给了一个大西洋轮船公司的工程师，30多岁的时候在阿根廷死于黄热病。

茱莉亚的事业很成功，但似乎还是不够成功。摄影协会对她敬而远之，她就从另一条渠道拿到了赞助，来自丈夫的一个伊顿老朋友——银行家塞缪尔·琼斯·劳埃德（Samuel Jones Loyd），爵位是奥弗斯通男爵（Baron Overstone）。她把自己一些最优秀的作品分配给了劳埃德，用以换取投资。她在意大利出版商保罗·科尔纳吉（Paul Colnaghi）的画廊办了摄影展，卖了作品，又跟单色版印公司签了合同，让公司出版她摄影的碳复制品。为了不受盗版所害，茱莉亚按照当时刚通过的《版权法》（Copyright Act，1869），给自己的505张照片做了登记，公众因此认为，她想尽可能利用自己的特色和名声来挣钱。在交易商和出版商的努力之下，她的作品终于出了名。然而，家庭的败落还是发生了。1875年，家庭的财富如同蒸发一般，变得无影无踪。茱莉亚和丈夫回到锡兰，1879年她在锡兰去世。尽管当时印度一带的摄影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但他们热衷拍摄的是寺庙和茶会，并非茱莉亚的兴趣所在。她拍的照片越来越少，最后干脆不拍了。不过，她一生的成就，足以消除那些歧视“女艺术家”的人脸上的轻蔑。

卡梅隆给丁尼生的《国王的田园诗》（Idylls of the King，1874—1875）拍了一组照片当作插图，女王因为怀念阿尔伯特而非常喜欢这首诗。几乎可以肯定，女王也通过她的作品而知道了她，不会排斥女人当摄影师。然而，女人当医生就要可怕多了。哪怕是想一想，女孩子竟然会熟悉人体各种恶心的细节，女王也会认为这是骇人的下流行为，不要说女孩子跟男人一起解剖尸体了。而那些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的勇敢先驱，只能借着假装学习护理的机会，学习医学。矛盾的是，护士尽管对活着的人体同样熟悉，舆论却认为护士的工作不那么吓人。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去世的同一年，米德尔赛克斯医院（Middlesex Hospital）发生了一件大事，让考官们大吃一惊。有个25岁的女孩子，名叫伊丽莎白·加勒特（Elizabeth Garrett），参加了教学医院的资格考试，而且拿了第一名。她的名字是缩写，写成了“E. Garrett”；考官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女人。加勒特的父亲，是萨福克郡（Suffolk）一名富商。加勒特15岁就不上学了。她本来应该按部就班，准备嫁人当家庭主妇，还可能会通过拉斯金式的教育学习读书绘画；然而，她脑子里却打着别的主意。有个美国女医生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做了一番演讲，改变了加勒特的一生。布莱克威尔生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后来移居美国。1849年，她28岁的时候，当了全美第一名被正式任命的女医生。后来她在欧洲继续钻研医学。同年，她在巴黎的妇科医院工作时，不幸左眼受到感染而失明。据她叙述，这所医院确实欢迎女性雇员，但身份只是“男医生的半文盲的补充”。之后布莱克威尔又回到美国。1853年，她在纽约的公寓楼里建起了一所只有一个房间的药房。1857年，她终于成立了“纽约女子医学院”（New York Infirmary and College for Women）。简而言之，她是一个活着的传奇。

伊丽莎白·加勒特也下了决心，要在英国做出一番事业，就像布莱克威尔在美国的事业一样。加勒特的富翁爸爸一开始看到女儿这么鲁莽固执，非常担心。但后来还是被女儿说服了，资助她表面上的护士学习，包括她在一所医学院的课程。尽管男生排斥她，学院也不让她参与全程解剖，她还是不屈不挠，买来尸体碎块，在自己卧室里解剖。

1861年考试事件之后，米德尔赛克斯医院恳求加勒特，不要把考试结果公布出去。然而，此时《英国妇女杂志》登了很多文章，呼吁成立一支女医生大军，专门研究妇科与儿科医学。大概是得到这些文章的鼓励，加勒特还是决定公开结果，当时的舆论把这件事当成医疗业的丑闻。加勒特还申请就读伦敦大学，得到了一位倾慕者——自由党政治家格莱斯顿的推荐。为此，大学评议会专门举行投票，投票结果是10票赞成，10票反对。伦敦大学名誉校长，第二代格兰维尔伯爵是格莱斯顿的同事，他公开声明反对格莱斯顿的推荐，结果加勒特被拒。1865年，加勒特又参加英国药剂师协会（Society of Apothecaries）的考试，合格了。协会发现自己的疏忽，大为恐慌，赶紧通过了一个章程，不让女人当药剂师，而且有追溯效力。1870年，在巴黎，加勒特成功做了两台手术，而且通过了法语的笔试和口试，巴黎大学终于给她颁发了医学学位。然而，女性立志追求医学的战役，还远远没有结束。也是在1870年，有五位女性，为首的是索菲亚·杰克斯–布莱克（Sophia Jex-Blake），想要参加爱丁堡大学的医学考试，结果有人几乎掀起暴乱，对五人进行人身威胁。考场门口围了一堆人，百般嘲讽这五个女人。她们好不容易才挤到门口，刚进去，紧接着就有人赶进去一群绵羊。不管当时的女性是否讨厌婚姻，在这条路上，却经常是支持她们的丈夫给了她们力量。加勒特也嫁给了蒸汽船的船主安德森，名字改成了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她终于能开设自己的“新女子医院”（New Hospital for Women）了。

加勒特一直拒绝承认社会给女性安排的工作范围。19世纪70年代，像她一样叛逆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十年之间，伦敦博览会鼓吹的口号“和平、繁荣、自由贸易”（Peace, Prosperity, Free Trade），听起来越发不和谐。19世纪60年代后期，银行业发生了很多变故与合并，商业的擎天巨柱动摇了。在欧洲，“不列颠治世”似乎也无力阻止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有些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与帝国，在战乱中形成了。此时，大众传媒也逐渐兴盛起来，急需各种耸人听闻的材料。爱尔兰的暴力冲突、巴尔干半岛的虐杀事件，给传媒提供了渴望已久的大字标题。然而，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图书馆和辩论团体当中，已经产生了更有颠覆性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查尔斯·达尔文出版的《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1871）。

伊莎贝拉·比特恩规定的职责之外，这一辈的母亲一代和祖母一代人，虽然也在渴求更多的事业，但这些事业至少能被基督教疗愈和慈善的工作填满。现在，局势不一样了。达尔文自己常常抗议说，他的理论的各种影响，并非能对信仰造成威胁。若是如此，这种抗议，还是至少有一点不真诚。实际情况是，信仰的一大保护伞，乃是信仰的权威；而这权威的基础，是上帝的直接启示。如今，达尔文却给世人看了一个道德上漠然无情、正在自行进化的宇宙。这种理论一旦被人看过了，消化了，相信了，就会至少有一些博览会前后出生的女孩子，觉得很难再屈服于男权的宗教王国。这时的女性，不再需要旧日的福音“教堂和家庭”，而需要新福音“教育和工作”。而且，既然竞争，适者生存的斗争已经变成了世界运行的真理，那么女性为什么还要在斗争面前退缩呢？拉斯金恳求“女王们”采取超脱的态度，反对那些尘世中喧扰而疯狂的推搡、忙乱。但是，却有一批女中豪杰，她们是女子高等教育的佼佼者，也是一些更加有野心的女性工作的成功者。这些豪杰提出了相反的主张：女人正是需要接触更宽广的世界，才能成为更好的妻子、母亲，至少也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女王”需要从花园走出来，走进都市的丛林。

当然，拉斯金本人不反对女子教育，还一直在资助女子教育事业。但是，他也明确主张，教育的内容，决不能超过男子所认为适当的科目；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让年轻女子成为更有趣的妻子和伴侣。换句话说，“房中天使”如果能在饭桌上谈论意大利画家丁托列托和丁尼生，就比单纯谈论裙衬（19世纪一种女子服装）和窗帘长度好得多。伊丽莎白·加勒特有一个朋友和同龄人，名叫艾米丽·戴维斯，是之前提到的朗豪坊成员之一。戴维斯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女性受过教育，则婚姻确实比不受教育的女性要来得幸福。但是，她要求的教育，不只是为了训练出可爱的妻子。戴维斯曾经呼吁，伦敦大学应该授予女生学位，结果失败了。她写道：“我们所主张的只有一点，即女子的智慧……应该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了这一目的，不仅要让女性接受基础教育，还要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有一些男人坚持说，女人在生理上就不适合研究数学或者科学。戴维斯质问他们：有很多男人也毫无疑问有着同样的问题，那么他们怎么知道女人在生理上不适合这些工作呢？戴维斯最为憎恨的是，很多女人自己也接受了所谓女人“精神空白”（mental blankness）这种侮辱性的假设。

伦敦大学显然不支持贝德福德学院和女王学院授予女生完整的学位（直到1878年），因此戴维斯本人，这个福音派牧师的女儿，在1866年开始筹款，想要建立一所女子大学。1869年，剑桥市北方几英里远处的希钦学院（Hitchin College）敞开大门，招收了六名本科生。四年后，学院重新开放，改名“格顿学院”。戴维斯长期为了证明女性的智力不输给男子而奋斗。她也从奋斗中获得了动力，坚持让学院的课程与剑桥教务部门的课程完全相同。戴维斯有一个同事，是道德哲学家，名叫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在大学教授经济学。亨利1871年建立了一处女生宿舍，1880年又扩展成了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关于“什么样的教育对女生的学习和专业技能最有利”，亨利和戴维斯意见不一致。亨利认为，可以让古老的规矩在男性的“神学院”里腐朽，与此同时，女人将会成为拥抱各种新科学的急先锋：经济学、历史、现代哲学、政治学。这就会让她们更适合成为全面发展的世界公民。不过，戴维斯却不同意只有“非正规的”教育才适合女人。如果“证明她们的智力与男人相等”，就必须让女生强制参加希腊语考试，那就参加吧！

至少，同样重要，而且对女人命运同样有革命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格顿学院等地方，给女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另外的家，一个志同道合的社团。每一位格顿人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是每天一桶煤，用来烧火，这样她就能在自己的书房里获得全面自由了。不过，有时候，孩子的兴高采烈，也会变成父母毫无掩饰的不快。从女子学院出现开始，所有的父母，只要有了上大学的孩子，都会明白这一点。格顿学院有个女孩子名叫海伦娜·斯旺威克（Helena Swanwick），后来写下了一本书，名叫《妇女运动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Women’s Movement，1913）。她这样回忆自己刚刚上学的生活：

我的书房门一开，我看见了自己的炉子、自己的书桌、自己的安乐椅，还有阅读灯——啊，还有我自己的大水壶！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可是，妈妈却转向我，张开双臂，含着眼泪说：“奈儿（Nell，海伦娜的爱称），你只要愿意，现在就可以跟我回家！”想想这时候我该多难受！太可怕了……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才能好好地掩饰真正的感情。我竟然能有自己的书房，还有人告诉我，我只要在门上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就绝对不会有人来敲门！这么好的条件，让我高兴得睡不着觉！

大学的意义，不管是为了婚姻市场而作的一种闲散的准备，还是培养新的专业人才的过程，都代表了自由、自我发现、独立的开始。格顿学院另一名女生，康斯坦斯·梅纳德（Constance Maynard）回忆说，当初在家里，自己和妹妹都“被关起来了，好像鹰被关在鸡窝里一样”。而今可好了：“终于，终于，我们漂在了一条小溪上，溪水有了一个真正的目的地，哪怕我们还很不清楚是什么！”这些女孩子，有一些可能会进入别的学校或者大学学院教书，这样就能培养出未来的同道中人——志向远大、思想独立的年轻女性。比如，康斯坦斯·梅纳德后来就上了伦敦大学西菲尔德学院（Westfield College）。其他人，例如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的妹妹——米利森特·加勒特·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则结了婚，重新创造当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与哈丽雅特·泰勒那样平等而智慧的婚姻关系。米利森特嫁给了政治经济学家、激进派政治家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福西特是格莱斯顿第二届政府的邮政大臣，1884年去世。米利森特没有专心守寡，不问世事，而是从事了一份直言不讳的工作——宣传公共事业。牛津剑桥系统的女子学院，包括萨默维尔（Somerville）、圣休斯、纽纳姆、格顿。这些学员的第一届女毕业生当中，有将近30%一直没有结婚。这些女生，看到了大量证据，证明伦敦的贫富差距极大，而且还在增加。于是，有很多人决定，不仅要抛弃家庭主妇的生活，还要抛弃整个维多利亚式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独立，扩散到工厂和贫民区。1887年，妇女大学睦邻中心在伦敦自治市萨瑟克（Southwark）区开设了第一批宿舍。牛津剑桥系统各个学院的女孩子们，就在这里，跟伦敦一些最贫穷的人生活在一起。

19世纪80年代，很多刚成年的女性，如果有幸成为中产阶级，四下一看，确实会看见很多好事。到1882年，已婚妇女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财产权。9年之后，又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丈夫因为妻子拒绝发生性关系而拘禁妻子，禁止丈夫用粗细超过本人拇指的棍棒殴打妻子。19世纪80年代中期，女性还有可能参加某些地方选举投票，以及学校董事会投票。1885年，至少有50名妇女被选为伦敦学校董事会成员，其中包括哈丽雅特的女儿海伦·泰勒。此外还有一些“媒介事物”，虽然不起眼，颠覆性却不小——弹簧锁钥匙、支票簿、自行车。这些东西，都会让《房中天使》作者考文垂·巴特摩尔幻想的那种生活成为历史：女性应该稳稳当当住在家庭的圣殿里，当个女祭司，与外界彻底隔绝。

然而，你如果碰巧是伦敦东区的15岁女孩子，为了不挨饿，需要挣得一两个英镑，那就顾不得“守贞”的大道理了。中产阶级的女性改革家，最早介入流浪女孩的生活，是在19世纪50年代。在改革家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领导之下，改革家们加大力度反对《接触传染病法案》（Contagious Diseases Act，1864）的双重标准，该法案要求对妓女进行不留情面的身体检查，而对染有性病的男性嫖客却没有任何规定。终于，法案在1883年被废止。同年，性行为自愿年龄从13岁提升到了16岁。这要归功于《蓓尔梅尔街公报》（Pall Mall Gazette）编辑威廉·托马斯·斯戴德（William Thomas Stead）。当时他揭露伦敦东区有“买卖处女”的嫖娼现象，有人说这纯粹是他臆想出来的，是造谣。为了证明自己说了真话，斯戴德亲自赶赴东区，自己买下了一名女孩子，写了她的遭遇，然后把她交给了基督教慈善组织“救世军”（Salvation Army）。

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有整整一代人致力于揭露自鸣得意的言论，反对英国妄自尊大，斯戴德是其中最能言善辩的人之一。与此同时，时间就接近了1887年，英女王登基50周年（Queen’s Golden Jubilee）。1868年，女王把去苏格兰的见闻摘选了一些，编成《日记留影——我们的苏格兰高地生活》（Leaves from a Journal of Our Life in the Highlands），配有她和生前的阿尔伯特，与佃农一起喝茶的照片，佃农们都满怀敬仰地看着夫妻二人。这本日记第一版就卖了2万册，后来还出了一本续集。然而，斯戴德并不想让中产阶级去看这本续集，而是想让他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伦敦郊区的贫穷现状，去阅读乔治·西姆斯（George Sims）的《贫民生活》（How the Poor Live，1883）。斯戴德深感忧虑的是，大英帝国还在不停地自吹自擂。1885年，苏丹总督查尔斯·戈登将军（General Charles Gordon）在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被杀，英国国内把他当成烈士，一片呼天抢地，悲痛万分，但斯戴德却觉得这种悲痛非常做作。他还反对各种吹捧女王的炫耀举动，说这些只不过是大量的粉饰，想掩盖一个巨富和赤贫严重分裂的社会。斯戴德的悲观主义到处传播。一次，年轻的萧伯纳警告说，单纯的人口膨胀，就一定会带来报应：“你的奴隶们像兔子一样，不停地繁衍后代，而他们的贫困带来了肮脏、丑陋、欺骗、疾病、低俗、酗酒、谋杀。他们为你把财富堆积起来，而在财富中间，他们的痛苦却在加剧，正要把你窒息。你感到恶心，想要躲避到城市另一端去，而他们依然把你团团围住。”

“繁殖”与贫穷之间的联系太明显了，从而促使一位当时最勇敢的女性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努力采取了措施。她是林肯郡一个牧师的妻子，但是夫妻没有什么感情。1877年，安妮·贝赞特跟一名无神论者兼共和主义者、国会议员查尔斯。布拉德劳（MP Charles Bradlaugh）一起被人送上法庭，罪名是淫秽。两人的罪过在于重印了——《诺尔顿手册》（Knowlton Pamphlet）。它最早是1830年发表的，起了个隐晦的书名《哲学的果实》（The Fruits of Philosophy），但内容全都是关于避孕的实际建议。贝赞特与布拉德劳都相信，追求时尚的阶层若是掌握了这样的知识，而且应用得越来越多，是非常好的事。然而，对工人阶层而言，这样的知识，则是保命的必需品；没了它，别说存钱，糊口都不可能，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经济困难的时候。贫困的家庭如不能设法控制人口，之前那些高尚的慈善家，如拉斯金资助的奥克塔维亚·希尔，对租客的高尚的教诲，就会变成无意义的伪善。贝赞特与布拉德劳在市政厅向地方长官的办事员分发小册子，故意把事情弄得很大，好让司法机关起诉他们，这样就能吸引必要的舆论注意。

副检察长负责起诉二人。诉讼期间，他们肆无忌惮地利用了开庭的机会，在法庭上宣传性教育和节育思想。两人口若悬河，说得连法官都承认，自己觉得这案子很荒唐。陪审团不甚开明，但也发现，尽管这本书确实淫秽，但被告并无意破坏社会公德。最后法庭判决被告停止出版这本书。这个判决当然正是他们想要的。两人毫无悬念地拒绝服从。布拉德劳进了监狱。然而，《哲学的果实》，带着对阴道栓剂、安全套、避孕棉的直白描写，还是在伪装之下畅销了几个月之久。

安妮·贝赞特因为百无禁忌而受到的惩罚，比监狱生活来得更为可怕。她的丈夫，先前已经拥有了儿子的监护权，现在又告到法院，要把小女儿梅布尔（Mabel）的监护权夺过来，理由是妻子同无神论者和传播歪理邪说的人为伍，因此毫无疑问，已经丧失了做母亲的资格。法院把女儿判给了父亲。失去了女儿，安妮曾一度陷入深深的抑郁。之后，社会主义运动把她救了出来。她在1883年写道：“现代文明，是一座刷白的坟墓……外壳是亲王、勋爵、银行家、乡绅，里面充满了人的尸骨，正是这些穷人把坟墓建起来的。”2年后，她加入了费边社[5]，致力于和平、民主方式的革命。

安妮这一代人，有很多主张利他思想的年轻女性，被社会主义吸引。有趣的是，这反倒是她们接受的多年灌输——“女性应该是资本主义更加人性化、更加温和的一面”，无心插柳的结果。就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都认为，支配哈丽雅特·泰勒的冲动，是社会性的、人性化的；而他自己的理念则更加理论化、机械化。如今，自由资本主义受到了损害，而社会希望女性能扮演护士的角色，护理自由资本主义；虽然这种任务，女性并不想要，却可以借机做一番自己的事业：努力改变资本主义。这样的理念，激励了费边社另外一名年轻的创立者比阿特丽斯·波特（Beatrice Potter），她后来结了婚，改姓韦布（Webb）。她原先在奥克塔维亚·希尔的组织，后来离开了这些慈善事业的“窥探者”，来到兰开郡巴卡普镇（Bacup），与工厂女工住在一起。最后，她编辑了社会学家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1892—1897)，一部17卷的巨著。

安妮·贝赞特也借着一个契机，开创了自己的工人运动事业。在伦敦东区，有一所费尔菲尔德工厂（Fairfield Works），隶属于布莱恩特与梅公司。这里有一群十几岁的火柴女工，处境十分悲惨。火柴女工们向来不缺参与公众运动的精神：1871年，她们在维多利亚公园参加了一次大规模示威，反对格莱斯顿政府给火柴增税的提议。运动影响极大，连女王都愤怒地给格莱斯顿写信说，火柴税带给穷人的损失，要比带给富人的损失多得多，还会“严重影响火柴的制造与销售，而据说有大量最贫困的人口，全都靠着火柴业为生”。大会和里尾路（Mile End Road）的游行，全都被布莱恩特与梅公司无耻地利用了，他们可一点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产品被征收惩罚性的税款。后来，提议被否决。公司出钱召开了一次庆祝大会，还在堡路（Bow Road）建了一个自动饮水器。

这次示威，是公司组织的一次封建制的工厂动员。然而，17年之后，公司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年轻的劳工们把矛头指向了公司本身。1888年，斯戴德与贝赞特出版了报纸《链接报》（The Link），这是一家不屈不挠调查劳工现状的周报，售价半便士。报纸登了一篇文章，揭露了火柴女孩们的工作现状。每周工资只有4~12先令，至少一半要付单间的租金，这单间还一般用来和兄弟姐妹同住。女孩子们的管理制度极为残酷。如果被发现双脚不干净（没几个人买得起鞋），还要从本来微薄的工资里扣掉罚款。很多人得了一种叫作“磷毒性颌骨坏死”的疾病，这种病会让人毁容，病因是吸入了白磷蒸汽；当时很多火柴公司已经禁用白磷而改用安全但价格更高的红磷。公司对外声称，利润太过微薄，无法更加慷慨；但与此同时，公司却向股东支付丰厚的红利，股东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的神职人员。对探听丑闻的活动家而言，这可是天赐良机！安妮在《链接报》的文章里，用夸张的手法渲染了痛苦和讽刺。她问道：“你们知道吗？这些女孩子以前用头顶着箱子，一直顶到头发磨掉了，15岁就秃头了。那些在布莱恩特与梅享有股份的乡村牧师们，让你们15岁的女儿坐到膝头吧，轻轻抚摸她一簇簇的丝滑卷发，欣赏这光彩而浓厚的娇柔之美！”

为了进一步发动舆论机器，贝赞特干脆站到费尔菲尔德工厂外面，跟社会主义同事赫伯特·巴罗斯（Herbert Burrows）一起，向人分发额外印刷的火柴女孩文章。几天后，女孩子们组成一个代表团，来到《链接报》位于舰队街的办公室，告诉贝赞特和巴罗斯，公司逼迫她们在一篇否认揭露报道的协议上签名，说不签就要开除。女孩们不仅没有签名，还纷纷向《链接报》倾诉她们的故事。有个女孩告诉安妮：“你为我们说了话，我们不会反对你的。”为了反抗公司的威胁，成立了一个罢工委员会。立场最坚定，勇敢又上相的女孩子们拍了一些照片。贝赞特和巴罗斯还庄严地承诺，如果哪个女孩因抗议而被开除，工资就由他们支付。这又是一着妙棋，极大地侮辱了敌人。萧伯纳自愿出任会计和收银员，管理罢工基金。大概有1 400个女孩子不再去公司上班了。布莱恩特与梅公司的声誉一落千丈，罢工又让公司蒙受了严重损失，不得不与工人谈妥了条件。1888年7月，火柴女孩们实现了加薪。安妮·贝赞特受到广泛拥戴，被称为伦敦女工的领袖。立刻就有很多其他需要工人运动的支持者前来求助，例如制靴工人和剥兔皮的工人。在毛毡工业领域，他们的工作条件，比火柴女孩更加恶劣。1888年，安妮开始从政，途径是参选伦敦东部自治市陶尔·哈姆莱茨（Tower Hamlets）的学校董事会。当时很多妇女都用这种方法当作活动平台，进入政界。她坐着一辆轻便双轮马车，车上披着红丝带，到处宣传。结果她竟然争取了15,296张选票，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刚到古稀之年的女王，是否能理解这一切，甚至同情这一切呢？答案或许不那么明确。既然女王现在已经恢复了一些公众活动，她选择的角色，就是一位“女家长”的角色；她的母性，或曰祖母性，扩展到了那些“因富豪权势越来越大而沦为牺牲品”的英国人。女王会为他们说话，甚至会为他们采取行动。当然，富人和穷人都有道德败坏、游手好闲、对社会无用的行为，可是女王对富人的这些恶行大发雷霆的可能性，要比对穷人大得多。此外，女王还会反对那些诋毁英国工人家庭的人，专门画了一幅画，把他们画得浑身浸透了啤酒和兽性。基督教有一个教派名叫公理会，成员叫公理会教友。有一位公理会牧师，名叫安德鲁·迈恩斯（Andrew Mearns），出版了《伦敦郊外的悲泣》（The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1883），揭露东区有100万人口，生活环境非常拥挤，卫生条件极差。女王看了这本书，大为吃惊，开始向格莱斯顿政府施压，要求他们花费更多时间，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女王怒气冲冲的干预起了作用，成立了一个王家委员会。

女王一生扮演了许多角色：英国玫瑰、模范妻子、悲痛的寡妇。最后一个角色是帝国的女家长。此时，她真心感觉到，自己就是一切臣民的母亲，或是祖母。然而，在大英帝国越来越多的家庭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孤儿，还有数百万人在屋子门口颤抖不停。此外，为了让女王不至于因为大街上的悲惨景象而过度伤心，总是有精明的仆人，帮她合上马车的百叶窗，直到确保她能看到大批高兴的忠诚子民，才会重新打开。比如，1887年3月19日，女王五十年登基大典的时候，举行了一次调查，询问29 000名男工，他们的上一份工作是什么；结果足有27%的工人回答“失业”。但女王很可能不知道。这些人里面，有三分之一，失业已经三个多月了。不过上一年，1886年2月，女王肯定注意到了某些动荡不安的迹象。失业的码头工人和建筑工人，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有些激进派和社会主义演说家发言，谴责富人的铁石心肠，资本家的不择手段。工人前往国会广场的途中，蓓尔梅尔街的俱乐部里面，富人们对工人大肆嘲讽，从临街的窗户朝他们扔各种东西。于是游行演变成了骚乱。有人聚众抢劫商店，砸毁窗户，掀翻马车。

维多利亚认为格莱斯顿不知道怎么维持秩序，就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女王无法表达自己对前日伦敦发生的、威胁人民生命的可怕骚乱有多么愤怒。这骚乱是社会主义的临时胜利，也是首都的耻辱。女王自我安慰：英国工人的绝大多数，本性还是反对革命的。她这么想倒也不算完全错误。

为了五十年大典，女王先去了利物浦和伯明翰举行预热活动。这两个地方，她看见的全是热烈欢迎的人群，全都喊哑了嗓子；只是在伯明翰，有人提醒她，她是在“最粗野的”人群当中穿行。伦敦中心区的公园，原先睡着数以万计的失业者。夏季各种庆典期间，这些人全都被赶走了，被迫搬到更加偏远的荒地去，不让女王看到。有些人竟然把殡葬承办人院子里的空棺材，当成临时住房。不过，女王来到海德公园，只看见30 000名穷苦的小学生，脸都洗得干干净净，每人拿到了一块肉饼、一块蛋糕、一个橘子，来庆祝这伟大的日子。女王写道：“孩子们齐唱《上帝保佑女王》，还有点儿走音。”

女王真心关怀的所有人，都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她自己的大家庭，此时已经扩展成了一支小军队。自从18岁的维多利亚在那天晚上穿着睡衣被叫醒，告诉她“你就是女王”开始，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年。这一天，她坐着敞篷马车，从白金汉宫到威斯敏斯特宫，没有穿上大臣恳求她穿的朝服，而依然是平时那样，一身黑衣，戴着寡妇的帽子。马车前面安排了12名印度军官，军官前面是她的子子孙孙：“我的三个儿子，五个女婿，九个孙子、孙媳妇。后面的马车上坐着我另外三个女儿，三个女婿，孙女、孙婿。”前一天晚上，她就被这支王家大军围住了，“王子们都身穿军服，公主们……也都服装艳丽”。过了两天，“英格兰妇女”代表团前来，代表数以百万计的英国妇女，送给女王一件礼物。女王前往温莎城堡的路上，在伊顿公学，又接受了男孩子们的礼物。女王回忆：“有一个漂亮的凯旋拱门，造成了旧日公学的样子；男孩们也穿得像旧日的法学生，站在拱门上。夏日黄昏的太阳照在上面，漂亮极了。”怀特岛上，欢呼声如此温暖人心，女王的胖脸上居然出现了露齿的微笑。女王私人秘书庞森比的妻子——庞森比夫人说，女王笑的次数，其实比人们想象的更多。“突然，脸上笼罩了一层淡淡的光辉，嘴唇的线条向上扬起，让表情更加柔和，眼中也闪过一道慈祥的光芒。”

女王的余生也会如此——在十年之后又一场六十年庆典：整个英国沐浴在夏日的余晖中，街上人山人海，很多人挥舞着小旗；军营和煤矿的铜管乐队在演出；巨大的圆形阿尔伯特音乐厅正式开放。开幕当晚，演奏了音乐家乔治·亨德尔（George Handel）原作，指挥家汉密尔顿·哈蒂（Hanmilton Harty）改编的音乐结尾乐段。然而，这一点却提醒她，全家福当中还缺了一个人。1887年6月，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她忽然感觉一阵心痛，写道：“我独坐于此，啊，挚爱的丈夫不在身边，对他来说这该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一天！”维多利亚要再等14年，也就是1901年，才能与丈夫团聚。“国家和我都很感激他。”女王的私人秘书亨利·弗雷德里克·庞森比爵士说，女王最喜欢的就是安排葬礼，她自己的葬礼也不例外。在这个场合，为了期待二人的团聚，她会脱下寡妇的黑衣。温莎城堡旁边有一所弗罗格莫尔公园。一次，女王把丁尼生带去，让他参观那里为自己建好的陵墓：“我觉得（陵墓的设计）轻盈而明亮，他也觉得很好。”于是，女王下令给自己安排一个白色基调的葬礼。1901年1月22日，女王去世。葬礼上，女王穿着白袍，身上盖着春天的花束，有如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一位终身未嫁、80岁去世的女人。女王随身的纪念品当然很多，有头发、戒指等，都是她自己生前安排放进去的。不过，也有一些不甚得体。她左手中握着一张约翰·布朗的照片，小心翼翼地盖在百合花、小苍兰的下面。

女王留给葬礼组织者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1862年，女王命令雕塑家卡罗·马洛切蒂制作阿尔伯特的雕像，还坚持要他制作自己的雕像，她的模样要跟阿尔伯特去世的时候完全相同。马洛切蒂把命令执行得太好了，女王的面孔更像两人刚结婚时候的样子。这样，夫妻就至少能以大理石的方式，在两人最好的年华团聚了。问题是，雕像制作的时间太早，过了将近40年，谁也想不起来放在哪儿了。后来，终于有人在温莎城堡一间翻修过的房子的墙壁后面找到了雕像。年轻的中世纪公主，躺在自己勇敢的骑士身边，就好像钟表也和王夫的心脏一般停止了活动。

然而，阿尔伯特却比谁都清楚，英国并没有停止前进。19世纪，英国的总体趋向一直是进步的。到了1900年，进步已经把英国带到了他生前无法想象的地方。不仅是科学、技术、商业的进步，还有英国妇女们生活的进步。教育和政治，开始赋予这些“房中天使”一套更为脚踏实地的理想。而那些微小却有力的革命事物——弹簧锁的钥匙、支票、自行车，将在女性实现理想的过程中，陪伴她们很久。

英国的年轻姑娘，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当初，护送女王灵柩从伦敦前往温莎的贵族们，有一位利顿夫人，她是印度总督之一——利顿伯爵的孀妇。七年之后，利顿夫人的女儿康斯坦斯女士，成了一位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战士，绝食抗议者，曾先后被捕四次。她很爱干净，在监狱里也把牢房擦得干干净净。关于英国妇女的未来，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方式则是亵渎“纯洁的圣殿”，被狂热崇拜家居生活的人盲目敬仰的“身体”。她想要把运动的口号刻满整个上半身，一直刻到脸上。她从发夹上挑了一片碎裂的瓷釉，当作工具，花了整整20分钟，在胸口上刻下了一个大“V”字，之后才被狱警发现制止了。但无所谓了。她的外号是“阿康”（Con），阿康已经做出了宣言。这个V并不代表维多利亚（Victoria），而是代表选举权（Votes）。

[1] 1861年12月14日，阿尔伯特因积劳成疾而病逝。——译者注

[2] 战争实际上发生在1861—1865年。——译者注

[3] 锡兰（Ceylon），斯里兰卡的旧称。——译者注

[4] 两人结婚10个月之后离婚。——译者注

[5] 费边社（Fabians），1884年成立，名字取自古罗马将军费边（Fabius），效法他渐进求胜的策略，其思想被称为费边主义（Fabianism），主张各阶层互助，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费边社曾直接推动英国工党（Labour Party）成立，至今仍作为智库而存在。——译者注

第五章

“好心”帝国的投资

“大英帝国，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积极力量！”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Lord Curzon）有信心这么宣布，而且不怕别人反对。而勋爵本人，大概就是这种积极力量的最纯粹的化身。寇松勋爵的肤色非常白，白得几乎不自然。他当印度总督最风光的日子里，看见他的人说，他有着“挤奶女工的肤色，太阳神阿波罗的身材”。（多年之后，寇松见到英国大兵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洗礼，他也会惊讶，工人阶级一旦洗清了尘垢，以及可能会有的血污，皮肤会有多么白。）总督的身板很直，那笔挺的站姿，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十几岁开始就被迫穿上一种用铁和皮革做成的后撑，而另一部分则是个人的习惯。他每天都显露出一种对自己痛苦的冷漠，类似古希腊斯多葛派（苦修派）的风格。这才是完美的元首风范，身负重担而不被压垮。

英国有不少擅长吹嘘的人，例如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西利爵士（J.R. Seeley），这些人经常大谈英国教化别人的“宿命任务”。但寇松勋爵并不需要别人给他上课。他从心底知道，他是受到召唤而登上官位的。有个朋友，出于善意，可能劝过他不必那么固执己见。寇松把他顶了回去：“我生来就是这样，你改变不了我！”1859年，寇松出生在加尔各答（Calcutta）的一所宅邸，也在这里长大。这房子至少在建筑结构上，完全是他另一处房产——德比郡，肯德莱斯顿（Kedleston）庄园的翻版。1887年，寇松第一次看见了加尔各答大厦，此刻，离他当上总督还有11年。当时他就宣称，不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建筑层面，这都是“家外面的家”。18世纪，由建筑师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在肯德莱斯顿建起的这所建筑的正面，包含了一个罗马的君士坦丁凯旋门，只不过原来的凯旋门是拱门，加尔各答大厦则把凯旋门的空缺处填充上了。于是，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从小时候开始，就跟所有沉浸在古典主义当中的英国官二代一样，为帝国的胜利前景而激动不已。这个少年天才应该明白，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就应该生在不列颠尼亚的北部。伊顿公学、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万灵学院等名校的教育，也只会增强这种早熟的使命感，而不会减弱这种使命感。后来，他当上了英国前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的私人秘书，而索尔兹伯里是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最骄傲的帝国主义者。这么一来，他的信念就更强了。寇松才32岁，就当上了印度事务部的副大臣（under-secretary），然而他并不满足。机会刚出现，他就提名自己当印度总督，引得别人大惊；等到他获得了这份工作，别人反倒不那么吃惊了。于是，这个早有征兆的机会落到了寇松头上。1899年，他入住了属于自己的肯德莱斯顿庄园。英国王室专门为他授予了新的爱尔兰贵族头衔，身边还陪着富有而迷人的总督夫人——美国人玛丽（Mary）。这么一来，他似乎理所当然，应当被奥古斯都·恺撒的半身像所迎接了。

寇松对这些东方帝国十分了解。他走过丝绸之路（Silk Road），还写了三本关于俄国在中亚、波斯扩张野心的书，文辞优美。所以他也知道，亚洲有些帝国喜欢用建造雄伟的纪念碑，来表现自己的尊严。修建这些大厦，不只是一种俗气的炫耀。统治者有义务对臣民宣告，成为我们这样强大、恒久的帝国臣民，是非常幸运的事。而且不必说，大英帝国在第四个世纪（20世纪）的开端，好像自己的强大也会永远持续，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什么变化。寇松又为什么不该这么想呢？米字旗飘扬在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土地上，管辖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世纪之交，这个数字达到了3.72亿左右。1897年6月，一支5万人大军耀武扬威地行进在伦敦街道上，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这支军队来自大英帝国的四面八方：有骆驼队和廓尔喀人（Camel Corps and Gurkhas）；有加拿大轻骑兵；有穿着白色长护腿的牙买加人；统领游行队伍的，是英国陆军个子最高的人——骑兵队长艾姆斯，足有两米高。各家支持帝国主义的小报，特别是《每日邮报》（Daily Mail），一片狂喜；人群也都洋洋得意，喝得醉醺醺。6月22日（女王登基是1837年6月20日），全国小学生放假一天，被组织到公园里，一人发了两个面包、一个橘子，当作女王的恩典。大家高唱国歌，还有一首新的“帝国进行曲”，是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专门为六十年大庆创作的。女王这时候身体很差，面对一片狂热，只是答应在常穿的黑缎子衣服外面加上鸵鸟毛披肩的装饰。

当时也有一些清醒的人，例如英国作家吉卜林（Kipling），提醒人们，这一切有朝一日都会过去。帝国主义者们，哪怕是头脑最热的，也自然明白这一点，用不着他们专门提醒。不过，这一天毫无疑问，距离现在还很远很远嘛……寇松在加尔各答就任总督的当晚，举行了宴会和舞会。乔治穿着一件天蓝色丝绸斗篷。他后来写道：“我们传递的信息，刻在花岗岩上，刻在‘劫数的岩石’（希腊神话典故）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且将永远继续！”

1901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寇松一点也没有浪费时间，马上开始筹备女王的纪念碑。他命令设计委员会，纪念碑必须是“我们伟大历史的永恒记录，一个代表印度光荣的、可见的纪念物，比任何演说、书籍都要动人的画面，一堂关于爱国主义和公民职责的课程”。纪念碑要成为英国的泰姬陵。寇松之前曾经整修泰姬陵，之后一直念念不忘。泰姬陵前面原先有一些市场，寇松把市场迁走了，恢复了沙贾汗（Shah Jehan）精美的清澈水池。加尔各答维多利亚纪念堂也会有一些水上花园，正面还可能用马克拉纳采石场（Makrana quarries）运来的大理石。这个采石场位于拉贾斯坦（Rajasthan），之前泰姬陵的石头也是他们提供的。不过，二者的相似也就到此为止了。泰姬陵常被人叫作“石头的诗”，是皇帝为了纪念爱妃而写下的一首挽歌。而寇松却不想用建筑来表达悲伤。他的纪念堂，更多意义在于一种宣示。纪念堂也会有一些值得借用的莫卧儿建筑风格，还会约略涉及印度教神庙的风格。但纪念堂主要还是为了用圆顶和列柱来造成一种主要的印象——这是一座现代罗马人修建的大厦；文明的传承者，这文明由智慧承载，为了正义和进步而设计。因此，把主要设计工作交给建筑师文森特·埃施（Vincent Esch），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埃施曾担任孟加拉和那格浦尔铁路（Bengal and Nagpur Railway）的副总工程师。

1904年，纪念堂破土动工。两年后，这个最坚定、最聪明、最固执的印度总督下台了，在总督府留下一部价值5万英镑的豪华电梯（如今依然可以使用），以及这样一个政府——在孟加拉地区几乎完全被骚乱、罢工、抵制运动所破坏的政府。1905年，寇松颐指气使，想要把孟加拉分割为两个省，结果引发了当地人强烈不满，让局势变得十分棘手。面对愤怒的抗议，寇松不屑一顾，说这是“数百名可怜又无知的加尔各答当地人，被人雇来张贴布告，布告上印着英语，还经常贴得上下颠倒”。然而，布告却依然毁掉了寇松的权威。上任的总督堪称一个“温和专制”的缩影，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因为通晓一切印度社会的知识而备感骄傲。这些知识从马德拉斯（Madras）大米价格，到国宴订购的鸡的数量（数量总是太多），不一而足。最后，寇松筋疲力尽，失望透顶地离开了，背后是抗议者在大喊：“祖国万岁！”（Bande mataram！）这是独立（swaraj）运动的第一个伟大口号。大英帝国的尾声，也就是这么展开的：光荣被混乱嘲讽了。英国曾设想在德里（Delhi）修建一座新的首都，后来到了1921年，这个计划被赫伯特·贝克（Herbert Baker）和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实现了。同年，维多利亚纪念堂竣工。而这时，“祖国万岁”的口号，已经写到了英国总督府的墙上。新任印度总督欧文勋爵（Lord Irwin）以及后来的明托勋爵（Lord Minto）、哈丁勋爵（Lord Hardinge），都遇到了炸弹的“款待”。欧文侥幸活了下来，但“温和的帝国国运”就不那么走运了。

早在1901年，就有人怀疑，英国的统治是否是印度财富花费的最好方式。寇松宣布要修纪念馆的同一年，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沉痛地指出，过去10年当中，印度饥荒和疾病导致的额外死亡（印度死亡率当时一直很高，这里特指比通常死亡率还高的那些事件）至少有1 900万人。或者，就像论文做的比较：相当于全英国人口的一半。而《柳叶刀》并不登载煽动性的文章。1899—1900年，可怕的饥荒席卷了印度中部和西部。据一位可靠的现代历史学家伯顿·斯坦因（Burton Stein）考证，死亡人数最少650万人，而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的数据更接近1 000万人。仅在1901年，印度就有25万人死于腺鼠疫，大部分是孟买及周边的人。1903年，爱德华七世（维多利亚女王之子伯蒂）加冕为印度皇帝（Emperor of India）。加冕礼上，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主席拉尔默罕·戈什（Lalmohan Ghosh）用华丽的辞藻讽刺道：“要是英国、法国、美国有饥荒和鼠疫横行，死亡天使拍打翅膀的声音，连这些轻松的狂欢者都听得见了，那么你们觉得这些国家可能有任何政府，敢于浪费巨额资金去办空洞的盛会吗？”

到寇松下台的1905年，已经有300万人死于瘟疫。霍乱引发的死亡，比鼠疫还要多。19世纪80年代，印度平均死亡率已经高达41.3‰，然而到了1921年纪念馆完工，居然又升到了48.6‰！于是，吹鼓手们为英国带给南亚次大陆的物质和医疗进步，而拼命歌功颂德的时代，也恰好是整个印度现代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时代。世纪之交的干旱和疫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例如奥里萨邦（Orissa）、古吉拉特邦（Gujarat）、拉贾斯坦邦，以及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死亡率高达90‰，也就是每11个人就有一人死去。先前在1865—1866年，奥里萨邦还有一次饥荒，政府统计死亡人口有四分之一。至于牺牲者，当然没有纪念馆。不过，要是仔细看看维多利亚纪念馆前面的雕塑群，却会看见“拉贾母亲”（Mother Raj，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拟人化）的胸口，有些本地人得到了救助，感激不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些白人欧洲先生和欧洲太太，穿着高帮马靴出游，在俱乐部里跳舞喝酒，在宫廷里作威作福，拥有进账，修建铁路，赞颂他们给印度带来的幸福；这些人并不是铁石心肠、麻木不仁的怪物。他们大多数的意愿是极好的；他们也有寇松那样的自信，相信大英帝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吹鼓手们相信，帝国的伟大之处，并不能用国土有多少平方英里、国民有多少万人来衡量；更不能用军舰和加特林机枪（Gatling guns）来衡量，而要用无可争议的利他主义来衡量。的确，英国需要赚钱，也需要阻止俄国这头北极熊伸出毛茸茸的爪子来抢钱。然而，大英帝国真正的任务，是消灭贫穷、疾病、愚昧，为此需要有高贵的献身精神。让这些社会弊病折磨很久（英国认为很久，然而，实际的时间总是比英国认为的要短得多）的各个亚洲民族，将会得到治疗，恢复健康。有朝一日，印度会重新站起来，凭着自己的两条腿走路；并且让英国人判定为能够重新自治了。到了英国在印度统治结束的那一天，印度文官机构会安静地离开，留下一个感恩、勤勉、和平、安宁而自由的印度，就会是英国留给未来的现代化世界的特别赠礼。就算大英帝国没有了，很久以后，历史学家还会说，英国曾经让世界变得更好。

这就是所谓的托管制度（trusteeship）：经常有人引用这种展望，来给维多利亚帝国后期，军事、收税、经济上的极度扩张辩护。这些理念，确实被虔诚地遵守了；哪怕理念的实现屡遭挫败，最后被无限期推迟。英国的统治者也无疑很少发觉（虽然英国的一众对手肯定发觉了），英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印度造成了很多问题，甚至是大多数问题；而他们明明声称，自己来印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英国为印度介绍“进步”“文明”理念的时候，所在的背景，也就是这些理念注定失败的背景。寇松当总督期间，全印度收入有4%用在了公共事业，例如水利事业上；却有35%流向了军队和警察。但这些糟糕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事情背后的理念从一开始就只是经济和军事独裁的遮羞布。自由派承诺用和平方式达到全社会的渐进改良，通过发展公民教育逐渐演进为自治政府（这理念的提倡者认为，它对英国的命运和殖民地的命运都很重要），时至今日，这些承诺都可以说是西方乐观主义的“高尚”的诸多失败之一。如果把西方乐观主义比作一条大船的话，那么这艘大船现在已经化为一堆沉没的废墟，深埋在现代意识的海洋中。但它仍会送出骄傲或惭愧的波浪，在当代英国生活的表面产生涟漪。于是，一切英国史的文献，就都会潜入深水，透过一片阴沉，看到实际发生的事情，不论这方面的叙述有多么短暂：宏伟的大船“维多利亚号”，究竟是怎样搁浅的？

大船的首航，洋溢着一片热情：1834年，托马斯·贝宾顿·麦考利，这位于19世纪出生的人，还处在训练阶段，要训练自己成为一名史学家。他此时的头衔包括：《爱丁堡评论》的人气散文家；追求时尚的伦敦辉格党社交圈的“雄狮”；早熟的国会演说家和议员，代表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工业自治市——利兹（Leeds）。麦考利决定，既然他银行账户上只有700英镑了，就需要挣更多的钱。挣钱的地方，傻瓜也明白，正是印度。不过，他并不是打算自己做生意，尽管利兹市倒是有很多正派人在做生意。他的目的是，通过给愚昧的亚洲带来进步，挣到一万英镑。

1833年，国会通过法案，剥夺了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职能。之前盈利的途径包括，交易靛蓝染料、糖、棉花，以及唯一稳赚大钱的营生——致幻毒品（也就是卖给中国鸦片，换回茶叶）；如今，这些途径都让私人贸易商抢走了。东印度公司彻底成了一台收税与战争的机器；或者也能说，它更愿意自认为是一个政府。当然，很多世代以来，东印度公司实质一直如此，只是披着“公司”的外衣而已。麦考利是公司“控制委员会”的一员，委员会对英国国会负责；他也是“董事委员会”的成员。于是，麦考利就有了一个任务，要在下议院为辉格党政府的政策辩护。麦考利外号是“当代伯克”，享有盛名。然而他这番演说，却并没有让听众爆满。（当然，伯克自己外号“开饭钟”，也就是他一来，大家就全都走了。）1833年6月10日，麦考利面对只有三分之一坐满的大厅演讲，主题是“英国在印度责任的展望”。这场演说口若悬河，煽动性十足，然而内容却塞满了无知与傲慢，二者相互竞争。但它仍旧是“良好动机”的自由主义帝国的宣言。麦考利甚至在绘制这番事业的开始，就在期盼它光荣的、公正无私的未来：

也许，印度的公众舆论会在我们的体系之下发展，最后超越我们的体系；通过优秀的政府，我们大概能够教育臣民，让他们有能力明白什么是更好的政府；而印度人具备了欧洲人的知识，他们就可能在未来要求建立欧洲的制度。这一天是否真能到来，我不知道。但我绝不会企图防止这一天，或者推迟这一天到来。那一天也将是英国历史上最为骄傲的一天。若能在奴役和迷信的深渊中，发现一个伟大的民族；而对他们的统治，能让他们渴望一切公民权利，并获得这样的权利，则必然是我们的光荣。权杖或许会从我们手中让给别人；也可能会有很多突发事件，扰乱我们最基础的政治计划。胜利或许不会永远站在我们一边。然而，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追求必然存在的胜利。有一个帝国，能够免除一切自然因素导致的腐朽。这些胜利，是理性与和平战胜了野蛮；而那个帝国，也就是我们艺术、道德、文学、法律构成的，永恒不灭的帝国。

英国自从《大宪章》以来，一直在进行公民教育的长征；1832年的《改革法案》，是长征的一个里程碑。长征还要走下去，一直到所有英国人民全部变成现代公民为止。这样的长征，如果天意允许，也可以在亚洲重复，而且应当在亚洲重复。大英帝国，就如同古罗马帝国一样，做的或许是“筑路”的事业；然而，天底下最优质、最笔直（也可以说最漫长）的路，就是通往议会政治的独立国家之路。此外，帝国经济实力展现出来的美，在于它各个部件的完美组合，就如同工业机械一般，让麦考利觉得引人入胜。将“懒惰”而“迷信”的东方控制起来，用英国法律、教育、轻徭薄赋、诚实的政治管理震撼它，就能为“进步”的信仰提供必要的稳定。在这样的政府保护下，就能享有立即的幸福，城市的市场也会繁荣。只要“耕种者”们不再受到武装强盗的勒索，不受到腐败的税吏掠夺，他们就能有一些动机，为这些市场制造产品。而随着城市需求的增加，他们的收入也会增加，他们“改进”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加自己的生产力。这样就会步步高升，接近繁荣，就像他们在英国诺福克郡的同行一般。经济作物会有剩余，剩余的可以出口，特别是出口母国。作为回报，英国会送来纺织品和机械，布满钉子的沙发，粉红色的锦缎窗帘；印度的新兴商人和“萝卜贵族”非常欢迎这些商品。如果“轻松”（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很喜欢这么评论）程度增加了，那么就会有更大的文化产品需求、文化服务需求——大学、报纸，将来还会有议会；最大胆的设想之下，还会有基督教。麦考利在他充满智慧推断的想象中，描绘了一幅完整的画卷：将“懒惰的”亚洲注入“进步”的活力。这幅画卷，实在让他愉快极了。印度人使用着英国布拉德福德郡的阔幅棉布、谢菲尔德郡的餐具；孟买读者看着英国报纸《爱丁堡评论》——麦考利相信，这幅和谐画面已经指日可待了。

1834年2月，麦考利要开始四个月印度之旅的两周以前，一个个箱子塞满了他认为在热带地区不可或缺的物品：300个橘子；还有一堆名著：荷马、贺拉斯、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伏尔泰的全集。这一天，麦考利对利兹的选民们发表了一篇告别演说。这篇讲话，一半是道别，一半是祝福。这祝福是麦考利代表“不可取消的进步”的信徒们发出的，也是一副以“校长”风范发出的安慰：虽然开始不好，结果一定很好。

要有勇气，看清大趋势，你们并不会失去我这个国会议员，而是在得到整个世界。祝你们的工厂兴旺发达，贸易范围扩大，财富与日俱增！祝你们能力的成果，你们繁荣的预兆，在东方最偏远的地方也一样与我同在，而且让我有全新的理由，能够为了我选民的智慧、事业和精神而骄傲！

麦考利相信自己能做出一番事业，这是真正的“时代精神”（最近才流行起来的说法，主要是威廉·哈兹里特普及的）。巴麦尊子爵是英国全球影响的重要吹鼓手，他有一个提法叫“让世界更好”（world bettering）。可以说，麦考利这一代人，最有决心实现巴麦尊的这句话。麦考利外号“聪明的汤姆”，他小时候在伦敦南部克拉珀姆（Clapham）地区长大，父母都是新教福音派，父亲叫扎卡里（Zachary），母亲叫塞琳娜（Selina），都是积极的废奴主义者。麦考利小时候也伴随这种“让世界更好”的冲动成长起来。他平时的时间，很多用来不停祷告，还有很多被强迫来汇报自己的日程。这两者中间，他和兄弟姐妹就被反复灌输，要具备强烈的“自己证实自己正义”的需要。不论麦考利会变得多么活泼（他父亲扎卡里注重教育，麦考利变得活泼让他很失望），他都没有真正丧失早年的这种焦虑。

而且，扎卡里还有更大的担心。麦考利可能已经变成了边沁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类只不过是一个行走的感应器。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麦考利从来没有真正成为功利主义者，尽管他在印度发现，功利主义者的各种改进计划，最后反过来被大量的现实所改进了。麦考利还攻击过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士·密尔，说他把人矮化成了机器。但是，麦考利确实明白，“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激进派”都认为，让欢乐最大化而让痛苦最小化，并没有什么错误之处，因而觉得这种学说很有吸引力。杰里米·边沁自己关心的是，如果大多数人类能够自行找到这个最佳方案，就再好不过了。然而，显然大多数人类自己找不到，需要别人帮助。而这帮助必须来自政府，来自知识渊博的人，来自公正无私的人，来自准备好调查某种社会丑恶现象并努力纠正的人。这些人应该足够热心，能调查该问题的方方面面；能起草报告，迫使那些有能力解决问题的高官重视起来；能不停督促自己，直到解决问题的措施变成法律；然后还能出动专业的督察员，确保有法必依。这个理想化的图景，尽管从来没有完全实现，但却是英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标志着由贵族、教会统治的，基于社会情感的旧社会，已经无力适应19世纪的现代化工业帝国世界。乡绅、地方治安官、牧师这些职业，都应该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的公务员，带着政府蓝皮书的统计学家，还有卫生检察官。

这可不是说，“哲学激进派”想要给社会加上一个专横、昂贵的政府来增加社会负担。他们实际的主张，是要投入足够“初始”的，调查研究的热情和智慧，好让社会能够自我纠正。财政与社会方面会有短期的痛苦，但能换来长期的、性价比很高的好处。然而，边沁主义社会改良运动的各种最重要实践，尤其是1834年的《新济贫法》，却引来了激烈反对：痛苦似乎比好处明显得多。需要资金才能修建济贫院，而济贫院的惩罚措施却非常骇人，导致哪怕穷人走投无路也不愿意进去。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而且，经济危机最严重的年月，比如19世纪40年代，就连最“残忍功利主义”[1]的体制，也好过饿死。批评功利主义的人说：济贫院人数多少，并不反映真正的社会痛苦程度，只反映那些走进高墙又走出高墙的人的痛苦程度。这一点说得没错。而且，各种改革事业都经常引发人们的极大憎恶，却几乎完全没有减轻公共管理的负担。社会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是政府里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他资助功利主义改革家做了一些显然有益的事业，例如给大小城市安装更洁净的上下水道，降低死亡率。然而，各个阶层都存在一些政治上的好事者，哪怕是这些事业，都引起了好事者们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仇恨。

因此，英国的各殖民地，虽然充满了混乱、疾病、暴力，但对于边沁的理想主义来说，仍不失为更能做出一番事业的地方。进步，对印度而言，是一种大剂量的猛药；印度没有那种存心刁难人的“自由”传统来阻碍进步，这一点真是太好了。相反，改革主义者还相信，莫卧儿帝国在18—19世纪崩溃之后，它旧日的臣民极为渴求权威的铁腕治理。这一代人的主要理想是：“先要快乐，后要自由”，或者“强力但公平的专制主义”。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成立了一所大学，名叫黑利伯瑞（Haileybury）学院，专门用来教育印度的全新一代公务员；19世纪30年代，这些公务员还只有900人左右。这所学院的教学，确实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影响。第四任印度总督是威廉·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麦考利是总督的委员会成员之一。虽然功利主义对印度的统治有了影响，但委员会也已经意识到，印度政治并非杰里米·边沁的理想移植到热带的产物。

边沁定律假定，有一套普遍原则制约着人类行为。然而，英国总督在19世纪的前20年中已经熟悉了本地政治，他们较早地明白，成功和失败的不同，正是在于，哪些普遍原则必须按照地方特色，做出适当的修改。有一些印度出生的英国年轻人，脑子里装满了马可·奥里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的学说和印度宗教经典《梨俱吠陀》（Rig Veda），还有种小米的田地的算术。他们是第一批真正的“军人学者”，既熟悉军刀，也熟悉经纬仪。很多这样的年轻人，都因为一个精力旺盛而顽固的扩张主义者韦尔斯利侯爵（Marquis of Wellesley），成了根据治外法权受外国保护者。这些人，有的从加尔各答威廉堡的韦尔斯利大学毕业了，有的曾经在这里教书。这所大学，建立的目的，就是成为知识帝国的军营，为了增强军事统治的力量。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当了印度总督。他是威灵顿公爵的哥哥，很多方面比威灵顿复杂得多，但名气远不如弟弟。他是一个“热心的总司令”，但远远不止这个身份。之前，他的大军击败了法国支持的印度联军，占领了广袤的土地。他相信，为了治理这片土地，需要很多熟悉地形学、历史、语言、印度文化的人才。而他的大学就应该通过婆罗门教师——当地叫书记员（munshis）的，来教授他们梵文、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波斯语（当时波斯语还是印度法庭的语言）、阿拉伯语，还有一些本地口语。

于是，19世纪前25年，就创造了一代优秀人才，组成了一个非英格兰人的英属印度政府，或许是英国在亚洲建立的最优秀的政府。这些成员几乎都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他们当中最出名，也是文化包容心最强的人物，是一些苏格兰人，集中在印度西北各省：托马斯·门罗爵士（Sir Thomas Munro）、约翰·马尔科姆爵士（Sir John Malcolm）、芒特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稍后詹姆士·托马森（James Thomason）也加入了。这些人都把老家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带到了印度，特别是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约翰·米勒普及的、刚刚萌芽的社会学；基本理论是，睿智的公共措施，必须有深刻的本地知识做基础。实际上，正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觉得英国政府对自己的国民有很深的误解和残忍行为，他们才下决心，不让英国人在亚洲重复这样的错误。他们有很多人变成了学术权威，精通自己统治的土地上，历史、法律、农业经济的各种细枝末节。要让行动有效，必须深入了解印度的国家与社会。因此，马尔科姆爵士写了很多有关印度锡克教徒（Sikhs）的著作，还出版了《波斯史》（The History of Persia，1815）。芒特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曾经与马拉塔王公们作战，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关于从佩什瓦获得领土的报告》（Report on the Territories Conquered from the Paishwa，1821）。维多利亚后期，有很多书籍把印度写成“无政府状态，一片混乱”。然而，19世纪早期的这些著作描绘的印度却经常完全相反。埃尔芬斯通的《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1841）极力描绘莫卧儿黄金时代的统治，以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和平共处的关系。

本地知识改变了苏格兰的“军人学者”。不过，本地知识也强迫他们面对自己角色的各种冲突。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已经承诺，它血腥而带有破坏性的各次战争，是建立稳定的“重生印度”的前提，至少在孟加拉、孟买、马德拉斯是这样的；然而，每次战争都好像会引起下一次战争。英国曾把占领范围扩大到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Punjab），目的是先发制人，遏制俄帝国的扩张主义。然而，这么做却引发了英军同当地锡克国王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的冲突。他的王国是此地各个政权中，少数真正有凝聚力的政权之一。英国不但没有能建立稳定的前线，反而制造了一个不稳定的前线，不稳定又使得英国必须打更多的仗。战争从来没有停止，局势总是一片混乱。拉贾斯坦邦与南部德干（Deccan）地区的游牧骑兵，被英国人称为“土匪”；他们当中也确实有不少土匪。但是，他们先前并不是土匪，只是被他们的保护国马拉塔（确切地说，被那些控制马拉塔的英国人）用无情的破坏行动变成了罪行累累的强盗。每一次军事干预，都让“局势稳定”更加遥远，而不是更加切近。与此同时，军人还必须发给军饷——到19世纪30年代，已经有25万军人，于是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就成了全亚洲人数最多的军队，在世界上也能排到前列。这些人当中，绝大部分是印度士兵，也就是“土兵”（sepoys）。既然要发军饷，就必须征税。征税让人民更加困苦，于是产生了更多不满情绪。

阳光灿烂的乐观情绪，曾认为，自由主义的监护指导会给印度带来幸福。如今，这种情绪被本地的知识蒙上了阴云。不过，本地知识至少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的苦难。之前，孟加拉地区的政府采用农业收税制度——柴明达尔制（zemindar）。这种制度规定，政府通过中间人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田赋，农民告知中间人自己的收入，然后交税。政府宣称，这种制度在印度东南部（也就是孟加拉地区）是一个传统。托马斯·门罗却发现，柴明达尔制在这里不仅不是传统，而且基本没有什么人听说过。詹姆士·托马森认为，旁遮普地区也有这种现象。这些所谓有用的中间人，只不过是硬插了进来，充当敲诈勒索的人。于是，最后实行的税制，换成了莱特瓦尔制（ryot-wari），由农民各自直接与政府接洽。不过莱特瓦尔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要求对每一户人家进行全面土地测量，包括税务年度中土地的肥沃程度，以及天气条件。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任务，而只有通过一些当地被人批评为“家长主义”的工作人员帮助，这任务才可能完成。不过，门罗、托马森和其他“收获知识的人”都认为，要是再做其他的事情，就违背了自己的“托管职责”。

麦考利在伦敦，本应勤勤恳恳研究那些大部头的书，把自己的脑子塞满古吉拉特邦晒盐生产的细节，或是印度种姓（caste）的精密制度。他学到的知识，肯定记住了；但他的心思，却不在自己的作业上。他想，如果某人单纯掌握印度太多的书本知识，就可能让他健康理性、自由自在、有意进步的思想，受到外国文化中一些“胡言乱语”的损害。詹姆士·密尔写过一本《英属印度史》。不少人批评他，说他从来没到过印度，不了解实际情况。麦考利也一直批评密尔，但是肯定读过密尔的这本书，而且肯定会赞同密尔的如下观点：“印度值得看到、听到的一切，都能在写作中表达出来……合格的人在英国密室里待一年学到的知识，就能超过他在印度待一辈子学到的知识。”而且，麦考利还有一个忠告：有些道德高尚的聪明人，去了印度，结果只是迷恋上了神庙里的色情雕塑，或者沉迷于编纂那些无益的印度教法典，不可自拔。任何19世纪的官员，只要有一点基本常识，都会明白，这不是印度所真正需要的。印度需要的是来自欧洲的清醒的理性！寇松的看法更极端，有一次他在加尔各答大学演讲，对观众大吼：“真理，是西方的概念！”他经常这么发脾气。也许麦考利不会像寇松那么极端，但麦考利也不会强烈反对寇松的观点。

麦考利的偏见，有不少也是总督威廉·本廷克的偏见。本廷克外号“第一流的荷兰人”，把他个人的福音主义思想，也带了一些到加尔各答。有位客人拜访了本廷克，认为他说起话来像一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贵格会教徒；本廷克的衣着也确实像贵格会教徒，穿着绒面呢的双排扣长礼服，而他的上一代人则更加华丽，喜欢印度围巾和锦缎西装马甲。本廷克显然不喜欢这种打扮，故意穿得简朴来抗议。此前，在基督教福音派的压力之下，公司已经同意在势力范围内有“西方观念”渗透；所谓“西方观念”常常是一种暗语，说明正式传教工作开始了。本廷克行事比较谨慎，不会动用权力去做一些注定引起麻烦的事，但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指出一些“可憎之事”；只有消灭了这些事物，才可能让民众接受“智慧之光”。而且，为了避免自己刚愎自用，本廷克还有一位政治秘书查尔斯·屈维廉（Charles Trevelyan），来随时提醒自己的使命何在。屈维廉是汤顿副主教（Archdeacon of Taunton）的儿子，从小带着一种不协调的热情长大。屈维廉在黑利伯瑞的东印度公司学院上学时，有一位老师，是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Reverend Thomas Malthus）。马尔萨斯的传授，将来会给他的职业带来深刻而严重的影响。但无论如何，这时马尔萨斯确实给屈维廉的“公民焦虑”指明了方向和目的。1827年，屈维廉20岁的时候来到了德里，此时他满心热情，这种热情是他这一代人特有的，例如关注关税改革等。过了几年，他追求麦考利妹妹汉娜。托马斯·麦考利的占有欲很强，不愿妹妹让人抢走。他不无讽刺地评价屈维廉，说：“他的求爱话语包括蒸汽船航海、本地居民教育、蔗糖关税均摊、罗马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的过程。他追求女士的本领，远不如他在金融方面的本领……而且，我相信，他这辈子一本小说也没看过。”然而，汉娜还是接受了屈维廉。

屈维廉是个道学家，但毕竟是属于大英帝国的道学家。他看到腐败现象就会怒不可遏。他21岁那年，在德里才住了几个月，就亲自揭露了总裁判司爱德华·科尔布鲁克爵士（Sir Edward Colebrooke）受贿的行为。当时，科尔布鲁克还是老一辈印度、穆斯林法律的著名权威。当时事出有因，科尔布鲁克爵士如果不收礼，可能会让送礼的人们更加难过、更加气恼。然而，即使屈维廉知道这一点，他也仍旧会为公司首脑参与如此邪恶的行为而愤怒。科尔布鲁克被揭露之后，威胁屈维廉这个傲慢的清教徒，结果屈维廉毫不示弱。最后，科尔布鲁克名誉受到了严重损害，财政也破产了，带着屈辱被送回了英国。屈维廉被证明无罪，还得到了提升，感到十分欣慰。他当上了本廷克的代理政治秘书，搬到了加尔各答。

屈维廉并不是个顽固的人，他还是珀勒德布尔王侯（Raja of Bhurtpore）儿子的家庭教师，非常关心他人。他鼓励那些喜欢西方文化的年轻婆罗门，如果学习遇到困难，可以向他寻求帮助。屈维廉一直在学习印度语言，包括经典语言和白话，学得非常好。这一点跟麦考利完全不同。然而，屈维廉并不是文化多元论者。他并不认为传统必然正确。他相信，某种名声很坏的传统，就算持续了很久，也一样应当受到谴责。印度有一种殉葬陋习，名叫“娑提”（sati）：丈夫死了火化，妻子要跟着自焚。屈维廉和本廷克都认为，这绝对是恶劣至极的行为。还有其他一些可憎之物：杀婴罪、童婚、强迫圆房；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丑恶。印度全境每年只有不超过500起“娑提”发生[2]，但是，“娑提”的废除，还是一种考验——“文明”价值观能否应用在印度本土？

1914年大英帝国的扩张形势

西方文献一般都表示，废除运动是英国人自己发起的。然而，它实际上是印度改革家发起的轰动一时的事件；代表人物如王侯拉姆·莫汉·罗易（Rajah Ram Mohan Roy）。早在19世纪20年代，罗易就猛烈抨击“娑提”，说它并非印度教经典的、吠陀哲学（Vedanta）所允许的行为，而且带了很多同样博学的印度改革家，来到总督府，敦促总督废除这种陋习。本廷克显然重视了这项事业。1829年，国会进行了一系列热情的演说，出版了很多调查报告之后，本廷克颁布法令，禁止了“娑提”。这样一来，寡妇们走向火葬柴堆的路上，警察就有权拦截了。没多久，后来建起维多利亚纪念馆的场所旁边的一个公园里，树立了一组雕像。雕像建在一个基座上，内容是总督命人把一些印度妇女救出火海。总督面容慈祥，和蔼可亲。那些印度寡妇的模样，则变得西方化了，很像早期维多利亚艺术当中痛苦的少女形象；有些戴着头巾的坏女人要把她们朝火葬堆拉去。

“娑提”的废除，本来是一项更大的东方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纯洁印度教的宗教活动，改革婆罗门种姓权威。拉姆·莫汉·罗易认为，婆罗门种姓权威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是不合理的。尽管实际情况是这样，然而那些主张西化的人还是把“娑提”的废除当成了自我颂扬的咒语，认为这是英国给印度的恩惠。他们坚信，西方价值观将会成为印度无上的福音。他们的主张，就好像他们的英国殖民政府第一个了解了印度，而他们行动的自由，又没有受到知识的损害。实际上，他们的知识，远远少于前辈们的知识，也远远少于自己应有的知识。“娑提”被视为印度教残忍的蒙昧主义的象征，实际上，印度教并没有主张这么做。而且这种错误观念，总是跟另外一种错误观念成双成对，为英国霸权辩护；那就是针对“萨吉”[3]的观念。这些强盗经常用围巾勒死抢劫的人，声称这是迦梨[4]女神的信徒应当做的事。维多利亚人只要一听迦梨的名字，就会毛骨悚然。作家菲利普·梅多斯·泰勒（Philip Meadows Taylor）写了一本小说——《一个恶棍（萨吉）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a Thug，1839），书中的背景来自一名罪犯的亲口讲述，刚一出版立刻畅销。维多利亚女王也追着想看，甚至命人取来了“作者刚刚改完的”小说排版的校样，在床上一直看到很晚，为书里的揭秘情节兴奋不已。印度有一位追捕“萨吉”的英军军官，名叫威廉·斯利曼少校（Major William Sleeman），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英雄。在“线人”的帮助下，他成功深入这个“泛印度”邪教组织，了解了他们的语言和秘密世界。很多旅居印度的英国先生、英国太太们，一回到家里度假，就被周围的人当成权威，老是缠着他们，要看强盗勒死人用的围巾，或者耸人听闻的谋杀案。比如，有个军官的妻子名叫哈丽雅特·泰勒，她就相信，萨吉组织的新成员，需要对迦梨女神发誓，每年要犯下一定数量的谋杀案（一般是三起）。不过，他要杀人的时候，如果突然有蝙蝠或者猫头鹰出现，就是一个不祥之兆，他必须立刻停手。19世纪30年代，英国和印度都流行一种“萨吉恐惧症”。虽然没有显著提升主要公路的安全系数，但却大大扩张了警察机构，也当然使得政府的道德优越感膨胀了，从而让警方能够预先逮捕那些涉嫌参与邪教的犯罪嫌疑人，哪怕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犯罪。当时印度地方政府正在崩溃，英军大大加快了它们的崩溃速度，于是公路上的暴力犯罪确实很多。这种歇斯底里，大部分是现状基础上的故意想象。斯利曼少校自称破译的“秘密语言”，据说同这些勒死人的犯人的秘密兄弟会相关，实际上极有可能只是本地黑帮的俚语。

麦考利来到加尔各答的时候，正好赶上“萨吉恐惧症”的高峰期。恐惧症显然支持了英国自己宣传的形象，说自己是一支和平的力量——尽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主要是军事占领。麦考利是总督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开会十分沉闷，麦考利干脆在开会的时候写信给英国的朋友。不过，他毕竟负有责任，要给刑法系统的改革起草报告；尽管他的敌人后来指出，麦考利对传统印度基本一无所知。然而，麦考利认为，就算熟悉印度法律的细节，他也同样坚持自己的信念：若有了单一而统一的刑法典（penal code），对印度人、英国人一视同仁，而且有了英语而非波斯语的文本，就能成为一切司法系统的基础。

不过，麦考利1835年2月发表的《教育备忘录》（Minute on Education），让他卷入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主题是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全部意义和方向何在。辩论的表面问题是，东印度公司应当支持印度高等教育使用英语，还是印度本地语言。对麦考利这一代人来说，在所有社会进步助推器当中，教育当然是最有力的一个。麦考利和屈维廉都认为，全人类都有权利接受理性的、科学的启蒙。屈维廉自己还投入了普及英语的事业。他们认为，良性的变革，就好像一辆巨大的蒸汽火车头，印度人完全有权搭上火车。可是，却有些人主张，要保护印度人本土的语言和文献，不想给他们上车的机会。这是一种用错了的敏感，不会给印度人带来好处。麦考利就此发表过一个最“精辟”的观点，导致他至今在印度声名狼藉：“我从来没发现任何一个人，精通东方语言的，能够否认，一家优秀的欧洲图书馆，只需要一书架的书，其价值就等同于印度和阿拉伯所有本土文化的价值！”“聪明的汤姆”显然对阿育吠陀（Ayurvedic）的药物、梵语文学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麦考利说，印度的学问都是这样的：“医学信条会让英国兽医觉得丢脸，天文学会让英国寄宿学校的女生哈哈大笑，历史充斥着30英尺高的国王，三万年的王朝，地理都是些糖蜜海、黄油海。”有谁会赞助这样的学术研究呢？麦考利的记忆有如百科全书一般丰富，他肯定会记得，《圣经·旧约》也有各种各样的奇迹说法（巨人、全球大洪水、几百岁的人类祖先等），现在，只要对自己有利，他就把这些记忆删除了——而且删除得何等容易啊！

在麦考利和屈维廉看来，这问题不仅是要启发“愚昧的亚洲人”。帝国在印度的事业，是否可行，完全取决于能不能培养出一支受过英国教育的印度人的队伍。印度人口太多，而能够教育他们的聪明又正派的人却太少了。这些正派人十分容易受到印度一大堆传染病的感染。而且，负有教育责任的人并没有时间学习所有的种姓细则、宗教仪式，更别提印度18种主要语言了。因此文化中介就成了必要：这个阶层，血统、肤色是印度人的，而品位、观点、道德、智力却是英国人的。这些人，接受了牛顿、莎士比亚的思想，又能传授“有用”而“高尚”的知识，就能成为人类的渠道，传输重大的文化改革。这个体系，类似一种对民众的监督体系，上层人物指导下层人物，直到文明事业遍布印度全境为止。这一变革，将产生极为重要的结果。不只是让印度人能够引用弥尔顿、布莱克斯通的作品，虽然这样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印度人通过英语，会对“适当的”正义概念采取开放态度，并对“野蛮的”习俗、服饰、礼节产生一种“健康的”厌恶。简而言之，他们会变成公民的中坚力量，继而渴望购买各种英国产品，从普通法到宽幅绒面呢，不一而足。他们更有可能有朝一日信仰基督教。

改革者认为，“负有指导作用的媒介”这个话题，并非不切实际的大话，而是几何学一般精确的方向，帝国将来就要走这个方向。印度有了西化的人口，统治者与臣民就自然能意气相投，从而不必采用强制措施；此外，军队可以减少，供养军队的税负也能减轻。民众收入会提高，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还会有盈余，这样民众就分享了不列颠尼亚的慷慨。屈维廉说：“我们应该把能让我们赚钱的臣民，换成能让我们赚更多钱的盟友。”毕竟，对印度来说，英语应当是一种变革的“电流”，能给亚洲的“惰性”带来刺激，带来动力。这电流将会产生光与力量。

但是，这种对英语教育的痴迷，牛津大学梵文波顿教授（Boden Professor of Sanskrit）、H.H.威尔逊（H.H.Wilson）却不屑一顾，认为它是又一种“幻影般的荒唐”。威尔逊在印度多年，他和周围的朋友、同事都了解印度语言、法律、宗教，他们钻研的深度，屈维廉和麦考利都远远不及。威尔逊和东印度公司的公务员亨利·索比·普林塞普（Henry Thoby Prinsep）猛烈抨击麦考利等人，说他们所知的一切，都只是加尔各答西方人俱乐部里的世界，同印度广大乡村生活，同“难以改变的现实”彻底隔绝。这些东方学者坚持说，英语应用的范围，永远只会局限在城镇商业和法律圈子的最顶层；而这些说英语的人，英国统治者早已认识了。英语不会造成一个能往下层传播西方知识的群体，只会造成一个小圈子，同整个印度社会隔离。即使麦考利、屈维廉等人成功了，他们造就的也不过是一种混血文化，而且这些西化的印度人，只愿意奉承英国老爷，不会跟英国老爷推心置腹。

此外，东方学者还认为，英国的任务绝不是把印度变成某种西方的文化总管，甚至也不应当用欧洲智慧来打扮印度。18世纪七八十年代，华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担任印度总督以来，东印度公司就认为，自己有义务修复、重建印度的习俗，不论印度习俗有多么多样化、多么彼此冲突。因此，黑斯廷斯才自学了波斯语；法官兼学者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还有伟大的梵语权威亨利·科尔布鲁克（Henry Colebrooke）花了很多年时间整理、编纂印度法典。拉姆·莫汉·罗易这样的吠陀经学者才能够对西方文化有积极反应，因为西方文化并没有打算强加在印度人身上。然而，统治者提出了一个教学语言的选择：是用印度古典语言，还是现代英语？于是，东方学者就担心了：倘若只提供这两种语言，岂不是没有机会用印度本地现代语言教授现代课程了？

19世纪30年代，主张西化的人和东方学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普林塞普、威尔逊等东方学者猛烈抨击西化派的无知和臆测行为。过了大约20年，到19世纪50年代，威尔逊又在上议院作证，尖刻地评论说：“麦考利对人民的情况一无所知，只能看见身边最近的地方；而这，正是主张推广英语的人各种错误的主要来源。这些错误，也只有这些主张推广英语的人才会犯。”但是，无论如何，未来还是按照麦考利和屈维廉的方向发展了。他们告诉总督本廷克，绝大部分对英语教育的渴求，来自印度人自己，这些印度人并不渴望接受传统教育。而他们这么说，也不全错。当时，印度比较重要的当地文化学院，有伊斯兰宗教学校、印度梵语学院，是在黑斯廷斯、韦尔斯利当总督的时代建起来的。总督很支持他们，废除了针对这两所学校的政府补助金，以及针对威廉堡学院的补助金。威廉堡学院在最终倒闭、清偿债务之前，一直为英国学生提供六种印度语言的教学，而且质量很高。这么一来，本地文化项目，就只剩下了黑利伯瑞学院的一些梵语课程。这所学院口碑很差，之后很多届的学生都把它当成一个痛苦而乏味的笑话。东方学者们失败了。尽管他们之后背负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恶名，但有一个事实不容争辩——这些东方学者是南亚唯一的一代既有能力，又有情怀了解当地传统文化的英国人。威尔逊谈到麦考利和屈维廉，做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他们的天才无可置疑，他们缺乏经验也板上钉钉……他们奋斗的理想就是，将一切能力与他们相同、经验胜过他们的人所实行的传统文化体制统统消除掉。他们对改善印度本地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抱着最热切的期望，永远不会有人比他们还热切。”

西化派的观点当中，有一个观点让东方学者觉得尤其幼稚，或者说伪善。西化派认为，数百万人口，语言和方言很多，宗教很多，也有各类的种姓，彼此隔绝。而有了英语，就能超越一切语言、宗教、种姓障碍，让各民族互相交流；同一个民族，百姓也能跟统治者交流。实际上，这个“英语将成为官方通用语，成为英印双方统治阶层的正式语言”的预言实在是太准确了；然而，英语在上层的普及，却让百姓跟统治者疏远了，因为下层百姓不会说英语。这就好像莫卧儿宫廷采用的波斯语的作用一样。英国人一直承诺不会重复莫卧儿王朝以前的错误，结果却把错误原封不动回收利用了，只不过换了一种语言。查尔斯·屈维廉雇用了德里英语学院的印度毕业生，分派给邻国使馆的英国使者当口译和私人秘书。这些印度人为自己西化的过程写了认真而详尽的笔记。有些人，例如沙哈马特·拉尔（Shahamat Lal），1837年跟随克劳德·瓦德少校（Major Claude Wade）去了旁遮普。1839—1842年爆发了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拉尔在1839年又参加了远征阿富汗的战争，英军损失惨重。这些西化的印度人很快开始抱怨本国的“迷信”和“专制主义”，尖酸刻薄地嘲讽这些现象，其论调与英国殖民者——他们的主人十分相似。

当然，有些人被选择性地擢升了，这一现象，并不同于真正的文化融合。殖民者宣扬的论调是“接触”，但现实情况却是“分离”。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国老爷太太，也就是屈维廉和本廷克的“东印度公司领地”（Company Raj）的继承人们，回顾那些痴迷东方学的前辈时，带着不加掩饰的厌恶。那些前辈在18世纪晚期的油画中，躺在印度长沙发椅上休息，或是抽着印度水烟。这些老爷太太们觉得，前辈们过于接近印度风俗习惯，变得软弱、腐化、无能；对早期维多利亚人来说，这几个词的道德批判最为激烈。这些前辈穿着脆弱的印度棉布，戴着俗气的头巾，热衷于斗鸡、赛马，痴迷于东方烈酒，向印度舞女抛媚眼，在妓院中游逛。有些人甚至包养了印度情妇，还抚养了混血儿。更有一些怪人，竟然跟印度人结了婚！然而，倘若英国人要严肃对待帝国事业，那么这一切都必将成为过去。印度难道不是等级社会吗？那么，“权威”的先决条件，就必然是“冷漠超然”。这样既能保证道德的清洁，也能保证现实中的清洁。英国在印度要防范各种疾病，而最需要防范的，就是“融合”的妄想症。

诚然，因为气候和具体情况的缘故，英国人也必须做出一些让步。英国的小孩子必须托付给印度仆人照料，甚至还要请印度奶妈，哪怕冒着让孩子染上多雾的孟加拉地区的“懒惰病”。这种病只有严加监视方能避免。《加尔各答评论报》（Calcutta Review）上有一篇文章《孩子的赞美诗花环》（Child’s Wreath of Hymns），警告说：“在印度养育的英国儿童，将很有可能在长大后变成贪食又沉溺于肉欲享乐的人……是的，就连小女孩都托付给了当地男人照料！”然后，还有食品问题。当时蒸汽船还没有普及，苏伊士运河也还没有开通，从英国前往印度还没有那么方便，因此，运到印度的英国食品数量确实很惊人。印度餐桌上出现了英国的果酱、罐头肉、罐头调味酱；然而，还是少不了印度本地的秋葵、木豆。这些菜含油量比较多，本地人用这些菜的特点来称呼它们，比如“滑菜”（slippery）、“黏菜”（slimy），英国人也这么称呼。

这一时期，英语词汇中，出现了“bungalow”（平房）、“verandah”（游廊）这样的词，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为“尊贵先生”们修建的房屋，天花板很高，还配着凉爽黑暗的地下室，尽可能多地提供了阴凉，改善了通风。不过，19世纪40年代的bungalow，跟印度北方城市中更有钱的商人、当地贵族的住房，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只有一层；其余方面则完全不同。英式印度平房，屋前屋后都铺着草坪，就像绿色地毯一样，在正门和街道之间有一条马车道。传统印度房屋，名为“haveli”或“manzil”，却没有这些特征。它们的墙壁直接面对街道，墙上开出一个大门入口。四方形的院子，一角是大门入口，另外三个角，都是有专门用途的房间，一般分别是食品仓库、厨房、厕所。其余的房间，都按居民性别划分；“zenana”是妇女、孩子的房间，“mardana”是男人的房间。院子之外，最大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平的屋顶，用来养鸽子，晾晒衣服和香料。屋顶和地面有通道相连，能让朋友和邻居在屋顶上聚会，炎热的夜晚还能睡在屋顶上。

这是传统印度住房的特点。而bungalow里面的白人老爷、白人太太，过的却不是这样的生活。bungalow的屋顶一般是人字形，房屋本身是一些坚固的亭子，按照功能区分房间，例如客厅、餐厅、书房、吸烟室、卧室；这些房间的窗户都面对着外面的走廊，走廊在整栋房子周围绕一圈。大门有一名男仆严密看守，当地语言名叫“chokidar”，他负责决定哪些访客能够进入庭院。其中，商人或许可以进入走廊，还可能进入主人的私人房间。进了屋子，里面的布置就跟英国本土完全一样了。只不过建筑房子的材料都是热带材料，例如竹子、柚木；英国本土的房子墙上挂着主人祖先的画像，这里却挂着狩猎野猪的长矛。不过，这里还是跟英国一样：有装着厚厚软垫的沙发、长沙发（settee）；韦奇伍德工厂和利兹市生产的米色陶器（Creamware）；还有画满图画的窗帘，这些都是英国进口的。屋子里印度特色最为显著的陈设，则是印度蒲葵扇，布扇叶悬在天花板上，由专门打扇的仆人来回拉动。厨房免不了各种气味，因此跟主要的建筑是分开的，有仆人专门住在那儿。主人谈到这些仆人，经常说他们是一种“刺鼻的，但无法躲开的讨厌之人”。

印度的白人老爷在征服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创造就是本国文化的标志——花园。他们为了建设、维护花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英国人在设计bungalow的花园时，引进了各种热带植物，例如芦荟。芦荟长满了刺，经常用来建造令人生畏的树篱。但英国人用热带植物修建花园，栽种的格局也类似英国汉普郡的风格，前后有草坪，有装饰性的鱼塘，有草本植物构成的边框，有藤架，当然还有玫瑰。印度有一名身材娇小的英国女摄影师，名叫哈丽雅特·厄尔（Harriet Earle），后来嫁给了孟加拉步兵38团的罗伯特·泰特勒上尉（Captain Robert Tytler）。有一次，有人邀请她去了巴勒克布尔宫（Barrackpore House），这是当时的总督府，距离加尔各答16英里。哈丽雅特为总督府的花园惊叹不已。当时的印度老城，人口激增，负担很重。英国的兵营，都距离老城有一段距离，绿化得非常好，远近闻名。当然，肯定有人把兵营跟伦敦周围各郡相比较。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有一个象征性的荣誉高峰：有人在巴勒克布尔宫里成功种下了两株草莓，本来要把果子献给当时的印度总督、第一代奥克兰伯爵。可是，哈丽雅特见到草莓，垂涎欲滴，实在忍不住，把这柔软的果子塞进了贪婪的嘴。1857年3月，距离草莓花床还不到一箭之地，巴勒克布尔宫的练兵场上，又发生了一起非常不同的事件。当时英军招募了很多印度当地人，称作“土兵”。第34步兵团有一名“土兵”，名叫曼加尔·潘迪（Mangal Pande），上半身穿着军服，下半身只围着一条腰布。潘迪向步兵团的副官，以及副官的军士长胡乱开枪，又险些打掉自己的脑袋。最后，潘迪被判绞刑，步兵团被解散，以儆效尤。土兵们听到这个消息，愤怒地摘下帽子，在地上践踏。

此前，在巴勒克布尔宫已经有过麻烦——1824年也发生过一场兵变。然而，到1838年，麦考利和妹夫屈维廉回国的时候，麦考利还是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麦考利只在加尔各答住了四年，从1834年到1838年。这四年让他把自己幻想成了一个掌握印度过去和现在的权威，而且很快写了一本文集出版了，文集中提到了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一些关键人物，例如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和华伦·黑斯廷斯。文集充斥着一望便知的陈词滥调，例如，说英国殖民体制如何温柔可亲；说孟加拉人如何慵懒，平日的状态就好像“活在蒸汽浴中”一般。也许，麦考利当时并没有想到，那些给他抬轿子的脚夫，那些给货船撑船，沿着胡格利河（Hooghly）前行的船夫，那些槐蓝（indigo）田地里面朝黄土的农民，这些人有多么慵懒吧？不过，他认为，这些人“无论从天性上，还是从习惯上，都完全适合被外族统治”，而且比古往今来的一切民族都更加适合被外族统治。

屈维廉不论经验、语言学的知识、洞察力，都比大舅子麦考利高明几个层次；而且也比麦考利悲观得多。屈维廉回到伦敦，在财政部找了一份助理秘书的工作，后来整整在财政部待了19年。屈维廉对于帝国命运的看法要黑暗不少。麦考利尽全力鼓吹，在印度引入自由的媒体；因为他要普及那些“有用的知识”，自由媒体将成为普及事业的必备工具。然而，屈维廉和其他很多人却都注意到，印度的白话报刊，很快就用来发表民众的悲叹，而不是对英国统治者的感激。屈维廉写道：“尽管有了我们为人民的福祉所做的一切努力，恐怕我们依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统治阶层。”

毕竟，印度可抱怨的事情多得很。西化派在拼命吹捧英国给印度带来的各种好处的那些年，也正好是印度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那些年。东印度公司曾经垄断靛青染料贸易，当时有很多本地大企业负责供应染料。后来，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垄断权，这些大企业也就倒闭了，而英国人在“自由梦”当中设想的印度经济的现代产业，也就因此遭到了毁坏。一切出口货物都发生了锐减，除了鸦片之外；与此同时，来自英国的进口货物却如潮水一般涌了进来。传统的印度手工业，例如印花绸、棉花产业，在英国兰开郡纺织品对印度市场飞速而全面的入侵之下，几乎已经完全毁灭了。而当初，正是这些手工业品把英国人吸引到印度来的。偶尔也会有一些英国企业家试图振兴印度制造业，例如英国印染专家托马斯·瓦尔德（Thomas Wardle）；可是，印度各大纺织重镇，例如阿拉哈巴德（Allahabad）、苏拉特（Surat）、达卡（Dacca），它们的事业还是停滞不前，甚至衰退了。原先在莫卧儿王朝晚期，有些半独立的大地主，名叫“纳瓦布”（nawab）的，拥有繁荣的“小朝廷”（little court），这些大地主支撑着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但英国人却采用了一种权利丧失的制度，规定：这些小朝廷如果没有直接的男性继承人，其财产就会并入东印度公司。于是，随着小朝廷的灭亡，基础设施建设也就不复存在了。西方有些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健康的更新换代，是国际市场的现代化现实，取代了陈腐的制度。然而，这种转变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必然性。早在几代人之前，代表新式生产关系的工业和贸易，就已经在印度自行发展起来了，虽然当时还没有机械化。而英国造成的破坏，却让大量的纺织工人、染布工人、印刷工人、珠宝商、银匠、裁缝、家具制造商、厨师、音乐家、宫廷侍卫、高级妓女、店主，都失去了赞助人；其中有很多人，还不得不去了乡下，而这时乡下的经济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了。

19世纪30年代晚期到19世纪40年代，有些英国访客，来到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这样的港口城市。他们与严重的经济衰退相隔绝，很少看到破坏的真正惨状，除非到农村去走一遭。1837年年末到1838年年初，麦考利和屈维廉夫妇准备回国。他们认为已经为印度的建设尽了力，总体上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就在这时，肯特郡贝肯汉姆市的女作家艾米丽·伊登（Emily Eden），与哥哥乔治·伊登开始了一次漫长的印度西北之旅，前往兰吉特·辛格的锡克教王宫。伊登是奥克兰勋爵，现在接任本廷克，当上了印度总督。他们在胡格利河上，用艾米丽的话说，做了一次“简朴的旅行”：总督的平底船“索纳穆基”号（Sonamukhi，意为“黄金面孔”），漆成了金色、绿色、白色；船上有大理石的浴盆，让人划着桨，沿着河流行驶；后面还有一队小船，载着400名仆人，专门服侍奥克兰勋爵与随从。陆地上的队伍更讲排场：有四轮马车、双轮单座轻马车、轻便双轮马车、本地人抬的四人轿，还有马匹、大象，沿着恒河谷慢慢向上游走去。队伍后面还有850匹骆驼，140头大象，数百匹马、牛、运货马车，整整绵延10英里。平心而论，乔治·伊登真心算不得什么好猎手。可是，大家都觉得，身为印度总督，就必须精通打猎，所以他偶尔还是会在东倒西歪的象轿上，朝野兔、鹌鹑开上一枪。艾米丽是一位很有天分的艺术家，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资助。她在旅途中画过素描、油画，还写了不少日记。她的心情好坏交织，一面是沿途的喧嚷、奇异风光让她兴奋不已，另一面是令人筋疲力尽的恶心的感觉，侵袭着她的五感。这种感想，后来旅行印度的作家，还会一再重复；直到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保罗·斯科特（Paul Scott）的作品。1837年圣诞节当天，艾米丽显然没有能遇到一些英国特色的事物——地上的白霜和餐桌上的葡萄干布丁。为此，她十分沮丧，写信给姐妹说，她今天“在异国他乡的印度，尤其情绪低落”。她还写道：“为了庆祝圣诞节，各种景象与声音混在一起，可怕极了。仆人们在我们的帐篷门口挂上了巨大的花环；他们还聚在一起，用土语祝贺我们圣诞快乐，应该是这个意思吧？他们说话时，我的心就猛地一缩，虽然这样很不对。身边围绕着印度斯坦语；对这种语言的憎恨，以一种难以理解的方式，把我淹没了。”

艾米丽心中，同情心和嫌恶感相互竞争。一行人继续往东，穿过了阿瓦德（Awadh，旧称Oudh），朝着坎普尔（Kanpur，旧称Cawnpore）进发。艾米丽被迫直接面对了严酷的现实：印度正在遭遇一场肆虐的饥荒。[5]宿营的马厩当中，艾米丽发现了一个小婴儿，饿得快要死了：“这东西像一只老猴子，眼光呆滞而愚蠢；还有一个六岁的可怜孩子照料他。”艾米丽就把婴儿收留下了，征得婴儿母亲同意之后，还天天在帐篷里给婴儿喂奶，就好像喂一只宠物。然而，因季风气候异常而起的饥荒的恐怖，还是从四面八方，无情地朝这支队伍围了上来；车队穿越受灾的乡村时，有无数乞丐、行尸一般的穷苦人，聚在了车队四周。艾米丽写道：“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可怕景象，特别是那些孩子；很多孩子都完全就是一具骷髅，骨头穿过了皮肤，浑身一丝不挂，已经完全不像人了。”奥克兰勋爵每天都为上百人提供食物，但护卫马队和当地治安法官还是汇报说，每天都有三五个村民饿死。艾米丽写道：“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再也做不了什么了……这场面实在太恐怖了。女人们的样子，就如同被人埋在土里又挖出来一样，头颅看上去那么可怕！”这时，她离开巴勒克布尔宫“新鲜而翠绿”的草坪和花境[6]已经很远了。当初，艾米丽曾亲手重新设计花园，还给花园另起了“伊甸花园”（Eden Gardens）的名字。

艾米丽见到饥荒的惨景而痛心疾首，这的确是真实的感情，却也是一种相对的感情。艾米莉的宠物是一只鼯鼠。1839年8月，这只鼯鼠吃了一个感染霍乱菌的梨子，生病死掉了，让艾米丽悲痛不已。艾米丽自己也承认：“我认为，印度的人出奇地愚昧，然而原本应该分给他们的智慧份额却分给了野兽，于是野兽就变得出奇地聪明了。”19世纪40年代，西化派对印度大规模饿死人的可怕现象反应不一。有些人热衷于团结起来改良印度的现状，例如旁遮普的詹姆士·托马森，或者新总督达尔豪西勋爵（Lord Dalhousie）。1842年，达尔豪西接替奥克兰勋爵，就任印度总督。此前，1839—1842年的第一次英属印度和阿富汗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这次战争给英军带来了惨重损失：一支4 000人的英军在1842年年初的严寒中，翻过兴都库什山脉撤回印度，最终回来的只有一个军医。这些主张建设印度的人，面对饥荒，强化了自己的信念——西方带来的礼物，比如新修的公路、铁路、水利工程，将成为改善印度现状的长远手段。于是，建成了一条宏伟的恒河运河，建设者宣称，运河的目的在于避免1837—1838年的饥荒重演。但还有其他观点，认为这些饥荒，都是印度朝着现代国际经济而艰难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痛苦；尽管这些痛苦令人惋惜。他们主张，印度有太多人要吃饭，而耕作的一块块小面积土地却不足以供应现货市场；所以在合理化改革的进程中，必然要有一些人牺牲。有朝一日，印度的劳动力也将被繁荣的城市工业吸收，就像英国本土工业化的情况一样。然而，这样大规模的巨变，肯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此外，现代化不仅面临巨大的结构障碍，也同样面临巨大的社会、文化障碍。工业化之前，印度的农民已经习惯了不慌不忙、无所追求的工作模式：每年大部分时间懒懒散散，只在中间穿插几次农忙时节，周而复始。如果他们要成为盈利的生产者，就必须有人让他们变得独立自主，坚持不懈，而且要执行严格的工作计划。只要稍微看看自然界中的蚂蚁山，看看那些忙碌而有序的小昆虫，他们就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无论如何，以上就是查尔斯·屈维廉的信念。这信念不仅适用于印度，也适用于爱尔兰。1846—1850年，爱尔兰发生了现代西欧国家当中最严重的饥荒。这几年，爱尔兰丧失了整整四分之一的人口。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或者饥荒带来的疾病；还有一百万人移民去了外国，这是他们活下来的唯一手段。在西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例如梅奥郡，将近30%人口死于非命。此时，查尔斯·屈维廉正在财政部工作，直接的救济行动就是由他负责；但屈维廉却相信，爱尔兰的灾祸是上天带来的，要用痛苦的方式，让居民将来过上更好的日子。这种想法，主观上并非出于恶意，也不属于故作多情。屈维廉冷酷地下了结论：爱尔兰饥荒完全是“上帝对懒惰、不自立的民族下的判决；上帝给爱尔兰降灾，让它受到教训的时候，灾祸不应该由我们缓和得太多。自私而懒惰的人，一定要吸取教训，这样整个爱尔兰才能出现全新的兴旺面貌”。《泰晤士报》的观点更加残忍，坚持说，饥荒是一种伪装起来的赐福。他们主张：人类的力量和智慧都已经无法帮助爱尔兰摆脱贫困和依赖他人的恶性循环，因此全能全知的上天就送来了一种“自然的限制措施”。报纸就像古希腊先知一般鼓吹：“社会总是从灾难当中重建起来的！”

尽管印度和爱尔兰远隔千山万水，但在维多利亚人的思维和作品当中，这两个地方却紧密相连。他们提到“人口过剩”和“生产不足”的棘手问题时，就会把印度跟爱尔兰相提并论。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曾在东印度公司的学院——黑利伯瑞学院任教，查尔斯·屈维廉是他的得意门生。屈维廉一辈子坚持马尔萨斯的教条理论，对印度和爱尔兰的饥荒，都采取了十分无情的立场。马尔萨斯有一个弟子，名叫威廉·托马斯·桑顿（William Thomas Thornton）。1846年，桑顿出版了《人口过剩与救济方法》（Over-Population and its Remedies）。此时，爱尔兰的巨大灾难正在变得非常明显。而桑顿主张，灾难是因为人口太多，为了减灾，应当减少人口密度，方法有二：一是自愿节育；二是向海外移民。他的主张对当时的社会辩论产生了直接影响。还有一些反对马尔萨斯主义，或者非马尔萨斯主义的自由派，他们抨击英国政府，说政府容忍“在外地主”（absentee landlords）的各种胡作非为，这些地主拼命想要从最广大的贫农土地上搜刮租金，攫取最后一个铜板。这些自由派也习惯于将印度和爱尔兰放在同一范畴谈论。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1846—1848年写了一系列文章论述爱尔兰土地问题。其中一篇文章断言：“那些对印度有些了解的英国人，其实也就是那些最了解爱尔兰的人。”印度中部各省的地区委员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也写了一本关于爱尔兰的书。这本书最终激励威廉·格莱斯顿在19世纪70年代着手处理了极为困难的土地改革问题。在格莱斯顿看到的所有文献当中，这本书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坎贝尔写道：爱尔兰梅奥郡或者科克郡的贫困和动荡报告，“每一个字都可以视为印度某省的行政长官的报告”。

密尔认为，印度和爱尔兰主要的不同在于，印度从事德政改革的官员们，并不一定需要担心政治，也没有因为几百年前的外族征服、定居运动而继承祖先的邪恶。当然，密尔会这么想，主要是因为他自己对印度的情况缺乏了解。他认为，一个温和而博学的政治家，可以在比哈尔邦（Bihar）和古吉拉特邦推行耕作条件的改善运动，而这种运动也一定会发生。确实，在达尔豪西勋爵治下，密尔认为，改善运动真正发生了——也就是恒河运河的修建。

有人认为，那些对爱尔兰土豆饥荒富有管理责任的人——上至两位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和约翰·拉塞尔勋爵，下至英国商务部大臣、财政大臣，以及屈维廉这样的财政部官员，他们的任何决策，都必须仔细考虑会产生的政治影响。这种情况，当然是真实的。然而，另外一种情况也同样真实：大多数政治家、公务员，都受到一系列道德信念的制约，让他们相信，自己不管做出什么，结果都会被一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者的神秘意志左右，这位学者就是上帝。因此他们觉得，用《泰晤士报》的话说，上帝不想让“凯尔特人”继续当“吃土豆的人”了。他们觉得，上帝想要让爱尔兰那些软弱的“在外地主”为他们先前一直保持的邪恶体制而负起责任。他们觉得，上帝想要让西部爱尔兰大片土地减少人口，让爱尔兰人大批移民国外。然而，也还有另外一些人主张，这些灾难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或者至少被人为加剧了。这种“人祸”说，是否是异端邪说呢？这些“异教徒”之一，就是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爵士，他负责处理了最早的饥荒。1846年2月，皮尔爵士在下议院发表演说，呼吁废除《谷物法》。该法案限制进口多种美国谷物，包括玉米。演说的最后，皮尔建议各位议员：

你们如果再要劝告一个受苦的民族，在贫困状态下保持勇气；你们如果再要告诉他们，饥荒是全能而慈悲的上帝降下的惩罚，是为了某种神秘而公正仁义的目的采取的措施——你们对受苦的臣民这样说的时候，愿上帝能让你们凭着今晚的决定，为自己准备好将来的思考带来的安慰。你们要思考的就是：这样的灾难，的确是上帝的措施；的确不是因为人类的法律而发生，也没有因为人类的法律而恶化；这法律，恰恰在食物供应缺乏的时候，采取了限制食物的措施！

那么，究竟什么措施才能让爱尔兰人的痛苦减轻一些呢？这样的措施是否存在？比如，人们是否能事先预测这场灾难的规模？19世纪下半叶，有一批学者著书立说，讨论他们认为的预示灾难的征兆；灾难发生在大英帝国另一属地——印度。征兆主要包括：气象周期（了解得还不是很透彻）；物价指标，这是短缺的早期警告信号；还有对谷物储备耗尽情况的评估。他们尽管已经累积了大量经验，依然没有成功预报。所以，尽管19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出现了马铃薯歉收现象，这些早期的危机却依然不可能让中央或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应对1845年即将发生的一切。美国的作物遭遇了“致病疫霉”（Phytophthoera infestans）的真菌感染，于是，这种疾病有了一个可怕的绰号——美国马铃薯虎烈拉（the American potato cholera）。这种疾病的现代名称是“马铃薯晚疫病”。病变首先在叶子背面发生，最后将马铃薯变成黑紫色的糊状物。这种疾病，欧洲人确实从来没有见过。比利时、尼德兰，还有爱尔兰，是疾病首先侵害的欧洲国家。直到这个时候，人们（尤其是很多受邀发表意见的植物专家）还认为这种枯萎不是病因，而只是一种症状；他们以为真正的病因只是天气的异常寒冷加上大雨持续了一段时间。1845年，作物减产只有四分之一了。都柏林的官员们极力避免成为“杞人忧天”的人，于是轻描淡写地把这种短缺称为“一种缺陷”。乐观的估计是这样的：只要天气转好，收成就能恢复相对正常。实际上，1846年夏天也确实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温暖而干燥。结果，人们先是误解了晚疫病，后来又雪上加霜，提出了错误的指导意见。尽管自耕农担心，来年可能没有足够的马铃薯做种，但官员们还是命令他们（或者至少没有阻止他们）只管挖掉块茎腐烂的部分，把剩下来的部分留起来，第二年再下种。微小的孢子安然越冬，藏在被感染的块茎里，播种到了地下。于是注定了第二年的毁灭。

先前，哪怕遇上好年景，爱尔兰的居民也有很大一部分挣扎在饥饿边缘。18世纪中期，爱尔兰有260万这样的居民；到1845年，变成了850万。其中三分之二靠着土地吃饭，绝大多数人占有的土地面积实在太少，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作“农场”。爱尔兰的经济，传统上以牧业为主，北部和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此时依然生产奶制品，出口到英国本土。然而，英国本土的工业化让农产品需求剧增，于是，爱尔兰就开始大量出口谷物，特别是燕麦和大麦。那些拥有资本，又拥有肥沃土地的农场主，就抓住了机会，发达起来。然而，爱尔兰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口增速最快，这里的地主（经常是“在外地主”）就充分利用人多地少的不平衡局面，提高租金，压低薪水。到19世纪40年代，农民收入与耕地都严重减少，从而造成了大量半贫困状态的人口。当地共有135 000块土地面积小于1英亩；770 000块土地面积小于10英亩。爱尔兰的土地肥沃湿润，唯一能保证最高产量的作物就是马铃薯。每个爱尔兰人，不论男女，每天都要吃掉10~12磅马铃薯。而且，马铃薯几乎是爱尔兰人唯一的食物，如果幸运，才能喝到一点牛奶补充蛋白质；如果靠海，还能吃到一点鱼或者巨藻。

皮尔政府中有些官员，早在1845年年末，就认为自己发现了某些农作物病害的征兆，类似埃及的遭遇。1845年10月，海军部大臣詹姆士·格拉汉姆爵士（Sir James Graham）写信给首相说：“看到上帝如何让各国的骄傲化为乌有，是非常悲惨的事情……上帝的天军，就是导致溃疡的病原体，还有蝗虫；上帝一声令下，一种作物染了疾病，我们就看到一个国家垮了下来，伸出双手，讨要面包。”到12月，马铃薯和其他食物的价格翻了一番。皮尔当初1841年重新当上首相，是有人想让他采取措施，保留《谷物法》；但皮尔的态度却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如今，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利用爱尔兰危机来说服国会（特别是他自己所在的托利党）废除《谷物法》。皮尔秘密购买了价值10万英镑的美国玉米，派人碾碎，按照成本价运输到爱尔兰全国各个地方委员会管理的特别仓库。皮尔计划，这些储备粮，如果情况好，可以稳定价格；如果情况坏，也可以充当穷人的救命粮。此外，皮尔还期待着一个次要的成果：玉米糊可以改变爱尔兰人的饮食结构，让他们不至于太过依赖马铃薯。爱尔兰人一开始不习惯玉米糊，又害怕又怀疑，给这东西起了个外号：“皮尔的硫黄”（Peel’s brimstone）。

爱尔兰大饥荒，1845—1849年

到1846年8月，第二茬庄稼也染了瘟疫。显然，爱尔兰已经深陷饥荒了。有一位著名人士——西奥博尔德·马修牧师（Reverend Theobald Mathew），目睹了惨状，写信给屈维廉请求更多的直接免费援助：“上个月27日，我从科克到都柏林去，一路上看到的尽是这毁灭的作物，在丰年中蓬勃生长。本月3日，我踏上归途，立即悲哀地看到了一片腐烂植被覆盖的荒原。很多地方都有可怜人，坐在腐朽菜园旁边的篱笆上，绞着双手，为了这毁灭了口粮的灾难而失声痛哭。”

皮尔的政治方向受到自己的托利党反对，却被辉格党大力支持。终于在1846年6月，皮尔成功废除了《谷物法》，几天后辞职。然而，新上台的辉格党政府，以约翰·拉塞尔勋爵为首，却对迅速增长的灾难无动于衷。有几年时间，拉塞尔实际上对爱尔兰地主的残酷剥削行为，采取了最激烈的批判态度。然而，正是因为他那样憎恨爱尔兰地主，才非常不愿动用伦敦的国家援助手段。他认为，一旦援助爱尔兰，就会让爱尔兰的地主免除责任，逃脱因自己的自私、贪婪带来的后果。如果上帝果真要鞭笞这些地主（当然，假定爱尔兰的富人不会让自己的同胞饿死），他拉塞尔又算什么，岂能阻挡上帝的手呢？这么想、这么发言的人，除了首相拉塞尔自己，还有他手下的财政大臣查尔斯·伍德爵士（Sir Charles Wood）。而且，这种论调，在查尔斯·屈维廉听来无异于动听的音乐。屈维廉一直怀疑皮尔太软弱；屈维廉还用尽一切机会反对任何人干预谷物市场的“自然”商业操作。屈维廉相信，政府的职责，绝不是出手干预全面收购谷物。只要价格适当（而且肯定适当），私人商业就自然会把谷物送到最需要的市场去。如果有谁出于一种错误的善意而操纵这些市场，那就是对上帝的自然经济秩序的放肆干涉！比如，要制止燕麦出口，是想都不能想的。[7]一次，赈灾委员会主席伦道夫·劳斯（Randolph Routh）写信给屈维廉说：“我知道有人严肃而强烈地反对干预这些出口行为，但这样是一种最大的罪恶。”屈维廉回信说：“我们恳请您不要以任何方式来支持禁止出口的想法。这样的措施，会引发严重的失望与不安，乃至无法产生任何正面结果，就连马上的正面结果也不会有……一定会有间接而永久的好处，在爱尔兰产生，使它告别短缺……爱尔兰能够发生的一切进步当中，最大的进步，就是爱尔兰人民能够学会自力更生，开发自己国家的资源。”

然而，在等待这个奇迹发生的时候，民众却越来越活不下去了。原先，皮特政府开始了一种贫民习艺所之外的救济措施，简称户外救济（outdoor relief）。现在面对爱尔兰民众的强烈不满，拉塞尔也继续了这种户外救济措施，但却采用修建公共设施的方式，来“考验人们的品质”。劳动的酬金（平均一天9便士）严格按照劳动量发放，而且劳动强度也故意设定得极高，好筛选掉懒汉。因为公共建设工程委员会主席哈里·大卫·琼斯（Harry David Jones）曾写报告给屈维廉说：“我相信大家都认为，政府尽量多地利用劳力，是一种公平的机制。”工人必须挖掘并砸碎大量岩石，累得精疲力竭，才能获得一点少得可怜的报酬。克莱尔郡（County Clare）伯仁高原（High Burren）的工地上，监工用一个黄铜环来鉴定工人是否把石头砸得足够碎，只有符合标准，才能领到一小时3便士的报酬。而且，这些修筑的公路，似乎并不能通往什么真正的地方。克莱尔郡有一个亨利·奥布莱恩上尉（Captain Henry O’Brien），写信报告：“工人确实是为了薪水而工作，然而他们看得很清楚，自己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价值，于是就说，自己的心思不在工作上了。”

这些招工的团体，尽管非常残忍，却是走投无路者的唯一活路。伦敦政府接到一个坏消息：爱尔兰赈灾部门先前一直拒绝妇女儿童来工作，而现在却感觉，乞求工作的妇女儿童越来越多，再也不能拒绝他们了。1846年的冬天格外严酷。12月，招工团体的雇工已经有441 000人之多；1847年3月，又增加到了714 000人。灾情最严重的爱尔兰西部各郡，例如克莱尔郡，全部人口的20%以上都凭着此类重体力劳动勉强糊口。至于劳动的艰辛是否让一些人死于非命，在灾难的记录者眼里看来，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脚注而已。

此时，还有一些更加令人发指的惨景，被英国报纸报道了出来。1846年10月到1847年1月，有一所济贫院里的住客死了266人。报纸不仅报道了死者和濒死者，还发表了死者的验尸报告。死者在生前吃过各种烂菜叶来延缓死亡，这种菜叶平时只会当成垃圾处理。1847年1月，都柏林的《国家报》（The Nation）重印了梅奥宪法报的一份验尸报告，说：“格列尼达（Gleneadagh）一小块农田中有一个羊圈，一名妇女布里奇特·乔伊斯（Bridget Joyce）和四名儿童就死在这里……显然，死者与家人已经贫困到了极点，其中一名儿童只有一滴水、一点雪，来润湿临死的母亲嘴唇。尸体在那里躺了八天，才有人设法弄来几块板子，做成一个棺材，因为本地给了结论——饥饿致死。”

有很多小女孩卖掉头发，来救自己一命。多内加尔郡的母亲走上数英里路，卖掉一点羊毛，才能买上一点食物给家人糊口；尽管那些灾民最喜欢抢劫的目标，就是带着食物的女人。田芥菜，一种野生的卷心菜，几乎成了灾民的一类主食，家家户户走到种着田芥菜的水田里去，把嫩菜叶撕下来，带回家里煮。然而还是不够。死人太多，公共墓地都填满了；有些家庭死了人也不敢报告，这样他们收到的救济就不会减少。而且，乡村牧师也大量饿死，导致新生婴儿经常在临死前无法接受洗礼，因而无法埋到那些被祝圣的墓地中。有人看到，不少母亲背着死孩子，走到很远的墓地去埋掉。在大西洋岸边的康尼马拉（Connemara），似乎是由父亲背着死孩子来到海边，来到大海、陆地，天空的古老边界线上，挖出浅浅的坟墓，摆一块粗糙的石头当作标记，这石头是从悬崖上凿下来的。于是出现了很多风吹雨打、长满青苔的石头，三四十块摆成一个圆圈，石头灰色的锯齿边缘，指向各个方向，立在咆哮的拍岸浪涛旁边。这些圆圈就形成了爱尔兰有史以来最哀伤的小坟墓。

屈维廉虽然还是相信，这一切都是带着伪装的好事，但毕竟害怕舆论的反应，这才全面启动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慈善业的机器。当时不仅爱尔兰，苏格兰也发生了土豆饥荒。于是，1847年1月，成立了“爱尔兰及苏格兰严重灾害赈灾协会”女王捐出了第一笔款——1 000英镑；后来，协会创始人斯蒂芬·斯普林–赖斯（Stephen Spring-Rice）勇敢地邀请女王继续捐助，女王又捐了1 000英镑，一共捐了2 000英镑。巴林家族（Barings）、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s）、伦敦主教、达尔豪斯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威廉·格莱斯顿，甚至连奥斯曼帝国素丹（Ottoman Sultan）也凑了钱，基金总额达到了470 000英镑。屈维廉、皮尔、财政大臣查尔斯·伍德爵士都慷慨地捐了钱，基金用来在各地设立施粥棚。

维多利亚的慈善事业尽管蓬勃开展，但辉格党政府对赈灾的态度，却可以说更加严厉了。来参加筑路、港口工作的人实在太多，让原先“以工代赈”的虚伪借口再也不能持续了，这就让屈维廉和查尔斯·伍德爵士都为自己的行动感到十分忧虑。大批居民前来工地，形成流动人口，屈维廉等人也认为，这种情况让农村人口锐减。这是非常不祥的事。于是他们决定关闭了工地，取而代之的是慈善业支持的施粥棚。这项事业是贵格会教徒们发起的，也符合他们的一贯风格。根据1838年的《爱尔兰济贫法》（Irish Poor Law），建立了130家济贫院。当然，人们面临的选择，不是饿死，就是进入济贫院，忍受监狱一般的生活（济贫院里的劳工要穿号衣，跟家人分开，吃牢饭）。因此济贫院也跟先前的工地一样人满为患了。面对这种情况，都柏林的托利党议员威廉·格里高利（William Gregory）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规定只有土地拥有量在四分之一英亩或以下的贫农，才可以进入济贫院。格里高利修正案在现实中引发了悲剧的一个全新阶段，而且是一个极为残忍的阶段。即使最穷的贫农，绝大多数也需要多于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地，才能给家人建起最原始的石头屋子，得到足以糊口的食物。现在，这些穷人既没有马铃薯，也没有钱，不得不把土地让给地主，换取济贫院的准入资格，否则就只能原地不动，活活饿死，还极有可能因为交不起租金而遭到强制驱逐。他们一点选择也没有。

这种情况，正是屈维廉盼望的“社会革命”的形态：最贫困的小农自愿，或者被迫来到港口或济贫院。不论自愿还是被迫，这种变化都能使得绝大多数经济上不可能成功的小块耕地，转化为佃耕农场；至少在屈维廉看来，佃耕农场将会拥有光明的未来。当然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却是分娩的阵痛；产生的将会是一个爱尔兰自耕农的阶层。

查尔斯·屈维廉，以及伍德、拉塞尔等大多数政府官员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认为，这一次剧烈的社会动荡，给所有人都带来了教训。自私的地主们原先以为，英国财政部会采取措施，从地主多年的无知和剥削行径中拯救他们；而现在英国政府却告知——地主要自己负责济贫院的救济费用。这是为了让地主“自立”；就好比济贫院里度过的一段时间，好比坐客轮统舱前往新西兰，好比没了土地的劳工为新的“自耕农”工作；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贫农放弃旧日的私酒生意和土豆，参与经济变革。但实际发生的却几乎是一场动物般的生存竞争，最弱的最先失败。地主们向政府高呼救命，却徒劳无功。1847年年底，济贫院劳工已经达到10万人。这些地主不光确实要被迫承担济贫院的费用，他们还必须确保贫农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就不再回来。于是地主们采取行动，拆毁了很多农舍，砸毁了房子的屋顶。直到今天，克莱尔郡、梅奥郡、戈耳韦郡还散布着一些这样的废墟。1849年，克莱尔郡的基尔拉什（Kirush），有1 200名居民亲眼看着自己的住处在短短两周时间里被强拆了。这些人很多还患有霍乱。梅奥郡的艾瑞斯（Erris）镇，有一位贵格教派活动家，名叫詹姆士·哈克·杜克（James Hack Tuke）。他看到警察在士兵的配合下，将家具碎片和厨房的坛坛罐罐从民居里面往外扔。他写道：

佃农们的茅舍，是他们的先祖修建起来的，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代又一代；如今，面对警察的刺刀，他们愤怒地争辩起来。他们很清楚，一旦茅舍被强拆，就只好住到最近的水沟里去，日晒雨淋。妻子与孩子当中，有些人注定要死掉……六七百人被赶走了，男女老少，母亲和婴儿都被赶走了，完全没有谋生的活路！有几户跟当局关系比较好的人家，当局允许他们暂时住下去，条件是他们答应自愿离开……当晚的餐会上，有位客人告诉我，地主夸口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田地，第一次走访佃农。

最顽固的幸存者们，在农舍的废墟上建起了一种名为“scalpeen”的棚子，蹲在一堆破烂当中。这个词来自盖尔语的“scailp”，意思是窝棚。

而那些被迫放弃土地，来到济贫院的人，也没有得救的保证。大部分爱尔兰人都对济贫院冷眼旁观，表示厌恶。不论这些贫民看起来怎样穷困饥饿，一旦家庭的主要劳力，即所谓“挣面包的人”被证实一天收入达到9便士（完全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则他的妻子与孩子也可能无法进入济贫院。这倒有可能是一个恩典，因为济贫院人满为患，是霍乱、伤寒、肺结核的温床。济贫院的食物一般是汤或者爱尔兰麦片粥，作为“户外救济”而供应。然而，前来领取的贫民却经常不得不拖着营养不良的身体长途跋涉，从而经常只能得到美国玉米面；就连这种玉米面也会断供。

有一段时间，无情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竟然让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都听得厌烦了。到了1848—1849年，这些地方就开始流行一种“怜悯疲劳症”。尽管爱尔兰的赈灾负担，大部分是爱尔兰人自己承担了，但英格兰报纸还是怨气冲天，抱怨说，不得不为那些爱尔兰佬（Paddies）的绝望状态而埋单。爱尔兰人在这些报纸上，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半人半猿的、狡猾而不可救药的败家子，而且非常危险，富有革命性，他们乞求资金是为了购买武器，而非食物。1846年12月，《笨拙》杂志发表的一幅有代表性的漫画，画了一个爱尔兰人，向“约翰牛”（英国人代称）乞讨一点钱，说：“大人，求您给我一点零钱，让一个可怜的爱尔兰小伙子买一点……散弹枪吧！”约翰牛不为所动。

灾民还有最后一个逃离绝望的选择：移民。1845—1851年，将近150万爱尔兰人移民去了海外。1846年，有10万人离开，特别是爱尔兰西部、西南部各郡；1847年，20万人离开；而在1851年，饥荒已经过去之后，还有25万人一走了之，再也不回来了。至少30万人去了英国本土，不是聚集在利物浦这样的港口城市，就是聚集在伯明翰、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中心。这些地方，他们最容易找到工作；而且，1851年的一次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移民在英格兰找到了熟练工的工作。有些地主发现移民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从而下大力气，送人出去。典型的例子如罗斯科门郡（County Roscommon）斯特罗克镇（Strokestown）的梅杰·丹尼斯·马洪（Major Denis Mahon），花费4 000英镑，让1 000名佃农坐船去了加拿大。他们是坐统舱去的，这次旅程当然没有假日游轮那么惬意，条件非常恶劣，乃至这些客船得了个外号“棺材船”。马洪送出去的移民，还没到加拿大，就有四分之一在船上病死了。最后，1847年，有个佃农将马洪暗杀了。爱尔兰赈灾委员会有一位政府指定的领导——蒙蒂格尔勋爵（Lord Monteagle）。勋爵有一位侄子，就是年轻的爱尔兰诗人奥布里·德尔威（Aubrey de Vere）。他为了亲眼观察爱尔兰移民的贫苦境况，自己坐统舱去了加拿大。他写道，船上几乎完全没有卫生条件，水和床铺都很污浊，食物“质量很差，而且总是半生不熟……淡水做饭都很困难，无法洗澡；很多船上，肮脏的床铺，染上了一切令人可憎的污物，却从来没有制度，要求把床单拿到甲板上晾晒。”在爱尔兰新教贵族看来，还有一件更糟糕的事：船上没有祈祷仪式；而且，船长自己就贩卖格罗格酒发财，因此也没有措施控制醉酒或“凶恶的堕落行为”。移民们到了目的地，进了收容站，例如魁北克圣劳伦斯河下游的格罗斯岛收容站。这里又马上开始了很久的隔离检疫期。检疫本来是为了避免乘客造成新的死亡，结果却恰恰造成了新的大批死亡。

当然，经历这一切磨难而幸存的人们，无论旅途的长短，都没有忘记磨难。有一位律师兼记者，名叫约翰·米歇尔，他并非自愿移民。1848年5月，米歇尔因为在《团结爱尔兰人报》上发表煽动性评论而被判处14年流放，流放地是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4年之后，米歇尔设法逃跑，来到了美国，变成了爱尔兰大饥荒回忆书写者当中最激进、最愤慨的一员。他坚持说，这场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来自英国的人祸。他说，全欧洲都有歉收，荷兰死了几百万人（这是夸张，实际上只死了几千人），但只有爱尔兰才有饥荒。“上帝确实送来了马铃薯的歉收，但英国人却制造了饥荒……150万男人、女人、孩子，被英国政府小心翼翼、蓄谋已久、无声无息地杀害了。他们在自己创造的丰富物资当中饿死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特别是美国，饥荒的真实悲剧，通过记忆的神秘转换，变成了一次爱尔兰版的“出埃及记”（Irish Exodus），铭刻了瘟疫、哀伤、家园的毁灭。悲剧还在继续：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各个城市，如波士顿、纽约、纽约州的波基普西（Poughkeepsie），都受到了排斥。他们遭受了“原住民”——扬基佬[8]精英的疏离和剥削，工作岗位也都是薪水最低、危险性最高的。这种情况，让爱尔兰人聚居的贫民区，有了更强的凝聚力；而且让他们有了一种类似原始部落的决心，要“为斯基伯林复仇”[9]。

在他们炮轰的残忍而无情的英国人中间，有一个人被妖魔化得最厉害，那就是查尔斯·屈维廉。爱尔兰作家说，屈维廉是罪魁祸首，引发了这场不为人知又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米歇尔作品的基调，把屈维廉描绘成了爱尔兰未来的毁灭者，不论有意无意：“我见到屈维廉鲜红的魔爪，插入了那些孩子的心脏；他的官样文章，将孩子们驱向了死亡。”这种对屈维廉的愤怒声讨，持续了一代又一代，最有名的作品是塞西尔·伍德汉–史密斯（Cecil Woodham-Smith）的纪实《大饥荒》（The Great Hunger，1962），书中几乎是在控诉英国政府有意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屈维廉和一些政府官员确实存在偏见，认为爱尔兰必须经历巨大痛苦，才会向现代化转型，为此做出了悲观而偏重道德解释的结论；然而，面对饥荒的痛苦，他们却一点也没有喜悦。不过，这种冷眼旁观也可能过了头，变成了强烈的反感，将实际的悲剧看作一场通俗闹剧。有一个流行的谚语：不要把洗澡水跟孩子一起泼出去，而英国政府在倒掉不良的民族主义政策的同时，也似乎确实把那些惨死的孩子倒掉了。死去的孩子们并非编造的故事。有可能，屈维廉和英国政府既想脱罪，也想迫害。因为，倘若屈维廉并未想故意杀掉、除掉大批爱尔兰人，他也没有因为这些爱尔兰人的消失而痛苦万分。如果屈维廉可以免除“恶意企图”的罪名，那至少可以判处他“愚昧迟钝”（obtuseness）的罪名。屈维廉既有着荒唐的信心、盲目相信上帝的意志，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懒惰”而“不自立”的爱尔兰人，必须经过痛苦，才能学会自立。有了这荒唐的信心和偏见，愚昧迟钝就在实际上产生了致命的结果。

而且，英国也并非所有人都是屈维廉这样高高挂起的姿态。罗伯特·皮尔爵士也同屈维廉一样，是坚定的自由贸易支持者，然而在危机面前，皮尔愿意把教条放到一边。之前提到，皮尔秘密购买了价值10万英镑的美国玉米运到爱尔兰，毫无疑问，这些玉米在1846年救了很多人。等到屈维廉和拉塞尔发现还需要增加进口，已经太迟了。屈维廉坚持盲目的乐观主义，认为爱尔兰通过收取社会转型的“自然”利益，长此以往，就会贴近英国。然而，很多人的结论却正好相反，认为这一措施会撕开联盟的伤口，而且会让联盟流血至死。《泰晤士报》一名记者写道，无论发生了什么，一代又一代的爱尔兰人都会记得：“在可怕的痛苦中，面对上天降下的临时的灾难，他们只有放弃财产，才能得到救济。英国还制定了驱逐爱尔兰人的法律，给制裁他们、从法律上消灭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尽管我们高兴地断定，这些政党没有任何恶意，但他们（英国政府）却理性、安静而极为无知地犯下了极大的失误，不可收拾的大错；从法律的角度上说，比有意犯罪还要严重。”

屈维廉本人，则是要么完全不知这种公愤，要么置之不理，认为自己坚持那种“非情绪化的经济现实主义”是正确的，而坚持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反对和憎恶。这种情况，就好比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校长，虽然校长会鞭笞学生，却是为了学生好；校长辞职的时候，学生也会带着爱恨交织的心情记住他。屈维廉因为赈灾工作出色而被加冕为骑士，声望在英格兰达到了顶峰。19世纪50年代，屈维廉的大舅哥麦考利正在发起英格兰议会自由化的壮阔旅程，与此同时，屈维廉的职务，只是一个财政部的助理常务次官，但他却成了帝国命运的象征，帝国“无形之手”最有力、最权威的人物。屈维廉和斯塔福德·诺斯科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调查了英国的文官队伍（Civil Service）。后来，他们在1854年发表了《诺斯科特–屈维廉的报告》（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将英国政府从“贵族资助（aristocratic patronage）的牧场”变成了真正的“精英领导体制”（meritocracy）。当然，这种变革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大英帝国需要的最优秀的殖民地总督，也将通过专业技能的考试来选拔，而不是通过家族关系，或者土地、财富的势力来选拔。

19世纪50年代，屈维廉还决定，这种纯洁化的新型政府，需要新的办公场所，各部门集中化，但空间会更加宽敞。他设想的，不只是更大的办公室，而是一座“政府之城”。这样做要花费巨额资金，而英国财政大臣十分吝啬，就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为了克服障碍，屈维廉辩解说，他的远景规划其实性价比很高：把临近的各部门连接起来，就省去了相互来往的出租马车费用。然而，他真正的意图却很明显，就是为了大英帝国服务。1856年，屈维廉发表意见：

我们有一项重要的国家使命要完成……这座城市（将来的政府之城），不仅是艺术和雄辩学的母亲，还是各个国家的母亲；我们让帝国的人口充满两个大陆——亚洲和非洲……我们还要把两个大陆的大量人口组织在一起，让他们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变得文明起来；而这些国家的居民，来到（伦敦）大都会的时候，他们应当看到一些符合大都会古老声望的东西。我认为，我所勾画的这幅蓝图……会把应得的荣誉，献给我们致力实现的各种合法权利，献给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传遍世界的、那种有组织的自由。

在委员会的说明中，仅仅外交大臣一人，就应该有一套接待室，一共五个房间，能同时接待1 500名来访者；此外，大臣还应该拥有容纳50人的国宴厅，一座宽敞的图书馆。这样的设施已经不亚于帝国宫殿的设施了。

伦敦世博会的水晶宫，就体现了帝国科技和财政的力量；之前提到的建筑师查尔斯·巴里和奥古斯都·普金建造的国会大楼将要完工，使用新哥特主义的建筑风格，代表了英国“古老宪法”的延续。如今，英国的白厅街道上，一组威风凛凛的建筑耸立着，选址故意接近威斯敏斯特宫，中心是新建的外交部；这组新楼，将会使得“工业、自由、贤明政治”这三驾马车功德圆满。1857年5月，为了预先消除舆论对“铺张浪费”的指责，政府还采取了聪明的公关措施，专门举办了一次设计展，展出了218套建筑设计图，共有2 000张图纸。展出的地方，特别选在威斯敏斯特大厅，这地方一般是国王发表讲话，或者遗体接受瞻仰的地方。

5月5日，就在设计展的同一个星期，印度德里的一个文官写信给伦敦的联络人：“像往常一样，没有什么新闻。一切都安静、无趣。我们当然觉得天气很好，这个季节的天气太棒了。一早一晚十分凉爽，令人惬意……天花板上的蒲葵扇也基本用不到。”六天之后，第54孟加拉步兵团军官们血肉模糊的尸体，就被扔到了克什米尔门（Kashmir Gate）前面的一辆牛车上。当地学校的老师们，在教室里被杀害了。德里公报的主编，在校样旁边死掉了；他的妻子、母亲、孩子一同毙命。德里银行经理贝雷斯福德（Beresford）先生，也在钱柜旁边跟家人一起被害。亚洲反抗欧洲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爆发了。

[1] 残忍功利主义（brutilitarian），brutal和utilitarian两个词的组合，对功利主义的讽刺。——译者注

[2] 从现代眼光看，只要有一起，都是极为丑恶的事情，但当时印度却认为完全正常，而且有些妇女还自愿殉葬。这可能掺杂了当时的传统观念。——译者注

[3] 萨吉（Thagi），常见拼写为Thuggee，印度的一种强盗。——译者注

[4] 迦梨（Kali），印度教的一种神灵，面貌十分凶恶。——译者注

[5] 这次饥荒的名字是1837—1838年阿格拉饥荒，原因可能是1837年夏季的季风未能带来足够降水而导致的干旱。——译者注

[6] 花境（flower border），指园林里一种用作边界线的花床。——译者注

[7] 当时英国控制爱尔兰粮食出口，绝大部分燕麦等谷物都必须提供给英国。——译者注

[8] 扬基佬（Yankee），英国人对美国人的蔑称。——译者注

[9] 为斯基伯林复仇（Revenge for Skibbereen），这是一首爱尔兰民歌，作者是爱尔兰科克郡斯基伯林镇的一位诗人。歌词的最后表达了复仇的意愿。——译者注

第六章

“好心”帝国的红利

1857年5月9日，印度德里东北部密鲁特（Meerut）。孟加拉部队第3轻骑兵团有85名印度土兵被押到练兵场上，接受公开的惩罚。他们的罪名是拒绝使用新的李–恩菲尔德步枪（Lee-Enfield rifle）子弹操练，因为他们听说这种子弹上涂了牛脂和猪油。牛脂是印度教徒的禁忌，猪油是穆斯林的禁忌。暗沉沉的天空下，这85名不服管束的土兵被人剥下制服，脱下军靴，上了脚镣。他们戴着叮当作响的脚镣，被押送前往军事监狱去服刑10年。有一名年轻的骑兵掌旗官名叫约翰·麦克纳布（John McNabb），他觉得刑罚实在过于严厉了：“这比死刑还要糟糕。他们再也不会跟妻子、家人团聚了，还有一位可怜的老人，已经在步兵团服役了40年，本来能够拿到养老金，现在他一切的辛苦却都白费了。”

第二天，第3团的骑兵，还有第11、第20本地步兵团的军人闯入监狱，把囚犯们救了出来。军人们放火烧毁了泥土垒成的军营，杀了50个英国军官、平民，包括妇女在内，还把电报线剪断了。叛乱的骑兵们连夜赶往德里，第二天早上到了德里，宣布莫卧儿帝国光复。当时号称“德里之王”的巴哈杜尔·沙（Bahadur Shah），帝国最后的苗裔，已经年过八旬。兵变一发生，老人就陷入了窘境。他深居简出，独自创作华丽的波斯语宫廷诗歌。特别是，他对帝国光复的最终结果，从来没有抱着什么幻想。然而，被愤怒的叛军逼迫，又被首领们一半难堪一半动人的热情感染，巴哈杜尔·沙毫无办法，只好听任起义军用了自己的名义。起义军发表了多个宣言，号召人们铲除“外国人”（feringhi）的统治：“全体人民，不论男女老少，男仆女仆，现在均已负有道德上的责任，挺身而出，将英国人置于死地……方式包括发射枪、卡宾枪、手枪……射箭，用砖头和石块砸死他们……和其他一切双手能找到的武器……土兵、贵族、店主，与所有市民均应同仇敌忾，同时对敌发起进攻……有人负责用计谋或蛮力将敌人分散，有人负责用棍棒猛击敌人，有人负责打敌人耳光，有人负责向敌人眼里扬尘土……”

早在起义的土兵冲到德里之前，第38孟加拉步兵团的罗伯特·泰特勒上尉，就知道祸事已经发生了。11日清早，军方下令，将巴勒克布尔兵变第一名领导者处以绞刑。命令向本地军人公开宣读，以儆效尤。然而，这种惩戒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罗伯特用生硬的口气向军队宣读命令，与此同时，他听见了队伍中的回应。一排排军人窃窃私语。罗伯特说得一口流利的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准确地说是印度斯坦语中的一类——乌尔都语Urdu），把这些话的意思听了个一清二楚。后来，罗伯特又看见一群一群的人站在太阳地里，就让他们到阴凉的地方避一避。当时的气温高达60摄氏度。这些人却站着不动，回答说：“我们喜欢晒太阳。”过了一会儿，罗伯特告诉妻子哈丽雅特：“哈丽雅特，我手下的人今天表现实在太差了。我宣读命令的时候，他们就嘿嘿地笑，还用脚在地上拖来拖去。这样明显就是他们在同情那个被判死刑的土兵。”哈丽雅特此时已经怀孕八个月了。没过多久，她丈夫就跑来跑去收集弹匣，预防最坏的情况；不时也忽然走进平房，看一眼妻子是否安全。哈丽雅特觉察了非常不祥的兆头。仆人们慌张地到处乱跑，还有人拼命赶着拉车的牛，拉着轻型野战加农炮，在大街上小跑向前。法官的妻子，哈钦森（Hutchinson）夫人，没有戴帽子，头发松松垮垮披在肩上，抱着一个孩子，脚夫抱着另一个孩子，向着加农炮行进的反方向匆匆忙忙走过去。这是怎么回事呢？哈丽雅特的女仆是法国人，名叫玛丽。玛丽一定是1848年在巴黎待过，她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夫人，这是革命！”有人命令妇女和儿童，赶紧到“旗杆塔”（Flagstaff Tower）去集合，这是德里一座类似城堡的塔楼。尽管罗伯特之前让她留在家里，她还是服从了新命令，去了旗杆塔，救了一家人的命。旗杆塔里面楼梯上，有一群打扮过于华丽的维多利亚妇女、孩子、女仆，或站或坐，一言不发，战战兢兢，裙衬都让汗水湿透了。因为哪怕在阴凉的地方，气温也高达38摄氏度。消息有如潮水一般涌进来：54团一名上校被自己的部下在克什米尔门用刺刀捅死。克什米尔门就在几百米之外。哈丽雅特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名叫弗兰克（Frank）。弗兰克问：“妈妈，那些不听话的土兵会杀我爸爸吗？会把我也杀了吗？”哈丽雅特后来写道：“他的眼睛特别蓝，是个很漂亮的孩子。我看着他雪白的小脖子，自言自语：‘可怜的孩子，这个小脖子很快就要被人割开，我却一点也没有办法救你！’这一瞬间非常怕人，但我还是鼓起勇气说：‘不会的，宝宝，别害怕。没人会伤害你，紧紧挨着妈妈！’”哈丽雅特又听说了更多坏消息：又有很多军官被害；有40名妇女儿童被人从避难所拉出来杀掉了；军火库被人炸毁，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德里全市，白色的烟云笼罩上空。全城都有人高呼：“统治全世界的君主必将得胜！”

罗伯特很熟悉土兵的语言，有了这个条件，或许能够说动一些同情他的土兵，护送家人从德里前往西北方向将近120英里的翁巴拉（Umballa），那里有一所大型兵站。罗伯特让土兵们跟他开诚布公，表明态度。有些人上来摸了他的前额，这是个好兆头。当晚月光很亮，行动十分危险。但他们还是冒险启程了，一开始跟另外一家人——加德纳一家（Gardners）挤在同一辆轻便马车上。加德纳的妻子也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后来，马车的车轮掉了下来，一行人又步行前进。哈丽雅特负着两个孩子，拖着自己沉重的身体，沿着公路、铁轨一路前行。哈丽雅特回忆说，她回头看着兵营那些火光熊熊的平房，“真是一个揪心的场面。我知道我们一切的贵重之物都已经永远失去了，那是金钱永远买不到的东西：一绺我死去的孩子的头发，很多手稿、油画，都是为了丈夫将来要出版的一本书；还有我自己的一切油画、图书、衣服”。众人终于来到翁巴拉，住在一辆牛车上，还要时刻提防9英寸长的黑蜈蚣，咬到什么人的腿；一旦咬上，哪怕用刀子把蜈蚣除掉，也会让血液中毒。众人的头脑里，都是血腥一片的场景。为了转移两岁的小女儿伊迪丝的注意力，哈丽雅特扎破了自己的脚，脚上一流血，小女儿就可以“扮护士”，用自己的手帕帮妈妈止血。等伤好了再扎破，让女儿接着玩耍。后来，哈丽雅特在牛车的稻草上生下了一个男孩。为了纪念这场灾难，泰特勒一家给这个孩子强加了一个名字：斯坦利·德里–福斯（Stanley Delhi-Force）。因为孩子生下来就患有痢疾，众人都觉得这孩子根本长不大，不会为自己这个奇怪的名字“德里”而感到羞愧（或者骄傲）。哈丽雅特连一家人是否能活下来都不抱什么希望，身边随时带着两大瓶鸦片酊，一旦情况变成最坏，就用来让自己跟孩子同归于尽。然而，斯坦利·德里–福斯竟然真的活下来了。而且，对一些忠于英军的兵士来说，这还是一个吉兆。兵士们告诉哈丽雅特：如果有孩子降生了，他就是军队的第一人，后面的援军马上就到。第二天，援军就抵达了翁巴拉。

德里、密鲁特叛军瞄准的最早的目标之一，就是当时刚刚发明的电报线路。叛军剪断了电报线，杀掉了电报员，作为起义的开始，不可谓不恰当。这不仅仅是一种精明的战术，还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象征叛军对西方各种礼物的排斥：西方的技术、西方的科学，西方“文明”的一揽子措施。当初，麦考利、屈维廉曾经如此坚信，这些措施，会将印度和英国联系在一起，让双方拥有紧密而互惠的帝国关系。无论在印度或英国，都有人反复指责印度人“忘恩负义，臭名远扬”。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给这个懒惰而落后的国家带来了无数赠礼，乍一看，印度人竟然还忘恩负义，真是太邪恶了。这些年，印度有了最早的铁路，引进了西方的医药，也有了平版印刷厂，有了用通俗语言出版的书报；此外，当时的历任总督，采取了全新的施政风格，其中以年轻的达尔豪西侯爵最为激进。总督们批评司法部门和政府“堕落”，“沉迷在懒惰和奢侈中”，对体制改革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在一种财产兼并行为发生之前，被兼并者也要受到这样的指责，已经成了例行公事。这种兼并行为的前提，就是所谓的“无嗣失权政策”，规定：若某贵族没有男性继承人，则其财产即可被他人兼并。然而，印度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本土的贵族们，若没有男性继承人，则可以收养后代来继承家产，而且传统实际上鼓励贵族这么做。本土的贵族承认英国的权威，是同英国人达成共识的。这样的继承传统受到了粗暴践踏，违反了双方的共识。印度拉贾斯坦东北部地区，有一个拉杰普特统治的马拉塔（Rajput Marathan，拉杰普特是印度军人阶级，马拉塔表示该地受马拉塔政府管辖）邦，名叫詹西土邦（Jhansi）。土邦主（rajah）1853年去世，没有孩子。按照规定，他的遗产将会受到兼并。土邦主的妻子，拉克希米·芭伊王妃（Rani Lakshmi Bhai）向达尔豪西总督以个人名义提出抗议，却被轻蔑地无视了。四年后，印度兵变，起义随之爆发。拉克希米·芭伊成了印度中部骑兵游击队最强悍的领袖之一。

遭到冷落的土邦主们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这些兼并，大部分是源于英国的战略和财政利益，而不是源于建设“更好的政府”的高尚情操。英国主持的一些大规模调查，例如“英属印度版图三角测量大工程”，其首要目的也是为了提供军事情报。铁路和干线公路的建设，不仅会打开印度市场，还会让军队部署更加方便快捷。

同时，英国人发起的新的传教工作，也带来了新的麻烦。达尔豪西总督任期是1848—1856年。其间，因为他对传教过于自信，印度新建的平版印刷厂、印刷的传教书籍达到了空前的数目。英国在饥荒中制定了一项政策，规定英国人可以收养来自穆斯林、印度教家庭的孤儿，把他们培养成基督徒。印度本来就怀疑英国要发起一场新的改宗运动。不论这种怀疑是否被媒体夸大了，这一政策，都加深了原本的怀疑。锡达普尔（Sitapur）有一个平民，不幸被人们称作“基督徒先生”（Mr Christian）。兵变一爆发，他就首当其冲，跟妻子一同被枪杀了。这绝不是巧合。阿瓦德地区有一个领袖，是伊斯兰教女王，名叫哈兹拉特·马哈尔（Hazrat Mahal）。1858年12月，马哈尔为了鼓动叛乱者反对英国，宣称这场起义首先应该是一场伊斯兰吉哈德（jihad），即圣战，并列出了这个主张的一切理由。她说，英国人不光在子弹上涂了猪油牛脂，侮辱了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土兵，还有意让印度人在执行特定任务的时候，同欧洲人一起吃饭，这样就抹杀了印度人的种姓。她还说，英国人傲慢无礼地毁坏了神庙和清真寺，借口是需要拓宽公路；英国人准许基督教牧师走上大街，走进小巷、集市去传教；还建起了英国学校，让印度教和穆斯林儿童偏离信仰的正路。

1858年，德里的土邦主费罗兹·沙（Feroze Shah）为了给起义辩护，也发表了一系列宣言警告公众，说英国人要在产妇生产时，禁止印度传统医生在场，规定必须有西医参与；说英国人要规定婚礼必须有基督教牧师见证才算合法；说英国人要烧掉穆斯林和印度教的经书。这一个长长的指控列表当然纯属虚构，然而，近年来印度传教士的活动确实增多了，基督教文献也更普及了，对印度古代医药著作《阿育吠陀》为代表的传统医学，也开始了系统的嘲讽和贬低。这么一来，费罗兹·沙的指控也就显得真实可信了。此外，西方人在印度推广天花疫苗——牛痘，这是18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发明的。而印度医生却回答说，早在琴纳出生以前，他们自己就在农村的穷人中间普及了牛痘药签。他们说得没错。

印度的通俗文献，将起义的吉哈德性质说得不容置疑。伊斯兰有一种保守教派，名叫瓦哈比（Wahabi），掀起了一种宗教复兴运动，在19世纪中期多个地区流行，从非洲苏丹西部到印度北部。文献认为，这次起义也是宗教复兴运动的一部分。早在1856年11月，一位大毛拉（Maulvi，伊斯兰律法教师），名叫阿赫马杜拉·沙（Ahmadullah Shah）的，就在勒克瑙（Lucknow）到处宣传吉哈德。因为他的轿子前面有一面大鼓，得了个外号达乌卡·沙（Dauka shah），意思是“带着鼓的大毛拉”。这个圣人坐着轿在街上走，有一千名弟子唱着圣歌前呼后拥，有些人还吞下了燃烧的炭块。[1]与此同时，圣战的信息传遍了成千上万的人。1857年2月，在法扎巴德市（Faizabad），有一名瓦哈比激进派代表人物，名叫阿赫马杜拉（Ahmadullah）的，因为言行极具煽动性，而被当局逮捕，进了监狱。6月8日，兵变者将他释放。他刚一出狱，就领着一群武装起来的追随者，去了勒克瑙。阿赫马杜拉并非孤单一人。在阿拉哈巴德，有一个利雅格特·阿里（Liaqat Ali）；在德里，有一个法扎尔·胡克·卡伊拉巴迪（Fazal Huq Khairabadi）。这两个人也在分别鼓吹同样有煽动性的言论。另外还有一个人，名叫卡迪尔·阿里·沙（Qadir Ali Shah），自称伊玛目（imam，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名字），据说追随者多达11 000人。他信誓旦旦地发出预言，说起义的日期就定在伊斯兰历的一月，穆哈兰姆月（Muharram）的10日，这是这个月最神圣的一天。这一天，正是西历的9月11日！之前那位阿瓦德的伊斯兰教女王哈兹拉特·马哈尔公开宣称，这场战争“因宗教而起，而且为了宗教，已经有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实际上，历史上宗教战争死了那么多人，她也应该知道这次印度兵变是因为宗教原因而爆发的。然而，因为某些原因，对于1856年秋天到1857年春天穆斯林聚居区的宗教动乱因素，英国当局却似乎完全没有重视，或发生了严重的误解。当局唯一注意的，是因为子弹油脂引起的问题。

受到伤害的不只宗教感情。那些教育程度高的城市化印度居民，审视了英国现代化建设者应该带来的经济利益，却发现这个体制好像更加重视统治者的利益，而忽视被统治者的利益。比如，印度铁路建设开始了，让谷物更容易出口（不论丰年还是荒年），来稳定英国本土的谷物价格。英国“工程建设”在印度的胜利之一，是修建了所谓的“印度长篱障”（Great Hedge），这是一道长达1 500英里的篱笆，由荆棘和刺槐组成，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度东部奥里萨邦的盐被人偷运到孟加拉，同当地从英国柴郡进口的外国盐竞争。如有成功走私进来的盐，则要被征收惩罚性关税。为了强制执行这一歧视性措施，海关警方雇用的人手，多达13 000人；而与此同时，在英国本土，伦敦和曼彻斯特的舆论正在假惺惺地宣扬自由贸易原则。

1851年伦敦博览会，展示了帝国贸易的成就，目的在于普及“互惠”的理念。然而，这些成就的受益者却大都是白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部非洲开普殖民地，殖民地生产者同英国本土制造者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确实初步建立了，殖民地也实现了有限的自治权。但从体制当中受益的“本地人”，却并非本地居民，而是白人定居者，不论是自由移民还是被迫流放到这里的罪犯。本地居民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财产被剥夺，人口被毁灭。不论哪一本叙述这段历史的著作，只要提到这些国家自由贸易的殖民主义如何成功，就必须承认，殖民主义给当地文化造成的巨大混乱，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不幸的小事”，而是殖民主义成功的前提条件。殖民者认为，如果为了给澳大利亚美利奴绵羊提供大面积的牧场，必须迁移甚至杀光某个倒霉的本地居民部落，那么也必须把这些人迁移甚至杀光。在南非开普省，英国要开辟多个牲畜牧场，引起当地科萨人（Xhosa）强烈反对，于是双方进行了一次血腥而漫长的“开菲尔战争”。当初，巴麦尊首相宣称，和平与繁荣将手牵手踏上征途。莫非这就是他所说的征途吗？

此外，还有大英帝国的势力边缘范围（peripheries），那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拉丁美洲的政府。这些地方不是旧日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这些政府被说服实施现代化，理由是对自己的国家有利。而一旦这些政府被说服了之后，资本就会从英国的巴林、罗斯柴尔德家族等人开设的银行涌进这些国家，会兴建或者改建港口，从母国开来的崭新铁壳蒸汽船，在这里的港口和母国之间来来往往；铁路也铺设完毕，上面会有英格兰中部地区制造的各种火车奔驰起来；仓库和处理中心建了起来；商务领事、商务代办被安插到战略要地，为生产者提供运货商，向当地政府施压，要求降低关税壁垒，而且让贸易商不受地方法院管辖。没过多久，殖民地就会跟英国本土一样，出现贵族女子学院、歌剧院、赛马场；大家习惯下午五点喝茶，七点喝雪莉葡萄酒；大型的黄铜布丁模具，也会在殖民地的厨房里出现，从土耳其的西部港口士麦那（Smyrna）到乌拉圭的首都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

巴麦尊在1830—1851年担任外交大臣。1855年开始，他又任英国首相，其风格一贯强硬蛮横，绝不道歉。他一直相信，只要凭着商业的计谋和能量，全球市场都应该被英国随心所欲地控制，这用一句英国谚语说，就是“变成英国的牡蛎”。然而，现实却是，巴麦尊与格雷勋爵[2]在英国陆军部（War Office）任职，倘若有必要的时候，他们却会毫不犹豫地用刀子撬开牡蛎，拿到珍珠。英国无论是在西非还是在下缅甸（Lower Burma，缅甸一地区名），都是这么干的。1852年，英国与缅甸第二次战争爆发，下缅甸被占领，缅甸丧失大量主权。又例如，中国当时无视全球经济的逻辑，拒绝向英国贸易开放通商口岸，也不给英国贸易商免除关税、治外法权，贸易商宣称这两样是保护自己安全有效做生意的必要条件，甚至当贸易清单几乎完全是麻醉毒品的时候也是如此——或者不如说，当贸易清单几乎完全是麻醉毒品的时候更是如此。这实在是无法理解的事！渣甸洋行（今名怡和洋行）（Jardine and Matheson）是英国的苏格兰贵族把持的。老贵族们可以愤怒地捶打《圣经》，义愤填膺地谴责异教徒的中国司法系统，裹脚、叩头的陋习；他们却也无耻地将“英国司法”和“公平自由贸易”这样的宣传，用于毒品帝国主义（narcoimperialism）。英国贸易商正在忙着将数百万人变为鸦片烟鬼。这时，倘若清政府因为某种原因，要关闭内河，禁止贸易商进入，那么就必须给他们上一堂商业道德课，其方法就是用炮艇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袭击。于是，英国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教训”了中国：第一次在1839—1842年；第二次跟法国一起，在1856—1861年。第二次的英法联军在北京烧毁了圆明园，理由之一是明白地告诫清政府，如果排斥“经济合作的欢乐”，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是英国占了香港地区，并强迫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口岸通商，建立自己的行政和司法机构，不受中国法律限制；就好像这是天底下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般。殖民者的托词一直是这样的：鸦片只是楔子的一个尖，这个楔子将要撬开这些反启蒙主义的“满大人”（mandarin）统治的中国，让中国拥抱西方现代化。今天让中国人抽上鸦片，明天就能给中国人灌输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样的自由主义学说。转眼间，就会有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穿上英国绒面呢的衣服，用英国谢菲尔德出产的刀叉来吃饭。这些人多么幸运啊！然而，英国与其他欧洲列强，却当然没有阻止古老帝国的毁坏，而是加速了这种毁坏；随着19世纪的流逝，中国越来越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这又给了殖民者进一步军事、政治干预的口实。就好像某些医生让病人得病，然后又大发慈悲，开价治病一样。

而印度，正是鸦片的最大供应商。到了英国世博会开幕那一年，鸦片已经占到了印度出口的40%，而且按照每磅货物的利润来算，鸦片远远超过了英国其他一切货物。20年前，屈维廉和麦考利曾经设想，良性的西方文化可以通过和平传播的方式，扩散到整个印度。结果20年后，英国势力却变成了一个积重难返的军事巨人，而且特别是在达尔豪西总督治理下，完全无法停止扩张的势头。当然，此时英国统治者有一种神经过敏的“恐俄症”，生怕大队哥萨克骑兵席卷中亚高加索地区各个汗国，占领阿富汗，沿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交通要地“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冲进毫不设防的印度河–恒河谷（Indus-Ganges valley）。19世纪40年代，英国在印度西北前线进行了两次侵略战争。1843年，打下了信德地区[3]；1849年，又占领了旁遮普地区的锡克王国。这些行动，本来属于赤裸裸的帝国冒险主义，然而，英国人却用“担心缓冲政权过于脆弱”之类的借口，以及“承诺这些地区并入英属印度之后将会更加安全”等措施，为自己的行为做了成功的辩护，而且通常都是侵略完了才辩护。

英军占领旁遮普地区锡克王国的事件尤其恶名昭彰。1839年，锡克国王兰吉特·辛格去世。在他生前，英国人本来把他视为可靠的当地统治者，能够用来构筑坚实的屏障，防范受到俄国影响的波斯和阿富汗。但他一死，英国人的希望暂时落空了。达尔豪西总督的前任是哈丁子爵，即亨利·哈丁（Henry Hardinge），1844—1848年任印度总督。哈丁采取了惯常的措施，要在锡克王国安插一个傀儡大君（maharajah）。然而，国王的军队掀起了叛乱，于是英军展开了全面的军事行动。达尔豪西开战的目的，原本只是给锡克王国一点惩罚，后来却改成了将王国彻底毁灭。英军一开始作战不顺，较为狼狈，之后调来了强大的孟加拉陆军，重拳出击，结局也就不用说了。战后，整个旁遮普大片多山地带全部受到英国人的直接统治；此外，旁遮普地区首府拉合尔（Lahore）原本有着很多传奇式的财宝，如今这些财宝也被一抢而空。达尔豪西本人则抢到了最有名的宝物——巨大的“光之山”钻石（Koh-inoor），还定做了一条带子，自己将钻石挎在身上，安全带回了孟买。后来，钻石从孟买用船运到英国，作为个人礼物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兰吉特·辛格家族的小王子，名叫达立普·辛格（Duleep Singh）。战后，他理所当然被罢免，他的家谱也被人刻意证伪，这么一来，就不会有人指责英国人篡位了。达立普·辛格发现“自己”的钻石被没收了，略为恼怒。其实这颗钻石也是锡克王国在之前跟波斯的战争当中抢来的。英国人允许达立普保管这颗钻石，条件是他必须在之后将钻石作为个人礼物送给英国女王。达立普点头同意，于是成了英国的宫廷宠物。他戴着头巾，穿着华丽的服饰，让一位德国肖像画家弗朗兹·克萨韦尔·温德尔哈尔特（Franz Xaver Winterhalter）给他画像；英国人承诺会让他享有绅士的生活与收入，还鼓励他改宗成基督徒，最后他也照办了。

于是，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达尔豪西，也自然地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阿瓦德地区。此地位于恒河与喜马拉雅山之间，幅员辽阔，资源丰富。1819年，阿瓦德地区受到英国挑动，宣告为独立王国。18世纪，此地被穆斯林“纳瓦布”大地主统治。这是一些守旧的财主，依附于莫卧儿帝国。当时的阿瓦德是印度各地区当中最繁华、发达的地区，河谷土地肥沃，城市人口众多。阿瓦德地区的首府是勒克瑙，人口约为650 000，因葱郁的花园、鸣叫的孔雀、奢华的宫殿而著称；此外，还有清真寺的金色屋顶和宣礼塔，风味浓郁的豪华菜肴，加工精细的银器和珠宝，经过训练的强悍斗羊，充满肉欲的诗作，为帝国而建设的高级妓女团队。早期来到这里的英国旅行家、官员，即所谓的“定居者”曾经沉迷于此；有时候还有一些丑闻，如一个名叫詹姆士·阿基里斯·克尔帕特里克（James Achilles Kirkpatrick）的官员，爱上了一个贵族穆斯林女子，后来还娶了她。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东印度公司“谨慎得体”的形象。而且，阿瓦德的兵士几乎占了孟加拉陆军的四分之三，1850年，孟加拉陆军已经多达240 000人，其中只有40 000英国人。英国人称阿瓦德人“男子气概十足”而给予支持，觉得阿瓦德人是本地军人中最坚强、最可靠的，特别是在信德、旁遮普两地的作战当中；相反，孟加拉男人则是作风懈怠。表面上，阿瓦德仍是一个独立王国，按照协议，东印度公司借调阿瓦德土兵，进入公司的陆军。因此，从法律上说，阿瓦德土兵就是在“外国”服役，从而可以拿到双份津贴。更重要的是，这些阿瓦德兵士，一旦荣归故里，回到法扎巴德、萨隆（Salon）、锡达普尔、勒克瑙等地，就能穿着深红色的外衣，昂首阔步，以“高等人”自居，而且对人炫耀，自己不会受到阿瓦德一般的官僚作风的伤害。

勒克瑙原先是全印度各阶层、各种族最为混杂的城市。到了达尔豪西执政时期，本地人和西方人的居住区分隔变得更加明显了。不过，在种族隔离的方面，勒克瑙比起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地，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加尔各答“黑色之城”与河边带有花园的“白色别墅”泾渭分明。勒克瑙的旧城十分拥挤，从戈默蒂（Gomti）河向南延伸，其中心是甘吉（ganj）市场；每个地区都分别居住一种工匠，有银匠区、磨坊主区、面包师傅区、皮匠区等。这种区分一直延续到今天。大臣、贵族的宅邸，清真寺，花园等高档建筑，大都集中在这个“城镇集合”的西部、南部边缘。北部边缘地区，一块高地上，坐落着占地34英亩的英国总督府，美丽的凯塞尔班（Kaiserbagh）花园和一小块空地，将其与城区分开。总督府位于高地中心，由色调偏灰的玫瑰色砖块建成，带有古希腊多里安式的柱子、一道外廊、一座小型旗杆塔，还有一个凉爽的地下泳池。花园周围散落着教堂、邮局、金库，金融专员的住处，还有“夫人院落”，是行政长官“纳瓦布”的欧洲妻子住的地方。兵站的本体建筑，包括营房、平房、赛马场，在戈默蒂河与法扎巴德路以北数英里处。更远的西方，则是著名的贵族学校——马丁内耶学校（La Martinière），建筑是新巴洛克式，由法国雇佣兵、热气球冒险家、博学的克劳德·马丁（Claude Martin）设计并出资修建。马丁曾效劳“纳瓦布”大人们，后来又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如今，学校已经成了麦考利鼓吹的教育使命的象征。招收的精英学生们，学习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弥尔顿的著作，操练步枪射击。

勒克瑙的各个分区，尽管十分明显，却依然将总督府这样的英式生活中心，放在城市内部，而不是外部。这有一个历史上的原因：历任总督都说，在本地人社区当中生活，会带来非常舒适的体验。19世纪50年代早期，此地的总督是威廉·斯利曼爵士。这时，英国与殖民地温和的传统合作方式，似乎应用在阿瓦德并没有问题，而且英国在阿瓦德招募了很多土兵。这种合作的实施，似乎让一切剧烈变革都没有必要了。同时，理查德·科布登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正在猛烈抨击辉格党政府，说政府在多个地区鼓吹的帝国冒险主义，要花费巨资，残忍而没有必要；自由主义者还说，目前英国正在南部非洲、中国、缅甸、克里米亚进行多场战争，决不能在印度再挑起新的战争了。

不过，达尔豪西却几乎没有察觉即将到来的危险，把不久之后的灾难，扔给了他的下一任总督查尔斯·坎宁（Charles Canning）。达尔豪西认为，阿瓦德只有表面上的独立地位，实际上在他看来，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时的阿瓦德统治者是一个荒唐可笑的纳瓦布，名叫瓦济德·阿里·沙（Wajid Ali Shah）。据说他自吹最骄傲的事，就是成功培育出一只鸽子，两只翅膀一白一黑。此外，瓦济德还会花费多日穿戴珠宝，写诗，与他挑选的高级妓女厮混。这样的国家不仅奢侈腐化，而且危险。总督顾问委员会有一位外交秘书，名叫H.M.艾略特（H.M. Elliot），去世后，别人出版了他的遗稿《印度史——印度本地史学家的讲述》（The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1867）。艾略特生前曾经指出，容忍这种邪恶的不良体制，也是一种邪恶。对此，达尔豪西深表赞同。艾略特写道：“我们看见很多国王，甚至我们自己创造的国王，变得堕落，不问政事，纵情酒色。”怎么办呢？当然要立即把他们除掉了。达尔豪西也写道：“倘若英国政府继续容许这样的政权带着巨大风险统治下去，继续荼毒成千上万的人，那么，英国政府就会成为人神共愤的罪人！”而且，达尔豪西也盼着军事占领阿瓦德会得到大笔财富。当初自己冒险攻打旁遮普，造成了800万英镑赤字。若是有了阿瓦德的收入，就能让赤字大大减少。达尔豪西听说纳瓦布和大臣们“很狂妄”，私下里就跟朋友说希望那些人真的很狂妄，因为“在我卸任之前把他们一口吞掉，会让我非常满意”。于是英国殖民者开始吞并阿瓦德。尽管瓦济德·阿里·沙和心腹大臣们专程向总督求情，吞并还是在1856年2月完成了。达尔豪西带着不加掩饰的狂喜写道：作为合并的结果，“我们亲切仁厚的女王，又多了500万名臣民，还比昨天多拥有了130万英镑的收入”。在孟加拉做出的一个几乎是官僚主义的决定，立刻在阿瓦德城市和乡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夜之间，这个国家所有服务宫廷和贵族的子民，不仅被降级了，还被羞辱了；而这种降级和羞辱，欧洲老爷几乎是看不见的。

老百姓们大量返回农村地区，却发现还有另一个势力很大的阿瓦德人阶层，名叫“塔鲁克达尔”（taluqdar），有时候也说成土邦主。他们是一个层级贵族，拥有土地税的征税权。这样的制度在阿瓦德与印度北部其他地区，都赋予了这个阶层一套庄园的权利和义务，即刻让他们失去了很多村庄、土地、头衔。英国殖民者的官方理念是，像土地税这么重要的东西，应当直接管理，不能留给乡村贵族；他们还把这些乡村贵族，无一例外地称作“中间商”。这一称呼并不准确。英国官员的官僚主义思想，认为这些“中间商”是村子的外来人，而实际上，他们的头衔、地位、权威，都是从莫卧儿帝国时期延续至今，传承了很多代人。当年拉杰普特的武士们曾经支持过这些乡绅的祖先，作为回报，乡绅的祖先赠予了武士某些地区和村子。某些情况下，所谓的“土邦主”基本上就是农场主，而且通过家族和种姓关系，与农民联系十分密切。

英国人设想的是：改革之后，英国人的收入，在很多场合要少于在旧日“塔鲁克达尔”体系之下的收入，这是很慷慨的表现，因此农场主应该对英国人抱有强烈的感激之情。然而他们想错了。这次改革是“功利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救济措施”的实验，但阿瓦德实际上并不适合做这种实验。英国人觉得塔鲁克达尔和土邦主不过是一群收税的人，其实远不止如此。这些人扮演的角色，是庄园体制下的“保护人”，如同教父一般；周围簇拥着私人民兵，当时的居民还以加入这些民兵为荣。民兵驻扎在丛林深处的要塞中，要塞一般用泥或者碎石与水泥筑成，环绕着壕沟，武器有来复枪和轻型野战炮。这样一来，乡村贵族们就拥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力。英国人做过一些浮光掠影的调查，结论是这种权力只是上层对下层的单方面剥削，实际也完全不是这样。乡村贵族在收税的同时，还负责照看村子的生计，在荒年救济灾民，安排婚姻，解决纠纷；此外，还资助当地的清真寺和神庙。有时候更是亲自参与收割庄稼。因此，英国人将他们的权力总体剥夺，这就不仅是除掉一个陈腐的统治阶级，而是一次严重的文化冲击，其影响波及了当地的市场、清真寺、乡村，使得入侵的东印度公司总督的形象，变得愚蠢、凶残，与本地人格格不入。1857年大起义的硝烟散去之后，很多英国人都表示，看到数以万计普通农民没有效忠英国人，甚至没有保持中立，而是坚定跟随塔鲁克达尔和土邦主参加起义，感到无比惊讶。而对于阿瓦德两大团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民众来说，这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很多“塔鲁克达尔”和农民家庭都有兄弟、儿子参加了土兵。阿瓦德被英国吞并之后，这些土兵依然继续享受“借调兵士”的身份，还能继续拿到双份津贴，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足以弥补大量错误政策带来的损害。早在“子弹涂油”事件之前，军方就有许多愚蠢行径，严重损害了普通军人的忠诚心。例如，达尔豪西总督在缅甸征战不断，有些高种姓军人受命渡海前往缅甸前线。可是按照宗教原则，高种姓的人禁止在海上旅行，否则会丢掉种姓。有人以此威胁这些军人，军人就向总督反映，虽然愿意去缅甸作战，但不希望渡海。总督听了回答：“啊，他们喜欢走路，是不是？那就让他们走路去达卡，在达卡像狗一样死掉吧！”（这些兵士的下场也果然如此。）此外，印度军人很注重个人荣誉，视当众受辱为最可怕的灾难。之前的几十年中，军方曾着力采取措施，避免公开侮辱军人。而此时却常有公开体罚的事情发生，特别是公开鞭笞，让局势变得十分紧张。对此，达尔豪西故意忽视，但新任的总督坎宁子爵比较警惕，觉得有灾难将要发生了。就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出现了一种谣言，说在坎普尔东印度公司新建的面粉厂，往面粉做的军粮当中，掺入了从恒河岸上收集的死人尸骨的粉末，专门用来玷污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信仰的纯洁；这样的阴谋诡计还有很多。这些可怕的传言，并非全都无根无据。印度人把牛看作圣物，然而当初，詹西地区被英国吞并之后，当局杀掉了很多牛，在瓜廖尔（Gwalior）要塞附近直接引发了不止一次暴乱。

印度兵变之前，发给土兵的新式李–恩菲尔德步枪，子弹上涂了油脂，需要用嘴干脆利落地咬开子弹底部，才能装进枪膛。油脂事件并非当局刻意挑起的宗教冲突，而是在达尔豪西时代十分典型的做法，是无心之举。其实好像没有人知道引发冲突的油脂是否是猪油、牛油，或二者的混合，结果同时激怒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军方一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立刻采取措施，改为发放植物油润滑的子弹。然而损害已经造成，无可挽回。在5月9日的密鲁特，土兵们怀疑的“问题子弹”并没有涂上动物油脂，但他们没有任何方法确认，所以绝不愿冒着玷污信仰的危险。这标志军官和普通军人之间的信任已经彻底崩溃了。英国人当初设立电报，是为了传递确实的情报，而不是为了传递谣言和预言，自己也经常忽视谣言和预言，从而付出了惨重代价。如今，在勒克瑙和德里的集市上流传着一个预言，说东印度公司的统治，绝不会超过1857年6月23日，也就是从普拉西战役开始的整整一个世纪！兵站里各团的土兵之间，通过撕开的薄煎饼和莲花花瓣，传递着各种加了密码的信息。

密鲁特、德里的起义爆发之后，才几个星期的时间，英国在恒河河谷的军力似乎就崩溃了。“英国统治就要结束了”这样的消息远近散布，从孟加拉陆军到印度西北的阿瓦德、拉贾斯坦北部，都被起义的火花点燃了。5月30日，勒克瑙土兵发动起义。勒克瑙北部80英里，有一座贡达（Gonda）兵站。这里住着一位23岁的女士，名叫凯瑟琳·巴特拉姆（Katherine Bartrum）。她是英格兰巴斯市（Bath）一位银匠的女儿，过着“印度平房式”的生活，丈夫名叫罗伯特，是陆军的助理外科医生，夫妻有一个15个月的儿子名叫博比。凯瑟琳发现他们的仆人态度发生了变化，让她嗅到了不祥的气息。很快，蒲葵扇、花匠、管家、厨师、看守人，以及女仆，全都一个一个消失了。这些仆人一消失，凯瑟琳所熟悉的、以为她在印度会永远持续的那种生活也消失了。她忧虑地写信给父亲说：“我觉得我们都变得极为紧张，这紧张使得我们恐惧。只要一有不寻常的声音，我们就会吓一跳；因为现在当地人似乎在渴望欧洲人的鲜血，谁又能相信他们呢？……已经有很多个夜晚，我们几乎完全不敢合上眼睛。我在枕头下面放了一把刀，亲爱的罗伯特则准备了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一有风吹草动就握着枪一跃而起；尽管若是真有人来袭击，我们逃跑的机会必然渺茫……”

局势突然恶化，一家人又听说了勒克瑙兵变，以及密鲁特、德里大屠杀的消息，还知道英国援军不太可能迅速赶来。罗伯特知道，想要凯瑟琳活下来，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带上她和小孩，前往相对安全、易守难攻的总督府一带。他们还得知，距勒克瑙65英里的西科罗拉（Secrora）会有一支军方的小型分遣队，将护送他们和其他被困的农村地区的妇女儿童前往总督府，但他们必须先抵达西科罗拉才行。于是，一家三口与另一位克拉克太太、克拉克的丈夫和小孩，都骑着大象出发了。然而，等他们到了西科罗拉，那支分遣队担心耽误时间，已经离开了。两家的丈夫都是军人，军方战事正紧，也都归队了。于是两名女士经过痛苦的思索，自己带着一小队忠实的土兵启程，顶着远高于100华氏度的高温，穿过贡达地区，前往“黄金城”（Golden City，总督府别称）的圆拱和宣礼塔。后来证实，贡达地区的土邦主，是最坚决的叛军首领之一。

6月9日，一行人安全抵达总督府。饶是如此，众人也心知肚明，救赎并不容易到来。到6月底，8 000~10 000名土兵就把总督府团团围住，其中有700~800名骑兵。很快，起义军的所有2磅大炮就全部吼叫起来，此外还部署了12门野战炮，让总督府始终笼罩在炮火中。大炮就位之后，起义军立刻在炮位后面挖出很浅的战壕，使得炮手能以卧姿操纵加农炮，而自身几乎完全没有暴露，让守军的反击炮火无能为力。总督府内部仅有1700名男性充当守军，其中英军800人，忠于英军的土兵700人，余下的人则是从平民和商业殖民地征召的，还包括50名马丁内耶学校的军队实习生。阿瓦德行政长官是退役的准将亨利·劳伦斯爵士（Sir Henry Lawrence），此时已经身染重病，还与财政长官马丁·格宾斯（Martin Gubbins）争吵。因为格宾斯比较悲观，主张赶走总督府里的土兵，不给他们武器，而劳伦斯则主张继续让土兵留在总督府里面。

6月30日，亨利·劳伦斯爵士指挥守军，对敌人发起了一次试探性的反击。然而，守军却在钦哈特（Chinhat）遭遇伏兵而大败，狼狈撤退。伏兵的领导之一，就是先前那位宣传吉哈德的大毛拉阿赫马杜拉·沙。他尽管一只脚受了伤，却仍然带人追击撤退的英军。英军冒着枪林弹雨回到总督府，显然，接下来将会有一场严酷而漫长的围城，因为援军至少要过两个星期才能到达，而实际上整整87天之后才到达。总督府西方有一座要塞，名叫马奇·巴万（Machi Bhawan）。此前，阿赫马杜拉下令炮兵猛轰要塞，迫使要塞中的人员撤离。要塞中的英军死了118人，另有54名伤员被送回总督府，躺在垃圾上，用鸦片酊和酒精来麻醉，与此同时，别人再把他们炸碎的肢体截掉。绷带用光了，只能撕破衣物临时充当绷带。亨利·劳伦斯爵士本人则在自己的住处被炮弹炸伤，不治身亡。

1857—1858年印度兵变

到7月2日，叛军已经控制了勒克瑙的老城区。神圣的预言家阿赫马杜拉·沙在一位婆罗门教师的平房设立了司令部，深受穷人拥戴，而且挑战了阿瓦德地区伊斯兰教女王哈兹拉特·马哈尔的权威。哈兹拉特想让自己的幼子当上新的纳瓦布，只对德里的老国王巴哈杜尔·沙效忠。全城已经接近无政府状态。有个贵族，属于旧日勒克瑙上层精英，他描述了城市的恐怖景象，街道上到处游荡着武装团伙：

他们随便地走到富户门口，威胁富户，勒索钱财……他们从商店里拿走糕点、果泥、糖果。对所有人都恶语相向。他们从烟花工匠那里强买黑火药与各种爆炸物，给的钱又不够。他们在学校的住宅区花园里堆上一堆干草，点起火来，这样做出一堆堆篝火，照亮了全城。他们把住在帕卡·普尔（Pakka Pul）的米尔·巴卡尔·阿里（Mir Baqar Ali）抓来，在巴拉·伊芒巴拉（Bara Imambara）的门口用刀砍成了碎片。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干出这种天理难容的事……他们拿着出鞘的刀剑，横冲直撞。

从总督府的展望台上看去，勒克瑙全城似乎都笼罩在浓烟、喧哗、恐怖中。总督府里面的条件迅速恶化。凯瑟琳和博比跟一群妇女住在之前的女眷房“夫人院落”。此处夏日酷热难忍，偶然一场暴雨会打断酷热，反而让情况更加恶劣。厕所满溢着粪尿，令人作呕。干草和饮水奇缺，牛和战马在总督府周围蹒跚而行，焦渴难忍，终于倒地身亡。到处都是牲畜的尸骸，是成千上万巨蝇的温床。总督府里面不得不选派人手，把尸骸从小嘴乌鸦和鸢的包围中抢出来埋掉。不论什么食物，哪怕是让凯瑟琳·巴特拉姆极度反胃的黑油木豆只要一拿出来，也会立刻有一群激动的人，吵嚷着扑上去。总督府内有一名法国商人德普拉（Deprat），围城早期，他把自己储存的加有块菌的香肠罐头分给了大家。此外，有些人住在阿瓦德财政大臣马丁·格宾斯的宅邸，他们也比较走运，分到了苏特恩白葡萄酒（Sauterne，法国葡萄酒产地），甚至还有香槟、罐头鲑鱼、胡萝卜、大米布丁。然而，这一切都不见了。很快，香槟就专门留给截肢病人用了，不幸的病人几大口就喝光一瓶。男人们渴望抽烟，不惜当掉或者卖出自己的衣服，或者金表，来交换一根雪茄；人们拍卖死者的衣物和财产，买者云集。为节约粮食，宠物狗全部枪毙。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月，维多利亚人的尊严面具终于裂开。外伤、霍乱、痢疾、天花导致一天死亡达10人之多。常有人用瓶装的啤酒喝得大醉。有人决斗，有人自杀，不少人大喊大叫。人们再也不顾扮相和礼数，很多人脸上长了疖子和痈肿。一些身为妻子、母亲的人，脱下了紧身胸衣，散开了头发，到处走来走去。有些比较庄重的人看到这种场面，很是惊讶。众人为了不让暑热与恐怖逼疯，身上穿的衣服只要够放松、够凉快，一切都不顾了。看似矛盾的是，几个月这种生活过去，被困的人却对打来的枪弹、炮弹习以为常了。直接中弹而亡，毕竟是上帝的安排，无可避免；而因为某种传染病而缓慢死去，却要糟糕得多。有一个英国商人L.E.里斯（L. E. Rees），来自加尔各答，参加了总督府的守城。他说：“炮弹擦过我们的头发，我们却对此不发一语，继续聊天；子弹在头顶上空掠过，我们却从来不提。九死一生的事情太过寻常，就连妇女儿童都不再注意这些事了。”里斯未必是在吹嘘！更可怕的是，敌人可能会在总督府地下挖掘地道，在死寂的黑夜中，总督府也许会突然“活过来”，充满了从地下冒出来的士兵。凯瑟琳当初的旅伴克拉克夫人生下了一个女儿。当天，正好有一名士兵试图闯入总督府。很快，克拉克与新生的婴儿都奄奄一息了。她对凯瑟琳说自己将要远行，请凯瑟琳为自己准备行装。此时，凯瑟琳自己的孩子博比也感染了霍乱，凯瑟琳却还是在克拉克死前，将一切行李都准备好，放在了她的面前。克拉克的女儿很快也死了，过了两个星期，比女儿大一些的孩子也死了。

后来终于有两支小规模的援军，联合起来，用刀枪杀出一条血路，抵达勒克瑙。这两支援军，一支由阿瓦德新任行政长官詹姆士·乌特勒姆（James Outram）爵士带队，一支由少将亨利·哈夫洛克（Henry Havelock）带队。哈夫洛克从坎普尔来，坎普尔的叛乱分子之前对整个英国人聚居区进行了一次野蛮的虐杀。坎普尔的英国人聚居区曾经被围困，敌军首领是纳纳·萨希布（Nana Sahib）——马拉塔政权的佩什瓦（总理），此外，纳纳还是起义的政治和战略领袖。他的副手是战地指挥官坦提亚·托比（Tantia Topi）。他们承诺让英国人沿着水路撤退。英国人大多数都是妇女儿童。他们上船之后，却遭到枪击，被乱刃分尸。英国人还有大约200名幸存者，被押回坎普尔关押起来，之后全部遇害，尸体被扔进了一口井。[4]之后，哈夫洛克重新占领坎普尔。坎普尔落到了英军上校詹姆士·尼尔（James Neill）手中。尼尔怒不可遏，下令处死一切被俘的士兵，有些士兵被大炮炸成碎片。尼尔又派人将那口井填平，改建成纪念碑，献给阿尔比恩（Albion，英国旧称）的第一批“殉难者”。哈夫洛克继续向勒克瑙进军，却正好要穿过士兵占领的地区，死伤惨重。后来凯瑟琳才知道，她的丈夫，军医罗伯特就在这时死掉了。他在总督府攻防战初期，要去救助一个伤员，被人击中头部身亡。

然而，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势头已经被遏制了。这种不稳定的局势，要么继续发展，冲破遏制，要么就只能衰落。而最终，起义也没有超出阿瓦德中心地区、北方各邦和拉贾斯坦北部一带。尽管这个地区本身很庞大，英军直到1858年才剿灭义军，到1860年才彻底安定局势，然而英军走运之处在于，东面的孟加拉东部（特别是加尔各答）和西面刚占领不久的旁遮普都效忠英国，没有参与叛乱。1857年9月，英军以较快速度收复德里，这场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说服了摇摆不定的农民和城镇居民保持中立。此外，还有一些本地军人，实际上希望与叛军作战；他们除了尼泊尔的廓尔喀人（Gurkha）之外，还有锡克教徒。锡克教徒在1845—1846年、1848—1849年的锡克战争当中，曾经受到阿瓦德土兵的虐待，如今正渴望着报复。巴哈杜尔·沙一直小心翼翼维护着印度教土兵和穆斯林土兵的关系，于是二者关系相对比较好。然而，还是有些种族和地区原因导致的世仇太过强烈，没有办法让所有原住民形成哪怕初级的反殖民、仅印度的联合局面。

勒克瑙西南部有一座城市叫贝拿勒斯（Benares），是一座宗教圣城。詹姆士·尼尔到达坎普尔之前，曾经从加尔各答火速赶往贝拿勒斯，试图预先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尼尔采取了残酷的报复手段，焚烧村庄，大规模处决那些有勾结叛军嫌疑的平民。这一招果然奏效，贝拿勒斯周围的农村地区十分害怕，再也不闹事了。英军占领贝拿勒斯后，将其用作前哨站，预备向阿拉哈巴德和坎普尔进军。当初叛乱爆发的时候，英军忽视了那些毛拉、当地邮差、市场占卜师的不满言论，以及各种谣言，更没有用电报传递这些很重要的情报。因此电报在“倾听不满呼声”的任务上表现很差。然而，此时的电报却发挥了阻止破坏的作用。坎宁总督电告母国，自己缺乏人手。电报的速度，使得巴麦尊能够及时把计划派往中国的一个团调回印度。那个团本来是为了报复清朝海防军人侮辱英国国旗。

9月，英军占领德里。老国王巴哈杜尔·沙成了可怜的逃犯。之后，英军骑兵将领威廉·霍德森少校（Major William Hodson）在距离德里市中心16英里的胡马雍陵墓（Hummayyun）——国王祖先的陵墓抓到了国王，还有国王的两个儿子、一个孙子。虽然国王几乎不可能是真正的元凶，但英国人显然没有忘掉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一切。在接下来的监狱生涯中，他很快变成了一个可悲的老朽，被人围观、拍照、取笑。

总督府的被困者盼来了亨利·哈夫洛克与詹姆士·乌特勒姆爵士率领的援军，欣喜若狂。然而，这种喜悦十分短暂。土兵很快再次围了上来，于是这次解围并非真正解放，而变成了监禁的新阶段。有一次，大毛拉阿赫马杜拉进攻总督府大门——贝利门，险些成功。11月，科林·坎贝尔爵士（Sir Colin Campbell）领兵第二次解围，他的宣传手段是让风笛手吹奏一首苏格兰咏叹调《坎贝尔家族要来了》（The Campbells Are Coming）。坎贝尔终于开辟了一条撤退路径，顶住进攻，撤离了平民。在经历六个月的严重物资短缺之后，400名幸存妇女、儿童、男性平民终于离开了总督府，其中就有凯瑟琳和博比·巴特拉姆；此外还有1 000名生病或受伤的英军。然而在冬季，“塔鲁克达尔”贵族势力动员的叛军再次包围总督府，阿赫马杜拉指挥叛军攻城，一系列攻势从12月持续到第二年2月。直到1858年3月，坎贝尔爵士带来25 000人的大军，才终于收复勒克瑙，解救了总督府余下的人员。1858年6月15日，阿赫马杜拉战死，后来被砍了头，骨灰被扔进河里去了。后来英军占领了恒河沿岸所有大城市，但仍有一些叛乱的王公坚守在戒备森严的小型要塞，有些实际上从未真正投降。有一名叛乱贵族，名叫拉贾·本尼·马德荷（Raja Beni Madho），手下非正规军的骑兵游击队，针对英军孤立的前哨站进行了多次袭扰。谣言称，1859年11月，马德荷与坎普尔大屠杀的策划者纳纳·萨希布一起，在尼泊尔与廓尔喀人作战，双双毙命。詹西女王拉克希米·芭伊当时已经成了传奇人物。据说，1858年6月，女王在休息马匹、喝着冰果子露的时候遭遇偷袭。她嘴里咬着缰绳，双手各持一把刀，冲向战场，背后中枪，受了致命伤。[5]临死的女王在一座芒果园里，将自己从瓜廖尔大君那里拿来的金脚镯送给了部下，而后与世长辞。

凯瑟琳·巴特拉姆在加尔各答准备乘船回英国，儿子博比却得了重病。医生安慰她说，经过四个月的海上旅行，一切都会好的。启程的前一天，博比在“喜马拉雅号”（Himalaya）上去世了。凯瑟琳一个人回国，再婚，又生了三个孩子，1866年死于肺结核。

起义逐渐平息了，一场争论却逐渐升温：应当怎样对待叛乱的印度各邦，以及整个印度呢？此前，一些战地记者，如威廉·霍华德·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等人，已经把德里、坎普尔、勒克瑙的惨剧传回了英国。然而，这些报道后来却加上了“虐待狂与受虐狂”风格的修饰，好让出版商制造耸人听闻的轰动效应。英国人有一段时间大都相信，有些百合般纯洁的维多利亚女性，人称“阿尔比恩的天使”，被叛军强奸，又以性暴力的方式被肢解了。然而，从来没有证据证明发生过这种暴行。1858年，英国王家艺术院举行了一次作品展，展品中有一幅油画，作者是约瑟夫·诺尔·佩顿爵士（Sir Joseph Noel Paton），标题是《纪念》（In Memoriam），画了一群勒克瑙的女人和婴儿，全都苍白虚弱，眼睛通红，痛苦不堪，但除此以外，身体倒十分健康；还有一群“嗜血的疯狂土兵”想要冲破这些妇女儿童的庇护所。有些评论家认为，这幅画实在太过低俗，不适合公开展出。还有些评论家认为，这幅画非常优秀，是现代精神的象征，值得为它专门建一座纪念教堂。不过，佩顿爵士为了回应指责，修改了作品，把原先色调暗淡的袭击城堡的土兵，换成了穿着格呢裙的苏格兰高地援军。

此外，摄影师也很快行动了起来。罗伯特·泰特勒与哈丽雅特·泰特勒夫妇，两人都会摄影。他们拍了一些勒克瑙周围的景象，后来用这些照片，当作哈丽雅特回忆录的插图。但是，商业上最为精明的摄影记者，还要数意大利人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比托在战事还没有平息的时候，就赶到德里，拍了60张照片；然后又回到勒克瑙，跟随科林·坎贝尔爵士攻城，又拍了60张照片，其中有一些是19世纪50年代最出名的蛋白银版（albumen silver prints）摄影作品。他选的摄影地点，都是加尔各答和英国那些关注兵变的读者最熟悉的地方：德里的克什米尔门、坎普尔殉难者的井、亨利·劳伦斯爵士被炸成重伤时所在的房间废墟、勒克瑙总督府弹痕累累的墙壁。最惊人的是，比托专门花了很大力气，再现了勒克瑙一座神话般宏伟的西坎达花园庭院的场景。西坎达花园周边有着围墙，在坎贝尔第一次攻打勒克瑙的时候，花园中曾有2 000名土兵被杀。为拍摄这样的照片，比托专门把一些尸骨挖了出来，在庭院里扔得到处都是，但有一些尸骨看上去似乎是牛马的，而不是人的。《圣经》中耶稣前往刑场的路名叫“苦路”（Via Dolorosa），而这些记录兵变的照片，也就好像西方的耶稣受难剧中的“苦路”一般。勒克瑙印度人聚居区的大片地方，包括旧日的花园、宫殿、清真寺，都被野蛮地付之一炬，用来建设规模巨大的林荫道（主要是为了军队调动方便）。然而残损的总督府却保留了下来，成为留给帝国后裔的纪念品。米字旗在残破而焦黑的废墟上空一直飘扬到1947年8月14日印度彻底独立为止。

这些画面全都激发了英国人的复仇怒火。屈维廉的儿子乔治·奥托（George Otto）在剑桥联合会听见一名大学生演讲，反对实施宽容政策，演讲是这么说的：“只有从喜马拉雅到科摩罗（Comorin）的叛乱全部被粉碎，每一座绞架都被血染红，每一把刺刀都在可怕的负担之下吱嘎作响，每一门大炮前面的土地都洒满了破布、血肉、碎骨，然后仁慈的话语才能听见。现在还不是时候！”学生们全都热烈鼓掌。第一波英军将士本来准备好了，想要满足这个复仇的愿望，将土兵绑在炮口轰成碎片，不留一个俘虏。然而，这样虐待狂式的野蛮处决却没有进一步扩大。考虑到反对“可恶的黑鬼”的种族仇恨情绪如此高涨，以及坎普尔、德里、勒克瑙等地确实发生了针对英国人的极为残忍的暴行，这一结局确实很不寻常。主要原因是坎宁总督下了坚定的决心，要遏制住无差别复仇的本能情绪。例如，英军将领威廉·霍德森手下有一支锡克骑兵的非正规军，他杀掉了老国王巴哈杜尔·沙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而且是在这些人投降英军之后。坎宁总督听说此事，大为惊恐。他下令本地军官，停止胡乱杀戮和集体处决，禁止焚烧村庄。虽然他因此在加尔各答和伦敦都被人嘲讽为“慈悲坎宁”，但他还是相信，这样的反应，无论在实际上还是道义上都是正确的。整个悲剧的过程中，坎宁都躲在文件柜垒成的防护墙后面，痛苦地思索着：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否有些事情没有做到？如果做到了这些事，就能避免这场残杀了！杀戮开始后，坎宁着力把起义限制在恒河河谷一带，并且成功了。如今，他绝不想让全印度感到疏离，从而危害帝国的稳定。坎宁也用了一些严厉手段，例如宣布阿瓦德全境为“没收土地”。但只有这样做，他才能向“塔鲁克达尔”们承诺：及时向当局俯首称臣，就能在将来重新取回自己的土地、头衔、城镇的各个行政区。先有惩罚，才能有安抚与恢复。坎宁实施的政策，得到了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的支持。夫妇俩写信给坎宁说：“坎宁会很容易相信，他感觉到的悲哀和义愤，女王也同样感觉到了。呜呼！在英国，公众仇视所有印度人和土兵，不加区分。这是严重的反基督教精神，女王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1858年11月1日，维多利亚女王发表文告，宣布东印度公司停止运营，英属印度直接由女王为首的当地政府统治，设立副王（vinceroy）、顾问委员会（council）、印度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还特别承诺，将会尊重印度的宗教和传统。坎宁对文告极端重视，专门在整个次大陆上做了一次远行，有大量军人随行，声势浩大。队伍在各地举行豪华的宫廷集会，高搭天棚，把“印度之星”勋章颁发给当地名流。坎宁又采取一切能力所及的措施，在副王和土邦主、尼扎姆（nizam）（一种君主称号）、大君之间，建立个人的联系。坎宁还有一项改革更加重要：当地贵族若没有子嗣，可以重新收养继承人，也就是恢复了最初的传统。坎宁还坚持让迈索尔城（Mysore）的大君们马上开始这样做。

于是，兵变就使得英国统治者对于印度这块最重要的殖民地彻底改变了态度。统治者不再坚持西化的梦想，而是采取了更加明显的保守主义原则，承认印度在未来一两代人之内，将不会实现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此外，政府最优先的义务，在于让自身的社会与机构保持健康，而且尤其不能受到暴乱的损害。这种思想转变，乍一看十分惊人，令人怀疑英国人有些精神分裂；实际上并非如此。1859年，屈维廉回到印度，任马德拉斯地方长官。当时新的中央政府企图征收所得税，屈维廉马上提出抗议，为此还惹了不少麻烦。他在抗议之前，已经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印度文官机构的岗位，可以公开竞争，不歧视任何种族。当然，实际的情况是，印度本地人无论怎样试图让自己成为麦考利幻想的那种“棕色皮肤英国人”，无论怎样熟读弥尔顿、莎士比亚等英国文学经典，都从来没有在司法、警察、财政机构，获得任何一个明显高于仆人的岗位任命。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代人。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其主张是“所有人只要教育得当，都可以变得十分相似”。如今，这样的主张已经被另一个冷酷的“科学”事实代替了，认为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分别；19世纪90年代，时任印度副王的埃尔金伯爵（Earl of Elgin）抱怨，“生活在低级种族之间是多么可怕的事”，可以作为这种态度一种直白的代表言论。

19世纪下半叶，英属印度的繁荣事迹，大都集中在城市。然而，除了自由主义者，担任副王的里蓬侯爵（Lord Ripon）之外，英国统治者上至一系列其他副王，下至县税收长，都有一种普遍的态度，认为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这样的城市，充满了文员、商人、医生，以及读书过度、工作屈才的学者，已经变成了“混血之地”，不属于英国文化，也不属于印度文化。另一方面，“真正”的印度，则要到乡村有水牛的地方去找。统治者认为，印度城市已经开始赶着钟点运转了。这个印度滴答作响，孟买、加尔各答等大城市都蒸汽滚滚、热汗淋淋、忙忙碌碌，因季风的降水而泥泞不堪，充满了那些“小矮子”（英国老爷总是管本地人叫“小矮子”），戴着眼镜、怀表，撑着雨伞，因为时间表、邮政、火车、渡船而着急不停，而且总是迟到。文员的衣领沾满污垢；医生治疗一些名人，凭着特权了解一些名人内幕；“小矮子”记者们聒噪不停，拿着妄自尊大的三手信息，鹦鹉学舌般讲着自由主义的观点；自大的书呆子律师们在法庭上惹得地方法官非常头痛。而在城市的“外面”“乡下”“山里”，还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印度（当然，印度唯一从来不存在的属性就是“永恒”）。统治者认为，这个乡下印度是原生态的，“雄伟”而“壮美”；这些词也经常带着相仿的热情，用来形容某大君的小胡子，或者从西姆拉（印度北部城市名）（Simla）远眺的喜马拉雅山。

此时，印度职业摄影师的商机，并非记录兵变中遭到炮弹毁坏的城市废墟，而是自己用镜头创造的“印度画卷”。著名摄影师塞缪尔·伯恩（Samuel Bourne），“伯恩与牧羊人摄影工作室”的创始人，就是这样做的。这情况与18世纪晚期，英国旅行家发现边远地区“高贵民族的孑遗”十分相似。这幅热带画卷的地形，就宛如苏格兰的赫布里底群岛和英格兰北部的峰区：壮丽的瀑布，侵蚀的古老悬崖，丛林里用废弃修道院改建的寺庙。这些风景一般经过编辑，排除了当地的真正居民，因为英国人觉得这些小瘦子不符合浪漫主义的理想化精神。只有在为了说明物体比例的时候，才偶尔把他们包括进来，当作参考。

英国人曾经把印度的“野蛮”种族视为教化、传教的对象，但如今，人种志学者却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待他们，认为这种原始而民智未开的珍贵宝藏必须留存；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ers）上有一种原住居民，经常半裸，英国人也好奇这种情况，经常来参观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开始拍摄原始部落女性的赤裸胸部。这些猎奇行动当中，规模最大的还要数印度贵族肖像画的研究；很多研究的展开还颇有戏剧性。研究的肖像，画的是戴着宝石头巾的小王子；皮肤黝黑的拉杰普特武士；喷了香水的丰满贵妇，身子外面罩着奢华的丝绸衣服。这些贵族，很多人都夸耀自己的“印度之星”勋章，这是女王和他们订立的契约，他们用对女王的绝对忠诚，换来了留在身上的华丽服饰。一两代人之前，英国改革家所极力反对的，正是这些特征。改革家声称要从“懈怠”和“懒惰”中唤起印度人。可是，在兵变的能量过后，少许懒惰似乎也不是坏事了。如今，英国人觉得：就让印度用自己的节奏，大象一般迈着慢悠悠的步子发展吧。忙乱的事，我们英国人来办就可以了。

过了一个半世纪之后，回顾当初，很容易看到：英国老爷们转而热捧这种新的封建异国情调，其实带着一种不寻常的自欺欺人。这种热捧发生以前，英国已经创造了一个由大型港口城市组成的世界体系。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其实对这个体系的依赖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英国也更加依赖阿萨姆（Assam）邦和缅甸的种植园经济。这种体制残酷地剥削当地人，给英国提供柚木、红木、茶叶，还有靛青染料。这染料看似诱人，实际上质量很少过硬（当时人们喜欢给染料添加各种化学成分，于是，这种劣质染料就比天然的染料褪色更快了）。英国还更加依赖一张关系网，这张网将印度企业家同英国银行家、船运商、保险商连在了一起。这些英国商业巨头，让进出口贸易的时钟滴答作响，永不停息。印度城市涌现了一些“暴发户”，当地名称是“印度先生”和“孟加拉绅士”。英国老爷们觉得这些暴发户自负虚荣，好像漫画一般，因此十分讨厌他们。然而，这虚荣的人们，却正好是英国出口业务蓬勃发展将要依赖的客户。

不过，另一方面，这种自欺欺人，也同样是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或者此时的英国一些最强大的声音）对自身的工业社会做出的反应。从经济上说，印度殖民帝国原本是作为整个大英帝国经济体一部分而规划的；然而，从文化上说，现在的英国人却把印度看作与英国工业社会相对立的事物。更不寻常的是，这种态度发生的时候，也正是英国在印度巨大投资开始有了回报的时候。这种“经济现实”与“社会评价”的脱离，是现代英国主要的不寻常现象之一。那些殖民帝国的高官，特别是新的印度统治者，已经不再是加尔各答威廉堡、黑利伯瑞学院走出来的那些最早的东方学专家和“知识技术员”了。他们是一些拥有“男子气概”（manly，这个词经常用来形容帝国精英）、“骑士风度”的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著名教育家，拉格比公学（Rugby）校长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的学派。这一学派主张现代的利他主义（altruism），学员们发誓忠于坚定的正义，忠于军人般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一学派怀疑、贬斥“过度的理智主义”（Over-intellectualism），不论是在殖民者当中，还是在被统治的各民族当中。他们的集体精神特质，就是类似父亲、校长那样的严格坚定。

英国政治家里面，有一个人对维持“现代英国”的幻想愿景（不是现实愿景）贡献最大。此人就是先前多次提到的本杰明·迪斯雷利，虽然他的风格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校长。很多人觉得迪斯雷利是个愤世嫉俗的人。然而，即使他愤世嫉俗，他也是愤世嫉俗者当中最强大的一类，对自己操纵的各种幻想，至少有一半相信。你若是看一眼迪斯雷利位于白金汉郡的乡间别墅——休斯登宅邸，见到它格外豪华的装饰，可与怀特岛上的奥斯本宫相匹敌，若是想象宅邸的各个露台，上面布满了孔雀，那么就能更自然地认为，迪斯雷利正是这里的大巫师，或曰“魔术师”；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喜欢这么叫他。迪斯雷利的对手威廉·格莱斯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攻击他，其中最恶毒的语言是说，迪斯雷利是“亚洲人”（Asiatic）。背后的潜台词是：迪斯雷利本质上不负责任，不讲道德，而且无耻地沉溺于享乐、放纵、浮华矫饰。然而，迪斯雷利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人场合表现的性格，都有一种真正的“魔术师”威力，那就是能把这些人类的小缺点、不足之处，变成“眼睛凹陷的英国人”的象征，而非“外国人”的象征。在印度人眼中，他这种“洋鬼子”的刻板形象，很容易表演过火。迪斯雷利的父亲名叫艾萨克，一辈子是个乡村绅士，追求文学梦想；迪斯雷利还有个兄弟，是个农场绅士。迪斯雷利喜欢城市生活，但他也同样喜欢在休斯登的田野跟花园中漫步，欣赏奇尔特思（Chilterns，伦敦附近风景区）的风景。迪先生用煽情的渲染，回报了这片土地。他这么做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自己作为“贵族宠爱的犹太人”的聪明和幽默感。他确实相信，在英国这样一个“国家的残骸”（wreck of nations），贵族政治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是因为那些努力“遵守英国社会法则——追求和超越”的人，始终有途径进入贵族阶层。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这并不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迪斯雷利有两个身份：一是“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兼乡村贵族和英格兰教会领袖”；二是“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兼浪漫主义小说家，《坦克雷德》（Tancred）的作者”。是否第二个身份比第一个身份更不寻常呢？然而，第二个身份却正是迪斯雷利成功的关键。19世纪40年代，迪斯雷利是一个托利党小集团“青年英国”的年轻成员，这是一个不同政见者的集团。他在参加“青年英国”的时候，以及在1870年出版长篇小说作品集的时候，在前言里都表达了同一个理念：英国政府有必要重视“想象力”，这一品质的重要性不亚于“理性”。然而，想象力只在“否定”的定义方面才有意义。比如，功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只是一架感知机器，想象力就反对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有一个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的核心，想象力就反对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单调地强调绝对公平，想象力就反对平均主义；有些自由主义的高尚人士大谈应当发起道德和公民的自我改进运动，想象力就反对这种运动。迪斯雷利没有“开创”什么，但他挖掘了英国人生活中一条丰盈而顽固的情感血脉；维多利亚女王也深受这血脉的影响。“想象力”反对以上一切，而重视历史记忆，重视过往岁月的鲜明感性，还力图为将来而重新利用这种感性里的某些成分。例如，哥特复兴式教堂的外观；某些仪式、典礼的保留和修饰……迪斯雷利的价值观，把英国的乡村生活、乡绅和佃农之间旧日的采邑制度，都理想化了。这些旧事物，在全球市场的压力面前迅速蒸发。迪斯雷利还非常推崇手工作坊和大学合唱团。奠定他事业基础的，是埃德蒙·伯克的浪漫主义雄辩学；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那些大红大紫的历史小说；是那些充满怀旧之情，号称“吟游诗人”风格的历史绘画作品，例如法国画家保罗·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简·格雷的处刑》（Lady Jane Grey）[6]；是建筑师普金为上议院设计的华丽内部装饰；是前拉斐尔派画家们“新骑士风格”（neo-chivalric）的画布；是往日桂冠诗人华兹华斯的、基督教精神的家长制主义；是现任桂冠诗人丁尼生以亚瑟王题材创作的国王叙事诗。迪斯雷利的人格，就相当于托马斯·卡莱尔加上微笑；相当于查尔斯·狄更斯戴着白色的丝绸手帕，跟这两个人只有略微的不同。

19世纪40年代，迪斯雷利曾担任什鲁斯伯里议员。迪斯雷利激烈抨击皮尔，迫使皮尔辞职，因而名声大振。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皮尔设想，英国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工业化就像一艘大船，托利党就像一艘小船，只要托利党紧跟着自由工业化前进，就能够消除阻力，顺利发展。迪斯雷利对皮尔毫不留情地发起猛攻，主张托利党的未来绝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让自己同辉格党宗旨或者自由主义完全一致，而是应该相反，要信仰跟自由主义完全对立的那一套价值观：王权、教会、国家；后来，他还加上了第四个要素——帝国。皮尔认为托利党的领袖应该为现行体制感到惭愧，需要谢罪；迪斯雷利却认为，托利党领袖们绝不该这么做，而是应该夸耀现行体制，这么做，首先是为了英国本身的“岛国”利益。“青年英国”的宗旨，却是拥抱“老旧英国”。

这种立场，乍一看，纯属堂吉诃德式的无用功，然而结果却变成了一种天才的策略。社会上大规模的自我否定，却变成了政治上有价值的事物。这样的政治行动理论，几乎让19世纪其他一切理论陷入困惑，不仅包括密尔、麦考利的理论，也包括马克思的理论。出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局面：公民权扩大之后，受益的劳工阶层竟然更少关注政治上的平等主义，而更多关注了社会改良；不去在自由主义者当中挑选解放者，组成政治联盟，而要求干净的水源，卫生条件改善的贫民窟［这一点被格莱斯顿错误地嘲讽为“阴沟政治”（the politics of sewage）］，追求“煽动性的英帝国主义”。有谁能想象这样的情况呢？然而，迪斯雷利却说，他一开始就料到了这一点。1867年，迪斯雷利在担任下议院领袖的时候，倡导通过了《第二次改革法案》（Second Reform Act），进一步扩大了选民范围，在自由主义者自己的游戏中，出了王牌，打败了他们。迪斯雷利说，劳工阶层一旦能自己投票，就不会变成发起革命的“特洛伊木马”，而会走向反面，变成“最纯粹、最清高的保守派”，以这种身份，他们会“为祖国而骄傲，希望保持祖国的伟大之处；因自己身为伟大帝国的一分子而自豪，并竭尽所能让帝国延续；相信大英帝国的伟大，完全要归功于这个国家的古老体制”。

不论迪斯雷利的直觉是否属于愤世嫉俗的类型，都至少有一点正确：有一次，格莱斯顿在私人场合用公开会议上的口气对女王说话，女王提出了抗议。迪斯雷利认为，女王说出了成千上万臣民的不满，从农场主到酒店老板都有这种情绪。格莱斯顿属于“自由主义宗教”的完美化身，他要求英国人每天都要进步，努力拼搏，纯洁自己的生活。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在街上搜寻失足妇女来救助；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心思，从早上睁眼一直忙碌到晚上闭眼。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这两个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巨人，其人格形成了鲜明对比。看一看他们闲暇的时候怎样打发时间，就明白了。格莱斯顿平时不是忙于对付公文箱，就是忙于翻译荷马的作品；等他允许自己闲下来，就会挽起袖子，在佛林特郡哈瓦登（Hawarden）的宅邸砍伐树木。时至今日，在哈瓦登的图书馆，还保存着一组他用过的斧子。图书馆是他的“和平神庙”。而迪斯雷利则会在比较合适的时间——早上七点半起床，看报纸，做一点政府工作，然后可能会在露台上养的一群孔雀之间散散步（孔雀是迪斯雷利最喜欢的鸟类），再去图书馆发呆，发呆的间隙认真阅读几份文件。他说，在图书馆，“我喜欢阳光洒在图书的装订线上”。而对于格莱斯顿，装订线的唯一作用是把有用的东西——图书内容——固定在一起。

用政策发出紧急道德命令，是迪斯雷利所怀疑的做法。尽管如此，他在政治上却一点也不懒惰。1874年选举的预备阶段，格莱斯顿努力为自己的改革派政府的记录辩护；而迪斯雷利则直接把战争打到了敌人心脏地区。迪斯雷利发出各种声明，表示劳工阶层对教会、王权、帝国的传统充满热情，而且比起政治平等，要更加关注社会改良。这些声明，实际上是现代托利党思想的生存方针。为了效果，他还特别选在自由主义的神殿——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和伦敦水晶宫，就此发表了多次活泼感人的演讲。这些建筑，很久以来一直被视为国际和平主义、各民族和谐相处的象征，视为创业拼搏精神的标志。如今，却被迪斯雷利的雄辩赋予了新的意义，变成了英国自我肯定的精神支柱。接下来的选举，完全证实了迪斯雷利的乐观主义。保守党在选举中获得了绝大多数的席位，仅在英格兰就获得了110个席位。上台的政府采取措施，实现了至少一部分承诺。英国担任内政大臣的是理查德·克洛斯，到那时为止还默默无闻。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让城市劳工阶层的生活，有了明显而具体的改善。这些措施包括，对食品、药品更好的监管；立法治理河水污染，提高了水的质量；首次立法规范贫民窟的清拆（然而，却几乎没有地方政府遵照执行）；扩大了行业工会行动的合法性。

迪斯雷利已经发了面包，现在该用上马戏了。[7]因为迪斯雷利承诺给民众供应“想象力”，对此的重视程度不亚于让民众填饱肚子，可能还有过之无不及。他还清楚，要想重新获得民众的关注，必须从顶层开始，从君主开始。阿尔伯特病故之后，维多利亚始终把自己裹在悲伤的蚕茧中，拒绝跟外界交流。迪斯雷利1868年第一次担任首相，然后立即开始对女王示好，要说服她重新参与公众活动。他的行动经过认真策划，大胆放肆。这也是他长期战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确保君主制的未来安全稳妥。维多利亚长期不露面，使得19世纪60年代末到19世纪70年代初的共和主义发展到了最高峰。迪斯雷利认为，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女王自己似乎并不愿意被别人打扰，那么别人又为什么要关心女王呢？迪斯雷利之所以成功说服女王从自闭状态走了出来，是因为他真正被女王感动了。这个矮小结实的女家长，深受感情困扰，行为越来越古怪，难以驾驭。迪斯雷利的勇敢行为，或许只是一种手段，然而这手段却是带着如假包换的温暖和感情才起了作用。维多利亚在一次早会上见过迪斯雷利之后，写道：“他非常特别……但也非常聪明，善解人意。”迪斯雷利的策略是两种态度的混合，既有侠义的关心，又有厚颜的亲密。这是一场豪赌，然而却很快产生了奇迹。当然，这是因为迪斯雷利让她想起了少女时代陪伴她身边的墨尔本勋爵。勋爵早在1848年就去世了。迪斯雷利像墨尔本勋爵一样，经常给女王写一些古怪而充满花边新闻的信，告诉她政治家们的各种活动，以及他们办的蠢事。他也像墨尔本勋爵一样，鼓励女王对自己的王权，采取非常坚定自信的看法，乃至坚定到了不现实的地步。而这最后一点，是非常虚伪的，因为迪斯雷利之前一直反感阿尔伯特的野心。阿尔伯特想让英国政府的运作更多受到王室的影响，迪斯雷利则坚决反对。据前首相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所说，迪斯雷利认为王夫阿尔伯特的死，将会是“新时代的开端”。迪斯雷利一方面成功说服女王，让女王相信，自己正在倡导阿尔伯特的行事方式；一方面实际做的事情完全相反。这一点就显示了他的机敏所在。女王也给了迪斯雷利回报——两人亲密得不同寻常。他会跟女王坐在一起，跟她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同时向女王眨眼示意。1866年2月，维多利亚自从阿尔伯特去世以后第一次主持召开国会，距离上一次过去了将近5年。然而，女王召开国会的时候却闷闷不乐，抱怨这种例行公事，而且直接拒绝穿上礼服。不过，女王毕竟全心全意信任首相，因此也做好了准备，适当参加一些公开活动。迪斯雷利曾经赋予自己的党派一个新的身份，开创了现代事业。此时，他又如法炮制，指点了君主制的方向，安排了君主在人前重新露面的日程，扮演了有如剧院经理的角色。

这一切当中，有一个核心元素——王室的排场。女王尽管对自己的职务多有不满，然而，“当上女皇”的前景，成功刺激了维多利亚对华丽庄严的欲望。当时土耳其驻埃及总督，称号是“乞迪夫”（Khedive），打算低价卖掉苏伊士运河股票来渡过难关。1876年，迪斯雷利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下，成功买下了运河股票，从而获得了欧洲前往印度的海路控制权，极大改变了英属印度的战略、经济前景。不过，这权力背后的操纵机制，却必须辅以王权的展示。前面说过，迪斯雷利认为，英国大部分民众不希望统治者催促他们无休止地做好事，提升道德水平；而希望统治者为他们做好事。这一理念，也符合兵变之后印度殖民政府的家长式统治作风。坎宁卸任之后，继续担任英属印度副王的是埃尔金勋爵。埃尔金之前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一切东方人都是小娃娃，只要给他们表面上的华丽服饰、典礼、头衔，就能让他们欢乐、感恩；并且只要允许他们享受虚假的尊严，他们就情愿放弃真正的尊严。”

自从坎宁在印度乡村获得各种进步以来，印度的历任副王就一直忙着给地方贵族举行名为“杜巴”（durbar）的接见典礼，发表演说，把“虚假的”维多利亚尊严，赐予印度王公。这一政策，恰好是达尔豪西主张的、残忍的“权利丧失兼并主义”的反面，也就是迪斯雷利风格的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在热带地区的投射：凯思内斯郡（Caithness）和剑桥郡的那些有封地的地主贵族，换成了印度巴罗达（Baroda）的“盖克沃尔”（Gaekwar，统治者称号）和斋浦尔（Jaipur）的土邦主。莫卧儿王朝时期，杜巴接见典礼一直是这样一种仪式：地方领袖对皇帝表示一种个人的、形式化的效忠，从而换取皇帝对地方领袖的保护。这种交换的象征是“互换礼物，赐予头衔和职位”。然而，英国人对仪式却有着实用得多的看法。他们把杜巴接见典礼变成了自己理解，而且擅长的仪式：为了彰显社会等级，好孩子擢升，坏孩子降级或者遭到忽视；此外，还会颁发一些小玩意儿——奖章、绶带、徽章。莫卧儿时代的仪式重视个人交流，而英国人主导的仪式则比较喧闹、浮华、冷漠。不过，英国举行这样的仪式，有着不容置疑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大起义之前，印军和英军的比例是6∶1，起义之后，殖民当局小心翼翼地把这一比例调整到了4∶1。在军事力量支持下，杜巴典礼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大君们排成一队，等着英国人颁发奖章。

女王自己虽然不能参加杜巴典礼，但她很乐意让孩子们去印度，传播自己的帝王气概。女王的儿子爱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阿尔弗雷德（Alfred），1869年访问了印度，见识了各种新鲜事物：老虎、大君、马球，还有带有雉堞（用于军事目的）的火车站。1876年，威尔士亲王伯蒂也访问了印度。除了以上那些元素之外，还安排了铜管军乐队、定制的银质象轿，还有忠实的包头巾的军人的检阅仪式。这些都是为了符合当局所宣称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头衔有了变化，从女王升级到了女皇”。从此，维多利亚不仅是英国女王，还是全印度的女皇（India-Kaiser-i-Hind）。这个头衔，是一位学者戈特利布·威廉·莱特纳（Gottlieb Wilhelm Leitner）制定的。莱特纳是位于拉合尔（Lahore）的旁遮普大学学院（Punjab University College）的东方语言教授，出生在匈牙利。他相信，欧洲语言和亚洲语言都来自“印度–雅利安”（Indo-Aryan）语言的主干，后来很遗憾地分了家。英国有一位贵族爱德华·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是未来的第一代利顿伯爵。迪斯雷利想让一位副王召开一次奢华的杜巴典礼，正式宣布维多利亚头衔升为“女皇”。他认为，利顿就是这位副王的最佳人选。

这一年，利顿44岁。这一职务选择他，可以说是极好的选择，也可以说是极坏的选择，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利顿的父亲，老爱德华·布尔沃–利顿，是一位大红大紫的小说家，专门写各种外国历史小说，代表作是《庞贝城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Pompeii）。他跟迪斯雷利一样，深受古代浪漫文学的影响，可以算是同类。虽然老利顿是小利顿的父亲，但亲情却一点没有阻止父亲责骂儿子。老利顿认为小利顿拥有剽窃的天分。小利顿用笔名“欧文·梅雷迪思”（Owen Meredith）写了一些质量很低的诗（但女王显然非常喜欢）。他长相英俊，当过英国驻葡萄牙大使，过着总体上很孤傲的生活，也自知孤傲，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从政当官。在候选人的排名当中，他原本从来没有超过第四位。不过，利顿家族的宅邸，是位于赫特福德郡的纳贝沃斯庄园（Knebworth House），就在印度国务大臣的家旁边；而且迪斯雷利对利顿的“想象力”潜质，有一种用错了地方的自信，于是利顿的排名就大大上升了。只要有人要求，利顿无疑是能够摆出文雅姿态的。然而，他还是被人称作“经常被拍照的贵族懒汉，总是向右边歪斜”。之所以出现这种姿势，很可能主要是因为他患有慢性痔疮，或者因为他想要对付痔疮而染上了鸦片毒瘾，而不是因为他爱好新罗马式的矫揉造作，要像罗马人一样慵懒地歪向右边。利顿接到政府的邀请，大吃一惊。利顿完全不确定自己想要走马上任，尤其是因为他“对印度一切情况与问题都一无所知”。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让利顿这样相貌堂堂的二流诗人来主持典礼，大概也是装点门面的最佳选择。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康纳汀（David Cannadine）就是这么认为的。1876年4月，利顿来到印度。之后，他的注意力差不多都集中在完成迪斯雷利的梦想——华丽的杜巴典礼上了。典礼的会场也经过仔细选择，不是加尔各答会场宽阔的草坪，而是德里西北一英里半的高地——德里岭。印度兵变大屠杀的幸存者曾经撤退到这里，坚守了四个月。这种象征“英国烈士精神”的地方，跟坎普尔、勒克瑙总督府一样，成了殖民当局新来的官员必须“参拜”的圣地。现在，当局可以用盛大的场面，来驱逐英国人遭到屠杀、羞辱的可怕记忆。利顿全力投入了“让那些幼稚的东方人深感敬畏、惶恐顺服”这一任务当中。他认为，要想让全部臣民感觉到最高权威，其方式不是通过少数殖民当局的官员，而是通过印度自己的王公和一切“上流人士”。这种态度，可以称为“新封建主义”。殖民当局的全能和伟大，将会说服那些印度王公，对英国无条件效忠；土邦主们又会转而影响千万臣民，将殖民当局视为真正的印度政府。利顿就此写过不止一篇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文章，这是他自己的特色。其中有一篇写道：“从政治上说，印度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即使前进，也一定是在服从支配下的前进；不只是服从英国的供养人，也是服从自己的王公贵族，不论这些王公贵族有多么专制。”

1877年，女王加冕为女皇的杜巴典礼隆重举行。评论界认为，这次典礼是一种针对麦考利罪行的忏悔。麦考利的罪行在于盲目信仰自由主义，从而创建了一个受到西式教育的印度人阶层。利顿如此描述这个阶层：“我们教会了这些印度先生，在本地报纸上写出了很多近乎煽动造反的文章。这些印度先生只代表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极不正常。”所以，殖民当局的法令文官机构再也不会雇用这些西化而富有煽动性的印度人，而是会雇用另外一个群体——王侯家族的年轻人。然而，现实当中，王侯家族的年轻人其实不会有兴趣接触利顿的下层官僚系统。于是出现了一个矛盾的情况：这次杜巴典礼实质乃是一种剧场式的幻想，但表面上却显示为古代印度的“真实情况”，那种王公、贫农、兵士、婆罗门系统的真实情况。供印度贵族们住宿的“印度营”（Indian camp）里，聚集了地位最高的贵族——300名精心挑选的印度名流，以及他们的家仆；每人都在营地里分到了一小块“土地”，各自土地上有各自的旗帜（加尔各答一个纹章学机构设计的）、盛装打扮的马匹、披着彩缎的大象。土邦主和大君们，按照家谱的悠久程度与所谓“独立等级”的不同，被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这个过程很是痛苦。值得一提的是，之前，在伦敦白厅的国务大臣办公室，这种等级礼仪就已经成了国务中的正式规定。办公室装有两套房门，以便同一等级的两位王公可以同时来访！1877年杜巴典礼，参与者的等级，先要看礼炮放多少响；礼炮数目又决定随从多少。因此，17响礼炮的王公［真正的贵族，例如巴罗达的“盖克沃尔”和海德拉巴（Hyderabad）］的“尼扎姆”可以带有500名随从；而11响礼炮的王公就只能带300名随从。虽然单个队伍看来不算庞大，然而合在一起，人数就很可观了。光是“印度营”的总人口就超过了50 000人。还有一个“帝国营”，也就是白人的营地，也多达10 000人，拥有自己的邮局、电报站、警察局。再加上14 000名参加阅兵式的军人和其他人员，参加杜巴典礼的总人数达到了84 000人，这已经是一个有规模的城镇人口了。负责维持秩序的是弗雷德里克·罗伯茨少将（Major-General Frederick Roberts）。1878年，罗伯茨少将就要为利顿去参加第二次阿富汗战争了。

典礼上充斥着封建式的恭维话，绝大多数一点也不真心。还有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各种家族徽章；5英尺见方的横幅，非常笨重，扛起来十分困难；热衷纹章学的英国人专门铸造的各种饰物。这一切乃是19世纪哥特复兴式艺术当中，对东方艺术的一种诡异而造作的总结；此外，也是“印度–撒拉森”（Indo-Saracenic，萨拉森是中世纪欧洲对穆斯林的称呼之一）的建筑风格，当时流行一时，象征着一种“普遍传统”的复活。因为英国人把旁遮普视为印度各邦中最“男子气概、英武作风”的地方，所以这次典礼——这次虚假的东西混血仪式，有很大一部分是旁遮普的元素。英国有一位著名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曾经长期在印度居住，写了不少印度题材的作品。他的父亲名叫洛克伍德·吉卜林（Lockwood Kipling），是拉合尔的梅奥艺术学院院长。老吉卜林接受了一个艰难的任务，为220英尺见方的副王讲台布置装饰。瓦尔·普林塞普（Val Prinsep），是一位艺术家，深受前拉斐尔派的影响。瓦尔受命绘制杜巴典礼，却因为非常厌恶典礼而不愿从命，尽管最后还是照办了。他说：“真可怕！我要画的是什么东西？这东西的丑恶，超过了水晶宫……副王的讲台，是一座深红色的神庙，足有80英尺高。从没有过这样廉价俗气的装饰品……庞大的尺寸，就好像一个巨型马戏团。”

对此，利顿则没有这么挑剔。典礼之前一周，利顿偕夫人坐着当初为了威尔士亲王制作的银质象轿，从德里走了三个小时，到了“印度营”。副王利顿深受痔疮之苦，这次旅程想必很不舒服吧。1877年元旦中午12点，伴随着德国音乐家瓦格纳（Wagner）的歌剧《汤豪舍》（Tannhäuser）中的进行曲，利顿进入会场。吹奏进行曲的是一队小号手，穿着中世纪的制服。国歌奏响，之后是101响礼炮，响动极为惊人，有些大象吓得四处逃窜，踩死了不少观众。利顿高倨在80英尺的讲台上，宛如神仙一般。他镇定自若，以女王兼女皇的名义发言，声称莫卧儿帝国行将就木，上帝已经选择了英国来继承大统。利顿感谢了印度文官机构的“史上空前的社会公德与献身精神”，感谢了王公和部落首领的忠心，最后还说，印度人民终于受到了直截了当的教育，明白“帝国的永恒利益，需要英国官员组成的政府的权威监管和指导”。这演讲充满了专制气息，唯一对自由主义做出让步的方面是，本地人也可能允许参与政府事务，但他们应该晓得，必须有一个位置留给“天然的领袖”，也就是集合在帐篷里的那些贵族王公。最后，利顿宣读了新女皇送来的一封信，一如既往地承诺，她将会通过自由，以正义治理印度，并且促进“繁荣，以及先进的福利”。

1877年第一个星期，至少有一位英国高官很不愿前来德里参加仪式，那就是马德拉斯省长，白金汉和钱多斯公爵（Duke of Buckingham and Chandos）理查德·格伦威尔（Richard Grenville）。印度东南大部地区，季风降雨不足，此时，这一地区已经被饥荒笼罩了。情况紧急，省长在仪式前报告副王，询问可否能不参加仪式。然而，利顿无视了省长的意见，回答说，他必须前来参加，因为长远来看，杜巴典礼的不足，对印度的损害将超过季风降雨的不足。于是公爵如约而至。就在这第一个星期，根据一名英国记者的报道，在迈索尔和马德拉斯约有10万人死于饥饿与霍乱。

印度饥荒主要灾区：1876—1908年

兵变之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与当地人达成了默契：当地人效忠英国，英国设法改善当地生活。然而，每一个10年当中，还是会在某地爆发灾难性的饥荒。1860年，旁遮普有200万人死亡。1868年，阿杰梅尔（Ajmere）四分之一居民死亡。1877—1878年，利顿治下进行了认真统计，历次饥荒夺去了超过700万人的生命。有一位早期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愤怒地警告英国人：1845—1849年的爱尔兰饥荒，夺走了八分之一爱尔兰人口，对此，人们确实有些痛心疾首的情绪；然而，1877—1878年，印度的死亡人数，却相当于整个爱尔兰的人口。

殖民当局对这场灾难没有无动于衷，然而大部分殖民官员，就如同在爱尔兰一样，因为“不干涉主义”的信条，而认为这是“自然”或“天意”，政府无力救济。但是，政府当然有能力救济，哪怕是用减税等消极方面的措施救济。例如，政府的官员自身，经常建议暂时停止征收土地税，或者暂时推迟征收土地税。1866年，官员们建议对奥里萨邦采取这种措施。然而，建议却被加尔各答的税收局否决了。税收局提出的建议，却与爱尔兰1846—1849年的措施惊人的相似：“不要让民众失望……要设法让民众自救……在奥里萨邦这样做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乃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当初，殖民政府曾经有组织地破坏奥里萨邦的食盐生产。并不是用惩罚性的关税设法消灭食盐生产，而是直接立法禁止了。这就等于专门取消了本地人的收入，无法让穷人自救了。特别是有些年份，物资短缺导致价格飞涨，穷人就更不可能自救。如今，政府开始考虑让民众自救，这倒是慷慨了很多嘛！政府当然是可以进口谷物的；至少能够平抑物价上涨。也是在1866年，官员们再次建议进口缅甸大米。2月，收到了回信：“来信收悉……政府拒绝进口大米……如市场支持，则进口大米必然会流入普里，无经政府干预；否则只会带来损害。”

有一位殖民当局官员理查德·坦普尔爵士（Sir Richard Temple），深感孟加拉和比哈尔邦受到严重的饥荒威胁，担心将来会有灾难（不幸言中），在1873—1874年从缅甸买了大米，免费发放给最急需的人群当作口粮。然而，那些跟屈维廉思想一脉相承的人，却认为这是对自由市场的粗暴干涉，猛烈攻击坦普尔爵士。这些人就包括利顿。利顿发现坦普尔太用心赈灾了，需要对错误做出弥补；于是利顿任命坦普尔为赈灾代表，把他派到了南方的马德拉斯和迈索尔。这一次，坦普尔对赈灾没有那么用心了，于是，这两地的省长在公共赈灾和私人慈善事业方面，都变得十分“慷慨”，浪费了很多粮食。殖民当局通过了《反慈善捐赠法》（Anti-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Act），专门用来防止英国和印度城市救济灾区，据说，如果这样救济，就会延缓“软弱的”印度人自立的必然性。一般认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的慈善事业无处不在；而我们看到这部《反慈善捐赠法》，或许就要改变主意了。坦普尔实施的救济体制，遭到了白金汉公爵，以及孟买长官——地位与坦普尔相当的菲利普·伍德豪斯爵士（Sir Philip Wodehouse）的强烈反对。而这种救济体制，其实较之爱尔兰19世纪40年代的体制更加残酷。这种体制提供的苦工，有的跟爱尔兰一样，又是砸石头铺路；有的则是铺设铁轨。这些惩罚性的苦工换来的，是每日1.2磅的大米，加上一点木豆。利顿觉得，坦普尔的制度还是太仁慈了。于是，利顿从名册中删去了数百万人，禁止向有劳动力的成人提供救济，而且决定，劳动营方圆10英里之内的居民禁止接受救济。于是，极度营养不良的灾民不得不走上很远，才能获得很残忍的重体力劳动；而且坦普尔修改了制度，每天的大米减少到了1磅，豆子也没有了。

结局可想而知。有一名官员描述孟买德干的筑路工作类似“一个战场，路边到处是死者、濒死者，还有刚刚受到袭击的人”。一贫如洗，饥饿难耐的纺织工人恳求警察逮捕自己，因为听说进了监狱就肯定能吃上饭。实际也的确这样。与此同时，马德拉斯、孟买的粮食仓库却装满了进口大米，由军队和警察严密看守，防止偷窃和骚乱。有一些记者揭露：饥民就在储粮的栅栏前面倒下死去了。这些记者代表之一是威廉·迪格比（William Digby），他曾专门为印度饥荒出版了一套两卷的历史。到了19世纪末，出现了一种悲惨而荒唐的现象：印度那些铁路最多、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却显然受饥荒的损害最严重，因为这些地区可以更容易将谷物运到各个市场，囤积起来，让粮食涨价，以追求最高利润。

1877年8月，印度南部和中南部大多数地区都已经沦为地狱。副王原本在西姆拉纳凉，这时终于屈尊，由白金汉公爵陪同，花了几天时间到马德拉斯灾情最重的地方走了走。关于救济营的问题，利顿副王在行宫给夫人写信说：“你从未见过这样的‘大众野餐’。救济营里的人什么工作也不做，脂肪要把身体撑爆了……白金汉公爵视察这些救济营，就好像白金汉郡的乡绅视察自己的模范农场，对饲养得最好的牛、猪越来越肥的样子极感兴趣。”然而，传教士和惊骇不已的当地官员、记者，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霍乱病人爬向公墓，在墓穴之间躺下，成群的乌鸦、鸢在头顶上盘旋；无数饥民大军绝望地跋涉出英属印度，来到独立的海德拉巴等地方；这里的尼扎姆做好了准备，要散发免费的救命粮。有一位传教士写道：“最近，有个女人的尸体被挂在一根杆子上，像牲畜一般，被人沿着道路抬走了，脸有一块被狗吃掉了。又有一天，有个疯女人饿坏了，把一只狗的尸体搬走吃掉了，就在我们的平房边上。”女王–女皇治下的印度，这种景象是很常见的。英国政治家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当时很年轻，还是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印度的一切惨景，并未阻止他自信膨胀。他在同一年写下了充满救世主风格的论文，热烈赞扬新帝国主义：“我们占领的地方越多，就对人类越有好处！”

并非人人都像他这么想。这时，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已经是全英国除了女王之外声望最高的女性了。她读了迪格比等传教士、记者的报告，说：“这是人类苦难与毁灭的恐怖纪录，是全世界从未见过的。”然而，除了为数百万牺牲者哀悼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来避免未来出现同样规模的灾难呢？利顿先前曾经削减过水库预算，而且还嘲笑一些主张修建水利的人，称他们为“水利狂”。如今，利顿终于表现出支持他们的样子了。利顿还采取措施建立了一项赈灾基金，出钱的人当然是贫困的农村居民，这一点跟爱尔兰一样。利顿的农业秘书名叫艾伦·屋大维·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父亲是苏格兰政治家约瑟夫·休姆（Joseph Hume），曾发起成立改革党（Radical party）。艾伦·休姆强烈呼吁政府征收累进所得税，这样一来，交税最多的人，对赈灾基金的贡献也越多。利顿否决了这项提议，反而主张增收那些本来已经很重的税赋，例如盐税。艾伦·休姆愤然辞职。之后，他成了批评家，最猛烈地抨击英国在印度的经济政策，最后竟然当上了印度议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的创始人！实际上，有许多印度议会的早期支持者和领导人（既有英国人，也有印度人），已经不再理睬这个“好心”帝国了，原因正是英国的救灾政策似乎总是让位于军事力量和赤裸裸的经济私利。威廉·迪格比写下的历史，留下了印度饥荒最为确凿的罪证。当时英国人有一种陈词滥调，所谓“印度之手”，说亚洲人天生不适合自治，需要别人统治。迪格比就创建了报纸《印度报》（India），来对抗这种言论。印度民族主义政治家达达拜·瑙罗吉博士（Dadabhai Naoroji）是一位孟买的“印度拜火教徒”。1892年，他当上了英国第一位亚洲国会议员，代表芬斯伯雷中央区（Finsbury Central）。他也曾三次被选为印度议会主席。他出过一本经典著作《印度的贫穷与非英国人统治》（Poverty and Un British Rule in India，1901），阐述了他苦涩的幻灭思想。

瑙罗吉博士同其他很多人都意识到，印度的问题在于收入，而不在于粮食供应。这一点，当代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教授（Amartya Sen）指出，在当今全球饥荒案例中，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争论的焦点在于，应当怎样采取措施，才能让印度的生活水平提升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使在荒年也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辩论的双方，一方是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为英国的事迹辩护。他们坚持说，传统的经济体制，也即市场本身，与市场对印度的刺激作用，将会最终奏效。另一方则是休姆、瑙罗吉这样的反对者，他们指出，英国的政策表面是自由贸易政策，实则是无耻的干涉主义政策。殖民当局肆无忌惮地操纵关税，方便英国进口，让印度本地产品处于不利地位；1877—1878年，有数百万吨粮食从印度进口到英国，以稳定英国本土粮价。与此同时，当局却放任印度孟买、马德拉斯的物价飞涨，涨到了足以饿死人的地步。就在古吉拉特邦纺织工人的苦难，超过印度大多数城市人口的时候，利顿甚至出台政策，降低了印度进口英国棉花的关税。而且，还有人老调重弹，提起自古以来的那种假装虔诚的万能药：“让他们自己站起来！”

此时，原先主张能带来互惠互利的自由主义公理，已经开始彻底崩溃。英国本土的繁荣，其代价似乎是印度财富的匮乏。殖民经济政策的不平等，由来已久，而且用法律手段固定下来。绝大部分印度人都成了受害者，只有那些与这种经济政策合作的人，例如谷物航运商、纺织品进口商，才获得了应得的奖励。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三种特殊的情况，让这一局面很难改变。第一种情况：英国本身已经陷入了经济低迷，不可能牺牲自己复原的机会去接济印度，也不可能提升物价，与此同时加大英国劳工阶层闹事的风险。第二种情况：英国本土经济正在面临美国，以及德国等多个欧陆竞争对手的压力，出口缩减；这同样导致英国不大可能牺牲各个垄断帝国市场，让经济达到一种长远的成熟状态。（到19世纪末，印度已明显成为英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占到了英国出口总额的整整10%。其中绝大部分是兰开郡用机器加工的棉布，这种产品对印度纺织业的破坏，超过了一切别的产品。）有许多事实能够破除英帝国主义“良性发展”的说法，而低价输入的棉布，或许是最不容置疑的丑恶反证。最后，第三种情况：有一些基础设施投资的收入，实际上能够为印度的贫民生产者带来好处（而不是为进出口商人带来好处）；然而，这些收入却必须同另一种利益竞争，那就是英国要在印度西北前线进行战略军事扩张，以防俄国哥萨克骑兵从开伯尔山口一拥而入。在利顿等几位副王看来，这军事利益至高无上，其他一切利益都要为它让步。这是英国的战略妄想，为它全额埋单的，则是印度的纳税人。

更糟糕的是，这种妄想经常会直接导致英国的惨败，然后又会出现新一轮的惩罚性税收。利顿从当上副王开始，就一直在筹划军事占领阿富汗。1878年，利顿终于成功挑起了第二次阿富汗战争。英军如往常一样入侵了阿富汗。接下来是一次同样名垂青史的阿富汗叛乱，英国代表团全体被杀。于是照例需要第二次惩罚性作战。结果，“惩罚”这一次落到了英国人的头上，既损失了人马，又损失了金钱。英军在阿富汗赢得了一场惨胜，然而战争却暴露了丑闻——辛辛苦苦设立的赈灾基金被挪用当作军费了。于是，这场胜利也无法带来喜悦了。

首相迪斯雷利从一开始就反对利顿的阿富汗战略，只是因为克兰伯鲁克勋爵（Lord Cranbrook）的游说，才不得不违心地支持。克兰伯鲁克勋爵是新任的印度国务大臣，利顿的忠实信徒。损失惨重的灾难消息传到了首相耳朵里。首相大惊失色，但努力装出勇敢的样子。同一年，即1879年，英国与南非祖鲁王国（Zulu）爆发了祖鲁战争。祖鲁国王塞奇瓦约（Cetawayo）在伊桑德尔瓦纳（Isandhlwana）全歼了一支英军。等到南非局势稳定下来，500万英镑已经付之东流。非洲正常运转的国家本来没有多少，这一次，英国又打着“带来和平与安宁”的旗号，毁灭了一个非洲国家，就如同英国经常在印度所做的一般。1876年，迪斯雷利被封为比肯斯菲尔德勋爵（Lord Beaconsfield）。有一次他在上议院演讲，说“有上百万人，因军事影响（military sway，即‘强制措施’的委婉说法）而归附了我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为了秩序和正义，而受到了军事影响的恩惠”。然而格莱斯顿却越来越感到必须发言反驳了：什么“秩序”？什么“正义”？他还为所谓“自由”的伪善言辞而十分恼火。他嘲讽迪斯雷利说：“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也许会说‘自由是我们的，帝国是余下世界的！’”格莱斯顿对于帝国的肆意扩张越来越反感、蔑视，这一点，标志着自由主义政治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当然，自由主义者当中一直有着一派思潮，尤其是政治家约翰·布莱特、理查德·科布登，他们坚持正统的自由贸易，怀疑现实中昂贵的帝国冒险主义会带来什么好处。不过，直到19世纪70年代晚期，才掀起了一场有着清醒意识、长期坚定的反沙文主义斗争；其中最善于雄辩的斗士，乃是格莱斯顿本人。迪斯雷利在参议院地位大不如前，而格莱斯顿，则有片刻取得了一场道德层面的表演机会，尽管他只是反对党的议员，而且并非反对党的党魁。1876—1880年选举期间，格莱斯顿抓住机会，上演了一场维多利亚政治史上最为精彩的独角戏。

格莱斯顿发起的历次政治斗争，其力量来源，不仅来自道德热情，也来自痛苦的自我审视，以及大量的阅读和反思。1869年，格莱斯顿刚开始担任首相，就阅读了印度殖民当局官员乔治·坎贝尔关于爱尔兰土地问题的重要著作。爱尔兰有一个独立组织，名叫芬尼亚会（Fenian），主张共和主义。坎贝尔在爱尔兰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候访问了爱尔兰。他震惊地发现，爱尔兰佃农问题与他见过的印度多个地方的问题十分相似。爱尔兰的贫农，如不能出示有效的英式法律合同，证明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则会被定为随时可以解除契约的佃农，遭遇各种提高租金的情况，而且一旦违约就会被驱逐。正常情况下，农民如果翻修或者扩建房舍，当局会有材料或劳务的补贴；而这一类佃农这样做，当局却没有任何补贴。于是，在同一片土地上劳动了几代人的耕种者，就被赶走，沦为了既没有钱，又没有土地的劳动者。英国对印度的土地制度越来越熟悉，也逐渐意识到，印度大部分地区都有这样的传统，一旦某个家族连续几代拥有土地，就相当于一种“道德上的联合所有权”，保护贫农不至于沦为随时可以解除契约的佃农。坎贝尔感觉，爱尔兰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同样感觉到这一点的还有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的著作表达的观点和坎贝尔基本一样）。尽管坎贝尔接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屈维廉“放任不管”的学派，然而坎贝尔却相信，政府应该担任保护者，保护那些无力自护的人。政府这样做了，就是对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尊敬，而不是违反。而政府不这样做，就会产生更多的可怕的暴力循环。

格莱斯顿在哈瓦登的宅邸——他的“和平神庙”阅读文献的时候，开始感觉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对他、对英国自由主义的历史都至关重要：大英帝国的某些地方，例如印度、爱尔兰，很可能还有那些工业化的煤烟城市，那种旧式的“自力更生”的福音宣传，已经化为陈词滥调，而且破产了。格莱斯顿意识到这一点，但并没有因此成为激进的干涉主义者。他第一任首相任期之内，爱尔兰主要的改革措施，还是废除各种国家制度，而非建设国家制度；特别是废除了爱尔兰教会。然而，即使以实用主义者（而非激进派）的身份，格莱斯顿还是开始明白，有一位伯明翰自由主义活动家的意见十分有力。这位活动家名叫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张伯伦认为，在英国工业化城市中，一个好的政府，经常需要大力确保公权力能够满足市民的基本社会需要。例如，足够的住房、便利的交通、医疗福利等。因此，现代英国“正确自由主义”的准则，就不能仅仅是贸易自由和财产自由；或者说，这些自由如果要生存，必须关注社会正义。坎贝尔说过，人们一旦感觉社会正义被剥夺了，就会被迫转向愤怒和暴力。无论是印度德干的救济营中、英国的造船厂中，还是爱尔兰西部的农村，都是如此，而尤以爱尔兰西部的农村最为重要。有一次，格莱斯顿在下议院演讲，介绍一项土地法案。这法案采取了一点措施，想要保护佃农免遭驱逐，主张只有在逾期未交租金的情况下，地主才能合法驱逐佃农。格莱斯顿用的是他一贯的预言式口气：“爱尔兰就在你们的门口。天意已经把它放到了这里，法律和立法机关在你们之间订立了契约，你们必须面对这些义务。”

格莱斯顿漫长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从各种启示的瞬间来寻找“正路”，特别是从敌人的启示那里。人们经常把他比作对抗埃及法老的以色列先知摩西，而他的敌人，就是埃及法老的化身，他被召唤来狠狠打击这些敌人。（有时候，这个敌人还是格莱斯顿自己；而且，他早在牛津的时候，见过很多道德比较堕落的妇女，认为自己必须救赎这些妇女；此时，他就为自己被妇女们引诱而感到有罪，要把罪恶从体内鞭打出去。）政治与神学上的敌人们，则只是遭遇了他口头或写作的鞭笞而已。敌人分成几批：第一批敌人，是所谓的“理性基督徒”——唯一神论者，以及与唯一神论者相似的人，还有1832年推动《改革法案》的那些恶毒的改革派。格莱斯顿当时属于高教会派（High Church），年纪还轻，不苟言笑，他相信，这些人，以及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都在把英国引向一条“快活之路”，也就是不敬上帝的平等主义之路。但格莱斯顿在19世纪60年代却变成了改革派，支持普选权，于是他当初反对1832年《改革法案》的立场就显得十分尴尬。后来他解释说，当时反对改革，完全是因为年轻人的热情过于旺盛，以及“错误的妄想”。第二批敌人，则是那些打倒首相皮尔的人，因为格莱斯顿十分敬重皮尔，把皮尔当作圣人看待。这些人的罪魁当然是迪斯雷利。格莱斯顿认为，他一开始就看清了迪斯雷利是一个自我美化的机会主义者。格莱斯顿的背景是制造业，在他看来，皮尔行事坦率，这一点非常明智；皮尔正直诚实，这一点也不言自明；皮尔着力追求真理，相信真理高于个人权力，甚至高于政党利益，为此甘愿忍受艰难困苦，这一点也是政治美德的象征。而那些打倒皮尔的人，一边做坏事，一边还声称代表地主的“传统”利益。比如，迪斯雷利就这样声称过。格莱斯顿认为迪斯雷利这种说法十分荒唐，觉得他们这样伪装，不仅愚蠢而且邪恶，是有罪的。

最让格莱斯顿如鲠在喉的是，迪斯雷利一帮人竟然妄称自己代表的是真正的英国，代表英国起伏的广阔土地，也代表真正的宗教。格莱斯顿认为，迪斯雷利除了狡猾地装模作样之外，从未真正跪在上帝面前，更别说接受忏悔的精神鞭笞了。这种人怎么配谈真正的宗教呢？格莱斯顿还认为，迪斯雷利有一种最恶劣的本能，就是“好斗的虚荣心”，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如同丢脸的巴麦尊曾经做的一样；这时，迪斯雷利又有什么资格，以英国劳动人民真正的朋友和保护者的身份，对人民发出呼吁呢？我格莱斯顿，以及真正的上帝的战士们，例如理查德·科布登（自由贸易派）、约翰·布莱特（激进派政治家）这样的人，才可以代表真正道德的英国嘛！格莱斯顿认为，自己在成长时期和训练时期，把真正的英国的“纤维”编织了起来——这些纤维，就是苏格兰、兰开郡、牛津；是工厂和神学院，是大学和织布机。他感觉，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负责任的。第一，他没有欺骗劳工阶层，让他们期待立刻实现完全民主制，而是建议他们要有耐心，一步一步来。第二，他筛选那些借助工业、教育、辛苦挣来的财产而发达的人，赋予他们公民权，作为奖赏。这些人理应得到公民权，而且将来也会聪明而节制地使用公民权。

如今，在1876年，他的老对手迪斯雷利——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已经被擢升到了“比肯斯菲尔德主义”的境界；但是作为首相，迪斯雷利依然能够图谋不轨，办出坏事。格莱斯顿觉得自己又一次负起了神圣的使命，需要让公众清醒，不受迪斯雷利各种“犹太人的”伎俩欺骗。迪斯雷利有一种政策，想要建立一个“亚洲帝国”，包括支持土耳其人；购买埃及苏伊士运河；让利顿这种声名狼藉的鸦片烟鬼操控印度帝国的命运——而这一切异国风情的东西，竟然会值得用基督教英国的伟大来交换？此外，鲁米利亚东部爆发了一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起义遭到镇压，奥军大肆虐杀平民，犯下了种种暴行——焚烧村庄、强奸、鸡奸、把妇女儿童分尸等。1876年春，英国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些暴行，舆论哗然，猛烈抨击迪斯雷利“支持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全国各地召开了数百场集会。从制度上说，格莱斯顿本来应该对两名辉格党领袖言听计从。这两位领袖，一位是第二代格兰维尔伯爵，另一位是哈丁顿侯爵（Marquis of Hartington）。然而，格莱斯顿并未立刻行动，而是一直等到1876年年底。然而，对政治而言，实现“充满激情的美德”这样的机会，太过诱人，无法让人继续忍耐了。格莱斯顿在“和平神庙”——自己家的图书馆中，写下了一本小册子，名叫《保加利亚恐怖事件》（Bulgarian Horrors），一出版立刻畅销。几天之后，格莱斯顿又开始做巡回演说，一次，伦敦郊区的布莱克希思（Blackheath）有暴风雨，格莱斯顿竟然在暴风雨中对着忠实听众们布道，做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讲演。不论这次讲演是否能够影响英国的政治，那些在场的人，例如激进派记者威廉·托马斯·斯戴德，都把它作为一个“格莱斯顿成功转化听众”的时刻来铭记。

然而，格莱斯顿作为耀眼的先知重新出现，大出风头，这种情况却可能让他冲昏头脑，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了，哪怕哈丁顿、格兰维尔等人发出咳嗽声提醒，他也置之不理。于是，他果然犯了大错。俄土战争[8]过后，格莱斯顿攻击迪斯雷利，说俄国与土耳其开战，迪斯雷利却把英国带到了与俄国发生冲突的边缘。这次攻击严重误判了英国舆论，因为当时英国舆论已经被迪斯雷利大肆煽动，变得非常激动，鼓吹武力外交政策，拥护战争。1878年，迪斯雷利前往柏林，在柏林议会参加和平谈判，争得了俄国与土耳其两国的让步。回到国内之后，舆论完全没有谴责他，而是为他热烈欢呼。然而，到1879年年底，英国在南非的祖鲁和亚洲的阿富汗军事行动受挫，花费极大。舆论再次转向，开始反对战争。格莱斯顿愤怒地高呼：英国人和当地人的无辜之血都白白流掉了，仅仅是为了毫无意义的冒险主义！他说，“阿富汗山村生活是神圣的”，就好像每一个英国人在英国本土的生活一样，“在全能的上帝眼中不可侵犯”。

而在英国本土，此时，自由党又得到了一份天赐的政治礼物：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格莱斯顿暗示说，保守党的领袖们是邪恶的，而那些沉醉于这种邪恶带来的奢侈享受的人，如今遭到了上帝的惩罚。英国背负上了现代社会的种种瘟疫：破产、失业率飙高、粮价暴跌、贸易停工；爱尔兰西南部甚至又发生了马铃薯枯萎病。迪斯雷利原本还被当作功臣，舆论说他带来了“光荣的和平”，为此沾沾自喜。而且，自由党分裂了，迪斯雷利也十分高兴，觉得格莱斯顿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怪人，完全不必用心对付。可是，迪斯雷利没有料到，老对手格莱斯顿好像突然爆发了一种惊人的能量，几乎让他成了救世主一般，将自己的雄辩术发挥到了极致。迪斯雷利也没有料到，格莱斯顿采用了各种崭新的方式，到处传播自己针对“比肯斯菲尔德主义”奢侈腐化而发起的攻击。1879年11月24日，格莱斯顿偕夫人凯瑟琳，在他的政治心脏之一利物浦登上了一列火车，前往另一处政治心脏——低地苏格兰。格莱斯顿穿过威根（Wigan）、圣海伦（St Helen’s）、卡莱尔（Carlisle）、加拉希尔斯（Galashiels），来到了爱丁堡。这个老顽童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政治火车头，他那宏大的自我肯定的精神，就好像火车头的活塞，不停打气。这位演说家在一个个站台上高声呐喊，从一扇扇车窗向外挥手，让兴高采烈的人群护送到旅馆，又在旅馆的阳台上演说。格莱斯顿在格拉斯哥大学被任命为教区牧师，进行了上任演说，又观看了特别为他举行的火炬游行，就好像他是福音派复兴运动的先知一般。两个星期之内，他在各地演讲15次，听众约有85 000人。中洛锡安郡（Midlothian）竞选运动是英国有史以来发生的最为“美国化”的竞选运动，而且是无可置疑的胜利。

迪斯雷利在1880年3月举行大选。此时，他估计保守党再次取得多数不会有问题。然而，他的估计大错特错了。自由党获得的国会议员席位，比起托利党多了100多个，重新上台。格莱斯顿欢欣鼓舞地写道：“比肯斯菲尔德主义，就像意大利浪漫主义故事里面一座华丽庄严的城堡，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大利的浪漫主义并非这位元老所欣赏的东西。

然而，1880年的议会当中，除了自由党351人、托利党239人，还有爱尔兰自治派国会议员65人。他们有了一位新领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把他们团结到了一起。帕内尔的前任是爱尔兰托利党人物艾萨克·巴特（Isaac Butt）。如今，爱尔兰自治议员的队伍虽然还没有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也不可小视。即使他们的人数没有65人这么多，格莱斯顿也不大可能在爱尔兰问题上袖手旁观，毕竟这是一个政治的“伤口”。1879年，爱尔兰再次发生歉收。有一个保护佃农利益的“土地联盟”，发起了一场反对驱逐佃农的运动。这场运动似乎让爱尔兰，特别是西部，逐渐变成了无政府状态。“土地联盟”的创始人，是一位杰出的爱尔兰活动家，名叫迈克尔·达维特（Michael Davitt），梅奥郡人。1798年，爱尔兰曾经发生起义，梅奥正是支持法军入侵的地方。大饥荒时期，梅奥郡又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达维特来到兰开郡找工作，11岁那年在一次工厂事故中失去了一条手臂，后来又因为走私军火而蹲过监狱。出狱之后，他来到美国筹款，发起宣传，号召人们设法改变爱尔兰贫民的生活，改变爱尔兰这个国家的命运。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他和一些激进的同志们在西部成立了“梅奥郡土地联盟”（Mayo Land League），这是“爱尔兰土地联盟”（Land League of Ireland）的扩展，发展迅速，很快蔓延到了全国。土地联盟宣称，自己的敌人就是“地主土地所有制”（landlordism），自己的目标是减租（如有必要，还会采用威胁手段）以及反抗驱逐佃农。实际上，爱尔兰驱逐佃农的行动，在19世纪50年代曾经十分激烈，彻底剥夺了佃农的财产；但是，这时候已经明显放缓了。查尔斯·屈维廉之前设想，现代化爱尔兰农业，其主导力量，应该是“致力于经商的大农场主”，西部是牧场主，东部则是农耕的农场主。这种设想，此时已经在稳步实现。然而，资本主义农业在社会公平方面却经常显得十分丑恶。爱尔兰农业的盈利越多，盈利的分配就越不公平。此外，到19世纪70年代末，农业又发生了萧条。那些依赖农业挣得工资的人，当然首当其冲；而那些靠小块农田吃饭的人，又首先遭到了租金上涨的压迫。换句话说，有很多人适合加入一支愤怒的社会大军了。

土地联盟的基本战术，是一种强硬而不合作的方法——对那些经常集体驱逐佃农的地主们，采取社会排斥的惩罚。至少，土地联盟的正式声明是这么说的。有一名英格兰农场主卡普敦·查尔斯·杯葛（Captain Charles Boycott），从一名爱尔兰“在外地主”厄恩利勋爵（Lord Ernle）那里租了土地，却既为他自己收租，也为他的地主收租。于是，他不幸被选中，成了社会排斥战术的靶子，以儆效尤，谁也不为他工作了。厄恩利勋爵则被人谋杀了。而且，尽管土地联盟反复为自己辩护，声明自己清白无辜，却还是发生了各种骚扰和破坏：有的家畜被肢解了，有的干草堆被焚烧了，还有些人向一些住宅里打冷枪，说这是“警告”，更有个别的暗杀事件。面对这种持续的无政府状态，英国内阁中，有很多格莱斯顿自己的同僚们，支持发起一次同等激烈的对抗运动，借以恢复“秩序”。这些人的代表，是新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威廉·爱德华·福斯特（William Edward Forster）。这些强硬派认为，如有必要，还可以对某些人选择性地暂停《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并且不经审判就将其逮捕。他们也十分怀疑帕内尔，相信他纵容了这些暴力，虽然帕内尔假装谴责暴力。

格莱斯顿认为，事情不那么简单，并非只有“无所作为”和“强行镇压”两个选项。尽管他与帕内尔并无个人关系，他还是明白，土地联盟并不仅仅是受了损害的佃农发起的。帕内尔有一半美国血统，在剑桥上过学，表面上是新教徒，实际上是疑神论者。他也是一名乡绅地主，来自爱尔兰威克洛郡（County Wicklow）的山区。威克洛郡的立场保守，以马术表演、黄瓜三明治、各种联欢会而著称。帕内尔这么一号人物的出名，显然就是一个证据，证明迈克尔·达维特已经成功吸引了各行各业的爱尔兰人：教师、店主、政治家、医生、律师，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改善爱尔兰政治社会的有力声音。另外一名土地联盟的成员蒂姆·希利（Tim Healy）评论说：“我们造就了帕内尔，帕内尔造就了我们。”这个说法有些炫耀成分，但其实非常准确。

格莱斯顿早在自己正式投入爱尔兰自治运动（Home Rule）之前很多年，就已经明白，逐步加深的爱尔兰危机，让全英国的历史来到了岔路口：这是一场考验，英国的联盟国体能否经受考验而生存下来，在此一举。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爱尔兰必须进行土地改革；二是爱尔兰应得的、更加独立的地方政府。之前自由派有好几代人，例如查尔斯·屈维廉这样的人，他们设想，不论过去的历史怎样悲惨，只要能够成为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的一部分，就是最大的幸福。然而，屈维廉的儿子乔治·奥托却不这么想。奥托是历史学家，也是政治家。他现在是格莱斯顿政府的一员，他和首相都清楚地看到，要想让爱尔兰不闹独立，留在英国版图之内，就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土地改革。1870年，格莱斯顿向议会试探性地提出了一个议案。提议说，只要那些被驱逐的佃农改善了土地质量，就可以得到补偿。然而，牛津大学爱尔兰史教授罗伊·福斯特（Roy Foster）指出，那些真有条件改善土地质量的农民，本身就是最不可能遭到驱逐的农民。无论如何，这个较为保守的提议在下议院通过了，却在上议院被否决了。上议院认为，这属于对私人财产权的无理干涉。格莱斯顿遭到这次战术上的失败，大吃一惊，开始更加认真地听取内阁同僚的意见。此时，农村暴力事件越来越多，同僚们坚持说，必须把强制措施放在土地改革前面。1881年1月，《保护人身和财产议案》（Protection of Persons and Property Bill）提交给了下议院，提议批准“预防性拘留”措施（preventive detention）。爱尔兰议员阵营大为恼怒，开始蓄意阻挠议事，发表冗长的演说，不让议案通过；阻挠行动持续了整晚。议院的工作彻底瘫痪，不得不在2月3日通过决议，“撤销”常规的议事步骤。愤怒的爱尔兰议员们，包括帕内尔，被强行驱赶出了议会。

“大棒”之后就是“胡萝卜”。议会通过了《高压法》（Coercion Act）限制了激进派的行动。到了4月，格莱斯顿觉得应该可以提出土地议案，而不必担心反对派攻击他“在压力之下做出各种让步”了。议案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个术语概括：合理租金（fair rent）、自由买卖（freesale）、居住权不变（fixity of tenure），三个术语第一个字母都是F，因此简称3F。这三个条件全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格莱斯顿自己非常不安，担心它们是否符合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然而，最重要的需求，还是要让爱尔兰的佃农小农场主感到一些正义，从而防止土地联盟激进派闹事。按照议案的规定，佃农只要付清租金，则不会遭到驱逐；驱逐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小块土地合并成大块地产。还有更为激进的措施：政府会指定成立一个土地法庭、一个土地委员会，裁定这些租金是否“合理”。格莱斯顿在议会的整整58次会议上发了言，这才让议案通过，成为法律。

格莱斯顿以为这个议案能让土地联盟满意，结果却不得不改变了看法。帕内尔虽然支持议案，却继续进攻，要求减租，要求取消逾期欠款。更加不祥的是，他还开始议论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好像要准备分裂了。格莱斯顿接受了帕内尔的挑战，充满威胁地回应说，任何想要分裂英国和爱尔兰的企图都将受到政府最严厉的处置。10月，格莱斯顿进一步采取措施，逮捕了帕内尔和“土地联盟”的其他成员，关在都柏林郊外的凯勒梅堡监狱（Kilmainham gaol）。

内阁与自由党的强硬派一片欢呼。他们觉得，至少格莱斯顿这“元老”明白，为了在爱尔兰执行《高压法》，需要什么样的行动。《高压法》里面的规定，与利顿在1878年在印度通过的《本地语言新闻法》（Vernacular Press Act）如出一辙，后者禁止了自以为是的、煽动性的印度媒体发声。格莱斯顿还在一次餐会上开玩笑说，他对高压政策习惯了，“就好像一个人会在私下说，他痛苦地发现自己必须杀掉母亲一样”。这当然是反话，他实际上对强力统治怀有深深的忧虑，而且一直认为，用强力回答爱尔兰的痛苦和愤怒，必须是短暂的方法。早在19世纪50年代，格莱斯顿曾经在那不勒斯旅行，访问了波旁王朝统治下的那不勒斯监狱。当时波旁王朝的专制君主残酷迫害政治犯，格莱斯顿十分厌恶，写文章说，这样的政权违反了人类的自然权利，也违反了上帝的法令。格莱斯顿相信，真正的合法政府，必须有人民的“情感”作基础，才能维持统治。自由主义的核心也必须是这一点，不论自由主义在当今这个“炮舰与加特林机枪”主导的时代还有什么其他意义。

于是，首相开始通过一个叫凯瑟琳·奥谢（Katherine O’Shea）的女人同帕内尔开始秘密谈判。凯瑟琳是另外一名爱尔兰议员的妻子，但也是帕内尔的情妇，还给他生了不止一个孩子。格莱斯顿和帕内尔堪称有史以来最奇怪的“一对”，两人彼此需要；或者至少在1882年认为两人彼此需要。格莱斯顿需要帕内尔来协调那些民族主义暴力的拥护者，来说服爱尔兰国会议员们相信，在联合王国内部可以扩大自治权。帕内尔也需要格莱斯顿来实施更激进的土地改革（特别是对“收取欠款”进行限制），来废除《高压法》，或者至少减轻《高压法》的力度。双方达成了秘密的“凯勒梅堡协议”（Kilmainham Treaty）。按照协议，帕内尔获释后，更好地限制激进派；格莱斯顿则在议会提出关于逾期欠款的议案。然而，之前帕内尔进了监狱，让激进派不仅没有冷静下来，反而更加暴躁了。1882年5月，政府同意释放帕内尔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主张对爱尔兰强硬的爱尔兰事务大臣威廉·爱德华·福斯特辞职，接替他的是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Lord Frederick Cavendish）。5月6日，刚刚上任的勋爵，和他的常任副大臣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散步，突然被五名决意搞暗杀的恐怖分子杀死了。这个恐怖集团的成员自称“无敌者”（Invincibles）。格莱斯顿闻听此事，惊骇万分。两人都被长长的外科手术刀割断了咽喉，伤口从一边耳朵延伸到另一边耳朵。伯克的脑袋还几乎被砍了下来。卡文迪什不仅是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且是格莱斯顿妻子的侄子，爱称是弗雷迪（Freddie），经常来哈瓦登的首相宅邸做客。暗杀事件不仅严重干扰了格莱斯顿的计划，而且让他失去了一位亲人，对他造成了双重打击。帕内尔当时刚刚达成协议被放出来。他也十分惶恐，提出辞去爱尔兰党领袖的职务。然而，格莱斯顿有一种“基督教式宽宏大量”的本能；恰恰是在这样的场合，这种本能充分发挥了作用。格莱斯顿不仅拒绝了帕内尔“谢罪”的姿态，还承诺会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承诺继续处理逾期欠款问题。此时距离两起谋杀刚刚过去一周。格莱斯顿的同事们原本就觉得这老头子发了疯，现在更加确信他发疯了。凤凰公园谋杀案发生之后，当局紧急通过了第二部《高压法》，扩展了警方搜查、逮捕、拘留的权力，而且设立了一系列特别法庭，可以不用爱尔兰陪审团在场就进行审判，免得受到陪审团的干扰。全凭着第二部《高压法》的预先措施，一场爱尔兰人的叛乱才得以避免。

尽管帕内尔与格莱斯顿达成协议的措施都无法执行了，但两人的地下合作并没有中断。凯瑟琳·奥谢继续传递信息，也继续生孩子，生了不止一个。格莱斯顿就算之前不知道凯瑟琳跟帕内尔什么关系，这时候也肯定知道了。首相认为，还有一条出路，就是成立地方政府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约瑟夫·张伯伦负责的小项目，张伯伦负责市政改造，尤其是煤气管道和水管改造，因此得了个外号“煤气和水先生”。格莱斯顿设想，地方政府委员会可以让爱尔兰人直接选举，前提是不破坏统一君主制国家的立国原则。然而，这个方案还规定在都柏林要有一个中央政府委员会，处理不涉外的爱尔兰本族事务，官员由英国政府任命。爱尔兰政界有些人觉得，地方政府委员会获得的权力下放，只是未来获利的冰山一角，以后会有大得多的利益。而这个中央委员会，就是欺骗这些爱尔兰人的蝇头小利，实际上不会给他们太大权力。可是，保守党和统一党人（Unionists）却把这个意图彻底理解反了，以为中央委员会一设立，就是走向真正自治政府的开始。于是，他们把这个措施当成危险信号，而措施本身也就无法实行了。

帕内尔从来没有完全相信格莱斯顿真的尽力推动了措施的实行。就算格莱斯顿真的尽了力，他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手腕让措施成为现实；更不要说帕内尔期盼的，真正的自治体制了。此时“元老”经常生病，最严重的一次，他还在雪地上摔了一跤，头部严重割伤，严重到他自称感觉有颅内出血了。谁知道呢？或许他真的受了重伤，总之，格莱斯顿似乎已经不是下议院当家人了。辉格党和改革党正在斗得死去活来，两边都怀疑首相对他们不忠。张伯伦原本坚定支持权力下放，但随着一年年过去，他的支持似乎也不那么有力了。此时，他正在幕后等着夺权，等得不耐烦了。格莱斯顿原先一直激烈反对帝国主义者。然而却发生了南非和埃及的战争，人们发现，他也跟自负的迪斯雷利——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有着同样的偏见，支持炮舰外交，支持历次冲动的军事远征。1881年，埃及发生了一次反对“乞迪夫”的兵变。背景是土耳其驻埃及总督“乞迪夫”挥霍无度，在向英国出售苏伊士运河之后，再次负债累累，乃至于尽管埃及只是个徒有虚名的主权国家，还是不得不宣布进入破产管理。至于管理者，当然是西方强国——英法两国。英法控制了埃及的各类收入，以确保管理债务能得到及时偿还。这个局面，几乎是18世纪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非洲翻版：当地出现了混乱局面，主要是欧洲殖民者造成的。然后殖民者坚持介入，收拾自己制造的烂摊子。

埃及兵变既是军队的反抗，也是穆斯林群体的反抗。兵变一开始，英法就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抽身而退，避免损失；要么入侵埃及，用杀戮来平息局面。法国人还根本没有考虑入侵的高昂代价，就在这第一个道义选择面前退缩了。而格莱斯顿却悍然下令进军，令许多人大吃一惊。英国王家海军对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进行了猛烈炮击。英国又派出一支陆军，只花了40天就以闪电般的速度抵达埃及，将叛军彻底歼灭。格莱斯顿这个反帝国主义者，下令全国各地点燃了庆祝胜利的篝火。很多格莱斯顿的老朋友都对他的变节十分惊骇，尤其是因为格莱斯顿一直在发表演说，说这次远征只是为了保护“和平”与“稳定”，并非要在埃及建立殖民地。他说：天哪，绝没有这回事！我们只是要恢复“乞迪夫”的“合法”统治！格莱斯顿这种态度，非常接近其他的殖民总督，而且同迪斯雷利如出一辙。当然他会需要一些英国兵，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这种“合法统治”，并且收集钱款，偿还巴林家族等人。

格莱斯顿突然转向帝国主义，对此最为痛苦的人，莫过于他的老战友约翰·布莱特。布莱特认为，迪斯雷利虽然也拥护帝国主义，但起码他自己这个立场是开诚布公的。而格莱斯顿则似乎受了蒙蔽，错了还不自知，令人同情。布莱特写道：“某事在我看来大错特错，而他（格莱斯顿）似乎有能力说服自己相信这件事显然正确。尽管（战争打起来）将会死掉一群人，他为此感到遗憾，但他几乎把死人的事当成一种偶然事件，不应受到谴责；因为他觉得死亡是一种政策执行中发生的事件，他希望这种政策能够带来更好的秩序。”结果，埃及并没有出现“更好的秩序”。更糟糕的是，在苏丹首都喀土穆，格莱斯顿却给戈登将军带来了灾难。[9]公平来说，戈登被杀其实不是格莱斯顿的责任。当时，起义军领袖马赫迪（Mahdi，意为“蒙受真主引导的人”）率领圣战军（jihadi army）从南苏丹席卷而来。戈登受命尽快疏散喀土穆，但他却留守城中，要当烈士。格莱斯顿对戈登极为恼火，甚至自己打算满足戈登愿望，把他杀掉；但这种事情在政治上当然是不可能的。格莱斯顿命令沃尔斯利勋爵（Lord Wolseley）率领援军沿着尼罗河进发，终于在1885年1月到达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的交叉点——喀土穆，仅仅来迟了几天。戈登死后，英国舆论猛烈抨击格莱斯顿，说他“牺牲了”这位英雄，尤以女王最为愤怒，憎恨起了有关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的一切，从而让声讨格莱斯顿的浪潮更加高涨。

这一系列麻烦让帕内尔相信格莱斯顿的权势在衰退，必须到别处去寻找支持了，至少为了实现短期目标而必须如此。尽管回顾起来，帕内尔这一战术转向，看起来有悖常理，但实际上，他却受到了托利党巨头——卡那封勋爵（Lord Carnarvon）的大力拉拢，而且是不负责任的拉拢。力度太大，乃至于帕内尔相信，倘若爱尔兰阵营从自由党一边叛逃出去，他们就能够联合格莱斯顿自己阵营里的异议分子，让政府垮台。帕内尔向索尔兹伯里勋爵提出的要求是通过土地法案，并废除一个犯罪法案。这两件事，格莱斯顿之前一直没有做到。结果这一次，帕内尔竟然如愿以偿了。1885年6月，举行了国会投票，大批自由党议员弃权，加上爱尔兰阵营的反对，自由党政府垮台了。然而，帕内尔阵营和托利党组成的联盟实在太过奇怪，无法持续长久；特别是帕内尔在公开追求彻底的自治，要求爱尔兰议会全权处理外交政策之外的一切事务。

这一步就太过分了，不仅索尔兹伯里这么认为，很多自由党议员也这么认为，其中就包括约瑟夫·张伯伦。张伯伦的立场越来越接近帝国主义，在他看来，只要一鼓吹爱尔兰自治，就等于鼓吹分裂，联盟的末日也就到了。然而，格莱斯顿却又一次发生了启示性的转变。他此时又埋头在自家图书馆——“和平神庙”中苦读。他研究了大量历史著作之后，开始相信：大多数爱尔兰人质疑联盟带来的结果，他们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爱尔兰已经遭遇了很多不平等、不公正的事情。格莱斯顿认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英国，强制措施不可能永远持续。因此，可选的两个选项，不应当是“强力镇压”或“爱尔兰自治”，而应当是“爱尔兰自治”或“爱尔兰和英国彻底分裂”。如果现在不做出这样的选择，将来某个时候也一定要做出。同意爱尔兰自治，乃是一种最好的预先防范措施，让未来不会发生激烈得多的分裂。格莱斯顿一拿定主意，就试图说服女王成立爱尔兰自治政府，说这是如假包换的保守措施（说服女王是很艰难的事）。他还通过凯瑟琳·奥谢，跟帕内尔达成共识，推动成立爱尔兰议会。这一切完成之后，格莱斯顿才把计划告知自己的政党，并通知在哈瓦登的德比勋爵说，联盟是“一个错误；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将爱尔兰的国家身份抢走”。

格莱斯顿拉拢自己政党成员的战术，从最善意的角度说，也是非常专横的。1885年12月中旬，选举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要按照格莱斯顿的计划执行爱尔兰自治的法则。这文章的内容是格莱斯顿的儿子在哈瓦登透露给记者的。因为英国把媒体透露出来试探舆论的报道称为“探测气球”或者“放风筝”，这篇报道就叫哈瓦登风筝。格莱斯顿立刻否认报道，坚持他计划的只不过是一个爱尔兰地方政府。然而，报道还是让自由党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造成了严重破坏。辉格党和约瑟夫·张伯伦这样的帝国主义激进派都非常惊骇：格莱斯顿竟然既不跟他们商量，也未经他们同意，就要强迫他们执行一项政策！于是，他们开始准备辞职了。更加严重的是，张伯伦开始向激进派的友人和同事表示，“国内的社会改革”与“爱尔兰自治”这两个目标，是互不相容的。张伯伦还表示，改善“英格兰局势”本来是必要的，然而这些改善措施却被绑架了，用来实现一个老人（格莱斯顿）的迷梦；而老人则被一个爱尔兰的准叛徒（帕内尔）用魔法蛊惑了。

这次选举，选出了86名爱尔兰国会议员，刚好在两大党之间实现了数量上的平衡。格莱斯顿表示，如果托利党政府提出爱尔兰自治方案，他就会支持。然而，托利党还有一些年轻的著名人物：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等人，却带头反对自治方案。这一次大选之后，北爱尔兰新教徒大都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担心爱尔兰获得半独立地位之后，变成“无知的”天主教国家；这样，天主教徒就会惩罚新教徒，让新教徒为自己长期的优势地位付出代价了。年轻的托利党政治家们，充分利用了阿尔斯特新教徒的恐慌情绪。[10]阿瑟·贝尔福把顾虑抛到一边，告诉统一派：爱尔兰自治以后，统一派将会“被人数众多的派别掌控，这些人数量上比你们多，但政治知识和经验却毫无疑问不如你们——你们拥有爱尔兰的财富、秩序、工业，拥有富于开拓精神的地方，你们会资助那些局势不稳定、工业落后，人们也不那么守法的地方！”贝尔福是牛津毕业的哲学家、学者。他精妙地阐述了真正的北爱尔兰红手[11]旗统一主义。

托利党毫无悬念地拥护强制措施。此刻，格莱斯顿迎难而上，匆匆准备了一份议案，主张爱尔兰要在大英帝国内部成立议会。这和当初格莱斯顿与帕内尔达成的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很快，又提出了另一项土地议案，这议案实际上是为了证实密尔和坎贝尔的观点：爱尔兰土地的承租带来了虚拟的所有权。原先把土地卖给佃农的地主，现在从一项政府资金而获得了一个补偿的机会。这或许是格莱斯顿以自己名义做得最富有革命性的事了。

1886年5月27日，议会来宾席早就坐满了人，院内挤满了议员们，参加《自治法案》的议会二读。格莱斯顿采取了戏剧性的姿态，对自己党内的异议者让了步。他提议，投票应当只用来决定是否实行自治的原则[12]；而且自治法案如果通过二读，则应再次选举之后才进行三读。然后格莱斯顿做了一生最精彩的演说，讲了三个半小时——这是他生平做的最高贵，也是最惨痛的事。格莱斯顿告诉议院，这是“我们历史上黄金一样宝贵的时刻之一；这样的机会，可能来临，也可能失去，但很少去而复返。”[13]如今，经历了其后发生的一切，我们悲哀地回顾往昔的时候，谁还能说他不对呢？格莱斯顿的演讲术上升到了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高度，就好像他仅仅凭着雄辩就能战胜强大的敌手——游说团体。他的事迹，恰好符合了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的定义：真正的演说家，就是精于言辞的好人。那一天，格莱斯顿确实精于言辞。在他漫长而重要的职业生涯中，确实有过很多伪善，很多令人恼火的自相矛盾，很多冲动和不宽容。但是，或许在那一天，这一切负面的东西全都消失不见，他身上只留下了深刻的真理和发言的善意。格莱斯顿是英国有史以来最通晓历史的首相（除了丘吉尔之外），而那一天他却请求议会能够忘记一次英国的历史！最紧急、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此了。格莱斯顿说，爱尔兰请求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我将它视为对过去的遗忘，被赐福的遗忘。爱尔兰还请求一种未来的恩典，这恩典……将会让我们被爱尔兰尊敬，因此成为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繁荣、幸福、和平上的所得，同爱尔兰一样多。这恩典就是她（爱尔兰）的祈祷”。格莱斯顿最后恳求道：“我祈求大家在否决这项法案之前，一定要思考，认真思考，睿智思考；不为这一刻，而要为了将来很多年而思考！”

结果，祈祷并没有获得回应。下议院二读341票反对，311票赞成。格莱斯顿自己的党派有91人投了反对票，哪怕是首相最悲观的估计，也没有估计到会有这么多；其中还包括张伯伦和约翰·布莱特——“自由主义良心”的老战马。忠实的自由党员们朝着张伯伦怒吼：“犹大！”六个月之后第二次选举，用格莱斯顿诚实的话——“一败涂地”。自由党只获得了191席；保守党316席，帕内尔派85席。

格莱斯顿要再过六年才能重掌大权，也是他此生最后一次掌权。这时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又获得了一次机会，把自治法案递交给国家。然而，一切都已经变了，特别是爱尔兰党派和领导人的命运更是发生了剧变。1889年，卡普敦·奥谢（Captain O’Shea），也就是凯瑟琳的丈夫，提起了离婚诉讼，理由是妻子与帕内尔通奸。自由党人，包括格莱斯顿，都公开表示震惊。天主教会原先是帕内尔自治政策的关键支持者，如今公开指责帕内尔犯下了邪恶的私通罪行。帕内尔在爱尔兰的广泛群众基础也崩塌了，只剩下一小部分铁杆，聚集在都柏林一地。基尔肯尼（Kilkenny）的人们朝帕内尔扔泥巴。两年后，1891年10月6日，帕内尔在布莱顿（Brighton）死在了凯瑟琳的怀里，年仅45岁。这时候，两个人已经结成了合法夫妻。然而，到1893年，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不只有张伯伦（此时是保守党员）一人。因为他的这种身份，他也不太可能赞同分裂大英帝国，把大不列颠缩减成“小英格兰”。张伯伦说：“整个欧洲都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与此同时，我们的利益却是普遍的；太阳照耀的每一片土地，几乎都有我们的荣誉。这种条件下，弱者就会引来别人进攻，不列颠有必要保持强大。”而且，张伯伦认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对英国忠心耿耿，英国倘若在冲动之下，对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讹诈让了步，岂不是牺牲了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社会、经济利益吗？此外，这样做也同样会损害伦敦人、曼彻斯特人的利益，还有加拿大人、新西兰人的利益。张伯伦认为，自治派只不过是伪装的恐怖分子，不管欺骗得谁，也不能欺骗了他；而且，张伯伦还愤怒地宣称，现在大家已经都知道，帕内尔自始至终，都是凤凰公园暗杀事件的幕后黑手。张伯伦宣称，自治法案的失败证明“英国绝大多数人民都……为光荣而统一的大英帝国而骄傲”。很多格莱斯顿自己政党中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例如，外交大臣罗斯伯里勋爵（Foreign Secretary Lord Rosebery），也跟张伯伦一样，狂热拥护帝国主义。[14]然而，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依然把这个打过马朱巴山战役、打过埃及战役的格莱斯顿，当作自己的“先驱”。帝国主义者认为，允许爱尔兰自治法案三读，只不过是迁就格莱斯顿这位元老，因为自治法案肯定会在上议院被否决；三读之后，格莱斯顿很快失去了领袖地位，很快又在1898年进了坟墓。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准备好，要让格莱斯顿安安静静地离去。张伯伦此时的身份，是“托利–统一党人”（Tory–Unionist）。他激烈反对格莱斯顿，对他进行了十分恶毒的人身攻击。攻击实在太恶毒，乃至爱尔兰政治家托马斯·波厄·奥康纳（Thomas Power O’Connor）认为，这攻击好像来自地狱中“迷失的灵魂”。张伯伦是这样挖苦首相的：“首相说某个东西‘黑’，人们说‘很好’；首相说某个东西‘白’，人们说‘更好’。首相的声音永远是神的声音。从《圣经》里的希律王（Herod）以来，再没有过如此奴颜婢膝的谄媚了。”

或许格莱斯顿并不是神，却是一个预言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准确的预言。英国史上，在联合王国内部实现爱尔兰自治政府的机会，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切近；此后，1911年和1917年各有过一次拼命的努力，但也都归于失败。共和、分离主义的死硬派和统一主义的死硬派相互冲突，把爱尔兰夹在中间，让爱尔兰的希望更加渺茫。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因为当初错失了那次机会，而承受着各种消极的结果。那些既关心爱尔兰，也关心英国的人，大概有资格暂时沉浸在伤感中一阵吧！

自治法案的失败，实际上不只是爱尔兰历史的转折点，也不只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这场失败，还标志了一个古老得多的自由主义理念——“渐进自治”彻底终结了。这理念是半个世纪之前麦考利极为严肃真诚地提出供人讨论的。约瑟夫·张伯伦愿意相信，在爱尔兰自治这头“圣牛”被宰杀、冰冻，锁起来之后，帝国实际上将会变得更加强盛。从长远来说，张伯伦大错特错了。爱尔兰的温和民族主义者试图在帝国内部找到发声途径的时候，印度的温和民族主义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1885—1886年，不仅是爱尔兰自治的关键时刻，也是印度议会的元年。印度议会的创始人，就是之前提到的艾伦·休姆。他曾经在利顿政府中任职，因为饥荒而成了异议人士。此前，休姆终于认定，帝国应该是以“好心”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而今在炫耀武力的时候，还继续把“好心”拿出来为武力辩护；然而，这些“好心”却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至少不可能在大家自愿的情况下实现。

显然，不论是在印度还是爱尔兰，自由党人都无法兑现自治、经济、社会正义的承诺，而保守党人则不愿意兑现这些承诺。英帝国主义，特别是身在殖民地（Men on the Spot）的帝国主义者，宣称自己拥有更高贵也更坚定的智慧，要超过那些远在伦敦的理想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并没有让殖民地知识分子阶层为自己的司法系统和政府担起责任，而是下了前所未有的决心，绝不能让本地人参政。格莱斯顿手下，真正信仰自由主义的印度副王里蓬侯爵，或许是印度有史以来最体面的一位副王。里蓬试图通过一项伊尔伯特法案（Ilbert Bill），允许印度地方法官审判欧洲人。结果，从加尔各答到马德拉斯，白人立刻发出了愤怒的呼声。殖民当局受到压力，不得不收回成命，撤回了这一“放肆”的法案。1864年，乔治·奥托·屈维廉出版了一本著作《竞争者》（The Competition Wallah），素描式地勾画了印度兵变之后在印度的英国人的礼仪和习俗。他谴责道：“英国人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赞同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这种精神虽然在本土休眠了，然而在各大洲粗野的英国人身上却十分明显，令人非常不快；在印度，这种精神也十分猖獗。”印度的英国老爷们，行为势利，种族主义思想严重，而且伪善。乔治·奥托·屈维廉对此非常厌恶。他看得很清楚，父亲在19世纪30年代那些孤高的理想，此时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一次，索纳普尔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赛马大会。这个集会，原本是印度人净化、除罪的仪式，后来被英国人改成了赛马会。在这个地方，波格里坡法官（Judge of Boglipore）的妻子，盼了好几个月，要见到自己的姐妹，这个姐妹的称号是“甲日山的女收藏家”。会上，乔治·奥托·屈维廉在槌球游戏和打赌的人群之间，看到了一个“个子很高、颌骨突出的野人”（英国人）冲向一群衣着考究的印度富人，用一根带有两根皮条的猎鞭抽打那些富人，打得他们跑出了场地。屈维廉愤怒地说：“只有一两个英国平民彼此议论说这是‘耻辱’，却没有一个人显得吃惊、恐惧；没有人干涉，没有人追究，没有人在晚餐时拒绝跟这个无赖会面。”19世纪晚期，在英属印度，和英属印度文学当中，这样的场面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自治的渐进主义，沦为一种空口的应酬话，英国人还发表了很多说教文章，论述印度本地人如何“没有做好准备”，还无法担起作为公民的责任。更糟糕的是，英国还明确表达了一些最为露骨的种族偏见。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的日子里，最为耻辱的事情，或许就是：那些激进派，例如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和张伯伦这样的人，为英国社会底层发声最多，但也同样最坚信“白人具有明显的优等地位”和“大英帝国具有显而易见的利他主义”这些傲慢观念。

于是，到了世纪之交，两种观念之间出现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一边是六十周年庆典的花言巧语，关于“泛不列颠尼亚”的观念——狂妄的自以为是、充满威严感觉的建筑、用马克沁机枪装备的军队；另一边是英国统治的各个民族愤愤不平的幻灭。布尔战争后的张伯伦，“一战”后的寇松，面对着英国忠实子民的累累坟墓，或许会假装（甚至可能真的相信）大英帝国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然而，他们俩都上了大当。20世纪前20年中，想要兑现麦考利、迪斯雷利、寇松那些承诺的努力，全都归于失败；而且失败的方式，也是这些政治家绝不会想到的。印度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并没有从英国国体的历史出发，采用自由主义的经典语言来推动自己的计划，而是彻底否定了这本历史书，转向了自己的传统；即使传统已经消失了，他们也仍然设法重建了传统来使用。19世纪末开始，爱尔兰也掀起了一场宣传民族语言盖尔语的“盖尔语运动”，给爱尔兰民族主义斗争涂上了新的色彩。这一运动的文学、政治领导人，以帕德里克·皮尔斯（Padraig Pearse）为代表。他们创造了一种农村神秘主义宗教性质的团体，它的行事风格，故意尽量不同于那种温文有礼、注重理性、一说话就说“亲爱的乡亲们”的自由主义。此外还有一件事就很不美妙了。他们还组建了一个暴力团伙，崇尚鲜血带来的牺牲。1916年，这个团伙掀起了复活节起义，这是他们古怪行动的高峰。起义死伤多人，最后起义军无条件投降。皮尔斯是众多牺牲者之一。

接着，同样的编年史，在印度也重演了一次。印度议会原先有两派领导人，一派较为西化，强调宪政，例如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Surendranath Banerjee）、浦那的婆罗门政治家戈帕尔·克里希那·戈卡尔（Gopal Krishna Gokhale）。这一派输给了另一派，也就是富有个人魅力的新传统主义者，例如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他也是基特帕文婆罗门[15]政治家，但更加关注马拉塔反抗英属印度统治的历史。这位马拉塔王公提拉克，生于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他组织了宗教团体“希瓦吉”[16]。组织过程中，他可能百般美化了希瓦吉的真正历史，然而他也是在把印度从另一种同样荒谬的英国历史神话中拯救出来。英国史观认为，印度是黑暗、贫穷、混乱的所在，直到热爱和平的英国人罗伯特·克莱武、理查德·韦尔斯利出现，才发生了改观。马拉塔王公提拉克并没有援引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完全应用了印度教文化的元素。这些元素，英帝国主义者认为在政治上非常幼稚可笑。提拉克用传统的“群主”（Ganpati）节日来动员群众跟随自己。他没有使用英国牛津剑桥系统的学术英语，而是操纵了当地白话语言的报纸，操纵技术炉火纯青，好像弹奏锡塔尔琴（sitar，印度一种弦乐器）那样熟练。他没有“改进”西方艺术，而是沉醉于象头神（Ganesh，印度的财神和智慧之神的本名）和迦梨女神的象征主义艺术作品。当年，本廷克勋爵曾经反对童婚。而提拉克却有一次抗拒了殖民政府提高最低结婚年龄的善意企图。本廷克倘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气得在棺材里翻身的。

最重要的是，提拉克非常清楚怎么攻击殖民当局的最大弱点——财政收入。爱尔兰革命家埃蒙·德·瓦勒拉（Eamon de Valera）并没有主张彻底脱离英国，而主张接受英国统治，实现自治。与此相仿，印度的提拉克也成立了一个自治同盟“斯瓦拉杰”（swaraj）。这个自治同盟与爱尔兰新芬党（Sinn Fein，爱尔兰语意为“我们自己”或“只有我们”）非常类似，也主张印度自治。他们斗争的最聪明的方式，就是抵制英国货运动（swadesh），这一手段与爱尔兰的“杯葛”如出一辙。实际上，“一战”前的印度议会里有些最敏感的人士，担心使用“杯葛”一词带有爱尔兰的恐吓色彩，不赞成使用！抵制运动包括罢市（针对1906年10月16日寇松分割孟加拉一事）；大规模罢工；还有最重要的措施——禁止购买英国货。因为英国本土在同印度贸易中占据了不平等的商业优势，所以禁令沉重打击了英国商业；此外，还沉重打击了所谓“互惠互利”的极端虚伪的言辞，张伯伦等人依然在鼓吹这种言辞。抵制还包括手工纺线织布的运动。19世纪整整四分之三的时间里，印度本地人一直在嘲笑西化的士绅，这些士绅穿着西方的男式鞋罩、浆洗过的领子。如今，嘲笑起了作用，士绅终于重新开始穿民族服装了。印度开国总理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其父名叫莫狄拉尔（Motilal）。莫狄拉尔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也基本是一个西化的自由派，后来把儿子尼赫鲁送到了伦敦哈罗公学和剑桥上学。莫狄拉尔将短上衣、领带换成了传统的长袍和印度帽子。这么做并不是他觉得传统衣服穿起来舒适，而是知道传统衣服代表着民族主义者的正统性。

这种对新传统主义的拥护，用反抗英国统治的方式表达出来。殖民当局的创始人，倘若知道了这样的拥护，一定会大吃一惊吧！然而还有一件事，会让这些创始人更加不安、更加困惑，那就是英国激进派。英国的女激进派，竟然在接受东方智慧，而不是西方智慧，来作为国民事业的前进方向。如今，殖民当局要面对的，不是那些恭顺的西化印度人——“棕色皮肤英国人”，而是爱找麻烦的白人印度教徒、白人佛教徒，还有其他的白人神秘主义者。

之前提到的女权活动家安妮·贝赞特，在1877年因为在劳工阶层中提倡避孕，而与查尔斯·布拉德劳一起被告上法庭。布拉德劳也热烈支持印度议会。1888年，贝赞特又组织了著名的“火柴女孩罢工”。此时，她怀着复仇的思想，转向了东方学的研究。先前，她信仰了俄国神秘学家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夫人创立的神智学（Theosophy）。1893年，安妮来到印度，此时她依然是一名虔诚的神智学信徒。然而，她却以大得多的热情，投入了印度宗教和政治的研究，在贝拿勒斯建立了一所印度教的学院，于此终结了当年本廷克、麦考利的行动轨迹——本廷克等人关闭了印度学院，认为学院只不过是无用的老朽之物。此外，1916年，有些最为激进的人呼吁加快推进自治行动，贝赞特也是其中之一。她成立了印度自治联盟，1917年当上了国民大会党主席。

还有一些更加出乎意料的结果。第四章结尾提到过，已故伯爵副王利顿（利顿在1893年去世）有一个女儿，女权主义者康斯坦斯。康斯坦斯的姐妹艾米丽·利顿（Emily Lytton），也是激进的妇女参政权论者。1896年，有个27岁的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志向远大，在肯辛顿向艾米丽求婚。埃德温给艾米丽写了不止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其中有一封，附上了一幅自画像，把自己画成一个骑士，用一种帝国风范，想要征服他所负责的“世界”。埃德温果真短暂地征服了艾米丽，然而两人的婚姻却是一场灾难。婚姻让艾米丽对性爱十分厌恶，她在印度学者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的指导下，开始继续研究神智学。埃德温继续建设新德里，一直建设到30年代初。1947年印度独立，于是这座埃德温建好的城市，就成了一个垂死帝国崩塌的“震中”。

“一战”造成了历次大屠杀，1918年流感瘟疫又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虽然帝国的纪念碑、烈士的坟墓都很庄严，然而这些悲剧却完全无助于保护帝国的纽带。“一战”期间，澳新兵团（ANZAC）的军人们曾经在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战役中九死一生；加拿大军人曾经在法国维米岭（Vimy Ridge）战役的血肉横飞中爬出战场。在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对抗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中，英军里的印度人因向土耳其人投降而遭到斥责。这些幸存者，当然没有将自己的军事经验，视为英国高级军官睿智超凡、绝无过失的证据！“一战”期间，至少150万名非洲人应征入伍，担任劳工、搬运工等工种，把真正对付德国人的“大人做的工作”留给了白人。当时的英王乔治五世行事的手段实在不很高明。他感谢了非洲人担任那些低贱而必要的支持工作，从而向德国鬼子们“投去了长枪”。在爱尔兰，“英国的劣势”被视为民族主义者的机会。1914年，数十万名爱尔兰人自愿入伍。然而，惨重的伤亡使得大量统一党爱国者停止了争论，新芬党则吸纳了数以万计的更多成员，目的是切断与帝国的联系，而不是保留与帝国的联系。在印度，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君主素丹宣布加冕为哈里发（Khalifa），自称为一切穆斯林的保护者。这个举动获得了穆斯林群体的强烈支持。“一战”前后，英国政府想要动员英属印度的人力、财政、军事资源，终于在政治上做了让步：建立了各种地方政府，这些政府均由印度选民选举，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重视保护穆斯林。

然而，这举措力度远远不够，而且也太迟了。我们还不清楚英国政府这么做，是否在期盼印度人能报以忠诚与感激。英国政府倘若真的在期盼，则要大失所望了。1918年，印度自治运动已经如火如荼，罢工、抵制英货、罢市抗议的不合作运动普遍兴起；这些运动，不仅有商店职员、工厂工人参与，而且还有大量公务员参与。缺了这些公务员，印度的一切部门，从邮局到重兵把守的火车站，都无法运行。于是，这些人合力让“全能的”殖民当局几乎无法再统治下去了。不满情绪还经常造成流血事件，最悲惨的一次是1919年印度北部旁遮普地区的阿姆利则（Amritsar）惨案。4月13日，阿姆利则的札连瓦拉园（Jallianwala Bagh）举行反对英国的群众集会，局势比较混乱，但群众并未武装。旁遮普省督迈克尔·奥德怀尔（Michael O’Dwyer）是爱尔兰人，英国政府的忠实拥趸者。在他授意之下，雷金纳德·戴尔将军（General Reginald Dyer）下令军队向没有武器的民众开枪，打死379人。

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Gandhi）富有人格魅力，他睿智地做出决定：不仅怜悯受害者，也怜悯加害者，为了加害者盲目的、野兽一般的残忍而怜悯他们。作为回应，甘地没有提倡暴力反抗，而是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英国宣扬一个神话，就是“印度因西化而实现自我进步”。这神话持续了100年，如今，它在圣雄甘地的影响之下达到了终点，由崇高突然变得滑稽。甘地毕竟有过一段时间，变成过麦考利设想的“棕色皮肤的英国人”。他是印度教吠舍出身，经过努力学习，当上了伦敦内殿律师学院的出庭律师。但是，他的质变也就到此为止了。甘地早年在南非参加民权运动，1914年回到印度，成为对立的角色，当上了印度教的圣人，只穿着手工纺织的缠腰布；他号召人们回到乡村，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他追求的印度自由，不仅是政治转变、社会转变，更是道德转变。甘地希望，这一转变不仅发生在印度人身上，还要扩展到愚昧的帝国主义“主子”身上。这些帝国主义者除了蛮力和敛财，好像一无所知。所以，甘地经过精心策划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公开抵抗西方的权力体制。他认为，帝国权威在仪式上的表达，就是杜巴游行，这种仪式狂热地关注各种烦琐的礼节，光芒闪耀的浮夸，充满珠宝、盛宴的狂欢。甘地的回应是绝食抗议。此外，印度教四大种姓之外有一种贱民，又叫“不可接触的人”（Untouchables）在社会上地位最低，甘地就专门去拥抱这些人。为了抗议政府垄断食盐，甘地半裸着身子，徒步从德里走到海边，数以百万计各行各业的人混成一片，跟着他参加了这次缓慢的游行。殖民当局传递的最后信息是：我们为印度带来了“西方文明”。有人问甘地，他对这种文明怎么看？甘地做了一个著名的讽刺回答：“我觉得，是个好主意。”可以说，就在印度争得自由的同时，甘地被自己的同胞杀害了。此后，还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印度和爱尔兰的教派冲突，直到今天。新传统主义应用的结果证明，它更容易创造并持续差异，而不太容易消除差异。很久以来，英语都是帝国主义权威的语言。那么，英语——至少是美国英语（Ameringlish）——能否摆脱这个角色，在未来成功消除教派冲突呢？不论是在孟买还是在布拉德福德，它能否成为一座中介桥梁，给印度带来现代化，却不带来殖民统治呢？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麦考利曾向工业自治市利兹的选区选民发表热情演说，表示他很希望在“东方”看到英国工业的产物。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绝不可能是说在利兹市东部出现的印度莎丽。然而，这也是大英帝国的命运，无可阻拦！

[1] 这是一种杂耍的把戏，也是显示自己“神圣”的手段。——译者注

[2] 此处指第三代格雷伯爵亨利·乔治·格雷，1835—1839年任英国陆军大臣，1846—1852年任英国陆军和殖民大臣，促进了本土与殖民地之间的自由贸易。与更加出名的前首相、第二代格雷伯爵查尔斯·格雷不是同一人。——译者注

[3] 信德地区（Sind），今巴基斯坦一省，首府卡拉奇。——译者注

[4] 极为轰动的比比加尔大屠杀（Bibighar massacre），导致了英国人的疯狂报复。——译者注

[5] 有争议。据维基百科条目，女王是在正面作战中受了致命伤，且有枪伤、刀伤两种说法。——译者注

[6] 简·格雷（1537—1554）是古代英国王室贵族，因政治、宗教等原因短暂登上王位，后来被逮捕并秘密处决，年仅16岁。德拉罗什的作品极力突出了简·格雷的纯洁可怜，渲染了悲剧气氛，展出后曾轰动一时。——译者注

[7] 古罗马皇帝曾经为了安抚民众，发放钱粮，并举办娱乐活动，后来被总结成西方典故“面包和马戏”。——译者注

[8] 土耳其政府镇压保加利亚1876年4月起义之后，俄国借口土耳其在镇压中迫害南方斯拉夫诸国，发动了1877年的俄土战争，土军大败。土耳其政府为挑动英国与俄国作战，与俄国签订合约，同意俄国单独吞并土耳其。迪斯雷利果然不能容忍，下令英国海军前往土耳其，英俄大战一触即发。经过德国首相俾斯麦调解，列强制订了共同宰割土耳其的计划，从此土耳其地位一落千丈。——译者注

[9] 即之前第四章提到的戈登在苏丹反英起义中被杀的事件。当时苏丹受埃及统治，英国也借此和埃及一起压迫苏丹民众，导致了反对埃及和英国的马赫迪起义。——译者注

[10] 历史上，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省曾经搬来很多苏格兰、英格兰移民，这些人信仰新教，曾与当地天主教教徒发生激烈冲突，最后新教教徒胜利，在社会上长期占据优势地位。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爱尔兰自治运动的发展，天主教教徒普遍拥护自治，属于民族派，阿尔斯特新教教徒则普遍亲近英国中央政府，拥护统一，属于统一派。——译者注

[11] 红手是北爱尔兰新教教徒统一派的象征。——译者注

[12] 而非决定任何自治细节，也就是先决定是否自治，然后再商议如何自治。——译者注

[13] 格莱斯顿两次提出的爱尔兰自治法案均告失败，但此后爱尔兰和英国一直冲突不断，并最终导致了1919—1921年的爱尔兰独立战争。结果是爱尔兰成为自由邦，接近独立，1949年完全独立成共和国。北爱尔兰则留在英国版图之内，但冲突依然延续到20世纪末。——译者注

[14] 此前，南非的祖鲁王国和布尔人相互敌对。1879年，英国战胜祖鲁，消灭了布尔人的威胁，布尔人很快起兵反对英国，爆发了1880—1881年的第一次布尔战争。1881年，英军在马朱巴山（Majuba Hill）战败，格莱斯顿内阁宣布辞职。——译者注

[15] 基特帕文婆罗门（Chitpavan Brahmin），一个婆罗门种姓下面的次种姓。——译者注

[16] 希瓦吉（Sivaji），通用拼写为Shivaji，马拉塔历史上一位民族英雄。——译者注

第七章

最后的布莱兹欧弗[1]

正是在班加罗尔（Bangalore），温斯顿·丘吉尔开始崭露头角。“在那些漫长又闪亮”的午后，当他的同事们在油腻的午餐和轻松的马球赛之间，打着鼾打发了那些百无聊赖的光阴的时候，而他（丘吉尔），则带着吉本的著作一起考察了晚期罗马帝国绚烂的历史遗迹，或是乘着1688年威廉三世的新教之风，遨游在麦考利的文字之中。他于1896年来到印度，作为女王第4轻骑兵团的初级官员，渴望着行动。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此刻在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对当代的确定性，正如西利教授在1883年所承诺的，他认为大英帝国是不同的，“摆脱了大多数帝国的弱点，不只是一个由外来民族所组成的机械性‘强制联盟’（forced union）”。这位纤瘦的、淡茶色头发、面色红润的22岁青年从未料想过，此刻他正准备着，事实上有些迫不及待地，跟随着骑兵部队将马克沁机枪对准那些“野蛮的帕坦人”（unruly Pathans），或者以帝国的名义，去往任何一处他将被派遣的地方，而这个帝国的整体性存在关乎整个“强制联盟”的成败。

强制力？如此不合乎英式作风的词语着实让人倒抽一口冷气。权力，如今已是另一回事。权力，已不再是暴力强制，大英帝国的诱人之处在于那些由帝国带来的、不证自明的种种福祉：和平、安全、自由、繁荣。（那是1897年，在班加罗尔营地芬芳的玫瑰园的不远处，还有黑鸢正挑拣着尸体。）就拿丘吉尔自己所在的骑兵团来说，这些驻兵的到来是为了对海德拉巴邦的大君发号执政施令的吗？不是。带着大君的祝福，确切地说是受邀而来“维护和平”，正如其他军团被分遣到各个独立的印度土邦去维护它们所谓的独立一样。如果西北边境，或尼日利亚北部、埃及南部需要部队增援，那都是为了确保这些地区不至于陷落到一种无政府状态，不至于被其他虎视眈眈的政治势力所利用，如俄国人、德尔维希的伊斯兰宗教领袖等，总而言之就是与进步的英国人相比不太文明友善的那些人。丘吉尔从未质疑帝国的使命，“为战火中的部落带来和平，驱赶暴力，主持正义，使奴隶挣脱枷锁，在蛮荒之地播下商业和文明的种子……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并且激励着人类为之奋斗的想法呢”？

然而，这些伟大的愿景尚未实现，这期间的等待被大量地耗在了俱乐部里。一切都如此美好，在班加罗尔，丘吉尔和他的两位部队同僚合住一所粉白双色的西式平房，并受到了悉心照料。每个月他都会骑马回到那里，将一袋银子甩给男管家，“你只需将身上的制服和衣物交给负责更衣的男仆，将马匹交给马倌照料，将钱付给管家，然后就无须再烦恼了……这一点微薄的薪酬，在他们看来已经是没什么不能做的了。他们的有限世界只剩下你的平凡衣物……摆脱了漫长的时间，再没有辛劳困苦，王子也不会比我们活得更好”。然而对于广袤的次大陆来说，这个由小马和潘趣酒大酒杯所组成的世界是何等逼仄。躁动不安的青年丘吉尔还做了一些在他的军官身份之外的事情，他追逐艳丽的蝴蝶，收集肉质的兰花，并熟悉班加罗尔的玫瑰150个品种，而这些爱好将伴随他的一生。然而要使他满足，这些事物还远远不够。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青年丘吉尔一贯有些鲁莽，并且经常会为此付出代价，如今他可以沉下心来让自己变得更加聪明得体，曾几何时在他父亲眼中这都大大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在游廊的低矮屋檐下，或是室内，伴随着来回帆动的蒲葵扇、一杯淡威士忌和苏打水（这些事物都是印度教化他欣赏的），丘吉尔开始为自己补课，他反复阅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当·斯密的作品，以及更具挑战的叔本华哲学。然而，真正令他着迷并来回翻阅的是历史书，并非作为罗曼蒂克的消遣，也不是清教徒般对过往史料进行刻苦研读，而是为了追寻一则信条。对他来说，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兵营生活相比，特别是与那些在印式午餐桌上被来回传颂的使有色人种感恩戴德的无知灵药相比，这信条，远远高于它们。

因此，他开始回归到亨利·哈勒姆，回归到他1827年那本义正词严的《英国宪政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特别是回归到麦考利，这位已逝30年的贵族，长眠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如今的牛津学者们驳斥他的著作是具有强烈倾向性、自我陶醉的辉格党主义作品。虽然丘吉尔本人后来痛斥麦考利污蔑自己的祖先马尔伯勒公爵，而在1897年，他那套多卷的专著《英国史》（1849—1862），以及更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其他文章，都宣告了麦考利标准的历史学者形象：一位公民，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无疑是一位畅销书作家。阅读麦考利的文字如同诵读演讲，比如对无礼地出版其回忆录的前雅各宾党人伯特兰·拜雅（Bertrand Barère），麦考利声明道：“凡是虚假的事物，凡是不诚的事物，凡是不公正、不纯洁的事物，凡是可恨的事物，邪恶的报道，任何恶习、恶行，所有这些不堪都体现在拜雅的文字当中。”丘吉尔喜欢这样澎湃、激越、具有强大控诉能量的反复句式，并牢记在心。书中麦考利的灵魂，实际上成了这位口齿不清，甚至有点口吃的年轻贵族的第一位演讲导师。但麦考利的《英国史》不只是一个关于公共演说风格、文学和修辞的教程，它也使丘吉尔强烈地意识到在这个大局势之下自己所处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认清了自己。在阅读麦考利的作品时，那些英国独有的历史观点在他看来已经不再是一种松散、自负的夸夸其谈，他的导师无疑是正确的，19世纪的英国，没有遭受独裁和革命内战双重罪恶的侵袭，这一点的确在欧洲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当欧洲大陆的每一寸疆土，从莫斯科到里斯本，已然成为上演血腥和毁灭性战争的剧场，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敌对的标准，反而是收获，我们的司法行政是纯洁的……每个人都满怀信心，相信这个国家会保障自己勤勉克己所积攒的财富产业，如此良性影响下，和平自由科学才得以繁盛”。诸如此类的言论。在那个时代，麦考利的这一观点不容置疑，如此的良性状态确保新教英国摆脱了天主教冠的影响，也促其向君主立宪完成神奇蜕变。随之而来的一切，包括将自由的帝国扩展到世界各个偏远角落的愿景，也只不过是对这最初的伟大理念的维系和自然发展罢了。

通过为英国人书写现代历史，麦考利也赋予了他们国籍，以及一个确保共同效忠的理由，一个当英国需要的时候所为之奋战的理由，比如在白沙瓦或者槟城。从这个意义上看，麦考利曾两次创造历史。他的文字感召了士兵、官员、工程师，甚至船务人员和火车站长，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亦将激发更多的历史创作。丘吉尔肯定意识到了，你可以书写帝国，与此同时，帝国也将由你书写。毕竟，修昔底德并非与世隔绝的档案管理员，而是一位演绎自己作品的戏剧演员——一位战士、一位思想家、一位演说家、民众的鼓动者。他投身事物的沉浸状态不会减少其作品的影响力，反而使他的作品经久不衰。

诚然，麦考利的巨著是关于英格兰的历史。但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同样也驻扎在营房，出入于法院大楼；他们同样也参与铺设铁路，指挥挖掘灌溉水渠；他们的羊群和牛群在澳大利亚的内陆啃食牧草，他们在阿萨姆邦的茶叶种植生意欣欣向荣；他们参与议会，也拥有银行、保险和船运公司：所有这些都证明，大英帝国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国家。麦考利自己，更不用说卡莱尔，不也是苏格兰后裔嘛……西利甚至使用了“凯尔特人”做类比，虽然他们所说的语言在英格兰人听来是“难以理解的”，但也认定自己是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大英帝国包容明显多样族群可能性的先例，例如荷兰布尔人、“卡菲尔人”（Kaffirs）、“科萨人”，组成了一个真正经久不衰“没有强制”的王家联盟。

如麦考利一样，丘吉尔当然也相信这个国家和帝国的形成是一个平行且相互强化的自然过程，并非自我建构的结果。依此类推，临时联盟（provisional unions）以持续繁荣为基础，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过程也将自然发生。帝国解体可能导致国家的覆灭，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当然也有过令人遗憾的强制政策，例如保卫新教自由之路上的卡洛登战役，以及1688年的光荣革命。团结一旦形成，这一联系就由共同的理想和利益维护。好比漂亮王子查理的女保护人弗洛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到底还是成了北卡罗来纳州最热心的汉诺威忠诚支持者之一。

换个角度，大英帝国的强盛确实感召着丘吉尔，至少是在他的晚年，认为这是整个帝国长治久安的基础。也许这就是他会在捍卫这个国家的时候表现得如此顽强不屈的原因；甚至是1942年，在他还没有成为首相的时候，在联盟将要分崩离析之际主持政局大声疾呼（尽管，他为了与美国结盟确立初级合作伙伴关系所接受的条款也注定了崩离趋势）。到了1965年，当他去世时（虽然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一直处于政坛的边缘），丘吉尔一定料到，大英帝国的历史，如果不是结束的话，也差不多到了收尾的阶段。1956年，仅在丘吉尔再三拖延终将权力移交给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一年之后，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法对埃及的入侵，绝对是一场惨败：一场拙劣的攻击，紧接着就是从苏伊士羞辱性的撤离。伊登之后，是两个“哈罗德”——麦克米伦（Macmillan）和威尔逊，更加断然地将自己投身于这场消逝的事业之中。曾经的印度如今是苏联的盟友。象征德里往昔辉煌的雕塑与半身像从基座上被拆下，放置在杜巴接见厅的围栏之内，见证着现代人的伤亡历史，成了幽灵一般的露天监狱。此时帝国包括直布罗陀、英属洪都拉斯、安圭拉和香港地区，孤立散落的日落之岛。英联邦如今是一块投降的遮羞布，更强健地存在于板球比赛里，而不是在政治团体的任何集结中出现。

1965年1月下旬那个寒冷的一周，当成千上万民众目送丘吉尔的棺木，以及更多的街道上排着队的人群，看着它从威斯敏斯特大厅被运往圣保罗教堂再到达泰晤士河的过程，英国（不仅仅是英格兰）的历史似乎重新集结在了一场巨大的悼念与记忆之中。所有这些，犹如一场忠诚的操演。在那时以及往后的日子里，人们不难察觉到这场哀悼仪式不仅仅是为丘吉尔举办的，也是对他所代表的英国性公理意识的一次告别，对一个历史定义的英国的告别。奇怪的是，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隐在圣保罗的会众中，对丘吉尔定义的英国发表了一通言不由衷的恭维话，而两年前，他曾否决了麦克米伦政府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申请，理由就是英国仅仅是一个“孤立”海洋岛国，其传统与个性是与正宗的欧洲性相背离的。许多出席了葬礼的人，如同对不证自明的英国性做了最后一次欢呼，就像这是理查德·迪布尔比（Richard Dimbleby）的最后一次广播。而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以及他的政府要员在葬礼上的缺席，更是锐化了这种感觉。这个诞生于王室战争中的国家、由殖民帝国利润来维系的国家，现已经步入美国接管阶段，而丘吉尔关于独立国家独断专行的幻想，同他的普罗米修斯一般的老身体一起被埋进了坟墓。

这是否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英国历史（书面制定的）已不再可能，是否它那令人感伤的长寿已远远超越了任何类似于诚实的自我认同之类的事物，是否丘吉尔这样的历史领导者就是延续其幻觉的主导因素之一呢？如今，随着老族长最终离世，也许正是国家成长的时候，面对现实，踢掉王权岛屿盛宴的拐杖，认真看待哈罗德·威尔逊1963年提出的挑战，严肃面对第二次工业科技革命的“白热化”结果。如此就一劳永逸地给予英国指引了吗？

或许已经出现过——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事物？或许尚还有一个英国，伟大的，以其他的方式存在？它会去珍惜历史，而不是向历史低头？

温斯顿·丘吉尔没有机会逃脱历史的离合器。他出生在牛津郡的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那座威风凛凛的巴洛克式建筑，建于18世纪早期，由一位剧作家出身的建筑师约翰·万布鲁恩爵士（Sir John Vanbrugh）设计，作为安妮女王和国家馈赠给挟胜而归的马尔伯勒公爵的感激之礼。为它花去整整30万英镑，感恩与经费一同被耗尽，对此公爵夫人感到强烈的不满，她后来抱怨这个地方极不宜居。比起作为住所来说，这无疑是更像是一个建筑的宣言：石灰岩制的宣言，彰显着英国作为主导帝国取代绝对主义法兰西的意图。在布伦海姆，这则宣言的表达是赤裸的。在建筑外围，正面礼仪台阶的底部，置有石炮、石球、鼓和旗帜；厨房上方的凯旋门顶部，一只由格里林·吉本斯（Grinling Gibbons）雕刻的尖牙英国雄狮正享用它的午餐——一只法国雄鸡。马尔伯勒公爵的要敌路易十四神气活现的半身像，被公爵从占领的堡城图尔奈（Tournai，比利时西南部城市）搬至此地，从正南面屋顶线上突显出来，犹如一名普通罪犯被叉于尖钉之上的头颅，作为谴责和警告示众。对凡尔赛宫的拙劣模仿意图更是继续延伸至室内，大礼堂里展示着缴来的各种法国旗帜，大客厅里，墙上的油画展示着幻想出的情节：凡尔赛宫的大使阶梯在路易斯·拉格雷尔（Louis Laguerre）拟人化的四大洲里复现，低头看着马尔伯勒的辉煌战绩和战利品。

1874年11月30日，温斯顿在布伦海姆出生，这是一个双霰弹事件。他的降生来得突然且过早，在他的父母——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和他20岁年轻貌美的黑发美国新娘珍妮特（珍妮）·杰罗姆［Jeanette（Jennie）Jerome］婚后仅七个半月的时间内。虽然挺着大肚子，在布伦海姆，珍妮不只是受了“一枪”。紧随着，她又跌倒了。轻便小马车颠簸着将她送回住所，同时也导致她产前宫缩的提前出现，在八个小时的艰苦生产之后，温斯顿诞生了。作为第七世公爵的孙子，他不会在布伦海姆宫成长，但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地方，怀着忧郁、得意或绝望的心情。在20世纪30年代，在他政治生涯中与权力隔绝的寒冬，丘吉尔会通过为马尔伯勒辩护所写的四卷传记巨著（1933—1938年），来维护受损的声誉。

对于温斯顿·丘吉尔，历史总是唾手可得。他的第一段记忆是在都柏林凤凰公园附近的“小旅馆”，他的父亲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作为爱尔兰总督的公爵秘书。父母双亲很遥远，且魅力十足。伦道夫有着闪亮的突出的眼睛，大络腮胡下面藏着一张小而紧绷的脸，使他看起来像一只顽强的微型雪纳瑞。而他“亲爱的妈妈”则是另一幅景象，儿子温斯顿回想起她穿着一件骑士夹克，那夹克紧贴着她的身体，如同第二层皮肤，“身上溅满泥浆美丽动人”；或别上一枚钻石胸针，秀发乌黑。任何形式的孝顺渴望，在丘吉尔权力和名声上升过程中，他都没有印象。与其他同一阶层的男孩一样，温斯顿被托付给了一名奶妈，伊丽莎白·埃弗里斯特（Elizabeth Everest），她被起了一个绰号叫“伍莫妮”（Woom，不具任何讽刺性自我意识）。正是从奶妈埃弗里斯特那里温斯顿开始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不多，隐约感觉到了超越此地之外的英格兰，如布伦海姆或班斯特德庄园（Banstead Manor），以及伦道夫在他的血统马时期所买下的纽马基特（Newmarket）附近的房子。在“伍莫妮”的概念里，英国的精髓位于肯特郡——“英格兰花园”，长满了草莓、樱桃和李子的丰裕之角。在怀特岛的文特诺，奶妈埃弗里斯特带着小男孩看望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妹夫是位退休狱警，以可怕的故事款待他：如监狱暴动是如何在女王的名义下被制止的。在奥斯本不远处的维多利亚式宅子里，温斯顿和保姆、家人一起生活，追逐兔子，攀过悬崖。

上层阶级的仪式围绕着古老的计划和习俗进行。在八岁时，温斯顿被剥夺了他的1 000支强大并不断扩张的玩具士兵军队、游戏堡，以及一个真正的蒸汽机，这之后，他被送往阿斯科特的一所预备学校（在当时，甚至是今天看来都有些残忍），在那儿，他听到校长的桦条在小男孩身上的15下鞭打，以及男孩的尖叫声。1910—1911年阿斯奎斯自由党政府期间，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负责监狱改革，他声称自己对囚犯的同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的私立和公立学校”里的经历。珍妮心疼自己受了惊吓且体弱多病的儿子，仁慈地将他转学到布莱顿的一所由汤普森姐妹经营的学校。1888年春，他进入哈罗公学，这比麦考利的侄孙、查尔斯·屈维廉的孙子——乔治·麦考利·屈维廉早了两年，而那位是20世纪为数不多受欢迎程度可与丘吉尔相提并论的历史学家之一。吊诡的是，哈罗公学的同学们将少年温斯顿当成傻瓜看待（当然他并不是），作为未来的政治预言家，当时他对经典是无头绪的。当得知格莱斯顿先生将阅读荷马当成乐趣时，丘吉尔“认为这是他应当做的”。尽管如此，他从一位良师乔治·汤森·华纳（George Townsend Warner）那里学习了历史（就像屈维廉一样），并且由罗伯特·萨默维尔（Robert Somervell）为他教授语言，使温斯顿感觉到“英文语句的基本结构深入了我的骨髓——这是一件高尚的事情”。

相对于保守党的伊顿公学来说，哈罗是一座辉格学园，而伦道夫曾就读于伊顿。无论如何，到1888年，议员伦道夫·丘吉尔爵士与托利党不再合作。对于拥有土地的贵族们来说，伦道夫是具有煽动性的，狡诈、愚蠢，更别提口齿不清，一向值得怀疑。贵族们花了一些时间去习惯本杰明·迪斯雷利，他自己可疑的民粹主义至少被对教会、王权和贵族的崇敬之情所平衡了。另外，伦道夫·丘吉尔已经想象出了一个他称之为“托利民主”的东西，这似乎完全自相矛盾，无论是对他自身来说，还是对党的利益；尽管如此，他们也必须承认它似乎在中部和北部的工业选区运作得不错。虽然伍德斯托克的马尔伯勒口袋选区已经收入囊中，伦道夫还是一心想通过制造更多的声音，来为自己赢取名声。1885年大选中，他相当高明地选择了年逾八旬的自由党元老约翰·布赖特作为他的竞争对手。在伯明翰，在败选之前，他很好地利用了当地的古典激进自由主义的冗余，以及承诺过的抑制托利党的社会福利。群众拥戴他，甚至是他不清晰的口齿。党内元老们嘴里哼哼哈哈，紧张地把起了他们的胡须。在一个充满周到的担忧人士的政党里面——索尔兹伯里勋爵、斯塔福德·诺斯科特爵士、迈克尔·希克斯贝克爵士（Sir Michael Hicks Beach），30多岁的伦道夫，看起来像是一个危险的我行我素之人。他猛攻了由党内改革派约翰·戈斯特（John Gorst）为迪斯雷利提出的保守党组织系统，甚至更无耻地在爱尔兰打起了阿尔斯特牌。这一场场尖锐的戏剧性事件之中，有一条警句像一颗手榴弹一样落下，没有什么能比这造成更长远的附带损害——“阿尔斯特将战斗，阿尔斯特将是对的”。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因为他对强制性“犯罪议案”的姑息态度，伦道夫试图与帕内尔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样还有与贝尔法斯特工会主义者的关系，甚至帮助爱尔兰国会议员推翻格莱斯顿的政府（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案例）。1886年7月，在地方自治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一个保守党政府，索尔兹伯里意料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与伦道夫·丘吉尔分享权力（可能在睁眼说瞎话）。此时37岁的他成了下议院领袖和财政大臣，但他的胃口也随之增大。丘吉尔开始严厉打击外交政策，以及被普遍认可的首相权力。与索尔兹伯里在陆军与海军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斗争。最终未能如愿，还致命地高估了自己的不可或缺性，伦道夫受到了辞职的威胁，嘘声四起，他在财政大臣这个职务上只停留了短短四个月。我们可以想象索尔兹伯里和诺斯科特私下里举起酒杯如释重负的样子。

伦道夫爵士的政治生涯已经过去，对大多数政客来说才刚开始。比远离政坛更糟糕的是，他准确地把握自己将永远回不去了。他陷入了一场凶猛、痛苦且沉默的阴郁之中，这阴霾笼罩着整个丘吉尔–马尔伯勒家族，如同积覆了一层尘埃。温斯顿寄给“亲爱的妈妈”的信件显得更加可怜迫切，而这时他的母亲已有了外遇，开始缺席家长见面日。布伦海姆的夏日开始由年迈的公爵夫人范妮主持，在她身边围着一群谄媚的穿拖鞋的男仆，拖着脚步从摇曳的烛光下走过，相当严峻的景象。父子之间的会面是罕见的，因为温斯顿外表平平、谈吐结巴，以至于伦道夫认为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傻瓜，对脾气暴躁的父亲来说也成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刺激：“如果你在学校期间、往后不能改掉自己闲散无益的生活方式的话，我确信，你将成为一个败家子，公立学校出来的众多废物里的其中一个，你会堕落成为一个卑劣、闷闷不乐的没出息的人。”受到了斥责的惊吓，温斯顿还是如父亲所料，犯下了小罪行。在哈罗，他仍然孤独，意识到自己的笨拙（从三轮车摔下造成脑震荡），将自己隔离，认为出身和阶层是一种不幸的负担。“我宁愿被当作一个砖瓦匠的学徒”，他后来写道，“或者一个跑腿送信的男孩，或者在杂货铺的前窗帮父亲穿衣的男孩。这本该是真实的，这本该是自然的，它会教我更多，我会做得更好。此外，我还会更多地去了解我的父亲，这对我来说本该是一种快乐。”

后来，温斯顿写道，在他的一生中，与伦道夫仅有过不超过三次或许四次的长谈。然而，其中之一，改变了他的人生。发现温斯顿正编组他日益庞大的玩具兵军队，甚至还带着精明的战术眼神，伦道夫问他是否愿意去参军。当然，父亲认为，对成为像律师或教士这样可靠的职业来说，自己的儿子温斯顿是有些顽固不化的，更甭提政客了。但儿子终将听到历史辩护的号角。他拿起了父亲的断剑，刺向敌人，证明自己并非等闲之辈。

哈罗的“陆军班”（不是之后的格莱斯顿）被桑赫斯特所取代（在三次入学考试之后）。在那里，温斯顿不协调的能量终于找到了一些出口。他变得更合群，感叹着将领和战役的伟大时代已经结束，做着成为龙骑兵的美梦。他希望能加入一个骑兵团，但伦道夫犹豫要不要为他在马匹上投资，他认为温斯顿会从马上摔下来。无可奈何，在母亲的帮助下，还是从当地的车马出租所租了来用，他开始经常骑马飞奔，追赶狐狸。难免也出现过一些事故，激怒了伦道夫。伦道夫现已身患绝症，似乎不是一般宣传所说的梅毒，而是某种神经性疾病。父亲送给温斯顿的一块金表在与一名军校同学的碰撞中破损，温斯顿偷偷修复了它。但两周之后，这只表还是注定从温斯顿的表袋里落出，掉进了大池塘的支流里。温斯顿吓坏了，做了一个他能做的最好的事：动员一支由23名步兵组成的小部队及一辆消防车，前去泵塘，最终手表被发现覆盖在泥土之中，毁损已无法弥补。父亲听闻了这事故，而儿子已经无可辩护，只好坦白：“我知道自己在手表这件事上显得非常愚蠢，您完全应该把它带走。非常抱歉，我一直这么笨拙粗心，但我希望您不会生我的气……再说一遍，我很抱歉让您生气，我永远是爱你的儿子……请不要以手表这件事来评判我。”但是这位19岁的年轻人对他父亲的哭诉是徒劳的。他还是受到了父亲的谴责，说他不负责任和百无一用（不像他的弟弟杰克那样更加值得信赖且成熟，为什么要理会，诸如此类）。

1894年11月，将从桑赫斯特毕业之际，温斯顿首次作为公众人物出现。但他和朋友示威的目标差不多是胡闹的性质，丘吉尔假装认定高级宪法原则受到了威胁。为了抗议剧场酒吧道德败坏的景象，“净化联盟”（the Purity League）的劳拉·奥米斯顿·钱特夫人（Mrs Laura Ormiston Chant）在莱斯特广场步行道支起一张帆布屏风，意图将善良与丑恶隔离开来——一次清教徒的干涉行动。为了申诉英国人天赋的自由权益，丘吉尔撰写了一篇演讲稿，引用了约翰·汉普登的事例（由于偏好妓女而不太出名），但没能站在被拆毁的屏风前发表。在废墟之上，温斯顿做了平生第一次演讲：“我抛开了关于制定章程的论点，直接煽动了听众的情绪甚至是激情，最后总结道：‘今晚你们看到我们拆毁了屏风，在不久的大选中，你们也要推翻对此事负责的人。’”迎来了不少欢呼声。温斯顿在莱斯特广场慷慨激昂，还提到攻占巴士底狱的情景。净化联盟闹事本来就如一次少年人的郊游，比起其政治意味更像是一场恶作剧。错过了回桑赫斯特的最后一班列车，热血的年轻人沉浸在欢乐与香槟酒，以及许多午夜的嬉笑声和敲门声中（“老伙计，给我们你的圈套！”）——挑起伦道夫的严词指责。但除了斥责，伦道夫早已到了病情的最后阶段。讽刺的是，他离开（和珍妮一起环游世界）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是自己与战战兢兢的大儿子一起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这个男孩似乎已经聪明了一些，伦道夫这样想，他意在赞扬而不是指温斯顿所继承的纨绔性格。无论如何，温斯顿已经足够聪明到可以被介绍给托利政治家阿瑟·贝尔福和自由党帝国主义者罗斯伯里勋爵，并认识到政治竞争对手也可以是超级俱乐部里的朋友。

然而，要弥补失去的机会为时已晚。伦道夫被匆匆送回伦敦的时候，几近瘫痪的状态，最终于1895年1月去世，享年45岁。奶妈“伍莫妮”埃弗里斯特（温斯顿喜欢与她一起沿着哈罗街的大街散步）也在7月死去。现在只剩下他的弟弟杰克，温斯顿与他不太亲密。当然还有妈妈，仍只有40岁，依然甜美、有魅力，依旧不可抗拒。这只纽约交际圈的母虎重新现身，修整自己的皮毛和爪子，如今她手头的工作就是为她的男孩子们“铺路”。对于温斯顿而言，将他的父亲作为一段回忆来对付似乎更容易些。从这种责备的眼神中解脱出来，他大可全心全意为父亲平反，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竞选演说坛上，成为伦道夫永远没有料想过的继承人。温斯顿的回报尽孝之旅到1905年达到顶峰，在一本几乎理想化了的传记中，为他那被误解受虐待的天才父亲辩护。

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职业生涯已经成为可能。第4骑兵团的指挥官爱尔兰贵族约翰·布拉巴松上校（Colonel John Brabazon）——温斯顿记得他的贵族气派的发音障碍，无法发出“r”这个音［“去伦敦的火车在哪儿？（train念成twain）”“已经开走了，上校。”“开走了？叫下一辆来！（bring念成bwing）”］。注意到温斯顿在桑赫斯特和奥尔德肖的背景，他表示了肯定态度。但即使是21岁的年纪，在班加罗尔因吉本和麦考利而顿悟之前，温斯顿知道他需要从餐室和阅兵场中开拓出一种全新的人生。还不能完全笃定，但他已向母亲坦白，军事专长对他来说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如果他在举剑的同时提起笔，制造两种不同的帝国历史，这将大不相同。

伦道夫夫人使出浑身解数来达到埃弗兰·沃的格兰德夫人（Evelyn Waugh’s Lady Metroland）的期许，任务适时施行；她开始引荐温斯顿，尤其是在纽约。在那里，温斯顿听取了爱尔兰裔美国政治家威廉·伯克·科克伦（William Bourke Cockran）的演讲——头戴帽子的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钱权操纵者——并认为他的口才不过如此。古巴、西班牙统治者正展开一场游击战争——他在《每日图报》（Daily Graphic）发回了他的第一篇战争报告。他们展示出一种洞察力或天赋，一种战火中的新闻冒险主义精神，一种新型的报纸报道，在战火纷飞的时刻蓬勃发展，也是如今电视记者现场报道的先驱：“我们骑着马，身穿制服，左轮手枪已经上膛。在黄昏的暗光下，一长串武装和负载的人们正向敌人推进。他可能非常接近，也许正在一英里之外等着。我们还不得而知。”

第一次，温斯顿感受到了子弹的威胁。他身后的一匹马被撕裂，死去。后来回想，子弹离他只有几英尺的距离。幸存下来的险境使他肾上腺素激增，激发了一连串保卫帝国的冒险行动。这种早期的无畏感（永远不会迷失），使他成了一位勇敢的士兵、一位才华横溢的战争记者，凭着直觉，他意识到创造历史需要写作和战斗。温斯顿走到了王室行动最显耀的位置上。

在印度西北边境——那里的战斗将继续，断断续续地，从另一个世纪进入我们的时代——他在宾顿·布拉德爵士（Sir Bindon Blood）麾下服役［当然，他注意到，这位将军是布拉德上校（Thomas Blood）的直系后裔，他的祖先试图从伦敦塔窃取查理二世的王冠珠宝，却因蛮勇而受到奖励，被赐予了爱尔兰的一个庄园，而不是被有雅量的国王斩首］。温斯顿评价，如此的贵族偷盗家族史使宾顿爵士对敌人怀有一种健康的同情心，无论是对帕坦人或是对阿富汗边境的普什图（Pashtoun）部落。

小规模冲突变成了文章的素材。文章变成书的手稿，母亲珍妮将手稿送到朗文（Longmans），它曾经出版过麦考利的作品。这一宣传打开了一些门，也闭上了一些。他父亲的老仇家索尔兹伯里勋爵，事实上还召唤了这位《马拉坎德野战军纪事》（The Story of the Malakand Field Force，1898）的年轻作者，送给他祝福，假装不曾有过恶意。但是，基奇纳少校——在苏丹开展行动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马赫迪·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ahdi Muhammad Ahmed），几乎抵抗到了最后——认为丘吉尔是胡搅蛮缠（这猜疑将一直持续到1915年他们在加里波利共同制造的灾难）。温斯顿在1898年参加了恩图曼（Omdurman）战役，此外，还有他想象中的最史诗般的人物形象——作为深蓝色英国王家第21枪骑兵团的一员，这支英国军事史上最后的伟大而徒劳的厚重骑兵军团，他们与“托钵僧”的军队相撞，如同“两堵墙活生生地撞在一起”。这些经验为丘吉尔的文字叙述提供了完美的素材，一项日益精进的技能，甚至戏剧性地抓住了每一场冒险：“无人骑乘的马疾驰着跨越平原。男人，紧紧地抱住了马鞍，无奈地跌倒，身上覆盖着从十几个伤口里喷涌而出的血液。战马与他们的骑手一起交错倒下，血从巨大的伤口里淌出。仅120秒内，5名军官、66名士兵和119匹马……已死亡或受伤。”

即使在1899年他迅速出版了《河上的战争：苏丹的再征服历史》（The River War: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Reconquest of the Sudan）的时候，丘吉尔知道同情勇敢、堕落、昏暗的敌人是成功绝妙故事的关键因素。但是，追随吉本著名的同情甚至英雄般的穆罕默德肖像以及伊斯兰教诞生的叙述，丘吉尔同样也攻击了一系列邪恶人物，“贪婪的交易者、不合时宜的传教士、野心勃勃的士兵和谎话连篇的投机者”，他们亵渎了理想，尤其是在苏丹的英–埃共管政府。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似乎并不像帝国漫画里的“疯狂的毛拉”，他实际上是严肃的清教徒式的改革者，他对叛乱的呼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使丘吉尔（再次娴熟地以伪吉本形式写作）哀叹道“爱国宗教叛乱慷慨的鲜血凝结成一个个军事帝国的暗血块”。但他还为“德尔维希”军队里残废的骑兵和步兵奋笔疾书，并对传闻表示震惊，基奇纳曾允许践踏马赫迪的坟墓，将圣战士的颅骨当作普通会议的谈资。

虽然他对将军怀有疑虑，却也没有针对他们的战斗成果。一个委婉的题目“盎格鲁–埃及的苏丹”，反过来又使一个连续性的纽带成为可能，通过铁路将英属非洲从开普敦到开罗连接在了一起。丘吉尔接受英属非洲地区的防御性合理化——它已经发生了，先发制人，否则将不得不接受埃及，以及到印度的生命线的不稳定性，面临赫迪夫的挥霍无度、法国军事扩张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三重威胁。当然，不必担心，正是这样故意含混的意图和目的，使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在印度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领土帝国。同样也不必担心，印度殖民地综合征已经重演，通过“保持动作”的军事和政府成本，推动帝国管制去往更多的冒险之地，从而得到完美的富矿（西非棕榈油、南非黄金），这样一来也将忽视其欧洲的竞争对手，首先是法国人，但总有一天历史会平衡。大英帝国的贪婪是财政上的，也是地理制图上的强权。

在南非，名利与财富捆绑在一起。伦道夫投资的兰德矿业股份公司，从它们的原始面值上涨了50倍；不幸的是，对珍妮和温斯顿来说，这笔财富由于其已故的主人同样巨大的债务而被消耗殆尽。但丘吉尔也受到了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和帝国制造者塞西尔·罗德斯的斥责，大英帝国的力量受制于一群顽固的荷兰农民的赎金，这决定了英国定居者能否享有在德兰士瓦[2]的政治权力。布尔战争是军事文学冒险的又一次好机会，温斯顿打下了他的烙印。通过对他母亲更多的无耻哄骗，他辞去骑兵的军职，担任起《晨报》（Morning Post）的首席战地记者。他与统帅雷德弗斯·布勒爵士（Sir Redvers Buller）一起出征，最终在防御布尔进攻的装甲列车时被俘虏，此后从比勒陀利亚（Pretoria）的军事监狱逃脱（留下两名应该与他同逃的同志），藏在煤货车里，随后步行了数百英里，并及时回到南非轻骑兵团正常工作，在莱迪史密斯（Ladysmith）如释重负。这次逃狱经历神奇到令人难以置信，也使温斯顿从一个针头线脑的前线故事售卖者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形象。他书写自己在布尔战争中的经历并像幻灯片授课一样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大肆宣讲（惊人的是，在美国纽约，是马克·吐温介绍了他），将10 000英镑收入囊中。同样重要的是，它让这位贵族青年体验到了将大批人群握于掌中的实际感受。那时，他只有20多岁。

1900年，丘吉尔将这一切的忙碌大胆获得的财富转变成政治上的成功，开始了从政生涯。对此他的父亲曾绝望地认为他不够资格，作为保守党工会成员的候选人，在奥尔丹，他赢得了席位。这是他的第二次尝试。在1899年，他曾有过一次实际机会——拥有两名保守党议员的同一工业选区的选举机会（他父亲心目中工薪阶级保守主义的一个实例），但被击败。在竞选期间，温斯顿发现自己遗传了丘吉尔家族的口齿不清甚至偶尔的口吃现象，其演讲导师努力纠正但也作用不大。其实远不止一项不利因素。它实际上可以被戏剧性地管控，达到惊人的效果——酝酿停顿，然后调皮地妙语。他的辩论口才更是绝妙，无论是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工会模拟的下议院辩论中，还是在公共汽车上、剧院里，或市政厅内。

但在战后咔叽大选[3]期间，在奥尔丹，坐在四轮马车里游行并被工厂女孩团团围住，这就意味着丘吉尔比布拉巴松上校或者宾登·布拉德爵士这类人更懂得真正的英国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妻子克莱门蒂娜（Clementine）说——仁慈但也准确——认识温斯顿你不得不了解他一生中从未坐过公交车。虽然这可能是为了将丘吉尔的贵族优越感与英国人民的生活区别开来所做的夸张处理。寇松是一个贵族脾气和贵族出生的典型例子，他不得不打起精神才能与平常百姓接触。而丘吉尔可以走向他们，并沉醉于他们的骚动。他的父亲发明了“托利民主”，以此作为增加选票的神通，他的儿子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下来。

尽管如此，回到布伦海姆宫，丘吉尔对自己的阶级实际上是矛盾的，可以预见在下议院他成了一个不顺从自己政党的后座议员。约瑟夫·张伯伦对帝国关税的痴迷以及对自由贸易的拒绝令他心寒，逐渐地，他内心的政治实用主义使他意识到一场权力运动正在酝酿，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王公贵族们越来越远，而是趋向那些拥有商业、职业技能或工业财富，以及独特才能的人，比如利物浦律师F. E.史密斯和威尔士律师大卫·劳合·乔治。

虽然直到1905年自由党上台，多数内阁成员仍然是由特权阶级组成，但几乎由他们垄断的政府却开始动摇，不仅仅是因为平等民主的进步，还因为长期陡峭的农业萧条。实际上，1870—1910年，由于无法与殖民地和美国的进口产品竞争，英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农业生产国。300万英亩农田被闲置。到1911年，4 500万英国人口中仅8%的人靠自己土地的收入维持生计。英国农业收入同期下降了25%。还有租金，以至于它们往往不足为乡村别墅周末、城里的假期、储备精良的马厩和地窖、时尚的桌子和衣柜，以及日益昂贵的养育儿女费用提供抵押贷款。当遗产税的压力（于1894年推出，随后于1907年以更加惩罚性的方式施加）增加，销售（抛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似乎没有迹象表明土地价值将恢复，销售宜早不宜迟，该过程吞噬自身，同时也演变成了雪崩。大卫·康纳汀肯定，几乎有四分之一的英国私有土地，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被挂上市。这些田宅的多数——他称之为“贵族伤亡”——被新富阶层购买［他们的财富是从工业、航运、矿业、保险或出版业积累的，正如报纸大亨伯维尔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的父亲一样］于自治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口音出现在了越野赛马和松鸡射击赛上，旧贵族的遗老们试着让自己不畏缩。丘吉尔的堂哥——第九任马尔伯勒公爵［永远不会宽恕温斯顿在1909年的“人民预算案”（People’s Budget）一事上对贵族言辞攻击］哀叹道“旧秩序注定是要完了”。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特别是布伦海姆不会就此触礁。但某种生活方式确实是在沉没——下沉而不是突然消失，不管怎么说都在坠落。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和活跃的费边社成员，威尔斯——一位专业板球运动员，保龄球教练，布鲁姆利（Bromley）小镇高街玻璃和瓷器店老板的儿子——在1909年出版了他的杰作《托诺–邦盖》。他回望了一段并非很久远的年代，位于威尔斯笔下肯特的“布莱兹欧弗山庄”，在那个年代它显然还是英国社会宇宙中不变的中心。威尔斯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因为他父亲就是从天恩之中坠落的人，或者说他在修剪葡萄树的时候摔断了一条腿，毁了他的运动员生涯，并迫使男孩的母亲莎拉成为汉普郡一座“大山庄”阿帕克（Uppark）的仆人。威尔斯记得，并敏锐地感到，它的无限分级的阶层假设，了解到宅子下方的地下隧道网，仆人们像莫洛克人[4]一样，听从着自己主人的使唤。但埃洛伊人[5]仍然居于顶层：

这个广阔的猎苑，这个巨大美丽的山庄，以它那俯视教堂、村庄和乡野的雄姿，不可避免地向人们表示：他们代表着世界上至关重要的东西，而其他一切只有在和他们发生关系时才有一定的意义。他们代表着绅士、贵族，正是由于依赖他们，通过他们，为了他们，世界上的其余人——种地、做工的人，阿什博罗的买卖人，田庄的上等仆人、下等仆人和户外仆人才得以呼吸、生活。

到1909年，这样的确定性已经消失。虽然乡村的外观是一样的——大山庄依然耸立在猎苑里，村舍毕恭毕敬地簇拥在猎苑的边缘，显示出一副攀龙附凤的媚态……这就好比明媚十月的一个清晨，变化之手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按上它的身体……突然一场霜冻，一切面目就会变得光秃，联系崩断，耐心用尽，我们那漂亮的青枝绿叶的门面装潢就会飘在泥潭中闪光。

所以，威尔斯展望，尽管有些过早。毕竟，他明确地知道“过去”英国在未来的负重。作为一位科学家——伟大的达尔文主义者T. H. 赫胥黎（T. H. Huxley）的学生——威尔斯多次表明，未来才是他以及我们其他人应该感兴趣的事物。国家和国家的历史都是部落般的时代错乱产物。真实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不是荒谬的专制领地和语言区隔。拯救未来需要一个行星的视野。

这种观点随着他1919年的巨著《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一起到来，这部作品与丘吉尔的岛上史诗或者任何人想象中的历史都不相同。不过目前威尔斯的未来以及他未来的历史，仍然只是科幻小说。阿帕克/布莱兹欧弗体系的主人及其亲属还在继续界定英国性，即使支付给园丁的支票簿现在是在商业账户上显示的。［可以预见，威尔斯让吕本·利希滕斯坦爵士（Sir Reuben Lichtenstein）最终买下了布莱兹欧弗。］社会民主并没有就这样发生在费边主义的地平线上。那些在屋檐下存活下来的人更只是专属的精英团体：到191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面积的一半只从属于4 500名业主。

但并不是所有的富豪都会选择同遗老们一样将自己的钱财投入到公园、马厩和松鸡沼泽中，他们中有许多人，如约瑟夫·张伯伦（螺丝制造商）曾犯过错误——作为伯明翰议员宣誓就职时戴着帽子（一次不可饶恕的失礼行为），而现在他是英国新的贵族，并在郊区建起了自己的庄园。张伯伦的豪宅叫海布里（Highbury），坐落在伦敦以北地区，他在那里度过了青年时期，最初是由18英亩的田地包围，而不是几千座的典型老式贵族房屋。这所豪宅由另一位张伯伦设计［约翰·亨利·张伯伦（John Henry Chamberlain），作为伯明翰学校、城市建筑和市政喷泉的建筑师而名扬在外］。宅院由带有石头装饰的坚实橙色工业砖砌成，选材是典型意大利工业风格。室内，一切都显得昏暗但有光泽。“没有书本，没有工作，没有音乐”，贵族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嘲笑说，“为了缓解了锦缎家具带来的丰盛压迫感”。室外，有槌球场、网球场和维多利亚晚期如画的风景——灯芯草的沼泽、山谷、溪流和未风化的桥梁。也经常可以看到张伯伦本人在自己的兰花、杜鹃花和仙客来丛中进行考察之旅——自然，每一个物种都拥有自己的温室。

海布里不远处（当时市区以南4英里）建有贵格会教徒可可和巧克力大王乔治·吉百利（George Cadbury）的豪宅——伍德布鲁克（Woodbrooke），同样建有标准的网球场、槌球场和一个最新的标准配置——七洞的高尔夫球场。但吉百利对他的庄园怀有更加雄心勃勃的社会愿景，不仅仅是俗气财阀的自我庆典。当时的社会评论家如约翰·拉斯金与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对此做出了回应，某种程度上说，工厂工业主义意味着对社区的破坏，吉百利将宅子建在伯恩维尔（Bournville）一个新老村庄上，而工人们本可将半木结构的小屋安置在这里，在一片绿地上聚集。复活的家长式“可爱的英格兰”将是可怕的贫民区大杂院的解药，而那大杂院，吉百利从张伯伦在伯明翰推行社会改革之前就记得，仍然陷于最肮脏的贫困水槽之中，好比伦敦的东区，被形象地记录在了查尔斯·布斯的作品《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里。到1900年，吉百利（模拟中世纪）的工人住宅共有140座，为了达到效果，他买了两个老宅子，13世纪的明沃斯格瑞夫（Minworth Greaves）和都铎塞利（Tudor Selly）庄园，被他搬至伯恩维尔，精心修复。这种重新创建想象中的“有机”社区——卡莱尔、普金和拉斯金声称在过去的中世纪已经存在——的尝试是与汉诺威的消除政策完全对立的，处境尴尬的村庄被新富从视线中移除。在伯恩维尔，吉百利甚至重新发明了古老的庄园盛宴传统，组织祝宴和戏剧演出，以及为伯明翰地区的其他工作人员提供一日游活动，让他们看看在这位新的工业男爵领导下生活将是什么样的。

在利物浦附近的默西塞河畔的阳光港，出生于博尔顿、通过加工殖民地原料（棕榈油）产品发了财的威廉·赫斯凯斯·列夫（William Hesketh Lever）为他肥皂厂的工人们也做了同样的事。约30名建筑师受他委托创建一个完整的“花园”村，并又无可置辩地称其为“老英式”风格——大量带有詹姆士–佛兰芒风格的山墙，许多装饰性的石膏灰涂料，当然，还有无处不在暴露在外的木材和铅玻璃。为了通过“肥皂精神”完成老英格兰重生的效果，还专门建了两座农舍式小别墅，都是对安妮·哈瑟维的小屋[6]的“精确”复制。港口阳光别墅的出租状况是：基本的“厨房”型或者更豪华的“客厅”型，但两者和伯恩维尔一样，都配备有自来水和室内卫生间，租金被仁慈地设在大约每周22先令——平均工资的1/5。由于英国工业界的批评家们认为传统的家庭生活已经被工厂的工作破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厂方为阳光港的500名孩童办起了学校，为女孩以及工作的妻子和母亲提供了烹饪、制衣和速记的特殊课程。直到1909年，共有700座小屋，音乐厅和剧院，图书馆，体育馆和露天游泳池被陆续建起。

伯恩维尔和阳光港的工业村民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几乎没有如典型的40%的英国人的状况一样，在20世纪之交，居住在超过10万名居民的城市里。维多利亚时期的贫民窟调查报告，如布斯的伦敦东区研究或西伯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1901年在纽约的贫困研究，给社会批评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生活工作在大型城市一定如人间地狱。在这些肮脏的过度拥挤的贫民区中，可能没有比世纪之交的格拉斯哥情况更糟，那里的非技术工人仍然住单人间，或者甚至两人同挤一个出租单元。这样狭小的空间将解决一个家庭的睡眠、吃饭、沐浴等问题。即使到了1911年，格拉斯哥住宿的85%仅包含三间房或者更少。

但真正的贫民窟居民人口也许不超过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10%。在国际贸易时代，不安全和不可预测的就业环境可能不利于传统意义上以英国出口为主的行业，如煤炭业、纺织业、重工业，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条件——饮食、健康、住房、犯罪率——自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或1887年的女王登基庆典以来就已经改变了。其他城市如加的夫（Cardiff），有128 000名居民在南威尔士煤炭出口热潮的浪尖上，自19世纪中叶以来已经增长了7倍。在像曼彻斯特或谢菲尔德这样的老工业城市，最嘈杂的物业单位已经被取消，并被上下各两层、每层各四房甚至五房的排屋所取代（在中部和东南部甚至是六间），由砖砌成，常由小石块或灰泥饰面，装饰出英格兰和威尔士工业城镇的经典外观。为防止过度拥挤，政府会制定章程，启发他们的时间观，为街道的宽度或天花板的高度制定条例。在今天，当然这些街道看起来像是一个消失的工业帝国中更为令人沮丧的遗迹（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中有许多被塔楼取代，但至少比塔楼更好地经受住了英国20世纪历史的风霜）。

与欧洲和美国几乎所有工业世界的住房不同，英式排屋以核心家庭为单位基础，也许是更大的家族，如叔叔、阿姨和祖母，以及邻居，他们会聚集在后院，有时在街上、当地的商店、教堂和酒吧里。房间按功能区分——厨房、客厅、卧室，在更富裕或更加富有野心的房子里会设有一间客厅，除特殊场合外很少使用，用来展示家庭珍品，如钢琴和餐具柜。和燃气被用于照明和烹饪一样，水现在也由市政供应，并通过水龙头直接进入水槽，而不是通过室外泵取得。马桶正迅速取代土厕，通过城市下水道清除粪堆和粪便，即使厕所几乎总是建在户外。在埃克塞特（Exeter），从1896年开始，镇议会花了巨额的88 000英镑建造了当地的污水处理系统，成功地宣扬了他们带给城镇带来的转变，尤其是减少了伤寒、斑疹伤寒和霍乱等传染病的风险和发病率。拉斯金对此发表了观点：“通畅的下水道，比人们最敬仰的圣母玛利亚画像，更高贵、更圣洁……”

虽然嵌入式浴缸仍是一个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奢侈品，发生于世纪之交的市政澡堂革命，意味着英国的劳动人民，即使那些没有拥有昂贵的锡制状浴缸（采矿家庭的必需品）的人，现在也可以定期洗浴。从1892年至1893年，在伦敦东部的堡区（Bow）澡堂运作的第一年，就有73 000人的使用人数。1897年，伦敦南部的兰贝斯（Lambeth）建有一幢壮观的澡堂，内设有3个游泳池和97个浴缸。在1912年的伦敦，正如安东尼·沃尔（Anthony Wohl）所记载的那样，公共浴室的访问量达500多万次，其中不乏一些华丽，甚至具有异国情调的设计，地板和墙壁上铺有闪亮的瓷砖。再加上公共洗衣店的使用，大众卫生时代的到来（还使阳光港仁慈的独裁者赚取了更多的钱），在社会机构中是一次伟大的转变，即将到来的投票是为了政治。

同样，饮食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变得更好。19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加工过的和廉价的食物，如人造黄油、黄芥末和商业生产的果酱，带上了人们的餐桌。农业的萧条导致了农村的陷落，也成为城市消费者的机会，主要食物——茶叶、培根、面粉、面包、猪油和糖，其中绝大多数产自殖民地或爱尔兰——的价格在1870年至1914年下降了1/4~1/3。随着冷藏肉类的进口，穷人食用“slink”（早产的小牛）或“broxy”（病羊）的市场仁慈地收缩了，虽然很少有家庭会放弃牛肚（牛的胃黏膜）。

这些都不代表着英国的社会民主已指日可待。帝国财富对减少巨大的财富差距几乎没起到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根据社会历史学家何塞·哈里斯（José Harris）的说法，英国10%的人口拥有92%的财富。另一方面，多达90%的死者没有留下任何有记录的资产或财物。虽然，在爱德华时代空前多的人可能认为自己是相对较富裕的，英国在新世纪的经济前景将会使持有这些收益变得更难，而不是更容易。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行业——煤炭业、冶金业和纺织品行业——压力不断堆积。曾经从英国进口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现在成了竞争对手，在某些情况下受到自己的关税保护。例如，威尔士马口铁的3/4，已经出口到美国。然而，1890年开始施加麦金莱关税（McKinley tariff）后（旨在培育美国国内工业），这些出口的价值在短短七年之内就几乎减少了2/3。马口铁的案例同样也反映在煤炭、生铁和机车轨道上。

两种不一定相斥的方案可用于阻止英国工业霸主地位衰退之初的这些不祥迹象。英国可以做出回应，正如约瑟夫·张伯伦所想，通过自己的王家关税制度，建立一个经济的“不列颠堡垒”，在海关壁垒的背后，殖民地将被保留为原材料和制成品市场的专有储备所。（从长远角度来看，殖民地是否从中获益，最好留待将来讨论。）即使在他上台之前，拖着一个不情愿并已分裂的保守党在他身后，张伯伦为这个前景感到兴奋，并向温斯顿·丘吉尔吐露——他的选区奥尔丹是一个严重依赖于纺织品命运的城镇——这将是未来的重大政治问题。在1905年的竞选中，他将通过这个问题来攻破保守党，正如20年前在爱尔兰攻破自由党一样。

还有一种选择：实业家本身正在呼吁等待立法保护形式的帮助——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这可以通过投资节省劳力的机器来实现，从而降低劳动力的规模；削减现有劳动力的工资成本；为他们的财富赢取更多的时间和产品。或者以上三者的结合。他们一致尝试推动这些改变的后果就是导致了一些痛苦的劳资纠纷事件——包括停工、罢工，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由于合理化节约的管理趋势与工会背道而驰，它们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足够可以动员劳动力，不仅是为了争取一个职位，更是为了争取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特别是为矿工），为“非正常”工作或危险的工作争取特殊补贴（还是在采矿业）。虽然最大的工会成功招募到绝大多数的工人加入，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对抗结果是复杂的。当工程师联合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在1897年决定抵制引入新的“自行动”机器时——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降低所需技能和工人数量，从而降低工资——他们发现自己面临着停工的威胁。7个月后，工人最终屈服于工业家条款，回归工作岗位。更糟糕的是，1901年法院裁定，为了维护“塔夫谷铁路”（Taff Vale Railway）起诉铁路工人对罢工期间产生的收入损失进行赔偿（这次是巨额的23 000英镑）。

由于这似乎不大可能完成，特别是在托利党至高无上的年代，议会将永远无法撤销这样的决定，工会拥有自己代表权的需求变得迫切。1889年伟大的伦敦码头大罢工的老将——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成为议员，带着一个照顾工人利益的议程与自由党结盟。但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的极端氛围中，伯恩斯被怀疑是戴金表、穿背心、鞋履锃亮、头戴圆顶帽的“老”工会会员的典型形象，在为工人阶级赢取尊重的同时，也动员工业行动。例如，在1893年进行过一次罢工的南威尔士矿工，更倾向于为自己寻找一位不从属于任何主要党派的政治家。在上一年，苏格兰社会主义人士詹姆士·基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成了第一位独立的工党议员，在西汉姆南占得议席；在1895年失去席位后，他又于1900年被选为梅瑟蒂德菲尔选区的议员。“独立”宣告了哈迪对妥协工会代表后果的拒绝。1900年，劳工参政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成立，6年后，更名为工党。1906年的议会中，工党议员只占了29个席位。在同一年，在帝国的另一端——孟买和加尔各答，印度民族主义者同时否决了自由党对自治的承诺以及保守党对仁慈的公司管理制度的承诺。

一开始，工党在三个团体之中展开了一场灵魂争论（事实上是组织上的），都自称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真实代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一些理由认为自己创建了政党的工会成员，以及费边社的非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H. M. 海德曼（H.M. Hyndman）社会民主联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英国分部成了仅次于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的强大力量。社会民主联盟实际上在英国非英语的工业区势力最强大，特别是在大格拉斯哥，以及欧洲移民和政治难民的聚集区，如伦敦的东区。工会成员的确可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自助旧传统的一分子，那可以回溯到宪章运动者，甚至是内战中的激进分子身上。（苏格兰的罢工分子，不止一次，将1637年的“国民誓约”改写为工人阶级团结的呼声。）而费边社也一样，声称自己来源于米尔顿、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托马斯·潘恩、科贝特和卡莱尔的血统，所有这些人物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掌握了对抗性的修辞方式。自从1883年创建之初，费边社首先就将自己当成一种呼声而存在。

其原有的魅力创始人托马斯·戴维森（Thomas Davidson）——一名苏格兰牧羊人的私生子——是一名巡回演讲者、神秘主义和社会主义者。1881年，他通过自己关于工业社会困境的一通长篇大论，完全征服了激进的伦敦。两年后，空想家与社会主义者分裂（自然的事情），后者组成了昆塔斯·费边·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俱乐部，晦涩难懂的名字，这位罗马将军“耐心等待”着，在风暴来临之前选择他攻破汉尼拔的时机。费边主义者致力于回避半生不熟的思想革命，支持长期的运动，对政治精英和工人阶级进行再教育。对前者，给予一个有关自己的社会责任的全新认识，后者则是一个关于他们合法社会权益的新意识。在这之间，他们还诉求一个现代化的、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工业社会——没有暴力，没有对自由的牺牲。在现代，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意识形态。

但是，很少有更耀眼的宣传员。早在1884年，爱尔兰年轻的新闻记者乔治·萧伯纳已经开始定期撰写大量的费边体散文，谴责有权地主和有权阶级的掉以轻心。萧伯纳也是一位不知疲惫的公众演说家，仅在1887年就发表了67场演讲，隔着他火红色的胡子滔滔不绝，几乎总是在男子俱乐部、公园、市政厅、酒吧和街角上当场发挥，而内容总是类似。除非政客和财阀意识到农奴制正经由他们邪恶的制度延续，农奴总有一天会来反抗他们，然后只剩下两个选择：一个集权国家，或反对有产阶级的血腥起义。之后萧伯纳终于厌倦了演说，并将其描述为“恶习”，他为威廉·斯戴德的《蓓尔梅尔街公报》撰写的文章，没有留下任何神圣的维多利亚母牛作为活口，其中就包括那只最大最神圣的母牛。关于理想化的女王统治禧年历史，萧伯纳写道：

我们知道，她一直是最好的妻子、最优秀的母亲、最忠实的寡妇。我们经常看到她，尽管她高高在上，被饥荒、煤矿爆炸、沉船事故、铁路事故所感动……我们都记得她是如何废除谷物法，如何推广蒸汽机的使用……设计出一便士邮政制……总之，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昔日的任何君王都没这样梦想过的。而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本名为《维多利亚女王：一个不喜欢她的人的个人印象》（Queen Victoria: by a Personal Acquaintance who dislikes her）的书。

当萧伯纳与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和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会面时，费边社的文章正传得火热。比阿特丽斯出生于一个商人和自由党政治家家庭。她的父亲理查德·波特（Richard Potter）曾担任大西部铁路公司董事，并从巴里码头的发展中获利，这是南威尔士煤炭出口的主要出口地。而她的祖父，也叫理查德·波特，是边沁主义的改革者、“改革法案”活动家以及威根的第一位议员。比阿特丽斯继承了激进的家庭传统，以查尔斯·布斯的研究员身份寻找工作，伪装成——有些不太可能——一位东区犹太女孩的形象，这样她就能在血汗工厂里进行报道。从对约瑟夫·张伯伦激烈但又注定的反弹中，她遇到了他的直接对立面，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物——矮小而圆润的前贸易商和公务员西德尼·韦布，他的头脑与他的身体相当不成比例。他拿社会正义激动人心的话语追求她，但是他做了一件错事，将一张显示有比阿特丽斯恐惧畏缩形象的照片赠送给她，这提醒了西德尼，他们之前的婚约可能只是自己一厢情愿。

韦布夫妇的策略（萧伯纳和威尔斯偶尔会被嘲笑）就是“渗透”，而他们想要渗透的人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爱德华时代的伟人和好人。费边文章售出量由最早的几十增长到后来的数十万，旨在说服中产阶级——从文员和图书馆员到律师和医生——关注现代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国家纠正它们的责任。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也举办了密集的晚宴活动，渗透费边教义伟大而美好的政治生活。他们在同一张桌子上聚集了：萧伯纳或威尔斯（虽然两人经常争吵），同时还有同情的自由党人，如理查德·哈尔丹（Richard Haldane）、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甚至那些托利党人，尽管显出怀疑和高傲，但似乎至少是准备听讲，包括首相“王子”阿瑟·贝尔福。

最重要的是，他们将布斯和朗特里的令人生畏的书卷转变成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反思争论，事实上，颠覆了比阿特丽斯从同等地位的富裕阶层者口中所听到的对于穷人的看法。确凿的证据显示，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者所坚持的那样，城镇极端贫困的问题很少与道德品质的问题相关。身强力壮之人也可能成为无可救药的荒淫者、酗酒者或犯罪者（虽然韦布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慈善事业最令人生厌的一个方面——耗散而拒绝为老年酗酒者提供慈善帮助）。但是，贫困的群体由受到商业周期变动伤害的人组成：季节性就业极度波动；越来越多的残酷现实（例如在码头），利用流动的移民劳工来降低工资。生活必需品或低于生活水平的工资，使这些人必须长期过长时间地工作；睡在过度拥挤的宿舍单元；将这些地方变成感染的繁殖地；或者如果失去了这些工作机会，他们就会走上街头谋生，轻度犯罪或卖淫，甚至两者兼具。韦布和其他费边社员［如悉尼·奥利维尔（Sydney Olivier）和格拉汉姆·瓦拉斯（Graham Wallas）］认为这种苦难不会消失。事实上，由于裁缝业或制靴业或袜业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在不受管制的条件下对不安全计件的依赖可能会增加。提供给委员会的关于国民体质下降的资料也表明：低薪（而不是任何其他缺陷）成为导致穷人肮脏和疾病的生活，以及生育出（不适宜保卫帝国的）“发育不良”孩童的主要因素。现在是政府有所作为的时候了，在这种贫困的情况下承担维护体面劳动阶级的责任；帮助他们渡过多年里无法越过的难关；考虑引入失业保险、劳动力交换和养老金。费边主义者认为，这（激怒了威尔斯，他认为整个方法是一个拐弯抹角不愿直面的社会主义版本）不是革命的高速路。相反，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将是最好的办法。

其中一位韦布夫妇的听众（相比比阿特丽斯对他自负自私的反动派形象的判断，他更仔细地听了）就是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的确，丘吉尔并没有畏首畏尾。他似乎已经认真考虑他自己的观察，生命就像一次骑兵的冲锋——“只要你平安无事，牢牢地坐在你的马鞍上，缰绳在你的手上，装备精良，多数敌人会对你敬而远之。”当有疑问时，温斯顿自然装上火药。阿斯奎斯的女儿维奥莱·巴恩·卡特（Violet Bonham Carter）记得“从微微拱起的肩膀上，他的头突然向前一伸，像一把上了膛的枪，准备开火”。但是在1903年前后，敌人更可能是来自下议院的自己人，而不是反对派议席上的自由党人。他毫不讳言自己对张伯伦帝国保护政策的反对，一条在他所在的奥尔丹选区行不通的路线，陷入困境的纺织品制造商们都站在他的一边。因为怀疑对军费和海军的夸大估计，他在议会中攻击了自己的前排要员。但更重要的是，他从另一边的H. G. 威尔斯那里感受到了一种智性的精神、思想的能量，而不是在费边社会主义者那边。后来，在丘吉尔的“其他俱乐部”晚宴中，两人结交为朋友，并成为常客，尽管威尔斯以无畏的态度蔑视了温斯顿对麦考利史诗历史的过度依附。正是历史——威尔斯坚称——拖累了英国。不应该被过去的历史所束缚，更迫切需要是思考未来，特别是英国如何成为技术–科学的社会，仅此一项就可以掌握未来。在丘吉尔慢条斯理地撰写为自己父亲申辩的历史的时候，威尔斯写出了《对于人类生活与思想上的机械和科学进步的反应的期望》（Anticipation of the Reaction of Mechanical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upon Human Life and Thought，1902）。

但是威尔斯脑海中的无阶级英国永不朽的乌托邦——其记忆抹去了所有拥挤荒谬的过去——永远不会改变温斯顿·丘吉尔对党的忠诚。1904年5月，他终于加入了自由党，遵循了它的悠久传统：1832年由辉格党体现出的先发制人的革命性改革；迪斯雷利所支持的1867年的改革法案；正如他想象的那样，以及他的父亲重新定义的“托利民主”。为了确保自己的孝心举动无一遗漏，他坐上了反对方长凳上父亲伦道夫的老位置。正如他在曼彻斯特第一次作为自由党人参与竞选期间告诉观众的一样，他现在正致力于“流行事业”。

自由党中没有人有任何理由怀疑丘吉尔有过动摇或可疑的忠心，即使他对保守党的仇恨使他过度频繁地发表了抗议。他在1904年5月告诉曼彻斯特的民众，他们（托利党人）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强大的联盟聚集在一起，在国内腐败，他们的侵略覆盖在海外……为百万大众提供可怜的食物，为百万富翁提供廉价劳力”。在1906年的选举之后，保守党从权力中缩水，他们在下议院的人数减少到137人，丘吉尔享用了他们的毁灭，并给新政府更激进的议员，如大卫·劳合·乔治带来了鲜明的印象，如果贝尔福威胁要在上议院利用巨大的托利党人数来阻碍立法，那么布伦海姆的孩子就会站在反攻的前列。作为一个新来的男孩，他有幸获得一个政府职务，即使只是在前印度总督埃尔金勋爵手下负责的殖民地副秘书。这个职位使丘吉尔能够将激进的姿态与帝国的侵略结合起来，两者间看不到任何矛盾。这也让他与埃尔金一起加入了一次非洲之旅，在那里他拜访了恩图曼的战场，装回了一头犀牛，为他的收藏网回了蝴蝶，并像河马一样长时间地沐浴，为《河滨杂志》（Strand Magazine）撰写了备忘录和文章。“游猎真好”（“Sofari sogoody”）是他的著名判决。对他作为政府大臣的启动同样也可以这么说。

但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前奏，真正的事业尽在眼前。当首相亨利·坎贝尔–班恩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于1908年春天去世，他的位置被阿斯奎斯接替（丘吉尔一直与他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虽然，像其他人一样，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丘吉尔真正的观点。劳合·乔治接替了阿斯奎斯的职位，当上了财政大臣，丘吉尔晋升到了劳合·乔治先前在贸易委员会的位置。他进入内阁时的年纪是33岁，比他的父亲加入索尔兹伯里政府的时候更年轻。阿斯奎斯的内阁人才济济，但也是自由主义的历史的全面肖像画廊，新老交杂，其中包括格莱斯顿的传记作家，枯瘦、高傲的约翰·莫利（John Morley），一直坚持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修养教规；以及约翰·伯恩斯，除了他的1889年罢工领导人形象，他是“尊重”劳动的化身。但据丘吉尔观察，包括阿斯奎斯本人在内的，整个内阁都被大卫·劳合·乔治的光芒所遮蔽。丘吉尔不太可能遇到任何像这位威尔士的兰尼斯都村（Llanystumdwy）前律师一样的人物——这个背景被认为是不可能产生剃刀般尖锐的智慧、政治上的凶狠和雄辩的演讲，充满危险、狡猾的笑话，而这些都是这位“巫师”可以开启的，似乎就在一瞬之间。这两个男人的背景不同，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彼此志趣相投：两者都燃烧着个人的野心，都奔波采取行动对付敌人。在议会战术和公开演讲中，劳合·乔治更是老师，而丘吉尔只是学生。温斯顿有一种嘟囔和咆哮的倾向；劳合·乔治则使人自我毁灭。丘吉尔在下议院会抬高语调；劳合·乔治确保软化它，显示其合理性。但作为政治双簧他们是无与伦比的：一把锤子和一把匕首。

1908年，两人对帝国防御需求的主张都是一致的。劳合·乔治（与坎贝尔–班恩曼一起）曾是布尔战争的反对者，而丘吉尔一直是支持者。但现在两人都认识到，这场战争使历届政府负担了沉重的债务问题；王家海军保持与其主要对手德意志帝国的竞争优势的昂贵支出使问题复杂化。但这个时候，捍卫帝国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费边社员争辩说，帝国的长治久安取决于英国社会的健康，这与无敌战舰有同样的重要性。毕竟德国几乎不算社会主义国家，但政府却接受了劳动交换和失业保险的需求。对于具有现代头脑的大臣以及贸易委员会主席来说，德国似乎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的典范，而英国是习惯和偏见的混合体。他们关心的是引入类似的改革以及养老金措施，与社会公正一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自我防御。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钱从哪来，可以同时供给养老金和战舰资金。保守党的答案一直是间接征税，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大宗商品。但除了这些税收本质上的退化性质外，要知道1907—1908年是经济衰退时期，特别是在最困难的行业，如采煤业。这当然不是通过对最负担不起的人征税来解决支付养老金问题的时候。

在这些提案中，出现了英国政治史上最具史诗意义的对峙之一：将1628—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与1832年的改革法案结合在一起辩论。而且可以说，1908—1911年的危机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危如累卵：国家的合法经营假设的双重革命已经转型，而且上议院的权力正在被剥夺。

提出支付养老金预算方案在1909年被劳合·乔治放弃，并提高剩余的1 600万英镑额外的年度收入，以便将紧迫的社会改革放在首位，遗产税急剧上升。他提倡在5 000英镑的收入基础上引进6便士的英镑附加税。对旧贵族而言最具爆炸性的消息是，对土地价值中不劳而获的上升价值征收20%的税，无论是出售、遗产或转让的地产都需支付。在不发达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方面引进半便士的英镑附加税，酒精的增税也相当陡峭。旧统治阶级留下来的惨案是如此明显，甚至让内阁中最热心的议员都略显得喘不过气；看着手中的文件，约翰·伯恩斯恩斯说，“就像19个拾荒者挑拣一堆垃圾”，还能做什么，对英国土地进行全面调查。

调查由贝尔福编组，上议院一直蓄意阻挠，但并不是为了钱。而这一次是不同的。他们被劳合·乔治的鱼竿拽起，如同鱼钩上的鳟鱼。另一端上是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后者现在是预算联盟的主席（为反对预算抗议联盟而建立），做着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蹂躏人。1909年5月，丘吉尔看到了他的《劳动交易法案》在下议院通过，现在他觉得自己终于有资格表现出人民冠军的样子。更重要的是，还有谁比布伦海姆的孩子能更好地判断历史，而不是授予贵族爵位？在7月的诺威克，他宣布上议院是“一个对时代精神和整个社会运作都绝对陌生的机构”，听起来一半像是埃德蒙·伯克，一半像潘恩。一个如此依赖传统的国家去维持“有头衔的人士的封建集体”，这是绝对自然的，但是这样的形式还能维持多久。上议院满足于装饰性的地位身份，他们本可迎来一个温柔的黄昏：“年复一年，这（议会）将会消失在它所属的地方，就像五朔节的跳舞者和木偶剧中的潘趣与朱迪，以一个独特且恰当的记忆形式留存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坚持要抵制人民的意愿。他们发起了一场阶级战争。结果却是在自己的头上。12月，在伯恩利（Burnley）的维多利亚歌剧院，丘吉尔从中得到了不少乐趣。寇松在附近的奥尔丹声称：血统和传统的“优越”使我们继承了“统治子女”的权利。这位贵族说了什么？“所有伟大的文明一直是贵族的杰作。”在奥尔丹的其他人喜欢听这样的话（回报以笑声）……为什么？如果他说对贵族的维护一直是所有文明艰苦努力的事业可能更为真实（欢呼声和叫喊声四起，“再说一遍”）。

然而，这场人民财政预算案的路演中，温斯顿仅仅是热身暖场的人物，劳合·乔治才是真正的明星。伟大的催眠师、时而邪恶的喜剧演员、半幻术杂耍家及（结束时杀死观众）悲剧歌剧大师，在他威尔士的老家广为称颂。在1908年10月的斯旺西，他对失业保险的需求做出了妥善的处理：

什么是贫穷？你感觉到贫穷了吗？如果没有，应该感谢上帝让你幸免于它的痛苦和诱惑……我所说的贫穷是真正意义上的贫穷，不是削减你的企业，也不是限制你的奢侈品。我指的是，那个不知道自己在屋檐下还能坚持多久的穷人，思考着转身去哪儿寻找下一顿饭，饥饿的小孩望着他寻求寄托和保护。这就是失业的滋味。

他在伦敦的码头地区的莱姆豪斯（Limehouse）所发表的演讲更为激烈。他半开玩笑地比较了一位公爵和一艘无敌战舰的成本，然后将他的观众带到丘吉尔所不能的地方：矿下。

我们陷入半英里深的矿坑之中。然后走向山底……地球似乎使劲地——在我们周围和上方——试图将我们压得粉碎。你可以看到坑道的弯曲、扭动、变道，他们的纤维为了挣破压力而开裂。有时，他们让路；有时，就是残害和死亡。通常，一个火花的点燃，整个矿坑就会被熊熊大火淹没，烈焰使数百个乳房哺育的生命被烧成焦炭。而当首相和我去敲这些大矿主的大门，对他们说：“在那儿，你要知道，这些可怜的家伙一直在冒着生命危险挖掘你们的宝藏。他们中的一些是老人……破产之人，永远不可能再去赚钱了。你不能施舍点东西让他们走出救济院吗？”矿主反驳道：“你这个盗贼！”然后放狗驱赶我们……如果这就是这些伟大矿主所指涉的观点，那我可以说，清算他们的日子就在眼前。

丘吉尔的老朋友休·塞西尔勋爵（Lord Hugh Cecil）将莱姆豪斯的劳合·乔治比作一个小男孩，故意掉到一个水坑里弄脏自己的裤子。但是，这对演讲本身和演说家来说都是不公正的。虽是出于操纵，它仍然是整个英国政治史上最伟大的演讲之一：一部完整的独幕剧。这正是丘吉尔和阿斯奎斯希望看到的结果——它推动了贵族的抵抗直至最后的挣扎。他们以300票对75票的投票赞成预算下调。政府于1910年1月开始新的选举，尽管——或因为——煽动行为，严重得适得其反，摧毁他们中的绝对多数。自由党现在依赖于爱尔兰自治论者，而工党成员在帮助他们通过立法程序。这一天的第一道命令是使贵族们为他们的鲁莽付出代价。阿斯奎斯提出了议会法案，威胁要彻底废除现有上议院，并通过选举的方式替换他们，但是等待这个审判日，还要先解决一系列小问题：上议院的钱法案否决权被废除，连续三次通过下议院的法案可能不再受上议院阻碍。上议院可以吞下这颗药，或者为立即增加的大量同等地位的群体而感到兴奋，也许600人—— 已经足够了。无论如何，这将淹没他们的反对派。爱德华七世一直对以这种方式创造具有王室特权的新贵族而感到不安，但他在1910年痛苦地离世，他的继任者乔治五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有同意。不过战斗还在继续。阿斯奎斯被托利党后排议员不停地攻击，贝尔福却在长椅上懒洋洋地伸直四肢，盯着自己的指甲。在上议院辩论中，较为温和的“骑墙派”（Hedgers），如兰斯多恩侯爵（Marquis of Lansdowne）发言对阵“斗争到底者”（Ditchers）——如威洛比·德·布罗克（Willoughby de Broke）勋爵和哈斯沃兹（Halsworth）勋爵，他们决定身着盔甲抗争至死。最终骑墙派以少数票胜出，议会法案通过，成为法律，英国贵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代一去不返。

这是温斯顿·丘吉尔真正喜欢的那种战斗之一，他认为这符合英国历史上最优良的传统：一场原则之战，进步的胜利力量，并且是一场没有流血的胜利。丘吉尔作为1910年大选后的政府的内政大臣，在他手上握有两种非常不同的战斗武器，它们都有可能变得丑陋，但是，就他看来也是革命性的。毕竟，他没有成为推动革命的自由主义者，更别说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相反地，先发制人，及时推进人性化合理的改革。他认为，政府一直保持对工会的信心，并在1906年，通过议会指导《贸易纠纷法案》（Trade Disputes Act），扭转了塔夫谷决定，将罢工财务负债从工会解除。那么工会（特别是南威尔士和兰开郡等最激进的地区）有没有安抚自己的民众来回报政府呢？没有。1910年夏，在朗达（Rhondda，英国国会选区），一位政府友好人士D. A. 托马斯（D.A.Thomas）领导矿主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行动。原因一直以来并在将来都是相同的，就像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阿瑟·斯加吉尔（Arthur Scargill）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之间的最后摊牌一样。业主，面临着正在消失的出口需求，要求紧缩；工人诉求的是最低工资和“非正常工作”的特殊奖励。事实正是：劳合·乔治坚持利用了这种状况，推动人民财政预算案，引导工会认为业主们会承受压力，或者，在未履行义务的情况下，立法将会通过。当这些都没有发生，激进的武装分子以及他们的出版物《庶民》（Pleb）开始为逐渐走向温和的工会制造阻碍。格拉摩根郡警察局长意识到势态已经严重到必须派遣警队去保卫矿坑；当势态要往暴动发展时，他向丘吉尔提出部队支援的请求。丘吉尔谨慎的回应是将伦敦警察发往托尼帕蒂（Tonypandy）支援。这足以引发进一步的挑衅，但不足以抑制或镇压它。11月8日，一场激烈的骚乱爆发，导致了一名矿工死亡、60间商店被洗劫一空。

在骚乱之后，由于丘吉尔下令出兵托尼帕蒂，从而也确保了他开始在劳动运动的恶魔黑名单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虽然他有喜欢在紧急情况下乱开枪的名声，也尽管耐心从来不是他的强项，1910年秋天至1911年，这些煤田的事态发展其实是相当具有煽动性的。一个由诺厄·布莱特（Noah Ablett）领导的强大无政府主义和革命的核心团体，毫不掩饰其对传统工会策略的蔑视，更是在上议会游说，同时也公开地利用了工人对薪酬和条件的不满情绪，进一步促成了激进革命。1911年夏，加的夫和特雷德加（Tredegar）爆发了更多由铁路工人引发的骚乱，两场暴乱都出现了丑陋的种族主义转向。在加的夫，罢工的船员袭击了华人社区的店主；在特雷德加，爆发了针对小犹太社区的屠杀。正是在拉内利（Llanelli）而不是托尼帕蒂，警队向罢工者（铁路员工）开枪，造成两人死亡，并引发另一场暴动，摧毁了96辆卡车，最终导致了爆炸事件和另外4人的死亡。

处理这样的局面对一位内政大臣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特别是妇女参政运动跟进之际［由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她的女儿克丽丝塔贝尔（Christabel）领导］，这对于武装部队来说并没有使情况变得更容易。与对待矿工一样，丘吉尔原则上一直是温和地同情妇女权益的，尤其是他的妻子克莱门蒂娜也是一位热心的妇女权益支持者。由于阿斯奎斯的摇摆与拖延促生了一个《和解法案》（Conciliation Bill），旨在给予女性选举权，但这项立法随后遭到了程序上的延误，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WSPU）］的耐心被耗尽。曾在下议院大肆游说的内政大臣现在遭到了纠缠和骚扰。1910年7月，在被女权运动者特丽萨·加勒特（Theresa Garnett）攻击一年后，丘吉尔本人在议会宣布，他将不再支持赋予妇女权利。

面对议会广场面前的群众游行，丘吉尔指示警方不准逮捕示威者，但另外，也不允许他们进入议会。意图虽谨慎，处理群众问题的方针实际上确保了灾难的发生。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她们的男性支持者，组织良好地拼尽全力对付警察。当然，头盔被打掉；粗鲁的骂声一片；人们聚集窃笑。这不是警察该做的。在1910年11月18日的“血腥星期五”，推搡的事态演变成六小时的奋战，警方开始处理并殴打尽可能多的妇女参政权论者（同时也吃到了抓伤和脚踢的苦头，这次是轮到自己）。虽然下令零逮捕，最终还是有280人被逮捕。

这样的情况只会推波助澜。霍洛威监狱内，在潘克赫斯特夫人和埃米琳·佩西克–劳伦斯夫人（Mrs Emmeline Pethick-Lawrence）的领导下，被捕的囚犯开始绝食抗争。作为回应，她们被残酷地强行喂食，那些金属夹、橡胶管和恶心流体通常会令她们再次呕吐。冰水通过水管冲刷到她们的牢房6英寸之深处。监牢之外，妇女社会政治联盟运动显然针对性地瞄准了那些有关男性对女性行为的刻板印象的事物。女人们喜爱购物不是吗？商店的大玻璃被砸碎［如玛莎和斯奈格夫（Marshall & Snelgrove）、斯威和威尔斯（Swears & Wells）、利宝百货公司（Liberty）］，伦敦更加华丽的街区（政府机关所在的白厅、俱乐部区所在蓓尔梅尔街）成了碎玻璃地毯。英国生活方式的其他避难所也未幸免于难。“妇女选举权”的口号被鼓吹者们用酸性物质燃烧在高尔夫球场的绿地上，其中就包括巴尔莫勒尔的球场。

女权运动中最激进的一位就是艾米丽·怀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不断提出新的战术，将女性的游击战争带入了上层阶级的核心地带。首先，她被发现在议会广场上，手拿石蜡浸泡的亚麻布，意图点燃邮箱。在短暂的牢狱之灾之后，她组织袭击了劳合·乔治在萨里的沃尔顿山（Walton-on-the-Hill）上买下的新房子，成功地摧毁了一半，尽管没有被当场逮捕。最后也是其中最著名的（殉道）事件，艾米丽终于实现她的愿望，在1913年的德比王家赛马会中，在马匹奔出的那一刹那，她冲向了赛道，惨死于马蹄之下，魂断赛马场。巧合的是，在她冲进赛道的那一刻，正是国王的马处于领先的位置。

1913年，英国复兴的自由纲领连同其自身权力基础似乎正在分崩离析，以至于这段时期的经典叙述，如乔治·丹杰菲尔德（George Dangerfield）的《自由英国的奇异之亡》（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1936），将这视为一场自我毁灭运动中的一段耐力训练。尤其是，丹杰菲尔德意识到自由党企图将自己与约翰·雷德蒙德（John Redmond）的爱尔兰地方自治集团捆绑在一起，这也成了他未来悲哀的缘由。但如果这是为了保卫权力的战术必要，那么，对自由党人来说，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丘吉尔记得他父亲在阿尔斯特抵抗运动这件事上的强硬态度，不知何故，希望自己也以同样热忱来平息抵抗，看到一个帝国内部的爱尔兰议会。如果这个目标最终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伟大的改革行政部门的收益并不是昙花一现。就像他的政治生涯早期许多政策一样，它们已经被诊断为概念上轻率、承诺上虚假、结果上短视。但所有这些判断都是从社会主义英国这个角度出发而提出的，而这本身已经开始与致力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老”工党一起消失。吊诡的是，正是乔治·丹杰菲尔德（在纽约《名利场》中的许多出色的作品）认为的正在做垂死挣扎的自由主义（具有社会良知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超越了福利国家的正统，更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个世纪以来，新工党看起来就像是新自由主义的子孙。

如果劳合·乔治到德国考察过失业问题，丘吉尔作为德国元首的客人，直接目睹过一场军事演习，那么，他应该理解威慑作用，足以知道德国方面显示武力是为了防止战争而不是加速它，特别是为了阻止紧密的英法联盟以及它们与俄罗斯在1907年签署的三国协约。但是，这一策略并没有拆散它们，反而使得联盟变得更为紧密，尤其是1911年夏天当德国政府决定展示势力之后。一艘炮舰——“豹”号被派往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港口城市阿加迪尔（Agadir），意图提醒法国，如果要强加一个保护国，那么就不能忽视德国的海军力量。阿加迪尔事件也有助于促进英国政府维持对德国良性海军优势的决心。在这样一个典型的紧急关头（红布时刻，斗牛用的红布）丘吉尔曾拿“豪华的”来描述德国舰队，也就是说德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而英国只有海军作为帝国国防的重要手段。这并没有减缓竞争性军备的速度。

所以，当丘吉尔在1911年秋天成为海军大臣的时候，他带着刑具刮板指王家海军的组织。从理论上讲，这可以被看作是从内政部降职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是阿斯奎斯或者丘吉尔本人对这份工作的看法。首相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方式来利用丘吉尔活塞驱动机器般的能量，尽管有时在内务上表现得过于火热，但还是可以被建设性地使用的。而对于丘吉尔，尽管他偏执地认为王家海军不过是“朗姆酒、鸡奸与鞭笞”，这是他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实现。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快就席卷了海军。前任海军大臣——约翰·杰基·费希尔爵士（Sir John Jacky Fisher），虽然已经年逾七十，还是被召回海军提供咨询（内阁有些出乎意料）。丘吉尔着手实施一些费希尔最关键的调整计划。重炮将被安装在快船上，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些舰队现在将通过石油而不是煤炭来驱动，更高效但也增加了更多的成本。回想起这一个决策，一项对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所做出的承诺——看起来显然是无辜的，或者至少是纯粹合乎逻辑的（所以在大多数的丘吉尔传记里轻易被掩盖）——这是一次对大英帝国的命运有着更深刻的影响的决策，更不用说世界的历史了，几乎比其他任何丘吉尔决策都重要，直到1940年的5月。这让大英帝国以中东作为存在条件，成了印度和埃及之间的中间环节。反过来，这将使在1921年还是殖民地大臣的丘吉尔成为英国在巴勒斯坦事务的坚定支持者，并在伊拉克（前美索不达米亚）和约旦担当保护者的作用。这将招致苏伊士，而苏伊士招致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于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丘吉尔在1914年确保了英国政府获得其中51%的控股权），将导致伊朗成为英美石油的共同利益争端，将导致中情局（CIA）推翻摩萨德民主（Mossadeq democracy）和恢复巴列维王朝（Pahlavi dynasty），也将导致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出现。而这段时间，正是英国的煤矿转向末端冗余的时期。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战舰已经万事俱备，严阵以待。然而，内阁却为何时，以及是否需要舰队而产生分歧。

丘吉尔为其壮观的海军估计吃了不少记闷棍，特别是从劳合·乔治那里。劳合·乔治想知道，他还真的还是一个自由党人吗？但尽管占少数，丘吉尔同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一样确信，如果一场战争将在巴尔干地区爆发的话，德国将与奥地利、匈牙利结盟，而且更可能以向西攻打法国作为回应，比利时具有均等的可能性。他还认为，阻止这种情况的最好方式，在于一个真实的与法国肩并肩结盟的承诺，而不是纸面上的，并且坚决将对比利时的袭击视为英国的直接威胁。当然，他回想起小威廉·皮特在1793年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尽管恐怕会被指责为闲散和不合时宜的历史主义者，他也从内心坚信，除了任何意识形态的反共和主义，关于革命法国无法控制的扩张主义，皮特和他的同事亨利·邓达斯显然是正确的。所以，事实上，在不了解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同时开辟东西两条战线），或者更为激进的德国政策（于1916年提出正式）的情况下，他已经感觉到德意志帝国会将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将西欧的部分地区变成更大的德意志帝国的附庸国（例如荷兰）。

1914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似乎更有可能爆发在爱尔兰，而不是在波斯尼亚（Bosnia）。阿尔斯特统一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分别组建了自己的武装阵营，丘吉尔于1912年前往贝尔法斯特进行温和呼吁，希望（反对希望，并反对概率）地方自治条例的第三次尝试会取得成功。但在阿尔斯特，面临直接的新教徒反抗的威胁，最终它还是破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就会完结地方自治的最后可能性。

正是在这些时刻，历史站到了温斯顿·丘吉尔一边。在1914年8月上旬，它给这位大臣发出了复杂的信号。在敌对爆发的边缘，他去往波特兰海角看舰队出航。当伟大的灯塔从薄雾中涌现，丘吉尔浪漫的想象力也一路航行，“暴风雨中，船只组成了一条遥远的航线……站在拿破仑和他统治的世界之间”。但丘吉尔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学者，并已经目睹过足够多的杀戮，幸福感里掺杂不祥的预感。毕竟，他已不再是一位长矛小兵了。他有妻子和小孩，还有一个高级办公室。1914年7月28日，他写信给妻子克莱门蒂娜：

我亲爱的唯一、美丽的夫人：

一切都正在走向灾难和崩溃。我感到兴奋，这使我斗志昂扬且高兴。这样想难道不可怕吗？准备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诱惑。我祈求上帝原谅我如此可怕的轻率情绪。然而，我会尽我所能为和平努力，同时，没有什么会促使我不正当地发动进攻。我不觉得我们这个岛屿在任何程度上需要对这场席卷基督教思想的疯狂浪潮负责。没有人可以衡量后果。我想知道是否这些愚蠢的国王和元首会聚集在一起，将这个国家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复兴王权。但我们所有人都飘忽在一种沉闷恍惚的催眠状态里。好像这是他人的事！

圣詹姆士公园湖上的两只黑天鹅产下了一只可爱的小天鹅——灰色，蓬松，珍贵，独特……帮我亲吻那些小猫（他们的孩子），永远爱你。

这场战争折磨着丘吉尔的耐心，他完全体面地避免长时间的屠杀。和许多其他待命的人一样，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军队官兵，他以一种奇怪的幸福感来迎接战斗的到来，但同时对他的反应感到羞愧（“这不可怕”）。随着战争陷入可怕的僵局，丘吉尔开始变得绝望，迫切需要的不是“杀人铁丝网”的战略。正是这种行动的冲动促使他在1914年10月，与外交大臣格雷以及陆军大臣基奇纳勋爵协商后，去往安特卫普。他在那里指挥防御，甚至提出，如果政府认为他的才能会更好地用于军事而不是政治指挥，那（令人惊讶）他将提出辞职。

弗兰德斯（Flanders）让他了解到西方阵线的关键重要性，这也是部队将军和基奇纳一直在内阁辩论的议题。但是丘吉尔关于突破的悲观主义思想（后被证实完全合理），激励着他推进一个完全不同的策略。为什么不进攻德国联盟最弱点——奥斯曼土耳其呢？

丘吉尔的计划，由费希尔借调，是“攻占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隔在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一条狭窄的海峡，并且攻占君士坦丁堡。这将有双重优势，保护埃及（更不用说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油田）免遭德国的攻击，并说服巴尔干国家（如一直保持中立的罗马尼亚）更加坚定地加入盟国的一边。

情况没有按计划进行。最优策略是联合海陆行动，在陆面登陆一支大型远征部队之前，军舰应先削弱土耳其的堡垒。但是，基奇纳对于部队的承诺不屑一顾，所以1915年2月19日，丘吉尔进行了一次独立的海军突袭。没有一个目标得到实现。扫雷舰未能充分扫荡；战舰炮未能攻下土耳其炮兵要塞；三艘军舰，包括法国战舰，被击沉。当基奇纳终于给了他授权，试图联合一支由70 000人组成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英国部队（其中包括温斯顿的弟弟杰克），在一个名叫加里波利的岩石半岛上展开战斗，但最终数千人被土耳其保卫阵地的炮兵部队摧毁。一个滩头和山顶被占领，沙滩和浅滩上躺着的尸体成了一景。

1915年初，加里波利的屠杀几近摧毁了丘吉尔的职业生涯。杰基·费希尔辞职了，并否认战斗一开始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突袭负有责任。必须有人承担责任。没有强大的政党基础，那个人不可避免地成了丘吉尔。1915年5月阿斯奎斯已与保守党一起形成一个联合政府，他们的清单上的其中一项就是驱逐那些在1904年背叛过他们的人。是谁曾经通过人民财政预案如此欢喜地蹂躏过他们。丘吉尔被正式贬为兰开斯特郡大臣，在战时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工作职位。对一个不顾一切渴望付出一些积极的战时服务的人来说，这是足够坏的了。但是同年8月的另一次在土耳其的陆军登陆企图失败了之后，运动被放弃，内线军事行动委员会也被清盘。

失去权力，且无计可施，丘吉尔陷入了一段被他称为“黑狗”的抑郁时期。有段时间，出于一些原因，克莱门蒂娜开始为他的神智担心。徘徊在他哥哥的花园里，断断续续处于痛苦之中，他撞见了自己嫂子“谷妮”画的水彩画。她把画笔放到他手里。这拯救了他的心灵，把他从自我消逝的阴影中摆脱了出来，更重要的是，给予了他一场必赢的战役：“病态的压抑感离我远去。我抓住了最大的一支画笔，狂暴愤怒地落在我的敌人身上。”但绘画似乎还是无法使他从负罪感中摆脱出来，也没有摆脱消耗他的无奈感，他已经被剥夺了利用过人的精力来见证快速取胜结局的机会。

只剩下一条挽回方式——主动服务（现役），温斯顿把握住了机会。那时他已40岁出头，但继续坚持认为自己是一名士兵。当然不是老兵，但他更希望自己可以作为一名准将，领导一个团。这目标有点高，特别是对于一名前内阁大臣来说。所以丘吉尔咆哮，（最终）不得不和上校做一样的事情，指挥一个王家苏格兰燧发枪营。这项服役的时间不是很长——总共6个月——其中还不算上回家日以及员工在总部的时间。1916年1月，他到达普洛斯塔（Ploegsteert）火枪团分配的位置，收到的命令是守住它，而不是开始对德国战线发动正面进攻。真正的服役都是一样的。温斯顿开始体验壕沟，这在1915—1916年冬天到达了一个适当的剂量。他跺着脚踩过遮泥板小路、半冻的污泥；当炸弹呼啸过来时与其余的人一起下蹲；悲哀地看着半埋的尸体；甚至错误地在“无人区”逗留，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往日在壕沟中的位置受到了一次直接的袭击。在所有这些不适和恐怖之中，丘吉尔保持了他一贯的兴奋情绪和轻微不协调的激情，以及频繁表现出无视个人安全的态度。当然，这也助使他像对待福特纳姆和玛森百货（Fortnum & Mason）一样摆布克莱门蒂娜。1915年11月，在布德维尔（Bout-de-Ville），他写信给他的妻子：

亲爱的：

我们已经完成了在战壕里的头一个48小时……早晨被我花在厕所里和一个热水浴……设计得有一些糟糕……沟渠线……沿着从德国人夺取的其他旧战线的废墟而建。污物和垃圾随处可见，坟墓被散乱地建于防御之内，脚和衣服上到处都是土、水、淤泥；呼啸的子弹越过头顶。在这一幕幕不断的伴奏中……在炫目的月光下，巨大的蝙蝠部队滑过……你能每周定期给我寄一小盒食物作为补充口粮吗？沙丁鱼、巧克力、罐装肉……尽快开始……你知道做一个重要人物是什么感觉吗？在这个伟大的军队里每100人中有99人必须对我触帽行礼。有了这个鼓舞人心，让我签自己的名字……替我亲吻伦道夫、戴安娜和那金色的萨拉。

当他确实得到了他的上校军衔以及他的苏格兰燧发枪营的时候，丘吉尔立刻意识到了士兵们受到严重的挫伤，因为卢斯战役的惨痛经历而士气低落。只有两个星期再次准备投入战斗，去往被派遣的地方——弗兰德斯的普洛斯塔战线。下级军官，尤其是军士并没有不自然地怨恨这位强加于他们的中年有些笨拙的大吼大叫的人物，他们为他的非正统的检阅和演练方式感到惊讶，通常就是那种不同于常人的热情的混乱场面。但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温斯顿真的准备好了与他们分担危险和艰辛（虽然不是沙丁鱼），真正忠于他的手下，以及不应该让自己的队伍遭受不必要的人员伤亡的决心。而他们收到的命令只是保持自己所在的位置，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去过海格元帅致命的“大举推进”的那些战场，丘吉尔所在营的死伤率是远低于平均值的。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克莱门蒂娜为自己丈夫的命运而担心致病，或许，他已达成自己意愿的事实也没能缓解她的焦虑。

如果克莱门蒂娜曾担心他的离开，那么在1916年3月，她更是吃惊看到他这么快就回来。他可能尝试做一个坚定的好战士，但在丘吉尔的血液里并没有完全放弃从政的打算。炫耀起自己的服役，好像自1914年以来一直这样，他突然反常且不太明智地出现在下议院里，攻击了战争中的海军行为，由于自己的离职，他呼吁古板且极反复无常的杰基·费希尔的回归，结果引来一片惊愕和怀疑之声。演讲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这没有阻止丘吉尔为竞选而战（呼喊“达达尼尔海峡如何？”），也没有阻止首相劳合·乔治全心全意听从了他的意见，最终在1917年7月将他命名为新的军需大臣（保守党咬牙切齿）。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绝妙的选择。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做的很多事情就是他在1916—1918年的工作预期：解决多年以来的“炮弹短缺”问题；在政府任何人之前坦率地接受征兵，也证明了他足够勇敢或足够现实地看到了它的不可避免性；并倡导一种可能打破僵局的全新武器——陆地装甲舰（Land Ironclad）或坦克，丘吉尔承认这一想法是从自己的朋友H. G. 威尔斯的预言里得来的。可以预料到，基奇纳驳斥了坦克的提议，认为这只不过是“机械玩具”（引起了威尔斯和丘吉尔的厌恶），并确信这一新的杀戮机器最初只是作为一个防御性的新奇事物，而不是一个新型的骑兵力量。但事实是，当作为突击车使用时它们如虎添翼，在1917年11月的康布雷（Cambrai）战役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一些地区将英军防线向外部推有5英里。

约800万名战斗人员死亡，以及随后2 500万人的额外死亡后，战争结束。1918年11月11日，停战纪念日，威尔斯描述了军用卡车行驶在伦敦的街道上可以载上任何人去往任何地方，而这“庞大的闲置人群”主要由学生、儿童、中老年人、后方士兵组成，街道上的景象令人窒息：“每个人都漫无目的，有着一股紧张又疼痛的释然感。”搜获的德军炮车成了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篝火。但至少威尔斯感觉到了疲惫和悲伤压倒了欣喜：“人们想笑，想要哭泣——可都不能做到。”从牛津大学辍学成为一名护士的薇拉·布里坦（Vera Brittain），注意到男人和女人怀疑地看着对方，没有喜极而泣说“我们赢了”，他们只是说“战争结束了”。即使这样的释然也被寒冷的阴霾所取代，几乎她所有最好的男性朋友都死去了：战争结束，新时代来临，但故人亡去，永不再来。

尽管往常情绪激昂，丘吉尔仍然理解这一陌生的复杂情绪。作为“战争与空军”新官员（一个渴望训练的飞行员，直到一次失事使克莱门蒂娜禁止温斯顿再进入驾驶舱），他负责处理复员事项，而这件事在他上任之前，对所有那些从炼狱中幸存下来的人来说，已经成了巨大的愤怒和痛苦的根源。根据工业和经济优先事项，他们理应被复员，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缓慢。由于察觉到这一不人道现象，丘吉尔加快了复员速度，伤员情况、年纪和服役时间是他考虑的优先级条件。

这至少是他能办到的事。在大战中，至少有70万名英国军人身亡，150万人受伤。另有15万人在1918 —1919年的大流感中失去了生命。将近30万名儿童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整整一代年青人中有十分之一消失，其中就包括鲁德亚德·吉卜林的独子，悲痛使伟大的帝国传统转身走向更深的忧郁。在他于1916年出版的《布利特林先生看穿一切》（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一书中，威尔斯想象“英国小子”（虽然他自己的儿子还太年轻不能服役）在同样的苦难中与一名德国父亲一起失去亲人：“人来了，挣扎着，受伤又受罪，在时代不断笼罩的黑暗之中，这将会再次粉碎并耗尽他们。”一个可预测的人类的完美反应就是“折腾完余生”，在此沉浸于“切斯特顿欢愉、事物冲突。让人类从泥浆和血液之中摆脱出来，就像之前的失蹄一样”。但是对于威尔斯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作家，如萧伯纳和阿诺德·贝内特来说，这必须也是普遍性大屠杀发生的条件被解除的一刻（也许是最后一次），同时应该除掉的还有荒谬的帝国与君主，以及对教会和领土的部落式幻想。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个国际自由联盟，而坚持这个主张的就有萧伯纳、贝内特、哲学家和平主义者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个虚拟的国际政府，通过科学而组成，受到对普遍人类命运无私维护理想的激励，必须开创一个新的历史，否则数百万人的牺牲将会变成徒劳，犹如咧着嘴笑嘻嘻的人讲的拙劣玩笑。所有这些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The Modern Utopia，1905）中所称的“新武士”，都对《凡尔赛条约》的报复性条款深感失望——将战争的责任和代价归咎于德国。威尔斯也为给予国际联盟的有限权力而感到沮丧，由于美国国会的条约否定而更为削弱了。

对于这个新时代——普通人的命运将真正成为他们的统治者所关注的事物——在国内也出现了误导迹象，或许这时代真的到来了。在1920年的停战日那天，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中殿为战争中的无名烈士举办了葬礼，这至少象征性地看起来，像是在预示着一个受节制的民主政权。这个想法已经被大卫·雷尔顿（David Railton）提出，一位来自肯特马盖特的牧师，之前曾在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ères）担任军队牧师，并致信给威斯敏斯特院长。战场遍布着无标记的临时性坟墓，而这将成为普通士兵衣冠冢，由勒琴斯设计的战死者纪念碑在白厅被建立起来。国王对此表示反对，以及对寇松勋爵的任命，没有注意到他对普通人的同情或认识，作为委员会主席没有好好表现。但劳合·乔治，负责主持联合政府（绝大多数），看到了它的宣传价值，并故意煽动宣传来推进该计划。六队人马被分别派遣到弗兰德斯的6个公墓挖掘尸体，对匿名士兵的选择则通过蒙蔽最终做决策的军官完成。英文橡木棺木已经准备好了并刻上了铭文，就像西敏寺修道院的黑色比利时大理石上的斑块一样，以最简洁且沉重的方式描述——“1914—1918年在大战中为国王与国家牺牲的英国士兵”。六艘驱逐舰护送棺木穿过海峡，受到了来自多佛城堡礼炮致敬；然后送至伦敦的维多利亚火车站，从11月11日起，它被扛上了首都的街道，国王步行跟随其后。三名领队是三名军队总参谋长，海军元帅黑格、海军上将贝蒂（Beatty）和空军元帅特伦查德（Trenchard）。坟墓被埋葬于著名大人物的雕像周围，与这些士兵一起埋葬的还有来自这场战争的每一个伟大战场的100袋沙土。在安葬的第一周，超过100万人前来瞻仰，在新建纪念碑周围放置了10万个花圈。

战后的英国会像劳合·乔治所应许的那样，成为一个“英雄的国度”吗？无论如何，它将是一个由2 700万名民众组成的民主政权。在1918年终于给予30岁以上的妇女选举权，而21岁的男性则被视为成人，这都足以行使它，将不会存在链式特权。至少，战后短时间强劲的经济复苏证实了政府的一部分承诺。复兴大臣克里斯托弗·艾迪生（Christopher Addison），主持监督了20万户家庭的重建，实际上也是英国议会建设的开始；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教育委员会主席H. A. L. 费希尔（H. A. L.Fisher）将离校年龄提高到14岁，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小举措。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工资和薪资，养老金增加了一倍，失业保险几乎覆盖了英国的整个劳动人口。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重建”是欺诈行为。但是，最明显的是重工业经济的变化，“战争社会主义”确实如劳合·乔治所料想的一样消失，与此同时，至少在劳动运动中，一个积极的政府应该要采取一些举措来减轻旧工业制度的不平等现象。毕竟，经营政府的都是维多利亚时代过来的人，他们毫不犹豫地决定尽快彻底解除国家对原材料、制造业、通信行业、工资、租金的控制。而且即使劳合·乔治任首相，政府的政治色彩是强烈泛蓝的，毕竟多数人完全依赖于与占主导地位的保守党人、北爱尔兰统一党人的联盟。

任何关于国有化煤炭工业、码头或铁路的言论都不被鼓励，尤其是在工会之中。而在1920—1921年，当繁荣转向低迷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人民——斯坦利·鲍德温称之为“那些看起来在战争以外做了好些事的铁石心肠的人”——重新拾回他们在20世纪头十年里所采取的强硬战术：减薪和停工。

在任何情况下，劳合·乔治并不需要由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尔·劳（Andrew Bonar Law），或政府的其他极右翼人物如F. E. 史密斯（F. E. Smith）和寇松勋爵为他提供说法，“战争社会主义”的终止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恢复货币正统是英国“重建”的必要条件。如果有人指出他已经明确关于什么是“重建”会有两个完全矛盾的解读：一个是社会的民主；另一个则是保守党的传统主义，首相只会令人不安地转身，直到天真又模糊地意识到“分而治之”是重要的。要么你得到它，要么就没有；如果你没有，那就会被抛弃在劳合·乔治的小圈子之外。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他可以通过纯粹的魅力来治理国家，并通过强硬的政治手腕加强。在他为自己制造的“赢得战争的人”的形象（在他自己的脑海里和许多其他人的脑海里）基础上，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领导政党的政治家，而更像是位不可或缺的“政治活动家”。随着政治权威的蒸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以及他的同胞、战后的和平缔造者法国短暂的战时总理乔治·克莱门索（Georges Clemenceau），正是劳合·乔治填补了真空，作为一个欧洲（也就是说世界）的仲裁者。这个趋势越是变得明显，他越欢喜，昂首阔步，闪烁着邪恶的笑容，对于恳切的媒体，他就像一位彬彬有礼的情妇，他无可置辩地享受这一切。联盟在议会中几乎没有面临任何威胁，它是由59名工党成员组成的主要反对党以及“纯粹”自由党的枯萎的余孽，表面上由酗酒、头发稀疏的H. H. 阿斯奎斯（H. H. Asquith）领导，在1916年，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被废黜劳合·乔治的指令。没有受到太多挑战，首相很少屈尊在下议院现身，而在唐宁街主持一个华丽的政权。通过晚宴来统治，其武器包括巧妙的有针对性的谣言、谨慎的商业好处、时不时半玩笑式地威胁戳一下肋骨。荣誉待价而沽，商业的内部操作也如期而至。当劳合·乔治越来越像一名流氓黑社会首相的时候，他和他的唯一明显的政敌丘吉尔之间的甜蜜期也越来越短。

一切都在往坏处发展。苏格兰的罢工和骚乱，爱尔兰的野蛮战争，抵制，罢工，印度的屠杀——寇松勋爵在1918年鼓吹的全能帝国国家，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裂缝在外围被撕裂得更大，在那里有彻底的叛乱。在爱尔兰，志愿者们受到不只是工会会员，还有由约翰·雷德蒙领导的地方自治鼓吹者的煽动，他们在弗兰德斯忠诚服务的美德也使其自寻灭亡。当他们正变成帕斯真戴尔（Passchendaele）和梅嫩（Menin）路的幽灵的时候，其致命的对手爱尔兰共和军（IRA）——在1914年还是个微不足道组武装力量——壮大到了一个真正的军队的水准。调和剂或者说是权宜之计，带来了最肆无忌惮且好战的工会成员——爱德华·卡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他进入联合政府，触发的不仅仅是1916年的都柏林复活节起义，更可怕的是，英国政府绝不会允许爱尔兰有独立的意识，除非受到强迫。在1918年的选举中，地方自治鼓吹者的余部被致力于即时自由的共和国的新芬党所取缔。

此外，还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苏格兰地方自治运动，推动这场运动的部分原因是惊人的不成比例的苏格兰战争伤亡人数：557 000个苏格兰人的26.4%失去了生命，而对英国其他军队而言这个比例为11.8%。讽刺的是，作为帝国军队的支柱长期以来一直是苏格兰传统，从美国独立战争到印度兵变，而这也导致了他们被置于最危险的阵地，或者做了一些疯狂的自杀式行为的排头兵，被海格或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这类人所摆布。但在格拉斯哥，八分之一的人口仍然住在单间住宿里面，该地区的经济由于紧缩的造船业而变得脆弱不堪。士兵复员，失业率也随之上升。作为回应，工会提出了缩短工作周的要求，使可用资金广泛流动成为可能，并保留工资和租金管制。当他们得不到政府响应，一场40小时的大罢工被号召起来，最终在乔治广场集结了10万人的示威活动。一面红旗在广场飞舞，政府警方如公牛一般被激怒。这次示威首先被政府宣布是一场骚乱，然后被定性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起义。都柏林已是措手不及，在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的时候，政府派出了12 000名士兵和6辆坦克来占领红色格拉斯哥。

尽管寇松心怀自满，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一切情况都不是特别好。或者说，有两个帝国，就如两个来自不同地区的英国人，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经受着古典工业经济的老化所带来的阵痛。来自帝国的近15万名白色人种的本土军人在战争中丧生。英属白人自治领所做出的巨大牺牲——维米岭（Vimy Ridge）战场的加拿大人、加里波利的澳新军团、戴维尔·伍德（Delville Wood）战场上的南非人——可能使遭受个人损失的家庭为他们战死的儿子感到自豪，但这也不能与他们对帝国的情感相混淆，那个派遣他们上战场的帝国。可以理解的是，1915年在加里波利战败之后，热情的志愿服务在澳大利亚大幅度下滑，并有强烈的反征兵趋势。这些国家集体将自己为帝国所提供的服务看成通往王权与母国的认同之路上的“激励时刻”，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加拿大的非英人口，尤其是南非的布尔人，他们的支持并不那么热心。魁北克就发生过招募骚乱。1915年南非的选举显示，尽管还有扬·史末资[7]忠诚的努力，一半以上的布尔人不愿参加那场与德国的战争，一个支持他们的南非白人民族主义的友国。

麦考利关于有教养和自治的联盟的愿景正在成为现实，但是是由白人、讲英语的农民、银行家和种植园主组成的联盟。在非白人的帝国其他领地，这种互惠的感激和共享的利益就更不明显了。有近100万名印度军人在役，无论是在亚洲的“东方兵营”，还是在西方阵线，在战争期间，1916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库尔特阿马拉（Kut el Amara）最终灾难性的一役中，被围困的由查尔斯·汤森爵士（Sir Charles Townsend）领导的军队最终投降了土耳其人。官方估计的印度死亡人数为54 000人，另有60 000人受伤。至少有40 000名黑人非洲人在法国战场的英国军队里担任了搬运工和劳工。除此之外还有殖民地非洲战区更多的战斗力量，虽然他们的伤亡率不可能确定，但很有可能已经相当高。

无论如何，非洲近东帝国的战后忠诚度比之前更加摇摆不定。1918年，部分地被后哈里发时代穆斯林民族主义积累的势头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的形势所驱动，一个由埃及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组成的代表团华夫脱党（Wafd），要求英国当局为终止自1914年以来的摄政政体而设定时间。在埃及的政府高级专员，如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Sir Reginald Wingate）没有遣散他们，但他对此并不乐观。即便是合作已经发展到了这样势态，伦敦一方如寇松等人还是不予理会，认为这是相当不明智的。在得知了拒绝的消息之后，埃及政府辞职，随之而来还有罢工和骚乱，与此同时，印度也同样发生了示威活动，并且结局更加惨痛。在英国军队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这场两个多月的战斗中，约有1 500名埃及人遇害。而在伊拉克，基于埃及连同苏伊士运河将由英国军队“保护”这样的基础上，一个反华夫脱便捷君主制政权建立了起来，从这令人失望和愤怒的一刻起，无数的邪恶蔓延开来。

1921年2月，丘吉尔成为殖民大臣，此前他就已经在攻击任何与华夫脱党妥协的人都是没有脊梁骨的懦夫，他明确地认为那些人是戴着土耳其帽的爱尔兰共和军。而丘吉尔——这个下巴高高扬起捶着桌子的好斗的帝国保卫者，这个不停歇的战争贩子，黑人以及爱尔兰黄褐色原住民的暴行保护者，这个着了魔地反共产主义的妄想狂说起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国际传染病——往往被说成是“真实的”贵族反动派丘吉尔，在短暂反常地玩过一阵社会改革之后恢复原状。据说联邦主义在他的血脉里如父亲的血液一样流动着，他号召把俄罗斯革命扼杀在摇篮里，是出于对俄罗斯贵族及沙皇阶级联盟的深厚情谊。

然而，这些关于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丘吉尔真实性说法貌似被20世纪剩余时间的苦涩而不容置疑的事实证明错了。从2002年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丘吉尔的观点，关于俄罗斯、爱尔兰、中东，甚至是德国战争赔偿和贝尔福推出后同意实行的封锁——看起来都有先见之明或者是乐观的。他经常是突然从强硬派转向走柔性路线，可是这些改变是从开始时反思要改掉好斗本能，接着深思熟虑后的宽宏大度。竭力扫除劳合·乔治派因子，要德国付出高昂代价的赔偿，他呼吁（大家）要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宽大仁慈，反对禁运。丘吉尔与新芬党领袖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阿瑟·格里菲思（Arthur Griffith）谈判，出乎意料，丘吉尔与后者还建立了友谊。谈判结果是一个爱尔兰南部省份和一个以清教徒为主的北方爱尔兰地区保留在联合王国里面。如果爱尔兰自治邦不是以地方自治的管辖状态留在不列颠王国里，至少它代表了某种联系的延续性。1922年爱尔兰天主教内部之间发生的爱尔兰内战才打破了这一联系，断送了希望，而且正因为这才要了迈克尔·柯林斯的命。

也许丘吉尔确实是无所顾忌又不知疲倦地号召人们投入人力钱财支持亲沙皇的白军（White Army）尝试推翻俄罗斯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假如说他故意唠叨有关布尔什维克是专制阴谋的话，招惹了英国社会主义者，时至今日，1917年10月发生的事到后来的结果已经说明这一诊断完全正确；已经有充分理由为自由在新苏维埃的命运感到悲哀。到1919年，任何人都能看清在俄罗斯不只是制宪议会已经被毁，还有任何多党派民主的假象也不复存在，虽然说是持续的战争给了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一个绝好的借口来制度化他的警察国家。

1921年3月，这时的殖民大臣丘吉尔和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东方学家格尔楚德·贝尔（Gertrude Bell）一起到埃及骑骆驼去了。然而在3月的中东会议上，也许他被一个海市蜃楼迷惑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肩并肩地齐头并进发展。国际联盟已经授权英国托管巴勒斯坦，他说，这包括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正如1917年11月《贝尔福声明》里承诺的那样，一个月后的1917年12月英军中东总司令埃德蒙·艾伦比将军（General Edmund Allenby）的部队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取耶路撒冷。但是丘吉尔也许是幼稚了，他强调这不是强加给阿拉伯人群的（1921年3月在加沙，他看到一群巴勒斯坦人高呼支持英国，但没人给他翻译同样热烈地喊出的口号如“犹太人去死吧”）。丘吉尔真心希望到时候阿拉伯人也许能认识到犹太人定居可以作为整个地区现代化转型的胚芽。丘吉尔毫无疑问是一个锡安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应对仇恨反犹太主义的出路（到头来）就是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它的唯一合法之处就是这个给予犹太人及其宗教（双重）身份的地方。他希望通过在伊拉克和外约旦建立君主制，重建某种事实上的伙伴关系，或者起码是默认关系，类似于在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君主邦国孟加拉和孟买那样，由英国直接统治的现代中心关系。

当然，这一谋划在印度本身就落空了。当他和费希尔让英国军舰从煤改用油的时候，丘吉尔是打开了第二个巨大的潘多拉盒子（第一个是格莱斯顿在1882年占领埃及的决定）。那么这时候有太多理由要在中东抓紧，牢牢把握住——石油投资、苏伊士运河的战略保护，在运河边建造一个巨大的新军事基地，小心对付奥斯曼帝国之后的各个阿拉伯君主国，要保证他们不落入民族主义者之手，那会毁了印度的生命线，或者进而支持那里的“不满者”；还有，也许要和劳合·乔治一样粗鲁顽固地坚持，因为英国已经通过“征服权”赢得巴勒斯坦，那就有权利继续待下去，托管权确认了这一点，但是英国40年的管理最后变得既不让人开心也不是特别光彩。

1922年，长久以来外缘磨损后的联合终于散架了。那年11月的选举，自由党——特别是劳合·乔治那一派——实际上消失了。丘吉尔自己在邓迪以少于对方1万票而落选。丘吉尔强颜欢笑，和妻子一起去了里维埃拉（Riviera），他手里拿着4.2万英镑的回忆录预付款，在戛纳（Cannes）附近租下一个叫维多尔（Rêve d’Or）的别墅，要住6个月。他在这里到处转悠，看看地中海，画画，还有写作《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1923）。没有政治盟友可以叙说，没有政党基础，也没有真正的支持者，但是在松树下，在金色的梦里，生活，哪怕是威斯敏斯特之外的生活也还是很惬意的。

威尔斯这时候正在探索另一片不同的领域，写着完全不同的历史。1918年，人们经常在埃塞克斯郡滨海利（Leigh-on-Sea）的海滨大道看见他走在路上，这是他为他的作家情人丽贝卡·威斯特（Rebecca West）和他们的孩子安东尼找到的乐园。威尔斯也喜欢在岸边漫步，然而这里是泰晤士河入海口地区，河水浑浊带着海腥味，这里潮汐引起的水波里富含狸藻和浮渣，退潮后露出铁锈般褐色的泥。威尔斯热爱这种水，以及它融入其中的冷灰色海平面，然而他的思想和他的历史都超越大不列颠的边缘走向一个空间和时间都更为广阔的区域了，这时候他认为值得书写的历史只有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种群历史了。他在1919年出版《世界史纲》的系列部分，后来合成一个单卷，被译成各种语言，成了20世纪最畅销的历史书，销量仅次于《圣经》和《古兰经》。到1921年末，这本充满了细节的1 300页的书在英国就卖出了15万册，美国是50万册。到1922年末，当丘吉尔在埋头写回忆录时，威尔斯已经卖掉了用其他语言出版的100万册，包括斯洛文尼亚语和日语。

《世界史纲》一书使得它的作者富裕了，更重要的是它让他成了一个全球知名的人。威尔斯一定对这一点很满意，他想要自己的“世界史纲”讲述的世界历史可以像传教士布道一样传播。一开头，不是说英吉利海峡上迷雾散去向恺撒的船队露出白色悬崖的轮廓，威尔斯是从一个虽然小小的、明显是无足轻重的物质圆球在太空深处旋转开讲的。他要重写历史，从生物学、地质学和考古学角度写，但不像麦考利和丘吉尔那样认定的——一直以来发展延续的人类文明往世界其他地方散播福祉的进程。相反，那些原则在这本书中消失了，化为一个更宏大的种群、文化，以及帝国的出现和消亡。地质学和考古学讲的是埋藏在岩基地层或流沙下面的不朽故事的幻觉之一。对于科学家威尔斯来说——他喜欢思考，直接通过他的老师赫胥黎——生存，或者至少是在战争的大灾难之后，人统治的延续，关键在于历史提供了一种惩罚的限制感。通过鲜明地描绘当时的欧洲–大西洋场景，又以同样深入地考察赫梯人和蒙古人，玛雅人和奥斯曼人，威尔斯希望在还不是太晚的时候传递一种共享命运的感受：“如果没有共同的历史观，就不会共享和平与繁荣。”因此在这种全球观之下，书里用了整整30页讲穆罕默德和他的继承者的故事，而在麦考利书里占了好几卷的1688年光荣革命——在辉格党人传统里那可是至关重要的，并决定了英国人的身份——被缩减成了短短的枯燥的一段。

威尔斯认为，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启蒙运动，一个基于科学的、普遍认可的常识知识库，这将超越狭隘且沾沾自喜的关于国王、国家和民族的神话历史。有了这样崭新的通用百科全书（因为人们似乎需要它），还需要一个广义上的宗教信仰支撑：“宗教本身是纯洁的……天国、兄弟般的友谊、创造性的服务、忘我精神。”这个真正的普世宗教能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宣称单一真理的信仰当中的残酷和野蛮变得多余，那些残酷和野蛮使得他们彼此吃尽了苦头。“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将会围绕教育、实践，以及人类自身的各种思想运转，从自我痴迷中摆脱出来，从而热衷服务于人类的认识、人类的力量和人类团结。”这些议定的原则会来自一个新的世界政府，不是由蓄积的权力所强加的，而是由那些发誓要抵制它们的人建立：无私的、柏拉图式的知识分子阶层（像他一样），威尔斯故意且不太妥当地将他们称为“新武士”（new Samurai）。他的《世界史纲》这样收尾：

战争是可怕的事物，恐惧将不断升级，所以除非结束它，否则它就会结束人类社会……似乎也有人幻想一个世界秩序和一个普遍的正义法则终将结束人类的冒险。将会，但怎样开始呢……迄今为止，人类一直住在一个贫民窟之中，充满了争吵、报复、虚荣、羞耻、无耻、热烈的欲望和紧迫的胃口。他几乎没有品尝过一口由科学为他开启的伟大自由世界里的甜美空气。

还有哪一个英国人会有如此令人欢欣鼓舞的国际主义的思想呢？在威尔斯先生的新世界秩序中，他父亲的乡村板球和绿地将变成什么样呢？至少年轻人没在意。他的费边主义老战友格拉汉姆·瓦拉斯讲出了他最乐意听到的恭维话，如果现在威尔斯“如我60多年前一样，还是一名六年级的男孩的话，那么这个人将为我改变整个世界”。

至少有一位伊顿的六年级男孩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也就是未来的乔治·奥威尔，尽其所能阅读了所有威尔斯的作品，在那时，他对乡村绿地上发生的事情毫无兴趣。

[1] 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小说《托诺–邦盖》中，主人翁乔治·庞德雷沃成长于等级制度森严的布莱兹欧弗（Bladesover）山庄，威尔斯将“布莱兹欧弗体系”作为剖析英国社会的一个运作模型，借以揭露19世纪末英国严重的社会弊端。——译者注

[2] 德兰士瓦（Transvaal），丘吉尔曾被派往南非的德兰士瓦报道布尔战争。——译者注

[3] 咔叽大选（khaki election），战争时期或战后选举。——译者注

[4] 莫洛克人（Morlocks），威尔斯小说《时间机器》里的生活在地下的人类。——译者注

[5] 埃洛伊人（Eloi），源自小说《时间机器》，一种过度文明的人种。——译者注

[6] 安妮·哈瑟维的小屋（Anne Hathaway’s house），莎士比亚妻子故居。——译者注

[7] 扬·史末资（Jan Smuts），南非政治人物、律师、将领。——译者注

第八章

忍耐

乔治·奥威尔的历史轨迹永远不会与温斯顿·丘吉尔一样，但他的历史老师却可能是。在圣塞浦里安（St Cyprian’s）伊斯特本（Eastbourne）的一所预科学校，为期五年的学习生涯的最后一年，他赢得了经典奖（the Classics Prize）并荣获哈罗历史奖的亚军。那位不同时期出现在圣塞浦里安的历史教师，也是丘吉尔和G. M.屈维廉的老师——乔治·汤森·华纳（George Townsend Warner）。华纳先生于1916年去世，也就是那一年，年轻的奥威尔——埃里克·布莱尔获奖，但毫无疑问，埃里克曾多次见到这位老先生分发书籍，并高谈阔论，认为帝国的命运取决于它的男孩们是否熟悉其历史。

当时的埃里克没有多想。多年以后在他的作品《如此欢乐的童年》（Such, Such Were the Joys，1947—1948）中，奥威尔对幼时的学校体制进行了反击，认为历史课和所有圣塞浦里安的其他课程一样，仅仅只是帮助男孩们准备公立学校入学考试并赚取声誉和金钱的死记硬背填鸭式课程。英伦岛屿的史诗在当时的奥威尔看来也“不失为一种乐趣”，但在圣塞浦里安学校，它被简化成了“熟记年代日期的小窍门，年代问答操练的热烈场面，热心的孩子在他们的座位上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抢着回答正确的答案，但同时对他们所答的神秘事件的历史意义一点儿也没放在心上”。在布莱尔脑海中留下的仅仅只是任意耦合的名称和短语、名称与日期——迪斯雷利利用荣誉取得了和平，克莱武对他的节制大为惊异——丝毫没有试图去解释它们真正意义的意愿。历史仅仅只是助记符号的叠加，例如，借助“这黑女人是我的姨妈，她的家在谷仓后边”的首字母，来拼写出玫瑰战争中主要战役的名字。

埃里克在圣塞浦里安真正的历史老师并不是一位如华纳一般博闻强识的老先生，而是一位女教师，当朝那些畏缩着的捣蛋鬼走来时，可以看到她那下垂的乳房上下弹跳，因此有了“傅丽普”（Flip，意为跳跃）这样的绰号。在奥威尔伤痕累累的童年回忆中，“傅丽普”无疑是学校里的首席施虐狂，将这名年仅八岁还会尿床的小孩派遣到其丈夫（也是学校校长）桑保（Sambo）处，狠狠揍了一顿，一边揍一边配合着节奏训话“你——这——脏——小子”，同时也引发了另一次“犯罪”的焦虑感。在《如此欢乐的童年》里，奥威尔这样描述当时被吓坏的自己：“我一夜又一夜地祈祷，当时祈祷的虔诚程度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哦，主啊，请你不要让我尿床！哦，主啊，请你不要让我尿床！一夜又一夜，但是这一点也没起到作用。”对这名小男孩来说，这是一场无助的循环：尿床—挨揍—尿床—挨揍。一切都证明他落于一个梦魇世界里，“不可能得到挽救”。

在《如此欢乐的童年》里，奥威尔的回忆和诚实描述受到了他当年同学的抨击，认为强大但又不失母性的“傅丽普”以及圣塞浦里安的教育管理风格被奥威尔不公正地讽刺夸大了。无论夸张与否，如果这个人每天被迫跳入一个黏糊糊、冷冰冰的公共浴池，从锡碗中稀里呼噜舀一口又稠又黏的疙瘩粥，这锡碗的边缘是昨天的圣粥和今天的混合结成的嘎巴，以及不可辨认的毛茸茸、硬邦邦的异物，那么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埃里克·布莱尔乐意去描写的。阴霾之中总有一些如点点光斑闪耀着的愉悦时刻，当他独自去往英国的田园乡村，特别是最为斑斓绚丽的苏塞克斯，他会收集蝾螈和蝴蝶，就如丘吉尔一样，这成了他倾注终身的爱好。对英国，事实上对英国的历史，奥威尔始终紧跟这个时代的脉搏。11岁，幼小的他已经是一位爱国者，还写了一首战时招募诗《觉醒吧！英国的青年人》（Awake! Young Men of England，1914），发表在泰晤士河畔亨利当地的报纸上。然而圣塞浦里安代表了另一个英国，一个让孩童脱离家庭、被关押于“非理性的恐惧与疯狂的误解”之中的地方。即便是在那些穿着短裤的少年时代，伪善的统治阶级理想——基督教、板球和文明人——与被胁迫的现实之间构成的鸿沟成为他最为关心的话题。可以说就是这些地方，帝国的统治者们提供了作为白种本国人的生存权利，也成了整个体制的接收终端的样本，善良与邪恶被无望地混淆在了一起。

实际上，埃里克·布莱尔于1903年出生于孟加拉的莫蒂哈里（Motihari），大英帝国的毒品贸易产地。其父理查德·布莱尔，一个大企业里的无名小卒：鸦片部门的助理副代理，三等员工，其工作围绕着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毒品交易需求而展开。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英国通过鸦片出口获利颇丰，平均每年4 000吨，总计650万英镑，或占印度殖民政府的总收入的六分之一。可以说，若没有贩毒贸易，寇松是无法建造维多利亚纪念碑的。理查德·布莱尔的工作就是看管罂粟田，以保证作物的产量和纯正品质，最后确保这些货品被正确发往各个海运仓库。由于该行业的未来前景堪忧，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质疑，为了尽其所能创造更多的利润，给布莱尔及其所在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必须勤恳工作，如同照管阿萨姆红茶或巴特那大米一样。

1904年，由于将被派遣到偏远的内陆地区，布莱尔决定将自己的妻子艾达（Ida，拥有一半法国血统），连同他们的女儿玛乔丽（Marjorie），以及有着金色的乱发、胖嘟嘟脸蛋的婴儿埃里克·阿瑟（Eric Arthur）送回英国。他会像这个帝国其他的数不胜数的工蜂一样，独自在一个山间驻地服役，消磨掉自己的时间，才能踏上返乡之路。布莱尔一家并不富裕。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中，奥威尔对自己的家庭做了精准的描述：“穷摆架子”，“低上层中产阶级”，每年的收入不到一千英镑。这为他们提供了上流社会生活的知识和品位——如何在餐厅订餐，如何使用刀和叉——没有办法享受它。在圣塞浦里安，“傅丽普”和桑保不断提醒他，不同于其他幸运儿，他不具备奢侈浪费的“宝贵机会”。

在奥威尔的小说杰作《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1939）中，“家”就在维卡拉奇路（Vicarage Road），在泰晤士河畔亨利，在永恒的英格兰。有杨柳垂悬于河面，有欧芹生长于小径，有天鹅戏水，有红砖砌成的啤酒厂，竞舟赛，奶油茶点，悬空球，“青翠的草地环绕着整个小镇”。艾达在维卡拉奇路上的房子装点着象牙和来自东方的挂毯，宣示着它的异域风情和与众不同的背景。在位于施普蕾克车站路的玫瑰坪，布莱尔一家收购了一小块约莫一英亩大小的花园，埃里克和他的姐姐短暂地领略到了真正乡村生活的快乐。但即便是在理查德·布莱尔最终晋升为正式的三等副代理之后，还是入不敷出。迫于谴责的压力，大英帝国的鸦片业务正悄然接近尾声，于1913年与中国签订条约，终止了鸦片贸易。1912年，理查德接受了一年400英镑的退休金提前退休。这从来没能满足全家的开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由于艾达的公共服务工作，布莱尔一家开始在西伦敦克伦威尔法院的伯爵宫附近定居。此时的丘吉尔则居住在克伦威尔路上，听起来相差无几，但实际的社会阶级差异是巨大的。

但是丘吉尔并没能像埃里克一样，去往其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的老学校伊顿公学就学。当然，埃里克得到了伊顿的奖学金，尽管遭到了大龄学长仪式性的殴打，对他来说，伊顿的生活远远比圣塞浦里安愉快得多。他承认，在伊顿期间，战后英国的愤怒情绪令他感染了一种沉默的叛逆风格，使他变成一名势利眼和叛逆者。在那儿时常有关于萧伯纳和威尔斯作品的社会主义倾向的辩论，也有青年团的嬉笑打闹，当一个由17个男孩组成的班级被问及他们的英雄的时候，有15位选择了列宁。当布莱尔离校时，他为学校图书馆提供了一本戏剧集，其中就包括萧伯纳的剧本《不伦不类》（Misalliance），其序言“父母和孩子”对英国的学校进行了强烈的攻击，将它形容成关押年轻人的监狱；更严重的是，事实上对他们的身心都造成了折磨。

可能是由于埃里克沉默寡言且傲慢的学习态度，欺骗了他的老师，他们认为这种沉默是其智力低下的体现。至少，当时的文学老师“高尔奶奶”这样告诉他父亲，这孩子没有丝毫赢得牛津或剑桥大学奖学金的机会，而这通常被看作通往统治阶层的阶梯。理查德的退休金完全不能支付奥威尔入学“梦想之巅”所需的教育费用，因此伊顿人所唱的《陆军、海军、教会和法律》的梅石游戏并没有成为现实。最实际的选择就是跟随父亲的脚步，在殖民地谋得一职，尽管没人会指使一位有梅石背景的“警官”。

当衰老的男高音仍然在伦敦音乐厅高唱着《在去往曼德雷的路上》（On the Road to Mandalay）的时候，在1922年11月，埃里克发现自己实际上正在通往曼德雷的路上，正要去往印度王家警察训练学校。而缅甸警察被认为是大英帝国最糟糕殖民地的最吃力不讨好的职务。缅甸是殖民掠夺的典范，有着历史悠久的柚木和茶叶种植园，以及红宝石矿产，如今还有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宝藏——伊洛瓦底江三角洲（Irrawaddy delta）的石油。资源如此珍贵，佛教僧侣坚持抵抗及老缅王室的不合作也带来了不少麻烦。1885年，常规的解决方案是：一场最终吞噬整个国家的军事行动。但是，1 300万缅甸本地民众与英国管理人员的比例，都比其他英属亚洲殖民地来得少，这也使警察部队成了维护秩序的关键。很可能当布莱尔初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还保留了些许官方的理想主义想法，认为警察是好的，来这里维护和平，帮助毫无防备的村庄围捕草寇，诸如此类事务。但在英属缅甸“令人窒息且单调乏味的世界”的这五年，全然推翻了他先前的理想主义想法。

乔治·奥威尔以讽刺姿态回顾了曾经作为缅甸警察的年月，因为正是在那儿，这个殖民帝国的高压政治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眼前。他的作品《猎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1936）揭露了其在英属殖民地缅甸当殖民警察这一经历。在文章的开篇，他讽刺道：“在下缅甸的毛淡棉（Moulmein），我遭到很多人的憎恨——在我一生之中，我居然这么被重视，也就仅此一遭而已。”起初，这位头戴遮阳帽、身着卡其布短裤的年轻军官对这份职务虽不热心，但也试图体面地做好他的本分工作，围捕小罪犯，在他们被殴打的时候寻找逃脱的办法。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明白，所有这些关于“不列颠治世”的高谈阔论——在仰光的妓院中被更为准确地称为“不列颠痘疮”（Pox Britannica），他不过只是一名大型利益集团所雇用的打手。在伊洛瓦底河上的港口城市沙廉（Syriam，缅甸南部港市），他负责监管缅甸储油罐。在缅甸内陆小城杰沙（Katha），在一个柚木种植国的心脏地带，他并没有为权力感到振奋，而是在种植园主的种族主义咆哮与缅甸人阴沉的敌意之间，局促不安地摇摆着。

俱乐部里英国同胞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抱怨使他心生厌倦，这被忠实地记录在了他早期的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1934）里：“整天都是些可怕的改革，还有他们从报纸上学来的蛮横无理，我们如今好像都管不了这些原住民了……不多久之前，甚至就是在大战之前，他们还老实巴交、毕恭毕敬的呢！那时候在路上看到我们经过，他们那行礼的样子，多讨人喜欢啊。我还记得我们一个月只付给我们的管家12卢比，他就会像条狗一样热爱我们，真的。”正是在他作为一个老伊顿人被同伴嘲笑的时候，埃里克才真正认识到这一代日不落帝国主义者的偏执，他们对落魄到真正穷酸阶级怀有恐惧感，而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那个社会阶层。对他们来说，这个帝国的存在就是为了给自己提供马匹和仆人的机会，这些是在老家英国根本负担不起的。甘地、“布党”记者以及佛教僧侣无声的挑衅，诸如此类才是他们真正所面临的挑战与威胁，因为这将带走廉租的男仆们。

埃里克鄙视这些如小说家E. M. 福斯特所称的“粉灰”阶级，同样，他也发现自己正被缅甸人疏离。即便如此，理智上他还是认为这些被视为罪犯的人群更应被当作外来者侵略与占领的受害者。使他惊恐的是，有时候他发现自己也开始如对待劣等民族一样对待当地人，踢他们，用棍棒抽他们。这种恶心情绪不断加剧：“那些蹲在恶臭的上了锁的笼子里的囚徒，那些长期被恐吓得面色灰暗的罪犯，那些男人被鞭笞的血肉模糊的臀部，那些女人和孩子们在他们的顶梁柱被逮捕时的哀号。这样的事情在你直接的权责之下，已经超越了可以忍耐的极限。”他目睹了一次绞刑，作为人类同胞，令他震惊不已的是，当这名囚犯被架往绞刑台的时候，他竟可以若无其事本能地躲开路上的一个水坑。“这让我有些讶异，直到这一刻我才认识到毁灭一个健康的、有意识的人意味着什么……他的眼中还看得见黄色的沙砾和灰色的院墙；他的大脑还有记忆力、预见力和支配力，比如支配他躲开路上的水坑。他和我们同样是人类，我们走在一起，我们看到、听到、感受到，以及理解的是同一个世界；但是要不了两分钟，也就突然‘啪’的一下，我们中间的一个就撒手人寰了。”

为了避免陷入自我厌恶，埃里克开始塑造一个古怪的局外人的样子：在乡村的路上骑着哈雷摩托车，在杰沙的屋里屋外饲养鸡、山羊和猪，偶尔光顾仰光海滨的妓院。但强烈的内疚感折磨着他。前一秒钟他想朝着这些英国先生狂暴愤怒的脸上抡一拳头，下一秒钟他又想把拳头对准那些黄种人、棕种人、黑人，那些令他的工作无比艰辛的人。最令他憎恨的是，作为英国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他失去了自由意志。他已然变成了一名小暴君，不料，却也成不了这个体系的主人；他成了这个体系的奴隶，如同最微不足道的苦力一样——无人问津。

一次猎象的经历以最令人痛苦的方式让他完全领悟到了自己牢狱般的前景，他被派遣去射杀一头杀死了一名黑皮肤德拉维苦力的大象。如果场面更加令人惊恐的话，朝狂暴的猎物射上一枪原本应是件容易的事。而这头大象仅是立在那儿，专注地往自己的嘴里甩着草束和竹子。显然，对布莱尔来说他并没有杀死这头野兽的理由，而周围围观的人群却期待着看好戏：

我突然明白了，我非得射杀那头大象不可。大家都这么期待着我，我非这么做不可；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两千人的意志在不可抗拒地把我推向前。就在我手中握着那支步枪站在那儿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白人在东方的统治的空虚和无用。我这个手中握着枪的白人，站在没有任何武装的本地群众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一出戏的主角但实际上我不过是身后这些黄脸的意志所推来推去的一个可笑的傀儡。我这时看到，一旦白人开始变成暴君，他就毁了自己的自由。

布莱尔开枪了。

我扣动扳机时，没有听到枪响，也没有感到后坐力——开枪的时候你总是不会感到的——但是我听到了群众顿时爆发出高兴的欢叫声。此刻——真是太快了，你会觉得子弹怎么会这么快就飞到了那里！那头象一下子变了样，神秘而又可怕地变了样。它没有动，也没有倒下，但是它身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变了模样。

大象不肯瘫倒，这令他感到惶恐不安，他再次开枪，终于，大象倒下，他将枪膛里最后几颗子弹射到了它的喉咙和心脏部位，“我终于再也无法忍受，离开了那里。后来听说过了半个小时它才死掉…… 我常常在想，别人知不知道我射死那头象只是为了不想在大家面前显得像个傻瓜而已”。

他后来写，痛恨帝国主义，必须先是它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诚实一点，那么置身其中显而易见的是，即便是医生、护士和森林护员的任何善意善举都不足以弥补外来统治所犯下的罪孽。他时常怀疑，在整个腐朽衰败、岌岌可危的帝国里会有不少同他想法一致的人，同时也一样被困在了这个沉默的阴谋中。有一晚他坐火车，由于酷热难眠，开始与同车厢的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陌生人攀谈起来，甚至没能交换名字，他们都相互坦言对自己这份工作的厌恶，“之后数个小时，火车在漆黑如墨的夜晚颠簸着，我们抱着啤酒瓶，坐在我们的铺位上破口大骂大英帝国——发自内心而又机智透彻。这让我们两个都感觉很好，但是我们聊的都是些禁闭之言。晨光中，火车缓缓驶入曼德雷，我们好像偷情的情侣那样愧疚地彼此作别”。

经过五年的服役，1927年，布莱尔休假返回英国，令他深信“那个邪恶的专制”是一日也待不下去了。曾经以强凌弱，曾经的他站在欺辱无望之人的恶棍的一边，今后再也不会了。1921年，他的父母已从亨利镇搬到了离萨福克海傍的绍思沃尔德——原本是个渔村，到20世纪20年代，这里建满了休假小屋，它们的主人多数是拥有印度殖民地背景的，从而也被称为“海边的西姆拉”。在那儿，母亲玩桥牌度日，妹妹艾芙瑞尔（Avril）开了一间茶室，他的父亲则无所事事地凝望着大海。当憔悴不堪、蓄着胡子的埃里克·布莱尔宣布自己将放弃660英镑的年薪，义无反顾地离开警局成为一名作家的时候，可以想象父亲理查德·布莱尔的怀疑和沮丧。更糟的是，埃里克竟决定将自己从休假日到有效离职日期间的工资返还警局。在他看来，那是黑心钱。

在缅甸，某种程度上说，他默认了自己的失败，如今，他是有意决心失败了。与许多像他父亲一样的人背道而驰，这样的失败如今似乎是唯一的成功可能。与他的缅甸时期所勾连的压迫统治仅仅只是整个社会控制之中的一个症结，于英国于帝国都是有害无益的。若要动笔，他将开始为无家可归之人和失业者而写作，在20年代中期，这些人比整个20世纪的其他任何时候都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困扰着英国经济的深层结构问题被短暂的战时繁荣所掩盖，但在20世纪20年代，大衰退以一种惩罚性的规模返来。一如既往，问题症结在于需求的萎缩。国内人口数量已在4 000万上下，而英联邦的其他领土，即便是在印度被迫自行消费制成品的情况下，也都开始了自己的产业。20年代末的纺织品出口仅处于战前的一半水平，1913年，英国出口了7 300万吨煤炭，到1921年，已下降到了2 500万吨，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萎缩，就像在剩余的20世纪里一样。当英国的制造业产出下降的时候，美国和日本的输出则在显著加速。矿主、造船厂和制造商开始通过减薪或延长工时保持竞争力，而不是考虑怎样提高生产力，而且由于失业率迅速上升——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个数值从未低于10%——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足够满足他们对廉价劳力的需求。接踵而至的战前和战后时期使封锁与罢工变得越来越频繁，愈演愈烈。

1925年，温斯顿·丘吉尔直捣蜂窝，出任保守党的财政大臣，时年50岁。工业化时代英国所面临的社会困境并没有缓和他一如既往火爆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此外，他所著的《世界危机》也没有抑制自己的这一看法，认为社会主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共谋，将破坏民主，毁灭整个帝国。这一痴迷使他陷入荒谬的境地。1927年在罗马，他高度赞扬了墨索里尼为反布尔什维克威胁所做出的激烈抵抗；在本国，他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位“独立反社会主义人士”。当自由党于1924年1月宣布在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领导下，筹组第一届工党政府的时候，丘吉尔意识到自由党势力已经开始衰微，与他们为伍是自毁前程。还是有微小的迹象表明，一些重要又理智的人物——包括查尔斯·屈维廉（自由主义泰斗人物第一任屈维廉爵士的孙子）以及时任帕斯菲尔德勋爵（Lord Passfield）和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西德尼·韦布——宣誓就职，跻身政要，即将在英国发动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然而，正如他在1945年再次重申的那样，1924年，丘吉尔警告说，“工党政府的执政将为这个国家带来不幸，好比一场惨败将使一个伟大的国家招致陷落一样”。作为独立人士，在又一次竞选失利之后——这次竞选中，新任的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试图保他，却还是以43票之差落败——丘吉尔接受了艾平（Epping）选区稳当的议席。他激动地抨击拉姆齐·麦克唐纳对苏联的贷款建议，“将我们的面包施舍给布尔什维克毒蛇猛兽，为所有异邦的外国人提供我们的援助，对世界各地没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表达我们的善意，但对于那些横过洋跨过海，维系着英伦岛屿和国家未来的子女国，竟只是报以漠视、嫌恶和疏忽的冰冷石子”。

1924年10月，在保守党以压倒性优势胜出之后——尽管还保留了151名工党席位——在阔别20年之后，丘吉尔终于宣布再次投入保守党的怀抱。在正式宣布之前，鲍德温就任命他为财政大臣，这令不少多年的忠实的保守党党员惊讶不已。他的父亲曾任职四个月，丘吉尔则是四年，然而，这却是杯毒酒。尽管重回保守主义阵营，丘吉尔还是想为自己一贯提倡的资本主义社会责任做出贡献。事实上他的第一笔预算是提议将退休年龄降至65岁，为寡妇提供退休金，并为纳税人口中的最低收入者降低10%的所得税税率。但他带领英国恢复自1914年就已停滞的金本位制的决策遭到了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反对，其在《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1925）一文中指出，这样的政策势必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造成货币灾难，实际收入将不可避免地缩减。丘吉尔并未听从他的意见，仍然根据金价来确定英镑兑换其他货币的价值，仅仅只是按照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的决策行事。他果然照做了，同时，还为了迎合裁军的正统观念，压缩了军费开支！而事实上，丘吉尔的初衷是为了推翻斯诺登对金本位制做出的承诺，他甚至还招募了凯恩斯为他的论点输送炮弹。尽管如此，最终还是被英国央行的聪明人和首相占了上风，对央行来说，金本位制将巩固国库的权力，而鲍德温则听从央行的意见。虽然剑桥经济学家休伯特·亨德森（Hubert Henderson）直截了当地警告过：“在今年恢复到金本位制对英国经济来说会是雪上加霜，贸易萧条将再次出现，还会严重加剧失业问题。”鲍德温告诉丘吉尔，这是政府决策。在这个节骨眼上，留给温斯顿·丘吉尔的选择是，要么转变态度，要么循着父亲的老路，返回老家，消失荒野。也许正是那些悲伤的回忆——（父亲）挫败的泪眼以及密匝匝蓄起的胡须——促使丘吉尔最终站到了鲍德温和央行那一边。

有不少鼓吹的溢美之词还展望了英镑坚实伟大的复兴，认为英国经济将挣脱桎梏走向现实。但超越帝国对英镑的迷恋，现实——正如亨德森和凯恩斯所预测的一样——令人震惊。将1英镑的价值高估到4.86美元的后果是，它导致劳动最密集产业所输出的商品与服务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更加衰微。物价和失业人数不断冲高，而工资则在下降。在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如造船业，失业率已经接近30%；在巴罗因弗内斯，这个数值甚至高达49%。矿主应对不断深化的危机的策略仅是要求减薪并延长工作时间。事实上更为糟糕的是，德国的煤田又恢复了生产；另外，工会要求加薪并贴现煤炭价格。

出于对出现总罢工的可能性的担忧，斯坦利·鲍德温对产业主态度暧昧，拿政府津贴收买他们，以延缓暴动，直至王家委员会开始调查煤炭工业的问题。休战协议达成，但1926年3月塞缪尔委员会报告的第一项建议竟是削减工资。工会对此的回应，如矿工领袖A. J.库克（A. J.Cook）所呼吁一样，“一分钱也不能少，一分钟都不能多”。形势严峻。时任伯肯黑德勋爵（Lord Birkenhead）的丘吉尔的老友F. E.史密斯，以其惯有的机智表示，在遇到矿业主之前，自己曾以为矿工领袖是他见过的最为愚蠢之人。此话得到了印证。1926年5月1日，矿业主宣布同盟歇业，英国工会联盟（Trades Union Congress，TUC）呼吁发动第三次全国大罢工。达勒姆主教（The Bishop of Durham）先是绞着双手，而后挥舞着拳头，宣称“英国已不再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正在向着无产阶级专政迈进”。

罢工只持续了九天。约有150万工人——90%是矿工——出来响应英国工会联盟。尽管人们见到的景象是牛津剑桥本科生开始驾驶公共汽车，但现实是，大多数罢工破坏者同罢工者一样，都来自工人阶级。最终，工会联盟还是做出了妥协，显而易见，愤愤不平的矿工们遭到了冷落。在这次“五月的九天”的罢工中，丘吉尔如指挥战斗一样调兵遣将，由部队输送食品供给；并创办了《英国公报》（British Gazette），将其当作政府的宣传喉舌运作，更多的士兵被调遣去维护政府宣传。有时甚至由坦克护送食物供给和保障《英国公报》投递工作，他还试图迫使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由里思勋爵（Lord Reith）创立于1922年——协助宣传播报政府公告和意见，然而遭到了公然抵制，这也是该机构在战斗中真正走向政治独立的一个转折点，而这，并不归功于丘吉尔。

直至5月12日，官方的罢工可能已经结束，但更为恼人的是已然存在的阶级极化问题。矿工们试图继续孤军奋战，但最终还是被迫按业主的规定重新返工。当帝国化学工业集团（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主席阿尔弗雷德·蒙德爵士（Sir Alfred Mond）召集举办工会和资方之间的圆桌会谈，假模假样地送上茶水和三明治，并宣称富有良知与常识的人们终将达成共识的时候，强硬派采取了实质性动作。1927年颁布的《工业纷争与工会法》将所有旨在危害政府的罢工行为定为非法，如今，想要支持工党的联盟成员不得不“履行合约”，而非退约。法案一出，该党瞬间失去一大部分营业收入。在泰晤士河堤上，埃里克·布莱尔遇到了波佐（Bozo），一位从事温和政治漫画创作的“告地状者”，其中一幅就是关于温斯顿·丘吉尔的。“当财政预算上调时，我就画这幅丘吉尔试图推动大象的漫画，那头大象上写着‘负债’（Debt），在画面下方我写了句‘他真会预算这吗？’（Will he budge it?）你瞧见了吧？”埃里克看到了。波佐继续说，自己不能画任何支持社会主义的东西，这是警方所无法容忍的。他曾画过一幅漫画，一条注有“资本”（Capital）巨蟒正在吞噬一只注有“工人”（Labour）的兔子，警察见了朝他呵斥：“赶紧抹掉它！注意了！”波佐不得不抹掉，若不照做，很可能会被当作无业游民而受到驱赶或者关押。

1927年冬，埃里克·布莱尔混迹于社会底层，后来他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写到，为自己在缅甸的五年帝国警察经历而赎罪的行为。他在破烂不堪的诺丁山，邻着一家手工作坊，租下一间廉价的一室户小公寓，开始了作家的新生活。在严寒的条件下，当双手被冻得麻木无法写作时，他只能将手指置于蜡烛上方取暖。这样的生活还算是优裕的，除此之外，每月30先令的悲惨经历在他看来才真正完成自己身份的转变，当然，在他面前，每日目之所及都是更深的深渊。在伊顿时，他就读过杰克·伦敦（Jack London）描写伦敦东区人民生活的纪事作品《深渊居民》 （People of the Abyss，1905），最新读到的作品——新版的《前进黑暗伦敦》（In Darkest London，1926）——令他深受触动。此书是G. K.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的弟媳、《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记者阿达·伊丽莎白·切斯特顿（Ada Elizabeth Chesterton）送给他看的。她在皮卡迪利售卖火柴，每个认出她的朋友都惊骇不已；甚至花三个小时来打磨同一把门把手，仅仅是为了获得在收容站里睡觉的权利。在那里，她观察到，妇女只能饮用男士泡过的茶叶残渣，甚至是在那已经被浸泡过一小时或更长时间之后。因为只被允许在收容站住一晚，而且地点被有意安排得相隔甚远，切斯特顿太太步行了好一段路程，从尤斯顿（Euston）走到哈克尼（Hackney），关于这艰辛的一晚，她写道：“我想我有点生气了。我觉得伦敦应该被烧毁。”

奥威尔跟随（几乎是复制了）杰克·伦敦和阿达·切斯特顿的脚步。在兰贝斯，他以1先令卖掉了自己的衣服，还换到了一套流浪汉的服装。“它们不仅又脏又没形”，还“因污垢的日积月累，透出一股铜绿色，都不能仅仅用破旧来形容了”。这对他来说是方济各会修士般的时刻，剥去了他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外衣，拥抱贫困，为其赎罪。一旦他觉得自己肮脏得面目全非，完全认不出是一位绅士，他就知道，自己已经上道了。在大街上，我的新衣服也让我遇到许多新鲜事，每个人与我说话的方式好似彻底变了样。有一次，我帮一个小贩收拾他倒翻的手推车，他咧嘴笑道：“谢谢，伙计（mate）！”以前从来没有人叫过我“伙计……”

当晚，他在滑铁卢路的一家小客店过了夜，他与另外六个人共处一室，房间里透着一股“鸦片味以及肮脏亚麻布透出的腐味”，床单更是因为汗味而酸臭难闻，每隔20分钟就会有老人发出咳嗽声，“这咳嗽里夹杂着泡沫和干呕，仿佛这人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清晨的光线下，这场面更加不堪入目，奥威尔看到每三周才能洗一次的被单，已经变成了“生赭色”，洗脸盆上尽是“又黑又黏的污垢，而且跟靴子一般黑”。他从普通的住宅公寓搬至收容站，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更脏。一度这令他乐此不疲，反之，很难想象会有另一个伟大的英国作家如此讲究干净，并拥有狗一般灵敏的嗅觉，能精确地辨认出这个肮脏的宇宙中所弥漫的可怕恶臭。这种体验越是令人厌恶，那他身上的帝国罪恶就会被清洗得更干净，就像圣凯瑟琳喝下一碗脓水，以证明无人在她之下。

终于，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地方，这位收容站的圣方济各领悟到了真谛：

这是一幅令人作呕的景象，那间浴室。每个人内衣上所有的不雅秘密都在此展露无遗，污垢，裂缝和补丁，代替纽扣缠绕着的线团，层层叠叠破碎不堪的衣物，有些简直就是由污垢和破洞粘连出来的破衣烂衫。热气腾腾的裸体，在室内挤作一团，流浪汉身上的汗臭味与收容站固有的粪臭味交织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些人拒绝冲洗身体，只是刷洗自己的“趾布”——那些浸着油污、难闻的破布条，流浪汉们的裹脚布。

两年来，布莱尔如库克般历经贫困之旅，包括在巴黎做了三个月的洗碗工，也流浪于伦敦及其周边地区。偶尔，他也会在伦敦的朋友家住上一两晚，甚至令人仓皇失措地出现在绍思沃尔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狰狞、憔悴。他与流动的散工们一起采摘酒花，直至双手被撕裂；用啤酒和威士忌将自己灌个烂醉，好让自己被逮捕，以满足在监狱里度过圣诞节的心愿；学习流浪汉的俚语；在伦敦的各处选择各种过夜方式，从泰晤士河堤旁的长凳（通常要在晚上八点之前到达那里），到“两便士一晚”的长椅、四便士一晚被称为“棺材”的木箱子，再到最为奢侈的罗顿之家（Rowton houses）以及救世军旅舍（Salvation Army lodgings）。一日清早，他与一个名叫“帕蒂”的爱尔兰流浪汉一起，沿着老肯特路向南，朝着布鲁姆利走去。在一片草坪上——从那些烂报纸、生锈的铁罐以及疲惫的杂草可以看出，那是“标准流浪汉驿馆”——奥威尔在一丛艾菊花旁坐下，它们触鼻的芳香与流浪汉身上的恶臭格格不入。他看着两列小马队小跑而过，听着男人们谈论起他们的行程：牛津是“乞讨”的好地方，肯特郡则相当吃紧。闲话的内容从自杀的逸闻延伸到了各种历史碎片，真真假假掺和着，从“大起义”侃到“谷物法”，这一路闲话与他们相伴，如同拿来装旧烟头的罐头。

抛开关于体面的陈词滥调不说，奥威尔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甚至没有多少）流浪汉都是酗酒者，更别说罪犯了。若不是政府禁止超过一晚的住宿硬性规定，他们甚至都不肯挪步。始于英国现代开端时期对漫游的浪漫崇拜与流浪汉的生活格格不入，而这一风潮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开始复苏。但对于像奥威尔这样的伪流浪汉，或者弗兰克·詹宁斯（Frank Jennings）、“流浪汉牧师”，更重要的是对真正贫困的回忆录作家来说，如特伦斯·霍斯利（Terence Horsley）——帕斯真戴尔战役的受伤老兵、电工，曾经从格拉斯哥跋涉至伦敦寻找散工，又败兴而归——漫步不是一项高尚的经历，采摘酒花也并非享用啤酒和调情的愉快乡村假期。流浪是对生活无情的碾压，那些身体力行的赎罪者在身心上都被拖垮了。

1933年，当他的作品《巴黎伦敦落魂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第一次在伦敦出版的时候，署名不是埃里克·布莱尔，而是乔治·奥威尔。他也曾考虑其他笔名，如“H.刘易斯·阿尔维斯”，但由于奥威尔也是绍思沃尔德不远处萨福克的一条河流，很可能布莱尔——出于对英国乡村一贯的热爱——希望自己的笔名也能体现这英伦岛国的自然本性。此刻在他脑海里出现的人物不仅仅是杰克·伦敦，肯定还有威廉·华兹华斯，正是他通过独自漫步，途中邂逅各种穷困之人，来寻求与英格兰真正的秉性相生相融。所以，奥威尔的这些非虚构作品几乎全是与旅程相关的，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兴起的一股巨大的出版风潮，但没有人会将他的经历与推动这股“旅程”风尚的其他作家相混淆——如H. V.莫顿。

莫顿的作品《寻找英国》（In Search of England）出版于1927年，也就是那年，奥威尔变卖自己的衣物，改头换面重新生活。这部作品的缘起，如文章第一句话中所述，是为了记录一次“环绕英国的汽车之旅”。因为汽车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均匀（剑桥郡每千人中有27人拥有汽车，达勒姆郡则是5人），事实上，这意味着显贵们开始驱车检阅骑自行车和驾马车的人们。与束着裹脚布、穿着开了裂的靴子的徒步之旅不同的是，莫顿的游历是透过他汽车的挡风玻璃完成的。他驱车游历英格兰（更确切地说是，英国，因为之后相继推出1929年的苏格兰之旅、1930年的爱尔兰之旅和1932年的威尔士之旅），提出警告，城镇的粗野风气正在使乡村走向堕落，而填充了他油箱的廉价汽油，则来自盎格鲁–波斯或缅甸地区。

他的书如同一曲关于“英国应许之地”的挽歌，沃恩·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在拉贡达轿车里感叹：“我加速驶入一条林荫小道，英格兰就在前方，空气清新如美酒，嫩叶绿得如同音乐一般。”乡村令人震撼的美景时常会将莫顿引入一种宗教式的狂喜之中，他试图将自己变成有车一族里的拉斯金：“低云是靛蓝色的，如同风暴，高处的云朵则是柔软的粉杏色。西方闪耀着金光，乌云的边缘如同被蚀刻过一样，留下一条细线。景象变幻万千……阳光下的河面是一片沉闷的银色，一只乌黑的鸭子无声地游过；一只天鹅将颈部潜入水下，如同黑纸上的剪影，微风拂过水面，将几朵苍白的花蕾吹进草地。”真的，为那只鸭子感到惋惜。

尽管是在“寻找英国”，他的旅程并不涉及一些事物，比如工厂或受到污染的工业运河，更别说收容站和七便士的流浪汉客栈了。莫顿所偏爱的地方一直是大教堂城镇（坎特伯雷、林肯、诺威治、约克、伊利、埃克塞特），或者集镇，最好两者兼是，如威尔斯——“我怎样才能向你描述水流过水槽的轻声细语呢，踩着老房子的台阶叮当作响？”——在温馨的酒吧里，他的灵魂得到了缓解，锡器“光泽闪耀得如同平静水面上的月光”，和水龙头流淌出“红木酿造”的酒，最好的是那些拥有苔藓般记忆的地方，有幽灵穿越废墟，游荡。在博利厄修道院（Beaulieu Abbey），他遇到了柴郡小姐，她竟在这僧侣宿舍的废墟上，“独自生活了七百年”。在温彻斯特他看到：“透过时间长长的隧道，威塞克斯国王策马而过，那时英格兰还没诞生。”事实上，他不断看到并听到的事物，好似整个英国都已变成露天的杜莎夫人蜡像馆。一英里又一英里，在田间的天启般的时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田边休憩的时候，莫顿将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这怀旧之情。

当然，嫩芽里也包藏着蛀虫：在令人不快的20世纪，两类野蛮人不断壮大糟蹋了老天堂：美国佬和小混混。在莫顿的作品中，田园牧歌带来的狂喜与令人蹙眉的厌恶感交替出现，美国人正在败坏景致，他们显得庸俗而扎眼。在德文郡的克利夫利，为了避免听到一名亚拉巴马州女大学生的惊呼（一切都“可爱得简直无以言表”），莫顿甚至想捂住耳朵。莫顿笔下的美国人讲着一种奇怪的语言，破碎的、不堪入耳的电影语言，被“老天”“当然”等词装填过度，油腻而冗长。他坚信（虽然牵强）“没有人比我更尊重这些美国游客”，言之凿凿，就如他的同时代人狡辩自己的一些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一样。别急！这些高嗓门的、滑稽的原住民还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历史。埃德加国王和亨利八世的幽灵以及朝圣者们（那时尚未成为美国人）受到这个地方圣灵的感召，聚集而来，美国游客对这一切的过去肃然起敬，迫使他们承认，尽管无视，他们最终还是真正地爱上了传统。

然而，对于破坏本国田园诗般美景的敌人，“大工业城市来的大型派对游览车”，名叫杰克、贝莉尔、道格、莫琳的这些人——他不抱希望。令人惋惜的是，乡村还是没能抵挡住这些不洁、无礼之人的入侵。“旧秩序如负了重税般奄奄一息”，销售的崩落，受到劳力费用和外国竞争的影响，玉米种植成为不可能［成立于1926年的英格兰农业保护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Rural England），会将这曲挽歌转化为战斗的号角］。作为一个对于乡村如此关注的人，莫顿对农业劳动者的可怜处境只字不提：即便是能够找到工作，他们的平均工资从每周42先令减到了30先令；无数的农场被遗弃，谷仓倒坍；荒废的灌木篱无人打理，长成了杂树林；田间地头到处杂草丛生。大规模的失业率可能无意间带来了些许好处，确保他们待在自己嘈杂的小胡同和茅屋里，站在一旁等待领取救济金。但莫顿还是不能完全摆脱这些工业敌人。他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穿梭，“右边的天空被一层不祥的灰色阴霾笼罩，意味着曼彻斯特到了”。在这黑色的国度里，有那么一会儿，他为这浓烟滚滚而感到兴奋。在兰开郡，他所见到的英国人像阿拉伯人那样蜷伏着，煤矿工人们和他们的小灵犬，随后他看到了路标指示“威根”，有谁能够抵挡这一瞥“威根”？

当然，他也只是一瞥而过。作为案例，莫顿转述了一则已经不再时兴的音乐厅笑话：“威根码头，足以让观众大笑着咆哮。”它的罗马名字，“Coccium”，激起了莫顿的兴趣，但事实证明，威根并不完全如他听闻的地狱之穴，并承认自己渴望将它记录下来。他看到半木结构的仿都铎式建筑，这使他开始相信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威根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对制造业城镇来说）像模像样的地方。他发现该地区在内战期间一直是坚定的保王派支持者，这使他转变了看法，原来这不仅仅只是一个上帝所赐的煤田，令人惊讶的是，莫顿承认自己“不介意在威根度过一个假期——短假”。

九年之后，于1936年1月，乔治·奥威尔前往威根，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发现它不只是一个笑话。他记录了威根的运河堤岸：“混合着煤渣和冰冻的泥土，被无数木屐踩踏出纵横交错的脚印。四下，但凡有渣堆的地方就有‘反光’，那是陈年旧坑形成的死水潭……在这个世界里全然不见植被的踪影，除了浓烟、页岩、冰雪、泥浆、灰尘和脏水，别无他物。”

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魂记》还算小有成绩，（大约在英国售出3 000本），矛盾的是，他意识到，这本关于英格兰弃儿的书只是记录了很少的一部分人口——数万人——而不是中部和北部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产业工人阶级，萧条的经济已经使那儿变成了真正的“悲惨世界”，这是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和斯坦利·鲍德温所统治的英国。鲍德温喜欢将自己表现得像行路手杖一样平实亲切（就像科贝特和艾姆公爵）。他对猪怀有强烈爱好，还写过一首模仿霍斯曼的抒情诗《关于英国》（On England），描写了耕地、从山上下来的农忙队，司空见惯的意象。但这正是这个时期的景象：如果农民（与劳工一起计算，现不超过总工作人口的5%）想要维系生活，他们应该驾驶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山坡上种植的不应该是金色英国小麦的秧苗，而是甜菜——20世纪30年代为数不多的万无一失的赚钱手段。

莫顿曾表达过他的恐惧，认为麦田已沦落为煤田。穿过诺森伯兰，他希望装作这从未发生过，工业城镇“在历史和绿色无垠的田园的强大背景下，仅仅只剩黑色的斑斑点点，这就是真正的英国北部”。

另一方面，也有社会主义作家——如来自羊毛制造镇的布拉德福德的J. B. 普利斯特里——开始直面工业时代英国社会所面临的灾难，书写“真实”。普利斯特里于1933年发表的《英国之旅》（English Journey）就是另一剂针对莫顿式乡村感伤主义的解药。事实上对英国来说，工业社会是“唯一”的真实，对于所有工厂车间和梯形街道显而易见的严峻形势，也不是一件坏事。从伦敦西大道白色锃亮的、由瓦片和玻璃建成的“新”工厂出发，普利斯特里开始了他的旅程，体验到了长途公车的舒适奇迹，竟然可以制造出这种东西。那是“弯铁和铆钢”，这才是“真实”，人类的工作。

在英格兰北部，普利斯特里感受到了可怕的沉寂氛围：“它可能是冷酷和丑陋的，然而，如果这河畔（泰恩河）是黑色的，并与浓烟与成千上万名工人的喧嚣声一起沸腾，为了英联邦，为了体面舒适的生活和自尊，这于我来说，将会是欢欣鼓舞……”

他想将贾罗（Jarrow）旅游指南的描述，“一座繁忙的城镇（共计35 590名居民）”，炼铁业和造船业兴盛，改为“一座空荡荡的废城（共计35 590名居民，不知将何去何从）”。普利斯特里记得这里应该是圣毕德尊者的修道院城，那时，这里是英国历史自我意识萌发的摇篮。现在似乎成了历史的坟墓。“整个镇子看起来好像已经山穷水尽，进入一场惨淡、永久的安息弥撒”，成千上万的人只是干站着，无所事事。在附近的赫伯本，他攀上一座废弃的船厂（鲁莽投机带来的后果），如今是一个“梦幻般的荒野，夹杂着腐烂的棚子，奇怪的土堆和凹坑，生锈的铁皮，旧混凝土和新草”。当普利斯特里到达河岸时，他能看到一列列闲置的船舶，腐烂成一堆生锈的废铁。在布莱克本，他曾经历一个棉花厂的拍卖会——当然，最终无人问津——他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奄奄一息的工业帝国等死的病床上。在西布罗姆维奇，他听到男孩们朝仓库投掷石块的声音，他感叹，“他们投石子，即便这石块砸碎了所有的玻璃窗格，我也不能责怪他们”。这声音如同临终前的哀鸣。

奥威尔对普利斯特里不太在意，曾经并不客观地奚落过他的作品，仅仅只是一个个感伤情绪的叠加，充满了平庸的逸事和舒适的家常。在奥威尔看来，社会主义应该坚持直面英国工业的严峻问题——在南部，并大声疾呼：“做点事！”整体失业人数已从1932年250万人的高位下降到了四年后的150万，但它的分布非常不均：米德尔赛克斯占4%，巴罗（Barrow）或贾罗占30%~50%。正如普利斯特里所说，实际上如今有三个英格兰（他完全可以轻松地说成“英国”）：老工业中心地带腐朽的残骸；然后是莫顿–阿尔比恩旷野的村落，所有石灰岩村庄偎依在天鹅绒般的山谷之中（一贯如此），百灵鸟遨游甜蜜的苍穹；当然还有新的英格兰——口红和汽车装配线，班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音乐家），光滑的丝袜和周五晚上的电影。

不知何故，英国的所有人同在一艘船上的象征性共识，在奥威尔看来是不够的。最具象征意味的姿态来自英国王室，威尔士亲王被派至矿村，慰问险情，这一公关举动一出，药到病除，富有魔力。1935年底，乔治五世的统治庆典被精心安排来体现民主君主制精神，人们拥戴的国王和王后坐在一辆敞篷的电动四轮马车上游览伦敦的东区。民众的热情令乔治五世感到震惊，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位朝臣曾斩钉截铁地同他确认过。还有他用低沉的男中音做了第一次王家无线电广播，国王的慈父形象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在另一个精心策划的王室亲民举措中，乔治五世试图与英国的儿童做交流：“孩子们，此刻，你们的国王正在跟你们说话。”这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并坐起来乖乖听话。在临终前的数个月内，平日里粗暴且沉默寡言的君王开始愉快地不断发表演说。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念着由G. M.屈维廉为他撰写的演讲稿——大英帝国是一个大“家庭”，伟大、光荣、不成文的古老英国宪政的后裔。

然而，就奥威尔而言，这古老的宪政并没为现今的兰开郡带来多少好处。所以，他的出版商维克多·戈兰奇（Victor Gollancz）建议他去北方，写下他在威根的所见所闻，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揭露一个真实的英国与欢庆的庆典场面天差地别，他将这次经历书写成一次旅程，绝非随随便便的风俗之旅。《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为他带来了成功，招致了左右两派不少人的仇恨。保守派自然会驳斥它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手册，而工会成员、汉普斯特德社会主义者们，甚至一些曾与奥威尔一同生活、工作和经营过书店的人，也认为此书过于凄凉、悲观，没有顾及塑造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

但是，对奥威尔来说，威根码头是他所要书写的文学样式的第一次示范：激烈坦率的政治书写，不像费边主义文章或工党立场文件那样枯燥，也不像神秘的、兴奋过度和天马行空的D. H. 劳伦斯。最重要的是，他的写作是为了向坐在伊舍（或绍思沃尔德）的扶手椅上的读者呈现一个陌生的世界，那些“攀缘者”争先恐后地在炉渣堆里翻捡卵石大小的煤块；气味（特别在奥威尔闻起来）弥漫在运河上的黄色烟雾里；以及声音，在每个清晨黎明前的威根，当他躲在一家牛肚店上方的小床上，木屐的铮铮声将他惊醒。狄更斯在《荒凉山庄》的开头描写了伦敦大雾，而奥威尔描写的则是覆盖在矿镇的一切人和物件上的烟尘与污垢：他的房东的手指按在待切割的白色早餐面包上，在柔软的白色表面留下一道黑色的指纹；在水上爬行的黑色甲虫（对于配茶的佐餐来说太具有商业价值了）；当他下矿坑后，厚厚的烟灰覆在他身上，像第二层皮肤，温水也冲洗不掉（当然，没有热水）。

一旦下了矿坑，奥威尔意识到，如果在威根失业代表着地狱的话，那么受雇用就是炼狱。每日唤醒白班的时间是凌晨3时45分，跟随着矿工，他弯下腰，或者说是半裸着爬行，通过4英尺高的通道下往煤层，有时会是几英里——一日他曾计算过，就好比从伦敦桥到牛津广场的距离——而这一天的工作实际上才刚开始。第一天，身高6英尺3英寸的奥威尔在他下坑的路上，被矿柱猛撞了下头，当他终于到达工作层时已经筋疲力尽，平日里一向坚韧的他，昏倒过去。

当矿工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已是下午2时30分，他们会回到排房，那在奥威尔看来应该已经报废多年。水槽里总是堆满肮脏的菜盘。罐头鱼、土豆、面包、果酱，还有奥威尔顾虑的人造黄油，这些被送上了桌，桌子上盖着一块肮脏的油布，这块布落在一张被老伍斯特郡酱染色的报纸经年累月破旧不堪的表层上，脆得如同这油腻茶点上落下的面包屑。然而，矿工所经受的这一切使奥威尔感到恐惧，同时也更加钦佩他们，工人阶级家庭设法建设真正的家园，而这基石就是工作。他被威根真诚的慷慨和包容所感动，这包容甚至延伸至像他一样怪异又窥探的陌生人：“有趣的是，不是现代工业的辉煌胜利，不是收音机、放映机、每年出版的五千部小说，也不是阿斯科特赛马场的人群，或者伊顿和哈罗公学的比赛，而是对工人阶级的记忆——尤其是在战前，我的童年时代，英国依旧昌盛之时——才令我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毕竟不算太糟。”

奥威尔《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的使命是迫使不同阶级的英格兰人能够互相直面产生碰撞。然而，由于出版该书的是维克多·戈兰奇的左翼图书俱乐部，要想让那些穿着费尔岛毛衣、驾驶小车、阅读莫顿的人与他一起去威根那些被烟尘涂覆、培根浸腻的厨房，或许他的愿望终会落空。但是，对“老英格兰”的有权阶级（市政厅、议会、法院），更不用说“新英格兰”的有钱人（报业人士、郊区走班族、车库主和百货商场的销售人员），他想让这些人认识到：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不然，一贯以来对于神圣英国宪政和不可侵犯的自由帝国的一厢情愿将何去何从？是自由选择接受一份削减的救济金，还是撵走一名老妇人（经济情况调查人员会告诉你她只是无业游民，尽管可怜，但就是她拖累了你每月的津贴）？

最令奥威尔关切的是这怨声载道背后沾沾自喜津津乐道的英国。1929年拉姆齐·麦克唐纳组建的第二个工党政府，由斯诺登再次出任财政大臣，工会领导人J. H. 托马斯出任掌玺大臣，不合实际地渴望着回归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规范：黄金本位、通缩、平衡预算和公共节俭。当英镑不可避免地出现贬值，政府宣布财政赤字，麦克唐纳和斯诺登政府一直坚持J. H. 托马斯等人所提出的预算削减作为贷款的条件。1931年8月，他们准备结束劳工政府，加入以鲍德温为首的保守党与自由党，组成三党“国家行政”。只有一位工党大臣——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能够有魄力地来支持凯恩斯提出的解决方案，使用大量的赤字融资，降低失业率，并投于基础设施建设。但他未能找到出路，1930年5月，由于在下议院受到攻击并被驱逐，他辞去政府职务，成立了他的“新党”（New Party）。

1936年3月，在约克郡采矿小镇巴恩斯利（Barnsley），奥威尔去听了莫斯利的一次演讲。此时，“新党”已经成了英国的法西斯主义黑衫党。莫斯利被100个黑衫党人簇拥着，而这些人将一名质问者揍得奄奄一息。他仍坚持支持凯恩斯主义的公共开支政策，也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赞不绝口，因为这两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对“神秘的国际犹太人帮派”恶言恶语，认为他们是造成萧条的罪魁祸首，如今还为工党提供资金，这对工人来说是双重背叛。令奥威尔感到沮丧的是台下群众的反应，一开始嘘声四起，结束时他们却一起为莫斯利鼓掌。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奥威尔——拥有几乎与丘吉尔一样孤立无援的历史直觉——意识到一场不可避免的战斗即将到来。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与自由理想，另一方面则是法西斯主义。它们迟早会交锋。鲍德温政府面对英国穷人的苦难时所采取的鸵鸟政策使一切都显得如此紧迫，它是在对即将到来的更严峻的危机的拒绝。1936年12月，在独立工党的支持下，奥威尔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民兵（POUM anarchist militia）的军官去西班牙支援西班牙内战，他想证明自己是一位战士，而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他与坐在伦敦咖啡馆里的社会主义者截然不同，对他而言，这些人只不过是道貌岸然的空谈家，毫无行动力。终于，当他开始参加共和军预备役士兵训练时，他那值得炫耀的历史背景——伊顿公学青年团和缅甸警察学院令他左右逢源。反常地戴上了改良过的巴拉克拉瓦帽以及几乎是他见过的最长的羊毛围巾，由于身材高挑，他非常显眼。最终，在韦斯卡（Huesca）郊外，奥威尔的颈部中了一枪，这颗子弹奇迹般地偏过了他的颈动脉和脊椎，而这种伤口的死亡率（考虑到当时的基本医疗护理环境）几乎是80%。尽管这次受伤对他的声带造成了伤害，使得他很难再大声叫喊，但奥威尔幸存了下来。他对社会主义团结的信念，特别是当伪装成“人民阵线”时，并没有存活下来。在巴塞罗那，他目睹了左翼激烈的内部斗争对共和军造成的破坏。共产主义者，受到莫斯科指令的驱动，似乎更热衷于追捕如无政府主义者之类的异端分子，而不是对抗弗朗哥将军领导下的法西斯主义者。

回到国内，他对官方左翼的狂想曲感到厌恶，对苏联的厌恶感更甚。当他试图描写真相，即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如大多数人所看到的那样，而是有更多的共同点，其实共产主义不过是站在了“右翼的最右边”。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左翼台柱刊物的拒绝，例如《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共产主义作家、批评家如哈里·波立特（Harry Pollitt），以及共产党的总书记，破口大骂，训斥奥威尔为“中产阶级小男孩”，曾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短途游历过，出来时回到了帝国主义的那一方。当奥威尔的作品《致敬加泰罗尼亚》（Homage to Catalonia）出现于1938年的时候，它被视为射向左翼阵营之间相互残杀的内战的一发子弹。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奥威尔已经开始盘算如何以一种通俗易懂受欢迎的方式来宣示同样的警告。“我从西班牙回来之后，就想通过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它要几乎能够被每个人所容易理解……然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个故事的实际细节一直没有能够在我的脑海中成形。后来终于有一天，在我当时居住生活的一个小村庄里，我看到一位小男孩，10岁左右，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从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过，那匹马一想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这不禁让我联想起，如果这些牲口能够确知自己的能力，我们就无法驯服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如同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动物庄园》（Animal Farm ，1945）那时已经开始在奥威尔的脑海里萌芽，在赫特福德郡鲍多克（Baldock）的一座叫沃林顿（Wallington）的村子里，他与妻子艾琳（Eileen）在一个冰冷的农舍里定居下来，在他的小农场踱着步，而咳嗽，是他一直无法摆脱的，那是他后来得肺结核病的开端。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可能也无济于事，但他仍然可以在信件里这样开场：“亲爱的杰弗里，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我很高兴你在丹麦过得很好，但我必须承认，这是为数不多的我从来没想过要去的国家之一。”在1937年8月针对《新政治家与国家》上的一篇军事回忆录的评论中这样写道：“克罗齐耶将军（General Crozier）是一名职业军人，正如他所演出的一样，在1899—1921年，不断地屠杀自己的同胞。然而作为和平主义者，他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在一次救世军大会上，表现得如同一名从良的窃贼。”

当奥威尔在村子里养山羊和鸡并且试图让人们了解战争的徒劳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在自己位于肯特郡无比昂贵的乡间别墅附近狩猎，可能只是略微会为帝国建设的政治无能而沉思。靠近韦斯特勒姆（Westerham）附近的查特韦尔（Chartwell）庄园被丘吉尔匆匆买下，当时的价格还算划算，而他的《世界危机》也有了不错的进展。他找来了建筑师菲利普·蒂尔登（Philip Tilden），让房子增添了几分新詹姆士一世时期风格的外观（这意味着更大），并充分利用庄园周围的迷人景色进行改造，使大餐厅朝南可以看到肯特起伏的乡村景致。当它完工的时候，查特韦尔庄园已经大到足以成为丘吉尔想要的另一个政治法庭，如之前他设想的一样——9间接待室、18间卧室、8间浴室；接着，在温斯顿寻求征服的阶段，建起了一个户外游泳池；还有一个养着观赏鲤鱼的精美池塘，每天他戴着小礼帽仪式性地亲自喂养它们，发出奇怪的声音；尤其是花园露台角落的一个小亭子，他曾在里面画过画，有点孩子气的关于伟大的马尔堡战役的画面。

这个亭子对于温斯顿来说定是一个重要场所，他可以坐下来酝酿他的过去和未来，或两者之间的困难且重要的联系。20世纪30年代被他称为自己的“荒野岁月”，他的“流亡”时期。虽然在议会中作为艾平议员他还保有议席，但自从1929年工党政府上台后，他开始了为期十年的离职生涯，直到1939年9月3日，“二战”爆发前夕，他才被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传唤回海军部。十年固然漫长，但这期间丘吉尔并不空闲也没有特别孤独，尽管他同保守党的权力与直接影响力是隔绝的。这一时期一直有丘吉尔忠实的朋友和追随者光顾查特韦尔庄园：被丘吉尔称为“教授”的牛津哲学家弗雷德里克·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依靠他提供的统计数据来辨认可怕的时事动向；他的助手、年轻的记者、律师兼保守党国会议员布伦丹·布拉肯（Brendan Bracken），报业巨头伯维尔布鲁克勋爵，居住在附近的国防部工业情报主任德斯蒙德·莫顿（Desmond Morton），以及其他一些为他的武装反攻运动输送了更多弹药的人。

除了这些人还有其他人受到了丘吉尔的热情款待：源源不断的香槟，一桶桶红葡萄酒，丰盛的午餐，咆哮的对谈，半搞笑的脾气。如果在查特韦尔度过的是他的流放时期，那这些年也是一个相当交际昂贵的年份，这一点使丘吉尔夫人克莱门蒂娜长期经受折磨。庄园养着9个室内仆人、3个园丁、2个保姆、司机，更别提帮助丘吉尔写作的私人秘书与研究助理了，这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服侍这位命运之子也不是总是愉快的。丘吉尔时而粗暴且蛮不讲理，时而贪心时而侮辱人，有时两种情形同时出现。他的作息对那些不习惯的人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早晨长时间躺在床上，裹着他金绿颜色的中国晨衣，报纸周围夹杂着果酱和甜瓜；每日早晨开始9根“哈瓦那”雪茄里的头一支；在早餐和午餐之间计划决定剩下的时间做什么（另一支雪茄；许多威士忌和水里的头一杯）；相当油腻的午餐；随后一到两小时强制性的午睡；之后起床，面色红润，开始散步，兴致勃勃地像杜立德医生（Dr Doolittle）一样跟他的许多宠物交谈——猪、两只狮子狗、黑天鹅和鱼；游客列队参观最新的改进；或在马尔堡亭俯瞰山毛榉、奶牛和朦胧的天际，沉思；然后是每日两次沐浴的第二次；晚饭前更衣；晚餐喝更多的香槟和红葡萄酒；之后，以一种令大多数人咋舌的方式，丘吉尔在晚上开始真正工作，在凌晨两三点结束。就是这样的作息贯穿了他的整个30年代，以及他的战争岁月。

几乎所有的时间，他用来进行历史写作。《我的早年生活》（My Early Life，1930），一本关于过去的政治领导人的文集；关于马尔伯勒公爵的四卷传记；到了1939年，在牛津毕业的研究助理比尔·迪金（Bill Deakin）等人的帮助下，完成了50万字的《英语国家史略》（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1951—1956）。尽管肯定需要钱以避免破产，但为了维持他华丽的生活作风，他拒绝紧缩开支，拒绝开除身边的随从，历史在30年代对丘吉尔来说比收入更为重要。历史给了他精神寄托，以及挥之不去的疏离感。朋友和敌人都为丘吉尔在一段时间的自我调控惊叹不已，毕竟每天的新闻似乎都在宣示着不好的消息，就像地毯从脚底被拉出一样。任何在政治上头脑清醒的人，都会在这个不稳定的局面里谨慎行事，在做出任何举措之前非常仔细地计算得失。此时，丘吉尔和其他政治家一样有着同样的倾向，权衡利弊，当然他也不乐意摆脱权力的中心。时间不是他的朋友。在他当时这个年龄，只有查特韦尔更多的池塘等待着他挖掘。

但他的历史写作，有时被误解为政治无能的万能药，其实恰恰相反，是驱动他的勃勃雄心以及政治确定感的引擎。回顾“岛国”和帝国的悠久历史，丘吉尔没有迷失在浪漫的幻想里，他的脑子是清醒的，给他提供了掌控力与明确的方向，未来需要做什么。他写的一篇关于罗斯伯里的文章，更适合应用到他自己身上：“往昔唾手可得，那是他最信赖的顾问，学习与历史一直伴随着他，运筹帷幄，为时事带来了古老威严的氛围。”

《马尔伯勒》的片段“被非洲阳光晒成古铜色”可能是他最纯粹的自传：“在马尔伯勒看来，将他的家庭升至第一等级的重要性仅次于英国成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重要性，没有理由证明这两个过程不能结合在一起。他不懈的勤勉和努力，他深刻的洞察力和算计，他随时准备投入——不仅是他的生活，还有他所有的声誉和财富——到战争的危难时刻，精心备战，随时效忠他的国家。”

然而，退后一步观察英国历史的伟大走线，尤其是联盟和帝国的历史都开始萌发的安妮女王时代，为丘吉尔提出一个严重的悖论。海岛帝国的命运及它与欧洲的牵连——特别是在他所诞生的维多利亚时代往往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但丘吉尔的历史告诉他，实际上历史从来不是这样，事实恰恰相反。英格兰以及之后的英国能够最多参与欧洲事务的时候，才是这个帝国曾经最辉煌的时刻：马尔堡战役，老威廉·皮特与法国的全球竞争，以及他儿子小威廉抵抗法兰西共和国扩张主义的决心，还有迪斯雷利跃入狡诈的东方外交的19世纪70年代。英格兰本土主义意味着王室的自我消解、帝国的削弱。丘吉尔深信，“大英帝国”的“大”（Great）可能也会从这个字眼里消失，联合王国，到最终，也许注定会崩解。

正是这种历史得出的信念使丘吉尔在20世纪30年代重返政坛，乍看来，这时的情势是矛盾或者至少说是不切实际的：考虑到军备调整、王室对印度的过度自信。他对帝国反动好战的态度破坏了他作为欧洲未来权威人物的信誉。但是，在丘吉尔的思想中，在20世纪30年代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者密不可分。不知是否因为麦考利在克莱武和黑斯廷斯的文章中浸泡了太久，抑或由于沉溺在自己关于宾顿·布拉德和马拉坎德战争的回忆里，丘吉尔对国会民族主义兴起的反应既过时又过激。劳工政府试图承认印度国会武装，并暗示了其最终的自治领地位（即帝国内的自治），这受到了丘吉尔的反击，认为是面对叛乱做出的极其可悲的投降行为。一个真正的自由国家的联邦联盟，共同履行效忠君主的承诺，在他看来只有在真正的纽带形成时才能成立：共同的民族血统和语言，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换句话说，就是同为帝国的白种后代。

英国权力（或许该称之为“强制力”）可以以某种方式演变得更为亲和的想法——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强大到足以构成真正的共同效忠——在丘吉尔内心深处，感到不以为然，这与他知道的一切人类本性相悖。但当然，这正是麦考利在1833年的演讲中所提出的伟大承诺：在一个合适的时机，这种语言、法律和文学的纽带终将实现并促成这一转变。事实上，麦考利曾更进一步设想，这样的关系将最终将比刀剑更加强大。这正是当下这个21世纪所赎回的承诺——虽然与麦考利预料的方式相去甚远——写在了伟大的印度英语文学的每一页上。但是，文化纽带也可取代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丘吉尔无法想象的。这可能不仅仅是帝国也可能是英国自身的最终结局。他在1930年说：“失掉印度，将标志并促成大英帝国的毁灭，这个伟大的有机体将会像得了中风一样瞬间土崩瓦解，成为历史，这是一场灾难性的毁灭，没有回天之力。”丘吉尔，一个如此相信文字力量的人，竟是这样的文化失败主义者，这是他最悲哀的失败之一。

1931年，时任印度总督欧文男爵——当年曾在丘吉尔手下任职的爱德华·伍德，也是后来的哈利法克斯子爵——从监狱释放了甘地以及其他30名国会领导人，使他们能够参与关于印度未来的谈判，丘吉尔怒火中烧。关于他对甘地的著名侮辱性言论从未被印度遗忘并原谅：“这是一个令人震惊且感到恶心的场景，看到甘地先生，一位参与煽动的中殿律师，如今假模假样地扮起了东方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着身体迈着大步登上总督宫的台阶……与王室的代表谈判起了平等地位。”

虽然在班加罗尔他曾阅读麦考利的作品，但丘吉尔显然没有认真读过（或者忘记读）麦考利1833年的演讲，大英帝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刻，同时也应该是其负责任地进行自我清算的一天。他似乎也已忘记了自己的言论发表于1920年，在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之后，以及自己对戴尔将军进行的调查，那时他认为英国不能也不应该单靠武力来统治印度：“这对大英帝国来说是致命的，如果我们只是尝试在它之上立足。英国的做事方式……一贯意味着或暗指与该国的人民建立密切有效的合作关系。”事实上，丘吉尔仍然信奉维多利亚时代的真理，认为广大印度的人民群众对英国的统治是满意的，并且认为他们被一个非典型的“煽动者”团体可耻地误导了。要消灭他们，必要的话拘留他们，这些挑衅的百姓很快就会消失。当然，这也是他针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所提出的看法，但最终丘吉尔还是接受了自己理论的空洞，达成和解。

如果他像普利斯特里一样去过布莱克本，并听过工厂工人对“都胡提棉花”[1]印度市场消失的感叹，丘吉尔还有可能对甘地强大的大众动员力量表示更多的尊重。他或许也会明白为什么甘地象征性“半裸”。他抵制进口布，呼吁用手工纺织的土布替代运动宣传。伴随着其他印度制成品不可阻挡的增长趋势，彻底、不可逆转地改变了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于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不平等条款。这同样是一个古老的历史教训，但却不知何故被丘吉尔遗漏了：在英国人来到次大陆之前，印度已经开始生产印花布了。事实上，英国人最初去印度的目的，就是购买那些印度棉布。只是英国权力成了对经济必然恢复的阻碍了。

像许多曾经在拉贾短暂服役过的人一样，丘吉尔也可能高估了英国的政府、警方、军事实力，尤其是在面对像甘地这样真正的群众运动的时候。虽然他在口头上承认英国的“合作”模式，可能他脑子里浮现的是“应负责任的”英国王室以及大资本家，而不是数以百万计的办事员、税务人员和邮政人员，受议会感召离开他们的办公室，拥有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关停印度政府的能力。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将任何形式的选举权限制在不超过10%的人口手中，英国政府实际上促成了这个政治国家在官方渠道之外寻求表达的趋势。经济歧视助长了王权，同样也发动了怨声载道的引擎。如果1930—1931年丘吉尔在印度，那么他就会目睹甘地为了打破英国对盐的垄断而发起的伟大的甘地海边大游行；甚至，如果他知道盐的问题成了这一不平等的殖民帝国关系之间的核心问题的话，那么也许他会改变自己对甘地的看法，就像他对待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一样。但是盐，除了出现在他的午餐鹿肉上之外，很少在他的脑海里得到重视，相反，在威斯敏斯特，他对国家政府，更甚乎远在印度的欧文男爵，对处理挑衅者问题表现出的软弱态度进行了抨击：“英国雄狮，往日是如此凶猛而英勇，在面对大决战的创痛时，无所畏惧且战无不胜，如今却在自己的昔日辉煌的领地与森林中被兔子追着跑。我们自己的力量并没受到严重削弱，症结在于，我们正遭受一种意志疾病，我们是一次神经崩溃的受害者。”

丘吉尔竭尽全力反对英国政府在1935年的印度法案里做出的印度省级自治承诺，这也将他推向了强硬的右派阵营，这些人向来对他们“亲爱的教区牧师”——斯坦利·鲍德温持怀疑态度，认为他无论是在面对工会还是印度反政府武装的时候，都是一名软弱妥协者。当该法案由多数的400对84投票通过立法院的二读之后，丘吉尔表现出了他平常的宽容，以及一种务实的自我保护态度，并有意识地宣布放弃这个问题。但他的儿子伦道夫仍然以反印度法案候选人的形象参与了一场选举，最终落败。温斯顿长期激烈的密集公开反对主张也致使他对英国承诺印度自治本身的诚意提出严重怀疑，毕竟，如果丘吉尔有一天能重掌政权的话，甚至可能会担任外交大臣？

当然，温斯顿斗牛犬一般振振有词的反政府言论并没有提高他在绝大多数保守党心目中的地位。他现年60多岁，大多数人把他看作一个过了气的政治人物，太爱炫耀，太大声，过度沉溺在里维埃拉美好生活和负担不起的乡村奢华里，最糟糕的是，对他自己的声音太过迷恋。鲍德温的描述不无道理，总结了许多人对丘吉尔的看法：“当温斯顿出生时，很多仙女从他的摇篮上俯冲下来，为他带来了礼物（天赋）——想象力、口才、勤奋、能力，接着，一位仙女对他说‘没人有权利得到这么多的礼物’，于是把他抱起，又摇又晃，以至于在所有这些天赋中，他被剥夺了判断力和智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乐意在下议院听他发表演说，却不愿接受他提出的建议的原因。”

丘吉尔关于帝国命运的尖锐的危言耸听也意味着当他发出对德国威胁的声音的时候，大部分下议院的议员都只是调低音量不以为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议员都对第三帝国的野蛮属性无动于衷。早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震惊且反感，如英国驻柏林大使霍勒斯·隆堡爵士（Sir Horace Rumbold），他立即意识到，新政权不只是另一个普通意义上无足轻重的独裁政权。隆堡此时已经读过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1924），并相信它。他告诉政府，很可能，希特勒打算从德国驱逐全部的犹太人。他退休前（这也许是绥靖政策兴起的看不见的转折点之一）试图以一个外交部官员所允许的最强烈的态度告诉白厅（英国政府），德国是由一群不完全“正常”的人所管理的：“我们中许多人确实有一种感觉，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异想天开的流氓和怪人已经占了上风。”

但对于许多执政阶层来说，包括《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道森（Geoffrey Dawson），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一小块难以消化的肉，是绝对正常的，或许他的国家得到妥善处置他就会变得正常。撰写过官方欧洲历史的约翰·惠勒–贝内特爵士（Sir John Wheeler-Bennett），坚持认为这位大臣是讲道理的，“公正地渴望使德国再次受到国际尊重，并且他自己也渴望获得承认”。与其他更多的“古怪”人物相比，如社会宣传家朱利叶斯·斯特雷谢尔（Julius Streicher），或花花公子赫曼·戈林（Hermann Goering），希特勒无疑是“他的党内最温和的成员”。而且，若他果真崛起了，那也是在国内的公共消费方面，况且，难道德国崛起就没有合理性吗？它肩负着大战的罪责；因为在欧洲和非洲剥削领土而经受惩罚；一直背负着巨额赔款，这造成了经济崩溃与普通的德国国民无尽的苦难；被剥夺了主权国家拥有武装力量的基本权利。更何况，围绕在它周围的都是军事硬件林立的国家，也难怪它感觉到“被包围”。1933年，德国同时退出裁军谈判会议和国际联盟。该行动只被视为一个国家可以被理解的政策，经受多年的屈辱，希望恢复其应有的主权。1936年3月，德国直接违反《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重新占领了莱茵兰，这也被简单地看作是恢复全部领土的主权的做法，无可辩驳的古老的日耳曼领土。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敌意，英国人的反应不尽相同（也有些许例外），有人耸耸肩表示漠不关心，有些人则彻底对德国的政策表示同情。牛津大学希腊语钦定讲座教授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尽管后来成为一名反绥靖者——让人们了解：“经验告诉我，从某种特殊的程度上说，他们是在任何西方国家里存在的一种危害性元素……我完全理解德国对这些人的态度，并充分表示赞成。”

希特勒本人就是富有魅力甚至令人着迷的人物，远超过人们对他的反感。有一大批访客络绎不绝地涌向柏林或者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回来时对他所创造的奇迹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曾为德国锻造出高速公路、大众汽车、清洁的城市。最令人沮丧的是大卫·劳合·乔治宣称他为“在世的最伟大德国人”，并对《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读者滔滔不绝：“希特勒是位天生的领袖……引人注目充满活力的人物……神秘和富有远见的混合……超然物外追求灵性升华的人物”，是英国发展需要的亲英派盟友，对大英帝国表现出尽可能的友好。劳合·乔治唯一的遗憾是英国没有像他一样有才干的领导人。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当时认为希特勒与圣雄甘地难分伯仲，两者都是滴酒不沾、素食主义、向往和平的人；报纸大亨罗瑟米尔勋爵（Lord Rothermere），信誓旦旦将他称为一个“完美的绅士”；德国驻伦敦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告诉内阁秘书托马斯·琼斯，他们的元首真的就像鲍德温先生一样，是一位腼腆谦逊的人，一位温和的艺术家，琼斯没有放声大笑，而是信以为然。甚至丘吉尔——在整个30年代一直是墨索里尼的温和崇拜者——也赞扬这位领袖的“温和而简单的举止、冷静的作风、超然的风度”。看到历史上的许多强权人物正是通过强权手段上台，在1932年，他认为也许希特勒也终将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位，一位德国爱国者的优秀典范。1932年为写马尔伯勒传记，丘吉尔在巴伐利亚进行研究之旅，差点有机会在慕尼黑与希特勒会面。反而是希特勒，由于被告知丘吉尔的亲犹太人的立场，认为这次会面是一个坏主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对大英帝国的钦佩是完全合格的。他曾告诉哈利法克斯说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傲世军魂》（The Lives of a Bengal Lancer，1935），因为电影里刻画了一小群的白人男子将海湾以及整个次大陆成群的有色人种掌控在自己的刀剑之下。萨维尔街（Savile Row）游行队般的景象——衣着讲究的绅士们招摇地穿过住宅，引得人羡慕，没有理由不导致希特勒相信，在英国政府和第三帝国之间确实可以达成共识，毕竟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不冲突的。正如冯·里宾特洛甫告诉哈利法克斯的一样，德国希望在东欧能有一只自己的“自由之手”，同时允许英国保护并促进其在亚洲和非洲的发展。还有什么比这更整洁或更和谐的呢？在伦敦，冯·里宾特洛甫像一位演奏家一样声张自己的论调，发掘着在他看来英国政府处理得过于心肠仁厚的问题。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之前，许多政界和党派人士为法国与东欧国家结盟的判断失利表示遗憾，在德国领导下所出现的东欧“重组”既是不可避免也是无害的。毕竟在欧洲东部，一个强大德国的存在将是对布尔什维克威胁的缓冲，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应知道，那才是自由真正的威胁。

德国在东部的战略计划，不管是什么，当然不值得英国人再冒一次泛欧战争的风险。在这一点上，鲍德温和张伯伦的政府的确是符合绝大多数英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主张的。最后一场“一战”的记忆仍然是血淋淋的创伤。如果在身体上留下物理性伤口，那么心理创伤经证明更难愈合。经历过战壕的恐怖的人，如今是最热心的和平呼吁者，不惜任何代价。事实上，其中一些退伍军人，如《水獭塔卡》（Tarka the Otter, 1927）和《鲑鱼萨拉》（Salar the Salmon，1935）的作者亨利·威廉森（Henry Williamson），对此坚信不疑，以至于他们之后成了法西斯主义者。但对和平的热切渴望没有被左右两派政权权力垄断。有思想的人，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和H. G.威尔斯对普遍裁军（如果可能的话进行国际性裁军）深信不疑，将冲突政策留给国际联盟领导下的国际安全部监管。

虽然被贴了标签（特别是被希特勒），当然，丘吉尔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战争贩子。他也在近战中目睹过战争的残暴，理解其造成伤亡的规模和本性，和哈利法克斯或张伯伦一样，也想阻止另一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深深地感到悲伤，正如他一再重申的一样（尤其是在他的回忆录中），欧洲历史上所有的战争中，这场可能是最容易被制止的。但早在1933年他就领悟了纳粹政权的本质——也许是因为他的女婿邓肯·桑迪斯（曾担任霍勒斯·隆堡爵士的助理）所提供的报告，肯定不会被政府出于内疚而做出的逢迎政策而阻止。英国若能够与德国进行正式谈判，那不如真正从实力上进行比拼。

丘吉尔坚持不懈地大肆鼓吹，一直持续到军备重整。从第三帝国的早期开始，他就决心揭露其残酷的本性，特别是对那些假装这是一个会服从基本国家惯例政权的人，尽管招人厌恶。丘吉尔的寻求异议言语是戏剧性的，他的观众们翻着白眼，在背后嘟囔“老温斯顿又来了”。丘吉尔讲道：“自从那些野蛮的日子以来，嗜血的哲学……以一种空前的方式注入了他们的青春。”这并不夸张。他的语言也相当忠实地呼应了纳粹党人自己的语言崇拜，尤其是在面对青年运动和精英民兵时。盖世太保的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自称为博学的人种考古学家。纳粹领导下德国人只不过是在寻回民族自尊心，这样的观点在丘吉尔看来是可怜且天真的：“所有这些强健的条顿青年团体，游行于德国的大街小巷，欲望之光在他们眼中闪烁，报效国家……他们不是在诉求身份地位。他们正在寻找武器。”在犹太人问题上——另一个在下议院看来有点不礼貌且无关紧要的话题，丘吉尔同样也态度坚决。关于对犹太人的“可怕、冷酷、科学的迫害”，他说道，“从富裕到毁灭，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他们被剥夺了赚取每日面包的机会，在穷困潦倒的寒冬被剥夺了救济金，他们的孩子在学校被嘲笑……他们的血液与种族被玷污且诅咒，浓缩于人类身上每一种形式的丑恶被投射在这些人身上，通过压倒性的权力，通过卑鄙的暴政”。

当然也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如工党议员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以及（最重要的是）外交部常任副秘书长万斯塔特勋爵（Lord Vansittart），与丘吉尔持有相同的意见，有时候会直言不讳。但越是接近任何形式的权力，他们就迫不得已越要守口如瓶，毕竟国家采取的是绥靖政策。丘吉尔的道德谴责也收效甚微，他不断要求国家严肃考虑重整军备武装，维护国家利益，而这个利益首要的一点就在于基本的自我防御。在他的亲密伙伴“教授”林德曼的影响下，丘吉尔开始相信下一场战争迫在眉睫，并且对平民的大规模空中轰炸在所难免。（考虑到德国空军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空中试验，如对格尔尼卡的轰炸，没有什么可以打消他的顾虑。）在林德曼的指导下，他想象纳粹对伦敦进行持续性空袭轰炸的景象，将会是世界末日般的。60天的袭击将造成至少6万人伤亡（这也是整个战争期间的平民死亡总数），并致使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数百万人可能会混乱地涌向乡村。丘吉尔自己的飞行经验——短暂，无疑加重了这些场景的戏剧性想象。而正是他们在德累斯顿、东京和广岛的盟军，将会回以如此规模的烈火风暴。

丘吉尔认为避免这种可能性的最佳举措就是跟上德国飞机生产的步伐，他知道这个数量已经快速超过了王家空军。他估计德国人生产的飞机总量是英国的2.5倍，这与实际数值是相当接近的。可能他在外交部或中央情报机构的良好信息来源，为他提供了一些这样的信息，也许是德斯蒙德·莫顿，此人也深深反对绥靖政策。鲍德温自己实际上也是致力于军备重整的，但只想以一种平静的方式展开，他不想留给希特勒任何加速军事化的借口，而这可能导致情势无休止的升级。另外，丘吉尔其实想让潜在的敌人注意到英国官方军备调整的态度，以及普通和平时期与实际战争之间过渡的事态。他认为，政治拖延与否认的政策特征是致命的。他在下议院的一次讲话，或许为这一悖论添了把火，他认为政府只是“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下决心时优柔寡断，该坚决时摇摆不定，团结时如一团散沙，强大到无能为力。我们准备迎接更多珍贵的，或许对英国来说至关重要的岁月，来为蝗虫们提供口粮”。丘吉尔接收着由自己的线人提供的各种情报，其中包括一些来自英国王家空军内部的消息——如王家空军中队长C. F.安德森，他不断使鲍德温丑态百出，致使他调整了自己之前对飞机数量差距过于乐观的预判。在1935年11月的大选后，鲍德温的防御政策迎来了最低点，这位首相以一种用他自己的话说“令人震惊的坦率”的口气（不无道理），告诉下议院，如果他去全国各地，并告诉他们德国正迅速重整军备，“这太平洋民主联盟”将永不会允许他上任，那么所有人将何去何从？当他一结束演说，丘吉尔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告诫了他，自己一向认为决定首相政策的应该是对国家的领导能力，而不是选举时机。

在1936年德国人重新占领莱茵兰之后，没有反对意见，似乎丘吉尔的观点逐步获得更多的支持，如鲍德温所推测的一样，即使国家尚未做好准备拉响空袭警报器。是年秋天，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武装集会。张伯伦、塞缪尔·霍雷爵士（Sir Samuel Hoare）和安东尼·伊登，分别时任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和外交大臣，采取了守势。但就在这改革的关键点上，丘吉尔犯了一个非常严重、不可饶恕的错误。乔治五世在当年早些时候去世，温斯顿如今张扬地支持爱德华八世迎娶辛普森夫人（Mrs Simpson），并且保持王位。对于温斯顿的反绥靖的朋友和盟友来说，这不仅仅是中心事件的一个奇怪的插曲，还相当难堪尴尬。但是，丘吉尔一贯对君主制抱有浪漫的依恋感，况且与爱德华八世是长期的老相识，这都促使他赶往救援。当然，他自己也是半个美国人，虽然大部分时间会为富人和名人的打情骂俏感到不解，他可能也没有多少时间关注一个国王和一位离婚者之间的结合（当然在他们相好的初期并没有离婚），认为此事自相矛盾。最后，丘吉尔比爱德华自己更为热心于国王的事业。这场危机给了鲍德温收回他所有的财富的时机，他感激地欣然接受，表现出冷静的政治家形象，出现在宪政危机之中，在一个国王到另一个国王之间谨慎地管理着主权归属的痛苦道路，相反，丘吉尔不过只是一个荒谬和口出狂言的家伙。当他起身痛斥鲍德温对国王的明确替代方法时（放弃辛普森夫人或者放弃王位），几十年来他第一次淹没在反对声里。

1937年5月，内维尔·张伯伦取代了此时已经精疲力竭的“亲爱的教区牧师”（斯坦利·鲍德温）出任首相，丘吉尔准确地预感到张伯伦是一位比鲍德温更加热衷且有原则的绥靖主义者，他又来劲了。在鲍德温、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身上都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一个标准的保守党人形象，或可以称之为一种英国特色，丘吉尔对此是熟悉甚至是喜欢的（虽然在张伯伦这儿被拉伸了一点）。鲍德温就是英伦乡村美德的化身：坚实、聪明、宽容、大方，不仅不易怒，而且几乎是不可能发怒的。像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继续为1914—1918年那场战争所造成的灾难而痛心疾首，并向自己和他的国家承诺，这些罪恶永远不会重复。“它的记忆，”他说，“使我们厌恶。”这是因为英国并不为异端的增长提供沃土，它必须受到保护，以避免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冲击，如此，英国的差异性、国家“财产”，才会传至子孙后代。

哈利法克斯，高大、消瘦，英国国教徒，强烈忠于约克郡，莱特尔顿狩猎好手，著名的骑手——尽管有一只枯萎的手臂，相当精明，这点他的朋友和敌人都一致认同。他花了一辈子从事这样或那样的公职，为自己不讲任何废话而自豪，看到修辞的废话审时度势，确切地知道该在怎样的时机如何为权力的车轮添油。在印度，他认定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事实确实如此，极力避免使自己失去勒琴斯辉煌的总督府，他是第一个占领那里的人，总是准备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持与王室的联系，现代人将它称为“英联邦”。而另一方面，张伯伦，代表了帝国的中产阶级商业与市政的美德，尽管他父亲的豪宅——海布里，距从一开始助其上台的螺丝制造业、天然气和自来水业的市政激进主义相距甚远。多年来，似乎他那位更贵族化的弟弟奥斯汀看起来更像一位合适的保守党领袖，特别是外务和帝国贸易一向是他的专长。此外，内维尔仍然保持了这样的形象（认为这是忠于他的根基的）：首要的任务是改善地方政府，特别是教育，对大街上的绅士、律师或银行经理所希望看到的一个保守党首相所要做的决策拥有强大的直觉。这对张伯伦来说（鲍德温也一样），就是维护和平。

虽然不完全出于自己的个人经验，丘吉尔当然了解这个英国，这个马术比赛、村落学院、小镇教堂、铜管乐队里的英国。但是与其他政客不同的是，丘吉尔坚持认为，若继续迁就霸权独善其身的话，这样的英国绝不会存活太久。就像他的门生保守党议员杜夫·库珀（Duff Cooper）所说的，就是将拥有250年历史的英国与一权统治下的欧洲相对立。丘吉尔在1934年11月的BBC广播中对此更加生动地进行了表达：“有人让我们忽视欧洲大陆。让他们自己继续仇恨并备战，让他们炖自己的血，继续他们的争吵，判令其自身的灭亡……只有当我们可以让英伦岛屿远离他们岩石地基，可以将他们横跨大西洋拖至3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时……或许这还算是个好计划……”

然而张伯伦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反倒是一个很热心的人，要指点希特勒使他理智起来，给他推销欧洲的和平“安排”。1937年末哈利法克斯已经去过德国，戈林在柏林举办盛大的狩猎会，哈利法克斯作为政府的猎狐者履行了他的职能。不列颠已经赢得了所有海外奖杯的战利品——所有的捻角羚和羚羊。冯·里宾特洛甫也提到了这点，一定是它使得哈利法克斯相信，如果和德国做个交易让其在欧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让英国也在帝国范围内为所欲为恐怕是要受到牵连的。1938年3月，奥地利与德国合并了，德军坦克在兴高采烈的人群面前驶过维也纳的大街，形势似乎变得越加急迫，特别是希特勒又在叫嚷说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北部苏台德（Sudetenland）地区约300万德意志人处境艰难。当这种叫嚷变成了要求用武力把苏台德地区合并到德国里面去的时候，张伯伦开始了一连串的穿梭飞行，想要平息这个危机。张伯伦工作的核心是说服捷克斯洛伐克放弃该地区而不做其他任何抉择，虽然这个合并要求有辱他们的主权；又说服法国人接受这个计划，本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的时候，法国是这个国家主权的共同担保者之一；张伯伦还要说服希特勒本人相信他可以不诉诸军事行动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最后一项当然是不难推销的买卖。

1938年9月，在贝希特斯加登两人相互说了一些无意义的玩笑话之后，张伯伦和希特勒好像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在莱茵兰地区的拜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第二次会面期间，希特勒突然开始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和波兰人聚居地应该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里分出来。张伯伦虽然觉得不快，事实上相当的恼怒，却还是迁就了希特勒；特别是英国驻柏林的新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害怕惹恼希特勒，警告说不要做任何事以免挑起、搅乱或激怒这个为一点小事就会大发雷霆的元首。但是有一个时刻，常识占了上风，加上鼓起了勇气，哈利法克斯觉得事情闹够了，决定这样做足以引起内阁反抗张伯伦，坚持要让希特勒信守贝希特斯加登协议的内容实质，并且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军事袭击的情况下，英国和法国要考虑这就是针对他们的攻击。

1938年9月末的一个星期，希特勒的马刀挥得霍霍作响，一点也没有减弱的样子，看起来要开战了。大规模疏散的临时计划加快进行。27日，张伯伦向全国做了一个广播，传达了不愉快的消息，但也没有要大家打起精神预备战争。“真是可怕、不可想象、难以置信，”他缓慢庄重地说道，“因为一个远方国家，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们之间在吵嘴，所以我们要开始挖战壕，试试戴防毒面具了。”乔赛亚·韦奇伍德上校（Colonel Josiah Wedgwood），曾经是工党议员，好斗的反绥靖主义者说张伯伦不过是在吓唬老太太，这样当他和魔鬼做了交易回来，大家能把他当作沉默的英雄向他致敬。“会打仗吗，亲爱的？”在电影《效忠祖国》（In Which We Serve，1942）里，西莉亚·约翰逊（Celia Johnson）问驱逐舰船长诺埃尔·科沃德（Noël Coward）。“我想八成会打吧，”他回答说，“还没到跟前的事儿不用愁，等到了跟前就愁不起来了，真的。”

当然，28日张伯伦给下议院报告情况的时候，接到塞缪尔·霍雷的一张便条，就中断了他自己的讲话（或者据说是），宣布他接受了希特勒的邀请要去慕尼黑。有人在后排议席上吼叫：“谢天谢地我们有首相！”很多人欢呼，挥舞着议事日程表。下议院、工党、保守党的议员都站起来给张伯伦热烈鼓掌，惹人注目的是，除了丘吉尔、他的朋友利奥·艾默里和安东尼·伊登，后者在几个月时间里都在狙击自己的同僚，之后就辞职了。然而，后来丘吉尔的确走到张伯伦面前祝他走运。张伯伦去了德国，不必惊奇，他在那里真的说服了希特勒——他不必做任何不愉快的事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虽然（张伯伦）又是取得了一个非凡的外交成就而凯旋受到公众瞩目致意，这可不像打牙祭了。10月1日，捷克人被告知他们要向不可避免的情况低头，从苏台德地区撤回他们的边防军，这样德国军力可以长驱直入。当然，他接着说，如果捷克人“够疯狂”要抵抗的话，他完全理解元首别无选择只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方了；但是他能在乎一下不去轰炸布拉格吗？哦，希特勒说，我总是尽我所能避免伤到平民——又加了一句说他最恨小孩被毒气弹炸死。就是啊，就是啊。然后张伯伦掏出一张令人难忘的伪善无用的神圣的绥靖主义临时凭证，上面写着英国和德国彼此永远不会开战，还保证用协商解决所有困难。希特勒伸手去拿笔的时候也许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见。

张伯伦回到国内，被当成了欧洲和平的救星。他在黑斯敦机场（Heston aerodrome）欢呼，手里挥舞着工党政治家休·道尔顿（Hugh Dalton）说的“《我的奋斗》上撕下来的一片纸”。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张伯伦左右分别站着国王和王后，下面的大群人唱着《因为他是个快乐的好伙计》（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在唐宁街10号门外，也是同样的情形。张伯伦从楼上的窗口露出脸来，露出一丝微笑，他问随员他应该向欢呼的人群说什么话，得到的建议是讲1878年迪斯雷利从柏林回来时候说的话。“我的好朋友们，历史上第二次，”张伯伦宣布，“一个英国首相从德国光荣地带回来了和平，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接着他告诉大家回去“睡个安宁的好觉”。在法国，对于这一死缓刑期，绝大部分公众舆论同样欢欣鼓舞；为了感谢他使这个国家免遭战火涂炭，《巴黎晚报》（Paris-Soir）为他提供法国境内一条里面有许多鳟鱼的溪流；在《星期天图摘》（Sunday Graphic），贝佛利·巴克斯特（Beverly Baxter）写道“因为内维尔·张伯伦，我儿子生活的世界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个时代我们将不会看到欧洲再武装起来像野蛮的熊一样厮打”。

在这一片狂欢中，有几个孤独的例外，尤其在伦敦外围：斯科特的《曼彻斯特卫报》和《格拉斯哥预言报》（The Glasgow Herald），把慕尼黑（协议）叫作“强制执行的勒令”。海军大臣杜夫·库珀辞职了，因为他要求重新开展军备被拒绝了。他写文章说，张伯伦相信希特勒可以用甜言蜜语去应付，他却认为带锁子甲的拳头是更好的策略。历史学家泰勒写信给库珀说感谢他证明了“在这个全国受侮辱的时刻，还是有一个英格兰人不负气节坚持原则，以及我们从前伟大的名声”。另一方面，屈维廉一直仰慕鲍德温（特别是对鲍德温的乡村情怀），这时候全心全意地在背后支持张伯伦及慕尼黑（协议），对这种“战争呼声”表示痛惜，相信为了“波希米亚”而要牺牲英格兰是疯了。

在下议院辩论的最后一天，10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不设防的残缺国家，丘吉尔做了一场带着不朽的悲剧力量、到那时为止他的职业生涯里最打动人的演讲。丘吉尔奚落张伯伦，声称他使得希特勒在拜德哥德斯堡发布“撤回”的声明，讽刺说“顶着手枪要一英镑，拿到手后再顶着手枪要二英镑。最后独裁者满意地拿了一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其他的折合成一个对未来的善意承诺”。（当然）他是援引了《盎格鲁–萨克森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里埃塞尔雷德国王尝试买通丹麦入侵者的悲伤故事，然后说出了令人不愉快的真相：“我们现在身处一级强度灾难中。”法国赖以生存的东欧联盟系统已被扫除。张伯伦想要英国和德国人民之间的和平，这个目的没错。

然而，英国人的民主和纳粹强权不共戴天……纳粹宣扬侵略和征服，从迫害中夺取力量，享受邪恶的乐趣。我们都已经看到它无情的残暴，利用谋杀来威胁。我发现不可忍受的是这种感受：我们国家在强权面前坠落纳粹德国的圈套和影响之下，我们的存在变成要仰他们的鼻息。

他说，为了预防，他已经尝试过敦促及时重新武装起来，可是“无济于事”。丘吉尔反对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坚持德国现在已经“满意了”不会再提出领土要求，他预言短短几个月后政府会被索取更多领土、更多自由。接着他变得更像预示世界末日，说承认那些就意味着在英国要开始审查制度，因为没有人会被允许反对这类决定。

到那时候有什么解决办法？唯一的依靠就是通过取得他一直在要求的优先制空权“重新夺回我们旧岛的独立”。丘吉尔注意到，这时候已经是勋爵的鲍德温说过他愿意“明天”就组织生产；他没有放过这位前首相，那当然很好，“但是我想如果鲍德温勋爵在两年半前说这话就更好了”。英国的“勇敢的人”在看起来延迟到来的灾难面前如释重负还庆幸窃喜，他也没有对他们感到不满。只是，丘吉尔在自己的结语里说，他们应该知道真相：

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没有开战，却已经吃了一个败仗，它的后果会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伴随我们很长时间，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经过了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可怕的里程碑，整个欧洲的均衡被打破了，当时反对西方民主制的可怕言语说出来了：“你已经被称过了，发现你分量不足。”还有，不要以为这是完结了，这只是清算的开始。这只是第一口，这将是一年年递给我们的苦酒的第一杯，除非我们能重新崛起，绝对恢复道义健康和军事活力，然后像古时候那样立场坚定地争取自由。

1938年，张伯伦政府的圣诞贺卡上是一张首相飞机在云层上飞去慕尼黑的照片。3个月后，1939年3月14日，简直就像验证丘吉尔的可怕预言一样，德军坦克开进了不设防的布拉格。一开始，张伯伦还在谈论和平，可是当他觉察到托利党后排议席突然强烈抵制，又在《每日电讯报》上读到了严厉的攻击，最后他决定要站出来说话了。3月17日，在伯明翰的一次演讲中，他表示自己非常震惊和沮丧。31日，他向下议院宣布英国和法国政府正在给予波兰保证。波兰是希特勒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他表面上说要但泽克港口（Danzig），现在叫格但斯克（Gdansk，否则通过所谓的波兰通道Polish Corridor，拿到港口就从陆地上封锁了波兰去波罗的海的通道，这个通道是分开德意志主体和东普鲁士的，在“一战”后设立）。假如波兰受到攻击，英法将要支援。这个援助在物流上是不可能抵达洛兹（Lodz）或华沙（Warsaw）的，这就意味着在西欧开战。但张伯伦表面上转向采取坚定的联盟政策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他相信这个承诺发布后就足以阻止希特勒了，那么这个保证永远也不需要付诸实施。

8月23日宣布的纳粹和苏联互不侵犯协议是晴空霹雳，把这一设想化为青烟。没有苏联配合，英法的保证好像是一纸空文，没有威慑力。希特勒认为它是虚张声势，而且（判定）真的要践行这一纸承诺的时候，英法两国都不会真的和他开战。1939年9月1日，借口格莱维茨（Gleiwitz）的一个德国电台受到攻击，德军对波兰同时在地面和空中发起残暴打击。英国驻德大使向柏林政府相应地递交了一个“照会”，说如果德军不马上撤回的话，英国和法国将会按照承诺做。第二天，下议院气氛凝重又意志坚决，大家盼望听到宣战的消息。相反，他们迎来的是张伯伦的拖延，他建议如果通过意大利调解，德国撤回军队，可以维持9月1日的原状，召集法国、波兰、意大利、英国、德国代表会谈。大家一片惊愕。这其实当然也是希特勒的主意，在最初的愤怒爆发后，他想着再开一次慕尼黑会议，他又能不用开战就得到他想要的。工党和一些托利党人都不胜惊骇。保守党议员利奥·艾默里冲着工党领袖阿瑟·格林沃德（Arthur Greenwood）喊出来一句要命的话：“你快替英格兰说话！”格林沃德开口了，群情激愤。他讲完的时候，响起一片欢呼声。像往常一样，只有自己人发出威胁性的抗议了才终于使得张伯伦打消了要妥协的最后尝试。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他同意把一个要在9月3日上午11点作废的最后通牒“条子”交出去。然而他最大的反应是自己丢人了，他回复下议院说这是“可悲的一天，对我来说更可悲”。当天11点过几分钟后，张伯伦像一个发布某个老处女姑奶奶去世的消息那样在无线电里向全国通告。“没有接到任何诸如此类的承诺，因此我们就是和德国宣战了，”他不自禁地又加了一句，“大家可以想象这对于我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在电影《效忠祖国》里，海军水手肖迪·布莱克（Shortie Blake）听到这个广播后说：“这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银行放假的消息。”

几乎紧接着，广播就响起了空袭警报：2分钟的哀号。然而当警报解除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改变。天上没有掉下炸弹；也没有大的响动，不像1914年那样一片捶胸顿足和爱国主义的叫嚷吵闹。歌曲《英格兰将永存》在秋天流行，罗斯·帕克作曲的这首歌听起来好像逆来顺受，还不如啦啦队来劲；一切都那么压抑，笼罩在阴影里。灯火管制命令下达了，电影院和剧场都关闭了（当然除了敢于公然表示轻蔑的淘气包温德米尔，这里的姑娘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为英国摇旗呐喊）。拦截气球——银色的、金色的，甚至有诡异的紫罗兰色，晃晃悠悠地升到空中去了，好像是一个没人愿意参加的派对广告。然后成千上万的小男孩女孩以及不那么小的男孩女孩——有些穿着自己最好的法兰绒短裤，有些从斯特普尼、索尔福德和斯旺西的斜坡街道上来，有的流着鼻涕也有一点脏兮兮的，还有的住家主人们发现也很顽劣——在火车站和公交站排队，被送到不受空袭威胁的乡村去。

超过300万英国人——不只是孩子们被列入特别优先清单，包括一些医院的病人、重要的政府官员，还有BBC的综艺演播，甚至比林斯盖特海鲜市场——重新安排到乡下了。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代表了普利斯特里说的不列颠三个特点的大融合——古老乡村、现代电动的和过度工业化——那么1939年的疏散是这种民族重新认识活动的第一个行动。随着富丽堂皇的家宅向公众开放，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紧张。埃弗兰·沃在他关于这场令人烦恼的战争的绝妙讽刺小说《伸出更多旗帜》（Put Out More Flags，1942）里描述了窘困的伦敦人礼节。贸易部主席奥利弗·莱特尔顿承认自己不知道工人阶级好像这么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愤怒的格拉斯哥母亲冲着小女孩嚷嚷说不要在贵妇人的漂亮沙发上坐而要按照人家告诉她的靠墙站着，这个故事成了一个大家爱打趣的逸闻。而那些幸运地遇到了良心发现的有产阶级的孩子发现自己挺喜欢这样。一个14岁的孩子在剑桥写信回家，说“我们在这里有很好的食物，如鹿肉、野鸡肉和野兔肉，还有其他我们买不起的奢侈品”。然而当时间从1939年底进入1940年的时候——这个冬天非常冷，泰晤士河都结冰了——还没有空袭，也没有入侵，约31.6万人被送回家去了，政府下令说只有等空袭真的发生以后才会再次进行疏散。

尽管在虚假战争的不真实的这几个月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发生，很多英国人还是希望能制止它。9月3日以后的5个星期里，张伯伦收到了1 860封来信敦促他这么做。他自己也这么觉得“我是多么地痛恨厌恶这场战争，我从来就不是被任命来做战争首相的”。其他人更悲观，但决心也更坚定，其中有一个就是乔治·奥威尔，他有点吃惊地发现自己又成了一个爱国者。

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宣布的前一夜，乔治·奥威尔梦到战争已经开打了（这个梦，或者说噩梦，也许是很多想象力不如奥威尔的英国人都会做的）。自从西班牙回来后，他花了好几年时间谴责即将到来的战争，即使他知道战争或多或少已经不可避免。1939年6月他的《上来透口气》出版了，但很少人读过，里面有一个反英雄保险推销员乔治·鲍林（George Bowling），矮胖秃头的大战退伍兵，渴望摆脱沉闷的生活，回到自己长大的乡村市镇“下宾菲尔德”去——一个有现烤馅儿饼、河中水草深处藏着大黑鱼的地方。鲍林说：“钓鱼和战争是相反的。”不用说，他发现下宾菲尔德几乎已经彻底面目全非：一个到处是廉价咖啡馆、加油站、连锁店和塑料的俗气地狱。这是奥威尔最老套的田园情调，他在哀叹早先英格兰的消失，他的语气和英格兰乡村保护协会的创立人克拉夫·威廉–埃利斯在《不列颠和野兽》（Britain and the Beast，1937）一书里叹息的口吻一致，那本书的编辑有威廉·埃利斯，还包括屈维廉、E. M. 福斯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些人全都同样刻板的、对高压电线塔林立的现代社会场景表示了沮丧。

然后，突然，奥威尔转向了不同的航向。大约在慕尼黑的那段时间开始了一个左翼读书俱乐部会议，一个年轻的理想化的反绥靖主义者站起来，做了一个丘吉尔式的反抗演讲，鲍林告诉他，“小子，听着，你错了。1914年我们以为会是一场光荣的战事，可是，它不是什么荣耀，它就是血腥混乱。如果又要打仗，你别卷进去，你干吗要全副武装？留着你的好身板给女孩子用吧。你以为战争全是英雄主义，我告诉你它不是那样的，你知道的那就是三天没得睡，你就和臭鼬一样了，你屁滚尿流，双手冷得握不住来复枪”。但是后来鲍林听到一个傲慢的绥靖主义者说的话：“希特勒？那个德国人？我的伙计，我根本不去想他怎么回事。”他感到恶心从沉默的怒火中爆发：“这真是令人作呕，几乎所有体面的人，那些不想用扳手砸脸的人，不会保卫自己，不会反对直冲过来的东西，因为他们甚至就连自己眼皮子底下是什么也看不清。他们以为英格兰永远不会改变，以为英格兰就是全世界，他们就是不懂英格兰只是炸弹还没有炸到的被人遗忘的地方，一个小小的角落。”

但那是慕尼黑之前，是布拉格被占领之前，是在奥威尔做梦的第二天吃早餐读到纳粹和苏联的互不侵犯协议之前。这时候，正如他在1940年写的《我的国家向右还是向左》（My Country Right or Left）里承认的，他发现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一个爱国者，虽然他又急着说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没什么关系，“同时忠于张伯伦的英格兰和忠于明天的英格兰（他的社会主义英格兰）好像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一个日常现象的话”。直到这一天，他承认，“它让我觉得有一点点负罪感，因为我在唱《上帝保佑国王》的时候没有站起来致敬。当然这是幼稚的，可是我很快就有了这种教养，和左翼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见识太高超了，不能理解这些最平常的情感”。因此虽然有很多原因——他的肺，他的伤——好像没有人要他去战斗，但等到战争来了的时候，乔治·奥威尔毕竟也准备好了，尽其所能地抵抗希特勒。

当然丘吉尔没有这样的犹豫疑虑需要克服，在德国人占据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后院后，以及张伯伦变心后，丘吉尔尽全力支持首相，以为可以赶快着手军事准备了。后来春季在查特维尔，反绥靖主义者哈罗德·麦克米兰（Harold Macmillan）发现他已经行动了，地图堆起来有膝盖那么高，秘书，紧急电话，战略草稿：当别人都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只有他一个好像在挂帅了。丘吉尔会如愿得到行动指令的。宣战那天，张伯伦为了向公众舆论和非绥靖主义报纸，特别是顽固的托利派《每日电讯报》发起的运动表示妥协，给丘吉尔提供了海军大臣的职位。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海军部给舰队发电报说：“温斯顿回来了！”

当然这也可能是那些政府里对丘吉尔冷眼相看的人希望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在海军部自断后路，而且事实上他们这么想也没有错得太离谱。因为当丘吉尔又戴上大檐帽的时候，达达尼尔海峡的记忆又回来了——但再也不是惩罚性的教训，而是作为一个可能发生什么的困扰人的碎碎念例子。“但愿”在丘吉尔的脑海里盘旋，就像“只要我那时候在城堡里有恰当的后备军力援助海军的攻击”。事实上，他从来也没有放弃在敌人最薄弱而不是最强环节袭击对方的基本战略原则；而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寻找轴心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北非、希腊、西西里——结果各有不同，却都是决定性的。他的第一个直觉，简单地说就是封锁挪威水域，不让德国得到他们军火生产所需的瑞典磁铁矿。这意味着冒犯瑞典和挪威的中立地位，他管不了那么多。

假如当初这个行动成功了，这一事实也许会被略过。但是在令人害怕地重犯了1915年同样的一些错误之后，事情没有如计划般起作用。在很多次延误之后，1940年4月实施了这次远征，但是并没有把德军遏制在海湾里，倒是正好给了希特勒一个借口，希特勒早有防备，英军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丘吉尔要飞去巴黎说服法国也协同进行这个计划，在挪威海域布雷的事被耽搁了，这延误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使得一小股德军到4月7日站稳了脚跟，然后令人难堪地挫败了英军登陆。结果显示，丘吉尔计算失误了，战列巡洋舰的暴露给了空中打击的机会。整个行动搞砸了，到了6月，英军在纳尔维克（Narvik）的唯一的实质性的桥头堡也被放弃了。

作为海军大臣，丘吉尔也许该受指责，可是不知怎么，他逃脱了责备。也许这起码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已经开始在无线电上做广播演讲，已经稳固地塑造了一些个人形象特质——诚实、坚定、专注——正是这些在后面的战争期间提高了公众的士气。但是在下议院托利党绝大多数还不喜欢他，在工党议员中喜爱他的就更少了，因为工党很多人还对远到大罢工甚至托尼帕蒂的事记忆犹新。他在下议院的有些演讲，即使在他的支持者如哈罗德·尼科尔森听来好像也是在踩高跷，还是笨手笨脚的，需要给出明确信息的时候他却在用干巴巴的雄辩术回避。在民间，丘吉尔和张伯伦的对比却是越来越鲜明，特别是因为张伯伦（开始经受痛苦，后来知道是胃癌）在战争中退缩了，可是好像也没有从个人失败的阴影里恢复过来。另外，丘吉尔已经争辩要武装反抗第三帝国，他已经为自己平反了。

等到5月7日在议会辩论挪威惨败的时候，工党不满占了上风，被不满搅怒了。“不只是挪威，”克莱蒙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在辩论中说，“挪威只是很多不满的顶点，人民在问为什么那些对指挥事情负主要责任的人几乎没有中断他们失败的职业生涯。”越来越多的托利党人（虽然还只是一小批）也明白了，在寻求方法看看工党是否愿意接受全国团结的主张。丘吉尔个人还是顽固地忠于政府，听任别人利用他，劳合·乔治不怀好意地说丘吉尔“好像一个空袭掩体，使得炮弹碎片炸不到同僚身上”。但是他（丘吉尔）的老伙计们已经按捺不住。利奥·艾默里，正常情况下是一个沉默的反绥靖主义者，通过引用奥利弗·克伦威尔打发残缺议会的著名讲话终结了众人对张伯伦的战争领导控诉：“你们在这里坐得太久了，你们什么用处也没有。离开吧，我说，让我们和你们玩儿完吧！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走！”辩论中还有其他出乎意料的事，最吓人的是海军元帅罗杰·凯耶斯爵士身穿全套元帅制服进来了，好像在说（僵硬的上嘴唇使得大家听不清他的话）海军被命令在挪威不要发挥作用，因为他们被告知陆军正在建立奇功。

突然，一个略显沉闷的议会宣言（张伯伦固执暴躁地以为他不需要这样做）变成了政府玩忽职守的军事法庭。工党前排议员决定分裂下议院，简单地说是动议休会，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回忆，当他们进入对方投票厅登记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和穿着制服的年轻保守党成员混在一起了，接着又有41个托利党人弃权了。清点投票结果的时候发现政府多数派只剩下81票了，张伯伦离开下议院的时候“滚滚滚”的声音一路跟随着他。一个托利党议员开始大声地唱起“统治吧！不列颠”。

面对张伯伦的试探性询问，阿瑟·格林沃德和工党领导层明确表示要他们在战时联合政府机构里服务的前提是不能由他领导。只有两位严肃的候选人可以（当此大任）——哈利法克斯和丘吉尔，但工党没有提出他们倾向哪一个。丘吉尔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个很可疑的人，还有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因为托利党里很多人都不喜欢他，工党以为这个活儿是要派给哈利法克斯了。那他们也不介意。5月9日张伯伦召集了一个著名的会议，就是这次会议改变了英国历史，出席者是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温斯顿。张伯伦解释了自己没有能力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他就问他俩在自己辞职后，该向国王推举谁。哈利法克斯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做出了自己一生中的最佳决定，说自己爵位在身，不可能接受首相这个职位。他的意思是，他要从上议院统领自己的党或者作为一个贵族来领导政府是很困难的，但这是不诚实的：如果这个成为反对的理由，在下议院给他找一个议席是很容易的事。哈利法克斯内心里某种特质成了他自己的拦路石。也许他不想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工党和托利党反水者赶下台的人。也许他在想，西欧即将沦陷，接受任命等于政治自杀。张伯伦代挪威人当替罪羊的经历已经表明他无论何种情势下都会是个“荣誉议员”，而看起来丘吉尔不负实责也是在掌控战争局面。那最好是丘吉尔负责去面对马上就要降临的灾难。那么，也许哈利法克斯会参与进来，收拾残局，帮助明智者争取合理的和平。

这样当张伯伦到白金汉宫去，乔治六世问他提名谁的时候，国王也许会吃惊地听到不是老好人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是国王和王后都喜欢的靠谱的人，他们常常邀请勋爵到巴尔莫勒尔庄园打猎。5月10日的傍晚，丘吉尔接受了首相一职，这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当天早些时候，德国已经入侵了荷兰与比利时。一个怂一点的人，或者没有像丘吉尔这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可能会退缩了。但是正如他在回忆录写的：“我很清醒，感到如释重负。最终命运把我带到了这里，我过去的全部生命就是为这一刻和这次尝试预备的。”5月13日的圣灵降临节，荷兰女王威尔敏娜（Queen Wilhelmina）和乔治国王个人联系请求援助（而且，如果必要的话，为她的流亡政府提供庇护），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沉着真挚冷静，大义凛然以及睥睨一切的乐观，众人为之震惊：

正如我曾对参加本届政府的成员所说的那样，我要向下议院说：“我没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极为痛苦的严峻的考验。在我们面前，有许多漫长的斗争和苦难的岁月。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要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我们全部能力，用上帝给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人类黑暗悲惨的罪恶史上从未有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抗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

然而，欢呼声排山倒海般从工党议席上传来。事情到这时候有了点意义——克莱蒙特·艾德礼进入了战时小内阁，还有格林沃德、赫伯特·莫里森这个独眼警察的儿子，以及最关键的，欧内斯特·贝文主管劳工部——丘吉尔当他们的头。因为之前没有赢得信任不能组成联合政府，张伯伦受到伤害，但是贝文和莫里森都被给予了重要权力，这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实际上，这真的是实现了最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联合，这使得联合主义者贝文的热情被激发了出来，真正的联合经营合作达成了。战争把这两个不列颠人带回到了一起。

而且无论托利党人怎么看待丘吉尔，5月的演讲，在无线电广播中重复的下议院演讲，以及5月19日几乎同样异乎寻常的首相广播，其中他在5月19日的演讲里宣布德国人三天前进了法国，这是个不讨好的活，让大家众志成城，准备“为全英国而战，为英国所代表的一切而战”，这使得大家对他的看法全改变了，后来也没有动摇过对他的信任。1941年有一次简单的舆论民调发现被问到的人中78%同意他的领导，这种支持程度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从没有大幅度地降低。

多年以后，克莱蒙特·艾德礼写道，如果有人问他，到底温斯顿做了什么才赢得了战争，我会说“他谈论战争”。美国新闻记者埃德·莫罗写到丘吉尔的语言组织能力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他的演讲对英国人的士气鼓舞是不可估量的——意思就是，虽然早期的意见有很多夸大之处，但实际上从来也无法真正地确实测算。但是任何一个我这一代的人（“二战”后出生的）和我们的父辈某个人说话的话，都知道，打趣般描述这些演讲毫不夸张，具有改变形势的作用。每当首相发表广播讲话的时候，全国约有70%的人在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场不真实的战争中正在发生的事（更合理地说，有待深化理解：与正在发生中的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场假想的战争），他的话把议会和各政党高层与底层人士都紧紧地团结在战时政府周围，也抓住了。这也是他说话的用意——美国政治家与人民的注意力，还有任何其他说英语地区的拥有收音机的人。它们狠狠地刺痛了纳粹，据说也正是这些演讲使得希特勒恶意地把轰炸英国机场的战略决定改为轰炸居民中心。但是，最主要的是它们使得整个不列颠——不仅仅是英格兰——又变成了全国一条心。甚至奥威尔，不用说他对煽动群众很不安，但是在1940年5月也长吁一口气放下了心，说这个国家终于由一个懂得“战争是打赢的”人来领导了。

当然，自从1894年11月他站上莱斯特广场的帝国剧院奥米斯顿·钱特夫人的屏幕开始，丘吉尔一辈子都沉迷于雄辩术，当然也因为他以荣誉生身份从以语言暴力著称的“劳合·乔治学校”毕业。偶尔或者说很多时候，他为自己无羞耻地哗众取宠而感到愧疚；有时候引用莎士比亚式的用词和抑扬顿挫走得太远了，效果就是空洞的大话。但是这一切在1940年5月全改变了，丘吉尔感到自己受祖国历史的支配。这种感觉给了他力量和真诚，他要让以百万计的不列颠人通过倾听他讲的话也感受到这些，也许以前他们没有这样的时刻，但现在他们已经变成了不列颠人意志的载体，要在自由中忍耐（痛苦）。不管是不是贵族出身，丘吉尔自己有一双非凡的耳朵，知道公众需要听到什么。这一点在一个社会分歧首先是以口音和说话方式为标志的国家里绝对不是什么可以小看的成就。但是丘吉尔的语句，不管如何浪漫高调，从上流社会人士一声声鼻腔发音的角度来看，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更不是那种精致入微的冷静的牛津剑桥人的发音。他的声音是如此独特——他轮流着用低吼、低缓、低声浅笑、突然大声——这使他脱离了任何阶级，取而代之的是，如果不确定地说，他的声音是全国人民的声音，他的演讲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既宏大又亲切，既高贵又民主。丘吉尔做的一切都是测算的，表现老练世故、老江湖式的大言不惭——特别是那个著名的用“V”代表胜利的手势，它是对另一个著名的亵渎神灵手势的反转，因此它表面上又是一个清洁版，这是刻意设计要保留一些原创的绅士式反抗的意味。

很多伟大的演讲都遵循了一个固定的结构模式，重复了很多次以后效果也没有减弱：开头是诉说自己崇高的出发点，如果不算语气沉重也是坦白诚恳（比如“今晚我必须和你们说”，以及“形势非常危急”等）；然后缓慢地在庄重的主题下精心地展开详情；随后如灵光乍现一般轻松地拿希特勒和那帮“纳粹分子”插科打诨（比如说他们是“一些懦夫，一群不要脸的家伙”）；最后是一段华丽的结尾，睥睨一切的雄心、战友般牢不可破的顽强，还有，以自豪的语气仿佛不假思索一般声音低沉地说出豪迈的解决方式。比如“但是，向西，看吧（声音提高），这片土地是（声音降下）光明的”。

这个超凡的忠诚动员工具并不是自我完善的。每次丘吉尔演讲都要准备六到八个小时，他不懈地反复操练直到他觉得每个句子的语气语调时机都把握得恰到好处才停下。对他和任何其他伟大的演说家都一样重要的是，他必须在重建绅士风度（这可远比让读者的眼睛在书上印刷的文字扫过要更加意味深远）和呼唤英雄气概之间定好步调。在国会和BBC做《我们将会在山区和他们搏斗》（We shall fight them in the hills）这个演讲的时候，实际上他是非常轻柔地吐出这个不断反复的反抗到底的决心真言的，几乎就像传教士布道一般，带着一个知道自己是在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样，因此“我们将会在山区和他们搏斗”这个话不是什么号召，而仅仅是一句英国人自信事实的表述。

当然，这是极大地恭维了不列颠人——绝大部分人当然毫无疑问绝不希望在山区或海滩上和敌人作战。那么，丘吉尔对1940年的英国人充满了崇敬，不论他们是从自己城市冒着青烟的废墟上向他挥手，还是在“飓风”战斗机的座舱里激动地挥手，或者是站在村子里手扶老式的长枪，他毫无保留、满怀激情地热爱英国，这种激情之饱满是英国人前所未见的，对政界来说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激起他内心要做一些政治上从未有过的尝试，这就是对公众道出实情，当然不是讲出全部事实（这不是在讲什么童话故事），但已经非常令人吃惊，如此开诚布公。1940年丘吉尔做的5次伟大演讲几乎都没有什么好消息给大家，除了英国已经幸存下来这一严酷事实，而且，在敦刻尔克之后的演讲里，好像有一些事能相对使人开心，丘吉尔非常机敏地反对这种不成熟的自满情绪苗头。“战争是不能用撤离赢来的。”1940年6月4日，他这样说道。他小心地列举着大约损失了3万人，在法国又丢下多少多少武器。另一方面，他不把英国人民当成小孩子那样需要以撒谎宣传来安慰。丘吉尔没有粉饰严峻的情势，也不向悲观失败主义者让步，这样就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而当他终于能报告好消息的时候，大家也相信他没有沉溺在虚妄的希望里。

特别是，丘吉尔和他的政府给不列颠人民指派了活儿。1939年10月，他提议应该组织一个50万人的国民军（Home Guard），以减轻军方的日常放哨和巡视工作负担。5月14日做了《鲜血、辛劳、泪水和汗水》这个演讲后，安东尼·伊登宣布组建一支由15岁到65岁（虽然在实际中这个年龄上限并没有严格执行）男性组成的“本地防卫志愿军”（Local Defence Volunteer Force，后来叫国民军）。24小时之内，25万人挺身而出。到1943年中，国民军拥有175万人，共组成1 100个营。1940年，他们戴着圆礼帽和前进帽，手握老式猎枪或者从印度叛变后带回来的李–恩菲尔德步枪进行操练，三年后，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整齐划一起来了，还配备了不说是最新式的但也是可以使用的武器了。

然而，不管是国民军还是丘吉尔的演讲都不会自动打赢战争。到1940年5月的第三个星期，在战争内阁的某些人特别是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看来，就是英国没有什么能赢得战争。法国东边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算守住了，问题是德国人直接绕过了它。绝望了的法国总理雷诺请求丘吉尔给他更多的英国王家空军支援，因为德国人好像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法国领空来去自如，但是，丘吉尔被两个念头撕扯着——资助欧洲盟友，或者优先考虑英国本土防务——不太情愿冒这个风险，因为不列颠自己的空军防卫能力还是比较薄弱，不足以跨过英吉利海峡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法国人特别是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也一直觉得如此谨慎行事，如果法国真的倒下了，那就是丘吉尔和空军上将道丁（Dowding）一起做的孽。不列颠和法国这两个老冤家对头缔结“联合”的声明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是由马尔伯勒的后人做出的非常惊人的象征性姿态，到头来，也就不过如此。

坏消息接踵而至。丘吉尔曾经请求富兰克林·罗斯福允许一支英国航空母舰进入美国的一个港口装载在美国采购的飞机，但是美国总统拒绝了，借口是这样做有违于美国的中立立场。对于哈利法克斯来说，在不久前例行通报中说法国陆军崩溃了，尤其是丘吉尔自己也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单就一件事来说，当时大约30万英国远征军正在撤向英吉利海峡最后一批还没有被德军拦截的港口之一——敦刻尔克，这意味着他们肯定要被围堵了。荷兰已经被征服，比利时眼看着也要沦陷了。据认为纳粹德国空军拥有的飞机比王家空军多得多了，英吉利海峡一时间看上去非常狭窄。哈利法克斯回想起1937年自己与冯·里宾特洛甫的会谈，当时柏林提出的条件是希特勒对不列颠及其帝国有好感，德国会放过大英帝国，就请英国在德国侵略东方时不要在背后做小动作。假设这时候这样的提议，或者和这个差不多的动议还能放到谈判桌上来，这一回是英国接受不管西欧怎样，以及不管德国在那样“偏远的”国家要干什么，德国还能放过英国吗？关键是意大利，直到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与英国或法国宣战。哈利法克斯相信，也许可以通过墨索里尼达成某个英法联合的试探性措施，这样来看看保全英国独立的可能性的条件是怎么样的。他满心希望丘吉尔反对这个方法，可是，即使是哈利法克斯也知道，丘吉尔的演讲有时候能使一般老百姓心里安定一些，那些处在关键位置的人可没有被蒙住，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情况万分危急，他们是军人、政府官员、他在保守党内部的盟友，后者听到温斯顿又一次自诩是阿金考特“一战”前的亨利五世，都嗤之以鼻。哈利法克斯大大咧咧地告诉朋友，丘吉尔是在谈论“最可怕的连续惨败”，还有他不知道自己能有多长时间继续和丘吉尔共事。可是，这可能是英国从灾难中挽回一些损失同时预防灾难性入侵的最后机会。6月，哈利法克斯回到家乡约克山谷，看着乡间壮美的景色，下定决心不许“普鲁士军靴”践踏自己的家乡，如果说这意味着要从一场打不赢的战场上撤退，好吧，我们这就撤。

哈利法克斯在约克山谷的顿悟是20世纪30年代英格兰乡村文化崇拜演变的一部分，这种崇拜成为一种迷信。那时候由正直者和穿惠灵顿长筒靴的普通人紧密团结，将游览车和电缆塔挡在外面。那么这时候他们将把残暴的德国佬挡在外面。家乡终将无虞。历史将在羊群、牛群、茅草顶的酒屋和架着磨坊的溪流面前一如既往地延续。H.V.莫顿的柴郡小姐安眠于博利厄修道院的宿舍之上。一切都会好。

但丘吉尔知道，如果英国摆脱战败国的法国，毕恭毕敬地去与德国交好，不管是否通过墨索里尼，一切都不会好的。事实上，他没有兴趣拯救约克的河谷、肯特的旷野，或是英国，从仅仅只是一片风景优美的地理环境的意义上考虑。他宁愿看到它们葬送于火焰，而不是去束手就擒。风景可以在一年或两年内恢复，一个奴隶英国不会。他致力于拯救的是英国的思想，一个理念，而且，那不仅仅是空谈的理论，不正是当今的学者都喜欢说的“文化建设”或是一项发明，这是一个活着的人类社区，而且他认为这是大英帝国留给子孙后代甚至是世界的伟大礼物：一个自由且由法治治理的政治社会。他可能是头脑简单才会去相信这一点。他可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辉格”历史学家才会相信这一点。但相信这一点他并没错。事实上，如果英国去装扮成一个“和平”的样子，它将不会幸免于难。如果英国的自由是经纳粹霸权许可而存在的，那么在约克郡漫游还有何意义？在一个傀儡的国度骑马打猎又有何意义？

修正历史学家曾经想过，鉴于英国在1940年以后对美国的依赖以及帝国的加速衰弱的趋势，是否——因为丘吉尔曾频密地说过这样的话——他是想拯救帝国，他不应该在1940年的5月采用任何交易吗？但与希特勒共存不会拯救帝国，会由于其自身独立的和内部的原因而分崩离析。维希法国的后续经验几乎推翻了给予附庸国的有限自主权会使它受到尊重的可能性，特别当涉及移交犹太人的问题时，仅仅是因为阿道夫·希特勒。丘吉尔从心里意识到，正如他多次所说的那样，不可能与无耻的暴政共存。

5月27日，在日益增加的压力之下，丘吉尔有点动摇了，在考虑到东欧现状的基础上不排除接受任何德国的提议——大概意味着德国撤出西面被占领的国家。但这在他看来是不可能发生的。第二天，他不得不报告，比利时的投降使在法国的英军势力陷入更危险的困境。当天下午就哈利法克斯提出的试图寻求与意大利调解的建议（“只要我们能确保我们的独立性”），丘吉尔对他的小团体战时内阁的五名成员表明了态度，坚定了自己的立场。他说，这是停止战斗的最坏的时刻。战败的国家可以再起，但那些温顺的投降国已经完了。战时内阁的工党成员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在首相提到的继续战斗理由的基础上补充说，退缩可能会对工业城镇劳动人民的士气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是他们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爱国事业。有趣的是，张伯伦沉默不语。

就在那个时刻，5月28日的下午晚些时候，一些重大变化的发生改变了英国历史。虽然曾被描述为丘吉尔的“政变”，但这是心理战而不是政治上的。而且仅仅是委员会协议的影响。下午五点左右，看到讨论既没有赞成也没有坚决反对他的态势，丘吉尔休停了内阁会议。重要人物离开了唐宁街10号，丘吉尔由于为反抗辩论而筋疲力尽，他为内阁带来了可以找到的最多的成员，约25人，进入了房间。还没有多少工党成员对他非常了解。但是，这个更大的团体的存在突然刺激了丘吉尔，挣破了紧张的大坝，他被一种意识淹没，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更重要的是，打开了金话匣，他悲伤坦率地开场，就像他在广播里一样。法国会失败，希特勒将占领巴黎，意大利人会提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放弃的条款。任何利用美国的想法——正如哈利法克斯所说——做一个“卑躬屈节的姿态”，都是决不可能的。据刚出任经济战争大臣的工党政治家休·道尔顿说，丘吉尔变得“伟大”，开始为倔强的决心发表演讲，他说，即使10万人可以从敦刻尔克撤退，这也将是“美好的”，没有人会想象英国会在一刹那就完结。还有后备部队，还有整个帝国。他接着说道：

近些天我已经仔细想过这是否是我责任的一部分——考虑与那个男人谈判。但是，这样考虑将是无意义的，如果我们现在试图寻求和解，我们会比选择投入战斗得到更好的条件……德国人将要求得到我们的舰队……以及其他的东西。我们将成为一个奴隶国，虽然还是一个英国政府，希特勒的傀儡政权将成立——在莫斯利或者这样那样的人接管下……而且我相信，如果我有一秒钟的时间来考虑和谈或投降的话，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站起来，将我从这个位置上拖下来。如果我们这个岛国的历史终将完结，就让它结束在我们每个人都倒在自己脚下的血泊中的那一刻。

内阁毫无疑问为这个老男孩诚挚的坚决所感动，道尔顿回忆道：“全场支持的欢呼声四起。”没有再多说什么。在他们离开之前，道尔顿上去拍了拍正在壁炉前沉思的丘吉尔的背部，说道：“讲得好！首相！您应该得到洛的卡通画，上面画着我们所有人为您卷起袖子跟随您的场面，您要装裱它，把它挂在这个地方。”他咧嘴笑着回答：“是啊，这是很好的建议，不是嘛……”

更好的是，它本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取胜的第一场战役，不是通过飓风战斗机和喷火战斗机，而是用言语、激情和历史。丘吉尔突然意识到，显然他是完全正确的，那25名大臣的本能反应也是这个国家的反应。在7点钟小型战时内阁重新召集的时候，他告诉他们，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见过一群身居高位的人如此断然地表达自己。这一次，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都没能反驳他。出于某种原因，在他的回忆录中，丘吉尔——也许是出于慷慨——选择隐瞒当天在战时内阁真正发生的事情，宁愿去写一道“崇高的白光，动人心魄地从我们岛屿的一端穿到另一端”。说得客气一点，这是（过于）乐观的看法。但事实是，1940年5月28日，是每个在校的学生都应该知道的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之一，在著名的我们决不投降的演讲之后，不会再有英国维希政府的任何可能性。英国犹太人不会在温布利（Wembley）球场被围捕送往奥斯维辛。这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

经过如此神勇的表现，丘吉尔收到了一个连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的神奇回报。结果不是政府所估计的5万敦刻尔克生还人数，而是由800多艘船只组成的船队救援了33万名士兵，其中有20万人是英国人。有把握地说，从来没有在以往任何一场大战中看到如此的景象：海滩游船、捕虾船、渔舟；渡轮和拖船；任何可以浮动的东西，其中一些，如格雷西菲尔兹（Gracie Fields）号渡船，毁于斯图卡战机的俯冲轰炸之下，付出了代价。但可想而知它是最明显的证据：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个如鲍德温所描述的“太平洋民主”（1935年他并没说错）国家，再一次成了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体。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这种新发现的团结与互相忠诚体现得淋漓尽致，希特勒不明智地认为已经完全和外界隔绝而孤军奋战的英国将是一个软柿子，却得到了正好相反的效果。丘吉尔祭出“岛国民族”修辞俘获了全不列颠人民的心，不分阶级，除了极少数例外分子，全都响应他。当然，战争中共6万人战死，有30万军人参战（在“一战”中阵亡的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一半），伦敦大轰炸以及战争末尾V1和V2导弹造成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这种团结忠诚并不是说他们最接近和最相亲相爱的人之中就没有了苦涩和间隔，也不是说一切阶级分歧都消融化成了爱国主义欣喜。据哈罗德·尼科尔森的记载，国王和王后第一次走访斯特普尼的时候，有人向他们发出嘘声，这才是为什么9月14日白金汉宫第一次被炸到之后，伊丽莎白王后说自己“看得到伦敦东部了”，正是这样这句话才意味深长。

虽然有这么多疑虑，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分裂严重，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又变得高度一致，真是不可不令人为之震撼。一个习惯了做他们被告知做的事的民族此时接受了配给制这个当然的事，这是一回事；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曾经彼此苦苦争斗的协会和雇主们为了要给国家提供武器而共同协调工作，这是另一码事。当然，贝文和伯维尔布鲁克（后者负责飞机生产）在同一届政府里工作很有帮助，在任何其他时候这两位绝不会走到一起，还有赫伯特·莫里森担任重要的供应大臣角色。但是根本不需要高压就能让工厂一天24小时一星期七天开工，当然很多厂里全是妇女在干活。集体合力使得军火特别是战斗机生产完全大变样，反过来战斗机又改变了1940年夏天不列颠空战的输赢。因为错误地受到德军飞机数量优势的鼓舞，戈林的纳粹空军一直想要置王家空军于死地，但是结果只是使得喷火式和飓风战斗机从灰烬里升起去嘲笑他们没来由的自高自大。

那个“这么少的人”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少数。8月中旬，不列颠空战开始白热化的时候，王家空军拥有1 032架战斗机，而纳粹空军是1 011架。甚至在9月第一个周末，德国人以为他们已经消灭了大部分，王家空军应该只剩100架左右的战斗机了，然而王家空军还有736架，而另外256架在装配中。德国人在其他方面的劣势使得他们吃了苦头。单就飞机一架一架地单打独斗来说，纳粹空军没有什么能打败装备8挺机枪的英军喷火式战机，在速度、机动性和火力集中方面都是喷火式更胜一筹，至少在2万英尺及以下的空中［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说如果不列颠空战是在3万英尺高空进行的，英国会输］。因为必须为轰炸机护航，德军战斗机无法自由飞行就失去了技术灵活性，到大本营的距离决定了战机的作战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尽管不一定总是能预报准确，在内陆使用也不多，雷达——总共3万男男女女的地面观察队的配合——对德军空袭发出早期警报。掉在英国地面上被打下和损坏的战机都被找到又修复，王家空军飞行员在跳伞后可以在当天就又飞上天了，德军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很快就被抓住了。全国上下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响应空军战士做出的特别牺牲：地勤人员全天维护战机，普通民众给喷火战机基金贡献自愿捐款在1940年达到每个月100万英镑，用来建造更多的战机，到秋天，几乎英国每个城市都拥有用自己城市命名的喷火式战机，当伯维尔布鲁克勋爵呼吁大家捐出铝的时候，平底奶锅和圆底锅都被送去熔化重新做成了飞机部件，英国人的厨房空了。

8月12日到9月6日之间，德军对英国飞机场进行了53次轰炸。仅13日一天，林姆尼（Lympne）遭到400枚炸弹袭击，飞机跑道被炸毁。8月15日，纳粹空军投入空战的最大力量，但还是被王家空军遏制住了：75架德军飞机被击落，英军损失34架战机。18日的战绩与此相似。20日，丘吉尔告诉下议院“在人类的战争中，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据安格斯·卡尔达[2]记载，有个空军战士听了这句话后说，“这肯定是说花费太大了”。

这场无情的空战人力代价惨重，8月飞行员死亡率是惊人的22%，9月初不少于133名飞行员阵亡，虽然不是戈林吹嘘的177个，这已经使得全英空军飞行员被击落的多达600名。9月8日，当丘吉尔问空军副元帅帕克：“我们还有别的储备吗？”他得到的答复是他不想听到的——“没有了”。

9月7日，用来指代德军入侵的暗号“克伦威尔”启用，据报告英吉利海峡和荷兰鹿特丹港口里集中了很多驳船和其他平底船。陆军元帅、国防部（国民军南部战区总指挥）负责人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这个来自爱尔兰阿尔斯特的清教徒，对于英军防守本土的能力非常悲观，因为他相信入侵终将发生，因为那时候80个师都没有防得住法国的战线；而英国只有22个师，其中只有一半能机动作战，防守英国长长的海岸线需要机动作战。

幸运的是，德国海军对自己的登陆入侵部队的机会同样悲观，因为他们在数量上少于英国海军，还没有空中优势。德军元帅和将领们明显在埋头阅读恺撒、塔西佗和诺曼底征服的历史来进行自己的速成培训。

德军怀疑海狮行动（Operation Sealion）的可行性一点儿也没有减轻空中打击的影响；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纳粹空军加大了空袭力度，因为希特勒相信有必要在跨过英吉利海峡之前不是通过海上而是从空中吓倒英国人。早在不列颠空战开始前，德军对英格兰西南部的居民中心就已经进行了投弹轰炸。更别说8月底王家空军对柏林也进行了轰炸，不可否认，这种狂傲可没有使希特勒脾气好一些。6月下旬利物浦、纽卡斯尔和南安普顿都遭到了轰炸。7月末是英格兰的西南。8月28日到29日，伦敦市郊——从圣潘克拉斯到亨顿（Hendon，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飞机场）、芬奇利（Finchley）和温布利——都被炸了。9月2日轮到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伯明翰，到7日规模升级，纳粹空军出动350架飞机，集中轰炸了伦敦的港口区。伍尔维奇兵工厂与王家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码头，还有东印度和萨里商业码头都被炸了。一个巨大的滚动的火球升起，烧毁了萨瑟克、罗瑟希德的街道和房屋，作家A. P. 赫伯特[3]此时是泰晤士河辅助巡逻队的一个低级官员，他乘船往河上游驶去，在莱姆豪斯拐弯的地方，看到“一幅地狱景象，到处漂浮着平底驳船，我们听得到爆燃的呼呼声和嘶嘶声，巨响，可是我们看不到它，因为烟雾太浓重了”。

第二夜，轰炸目标扩大到伦敦西边。在一个小时之内，布鲁克将军看见60枚没有被防空炮火炸裂的不带锡盖的炮弹倾泻在同一个区域。杜莎夫人蜡像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发电厂医院都被炸了。这次大轰炸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首相去视察损失情况，走在油污、玻璃碴、碎木头和憔悴的消防队员当中，他沿一条最令人震惊的路线行走着，在手杖上旋转着帽子，咆哮着：“我们沮丧吗？”回应他的是同样惊人的怒吼（虽然他会说已经预见到了）：“不！”伦敦人随机应变，在铁路桥下入睡，低声吟唱着著名的二重唱弗拉纳根和阿伦（Flanagan and Allen）的音乐厅摇篮曲。到9月15日，当158架德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冲破喷火式和飓风战斗机组成的防线后，轰炸了伦敦，15万人在地铁站里过夜。10月15日，一枚炸弹掉在财政部，炸死了3个人，唐宁街的政府大员们侥幸地躲过了，仅仅是因为丘吉尔下令他们躲进一个陆军部的防空洞里了。结果是大家恳求首相本人离开唐宁街10号，因为这里的掩体既不深也不结实，他搬进了大大加固了的地下战时内阁办公室，这里只是在德军入侵波兰前一周才完工。在一个特地为他和克莱蒙特修建的附属掩体建好之前，丘吉尔在这里只待了三个夜晚，还是照常回到唐宁街10号去睡觉，甚至爬到屋顶去观望大火。

奥威尔的爱国主义高涨，特别在“克伦威尔期”的9月初到10月中旬，之后随着冬天来临，希特勒实质上取消了入侵英国的最后希望，奥威尔到这时候已经变得好斗了。他同左翼和平主义者关于西班牙内战和《苏德互不侵犯协议》都产生了严重分歧——许多流亡的诗人和有良知的反对派，这些可以付任何代价也不要战争的一大堆人辩称自己是真正的反法西斯者——奥威尔1942年在《和平主义与战争》（Pacifism and the War）7月号上发表的《争论》（A Controversy），提到这些人的态度的时候，他保留了自己最羞愧的蔑视，“如果（他们）想象某人可以躺着就能赢了德国军队，让他们去想吧，可是也让他们偶尔想想从安保角度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幻想，这幻想是不是太费钱了，还有它是不是根本就无视了真正发生的实情”。他写道，他知道英格兰是唯一一个知识分子对自己国籍感到羞愧的伟大国家。

很明显，奥威尔没有把自己的社会主义交换成某个思想僵化者。在他的“嗉囊”里卡着左翼精英主义者，他们就是很好很精致很宝贵，不能接受爱国主义，他们拒绝理解这是所有情绪中民粹主义色彩最浓的一种，他们要把精英主义灌输到真正生活中的人类社区里。他反对把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混淆起来。在他的思想里，国民自卫军不是一群奇怪的退休老太太装扮成士兵没完没了地在瓦伊普斯和曼宁路那边走来走去；国民军是人民军队的第一道防线，特别是如果布莱尔与之有什么关系的话，也许还是社会革命的先锋。关于如何训练这支（国民军）老爹部队（Dad’s Army），奥威尔的主张就是给他们集中培训巷斗。

他和丘吉尔的观点不同，虽然不是完全互斥，但英国历史和国家团体对自己和国家的解释是为什么英国要战斗到底。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略》一书展示再现了自由的历史场景，意思是议会政府在民主联邦制里面是最圆满的，“二战”后他马上接着写它。奥威尔也对联邦共同体的概念感兴趣，然而他的版本更多地源自克伦威尔、平等主义者，以及从农民起义到宪章派的传统。丘吉尔认为1942年纳粹空军执意开始“贝德克尔行动”要毁灭中世纪和乔治王时期英格兰最伟大的建筑：坎特伯雷、诺威克、约克、埃克塞特和巴斯，纳粹是来轰炸他们的死对头——英国历史的。他把自己置身于英国深受爱戴的国王与英雄的传统中，随时预备保卫“岛国民族”反抗入侵的暴君：这就是1937年亚历山大·柯达摄制的相同戏码，这是雷蒙德·梅塞扮演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这个恶魔，弗洛拉·罗伯森扮演身披铠甲的童贞女王的《英伦战火》（Fire over England）。当丘吉尔在斯特普尼遭受重创的普利茅斯和曼彻斯特踩在瓦砾堆里查看的时候，正如劳伦斯·奥利弗在1944年改编自莎士比亚的电影《亨利五世》展现的“晚上哈利的一下触碰”，在军营里昂首走过，倾听普通士兵的抱怨，尝试和他们解释为什么而战，以及为什么虽然痛苦和恐惧他们也应该战斗下去。

奥威尔认识到——实际上是大度——这是丘吉尔特别擅长的，他能和那些与他没什么社会共同点的人建立某种联系。而奥威尔看看自己周边，看到大批面目模糊、不加修饰的英雄——在六个星期的伦敦大轰炸后，一百万伦敦人中四分之一无家可归（随后又去轰炸了其他工业中心，如考文垂和伯明翰，在12月又掉头回来轰炸伦敦城，然后在5月的第一、二周扔下了比“二战”中任何时候都多的爆炸药，击中下议院、威斯敏斯寺、伦敦塔和王家造币厂，造成约76 000人无家可归）。奥威尔看着被空袭的伦敦监狱和妇女志愿者服务处，更别提600万穿制服的普通男女，他想如果说这“整场”战争是他们在打，那也应该是为了他们而战。“也许滑铁卢之战是在伊顿的球场上赢的，”他在1941年这样写他的散文《英国，您的英国》，“可是，所有接下来战争的开场战役全都输了。”布里斯托尔和克莱德班克人口的80%都被炸死了，这些地方的工人吃了纳粹空军的败仗可不是为了让圣塞浦里安的男孩子们保障乡间别墅里那些人的安全。所有这些心碎、毁灭和痛苦，只有在以后建立起一个能使威根的矿工们和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过上体面生活的国家才算值得——住的房子不是虫蛀的贫民窟；让他们吃上有营养的食物，不是吃了生病的东西；让他们的孩子上学；有适当的医疗；可以照顾老弱病残。

奥威尔在同一篇文章里写到，参战的这个英国，好像一个一本正经的维多利亚时期家庭，有“一群要人给他们磕头的富亲戚，和一堆被人压得抬不起头的穷亲戚，这家里的年轻人都被压制着，绝大部分权力都被不负责任的叔叔和卧床的阿姨抓在手里，错误成员掌管大权的家庭”。然而，另一个播音员吉·比·普利斯特里拥有几乎和丘吉尔一样多的听众却评论说这个国家在被轰炸被焚烧中产生了民主，到1942年，英国拥有了搞经济的工党大臣包括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奥威尔不这样想——肯定不是自愿的——认为他们应该是不情愿地弃权了。他在1941年的文章《英国革命》（The English Revolution）中描绘的蓝图是新的社会主义英国需要的主要工业——认为煤矿、铁路、银行，公用事业的国有化；创建一个民主的不分阶级的教育系统（除掉圣塞浦里安！）；限制收入；让印度马上自治，在战争结束后还它全部主权。上议院作为一个过时的怪物应该废掉，但是王室也许应该保留，因为奥威尔无意抹去英国历史，相反，他认为它能够“展示一种吸收同化过去的力量，会令外国观察家们震惊，有时候会怀疑到底有没有发生过革命”。

政府里很多人至少怀有和奥威尔一样的改革狂热，也已经在盼望战后英国不会像1918年那样滑回到维多利亚时代个人主义的不公正不平等。1942年12月，《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出版了，表面上是着眼全民社会保险和就业，但是允诺战后政府会致力于使“每个人享有免于贫困的自由、保障人民的最低生存收入”，换言之，就是英国国家要把公民从生到死都包了，这些还不是少数人的福利。《贝弗里奇报告》卖出了63.5万册，作为一个政府白皮书，这个销量无疑是创纪录的。一些托利党人“改革派”包括安东尼·伊登、哈罗德·麦克米兰和R. A. 巴特勒嗅出了国内公众舆论的一大变化，怕失去战后的选举，发誓要进行“一场社会大变革”。

然而在实现这些之前，还要先打赢这场战争。也正是最终打赢了这一战才给新的20世纪的英国前景造成了麻烦：这是尝试用福利国家的责任调和岛国历史走投无路的浪漫。不是说每个人都迷恋贝弗里奇。雇主联合会感到有必要指出打仗不是为了建立社会保险而是保障英国免于被德国暴君奴役的自由，甚至丘吉尔也大声质疑贝弗里奇改革的代价太大，特别是英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全部没有了：“这个问题要掂量掂量，我们是不是没有让4 500万人民去做他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肩负他们能力之外的重担。”只是大敌当前，这一切矛盾都可以暂时被搁置。一旦忍受（战争苦难）不再是一个问题，建成阿尔比恩–耶路撒冷的困难，尤其是谁来负担财政重担的事就凸显出来了。

从这种奇怪的感觉来说，1940年既是“二战”中最艰难又是最轻松的年份，因为重生的民族大同已经无可争辩。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了珍珠港，丘吉尔向罗斯福表达了哀悼和诚挚的同情，私心里却是在窃喜，因为他太清楚胜利在望了。“这样我们到底是赢了，”他在回忆录里写着，“我们不会被抹去，我国的历史还没有终结。”但是如果说他说“英格兰会活下来”是对的——那么他能预见“不列颠能存活”也是对的——丘吉尔还对“英联邦共同体和大英帝国（对他来说二者是可以互换的）”同样抱着信心，这却是错的。丘吉尔考虑不列颠的未来要依靠帝国的复活，而罗斯福相信的正好相反。

当然，筹建大西洋联盟的时候，他对此一无所知。1941年8月，当他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布雷森莎湾（Placentia Bay）的王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相遇，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士兵们站在一起唱着丘吉尔选的歌曲的时候，看起来一个真正的大西洋民主合作的梦想，丘吉尔在骨子里想要的伙伴关系似乎就在眼前了。然而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梦而已。1942年6月他访问华盛顿的时候事情就明朗了，罗斯福请丘吉尔从18世纪大英帝国发生了什么的角度来考虑英国和印度的关系，意思就是英国应该让印度独立，不要等到印度要起来为独立而战的时候再让它独立。丘吉尔一下子大怒起来，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的愤怒发作。他鲁莽地宣布说自己被选出来做了国王的首相可不是要主持解散大不列颠帝国的，这么说的时候他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一年的伦敦市长晚宴的事。而罗斯福心里想的是立即让印度自治，可以预防沙布哈斯·昌德拉·鲍斯[4]倾向于做轴心国的志愿者孟加拉老虎，以免引发类似1857年但比它更大范围的大叛乱。不用说，这个话丘吉尔无疑是听不进去的。

可是，帝国瓦解当然正在发生之中，随着香港地区陷落，接着1942年更大的灾难是新加坡陷落，丘吉尔很诡异地给亚洲东南总司令阿奇博尔德·威法尔[5]下命令，让他带领军队在这座港口城市的废墟上战斗到底。然而实际上，日本人俘虏了8.5万人，后来其中5.7万人都死了。两巨头曾经聚首的王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被派去威吓日本人，它绕了地球大半圈，最后却只是可耻地沉没在中国南海了。不管丘吉尔怎么想，从太平洋战争中产生的共同体绝不是1940年存在的这一个。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对丘吉尔和英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这片土地上，最著名的反布尔什维克的人发现自己与一个苏联领导人结盟，他确实体现了丘吉尔对邪恶的共产主义的残暴的刻板印象。然而，关于斯大林他这么说，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他愿意和魔鬼本人交朋友。虽然巴巴罗萨将是第三帝国的复仇女神，1943年11月在德黑兰，1944年在雅尔塔斯大林和罗斯福亲密无间，这使得丘吉尔痛苦地意识到在全局中英国突然没落的地位。因为德国在苏联前线的兵力被拖住了，英军开始拿下北非，先是从意大利人然后（一开始在托布鲁克惨败于隆美尔手下，此役3万联军被俘）也从德军手里夺取地盘。1942年11月有一个短时间里，丘吉尔让英国人庆祝艾尔阿拉曼大捷（El Alamein），以及1943年1月他和布鲁克从开罗去土耳其的路上在锡瓦绿洲的棕榈树下吃着椰枣，啜吸薄荷茶，听着当地酋长谢赫抱怨意大利人吃了他们的驴子，这时候看起来这个棕榈树和松树下的帝国一切都很好。

但是1942年一直都不好：香港地区、新加坡、托布鲁克先后沦陷，到艾尔阿拉曼一役后情况才开始好转。在下议院，丘吉尔不再是看起来的那么无懈可击了。社会主义者安奈林·贝文[6]说首相是一次次赢了议会辩论却输了一场场战事。“国人都说他在辩论的时候像打仗，打仗的时候像辩论。”他经历的唯一一次对他的领袖地位的挑战——可能（事后看很奇怪）被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取代。虽然他尽责地履行外交的差事，以近70岁的高龄搭乘各种非常规的交通方式飞行超长距离，从华盛顿飞往莫斯科，再到开罗，接着又去波斯，战争局势胜利在望，他却看起来越来越不开心了。正如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在他的传记里指出的，这些会面里只见到丘吉尔老是在出访。“二战”后期当盟军开始部署反攻欧洲大陆的时候，得知英国要听从美军的指挥调遣，丘吉尔非常难受，在战略讨论中常常同他的陆军元帅们奥金莱克、蒙哥马利和布鲁克争吵。虽然丘吉尔反对在1943年登陆法国的诺曼底，说这为时过早，当然他是对的；他对另一个选项在意大利的火炬行动（Operation Torch）很感兴趣（与达达尼尔海峡综合征反其道而行之），又总是强调罗斯福和美军将领们从不认为这是次要的。

1944年，很明显他已经不能轻松地领导内阁。他身边最接近的人都感到他酒喝得太多而想得太少，丘吉尔不再是布鲁克眼里那个在几千英里的夜航飞行后喝下两份早餐前威士忌、两大杯白葡萄酒及抽两支雪茄，然后就“神采焕发”的人，他的肺炎发作太过频繁。那年的5月，布鲁克觉得他看上去“又老又累”。他说罗斯福身体不太好，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他说这话对他自己也适用。他说自己还是睡得香吃得下，也还是很能喝酒，但是早上起床没有以前感觉那么好了，好像更愿意整天都窝在床上。在内阁开会的时候，他更多的是吹牛，嘴里含着雪茄咕哝着，莫名其妙地揪住无关主要任务的细节不放，把会议拖得很长。丘吉尔常常好像不能让内阁成员们住嘴，因此有时候每个人都在说话。做决定的时候，大家不得不逼着他拿主意，特别是军事决定。布鲁克对他这样不理解事情感到震惊，得出结论认为丘吉尔对基本策略一无所知，布鲁克几乎要辞职。丘吉尔根本就不知道需要他读的那些文件内容，艾德礼对此感到沮丧，1944年，他给丘吉尔写了一篇严厉的批评备忘录，好像一个校长惩治懒惰的学生。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的演讲好像也危险地降格为纯粹的空话加大话，两党联合开始经受磨损，工党和保守党大臣们的差异变得更明显了。联合政府还没有散架也许是因为贝文和莫里森在心里都恨透了彼此，比他们俩讨厌丘吉尔更厉害。还有，在可悲的老工业中心地带的南威尔士和约克郡又开始罢工了。

当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日终于到来，以及随后英勇战斗的时候，士气提振，加上1944年夏天到1945年3月突然重新出现的德国无人飞弹VI接V2火箭袭击英国东南（杀死了近9 000人，伤者更多）暂时消弭了裂隙，忽然又让丘吉尔这个战争首脑变得重要了。5月8日，欧洲胜利日（VE Day）那天，他和国王王后一起站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完成了历史给予少数人的重任，他可以满足于此了——他不仅拯救了自己的祖国，而且可以说拯救了欧洲民主的存在；因为假如英国没有在1940年进行抵抗的话，欧洲的民主就被独裁颠覆了。

但是接下来在7月的选举运动教训了丘吉尔，叫他不要把发自内心的赞扬当成选票。虽然在伦敦东北的沃尔瑟姆斯托（Walthamstow）听到了一些人对他喝倒彩，他仍然过度自信，发起诋毁反对工党要建成福利国家的运动。6月4日他在一次广播演讲中说道（奇怪地预测到了几个奥威尔《1984》书里的主旨），要实施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计划必须卷入“某种盖世太保形式，毫无疑问这第一个例子的指向就很人性化，并且这会把舆论扼杀在萌芽中……它会把一切权力集中到这个最高的党及其领导人手里，他们会像壮观的尖峰高高在上，底下是庞大的公务员官僚群体，却再也不是公仆，也不再彬彬有礼……朋友们，我必须告诉你们，社会主义者的政策和不列颠的自由观念是不符合的……一个自由的议会——对社会主义者的教条来说是可恨的”。这样尝试妖魔化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英国历史主流的企图是超常地回转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极端思想，虽然在战时政府里合作，并且一部分保守党人已经接受了《贝弗里奇报告》里的很多社会改革。那时候克莱蒙特·艾德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很陌生，他以一种低调然而有力的嘲讽回应，告诉全国人民，他意识到丘吉尔歪曲工党政策的目的是“他要选民们理解温斯顿·丘吉尔这个伟大的战时团结民族的领导人和作为保守党领袖的丘吉尔先生之间的区别是何等巨大，他害怕那些接受了他在战争中领导的人会因为感激而继续追随他，我很感谢他如此彻底地使大家觉醒”。

丘吉尔对选举结果很有信心，7月15日就去了波茨坦同斯大林、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进行首脑会晤，一边等着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点票员统计选举结果，他感到有把握这些会改变局面，虽然有个流传很广却是虚构的故事说他寻问空军副元帅帕克，他认为飞行员们会投谁的票，得到的回答是80%的人会投工党。回到英国后，就是7月25日拂晓，丘吉尔从睡梦中醒来感到“一阵剧烈刺痛”，他相信自己输了。他的预感真是准确。所有选票清点完毕——结果是高达73%，很明显工党赢得了空前胜利，这个结果甚至也大大出乎工党领袖的意料，他们拿到了393个议席，而保守党是213席。传统托利党人的选区的选民——坎伯兰，全都没有投保守党。丘吉尔尽力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虽然克莱蒙特在选举结果揭晓那天的午餐时说也许失败是伪装的福佑，温斯顿怒不可遏地低声回答：“如果这是个福佑，它还真是伪装得很好啊。”当搬离首相乡间别墅契克斯的时候，全家人在来访者登记本上签名，温斯顿最后一个签名，他在自己的名字后加了拉丁文的“终止”（Finis）。

当然这既不是丘吉尔最后的下场，也不是他自己认可的祖国的末日。他在竞选活动中判断失误乱发脾气造成灾难性后果，实际是基于三个设想：第一，感激（尽管他从来没有对此表现自满）也许可以帮助他重掌权力；第二，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英国不可能还保留英国本来的面目；第三，在某种意义和形式上，英国继续存在要依赖帝国的存在。他在这方面的想法都错了。事实上是丘吉尔自己的战时政府做出的福利国家蓝图，才使得公众开始期盼它，也是它给了工党大臣们信心和经验（不像之前1924—1929年的工党执政）要来实行它。1945年夏，大部分选民因为丘吉尔要背离大家以为他曾经和他们共享的更美好的生活而惩罚了他，伊登不是谈论过一个社会改革的计划吗？

可是，他们听到的是说什么共产主义是特洛伊木马的噪声，有些人起码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就有这话了，还有，在接下来的冷战最严酷的日子里，这么说好像没什么意义。无论托利党人多么努力，他们也无法把克莱蒙特·艾德礼抹黑成一个英国的斯大林。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工党政府都艰苦地把他们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打扮成爱国的合法行动，他们把经济总量的20%变成公共持股叫作“国有化”，同样提议中的新公共企业都被给予了爱国的公司身份：英国钢铁公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英国铁路公司。这个努力的意思是要重塑做一个英国人就是做一个共享所有权的社团成员，共同承担责任，也将利益均沾：大英合作社。因为工党在威尔士、苏格兰、英格兰遭受社会重创的工业区域拥有巨大的群众基础，最终就会建成一个富裕的英格兰，富裕的英格兰南部并没有凌驾于贫困地区之上。这个时候，用奥威尔的话来说，那是正确的家庭成员掌权了。

至少，1945年这个思想带着理想的能量启动的时候是这样的。之前的几代人都被教育说大不列颠帝国会永存，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福利国家中，又被教导说这个新的不列颠社会仁慈帝国也将永续。当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保守党政府继任的时候，这个信念更加深入人心，这也包括1951—1955年丘吉尔自己领导的政府，以及1957—1963年他的忠实门徒哈罗德·麦克米兰（他描述英国矿工的话是“社会中坚分子”，1938年就曾经出版一本小书《中间道路》，鼓吹的一系列事务中包括废除伦敦股票交易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都决定反对逆转这个新不列颠最核心的社会慈善事业：1948年贝文创建的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国有控股的铁路、钢厂和煤矿；还特别承诺建造公共廉租房。站在1970年的视角来看，这是个可以重建不列颠的好赌注，会延续到20世纪末。

然而结果不列颠福利国家是短暂的——也许延续了两代人的时间——比它的缔造者和导师如伦敦政经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教授想得要短，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也不仅仅是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从一开始，工党就无法避免20世纪不列颠政府长期头痛的紧急事务——货币流动性、工业产能过剩，特别是大英帝国或者说后帝国时的全球防务。奇怪的是没有迹象表明需要将它从这些约束中解脱出来。毕竟，它根本就没有选择余地，不是吗？唯一的办法，除了叹叹气扛起这些负担，尽他们所能地处理好新耶路撒冷的事务，就是一头扎进走得更远的集体化进程、凯恩斯式的赤字亏损财政、裁军和全球紧缩，这些就是拉斯基打心眼里推崇的。可是，这些牌从来没有摸到过，因为工党成员们和1906年的自由派管理层一样，都不是冷血的社会革命家；他们也不是像列宁那样的布莱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Brest–Litovsk）签订者，敢把选民都直接抹去。这可是不列颠，其记忆、传统、机构，特别是（立宪）君主制，都是艾德礼、欧内斯特·贝文、赫伯特·莫里森他们从心里和思想两方面都承诺要保留而不是漠视。他们就是奥威尔说的忠实支持者《狮子和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1941）。

欧内斯特·贝文是萨默塞特郡农场工人的儿子，一直做到外交大臣，最后却变得几乎和丘吉尔一样的帝国主义者，而且起码是醉心于要不列颠军事独立的幻想。要保持独立的核威慑，在亚洲（通过香港地区）维持不列颠力量，甚至更重要的在中东保持军力，代价是高昂的：35亿美元，确切地说，正好是美国贷款的总额。

据估算，打这一仗，不列颠在这个领域的损失是70亿英镑或者说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现在，防务费用上升到了GDP的10%——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高——这样美国的援助就是必须的了。因此，贝文要独立于美国的目标正好达到了在长期条件下加深依赖美国的实际效果。但是资本注入，被克里普斯等人认为是能促使经济腾飞，而且可以为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埋单，之后经济起飞成长就足以支付债务负担了。其中最理想化的概念是公众拥有经济要害部门，用国有化企业取代注重利润的私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曾经在1948年，后来在1950年，由出口带动了小刺激，看上去这些项目不像他们本身那么反人类，好像不是一个不真实的诊治方案；可惜，时间一长，就现了原形。同时不列颠还得益于和1918年类似的战争后反弹需求；实际上出口萎缩的现实只是被推迟了，结构性的需求并没有反转增长。

美国贷款和它对英镑的支持——这是保存伦敦继续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统治地位不可或缺的条件——是随着钢索一起来的。它的条件是不列颠应该继续发挥在大西洋联盟中的主导（也就是说非常昂贵的）作用，还要承担在旧帝国昔日的地盘上反共产主义威胁或者看起来像共产主义威胁的民族主义威胁的重任。因此，参加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以及20世纪50年代在马来半岛抗击共产主义暴乱，还有最重要的，在中东保持活跃，因为英美在中东已经成为剥削石油的合作伙伴。丘吉尔1914年让英国王家空军放弃煤炭改用石油做燃料的关键改变这时候结出了苦涩的果实。

无论如何，贝文和他之后的安东尼·伊登后来都变成了美国国务卿丁·阿奇森（Dean Acheson）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打冷战的热心搭档，都拒绝从中东收兵。看看中东的石油地图和迪斯雷利在地中海和印度之间搞的战略联结版图几乎重合，贝文又如何热情地要保持这片地图红色或者至少粉红的属性，这简直是神秘莫测。沿着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建立了很多基地，从伊拉克直到亚丁（Aden）。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直到1948年，巴勒斯坦还在不列颠管辖之下，尽管欧洲犹太人和难民营幸存者身上发生了很多事，贝文使尽全力要反转丘吉尔对犹太人说要给他们一个祖国作为加强和阿拉伯世界石油国际战略联系的承诺，他甚至提出将意大利在利比亚和索马里的旧殖民地纳入不列颠托管，作为这些地区扩大影响的一种方法。而艾德礼的政府创建了波斯湾委员会来作为对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Muhammad Mossadeq）要把主要是英国拥有的石油工业收归国有的对策。美国人受到鼓励，采用某种防守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两年后的1953年，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场政变，把巴列维“帝国”立宪君主重新扶上去。

所以，即使在1947年8月，工党政府的确尽责地把新德里的总督府旗杆上的不列颠国旗降了下来，好像把一个麦考利式的救赎梦想向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交出了勒琴斯和赫伯特·贝克爵士设计建筑的议会及秘书处的全套建筑，不列颠作为福利国家还是深陷于用新帝国取代旧帝国的责任之中。当然，贝文的庞大帝国的名字叫作海外食品公司（Overseas Food Corporation）和殖民地发展部（Colon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目的是用和它们那些19世纪的前身差不多的方式来给不列颠经济输血。重要原材料包括各种油料——西非的棕榈油，东非的花生油，海湾和伊朗的石油，保证用莫利斯迈诺斯轿车（Morris Minors），桑德斯牌（Sanderson）的墙纸，利伯特风格的软装，英镑账户，劳斯莱斯引擎轰鸣的空军编队、机身上可以喷涂着他们国旗的颜色来交换，为酋长们预备的是同样劳斯莱斯引擎的宾利轿车。为耶赫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举办了一场小提琴音乐会，这是不列颠国会的礼节待遇，还有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上的好座位。查尔斯·屈维廉能毫无困难地辨认这一点。

随着维持伪大国气派和福利国家的费用日益上涨，对支撑这个武装的新耶路撒冷的财政前提的怀疑和不安也与日俱增。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曾经是最热衷于集体主义的人，在1949年以后，变成了一个最坚定的混合经济模式的鼓吹者。强势英镑是内战时期的另一个稳定因素，就这样在1951年决定不再贬值，这种思想成了正统。下一任工党领袖休·盖茨凯尔（工党议员财政大臣）决定反对国有化，哈罗德·威尔森从贝文鼓吹单边裁军改为坚决反对是个实质性的转变，二者加在一起使得不再倒退回到1945—1948年的社会主义理想老路上去。这也意味着每当“关键利益区”（不列颠和20世纪现实之间的缓冲区）受到威胁的时候，后帝国焦虑的门槛骤然降低。

对于保守党来说，要重回慕尼黑挑衅后的伟大日子的冲动非常强烈，每当要面对一个刺儿头的民族主义者威胁着要遣送掉帝国资产如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就更变得不可抗拒。埃及总统贾马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上校（Colonel Gamal Abdel Nasser）就这样被描绘成了黎凡特的墨索里尼，他撕毁了条约，“控制”了运河，如果英国不允许中东自由的火炬熄灭的话，就必须不惜代价反对他。结果就是荒诞的1882年格莱斯顿事件的翻版，伪帝国最耻辱的灾难，以民族主义者发起的“无政府状态”威胁到自由贸易和文明的名义，英国对埃及实行军事占领。1956年，这种欺诈尤其卑劣，因为由英法两国事先计划好的，红色贝雷帽空降兵“分隔”开前线好斗的以色列与埃及部队。这一事件是如此的惊世骇俗，以至于艾森豪威尔的美国共和党政府也惊呆了，感到这个事件显示了英国面对美国主导发起的联合国最后通牒也敢于装模作样地表现老牌帝国主义的威风犹存。

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两位名字都叫哈罗德的，麦克米兰和威尔森争相把后帝国的遗存打烂，除了香港地区——英国被迫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方式面对帝国颜面扫地、资产损失，不再神气活现。偶尔能使人高兴的事件，比如1966年英格兰队获得足球世界杯、王室纪念庆典和王家婚礼，甚至1982年在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事，玛格丽特·撒切尔把它当成“自由民主”对阿根廷独裁的胜利代表性事件，都没有能真正地提振国威。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讽刺文化把悲观的国运衰退转变成了一个庆幸而不是悲伤的理由；箍在肩上的胳膊变成了肋骨间的玩闹取乐。随之而来的是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带动下流行起来的上细下圆的络腮胡子、下垂式髭须、新维多利亚式的钢框眼镜，以及绣花繁多、色彩绚烂的“尼赫鲁衫”，它是半帝国军团半印度教导师斯瓦米式的，正好就是大众在帝国失落后的拒不承认心理转为欢喜接受的时刻。

那么事实上的确有一个帝国保存了下来：作为世界金融统治中心地位的不列颠无可争议地幸存下来了。可是，要保卫英镑就逼使接连几届英国政府特别是威尔森政府只得接受一些令人屈辱的条件，不管它们是来自美国的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通常都是要求大幅削减支出的，金融中心这个优点也变成了一个负债。然后，一项旨在阻止主权萎缩的政策恰恰产生了累积起来导致减弱主权的后果，这种事又一次发生了。这种情况后来一再出现——随着一次次地为了争夺一直在缩小的经济蛋糕份额，在联邦和管理层之间，或者在联邦与政府之间展开越来越多的野蛮战事——只要是大家要追随1945年后的工党既要不列颠保持军事实力又加上全面福利国家的理念，这种斗争就一直在进行。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探讨和试行过的所有选项都遇到了麻烦。工党和保守党都把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当成该诅咒的事而不予考虑：二者都把这看成是帝王逊位那样，不仅是自动退出大国地位，根本就是堕落到没落的地位，等同于越大西洋的反向殖民。另一个欧洲选项，就是成为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1963年和1967年两次被戴高乐将军否决，他的说辞是英国死不悔改的岛国狭隘思想和后帝国情绪。在戴高乐第二次坚定否决的时候尤其具有讽刺性，因为那正好是哈罗德·麦克米兰下定决心要摒弃上述两种思绪的时候。1967年——巴黎暴动，人们把鸡蛋扔在他脸上的一年以前——戴高乐自豪地指示“这个伟大的民族”进行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转变，如此才能真正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而不是美国的卫星国。

1970年，当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取得绝对优势后（尽管希思自己对此五味杂陈），由自由派反集体主义的托利党人——安东尼·巴贝、爱德华·杜·康（Edward du Cann）、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在塞尔斯顿公园（Selsdon Park）大会上率先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尝试清理当年福利国家理念的残存做了铺垫。宣传说要回归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理念，实际上并不是复兴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也不是巴麦尊的反欧陆观，派遣炮艇正面重击对手，这第三条道路有时候也夸张地表现得像它。或者说，1979年当选的撒切尔政府是把时光拨转到了20世纪20年代，那时候帝国面临困难，战争社会主义被狠狠地砸烂了，让幸存的企业艰难地维持着薄利，那些维持不了的就陷入绝望。和20世纪20年代一样，通过要么偿付工钱，要么削减工作岗位来关闭或出售不盈利的企业，这样简单粗暴的重组遇到了剧烈的反抗，最厉害的是1984—1985年撒切尔和全英矿工工会主席阿瑟·斯卡吉尔之间的交锋——然而，这一役是铁娘子全面击溃了煤之王。

60年前这个政策曾经施行过，这时候伪装成创新的复古资本主义，它的问题在于这场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竞争中的弱势品种不仅贫乏而且虚脱潦倒。威尔士南部、兰开郡、西莱丁（West Riding）、泰恩塞德（Tyneside）和克莱德塞德正巧是作为从前大英帝国工业所在地而上升到极其繁荣的部分。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要像在甩卖处理资产那样勾销，告诉他们说要把他们放倒。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对公司剩余部分还有什么兴趣吗？（假如不是联合派给予临时爱尔兰共和军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应该继续高举联合王国大旗的话，在贝尔法斯特的船坞和倒闭的麻纺织厂也会是这个情况。）撒切尔和她的党连续赢得三届大选当然使人感到高兴，但是掩盖了其代价就是这些胜利大部分建立在英国社会地图上已经产生了深深的裂隙这一事实。自从13世纪爱德华一世以后，英格兰还没有如此骄狂地在不列颠的其他民族身上强力推行自己的统治。

撒切尔的选民绝大部分来自英格兰南部家境优裕的中产阶层，然而贫穷北部荒废的工厂、矿坑、港口和朽坏的斜坡街道就任其自生自灭。如果说撒切尔政府还有一个解决方案的话，那也是等着让就业市场和善意的旧式格莱斯顿式的自救原则起作用。居住在大批累赘的倒闭工业区域里的人只需要在未来的新兴工业里就业接受“再培训”；还有如果必要的话，移到这些机会很多的米尔敦凯恩斯、贝辛斯托克或剑桥去。可是，很奇怪的是公共资助的再培训方法基本对这个从前的电焊工们排着队去学习如何使用电脑的前景没有帮助。还有，即使能够接受培训，到最后也不是说就能保证他们就业。工业领域的计算机革命的意义在于它是节省而不是扩大使用人力的。撒切尔反潮流革命的回弹最后导致了一个既不是她的责任也不是她的过错的后果：《加冕街》综合征。几百万在旧的不列颠工业经济里的人们对自己地方的根深蒂固的忠诚，他们在这里长大、上学、结婚育儿，留恋这里的酒吧、公园，热爱本地的足球队。至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贝弗里奇——工党的社会革命以及背后的自由派，劳合·乔治革命——他们创建的那些城市都是真正的居民社区，无论它们如何起伏，经历贫穷和痛苦。很少有人愿意放弃利物浦和利兹、诺丁汉和德比这些地方，而转去遵循所谓就业机会和铁娘子要求的那些纯粹法则。

然而撒切尔政府所做的也不是每一件事都不符合社会现实，廉租房出售后创造了一个居者有其屋的阶层，这是响应英国人长期以来渴望当自己小城堡里的国王王后的热潮。在机会主义气候下，国有化企业显然表现不佳。另一方面，出售国有企业股份是基于大家渴望成为股份拥有者的设想，这并不是英国人的习惯思维，接下来这些股份混合的财富也没有对改变这些习惯有什么帮助。最不对头的是给房屋和公寓拥有者加抽名为社区费的人头税的决定（这个新房产是拥有者要吞下的苦药）。因为撒切尔政府已经专门清理了大城市的地方包括伦敦的政府，尤其是那些工党主导的机构，几乎没有人能上这个伪装成城市热（civic enthusiasm）的倒退税种的当。最后，撒切尔政府跟着也和前面的英国“二战”后政府一样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产阶级、激烈反对贵族的托利党领导人，如格兰瑟姆小杂货店主的女儿和爱好园艺的售货员儿子约翰·梅杰领导的政府（两人恰好都很为自己的出身骄傲），忠于“家庭观念”，在梅杰的著名配方里，还要做到经济上自给自足，最后却以雪崩般的性丑闻和财政错误压倒（有时候还是同一批人）而收场。

到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身份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志是君主制看起来摇摇欲坠，甚至也许就要倒塌。这压力既是礼仪性的也是家族的制度，从爱德华八世退位以来，对这个工作岗位的期望被认为要高于20世纪晚期普通的个人行为标准，这时候看起来要求太高了。正如1981年威尔士亲王与戴安娜·斯潘塞的浪漫婚礼的电视直播，在全世界有超过8亿观众观看而为王室赢来了一些东西，同样这几样东西的结合失败后又失去了这些。1992年，女王声音喑哑地说出她“流年不利”，不仅查尔斯和戴安娜分居了，11月温莎城堡还经历了一场大火。当苏格兰大臣（基于某些原因）宣布女王只愿意支付王室私家收藏物品的更换和修补费用，要用公众税收支付修复建筑构造费用的时候，引发了一场关于王室财政的严肃讨论。民调中被问到的人中百分之八十说女王应该按她的收入交税，而此前都是受豁免的。一年后，白金汉宫向公众旅游者开放，女王也同意交税。1994年，象征女王全球影响力的王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正式停止使用。

但是最困难的时刻还没有来临。1997年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车祸中死去，王室被批评作风僵化（按惯例女王不在宫里的时候禁止挂旗），没有满足十分悲伤的公众想看到降半旗的需要，王室在这些象征性时刻面临生死考验（在这些时刻需要做出他们应有的象征性表示，否则就面临存亡危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公众表达的强烈感情看起来好像要压倒他们对女王本人及其家庭相对保守的忠诚，或者说以比较明显的方式表示了不同。女王做了一次演讲，随和得令人印象深刻又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她个人诚挚的哀伤，这样才安度危机。席卷全国上下的情绪思潮验证了公众仍然需要凝结在同一个清晰的感情社群团体里，需要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民族这样做。

那么有这种需求的国家应该是不列颠还是英格兰？占优势的托利党相对来说漠视陷入困境的工业化的苏格兰和威尔士，这已经框住了苏格兰和威尔士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党派的视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党派的选民以前只是中产阶级、偏远郊区的人和知识分子，现在已经大举进入保守党原来的选区了（1997年的大选中托利党人在这些老选区被彻底清除出去了），甚至侵入了工党的核心选区地带但是尽管如此，连续三届工党领袖分别是威尔士人、苏格兰人，之后还是苏格兰人。在1992年苏格兰的一次民调中，接受调查的人百分之五十说他们赞成在欧盟里保持独立。20世纪90年代末托尼·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政府承诺地方分权和任命，在选举中占绝对优势，看起来确实在民族主义者狂热中取得了一些动力，但代价是点燃了英格兰民族主义的愤怒之火，他们憎恨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议员在英格兰的议会里还有在威斯敏斯特当他们的代表。分权的逻辑搞到最后是也要弄一个独立的英格兰议会。那么放在哪里？约克？巴斯？还是就在米尔敦凯恩斯郡正中央？

毫无疑问，现代英国历史不会赞成反而要埋葬这个观点，因为这是分解不列颠，像乌克兰一样解体，会促使不列颠分化成以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这就是要告诉阿尔斯特的爱尔兰人，他们自己需要融入爱尔兰变成单独的属于欧盟的爱尔兰，或者他们得去另外找一个地方了——例如搬到马恩岛上去）之名这样有立宪权的欧洲国籍。假设帝国的庞大资产允许不列颠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以真正的民族社群存在，由威尔士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在唐宁街和帝国的偏远角落里统治，理论上来说，大英帝国的终结也应该是意味着大不列颠股份公司体面而有序的清算。根据推理，这个旧的大英帝国一统的概念从来就不算什么，仅仅是个虚假的发明，其设计目的是削弱凯尔特人，使他们吞下英格兰人的主宰，这主宰从前是通过高压达成的，还有一个目的是说服英格兰人自己——这样他们能在特罗萨克斯（Trossachs）的松鸡荒野里受到和在威尔德（Weald）苹果园里一样的尊敬。从大不列颠帝国的余威里衰落，必须加入欧盟只是为了避免跟在美国后面混，这个特点是它迫使这些“群岛”面对这个事实：他们是多个民族，而不是一个。

然而，到底是几个民族？为什么伪不列颠民族意识觉醒减弱到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真正的”身份要以那些自我决定的行为停止呢？毕竟，每个亚民族的概念也只是和大不列颠一样的发明，除了这些发明在时间上更早，还有就术语来说，“重新发现”凯尔特人和盖尔人身份又是后来的事。一个独立的苏格兰有什么理由能拒绝，不认为自己是苏格兰人的奥克尼奥卡岱人，要回归他们挪威祖先的根基，然后申请和挪威复合？为什么南威尔士山野里讲英语的威尔士人感到他们和讲威尔士语的格温内思山区威尔士人更有共同之处，而不是和格洛斯特或者布里斯托尔讲英语的人有共同之处？为什么康沃尔人应该满足于自己是在一个国家里和别的文化共处的唯一凯尔特文化，而其他的凯尔特人都已经退回到他们的民族语言学中心地带去了呢？为什么后帝国时代的不列颠不应该模仿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南斯拉夫变成快乐的民族拼布？当然是因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南斯拉夫那条不幸福的拼缝被。或者更有甚者，后帝国时代的不列颠坚持走自己的路正是因为拒绝冷酷的欧洲民族主义的纯白种人主义。请设想，如果不是因为残酷而公正的帝国命运是一开始启动的分解英国的惩罚，那么它经历了这一程序而幸存的回报实际上是在关于帝国的记忆里得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是从中获得了一个新的英国；从那些或好或坏地被旧帝国观念感动了的不列颠各民族中诞生了一个新的英国？再请想一想，没有听从以诺·鲍威尔（Enoch Powell）的狂妄预言说一个多种族的英国会和罗马那样以“血流台伯河”而告终，这个多种族的英国真的在为考林·麦克因内斯（Colin MacInnes）的话而自豪，这个20世纪50年代“反叛”的作家那个时候说的话是“混血的荣耀”？

当然，“二战”后英国接收非白人种族的故事并不是没有痛苦乃至于悲剧的时刻。它是从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西印度群岛移民满怀希望地抵达英国开始的，他们受到1948年议会承认英联邦共同体居民也是英国公民并给予了他们自由进入权的法令刺激。这个法令很慷慨，但也是自利的。工党和保守党双方都把这些移民看作无技术低工资劳工短缺的补充。20世纪50年代是我的生长年代，他们出现在伦敦最早的多元文化社区之一戈尔德斯格林，还只是一些低调的异国来客。牙买加人和特立尼达人在索尔福德叫什么“兰开郡联盟”里打职业板球是在干什么呢？当他们的人数增加进入原来爱尔兰人为主的吉尔伯恩（Kilburn）和诺丁山，还有泰晤士河南岸的布里克斯顿（Brixton）和东北的托特汉姆（Tottenham），结果就是火爆的摩擦冲突。1962年，通过了《英联邦移民法》（Commonwealth Immigrants Act），通过技能以及与英国本土出生者的血缘关系远近来严格分类限制联邦公民进入英国，20世纪50年代欢迎移民劳工的理由这时候成了拒绝他们的原因。

宣布这些即将到来的限制的效果就是移民潮大增，因此到1961年的时候每年从西印度群岛还有更多从亚洲过来了约10万人。种族主义政治开始预热，虽然工党政府通过种族关系法案要遏制因仇恨和煽动暴力的罪行，但1958年在诺丁山就已经有暴乱了，1981年在布里克斯顿又发生了暴乱。可是诺丁山嘉年华也是从1959年开始的；41年后，1999年的新年前夕，倒霉的也是盛极一时的千禧年穹顶庆典的嘉年华舞蹈者们在女王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这个值得记忆的混乱夜晚是少数几个真正预示了21世纪英国未来的时刻。

这是真的，虽然今天英国一半的英国加勒比混血人口和三分之一英国亚洲混血人口都出生在英国本土，他们在总人口里占的比例还是很低。1993年黑人少年斯蒂芬·劳伦斯在伦敦被谋杀是一个种族主义导致的灾难，任何诚实的人在清算后帝国账本时都必须面对它；同时穆斯林社区发自分隔主义者的极端主义呼吁；还有，2002年英格兰板球队队长是一个英印混血儿后代，而英格兰足球队里有黑人球员，他们的教练是一个维京人后裔。这些也都是事实。对于一个多种族英国的未来更重要的是，在1997年的一次民调中发现，50%出生在英国的加勒比人和20%的出生在英国的亚裔拥有或曾经拥有白人伴侣。2000年，雅思明·阿里布海–布朗（Yasmin Alibhai-Brown）发现在民调中88%的18~30岁的英国白人不反对不同种族之间通婚，84%的西印度人后裔和50%有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背景的东亚亚裔也是同样的态度。

英国的多种族现象揭示了分裂衰退者的论调是苍白无助的。英国历史不是什么残忍地犯错误或阴谋要用纯英格兰人碾压少数民族。它一直是把各族人民从他们的根子上剥离开。有一次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根”的宣传表示不以为然，告诉我说“树有根，犹太人长脚”。对于曾经共同经历了大英帝国命运的英国人来说，不管是在孟买还是在博尔顿的街上、客厅里、厨房里，甚至卧室里相遇过的，这话也适用。苏格兰人如詹姆士·鲍斯韦尔、托马斯·卡莱尔、查尔斯·肯尼迪都曾经在伦敦立足扬万，威尔士人像大卫·劳合·乔治也在这里干得不比前面那几个差，正像爱尔兰人清教徒乔治·萧伯纳也是这样，萧伯纳和很多爱尔兰人都醉心于一个事实，即自己本来是约克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来来自遥远的土耳其伊兹密尔和罗马尼亚博托沙尼（Botosany）的犹太人比如我的父亲戴着平顶硬草帽，穿着带某俱乐部标注的夹克，带着他9岁的儿子在泰晤士河上泛舟，在达切特（Datchet）附近当噗噗作响的发动机坏了的时候，他在树下背诵着《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1908）和《三人同舟》（Three Men in a Boat，1889）里的段落。我的情况也是一个证明。

随着他出生长大［因为他自己出生在怀特恰普尔（Whitechapel），而不是博托沙尼］而来的概念，做英国人就是做欧洲人，同时又还有其他一点别的什么。这点儿别的什么不一定是会把英国的版图往西扩展深入大西洋，或者更远地散发到全世界；（反正）那时候就不是什么需要防守的思想，即使帝国已经消失；现在也不应该是。是的，我作为一个跨大西洋生活的不列颠人这么讲，但是，当年戴高乐将军强逼着我们在欧洲身份和欧洲外身份之间做选择的态势在今天更加严重，好像使得我们的文化也枯萎了。实际上我国历史的这种游离态的、不稳定、复杂的、迁徙的特性应该被看成是我们对欧洲的贡献。毕竟，我国的过去在欧洲历史上非常独特，它混合了渴望社会公正的激情和执着于就要对着干的自由的倔强，我们的过去是专门颠覆而不是加强全球官僚政治和市政当局调整简化了的权威。我国在欧洲餐桌上的位置应该可以为这个特点争取生存空间，否则我们就不用出席赴宴了。如果为了布鲁塞尔那个经济美容院，徒然地拱手交出这一点而去忍受它的怪癖，连同缺点瑕疵一起放弃英国历史的优良传统，这将是一大损失。然而，只要打理得恰到好处，我们当然能在这个白人餐厅就餐者和别墅租住者眼睛只会朝内部看的俱乐部里得到金卡优惠。这个俱乐部成员是由一个想象的老练文化观念捆绑在一起的，他们假装不去注意厨房里的洗碗工碰巧来自索马里、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和斯里兰卡。大不列颠也不应该冲向一个重新标牌的未来，那样是以可耻地抵赖过去为前提了。因为我国历史不是我们民族前途的囚徒，相反，它是我们民族成熟的条件。

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两个作家忙于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对过去进行涂涂写写，他们深谙此道。温斯顿·丘吉尔从落选的失意中振作起来，在他的里维埃拉椅子上继续写作《英语国家史略》。虽然手头有很便利的条件可以进行探索，丘吉尔不太愿意面对自己早年生活的19世纪末之后的英国历史。因此，他的历史最后一卷（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巨人像是亚伯拉罕·林肯，丘吉尔很恰当地推崇林肯是跨大西洋社区共同的高尚的英雄。同时虽然大家都知道丘吉尔的最后一届政府很像战后联合会，他的末次十字军行动——反对可能毁灭人类文明的核武器军备竞赛——指向却是未来。可是，正如他一生中那样——在19世纪90年代的帝国时期，反绥靖主义的20世纪30年代以及那时——丘吉尔的历史写作如他理解的这一回是现代民主的史诗，使得他的答辩更显得紧急，他从热核毁灭那里背离了，写下了更痛切的告别词。“这一天会破晓的”，1955年3月在最后一次演讲时他告诉下议院，介绍了防务白皮书，“总有一天，公平游戏、热爱人类同胞、尊敬公正和自由会让经受磨难的世代从我们不得不苟且的丑陋时代朝着（走向）光明和胜利前进”。与此同时，他说“我们要永不退缩，永不厌倦，永不绝望”。

五年前，1950年1月21日，乔治·奥威尔死于伦敦的大学学院医院。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对丘吉尔回忆录《他们最好的时刻》（Their Finest Hour）的评论。读者也许觉得奥威尔在自我评判的时候目光如炬，非常警惕伤感的回忆，也许他会对这本书及其作者同样小心留神。可是，一点也没有。他对丘吉尔大加赞赏给予最高评价，写道虽然该书一部分取自作者的竞选演讲，回忆录读起来“更像是一个普通人说的话而不是一个公共人物”。还有，他认为，“有一点大气和蔼”，这使得丘吉尔能恰如其分地受到普通人的鼓舞，还有广为流传的关于丘吉尔的故事——比如他在“我们将在海滩上与他们搏斗”这句话后面加上了“我们要把酒瓶子扔向那些杂种，这就是现在我们能做的事”，证明了人民爱戴他。

毫无疑问，奥威尔有点欣赏丘吉尔身上不做作的勇士气质，这是老人从英国历史吸收来而几乎不自觉地内化在他的骨髓里了。这也许不一定是奥威尔自己的那个过往，可是依然在伊丽莎白一世和迪斯雷利旁边给瓦特·泰勒、克伦威尔、科贝特保留了一席之地。而奥威尔是一个想着应该把历史无愧地编织进社会带给英国未来的人，正如他写的，他认为狮子和独角兽应该依旧出现在军装的纽扣上。

奥威尔感到，虽然丘吉尔坚持贵族式的托利派主张（而且很多年里奥威尔说他是“一个托利党独裁者”），他还是有一点普通人的人情味儿，因此奥威尔决定把他的“欧洲最后一人”叫作温斯顿·斯密斯。小说《1984》在1949年出版，是奥威尔的巨著，通常被认为是对模棱两可的未来世界噩梦般的展望，在书里，老大哥独裁统治着一个无情均质化的国家，在那里奉行战争即和平、谎言即真理。这本书的绝大部分是奥威尔丧妻后在朱拉岛上报业大王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借给他的小农舍里写的，那里正是在赫布里底群岛外围：岛上大约300人，每周来一次邮件，也许没有电话、没有电。后来要了他命的肺结核在那段时间里日益恶化，但他不管不顾地写作，有时候他把打字机搁在腿上，他让他的养子理查德和妹妹艾芙瑞尔同住在一起，妹妹在保姆走后同时照料这父子俩。虽然巴恩希尔农舍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奥威尔却不孤独。朋友们只要愿意不怕奔波可以来来去去。奥威尔只是要躲开政坛上的那些僵硬的日常纷扰，还有伦敦的文人圈生活，以便集中思想创作，对付自己最重要的：在超级强权和超级合作年代里自由的命运，在老大哥的政体里杂交成为残暴的巨无霸，那就是政党。

读者阅读这本英语小说，而不把它当成一篇超长的指控权力滥用的演讲，就能轻易地看出奥威尔在远方的朱拉岛上，在老鹰、马鹿和海獭中，用笔写下了最慷慨激昂的辩护，论述历史的必要性。历史和回忆不是自由意志的对立面，而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当大骗子奥布莱恩说服温斯顿·斯密斯相信他在领导一个抵抗的组织的时候，提议为他的征兵决定举杯庆祝未来，温斯顿举起自己的酒杯，却说“为历史”，“历史更重要”。奥布莱恩一脸严肃地表示同意。当然，也是因为历史是暴君的敌人，遗忘则是暴君最大的帮凶，通过鼓励健忘，党就能随心所欲地给不幸的臣民灌输它自己选择的历史版本，温斯顿的爱人茱莉亚对“60年代早期之前的任何事物没有记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温斯顿的意识里记忆没有被完全抹去。除了说他是因为觉得以前事情就不是当时那个样子，要不然怎么解释他强烈的厌恶感？然后过去慢慢地开始回来了，有个上了岁数的无产阶级回想起来了，这是非法的记忆，从前的啤酒更好喝。在一家废品店里，他买了一个起码一个世纪前的玻璃镇纸，里面封存着一段珊瑚；他把它放在口袋里，这就触发了他的整个回忆，也是自由想象的护身符。时间治愈了他，带给他欢欣，他大胆地指责革命和党销毁了所有档案：“历史停滞了，不存在任何事物，只有无尽的现在和一个永远正确的党。”

乔治·奥威尔坚持想要拥有未来，一个无论如何都自由的未来，前提就是忠于历史；没有比这更体现不列颠精神的了——好吧，更多的是英格兰精神——除了历史，只有另一样东西对他来说更重要，那就是自然。温斯顿·斯密斯没有时间也没有来源接触能允许他想象过去如何能孕育另一种结局的档案，但是他的确梦想着，他的梦想也和从前的某些激进分子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梦想的相差无几，“一个金色国度”。在他的梦想里，“是一块古老的、兔子啃咬的田园，一条小路蜿蜒其中，各处点缀着鼹鼠丘。对面山石嶙峋的山脊上，榆树的枝条在风中微微摇曳着，它们叶子繁复，好像妇女的头发一样飘扬，就在近旁，虽然眼睛看不到，却有一条清澈的小溪缓缓地流过，有鲦鱼在柳树下的小水潭里游动”。然后，当然，还有自然、爱、自由和历史，在奥威尔的逃亡者金色国度里，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他之前的一些人，曾经把这样充满希望和福佑的地方叫作“耶路撒冷”，而我们有些人呢，就顽固地认为我们还可以叫它不列颠。

[1] 都胡提棉花（dhootie），用于印度腰带和宽松的裤子粗灰色织物。——译者注

[2] 安格斯·卡尔达（Angus Calder），苏格兰学者、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其关于“二战”的作品享有盛名。——译者注

[3] A. P. 赫伯特（A. P. Herbert），英国幽默作家、剧作家。——译者注

[4] 布哈斯·昌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印度国大党主席。——译者注

[5] 阿奇博尔德·威法尔（Archibald Wavell），英军高级将领。——译者注

[6] 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英国政治家，左翼工党在国会的领袖。——译者注

致谢

随着英国史这一项目进入第四个年头，我越发意识到自己对所有这些同事、合作者与朋友们所欠下的更多人情。在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BBC Worldwide），我很荣幸能与萨莉·波特（Sally Potter）、贝琳达·威尔金森（Belinda Wilkinson）和克莱尔·斯科特（Claire Scott）一起合作，同时也要感谢琳达·布莱克莫尔（Linda Blakemore）、埃丝特·贾格尔（Esther Jagger），以及奥利弗·皮尔逊（Olive Pearson）、瓦妮莎·弗莱彻（Vanessa Fletcher）、约翰·帕克（John Parker）。

在BBC电视台，我非常荣幸地成了《英国史》杰出的制作团队中的一员，这个在广播史上特殊的项目成了我们每个参与者生命中的一部分：特别是马丁·戴维森（Martin Davidson）、丽兹·哈特福德（Liz Hartford）和克莱尔·比万（Clare Beavan），如果没有他们，这一切都不会取得现今这般进展，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感谢拍摄了维多利亚时期节目的导演杰米·缪尔(Jamie Muir)和玛蒂娜·霍尔（Martina Hall）；感谢我们坚毅、冷静、无可匹敌的天才摄影师卢克·卡迪夫（Luke Cardiff）；我们剧组的常客帕特里克·艾贡（Patrick Acum）、帕特里克·刘易斯（Patrick Lewis）和迈克·萨拉（Mike Sarah）；还有我们的制片助理海伦·尼克松（Helen Nixon）、本·莱登（Ben Ledden）、亚当·华纳（Adam Warner）、瓦尼塔·辛格·华纳（Venita Singh Warner）、马克·沃尔登–米尔斯（Mark Walden-Mills）、乔治亚·莫斯利（Georgia Moseley）和达尼·巴里（Dani Barry）。感谢他们帮我度过了跌宕起落的拍摄期。感谢BBC纪实（BBC Factual）的苏珊·哈维（Susan Harvey）对该节目宣传推广的热心投入，劳伦斯·里斯（Laurence Rees）、格林温·本森（Glenwyn Benson）和简·鲁特（Jane Root）一直以来都是这一项目的热忱斗士。我希望节目的播出和书籍的出版能够对他们付出的热情和信念有所回报。艾伦·杨图（Alan Yentob）自始至终都是这一项目热心的支持者、共谋者和鼓吹者；格雷格·戴克（Greg Dyke）之子（如他所说）和贾尼丝·哈德洛（Janice Hadlow）都喜欢这套节目，这才是真正重要的。还有我们的作曲家约翰·哈尔（John Harle）向来都是一位极好的伙伴、才华横溢的同事，如果没有他的配乐，这些节目将丧失一个完整的维度。

我很感谢那些阅读过本书章节草稿并提出意见、有益的批评，甚至是提出命令式反对建议的人，特别是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吉尔·斯洛托夫（Jill Slotover）、P. J. 马歇尔（P. J. Marshall）和约翰·斯泰尔斯（John Styles），同时还有彼得·戴维森（Peter Davison）、大卫·海科克（David Haycock）、苏珊娜·法根斯·库珀（Suzanne Fagence Cooper）和彼得·克劳斯（Peter Claus）。我的经纪人和亲爱的朋友们，迈克尔·西森斯（Michael Sissons）和罗斯玛丽·斯库拉（Rosemary Scoular）、詹姆士·吉尔（James Gill）、苏菲·罗里摩尔（Sophie Laurimore），他们不得不忍受我在创作期间的歇斯底里、分裂、暴怒的状态，从不畏缩地帮助我重新走上正轨，并且劝说我这一切似乎都是值得的。我希望它现在仍然值得。特里·皮库奇（Terry Picucci）简直将我从失衡的边缘解救回来，艾利西亚·哈尔（Alicia Hall）英勇地战胜了我那如龙卷风席卷过后地狱般的办公室。我还要感谢这些朋友帮助我保持冷静，特别是安德鲁·阿伦兹（Andrew Arends），通过他我成了一名hon.Crescit，莉莉·布雷特（Lily Brett）、蒂娜·布朗（Tina Brown）、大卫·兰金（David Rankin）、明迪·恩格尔·弗里德曼（Mindy Engel Friedman）、埃里奥特·弗里德曼（Eliot Friedman）、乔纳森·吉利和菲莉达·吉利（Jonathan and Phyllida Gili）、艾莉森·多米尼次（Alison Dominitz）、杰拉尔丁·约翰逊（Geraldine Johnson）、尼克·乔斯（Nick Jose）、克莱尔·罗伯茨（Claire Roberts）、珍妮特·马斯林（Janet Maslin）、斯特拉·蒂利亚德（Stella Tillyard）、利昂·维斯迪耶（Leon Wieseltier），一直都在那里，支持着我。

最亲近之人的忍耐和支持往往会得到仪式性的感谢，但是没有任何家庭能够忍受一位丈夫或父亲这种两处同时进行的谵妄状态——电视和文学——这就意味着“长期的受罪”。金尼、克洛伊和加布里埃尔（Ginny, Chloe and Gabriel）忍受着这一切，却一直给予我毫无理由的爱，我将全心全意回报她们。

还有一位需要感谢的是我的老朋友罗伊·波特（Roy Porter），不幸的是他已不能阅读此书并提出宝贵且非常慷慨的意见。若要将这书在叙事技巧与人性关怀上的贡献归功于谁的话那就当属罗伊，他的缺席于我是莫大的遗憾，谨以此书献于他，是为念。

参考文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史. Ⅲ，帝国的命运：1776—2000/（英）西蒙·沙玛著；刘巍，翁家若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7（2019.1重印）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Britain - Volume 3: The Fate of Empire 1776-2000

ISBN 978-7-5086-4930-6

I. ①英… II. ①西… ②刘… ③翁… III. ①英国－历史 IV. ① 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0312号

A History of Britain - Volume 3: The Fate of Empire 1776-2000

Copyright © Simon Schama 200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英国史Ⅲ：帝国的命运1776—2000

著者：［英］西蒙·沙玛

译者：刘巍 翁家若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450千字

版次：2018年7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6–23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4930–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自由与毁灭

——法国大革命，1789—1799

[澳]彼得·麦克菲 著

杨磊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中译本序

导言

地图

第一章 拼凑起来的权力和特权：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

第二章 知识界的骚动

第三章 处置不当的危机，1785—1788年

第四章 人民革命，1789年

第五章 改造国家，1789—1790年

第六章 革命的凯歌，1790年

第七章 基督之家的解体：宗教分裂与国王出逃，1790—1791年

第八章 恐惧和愤怒，1791—1792年，以及二次革命

第九章 处在十字路口的共和派，1792—1793年

第十章 自由还是灭亡：动乱时期的抉择，1793年

第十一章 “恐怖直到和平为止”，1793年7月至10月

第十二章 拯救美德共和国，1793年10月至1794年4月

第十三章 恐怖、胜利和倒台，1794年4月至7月

第十四章 解决纷争：热月政变，1794—1795年

第十五章 社会中有资本的人，1795—1797年

第十六章 伟大国家与其敌人，1797—1799年

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意义

大事年表

革命历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献给基特

中译本序

我非常有幸能为中国读者写下这份序言。我在这本书中想要强调两点。第一点，与很多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一样，我写这本书受到了19世纪政治家、理论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的启发。他的家庭生活遭到大革命的重创，尽管如此，他还是承认了大革命的伟大之处，写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这部经典著作。由于他患上肺结核而早逝，这部著作并未完成。1831年，年仅26岁的托克维尔曾经到“新世界”游历，出版了早期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2卷本，1835年，1840年）。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是中央权力的连续性，从路易十四（1638—1715）到1799年通过军事政变夺权的拿破仑·波拿巴，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一以贯之。尽管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国民公会试图通过民主和地方机构来使决策去集权化，1792年革命战争的需要促使革命家们再一次将权力集中。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最根本的变化在于摧毁了“封建主义”的机构，这些机构既包括由贵族主导的传统团体也包括全国各地封建制、领主制的残余。大革命试图用基于人民主权和自由的新体制来取代古老的封建制度。但是法国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之上，法国人民仍然依赖中央权威。

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起源于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这三个传统的等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上层贵族主宰了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教会在内，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越来越不履行他们的义务（法国谚语有云：“位高则任重”）。大多数贵族对于1789年前必要的财政和社会改革根深蒂固的敌视源于两个长期因素。首先，正如托克维尔总结的那样，君主制国家决策的压力由于治理和保护殖民帝国的支出而进一步加剧，进而损害了贵族特权。其次，贵族面临着比他们人数更多、更富有、更具批判精神的资产阶级的挑战，农民对于贵族的财产、等级和社会地位也越来越感到不满。

法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在18世纪80年代处于危机之中。王权及其贵族精英的合法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来自社会的批评空前尖锐和深刻。领主体制及其繁多的特权日益成为一种收入来源而不是社会秩序的支柱。托克维尔认为，到了18世纪80年代，领主几乎很少出现在社区之中，农民交纳的封建租税与从领主那里获得的贫困救济、保护和帮助已经不再对等。尽管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但他明白贵族制度已经“失效了”，因为理论上贵族特权的合法性已经不再合理了。一个日益富有的、人数众多的中间阶级（资产阶级）开始追求自身利益，而且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个阶级中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个人，深受启蒙运动抽象概念的影响。到了18世纪80年代，阶级分化已经完成，产生了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对立。

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结论中，他对整个西半球的根本性变化充满了信心，但也担心这些变化导致的结果：

我们时代的国家无法阻止人类的境况走向平等，但是平等的原则究竟带给我们的是自由还是奴役，文明还是野蛮，繁荣还是痛苦，都取决于我们自己。

20年后，他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在结论中写到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带给法国人的是奴役、野蛮和痛苦，但是这个悲观的结论来源于他个人从1848年开始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敌视。

很少有人在提及托克维尔的卓越思想时将他的个人经历考虑在内，人们经常将他描述成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但是他一直处在国家动荡和痛苦的旋涡之中。他于1805年出生在一个显赫的诺曼贵族家族，他的祖先曾经参加过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和对英格兰的征服。他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等级深受大革命的创伤。他的父亲埃尔韦是托克维尔伯爵，曾经担任路易十六卫队的军官，他的母亲路易丝·玛德莱娜·勒佩勒捷·德罗桑博是法国著名政治家沃邦和拉穆瓦尼翁的亲戚。他们在1793年结婚。第二年差点被送上断头台。路易丝的祖父拉穆瓦尼翁（路易十六的首相和最终判决的辩护律师）和双亲都被判死刑，她的大姐和姐夫也同样丧命。

虽然托克维尔的家族在大革命中遭遇悲惨，但在七月王朝（1830—1848）和第二共和国（1848—1851）时期，托克维尔本人试图将有限的选举和立宪君主制融入法国的政治生活中。他曾经担任议会代表和部长，在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依靠军队夺权后，他放弃了从政。他从此以后全身心投入《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中。他的杰作深受他1848年后两次短暂的从政经历的影响：他对1848年6月的内战感到恐惧，随后被路易·拿破仑的政变排斥出政坛之外。因此，他认为1789年后革命变化的暴力打碎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他所处的时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分化和冲突。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自己家族的命运之上思考他所处的时代的变迁。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我在这本书中试图阐释法国大革命的特殊途径。在全球化的21世纪，我们更加重视法国大革命的全球意义及其国际影响。历史学家曾经认为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动乱，但是现在我们不仅意识到了大西洋和北美在法国大革命起源上的意义，还进一步看到了法国大革命在西欧之外的影响，尤其是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和地中海地区。革命战争的确是“第一次总体战”。与所有大革命一样——英国、美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法国大革命在内战和外国干预中诞生。但是这些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代价都是数不清的生命。

而与所有大革命一样，这同样是一场全国范围的革命，革命的成果不仅体现在首都之中，还体现在拥有97%的全法国人口的乡村和城镇之中。各地对于革命的态度来源于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各地的人民无论欢迎还是反对变革，都不能拒绝变革。与托克维尔和几乎所有之前的大革命研究不同的是，我不仅试图将大革命置于全国和国际的背景下来理解，还试图将其置于每个社区的每个家庭之中来理解。革命给人们的经历各不相同，却影响了所有人。革命对于日常生活的冲击远比托克维尔的描述更加复杂和深刻。例如，我在书中强调了继承法的改革和临时废除砍伐树木与开垦荒地禁令的影响。

现当代的每一次大革命——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国革命和20世纪的中国革命——都具有其独特性，它们都是特殊的社会、历史和危机的产物。但是所有的大革命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也由此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国内和国际冲突。所有的大革命对于每个亲历者来说都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生活的剧变。我试图在这本书中抓住的就是法国人鲜活而厚重的经历。

导言

1789年之后，法国革命者试图在人民主权、国家统一、人人平等的原则基础上重新塑造他们的世界。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因为之前的国家是一个由绝对王权统治、存在根深蒂固的特权和地方豁免权的庞大而多元的王国。在法国和其他国家都有人试图用武力摧毁革命，他们认为革命是对既有的社会秩序、宗教信仰和权威的威胁。

当时人们在如何评价大革命成就的问题上出现了两极分化。虽然革命期间的一切都变化无常，而且在实践中和理念上都存在反对革命过激化的强大力量，但革命还是给人们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持久的印象——公民可能因此获得解放。1798年，年届74岁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总结道：

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当中永远不会被遗忘，因为它揭示了人性深处追寻道德进步的可能性，这为此前所有政治人物所虔信。即使我们必须回到旧制度，自由的这些最初形态作为一种哲学上的证明，仍不会失去其价值。[1]

克雷基侯爵夫人维克图瓦·德芙拉·德泰塞比康德年长20岁。与康德相反，她对同时期她在身边的所见所闻进行了尖酸刻薄的描述：

在城镇中你只能看到无礼、邪恶的人。你只能以一种粗俗的、苛求的、轻蔑的口吻进行交谈。每张面孔都充满了阴险狡诈，甚至儿童都有仇视、堕落的行为。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着仇恨。嫉妒从未被满足，悲惨随处可见。这就是对发动一场革命的惩罚。[2]

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历史学家也赞同1789年5月至10月的大革命行动是史无前例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他们在以下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为什么后来被称作“旧制度”的政权会在如此广泛的支持下被推翻，为什么革命会走向恐怖，革命的影响是什么。1789年事件造成的影响是如此复杂、剧烈和重要，以至于关于这些事件的起源、过程的反思和争论不可能完结。法国大革命仍然令人着迷、使人困惑、发人深省。事实上，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以及东南欧政权的垮台以及“阿拉伯之春”这两股革命大潮重新激发了我们对于18世纪末那场改变世界的剧变的兴趣。[3]

法国大革命的戏剧性、成功、悲剧，以及那些试图阻止和颠覆它的举动，在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都是学者们关注的主题。[4]拿破仑·波拿巴在1799年11月掌权之后，第一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们就开始从他们的视角来叙述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对革命起源和革命变革影响的评判。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稳定的政权是为什么、如何在1789年倒台的？为什么革命过后稳定一个新秩序会如此艰难？革命期间的政治动荡在根本上阻碍了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吗？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还是一段旷日持久的暴力动荡以及令数百万人丧命的战争冲突？本书意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和所有重要的革命一样，法国大革命中有许多英雄主义、恐怖、公民牺牲以及屠杀的插曲。毛泽东在1927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写下了著名论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

毛泽东当时34岁，1792年的法国革命家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同样也是34岁，他在同年11月回答政敌讽刺他手上沾着鲜血时说道：“公民们，你们想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1792年8月，巴黎市民推翻了路易十六并且屠杀了他的数百个守卫，罗伯斯庇尔坚持为这些爱国者[6]辩护道：“在如此大规模的起义中，犯下几桩明显的罪行或者微不足道的轻罪是在所难免的，他们的死是对他们效忠国王的惩罚。”[7]

以往的法国大革命通史写作给人的感觉是革命只是巴黎人的功劳，他们将革命强加到顽固封闭、一直敌视革命的乡村。巴黎制造了革命，外省反抗革命。[8]与此相反，本书认为只有在研究巴黎的政府与在乡村、城市、城镇的人民之间如何协商、对抗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法国大革命。本书的读者在了解巴黎政治斗争的历史的同时，也会在书中看到很多城镇和乡村的普通人如何参与、反抗和经历革命带来的改变。

巴黎的确是大革命的发源地，但是18世纪80年代居住在巴黎的65万人口只占法国2 800万总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法国是由乡村和小城镇构成的国度。在大革命期间统治法国的人物几乎都出身于外省，他们在浩如烟海的通信集中表达了选民传达给他们的国家建设理念。本书将研究1789年到1799年间法国在立法、文化和社会上的变革经历如何挑战、转变了外省社会对于权力和权威的想象。农村和小城镇的人是如何接受、适应或拒绝来自巴黎的改变的？结果是令人惊讶的。

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视觉文化和口语文化上的疾风骤雨，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大量视觉上的表现物，它们用来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或者攻击、嘲弄某个人的敌人。大革命还产生大量昙花一现的事物，诸如政治俱乐部的入会卡、卡通，或者革命时代被称为“指券”的银行券。当然，大革命还计划用大量纪念性建筑来纪念革命的成就，但是这些计划在动乱、战争和贫困的状态中从来没有得到落实。这场塑造了当代法国的大革命，几乎没有留下实物的遗迹。[9]

在确认一些留存至今的建筑遗迹时，我主要接受了伯纳德·理查德的帮助，他向我分享了他在纪念大革命的实物遗迹领域的广博知识，比如说在圣朱利安德萨吕村的巴士底狱的砖石。在过去的多年中，我从与多位友善的历史学家的交谈中直接获益，他们有大卫·安德列斯、米歇尔·比亚尔、史蒂芬·克雷、伊安·科勒、苏珊娜·德珊、阿兰·福斯特、保罗·汉森、林恩·亨特、柯林·琼斯、彼得·琼斯、埃尔韦·洛伊维尔、玛丽莎·林顿、让-克莱蒙·马丁、约翰·梅里曼、诺埃尔·普莱克、蒂莫西·塔科特、查理·沃顿以及我的多位学生。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希瑟·麦卡卢姆和瑞秋·朗斯代尔以及他们的读者提供了鼓励和洞见；理查德·梅森和萨曼莎·克罗斯在版面编辑和设计上展示了专业的水准。米拉·阿德勒-吉莉帮助我找到了本书中的重要插图，格拉文·莱斯制作了精美的地图。此外还要感谢朱丽叶·弗莱斯、基特·麦克菲、杰瑞米·特奥以及奥罗尔·穆尔肯斯提供的帮助。最重要的，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伴侣夏洛特·艾伦对草稿进行的认真细致、充满洞见的审阅。

在过去的225年中，数百位历史学家深入探究了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问题，这本书不可避免地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法国大革命作为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历史学家们可能因为论点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但正是他们高水平的研究和作品使得大革命研究成为历史研究王冠上的宝石。法国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优质的服务，他们妥善地保管了丰富的档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深表感激。当南锡档案馆由于装修而关闭时，工作人员特意准许我在里面查阅资料。

经过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允许，本书第四章的部分内容是我自己在大卫·安德列斯主编的《牛津法国大革命史手册》中执笔的章节基础上写作而成的。经过布莱克维尔出版社的允许，本书第17章的部分内容是在我编著的《法国大革命读本》一书中的第27章基础上写作而成的。

[1] Michel Biard and Pascal Dupuy,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Dynamique et ruptures, 1787-1804, 2nd ed. Paris: Armand Colin, 2008, p. 21.

[2] Comte de Courchamps, Souvenirs de la marquise de Créquy de 1710 à 1803, 10 vols.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65, vol. 9, pp. 144–45.

[3] Recent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are charted and discussed in a special issue of FHS, 32(2009). Two recent collections bring together current scholarship: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4] There are many surveys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Revolution, including William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r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lan Forrest,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Gwynne Lewis,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Deb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eter J. Davies,The Debate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and, most recently and successfully, Paul R. Hanson, Contes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lden, MA, and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5] Mao Tse-Tung, Selected Works, vol. 1,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p. 28.

[6] 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语境中，“爱国者”指忠于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人。与之相对的通常为那些忠于前现代、封建制度意义上的君主的人，即“保王派”。（本书的脚注均为译者注。）

[7] Oeuvres de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1 vols, Ivry: SéR, 2000–07, vol. 9, pp. 77–78, 86–91.

[8] This assumption underpins, for example, D. M. G. Sutherl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The Quest for a Civic Order, Oxford: Blackwell, 2003, p. 387; Richard Cobb, Reaction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25.

[9] Rolf Reichardt and Hubertus Kohle, Visualising the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the Pictorial Arts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translated by Corinne Atwood and Felicity Baker,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8; Annie Jourdan, Les Monuments de la Révolution, 1770–1804: une histoire de représentation, Paris: Champion; Geneva: Slatkine, 1997; Richard Taws, The Politics of the Provisional: Art and Ephemera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Philadelphia,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地图

地图1 18世纪法国省区图

地图2 革命时期的巴黎

地图3 法国省区图，1800年

地图4 战势图，1793—1794年

第一章

拼凑起来的权力和特权：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

1775年6月，路易十六前往兰斯举行加冕礼，他所乘坐的这辆崭新的马车重达1.5吨，至少耗资5万里弗，这个数字相当于大部分教区教士年俸的70倍。按照“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Rex Christianissimus）[1][2]版画上所描绘的那样，马车车厢四周装饰着代表波旁家族的百合花，代表法国与那瓦尔国王的纹章，以及一些纯金的小雕像。香槟省总督波旁公爵向路易十六呈交了兰斯城的钥匙。路易十六身着紫色天鹅绒和貂裘，在大教堂中接受涂油礼，所用的圣油是法兰克人第一位国王克洛维于496年在兰斯受洗时就曾经使用过的。路易十六宣誓保护教会、消灭异端；接着大主教叮嘱他要向穷人布施，为富人树立一个榜样，同时要维护和平。随后20岁的国王在19岁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陪同下，向2 400名患有瘰疬病（是一种发病于颈部淋巴腺体的结核病）的人张开手，这些人专门赶来希望通过“国王的触摸”来祛除这种被称为“国王的罪恶”的病。

历经八个世纪，波旁王朝已经编织出除了俄国之外的欧洲最大的王国。这个国家是由各式各样的特权拼凑而成的，随处可见层累而成的历史和传统。从国王的臣民所说的语言到管理臣民的法律和法庭，从地方行政管理到教会体制，从各级税收到各种度量衡，公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带有历经八个世纪的国家形成的印记以及与新并入的省份之间的妥协。特权带有地方性。不仅某些城镇和省份享有诸如在税收水平上的特权地位，而且教会和贵族在整个王国境内共同享有的特权决定了他们如何缴纳税收和接受司法审判，并且反过来他们又决定其他人如何缴纳税收和接受司法审判。

生活在18世纪法国的居民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即他们当中有97%的人既是天主教徒也是“蒙上帝恩典的、法国与那瓦尔的国王”路易十六的臣民。坐落在凡尔赛的宫殿令人叹为观止，其中的700间房屋和宫殿前575米宽的花园大部分都是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1710年完成的，这座宫殿象征着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的力量——为了臣民的幸福只对上帝负责的国王。他的继承者路易十五以及路易十六继续着这种展示王权的举动。

但是在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社会中，人们内心深处的认同植根于他们所在的某一省份或地区。尽管路易十六的先祖弗朗索瓦一世在1539年颁布的《维莱-科特雷法令》中规定所有的教会记录和司法行政文件都必须用法语书写，现实情况是只有一小部分臣民在日常生活中说国王能够听懂的那种法语。在国家的大部分地方，法语只是那些从事行政、商业和某些职业的人的日常用语。教士在使用拉丁语的同时也使用法语，然而他们在布道的时候用的却是地方口音或地方语言。朗格多克省的几百万人说的是奥克语的变种，东北部人口说的是佛兰德语，洛林人说的是德语。靠近西班牙边境的一小部分人说的是巴斯克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在布列塔尼省大约有100万人说凯尔特语。当阿尔贝神父从阿尔卑斯山南方的昂布兰向西穿越奥弗涅省时，他发现：

我完全听不懂路上遇到的农民说什么。我对他们说法语，用我的家乡口音来向他们说法语，我甚至试图对他们说拉丁语，但是无一成功。最后，当我费尽浑身解数也没能让他们听懂的时候，他们反过来跟我说一种我根本无法理解的语言。[3]

即使在法国北方，说法语地方方言的人，或者带有轻蔑意味地说，说法语带有口音的人也随着地区不同而变化。

法国最明显的特征是多样性以及地方差异性。从地形上来说，法国囊括从欧洲最高的山峰——海拔4 800米的勃朗峰和海拔3 000米的比利牛斯山——到宽阔平坦的巴黎盆地平原，以及崎岖不平的中央高原。从南部密集的村庄和小城镇（或市镇）到西部零落的小村庄和分散的农场，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居民有着多样化的农业种植习惯。在地形、建筑和特产上体现的地区差异性今天深受游客的喜爱，在当时则体现得更加明显和复杂。1789年之后的十年间的戏剧性变化就是在这种多样性背景下上演的。

今天居住在法国的人口较18世纪相比已经增长了一倍多。但是18世纪80年代的乡村已经显得十分拥挤，这是因为在农业社会之中的大部分人口都在土地上耕作，依靠土地上的直接产出生活。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是今天的十倍。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2 000人以上的城镇中。大部分人居住在4万个农村公社或教区之中，这些地方的平均人口在600人左右。[4]

正是这些农村人口支撑着18世纪法国权威和特权的三根支柱：国王、天主教会（或王国内的“第一等级”）和贵族（“第二等级”）。王国内的税收，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以及由领主征收的封建租税加在一起，根据各地区的差异，占了农民总收入的15%到40%。但是当时与之前相比，有更多的人在土地上维持生计。尽管歉收的威胁一直存在，但在1750年之后出现的一系列丰收打破了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持平的状况：人口从大约2 450万增长到了80年代的2 800万。[5]

大多数法国乡村的显著特征是维持生计的混合农业：在这套体制下，家庭劳动试图培育多种农作物和牲畜作为食物与衣物的来源。只有在靠近大城市的富裕地区，例如靠近巴黎的布里和鲍斯，才能让拥有大量农场的地主和佃户将所有的生产集中在小麦等单一农作物上。大多数公社经济成分复杂，既有供应当地城市中心的市场化农业，也有满足当地人生存需要的基础农业。

两个在王国南北两端的公社是这种复杂性的典型。巴黎东北部32千米有一个叫蒙努古尔的小村庄（人口280人），领主夏瑟博·德·博蒙的大部分地产都用来生产供应城市的谷物。蒙努古尔的农民还从事栗树加工业，在村庄的南部生产酒桶和木桩；其他人为鲁昂和巴黎的新建筑提供石料。增补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活动的是生存经济，在小块土地上种植葡萄、蔬菜、果树（苹果、梨、李子、樱桃）和核桃树，在森林中采集栗子和蘑菇，从牛羊身上获取奶制品和肉类。正像法国其他地方的村庄一样，居住在这里的人从事多种贸易，例如，皮埃尔·瓦尔在蒙努古尔当地经营一家小酒馆，出售散装酒，同时他也是村里的石匠。[6]

在朗格多克省靠近地中海海岸的地区，贝济耶以北21千米的村庄加比扬，情况与此完全不同。实际上，大部分加比扬的村民无法与他们在蒙努古尔的同胞交流，因为像大多数朗格多克人一样，他们日常说奥克语。加比扬是一个庞大（有770名居民）并且重要的村庄，常年有淡泉水供应，自从988年以来领主一直都是贝济耶主教。他在此地居留时间很短，但却从这个公社征收大量封建租税，包括每年100瑟提耶（1瑟提耶约等于85升）大麦、28瑟提耶小麦、880瓶橄榄油、18只鸡、4磅蜂蜡、4只鹧鸪和1只兔子。考虑到加比扬以前是山区和海岸交界处的市场，村民还需要向主教交纳1磅胡椒、2盎司肉豆蔻和2盎司丁香。蒙努古尔通过它的种植业、木材加工业以及采石业与更广阔的市场联系在一起，加比扬的现金经济则基于大量葡萄园和放牧在环绕村庄的多石丘陵上的1 000只羊所生产的羊毛。20个羊毛纺织工人为来自北部纺织城镇贝达里约的商人工作。[7]

作家尼古拉·雷斯蒂夫·德·拉布列多纳1734年出生于勃艮第省和香槟省交界的一个名叫萨西的村庄，他以自身经历描述了乡村世界。雷斯蒂夫来到巴黎，由于《堕落的乡巴佬》（1775）一书中的下流故事而变得声名狼藉，他后来在《我父亲的一生》（1779）中写下了他对萨西的回忆。他回忆了他的亲戚玛格丽特与戈万的幸福婚姻，在他看来，戈万是一个“爱开玩笑、体形匀称、自负、熟知当地段子的乡巴佬”：

玛格丽特拥有价值120里弗的耕地，戈万有价值600里弗的土地，一些是耕地，一些种植葡萄，一些土地分散在草原上；每种类型的土地都分为六部分，六块种植小麦，六块种植燕麦或大麦，六块休耕……对于玛格丽特来说，她纺织七到八只羊的羊毛，十二只鸡下鸡蛋，还有牛奶和从牛奶中得到的黄油和奶酪，她把这些拿去卖钱……戈万也是一名织工，他的妻子还有一些仆人工作；她的收入一定非常可观。

仅用“农民”（paysan）一词不足以表明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在大革命时期乡村人民各种各样的举动揭示了这种复杂性。[8]农民大约构成了“第三等级”或“普通人”的五分之四，但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只拥有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像在巴黎周围的法兰西岛这样的大规模农业区，从事农业的人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但是在大多数地区，大部分人都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块土地的承租人以及收益分成的佃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依靠从事一门手工业或者打零工谋生。在所有的乡村社会中还有一小部分农民经常被称作乡村贵族（Coqs de Village），他们是大片土地的承租人或所有者。大的村庄还有一小部分人是教士、工匠、纺织工人，他们不是农民但通常拥有一些土地，例如那些由教士照管的菜园。纺织工业的核心也位于法国乡村，农妇通过业余时间的劳动与地方城镇联系在一起，她们的产品包括米约的羊皮手套，圣埃蒂安的缎带，勒皮的花边，埃尔伯夫和鲁昂的棉布，亚眠、阿布维尔和贝达里约的羊毛制品，以及里昂和尼姆的丝绸。

在城镇和乡村中为满足日常需要而进行的辛苦劳作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在乡村世界中，家庭采取各种复杂的手段来维系自身生存，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在不适宜生长的或贫瘠的土地上种植谷物的现象，低产出在意料之中。像加比扬这样的南方村庄，干燥的石质土不像诺曼底肥沃湿润的土壤那样适宜生长谷物。但是，在两个地方都留出大量可耕种的土地种植谷物，用来满足当地需要以及封建租税和什一税的要求。因此，大多数乡村公社限制“剩余农产品”交易流向城市。对于靠近市镇的大部分农民来说，定期集市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进行当地集体文化仪式的场合，而不是交换产品的场所。

尽管每个地方城市和省份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与制度，它们都是通过“团体”（corporations）组织起来，成为王国的一部分。个别职业、城镇、省份，尤其是教会和贵族，都享有团体“权利”和“特权”，这些权利和特权都是与凡尔赛的王权长期协商的结果。在理论上，法国社会展现了一种中世纪模式，三个等级分别负责祈祷、战斗以及工作（对于99%的第三等级来说）。王权很久以前就承认了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地位，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成员享有独立司法权和免税特权。教会只需向国家缴纳一笔自愿捐赠（don gratuit），经过全体教士大会的决定，通常不会超过其2.5亿里弗年收入的5%。但是，在整个18世纪，王权不得不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战争开销和统治费用，成功地向贵族财产开征了一系列税收——人头税（capitation）、十分之一税（dixième）、二十分之一税（vingtième）。到了18世纪80年代，这些普遍税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对财产进行征收的主要直接税——军役税（taille）。[9]但是税率根据地区和社会等级而产生变化，例如在朗格多克，贵族地主现在要缴纳相当于年收入8%到15%的直接税，这个比例与一些地区的普通人相同。但是在总体上，普通人的纳税比例更高；除直接税以外，在其他各种税收的比例上也是如此。[10]

乡村社会消费了大量产出以至于城镇和城市面临周期性的食物短缺问题，并且反过来限制了乡村对于城市工业品的需求。尽管只有20%的法国人居住在城市，法国城市和城镇在数量与规模上在欧洲范围内都引人瞩目。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有8座（显然巴黎是最大的，大约有65万人，然后是里昂的14.5万人，接着是马赛、波尔多、南特、里尔、鲁昂和图卢兹），还有70个人口在1万人到4万人之间的城市。这些城市和城镇都有一些大规模的制造业，但是绝大部分都是由个体手工业主导，主要满足城市自身人口和邻近腹地的需求，这些城市还具有行政、司法、宗教、维持治安等功能。它们是各省的首府。只有四十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巴黎，首都凡尔赛与王国其余部分的交流通常都是缓慢的、不确定的。

法国的疆域和地形一直以来都限制了政令、法律的传达以及商品的流通，这种情况即使在1765年改善道路之后也没有得到改变。道路改善后法国所有的城市与凡尔赛之间的行程都在10天以内。从巴黎坐马车前往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467千米的路程以每天90多千米的速度要走5天。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或南特需要5天，到波尔多要6天，到图卢兹或马赛要8天。[11]

巴黎是复杂道路交通网的中心，塞纳河也是河流的汇集处（约讷河、奥布河和马恩河），随之而来的是，每年有1.414亿加仑的酒、40万只羊、18.5万头牛以及4万头猪运到巴黎。但是各种粮食作物，尤其是小麦，是城市居民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像很多城市一样，巴黎四周环绕着城墙，对进入城市的货物征收入市税。在城墙之内，每个“郊区”（faubourg）都各有特色，流动人口与其贸易相结合。例如，在城市东部延伸开来的圣安东郊区，劳动者从事纺织业、建筑业以及家具贸易。一些人取得了成功。1733年，达穆瓦家族的族长在青年时期从附近的博韦来到这个郊区，他和他的后代迅速成为马车制造业的佼佼者，他们随后投入房地产业，到了1790年他们的财富估计有25万里弗。[12]

在巴黎的西郊，由于富裕阶层选择远离城中拥挤的中世纪街区居住，建筑业得以蓬勃发展。但是，大部分巴黎人仍继续居住在靠近塞纳河的中心地区拥挤的街道上，人们在租住的房屋中呈垂直隔离状态：通常，富有的资产阶级或贵族与他们的家庭仆人一起居住在地面商店和作坊之上的一、二层，工匠和穷人住在顶楼和阁楼。巴黎的职业结构是法国主要城市的典型代表。尽管出现了大量大规模工业——在圣安东郊区，雷韦永的墙纸工厂雇用了350人，桑泰尔的啤酒酿造厂有800名工人——城市工业还是以个体熟练的手工制作为主。

在技术行业中，师傅控制着工匠的入会权，一名工匠要想合格入选，必须在外省本行业的中心完成环法之旅后上交一件个人代表作。4万名行会师傅和女能手享有他们的团体特权，他们积极参与到路易十六时期巴黎蓬勃发展的消费文化当中。熟练工人想要被认可，既要看他们的手艺，也要看他们是师傅还是工人。时人将巴黎的劳动人民称为“普通人”（menu peuple）——他们并不是产业工人阶级。尽管如此，工人们与他们的师傅之间的矛盾在那些难以获得师傅资格的行业中非常突出，例如建筑业和印刷业；在某些行业中，引进新机器威胁到了工匠和学徒的手艺。在印刷业，经常会发生劳务纠纷，合格的工匠强烈反对雇用那些还没有完成学徒期的工人。1776年，有熟练技艺的劳动阶层十分看好财政总监杜尔哥废除行会的前景，看到了自己建立作坊的机会，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随后在1781年，政府推行了工作证制度，上面记录了工人的一举一动，强化师傅权力的代价是工人们的不满。[13]

正如在乡村社会中那样，天主教会渗入了巴黎的大街小巷：这里有140座男、女修道院以及1 200名教区教士。教会拥有城市四分之一的财产。法国教区教士的数量在18世纪减少了一半，这种趋势在1750年之后持续加速，但是在巴黎52个教区内，每750人当中仍有一名教区教士。然而，世俗化的加剧使得教会文化丧失了活力，到18世纪80年代，大概只有不到一半的巴黎人会定期参加圣餐礼。一个原因是教会忽视了迅速发展的新郊区：城东的圣玛格丽特大教堂最成功时拥有3 000名信徒，这个数量只是这个教区4.2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14]

环绕着巴黎原来核心地带的郊区在1785年到1787年被总包税局纳入了新的税收体系之内，不断增加的税收和物价上涨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在城墙外的“边缘”聚集了很多刚刚来到大都会的穷人，他们在巴黎和农村之间勉强维持生计，因为乡村就在附近。18世纪70年代，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获得了奖学金，他从北部城镇阿拉斯来到王国内最好的中学，索邦[15]对面的路易大王中学，他和他的同学在师傅的照管之下，每周有一天半的集体出行。巴黎城内被认为充满着诱惑和危险，因此很多次出行都选择巴黎城南附近的乡村：在那里，规矩教会这些男孩避免做“任何引发骚乱或抱怨的事，例如追逐打闹，闯入葡萄园，践踏麦田等”。[16]

城市工人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公开的。像巴黎、里昂和马赛这样的大城市，最主要的特征是拥挤不堪的老市中心，大部分家庭在那里只拥有一到两间房间——与饮食和娱乐相关的日常活动都是在公共场所进行的。从事技术行业的男性通过手工业行会团结起来，虽然不合法但是得到了容忍，行会保障了日常的工作和工资，并且在每天14至16小时的工作日之余提供了娱乐场所。此外还有属于女性的空间，劳动妇女在这里解决家庭纠纷以及关于房租和食物价格的问题，例如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市场，妇女占有57个摊位中的48个。[17]不幸的是，城市中还有2.5万名妓女，她们是城里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十分之一人口的一分子。

法国内陆省份的中心城市则更具典型性，例如北方阿图瓦省的首府阿拉斯，该省是在1659年与西班牙签订《比利牛斯和约》之后并入法国的。[18]整个阿拉斯城市的人口大约只有22 500人，但是它是各种活动的中心。尽管这座城市十分紧凑——只需步行15分钟就可以穿过——众多小型街区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富裕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家族所在的教区；被污染的斯卡尔普河支流沿岸，坐落着拥挤的穷人街区；军队的“堡垒”；还有一个独立的地区，在那里聚集着王室行政机构、教会和司法机构等宏伟建筑。在阿拉斯的周围，贵族拥有大约30%的土地，主教辖区、大教堂分教区以及修道院拥有另外的20%。这个省份通过粮食生产和纺织业而繁荣兴盛，阿拉斯是这片长久繁荣地区的中心，是王国内最大的谷物交易市场所在地。

这座教堂林立、遍布哥特式钟塔的城市主宰着富饶的腹地，它有一座大教堂、十一个教区教堂、圣瓦斯特大修道院（每年租金收入约为55.5万里弗），以及十一个女修道院和七座寺庙。总之，整个城市4%的人口是宗教人士：教士、修女和僧侣在公共场合随处可见。[19]此外还有50个大贵族家族的成员居住在阿拉斯，他们从乡下地产和他们领地上的封建租税中获得财富，然后在城市中消费。贵族、成功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以及商人家庭兴建了富丽堂皇的房屋，这些房屋在1915年的轰炸中被毁，经过仔细的修复后，它们让今天的阿拉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佛兰德-巴洛克式的建筑风貌。

法国东北部，在大型铸铁厂和煤矿周围兴起了许多小型工业中心，例如勒克鲁索（勃艮第）、尼德布隆（阿尔萨斯）以及雇用了4 000名工人的昂赞（佛兰德斯）。1787年，路易十六加封巴伐利亚移民克里斯托弗·菲利普·奥贝尔康普夫为贵族，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茹伊建立了一家印花布厂，雇用了超过1 000名工人。这些新兴工业十分罕见。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与加勒比海殖民地繁荣的殖民地贸易发展出了更具资本主义经济色彩的造船业和殖民地货物加工业，波尔多的人口从1750年的6.7万人增加到了1790年的11.1万人。（图2）波尔多及其腹地是一种蓬勃的二元经济的典型代表。在沿海港口（例如波尔多、勒阿弗尔、南特和马赛），大的河流港口（鲁昂、巴黎、里昂）及其腹地，经济在海外贸易、奢侈品消费以及专业化农业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以历史悠久的农业生产——周期性地方集市为基础的“内向型”经济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商人和大金融家对于他们的成功信心十足。1789年，300个商人家族主宰着拥有12万人口的马赛经济。他们是这座城市文化生活和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力量。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1775年说道：“我所谈论的商人，他们的地位远不及最古老的贵族或者最高贵的贵族，在我看来，他们的德行、才能、进取心以及他们的财富对于国家的贡献都是无与伦比的……”[20]但是，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以更加传统的方式获取财富和地位，例如从事司法行业、为王室行政管理服务的行业和投资地产。“资产阶级”（bourgeois，本意是“居住在城市的人”）一词可以用来贬低虚荣的中产阶级，但是它还具有美德和地位的意义。要成为一名“居住在巴黎的人”，并且从细微但有名望的特权和豁免权中获益，一个人必须居住在这座城市，在这里纳税，并且不能直接从事农业。“资产阶级”这个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那些依靠投资或财产生活的人，而不是依靠体力劳动或从事贸易的人。[21]

贵族在王室行政中占据着最尊贵的职位，但是低级职位由中产阶级充任。凡尔赛的行政机构规模非常小，只有670名雇员，但是王室政府在外省城市和城镇有一整套网络，在法庭、公共工程以及政府之中雇用了上千人。对于拥有多种赢利手段的资产阶级来说，最能吸引他们、最受尊敬的方式就是投资回报低但是稳定的政府债券，或是投资土地和庄园产业。尤其是后者，给了他们提升社会地位的期望，甚至有了同贵族通婚的可能。到了18世纪80年代，在西部曼恩省勒芒市周围的乡村，有多达五分之一的领主有资产阶级背景。在资产阶级可选择的诸多途径之中，最炙手可热的目标是7万个可买卖官职，国家出售这些职位来获取收入，多达4 200个职位的持有者可以成为贵族。其中最吸引人的职位是857名“国王秘书”，他们没有任何具体工作，但是购买这一官职就可以成为贵族。但是，尽管最富裕的资产阶级都一心想成为贵族，第二等级用追溯贵族身份（recherches de noblesse）的方法与这些暴发户（parvenus）划清了界限。[22]

城市和乡村相互依赖。在地方城市，资产阶级在乡村拥有大量地产，他们从租佃的农民那里收取租金；而对于年轻的乡村妇女来说，为资产阶级家庭进行家政服务是她们工作的主要来源。不幸的女孩沦落风尘或者流落在救济机构。城市和乡村还有一个重要的联系，像里昂和巴黎这样的城市中，劳动妇女会把她们的婴儿送去乡村让奶妈喂养，经常会持续数年。婴儿在乡村存活的机会更大，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三分之一的婴儿在奶妈喂养的过程中死去。[23]另外一种形式的劳动力交换涉及数以万计的高原地区男性，他们季节性地在冬天漫长的“毫无收成的季节”来到城市寻找工作，停留的时间甚至有数年之久。男人离开后留下了一个“母系”社会，妇女喂养牲畜，制造纺织品。

法国城市与乡村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是食物供应，尤其是谷物。这个纽带经常被城市和农村消费者相互冲突的需要破坏。即使在正常年月，城市工人也要把一半工资花费在购买又大又重的面包上。由于物价在饥荒年月上涨，需要廉价丰富的面包的城市居民和乡村中贫困人口的关系也会因此而紧张，地方商人试图将乡村的谷物运到城市市场高价出售，这威胁到了乡村贫困人口的生存。在1765年至1789年间，有22年发生了食物骚乱，城市街区的妇女试图利用“平民税”（taxation populaire）将物价维持在正常水平，在乡村，农民们团结在一起阻止稀缺的资源被运往市场。[24]

18世纪的法国存在大规模的贫困，绝大部分人很难抵抗歉收。高出生率（4.5%）几乎与高死亡率（3.5%）持平。男女结婚晚：男子通常在26岁至29岁之间结婚，女子在24岁至27岁结婚。尤其在信仰虔诚的区域，夫妻不会通过体外射精的方式避孕，育龄妇女经常每隔20个月就会怀孕一次。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高达一半的儿童在5岁之前死于婴幼儿疾病和营养不良。例如在加比扬，18世纪80年代有253人死亡，其中有134人是年龄低于5岁的儿童。老年人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在1783年村庄里有三名80到90岁的人以及两名90岁以上的人下葬，活过婴幼儿时期的人平均期望的寿命只有50岁。[25]

教士无处不在。全国的教士总共有169 500人，占人口比例的0.6%。他们按照使命分成“正式”教士（僧侣和修女）和“世俗”教士（牧师和助理牧师），在修道院的正式教士有81 500人，而59 500名世俗教士的任务是满足底层社会的精神需要。[26]教会财富大部分来源于在收获时对农产品征收的什一税（通常为8%至10%），加上各级教会和教堂大量的地产，每年的收入估计有1.5亿里弗。主教辖区根据这些收入支付教区教士的年俸，教士还可以从主持婚礼、为逝去的灵魂进行弥撒等特殊服务中收取费用。1786年牧师和助理牧师的最低年俸分别为750里弗和300里弗，这个收入让他们比教区内大部分人都过得舒适。此外，第一等级拥有全法国6%至10%的土地，在北部的康布雷齐更高达40%，第一等级征收的收成税和地租加在一起每年有1.3亿里弗。教会还是城市财产的主要所有者，例如，教会在安茹西部城市昂热拥有四分之三的地产，像其他地方一样，教会是当地人民主要的工作来源，这个城市3.4万名居民满足着600名教士的需要：仆人、书记员、木匠、厨师和清洁工都依赖于教士，律师的诉讼中有53%的案件涉及教会，起诉的对象是那些在乡村中不缴纳什一税的人和不支付教会庞大产业租金的人。[27]

很多男性修道院到18世纪80年代都衰落了：神职人员的招录一直在稳步下降，路易十五关闭了超过450座修道院（它们加起来才有509名僧侣和修女）。女性修会则日益繁荣，在巴约的慈善修女会通过制造饰带为数百位贫困妇女提供了食物和住处。在整个法国乡村，教区的教士是社区的核心：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在人需要的时候指点迷津，他们是布施善举的人，是雇主，还是外界新闻的来源。

在冬季月份里，教区教士提供基础的教育，但是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男性和五十分之一的女性能够阅读《圣经》。从布列塔尼的圣马洛到日内瓦这条线以北，超过50%的人，有的地区可达90%的男性至少可以签署自己的婚姻证明。大约有40%的女性可以签字。在占王国三分之二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只有20%至40%的男性以及10%至30%的女性可以签字。与此相对，在巴黎每1 200人就有一所初等学校，几乎所有的男性和女性实际上都能阅读。[28]

深受神学影响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不相信世俗的乐趣，他们相信教会的权威，相信放纵会使他们在死后遭受惩罚。伊夫·米歇尔·马歇是西部一个虔诚的教区神父，他宣称“当所有肉体上不洁的、不正当的行为是由于个人意志做出的时候，这说明这个人本性邪恶并且在道德上有罪，因此会被逐出上帝的王国”。一旦被放逐，罪人毫无疑问将会面临惩罚，正如参与过256个传教团体、经验丰富的布里戴纳神父所说的那样：

严酷的饥荒、血腥的战争、洪水、火灾……剧烈的牙痛，被献祭羔羊的痛苦，癫痫症的痉挛，高烧，骨折，殉教者承受过的所有折磨：锋利的剑，铁刷子，狮子和老虎的牙齿，拷问架，车轮，十字架，烧红的烙铁，滚烫的油，铅水……

然而，尽管97%的法国人名义上都是天主教徒，各个等级无论在宗教层面（宗教活动的外在仪式，例如参加复活节的弥撒）还是在精神层面（个人内心赋予这些仪式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都各不相同。当然，历史学家难以得知精神层面的状况，但是，越来越多的怀孕新娘（整个世纪为6%至10%）以及从事教职人数的减少（新招收的教士数量在1749年至1789年间下降了23%）至少可以证明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信仰上的消退。[29]

天主教在西部最为强盛，在布列塔尼、比利牛斯山沿线、中央高原南部这些地区，教会经常从完美融入他们社区和文化的当地家庭的男孩中招录教士。这些地区农场稀疏、村庄散落，偏远的农场和村庄的居民在参加周日弥撒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归属感。在弥撒结束之后，教区居民和教士在由牧师主持的小型政教合一的团体中决定当地所有事务。在任何地方，教区居民中最虔诚的多是老年人、妇女或农民。

直到1788年，想要做礼拜的新教徒必须至少在公开场合上放弃自己的信仰。在东部的部分地区和中央高原大约有70万名新教徒。人们对于宗教战争和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后的迫害记忆犹新：塞文山区的蒙特维尔港是1700年新教卡米扎尔派起义的核心地带，那里的一座军营和一个天主教的领主（马耳他骑士团骑士），时刻提醒着那里的人民要受他们的管制。[30]或许是由于巴黎这座城市混乱的宗教历史的缘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达成了广泛的和解。在1787年11月，路易十六签署了《宽容法令》，很大程度上是前任政府大臣纪尧姆-克雷蒂安·德·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尔布和来自尼姆的新教教士让-保尔·拉博·圣埃蒂安努力的结果，这项法令恢复了新教徒公开进行宗教仪式的权利并且恢复了他们的司法身份和公民身份，包括在结婚时无须改宗天主教的权利。但是犹太人不享有这项自由，天主教仍然是国教。[31]

像新教徒一样，犹太社区在地理上与天主教社会相隔离，他们总共有4万人，在波尔多、巴约讷、阿维尼翁附近的孔塔-弗内森地区以及阿尔萨斯-洛林等地保留着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在西南部，西班牙裔犹太人是西班牙难民的后代，他们一直享受着王室承认的具体“权利”并且对他们被接纳的程度引以为傲。在法国东部的德裔犹太人情况则大不相同，尽管在1770年之后犹太人在当地首府南锡的“特权”已经扩展。1788年，他们被允许建造一个带有公墓和医院的犹太教堂。南锡40个犹太大家族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穷人，但是像贝尔和瑟夫贝尔这样的家族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斯特拉斯堡都非常富裕。尽管他们在城镇中居住了很长时间，反犹太运动还是会时不时地爆发。在1788年2月的南锡，瑟夫贝尔的谷物商店被抢劫，其他犹太人的家园也遭到了袭击。[32]

宗教团体的领袖（经常吃空饷）、主教和大主教这些最诱人的职位都由贵族把持。然而在18世纪上半叶有九名普通人成为主教，在此之后只有博韦神父一位非贵族人士被任命为主教，这位杰出的布道者在1773年成为王国内最小、最偏远的塞内主教辖区的主教。虽然大主教和主教由于贵族出身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在财富和地位上差异很大，最极端的例子是担任斯特拉斯堡大主教的红衣主教罗昂的年俸是45万里弗，而阿尔卑斯的阿普特主教的年俸只有2万里弗。[33]

在司法、财政和职业上，任何形式的特权的最顶端都由前两个等级的贵族精英掌握。古老的、非常富有的贵族家庭处于权力的顶峰，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是权威，这种权威通过服饰、住所和奢侈品的铺张炫耀式消费体现出来。精英的人数很少，贵族家族不超过2.5万个，贵族人数不超过12.5万人，大约占人口的0.4%。作为一个等级，贵族享有多种团体财富和权力：财政和领主特权，通过徽章来显示身份，独享担任一系列官职的权利。[34]地方贵族保持地位和财富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让儿子进入一所军事院校，成为一名军官。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通过1781年的《塞居尔法令》得到了巩固，军官的祖上必须是四代贵族。211名中将中只有16人出身平民，全部军官超过90%都是贵族。[35]

像其他等级一样，贵族内部存在明显的分化。例如，在巴黎有大约6 000名贵族聚集在圣端诺累郊区、圣日耳曼区、马莱区和圣路易岛。路易十六的堂兄奥尔良公爵年收入为200万里弗，另一位近亲孔蒂亲王年收入400万。巴黎还有100个贵族家庭收入在5万至30万里弗之间，300到400个家庭收入在1万至5万里弗之间。[36]相对而言，依靠乡村地产生活的最贫穷的外省贵族（被戏称为“燕隼”）与巴黎的精英、上千名凡尔赛的廷臣（大贵族）、高等法院的法官、资深的行政官员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这些外省贵族的家世通常要比那些因为行政服务而受封贵族的人（穿袍贵族）[37]和购买贵族头衔的人高得多。

在贵族精英当中，社会关系通过错综复杂的等级地位和特权而进一步分化。例如，有的贵族能在宫廷中出席正式场合，有的贵族获准能坐在王后面前的脚凳上，有的贵族甚至可以与王后同坐一辆马车。这些并不是空洞的符号：王后最宠爱的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每年可以获得43.8万里弗的年金和俸禄。有时候远不止如此。罗昂-盖梅内亲王和亲王夫人分别担任王室大总管和王室子女总管，与红衣主教罗昂是近亲，他们在1783年破产时宣布亏空3 300万里弗。

甚至对于次一级的贵族而言，要维持与家族身份相符的体面，开销也非常高昂：宫廷家族索尔·塔瓦纳每年在服装和其他饰品上花费2万里弗，相当于这位公爵在勃艮第财产收入的三分之一。最有名的一位贵族，夏尔·莫里斯·塔列朗-佩里哥尔由于先天腿部残疾不能从军而成了教士，仅仅十年过后，他在1789年1月被任命为主教。他描述贵族是“层层相互鄙视”的。[38]但是，所有贵族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一直热衷于地位和等级，从中获得物质上的特权、身份和肥缺。

绝大部分贵族将他们的财富大量投到占有财产上，尤其是乡村地产。第二等级大约直接占有法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并且对其余的大部分土地行使领主“权利”，领主权利是中世纪社会等级概念的遗留，所有的土地都有领主（“不存在没有领主的土地”），领主反过来有保障村社平安兴旺的义务。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对领地范围内所有土地上的主要农作物征收的收成税（通常是实物地租或租佃税），通常的税率在十二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之间，但是在法国中部的部分地区达到了四分之一。除此之外经常还有其他举足轻重的特权，例如对村庄烤炉、葡萄汁和橄榄油压榨机以及磨坊的垄断；土地交易要收费，甚至结婚都要收费；在收获季节，村社要在领主的土地上义务劳动。据估计，上述捐税在奥弗涅省的鲁埃格地区占到了贵族收入的70%，实物地租占到了农民产出的四分之一，而在南部相邻的洛拉盖地区实物地租只占8%。[39]

在传统的等级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义务和特权与变动的社会现实、各个等级内部财富地位的两极分化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协调。我们不能根据社会等级来理解18世纪的法国，不能指望每个等级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相比之下，“弹性的稳态”是对社会和政治系统的相对稳定最好的解释，有一整套复杂的特权、豁免权和惩戒性措施防止冲突。国王的权威在维护稳定上至关重要。

国王治理法国的机构无论是现有的还是先前的都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根据中世纪的萨利克法（Salic Law），王位继承人必须是天主教徒，王位只能传给长子。作为最高的行政权威，国王任命大臣、外交官和高级官员，有权宣战和停战。但是在现实中，国王要精心操控而不是乾纲独断。重要的制约力量之一，是负责登记国王法令的高等法院[40]，它们不断增长的权力超出了审查法令上司法错误的常规目标；此时，它们坚称自己拥有“谏诤权”，可以保护臣民免受特权和传统权利的侵犯。

统治18世纪法国的精英——路易十六和他的宫廷，以及掌握土地财富、行政管理、教会和司法的贵族精英——通过消除相互之间的矛盾而团结在一起。特权等级和国王之间的关系基于相互依赖和妥协：这种权力平衡很不稳定。自从路易十四在1682年颁布《法国教士法令》，国王成了高卢教会的首领，这意味着高卢教会在宗教权威和组织机构上脱离罗马实行自治，反过来国王要依靠教会来宣扬王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作为回报，天主教会垄断着公众信仰和道德准则。同样，作为对忠诚、顺从的贵族的回报，国王承诺贵族在教会、军队、司法和行政等各个体制中担任首脑。雅克·内克是日内瓦的银行家，他在1777至1781年担任财政总监，在1788年担任首相，他是路易十六唯一一个非贵族大臣。

国王权威的象征是威严的，但是它的官僚机构在维护公共秩序、施行外交政策和管控贸易上都规模偏小、能力有限。只有六名国王任命的大臣，他们中的三人负责外交事务、战争和海军，其他三位主管财政、司法和王室事务。大部分的征税工作被“转让”给私人的总包税局（fermiers généraux），而不是由国家的收税员承担。这些包税人是王国内仅次于军队的最大雇主，他们3万名雇员中的三分之二组成了一支准军事化力量，普遍令人厌恶和恐惧。最有名的包税商之一是安托万·拉瓦锡，他一方面在从事着费力不讨好的收税工作，一方面在私人实验室同年轻的妻子玛丽安娜研究化学，同时他还在卢瓦尔河边靠近布洛瓦的弗雷西纳的私人地产上进行农业改良。[41]

数个世纪以来，王权的统治实际上在新并入的领土上都充满着妥协，王权在各个方面都要尊重39个省份及其贵族和教士精英的特殊传统和特权（地图1）。为了行政管理，这些省份被划分成36个财政区（généralités），国王在这里任命督办官。它们在大小和自治权上的显著差异反映了它们并入法国日期和待遇上的区别。还有一些地区被兼并，新近兼并的有洛林（以南锡为中心，1766年并入）、科西嘉（巴斯蒂亚，1768年）、加斯科涅（欧什，1776年）、拉布尔（巴约讷，1784年）和贝阿恩（波城，1784年）。国王的督办官在各省行使的权力有着显著的差异。一些财政区是著名的三级会议省[42]（例如阿图瓦、布列塔尼、朗格多克和勃艮第），它们享有广泛的自治权，例如它们有权对本省人口分摊税负。而其余的省份，也就是直辖省（例如诺曼底和奥弗涅），则没有这项特权。

宗教的边界反映了教会的历史。136个主教辖区和18个大主教辖区在规模和财富上都各不相同，从巴黎机构众多的大主教辖区到“乡村主教辖区”，小辖区是此前的几个世纪里政治协商的结果，尤其是在教皇在14世纪流亡阿维尼翁时期所在的南部地区。一些南方的大教堂——例如尔约、圣帕普勒、瓦布尔和塞内——坐落之处无非是大一点的村庄。王国内甚至还有大面积的飞地——阿维尼翁和周边的孔塔-弗内森——从教皇流亡阿维尼翁时起就一直隶属于教皇。

同样，王国内高等法庭，包括13个高等法院和4个最高委员会，它们的权限也各不相同。巴黎高等法院在超过一半的领土上行使着权力，而阿拉斯和佩皮尼昂的最高委员会只在很小的地方拥有司法权。在同一省份之内，王权的行政中心、主教辖区中心和司法中心经常设立在不同的城市。18世纪法国的司法系统最为复杂，不仅前两个特权等级的成员在大多数案件上享有独立司法权，王国内的司法系统还受到历史和习惯的影响。自古以来，南方实行成文法或罗马法，而北方实行习惯法，南北各方内部又存在着数十种地方法律。

法庭判决取决于审判对象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和他们的居住地。对于普通人——尤其是对穷人——的惩罚是严厉的，旨在杀一儆百。例如在1783年，一名被免除圣职的嘉布遣会僧侣被指控性侵了一名男孩并且捅了受害人17刀，他“在车轮上捆着被打残”（用铁棍打断他的四肢），然后被活活烧死。在1778年，两名来自奥弗涅的乞丐因为武力威胁受害人在车轮上被打残。在1773至1790年间的图卢兹重罪法庭上，有19%的案件最后判为公开处决（在1783年达到了31%），同等数量案件的被告被判终身在军舰上做划船的苦役。[43]

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人对于复杂的法律条文对他们工作产生的不便感到不满。王国内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各种各样的货币系统、度量衡以及国内关税壁垒进一步阻碍了贸易和手工业。贵族自行征收过路费，对河流和运河运输也征收通行税。1664年北方大部分地区组建了一个关税同盟，但是在北方和国内其他地区之间仍有收费站。边境省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收费站却非常少：东部省份与普鲁士进行贸易要比同巴黎进行贸易容易得多。

历代法国国王为了确保新并入省份的服从不得不做出妥协，这一点在王国内复杂的税收制度上非常明显。针对财产征收的主要直接税军役税在各个省的税率各不相同，一些城市可以一次性赎买这项税收。主要的间接税盐税从每72公升食盐收税60里弗到同等重量收1里弗10苏。这些差价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当时有妇女假装孕妇从盐税最低的布列塔尼向东部高盐税的地区走私食盐，在秘密交易中获利。仅在靠近昂热的一个地区，1780年至1784年间就有大约3 500名男性、妇女和儿童因为走私食盐而坐牢，还有更多的人不是逃避了抓捕就是被无罪释放。[44]

法国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权威的力量确保了相对的服从和稳定。小城镇和村庄的人们居住在一个由贵族和教会主导的世界里，贵族和主教们在精神上、司法上和物质上的权力通过共同体日常的生活得到强化，教会标记着时间和季节，领主因为控制着共用的烤炉和榨油机而受到尊重。同样，几个世纪以来，特权等级还通过建造城堡、教堂这些物理景观来树立他们的威严，像他们的先辈一样重新唤起普通人劳作的义务和对更高等级的服从。

尽管到了18世纪80年代很少有领主居住在他们的乡村领地上，他们更喜欢居住在巴黎或其他大城市，他们继续享有一系列复杂的特权来加强对共同体的统治，在教区教堂中保留坐席，公开携带武器，或者在18世纪70、80年代任命村庄官员。我们不知道，他们所坚持的顺从是否是对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的真心认可。不过，农民憎恨这些精英成员的事例倒是不在少数。

矛盾的是，尽管法国看起来是最稳定的王国，但叛乱实际上经常发生，最常见的形式是食物骚乱和对特权者的出格行为的不满。这是王国体制内部的反抗，抗议民众对体制曾经的运行方式怀有理想化的信念，从而反抗对这种信念构成威胁的事物。比如，1775年在法国北部的“面粉战争”是1789年前最大规模的骚乱，叛乱者宣称要“以国王的名义”将面包的价格降低到传统的每磅2苏，他们心照不宣地认为国王服务于人民的福祉就是对上帝负责。

但是，有证据表明在一些地区反抗的目的发生了改变。例如，在朗格多克的低地地区，年轻人尤其经常挑战领主、教士和当地官员的权威，他们宣布用“共和精神”来反抗这些权威。在卡尔卡松东南部的一个村庄，一名日工在领主走过时向其他人评论道：“如果你跟我一样，我们马上就可以收拾了这位年轻的狗崽子领主。”随后他继续对一名铁匠说道：“如果你做到了我做的一切，你不仅不用当他们从面前经过时摘下帽子，而且你根本不必把他们当作领主，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将来也绝不会在他们面前摘下帽子，他们是人渣、贼、小狗崽子。”教士、贵族和当地守法居民所描述的“放荡者”和“煽动者”几乎都是年轻农民，他们参与的事件当中有四分之三都与他们拒绝做出“服从的姿态”相关。[45]

地方上的精英阶层成员非常确信社会关系正在发生变化。1776年，即将任满48年的卡尔卡松主教阿尔芒·巴赞·德·伯宗警告他在凡尔赛的上级说：

一段时间以来，叛乱的风气和对长辈的不尊重已经变得难以忍受……一旦人们开始相信他们是自由的，没有什么措施可以补救；“自由”这个词甚至在最偏远的山区都成了畅通无阻的通行证……我希望姑息此种风气将不会导致政府终尝苦果。[46]

主教的悲叹，仅仅是一位老人在感慨世风日下呢，还是他明确认为“自由”的精神已经侵蚀了顺从呢？

[1] Rex Christianissimus为拉丁文，直译为基督教国王，法语中表述为“Roi très-chrétien”，意为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这个称号源自法国与天主教的特殊关系，法兰克王国是第一个被罗马教廷承认的蛮族王国，公元496年，国王克洛维受洗，成为教会的保护人。法国因此被称为“天主教的长女”，国王在加冕时经常会被授予这一称号，从查理七世以后这一称号成为历代法国国王的封号。

[2] Ambrogio A. Caiani, Louis XVI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21–22. The panels were burned in 1794, although one survived to be found in Switzerland in the 1990s.

[3] Fernand Braudel, The Identity of France, translated by Sian Reynolds, vol. 1, London: Collins, 1988, pp. 91–97; Graham Robb, The Discovery of France, London: Picador, 2007; Daniel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s 1, 2 and 6, pp. 488–91.

[4] The best detailed overview of France in the 1780s is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Expert summaries are in 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 1; and the contributions to Doyl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ncien Régim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5] P. M. Jones, 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2.

[6] Maurice Denise and Robert Bréant, Menucourt. Un village du Vexin fran.a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89–1799, Menucourt: Mairie de Menucourt, 1989.

[7] Peter McPhee, Une communauté languedocienne dans l’histoire: Gabian 1760–1960, N.mes: Lacour, 2001, ch. 1.

[8] On rural France in general, see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h. 4; Jones, Peasantry, ch. 1. Case studies of contrasting regions include Liana Vardi, The Land and the Loom: Peasants and Profit in Northern France, 1680–1800,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d D. M. G. Sutherland, The Chouans: The Social Origins of Popular Counter- Revolution in Upper Brittany, 1770–17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9] Michael Kwass, Privilege and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3–68.

[10] Robert Forster, The Nobility of Toulou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85–88; Robert Forster, The House of Saulx- Tavanes: Versailles and Burgundy, 1700–183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40–41; Kwass, Privilege and Politics, ch. 2.

[11] Jo.l Cornette (ed.), Atla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481–2005, Paris: Belin, 2012, pp. 304–05.

[12] On Paris, see Richard Mowery Andrews, ‘Paris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1789–1796’, in Gene Brucker (ed.), People and Communit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vol. 2,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1979, pp. 56–112; Daniel Roche, The People of Paris: An Essay in Popular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Marie Ev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David Garrioch, Neighbourhood and Community in Paris, 1740–17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Arlette Farge, Fragile Lives: Violence,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Eighteenth- Century Paris, translated by Carol Shelt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 indispensable contemporary source is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12 vols, Amsterdam: n.p., 1784–87; a selection is Mercier, Panorama of Paris: Selections from Tableau de Paris, translated by Helen Simpson and Jeremy D. Popki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 David Garrioch, The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66 and ch. 3.

[14] Garrioch,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pp. 42–43, 159, 298 and ch. 6.

[15] 巴黎大学的别称。

[16] Peter McPhee, Robespierre: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0; Hervé Leuwers, Robespierre, Paris: Fayard, 2014, ch. 1.

[17] Garrioch,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p. 39.

[18] Alain Nolibos, Arras: de Nemetucam à la communauté urbaine, Lille: La Voix du Nord, 2003, pp. 86–101; McPhee, Robespierre, ch. 1.

[19] Augustin Deramecourt, Le Clergé du diocèse d’Arras, Boulogne et Saint- Omer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89–1802), 4 vols, Paris: Bray et Retaux; Arras: Imprimerie du Pas-de- Calais, 1884–86, vol. 1, especially pp. 50–55, 148–54, 452–53, 482–86.

[20]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pp. 159, 167.

[21] Garrioch,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pp. 103–08, 121, 309–10.

[22]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h. 12.

[23] George D. Sussman, Selling Mothers’ Milk: The Wet- Nursing Business in France, 1715–1914,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chs 2–4.

[24] Among the important studies of the grain trade are Steven Kaplan, Provisioning Paris: Merchants and Millers in the Grain and Flour Trad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Cynthia Bouton,The Flour War: Gender, Class, and Community in late Ancien Régime French Society,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Judith Miller, Mastering the Market: The State and the Grain Trade in Northern France, 1700–186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5] McPhee, Gabian, ch. 1.

[26] For the Churc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ee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h. 11; and the outstanding survey by John McManners, Church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vol. 1,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7] Olwen Hufton, ‘Women in Revolution, 1789–1796’, P&P, 53 (1971), pp. 90–108; John McManners, French Ecclesiastical Society under the Ancien Régime: A Study of Ang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0; McManners, Church and Society, ch. 4.

[28] Cornette (ed.), Atla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pp. 356–57. This ‘line’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Louis Maggiolo in the 1870s.

[29] Ralph Gibson, A Social History of French Catholicism, 1789–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p. 24, 27.

[30] Patrice L. R. Higonnet, Pont- de- Montvert: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s in a French Village, 1700–191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McManners, Church and Society, ch. 46.

[31] David Garrioch, The Huguenots of Paris and the Coming of Religious Freedom, 1685–17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32] Christian P.ster, Histoire de Nancy, vol. 3, Paris: éditions du Palais Royal; Nancy: éditions Berger-Levrault, 1974, pp. 320–28; Julie Kalman, Rethinking Antisemit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2.

[33] Nigel Aston,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1780–1804,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pp. 14–15.

[34] A .ne overview is Jay M. Smith, ‘Nobility’, in Andress (ed.), Oxford Handbook, ch. 3. See also Smith, Nobility Reimagined: The Patriotic Na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Rafe Blaufarb, The Politics of Fiscal Privilege in Provence, 1530s–1830s,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2.

[35] Alan Forrest, Soldi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6; Rafe Blaufarb, The French Army, 1750–1820: Careers, Talent, Merit,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36] Garrioch,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p. 87 and ch. 4.

[37] 与穿袍贵族相对的是“佩剑贵族”，下文中将有提及。佩剑贵族的贵族头衔来自久远的历史，他们自认为是最高贵的一类贵族。

[38] Forster, House of Saulx- Tavanes, p. 126;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p. 407.

[39] Robert Forster, ‘The Survival of the Nobilit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37 (1967), pp. 71–86.

[40] 法国旧制度中的高等法院是一种省级司法机构，全国共13个。其中，巴黎高等法院是最重要的一个，辖区包括法国中、北、西部大片地区。（下文还会提及旧制度中平行于高等法院的另一机构，即最高委员会，设于较新近获得的省。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有4个最高委员会。）高等法院在法国大革命前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41]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p. 71–79, 313.

[42] 三级会议省（pays d’état）是指在行政上保留了由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组成的三级会议的省份，这些省份大多是通过联姻、兼并的方式纳入法国的，在税收、司法和行政上享有地区特权，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与直辖省（pays d’élection）相对。

[43] Iain A. Cameron, Crime and Repression in the Auvergne and the Guyenne, 1720–17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54–75; Nicole Castan, ‘Summary Justice’, in Robert Forster (ed.), Deviants and the Abandoned in French Societ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11–56; Richard Mowery Andrews, Law, Magistracy and Crime in Old Regime Paris, 1735–1789, vol. 1, The System of Criminal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4] Olwen Hufton, ‘Women and the Family Econom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FHS, 9 (1975), pp. 1–22;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h. 7, pp. 287–99; Schama, Citizens, p. 75.

[45] Peter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 Peasant,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1780–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 37.

[46]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p. 36–39; Olwen Hufton, ‘Attitudes towards Authority in Eighteenth- Century Languedoc’, SH, 3 (1978), pp. 281–302; Georges Fournier, Démocratie et vie municipale en Languedoc du milieu du XVIIIe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2 vols, Toulouse: Les Amis des Archives, 1994; Nicole Castan, Les Criminels du Languedoc: les exigences d’ordre et les voies du ressentiment dans une société pré- Révolutionnaire (1750–1790), Toulouse: Université de Toulouse-Le Mirail, 1980. Bazin de Bezons, born in 1701, was Archbishop of Carcassonne from 1730 to 1778.

第二章

知识界的骚动

1780年，律师夏尔·多米尼克·德·维塞利·德波瓦-瓦莱在自家房顶上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避雷针，他的家乡圣奥梅尔是靠近英吉利海峡的一个小城镇，位于阿图瓦省的北部。他建造避雷针是为了表达他的“启蒙”观念，以此来鄙视那些相信闪电是上帝的愤怒的人。一份报道说：

这个精妙的装置由一个镀金的剑刃和一根16尺长的铁棍组成，剑刃固定在铁棍之上，在两者的交会处有一个地球形状的风向标，上面装饰着发射出的闪电标志，指向不同的方向；铁棍的底部插入一个锡制的烟囱里，烟囱的底部有一块打着几个孔的锡制金属板，最后用一根57寸长的锡制导管顺着邻近房屋的围墙延伸到地下……

这个塔型装置引起了邻居们的警觉，以至于他们向法庭求得一纸判决要求将它拆除。维塞利拒绝执行，邻居们则向他投掷石块、大喊和咒骂。当地法院重申了法庭的命令。[1]

维塞利拒绝妥协：他向省府阿拉斯的最高法庭阿图瓦委员会上诉，并且请弗朗索瓦·比萨尔为他辩护。比萨尔是一名激情澎湃的业余科学家，被当地人戏称为“晴雨表”。他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将摘要发给了一位年轻有为的朋友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在巴黎学习12年后于1781年返回阿拉斯成为一名律师。1783年6月，时年25岁的罗伯斯庇尔凭借比萨尔已有的成果，用“启蒙将战胜蒙昧”的论述使得案件出现了逆转。（图3）他向委员会辩称，“先生们，你们必须保卫科学”：

你们将要保卫一项令人无比尊敬的、崇高的发明：整个欧洲都关注着这个案件，你们的决定将会四海皆知……巴黎、伦敦、柏林、斯德哥尔摩、都灵、圣彼得堡都会在阿拉斯做出决定后的第一时间得知你们关于科学进步的智慧与热情。[2]

罗伯斯庇尔成功的辩护，令他鼓起勇气将一份法庭陈述的抄本寄给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自从1776年就以新美利坚合众国特使的身份居住在巴黎，他关于电的实验一直名声在外。罗伯斯庇尔在1783年10月1日的信中写道，他所捍卫的正是富兰克林的发现，“渴望在我所在省份中，为根除阻碍进步的偏见出一份力”，希望此举可以赢得“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的认可”。

1783年8月27日，富兰克林十分兴奋地在马尔斯校场（现在埃菲尔铁塔的所在地）目睹了世界上第一次热气球飞行。接下来的一周，他沉浸在9月3日成功签署《巴黎和约》的喜悦中，和约正式结束了美国独立战争，承认了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富兰克林于1785年7月启程回国之前，罗伯斯庇尔只是法国众多受教育的精英中富兰克林的崇拜者之一。[3]

富兰克林受到盛情款待，不仅仅因为他打败了法国的老对手英国并且是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勇敢人民的代表，另一原因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认为的那样，富兰克林是一名科学家和“进步人士”。进步人士的目标是理性和“启蒙”，他们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由任何地区没有偏见的人组成。想要“启蒙”意味着共享一套关于个人和个人与权威关系的共同语言：合法的政治权威建立在公众的认可之上，个人自由是“权利”而不是“特权”。

当时受教育者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跨大西洋的“文人共和国”之内，他们之间的信念纽带如伏尔泰在《共和主义者的理念》中准确表述的那样：“共同体内的人”足以“自治”而不是忍受“专制”。实际上，“文人共和国”的范围不仅仅是从意大利到苏格兰到费城，有的通信人还来自拉丁美洲、东欧和东南欧以及南亚。[4][5]但是它的中心是法国，新哲学的主题与它挑战的社会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关联。18世纪下半叶活跃的知识界就是这个社会的产物：批判性写作的主要、共同的批判对象是绝对主义王权和神权统治。德尼·狄德罗在1771年说道：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我们的时代精神是自由。对于迷信的第一次攻击是猛烈的、不受约束的。一旦人们敢于以任何方式攻击宗教这个最令人敬畏的障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一攻势。从他们向神圣的权威展露威胁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在下一刻就成功地将自己置于世俗权威的对立面。控制和压抑人性的绳索由两股绳组成：如果不切断当中的一条，另一条就不会解开。[6]

从1751年到1772年，狄德罗和他的同事让·达朗贝尔一起忙于编写《百科全书》，这部“关于艺术、科学和贸易的通用词典”最终有28卷，包含71 818个词条和3 129幅插图。它的贡献者中有著名的伏尔泰、卢梭、杜尔哥、霍尔巴赫、魁奈，不过博学的新教徒路易·德·若古撰写了四分之一的词条（年迈的若古出生于1704年，曾经在一次沉船事故中丢失了花费20年写成的六卷医学词典的手稿）。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评论道，“人们思想上已经发生的革命”将改变世界，他在1762年9月26日写给情人苏菲·沃兰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情感：

哲学和日常生活的区别是，在哲学中没有什么是未经证明就被接受的，它从不认可模棱两可的概念，它质疑什么是确定、模棱两可、不确定的界限。不久，这部作品无疑会在人们的思想中促成一场革命，我相信暴君、压迫者、宗教狂热者和不宽容者会失败。我们将服务于人性。[7]

公共生活的解放必将释放经济上的创造力：对杜尔哥和魁奈这样的“重农主义者”来说，世俗的进步在于解除对进取精神的束缚，允许自由开拓进取和商业自由（laissez-faire, laissez-passer）。通过消除经济自由的障碍——例如行会对行业准入的限制、国内关卡、谷物贸易上的限制——以及鼓励农业改良和圈地，创造的经济财富会为国民自由和普遍人性的进步打下基础。[8]

资本主义在工业、巴黎腹地的农业以及所有的殖民地贸易上的扩张尽管有限但却令人瞩目，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行为和价值在形式上都与绝对主义的制度根基——一个由团体特权、土地财富以及宣称是贵族和教会权威统治构成的等级社会——格格不入。事实上，经济自由和公民自由密不可分，“消费革命”伴随着更大的繁荣。法国“居住在城市里的人”（资产阶级）的人数从1700年的大约70万增长到了1780年的230万左右。即使在小资产阶级内部——小店主、工匠师傅、低级官员——一个独特的“消费文化”也正在蓬勃发展，体现在对写字台、镜子、钟表和雨伞的喜好上。[9]如果此时时装、奢侈品这些用来彰显身份上的差异的东西可以用钱买到，贵族如何继续向普通人显示他们的遥不可及？

在人们的认识中，构成“贵族”本身的“美德”发生了意义上转变。除了用来表示生而高贵、特权和义务，美德还更加宽泛地被用来指公民和道德上出众的人。在商业飞速发展的18世纪末期，贵族和其他人争论是否要废除剥夺贵族身份的法律[10]，在平民的眼中，允许贵族从事贸易会重新体现贵族的“实用性”。[11]

这些价值上的变化在当时的杂志上非常明显。在1750年之后的数十年间，报刊产业有了显著的增长。法国期刊的数量从1745年的15种增长到了18世纪80年代的82种，大约共售出7万份，每份都有很多人阅读。但是这些期刊的受众局限于受教育的精英阶层：《莱顿公报》是最重要的期刊之一，由新教徒在尼德兰发行，4 200名订阅者，每年订阅费36里弗，远超出劳动阶层的经济能力。18世纪80年代，健康杂志和其他期刊致力于改善卫生和健康，倡导打扫街道和改善空气循环的计划：戴着假发的廷臣汗水与香水混合的异味与城市穷人和农民的“恶臭”同样令人难以忍受。人们对于身体抱有更敏感的关注，其视野涵盖了从重视清洁到反对酷刑的广阔领域。“公共意见”、“公民”和“国家”等术语在政治评论上的运用不断增加，在广泛流传的期刊《欧洲信使》中有明显体现，它在靠近英吉利海峡的滨海布洛涅城印刷，将伦敦报纸上关于英国议会辩论的专栏翻译成法文。[12]

启蒙在拥有图书的渴望上表现出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在1700年，巴黎的资产清单表明，有13%的劳动阶层拥有图书，法官为32%，佩剑贵族为26%；到了18世纪下半叶，这个比例分别为35%、58%和53%。在圣马塞尔郊区，富裕的皮革商尼古拉·布耶罗在1734年去世时，留下了73本书，全部都是关于宗教的；与他相比，另一个在1792年去世的皮革商人让·奥弗雷，虽然财富少了些，但是留下了500本书，包括历史著作、拉丁文经典以及大量地图和小册子。这不仅说明这两个人的阅读爱好不同，还证明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兴趣正在发生改变，对于他们来说启蒙是“一种生活方式”。[13]

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欧洲精英对哲学、科学和旅行充满兴趣的伟大年代。位于瑞士边境的纳沙泰尔印刷协会，既发行正版也生产盗版的畅销旅行书籍，仅在法国就卖出了8.7万册。[14]一些四海为家的旅行者、收藏家和学者自诩为“世界公民”，梦想着有朝一日人类能在一个仁爱的政府之下联合在一起。更多的人受求知欲望的驱使，认为知识没有地理和文化上的束缚。他们对新的发现津津乐道，无论是库克船长和布干维尔岛的传说，还是富雅·德·圣丰和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尔布对于奥弗涅火山的严肃研究。[15]以前从来没有卖出过这么多图书。难怪旧权威会因为这些书产生困扰，火山告诉人们地球比教会认定的更古老，而参加13世纪的十字军也不能证明永久享有税收豁免权的合法性。

在受教育者的论述中，对权威最具侵蚀性的是假设人类的“权利”是普遍的、天生的。特权等级所看重的“权利”——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免除通常的义务，向农民征税——一直被国王认可。相反，像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这样被称为“启蒙思想家”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认为，人类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容争辩的。意大利法学家塞萨雷·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惩罚》（1764年）中言辞激烈地表达了对于酷刑的愤怒，酷刑不仅伤害个人的身体，还侵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尊严。[16]

如果个人与生俱来地拥有权利和情感能力，那么通过参与政治文化就能在“公共领域”里行使这些权利和能力。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有权了解公共事件，甚至对其施加影响，而且在观点能得到表达和争论的一切“空间”里都有权参与。共济会是一例，它不同于封闭的特权世界中贵族化的王室学院，共济会的集会更加开放，倡导自由思考——这种资产阶级男性社交形式在1760年之后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尽管几任教皇下令禁止共济会活动（这并没有阻止400名法国教士加入），但在18世纪80年代共济会的600处分会中仍有大约21万名会员。共济会并不公开介入政治，但是主张兄弟般的情谊，呼吁从受教育的、辛勤的人当中根据才能来选拔官员。[17]

共济会的扩张从一个方面表明，资产阶级文化在贵族精英的规则之外得到了显著发展。即使在由贵族主宰的35个著名王室学院，也会讨论宗教自由、贫穷和司法改革这样根本性的问题。[18]当然，这些空间是男性化的，但是也有女性可以参与的思想空间：尤其是巴黎和其他城市的沙龙，女性无论在沙龙的创建还是在其运作中都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个空间是女性化的、“自由思考”的。[19]

启蒙社会的口号之一是“实用性”，不仅用它来评定消费品是否有用，判断农业和手工业的改良是否有效，还用来批评特权等级来源于传统的主张。从世袭特权、官职买卖、贸易垄断到整齐划一的花园、虚华浮夸的宫廷、书籍的审查，这一切都被视作对理性、朴素和自由的诅咒。“实用性”话语强大的一面是将有益的乃至“爱国的”商业与贵族式的奢侈做比较。1788年，杰出的农学家让-巴普蒂斯特·鲁吉耶·德·拉贝热里将耕作者和贵族相比较，耕作者“永远有用，永远善良，永远诚实，永远仁慈，永远热爱他的国家、他的国王”，贵族却被金钱和奢侈腐化。收税员之子埃曼纽埃尔·西耶斯在1788年已经成了沙特尔大教堂的教士，他在《论特权》中同样认为贵族已经被腐化，“因为他们自我优越的偏见使得他们在花销上挥霍无度”。[20] 18世纪最轰动的戏剧是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1784年的首批73场演出就吸引了9.7万人观看。戏剧的高潮是费加罗谴责他的雇主阿拉玛卫华伯爵：

因为你是一名大贵族，你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贵族、财富、头衔、职位，所有这些令你引以为豪的东西！你为了这些做了什么？你只是从娘胎里出来用了一点力气。除此以外你非常普通。[21]

尽管矛头指向了社会的支柱——传统的贵族、教会（尤其是上层教士和静修教士），甚至国王本身——特权等级的成员却被这些新奇的观念吸引，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成了思想上的佼佼者。例如，在阿图瓦省，费迪南·杜布瓦·德·福瑟是省内最有名的贵族，他非常热衷启蒙的讨论，作为阿拉斯王室学院的院长，他在1785年后的5年时间里给王国境内的1 200名通信人写下不少于21 000封信。当受他庇护的罗伯斯庇尔在1786年当选为学院的主管时，德·福瑟用了近两小时时间向他博学的受庇护人讲述了婚外情出生的孩子所遭受的法律歧视，或许还戏谑地暗示他本人就是他父母未婚先孕的产物。[22]吉拉丹侯爵是一名军官，他每年有10万里弗的租税收入，在巴黎东北部的埃墨农维尔有800公顷土地，他在那里建造一个“天然的”或称“英式的”花园，花园保留了自然的轮廓，种植当地的植物（仿建了一个烧炭人的小屋供农夫使用），与凡尔赛严格几何形状的花园形成了鲜明对比。侯爵欢迎让-雅克·卢梭来到他的庄园，这位启蒙思想家在1778年去世时被埋葬在庄园中一个“白杨树小岛”上，风景保留了理想的自然风貌。[23]

启蒙不是一次统一的思想变革，仅凭它不能动摇王权的根基；天主教会也并不总是王权的代言人。一些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曾经接受过教士的训练：马布利、孔狄亚克、雷纳尔、杜尔哥。最为突出的是，新教徒和詹森主义的政治自由观念与对教会等级的挑战长久以来产生了宗教上的影响。詹森主义在17世纪佛兰德理论家科纳留斯·詹森的著作基础上形成，它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一方面强调原罪、人性堕落和放纵的危险，另一方面它坚持法国全体教士大会高于教皇，而且只有上帝才是神圣的，颠覆了现有的宗教秩序。[24]尽管詹森主义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打压，但它的观点还是在“里歇派”那里被保留了下来，这些人追随17世纪的教会法学者里歇，他认为基督不仅任命了十二使徒为“主教”，还在《路加福音》中指定72名门徒为“教士”。

在政治和社会变革方面，“启蒙”是一个包含不同观点的概括性术语。启蒙思想家不是革命家。他们对于社会的批判受限于他们所见的大众的无知和迷信：大多数思想家认为开明君主统治是确保公众生活自由的最佳方式。同样，尽管他们排斥他们所宣称的“迷信”，但大多数思想家都承认教会教士在维护公共秩序和道德方面的社会价值。

卢梭不同于同时代大多数的人，他发自内心地主张民主，相信品德高尚的公民可以通过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代议制政府和为公民着想的立法者来塑造。总之，卢梭坚持认为欧洲已经由于财富的两极分化而走向了毁灭。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最强有力地阐述了这种不公：

最大的不公平存在于生活方式上，一些人懒惰至极，其他人劳累过度……有钱人过于精细的食物让他们热量过度，消化不良，另一方面，穷人不卫生的食物还经常腐败变质，难以果腹……数不清的痛苦和焦虑与生活的各种状态密切相关……有关键的证据表明，人类大多数的苦难都是我们咎由自取。[25]

卢梭在1762年出版《爱弥儿》（或名《论教育》）以及《社会契约论》两部著作中阐述了他的解决办法：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通过反复灌输公民美德来塑造一个受“公意”驱使的公民社会：

因此，社会契约是所有公民社会的基础，可以用这种形式组织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个人财产、身体、生命和所有共同权利置于公意的最高领导之下，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将每一个成员视作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6]

18世纪晚期的人们想要阅读什么书？出版既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它的历史最能揭示18世纪70、80年代的文化转变。理论和法律这些流行的常见书籍受到了旅行、绯闻、庭审案件和历史类书籍的挑战。当时没有畅销榜，国王和教会的审查员控制着“合法”书籍的生产，地下非法书籍的交易一样反映了大众阅读的需要。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从瑞士走私到法国的廉价盗版《百科全书》在1776年至1789年间大约卖出了2.5万套。尽管当局容忍了包括《百科全书》和《圣经》在内的图书廉价版本的交易，地下交易的禁书最能反映真实情况：印刷工人、书商、书贩、赶骡车的运书人，这些人构成一个完整的网络，他们冒着被监禁的危险来从大众的需求中获利。[27]

排在纳沙泰尔印刷协会销售榜首的书是路易-塞巴斯蒂昂·梅锡耶的《2440年》，这本书在1771年初版发行后至少再版了25次。这是一部乌托邦小说，描述了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妓女和乞丐的巴黎；因为普遍和平，所以没有常备军，没有奴隶制，甚至没有贸易，因为理想中的法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最大胆的畅想是，这是一个由平民统治的社会，它抹去了关于路易十四的记忆，并且摧毁了巴士底狱的城堡。这是一个没有高级教士、僧侣和牧师的未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仁慈的牧师管理的富有卢梭式美德的宗教。[28]

瑞士的印刷品满足了各个阶层的城市读者，哲学和色情的混合引起了社会轰动：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最佳作品与《修道院的维纳斯》《风尘女子》之类的色情小说争夺着读者。在拉伯雷和莫里哀的国度，尖锐的情色讽刺并不新奇，真正新奇的是它的广泛传播。1779年的剧作《夏洛和托瓦内特的爱情》[29]一开始就描写王后自慰以及她与她小叔的事，并且嘲弄国王：

世人皆知，可怜的陛下

多次饱受非议……

因为完全无能

满足不了托瓦内特

我们确信了这个不幸

他的那根“火柴棍”

没有稻草粗

总是又软又弯……

这些书和小册子中大逆不道的腔调同样出现在流行歌曲中。一名负责管理图书交易的书记官请求他的上级实行更加严厉的审查：“我们看到，街头娱乐大众的歌曲教会了人们自由散漫。最卑劣的乌合之众忘了自己是第三等级，不再尊重高贵的贵族。”[30]

这些下流出版物和歌曲还充满了道德说教的语气，嘲弄了教会、贵族、王室家族的堕落和性无能，质疑这些天生统治者的隐秘手段和统治的合法性。1770年，15岁的王子和他14岁的奥地利新娘举行了王室婚礼，到1774年路易十六登基后，当初人们对于两人结合的喜悦已经转变成对国王性无能的下流讽刺。1776年春，一首歌令巴黎人捧腹大笑：

在他的鼻息之下所有人暗自问：

国王能做到吗？还是他不能？

可怜的王后好绝望。

有人说他不能起来，

其他人说他无法进去，

他是一个横笛。

1778年公主的出生引发了进一步的讥讽。《夏洛和托瓦内特的爱情》暗示国王的弟弟阿图瓦（“夏洛”）才是生父，因为王后“最伟大的丈夫在性方面不行”。1781年10月一名男性继承人的诞生再次引发公众的质疑：

如果国王是所有人的父王，

王后就是我们的母后；

欢呼吧，兄弟们，让我们欢呼

我们又有了一个小弟弟。[31]

即使在图卢兹、贝藏松、特鲁瓦这样由特权等级全面掌控的外省城市，《百科全书》和下流文学也很有市场。

公众对于王权的态度在不断变化，当代人都在谈论一种叫作“公共舆论”的新空间。[32]巴黎的劳动人民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辩论之中，他们不是受思想家著作自上而下的影响，而是对肆意妄为的王权和垂死挣扎的特权做出回应。雅克-路易·梅内特拉是这些劳动者的一员，他在后来回忆了在大革命之前作为玻璃工学徒的生活，他处于一群叛逆的学徒之中，与同行团体其他兄弟一起喜欢下流的恶作剧、艳遇和仪式化的暴力行为。但是，梅内特拉还宣称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和《新爱洛绮丝》，甚至见过作者。[33]卢梭并不是唯一批评奢侈和特权的人，尤其是在巴黎，涌现出很多小的宗教和世俗团体打着自我牺牲和公民美德的旗号，强烈反对财富和个人主义。[34]

当中产阶级的男孩和少部分女孩上学时，他们通过主教和理论家雅克-贝尼涅·博絮哀和弗朗索瓦·费内隆的作品接受教会史教育。但是课表中有很多古典著作：男孩们专注于古典罗马史和拉丁语，以至于比最近的法国史还熟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一份关键文本，告诉学生骄傲、嫉妒、放荡和贪婪是智慧、公正、自制、知识、纪律和谦虚的对立面，会有损国家的美德。此外，最近被译成法语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成为拓展历史学习兴趣的最好文本。但是主导整个课程的依然是拉丁语，连哲学也是用拉丁文讲授的。从贺拉斯、维吉尔、西塞罗的文章以及像塔西佗、李维、萨鲁斯特等作家的摘要中，学生们学习古老的历史和政治，尤其是共和国晚期和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35]

公民美德在古典著作中被描述成爱国、热爱自由、朴素、勤勉、自我牺牲、勇气、正直和公正，与作者们身边所看到的奢侈、贪婪、阴谋和腐败等丑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塞罗控诉喀提林的阴谋的演讲是一份关键文本，西塞罗在反对喀提林贵族集团在公元前1世纪夺权的密谋中处置果断、毫不妥协。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同学卡米耶·德穆兰后来回忆道：“无论多少次我想起西塞罗，我的双眼都噙满泪水。”西塞罗的演讲强调了密谋者的不道德举动和他们用性与金钱贿赂来达成目的的行为：

所有的外事已经平息，唯独内战还在。唯一针对我们的阴谋在我们内部，危险在内部，敌人在内部……因为斗争的一方是质朴，另一方是放纵；一方是纯洁，另一方是不洁；一方是诚实，另一方是欺诈；一方是荣誉，另一方是卑鄙；一方是克制，另一方是贪欲…… [36]

罪恶与美德之间史诗般的斗争，处于阴谋威胁下的美德，都刻在了马克西米利安和许多其他学生的脑海中。

“道德”和“美德”的话语还应用到了艺术和建筑领域。《论绘画》（1782年）的作者批评了社会精英的堕落和常规的绘画，劝告艺术批评家从事“符合道德和政治的批评”。从公众对于雅克-路易·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的认可来看，它堪称道德艺术的榜样，画中颂扬的为国而战的举动被认为是高尚的。《巴黎新闻》的批评家认为这幅画“用卢梭的表述来说，其中某种深刻的东西吸引着观者，让人觉得自己穿越到了罗马共和国早期”。[37]画的主旨在接受古典教育的中产阶级中产生了共鸣。在1787年的巴黎沙龙中，1785年接替本杰明·富兰克林任美国驻法大使的托马斯·杰斐逊发现，“大卫画的《苏格拉底之死》是最好的，无与伦比的”。[38]

贵族让-巴普蒂斯特·梅锡耶-杜帕蒂颇受像罗伯斯庇尔这样富有改革精神的年轻人的仰慕。梅锡耶-杜帕蒂是波尔多高等法院的院长，以抨击司法错误闻名。他最著名的案件是在1777年为七名1769年被梅斯高等法院判死刑或服划船苦役的被告人辩护。或许追随者们不知道，梅锡耶-杜帕蒂出身拉罗谢尔的一个富商家庭，通过殖民地贸易和奴隶贸易累积财富，以8.4万里弗的价格购买了波尔多高等法院总法官的职位。[39]

启蒙思想推崇的自由仅适用于欧洲人：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从伏尔泰到爱尔维修，都认为种植园奴隶制对于很多次等民族来说是合理的。但是也有不同看法。1772年，雷纳尔神父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十卷本的《欧洲人在两个印度殖民和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参与写作的人包括霍尔巴赫和狄德罗这样的著名启蒙作家。这本书最初在法国被禁止和焚毁，直到1780年才在法国公开发行。

18世纪，殖民地贸易和奴隶贸易是法国经济增长的核心，也是欧洲帝国全球冲突的焦点。对于法国统治者来说，英国是在帝国竞争中最主要的对手。七年战争（1756—1763）之后的《巴黎条约》急剧削减了法国的殖民地权利：原来的北美殖民帝国包括加拿大和俄亥俄河谷沿岸广袤富饶的土地，现在已经“山河破碎”。在印度，法国只留下了包括本地治里在内的五个商站；在加勒比，法国保留了圣卢西亚、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最重要的西圣多明各。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法国最关心的是保护加勒比帝国：魁北克是可以放弃的，但是圣多明各不能。

尽管法国丧失了大量殖民地，但法国主要港口的经济持续增长，三角贸易连接了法国、加勒比海殖民地和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大型港口，交易着奴隶、葡萄酒与烈酒、糖、咖啡、棉花和染料。[40]贸易的分支之一是大量奴隶船的建造，为的是从非洲西海岸向加勒比海殖民地运送奴隶。在圣多明各，31 000名白人根据《黑人法典》[41]统治着465 500名奴隶，法典虽然禁止“虐待”奴隶，但是否认奴隶具有任何法定权利，奴隶的子女是奴隶主的财产。圣多明各是殖民地王冠上的明珠，18世纪70年代海外殖民地输入法国的货物有40%产自圣多明各，它产出的糖比牙买加还多。18世纪80年代，圣多明各的奴隶人口是法国70万殖民地奴隶中最多的。正是到这时奴隶贸易达到了顶点：1790年有5.4万名非洲人被贩卖到法国殖民地。[42]几乎所有的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奴隶都来自西非，塞内加尔的戈雷岛和圣路易是主要的贸易据点。在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其他加勒比海地区也有奴隶，此外在印度洋的波旁岛（留尼汪）、法兰西岛（毛里求斯）也有奴隶。[43]

从1716年到1789年，法国大西洋港口的殖民地贸易额增长了四倍。波尔多的贸易额每年增长高达4%，支撑起了大型造船业、制绳、烟草、糖和玻璃制造业：整个城市的人口在一个世纪之内翻倍，达到了11万人。[44]奴隶贸易是增长的关键。1785年有143条船从法国港口出发专门从事奴隶贸易：从南特出发的有48条，从拉罗谢尔和勒阿弗尔出发的有37条，此外还有从波尔多、马赛、圣马洛和敦刻尔克出发的船只。从1707年开始的一个世纪内，这些奴隶船进行了超过3 300次航行，平均每艘奴隶船的每吨货物得到国家40里弗的补贴：国库资助占奴隶贩子收益的一半。[45]

法国超过五分之二的奴隶贸易集中在南特，像波尔多一样，这里商人阶级在这个世纪内繁荣兴盛。在18世纪80年代，港口进出口运输的20%至25%都与奴隶贸易有关。南特有大约9万名居民，其中有大约400个经商家族。奴隶贸易每年的净收益为贸易额的10%，在18世纪80年代收益达到了顶峰。在波尔多和南特的市中心，宏伟的新古典风格的股票交易所被建立起来，展示着对实业精神之美德的信心。18世纪20年代起南特开始建立的“门户社区”在80年代最终完成：费多岛上建成了100个商业精英家族富丽堂皇的房屋，通过河流隔离了脏乱的平民社区。尤其是在南特，非洲人随处可见，大商人选择一些黑人当仆人而不是把他们送到种植园；城市中还有其他非洲人充当工匠和劳动者。[46]

在当时的人看来，1780年的法国是欧洲大陆最强大、最稳定的王国，不论那些政治丑闻怎样激起了精英们的遐想。但是古往今来任何政府都有暴力反叛的威胁。法国中产阶级子女所接受的古典教育中就充满了这类例子。希腊和罗马的先例以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叛乱发动者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框架，比如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名字成了军人掌权的象征。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更加靠近法国本土的例子，科西嘉在1755年宣称建立宪政共和国。热那亚在1767年向法国出售了科西嘉最后一些热那亚城堡，法国在1769年镇压了科西嘉人的反抗。科西嘉的例子在法国改革者的脑海中历历在目，而反抗的领导人帕斯卡尔·保利流亡宿敌英国，在伦敦非常受欢迎。

但是七年战争的结果才是最具冲击性的。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看，英法在北美的对抗是欧洲大国——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在全球争夺商业霸权的典型事例，各方都投入巨额战争经费来扩展和保护商业霸权。[47]例如，通常一艘装备74门大炮的海军战列舰需要用2 800棵百年橡树来建造，法国在18世纪80年代建造了47艘这样的战列舰（还有37艘护卫舰）。[48]战争令法国损失惨重。英属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80年代的收益是支出的三倍，而法属东印度公司的收支则勉强持平。[49]

1763年法国在印度、加拿大、加勒比地区遭到英国的羞辱，法国在1779年后成功介入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战争，一雪前耻。罗尚博伯爵和拉法耶特侯爵率领下的8 000名远征军，在1781年促使康华里将军于约克镇投降的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783年9月3日，英国、新独立的美国和法国在巴黎和凡尔赛签署了最终的和约。（图4）

美国1787年宪法在各州是否保留奴隶制上达成了历史性的妥协，推动了反对奴隶制团体的建立：夏普和克拉克森于1787年在伦敦建立了废除奴隶贸易的团体，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和埃蒂安·克拉维耶尔1788年在巴黎成立了黑人之友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但是，美国独立战争提供的最重要的借鉴，是其新国家宪法中蕴含的共和革命。制宪者认为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是自由的保障，英国议会式的国王、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平衡同样可以在美国通过选举普通人担任总统、参议员、代表实现。换句话说，普通人可以自治，通过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可以进一步保卫他们的自由。布里索是新美利坚合众国的积极拥护者，同时也是黑人之友会的活跃分子。他写道：“自由宪法统治之下的人民天生勇敢坚定，他们喜爱一切善良高雅的事，他们对此坚定不移，反对变化无常的时尚。”[50]

法国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一定程度上洗刷了1763年在北美失地的耻辱。但是殖民地的胜利造成了知识界的骚动，引发知识群体激烈批判国内的社会与政治，而且战争令王室政府耗费了逾10亿里弗资金，超过了国家年收入的两倍。王室政府不得不一方面增加税收一方面削减开支，最高权威已经失去了公共舆论的尊重，这时候公开的丑闻无疑雪上加霜。

[1] Maximilien Robespierre, Oeuvres de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1 vols. Paris: SéR, 1912–2007, vol. 2, pp. 129–224; Jessica Riskin, Science in the Age of Sensibility: The Sentimental Empiricists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Chicago, I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ch. 5; Marie-Hélène Huet, Mourning Glory: The Will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Park,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pp. 10–21.

[2] Peter McPhee, Robespierre: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4–35; Robespierre, Oeuvres, vol. 11, pp. 11–15. Within a year, however, Vissery had died and the municipality demolished his contraption: Riskin, Science in the Age of Sensibility, p. 186.

[3] Robespierre, Oeuvres, vol. 3, p. 29; McPhee, Robespierre, pp. 34–35. The signi.cance of Frankli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has been strongly restated by Annie Jourdan, La Révolution, une exception fran.aise?, Paris: Flammarion, 2004, part 2, ch. 4; and David Andress, 1789: The Threshold of the Modern Age, London: Little, Brown, 2008, ch. 1.

[4] An extensive survey is Jonathan I.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Revolution, and Human Rights, 1750–17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Lucid summar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are by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niel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art 3.

[5] “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也译为“书信共和国”。这个文人共同体在思想上认同启蒙主义，而在通信上得益于新兴的国际邮递服务。因此，文中也把这个共同体的成员称为“通信人”。

[6] Translated from Denis Diderot, Oeuvres complètes, 20 vols, Paris: Garnier, 1875–77, vol. 20, p. 28.

[7] Diderot, Lettres à Sophie Volland,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 19, pp. 138–41.

[8] Liana Vardi, The Physiocrats and the World of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9] Clare Haru Crowston, Credit, Fashion, Sex: Economies of Regard in Old Regime France,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William H. Sewell Jr., ‘Connecting Capitalism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Parisian Promenade and the Origins of Civic Equal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Critical Historical Studies, 1 (2014), pp. 5–46; Colin Jones, ‘Bourgeois Revolution Revivi.ed: 1789 and Social Change’, in Colin Lucas (ed.), 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ch. 4; and ‘The Great Chain of Buying: Medical Advertisement, 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HR, 101 (1996), pp. 13–40.

[10] 在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在享受其身份地位和经济特权的同时，也受限不得从事不符合贵族身份的行当（例如经商），否则会被剥夺贵族身份。

[11] Marisa Linton, The Politics of Virtue in Enlightenment Fran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Jay M. Smith, Nobility Reimagined: The Patriotic Na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 Jones, ‘Bourgeois Revolution Revivified’; Jones, ‘The Great Chain of Buying’; Charles Walton, Policing Public Opin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Culture of Calumn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 Speech,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s 1–3; Will Slauter, ‘A Trojan Horse in Parliament: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Charles Walton (ed.), Into Print: Limits and Legac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Darnto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1; Arlette Farge, Subversive Words: Public Opin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translated by Rosemary Morris, Oxford: Polity Press, 1994.

[13] David Garrioch, The Formation of the Parisian Bourgeoisie, 1690–1830, Princeton, NJ: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78;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p. 199.

[14] Simon Burrows and Mark Curran, ‘How Swiss was the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atel? A Digital Case Study of French Book Trade Networks’, Journal of Digital Humanities, 1 (2012), see http://journalofdigitalhumanities.org/1-3/how-swiss-was-the-stn-by-simonburrows-and-mark-curran; Simon Burrows, ‘Books, Philosophy, Enlightenment’, in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 5.

[15] Mary Ashburn Miller, A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Violence and Natur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Imagination, 1789–1794,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 Lynn Hunt, Inventing Human Rights: A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7; Paul Friedland, Seeing Justice Done: The Age of Spectacular Capital Punishment in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 8.

[17] Kenneth Loiselle, Freemasonry and Male Friendship in Enlightenment Fr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Margaret Jacob, Living the Enlightenment: Freemasonr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8] Jeremy L. Caradonna, Enlightenment in Practice: Academic Prize Contests and Intellectual Culture in France, 1670–179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 On the ‘spaces’ of public life, see Thomas E. Crow, Painters and Public Life in Eighteenth Century Paris,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Joan B. Landes,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1; Jack Censer and Jeremy Popkin (eds),Press and Politics in Pre- Revolutionary Fra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Dena Goodma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Jacob, Living the Enlightenment, 1991; and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h. 13.

[20] John Shovl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rtue: Luxury, Patriot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77–78 and chs 4–5.

[21] Julian Swann and Jo.l Félix (eds), The Crisis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France from Old Regime to Revolution,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19.

[22] McPhee, Robespierre, pp. 42–43.

[23] Sophie de Bohm, Prisonnière sous la Terreur. Mémoires d’une captive en 1793, Paris: Cosmopole, 2001, pp. 6–7; R. B. Rose, Tribunes and Amazons: Men and Women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1789–1871, Sydney: Macleay Press, 1998, ch. 7.

[24]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h. 11; Dale K. Van Kley,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Calvin to the Civil Constitution, 1560–1791,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 Jean-Jacques Rousseau, A Discourse on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1755), in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1762), translated by G. D. H. Cole,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1913, pp. 166–67. See Jean Bloch, Rousseauism and Educa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1995.

[26] Jean-Jacques Rousseau, émile, or On Education (1762),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by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p. 460.

[27] A vigorous debate around Robert Darnton’s conclusions centres on the digital resource 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1769–1794, which suggests much less ‘innovation’ in readers’ tastes. See Simon Burrows, ‘French Banned Book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1770–1789’, in David Andress (ed.), Experienc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13, pp. 19–46; Robert Darnton, Reviews in History, review of 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1769–1794 (review no. 1355, 2012): http://www. history.ac.uk/reviews/review/1355. Date accessed: 7 August 2014.

[28]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1995, ch. 4. On Mercier, see Geneviève Boucher, écrire le temps: les tableaux urbains de Louis- Sébastien Mercier, Montreal: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2014.

[29] 夏洛和托瓦内特暗指路易十六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夏尔·菲利普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30] Robert Darnton,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00;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p. 671.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re successfully explored in the 1989 .lm version of Choderlos de Laclos’ 1782 novel Dangerous Liaisons, and in the 1996 .lm Ridicule.

[31] Antoine de Baecque, The Body Politic: Corporeal Metaphor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00, translated by Charlotte Mandel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1–51. A discussion of the sexual incompatibility of the king and queen is by Simone Bertière, Les Reines de France au temps des Bourbons, vol. 4. Marie- Antoinette, l’insoumise, Paris: éditions de Fallois, 2002.

[32] David Garrioch, The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169 and ch. 7.

[33] Jacques-Louis Ménétra, Journal of My Life,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pp. 342–46, ch. 20.

[34] Charly Coleman, The Virtues of Abandon: An Anti- Individualist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5] R. R. Palmer, The School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College of Louis- le- Grand and its Director, Jean- Fran.ois Champagne, 1762–181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6–18, 27–29; McPhee, Robespierre, ch. 2.

[36] ‘Second Oration against Lucius Catalina: ‘Addressed to the People’, M. Tullius Cicero: The Orations of Marcus Tullius Cicero, literally translated by C. D. Yonge, B.A., London: Henry G. Bohn, 1856; Thomas E. Kaiser, ‘Conclusion: Catalina’s Revenge-Conspiracy, Revolution,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from the Ancien Régime to the Consulate’, in Peter R. Campbell, Thomas E. Kaiser and Marisa Linton (eds), Conspirac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91–92, 200. See the important overview by Linton, Politics of Virtue.

[37]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 174.

[38] Simon Lee, David, London: Phaidon, 1999, ch. 2; Richard Wittman, Architecture, Print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7.

[39] Robespierre, Oeuvres, vol. 3, pp. 22–23; William Doyle, ‘Dupaty (1746–1788): A Career in the Late Enlightenment’,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30 (1985), pp. 7–14, 35.

[40] Paul Cheney, Revolutionary Commerc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rench Monarc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41] 《黑人法典》（Code Noir）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1685年颁布，法典对解放黑奴进行了限制，禁止传播天主教以外的宗教，命令所有犹太人离开法国殖民地。

[42] Laurent Dubois, Avengers of the New World: The 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0–21; Trevor Burnard,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in Jack P. Greene and Philip D. Morgan (eds), Atlantic History: Critical Appraisal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 16; Frédéric Régent, ‘Slavery and the Colonies’, in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ch. 24.

[43] Abel Louis, Les Libres de couleur en Martinique, 3 vols, Paris: L’Harmattan, 2012, vol. 2; Karl No.l, L’Esclavage à l’Ile de France (Ile Maurice) de 1715 à 1810, Paris: éditions Two Cities ETC, 1991, chs 2, 10.

[44] Alan Forres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Bordeau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ch. 1.

[45] Jean-Michel Deveau, La traite rochelaise, Paris: Karthala, 1990;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h. 5; James F. Searing, West African Slavery and Atlantic Commerce: The Senegal River Valley, 1770–18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Robert Louis Stein, The French Slave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Stewart R. King, Blue Coat or Powdered Wig: Free People of Color in Pre- Revolutionary Saint Domingue,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1.

[46] Armel de Wismes, Nantes et le temps des négriers, Paris: éditions France-Empire, 1983; Robert Stein, ‘The Pro.tability of the Nantes Slave Trade, 1783–179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 (1975), pp. 779–93.

[47] The concept of an ‘Atlantic’, ‘western’ or ‘democratic’ revolution was .rst articulated in the 1950s by Jacques Godechot and R. R. Palmer: see Palmer,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1964; Jacques Godechot, France and the Atlantic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70–1799, translated by Herbert H. Rowe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It has been rejuvenated by, among others, Jourdan, La Révolution, une exception fran.aise?; 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1760–1840,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Suzanne Desan, Lynn Hunt and William Max Nelson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and Pierre Serna, Antonino De Francesco and Judith A. Miller (eds), Republics at War, 1776–1840: Revolutions, Conflicts, and Geopolitics in Europe and the Atlantic Worl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48] Martine Acerra, ‘Marine militaire et bois de construction. Essai d’évaluation (1779–1789)’, in Denis Woronoff (ed.), Révolution et espaces forestiers. Colloque des 3 et 4 juin 1987, Paris: L’Harmattan, 1988, p. 114; 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Oxford: Blackwell, 2004, ch. 3.

[49] Lynn Hunt, ‘Globaliz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Desan, Hunt and Nelson (eds),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50] Doina Pasca Harsanyi, ‘How to Make a Revolution without Firing a Shot: Thoughts on the Brissot-Chastellux Polemic (1786–1788)’, FH, 22 (2008), pp. 197–216.

第三章

处置不当的危机，1785—1788年

1785年8月15日，身为斯特拉斯堡大主教、神圣罗马帝国亲王的红衣主教罗昂要在王室和宫廷的出席下主持圣母升天节的圣餐礼。仪式还没有开始，他就被带到国王、王后、掌玺大臣米罗梅斯尼尔公爵和王室事务大臣布勒特伊男爵面前。这位红衣主教被指控使用王后的名义获取了一条极其昂贵的钻石项链，被关进巴士底狱。“钻石项链事件”在一系列充满政治和性暗示的非议中爆发。王国内的最高法庭，巴黎高等法院认定自封为女亲王的让娜·德·拉莫特伯爵夫人和其他人一起欺骗了罗昂，他们伪造证物、假托王后，让罗昂主教相信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本人希望他用个人声望为她弄到这条项链，他们运用这种手段偷取了这条项链。红衣主教罗昂被无罪释放，但是后来被国王用密札（lettre de cachet）流放。尽管罗昂拥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年收入估计有40万里弗），在履行宗教职责时的态度显得漫不经心，民众还是支持他并且当他在1786年3月被高等法院释放时为他欢呼，这表明民众支持高等法院来反对“行政专制主义”。

罗昂主教被无罪释放对玛丽·安托瓦内特来说是一种羞辱。在巴黎隆尚的赛马会上，当季流行的颜色是帽子和丝带上的“红衣主教元素”，用红色和黄色象征躺在巴士底狱稻草上的红衣主教。一首流行歌曲这样调侃道：

天父给他红

国王和王后给他黑

高等法院给他白

赞美天父

让娜·德·拉莫特则没有这样幸运，她在坐牢之前被鞭打并且用烧红的烙铁打上了盗贼的烙印。逃到伦敦之后，她大骂她的几位旧情人，宣称是他们欺骗了红衣主教和王后。[1]

在钻石项链事件的同时，发生了一桩完全不同类型的司法丑闻，巴黎高等法院做出了不符合从前正义形象的判决。1785年10月，一名劳工和两名牛马贩子被判处车轮刑（犯人四肢被绑在车轮上，用铁棍打断四肢后再绞死），因为他们被控在1783年1月暴力抢劫了香槟地区特鲁瓦附近的一个农场。司法审判的拖延，证据粗糙和捏造，还有最后高等法院残忍的判决使得让-巴普蒂斯特·梅锡耶-杜帕蒂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前就已经义愤填膺。梅锡耶-杜帕蒂作为波尔多高等法院的院长，一直以来都在批判司法制度及其惩罚措施。他写了一份长篇“司法陈情书”描述这桩“三个车轮刑犯人”丑闻，指责司法体系是“野蛮的”。作为回应，巴黎高等法院要求他烧毁陈情书所有的副本；一位资深的法官猛烈抨击像梅锡耶-杜帕蒂这样的人，“这些公民背弃了他们自己的祖国……这些改革家打着遵循自然法的旗号在推翻我们的法律”。但是梅锡耶-杜帕蒂取得了胜利，三个人在获刑两年之后的1787年12月被免除刑罚并释放。[2]他的及时干预挽救了三个可能是无辜的人，直接促进了由新任掌玺大臣、司法大臣克雷蒂安-弗朗索瓦·德·拉穆瓦尼翁[3]推行的司法改革。

公众对于这个事件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次事件没有被当作一次孤立的司法错判，而是被成功地描述成制度性残暴的例证，这表明18世纪80年代危机的本质是权威的危机和对王权的挑战。这是一次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经常在公众关于丑闻和不公正的争论中上演。律师自觉承担了法律专家和正义捍卫者的角色，他们通过出版轰动案件（causes célèbres）的庭审简报来时刻满足公众对于丑闻的兴趣，简报一方面公开了客户的利益和诉求，另一方面用来筹集司法诉讼的资金。在18世纪70年代，这些简报累计在巴黎卖出了1万份，在80年代多达2万份。尼古拉·图桑·德·埃萨尔本人是一名律师，他编辑出版了数量惊人的196卷。这些庭审简报显示出一种强大的、日益扩大的断裂，传统的贵族世界被描绘成是暴力、封建和不道德的，是与提倡公民权、理性和实用的启蒙价值针锋相对的。[4]

公众对于丑闻的兴趣表明，社会态度的转变侵蚀了绝对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合法性。律师是“公共舆论”中的核心群体，他们呼吁改革、批判特权，以此来博取声名。他们是国家体制内司法从业人员中最常见的成员，他们既是体制的局内人，又因为他们在法庭上为弱者辩护的角色，自然而然成了体制的反对者。[5]

贵族制社会的合法性还受到贵族阶层内部一些最杰出的成员和最大受益者的质疑。米拉波伯爵、圣法尔若侯爵勒佩勒捷和蒙洛西耶伯爵都是富有的贵族，他们猛烈抨击他们认为幼稚的司法陋习，甚至是领主制度的不平等。蒙洛西耶后来回忆道，他在18世纪80年代与民众一样认为“封建制度是一种野蛮的制度，司法权是对国王权威的侵犯，土地税（对私有土地所征的税）制度是对人民权利的侵犯[6]”。贵族曾经是“名副其实的帮凶”。[7]

由于王国在1783年之后突然陷入财政危机，这些社会态度上的变化在路易十六改革体制寻求帮助时表现出多种互相冲突的反应。战争费用的增长，维护庞大宫廷和官僚体制的费用，偿还巨额债务，这些开支促使王权试图取消贵族的免税权，并终止高等法院拒绝注册王室推行改革的法令的权力。[8]但是国王及其分裂的贵族精英没有应对好这次挑战。

1775年，法国国家政府的税收和其他收入只有大约3.77亿里弗，而支出则有大约4.11亿里弗。仅宫廷就支出了3 500万，这撑起了凡尔赛5万人口的王城经济。大约1.54亿里弗用于偿还债务，每年全部债务产生的利息为3 500万。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使得财政赤字扩大到了1.6亿里弗。维持海军165艘舰船的费用在战争末期增长了四倍，现在海军的支出必须削减。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王室政府的财政危机并不代表公共财政结构意义上的赤字规模（收入负债比）。债务不是经过整合的公债，不接受公开监督，没有得到妥善管理——而是复杂多样的王室财政，国家用高额利率来借款（4.8%到6.5%，几乎是英格兰国家银行借款利率的两倍），私人金融家把持着借贷，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跨国金融家。[9]

王室政府已经开始推行省级行政的全面改革，旨在消除差异、削弱鬻官持有人的权力和阻碍改革的特权，尤其是免税权。在1778年和1779年，国王允许三个等级的成员参加他们所属的省议会[10]，之后在1787年，要求在直辖省所有的教区、地区和省区都要选举产生议会。结果出乎意料。一方面，鬻官持有人在面对领主特权受到威胁时感到十分愤怒：香槟省勒泰勒的持官者抱怨乡村的有产者会议只是“一群只知道稼穑的佃农的集会”。另一方面，那些第一次参与代表选举的人将维护传统和当时的“行政专制主义”对立起来。另一种形式的政府模式——基于公共意见和才能——会更具有吸引力。[11]

财政危机笼罩在所有行政改革、同时期发生的钻石项链事件和其他丑闻之上，卡隆子爵自从1783年11月担任财政总监后，财政危机是摆在他面前的头等大事。卡隆头脑冷静、思维灵活，甚至有些不择手段，他长期在梅斯和里尔担任王室督办官，深谙权力和特权。在1787年2月，他试图让一个由144名“显贵”组成的会议[12]（当中不到10人是非贵族）相信有必要征收普遍土地税，削减军役税和盐税，并且通过废除国内关税壁垒来鼓励商业。为了向特权等级施加压力，卡隆在3月出版一本小册子来与他的提议相互呼应，还要求教士在布道时宣读这份小册子：

我们将要交更多的税！……毫无疑问，但是谁来交？只有那些没交够税收的人来交：他们应当偿还应当交纳的那部分税收，没有人会因此加重负担。

必须要牺牲特权！……是的：这样才能够公平，这样才能够满足需求。难道要让没有特权的人民再承受额外的负担？

一定会哀鸿遍野！……这在意料之中。不损害少数个人的利益怎么才能满足公共的利益？改革怎能没有怨言？[13]

1787年4月17日国王宣读了由拉穆瓦尼翁[14]起草的发言稿，宣布要进行彻底的司法改革，削弱高等法院的权力。但是卡隆增加生产性投资、节约开支、增加税收的提议因为特权等级的敌视和阻挠而落空，他们尤其反对土地税普遍征收的原则。卡隆在5月下台后，在显贵会议中取得进展的希望也随之破灭，路易十六用频繁的打猎来排解失落的情绪。奥地利大使莫西·阿让托伯爵向约瑟夫二世写道，国王“打猎归来后就暴饮暴食，时不时发脾气，做出轻率之举，这让周围的人难以忍受”。[15]路易十六当时32岁。

卡隆被解职后，继任的图卢兹大主教罗梅尼·布里耶纳没能说服显贵们接受类似的提案，显贵会议在5月末被解散。布里耶纳继续推进范围更广的改革计划，巴黎高等法院在7月拒绝注册普遍征收土地税的法案。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冲突在8月激化，高等法院被流放到特鲁瓦，但是民众和精英站在高等法院一边，国王不得不重新召回高等法院。1787年9月28日，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在民众的欢呼声中重新进入巴黎。“行政专制”失败了。

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使债务攀升，由此引发的争论在1787年得出了最终结果，债务问题使得法国不再愿意干涉荷兰内政并在普鲁士人和奥兰治派的镇压下保护改革者。与此同时，在国王和高等法院的对立于9月达到顶峰的时候，传来了普鲁士军队越过边境支持霍亨索伦的奥兰治公主反对荷兰共和国内的“爱国者”同盟的消息。而政府宣布并无发动军事行动的准备，且此举会对千疮百孔的法国财政造成打击，于是认为法国必须火速介入荷兰并且支持爱国者的想法立刻破灭了。到了1788年，有1 500个荷兰家庭到法国避难。还有更多的人在比利时地区的列日避难，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但都仇视奥地利约瑟夫二世的中央集权政策。由于法国王室政府深陷债务泥潭，特权等级很容易责怪内阁使得赤字不断增加，政府内部有人大肆挥霍。他们宣称，当年外交大臣维尔热讷伯爵和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就成功资助了北美的战争；现在法国在普鲁士军队入侵荷兰共和国时却只能袖手旁观，只因为外交大臣蒙莫兰伯爵坦承军事干预会花费巨大。[16]

高等法院通过呼吁召开三级会议来不断反抗，三级会议是一个由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的咨询机构，上一次召开是在1614年。在1787年11月，克雷蒂安-弗朗索瓦·德·拉穆瓦尼翁在国王御临巴黎高等法院时发表了演讲，作为前任巴黎高等法院的院长，他提醒他的同僚们，路易十六有权驳回他们召开三级会议的请求：

这些原则在国家内得到普遍认同，证明国王是王国内唯一享有最高权力的人：

国王行使最高权力只对上帝负责；

国王与国家联系的纽带是天然不可分割的；

国王和臣民互相的权利和义务是两者永远一体的保证；

国家统治者的权力保持不变就是国家既定的利益；

国王是国内最高统治者，也是唯一主宰；

最后，立法权属于国王，由国王决定，不与任何人分享。

先生们，这些就是法国王权永恒的原则。

他提醒法官们：“当先王们建立高等法院时，他们希望所任命官员的职责是在王国内主持正义、执行法令，而不是在王国内建立起一个与国王权威相对抗的力量。”[17]拉穆瓦尼翁关于法国王权原则的发言掷地有声，但国王最显赫的臣民并没有因此而让步。

根深蒂固的贵族利益甚至用启蒙思想家的话语表达出来：图卢兹高等法院宣称“自治市的市民天然的权利属于所有人，是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因为构成这些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反抗王权国家的话语（波尔多、雷恩、图卢兹和格勒诺布尔等地传统的地方自治中心对此尤为热衷），以及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纽带，使地方高等法院和依靠高等法院的从业人员形成了一个反对“行政专制主义”的联盟。1788年5月，布里耶纳发布的六条意在削减高等法院司法和政治权力的法令，在雷恩引发了叛乱：布列塔尼的督办官贝特朗·德莫尔维耶被迫逃离城市。在巴黎高等法院被关闭后，观看一出历史剧的观众打断了表演，坚持要让一名演员重复以下几句台词，因为这符合了他们想象中对时事的看法：

暴君的阴谋人尽皆知，

看看这个甲士林立的宫殿，

阴谋的同党已经安插到各地，

到处都充满着流放、恐怖、刑罚。

多菲内省的格勒诺布尔高等法院在5月被流放，因为它反抗王室政府对于贵族司法权力的攻击，高等法院的支持者从屋顶向国王军队投掷瓦片，叛乱的民众将国王的军队赶出了城市。那个6月7日被称为“瓦片日”。7月高等法院被镇压后，多菲内省伊泽尔河的船工拒绝督办官乘船渡过罗讷河前往瓦朗斯建立新的法庭。[18]

国王和高等法院的冲突缘于大部分贵族的抱残守缺，他们坚持特权和财政豁免权，在国家面临财政危机时进行着自我毁灭式的垂死挣扎。不过，在贵族精英内部仍有一部分强大的改革势力。一些人公开接受废除大部分财政豁免权；显贵会议争执不下的问题在于，政府提议的土地税太高了。但是，贵族阶级的普遍观点是，危机真正的原因是国家政府的挥霍无度和“行政专制主义”，这种简单易懂的解释在1787—1788年争论达到白热化的数个月间被普遍接受。

显贵们质疑仅靠三级会议是否能解决所有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权力的滥用和财政效率低下，他们信心十足地认为民众会站在高等法院一方，高等法院的地位和权力会进一步加强，从而导致王权的削弱。但是事实上，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对贵族的诉求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在召集的过程中，他们将政治争论推向了整个法国社会。

贵族宣扬“自然法”、“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国家”的背后是自私自利，这使得高等法院与人民之间的联盟难以持续。在1788年7月地方显贵会议上，刚刚在维济耶获得一座城堡的银行家克洛德·佩里耶代表参会的500名三个等级的代表发出了一项提议，要求全部召回被流放的高等法院，在多菲内建立一个省议会或者等级议会，以及建立三级会议——但是他要求第三等级的代表数量是其他等级总数的两倍，以此认可第三等级在国民生活中的重要性。[19]

到了1788年8月，国家需要2.4亿里弗的短期贷款，实际上已经破产。国王采取了两种措施。首先是召回广受好评的雅克·内克担任财政总监，人们都误以为在他1781年下台时国家还有盈余。内克轻率地否决了拉穆瓦尼翁提倡的司法改革，并且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解决国家破产的燃眉之急。[20]另一个解决办法是路易十六在8月8日最终宣布在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拉穆瓦尼翁和布里耶纳下台。积极维护高等法院特权的激进分子让-雅克·杜瓦尔·德·埃普雷梅尼此前在5月被流放到地中海的一个小岛，四个月后他被释放，像英雄一样回归法国。

1788年9月，英国农学家阿瑟·杨抵达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南特，此时距路易十六宣布召开三级会议只过去六周。杨是一位细心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在日记中写道：

南特受到自由的感召已经被全面调动起来，法国其他城镇也是如此；我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表明，一场伟大的变革正在影响着法国人的思想，我相信，只要这些最杰出、最富有决断的人才被纳入其中，现在的政府还会延续半个世纪。[21]

南特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它因整个18世纪期间与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地高速增长的贸易而兴盛。与杨交谈的商人让他相信“贤能人士”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他们对于改革的热情表明，现在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危机绝不仅限于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摩擦。

1788年9月，梅锡耶-杜帕蒂在“三个车轮刑犯人”案件胜诉不到一年之后去世，年仅42岁，阿拉斯的年轻律师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听闻了这个伟大人物去世的消息。罗伯斯庇尔曾在1777年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给梅锡耶-杜帕蒂写过信。罗伯斯庇尔在悼词中说，他认为同代人开始打破暴政和迷信的束缚，他自己要承担的角色将像梅锡耶-杜帕蒂一样，作为“道德高尚的公民，在法律的框架内注视着法律的执行，维护着秩序与和谐”：

他以成为对自己同胞有用的人为荣，他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他敢于向当世的强权说出“你犯下了一桩罪行”，然后自己毫无畏惧地挺身而出，面对危险的敌人：他一定知道报复和仇恨会裹挟着妒忌将他打倒。伟大人物的命运一直如此。[22]

罗伯斯庇尔不仅仅是为一个正直的人写了一篇感情洋溢的悼词，还为司法界树立了一个榜样。在抨击“野蛮的偏见”和“忽视人性引起的愤怒”的时候，罗伯斯庇尔强调了“我们的刑法的受害者是穷人、不知名的人和不幸的人”，这些人都是弱小的。“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穷人吗？”他问道。

是因为你们贪婪的双手掌握了所有的财富。为什么这个父亲，这个母亲，这些孩子暴露在严寒之中，头上没有屋顶，还饱受饥饿之苦？是因为你们居住在豪宅之中，你们的金钱引来了一切让你们软弱无力、愚昧无知的东西。是因为你们每一天的奢侈都吞噬了一千个人的生活所需。[23]

这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愤怒不局限于精英内部。大众对于政治传言和丑闻的兴趣并非新事，只是使用的话语在发生变化——正如路易-塞巴斯蒂昂·梅锡耶所记录的那样。作为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他用12卷的《巴黎图景》描摹了18世纪80年代的巴黎。在80年代初，他确信“危险的叛乱不可能在巴黎发生”，不仅是因为当权者严密监视，还因为巴黎市民不像伦敦市民，“从来没有想过获得政治地位，他们所能够获得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自由不值得去抗争”。最近在伦敦爆发的戈登暴乱几乎“不可能”在巴黎发生的。[24]但是到了1787年，巴黎出现了上述狂热的情景，梅锡耶在日记中写道：“每栋楼里都有一个被称为‘思想家’的人，如果一个商店学徒或见习律师说出一些超出平常思维的惊人之语，他就成了‘思想家’。”[25]巴黎的补鞋匠约瑟夫·夏龙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类似的场景，在1788年8月至9月的动乱之前就已经有了政治上的动荡：

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的人们都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得和传播启蒙思想，这些思想在十二年前是求之而不得的……他们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已经接受了国家宪法的概念。[26]

甚至在巴黎街头和酒馆传唱的流行歌曲都成了统治阶层担忧的对象，这些歌曲公开谈论政治，异口同声地发出尖锐的道德批判。[27]

特权等级的困境在于，既然国王之前以国民普遍有纳税义务的名义成功地对贵族征收了人头税、十分之一税和二十分之一税，为什么军役税和其他税费的豁免权还能够合法存在？各省之间的差异为什么历经几个世纪都无法改变？如果国王的大臣们能够以大众的名义大量借款，那么为什么大众无权参与到决策之中？诺曼底流传的一份匿名小册子表达了一位普通人的愤怒：

教士太富有了……他们的豁免权是对人民的额外负担……我们称之为领主的贵族拥有巨额财产和大量豁免权。这些特权让我怒火中烧！……难道所有人不都是国王平等的臣民吗？……所有的孩子都应该被父亲同等对待。[28]

即将在1789年5月召开的三级会议给了法国社会内部的等级对立一个表达的出口，社会分化冲击了“等级社会”的观念。在5月之前的几个月间，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是停止出版审查。据统计，有1 519份关于政治话题的小册子在1788年5月到12月之间出版，在1789年最初的四个月又紧接着新涌出了2 639份。路易十六在会议议程上的优柔寡断在凡尔赛引起了话语之争。一方主张遵守传统的等级和特权，另一方主张要解决紧迫的财政危机，这让国王在三级会议如何召开的重要问题上犹豫不决：三级会议是应该像1614年那样三个等级分别开会，还是在一起开会。1788年9月，巴黎高等法院宣布了三级会议应按传统形式召开的法令，随后路易十六在9月27日决定将第三等级的代表加倍，这一决定引出了政治权力归属的关键问题，因为他没有说明投票应当如何展开。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会决定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将会给国王何种建议：是前两个特权等级联合起来压过第三等级，还是在一个唯一的会议上第三等级以人数取胜。

召集三级会议分裂了对“行政专制主义”的反抗，因为这将权力和改革的问题扩展到了一个更加自由的公共空间。一些王国内最杰出的人物聚集在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阿德里安·迪波尔的家中。他们当中有贵族和资深的法官，以及一些著名人物，包括拉法耶特侯爵、艾吉永伯爵、路易·德·诺阿伊、拉梅特兄弟、拉罗什富科·利昂古尔公爵、塔列朗以及启蒙数学家孔多塞侯爵。这个集会后来被称为三十人委员会（但是参与的人数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尽管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贵族，但是他们制订了一份全面废除特权的计划，包括支持第三等级代表加倍、在同一个会议中按人头投票。[29]贵族精英已经分裂。

当新的显贵会议在1788年11月至12月召开时，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但是反对的声音也已占据统治地位。在决定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的形式时，只有33人投票赞成第三等级代表加倍，111人反对。会议上没人支持按人头数计票。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路易·斯坦尼拉斯打算支持增加第三等级的代表数，但是他的幼弟阿图瓦伯爵夏尔·菲利普和“王族亲王们”在12月向国王上呈了一份著名的“陈情书”，表达了他们的抗议和担忧：

谁能保证这言论风暴会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国王的正当性已经遭到质疑；国家前两个等级对权利产生了分歧；财产权即将遭到抨击；财富不均将会是改革的对象；废除封建权力已经被提上日程，因为要废除这套压迫体制，野蛮制度的残余……

第三等级对前两个等级权利的攻击应到此为止；这些和王权差不多一样古老的权利必须像王权一样保持不变；第三等级应只关心减少他们的税收负担；受到第三等级公民尊重的前两个等级将会本着他们慷慨的性情，放弃这些有经济利益的特权，同意用最平等的方式承担公共职务。[30]

国王统治下的法国社会存在错综复杂的特权，不同社会地位和职业背景的群体竞相争取优先权，他们将“权利”的话语作为他们主张的基础。必要的让步和改革现在陷入自私和相互指责之中。例如，里尔的商人行会依靠特权作为对抗贵族和市政官僚“专制”的基础。谁来在三级会议上代表普通人？关于地方选举的组织形式的争论将这个问题摆在了眼前。里尔的第三等级宣称：“市政官员以为自己就是我们，他们希望我们通过他们表达公民地位。他们希望成为我们的代表，他们密谋剥夺我们最宝贵的权利。”[31]

1787年建立的地方三级会议现在由贵族掌控，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反对下决心削弱贵族财政特权的“专制”王权。在像普罗旺斯这样的省份中，地方三级会议卷入了贵族和普通人在土地和财政特权上持续数个世纪的斗争，贵族的目的越来越遭到质疑。普罗旺斯的三级会议在1789年1月25日召开时，第三等级拒绝承认集会的合法性，因为他们注定不会被代表。此举得到了米拉波的强烈支持，他宣称第三等级的代表是“真正的国家代表”，他也因此受到了贵族代表的排斥。这种紧张对立发生在由歉收和寒冬造成的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之下，城市骚乱的目标是“梦寐以求的地方”（城市中的粮站）、市政官员和领主制度，这一切都表明大众和垄断的特权等级在利益上的对立。[32]

省议会经常怀有最美好的憧憬，下诺曼底省议会主席夸尼公爵在1788年坚称该省议会的目标是“人民的幸福”，它的职责是“公平分摊税负”：“富人应当根据自己的财富按比例承担税负。”但是，这些开明的主张在现实中却寸步难行，“富人”在维护特权时经常打着保护“传统自由”的旗号。就在诺曼底省，高等法院指责省议会的“检察统治”通过煽动追查财产的归属和财富的来源，引发了“恐怖”。[33]

民众对于高等法院的支持很快发生了重大转折。到了1789年1月，具有法国新教徒背景的日内瓦记者、《法兰西时报》的编辑马莱·杜潘观察道：

公共舆论已经转变了方向。它不再局限于是站在国王和专制主义的一边还是站在宪法的一边：它已经变成了第三等级和其他两个等级之间的斗争，王室政府为了对抗前两个等级，搅动了各个市镇。高等法院在六个月之前还备受崇拜，现在人人都厌恶并羞辱它：埃普雷梅尼被到处诽谤为报复国家的人、法国的布鲁图斯。[34]

这种态度上的明显转变同样出现在一位名叫尼古拉·吕奥的巴黎人的通信中，他是一名以出版伏尔泰著作而闻名的左岸书商。他在信中向在诺曼底省埃弗勒市担任教区神父的哥哥遗憾地表示，教会是“不宽容力量的根据地”（他的兄长很赞同这一点）。吕奥严厉谴责路易十六和王后的“残暴”以及英国贵族“骑在我们头上，尽可能严苛地压榨我们”。在1787年8月，他叹息道：“我们有一位有负于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的国王！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私生活，他完全没有治理的才能，也管不住他妻子的所作所为。”但是到了1789年初，吕奥不再谴责国王的顾问和领头的贵族为“匈人”和“汪达尔人”，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寻找一种“更适合法国习俗和现状”的君主政体。[35]

有时候激烈的言语冲突甚至转变为严重的暴力冲突。冲突最先发生在经济极度贫困的布列塔尼地区，贵族和上层教士拒绝在权利和特权上做出任何改变引发了公开抗议，同样引起争议的是布列塔尼是否应当按照1532年并入法国时被承诺的那样根据本省的“习俗”实行自治。1789年1月26日至27日，超过1 500名武装的特权等级支持者（大部分是他们的家仆）与支持改革的法学学生在雷恩发生冲突，造成3人死亡和60人受伤。[36]

同一个月，埃曼纽埃尔·西耶斯神父出版了最有名的一本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37]西耶斯谴责了贵族对于“可憎的特权”的迷恋，颂扬了普通人的才能。需要指出的是，西耶斯并不是民主主义者，他指出妇女和穷人不能被赋予政治权利，但是他的挑战表现出了毫不妥协的立场：

我们要向自己提三个问题。

第一，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

第二，迄今为止，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

第三，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

谁敢说第三等级自身不具备组成整个国家的一切必要条件？第三等级犹如一个强壮有力的人，他的一只臂膀还被绑在锁链上。如果除掉特权等级，国家不会少些什么，反而会多些什么。因此，第三等级现在是什么？是一切，是被束缚被压迫的一切。没有特权等级，第三等级将会是什么？是一切，是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一切……贵族由于惧怕看到改革流弊而产生的不安，甚于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在自由和某些可憎的特权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不久前他们还热情召唤三级会议，如今却惧怕三级会议了。

西耶斯的小册子产生了爱国主义的共鸣：自私自利的贵族阻碍了国家的“再生”，因此要将它排除在政体之外。西耶斯只写了一个特权等级，显然他默认在教士等级中，贵族精英教士和普通教区教士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所描绘的有尊严、道德高尚的普通人形象吸引了热罗姆·佩蒂翁这样的人，佩蒂翁是一名来自沙特尔的律师，因为尖锐抨击教士禁欲和长子优先权的体制而闻名。1789年2月，佩蒂翁认为富有改革精神的公民需要领导法国走向美德：

自由的人从不低头走路，他的目光不卑不亢，异常坚定，他的步伐充满自信……他无须惧怕任何在他身边的人，也不用在任何人面前自惭形秽。他的快乐纯粹、真诚，他的情感温柔、善良……如果你想要一个人幸福，如果你想看到一个英俊、强壮、有德的人，那就给他自由。[38]

佩蒂翁的话反映的是城市资产阶级的认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流动的小贩将启蒙观念传播到了乡下。在农村，主要的印刷品是圣经、节日和季节的年历、关于超自然现象的神话、圣徒生平和魔法的廉价纸书，偶尔会有少数识字的人在晚间聚会上朗读（图5）。[39]然而法国乡村处于危机之中。在很多地区，农民都要与18世纪80年代上涨的地租相抗争，他们在1785年又遭到了歉收的打击。作为卡隆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外交大臣维尔热讷在1786年9月与英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本意是促进法国的农业，但是廉价的英国商品短期内对北方农村的纺织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至少在王国的一部分地区，领主雇用精通封建法的专家审查并加紧封建租税的征收。在物价高涨的时期这是一种增加收入的手段。1786年，勃艮第的索尔·塔瓦纳晋升为公爵，他以晋升为由将领地内当年征收的所有捐税提高了一倍，这一封建法条原本从13世纪开始就再也没有使用过。他们在提高农业产量上的投入从来没有超过总收入的5%，到了18世纪80年代投入几乎为零，这一时期地租加倍，贵族试图用地租来偿还债务。在1779年，一名税务官员在横穿法国西南部时惊讶地发现，贵族正在征收“从未听过和已经被遗忘的捐税”，比如图卢兹高等法院的贵族法官在人们每次购买土地时都要额外征收一次军役税：

人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们看不懂这些羊皮卷，也没有人向他们解释其中索取金钱的意图。领主的档案里充满了未知的捐税，它们随时都可以从尘封的档案中被挖掘出来，只要略施手段或者强词夺理就可以使这些捐税变成现实。[40]

领主加紧剥削发生在长期物价上涨的时代，谷物和燃料的价格水平已经超过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1774年和1785年短期的歉收曾使谷物价格翻倍。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可以解释乡村不断增加的冲突：在1720年至1788年发生了4 400起集体抗议，其中四分之三的抗议发生在1765年之后，绝大多数的抗议是食物骚乱和反抗领主。[41]

1788年，一次灾难性的歉收侵袭了王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年的夏天先是持久的干旱，然后是猛烈的暴雨。托马斯·布莱基是著名的苏格兰园艺家，他受雇于路易十六的堂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管理着位于巴黎东部16千米处的勒兰西800亩的地产，在布莱基的记录中，巨大的冰雹砸断树枝、杀死了“野兔、鹧鸪和其他生物”。[42]在王国最南端的科比埃尔，冰雹和雨水使得威尔杜布尔河水位暴涨，一些在鲁菲亚克的桥梁被冲毁，数百亩的谷子地和豆子地受灾，超过1 200个干草垛被冲走，损失了全年一半的产量。凛冽的寒冬使得境况进一步恶化。在朗格多克省的纳尔榜主教辖区，估计有10万棵橄榄树死亡；仅在拉格拉斯，1754年的时候曾经有14 400棵橄榄树，1788年自然灾害中有6 200棵死亡，另外还有3 000棵树遭到破坏。米迪运河的结冰厚达10厘米。[43]整个王国，尤其是在北方，发生了严重的食物短缺和价格飞涨。

领主体制及其花样繁多的特权越来越表明，它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支柱，只是捞钱的工具。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从19世纪中叶回溯，他认为到了18世纪80年代，领主捐税已经不再名正言顺，领主几乎不在领地上出现，不再向无特权者提供贫困救济、保护和帮助。托克维尔来自诺曼人的一个显贵家族，他的祖先曾经参加过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他的父亲是路易十六卫队的一名军官，他的母亲来自同样尊贵的勒佩勒捷·德罗桑博家族，是克雷蒂安-弗朗索瓦·德·拉穆瓦尼翁和路易十四时期伟大军事工程师沃邦的亲属。尽管托克维尔身世显赫，但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中总结道，强大的王权国家不断扩张使得贵族“无所作为”，剥夺了贵族特权的合法性。[44]

绝大多数贵族对于财政和社会改革一直以来持反对态度，这是由两个长期因素造成的：首先，正如托克维尔所总结的那样，王权国家扩张的压力在战争支出的影响下进一步加剧，贵族特权受到削减的威胁；其次，贵族遭到了一个更富有、更强大和更具批判精神的资产阶级的挑战，公开对贵族表达不满的农民反对贵族的财产、继承和社会秩序等观念。法国社会和政治体制在18世纪80年代陷入了危机：国王和贵族精英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社会上的批评也从来没有像这样尖锐和彻底。

国王和贵族享有的权力披着一身华丽的外衣，这层外衣在相互关联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中被撕碎，尤其是在18世纪法国物质和政治“文化”的变动中：经济生活的目的和形式发生了变化，合法性问题和公共舆论不断产生新的观念。“专制主义”、“爱国主义”、“公共舆论”和“国家”等概念与商业和消费文化一同兴起，它们即使没有直接推动这次危机，也造就了使危机得以显露的政治文化。物质文明与持续增长的大西洋殖民地贸易、法国的手工业和制酒业以及奴隶制密切相关。至关重要的大西洋贸易迫使法国武力介入美国独立战争，导致了巨额的支出，促进了1789年5月三级会议的召开。

路易十六的统治为什么会陷入导致灭亡的财政危机之中？是否有革命的压力或因素推动了路易十六的失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第三等级之中，并没有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有政治改革计划的资产阶级。[45]资产阶级由不同的职业群体组成，他们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基于相似的经济地位和利益形成统一的“阶级”概念。事实上，一些在1789年之后反贵族运动中最积极的、有野心的年轻资产阶级发现，有时必须要给自己的平民名字加上贵族式的前缀或后缀：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在他的名字后面就加上了“德·瓦尔维尔”。最富有的资产阶级购买贵族官职和头衔，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里既要有钱也要有地位。对于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资产阶级来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会灭亡，这一点儿都不稀奇。例如，格勒诺布尔富有的银行家克洛德·佩里耶，他在圣多明各有一个甘蔗种植园，在1780年花费100万里弗购买了几处领地和维济耶宏伟的城堡，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纺织工厂。1788年7月，他在维济耶主持第三等级的会议。资产阶级精英想跻身贵族行列，但他们同样想推翻贵族社会。即使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希望和财富都投到成为贵族上，他们仍然是“局外人”：他们取得成功的领域不是传统贵族的领域，并且他们的成功反而让人开始质疑贵族身份存在的合理性。反过来，试图与资产阶级竞争的贵族开始寻求“进步”，他们加入共济会，打破了自身等级的排外性。

统治危机是三个因素相互关联的结果：不断增长的战争支出；统治阶级没能处理好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政治文化和社会观念的改变侵蚀了绝对君主和贵族的合法性。[46]第三等级内的不同社会团体，从商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到乡村贫民，在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获得更大政治自由的机会，他们各自都出于不同的理由对此反响热烈。

统治虽然处于危机之中，但远没有达到被推翻的程度。1788年至1789年的这段时间，既没有预示着也没有计划着一场革命。王国一直以来都处于危险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中，陷入了公众的信任危机，但是它的灭亡是一次政府没能处理好的偶然政治危机的结果。

[1] 即克雷蒂安-弗朗索瓦·德·拉穆瓦尼翁。

[2] Joan Haslip, Marie- Antoinett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7, chs 22–23; Sarah Maza, ‘The Diamond Necklace Affair Revisited’, in Lynn Hunt (ed.), Eroticism and the Body Politic,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Sarah Maza, Private Lives and Public Affairs: The Causes Célèbres of Pre- Revolutionary Fra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242–55; William Doyle, ‘Dupaty (1746–1788): A Career in the Late Enlightenment’,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30 (1985), pp. 82–106.

[4] 读者不要弄混克雷蒂安-弗朗索瓦·德·拉穆瓦尼翁（1735—1789）和他的堂兄纪尧姆-克雷蒂安·德·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尔布（1721—1794，本书中也简称为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尔布）。前者主要以他推行的削减最高法院权力的改革而闻名。

[5] David Garrioch, The Formation of the Parisian Bourgeoisie, 1690–183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 Maza, Private Lives and Public Affairs; Sarah Maza, ‘Luxury, Morality, and Social Change: Why There Was no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JMH, 69 (1997), pp. 199–229.

[6] David A. Bell, Lawyers and Citizens: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Elite in Old Regime Franc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 6 and Conclusion.

[7] 之所以说土地税是对人民权利的侵犯，是因为很多贵族在封建制度下享有免交土地税的特权，第三等级从而成了土地税的主要征收对象。后文马上会提到关于无差别征收土地税的改革。

[8] Michel Figeac, ‘The Crisis of the Nobility at the Twilight of the Monarchy’, in Julian Swann and Jo.l Félix (eds), The Crisis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France from Old Regime to Revolution,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89.

[9] On the pre-revolutionary crisis, see the classic analysis by Georges Lefebvre,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 R. Palm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and recent surveys by Peter Campbell (e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Thomas E. Kaiser and Dale K. Van Kley (eds), From Deficit to Deluge: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s 4–5.

[10] See the chapters by Michael Rapport and Olivier Chaline in Swann and Félix (eds), Crisis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James C. Riley,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Old Regime in France: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Tol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Francois R. Velde and David R. Weir, ‘The Financial Debt Market and Government Debt Policy in France, 1746–179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 (1992), pp. 1–39; Lynn Hunt,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Context’, in 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1760–1840,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ch. 2; Jo.l Félix, ‘The Monarchy’, in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 4.

[11] 省议会（Assemblées Provinciales）是此处论及的地方行政改革创立的代议制机构。省议会自下而上由市镇议会、地区议会和省议会组成，最底层的市镇议会由领主、教区教士、自治市居民代表和土地所有者代表组成，地区议会和省议会分别由下一级的议会代表间接选举产生。省议会主要职能有分摊税负、征税、管理地区财政、执行督办官的政令。直辖省的省议会和三级会议省中的省三级会议是平行机构。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省议会关于本省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归属于中央。

[12] Stephen Miller, ‘Venal Of.ces, Provincial Assembli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FH, 28 (2014), pp. 343–65. More generally on the reforms of 1787 and the ‘noble revolt’, see P. M. Jones,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1774–17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Jean égret, The French Pre- Revolution, 1787–1788, translated by W. D. Camp,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7; Vivian R. Gruder, The Notables and the Nation: The Political Schooling of the French, 1787–1788,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2007; John Hardman, Overture to Revolution: The 1787 Assembly of Notables and the Crisis of France’s Old Régi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 显贵会议（Assemblées des Notables）由教士、贵族、城市团体和高等法庭的代表组成。国王一般在确认王权的神圣性、商讨改革方案和征收新税等紧急情况下召开显贵会议，避免召开三级会议，以此来听取臣民的建议并获得他们的许可。

[14] Doyle, Oxford History, p. 73 and ch. 3;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p. 227–38.

[15] John Hardman, Louis XVI,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26; David Andress, 1789: The Threshold of the Modern Age, London: Little, Brown, 2008, chs 1, 3.

[16] Annie Jourdan, ‘Tumultuous Contexts and Radical Ideas (1783–89): The “Pre-Revolution” in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Thomas E. Kaiser, ‘The Diplomatic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Andress (ed.), Oxford Handbook, chs 6–7.

[17] AP, 19 November 1787, series 1, vol. 1, pp. 265–69.

[18] Gruder, Notables and the Nation, pp. 212, 292.

[19] The Museum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s today housed in Périer’s former chateau at Vizille.

[20] One advertisement in the Affiches de Toulouse in December 1788 was for ‘véritables pastilles à la Neckre [sic]’: patriotic ‘cough-drops for the public good’: see Colin Jones, ‘Bourgeois Revolution Revivi.ed: 1789 and Social Change’, in Colin Lucas (ed.), 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91, ch. 4, and Jones, ‘The Great Chain of Buying: Medical Advertisement, 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HR, 101 (1996), pp. 13–40. On Necker’s ministry, see John Hardman, ‘The View from Above’, in Andress (ed.), Oxford Handbook, ch. 8.

[21] Arthur Young, Travels in France during the Years 1787, 1788 and 1789,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9, pp. 97–98.

[22] Maximilien Robespierre, Oeuvres de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1 vols, Paris: SéR, 1912–2007, vol. 3, pp. 22–23; Maza, Private Lives and Public Affairs, pp. 246–55; Doyle, ‘Dupaty’; Barry M. Shapiro, Revolutionary Justice in Paris, 1789–1790, Cambridge, MA,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8.

[23] Robespierre, Oeuvres, vol. I, pp. 160–81; Peter McPhee, Robespierre: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51–52.

[24] Laura Mason and Tracey Rizzo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Document Collection, Boston, MA,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in, 1999, pp. 46–48.

[25] Rchard Mowery Andrews, ‘Paris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1789–1796’, in Gene Brucker (ed.), People and Communit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vol. 2,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1979, p. 59.

[26] Daniel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69–72.

[27] Rolf Reichardt and Herbert Schneider, ‘Chanson et musique populaires devant l’histoire à la .n de l’Ancien Régime’, Dix- huitième siècle, 18 (1986), pp. 117–42.

[28] Michael Sonenscher, Before the Deluge: Public Debt, Inequality,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29] Tim Blanning, ‘William “Bill” Doyl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Swann and Félix (eds), Crisis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pp. 311–23; Kenneth Margerison, Pamphlet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Campaign for a Union of Orders in the Early French Revolution,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 3.

[30] AP, 12 December 1788, series 1, vol. 1, pp. 487–89.

[31] Gail Bossenga, The Politics of Privilege: Old Regime and French Revolution in Lil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0–102, 204.

[32] Rafe Blaufarb, The Politics of Fiscal Privilege in Provence, 1530s–1830s,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2, ch. 5.

[33] Michael Kwass,Privilege and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68, 276, 285 and chs 4, 6; égret, The French Pre- Revolution.

[34] Peter Campbell, ‘Introduction: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Focus’, in Campbell (ed.), Origins, p. 31.

[35] Timothy Tackett, ‘Paths to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Correspondence of Five Future Revolutionaries’, FHS, 32 (2009), pp. 531–54.

[36] Jo.l Cornette, Histoire de la Bretagne et des Bretons, vol. 2,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5, ch. 42; Jacques Godechot, The Taking of the Bastille, July 14th, 1789, translated by Jean Stewar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0, pp. 128–29.

[37] Emmanuel Sieyès, 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translated by M. Blondel,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3. See, too, Jay M. Smith, ‘Social Categories, the Language of Patriot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Debate over noblesse commer.ante’, JMH, 72 (2000), pp. 339–74; William H. Sewell Jr, A Rhetor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The Abbé Sieyès and ‘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8] Antoine de Baecque, The Body Politic: Corporeal Metaphor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00, translated by Charlotte Mandel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39.

[39] Emmet Kennedy,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5–47. Roger Chartier doubts the practice of reading aloud in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translated by Lydia Cochra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7.

[40] Jean-Fran.ois Henry de Richeprey, Journal des voyages en Haute- Guienne, vol. 1, Rodez: H. Guilhamon, 1952, p. 70; Hilton L. Root, Peasant and King in Burgundy: Agrarian Foundations of French Absolut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Robert Forster, The House of Saulx- Tavanes: Versailles and Burgundy, 1700–183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 2.

[41] For an overview, see John Markoff, ‘Peasants and their Grievances’, in Campbell (ed.), Origins, ch. 9; P. M. Jones, 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53–58.

[42] Patricia Taylor, Thomas Blaikie: The ‘Capability’ Brown of France, 1751–1838, East Linton: Tuckwell, 2001, p. 115 and ch. 11.

[43] Peter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 Peasant,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1780–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 40.

[44] A contrary argument that ‘feudalism’ was dead by the 1780s was put most famously by Alfred C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then by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in Georges Duby and Armand Wallon (eds), 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 Paris: Le Seuil, 1975–76, vol. 2, esp. pp. 554–72.

[45] The classic Marxist formulations of the origins of the crisis of 1789 were by Lefebvr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Albert Soboul,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7–1799: From the Storming of the Bastille to Napoleon, translated by Alan Forrest and Colin Jon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5, pp. 25–113. A recent contribution is Lauren R. Clay, ‘The Bourgeoisie,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Andress (ed.), Oxford Handbook, ch. 2. This approach has been contested by William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r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Doyle, Oxford History, ch. 1; and 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ristocrats versus Bourgeois?, London: Macmillan, 1987. The argument for the continuity of the reformist impulse during 1774–91 is eloquently stated by Peter Jones in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Jonathan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The Rights of Man to Robespier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dwells on the Enlightenment as ‘the one major cause’.

[46] Julian Swann, ‘Introduction: The Crisis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in Swann and Félix (eds), Crisis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第四章

人民革命，1789年

1788年12月27日，路易十六决定将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加倍，这使得政治权力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因为他没有说明1789年5月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将如何表决。民众被激发出来的改革热情表明，危机已经不再局限于拒不妥协的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冲突。这次危机是全国性的，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此前一次召开三级会议是在1614年，当时国王路易十三年幼，由亨利四世的王后玛丽·德·美第奇摄政，从此三级会议再也没有召开过。现在，路易十六在175年之后召集他的臣民，让他们表达意见、选举代表、提出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他的号召得到了迅速回应。

1788年至1789年的严冬加剧了政治动荡，城市和乡村饿殍遍地、哀鸿遍野。据当时人记述，巴黎有8万人失业，纺织重镇亚眠、里昂、卡尔卡松、里尔、特鲁瓦和鲁昂有一半以上的织机闲置。两名来自奥尔良市圣保罗教区的劳动妇女开始写日记，她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时期。让娜-维克托瓦·德尔齐格是一名20岁的制衣学徒，玛丽安娜·沙尔庞蒂耶20岁出头，同样是一名手工业者，她们决定用日记记录下“自己亲眼所见的事”。我们从这些珍贵的记述中可以更多地了解市井之间和公共争论的情况，这些材料中关于选举议会和市政会议等男性空间的记录相对较少。两人的记录都从1788年7月破坏整个法国北部的作物的冰雹说起。圣德尼谷地是奥尔良的粮仓，与城市隔卢瓦尔河相望，居住在这里的酒桶制作商比亚尔同样是一名日记作者，他对此事也同样印象深刻。接踵而至的寒冬雨水不断，降雨结冰变为破坏力极强的凌汛。1789年1月，圣德尼的河堤被冲毁，低地被淹没，牲畜被淹死，纺织城镇一片汪洋。让娜-维克托瓦·德尔齐格在她日记的第一页写道：“1789，哀鸿遍野的一年。”[1]

不期而至的政治冲突和经济危机同时出现，贫穷的劳动者绝望地期待三级会议，与此同时产生的囤积谷物的谣言和阴谋也持续升温。1789年3月21日，马赛的劳动者贴出海报抗议取消财产不足者的代表资格的规定：“如果你有勇气，现在就展现出来。”两天以后，收税员和督办官的住所被袭击，人群洗劫了存有鱼和面粉的仓库，他们高喊着“国王万岁！”，好像他们在以国王的名义劫掠。在3月到4月间，包括康布雷、瓦朗谢纳、瓦讷、贝藏松和阿朗松在内的城镇也同样爆发了夹杂着生存和政治诉求的暴力抗议。[2]

由于严冬持续到了春季，饥荒和不安已经到了临界点，路易十六召集三级会议更是提高了人们的期待。小城镇、农村和城市的人民开始用彻底、非法的方式挑战现有社会秩序，以此表达他们的态度。农民拒绝缴纳捐税，在东北部的康布雷和埃诺、弗朗什孔泰和巴黎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发生了抢劫食物补给的情况，他们或许还期待着国王体谅这种在困境下的无奈之举。实际上，他们有时宣称国王已经承诺要终结捐税和什一税。[3]

现在他们做出惊人之举比以前有了更好的借口。公共舆论限制的放松和关于三级会议形式与作用的公开争论开启了对现有秩序的挑战。在很多地区都有反抗领主制度的报告，尤其是反对狩猎和放牧限制。普罗旺斯的索列堡和贝塞堡被洗劫，在很多教区，村民把牲畜赶到领主的土地上。在加普东部，三个村庄在4月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的领主、艾克斯高等法院的法官德艾斯帕劳，他们夺回了1788年作为收成税上交的谷物。在阿图瓦，12个村庄的农民联合起来抵制瓦西伯爵的狩猎，并且宣称他们不会再支付租税。[4]

前一年冬季的反叛行为还是零星的、地方性的，但现在王国到处都对食物供应充满焦虑。食物短缺的焦虑和从未有过的参政机会一同出现。召集三级会议的国王法令在1月24日发出，它的目的是“解决我们所有的财政困难……为了人民的福祉和王国的繁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路易十六要求通过各地的陈情书（cahiers de doléances）听到“人民的愿望和不满”。[5]至少在乡村，选举的限制很宽松：纳税的成年男性都有资格参加教区会议，讨论是否赞同本地陈情书的内容。此前，数百万家庭将权力和特权视为必须遵守的规定，他们偶尔会回避或抗议这些限制，现在他们被要求为他们不满意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6]在政治憧憬和生存危机下起草陈情书对于乡村人民来说是革命年代的开始。当然，他们事后才知道这是革命的开端。

至少在表面上，三个等级的陈情书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陈情书在充满对国王的赞美的同时，还表达了让三级会议定期召开的愿望：换句话说，代议制政体和选举议会应当成为统治的一部分。陈情书还认为财政危机是大臣们无能和挥霍的结果：三级会议（经常被称为“国民会议”）在未来应当监督支出和税收。陈情书一致认为教会急需改革，提高教区教士的地位并且肃清流弊，解决高层教士身兼多职和无故缺席的问题。社会各界人士都要求三级会议承担起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要使司法系统变得更加统一、人性化和有效率。至少在表面上，特权等级也承认税收改革的必要性，但是要以保护某些特殊利益为前提。但是凡尔赛的表决程序仍然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在贝里省的布尔日开会的第二等级代表对于三个等级之间“团结和协商的精神”感到十分高兴，但同时也指出一旦论及“按人头数投票”问题，不同等级的团结和协商就会被打破。[7]

意愿是美好的，但大多数贵族和第三等级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分歧。在原则上承认改革“弊病”的必要性的同时，地方贵族的陈情书特别表达了他们理想化的世界观：贵族的社会名望是理所当然的，国王只会指派他们这一等级担任管理者的角色；农民不得置疑领主征收的任何捐税，这些捐税是社会秩序的核心也是大部分贵族的收入来源。

教区教士和宗教界同样用理想化的过去来描述未来，他们希望教士和信徒们在一个重振活力的信仰下重新团结在一起。他们再次宣称教会的特殊地位是由王国的正统信仰决定的。布尔日的第一等级宣称“教宗的罗马天主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并且向“陛下”呼吁：

那些通过作品传播不信教并攻击宗教、圣迹、训诫和教条的人都应当被视作教会和国家的敌人，应当下令严惩；应当向印刷者三令五申禁止印刷反对宗教的书籍。[8]

然而，教会内部在改革上也存在分裂迹象，最大的分歧出现在税收问题上。教区教士倾向于赞同第三等级的建立统一税收制度的主张。因此，特鲁瓦的教士虽然坚持主张依照传统三个等级分别开会，但是在税收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他们要求召开一个全体会议采纳“由所有三个等级的人按比例分担”税收的主张。[9]

城市手工业者、商人和地产所有者的陈情书表达了“职位应当向贤能开放”的主张。他们坚信国王的财政危机只有所有社会等级的人平均分摊税负才能够解决，这种大胆假设的前提是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他们的陈情书中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对于普通人尊严的重视，他们的代表们用拒绝在凡尔赛分别开会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决心。[10]这些陈情书一再要求改革现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在要求废除这种制度。

大多数城市工人因为贫穷而无资格参加起草陈情书的行会会议和教区会议。富裕的工匠师傅（有时候是女师傅）在表达对特权和税收的看法时和他们身边的资产阶级所见略同，而在经济改革上又经常与资产阶级分道扬镳，反对在必需品上实行机械化和自由贸易。“我们不要将富有的资本家看作自私自利的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鲁昂的制帽商和皮草商表示，然后他们转而呼吁“禁止使用机器”，因为“这样就不会有竞争和市场问题”。在鲁昂东部，从事纺织业的瓦蒂梅尼村的陈情书同样恳请“陛下为人民的利益考虑，废除纺织机器，因为它们非常不利于穷人”。[11]相比之下，在它附近的纺织城镇埃尔伯夫，制造商、经销商和手工业者在3月28日起草的陈情书上还有其他目标：

财政管理效率低下……这些都是对商业的限制和阻碍：遍布王国境内的关税壁垒、限制商品流通的各种关卡。制造业和商业行会的代表被完全忽视，部分政府机构对于制造业者不闻不问。[12]

他们的观点最为激进，要求实行国内自由贸易、统一商业管理和法律、承认他们对于王国的贡献。

4万份农民的陈情书，有的长篇大论，详细列举出了各种批评和建议；也有的像比利牛斯山区的小村庄赛拉邦的陈情书那样，用法语夹杂着加泰罗尼亚语只写了三句话。在很多地方，陈情书的模板从城市传到农村，但是在农村这些陈情书会被增添内容。[13]虽然理论上超过25岁并交纳税收的成年男性都有权参与陈情书起草，但实际上起草工作经常由一小部分富裕的村民把持。[14]有时候，将贫穷的农民排除在外会引发公开冲突：例如，在布列塔尼地区的普洛埃梅勒附近的贝尼翁，26名富人在1789年4月5日起草了一份温和的陈情书，其他86名村民两天后进行了抗议，他们自己起草了陈情书来对抗领主，还砍倒了860棵树。[15]

农民的陈情书里充满了对过去的留恋，他们写下了各种幻想，从想象中的黄金时代，到农民和领主形成依附关系的虚构的具体日期。但在这种对于历史的怀念当中，包含着对于国家代表、特权和资源控制等方面令人震惊的主张。超过四分之三的村庄的陈情书都以不同的方式批评了封建制度，但是国家税收成了1789年广大农民的民怨所指，这在这些通俗易懂的陈情书中一点也不稀奇。不过，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普通人的不满之源是贵族精英的财政特权待遇，这里的精英既包括领主，也涵盖教会中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对于领主捐税的仇视与对教会什一税、杂费和劳役的批评有相互融合的趋势，教会被看作与封建体制相互依存的制度。[16]萨日教区位于巴黎北部塞纳河和瓦兹河之间，它的陈情书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类比。萨日陈情书的主要诉求是减轻普通人的国家税收负担，由贵族来承担，并且削弱他们的其他特权：教区居民要求“教士和贵族根据他们的能力按比例纳税，居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耕种，不受任何劳役的打扰”。[17]其他“权利”也经常受到批评，例如领主对于村庄烤炉、葡萄和橄榄压榨机和磨坊的垄断，领主通过“分配权”侵占公有土地的做法，以及在领主土地上的义务劳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84%的贵族陈情书对领主捐税只字不提。[18]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全国各地的陈情书中都洋溢着一股乐观情绪。大多数乡村人民的日常用语都是法语之外的语言，例如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佛兰德语或奥克语，很多人居住在洛林或鲁西永这些新近并入王国的省份。尽管他们一再强调地区差异，但他们在陈情书中也表达了一种在一个重生的王国里成为法国公民的构想。[19]陈情书里充斥着“祖国”、“国家”和“公民”等词语，这些词语与世俗公民的设想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重生的平民王国的基础。农民的态度长时间以来都受其浸染。

一些会议敢于直截了当地批评他们的领主的地位。在王国的西南角，来自小村庄贝耶罗的寥寥数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领主制度，村民宣称在这个体制下领主“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他们。[20]往北一些，在奥尔良北部一个贫穷的小村庄艾克威尔，领主雇用了当地一名法官出席教区会议，这位拥有教区大部分土地的领主是巴黎高等法院的要人。不出意料，他的佃农们决定不参会，但是参会的自耕农、劳工和工匠起草了一份率性大胆的陈情书。他们要求这位法官写下条款保证“领主要像他们一样纳税，不论拥有什么头衔或地位”，很明显他们得知了凡尔赛正在为三个等级是分别开会还是在一起开会争执不休，因此要求征税应当“由代表整个国家的三级会议同意”。[21]

对于国家“再生”的渴望受到了地方问题的制约。布列塔尼的问题最为突出，当地残存的可收回土地租约制度（domaine congéable，佃农长期拥有房屋和收成，向领主长期支付定额地租）令农民十分不满。莫尔比昂湾出口的吕伊斯半岛的陈情书要求废除这种“奴役”制度，给佃农们自主权。吕伊斯在布列塔尼地区独树一帜，它建议取消布列塔尼的特权，甚至消灭布列塔尼语，因为它是“将半个布列塔尼和法国其他部分分隔开来的一堵墙”；此外很多布列塔尼人坚决捍卫他们不同于王国其他部分的高度自治，布列塔尼在1532年并入法国时就保留了一些权利，比如不交盐税。[22]

1789年初的政治气氛鼓舞着农民表达他们的不满，在一些村庄出现了一些大胆之举并且产生了一套充满自信的新话语，令长期习惯在乡村发号施令的人感到担忧。香槟区塞纳河桥村的一名领主代理人向他的主人写道：

我用尽一切办法都没能将陈情书中废除垄断权、狩猎权和其他领主捐税等条款抹去……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坚定，几乎不可能说服他们，因为他们被赋予了表达不满的权利。[23]

这些陈情书本身不具有革命性：在1789年初春的法国，没有人知道他们将要经历后来所谓的“1789年革命”。但是在三个等级的代表5月抵达凡尔赛的时候，他们在政治权利、领主制度和团体特权等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变得不可调和。最突出的问题是贵族和第三等级在三级会议的表决方式上不能达成一致。陈情书里几乎一致同意定期召开拥有实权监督税收的会议。但是贵族在平等纳税上的态度含混不清，在领主特权和贵族地位上丝毫不让步，这都通过表决方式争议明显地暴露了出来。相较之下，第三等级一次又一次地请求定期召开类似三级会议的代议制会议，要求公平纳税、机会均等、废除领主制度。这些请求加在一起，被不自觉地认为是要推翻现有社会和政治制度。

教区会议起草完陈情书后，从前100户中选举两名代表，然后每多100户便额外再选举一名代表参加地区会议——全国234个地区会议中，每个地区会议的代表都是这样选举产生的——他们将各个教区的陈情书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份代表整个地区的陈情书。教区会议的平均出席率在各地通常都很高，但也存在明显的起伏。在朗格多克省贝济耶附近的教区，出席率为5%到83%，布列塔尼省的维特雷附近的出席率为6%到96%，阿图瓦省的出席率为14%到97%。这种出席率上的差异在日后的革命时期成为普遍现象，它既反映了参与的热情程度，也反映了投票者对谁应该当选或者将会当选的看法。归根结底，出席率的高低反映出人们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有无投票的必要。[24]

在地方城市中心召开的地区会议经常出现混乱不堪、争执不休的状况，这是因为很多城市资产阶级认为，教区关于领主特权和其他琐事的抱怨是农民和领主之间的私人恩怨，不值一提，这引发了农村代表的不满。尽管很多代表有从事行政管理的经验，但地区会议仍然对会议决定的性质缺乏清醒的认识：农民代表经常以为自己来自享有主权的人民，幻想自己在召开立法会议。卢瓦尔河畔的索米尔的治安总管德梅·德道比松抱怨道：

最令人厌烦的是，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召集起来的会议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当会议结束时，回去的农民认为他们自此以后都不用缴纳什一税、领主捐税，并且不用遵守狩猎禁令。[25]

各省参加5月4日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就是在这些地区会议中产生的。选举过程十分复杂和激烈，一些地区直到7月还没有完成。由于贵族试图在他们控制的行政机构中选择第三等级的代表，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使得矛盾公开化。在阿图瓦省，罗伯斯庇尔在地方贵族执政者控制下的选举中经历了五个月的激烈辩论，终于在八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他的对手对他弟弟奥古斯丁在乡村公开拉票的行为十分愤怒。[26]

第三等级代表选举程序和资格要求加深了人们对于教育、财富和能力的成见，最终所有604名第三等级的代表都是律师、官员、财产所有者和地方的豪绅望族。[27]所有的第三等级代表都是受过教育、衣食无忧的富人，只有少数例外。他们当中甚至有60名贵族，以及包括拉博·圣埃蒂安和两名巴黎银行家在内的新教徒。西耶斯神父被选为巴黎第三等级的代表。第三等级的代表中没有工匠和小店主，43名有农业背景的代表都是大土地拥有者或大土地承包人，只有两位布列塔尼代表米歇尔·热拉尔和科朗坦·勒弗洛克穿戴成农民的样子。这些代表还精通地方事务，大部分都是中年人：52%的代表年龄超过了45岁，人数最多的年龄段是45到49岁。[28]

278名贵族代表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地方上的名人。但是他们的态度与拉法耶特、孔多塞、米拉波、塔列朗和其他在巴黎三十人委员会中活跃的改革分子都大相径庭，后者生活富裕、眼界宽广，认识到了至少放弃一些贵族财政豁免权的重要性。超过220名贵族代表都是现役或退役的陆海军军官；最近国家对于军事力量的削减加剧了他们对于没能保卫特权的现有体制的不满。[29]

第一等级的构成将会至关重要。路易十六已经同意有利于教区教士的教士代表选举规定：所有教区教士都有资格参与地区会议并选举代表，而大教堂每十个法政牧师（canon）才有一个代表名额，每个修道院只有一个名额。国王的顾问们深知教区教士最有可能向贵族和精英教士施压，使他们做出财政上的让步。亨利·格雷古瓦是一名来自洛林的教区神父，也是一名裁缝的儿子，他说道：“我们最底层教士是享有权利的，这种实现权利的宝贵机会或许已经有12个世纪都没有发生了……让我们抓住这次机会。”[30]事实上，330名教士代表中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是低级教士，176名主教中只有46人被选为代表。

召开三级会议的兴奋并没有平息抗议的怒火。超过25岁的巴黎人当中只有五分之一有资格参与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数月以来，工薪阶层[31]都用愤怒的怨言和小册子表达他们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的不满。4月23日，富裕的墙纸制造商雷韦永在巴黎的一次第三等级会议上无意之中提到了参与选举的高额工资限制（并遭到歪曲报道），在圣安东郊区引发了一场叛乱，到处都回响着西耶斯的《第三等级是什么？》中的口号，人们呼喊着：“第三等级万岁！自由！我们不会屈服！”这次叛乱遭到军队无情镇压，大约有300人死亡（一些人估计多达900人），这是1789年最血腥的事件。[32]这次流血事件发生在三级会议召开两周之前，加剧了充满期待的紧张气氛。安托万·卡约是数名贵妇的告解神父，令他感到震惊的是，“甚至妇女也被这场政治瘟疫感染，一个人要想留住他的情妇就必须接受她的观点并且支持她那一派”。[33]对于其他贵族妇女来说，从这一刻开始她们对时局从漠不关心变为焦虑不安。露西·迪永就是她们当中的一员，19岁的她是纳尔榜大主教的亲戚，她在1787年与王国内一名高级军官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德拉杜尔·杜潘结婚。她设身处地体验了事态的严重性。当她从万塞讷的赛马会返回时，她的车驾在雷韦永工厂的叛乱中被困。她深信这次叛乱和参与叛乱的人都是有人在背后暗中策划和资助的。[34]

食物短缺和物价高涨在外省也引发了暴力冲突。4月24日至25日，奥尔良爆发了持续30个小时的食物骚乱，商人里姆的房屋被毁。最终军队奉命毫不留情地镇压叛乱，据估计造成了96人死亡。[35]就在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的1789年5月4日，南部城镇利穆大约有800人强迫官员打开粮仓，要求停止征收捐税和间接税，然后洗劫了收税官的办公地，把记录册扔到了奥德河里。

由于一些地方上选举的拖延，三个等级的1 200名代表在5月4日三级会议开幕时只有800人到场。罗伯斯庇尔像许多其他代表一样，正从外省市镇马不停蹄地赶往凡尔赛。当他抵达凡尔赛时，他兴奋地发现，尽管资产阶级代表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在强调自身的尊严和对“国家”的责任时众口一词。列·霞白利和朗瑞奈代表在王宫不远处的阿莫里咖啡馆成立了热衷于改革的布列塔尼俱乐部。很快，西耶斯、迪波尔、巴纳夫、拉梅特兄弟和罗伯斯庇尔等非布列塔尼人都加入了俱乐部。兴奋和期待溢于言表。

在三级会议的开幕式上，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身穿与他们等级之尊相符的服饰，而第三等级的代表则统一身穿黑布制成的上衣和白色长袜。在当时一位身处巴黎的英国医生看来，他们的着装“甚至比英国大学中最低级的穿着长袍的人还要寒酸”。一位代表愤怒地说道：“在我们到来的时候，宫廷里幼稚的大人们就颁布了一项奇怪可笑的法律。”[36]进入会场后，悬而未决的投票程序成了最紧迫的问题。路易十六的开幕演讲要求三个等级的代表要考虑大胆改革，但是他还要求三个等级在各自分开的会场核验代表身份和进行讨论。

国王在三级会议开幕时缺乏打破陈规的魄力，这是他最大的失误。但是他当时处于一个艰难的境地：他不可能满足第三等级的要求，这样也许会解决财政问题，但是代价是牺牲现有体制的支柱，而他本人恰好是这个体制最大的受益者。路易十六内心深处改革的愿望伴随着他的沉默寡言和胆怯：他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路易·斯坦尼拉斯说道，路易十六拿不定主意，就像想同时将两个涂油的台球一起抓在手里。[37]在私下里，路易十六向他的高级廷臣坦言，他支持在一个统一的议会里核实代表身份，但是他尊重贵族分开投票（188票赞成，46票反对）的意愿，这个想法也得到了教士的支持（但是教士等级经过激烈辩论，最后133票支持，114票反对）。路易十六在勉力维持艰难局面的时候，还遭到了一个噩耗的打击：7岁王太子路易·约瑟夫死亡。国王在困惑、焦虑的同时又增添了悲伤。

革命在暗流涌动。最终，国王同意了贵族提出的三个等级分开投票的请求，这引发了第三等级代表的愤怒。他们拒绝开始正式讨论。他们的政治立场十分坚定，一致认为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他们在这一点上得到了一些特权等级改革派的支持。6月13日，三名来自普瓦图省的教区教士加入了第三等级，第二天，包括格雷古瓦在内的六名成员也随之加入。6月17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发布了一项革命性的宣言：“只有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才有权反映和表达民意。”[38]

6月19日，教士代表以149票赞成137票反对决定改变政治立场，加入第三等级。低级教士代表和主教代表在观点上存在巨大分歧，前者对于这种分歧的愤怒是做出决定的关键因素。巴博坦神父在给家乡皮卡第省的普鲁维的教士信中写道：

在我来到这里之前，我仍然相信这些主教也是教士，但是我目睹的一切都不禁让我认为这些人只是唯利是图的人，都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时刻准备着剥削甚至是毁灭人民，而不是为人民着想。[39]

6月20日，代表们在准备6月23日王室成员出席的全体会议时，发现经常开会的地方被关闭，他们转入了一个室内网球场。天文学家让-西尔万·巴伊被选为议长，他们用宣誓表达了“不可动摇的决心”，继续推动着形成一部成文宪法的进程。这是一份对正统秩序发出挑战的宣言：

召集国民议会是要为王国书写一部宪法，重建公共秩序，维护王权的真正原则。国民议会宣告没有什么能阻挡它继续讨论，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重新建立。最后，国民议会的成员在哪里聚集，国民议会就在哪里。[40]

只有来自朗格多克省卡斯泰尔诺达里的代表马丁·道奇提出了异议。第三等级的代表做出了一项革命性的举动，本质上是要求法国从今以后要由一个代议制的议会和一位立宪君主进行统治。这是一项大胆冒险的举动，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核心发起了革命性的挑战。

路易十六在全体会议上的犹豫不决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在6月23日的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三个等级要分开讨论。仪式总管德勒-布雷泽侯爵向巴伊和国民议会传达了国王的旨意，但是米拉波突然站起来反驳道：“去告诉你的主子，我们来到这里是代表着人民的意愿，只有用刺刀才能将我们逼退。”[41]当天晚些时候，路易十六发表了一份“意见声明”，承认三级会议将会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拥有征收和废除税收的权力。他表达了改革沉重税收负担的意愿，要废除盐税并且要求特权等级在一个统一的税收体制下纳税，同时要保留什一税和所有“封建领主权利和义务”。如果他在三级会议的开幕式上拿出这份改革计划，或许会取得成功，但现在为时已晚。

第三等级不为所动。翌日，由路易十六的堂兄奥尔良公爵率领的47名自由派贵族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更加坚定了第三等级的决心。到了6月27日，路易十六似乎接受了既成事实，命令其余的贵族代表也加入国民议会。尽管第三等级取得了表面的胜利，但是他们很快遭到了宫廷的反击。唯一的非贵族大臣财政总监雅克·内克没有去参加6月23日的全体会议，路易十六愤怒之下在7月11日解除了他的职务。距离凡尔赛21千米的巴黎由于第三等级代表的成功而沸腾起来。接着，2万名士兵进驻了巴黎，军事镇压即将发生的谣言开始传播开来。

这些士兵很有可能是来占领和解散国民议会的。代表们没有被解散一方面是由于路易十六极力想避免冲突和流血，另一方面是由于数千名巴黎劳动者的集体行动，他们认为宫廷准备对这些英勇的第三等级代表发动阴谋。巴黎人民的怒火随着物价上涨而高涨，4磅重的面包价格从8苏涨到了14苏，买面包的钱达到了工人工资的70%，人们越来越普遍认为这是贵族故意囤积的结果。骚动中的巴黎人一直以来都咄咄逼人而不暴力：7月初，多达1万名群众释放了14名此前由于不服从命令而被关押的士兵。[42]但是雅克·内克的命运加剧了食物引发的骚乱，抗议开始变为暴力反叛。巴黎书商塞巴斯蒂昂·哈迪的日记是记录大革命最初几个月的最好资料，他注意到人们都在说“贵族们都在故意囤积谷物，目的是更有效地拔掉内克先生这颗眼中钉”。[43]内克在7月11日被解职证实了这一猜测。

最初的目标是围绕着巴黎城新建的收税站，这些建筑气派的外表和它们的功能一直以来都是讽刺和憎恨的目标。从1785年到1789年7月，55个关税收税站修建起来，其中有54个分布在长达26千米的巴黎城墙周边。在7月7日到17日之间，有40座收税站被破坏或摧毁，只有北边的收税站留了下来。[44]抗议者受到街头演说家的煽动，卡米耶·德穆兰在罗亚尔宫外富瓦咖啡馆的一张桌子上向群众发表了滔滔不绝的演讲。7月13日起义在沙滩广场上爆发。这个在市政厅外的巨大广场上每天早上都聚集了希望找到一天工作的劳动者；这里是进行罢工和游行的地方；6月举办了“圣让烟火”，吸引着人们来这里饮酒作乐；这里也是罪犯被公开处决的地方。到了1789年7月，这里成了叛乱人群聚集的地方。（地图2）巴黎第三等级的选举会议中富人为了维持秩序，组建了一支市民自卫队。但他们的力量维持不了秩序，于是前往圣拉扎尔修道院寻找武器，当他们在那里还发现了成堆的谷物的时候，人们确信贵族企图利用饥饿迫使他们屈服。他们还从制枪工匠和荣军院那里获得了武器和弹药。

最终的目标是位于圣安东郊区的巴士底狱，这里不但能找到大量武器弹药，而且可以通过这座坚固的城堡控制巴黎东部的平民街区。它还是专制王权的象征。7月14日，超过8 000名武装的巴黎市民对这座城堡展开了围攻。（图6）守备司令劳奈侯爵拒绝投降，由于人群冲进庭院，他命令士兵开枪，杀死了大约100名起义者。法兰西卫队（Gardes Françaises）[45]的两个小队加入了群众行列，他们把大炮对准了大门，这才迫使劳奈侯爵投降。一些著名的巴士底狱攻占者的英勇表现被记录了下来。参与攻占行动的斯坦尼拉斯·麦亚尔列举了一份662名攻占者的名单，当中有很多资产阶级，包括工厂主、商人和76名士兵。其余的都是典型的普通人：来自30个不同行业的小商贩、工匠和劳工，尤其是有49名木匠，48名橱柜匠，41名锁匠，28名鞋匠，11名酒商，10名理发师和假发制作者。[46]巴士底狱攻占者几乎都是男人，只有玛丽·沙尔庞蒂耶一名女性。但是也有像玛格丽特·皮奈格尔这样的参与者：

她同样用尽全力（与她受伤的丈夫一起），跑向几个酒馆，用她的围裙兜住一堆酒瓶，这些酒瓶既有完整的也有破损的，她把这些酒瓶交给法兰西卫队的军官作为打断巴士底狱吊桥锁链的炮弹。[47]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是一场政治地震。它拯救了国民议会，让一次权力的突然变更有了合法性。现在控制巴黎的是一个新的市政府和一个公民民兵队（即国民卫队），国民议会的议长巴伊被选为市长，国民卫队由资产阶级的人组成，由法国参与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拉法耶特侯爵担任指挥。7月17日的早上，路易十六最年幼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亲信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趁秩序混乱之际伪装出逃，最终离开了法国。一批又一批心怀不满的宫廷人士加入了阿图瓦伯爵在都灵的流亡宫廷。但是在同一天，路易十六在7月14日象征性的失败之后，接受了前往巴黎的建议，重新宣示他的主权，他同时命令军队撤退，并召回雅克·内克。7月17日，国王在市政厅前接受了“最隆重的”欢迎，巴伊代表选民向他呈交了一枚象征起义者的三色徽（tricolour cockade）。路易十六将三色徽戴在帽子上，以此表示与人民团结一致，三色徽开始成为国家的象征。[48]也许是拉法耶特的构想，三色徽中的白色代表波旁王室，红色和蓝色代表巴黎，三种颜色交织在一起代表了革命，象征着国王与巴黎人民密不可分。

攻占巴士底狱也使得革命者陷入麻烦。起义决定了第三等级和国民议会的胜利，但是一些狂热的群众在攻占巴士底狱时展开了残忍的报复，城堡司令劳奈和六名士兵被凶残地杀害。当天晚些时候，原来的巴黎市长雅克·德弗莱塞勒被报复性杀害，原因是他据说曾阻扰起义者武装起来。他和劳奈的头颅一起被游街示众。一些人认为这些公众复仇的举动是值得同情的正义之举，因为这些人的决定已经造成了约100个起义者的死亡。另外一些人认为，在一个暴力社会中，群众只不过是用当局者的手段还施彼身，革命将要改革这个充满暴力的社会。还有一些人认为这种野蛮行径不可原谅，革命应当为这些负面影响负责。

更多的事情接踵而至。7月22日，自从1776年就开始担任巴黎王室总督的路易·贝蒂耶·德索维尼在试图逃离巴黎时被抓获。他和他的岳父约瑟夫·富隆（他在内克被解职后继任财政总监）被殴打致死并且被斩首，他们的头颅被传遍巴黎，据说这是为了报复他们曾阴谋延长巴黎1788年至1789年的饥荒。据传富隆曾经说过，如果穷人饿了，他们应该吃稻草。《巴黎革命报》是最先报道这些史无前例的事件的新报纸，来自波尔多的年轻记者埃利塞·路斯达洛报道了这“令人惊恐和害怕”的一天，其恐怖和绝望被历史铭记。（图7）在富隆被斩首后：

他的嘴里被塞了一把稻草，显示着人们对这个残暴的人的极端痛恨，这是愤怒的人民给他的应得报应！噢，上帝！这些野蛮人！一个人将（贝蒂耶的）心脏从抖动的躯体里扯了出来……多么恐怖的场景！……公民们我感觉得到，这些叛乱的场景令你们的灵魂备受折磨，像你们一样，我也被震惊了，但是想想被奴役的惨状……但是绝不要忘记，这些复仇人性尽失，丧尽天良。[49]

1789年夏秋，从巴黎到最小的村庄都见证了王权国家史无前例的崩解。[50]在城市，贵族议员被迫离职；在农村和小城镇，由人民选举的市政机构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各地夺权的同时伴随着拒绝缴纳国家、领主和教会的税收、捐税和什一税的行为。由于军队在人民主权的感召下公开表示与人民站在一起，司法机构无法执行法律。

国家和贵族的力量遭到挑战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乡村，整个农村地区弥漫着一股期望、威胁和恐惧交加的气氛。阿瑟·杨捕捉到了国民议会带来的绝望中的希望，在第三次法国之行中，他在7月12日同洛林的一位农妇交谈时记录下了她家里的贫穷：

沿着一条漫长的山路行走，在饮马的时候，我同一位贫穷的妇女交谈起来，她对这个时代充满着抱怨，说这是一个悲惨的国度。据她说，现在一些大人物正在为穷人做一些事情，但是她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但是上帝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因为军役税和领主捐税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这个妇女从不远处看上去有六七十岁，她身形弯曲，由于劳作的缘故脸上皮肤粗糙、布满皱纹，但是她说她只有28岁。[51]

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出后，担心贵族复仇的恐惧取代了这些希望。一边是由于经济危机变得一贫如洗的人们成群结队地在乡间道路上游荡，另一边是焦急、饥饿的农民正在等待新作物成熟，那些流浪者成了农民关注的焦点：他们是不是受了心怀怨恨的贵族的指使来破坏农民的庄稼，以此作为对第三等级大胆之举的惩罚？7月下旬，出于对外部威胁的恐惧，村民们以农具为武器，组建了乡民武装。希望、恐惧和饥饿使得乡村成了一个火药桶，对于受贵族雇佣的“强盗”的想象成了导火索。零星的六个地方出现“外来人”的可疑行动，被添油加醋地描绘成武装强盗破坏庄稼的传闻，由此带来的恐慌开始传播开来。这些谣言像燎原野火一样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波及除布列塔尼和东部之外的所有地区。很多地方事件其实只是村民强迫特权等级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交出食物和酒饮，有时候还会出现两个新特征：找到并毁掉封建租税账簿，公开羞辱领主和他们的管家。（图8）

这种史无前例的恐慌及其后果，被称为1789年夏天的“大恐慌”。位于巴黎东北方32千米的西里穆尔蒂安村的情况非常典型。从1771年起，皮埃尔·路易·尼古拉·德拉海就是学校教师和教区教士，他的日记记录了村庄中“重大新奇的事件”，其中也包含1788年至1789年严冬的悲惨情景。1789年7月底，他写道：“我们处于可怕的灾难之中，到处都能听到叛乱和屠杀的消息。谷物已经无处可寻。”1789年的收成将会遏制饥荒。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来后，在充满焦虑和期待的气氛中，村民们对心怀不满的贵族试图破坏收成的谣言做出了反应：“警钟敲响，教士将全村所有的男人和男孩集中起来，所有人拿起武器，少数人拿着枪，其余人拿着他们可以找到的铁叉、铁锹、斧子和干草叉，在头戴三色徽的教士带领下出发巡视。”[52]

起草陈情书之后，这是大部分农村人民参与的第二次重大的革命行动。在起草陈情书的会议上，教士们名义上忠于国王的抗议隐藏了他们的激进主张，但这一次他们站在了攻击封建制度的最前线，他们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在里昂以东的布雷斯和比热周围的山村，领主城堡遭到威胁，而此时距离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在7月19日传到当地的首府布尔格尚有时日。贵族要复仇的风声一过，布雷斯很多村庄的农民找到并焚毁了封建租税账册，声称“有头衔的都是领主”。这个地区已经变成了全国各地恐惧和谣言的发源地。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在7月25日，来自12个村庄的800多名农民袭击了布尔格附近的圣绪尔比斯修道院，强迫僧侣们烧毁账册，并且洗劫了修道院的地窖。第二天，他们在修道院的中央立了一个绞刑架，扬言要吊死这些僧侣，最终这些僧侣在叛乱者放火烧毁房屋之前惊慌失措地逃进了附近的森林。[53]

7月底，索恩河谷的城堡被洗劫和焚毁，其中就包括塔列朗侯爵的色诺赞城堡（当时他是欧坦的主教，已经是国民议会中的重要人物）。暴动的农民从富人和教士那里征得食物、酒和钱，烧毁封建账簿。拥有大片土地和各种封建权利的克吕尼修道院成了众矢之的。大约有160名“强盗”（有酿酒工人、劳工、村庄工匠、乞丐）事后被捕。大多数人坚称他们只是被人群“卷进来”，无意进行破坏；少数人承认他们的目的是“洗劫并烧毁修道院”，“摧毁修道院和城市”，或者确保“什一税和领主捐税不再征收”。“爱国者”们在震惊之余决心重建秩序，他们通过建立应急委员会来主持正义：最后，27人在克吕尼、马孔和图尔尼被绞死。[54]

在一些地方，大恐慌引发了针对其他群体的报复。在阿尔萨斯，多个村庄中的犹太人家庭被抢劫。[55]在北方，洛林省的东部边界，萨尔格米讷的人们在7月22日的弥撒上庆祝巴士底狱的陷落，收税员7月28日被迫逃离。在税收问题上，尤其是盐税上的紧张对立持续了数月，一份名为“我们团结起来的法国人民的国父”的小册子希望路易十六废除收税站。[56]在靠近阿朗松的诺曼小镇莫尔塔涅欧佩什，弗朗索瓦·朗贝尔蒂埃率领一群男人、女人和儿童冲进了收税站，他们找到并烧毁了账册，然后推行“平民税收”来降低谷物、烟草和盐的价格。当地的政府在数日以来都无法抵抗这些威胁，但是他们不会忘记这些威胁。[57]

正如一些农村曾经“相信”他们在1788年至1789年冬拒绝缴纳捐税是在遵循国王的意愿。1789年7月，一些人为反叛行为找到了新的依据。根据布列塔尼省普洛埃梅勒地区一名官员的描述：

在我的辖区及其附近地区，所有的农民普遍拒绝向什一税收税员缴纳规定的份额，他们公开宣称要征税就要流血。他们的理由是，既然废除这些什一税的请求已经写入了陈情书当中，废除措施现在已经生效了。[58]

权威的崩塌促使农民放弃了他们反对权威时惯用的隐瞒欺骗的伎俩，他们开始直接表示他们的不满。尤其突出的是，他们运用第三等级反抗的话语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蒙莫朗西公爵的领地位于巴黎东北部的蒙马丁，他的管家在8月2日给他写信说道，“大约300名来自各地的强盗和郎高奈女公爵领地上的仆役勾结在一起，他们偷窃了租地契约和领地的津贴，并且捣毁了她的鸽舍”[59]；他们在盗窃之后得意地留下了欠条，落款写着“国家”。[60]

大恐慌时期的行动逐渐走向了革命性的对抗，国民议会中的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代表十分清楚它的后果。在一种恐惧和兴奋的气氛中，一群贵族代表在8月4日聚集在讲坛上对乡村危机做出了回应。立法者的本意是通过削减或废除某些封建捐税来平息农民的骚乱，但是恐慌的气氛压倒了一切，用米拉波的话说，各种各样的特权在一种“旋风闪电”般的慷慨中消失了。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冷静下来的立法者对“人身奴役”（农奴制、鸽舍、领主和国王狩猎权）和“财产权”（对收成征收的领主捐税）做出了区分——人身奴役应当立即废除，而在财产权方面，农民在停止支付地租之前应当对领主财产进行赔偿：

第一条，国民议会完全废除封建制度。一切基于人身奴役的权利和税收，无论来源于现实还是继承，都将无条件废除；其他所有权利需要赎买，赎买的价格和方式将由国民议会决定。根据这份法令，那些没有被废除的权利直到最终解决之前将会继续有效。

这份模棱两可的全面废除声明将会在农村激起持续的愤怒。

这份法令[61]通过废除税收豁免权对陈情书中最关键的问题做了回应。领主法庭也会被废除，将来，全国的司法将根据一套统一的法律，司法诉讼费将会被免除。《八月法令》的基本原则是，从今往后所有法国人将享有相同的权利，服从于同一套法律。特权和豁免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第十条，所有省份、领地、乡村、行政区、城镇和居民团体的特权，无论是财政特权还是其他天生的特权，都将无条件废除，所有法国人民将会享有相同的权利。

为教会和国家提供资金的什一税和财产税将会被更加公平的税收形式取代，但是与此同时，这些税收暂时会像收成税那样继续征收。[62]虽然有些迟疑，但这些大胆的改变令人兴奋。路易·马里·普鲁多姆在他的报纸《巴黎革命报》中写下了他的感受：“法国仿佛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到处都充满着友爱，亲密的友爱。”[63]

国民议会的宪法委员会在7月22日宣称，发布一部《人权宣言》是国家再生的必要基础。但是，随着农民反叛和流血冲突的消息不断传入议会，那些反对起草这一宣言的人开始壮起胆来。像马鲁埃男爵、米拉波和尚皮翁·德西塞（波尔多大主教）这些有影响力的代表质疑这些“权利”会被无知的人误解，他们无法理解执行法律必要的限制。马鲁埃问道：“如果一个人只有一步步洒下汗水，才能感受到他的王国之广阔，那么只把他送上山顶告诉他他的王国有多广大这有何意义？”莱维公爵和其他高级教士也认为，任何这种权利宣言都应当伴随着对义务的规定。他们的提议只以433票对570票的差距遭到否决。[64]

8月26日，议会在没有规定义务的情况下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也简称为《人权宣言》）。在宣称“对于人权的无知、忽视与轻蔑是公共灾祸的唯一原因”之后，《人权宣言》宣告：

第一条，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

第二条，一切政治组织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人身安全与反抗压迫的权利。

第三条，整个主权的本源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任何团体或个人都不能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

《人权宣言》宣扬的是自由主义的精髓，“自由是做不损害他人自由的任何事的权利”；以此为根据，它保证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些权利只受法律的限制。

与《八月法令》一道，《人权宣言》标志着18世纪法国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和团体特权体系的终结。它们还是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革命性宣言，它建立在权利、义务和公民地位平等的原则基础之上。所有人有着相同的法律地位，承担着相同的公共责任，国家的公民将会取代国王的臣民。社会等级的确定将不会根据出身和地位而是根据能力，公民根据美德来选择他们的领导者。团体的特权和地方豁免权将会消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着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将扩展到宗教自由上。“自由的梦想”将会实现，所有人，无论社会或语言背景，都将成为国家的公民，在服从法律规定和尊重他人权利的条件下享有自由。

尽管语言平实，充斥着乐观主义，但《人权宣言》仍然有些模棱两可。尤其是在区分“人”与“公民”的时候，它宣称法律同等适用于所有人，但是只有所谓的“公民”享有政治权利。尽管它宣称所有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人人平等，但它没有说明穷人、奴隶和妇女是否在法律上拥有同等的权利，也没有说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没有财产的人应当如何发挥他们的能力。在1789年春，一位来自巴黎北部科地区（Pays de Caux）的妇女在陈情书中提出了一个疑问：“我们在这里讨论解放黑奴，人民几乎像他们一样遭受奴役，也正在恢复权利。难道男人还要让我们成为他们的骄傲和不公的牺牲品吗？”[65]

除了作为复兴法国的蓝图，《人权宣言》的17条条款还可以被看作一面反映绝大多数代表看待过去方式的镜子。它与基于等级制度、团体利益和特殊安排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彻底决裂。它与过去的断裂性和大西洋彼岸的“姊妹革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革命尽管在共和主义上十分激进，但是在制度上沿用了英国的治理方式，人民通过民选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实行自治，以此替代国王、贵族和平民三者相互平衡的制度。而与此相比，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贵族作为王权和人民之间的平衡的社会与政治作用就被否定了：人民的代表将和人民的国王和谐共治。

第三等级的革命要求——无论是资产阶级、城市工人还是农民的要求——在1789年7月至8月间发生大规模暴乱之前的数个月，甚至在数年以前都已经持续不断地表达了出来。从1788年末开始，他们在集体抗议和陈情书中表达的不满已经在旧制度的框架下无法调和。[66]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植根于法国社会之中，革命也是精英在政治上处理不当的结果。在历史上，由于自身失败或无法应对危机而灭亡的政权比比皆是，而这些政权崩溃却很少导致“谁来掌权”及“为何掌权”这些事上发生什么革命性转变。1789年的法国就是那些少见的情况之一。

[1] AD Loiret J 557, 2J 1983; Paul Guillaume, ‘La Vie dans l’Orléanais de 1788 à 1818, d’après le journal inédit d’une famille’, unpublished ms, Orléans c. 1960.

[2] Jacques Godechot, The Taking of the Bastille, July 14th, 1789, translated by Jean Stewar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0, pp. 124–33; Donald Sutherland, ‘Urban Crowds, Riot, Utopia, and Massacres, 1789–92’, in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p. 233.

[3] P. M. Jones, 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0–81; P. M. Jones,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1774–17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66–74, 180–83; Godechot, Taking of the Bastille, ch. 6; George Lefebvre, The Great Fear of 1789: Rural Panic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translated by Joan Whit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ch. 4; David Andress, 1789: The Threshold of the Modern Age, London: Little, Brown, 2008, pp. 205–07.

[4] Godechot, Taking of the Bastille, p. 129; John Markoff, 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 Peasants, Lords, and Legislator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26.

[5] John Hall Stewart (ed.), A Documentary Surve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pp. 29–30.

[6] On the cahiers, see Gilbert Shapiro and John Markoff, Revolutionary Demands: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Cahiers de Doléances of 178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Markoff, Abolition of Feudalism; Pierre-Yves Beaurepaire, ‘The View from Below: The 1789 cahiers de doléances’, in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 9; Philippe Grateau, Les Cahiers de doléances: une relecture culturell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1. Several thousand parish cahiers were published in the .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as the Collection de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This series is outlined in Shapiro and Markoff, Revolutionary Demands, pp. 117–19.

[7] Cahiers de doléances du bailliage de Bourges et des bailliages secondaires de Vierzon et d’Henrichement pour les Etats- Généraux de 1789, Bourges: Tardy- Pigelet, 1910.

[8] Cahiers de doléances du bailliage de Bourges.

[9] Paul Beik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71, pp. 56–63.

[10] Michael P. Fitzsimmons, The Remaking of France: The National Assembly, the Constitution of 1791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French Polit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8–32; Régine Robin, La Société fran.aise en 1789: Semur-en-Auxois, Paris: Plon, 1970.

[11] Jeffry Kaplow (ed.), France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New York: Wiley, 1971, pp. 161–67; Richard Cobb and Colin Jones (eds), Voic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ps.eld, MA: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 42; ‘Doléances particulières des marchandes bouquetières .euristes chapelières en .eurs de la Ville et faubourgs de Paris’, in Charles-Louis Chassin, Les Elections et les cahiers de Paris en 1789, 4 vols, Paris: Jouaust et Sigaux, 1888–89, vol. 2, pp. 534–37.

[12] Jeffry Kaplow, Elbeuf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Hist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92–205.

[13] On the limitations to the usefulness of the cahiers, see Jones, Peasantry, pp. 58–67; Markoff, Abolition of Feudalism, pp. 25–29.

[14] Shapiro and Markoff, Revolutionary Demands, pp. 136–40.

[15] Marcelle Richard (ed.), 1789. Doléances et élections dans le futur Morbihan, 2nd ed., Vannes: AD du Morbihan, 1988, pp. 15–27.

[16] Jones, Peasantry, pp. 94–98.

[17] Maurice Denise and Robert Bréant, Menucourt. Un village du Vexin fran.a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89–1799, Menucourt: Mairie de Menucourt, 1989, pp. 45–46.

[18] Jones, Peasantry, pp. 58–67; Peter McPhee, ‘“The misguided greed of peasants”? Popular Attitudes to the Environment in the Revolution of 1789’, FHS, 24 (2001), pp. 247–69.

[19] Etienne Frénay (ed.), Cahiers de doléances de la province de Roussillon (1789), Perpignan: AD des Pyrénées-Orientales, 1979;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 Peasant,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1780–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 49.

[20]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 42.

[21] Philip Dawson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7, pp. 16–18, 30–32.

[22] ‘Cahier des plaintes et demandes de la ville de Rhuis aux états-Généraux’, AD Morbihan, Bibliothèque R 2748. See Godechot, Taking of the Bastille, pp. 128–29; T. J. A. Le Goff, Vannes and its Region: A Study of Town and Count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chs 11–12; La Bretagne. Une province à l’aube de la Révolution. Colloque de Brest, 28–30 septembre 1988, Brest & Quimper: Centre de Recherche Bretonne et Celtique, 1989.

[23] Anatol. Ado, Paysans en Révolution. Terre, pouvoir et jacquerie, 1789–1794, Paris: SéR, 1996, p. 114.

[24] On the elections of 1789, see Malcolm Crook, 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 1789–1799,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 1; Jones, Peasantry, pp. 28, 62–64; Micah Alpaugh, ‘A Personal Revolution: National Assembly Depu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1789’, in Andress (ed.), Oxford Handbook, ch. 11.

[25] Jones, Peasantry, pp. 65–67; Lefevbre, Great Fear, p. 39. A regional study is Clay Ramsay, The Ideology of the Great Fear: The Soissonnais in 1789, Baltimore, MD,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26] Peter McPhee, Robespierre: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50–61.

[27]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states-General, see Timothy Tackett,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The Deputi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volutionary Culture (1789–179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 1.

[28] Jean-René Suratteau and Fran.ois Gendron (eds),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PUF, 1989, p. 47. Le Floc’h was killed in front of his children by Vendéan rebels in November 1793.

[29] T. C. W. Blanning, ‘Doyle and the Origins’, in Julian Swann and Jo.l Félix (eds), The Crisis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France from Old Regime to Revolution,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19.

[30] On Grégoire, see Joseph F. Byrnes, Pries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Saints and Renegades in a New Political Era,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4, ch. 1; Alyssa Goldstein Sepinwall, The Abbé Grégoi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Making of Modern Univers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31] 本书中的“工薪阶层”指以雇佣劳动的报酬为生的人群，相当于现代早期、机械化生产之前的工人阶层。

[32] Godechot, Taking of the Bastille, pp. 133–51; David Garrioch, The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ch. 11.

[33] Antoine Caillot, Mes vingt ans de folie, d’amour et de bonheur, ou mémoires d’un abbé petit- ma.tre, Paris: à la Librairie économique, 1808, vol. 3, pp. 177–78.

[34] Madame de La Tour du Pin, Memoirs: Laughing and Dancing our Way to the Precipice, translated by Felice Harcourt, London: Harvill Press, 1999, pp. 103–04, 112–14.

[35] D. Lottin,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Ville d’Orléans, 8 vols, Orléans: Imprimerie Alexandre Jacob, 1836–45, vol. 3, pp. 47–50.

[36] J. M. Thompson (ed.), English Witness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 58; Aileen Ribeiro, Fash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Batsford, 1988, p. 46.

[37] John Hardman, Louis XVI,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1.

[38] 这里的“国民议会”指有广泛的全国代表性的议会，即包含第三等级的议会。因统一投票的诉求无法实现，第三等级的代表脱离三级会议自行集会，并自称“国民议会”。此举造成革命事态的升级。

[39] Dale K. Van Kley,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Calvin to the Civil Constitution, 1560–1791,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49.

[40] 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 no. 10, 20–24 June 1789, vol. 1, p. 89.

[41] S. A. Bent (ed.), Familiar Short Sayings of Great Men, Boston, MA: Ticknor and Co., 1887. His actual words are unknown.

[42] Micah Alpaugh, Non- Violenc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olitical Demonstrations in Paris, 1787–179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Others prefer to emphasize the violence of urban crowds: D. M. G. Sutherland, ‘Urban Violence in 1789’, in Andress (ed.), Oxford Handbook, ch. 16; Haim Burstin, Révolutionnaires. Pour une anthropologi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Vendémiaire, 2013, pp. 312–27.

[43] 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46; Alpaugh, Non-Violence; Gérard Bonn, Camille Desmoulins, ou la plume de la liberté, Paris: éditions Glyphe, 2006.

[44] Momcilo Markovic, ‘La Révolution aux barrières: l’incendie des barrières de l’octroi à Paris en juillet 1789’, AHRF, 372 (2013), pp. 27–48. Four of the barrières are still standing, the most imposing of them the Rotonde de la Villette.

[45] 法兰西卫队是法国旧制度下隶属于王室的一个精锐步兵部队，1789年的规模在3 000人以上。巴士底狱的事件之后，王室政府拒绝让法兰西卫队继续承担凡尔赛的守卫工作，并解散了该部队。后法兰西卫队的一些成员组成了忠于国民议会的国民卫队。

[46] Rudé,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h. 4.

[47] Women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789–1795. Selected Documents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Commentary by Darline Gay Levy, Harriet Branson Applewhite and Mary Durham Johnson, Urbana an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pp. 29–30.

[48] Godechot, Taking of the Bastille, pp. 259–60; Laura Auricchio, The Marquis: Lafayette Reconsider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ch. 12.

[49]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 446; Burstin, Révolutionnaires, pp. 312–27; 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 no. 1, 12–18 July 1789, pp. 17–19, no. 2, 18–25 July 1789, pp. 18–25. An excellent collection of newspaper articles is J. Gilchrist and W. J. Murray (eds), The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Taken from the Press of the Revolution for the Years 1789–1794, Melbourne: Cheshire; London: Ginn, 1971.

[50] Lynn Hunt, Revolution and Urban Politics in Provincial France: Troyes and Reims, 1786–179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Lefebvr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h. 8.

[51] Arthur Young, Travels in France during the Years 1787, 1788 and 1789,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9, p. 144.

[52] Jacques Bernet (ed.), Le Journal d’un ma.tre d’école d’.le- de- France (1771–1792): Silly- en Multien de l’Ancien Régime à la Révolution, Villeneuve-d’Asq: Centre d’Histoire de la Région du Nord et de l’Europe du Nord-Ouest, Université Charles de Gaulle-Lille III, 2000, pp. 189, 1956. The commune is today Silly-le-Long.

[53] Eugène Dubois,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Ain, vol. 1, La Constituante (1789–1791), Bourg- en-Bresse: Brochot, 1931, pp. 60–68; Louis Trenard, ‘Le “vandalisme révolutionnaire” dans les pays de l’Ain: faits matériels et motivations’, in Simone Bernard-Grif.ths, Marie Claude Chemin and Jean Ehrard,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vandalisme révolutionnair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Clermont- Ferrand, 15–17 décembre 1988, Paris: Universitas, 1992, pp. 252–53.

[54] Ted W. Margadant, ‘Summary Justice and the Crisis of the Old Regime in 1789’, Historical Reflections/Réflexions historiques 29 (2003), pp. 495–528.

[55] Claude Muller, ‘Religion et Révolution en Alsace’, AHRF, 337 (2004), p. 70; Timothy Tackett, ‘Collective Panics in the Early French Revolution’, FH, 17 (2003), pp. 149–58.

[56] Claudia Ulbrich, ‘Sarreguemines en révolution ou l’histoire d’un “cameléon politique”’, Annales de l’Est, 44 (1992), pp. 16–17.

[57] A. Racinet, Histoire de Mortagne (1899), Paris: Res Universis, 1988, pp. 73–76. Lamberdière would be tried for sedition, sentenced on 2 October, and hanged in Alen.on, as local authorities desperately tried to restore order.

[58] Lefevbre, Great Fear, p. 40.

[59] 在旧制度的法国，拥有鸽舍是部分贵族的特权，鸽子也是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肉食。由于鸽子会消耗鸽舍周围的作物，所以鸽舍被旧时的法国农民视为封建剥削的一种形式。

[60] AHRF, 1955, pp. 161–62; Philip Dwyer and Peter McPhee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A Source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22–23.

[61] 即《八月法令》（The August Decrees）。它是1789年8月4日至11日国民议会通过的关于废除封建制度的19条法令的总称。

[62] Moniteur universel, no. 40, 11–14 August 1789, vol. 1, pp. 332–33; Michael P. Fitzsimmons, The Night the Old Regime Ended: August 4, 1789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Jones,Peasantry, pp. 81–85; Markoff,Abolition of Feudalism, ch. 8. An interesting discussion of con.icting emotions at play is by Jon Elster, ‘The Night of August 4, 1789: A Study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45 (2007), pp. 71–94.

[63] Timothy Tackett, The Coming of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60.

[64] Eric Thompson,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the French Constituent Assembly, 1789–1791,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2, ch. 1.

[65] ‘Cahier de doléances et réclamations des femmes par Mme. B . . . B. . . ., 1789’, in Cahiers de doléances des femmes et autres texts, Paris: Des Femmes, 1981, pp. 47–59.

[66] David Andres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London: Hambledon and London, 2004, p. 103; Rudé,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47, 209.

第五章

改造国家，1789—1790年

革命带来的喜悦和焦虑在1789年巴黎沙龙的艺术展览上体现了出来。雕塑家让-安托万·乌东展出了一座托马斯·杰斐逊的半身像，雕像刚好在杰斐逊7月返回美国之前完成。雅克-路易·大卫展出了《扈从给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的尸体》，布鲁图斯的两个儿子因为与塔克文密谋推翻共和国而被处死，画中表现的是身为罗马执政官的布鲁图斯接受两个儿子尸体的情景。大卫一直以来都非常善于同贵族庇护人和评委们周旋，从而使自己的才能不受他们影响，他的古典主义画作带有（或者被赋予）更加深远的政治寓意。大卫刚刚为杰出的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和他的妻子玛丽安娜画了一幅肖像画，身为收税贵族和科学家的拉瓦锡向他支付了7 000里弗。拉瓦锡是政府火药管理官员，在8月有一则谣言在巴黎流传开来，说现存的火药正在被转移，这使得拉瓦锡几乎被处以死刑。在这个时候，大卫明智地选择了不去展示这幅肖像画。[1]

在这种狂热躁动的气氛中，那些试图通过强有力的君主和英式议会来维持稳定的人占据了上风：这些人都是有影响力的富裕贵族，例如米拉波、拉利-托朗达尔侯爵、克莱蒙-托内尔伯爵、马鲁埃男爵等人，他们还得到了让-约瑟夫·穆尼耶、日内瓦记者马莱·杜潘这样有影响力的普通人的支持。[2]这些“保王党”（Monarchiens）推崇英国式的上议院，由于贵族在1789年普遍不被信任，加上很多地方贵族怀疑上议院会被凡尔赛的精英们主导，这项提议在9月10日有1 060人出席的会议上以849张否决票被驳回。君权没有被分割。

穆尼耶和保王党在国王权力问题上取得了很多胜利。召开三级会议是为了向路易十六提供治理王国的建议：他承认“国民议会”的存在，是否意味着他需要接受议会的决定？他在新秩序下拥有什么权力？第二次投票以673票赞成、325票反对通过了一项折中方案，路易十六被赋予了一项延搁否决权（他可以三次暂停某项立法，每次的搁置期为两年）。这体现了残余势力对绝对王权的支持。在673票赞成票中最初有220人（包括西耶斯、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完全不同意任何否决权。[3]

对“改造”的确信是革命者乐观主义的核心。现在，自由的生活以及对他人自由的尊重将会释放每个人善良的天性。一个新的社会和谐时代已经来临。偏见、腐败和一切不幸将会在美德的光芒之中消散。在1789年8月的狂热气氛当中，毫无疑问所有智慧、善良的人都会支持这种美德，那些死守“特权”不放的人不是冥顽不灵就是心怀不轨。这么多贵族的反抗，以及他们从自身地位出发对自由主义者的公开蔑视，更加使得普通人认为贵族们要求特殊待遇的主张是虚伪甚至邪恶的。

但是公民的改造需要立即进行。新教牧师让-保尔·拉博·圣埃蒂安是尼姆的代表，他迫切要求法国人民“必须改头换面，重新焕发活力，通过制度来改变他们的思想，通过法律来改变他们的道德观念。是的，一切都要被摧毁，因为一切都要重新塑造。”他将现有制度框架、司法制度、特权和豁免权描述成“一个由大量相互冲突的不平等事物形成的庞然大物，伤害、特权、权力滥用和对专制主义的喜好都是混乱的结果”。在8月18日的国民议会上，他引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进行了如下论述：

（《人权宣言》）应当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应当在所有的学校里讲授。在这样一种爱国教育下，强壮、有活力的新一代人才能产生，要让他们知道怎样守卫我们为他们赢得的自由：永远与理性相伴，他们就会知道如何抵抗专制。[4]

由于议会担心阴谋家可能会利用新自由来阻碍进步，拉博·圣埃蒂安迫切的改造计划得到了重视。

对于滥用权力和不义之举的告发将会在国家革新的过程中发挥作用。革命家们在学生时代就深刻地记住了经典中的历史教训：公开透明是衡量廉洁的标准。同时，这些人生长在这样一个世界——国王希望成为所有子民的父亲，但是遭到了阿谀奉承的大臣和阴谋多端的宫廷人士的蒙蔽。这些恶毒之人的手段就是阴谋和虚伪。从一开始，革命者们就知道自私自利将会是可怕的阻碍。早在7月28日，在6月就离开第二等级加入国民议会的阿德里安·迪波尔警告说：“阴谋正在威胁着公共利益，毫无疑问，我们要警惕地注视着周围。”[5]在充满着狂热和不确定性的气氛中，告发被视作美德，是对个人自由的合法保障。从大革命一开始，总有很多关于阴谋存在的证据表明这些怀疑是真的。[6]

在这些日子里，国民议会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人们都兴奋而冲动。数学教师吉尔贝·罗莫是俄国年轻贵族帕维尔·斯特罗加诺夫的私人教师，曾经在俄国任教七年。他密切关注着三级会议的召开和国民议会的成立。他带帕维尔旁听三级会议，将其作为“公共法律的高等学府”；罗莫尖刻地批评贵族坚持“严苛的区分”，而不是“谈论爱国主义”。[7]另一个在巴黎的活跃分子是15岁的学生埃德蒙·热罗，他在写信安慰在波尔多的母亲时说，他日日夜夜都向“至高存在”祈祷，但是最令他高兴的是，他去法兰西学院聆听了古尔南教士的讲课，古尔南让他学习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对上层教士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总是谈到教士结婚的问题，然后变得激动起来”。[8]

物价上涨和食物短缺不光出现在巴黎，对于物价和食物的焦虑进一步加剧了辩论与改革带来的高度紧张的气氛。在选举三级会议代表的4月份，卢瓦尔河的河工入侵了奥尔良，砸破窗户并且威胁谷物商人。9月12日，王室军队护送谷物穿过城市中央的马尔托瓦广场时遭遇了从窗户上扔下来的石块和花盆的袭击。一大群来自卢瓦尔河南部村庄的人聚集在奥尔良，但是最终被强行驱回。在军队稳定秩序之后，一名叛乱者被迅速审判，在马尔托瓦广场上被吊死。圣埃蒂安附近的五金工人前往弗雷拉瓦莱特，破坏了一个用新机器生产五金产品的工厂，同时销毁了大量五金产品。[9]

在巴黎，人们的焦虑和怀疑集中在为什么7月的丰收没有带来物价的下降，但是眼前有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让他们感到愤怒，那就是路易十六还没有对《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表态。一部分贵族公开表示对革命的蔑视：比如有一则新闻报称，在10月1日为新军队军官们举行的一次晚宴之后，醉酒的军官们污损了代表国家的三色徽。巴黎人民再次介入，保卫属于他们的革命。但是这一次，市场妇女表现最为突出，书商哈迪细致地观察道，“这些妇女大声说男人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她们要插手干预这些事”。[10] 10月5日，多达2万名妇女朝着凡尔赛进发，她们当中自发产生的领导者有7月14日的征服者斯坦尼拉斯·马亚尔，以及来自卢森堡的安娜-约瑟芙·泰鲁瓦涅，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泰鲁瓦涅·德·梅里古。紧跟在她们后面的是拉法耶特领导的国民卫队。

在10月5日早上，实际上为路易十六管理巴黎的大臣圣普里斯伯爵试图告诉国王有关凡尔赛进军的消息，但是路易十六已经前去“射击”了（不是打猎，这是他对紧张的政治态势的妥协之举，因为他前往真正的猎场打猎的时候很难联系到他）。路易十六那天的日记写道：“我在夏蒂荣港口射击。击杀81头猎物。由于有事而中断。”他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回到凡尔赛。这是他最后一次可以自由选择打猎还是射击。[11]

妇女们抵达凡尔赛后闯入了议会。她们的一些代表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迅速同意签署《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国王前往凡尔赛的阳台，试图安抚群众，但是由于过度紧张而一言未发。他或许回想起了在1775年新登王位的时候一件类似的请愿事件，当时他曾经下令彻底镇压。而这一次很明显的是，这些妇女只有在王室家族返回巴黎时才会心满意足。10月6日，王室前往巴黎，国民议会紧随其后。通往城市的道路被群众占据，国王花了七个小时才抵达。巴黎现在成了革命的中心和国家的首都。[12]

这是1789年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巴黎人民的武装干预再一次确保了国民议会的安全和胜利。一些妇女宣称她们带回王室就好比带回了“面包师、他的老婆和他的学徒”，她们仍然认为国王对上帝负责就要为她们提供食物。巴黎市长让-西尔万·巴伊回忆道，当妇女们在10月6日返回巴黎时，她们唱着“明显对王后不尊重的低俗歌曲”。玛丽·安托瓦内特由于钻石项链事件、铺张浪费和混乱的私生活而非常不受欢迎。[13]

现在，国民议会在确认革命已经完成并且安全之后，决心让巴黎人民直接行使权力的事情不再重演。议会命令对10月5日至6日之间的“罪行”进行调查，并且授权当局实行戒严法。玛德莱娜·格兰接受了调查，她是一名42岁的清洁工，她坦陈自己认为国王同意签署法令、面包供应和路易十六移驾巴黎三者之间存在着关联：

……她与其他妇女一起进入了国民议会的大厅，闯入的妇女人数较多；一些妇女要求4磅的面包卖8苏，肉类也要卖相同的价格。证人与马亚尔先生和两名妇女回到巴黎市政厅，带回了国民议会里她们得到的法令。[14]

绝大多数代表对于路易十六摆脱宫廷的控制十分高兴，但是他们也为民众骚乱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忧，因此他们在10月21日公布了临时戒严法。同一天，一名来自巴士底市区的劳工由于煽动“暴乱”被处以绞刑。[15]

以前的特权精英们对于叛乱带来的社会地位的丧失而感到恐惧。他们将之怪罪于雅各宾俱乐部，它由激进的布列塔尼代表在1789年成立，开始名为“宪法之友协会”。它租下了多明我会的一个修道院作为开会地点，很快就以“雅各宾”的名字被巴黎人熟知[16]。[17] 10月期间，宫廷画师伊丽莎白·维热-勒布函决定和她的女儿一起离开法国前往罗马。说到离开法国的马车，她回忆道：

车里面还坐着一位来自格勒诺布尔的狂热雅各宾派，他大约有50岁，长相丑陋，脾气火暴，我们每在客栈停下吃中饭或晚饭时，他都会发表耸人听闻的演讲。在所有的城镇，都有一群人拦下马车打听巴黎的消息。我们的雅各宾派会这样说道：“一切都好，孩子们！我们已经让面包师和他的妻子安全待在巴黎了。即将制定一部宪法，他们会被迫同意，然后一切就都完事。”有很多傻子和蠢货将这个人奉若神明。[18]

关键的法令现在已经得到批准，宫廷势力已经四分五裂，革命似乎业已取得胜利。在欧洲其他地方和大西洋对岸，大多数人都对夏天发生在法国的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革命事件感到非常兴奋。《圣彼得堡日报》和布达佩斯的《马扎尔信使报》刊登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译文。革命的消息让自1787年就遭到普鲁士军队镇压的荷兰“爱国者”们和试图从奥地利独立的比利时人重新燃起了希望。[19]在欧洲君主当中，只有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瑞典国王和西班牙国王从一开始就仇视革命，其他人则暗中庆幸法国暂时在国际政治中无法发挥作用。各地的普通人都将来自法国的消息视作和平与自由的人性的未来诺言。尽管英国的埃德蒙·柏克对于习俗和传统被迅速抛弃而感到不满，还有一些人对法国没有选择英国式的上议院持怀疑态度，但大多数人对革命表示欢迎，因为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更加民主的改革精神。像华兹华斯、罗伯特·彭斯、柯勒律治、骚塞和威廉·布莱克这样的英国诗人，欧洲大陆的音乐家、作家和诗人，包括贝多芬、歌德、费希特、黑格尔、荷尔德林、康德和赫尔德，都欢迎革命的到来，他们将革命视作人类历史的一个巅峰。

革命家十分注重他们的思想和军事遗产。拉法耶特将巴士底狱的一把钥匙寄给了乔治·华盛顿，“这份礼物犹如一名儿子向养父报恩，一名副官对将军的敬意，一名自由的传教士对于教主的感恩”。华盛顿在六个月之前当选为第一位美国总统，他在10月13日向驻法国的全权公使古弗尼尔·莫里斯写道：“革命已经影响到了法国，它是如此美妙，以至于在思想上难以接受事实。如果革命真如我预料的那样，这个国家将会成为欧洲最强大、最幸福的国家。”[20]莫里斯则不这么乐观。

路易十六表面上真诚希望成为一名立宪君主，他在1790年2月4日临时巡视了议会，对代表们的工作表示了肯定。他的支持者成功为他争取到了和原来宫廷一样的优厚待遇。财政委员会在7月问道：“法国是最伟大的国家，难道你们不希望你们的国王成为气派的国王吗？”路易十六要求2 500万里弗的“王室年俸”，另加400万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费用，议会同意了这一请求，但是王室年俸的数量、宫廷的规模与奢华都成了新旧制度之间无法调和的象征。一份要求国王腾出他在凡尔赛、枫丹白露、圣克洛德、朗布依埃和其他地方的宫殿的请求从来没有得到批准。[21]路易十六在接受革命的变化时的勉强，说“他受了不怀好意的宫廷的影响”，这么解释显得十分牵强。

1789年秋冬的高涨情绪和团结一致已经使革命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还留下了大量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尽管《人权宣言》宣称权利的普遍性以及所有公民人人平等，但它在政治和社会平等上的含义仍然十分模糊。国民议会在全面废除封建租税上一直闪烁其词，这将会加剧城市和乡村局势的不确定性与冲突。最重要的是，革命者宣布新政权的原则是要重塑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现在要着手应对这一艰巨的任务。

贝特朗·巴雷尔的经历是王国“改造”过程的写照，他是来自比利牛斯山西部说加斯科语的比戈尔地区的代表。巴雷尔是图卢兹高等法院一名成功的律师，实际上，他用他家族在卢尔德南部拥有的一小块领地来将自己命名为巴雷尔·德·维约扎克。但是，他像国内很多专业人士那样，将他所在的古老省份的大量豁免权、特权和地方传统看作即将灭亡的封建制度的残余，而不是流传至今的独特传统。事实上，当国民议会开始着手改革各自拥有独特“权利”的古老省份时，巴雷尔坚持要“抹去所有历史的痕迹，消除所有源于团体利益或出身的偏见。法国的一切从今天开始都必须是新的”。[22]因此在1789年至1790年，比戈尔地区失去了能够决定税收的古老三级会议，根据它所处的高山地区被命名为上比利牛斯省，与其他82个省份在各方面都整齐划一。（地图3）

大多数宪法委员会和国民议会的成员都认同巴雷尔的观点，只有彻底变革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改造”王国。1789年5月共有1 200名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代表被召入三级会议当中，除去那些心灰意冷地回家的特权等级代表，其余人从1789年9月到1791年9月之间将他们主要的精力投入了国民议会里31个委员会的工作中。1789至1790年的丰收和人民的支持使得他们的工作进展顺利。[23]

重塑法国所依据的是普遍认同的法国公民观念，公民之间没有社会或地区出身的差异。这是国家、地方和人民三者之间关系上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行政、司法、军队、教会、警察——传统的团体特权、任命制和等级制现在被统一国家制度下的人人平等、责任制和选举制取代。旧制度的结构特点是承认地方的特殊性，由国王任命的官员进行控制。现在情况正好反过来，各级官员都是选举产生的，而他们所工作的部门在各地都是相同的。

4.4万个新“市镇”在旧制度时期教区的基础上形成，它将会成为选区、区和省三级行政区划的基石。1790年2月宣布建立的83个省旨在提高管理效率，从任何一个市镇到省会的车程都不会超过一天。国民议会中的“爱国者”们想通过创立新的法国行政区划实现两个目标：“改造”国家，同时加强“团结”。每个省份在地理上都具备充分的合理性，但是这也反映了新国家压过了自从1787年以来复苏的地方意识。每个省份的名字都取自山川河流和其他具有自然特色的事物，切断了省名与民族、地域归属的联系：巴斯克地区成为“下比利牛斯省”；像阿图瓦、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这些地区在行政体系上并不成为行政单位。

《八月法令》的第11条以新王国实行统一的权利、义务和制度的名义废除了所有省份的豁免权与特权。这项规定终止了1532年布列塔尼公国与法国签订的条约，条约使布列塔尼在财政上享有特殊待遇，在司法上有自治权。根据内克的估算，从前平均每个布列塔尼人支付税收为12里弗10苏，朗格多克人为22里弗15苏，法兰西岛地区的人支付64里弗——布列塔尼这样的财政特权将会消失。王国内的所有法国人在权利和义务上平等，它对布列塔尼的影响很快引起布列塔尼代表团的注意，其中即使先前积极拥护改革的人现在也犹豫了。他们找到了坚决反对革命的莫里神父作为同盟者，后者在11月宣称国民议会在没有取得布列塔尼同意的前提下无权废除1532年的这个正式条约。[24]

地方首府承担了制度变革的后果。在图卢兹，高等法院贵族只占6万总人口的5%，却控制了城市中44%的财富，他们雇用了大量的职员、仆人和工匠。现在的图卢兹只是一个省的首府，不再是历史上朗格多克广大地区的首府。[25]相互对立的城镇从旧制度复杂分散的机构中受益，有时候不得不在变革时达成妥协：拉昂停止反对它的对手苏瓦松成为新成立的埃纳省的首府，保留自己的行政和司法职能，条件是将主教辖区转让给苏瓦松。[26]然而这种妥协的情况很少见。

省府负责司法、选举、税收和其他公共职能，但是从巴黎传来的革命法规经常会被以适应地方需要的方式解读。在这个过程中，超过100万人被选进了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国民卫队，他们在调和国民议会全国性计划和紧急的地方形势之间的分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个别法律不受欢迎，尤其是与税收和赎买领主租税相关的法律，那些忠实执行法律的官员会遭到孤立和轻视。他们不得不经常处理混乱的局面，最贫穷的农民拒绝交税，抱着分得一小块公有土地的希望而随意砍伐、开垦。

1789年8月废除领主狩猎权的法令造成了大量野生动物被屠杀。英国农学家阿瑟·杨在阿维尼翁和艾克斯之间旅行时记录道：“我已经被乡间暴徒的射击弄得不胜其烦，普罗旺斯的每一杆破枪都在响，各种鸟类被杀，有五六次子弹都落在了我的马车上，枪声在我耳边不断响起。”[27]在巴黎东北部的西里穆尔蒂安，一名学校教师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孔蒂亲王毫无节制的狩猎，而他统治下的村民们如今很高兴能像“亲王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打猎。进入冬季，这名教师记录道：“狩猎仍在继续，我们到处打猎。”同样，鱼类也被捕捞。年长的克雷基女侯爵在奥尔良附近的加尔特奈有一片领地，吝啬的她对于领地一处池塘的损失耿耿于怀。“来自周围地区的四五伙人在佩戴三色绶带的市长带领下”，打着国民议会已经废除贵族狩猎特权和教会的封建权利的旗号，强迫她的家丁后退，“所有人自己动手把最好的鱼都捞了上来并且用马车运走。上一次这个鱼塘干涸还是60年前……所有人都欢快地离开了，喊着‘国家万岁！内克万岁！国民议会万岁！’”。[28]

1789年的法令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立法者和乡村人民之间在认知上存在巨大差距，这使得以前从未有过的及时统一的通信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王室权威最关心的是记录和管理，以此来确保农民纳税、履行义务和服从法律。所有约束都通过复杂的地方行政和法律来实现。现在，国民议会要在统一和人权的基础上改革整个体制，新公民成为改革关注的焦点。1789年11月21日，代表拉博·圣埃蒂安报告说，在他家乡尼姆附近的很多村庄还没有收到《八月法令》中有关封建制度的关键性法令，农民们正在根据自己的想象来推断法令的内容。因此通信系统变得尤为重要。[29]

从国民议会发出去的法令很快变得连篇累牍、无法理解。格雷古瓦神父1790年的调查使得立法者冷静了下来。说标准法语的只有15个省份，300万人；在西南部说加斯科语的洛特省和加龙省，教士们抱怨说农民在听取来自国民议会的法令时都睡着了，“因为他们一个字都听不懂，即使用洪亮的声音将法令大声朗读出来并且做出解释也无济于事”。因此，后来的会议鼓励将法令翻译成当地语言。[30]

国民议会最主要的目标是编写法国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在1791年9月颁布，这之前国民议会要解决立宪君主制的诸多难题。与此同时，国民议会不得不在多个领域内进行迫切的根本改革：财政改革，建立统一、合理的税收制度；行政改革，在新的体制框架内建立人民的统治；司法体制改革；宗教信仰自由；消除《八月法令》中关于封建制度模棱两可的地方。

首要的问题是财政问题。国民议会接过了王权破产的烂摊子，人们拒绝纳税，国民议会还废除了盐税以及一系列不受欢迎的间接税，包括对皮革、铁、肥皂、油和酒类征收的间接税，这一切都使政府财政境况进一步恶化。间接税收入从1788年的5 200万里弗降到了1790年的不到1 400万里弗。国民议会采取了多种手段来应对危机。在全国范围内，人们积极响应“爱国捐献”，1790年4月、1791年4月和1792年4月三次捐赠的总额占到了直接税的25%。例如在东部城市南锡，圣皮埃尔教区的一部分征收的总额为1 492里弗，三年征收额分别为673、413和406里弗。在南锡的其他区域，结果很不如人意：最终只有618里弗，三年征收额分别为380、122和116里弗。[31]

最关键的是，有影响力的平民代表开始将教会财产作为解决手段。10月6日，国民议会从凡尔赛转移到了巴黎，会场位于杜伊勒里宫花园里的骑术学校，就在四天之后，欧坦主教塔列朗提议教会财产应该国有化，应当通过出售教会财产来解决国家债务问题和提高教区教士的待遇。上层教士对于这一背叛之举感到非常愤怒。但是塔列朗赢得了普通代表的支持，在11月2日，议会以510票对346票通过了教会财产“由国家处置”的决定。王室财产同样被“国有化”。大部分教士代表表示反对，他们已经对改革不抱有任何幻想。具体应该如何行动的措辞被故意弄得十分模糊，但是多数派很快就确定采取拍卖的方式。[32]

教会财产占到了王国财富的6%—10%，教会土地大部分都是最好的土地，被分成大块通过拍卖的方式出售。最终有多达70万名购买者：至少八分之一的法国家庭都购买了一些土地，但是主要的购买者是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与贵族。[33]教会土地出售最为密集、价格最高的地区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东北部、巴黎盆地、阿尔萨斯和朗格多克的地中海地区。仅纳博讷地区的芳特弗洛德大修道院的财产就价值80 500里弗（五分之一是领主财产），其中包括比扎内、布特纳克和奥奈松的大量产业（有119处蜂房）。[34]同样在普罗旺斯的格拉斯，有7%的土地易主，当地的资产阶级主导了拍卖。四分之一的买家购买了四分之三的财产，39名大买家中有28人是格拉斯当地的商人。[35]在拉昂东北部，拍卖的财产被85个“协会”买下，每个“协会”由近百位个人买家组成。这里的购买者也主要是富裕的地主、租佃农场主和谷物商人。[36]实际出售的价格超出原先对于教会土地和建筑的估值，不过购买者虽花了大价钱，却仍会沦为受指责的对象，他们要么成了想扩展财富的富裕“外来者”，要么被称为“偷盗”教区教士使用过的花园的“窃贼”。

“国有土地”和爱国捐献的总额据估计有4亿里弗，在此基础上，国民议会在1789年12月发行了票面价值1 000里弗、年息5%的指券（assignats）。（图9）指券本应该在土地交易完成、现金回流后就废除销毁，但是税收的崩溃和在新体制下需要偿还的大量官职[37]使得国民议会将指券作为纸币来使用，这造成指券的票面价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到了1790年9月，流通中的指券价值达到了12亿里弗。指券为国民议会满足紧急的财政需要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对于印刷纸币的日益依赖意味着通货膨胀问题将会使经济愈发失衡。指券的使用还成为对革命是否有信心的标志，农民尤其不愿意将他们的收成换成指券。[38]

一个新的通用的税收制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施行。1789年9月25日，国民议会颁布法令规定贵族、教士和其他到目前为止享有财政豁免权的人要按比例缴纳直接税，新税的适用日期追溯到1789年下半年开始。完成新税登记和核实工作对于每一个市镇来说都是一项艰巨而且耗时的任务，因此国民议会不得不在1790年沿用旧制度的税收制度，包括什一税。但是，对于法国的所有市镇来说，《八月法令》意味着没有理由再支付捐税或者什一税。市镇拒绝支付什一税，在收税员到来之前就把作物全部收走。最终，一种基于对财产价值和收入的估算征收的新税收制度在1791年初开始实行。对于租佃农场主来说，新税通常要加入租金里，比旧制度时期的税收高很多。在布列塔尼，革命在没有保障租佃农场主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下，大幅度增加了税收负担。而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废除什一税，并最终废除所有领主租税，还不足以抵消国家税收的15%—20%的增幅。

第二个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将“人民主权”落实。宣言规定“所有公民或他们的代表”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但是应该怎样划分直接参与的界限？最终，国民议会将所有妇女和不能支付相当于3天劳动所得的税金的五分之二成年男子排除在外。这些人都具有“依附性”，无法进行个人选择，他们不是“积极”公民，而是“消极”公民。下一次议会选举将是间接选举：由选民选举产生选举人，再从5万名选举人中选举产生代表，这些代表必须支付相当于54天劳动所得的财产税。卡米耶·德穆兰在他的报纸《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中谴责了这项新的“贵族制度”：“这个反复提到的积极公民是什么意思？积极公民就是那些参与攻占巴士底狱的人。”[39]国民议会在公民权的正式定义上做出了重大妥协。

1789年12月14日发布的一条关于地方政府的法令扩展了卡隆在1787年的改革计划，市长、市政官员和“显贵”（议员）直接由“积极”公民选举产生。领主没有任命权，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市长将会由人民选举。在1790年1月的地方选举中，参与率非常高。在有4.5万名居民的奥尔良市，2 050名有资格的选民中有1 778人（接近90%的参与率）参与新议会的选举。其他邻近的地区和小市镇选民的出席率则没有这么高，在这些地方谁会当选已经众所周知，因为人们已经在市场、酒馆或教堂这些公共场所里做出了选择。[40]

市政法给乡镇居民们增添了巨大的责任负担，他们现在要负责分摊和征收直接税、开展公共工程、救济贫困、为教堂和学校提供物质支持以及维护法律和秩序。在小市镇，这些职责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实现。在通常由教士和教区委员会管理着社区的法国西部，地方政府将行政事宜和教区委员会分割开来的法令让人感到困惑，大多数习惯于在参加完弥撒后讨论本教区的事务的男性和所有妇女都被排除在外。很少有市镇拥有巴黎那样的资源，1790年巴黎在以前的11座女修道院里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建立了纺织作坊。里面的人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他们领取计件工资的同时还能得到两碗汤。[41]

人民主权的原则还被运用到国民卫队中，多达50万名志愿兵选举产生他们的军官。尽管武装力量中军官的职位现在对非贵族开放，但国民议会对于是否在军队中适用人民主权的原则还有些迟疑不决。选举出来的军官是最受欢迎的而不是最优秀的，这样的军队值得信任吗？

在第三个重大改革的领域，复杂的、根据地区而变化的王室法庭、贵族法庭和教士法庭系统被一套统一的国家司法体制取代，新的体制更加平等、亲民。著名的富裕贵族路易-米歇尔·勒佩勒捷是从前巴黎高等法院的一名律师，他积极呼吁刑罚宽松化的改革，一直在推动统一的、适当的、人道的量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选区内选举产生治安法官的做法受到农村人民的极大欢迎，因为之前日期不固定、需要花钱的领主法庭让他们望而却步，而现在的新法庭不但费用便宜而且向普通人敞开。[42]

司法权威最终来源的突然转变——从国王到国家——还体现在法庭的设计上。雅克·纪尧姆·图雷和居伊-让·塔尔盖这两名代表曾经是旧制度时期高等法院的著名律师，他们在1791年1月22日向547个新地方法庭发出了一份解释应该如何布置法庭的指导意见。旧制度的法庭呈菱形，国王或代表国王的人坐在顶端，而新法庭呈圆形，选举产生的法官坐在一个小半圆里，他们对面的半圆里坐着双方当事人。根据图雷的表述，这是“一种简单、不炫耀的设计，它符合民事审判追求和解、宽容的特点。但是这些设计还充分体现了它们所依据的宪法和它们所服从的法律的威严”。[43]

几个世纪以来，行刑一直以来都是公开进行的，过程漫长且场面壮观，意在使围观者敬畏并顺服。改革者意图推动减少死刑、简化死刑，不仅因为死刑对人体的残害会使人产生恐惧，还因为围观群众可能会享受这种场景（进而受其驱使，误入歧途）。1791年5月，国民议会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否定了全面废除死刑的提议，一部新的刑法典在10月6日正式成为法律。死刑数量急剧下降，像鸡奸这样旧制度时期的“罪行”在轻描淡写中被除罪化。[44]代表约瑟夫-伊格纳斯·吉约坦（Joseph-Ignace Guillotin）是巴黎的一名医生，他提议应该彻底改变几个世纪以来不公平的刑事惩罚制度：“同样的罪行应该得到相同的惩罚，无论有罪的一方处于什么等级和地位……罪犯应当被砍头。”吉约坦的改革方案得到了响应，因为它一方面使得行刑过程公开化，令人感到敬畏，另一方面也使得行刑变得迅速。行刑要尽可能地快速和人道，但要在每个城市中主要的广场上进行。[45]

断头台（guillotin）第一次使用是在1792年4月25日，尼古拉-雅克·佩列蒂耶由于在1791年10月暴力抢劫了800里弗的指券而获死刑。巴黎的官员们很高兴见到行刑“一眨眼之间”就结束了，随后政府下令83个省各建造一个断头台。但是观众习惯了围观犯人长时间受折磨的壮观场景，对这种快速行刑有些不满。《特别信使报》报道，人们对于佩列蒂耶的人头落地感到震惊，随后他们对这种缺乏观赏性的行刑感到失望：

人们叫桑松先生（刽子手）像旧制度时期那样行刑，并且对他说：

还我木头绞刑架，

还我绞刑架。[46]

第四个需要立即改革“弊端”的领域是宗教自由。《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已经保证从今以后所有的公民在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上享有自由。1789年末，法国境内40万新教徒被授予了完全公民权，到1790年1月，在波尔多和阿维尼翁的西班牙裔与葡萄牙裔犹太人也获得了公民权（仅以374票对280票通过）。尽管德裔犹太人在东部长期居住，他们的境遇却大不相同。东部一些地区的陈情书中有反犹太主义的抱怨，南锡主教强烈反对解放犹太人，他也不同意对天主教会做出任何实际改变。[47]一些来自阿尔萨斯的代表，例如来自科尔马的让-弗朗索瓦·勒贝尔，为“有色人种”争取权益的同时还公开表达反犹太主义。这引起了东部犹太人在1790年1月的强烈反应：

为了正义和利益，法国必须给犹太人公民权，因为他们的家园就在这个王国当中，他们也是这个国家的臣民，他们想方设法、尽其所能地服务于祖国，像王国内的其他公民那样为维护公共秩序做贡献，他们也要交繁重的苛捐杂税，同样也是古老的不平等制度的受害者，由旧制度支撑的不平等和歧视也累积在他们头上：他们说，国家之内只能有两种人，公民和外国人，要证明我们不是外国人就要证明我们是公民。[48]

在东北部的梅斯，犹太拉比之子亚伯拉罕·古德绍·斯皮尔1789年至1790年在德国期间创立了一份报纸，他用希伯来语写下了上面这些话。他本来是支持这一系列革命事件的，但是他也表达了不满，东部犹太人还没有拥有南部西班牙裔与葡萄牙裔犹太人在1789年11月获得的权利。他遗憾地说道，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居民“在想方设法地伤害这些圣洁的人，毫不留情地排斥他们。我们必须相信，理性和时间会使这些蹂躏人性的丑恶思想彻底消失”。在1791年11月，他对于“神圣眷顾”的希望实现了，东部犹太人也被授予了全部平等的公民权。[49]

最后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封建主义。从大革命一开始，国民议会就一直被夹在农民和领主之间，农民要求不再交纳任何封建租税，而领主则坚持他们的损失应该得到赔偿。1789年8月4日至11日的法令没有讲清在何种程度上废除领主制度。不过农民只从表面上来理解《八月法令》，即“国民议会完全废除了封建制度”。

1790年1月，上布列塔尼的农民爆发大规模抗议，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议会废除封建制度将不会对可收回土地租佃制度带来任何改变，并感到失望。早在1789年10月，瓦讷主教辖区的科特布加教区的神父就警告国民议会：“在乡村存在不满的声音”，“我们的农民虽然粗俗，但是他们也很敏感”。[50]在1789年12月之后的四个月里，在西南部的蒙托邦、罗德兹和佩里格，三个地区连成一个三角形区域，来自330个教区的农民为了抗议必须缴纳的收成税而入侵了超过100座城堡，为法国之最。这些“非正式联盟”在冬季再次出现，武装起来的村民们在教堂集会后去邻近的村庄加入破坏风信鸡和其他旧制度象征物的活动中。他们将从教堂拆下的长凳堆起来点成篝火，还会围绕一根五朔节[51]花柱跳舞。在柱子上经常会装饰着好像与国民议会相对立的口号，“国家万岁，法律万岁，国王万岁”以及“交税的人，悲哀！”一名来自阿拉萨克的农民说道：“我们再也不需要任何资产阶级或乡绅了。”[52]正如所有革命那样，大众的思想中夹杂着对过去的仇恨，以及对权力和权利新的想法。来自卡奥尔附近的农民米歇尔·塞拉里耶描述道：

1790年1月26日，我们在贝古、佩拉和卡瓦尼耶的居民联合起来反抗卡瓦尼耶的领主卡尔梅杨纳。最后，人们很惊讶地看到所有地产所有者的庭院里都让他们的附庸插上了柱子，所有的风信鸡都被打倒。这些革命举动并不是凯尔西人民的创举。巴黎为王国的其他城市树立了榜样，其力量像火炬传递那样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53]

大多数的乡村都出现了类似的反抗，无论是通过暴力行动还是拒不服从，反抗通常表现为在临时准备的“自由树”[54]周围举行的庆祝聚会。[55]1789年关于封建制度的法令由于缺乏彻底性，在乡村遭到了公开挑战，国民议会在1790年3月澄清了已经废除的领主权利（为领主义务劳动，领主的优先分配权，对公共烤炉、葡萄和橄榄压榨机的垄断权），并且规定赎买这些权利必须缴纳收成税。5月，会议确定了赎买费的金额，如果用现金支付，需要缴纳相当于20年的领主租税的现金；如果用实物支付，需要缴纳25年的。里昂东部杜兰村的村民们向国民议会中的封建制度委员会抱怨道：“这种赎买对于贫穷的土地所有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富人来说也十分不利，他们不会接受这种赎买条件。”其他地区的村民除了直接拒绝支付之外一声不吭，因为要反驳领主以前的合法权利是十分困难的。在任何时候，法庭都要求证据只能来源于“直到现在为止还在遵守的章程、习惯和规则”。换句话说，提供证据的责任落到了那些需要赎买封建权利的人身上。[56]

尽管有这些挫折，但“改造”的冲动仍然被大胆地表达了出来。法国人民不再是臣民而是公民，他们的人际关系和身份区分都发生了转变。古老的地方机构、习俗和特权将会被全国统一的制度取代。从法律、税收、行政到公共秩序，公共机构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焕然一新。从教区（parish）到省份（province），传统的行政区划被废除，公民们现在居住在各个新省份（department）和区（district）的市镇当中。错综复杂的地方豁免权和习俗，团体、城镇和职业享有的特权都被一种简单、统一、合理的制度取代。

为了鼓励国内市场并且促进经济增长，国民议会取消了国内关税，开放了谷物贸易。从1790年5月开始，包括孔多塞侯爵、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阿德里安-玛丽·勒让德和安托万·拉瓦锡在内的著名哲人和科学家都被任命为度量衡委员会的委员，他们要研究出一套新的、合理的度量衡制度，用孔多塞的话说，“始终为了所有人民”。起初托马斯·杰斐逊想参与，但是他没有争取到美国国会的支持。委员会在1791年3月的报告中提出了在长度和容积上使用十进制单位的详细方案，法兰西科学院奉命设计并推行这套制度。[57]

毫无疑问，那些身份与过去的标记、习俗紧密相连的人面对改变十分愤怒。在原有的体制下做出一番成绩的人——例如封建法的律师和他们的书记员——对于他们的未来感到焦虑。其他人则对否认历史和传统感到震惊。“他们竟然用一条小溪重新命名我的省份。”九十多岁的克雷基女侯爵愤愤不平地说。她在奥尔良附近的地产现在划归了卢瓦雷省。[58]

随着新法国逐渐成形，人们开始纪念胜利。直到1790年6月，巴士底狱的攻占者才被正式授予荣誉。在国民议会商讨着巴士底狱的改建规划的同时，皮埃尔-弗朗索瓦·帕罗瓦（现在被昵称为“爱国者”）在监督着庞大的城堡拆除工程；[59]尽管巴士底狱的拆除工作在1790年年末就大致完成，但最终1 000名工人又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清理完毕，其间遭遇了意外事件、冲突和附近居民的干扰。与此同时，巴士底狱成了革命的圣地，人们采用有组织的旅游、官方舞会和即兴庆祝的方式来这里瞻仰。帕罗瓦本人是最大的赢家，他从组织旅游和出售雕刻成小雕像与奖章的石雕中大赚一笔。83个省份都免费收到了一座由巴士底狱基石雕刻而成的巴士底狱石雕模型。

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有很多公民，尤其原来的精英成员，不像爱国者那样对于革命热情高涨，这促使越来越多的革命支持者在国民卫队的带领下进行“联盟运动”集会。1789年，这项沿着卢瓦尔河谷行进的活动起初并不起眼，随后传遍了全国。1790年5月9日，来自周围超过100个城镇和乡村的3 500名代表在奥尔良南部集会宣誓。当他们返回城市时，市政官员不得不营救一名拒绝呼喊“国王万岁！国家万岁！”的贵族，为了他的安全考虑把他关进监狱，因为群众试图将他抓住并吊死。[60]6月6日在里尔的集会有大约10万人参加，里尔市长对于“一群朋友”的集会感到惊喜万分，沉浸在这种“相互的喜悦”当中。[61]6月13日，大约7.5万名爱国者聚集在斯特拉斯堡新建成的联盟广场上，以表示对新宪法的支持。在莱茵河对岸，这个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被德意志的王公和法国的流亡贵族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正在密谋军事干预。

“联盟运动”是应对社会焦虑的深层次的情绪化反应，人们担心和谐的局面会变生不测。庆典通常带有宗教性，并且有教士出场，波尔多和图卢兹两个城市联合举办了一次大型庆典，这让主持典礼的教士回想起了基督曾经宣扬的“团结和友爱”。“联盟”在1790年7月14日的仪式上达到高潮，多达4.4万名代表从各个省份赶来参加联盟节庆典，共同纪念一年前攻占巴士底狱。庆典所处的马尔斯校场是人们自发平整过的，仪式在雨中进行。路易十六、塔列朗（以前的欧坦主教）和拉法耶特在30万巴黎人的见证下宣布了新秩序。（图10）国王宣誓“要使用国家宪法赋予我的权力，维护经过国民议会决定和我本人接受的宪法，并且推行新法律”。[62]这一庄重誓言将会成为笼罩路易十六余年的阴影。

以前从来没有过如此和谐而发自内心的团结：大革命达到了顶点。流行歌曲欢唱着这种和谐局面：

在我跳舞的这个地方，

以前你只能听到哀怨，

人民曾经害怕我现在爱戴的这个国王；

噢，爱戴要比恐惧更可贵，

在人民曾戴着锁链的地方，

我们将奏响欢快的歌曲。[63]

1790年7月14日傍晚，有2 000人，其中包括一些代表，在巴黎罗亚尔宫分享了一次“爱国餐”；在另外一个大型公共宴会之后，5 000名穷人被允许享用剩下的食物。[64]

全法国都举行了庆典仪式，节庆是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重要元素，7月14日革命日是其中最具戏剧性和全国性的节日。在这一天，各个村庄和城镇教堂都敲响了震耳欲聋的欢庆钟声。[65]自由树栽遍各地：在萨拉北部遥远的塔米耶村，至今还有一棵自由树存活。（图11和12）在一个用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展现王权威严的社会，庆祝革命团结的庆典创造性地运用了原来的仪式。蒙特米诺的煤矿工人改进了传统的节日，他们宣誓“要永远举着斧头，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保卫古往今来最好的法国宪法”。拉昂的革命日活动喜气洋洋，一名“贫穷而贤惠”的女孩和一名国民卫队的士兵在祖国祭坛[66]下举行婚礼。祭坛接受了“幸福的新婚夫妇和所有公民团结友爱的双重祝福”。[67]在法国西部卢瓦尔河谷的博福昂瓦莱，83名妇女在庆典当中偷偷离开，随后返回时穿着代表着83个新省份的服饰。《时尚和品味杂志》为巴黎热爱时尚的富裕女性提供了新时代全面的着装建议：简约的三色服饰，服装上绘有爱国特色的花纹，比如小自由帽图案。[68]

[1] David Andress, 1789: The Threshold of the Modern Age, London: Little, Brown, 2008, ch. 12; Simon Lee, David, London: Phaidon, 1999, ch. 3; Thomas E. Crow, Emulation: David, Drouais, and Girodet in the Art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17–19. Like David, Antoine Lavoisier had married a woman half his age: Marie-Anne was just fourteen when she married the twenty-eight- year-old Antoine.

[2] Timothy Tackett,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The Deputi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volutionary Culture (1789–179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88–95.

[3] T. C. W. Blanning, ‘Doyle and the Origins’, in Julian Swann and Jo.l Félix (eds), The Crisis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France from Old Regime to Revolution,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Michel Biard and Pascal Dupuy,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Dynamique et ruptures, 1787–1804, 2nd ed., Paris: Armand Colin, 2008, pp. 50–53.

[4] Rabaut St-étienne, Ré.exions sur la nouvelle division du Royaume et sur les privilèges et les assemblées des provinces d’états, reprinted in M. J. Madival (ed.),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Paris, 1878, vol. 10, pp. 37–38; Ted W. Margadant, Urban Rivalrie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84; Suzanne Desan, The Family on Trial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72.

[5] Colin Luca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nunciat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JMH, 68 (1996), p. 770.

[6] Peter R. Campbell, Thomas E. Kaiser and Marisa Linton (eds), Conspirac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Dale K. Van Kley.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Conspiracy: A Review Essay’, H- France Review, 10 (2010), no. 11. http://www.h-france.net/vol10reviews/vol10no11kley.pdf. Recent explorations of r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n 1789 are Timothy Tackett, The Coming of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 2; Haim Burstin, Révolutionnaires. Pour une anthropologi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Vendémiaire, 2013.

[7] Alessandro Galante Garrone, Gilbert Romme: histoire d’un révolutionnaire, 1750–1795,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Anne and Claude Manceron, Paris: Flammarion, 1971. Romme’s decision to introduce Pavel to the Jacobin Club in 1790 seems to have been the catalyst for his father to order him home to Russia.

[8] [Géraud, Edmond], Journal d’un étudiant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89–1793, Paris: Plon, 1910, pp. 23–25.

[9] AD Loiret 2J 1983; D. Lottin,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ville d’Orléans, 8 vols, Orléans: Imprimerie Alexandre Jacob, 1836–45, vol. 3, pp. 59–60; Luc Rojas, ‘“Les forgeurs et les limeurs” face à la machine: la destruction de l’atelier de Jacques Sauvade (1er et 2ème septembre 1789)’, AHRF, 376 (2014), pp. 27–52.

[10] Tackett,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pp. 195–206; 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69 and ch. 5; Micah Alpaugh, Non Violenc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olitical Demonstrations in Paris, 1787–179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 John Hardman, Louis XVI,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71.

[12] Arlette Farge, Subversive Words: Public Opin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translated by Rosemary Morris, Oxford: Polity Press, 1994, pp. 117–21.

[13]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n expression of Marie-Antoinette’s contempt for the masses inherent in her purported snort, ‘The peasants have no bread? Then let them eat cake.’ The remark .rst seems to have been attributed to her in a German children’s book in 1931. See Véronique Campion-Vincent and Christine Shojaei Kawan, ‘Marie-Antoinette et son célèbre dire: deux scénographies et deux siècles de désordres, trois niveaux de communication et trois modes accusatoires’, AHRF, 327 (2002), pp. 29–56.

[14] 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seule histoire authentique et inaltéré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depuis la réunion des Etats- Généraux jusqu’au Consulat, 32 vols, Paris, 1847, vol. 2, 1789, p. 544; Richard Cobb and Colin Jones (eds), Voic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ps.eld, MA: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 88.

[15] Rudé,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79.

[16] 多明我会的僧侣在法国也被称为“雅各宾”（Jacobins），因为他们在巴黎的据点是圣雅各修道院。

[17] Michael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First Ye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18] élisabeth Vigée-Lebrun, Memoirs of Mme Vigée Lebrun, translated by Lionel Strachey, New York: G. Braziller, 1989, pp. 55–56.

[19] Michael Rapport, ‘The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p. 383.

[20] See, in general, 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1964; Jacques Godechot, France and the Atlantic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70–1799, translated by Herbert H. Rowe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21] Ambrogio A. Caiani, Louis XVI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65–67.

[22] Mona Ozouf,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a perception de l’espace national: fédérations, fédéralisme et stéréotypes régionaux’, in Ozouf, L’école de la France: essais sur la Révolution, l’utopie et l’enseignement, Paris: Gallimard, 1984, p. 33.

[23] In general, see Alan Forrest, ‘Reimagining Space and Power’ in McPhee (ed.), Companion, ch. 6; P. M. Jones,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1774–17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 6; Peter McPhee, Liv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99,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ch. 3; Michael P. Fitzsimmons, The Remaking of France: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1791,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Malcolm Crook, ‘The New Regim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tic Practices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1789–1791’, in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 13.

[24] On Brittany, see T. J. A. Le Goff, Vannes and its Region: A Study of Town and Count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La Bretagne. Une province à l’aube de la Révolution. Colloque de Brest, 28–30 septembre 1988, Brest and Quimper: Centre de Recherche Bretonne et Celtique, 1989; Jo.l Cornette, Histoire de la Bretagne et des Bretons, vol. 2,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5; Roger Dupuy, La Bretagn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1789–1815), Rennes: éditions Ouest- France, 2004.

[25] Martyn Lyons, Revolution in Toulouse: An Essay on Provincial Terrorism, Bern, Frankfurt am Main and Las Vegas: Peter Lang, 1978.

[26] Margadant, Urban Rivalries, pp. 263–64; McPhee, Living, p. 81.

[27] Arthur Young, Travels in France during the Years 1787, 1788 and 1789,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9, p. 226.

[28] Comte de Courchamps, Souvenirs de la marquise de Créquy de 1710 à 1803, 10 vols,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65, vol. 9, pp. 107–08.

[29] Jill Maciak Walshaw, A Show of Hands for the Re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and Repress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Rural France, Rochester, NY: Ro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4, ch. 3.

[30] P. M. Jones, 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09.

[31]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Nancy, ms 1412.

[32] Nigel Aston,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1780–1804,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p. 133; Tackett,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pp. 203–04

[33] Scattered research on the sales of biens nationaux is synthesized in Bernard Bodinier and Eric Teyssier, L’événement le plus important de la Révolution: la vente des biens nationaux en France et dans les territoires annexés, 1789–1867, Paris: SéR, 2000; Bernard Bodinier, ‘La Vente des biens nationaux: essai de synthèse’, AHRF, 315 (1999), pp. 7–19; Jones, Peasantry, pp. 154–61; Jo.l Cornette (ed.), Atla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481–2005, Paris: Belin, 2012, p. 316.

[34] Peter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 Peasant,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1780–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ch. 3.

[35] Aimé Coiffard, La Vente des biens nationaux dans le district de Grasse (1790–1815),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3, pp. 94–103.

[36] Michel Péronnet, Robert Attal and Jean Bobin, La Révolution dans l’Aisne, 1789–1799, Le Coteau: Horvath, 1988, p. 109; Michel Bur (ed.), Histoire de Laon et du Laonnois, Toulouse: Privat, 1987, p. 199.

[37]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官职在法律上是和土地、房屋等同的不动产。在1604年的《波莱敕令》之后，官职成为官员的私有财产，可以买卖、继承、转让，废除官职一般要采取赎买的方式。

[38] S. E. Harris, The Assigna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39] 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24.

[40] Lottin, Orléans, vol. 3, pp. 77–79. In general, see Malcolm Crook, 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 1789–1799,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Melvin Edelste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Birth of Electoral Democracy, Farnham, Surrey,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4.

[41] Dominique Godineau, The Women of Paris and their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Katherine Streip,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76–77.

[42] Anthony Crubaugh, Balancing the Scales of Justice: Local Courts and Rural Society in Southwest France, 1750–1800,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3] Katherine Taylor, ‘Geometries of Power: Royal, Revolutionary, and Post-Revolutionary French courtroom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72 (2013), pp. 434–74.

[44] Michael Sibalis, ‘The Regulation of Male Homosexuality in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France, 1789–1815’, in Jeffrey Merrick and Bryant T. Ragan (eds), Homosexuality in Modern F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80–101.

[45] Paul Friedland, Seeing Justice Done: The Age of Spectacular Capital Punishment in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s 9–10; Daniel Arasse, The Guillotine and the Terror,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Miller, London: Penguin, 1989, pp. 11–14.

[46] Friedland, Seeing Justice Done, pp. 247–48; Arasse, Guillotine and the Terror, pp. 26–30.

[47] Christian P.ster, Histoire de Nancy, vol. 3, Paris: éditions du Palais Royal; Nancy: éditions Berger-Levrault, 1974, pp. 328–32.

[48] Moniteur universel, no. 46, 15 February 1790, vol. 2, pp. 368–69; Gary Kates, ‘Jews into Frenchmen: National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in Ferenc Fehér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03–16.

[49] Abraham Spire, Le Journal révolutionnaire d’Abraham Spire, translated by Simon Schwarzfuchs, Paris: Institut Alain de Rothschild/Verdier, 1989, pp. 120–22.

[50] Roger Dupuy, ‘Les émeutes anti-féodales de Haute-Bretagne (janvier 1790 et janvier 1791): meneurs improvises ou agitateurs politisés?’, in Jean Nicolas (ed.),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conscience sociale, XVI–XIXe siècles. Actes du colloque de Paris, 24–26 mai 1984, Paris: Maloine, 1985, pp. 453–54.

[51] 五朔节，欧洲传统民间节日，用以祭祀树神、谷物神，庆祝农业收获和春天来临。每年5月1日举行。

[52] Jean Boutier, ‘Jacqueries en pays croquant: les révoltes paysannes en Aquitaine (décembre 1789–mars 1790)’, AHRF, 34 (1979), p. 765; Campagnes en émoi. Révoltes et Révolution en Bas- Limousin, 1789–1800, Treignac: éditions les Monédières, 1987; Jones, Peasantry, pp. 105–17; Mona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7–38, 232–43.

[53] Christiane Constan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Bégoux. Michel Célarié (1771–1836), Cahors: Le Stum, 1992, pp. 146–48. On the rural revolution, see Jones, Peasantry, 67–85; John Markoff, 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 Peasants, Lords, and Legislator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s 5–7; Anatol. Ado, Paysans en Révolution. Terre, pouvoir et jacquerie, 1789–1794, Paris: SéR, 1996, chs 4–6; the chapters by Jean Bart and Jean-Pierre Jessenne in Michel Biard (ed.),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une histoire toujours vivante, Paris: Tallandier, 2009; McPhee, Living, ch. 3.

[54] “自由树”是法国大革命时代象征自由、生命、解放的树，地方社区常常通过种植自由树表达参加革命、宣扬自由、推行改革的决心。文中此处说的临时“自由树”，其实就是前文提到的柱子。

[55] Bryant T. Ragan, ‘Rural Political Equality and Fiscal Activism in the Revolutionary Somme’, in Bryant T. Ragan and Elizabeth A. Williams (eds), Recreating Authority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6; Ozouf, Festivals, pp. 37–39.

[56] P. Sagnac and P. Caron, Le Comité des droits féodaux et de législation et l’abolition du régime seigneurial, 1789–1793,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7, p. 252. In general, see McPhee, Living, ch. 3; Noelle Plack, ‘Challenges in the Countryside, 1790–2’, in Andress (ed.), Oxford Handbook, ch. 20.

[57] Josef Konvitz,Cartography in France, 1660–1848: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Statecraft,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58] Courchamps, Souvenirs de la marquise de Créquy, vol. 9, pp. 107–08, 145.

[59] Jacques Godechot, The Taking of the Bastille, July 14th, 1789, translated by Jean Stewar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0, pp. 263–66; Hélo.se Bocher, Démolir la Bastille. L’édification d’un lieu de mémoire, Paris: Vendémiaire, 2012; Hans-Jürgen Lüsebrink and Rolf Reichardt, The Bastille: A History of a Symbol of Despotism and Freedo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60] Lottin, Orléans, vol. 3, pp. 120–50.

[61] Micah Alpaugh, ‘Les émotions collectives et le mouvement des fédérations (1789–1790)’, AHRF, 372 (2013), pp. 49–80.

[62] F.-A. Mignet,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depuis 1789 jusqu’en 1814, London: David Nutt, 1882, p. 88.

[63] Pascal Dupuy (ed.), La Fête de la Fédération, Rouen: Publications des Universités de Rouen et du Havre, 2012, p. 132. On revolutionary festivals in general, see Ozouf, Festivals; Jean Ehrard and Paul Viallaneix (eds), Les Fêtes de la Révolution. Colloque de Clermont- Ferrand (juin 1974), Paris: SéR, 1977.

[64] Rebecca L. Spang, The Invention of the Restaurant: Paris and Modern Gastronomic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99–100.

[65] Alain Corbin, Village Bells: 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19th- Century French Countryside, translated by Martin Th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xix, 8, 95–96, 301.

[66] 祖国祭坛与三色徽和自由树类似，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特有的政治象征物。祖国祭坛是一种祭坛状的城市公共建筑物，为石制或木制，上面常刻着革命口号或《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等重要革命文件中的名言。祖国祭坛是公共集会和庆典的场所。

[67] Fitzsimmons, Remaking of France; pp. 209–10; Ozouf, Festivals, p. 51.

[68] Ozouf, Festivals, p. 51; Aileen Ribeiro, Fash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8.

第六章

革命的凯歌，1790年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具有普世精神，但是“爱国者”们深知他们站在伟人的肩膀之上。1790年4月，听闻本杰明·富兰克林去世的消息后，国民议会宣布哀悼三天。到处都弥漫着悲伤情绪。奥古斯丁和夏洛特·罗伯斯庇尔从阿拉斯写信给他们在巴黎的兄长马克西米利安说，他们已经穿上了悼服。[1]同一个月，国民议会迎回了科西嘉人帕斯卡尔·保利，他是自由和自治的象征。从1755年开始，科西嘉在保利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民选的宪政共和国，直到1768年科西嘉被路易十五的军队征服。保利从那以后就在英国流亡。国民议会在1789年11月颁布法令将科西嘉并入新法国，现在又对流亡者实行大赦，保利立即返回了家园科西嘉岛。[2]

1790年7月14日庆祝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的庆典，标志着革命者们的普世情怀和爱国情怀达到了顶点。6月19日，普鲁士贵族、克鲁茨男爵让-巴普蒂斯特·杜瓦尔·德格拉斯带领36名外国人来到国民议会的会场，会议记录记下了外国参观者的到来：“阿拉伯人、迦勒底人、普鲁士人、波兰人、英国人、瑞士人、德意志人、荷兰人、瑞典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美国人、叙利亚人、印度人、布拉班特人、列日人、阿维尼翁人、日内瓦人等。”一个“驻巴黎的外国人”代表团请求参加7月14日的庆典。他们的请求遭到了保王党人的抨击，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个代表团表示欢迎，同时也对法国过去对邻国的威压表达歉意。为了显示对于人类未来充满乐观，会议开始热烈讨论废除贵族头衔之事。[3]侯爵、伯爵、男爵和骑士等头衔被停止使用，贵族的身份文化、特权和“贵族荣耀”也一并被废除。

外国人的请求得到了批准。7月14日，克鲁茨已经成了一名雅各宾派狂热支持者，并且是一个1 000名外国人组成的节庆观摩团的一员。当时在场的31岁英国作家海伦·玛丽亚·威廉斯兴奋地写道：“这是人类的胜利，这是人性中最高贵的权利，在那样一个时刻，只需共同感受人性就可以成为一名世界公民。”[4]克鲁茨被称为“全人类的演说家”，很快又获得了“阿纳沙西斯”（Anacharsis）的称号，这个名字来源于一部1788年的流行小说，小说中在希腊游历的主人公是公元前6世纪斯基泰哲人阿纳沙西斯的后裔。

人们也在寻找其他正式途径来纪念革命已经取得的成就，其中国民议会中著名的雅各宾派最为积极。雅克-路易·大卫是巴黎雅各宾俱乐部中的一名著名成员，他在1790年9月接受委托，创作一幅第三等级代表1789年6月20日在凡尔赛的网球场宣誓的集体画。任务的佣金高达7.2万里弗，这幅画作是鸿篇巨制：高23英尺（约7米），长33英尺（约10米）。国民议会还意识到，1789年以来统治和行政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决定在1790年9月12日成立国家档案馆来“保存所有王国宪法、公共法规、法律和分派到各省的法令”。阿尔芒·加斯东·加缪成为第一任档案保管专员，他是著名的第三等级代表，也是1789年国民议会最早的议长之一。加缪的发言次数是国民议会代表中最多的，在国民议会运行的两年间共发言600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精通教会法。一个月之后的1790年10月，国民议会成立纪念委员会来保存国有化财产中的艺术品。[5]

欧洲人对于来自法国的消息都感到非常乐观，甚至有些欣喜若狂。在大革命之前，难民只有通过“国王的恩典”才能到法国避难或者寻求庇护。现在，彰显普世主义的《人权宣言》将避难权转变为一项人普遍享有的权利。巴黎的很多政治流亡者，尤其是数千名比利时、荷兰和列日的难民，迫不及待地要把革命的消息传到自己的祖国。瑞典诗人约翰·亨里克·凯尔格伦向他的兄弟写道：“告诉我，历史上有比这还要崇高的事吗，即使是在罗马或希腊时期？我在听到人类这样一次伟大的胜利之后，像个孩子一样哭泣。”在俄国，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同样感慨道：“若我看到俄国经过这样一次革命后重获新生，那将会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甚至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也写道：“无尽的幸福将会从这里传遍各地，终止不公正、战争、冲突和动乱，这将是法国向欧洲推行的一个最有益的风尚。”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趁新成立的“比利时联邦”分裂和动荡之机发动入侵，并且在当年的年末重新确立奥地利对这一地区的统治。[6]

在汉堡，一名富商组织了一场三色徽爱好者集会，以此庆祝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诗人弗里德里希·克洛卜施托克朗诵了一首诗：

即使我用一百种声音，也不足以歌唱

高卢人的自由……

唉，我的祖国，可惜不是你

达到自由顶峰的

将自由赋予所有人的

光辉的典范！是法国。[7]

在瑞士，革命的消息在日内瓦、弗里堡和巴塞尔等城市引起了激烈的公开辩论，在农村地区的反响则没有这么热烈。只有在说法语的下瓦莱区是个例外，下瓦莱区位于日内瓦湖最东部的罗讷河河谷——人们对西翁主教在这里的统治和说德语的上瓦莱区的优越地位颇有微词，对税收制度也有诸多不满。1790年9月，农民洗劫了下瓦莱区的行政长官希尔布兰德·谢林纳位于蒙特雷村的城堡，迫使他仓皇出逃。不过到了年末，秩序又得到恢复。[8]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新宪法和新代议制政府的消息传到殖民地时，引发了两极化的反应。当革命的消息在1790年2月传到本地治里、金德讷格尔和其他法国在印度的商站（comptoirs）时，人们对王室官员表达不满变得合法化。在本地治里，混血的托帕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结合的后代）根据他们的自由身份、财产所有者地位成功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与他们一起被承认的还有更容易被接受的梅蒂人（法国父亲与印度母亲的后代）。[9]

在塞内加尔，从事农产品和奴隶贸易的混血商人希望终止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同样，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主从一开始就将《人权宣言》的承诺看作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自由贸易的机会，没有把自由当作对奴隶贸易的威胁。这其实完全想错了。朱利安·雷蒙和文森特·奥热都是圣多明各富有的奴隶主，这两名老练的领导者开始为“自由的有色人种”和像他们一样的混血儿争取全部公民权，但是并没有呼吁废除奴隶制。[10]

没有哪一座城市比法国濒临大西洋的港口城市拉罗谢尔更加依赖与圣多明各的奴隶贸易和垄断贸易权。1789年的革命在这里尤其受到新教徒的欢迎，他们只占城市1.8万人口的7%，却掌控着经济。1789年之后，他们也开始拥有政治权力。在拉罗谢尔第一届市政议会中，12名成员中有9名是商人，其中又有5人是新教徒。商人们以惊人的速度建造了一座新教教堂，并且为新国家提供了物质支持。丹尼尔·加雷谢拥有6条奴隶船，并且在1791—1792年担任市长，他一开始就捐了1.7万里弗的“爱国捐献”，随后又捐了5万里弗。

拉罗谢尔商人对于革命充满热情的同时也有实际考虑。他们将革命原则和出于自保的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1789年3月，拉罗谢尔第三等级的陈情书中对自由和人性的请求意味深长：鞭打奴隶违反人性，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这与法兰西民族独有的启蒙和人道精神不相符”。但是，商人们没有说要改变奴隶贸易本身，即使他们知道非洲人也是渴望自由生活的人类：在1777年有44位自由的黑人居住在拉罗谢尔（在巴黎和南特居住的有数百人）。

但是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推广到殖民地的问题并没有简单地被一笔带过。在国民议会中，殖民地游说团（即支持奴隶制的马西亚克俱乐部，the Club Massia c）和黑人之友协会爆发了激烈争论，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和格雷古瓦神父也参与其中。皮埃尔-萨缪尔·德米西是一名拉罗谢尔人，他在旁听三级会议后受到改革热情的感染，误打误撞地加入了黑人之友协会，并且在1789年呼吁废除奴隶制。到了第二年，他不得不赞同和他在一起旁听的让-巴普蒂斯特·奈拉克的观点，后者一直都希望“政治考量将会胜过道德请求”。国民议会支持殖民地游说团成员安托万·巴纳夫的观点，在1790年3月8日颁布法令，满足了种植园主的利益。奈拉克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在没有给这些事物正名的情况下，这项法令维护了奴隶贸易、奴隶制和排外的政治体制。”[11]

一份来自“南特商会”未署名的声明明确表示：“无论是克里奥尔人[12]还是派往我们殖民地的法国人，都不能容忍那些曾经是奴隶的人和他们一起出席初等议会，并与他们享有相同的权利。”这些被解放的奴隶“带有他们父母遗传下来的奴隶印记，是一个低贱下等的种族”。即使历史上最宽容、最文明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承认奴役：这就是生活的现实。殖民地内的“自由的有色人种”是“粗俗无知的，是他们的母亲放荡堕落的产物”。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会在殖民地掌权，迫使白人“逃离这些土地，留下无政府式的混乱”，紧接着这些肥沃的土地就会被拱手让给垂涎它们的外国势力。[13]

尽管存在南特商人所坦承的种族主义恐慌情绪，但革命仍然非常受欢迎。在波尔多、南特和拉罗谢尔这些主要的殖民地贸易港口，大多数商人都是革命的坚定拥护者。当然，制度的突然改变使得千百名中产阶级官员和律师失去了他们购买的或者担任的职位，然而他们不仅成功地在新制度下当选并担任新的职位，而且得到了失去官职的赔偿。最终赎买官职的费用超过了8亿里弗，这推动了指券的大量发行并且使之迅速贬值。收到赔偿金的时间恰好赶上投资的大好时机，从1790年11月开始，大量教会财产被投入市场。

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司法体系、经济管理和地方行政管理的过程与结构都发生了变化。成千上万的官员、律师和特权受益者不得不争取获得赔偿和新职位，新体制提供的同等数量的职位和机会均等的精神消除了他们的顾虑。有很多人对旧制度的倒台表示遗憾，因为这威胁到了他们的生计。在其他地方，对于革命的仇恨来源于在行政重组的过程中地位的丧失，例如在尼斯附近的旺斯，该城激烈的抗议之后没能保住它的主教辖区的地位，现在的主教辖区被迁到附近的圣保罗。靠近卡斯泰尔诺达里的小镇圣帕普勒是一座雄伟的本笃会修道院的所在地，它从1317年起就成为主教辖区，由于地产的收入和教士的特权而曾经是一个繁荣的小镇。1790年被剥夺主教辖区地位之后，圣帕普勒迅速衰落为一个村庄，农民们自己动手把石料和大理石从修道院里搬走。这只是诸多事例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个，在将主教辖区从135个合理调整到83个之后，那些被取消的主教辖区成了冷清的小城镇，这些地方对于改革充满了怨恨。那些失去省、区和选区中心地位的城市向立法者表达了极大的不满，此前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由大量法庭和官员维持的城镇是否会支持革命也要打上问号。[14]

资产阶级在旧制度解体后填补了权力的真空，他们是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尤其是那些专业群体和财产所有者。一同推翻旧制度的其他社会团体的需求和愿望并没有全部得到满足。其中就有巴黎和其他城市中的劳工阶层，他们对更充分的政治权利的要求由于国民议会出台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而变得更加激愤。《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没有谈及经济问题，但是从1789年开始，国民议会出台了一系列兑现经济自由主义承诺的措施。

1789年的《八月法令》废除了所有与自由、平等原则不相符的特权团体。这项原则的影响对于手工业界来说是爆炸性的。如果行会由于阻碍经济进步和个人契约自由而被废除，那么产品的质量又该如何保障？紧接着国民议会又在1791年2月颁布了《阿拉德法》[15]，在4月1日一套新的职业许可制度正式生效，个体职业者、工匠和店主只需交纳认证费用就可以获得从业资格。结果令人担忧的事情立即出现，巴黎5月出现了售卖病死肉的情况，不过前大革命时代的行会控制已经一去不返了。这项立法还使得一些特殊行业的学徒实习制（compagnonnages）被一并废除。[16]

在乡村，人们对于需要继续交纳原有税目的不满和对一直悬而未决的领主租税问题的愤怒同时爆发。在大多数乡村地区，1790年3月和5月带有妥协性的法令遭到了顽强抵抗，暴力冲突时有出现。反抗采取两种形式。首先，由于1789—1790年的法令将领主捐税定义为农民需要缴纳的合法税收，只有通过赔偿领主的方式才能废除，很多团体决定采取司法行动迫使领主交出能够证明其租税合法性的法律依据。这种合法的挑战经常伴随着第二种反抗形式，即直接拒绝交纳封建租税。在朗格多克的科比埃尔地区，129个市镇中至少有89个市镇或采取合法手段反抗以前的领主，或在1789年至1792年之间公开拒绝纳税。[17]

这类冲突主要是针对个人的，甚至是致命的。勒佩勒捷·德罗桑博是布列塔尼的拉尼永附近的大领主，他的领地上有820个佃户，每年租金收入为7万里弗。罗桑博是巴黎高等法院的高级法官，他只在1780年巡视过一次他的领地和城堡。他是一名紧跟时代潮流的开明人士，他的岳父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尔布在1787年是路易十六的改革派大臣，而他的妻子是一位著名的“乐善好施的公民”，正在为攻占巴士底狱牺牲者的家庭发起募捐。但是，在罗桑博的领地上，佃农们正在威胁他的管家们分发食物和金钱，管家写信给罗桑博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才能不惹怒这些人。”[18]其他人因为不知情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790年10月，在西部的夏朗德省，瓦赖兹村的村民们在附近的圣让-当热利市的街道上刺死了市长拉蒂耶斯以及阿梅洛女伯爵的领地管家。拉蒂耶斯似乎被带着游了街，好让周围民众都有机会加入这场暴力活动中，象征性地把他驱逐出这个社区。[19]

国民议会同样对属于国家和领主的农田与森林资源遭到侵占表示担忧。1789年末，平民到处侵占森林的消息迫使王室发出警告，一切入侵行为都会受到惩罚。同样令人担忧的是环境破坏。奥德省的行政长官从卡尔卡松发来报告表达了他的担忧，以前归领主所有的陡坡现在被用来放羊。贫穷的村民坚称这些都是公有土地，他们有权使用：

到处都在抱怨这些贪得无厌的农民每天都在山上砍伐树木、开垦荒地，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土地只能耕作一两年……这种破坏性的开垦自从封建制度被废除后就加速了，因为乡村的人们认为土地已经由村社公有了，昔日的领主既没了土地，也没有任何司法权力……[20]

这位行政长官指出，破坏已经非常明显，沙砾和石块被冲入溪流当中，堆积在河床上，然后河水外溢淹没了良田。但是当地的政府和历届革命议会都无力阻止大规模砍伐森林和非法开垦土地。在阿尔代什河河谷附近的格罗斯比尔村，将公有土地分给各户的请求被拒绝之后人们深感绝望，开始自己动手解决问题：“在不断的砍伐之下，那里的树木消失殆尽。”[21]

矛盾之处在于，国民议会在公民权与人权的基础上改造法国的想法，反而使得那些令新政权感到棘手的要求和行为更无所顾虑。关于地方权力合法性基础的新设想在1789年之前就已经产生，在革命期间成为最具破坏性、争议性的文化变革。例如在纳博讷西南部的小村庄弗莱斯，市长描述了村民对领主布伊斯男爵和他的侄子的恐吓行为，“一群体型健壮的人拿着四磅重的木棍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到了1790年，以前“顺从”的弗莱斯农民的举动令这位86岁的男爵深感恐惧：人们直接拒绝支付领主租税和什一税。这位男爵感到绝望：

我曾经像关爱自己的孩子那样关爱着弗莱斯的人民，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他们曾经是那么善良和忠厚，但是他们一夜之间就性情大变。我现在听到的都是“强制劳役、启蒙者、民主派、贵族派”，我无法使用这些野蛮的词汇……这些以前的附庸认为自己的权力比国王还大。[22]

这些“以前的附庸”当然非常高兴有参与地方政治的机会。村委会直接选举产生，但是其他级别的选举却非常耗费时间，需要“积极公民”长途行走。为了参加选区的选举，巴黎东北部西里穆尔蒂安的45名合格的投票者不得不在1790年4月赶一小段路前往楠特伊，他们希望在那里逗留数日。学校教师德拉耶在日记中记录下这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选举是如何组织的：

会议在一个谷仓的楼上召开，在屋子的最里面装饰着两个栗子树盆栽，旁边是一个有两级台阶的主席台，主席台上铺着地毯，上面有一个桌子和一个扶手椅。在主席台后面挂着一块大布，上面写着构成这个选区的14到15个教区，以及所有768名积极公民的名字。在主席台之下也铺着地毯，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有两个装选票、墨水瓶、笔、沙等物品的瓶子。

主席坐在扶手椅上，他是最年长的人，年龄有83到84岁，其他三名比他年龄稍小的年长者被任命为监票人，在231名已投票的人当中，“绝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了，一些人在四处走动，还有一些人在做其他的事”。[23]

参与选举只是新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还有遍布全国的大量非官方通信。这些消息既有在选民和他们在巴黎的代表之间垂直传达的，也有在雅各宾俱乐部（宪法之友协会）之间平行传递的消息。在数千个雅各宾俱乐部和其他大众团体中，最普遍的活动就是在类似的集会上交换信件。[24]尽管雅各宾俱乐部只有“积极”公民才能参加，但在巴黎和其他地方还有面向“消极”公民的革命论坛。在巴黎，由乔治·丹东和让-保尔·马拉领导的科德利埃俱乐部欢迎所有人。从坚持所有公民构成“主权人民”中逐渐形成一种看法：“民主”是一整套政治体制，而不是像英国那样，民主只是政府的一个分支，并被上议院和君主的行政权力制衡。“爱国者”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称为“民主主义者”。[25]

一些俱乐部欢迎女性参与。在巴黎，一位名叫克劳德·丹萨尔的学校教师建立了两性公民友爱协会，有800名男性和女性入会，并且有意让妇女担任职位。一些个人也积极为妇女争取权利，例如奥兰普·德古热、泰鲁瓦涅·德·梅里古、孔多塞侯爵和荷兰的女权主义者埃塔·帕尔姆·达埃尔德斯；真理之友会（Cercle Social）要求妇女享有投票权和离婚自由，并且废除长子继承制。至少最后这个请求得到了迅速批准，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削弱贵族家长的权力而不是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1790年3月15日，国民议会颁布法令，“所有的财产，无论是贵族世袭财产还是个人财产，都应该依据适用于所有公民的财产分配的法律、法规和习俗，在继承人中间平均分配”。[26]这项法律对那些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地区（大多数南方地区和诺曼底）产生了强烈影响。但是像曼恩和安茹这些西部地区，一直都实行在继承人之间平分财产的规则。

尽管女性被排除出正式的政治之外，但女性之间也像男性那样出现了争论与分化。生活优越、富有才华的女性主办起了晚会（soirées），参与者通常是男性，偶尔有一些女性参与，他们聚集在一起交流、协商。在这些晚会中，由露易丝·凯拉略、热尔梅娜·斯塔尔、苏菲·格鲁希（孔多塞的妻子）等人主持的晚会更加精英化，非常类似旧制度时期排外性的沙龙。玛丽-让娜·罗兰和让-马利·罗兰这对来自里昂的杰出夫妇主持的聚会，尽管不是很正式，但同样采取邀请制。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都与雅各宾派有着紧密的联系：比佐、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这三名外省律师代表，记者布里索，以及埃蒂安·克拉维耶尔，后者是一名银行家，曾经任职于日内瓦共和国[27]，法国军队于1782年摧毁了这个短命的共和国。[28]

大多数“爱国者”女性非常积极地支持她们新近掌权的男性同胞。一个妇女代表团在1790年7月14日向奥尔良市的男性积极公民表达支持时，这一定让他们的心中充满骄傲。即使“我们没有男性统治者们那样的才能……性别上的软弱使得我们不能参与到我们勇敢、宽厚的保卫者的伟大事业当中，我们仍然保证将解放者们的勇敢注入我们孩子的心中”。[29]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两性平等的普遍承诺跟后来一系列法令中对于妇女的排斥存在着对立，但是这并没有让女性积极分子迷失方向。在1791年，奥兰普·德古热发表了一份关于婚姻制度中儿童和财产的社会契约草稿，以及一份打算献给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性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第一条，女性生而自由，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

……

第六条，法律必须是公意的体现；所有女性和男性公民必须亲自或者通过代表来参与公意的实现；法律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能按照他们的能力有资格担任一切公共官职、职位和职务，他们除了德行和才能之外不应有任何差别。[30]

在大革命期间，男性和女性可以通过俱乐部和选举参与公共生活，而这只是革命的诸多表达途径中的两种。1789年初，全国大约只有80份报纸，接下来的几年里增加了2 000份新报纸。在三年的时间里报纸的读者数量增长了三倍。报纸的“听众”增长得更多，由于报纸从城市中心传播到乡村，在乡村酒馆或农民的“晚间叙谈”上，报纸的内容经常被翻译成当地语言或方言之后被大声朗读出来。仅在巴黎，这些年当中就出现了515种新报纸。虽然很多报纸只是昙花一现，357份报纸（69%）只存在了不到三个月，21%的报纸只发行过一刊，但这些报纸的数量与伦敦的报纸数量对比鲜明。在伦敦这样一个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同时期只有22种报刊。[31]相比之下，法国的新书出版量有所下降：1788年法国出版了216部新小说，但是在1791年只有103部。

新的政治文化不但通过出版物来表达，还通过歌曲普遍传播。历史学家已经辨认出116首1788年新出现的政治歌曲，而在1791年有308首，其中包括《一切都会好》（Ҫa ira！），这是由于1790年在马尔斯校场上举办联盟节庆典而出现的第一首歌曲：

啊！一切都会好，都会好，都会好，

贵族说，是我的错！

教士对他们的财富感到悔恨，

国家将会公正地拥有这些财富。

多谢睿智的拉法耶特，

每个人都会平静下来。

这首歌后来的版本里，语气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在这个社会当中，讲话和演唱是表达观点最具有活力的方式，另外还有成千上万幅廉价的版画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从而使革命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图像的形式普及。“爱国者”们乐于在公共活动上即兴发挥来嘲讽那些此前他们不得不服从的人。例如，大约在1790年7月联盟节的同一时期，“贵族的葬礼”这种闹剧就在马尔斯校场上演：

一根木头被奇怪地装扮成教士的样子：扁平领，头盖帽，短外套，一切元素应有尽有。一长队哀悼者跟随在丧葬队后面，他们时不时地举手朝天，反复用嘶哑、哭泣的声音大声叫嚷着：死了！……死了！[32]

通过这些表达方式，数百万人在一个激烈的政治活动时期学习到了人民主权的话语和行动，他们开始质疑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王权的神圣性、教会的道德权威、贵族的荣誉以及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

新的革命文化影响到了所有人和事物。1791年4月，通过出演马里-约瑟夫·谢尼埃的爱国主义悲剧《查理九世》而出名的演员弗朗索瓦·约瑟夫·塔尔玛离开法兰西剧院，成立了一家新剧院。他认为，与他的朋友雅克-路易·大卫的视觉艺术相比，他的剧目更能体现新的爱国情感。而绘画界在1791年已经在沙龙[33]中兴起了开明之风，超过180名艺术家（包括21名女性）提交了超过800幅画作。艺术界的极大开放给当时最负盛名的肖像画家阿德莱德·拉比耶-吉亚尔出了一个难题，她没有像她的同行伊丽莎白·维热-勒布函那样逃出巴黎。当拉比耶-吉亚尔的主要客户逃亡后，选择留下的她现在不得不与很多技艺精湛的画家新秀竞争。拉比耶-吉亚尔描绘的对象都是日后议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包括罗伯斯庇尔、塔列朗、奥尔良公爵、阿德里安·迪波尔、巴纳夫和亚历山大·德·拉梅特。[34]

儿童从一开始就是改造计划的目标，即使是最贫穷的父母也怀有希望。现在，在宗教场所被遗弃的儿童不再被授予一个圣徒的名字，而是根据母亲们留在他们身上的爱国缎带来命名，希望未来有人收养他们。在西部城市尼奥尔的主宫医院（Hôtel Dieu）被遗弃的儿童中，有“红绶带的普洛斯珀”、“蓝徽章的菲利普”、“蓝缎带的让-玛丽”和“可怜的白绶带玛丽”。[35]中产阶级的孩子更加幸运，他们给传统的蛇梯棋加入了“启蒙元素”，玩家要想方设法获得大奖“新宪法”，他们要获得“梯子”（例如“解放犹太人和新教徒”）来到达不同的格子并且要躲避“毒蛇”（例如“高等法院”）。

1789年的迅速变革让革命者们深信他们身负神圣使命。爱国话语从一开始就表达了对革新的可能性的热情，这有些类似于宗教上的救赎和重生。国民议会的代表们少年时耳濡目染的是基督教神学和王权自封神圣的断言，然后受的教育是希腊罗马的史诗故事。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宫廷政治斗争使他们认为“阴谋”无处不在，加上他们对基督教关于善恶的假设深信不疑，因此他们在1789年产生了只有彻底与过去决裂才能实现革新的想法。

那些对彻底变革不是那么热心的人，被怀疑是仍留恋旧世界的特权、优待和恩宠。人们不禁用恶意来揣测，甚至以阴谋来看待反抗行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宫廷政治文化的结果。（在宫廷政治中，有权势的人通过关系网传递着利益的链条，恶政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阴谋集团阻碍国王了解民间疾苦的结果。）通信的困难也会带来误解。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要想实行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变革，需要克服地理和语言多样性带来的交流不畅。地方的当权者有意或无意误读来自巴黎的消息，这很容易被当作阻碍进步的阴谋。[36]

无论猜忌如何盛行，阴谋从大革命一开始就存在，既有现实中的也有预谋中的。最早、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夫拉侯爵托马·德马伊的阴谋，他是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卫队的一名军官。1789年12月的一份小册子详细叙述了他的密谋：巴黎将会被3万人的忠于国王的部队包围，巴伊、内克和拉法耶特将会被杀。被认为是幕后主使的普罗旺斯伯爵很快矢口否认，但是他试图将法夫拉侯爵从监狱中解救出来的行动反而坐实了法夫拉侯爵的罪名，1790年2月，法夫拉侯爵在沙滩广场上被绞死。[37]

另一个传统王权的积极拥护者是弗朗索瓦·弗罗芒，他曾经是尼姆教区的税务官，也是后来朗格多克地区内战的主要煽动者。这个地区的主要城市的地方政治被新教徒商人和制造商控制着。早在1790年1月，弗罗芒就去都灵拜访过国王的幼弟阿图瓦伯爵，发誓要发动一次反革命、反新教徒的暴乱。尽管弗罗芒一直苦于物质援助的缺乏，但他和他的同党们仍在大革命已经授予新教徒平等地位和政治权利的尼姆、蒙托邦和中央高地南部的村庄不懈煽动对于新教徒的仇恨。1790年初，尼姆的宪法之友会有417名会员，其中有355人是新教徒。[38]国民议会在1790年4月拒绝承认天主教是国教，这为大规模暴乱提供了借口。当时有5名新教徒在蒙托邦被杀，而尼姆的宗派冲突结果是天主教徒死亡人数更多，同时，来自附近塞文和孚日地区的新教徒农民结队在城市内游行。尼姆的暴力行为后来演变为尼姆骚乱，骚乱持续了四天，造成300名天主教徒死亡，而新教徒死伤很少。

其他人试图寻找更加隐蔽的方式来终结革命带来的动荡。1790年7月，米拉波已经成了国民议会中被怀疑的对象，他向国王和王后建议用发动内战的方式来遏制革命，借此来恢复王权和军事控制。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顾问，奥地利大使莫西·阿尔让图在7月31日写道：“米拉波预言了内战，他认为内战虽有恶果，但利大于弊……”的确，米拉波在两周后直接向路易十六建议内战是“必然的、也许是必须的”。路易十六想用不流血的方式遏制革命，此时已经无计可施，感到十分恐惧。[39]米拉波转而去劝诱蒙莫兰伯爵。蒙莫兰伯爵从1787年起担任外交大臣，1790年9月取代内克担任首相。

路易十六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他经常陷入对周遭事物变化的感伤以及对于纷繁政务的厌烦之中。无论他表现得多么宽厚仁慈，他仍然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个性使然，但状况的确超出他的掌控能力范围。路易十六曾经是一位绝对君主，现在他要表现出自己已经“重生”为一名立宪君主，在同国民议会打交道时显得难以适应。对于他1785年出生的儿子诺曼底公爵路易·查理来说，这样的冲突就可以避免。路易·查理的长兄在1789年去世后，他就成了法国王位继承人，这个小男孩的教育成了国民议会热议的话题，他将接受成为一名立宪君主的教育。[40]

大革命既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也引起了一些恐慌，在法国国内和国外皆是如此。从大革命一开始，就一直能听到欧洲各国国王的恶言恶语。阿图瓦伯爵先是逃亡萨伏伊公国，然后逃亡都灵和特里尔，这让法国内外的革命情绪连接在了一起。1790年7月14日，在国民卫队的旗帜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Vivre libre ou mourir）。尽管国民议会坚称，民族之间的情谊不同于各国国王之间的关系，在兄弟般友爱的人民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接受的，但人们普遍认为法国不会只在国内推行革命。1790年，西班牙军队在温哥华西海岸的努特卡海湾扣留了英国的船只，消息传到法国引发了热议。法国的新政权是否应该支持同属于波旁王室，但是公开敌视法国革命的西班牙？这个事件促使国民议会在1790年5月宣称“法国拒绝参与任何征服战争，也绝不会动用武力危害其他人民的自由”。当西班牙和英国在10月和解时，很多雅各宾派认为这是两国联手法国王室颠覆革命的先兆。卡米耶·德穆兰在他的报纸《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中写道：“所有的王室都在密谋颠覆法国的宪法，包括维也纳、都灵、马德里、那不勒斯以及圣詹姆斯宫和圣克洛德宫的内阁在内。”[41]

革命热情和对于军事入侵的焦虑在军队内部引发了大规模抗命行为。陆军和海军都陷入内斗，贵族军官和普通士兵在管理军团资金以及镇压民众抗议中军队应当扮演的角色上意见冲突。[42]土伦和布雷斯特的舰队分别在1789年12月和1790年12月发生严重叛乱。1790年6月，佩皮尼昂的驻军发生反抗其好战的保王党指挥官的叛乱，米拉波的弟弟米拉波子爵是图赖讷驻军的一名上校，很快被市政议会逮捕。（被宣布为反革命的米拉波子爵由于嗜酒，被称为“酒桶米拉波”。）最严重的军队叛乱发生在1790年8月的南锡驻军。布耶侯爵是国民卫队司令拉法耶特的亲戚，他拒绝同哗变的士兵协商并且打算动用他在梅斯的军队和国民卫队惩处叛乱者。布耶所部和南锡叛军的交火导致约90人死亡，一些反叛者被判刑：有一个人被绑在车轮上打断四肢，22人被绞死，41人被送往船上服苦役，他们都来自沙图维约团，即三个参与叛乱的团中的一个。[43]为了维护稳定，国民议会中多数代表支持布耶的举动。对于像《巴黎革命报》的记者埃利塞·路斯达洛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已经厌倦了从1789年7月就开始的暴力，对这种巨大伤亡的新闻表示不能忍受：

怀着一颗沉痛的心，我该如何讲述？当我的情感被绝望撕扯时，我该如何表达？我在那里看到他们，尸体遍布在南锡的街道上……强盗们，你们等着，媒体会揭发所有的罪行，洗清所有的冤屈，这将会剥夺你们的快乐和力量：愿我们是你们最后的受害者！

路斯达洛不久就去世了，年仅29岁，另一位著名记者和革命家卡米耶·德穆兰在他的葬礼上宣读了悼词。[44]

从大革命开始的1789年春，它就不可避免地被理想主义改造和暴力惩罚两股力量推动着。像所有重大的革命那样，法国大革命描绘了一个基于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并从中汲取了力量，但是革命的领导者往往会发现这种力量难以控制，惩罚有罪者并镇压不服从者的冲动难以遏制。与此同时，国民议会行走在那些因为缺乏更彻底变革而不满的人和那些感觉现有变革不可忍受的人之间。革命应当何去何从？

不过革命在1790年7月盛大庆典的时候似乎已经取得了胜利。“改造”是1789年最深切的希望，“博爱”继而成了接下来一年改革的最高期望。正如格雷古瓦神父所言，所有人都接受博爱，“无论他们的思想、肤色、国家”。[45]革命初年推动的改革十分彻底，充满雄心壮志。根据平等、人民主权、效率和人性等核心原则，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焕然一新。这些变革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是前所未见的。但是，恰恰在1790年7月14日欢快的节日发生两天之前，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部法律，将欢欣鼓舞的气氛变成了揭发告密的紧张，将改造和重生的希望激发出的国家团结打得支离破碎。

[1] Peter McPhee, Robespierre: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02.

[2] Antoine Casanova and Ange Rovèr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n Corse: 1789–1800, Toulouse: Privat, 1989; Philip Dwyer, Napoleon: The Path to Power, 1769–1799, London: Bloomsbury, 2007.

[3] Ian Coller, ‘The Revolutionary Mediterranean’, in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ch. 25.

[4] Greg Burgess, Refuge in the Land of Liberty: France and its Refugees,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End of Asylum, 1787–1939,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7–24;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The Treatment of Foreigners, 1789–179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ch. 2; Coller, ‘Revolutionary Mediterranean’.

[5] Emmet Kennedy,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 8; Lucie Favier, La Mémoire de l’état: histoire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Fayard, 2004.

[6] 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60–64.

[7] Jacques Godechot, France and the Atlantic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70–1799, translated by Herbert H. Rowe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p. 131.

[8] Pierre Devanthey, La Révolution bas-valaisanne de 1790, Martigny: Imprimerie Pillet, 1972.

[9] Michael Rapport, ‘The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McPhee (ed.), Companion, p. 385; Adrian Carton, Mixed- Race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India: Changing Concepts of Hybridity across Empi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0] Laurent Dubois,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in Gad Heuman and Trevor Burnard (eds),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Slavery,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267–80; Pierre Boulle, ‘In Defence of Slavery’, in Frederick Krantz (ed.), History from Below: Studies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pular Ideology, Oxford and New York: Blackwell, 1988, pp. 221–41.

[11] Jean-Michel Deveau, Le Commerce rochelais face à la Révolution. Correspondance de Jean Baptiste Nairac (1789–1790), La Rochelle: Rumeur des ages, 1989; Claudy Valin,La Rochelle-la Vendée, 1793. Révolution et Contre- Révolution, Paris: Le Cro.t vif, 1997, parts 1 and 2; Lynn Hunt (ed. and tran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Human Rights: A Brief Documentary History, Boston, MA,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Press, 1996, pp. 109–11.

[12] 克里奥尔人指出生在殖民地、有全部或部分白人血统的人。

[13] AD Loire-Atlantique, L366.

[14] Ted W. Margadant, Urban Rivalrie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15] 《阿拉德法》是由皮埃尔·阿拉德（Pierre d’Allarde）提出的废除行会、建立职业许可制度的法令。

[16] Michael P. Fitzsimmons, From Artisan to Worker: Guilds, the French Stat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Labor, 1776–182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 1; Steven L. Kaplan, La Fin des corporations, Paris: Fayard, 2001.

[17] Peter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 Peasant,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1780–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ch. 3.

[18] Daniel Morvan, ‘L’Oeil du ma.tre. Rosanbo, une seigneurie au quotidien’, Skol Vreizh, 24 (1992), pp. 1–83.

[19] AD Charente-Maritime L 147, 739; Peter McPhee, Liv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99,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63; Anthony Crubaugh, Balancing the Scales of Justice: Local Courts and Rural Society in Southwest France, 1750–1800,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5–56.

[20] Peter McPhee, ‘“The misguided greed of peasants”? Popular Attitudes to the Environment in the Revolution of 1789’, FHS, 24 (2001), p. 247.

[21] Georges Bourgin, Le Partage des biens communaux; documents sur la préparation de la loi du 10 juin 1793,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8, pp. 22–23.

[22]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 60.

[23] Jacques Bernet (ed.), Le Journal d’un ma.tre d’école d’.le- de- France (1771–1792): Silly- en Multien de l’Ancien Régime à la Révolution, Villeneuve-d’As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00, pp. 214–15.

[24] Malcolm Crook, 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 1789–1799,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Timothy Tackett,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The Deputi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volutionary Culture (1789–179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is ‘political culture’ is explored in the four volumes of Keith Michael Baker, Colin Lucas, Fran.ois Furet and Mona Ozouf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94; Michael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First Ye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Mona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5] All that survives today of the immense Cordeliers convent in the Latin Quarter is the refectory, the rest becoming part of the école de Medicine.

[26] AP, 15 March 1790, p. 173.

[27] 1781年，日内瓦爆发要求扩大公民权的革命，随后建立了短暂的共和国。原来的日内瓦城邦只有1 500名男性公民具有选举权，绝大部分是富有的商人。其他5 000名出生在日内瓦的中产阶级居民既没有选举权，也不能担任官职。此外，还有很多从别处移民到日内瓦，居住在城市之外的人，同样没有任何权利。1781年2月5日，这些没有选举权的人占领了市议会，日内瓦市政会议决定增加100名城市居民和20名城外居民为代表，但是遭到了上层精英议会成员的反对。在经历近一年的斗争之后，后者在1782年邀请法国、伯尔尼城邦和撒丁王国出兵镇压了这次革命。

[28] Sian Reynolds, Marriage and Revolution: Monsieur and Madame Ro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38–43.

[29] D. Lottin,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ville d’Orléans, 8 vols., Orléans: Imprimerie Alexandre Jacob, 1836–45, vol. 3, pp. 201–02.

[30] John R. Cole, Between the Queen and the Cabby: Olympe de Gouges’s Rights of Woman, Montreal, Quebec; Kingston, Ontario; London; and Ithaca, N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Joan 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93–129.

[31] Jack R. Censer, Prelude to Power: The Parisian Radical Press, 1789–1791, Baltimore, MD,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8–11.

[32] Rolf Reichardt, ‘The Politicization of Popular Print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Ian Germani and Robin Swales (eds), Symbols, Myths and Images: Essays in Honour of James A. Leith, Regina, Saskatchewan: University of Regina, 1998, p. 17.

[33] 这一沙龙特指“巴黎沙龙”，是法国从1667年到20世纪初盛行的一个国家级艺术年展。

[34] Laura Auricchio, Adéla.de Labille- Guiard: Artist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Los Angeles, CA: J. Paul Getty Museum, 2009, pp. 73–79.

[35] Nicole Pellegrin, Les Vêtements de la Liberté: Abécédaire des pratiques vestimentaires en France de 1780 à 1800, Aix- en-Provence: éditions Alinéa, 1989, p. 159.

[36] Timothy Tackett, ‘Conspiracy Obsession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French Eli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Terror’, AHR, 105 (2000), pp. 691–713.

[37] Marcel Lecoq, La Conspiration du marquis de Favras, 1789–1790, Paris: Foliguet et Rigot, 1955.

[38] Gwynne Lewis, The Second Vendée: The Continuity of Counter- Revolu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Gard, 1789–181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 19 and ch. 1; Alan Forrest, Conscripts and Deserters: The Army and French Society during the Revolution and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5.

[39] Munro Price, ‘Mirabeau and the Court: Some New Evidence’, FHS, 29 (2006), pp. 37–75.

[40] Adrian O’Connor, ‘Between Monarch and Monarchy: The Education of the Dauphin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1790–91’, FH, 27 (2013), pp. 176–201; John Hardman, Louis XVI,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 13.

[41] Rapport,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p. 386; and Thomas E. Kaiser, ‘A Tale of Two Narratives: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 in McPhee, (ed.), Companion, ch. 10.

[42] On 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 on the armed forces, see Jean-Paul Bertaud, The Arm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Citizen- Soldiers to Instrument of Power, translated by R. R. Palm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1; Alan Forrest, Soldi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 2; Alan Forrest, ‘Military Trauma’, in David Andress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 22; William S. Cormack,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French Navy, 1789–179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43] éric Hartmann,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n Alsace et en Lorraine, Paris: Perrin, 1990, ch. 8.

[44] J. Gilchrist and W. J. Murray (eds), The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Taken from the Press of the Revolution for the Years 1789–1794, Melbourne: Cheshire; London: Ginn, 1971, p. 15.

[45] Marcel David, Fraternité et Révolution fran.aise, 1789–1799, Paris: Aubier, 1987, pp. 69–71, 247.

第七章

基督之家的解体：宗教分裂与国王出逃，1790—1791年

无法忍受革命的贵族和他们的扈从满腹怨恨地踏上了逃亡之路，但是没有威胁到革命的胜利。布瓦涅公爵夫人阿黛尔·德奥斯芒是凡尔赛宫廷的局内人，在1791年只有10岁，她后来回忆道，逃亡的贵族妇女为了谋生不得不工作，她们中间充满了怨恨：“过往的虚荣做作和现在的萧条冷落都令人厌恶。”当露西·迪永和她的姑姑在1791年经过两周的行程到达瑞士时，她对逃亡贵族群体的放纵和自负十分震惊：“他们把巴黎社会的架子和傲慢都带来了……他们蔑视一切。”他们写信鄙视国内还没有辞去军队职务的贵族同伴，给那些躲到乡下庄园内的贵族亲戚寄白色羽毛[1]，这就是他们的勇气的全部表现了。[2]

国民议会对于教会的改革改变了反革命行为的规模和强度。分裂令国民议会始料未及，其本意也并非如此。在1789年的陈情书中，有很多要求彻底改革教会的声音，国民议会迅速着手行动。人们在核心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比如提高教区教士的收入、削减高级教士的津贴。政教分离原则得到了一致认可：教会的公共职能是日常生活必需的，国民议会同意在1789年8月废除什一税后由公共财政补贴教会。

旧制度时期的国王是高卢教会的首脑，直接介入教会管理，比如国王可以关闭运营不善的修道院。路易十五曾经关闭了数百座修道院。因此，新掌权的国民议会有权改革教会当前的组织。在将教会财产国有化三个月后，国民议会决定从1790年2月13日开始关闭所有修道院，那些具有教育和慈善功能的修道院除外，只靠清修已经不能再获得公共补贴。修士不管留在修道院还是离开都是痛苦的选择，年龄和地位都有可能影响抉择。例如，在洛林的斯特拉斯堡教区的六所修道院中，61名修士中的大部分人希望留在修道院，而贝班的所有15名多明我会修女非常愿意离开，她们普遍比较年轻，年龄在26岁到46岁之间。与此相比，韦兹利斯的圣伊丽莎白修道院中的所有24名修女表达了留下的愿望，她们当中有一半年龄超过54岁。[3]同样，南锡的14所修道院中的200名修士，只有少数暗示他们愿意离开。在加尔默罗会的一座大修道院，31名僧侣中只有一个人想要还俗。南锡整个地区在1791年11月还有620名教士需要领取薪俸。[4]毫无疑问，很多宗教人士乐意结束隐居生活，但是其他人对一份1790年10月来自奥尔良教区的声明表示赞同：“这是服从，不是选择，这是形势所迫，我们不得不同意。”[5]

同样令教会困扰的是国民议会的宗派平等原则，其代表性事件是1790年3月15日新教徒牧师拉博·圣埃蒂安成为议长。同一个月，阿维尼翁的“爱国者”控制了城市，试图将教皇领地并入法国。教皇谴责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他坚称，人民主权是危险的，因为它意味着人民只会遵从他们同意的法律。由于担心激进的改革会影响到天主教会的地位，加尔都西会修士、代表多姆·热尔勒在3月14日请求国民议会颁布法令宣布天主教不是国家唯一的宗教，而是“唯一公开、权威的宗教”。尽管反对他的提议的票数是压倒性的——903票对297票——但是有三分之一的贵族代表支持他，300名教士代表中有144人支持天主教的垄断性权威。他们与以前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代表分道扬镳并不是一件好事，超过90%的资产阶级代表反对奉天主教为唯一权威的宗教。[6]

陈情书中对于改革的普遍共识保障了国民议会能够推动教会土地国有化，关闭修道院，并在1789年12月给予新教徒、西班牙裔与葡萄牙裔犹太人宗教自由。教士们对于这些变革抗议不断，矛盾最终集中在了《教士公民组织法》上，国民议会在1790年7月12日通过了这部法律，开始对教会进行彻底改革。

《教士公民组织法》中的很多条款都反映了公众在1789年陈情书中的愿望，最常见的要求是废除“额外收入”（特定宗教服务收取的费用），废除什一税，根据才能选拔主教并且要求主教居住在自己的辖区。大部分教士从新的工资标准中受益，只有少数上层教士对主教薪俸大幅削减感到懊恼。此外，国民议会重新划分了主教辖区和教区边界，依据公社边界大规模减少了教区数量。这让那些规模不足以构成公社的村庄和小村落居民产生了诸多不满，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失去自己的教区教堂。在布列塔尼的维特雷附近，有很多像博赛林这样的村庄，居民向国民议会请愿要求“一个能够让他们倾诉苦楚、忧虑和要求的地方”，因为离现在最近的教堂路程太远，在天气糟糕的时候很不方便，对于小孩子来说也成问题。[7]

在市镇和城市，为提高效率而关闭教堂也让虔诚的信徒感到难过。按照一个城市中每6 000人中有一个教区教堂的标准，巴黎将关闭52座教堂中的19座，鲁昂将关闭32座教堂中的21座，布尔日关闭15座中的11座，昂热关闭17座中的9座。在皮卡第的高原城镇拉昂的12座教堂关到只剩2座，教会在这个地区拥有28%的土地，关闭教堂和出售教会财产使大量购买教会财产的乡村有产者受益却同时摧毁了这个城镇。[8]在图卢兹，教士占人口比例的十五分之一，他们除了拥有大教堂和教区教堂，还有55座修道院，教会财产占城市财富的三分之一。现在这些财产已经售出，“多余”的教堂被关闭，宗教团体将会慢慢消亡，接下来城市将会面临失业问题。[9]

但是，最富有争议性的问题是将来如何任命教士。国民议会中的教士代表尖锐地抗议道，教士阶层遵循神圣权威的原则，由上级教士任命。对此，让-巴普蒂斯特·特雷亚尔作为著名律师也是国民议会主席拉博的继任者之一，反驳说这样会导致裙带关系。只有人民才能选择他们的教士和主教：“这不是损害宗教，这样确保信徒有了最忠实、最富有美德的代理人，你们将会得到最崇高的敬意。那些认为这样做会有损于宗教的人是对宗教精神最大的误解。”[10]然而，用人民主权中的“积极”公民标准选择教士和主教时，国民议会越过了分隔政治与宗教的窄线。人民选择他们的教士的时候，国民议会将妇女和虔诚社区中的穷人排除在外，而在理论上那些富有的新教徒、犹太人和不信教者却有权投票。

为什么国民议会不愿意协商或妥协？教会虽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是还充满了旧制度的流弊，所以它作为一个机构需要改革——以符合革命的原则。国民议会必须推行统一的税收制度，改革教会促使它废除变化无常、不公平的什一税。国家的破产导致了教会财产的国有化，结果是教士换了种方式依然依附于国家，因此应该由教会管理自己事务的建议无人理睬。1789年的《八月法令》废除了特权团体：当国民议会认为自己推行的改革本质上是行政的，从而是国民议会自身的职权时，那么国民议会与教会有什么好商量的呢？宗教会议（synod）无权表达它是否同意由人民代表投票做出的改革决定。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教皇也与国民议会一样拒不妥协。[11]

最后证明，一场基于人民主权、包容所有信仰、通过世俗理性达成世俗成就的大革命无法与基于上级任命、神圣教条、唯一信仰的教会相调和。尽管大多数教士表示反对，但国民议会中绝大多数不耐烦的代表要求强制执行《教士公民组织法》中的条款，要求教士选举最早要在1791年开始，选出的教士要宣誓效忠于法律、国家和国王。这是大革命分裂的开始。

在各地，教士宣誓时都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宣誓与忠于教皇和长久以来的习俗相悖，国王虽然已经批准了改革，但这样能够消除教士们的疑虑吗？105名来自布列塔尼的教士请愿说：“我们的权力的活力在于继承了使徒传统；如果规则被打破，我们的使命就不再神圣。”[12]很多教士试图用折中的方式进行宣誓以解决这一困境，例如北方的凯斯克教区和布洛涅东部的洛廷根教区：

我宣誓，我的信仰不允许我按照国民议会要求的那样宣誓；我乐于见到那些信任我们的人，我发誓会看护他们，我们会尽可能地忠实于国家和国王，遵守由国民议会颁布的宪法和一切在国王权限之内批准的法律，包括所有仅限于民事和政治的法令，但是当涉及教会管理和教会法时，除了教皇和主教，我不承认任何主宰者和立法者……[13]

这些折中的宣誓对于当权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教士是接受《教士公民组织法》（从而是整个革命理念），还是服从教皇以及他们的高贵主教的权威，两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一。

在南锡地区，只有28名教士宣誓（他们当中有9人是在中学做老师的法政牧师），40人拒绝宣誓，45人试图有条件宣誓。[14]与此相对，由主教带头，教会改革在奥尔良被普遍接受，即使这个城市的教堂从25座减少到6座。在1789年各地区的陈情书中，要求对教会进行彻底改革的请求经常以“世俗化”的语气表述出来，不仅要改革教会的等级制度和税收特权，还要改革教区教士的法律地位。奥尔良西部的圣希莱尔教区的教士要求所在辖区的民众“忠诚于国家、法律和国王：你们是国家的主人；法律是你们的意愿；国王是法律忠诚的卫士，你们子女的心中将会播下自由和爱国的种子，法国将会繁荣昌盛”。[15]

与此相对，奥尔良北部皮蒂维耶的教士宣称，当他在教士大会上解释说他只会接受有条件宣誓时，“每个人都在哭泣，泪洒路旁、泪湿衣襟”。[16]弗朗索瓦-皮埃尔·朱利奥是特鲁瓦地区拒绝宣誓的教士和修士中的一员，他对报道中“积极”公民聚集在一起选拔主教的行为十分愤怒：

当选举者不想因为就餐而中断议程时，他们就将祭坛当作餐桌；他们在唱诗班和圣殿内尽情释放着他们的天性，毫无节制、亵渎神明。神圣的场所内充斥着最下流的言语。[17]

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少数主教和大约一半的教区教士进行了不合格的宣誓。当教皇在1791年4月13日发布《博爱》（“Caritas”）通谕谴责《教士公民组织法》和《人权宣言》对基督徒生活有害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随即退缩。教皇之前已经因为失去阿维尼翁周边的领地而暴怒，现在他命令法国教士将那些宣誓教士视作异教徒：

不要听从这些奸诈的世俗言论，这些言论文饰死亡，同样要留心所有的篡位者，无论他们自称大主教、主教还是教区教士，你们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相同点，尤其是在神圣事务上……没有人能够进入天堂，除非他和教会显而易见的领导者站在一起……[18]

一些“爱国者”教士被激怒了：J. F. 努斯是拉昂南部沙维尼翁的一名乡村教士，他问道：“我们怎么能够相信教皇有权迫使我们否认一部与福音书如此接近、对于国家繁荣如此重要的宪法呢？”最后，他所在的地区有78%的牧师坚守了他们的誓言，在其他地方这个比例恰好颠倒。教皇的干预导致很多教士收回了他们的誓言，比如奥尔良神学院的一名院长告诉市长，说他“再也没法拒绝良知的呼唤……如果我不幸与教皇和教士们分离，我宁愿选择贫穷和死亡”。[19]

在被要求接受并坚守誓言时，教士的反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这不仅反映了教士的个人选择或者高级教士的影响，还有地区宗教文化的影响。这些结果决定了日后的政治选择，在革命及其后的时代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出现了分化。到了1791年中期，出现了两个法国，一个是支持改革的东南部地区、巴黎盆地和香槟地区，一个是“顽固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中央高原南部地区。边境地区的顽固派教士让巴黎人怀疑，那些不懂法语的农民成了这些“狂热”教士的“迷信”的受害者。

顽固派或未宣誓的教士将自己视为上帝的仆人，而宣誓教士将自己视为人民的仆人，或称“公民教士”。前者将《教士公民组织法》视作对教会团体、教会等级制度和教皇领导权的诅咒；对后者而言，他们在所处的地区本就习惯了不让宗教过多干预日常生活，《教士公民组织法》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削弱了罗马教会的地位，加强了高卢主义。

宗教信仰的力量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在各个地区、城市和乡村之间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让教士群体要么拒绝改革，要么在更加世俗化的地区宣誓成为一名服务于社区的“公民教士”。从大革命之前的三十年起，城镇里新的教士占总教士人数的比例从45%下降到了27%，各地区差异很大。在一些省份，这种下降是断崖式的，例如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主教辖区、奥尔良主教辖区和欧坦主教辖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新入职教士数量都全面减少，在1791年宣誓的地区中，减少比例最高超过了40%：巴黎、普罗旺斯、巴黎南部地区（尼维内、贝里、波旁内、勃艮第），以及波尔多附近地区和里昂。相较而言，在西部地区（曼恩、安茹、下普瓦图）整体入职人数实际上增长了50%，来自农村地区的入职者尤其多。[20]

宣誓使教会和革命都出现了分化。来自弗朗什孔泰的宣誓教士鲁斯洛坚称，他将他的职位视作“是与自己宗教的真正原则相符合的，是对国家最有用的。我对与我政见不同的教士同伴没有任何怨恨，我真心希望他们不会遭遇厄运”。但是他认为这种不同的政见是错误的，担心这会对他所期待的经改良的立宪君主制下“良好的秩序与和平”造成影响。[21] 1791年2月4日，克劳德·富歇神父在巴黎圣母院的讲坛上宣称：

世界笼罩在黑暗的阴影之下，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时代才能照亮……因此，忠于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国王是不朽的荣光，他们带来了一个人人友爱、人人平等、普遍自由的统治。

5月，富歇成为宣誓效忠宪法的卡尔瓦多斯主教，随后开始了政治生涯。[22]

“爱国者”代表坚持认为，对教会机构的彻底改革是必要的，就像提高大多数教区教士的薪俸一样重要。但是教皇的谴责使那些反对革命性变革的人确信他们有正当的理由，而不仅仅是出于私利。

国民议会中的理性人士认为必须推行一种替代天主教在公共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的制度，它将从公共财政获得资助，并有效地进行管理，使公共生活摆脱冗余的宗教仪式。托马·兰代是诺曼底地区贝尔奈市的一名教区教士，也是厄尔省的代表，他在1790年12月针对心怀不满的教士同僚发表了一份小册子，他认为新政权有权说“你们人数太多了，你们的昌盛有损于公共利益”。他提醒他们，正如旧的教区划分是旧制度的产物那样，新的划分也应该反映革命做出的变革。[23]

1791年1月至2月推行的教士宣誓在某些地方引发的不仅仅是道德上的愤怒。尤其是在布列塔尼，宣誓将酝酿了两年的分裂引爆为公开冲突。1790年1月和2月，数百名来自布列塔尼和安茹的“爱国者”聚集在蓬蒂维表达他们与“所有法国人”团结的意愿，但是其他人对于取消布列塔尼独有的“宪法”和特权表示非常愤怒。地方望族的教士在他们的小辖区内往往享有高水平的薪俸和名望，而教会改革对冲突的激化作用无法估量。他们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莫尔比昂省选举的232名市长中有42人是教士。2月13日，超过1 000名来自瓦讷附近的农民在未宣誓主教阿梅洛的支持下，手持铁镐、镰刀和一些枪支朝着瓦讷进发。一名参与者说，不行动就意味着“新教徒会被派到这里讲授新的法律，孩子在七岁以前都不会有洗礼”。萨尔佐村的牧师对村民进行了鼓动，有人怀疑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他在大革命前2 600里弗的年薪高得非同寻常，现在已经减半。瓦讷的军士以几条生命为代价击退了农民。惊魂未定的瓦讷公诉人确信，“我们的农民兄弟们受到狂热自大的前贵族的蛊惑，而贵族是和主教们勾结在一起的”。[24]

城市、资产阶级、启蒙文化和由宗教、语言联系起来的众多村庄之间的鸿沟在布列塔尼和安茹南部体现得最为明显。瓦讷的地方行政官员深感震惊，村民们竟然不理解教士和贵族这样做明显是因为自尊心受损和自私自利：这些“自大的狂热分子”现在要像其他人一样纳税了。[25]在瓦讷东北部的圣诺尔福镇，新的行政长官和公诉人是教士与他的助理，镇上的5名教士中的这两人兼任行政职务，管理着1 200人。1790年初，他们曾经起草过一份所有缴纳过“爱国捐献”的人员名单，但是到了年末，他们的村镇委员会为教会改革感到惋惜，“我们不想背叛我们的教士”，并且控诉政府“曾经答应过给我们幸福”。这5名教士逃到西班牙后，这个镇从此拒绝纳税。[26]

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通常存在着鸿沟。与南特市隔卢瓦尔河相望的库埃特的修女们拒绝宣誓过的米内主教进入她们的修道院，一群来自南特的妇女冲进村庄并鞭打了这些修女。在维埃尔维涅市西南部的林地牧区（bocage），教士拒绝宣读国民议会的法令。市长进入教堂时被周围的妇女包围，她们撕碎法令并且喊：“杀！杀！打他！打他！”市长最后勉强逃脱。在南特所在的大西洋岸卢瓦尔省，455名教区教士中只有97人宣誓。[27]在盖梅内，教区居民通常的反应是拒绝“外来”教士。1791年4月26日，就在复活节过后，一名刚刚当选市长的宣誓教士被愤怒的人群从小礼拜堂里拖出来，武力威胁他辞职，其他议员不得不逃跑。市长被辱骂为无赖，甚至更难听的词。六个月之后，教堂圣器室被洗劫一空，似乎是在进一步威胁“外来”教士。[28]

起初对教会“改造”抱有很大希望的革命现在演化成了相互对立的冲突。“爱国者”和那些反对革命的人，无论是在教会内部还是外部，都不能相互理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纠葛或谁胜谁负的问题。分歧的双方一方是信徒，一方是公民。公民在新政权参与和世俗意义上的个人成就里获得了自我认知，很难容忍那些选择旧有崇拜、礼制和权威的人。反对革命的人则认为“爱国者”是习俗、秩序和服从的破坏者。宣誓的结果注定使“爱国者”愤怒，他们对狂热和迷信的东西表示不屑，反而使维护信仰的人变成了潜在的反革命者。

教士的反应是广大人民态度的缩影，因为只有少部分教士能从他们的团体中脱离出来，对公共舆论不加理会。在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中，反对派教士用讽刺和拒绝的手段反对《教士公民组织法》时冒着很大的风险。巴黎人生活的记录者、支持革命的路易-塞巴斯蒂昂·梅锡耶描述了圣绪尔比斯教堂的神父如何试图通过布道反对国民议会改革，以及他的下场：

愤怒的呼喊声回荡在教堂的走廊之间……突然，教堂之中响起了和谐、宏伟的音乐，那首著名的歌曲回荡在每个人的耳边：“啊！一切都会好！一切都会好！”……反革命的煽动者被要求唱《一切都会好》。他从椅子上狼狈起身，带着嘲笑、羞辱和冷汗。[29]

在法国乡村，宣誓成为公众是否全面接受革命的测试。在东北部地区和巴黎盆地，公共生活长期以来相对“世俗化”，教士只是提供精神上的服务，总体上对于《教士公民组织法》和革命的认可程度很高。然而在塞文山区和阿尔萨斯-洛林这样的新教徒占少数的地区，宣誓教士和未宣誓教士相继逃离，天主教仪式和慈善占主导地位的生活受到威胁，引发了普遍的恐慌。有很多之前支持革命的教区居民对受人尊敬的教士和修女的离开表示惋惜，对于关闭多余的教堂的规定感到愤怒。很多人认为对于传统的颠覆证明了这场革命是城市资产阶级的革命。

很多妇女对待教会改革时的反应尤其激烈和暴力，对她们习以为常的仪式和资助发生的改变表达了不满、愤怒和焦虑。在南部小城米约和索米埃尔，成群的贫穷妇女和儿童将他们愤怒的矛头指向了当地新教徒和支持革命的天主教行政长官，认为二者在破坏宗教和社会秩序上串通一气，米约的妇女喊道：“我们要保留我们的宗教，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要我们的教士！”[30]而其他支持革命的妇女同样愤怒。1791年2月22日，一群巴黎女市民恳求科德利埃俱乐部吸收她们为活跃分子：

我们安慰自己，因为我们无力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只有将自己投身于唤起我们下一代成为自由人的行动中去。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们的诚意……那么愤怒、悲伤、绝望会驱使着我们走上大街小巷。

两周以后，在3月6日，22岁的巧克力工匠、活跃分子波利娜·莱昂向国民议会递交了一份有300人签名的请愿书：“所有人都说一次暴烈的动乱即将来临。”她对此感到恐惧，要求妇女可以持有“长矛、手枪、军刀、步枪”，让她们假日和周日在联盟广场上操练。[31]

宗教分裂在“爱国者”和他们的敌人之间引发了进一步的分化。因言论和出版自由而生的反革命媒体却将自由视为敌人。1791年3月，极端保王派的《国王之友报》用感性的语言总结了教士宣誓问题的分歧：

国民议会中的右派，是维护信仰和王权的精英。他们所有人都是杰出的、富有美德的公民。左派，如兽群般聚集的是教会和王权的主要敌人，包括犹太人、新教徒、自然神论者。他们所有人都是放荡者、骗子。

这份报纸提出了大革命政治话语中最持久的发明：用“左派”和“右派”来划分国民议会中观点相同的代表群体。[32]

反对革命最为激烈的人是那些失去地位、权势和财富的人，他们将财富的丧失归咎于传统的宗派冲突。在1790年6月尼姆骚乱造成数百名天主教徒死亡后，弗朗索瓦·弗罗芒和贝利亚村的村长路易-巴斯蒂德·马尔博斯克在雅勒高原上组织了天主教保王党的集会，由源自十字军时代的“骑士团”领导，在阿尔代什省和加尔省的南部边境上，有超过3万名来自180个村庄的人8月18日在那里集会。解散之后，弗罗芒回到了都灵，他在那里收到了一封来自路易十六的信件，许诺他在恢复绝对王权后加封他为贵族。1791年2月20日雅勒营地举行第二次集会，事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于泽爆发了冲突。这次集会规模较小，大约有1万人，遭到“爱国者”的强烈反对。当地国民卫队奉命驱散他们。两周以后，狂热的保王党马尔博斯克的尸体在罗讷河边被发现。[33]

那些反对革命的人恐惧的来由就在眼前。1790年12月，激进的记者让-保尔·马拉用他的报纸《人民之友报》来建议爱国者：

一年前，砍下500或600人的头颅后，你们就认为你们已经永远自由幸福了。现在则需要1 000个人的头颅；在几个月后，也许要砍下1万人的头颅，你们会完成好这项工作的；除非你们已经消灭了最后一个顽固的国家公敌，否则你们将永无宁日。[34]

整个国家正在分化。到了1791年，“爱国者”和保王党都用上了赤裸裸的暴力词汇相互指责。代表科贝尔·德·斯基里奥怒斥“顽固派教士打着宗教和平、仁爱的旗号进行残忍犯罪、谋杀和投毒”；保王党巴纳贝·杜罗索瓦在《巴黎日报》上叫嚣“欧洲各国君主要尽快来处决”这些散播革命“病毒”的人。既是作家，现在又是革命派行政官员的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在1791年5月写给朋友约瑟夫·普兰·德·格朗普雷的信中说，巴黎“表面上风平浪静，内部暗流涌动。火山正在休眠，但肯定会剧烈地喷发”。[35]

纳夫夏托希望正在起草的最后阶段的国家宪法能够使火山平静下来。宪法有意平衡国王（有权任命部长和外交官，临时中断立法，宣战与议和）和立法机构（只有单独一个议院，有权管理财政和立法）。路易十六的困境在于如何解读这些享有主权的人民相互冲突的意见，这些人不久之前还是他的臣民，他们在革命现有的变化以及未来的方向上分歧越来越大。他曾经同意《教士公民组织法》，但是当他想去自己在巴黎西部的圣克洛德宫与未宣誓教士进行复活节弥撒时，被一群疑心重重的民众拦了下来，他对此非常愤怒。

有很多人将路易十六视作稳定的象征和宪法所承诺的和平改革的保障者，而和平不仅反对愤怒的反革命者，还反对那些要求更加彻底革命的人。在地中海港口土伦，1791年中期在宪法之友会之外成立了一个更偏保守的政治俱乐部。这个新的俱乐部不无道理地名为“宪法之友和捍卫者”，它声称“一小撮煽动分子表现出的虚伪爱国主义让会员们忍无可忍，他们的暴力行径迫使很多诚实的公民退出了之前的俱乐部”。[36]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北部地区，说普罗旺斯语的埃居耶小镇（人口2 000人），104名宪法之友俱乐部成员退会，在6月22日成立了一个同名的保守俱乐部。在一些当地有名望者的领导下，他们在第一次会议上宣称：“它是为了智慧、开明的公民和真正的爱国者成立的，为了向朋友们树立一个遵守法律的模范，如果没有秩序，我们刚刚获得的自由毫无疑问会离我们而去，并且将我们埋葬于一个比我们刚刚摆脱的奴役还深的深渊里。”[37]他们可能不知道，就在他们表达热切期望的那天，革命到此为止还是安全和平静的，而当路易十六开始那一趟令人不齿的行程时，这些期望注定要破灭。

自从1789年7月开始，国民议会就面临着双重挑战：如何保护革命免遭反对者的破坏？革命又应当进行到何种程度？这些问题在1791年年中酿成一个惊天危局。路易十六对于自己权力受限和因批准教会改革而遭到批评非常不满，他在6月20日夜里和他的家人从巴黎出逃。[38]他留下了一份声明，否定了革命的方向：“这么多的牺牲唯一的结果就是看着王国被毁灭，所有权力被废止，个人财产遭到侵犯，所有人民的安全都处于危险当中。”他呼吁他的臣民回到他们熟悉的统治下：

法国人民，尤其是巴黎的人民，列位先王曾经乐于将你们称作“善良的巴黎”，要小心你们的虚伪朋友们的建议和谎言；回到你们国王身边吧，他将永远是你们的慈父，你们最好的朋友。[39]

当国王出逃的消息传遍全城时，人们的心情更多是愤怒而不是懊悔。

王室在绝望之下逃往东部边境蒙梅迪寻求庇护，这里有布耶侯爵的驻军。这是一系列错误的开始。在圣默努几千米外，国王的马车离开了通往梅斯的主路，转投小路朝北向蒙梅迪和卢森堡边境进发。但是国王已经在圣默努被一名叫让-巴普蒂斯特·德鲁埃的邮差认出，他冲到下一个城镇瓦雷讷向那里的人们报信。路易十六和他的家人在那里受到愤怒人群的围堵，村长、杂货店主让-巴普蒂斯特·绍斯为他们提供了保护。当巴黎的军队匆忙赶来时，国王实际上被困在房屋中。

由于震惊而怨恨的群众的围堵，王室始于6月22日的返回巴黎之旅行进缓慢，饱受屈辱。国民议会感到措手不及：路易十六终止行使国王权力，但在他返回首都的过程中还必须杜绝任何骚乱。国民议会警告人们，“任何给国王喝倒彩的人将会被棒打，任何侮辱国王的人将会被绞死”。支持国王的行动非常稀少和危险。当皮耶尔伯爵是向国王表示忠心的人之一，他是凯尔西驻军的一名军官，在1785年与当时担任战争大臣的塞居尔元帅的一名亲戚结婚。当皮耶尔家族居住在圣默努西部的昂镇，他们并不富有，废除诸多特权让当皮耶尔感到愤怒。他曾经获得圣路易勋章[40]，他在国王马车队离开圣默努的时候戴上了它。当他跟随着国王马车前行时，这种明显在向国王致敬的行为让熟悉他的农民对他忍无可忍。这位伯爵当天被射杀。[41]国王最后一次逃脱的机会是在马恩河畔沙隆，当地有名望的人在6月22日准备了丰盛的晚宴迎接国王到来，但是外面愤怒的平民要求他回到巴黎，路易十六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这座城市。

一些地方行政官员，例如巴黎东部埃纳省的官员，担心国王出逃的消息会进一步激怒群众，引发危害国王生命的骚乱，他们统一官方口径，说国王出逃是被迫的。但他们的人民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当返程的马车穿过该省南部的蒂耶里堡时，一群人无视官员发布的不得侮辱国王的警告，强迫王长子喊“国家万岁！”（Vive la Nation！）市政议会一言不发地接待了路易十六，国民卫队拒绝举枪致敬。[42]

国王出逃的消息最早在6月21日周一那天就在巴黎传开了，像野火燎原一样，以每小时8到10千米的速度传遍全国。有时传播得会更快：消息到达距离巴黎500千米的西部城镇桑特用了36个小时。东部的梅斯和西部的南特在周三的晚些时候得到消息；五天以后，它就传到遥远的佩皮尼昂和地中海的土伦。国王被截住的消息花了一周的时间才到达佩皮尼昂。两个事件都是令人震惊的新闻。在首都西南320千米外维埃纳省的蒙莫里永，当地的雅各宾俱乐部表示，稳定才是当下的重点：“国王的出逃粉碎了我们所有的希望，这警示我们不能依赖国王的回归继续革命。”[43]

国王的意图一直都没有改变，他想恢复他在1789年7月之前的王权，解散国民议会，即使是在革命变革不能全部撤回的情况下。[44]他的失败和被截让双方都确信，革命处于危险之中，或者革命本身就是危险的。全国各地有很多人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国王的法国。保王党报纸《巴黎日报》号召读者成为“国王的人质”并用自己换回路易十六的“自由”，结果总共收到了4 160封志愿者的来信。[45]而在《杜歇老爹报》，编辑雅克-雷内·埃贝尔曾经是国王的支持者，现在故意用一种粗俗的语气责骂国王：“你不再是我的国王了，永远不是我的国王！你只是一个懦弱的逃兵……我们要把你和你的妓妇关进沙朗通精神病院和圣路易医院……如果你再逃出来我会用斧子劈了你。”[46]一名来自与奥尔良隔河相望的圣德尼谷地的农场主在日记中写道：“国王与妻儿一起出逃，与他在国外的兄弟相会，他在瓦雷讷被捕对法国来说是一件幸事。”[47]国王被捕的消息在6月24日传到多尔多涅河畔繁荣的港口贝尔热拉克（人口11 700人）时，被人们“欣然”接受，但还是引起了可能与西班牙和英国交战的恐慌：雅各宾俱乐部向公民们保证，国民卫队有50万士兵准备着保卫边境，“不自由，毋宁死”。他们决定与伦敦的法国革命之友会联系，要求他们与邪恶的首相小皮特斗争。[48]

国王出逃并被国民议会停职加剧了首都内原本就已经非常尖锐的社会冲突。很多工薪阶层被1791年6月14日颁布的《列·霞白利法》激怒，该法令开放了劳动力市场，禁止雇主和雇员结社，“废除所有类型的通过行会和职业组织起来的公民团体是法国宪法的根基之一”。[49]列·霞白利是一名受封为贵族的律师，曾经主持1789年8月4日的国民议会会议，是建立雅各宾俱乐部的激进的布列塔尼代表之一。他的法律，与皮埃尔-吉尔伯特·阿拉德1790年废除行会的法律一起，在创建自由放任经济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两部法律针对的都是“反革命”行为和旧制度的特权团体。

《列·霞白利法》主要针对巴黎工薪阶层的“结社”，也针对在巴黎盆地大型商业麦田上工作的麦客的罢工潮。富有的农场主一次性雇用的麦客可达80名。时常发生的暴力罢工和“作乱”往往恰逢收割最繁忙、最需要人力的时候，就像1791年夏天那样。埃纳省的行政官员为了平息蒂耶里堡附近的农场罢工，不得不逮捕多达700名麦客，最终确立了最高支付比例（麦客从收割的谷物中分成，他们通常把分得的谷物卖掉）。谷物自由贸易也是矛盾的集中点：7月20日，在鲁昂北部的托特村，200名士兵和来自城市的国民卫队与多达4 000人对峙，后者携带着枪支，由佩戴着绶带的市政议会议员和来自22个村庄的国民卫队军人带领，坚持要求控制谷物贸易。城市当局动用了超过500名士兵才将他们驱散。[50]

1791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庆典缺乏像上一次那样的团结友爱和乐观主义。“爱国者”团体现在变得更加坚决。在勃艮第的圣朱利安德萨吕村，村民定做了一口重达1 550千克名叫“玛丽·雅克”的大钟，用来庆祝“《教士公民组织法》、压制世袭贵族及其社会秩序、废除粮食税和盐税及封建统治的奴役、个人自由、平等的税制以及新的财政和司法制度”。这口大钟得到让·隆盖牧师的祝福，他还负责将一块巴士底狱的砖石镶嵌在村庄入口处的塔上，上面刻着：“这块砖石取自巴士底狱的废墟。爱国主义使它有了更好的用处，把它放在这里使这个地方有了自由的美名，这是在法国解放的第二年。”今天这块砖石还留在那里。（图13）[51]

在巴黎，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庆典比第一次要阴沉得多。巴黎歌剧院的主管弗朗索瓦-约瑟夫·戈塞克曾经在1790年创作了一曲《赞美颂》，现在他和诗人马里-约瑟夫·谢尼埃在一年之后共同创作了一首振奋人心的《7月14日之歌》：

人民、国王、城市、乡村的上帝，

路德、加尔文、以色列的孩子们的上帝……

记住暴君肆虐的时代

将法国人的权利踩在脚下的时候；

那个时代并不遥远，奸诈的大臣们

蒙蔽了国王和人民……

王公、贵族和教士们奢华无度

人民在他们的财富下战栗；

他们的宫殿

洒满了反抗者的鲜血和悲伤的泪水。

如何处置国王的问题如阴云般笼罩着庆典。在路易十六被国民议会停职时期，格雷古瓦神父等雅各宾派要求国王退位：

首席公仆放弃了他的职责；……他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留给法国一份宣言，不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份宣言，它即使无罪，至少也与我们自由的原则相悖。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出逃会将国家置于内战的危险之中。最后，假设他只想前往蒙梅迪，我认为：可能他满足于在国民议会考虑各种法令时在蒙梅迪和平地旁观，如果是这样他没有理由逃跑；或者他想要寻求用武力支撑他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次反对自由的阴谋。

然而，尽管路易十六在被抓和回程中受到羞辱，但国民议会还是恢复了他的职权，并且在7月15日颁布法令说他是被“绑架”的，1791年宪法中有关国王的条款仍将有效。

对于大多数代表来说，问题十分清楚。安托万·巴纳夫是来自格勒诺布尔的新教徒律师，也是在6月23日护送路易十六返回巴黎的三名代表之一，按照他的说法：

今天的任何改变都是致命的：今天任何延长革命的举动都将会是灾难……我们是要终结革命，还是重启革命？……如果革命再进一步，它只会是危险的：如果革命与自由结合在一起，它的第一步是打倒王权；如果革命与平等结合在一起，它的第一步是攻击财产……是时候结束革命了……除了财产上的不平均，贵族制中还有什么没打倒的吗？[52]

巴纳夫在这里暗示的是罢工潮、首都工薪阶层的游行、失业问题以及乡村持续的骚乱。他考虑的还有圣多明各的暴力反叛，他在这个问题上坚定地站在种植园主一边。路易十六因此变成了反对“消极”公民、奴隶及其支持者的激进要求和维护稳定的象征。

7月17日，科德利埃俱乐部组织了一场请愿，要求路易十六退位，他们在马尔斯校场的一次游行上征集签名，就在一年前庆祝联盟节的祖国祭坛上。请愿的内容如下：

鉴于路易十六的罪行已被证实，国王必须退位；为了接受国王退位，要成立一个新的立宪机构，以推进对有罪者进行的公开公正的审判，尤应推进行政权力的组织与就位。[53]

马尔斯校场上冲突一触即发：有两个躲在祭坛之下被认为是“间谍”的人被处以私刑。国民卫队司令拉法耶特奉命驱散请愿者。当时的50 000人中大约有6 000已经签名，拉法耶特下令举起红旗，以此警告人群，若不散去国民卫队就会开枪。当人群开始投掷石块时，他命令士兵开枪，杀死了大约50名请愿者。（图14）[54]

这就是著名的“马尔斯校场大屠杀”，这不是大革命的第一次大规模流血事件。但是，这是保住了1789年革命成果的巴黎第三等级的内部冲突首次爆发。国王出逃和国民议会的反应已经使国家分裂。在屠杀过去几天后，一个来自沙特尔、代表厄尔-卢瓦尔省的代表团被热情地迎入国民议会。代表们赞许了国民议会保留路易十六王位的决定，以及接近完成的宪法：

我们用最真挚的情感向你们保证，这个法令将会决定国家的命运，各省的全体公民将会欣然接受；由于你们在各个方面所做的工作，它将会增加人们的信心和敬意。最后，我们来到你们身边重复神圣的誓言，我们会为了履行法律和维护宪法流尽最后一滴血。（鼓掌）[55]

在马尔斯校场请愿上签名的人中，有一个名叫康斯坦丝·埃夫拉尔的23岁厨师。后来她因羞辱了一名国民卫队士兵的妻子而遭到讯问，康斯坦丝说她曾经和波利娜·莱昂、她的女儿在一起签过一个“所有善良的爱国者一致认为……要改组行政权力”的请愿。她很快承认她读过马拉、卡米耶·德穆兰等人的激进报刊。罗伯斯庇尔认为，屠杀的责任在于那些“最卑鄙堕落的人”，像巴纳夫和拉法耶特这样的人“草菅人命，违心参与革命，是社会的破坏者和秩序的颠覆者”。[56]

但是国民议会中的大多数代表更关心如何将现在的革命与即将完成的宪法相调和。超过260名国民议会成员脱离雅各宾俱乐部，以集会的地点斐扬修道院自命为斐扬派，只剩下大约30个激进分子。[57]巴黎律师让-巴普蒂斯特·比耶科克是众多离开雅各宾俱乐部的人中的一员，他离开是因为它已经变得太“平民”了：有太多外来难民和巴黎人加入，他们唯一的动机就是“爱国主义”，而不是“投身于宪法、憎恨丑恶和崇尚美德”。[58]

现在到处都出现了分歧，温和立宪君主派结束革命的希望已经破灭。政治风气非常敏感。1791年，一个参与表演《狮心理查》的演员将理查换成了路易：“啊，路易！啊，我的国王！我们真诚地爱戴您。”包厢有人鼓掌，台下也有人喊：“叛徒们滚下来！”管弦乐队试图通过演奏《一切都会好！》来缓解紧张气氛，但是只有警方介入才平息了骚乱。数个月后，一名女演员在台上与观众扭打在一起，她只是在唱“哦，我是多么爱我的女主人！”的时候正眼瞧了瞧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出意大利喜剧中有一句台词说“人民应当被教育而不是被误导！”引起了私人包厢里的老顾客和台上演员之间的冲突，警察冲上舞台维持秩序时被投掷土豆。[59]

路易十六未能安全地前往外国重新引起了从革命之初就不曾平息的恐慌，人们担心欧洲各国君主在法国发生革命时不会袖手旁观。这些恐慌在代表皮埃尔-弗朗索瓦·勒普特的家信中非常明显，他是里尔北部边境乡村一名富有的佃农。在他担任国民议会代表期间，他和妻子安热莉克通信超过500封，很多信件都关注她在农场的经营状况，他曾经以为他在1789年只会离开几个星期。在“愚蠢的国王”1791年6月出逃后不久，勒普特表达了他的焦虑，“战争不可避免，孔代亲王和阿图瓦伯爵将会带着一支5 000人的军队侵入法国，他们穿着由未宣誓教士长袍制成的黑衣，上面挂着骷髅”。安热莉克也有她的担忧，“平民派和贵族派变得越来越急躁，在我看来，他们像是拴在链子上的狗——他们知道如何狂吠，却不知道撕咬”。[60]

有很多证据可以证实安热莉克的担忧。路易十六的幼弟阿图瓦伯爵在1791年1月将他的流亡宫廷从都灵搬到了科布伦茨，这是他叔叔的特里尔公国的首府。几个月后，他的哥哥普罗旺斯伯爵加入了他的阵营，普罗旺斯伯爵在路易十六1791年6月被抓时成功逃脱，身边跟随着一群流亡贵族。此外在莱茵河更上游，孔代亲王在美因茨设立了另外一个流亡宫廷。其他流亡贵族跨过比利牛斯山逃到了西班牙。[61]

国王出逃让很多在法国国内的人感到军事冲突即将来临。同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在7月5日发表了《帕多瓦宣言》进行威吓。利奥波德和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在8月27日共同发表了《皮尔尼茨宣言》。尽管这些动作只是在虚张声势，但都成了佐证。奥地利的利奥波德二世的敌意使公众越来越不信任他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国民议会极力避免战争，但也临时征召10万名年轻人入伍，他们的革命热情、蓝色的制服与职业军队的服从和白色制服形成了鲜明对比。

国民议会的工作牵涉面广、耗力巨大。新的社会秩序根基已经打下，全国公民之间团结友爱的目标让它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国民议会的路在变窄。一方面，失去地位、财富与特权的贵族和教会精英的仇恨不断增长，在很多地区，幻想破灭的教士和教区居民支持着他们。另一方面，国民议会在全面废除领主捐税时的妥协，对未宣誓教士的不包容，将“消极”公民排除在政治之外，以及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都令它在不断失去群众基础。

国王出逃失败加剧了这些分化和恐惧，因为新的秩序建立在立宪君主制之上，路易十六在关键改革上的迟疑和宫廷人士的直接反对都与此格格不入。路易十六在处理政治动乱上的无能进一步使人民的美好愿望落空。与政治危机同时产生的出版自由使得先前对路易十六下流的讥讽被重新提起，现在其中的政治蔑视更加肆无忌惮。1779年讽刺王室夫妇的戏剧《夏洛和托瓦内特的风流韵事》在短短数月内再版了七次。保王党作家也加入了，他们责怪路易十六在遏制革命势头上的软弱：

我们的国王

比狗还蠢

如果你仔细看他

他像是国王的一个屁。

一份保王派小册子将他与他的祖先路易十四相比，谴责他嗜酒无能：“你的臣民把你看成一个孩子。”[62]

国王和王后在道德层面遭到的攻击使得王权颜面扫地，路易十六在大革命前被讥讽为性无能，在他从瓦雷讷灰溜溜回来的时候很快被讥为“猪王”，贪吃并且无法满足守活寡的王后。据传，瑞典的阿克塞尔·冯·费尔森伯爵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情人，一名讽刺作家让笔下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叹息道：“唉！唉！我将与谁获得这世间的乐趣？不是和我们的猪……我现在被法国人包围，身边跟随着一个可怜的陛下。”[63]

从革命一开始，对抗就被视作是对正义获胜、人民意志的恶意阻挠的证据，甚至是阴谋的证据。但这不仅仅是妄想：确实存在阴谋，国王的伪誓使得反对革命变成一件值得深思的事。[64]在多个场合，路易十六曾经发誓要维护未来的宪法，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社会，公开宣誓是神圣的。在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上，路易十六曾发誓“要使用国家宪法赋予我的权力，维护经过国民议会决定和我本人接受的宪法，并且推行新法律”。[65]而他1791年6月的出逃证明，国家的领导者不能被信任。公众对于国王的信心再也没有恢复。此外，他的伪誓更是表明公开宣誓不一定代表真心实意。人民在未来怎么会知道发誓是不是发乎革命热情的真心实意的宣言呢？

[1] 白色羽毛是胆小懦弱的象征。

[2] Mémoires de la Comtesse de Boigne, née d’Osmond, 4 vols, Paris: Plon, 1908, vol. 1, p. 137; Madame de La Tour du Pin, Memoirs: Laughing and Dancing our Way to the Precipice, translated by Felice Harcourt, London: Harvill Press, 1999, pp. 153–55.

[3] AD Meurthe-et-Moselle, L 479. In general, see Gemma Betros, ‘Liberty, Citizenship and the Suppression of Female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France, 1789–90’, Women’s History Review, 18 (2009), pp. 311–36.

[4] AD Meurthe-et-Moselle, L 1720.

[5] D. Lottin,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ville d’Orléans, 8 vols, Orléans: Imprimerie Alexandre Jacob, 1836–45, vol. 3, p. 227.

[6] Eric Thompson,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the French Constituent Assembly, 1789–1791,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119; 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7–39.

[7] Edward J. Woell,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66–67. On the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 see Timothy Tackett,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The Ecclesiastical Oath of 179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M. Jones, 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91–204; Dale K. Van Kley,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Calvin to the Civil Constitution, 1560–1791,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49–67.

[8] Michael P. Fitzsimmons, The Remaking of France: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1791,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09–10; Ted W. Margadant, Urban Rivalrie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63–64; Peter McPhee, Liv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99,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81.

[9] Martyn Lyons, Revolution in Toulouse: An Essay on Provincial Terrorism, Bern, Frankfurt am Main and Las Vegas: Peter Lang, 1978.

[10] MU, no. 150, 30 May 1790; no. 151, 30 May 1790, pp. 498–99.

[11] Dale Van Kley, ‘The Ancien Régime, Catholic Europe, and the Revolution’s Religious Schism’, in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ch. 8. The Assembly’s viewpoint is expertly analyzed by Rodney Dean, L’Assemblée constituante et la réforme ecclésiastique, 1790: la 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é du 12 juillet et le serment ecclésiastique du 27 novembre, Paris: Picard, 2014.

[12] R. Hervé de La Bauche, Protestation de cent cinq curés de la Bretagne contre la nouvelle organisation civile du clergé, addressé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1790.

[13] Marcel Coquerel, ‘Le Journal d’un curé du Boulonnais’, AHRF, 46 (1974), p. 289. On priests’ reactions in general, see Tackett,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chs 3–4.

[14] AD Meurthe-et-Moselle, L 1713.

[15] Ga.l Rideau, ‘De l’Imp.t à la sécularisation: reconstruire l’église. Les Doléances religieuses dans les cahiers de doléances du bailliage d’Orléans’, AHRF, 345, (2006), pp. 3–29.

[16] AD Loiret, 2J 1978.

[17] Fran.ois-Pierre Julliot, Souvenirs d’un prêtre réfractaire du diocèse de Troyes publiés par Octave Beuve, Arcis-sur-Aube: Société d’Histoire Départementale, 1909.

[18] Augustin Theiner, Documents inédits rélatifs aux affaires religieuses de la France, Paris: Firmin Didot frères, 1857, pp. 75, 85, 88.

[19] Lottin, Orléans, vol. 3, pp. 314–15.

[20] Tackett,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ch. 11.

[21] Correspondance de l’abbé Rousselot, constituant, 1789–1795, Besan.on: Annales Littéraires de l’Université de Besan.on, 1992, pp. 128, 146.

[22] Marcel David, Fraternité et Révolution fran.aise, 1789–1799, Paris: Aubier, 1987, pp. 69–71, 247.

[23] Dean, Assemblée constituante et réforme ecclésiastique, pp. 707–09; Dominique Soulas de Russel,Un Révolutionnaire normand fidèle aux siens, à son terroir et à ses convictions: Thomas Lindet, à travers sa correspondance familiale de 1789 à 1799, Luneray: Bertout, 1997.

[24] Bertrand Frélaut, Les Débuts de la contre- révolution en Bretagne. L’Attaque de Vannes (13 février 1791), Nantes: Ouest éditions; Rennes: Institut Culturel de Bretagne, 1989; Jo.l Cornette, Histoire de la Bretagne et des Breton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5, vol. 2, p. 158; Marcelle Richard, (ed.), Le Morbihan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89–1795, 2nd ed., Vannes: AD Loire Atlantique, 1988, pp. 10–14, 29; Joseph-Marie Le Mené, Histoire archéologique, féodale et religieuse des paroisses du diocèse de Vannes, 2 vols, Vannes: Imprimerie Galles, 1891–94.

[25] AD Morbihan, L 134.

[26] AD Morbihan, Archives communales de St-Nolff, 3ES 231/4, 27 March 1790, 19 December 1790, 28 January 1791.

[27] Michel Péronnet and Yannick Guin, La Révolution dans la Loire- Inférieure, Le Coteau: Horvath, 1989, pp. 96–101.

[28] AD Loire-Atlantique, L 1366. Among the terms of abuse were ‘foutu trousse couillon’, ‘fripon’ and ‘coquin’.

[29] Laura Mason, Sing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opular Culture and Politics, 1787–179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50.

[30] Jean-Marie Carbasse, ‘Un des premiers cas de résistance populaire à la Révolution: l’émeute du 25 janvier 1791 à Millau’, Bulletin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84–85), pp. 57–72; Timothy Tackett, ‘Women and Men in Counterrevolution: The Sommières Riot of 1791’, JMH, 59 (1987), pp. 680–704.

[31] Women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789–1795. Selected Documents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Commentary by Darline Gay Levy, Harriet Branson Applewhite and Mary Durham Johnson, Urbana an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pp. 66–67, 72–74; R. B. Rose, The Enragés: Socialis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65, ch. 5.

[32] Richard Cobb and Colin Jones (eds), Voic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psfield, MA: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 110.

[33] Alan Forrest, Conscripts and Deserters: The Army and French Society during the Revolution and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5; Stephen Clay, ‘Camps de Jalès’, in Jean-Clément Martin (ed.), Dictionnaire de la contre- révolution XVIIIe–XXe siècle, Paris: Perrin, 2011, pp. 319–21; Gwynne Lewis, The Second Vendée: The Continuity of Counter Revolu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Gard, 1789–181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Fran.ois de Jouvenel, ‘Les Camps de Jalès (1790–1792), épisodes contre-révolutionnaires?’, AHRF, 337 (2004), pp. 1–20.

[34] J. Gilchrist and W. J. Murray (eds), The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Taken from the Press of the Revolution for the Years 1789–1794, Melbourne: Cheshire; London: Ginn, 1971, p. 268.

[35] AD Meurthe-et-Moselle, ms SAL 480; Timothy Tackett, The Coming of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40–41 and ch. 4.

[36] Malcolm Crook, ‘The New Regim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tic Practices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1789–1791’, in Andress (ed.), Oxford Handbook, pp. 227–28.

[37] Monique Cubells, ‘La Société populaire d’éguilles, en Provence: histoire d’une scission’, in Christine Le Bozec and éric Wauters (eds), Pou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n hommage à Claude Mazauric, Rouen: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Rouen, 1998, p. 231.

[38] The king’s .ight is expertly narrated and analyzed by Timothy Tackett, When the King Took Fli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 shorter account is by John Hardman, Louis XVI,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 14.

[39] AP, 21 June 1791, pp. 378–83. Two very different, but equally brilliant, cinematic presentations of the king’s .ight are Ariane Mnouchkine’s 1974 .lm of 1789, a Théatre du Soleil play, and Ettore Scola’s La Nuit de Varennes (1982).

[40] 圣路易勋章由路易十四在1693年4月5日创立，以法国国王圣路易的名字命名，目的是表彰战功卓著的军官。这是今天法国荣誉骑士勋章的前身。

[41] Georges Lefebvre, ‘The Murder of the Comte de Dampierre ( June 22, 1791)’, in Jeffry Kaplow (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ading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1965, pp. 277–86.

[42] Laurent Brassart, Gouverner le local en Révolution. état, pouvoirs et mouvements collectifs dans l’Aisne (1790–1795), Paris: SéR, 2013, pp. 85–87.

[43] Tackett, When the King Took Flight, pp. 151–55; Henri Texier et al. (eds),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789–1799 à Saintes, Poitiers: Projets éditions, 1988, p. 88.

[44] Munro Price, The Road from Versailles: Louis XVI, Marie Antoinette, and the Fall of the French Monarch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3. Price uses the revealing archives of Louis’ con.dants held in Austria and Stockholm as well as France.

[45] William J. Murray, The Right- Wing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2, London: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86, pp. 126–28, 289.

[46] Gilchrist and Murray (eds),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132–33.

[47] AD Loiret, J 557.

[48] Henri Labroue, La Société populaire de Bergerac pendant la Révolution, Paris: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915, pp. 139–49.

[49] MU, no. 166, 15 June 1791, p. 662.

[50] Anatol. Ado, Paysans en Révolution. Terre, pouvoir et jacquerie, 1789–1794, Paris: SéR, 1996, pp. 236–37; McPhee, Living, p. 92; Jacques Bernet, ‘Les Grèves de moissonneurs ou “bacchanals” dans les campagnes d’Ile-de-France et de Picardie au XVIIIe siècle’, Histoire et sociétés rurales, 11 (1999), pp. 153–86.

[51] Bernard Richard, Cloches et querelles de cloches dans l’Yonne. La Cloche entre maire et curé, XVIIIe–XXe, Villeneuve-sur- Yonne: Les Amis du Vieux Villeneuve, 2010.

[52] AP, 15 July 1791, pp. 326–34. In 1792–93, Barnave wrote one of the .rst histories of the Revolution: see Emanuel Chill (ed. and trans.), Power, Property and History: Barnave’s Introduct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53] Révolutions de Paris, 16–23 July 1791, pp. 53–54, 60–61, 64–65. The original petition was destroyed in the destruction by .re of the H.tel de Ville in Paris in 1871.

[54] David Andress, Massacre at the Champ de Mars: Popular Dissen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Woodbridge, Suffolk: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000, pp. 221–22; 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ch. 6.

[55] MU, no. 201, 20 July 1791, vol. 10, p. 170.

[56] Rudé, Crowd, pp. 85–86. She may have been related to Catherine évrard, wife of Jean-Paul Marat’s typesetter, and to Simone évrard, by then living with Marat, who married her on 1 January 1792 ‘with as witness to the eternal .delity he swears to her the creator who hears them’; Peter McPhee, Robespierre: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92–93.

[57] Edna Hindie Lemay, ‘Poursuivre la Révolution: Robespierre et ses amis à la Constituante’, in Jean-Pierre Jessenne et al. (eds), Robespierre: de la nation artésienne à la République et aux nations. Actes du Colloque, Arras, 1–2–3 Avril 1993, Villeneuve d’Asq: Centre d’Histoire de la Région du Nord et de l’Europe du Nord-Ouest, Université Charles de Gaulle-Lille III, 1994, pp. 139–56. On the Feuillant split, see Michael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First Ye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 15.

[58] Nicole Felkay and Hervé Favier (eds), En prison sous la Terreur. Souvenirs de J.-B. Billecocq (1765–1829), Paris: SéR, 1981, pp. 73–75.

[59] James H. Johnson, Listening in Paris: A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110–11.

[60] Jean-Pierre Jessenne and Edna Hindie Lemay (eds), Deputé- paysan et fermière de Flandre en 1789. La Correspondence des Lepoutre, Lille: Université Charles de Gaulle-Lille 3, 1998, Introduction, pp. 431, 524.

[61] Doyle, Oxford History, pp. 170–73.

[62] Antoine de Baecque, The Body Politic: Corporeal Metaphor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00, translated by Charlotte Mandel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1–63.

[63] De Baecque, The Body Politic, pp. 63–75.

[64] Cf. William Reddy, ‘Sentimentalism and its Erasure: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the Era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JMH, 72 (2000), pp. 109–52; and William Reddy,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26, for whom revolutionaries ‘had great dif.cult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reasonable dissent and evil, dissembling opposition’.

[65] F.-A. Mignet,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depuis 1789 jusqu’en 1814, London: David Nutt, 1882, p. 88.

第八章

恐惧和愤怒，1791—1792年，以及二次革命

1791年9月14日，由国民议会复立的路易十六颁布了法国第一部成文宪法，将国民议会自1789年来的工作呈现了出来。法国将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和由有财产限制的公民选举出来的一院制议会共享权力，国王是行政首脑。宪法的条款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为基于人民主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政府奠定了基石。尽管缺陷存在——比如没有赋予妇女、奴隶和穷人明确的政治和社会权利——但国民议会已经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具包容性、最高参与度的制度。[1]自从1789年5月就聚集在凡尔赛的1 200名代表中，有不到200名代表反对最终稿的宪法。很多人都兴高采烈，比如科学家和作家拉勒芒·德·圣克鲁瓦，他在9月18日用乘坐热气球从巴黎前往普罗万的方式来庆祝宪法颁布，并将宪法的复本绑在鸡腿、面包和酒上投放下去。[2]

国民议会非常渴望实现革命的承诺，完成宏伟的工作。在路易十六颁布宪法的同一天，国民议会颁布了一部法令，赦免从1788年起由于反叛和革命而被关押的人。来自索姆省亚眠市南部的达旺内斯库尔村的17名农民从中受益。1791年2月，他们被控在隶属于米雷女伯爵的城堡附近犯有抢劫、恐吓等罪行，并且可能有谋杀行为，他们这样做是报复女伯爵对他们的剥削，因为她垄断了磨坊，有种植和砍伐树木的权利，成功地将三分之一的公有土地划归己有，还报复性地更新了她收取的领主捐税的清单。但是很幸运的是，这些农民在蒙迪迪耶与年轻的革命者弗朗索瓦·诺埃尔·“格拉古”·巴贝夫关押在一起，巴贝夫本人由于在家乡鲁瓦带领一帮非法占住者夺占公共土地而被捕。自学成才、头脑灵光的巴贝夫说服了司法大臣，使他相信，这些农民的行为是革命举动，而不是犯罪行为。[3]

国民议会希望赦免这些囚犯意味着1789—1791年的暴力动乱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对于他们来说，国民议会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革命已经结束了。那些心存不满的人现在要采用必要的法律程序而不是暴力抗议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当国民议会在9月30日解散时，代表们也随之离开：很多人返回家乡，还有一些人决定留在首都。来自尼姆的新教徒牧师拉博·圣埃蒂安就是后者当中的一员，他开始记述国民议会的工作。“法国大部分已经安定”，他说道，“宪法已经完成了，是时候书写大革命的历史了”。[4]

罗伯斯庇尔返回家乡阿拉斯，还不确定是在当地从政还是返回首都。[5]他可能在留在家乡这段时间里重新阅读了他的偶像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意识到社会平等对于民主的重要性：“法律通常对于那些有财产的人是有用的，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是有害的。由此可以引申出，只有当所有人都有一些财产并且没人有太多的财产之时，社会国家才是对人民有利的。”即使那样，卢梭的著作更提醒罗伯斯庇尔，公意和人民意志并不是同义词，因为“人民经常被欺骗……公意永远都是正确的，而引领公意的判断不一定经常是进步的”。“道德高尚”、公正无私的立法者角色将会至关重要，他要揭露阴谋，将公意和他个人的最高利益调和在一起。要避免个人荣耀与名声的诱惑，最典型的恶例就是米拉波，他靠动听的演讲在革命中博得声望，暗地里却效力于宫廷。[6]

罗伯斯庇尔从卢梭那里学到，共和国并不是天生就富有美德的。事实上，卢梭坚称好的政府就是尊重公共利益的政府，因此一个健康的共和国——“共和国”（republic）一词不正是来自“公共事务”（res publica）吗——甚至可以在王权统治下实现。而那些由于国王口是心非而举棋不定的人有着不同的意见。雅克-尼古拉·比约-瓦雷讷是前巴黎高等法院的律师，他用大革命前的名字比约·德·瓦雷讷写了一份言辞尖锐、题为“联邦制”的小册子，他认为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制共和国是确保有才能的人广泛参与的最佳途径。另一位仰慕美国的人是著名旅行作家、政治文学与色情文学作家雅克-皮埃尔·布里索。他曾经在1788年去过美国，随后在1791年兴奋地出版了三卷本的著作，他认为美国是法国潜在的效法对象，要在一个和平的、联邦制的欧洲选举产生总统。（图15）[7]

法国内外严重的分歧使得这种乌托邦式的想法化为泡影。在法国内部，教会改革带来的社会裂痕使得暴力冲突持续发酵，封建租税、对公有土地和森林等资源的控制等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从1789年起，有关占有土地是归国家还是领主的问题和未经许可砍伐树木的大量报道纷纷涌向巴黎。乡村贫民占有并清理了边缘土地、荒地甚至林地，以图得到一块可耕种的土地。通过立法来解决乡村争端、保护领主树木和土地的努力经常徒劳无益，这会被当作是强化有产者的利益。[8]对有限的土地改革的失望和对教会改革的愤怒经常汇集成一股狂暴的浪潮。例如，令大多数下布列塔尼农民不满的是可收回土地租佃制度的有关问题。地主拥有土地，佃户不仅拥有作物还享有房屋。由于这些租约期限很长，佃户故而将自己视作土地的所有者而非租用者。佃户们觉得他们对农场做的任何改良只会为地主驱逐他们或征收更高租金提供借口。无论是《八月法令》还是后来1791年8月6日关于农村的法令都没有提到终止租约这个具体问题——他们是佃户还是土地所有者？——因为1791年的法令只给了这些佃户终止租约的权利以及就已建造房屋索取赔偿的权利。国民议会忽视了广大佃农这一重要群体，而他们是乡村的核心，他们已经对教会改革感到愤怒。从此以后，他们陷入了与革命政府和当地领主的长期斗争中。[9]

立法者受困于他们对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承诺，他们对农民集体行动的力量感到不安，也对于法国很多地区的环境遭到破坏感到恐惧。这种不安在1791年9月末的两份重要立法中体现得很明显。首先，在9月28日，国民议会颁布了《农村法令》，试图平衡个人圈占草场和森林的权利和长久以来的集体权利（例如集体成员可以在公有土地或休耕地上放羊）。这个冲突后来被证明是无法解决的。[10]第二天，议会通过了备受期待的《森林法令》，它本质上重申了柯尔贝1669年关于国家控制森林的主要规定，此外还坚称个人完全有权自由处置个人所有的林地，“可以任意处置”，无论农民进入森林有怎样的传统权利。

不仅仅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和佃农在抗议这种不彻底的变革。奴隶们世世代代都在以系统性暴力为基础的种植园体系下用策略争取有利条件。他们的策略从消极怠工到欺骗，但是很少出现直接反抗。现在关于人权的讨论在奴隶制意识形态的高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1790年8月，圣多明各的奴隶开始烧毁种植园产业，焚毁甘蔗，破坏甘蔗捣浆机。他们试图攻占正在开会的殖民地议会所在的海地角，并在失败后撤入山林。1791年5月，国民议会对殖民地的暴力冲突做出了无力的回应，赋予父母双方都有自由身份并拥有必要财产的自由黑人以“积极”公民身份，但是回避了奴隶制问题：“国民议会认为，如果没有殖民地人民优先、自由、自发的愿望，讨论那些父母不是自由民的有色人种的身份问题时机永远都尚未成熟。”[11]

1791年8月，规模更大的奴隶起义在圣多明各殖民地北部平原爆发，起义者趁殖民地议会再度开会之机围攻海地角。他们没能攻占城市，撤退到山区，在那里建造了抵抗殖民军队的营地。很多奴隶都是参加过中非刚果内战的老兵，他们善于采用游击策略。起义充满血腥、拒不妥协，因为起义者深知失败就意味着死亡。到了1791年底，大约有400名白人殖民者死亡，而奴隶的死亡人数是这个数字的十倍不止。[12]

奴隶反叛使殖民地在法国的游说团拒绝任何妥协。仅在1791年11月，南特的商业团体就捐赠了12万里弗来帮助他们在圣多明各的商业伙伴，他们购买了步枪、手枪、弹药、军刀、饼干、梨子白兰地、荷兰啤酒和奶酪。运送这些物资的船还有着“繁华号”“圣人号”这样堂皇的名字。[13]这份补给只是杯水车薪。于1791年10月1日产生的法国立法议会受到奴隶起义的压力，在1792年4月将公民权扩展到所有“有自由身份的有色人种”，但是仍然没有触及奴隶制。

在法国以外，各国君主对于路易十六在瓦雷讷被捕后的安全表示担忧，并且担心革命的传播，而支持改革的人受到了法国的鼓舞。1791年，匈牙利卫兵伊什特万·鲍察尼写下了一首名为《法兰西的变革》的诗：

啊，你仍然戴着奴隶的项圈，

锁链将你拖向坟墓！

还有你！被奉为神明的国王，

尽管这土地要你祭上鲜血，

但你还在杀害不幸的臣民：看看巴黎吧！

让法国来揭示国王和被缚的奴隶们的命运吧。[14]

年轻的鹿特丹贵族海思贝特·卡雷尔·范·霍根多普在1791年总结说，在国际上，那些认为权力来源于“高贵出身、教会支持”的人和那些认为权力来源于“人民一致同意”的人正在斗争：“教会和国家”对阵“人民主权和民主”。[15]

在英国，埃德蒙·柏克等人和支持革命的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在1790年11月出版后的数月间卖出了17 500册。这本书很快被译成法语，同样很畅销。它遭到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人权辩护》（同样在1790年出版）和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的挑战，后者的销量超过了20万册。潘恩坚称“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任何事都可以去实现”。斗争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1791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的时候，支持“教会和国家”的暴徒洗劫了支持革命、反对柏克的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在伯明翰的家。1792年初，伦敦通讯社就有了1万名会员，大多数苏格兰城镇和城市都有一个人民之友会。在爱尔兰，爱尔兰人联合会受到鼓舞发起了扩大天主教徒选举权的运动。[16]

革命带来的挑战在各地社会的反应不尽相同，当地的局势决定了这挑战是被接纳、适应还是被拒绝。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三世的私人秘书艾哈迈德·埃芬迪1792年在日记中写道：“希望真主将法国的动乱像梅毒一样传播到帝国的敌人那里，让他们彼此之间陷入旷日持久的斗争中，这样一来帝国就能受益。阿门。”[17]

路易十六还有几分的诚意？这是争论双方必须面对的问题。从革命一开始，对于国王真实想法的疑虑和将他视作“恢复法国自由的人”的愿望便交织在一起。他在1791年6月失败的出逃尝试加深了疑虑，尽管满怀热心的人们认为他会忠实于在当年9月颁布的宪法。[18]观点出现了两极化。12月，鲁埃里侯爵夏尔-阿尔芒成立了布列塔尼协会，呼吁恢复绝对君主制和本省先前的权利。[19]与此相对，马赛的雅各宾俱乐部在1792年2月写信提醒路易十六“人民是最高主宰，你只是一个公仆”。[20]

1791年9月14日宪法公布，同一天国民议会投票接纳阿维尼翁及周边孔塔-弗内森地区并入新法国，结束了教皇对这一地区将近500年的统治。国民议会在1790年曾为了与教皇在教会改革上搞好关系，拒绝了阿维尼翁及其周边地区并入法国的请求。教皇在1791年4月否认改革的宣言消除了这一顾忌。在当地98个公社的投票中，只有19个反对并入法国。阿维尼翁内部的政治和宗教冲突因长期干旱的加剧，在10月16日爆发出来，一群妇女宣称一座圣母马利亚的雕像由于爱国者亵渎神像的行为而哭泣。一名重要的雅各宾派成员尼古拉·莱斯居耶被人们抓住并且被用椅子和铺路的石块打死，他的眼睛和面部遭到编织针和剪刀的戳刺。为了报复，由马修·茹尔当带领的爱国者们——他们因为宣称曾经在1789年砍下巴士底狱典狱长的头而被戏称为“断头者”——抓捕了嫌疑犯及其同党，用刀剑、铁棍和枪托杀了60人。遇害者的尸体被扔在著名的拉格拉西叶宫（La Glacière）塔楼的一个厕所里。11月，从巴黎来的特派员来到阿维尼翁，开始逮捕行凶者，这些尸体被发掘出来并且举行了公开的葬礼。但是凶手将会逍遥法外，立法议会在1792年3月表决赦免阿维尼翁人在1791年11月之前犯下的所有罪行。[21]

正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氛围下，新的立法议会于1791年10月在巴黎召开。它是在8月29日后的一周内选举产生的：全国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积极”公民参与，均值之下掩盖着一些极端情况，例如东比利牛斯省的比例是11%至12%，巴黎是14%，而阿尔萨斯和科西嘉则为50%。[22]立法议会由不曾担任国民议会代表的“新人”组成。在罗伯斯庇尔的呼吁下，立法议会遵循了国民议会通过的自我否定的法令，宪法的起草者不能成为执行者。立法议会的议员起初试图全面巩固革命和立宪君主制。根据投票，“斐扬派”在立法议会750名代表中有264至334人（35%至45%），“独立派”有275至345名代表（37%至46%），雅各宾派只有136人（18%）。雅各宾派当中有布里索、孔多塞和一些来自波尔多的出色演说家，例如皮埃尔·维尼奥和玛格里特-埃利·加代。[23]

尽管议会中那些想通过君主立宪制寻求稳定的人们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宪法依然是在雷鸣般的抗议声中公布的。欧洲各国的势力由于路易十六被禁足而敌视法国，同时路易十六的出逃又动摇了民众对他保持忠诚的决心。国内半数的教士——很多都是教区教士——已经因教会的动乱与国家离心离德。数百万农民受困于沉重的、悬而未决的领主捐税中。地方中心的工匠与劳动者们由于旧制度机构的废除和教会财产的出售而失去了工作和顾客的光顾。殖民帝国最富有的殖民地刚刚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内战。

在法国国内，对外部威胁的担忧已经上升到了民族主义层面，人们开始解读法国日益增长的外交孤立和国家不断衰落的原因。立法议会改革热情的核心是新的国家必须“改造”，恢复1763年之前免受各种外交羞辱的国际地位。[24]法国国内外敌视革命的人越来越多，这让议会代表们日益将关切集中在以科布伦茨为中心的反革命势力，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已经加入了另一个弟弟阿图瓦伯爵的行列，后者在1789年7月逃亡。国王军队的军官开始分化，超过6 000名贵族军官在1791年12月逃亡，超过所有军官的一半。[25]

布里索带领一群好战的雅各宾派动摇了日益焦虑的立法议会代表，他将革命的困境归咎于内部间谍与外敌相互勾结。代表们十分清楚1789年至1791年已经达到的成绩，深知欧洲各国君主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革命的传播。当法国国王试图在1791年6月逃跑时，其他国王认为需要对革命做出更加强硬的表态，战争的谣言使得想象中的反革命比实际上更加危险。

反革命威胁的真实存在创造了这种着魔般的心态，但非善即恶的思维定式早就存在。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国王是善良的，但是他的近臣是奸诈的”，这种观念延续到了1789年的大革命，人们本能地猛烈抨击玛丽·安托瓦内特，认为她使国王优柔寡断、腐化堕落。巴黎与外省之间很难迅速传达消息加剧了谣言的威力，使得新闻被拖延和夸大。现实中反革命活动的消息，以及边境地区对入侵和战争的恐惧都让旧制度密谋复辟的谣言愈演愈烈。

布里索的追随者煽动了立法议会。在一次关于流亡贵族的辩论中，维尼奥宣称“一堵阴谋之墙”已经在法国周围筑成。[26]对于革命者来说，阴谋背后充满着恶意的自私自利，阻碍了1789年《人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所承诺的普遍人权的实现。11月，雅各宾派成员克洛德·巴希尔警告议会，“我们被阴谋家包围，到处都在筹划着阴谋，你不断听到的对于个别事件的不满都与那个大阴谋有关，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人质疑”。这个“大阴谋”与欧洲各国君主、贵族和教皇有关。[27]

以布里索为首的雅各宾派取得了斐扬派的信任。1791年11月9日，立法议会通过一部影响广泛的法令，宣布流亡贵族如果不在新年前返回就会被视作罪犯：“他们将会被逮捕、处以死刑。”[28]三天后，国王动用否决权阻止了这条法令。一名来自普罗旺斯的代表马克西曼·伊斯纳尔坚称，解决南部教派分化的唯一手段就是流放未宣誓的教士。11月29日，议会决定停发未宣誓教士的年金并且停止他们举行圣礼的权利。12月19日，路易十六再次否决了该法令。

到了1792年初，焦虑、兴奋和恐惧席卷了议会，大多数代表都认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统治者会用赤裸裸侵略的方式干预革命。代表们受到巴黎的政治流亡者的鼓舞，这些人自发建立了54个连的志愿军，随时准备出发解放家乡。布里索派强调只有外部威胁平息时，革命才会安全。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花费太长时间，因为这些国家的平民会理所当然地欢迎他们自由的兄弟，尤其是在比利时。在新旧欧洲的武力冲突当中，浑水摸鱼的内部反革命敌人也将曝光。[29]

和古往今来盲目自大的领导者一样，布里索和同党将军事行动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简单手段。他们自欺的代价是高昂的。当布里索一伙人在1791年煽动战争时，罗伯斯庇尔坚信内部反革命者的存在，尤其是在宫廷里，这些反革命者将欢迎战争的到来，这会给他们提供一个肃清革命的机会。罗伯斯庇尔在12月18日呼吁雅各宾派，“只要敌人还存在，我们就要先战胜内部敌人，然后再向外国势力进军”。革命尚未成功，仓促准备的战争将会把国家置于军事统治的威胁下：在动荡的时代，“军事首领会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者，会让权力的天平倾向他们个人的党派。如果他们是恺撒或者是克伦威尔，他们就会自己掌握权力”。[30]布里索在12月29日做出了回应，他坚持新国家必须宣战，“为了它自身的荣誉、外部的安全、国内的和平，为了恢复财政和公众的信心，结束恐怖、背叛和无政府状态”。1792年1月2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的集会上否认了布里索拿美国独立战争做的类比，因为独立战争是殖民地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反抗英王军队的自卫战争。[31]与之相比，“没有人喜欢武装起来的宣传者：第一忠告就是不要逼他们成为敌人……《人权宣言》不是一道在同一时间照射所有人的光线”。[32]但是，无论是在议会内部还是外部，都很少有人听取罗伯斯庇尔的警告。

旧制度主宰下的欧洲不会允许法国安安静静地闹革命，法国内部持续不断的愤怒和经常性的暴力分裂加深了这种判断。在1791年和1792年之交的冬天，中央高原南部发生了一系列针对未宣誓教士和企图继续征收封建租税的前领主的袭击。欧里亚克的行政长官在1792年3月27日汇报说，“在各地，教士、先前的贵族、流亡贵族或其他被怀疑是他们同党的人都成了攻击目标和受害者”。[33]在加尔省，一伙多达1 500人的强盗洗劫了奥拜的大城堡；加拉尔古和奥加尔古的城堡被付之一炬。这就是著名的“城堡战争”的开端，数周内大量“贵族”的产业被焚毁。4月5日，500人攻占了勒维冈附近勒末索的城堡，将家具集中烧毁，连石质城墙都轰然倒塌。他们还砍伐了街边的栗子树、月桂树以及一个梨园。在行政长官开始平息民众的怒火之时，混乱已经持续了数周。[34]

1792年3月3日，巴黎西南部48千米外，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但同样令人烦恼的事。[35]埃唐普市市长雅克·西莫诺拥有一个有60名雇员的制革厂，同时也是当地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不顾工薪阶层存在普遍的食物短缺，他准备推行戒严令来保护食物自由市场，反对固定价格的请求。当地人和周围村庄的农民在市场抗议七小时之后，西莫诺要求当地骑兵军官让80名士兵武装待命。部队拒绝配枪，而且在西莫诺遭到射杀之后就马上逃离了。其他人在离开之前朝他的尸体开枪或践踏，嘴里还喊着“国家万岁！”。他不是唯一一个被市民杀害的市长，但是立法议会中的多数人还是决心加强法治和商业自由。为了纪念西莫诺维护法律的勇气，雅克-路易·大卫精心策划了一次法律节。

大卫还帮助组织了另外一个节日。雅各宾俱乐部一直以来都希望举行一次欢迎沙图维约团中被赦免士兵的接待会，他们此前被布耶侯爵集体惩罚，现在布耶侯爵成了逃亡贵族，并且试图跟随国王在1791年6月逃跑。士兵们在1792年4月9日被邀请到立法议会，大卫参与设计了雅各宾派给他们的欢迎仪式。但是他在完成纪念“网球场宣言”的作画委托时遇到了困难——当初素描草图画下的一些关键人物，例如巴伊，已经背叛了革命，这草稿怎么能拿来做参考？[36]

1791年宪法的支持者在立法议会最初的几个月里占据了多数，但是他们维持稳定的愿望深陷在内部动乱、不断加剧的国际威胁和对国王不信任的旋涡中。他们同样将战争视为灵丹妙药。占据统治地位的斐扬派三巨头——安托万·巴纳夫、阿德里安·迪波尔和亚历山大·德·拉梅特——希望有限的军事行动能够维护路易十六的地位，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他们保守修改宪法的计划。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拉法耶特侯爵由于国王出逃而陷入窘境，将军事行动视为增加个人声望的机会，成为一名成功的指挥官和宪政的柱石。权力式微而绝望的旧精英成员——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整个宫廷——出于最坏的理由也加入了战争的大合唱，希望大多数人丧命、失败和投降，这样一来就能重塑他们的个人权威。所有人都在玩一场危险游戏，鼓动人们参战正是布里索派想要的。[37]

在1790年3月22日的法令中，宣战和媾和的权力握在了国民议会而不是国王的手中，国民议会曾经宣称“法国不会发动侵略战争，也不会动用武力妨碍任何人民的自由”。战争必须以自由的名义进行，而不是违反自由。因此，在1792年4月20日，议会对奥地利宣战时坚称“这场战争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抗，而是自由的人民对一个非正义国王侵略的正当防御”。[38]普鲁士在6月13日追随其盟友奥地利向法国宣战。新的国家现在与东面两个最强的邻国开战了。

正如布里索派所预料的那样，战争会招致内部的反对，而且反对不会只是局部的和短暂的。《教士公民组织法》是革命时期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在随后的23年里都将影响着法国和欧洲的历史。战争的筹码比以往的王朝战争都要高：不仅堵上了革命本身的成败，而且1791年9月14日将阿维尼翁和孔塔-弗内森并入法国的决定也是孤注一掷，议会历史性地用人民自主原则取代了王朝的主权声明——这是一个清晰的原则，但它很快成为令人担忧的对象。谁来决定“人民”想要自主，以及用什么方式自主？[39]

战争浇灭了革命初期世界主义的热情，并且将革命的法国置于欧洲王权的对立面。战争立即使流亡在欧洲的反革命者燃起了希望，尤其是集中在科布伦茨周围的那些怀着怨愤的逃亡贵族小团体，他们都被指派了军事和宗教任务。前贵族军官加布里埃尔-伊西多尔·布隆丹·达阿邦库尔就是这类逃亡贵族中的一员。他厌倦了漂泊的流亡生活，当他听到战争来临时非常高兴，“当我们接到任务离开科布伦茨周围的营地时，每个人都喜形于色”。[40]布莱斯·德福纳斯·德拉布罗斯是四名逃亡贵族的兄长，他在1791年从卡尔卡松附近的边境逃入西班牙，并且决心不再返回，他在1792年用一首诗表达了保王党对革命者行为的仇恨：

人民，愿痛苦折磨和打垮你

不懂得感恩的平民，你已经辜负了上帝的善意

痛苦的日子已经来临

这是不虔诚的你们咎由自取。[41]

正当反革命者宣布发动一场恢复信仰的神圣征战时，在法国内部，战争使得未宣誓教士的处境变得难以忍受。1792年3月27日的一条法令规定，如果教士遭到12名公民告发，他就要离开法国，但这项法令又一次被国王否决。对于革命现在面临的困境，如果要寻找一个指责对象的话，未宣誓教士是最明显的目标。难道教皇本人不是正为在边境屠杀法国人的外国军队祈祷吗？4月29日，一名曾经为乌尔苏拉会女修道院念弥撒的前教士在里尔被杀害，此举是革命军队初战惨败于奥地利后撤退时的报复行为。在数月间，乌尔苏拉会被驱逐，修道院被关闭。虽然大多数人从边境逃到了奥属佛兰德斯，但有13名修女出于使命感选择留下，她们后来以通敌反革命的罪名被送上断头台。[42]国内外每一种观点分歧现在都会引发更严重的，甚至致死的后果。战争的爆发给了欧洲各国政府借口来打压那些曾经赞扬法国、批评统治者的人。1790年7月，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曾兴奋地对一群仰慕者写道：

还有什么是自由的高卢人不能做到的！

他们甚至将战争这头最恐怖的猛兽锁住了！[43]

当时这些人自发成立了一个雅各宾俱乐部，此时他们的组织被查封。法国国内也加强了对于敌人的打压。1792年7月14日，在南部城镇阿莱斯，军事失利的消息、最近的“城堡战争”、1790年6月尼姆骚乱的记忆以及教派仇恨结合在一起，使得攻占巴士底狱三周年庆典变成一幅恐怖的场景。巴黎市政当局和国民卫队无力阻止骚乱人群打开要塞监狱的大门。很快，谢瓦利耶·德·埃斯格里尼和盖拉尔夫人的人头就出现在游街的队伍中，前者刚刚从西班牙结束流亡，后者是雅勒反革命阵营一名积极组织者的妻子。[44]

战争进一步强化了人民革命的宣言，在议会呼吁“消极”公民自愿参战后，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诉求变得越来越迫切和难以拒绝。在他们当中，妇女要求获得积极参与战争事务的权利。一份来自关爱弱者协会的有300人签名的请愿书（其中包括积极分子波利娜·莱昂）在立法议会上得到宣读：

我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很有可能成为敌人的怒火的受害者。难道要禁止我们为他们复仇或者与他们并肩作战吗？……我们只不过希望被允许自卫。你们不能拒绝我们，社会不能否认我们的这项权利，这项权利是天生的，除非宣布《人权宣言》不适用于妇女。[45]

议会没有回应这个请愿，只赞扬了妇女的家国情怀。

杰出女性找到了其他成为爱国者的途径。让—马里·罗兰成为内政部长后，他的妻子玛丽-让娜·罗兰夫人为超过12名朋友和支持者举办每周两次的晚餐。有个人已经脱离他们的圈子成为危险的政敌，这就是罗伯斯庇尔。如今，他们组织起了布里索派主要人物的集会，包括埃蒂安·克拉维耶尔、热罗姆·佩蒂翁、让-巴普蒂斯特·卢韦、玛格里特-埃利·加代、阿尔芒·让索内和夏尔·让—马里·巴巴卢在内。重要的客人齐聚在华丽的餐桌旁，这一聚会从首都内其他团体的晚宴中脱颖而出。什么时候定期的晚宴成了小集团的集会？什么时候政治计划成了阴谋？对于激进报纸《杜歇老爹报》的编辑雅克-雷内·埃贝尔来说，“罗兰夫人已经将法国玩弄于股掌之中，就像过去蓬巴杜夫人和杜巴丽夫人那样”。[46]

战争最初的几个月法国损失惨重，革命军队处于一片混乱当中，导致大量军官叛变。指责和控诉紧随着失利的消息涌入巴黎，路易十六在1792年6月13日罢免了布里索派的“爱国”首相，一周之后这在巴黎引发了一场愤怒的游行。6月20日，从国王面前游行而过的标语中出现了“颤抖吧，暴君！我们是无套裤汉！”的口号，激进的爱国者使用了一个新术语，用来指那些不穿及膝套裤和上层阶级长袜的人。人群中有激进的妇女，她们不像上层妇女那样穿衬裙，成了著名的女无套裤汉。同样是在这个时候，“公民”和“女公民”成了表达爱国热情的标志。一名雅各宾派诗人将无套裤汉定义为“一无所有的狂热分子……自豪的勇士……不穿长袜和马裤的人”。这种强壮的身体形象与下流讽刺中的国王和王后形成了鲜明对比。革命新人的形象在政治和身体上都充满着阳刚之气，不像被讥讽的贵族那样在道德和身体上都腐化不堪。[47]

这是一个对政敌进行野蛮讽刺和恶意攻击的时代，这项自由是在1789年结束政治审查之后开启的。国王和王后成了最容易受到革命者攻击的目标。尤其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她因性生活放荡和危害政权的传言而遭受猛烈的攻击，她的哥哥利奥波德二世在1792年3月去世后，她的侄子弗朗茨二世又成了敌国奥地利的君主。[48]但并不只是革命者利用了这项新的自由。保王党作家将其运用到了极致，将布里索丑化成一个“大傻瓜”（Bis-sot）和“黑人的朋友”（le noir Brissot），嘲笑支持革命的德维莱特侯爵是同性恋，讽刺佩蒂翁为“驴的一个屁”（Pet-hion），将泰鲁瓦涅·德·梅里古描述成一个妓女，她的上百个情人每天只要支付100苏的“爱国捐献”。[49]右翼媒体公布了一份“爱国者”名单，扬言如果普鲁士人攻入巴黎就会杀光他们，并且配上了一幅雅各宾派尸体堆满塞纳河和无套裤汉鲜血染红街道的血腥图画。但是战争一旦爆发，言论自由的问题就与国家利益相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因为这些言论可能涉嫌反革命，甚至有关入侵和失利的言论都有可能被视为叛国。[50]

从1789年开始一直到1792年，已经38岁的路易十六一直在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上挣扎：绝对的权威和有限的世俗立宪君主制能调和到什么程度、难度有多大。他的宫廷人员和议会代表们的接触加剧了这种矛盾。1792年2月，一名愤愤不平的代表从宫廷回来后向议会报告说道，“我们在一间接待室受到了接见，在那里一名佩戴肩章、梳着金色发辫的人带着居高临下的态度和轻蔑的微笑嘲弄了我们”。[51]路易十六处于一种绝望的自我斗争之中，他接受的教育是要成为“最虔诚的国王和天主教的长子”，而革命决定将他变成人民的仆人。在1789年，国王的小礼拜堂有63名教士，在1790年6月之后，这里成了反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据点。即使是在路易十六1791年6月从瓦雷讷灰溜溜地回来之后，他的宫廷仍然采用夸张的悼念仪式来表达对革命的否定。自从1789年以来，宫廷有374天处于哀悼当中，这个频率是前些年年平均比例的三倍。尽管君主之间互相悼念对方的去世十分正常，但是路易十六在法国向奥地利宣战后，悼念敌人利奥波德二世（1792年3月1日去世）及其妻子玛丽亚·路易莎（1792年5月15日去世）的决定还是令议会深感震惊。[52]

此举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在1792年夏天，奥地利军队在东北部混乱的法国军队中杀出一条路。法军总司令拉法耶特犯下了大错，他将军队留在莫伯日，返回巴黎对抗和威胁雅各宾派，指责他们的激进主义使国家陷入分裂。然而他6月28日在立法议会的演讲起到了反作用，罗伯斯庇尔和其他人共同指责他擅离职守。一年前，托马斯·杰斐逊在评价拉法耶特的才能时说，他的弱点就是他“好大喜功”，现在他的自负使他自食其果。[53]

7月11日，议会被迫公开宣布“祖国在危急中”，呼吁大家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提供全面的支持：

你们怎么能够容忍外国军队像蝗虫一样肆虐乡村！他们掠夺我们的收成！他们用放火和谋杀蹂躏我们的故土！总之，他们将会用沾满你们最爱的人鲜血的锁链锁住你们。[54]

东部是首先遭到奥地利和普鲁士侵略的地区，动员令得到了迅速响应并且志愿参军人数经常远超预期：上索恩省在四天内募集了八个营；默尔特省原本要求2 500人，却有4 000人入伍；只有5 000人口的圣迪耶城，计划征召80人却来了181人。[55]

不断恶化的军事危机使得国王的地位岌岌可危。国王动用最高否决权来阻碍重要立法（停止未宣誓教士的年金、敦促逃亡贵族回国和敦促未宣誓教士离开、占有逃亡贵族财产和征召志愿兵到巴黎），让人觉得他是站在他的内侄即奥地利皇帝这一边的。1792年4月以来的军事失利难道不能证明这一点吗？同样，事后想想他试图在1791年6月出逃，难道不是出于这个理由吗？阴谋的证据在武装反革命的行动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在南部省份阿尔代什，前两次在雅勒高原的集会上，天主教徒将愤怒指向拥有平等公民权的新教徒，并且试图在尼姆、于泽和其他地方进行血腥报复。1792年7月的第三次集会公开反对革命。这次集会被当地国民卫队迅速驱散：领导者赛朗伯爵7月12日在莱旺被一群复仇的群众斩首，其他数百名成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是被杀就是被囚禁。[56]

8月初，巴黎人收到了一份由普鲁士军队总司令布伦瑞克公爵签署的宣言。宣言威胁如果路易十六和他的家人受到伤害，所有巴黎人都将遭到报复：“我们将让这次复仇被永远铭记，永为警醒，对巴黎城进行军事制裁，进行全面破坏，对那些犯有谋杀罪的反叛者，我们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57]外国统治者和流亡贵族阵营曾在1791年在帕多瓦（7月5日）和普利尼茨（8月27日）发表过威胁性的宣言，但是布伦瑞克宣言与之前不同。面向大众的海报上画着这份宣言被当作厕纸，以此来取笑它，但是爱国者们知道这并不是笑谈。这一次巴黎人民被单独挑出来作为惩罚的对象，并且宣言是在普鲁士军队在法国国土上进军时写的。[58]

这份威胁让民众更加深信路易十六与军队遭受的失利有关。作为回应，巴黎的48个区中有47个区投票支持成立巴黎公社，并组织了一支2万人的无套裤汉军队，这些人都是从最近完成民主化的、相邻地区的国民卫队中选拔的，准备推翻王权。尽管立法议会中的大多数代表犹豫不决，但这个举动最终得到了科德利埃派和大多数雅各宾派成员的支持。罗伯斯庇尔此前很有先见之明，批评布里索派进行战争的决定强化了激进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之间的联盟，不过他和其他雅各宾派成员到了无套裤汉起义发生时也不得不投身其中。[59]正在开赴前线途中的来自马赛和布雷斯特的志愿军［也称为“联盟军”（fédérés）］也转而加入无套裤汉，他们在8月10日经过激烈战斗后攻占了杜伊勒里宫。（图16）参与战斗的妇女有泰鲁瓦涅·德·梅里古和支持女性佩带武器的波利娜·莱昂。路易十六逃到邻近的立法议会寻求庇护，而王宫的主要保卫者600名瑞士卫兵在战斗中和随后的血腥报复中被杀害。[60]

1792年夏季的危机使那些将1791年宪法视作革命完结的人的希望化为泡影。与欧洲国家的开战以及随后的军事失利都使路易十六的地位难以维持。如果国王之前愿意接受政府给他安排的虚职或者果断一些，还有可能挽救他的王位。但他的垮台还与掌控着天主教会、武装力量和行政机构的贵族精英拒不妥协的态度有关。路易十六的罪名是时局扣给他的。

通过推翻王权，这场群众运动实际上向整个欧洲发出了最终挑战。在国内，宣战和推翻王权已经使革命走向激进。1792年夏季的军事失利再一次将忠诚这一最根本的问题摆在了教士面前。很多人接受了作为公民教士的新角色，他们的任务是强化村民们的信心。而未宣誓教士的地位现在难以维系。立法议会在8月23日要求所有未宣誓教士在7天内离开王国，“因为由未宣誓教士引发的动乱是将祖国置于危险境地的诸多原因之一”。[61]

斗争波及了在法外国人，1792年8月26日的法令授予18名外国人公民身份，以此来表达革命的普世愿望——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它发生在国王被囚禁、拉法耶特逃往奥地利[62]、普鲁士人入侵并占领了默尔特-摩泽尔省东北部的隆维要塞的时候。这些外国人包括了美国独立战争和合众国的英雄（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潘恩），英国和欧洲的进步者（威廉·威伯福斯、杰里米·边沁、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波兰人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普鲁士人阿纳沙西斯·克鲁茨）；一名德意志教育家和一名瑞士教育家，分别是约阿希姆·康培和约翰·裴斯泰洛齐：“这些人通过他们的作品和勇气为自由事业与人民解放做出了贡献，由于他们的智慧和勇气，这个已经自由的国家不会再将他们视为外国人。”[63]那些被怀疑不友好的人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视。护照在革命初年以自由迁移的名义被废除。在1791年6月国王企图出逃后，边境在一片恐慌之下第一次被关闭。1792年4月战争爆发，随后的法令授予各级政府可以根据政治立场拒绝签发护照的权限，这在护照和跨境迁移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

立法议会最终满足了农村一直争取的反封建诉求。1789年之后全国爆发了上千次激烈抗议。议会在1792年8月25日通过了一项终结封建制度的议案，收成税无条件废除，除非能够证明收成税出自合法有效的出让土地的契约。[64]但是几天后平息西部冲突的尝试失败了。8月27日的一条法令让所有布列塔尼人都不满意。法令将佃农变成事实上的土地所有者，但是要求他们以原本年租金的20倍的价格赎买。他们拒绝了这一法令。[65]

9月2日，距离首都225千米的凡尔登要塞准备向布伦瑞克军队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公爵的威胁性宣言在巴黎余音未绝，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民众的恐慌和愤怒。志愿军认定监狱里的反革命者（无论是贵族、教士还是普通罪犯）准备越狱，并在志愿军开赴前线后欢迎入侵者，因而匆忙召开人民法庭判处2 700名囚犯中的1 200人死刑，其中有240名教士。他们被立即行刑，主要是用刀刺死。[66]那些罪犯的“审判者”认为这是必须的，他们的行为是正义的。一名年轻的志愿兵在9月2日的家信中写道：“这次处决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没必要走那么多程序，（正如他们所说）你杀死恶魔总比恶魔先杀了你强。”另一位志愿兵从一具尸体的衣物上偷了一方手帕，他也因为这种“不道德行为”而被处死。[67]

雷斯蒂夫·德·拉布列多纳目睹了屠杀，他试图说服自己这些“食人族”不是他挚爱的城市的居民。他艰难地描述了朗巴勒亲王夫人的死，她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密友，人们指责两人有同性恋关系：

我看见一名面色苍白、衣衫凌乱的女性被一名店员挟持着。他们朝着她大喊：“大声说：国家万岁！”她说：“不！不！”他们让她爬到尸体堆上……再次让她喊“国家万岁”，她轻蔑地拒绝了。随后一名凶手抓住了她，扒下了她的衣服，刺穿了她的腹部。她倒下后，其他人结束了她的生命。这种恐惧超乎我的想象。我试图逃离，双腿却僵住。我昏倒在地。

事后回想起来，雷斯蒂夫很直接地写下了“这次屠杀的真正动机”；不仅仅是志愿军“不愿留下他们的妻儿与强盗一起待在后方……他们只要一件事：清除未宣誓教士。有些人甚至想消灭他们所有人”。[68]

另一位屠杀的目击者是18岁的埃德蒙·热罗，这个来自波尔多的富有造船主和商人的儿子正在巴黎求学。他写信给家里说，9月2日巴黎市政府宣布凡尔登即将沦陷，“敌人已经兵临巴黎城下”引发了志愿军这种冲动的行为：

这个消息预示着一场杀光所有监狱犯人的可怕的大屠杀……随处可见未经掩埋的、残缺不全的尸体……到处都是最恐怖的死亡和屠杀的景象。

同时，埃德蒙对于监狱有阴谋的传言深信不疑，“这些盗贼、杀手、在8月10日后被关押的瑞士雇佣兵、臭名昭著的阴谋家和心怀不轨的教士，他们的计划是在普鲁士人到来时，打开首都内所有的监狱，武装所有盗匪，劫掠和屠杀所有城中的居民”。[69]同样，雅各宾派的支持者、中产阶级罗萨莉·朱利安在9月2日从巴黎寄给丈夫的信中说，“这些最邪恶的阴谋”使得杀戮是必要的：

人民正在对三年以来懦弱的背叛行为进行复仇。所有的巴黎人都充满了好战的狂热。人头落地、屠杀教士……都是势在必行的暴力之举。普鲁士人和各国国王将会变本加厉……我们英勇的志愿军怀着怒火离开巴黎！他们不是英勇献身就是得胜凯旋。[70]

屠杀并不局限于巴黎。数周内32个省发生了75次相互独立的事件。在每一次事件当中，尽管恐慌产生的愤怒是主要因素，导火索却是人们得到复仇和伸张正义的机会去处置那些被指预谋屠杀的人。屠杀蔓延到了凡尔赛，一群人在9月9日袭击了从奥尔良押往巴黎的50名戴着镣铐的保王党犯人。44人被斩首后，头被插在王宫大门的铁栏上。[71]仅在奥尔良一地，在9月16日，一群人杀了一名谷物商人，因他说了句：“如果你们对价格不满意，去吃草吧！”他的头颅被游街示众，商人们的房屋被洗劫，他们的家具在殉道士广场上被焚烧，最后商人们同意将9磅面包的价格从24苏降到20苏。[72]在第二大城市里昂，制造商、物流商和大量纺织工人在政治俱乐部内公开对抗、言辞激烈，而似乎是来自巴黎的消息引发了屠杀。在9月9日，一群男女照例在周日喝得大醉，他们在返程途中突然闯进了一所监狱，用斧子和撬棍杀了8名可疑的流亡贵族军官和3名顽固派教士。[73]

另一位对屠杀深感震惊的人是尼古拉-约瑟夫·格兰，他在成为东北部埃纳省瓦当库尔市议会的秘书之前曾经做过石匠、装订工匠和土地测量员。1792年8月，他作为选民之一去苏瓦松参加本省国民公会代表的选举。当他在9月初抵达时，整座城市被奥地利军队即将来临的恐慌笼罩。大约有2.5万名士兵和志愿兵在城外扎营，他们的人数随着来自各地的新兵报到而不断增加。有传言称这些新兵中有个人正在拉拢志愿军投敌。士兵们将他拖到大街上游行示众，一边喊着“祖国万岁！叛徒去死！”一边用刺刀捅他。他被带到市政厅，市议员也无法让志愿军释放他。奄奄一息之时，这个人被迫跪下，向国家请求宽恕，最后被砍头。他的头被用刺刀尖挑着送到了市议会，格兰回忆道：“我完全吓蒙了，因为没有比这更恐怖的场景了。我的手指在颤抖。这个场景如影子一般跟着我，令我无法忘记。”这个士兵的尸体被砍成数段游街示众。[74]

革命从来没有像这样血流成河，但是主要的革命者尤其是丹东和马拉仍为屠杀开脱：此后他们的政敌便嘲讽他们是“九月党人”。对于那些敌视革命的人来说——无论是当时还是自此以后——不断增加的暴力惩罚是革命本身的不包容和群众在1789年就已经显现出来的杀戮欲望的结果。[75]但事实上，反革命的真实威胁，加上人们情感中的恐慌、愤怒、自尊与恐惧交织，使得人们认为敌人无处不在。战争的爆发将政治斗争转化成了生死斗争。到了1792年夏天，革命胜利的价码变得如此高昂，以至于敌对双方要将对方彻底清洗才能确保革命被守护或是被颠覆。

自1791年中期以来，恐惧主宰了法国：恐惧来源于未知，来自明面上和暗地里的敌人，来自经济上的不稳定和困境，来自地位和权力的失落。那些被认为公开阻扰革命承诺的人，不时被迫感受恐怖和羞辱。9月的屠杀展示了愤怒的群众惩罚他们想象中的敌人的欲望，他们采取的是有辱人格而残酷的方式。如果敌人从前是朋友后来背叛了人民，惩罚就会包括长时间的、仪式化的羞辱，正如尼古拉-约瑟夫·格兰在苏瓦松所看到的那样。

到了1792年秋，大革命已经转变成一场激进的二次革命。它现在是武装的、平民的革命，并且推翻了国王。但与1789年截然不同的是，此前那些年月改造国家的兴奋感和坚定的信念已经淡去，取而代之的是9月的恐怖，和笼罩着这个没有国王的国家的急迫军情。

[1] This is the argument of Michael P. Fitzsimmons, The Remaking of France: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1791,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against the following: the Marxist critique of Albert Soboul, Comprendre la Révolution: problèmes polit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789–1797), Paris: F. Maspero, 1981, translated by April A. Knutson as Understa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8; and the accusation of Terror incipient in majority rule by Fran.ois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Elborg Forster, Cambridge and Par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1, pp. 52–54.

[2] Rila Mukherjee, ‘Creating a New Century? Truth, Liberty, Nightmare and Corrective Discipline in the Bernstein Collection’, The Michael Bernstein Collection and Studi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kyo: Senshu University, 2008, pp. 1–10.

[3] R. B. Rose, ‘Jacquerie at Davenescourt in 1791’, in Tribunes and Amazons: Men and Women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1789–1871, Sydney: Macleay Press, 1998, ch. 2, and Gracchus Babeu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chs 5–7.

[4] P. M. Jones,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1774–17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37.

[5] On Robespierre, see the special issue of AHRF, no. 371 (2013); Michel Biard and Philippe Bourdin (eds), Robespierre: portraits croisés, Paris: Armand Colin, 2012; and the two most recent, and contrasting, biographies in English and French, by McPhee and Leuwers: Peter McPhee, Robespierre: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and Hervé Leuwers, Robespierre, Paris: Fayard, 2014.

[6]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translated by G. D. H. Cole,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1913, especially pp. 19, 22–23, 30–31, 44–45; Marisa Linton, Choosing Terror: Virtue, Friendship,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s 3–4; McPhee, Robespierre, ch. 7.

[7] Jacques-Pierre Brissot and étienne Clavière, Nouveau Voyage dans les états- Unis de l’Amérique septentrionale, 3 vols, Paris: Buisson, 1791.

[8] Noelle L. Plack, Common Land, Win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Rural Society and Economy in Southern France, c. 1789–1820, Farnham, Surrey,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9, ch. 2; Peter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 Peasant,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1780–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ch. 5.

[9] Alain Le Bloas, ‘La Question du domaine congéable’, AHRF, 331 (2003), pp. 1–27; Cahiers de doléances des sénéchaussées de Quimper et de Concarneau pour les états- Généraux de 1789, Rennes: Imprimerie Oberthur, 1927, p. 37; Léon Dubreuil, Les Vicissitudes du domaine congéable en Basse- Bretagne à l’époque de la Révolution, 2 vols, Rennes: Imprimerie Oberthur, 1915, vol. 1, pp. 22–26.

[10] Fran.oise Fortunet, ‘Le Code rural ou l’impossible codi.cation’, AHRF, 247 (1982), pp. 95–112.

[11] MU, no. 136, 16 May 1791, vol. 8, p. 404; Robert Forster, ‘Who is a Citizen? The Boundaries of “La Patrie”: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of Color, 1789–91’, French Politics & Society, 7 (1989), pp. 50–64; Bernard Gainot and Marcel Dorigny (eds),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 1788–1799.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bolition de l’esclavage, Paris: éditions UNESCO/EDICEF, 1998.

[12] Laurent Dubois, Avengers of the New World: The 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Laurent Dubois,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in Gad Heuman and Trevor Burnard (eds),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Slavery,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267–80; Jeremy D. Popkin, You Are All Free: The Haitian Revolution and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s 3–4; David Patrick Geggus, Haitian Revolutionary Studie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s 4–5. The numbers are very dif.cult even to estimate: see Jeremy D. Popki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2, ch. 2.

[13] AD Loire-Atlantique, L 1630.

[14] Armitage and Subrahmanyam (eds),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p. xxiii.

[15] R. R. Palmer,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1964, vol. 1, p. 2.

[16] Michael Rapport, ‘The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p. 384.

[17] Ian Coller, ‘Egyp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Suzanne Desan, Lynn Hunt and William Max Nelson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0–22; Bernard Lewis,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p. 52.

[18] Barry M. Shapiro, ‘“The Case against the King”, 1789–1793’, in McPhee (ed.), Companion, ch. 7.

[19] Hervé le Bévillon, Comment la Bretagne est devenue fran.aise. Des origines à 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Fouesnant: Yoran Embanner, 2010, pp. 124–31, 163–200.

[20] Michael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 of Marseilles, 1790–1794,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80.

[21] René Moulinas, Les Massacres de la Glacière: enquête sur un crime impuni, Avignon 16–17 octobre 1791, Aix-en-Provence: édisud, 2003, and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vignon, Avignon: Aubanel, 1986.

[22] Melvin Edelste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Birth of Electoral Democracy, Farnham, Surrey,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4.

[23] C. J. Mitchell, The French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1791, Leiden: E. J. Brill, 1988; Michel Biard and Pascal Dupuy,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Dynamique et ruptures, 1787–1804, 2nd ed., Paris: Armand Colin, 2008, pp. 81–82.

[24] Jeremy Whiteman, Reform, Revolution and French Global Policy, 1787–1791, Aldershot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2; Thomas E. Kaiser, ‘A Tale of Two Narratives: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 1787–93’, in McPhee (ed.), Companion, ch. 10.

[25] Samuel F. Scott, 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Rol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ne Army, 1787–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09–10.

[26] The depth of conspiratorial belief at this point is explored superbly by Timothy Tackett, The Coming of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and Linton, Choosing Terror, ch. 4.

[27] Colin Luca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nunciat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JMH, 68 (1996), p. 770.

[28] MU, no. 313, 9 November 1791, vol. 10, p. 325.

[29] Patricia Chastain Howe,Foreign Polic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harles-Fran.ois Dumouriez, Pierre LeBrun, and the Belgian Plan, 1789–1793,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30] Maximilien Robespierre, Oeuvres de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1 vols, Paris: SéR, 1912–2007, vol. VIII, pp. 47–64. Note the comments of Alan Forrest, ‘Robespierre, the War and its Organisation’, in Colin Haydon and William Doyle (eds), Robespierr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8–30; Maxime Rosso, ‘Les Réminiscences spartiates dans les discours et la politique de Robespierre de 1789 à Thermidor’, AHRF, 349 (2007), pp. 51–77. For the debat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see Georges Michon,Robespierre et la guerre révolutionnaire, 1791–1792, Paris: M. Rivière, 1937; Michael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Middle Ye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9;Marc Belissa, ‘War and Diplomacy (1792–1795)’, in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 24; Frank Attar, Aux Armes citoyens! Naissance et fonctions du bellicism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0.

[31] Robespierre, Oeuvres, vol. VIII, pp. 74–93.

[32] Robespierre, Oeuvres, vol. VIII, pp. 178–80.

[33] Anatol. Ado, Paysans en Révolution. Terre, pouvoir et jacquerie, 1789–1794, Paris: SéR, 1996, pp. 292–302.

[34] Fran.ois Rouvière,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dans le département du Gard, 4 vols, N.mes: Librairie Ancienne A. Catélan, 1887–89, vol. 2, ch. 4.

[35] On the Simonneau killing and its wider context, see Sukla Sanyal, ‘The 1792 Food Riot at étamp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Studies in History, 18 (2002), pp. 23–50; R. B. Rose, ‘The“Red Scare” of the 1790s and the “Agrarian Law”’, in Tribunes and Amazons, ch. 6; David Hunt, ‘The People and Pierre Dolivier: Popular Uprisings in the Seine-et-Oise Department, 1791–1792,’ FHS, 11 (1979), pp. 184–214; Maurice Dommanget, 1793: les Enragés contre la vie chère-les curés rouges, Jacques Roux-Pierre Dolivier, Paris: Spartacus, 1976; Anon., étampes en Révolution, 1789–1799, Le Mée- sur-Seine: éditions Amatteis, 1989, ch. 5.

[36] Robespierre, Oeuvres, vol. VIII, pp. 250–53; Warren Roberts, Jacques- Louis David and Jean Louis Prieur, Revolutionary Artists: The Public, the Populace, and Imag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pp. 139–44.

[37] Francisco Dendena, ‘A New Look at Feuillantism: The Triumvirate and the Movement for War in 1791’, FH, 26 (2012), pp. 6–33.

[38] Procès- Verbal (Assemblée législative), vol. 7, p. 355; MU, no. 143, 23 May 1790, vol. 4, p. 432.

[39] Edward James Kolla,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Union of Avign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Law and History Review, (31) 2013, pp. 717–47.

[40] Gabriel-Isidore Blondin d’Abancourt, Onze ans d’émigration. Mémoires . . . publiés par son petit- neveu Blondin de Saint- Hilaire . . . et suivis d’un historique de la Compagnie des Cent Suisses depuis Charles VIII, Paris: Alphonse Picard et .ls, 1897, p. 12.

[41] AD Aude, Antoine de Fournas de la Brosse, ‘Une Famille fran.aise sous la Révolution, l’Empire et la Restauration’ (n.p., n.d. [1979]); and ‘Correspondance de Blaise de Fournas de la Brosse’, vol. 1, ‘1761–1809’.

[42] Elizabeth Rapley, ‘“Pieuses Contre-Révolutionnair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Ursulines of Northern France, 1789–1792’, FH, 2 (1988), pp. 453–73.

[43] Jacques Godechot, France and the Atlantic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70–1799, translated by Herbert H. Rowe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p. 131.

[44] Rouvière, Révolution fran.aise dans le Gard, vol. 2, pp. 359–65, 488–99.

[45] Elisabeth Roudinesco, Madness and Revolution: 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Théroigne de Méricourt, translated by Martin Tho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p. 95; Dominique Godineau, The Women of Paris and their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Katherine Streip,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46] Sian Reynolds, Marriage and Revolution: Monsieur and Madame Ro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23–29.

[47] R. B. Rose, The Making of the ‘sans- culottes’: Democratic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Paris, 1789–92,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06; Antoine de Baecque, The Body Politic: Corporeal Metaphor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00, translated by Charlotte Mandel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Raymonde Monnier, Le Faubourg Saint- Antoine (1789–1815), Paris: SéR, 1981, ch. 5; Michael Sonenscher, Sans- Culottes: An Eighteenth- Century Emblem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A long-standing debate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sans- culottes is well summarized by David Andress, ‘Politics and Insurrection: The sans- culottes, the “Popular Movement” and the People of Paris’, in Andress (ed.), Oxford Handbook, ch. 23.

[48] The origins of the vituperative attacks on Marie- Antoinette are studied by Lynn Hunt,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Chantal Thomas, The Wicked Queen: The Origins of the Myth of Marie-Antoinette, translated by Julie Ros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and Thomas E. Kaiser, ‘Who’s Afraid of Marie-Antoinette? Diplomacy, Austrophobia and the Queen’, FH, 14 (2000), pp. 241–71.

[49] William J. Murray, The Right-Wing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2, London: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86, chs 11–12; Emmet Kennedy,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s 5, 9–10; Laura Mason, Sing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opular Culture and Politics, 1787–179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50] Charles Walton, Policing Public Opin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Culture of Calumn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 Speech,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51] Ambrogio A. Caiani, Louis XVI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13, 119.

[52] Caiani, Louis XVI, pp. 217–18 and ch. 7.

[53]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30 January 1787, in Julian P. Boyd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vol. 11, p. 95.

[54] MU, 12 July 1792, vol. 13, p. 108.

[55] Jean-Paul Rothiot, ‘Armée et nation dans la France de l’Est’, in Annie Crépin, Jean-Pierre Jessenne and Hervé Leuwers (eds), Civils, citoyens- soldats et militaires dans L’état- nation (1789–1815). Actes du colloque d’Arras (7–8 novembre 2003), Paris: SéR, 2006, pp. 31–44.

[56] Stephen Clay, ‘Camps de Jalès’, in Jean-Clément Martin (ed.), Dictionnaire de la contrerévolution, XVIIIe–XXe siècle, Paris: Perrin, 2011, pp. 319–21.

[57] MU, no. 216, 3 August 1792, vol. 13, pp. 305–06.

[58] Elizabeth Cross, ‘The Myth of the Foreign Enemy? The Brunswick Manifesto and the Radicalis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H, 25 (2011), p. 197. Cross minimizes the actuality of the threat.

[59] Leigh Whaley, ‘Political Factions and the Second Revolution: The Insurrection of 10 August 1792’, FH, 7 (1993), pp. 205–24; Tackett, Coming of the Terror, ch. 7.

[60] 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ch. 7.

[61] MU, no. 241, 23 August 1792, vol. 13, p. 540.

[62] 事发1792年8月，拉法耶特在得知丹东下令逮捕自己之后，逃往奥属尼德兰。他本意是想前往美国，但遭到反法联盟势力逮捕并监禁。

[63] 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 no. 241, 23 August 1792, vol. 13, pp. 540–41; Suzanne Desan, ‘Foreigners, Cosmopolitanism, and French Revolutionary Universalism’, in Hunt and Nelson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ch. 6.

[64] John Markoff, 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 Peasants, Lords, and Legislator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26, 497–98, ch. 8; P. M. Jones, 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70–74; Ado, Paysans en Révolution, ch. 2.

[65] Dubreuil, Vicissitudes du domaine congéable, vol. 1, pp. 22–26, 32–33.

[66] AN D XLII 5: a list in November 1792 detailed the deaths of 1,079 prisoners of a total 2,616. The standard work on the killings is Pierre Caron, Les Massacres de septembre, Paris: Maison du Livre Fran.ais, 1935; an excellent overview is David Andress, The Terror: Civil Wa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Little, Brown, 2005, ch. 4.

[67] Colin Lucas, ‘The Crowd and Politics between Ancien Régime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JMH, 60 (1988), p. 438; M. J. Sydenham,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6, p. 122.

[68] Nicolas Restif de la Bretonne, Les Nuits de Paris, part XVI, Paris: Hachette, 1960. Restif ’s description may be based on hearsay rather than observation.

[69] [Edmond Géraud], Journal d’un étudiant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89–1793, Paris: Plon, 1910, pp. 290–95.

[70] Rosalie Jullien and Edouard Lockroy, Journal d’une bourgeois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91–1793, Paris: Calmann Levy, 1881, pp. 287–94. The Julliens’ story is well told by Lindsay A. H. Parker, Writing the Revolution: A French Woman’s History in Letter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71] D. Lottin,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ville d’Orléans, 8 vols, Orléans: Imprimerie Alexandre Jacob, 1836–45, vol. 3, pp. 360–406.

[72] AD Loiret 2J 1983; Georges Lefebvre, études orléanaises, 2 vols, Paris: Commission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volution, 1962, vol. 2, pp. 62–67.

[73] W. D. Edmonds, Jacobinism and the Revolt of Lyon, 1789–17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3–30.

[74] AD Aisne, ‘Mémoires de Nicolas- Joseph Grain’, pp. 156–57; La Révolution vue de l’Aisne, en 200 documents, Laon: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isne, 1990, pp. 153–54.

[75]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 637; Norman Hampson, Prelude to Terror: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and the Failure of Consensus, 1789–1791, Oxford and New York: Blackwell, 1988; Fran.ois Furet,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70–1814, translated by Antonia Nevill, Oxford: Blackwell, 1992. Jonathan I.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The Rights of Man to Robespier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71–73, sides with the Brissotins in their claim that Robespierre, Marat and their allies organized the massacres, even though he notes the lack of evidence.

第九章

处在十字路口的共和派，1792—1793年

屠杀的恐怖笼罩了1792年9月初的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选举。这一次，所有在公社居住满一年、依靠财产收入或工作来生活、达到21岁的男性都拥有投票权，只有家仆被排除在外。成为一名代表的最低年龄是25岁。不过国民公会仍然采取间接选举和复杂的程序，一小部分被选中的候选人来做最终决定，一个决定可能花费数天。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忙碌的秋收、紧张的战事、反对教会改革和推翻王权使少于12%的人参与了选举。

749名代表在9月20日齐聚巴黎参加国民公会的开幕式时，革命军队在首都东部190千米外的瓦尔密取得了第一次胜利。由志愿兵组成的军队在科勒曼和迪穆里埃将军的领导下击败了布伦瑞克公爵率领的刚刚从隆威和凡尔登获胜的5万奥地利-普鲁士联军。尽管入侵者只是撤退而不是溃退，但胜利的消息在9月22日传到巴黎时仍然令人震惊，恰好与宣布共和国成立赶在了同一天。革命军队能够捍卫革命吗？

身在普鲁士军队中的歌德先前是一名革命的仰慕者，但是他现在与他的赞助人萨克森-魏玛的卡尔·奥古斯特大公一起出现在瓦尔密。这位诗人写道：“从此时此地开始，世界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1]这个崭新篇章的一个体现是在瓦尔密战役中为法国助战的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他是西班牙帝国委内瑞拉省的一名将军，来巴黎为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利益而游说。[2]国民公会意识到他们此时正处于一场拥有国际意义的抗争当中，两位外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和普鲁士人阿纳沙西斯·克鲁茨——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便是明证。英国人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在两个省当选，但是他拒绝接受。8月26日还有三名外国人成为法国荣誉公民。

瓦尔密大捷极大地增强了革命信心。摆在代表们面前的主要难题是军事危机，除此以外他们还要决定路易十六的命运并且在1791年宪法失效的情况下制定新宪法。代表们既是民主派也是共和派：他们在9月21日集会那天废除了王权统治，并且宣布法国从此以后是共和国。在国内大部分地区，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消息，它缓解了国家目前军事不利的处境。在布列塔尼的港口布雷斯特，船尾的甲板上都挂起了巨大的自由帽，还有一些人将木制的自由帽升到桅杆上。像1790年7月14日种植自由树那样，这一次人们也用这种方式庆祝共和国的成立：在首都以南960千米外科比埃尔东部利穆一个名叫维拉尔德贝尔的小村庄里，宣誓效忠于宪法的教士马尔库在教堂对面种植了一棵自由树，以此来庆祝这件大事。[3]这或许是唯一保留下来的1792年栽下的自由树。（图17）

1792年末，“全民皆兵”的法国又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法军于11月6日在靠近蒙斯的热马普战胜了奥地利军队，打开了通往奥属尼德兰（今天的比利时）的通道，并且占据了莱茵兰。法军在孟德斯鸠将军的率领下于1792年9月末进入尚贝里，他向萨伏伊的人民宣布和平和自由：“你们在革命的第四年获得自由，这也是你们获得平等的元年。”他们受到了普通大众的热烈欢迎，一整套革命法律在新加入法国的蒙勃朗省[4]实行。与其他地方一样，最具争议的改革是教会改革，大多数教士逃亡。[5]法军的军事胜利已经越过了国境，现在的问题是法国的“自然”边界在哪里。布里索和丹东坚称法国的自然边界不局限于莱茵河以东，并且开始呼吁把“姊妹共和国”一路建到莫斯科。响应这一倡议的大有人在。萨伏伊、美因茨和尼斯的民众支持并入法国，国民公会宣称这是一种自决行为，但是在莱茵兰大部分地区的人民拒绝并入又该如何解释呢？[6]

人们在种植自由树的同时还唱起了新的歌曲，其中就包括军官鲁日·德·李尔的《莱茵军战歌》。这首歌传到南方，得到了蒙彼利埃和马赛的共和派爱国者们的认可，马赛的士兵将这首歌——现在著名的《马赛曲》——在8月带到了首都。《巴黎革命报》在9月末写道：

人民的精神极度振奋……人们一直注视着他们，必须要听到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合唱《马赛曲》这首战歌，歌唱者们在杜伊勒里宫花园的自由雕像前教人们唱歌，每天都有不同的成就感。

前进，祖国儿女，快奋起，

光荣的一天等着你！

你看暴君正在对着我们

举起染满鲜血的旗，

听见没有？凶残的士兵

咆哮在我们的国土上，

他们冲到你的身边

想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

武装起来，公民们，把队伍组织好，

前进，前进，

用肮脏的血来浇灌我们的田垄！[7]

10月21日，法国东部梅斯市的犹太人与他们的非犹太邻居一道加入了庆祝革命军最近在蒂永维尔战胜奥地利和法国保王党军队的队伍中，他们唱起了希伯来语版的《马赛曲》，运用《圣经》中的意象来比喻大革命给犹太人带来的解放：

雅各的子孙们[8]！你们已经遭受了大量的苦难。

你们的挫折不是你们的过错

法兰西土地，愿你幸福！愿你幸福！

来毁灭你的敌人都化为了尘土。[9]

士兵们特别乐于给行军歌曲加入夸张和幽默的元素。最有名的一首歌最初是一个名叫舍尼·德·苏谢的贵族所作，他用这首歌来嘲弄欧塞尔市一名热情而贫穷的雅各宾派，他的名字是纪尧姆·鲁塞尔，因为是家中幼子而绰号“加代”（Cadet）。士兵们在行军中幽默地唱起这首十四小节的歌。开头一句以戏谑加代的贫穷为乐，这或许也是他们自己的写照：

加代·鲁塞尔有三间房，

没有椽柱也没有房梁。

房子是燕子的居所，

你们怎么评价加代·鲁塞尔？

啊！啊！啊！是的，真的，

加代·鲁塞尔是一个好小伙！

这首歌在1793年激发了巴黎戏剧演出的创作。[10]

几个月之后，玛丽安娜——一个普通的农妇名字——开始成为共和国的象征。这个名字最初出现在一首名叫《玛丽安娜的治愈》的奥克语歌曲里，这首歌是由南部卡斯特尔附近皮洛朗村的一名新教徒制鞋匠兼学校教师纪尧姆·拉瓦布尔创作的。这首歌提到了战争部长约瑟夫·塞尔万和内政部长让—马里·罗兰：

玛丽安娜，身患重病，

总是遭到虐待，在悲惨中奄奄一息……

8月10日的放血治疗有点用，

让我们深爱的玛丽安娜恢复了食欲；

当一个人恢复食欲时，恶疾就会迅速消失：

一点塞尔万的橄榄油，一点罗兰的糖水，

让她胸中舒缓了许多：

玛丽安娜现在好多了。[11]

这些歌曲只是共和革命在大众文化中的表现的一个方面。在1791年，原来对剧院的垄断性许可被废除，任何公民都有权开剧院。人们只要花上一点钱就可以参与到最流行的城市娱乐形式当中。政治意识形态在剧院中流行的一个典型事例是由“公民伽玛”在1792年秋创作的喜剧《奥地利土地上的流亡贵族，或名大革命的终章》，这部剧于11月在巴黎的祖国之友剧院首演。[12]伽玛的戏剧富有爱国情操和对旧欧洲贵族制的憎恨。剧中逃亡的贵族和教士们仍然穿着华服，秉持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与自然状态下生活的人们水火不容。奥赞博是剧中一个理想化的原住民，他迫切希望向这部戏的主人公、“广施善举”的农夫马修学习：“他的责任就是友爱、勇气和团结。没有什么比这更高尚……懒惰的人对于任何社会而言都是灾难，我们将会把他们永远驱逐出去。”这部剧以一首抨击“专制主义的祸害”和赞扬“我们强壮的臂膀将解放世界”的歌曲作为结尾，用《马赛曲》的乐调唱出来。

无套裤汉中的劳动者戴的羊毛帽被改造成了红色的圆锥形帽，这个在古典世界象征着自由的小红帽（bonnet rouge）成了革命爱国主义的象征。另一个接受小红帽的人是前圣法尔若侯爵路易-米歇尔·勒佩勒捷，他来自旧制度时期最显赫的贵族家族，是1789年支持革命的第二等级代表以及教育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在9月8日勃艮第地区桑斯市的选举会议上，一份报道写道：“勒佩勒捷先生刚刚当选。他立即将桌子上的小红帽戴到了头上，所有的选举人都有小红帽，整个选举会议看起来像一片罂粟花海。”[13]

文化上的革命还有更加严肃的一面。如果逃亡贵族和叛国者的土地财产被出售，像个人图书馆之类的私有财产应当如何处置？尽管国民议会在1790年9月下令成立国家档案馆来保留记录，但立法议会在1792年5月至6月间还是下令焚烧了在巴黎昔日的修道院里找到的大量贵族宗谱。大约有30万册从逃亡贵族那里搜出来的图书和手稿被付之一炬。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路易十一在位时期的王室图书馆现在成了他们的仓库，它在1792年9月成了一个公共图书馆，也就是法国国家图书馆。[14]

决定国家大事的代表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大多数都有资产阶级背景：律师、土地所有者和官员，他们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和保护私有财产。他们当中有少数先前的贵族（23人）和天主教士（46人），只有零星的农民和工匠代表。国民公会的成员比前届议会的代表年轻：46%的人小于40岁（1789年国民议会有32%），将近四分之一的代表年龄在35岁以下。但是他们经验丰富：749人当中有258人之前当选过代表，不少于86%的人从1789年开始都有担任公职的经历。[15]

尽管国民公会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但在1792年冬，749名代表逐渐分裂成三个阵营。雅各宾派又被叫作“山岳派”（La Montagne），他们因为习惯于集体坐在国民公会左侧上层议席而得名，他们至少有215名支持者。[16]布里索的支持者通常被称作“吉伦特派”（Girondin），只有20%的代表明确支持他们。不过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一样，可以拉拢相对多数的“平原派”（La Plaine）的支持，包括西耶斯神父和格雷古瓦神父在内，他们支持谁取决于议题。巴黎市议会由罗伯斯庇尔、丹东、德穆兰和马拉领导的雅各宾派控制（占24名市议员中有20名）。他们的政敌讽刺他们是“巴黎帮”，但是他们代表了全国的政治取向。在社会和政治议题上，雅各宾派更接近于人民运动，展现出一副不妥协的共和主义姿态。与之相对，吉伦特派更加同情地方城市的上层资产阶级，一些领导人来自吉伦特省的首府波尔多，例如皮埃尔·维尼奥、阿尔芒·让索内和玛格里特-埃利·加代。

一些雅各宾派领导人在当选时非常年轻：罗伯斯庇尔当时34岁，丹东和德穆兰都是32岁。总之，年龄低于40岁的国民公会代表中有47%的人都是山岳派，他们出生于1752至1767年之间，是中产阶级和官员，他们在1789年之前的职业生涯因为年龄限制、特权和卖官鬻爵而受到了阻碍。相比之下，当选为第一任主席的是来自勒阿弗尔、年届66岁的皮埃尔·富尔。他关于海军的作品入选了《百科全书》“海军”的词条，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派，但是对雅各宾派不屑一顾。[17]

内政部长让—马里·罗兰和他年轻有活力的妻子玛丽-让娜在吉伦特派处于核心地位，她每周两次的晚宴是进行密集政治讨论的场所，同时也是攀高枝者的目标和备受质疑的对象。她的丈夫在战争与新的共和革命时期拥有极大的权力和责任。对于他们二人来说，九月屠杀是出于绝望的恐惧。罗兰没能命令军队阻止大屠杀，他随后默许吉伦特派指责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而这只会加深他们的仇视，他们指责他运用部长的权力干涉政党政治。[18]他在1793年1月辞去了部长职位。

雅各宾派的核心理念对于普通人民来说天生具有吸引力，他们经受了几个世纪的悲惨和苦难，现在又遭到了欺骗和阴谋，有些人在阻止人民收获革命的成果。卢梭带来了启示，现在他更加受到欢迎，因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强调品德高尚的立法者在一个追求私利、谎言遍布的时代对于人民而言是最有利的。对于雅各宾派而言，一如对卢梭而言，在战争时期没有什么比响应国家号召更高的责任了。

吉伦特派的首要抨击目标是罗伯斯庇尔，他坚定地宣扬民主，批判战争并且宣称他的政敌都是堕落的。罗伯斯庇尔可能一直都特别崇拜“神圣的”卢梭，因为罗伯斯庇尔也和卢梭一样在刚出生后失去了母亲——在生产九天以后死于产褥热——并且他的父亲在他幼年遗弃了他。罗伯斯庇尔深信不疑的一点，同时对于其他许多人而言也是卢梭首要的观点，是强调“美德”在创建一个良好政体中的重要性。卢梭假设“人民”本质上是善良的，但是受到了贫穷的消磨和有权势的精英自私行为的腐蚀，这也是罗伯斯庇尔理解人民主权的核心原则。他相信自己也是“一个富有美德的人”，他的使命就是创建一个充满美德的国家并且启蒙人民。他的朋友罗萨莉·朱利安将他描述成“一个拥有古代伟人慷慨之风、完全献身于公众的人……这个罗伯斯庇尔是一个真正的罗马人”。[19]

吉伦特派抨击雅各宾派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平均主义者”，并且试图用九月屠杀来抹黑他们。杰出的记者、代表安托万-约瑟夫·戈尔萨用《马赛曲》的调子改编了一首《圣诞颂》来攻击雅各宾派：

前进，无政府主义者的孩子们

耻辱的日子即将来临……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人们，

举起血腥的屠刀。

他的盟友维尼奥坚称“人的平等只存在于法定权利当中”；布里索在10月发表了《告全体法国共和派》，警告要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多头蛇”，谴责雅各宾派是“希望将财产、娱乐、年金以及大量对社会有益的服务平均化的捣乱分子”。布里索夸大了雅各宾派的“平均主义”冲动，雅各宾派比吉伦特派更愿意临时控制经济，尤其是食物价格。1792年末，罗伯斯庇尔在回应沙特尔附近的食物骚乱时坚称“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生存权。社会中最根本的法律就是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的法律，其他的法律都必须服从于这一点”。同样，他的年轻盟友、来自北部边境省份埃纳、25岁就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的路易-安托万·圣鞠斯特也赞同“只要将人民的福利和他们的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你立刻就能给法国人一个真正的祖国”。[20]

代表们在审判国王的问题上产生了进一步的分歧。路易十六选择纪尧姆-克雷蒂安·德·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尔布来为自己辩护。这位杰出的律师和前首相现在已经71岁了，他在1789年出于对路易十六无力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感到失望，淡出了公共生活转而进行他喜欢的植物学研究，但是现在他将尽自己最大努力为路易十六辩护。[21]国王的指控者历数了自1789年来的一次又一次革命危机，比如在问到1791年7月17日的马尔斯校场屠杀时，路易十六简单地说道：“7月17日发生的事与我无关”，同时援引1791年宪法中的条款：

国王本人是不可侵犯的和神圣的，他唯一的头衔是“法国人的国王”……如果国王率领一支军队并且用这支军队来对抗国家，或者他没有动用军队，而是通过正式的宣言反对任何以他名义承担的责任，他必须退位。[22]

代表们都认为路易十六有罪，且1791年宪法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上进行了一场雄辩，主张国王的命运应当由公民投票决定，并确定他应该被处以死刑还是缓期执行。雅各宾派与之针锋相对，主张饶恕路易十六意味着承认他的特殊地位：路易十六难道不是一个犯有叛国罪的公民吗？罗伯斯庇尔、马拉和圣鞠斯特争论说，作为一名罪犯，他应当被立刻处决，“人民”已经审判过他了。不过，大多数雅各宾派要求对国王应当像对其他叛国者那样接受一次彻底的审判。

加泰罗尼亚人代表约瑟夫·卡萨涅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南部边界省份东比利牛斯省，他回忆道：“我对布里索派、吉伦特派或者山岳派的了解不比我对《古兰经》知道得多。我将他们放在一边，根据自己的良知来投票。”卡萨涅的良知最终使他把票投给了山岳派。[23]国民公会中赞同雅各宾派的还有来自诺曼底地区贝尔奈市的托马·兰代和罗贝尔·兰代兄弟。托马在返回诺曼底成为一名教士之前曾在索邦学习神学。他在1789年当选为教士代表，支持对教会进行彻底改革，这也是他在1791年成为家乡厄尔省的宣誓主教的原因之一。他强烈支持教士结婚，并在1793年还俗前的一年以身作则。他的兄弟罗贝尔在1791年当选为立法议会代表之前曾在贝尔奈做律师。兰代兄弟在审判国王的争论中脱离了他们之前的吉伦特派盟友，罗贝尔起草了一份列举路易十六罪行的枯燥冗长的起诉书。[24]

投票赞成处决国王的中间派有75人，721名代表中只有不到半数的319人投票赞成监禁，总计361张赞成处决，其中包括了提议不同处决日期的投票。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尔布极为震惊，无法再做无罪辩护：“我恳求你们……我不会失败的，能不能让我明天继续辩护？”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25]先前的贵族勒佩勒捷是投票赞成处决的一员，他在投票后立刻就付出了生命代价，在巴黎的咖啡馆遇刺。雅各宾派以380票对310票战胜了吉伦特派最终请求宽恕的动议。很多人支持雅各宾派——在吉伦特省的首府波尔多，自由之友协会的女公民指控路易十六：

包庇扰乱国内秩序的叛乱教士……用自己的军队对抗祖国！……下令屠杀自己的臣民！……对于这样一个造成血流成河的人，监禁和放逐就可以吗？……不，他必须人头落地；代表们，你们实现了共和国的愿望，你们一直都是正确的……[26]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怀着极大的勇气走上断头台。他大步走向行刑台的边缘，叫停了敲鼓声，让人群能够听到他的讲话。据一个人回忆，国王说：“我的死是无辜的，我宽恕我的敌人。我希望法国……”他当即身首异处，尽管他肥胖的脖子没能完全卡在断头台的凹槽里。他的遗言比他处理危机的那些年的无动于衷坚决得多。《共和报》报道：“行刑持续了不到八秒钟，‘共和国万岁’的呼喊响起……巴黎恢复了平静。”一位来自昂热的雅各宾派代表皮埃尔-雷内·肖迪约百感交集：“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一直都需要他，而他从来都不需要我们。”[27]

在处决国王的数周内，法国还在与英国、西班牙和荷兰交战。随着欧洲各国联盟（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成立，军情发生了逆转。法国1793年初在东南、西南和东北遭遇一系列失利，外国军队进入法国，必须要采取紧急措施。埃德蒙·杜布瓦-克朗塞在2月21日当选为国民公会主席。他在旧制度时期曾经担任军队中尉，支持在军队内进行民主改革，并且曾拒绝在拉法耶特手下担任军官。他在当选主席的同一天成功提议“混合编制”，旨在彻底解决职业军队与志愿军之间的冲突。现在，“混成旅”将由两个志愿军营和一个常规军营组成，以此将职业军队的专业水平和服从，与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和热情相结合。低层军官和非委任的军官将会由选举产生，不同的制服和军饷被废除。最终组建了196个混成步兵旅，每个旅都配有一个火炮连、一个骑兵连和一个工兵连。[28]

英国驻荷兰大使奥克兰勋爵威廉·艾登在1792年末写信给兄弟说：“法军不管如何自由散漫、不服从指挥，都对于支撑着他们的邪恶信念深信不疑。”[29]但是军官队伍仍然是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贵族军官欢迎伴随着1789年至1791年军队改革而来的废除特权者优待。然而1792年的军事和政治危机打破了这些自由化改革，随着政治动荡的持续、王权被推翻以及军事骚乱，军官们的希望彻底破灭。几乎所有的军官在12月不是辞职就是逃亡。现在，新的共和国要从各个等级和仍然“爱国”的贵族中为军官队伍补充新鲜血液。[30]

主要领导者的叛变激怒了志愿军。吉尔贝·法维耶和吉尔贝-阿马布勒·法维耶在1791年9月参军时分别为22岁和18岁。他们来自法国中部小城蒙吕松（人口5 500人），是一位律师遗孀的儿子。吉尔贝在离开家乡的时候发表了动人的演讲：

我们的国家1 400年以来都处于暴政的压迫之下，我们的王国是一个巨大的监狱，统治者鱼肉百姓、敲骨吸髓。自由的光芒照进了我们的囚笼。我们的锁链已经被打破，奴隶制已经终结，我们的权利已经被恢复……

成为军官的吉尔贝对1792年8月针对瑞士雇佣兵的大屠杀感到恐慌，在写信给母亲时承认他对“这些起义的巴黎人能否打着国家主权的旗号来代表其他83个省的人民”表示怀疑。他还质疑他的将军拉法耶特的动机，后者在8月19日逃往奥属尼德兰。到了10月17日吉尔贝还在信中期待看到“法兰西共和国成为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他写给母亲的信中还提到了他自己在食物和衣物上的困境，他在进入东部边境看到“完全被洗劫一空并摧毁”的村庄时的悲伤。“我痛恨无序和动荡，但是我会为共和国而献身。”

开战一年以后，吉伦特派的重要盟友、取得瓦尔密大捷和热马普胜利的英雄迪穆里埃将军的叛变使得人们开始质疑吉伦特派是否有能力领导共和国。1793年3月18日，迪穆里埃在奥属尼德兰的内尔温登被奥地利和一小支荷兰共和国派遣军打得大败，之后又试图带领部队返回巴黎摧毁“我们已经深陷其中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但是没有成功。于是迪穆里埃在4月5日穿过边境投靠奥地利军队。吉尔贝在里尔写信给母亲表达了对迪穆里埃的愤怒，“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同时，他也害怕继续失利，因为“我们的军队军纪涣散、人心惶惶，惊慌和恐惧令我们的士兵逃亡”。[31]

面对不断恶化的军事处境需要采取终级措施。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国民公会要求志愿兵入伍的同时，地方上还要供应给养。职业化军队内的军官选举根本就没有进行，而志愿军内部在爱国主义仪式上选举了各级军官。但他们的革命热情并不能总是弥补军事训练的不足。在南方的奥德省，人们能够在佩皮尼昂附近看到志愿军正与西班牙军队交战，成为“爱国者”的前领主安托万·维吉耶对于志愿军印象不佳：“他们连队选出的军官对于军事事务一窍不通。士兵们毫无经验，他们花了一整天在河岸上搜寻青蛙。”[32]

不断逼近的威胁和紧急征兵为渴望参军的女性提供了机会。在北部边境的北莫尔塔涅村，奥地利军队在1792年秋入侵村庄后，两位年龄分别为21岁和17岁的年轻女性费莉西黛·费尔尼格和泰奥菲尔·费尔尼格女扮男装参加了当地的抵抗军。她们在贝尔努维尔加入迪穆里埃的队伍，参加了瓦尔密战役和热马普战役。她们随迪穆里埃在1793年4月一起逃亡。然而，来自勃艮第区靠近蓬塔利耶市的塔尔迈村的19岁少女玛丽-泰蕾丝·费古尔在1793年改变了对王室的忠诚，转而为共和国而战。

吉伦特派此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一直都积极反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尤其是布里索本人，但是他们的政治根基却在里昂和波尔多这样的贸易与商业重镇。尽管从1792年初到1793年初吉伦特派事实上已经掌权近一年，但他们没有明确表示要废除奴隶制，因为这会摧毁大西洋沿岸港口的贸易。他们在1792年4月满怀自信地与大陆上的帝国在东方开战，没想到战争演变成全面战争，将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前途置于险境。他们在1792年夏抨击路易十六并威胁扩大战争，之后又为了控制局面而企图挽救他的性命。1792年8月以前，吉伦特派一直在指责路易十六应当为军事失利负责，但是现在还有谁可以指责？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成了局势不稳定的替罪羊。

到了1793年初，吉伦特派对巴黎激进主义的指责在外部军事危机的背景下变得愈发空洞，“平原派”代表开始倾向于雅各宾派的紧急主张。尤其是在2月，国民公会为了应对危机宣布征兵30万。富农抱怨如此大规模的征兵将会使土地无人耕种。[33]在大多数地区，人们认为抽签征兵的方法是粗暴的，但也是一次必要的牺牲，尤其是在改革后教会脱离乡村的地区。然而在法国西部卢瓦尔河以南的地区，抽签征兵从1793年3月开始引发一场大规模叛乱和内战，也就是“旺代叛乱”。（地图4）

1789年没人预料到旺代省会发生反革命的暴乱，乡村的陈情书与其他地方有诸多相似之处，除了两点区别。第一，他们很少抨击教会。这个地区拥有独特的林地牧场地形，高高的灌木在起伏的地形上充当牛圈的围栏，大部分人居住在零散的农场和中心村庄或城镇外围的小村庄里。虔诚的乡村团体在周日聚集起来进行礼拜并在教区教士的带领下讨论当地事务，这些人通常是当地有名望的人。第二，旺代省的意见领袖往往是拥有长期租约的大土地承包人，他们作为农民、教会和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的中间人，经常对城市资产阶级感到不满。革命破坏了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宗教文化，让那些承包农场并因此有一些封建特权的人平白遭到损失，革命因此而遭到憎恨。

旺代省“开明的”城市人民和乡村及其教士之间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例如在昂热，新的资产阶级行政者一直以来都对教会权力和财产（教会拥有城市四分之三的财产）怀有敌意。在拉罗什，行政长官毫不犹豫地关闭了19个教区的教堂（总数为52个），这个数目超过了《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规定数量。[34]这是少有的几个什一税直接交给教士而不是交给教区的地方，这样一来就使得教士可以满足教区的所有需求。教士的薪水通常高于国家规定的工资水平。没多少教区教士准备宣誓效忠于宪法，来自教区外的宣誓教士遭到了羞辱，甚至是人身攻击。革命统治牢牢地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当地的资产阶级凭借世俗权威无所顾忌地推行新的税收制度和教会改革。也正是他们，买下教会土地以充实自己的财富，并继续出租给佃农。例如在绍莱镇，贵族购买了23.5%的这类土地，城市资产阶级购买了56.3%，农民仅购买了9.3%。1793年2月的征兵豁免了地方议员成员，而这些人被视作新政权的象征——这是压垮农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乡村群体的愤怒发泄在这些令他们忍受已久的人身上，这些人在财富、衣着和效忠对象上都与众人格格不入。

这些“亵渎上帝”的共和派大部分都是城市资产阶级，包括一些工匠和店主，而反叛者代表了乡村社会。反叛者的口号认为“善良的教士”才是生活的保障，并表达出对于资产阶级的仇恨。

你们会在你们的城市中死去

该死的资产阶级爱国者们

就像毛毛虫一样

脚朝天被吊死。[35]

因此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地的官员。3月11日，一伙大约1 500人的反叛者涌进小城马什库勒，在接下来的六周内杀害了至少160名当地人：当地官员死者尤多，还有一些被反叛者视作敌人的工匠、店主和劳动者。报道中的死亡人数（通常报道为800人）和残忍程度都被夸大。[36]再往北，超过6 000名敌视征兵的农民在3月15日冲进瓦讷市附近的小镇拉罗什贝尔纳尔，他们高喊“国王万岁！教会万岁！”，并杀害了共和派200位武装市民中十分之一的人。次日他们杀害了地区行政长官约瑟夫·索沃尔和他的副手。根据一名参战的布列塔尼人埃米尔·苏威斯特的描述，索沃尔嘴里中了一枪，但还是勉强站直掏出了他的共和国职位的勋章。随后他的眼睛被打了一枪，手指被砍掉几根，他仍然不松手。苏威斯特描述了索沃尔后来在一个由自由树做成的火刑架上被活活烧死的过程。三个月后，国民公会将这座城镇命名为拉罗什索沃尔。[37]

当西部发生大规模叛乱的消息传到国民公会时，它在1793年3月19日通过了一部全面法令，宣布那些揭竿而起的人是“亡命之徒”。[38]叛乱的暴力和最初的胜利使叛乱者愈加意志坚决。“天主教和国王的军队”在塞夫勒河畔尚蒂永（今天的莫莱翁）建立了司令部，在3月5日大胜由弗朗索瓦·韦斯特曼率领的共和国军队。韦斯特曼7 000人的部队只有300人活了下来，他一直没有忘记复仇。

旺代叛乱本质上是一次乡村对革命带来的混乱秩序的抵制，尤其是混乱的宗教秩序，他们认为这是由毫无怜悯之心的富有城市居民造成的。贵族和反叛教士的领导使它成为一次公开的反革命行动，但是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向巴黎进军恢复旧制度。叛乱者最常用的口号是“国王万岁！”但这只是一个交流的口令而不是一个明确的动机。这个地区的地形适合游击式的伏击和撤退，为互相认为是背叛者的双方反复的杀戮和报复提供了便利。共和国军队对于叛乱者的狂热感到震惊。根据一名当地人的描述，“这些人只需要一大片黑面包和一些水作为补给……出于宗教愤怒，他们希望成为光荣的殉教者，像飞蛾扑火一样朝着我们的大炮和枪口上撞”。[39]对于共和派来说，这些叛乱者是愚昧而残忍的，他们的无知被心怀不轨的“狂热”教士和贵族利用了。根据《巴黎革命报》的报道，这些人是“一心想要报复的小贵族、疯狂的教士、无情的管家、男仆、小职员和大量狂热的农民，他们将犯罪视作一种美德。耶稣基督与圣母、路易十七[40]和他的母亲都是他们战斗的理由”。[41]

内战席卷了西部大片地区。与古往今来的内战一样，双方都认为对方是邪恶无情、狂热盲信的。双方的大规模杀伤使很多人在临时搭建的、拥挤不堪的军队医院里缓慢而痛苦地死去。[42]雅克·加尼耶是渴望复仇的共和派的典型代表，他也被称作加尼耶·德·桑特，这个头脑容易发热的雅各宾派代表在1793年4月被派往守护拉罗谢尔港口的军队中：

我们采取的伟大行动就像一阵狂风扫过，让树上腐烂的果实坠落，让好的果实留在树上，这样才能收获剩下的果实，这样的果实才会成熟而甜美，才能使共和国恢复活力。留着许多已经腐烂的树枝有什么用处？留下的越少越好，这样其他的树枝才会具有生机和活力。[43]

在地区首府南特，著名的政治俱乐部圣文森协会的成员自称为无套裤汉，并且将他们的俱乐部及其所在街区改名为文森拉蒙塔尼[44]。他们准备奋战到死。[45]

在其他地区，处于困境的国民公会派遣的特派员进行的镇压行动完全应付不了地方上表达的不满。巴黎南部的卢瓦雷省一直坚定支持革命，但是在1792年9月选举中选出的代表都是吉伦特派的，除了一位雅各宾派代表莱昂纳尔·布尔东。1792年11月，省府奥尔良的人民之友会向国民公会请愿呼吁适度和秩序：“巴黎，你认为你是另一个罗马，但是你只是巴黎公社：我们不是你的盟友，我们是你的兄弟，是和你平起平坐的。”[46]随后，在1793年3月15日，三名特派员在奥尔良街头遭到羞辱，年轻人爬上他们的马车朝他们吐口水。第二天布尔东本人也遭到了人身攻击，有人朝他喊道“跟随勒佩勒捷去吧！”有60人被捕，当中的9人在7月13日在巴黎的革命法庭上被判处死刑，他们行刑时穿着代表叛逆的红色衬衫。[47]

奥尔良试图恢复名誉，但问题是它的人民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当其他特派员在1793年4月抵达奥尔良时，100名法兰西公学院的学生给他们寄了一封信，用古典教育的内容说：“新的塔克文已经越过台伯河重新加入波尔森纳的行列，他们正在威胁自己的国家；让这些叛国者颤抖吧；穆奇乌斯·斯卡沃拉家族还没有断绝，一个更幸运、坚定而果敢的人将会向他复仇。”一周以后到来的另两位特派员雅克-莱昂纳尔·拉普朗什和让—马里·科洛·德布瓦就更不受欢迎了：他们在4月23日观看费努约·德·法白尔的戏剧《诚实的罪犯》时，一些观众嘲弄地大声喊出可以用来反对特派员的台词，以此取乐。[48]3月12日，29名勇敢的奥尔良妇女向国民公会请愿，要求叫停这些特派员的严苛管控和对所有可疑人物的拘留，还有在国民大会上不断给无套裤汉施压等行为，但同时她们承认祖国正处于威胁当中。她们用圣女贞德的例子提醒雅各宾派记住，“如果一个女孩能将奥尔良和法国从英国的侵略中解救出来，那么女性公民和母亲们也会在同样的情况下解救被特派员暴政统治的公民同胞”。[49]（图19）

在其他乡村地区，事实上废除了封建制的1792年8月25日法令没有终结人们对之前领主的仇恨。萨德侯爵和他在普罗旺斯的吕贝隆山山麓上的拉科斯特领地上的佃户之间关系恶化，1789年附庸们还把当时身陷囹圄的萨德侯爵视为暴政的受害者并报以同情，到了1792年9月，村民已经开始抢掠萨德的城堡了。萨德从他的领地获取了巨额财富（每年17 500里弗），但是很少待在那里。[50]相比之下，在法国东北部，社会仇恨现在转移到了之前第三等级的富有家庭身上，尤其是大土地所有者和承包者。[51]在圣鞠斯特的故乡，苏瓦松附近的布莱昂库尔村，一名官员在1793年2月宣称“大土地所有者和承包人都是暴君，他们根本不在乎邻居和朋友，丝毫不关心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对其他家庭造成什么恶果”。南锡市外的纳夫迈松县认为：“囤积小麦的人和富农现在比专制主义更可怕，他们比最残忍的贵族还可恨。”在沙特尔附近的库尔维尔，一群大约有6 000人的群众迫使共和派官员签署一份规定谷物、蜡烛、肉类和其他必需品价格的文件。[52]

战争使法国国内外的态度都走向极端。从1793年2月英国与法国开战后，英国的反雅各宾情绪就成了政府的政策，一系列发表“煽动性言论”的出版物被视为扰乱公共秩序。苏格兰的反战集会被驱散，它的领导人，包括托马斯·缪尔在内，都被放逐到了澳大利亚的植物湾。英国支持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协会领导人不是被骚扰就是被捕。[53]英国一直以来都因为其对政治自由的保护而被大陆国家羡慕并称赞，但是现在法国对英国的羡慕已经变成愤怒的怀疑。[54]在巴黎方面看来，英国是1793年4月发生在科西嘉的反雅各宾派叛乱的幕后主使，科西嘉岛对于革命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帕斯卡尔·保利的名声在外，还因为它长期以来的共和传统。1789年，保利曾经被国民议会视为英雄，但是随着王权被推翻，激进雅各宾主义一浪高过一浪，他对国民公会毫不妥协的国家主义越来越感到担忧。科西嘉社会分裂为保利的支持者和波拿巴派的阵营，对抗中拿破仑及其家族被迫逃往法国本土，科西嘉议会宣布他们是“叛国者和敌人，永远受到诅咒和谴责”。保利向英国寻求军事保护的决定使他一样获得了叛徒的名声。[55]

外国人民并不都是对革命充满敌意的。地中海沿岸广大地区法国水手和旅居者庆祝革命事件的方式得到了观者的欢迎和效仿。在路易十六被处决的1793年1月21日，法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官员安托万·丰东得意地描述到，“一大群围观者”观看自由树树立，倾听法国船只鸣礼炮二十一响致敬，看到“所有真正的爱国者，所有自由的朋友们，以及率先允许法国人公开致敬革命的土耳其人民……互相举杯庆祝”。[56]革命的消息透过各地文化和权力组织获得不同的解读。当推翻王权的消息在1793年3月传到印度港口本地治里时，一群公民种下了一棵自由树并且举行了一场宴会，高呼“祖国万岁！”和“共和国万岁！”。然而在三个月内，本地治里和其他法国商站都被英国军队攻占。[57]

法国国内对外国人的态度从1791年后出现了戏剧性转变。在旧制度时期外国人可以在法国自由居住，虽然他们在财产继承权上有法律限制；1789年之后，普遍人权的观念导致了门户开放政策；1792年开战之后，态度发生了转变，到了1793年初愈演愈烈，政府颁布了严格的法令驱逐外国人，或将他们软禁在家中。这些法令的实行通常取决于政治判断。1793年8月26日的法令承认一些著名的外国人（包括詹姆斯·麦迪逊、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潘恩、威廉·威伯福斯、杰里米·边沁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为法国公民，那些同样活跃在各种会议或雅各宾俱乐部、对共和国有用的外国人也没有被波及。那不勒斯人约瑟夫·托西甚至成了巴黎小红帽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同事包括米兰人皮奇尼和瑞典人林德贝里。[58]

战事的变化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受影响的不仅仅是那些在战争中死亡或者残疾的人。当共和国将军屈斯蒂纳的军队在1792年10月攻占莱茵兰的城市美因茨的时候，当地的爱国者创建了一个拥有500人的自由与平等友好协会，他们改编了属于自己的“马赛曲”——《美因茨公民之歌》——并且种下一棵自由树。格尔奥格·福斯特是美因茨的博物学家和图书管理员，他曾经和他的父亲一起跟随库克船长在1772年至1775年进行第二次太平洋航行，他在美因茨被法军占领后积极投身于革命政治。50个邻近的村庄都有了自己的自由树，但是这些树和法国国内一样，都是容易遭到攻击的目标。[59]1793年3月18日，来自普法尔茨地区的130个城镇的民主派宣布成立“美因茨共和国”。但是普鲁士军队已经开始占领该地区并且围困美因茨城，城中的法军在7月23日投降。当城市被普鲁士军队包围时，福斯特曾在4月作为特使被派往巴黎。他的妻子拒绝与他一起去巴黎已经使他不快，到巴黎之后他意识到战争令国民公会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他在法国人看来是一个外国人，在普鲁士人看来是一个叛徒。福斯特无法对狐疑满腹的东道主保持乐观：

我从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中还看到了好的方面——我明白了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美的。所有的国家一道构成了全人类，法国被选中为全人类的幸福殉难，这就是革命带来的东西。[60]

1794年1月，福斯特在内心失望和幻想破灭中死去。

旺代省的内战，边境的军事失利，以及吉伦特派越发绝望的言论都促使“平原派”代表支持雅各宾派关于紧急战时措施的提案。1793年3月至5月间，国民公会将行政权授予救国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将警察权力交给治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General Security），两个委员会的委员都从国民公会的代表中选举产生，并且它通过特派员监督军队。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宣布逃亡者“在法律上已经死亡”，同时提供公共救助，并且控制谷物和面包价格。国民公会决定不仅要将共和国的资源国有化，还要将惩罚反革命者的执法权控制并集中在国家政府手中。丹东通过回顾九月屠杀来为1793年3月10日成立的革命法庭辩护：

如果当时就有革命法庭的话，人民就不会因为那些天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指责，也不会让人民流血。……让我们来做立法议会没有做的那些事，让我们来代替人民承受恐惧……这样一来法律的利剑将会悬在所有敌人的头上……所有的敌人都将得到报应。[61]

首都内狂热的气氛影响了国民公会的话语和关切。消息和谣言在巴黎人民聚集的3 000个酒店和小酒馆、600个面包店和1 000个杂货铺中传播开来。军事消息有时在国民公会宣布之前已经通过后撤的小股部队扩散开。首都是一个紧张而危险的地方，但是无套裤汉远不是后来小说家描述的那种酗酒的恶汉，他们当中的领导者往往都是那些地位稳固、有财富和名望的人。比如在城东激进的圣安东郊区，富有的马车制造商和有产者安托万-皮埃尔·达穆瓦曾经当选过多个职位，他是1792年公社起义的一名代表，也是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的一员。革命为他创造了购买国有化财产的机会，达穆瓦在1793年集中购买了一座城堡和一位逃亡贵族的地产，这些产业都在他父亲1733年前往巴黎时离开的村庄附近。像达穆瓦这样的人还有成千上万，他们是社区中的领导者，在巴黎和其他城市里构成了雅各宾派无处不在的统治基础。是他们控制了地方议会，主导了大众团体，组织武装巡逻，揪出嫌疑犯，为前线的将士提供大量的补给。仅在巴黎一地，就有超过8万名志愿兵和入伍士兵开赴前线，3万人朝着旺代省进军。[62]

吉伦特派对巴黎人的激进主义感到害怕。他们对自己在国民公会中的失势和无套裤汉对他们不断的攻击感到痛心。作为回击，他们试图取消议员的豁免权并且在1793年4月弹劾“人民之友”马拉，他们谴责巴黎市政府、巴黎公社，甚至威胁说要将首都迁到法国中部的布尔日。1793年5月，雅各宾派人士罗萨莉·朱利安写信给她儿子说：“我们的航船正在遭受最强烈的暴风雨，我们的船长给我们正在奋战中的水手的印象是这些巨浪即将淹没他们。”[63]团结是不可能的。吉伦特派成员马克西曼·伊斯纳尔警告无套裤汉：“我以法国的名义告诫你们，如果这些不断发生的叛乱伤害到由全国人民选出的议会，巴黎将不复存在，人们在塞纳河畔也找不到这座城市的踪迹。”在军事危机的背景下，这些威胁听起来像是布伦瑞克公爵在1792年7月的宣言，这激怒了巴黎劳动阶层。

在经济上，工薪阶层的境遇持续恶化：到1793年6月，指券的购买力已经降到其票面价值的36%。市场妇女开始呼吁清除那些不受信任的“人民代表”：到了4月中旬，巴黎48个区中的35个区列出了一份应被驱逐出国民公会的吉伦特派成员名单，并同意建立“中央革命委员会”。巴黎公社下令组建一支由2万名无套裤汉组成的、发放军饷的民兵部队，这支武装在5月末包围了国民公会，胁迫代表们同意他们的请求。29名吉伦特派代表被捕。[64]随后75名代表因为在一份抗议书上签名而被监禁。

代表们知道暴力清洗国民公会的原因来自巴黎人对人民主权原则的愤怒，即便吉伦特派对国民公会中的大多数的攻击也有损国家团结。随后国民公会传达给各省的信息是一次试图证明清除已当选代表的正义性的徒劳尝试。国民公会在面临巴黎激进主义分子的威胁时的脆弱不容忽视，但最要紧的是，国民公会必须应对国家从内部崩溃和被外敌入侵的危险。

这些危险由于60个省反对清洗吉伦特派的回应而加剧。最大的外省城市由保守共和派和保王派的联盟掌控。这些所谓的“联邦党”叛乱联合在一起只是时间上的巧合；无论起事原因如何，他们都对地方传统自治引以为傲。在南部的大城市（波尔多、里昂、马赛）和诺曼底（卡昂），叛乱尤其严重。[65]马赛人自豪地宣称共和国诞生于该市，表达了与其他地方雅各宾派相似的理念：人民主权和反抗权，对特权和不劳而获的财富的敌视，热爱祖国，反对贵族和反革命势力。同时，这里有着强烈的地区认同和对巴黎的不信任，这会挑战国家的团结。[66]最重要的是，联邦主义的核心是上层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激进发展方向的愤怒，尤其是在那些商业城市，清除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引爆了压抑已久的怒火。叛乱的直接目标是当地的雅各宾派和激进分子，这反映了当地的阶级分化。

一些联邦军叛乱要么昙花一现，要么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情况下被镇压。在卡昂，特派员罗贝尔·林代面对大规模报复时呈现出不屈服的姿态，并且承诺宽大处理，秩序随后迅速恢复了。2 000人的卡昂联邦军在1793年7月8日朝巴黎进发，但当他们从埃弗勒穿越厄尔河到达布雷古时遇到共和国军队便慌忙撤退，最后只有50人被逮捕。[67]

其他地方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到了1793年5月，里昂的地方精英们也认为国家的不幸是一小撮雅各宾派胁迫国民公会造成的，大多数丝绸工人也开始指责当地由约瑟夫·沙利耶领导的激进雅各宾派，因为经济不稳定加剧了城市以东的战事带来的恐惧。沙利耶领导的市政府在5月29日被推翻后，一个被授予紧急权力的委员会成立了。处死沙利耶受到欢迎，但是行刑过程让观看者感到不适：断头台上四次行刑都没有成功，刽子手用刀割下了他的头颅。当反叛领导者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他们言辞上的反抗和他们武装挑战中央政府的能力差距过大时，他们绝望之下试图倒回去。[68]但是，在共和国存亡之际发动武装分裂和反抗的人将不会得到饶恕。

仇恨的矛头指向了巴黎，因为它傲慢、专制、以自我为中心、威胁社会。吉伦特派甚至想过分裂国家。派往东南部的特派员埃德蒙·杜布瓦-克朗塞汇报说，省级的行政长官们坚称“南方没有北方也能活”。罗兰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关于这一点曾经有过一些细节讨论。像里昂、马赛和波尔多这样主要的省级城市都是吉伦特派的大本营，而图卢兹市就不是，大多数南方城市在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之间各选其一，只有少数支持保王党。只要公开呼吁分裂就会引发一次全国范围的旺代叛乱。[69]

1793年夏，革命正面临着最大的危机，军事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同时交织在一起。敌军在东北、东南和西南入侵了法国本土，在内部，旺代叛乱牵制了共和国军队的主力。（地图4）国际战争蔓延到了加勒比海地区，英国和西班牙军队威胁要攻占圣多明各。联邦主义者在很多大的地方城市内挑战国民公会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位法国公民都要面临到底忠于哪一方的终极抉择。

从革命一开始，改造国家的革命热情和对阴谋的恐惧创造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政治气氛。有很多实实在在的阴谋让爱国者们相信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国王在1791年6月的出逃以及拉法耶特和迪穆里埃分别在1792年和1793年的脱逃只是诸多叛国事件的冰山一角。谁还能够被信任？旧制度结构的瓦解与暴民力量的威胁加剧了这种恐慌和怀疑的气氛。到了军事危机达到顶峰的1793年中期，反革命和“外国阴谋”已经成了不可辨驳的事实，它们是旧制度这个双头怪物的两张面孔。[70]在外敌入侵和内战的背景下，这是一个“自由还是灭亡”的问题。

[1] 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93.

[2] When Brunswick moved his army forward towards Valmy, he used as his headquarters the Chateau de Hans, where the Comte de Dampierre had been born and lived before his murder in June 1791 (see ch. 7).

[3] Peter McPhee, Liv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99,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114; William S. Cormack,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French Navy, 1789–179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47–48.

[4] 该地区在1792—1815年间属法国，并非当代法国领土。

[5] étienne-Louis Borrel,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tarentaise et de la réunion de la Savoie à la France en 1792. D’après des documents originaux, Moutiers: Ducloz, 1901, chs 4, 8.

[6] Denis Richet, ‘Natural Borders’, in Fran.ois Furet and Mona Ozouf (eds),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754–62.

[7] Laura Mason, Sing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opular Culture and Politics, 1787–179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93–103.

[8] 这一词组的原文为“House of Jacob”，可能为“雅各的子孙”和“雅各宾的议会”的双关。

[9] Ronald Schechter, ‘Translating the “Marseillaise”: Biblical Republicanism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Jews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P&P, 143 (1994), pp. 128–55.

[10] Pierre Pinsseau, Cadet Roussel (1743–1807), Paris: Clavreuil, 1945.

[11] Bernard Richard, Les Emblèmes de la République, Paris: CNRS, 2012, pp. 79–81.

[12] We know virtually nothing about Gamas except that he wrote three other plays around this time. The text was published by the ‘citizeness Toubon’ in 1794. See Patricia Clancy, The First ‘Australian’ Play: Les émigrés aux terres australes (1792) by Citizen Gamas, Melbourne: Monash University, 1984.

[13] Richard, Emblèmes, p. 43 and chs 1–2.

[14] Ly-Hoang Thien,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sous la Révolution’, Dix- huitième siècle, 14 (1982), pp. 75–88; Emmet Kennedy,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12–20.

[15]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150–51. There were no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modern sense during the Revolution, and the identi.cation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endencies within the Convention is complicated: see Alison Patrick, The Men of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Political Alignments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1792,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Michael Sydenham, The Girondins,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1; and the forum in FHS, 15 (1988), pp. 506–48.

[16] 此前的雅各宾派是雅各宾俱乐部成员，也泛指拥有共和或宪政理念的革命者，后雅各宾派分成吉伦特与山岳派两派。吉伦特派被推翻后，“山岳派”的概念也慢慢消失。文中此处之后的雅各宾派多指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激进雅各宾派，也即“山岳派”。

[17] Patrick, Men of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pp. 247–52; Stéphane Le Moal, ‘Pierre Faure, entrepreneur, homme public et publiciste havrais’, à travers la Haute- Normandie en Révolution, 1789–1800. études et recherches, Rouen: Comité Régional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992, pp. 419–21.

[18] Sian Reynolds, Marriage and Revolution: Monsieur and Madame Ro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 Maximilien Robespierre, Oeuvres de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1 vols, Paris: SéR, 1912–2007, vol. VIII, pp. 74–93; Lindsay A. H. Parker, Writing the Revolution: A French Woman’s History in Letter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93; Carol Blum, 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53–62; Peter McPhee, Robespierre: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07–08, 115; Marisa Linton,‘The Man of Virtue: The Role of Antiquity in the Political Trajectory of L. A. Saint-Just’, FH,24 (2010), pp. 393–419. A tragic coincidence would be the death of Mary Wollstonecraft, author of a famous 1792 critique of Rousseau, from puerperal fever nine days after giving birth in 1797.

[20] These statements of Girondin and Jacobin attitudes are taken from Mason, Sing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82; Albert Soboul, A Shor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9, translated by Geoffrey Symcox,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 86–90; Soboul, French Revolution, pp. 273–82, 303–13.

[21]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p. 96–103, 655–64.

[22] MU, no. 218, 6 August 1791, vol. 9, pp. 312–20; no. 348, 13 December 1792, vol. 14, pp. 720–21. On the king’s trial, see Patrick, Men of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chs 3–4; David Jordan, The King’s Trial: The French Revolution vs. Louis XVI,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Michael Walzer (ed.), Regicide and Revolution: Speeches at the Trial of Louis XV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23] Robert Saut, Les Quatre saisons du conventionnel Cassanyes, Perpignan: éditions Rivages des Arts, 1983, p. 62.

[24] Huntley Dupre, Two Brother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Robert and Thomas Lindet, Hamden, CT: Archon Books, 1967.

[25] Schama, Citizens, p. 663.

[26] AD Gironde 12L 19. On provincial women’s clubs, see Suzanne Desan, ‘“Constitutional Amazons”: Jacobin Women’s Club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Bryant T. Ragan and Elizabeth A. Williams (eds), Re- creating Authority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 1.

[27] John Hardman, Louis XVI,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32–34. Louis is described in this sympathetic biography as ‘fairly intelligent and fairly hard-working’, p. 234; Paul Friedland, Seeing Justice Done: The Age of Spectacular Capital Punishment in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49–50; Daniel Arasse, The Guillotine and the Terror,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Miller, London: Penguin, 1989, pp. 48–72.

[28] Alan Forrest, Soldi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0–52.

[29] Jeremy Black, European Warfare, 1660–1815,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70.

[30] Rafe Blaufarb, The French Army, 1750–1820: Careers, Talent, Merit,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 3.

[31] L. Duchet (ed.), Deux volontaires de 1791. Les frères Favier de Montlu.on. Journal et lettres, Montlu.on: A. Herbin, 1909, pp. 13, 80, 93–94, 97; Patricia Chastain How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harles- Fran.ois Dumouriez, Pierre Lebrun, and the Belgian Plan, 1789–179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176 and ch. 10. On Lafayette’s defection, see Laura Auricchio, The Marquis: Lafayette Reconsider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ch. 17.

[32] Peter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 Peasant,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1780–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 97.

[33] There were many complaints from landowners about shortages of labour: see, for example, AD Meurthe- et-Moselle, ms SAL 480.

[34] Michel Ragon, 1793: l’insurrection vendéenne et les malentendus de la liberté, Paris: Albin Michel, 1992, p. 180. Among studies of the Vendée, see Charles Tilly’s path breaking, The Vendé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Timothy Tackett, ‘The West in France in 1789: The Religious Factor in the Origins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JMH, 54 (1982), pp. 715–45; Claude Petitfrère,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in the Vendée’, FH, 2 (1988), pp. 187–207.

[35] Charles Tilly, ‘Local Con.icts in the Vendée before the Rebellion of 1793’, FHS, 2 (1961), p. 231.

[36] Edward J. Woell, Small-Town Martyrs and Murderers: Religious 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in Western France, 1774–1914, Milwaukee, WI: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esp. ch. 4.

[37] AD du Morbihan, Lz831; émile Souvestre, Mémoires d’un sans-culotte bas-breton, Brussels: Wouters, Raspoet, 1843.

[38] Cf. Dan Edelstein, The Terror of Natural Right: Republicanism, the Cult of Natu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 142–46, for whom the law signifies the terroristic construction of a category of ‘others’ to be exterminated.

[39] émile Gabory, ‘La Guerre de Vendée–soldats paysan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et d’archéologie de Bretagne, 6 (1925), p. 312.

[40] “路易十七”就是在前文中多次提及的路易十六的王太子、1785年出生的诺曼底公爵路易·查理。建立共和国之后，路易·査理便失去了王位继承人身份，由共和政府看管。不过，尤其在路易十六死后，他被保王党人视为“路易十七”。

[41] J. Gilchrist and W. J. Murray (eds), The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Taken from the Press of the Revolution for the Years 1789–1794, Melbourne: Cheshire; London: Ginn, 1971, pp. 276–77; Pierre- René Choudieu, Mémoires et notes, Paris: Plon, 1897, p. 360.

[42] Of the 1,500 men in the battalion of Confolens, for example, 334 would die in hospitals in Thouars and Parthenay: Gaston Blandin, ‘L’Hospitalisation pendant la guerre de Vendée’, Annales de Bretagne et des pays de l’ouest, 97 (1990), p. 486.

[43] Quoted by D. M. G. Sutherland in H- France Forum, 5 (2010) http://www.h-france.net/ forum/forumvol5/sutherland5.pdf.

[44] 意为“山岳派的文森”。

[45] A. Lallié, Les Sociétés populaires à Nante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2nd ed., Nantes: L. Durance, 1914.

[46] D. Lottin,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ville d’Orléans, 8 vols, Orléans: Imprimerie Alexandre Jacob, 1836–45, vol. 3, pp. 429–31.

[47] AD Loiret 2J 1983; Jacques Debal, Orléans. Une ville, une histoire, 2 vols, Orléans: x-nova, 1998, vol. 2, p. 81; Michael J. Sydenham, Léonard Bourdon: The Career of a Revolutionary, Waterloo, ON: Wilfred Laurier Press, 1999, ch. 7.

[48] Lottin, Orléans, vol. 4, pp. 64–66, 77.

[49] Lottin, Orléans, vol. 4, pp. 79–84, 96–101.

[50] Michel Vovelle, De la Cave au grenier: un itinéraire en Provence au XVIIIe siècle. De l’histoire sociale à 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Aix- en-Provence: édisud, 1980.

[51] Jean-Paul Rothiot, ‘Comités de surveillance et Terreur dans le département des Vosges de 1793 à l’an III’, AHRF, 314 (1998), pp. 621–68.

[52] Anatol. Ado, Paysans en Révolution. Terre, pouvoir et jacquerie, 1789–1794, Paris: SéR, 1996, pp. 345–48.

[53] Michael Rapport, ‘The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pp. 390–93.

[54] On admiration for England early in the Revolution, see, for example, Steve Pincus, 1688: 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1.

[55] Dorothy Carrington, ‘The Corsican Constitution of Pascal Paoli’, EHR, 88 (1973), pp. 481–503; Jean Defranceschi, La Corse fran.aise, 30 novembre 1789–15 juin 1794, Paris: SéR, 1980.

[56] Ian Coller, ‘The Revolutionary Mediterranean’, in McPhee (ed.), Companion, pp. 426–29.

[57] Rapport,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p. 385.

[58]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The Treatment of Foreigners, 1789–179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p. 203 and ch. 4.

[59] Richard, Emblèmes.

[60] Peter Morgan, ‘Republicanism, Identity and the New European Order: Georg Forster’s Letters from Mainz and Paris, 1792–1793’,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22 (1992), p. 88.

[61] Sophie Wahnich, In Defence of the Terror: Liberty or Death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2, pp. 61–63.

[62] Richard Mowery Andrews, ‘Paris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1789–1796’, in Gene Brucker (ed.), People and Communit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vol. 2,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1979, pp. 56–112.

[63] Rosalie Jullien and édouard Lockroy, Journal d’une bourgeois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91–1793, Paris: Calmann Lévy, 1881; Parker, Writing the Revolution, ch. 4; Marisa Linton, Choosing Terror: Virtue, Friendship,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62–64.

[64] Soboul, French Revolution, p. 309. On this journée, see 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ch. 8; Morris Slavin, The Making of an Insurrection: Parisian Sections and the Girond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65] Among the many studies of ‘Federalism’, see Alan Forres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Bordeau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ch. 5; W. D. Edmonds, Jacobinism and the Revolt of Lyon, 1789–17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aul R. Hanson, The Jacobin Republic under Fire: The Federalist Revol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aul R. Hanson, Provincial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en and Limoges, 1789–1794, Baton Rouge, LA, and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aul R. Hanson, ‘From Faction to Revolt’, in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 25.

[66] For Marseille politics during the Revolution, see also William Scott,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 London: Macmillan, 1973; Jacques Guilhaumou, Marseille républicaine (1791–1793),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92; and Hanson, Jacobin Republic under Fire, pp. 154–60.

[67] Guillaume Mazeau, ‘La Répression du “fédéralisme” pendant l’été 1793: histoire d’une “réussite”’, in Bernard Gainot and Vincent Denis (eds), Un Siècle d’ordre public en Révolution, Paris: SéR, 2010, pp. 47–70; Hanson, Provincial Politics; Hanson, Jacobin Republic under Fire, pp. 12, 72–74.

[68] Edmonds, Jacobinism and the Revolt of Lyon, chs 6–7.

[69] Mona Ozouf, ‘Federalism’, in Furet and Ozouf, Critical Dictionary, pp. 54–64.

[70] Timothy Tackett, The Coming of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Linton, Choosing Terror.

第十章

自由还是灭亡：动乱时期的抉择，1793年

当革命刚开始时，莱昂·杜福尔只有9岁，他后来生动地回忆了在西南方圣瑟韦市（人口5 000）的政治辩论：“不只有男人和他们的妻子，爱国热情甚至感染了儿童。我的拉丁语课程受到了这种政治狂热的很大影响。”到了1793年，莱昂成了12岁孩子中间的反革命领袖：“我是最勇敢的人，最善于使用拳头、棍棒和石块的人。我们乐此不疲地与民主派斗争……”但是对于他在这座小城的父母来说，此事事关重大。本市有一人被送往革命法庭，四人被送进监狱。他的母亲被众人当作“贵族”，她确信莱昂的第一次圣餐是一位躲避在乡间的反叛教士给的。这个家庭免于遭受关押和进一步的处罚只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医院给穷人免费看病。莱昂承认在14岁的时候，他和他的朋友去观看过一个逃亡贵族的老父亲被处死。[1]

正如莱昂·杜福尔的故事那样，人们需要做出个人选择，还要重新思量家庭关系和家庭在邻里之间的地位，尤其是在18世纪的法国社会，家庭整体的生存与幸福对于大多数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到了1793年中期，莱昂的父母也深知，战争爆发前的意见分歧和武装反革命是攸关生死的事情。[2]

在营造基于人民主权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政治生活和制度时，法国人都是新手，但是像所有社会一样，他们在一种权力环境下获得了成长。他们在1793年做出了抉择，根据是革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他们及周遭的人是否有利。物质因素是决定性的——封建制、职业和家庭财富变化带来的影响——但是还有情感因素：天主教会在一个人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个人对于革命观念的共鸣。如果革命变化扰乱了人们注重的精神生活和社区生活规律，却没有给他们物质补偿，甚至令人们更贫困，人们就会对抗革命，甚至成为反革命。在那些人民与教会关系疏远或者恶化的地区，革命减轻了封建制带来的负担，提供了新的机遇，新的社会秩序的许诺更具有吸引力，人们甚至自愿参加革命军。

抉择通常在1793年中期之前就已经做出了。比如在靠近马赛的繁华小镇欧巴涅，激烈的分歧在1789年后就迅速浮现，分歧的根源还是革命之前的家族恩怨、邻里冲突和资源的争夺，后来又出现了有关革命性改革的政治选择分歧。战争的爆发使这些斗争演化成流血冲突，更深层次的分歧在于控制权的争夺。[3]在流经波尔多的多尔多涅河上游的贝尔热拉克市，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尽管当地的民众社团在1793年4月曾经支持弹劾马拉，在6月反对驱逐吉伦特派代表，但他们很快又偏向雅各宾派的立场，在7月2日宣布社团“憎恨保王党和联邦主义者；发誓反对这些人的破坏行动，为了未来共和国的团结和统一，如果需要的话，就消灭他们”。[4]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人民在1793年做出的抉择是个人与家庭的地位和前景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这些因素最终取决于个人的职业、所处的社区和地区的特殊情况。经济和地理状况预先决定了这些地区是欢迎还是拒绝革命，特殊的社会关系创造了忠诚和仇恨。对于革命的记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深刻地印在家庭和地区之中，这些记忆在后来1848年至1851年第二共和国的政治动乱中将会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些记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影响着法国的政治选择。[5]没有哪个地方像法国西部那样，在旺代叛乱被镇压时产生如此可怕的人员伤亡，在社会和政治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对于共和派来说，发生在革命最危急时刻的叛乱就像被兄弟“在背后捅了一刀”；对于反叛者而言，镇压起义是一场对有信仰的人的大屠杀。

在农村，对待革命的态度取决于农民从革命中获得的物质收益以及对教会改革的看法。在改革已经影响到当地宗教生活，甚至驱逐教士的地区，即使是物质上的收益也不能化解仇恨。这些决定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性别关系、家族纽带和社区的态度过滤后得到了调和，毕竟社区是他们生活的地方、他们的职业和信仰所在的地方。家庭关系的特殊性还意味着有个别成员可能采取相反的态度。

第三等级在1789年的热情和乐观主义几乎都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会把甚嚣尘上的敌视革命的情绪视为恶势力崛起。每个地区——事实上每个社区——到了1793年在归属问题上都产生了分裂，可以清晰地辨别出各地区共和派和反革命派在力量上的变化。[6]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西部、西北部和中央高原南部的部分地区，敌视革命的态度占据了主流，共和派的爱国主义大多数集中在中部和巴黎盆地。即使在这些地区，也有一些重要少数群体持有异见。南部和东南部则深度分化。在任何地方，影响政治抉择最重要的因素都是宗教忠诚的强度和性质。这不仅是一个社区对天主教会改革做何反应的问题，还是一个性别问题和家庭是否属于无神论者、新教徒和犹太人等少数群体的问题。大多数宗教少数派的成员没有改变对革命的忠诚，因为革命给了他们宗教平等和公民平等。[7]

在从卡昂穿过图尔到拉罗谢尔的广阔地区，只有少数人选择支持共和派。布列塔尼和安茹的大部分农民感受到的更多是革命带来的困扰。到了1793年初，深刻的仇恨和外部入侵的结合创造了旺代这个火药桶，1793年2月的抽签征兵点燃了它。在西北部大多数乡村公社，甚至是一些大城市，“爱国者”通常都是当地的城市资产阶级，都是容易识别出来的小团体。他们对于当地教士和贵族的“恶毒”以及农民的“愚昧”的不满写满了乡村议会的登记册，他们用乡村人民知之甚少的法语写了出来。

在1789年的陈情书当中，对宗教的抱怨数西部城镇最多，正是这些城镇周围的乡村在1793年3月拒绝革命征兵的请求，爆发了暴力反叛。1789年前在城市新入职教士急剧减少的背景下，许多西部教区的新入职教士的人数大幅增加，城市和乡村在教士入职人数上的差异预示着分歧，这在陈情书上得到了体现，也在实行《教士公民组织法》时的态度上得到了体现，最后表现在1793年激烈的内战中。西部城市的陈情书要求取消教士特权、呼吁宗教宽容和限制教会拥有财产。在其他省份，地方政府试图缓和教会改革给当地带来的冲击，而在西部，城市的当权者强硬地推行改革，甚至认为改革刻不容缓。这些地方的当权者认为“所有的教士都是令人厌烦的”，并且抓住一切机会“把教士降低到合适的位置”；在布列塔尼的小镇若瑟兰，戴无边圆形头盖帽的教士被叫作“戴着头盖帽的贵族”。1791年6月国王出逃后，昂热、南特和圣布里厄等地的未宣誓教士遭到了非法监禁，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释放了这些人。大部分乡村怀有相反的敌意，“外来的”教士会面临公众的冷漠、威胁和更糟的事。在布列塔尼省维特雷市附近的蒙托图村，一名当地人威胁道：“你这个乞丐教士就是一个入侵者，我想将你开膛破肚，虽然你现在高高在上，但不会长久！”[8]这些外来教士的遭遇非常悲惨。

在毗邻旺代省南部边缘的拉罗谢尔，革命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和经济困难，但是在这里，暴力抗议有很多不同的目标。这个港口一直以来由于与圣多明各的特许贸易，与北欧及其沿岸的食盐、酒类、小麦交易，以及奴隶贸易而繁荣。战争对于贸易来说是一场灾难：1786年有22次贩奴航行，1792年只有2次。当地的炼糖厂由于殖民地贸易的崩溃而关闭。到了1792年6月，5名最富有的商人破产，包括市长丹尼尔·加雷谢在内。但是拉罗谢尔人自豪地支持革命，尤其是新教徒商业精英，在他们看来，革命为宗教自由和参与市政打开了道路。1793年1月16日，15名年龄在13岁左右的男孩和女孩在市议会前为士兵们献上衣物，这些衣服都是他们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买的。南妮·魏斯是其中的一员，她来自城中一个富有的新教徒家庭，她说道：

公民治安官们，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由年轻爱国者组成的小团体，玩耍的乐趣将我们聚集在一起，在这种友谊的支持下，我们的父母也团结在一起。爱国之情已经在我们年幼的心中生长，我们很忧虑地得知，保卫我们的省的英勇志愿兵们缺乏一些必要的装备。我们进行了一次募捐，拿出了自己微不足道的积蓄，我们只能提供这些帮助。以我们目前的努力只能购买26双鞋和29双袜子，我们请求你们把它们带到前线奋战的同胞那里。我们会一直为你们祈祷，直到你们战胜共和国的敌人为止。[9]

路易十六在1793年1月被处决后，英国皇家海军的封锁中断了大西洋的贸易，魏斯家族就是诸多破产家族中的一个。

在1792年的九月屠杀时，正如在巴黎和其他地方一样，未宣誓教士在拉罗谢尔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替罪羊，失业的工匠与码头工人认为这些人和教堂、修道院是他们失业和不安定的原因，此外，他们似乎还把性生活上的不快归咎于教士对妇女们的精神影响。北部旺代爆发叛乱更加激怒了他们。这座城市在1793年3月19日向旺代派出了2 000人的志愿军，这支部队很快就出发了。有些志愿兵在溃逃回拉罗谢尔时，成了从前的支持者们发泄愤怒和羞辱的最佳目标。3月21日，四名教士出于安全考虑被从城中的监狱转移到一个海岛监狱，结果被包围捅死。随后，根据治安法官的汇报，“人们抢占了这些尸体，把他们砍头之后开始将尸体在城市的多个地区游行”。这只是委婉地表述了这些尸体的遭遇。第二天，两名来自雷岛的教士来到港口时同样遭遇了袭击。他们的尸体被撕成碎片，生殖器被插在木棍上挥舞。

下诺曼底的省份——卡尔瓦多斯省、萨尔特省、厄尔省和奥恩省——同样存在着城乡二元对立，它们也有着西部独特的林地牧场地貌，这里人们总体上接受革命，但是拒绝接受巴黎人和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在这里的大多数行政区中，具有雅各宾俱乐部的公社不及公社总数的10%，这些地区由工匠、店主、商人（53%）以及专业人士和官员（22%）主导，而不是由农民（20%）主导。尽管这里存在着强烈支持处决国王的共和主义观念，但很快就变得敌视巴黎的激进主义并且同情吉伦特派。1793年1月，格朗维尔的雅各宾俱乐部成员担心“巴黎人民正在推行独裁制度”，圣洛和佩里耶尔那些前往巴黎请愿的人们“会人头落地”。马拉成了这种威胁的象征，这个“煽动谋杀”的人导致“令人厌恶的流血派系冲突，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祸乱之源”。[10]那些在1789—1791年的变迁中失去最多权力、特权和财富的人仍然对于他们在1789年的失势心怀怨恨，不放弃恢复地位的幻想。例如11个外省军校，还有2个巴黎军校，毕业生大部分都是不太富有的贵族：超过一半的男孩是依赖奖学金完成学业的。位于奥弗涅区里永市附近埃菲阿城堡的学校中，有266名学生在1771—1791年间毕业，他们当中有195人逃亡，128人效力于反法同盟的军队。他们当中的一个团体在加入流亡的孔代亲王的军队前，在1792年1月写信给路易十六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是国王最忠诚的奴仆和臣民，陛下，我们真心想要向您证明这一点，即使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辞。”[11]这些人通过家族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王家学校的训练给了他们一个美好的职业机会，也让他们形成了稳固的社会关系和共担危险时的兄弟情谊。顺从的压力既是细致入微的也是影响深远的。

尽管一些顽固的流亡贵族和教士的动机是对旧制度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忠心，但更多人的动机是失去地位、特权和优待的愤怒。这些心怀不满的旧贵族数量随着陆军和海军的军官加入侵略军后急剧增加，成千上万的逃亡贵族寻求避难。拉芒什海峡中的泽西岛当时只有3.6万人口，1792年有超过1 000个来自布列塔尼、诺曼底和普瓦图的贵族家庭涌入。第二批人在1793年抵达，有2 200名教士和3名主教。[12]有很多像来自特鲁瓦的弗朗索瓦-皮埃尔·朱利奥教士这样的宗教人士，他决定在1792年9月“逃离一个秩序混乱、不信仰宗教、充满血腥和屠杀的国家”。朱利奥和其他80名教士一路四处问路、担惊受怕并且被迫行贿才抵达了瑞士边境。[13]逃亡贵族携带大量资金出走——我们今天称之为“资本外流”——通常留下一名家族成员看守财产，这些人的遭遇非常悲惨。但是逃亡者中的大多数都是靠近边境的普通人，他们移民是出于安全的考量。[14]

更令人惊讶的是有极少数支持革命的旧特权精英活了下来。托马-亚历山大·达维·德拉·佩耶特里就是在正确的时机做出正确选择的人，他是圣多明各的一个贵族之子，后来从了他的奴隶母亲玛丽·仲马的姓氏，所以也叫作亚历山大·仲马。[15]他没有像他的兄弟姐妹那样被贩卖成奴隶，他的贵族父亲在1776年把14岁的亚历山大·仲马带到了法国。这个高大的黑白混血儿在1786年24岁的时候选择参军。革命开始的第三年，年轻有能力的普通人拥有了机会，甚至是奴隶的儿子。仲马选择留在军中成了一名共和派。他在1792年初的时候只是一名下士，但是战争的爆发和成立“美洲军团”（由获得自由的奴隶组成）的决定使他被任命为中校。当迪穆里埃将军在1793年4月叛变时，仲马拒绝追随他。到了9月，他被任命为一个方面军的司令。[16]（图18）

仲马十分感激革命给他这样一个此前生活一直受污名困扰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其他人则受到爱国热情的感召。年轻的埃蒂安-德尼·帕斯基耶在1767年出生于一个穿袍贵族家庭，他在大革命前已经在巴黎高等法院有了一个美好的职业前景。与他的很多同僚不同，他和他的家庭决定留下。他对逃亡的动机表示怀疑：

一些人是为了躲避危险；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出于一种高尚的热情；很多人是出于无可争议的荣誉而逃亡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一件跟风的事；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最疯狂的通信中和想要发家的少数野心家的阴谋中。[17]

女性也像她们的男性同胞一样产生了分歧，她们对宗教生活的丧失和受尊敬的宗教人士的离去感受强烈。另一些女性受到一系列改变女性地位的激进法律的吸引，尤其是1791年3月的继承法和1792年9月20日的自由离婚的法律，这是她们之前无法想象的。[18]家庭生活的变革为女性参与革命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不过她们对于这些变化有不同意见。玛丽-维克托瓦尔·莫娜尔在革命开始时只有12岁，她是巴黎北部64千米外的克雷伊镇一个农民的女儿。当她的父亲和教会签下一份收取什一税的契约时，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因为这个地区到处都是失业的人。她在1790年被送到巴黎跟随着一个亚麻商人做学徒。三年学徒期过后，她在一个刚刚用“共和式”婚礼再婚的寡妇（“一位杰出的女性，不过是一个雅各宾派”）那里找到了工作。婚礼仪式包括在祖国祭坛上宣誓对彼此忠贞以及戴自由帽和革命时期的三色徽：

她的共和式婚礼的基础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稳固，因为诸如三色徽、小红帽和爱国宣誓等自由的象征并不能确保公民瓦绍的忠贞，他在三个月后离开他的共和派妻子，并没有申请已经写入法律的离婚程序。[19]

但也存在与莫娜尔的立场相反的群体，外省至少有60个女性雅各宾俱乐部，一些还存在于小城镇。尽管这些俱乐部的活动大多生发于成员们支持革命的自觉愿望，但她们有时也坚持女性的政治权利。1791年，22岁的伊丽莎白·拉芙丽是一位有四个孩子的母亲，她向圣瑟韦市西南部莱昂·杜福尔所在的一家男性俱乐部说道，女性没有投票权是“不公正的，因为大多数女性都遵守法律，而她们一直以来都无法拒绝或赞成法律，这是与自由精神和社会契约观念相悖的”。[20]

对于那些在旧制度下庞杂的司法体系和政治机构里工作的人来说，革命很快就让他们尝到了酸楚，他们现在看到的是更加精简的机构集中在一个对立的城市里。这种酸楚的怨恨引发了是否要彻底支持革命的问题。在北部的埃纳省，韦尔万战役的胜利使韦尔万在1790—1791年的行政区划调整中成为地区行政中心，吉斯市与支持革命的韦尔万完全不同，吉斯在1789年曾经是地区行政中心，是法庭、关税站、军事管理机构和修道院的所在地。[21]在埃纳省的首府拉昂市，大教堂、修会和11座小教堂曾经是城市中7 000人的主要的工作来源。以前风光的拉昂市现在只剩下12个教区中的两个，宗教地位已经被苏瓦松取代。新的行政管理者发现必须处理关闭教堂和修会带来的失业问题，受雇于教堂和修会的专业人员也同时遭殃。嘉布遣修道院一名园丁的兄弟将行政长官称作“犹大”：“我曾经是你的朋友，但是今天我恨你，我厌恶你这个邪恶的反基督者。我同样憎恨和厌恶你们的地区和省份。”[22]拉昂市的行政管理者坚定地支持革命，他们承认任何“伟大革命”都会伴随一系列问题，只不过在这座宗教城市尤为突出，“宗教场所和教士几乎是所有财富的来源……现在所有的工人都没了工作和面包；街上从前满是乞丐，现在更数不胜数”。革命的敌人“对人们说，以前的生活是幸福的，工人不缺工作，乞丐也能得到施舍”。[23]

到了1793年中期，人们要做一个更新、更攸关生死的重大决定。之前的困难有为了对抗军事入侵和武装反革命的强大力量而进行的征兵，经济上的困难，还有对巴黎及其无套裤汉政治力量的敌视，现在又加上反叛的宗教势力在多个省份煽动人民支持联邦军的叛乱。各个地方中心的具体动机和叛乱的特征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在怀疑雅各宾派关于国家利益的主张，渴望经济稳定和自由贸易，并且并对平民激进主义怀有敌意。

1793年中期爆发的斗争集中在省级大城市内部及其周边地区，这些城市与其腹地有着稳固的商业联系并且从事着国际贸易。这些斗争既是内部斗争也是反抗巴黎的斗争。大城市——里昂、马赛、土伦、波尔多、卡昂——在经济和社会利益上都产生了分裂，对于它们的亲吉伦特派领导者来讲，“巴黎”成了下层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成了对生命和财产的威胁。这些城市和其他一些城市一起拒绝承认首都支配一切的权威，长久以来作为地区首府的自豪感加剧了仇恨。他们可以获得担心商业不稳定的市民的支持，农村腹地地区的人们则习惯于接受省府的领导。

在弗朗什孔泰区东部的汝拉省，人们非常重视本省传统特权带来的地区优越感。人们对于议会没能解决森林问题感到失望，对富人垄断教会财产购买感到憎恨，并且政治上反对处决国王和驱逐吉伦特派领导人。但是在1789年后，多勒镇激进的雅各宾派在隆勒索涅市执政后垄断了行政权，敌视富有的保守派对于政治的控制。这些雅各宾派与雷内·仲马配合进行镇压，仲马本人来自隆勒索涅，现在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和巴黎革命法庭的庭长。而杜省周围农村的反应截然不同，来自30个山地村社的1 200人发动武装反叛，原因是征兵的压力以及一则逃亡贵族即将入侵的谣言。这里的不满自从《教士公民组织法》颁布以来就一直在积聚。这场叛乱被山岳派称为“小型旺代叛乱”，被及时有效地镇压了：500人被捕，20人被放逐，46人被监禁，43人被处决。[24]联邦军叛乱的领导人都是外省城市中的资产阶级精英，他们都是各个行业和商业中有所成就、有头有脸的人物。弗朗索瓦-安托万·布瓦西·当格拉来自阿尔代什省一个家境优越的医生和律师新教徒家庭，这使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吉伦特派。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曾经在1792年9月16日在阿诺奈为了拯救5名反叛教士只身面对一群愤怒的群众。他与联邦主义者和吉伦特派领导人一样鄙视愤怒的无套裤汉激进分子。同样很幸运的是，就在1793年6月2日吉伦特派领导人被清除出国民公会后不久，布瓦西·当格拉将自己的名字从75位抗议代表的名单上抹去。[25]

一个人对于经济的态度决定了他支持哪种类型的共和主义。1792年的内政部长让—马里·罗兰和其他吉伦特派坚持国内自由贸易并将该立场运用到市场法则中；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更倾向于进行干预和采取必要措施保障“生存权”。[26]对于年轻的雅各宾派马克-安托万·朱利安（“儒勒”）看来，是巴黎在1789年进行了革命，废除贵族，赶走特权者，推翻了王权，到1793年正在向财富不均发起攻击。他认为这就是富有的城市精英想要攻击巴黎的原因。[27]

在边境地区，地域认同程度更深，因为这些省份并入王国的时间都不长并且都拥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少数族群在政治选择上的分裂与其他地方的法国人民一样。边境省份洛林是反抗欧洲大陆势力的战斗中心地带，1792年9月的瓦尔密大捷加强了该省对新政权的支持。这里，说德语的边境地区教士大规模拒绝《教士公民组织法》（比奇选区有97%，萨尔格米讷有92%），这里还存在大量的逃亡和反革命活动，这个省成为王国一部分的时间也很短，还没有培养出对波旁王室的忠诚。革命给了大量农民实际的利益，但现在外国联军正在穿越他们的田野。

圣洛朗-德塞尔当是比利牛斯地区的一个山区小城，这个离巴黎最远的小城市对于1793年春的危机有着根本不同的反应。革命最初在这里承诺废除特权，从而受到大多数贫困的加泰罗尼亚人欢迎。随着穿越比利牛斯山合法与非法贸易的困难不断增加，再加上教会改革被认为是城市世俗力量与正统天主教的对抗，圣洛朗人对于革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4月17日，圣洛朗人欢迎西班牙军队进入他们的村庄，当地的国民卫队朝法国志愿军开火。他们用一首加泰罗尼亚语唱的歌欢迎西班牙军队，希望西班牙人实行“良好的法律”和他们熟悉的天主教准则：

这些穿着红色制服的火枪手是多么英勇啊！

没有一个法国人是他们的对手。

我们想加入你们的行列，

只要你们给我们良好的法律。

有数百人自愿与西班牙军队并肩作战。[28]

教会改革尤其令乐于成为新国家一员的少数民族群体感到为难。在圣洛朗以东的比利牛斯地区，定居在渔港小镇科利乌尔的另一个加泰罗尼亚人群体就是如此，这里的人坚决支持废除传统特权的革命，但是这里的渔民由于出海很容易受到风暴的侵袭而在宗教信仰上十分虔诚。科利乌尔的十名宗教人士都是坚决的“反叛者”，1791年后，这个拥有2 300名居民的小镇只留下了一名说奥克语的合法教士。尽管这个城镇强烈支持革命，尤其拥护人民主权原则并支持废除科利乌尔精英享有的特权，但是他们对于国民议会强行改变他们的宗教生活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在渔夫、妇女和来自贫穷郊区的水手中间尤为强烈，他们习惯在郊区的一个多明我会修道院中的一个小礼拜堂里做礼拜，现在礼拜堂被出售了。不过教士们的反革命态度疏远了越来越多的教区居民，当西班牙军队在1793年5月对港口进行围攻时，大多数居民与共和国军队并肩作战。[29]

军事入侵的经历总是令人悲痛的，在1792—1793年由于种族原因这经历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越过边境的士兵们往往和当地人说着同样的佛兰德语、德语、巴斯克语或加泰罗尼亚语。当地人夹在说着他们语言的侵略士兵和来自法国各地说着他们未必听得懂的语言的法国士兵中间，他们应当怎么做？在东部和南部边境，革命军和反法同盟军在这些地区反复的拉锯战使这里的人民有必要做出可能致命的选择。1792年，东部的默兹省在普鲁士入侵者被击退后，罗马尼的市民指控市长“像强盗一样”为侵略者征集物资，穆泽地区的村庄中负责选择房屋提供补给的办事人员也同样被抓。1792年的凡尔登，一群妇女穿着白衣、戴着花环将城市的钥匙献给了入侵的普鲁士军队；当共和国军队在当年晚些时候重新占领城市后，她们被揪出来送上了断头台。在附近的迪约市，四个男人和三名妇女被指控“曾经损毁国徽……威胁爱国者……并且高喊‘去他妈的国家！’”。[30]

从自然和社会地理环境因素上来解释这些观点并不意味着个人、家庭和群体做出的选择从革命一开始就已经定型了。即使是皮埃尔-弗朗索瓦·帕罗瓦也是如此，他由于获得了拆除巴士底狱的合同而被称为“爱国者”帕罗瓦，他和家人在路易十六被处决的当晚吃猪头庆祝，后来他又对自己“年轻时的愚蠢行为”（尽管他当时已经有38岁了）感到后悔。并不是所有的承诺都出自深远的或明确的政治考量。19岁的雅克·弗里加斯出生在肖蒙市（上马恩省）附近的一个村庄，他在克莱维沃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的修道院里工作，1791年后他又为买下修道院的人工作。他在1792年8月24日应征入伍，他给出的唯一理由是，法国正在打败仗，“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那些我无法相信的东西”。[31]

到了1793年，共和派在拯救共和国的不同方案中进行选择，他们选择的标准是人际关系和个人好恶。关于革命性变化的落实方案的斗争，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和最近形成的朋友与同道关系网中展开。一些人变得互相不信任，甚至互相仇视。有些人开始被当作革命某个阶段的拟人化象征，受人爱戴或者被妖魔化。在不同时间点上，雅各宾俱乐部内呼风唤雨的人——例如巴纳夫、布里索、佩蒂翁、罗伯斯庇尔和德穆兰——曾经结下受人尊敬的甚至是亲密无间的友谊，但结果都是不欢而散、反目成仇。罗萨莉·朱利安向她年轻早熟的并身为雅各宾派积极分子的儿子儒勒建议：

革命已经产生了狂热，几乎无法看透任何人。你必须小心避开别人设计好的圈套。你必须谨言慎行，不要从你的口中说出任何可能用来指责你的话……[32]

罗萨莉明白友谊和公民美德之间的紧张，个人关系和忠诚被看作是对公共利益有害的。尤其是在共和国于1792年9月成立后，革命领导者的公开讲话经常引用古希腊、古罗马重要人物和他们的阴谋。这不仅仅是华丽的辞藻：革命议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认为古典世界是智慧之泉，可以从中直接汲取经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愿意为祖国的安全牺牲一切，失去一个犯错误的朋友也不可惜。

到了1793年中期，这些年来严重的内忧外患使得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受到了革命的影响。正如在雷恩市的法力冈家族发生的那样，家庭关系破裂的苦楚直指内心。1789年1月，试图在三级会议中增加第三等级代表人数的普通人和那些决定捍卫布列塔尼“宪法”的人在雷恩城中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前者要求的是三级会议的领导权，而后者要保护本省的自治和财政豁免权。《教士公民组织法》使得分歧在这座有2.5万人口的省会城市里进一步扩大。尼古拉-弗朗索瓦·法力冈神父就是未宣誓教士中的一员，他是雷恩学院一名36岁的教师。他在1791年12月4日星期日由于为家乡大量群众举行非法宗教活动而被捕，被查出持有反革命材料。经过一年的关押后，他在1792年11月转送至圣米歇尔山监禁，他写长信给他效忠于革命、对他唯恐避之不及的木匠师傅父亲，警告他无视上帝的旨意“不仅不会得到上帝的原谅，还会宣判你永远遭受痛苦”：

我强忍着眼中的泪水恳求你，我的双手指向天堂，想象着你最终的时刻……我希望，如果你不想再见到我，至少也要把你的诅咒和残忍放下，读一下我给你写的信，然后回复我。

他父亲也写了一封长信回应，坚称教会改革只是行政性的，那些反对改革的人都是屈从于外部势力的反革命分子，这些人的意愿就是错的。他的父亲为宣誓教士辩护道，“他们安静地承受了苦难并且对于你们通过邪恶阴谋施加给他们的迫害没有丝毫怨言”。父亲反过来劝自己的儿子“听从一个慈爱父亲的心声，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看到你悬崖勒马”。而这位教士不为所动。[33]

最终，自我认知——信仰、国家、家庭三个方面的——在个人选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个人的职业或家庭背景不能表明他们是反对还是支持革命，他们有可能做出相反的选择。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第一个是帕斯卡尔-安托万·格里莫的例子，他在1789年时已经57岁，经历了长期教会生涯后，他在1793年成为一位共和派积极分子。他来自克莱蒙费朗的一个商人家庭，在巴黎接受了漫长的教会教育，在1776年返回家乡成为一名清贫的教士之前曾经在圣绪尔比斯神学院教授哲学。格里莫怀才不遇并且对于之前在巴黎的成功念念不忘（他仍继续自称为“神学教授”），他对自己的主教弗朗索瓦·德·博纳尔的观点不以为然。在1789年2月的大斋期（Lent），主教在教区牧函中痛斥“我们当中传播着一种不敬的哲学玷污了道德”。召集三级会议和之后的《教士公民组织法》使人们的思想产生分歧。格里莫表现出对1789年原则的热烈支持，支持改革后的教会应当成为革新法国的一部分，他对“那些已经将自己出卖给教会贵族的人，排挤爱国者并煽动恶徒的人们”不再抱有幻想。他最初在邻近的穆兰市阿利耶教区当选为主教代表（episcopal vicar），后来在1792年10月被主教解职，原因似乎是不守教规。他自称是一个“有立场、有原则的公民和民主人士”，随后成了穆兰市一个重要的雅各宾派活跃分子，由于对拥有大量财产的人和嫌疑犯的刻薄态度而变得声名狼藉。[34]

第二个例子是伯努瓦·拉孔布，他来自西南部的加亚克市（人口6 000），他是一个从事农业和纺织业的富有资产阶级家庭的幼子，在大革命之前，他已经通过购买贵族头衔实现了成为贵族的梦想。尽管他的家族是保守的并且主要着眼于巩固在当地的势力，伯努瓦本人却积极支持革命。可能是出于实际考虑，他购买了属于加亚克修道院的土地和大量房产——到了1795年，他已经在国有化财产上花了252 886里弗。但其中也有个人原因，比如他的叔叔是一名一直受到修道院教士制度排挤的教士；可能还有个人性格的原因，18世纪80年代他在波尔多的经历让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启蒙者，而加亚克则是一潭死水。到了1793年，他事实上成为加亚克地区“持矛的无套裤汉”组织的领导者，虽然他很富有，但他的战斗精神是他正直的良好保障。[35]

因此，个人和家庭在1793年中期做出的可能致命的抉择是基于他们所理解、所期待的革命性变革，在这当中对于地区的认同至关重要。1789年后，大多数法国人民在正式的政治活动中只是初学者，并且任何正式政治活动都只有男性才能够参与。运用三级会议、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的选举来对政治选择的分布进行解读十分困难，因为这里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政治派别，他们当中只有少数有投票资格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才这样做。如果分析教士是否根据《教士公民组织法》来决定是否接受主教选举结果，分析结果更说明问题，因为在绝大多数地区——不是所有的地区——他们的选择与他们所在教区居民的选择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在各地，无论人们做出否定的选择还是其他选择，都是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基于他们对革命的理解而做出的。只有一小部分人成了所有变革中完全的赢家或输家。人们怀着期待接受某些变革，而反对或者回避其他的变革。不管怎样，各地的人们都已经下定了决心。

当然，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发现做出选择过于痛苦因而保持低调。大多数贵族没有逃亡，无论多么不情愿，他们转而在政治风向的变动中做出必要的妥协来求得生存。大多数天主教会中的男性和女性重新进入世俗世界，很多人觉得他们的信心已经支离破碎，但另一些人乐于接受改变。大量农民欢迎革命带来的剧烈变革——对封建制、司法、财政和政治体制以及他们自身地位的改变——并尽量按最低额度提供新国家的战时需求。

但是没有人能够逃避选择，1793年中期的大危机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可能会发生永久性的转变。这些选择可能使人丧命，不仅仅是命丧战场。在布列塔尼区瓦讷市北部的格朗尚普村，一个叫维勒曼的当地人购买了大量教会财产，而在1794年初，50名戴着白色徽章的强盗杀了他并洗劫了他的房屋。三名强盗被判处死刑。格朗尚普当地的爱国者们觉得要对革命有所贡献，于是成立了监督委员会[36]，但是追捕逃亡者的妻子的工作耗尽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他们找各种借口不参加委员会的工作。[37]

到了1793年中期，这些决定变成了生死的问题。“不自由，毋宁死”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革命口号，它意味着公民的自由要在排除外部干预的情况下重建国家。成千上万的人自愿加入革命军队，或者在其他充满对抗和暴力的地方为革命事业做贡献。但是形形色色的反对者也感到自己的选择同样残酷。吉伦特派的支持者认为巴黎的权力不可忍受，信仰宗教的人渴望自由选择礼拜的地点和方式，旧制度追随者的“权利”已经不复存在，所有人都面临一次关键性的抉择，死亡究竟是不是赢得自由的代价呢？

[1] Léon Dufour, à travers un siècle (1780–1865), science et histoire: souvenirs d’un savant fran.ais, Paris: J. Rothschild, 1888, pp. 8–9.

[2] Good general discussions of choice are by Timothy Tackett,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The Ecclesiastical Oath of 179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 11; Peter M. Jones, ‘Choosing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Wiley Blackwell, 2013, ch. 17; Michel Vovelle, La Découverte de la politique. Géo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1993; Laurent Brassart, ‘“Plus de vingt paysanneries contrastées en révolution”. De la pluralité des dynamiques sociales du politique en milieu rural pendant la Révolution’, AHRF, 359 (2010), pp. 53–74.

[3] D. M. G. Sutherland, Murder in Aubagne: Lynching, Law, and Justice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 Henri Labroue, La Société populaire de Bergerac pendant la Révolution, Paris: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915, pp. 258–66.

[5] Peter McPhee, The Politics of Rural Lif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the French Countryside, 1846–185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ch. 5; Mona Ozouf, ‘Fédérations, fédéralisme et stéréotypes régionaux’, in Ozouf, L’école de la France: essais sur la Révolution, l’utopie et l’enseignement, Paris: Gallimard, 1984, pp. 39–45.

[6] Vovelle, Découverte de la politique.

[7] See, for example, Helen Davies, émile and Isaac Pereire: Bankers, Socialists and Sephardic Jews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4, ch. 2.

[8] Régine Crossuard, La Révolution dans le district de Vitré, 1789–1795, Rennes: Rue des Scribes, 1989, pp. 215–19; Tackett,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pp. 257–83.

[9] The account that follows draws on records in the AM La Rochelle and the AD Charente Maritime, and Claudy Valin, Autopsie d’un massacre. Les journées des 21 et 22 mars 1793 à La Rochelle, St- Jean-d’Angély: éditions Bourdessoules, 1992.

[10] Christine Peyrard, Les Jacobins de l’ouest. Sociabilité et formes de politisation dans le Maine et la Basse- Normandie (1789–1799),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96, pp. 159–76.

[11] Olivier Paradis, ‘De la dif.culté à vivre ses choix politiques. Les jeunes of.ciers de l’armée, du service du roi à celui de l’empereur’, in Annie Crépin, Jean-Pierre Jessenne and Hervé Leuwers (eds), Civils, citoyens- soldats et militaires dans L’état- nation (1789–1815). Actes du colloque d’Arras (7–8 novembre 2003), Paris: SéR, 2006, pp. 135–47.

[12] Comte Régis de L’Estourbeillon de La Garnache, Les Familles fran.aises à Jersey pendant la Révolution, Nantes: Imprimerie Vincente Forest et émile Grimaud, 1886.

[13] Fran.ois-Pierre Julliot, Souvenirs d’un prêtre réfractaire du diocèse de Troyes publiés par Octave Beuve, Arcis- sur- Aube: Société d’Histoire Départementale, 1909, pp. 49–50.

[14] Jean Vidalenc, Les émigrés fran.ais, 1789–1825, Caen: Associations des Publication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de l’Université de Caen, 1963; Jacques Godechot, The Counter- Revolution: Doctrine and Action, 1789–1804, translated by Salvator Attanasio,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 ch. 9; Bette W. Oliver, Surviv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Bridge Across Tim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3.

[15] 亚历山大·仲马也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父亲，他在进入军校时将自己的贵族姓氏德拉·佩耶特里改为了他黑人奴隶母亲的姓氏仲马。从他到他的孙子小仲马，三代人的名字其实都是“亚历山大·仲马”。

[16] John G. Gallaher, General Alexandre Dumas: Soldie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7; Tom Reiss, The Black Count: Glory, Revolution, Betrayal, and the Real Count of Monte Cristo, New York: Crown, 2012.

[17] Chancellor Pasquier, Memoirs (1767–1815), translated by Douglas Garman, London: Elek, 1967, p. 31. Pasquier would be a prominent administrator under Napoleon, and was made Chancelier de France by Louis- Philippe in 1837.

[18] Suzanne Desan, The Family on Trial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ch. 3.

[19] Marie-Victoire Monnard, Souvenirs d’une femme du peuple, 1777–1802, Creil: Bernard Dumerchez, 1989, pp. 86–87. The bonds of religious commitment are emphasized in two important articles by Olwen Hufton, ‘Women in Revolution, 1789–1796’, and ‘Women in Revolution’, French Politics and Society, 7 (1989), pp. 65–81.

[20] Suzanne Desan, ‘“Constitutional Amazons”: Jacobin Women’s Club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Bryant T. Ragan and Elizabeth A. Williams (eds), Recreating Authority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 1. Male attitudes to the suffrage are explored by Anne Verjus, Le Bon mari: une histoire politique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 à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Fayard, 2010; Anne Verjus, ‘Gender, Sexual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cPhee (ed.), Companion, ch. 12.

[21] Ted W. Margadant, Urban Rivalrie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16–18.

[22] AD Aisne, L 1502, 1505, ‘Affaires ecclésiastiques: 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 June–November 1790; May–December 1791; AM Laon, SRL 99, Culte catholique; Michel Péronnet, Robert Attal and Jean Bobin, La Révolution dans l’Aisne, 1789–1799, Le Coteau: Horvath, 1988, p. 88.

[23] AM Laon, SRL 1, Délibérations de la commune de Laon, June–December 1790; Peter McPhee,Liv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99,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81.

[24] Kieko Matteson, Forests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Conservation, Community, and Conflict, 1669–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77–87.

[25] Christine Le Bozec, Boissy d’Anglas, un grand notable libéral, Privas: Fédération des Oeuvres La.ques de l’Ardèche, 1995.

[26] Charles Walton, ‘Les Graines de la discorde: Print, Public Spirit, and Free Market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Walton (ed.), Into Print: Limits and Legac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Darnto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 10.

[27] R. R. Palmer, From Jacobin to Liberal: Marc- Antoine Jullien, 1775–184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 1.

[28] Peter McPhee,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Pyrenees: Spirituality, Class and Ethnicity in the Haut-Vallespir, 1793–1794’, FH, 7 (1993), pp. 313–43.

[29] Peter McPhee, Collioure et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789–1815, Perpignan: Le Publicateur, 1989.

[30] David M. Hopkin, Soldier and Peasant in French Peasant Culture, 1766–1870, Woodbridge, Suffolk: Boydell Press, 2003, p. 248; Jean-Paul Rothiot, ‘Armée et nation dans la France de l’Est’, in Crépin, Jessenne and Leuwers (eds), Civils, citoyens- soldats et militaires, pp. 31–44. p. 41.

[31] Journal de marche d’un volontaire de 1792 (journal du Sergent Fricasse), Paris: J. Dumoulin, 1882, p. 4.

[32] Palmer, Marc-Antoine Jullien, pp. 4–5; Marisa Linton, Choosing Terror: Virtue, Friendship,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7, and ch. 5; Marisa Linton, ‘Friends, Enemies, and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McPhee (ed.), Companion, ch. 16.

[33] P. Delarue, Un Aum.nier des Chouans, l’abbé Nicolas- Fran.ois Faligant, 1755–1813, Rennes: Plihon and Hommay; Nantes: Durance, 1910. When Vendéan insurgents stormed MontSt-Michel and freed Faligant and other priests in November 1793, he wrote exultantly to his sister that ‘the white .ag was .ying over Mont-St-Michel yesterday, the Royal and Catholic Army is master of all this part of the Manche’. But his con.dence that he would soon be on Jersey was to be disappointed.

[34] Philippe Bourdin, Le Noir et le Rouge. Itinéraire social, culturel et politique d’un prêtre patriote (1736–1799), Clermont-Ferrand: Presses Universitaires Blaise-Pascal, 2000, pp. 154, 451, 486, 494.

[35] Jo.l Cornette, Un Révolutionnaire ordinaire. Beno.t Lacombe, négociant, 1759–1819, Seyssel: Champ Vallon, 1986. By 1816, Lacombe would be a .rm adherent of throne and altar.

[36] 地方上的监督委员会（surveillance committees）相当于国家政府中掌握警察权力的治安委员会对应到地方的革命机构，常常与特派员配合行使权力。地方监督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监视、调查可疑人员，受理“反革命”举报，确定可逮捕的人员名单。监督委员会常被视为恐怖统治的一大象征。

[37] AD Morbihan, 1Q; L 1424; Lz 501.

第十一章

“恐怖直到和平为止”，1793年7月至10月

联邦主义者从来都无法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无法对共和国军队造成严重威胁，但是国民公会的核心成员遭到了人身威胁。1793年7月13日，因为袭击特派员，9名奥尔良市市民穿着象征谋逆罪的红色衬衫被送往巴黎的断头台，就在同一天，一名来自卡昂的吉伦特派支持者夏洛特·科黛前往让-保尔·马拉在首都的住处看望他。此前，马拉在国民公会呼吁镇压卡昂和其他地方的叛乱，要将无套裤汉用“钢叉、镰刀、长矛、枪支和军刀武装起来，无情地将叛乱碾碎”。对于科黛来说，马拉就是革命极端主义的代表，她下决心杀了他。她用揭发反革命阴谋的借口进入了他的房间。“此外，我还受到了以自由之名的迫害。我感到不高兴。这就足以使我奋起反抗。”[1]马拉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为了减轻他的皮肤病，他在1793年夏天的很多时候都在浴缸里。科黛在他沐浴时刺死了他。她在7月17日接受了革命法庭的审判，当天就被处死。（图20）

马拉成了三名革命殉道者中的一员，而勒佩勒捷在支持处决路易十六的当晚被一名保王党谋杀，里昂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约瑟夫·沙利耶在7月16日被联邦主义者处死。为了让大部分人从马拉之死中得到教训，国民公会向雅克-路易·大卫寻求帮助，他在1793年之前主持了勒佩勒捷和克劳德-弗朗索瓦·拉佐斯基的公开葬礼，后者是一名波兰人，是8月10日事件中的无套裤汉英雄，罗伯斯庇尔在他的葬礼上宣读了悼词。大卫原本想将马拉的尸体放在他的浴缸中展示，但是从7月13日开始的炎热天气使尸体出现了腐烂，人们转而用湿布将其包裹放在一个平台上。少女们穿着白衣，年轻人拿着柏树枝和火盆焚香，他们的后面跟着国民公会代表、当地的代表团和悼念者。整个过程持续了六个小时。[2]大卫随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创作《马拉之死》的画作上。（图21）

马拉在革命核心地带的遇刺明显地证明了新的共和国在面对武装反革命和外国军事侵略时正在四分五裂。革命和法国本身正处于崩溃的威胁中。国民公会在绝望之下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措施，旨在消除外部和内部的军事威胁，吓退顽抗者，塑造一种新的“爱国”联盟。这些措施包括成立监督委员会，授予执行委员会和特派员大范围的权力，可以进行预防性的监禁以及其他为了保卫共和国安全而限制公民自由的控制措施，直到1793年6月新的民主宪法能够实施为止。[3]

这部宪法主要是罗伯斯庇尔的功劳，它的特点是在新的一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基础上保障社会权利，并保证民众控制一个由全体男性公民投票选出的议会：

第二十一条，公共救济是一项神圣的职责。社会有义务向遭遇不幸的公民提供援助，给他们提供工作，向那些无法工作的人提供必要的生活所需。

第二十二条，教育对于所有人都是必要的。社会必须运用所有权力进一步促进公众的理性，让所有公民都接受教育……

第三十五条，当政府侵犯人权时，反抗是人民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推卸的义务，对人民中每一个群体亦是如此。[4]

8月10日，巴黎举办共和国的统一不可分割节，接受宪法的公民投票结果（官方统计180万人赞成，11 600人反对）在第一次庆祝推翻王权的盛大庆典上公布。全国接近600万有投票资格的男性中，最终投赞成票的人接近200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参与了投票，参与度是自1790年以来的市政选举以来最高的，这在内忧外患的时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参与率从布列塔尼大部分地区的不到10%到莱茵河沿岸和中央高原部分地区的40%至50%不等。在很多小村社，官员只记录说所有投票者都是根据喜好投票的，有很多人弃权是因为他们的村社很明显是支持宪法的。

在一些地区，投票本身就是一个节日：在塔恩-加龙省蒙托邦市西边的圣尼古拉德拉格拉维小镇，一些在场的人“沉浸在最崇高的热情之中……他们的双眼饱含喜悦的泪水，互相拥抱对方，献上兄弟般友好的吻”。这里的妇女坚持要求加入公民宣誓和投票，男性同胞表示同意：

所有的男性公民和女性公民交叉站在一起，手拉手连成一个象征团结的链条，在鼓点、笛声和铃声中，他们在穿越大街小巷的时候跳起了法兰朵舞，同时还有演奏和歌唱神圣的自由之歌的声音夹杂在其中。

同样，在布列塔尼靠近英吉利海峡的朗巴勒，“妇女们涌入议会表达她们对于宪法的认可”；在其他地方，巴黎北部的蓬图瓦兹有175名妇女和163名儿童投票，拉昂有343名妇女投票。[5]

女性的积极参与为共和国应对外敌侵略和旺代叛乱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图20），她们在革命存亡之际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在城市和乡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工作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因为在1792—1794年，大约每十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由于丈夫、儿子或父亲的伤亡而在经济与精神上陷入困顿。

虽然国民公会对女性正式的政治参与提供的支持微乎其微，但现在有所不同的是女性政治行动范围的扩大以及妇女在家庭中权利的增加。1791年3月的继承法确保女儿和儿子享有相同的继承权，这引发了家长权力限度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法律上独立年龄的根本改变而进一步加剧：直到1792年9月，30岁以下的男性和25岁以下的女性需要父母同意才能结婚；而现在规定男性和女性在21岁就已经“成年”。1792年9月20日，离婚法在立法议会的最后一个议程中投票通过，女性明显有了更多理由脱离不幸福和没有意义的婚姻：夫妻可以因为感情破裂而离婚，夫妻双方中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离婚，理由包括另一方长期分离或者长期的暴力行为。[6]

对于家庭法律的质疑在关于女性地位的激烈讨论中处于核心地位，其中包括1793年8月关于妻子在有关家庭财产的决定上享有平等地位的议题。菲利普-安托万·梅兰·德·杜埃认为“女性总体上不适合从政，男性天生优于女性，必须保护女性”，他遭到了乔治·库东的反对，这位坐在轮椅上的雅各宾派救国委员会代表说：“女性和男性一样天生具备很多能力。如果女性直到现在还没能将这些能力展示出来，这不是性别造成的，而是我们此前的制度造成的。”库东得到了卡米耶·德穆兰的支持，他承认“支持我的观点的有一种政治考量，即让女性热爱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占据了上风，但是这部法律从来都没有完全实施。[7]

正如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那样，1793年8月10日在巴黎举行的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同样采取拟人化的方式来表达国家团结，从86个省中的数千个选区的每个选区中选出一名代表出席庆典。[8]为了庆祝推翻王权一周年，“暴政”的象征物在革命广场（今天的协和广场）上被焚烧。大卫在巴士底狱的废墟上组织了一场更加正式的庆典，国民公会的代表和各省代表中最年长的人依次穿过重生之泉——一个古埃及丰饶女神伊希斯的雕像，她的乳房流着重生之水，寓意满足了代表们对于美德的渴求。从雕像处放飞了3 000只和平鸽，每只鸽子的脚上都绑着小旗子，上面写着：“我们自由了！追随我们吧！”

同一天，卢浮宫公共博物馆的成立展示了共和国的丰功伟绩，这是博物馆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路易十四在1682年舍弃杜伊勒里宫前往凡尔赛宫之后，卢浮宫近一百年间都是王室绘画与雕塑学院的所在地，这里到处都是画室和工作坊。1791年，国民议会下令将它改为一座保存国家珍宝的博物馆。它在1793年8月10日开放时展出了超过500幅画作，大部分是从王室收藏和没收的教会财产中来的。早期的管理者包括像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和弗朗索瓦-安德烈·文森这样著名的画家。兴奋的埃德蒙·热罗在9月3日写给在波尔多的父亲的信中谈到了这座新博物馆：“这是这次革命千里挑一的奇迹。勒布函、勒絮尔、热拉尔·道、萨尔瓦托·罗萨、拉斐尔的作品都在其中，这里包罗万象。”[9]这里还有个人创作的作品。国家剧院在同一天开放，上演了让-弗朗索瓦·盖鲁的《马拉松战役》：这部反映雅典人英勇抵抗波斯军队的古典戏剧没有让观众们失望。[10]

虽然对于那些敌视革命的人来说，革命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甚至是一种威胁生命的痛苦经历——尤其是对于布列塔尼西部的大多数人而言——但1793年宪法以及权利宣言反映了大多数法国人在当时最明确的诉求。8月28日，雅各宾派成员贝特朗·巴雷尔在救国委员会上说，当前的军事情况无法将宪法的要求立即推行到某个单一新选区或者所有省份的选区中；当政府在9月末决定实行“直到和平”的紧急政策时，宪法被搁置了，象征性地被存放在国民公会中心的一个箱子里。实现军事安全的目标是实行宪法的保障。

1793年7月，共和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在作战，外国军队在西南、东南和东北方向踏上了法国的土地。旺代叛乱尚未平息，联邦主义者的中心城市里昂公开与国民公会对抗。国际冲突还蔓延到了殖民地。必须持续动员国家资源才能应对军事挑战，还要无情地镇压反对者。雅各宾派通过威胁、武力，并且既满足人民需要也满足整个国家战时需要的政策，重塑了一种新的全国性同盟，这对于应对内外乱局来说是必须的。

这一时期政府为了赢得内战和对外战争实行了全面的措施，后世将其称为“恐怖统治”。[11]它也经常被讽刺为独裁统治，甚至是一群意识形态理论家（尤其是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实施的，是试图在暴力驱逐“他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美德”社会的极权政体。罗伯斯庇尔在7月27日当选为救国委员会委员，事实上成了雅各宾派口才最好、最受人爱戴的领导人（同时也成了政敌最仇视的人），但是雅各宾派是由一群赞成在特殊时期运用例外法律的共和派组成的，他们要抓住一切机会建立一个共和社会并且保护它免受敌人的侵害。[12]

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大约有3.5万名士兵（军队总数的6%）在1793年上半年逃亡，物资供应不足时，很多人偷盗地方的农产品。士兵们抱怨说：“我们从头到尾就没有鞋穿，疥疮折磨着我们，寄生虫正在噬咬着我们。”一个军营汇报说他们靠吃草根度日；下诺曼底省阿让唐的一个志愿军营汇报说，他们驻扎在一个逃亡贵族的庄园中，靠砍伐和出售“大量各类型的树木，包括核桃树、橡树、榆树、桤木、李子树”来生存。[13]因此，救国委员会中47名委员中最年长的罗贝尔·林代成了关键人物，他将在保障军用物资上发挥重要作用。与他在救国委员会中的同僚拉扎尔·卡尔诺、巴雷尔和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也住在靠近国民公会的圣端诺累大街上。（图22）林代和普里厄·德拉科多尔一起负责管理新改组过的、庞大的军需委员会，随着敌人的推进，国家似乎即将四分五裂，他们还要经常对付内部的敌人。他不得不应对在一个国土辽阔的国家内传递消息的挑战（消息最快的传播方式是驿马），而英国海军封锁了谷物的进口则是另一个挑战。[14]

国民公会认为只有通过不分贫富的全面动员才能拯救共和国，在8月23日通过《全民皆兵令》，宣布征召所有年龄在18岁至25岁的单身男性：

年轻男性赶赴前线参战；已婚的男性制造武器和运送补给；妇女制作帐篷和制服；老年人要到公共场所鼓舞士气、唤起对各国国王的仇恨以及维护共和国的团结。[15]

1792年，法军的人数有15.5万：11.3万名步兵，3.2万名骑兵和1万名炮兵。1793年征兵30万使得军队人数显著增加，现在《全民皆兵令》又使军队人数翻了一倍。军队人数在6个月内将会达到70万人。[16]军队规模的急剧扩张，战火蔓延到法国本土，才出现了这种史无前例的“全民武装”。

国民卫队负责追捕那些逃避兵役和开小差的人。从非法语区征召的士兵要学习基础的法语，分散到各部队来降低集体逃亡的可能；大规模的宣传通过像雅克-雷内·埃贝尔通俗的《杜歇老爹报》这样的报纸来传播；国民公会的特派员威胁并惩罚踟蹰不前的军官和不愿作战的普通士兵。但军队中新风气的形成不单单是强迫的结果：士兵们的家信常常诉说他们对祖国和革命的奉献。志愿兵皮埃尔·科欣从北方军团给家里写信说：“我们参加的战争不是国王之间的战争，也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场自由与专制的战争，毫无疑问我们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一个公正、自由的国家是无往不胜的。”[17]

邻近的战争让边境省份尤其充满焦虑。7月，法军在东北部瓦朗谢讷大败后，特派员约瑟夫-马里·莱基尼奥和西尔万·莱热讷被派到了埃纳省，他们不仅下令关押逃亡贵族的家属，还不分政治立场地关押了所有贵族。最终，有500人被当作“嫌疑犯”。这种严苛的措施至少成功地使民众相信潜在的反革命分子已经被清除，在随后的一年里，这里的断头台只使用了两次。[18]东北部边境信使往巴黎传信只需要2天，而从图卢兹或马赛到巴黎要走8天，从南部前线地形崎岖的地方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整合国家资源的请求和命令淹没了各省。在1789至1792年间，平均每月要分4到6批向各地区首府传达超过100份公告——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到了1793年12月，公告的数量猛增到了300份，分13批传达。[19]

从1792年10月以来，国民公会及其委员会将一系列紧急措施整合到一起，旨在打败入侵的军队和伪装成各种形式的反革命，不仅要满足城市和农村人民持续不断的请愿要求，还要控制那些自称代表人民意愿的激进分子的行动。1793年9月5日，上千名处于权力顶点的无套裤汉闯进了国民公会，他们坚持要求按照他们的“命令”来推行极端的军事和经济措施，要“让恐怖来维护秩序”。在雅各宾派认为有必要让反革命分子的头脑中产生“恐惧”时，他们沿袭的是历史上的先例：最近的在18世纪70年代，王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互相指责对方要重演一个世纪前宗教战争的“恐怖”景象。[20]

为了维护共和国的安全而实行的让革命敌人感到恐怖的措施，开启了大革命最具争议的时期。国民公会及其管理下的委员会持续面对的一个困境是，他们只能指望特派员和军队指挥官在镇压反革命时主观尊重法律和人性。处置那些背叛共和国的人时，愤怒经常会使镇压措施走向极端，甚至成为暴行。在中央高原南部，瓦布雷（今天的瓦布雷拉拜）是叛乱的中心之一，这个有700人的村庄从1317年开始直到1790年的重组前都是一个拥有130个教区的主教辖区。共和国军队在1793年摧毁了这个村庄和其大教堂。共和国军的23岁的指挥官让-马克西米利安·拉马克是一名来自圣瑟韦的富有的三级会议代表的儿子，他下令把大教堂的大理石圣坛改造成马拉纪念碑。[21]

一些反革命敌人是显而易见的。克劳德·阿利耶神父是1790年至1792年间三次“雅勒集会”的发起人，他和前军官马克-安托万·沙利耶在1793年春组织了“中部基督教军”。为了袭扰前往西班牙前线的共和国军队，他们占领了马尔韦若尔和芒德小城，迫使该省的行政官员逃离。沙利耶在6月被捕，7月被送上断头台；阿利耶在8月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的弟弟多米尼克随后扛起了反革命的大旗。[22]

另一些对于共和国安全的威胁则更加难以证实。在1793年夏天“自由还是死亡”的抉择中，抓捕反革命者的需要造成数万人被捕，他们并没有参与什么武装反革命行动，而仅仅是对政府政策持批判态度。从大革命一开始，对于阴谋的谴责就一直是这个美德与平等的新时代的政治工具。现在，外敌入侵、反革命和联邦主义同时存在，那些不愿接受公民美德的理念前提的人极易被怀疑为图谋不轨。

《嫌疑犯法令》（1793年9月17日）目的是曝光那些不爱国的人，将他们送往监狱或者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各个公社的监督委员会严格监督人们公开的与私下的行为和动机。比如在鲁昂，1 158名嫌疑犯中的29%是贵族，19%是教士，7.5%是以前的官职持有人，这些人不仅由于他们的身份而被捕，还因为他们被怀疑缺乏公民意识。他们并不是唯一被捕的人：资产阶级占到了“嫌疑犯”总数的17%，劳动者占27%，他们经常被指控有反革命言论和举动。在店主当中，囤积货物也经常被认为是反革命举动。在所有“嫌疑犯”当中，妇女几乎占到了五分之二，尤其是那些贵族和教士出身的妇女，通常这些群体中的男性不是选择逃亡就是反抗，剩下的妇女由于她们的家族姓氏和政治取向而成为被怀疑的焦点。[23]

贵族非常容易受到伤害。吉拉丹侯爵是卢梭的庇护人，启蒙思想的爱好者以及领主，他尝试过让自己适应革命，将一些土地转让给信得过的农民，赞扬罗伯斯庇尔、马拉、德穆兰和1793年宪法，并且在1793年8月10日公开焚毁了他的封建税册，以此来庆祝王权被推翻一周年。然而三周之后，他和他的家人都被捕了。尽管他是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会员，这位侯爵现在只是一位名叫雷内的先生，他被巴黎东北部40千米外的埃默农维尔村的村民们指控为“专制”，他的城堡被描述成“盗匪的藏身之处”。1793年9月整个家族被当作“嫌疑犯”关押起来。其中就包括吉拉丹的女儿苏菲，尽管她在1789年与她的普鲁士外交官丈夫一起离开了法国，但她仍然怀念卢梭的学说，她被攻占巴士底狱后的“丑恶画面”吓坏了。她在1791年返回法国，试图保护家族财产。[24]这个家族被关押了一年。

不过普通人也会被激怒。当一项要求各市清除王权和封建主义象征物的法律在巴黎东部56千米外的小镇库洛米耶尔实行时，一则声称雅各宾派官员们正在捣毁教会雕像的谣言点燃了公社人民的怒火，“虔诚的妇女”公开为旺代叛乱喝彩并且呼吁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割开这些面目可憎的雅各宾派的喉咙”。8人被判处死刑，“虔诚而率真”的德尔通布是两名被处死的妇女之一，她在1794年2月1日写给她姐姐和姐夫的遗书中说道：“我就把我亲爱的丈夫和孩子托付给你们了，不要在这时抛下他们，你们都知道我丈夫是一个敏感的人，要帮助他振作起来。”[25]

战况令人喜忧参半。1793年6月底，共和国军队在南特大胜旺代叛军。这产生了重要影响：旺代叛军领导人雅克·卡特里诺被狙击手射杀，内部为争夺继任权产生了分裂，这次失利对于那些希望英国海军将南特变成叛乱首都的人来说是当头一棒。[26] 7月，克莱伯将军的部队也在旺代叛军的军事中心绍莱附近取得了胜利，但是在9月，他的6 000人部队被天主教和保王党3万人的军队打得惨败。双方都继续着暴行：在蒙泰居，被俘的共和国士兵都被扔到一口水井当中。[27]

尽管很多联邦军的领导人都是坚定的共和派，但他们陷入了两难之中：他们曾在共和国遭遇军事危机的最艰难时刻拒绝承认国民公会的权威，而和保王党、贵族和教士联合以获得支持则会玷污了他们的名声。在巴黎方面看来，任何团体要么为了共和国的团结和统一而战，要么就是图谋推翻共和国的保王党与外国联军的同伙。国民公会中的雅各宾派很容易相信这些联邦主义者是与旧欧洲势力的军队站在一起的，8月29日土伦军官将一个地中海地区重要的海军军械库交给了封锁海岸的英国海军时，这一点体现得很明显。[28]

没有哪一个地方比里昂的境遇更加悲惨。里昂雅宾派要人约瑟夫·沙利耶在7月16日被处死让国民公会中的雅各宾派相信，里昂是反革命的帮凶，这里的人希望让奥地利和撒丁军队解放他们。事实上，双方都是共和派，不过在占统治地位的雅各宾派和里昂的“罗兰派”之间横亘着一条仇恨、惊慌和恐惧的鸿沟。

尽管里昂叛乱的支持者自认为是“温和”和合法的，他们并不是反革命分子，但是他们的举动被国民公会中的雅各宾派当作反革命，要被无情地镇压。8月22日，特派员埃德蒙·杜布瓦-克朗塞向这座城市宣布：

大炮已经就位，炸弹已经准备好，炮弹在反光，火焰将会吞噬你们……里昂人，你们记住，你们现在还有时间，而明天就太迟了……我再一次请求你们，睁开眼睛认清形势，遵守法律……对于只是误入歧途的罪人，国民公会将宽大处理。[29]

尽管他做此请求，里昂的武装叛乱还是持续到了10月9日。叛乱起源于城市内部不断增长的暴力对立和冲突，里昂人挑战巴黎权威以及组建一支军队的决定不可避免地将他们与其他威胁共和国团结的力量联系在了一起。国民公会在1792年12月16日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所有破坏国家团结的武装反叛都是死罪。

国民公会及其委员会决定镇压法国第二大城市来以儆效尤。巴雷尔在国民公会声称：“里昂将会被摧毁：所有属于富人的东西都会被毁灭。只有穷人的房屋、被屠杀和被镇压的爱国者的房屋、工业用途的建筑、纪念人性和教育的纪念碑才能留下来。”为了监督这次镇压，救国委员会派出了让—马里·科洛·德布瓦、约瑟夫·富歇、安托万·阿尔比特和弗朗索瓦·拉波特。他们严格执行了任务，在两天内下令处决数百名里昂人。那些被认为有罪的人一开始就死于炮火，那些还没有死的人被人用军刀和步枪结束了生命。共和国士兵们开始对屠杀感到厌恶，当权者转而采取行刑队和断头台等处决措施。平均每天有40人被处决。

大多数里昂人曾经或至少是在一开始，反对过当地和全国的雅各宾派，而有钱人被单独拎出来接受惩罚。[30]科洛认为几乎所有的民众都是有罪的，应当将这10万人从城市中驱逐出去，这样就能夷平城市、消灭人口。库东更进一步建议赶走这座城市所有的居民。现在里昂的市名被改成了“解放公社”。

科洛认为里昂的妇女更加不可饶恕，她们想方设法地引诱他的军队的同时还把夏洛特·科黛当作庇护圣徒来膜拜。这些说法很多都是为了取悦巴黎的夸张表述：实际上大约只有20幢房屋被毁，而不是经常提到的1 600幢，绝大部分处决发生在科洛被召回巴黎之后。但最终估计有1 867人被处决，还有相同数量的人被释放。弗雷德里克-克里斯蒂安·劳卡尔之前是一名普鲁士军队的逃兵，现在成了一名无套裤汉，当他在1794年1月抵达里昂时，他被“悲惨和毁灭”的场景震惊了，“成排的高档房屋被焚毁，教堂、修道院和所有旧贵族的住所都变成了废墟。当我到断头台前时，那些几个小时前被处决的人的鲜血仍然在广场上流淌。”[31]科洛认为自己应承担全部责任，但当时委员会中无一人公开指责他。[32]

在更远的南部，一位名叫拿破仑·波拿巴的炮兵上尉刚刚年满24岁，他参与了从联邦军手中夺回阿维尼翁的战斗。7月28日他在博凯尔，这一天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交易会的最后一天。他与来自马赛、蒙彼利埃和尼姆的商人们共进晚餐，一同饮酒，一起辩论，之后他提笔写了一本名叫《博凯尔的晚餐》的小册子，其中他作为“一名士兵”将雅各宾派的主张传达给了南方商人，以此来促进团结，确保革命的胜利：“不要理会一小撮流氓将你们引向反革命的言论，重建你们选举出来的权威，接受宪法，给予代表们自由，这样他们就能到巴黎为你们代言。”国民公会对其内容非常满意，下令印刷这本小册子。

在其他联邦主义反叛的中心，镇压也走向了极端，但是没有里昂那么大的规模。此时在被重新命名为“无名之城”（Sans Nom）的马赛，革命法庭审理的975名嫌疑犯中有499人被判有罪，289人被处决。其他人则像26岁的书记员让-路易·拉普拉内那样在9月中旬逃离马赛避难，用他后来的话说，他当时“被一大群让法国血流成河、哀鸿遍野的野蛮人”追捕。[33]在波尔多，雅各宾派成员让-朗贝尔·塔利安的镇压热情似乎在20岁的泰蕾西娅·卡巴吕的政治能力下缓和下来，他当时对她产生了迷恋。卡巴吕出生于西班牙一个富有的金融家族，在16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法国贵族，她是大革命离婚法的受益者，她还利用塔利安来保护试图从波尔多逃往南方的贵族和躲避镇压的联邦主义者。[34]

与这些充满血腥的内战地区相比，也有很多地区是平静的，比如在西南部的农业省份。当地的行政由像让·邦·圣安德烈、约瑟夫·拉卡纳尔、让-巴普蒂斯特·博、吉尔贝·罗莫和皮埃尔·鲁-法兹雅克这样有能力的特派员领导，他们试图将1793年《人权宣言》和宪法中雅各宾派的主张变成现实。这种世界观的核心要素是社会权利优于个人权利：即自由企业经营和贸易的合法权利，言论和信仰的自由都必须以保证其他人的安全与生存权为前提。[35]

雅各宾派主导的国民公会的立法计划即使在军事危机的时刻也是非常紧凑的，计划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平等主义、公民美德和爱国热情。在身份和权利平等的公民中间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必然要求政府在教育、公共工程和社会福利上积极投入。罗伯斯庇尔对这些观点孜孜不倦的阐述为他赢得了最高赞誉，他也成了这些价值的象征，不过在全国范围内有成千上万的雅各宾派分子的表现与之相悖。整个1793年，罗伯斯庇尔每周都要进行4次长篇演讲——总计101次在国民公会，96次在雅各宾俱乐部——这些演讲的主题是爱国主义、奉献与美德，还有贪婪、阴谋和自我中心主义这些道德上的敌人。9月25日，他为毫不妥协地镇压革命敌人的必要性做了辩护：

两年来成百上千的人由于背叛和软弱而被屠杀，对于叛徒的软弱正在毁灭我们。人们为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和将祖国置于敌人刀剑之下的人感到难过；对于我来说，一个软弱地宽容邪恶行径的慷慨民族正惨遭屠杀，这才值得同情。[36]

爱国者们需要避免听从任何与“人民”利益相冲突的个人或党派的建议。那些奉承人民的欺骗者——被当作典型的是拉法耶特、米拉波和迪穆里埃——警告着人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伟人身上。米拉波的例子证明，在国民公会中摆放早已作古的英雄的半身像才是最安全的，尽管马拉和勒佩勒捷在他们遇刺后也被立为半身像，大卫描绘他们的画作就挂在国民公会当中，在讲坛的背后。大卫和他的学派在他们的艺术中表达了雅各宾主义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美德，共和派的兄弟情谊与旧制度时期软弱的王权和衰落的贵族相对立。不过雅各宾派的话语也充满了基督教的救世主观念：坐在议会中高处议席的雅各宾派通常被称为“山岳派”，它经常暗含“神圣”之意，令人联想到西奈山，暗示国民公会拥有神圣的能力制定法律并且惩罚敌人。[37]

这几个月既是民众参与革命的顶峰也是民众反对革命的顶峰。自从1789年以来，自由、平等和共和国本身的象征都是女性人物，这不仅是因为古典美德的名称在法语中都是阴性，还因为女性形象模仿代表天主教美德的圣母马利亚。后来在1793年，反对者常把象征共和国的那个女性人物——乃至共和国本身——戏称为“玛丽安娜”，这是个普通农妇的名字，被用来指代“人民的”。“无套裤汉”的绰号也是这样由来，共和派欣然地接受了这一称号。[38]

新政权的外在象征，尤其是代表平等与博爱的女神的半身像和画作，取代了原来身份的标志——波旁王室的百合花、纹章和神像。“爱国者”帕罗瓦在1789年获得了拆毁巴士底狱的合同，他将由巴士底狱砖石雕刻成的城堡模型寄到83个省，还各寄了一座路易十六的浮雕像。后面这一作品现在有些尴尬，帕罗瓦将其替换为刻有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巴士底狱砖石，上面还有勒佩勒捷和马拉等布鲁图斯式的人物。9月10日，卢瓦雷省议会在奥尔良市召开，特派员雅克-莱昂纳尔·拉普朗什发表了富有激情的演讲，他向他们保证这块新的砖石将会“振奋精神”。正如《十诫》是在“雷电交加的西奈山上”诞生的那样，新的宣言也是在“风暴中的顶峰上”颁布的。整个议会都被调动起来，一名代表成功提议要复印4万份《人权宣言》发放到各个家庭当中，外加1万份海报。拉普朗什还向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即奥尔良的每一栋房屋都应在前门涂上“恐怖就是当前的秩序”的标语，“这样一来所有的贵族都会颤抖”。[39]

随着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邻近，甚至传统的时间观念都发生了变革。革命历的第一位“发明者”是剧作家、无神论者和政治活动家西尔万·马雷夏尔，但它是由山岳派代表、数学家——曾经做过俄国贵族教师——吉尔贝·罗莫在1793年9月17日向国民公会提议的。法布尔·德格朗汀随后加入了视觉元素，在植物园园丁安德烈·图安的帮助下命名了每个月和每一天。革命历是为了强调新纪元、革命性改造以及自然节气，而不是基督教信仰：9月22日既是共和国的诞生日也是秋分日。[40]新的历法从1793年10月24日开始实行，根据理性原则的十进制划分（12个月的每个月都有30天，都有3天旬日）完全否定了格里高利历。圣徒纪念日和宗教节日被植物、季节、工具和美德等名称取代（参见本书附录中的“革命历”）。革命历在全国范围被接受，但是它与传统的礼拜日和定期集市相互冲突，并没有完全取代原有的历法。

有人提议，7月14日、8月10日、1月21日和9月22日的大纪念日最终由36个国家节日支撑，平均每十天一个。这些由政府组织的节日是神圣的活动，用呼唤人性的方式来提升革命的地位，正如特派员莱昂纳尔·布尔东诗中所写的那样，在西南部塔布市阿杜尔河一座桥上，一群当地的爱国者黎明前在这里聚集庆祝人性节：

你们这些没什么信仰的人

谁会看到和听到最高主宰（Supreme Being），

如果你们想这样，要心中充满美德，

但是你们必须走进田野，

成双结对，手持鲜花，

在那里，在纯净的小河边，

一个人能在心中听到神的呼唤，

正如他可以在自然中见到神的光影。[41]

1793年中期的危机既是军事危机也是财政与经济危机。国民公会的一系列会议决定继承国家债务，即使新国家已经废除贵族身份、卖官鬻爵和团体特权。国民公会继续支付旧制度借下的债务，正如要赔偿现在已废除官职的持官者那样。1793年8月，雅各宾派主导的国民公会采取了极端措施。它将所有国家债务合并到一个“公债总目”上，向债权人保证利息为5%。国民公会中著名的财政委员会负责这项工作，它由约瑟夫·康邦、多米尼克-文森·拉维尔、弗朗索瓦-雷内·马拉梅、弗朗索瓦·沙博和约瑟夫·德劳内等人领导。这个新机构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落实，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家们正在承担着风险，他们需要在敌对国家经营法国的国债。荷兰银行家让-巴普蒂斯特·范登维尔、英国银行家沃尔特·博伊德和比利时雅各宾派成员普洛伊伯爵都与身份敏感的巴茨男爵有关联，后者曾经掌管国民议会国债委员会，现在成了一名密谋反革命的嫌疑犯。[42]

但是在指券价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怎么才能稳定政府信用呢？国民公会为了满足无套裤汉的请求，在9月29日颁布了《全面限价法令》，规定39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1790年价格水平上再加上三分之一，将工资固定在1790年水平的150%。国民公会还不得不对1789年以来影响三分之二省份的乡村骚乱做出回应。国民公会虽然在1793年3月废止了提倡将大片土地分成小块土地的“土地分配法”，但国民公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旨在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7月17日，国民公会决定旧领主只保留“仅基于土地的地租和非封建收费”。封建制度就此终结。为了庆祝最终废除领主捐税和推翻王权一周年纪念日，奥尔良市在8月10日的节日上焚烧了装满18辆马车的封建税册。[43]

公有土地的问题远在1789年之前就是农民一直争议的话题。它们属于谁？每个家庭能够分享吗？将乡村的穷人安置在公有土地上是不是能够最大程度保障他们的利益？1792年8月14日，立法议会颁布一条简短的法令，要求公社分割非森林地带的公有土地。1793年6月10日，国民公会用一部更加激进、更富有争议的法令取代了这部法令，这是革命政府为了满足乡村穷人利益而做出的最有野心的尝试。法令规定，如果公社中三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同意，就可以分割公有土地，公有土地要在每名男性、女性和儿童之间平分。尽管很多公社倾向于保留完整的公有土地来放牧，但其他地方都对公有土地进行了平等、公平的划分。

在西南部靠近蒙托邦的加龙河畔凡尔登，681名成年人平分了土地；在小村庄马里尼亚克，人们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才使267块土地“大小相当”；而在多尔多涅省的帕泽阿克，土地被拍卖出售，拍卖所得收入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平分。[44]东北部蓬塔穆松区的一些公社则乐于召开全体公民大会按人头平分公有土地，包括在6月10日以后出生的儿童在内都有份儿，但是区内的其他公社直接声明反对平分：罗格维尔只有一小片林地；马梅的公有土地用作放牧；格里斯库尔的公有土地只是一片光秃秃的戈壁。与之相比，一些村庄决定根据他们的利益平分他们的公有土地：朗德雷蒙村将公有土地分成253块，利兹耶尔村分成217块；巴永维尔村将其公有土地分成223块“山地”和196块“坡地”，446名居民从两种土地中各分得一小部分。[45]然而在南方的加尔省，361个公社中只有18个公社按照1793年6月10日的法令平分公有土地，绝大多数的公社决定将多石的灌木丛地形当作村庄的集体牧场。还有很多公社，穷人们为了竭力维持生存已经占有了部分公有土地，无视法律和当地的富人。[46]

封建统治已经被完全废除，公有土地不是被分割就是被保留，但是要解决集体经济资源控制、土地需求和非法开荒等一系列相互交织的问题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剧作家、雅各宾派官员让-弗朗索瓦·凯伊瓦在1793年12月从朗格多克省拉格拉斯村发来一份报告，直言不讳地说这个地区“从前都覆盖着树丛，绝大部分都是绿色的橡树；但是随着革命的到来，每个人都像对待自己菜园中的卷心菜一样随意对待这些树木”。在纳尔榜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木材短缺，“因为当地人毫不可惜这些只能遮阴纳凉的树木……人们准备进行新的开垦，这种欠考虑的热情的可怕之处在于要将所有土地变成耕地”。[47]

尽管全国各地对待革命的态度差别巨大，但绝大多数乡村地区的基本态度是既敌视旧制度也敌视看起来对富人有利的私有财产法令。在法国中部罗阿讷县附近的纽利斯村，武装起来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响应1793年的征兵号召，他们自愿成为公社必须提供的15名士兵：包括1名宣誓教士和14名资产阶级“爱国者”，他们是革命最大的受益者。[48]很多农村公社运用各种手段来躲避甚至公开反抗中央政府和地方机构的命令：不纳税，逃避对生活必需品和工资的全面限价令，不愿意使用指券。[49]

每个乡村地区都有一些自告奋勇的雅各宾派，他们阅读巴黎和当地的报纸，或者雅各宾俱乐部和大众社团发行的报纸。《农村报》（Feuille villageoise）专门面向农村读者，发行量达到了1.6万份，由于报纸经常被四处传阅或者在农村公社大声朗读出来，它的读者在1793年很有可能达到了25万人。热尔省的欧什市政府为其下辖的599个公社都订阅了一份。[50]

在“爱国”的城镇和村庄，一个真正的无套裤汉应当具备的诸多公民美德，正如东部安省贝莱市一家咖啡馆老板、监督委员会秘书安托万·博内说的那样：“这些人除了具有教养、美德、感知力和仁慈之外，还具备更多的常识；他们听到一丁点不公平的事就会拍案而起；这些勇敢无畏、充满活力的人渴望为公共利益、自由、平等献身。”[51] 1793年11月，最重要的雅各宾派报纸《巴黎革命报》不仅对无套裤汉进行了社会称谓上的界定（手工业者，由于戴着羊毛工作帽而被称作“戴羊毛帽子的人”，或者“来自人民的人”），而且在道德和政治称谓上进行界定：“无套裤汉是身心坚定的爱国者……是大公无私的人，他厌恶那种只有三分钟热度的共和派，他热爱着秩序和平等，他是一个独立而且博爱的人。”（图23）[52]

无套裤汉们发现公民仪式比宗教活动更加有收获。在勃艮第区约讷河畔的塞齐市，三棵自由树都种在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1792年11月种植的那棵种在一个有土地争议的地方，这争议是公社和丽丝特诺瓦公主经过很长时期才最终解决的。（这棵树一直存活到1987年的一场暴风雨之前，随后被移走。）另一棵于1793年11月10日种下，在一次由官员和“穿着蓝衣佩戴三色饰带的女孩、男女学生、妇女、监督委员会、大众团体”参加的仪式上，以此来纪念烧毁封建税册。同一天，种下的第三棵树用来替换一个十字架，后来这里成了人名广场。[53]

1793年到1794年间，全国大约创建了6 000个雅各宾俱乐部和大众社团，很多都是昙花一现。它们大多数都设在小城镇。在普罗旺斯，90%的村庄都有一个俱乐部，男性共和派的公共空间经常遭到保王党的激烈反对。在这种政治狂热和战争焦虑盛行的时候，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人尤其多。在马赛市（人口11万人），雅各宾俱乐部经常有2 000人参会，其会员一度达到6 000人。在普罗旺斯区内陆地区，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都是各个村庄的会员：人口1 500人的圣撒迦利亚村有195名俱乐部成员；人口226人的普拉卡西耶村有87名会员。在外省雅各宾俱乐部中，在1789到1791年间，手工业者和店主的比例从39%增长到了45%，农民从1%增长到了10%。小商贩和大商人的比例从12%降到了8%，教士从7%降到了2%。贵族在革命初期大约占1%，现在已经几乎消失了。[54]

而巴黎才是革命活跃、躁动的中心。无套裤汉的意识形态主张民主和平均主义，他们想要进行更加公平的财产分配，好吃懒做的人和嫌疑犯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些人经常被统称为“贵族”。9月2日，巴黎的一个区——他们自称为“无套裤汉市区”——向国民公会呈交了他们的议程表，要将革命中“没有人有权伤害他人”的根本原则改为有权打击不正当获利者。他们要求将之前的贵族、教士和王室官员清除出行政系统，控制物价和工资，还要求对财产进行“最高限制”，个人只能拥有一个工作坊、一个商店或一个小农场。“这些措施将会恢复繁荣和秩序，逐渐消除严重的财富不均，增加有产者的人数。”[55]无套裤汉的平均主义时常超越再分配，形成一种集体所有权的观念。他们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富人与其做一名财产所有者，不如做一名剩余财富的保管人，这些财产的用途是带给公民同胞幸福”。[56]

长久以来的文化形式结合共和派的爱国主义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戏剧处于核心地位。1793年10月，马雷夏尔的《国王的最后审判》在共和剧院首映，剧中大胆设想欧洲所有的暴君都被放逐到一个小岛上，最终所有人都被火山爆发吞噬。这部戏剧有10万人观看，还刊印了2万份，其中的6 000份发放到军队。这部剧中最受欢迎的一幕是“国王们的游街”，无套裤汉轮流将国王们领上舞台，挖苦嘲弄他们的罪行。叶卡捷琳娜大帝被描述成与波兰国王有不正当关系，在滨海布洛涅演出时，叶卡捷琳娜由一个胡子拉碴的肌肉男扮演。[57]菲利普·吕尔是治安委员会中的山岳派成员，在10月的时候担任兰斯的特派员，他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消除王权，打碎了装有克洛维的圣油、1775年路易十六涂圣油礼时用的圣瓶。

无套裤汉中的激进分子自称为忿激派，他们要求救国委员会和国民公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进一步实现革命目标。在马拉遇刺后，埃贝尔依靠《杜歇老爹报》扛起了主张暴力革命的大旗。埃贝尔来自下诺曼底区的阿朗松市，在1789年前依靠微薄的法律服务收入生活，他在1792年与曾经是修女的玛丽·古皮结婚，现在他却对教士、贵族和富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像马拉一样，埃贝尔认为内部敌人比入侵的军队更有威胁，不过他采用了一种更加粗俗的表述：

富人们只想着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是共和国最大的敌人，他们诋毁革命，因为革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去他妈的，我们要了断这件事……让这些吸食人民血汗的杂种们颤抖……推翻蠢货卡佩的王位的力量同样会降临到你们身上。[58]

泰奥菲勒·勒克莱克在马拉死后继任《人民之友报》的主编，他威胁“囤积居奇者、冷酷的剥削者、榨取民脂民膏而脑满肠肥的人、投机倒把分子、嫌疑分子、自私自利的人”说：“有两条路供你们选，要么去前线，要么去革命广场，那里有断头台等着你们。”这份报纸还恐吓国民公会，说这里“充满了妥协的风气，这对公共利益来说是毫无希望的”。[59]

到了9月，最激进的无套裤汉——忿激派和埃贝尔派——实际上成了巴黎的政治主人。最激进顽固的市区不仅支持埃贝尔和其他人的激进主张，还控制了政府的关键职位：在巴黎公社中，让-尼古拉·帕什成了市长，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担任总检察官，埃贝尔担任其副手；国民卫队在弗朗索瓦·昂里奥的领导下；甚至在战争部，弗朗索瓦-尼古拉·文森担任了秘书长。

国民公会还受到来自激进妇女的压力。战争动员为巴黎和其他城市带来了工作，但是将其转包给私人承包商的行为引起一些服装生产女工的不满——她们在8月向国民公会上交了一份有4 675个签名、充满敌意的请愿书。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雇用“拥有主权的人民”的工作坊由于缺乏供暖遭到妇女的反对，而“代理商却在享受充足的供暖”。[60]然而，像她们这样的劳动妇女更倾向于作为一个整体在生存上和军事目的上支持人民运动，而不是像奥兰普·德古热和埃塔·帕尔姆这样个体的女性倡导女权，而后面这样的人现在要么已经死亡，要么由于她们的政治保守主义而不受信任。事实上在1793年5月，支持吉伦特派的泰鲁瓦涅·德·梅里古被一群雅各宾派妇女抓住殴打致残。

革命共和女性公民协会由克莱尔·拉孔布和波利娜·莱昂领导，她们通过组织妇女自治团体，为妇女争取担任公共职位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来弥补妇女权利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她们同时还与忿激派保持着联系。（图24）[61]女性公民规定中写道，“所有社会成员都是亲如一家的姐妹”。这个拥有大约170名成员的团体的目标是“自治，学习宪法和共和国的法律，参与公共事务，为受难者提供人道救助，保卫所有人免受任何暴政的侵害。她们想消除所有的自私、猜忌、对立和妒忌……”这个团体在之前的圣厄斯塔什教堂的公共墓地集会，宣称有多达3 000名支持者。[62]一个持续的两难是，她们的首要目标是支持国民公会及其委员会还是将它们视作是改革的障碍。1793年8月26日，她们向国民公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拉孔布呼吁团结的信条：“永远不要忘记，没有维图利娅的美德，罗马永远都不会有伟大的科里奥兰纳斯。”她谴责国民公会的妥协，取笑罗伯斯庇尔“更像是一位大人而不是一位公民”。[63]

一些男性主导的地区会议现在开始吸纳女性作为会员，“人权市区”（Droit de l’Homme Section）的一个男性代表参观团赞扬了革命共和女性公民协会：

你们已经打破了偏见之锁链中的一环。女性不再局限于家务劳作之中，人类中的一半不再是消极和孤立的，这一切偏见对你们来说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希望在社会秩序中赢得一席之地，即使可能会遭遇漠视和羞辱……[64]

不过在9月16日，雅各宾俱乐部抨击了女性公民协会，沙博质疑她们是否实际上是伪装成极端爱国者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这些反革命荡妇引发了各种骚乱，尤其是面包骚乱。她们已经在咖啡和糖上引发了一场革命，如果我们不闻不问她们还会引发其他的乱子。”他这里指的是5月1日妇女入侵国民公会最终促成谷物和面粉的最高限价。[65]

在这几个月当中，巴黎劳动人民的政治参与达到了顶峰。尽管只有10%的男性定期参与地区会议，但这在漫长的工作时间和排队领取食物之余已经是比较可观的参与率了。在全国范围内，地方政府在社会构成上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变化：例如在巴黎，三分之一的公社议员来自普通人民，五分之四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从整个城市的48个区中选举产生。40个“大众社团”有将近6 000名会员，其中86%的人是手工业者和工薪阶层。[66]在像亚眠、波尔多、南锡和图卢兹这样的主要地方城市，资产阶级依然主导着地方政府，而手工业者和店主现在在这四个城市中占到了议员总数的18%至24%。同样在农村，在1792年到1794年间，贫农，甚至劳工都第一次在议会中出现。

1793年的共和国是一个过度索取的政权：爱国主义、美德和公民权的话语中夹杂着牺牲、征用和征兵的要求。这个政权的权力根系拒绝任何与旧制度沾边的假设，威胁一切反对者。用一名南方官员的话来说：“可笑虚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国民公会重视和欣赏具有才能与富有美德的人……共和国之树晃动一下，附在上面毛毛虫就会掉下来。”[67]

到了1793年深秋，军事危机出现了转折。让-尼古拉·乌沙尔和让-巴普蒂斯特·茹尔当将军于9月在靠近敦刻尔克的翁斯科特战胜了约克公爵率领的黑森和汉诺威军队；在南方，在厄斯塔什·达乌斯特和雅克·戈盖将军率领下的共和国军队9月17日在佩皮尼昂北部的佩雷斯托尔泰大胜西班牙军队。随后在10月16日，茹尔当和卡尔诺将军在莫伯日附近的瓦蒂尼战胜了奥地利军队，遏制了东北部的入侵。这些胜利让年轻的共和国燃起了希望，刚刚通过颁布新的历法来庆祝一周年庆典的共和国也许可以在欧洲联合进攻的威胁中生存下来。

镇压国内反革命的战争也在同时进行。10月17日，就在瓦蒂尼胜利的第二天，共和国军队在绍莱附近赢得了对旺代叛军的关键性胜利。里昂的联邦主义者已经停止反抗，他们将会和西部叛乱者一样被严肃处理。但是，内部和外部战争的终点并非近在眼前，共和国的领导者们面临着征兵和为70万名士兵提供补给的艰巨挑战。如果军队要得到补给并打赢战斗，各地军民之间的关系都至关重要，贫困、失败和报复的阴影每时每刻都笼罩着士兵和平民。与此同时，国民公会在9月正遭受激进的无套裤汉的胁迫。共和国能够存活下来吗？谁来决定共和国在何时完成它的目标？

[1] Laura Mason and Tracey Rizzo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Document Collection, Boston, MA,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in, 1999, pp. 201–03; Ian Germani, Jean- Paul Marat: Hero and Anti- hero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ewiston, NY, Queenston, ON and Lampeter, Wales: The Edward Mellon Press, 1992, pp. 36–37.

[2] Germani, Marat, pp. 43–45; David L. Dowd, Pageant- Master of the Republic: Jacques- Louis David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eport, NY: Libraries Press, 1969. A sympathetic reading of Marat is by Clifford D. Connor, Jean- Paul Marat: Tribune of the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12.

[3] In general on the crisis of 1793, see Albert Soboul, Comprendre la Révolution: problèmes polit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789–1797), Paris: F. Maspero, 1981; translated by April A. Knutson as Understa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8, part 2, ch. 3; Timothy Tackett, The Coming of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s 10–11.

[4] AP, 24 June 1793, vol. 67, pp. 143–50.

[5] Malcolm Crook, 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 1789–1799,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 5.

[6] Suzanne Desan, The Family on Trial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ch. 3; Roderick Phillips, Family Breakdown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Divorces in Rouen, 1792–18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7] André Burguière, ‘Politique de la famille et Révolution’, in Michael Adcock et al. (eds), Revolution, Society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Melbourn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997, pp. 72–73; Desan, Family on Trial.

[8] The names are in ‘Liste des citoyens envoyés à Paris, par les assemblées primaires, à la fête nationale de l’unité et de l’indivisibilité de la République du 10 ao.t 1793’,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793. 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41089m. On the festival, see Mona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4.

[9] [Géraud, Edmond], Journal d’un étudiant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89–1793, Paris: Plon, 1910, p. 323.

[10] James H. Johnson, Listening in Paris: A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99–103.

[11] See Jacques Guilhaumou, ‘Fragments of a Discourse of Denunciation (1789–1794)’, in Keith Michael Baker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vol. 4, The Terror,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4, p. 147; Jean- Clément Martin, Violence et Révolution: essai sur la naissance d’un mythe national,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6; Roger Dupuy, La République jacobine. Terreur, guerre et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Paris: Seuil, 2005, ch. 6; Dan Edelstein, ‘What was the Terror?’, and Marisa Linton, ‘Terror and Politics’, in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s 26–27. Jean- Clément Martin has argued that the term ‘the Terror’ should no longer be applied to the period, for example, in ‘Violences et justice’, in Michel Biard (ed.), Les Politiques de la Terreur, 1793–1794: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Rouen, 11–13 janvier 2007, Paris: SéR, 2008, pp. 129–40.

[12]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central question is Paul R. Hanson, Contes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lden, MA, and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ch. 9. The most recent and convincing analyses are Tackett,Coming of the Terror; and Marisa Linton,Choosing Terror: Virtue, Friendship,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For other perspectives, see Mona Ozouf, ‘War and Terror in Fren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1793–1794)’, JMH, 56 (1984), pp. 579–97; Dan Edelstein, The Terror of Natural Right: Republicanism, the Cult of Natu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Annie Jourdan, ‘Les Discours de la terreur à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 (1776–1798): étude comparative sur une notion ambigu.’, FHS, 36 (2013), pp. 51–81; and Michel Biard and Hervé Leuwers (eds), Visages de la Terreur. L’exception politique de l’an II, Paris: Armand Colin, 2014.

[13] Alan Forrest, Conscripts and Deserters: The Army and French Society during the Revolution and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94–95; Félix Mourlot, Recueil des documents d’ordre économique contenus dans les registres de délibérations des municipalités du district d’Alen.on, 1788–An IV, Alen.on: Imprimerie Veuve Félix Guy, 1907, p. 404.

[14] R. R. Palmer, Twelve who Ruled: The Year of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08.

[15] MU, 25 August 1793, vol. 17, p. 478. On the military mobilization, see Forrest, Conscripts and Deserters; Howard Brown, War, Revolu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tate: Politics and Army Administration in France, 1791–179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chs 3–5.

[16] Alan Forrest, Soldi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7–36.

[17] Forrest, Soldi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60; see, too, Jean- Paul Bertaud, The Arm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Citizen- Soldiers to Instrument of Power, translated by R. R. Palm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John A. Lynn, The Bayonets of the Republic: Motivation and Tactics in the Army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1791–94,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A taste of the Père Duchesne may be found in Richard Cobb and Colin Jones (eds), Voic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ps.eld, MA: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p. 184–85, and J. Gilchrist and W. J. Murray (eds), The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Taken from the Press of the Revolution for the Years 1789–1794, Melbourne: Cheshire; London: Ginn, 1971.

[18] Laurent Brassart, Gouverner le local en Révolution. état, pouvoirs et mouvements collectifs dans l’Aisne (1790–1795), Paris : SéR, 2013, pp. 270–72.

[19] Jill Maciak Walshaw, A Show of Hands for the Re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and Repress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Rural France, Rochester, NY: Ro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4, appendix.

[20] George Armstrong Kelly, ‘Conceptual Sources of the Terror’,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14 (1980), pp. 18–36. See, too, Jourdan, ‘Discours de la terreur’; Dan Edelstein, ‘Do We Want a Revolution without Revolution? Re.ections on Political Authority’, FHS, 35 (2012), pp. 269–89.

[21] Lamarque became a general under Bonaparte, and his Paris funeral in 1832 was the occasion for the insurrection that forms the backdrop to Hugo’s Les Misérables.

[22] Valérie Sottocasa, Mémoires affrontées. Protestants et catholiques face à la Révolution dans les montagnes du Languedoc,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4.

[23] Gilles Fleury, ‘Analyse informatique du statut socioculturel des 1,578 personnes déclarées suspectes à Rouen en l’an II’, in Autour des mentalités et des pratiques politiques sous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CTHS, 1987, vol. 3, pp. 9–23.

[24] Sophie de Bohm, Prisonnière sous la Terreur. Mémoires d’une captive en 1793, Paris: Cosmopole, 2001, pp. 7–9, 25; R. B. Rose, Tribunes and Amazons: Men and Women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1789–1871, Sydney: Macleay Press, 1998, ch. 7. A .nal blow to the Girardins was the transfer of Rousseau’s remains from Ermenonville to the Panthéon in October 1794. The marquis abandoned his politics, if not his love of landscape.

[25] Olivier Blanc, Last Letters: Prisons and Prison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93–1794,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Michael di Capua Book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7, pp. 160–67.

[26] Yannick Guin, La Bataille de Nantes, 29 juin 1793. Un Valmy dans l’ouest, Laval: Silo., 1993.

[27] Michel Péronnet and Yannick Guin, La Révolution dans la Loire- Inférieure, Le Coteau: Horvath, 1989.

[28] Malcolm Crook, Toulon in War and Revolution: From the Ancien Régime to the Restoration, 1750–182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29] Michel Biard, 1793, le siège de Lyon. Entre mythe et réalités, Clermont-Ferrand: Lemme éditions, 2013; Paul Chopelin, Ville patriote et ville martyre. Une histoire religieuse de Lyon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88–1805), Paris: Letouzey and Ané, 2010.

[30] Colin Luca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nunciat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JMH, 68 (1996), p. 768.

[31] Frédéric-Christian Laukhard, Un Allemand en France sous la Terreur: souvenirs de Frédéric Christian Laukhard, professeur d’université saxon et sans-culotte fran.ais, 1792–1794, Paris: Perrin, 1915, p. 271.

[32] Michel Biard, Collot d’Herbois. Légendes noires et révolution, Ly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1995, pp. 137–48; W. D. Edmonds, Jacobinism and the Revolt of Lyon, 1789–17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s 7–10.

[33] Jean-Louis Laplane, Journal d’un Marseillais, 1789–1793, Marseille: J. Laf.tte, 1989, p. 177. Laplane returned in 1795 and died in 1845.

[34] Christine Adams, ‘“Venus of the Capitol”: Madame Tallien and the Politics of Beauty under the Directory’, FHS, 37 (2014), pp. 599–629. Ultimately Tallien was recalled from Bordeaux and Cabarrus was herself imprisoned in Paris on 30 May 1794.

[35] On Jacobin ideology and practice, see Jean-Pierre Gross, Fair Shares for All: Jacobin Egalitarianism in Practic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trice L. R. Higonnet, Goodness beyond Virtue: Jacobin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6] Maximilien Robespierre, Oeuvres de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1 vols, Paris: SéR, 1912–2007 vol. 10, pp. 116–21; Peter McPhee, Robespierre: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70.

[37] Thomas E. Crow, Emulation: David, Drouais, and Girodet in the Art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Ronald Schechter, ‘The Holy Mountai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ical Reflections, 40 (2014), pp. 78–107; Linton, Choosing Terror, pp. 174–75.

[38] Maurice Agulhon, Marianne into Battle: Republican Imagery and Symbolism in France, 1789–1880,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2–33.

[39] AD Loiret, 2J 1899.

[40] Sanja Perovic, The Calendar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 3; Matthew Shaw, T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Republican Calendar, 1789- Year XIV, Woodbridge and Rochester, NY: Boydell and Brewer, 2011; Noah Shusterman,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Time: Holidays in France from Louis XIV through Napoleon,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0.

[41] Ozouf, Festivals, p. 117; Michael Sydenham, Léonard Bourdon: The Career of a Revolutionary, 1754–1807, Waterloo, ON: Wilfre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42] Hunt, ‘Globaliz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Suzanne Desan, Lynn Hunt and William Max Nelson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Jean Bouchary, Les Manieurs d’argent à Paris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vol. 1, Paris: Marcel Rivière, 1939.

[43] AD Loiret, J 557.

[44] Gross, Fair Shares for All, pp. 102–18.

[45] AD Meurthe-et-Moselle, L 1876; Robert Parisot, Histoire de Lorraine, vol. 2, Paris: Auguste Picard, 1924, p. 171.

[46] Noelle L. Plack, ‘Agrarian Individualism, Collective Practic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Law of 10 June 1793 and the Partition of Common Land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Gard’, EHQ, 35 (2005), pp. 39–62.

[47] Peter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 Peasant,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1780–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 134.

[48] P. M. Jones, 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25.

[49] See the innovative study of the attitudes to the assignat by Rebecca L. Spang, Stuff and Money in the Tim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50] Melvin Edelstein, ‘La Feuille villageoise’: communication et modernisation dans les régions rurale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7, ch. 6.

[51] Giles MacDonogh, Brillat- Savarin: The Judge and his Stomach, London: John Murray, 1992, p. 103. On rural political tendencies, see David Hunt, ‘Peasant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SH, 9 (1984), pp. 277–99; Jones, Peasantry, pp. 206–40; Rose, Tribunes and Amazons, chs 2, 4, 6; Laurent Brassart, ‘“Plus de vingt paysanneries contrastées en révolution”. De la pluralité des dynamiques sociales du politique en milieu rural pendant la Révolution’, AHRF, 359 (2010).

[52] Gilchrist and Murray (eds),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199–202.

[53] Bernard Richard, ‘Les Arbres de la liberté dans le département de l’Yonn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in Claude Farenc and Christine Lamarre (eds), Emblèmes et symboles de la Révolution en C.te- d’Or, Dijon: AD C.te-d’Or, 2013.

[54] Michael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93–1795,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Michael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 of Marseilles, 1790–1794,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50–52.

[55] Mason and Rizzo (eds), French Revolution, pp. 199–201.

[56] William H. Sewell,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12 and ch. 5.

[57] Perovic, Calendar, pp. 141–48.

[58] Mason and Rizzo (eds), French Revolution, pp. 204–06.

[59] Gilchrist and Murray (eds),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282–84.

[60] Dominique Godineau, The Women of Paris and their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Katherine Streip,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72–75.

[61] Claude Guillon, ‘Pauline Léon, une républicaine révolutionnaire’, AHRF, 344 (2006), pp. 147–59.

[62] Darline Gay Levy, Harriet Branson Applewhite and Mary Durham Johnson, Women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789–1795: Selected Documents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Commentary, Urbana an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pp. 161–65 and ch. 4.

[63] Annie K. Smart, Citoyennes: Women and the Ideal of Citizenship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Newark, D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11, p. 153 and ch. 5.

[64] Rose, Tribunes and Amazons, pp. 246–48. Rose’s argument may be compared with Olwen Hufton, ‘Women in Revolution’, French Politics and Society, 7 (1989), and Madelyn Gutwirth, The Twilight of the Goddesses: Women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Er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 7.

[65] Godineau, Women of Paris, p. 162 and chs 6–7; Olwen H. Hufton, Women and the Limits to Citizenship,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2, pp. 28, 35. Other contrasting approaches are by Jean- Clément Martin, La Révolte brisée. Femmes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Empire, Paris: Armand Colin, 2008; élizabeth G. Sledziewski, Révolutions du sujet, Paris: Méridiens Klincksieck, 1989.

[66] The classic study of the sans-culottes in the Year II is Albert Soboul, The Parisian Sans Culott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93–4, translated by Gwynne Lew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67]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 111.

第十二章

拯救美德共和国，1793年10月至1794年4月

1793年10月10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宣布“法国临时政府是革命政府，直到和平为止”：所有的政府机构和军队都在救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救国委员会每周要向国民公会汇报。[1]革命的敌人要毫不姑息，但与此同时革命的支持者也被告知国民公会及其委员会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美德和恐惧”的双重动力将会把共和国从侵略、反革命和倒退中拯救出来，创造一个大革命期待的美德公民国家。

特派员被授予广泛的权力来整肃军纪，可以处决胆小退缩者。在军事危机最严重的1793—1794年，有84名军官被处决，超过350名军官被解职。但军事法庭对于普通士兵要仁慈得多：比如，意大利方面军有122名士兵被指控开小差，几乎一半的人被无罪释放，有罪者平均关押的时间少于两年。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36人被处决。革命时期的官员与特派员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对于违纪行为和“对于上级和平民的冒犯”无法容忍。开小差，尤其是投敌，会被重责，以儆效尤，目的是“让那些懦夫和叛徒心生畏惧”。[2]特派员采取的措施有可能非常严苛。这些惩罚措施在巴斯克地区达到了顶峰：1794年初，这里的军队有大量的士兵逃亡，为了防止边境居民投敌，阿斯坎、伊特萨苏、萨尔和其他边境村庄的成千上万的村民被迁移到离边境100千米的地区。[3]

没有什么资源能够逃脱战争的需求。教堂和1791年关闭的修道院的钟都被查封了，1793年7月23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规定每个教区只能有一口钟，其余的金属要用来铸造武器，不适合铸造武器的要用来制造硬币。在很多教区，移除教钟引发了激烈的抗议。在勃艮第区欧赛尔市西部的沙西，村民们在12月份包围了政府当局，高喊“不能拆除这些钟！”，还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当地的行政管理。在萨尔特省靠近勒芒市的马洛尔雷布劳特，1793年10月官方为了拆除两座钟动用了250名携带大炮的士兵。梅斯市附近的普拉铂维尔的居民想方设法将大钟埋在了公墓里。所有贵金属都被充公。在南锡市附近的弗鲁阿尔村，这里只收来两个圣杯、一个举行圣餐礼的圣饼盒、一个太阳状装饰物、三个小圣油盒和“一个小盘子上的盖子”，这些东西都是银器，加起来大约才7磅。而其他地方获得的材料相当可观。在南锡，仅从犹太会堂获得的金器和银器就重达40磅，从大教堂获得52磅。在全国范围内，从6万个教会钟楼收缴的10万口钟都被熔铸了，获得大约5万吨金属被用于战争。[4]

雅各宾派的统治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在大多数省级城市，镇压行动都有着自己的处理方式和目标，它们不会坐等巴黎激进的雅各宾派特派员到来。在第戎市，当地人从众所周知的反叛教士、前高等法院法官和大革命前的官员中逮捕了超过400名“嫌疑犯”。特派员的到来正是进行审判的时机，最终一共处决了23个名声最不好的嫌疑犯。[5] 1793—1794年，在83个省当中有7个省没有一人被处决，另有31个省处决人数少于10人。地方上被愤怒和复仇冲昏了头脑的专横官员大有人在，但更多人决心公正地行政，他们足以胜任多种职务。波利卡普·波托非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埃纳省皮卡第地区首府拉昂市最有影响力的雅各宾派成员。波托非1763年出生于圣康坦县一个木匠家庭，他在1792年9月获得了369名投票者的中的359票，当选为该省的行政长官。他所管理的省份地处边境地区，是军队和谷物运输的必经之路，这样一个贫富两极分化、容易引起恐慌的省份能够保持相对平静，与他的治理才能是分不开的。[6]

国民公会已经宣布要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无情而彻底的镇压。巴黎的革命法庭在1793年3月至9月间审理的260名“嫌疑犯”只有66人被判死刑；在这一年中的最后三个月，395名被起诉的人中有177人被处死。在瓦蒂尼战役胜利的10月16日那天，玛丽·安托瓦内特带着可敬的尊严走向断头台。在审判她的时候，她面临着一系列指控，很多指控说她私生活混乱，而她最终被判叛国罪和通敌罪。当她的囚车从雅克-路易·大卫在卢浮宫的工作室窗下经过时，大卫正和罗萨莉·朱利安一同观看囚车游行，朱利安的丈夫和儿子都是著名的雅各宾派成员。大卫迅速地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画了一幅速写。同一天，他的经典之作《马拉之死》向公众开放。用蘸水笔勾勒出来的这位前王后神形憔悴、备受羞辱，而油彩画出的殉难者“人民之友”则色彩丰富、充满象征意义，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7]

紧随玛丽·安托瓦内特登上断头台的，是当年6月被逐出国民公会的吉伦特派代表中的21位，包括了布里索、巴伊、巴纳夫。吉伦特派在1793年4月成功地废除了马拉的议员豁免权，这样就能将他送往革命法庭审判，吉伦特派开创的这个先例对他们来说是自掘坟墓，因为经革命法庭审判的代表很少有人像马拉那样被判无罪。按照国民公会的理解，联邦军叛乱是在革命最危急时刻的破坏犯罪行为，吉伦特派在6月2日由被驱逐出国民公会，而一旦地方城市叛乱打出吉伦特派的旗号，这些代表就犯了叛国罪。此外很多地方的人认为这些吉伦特派的死是理所应当的。比如，奥尔良市南部的圣德尼谷地的一名爱国教士在他的日记里漫不经心地写道，10月21日一个金属制风信鸡和一顶自由帽安装在教堂的塔尖上；十天以后他写道，21名代表被送上断头台，“因为他们背叛了国民公会和全体法国人民”。[8]

罗兰夫人由于与其他吉伦特派成员阴谋破坏“共和国团结和统一”而被判有罪。她在11月8日从容高贵地走向断头台，她最著名的遗言——“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可能是杜撰的。她的丈夫被这个消息打垮了。他与朋友前往鲁昂避难，在一条乡间小路上自杀。当他的尸体在11月11日被发现时，他的口袋里有几张写有遗言的笔记。“我的祖国怎么能够包庇这么多的罪恶，人性和社会道德怎能堕落至此，”他叹息道，“我得知他们打算割开我妻子的喉咙，我不愿在这片罪恶横行的土地上再多停留一天。”[9]热罗姆·佩蒂翁在他靠近波尔多市的圣埃米利翁附近的藏身之处给他12岁的儿子写下遗言，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想到这么多滔天罪行可能会不受惩罚，现在复仇是最神圣的使命，宽恕是最大的罪恶。”[10]

有些被革命法庭判罪的人没有明确支持反革命，而是受到株连。早先的时候，女演员奥兰普·德古热强烈支持玛丽·安托瓦内特，她同时也是《女性人权宣言》的作者，她现在仍然只拥有勇气而缺乏政治头脑。当罗伯斯庇尔和吉伦特派代表让-巴普蒂斯特·卢韦因为谁应当为“九月屠杀”负责这件事而在1792年10月势不两立时，她仍然在巴黎通过征集签名、张贴海报来支持卢韦。吉伦特派领导人在1793年6月2日被驱逐出国民公会后，她写了一封公开信为他们辩护，并且在国民公会宣读出来，她还呼吁要对法国应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实行联邦制还是立宪君主制进行全民公投。她在布里索及其同党被处决的两天后被执行死刑。[11]

革命家们批判了他们所认为的构成旧制度权力的必要因素：自私自利、表里不一、阴谋诡计和虚伪假善。但是真诚很难被证实，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改编了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帕梅拉》，这部剧的作者和演员在1793年9月被人告发，科洛·德布瓦以“反革命”嫌疑下令逮捕了他们，原因是这部剧来源于英国并且宣扬贵族价值观。结尾时的两句的确看起来像是为反革命者求情：

啊！迫害者是最应该受到谴责的人，

最宽容的人是最公道的人。[12]

个人动机成为阴谋的证据，这种证据的效力和确凿的犯罪证据一样——然而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激烈抗议有可能被认为是口是心非。当著名的雅各宾派成员雅克-阿莱西·蒂里奥翻出革命记录证明自己没有实施“阴谋”时，作为记者同时也是巴黎公社的官员雅克-雷内·埃贝尔反驳道：“这些对革命的奉献又能说明什么呢？阴谋家经常采取这种套路。为了欺骗人民，他们不得不服务人民。一个人必须赢得人民的信任才能更好地虐待人民。”[13]蒂里奥很幸运地活了下来。

在这种逻辑之下，人怎么能活下来？如果品德见证人是一个小孩就会有帮助。一个叫佩蒂的人在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被揭发，一名会员注意到他的儿子正在墙角哭。会议记录写道：“12岁的小佩蒂冲到演讲台，说他父亲是一个善良的爱国者，赞扬他真心拥护革命的原则。”随后佩蒂被无罪释放，他成了雅各宾俱乐部的会员，他的儿子获得了一张参与会议的入场券。[14]告发可能出于个人恩怨、谣言以及爱国义务。东南部奥朗热附近的塞西尔山区监督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说道：“马修说，皮埃尔·富尔告诉他，女公民鲁吉耶对她的丈夫说年长的索萨科曾经在她的店里说过‘愿上帝推翻国民公会’。”[15]

但是没有哪一个地方比旺代为反革命付出的代价更高。到了1793年12月底，天主教和保王党军队已经减员到1.2万人，其中只有一半人能够战斗。他们撤退到了萨沃奈，惊恐的市民早已从那里四散而逃，叛军在次年3月杀害了宣誓教士和其他官员。进攻萨沃奈的韦斯特曼将军率领共和国军队在城市内及其周围无情地肃清反革命军的余孽，最后扫荡了他们曾经躲避追击的加福尔森林。总共有6 000人死亡，包括由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并就地处决的犯人在内。在一份臭名昭著的报告中，韦斯特曼兴奋地写道“旺代已经不复存在”：

它死在我们的剑下，包括它的妇女和儿童在内。我刚刚把它埋在了萨沃奈的沼泽和森林里……没有任何罪犯可以让我良心不安。我消灭了这部分人……萨沃奈的恶意攻击仍持续不断，因为强盗们预感到他们可能被逮捕，随时都在进行袭扰……我们不会留任何俘虏，因为有必要让他们懂得自由之道，革命不会怜悯他们。[16]

由于韦斯特曼、图尔鲁和其他将军继续在各地进行惩罚性的扫荡，旺代领导人弗朗索瓦·德·沙雷特觉得他最好的回应就是在1794年2月夺回小镇莱热后，下令处决了700名共和派成员。

共和国的军队毫不留情。弗朗索瓦-泽维尔·若利克莱尔克下士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1766年出生于东部汝拉山区的弗鲁瓦德丰特纳村。他是革命的坚定拥护者，早在1791年就自愿参军，参与了1793年末东部的胜利战斗。到了1794年1月，他所在的部队正在镇压西部省份的叛军。在共和三年雨月六日，即公历1月25日（他经常将格里高利历称为“奴隶式”的历法），他从绍莱寄给自己的母亲信上说：

我们将会使用钢铁和烈焰，一手拿着枪，另一只手拿着燃烧的火把。所有男人和女人都会在我们的剑下感受死亡的恐惧。除了小孩，所有人都要死。对待这些省份必须杀一儆百，让其他想叛乱的省份感到恐惧。我们已经放火烧了7里格（依据不同标准，约在22—33千米之间）。

然而在3月4日狂欢节那天，他在韦赞附近发生的暴乱中负伤，有52名战友死亡，“所有人不是头被敲碎，就是尸体上插着刺刀”。他向他的母亲承认，“如果我向您描述旺代双方的残忍行径，您肯定会毛骨悚然，但是我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17]

最终，旺代内战公布的死亡人数是20万人，包括3万名士兵。在叛乱被镇压的1793年12月至1794年3月间，图尔鲁将军的“地狱纵队”对773个宣布脱离法律的公社实施了“焦土政策”式的复仇：这些公社中有11.7万人（人口总数的15%）死亡。图尔鲁向战争部长让-巴普蒂斯特·布肖特汇报说，所有反叛者无论男女老幼都被刺死，“所有村庄、农场、森林、石楠荒原，总之一切能烧的东西都放火烧了”。甚至共和军队抵抗反叛者的堡垒布雷叙尔小镇（德塞夫勒省）也被洗劫和焚毁。[18]

在卢瓦尔河更上游的南特，这座城市自从1793年3月一直都被叛军包围，物资补给消耗殆尽。除了8.3万名居民外，还有7 000名难民，10所军队医院里的数千名伤兵，守卫要塞的数千名士兵，以及超过1万名战俘。曾经支持过叛军的未宣誓教士成了唾手可得的替罪羊。在雾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南特市文森拉蒙塔涅地区自称为无套裤汉的大众社团“清扫”了圣克鲁瓦教堂，因为“这座教堂是迷信和教士的所在地，这些愚蠢的牧师和骗子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不幸，追随他们的脚步只能带来毁灭和以宗教为借口的暗杀”。但是现在无套裤汉们将会清除“这座充满疯癫和道貌岸然的谎言的教堂”。反教会情绪鼓舞了特派员让-巴普蒂斯特·卡里耶，他将49名教士关在一艘名叫“光荣号”的船上，然后将他们抛入卢瓦尔河中溺死。一些愤怒的南特人准备鼓励卡里耶不断进行大规模溺刑和枪决，总共有大约1 800人遇害，不过他独断专行的作风和过分残暴的方式最终引起了所有南特人的反感。直到罗伯斯庇尔的特使，刚刚18岁的青年才俊儒勒·朱利安到来后，卡里耶才在1794年2月从南特被召回。[19]

罗伯斯庇尔和其他国民公会的成员对“外国阴谋”深信不疑，以至于所有的外国人都被看作嫌疑犯。外国难民从列日和东北部其他地方涌入，并且从侵略军中来了大批投诚的士兵，使在法外国人的数量大幅增加，在现在这样一个与全欧洲开战的时期，外国人尤其脆弱。1793年宪法中的第120条写到，“法国人民会收留那些为自由事业而被驱逐的人”，而这款规定与宪法其他部分一样被悬置了。早在1793年，战争部曾下达命令，从敌军投诚的士兵在加入法国军队时可以领取报酬；在1793—1794年冬，他们被安排在公共工程和农业领域工作来偿还支付给他们的补助，尤其是在征兵已经造成劳动力短缺的东部地区。[20]英国作家和革命的支持者海伦·玛丽亚·威廉斯是那些被短暂关押的人中的一员。在1792年九月屠杀之后，她选择支持吉伦特派；她曾经在她的沙龙里招待过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托马斯·潘恩以及南美军官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1793年10月，她与母亲、妹妹、情夫及其妻子关押在一起，她出狱后逃到了瑞士。[21]

雾月二十七日（11月17日），罗伯斯庇尔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公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共和国政治现状的报告”。英国政府被单独提了出来。英国政府面临的指控包括想要用约克公爵取代路易十六，图谋将法国南部变成美国那样的联邦制，等等。罗伯斯庇尔对于缺乏其他国家的强力援助感到遗憾，他指责之前派往美国的吉伦特派外交官的无能以及英国在土耳其这个“法国最有用和最忠实的盟友”那里的外交手腕。如果法国战败，奥地利计划吞并洛林、阿尔萨斯和法属佛兰德斯；此外，罗伯斯庇尔宣称，“鲁西永、属于法国的那瓦尔和西班牙边境省份都被许诺给西班牙国王”。霜月十五日（12月5日），罗伯斯庇尔再一次猛烈抨击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和英国唯利是图的本性：“你们的代表就是你们的工业产品，就像你们的羊毛和工厂的钢铁……这样你们还敢说是为了道义和自由！”他曾经仰慕这个坚决维护自由的国家，而它现在成了所有外国阴谋的诞生地。[22]

“外国阴谋”迷惑了很多人。对于政敌最有力的指控就是揭发他们贪污，尤其是涉嫌“英国资金”的贪污。旧制度国王政府错综复杂的私人借贷使得国家财政变成了数额巨大的一团乱麻，在国家债务合并之后，一些国际金融家和利欲熏心的雅各宾派成员试图通过操纵股价来从东印度公司的解体中获利。后者有雅各宾派成员弗朗索瓦·沙博、克洛德·巴希尔和丹东的亲信们，比如法布尔·德格朗汀，他是一名剧作家和革命历的插画家。11月份，沙博在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面临指控，说他与富有的奥地利犹太银行家弗雷兄弟的妹妹结婚时有金钱交易。沙博一概否认，并且试图调头攻击“恶意中伤者”来扭转局面，但是无济于事——另一名俱乐部成员反驳道：“阴谋家最惯用的伎俩就是这样。”[23]

普鲁士人阿纳沙西斯·克鲁茨，这个18世纪最激进的政治世界主义者也遭到指控，他曾经倡议废除所有现存国家，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国家，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由个人联合而成的共和国”。[24]克鲁茨在1792年成为法国公民并且入选国民公会，他现在遭到怀疑，因为据称他与在霜月十七日（12月7日）由于贪污罪被革命法庭处死的银行家范登维尔有牵连。罗伯斯庇尔几天后在雅各宾俱乐部义正词严地指责了克鲁茨，要求将“雅各宾俱乐部中所有贵族、教士、银行家和外国人驱逐出去”，这一要求得到了实现。“我们能将一个德国男爵当作爱国者吗？我们能将一个收入超过1 000里弗的人当作无套裤汉吗？”[25]

这些人的唯利是图和道德败坏让雅各宾派相信军事胜利还远远不够。尽管国民公会紧急措施的首要目标是战胜国内外的敌人和挽救共和国，但掌控了国民公会及其下属委员会的雅各宾派决心创建一个配得上启蒙和革命的丰功伟绩的新社会。由此产生了一个世俗的共和教育体制、一套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以及一个灌输美德的文化政策。

1793年12月的《布基耶法》计划为6岁到13岁的儿童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课程中着重强调共和美德、简化的标准法语、体育运动、田野调查和观察能力，法案还明确了学校参与公民节日的方式。加布里埃尔·布基耶没时间等待教区教士松散的态度和教导所支撑的旧制度时代的教育——不履行职责的家长将会失去10年的公民权，没有学习“对社会有用的科学、艺术或者贸易”的儿童也同样如此。[26]这个新体制需要共和主义阅读材料：在革命的10年间出现了700种新读物，其中的五分之二是在1793—1794年出版的。《法国共和英雄人物和美德事迹合集》再版了五次，其中第三次印刷的15万份送到学校替换了教义问答书。

新的共和英雄们可以传达正确的爱国价值观，承认三位“革命殉道者”（马拉、沙利耶、勒佩勒捷）的同时，还伴随着颂扬约瑟夫·巴拉（14岁）和约瑟夫-阿格里科尔·维亚拉（12岁）的英雄事迹，他们都在反革命斗争中遇害。巴拉于12月7日在靠近绍莱附近的雅莱遇害，他拒绝将马匹交给反革命叛军。12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在演讲中称，逮捕巴拉的人坚持要他喊“国王万岁”，巴拉却大喊“共和国万岁”，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他的蔑视。大卫受命为小学创作一幅巴拉的肖像画。[27]不过小学教育随着大量教士的出走陷入混乱之中，这一年内很少有儿童上学。比如在克莱蒙费朗市，2万人口中只有128名小学生上学。

作为美德共和国的基石，1793年宪法对于社会权利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承诺。1793年7月4日，国家宣布有义务照顾遭遗弃的儿童；12月2日，非婚生的儿童拥有了和他们兄弟姐妹相同的继承权。国民公会在6月和7月通过了查封逃亡贵族财产的法令，9月13日的法令给了穷人500里弗的免息贷款，可以分20年还清，这使得农民有机会获得一小块土地。这种土地在图尔周边就出售了112块，在阿尔代什省大约出售了109块。到了1793年末，凡尔赛附近大约有1 546户无地家庭从之前的王室领地中分得了1阿庞（大约1英亩，0.34公顷）的土地，但是这些小块土地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几乎全部在数年之内被出售。[28]

在军需供给优先的情况下，城市陷入周期性的食物短缺。一些特派员，例如阿韦龙省的皮埃尔·帕加内尔和多尔多涅省的吉尔贝·罗莫，建立了食物商店和定量配给制度。1794年春，在西南部的城市中，成年男子每天的面包配给额从24盎司削减到了16盎司，妇女的配给额从16盎司削减到了8盎司（孕妇除外），儿童的配给额从16盎司削减到了4盎司。[29]由于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雅各宾派致力于教育穷人的计划搁浅了。国民公会在圣鞠斯特提出的穷人补救措施上退缩了，《风月法令》（1794年2月—3月）的草案规定要没收“嫌疑犯”的财产来“赔偿穷人”，这项法令产生的后果是可以未经审判就进行惩罚。

在城市和城镇里，劳动人民中革命的支持者发展了一套独特的无套裤汉思想，这比雅各宾派的领导更加激进。他们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手工业者和农民根据他们劳动的尊严和效用来获得报酬，这个世界没有教士，没有高人一等的出身，也没有富商们的勾心斗角。人民的敌人被人们用最尖酸刻薄的词汇谴责。这种思想通过地方的社区团体和政治俱乐部进行传播，会议的形式借鉴了宗教活动的方式，不过用爱国歌曲取代了赞美诗，用宣读士兵的来信取代了宣讲福音书，用关于美德的演讲取代了布道。新公民的共和主义和道德行为教育采取了教理问答的形式，然而在“共和的教理问答”中，对祖国的忠诚取代了对上帝的崇拜。[30]坚定的爱国者们戴上了小红帽，或者自由帽，来表明他们不再是“奴隶”。从1793年末开始，一种从前古希腊奴隶的帽子作为一种新款式的自由帽流行开来。激进分子用他们社会交往中常用的“你”（tu）取代了之前面对社会等级更高的人必须使用的尊称“您”（vous）。1793年10月31日的一封请愿书写道：“这样会减少傲慢，减少区分，减少隔膜感，增加亲切感，增加友爱，因此也更加平等。”[31]

政治斗争、战争和反革命的混乱局势产生了一大批新词汇。在1789年之后的十年间出现了超过1 350个新词汇，绝大部分是在1792—1794年出现的。最著名的新词汇是“无套裤汉”，其他从某个人产生的政治标签都是昙花一现：“罗伯斯庇尔主义者”“皮特主义者”“马拉主义者”。“喝大杯的”一词用来嘲弄那些死于断头台的人，“向下流放”指南特被大规模溺死的教士。作为还击，那些被认为同情1792年9月巴黎大屠杀的人被称作“饮血者”或者“九月屠夫”。[32]

尽管首都内的激进雅各宾派蔑视“迷信”并对反革命分子暴力威胁，但他们经常自觉地摆出道德姿态，谴责他们眼中“道德败坏的人”是旧制度下放纵和腐败的余孽。1793年10月2日，巴黎公社宣布：

为了遏制不良风气，所有道德败坏的女孩和妇女禁止上街游行、闲逛、出现在公共广场……最高委员会呼吁，要资助那些艰苦朴素、道德高尚的共和派……邀请作为道德护卫者的老人们看看，这些道德并没有被违背……[33]

共和二年雪月二十一日（1794年1月10日），卖淫被禁止，公社认为这是旧制度的流毒，而且在工作需求旺盛的战争时期尤无必要。然而卖淫行业转入地下，成了巴黎多达2万名年轻妇女最后的容身之处。

雅各宾派和他们的支持者创造了一个新的象征性世界，来取代他们所摒弃的压迫制度腐朽的象征物。历史上第一次，战斗中阵亡的普通士兵和将军一同被纪念。纪念碑的规模和坚固程度因地而异：在兰斯，一座金字塔取代了路易十五的雕像；在欧什人们立起了一个石制基座，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死者的名字；在巴黎北部边缘的美丽城，人们立了一座木制的方尖碑；普罗旺斯的屈居龙村只种了一棵树。[34]建筑上也有着表达社会团结的愿望。让-雅克·勒克为巴黎新城门提供了一份设计方案，一个戴着自由帽的巨人手持一根棍棒，跨坐在两个在1789年被摧毁的关税站的小模型之上。罗伯斯庇尔大声疾呼，如果国民公会能够容纳1.2万名旁听者，国家团结在政治参与上会得到更好的体现。[35]但是雅各宾派没剩多少时间去实现用大规模革命象征物取代旧制度象征物的宏伟计划了。

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通过流行歌曲和戏剧传播开来。由于极端的经济状况和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等原因，1794年只有371本新书出版，而1789年以前平均每年出版的新书超过1 000本。现在最流行的书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本书在1772年之后很久没有再版，但在1792—1795年出现了13个新版本，包括面向士兵的口袋书版本。1792—1794年是政治歌曲蓬勃发展的时期。新歌曲的数量逐年攀升：1789年有116首，1792年有325首，1793年有590首，1794年有701首。这类歌曲大多数是弘扬勇气、讽刺国王和贵族的：

他们已经遁去，

这些大王们、胆小鬼和放荡者，

臭名昭著的吸血鬼们，恶名远扬的逐利者们，

这些卑鄙妓女们的产物。［重复］

啊，无所畏惧的勇士们！

真正热爱自由的人！

在奴隶制的废墟上，

建立了平等。[36]

巴黎的剧院如果每周能够提供一场免费演出就能够获得资助。大多数在1793—1794年表演的戏剧都是在1789年以前写成的，但是对于导演来说，改写那些涉及怀念旧制度的段落是十分明智的。一些原来的流行剧仍然受到欢迎：在1793—1794年，1.7万场演出中有四分之三是非政治戏剧，与以前一样，大革命期间演出次数最多的罗比诺·德·博努瓦尔的作品，他在逃亡之前是一名在王室图书馆工作的教士。其他戏剧用粗俗俚语和爱国主义来吸引观众：巴黎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戏剧是《圣母往见会的修女》（Les Visitandines）[37]，讲的是两个喝醉酒的流氓将一个修道院误当作酒馆的粗俗冒险故事。

政治的敏感性一触即发。在1794年初，波尔多大剧院决定上演一出17世纪的戏剧《生活如梦》（La Vida es sueño），当演员奥什说到他的台词“我们高贵的国王万岁！”时，观众愤怒地谴责演出。军事委员会逮捕了剧团所有的86名成员，最终，奥什被送上断头台，仍然坚称“但这就是我应该说的！”这个问题令人担忧——为什么选这个戏班在这个时候演出？——管理社会的诸多委员会在某个演出明显是“爱国的”之时会更加满意。[38]

高雅文化尤其容易受到冲击。旧制度时期处于文化塔尖的巴黎皇家歌剧院失去了它在首都内的垄断地位，歌剧院导演路易-约瑟夫·弗朗科尔和雅克·赛列里尔卷入政治旋涡中：后者逃亡到英国，而前者被当作“嫌疑犯”投入监狱。1793年10月8日，救国委员会同意向歌剧院拨款，条件是所有演出剧目必须是“爱国”作品，要雇用士兵家属，“每周进行一次免费的、爱国的演出，由人民出演并面向人民”。因此歌剧院在1794年上演了《8月10日集会》，这部庆祝1792年的五幕戏剧是一部“无套裤汉式的剧作”。像负责管理国王私人花园的管家们一样，歌剧院的领导者们最终适应了革命的价值观，并将歌剧院重新定位，成为公民和国家自豪感的典范。[39]

在一个以图像作为最有力的交流方式的社会，爱国热情的高涨和对反革命的怒火还使得视觉表达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在雅克-路易·大卫的倡导下，封闭的巴黎沙龙艺术圈对外开放：1787年只有63名画家和雕塑家受邀参展，但是到了1793年有318人展出了883件作品。政府颁发了44.2万里弗的奖金。大卫作为救国委员会的一员，通过出版讽刺反革命分子的低俗漫画投身于斗争中；而在海峡对岸，詹姆斯·吉尔雷将无套裤汉描绘成用教士和贵族尸体喂养他们孩子的食人族。

在用新的革命历重新标记时间的同时，“爱国者”们试图给名字中具有“贵族”或基督教内涵的地方重新命名，以此来抹去所有旧制度的痕迹。一些名称的变化是由军事镇压实现的——最有名的是里昂和马赛——但是3 000处名字的变化中大多数都是当地人的意愿。圣伊扎格变成了万邦，圣博奈特艾尔维变成了自由红帽村；蒙马特重新命名为马拉山，上帝城变成了卡马尼奥拉。在拉罗谢尔地区，圣旺变成了马拉村，圣罗加提昂变成了平等村，圣苏尔变成了卢梭村，圣维维安变成了无套裤汉村。加尔省的多个公社改变了名称，通常只是将前缀“圣”去掉，但是常有一些名字更具想象力：卡马尔格地区的圣吉莱取名于一座由于赫拉克勒斯战斗而著名的小岛，圣厄拉利变成了康特贝德里（“鹧鸪之歌”），圣梅迪耶变成了活力城。[40]巴黎和拉罗谢尔的街道被重新命名，纪念像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让·卡拉这样的英雄。奥尔良市邻近的地区用美德（自由和平等、统一不可分割、法律）、先贤（布鲁图斯、卢梭）或者革命的象征物（无套裤汉、热马普、1789和1792、勒佩勒捷、束棒、联盟）来命名。[41]

爱国的父母们紧跟革命时代的脚步来给新生儿取名。比如在普瓦捷，共和二年出生的593名婴儿中只有62人沿袭旧制度时期用圣徒的名字来取名的方式。取名反映了各不相同的政治灵感来源：塞纳-马恩省东部和巴黎南部55%的名字来源于自然或者革命历（玫瑰、月桂、花月），24%的人根据共和美德（自由、胜利、山岳派），12%的人来源于古典（布鲁图斯、穆奇乌·斯伏卡拉），9%的人名来源于新英雄（勒佩勒捷、马拉）。一名小男孩叫“工作”（Travail），另一名叫“肥料”（Fumier）。在阿尔卑斯的拉科地区，父母给他们的女儿取名“菲多吉内昂托普”（Phytogynéantrope），希腊语中意为“生产勇士后代的女子”；一对来自马恩河畔沙隆的夫妇给他们的儿子取名束棒·标枪·恐怖（Faisceau Pique Terreur）。革命者有时候也改变自己的名字：一名来自加泰罗尼亚港口科利乌尔的雅各宾派成员让-巴普蒂斯特·贝尔日借用当地生产的迷迭香（Romarin），将自己改名为罗斯马里（Rosemary）。[42]在很多乡村地区，起革命名字的现象则不是很常见：在维莱弗朗什-昂博若莱地区的133个公社中只有20%的公社有上述现象。城市之间也有着巨大差异：在1794年初，在马赛、蒙彼利埃、讷韦尔和鲁昂至少有60%的儿童取了革命的名字，但是在信仰虔诚的里永和法国中部山区的圣埃蒂安没有一个儿童这样取名。[43]

援引卢梭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修辞手法。罗伯斯庇尔不仅将卢梭当作自己的导师，而且在代议制政府的观点上与他保持一致。直到1793年6月肃清吉伦特派之前，罗伯斯庇尔还认为人民起义是表达公意的正当方式，后来他对这种威胁感到不安，尤其是在军事危机的时候。于是他很快就坚称国民公会代表着公意——这样一来，起义就不再是必要的了——到了1793年末，他声称代议制政府是民主的最佳形式。[44]

因此，可能威胁到国民公会的民众自发运动将会受到打压。救国委员会打击的首要目标是无套裤汉中最激进的忿激派，其中包括共和国革命女性公民中的活跃分子。克莱尔·拉孔布曾经在1793年10月8日对抗国民公会：

我们的性别只产生过一个怪兽（夏洛特·科黛），然而四年来我们遭遇了不计其数的男性怪兽的背叛和暗杀。我们的权利就是人民的权利，如果我们被镇压，我们知道如何反抗压迫。

10月24日，一群女性公民被市场妇女殴打，部分原因是前者坚持所有妇女都应该佩戴三色徽。国民公会已经受够了，它在10月29日颁布法令，“两性中的任何人都无权限制其他男性或女性公民的着装方式，每个人都可以用自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穿着打扮”。[45]治安委员会的安德烈·阿玛尔以维护自然秩序为名呼吁国民公会取缔共和国革命女性公民组织：

两个性别都有其合理的分工，其行为的界限不能被打破，因为自然对于人类施加了这些不容辩驳的限制……我们试想，对于男性的政治教育尚在起步阶段，政治原则还没有普及，我们对“自由”一词的理解仍然模糊不清，更何况女性，她们的政治教育几乎为零，对于这些原则还需要被启蒙。

另一位雅各宾派成员路易-约瑟夫·沙利耶在10月30日对阿玛尔进行了反驳：“除非你继续质疑女性是不是人类的一部分，你怎么能剥夺这项赋予每个有思想的人的权利？”不过因为担心引起叛乱，女性俱乐部还是被关闭，包括60个外省俱乐部。[46]

最激进的代表、无套裤汉和政府里掌权的雅各宾派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新造的世俗共和文化的限度问题，即这种文化是否应该清除法国旧制度的痕迹。民众在摧毁宗教雕塑、画像和其他旧制度标志，雅各宾派则担忧着格雷古瓦神父所谓的“打砸行为”，两者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紧张。[47]国民公会对于图书馆和古迹的文化政策有意遏止民众的过激行为。在格雷古瓦的影响下，雅各宾派作曲家和诗人马里-约瑟夫·谢尼埃强烈反对将反革命或保王党文化摧毁的建议，他向国民公会代表们坚称：“我们应当将法国大革命视作书籍的功劳……很多凸显共和的书籍原本是献给君主的。”[48]

然而在一些地区，甚至教堂的存在都被看作有嫌疑的和倒退的。征用大部分教堂的鸣钟和有用的金属已经使大片的乡村变得沉寂，教士也背弃了乡村，联邦军在入侵时宣称他们在进行一场圣战。派往外省的特派员，比如勃艮第区讷韦尔市的约瑟夫·富歇和里昂附近省份的克劳德·雅沃格，开创了关闭教堂的先例。[49]他们在那里将教堂“净化”并且改造成“理性神庙”，雕塑被大规模破坏，直到今天很多地方教堂的入口仍然可以见到这些痕迹。（图25）有一些乡村的村民早就想加入这场“废除基督教”运动当中，甚至主动发起，不过运动在其他地区遭到了强烈反抗。反宗教仪式充满了狂欢和宣泄的气氛，旧制度时期为了惩罚破坏公社规矩的人，经常采取“蠢驴游街”（promenade des ânes）的方式，而现在有人穿着教士的服装倒坐在驴的后背上。比如在科雷兹省的蒂勒市，人们用一个装着“迷信”的“遗体”的棺材举行了一场“葬礼”，“遗体”上面冠上一对驴的耳朵和一本弥撒书，圣徒的雕像被鞭打。

在勃艮第区的欧塞尔市，加代·鲁塞尔是大众团体的一名活跃分子和一首俏皮军歌[50]中的主人公，他由于组织共和二年雪月十日（1793年12月30日）的“理性节日”而遭到指控，在这场节日活动中，大教堂圣坛上圣埃蒂安的雕像被换成了“一名衣衫单薄的年轻女子，穿着希腊服饰，戴着自由帽，化身自由女神”。一首“自由赞歌”要求她：

降临吧，自由，大自然之女，

人民已经认识到你不朽的力量；

在古老谎言的华丽废墟上，

他们的双手立起了你的圣坛……

她俨然从天而降，披红戴绿的公牛载着她的花车绕城游行。鲁塞尔本人扮演时间，穿着有两个纸板翅膀的光鲜长袍，戴着一捋飘逸的白胡子。象征专制、迷信和联邦主义的怪物被嘲弄。[51]毫无疑问，鲁塞尔的编排成了围观者的娱乐，但是对国内很多人来说，共和国的新节日并没有弥补伴随他们成长的天主教庆典的缺失。

“去基督教”运动经常与1793年秋在56个省活跃的45个“革命军”（总数3万至4万人）联系在一起。这群激进的无套裤汉中混杂着执法人员和其他受纯真的革命情谊感染的人，他们的任务是为城市和军队从他们指控囤积居奇的富农那里征收食物，追捕反革命分子，从教堂收缴金属，维护革命风纪。这伙人的规模从10人的小团体到中央高原南部近7 000人实行民主化管理的军队不等。虔诚的当地人经常被他们上蹿下跳的举动激怒，更不用说他们的政策了。一名来自南部塞文山区昂迪兹的新教徒抱怨道：

这些极端革命爱国者比贵族还危险；在圣让杜加尔，他们试图强迫人们遵守革命历，在周日工作，他们撕掉并焚烧胡格诺派教徒牧师的礼服……我现在担心最爱国的地区会变成最疯狂的地区。[52]

食物短缺的焦虑与缺乏教士的绝望连在一起：在共和二年风月八日至九日（1793年2月27—28日），西南部城镇拉巴斯唐两名农民头领带领一大群人攻占国家粮仓并将物资返还给农民，他们大喊：“面包和信仰，打倒三色徽，打倒爱国者！”[53]

现存的“爱国”教士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他们的信仰是否意味着基督是“第一位共和主义者”，还是说他们的信仰纯然是迷信呢？国民公会中40名教士代表放弃了他们的教士身份，包括16名宣誓主教中的7位。一些人甚至变成了废除基督教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像图卢兹的特派员帕加内尔、贝尔热拉克的特派员约瑟夫·拉卡纳尔和波尔多的特派员克劳德-亚历山大·伊扎博那样，他们将教堂改造成了革命的殿堂。[54]民众的行动有时候受到这些特派员的鼓励，迫使宣誓教士还俗并结婚，以此作为爱国的标志。总之，大约有2万名教士放弃了身份。教士还俗的人数有着很大差异：在南部省份洛泽尔只有20人，而在诺曼底的塞镇旧教区有868名宣誓教士还俗，其中在共和二年还俗的人数就有734人。[55]这样的决定有着很多动机，从害怕报复到仇视教皇都有。共和二年雾月二十四日（1793年11月14日），靠近南锡市的罗西耶尔奥萨利讷的教士、自诩为无套裤汉的约瑟夫·朗格里前往市政厅宣布他还俗和结婚的决定，并且批判了由“18个世纪的专制主义”创造出来的“无知和迷信”。[56]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教士和他们教区的信徒来说，这是深感绝望的时刻，宗教秩序几乎完全崩塌。

雾月六日（1793年10月27日）到花月二十八日（1794年5月17日）之间，加尔省有268名教士还俗，233个公社要求特派员让·博里将他们的教堂改造成“理性神庙”。仅在风月（1794年2月至3月）就有169名教士还俗。艾格斯莫特教区的教士皮埃尔·约瑟夫·埃斯托内尔这样描述自己：

年龄55岁左右，当了25年教士，15年间养育了6个年幼成为孤儿的侄子，他们当中有3人在革命一开始就赶赴前线与暴君的爪牙作战，我完全舍弃了财产和财富，我在此时能为国家所做的就是过勤劳而艰苦的生活，一直保持我的无套裤汉主义，并且献身于公益……哲理万岁！山岳派万岁！共和国万岁！[57]

大革命期间总共约有6 000名教士结婚，其中约有5 000人在共和二年结婚。教士结婚出于各种理由。一名来自东北部的教士宣称：“我要清楚地表明我是一个正常人和一位公民，我在两个月前结婚，她22岁，是一名来自我之前教区的真正的无套裤汉，她在财富上贫穷，但在智慧和美德上富有。”他放弃了教士身份，并且成为教师，以此来进一步证明他的公民美德。共和派家庭是富有美德的公民生活的核心。当年轻的雅各宾派成员儒勒·朱利安在1793年秋被外派到西部去“启蒙民众”时，他在罗什福尔组织了一次节庆活动，一群已婚夫妇举着一个写着“单身是一种社会罪恶，要成为一名好公民，就必须做一个好儿子，一位好丈夫和一位好父亲”的标语游行。[58]

在巴黎，圣绪尔比斯教区的宗教仪式在1793年10月15日终止。圣餐杯被收缴熔炼，随后3名教区教士带着他们的妻子焚烧了他们的教士任命信。他们坚称“我们从来不相信我们的布道词，这只是用来欺骗民众的”。激进分子点燃大火焚烧了教士礼服和宗教典籍。无套裤汉在10月23日移除了巴黎圣母院正门的国王画像。然后在11月7日，此前已经同意教士结婚的巴黎大主教让-巴普蒂斯特·戈贝尔与其麾下11名教士来到国民公会，他摘下了主教冠，戴上了自由帽。很快布洛瓦主教格雷古瓦神父成了国民公会中唯一穿着教士服的代表。[59]

废除基督教运动在1793年11月10日达到顶点，巴黎圣母院变成了“理性神庙”。然而，对于罗伯斯庇尔和其他人来说，废除基督教运动是对有宗教情感的善良爱国者们的冒犯：一个善良的基督徒也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共和派。他于11月21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了一场攻击无神论的演讲，国民公会12月6日颁布法令申明了信仰自由原则。但是废除基督教运动在构建新的公民身份过程中的地位问题无法很快解决。激进的雅各宾派特派员安托万·阿尔比特刚刚在里昂镇压完联邦军，就被派往邻近的安省，在1794年1月26日开始大规模毁坏文物，让他得到了“安省之虎”的绰号。他下令推倒了多达800座尖塔和很多城堡塔楼，因为“这些高耸的塔是对所有真正共和派平等原则的冒犯”。[60]

最终，全国紧急战争动员扭转了革命初期的权力分散，抑制了地方的自主性。1793年的内战凸显了地方自主的危险，革命军、激进妇女的要求和废除基督教运动突出了民众自发运动带来的挑战。在确立信仰自由的法令颁布两天之前，国民公会通过一项重要法令宣布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在民众参与和自发运动之上。霜月十四日（12月4日）法令的第一条坚称“国民公会是政府决策的唯一中心”。1793年6月至11月的“无政府”恐怖终止了。[61]

共和二年的“人民联盟”取得了惊人的军事成就。到了1793年末，一系列胜利阻挡了入侵东北部和南部的外国军队，并且粉碎了内部的反革命武装。从9月就开始的土伦围攻战在12月17日取得了胜利，从英国手中夺回了土伦。年轻的上尉拿破仑·波拿巴在这场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当特派员路易-斯坦尼拉斯·弗雷隆和保罗·巴拉斯在被重新命名为“山岳港”的土伦下令处决大约800名通敌者时，波拿巴已经离开这座港口城市。旺代叛乱已经平定，联邦军叛乱已经被粉碎，两者都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尽管对物价和工资的全面限价法令没有完全实施，但经济形势出现了好转，指券的购买力保持在其票面价值的48%。

对于很多人来说，各个国家行政委员会无论在确保军事胜利上起到了多大作用，现在在镇压时表现得越来越专制。日记作者兼代表路易-塞巴斯蒂昂·梅锡耶在1793年10月由于发言反对清洗吉伦特派而入狱。对于梅锡耶来说，山岳派就是“一个地狱般的臭坑，坐在那里的人都是嗜血粗鄙、愚蠢凶残的野兽”。[62]然而他厌恶的雅各宾派并不认为自己是“嗜血粗鄙”的，而是人民信任的、拯救共和国的代表，他们要创造一个配得上共和国的社会。

其他见证共和国军队胜利的人认为至少有一些恐怖措施应当放松。比如丹东和德穆兰这样“温和的”雅各宾派要求停止关押和处决“嫌疑犯”，实施1793年宪法。12月20日，他们在德穆兰的新报纸《老科德利埃报》上质问救国委员会：

你们想要通过断头台清除所有的敌人！有过这么愚蠢的事吗？你们将一个人送上绞刑架，难道不是将十个他的家人或朋友变成你们的敌人吗？……我完全不认同那些劝你们用恐怖维持现在秩序的人。[63]

丹东在1794年1月23日的国民公会上重提了这一建议，提醒建立这些委员会的目的是应对联邦军的威胁：“仍然有必要维持它们全速运转，但是要警惕我们可能搁浅的两片险滩。”险滩之一是公正的过度：“我们可能沉湎于宽容，反让我们的敌人武装起来。”但另一个险滩是自由的抑制：“宁可夸大自由和革命，也不能给我们的敌人一丁点卷土重来的希望。”他急切呼吁的是，正义只要不损害“公益”，都必须得到秉持。[64]

事实上，丹东和德穆兰的问题在于共和国还没有安全：外国军队仍然在法国的边境线上。在加勒比海地区，共和国军队陷入与英国、西班牙和武装起义的奴隶的三线血战中。1793年8月29日，特派员莱热-费利西泰·松东纳强烈呼吁黑人起义者加入法国军队对抗欧洲旧制度，但是黑人起义者更希望获得解放而不是特派员有关共和国公民的说辞。杜桑·卢维杜尔是起义中的关键人物，他出身奴隶，父亲来自西非的阿拉达。杜桑在大革命的十多年前获得自由，拥有一名奴隶并经营着一个种植园。9月，在松东纳的主持下，圣多明各选举了三名国民公会代表，路易·迪费、让-巴普蒂斯特·密尔和让-巴普蒂斯特·贝莱当选。这个“三色”代表团[65]在1794年1月23日抵达巴黎，冲破殖民地游说团阻挠他们的企图，在2月3日出现在了国民公会。圣多明各、瓜德罗普和圭亚那的奴隶制在第二天（共和二年雨月十六日）被废除。[66]

罗伯斯庇尔在奴隶制被废除的时候未出席国民公会会议，不过他支持这个决定。他正在准备在雨月十七日（2月5日）发表的最著名演讲《论政治道德的原则》。“我们前进的目标是什么？”他向国民公会提问，隐蔽地将矛头指向了丹东和德穆兰。目标很明确——“和平享有自由和平等”——但是这需要一场道德革命。罗伯斯庇尔眼中一个革新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美德的、摒弃自我的社会，对他而言，革命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一个商业是公共财富来源的社会，而不是少数大家族巧取豪夺的社会……国家保障每个人的福祉，每个人自豪地享受着国家的繁荣和荣耀”。他的这篇演讲很像他在上学时期就熟知的西塞罗反对卢修斯·喀提林的第二次演说。像西塞罗一样，他将罗马共和国的美德——荣誉、谦逊、纯洁、平等、节制、坚韧、审慎、虔诚——和暴政的罪恶——放纵、卑鄙、欺诈、邪恶、卑贱、纵欲——对立起来。罗伯斯庇尔坚称：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国家用理性王国取代传统的暴政……用宽宏、强大和幸福的人民取代谄媚、轻佻、卑鄙的人民——也就是说，所有的美德与共和国的奇迹取代所有君主制的罪恶和幼稚。[67]

他强调，现在最大的威胁来自内部：共和国现在处于像德穆兰、丹东和追随他们的“宽容派”与打着追求平等的旗号在委员会和国民公会中争权夺势的“极端”革命者的夹击下。与越来越多呼吁放松管制的呼声相反，雅克-雷内·埃贝尔和他的同党们要求再进行一次像1793年9月5日至6日的“人民起义”——当时无套裤汉最终向国民公会施加了他们的意愿——以此来推动革命进一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救国委员会反对他们提供了口实，指控他们计划发动叛乱反对国民公会和扰乱食物供给。遏制巴黎和其他地方的民众起义的努力以3月24日埃贝尔派被处决而达到高潮，被处死者包括阿纳沙西斯·克鲁茨。一名警方密探报告说“公众意见”对埃贝尔派已经愤恨难平，应该对他们施加特殊惩罚：

一名公民反驳道，“这是违背宪法的行为”，“宪法只允许一种形式的惩罚”。一名无套裤汉说道，“是的，但是我们祖国的危险不允许我们现在就享有宪法所有的好处”。

无套裤汉要求“用革命手段惩罚所有想要谋害人民的混蛋”。[68]

各个国家行政委员会的成员现在转向了“宽容派”（Indulgents）。1793—1794年冬，政治圈内充满了控告和反控告，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某些雅各宾派领导者，或许有丹东本人，他们试图中饱私囊——这是道德败坏的象征。阿玛尔在3月16日给国民公会的关于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揭发说，他们与英国银行家沃尔特·博伊德和约翰·科尔等人有关联，这可能是英国阴谋的冰山一角。这些银行家早就逃离了法国，但是他们的法国代理人安托万·热内斯特在4月18日被送上断头台。在他的家里找到了大量来自欧洲各国的通信，这在国际金融业内是必须的，而在战争时期却是致命的。正如在埃贝尔派审判的时候那样，著名的外国人被证明加入了密谋之中：荷兰银行家德科克、比利时人普罗利、摩拉维亚的弗雷兄弟，他们的丹麦秘书德里克希森，西班牙人古兹曼。他们背负银行家、投机倒把者和政治投机分子的污名，而且他们站错了队。

当丹东的第一任妻子在1793年2月去世时，罗伯斯庇尔曾经给丹东写了一封慰问信，告诉他“你是一位可敬的、忠实的朋友……我对你的友谊至死不渝。”但是到了1794年3月，罗伯斯庇尔对他这位之前的朋友和盟友的指控不只是金融腐败还有道德败坏，控诉他在晚宴上说过美德就是“每天晚上和他妻子做的事”。同样，在1790年12月，罗伯斯庇尔曾经见证了卡米耶和露希尔·德穆兰的婚礼，但是现在即使是他曾经抱过他们的儿子贺拉斯的记忆也挽救不了卡米耶或露希尔本人。经过几周的犹豫之后，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3月30日同意逮捕这些革命巨头。

丹东、德穆兰和其他人被指控“密谋重建君主制、破坏国家代议制和共和国政府”。这些指控用心险恶。当丹东在公诉方证人中发现另一位山岳派成员约瑟夫·康邦时，他嘲讽道：“你相信我们是阴谋家吗？看，他在笑！他不相信。记下他笑过。”另一方面，罗伯斯庇尔的医生、革命法庭的成员约瑟夫·苏贝比耶勒后来回忆道：“在审判丹东的时候，他是我的朋友，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但我决心告发他，因为我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正在计划颠覆共和国。”[69]他们在1794年4月5日被送上断头台。

[1] John Hall Stewart (ed.), A Documentary Surve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pp. 479–81.

[2] Ian Germani, ‘Terror in the Army: Representatives on Mission and Military Discipline in the Armi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75 (2011), pp. 733–68.

[3] Alan Forrest, The Revolution in Provincial France: Aquitaine 1789–1799,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34–35.

[4] Alain Corbin, Village Bells: 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19th-Century French Countryside, translated by Martin Th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23; Bernard Richard, Cloches et querelles de cloches dans l’Yonne. La Cloche entre maire et curé, XVIIIe–XXe, Villeneuve-sur-Yonne: Les Amis du Vieux Villeneuve, 2010; AD Meurthe-et-Moselle, L 3132, 3133.

[5] Lee Bak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Local Experience: The Terror in Dijon’, Historian, 67 (2005), pp. 694–711.

[6] Laurent Brassart, Gouverner le local en Révolution. état, pouvoirs et mouvements collectifs dans l’Aisne (1790–1795), Paris : SéR, 2013, pp. 393–97; La Révolution vue de l’Aisne, en 200 documents, Laon: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isne, 1990, pp. 195–96; Donald Greer, The Incidence of the Terror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pp. 161–64.

[7] T. J. Clark, ‘Painting in the Year Two’, Representations, 47 (1994), pp. 13–63.

[8] AD Loiret, J 557.

[9] Sian Reynolds, Marriage and Revolution: Monsieur and Madame Ro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82–88.

[10] Paul R. Hanson, The Jacobin Republic under Fire:The Federalist Revol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43.

[11] Olympe de Gouges, écrits politiques, 1788–1791, preface by Olivier Blanc, Paris: C.té-Femmes, 1993, pp. 21–24.

[12] Cecilia Feilla, The Sentimental Theate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arnham, Surrey,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3, pp. 160–66 and ch. 4; F. W. J. Hemmings, Theatre and State in France, 1760–19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3–86.

[13] Cited by Colin Luca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nunciat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JMH, 68 (1996), p. 784.

[14] Luca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nunciation’, pp. 782–85.

[15] Jacques Guilhaumou and Martine Lapied, ‘Femmes et comités de surveillance’, in Danièle Pingué and Jean- Paul Rothiot (eds), Les Comités de surveillance. D’une création citoyenne à une institution révolutionnaire, Paris: SéR, 2012, p. 130.

[16] The claim of genocide in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The Vendée, translated by George Holoch,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3, is contested by Hugh Gough, ‘Genocide and the Bicentenary: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Revenge of the Vendée’,Historical Journal, 30 (1987), pp. 977–88; and Jean-Clément Martin, ‘Dénombrer les victimes de la Terreur. La Vendée et au-delà’, in Michel Biard and Hervé Leuwers (eds), Visages de la Terreur. L’Exception politique de l’an II, Paris: Armand Colin, 2014, pp. 155–65.

[17] étienne Jolicler, Joliclerc, volontaire aux armées de la Révolution. Ses lettres (1793–1796), 4th ed., Paris: Perrin, 1905, pp. 154–63.

[18] Richard Cobb and Colin Jones (eds), Voic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psfield, MA: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 206. See Anne Rolland-Boulestreau, Les Colonnes infernales, Paris: Fayard, 2015; Charles Merl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à Bressuire, 1789–1799, Poitiers: Projets éditions, 1988.

[19] Michel Péronnet and Yannick Guin, La Révolution dans la Loire-Inférieure, Le Coteau: Horvath, 1989, pp. 127–31; A. Lallié, Les Sociétés populaires à Nante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2nd ed., Nantes: L. Durance, 1914, pp. 133–66.

[20] AD Meurthe-et-Moselle, L 1661; BM Nancy, Ms 1540/1, 4 Fructidor II. O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universalism’ and national military interests, see Albert Mathiez, La Révolution et les étrangers: cosmopolitisme et défense nationale, Paris: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1918; Greg Burgess, Refuge in the Land of Liberty: France and its Refugees,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end of asylum, 1787–1939,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22–30; Sophie Wahnich, L’Impossible citoyen. L’étranger dans le discour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The Treatment of Foreigners, 1789–179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pp. 202–03, 224–39.

[21] 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containing a sketch of the politics of France: from the thirty- .rst of May 1793, till the twenty- eighth of July 1794, and of the scenes which have passed in the prisons of Paris, Dublin: J. Chambers, 1795.

[22] Peter McPhee, Robespierre: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72–74; Michael Rapport, ‘Robespierre and the Universal Rights of Man, 1789–1794’, FH, 10 (1996), pp. 323–24; Laurent Petit, ‘Robespierre et le discours sur l’étranger: buts et limites d’une modélisation des nationalités’, in Jessenne et al. (eds), Robespierre: de la nation artésienne à la République et aux nations. Actes du Colloque, Arras, 1–2–3 Avril 1993, Centre d’Histoire de la Région du Nord et de l’Europe du Nord-Ouest, Université Charles de Gaulle-Lille III, Villeneuve d’Asq, 1994, pp. 315–36.

[23] Luca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nunciation’, pp. 782–85; Lynn Hunt, ‘Globaliz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Suzanne Desan, Lynn Hunt and William Max Nelson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24] In La République universelle ou adresse aux tyrannicides, Paris: n.p., 1792; Bases constitution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u genre humain, 1793,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793. See Fran.ois Labbé, Anarchasis Cloots, le Prussien francophile. Un philosophe au servic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universelle, Paris: L’Harmattan, 1999.

[25] McPhee, Robespierre, pp. 175–76; William Doyle, Aristocracy and its Enemie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9, pp. 290–91; Sophie Wahnich, L’Impossible citoyen: l’étranger dans le discour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pp. 185–200.

[26] MU, 21 December 1793, vol. 19, p. 6. On education policy, see Emmet Kennedy,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53–62; R. R. Palmer,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ity: Educatio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s 4–5.

[27] Rachel Jaeglé, ‘Bara: un enfant de Palaiseau entre dans l’histoire’, in Serge Bianchi (ed.), Héros et héro.n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CTHS, 2012, pp. 333–42.

[28] éric Teyssier, ‘Appliquer une loi sociale en France sous la Convention. La mise en oeuvre de la loi du 13 septembre 1793’, AHRF, 312 (1998), pp. 265–83; Peter Jones, ‘Agrarian Radicalism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Alan Forrest and Peter Jones (eds), Reshaping France: Town, Country and Regio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37–51.

[29] Jean-Pierre Gross, Fair Shares for All: Jacobin Egalitarianism in Practic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5–87.

[30] Adrian Velicu, Civic Catechisms and Reas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Farnham, Surrey,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0.

[31] John Hardman (ed.), French Revolution Docume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vol. 2, pp. 132–33. On popular ideology in Paris, see Albert Soboul, The Parisian Sans-Culott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93–4, translated by Gwynne Lew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chs 1–3; William H. Sewell,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égime to 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 5.

[32] Max Frey, Les Transformations du vocabulaire fran.ais à l’époque de la Révolution (1789–1800), Paris: PUF, 1925.

[33] Hardman (ed.), French Revolution Documents, vol. 2, pp. 127–28.

[34] Joseph Clarke, ‘Cenotaphs and Cypress Trees: Commemorating the Citizen-Soldier in the Year II’, FH, 22 (2008), pp. 217–40.

[35] Richard Wittman, Architecture, Print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2007, pp. 213–17.

[36] Les Républicaines: chansons populaires des révolutions de 1789, 1792 et 1830, 3 vols, Paris: Pagnerre, 1848, vol. 1, pp. 34–36.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e Serge Bianchi (ed.),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de l’an II, Paris: Aubier, 1982, esp. ch. 5; Aileen Ribeiro, Fash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8; Kennedy, Cultural History, ch. 9, Appendix A.

[37] 圣母往见会是一个罗马天主教修会，主要在少女和寡妇中传教。

[38] James H. Johnson, Listening in Paris: A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116–27; Kennedy, Cultural History, pp. 168–85.

[39] Victoria Johnson, Backstage at the Revolution: How the Royal Paris Opera Survived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Chicago, I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p. 186–93; Mark Darlow, Stag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Paris Opera, 1789–179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Francoeur survived imprisonment under the Terror, being released a fortnight after Robespierre’s death, to be reappointed an administrator to the debt- ridden Opéra in April 1798, when he was reunited with Cellerier.

[40] Fran.ois Rouvière,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dans le department du Gard, 4 vols, N.mes: Librairie Ancienne A. Catélan, 1887–89, vol. 4, pp. 377–81. Saint-Gilles still boasts its H.tel Héraclée.

[41] Jacques Debal, Orléans. Une ville, une histoire, 2 vols, Orléans: x-nova, 1998, vol. 2, p. 82

[42] Peter McPhee, Collioure et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789–1815, Perpignan: Le Publicateur, 1989, p. 136; Bianchi (ed.),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43] See the special issue of AHRF, 322 (2000), on revolutionary place names.

[44] Bernard Manin, ‘Rousseau’, in Fran.ois Furet and Mona Ozouf (eds),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829–43.

[45] Nicole Pellegrin, Les Vêtements de la Liberté: Abécédaire des pratiques vestimentaires en France de 1780 à 1800, Aix- en-Provence: éditions Alinéa, 1989, pp. 48–49, 111–12.

[46] Laura Mason and Tracey Rizzo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Document Collection, Boston, MA,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in, 1999, pp. 232–36. This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discussed by Suzanne Desan, ‘“Constitutional Amazons”: Jacobin Women’s Club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Bryant T. Ragan and Elizabeth A. Williams (eds), ReCreating Authority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 1; Scott H. Lytle, ‘The Second Sex (September, 1793)’, JMH, 26 (1955), pp. 14–26; Joan 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40–45, 160–68; Marie Cerati, Le Club des citoyennes républicaines révolutionnaires,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66; R. B. Rose, The Enragés: Socialis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65, chs 5–6.

[47] Vitriolic denunciations of the supposedly omnipresent vandalism of the Revolution are by Louis Réau, Histoire du vandalisme. Les Monuments détruits de l’art fran.ais,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4; Fran.ois Souchal, Le Vandalisme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Nouvelles éditions Latines, 1993.

[48] David Gilks, ‘Attitudes to the Displacement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Wa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HJ, 56 (2013), p. 118.

[49] Colin Lucas, The Structure of the Terror: The Example of Javogues and the Lo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50] 见本书第204页。

[51] Pierre Pinsseau, Cadet Roussel (1743–1807), Paris: Clavreuil, 1945, pp. 57–67.

[52] Richard Cobb, The People’s Armies, translated by Marianne Elliott,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728.

[53] Anatol. Ado, Paysans en Révolution. Terre, pouvoir et jacquerie, 1789–1794, Paris: SéR, 1996, pp. 405–15.

[54] Ruth Graham,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Deputies to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1792–1794’, The Consortium on Revolutionary Europe, 1750–1850, 3 (1974), pp. 65–79.

[55] Pierre Flament, Deux mille prêtres normands face à la Révolution, 1789–1801, Paris: Perrin, 1989, p. 156; Bianchi (ed.),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pp. 89–91. General discussions of the effects on the Church are Ralph Gibson, A Social History of French Catholicism, 1789–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ch. 2; Nigel Aston,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1780–1804,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chs 8–10; Michel Vovelle, The Revolution against the Church: From Reason to the Supreme Being, translated by Alan Jo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56] AD Meurthe-et-Moselle, L 1712.

[57] Rouvière, Révolution dans le Gard, vol. 4, pp. 381–600.

[58] Claire Cage, ‘“Celibacy is a social crime”: The Politics of Clerical Marriage’, FHS, 36 (2013), pp. 601–28.

[59] Timothy Tackett, The Coming of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16–17; 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61.

[60] Louis Trenard, ‘Le “vandalisme révolutionnaire” dans les pays de l’Ain: faits matériels et motivations’, in Simone Bernard- Grif.ths, Marie-Claude Chemin and Jean Ehrard (eds),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vandalisme révolutionnair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Clermont Ferrand, 15–17 décembre 1988, Paris: Universitas, 1992, pp. 251–58.

[61] Jean-Clément Martin, Violence et Révolution: essai sur la naissance d’un mythe national,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6.

[62] Ribeiro, Fashion, p. 143.

[63] Le Vieux Cordelier, no. 4, 30 Frimaire Year II (20 December 1793).

[64] Mason and Rizzo (eds), French Revolution, pp. 236–38.

[65] 三位代表中迪费是白人，密尔是混血儿，而贝莱是黑人，故云“三色”。

[66] Jeremy D. Popkin, You Are All Free: The Haitian Revolution and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 10; David Geggus, ‘The Caribbea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in 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1760–1840,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ch. 5; Manuel Covo, ‘Race, Slavery and Colonie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s’, in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 17. Slavery was never abolished during this period in the Indian Ocean, where planters successfully insulated the islands from news of reforms.

[67] McPhee, Robespierre, pp. 185–86. The drama of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Robespierre and Danton — and of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Poland in the early 1980s — is evoked in Andrzej Wajda’s 1982 .lm Danton, based on a 1930s play by Stanislawa Przybyszewska.

[68] Paul Friedland, Seeing Justice Done: The Age of Spectacular Capital Punishment in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59.

[69] Marisa Linton, ‘Do you Believe that we’re Conspirators? Conspiracies Real and Imagined in Jacobin Politics, 1793–94’, in Peter R. Campbell, Thomas E. Kaiser and Marisa Linton (eds), Conspirac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43; Marisa Linton, Choosing Terror: Virtue, Friendship,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 8; Poumiès de la Siboutie, Recollections of a Parisian Doctor under Six Sovereigns, Two Revolutions and a Republic (1789–1863), translated by Theodora Davidson, London: John Murray, 1911, ch. 2.

第十三章

恐怖、胜利和倒台，1794年4月至7月

在应对军事危机时，埃贝尔派和“宽容派”的成员远不是唯一一批被革命法庭判破坏国家团结罪的革命者，但是雅各宾派的左翼和右翼的著名革命家在两周内被处决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审判。他们的案例明确表明，公开批评各个国家行政委员会等同于帮助国家的敌人，甚至是反革命。

1793—1794年与丹东、德穆兰的斗争使得罗伯斯庇尔身心俱疲。他曾经公开为他们辩护，到了他必须下结论说他们和埃贝尔派一样威胁革命胜利的时候，他已经疲惫到接近崩溃。他从来没有完全恢复。丹东和德穆兰在4月5日被处决后不久，罗伯斯庇尔已经不能公开露面，一直持续到5月7日。[1]他的政治胜利与共和国军队的成就预示着他的个人权力和整个雅各宾派统治的垮台。

罗伯斯庇尔是救国委员会12名成员中唯一没有具体职务的人，而从1793年7月起，他被视作革命的道德标杆。他是一个身体虚弱、过着苦行式生活的人，他以惊人的精力投入阐明革命意义和命运的工作中。他在革命委员会和雅各宾俱乐部做了数百次演讲，1791—1792年也在报纸上发表长篇大论。[2]他曾经在数个场合承认“我的身体健康不够好”；在每次政治危机结束后，他也总要求离岗休息。他进入救国委员会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他的精神压力。到了1794年3月，极度的精神紧张和身体消耗使得他不能做出有效的战略决定，无法“为了人民的福祉结束革命”（他在1792年末在日记本里如是写道）。[3]自此以后，他的领导能力和他的名望产生了冲突。

占据主导地位的雅各宾派及其支持者处于国民公会的大多数成员和外部激进的无套裤汉之间的夹缝中。一方面，对于前“平原派”的成员和很多国民公会的人来说，革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获得和平，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控制只是确保军事安全的临时措施。救国委员会权力的常规扩张，是为了实现该委员会的特定目标并应对持续的战争危机，而不是为了支持雅各宾派重塑美德公民的思想。另一方面，更激进的无套裤汉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根本上不同的思想，意图通过财产再分配产生更加平等主义的社会，同时不断清洗旧精英并监督选举产生的官员。关于地方政府的霜月十四日（1793年12月4日）的法令否定了民众对民选政府直接施压的合法性；现在，批评政府政策的最杰出的声音也被消灭，这向所有人表明，只有国民公会及其行政委员会才能决定国家何时足以安全到回归宪政。

处决埃贝尔派成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1794年4月16日的三周之内，巴黎37家大众社团被关闭（总数的四分之三），理由是它们的活动威胁到了革命政府的团结。[4]另一个后果是国民公会现在可以放开手脚解决巴黎的经济危机。在激进分子控制着巴黎公社的时候，他们不愿推行工资限制，同时还大搞黑市交易，造成物价持续上涨。政府开始通过提高边际利润的一些手段鼓励公开市场交易。这一措施——外加政府将劳动报酬固定在了1793年9月的水平——沉重打击了工薪阶层。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升，指券的购买力再一次下降，1793年12月其票面价值为1790年的48%，到了1794年7月只有36%。

当政的雅各宾派开始试图以他们所独有的革命意志和道德品行的名义来塑造公共舆论。比如圣鞠斯特就借鉴了卢梭的观点，强调“公意”不是意见的简单集合而是对公共利益的无私认识，用罗伯斯庇尔的话说就是“唯一的意志”。在芽月二十六日（1794年4月15日），圣鞠斯特阐述了他对“公德由人民对于公共利益的喜好构成”的政治的向往。不幸的是，他因此相信，这种“喜好”受到了之前同盟者“恶意”的阻碍。圣鞠斯特的演讲是在埃贝尔派和“宽容派”成员被处决几天后发表的，就在前一天，革命共和女性公民协会中的波利娜·莱昂和克莱尔·拉孔布由于同情埃贝尔而被捕。

对雅各宾派的批评和反对远没有销声匿迹：国家行政的各个委员会和他们在国民公会中的支持者们或许对政敌不依不饶，但这不是全盘控制的独裁制度。全国的雅各宾俱乐部都进行了激烈辩论。国民公会和行政委员会的成员被谴责和批评的信件淹没。罗伯斯庇尔本人被来自阿拉斯的老朋友安托万·比萨尔和夏洛特·比萨尔纠缠，他们求他出面阻止特派员约瑟夫·勒庞在阿拉斯市中的残酷镇压。[5]

勇敢者可以用包含暗讽的戏剧表演来发出反对的声音。从1793年末开始，150部戏剧经过审查后被要求重写或直接被封杀。到了1794年3月，高乃依和拉辛的旧制度时期的戏剧已经从舞台上消失；安托万-马兰·勒米埃重写了《威廉·退尔》，他在1786年发表的关于中世纪瑞士反抗的戏剧在1794年5月公演之前被改名为《瑞士的无套裤汉》。不断有激烈的辩论探讨非革命戏剧本质上是不是“不爱国的”。哑剧《萨西的阿黛勒》遭到指控有反革命倾向，艺术学院的总管为它辩护道：“正直的共和派从不畏惧指责，因为这些指责是公民身份的试金石；但是每个指责都必须加以核实查验，追根究底；这是监督的责任，只有这样，公众的尊重才能给指控者带来公正。”在5月，罗伯斯庇尔介入，允许旧制度戏剧原封不动地演出，但是争论仍在继续，比如是否所有的舞台表现都应该有说教意味和“真实可信”。[6]

其他人在私下里抱怨他们所见的暴行。1793年秋，退休的勒哈弗尔商人图桑·邦瓦森对1792年9月的大屠杀以及他认为的革命造成的精神破坏忧心忡忡。为了教育他的孩子，他决定开始用剪报写一部日记。他给日记起的标题为“与路易十六相关的革命汇总，致敬国王和当权者”。他在整个1794年都在记录，后来又加上了感想和文章，总共搜集了4 000多页。他的日记充满了个人情感，比如“我的笔从手中掉落，不忍继续书写这种野蛮行径”，“我不能容忍自己转述这些十足的罪恶”和“让子孙后代愤慨的事”。[7]一名与很多人一起关押在法国中部利穆赞的监狱的70岁教士在5月给他的侄子写信时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他的侄子约瑟夫·德·普拉德尔·德拉马斯之前是贵族，现在在孔代亲王的流亡贵族军队里，这名教士说缺少食物和睡眠还不是他们遭受的最大折磨。他神圣的笔使他不忍描述强奸，不过他宣称“没有人的荣誉是安全的，这些十足的野兽有时候在女人的丈夫和母亲面前糟蹋她们”。[8]

在全国范围内，有一整套支持国民公会及其委员会的雅各宾派网络，支持者们愿意参与创造新的共和世界。这个网络大约由6 000个雅各宾俱乐部构成，它们把弘扬公民美德和革命爱国主义作为自己的信条。他们经常通过音乐来表达爱国。在远离巴黎的奥弗涅南部山区，涌现了超过100首为节日创作的新歌曲。庆祝共和国军事胜利的歌曲最为常见，还有关于“共和家庭”美德的歌曲。[9]在东部，尽管边境小城萨尔格米讷附近说德语的乡村教士们曾经一直拒绝教会改革，但城镇中的教士尼古拉-安托万·博尔留在了职位上，在同时接纳男性和女性民众的雅各宾俱乐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清除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外在标志，以国家团结的名义推动法语的普及。博尔本人由于是教士被驱逐出俱乐部，在1794年2月放弃了教士身份，与曾为他的女管家的表妹结婚。他在5月成为城中的图书管理员，从逃亡贵族的部分财产中积累了可观的收藏：仅来自本笃会的圣阿沃尔德修道院的书就装满了20辆手推车。一名市议员说，“为子孙后代建立图书馆是国民公会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因为它会扫清无知和迷信，让理性常在”。[10]

地方雅各宾派继续响应国民公会的征召令，尤其是在战争区域附近。1794年4月1日，南锡市东部的吕内维尔（人口11 700人）的雅各宾俱乐部估计，本俱乐部已经收集了超过10.8万法郎捐款，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服装（包括429双鞋和靴子，671件衬衫，181条裤子和397双袜子）和武器（17把军刀，46件护胸甲和55个弹药箱）。在南锡地区的各个村庄，人们倾其所有：朗夫鲁瓦库尔只能提供22件衬衫，2双羊毛袜，2个牛角梳，1个毛毯和1双鞋。其他人则捐钱：居斯蒂内村有600名居民，有90人捐款。[11]

革命军队的领导人进一步发展了腓特烈二世军队在七年战争中运用的战术，将步兵“分散队形”的线式横队和纵深攻击纵列的“密集队形”综合成一种灵活的“混合队形”，从而使军队可以从一种队形换到另一种队形。革命军的纪律远比外国人通常印象中狂怒的革命乌合之众要严明。[12]尽管战争形势出现了转折，但战争的经历仍然令人恐惧。有时候部队无法克服后勤物资供应的挑战，驻扎在斯特拉斯堡北方的法尔斯布尔的士兵们在共和三年牧月二十四日（1794年6月12日）洗劫了那里的市场。[13]让·柯南1765年出生在甘冈附近一个贫穷的布列塔尼纺织工人家庭，他生动地回忆了当时的困境。他晚年在布列塔尼写下了7 054行的超长史诗，诗中混合了宗教神秘因素和共和主义，他认为他有勇气作为一个士兵并能够活下来，是有神明保佑。柯南这样回忆他在共和国军队中的服役情形：

我们只有生萝卜和大块土豆……

我们的衣服破烂肮脏，

我们没有鞋，我们的双手和脸黢黑，沾满泥土……

就这样我们日以继夜地战斗。[14]

胜利的消息使得国民公会中的狂热气氛更加热烈，但是战场上的士兵却陷入了思乡、泥泞和恐惧之中。东部前线的一位年轻人在共和三年花月二日（1794年4月21日）的家信中写道：“我们的中士给了我们一些白兰地，他告诉我们不要害怕，要鼓起勇气，但是当我看到他倒下时，我没有祈祷。我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我看到炮弹和子弹正朝我飞来。”[15]

雅各宾派“恐怖直到和平到来为止”的统治给人带来两种持久而相互冲突的印象。第一个是政府无法在悲惨的一年里为市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第二个是它是靠镇压甚至极权来统治的。但两者都有些误导。第一个印象忽视了国内那些村庄和城镇的官员在严重短缺时期，既能满足军需又能进行食物平等分配的能力。第二个印象没有注意到男性和女性继续批评与反抗的途径。巴黎在1794年6月还有超过50种报纸在发行，很多都有理有据地批评政府的政策。[16]为了战争的不断牺牲和对于处决从前的爱国者的困惑混在一起，使得公众产生了迷茫和偶尔的敌意。有人听到一名军工厂的工人说：“我们受够了！我们要饿死了！我们被花言巧语欺骗了。”一名警方密探报告一名妇女在沙滩广场上大喊：“国王万岁！共和国要完蛋了！我恨这个国家！”还有人听到一名“真正的无套裤汉”在听一个小孩背诵宪法的一些条款时哀叹说：“我更喜欢一瓶酒而不是这些，共和国怎么能指望这些人来支撑？”[17]

尽管1793年9月对工资和生活必需品都实行了“全面限价法令”，但在大规模农业区，农民仍然脆弱，年轻人参军使得收割者和劳工可以通过罢工来获取高额报酬。蒙彼利埃地区有人抱怨道，“这些从事农业劳动的工人自我组织起来，威胁、挑衅和迫使土地所有者支付比法律规定高得多的日薪”。在靠近东部前线的地区，为了军事运输征用牛和驮马加剧了劳动力短缺。在索姆省的厄迪库尔和其他公社，劳工要求农场主在他们的工资之外额外给几袋小麦，还打着这样的标语牌：“共和派已经多次说过，团结就是力量，为了收获善意，就要用这个价格来收获。所有的公民在两点都来参加一个围着友爱树跳舞的节日。”[18]在1794年6月中旬，南部村庄杜尔邦的和平状态也被对农业危机的抱怨打破：“由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劳动力要价过高，9月29日的全面限价令被劳工、商人和小贩们无视。”以前一天工资1—2里弗的劳工现在要5—6里弗，不然他们拒绝工作，让作物烂在地里。当地的军事长官让-路易·格罗（为了迎合雅各宾派对自然的崇拜，现在称自己为“罗斯马里”）断定“他们宁可不干，也不会为了全面限价令工作”。[19]

这些劳工的举动是古时以来的集体行为的一种延续，在北方称之为“酒神狂欢”，他们的罢工仍然采取那种狂欢节式的氛围。他们引发的后果使得国民公会在1794年收割庄稼前颁布了两个法令：牧月十一日（5月30日）法令，征调市民参加收割，规定工资和条件；获月二十一日（7月9日）大赦令，释放关押的“嫌疑犯”，让他们回归田地工作。在中央高原的圣弗卢尔地区，当局者征召了1 000名收割者和他们的家人作为劳动力。军营中可以调动的士兵被派往田地工作，在靠近蒙彼利埃洛纳克驻扎的1万名士兵中有4 000人被征调。[20]

在全国范围内，共和国的军事需要、大规模谷物生产者和城市人口之间进行着三方博弈，既要避免面包价格过高，也要确保满足当地的需求。奥尔良市两名女工匠让娜-维克托瓦·德尔齐格和玛丽安娜·沙尔庞蒂耶在日记中明确写出，这是一个可怕的食物短缺时期，当地雅各宾派精心准备的节日都缩水了，还不如原来的宗教仪式热闹。另一位当地的日记作者是奥尔良市卢瓦尔河对岸的圣德尼谷地的一名爱国教士，他写道：“面包坊现在也没有面包，这是前所未有的惨状，很多人已经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他更为他的教士兄弟皮埃尔·波什感到悲伤，这位未宣誓教士在他叔叔的衣柜里被发现并被送上断头台。[21]

这个教区很幸运地有一名教士。到了1794年的复活节，只有150个教堂公开举行弥撒，大多数教区连一名教士都没有，也很少有教堂钟，乡村一定都处于不同寻常的寂静当中。现在乡村有了不同的噪音，例如在东北部普雷特蒙雷，之前庞大的修道院以22.3万里弗的价格卖给了一个玻璃制造商，包括圣殿在内都变成了制造钾盐和硝石的工厂。[22]除了一群从军队开小差或逃兵役的人，已经没有年轻人在田间和林地里了。很少有村庄像埃罗省南部佩泽纳附近的小村庄加比扬那样幸运，在1793—1794年还有一位教士和一位学校老师驻守。[23]

全国范围内大约有8万名“嫌疑犯”被关押。直到1794年6月，大部分人都没有上革命法庭，那些上了法庭的人有40%被无罪释放。而在那些有罪的人当中，有很多因为株连获罪。72岁的马尔泽尔布在审判时为路易十六辩护，然后返回他在巴黎南部靠近皮蒂维耶的庄园里。不过在1793年12月，他与他的女儿阿琳、女婿勒佩勒捷·德罗桑博和他的外孙一起被捕。罗桑博曾经在1790年10月和他之前工作的高等法院的成员一同起草过一份抗议书，抗议书中他们仍然将国民议会视作是非法的，认为国民议会“剥削教士和藐视宗教，摧毁了贵族制……损害了国王权威”。罗桑博在花月二日（1794年4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两天以后轮到了马尔泽尔布和他的女儿安托瓦内特及阿琳，还有阿琳的姻亲夏多布里昂家族的几个人。[24]

在这些月份当中很明显有很多不必要的死亡，其中令人痛心的就是安托万·拉瓦锡的死。拉瓦锡是一个购买贵族头衔的富有资产阶级的儿子，他在1768年成为一名私人包税商。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在1789年出版了重要著作《化学基础论》。他否定了传统的空气、水、土是不可分割的元素，转而采取量化的方式确定化学元素，并且制定了一套命名化合物的方法。他证明了水是由氢和氧构成，演示了燃烧的化学反应。1789年之后，他将精力投入革命当中，在战争期间担任一位军需管理长官，并且在继续他的实验的同时，接受委托制定了度量衡。

拉瓦锡和让-保尔·马拉之间怨恨颇深，当马拉试图加入法兰西科学院时，拉瓦锡曾经曝光马拉的科学理论是伪造的。1791年，马拉谴责他是“卑鄙小人”，应当为18世纪80年巴黎周围新建的收税站负责，说“他在最近的路灯杆上被吊死就上天堂了。”1793年11月，指控转向了所有的前包税商。罗伯斯庇尔曾经介入并拯救过他们其中一人的性命，但是雅克-路易·大卫——作为治安委员会的成员每天要签署超过400份逮捕令——很显然没有努力去拯救拉瓦锡，即便大卫1788年曾经为拉瓦锡和他的妻子玛丽-安娜画过肖像。拉瓦锡和其他5名前包税商在1794年5月5日接受了审判。拉瓦锡在5月8日被处决之前给他的妻子玛丽-安娜写了遗书：

我已经有了一个漫长的生涯，总之，这是一个美好的生涯，我相信人们对我的记忆能够伴随着一些荣耀。我还能期望什么？我陷入的这场麻烦会让我免受老年的不便。我将会趁身强力壮的时候死去……[25]

比拉瓦锡幸运的是克劳德-尼古拉·勒杜，他设计了给拉瓦锡带来财富的宏伟的巴黎新古典风格收税站。勒杜在1793年11月29日由于“贵族政治”而被捕，但是从来没有接受审判。[26]

那些被判有罪的人要面对与爱人生离死别的痛苦。1793年10月，在巴黎麻纺厂工作的玛丽-玛德莱娜·库特莱被捕，原因是在她的屋里找到了抨击政府的信件（她无力地辩白说这些都只是玩笑话）。她给家人写的遗书是：

永别了，我最后一次拥抱你们，我是最爱你们的女儿，最亲你们的姊妹。最高存在给我这一天是最好的……我拥抱我的朋友们，感谢所有出于善心为我辩护的人。最后一次道别了，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幸福，这是我最后的愿望。[27]

她的妹妹五个月之后也被处决。

旺代叛乱和联邦军最后的残党都被粉碎，没有人敢公开反对雅各宾派控制的国民公会了。特派员无所不能的权力使得公社和个人都容易受到强权者的个人缺陷和意志的侵害，没有哪个地方比位于旺度山山腰上的普罗旺斯小城贝端（人口2 000人）更加典型。这座城市曾经是孔塔-弗内森教皇领地的一部分，以反对革命和为顽固教士提供庇护而著名。在花月十二日至十三日（1794年5月1日至2日）间的夜里，自由树被砍伐，树上的自由帽被扔到井里，国民公会的海报被撕毁。当特派员埃蒂安·迈涅和共和国军队没能说服当地人供出责任者后，召集了一个法庭判63人有罪：5月28日有35人被送上断头台，28人被枪杀。在接下来的一周里，500间房屋和城中的8座教堂被放火烧毁。[28]

雅各宾派的领导者们纳闷为什么这么多人意识不到重生的共和国、公民美德和牺牲的好处。4月20日，雅克-尼古拉·比约-瓦雷讷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公会报告，当务之急是“重新创造想回到自由的人民……因此需要采取强力措施，强力推动适合发展公民美德的措施，强力压制贪婪、阴谋和野心的情感”。[29]罗伯斯庇尔受到古典世界的启发，认为公共节日既能教化参与者，也能避免混乱无序的即兴公共演出。尤其是他在5月7日概述的新的官方最高存在崇拜（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将会确保“我们居住的这片祥和土地将会是自由和幸福的土地”：

自然告诉我们人生而自由，数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是被奴役的。人的权利存在于内心，对于人的羞辱存在于历史……

所有的物质秩序已经改变，道德和政治秩序也必须改变。一半革命已经发生了，另一半必须完成……

自然的神和教士的神有根本上的区别！……教士用他们的形象创造了上帝：他们让上帝嫉妒、反复无常、贪婪、残忍、不可调和……他们将上帝像放逐到宫殿一样放逐到天堂，又将上帝召回人间只是为了什一税、富人、虚荣和他们贪恋权势的快乐。[30]

建立革命崇拜的法令——“法国人民认识到最高存在和灵魂的不朽”——保证了所有人的信仰自由。除了庆祝革命中的重大日子——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1793年1月21日、1793年5月31日——国民公会将每旬日即革命历每十天的最后一天增设为节日，共36个。这些节日将会庆祝革命的目标（自由、平等、共和、世界解放、幸福）、革命美德（真理、公正、谦逊、友谊、节俭、勇气）和罗伯斯庇尔理想化的家庭品格：爱、互相忠贞、父爱、母亲的慈爱、孝顺。

与国民公会的教育计划一起，最高存在的崇拜表明罗伯斯庇尔试图用他对革命的理解来解决核心难题。一方面，他深信人民本质上是善良的，且共和国需要在公民美德的基础上建立；另一方面，他已经意识到大众容易受到邪恶的诱惑，到处都有腐败和自私自利。这个崇拜就是罗伯斯庇尔从1789年以来就一直渴求的实现革新的方式，被那些腐蚀公共精神的人——无论是保王党分子、开倒车的人还是分裂分子——千方百计地阻碍。与天主教残忍的上帝不同，这是一个人民的崇拜，有着自己的殉道者和价值观，这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那就是平等的时代。

为了准备牧月二十日（1794年6月8日）盛大的“最高存在节”，国家音乐学院的教师分散到巴黎各处教公民唱弗朗索瓦-约瑟夫·戈塞克的《最高存在之歌》。[31]这个节日由雅克-路易·大卫精心设计流程。当时已当选国民公会主席的罗伯斯庇尔，穿着他最爱的淡蓝色上衣、拿着一束蓝色花朵带领着游行队伍。群众汇集如同人山人海。对于17岁的女裁缝玛丽-维克托瓦尔·莫娜尔来说，对革命并不热衷的她是和母亲与姐妹一起去的，她说：“没有什么能够与这个节日相媲美。”[32]这是一次盛大的民众集会，然而缺乏发自内心的庆祝，这证实了圣鞠斯特“革命已经僵化”的担忧。

最高存在崇拜在巴黎之外也有着强烈共鸣，国民公会收到如潮水般的贺信和消息。（图26）奥尔良北部小村庄奥尔维尔的教区教士奥古斯特·库埃是众多痴迷者中的一员。他同时也是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他进行关于美德的布道并且写信给《农村报》。这个节日使他充分释放了热情，他事无巨细地描述了庆典在地区首府蒙塔日举办的情况，包括“一群手捧玫瑰的妇女，穿着白衣佩戴三色绶带的少女，她们拿着花篮，一群父亲带领着他们的儿子，所有人都拿着橡树枝，在官员周围围成了一个圈”。人们高举着标语，其中一个饱含希望地写道：“穷人和贫穷这两个词将会从共和国的历史中永远消失。”有很多庆典歌曲，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蒙塔日人！我们仍然能在农村看见荣耀，

英国人都被这些荣耀征服。

从雅各宾派和山岳派那里，

我们拥有了美德的神殿……

崇拜着永恒存在，模仿着他的仁慈

人类要感情敏感，帮助穷人，

宽容大度就是法国人独有的品质，

自由之子们。[33]

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2月5日的著名演讲中将革命政府的使命定义为“用理性引导人民，用恐怖镇压人民的敌人”：

如果说人民统治的力量之源在和平时期是美德的话，那么在革命时期同时有美德和恐怖：没有美德的恐怖是致命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无力的。恐怖就是及时的、严厉的、不可通融的正义……[34]

在6月的前两周，罗伯斯庇尔和他的盟友们在用美德教育大众和用恐怖打压敌人这两方面发挥到了极致。在描述公共节日的内容和目的的政策中（以最高存在节为集中体现），罗伯斯庇尔确立了“美德”的含义以及如何用它来教育人民。与此同时，他和盟友们试图完成清除损害公共利益的敌人的必要工作。

雅各宾派政府已经在巴黎消除了左翼和右翼最主要的挑战者，但是它会在何时停止这套镇压敌人的恐怖机制呢？在里昂、南特和其他地方出现越来越多的暴行，在阿拉斯、康布雷、罗什福尔和其他地方的特别军事法庭也多有过分行为，这些事务是政府无法回避的。芽月二十七日（4月16日）的法令规定所有谋反案件从今以后都应在巴黎进行审判，大部分外省特别法庭被关闭。一个新的总监察局在4月23日成立，成员包括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和乔治·库东。[35]司法恐怖变得集中而迅速。这预示着执政的雅各宾派试图寻找一种集中控制的手段来结束镇压呢，还是要更有效地用这种手段对抗反对派呢？

牧月二十二日（6月10日）法令是运用“恐怖”对付共和国敌人的顶点。它极大地扩展了“反革命”的定义：

第六条，下面这些人都被视为人民的敌人：试图诽谤或分裂国民公会的人，试图煽动不满的人，试图误导舆论的人，损害革命动力、革命纯洁性和共和原则的人。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它减少了惩罚措施的种类：

第七条，所有由革命法庭判定的违法行为，处罚都是死刑。

从1793年3月开始实行的紧急手段是一系列应对措施的结合，代表们试图控制不断增长的恐慌和怀疑情绪，并且控制这些社会情绪引发的反常、武断而暴力的行为。牧月二十二日法令试图通过将革命司法审判集中于巴黎和使法庭的权力与判决令人恐惧等方式一劳永逸地终结反革命。（图27）[36]

巴黎6月8日的最高存在节庆典在革命广场上举行，现在的广场已经不再适合出现断头台的景象了。两日后开始实行的牧月二十二日法令带来了进一步的场地问题。有60人据称卷入试图在5月24日暗杀罗伯斯庇尔的行动中，在法令实行一周后他们都要穿着代表叛国罪的红衬衫上刑场——他们竟然试图杀害共和国之“父”？原本在6月9日，断头台被搬到了巴士底广场，但那里存在如何处理大量血迹的问题；6月13日，断头台最终移动到王权被推翻的地方，巴黎城最东面的民族广场。[37]

军事威胁的继续存在为恐怖政策提供了正当性。在牧月（5月20日至6月18日），由罗贝尔·林代签署的608份救国委员会命令中有183份有关供给和运输事务；由普里厄·德拉科多尔起草的114份命令与弹药补给有关；130份有关陆军和海军的法令出自拉扎尔·卡尔诺之手。但是到了1794年6月，左翼和右翼的著名雅各宾派革命者被处决以及在取得军事胜利的时期不断扩大的恐怖措施，使得像林代这样的头脑清醒的领导者被疏远。他自恃清高，拒绝在针对德穆兰和丹东的指控上加上自己的名字，他讽刺道：“我是来保护公民的，不是来谋害爱国者的。”他被认为是顽固不化的人。[38]那些忙于战争事务的人对于革新和美德的说辞感到厌烦。在获月十一日（6月29日）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激烈交锋的联席会议上，据说卡尔诺曾对圣鞠斯特大喊说他和罗伯斯庇尔是“荒谬的独裁者”。[39]

恐怖统治的处决发生的地点集中在军事威胁最大的省份，但是随着威胁的消退，因政治反抗而被处决的数量急剧增加。极端的惩罚手段似乎用在了新目标上：从1793年3月至1794年6月10日，巴黎有1 251人被处决；牧月二十二日法令公布后，六周内巴黎有1 376人被送上断头台。每天有比以前多达十倍的人走向断头台。关押的嫌疑犯中包括1789年和1792年的英雄，例如酿造师桑特雷，《马赛曲》的作者鲁日·德·李尔，以及法国最伟大的诗人安德烈·谢尼埃。最爱国的无套裤汉陷入迷茫之中，对于雅克·梅内特拉这位在巴黎郊区的积极分子来说，这几个月充满了同类相残、谋杀、野蛮和不必要的死亡——至少在后来看是不必要的。[40]

最终，军事胜利缓解了春季由于“美德和恐怖”双管齐下造成的紧张。革命军最终将西班牙军队驱赶到比利牛斯山的另一侧并且在北方取得了一系列关键性胜利，尤其是在图尔宽（5月18日）和图尔奈（5月22日）取得的胜利，这都是法军在没有明显人数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的。6月8日，摩泽尔和阿登的军队合并成桑布尔-默兹方面军，由茹尔当将军指挥。这支部队四次进攻沙勒洛瓦都遭到了失败。6月25日，7.5万法军再次渡河，对阵由萨克森-科堡亲王腓特烈统率的5.2万奥地利军队。“闯荡者号”热气球搜集的信息提供了关于敌军部署的珍贵资料。密集的炮火使得麦田浓烟遍布，一片火海。最后在6月26日，法军在靠近比利时的村庄弗勒吕斯取得了胜利，萨克森-科堡亲王下令撤军。阿尔努家的几个男人都在法军当中，包括约瑟夫、弗朗索瓦和他们的表兄莱热。他们来自摩泽尔河畔的一个小村庄，他们的家人在勒梅尼米特里开着一家小旅馆。他们从1791年开始在不同的时间志愿参军，数年的战斗将他们带到了遥远的布鲁塞尔、杜塞尔多夫和凯泽斯劳滕。他们最终活了下来。[41]

弗勒吕斯的胜利——终结了奥地利军队对于法国的威胁——将共和二年人民联盟中的对立暴露了出来。然而一系列针对罗伯斯庇尔的暗杀，加上他内心的焦虑，使得他和他的心腹认为这次胜利并不能明确表示危机已经接近尾声。国民公会及其委员会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震惊的：在内战中打败了旺代叛军和联邦军，同时共和国还取得一系列对外战役的胜利，打退了欧洲的联合军事干预。但是，国民公会在政府行政中试图以威胁而非鼓励的手段来建立一个让美德公民安居乐业的共和国，他们遭遇的失败是惨痛的。国民公会的代表们没有打算回归到和平、宪政，他们每天都在进行密谋和处决。

在1794年春夏，巴黎很多地区都即兴组织起了公共“宴会”，当地人将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摆在街头餐桌上。根据一份报纸的报道，“所有的差异都完全消失了，富人和穷人一起吃着粗茶淡饭，他们都学会了平等”。对于其他人来说，这种义务性的“友爱”令人感到不适，但对于委员会来说，这些集会可能是地方激进分子打着庆祝军事胜利的名义重新复苏的迹象。[42]因此，这种庆祝弗勒吕斯胜利的友好宴会被禁止，这很可能将国民公会再一次置于民众的压力之下。巴黎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而自从吉伦特派被清洗之后，当权者们就决定再也不会让选举出的代表受迫于无套裤汉的威胁。

其他一些人公开宣称，是时候回归和平与宪政了，美德和恐怖的严密控制可以放松。年轻的巴黎律师让-巴普蒂斯特·比耶科克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是革命的热情拥护者，但是倾向于立宪君主制，他因为在1794年的一次要求实行1793年宪法的请愿书上签字而犯下了错误。他在7月1日被当作嫌疑犯逮捕。对于他这样的体面人来说，监狱就是一场噩梦，在走向断头台之前，他和朋友吃了家人买来的食物，读书、玩牌、唱歌和演奏乐器。[43]

不过当政府高层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摆到明面上的时候，管制又怎么可能放松呢？米拉波的口是心非和国王在1791年的伪誓使得雅各宾派一直都认为公民正直是必要的，要证明他们的同伴自称真正爱国者的口号是“发自肺腑”的。[44]从1793年春开始，反革命分子或外敌入侵引发的死亡恐惧使得真诚变成了一件迫切的事，一件攸关生死的事。大卫画的勒佩勒捷和马拉肖像就挂在国民公会演讲台的后面，时刻提醒着代表们，他们的性命处于危险之中。

代表们既要在情感上诚实又要在政治上透明，二者被当作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它们来自不同的思想线索：诚实、忠诚和同情心是人情的自然美德的表达，坦荡、奉献和谦逊的政治美德则源于古典共和主义。而这两条线索可以结成一张严密的网络，使装出来的爱国主义无所遁形。公德和私德是治疗伪善与口是心非的良药，不过当代表们面对谴责时，又应该如何来证明呢？

卡尔诺、林代和普里厄——分别在救国委员会中负责战争、民生和军需——发现他们自己只是一小群“专家”，他们埋头于繁重的工作，对于其他人热衷的派系斗争感到厌倦。[45]另外，东北部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使得这些委员会中的军人开始关注将共和国的“天然”边界扩展到莱茵河的可能性。但是各个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所有人都筋疲力竭，尤其是救国委员会，已经由于相互指责而四分五裂。在最高存在节和牧月二十二日法令通过后，罗伯斯庇尔再一次陷入精神紧张和体力透支之中，很少在委员会或雅各宾俱乐部露面。

有军事胜利的消息，也有权力中枢存在阴谋的谣言，混乱之中政府还要运作下去。国民公会试图解决一直以来的外国难民问题：在奥地利1793年占领比利时和列日后，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难民，还有数百名来自莱茵兰的德意志人。很多人得到了法国政府中的职位，国民公会提供了紧急援助，但是在芽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4月15—16日）的法令要求从巴黎、主要港口和边境城镇驱逐外国人之后，他们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不过在热月八日（7月26日），国民公会决定为每位外国男性、女性和儿童难民提供一笔特别拨款。[46]

热月八日参与国民公会的人期待着一场重大讨论。随着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7月间身体缓慢恢复，他开始准备向国民公会发表一场突破性的演讲。终于，放松紧急控制可能导致的可怕的不确定性或许将会得到解决。他从说明自己的身体不适和缺席开始：“至少在刚过去的六周以来，所谓的我的独裁已经停止，我对政府没有施加任何影响……国家变好了吗？”他决定将这种绝望的忏悔从演讲中抹去：“但是本着我的良心说，我是活得最不幸福的人”。[47]

他再次引用西塞罗，坚称“我们的敌人撤退只是为了让我们内部分裂”。他反复宣称“有邪恶的阴谋”，他只提及了三个人，然后模糊地断定阴谋已经渗入国民公会，甚至是行政委员会当中。无辜的人被关押，被送上断头台，罗伯斯庇尔在演说中一再否认自己应为此负责。他知道，自己的敌人在齐声呐喊：“都是罗伯斯庇尔干的！”将近两个小时的演讲充满感情色彩、漫无边际、指向模糊，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有参与密谋的嫌疑：罗伯斯庇尔甚至坦言“这个美德共和国就是根据我的形象塑造的”，他看起来像是想要“殉道”。

罗伯斯庇尔提到的其中一个人是皮埃尔-约瑟夫·康邦，罗伯斯庇尔指责这样一位德高望重者，是犯下了一个战术失误。康邦出身于蒙彼利埃一个富有的棉花商人家庭，他在1793年倡议整合了所有国家债务，包括1789年之前的债务，因此而受人尊敬。他是“公债的大管家”，在混乱的战争时期稳定了财政。他在提议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时候就引起了罗伯斯庇尔的怀疑，现在他成了公开打击的目标，对于国民公会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精神失控的罗伯斯庇尔不会放过任何人。

罗伯斯庇尔对于他未指出姓名的代表们含沙射影式的威胁为政变提供了动机。密谋推翻他的人有富歇、科洛·德布瓦、弗雷隆和巴拉斯，他们都担心罗伯斯庇尔想要他们为血腥镇压里昂、土伦和马赛联邦军负责。7月26日晚，罗伯斯庇尔受到了雅各宾俱乐部的热情支持，他们非常高兴欢迎这位“不可腐蚀者”回归到他们中间，而那些最害怕他的人开始组织起来反对他；尤其是那些参与6月至7月血腥屠杀的人，比如救国委员会的比约-瓦雷纳和科洛，治安委员会的瓦迪耶和阿玛尔，他们都将罗伯斯庇尔视作眼中钉。雅各宾派代表马克-安托万·博多后来回忆道：“热月九日的斗争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罗伯斯庇尔必须死。”[48]在热月九日（7月27日），科洛成了国民公会的主席，他拒绝罗伯斯庇尔发言，直到发言已经为时已晚。当罗伯斯庇尔起身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被吼叫声淹没。雅各宾派的统治倒台了。

当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党面临逮捕的时候，监狱方面拒绝关押他们，他们随后躲在市政厅。但是他们无法寻求无套裤汉运动的帮助，运动领导人的去世导致了分裂，工薪阶层也脱离了这个运动。48个区中只有17个区响应号召拯救罗伯斯庇尔，然而他们很快就四散而逃。罗伯斯庇尔的下颌被子弹打中，可能被警官打的，也可能自己试图自杀时打的。他带着严重的伤与21名亲密同伙在热月十日（7月28日）上了断头台。一名警察密探报告说，当罗伯斯庇尔人头落地时，一群制笔工人大喊“全面限价令作废了”，第二天的罢工要求工资上涨三分之一。[49] 71名巴黎公社的“同谋者”在热月十一日被处决，其他牵连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陆续被处死。（图28）

外省的雅各宾俱乐部常常对罗伯斯庇尔以及当权的雅各宾派是“阴谋家”而不是先进的“爱国者”这个消息感到惊慌失措。即便布列塔尼对共和国充满敌意，这个地区的小城镇之中也零散地分布着共和国的支持者。在小港口奥雷的雅各宾俱乐部有70—100名成员挨过了恐怖统治时期，他们在结束集会时还会喊“共和国万岁！山岳派万岁！无套裤汉万岁！”他们最初坚持认为推翻罗伯斯庇尔是“无耻的叛徒”和“一群恶棍”干的，[50]但总而言之，推翻罗伯斯庇尔及其同伙意味着大规模处决终止了，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人们出于各种理由，迫不及待地开始谴责所谓的“罗伯斯庇尔的恐怖”。[51]

推翻罗伯斯庇尔及其同伙远不是驱逐一个过激的统治小集团，还结束了一个既要拯救革命又要创造一个新社会的统治。这个统治以极大的代价完成了前一个目标，但是代表新社会的道德高尚、牺牲自我的公民斗士形象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对于那些体会过反革命运动之猛烈的人们来说，它是一次成功的临时统治，尽管它在很多地方都过犹不及。其他人认为对待革命的敌人不应使用那些不必要的暴力，尤其是在军事威胁已经消退的情况下。

国民公会中庆祝推翻罗伯斯庇尔的人都是他的宿敌，他们曾经因恐惧而缄口不言；还有那些他曾经的支持者，这些人把罪责全都推给罗伯斯庇尔，急于证明自己在恐怖统治期间是无辜的。“恐怖统治”被标签化并被大加指责，罗伯斯庇尔成了最合适的替罪羊。曾经因为恐惧和怯懦而保持低调的代表们，现在急着宣扬他们在政变中的表现以及自己发挥的重要作用。来自西南部的吉伦特派代表朱利安·马扎德曾经在家信中大肆吹捧罗伯斯庇尔，现在却说出了不同的看法：“暴君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准备屠杀国民公会，我们的命运危在旦夕……从来不要将自己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只应该崇拜祖国的原则。”罗伯斯庇尔也遭到了他最亲密旧友的唾弃，比如夏洛特·比萨尔在给她在阿拉斯家里的丈夫写信说“我无法描述当我发现所有由马克西米利安所施加的恐怖消散时的惊讶”；同样，罗萨莉·朱利安现在宣称“无耻的”罗伯斯庇尔“欺骗了”共和派。（图29）[52]

其中一名落井下石观察者是沃特金·坦齐船长，他将第一批英国罪犯运往澳大利亚后刚回到英国不久。他在1794年11月在布列塔尼的坎佩尔被捕，关押在一艘叫“马拉号”的监狱船上。坦齐是一位聪明而敏锐的观察者，他很奇怪那些曾经“像爬行动物一样匍匐”在罗伯斯庇尔面前的人，现在指责罗伯斯庇尔是“所有暗杀和苦难的根源”，如“断头台这个词是和它伟大的推动者罗伯斯庇尔联系在一起的”。坦齐和罗伯斯庇尔一样，接受过古典教育，他将罗伯斯庇尔描述成“现代的普罗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普罗克路斯忒斯是阿提卡的一个铁匠，他将人根据他的铁床的长度拉长或截短。坦齐也严厉谴责罗伯斯庇尔以前的盟友们：“他们明哲保身，将所有暴虐都归在罗伯斯庇尔身上，将一切都归咎于他的命令，这样他们施行的数不清的屠戮和镇压就洗白了。”[53]

尽管热月之后有的人对罗伯斯庇尔还保持着正面的记忆，这种记忆被大量尖酸的指责淹没，很多都出发于坦齐所指出的动机。各方都将自己犯下的暴行推到了罗伯斯庇尔身上，甚至对于大多数雅各宾派来说，这成了洗脱罪责的最简单方式。人们很快创造出了关于罗伯斯庇尔的荒谬“黑历史”，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位年轻的共和主义者的主要形象。[54]

推翻罗伯斯庇尔及其同伙并没有结束内战，但是缓和了内战。在国民公会、行政管理体系和遍布全国的雅各宾俱乐部的支持下，救国委员会通过打败外敌入侵和镇压反革命的方式拯救了革命，代价是大量人员的死亡。在共和二年这一年内，大约有17万旺代人死亡，7万名士兵在与旺代叛军和侵略军的战斗中死亡。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镇压联邦军的过程中被处决（里昂处决了1 800人，土伦处决了800人，马赛和波尔多处决了数百人）。还必须加上在布列塔尼、中央高原和普罗旺斯叛乱中死亡的数千名反革命分子，比如普罗旺斯贝端城的叛乱。[55]可能有多达4万人在审判后被处决，其中85%的人是原来的第三等级，主要是农民和城市工人。那些被处决的人几乎全被冠上武装反革命或联邦军叛乱的罪名，而被处决的人当中有十一分之一的人都是有依据的政治处决，有或多或少的证据证明他们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反革命活动。国民公会自身也没能幸免。在1793年3月至1794年7月的16个月间，国民公会清除了749名代表中的144位，67人被处决、自杀或死在狱中。[56]

镇压发生的地区正是有内部反革命和外敌入侵的地区。处决集中在18个省份，其中的每个省份都有超过100次经审判的处决，大多数都是边境和西部的省份，还有巴黎和里昂。不过在全国将近一半的地区，血腥镇压还是有限度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地方远离边境战场，而且个人的选择也至关重要。在很多省份，当地的行政者和特派员都公平公正、相对宽容。然而另外有一些人则丝毫不退让，有时甚至任何模糊不清的反革命行为都会受到死亡的惩罚。

1793—1794年的革命暴力是由反革命引发的呢，还由官方对反革命阴谋的不容忍和过分猜忌引发的呢？很显然在革命话语中——同样在反革命话语中——有激烈的语言意象将反对者描述成阴谋家、叛徒和必须要杀的敌人。这种意象从历史悠久的古典时代政治文化、旧制度宫廷中的阴谋以及启蒙思想对美德的推崇中汲取了经验。然而恐怖统治不仅来自对消灭“他者”的偏执性迷恋。镇压反革命是对外敌入侵和内部暴力反抗带来的真实、联合的威胁的回应。反革命和它引起的恐慌、愤怒、自大与恐惧情绪使得人们发自内心地相信敌人是无处不在的。然后，战争的爆发使政治分歧变成了生死攸关的事。

对于这段“恐怖直到和平为止”的年代，我们最好将其解释为现实环境和革命信念结合后的极端产物：革命对于美德的内在信仰是不言自明的，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它；尤其是在教会分裂和宣战以后，内部反革命和外敌入侵是真实存在的；很难在一个激进的无套裤汉和政见不同的政治团体之中建立一个各方都接受的合法中央政权。所有的这一切促成了恐惧和怀疑的情绪，使国民公会中的多数代表支持停止和平时期的公民自由和宪政政府，而将权力集中起来。[57]政府将会推行“革命直到和平为止”——但是谁能够决定什么时候实现了和平呢？最终国民公会在热月做到了，但是到了那时，怀疑和惩罚的大网已经收紧，掌权者中很少有人会满足于安然回到和平时期的统治。一此纷争必须要解决。

[1] Peter McPhee, Robespierre: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94, 207–08, chs 11–12. The most recent French biography prefers to emphasize Robespierre’s physical health but increasing political isolation: Hervé Leuwers, Robespierre, Paris: Fayard, 2014, chs 22, 24. A hostile recent view is Jonathan I. Israel, Revolutionary Idea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The Rights of Man to Robespier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for example, pp. 21–22, 449, in which Robespierre is vili.ed as an anti-liberal, anti-intellectual and xenophobic authoritarian who suffered from ‘megalomania, paranoia and vindictiveness’.

[2] See the remarkable list of speeches in Gérard Walter, Robespierre, 2 vols, Paris: Gallimard, 1961, vol. 2, pp. 191–322.

[3] Maximilien Robespierre, Oeuvres de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1 vols, Paris: SéR, 1912–2007, vol. 11, pp. 397–415; J. M. Thompson, Robespierre, Oxford: Blackwell, 1935, pp. 387–402.

[4] Raymonde Monnier, L’Espace publique démocratique. Essai sur l’opinion à Paris de la Révolution au Directoire, Paris: éditions Kimé, 1994, pp. 177–87.

[5] McPhee, Robespierre, p. 195.

[6] James H. Johnson, ‘Revolutionary Audiences and the Impossible Imperatives of Fraternity’, in Bryant T. Ragan and Elizabeth A. Williams (eds), Re- creating Authority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Marvin A. Carlson, ‘The Citizen in the Theater’, in Renée Waldinger, Philip Dawson and Isser Woloch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 of Citizenship,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3.

[7] éric Saunier, ‘“Lire pour résister, lire pour instruire”. La Revue de presse de Toussaint Bonvoisin’, AHRF, 373 (2013), pp. 123–44.

[8] Paul and Martial de Pradel de Lamase, Nouvelles notes intimes d’un émigré . . . of.cier à l’armée de Condé. Les grandes journées révolutionnaires, Paris: émile- Paul Frères, 1914, pp. 196–202.

[9] Frédéric Derne, ‘La Chanson, “arme” révolutionnaire et chambre d’écho de la société en Auvergne’, AHRF, 341 (2005), pp. 25–51.

[10] Claudia Ulbrich, ‘Sarreguemines en révolution ou l’histoire d’un “cameléon politique”’, Annales de l’Est, 44 (1992), pp. 20–26. In Alsace, Jewish men were expected to cut off their beards: Claude Muller, ‘Religion et Révolution en Alsace’, AHRF, 337 (2004), pp. 63–83.

[11] René Ducret, Les Sans- culottes de Lunéville, Nancy: Imprimerie Bastien, 1967, p. 27; Patrice L. R. Higonnet, Goodness beyond Virtue: Jacobin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74; AD Meurthe- et-Moselle, L 1668.

[12] Annie Crépin, ‘The Army of the Republic: New Warfare and a New Army’, in Pierre Serna, Antonino De Francesco and Judith A. Miller (eds), Republics at War, 1776–1840: Revolutions, Conflicts, and Geopolitics in Europe and the Atlantic Worl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36–38.

[13] AD Meurthe-et-Moselle, L 2151.

[14] Jo.l Cornette, Histoire de la Bretagne et des Bretons, vol. 2,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5, ch. 48.

[15] Alan Forrest, Soldi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66.

[16] Jean-Paul Bertaud, ‘An Open File: The Press under the Terror’, in Keith Michael Baker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vol. 4, The Terror,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4, ch. 16.

[17] See the remarkable police reports in AN F7 3821–22; Marc Bouloiseau, The Jacobin Republic, 1792–1794,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andelbau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3, p. 195.

[18] Anatol. Ado, Paysans en Révolution. Terre, pouvoir et jacquerie, 1789–1794, Paris: SéR, 1996, pp. 416–23; R. Legrand, La Révolution dans la Somme, Abbeville: F. Paillart, 1988, p. 262. The argument that the Terror was designed to contain this popular protest as much as to crush counter-revolution is put by Sophie Wahnich, In Defence of the Terror: Liberty or Death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2.

[19] Peter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 Peasant,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1780–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 116.

[20] Yvonne Crebouw, ‘Les Salariés agricoles face au maximum des salaires’, in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e monde rural. Actes du colloque tenu en Sorbonne les 23, 24 et 25 octobre 1987, Paris: CTHS, 1989, pp. 120–21; Nathalie Alzas, ‘Les Rapports entre civils et militaires à l’arrièrependant la Révolution dans les départements du Midi’, in Annie Crépin, Jean-Pierre Jessenne and Hervé Leuwers (eds), Civils, citoyens- soldats et militaires dans L’état- nation (1789–1815). Actes du colloque d’Arras (7–8 novembre 2003), Paris: SéR, 2006, p. 73; Jacques Bernet, ‘Les Grèves de moissonneurs ou “bacchanals” dans les campagnes d’Ile-de-France et de Picardie au XVIIIe siècle’, Histoire et sociétés rurales, 11 (1999), pp. 153–86.

[21] AD Loiret J 557, 2J 1983; Paul Guillaume, ‘La Vie dans l’Orléanais de 1788 à 1818, d’après le journal inédit d’une famille’, unpublished ms, Orléans c. 1960; Georges Lefebvre, études orléanaises, 2 vols, Paris: Commission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volution, 1962.

[22] Martine Plouvier, ‘L’Abbaye de Prémontré au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thèse de troisième cycle, Université de Paris- I, 1982, pp. 358–59.

[23] Peter McPhee, Une Communauté languedocienne dans l’histoire: Gabian 1760–1960, N.mes: Lacour, 2001, ch. 2.

[24] George Armstrong Kelly, Victims, Authority and Terror: The Parallel Deaths of d’Orleans, Custine, Bailly, and Malesherbes,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ch. 16;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p. 822–27. Malesherbes’ other daughter, Louise, would be the mother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25] Olivier Blanc, Last Letters: Prisons and Prison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93–1794,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7, pp. 190–91; Stephen Jay Gould, ‘The Passion of Antoine Lavoisier’, in Gould, Bully for Brontosaurus: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and Co., 1991, ch. 24; Arthur Donovan, Antoine Lavoisier: Science, Administration, and Revolu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3. Marie-Anne organized the posthumous circulation of copies of Lavoisier’s .nal memoirs, Mémoires de physique et de chimie.

[26] Daniel Rabreau, Claude Nicolas Ledoux, Paris: Monum, 2005, pp. 83–86. Ledoux was released on 13 January 1795.

[27] Blanc, Last Letters, p. 134.

[28] Jacques Guilhaumou and Martine Lapied, ‘La Mission Maignet’, AHRF, 300 (1995), pp. 283–94.

[29] John M. Burney, ‘The Fear of the Executive and the Threat of Conspiracy: Billaud-Varenne’s Terroristic Rhetoric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8–1794’, FH, 5 (1991), p. 162.

[30] Robespierre,Oeuvres, vol. 10, pp. 442–65. On the 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 and Robespierre’s repudiation of the ‘materialism’ of the philosophes, see Michel Vovelle, ‘The Adventures of Reason, or From Reason to the Supreme Being’, in Colin Lucas (ed.), 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p. 132–50; Carol Blum, 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 13.

[31] James H. Johnson, Listening in Paris: A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116–27; Emmet Kennedy,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68–85.

[32] Marie-Victoire Monnard, Souvenirs d’une femme du peuple, 1777–1802, Creil: Bernard Dumerchez, 1989, pp. 89–91.

[33] AD Loiret, J 557, L 6(4).

[34] Robespierre, Oeuvres, vol. 10, pp. 350–66.

[35] Arne Ording, Le Bureau de police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étude sur la Terreur, Oslo: Skrifter utgitt av det Norske Videnskaps, Academi i Oslo, no. 6, 1931.

[36] Cf. Dan Edelstein, The Terror of Natural Right: Republicanism, the Cult of Natu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ch. 5, for whom the Law of 22 Prairial was to be instead a durable foundation of a ‘natural republic’.

[37] Daniel Arasse, The Guillotine and the Terror,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Miller, London: Penguin, 1989, pp. 107–09.

[38] On Lindet, see Fran.ois Pascal, L’économie dans la Terreur: Robert Lindet, 1746–1825, Paris: SPM, 1999; Huntley Dupre, Two Brother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Robert and Thomas Lindet, Hamden, CT: Archon Books, 1967; Amand Montier, Robert Lindet, Paris: Félix Alcan, 1899.

[39] Albert Mathiez, The Fall of Robespierre,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 M. Kelley, 1968, chs 8–9.

[40] Jacques-Louis Ménétra, Journal of My Life,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19–20.

[41] AD Meurthe-et-Moselle, 49J 15: Philippe Arnould, ‘Quatre volontaires lorrains’.

[42] Rebecca L. Spang, The Invention of the Restaurant: Paris and Modern Gastronomic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09–12; McPhee, Robespierre, p. 210.

[43] Jean-Baptiste Billecocq, En Prison sous la Terreur. Souvenirs de Jean- Baptiste Billecocq, 1765–1829, Paris: SéR, 1981, pp. 36–40.

[44] Marisa Linton, Choosing Terror: Virtue, Friendship,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Harold T. Parker, The Cult of Antiqu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aries: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New York: Octagon,1965.

[45] R. R. Palmer, Twelve who Ruled: The Year of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64.

[46] Robespierre, Oeuvres, vol. 10, pp. 430–31; P. Raxhon, ‘Les Réfugiés Liégeois à Paris: un état de la question’, in Michel Vovelle (ed.), Paris et la Révolution. Actes du Colloque de Paris I, 14–16 avril 1989,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89, pp. 212–24; Greg Burgess, Refuge in the Land of Liberty: France and its Refugees,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end of asylum, 1787–1939,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24–30;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The Treatment of Foreigners, 1789–179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ch. 4.

[47] Robespierre, Oeuvres, vol. 10, pp. 543–76. Two detailed documentary accounts of the events of late July are Gérard Walter, La Conjuration du Neuf Thermidor, 27 July 1794, Paris: Gallimard, 1974, and Richard Bienvenu, The Ninth of Thermidor: The Fall of Robespier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48] Fran.oise Brunel, Thermidor,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Brussels: éditions Complexe, 1999, p. 7.

[49] 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ch. 9; Colin Jones, ‘The Overthrow of Maximilien Robespierre and the “Indifference” of the People’, AHR, 119 (2014), pp. 689–713; Haim Burstin, Révolutionnaires. Pour une anthropologi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Vendémiaire, 2013, pp. 352–64.

[50] Michel Péronnet and Yannick Guin, La Revolution dans la Loire-Inférieure, Le Coteau: Horvath, 1989, pp. 144–46.

[51] AN F7 7904/4561; W 79, liasse 1; Jacques Bernet, ‘La Perception de Robespierre dans les clubs de Jacobins de Champagne et de Picardie (1791–1795)’, in Jean-Pierre Gilles Derégnaucourt, Jean-Pierre Hirsch and Hervé Leuwers (eds), Robespierre: de la nation artésienne à la République et aux nations. Actes du Colloque, Arras, 1–2–3 Avril 1993, Centre d’Histoire de la Région du Nord et de l’Europe du Nord-Ouest, Université Charles de Gaulle-Lille III, Villeneuve d’Asq, 1994; Michael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93–1795,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ch. 17; Peter McPhee, Liv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99,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163–68. Letters of denunciation and interrogations are to be found, for example, in AN F7 4432, plaque 2, 4433, plaques 3 and 4, and in the Committee of General Security .les in AN F7 4577–4775.

[52] See Louis Jacob, Robespierre vu par ses contemporains, Paris: A. Colin, 1938, pp. 63, 101, 125, 136–37, 181–87; Louis Jacob, ‘Un Ami de Robespierre: Buissart (d’Arras)’, Revue du Nord, 20 (1934), pp. 287–93; Lindsay A. H. Parker, Writing the Revolution: A French Woman’s History in Letter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6–18. Buissart subsequently retired from public life, until becoming a municipal councillor under the Restoration. He died aged eighty- three in 1820.

[53] Watkin Tench,Letters Written in France, to a Friend in London, Between the Month of November 1794, and the Month of May 1795, White.sh, MO: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9, pp. 67, 191–92, 194–95, 198; Gavin Edwards (ed.), Watkin Tench: Letters from Revolutionary France,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1, Introduction.

[54] See, for example, Antoine de Baecque, Glory and Terror: Seven Deaths und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Charlotte Mandel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145–72; McPhee, Robespierre, Epilogue; Hervé Leuwers, ‘Robespierre, la Terreur incarnée? Aux origines d’une personni.cation de l’an II’, in Michel Biard and Hervé Leuwers (eds), Visages de la Terreur. L’Exception politique de l’an II, Paris: Armand Colin, 2014, pp. 197–210; Marc Belissa and Yannick Bosc, Robespierre. La Fabrication d’un mythe, Paris: Ellipses, 2013.

[55]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nquête sur les crimes de la Révolution’, Histoire, 377 (2012), pp. 40–61; Jean-Clément Martin, ‘Dénombrer les victimes de la Terreur. La Vendée et au-delà’, in Michel Biard and Hervé Leuwers (eds), Visages de la Terreur. L’Exception politique de l’an II, Paris: Armand Colin, 2014.

[56] Michel Biard, La Liberté ou la Mort. Mourir en député (1792–1795), Paris: Tallandier, 2015; Mette Harder, ‘A Second Terror: The Purges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Legislators after Thermidor’, FHS, 38 (2015), pp. 33–60.

[57] This conclusion is largely in agreement with Timothy Tackett, The Coming of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onclusion. For alternative views, see, for example, Patrice Gueniffey, La Politique de la Terreur: essai sur la violenc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Fayard, 2000; William M. Reddy, ‘Sentimentalism and its Erasure: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the Era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JMH, 72 (2000), pp. 109–52; Arno J. Mayer, The Furies: Violence and Terror in the French and Russian Revolu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第十四章

解决纷争：热月政变，1794—1795年

热月党人都是从可怕恐怖统治中活下来的强者，他们决定不会让他们的经历再一次上演。[1]这些在国民公会中新的多数派有之前的吉伦特派、“平原派”以及反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从1794年7月开始的“热月统治”当然是共和派统治，但是它的最终动力是要结束革命，最明显的目标是要消除以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为代表的不稳定因素。在试图结束革命动荡的时候，他们用激烈手段来打压应为之前的极端化政治负责的势力（那段时间已经被代称为“恐怖统治”），同时也试图保卫他们通过牺牲和美德获得的1793—1794年的革命果实。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一个绝望的时期、一个对稳定的未来重燃向往的时期。（图30）

让-朗贝尔·塔利安是救国委员会的一个新成员，他是最积极支持推翻罗伯斯庇尔派的人之一，他也曾经受到过怀疑，原因是他在波尔多时受到他的情人、之前是贵族妇女的泰蕾西娅·卡巴吕的影响过多[2]。1793年8月，当时的塔利安只有26岁，他和克劳德-亚历山大·伊扎博一起煽动了一次对波尔多联邦主义者的血腥镇压，但是他现在在一年以后请求国民公会消除所有恐怖统治的恶果：“这都是罗伯斯庇尔统治的错；他在少数同党的支持下将其付诸实施……国民公会是恐怖统治的受害者，绝不是它的帮凶。”那些认为国民公会应当承担一些责任的人都是“恶魔”罗伯斯庇尔“地狱般统治”的共犯。[3]塔利安安排释放了卡巴吕；他们在1794年12月结婚，卡巴吕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字叫“热月”（Thermidor）。事实上，卡巴吕本人就常被称作“热月圣母”。对于亲近罗伯斯庇尔的罗萨莉·朱利安来说，因为她的儿子儒勒曾经在担任救国委员会特派员的时候在波尔多顶撞过塔利安，现在她不得不对卡巴吕逢迎谄媚，称卡巴吕是“有着我们女性自然情感”的母亲和妇女，只图儒勒能从监狱里放出来。[4]

罗伯斯庇尔几乎立即在全法国成了恐怖统治的象征以及各种荒谬断言和谣言的主角。奥尔良的女裁缝让娜-维克托瓦·德尔齐格在1794年8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那些被当作嫌疑犯而被囚禁的人走运了，罗伯斯庇尔一死，法国所有的监狱都打开了……罗伯斯庇尔曾经在临死前说过，我的头颅即将被砍下，但是他们不会断了我的根（生殖器），否则的话就更糟糕的了……[5]

德尔齐格的预测是准确的，推翻罗伯斯庇尔派预示着巴黎监狱中大多数嫌疑犯将被释放。热月十四日（8月2日），牧月二十二日法令被废除，革命法庭只审判那些真正武装反对共和国的人。在8月之后只有少数处决：巴黎在1794年最后的五个月只处决了40人。革命法庭最终在1795年5月被废除，最后被处决的是共和二年的公诉人安托万-昆廷·富基耶-坦维尔，和罗伯斯庇尔的老朋友、同为来自阿拉斯的律师的马夏尔·赫尔曼，他曾经在审判玛丽·安托瓦内特、吉伦特派、埃贝尔派和丹东派时担任革命法庭的庭长。

但是释放嫌疑犯并非程序性的事件，被释放的早晚取决于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人能否运用社会影响力让他们的案件得到当权者的注意。玛丽-罗斯·德博阿尔内[6]就是这样一位幸运儿，在塔利安的干预下，她在热月十九日（8月6日）从巴黎的雷卡姆监狱获释。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作为一名军官，他被指控在1793年7月美因茨战败期间通敌，他在热月五日被处决，就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前5天。玛丽·罗斯是加勒比海岛马提尼克一位甘蔗种植园主的女儿，她一直支持革命，似乎也已经习惯了“你”和“女公民”的称呼；然而，她的名声让她在1794年血腥的春天成了一名嫌疑犯。像泰蕾西娅·卡巴吕一样，她此时成为后热月时代巴黎新世界的名流。[7]

作家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是被立即释放的人中的一员：他因反雅各宾主义而著名，由于在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的基础上改编的戏剧《帕梅拉，或名贞洁得报》在1793年9月2日被捕。在果月十四日（8月31日），苏菲·德·博姆也被释放，她是卢梭的庇护人吉拉丹侯爵的女儿。在她的父母被释放后，他们逃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场，在那里她缓慢地“恢复了健康，上帝保佑，我找回了继续我戏剧化的一生的力量和勇气”。[8]她的父亲最终也在园艺中找到了比政治更祥和、更安定的消遣方式。

热月后释放的“嫌疑犯”当中有很多无套裤汉，弗朗索瓦·诺埃尔·“格拉古”·巴贝夫就在其中，他早在1793年就被关押，他为了将国有化的教会财产分给穷人而篡改财产登记簿。他在狱中将自己的名字“卡米耶”改成了“格拉古”，格拉古是公元前2世纪罗马土地改革家，他认为私有财产阻碍了真正的平等。“格拉古”·巴贝夫是众多激进分子中的一员，他们认为结束“恐怖统治”就会使1793年宪法得以实施同时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巴贝夫能够实现自己的平等主义计划。其他在共和二年批评雅各宾派统治的激进无套裤汉现在也被释放。波利娜·莱昂是革命共和女性公民的领导人之一，她和她的忿激派丈夫泰奥菲勒·勒克莱克在1794年4月3日被捕；他们在8月22日被释放。她很有可能是在等待释放的时候说，从1789年开始，“我体会到了最大的热情，尽管我是一名女性，我没有虚度光阴；你从早到晚都能看见我动员大众反对暴君……看到我在修建街垒，鼓励怯懦的人走出家门”。但是她和勒克莱克现在安静地退出了政治生活。[9]她的同伴克莱尔·拉孔布还需要在一年后的1795年8月才能被释放。

现在一些转而指责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的暴行的人，其实曾经是实施恐怖政策的重要人物。一些人成功地将他们在镇压反革命和联邦党中的关系撇清，尤其是塔利安、富歇、弗雷隆、巴拉斯，甚至是清洗了贝端城的埃蒂安·迈涅都躲了起来，未受惩罚。但是其他人在面对暴行的指责时不堪一击，他们过去欠下的账现在都要重算。9月，一群据称来自南特的联邦主义者被革命法庭无罪释放，在审判期间，让-巴普蒂斯特·卡里耶在1793年至1794年冬季期间督察这座城市的时候种种恐怖行为的细节浮出水面。到了11月，国民公会决定解除他的议员豁免权；他在12月16日被处决。

在地方层面，权力重新回到富农和专业人士的稳定控制中，对于他们来说，结束共和二年的管控和威胁意味着回归稳定。将罗伯斯庇尔当作替罪羊减轻了1794年为了赢得战争实行过度的紧急措施带来的不适。在共和二年种下的自由树不是被剥皮就是被砍伐。1795年1月，在卡尔卡松省南部拉格拉斯市这样一个地区的中心城市，都没有任何人被处决，只有少数“嫌疑犯”，该市的监督委员会写信感谢国民公会结束了恐怖统治：

热月九日的革命让法国人心中恢复了平静和安定，将恐怖主义导致的错误一扫而光，打破了暴君罗伯斯庇尔驱使人民的铁权杖，法国人民正在享受你们杰出成就的果实，法国人现在带着喜悦走在美德之路上……之前嗜血杀戮之人出于妒忌选择无辜的遇难者，多少勤奋、受难的公民的命运终结在了绞刑架上，现在他们被绳之以法了……法国现在自由、幸福、胜利了。[10]

回归宪政政府和释放嫌疑犯的同时，国民公会及其遍布全国的机构开始全面清洗那些与共和二年统治有关的人。在罗伯斯庇尔倒台的一个月内，有大约200个地方雅各宾俱乐部向巴黎的“总部”愤怒地抱怨这种始料未及的反响。热月九日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全国都在清算旧怨，或是通过杀戮的方式，或是通过谴责告发的方式。

那些共和二年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不是被解除职务就是巧妙地通过运作保留他们的自由。例如，多尔多涅省贝尔热拉克市的“民众团体”非常善于让自己的公共观点和革命的命令保持一致，它在1791年支持在瓦雷讷逮捕路易十六，路易十六在1792年被推翻后，它很快地在1793年6月将自己与联邦主义撇清了干系。现在这个团体规模更小但成员更加富有，他们十分欢迎推翻“嗜血者”和想要“复兴恐怖统治”的“无秩序的拥护者”。[11]埃纳省最有名的雅各宾派和行政长官波利卡普·波托非是侥幸逃离清洗的人之一。热月之后，他的政敌们围攻这位“埃纳省的罗伯斯庇尔，在我们省实行他的主子思想和信条的爪牙”。波托非在1794年7月之后被残酷地迫害，经常被关押，但是他在长时间任期上的廉洁使得热月反动时期复仇心切的法庭都没能给他定罪。到了1796年，他受够这一切，投身甜菜产业，这一举动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使皮卡第发生变化。[12]

拆除作为雅各宾派统治根基的地方议会网络和民众团体的工作充满了报复性的政治。在共和三年雾月二十二日（1794年12月12日），国民公会宣布关闭在革命期间作为政治生活支柱的雅各宾俱乐部。六个月以后的花月二十八日（1795年5月17日），国民公会下令将圣端诺累街马术场的俱乐部原址、国民公会在1793年5月9日之前开会的地方拆除，建造一个名为“热月九日”的新市场。

战事并没有结束，因此监督委员会继续着它们的工作。在共和二年果月七日的改革之后，地区首府和其他大城市的监督委员会改称为“革命委员会”，而在农村则没有这一改动。正如人们做出的政治选择反映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他们在村庄和邻里的社会关系一样，向地方监督委员会告发“嫌疑犯”的决定反映了长久以来的恩怨。尤其是在南方，争权夺势经常使得家庭内部出现永久性的分裂。果月十六日（1794年9月2日），市民玛格丽特·谢向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监督委员会告发了她的叔叔和侄子，因为他们曾经告发过她的丈夫，她的丈夫被联邦主义者处死。[13]

富人可以重新安心生活，因为财富本身不再是被“怀疑”的对象。他们自觉地开始使用“先生”和“夫人”来取代“公民”，用“您”取代“你”。他们的儿女穿着华丽的服饰（纨绔子弟和绝美女人）招摇过市来表达对雅各宾派推崇的“高贵的朴素”的鄙视。激进的巴黎年轻人被称作“金色青年”（jeunesse dorée），他们在街上四处破坏，找机会对无套裤汉进行拳脚报复。斯坦尼拉斯·弗雷隆将其在1793年在土伦进行的血腥镇压抛诸脑后，现在运用自己的报纸《人民演说家》煽动人们对“恐怖分子”复仇。一些受鼓动的金色青年甚至焚烧雅各宾派的假人，然后来到雅各宾俱乐部将燃烧后的灰烬装到一个夜壶里，他们将其带到蒙马特的下水道，附上一份关于“九月屠杀”的悼词：

为了九月二日的荣华富贵

我成了一名雅各宾派

我的骨灰盒就是这个夜壶

这个下水道就是我的先贤祠[14]

年轻的路易-马修·莫莱就是金色青年中的一员，他来自一个古老的显贵家庭，曾经在1791年选择逃亡。他的父亲后来决定返回巴黎保卫家族财产——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他在恐怖统治中身亡。马修后来回忆道，他14岁年纪就去罗亚尔宫的沙特尔咖啡馆，两个口袋一个装着一根多节棍，一个装着一把手枪，和其他金色青年站在餐桌上发表复仇的演讲：

家庭重聚，财富失而复得……思想、言论和表达获得了极大的自由……革命和逃亡的不幸让我们养成了极度自我的习惯和爱好。我们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我们花自己的钱取乐。问题是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忘记痛苦。[15]

后来被称作“热月反动”的风潮同样在大众文化中有所体现。金色青年最爱的歌曲是《人民的觉醒》（Le Réveil du Peuple），这首充满煽动性的歌曲最先由作者皮埃尔·加沃本人在共和三年雪月三十日（1795年1月19日）在巴黎的纪尧姆-特尔市区的会议上唱出：

一个由暗杀者和强盗组成的邪恶团伙

让你们受尽苦难

在他们的残暴统治下

我们生存的土地罪恶横行。

所有这些人都是嗜血恶魔！

向所有罪恶的爪牙开战！

将他们追捕处死！

让他们感到我们的恐惧！

他们逃不掉！[16]

这首歌在其他保王党复苏的地方流行。例如，在1795年年中，年轻人拥入波尔多大剧院上演反教会戏剧《让·卡拉》的现场，大声喧哗、发出嘘声，要求剧中演员唱《人民的觉醒》。[17]到了1796年5月，在国家的另一边，布尔市的议会对年轻人拒绝登记服兵役感到绝望，这些年轻人对《人民的觉醒》的“暴力歌词”十分感兴趣，当演唱《马赛曲》时，他们则吹口哨和嘲弄，议会认为是这些人砍倒了自由树。[18]这首流行歌曲被政府禁止，因为政府意识到这首呼吁血腥复仇的歌曲会刺激保王党死灰复燃。

阿德莱德·拉比耶-吉亚尔是一位王室的肖像画师，她在1792年为了躲避骚乱在巴黎以东19千米的地方买了一个乡村庄园，当她返回巴黎时，她在1791年画过像的14位革命领导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死亡——其中包括罗伯斯庇尔和巴纳夫。但是，革命开放的艺术世界延续了下来：1795年，有数百位参展者和534幅画作在巴黎沙龙展出。（图31）[19]新政权的自我定性——既是共和派也是反雅各宾派——注定会在艺术创作中产生分歧。国家音乐学院在1795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决两周年的时候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中间，一名雅各宾派人士打断了演奏，质问这种柔和的音乐是否意味着应该对国王的死表示遗憾。演奏家弗朗索瓦-约瑟夫·戈塞克回答道，这是表达“从暴君手中解放出来的幸福之人心中洋溢着温和情感”，但是乐团还是出于政治考虑演出了《一切都会好！》。[20]

这种反动同样在剧院的戏剧中表达出来。法兰西喜剧院在运营113年之后，在1793年9月由于演出了一部由让-路易·拉雅创作的“温和”戏剧《法律之友》（Ami de Lois）而被关闭。热月之后，那些被当成“嫌疑犯”的演员获释，他们迫切希望演出反雅各宾戏剧，将矛头对准那些在恐怖统治期间继续演出的人。弗朗索瓦-约瑟夫·塔尔玛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当时最有名的演员，也是丹东和德穆兰的朋友。他现在被当成了雅各宾派，被迫在一场演出中停下来宣布“恐怖统治让我留下了太多的泪水，我所有的朋友都在断头台上死去了”。年轻的观众在共和三年风月来到蒙丹西耶的综合剧院为一部戏的台词鼓掌：“暴君、盗贼、刺客，这些都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词就是雅各宾派！”[21]

文化反动不仅仅是民众对于共和二年管制的反抗：它还是官方的政策。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已经结束。格雷古瓦神父在共和三年葡月十七日（1794年10月5日）向国民公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倡一种反复灌输正确的文化和政治观念的积极政策，一种“文化上的热月政变”。作家们在1789年摆脱了巴黎出版业特权行会的控制，享受了几年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1792年后又遭到了严厉的政治管制。1795年，作家们再次可以和出版商自由签订协议。新小说的数量翻了一番——大部分是感伤文学和疑案文学。现在，政府开始对其文学上的支持者提供资助。[22]

热月党人还试图通过纪念的方式表达他们理解的共和美德。《马赛曲》在1795年7月14日成为正式的国歌。[23]卢梭的名字起初被认为与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的极端民主主义联系过于紧密，热月党人现在转而把他奉为自然美德的先知。他的遗体在共和二年葡月十八日（1794年10月15日）从埃默农维尔的白杨树小岛途经小镇埃米尔（之前的蒙莫朗西）搬进了先贤祠。他在埃米尔小镇创作了他最好的作品——《爱弥儿》《社会契约论》和《新爱洛依丝》。入葬先贤祠的配乐由马里-约瑟夫·谢尼埃创作，他是1794年7月25日被处决的诗人安德烈·谢尼埃的弟弟。[24]

文化反动同样在个人行为上体现得很明显。山岳派戴的又长又直、梳理得油光顺滑的假发也经不再流行，巴黎的中产阶级男性时尚变成了“提图斯式”的干净微卷短发。[25]给儿童取革命名字的行为急剧减少，家长们谨慎地使用中性名字来给孩子取名。在共和二年期间，布列塔尼的布雷斯特港口几乎有11%的婴儿取了“爱国”名字——最常见的是布鲁图斯、团结和马拉，还有阿布里科廷[26]、平等和奥林匹亚德。现在的名字更加传统，或者表达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共和三年霜月二十二日一名家长给孩子的名字为康斯坦斯·友爱·信心·热爱·贝东。[27]

共和二年的雅各宾派统治继续向“爱国”教士和经常受到攻击的宗教部门提供国家资助。热月党人则没有这么宽容。在共和二年末（1794年9月18日），国民公会停止了所有对宗教的资助；共和三年风月三日（1795年2月21日）的法令限制在国家节日和旬日庆典上敲钟。各个公社有的直接拒绝执行，有的进行抗议，还有的寻求变通。在蒙彼利埃市东北部的卡斯特里村，由一名儿童在宗教仪式前在街上吹响号角；在其他地方，派儿童在街上摇手摇铃。有时候敲钟禁令会引起公开的对抗。1795年10月在图卢兹东部的卡拉曼，教区民众推倒大门，剪断锁链，开始鸣钟；当佩戴着绶带的市政官员出现时，他们又被吓退。村民坚持鸣钟反映了宗教上的愤怒，或者没有钟声的不便与死寂引发的乡村居民的不满。的确如此，一位索姆省的资深官员总结道：“毫无争议的是，革命影响人们最深的事就是夺走了他们的钟。”[28] 1795年3月，北部边境的布斯贝克地区有900名“天主教徒和共和派”联名请愿要求重新开放他们的教堂，请愿中带有威胁意味地提到了1793年宪法：“我们向你们宣布……如果我们的教士没有逃跑，我们将在芽月一日在我们的教堂里举行神圣的宗教仪式，如果我们的教士真的逃跑的话，我们会找另外一名。要记住，人民在权利受到侵犯时是有义务进行反抗的。”[29]

热月党人同样在他们的教育政策上表达了他们独特的保守共和主义。在共和三年雾月27日（1794年11月17日），国民公会最终颁布一项教育法令，要求在每个公社的学校中设立男生班和女生班，基础科目是阅读、写作和算术，课本的核心内容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宪法。学生将要学习“英雄事迹和胜利歌曲”。各地讲授的语言是法语：“当地方言只能用于辅助。”但是，通过教育塑造年轻人的热情最终消退了：在国民公会解散的前夜，共和四年雾月三日（1795年10月25日）更为精英主义的《多努法令》规定教师的薪水来源于学生的学费，女孩将会在单独的学校中学习“实用技巧”，每个选区有一所学校即可，不必在每个公社都开办学校。

国民公会同样致力于恢复并重塑精英教育。旧制度时期的中学和学院被中央医学、艺术、职业和音乐学院以及培训公共服务技术（工程、航海、采矿、路桥）的技术学校取代。在1794年，这些技术学校变成了中央公共工程学校，在1795年9月成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30]艺术与职业学院现在鼓励机械化和新技术。1795年10月，5个在1793年因为结党和精英主义倾向而被关闭的学院得到恢复，在法兰西学院的领导下进行重建，以此来庆祝博学上进的新精英的成就。[31]

国民公会中的议员对自己开明、进步和爱国的眼光感到自豪，战争给了他们在度量衡领域进一步创新的动力。共和三年芽月十八日（1795年4月7日），国民公会扩展了1793年8月1日关于度量衡的法令，使用公升、克、米和公顷，推行十进制的法郎和生丁取代里弗、苏和德尼厄尔。数个世纪以来的地区差异被一扫而光，但是直到1799年，准确的度量衡样本才在全国传播开来。[32]

战争还使得克劳德·沙普的杰出发明被采纳，他是萨尔特省勒芒市附近布吕龙地区一名男爵的儿子。沙普曾经拥有一个修道院院长的虚衔；这个头衔在1789年被废除之后，这名年轻人（1763年出生）将自己的天分用在了发明上。他设计了一套臂板信号机系统，每个信号站相隔10到16千米，这个距离足够相邻的信号站使用望远镜观察对方的臂板信号。非常幸运的是，他的兄弟伊格纳斯在立法议会工作并推广他的发明。此时管理国家的年轻发明家们确实优秀，但是终归是战争使国民公会的议员们更乐于接纳新事物，他们在1793年4月1日拨款修建了第一条从巴黎东北部梅尼蒙当山通往北部蓬图瓦兹附近圣马丁杜特的通信线。当共和国军队在1794年8月15日重新夺回瓦朗谢纳北部边境的埃斯科河畔孔代时，国民公会几乎立刻得知了消息，这多亏了一个月之前沙普在巴黎和里尔之间建设完成的通信线。作为回应，国民公会得以当天通知孔代的居民，他们的城市被命名为自由诺尔。[33]

解除展示财富的社会限制现在导致了炫耀性消费，富人们通过舞会来表达他们对于恐怖统治的厌恶，并且将刚刚解除的恐惧形象化，他们露出脖颈，在脖子上系上一条细红丝带。妓女们重新出现在罗亚尔宫招揽富有的主顾。这些刻意炫富和社会反抗的行为恰好出现在1794年12月废除物价和工资的全面限价令的时刻。这个措施导致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到了1795年4月，总体物价水平大约是1790年的7.5倍。穷人和边缘群体陷入绝境，政府对于雅各宾派社会救济的承诺不闻不问。教会也无法提供救济。

1795年的冬天成了臭名昭著的“95年之冬”，这是从1709年以来最恶劣的冬天：塞纳河冻结，大地冻住了两尺之厚，狼群出现在巴黎市郊。街头出现了饿殍，自杀率达到顶峰。[34]在全国范围内，冬季的饥荒导致了拦路抢劫的犯罪团伙显著增多，食物骚乱也明显增加。1795年2月13日，饥饿的妇女与奥尔良的特派员吉耶·波谢尔对峙，她们想要知道自己是否要死于饥饿，并且喊道：“路易十七万岁！国家和共和国下地狱！”[35]城市中的食物供应到了5月已经见底，工匠玛丽安娜·沙尔庞蒂耶在她的日记中写道：“看到这些记录的人会为他们的父母在这个残忍的革命期间遭到的苦难而战栗，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可怜的孩子索要面包却无能为力。”[36]

食物短缺给了一些人为革命留下的宿怨复仇的机会，相关的证据令人寒心。路易-塞巴斯蒂昂·梅锡耶在1789年靠写作生活，他是著名乌托邦小说《2440年》的作者，曾经入选国民公会。但是，梅锡耶因为曾支持吉伦特派，在恐怖统治期间被囚禁，直到1794年12月才被释放。他讽刺罗伯斯庇尔为“血腥统治者”，他同样痛恨那些反革命和利用革命带来的混乱浑水摸鱼的人。他在1794年年末注意到，巴黎周围的富农非常乐于用食物敲诈富有的巴黎市民的珍贵物品。“现在你可以看到包裹着丝绸的家具和红木桌子堆放在犁、马、粪堆和农具旁边。”另一方面，在巴黎的平民社区里，面有饥色的工人们在寒风中在面包店的周围等待着他们的配给。[37]在冬季的悲惨岁月里，亚眠、里尔和马孔等地到处都有饥饿的劳工团伙从一个农场转移到另一农场寻找或抢劫食物的报道。钟表匠马罗泰·迪耶普说，“这些农民一直以来对城市居民怀有的怨恨”，他得花一周时间才能讲的清楚，“但是你能指望这些未开化的人什么？他们除了自己的贪欲之外什么也不关心，如果不加以限制，我们将会看到城市居民惨死”。富农们用经济手段来报复雅各宾共和国的支持者们。[38]

一些巴黎劳动妇女对罗伯斯庇尔保留着积极印象。1795年1月，警方报告说女面包师波米耶被顾客们举报，她曾经说“自从罗伯斯庇尔这些善良的爱国者和共和派被处决后，反革命已经抬头了”。2月还有人汇报称，有人曾经说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无辜的受难者，他能给法国带来幸福，将法国从今天进行统治的僭主手中解救出来”，“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压迫700名代表”。[39]波米耶是最后在绝望中试图向国民公会施压的无套裤汉中的一员，参与了芽月十二日至十三日（4月1—2日）和牧月一日至四日（5月20—23日）的起义。在抱怨了几周食物短缺和物价之后，游行者在4月1日冲进了国民公会，喊道：“面包和1793年宪法！”巴黎临时进行军事封锁，重新建立秩序。

5月下旬（牧月），巴黎妇女挑头发动暴乱，强迫当地的行政官员跟随她们（以此争得示威的合法性）。她们进入作坊，鼓动或强迫妇女加入她们的队伍。正如一名警方观察者写道：“现实点说，面包是暴动的基础，但是（1793年）宪法才是灵魂。”暴动者的标语和口号认定“商人和纨绔子弟”是敌人。[40]女公民贡蒂耶回忆到，她被一群蒙马特郊区的妇女包围，其中一人说道：“过来贡蒂耶，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女公民你就过来，和我们一起。看看我，我已经没有奶水喂我的孩子了，只能用血水来喂。”一名警方专员报告说：“一些性急的人破口大骂，针对当权者发表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妇女们尤其不安分，看起来更加激动；她们煽动男性公民起来反抗……”作为回应，“纨绔子弟们”喊的是：“国民公会万岁！共和国万岁！打倒雅各宾派和嗜血者！”[41]

当圣安东郊区周围社区的暴动者在5月20日来到国民公会时，他们戴的帽子上写着“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口号。他们当中的一个名叫让·丁内勒的锁匠熟练工，他用长矛插着物资供应官员让-贝特朗·菲洛的头游街。（菲洛曾经被迫推行每日定量配给面包制度，每个成人每天4盎司[42]。） [43]西岱区暴动者的指挥官范·埃克警告国民公会：“我代表的是这些要求1793年宪法的公民；他们已经厌倦了在面包坊整夜整夜地等……我们要求给成千上万的爱国家庭的父亲们自由，他们在热月九日之后一直被关押。”他得到了几个雅各宾派代表的支持。[44]

5月22日早晨，圣安东区被来自巴黎西部的国民卫队和金色青年组织包围，但是后者发动的一次突袭被击退，一名谋杀菲洛的人在行刑路上被人从警方手里劫走。但是由于武装力量的压力，圣安东区在第二天投降。民众运动被镇压，精神也似乎被打垮了。警方报告说“男人们只是默默地看着，妇女们都一言不发”。一个军事委员会迅速开始审判132名罪犯；34名起义者被判监禁，18人被驱逐出境，36人被判死刑（包括6名国民公会代表）。[45]

1795年5月暴动的失败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反动。超过4 000名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被逮捕，1 700人被剥夺所有公民权。塞舌尔和圭亚那都建立了流放犯人集中营，这些地方由于严苛的环境被戏称为“不流血的断头台”。1795年7月，无套裤汉和一些士兵趁攻占巴士底狱六周年对金色青年展开一场短暂的暴力复仇，除了这次“黑领日”事件外，巴黎的人民运动陷入沉寂。在这场通过平民起义来实现的大革命中，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热月党人追求秩序的一次关键性胜利。

在牧月起义的扫尾行动中，警方整理出了一些参与次数最多的妇女的档案。玛丽-皮埃尔·德福就是其中之一，40岁的她出生在北部的沙尔勒维尔镇。在巴黎她在家附近的卢浮宫码头经营着一个小商品摊位，她的丈夫是一名贵金属熟练工，同样在1795年被捕。他们由于“危险”的言论被邻居告发。玛丽-皮埃尔戴着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像章，她承认她“曾经为（罗伯斯庇尔的）倒台而哭泣，因为她相信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她曾经辱骂那些戴着绿丝带的妇女，说她们是“夏洛特·科黛”，并且说告发她的人居住的房屋散发着“弗雷隆的臭味”。在牧月起义期间，她曾经高喊“我们必须马上要1793年宪法……我们必须打倒软弱分子……从现在起要将纨绔子弟送上断头台……我们必须让叛徒流血”。除了被判六年徒刑，她还遭到了连续三天每天两小时的公开羞辱，分别在平等广场（之前的罗亚尔宫广场）、沙滩广场和革命广场。[46]

国民公会中的雅各宾派代表同样体会到激进无套裤汉们的绝望。菲利普·吕尔是阿尔萨斯地区下莱茵省的一名代表，他由于参加牧月起义被软禁在家中，之后在1795年5月自杀。吕尔在恐怖统治期间曾经是治安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一名特派员，他摔碎了法国历代国王在兰斯加冕行涂油礼用的装圣油的瓶子，以此来展现他的革命热情。吕尔的自杀开创了先例，在共和四年牧月二十九日（1795年6月17日），那6名由于支持牧月起义判死刑的、被称为“牧月殉难者”的代表纷纷自杀，有的自杀未遂（这6个人是罗莫、古戎、布尔博特、迪凯努瓦、迪鲁瓦、苏布拉尼）。牧月殉难者之一、29岁的让—马里·古戎在6月14日在狱中给家人写下了遗书：

我活着就是为了自由，我一直在做我认为对祖国正确、公正和有益的事……愿法国人民保留下他们投票选出的议会通过的平等宪法。我发誓会捍卫它并且愿意为它而死……对于我们来说，与其让我背叛祖国还不如让我去死。太多善良的人都眼含泪水，如果我与他们同心同德，便无怨无悔……死是更好的方式。[47]

另一名在牧月起义中被逮捕的代表是尼古拉·莫尔，他是罗伯斯庇尔的忠实拥护者，他曾多次担任特派员，释放了大量缺乏罪证的“嫌疑犯”，并且允许教堂开放。莫尔曾经解释道：“我爱共和国因为它植根于永恒的正义……我会用我的生命捍卫它，但是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暴力。”热月政变之后，他遭到了野蛮的指控。6月3日，他在留下一则“我不是一个恶人，我只是误入歧途”的简短记录后开枪自杀。[48]在1795年4月至6月这3个月间，国民公会清洗了80名被指控与罗伯斯庇尔分子关系密切的成员。巴雷尔、比约-瓦雷讷、科洛和瓦迪耶都在其中，他们被判流放到圭亚那：但是只有科洛和比约-瓦雷讷两人真正被流放，前者于1796年在圭亚那去世，比约-瓦雷讷活到了1819年，晚年从“不流血的断头台”去了美国。[49]

巴黎镇压牧月起义之后，地方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报复。尤其是在南方，1790年至1794年间由于社会冲突、个人恩怨和宗教对立引发的激烈政治分歧，很多村庄和城市遭到了严重破坏。长久以来，大城市中强大的地方自治传统让对抗巴黎的“联邦主义”观念十分容易得到接受，尤其是对那些掌权的商业和行政精英而言。特派员和当地雅各宾派惩罚联邦主义者和王党分子时的狂热进一步加剧了复仇的欲望。早先，在共和二年共和国军重新夺回马赛时，当地的革命法庭审判了887人，判处289人死刑；当时的一个军事委员会处决了受审的218人中的123人；另一个在奥兰治的委员会处判处332人死刑。作为报复，1795年春有很多公社的雅各宾派被追捕和杀害。当他们已经被关押在监狱时，复仇的便利变得不可抗拒：在马赛，一伙名叫“割喉者”反革命分子在6月5日闯入了圣让堡的监狱，屠杀了关押在那里的127名雅各宾派；其他一些人堵死自己囚室的门从而幸免于难。5月4日，人群冲进了里昂的监狱，超过120名犯人被砍死。[50]

这场地方精英对他们在共和二年遭受的威胁、控制和损失的报复行动被后人称为“白色恐怖”。在马赛附近的欧巴涅小镇，一个谋杀团伙在1795年夏天的六周时间里报复性地杀害了14名在1792至1794年期间支持革命暴力的雅各宾派。与东南部发生的暴力相似，这里在财富、地域和人际关系上的敌意因为1789年以来争夺地方权力和资源的斗争，演变成公开冲突。然而恐怖统治的暴力是公开进行的，以此来彰显惩罚反革命分子的权力意志，而从1795年开始的报复行为都是在夜间、在隐蔽的地方进行的，目击者也因受到威胁而保持沉默。这些报复行为尤其野蛮，通过展示残缺的尸体来警告他人。[51]

当致命的仇恨加剧时，那些热切希望公共生活可以通过和平、公正、正当的司法程序来恢复平静的愿望注定要落空，法官们——更不用说陪审团——也遭到了政治恐吓。最终，在1795年5月至7月间，在艾克斯、塔拉斯孔和马赛发生了四起监狱屠杀，109人（其中只有两名妇女）因此被捕入狱；但是当审判在1801年完结时，只有6人被判有罪。总之，超过3万名“恐怖分子”在“白色恐怖”中被杀害，几乎与恐怖统治期间被处决的人数相当。[52]

政治复仇的风气让保王党重燃希望，即使回不到旧制度，至少也能回到立宪君主制。尽管共和二年牧月二日（1795年5月21日）的法令规定只允许佩戴三色徽作为政治身份的标志，波尔多亲保王党的金色青年非常乐于佩戴着白色徽章，在大街上殴打他们遇上的无套裤汉。[53]被称作“路易十七”的10岁王太子在狱中患上了被称作“国王的罪恶”的瘰疬病，1795年6月8日去世，于是他的叔叔普罗旺斯伯爵继承了路易十八的称号。他非常确信他忠实的臣民现在已经看清了，这些“不虔诚并热衷于党争”的人已经给法国带来了“一系列灾难”。现在，热月的“伪善专制”已经取代了恐怖统治的“血腥专制”。路易十八确信他的人民会怀着对他的爱和歉意，和平地归顺他；如果他们没有归顺，他要他们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军事手段来获得“他的权力”。[54] 6月25日，他在流亡地维罗纳发表了一份拒不妥协的宣言，不会为了稳定革命而回归1791年宪法。事实上，他说话的口气好像1789年革命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提出要恢复三个等级和他们的“权利”，还有教会的地位。那些渴望回归革命前秩序的人绝不会赞同革命变化带来的妥协。无论如何，共和派和保王党根深蒂固的仇恨在1795年加深了，在共和国没有遭到军事失利和进一步的内战情况下，回归1791年的立宪君主制是不可能的。路易十八的宣言只给了那些幻想回到旧制度的顽固保王党希望。[55]

在路易十八发表宣言的同时，在英国的支持下，逃亡贵族的军队、旺代叛军的残余（朱安党）试图合流。共和三年花月二日（1795年4月21日）《马比莱和平协定》曾经规定，只要逃亡者和西部叛军朱安党人投降，就保证他们的宗教自由并且完全赦免他们。但是现在，英国海军在6月28日搭载着6 000人的军队在布列塔尼区瓦讷西部的基伯龙半岛登陆。在海滩上，逃亡的多尔主教、年长的乌尔班-雷内·德·埃尔塞为数千名赶来加入他们的当地居民祝福。但是从一开始，由立宪君主派转为吉伦特派的约瑟夫·皮赛领导的布列塔尼地方朱安党，和路易·夏尔·埃尔维利伯爵领导的顽固外来贵族就互相不信任。当拉扎尔·奥什将军率领的共和国军切断半岛的入口时，埃尔维利在一场战斗中误以为自己已经获胜，怕皮赛抢功而按兵不动。朱安党在瓦讷附近被镇压，皮赛与幸存者逃亡。数百人被捕。[56]

1795年基伯龙登陆失败后，一个军事委员会对城镇居民进行了简短审判，大约750人被枪决，很多人都在奥雷附近的“殉道者田野”被处决。被处决的人中有大量贵族军官，在全部死者中占了366人。[57]愤怒的当地保王党领导人弗朗索瓦·德·沙雷特在举行弥撒时下令处决300名共和国军俘虏。沙雷特本人后来在旺代作战时被俘，1796年3月29日在南特被枪决。[58]

在镇压法国内部的反革命的同时，关于对外政策的争论正在进行，这将对全欧洲产生深远影响。共和二年雅各宾派统治的口号是“恐怖直到和平为止”，但是1794年夏初的胜利凸显了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一派与卡尔诺和林代一派在领土问题上的矛盾。战争的目标是仅仅将入侵共和国领土的军队和他们的同党赶出去呢，还是扩展共和国东北部的边界，甚至到莱茵河呢？这个问题在6月26日弗勒吕斯胜利后变得尤为尖锐，这一仗打开了通往北部平原的道路。

卡尔诺、林代和杜布瓦-克朗塞在1794年12月认为默兹河是法国合理的边界，在更远的东部应当鼓励成立“姊妹共和国”，但是国民公会在一片喧闹声中支持莱茵河才是边界的旧思想。现在，战争从反抗暴君入侵（布里索和维尼奥在1792年支持发动战争的最初理由）的防御战自然而然地变成一场和欧洲被压迫者联合的解放战争，它实际上变成了一场领土扩张的战争。1795年，法国发动了一场激进的扩张战役，一系列论著都以“莱茵河左岸才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边界”为标题出版，指出法国领土地理上的自然界限是莱茵河，还追溯了恺撒时期高卢的历史。其中的一名倡议者名为梅兰·德·杜埃，他认为将比利时并入法国会让法国获得对抗奥地利的最好缓冲地带。[59]这种观点被接受，产生了重大影响。

战争扩展到了北方的荷兰，攻击矛头指向与英国结盟的荷兰总督威廉五世亲王和奥兰治党。1795年初，威廉逃到了英国，荷兰的“爱国者”们宣布成立巴达维亚共和国，实际上是法国的“姊妹共和国”。有时候，法国大革命的愿景在此受到欢迎。在莱茵河畔的扎尔特博默尔市，新教牧师约斯特·吉斯特从1794年8月便开始欢迎法国人的到来，尽管莱茵河上法军和英国、黑森军队依然在战斗。1795年1月，他在日记中庆祝英国人投降：

1月13日：一些市民决定种一棵自由树。他们前往哈默伦砍倒一棵大松树。将其从壕沟中拖出来装上一辆马车运回城中。

1月14日：三名年轻女孩环绕着自由树跳舞，鼓手穿梭在街道之间。夜间在市政厅举行了庆典。

3月9日：九点钟礼炮鸣响，用这种方式向全体市民预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将会被大声宣读。人们都穿上了他们最好的衣服。

在法国人的立场上，特派员试图让巴达维亚人相信，法国人的目的是将他们从总督的手里解放出来：

联省共和国创立者的血液仍然在在你们的血管中流淌……我们不是来征服你们的；法国会尊重你们的独立……任何宗教信仰都不会受到限制。你们国家的法律和习惯会保留下去。[60]

第一个“姊妹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在1795年1月19日宣布成立。4月5日普鲁士与法国签订的《巴塞尔条约》事实上将莱茵河左岸割让给了法国。虽然确有荷兰爱国者认为法国作为“姊妹共和国”前来“解放”了他们，但是荷兰的亲法势力还不及比利时，法国人也不认为荷兰本质上是一个革命的共和国。因此，巴达维亚共和国被视作一个被征服的地区，被要求支付大量战争补偿并为2.5万名占领军士兵提供补给。

反抗法国威胁的民众的力量与“爱国者”团体一样强大。在欧洲大陆，统治的政权从民众抵制革命中获得了合法性。在法军入侵的地区，法国人想象着“理性的”法国管理体系和社会组织会普遍被接受，但他们的统治经常遭到公开拒绝、消极怠慢和阳奉阴违。共和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在外国土地上重演的旺代叛乱，叛乱由于语言的差异被进一步加剧。[61]

比利时被置于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28.3万名法军士兵实际上靠少于300万人口的土地供养，这引起了物资短缺、叛乱和犯罪。据报道，大约3 000到4 000人在布鲁塞尔和尼维尔之间森林中艰难生活，他们洗劫每一辆通过的马车。[62]法军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20岁的夏尔·勒菲尔经常给埃纳省苏瓦松附近希韦的父母写信，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市长。夏尔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年轻人，但是在1794—1795年冬攻打马斯特里赫特期间，连他都开始抱怨“赤足和衣衫破烂”。夜间光着脚在莱茵河当值是一件苦差事。士兵们被安置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城堡废墟里，有时候三四天都没有面包。他们为了生存从冰冻的土地里挖胡萝卜、土豆和芜菁。[63]

当战争越过边境，补给由于法国农民拒服军役而变得愈发困难。成千上万的男性仍然在前线，农村的劳工在收获季节坚持索要高额工资，以此获利。农民们继续逃避征收食物、草料和牲畜。葡月十八日（1794年10月9日），在特里尔[64]负责供应草料的官员斥责了他在洛林省朗格勒市的同事。他的同事由于缺乏补给而抱怨道：“我真是煎熬啊。”他警告说：“清醒点！丢掉官职是最轻的惩罚，事关你的人头。”[65]由于成千上万的男性仍然在前线，农村的劳工仍然能够在收获季节索要高额工资。例如在贡比涅附近巴黎北部的阿蒂希，1795年8月的收获被坚持要高额报酬的流动收割者的罢工打乱。[66]

到了1794年末，东部边境出现了运输困难，救国委员会中的康巴塞雷斯、卡尔诺、杜布瓦-克朗塞、布瓦西和其他成员被迫重新签发恐怖统治时期的法令，警告对抗国民公会就是死路一条，政府仍然是“革命直到和平为止”，补给十分紧急，“事关我们在敌国领土的军队的胜利，事关我们继续进行征服以及继续现有战役的需求……”[67]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掌握运输的人仍坚持索要高价来从中渔利。在1795年1月至4月间，朗格勒市每公担小麦的价格从60里弗涨到了192里弗，大麦从37里弗涨到了139里弗，同时其他谷物、干草和稻草的价格也上涨了。这时，在卢森堡的法军警告说，如果行政官员和市民继续不合作，他们将被迫返回。负责补给的官员警告朗格勒的人说：“我们现在处于绝望之中，你们的野蛮自私和忘恩负义会辜负我们五年以来忍受困难、痛苦和辛劳得来的宝贵果实。”[68]

这些果实即将成熟。1795年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实现了国民公会的关键目标，将三个国家从反革命同盟中排除出去：与普鲁士签订的第一份《巴塞尔条约》（4月5日），与巴达维亚共和国签订割让领土给法国的《海牙条约》（5月16日），与西班牙签订的第二份《巴塞尔条约》（7月22日）。比利牛斯山南部没有像低地国家那样并入法国，当地的反抗更加激烈。但是革命的进步令人震惊：一名马德里的教士报告说：“在酒馆和时尚沙龙，你听到的都是战争、革命、国民公会、国家代表、自由、平等。即使妓女都知道罗伯斯庇尔。”[69]

在更远的地方，国民公会无力援助它的同盟者。在波兰，沙皇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92年发动了针对雅各宾主义的先发制人的入侵，同时也图谋瓜分波兰，波兰爱国者们在1794年3月打着“自由、公正、独立”的旗号起义反对克拉科夫的俄国占领军。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曾经在1793年1月访问过巴黎，承诺给波兰人公民权并且废除农奴制。在华沙，俄国人及其支持者遭到了血腥的报复。三色旗飘扬在城市之中；《马赛曲》和《一切都会好！》出现了波兰语译文。尽管一道“全民皆兵令”动员了7.2万人，波兰人还是无力阻挡俄国人新一轮的入侵；1794年11月，俄军在华沙市郊的普拉加在一天内杀害了2万名波兰平民。1795年1月，波兰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70]

战争在远离欧洲的地区仍在进行。考虑到法国人和爱国者在荷兰取得胜利会威胁到英国的商业和殖民地利益，英国打算摧毁荷属东印度公司，从荷兰人手中夺走其自1652年开始控制的好望角。1795年9月，一场短暂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在好望角附近的梅森堡爆发，一支英国舰队击败了荷兰殖民地的反抗者，攻占了好望角，为英国接下来一个世纪的统治和更为长远的英国文化统治奠定了基础。[71]战争同样继续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1794年12月法国重新从英国手中夺回了瓜德罗普岛，处决了（通过断头台和枪决）超过500名投靠英国人的法国男性和女性。[72]

在政府致力于扩展共和国边界的对外政策和在国境外建立“姊妹共和国”的同时，热月党人在国内最大的政治挑战是如何建立一种内部秩序，这种秩序既要避免共和二年的激进主义和民众威胁，也要强势应对复苏的保王主义。用国民公会主席布瓦西·当格拉的话说，“我们在六年之中经历了六个世纪”。（图32）他在共和三年获月五日（1795年6月23日）清楚地解释了新的政治议程：

我们应当由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来治理；最优秀的人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那些最热衷于维护法律的人；除了极少数个例，你只能在那些拥有个人财产、全身心热爱财产所在地的人中找到这种人……如果你将无限制的政治权利交给那些没有财产的人……他们会从贸易和农业里中饱私囊或者放纵贪婪……[73]

在获月二十一日（7月9日）的国民公会上，让·德尼·朗瑞奈认为政治平等是一个可笑的幻想，这只会将选举权交给那些“愚昧无知、自私贪婪和好吃懒做”的人，同时也会给“疯子、傻子、妇女、儿童和外国人”选举权。毫无疑问，女性当中也有睿智的，但是最理想的情况是女性应当依附于她们的丈夫。况且，她们有着更重要的任务：“从摇篮开始向孩子灌输共和美德；格拉古的母亲就是她们的模范。”[74]

因此，果月五日（8月22日）的新宪法在财富、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等方面限制了议会选举的参与范围。政治生活只能通过选举进行：请愿、政治俱乐部甚至和平游行都被禁止了。1793年宪法承诺的社会权利不见踪影；现在平等的意义被严格限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三条，平等指法律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第八条，土地耕种，一切的生产，所有形式的劳动以及整个社会秩序都依赖于拥有财产……[75]

只有那些在社会中有足够资本的人才能被信任，委以治理之责：也就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拥有财产的中年已婚男性。当然，所有男性纳税人都拥有投票权，但是选举人只保留了最富有的3万人，这个数量是1791年的一半。广大民众只能被动地信任教育水平最高的人。宪法着重强调了避免突然的政治变动：每次只选举五百人委员会[76]的三分之一成员；成立上议院，即一个负责审核立法的元老院（Council of Elders，由250名年龄在40岁以上的已婚或丧偶男性组成）；五百人委员会提出督政官的候选名单，元老院从这个名单中选出五名督政官，五名督政官每年更换一人。在提议这项法律时，代表皮埃尔-路易-夏尔·博丹认为这些规定能够“抑制冲动”，让“革命状态过渡到宪政秩序中”。[77]

1789年的革命家们曾经在《人权宣言》中展露过他们的乐观主义，他们相信解放人的创造性会使所有人都能施展才华。自由只有在尊重他人“天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财产权、人身权和反抗压迫的权利”）时才应受到限制。1793年的宪法更进一步，加上了平等权，并且补充说“反抗压迫”不仅是“最神圣的权利”，而且当压迫显而易见时是“不可推卸的义务”。现在的1795年宪法承认“自由、平等、人身权和财产权”是人权的核心，但是将一切与反抗压迫的权利相关的内容删除，并且增加一份《义务宣言》，把遵守法律置于最重要的地位。[78]

宪法经过了公民投票：大约130万男性投了赞成票，明显少于之前的1793年宪法获得的赞成票。但是只有20.8万人支持《三分之二法令》[79]；而且社会秩序的代价是民主必须受到限制，这令人们尤为愤怒。利摩日市一部分投票者抱怨说：“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富人将其他所有公民排挤出去。”[80]

法国再一次由一个代议制议会政府统治，它的根基是财产限制以及保障经济和公民自由。法国通过这些方式回到了1791年宪法的核心原则上。但是1795年宪法和它规定的督政府[81]的统治是共和性质的，不是君主制的。新宪法试图通过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方式解决宗教分歧：“不得强迫任何人缴纳宗教费用。共和国不会为任何宗教提供资助。”

这是一个基于个人权利和义务、尊重法律和私有财产、尊重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政权。新宪法除了保留医疗和安全领域的职业认证外，重新确认要废除职业准入的限制，“经商、工业和任何形式的手工劳动”都不受限制。国民公会认为它已经结束了革命。但是，经历了6年的激烈斗争、民众参与和牺牲之后，这些务实、老练的共和派提出的限制性法规，能否成功地在城市和乡村愤怒的劳动人民，以及死灰复燃的王党分子中间实现稳定呢？

[1] On the Thermidorian regime, see Laura Mason, ‘Thermidor and the Myth of Rupture’, in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 30; Bronislaw Baczko, Ending the Terror: The French Revolution after Robespierre, translated by Michael Pether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94.

[2] 见本书第263页。

[3] Laura Mason and Tracey Rizzo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Document Collection, Boston, MA,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in, 1999, pp. 263–68.

[4] Christine Adams, ‘“Venus of the Capitol”: Madame Tallien and the Politics of Beauty under the Directory’, FHS, 37 (2014), pp. 599–629; Lindsay A. H. Parker, Writing the Revolution: A French Woman’s History in Letter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8–19.

[5] AD Loiret, 2J 184. On the obsession with Robespierre’s queue (tail or penis), see Antoine de Baecque, Glory and Terror: Seven Deaths und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Charlotte Mandel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160–65; Howard G. Brown,‘Robespierre’s Tail: The Possibilities of Justice after the Terror’,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45 (2010), pp. 303–35.

[6] 即后来的拿破仑皇后约瑟芬。

[7] Evangeline Bruce, Napoleon and Josephine: An Improbable Marriage, New York: Scribner, 1995.

[8] Sophie de Bohm, Prisonnière sous la Terreur. Mémoires d’une captive en 1793, Paris: Cosmopole, 2001, p. 143.

[9] Claude Guillon, ‘Pauline Léon, une républicaine révolutionnaire’, AHRF, 344 (2006), pp. 147–59; Darline Gay Levy, Harriet Branson Applewhite and Mary Durham Johnson, Women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789–1795: Selected Documents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Commentary, Urbana an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p. 271.

[10] Peter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 Peasant,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1780–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 120.

[11] Henri Labroue, La Société populaire de Bergerac pendant la Révolution, Paris: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915, pp. 379–89.

[12] Laurent Brassart, Gouverner le local en Révolution. état, pouvoirs et mouvements collectifs dans l’Aisne (1790–1795), Paris: SéR, 2013, pp. 393–97, 421–22.

[13] Jacques Guilhaumou and Martine Lapied, ‘Femmes et comités de surveillance’, in Danièle Pingué and Jean- Paul Rothiot (eds), Les Comités de surveillance. D’une création citoyenne à une institution révolutionnaire, Paris: SéR, 2012, p. 129.

[14] Fran.ois Gendron, The Gilded Youth of Thermidor, translated by James Cookson, Montreal and Kingston, ON, London, Buffalo, N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54.

[15] Louis-Mathieu Molé, Souvenirs de jeunesse, 1793–1803,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91, pp. 75–76, 91–92.

[16] Gendron, Gilded Youth, pp. 70–71.

[17] Alan Forrest, The Revolution in Provincial France: Aquitaine 1789–1799,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34.

[18] AD Ain, AC Bourg, Registre des délibérations du Conseil Général, 10 Germinal, 30 Floréal, 11 Prairial An IV.

[19] Laura Auricchio, Adéla.de Labille- Guiard: Artist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Los Angeles, CA: J. Paul Getty Museum, 2009, ch. 5.

[20] Gendron, Gilded Youth, pp. 53–54.

[21] Gendron, Gilded Youth, pp. 69–76.

[22] Carla Hesse, Publishing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789–181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23] The ‘Marseillaise’ only lasted as the anthem until 1804; it was reintroduced under the Third Republic in 1879. Bastille Day became the national day in 1880.

[24] Carol Blum, 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78–81.

[25] Nicole Pellegrin, Les Vêtements de la Liberté: Abécédaire des pratiques vestimentaires en France de 1780 à 1800, Aix- en-Provence: éditions Alinéa, 1989, p. 175.

[26] “阿布里科廷”（Abricotine）一词来自共和历中的热月十三日，即“杏日”（Abricot）。

[27] Annie Heywood, ‘étude des prénoms à Brest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89–1799)’, Les Cahiers de l’Iroise, 35 (1988), pp. 145–60.

[28] Alain Corbin, Village Bells: 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19th- Century French Countryside, translated by Martin Th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3–32.

[29] Suzanne Desan, Reclaiming the Sacred: Lay Religion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62.

[30] John Hall Stewart (ed.), A Documentary Surve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pp. 616–19.

[31] Michael P. Fitzsimmons, From Artisan to Worker: Guilds, the French Stat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Labor, 1776–182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 2.

[32] Stewart (ed.), Documentary Survey, pp. 555–60; Josef Konvitz, Cartography in France, 1660–1848: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Statecraf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33] The telegraphs linked the major cities of France by the 1830s before being replaced by electric telegraphs. See Rollo Appleyard, Pioneers of Electrical Communic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30.

[34] Richard Mowery Andrews, ‘Paris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1789–1796’, in Gene Brucker (ed.), People and Communit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vol. 2,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1979, pp. 98–111; Dominique Godineau, S’Abréger les jours. Le suicid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Armand Colin, 2012.

[35] AD Loiret, J 557.

[36] AD Loiret, 2J 1983.

[37]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89–1798) ou le nouveau Paris, Paris: Livre Club du Librairie, 1962, pp. 204–07.

[38] Richard Cobb,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French Popular Protest, 1789–182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99–300.

[39] Dominique Godineau, The Women of Paris and their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Katherine Streip,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300 and chs 13–14.

[40] Godineau, Women of Paris, pp. 310–45; 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ch. 10.

[41] Gendron, Gilded Youth, ch. 4.

[42] 4盎司约等于113克。

[43] Philip Dawson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7, pp. 172–74.

[44] Dawson (ed.), French Revolution, pp. 152–53. On these journées, see Rudé, Crowd, ch. 10; Gendron, Gilded Youth; Jean- Paul Bertaud, The Arm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Citizen Soldiers to Instrument of Power, translated by R. R. Palm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12.

[45] Michel Biard and Pascal Dupuy,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Dynamique et ruptures, 1787–1804, 2nd ed., Paris: Armand Colin, 2008, p. 125; Raymonde Monnier, Le Faubourg Saint- Antoine (1789–1815), Paris: SéR, 1981, pp. 138–46; Gendron, Gilded Youth, pp. 159–63; Rudé, Crowd, pp. 154–56.

[46] Godineau, Women of Paris, pp. 376–99.

[47] Fran.oise Brunel and Sylvain Goujon, Les Martyrs de Prairial. Texte et documents inédits, Geneva: Georg, 1992.

[48] Jacques Pimoulle, Le Conventionnel Nicolas Maure, 1743–1795, Auxerre: Imprimerie Moderne, 1989, pp. 215–16; Michel Biard, Missionnaires de la République, Paris: CTHS, 2002.

[49] Mette Harder, ‘A Second Terror: The Purges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Legislators after Thermidor’, FHS, 38 (2015), pp. 33–60. Barère would emerge as a secret agent under Bonaparte, but would be exiled after 1815 as a regicide.

[50] Michael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 of Marseilles, 1790–1794,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20–21.

[51] D. M. G. Sutherland, Murder in Aubagne: Lynching, Law, and Justice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52] Stephen Clay, ‘Vengeance, Justice and the Reactions in the Revolutionary Midi’, FH, 23 (2009), pp. 22–46; Colin Lucas, ‘Themes in Southern Violence after 9 Thermidor’, in Gwynne Lewis and Colin Lucas (eds), Beyond the Terror: Essays in French Regional and Social History, 1794–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52–94.

[53] Forrest, Revolution in Provincial France, p. 334; Mason, Sing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h. 5.

[54] Mason and Rizzo (eds), French Revolution, pp. 275–77.

[55] On the links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unter-revolution, see Maurice Hutt, Chouannerie and Counter- Revolution: Puisaye, the Princes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the 1790s,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William Fryer, Republic or Restoration in France? 1794–1797: The Politics of French Royal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5; Harvey Mitchell, The Underground War against Revolutionary France: The Missions of William Wickham, 1794–1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56] Roger Dupuy, La Noblesse entre l’exil et la mort, Rennes: éditions Ouest-France, 1989, pp. 102–09.

[57] AD Morbihan, L1476. In 1829 the bones were exhumed and deposited in the vault of a memorial chapel at the Auray monastery, on what is now called the Champ des Martyrs. A plaque on a wall in the park of La Garenne in Vannes commemorates those shot there, including Hercé.

[58] Michel Péronnet and Yannick Guin, La Révolution dans la Loire-Inférieure, Le Coteau: Horvath, 1989, pp. 144–46.

[59] Daniel Nordman, ‘Le Sacré du territoire sous la Révolution’, in Raymonde Monnier (ed.), Citoyens et citoyenneté sous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SéR, 2006, pp. 103–14.

[60] Kindly translated by Margreet de Brie from the Amsterdamse Courant, 22 January 1795; and the town archives of Zaltbommel: 20 Archieven van de stad Zaltbommel (1293) 1327–1815; 20/1162 Dagboek van Joost Gerard Kist, predikant te Zaltbommel, 21 September 1794–17 June 1795. See Simon 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Jonathan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1] Michael Rapport, ‘The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pp. 390–94.

[62] Michael Rapport, ‘Belgium under French Occupation: Between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July 1794 to October 1795’, FH, 16 (2002), pp. 53–82.

[63] ‘Lettres d’un jeune soldat des armées révolutionnaires à ses parents (1793–1795)’, Fédération des sociétés d’histoire et d’archéologie de l’Aisne, 23 (1978), pp. 96–127.

[64] 特里尔是法军于1794年8月攻占的德意志城市，在之后的《巴塞尔条约》中被割让给法兰西共和国。特里尔今属德国。

[65] Jacques Bernet, ‘Les Grèves de moissonneurs ou “bacchanals” dans les campagnes d’Ile-deFrance et de Picardie au XVIIIe siècle’, Histoire et sociétés rurales, 11 (1999), pp. 153–86.

[66] BM Nancy, ms 1540/1.

[67] BM Nancy, ms 1540/1.

[68] BM Nancy, ms 1540/2.

[69] 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 9. On the cosmopolitan and republican impulse of the Directory in foreign policy, see Pierre Serna (ed.), Républiques s.urs: le Directoire et la Révolution atlantiqu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9.

[70] Rapport,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p. 388.

[71] 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Oxford: Blackwell, 2004, ch. 3. The Cape was brie.y returned to the Netherlands in 1804–06.

[72] Laurent Dubois, A Colony of Citizens: Revolution and Slave Emancipation in the French Caribbean, 1787–1804,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p. 201.

[73] MU, 11 Messisor Year III (29 June 1795), vol. 25, pp. 81, 92; Albert Soboul, Comprendre la Révolution: problèmes polit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789–1797), Paris: F. Maspero, 1981; translated by April A. Knutson as Understa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8, pp. 453–55.

[74] Yannick Bosc and Sophie Wahnich (eds), Les Voix de la Révolution. Projets pour la démocratie, Paris: Documentation Fran.aise, 1990, pp. 50–51.

[75] Stewart (ed.), Documentary Survey, pp. 572–612.

[76] 五百人委员会即1795年宪法设立的国家立法机构，相当于下议院。

[77] Andrew Jainchill, Reimagining Politics after the Terror: The Republican Origins of French Liberalism,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9.

[78] Stewart (ed.), Documentary Survey, pp. 113–15, 454–68, 572–612.

[79] 《三分之二法令》作为宪法的附加项提交了公民投票。法令要求不论全国的代表选举结果如何，五百人委员会必须从现国民公会的749名成员中产生。

[80] Malcolm Crook, 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 1789–1799,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4–28.

[81] 督政府是1795年宪法设立的国家行政机构。

第十五章

社会中有资本的人，1795—1797年

督政府的成员面临着严峻的政治难题，到了1795年，法国人民之中出现的分歧不仅仅是一个谁最能够代表选民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政权最适合这个国家的问题。而成败的筹码非常高：在1793—1795年间，总共有96名代表由于处决、暗杀或自杀而死。[1]一个保卫共和国的自由体制如何既能粉碎王党分子的复辟幻想又能对抗民众过分要求和雅各宾主义极端化？督政府给出的答案是共和国要依靠社会中有“能力”和资本的人，不过政治上富人的排外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给这个政权打上了阶级统治的烙印：一个“极度以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共和国”。[2]

对于全法国的富人来说，共和四年雾月十一日（1795年11月2日）新成立的督政府代表了他们想要的一切要素：既确保了革命的主要成果也消除了民众恐吓的危险。重新拥有以大量财产作为基础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名望，增强了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的信心，比如阿图瓦和皮卡第的“大庄园主”（fermocratie）。[3]那些制定共和三年宪法的人的政治意图很明显，即那种头脑发热、难以预料的民众自发政治行为已经结束，权力必须交到那些在社会中有大量资本的人手中。正如革命初期普世主义者“博爱”的范围在1792—1794年缩小到共同对抗反革命的爱国者之间的友爱那样，如今在督政府掌权的共和派经常将激进的无套裤汉称作“无政府主义者”，将他们和王党分子排除在外。与此同时，督政府试图通过五名督政官轮流掌权来避免过度集权，防止人们联想到罗伯斯庇尔的统治。

一般民众的政治热情被刻意打压。在首都，各个相邻市区的议会被少数“大区”的议会取代，乡村公社被集中到选区的“市政厅”进行选举和处理地方事务。当国家第一次改选五百人委员会的三分之一成员时，很显然政府不是在寻求民众的热情参与，而是寻求他们的默许。即使在拥有足够财产成为选举人的3万人当中，只有15%的人进行投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将票投给了王党分子。

督政府的成员坚信他们独特的共和主义——议会制，经济上自由放任，但在社会上保守——是最适合稳定国家的方式，然而他们从来都不能对赢得大多数人民支持抱有信心。有限的社会根基和内部动乱使得督政府寄希望于镇压反对者，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因此，督政府宣布支持1793年的民主宪法是死罪，并在2月召唤拿破仑·波拿巴动用军队强制关闭了巴黎的先贤祠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去年11月份创立时吸引了3 000名雅各宾派。在1796年3月，督政府严格限制了出版和结社自由。

政治压迫与征兵，加上城市中的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一并加剧了怨恨。之前担任梅斯教区雷西库尔村神父的谢维利耶在1795年12月给他流亡的教士同事写信介绍情况时尖刻地说道：

农民们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么穷了。他们手中有所有的必需品，他们高价出售，变得越来越有钱了……但是南锡和吕内维尔的人民正在受苦：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食物……肉类太稀有了，只能供应给医院……蜡烛也没有。盐被用来换小麦……在11月一整月，军队士兵出逃从来没有停止。你在任何一个村庄或“大农场”都能看到几个逃兵路过，他们说他们宁愿马上死也不愿回到军队中。

南锡市中那些据说曾支持恐怖统治的人经常遭到“拿着尖刺棍棒”、自称“和平正义者”的年轻人的殴打。谢维利耶对教会在道德和宗教活动中的影响力崩塌感到绝望，人们越来越将宗教看成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或者只是一个定期的弥撒。[4]

在稍微远一点的东部边境，一名已经还俗并结婚的神父开始担忧自己的性命。尼古拉-安托万·博尔是一名雅各宾派激进分子，他曾经从萨尔格米讷逃亡贵族的没收财产中建立了一个公共图书馆，并在书中找到为什么他必须放弃教职的理由：“当我第一次读到历史学家书写的有关耶稣基督信仰的不光彩历史的时候，我感到绝望，圣多明各的烧杀、强迫美洲原住民改宗、圣巴托洛缪大屠杀……我一度认为这些暴行是夸大其词。”现在，他“宁愿为效忠祖国不畏受伤和牺牲，宁愿选择成为一名父亲忍受羞辱和伤害，也不愿成为一名教士”。在附近的翁布尔，另一名已婚的前任教士活活被饿死，他的尸体被拖到街上曝尸四日后才被埋葬在墓园的围墙外。当博尔在1796年有机会在洛林之外担任一个职务时，他将雅各宾俱乐部的文件交给了继任的图书管理员，而后者销毁了这些文件。到了19世纪末，这个图书馆也完全消失了。[5]

很多在革命激进主义时期活跃数年的人此时在绝望、恐惧和筋疲力竭中离开了公共生活。家具工匠夏穆耶被奥尔良人称为“无套裤汉创始人”，他在入狱之前曾经担任过警监、市议员、省行政部门部长、地区俱乐部主席。在1796年新年，他在城墙上张贴了一张公告，宣布他不再参与政治，重操木匠的旧业。[6]

督政府的政治和社会气氛为其他公民获取权力开辟了道路，其中就包括一群有才华的女性。共和二年雅各宾派统治时期曾经鼓励妇女作为“女公民”展示她们的爱国热情，尽管国家关闭了女性政治俱乐部。1796年6月，著名代表皮埃尔-路易·勒德埃尔在他的《巴黎新闻》上写道，已经没有了所谓的“女公民”：“公民是一个政治身份，女性只是家庭的一个成员。女性在国家没有政治权利，她们没有任何政治身份。”[7]然而，一些女性找到了其他方式来获取权力。1795年末，泰蕾西娅·卡巴吕疏远了她的丈夫塔利安——部分原因是他在1795年5月在基伯龙处决了被俘的保王党贵族——成了保罗·巴拉斯的情妇，巴拉斯曾经是一名子爵，后来成了雅各宾派成员，现在成了新政权的督政官。卡巴吕、朱莉埃特·雷卡米耶和玛丽-罗斯·德博阿尔内（与拿破仑·波拿巴在1796年3月9日结婚）被称为绝美女人，她们在时尚界具有重要影响力，是反雅各宾派的积极分子。但是波拿巴后来禁止他的妻子与卡巴吕这个“声名狼藉、令人厌恶的女人”交往。[8]

1789年之后的所有政权都曾试图用令人振奋的象征物和节日来取代旧制度的象征物和节日，现在随着王权、贵族和国家宗教这些支柱被摧毁，旧制度已经行将就木。雅各宾派曾利用约瑟夫·巴拉和约瑟夫-阿格里科尔·维亚拉这些男孩的英雄事迹来激发儿童的爱国情感。现在督政府找到了一个更加合适的英雄。1796年的巴黎沙龙流传着由皮埃尔-尼古拉·罗格朗创作的题为《一桩永远铭记的善行》的文章，赞颂在恐怖统治期间拉福斯监狱信使约瑟夫·康热的事迹。康热被一个委托他送信的犯人家庭的悲惨遭遇感动，不顾自己的贫困决定接济他们。他同时也关照了那名囚犯，犯人和他的家人都以为康热单纯只是这些钱物的递送者。直到后来真相才被发现，康热的善举受到画家和剧作家的赞颂，其中就包括1792年戏剧《奥地利土地上的流亡贵族》的作者马兰·伽玛。

康热此外的一则善行是抚养了在前线阵亡的姐夫的6个孩子中的3个。对于当局来讲，他既代表了爱国的共和主义，也代表了作为新政权美德根基的耐心与慷慨。新政权试图通过用自己的官方节日取代雅各宾派的理性和自然的节日来宣扬这些价值观。现在有5个“国家节日”，纪念7月14日，8月10日，共和国宣布成立的9月22日，处决路易十六的1月21日，以及推翻罗伯斯庇尔的热月九日。在1795年10月，国民公会又增加了5个“道德节日”来庆祝青年、老年、婚姻、感恩和农业。1797年6月在东北部村庄瓦西尼举行的农业节非常具有代表性：

公民奥古斯丁·布洛涅是维内罗尔公社的一名农民（他的家庭有13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孩子已经为共和国捐躯），由于他的智慧、善行和活力被树立为好榜样，他的名字被赞颂，在整个庆典上他都坐在主席的旁边。[9]

1796年12月22日，在东部边境的蒂永维尔市，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纪念日无疑显得更加热闹，一个精致的石制“祖国祭坛”举行了揭幕仪式，以此来纪念国民公会在1792年12月4日成立，“蒂永维尔打退了普鲁士人的入侵，值得祖国为它骄傲”。这座圣坛是成千上万的圣坛中现在唯一保留下来的一个。（图34）

但是这些节日在总体上显得缺乏灵魂，形式大于内容，既缺乏已经废除的宗教节日那样的文化共鸣，也缺少革命初年那样发自内心的热情。克劳德·巴伊是卢瓦尔河谷的一名制鞍匠人，他在1796年4月28日（他使用的是公历）的日记中打趣地写道：“这个正在举行的节日叫作婚姻节。你和你的妻子去理性神庙听一场演讲，向新婚夫妇唱歌祝福、敬献花环，但是到场的只有市政官员和士兵家属。”[10]督政府需要借助强制手段来推行其独特的共和主义，比如在1796年1月，政府颁布的一则法令要求在所有剧院开幕演出前必须唱《马赛曲》。政治文化已经变得僵化。

奥尔良市的行政长官在共和四年芽月十日的青年节上告诉一群冷漠的观众，革命尽管是必要的，它使得“艺术被遗忘和忽视；真诚和礼貌已经消失了，最野蛮和最令人厌恶的愚昧无知取而代之；无政府状态、宗教和政治狂热以及无神论导致了杀戮，全法国变成了一个到处都是监狱和绞刑架的地方”。[11]同样的言论在每个月连续举行的节日上都被提及，无论是在农业节还是在老年节上。在四个月之后的自由和平等节上，一首赞歌试图告诉观众们自由的代价是尊重法律和正直。平等意味着分享权利、分担义务，而不是“让劳动者抛弃源远流长的勤勉美德”。观众们得到一个乐观的许诺，共和三年的宪法已经压制了无政府主义，恢复了秩序和公正。

尽管有了这些安慰，经济形势依旧困难，尤其是在那些因海外贸易减少而经济陷入困境的城市，很多工人即使不怀念旧制度，也开始怀念相对安定的过去。比如在拉罗谢尔，到了1795年，市政当局不得不停止使用驿站，因为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草料了。商业在经历1792—1794年后的断档期后开始缓慢恢复：1796年有99条船进港，而1792年时只有25条，运送的货物有玉米、烟草、棉花和来自美国的糖。持续的战争和废除奴隶制导致了经济衰退，因此，很多拉罗谢尔人公开支持回到君主制就并不稀奇了。[12] 不少城镇和地区都因为时下的经济与社会不稳定而流行起了怀念从前安稳生活的情绪。

新宪法的公投结果在共和四年葡月一日（1795年9月23日）公布。10月5日，巴黎的保王党人煽动叛乱，企图趁三分之二的代表无须改选的法令遭到多数选民反对之机夺取权力。数千名武装的保王党人和金色青年被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队无情镇压，数百人死亡。这场政变失败还有巴黎劳动人民的功劳，无论他们对新共和国多么憎恨，他们也拒绝响应保王党的号召。葡月政变的失败还终结了金色青年的权力。无套裤汉的挑战在1795年5月被镇压，现在纨绔子弟的街头权力变成了另一个需要解决的威胁。在各个社区进行清洗时，超过3.5万人失去了公民权。警方探员报告说，“劳动妇女”大声喊着要逮捕纨绔子弟：“去死吧，你们这群小疯子，现在轮到你们了！”[13]

波拿巴的前程在雅各宾派1794年7月倒台后转向黯淡，在1794—1795年拒绝参与残忍镇压旺代残余势力的行动后变得更加灰暗。现在，他在巴黎街头镇压保王党叛乱的行动让他在督政官的眼中获得了重新重用的机会。在波拿巴与玛丽-罗斯·德博阿尔内在1796年3月结婚的36个小时之后，他被调任为意大利方面军司令。他对约瑟芬（来源于玛丽-罗斯中间的名字约瑟芙）十分迷恋，当他开始捷报频传时，他乞求她来看他：“你会来的，不是吗？你和我在一起，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臂弯里，在我的唇边……我想亲吻你的心，然后慢慢地亲下去。”他着重强调了最后两个词，以至于笔尖都划破了信纸。而约瑟芬置若罔闻，她正在与她的更幽默、更世故的年轻士兵情人伊波利特·夏尔约会。[14]

波拿巴的军队在翻越阿尔卑斯山后，在伦巴第对奥地利军队取得重大胜利。其中有亚历山大·仲马将军的功劳，他是圣多明各一名女奴隶之子，现在成了阿尔卑斯军队的司令，他由于身先士卒而名声大噪（奥地利人称他为“黑魔鬼”）。仲马曾经和波拿巴有过一段短暂的友谊。[15]波拿巴的胜利促成了一系列“姊妹共和国”的建立——其中有共和五年葡月二十五日（1796年10月16日）成立的波河以南共和国，获月十一日（1797年6月29日）成立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以及在花月二十七日（1797年5月15日）占领的威尼斯共和国。（图36）与此同时，他还无情地镇压了反对占领军的民众叛乱：1796年6月，波拿巴在米兰西南部的帕维亚和比纳斯科纵兵杀掠三天；维罗纳大约有1万名平民被杀。他的军队还在1797年占领尼斯市后在城内外杀害大量充满敌意的平民。[16]国家的荣誉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

波拿巴在1796年在意大利北部战胜了皮埃蒙特和奥地利的军队，这使得他能够对被征服的地区进行征收。他还在意大利进一步扩大了1795年奥属尼德兰地区没收艺术品送往卢浮宫的做法。这在巴黎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征收的道德问题的争论，本质上是关于扩张的外交政策的争论，同时也是艺术家群体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总汇通报》（Moniteur Universel）的编辑、曾经当过督政官秘书的夏尔-约瑟夫·特鲁维痛骂保王党提出的返还艺术品的要求，他宣称他们会“声称法国正在密谋反对德意志和意大利，其结果是，不光要归还艺术纪念物，还要法国人归还浴血奋战得来的武器、赔款和城镇，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打倒共和国政府”。[17]

艺术家要注意自己的政治取向。雅克-路易·大卫是一个幸运儿，他由于与罗伯斯庇尔派和治安委员会有关联在热月被捕，他与很多人一样宣称自己“内心是纯洁的，只是头脑糊涂”。他被释放，随后在1795年5月再次被捕入狱，由于健康恶化再次被释放。玛格丽特·夏洛特在1793年与大卫离婚，部分原因是她对他投票支持处死路易十六感到愤怒，当大卫在狱中时她却施以援手，这对夫妇在1796年11月复婚。大卫重操大革命前画肖像画的旧业，他的主顾当中有荷兰巴达维亚共和国驻巴黎的代表们。[18]

安-路易·吉罗代是大卫最早的学生之一，他是罗马大奖的获得者，1789年前往意大利学习并滞留，在反革命的学生洗劫罗马的法兰西学院之后，他在那不勒斯过了18个月身无分文的流亡生活。当吉罗代在1795年返回巴黎时，他同样对他遇到的变化感到困惑，并且忙于保护在奥尔良的家族财产，很难立即重新开始绘画。直到1798年，他才在巴黎沙龙展出了让-巴普蒂斯特·贝莱的四分之三身长的画像，出生于塞内加尔的贝莱曾经是奴隶，入选了国民公会和五百人委员会，但是在1797年失去了席位。贝莱是第一个入选欧洲议会的奴隶（他在1746年或1747年出生在塞内加尔的戈雷岛），他在1794年国民公会欢呼着投票决定废除奴隶制的那天发表第一次演讲。吉罗代给他的肖像画上了作为国民公会议员的绶带，在背景中有纪尧姆·雷纳尔的半身像，他是少数挑战奴隶制的启蒙哲人之一，在1796年3月去世。（图35）[19]

科学家同样从革命中得到了互相矛盾的信息。其中的一个信息是，1789年开始的革命为科学打开了一条路，科学知识的理性运用在各个领域的前景，从此为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另一个信息是通过威权解决社会动荡的必要性。这些年以来，繁荣的科学和新成立的机构都不可避免带有这两种教训的痕迹。乔治·居维叶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于1769年出生在蒙贝利亚尔的一个新教徒家庭，蒙贝利亚尔在1793年10月并入法国之前曾经是符腾堡公国的一部分。1795年，居维叶成为巴黎植物园比较解剖学家梅尔特鲁的助手。居维叶在那里结识了地质学家福雅·德·圣丰，即《维瓦赖和维莱地区死火山研究》（1778年）这一杰作的作者。圣丰曾经担任过管理工厂、军械库和王室森林的钦差，他在1793年活了下来，担任巴黎植物园的第一任地质学教授。1796年，27岁的居维叶通过在先贤祠中央学院展示哺乳动物的化石证明一些动物已经灭绝震惊了他的听众。与此同时，他建立了一套包括人类在内的详尽的古生物分类体系，这与他对革命的看法相一致，他认为革命已经证明了社会秩序、等级和义务的必要性。[20]

督政府继承了大量宗教问题。大多数教士拒绝宣誓遵守1791年的《教士公民组织法》，还有的很快就变节流亡，囚禁和杀害教士之举使法国边境形成了一支带着复仇怒火的教士军队。在很多地区，宣誓教士都无法平息当地人在“好神父”离开时的愤恨。无论如何，教士人数过少都无法满足精神需求，到了1796年，法国4万个教区大约只有1.5万名教士。欧洲反法联盟的失败使得流亡教士凯旋的希望破灭，不过在法国的部分地区存在重建宗教生活的强烈愿望。

流亡教士弗朗孔维尔成了前任南锡主教拉法尔的秘书，后者现在是王位候选人普罗旺斯伯爵在维也纳宫廷的代理人，弗朗孔维尔编了一份教区中未宣誓教士的名册。其中200人在流亡，主要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113人在南锡的监狱里；还有30人他也不知道在哪里。23名教士被发配到罗什福尔，其中的大多数人在一次沉船事故中丧生，这艘沉船上的763名囚犯死了543人。[21]一名来自南锡主教辖区的流亡教士在1795年给教区居民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愧疚感：“自大的箴言、欺骗性的教条、腐蚀人心的错误原则……免受责罚使得叛变和放纵更加大胆。善良的人们现在在遭受着仇恨、贪婪、迫害、愤怒和苦恼的命运。”他呼吁教区居民在等待他回来的同时要坚守他以前教给他们的信条，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教众从领主制度尤其是什一税的终结中获得的物质利益。[22]

很多流亡教士的拒不妥协是宗教生活恢复和重建的主要障碍，当他们对革命带来的变化充满敌意时，又怎么会受邀回来呢？在瑞士流亡的法国主教们在1795年向一些宣誓教士伸出了橄榄枝，公开宣称并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有罪，很多人可以被原谅和重新接纳，尤其是那些拒绝接受“外来”主教的教士。相比之下，在如何处理宣誓教士（“叛徒”）的问题上，在维也纳宫廷担任拉法尔主教秘书的流亡教士用加列努斯皇帝时期哥特人的洗劫来打比方：

所有篡夺他人职位的人都必须驱逐出教会。在外敌入侵时，想象一下常见的破坏都可能成为获利的机会的时候，只有那些不虔诚的人和上帝的敌人才会这样做。因此要将他们都驱逐出教会，以免上帝的怒火降临在所有人身上，尤其是那些没有做正确选择的高级教士。

这种话不是空洞的威胁：“我们是你的士兵，我的领主，但我也是上帝的仆人……我们的手中有武器，我们不会拒绝使用它们，因为我们宁愿纯洁地死去也不愿带着愧疚苟活。”[23]

在法国的一些地区，流亡教士和当地人民联合起来负隅顽抗。1792—1793年兴起的反革命游击战（朱安党）在1795年之后成了布列塔尼的地方病。（图37）这种游击战没有旺代叛乱那样的军事组织，也没有明确地反对革命，只是反对那些从1789年以来扰乱农村生活的人，比如当地购买教会财产的“爱国者”，取代当地人信任的主教位置的“外来”教士，一心完成征兵和税收目标的官员，还有继续利用可回收土地租约进行剥削的大地主。教士一直以来为说布列塔尼语的大社群提供精神凝聚力，社群成员大多是农民，通过参加礼拜日活动感受社区的精神团结。[24]武装的朱安党人使用大革命前在布列塔尼、曼恩和安茹省边境传奇的私盐贩子同样的藏身处、行动路线和策略。[25]他们也有自己的英雄和殉道者，比如在1795年12月被捕、在第二年1月被处决的艾莱诺尔·达普埃尔内。他很早就是一名反革命者，曾经在1790年3月写信给坎佩莱的行政长官说他和他的家人要脱离这个国家：“我不再将自己视作这个城市的公民，也不会再纳税了。”他在1791年初移民，不过在第二年又回来对抗革命。他死得很安详，他告诉妻子他相信“上帝会在他的神圣乐园里让我们重聚”。[26]

对督政府的人来说，宗教问题是公共秩序的头等大事，他们不相信“狂热迷信”，但是也知道人们普遍渴望重建精神共同体。共和四年果月七日（1796年8月24日）的法令允许流亡教士回国，但前提是他们宣誓成为公民。宗教仪式应为完全的私人事务：教钟和宗教虔诚的外在象征物仍然被禁止，督政府仍沿袭国民公会的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原则。教会将由虔诚者的捐献维持。然而这些年以来，从底层形成了一种新的天主教，虔诚的妇女在重建四分五裂的天主教会方面尤为积极。重建天主教的愿望在教士大量逃亡的农村（比如西部的部分地区、诺曼底和西南部）和阿尔勒、拉昂、芒德、鲁昂和图卢兹这样摧毁旧制度机构导致妇女容易失业从而贫困的省会和城市中尤为强烈。

天主教会的机构已经被粉碎。天主教失去了其官方宗教的特权地位，教会的财产已经被没收和出售，与其相关的封建特权已经被废除。数百座修道院和女修院被关闭，其中的修士像很多前教区教士一样不是流亡就是放弃信仰躲避风头，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革命时期担任了行政职务。革命前存在的教会教育、日常的宗教仪式和每年的教会日历已经消失了，乡村没有了钟声和礼拜的呼唤已经变成一片寂静之地。大多数儿童无学可上；大多数教区没有教士调解纠纷；年轻的男子都远离家乡，在世俗的军队中。妇女们反倒对流亡教士拒绝向新政权妥协感到不耐烦，她们自发地表达着深厚的宗教热情。地方当权者害怕重新开放教堂，因为一些人已经将教堂当作国家财产购买了；虔诚的平信徒想为新生儿做“出生弥撒”，但施洗的仪式只能由产婆来做。礼拜日而不是革命历上的旬日被当作休息日，早已搬空的教堂宝库如今堆满了圣徒遗物，自1793年便被藏起来以躲避四处征收物资的革命军。

在其他地方，人们找到了延续宗教仪式的不同方式。当雅各宾派的军队在1794年5月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回比利牛斯山东部的城镇圣洛朗德塞尔丹时，有大量曾经对抗共和国军队圣洛朗当地人逃亡，这个城市幸运地逃过了被故意夷平的命运。教士约瑟夫·西克雷在1792年9月已经离开了圣洛朗，他将此地称为“法国教会的蒙难地”。他很有可能是跟随入侵的西班牙军队在1793—1794年回到他的教区的，在军队撤退后他留了下来。从1796年9月11日开始，圣科内利斯小教堂举行了赐福仪式，西克雷再一次在教区居民的生活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这个小教堂坐落在穆加河畔，离边境只有6千米，其所在地只有一条小溪，这个小教堂成了数百名虔诚信徒的圣地，他们花费几个小时沿着崎岖的山路来这里举行婚礼或者给婴儿受洗。（图33）直到西克雷在1800年12月返回圣洛朗之前，他在圣科内利斯小教堂给331名婴儿施行了洗礼，与大革命前的习俗一样，很多婴儿都是在出生那天由父亲送到他这里来的，他还主持了158场圣洛朗人的婚礼。他的藏身之所变得广为人知，他还为圣洛朗附近的村庄和远在东北方64千米外佩皮尼昂市附近的低地地区的人们举行了124场婚礼和281次洗礼。[27]

督政府关于个人义务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还应用到了社会福利上。督政府颠覆了国民公会国营医院和国家负责社会福利的政策，在共和五年，地方医院的董事会被授予了管理权，社会福利又一次基于个人慈善。医院方面抗议说，他们现在既没有了教会和贵族的资助，也没有了之前维持医院运转的修女们，但政府对这一抗议置若罔闻。

在管制卖淫方面，督政府重新推行了旧制度时期的管理措施，没有落实政府在个人责任上的理念。卖淫行业是大量城市妇女最后的栖身之地，她们通常是来自内陆农村地区的移民。1789年之后，个人自由的原则扩展到了卖淫行业上。1791年7月，巴黎新的市政当局的治理措施中没有提及卖淫行业及其监管措施。尽管有很多妇女因此摆脱了旧制度时期教会改造所的严苛限制，现在人们认为卖淫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个人要对其负面影响责任自负。督政府颠覆了这个政策，要求妓女们在警局注册，在特定的妓院中工作，不得流动，以此来防止梅毒的传播，让这种面向大众的行业更加“受人尊敬”。但是对于嫖客则没有这些限制。[28]

1794年12月废除限价导致了大规模通货膨胀。1795年，地主被授权将地租的一半从纸币改成实物形式，督政官及担任公职的官员的薪水以发放谷物取代金钱。1794年2月，总共有49.6亿里弗的指券在流通；一年之后，有73.5亿的指券在流通；到了1796年2月指券的印钞版被销毁时，总共印刷了340亿里弗的指券。纸币现在变得一文不值。在1795年10月，指券的购买力相当于其票面价值的0.75%；到了第二年2月废除指券的时候，其购买力只有其票面价值的0.25%。用未出售的国有土地为抵押发行的“土地契约券”取代指券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1797年2月所有纸币被一并废止。[29]

对于城市中的工薪阶层来说，不受控制的物价上涨造成的困难，由于1795年多地区的歉收和随之而来的严冬而进一步恶化。1795年和1796年的物资供应困难加剧了民众对督政府的不满。据1796年2月的报道，在商店门口排队的妇女们抱怨道：“这是一个由强盗组成的共和国，起初他们将我们送上断头台，现在他们让我们饿死。此外，罗伯斯庇尔没有让我们挨饿，他只处死了富人，而这伙人每天都在让我们等死！”[30]1795年和1796年也许是革命期间城市工薪阶层最难熬的时候，这些脆弱的人遭受了最多的痛苦。比如，在东部城市布尔，6 500人口中有523人在这两年死去，其中有144人是不满一岁的婴儿。[31]

对于城市工薪阶层来说，这两年是艰难时刻，但是对于农村人来说则不尽然。大土地租佃者受益于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趁机购买土地、厘清税负和支付租金。在1793—1794年出售逃亡贵族的财产期间，很多农民借钱来购买额外的土地，他们利用猖獗的通货膨胀还清了贷款。然而在乡村中不断出现的摩擦是很多地区的穷人坚持要占有、清理和开垦公有土地与林地，他们完全不管政府和邻里的意见，即这些公有土地更适合用来放牧。在1790—1795年间，国家共颁布施行了45部关于林地的法律和50部法令，但这对于遏制非法砍伐收效甚微。在转为雅各宾派的前任教士雅克-米歇尔·古贝的一系列报告中，他认为法国南部现在已经和从西班牙到近东的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地区一样出现了荒漠化。在纳尔榜地区：

即使是在鲜活的记忆中，人们相信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葡萄藤和橄榄树现在遭到了霜冻，它们在以前繁荣生长的地方枯萎死去，人们给出的原因是：以前的山坡和山峰都覆盖着大片的树木、灌木、绿色植被……这群贪婪的开垦者到来后，所有的东西都被不假思索地清除掉，人们已经破坏了保持这个地区温度的外在环境。[32]

尽管地方政府积极尝试逮捕非法占有土地的人，督政府还是与之前的政府一样无能为力。然而，督政府试图做的是促进土地私有化和将一些古老的公共权利变成私人财产权，例如森林资源的使用权、拾荒权、公有土地权利、使用未开垦土地和穿越私有土地的权利。督政府承认个人占有林地、已开垦土地和未开垦土地的所有权，并且鼓励通过拍卖出售公有土地。在共和四年牧月二十一日（1796年6月9日），督政府废除了1793年6月10日根据人头平分公有土地的命令。

督政府的不幸在于要在物资供应危机的时候建立自身权威。在出台宗教、军事、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同时，督政府废除了通过集体请愿表达不满的合法权利，进一步将大量人民排除在外。督政府不仅只受到那些能够行使权力的人的操控，而且它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狭隘的阶级基础上的。它必须对抗重新燃起的民众抗议，其中既有平民愤怒地要求信仰权利，也有小团体在秘密计划更激进的社会改革。

在很多地区，地方富人和官员固执反对宗教权威，他们与渴望文化底蕴丰富的古老宗教仪式回归的其他人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比如1796年4月在诺曼底的巴约市，一群愤怒的妇女闯进了大教堂——教堂在恐怖统治期间变成了“理性神殿”——在呼喊声中将一座卢梭的半身像摔碎在地，“当善良的领主还在这里时，我们还吃得上面包！”在很多地区类似举动都有保王主义色彩，但并不总是如此。在勃艮第区的约讷省，虔诚的信徒坚称自己是共和派，行使的是宪法保证的宗教自由权利。夏布利的请愿者宣称“我们既想成为天主教徒也想成为共和派，我们能够两者兼得”。[33]在地中海与西班牙边境的科利乌尔小镇，在共和五年芽月十三日（1797年4月2日），一大群从附近村庄做完弥撒返回的妇女在一个以前是多明我会小教堂的粮食店里威胁了官员，既要求面包也要求重新开放小教堂。虽然大多数科利乌尔人曾经支持革命，帮助雅各宾派军队在1794年5月从西班牙手中重新夺回城镇，但宗教生活已经被粉碎，科利乌尔的10名教士和僧侣都已经跟随撤退的西班牙军队逃亡。当地的公证人兼市长雅克·欣谢对这些妇女没有任何同情：“迷信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也是麻烦的来源，“如果我们想要国内和平就必须从根本上斩断这种恶”。[34]

与此同时，北部数百千米之外的卢瓦-谢尔省的旺多姆市正在对“格拉古”·巴贝夫和他的48名同党进行审判，他们被指控密谋叛乱推翻政府。[35]巴贝夫是皮卡第的贫苦农民之子，他基本上自学成才，他在1795年制订了一个通过起义夺权的政治和社会计划，以“国家共同体”的名义占有财产来实现社会平等。巴贝夫认为，无论是雅各宾派的社会福利还是无套裤汉的平分财产的要求都不能解决严重的不公平，进一步导致1793年宪法承诺的民主无法实现。巴贝夫对督政府的无情抨击吸引了一批对现状不满的人，从失落的雅各宾派到愤怒的士兵，不过他的集体所有制计划甚至要求集体劳动和集体分配，这与一个渴望土地私有制的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他的政治挑战的确威胁到了督政府，他在1797年5月27日被判死刑。在与他一起受审的其他人当中，马克·瓦迪耶是曾经参与过密谋推翻罗伯斯庇尔的人之一，他被无罪释放；让-巴普蒂斯特·德鲁埃是在1791年6月在瓦雷讷认出出逃的路易十六的邮差，他设法逃到了加那利群岛中的特纳利夫岛，在1797年7月参加了抵抗霍雷肖·纳尔逊率领的英国海军入侵的战斗。

大量民众在这几年间都曾经参与过某种形式的反对督政府的叛乱，但是，他们厌恶的并不是共和国，而是自以为是的精英的阶级政治。一些对督政府最耸人听闻的挑战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共和三年葡月十九日（1795年10月11日），一个由21名来自奥尔良的男女组成的团伙绑架了一名农场主，拷打他之后问出了他藏钱的地方。他的农场工人不是被殴打就是被吊死。[36]结果两名团伙成员被送上断头台。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奥尔良和巴黎之间的博斯地区受到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奥热尔帮派”的侵扰，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暴力团伙，大约由150名各个年龄段的男女组成，他们的暴力劫掠造成了75人死亡。[37]当这个团伙最终在1798年被端掉时，22名成员被处决。这些团伙羞辱、侵犯受害者的故事和他们随后的狂欢，让文明社会感到恐惧。南部有一群强盗被称为“司炉工”，他们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他们通过烤受害者的脚来获取信息。

国境线的变动使得这些犯罪变得更加便利。共和四年葡月九日（1795年10月1日），比利时正式并入法国，共和国新增了九个省，这使得这些团伙更容易穿过原有的边境地区。1797年3月，24岁的戴娜·雅克布让图尔奈的刑事法庭大感震惊，她列举了一份大约有80人的“犹太帮”的名单，他们与另外一个活跃在安特卫普、根特、亚眠和巴黎之间的臭名昭著的“萨拉姆比耶帮”有联系。她后来宣称“犹太帮”有数百人之多，由她的丈夫克托佐·皮卡尔和她的亲戚领导。他们利用了原来犹太小商贩的贸易网络和亲属关系。这个团伙伪造护照和出生证明，以此躲避征兵，并在边境之间穿梭自如。从1795年9月开始，他们经常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抢劫孤立的农场，比利时新省份天主教会的混乱给了他们洗劫教堂的机会。弗朗索瓦-马里·萨拉姆比耶和他的同伙在1796年末被捕之前还专门从事拦路抢劫。最终“犹太帮”的领导者被处决，萨拉姆比耶和21名同伙在1798年9月在布鲁日被绞死。[38]

民众对于督政府不满的根本表现是反对征兵制，这是这个政权军队的根基所在。军队的规模比共和二年有所减少——1797年为38.2万人，1794年为73.2万人——这些部队要么在布列塔尼和西部进行令人备受折磨的镇压，要么在远离祖国的外国领土上作战。在法国领土上抵抗外国军队时形成的革命情谊也随之消失。[39]国民公会曾经说过这场战争是人民与暴君之间的战争，现在督政府的和平条约做出了妥协，承认了与专制国家共存的现状。“姊妹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这场事关革命存亡的战争已经转变成了一场扩张和妥协的战争。所有普世主义的痕迹都已经消失：1792年对“开明的”外国人的欢迎让步于恐怖统治时期的监管和清洗；现在一系列法律将国家权利置于自由入境权和避难权之上。[40]

尽管波拿巴的军队在意大利北部取得一些著名胜利，但其他主动的对外政策都以惨败收场，比如在共和五年霜月二十五日（1796年12月15日）派往爱尔兰的入侵舰队，有的舰船在恶劣的天气中走散，有的在三周以后被英国海军擒获。督政府仍然相信英国的致命弱点在于其国内凯尔特人少数群体的不满。在威尔士，59万人口中有90%的人只说威尔士语，这里的民众，尤其是受教育的人，曾在1789年大革命时支持民族自决和宗教自由。不过在英国的其他地方，这种支持在战争爆发后就逐渐消失。在伦敦，威尔士人西亚马斯·维内德对1794年以叛国罪审判伦敦通讯社成员持支持态度，他说：“希望你们这些毒蛇在地狱中与黑暗恶魔一同毁灭。”在1797年2月，一支1 400人的法国军队（其中800人是逃兵和囚犯）成功在威尔士北部海岸菲什加德登陆。这支部队由参与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威廉·塔特上校领导，他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爱尔兰裔美国人。这支入侵队伍很快就因纪律涣散、醉酒闹事和吃败仗而解散，但是它引起了反法恐慌，增强了英国人的国家认同。[41]

如果说法国在18世纪90年代是革命的十年，那么欧洲很多地方在这一时期是应对革命威胁的十年。1794年6月，一位名叫巴尔萨·哈凯的布列塔尼人在匈牙利王国矿业城市马鲁辛纳（位于今天的斯洛伐克）的一场政治宴会上发表了演讲，他歌颂法国的战争成果、理性神殿和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哈凯是矿场上的一名医生，在乌克兰西部的莱姆堡（今名利沃夫）教授解剖学和外科。奥地利官员逮捕了他，不过他的听众当中没有一个人打算作证反对他，他只能被遣返回国。[42]不过现在，随着法军越过边界朝东部挺近，奥地利帝国加紧了镇压。1795年，匈牙利法庭判处18名当地的“雅各宾派”死刑，在维也纳也有人被处死或监禁。在大西洋对岸也有一些挫折。1794年美国和英国签订的《杰伊条约》切断了美国与法国原有的联系，[43]约翰·亚当斯对法国的负面态度是他在1796年的总统选举获胜的原因之一。[44]

被占领地区反对法国革命的原因之一是法军经常为了生存或者报复当地充满敌意的居民而进行掠夺。1796年12月，桑布尔-默兹的军队在维尔茨堡被奥地利人打败，部队开始劫掠。一名炮手说道：“一些毫无廉耻的士兵将房屋洗劫一空，打碎酒桶、偷盗、强奸妇女，而真正的士兵都去做保障撤退方面的任务了。”[45]1797年5月，意大利维拉弗兰卡的一位居民抱怨说，士兵强行闯入了他的房子，“选择他们最喜欢的酒，拿走了培根、香肠、奶酪和面包，随心所欲地畅饮”。这些违纪行为判得比当逃兵要轻得多：在共和四年至五年期间审判的350起案件中，平均的惩罚是六年监禁，只有8名士兵被枪决。[46]一个新的精英职业军官阶层不得不应对发生在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土地上的兵变，补给的问题使得军官们对部队偷窃视而不见。到了1796年末一些措施才开始逐渐落实，法军得以更有效、更可靠地运输部队所需的粮食、干草和稻草，更快捷地向供应商支付。[47]

无论在法国国内还是国外，法军每天的处境都十分悲惨。士兵弗朗索瓦-泽维尔·若利克莱尔克热情拥护革命，他曾镇定地宣称1794年屠杀旺代叛军是必要的，现在的他只想着向汝拉山区的弗瓦德丰泰纳的严厉而吝啬的母亲请求物质援助。在共和四年雨月二十一日（1796年2月10日），他在布列塔尼的洛里昂港口附近写信说，指券的贬值是一场灾难，补给都难以下咽：

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被迫吃一磅半的劣质的黑麦面包，面包穿肠而过的感觉就像喝了隔夜的稀粥那样。在衣着上，大多数士兵都赤脚。因此由你们来决定走哪条路，是让我在悲惨中死去还是帮帮我……我是你们的儿子，正在饥肠辘辘，而这的确是圣灰星期三[48]。

若利克莱尔在不久之后再次负伤，他最后返回家乡弗瓦德丰泰纳与母亲团聚。1832年，他在家乡去世，享年65岁。[49]

在这十年间，公共生活的每个机构——民政、司法、军事——都成了争权夺势的地方，人与人的关系通常也充斥着斗争。在南部，怒火发泄在了雅各宾派或新政权在当地的代理人个人和其财产上。后者通常是购买教会和逃亡贵族财产的富人，尤其以新教徒居多。[50]1796年6月，阿尔代什省普利瓦市驻军司令向内政部长报告了一起在弗洛拉克附近谋杀富有的新教徒农场主的案件：

洛泽尔省针对个人的攻击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目标经常是爱国者，共有89名善良而高尚的爱国者遇难，富有的新教徒首当其冲。这些狂热分子想要在塞文山区重新开启以前的宗教战争。[51]

法国南部中央高原的大规模暴力凸显了政治文化在镇压和反动之间的循环。这个地区“高度政治化”，热月政变后公共管制的放松使得累积的仇恨释放出来。在政治生活中，针对前任掌权者的暴力复仇不断增加，事实上几乎无法进行超越派别利益的司法审判。[52]诋毁当地的敌人所用的政治指控无所不用其极。比如，莫尔纳市北部奥朗日的地方当局指控一些军人是“恐怖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正在威胁无辜的平民；反过来，这些士兵宣称他们正在受到“王党分子”和“朱安党”的攻击。[53]

在分歧严重的南方城市，八年的激烈权力斗争加深了长久以来的地方差异、主客矛盾和阶级矛盾，单一的暴力事件都可以引起一场血腥的骚乱。阿维尼翁的共和派在1797年2月12日庆祝拿破仑率领法军在曼图亚击败奥地利军队时，其中的一人遇刺。第二天晚上一名共和派宪兵被谋杀。到了2月26日军队入驻时，邻近的拉福斯特里的保王派也进行了武装。暴力的人群就是从那里启程的。阿格里科尔·莫罗（男孩维亚拉的叔叔）领导当地的共和派与军队进行合作才防止了流血事件进一步扩大，但军队仍使用骚乱作为借口逮捕了数百名“无政府主义者”，审判了其中的50人。[54]

1795年之后在中央和地方掌权的人大多数都是真正的共和派，他们在绝望之中想要找出一条巩固代议制政府和世俗公民生活的道路。他们对1794年为了维护共和国安全所付出的代价感到恐惧，并下决心不会再陷入恐惧之中。因此，他们在国内政策上，既反对顽固保王党的反扑，也反对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引以为傲的1793年平等主义的威胁。最安全的对外政策要确保外敌入侵不再发生，既不能回到旧制度，也不能进行新的恐怖统治。所以前进的道路所实行的政策既要与西班牙、奥地利等邻国和平相处，直接兼并莱茵河以西的土地，此外也要由波拿巴建立“姊妹共和国”。

随着共和五年的选举在1797年3月至4月开始，督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的选举人都要宣誓同时反对君主制和无政府主义。然而，超过230名任期结束的代表中只有11人重新当选，新选出的代表中有180人都是形形色色的保王派人士。五百人委员会选举的政治倾向的变化在8月废除1792年和1793年针对未宣誓教士的法令上得到了体现，同时被废除的还有一系列针对流亡贵族的法令。

当教堂在1797年复活节那天重新开放时，奥尔良市的玛丽安娜·沙尔庞蒂耶在她的日记中表达喜悦之情：“所有头脑正常的人都乐于看到教堂开放，在这之前，教堂由一群流氓把持，他们在上帝的这些圣殿里犯下了数不胜数的罪行。”但是她对市场继续使用革命历感到不满，她拒绝在日记中使用革命历。有时候集市甚至在周日进行，“那些虔诚的信徒对此嗤之以鼻”。[55]宽容的风气使得顽固派教士在西部重新出现。伊夫-米歇尔·马歇是昂热西南方勒沙佩勒市一名激进的反革命教士，他曾经在旺代叛乱期间被囚禁。马歇不遗余力地将反叛者塑造成虔诚的天主教徒，现在他希望那些流亡的教士能像圣亚他那修、圣希拉流、圣屈梭多模等古罗马时代的圣徒那样，有朝一日能够回来。[56] 1797年7月11日，一名官员沮丧地汇报说，巴约附近乡村的“狂热分子和强盗比法律还强大：这个地区种植的自由树被砍倒，取而代之的是反人民的王冠、小镇中圣徒陈旧的遗迹以及暴民信徒制作的物品”。200人来到圣威格尔“朝圣一名曾经创造奇迹的圣徒”。[57]

随着拉扎尔·奥什将军可能对保王党人复兴的浪潮进行军事镇压的谣言愈演愈烈，三名督政官——让-弗朗索瓦·勒贝尔、保罗·巴拉斯和路易-马里·德拉·雷维列尔-莱博——在果月十七日至十八日（9月3—4日）在巴黎举行的授衔仪式上发动军事政变。在果月十九日，另外两名督政官拉扎尔·卡尔诺和弗朗索瓦-马里·巴泰勒米被解除督政官职务；49个省的选举取消，177名代表被驱逐，卡尔诺、让-夏尔·皮什格吕和其他63人被驱逐出境。军事法庭判处近300人死刑，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被认为是积极参与推翻共和国阴谋的贵族和教士。督政府以同情保王党为罪名解除了38名将军的职务，他们大多在国内从事军事指挥，被认为没有完成镇压保王主义叛乱的职责，还有人确实支持叛乱。一份报告说道：“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参与阴谋，至少也知道阴谋，他们在坐等阴谋发生。”[58]

被流放到了圭亚那的代表和记者在那里遇到了1794年被送去的近二百名“罗伯斯庇尔分子”当中幸存的人，热带疾病和原住民的暴力抵制使得这个殖民地成了不适宜居住的地方。193名被流放的雅各宾派中只有54人活了下来，其中有11人逃跑，其余人最终病逝在圭亚那。曾任共和派将军的皮什格吕是少数能够从圭亚那逃跑的新流放犯之一，他是入侵荷兰的英雄，在果月政变之前站在保王党这一边。他逃到了伦敦，在那里加入了亚历山大·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在1799年的反法军事行动中。

1797年9月的果月政变标志着温和共和主义的终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督政府从试图用自由宪政主义结束革命变成了用“自由威权主义”结束革命。从此以后，“第二届督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阻碍宪政进程，越来越多地使用武力和官僚体制的控制来应对一直存在的反革命、抢劫、逃税和逃兵役。它立即重新实行对未宣誓教士的流放。伊夫-米歇尔·马歇最后的布道说：“上帝的愤怒会再一次降临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再一次激怒了他。”他再次离开积极的宗教事业，在第二年去世。[59]葡月七日（9月28日）的法令规定宗教仪式都必须在室内举行。

就在政变两周之后，共和派将军拉扎尔·奥什于1797年9月在莱茵兰的韦茨拉尔死于肺结核，年仅29岁。欧什是凡尔赛一名养狗人留下的孤儿，16岁参军。他是一名富有激情的民主派和雅各宾派，是1792年蒂永维尔保卫战中的关键人物，1793年成为将军（25岁），在打击西部王党力量尤其是在1794—1795年的基伯龙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被选中参与1796年12月支援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失败的入侵。他在1797年的去世对于督政府的保守派精英来说是一种解脱，对于与他同龄、比他更有野心的拿破仑·波拿巴将军来说也是如此。

拿破仑·波拿巴和玛丽-罗斯·德博阿尔内（“约瑟芬”）在这种民怨四起、政治动荡的环境中越来越受到关注。他们两人都是旧制度时期等级森严的贵族群体中的边缘人物。约瑟芬是加勒比海岛马提尼克的一名贵族的女儿，她的父亲对奴隶和蔗糖种植园都管理不善。拿破仑（来到法国本土后，他把自己的意大利语名字“纳波莱奥内”改成了法语化的“拿破仑”）1769年出生在科西嘉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在10岁的时候被送到了法国的军校，这个学习用功、体型矮小的男孩在同学嘲笑他的口音和名字时都能巧妙应对。无论是玛丽-罗斯还是拿破仑都不是天生丽质，但是他们都具有魅力，两人因为激情和对权力无止境的渴望而结合在一起。革命战争为波拿巴和其他年轻有才干的士兵们提供了在1789年之前无法想象的迅速提拔机会，波拿巴在1793年从英国人手中重新夺回土伦港之后，从上尉一跃成为准将。

1793年7月，波拿巴在出版的《博凯尔的晚餐》中宣称：“马拉和罗伯斯庇尔！他们是我的圣人！”[60]但是到了督政府时期，他放下了这些革命言论，专注于军事权力。他的地位随着1795年10月无情镇压保王党的葡月政变和1796年法国从“英属科西嘉王国”统治28个月后重新夺回科西嘉之后进一步巩固。波拿巴在民众中的声望提升在当时的歌曲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小酒馆”（Le Caveau）演奏的歌曲，这个1726年在巴黎成立的美食小团体，其成员通过创作温和讽刺的“轻喜剧”歌曲来赚取生活所需。1796年，“小酒馆”改名为“轻喜剧晚宴”（Diners du Vandeville），并且立下规矩，其成员不创作政治主题的作品。然而，很多歌曲都有爱国主题，1797年其中的一首歌这样歌颂年轻的拿破仑：

向我们士兵的领导者致敬，

他勇敢而聪慧，

带领法国人投入战斗，

将士兵的勇气用在了战场上。

他是欧洲的胜利者，

是和平缔造者。

向这位有能力的勇士致敬，

他还不满三十岁，

就已经有了阿喀琉斯的勇气，

和涅斯托耳的美德。[61]

两年多来，公民社会内部冲突在街头暴力、战场对抗与地方政治斗争中一起上演，督政府无法创立一种将激进雅各宾派、无套裤汉和保王派排除在外的可靠政体。果月政变本身就承认了这种无能，从此以后中央政府为了维护安全和秩序越来越多地进行行政干预。总结多年以来在反革命和激进的雅各宾派这两个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62]之间徘徊的经历，“处在中间的共和派”认为两个极端都不可取，没有民主的共和主义才是出路。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本杰明·贡斯当、路易-马里·德拉·雷维列尔-莱博、皮埃尔-路易·勒德埃尔、埃曼纽埃尔·西耶斯和热尔梅娜·斯塔尔夫人——都认为理想的政权应具备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消除无套裤汉的民粹主义和重新分配财产的威胁。但是这会导致政权采取反对新教教士和军队逃兵的措施，武装力量变得不可或缺。早在1797年，“自由威权主义”就已经出现，“国家安全”使得国家最终落入一位受民众爱戴的将军的专制统治之中。[63]

[1] Michel Biard, La Liberté ou la mort. Mourir en député, 1792–1795, Paris: Tallandier, 2015.

[2] See Pierre Serna, La République des girouettes. 1789–1815 et au-delà, une anomalie politique: la France de l’extrême centre, Seyssel: Champ- Vallon, 2005; D. M. G. Sutherl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The Quest for a Civic Order, Oxford: Blackwell, 2003, ch. 8.

[3] Jean-Pierre Jessenne, Pouvoir au village et Révolution: Artois, 1760–1848,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1987.

[4] BM Nancy, ms 1853.

[5] Claudia Ulbrich, ‘Sarreguemines en révolution ou l’histoire d’un “cameléon politique”’, Annales de l’Est, 44 (1992), pp. 26–29.

[6] D. Lottin,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ville d’Orléans, 8 vols, Orléans: Imprimerie Alexandre Jacob, 1836–45, vol. 6, pp. 1–2.

[7] Jennifer Ngaire Heuer, The Family and the Nation: Gender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1789–1830,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1.

[8] Christine Adams, ‘“Venus of the Capitol”: Madame Tallien and the Politics of Beauty under the Directory’, FHS, 37 (2014), pp. 599–629’.

[9] AD Aisne, L 588.

[10] Claude Bailly, Journal d’un artisan tourangeau, 1789–1830, Chinon: Amis du vieux Chinon, 1989, pp. 51–53.

[11] Lottin, Orléans, vol. 6, pp. 29, 73–77.

[12] Jean-Marie Augustin,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n Haut- Poitou et pays Charentais, Toulouse: Privat, 1989.

[13] Fran.ois Gendron, The Gilded Youth of Thermidor, translated by James Cookson, Montreal and Kingston, ON, London, Buffalo, N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 5.

[14] Evangeline Bruce, Napoleon and Josephine: An Improbable Marriage, New York: Scribner, 1995, pp. 169–70 and chs 10–11; Philip Dwyer, Napoleon: The Path to Power, 1769–1799, London: Bloomsbury, 2007, chs 8–9.

[15] Tom Reiss, The Black Count: Glory, Revolution, Betrayal, and the Real Count of Monte Cristo, New York: Crown, 2012.

[16]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nquête sur les crimes de la Révolution’, Histoire, 377 (2012), pp. 40–61.

[17] David Gilks, ‘Art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First” Directory: Artists’ Petitions and the Quarrel over the Con.scation of Works of Art from Italy’, FH, 26 (2012), pp. 53–78.

[18] Simon Lee, David, London: Phaidon, 1999, ch. 4.

[19] Thomas E. Crow, Emulation: David, Drouais, and Girodet in the Art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25–28; Jeremy D. Popkin, You Are All Free: The Haitian Revolution and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Martin J. S. Rudwick, Georges Cuvier, Fossil Bones, and Geological Catastroph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21] BM Nancy, ms 1853, Abbé Jacques.

[22] BM Nancy, ms 1853.

[23] BM Nancy, ms 1853.

[24] Roger Dupuy, De la Révolution à la chouannerie. Paysans de Bretagne, 1788–1794, Paris: Flammarion, 1988, p. 306; Dupuy, Bretagne, pp. 233–34; Jean- Clément Martin, ‘The Vendée, Chouannerie, and the State, 1791–99’, in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ch. 15.

[25] Alain Racineux, ‘Du Faux- saunage à la chouannerie, au sud- est de la Bretagne’,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et d’archéologie de Bretagne, 56 (1989), pp. 192–206.

[26] Anne Brillet, ‘La Vie tragique d’éléonor d’Amphernet (1747–1796). Un héros de la chouannerie dans le Sud-Finistère’, Les Cahiers de l’Iroise, 35 (1988), pp. 43–47.

[27] These .gures come from a register Sicre brought back with him to Saint Laurent and which is today in the archives of the parish church: Peter McPhee,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Pyrenees: Spirituality, Class and Ethnicity in the Haut-Vallespir, 1793–1794’, FH, 7 (1993), pp. 313–43.

[28] Richard Cobb,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French Popular Protest, 1789–182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34–39; Colin Jones, ‘Picking up the Pieces: The Politics and the Personnel of Social Welfare from the Convention to the Consulate’, in Gwynne Lewis and Colin Lucas (eds), Beyond the Terror: Essays in French Regional and Social History, 1794–1815,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53–91.

[29] Christian Aubin, ‘Les Assignats sous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un exemple d’hyperin.ation’, Revue économique, 42 (1991), pp. 745–61.

[30] 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25.

[31] AD Ain, état Civil de Bourg- en- Bresse.

[32] Peter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 Peasant,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1780–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 132.

[33] Suzanne Desan, Reclaiming the Sacred: Lay Religion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46; Olwen Hufton, ‘Women in Revolution, 1789–1796’, P&P, 53 (1971), p. 105; Olwen Hufton, Bayeux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Social Stu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232. A superb overview is Olwen Huft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Church, 1796–1801’, in Lewis and Lucas (eds), Beyond the Terror, pp. 21–52.

[34] Peter McPhee, Collioure et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1789–1815, Perpignan: Le Publicateur, 1989, pp. 72–73.

[35] R. B. Rose, Gracchus Babeu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J. A. Scott (ed. and trans.), The Defense of Gracchus Babeuf before the High Court of Vend.me,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67.

[36] Lottin, Orléans, vol. 5, p. 413.

[37] Richard Cobb, Reaction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ch. 5; Michel Vovelle, ‘From Beggary to Brigandage: The Wanderers in the Beauce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Jeffry Kaplow (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ading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1965, pp. 287–304.

[38] Richard Cobb, Paris and its Provi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ch. 5.

[39] On the army under the Directory, see Jean-Paul Bertaud, The Arm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Citizen- Soldiers to Instrument of Power, translated by R. R. Palm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s 10–11. The question of how ‘liberating’ French armies were divides historians: see 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1964, vol. 2; T. C. W. Blanning,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Rhineland, 1792–18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40]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The Treatment of Foreigners, 1789–179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41] Richard Rose, The French at Fishguard: Fact, Fiction and Folklore, London: Transactions of the Honourable Society of Cymmrodorian, 2003. On Wales, see the recent scholarship in M.-A. Constantine and D. Johnston (eds), Footsteps of Liberty and Revolt: Essays on Wal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13; M. L.ffler, Welsh Respons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ess and Public Discourse, 1789–1802,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12.

[42] Antoine Vantuch, ‘Un Savant Breton prêche la Révolution dans les Carpates’, Annales de Bretagne et des pays de l’ouest, 96 (1989), pp. 485–89. Haquet was a remarkable polymath, having published multi-volume studies of geology, botany and ethnography in the Carpathians.

[43] Michael Rapport, ‘The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McPhee (ed.), Companion, pp. 390–93.

[44] Rapport,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p. 389; Philipp Ziesche, Cosmopolitan Patriots: Americans in Pari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0, ch. 5.

[45] Ian Germani, ‘Military Justice under the Directory: The Armies of Italy and of the Sambre et Meuse’, FH, 23 (2009), pp. 47–68.

[46] Germani, ‘Military Justice under the Directory’.

[47] BM Nancy, ms 1540/3.

[48] 圣灰星期三是基督教中大斋节的首日，由于耶稣在星期三被出卖，信徒们要在复活节前四十天前的星期三这天举行涂灰礼，以示悔改，在圣灰星期三开始的40天内要洁身克己，节制饮食。

[49] étienne Jolicler, Joliclerc, volontaire aux armées de la Révolution. Ses lettres (1793–1796), 4th ed., Paris: Perrin, 1905, pp. 241–45.

[50]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 136. Popular politics in the countryside are studied by Gwynne Lewis, The Second Vendée: The Continuity of Counter- Revolu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Gard, 1789–181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ch. 3; Colin Lucas, ‘Themes in Southern Violence after 9 Thermidor’, in Gwynne Lewis and Colin Lucas (eds), Beyond the Terror: Essays in French Regional and Social History, 1794–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52–94; Cobb, Reaction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19–62; P. M. Jones, 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40–47.

[51] Cobb, Police and the People, p. 350.

[52] Stephen Clay, ‘Les Réactions du Midi: con.its, continuités et violences’, AHRF, 345 (2006), pp. 55–91.

[53] Nathalie Alzas, ‘Les Rapports entre civils et militaires’, in Annie Crépin, Jean-Pierre Jessenne and Hervé Leuwers (eds), Civils, citoyens- soldats et militaires dans L’état- nation (1789–1815). Actes du colloque d’Arras (7–8 novembre 2003), Paris: SéR, 2006, p. 70.

[54] Christine Peyrard, ‘L’Affaire du 26 Pluvi.se an II à Avignon ou la tradition révolutionnaire du peuple en armes’, in Jacques Bernet, Jean-Pierre Jessenne and Hervé Leuwers (eds), Du Directoire au Consulat, vol. 1, Le Lien politique local dans la grande nation, Villeneuve d’Ascq: Université Charles de Gaulle—Lille 3, 1999, pp. 55–70.

[55] AD Loiret 2J 1983.

[56] Fran.ois Lebrun, Parole de Dieu et Révolution. Les Sermons d’un curé angevin avant et pendant la guerre de Vendée, Paris: éditions Imago, 1988, p. 128.

[57] Laura Mason and Tracey Rizzo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Document Collection, Boston, MA,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in, 1999, pp. 322–23.

[58] Howard Brown, War, Revolu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tate: Politics and Army Administration in France, 1791–179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p. 224–25; Brown, 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Violence, Justice, and Repression from the Terror to Napoleon,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6.

[59] Fran.ois Lebrun, Parole de Dieu et Révolution. Les Sermons d’un curé angevin avant et pendant la guerre de Vendée, Paris: éditions Imago, 1988, p. 130; Jo.l Cornette, Histoire de la Bretagne et des Breton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5, vol. 2, pp. 609–10. Only the Concordat with the papa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arrison town of Pontivy in 1802 would quieten the region.

[60] Bruce, Napoleon and Josephine, p. 97. Accessible accounts of Napoleon’s rise are Malcolm Crook, Napoleon Comes to Power: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1795–1804,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8; Dwyer, Napoleon: the Path to Power; and Robert Asprey, The Rise of Napoleon Bonapart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61] From Laura Mason, Sing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opular Culture and Politics, 1787–179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99; Brigitte Level, à travers deux siècles. Le Caveau: société bachique et chantante, 1726–1939, Pari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 1988.

[62] 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两个海上女妖。斯库拉是一个六头十二手的女妖，卡律布狄斯是一个大漩涡。奥德赛、伊阿宋和亚古尔的英雄们历经艰险从两者之间通过，常用来比喻进退两难的处境。

[63] Andrew Jainchill, Reimagining Politics after the Terror: The Republican Origins of French Liberalism,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Brown, War, Revolu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tate; Serna, République des girouettes.

第十六章

伟大国家与其敌人，1797—1799年

路易-塞巴斯蒂昂·梅锡耶作为深入经历革命的人，他写作的12卷600章的《巴黎图景》（1781—1788）对于革命前的巴黎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深刻观察。[1]梅锡耶在国民公会时是吉伦特派的支持者，在恐怖统治期间短暂入狱，后来成了坚定的反雅各宾派。他在1795年10月代表北部省入选五百人委员会。梅锡耶意识到在1794年之后实现稳定是何等艰难：“恐惧在我们的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覆盖的领域是如此之广，往往关乎政治、野心、长远策略，这个原本只令敌人感到惊慌失措的东西也让我们感到害怕和恐慌。”[2]

在梅锡耶看来，消除恐惧的方法是重新将经济和政治职能统一起来。旧制度统治能这么长久，那是因为贵族掌握着所有形式的权力——从教会到武装力量——同时还是掌握农业经济的领主。共和派公法学家夏尔-纪尧姆·泰尔曼表示赞同：雅各宾派的愚蠢之处在于他们试图将陈旧、古典的政府形式强加在现代经济之上：

当我们要给人民一种新形式的政府的时候，绝不能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即他们的政治经济体制。新政府必须建立在这个体制之上，或者尽最大的可能与之相互协调……在恐怖统治时期设想的政治制度经过多次转手传到了我们手里，这已经不是我们所说的这套政治经济体制。

换言之，正如布瓦西·当格拉在提议1795年新宪法的时候曾经说过的那样，必须要让那些掌握经济权力的人和那些受委托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形成新的联盟。[3]

督政府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者在无套裤汉、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和保王主义以及反革命之间设计出了一条进步道路。这条道路将会带来稳定、和谐、繁荣的农业以及富有活力的商业，既不受平均主义的威胁也不受贵族和教士对昔日美好时光留恋的威胁。他们在文化政策上鼓励公民美德和进取精神，反复教导要尊重社会秩序，同时避免天主教复兴，对于天主教他们怀有一种轻蔑的容忍。这个政权将由一个功能性的专业官僚体系和武装力量来保卫。根据社会地位建立的新秩序会因此更加稳定，不会像共和二年的政府那样过于诉诸暴力。因此，正如西南部欧什市一名官员在1798年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恐怖统治期间位于自由广场中央的断头台是“为了让邪恶的反革命分子心生畏惧”。但是现在，“我们在一种更加温和、幸福的统治之下”，他希望以后所有的处决都会谨慎执行。[4]

在全国范围内，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现在既不会受到雅各宾派的勒索也不会受到他们贵族邻居的蔑视，这些拥有财富的人可以维护自己在地方上前所未有的权势。这些地方显贵是政府希望建立的新国家团结的关键所在。当督政府在1797年9月派弗朗索瓦-伊夫·贝斯纳尔到西部的勒芒市实行温和的专业化管理和分区治理时，他们进行了抵制。尽管贝斯纳尔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这位受过教育、有教养的前教士支持《教士公民组织法》，在1793年11月放弃了教士身份，而他现在由于过去的激进行为受到大土地所有者的抵制。贝斯纳尔以前在安茹省的圣劳市就受到过教区居民的抵制，他们将教钟的绳索锁在钟塔顶上，让蜡烛受潮，撕破了圣礼服饰。[5]

督政府的成员致力于发展具有实用优点的农业和商业。雅各宾派政府曾经试图在统一的公债、低利率和稳定的工资与物价之上建立一套公共金融体制。而督政府反对雅各宾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到了1797年，督政府宣布破产，不再偿付三分之二的公债，为了应对极度的通货膨胀又重新使用金属货币，并且越来越依赖间接税和战争掠夺。自给自足的农场主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是督政府大力推崇的美德代言人之一。他在共和五年雨月三十日（1797年2月18日）被督政府任命为东部孚日省的特派员，他在写给巴黎上级长官的信中提到了在恐怖统治期间被囚禁的遭遇。他还将矛头指向了革命历，欣慰地汇报说农民对于革命历不屑一顾：只有公务员才熟悉革命历，其结果是经济上的停滞和混乱。[6]不过革命将农民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为了共和五年获月十一日（6月29日）的农业节，纳夫夏托为《马赛曲》写了新词：

你们不再被迫劳役，

为了服务领主筋疲力竭。

你们的收获不再

被收税官从你们的眼皮底下夺走。

你们在法兰西的注视下耕作，

今天就是恢复荣誉的时刻，

祖国向你们确保了幸福，

真正的独立……[7]

督政府的支持者当中有著名的农学家、医生和其他医学人士，他们希望由那些在教育、财富、性别和地位上最合适的人进行统治，在雅各宾派的平均主义和贵族的排外主义之间开创一条道路。因此，尽管法国在与英国交战，但英国人爱德华·詹纳发明的疫苗极大降低了感染牛痘的风险，迅速在法国被接受和推广。[8]督政府代表着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信念，也同样体现在完成新的精确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上。国家机构和计划的需要促使度量衡委员会在1790年5月开始运作，其成员包括蒙日、拉瓦锡、拉普拉斯和孔多塞这样著名的科学家。1793年8月，国民公会曾经以地球经线和十进制单位（米、公顷、升）为基础推行过一套综合计量系统。以特定经线段的弧长为基准确定米和千米的长度的调查任务花费了数年的时间，最终在1799年借助默伦和佩皮尼昂北部附近两段笔直的道路完成了。（图38）[9][10]

督政府时期掌权者的价值观同样很明显地体现在教育政策上，他们继续将宗教从教育中剥离，为男孩和女孩的初等教育提供公费资助。男孩的教育以及父母对教育开销的承受力现在至关重要。1793—1794年对于教育的革命性改革让女性学校教师成为可能。她们与男性同工不同酬——她们每年1 000里弗，男教师有1 200里弗——当督政府在1795年10月规定将学生的学费作为教师薪酬的来源后，她们的地位变得更加不稳定。女性尤其容易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女公民托梅来自里昂市南部的福尔勒，在共和七年，她带领一群儿童跟在一名鼓手之后出现在青年节上，受到了欢迎。相比之下，曾是修女的坦皮耶和帕拉蒂耶在共和六年告诉西南部托南市的巡视员，“让她们给学生讲授宪法有悖她们的良知”，于是她们关闭了学校。[11]

正如父母在1795年后给孩子取“政治性”的名字的做法不再流行或者被看作不明智，统治的风气回归“常态”体现在地方当权者为公共街道重新命名上。1797年11月，奥尔良市政当局认为24条街道和一些其他地点在1793年4月至5月取的名字“过于革命化”。他们将一些地点改回革命前的名字，指券街重新变成了老货币街，更令人震惊的是伏尔泰街再次变成了英格兰街。不过这些当权者仍然是反教会的共和派，因此马拉区现在变成了万森区（而不是圣万森区），山岳派街变成了博纳尔街（而不是天堂街）。毫无疑问，平等街重新改为罗亚尔街，卢梭街再一次变成主教堂街。[12]

一些在恐怖统治期间保留下来的老机构现在重新焕发生机。王家花园是塞纳河左岸王冠上的明珠，它既没有被摧毁也没有被出售，在1793年6月10日成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心，被19世纪的人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13]这个花园保留到今天成为巴黎植物园。甚至旧制度时期处于文化顶峰的巴黎王家歌剧院，在革命期间坚持消除所有贵族特权的残留，也得以幸存下来，成了文化上的珍宝。负责掌管王室花园的人和歌剧院的领导者能够适应革命的价值观并尽可能地保留他们的机构，他们被人民和国家引以为傲。[14]

1795年宪法的制定者希望，教会与国家相分离的政策最终将终结致命的分歧，只要教士遵守法律，教会就可以管理自己的事务。现在，宣誓教士试图在格雷古瓦神父和“主教联盟”的领导下，在国家的纽带之外建立独立的教会。格雷古瓦主要的目标是未婚教士，尽管他忠于革命，他一直认为未来的教士还是要回归教会起源时期的纪律和朴素，而不是通过放弃教士身份和结婚来表明爱国情感。针对他的立场出现了两极分化，他被大量质疑他的爱国精神的信件淹没的同时，还收到了教士乞求原谅和废除他们婚姻的信件。[15]政府的问题在于未宣誓教士没有妥协的意图。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1797年的选举之后怀着希望回来，但是他们因公开反对革命而再一次陷入麻烦。来自雷恩的顽固派教士尼古拉-弗朗索瓦·法力冈曾经在1792—179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监狱中度过，当他在1795年1月被释放时，再一次由于积极支持保王党被捕。1796年1月，他被任命为“朱安党军队”的随军牧师。果月十八日政变后的反教会行动使得他再一次成为当地共和派口中的贵族和教会狂热分子中的一员，他由于“煽动谋杀祖国保卫者和对抗法律”而被捕。这一次他被关押在拉罗谢尔外海的雷岛达四年之久。[16]

督政府地方代表掌握的权威由于经常遭到广泛的暴力抗议而产生动摇，督政府试图在1798年逼迫那些“不忠诚”的教士隐藏起来，此举对信徒的宗教忠诚度的影响微不足道——与十年前相比，此时的信众规模小得多，但也忠诚得多。虔诚的妇女想方设法重建在革命期间四分五裂的教会。法国边境上的逃亡贵族中有大量的未宣誓教士，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些人中很多都有资格选举代表，他们公开要求回到君主制。雅各宾派的军队成功将反革命军队驱逐出法国领土，但是战争——以及与之相伴的逃亡贵族问题——仍在继续。流亡的教会领袖一直都在控制流亡教士的复仇欲望，这些自从1791年或1792年就开始流亡的教士希望尽早地重返法国。前任南锡主教拉法尔在1798年1月就耐心地劝导这样一位教士，让他用审慎来驯服激情，因为这种激情“是一种错误，甚至会败坏美德”。[17]

督政府的成员在革命和反动之间选择中间道路的承诺经常使他们被迫采用手段干涉人们的政治选择，即使是对他们自己设计的有限选举也是如此。共和五年果月，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保王主义的复苏上，多个选区被取消。到了共和六年花月（1798年4月）选举时，超过437个议席需要填补。这一次选民突然倒向了左派——71名曾经在1793年投票支持处死路易十六的雅各宾派当选——导致了另一种形式的清洗。督政官在花月二十二日（5月11日）发动新政变阻止了127名雅各宾派代表获得议席，96个省中只有47个省的选举结果保持不变。所谓的雅各宾派被从战争部中清除。

督政府的外交政策上有着更大的延续性。1790年，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坚称法国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丹东之后推翻了这一理念，他在1793年3月尖锐地指出，法国“自然边界”东北部是莱茵河沿线，东部和东南部是阿尔卑斯山。尼斯和萨伏伊在1792—1793年被兼并，随后比利时在1795年被兼并。“姊妹共和国”先是在荷兰建立（巴达维亚共和国，1795年5月），现在沿着莱茵河左岸（基什赫尼亚共和国，1797年8月）和瑞士（海尔维蒂共和国，1798年3月）也建立了共和国。（图39）[18]

督政府在1796年3月任命波拿巴为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对抗奥地利战役的最高指挥官。他的部队在第二年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建立了姊妹共和国，获得了巨额赎金（估计有4 600万里弗），而且对劫掠视而不见。反对法国的叛乱被血腥镇压。到了1797年末，督政府的对外胜利体现在越来越多地提及“伟大国家”而不是“姊妹共和国”，占领东部的共和国是为了进行“文明教化”。在革命的法国与其邻国的关系上，这是一次关键而持久的转变。

共和六年葡月二十七日（1797年10月18日），波拿巴与奥地利签订了《坎波福尔米奥和约》，承认了一些既成事实，法国正式将比利时大部分领土、地中海的几个岛屿和威尼斯的一部分并入法国。奥地利承认法国以米兰为中心的阿尔卑斯山南姊妹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通过征服获得了这个共和国。她在今天宣誓了主权，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从今天起自由和独立了……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人民需要从军事管制过渡到宪政。”这个条约还承认将法国的边境拓展到莱茵河、内特河和鲁尔河，基什赫尼亚共和国现在直接并入法国的行政省份。波拿巴本人参与了巴黎的政治辩论，反对卡尔诺与奥地利和平妥协的希望，坚持要求奥地利全面投降——这位年轻的将军现在不仅是一名军事将领，还是一名政治家。

意大利人希望解放和自主的愿望走向破灭，北部想要摆脱奥地利的统治，而其他地区则想摆脱贵族的支配。1798年2月，法国将领路易-亚历山大·贝尔捷进入罗马，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从1775年起主掌梵蒂冈的教皇庇护六世结束了他的统治，实际上成为共和国的俘虏，他于1799年在罗讷河畔的瓦朗斯去世。皮埃蒙特和托斯卡纳成为另两个直接被并入法国的地区（之前的有比利时、萨伏伊、尼斯公国和孔塔-弗内森）。“开明的”城市中产阶级曾对法国入侵尤其抱有极大希望，他们将创立“姊妹共和国”的做法视作进步改革甚至统一意大利的机会。宗教少数群体也非常兴奋。但是推行法国的制度并废除什一税与封建租税没有使得农民得到足够的补偿，不能抵消他们熟悉的教会机构被摧毁、征调物资和征兵的损失。南方的矛盾尤其尖锐，1799年1月在那不勒斯建立的帕登诺帕共和国被卡拉布里亚红衣主教鲁福率领的“神圣信仰基督军”推翻。这位红衣主教对他的军队6月在城中抢劫杀戮深感恐惧。[19]

在法国之外的战争扩大化，使当权者面临着如何对待被征服土地的文物的问题。政府任命的专家在1794年前往比利时和莱茵兰，1795年前往荷兰，1796—1798年前往意大利北部，1798年前往曼海姆，1798—1799年前往埃及。支持的理由很简单：这些都是战利品，夺取战利品一直以来都有，法国无论如何都能更好地照看人类的遗产。在1798年罗伯斯庇尔倒台四周年纪念活动上，庆祝的一部分是迎接第三批从罗马和威尼斯运送的大量文物抵达巴黎。[20]大部分的掠夺都单纯缘于贪婪。吉尔贝-阿马布勒·法维耶上尉在1791年参军，在1793—1795年被英国人俘虏两年后又重新回到军队，他很高兴在被占领的布雷西亚学习了意大利语并且去了剧院。他在共和八年葡月三十日（1799年10月21日）写信给他曾经在1794年5月在图尔宽附近受伤致残的兄弟，“这里的剧院很漂亮，但是演员太穷了”。他还抱怨道，“在我们这里的将军和很多军官都举止粗俗、贪得无厌，我耻于和他们为伍”。[21]

被占领区的绝大多数人民都憎恨或公开反对法国的统治，法国的统治很快成了军事占领而不是革命解放，他们依靠那些少数亲法的改革者。尽管占领区建立了法国的法律和代议制机构，但后者当中讨论的经常是征调民力钱财，以及摧毁古老的行政制度、宗教和法律。

在巴达维亚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的制度被相对平静地接受，部分原因是巴达维亚有着长久的民主传统。尽管人们对横征暴敛和贸易限制不满，但重新回归总督威廉五世的统治更加不得人心。[22]而在比利时，直接兼并和推行宗教法律——解散修道院、出售教会财产、教会与国家分离——就和在法国西部的农村地区一样不受欢迎。一次以“土地和宗教”为口号的起义被残酷镇压，造成5 600人伤亡。当地人非常反感征兵，以至于1799年的征兵2.2万人只有5 000人响应。在莱茵河西部说德语的普法尔茨地区，1798年将其直接并入共和国实现了吉伦特派扩展法国“自然”边境的愿望，但是在那里从来都没有支持革命性改革的社会基础，对莱茵兰的统治只是领土占领和掠夺。

法国人对被占领地区的反抗的反应经常是极度排外的，这与革命初年的普世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福雷省（卢森堡）的行政长官在1798年将当地人形容为“卑贱的奴隶……他们在弱小的时候卑躬屈膝，在他们强大（或者自以为强大）的时候残忍、无耻、肆意妄为……这些人不经历几代人的轮替就不会感激我们的革命成果……”[23] 战争经常使交战的两国人民互相仇视，不过情感或宗教上的同胞之爱也更多是地区性而非全国性的：比如人们自视为曼图亚人或加泰罗尼亚人，而非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民众对法国占领的反抗经常披着宗教的外衣，尤其是在意大利，那些在法国法律之下获得更多公民自由的少数群体成了被攻击的目标。1799年，锡耶纳的犹太居民被天主教狂热分子屠杀。而在德意志的一些地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联合起来对抗“国家和宗教的邪恶敌人”。[24]

几乎所有被法国直接统治的“姊妹共和国”都会出现不满、抵制和反抗，甚至在瑞士这样有深厚人民主权传统的地区也是如此。法军在1798年1月占领了瑞士，在4月12日颁布了新宪法，不仅适用于说法语的沃州（Pays de Vaud）也适用于瑞士全境。直接在另一片土地建立代议制民主、废除封建主义和统一国家机构的愿望得到的结果是仇视和抵制。尽管最初在法语区有人支持法国，但实行统一的革命性教会法和行政法还是引起了暴力反抗，尤其是在说德语的天主教地区。萨伏伊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自从1792年就成了法国人，他们在革命时期迅速废除封建制度，在共和国成立后成功打退入侵者。日内瓦的新教徒和中产阶级在1798年变成法国人时非常不顺从，他们直到1803年才被免除兵役，把他们纳入法国国家团结的努力也在同一年落空。[25]

相比之下，在欧洲的边缘地区，法国革命的消息继续激发着那些渴望自主的人追求自由的梦想，正如1793—1794年的波兰那样，爱尔兰在1798年也开始寻求独立。但是在这两个地方，帝国的军队都成功地打破了革命的希望。[26]督政府想通过支持爱尔兰的爱国者分散英国海军的注意力。爱尔兰人联合会中有很多人同情法国，爱尔兰人联合会是1791年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成立的秘密组织，他们联合起来反抗英国政府对爱尔兰议会的控制，还有英国国教对爱尔兰天主教和北方为数众多的长老会的统治。1798年爆发了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在东南部的韦克斯福德成立了一个共和国，墙上到处涂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共和国还采用了革命历。督政府试图利用爱尔兰广泛起义的机会，在8月派出了一支由安贝尔将军领导的军队。超过1 000名士兵在爱尔兰东北部梅奥的基拉拉登陆，在最初获得一些胜利之后，他们在9月投降。一同被俘的人有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沃尔夫·托恩，他在被处决之前自杀。在韦克斯福德杀害90名亲英国的新教徒人质引起了英国政府对爱尔兰起义者的暴力镇压。在几周的时间里，大约有3万名爱尔兰人在报复性的杀戮中死亡，几乎与人口是爱尔兰6倍的法国在恐怖统治期间处决的人数相当。[27]

在更远的战场上，受法国革命鼓舞的火焰被迅速扑灭。在巴尔干半岛，希腊爱国者里加斯·维莱斯蒂诺斯在1797年将雅各宾派的1793年宪法翻译成了希腊文，以此来支持希腊从奥斯曼帝国解放的运动。维莱斯蒂诺斯后来在的里雅斯特被奥地利警察逮捕，当时他带了三箱印着希腊语“自由、平等、博爱”的海报，他在被审判之前遭到拷打，在1798年被杀。[28]在大西洋对岸，有关恐怖时期的传言让美国人认为，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亲英派的逃亡和杀戮相比，法国的革命是一次和平、温和与成功的革命。法属加勒比海地区废除奴隶制令美国南部州的种植园主感到恐慌。1798年外交部长塔列朗试图与美国结盟时发生了索要贿赂和贷款的“XYZ事件”[29]（大写字母代表法国的三个代理人），加剧了美国政坛的反法浪潮。美国国会1798年颁布的《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的目的是消除法国大革命的持续影响。[30]

与英国的斗争仍在继续，尽管法国在1797年10月与奥地利签订了《坎波福尔米奥和约》，但在意大利重新出现了对峙。到了1798年9月，法军人数已经从四年前巅峰时期的73.2万人削减到不足半数的32.7万人：这让督政府认为必须用每年征募单身男性的方式取代不定期的征兵，共和六年果月十九日（1798年9月5）通过了《茹尔当法》。这部法令规定所有20岁至25岁合格的青年男性都必须通过抽签的方式应征入伍，最高服役5年，这迅速激化了从1793年就开始的明里暗里反对服兵役的矛盾，因为这部法令使更多健康的青年男性脱离家庭劳动，在外国土地上进行领土扩张战争。人们更痛恨的是这部法令实行了“替换”制度，如果富人抽到签服兵役可以花钱让一名穷人或失业者代替他，这违反了平等原则。[31]1798年，来自希农的制鞍人克劳德·巴伊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征兵“对于年轻人以及需要他们孩子的父母来说都非常艰难。征兵已经让我们陷入极大的悲伤之中”。年轻人启程“离开家人和朋友时候都泪流满面”。他所在的城镇出现了分裂，“爱国者”在白天保卫着自由树，而反革命的“朱安党”则试图在晚上砍倒自由树，附近的城镇也是这样的情况。[32]

在远离首都的地区拒绝征兵尤其普遍，在这些地区，从国王政府到革命政府的行政管理一贯极为薄弱，而地方的语言和宗教认同感很强（比如布列塔尼和西部的一些地区，比利牛斯山区，中央高原的一些地区）。与在国境外占领的地区一样，督政府在地方上的权威陷入与那些拒绝响应国家号召的人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中。[33]

尤其是在布列塔尼，朱安党人强势融合了保王主义、宗教和土匪行径，几乎不可能被根除。大地主在长期且强制的可回收土地租佃合同保护下将土地租给佃农，这一权利的恢复点燃了怒火。下布列塔尼省的农民对于政府迟迟不像对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废除封建租税感到不满。尽管废除封建租税最终由1792—1793年法令做出了决定，但布列塔尼赔偿土地所有者的问题一直拖到了共和六年雾月九日的法令（1797年10月30日），法令重申了土地所有者在1791年的权利，并且为他们提供了佃农拒绝支付租金的赔偿。[34]佃农的仇恨进一步加深。

在远离巴黎的地区，拒绝服兵役的情况变得非常普遍，大多数公社经常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拒绝服兵役的人继续像往常一样生活和工作，当警察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消失。年轻男性还试图通过自残和特别安排的婚姻躲避服兵役。在官员和逐渐减少的督政府支持者拥有产业的农村地区，使用人身威胁、纵火和其他破坏财产的手段可以将他们吓得不敢有所动作。到了1798年，西部的一些地区、中央高原和比利牛斯山区事实上脱离了统治。

这些年不断出现的抗议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在很多地区，对宗教仪式和社区中宗教人士缺失的不满与对征兵的仇恨联系在了一起。几乎在所有地方，政府试图控制鸣钟方式的措施不断遭到挑战。在香槟地区伊勒河畔的蒙蒂耶，教钟在所有圣徒节日的下午响四个小时，有官员称“这种方式肆无忌惮、粗俗无礼、可耻可恨”。[35]在共和七年雾月七日（1798年10月28日），25名在拉罗谢尔济贫院从事纺织工作的女孩拒绝在周日工作。同一年，44人（其中大多数是年龄在15岁至75岁的女性）在参加完一场由木鞋商贩巴普蒂斯特·希安主持的非法弥撒后被捕。其他人不是通过躲避征兵就是鼓励他人拒绝服兵役来进行反抗。1798年城中的一则告示警告说：

如果你逃避征兵，你就是懦夫。你能让你的父母们带着武器代替你们走向光荣的战场吗，你为了谁而战？那些人渴望将你们扒皮拆骨，你们要与这些人战斗。团结在一起，消灭那些可憎的欧洲强权、最野蛮的政府。[36]

不过大多数年轻人没有逃避征兵或者当逃兵，很多人从军队中发迹。路易·戈多参军之前是来自卢瓦尔河谷的教师，他的共和热情很有可能在共和二年就已经消退，但如果逃离军队，四处躲藏的生活会十分艰难。政府越来越积极并有效地追踪和惩罚逃兵、逃劳役者和他们的家人。1799年10月，戈多在回答家人恳求他脱离军队的信中说：“你们给我写的每一封信都让我心碎。”他承认家人是为了他好，但是他们想让他和他认识的其他人一样当逃兵吗？“他们一回到家乡，就不断地陷入麻烦之中，不得不躲进山林。”[37]

很多人和巴黎西部的农民一样感同身受，一名行政官员在1799年初报告说：

他们不是王权最坚定的拥护者，他们厌恶什一税和租税。自从这些特权废除后，他们非常高兴看到他们的收入翻了一番，也非常认可和重视平等。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购买了国有土地，这一切都使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但是他又敏锐地指出，这些情景在动乱和牺牲的记忆面前消失殆尽，军队胜利的代价是孩子们的鲜血，频繁要求他们履行公民义务让这些农民心生厌倦。[38]

督政府的政策让很多人变得极度愤世嫉俗。波拿巴在意大利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和签订《坎波福尔米奥和约》带来了全面和平的希望，创造出一种狂热的崇拜。在共和六年雨月二十五日（1798年2月13日）的一次节日上，为了庆祝波拿巴在意大利的胜利与和约的签订，奥尔良市政当局立了一座金字塔来纪念波拿巴。一名教士创作的四行诗写在金字塔的底部：

他是热爱祖国的英雄，

他打破了意大利的锁链。

他是战争之神，新的战争主宰，

他正在劈开英国人控制的海洋。

来自城中富裕家庭的保王派青年戴上了扑粉的假长发，以此作为支持波拿巴的象征。[39]在远离奥尔良的中央高原南部的奥利亚克地区中心，有歌曲这样赞颂坎波福尔米奥的英雄：

啊，高尚的勇士

睿智、仁慈的波拿巴

接受胜利的人民

崇高的敬意吧！[40]

然而在巴黎，一名警方探员在1798年12月14日报告说，当督政官之一保罗·巴拉斯乘坐马车经过沙朗通街时，人们窃窃私语说“看看这个贼人，他正在快乐地奴役着我们……”[41]

通过《坎波福尔米奥和约》，法国得到了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西部的原来属于威尼斯的七座岛屿，现在法国将它们吞并。波拿巴宣布“土耳其帝国日渐衰落，掌握这些岛屿可以让我们尽可能地支持它，或者得到我们应得的利益”。他坚信这些岛屿的人民盼望着伟大国家能够恢复“他们从独裁者的暴政开始就失去的科学和艺术”。[42]最重要的是，通过《坎波福尔米奥和约》，现在可以将战争的力量集中到英国上。

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的海军使得督政府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外交部长塔列朗特别的想法是，在埃及保持强势以及与迈索尔的穆斯林统治者提普苏丹结盟会威胁到英国通往印度的贸易道路，甚至是英国在那里全部的殖民统治。波拿巴占领苏伊士地峡和控制通往印度的陆上通道的计划得到热烈欢迎。1798年5月19日，一支3.5万人的军队从土伦出发远征埃及，它的一部分军需来自姊妹共和国的强制征收。

波拿巴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同样痴迷于埃及文明。他告诫他的部队要像尊重法国的犹太人一样尊重穆斯林，他对居住在亚历山大港的穆斯林发表的宣言明确地表达出了强有力的有关革命热情、军事改革和社会秩序的意识。尽管这次入侵的根本目的是消灭英国的势力，波拿巴将对埃及人民的宣言表达为一次推动文明进步的使命，既要带来革命性的解放也要匡复合法的权威：

埃及人民，有人告诉你们我是来毁灭你们的宗教的，这是一个谎言……我是来恢复你们的权利的……告诉人民，神的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在智慧、天分和美德上的差别……从今天开始，每一个埃及人都有机会担任重要职位，那些最具有智慧、受教育程度最高、最富有美德的人将行治理之责，人民将会得到幸福……

但是随后的条款中提到了和他作对的代价：“任何武装反抗我军的村庄将会被夷为平地。”[43]

当时的埃及是庞大笨重的奥斯曼帝国的七个行省之一，自身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尽管法国的革命思想在埃及甚至巴勒斯坦一些地区得到共鸣，但法国人原本希望科普特人和麦勒卡人等基督教少数族群会自然接受革命原则，这一希望实际上在文化与政治的重重误解中化为泡影。拿破仑要求当地官员为了表示服从，必须佩带三色绶带和三色徽。几万法国士兵的激进行为触动了当地人的敏感神经。[44]

远征军从来都没有认真遵守尊重宗教自由的承诺。多米尼克-马丁·迪皮伊是波拿巴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他是一名雅各宾派，是图卢兹一名面包师的儿子，自从1792年入伍后已经连升数级，他直言不讳地说道：

我们在伊斯兰教的节日上受到了热烈欢迎，我们用假装尊重他们信仰的方式欺骗了所有埃及人，无论是波拿巴还是我们都比死去的教皇更不相信这个谎言。但是，无论其他人怎么说，这片土地都会成为法国的珍贵领土，在这里无知的人民从愚昧中醒来之前，所有的殖民者都有足够时间实现预谋。我们只是取代了那些让人民衣不蔽体的强盗，实行统一税收会做出极大的改变。

开罗在10月份发生了暴力反叛，迪皮伊在叛乱中丧生，时年31岁。[45]最后，埃及的大部分从法国占领中脱离，短暂地回归到了奥斯曼帝国，从此以后他们一直试图寻求自治。

1798年8月初，就在波拿巴抵达埃及两个月之后，英国海军几乎全歼了波拿巴在亚历山大港附近的舰队。这场惨败使得当地的穆斯林、科普特人和麦勒卡人不再相信这个“伟大国家”，当地人尤为厌恶强行推广共和国节日，这些节日与他们的传统相对立。波拿巴只能利用埃及和今天的叙利亚相互对立的派系来控制局面，强行维持秩序，开罗和雅法发生的叛乱被血腥镇压。拿破仑入侵的失败被远在埃及之外的失利进一步加剧：英国人担心如果埃及落入法国人手中，英国和法国在印度会重新开始竞争，因此英国对迈索尔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入侵，杀死了王国的统治者、法国的盟友提普苏丹。[46]

在法国政治分裂和埃及军事失利并不断涌现叛乱的时候，波拿巴离开了他的部队。他没有接到回国的命令，也没有接到离开部队的命令。但是在1799年8月24日，他利用英国海军短暂离开的时机，乘船驶回法国，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让-巴普蒂斯特·克莱贝尔将军。10月8日，拿破仑在法国南部靠岸。[47]

拿破仑在抵达巴黎时拜访了雅克-路易·大卫，当时大卫刚刚完成了一幅宏大的古典画作（13×18英尺），讲述的是公元前750年萨宾妇女阻止罗马共和国内斗的故事，也寓意着大卫对威胁革命存亡的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感到心灰意冷。尽管拿破仑在埃及受挫，但大卫仍然为这名杰出的将领深深折服，正如拿破仑也对大卫的画作惊叹不已。拿破仑是那个能弥合或者镇压分裂，并且将革命的旗帜带往新荣耀的人吗？[48]大卫和拿破仑还有另一种联系。当大卫是治安委员会的成员时，他签署了逮捕亚历山大·德博阿尔内的命令，也就是约瑟芬的前夫，后来约瑟芬就嫁给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将军。

波拿巴在一片混乱之中回来，这对于一个善于宣传、拥有军功并无情镇压叛乱的将军来说是一个最适合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正值西部再次爆发了朱安党人的叛乱，叛乱是对五百人委员会中重新得势的雅各宾派制定反教会措施的回应。到了1799年10月，出现了大约1万名武装叛军，勒芒市被占领和洗劫，雷恩市受到了威胁。在西南部图卢兹市附近，发生了大量各自为战的保王派（至少是反共和派）的叛乱——在此之前，图卢兹是唯一一个始终支持革命的南方主要城市。自由树现在被砍倒，购买国家财产的人被砍头，税收机构被摧毁，旧制度的机构重新出现。不过在8月5日，5 000人左右的叛军在没能进入图卢兹市之后，撤退到了南方的比利牛斯山区。他们攻占了卡尔邦小城，在那里杀害了68名共和派人士，而在8月18日，他们在圣戈当附近的蒙特雷诺被包围，超过2 000人被杀。数千人不是被俘虏，就是逃到了他们的村庄或者西班牙。[49]波拿巴现在出现在巴黎，被视作恢复国内秩序的预兆。

人们还期待着波拿巴结束八年的战争、通货膨胀和贸易封锁，带来经济复兴。尽管在1798年农业获得了丰收，但是法国的经济仍然支离破碎：斯特拉斯堡所在的省份只有146名织工师傅在工作，而1790年则有1 800人；比利牛斯西部的毛纺产业只有1 200名工人，而十年前则有6 000人。有限的选举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政府的反抗。1799年4月的选举让少数保王党人回归，187名指定的或“官方”的候选人中只有66人当选，选民投票率是历届选举中最低的；大多数候选人是都是温和共和派，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是首次进入立法机构的新人。在共和七年牧月三十日（1799年6月18日），第三次换届选举第三度引发政变，发动政变是一个由对当前政权不满的雅各宾派成员、将军和其他人组成的不稳定联盟，他们清除了督政官，代之以雅各宾派律师路易-杰罗姆·戈伊埃、雅各宾派将军让-弗朗索瓦·穆兰、西耶斯神父及其盟友罗歇·迪科。原督政官之中只有巴拉斯留了下来。[50]

法国以外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增强了波拿巴的吸引力。1797年10月《坎波福米尔奥和约》签订之后，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和90个德意志邦国在巴登召开拉施塔特和会，商讨向莱茵河左岸各个王公赔偿的问题。和会在1799年4月结束时，两名法国使节被谋杀，这引起了第二次反法同盟反对法国扩张的新战争。军事形势的迅速转向使政局更有利于进行军事统治：英俄联军在1799年9月被赶出巴达维亚，俄军和奥军被赶出瑞士。对于西耶斯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抓住的机会，一个使他通过军事干预对督政府的结构进行重组的机会。

拿破仑试图夺权，他得到了他的弟弟吕西安·波拿巴、西耶斯和塔列朗以及约瑟夫·富歇的支持，年仅24岁的吕西安当时担任五百人委员会的主席，西耶斯和塔列朗是1789—1791年革命改革的主导者，约瑟夫·富歇之前是一位来自旺代省的教士，在1793年“废除基督教运动”中，他由于镇压里昂叛乱而声名狼藉。他们的谋划并不是十拿九稳的。拿破仑带兵进入五百人委员会差点成了一次失败的冒险，拿破仑在议员的重重围攻下精神近乎崩溃，他的弟弟吕西安号令军队压制了委员会的反抗。共和八年雾月十九日（1799年11月10日），愤怒的五百人委员会成员被军队驱散，十年的议会统治结束。

反对波拿巴攫取权力的人当中有林代兄弟。托马·林代是宣誓过的厄尔主教，1795—1798年是元老院的成员；他的弟弟罗贝尔·林代1793—1794年曾经是救国委员会的成员。罗贝尔·林代反对罗伯斯庇尔的很多政策，也反对热月政变，并且在1795年3月为巴雷尔、比约-瓦雷讷和科洛·德布瓦辩护。1796年罗贝尔被控支持“格拉古”·巴贝夫，并被判无罪，然后在厄尔省和塞纳省被选举为五百人委员会议员，但是被禁止到任。罗贝尔在1799年6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此时距离波拿巴政变发生只剩下几个月。另一位感到愤怒的是路易-塞巴斯蒂昂·梅锡耶，他是五百人委员会的议员，梅锡耶后来在回忆起共和六年雪月十五日在国家研究院拜访波拿巴的时候，他对这位“意大利征服者”大加赞扬：“所有的共和派都应当以波拿巴为楷模，他们仰慕他是因为他既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也是一名勇士，他们应当学习他的自制和谦虚。”梅锡耶的回忆录直到雾月政变发生几周之后才出版，这个时候他对这位共和将军的仰慕之情已经因他夺取权力而破灭。[51]

霜月二十四日（1799年12月15日），波拿巴、西耶斯和迪科直接效法古罗马共和国经选举产生的最高官员的头衔，任命自己为执政官。他们宣布，一部基于“神圣的财产权、平等权和自由权”的新宪法将会结束动荡：

宪法赋予的权力应当强大而稳定，因为这些权力是用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利益。公民们，革命建立在那些开启它的原则之上，革命已经结束。[52]

第一执政官波拿巴刚刚满30岁。这份声明带来的更多是希望而不是信赖：很多地方的雅各宾派和代表们同样愤慨，一个选举产生的共和国立法机构竟然被军队解散。在雪月（1799年12月至1800年1月）进行的对共和八年宪法的公民投票中，波拿巴的弟弟吕西安狡猾地将赞成票数字从160万改到300多万，反对票改为只有1 562张。宪法实际上将权力交到了三位执政官的手中：现在新的三百人立法会议无权讨论立法，只能投票。100名保民官有权讨论立法却没有投票权。

共和八年雨月二十八日（1800年2月16日），就在夺权三个月之后，拿破仑颁布了大幅削减地方政府管理公共资金权力的行政法令。人口超过5 000的城市的市长将由第一执政官波拿巴直接任命，其他官员由波拿巴任命的各省“省长”任命。省长有着同革命前督办官（intendants）相似的权力，地方议会根据财产资格20年选举一次，与1789年以来的地方议会相比缺乏民主和自由度。司法体制在1795年从547个地区首府集中到了98个省会，已经变得不容易进入，波拿巴统治下的司法体制更加层级分明，在重视程序的同时，法庭的布局也更加正规。不过，一个与之前司法体系一脉相承的基本思想没有改变，即一整套统一的法律应当由专业的法官公正执行。如今这些法官是任命的，不是选举出来的。[53]

督政府在1795—1799年依靠少部分有财产的保守精英的统治越来越不稳定，他们限制人民参与政治的同时还进行领土扩张，这就为军事独裁开辟了道路。督政府长期动荡不仅因为政治基础薄弱，还因为缺乏一个有力的存在理由，没有一个明显的国家理性：这个政权无法为其外交政策做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它是试图建立一个与英国海上帝国对抗的大陆商业帝国呢，还是要建立姊妹共和国，最终在法国的领导下将欧洲大陆变成一个联邦共和国？还是仅仅为了寻找一条持久平衡各国势力的道路呢？在很多时候，这三个目标相互交织，但是在国内建立社会秩序的目标和在国外获得胜利的目标两者相结合以后，一名摆脱争吵不休的议会体制的强大统治者必然更具有吸引力。

督政府的统治并不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功绩也是不可忽视的。督政府统治时期是革命十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怎样制约，人民主权和公民权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商业共和主义”的新财产关系和市场观念深入了全国各地。与此同时，督政府在处理逃兵、犯罪和政治叛乱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为“新的安全国家”奠定了基础。[54]但吊诡的是，督政府的成员通过将领土扩张置于社会福利和国内民主之上，创立了一套新型官僚体制和专业化军队制度，波拿巴在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之后正是用这些制度取代了督政府。

波拿巴第一执政官的地位通过1800年6月14日在皮埃蒙特城市亚历山德里亚附近的马伦戈战役进一步加强，他的军队将奥地利军队赶出了意大利。他努力将此次战役粉饰成一次关键性胜利，仿佛终结了对奥地利战争的是这场胜利，而不是让-维克托·莫罗将军同年12月3日在慕尼黑附近霍恩林登取得的胜利。共和九年雨月二十一日（1801年2月9日）法国与奥地利签订了《吕内维尔和约》，共和十年芽月五日与英国签订了《亚眠和约》。战争的（暂时）结束为逃兵得到赦免创造了条件，也让逃亡贵族和教士在宽容的风气中重新融入他们的社区。1802年夏天的平静局势为共和十年（1802年）宪法的全民公投提供了绝佳的环境，拿破仑通过这部宪法成为终身执政官。

拿破仑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曾经提拔他为将军的共和国。不管怎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就消除了动荡和不满的主要来源。其中最棘手的是在法国边境的数万名流亡贵族和教士。共和九年葡月二十九日（1800年10月20日）的法令允许放下武器的流亡贵族回国；后来在共和十年花月六日（1802年4月26日），这条道路对所有流亡者开放。大多数未宣誓教士是在此时回到故乡的，他们认为第一等级在1789年支持世俗化改革是愚蠢之举，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在经历十年宗教的浩劫后，用纯正的天主教重新让法国恢复信仰。拿破仑出于社会秩序的考虑同意了这种行为，但是拒绝恢复过去的什一税、对公开崇拜的垄断以及不宽容。1801年7月15日，法国与教皇签订政教协定，在1802年复活节礼拜日当天，巴黎圣母院的教钟发出鸣响来庆祝协定的签订。这是在共和国范围内解禁鸣钟的信号，无论在何地仍然保留下来的教钟都可以鸣响。反对国民公会的人用听觉宣战并取得了胜利，行政官员和主教同意在以后会合理地使用教钟。[55]

当奥尔良的玛丽安娜·沙尔庞蒂耶在1804年结束她从1788年就开始记的日记时，她“只是记录了她亲眼所见的事”，她确信后人会知道“他们祖先在这个世纪的革命中的遭遇”，她希望“上帝会大发慈悲，允许你们更从容地面对他们的经历”。政教协定带给她极大的安慰，她赞美拿破仑在给法国带来这么多胜利，而且带来和平之后又给教会带来了平静。同样感激的还有来自卢瓦尔河对岸圣德尼的酒桶制作者比亚尔，他高兴地写道：“1803年1月3日，自从恐怖统治时期起，奥尔良市的圣十字大教堂的圣坛上第一次举行了弥撒。”几个月后，39名男孩和24名女孩在圣德尼的教堂中参加了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圣餐礼。[56]

在革命的十年间，那些掌权的人在实现自己的目标后，曾经数次宣称革命已经结束，比如路易十六在1789年10月同意关键性的革命立法的时候；当路易十六在1791年9月宣誓效忠宪法的时候；当罗伯斯庇尔一派在1794年7月被推翻的时候；还有国民公会在1795年10月实施共和三年宪法的时候。这些宣称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他们面对新的现状既不能应对尚未从革命中满足自身利益的人的压力，也不能应对一直对革命无法忍受的人的压力。现在，波拿巴最终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又掌握了军事权力来巩固他的统治。

革命已经结束了。十年恐惧带来的贫穷、暴力和不安也结束了。拿破仑不是革命中最理想的集正直、个人牺牲、谦逊等品质于一身的“美德之人”，但他将成为“荣耀之人”。这位强人向人民许诺了和平、自由和稳定，但是他追求伟大帝国的梦想将使法国人民付出远超过他们曾为保卫革命付出的代价。

[1]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Panorama of Paris: Selections from Tableau de Paris, translated by Helen Simpson and Jeremy D. Popki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 1999.

[2] James Livesey, Making Democrac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sp. p. 244.

[3] Andrew Jainchill, Reimagining Politics after the Terror: The Republican Origins of French Liberalism,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14–17. Théremin had been born in Prussia of Huguenots who had .ed France after the revocation of the Edict of Nantes in 1685.

[4] Paul Friedland, Seeing Justice Done: The Age of Spectacular Capital Punishment in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68.

[5] Martine Taroni, Un Prêtre en révolution. Fran.ois- Yves Besnard, souvenirs d’un nonagenaire, Rennes: PUF, 2011; Fran.ois- Yves Besnard, Souvenirs d’un nonagenaire, 2 vols, Paris: H. Champion, 1880.

[6] BM Nancy, ms 1715.

[7] éric Hartmann,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n Alsace et en Lorraine, Paris: Perrin, 1990, pp. 482–83.

[8] Richard B. Fisher, Edward Jenner, 1749–1823,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91.

[9] 1799年法国的标准以经线的一半（从极点到赤道）的千万分之一为1米。

[10] MU, 2 August 1793, vol. 17, 287; John Hall Stewart (ed.), A Documentary Surve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pp. 503–05; Josef Konvitz, Cartography in France, 1660–1848: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Statecraf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1] Caroline Fayolle, ‘Des Institutrices républicaines (1793–1799)’, AHRF, 368 (2012), pp. 87–103.

[12] Jacques Debal, Orléans. Une ville, une histoire, 2 vols, Orléans: x-nova, 1998, vol. 2, p. 171.

[13] E. C. Spary, Utopia’s Garden: French Natural History from Old Regime to Revolution, Chicago, I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for example, p. 152.

[14] Victoria Johnson, Backstage at the Revolution: How the Royal Paris Opera Survived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Chicago, I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especially pp. 191–93.

[15] Claire Cage, ‘“Celibacy is a Social Crime”: The Politics of Clerical Marriage’, FHS, 36 (2013), pp. 623–26; Alyssa Goldstein Sepinwall, The Abbé Grégori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Making of Modern Univers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16] P. Delarue, Un aum.nier des Chouans, l’abbé Nicolas- Fran.ois Faligant, 1755–1813, Rennes: Plihon and Hommay; Nantes: Durance, 1910.

[17] AD Meurthe-et-Moselle, ms SAL 159.

[18] Overviews of foreign policy include 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 15; Jacques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l’expansion révolutionnaire de la France dans le monde de 1789 à 1799, Paris: Aubier, 1956.

[19] Stuart J. Woolf, A History of Italy, London: Methuen, 1979; Bernard Gainot, ‘War and Citizenship: Central Italy, 1798–1799’, in Pierre Serna, Antonino de Francesco and Judith A. Miller (eds), Republics at War, 1776–1840: Revolutions, Conflicts, and Geopolitics in Europe and the Atlantic Worl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20] David Gilks, ‘Attitudes to the Displacement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Wa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HJ, 56 (2013)’, pp. 113–43.

[21] L. Duchet (ed.), Deux Volontaires de 1791. Les frères Favier de Montlu.on. Journal et lettres, Montlu.on: A. Herbin, 1909, pp. 156–57.

[22] Michael Rapport, ‘The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pp. 387–88. See Raymond Kubben, Regeneration and Hegemony: Franco- Batavian Relations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1795–1803, Leiden and Boston, MA: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1; Simon 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23] 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Rhineland, 1792–180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especially pp. 326–29.

[24] Rapport,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pp. 392–93.

[25] Sylvain Sick, ‘Les Nouveaux Fran.ais et l’armée dans les départements du Léman et du Mont-Blanc’, in Annie Crépin, Jean-Pierre Jessenne and Hervé Leuwers (eds), Civils, citoyens- soldats et militaires dans L’état- nation (1789–1815). Actes du colloque d’Arras (7–8 novembre 2003), Paris: SéR, 2006, pp. 77–86; Mark H. Lerner, ‘The Helvetic Republic: An Ambivalent Reception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Liberty’, FH, 18 (2004), pp. 50–75; Robert Chagny (ed.),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idéaux, singularités, influences,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2002, pp. 131–93.

[26] Jean-Pierre Poussou (ed.), Le Bouleversement de l’ordre du monde. Révoltes et révolutions en Europe et aux Amériques à la fin du 18e siècle, Paris: Sedes, 2004.

[27] Marianne Elliott, Wolfe Tone, 2nd e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Sylvie Kleinman, ‘Theobald Wolfe Tone’s Mission to France 1796–1798’, in Serna, De Francesco and Miller (eds), Republics at War.

[28] Alexandra S.ni, ‘Langages de la Révolution et transferts conceptuels. La Constitution montagnarde en grec’, AHRF, 347 (2007), pp. 83–92.

[29] 1797年反对法国大革命的约翰·亚当斯当选美国总统后，法美关系迅速恶化。法国报复性扣留和劫掠美国船只，美国为了改善关系派代表团前往巴黎，外交部长塔列朗避而不见，派三名代理人（在美国外交文件的代号为XYZ）接见美国使节。这三名代理人不仅向美国使节索要5万英镑的贿赂，还要求美国提供1200万美元的贷款，以及亚当斯对批评法国大革命的言论道歉。

[30] Philipp Ziesche,Cosmopolitan Patriots: Americans in Pari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Charlottesville, V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0, chs 5, 6 and Epilogue.

[31] Alan Forrest, Conscripts and Deserters: The Army and French Society during the Revolution and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4–36.

[32] Claude Bailly, Journal d’un artisan tourangeau, 1789–1830, Chinon: Amis du Vieux Chinon, 1989, pp. 73, 78.

[33] Alan Forrest, ‘Conscription and Crime in Rural France during the Directory and Consulate’, in Gwynne Lewis and Colin Lucas (eds), Beyond the Terror: Essays in French Regional and Social History, 1794–1815,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92–120.

[34] Léon Dubreuil, Les Vicissitudes du domaine congéable en Basse- Bretagne à l’époque de la Révolution, 2 vols, Rennes: Imprimerie Oberthur, 1915, vol. 1, pp. 22–26; vol. 2, p. 276; Alain Le Bloas, ‘La Question du domaine congéable dans l’actuel Finistèr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AHRF, 331 (2003), pp. 1–27.

[35] Alain Corbin, Village Bells: 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19th- Century French Countryside, translated by Martin Th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3.

[36] AD Charente-Maritime; Jean- Marie Augustin,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n Haut- Poitou et pays Charentais, Toulouse: Privat, 1993.

[37] Alan Forrest, Soldi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58, 170.

[38] See J. F. Bosher (ed.),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1500–1850: Essays in Memory of Alfred Cobban, London: Athlone Press, 1973, p. 286.

[39] D. Lottin,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ville d’Orléans, 8 vols, Orléans: Imprimerie Alexandre Jacob, 1836–45, vol. 6, pp. 154–55.

[40] Frédéric Derne, ‘La Chanson, “arme” révolutionnaire et chambre d’écho de la société en Auvergne’, AHRF, 341 (2005), pp. 50–51.

[41] Laura Mason and Tracey Rizzo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Document Collection, Boston, MA,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in, 1999, pp. 318–19.

[42] Ian Coller, ‘Egyp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Suzanne Desan, Lynn Hunt and William Max Nelson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0–22.

[43] Henry Laurens, L’Expédition d’Egypte, 1798–1801, Paris: Armand Colin, 1989, pp. 75–77.

[44] Ian Coller, Arab France: Isla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urope, 1798–1831, Berkeley,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ch. 1; Coller, ‘Egyp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45] Coller, ‘Egyp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laude Petitfrère (ed.), Le Général Dupuy et sa correspondance (1792–1798), Paris: SéR, 1962; La Campagne d’égypte 1798–1891. Mythes et réalités. Actes du colloque des 16 et 17 juin 1998, Paris: éditions In Forma, 1998.

[46] Rapport,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p. 389; Anon., ‘France and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special issue of FH, 29 (2015).

[47] Evangeline Bruce, Napoleon and Josephine: An Improbable Marriage, New York: Scribner, 1995, chs 15–19; Philip Dwyer, Napoleon: The Path to Power, 1769–1799, London: Bloomsbury, 2007, chs 14–21; Coller, Arab France, ch. 1.

[48] Simon Lee, David, London: Phaidon, 1999, ch. 4.

[49] Jacques Godechot,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dans le Midi toulousain, Toulouse: éditions Privat, 1986, ch. 6; Martyn Lyons, Revolution in Toulouse: An Essay on Provincial Terrorism, Bern: Lang, 1978.

[50] Howard Brown, War, Revolu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tate: Politics and Army Administration in France, 1791–179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chs 8–9; Brown, ‘The Politics of Public Order, 1795–1802’, in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 31.

[51]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89–1798) ou le nouveau Paris, Paris: Livre Club du Librairie, 1962, pp. 307–09; Jean-René Suratteau and Fran.ois Gendron (eds),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PUF, 1989.

[52] Stewart (ed.), Documentary Survey, p. 780.

[53] Katherine Taylor, ‘Geometries of Power: Royal, Revolutionary, and Post-Revolutionary French Courtroom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72 (2013), pp. 434–74.

[54] Livesey, Making Democracy, and Brown, War, Revolu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tate, place contrasting emphasis on these dimensions of the Directory.

[55] Corbin, Village Bells, pp. 32–40.

[56] AD Loiret 2J 1983, J 557, Paul Guillaume, ‘La Vie dans l’Orléanais de 1788 à 1818, d’après le journal inédit d’une famille’, unpublished ms, Orléans c. 1960.

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意义

1787年，17岁的露西·迪永嫁给了古维尔内伯爵弗雷德里克，弗雷德里克是一名来自高贵而富裕家庭的军官，他后来成了拉图尔·杜潘侯爵。她思想开明的岳父在1789—1790年担任战争大臣，但是由于他在审判中支持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他和他的兄弟在1794年4月28日丢掉了性命。露西的父亲阿蒂尔·迪永将军在1794年4月14日被处决，罪名是参与一桩“监狱阴谋”；她的另一位担任军官的亲戚泰奥巴尔·迪永在1792年4月29日被自己的部队杀死，他们责怪他导致部队在里尔附近战败。露西和他的丈夫逃到了南方位于波尔多北部多尔多涅河畔的圣安德烈德屈布扎克的大庄园里，随后在1794年移民到了波士顿。她后来回想起大革命的影响时，首先想到的是1789年8月4日至11日关于封建制度的法令，这些法令“打垮了我的岳父，我们家族的财产从那晚会议后就再也没恢复。这的确是一场邪恶的狂欢”。在失去了4处地产的收入后，她估计她丈夫的家庭年收入从8万法郎下降到了2.2万法郎。[1]

露西和她的家人在督政府时期得以返回法国，弗雷德里克无论是在拿破仑手下还是1814年后的复辟王朝都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但是他们在19世纪初生活的法国，与他们出逃时的法国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本质上的差别。不仅作为财富和社会权力根基的封建制度被废除，而且政权合法性、社会秩序甚至家庭生活的理念，要么被质疑要么被推翻。

法国再一次回到君主制，首先是1814—1830年的波旁复辟王朝，然后是1830—1848年波旁王朝支系、自由化的路易·菲利普的统治，也称七月王朝。但是国王的权力和面貌都发生了永久性改变。甚至当拿破仑1815年在滑铁卢战役战败，法国再次向邻国俯首称臣时，路易十八和他的谋士们都知道，重新登上王位的代价是接受革命带来的主要变革。即使是最激进的保王党——后来被称作“正统派”——都不能使1815年的复辟王朝颠覆革命的成果，用国王的绝对主义取代代议制宪政政府。国王本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神秘性，这在国王加冕时体现得非常明显，按照传统，瘰疬病的患者要来到国王面前通过国王的触摸来治愈这种“国王的罪恶”。1774年，有2 400名瘰疬病患者来请求路易十六治愈；1825年，只有121人请求路易十六的幼弟查理十世。国王的触摸已经失去了魔力。[2]

即使新政权加以限制，多年以来政治辩论、竞选和行使新的政治权利的经历使得公民权和人民主权的思想深入人心。这种蓬勃发展的公民权十年以来通过公民参与选举和参加政治团体得到了体现，通过口耳相传、印刷品、图像以及戏剧和歌曲等形式，成为一场“政治文化”上的革命。[3]

像美利坚合众国早期一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选举制度尽管在性别和财产上进行了限制，还是标志着现代历史上代议制民主的起源。到了1790年，据估计共有120万个选举产生的公共官职，包括地方议员、司法仲裁人员和国民卫队的军官。在1799年之前的革命十年里，共进行了20次地方及全国选举，举行了3次全民公投。在2 800万人口中，不少于430万男性（全部成年男性的60%）在1791年获得了选举权，1793年有大约600万人。与之相比，英国在18世纪90年代的选举只有17%的成年男性参与，在1884年《人民代表法案》后才达到法国1791年的水平。

民主选举初期的难题在于选举参与率非常不平均。在大革命的十年间，平均的参与率只有20%—25%，巴黎只有15%。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参与议会选举经常需要花费数天的时间在选举现场。投票人既接触不到政党也看不到候选人名单：毕竟，直接拉票被视作为了小团体利益而违反“公意”的行为。

直到1848年，法国才再次举行民主选举，才有了大比例合格选民前往投票站投票：这是大规模参与选举的开端。1789年之后的革命十年其实是民主的“学徒期”，前所未有数量的人们开始认为，官职的合法性和尊严来源于举世瞩目的选举，而不是数个世纪以来的任命。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中的关键。

从臣民到公民的巨变体现在很多方面，投票只是其中之一。人民远不是想象中的一群暴徒，事实上最常见的政治参与形式是和平游行、请愿、聚会和大规模集会。在巴黎，据估计750次无套裤汉发起的抗议中只有12%发生过肢体冲突。[4]还有很多人通过成为政治俱乐部会员的方式进行直接参与。参与情况在各个地区都不同。在东南部，多达三分之一的公社在大革命期间都有一个政治俱乐部；在勃艮第区的约讷省，408个公社中只有55个公社有政治俱乐部（大约平均每八个公社有一个）。[5]

1789年之后，政府中主动建设新法国的人都是资产阶级，他们从事各种职业，官僚、商人、土地所有者或手工制造业者。他们与大贵族土地所有者一起组成了19世纪初新的统治阶级，这些“显贵”处于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顶端。革命十年政局云谲波诡，他们才是大革命的胜利者。除了在极端的1792—1795年，选举流程确保了合法政治权力都掌握在拥有大量财产的人手中。那些能够在选举最终阶段选择代表的人——他们拥有大量财富和地位——是新的“政治阶级”，除非他们做出不计后果的政治选择，他们参政的权力和地位在拿破仑及其以后的时期都得到了延续。[6]

在拿破仑鼓励流亡贵族回国后，包括旧制度时期贵族在内的大地主直到19世纪80年代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贵族统治和领主任命村委会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因为废除封建制度是农村社会关系革命性变化的根本，这种变化体现在1789年之后的政治行为上。1799年之后，很多贵族在他们的公社中继续保持社会威望依靠的是直接的经济力量，而不是在传统社会秩序下高人一等的地位。

革命和帝国时期还加强了法国的行政统一。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柯尔贝和路易十四，大革命和之后的拿破仑时期大力加强了中央的官僚体制。中央的官僚系统在大革命前只有不到700名官员，到了1793年达到6 000人之多，无论是“官僚”的专业程度还是其数量都在不断增长。“国家团结”的号召是“博爱”理想的核心。1789年8月废除封建制度的法令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面向所有公民的，无论公民的社会背景和居住地，都要根据一部统一的法律审判、执行，以同一标准收税和管理。“国家”第一次用来代表一个基于公民身份的“国民”情感共同体。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在法国国家军队中相遇，接受了法国、国家和民族等话语。正如“爱国者”是一种值得骄傲（或者遭到贬低）的政治术语那样，“爱国主义”的含义是国家或民族的美德，而不是地方或地区的美德。法国大革命是现代爱国主义的发源地，是基于国家认同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典型案例。[7]

这样一个共同体对其成员提出了特别的要求，最明显地体现在1792年布里索派决定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发动战争后的十年时间里。大约有多达1%的法国人民在1793—1794年的大危机中死亡：旺代和西部其他地区超过20万人死亡；至少有4万人在经审判后被处决；大约有5万人在对外战争中阵亡。1792—1802年的内战和对外战争中多达45万名共和国士兵死亡：7.5万人阵亡，18万人在医院中死亡，超过20万人下落不明。[8]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及其占领的欧洲有多达4%至5%的人口被杀。

战争加剧了准确统计资源、确定身份和划定边界的需求；现代护照制度在路易十六1791年6月试图出逃后的焦虑不安中诞生。[9]革命战争是第一次由于意识形态和领土扩张而进行的大规模动员。革命激情能让士兵为了革命不惜牺牲生命，这和战场上灵活的纵队战术一起，给革命军队带来巨大优势。[10]“武装革命”的见闻让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意识到了国民精神的重要性：

1793年，这样一支人们闻所未闻的军队横空出世。战争突然再一次成了人民的事，3 000万人民的事，每个人都将自己视作国家的公民……战争的诸要素打破了陈规的束缚，爆发出真实的力量……参与人数上升的部分原因是法国大革命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影响，部分原因是法国对所有国家的威胁态度。[11]

大革命优化了对潜在军官的能力选拔体制，尤其是在1792—1794年的危机时期。到了1793年，70%的军官都是平民出身。没有大革命，像米歇尔·内伊、若阿尚·缪拉、拉扎尔·奥什这样的士兵——更不用说黑白混血的亚历山大·仲马——不会有机会晋升到高级军阶。[12]军队、民族国家和共和制相结合的军事遗产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共和派在20世纪的战争继续依靠这种强大的人民武装思想。后来的技术革新使得1792—1794年的人民战争转化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大规模杀戮。[13]

现在“团结”的思想将所有个人首先当作法国公民，新国家的成员。大革命在文化认同和制度结构的统一上做出了突然的改变，实现改变的代价是消除社会中的特权等级、行业特权和地方特权。在1789年的法国，人民主要效忠于他们所在的地区：法国具有统一性只因为国王宣称这里是他的领地，这里的人民都是他的臣民。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用法语，他们指望着图卢兹、雷恩和格勒诺布尔等省份首府的精英们保护他们，反对王国不断收税和征兵的要求。在大革命前夜，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仍然有各种各样地方特权和豁免权。不仅是教士、贵族和像行会这样特殊团体在法律和税收上享有特权，而且各个省还有自己的法律、自治权、税收标准和度量衡制度，甚至自己的货币。

在1789—1791年间，革命者们根据理性、统一和效率的原则对制度和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重塑。这些彻底而影响深远的改革的基础是对省、区、选区和市镇的行政体制改革。83个省（今天的法国有96个省）从此以后以同样的方式管理；各省有着相同的职责、人员和权力结构。教区的边界与省的范围重合，大教堂通常位于省府。行政机构的统一还体现在使用全国通行的、以十进制为基础的新度量衡制度和货币上。（图38）这些措施加起来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南方的科比埃尔地区，方圆五六十千米的区域容量上的1瑟提耶有10种不同的实际值（通常相当于85升），这个地区有不少于50种测量单位。[14]

自从《维莱-科特雷法令》在1539年颁布后，法国的统治者试图将法语变为官方语言；1789年之后，法语被认为是公民应当掌握的语言，甚至是革命本身最核心的东西。[15]从革命之初，政治精英们就认为法语是自由和平等的语言。国家的语言应当是国家的名称本身。在1791年9月10日，塔列朗向国民议会表达了他的惊讶：

国家语言对于大量居民来说仍然遥不可及……初等教育将会结束这种奇怪的不平等。在学校中的一切都要用宪法和法律的语言来讲授，大量的陈旧方言是封建残余，应当强制消失。[16]

在1793—1794年的大危机中，这种态度变得更具有惩罚性。尽管贝特朗·巴雷尔本人来自说加斯科语的比利牛斯地区，他在共和二年雨月八日（1794年1月27日）的国民公会上痛斥那些“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人民，或者说着与公共教育语言不同的方言的人”，称他们“无知而愚昧”。[17]几个月之后，在牧月十六日（6月4日），格雷古瓦神父列举出了一份600万公民使用的30种方言和语言名单，同时严厉推行一种统一的现代语法和词汇表来为所有的孩子们讲授“自由的语言”。他问道：“阿拉伯语中表示蛇或马的词汇有300个，又有什么用呢？”法语将会是表达公民意识的语言。[18]

宣称法语是“自由的语言”，同时少数群体的语言是已经被推翻的腐朽旧制度的残余，这其实是不经之论：少数族群加在一起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在他们当中，对于革命的态度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既有热烈支持也有公开敌视。当然，大革命对于集体认同和新社会公民的法国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既是全国范围内参与选举和投票的结果，也因为在革命战争时期，数百万年轻人为了保卫革命和共和国被征召入伍为祖国而战。布列塔尼人、加泰罗尼亚人或巴斯克人等少数族群开始将自己看作法国公民。但是这种新的“双重认同”局限于少数族群对国家机构和新的法国政治话语的接受。法语仍然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日常语言，法国依然是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国度。国家统一和地方差异的对立是大革命的另一个持续影响。

女性政治参与是革命十年间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革命政治的各个向度都有体现。大革命初年出现了个别积极参与竞选的女权主义者，巴黎的劳动妇女通常用集体行动以及出现在俱乐部和团体之中的方式进行干预。尽管如此，持各种政治理念的大多数政治家都坚决反对女性拥有政治权利。（图24）无论是保王党还是拿破仑，他们都会赞同治安委员会雅各宾派的阿玛尔，他曾禁止革命共和女性公民协会（一个忿激派女性组织），他在1793年10月30日的国民公会上这样描述男性：

（男性）强壮有力，天生具有活力、见识和勇气……生来就适合农业、商业、航海、旅行、战争……男性最适合进行严肃、深入的思考……女性不适合深层次的思考和严肃的反思……容易犯错误和沾沾自喜，这对公共生活来说是灾难性的。[19]

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男性在一系列议会中都担任代表，他们都接受过古典教育，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能在男性公民美德的史诗传说中找到共鸣。尽管——或者说，是由于——有激进的女性在政治上向旧制度发难，从绝对专制（所有人都是国王的臣民）到男性公民间共和博爱的转变，反而强化了女性次于男性的政治地位。在性别政治观念的发展过程中，“家庭投票权”的观念逐渐清晰，家庭中的男性代表了整个家庭的意愿。[20]

然而，否定旧制度权威的根基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之中的地位问题。（图40）一些法律规定意图再造家庭生活，因为前革命时代的家庭生活被认为像旧制度一样残忍和不道德。家庭法院被用来解决家庭纠纷，法定成年的年龄从25岁降低到了21岁，殴打妻子要受到惩罚，惩罚的力度相当于袭击男性时惩罚的两倍。虽然男性家暴的现象是否发生改变仍值得怀疑，但是至少革命立法者认为平静和谐的家庭生活是新政治秩序的基础。

真正改变女性法律地位的是1792年的离婚法。在全国范围内，这部法律被用来审理了大约3万起离婚案，尤其是在城市之中：巴黎在1793—1795年间有接近6 000起。在鲁昂，71%的离婚诉讼是由女性发起的，72%的离婚女性都是有一定经济独立性的纺织工人，不像大多数农村妇女那样。在鲁昂市，平均每8起婚姻中就有一例依法离婚，还有同等数量的离婚案通过家庭调解解决。离婚法从根本上挑战了家庭内部关系。拿破仑在1804年严格限制了这部法律：从此以后，妻子只有在丈夫的情人已经侵入了婚姻家庭时才能起诉，反之丈夫可以起诉妻子的任何一次通奸行为，通奸的妇女会受到两年监禁的处罚。这部离婚法最终在1816年被整体废除。[21]

1790年3月15日贵族家庭长子继承权的废除产生了更长久的影响。随后在1793年3月7日，国民公会通过了继承法，所有后代拥有相同继承权的原则适用于所有遗嘱，一年以后婚外出生的孩子也有了继承权。1790年之后，女儿的权利成了一个家庭问题，正如离婚法短暂地增强了妻子的权力那样，女性继承权是这些年间女性地位最显著的强化。这在诺曼底产生了轰动，女性采取法律行动来获取赔偿。一名女性在1795年的法庭上抱怨说：“按照诺曼底的风俗，我在1773年结婚就是为了彩礼。当时的女孩就是这样结婚的。父母贪得无厌，经常为了儿子牺牲女儿的幸福。”来自诺曼底法莱斯的40名妇女在1795年请愿说“我们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是从出生就有的平等权利”。[22]

然而对于比利牛斯地区的巴斯克、奥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农民来说，平等继承的原则破坏了大家庭和家产（exte，ostal，mas）[23]的延续性。这些地区的父母想方设法规避革命法律，但是平等继承的原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挑战。[24]封建制度的废除和新继承法让女性得到了更好了抚养，在家中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即使是在女性政治地位低下的情况固定下来之后。共和八年芽月四日（1800年3月25日）通过了一项法律，父母有权将“一部分自由支配的财产”给他们偏爱的子女来增加遗产分配份额。新政权将父权和私有财产权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这在拿破仑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中得到充分体现，《民法典》还否认了私生子的权利：从此以后，私生子在出生记录上一律登记为“生父不详”，无权请求父亲认可。但是，后来的政权中没有一个敢推翻平等继承的原则。

加勒比海地区奴隶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最显著的变化。《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革命战争打破了《黑人法典》的合法性，种植园社会内不断发生的暴力具有了正当性。当“自由的有色人种”在1791年成为公民时，非洲人天生能够积极从事政治这条核心原则也得到了认可。圣多明各的46.5万名奴隶——这在法国总共70万名奴隶中是人数最多的——在1794年获得了自由。拿破仑在1802年宣布重新实行《黑人法典》和奴隶制后，他们奋不顾身地发起了反抗，最终在1804年建立了新国家海地。海地殖民地53万总人口中有多达10万人死于暴力冲突，将近3万名白人不是死亡就是逃跑。[25]但是海地的经历没有被其他奴隶制殖民地复制：奴隶制在印度洋的殖民地——留尼汪、塞舌尔、毛里求斯——没有被废除，奴隶制在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圭亚那甚至被增强。在留尼汪，愤怒的种植园主在岛上抓住了督政府的代理人，由种植园主和黑白混血儿组成的军队联合起来拒绝执行1794年解放奴隶的法令。到了1810年，那里的奴隶数量超过了6.5万人，是大革命前的两倍。[26]不过全法国大部分奴隶获得了自由，奴隶贸易直到1818年才被废除。

大革命和持续的战争对沿海城市的经济产生了毁灭性影响，但也为一些其他产业提供了刺激。[27]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封锁和1794年废除奴隶制尤其使海外贸易遭受了严重打击。在1790年至1806年间，贸易的衰退使波尔多的人口从11万下降到了9.2万，马赛的人口从12万下降到9.9万，南特从9万下降到了7.7万。到了1815年，法国的对外贸易额只有1789年的一半，直到1830年才恢复到大革命之前的水平。[28]内陆地区也遭到了打击。波尔多东部的小城镇托南在1789年时有1 000名制作航运绳索的工匠，在1800年只有200人。其他内陆城市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据估计1799年工业产值仍然只有1789年的60%。由于法国限制从英国进口的保护政策，棉纺织业、冶铁业和煤炭业得到了发展。纺织工业的一些分支发展良好：贝达里约和洛代夫两个南部纺织业小城市尽管失去了与中东的贸易，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且通过军方的订单一度兴盛起来。[29]

大部分城市工作继续在小作坊中完成，工匠师傅带着三四名熟练工人和学徒一起工作。大规模雇佣工薪劳动者发生在几十年之后的英格兰北部新兴工业城市中，那时机械化作坊才开始变得普遍起来。但是从1789年开始，一系列制度、法律和社会变化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创造了环境。[30]大革命中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的立法为制造业从业者、农民和商人提供了保障，他们可以全身心投入市场经济之中，贸易活动没有内部关税和通行费、各种不同的度量衡制度以及大量法律规定的阻碍。尽管在波拿巴统治时期强化了长久以来的国家“统制经济”（dirigisme），即对经济的干预，然而1791年行会和工人组织的废除以及国内自由贸易和统一经济规范的施行，为商业创造了更适宜的土壤，这远胜于充满各种各样的特权、优先权和豁免权的旧制度时期。[31]

旧制度时期曾经是教会和贵族权力中心的城镇和城市在适应现状的过程中经历了动荡。大革命直接改变了巴黎的城市面貌。50座教堂现在只剩了33座，超过200个修道院被关闭。教会财产被大量出售。巴黎在18世纪60年代时曾经有3 000名教士，除此以外还有超过4 000名宗教团体的修道士，到了1796年巴黎的教士只剩下400名。这只是人口减小的大趋势的一部分：首都人口从先前的大约65万人下降到1801年的不足55万人。但是革命还创造出了一些机会：1799年巴黎有223个印刷作坊，在1789年之前只有36个，这是数百名份报纸、议会工作人员和行政机构运作的结果。巴黎进入19世纪后变得更加世俗化，流动性更高，但分化也更为严重：财富、职业和性别差异形成新的权力结构比旧时代复杂的地位和特权更加鲜明突出。[32]

城市劳动人民在大革命中牺牲的最多却得到的最少。尤其是巴黎的无套裤汉，他们曾经是大革命的支柱，但是他们只获得了很少的实际利益。1789年的巴黎人抱怨最多的是对进入城市的消费品征收的入市税，这项税收在1798年恢复，其他城市和城镇周围也重新建立起关税站。雇主的地位通过《列·霞白利法》和拿破仑恢复工作证（livret）制度得到强化，工作证在旧制度时期就有，工人要随身携带一个详细记录他们雇佣记录和行为的小本子。1792—1794年的经历并不是社会改革实干家们真正期待的那种变化。大革命时期的城市和农村劳动人民的孙辈在1848年最终获得普选权；他们的曾孙辈在1864年赢得了罢工的权利，又20年后获得了组建工会的权利，以及免费和世俗的教育。直到那时，共和派在1876年的选举中才再次获得胜利，在1877年最终巩固了大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共和国。《马赛曲》在1879年成为国歌，7月14日在1880年成为国庆日。但是直到20世纪，雅各宾派承诺的社会福利才被认为是国家的职责；1793年女性争取政治权利的呐喊一直没有回音，女性直到1944年才获得选举权。

1793年宪法首次将社会福利和教育等公共责任写入法律，但是它们从来都没有被付诸实施。在危机时期，城市和农村的底层阶级不断扩大，贫穷继续困扰着底层的劳动者和工人。1791年，国民议会在废除什一税和出售教会财产的时候将教会行使慈善的能力消除。国民议会最终意识到，地方政府不能为穷人提供足够的救济，一系列工作计划和临时的救济措施经常是杯水车薪，在政府忙于战争的时候从来没有得到过有力的财政支持。1794年之后的几个荒年，经济管制的崩溃遇上歉收和通货膨胀，穷人陷入困顿之中，掌握少量资源的教区教士的慈善措施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

天主教会再也没有获得1789年之前那样的物质资源来满足穷人全部甚至是基本的需要。大革命是城乡关系的分水岭。很多城镇在旧制度时期曾经是行政中心，在很多方面都依赖附近的乡村。像阿拉斯、昂热和图卢兹这样的省府，各级教会、教士和在此地居住的贵族将封建租税和什一税的收入花在了雇用家仆、购买工艺制成品、尤其是奢侈品以及慈善救济上。大革命直接导致乡村很大程度上从城镇的索取中解放了出来，农场品市场化，与城镇仅存的联系就是行政管理。这让那些之前依靠教士和贵族精英雇用的人失业，也让很多城市居民陷入困境之中。例如在昂热附近的乡村，本笃会的龙瑟雷修道院在革命前有5处庄园、12个谷仓和葡萄汁压榨机、6个磨坊和46个农场，每年给昂热的教会带来27万里弗的收入。这些收入一部分付给了在53个裁判所和法院工作的律师，他们负责确保乡村履行其封建义务；余下的钱用来雇用仆人，购买手工业产品，或者接济手工业者和穷人。所有这些财产在大革命期间都被出售。[33]

大部分贵族退出了公共生活，尽管很不情愿，他们也只能接受大革命制度变化带来的惨重损失。据估计，排除物价因素，地方贵族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从8 000法郎下降到了5 200法郎。尽管很多贵族家庭守着完整的领地熬过了革命，但是大约有1.25万个——约占一半——贵族家庭失去了部分领地，少数家庭甚至失去了所有领地。[34]1793年封建租税的最终废除意味着贵族财产的收入从此以后只能依靠佃农的谷物分成地租，或者直接从雇佣劳工的农场经营者那里获得分成。在1789年之前，国家税收最多拿走贵族每年土地收入的5%，1789年以后征收的统一土地税大约为土地年收入的16%。现在，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替代对农业人口的控制，成了乡村财富的基础。此外，没有什么能够弥补司法权利和特权的损失——从领主法庭到高等法院——司法平等产生的声望和尊严的损失不可估量。流亡贵族回国后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要面对债权人和农民的起诉，他们身上的神秘色彩不复存在，他们最紧迫的事就是要像打理生意那样管理财产。

像督政府一样，波拿巴试图将社会秩序建立在“有实力的人”的坚实基础上，地方显贵在社会中变得举足轻重。但是他们的统治没有被普遍接受。东北部埃纳省的省长在1811年给波拿巴写信说，“大革命期间流行的原则颠覆了所有公共秩序，这些原则不能被轻易消除”。市长乌尔班·德·弗勒里继承了在卡尔卡松南部雷恩莱班的贵族财产，当地人与他进行了长期斗争，他们向省长请愿说，他们只愿将弗勒里看作市长，而不是“以前拥有封建权力的领主，肆意挥霍我们血汗成果的人”。[35]

尊严的消失让旧精英感到愤怒，但是贵族仍然处在土地占有的塔尖，土地仍然是财富的主要来源。1799年的法国仍然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层级分明的社会，大多数旧制度时期的贵族仍然举足轻重。法国大约有2.5万个贵族家庭：其中有近1.4万名12岁以上的贵族男性逃亡。总共有1 158名贵族男性和女性在恐怖统治时期被处决，大约为成年贵族的十分之一。事实上，每个贵族家庭都直接受到逃亡、监禁或死亡的影响。但是大多数贵族在恐惧和怨恨之中熬过了大革命，他们选择牺牲财政和封建特权保住了家产。那些在大革命期间安稳渡过政治风波、完整保留土地的贵族继续在19世纪在经济和政治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在1802年的调查中，全国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中有一半是贵族，他们掌握了最富裕的地区，例如巴黎盆地、罗讷河谷、勃艮第、皮卡第和诺曼底。[36]尽管有这些延续性，经济权力、社会声望以及政治合法性的来源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旧制度时期富有土地精英的幸存者现在只是更为广阔的精英群体的一部分，这些精英包括所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富人，还包含从事农业、商业和行政的显贵。

法国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村社会，农民使用古老的方法和技术进行生产，主要目的是自给自足。尤其在法国北部，有很多不同的例子证明了国有化土地出售有利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其基础是大规模占有或者租佃土地以及大规模的雇佣劳动。但是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自给自足的农业一直延续到19世纪。1800年或1820年的农业产量几乎与1780年处于同等水平。大革命没有改变农业技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在未来的几十年间继续主导着法国农村社会。

1792—1793年在来自农民的巨大压力之下，议会最终决定取消支付因废除封建租税而许诺给领主的赔偿，并且将流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以低分期付款利率出售，鼓励拥有土地的农民进行农业生产。[37]1790年和1793年的平等继承法使得土地经常受到过度分割的威胁。但是这些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是贵族和教会损失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受益者，现在他们的土地不用交纳封建租税和什一税。[38]这些税收的数额在王国各地差异巨大，但是在法国西部以外的地区，这些税收通常占到了自耕农总收入的20%至25%（此外还有徭役、领主垄断设施使用费和苛捐杂税）。正如观察力敏锐的英国农学家阿瑟·杨在1792年初评论的那样，“耕作自己土地的小农境遇得到了极大改善，生活变得容易起来”。[39]

在大部分地区，出售土地的比例和社会影响都非常显著。教会和逃亡贵族的土地被没收后，全部土地中大约有8.5%的土地易主（教会土地占6.5%，贵族土地占2%）。教会土地通常都是最肥沃的，通过拍卖的方式大块出售，有资本的城市和农村资产阶级——还有少量贵族——购买了这些土地，从而扩大了他们原有的产业。之前被特权等级统治着的地方城市，发生了最大规模的土地出售：图卢兹有49%的土地易主。[40]出售流亡贵族的土地让农民受益更多，因为土地是分成小块出售并且可以分期付款。总之，农民购买了大约150万公顷的国有化土地：到了1800年，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从三分之一上升到五分之二。总共有多达70万名购买者：大约有六分之一的法国家庭都购买了一些土地。[41]

很难概括大革命对生活水平的影响，通过印刷指券处理国家债务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工薪阶层在革命十年间经常处境艰难。然而，工资的购买力从在1790年到1810年上升了10%—20%。[42]富农（自耕农和农场主）的处境更好，他们在极度通货膨胀的督政府时期有能力购买流亡贵族的土地，用指券支付地租或偿还贷款，出售他们的收成换取硬通货。

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得到了夏尔-约瑟夫·特鲁维的证实，他是一名来自工匠家庭的青年才俊，在1803年成为特鲁维男爵，担任拿破仑在南方奥德省的行政长官：

封建租税和什一税被废除，食物价格高企，大地产被分割，国有化土地被分成小块出售，通过纸币（通货膨胀后的价值）还清了债务，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虽然大革命对农村人的饮食有所影响，但是影响在衣着上体现的更为明显……以前，他们最好的衣服就是粗纺毛织物或家里纺织的亚麻布。他们现在摒弃了这些衣服，他们喜欢的是棉布和棉绒的衣服，大土地所有者如果穿得稍朴素些，就能混在他的佃户里让人分辨不出。[43]

英国贵格教徒和农场主莫里斯·伯克贝克赞同特鲁维的看法，他从迪耶普游历到比利牛斯地区，经过了特鲁维所在的省份，1814年他在《法国游记》中说：

每个人都告诉我在过去的25年里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普通人的生活条件和地位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我打听在人们口中或书上出现最多的贫苦农民去了哪里，但是人们经常向我谈起革命：好像是革命让这些穷人消失了。[44]

废除封建制度是大革命带来的最显著社会变化。随着捐税的废除，农民们将额外的一部分收成保留下来，通常用来养育下一代。这对体质产生了直接影响：1792年，来自贫穷的邦德蒙特维尔山村（洛泽尔省）的七名新兵中只有一人达到标准的1.63米以上；到了1830年，1.63米成了新兵的平均身高。[45]在靠近城市或其他交通便利的地区，大量农产品的富余增加了中农和富农的利润安全程度，使得他们可以承担面向市场的风险。[46]这在诺曼底和朗格多克的一些地区表现非常明显。在巴约附近的乡村，当教会停止征收谷物形式的固定什一税之后，肥沃潮湿的土地迅速变成了牧场。而在朗格多克的低地地区，农民们将他们的葡萄园扩展到了原来为了缴纳什一税和租税而种植谷物的土地上。1812年葡萄酒酿造的产出比大革命之前增加了三分之一。[47]用贝济耶附近农场主大卫·尼古拉在1799年5月的话说，农民们“欢迎能够增加收成的改变和革新，他们已经摒弃了我们祖辈的生产方式”。[48]

一些公社公有土地或属于之前领主的荒地上也种植了葡萄。原本用于放牧牲畜的“荒地”或闲置土地被农村穷人开垦并耕种，对土地造成了极大的压力。革命加剧了长期的环境压力：到了1801年，法国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森林被非法砍伐，在很多地区，大量公有土地被开垦耕作。[49]法国直到拿破仑统治时期才成功地恢复柯尔贝1669年推行的中央集权化的森林政策，大革命初期的自由主义被颠覆，私有林地的所有者要经过明确批准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属于他们的资源。属于公社的森林同样被置于国家森林政策的控制之下。[50]

与自耕农相比，租种土地的佃农和收益分成的佃农从大革命中得到的物质改善十分有限。在布列塔尼南部的瓦讷市以及相似的地区，对地主有利的可随时收回的长期土地租约制度的改革失败很快使乡村反对大革命。[51]但是和乡村社会的其他团体一样，租种土地的佃农和收益分成的佃农一直受到领主垄断（磨坊、烤箱、压榨机）的困扰，他们和乡村劳动者一样最容易经常受到领主法庭专制司法的影响。用选举出来的地方要人组成的法院体系取代领主法庭是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村民和城镇居民在解决小纠纷时，法院变得快捷、便宜、公正且方便。[52]

对于全国169 500名教士、修士和修女中几乎所有人来说，革命十年充满了动荡和恐惧，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段悲惨的经历。这些年间有3 000名教士死于暴力，至少有920名教士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公开处决。教会失去了大量财产和特权，并且由于它在特权阶级逃亡、反革命和战争中的角色失去了大量声望和权威。他们内部存在严重分歧，那些为了维持宗教生活而在内乱风暴中存活下来的教士，和革命后回国渴望重建基督教并复仇的教士互相对立。勇敢的宣誓教士米歇尔·穆兰就是复仇的目标之一，他曾经在恐怖统治期间因拒绝放弃信仰而短暂入狱，他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都维持着巴约的教堂，政教协定之后，他却被发配到壮丽的巴勒鲁瓦城堡庇护下的一个小教堂；在那里，他不断给主教写信辩白自己的行为，一写就是25年。[53]

由于很多教士拒绝接受1790年的教会改革，成千上万的村庄一名教士都没有，也没有了教会教育。当战争在1792年开始时，教皇向反革命军队提供了援助，这使得教会成了革命者怀疑甚至仇恨的对象。法国天主教会在战争高潮时的1793—1794年被摧毁。大约3—4万名教士（占总数四分之一）逃亡。放弃信仰的教士几乎与宣誓的教士人数相当，一些地区几乎没有了教士；实际上，成千上万的教区在1791年后的十年里都没有教士。教会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恢复革命前的地位，再也没有出现革命前那么多的教士。到了1850年，每750人当中有1名教士；在1789年之前，每480人当中有1名教士。

但是广大乡村地区的普通大众——尤其是妇女——仍然保留着宗教情感；女性在19世纪成了宗教团体成员的主要来源：1815年有1.5万名女性新加入各种宗教团体，1850年有6.6万。[54]像之前和之后的革命者一样，雅各宾派试图塑造新的革命文化，像共和国取代君主制那样，用它来取代旧制度的宗教，打破民众与信仰仪式之间的联系。尽管革命文化十分丰富，它不能取代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已经深入人心的天主教。这是革命期间暴乱频发的重要原因。

对于新教徒和犹太人来说，1789—1791年的立法带来了合法解放、公民平等和宗教自由。新教城镇和村庄很高兴能够建造自己的“圣殿”。解放大多数新教徒和犹太人使他们支持大革命，即使是在圣殿和犹太会堂被关闭的恐怖统治时期也是如此。第一帝国加强了国家对犹太团体的控制：一些犹太人后悔了，他们解放的代价是被迫将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融入、服从于法国的国家性格。在1831年，拉比[55]也像教士和牧师一样由国家支付薪水，南锡的犹太人领导者认识到公民权的代价是消除信仰的独立性，此时城中的犹太会堂和医院只靠少数的富裕家庭维持着。[56]

婚礼仪式（和洗礼、葬礼一样）也发生了改变。现在行政机构通过“民事登记”介入了这些仪式，如果有教士在场可以进行祝福，但不是必须的。在基督降临节、大斋节、周五和周日不能结婚的宗教限制经常被忽视。天主教会再也没有在信徒中间获得革命之前那样的服从或认可。因此，很多教士变得坚决反对共和主义和世俗主义。教会同样没有恢复以前在道德上的垄断；拿破仑延续革命时期废除反对同性恋法令的决定，即使警察继续抓捕同性恋者，也要采用“败坏道德风俗”等名义。

教会社会声望的下降还体现在出生率的下降上，从1789年到1804年，出生率从38.8‰下降到了32.9‰；生育的平均间隔从19—30个月增加到了31—48个月，这进一步表明家庭规模遭到人为的限制。这在欧洲是一种独特存在于法国现象，直接关联着乡村发生的革命：土地出售，财产权利平等，废除封建租税和什一税，农业劳动者报酬的增长以及更多促进生产的措施。总之，这是农民对革命要求子女平等继承的法律的回应。农民也希望保持小家产的完整性，他们经常通过体外射精的方式避孕从而主动控制家庭的人数。[57]

尽管有战争的伤亡和急剧下降的出生率，据估计1814年的人口比1789年增长了250万人，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以及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预期寿命的增加：女性从28.1年增长到了39.3年，男性从27.5年增长到了38.3年。引起这一大幅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农民现在得到了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可以留下更多的余粮用于家庭消费。

除了在农村经济突然发生改变的地方（例如转向了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葡萄种植业）和城市雇主突然消失的地区，大多数人在1799年从事着和1789年一样的工作。他们工作的方式——具有技术性、重复性的手工劳动——仍然保持不变。[58]但即使是在土地使用方式没有发生改变的地区，革命也已经进入社区和家庭生活的核心地带。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永久改变，因为赋予人们生活意义和世界观的精神要素发生了永久性改变。大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它标志着在逐级任命、团体特权、豁免权和优先权以及领主对公社和土地拥有“权利”基础上建立的古老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终结。大革命是大多数农村土地所有者和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的胜利，对经济、环境甚至家庭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制度结构、国家法律体系和度量衡体系的彻底变化，为个人和地区认同的根本性转变奠定了基础。

大革命的政治遗产在富有创见、发人深省的同时也流动多变、争议颇多。法国人民在何种政治制度能最好地调和权威、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政府的首脑应当是一位国王、一位皇帝还是一名选举出来的统治者？“自由”是否只意味着政治和公民自由，是否还意味着经济上的企业自由？应当如何理解“平等”：平等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经济上的平等，种族间的平等还是性别间的平等？这些问题在大革命期间是政治和社会分歧的核心，在今天依然没有定论。

大革命留下了多重遗产以及相互冲突的记忆，既让人受到启发又让人感到恐惧。[59]对于激进派来说，1790年之后的暴力分歧是由于旧掌权者的冥顽不化和决心坚守财产权的新社会精英的僵化刻板引起的。对于很多政治自由派来说，由于堕落的“暴民”及其雅各宾派支持者，国家必须由强人来统治。对于像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弗朗索瓦-雷内·德·夏多布里昂和伯纳德神父这样保守派来说，革命时期的动荡以及后来拿破仑的统治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一点：打着理性和平等的旗号改变传统的智慧是愚蠢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么多困难都是上帝之怒的惩罚。

革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是1789年的愿景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是一个社会建立在人民主权、言论自由、机会均等以及尊重他人权利基础上的最高期望。1792年呼吁“全民武装”保卫革命的浪潮构成了国民记忆的一部分。每逢国家危难之时，尤其是在1914年和1940年，那些坚决抵抗侵略的人都从“1792年”获得了鼓舞。在1914年8月，人们再次回想起1792年祖国在危难之时的全民武装，以及瓦尔密和热马普大捷等历史性时刻。[60]

与之相对，1789年的第二幅画面是过多的人民运动最终演变成了极具毁灭性的血腥内战。这是一幅失落的画面：传统、对宗教和权威的尊重以及丰富多彩的地方制度和文化都消失了。这些衰落被不同程度地归咎于启蒙话语的滥用、肆意散播的谣言和“乌合之众”。因此，图卢兹的保王党在1797年写了一本关于大革命“真正起因”的小册子：“这些哲学家骗子用所有寓言和狂想”满足了容易盲从的人民幼稚的好奇心，恐怖统治时期的“食人族”和“屠夫”就是上帝带来的惩罚。[61]在那些怀着仇恨并留恋“已经失去的世界”的人以及其他从来都没有在公共生活中真正认可新教徒和犹太人的人看来，大革命的印象完全是负面的。

人们对于1789年革命的积极和消极印象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人们通过共同认可革命的第三幅画面缩小了这种差距——这一画面中革命已经退化成了不宽容、内战和肆意的惩罚。在政治领域中，对于“恐怖统治”最简单的解释是雅各宾派执着于意识形态和野蛮统治的结果。最方便的定论是将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当作罪魁祸首，尽管相反的证据大量存在。在法国国内外，“罗伯斯庇尔式恐怖”是用来解释1793—1794年令人不安的镇压最简单的方式。这位被他的崇拜者称作“不可腐蚀者”的人在今天依然是法国历史上最不受尊敬的人物。

那些具有更广阔视野的人，哪怕他们自己的家庭遭受劫难，也深知在革命动荡和个人善恶之上有着更为深远的东西。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805年出生于一个被大革命残害得伤痕累累的家庭和社会之中。他的父亲埃尔韦是托克维尔伯爵，曾经是路易十六的宪兵军官，他的母亲露易丝·玛德莱娜·勒佩勒捷·德·罗桑博在1793年与他的父亲结婚；他们在第二年侥幸逃过断头台。露易丝的祖父是马尔泽尔布（路易十六的大臣和辩护律师），她的父母被判死刑，她的姐姐和姐夫也被处死，露易丝的姐夫是夏多布里昂的兄长，夏多布里昂在1791年逃往北美，后来成了最受欢迎的保王派浪漫主义作家之一以及法国后革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1831年，26岁的托克维尔与古斯塔夫·德·博蒙一起接受七月王朝的委任前往美国学习监狱制度，他的《论美国的民主》最终在1835年出版，既对这个新共和国的革命时期进行了反思，也对其历史和文化进行了细致研究。他在结论中反思道：

冉冉升起的新世界还有一半陷在日益腐朽的旧世界废墟中；在纷繁复杂的世事面前，谁也说不出哪些古老的制度和习俗还会延续，又有多少彻底消失……我们时代的国家无法阻止人类的境况走向平等，但是平等的原则究竟带给我们的是自由还是奴役，文明还是野蛮，繁荣还是痛苦，都取决于我们自己。[62]

在七月王朝（1830—1848年）和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年），托克维尔本人试图参与法国的议会政治，曾经担任过议员和外交部长，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通过军队攫取权力之后，他退出了公共生活。托克维尔随后投入《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中，这部历史性的杰作在1856年出版。他在书中认为，大革命在广义上延续了自路易十四以来法国君主制所驱动的中央集权化和现代化。革命时期的暴力还打破了古老的社会等级，使他现在生活的世界的阶级差距和斗争比以前更加激烈。[63]

大革命带来的戏剧性、反差鲜明的画面为散文、诗歌、绘画和电影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64]巴尔扎克的《朱安党人》（1829年）和《农民》（写于19世纪40年代）是最早记录这段深刻回忆的两部小说。巴尔扎尔认为《农民》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他形容年老的尼雪龙“坚硬如铁，纯净似金”：

这位年迈的葡萄园丁脸色苍白、满头银发，辛苦的工作压弯了他的背，现在他是社区中唯一能够代表公民美德的人，他曾经在大革命期间做过维勒奥法耶的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在当地革命法庭做过陪审员……[65]

另一部小说受到杰出的黑人将军托马-亚历山大·仲马的事迹启发，仲马曾经在埃及担任波拿巴的骑兵指挥官，他在1799年决定跟随波拿巴返回法国。他乘坐的“马耳他美人号”不适宜海上航行，被迫在意大利的塔兰托靠岸，仲马在那里被那不勒斯王国拘禁20个月。早前，他在1792年在东北部的边境作战期间，与他在维莱-科特雷留宿的旅馆的老板女儿结婚。他们的儿子大仲马出生于1802年，他在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基督山伯爵》中将他父亲被关押20个月的经历写成了唐泰斯14年的监狱生活。[66]

政治动荡和分裂的十年留下了既痛苦又美好的深刻记忆，以及流传至今的各种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遗产。大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温床，这份意识形态谱系包括武装保王主义、自由立宪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一次明确表达的共产主义。“拯救者”思想虽然颇具神话色彩，却从诸多意识形态中脱颖而出，它希望强有力的统治者可以凌驾于琐碎的争吵之上，带来社会秩序、繁荣和国家荣耀。[67]拿破仑·波拿巴就是这样的强有力统治者，他恢复了秩序和稳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军事统治和持续不断的战争。雅各宾派的统治对后世仍然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是它重视民主和社会平等，并且在1792—1794年英勇地保卫了革命，但是恐怖统治和对公民自由的限制给它带来了负面形象。另一方面，1815—1848年复辟的波旁王朝试图在有产者普选的基础上建立君主立宪制，此举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它既没有波旁王朝绝对专制在传统上的合法性，也没有共和制度在民主上的合法性。

“法国大革命”不止一场，这与个人的社会背景、性别、居住地有关，但最终取决于个人的决定。一些杰出人物以悲剧收场：宣誓主教托马·林代在1799年想要回到诺曼底的家乡小城贝尔奈过平静的生活，但是人们不能原谅他在1792年还俗然后在1793年结婚，他在1823年去世时无法以完整的基督教葬礼安葬。其他人更加悲惨：尼姆市的新教徒纺织制造商安德烈·基佐支持大革命，但是他在联邦主义中的积极活动让他在30岁就失去了生命，留下了一名可怜而聪明的6岁小男孩弗朗索瓦。弗朗索瓦·基佐在1840—1848年间成为法国第一个新教徒首相。[68]当然，与林代或基佐不同，还有很多精明的人能够在每次政权的更迭中适应变化。

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讲，不只是那些名人。各个阶层的人在社会交流、家庭关系以及政治和经济生活中都能感受到大革命的影响。革命者们1789年的目标——人民主权、宪政政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团体特权和封建主义——已经实现，但是付出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代价。没有人在1789—1790年的兴头上会预料到“改造”和国家团结的代价会是宗教分裂和内战、外敌入侵和大规模征兵、经济崩溃和一轮又一轮的惩罚。

每个家庭和社区都有它们的大革命故事。青年男性大规模入伍——同样在一些地区还有逃亡、内战和暴力镇压——意味着每个家庭都受到了大革命的直接影响，经常有家庭成员死亡。大革命时期的经历铭刻在个人、家庭和社区的记忆深处。在有着相当数量新教徒的南方地区，1793—1795年致命的政治分歧经常与宗派冲突联系在一起，种下了仇恨，新教徒从此以后坚定支持世俗的左翼政党。一个世纪以后，一名来自昂迪兹（加尔省）名叫让·丰丹的新教徒农民回忆道：“我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共和派，因为我们对于1793年的革命有美好回忆，我们父辈被反复灌输的这些原则仍在保留在我们心中。总之，我们是大革命的后代。”[69]

相反，旺代、布列塔尼和南方的一些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杀戮，其程度之惨烈让为旧制度辩护的人从此将大革命视作启蒙运动与共济会对抗备受农民爱戴的基督教、王权和封建传统的战争。[70]很多参与破坏文化和宗教的地方“爱国者”被当作叛徒。例如在旺代省的尚佐村，19世纪的教堂建立在1794年被毁坏的教堂废墟上，1955年在彩色玻璃窗户上写有1793年遇难者的名单，以及一些描绘虔诚的农民正在保护受人爱戴的教士和贵族的画像，以此来教育村民。1860年，布洛涅河畔莱吕克教区的教士发现了大量遗骨，结果这里成了“旺代人的圣地”，成为另一处流传至今的圣迹，根据记载，在1794年2月28日这天有564名妇女、107名儿童和大量男人被屠杀。[71] 200年以后，旺代叛乱仍然在法国西部人民的集体认同中占据重要地位。（图41）事实上，在2013年，国民阵线党和其他右翼代表联名请愿，要求法国国民议会承认镇压旺代叛乱是一场“种族灭绝”。[72]

尽管选举参与率低，共和国在1792—1799年间的选举已经显露出了广大地区的政治倾向，这些传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北方持保守态度，西部反对共和派，中部和西南部支持共和派，东南部双方的支持者都有。[73]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年4月至1849年5月，法国第一次进行了所有成年男性的直接普选，这些革命的子孙后代们有了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的机会，他们在共和派和秩序党之间的抉择中，“从母亲的养育”中获得政治态度成了决定性因素之一。在1849年的选举中，反对共和派的秩序党在布列塔尼和西部赢得了148个议席中的144个，这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投票给共和派一直充满恐惧，害怕他们会回到恐怖统治。但是在中部和南部地区，左翼“民主社会党”的候选人经常会取得胜利；这里对于大革命的印象经常是积极的。[74]

最终，革命带来的变化持续了下来，因为这些变化满足了资产阶级和农民在1789年陈情书中的一些根本性需求：人民主权、公民平等、职位向“有才能者”开放以及废除封建制度。但是，那些在1790年7月14日带着热情和乐观心态庆祝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的人们没有想到，保护这些变化的最终代价是多年的内战和外敌入侵、大量人口死亡和个人安全无法保障。尽管他们在1790年自信地以为他们处于人类进步的前列，他们承诺的进步既争议不断也鼓舞人心，大革命继续在法国国内和全世界持续引起共鸣。

法国大革命在全球性的、激烈的帝国冲突中发生。各大殖民帝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还有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为了领土和商业利益而冲突不断，因此需要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这些利益。法国王权在1756年之后无力维持庞大的北美殖民地所需的巨额战争开销；在1779年后又压抑不住干预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冲动，但是成功的代价是巨额财政开支。路易十六和他的大臣们在政治上陷入极其局促的境地。

法国处于全球性危机的中心。整个欧洲及其以外地区都感受到了法国激进革命的冲击。这种冲击穿过大西洋回荡在美洲，尤其是加勒比海地区，沿着地中海沿岸，来到遥远的南亚甚至非洲南部和南太平洋地区。[75]其他欧洲大国——从奥地利、普鲁士到英国和西班牙——对革命感到厌恶，认为这些动乱会威胁到它们自己的社会和国际秩序，它们准备成立一个军事同盟来粉碎革命。它们的联盟最终成功使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王室在1815年复辟，但是付出了大量人员死亡的代价，还不得不向大革命带来的主要变化妥协。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世界历史性的”转折点），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和影响必须从全球和“国内”两方面进行理解。作为现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战争诞生的熔炉，大革命结束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普世主义思想，陷入对外战争之中，在1795年后建立了一些“姊妹共和国”，并且声称要将法国的自然边界扩展到莱茵河口。[76]武力保卫革命的任务和传播革命变革的使命这两者之间经常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在草根阶层同样存在：1793年，共和国从旺代叛军手中重新夺回了小城“伯爵的丰特奈”（Fontenay-le-Comte）［并将其改名为“人民的丰特奈”（Fontenay-le-Peuple）］，接着一个标题为“自由、平等还是死亡”的小册子列举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十条戒令，开头写道：

1. 法国人只有保卫祖国才能享受自由。

2. 你们要将所有的暴君赶到比印度还远的地方。[77]

大革命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1792年后敌视革命的欧洲对革命威胁做出了回应，欧洲对激进主义的质疑和对既有的政府形式和宗教的强化结合在了一起。

大革命的爆发曾被看作整个大陆自由主义改革的前兆。1792年之后，由于战争、共和国的成立以及路易十六被处决，欧洲对于法国态度发生了剧烈变化。[78]1805年，威廉·华兹华斯在《序曲》中回忆了他19岁时对1789年的感受：

能活在那个黎明已是幸福，

如果还是青春年少简直是在天堂之中！——噢，时代，

乏味空洞、陈旧腐朽、冷酷无情的

习惯、法律和法规被连根拔起

这就是这个浪漫国家的迷人之处！

当理性来宣告她的权利时

不仅恩泽一处，而是泽被大地

愿景是如此美好……[79]

但是到了1805年，华兹华斯不再同情法国和大革命，因为他认为革命在1793年后已经背离了初衷。英国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使得这首（如今被视为他最伟大的）诗歌不得不进行修改，一直拖到1850年他死后才出版。[80]在英国和其他地区，1792年之后出现了对民主主义者全面的镇压，战争宣传将法国革命者描述成残忍无情的独裁者和灭绝人性的暴徒。一群杰出的年轻作家——包括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海伦·玛丽亚·威廉斯、威廉·葛德文、威廉·德雷南（William Drennan）和华兹华斯本人——的生涯都受到了影响，在小皮特首相“警惕的统治”下，他们不得不在政治上做出重大妥协。[81]

大革命甚至在英国和法国探索、兼并占领的南太平洋地区都有反响。布吕尼·昂特卡斯托的探险队在1791年被派往澳大利亚搜寻在1788年失踪的探险家拉佩鲁兹。这支失踪探险队的队长死亡后，营养不良、筋疲力尽的探险队员1793年10月在爪哇迷路，他们在那里得知了这一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探险队的新领导者、保王党人亚历山大·达欧里博和博物学家雅克·拉比亚迪埃之间很快爆发了激烈冲突，拉比亚迪埃在1760年代在阿朗松曾经是雅克-雷内·埃贝尔的同班同学，埃贝尔现在已经成了巴黎著名的忿激派。在1793年的同一时间，苏格兰改革派的领导者作为政治犯被押往澳大利亚的植物湾。[82]

正如1789年之前发生的革命先例一样——最著名的是在北美、科西嘉、日内瓦和联合省（荷兰）——法国大革命也鼓舞了整个大陆的革命者。波兰在1793年（由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被瓜分后，在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领导下的1794年民族起义取得了短暂的胜利。爱尔兰人联合会在1798年反对英国的起义被无情镇压。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播广泛，但是在地中海地区和南亚的一些地区引起的反响因地而异。作为一场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它激励了争取拉丁美洲民族独立的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他在1804年参加了拿破仑的加冕仪式），[83]以及印度在19世纪30年代最早的民族主义者拉姆·莫罕·罗伊（Ram Mohan Roy）。

想要最好地理解法国大革命的全部影响，只有在这种国际性甚至全球性的视角中，将大革命放在欧洲内部及其殖民地长期斗争的历史背景中，他们争取的是自主、代议制政府和个人自由，反对的是僵化的社会等级制度、团体利益和专制统治。[84]但是法国大革命还是独特的。只有法国最充分地实现了革命的目标：人民主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继承权、废除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其他的改革在实行后又被否定：男性普选、教会与国家分离、离婚权。只有在法国，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成功动员力量打败了试图摧毁它的反革命同盟。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当代人的头脑中，法国大革命是“革命时代”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革命。

巴黎在1989年举行了大革命两百周年庆典，不久以后苏联也解体了。右翼思想家争先恐后地宣称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对公共生活甚至历史学家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他们错了。实际上，1989年之后发生了两股革命浪潮——东欧和东南欧的动荡和“阿拉伯之春”——重新让我们对两个多世纪前发生的改变世界的动荡产生了兴趣。公众对于大革命的兴趣不亚于学术研究，他们继续追问那些至今还能够引起共鸣的问题。[85]1789年的美好期望是如何演变成1793年的内战和恐怖的？为什么建立一个民选的宪政政府的努力会在1799年被一个强人的统治取代？在恐怖主义和“对恐怖宣战”的时代，1789年的价值仍然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例如，法国民众目睹具有批判性的《查理周刊》12名记者在2015年1月遇害后，据估计全法国有370万人上街游行呼吁保卫自由，这让人联想到了法国大革命。

超过225年之后[86]，法国大革命提出并探索的根本问题依然是各地民主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追求平等会不会损害自由，或者说社会平等是不是真正自由的前提条件？一个健康的社会是通过政府按照自己理解的公共利益建立的，还是通过解放人民主动进取的精神建立的？法国大革命从来没有“结束”。它取得的成就与胜利和它的欺骗与暴行一样造就了它独特性。全世界在1789年后都能感受到大革命的回响——革命仍然与我们同在。

[1] La Tour du Pin, Madame de, Memoirs: Laughing and Dancing our Way to the Precipice, translated by Felice Harcourt, London: Harvill Press, 1999, pp. 93–94, 243–44. This noblewoman is the heroine of the conclusion to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p. 861–66. The family had been given its title at Louis’ coronation in 1775. It became embroiled in a royalist plot in the Vendée in 1831 and again .ed France. Lucy died in Pisa in 1853.

[2] Marc Bloch, The Royal Touch: Sacred Monarchy and Scrofula in England and France, translated by J. E. Anders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3, .rst published 1924.

[3] These shifts are explored expertly by Carla Hesse, Publishing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789–181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Emmet Kennedy,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 This is the core argument of Micah Alpaugh, Non-Violenc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olitical Demonstrations in Paris, 1787–179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Cf. Schama, Citizens, for whom violence was the essence of the Revolution.

[5] Léo Hamon (ed.), La Révolution à travers un département (Yonne),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90, chs 8–9.

[6]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ch. 5; Michael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 of Marseilles, 1790–1794,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Malcolm Crook, 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 1789–1799,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 160, Conclusion; Melvin Edelstein, ‘Les Maires des chefs-lieux de département de 1789 à 1792: une prise de pouvoir par la bourgeoisie?’, in Jean-Pierre Jessenne (ed.), Vers un Ordre bourgeois?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changement social,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7, pp. 199–210.

[7]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3.

[8] Jean-Clément Martin, ‘Dénombrer les victimes de la Terreur. La Vendée et au-delà’, in Michel Biard and Hervé Leuwers (eds), Visages de la Terreur. L’Exception politique de l’an II, Paris: Armand Colin, 2014, pp. 155–65; Michel Biard and Pascal Dupuy,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Dynamique et ruptures, 1787–1804, 2nd ed., Paris: Armand Colin, 2008, p. 278.

[9] Howard Brown, War, Revolu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tate: Politics and Army Administration in France, 1791–179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ch. 10; Vincent Denis, Une Histoire de l’identité, France, 1715–1815, Paris: SéR, 2008; Serge Aberdam, Démographes et démocrates. L’Oeuvre du Comité de division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Paris: SéR, 2004.

[10] Annie Crépin, ‘The Army of the Republic: New Warfare and a New Army’, in Pierre Serna, Antonino De Francesco and Judith A. Miller (eds), Republics at War, 1776–1840: Revolutions, Conflicts, and Geopolitics in Europe and the Atlantic Worl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expertly synthesizes a vast bod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11] A. Rapoport (ed.), Clausewitz: On War, London: Penguin, 1982, pp. 384–86.

[12] John G. Gallaher, General Alexandre Dumas: Soldie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7, Conclusion; Ken Alder, Enginee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rms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1763–181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Rafe Blaufarb, The French Army, 1750–1820: Careers, Talent, Merit,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 6 and Conclusion.

[13] See David Bell, The First Total War: Napoleon’s Europe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Warfare,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London: Bloomsbury, 2007; Hervé Drévillon, Guerres et armées napoléoniennes: nouveaux regards, Paris: éditions Nouveau Monde, 2013.

[14] Peter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 Peasant,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1780–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ch. 1. For another example see Dominique Flon, ‘La Révolution et la fin du particularisme lorrain’, in Laurent Versini et al., Nancy et la Lorraine sous la Révolution, Jarville-La Malgrange: éditions de l’Est, 1990, pp. 47–63.

[15] Alan Forrest, Paris, the Provinc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Arnold, 2004; Michel de Certeau, Dominique Julia and Jacques Revel, Une Politique de la langu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es patois. L’enquête de Grégoire, Paris: Gallimard, 1975.

[16] Ferdinand Brunot, 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aise des origines à 1900, vol. 9, 1ère partie, Paris: Armand Colin, 1927, pp. 13–14.

[17] Cited in Roger Dupuy, De la Révolution à la chouannerie. Paysans de Bretagne, 1788–1794, Paris: Flammarion, 1988, pp. 7–8. See Patrice Higonnet, ‘The Politics of Linguistic Terrorism and Grammatical Hegemon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SH, 5 (1980), pp. 41–69; Martyn Lyons, ‘Politics and Patois: The Linguistic Poli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French Studies, 18 (1981), pp. 264–81.

[18] Yannick Bosc and Sophie Wahnich (eds), Les Voix de la Révolution. Projets pour la démocratie,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aise, 1990, pp. 187–90.

[19] O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Revolution, see R. B. Rose, Tribunes and Amazons: Men and Women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1789–1871, Sydney: Macleay Press, 1998, chs 14, 15; Joan 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6, Conclusion; Carla Hesse, The Other Enlightenment: How French Women Became Moder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d the special issue of AHRF, ‘La Prise de parole publique des femmes’, 344 (2006). A negative view of 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 on women is by Candice E. Proctor, Women, Equal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0.

[20] Anne Verjus, Le Bon mari: une histoire politique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 à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Fayard, 2010; Lynn Hunt,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21] Suzanne Desan, The Family on Trial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Roderick Phillips, Family Breakdown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Divorces in Rouen 1792–18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2] Suzanne Desan, ‘“War between Brothers and Sisters”: Inheritance Law and Gender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FHS, 20 (1997), pp. 624, 628; Desan, Family on Trial; élisabeth G. Sledziewski,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the Turning Point’, in Geneviève Fraisse and Michelle Perrot (eds),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 Emerging Feminism from Revolution to World War,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Viallaneix and J. Ehrard (eds), Aimer en France, 1760–1860,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Clermont- Ferrand, Clermont-Ferrand: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1980.

[23] 这三个词在巴斯克语、奥克语和加泰罗尼亚语中都用来指代房屋。

[24] Jacques Poumarède, ‘La Législation successorale’, in I. Théry and C. Biet (eds), La Famille, la loi, l’état. De la Révolution au Code Civil,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89; Margaret H. Darrow, Revolution in the House: Family, Class and Inheritance in Southern France, 1775–182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M. Jones, Politics and Rural Society: The Southern Massif Central c. 1750–18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01–04; Louis Assier-Andrieu, ‘Custom and Law in the Social Order: Some Re.ections upon French Catalan Peasant Communities’, Law and History Review, 1 (1984), pp. 86–94.

[25] Jeremy D. Popki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2, p. 141.

[26] Abel Louis, Les Libres de couleur en Martinique, 3 vols, Paris: L’Harmattan, 2012, vol. 2; Laurent Dubois,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Karl No.l, L’Esclavage à l’Ile de France (Ile Maurice) de 1715 à 1810, Paris: éditions Two Cities ETC, 1991, chs 2, 13.

[27] Historians disagree about the signi.cance and nature of the Revolution’s economic impact. Marxist historians have seen it as crucial in accelerating the trend to capitalism: see Albert Soboul in Pierre Léon et al.,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vol. 3, Paris: PUF, 1976; Gwynne Lewis, The Advent of Modern Capitalism in France, 1770–1840: The Contribution of Pierre- Fran.ois Tubeuf,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Henry Heller,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France, 1789–1815,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6. Others have seen it as destructive: see Florent Aftali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translated by M. Th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Nuanced overviews are provided by the contributors to Gérard Gayot and Jean-Pierre Hirsch (eds),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Villeneuve d’Ascq: Revue du Nord, 1989; Jeff Horn, ‘Lasting Economic Structures: Successes, Failures,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Jennifer Ngaire Heuer, ‘Did Everything Change? Rethinking Revolutionary Legacies’, in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s 35–36.

[28] Paul Butel, ‘The Revolution and the Urban Economy’, in Alan Forrest and Peter Jones (eds), Reshaping France; Révolution de 1789: Guerres et croissance économique, special issue of Revue économique, 40 (1989), pp. 939–84.

[29] Fran.ois Crouzet, ‘Les Origines du sous-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u sud-ouest’, Annales du Midi, 71 (1959), pp. 3–21; Denis Woronoff, L’Industrie sidérurgique en Franc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Paris: éHéSS, 1984; Christopher H. Johnson, The Life and Death of Industrial Languedoc, 1700–1920,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3–15.

[30] Geneviève Koubi (ed.), Propriété et Révolution: Actes du colloque de Toulouse, 1989, Paris: CNRS, 1990.

[31] Steven L. Kaplan, La Fin des corporations. Paris: Fayard, 2001; William H. Sewell,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égime to 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Gail Bossenga, The Politics of Privilege: Old Regime and French Revolution in Lil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Conclusion.

[32] David Garrioch, The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303, 306–09, Epilogue.

[33] John McManners, French Ecclesiastical Society under the Ancien Régime: A Study of Ang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0, chs 1, 12; Olwen Hufton, ‘Women in Revolution, 1789–1796’, P&P, 53 (1971), pp. 90–108.

[34] Robert Forster, ‘The Survival of the Nobilit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37 (1967), pp. 71–86; Fors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New” Elite, 1800–1850’, in J. Pelenski (ed.), The American and European Revolutions, 1776–1848,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80, pp. 182–207.

[35]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 168.

[36] Louis Bergeron, Guy Chaussinand-Nogaret and Robert Forster, ‘Les Notables du “Grand Empire” en 1810’, Annales, 26 (1971), pp. 1,052–75. The standard statistical works on the emigration and executions remain Donald Greer, The Incidence of the Terror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and Greer, The Incidence of the Emigratio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37] Georges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es paysans’, in Lefebvre, é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PUF, 1954, p. 257; Alfred C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chs 7, 12, 14; P. M. Jone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16 (1990), pp. 38–50; T. J. A. Le Goff and D. M. G. Sutherland, ‘The Revolution and the Rural Economy’, in Forrest and Jones (eds), Reshaping France.

[38] This is the overarching argument of John Markoff, 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 Peasants, Lords, and Legislator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ter McPhee, Liv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99,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39] Arthur Young, Travels in France during the Years 1787, 1788 and 1789,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9, p. 351.

[40] Bernard Bodini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a question agraire: un bilan national en 2010’, Histoire et sociétés rurales, 33 (2010), pp. 7–47; Nicolas Marqué, ‘Toulouse, ville à vendre? Saisie et devenir des biens nationaux dans l’ancienne capitale du Languedoc (2 novembre 1789–5 décembre 1814)’, Annales du Midi, 126 (2014), pp. 439–66.

[41] Bernard Bodinier and éric Teyssier, L’événement le plus important de la Révolution: la vente des biens nationaux en France et dans les territoires annexés, 1789–1867, Paris: SéR, 2000; P. M. Jones, 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7–9; Jones, Liberty and Locality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Six Villages Compared, 1760–18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45–50.

[42] Gilles Postel-Vinay, ‘à la Recherche de la Révolution économique dans les campagnes (1789–1815)’, Revue économique, 6 (1989), pp. 1,015–45.

[43] Charles-Joseph Trouvé, états de Languedoc et département de l’Aude, 2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18, vol. 1, pp. 452–53, 563.

[44] Cited by Gillian Tindall, Footprints in Paris: A Few Streets, a Few Live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9, p. 39.

[45] Patrice L. R. Higonnet, Pont- de- Montvert: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s in a French Village, 1700–191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97.

[46] Anatol. Ado, Paysans en Révolution. Terre, pouvoir et jacquerie, 1789–1794, Paris: SéR, 1996, p. 6, Conclusion; Florence Gauthier, La Voie paysanne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l’exemple picard, Paris: Fran.ois Maspero, 1977; Paul T. Hoffman, Growth in a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French Countryside, 1450–181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ter McPhee, ‘The French Revolution, Peasants, and Capitalism’, AHR, 94 (1989), pp. 1265–80;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ch. 7; Noelle L. Plack, Common Land, Win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Rural Society and Economy in Southern France, c. 1789–1820, Farnham, Surrey,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9; James Livesey, ‘Material Culture,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Lower Languedoc 1770–1840’, P&P, 182 (2004), pp. 143–73.

[47] Olwen Hufton, Bayeux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Social Stu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lack, Common Land, ch. 6;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ch. 7.

[48] Livesey, ‘Material Culture’, p. 164.

[49] Serge Chassagne, ‘L’Industrie lainière en France à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mpériale, 1790–1810’, in Albert Soboul (ed.), Voies nouvelles pour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8, pp. 143–167; Nadine Vivier, Propriété collective et identité communale: les biens communaux en France, 1750–1914,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98; Peter McPhee, ‘“The misguided greed of peasants”? Popular Attitudes to the Environment in the Revolution of 1789’, FHS, 24 (2001), pp. 247–69.

[50] Denis Woronoff (ed.), Révolution et espaces forestiers. Colloque des 3 & 4 juin 1987, Groupe d’histoire des forets francaises, Paris: L’Harmattan, 1988; Andrée Corvol (ed.), La Nature en Révolution. Colloque Révolution, nature, paysage et environnement, Paris: Harmattan, 1993; Kieko Matteson, Forests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Conservation, Community, and Conflict, 1669–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87–98.

[51] T. J. A. Le Goff, Vannes and its Region: A Study of Town and Count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pp. 343–53.

[52] Anthony Crubaugh, Balancing the Scales of Justice: Local Courts and Rural Society in Southwest France, 1750–1800,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3] Hufton,Bayeux, 264–80; Claude Langlois and Timothy Le Goff, ‘Les Vaincus de la Révolution: jalons pour une sociologie des prêtres mariés’, in Soboul (ed.), Voies nouvelles.

[54] Claude Langlois, Le Catholicisme au féminin: les congrégations fran.aises à supérieure générale au XIXe siècle, Paris: Cerf, 1984.

[55] 拉比是犹太教中对有学识的人的尊称，负责执行教规、主持宗教仪式。

[56] Jay Berkovitz,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Jews: Assessing the Cultural Impact’, AJS Review, 20 (1995), pp. 25–86; Christian P.ster, Histoire de Nancy, vol. 3, Paris: éditions duPalais Royal; Nancy: éditions Berger-Levrault, 1974, vol. 3, pp. 333–34; AD Meurthe-etMoselle, ms SAL 430, 159.

[57] There is an important article by Paul Spagnoli, ‘The Unique Decline of Mortality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22 (1997), pp. 425–61. See too Jacques Dupaquier,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fran.aise, vol. 3, Paris: PUF, 1988, ch. 7; étienne van de Walle, ‘Motivations and Technology in the Decline of French Fertility’, in R. Wheaton and T. K. Hareven (eds), Family and Sexuality in French Histor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0, pp. 135–78.

[58] Jeff Horn, The Path Not Taken: French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59] Among the best, contrasting overviews of how the revolutionary legacy played out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thin France are Maurice Agulhon, Marianne into Battle: Republican Imagery and Symbolism in France, 1789–1880,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d Fran.ois Furet, 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80, translated by Antonia Nevill, Oxford: Blackwell, 1992. See also Jeremy Jennings, Revolution and the Republic: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France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Robert Gildea, The Past in French History,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ascal Dupuy, ‘The Revolution in History, Commemoration, and Memory’, in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ch. 29.

[60] Alan Forrest, 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The Nation- in- Arms in French Republican Mem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1] Laura Mason and Tracey Rizzo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Document Collection, Boston, MA,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in, 1999, pp. 313–17.

[62]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Henry Reev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5, Section IV, ch. 8.

[63] See, for example, André Jardin, Tocquevill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9.

[64] A brilliant example is explored by Guillaume Mazeau, Le Bain de l’histoire: Charlotte Corday et l’attentat contre Marat, 1793–2009, Seyssel: Champ Vallon, 2009; See, too, Biard and Leuwers (eds), Visages de la Terreur.

[65] Les Paysans, translated as Sons of the Soil by Katharine Prescott Wormeley, Boston: Roberts Brothers, 1891, pp. 240–43.

[66] Tom Reiss, The Black Count: Glory, Revolution, Betrayal, and the Real Count of Monte Cristo, New York: Crown, 2012. Dumas was the highest-ranking black of.cer in a European army before or since; in 1802, however, Bonaparte removed black of.cers from the army. Dumas set the story after 1814.

[67] See the recent polemic by former Prime Minister Lionel Jospin, Le Mal napoléonien,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4.

[68] Charles-Hippolyte Pouthas, Une Famille bourgeoise fran.aise de Louis XIV à Napoléon, Paris: Librairie Félix Alcan, 1934.

[69] McPhee, Politics of Rural Life, p. 161.

[70] See, for example, Raymond de Sagazan, ‘L’Association bretonne face à la célébration du bi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Bretonne et Union régionaliste bretonne, 1990, pp. 41–48; Yves- Marie Salem-Carrière, Terreur révolutionnaire et résistance catholique dans le Midi, Bouère and Grez-en- Bouère: D.M. Morin, 1989.

[71] Another estimate is that between 300 and 500 people of Luc’s 2,320 people were killed in all the .ghting during the Vendéen insurrection: Jean-Clément Martin and Xavier Lardière, Le Massacre des Lucs-Vendée 1794, Geste Editions: Vouillé, 1992. On Chanzeaux, see Lawrence Wylie, Chanzeaux: a Village in Anjou,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72] A key historical text for these deputies is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René Sedillot, Le Co.t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Paris: Librairie Académique Perrin, 1987, pp. 24–25, makes the preposterous claim that the repression of the Vendée was a more intense genocide than the Holocaust.

[73]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p. 147 and ch. 4; Vovelle, Découverte de la politique.

[74] Peter McPhee, The Politics of Rural Lif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the French Countryside, 1846–185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chs 4–5. Other studies of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choice include Ted W. Margadant, French Peasants in Revolt: The Insurrection of 185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75] On the global context of the Revolution, see 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1760–1840,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Suzanne Desan, Lynn Hunt, and William Max Nelson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Oxford: Blackwell, 2004; Serna, De Francesco and Miller (eds), Republics at War, 1776–1840; Joseph Klaits and Michael H. Haltzel (eds), The Global Ramificat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Wim Klooster, Revolutions in the Atlantic World: A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Note the critical review by David A. Bell, ‘Questioning the Global Turn: The Cas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HS, 37 (2014), pp. 1–24.

[76] Daniele Conversi,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in Athena Leoussi and Anthony D. Smith (eds), Encyclopaedia of Nationalism, New Brunswick, NJ,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pp. 34–39; Mary Helen McMurran, ‘The New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47 (2013), pp. 19–38.

[77] Philippe Bonetti, Montaigu en Révolution: la force du destin, Maulévrier: Hérault éditions, 1990, p. 127.

[78] Haydn Trevor Mason and William Doyle (eds),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n European Consciousness, Gloucester: Sutton, 1989; Ehrhard Bahr and Thomas Saine (eds), Internalized Revolution: German Reaction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989, New York: Garland, 1992; Mike Rapport, ‘Jacobinism from Outside’, and David A. Bell, ‘Global Conceptual Legacies’, in Andress (ed.), Oxford Handbook, chs 29, 37.

[79] ‘The Prelude’, in William Wordsworth,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88.

[80] See Kenneth R. Johnston, The Hidden Wordsworth: Poet, Lover, Rebel, Sp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81] Kenneth R. Johnston, Unusual Suspects: Pitt’s Reign of Alarm and the Lost Generation of the 1790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James Epstein, Radical Expression: Political Language, Ritual, and Symbol in England, 1790–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82] Edward Duyker, Citizen Labillardière: A French Naturalist in New Holland and the South Pacific,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03; Michael Rapport, ‘The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McPhee (ed.), Companion, p. 391.

[83] The impulse for independence in South America came largely from the Creole population, and this impulse rarely extended further to a measure of social equality for slaves and indigenous inhabitants.

[84] Annie Jourdan puts the argument against the ‘French exception’ most powerfully in La Révolution, une exception fran.aise?, Paris: Flammarion, 2004.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has never been recognized in France more than today, exempli.ed by the recent special issues of the AHRF: ‘Les .les britanniques et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342 (2005); ‘L’Amérique du Nord à l’épo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363 (2011); ‘Lumières et révolutions en Amérique latine’, 365 (2011); ‘Les Indes orientales au carrefour des empires’, 375 (2014).

[85] On the vigour of the debates at the time of the bicentenary, see E. J. Hobsbawm, Echoes of the Marseillaise: Two Centuries Look Bac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1990; Steven Laurence Kaplan, Farewell, Revolution: Disputed Legacies, France 1789/198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 Kaplan, Farewell, Revolution: The Historians’ Feud, 1789–198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86] 本书成书于2016年。

大事年表

1756年—1763年 七年战争。

1778年 法美同盟；与英国开战。

1783年

9月3日 《 巴黎和约》《英美凡尔赛条约》。

1787年

2月22日 显贵会议召开。

6月至8月 巴黎高等法院拒绝注册王室改革法令；巴黎和波尔多高等法院的成员被流放。

1788年

5月8日 拉穆瓦尼翁改革削减高等法院的权力。

6月7日 格勒诺布尔发生“瓦片日”事件。

8月8日 三级会议在1789年5月5日召开。

8月24至26日 布里耶纳辞职；内克重新上台。

10月5日至12月12日 第二次显贵会议。

12月27日 御前会议规定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加倍。

1789年

2月 西耶斯出版《第三等级是什么？》。

2月至6月 三级会议选举。

4月27至28日 巴黎发生雷韦永叛乱。

三级会议

（1789年5月5日至6月27日）

5月5日 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开幕。

6月17日 国民议会成立。

6月20日 网球场宣言。

6月23日 国王宣布关于三级会议的决议。

制宪会议

（1789年6月27日/7月9日至1791年9月30日）

7月11日 内克被解职。

7月14日 攻占巴士底狱。

7月底至8月初 市政革命，农民起义，大恐慌。

8月4日至11日 关于封建制度的《八月法令》。

1789年

8月10日 建立国民卫队。

8月26至27日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9月11日 国民议会授予国王暂时的否决权而不是绝对的否决权。

10月5日至6日 巴黎妇女向凡尔赛进军；王室家族被带回巴黎。

10月21日 颁布戒严令。

11月2日 教会财产“国有化”的决议。

12月14日 关于市议会选举的法令。

12月19日 第一次发行指券（大革命时期的钞票）。

12月24日 授予新教徒宗教自由。

1790年

1月28日 西班牙裔犹太人被授予平等权利。

2月13日 禁止法国僧侣宣誓。

2月26日 决议将法国划分为省。

3月15日 继承法规定子女有同等继承权。

5月10日 蒙托邦发生宗派暴力事件。

5月22日 国民议会谴责对外攻占。

6月10日 阿维尼翁请求并入法国。

6月13日 尼姆发生宗派暴力事件。

6月19日 废除贵族继承权和头衔。

7月12日《教士公民组织法》通过。

7月14日 举办联盟节。

8月18日 第一次反革命会议在雅勒召开。

8月31日 南锡驻军哗变。

10月29日 圣多明各奴隶和自由黑人起义。

10月31日 建立统一关税。

11月27日 要求教士宣誓的法令。

1791年

3月2日 废除行会。

4月2日 米拉波去世。

4月13日 教皇颁布通谕谴责《教士公民组织法》。

5月15日 殖民地自由黑人的子女被授予同等权利。

6月14日《列·霞白利法》。

6月20日 国王出逃并且发布宣言。

7月5日 《 帕多瓦宣言》。

7月17日 请愿和马尔斯校场“屠杀”。

8月14日 圣多明各奴隶起义。

8月27日 《 皮尔尼茨宣言》。

9月14日 路易十六接受新宪法。

9月14日 阿维尼翁和孔塔-弗内森并入法国。

9月27日 德裔犹太人获得同等权利。

立法议会

（1791年10月1日至1792年9月20日）

11月9日 敦促流亡者归国的法令（国王在11月12日否决）。

11月29日 将未宣誓教士免职的法令（国王在12月19日否决）。

1792年

2月9日 流亡者财产国有化法令。

4月20日 向奥地利宣战。

4月25日 断头台首次使用。

5月27日 驱逐未宣誓教士法令（国王在6月19日否决）。

6月12日 吉伦特派部长解职。

6月13日 普鲁士宣战。

7月11日“祖国在危急中”法令。

7月25日 布伦瑞克发布宣言。

8月10日 攻占杜伊勒里宫，国王权力终止。

8月19日 拉法耶特出逃奥地利。

8月23日 隆威被普鲁士攻陷。

9月2日 凡尔登被普鲁士攻陷。

9月2日至7日 巴黎和其他省份发生“九月屠杀”。

国民公会第一阶段

（1792年9月20日至1793年6月2日）

9月20日 国民公会召开。

9月20日 瓦尔密大捷。

9月22日 宣布成立共和国。

11月6日 热马普大捷。

11月27日 萨伏伊并入法国。

12月11日 路易十六在国民公会第一次露面。

1793年

1月 审判路易十六。

1月21日 处死路易十六。

2月1日 法国向英国和荷兰宣战。

2月24日 三十万征兵令。

3月7日 向西班牙宣战。

3月10日 设立革命法庭。

3月10日 设立监督委员会。

3月10日至11日 马什库勒屠杀，旺代叛乱开始。

3月19日 公共救济的法令。

3月28日 反对流亡者的法令。

4月4日 迪穆里埃叛逃奥地利。

4月6日 成立救国委员会。

4月9日 设立特派员制度的法令。

4月13日至24日 马拉受审，无罪释放。

5月4日 第一次全面限价法令。

5月30日 沙利埃领导的里昂雅各宾派被推翻。

5月31日至6月2日 巴黎各区攻占国民公会；吉伦特派倒台。

6月7日 波尔多和卡昂发生联邦主义叛乱。

国民公会第二阶段：恐怖统治时期

（1793年6月3日至1794年7月28日）

6月24日 1793年宪法。

7月13日 马拉遇刺。

7月17日 沙利耶被处决，里昂联邦主义叛乱爆发。

7月17日 最终废除封建制度。

7月27日 罗伯斯庇尔加入救国委员会。

8月1日 建立统一度量衡法令。

8月23日 《 全民征兵法》。

8月25日 革命军夺回马赛。

8月27日 土伦向英国海军投降。

9月5日至6日 公众压力迫使国民公会采取激进措施；“恐怖直到和平为止”。

9月8日 在翁斯科特战胜英国军队。

9月17日 在佩雷斯托尔泰战胜西班牙军队。

9月22日 共和二年开始。

9月29日 《 全面限价法令》。

10月5日 颁布革命历（共和二年葡月十四日）。

10月9日 镇压联邦主义者在里昂的叛乱。

10月10日 宣布成立革命政府（共和二年葡月十九日）。

10月16日 处决玛丽·安托瓦内特。

10月16日 在瓦蒂尼战胜奥地利军队。

10月31日 处决吉伦特派领导人。

12月4日 霜月法令（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日）。

12月8日 宗教自由法（共和二年霜月十八日）。

12月19日 公共教育法（共和二年霜月二十九日）。

12月17日 夺回土伦。

12月23日 在萨沃奈打败旺代军队。

1794年

2月4日 在法国殖民地废除奴隶制

3月3日 关于嫌疑犯财产的风月法令（共和二年风月十三日）

3月13日至24日 逮捕并处决埃贝尔派。

3月30日至4月5日 逮捕并处决丹东派。

6月8日 巴黎举行最高主宰节。

6月10日 共和二年牧月二十二日法令。

6月26日 弗勒吕斯大捷。

7月23日 巴黎实行最高工资限制。

7月27日 罗伯斯庇尔倒台（共和二年热月九日）

7月28日至29日 处决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及其同党。

8月1日 撤销牧月二十二日法令。

12月12日 关闭雅各宾俱乐部。

12月17日 初等教育法（共和三年雾月二十七日）。

12月24日 废除全面限价法令。

国民公会第三阶段：热月时期

（1794年7月29日至1795年10月26日）

12月28日 重组革命法庭（共和三年雪月八日）。

1795年

3月 逮捕比约-瓦雷纳、科洛·德布瓦、巴雷尔、富基耶-坦维尔。

4月1日 芽月：巴黎人民起义。

4月5日 与普鲁士签订《巴塞尔和约》（共和三年芽月十六日）。

4月7日 关于度量衡的法令（共和三年芽月十八日）。

4月至5月 法国南部发生“白色恐怖”。

5月16日 与巴达维亚共和国签订《海牙条约》（共和三年花月二十七日）。

5月20日 巴黎群众入侵国民公会（共和三年牧月）。

5月31日 废除革命法庭。

6月8日 路易十七去世；普罗旺斯伯爵觊觎法国王位（路易十八）。

7月21日 在基伯龙击退保王党军队。

7月22日 和西班牙签订和约。

8月22日 共和三年宪法（共和三年果月五日）。

8月30日 三分之二法令（共和三年果月十三日）。

9月29日 关于礼拜仪式的法令（共和四年葡月七日）。

10月1日 兼并比利时（共和四年葡月九日）。

10月5日 王党分子在巴黎叛乱（共和四年葡月十三日）。

10月25日 公共教育组织法（共和四年雾月三日）。

10月26日 国民公会解散。

督政府

（1795年11月2日至1799年11月10日）

1796年

2月19日 废除指券（共和四年雨月三十日）。

2月27日 先贤祠俱乐部关闭。

3月2日 波拿巴被任命为意大利远征军指挥官（共和四年风月十二日）。

3月29日 旺代领导人沙雷特被处决。

4月11日 入侵意大利（共和四年芽月22日）。

5月10日 平等派密谋；巴贝夫被逮捕（共和四年花月二十一日）。

5月23日 帕维亚暴动。

6月12日 入侵教皇领地（共和四年牧月二十四日）。

8月5日 与西班牙结盟（共和四年热月十八日）。

10月16日 波河以南共和国成立（共和四年葡月二十五日）。

11月15日至17日 阿克莱战役（共和五年雾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12月15日 爱尔兰远征舰队起航（共和五年霜月二十五日）。

1797年

1月6日 爱尔兰远征军撤退（共和五年雪月十八日）。

2月2日 攻取曼图亚（共和五年雨月十八日）。

2月4日 废除指券；重新使用金属货币。

3月至4月 王党分子在立法选举中获胜。

5月16日 占领威尼斯共和国（共和五年花月二十七日）。

6月29日 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成立（共和五年获月十一日）。

7月25日 政治俱乐部关闭。

8月24日 反对教士的法令废止。

9月4日 反对王党代表的果月政变（共和五年果月十八日）。

9月5日 卡尔诺和巴泰勒米被驱逐出督政府（共和五年果月十九日）。

10月17日 《 坎波福米尔奥和约》（共和六年葡月二十七日）。

1798年

5月11日 大量共和派代表被解职（共和六年花月二十二日）。

5月19日 波拿巴远征埃及。

5月23日 爱尔兰起义。

8月1日 尼罗河口战役；法国舰队败绩。

9月5日 第一部普遍征兵法（共和六年果月十九日）。

1799年

3月 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

4月 共和七年立法选举有利于新雅各宾派。

8月23日 波拿巴前往法国。

10月9日 波拿巴抵达法国。

10月18日 关于法郎和里弗的法令（共和八年葡月二十六日）。

11月10日 督政府被推翻（共和八年雾月十九日）。

12月24日 共和八年宪法实施（共和八年雪月四日）。

12月28日 教堂在周日为做礼拜重新开放。

革命历

1792年9月22日共和国成立，实行革命历是为了纪念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建立法兰西纪年的法令》和革命历方案在共和二年葡月十四日通过（1793年10月5日）。革命历摒弃了格里高利历法中用圣徒名字命名月份的方法；它按照“理性”的原则将每月分为三十天，每个月有三旬，每一天都有从自然中得来的名字：例如在雪月，泥土日，岩石日和砂岩日。每10天为一旬，以农具来命名。革命历一直使用到1806年元旦。

秋季：

葡月 9月22日至10月21日

雾月 10月22日至11月20日

霜月 11月21日至12月20日

冬季：

雪月 12月21日至1月19日

雨月 1月20日至2月18日

风月 2月19日至3月20日

春季：

芽月 3月21日至4月19日

花月 4月20日至5月19日

牧月 5月20日至6月18日

夏季：

获月 6月19日至7月18日

热月 7月19日至8月17日

果月 8月18日至9月16日

无套裤汉日：9月17日至21日再加上闰年多出的一天。

注释

缩略语

AD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地方档案

AM Archives municipales 市政档案

AN Archives nationales 国家档案馆

AP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议会档案

AH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历史评论

AHRF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法国大革命史年鉴

（注：法国大革命史年鉴从1977年后从按卷发行改为独立发行）

Annales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年鉴

CNRS 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THS Éditions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历史与科学出版委员会

ÉHÉS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法国高等社会研究院

EHR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英国历史评论

FH French History 法国历史

FH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法国历史研究

HJ The Historical Journal 历史杂志

JMH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现代史杂志

MU Moniteur Universel 世界导报

P&P Past and Present 过去与现在

PUF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法国大学出版社

SH Social History 社会历史

SÉR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罗伯斯庇尔研究会

参考文献

以下参考文献是书中引述较多的纸质资源，其他文献在注释中已经注明，还有一些文献来源于以下地方档案的手稿：阿朗松、波尔多、布雷斯地区布尔格、卡尔卡松、拉昂、拉罗谢尔、蒙彼利埃、南锡、南特、奥尔良、巴黎、佩皮尼昂和瓦讷。

报纸

La Feuille villageoise, 1790–95 《农村报》

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1789–99 《箴言报》Le Vieux Cordelier, 1793–94 《老科德利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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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s parlementaires.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French Revolution Digital Archive website (FRDA):http://frda.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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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不自由毋宁死：法国大革命史》一书是彼得·麦克菲教授多年研究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结晶，这是一部对希望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普通读者和对法国大革命有一定了解的专业读者都非常友好的书。在成为法国史专业的博士生之前，我也和很多历史爱好者一样，对法国大革命这样严肃的话题和大部头的著作都有种望而生畏的感觉，但每当读到历史人物的故事时就会产生继续读下去的动力，因为人与人情感上的共鸣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不仅存在于尘封的档案之中，还铭刻在每个经历法国大革命的人的记忆中。麦克菲教授不仅聚焦法国大革命主要历史人物的历史，也用了大量笔墨描绘了普通人在大革命期间的命运沉浮。

法国大革命戏剧性地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大仲马的父亲托马-亚历山大·仲马1762年出生于圣多明各，他的父亲是法国贵族，母亲则是一名黑人奴隶。他生下来就是奴隶，在14岁那年被父亲以800里弗的价格卖给了一个法国军官，后来当他抵达法国时，父亲又赎回了他，给他自由身份并且将他送入军校。在24岁从军校毕业那年，他的其他同学都成了军官，而他只能注册成为一名普通士兵，他的父亲认为他使用达维·德拉·佩耶特里（Davy de la Pailleterie）的贵族姓氏有辱家门，他只好用了母亲的姓氏仲马（Dumas）。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27岁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四年后自己会成为一名将军。他在意大利和埃及与拿破仑并肩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如果没有大革命，他很有可能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结束军旅生涯。类似大仲马父亲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人的命运转折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大革命历史的缩影。

对大革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读者来说，麦克菲教授这本大革命史提供了很多大革命最新的研究成果。例如大革命对环境的影响，在法国南部地区，贫瘠的山地丘陵更适合放牧而不是谷物的种植，但是为了交纳什一税和封建租税，大量的荒地被开垦种植谷物；大革命废除封建制度的《八月法令》颁布后，大量的贫苦农民开垦了原本用作放牧的共有土地、砍伐森林，导致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这些问题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对现在法国南部的环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麦克菲教授将早年研究法国地方史、农村史的研究成果写入本书之中，我们不仅能在书中看到法国大革命发源地巴黎的政治变迁，也能目光向下，看到各个地方和乡村是如何欢迎、接纳和反对变革的，正如麦克菲教授所言，无论欢迎还是反对变革，都不能拒绝变革。正是这一互动过程为我们呈现了更加生动的大革命历史。

当我把近三十万字的译稿交付时，内心如释重负的同时也隐隐不安。高兴的是自己独自翻译完成了这样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完成了自己最初学习法国史的一桩心愿；不安的是自己在翻译的过程中了解到自己能力有限，虽然尽自己最大努力进行修正，错误和疏漏恐怕也在所难免，希望各位读者多多指正。

在翻译过程中，我得到了浙江大学“双一流引导专项”的支持，同时，本书是浙江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研究青年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麦克菲教授非常支持我的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多次通过邮件向他请教问题，他都给了我积极的解答和回复，并且欣然应允为中国读者写下序言，在此，我向麦克菲教授表示真诚的感谢。最后，我还要向不辞劳苦编辑译稿的袁子奇编辑、一直关心并支持我的导师董小燕教授、吕一民教授以及张弛副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磊

2018年秋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北园

1.安托万-弗朗索瓦·加莱，《路易十六》，约作于1778年。加莱创作的路易十六身着加冕礼袍的正式肖像为后来用作赠礼的复制品提供了范本。

2.波尔多的交易所广场，完成于1755年左右。股票交易的鼎盛体现了城市商业精英的财富和信心。广场中心曾经的路易十五雕像在大革命期间被销毁。

供图：Xellery。

3.年轻画家路易-利奥波德·波瓦利（生于1761年）在1783年创作了这幅罗伯斯庇尔在阿拉斯学习期间的律师肖像画。25岁的罗伯斯庇尔看起来对他第一次在法庭上取得的重大成功志得意满。他一直都喜欢狗的陪伴。

4.这是1783年在地中海港口城市旺德尔港高30米的方尖碑上的浅浮雕之一。路易十六委托建造了这座方尖碑，用以纪念港口取得的成就。这块浮雕展现的是路易十六支援美国独立；其他的浮雕赞颂他废除农奴制、开放贸易和建立强大海军。

5.雅克·德·斯泰拉的《冬季农场的晚间叙谈》创作于大革命前的一个多世纪，描绘了农村一家人在冬天晚上聚会的温馨氛围。

6.让-路易·普里厄作为最有才华的革命艺术家之一，他的这幅画描绘了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场景，他创作了144幅准官方的“历史性画作”系列中的67幅。普里厄是革命法庭的陪审员，在1795年5月与富基耶-坦维尔一起被送上断头台，他的父亲在前一天被处决。

7.22岁的安-路易·吉罗代是雅克-路易·大卫的学生，他描绘了在1789年7月处决三名王室官员劳奈、富隆和贝蒂耶时的恐惧，之后他移居罗马进行艺术创作。

8.这是少有的展现1789年7月至8月间大恐慌的画作。事实上，对于领主或者他们管家的人身威胁，以及销毁封建账册的做法远比烧毁城堡普遍得多。

9.革命期间发行的银行券（指券）的价值由已经国有化的教会财产提供保障。后来滥发指券以及随后的通货膨胀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引起了不满。

10.皮埃尔·加布里埃尔·贝尔托描绘了巴黎庆祝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的盛大庆典。1790年7月的联盟节是革命团结和乐观主义的顶峰。

11.这棵勉强存活下来的法国梧桐生长在萨拉北部的小村庄塔米耶，它的种植最初是用来纪念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的。照片拍摄地位于教区教堂前。这棵树或许是大革命早期仅存的“自由树”。

12.在朗格多克和鲁西永交界的南方小村庄坎普阿格利，一个说奥克语的家庭在门楣上用一个巴士底狱的石雕来纪念这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个石雕保存至今。

13.建筑商皮埃尔-弗朗索瓦·帕罗瓦在承包拆毁巴士底狱的工程后，用巴士底狱基石雕成石雕送给83个新省份。勃艮第的圣朱利安德萨吕村在1790年获得这块巴士底狱砖石后将其放在“自由广场”上。它保存至今。

14.让-路易·普里厄在这幅画中描绘了1791年7月17日在马尔斯校场宣布戒严令以及随后请愿路易十六退位的民众遭到屠杀的场景，这次事件极大破坏了革命团结。

15.弗朗索瓦·博内维尔在1796年创作了雅克-皮埃尔·布里索的肖像画。布里索是“温和”共和派领导人并且支持战争，在1793年10月被处决。

16.画家雅克·贝尔托亲眼见证了1793年8月10日巴黎人攻占杜伊勒里宫的场面。

17.大革命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用具。这个盘子纪念着1792年国家团结和统一。用家庭餐具来表达对革命的支持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18.混血儿托马-亚历山大·仲马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战功卓著。1793年战局最为胶着的时候，他被提升至准将军衔，他是法国军事历史上第一位达到这一高位的有色人种。仲马的成功被认为是大革命平等精神的胜利。

19.身着三色制服的特派员让-巴普蒂斯特·米约，可能是雅克-路易·大卫或他的学生所绘。特派员是受国民公会之命前往各省监督执法情况的官员，有很大的权力。特派员可能是国民公会代表，也可能是代表以外的官员。

20.夏洛特·科黛1768年出生于诺曼底地区埃科什附近的雷尚波农场上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她是吉伦特派的坚定支持者，她在1793年7月13日刺杀了让-保尔·马拉。四天后她被处决。

供图：M. Patou。

21.雅克·路易·大卫纪念让-保尔·马拉的杰作帮助了马拉在政治上的神化。马拉在1793年7月被夏洛特·科黛刺杀。

22.图为1789年后的政治生活中心。左下是雅各宾俱乐部，圣端诺累大街为画面左边这条折弯的街，罗伯斯庇尔和其他代表居住在这条街上，国民公会在1793年5月10日前位于马场（底部），后来位于杜伊勒里宫内的一间剧院（左上）。救国委员会会址在杜伊勒里宫左边。罗伯斯庇尔的生命终结于（画面之外）右下方的革命广场。

23.1793年巴黎的一个“大众团体”或政治俱乐部的集会，该画由路易·雷内·博凯创作，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名无套裤汉，他身着工作时的长裤而不是贵族的套裤。

24.画家谢里厄以这幅画表达了他对女性俱乐部的恐惧，画中的俱乐部或许是革命共和女性公民协会，1793年她们在之前的一所教堂里开会。在1793年10月被强制关闭前，巴黎和地方省份大约有60个女性俱乐部。

25.在1793年末的废除基督教运动中破坏宗教雕像的痕迹在今天很多教堂仍然可以看到，图为穆兰的一座教堂中被毁的浮雕。

26.巴黎西部64千米外的乌当教区教堂，在其大门上方仍然刻着1794年最高主宰崇拜的铭文：“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以及灵魂的不朽。”

供图：P.poschadel。

27.尼古拉·亨利·若拉·德·贝特利的寓言画，创作于1794年，充满了新的政治符号，这套政治文化被置于卢梭和全知之眼的警惕注视下。

28.这是一张讽刺并庆祝罗伯斯庇尔被处决的传单，上面把他称为“现代喀提林”和“活该上断头台”。

29.罗伯斯庇尔不得不处死刽子手，因为其他人都死了——这是一则热月党时期人尽皆知的黑色幽默。罗伯斯庇尔双脚踩着1791年宪法和1793年宪法。图中的大写字母意为分别处决所有法国社会团体，从吉伦特派、贵族和教士到“老人、妇女和儿童”。

30.瑞士画家让-弗朗索瓦·萨博莱在1793年曾是革命艺术团体的成员之一。他在1794年创作了这幅达尼埃尔·克尔维甘（克里斯托弗-克莱尔·丹耶尔·德·克尔维甘）的肖像画，这位在1789—1791年的南特市前市长可能刚刚被从监狱释放。克尔维甘以殖民地贸易和奴隶贸易发家，赢得了“积极”公民的有力支持。他在1797年再度担任市长，在第一帝国期间政绩杰出。

31.让-巴普蒂斯特·勒尼奥在1793年就开始创作《在自由与死亡之间的法国天才》，但是直到1795年展出时才披露画作的内涵。此时的人们对之前一年刻骨铭心，自由和死亡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伴而行。法国的天才有三色的翅膀，象征自由的女神手中拿着象征平等的三角尺、象征自由的小红帽，脚下还有古罗马象征团结的束棒。

32.新教徒律师弗朗索瓦-安托万·布瓦西·当格拉是热月政变后重要的政治人物，他阐明了1795年宪法的根本原则。

33.约瑟夫·西克雷是边境地区圣洛朗德-塞尔当的未宣誓教士，他就在这间与西班牙领土隔穆加河相望的圣科内利斯小教堂，从1796年开始为数百名信徒主持了婚礼和洗礼。

34.靠近卢森堡边境的摩泽尔省的蒂永维尔市饱受战火，多次被敌人占领，但这座城市仍然保留着举行公共仪式的“祖国祭坛”。这座祭坛可能是在1796年为了庆祝共和国成立四周年建造的，也是法国唯一完好保存下来的祖国祭坛。

35.安-路易·吉罗代在1795年返回法国，完成了这幅光彩照人的让-巴普蒂斯特·贝莱肖像。贝莱出生于塞内加尔，曾经是奴隶，入选过国民公会和五百人委员会，但是在1797年失去议席。贝莱所倚靠的胸像是反对奴隶制的启蒙思想家雷纳尔（去世于1796年）。

36.安德烈-弗朗索瓦·米奥（1762年出生）在1794年11月担任外交部长，在托斯卡纳条约签订后，他在1795—1796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全权首相。图中的米奥身着代表共和国的三色衣服，他站在他的兄弟、妻子和孩子之外，紧邻着罗马共和国开创者卢修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的半身像。背景是罗马象征智慧和艺术的女神密涅瓦。

37.画家埃瓦里斯特·卡彭蒂耶绘制的《埋伏中的朱安党人》。旺代叛乱之后，布列塔尼地区依然活跃着反政府的游击队，即“朱安党人”。巴尔扎克在小说《朱安党人》中曾评论道：“这个省份（布列塔尼）的很多地方，时至今日仍保留着我们粗野祖先的蛮荒生活和迷信精神”。

38.一些法国最杰出的科学家参与制定了准确的十进制质量、尺寸、距离、容积和币值，这项长期工作最终在1799年完成。

39.1792年，法国军队占领了阿尔卑斯地区的萨伏伊，这个地区当时隶属于撒丁王国。曾经担任蒙马特市市长的雅各宾派菲利克斯·德伯特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公使，1796年他在萨朗什镇附近修建了一所救济院和一所“自然神庙”。今天的萨朗什仍然是可以领略勃朗峰大冰川的著名景点。现在的“自然神庙”是1923年修复的建筑。

40.《种菜的妇女》是一个农妇的肖像画，由佚名艺术家在1795年创作，这幅杰出的画作标志着肖像画主题的根本转变。

41.诺埃尔·比诺是昂热市以西勒卢鲁教区的未宣誓教士，他从1791年开始躲避迫害，1794年被捕。这幅圣奥班教堂的壁画展现了他在昂热被处决的场景，很有可能是在1926年他被宣福时创作完成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 /（澳）彼得·麦克菲著；杨磊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Liberty or Death:The French Revolution

ISBN 978-7-5086-9753-6

Ⅰ . ①自… Ⅱ . ①彼… ②杨… Ⅲ . ①法国大革命－研究 Ⅳ . ① 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8074号

© 2016 by Peter McPhe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

著者：［澳］彼得·麦克菲

译者：杨磊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插页：12

字数：465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6-8784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审图号：GS（2018）666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753-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希腊人的故事

（全三册）

[日]盐野七生 著

计丽屏 徐越 田建国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希腊人的故事1 文明的诞生

前言：写给读者的信

第一章 希腊人是谁？

第二章 纷纷建国

第三章 抵抗侵略者波斯

第四章 希波战争以后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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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故事2 文明的崩坏

民主的成熟和崩坏

第一部 伯里克利时代

前期

后期

第二部 伯里克利以后

前期

后期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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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故事3 新希望

第一部 希腊城邦国家的终结

第一章 雅典的凋败

第二章 无法蜕变的斯巴达

第三章 底比斯的极限

第二部 新生力量

第一章 父亲腓力

第二章 儿子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的一生

第三章 希腊化世界

十七岁时的夏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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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故事

1

文明的诞生

前言：写给读者的信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儿想法，只是有些长

首先，我来回答一个问题，因为我想这个问题一定会被问到。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动笔写希腊人的历史？原因有两个。

在我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会提及古希腊人。我以为，这“或多或少”对古希腊人很不公平，甚至很失礼。这是第一个原因。

西方文明的两大基础，一个是后来兴起的基督教，另一个就是古希腊罗马文明。后者甚至被冠以“希腊罗马时代”之称。

关于古希腊罗马文明中的罗马，我已经用15卷的文字进行了介绍。但关于希腊，仅在《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卷中有所提及，单行本270页中仅占了52页。而且，我所写的希腊只是罗马人眼中的希腊。当然，如果希腊和罗马后来一直有关系，我大概都会写进书中。但是，自公元前453年，罗马元老院三议员视察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希腊后，在其后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希腊和罗马之间再没有发生可称之为“关系”的关系，尽管在地理位置上，希腊和罗马仅仅相隔一个亚得里亚海。

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原因，在希腊人眼里，罗马太过弱小，不值得理会。即使在公元前6世纪，因为克里斯提尼的改革，雅典开始实行民主政体的同一时期，罗马也放弃君主政体，转向了民主政体，罗马依然没有引起希腊人的重视。

要了解古希腊，一定要读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阿里斯托芬等人的作品。其中阿里斯托芬是讽刺喜剧作家，从他的作品中可以了解当时的民心所向。然而在他们所有人的作品中，完全看不到代表罗马人的“R”字样，无论你看得多么仔细。对于希腊本土的希腊人来说，意大利半岛的居民中，只有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系殖民城市的人，才是他们的“伙伴”，例如叙拉古人、塔兰托人等。尽管罗马和希腊相距不过500公里，但是，在希腊本土的城邦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的岁月里，罗马人始终没有进入希腊人的视野。说难听点儿，罗马人甚至没有被希腊人正眼瞧过。对此，罗马人只能苦笑一声，用一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来掩饰自己的失落感。

用运动会选手来做比喻，希腊人犹如短跑运动员，而罗马人则更像长跑运动员。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创造了辉煌之后，希腊渐渐沉寂下去。而就在那个时代，罗马完成了称雄意大利半岛的壮举。而且，其统治地域之广绝非希腊可比。曾经被希腊人看轻的罗马人，在元老院三位元老组成的视察团视察过希腊之后，虚心向希腊学习，吸取希腊人好的经验，舍弃希腊人的缺陷，做到了扬长避短。

希腊人是一个极富改革创新意识的民族。他们有“一件”唯一未取得创新成功的事。罗马人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实施，从而成功建立了囊括希腊在内的庞大帝国。

《罗马人的故事》全面介绍了罗马人的历史。9年之后的今天，我想书写那个时代的希腊人——那些从未正视过罗马人的希腊人。因此，本书的主角变成了希腊人。在写作本书时，我依据的资料是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写的著作。因此，我需要和他们一样，把自己变成希腊人，不去正视罗马人。

在写本书的过程中，每每想到《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卷，我就会觉得好笑。但是，本书不仅丰富了《罗马人的故事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关于希腊人的内容，而且将更加详尽。

书中人物多姿多彩。这次我是将自己当作希腊人来写希腊人的故事，所以，自然增加了很多《罗马人的故事》中不曾提及的事情。因此，别说50页，甚至需要三卷的篇幅才能完成。

不过，我想也就这么多了。因为，用人的一生来做比喻，《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卷写的是人近30岁之前的罗马人。从时间上来说，本书所写的希腊人正好也处于这个年龄段。但是，希腊是突然崛起又迅速衰落的，所以，感觉刚进入青春期，就已经走向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从年代上来说，《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卷所写的那个年代，希腊人的历史事实上已经结束。希腊人终究只是短跑运动员，当然，他们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至今尚未有人破此纪录。

最后，我想简单说说写希腊人的第二个原因。

近来，有关民主主义的辩论突然兴起，诸如民主主义究竟为何物，民主政体下的领袖应该如何云云。针锋相对展开辩论的是政治家和所谓的有识之士，他们常常出现在大众媒体之上。

我也参与过辩论。但是很快，我厌倦了。我不再看报纸、杂志等上面的相关报道，甚至电视上一出现此类话题，我就立即换频道。因为我认为，不管辩论多么激烈，对立的双方都不可能提出可以驳倒对方的论据。

民主政体和该政体下的领袖能力如何，对某一个体来说很重要。因为严格地说，有些事情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得到解决，有些事情只能由国家出面才能解决。两者完全不同。因此，我选择回到古希腊，特别是回到雅典，因为他们才是民主政体的创始者。

因此，本书中，类似民主主义应该怎样、民主政体下的领袖应该如何作为、选民应该怎样参与其中等，一概不提。

在这里，我要介绍的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创造出迄今从未有人想到过的民主政体，什么时候、是谁、又是怎样推动民主政体的，在国家存亡的危机关头，有决定权的选民是怎样做出选择的，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之后又有怎样的结果，等等。

我曾经用《罗马人的故事》做书名，并把此书名看作他们的语言拉丁语中的RES GESTAE POPULI ROMAN，即“罗马人的行为”。而追踪“行为”（GESTAE），就是我最大的目标。因此，在本书中，尽管主角变成了希腊人，但是追踪他们“行为”的宗旨不变。同时，对现代人来说，他们的“行为”是否有意义，有怎样的意义，交由读者来判断的态度也没变。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古希腊人的世界吧。

盐野七生

2015年夏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及爱琴海沿岸

第一章

希腊人是谁？

奥林匹克运动会

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地点选择在奥林匹亚，实在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决定。奥林匹亚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端，与不断崛起的强大城邦国家斯巴达、雅典、科林斯和底比斯等之间的距离都很合适。

奥林匹亚处于茂密的森林包围之中。对于生活在希腊的人们来说，这样的环境是他们心向往之的。希腊土地贫瘠，希腊人大多生活在岩石裸露的土地上。因此，一走进森林，便觉神清气爽，内心安宁。而且，这片森林不像北欧的森林那般昼夜昏暗阴沉。在这里，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落在南欧森林中的每个角落。你遇到的任何动物，与其说是猛兽，不如说更像精灵。希腊人把奥林匹亚森林叫作“神圣之林”。

第一次在“神圣之林”举办盛大的运动会是在公元前776年。选择此时举办运动会绝非偶然。不久前，希腊人开始大举向地中海各地开展殖民运动，此时已告一段落。同时，留在本土的住民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住民共同体“城邦国家”的一员。此时在奥林匹亚举办的运动会，既可以个人名义参加，也可代表国家（城邦国家）参加。

奥林匹亚建起了比赛场馆。观众席设在两侧，跑道在中央。跑道的长度一圈为185米左右。今天，在英语中，我们把赛场叫作“stadium”（运动场），这一名称就始于2700多年前的这个时候。

最初，比赛项目好像只有赛跑，也就是沿跑道竞跑。但是，希腊人是个富有创新意识的民族。不久，比赛项目中增加了跳远、掷铁饼、标枪、摔跤、拳击等。其中摔跤和拳击项目比赛中，无论选手如何出手都无须担心违反规则。此外，还增设了“五项全能”：一人参加包括赛跑、跳远、掷铁饼、标枪和摔跤在内的5个项目比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五项全能”赛作为运动会的压轴赛事，令观众为之痴狂。

其间，供奉希腊众神之王——宙斯的大神殿也建成完工。运动会开幕之日，全体参赛选手参拜神殿，并在神像前宣誓，保证比赛公平公正。后来，这一仪式被固定下来，成了惯例。

其间，比赛项目不断推陈出新，呈现出多样化。希腊城邦国家的士兵通常指重装步兵，叫“hoplite”。他们头戴头盔，遮挡住半个头部，身佩胸甲，脚缠绑腿，手持长矛和圆形盾牌。这是上战场时的装束。他们就身着这样的装束参加比赛，在运动场跑上几圈。运动会的高潮是战车赛，战车由四匹马牵引。选手驾驭马匹一出现在赛场上，观众席立刻一片沸腾，全体观众齐刷刷地站立起来。

四马战车竞赛最早出现在奥林匹亚，是在公元前680年，即奥林匹克运动会迎来第25届的那一年。因为这一项目太受欢迎，所以后来作为固定的压轴项目，安排在运动会的最后进行。

选手驾驭四马战车出现在赛场上已然非常壮观，而战车还要绕运动场竞跑10圈。这是一项比拼技能和耐力的运动。在希腊城邦国家，男性到了30岁才被承认可以独当一面。因此，驾驭四马战车全力以赴参加比赛的大概是正值壮年的希腊男性吧。

运动会规定，参加比赛时，运动员必须赤身裸体。希腊人认为最美不过匀称的体形、壮硕的体格。他们相信只有健美的肉体才能拥有健全的灵魂。而奥林匹亚举办运动会的时间是7月至8月的盛夏季节，运动员即使全身赤裸，也不会受寒。应该说，希腊的夏季，气候宜人。

观看比赛的除了希腊人，还有外国人和奴隶。但是，没有女性观众。在希腊，男尊女卑的思想比罗马有过之而无不及。

古希腊人的创造力惊人，但耐力极差，差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奥林匹亚的运动会却被长期保留下来，并且每次都能信守公平原则。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希腊人需要这种形式的运动会。

在古希腊，有希腊人，却没有一个叫希腊的国家。希腊是大大小小无数个城邦国家的总称，包括规模极小的国家，加起来有500个以上。因此，古代有雅典人、斯巴达人，却没有希腊国家的人。

有资格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只有希腊人，在当时指的是：

一、说希腊语的人。

二、信仰希腊诸神的人。

诸神的世界

通过《希腊神话》，我们知道了希腊诸神。众神之王是宙斯，他是守护全希腊的神，住在希腊东北部的奥林匹斯山上。他一生气就会打雷，因此，闪电是他的象征。

宙斯的妻子是赫拉，她是家庭主妇的守护神。赫拉的嫉妒心很强，大概是因为她有一个到处拈花惹草、私生子无数的丈夫吧。这位女神的象征是孔雀和石榴。

女神雅典娜是宙斯的私生女。她是智慧女神，也是城邦国家雅典的守护神，其象征是猫头鹰和橄榄。

这位女神掌管的“智慧”，定义有点儿广。在荷马的叙事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有英雄无数，而该女神最钟情，甚至不惜施以援手的是《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

女神最爱的既不是攻打特洛伊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也不是勇猛果敢的美男子阿喀琉斯，而是用“木马计”结束了长达10年的特洛伊攻防战的功臣奥德修斯。可以说，女神雅典娜掌管的“智慧”包括“狡诈”，这位女神守护下的雅典人很清楚这一点。

男神阿波罗是宙斯的私生子。我们常常用美貌和年轻来形容他。他是阳光和音乐的守护神，其象征是月桂树和竖琴。因为他掌管的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快乐，因此希腊人对他无比崇拜，甚至在德尔斐建起了供奉他的神庙，人气之旺，尤胜奥林匹亚供奉宙斯的神庙。阿波罗神庙常有人前往拜祭，而不是4年一次。人们去神庙的目的除了祭拜，更多的是为了祈求神谕。如果你说去德尔斐，那就表示你是去聆听通过女祭司之口赐予的神谕。

至于如何解读神谕，在那个时代，方法无疑是多种多样的。我想，可能有点儿类似日本神社的签，全看女祭司如何为你解读。但是，大多数古希腊人都深信神谕，甚至连苏格拉底也会用“去德尔斐”来打发向他讨教但他无意回答的人。

男神阿波罗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叫阿耳忒弥斯，拉丁语叫“Diāna”（狄安娜），英语叫“Diana”（戴安娜）。这个女神和她的双胞胎兄弟不同。弟弟喜欢追求年轻姑娘，而她追赶的是活跃在森林中的野猪。她是狩猎女神，对男性毫无兴趣，弓箭是她的象征。阿耳忒弥斯守护贞洁，大概也是因为反感弟弟的行为举止吧。我觉得她很适合做女权主义者的守护神，只是在欧美，一神教一统天下，所以大概行不通。

众神之王宙斯的另一个私生女阿佛洛狄忒，拉丁语叫“Venues”，英语叫“Venus”（维纳斯）。这位女神在诸神中长得最漂亮，作为爱与美的女神而闻名。阿佛洛狄忒没有什么特别的象征，是因为她绝无仅有的女性身体本身就是象征。她的身边常有手持弓箭的丘比特相随。

继母赫拉很妒忌她的美丽，逼着她嫁给了长相丑陋的赫菲斯托斯为妻。赫菲斯托斯是赫拉与宙斯生的孩子。不用说，这对夫妻的关系极不和谐。阿佛洛狄忒整天在外面招蜂引蝶，只要她看上哪位男性，就命令丘比特射出爱情之箭，使那个男人成为自己的玩物。所以，女神的桃色事件层出不穷。

赫菲斯托斯几乎成了“绿帽子”的代名词，虽然他是一位稳重踏实的勤劳之神。他是冶炼商的守护神，教会了人类在冶炼金属时如何用火。他的象征是铁锤和长凳。

波塞冬是宙斯的弟弟，在英语中叫“Neptune”（尼普顿）。在兄弟之争中落败后，他离开奥林匹斯，住到了海里。也许是因为和哥哥宙斯发生争执后带着怒气离开的，波塞冬的脾气很暴，动不动就发怒。只要他一生气，大海就会波涛翻滚。因此，水手少不了向他祈福，祈祷平安。此男神通常用壮年男子的形象来表现，其象征是三叉戟。一旦他挥舞起三叉戟，不仅可以搅起狂风暴雨，甚至还可能引发地震。或许，海啸也是波塞冬的杰作吧。

赫耳墨斯是宙斯的另一个私生子，英语中叫“Mercury”（墨丘利）。人们常用年轻男性的形象来表现他。他有一个特殊技能：走路速度极快。因此，很多时候他充当宙斯的信使。其象征是带羽翅的手杖。赫耳墨斯不仅是旅行者的守护者，也是商人的守护神。不知为何，他还是小偷的守护神。希腊人把商人和小偷一视同仁，很令人费解。但是，把诸神视为与人类一样，这就是希腊人的世界。

在希腊诸神的等级制度中，上述诸神加上战神阿瑞斯和守护家庭的女神赫斯提、得墨忒耳等构成了最高一层。酒神狄俄尼索斯和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爱神厄洛斯属于第二等级。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诸神构成了希腊的神话世界。也就是说，这些神是古希腊人的信仰所在。

然而，如果你认为众神的世界没有纷争，那就大错特错了。围绕特洛伊的攻防战持续10年未决出胜负，就是因为互相对立的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波塞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雅典娜支持希腊联军，阿佛洛狄忒和波塞冬支持特洛伊。为此，每每惹得充当调解员的宙斯大动肝火，带来电闪雷鸣，降祸于人间。

特洛伊战争因为“木马”的出现而终结。但是，人类的现实世界却没有如此幸运，因为人类世界没有一个宙斯这样既权威又强大的调解员。几乎每年夏天，希腊都会战争频发。也许你会说，他们可以选择休战。但是，休战协议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撕毁。这就是希腊人。

他们思来想去，最后想到了在奥林匹亚举办运动会。希腊人钟爱体育竞技，所以，只要规定在运动会期间休战，应该没有人会撕毁休战协议。运动会开幕时，代表各城邦国家的运动员要在建于奥林匹亚的神殿内向宙斯的神像宣誓。要求他们起誓“我宣誓，保证堂堂正正地战斗”，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宣誓的对象不是别的神，正是充当诸神调解员的宙斯。宣誓仪式结束后，选手们全力以赴，投入深受人们喜爱的比赛之中。

运动会4年举办一次，包括7天的比赛时间，休战时间只有1个月。古希腊人不会因为你在战争中败北而取消你的参赛资格，也不会因为敌视某个国家而联合抵制其参赛。就好像现代赛车比赛，一旦有安全车进入，所有参赛车辆都不得超车一样。昨日之前还在战场上针锋相对，今日随着赛期的到来，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大家暂时相安无事。

希腊人需要奥林匹克运动会。否则，他们不可能偃旗息鼓坚持休战那么长时间。也许因为向宙斯发过誓，不能随意破坏誓言的想法支撑他们坚持了下来。奥林匹克运动会正是战争不断的古希腊人发明的、基于人性的“智慧”产物。

运动会的最后环节是冠军表彰仪式，月桂冠是冠军的标志。虽然月桂冠只是用希腊随处可见的月桂树枝叶编成，但是冠军是他所属城邦国家的骄傲。赢得月桂冠，一定会让城邦的全体公民欣喜若狂。冠军回国后，大概也无须再担心今后的生存问题了。到了用餐时间，无论走进谁家，他都会受到盛情的款待。去商店买面料做短衣，店主不仅免费赠送，还会因此深感荣幸，说这是自己店的店规，等等。即使只是一介普通士兵，只要成为冠军，也会载入古希腊人撰写的著作中，被称为××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届奥运会好像形容词似的，成为固定的修辞用语。在奥林匹亚举行的运动会上夺冠，是他所属城邦国家的荣耀，是家乡全体父老乡亲的大喜事，举国为之欢欣鼓舞。比赛结果甚至可能改变战斗的结果。就好比因安全车进入而一度休战期间，曾经处于劣势的一方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夺冠而士气大振，重启战斗之后，他们可能一举扭转不利局势。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重要性正体现于此。因此，他们就连计算年份也采用××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年的说法。

在奥林匹亚举办的运动会始于公元前776年，终于公元393年，持续时间长达1169年。因每4年举行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共举办了292届。

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接受洗礼之后，成了一名基督徒。他不仅于公元394年终结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还规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唯一宗教，其余宗教一律归为邪教。

基督教是一神教。一神教之所以为一神教，是因为它不承认其他宗教。对于基督徒狄奥多西来说，奥林匹克运动会供奉的是邪教众神之首宙斯。因此，他绝不允许举行这样的活动。而且，早期的基督徒既不喜欢运动员赤身裸体，也不喜欢借体育运动的名义展开竞赛。奥林匹克运动会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

事实上，在被废除之前的六百多年里，奥林匹克运动会早已变得死气沉沉，没了生气。罗马建立包括希腊在内的地中海帝国之后，因为热爱希腊文明、敬仰希腊文明，给了雅典和斯巴达自由城邦的待遇。除了不能发动战争，他们享有所有国内自治权。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希腊人留下了伟大的业绩。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要意义在于“安全车”的进入能够使频发的战争进入休战期。到了“Pax Romana”（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人们对运动会的热爱程度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因为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是无战争的代名词，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安全车”。此外，曾经代表城邦国家参赛的选手也变成以个人名义参加比赛了。尽管如此，奥林匹克运动会依然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

第一，崇尚匀称的身材、强壮的体格这一审美意识始终未变。

第二，不说希腊语的其他民族也可以参加运动会了。

罗马帝国的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在登上皇位之前，曾经驾驭四马战车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一举夺得冠军，戴上了月桂冠。这个时期，还有来自北非和中近东的选手参加运动会。因此，运动会期间的奥林匹亚，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听到希腊语。这时，拉丁语、腓尼基语等各种语言也会传进你的耳朵。此时的运动会变成了纯粹的体育技能竞赛大会。

向海外发展

通常，尚处于“未成年”期的住民共同体，无论是像希腊那样的“城邦国家”（polis），还是像罗马那样的“共和制国家”（Res publica），首先都应整顿充实内部。但是，希腊人却不然。

走进希腊，让人感受最深的是“小”，而且土地极度贫瘠，甚至连建造神庙也只是把随处可见的岩石从左侧搬到右侧而已。在希腊，可称为平原的地方只有中部的色萨利等地。

好在希腊冬天是雨季，夏天光照充足，非常适宜种植橄榄树和葡萄。绵羊和山羊仅靠岩石间长出来的草也能生存。不过，用作主食的小麦，产量想必一定很低。

村庄、城市紧贴狭窄的山谷而建，隔着陡峭的山峰，另一面就是别的城邦国家。除了4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这些城邦国家之间总是纷争不断，或攻打别人或挨别人打。

我曾经穿越法国，从马赛前往多佛海峡。当时，有两点让我感受很深。一是在农业为主要产业的时代，法国竟然如此富裕；二是在这个国家，理所当然早早实现中央集权。与法国相比，意大利的地势复杂得多。与意大利相比，希腊的地势更加复杂。

坐大巴车在山上绕行，到达海边时，视野豁然开阔，让人顿觉心旷神怡。爱琴海不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海。这里岛屿遍布，波澜不惊。爱琴海在日语中译为“多岛海”，非常形象。如果像赫耳墨斯神那样穿上带羽翅的鞋，顺着一座座岛屿飞行的话，到达彼岸的小亚细亚似乎并非难事。由于这样的地理环境，没有人会想到要修建陆地公路，人们只会选择坐船出行吧。

不管称作王政还是君主政体，这种政治体制的特点是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它的优点是可以控制部族首领和豪族，防止他们割据一方。但是，希腊的地势不允许建立君主政体。群雄割据的时代持续了很长时间。

希腊历史中，雅典和斯巴达这些城邦国家的时代叫“古典希腊”。在此之前叫“古代希腊”，也叫“希腊的中世”。所谓中世，是一个“即使没有开花也布满根茎”的时代，不提希腊史中的“中世”，就无法讲述其后的“古典希腊”。而希腊史中的“中世”最大的特点，就是向地中海各地开展殖民运动。

在地势狭窄的希腊，一方面各城邦之间冲突不断，另一方面希腊人又特立独行，欠缺协调精神。只要其中一方不退让，事态就会难以收拾。没有陷入胶着的内战状态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这也并非因为他们具备良好的判断力，而是因为古代希腊尚未达到足够富裕的程度，不值得他们不惜一切困守家园。因此，犹如全民总动员一般，希腊人带着一家老小，纷纷开始向海外发展。

他们尽量避开已经建立起国家的地方，例如埃及，也不会选择尚无人类居住的地区。他们会赶走原住民或逼他们为奴，在当地从零开始，建设只为自己所用的城镇和港口。

希腊人的殖民地区

那不勒斯始于雅典人的殖民，塔兰托是斯巴达人建立的殖民国家，叙拉古是科林斯人殖民以后发展起来的……诸如此类，仅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殖民地，就可以看出他们在选择地理位置时有独到之处，令人不能不为之感叹。所有殖民地都面朝大海，背靠肥沃的土地。也就是说，殖民之后希腊人有了适合耕作的土地。其后，犹如宗家“分家”一般，殖民城市的数量有增无减。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在希腊人殖民以后发展迅速，一时变得异常繁荣。和母国希腊相比，这里甚至享有了“大希腊”的称号。就知识领域的大事来说，毕达哥拉斯在这一地区开设学校，欧几里得在此发表学说，柏拉图来访此地，这里还出现了阿基米德。这些事件标志着这里的居民的知识层次在当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与其把精力耗费在无穷无尽的战事中，不如向海外拓展。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当然，因上述原因走向海外，使得这些殖民城市和母国之间的关系非常松散，甚至可以说极其疏远。殖民地的统治机构和社会阶层也和母国有所不同。例如，那不勒斯虽然始于雅典人的殖民，但是并没有像母国雅典那样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这也再次印证了希腊人的独立精神。

当然，也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同样使用希腊语，同样信仰希腊诸神。因此，他们有资格参加奥林匹亚的运动会，而且也确实参加了比赛。

与这一切相比，更重要的是，因为殖民运动，希腊人的经济圈不再局限于爱琴海，而是扩大到了地中海全域。可以和希腊人相抗衡的，当时只有起始于腓尼基人殖民的迦太基。

希腊人的殖民运动最初在爱琴海对岸，也就是其后不久取名为爱奥尼亚地区的小亚细亚西岸。这里距离希腊较近，沿着爱琴海上的岛屿即可到达。紧接着，是向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发展。这个时期叫第一次殖民运动时期。第一次殖民运动结束后，希腊人又开展了第二次殖民运动。第二次殖民运动是以爱奥尼亚地区各城邦国家和雅典为首开展起来的，殖民对象从希腊北部直到黑海南部。爱奥尼亚地区各城邦国家是第一次殖民运动的殖民地，它们迅速成长起来后，参加了第二次殖民运动。爱琴海正如其名，成了真正的“希腊人之海”。

斯巴达没有参加第二次殖民运动。它位于内陆地区，原本就缺少向海外发展的条件。因此，与雅典人的殖民城市数量众多相反，斯巴达人的殖民地只有塔兰托。当然，斯巴达有斯巴达特有的情况。我想，公元前8世纪末，希腊的“中世”接近尾声之时，他们似乎有意优先强化自身实力，即优先积蓄国家力量。

因此，在送走“古代希腊”，迎来“古典希腊”的这一时期，走在前面的不是雅典，而是斯巴达。

第二章

纷纷建国

斯巴达——吕库古“宪法”

斯巴达不同于希腊其他城邦国家的地方是，它是来自北方的多利安民族入侵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斯巴达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后很长时间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泾渭分明。而其国内的等级制度又因吕库古实施的改革而稳如磐石、坚不可摧。

从奥林匹亚举办第一届运动会算起，公元前8世纪接近末尾的时候，人们迎来了第15届运动会。这时，斯巴达出现了一位名叫吕库古（Licurgos）的男子。在这里我只能用公元前8世纪接近末尾来表达，因为进入“古典希腊”之前，希腊尚处于传说中的世界。在依赖传说和代代口耳相传的时代，要获得准确的信息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某人出生于何年何月何日或长相如何了。

此人不是国王，但是社会地位应该很高，其学识之渊博深得斯巴达人的尊敬。

大约过了中年不久，他开始周游列国。当然，他不是漫无目的地旅游，而是带着明确的目标进行考察。据说他游遍了东地中海的波浪能够冲刷到的所有地方，更别说当时的大国埃及了。回国后，他制定了为数众多的法令。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吕库古改革”。

后世研究者中，很多人将吕库古改革称为“改革”（reform），而我认为应该用“宪法”（constitution）治国来表述更准确。

因为改革的前提是已有相关法律存在。但是，吕库古之前的斯巴达只有惯例，没有可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也许是因为有雅典随后进行的“梭伦改革”，因此才取名为“吕库古改革”的吧。但是，梭伦的改革是“改革”，而吕库古的改革实质上是为斯巴达制定了“宪法”。吕库古的“改革”不仅明确了斯巴达的国体，还规定了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

之后，斯巴达人开始频频使用“守法”一词，意思是遵守吕库古“宪法”中明确规定的法律。

吕库古没有改变斯巴达特有的社会阶层。非但没有改，反而让这种社会阶层进一步固化。

城邦国家斯巴达有“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希洛人”。斯巴达人是入侵斯巴达后定居于此的征服者，庇里阿西人指归顺或早早向入侵的斯巴达人投降但未能进入统治层的人，希洛人则属于最下层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居住地不同，分工明确。

斯巴达人——唯一享有公民权的群体。他们只负责军务。因为是城邦国家的公民，所以他们有权参与国政。所谓的“斯巴达公民”，指的就是他们。

庇里阿西人——生产、制造并向斯巴达人提供所需物资的群体。他们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无权参与国政。但是，作为主要战斗力斯巴达战士的辅助战斗力，他们有时也要上战场。他们被允许享有迁居和婚姻自由等人类最重要的权利。

希洛人——他们不是奴隶，是斯巴达的农奴。除了务农和畜牧，他们还要纺织简单的布料。他们只有婚姻自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即使上战场，他们也只是作为斯巴达战士的仆从，负责照顾正统斯巴达人的生活起居，不能参加战斗。斯巴达军的主要战斗力重装步兵开赴前线时，每个士兵都要带希洛人，最多可以带7个。

城邦国家斯巴达的三个阶层，即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的构成比例，据说是1∶7∶16。如果这一比例正确，那么，相对于很少超过1万人的斯巴达公民，庇里阿西人为7万人，希洛人则达到16万人。

在古代社会，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其首要职责是保护国家安全。因此，统计公民人数时，通常不包括女性和未成年人。上面提到20岁以上的斯巴达公民人数近1万人，我们假设这一数字是真实的。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的人口数量是否仅指成年男子，尚无人给出明确答案，因为他们从事的手工业和商业、农业，女性和儿童大多可以胜任。所以我想7万人和16万人这两个数字中或许包括了女性和未成年人的数量。

尽管如此，1∶7∶16这一人口比例，对统治者斯巴达公民来说，一定有不小的压力。也许严格划分居住区域就是减轻这种压力的一个手段吧。

居住在斯巴达城区的只有斯巴达人。希洛人的居住区域在城市外围的农耕地带，而庇里阿西人居住在农耕地带之外的各城镇中。

希洛人居住在斯巴达城的外侧，不是因为与庇里阿西人相比，斯巴达人更信任希洛人。相反，斯巴达人把希洛人当作假想敌，让他们毗邻城邦国家斯巴达而居，是为了防止他们勾结其他国家的住民，合谋图反。

后来，雅典市区的人口曾经达到10万人。但是，和雅典势均力敌的强国斯巴达城区人口只有3万左右。因为除了斯巴达公民和他们的亲属，他们讨厌不相关的人住到城内。作为军事强国，斯巴达声名显赫。但是，他们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认为要防御外敌，必须从提防内部敌人开始。

斯巴达有5个监察官，叫“ephoros”。当地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在这5个监察官的监督下接受体能测试。只有身体健全的婴儿才能通过检测，被当作斯巴达人培养。他们认为，只有身体健全的孩子才可以被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斯巴达战士，一个不会给斯巴达人丢脸的人。如果婴儿有残疾，马上就会遭淘汰。轻度残疾的婴儿被降为庇里阿西人或希洛人。如果是重度残障，则直接扔下悬崖，活活摔死。

通过体能测试的婴儿由母亲抚养至7岁，之后开始过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除了学习简单的文化知识以外，他们每天都要进行体能锻炼，学习武艺。

所谓的宿舍只是简易的帐篷，仅用来睡觉。孩子们自己动手做垫子，在中间塞一些干草，直接铺在地面上。这就是他们的床。他们没有餐厅，吃饭时端着铁盆直接坐在地上吃。铁盆里装的是用肉块和蔬菜熬成的汤，由仆从希洛人从咕嘟咕嘟冒着泡的锅中舀出。

这种汤黑乎乎的，很浑浊。漂浮在上面的肉块硬邦邦的，没有味道。就连斯巴达人自己也承认这种食物难吃至极。这就是著名的“斯巴达大杂烩”。但是，要成为一名响当当的男子汉，岂能追求美食？孩子们的主食是黑面包，同样难吃，坚硬如石。饮料只有水。

吕库古认为，只有可以忍受恶劣的环境、经受无异于实战的严酷训练、接受劣质食物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斯巴达战士。

吕库古的“宪法”还规定，从7岁开始到20岁结束的未成年期完结时，孩子们必须接受“达标仪式”的考验。

具体规定是这样的：孩子到了20岁就要半裸身体，仅持弓箭、剑、矛和盾走进山林原野，凭自己的本事在那里待上7天。没有食物，他们就靠偷窃希洛人的家畜或抓捕野猪等为食。在斯巴达，偷盗希洛人的东西无罪。至于睡觉，只能自己想办法。如果出生在冬季，20岁时接受这一考验应该相当严酷吧。

满7天后，年轻人才能回到住处。可以说，他们经历的“达标仪式”已经超出了人类极限。然而，在斯巴达人的意识中，从来没有人类极限这种概念。

年轻人结束7天的山野生活回到住处时，必须带回一个希洛人的脑袋，以此证明他成功突袭了希洛人。只有完成了这一切，斯巴达男人才能真正进入成年人的行列。

然而，即使已经成年，在30岁以前他们依然要过集体生活，和之前完全一样。过了30岁他们才可以拥有集体宿舍之外的私宅，才可以娶妻生子，过家庭生活。不过一到晚上，他们还是要回宿舍睡觉。

在斯巴达，现役年龄从20岁到60岁。因此，斯巴达男人的大半生是在集体生活中度过的，这里只有男性。

在斯巴达，肌肉发达、体格健硕的女性最受欢迎，原因是她们可以生育健全的孩子。性情温和、身体柔弱的“女性”在斯巴达是不受欢迎的。因为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是斯巴达王妃海伦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而海伦就是个绝世美女。尽管这是遥远的往事，到吕库古改革时已过去了五百多年。

因为集体生活中只有男性，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男人们难免会产生互相爱慕的念头。与希腊其他城邦国家相比，斯巴达人的同性恋倾向尤其严重。

这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一个孩子刚满7岁就要离开父母身边，来到一个陌生的集体里，从人性上说，他一定会对周边的人产生依赖心理。而身边的人很多，一个个都比自己年长，见多识广。

据说监察官常常光顾宿舍。他们总要来检查是否有事情发生，否则寝食难安。监察官担心的不是这种肉体关系会让斯巴达男人变得软弱，而是担心一旦这种性取向成为主流，必定造成人口锐减。

因为斯巴达人从小开始锻炼，所以你可能以为他们一定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独占月桂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保留下来的公元前5世纪的史料中，半个世纪的奥运会冠军名单里，斯巴达人只有一个。

在奥林匹亚举行的4年一届的运动会上，尽管参赛选手代表城邦国家，但是说到底，比的终究是个人的能力。

斯巴达人个体足够强大，一旦集体作战，他们的强大即以几何级数增加。只要有同伴在，他们可以变得无比强悍。斯巴达重装步兵团被认为是希腊最强的军队，就是因为他们是集体作战。

如果把他们的强大归因于士兵的同性之爱，大概有失偏颇，因为这两者毫无关系。斯巴达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接受了这样的教育：

绝不让敌人看到自己的脊背。

在战场上，不胜即死。

关于吕库古改革以后的斯巴达，后世的评价是：“一个建立在武器之上的国家”。也许吕库古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夺冠。

像这样培养起来的“斯巴达式”战士，只有一件事可以自己做主，那就是留长发。他们的同性恋取向是被默许的，当然也不能太过分。但是，留长发是得到正式许可的。头发可以长过肩，人们可以自由决定编多少条辫子。至于允许士兵留长发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有研究者认为，留长发的目的是固定沉重的头盔。但是，雅典的重装步兵同样佩戴沉重的头盔，他们的头发明显比斯巴达人短很多。而且，后来的罗马军团也证实，短发更适合将头盔固定在脖子上。因此，斯巴达战士留长发应该不是出于实用。有一个现象不知是否与此有关。战斗失利的前一个晚上，他们最后做的事情竟然是整理头发。

斯巴达人毕竟不是机器，他们是人。也就是说，他们也会有和其他人一样的缺点。对此，吕库古当然了然于心。

斯巴达的流通货币是铁币。此时的希腊早已开始流通银币，而斯巴达却逆潮流而行，规定只能使用铁制的货币。

长发战士

重装步兵

铁币自然不受其他国家商人的欢迎。这样一来，国外的商品就不会流入斯巴达。吕库古认为，斯巴达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满足人们的最低需要。斯巴达人的格言是质朴刚健。对于这样的斯巴达人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是否有来自外国的物品。

事实上，斯巴达公民并不富裕。在斯巴达，希洛人介于奴隶和佃农之间，翻译成日语，不知道用“农奴”好还是“隶农”好。总之，他们向主人——斯巴达人缴纳的“租费”是收成的二分之一。可见斯巴达人对希洛人的剥削并不厉害。一方面，他们或许是担心过度榨取会引起希洛人不满，导致暴动不断；另一方面，按照斯巴达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也不需要太多的钱。

鉴于这种情况，原本质朴的斯巴达人失去了储蓄的兴趣。不管生活水平多低，毕竟大家都一样。在没有贫富差距的社会里，没有妒忌，也没有羡慕。斯巴达甚至没有小偷，也没有权力之争，而在雅典，对权力的争夺犹如家常便饭。这种状况使斯巴达人的社会维持了长期的稳定。究其原因，当然是他们制造了“斯巴达式”的社会，也就是封闭的社会。

吕库古制定的城邦国家斯巴达的政体，从形式上看很简单，图示如下：

国王（BASILEIS）——斯巴达有两个自建国以来延续下来的王族，这两大名门各选出一人为国王，任期为终身。他们的地位最高，最受尊敬，在正式活动中常常入座贵宾席。

两位国王的任务只是领兵打仗。他们率领斯巴达人引以为傲的重装步兵团战斗。之所以有两位国王，大概是为了一旦其中一位战死疆场，立即就有人顶替指挥吧。

两位国王的权限仅限于军事方面，他们几乎不被允许参与政治，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

长老会议（GHERUSIA）——斯巴达人的年龄到60岁以上意味着已经退役，这是由28个60岁以上公民和两个国王共30人组成的机构。两个国王只要没上战场，就兼任长老会议的议长。因为吕库古的本意是军政分离，所以可以想象，他原本的设想很可能是让长老会议负责包括内政和外交在内的政治。按现代国家的体制来看，这个机构相当于“上议院”。

公民大会（APELLA）——由30—60岁全体公民组成的机构，相当于现在的“下议院”。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不会出现热烈讨论的场面，表决也不采用投票或举手的方式，只能听到与会者喊出“哦”的声音。声音高亢，就表示通过。无论什么议题，也不管是否决定开战，都采用这样的表决方式。

斯巴达位于拉科尼亚地区。将“Laconia”（拉科尼亚）一词用作形容词，它所表达的意思不仅仅是斯巴达人，还有“沉默寡言之人”的意思，因为能说会道不是斯巴达男人的特点。为此，他们还受到同时代雅典人的嘲讽，说他们没有思想所以无话可说。即使到了现代，欧洲人对沉默寡言的解释，依然主要采用雅典人的说法，而不解释为“沉默是金”。

监督官厅（EPHOROI）——由一年一度的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5个监察官构成。

这是斯巴达特有的机构。为了使自己的“改革”植根于斯巴达，吕库古认为有必要实施监察与监督。

监察与监督机构必须拥有强大的权力。与其他机构相比，该机构更有可能成为“吕库古宪法”的短板。

此时，希腊尚处于“古代希腊”时代，确立国体要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吕库古体制是铜墙铁壁。

不仅如此，吕库古在掌控民众方面也显示了卓越的才能。他广而告之，说他的“宪法”不是他一个凡人臆想出来的，而是根据神谕制定的。因为他一次次去德尔斐，不停地向神祈求，最后得到了神谕。希腊人笃信神谕，其中以斯巴达人为最。

待斯巴达人完全接受了“宪法”之后，吕库古又采取了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个举动犹如画龙点睛之笔。

吕库古告诉斯巴达全体公民：“我要出一趟远门。我要大家发誓，在我回来之前，绝不改动已经定下来的规矩。”

不用说，所有人都发了誓。接着，吕库古离开了斯巴达。吕库古的“宪法”此时好像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好评。所以，他所到之处的各国国王纷纷向他取经，希望得到他的建议和忠告。对他来说，这次海外之旅是忙碌的。他忙着解答问题，应该比前一次愉快许多。这一次，吕库古没有回斯巴达，他最后客死他乡，连遗骸也不让他人送回祖国。

因为他的决绝，吕库古“宪法”变成了“宗教”而不是法律。因为法律可以随时代的变迁进行修正，而一旦成为宗教，就不能更改了。一想到这正是护宪主义的极致，不禁令人啼笑皆非。

到了公元前6世纪，希腊脱离“古代希腊”，进入“古典希腊”。曾经牢不可破的吕库古体制开始显现它的弊端。

国王——出身于两个王族、有资格登上王位的男性，按照王位继承顺序最有可能成为国王的人，可免除7岁开始的集体生活，也免除20岁时要经历的那个极不人性的“达标仪式”。这是吕库古“宪法”中明文规定的，本身并无问题。

免除集体生活，意味着他们不会受到以服从为天职的思想的影响，这是长期的集体生活灌输给斯巴达男人的思想。它还意味着他们比其他斯巴达人有更多的时间思考问题。然而，国王只有军事指挥权、政治上没有发言权的状态并无改变。

起初，国王对此并无怨言，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王族的男性获得的知识不断积淀，他们开始产生疑问。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国王同时也是国家政体的领导者，而只有斯巴达不是。

长老会议——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个机构逐渐变得有名无实。原因是在战事频繁的斯巴达，能够活过退役年龄，即活过60岁的人少之又少。幸存者无法担负起国家政事这一重任。

公民大会——这是所有公民有权参加并决定国家政事的机构。但是在斯巴达，公民就是士兵，他们只知道服从二字。这些受到雅典人嘲笑的沉默寡言的男人们，没有能力担负起立法机关的重任。

监督官厅——结果，这个由5个监察官构成的机构成了“内阁”。把它叫作官厅，是因为5人之下还有一个叫执行官的男性群体。

监察官到青少年的训练现场监督青少年之间的同性恋是否在默许的范围内，这样做尚在情理之中。但是，他们还干涉国王的婚姻。国王没有子嗣，他们就要求他离婚另娶。如果国王拒绝，监察官则强行要求其纳妾。

与国王一起上前线时，监察官会逼问国王为何不开战。一旦开战，监察官又会不顾策略，一味要求把敌人杀得一个不剩。这就是监察官。他们深信，监督国王的行为举止、修正国王的战略战术是他们的职责。

倘若有其他城邦国家的使节来到斯巴达，出现在谈判桌上的也是5个监察官。在雅典，将军相当于大臣。即使雅典政府派来的使节只有一个将军，他的谈判对象也是5个监察官，而不是国王。“Strategos”（将军）是“strategy”（战略）一词的词源，将军们不仅担纲政治，同时也是军队的司令官。因为在雅典，政治和军事都是国家政事。而在斯巴达，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属于监察官的职责范围。

斯巴达的监察官是在公民大会上从公民中选举产生的，任期只有1年。所以，每年都要换人。而且，在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斯巴达，一个人如果不是长老会议的一员，就意味着他尚未退役，还是现役士兵。由于他们长期过集体生活，又承受着严格的现役的约束，因此无论在意识上还是时间上，他们都无法独立思考，缺乏做独立判断的能力。

服从是双向的，一方要求服从，一方愿意服从，立场不同。率领几千名重装步兵的人和重装步兵中的一员，他们的立场不同，思考的问题、要决定的事情的复杂程度不同，所承担的责任也完全不同。公民大会由现役重装步兵构成，而5个监察官就从他们之中产生。

只要稍加留意斯巴达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斯巴达人做事总是拖拖拉拉。不仅做决定时优柔寡断，甚至将决定了的事情付诸行动时，也是慢条斯理的。

而且，国王和监察官之间常常发生对立。

当然，监察官履行他们的职责并不是为了一己私欲。在斯巴达，由于监察官每年都要换人，因此他们又叫“无面5人”。他们是吕库古“宪法”的忠实信徒，是坚持贯彻吕库古“宪法”的正义之士。一旦有违背“宪法”的行为出现，他们有权加以制止，以杜绝一切违宪行为。但是，斯巴达的监察官似乎没有机会行使这种权力。

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吕库古“宪法”早已成为一种信仰。因此，当国王与打着维护宪法旗号的监察官发生冲突时，最后让步的总是国王。假如国王坚持己见，那么等待他的只能是悲惨的结局。监察官的护宪行为容易给人假公济私的错觉。应该说，像监察官那样自以为肩负着纠正社会一切不正之风的人，更容易盲目自大、一意孤行。

然而，斯巴达战士是强大的。尽管早已破绽百出，但是吕库古“宪法”依然至高无上，原因就在于斯巴达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我有一个习惯，脑子里一有想法，即使不在书桌旁也会随手记录下来。但是，随时记录下来的想法，我从来不会照搬进我的作品中。唯独这一次，我很想把我随手记录下来的一些笔记介绍给读者朋友。我想，“如果能有所帮助，实乃我的荣幸”。

雅典——梭伦改革

雅典比斯巴达晚一个多世纪才开始实施名为“改革”的国体改造。什么原因呢？理由有两个：

一、在这一个多世纪里，雅典人热衷于向海外开展殖民运动。

二、雅典已有贵族政体存在，只是寡头政体不再适合雅典，因此需要进行改革。但是，存在本身却是不容置疑的。

前面介绍了斯巴达，下面就来介绍雅典。首先，我想用奥林匹克运动会做比喻，来说明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不同。

斯巴达：吕库古的个人赛跑，自始至终他一个人独自往前跑。

雅典：参加的是接力赛，由梭伦、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5人团队完成。

当一种法律成为宗教，人类就不会允许对其进行修改。但是，如果法律始终是法律，则人们可以随时对其进行修改。

公元前638年生于雅典的梭伦出身名门，当时叫贵族。虽然血统高贵，但是其财力却只属于“中产”。原因大概在于他父亲。他父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总是有求必应，从不吝啬。我想很可能他借出去的钱很多时候都收不回来吧。当梭伦继承家业的时候，家里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于是，年轻的梭伦决定去海外闯荡。当然，说是去海外，并非移民，只是奔走于海外各地，一门心思地做生意挣钱。

吕库古在“改革”之前也遍访各国。他旅行的目的是调查和考察，以便回国后着手进行改革。梭伦和吕库古一样，足迹踏遍各国，但他只是为了做生意。当时的梭伦一定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改革者。

40岁时，梭伦回到祖国雅典。他好像很有经商才能，此时的资产已经达到上流水平。不知为何，除了斯巴达人，希腊人大多擅长经商。梭伦的好友、哲学家泰勒斯也在某一年预计第二年橄榄会大丰收，于是早早备好榨油机器，狠狠地赚了一笔钱。梭伦觉得通过经商使家产置身上流水平已经足够，而泰勒斯也没有再进行此类投机。大概两人都很自律吧。

梭伦回到国内，发现在雅典，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比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既得利益者和非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对立。梭伦出身前者，但是贵族气并不浓，又因为长期生活在海外，没有加入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方。

贵族阶层强烈地意识到有必要消除阶层之间的对立，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的危机感，而是因为贵族有更高的认知能力，他们认识到了消除对立的必要性。他们开始注意梭伦，因为梭伦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梭伦

公元前594年，44岁的梭伦当选为执政官，任期一年。执政官每年选出9人，这9人组成的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内阁。作为内阁成员，执政官有提议法案的权力。有资格参选这一公职的只有贵族，因此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很容易选出自己派系中的人。也就是说，梭伦是经既得利益者推荐当上执政官的，是贵族们推选了他，给了他实施改革的职位。

梭伦似乎很有政治才能。他首先针对人们最关心的事情进行立法，然后再实施全面改革。这是一种冲击疗法。毕竟任期只有1年，他不能保证自己会再次当选。

由梭伦提出、公民大会表决通过的法律如下：

废除以往无力偿还债务的人用身体偿还、债务人成为债权人的奴隶的法律。

城邦国家雅典的公民大会由贵族和平民构成。在那个时代，平民没有资格担任国家要职，但是他们有选举权，而且人数占大多数。

因为这一法律可能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贵族很可能并不满意。但是，既然意识到有必要消除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他们的视野自然更长远更宽广。于是，梭伦改革稳健地迈出了第一步。

那么，梭伦为什么会想到这一史无前例的措施呢？

按现代的说法，梭伦的这一法案不是为了帮助债主（银行），而是旨在减轻债务人的债务负担。

古代历史学家说到梭伦出身名门却财力不济的原因，只说是他父亲同情弱者，对于上门求助的人来者不拒，慷慨施援。因此我推测，他父亲借出去的钱大多没有收回来。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但却有据可依。

首先，如果梭伦的父亲忠于以前的法律，让债务人成为自己的奴隶并出售他们，梭伦家的资产绝不可能日渐减少。

其次，如果父亲死后继承家业的梭伦一改父亲温和的做法，和大多数贵族一样把无力偿还债务的人收为奴隶并出售的话，他也没有必要跑到海外去经商。但是，年轻的梭伦选择闯荡海外，通过经商来增加自己的资产。

不管怎样，梭伦提出并成功确立的这条法律，在古代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站在人性的角度看，这是破天荒的一项举措。从活跃经济的角度看，更是前所未有的一项法律。

说到借款，人们往往认为那是因为穷得吃不上饭，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想法有失偏颇，因为借款还有前期投资的意思。事实上，大多数情况都是为了前期投资。

前期投资往往伴随着风险。例如天气不好收成不佳，货船遭遇暴风雨沉入海底，商品进口国和雅典爆发战争，使商品只能闲置于仓库等，各种风险都有可能出现。

无力偿还为前期投资所借的钱款时，不仅借款人要成为债主的奴隶，就连其家人也不能幸免。如果家人被分别卖到不同的主人家，以后可能再也无缘相见。有这样的风险，谁还愿意通过前期投资来增加财富呢？

结果必定只有财力雄厚的人才会借款进行前期投资，因为只有他们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依然有偿还能力。于是，富人越来越富，他们与其他公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也将因此产生动荡。

接着，梭伦又提出了关于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借款的方法。

他没有提出有人欢喜有人恨的方案，即借款一笔勾销的方案。他的方案自始至终没有提“借款”两字，他提出的是降低货币的价值。

雅典的流通货币是银币，重量单位为“米娜”。改革前，1米娜的价值为73德拉克马，改革后，变成100德拉克马。不用说，这是使货币贬值的做法。一旦这个方案通过，债务人的债务负担可以减轻四分之一。

公民大会对这项提议进行了投票。人口占多数的平民自然投了赞成票，就连富人也有不少投了赞成票。因为对于无力偿还借款的人，不能逼其为奴的法律已经实施，所以，富人担心债务人因此不愿还钱。他们宁愿选择牺牲四分之一的债权，从而保证债务人还款的可能性。

这一改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其他国家的商人，也就是那些其他城邦国家的说希腊语的人，得知德拉克马银币贬值后，对移居雅典经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对此，梭伦很快做出反应。他对这些人表示出高度的热情，欢迎他们来到雅典。但是，他们不享有雅典本国公民的权利。

首先，无论他们在雅典居住多久，都不会被授予公民权，因此他们不能参与国家政治。

其次，国家不允许他们拥有私人住宅和办公楼。外国人只能向雅典公民租赁。

最后，虽然是外国人，但是，因为在雅典得到了利益，所以他们有保护雅典安全的义务。雅典公民不会允许他们只在雅典获取利益而没有付出。

话虽如此，组建正规军是雅典公民的义务。住在城邦国家雅典的外国人只是危急时刻被临时征集的后备军事力量，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后方支援。

移居雅典的外国人，可以期待得到相应的利益。

当然，“利益”不只是物质的，还有很多是无形的，例如得到他人的认可、容易找到工作等。对于这种无形利益，人的嗅觉也是相当灵敏的。

梭伦的好友泰勒斯是希腊哲学第一人，他出生于爱奥尼亚地区（后来的小亚细亚西岸），一生从未离开过此地。尽管希腊哲学第一人在爱奥尼亚地区，但是后来，包括哲学在内的希腊文明中心从爱奥尼亚转移到了雅典。梭伦的治国理念也充分显示出雅典是文明文化的中心。

3年后的公元前591年，梭伦再次当选执政官。也许就在这一年，梭伦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即政体改革。

如果这一推测正确，那么这3年他一定没有虚度，因为梭伦的政体改革需要以人口普查为前提。这项改革是“财权政治”改革，在日语中曾经翻译为“金权政治”，意思是根据所持资产的多少，按比例确定人们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

梭伦首先将所有雅典公民，也就是全体成年男性，分成四个等级。划分方法与出身家族、社会地位和名声无关，唯一的依据是收入的多少。

当时，雅典还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所以，收入按照农作物的收成来计算。基准单位是“斗”，1斗小麦相当于52升。

第一等级——可收获500斗（约200吨）以上小麦或相当于这一数量的橄榄油、葡萄酒的土地所有者。在当时的雅典，这一等级属于超级富豪，人数自然不多。

第二等级——可收获300到500斗小麦的土地所有者。

第三等级——可以获200到300斗小麦的人。

第四等级——农作物收成在200斗以下的公民。在罗马，这个等级属于无资产者，叫“proletarian”。他们是需要每天通过劳动来赚取口粮的公民。

划分等级的目的不是为了征税，因为古代采用的是间接税，没有直接税。兵役相当于直接税，叫“血税”。可以认为，对于公民来说，如果他们的权利是参与国政，那么他们的义务就是保卫国家。

因此，四个等级的所有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雅典也是一个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

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公民在军队中担任骑兵。作为骑兵，其装备不只是一匹马，还要带仆从、马夫等，负担很重。因此，也只有资产较多的富裕阶层才能担任。正因如此，骑兵人数极少。希腊城邦国家中，雅典的人口最多，但是其现役骑兵也只有1000人左右。

第三等级的公民人数最多。他们的兵役义务是担任重装步兵。装备中，矛和盾由国家统一分配，而头盔、胸甲、护腿、剑以及其他装备由个人配备。因此，需要具备中产阶层的实力。

第四等级的公民在陆战时担任轻装步兵。海战时，他们担任船只的操舵手或桨手。这是他们的义务。100年后，战争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等级的价值因此急剧提高。但是，在梭伦时代，他们还属于最底层的公民。

可以想象，着手此次改革之前，梭伦一定提出过进行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开历史之先河，其目的是调查可能从军的人数，因此，“数”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点。在雅典，骑兵数在1000人左右，重装步兵超过1万人。这意味着，相对于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公民的总数，相当于中产阶级的第三等级公民人数在其10倍以上。

但是，第三等级公民的身份是平民，在梭伦改革前，他们无权参与国家政治。梭伦进行政体改革时考虑到了这些因素。我将梭伦的改革结果列成了图表，如下所示，箭头表示参选的权利。

有人问梭伦，你有信心完成最好的改革吗？对此，梭伦的回答是：“在当今雅典公民所能接受的范围内，我有信心完成最好的改革。”

随后，他又开始游历各国。当然，他选择自我放逐并非担心遭到反对派的暗杀，而是担心自己一旦被杀，实施的所有改革都将付诸东流。

出国时，他没有要求雅典全体公民发誓，在自己回国之前绝不修改业已完成的改革内容。因为他知道雅典人的批判精神极其旺盛，从不甘落后于人。如果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只会受到大家的嘲笑。

出发前，他明确宣布了自我放逐的期限。他说：“10年后，我一定会回来。”10年后，他真的回去了。因此，他的人生是在雅典结束的，坟墓也在雅典。

在斯巴达，吕库古将自己的改革变成了“宗教”；而在雅典，梭伦改革始终只是基于法律的“政治”。

接下来，我将介绍雅典的教育和兵役。这不是梭伦制定的规定，而是梭伦改革完成以后，在雅典自然形成并固定下来的。

雅典和斯巴达一样，也是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只是在雅典，无论教育还是训练士兵，其方法和指导思想都与斯巴达截然不同。

首先，雅典不会对刚出生的婴儿进行筛选，也不要求孩子一到7岁就离开父母身边过集体生活。雅典的少年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

到了7岁，他们要去学校开始学习。学校相当于现在的私塾。上午，他们在学校学习读写、珠算。

随着年级的升高，课程中逐渐增加了诗文朗读和背诵。雅典人重视学习，是为了培养孩子们表达思想的能力，他们要在增长学问、欣赏艺术的同时，学会用文人擅长的语言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教科书选用荷马叙事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即使在现代，它们依然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在背诵诗歌的时候，一定把自己当作英雄阿喀琉斯或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了吧。

在雅典，学习演奏鲁特琴，合着音乐节拍跳舞也是学校设置的重要科目。据说，学习这些科目是为了锻炼协调能力。

孩子满12岁以后，雅典政府不强制但是会鼓励孩子们下午去体育学校（Palestra）。体育学校这类机构不是国营而是私营，其运营费用依赖家长交来的学费。当然，既然国家鼓励，学费自然不贵。理论上，体育学校向全体公民子弟开放。只是，第四等级的公民的孩子需要帮父母干活，所以无法每天都去。第三等级及以上的公民子弟下午去体育学校是每天的惯例。

希腊人爱好体能锻炼，所以，即使是非强制性的，父母也愿意送孩子去体育学校。当然，孩子自己也很愿意去。

罗马时代乃至从罗马时代至今，依然有“Palestra”。这类机构大多不是孩子专用的，成年人也可以使用。因此，它变成了不分年龄大小的公民交际的场所。

在体育学校，所有人必须全裸或半裸进行肌肉锻炼。希腊雕塑因为艺术上的需要才用裸体来表现的观点不过是一种结果论。只有反映真实状态的作品才可成为“艺术”。

雅典也有同性恋。雅典人从不试图掩饰这种关系。希腊人追求真善美的世界。美既是善，同时也是真。当然雅典人无须担心这种性取向会影响人口增长，因为雅典不同于斯巴达。斯巴达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仅有男性的集体生活中度过，而雅典人并没有严格要求禁欲。当然，在全体公民皆为士兵方面，雅典和斯巴达完全一样，因此为了培养合格的士兵，训练必不可少。

在雅典，18岁就算成人了。斯巴达有进入成人行列的“达标仪式”，而雅典没有。刚成年的年轻人只需去居住地官厅做士兵登记，回家后接受家人的祝福即可。在随后的一年里，不同等级的年轻人要在不同教官的指导下，分别接受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的训练。以人数最多的重装步兵为例，他们的武器是矛和盾。圆形的盾直径达1米，至于长矛，是身高的两倍。如果不能熟练使用这些武器，在战斗中就无法施展本领。因此，训练并不容易。

单人训练结束后，接下来是编队训练。希腊城邦国家的主要战斗力重装步兵只有集体发起进攻，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因此，教官的指导也更加严格。

相当于“实习期”的训练期为两年。第二年，这些年轻人要去分布于国境线上的各个基地接受训练。属于第四阶级的年轻人和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人也要前往各基地接受训练。雅典是统治阿提卡地区的城邦国家，因此，驻扎在该地区各处的要塞守卫边境，是公民的重要任务。

结束两年的实习期后，年轻人才能成为正式士兵。实习期结束后，国家配给盾和长矛，他们可以带回家，目的是一旦有征召令，即可赶赴集结地。所以，盾和矛放在士兵家中成了惯例。

无论骑兵还是重装步兵、轻装步兵，现役年龄都是20岁到50岁。过了50岁就转为“预备役”。18岁到20岁的实习期人员和50岁以后的预备役人员，只在现役士兵全部出征或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才会征召。

当然，这个规定只适用于普通士兵，并不适用于指挥官。能力的积累和年龄的限制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就这样，在和平时期，雅典士兵只是普通公民，而斯巴达人一生都是士兵。这也是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不同之处。

关于斯巴达和雅典的军事力量，主要战斗力重装步兵的数量对比大体如下所示，即使加入了时代变迁的因素依然如此。

斯巴达：5000到8000千人。

雅典：8000到1万人。

位居这两个大国之后的是科林斯和底比斯，当然，它们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小的。

古代希腊城邦国家中，卓越不凡的只有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国家。而规划这两大城邦国家发展方向的分别是斯巴达的吕库古，和在雅典紧随其后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梭伦，以及之后接力团队中的其他4人。

雅典——庇西特拉图时代

公元前580年，梭伦结束10年的自我放逐回到国内，他看到的雅典出乎他的预期。

雅典政体维持了梭伦改革后的政体，所以不是改革本身出了问题。他希望通过改革彻底消除雅典内部的对立，这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其原因主要有四点：

第一个原因是城邦国家雅典的国土状况。阿提卡地区是雅典的领土，可粗分为四部分：首都雅典、雅典背后开阔的平原地区、沿海地区和山区。

与其他国家的平原相比，雅典的平原实在说不上开阔。好在这里没有丛生的岩石，很适合耕作。雅典的富裕阶层都在这个地区拥有或多或少的土地。

梭伦的改革划分了四个等级。这意味着这些人的经济基础不会遭到分割，可以完整保留下来。

第二个原因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不断提高。殖民运动让市场扩大到了爱琴海对岸。结果，商品流通越来越兴隆。我想，梭伦改革中属于第三等级的中产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一分为二，有人发达有人衰落。

第三个原因是，在这一系列变化中，生活在山区的人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一方面，山区只有岩石裸露的土地，生产力低下；另一方面，生活在山区的人即使有心外出殖民，也找不到可以殖民的地方了。因此，他们被剩下来成为“底层人”，无限接近第四等级，而且情况可能更糟。在城里，只要不挑剔，总能找到工作，而生活在山间谷底的人却没有这样的机会。

雅典及其周边

第四个原因是梭伦改革不包括海外资产，因此，雅典的富裕阶层人数不多却拥有强大的潜在势力。梭伦改革是根据财力高低划分等级的，所以又叫“财权政治”。

但是，不能因此把责任推到梭伦身上。希腊人以及其后的罗马人都承认私有财产，而且保护私有财产是他们法律的基本原则。海外资产是某人或某人的祖先承担风险后得到的果实。海外资产中的大部分是矿山。因为生活在那里的原住民没有认识到这些矿山的价值，而外来的雅典人不仅知道其价值，还具备挖掘其价值的能力。

雅典名人大多拥有海外资产，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被驱逐出雅典后，依然可以自由从事写作，也是缘于他有来自色雷斯矿山的收入。当然，修昔底德还算不上超级富豪。

关于私有财产，斯巴达和雅典的态度截然不同。斯巴达完全不承认私有财产。

梭伦一心致力于雅典的改革。按今天的说法，他是一个稳重的人，有时又是一个现实的人。

雅典公民之间纷争不断，但是要解开引起他们纷争的症结却不那么容易。于是，梭伦绞尽脑汁思索怎样做才可以让全体公民愿意暂时放下纷争。最后，他注意到了萨拉米斯岛。

萨拉米斯是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为了绕爱琴海航行，船只拉起船帆，从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出发，乘风波浪向前航行，最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萨拉米斯岛。

雅典人原本就热衷于向海外发展，他们自然希望可以从比雷埃夫斯港自由且安全地驶向爱琴海。但是，要自由且安全地出入爱琴海，必须掌握邻近的制海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将对岸变成自己国家的领土，才能彻底将制海权掌握在手中。因此，对雅典人来说，占领萨拉米斯岛是他们自古以来的梦想。

雅典人有此野心，意味着邻近的其他城邦国家应该也有同样的想法。萨拉米斯岛东侧与雅典隔海相望，西侧则与迈加拉遥相呼应。雅典要想占领萨拉米斯岛，迈加拉不可能熟视无睹。也就是说，要占领萨拉米斯岛，与迈加拉之间的争夺战不可避免。

尽管如此，公民大会依然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攻占萨拉米斯岛的提案。只要争夺战一打响，国内纷争自然会平息。

梭伦回国后反复思考这件事，不知不觉转眼两年过去，梭伦已年过六旬。因为自我放逐，他离开祖国的时间长达10年。现在的年轻人在梭伦完成改革时年纪尚小。因此，如果梭伦依然相信自己对这些年轻人的影响力，显然过于乐观。但是，如果没有年轻人的支持，攻占萨拉米斯的提案就无法实施。

梭伦母亲家有一个亲戚，叫庇西特拉图（Peisistoratos），正值青春年华。梭伦离开雅典那年他才10岁，刚开始去体育学校。而此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英武的年轻人，时年22岁。

既然他已经22岁，自然完成了两年训练，作为士兵可以独当一面。不知为何，这位年轻人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年龄相仿的同龄人。

根据我的想象，很可能60岁的老人梭伦叫来了这位22岁的年轻人，亲切地和他进行了交谈。22岁的年轻人思维敏捷，当即理解了梭伦的想法。在公民大会上，英武的年轻人喊出了振奋人心的口号：

“让我们出征吧！让我们浴血奋战吧！为了那座美丽的岛屿！为了洗掉曾经的屈辱！”

公民大会通过了占领萨拉米斯岛的作战方案，但是没有马上派兵出征。因为萨拉米斯是一座岛屿，要攻占这座岛屿需要海军力量。在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还不是海军强国，虽然有船，但商船不同于战船。当时，拥有战船的希腊城邦国家中最强的是科林斯，其次是迈加拉和埃伊纳，雅典并不在前三名中。埃伊纳也是一个岛国，位于萨拉米斯岛的南面。

鉴于这种现状，尽管已经决定开战，雅典人却踌躇不决。好在雅典人是有智慧的，而他们的智慧中不乏狡诈。雅典首先盯上了迈加拉的内乱，因为雅典人知道，一旦他们出兵征服萨拉米斯岛，迈加拉一定会派援军进行干扰。

如果说雅典的外港是比雷埃夫斯，那么迈加拉的外港就是尼萨亚。城邦国家迈加拉的政府此时正为尼萨亚住民的叛乱而头痛不已。

庇西特拉图率领着一群和自己一样刚刚成为正规兵的年轻人登上了尼萨亚。他们煽动尼萨亚人说：“我们愿意帮你们打败迈加拉的总督。”同时又向萨拉米斯岛派出使者，意在说服他们和平归顺雅典。

鉴于这一情形，尽管公民大会上群情激愤，决议还是得以顺利通过。但是要真正付诸行动，尚需更多时日。

这时，梭伦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建议请斯巴达从中调解。斯巴达作为军事大国，做决定却总是踌躇不决、拖拖拉拉，因此又浪费了不少时间。但是，梭伦没有放弃。

他说服斯巴达，说荷马的《伊利亚特》中有一个英雄叫阿伊阿克斯。他是亚加亚人，也是萨拉米斯岛民敬爱的英雄。亚加亚地区归属雅典，因此萨拉米斯归属雅典合情合理。从小就学习荷马叙事诗的雅典公民一听就知道梭伦满口胡言。但是，不重视学习的斯巴达人一听到荷马的名字就晕头转向。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解决方案：

雅典停止向尼萨亚提供军事援助，以确保尼萨亚为迈加拉外港。

作为交换条件，迈加拉同意萨拉米斯岛归属雅典。

请斯巴达出面居中调解，雅典得到了想要的好处。迈加拉接受了这个所谓的解决方案，尽管在他们看来，这个方案实在太过莫名其妙。

公元前570年，经过10年时间，萨拉米斯岛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此时，梭伦已经68岁，能记起他的雅典公民已经不多了。而30岁的庇西特拉图则一举赢得了公民的爱戴，甚至被冠上“萨拉米斯英雄”的称号。

接力棒已经传下去了，但是庇西特拉图并没有马上起跑，因为有两个超级富豪严重妨碍了他起跑。

一个是吕喀古斯，另一个是麦加克勒斯。吕喀古斯是“平原派”的领袖，即在平原地区拥有肥沃土地的土地所有者的领袖。麦加克勒斯是“海岸派”的领袖，是雅典超级名门阿尔克迈尼翁一族的领袖。“海岸派”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有利条件，大力开展与海外的商业贸易，因此实力雄厚。

梭伦改革以后，围绕雅典的领导权，两派依然争斗不休。他们看到年轻的庇西特拉图在市民中的声望如日中天，于是决定联手。

庇西特拉图出身名门，却不属于超级富豪阶层。虽然在市民的支持下他挑战了超级富豪，但是最终他决定让步。此时，他刚满40岁。庇西特拉图离开雅典城，移居到了阿提卡地区的山区。之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性的退避，是因为他预料到对手内部早晚还会反目。果不其然，不出一年，他的预测变成了现实。

起因是“平原派”拒绝了“海岸派”提出的联合方案。于是，“海岸派”领袖麦加克勒斯转而拉拢庇西特拉图，条件是麦加克勒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庇西特拉图。

曾经的“萨拉米斯英雄”、年过四十的庇西特拉图，原配妻子为他留下两个儿子后，早早离开了人世。于是，庇西特拉图接受麦加克勒斯的建议回到了雅典，只是这次回归时间并不长。

和庇西特拉图结盟后，麦加克勒斯决定彻底铲除竞争对手“平原派”，却没有得到女婿的支持。原因是庇西特拉图不愿和雅典超级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走得太近。麦加克勒斯恼羞成怒，转而掉头又去联络“平原派”。两个强敌再次联手。

他们再度结盟是有原因的。一度策略性隐退后又重返雅典的庇西特拉图采取的一个行动，给了这两派既得利益者重新联合起来的理由。

庇西特拉图回到雅典后，有一天在街上遭到一群男人的袭击。虽说他只负了点儿轻伤，但是毕竟受伤了。因此，他在公民大会上提了一个要求，希望公民大会允许他带警卫出行。既然这是“萨拉米斯英雄”的愿望，公民大会以多数赞成通过了他的请求。然而公民大会没有规定警卫人数的上限，于是庇西特拉图的警卫人数不断增加。这就给了对手指责他的口实，他们说庇西特拉图要做“暴君”了。

事情发展至此，不管是出于策略性考虑还是非策略性考虑，庇西特拉图只能选择再次退避。这次他移居到阿提卡地区的山区好像并没能平息事态，于是已经44岁的庇西特拉图带着一家人去了位于希腊北部的卡尔息底亚地区。他的现任妻子好像也选择离开父亲，与庇西特拉图同行。不知何故，深受民众欢迎的男人也受到女人的青睐。

这次策略性退避长达10年。当然，庇西特拉图绝不是一个坐叹时运不济的男人。

卡尔息底亚地区离色雷斯不远。在这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庇西特拉图摇身一变成了矿山经营者。他开采新矿山，开发新技术提高矿产质量，拓展优质矿产销路。除了雅典和斯巴达，他的销售网点几乎遍及全希腊。因为雅典现在仍处于对手的控制之中，而斯巴达禁止外国商品的流入。

在拓展销路的过程中，他不忘与各地权贵建立起友好关系。卡尔息底亚地区的西北部与马其顿王国接壤。公元前6世纪的马其顿还不是王国，只是位于希腊边境的一个落后国家。庇西特拉图结交了马其顿国王，与其成了好友。他周游列国时结识吕戈达米斯，也是在这个时期。吕戈达米斯一直在寻找机会占有纳克索斯岛。于是，因经营矿山而致富的庇西特拉图为他组建了一支雇佣军，帮助其达到了目的。

当然，他也没有断绝与身在雅典的支持者之间的联系。他们是在他第一次策略性退避时认识的山区农民。10年的时光，他并没有虚度。

政变

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等待已久的计划开始付诸实施。1000名阿尔戈斯雇佣兵加上前来支援的山区农民，一支军队在马拉松平原附近的海岸登陆。马拉松距离雅典不足30公里。雅典迅速做出反应，派兵迎战。

双方曾正面交锋，但没有发生激战。这不是因为庇西特拉图和雅典方面的将领展开对话避免了激战，而是因为雅典方面的士兵选择弃战回家。

士兵返回市内，与他们相向而行往外出逃的是10年间在纷争中统治雅典的“平原派”和“海岸派”首领。他们的海外资产很多，所以逃到国外以后无须担心生计问题。

然而这些人没有预计到事态发展如此之快，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安排孩子们一起出逃。庇西特拉图如入无人之境，未遭遇任何抵抗就进入了雅典城。随后，这些被留下的孩子被带到了庇西特拉图面前。

庇西特拉图把这些孩子送到好友吕戈达米斯统治下的纳克索斯岛，名义是去海外留学。他在纳克索斯岛为孩子们安排了寄宿家庭，他们和在雅典时一样上学、去体育学校。

这次政变自始至终意外不断，但是几乎没流一滴血却是事实。

这次政变的主谋庇西特拉图一定在心里暗暗发誓：我要做到最好。22岁时被梭伦看中，30岁时成为“萨拉米斯英雄”的庇西特拉图时年已经54岁。

近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庇西特拉图是“僭主”（独裁者），甚至把他的统治说成是“雅典独裁者统治的时代”。即使公正客观地评价他的人也说他是“僭主”。他是通过政变夺取权力的，所以这个称呼也算符合实际。只是，日语词典中，对僭主的解释是“自封帝王、君主之人”。因此，“僭主”不适用于庇西特拉图。他从来都没有自封为王，而且，对于梭伦的改革成果，他不仅没有摒弃，甚至采用了拿来主义。按照后世历史学家的说法，梭伦的改革是“走向民主政体的里程碑”。至于如何运用梭伦的改革，庇西特拉图自有他的“特色”。

下面，我要介绍的是独裁者统治下的雅典的20年。

回到雅典后，庇西特拉图以留学海外为名，把曾是强劲对手的孩子们送到了纳克索斯岛。这一做法当然很温和，但是人质终究是人质。趁着他们尚在自己手中，他要尽早采取一系列措施。

“平原派”逃走后，阿提卡地区的土地成了无主之地。庇西特拉图接手了这个地区，果断实行农田改革。他将这里的土地划成小块，分给之前的佃农和山区农民。于是，“平原派”的势力基础全面坍塌。

庇西特拉图

当然，庇西特拉图不是单纯的“穷人的救世主”。他向刚拥有私有土地的人征收赋税。土地肥沃的须缴纳收成的十分之一，土地相对贫瘠的缴纳收成的二十分之一。当时，这个税率并不高。但是，这种形式的税收实质上是一种直接税。在只有间接税的当时，这是一项破天荒的举措。

庇西特拉图将这一税收用作城邦国家雅典各机构的运转经费。因为在这个时代，从政的人都没有报酬，因此未用于参政的人。曾经，重装步兵的装备国家只配发盾和长矛，其余由个人承担。此后，所有装备均由国家承担，这减轻了士兵的负担。同时，国家运转所需的其他零星费用、公共事业的财源也有了保障。

尽管每人缴纳的税费很少，但是因为人数众多，税费总数并不少。此外，庇西特拉图还鼓励农民缴纳税赋以后将剩余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农民收入因此有增无减。自营农收获的农作物不仅满足了城邦国家雅典人的需要，送到市区和沿岸地区的农产品还通过海运销往希腊其他地方。之前从未走出过山区的农民与生活在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人之间，交流越来越密切。

庇西特拉图还向雅典的贸易商提供了自己在流亡期间拓展的销售渠道。因为没有附带条件，自然深受商人的称道。商品销往雅典新统治者庇西特拉图的朋友统治下的城镇街巷。不用说，因为有这层关系，与这些地方交易比以前简单多了。另一个曾经的强敌——“海岸派”的势力基础也因此被大大削弱。

送到纳克索斯岛的孩子们回到了父母身边。出逃的“平原派”和“海岸派”人员中，除了首领继续流亡，年青一代开始陆续返回雅典。因为雅典保留了梭伦推行的政体，所以他们要担任公职，也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也有选举权。雅典的精英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庇西特拉图也就没有采取任何手段试图根除反对派。也许他在想：看你们有什么本事。

雅典要提升经济实力，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有信誉的本国货币。

二、保证国内稳定，与他国建立友好关系。

三、生产高档商品。作为一个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的城邦国家，要将重点放在制造附加值高的高档商品上，而不应追求廉价品的批量生产。也就是说，制造出来的东西虽然价格昂贵，依然有人愿意购买。

雅典有自己的流通货币，但是很不稳定。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中，雅典人只能用科林斯银币或埃伊纳银币结算。庇西特拉图一改这种状况。于是，正面为女神雅典娜侧脸，背面为和雅典娜形影不离的猫头鹰的德拉克马诞生了。使用最广的是“泰特拉德拉克马”（四德拉克马银币），它作为雅典货币的代表，流通时间长达200年。

为了保证银币的铸造，必须确保银矿的开采，而这又是庇西特拉图擅长的。除了色雷斯地区的矿山，他又对阿提卡地区的矿山进行了开发。

梭伦改革给雅典以秩序，而庇西特拉图要给雅典的是稳定，并在稳定中提高经济实力。

2500年前的四德拉克马银币

现代希腊发行的1欧元硬币

由于没有取缔“在野党”，因此，不排除“在野党”的人进入9个执政官组成的内阁。为此，庇西特拉图将候选人圈定在自己的一派中，避免内阁变成在野党的巢穴。

作为法治国家的标志，法庭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400人组成。庇西特拉图本人曾经作为证人，要求出庭作证。

至于和希腊其他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说他实施的是和平外交。没有一个城邦国家与雅典处于明显的敌对关系。先不说庇西特拉图在其流亡期间结交的底比斯、阿尔戈斯和埃雷特里亚，就连因萨拉米斯岛归属雅典而神经紧绷的埃伊纳、对雅典的崛起心生嫉妒的科林斯、常常带着怀疑的眼光看雅典的斯巴达等，这些曾经与雅典关系紧张的城邦国家也与雅典结成了友好关系。庇西特拉图与色萨利地区的统治者结交，只因告知对方自己为新生儿取名塞萨洛斯，二者就成了朋友。不能不令人感叹其手段之高明。

庇西特拉图的外交政策中有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让对方知道自己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这是全希腊人都知晓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真正意图是暂时休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城邦国家之间的纷争通常都围绕着领土问题。

没有史实证明庇西特拉图统治的20年间雅典发起过战争。在这期间，雅典人甚至没有听说过需要大规模派遣军队的战争。提高经济实力的第二个条件完全实现了。

提高经济实力的第三个条件是改变批量生产廉价商品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制造高档商品。

庇西特拉图统治雅典之前，在制造高档商品方面，走在全希腊最前面的是科林斯。

城邦国家科林斯（Corinth）的完整名称是“Corinthos”，它面向海湾，准确地说，这个海湾更像一个内海。这条宽阔的海湾经过狭窄之地纳夫帕克托斯（后来的勒班陀）通往爱奥尼亚海。沿着它进入爱奥尼亚海以后一路往西，就可以抵达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科林斯利用这一地理条件，将市场扩大到了地中海中部。在希腊人眼里，这些城邦虽然属于海外，却是希腊移民建设起来的。这些海外城邦的领地广阔，经济之富裕尤胜母国希腊，甚至被冠以“大希腊”之称。

通过同这些城市开展贸易活动，科林斯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与当时希腊的其他城邦国家相比，科林斯的船只数量最多。一条条船装着享誉世界的科林斯壶，不仅销往横渡爱奥尼亚海即可到达的西方，还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穿过爱琴海，销往东方。庇西特拉图是瓜分被科林斯垄断的高档商品市场。

壶是希腊人的生活必需品。他们习惯把所有东西都装进壶中。葡萄酒、橄榄油、磨好的面粉、豆类，几乎没有不装壶的东西。因此，只要有希腊人的地方就有制造壶的作坊。

其中，科林斯生产的壶最漂亮。科林斯的壶上画有人物，美不胜收。也有其他国家模仿科林斯在壶上作画的，但是无人能出科林斯之右。科林斯的画风让人一看就感到东方的宁静之美。

在雅典，制造壶的是梭伦改革中属于第四等级的匠人。不清楚庇西特拉图是怎样鼓动这些匠人的，总之他们的工作热情大大提高是毋容置疑的。

他们是小企业家，也是在梭伦改革中得到好处的人。他们借了钱，即使无法偿还也不必担心沦为奴隶。

如果庇西特拉图承诺匠人只需要专心制造优质产品，销售由他负责的话，相信会有不少匠人为之心动。之前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生产壶，最多只是让儿子们帮忙。有了庇西特拉图的承诺之后，他们开始考虑自己负责早期的设计和最后的润色，加工过程雇人来做，以此提高优质产品的产量。只是，雇用奴隶有些难度。

购买有制壶经验的奴隶，所需费用是自己一天劳动所得的20倍。购买技术过硬的奴隶，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熟练技工，就要拿出自己一天劳动所得500倍的钱。因此，扩大规模难度很大，必须依靠借款做前期投资。

爱奥尼亚海及其周边

他们大概采用如下方法来克服困难：用自己一天劳动所得4倍的钱购买两个少年奴隶，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再拿出自己一天劳动所得20倍的钱，买一个有经验的奴隶，制作过程交给他负责，而自己专心从事设计和最后的润色。梭伦改革中，前期投资失败也不会沦为奴隶的法律深得人心，庇西特拉图承诺的只要制造出优质产品，销售由国家负责的政策也一定深得人心。

绘有女性的科林斯壶

就这样，占据当时制造业最重要地位的制壶业，在雅典迅速发展起来了。

他们既没有模仿科林斯，也没有靠批量生产降低成本来占领市场。雅典制造的壶好像在挑战科林斯壶一样，其颜色搭配主要采用红底配黑色、黑底配红色，上面绘以人物的造型。

雅典和科林斯制造的壶除了颜色不同，图案也不尽相同。首先，科林斯壶上的人物是静止的，而雅典壶上的人物是动态的；科林斯壶上的人物大多只有一个，而雅典壶上的人物较多。从荷马叙事诗中的一个场面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群裸体男人赛跑的场面、四匹马拉着战车竞跑的场面等跃然壶上。

雅典壶上的图案题材丰富多彩，从雅典百姓的日常生活到鱼、鸟等造型都有。雅典人的想象力之丰富，令我们不得不自叹弗如。随着人们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绘画技术也越来越精湛，雅典出现了专业从事设计的“画师”。他们设计各种图案，提供给各作坊用于壶或碟子上。后来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壶和碟子上，充分反映了他们的声誉之高。

考古学研究已经证明，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庇西特拉图统治雅典以后，雅典制造的壶几乎席卷了整个地中海市场。罗马人无限敬仰希腊人的这种才能，在他们居住的意大利半岛出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壶和碟子。将这些壶和碟子与伊特鲁里亚制造的壶进行比较，彼此的不同显而易见，甚至连外行也能一眼分辨出来。尽管伊特鲁里亚制造的壶模仿自雅典壶。如此高端的商品只有属于第四等级的、罗马人定义的“无资产者”才能制造出来。在雅典，第四等级的人要维持日常生活，必须每天工作。

希腊有一个很有名的传说。传说国王米诺斯的手可以变凡物为黄金。看着雅典壶和碟子上华丽又风趣的画，不由得不让人浮想联翩，也许雅典人的手碰过的东西都将变身为“美”。

这种“美”就是黄金。因为只要卖出去，金币就会收入囊中。我想，看着外行都能辨认出的出自雅典人之手的壶和碟子，即使花上两倍的价格购买也心甘情愿吧。

雅典人的想象力因壶上的绘图而一发不可收拾。他们丰富的想象力也体现在雕刻上。雅典的雕刻，之前是古代风格，到庇西特拉图时代，变成了古典风格。静止的雕像变得富有动感，“古典希腊”吐蕊开花了。

“古典希腊”吐蕊开花，也惠及了神庙建筑。对于罗马人来说，他们的公共事业是修公路、水道及桥梁，但是对于希腊人来说，他们的公共事业首先就是造神庙。要修建神庙，用来支撑房梁的圆柱必不可少。公元前7世纪之前被广泛使用的多立克柱式圆柱简单粗壮，稳定性很好，但难免有些笨重。

绘有四马战车竞技的雅典壶

到了这个时代，多立克柱式换成了爱奥尼亚柱式，它简洁流畅、排列于四边，被称作柱廊。用于柱廊的爱奥尼亚柱式很美，别具风格。

世界文学巅峰之作荷马叙事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此之前一直是通过人们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庇西特拉图将这些故事搬上羊皮纸，从而有了标准版本，也方便学校的教师使用。到了后世，除了庇西特拉图的标准版，又有了各种译本。因此会希腊语的人可以阅读标准版，不会希腊语的人可以阅读翻译成各国语言的译本。

举办活动是现在的说法。说起来有点儿不可思议，庇西特拉图竟是举办活动的鼻祖。“泛雅典娜节”就是他创办的。这是4年一度供奉女神雅典娜的活动。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同，这个活动比的是唱歌。只要是希腊人，无论属于哪个城邦国家，人人都可以参加。这里所说的歌，实际上是荷马的叙事诗，人们在竖琴的伴奏下，高声歌唱。

希腊人喜欢体育比赛，也喜欢歌舞比赛。荷马叙事诗有了标准版本后，就不能随便更改故事情节，也不能随意添加原版中没有出现的人物。“泛雅典娜节”对于这些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的普及功不可没。

喜欢举办活动的人，大多自己乐在其中，也愿意看到别人乐在其中。

拉丁语中，狄俄尼索斯叫巴克科斯，他是酒神，是曾经属于第二个级别的神。庇西特拉图提高了他的地位，把他升为最高级别的神，继众神之首宙斯和雅典娜、阿波罗之后，与其他最高级别的神地位相当。狄俄尼索斯以前还是葡萄园的守护神，只属于葡萄园主。庇西特拉图扩大了他的守护范围，使其成为全体雅典公民的神。

酒喝多了，有人会发酒疯。这会让提升酒神地位失去意义。希腊人相信诸神时刻都在默默地帮助自己，因此，他们要为狄俄尼索斯寻找一个守护对象，于是戏剧充当了这个角色。也就是说，戏剧表演是献给狄俄尼索斯神的，因此，看完戏后饮酒作乐是得到狄俄尼索斯认可的。

就这样，希腊悲剧走向鼎盛的大门被打开了，半个世纪以后，出现了埃斯库罗斯。

没有史料记录在批判精神极其旺盛的雅典，庇西特拉图是如何做到统治雅典长达20年的。他既没有把雅典变成专制国家，也没有暗杀过反对派，甚至没有让公民坐牢，最多只是放逐过一些人而已。直至今日，依然未找到任何史料记录有这些情形。

有研究者认为，他本人出行有警卫保护，却禁止雅典公民携带武器，就是他独裁的证据。但是，禁止携带武器进城，在先进的现代国家是很寻常的治安规定。而距今2500年前的雅典人性格急躁易冲动，一旦发生争吵，难免升级成拔刀相向的严重事态。由争吵导致的流血事件曾经在雅典司空见惯，这一禁令使其彻底变成过去时。

即使是自诩绝对民主主义者的英国学者也不得不这样写：

“无疑，庇西特拉图是专制统治者，但他是个让人舒服的专制统治者。”

意大利语中有一个词叫“gagliardo”（活泼愉快），形容男性时，意思是“厚颜无耻却讨人喜欢的家伙”；形容葡萄酒时，则变成“vino gagliardo”，意思是“既烈又醇的高档葡萄酒”。

有一个意大利人说，庇西特拉图是gagliardo式的领袖。他还说：“庇西特拉图统治下的雅典，几乎每天都有展会（商品交易会）。”

引进外资、吸引外国人的大门早已被梭伦打开。庇西特拉图没有改变梭伦的改革，在他统治的20年间，城邦国家雅典的首都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在这位专制领袖的晚年时期，斯巴达牵头结成了伯罗奔尼撒同盟，原因是雅典越来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警惕。

我忍不住想，庇西特拉图统治的20年也许是“雅典的高速成长期”，而这也许是公元前527年这位专制统治者在自家床上安详地结束73年生命的重要原因。

庇西特拉图统治的20年间，作为反对派的“平原派”和“海岸派”都没有找到反击的机会，他们只能一直在海外过流亡生活。

但是，无论多么让人舒心，多么让人感觉轻松，这位僭主（通过政变或其他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独裁者）终究死了。

雅典人是一个擅于创作辛辣讽刺喜剧的民族。原本他们的批判精神就比其他国家的人高出许多，因此，当把持政权20年的专制统治者离世时，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改变雅典的时机到了。只是，要找出一个合适的领导者并不容易。

庇西特拉图将所有土地划成小块分给了农民，“平原派”的势力基础因此大大受损，成为弱势群体。

相反，庇西特拉图鼓励海外贸易，沿岸地区的经济实力因此大大增强。“海岸派”的势力基础也因此被削弱。“海岸派”为首的是雅典尽人皆知的超级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这个家族的领头人麦加克勒斯在流亡期间去世，继他之后成为阿尔克迈尼翁家族掌门人的是其长子克里斯提尼。

庇西特拉图发起政变，未流一滴血进入雅典成为统治者的那一年，克里斯提尼还是个刚满19岁的年轻人。从这一年开始直到庇西特拉图死去，他一直过着流亡生活，未回过祖国雅典，长达19年。因为他是“海岸派”的领袖，即使族中其他男人回到了国内，他也不能回去。

庇西特拉图去世的那一年，克里斯提尼38岁。无论从年龄上还是知名度上看，他都有充分的条件回国东山再起。但事实上他用了17年时间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东山再起。这是为什么呢？

简单地说，是因为庇西特拉图死后，“庇西特拉图体制”依然存在。那么，这种体制为什么可以延续17年呢？

庇西特拉图有两个儿子，分别是希庇亚斯和希帕克斯。他们的出生年月不详，只能根据死亡时间进行推断，当时，两人很可能都在20到30岁之间。兄弟二人都不是无能之辈，所以父亲一定想过把权力移交给这兄弟二人。

父亲庇西特拉图有特殊能力，能得到神谕，雅典公民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两个儿子似乎很清楚自己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他们既没有要求带随从保护自己，也没有像父亲那样过着高调的私生活。当然，他们秉承梭伦改革中确立的政体，而他们的父亲对这一政体也未做过任何修改。公元前525年，克里斯提尼当选为执政官，成为9人之一。这距离庇西特拉图去世，只过了两年。

克里斯提尼的东山再起开始了，但此时他还只是9人中的一个。为了控制反对派在9位执政官中的人数，“庇西特拉图体制”规定在选举前要对候选人进行筛选。因此，已满40岁的克里斯提尼回到祖国，开始实施东山再起的计划，说到底还是受限于“庇西特拉图体制”。

随后的10年里，这位“海岸派”领袖好像一直都在雅典。其间，他也许再次当选过执政官，还曾是“亚略巴古”（areios pagos）的一员。“亚略巴古”是雅典的最高司法机构，由担任过执政官的人组成。他再次流亡的时间是在公元前514年以后，也就是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统治的最后时期。

兄弟二人共治天下，大多数时候会分道扬镳。但是，庇西特拉图的两个儿子之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两人分工明确。兄长希庇亚斯全面负责国家政事，弟弟希帕克斯则专门负责举办活动。兄弟二人的专制统治之所以可以延续这么多年，我想很可能是因为雅典公民虽有求变的想法，却缺少正当理由，始终下不了决心。毕竟雅典公民并不认为雅典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

然而，公元前519年，就在兄弟二人的专制统治迎来第8个年头的这一年，“裂痕”开始显现。长达37年的时间里，雅典从未发生过战争，而此时出现了非派军队不可的状况。

起因是侵犯他国的惯犯底比斯攻打了普拉塔亚。普拉塔亚距离雅典不远，但他们选择向号称陆地最强军事大国的斯巴达求助。

在“庇西特拉图体制”下，雅典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庇西特拉图死后依然保持繁荣。斯巴达人对此充满了戒备。他们认为，来自普拉塔亚的求助是把雅典引入战争的绝佳时机，于是推托说，从地理位置上，雅典距离普拉塔亚更近，普拉塔亚应该请求雅典派遣援军。

普拉塔亚转向雅典求援，希庇亚斯不能拒绝，公民大会也不能不同意。因为一旦普拉塔亚被底比斯控制，那么阿提卡地区势必与“侵犯他国的惯犯”成为邻居。

幸运的是，在与底比斯军的战斗中，雅典取得了胜利。但是，希庇亚斯统治下的雅典，却因此出现了两个不稳定因素。

一是与希腊城邦国家中的强国底比斯彻底为敌了。

二是底比斯好像故意挑衅雅典似的，将属于底比斯的维奥蒂亚地区南部赠予“庇西特拉图体制”的反对派阿尔克迈尼翁家族，作为他们的前线基地，为他们夺取雅典统治权所用。

如果发生此事时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首领克里斯提尼就在雅典市内，也许后来的民主主义霸主会非常不好过。

与底比斯的战事让希庇亚斯有了新的麻烦，敌对势力增加了。国内有克里斯提尼领导下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国外有斯巴达，现在又加上了底比斯。

就在同一时期，庇西特拉图生前的好友、在他死后继续支持兄弟二人的纳克索斯岛僭主吕戈达米斯也去世了。对于希庇亚斯来说，吕戈达米斯的死不仅让他失去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还让雅典失去了商船的航线。包括爱琴海南半部在内的雅典商船航线失去了有力的保护。之前吕戈达米斯统治下的纳克索斯岛确保了航行于其近海的雅典船只的安全。

接踵而至的变故让希庇亚斯再难保持冷静，冲动之下，他尝试与遥远的波斯帝国进行接触。好在此时，所有与雅典为敌的对手似乎都下不了决心，始终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因此，兄弟二人的专制统治虽摇摇欲坠，却维持了下来。

雅典及其周边

突变发生在5年后的公元前514年。这一年，弟弟希帕克斯遭遇暗杀。凶手是两个雅典公民。雅典只有在祭祀战斗之神雅典娜女神的“泛雅典娜节”期间才允许公民携带武器，而希帕克斯正是“泛雅典娜节”活动的全权负责人。

两个犯人当场被捕并被处以死刑。根据梭伦改革的规定，这两个人都属于第一等级。他们的动机据说是个人恩怨。但是真相如何，无人知晓。

克里斯提尼认为，此时只剩下了希庇亚斯一人，是反击的绝佳时机。他回到底比斯赠予他作为前线基地的维奥蒂亚地区，带领一家老小进军阿提卡地区——城邦国家雅典的边境。

得此消息后，希庇亚斯向父亲时代的同盟国家色萨利求助。因为色萨利和底比斯交恶，所以对方马上派来了援军。就这样，克里斯提尼的军队尚未踏上阿提卡地区的土地，就早早宣告失败。

已经50岁的克里斯提尼不得不承认，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与希庇亚斯抗衡。他马上改变策略，决定请其他国家军队支援。

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属于富裕阶层，而且是超级富豪阶层。其拥有的海外资产超级庞大，因此无须担心资金问题。

35年前，阿波罗神庙毁于一场大火，一直未被修复。克里斯提尼决定出资在德尔斐重建阿波罗神庙。

说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人们自然而然想到吕库古。对斯巴达人来说，德尔斐是很重要的地方，只要遇到难处，他们就会去阿波罗神庙祈求神谕。看到重建后的宏伟神庙，斯巴达人非常感动，他们对克里斯提尼顿生好感。

后来，有一个出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口的传闻说，克里斯提尼用钱收买了阿波罗神庙的神官，让他们通过女祭司之口告诉前来祈求神谕的斯巴达人：“你们要帮助雅典人，把他们从庇西特拉图的枷锁中解救出来。”

斯巴达人向来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因此虽然有女祭司进言，他们仍然迟迟没有表态。希帕克斯被杀3年后的公元前511年，克里斯提尼的策略终于奏效。第二年春天，斯巴达派出小规模军队登陆了阿提卡地区。

然而，色萨利的1000名骑兵早已等候在那里。斯巴达的重装步兵不敌骑兵全军覆没，连队长也丢了性命。

这次战败大大刺激了斯巴达人的自尊。对斯巴达战士来说，胜负关乎他们的尊严。他们不再想着帮助雅典人推翻庇西特拉图，也忘记了阿波罗神庙女祭司口中的神谕。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雪耻。向来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的斯巴达人，这次行动出乎意料地神速。克里昂米尼率领重装步兵前往雅典。

希庇亚斯指挥下的雅典士兵和色萨利骑兵一败涂地。队列整齐的斯巴达军队进入雅典市内后继续追杀希庇亚斯。希庇亚斯带着残部逃到了卫城，斯巴达军追到此处，包围了这个建于山丘之上的城堡。

国王克里昂米尼知道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并不擅长攻城战。因此他向希庇亚斯派去使者，承诺只要希庇亚斯投降离开雅典，就可以确保他和追随他的所有人的安全。希庇亚斯接受了他的建议，离开雅典，去了希腊北部。那里有他的土地。

就这样，公元前510年，雅典专制统治宣告结束。“庇西特拉图体制”历经36年，在庇西特拉图死后又持续了17年以后，终于走到了尽头。虽然借助了他国之力，克里斯提尼终究赢了。

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

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公民就是战士，就是吕库古规定的要将终身奉献给保卫国家事业的人。在他们的认识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庇里阿西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希洛人不是公民，虽然我们认为城邦国家斯巴达的存续离不开他们。正因如此，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没有公民权，也没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

另一方面，在雅典，梭伦改革后，匠人、商人和农民都是公民。虽然根据收入的不同，他们可能没有被选举权，但是，既然他们是公民，就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既然承认他们有参与国家政事的权利，他们就是堂堂正正的、享有公民权的公民。

公元前510年，斯巴达帮助克里斯提尼赶走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不是为了感谢克里斯提尼在德尔斐重建了阿波罗神庙。

“民粹主义”是现代人的说法，当时尚无此词。斯巴达人因为雅典的“民粹主义”，即“庇西特拉图体制”，早已对雅典充满了戒心。在雅典，庇西特拉图致力于提高农民、匠人和商人的经济实力；而在斯巴达，享有公民权的人绝不允许身为商人、匠人和农民的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进入公民社会。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民粹主义的危险，担心民粹主义给自己国家的下层人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赶走“庇西特拉图体制”的继承者希庇亚斯，斯巴达自有斯巴达的理由。

在赶走希庇亚斯之后，斯巴达人并没有打算帮助克里斯提尼上位。

克里斯提尼出身超级名门，属于既得利益者。他的势力范围在阿提卡地区的沿海地区，当地住民大多是匠人和商人。在斯巴达人看来，领导这一新兴阶层的克里斯提尼同样是一个危险分子。不要忘了，掌握斯巴达国家政权的不是两个国王，而是每年在公民大会上选举产生的5个监察官。他们都坚定不移地维护吕库古确立的斯巴达国体。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顽固的保守派。

用军事力量推翻“庇西特拉图体制”后，斯巴达人考虑在雅典建立一个与斯巴达相似的政体，也就是在雅典引入“寡头政治”（少数人统治的政体）。

斯巴达看上了一位名叫伊萨哥拉斯的男人。此人以前常去斯巴达，父母是亲斯巴达的雅典人。

两年后，斯巴达国王克里昂米尼率领一支小规模部队进驻雅典，成功使伊萨哥拉斯当选执政官。因为9人执政官的被选举权只属于富裕阶层，即资产达到第一等级或第二等级的公民，因此，伊萨哥拉斯很可能出身富裕阶层。

当选执政官后，伊萨哥拉斯因为有斯巴达国王这一靠山，在公民大会上十分专横。他向公民公布了三个决定：

一、开除所有亲庇西特拉图派的公民的公职。

二、将克里斯提尼及其家族赶出雅典。

三、解散公民大会，新的机构将由新当选的执政官，也就是伊萨哥拉斯决定。

伊萨哥拉斯的言行极大地激怒了雅典公民。他们联合起来围住斯巴达国王和伊萨哥拉斯居住的卫城城堡。尽管斯巴达国王带来的斯巴达士兵英勇无比，无奈对方人数太多，又正逢群情激愤之时。斯巴达国王坚持了两天，最后，他未征求身在国内的监察官的意见就选择了让步。

国王克里昂米尼接受公民提出的所有要求，然后带着士兵安全撤退。伊萨哥拉斯和他的追随者将交由雅典公民处死。不知道伊萨哥拉斯是怎么做到的，据说他一人成功出逃，去了斯巴达避难，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这场混乱结束之后，雅典公民终于想到接克里斯提尼回来了。

公元前508年，从庇西特拉图统治雅典的那一年开始，历经38年，克里斯提尼终于结束流亡生活回到雅典，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归祖国。他19岁开始流亡，此时已经57岁。步入暮年的克里斯提尼非常清楚，公民之所以把他请回雅典并非心甘情愿，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出别的人选。

在半个多世纪里，我写过西方史上的文艺复兴、中世和古罗马。我深切地感受到，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的人、开创新时代的人，只能出自既得利益阶层。

属于既得利益阶层的人，并非只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都是单纯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当中总有人敢于正视自己所属阶层的弊端。

进行改革，首先必须向既得利益者开刀。执刀之人，必须对症结了然于心。如何对症下药，用罗马人的话说，只能从“餐桌杂谈”中体会。这种“经验”非一朝一夕所能得到，即便出身新兴阶层的杰出人物也是一样。那个时代没有相应的教育机构，获取这类经验只能依靠在家庭中耳濡目染。

接下来我要介绍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乍一看，克里斯提尼改革似乎从根本上动摇了他本人所属的特权阶层赖以存在的基础，将国家大事交给了公民。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绝对是否定的。

如果真的将国家大事交给公民处理，就不可能有40年后的伯里克利，他是雅典改革接力赛的最后一位选手。伯里克利与克里斯提尼同出一门——雅典的名门望族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直至今日依然如雷贯耳的“雅典民主政体”就是由这些超级精英创立起来的。

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不是“公民掌控国家政治方向”，而是“精英构思并提出国家政治方向，交由公民决定”。

克里斯提尼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自己所属的特权阶层。不仅如此，他还力图保留这个阶层。他只是要重新分配当时的雅典社会力量，以此彻底切除特权阶层的毒瘤。

雅典的民主政体不是产生于高深的意识形态思考，而是产生于现实的需要，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只有领袖人物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雅典的民主主义才会在这个时代发挥巨大的作用。当民主政体转为意识形态的时候，等待城邦国家雅典的就只剩下衰败了。

出人意料的是，鼎盛时期的雅典，几乎所有领袖人物都出自名门，只有一个例外。看看雅典改革接力赛的选手名单——梭伦、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他们都出身世袭名门。这甚至让人不得不三缄其口，告诫自己绝不能说世袭的弊端。

雅典的统治者虽然使用的统治方法不尽相同，但他们都热爱女神雅典娜。他们不是单纯的、置人性于不顾的理想主义者，只是以意识形态为名追求自身的理想罢了。

克里斯提尼是典型的雅典人，有那么一点儿狡诈。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大刀阔斧打破自己所属阶层的基础，从而建立起新型政体的。这种政体可以进一步激发特权阶层的潜力。

众所周知，“克里斯提尼改革”内容相当复杂。我曾经为此绞尽脑汁，冥思苦想。

让我苦苦思索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方案，绝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一定是克里斯提尼在长达30多年的流亡生活中不断摸索出来的结果。

对于生活在后世的我们来说，理解这极其复杂的改革内容并不困难，这要归功于亚里士多德。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哲学家，用《诗学》论述悲剧。在《雅典的政体》（Athenaion Politeia）中，他又分析了雅典政体的变迁。

这本讲述雅典政体的书通俗易懂，直到2000多年以后的公元1891年才被发现并第一次出版。这意味着城邦国家雅典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以后，在漫长的岁月里被彻底遗忘，甚至连法国大革命时代、拿破仑时代的欧洲人对这本书也一无所知。如果他们了解雅典，了解雅典的政体，就一定能体会到仅靠一知半解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

在这里，我也想介绍一下“克里斯提尼改革”，比亚里士多德的讲述更简单明了。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生活的那个时代，比克里斯提尼晚150年，当时城邦国家雅典尚存，而我们生活的当今世界距离那个时代已过去了2300多年，城邦国家雅典早已杳无踪迹。因此，要了解2500多年前的雅典，做进一步的简化是必要的。

不管内容多么复杂，克里斯提尼的真实意图是明确的：

一、绝不允许僭主政治在雅典死灰复燃。因为不管让人多么舒服，僭主政治终究不是一个全体公民平等参与国家政事的体制。

二、必须建立一个可无限激发人力资源——雅典公民活力的体制。

第一个内容继承了梭伦改革的精神，第二个内容继承了庇西特拉图的政治。由此可见，克里斯提尼不是彻头彻尾颠覆改革之人。

前面已经介绍过，城邦国家雅典的领土阿提卡地区分3个部分，即首都所在的城区、朝海的沿岸地区和内陆山区。

克里斯提尼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划分，把每个部分再分成10个区：

城区——从1区到10区。

沿海地区——也是从1区到10区。

内陆山区——同样从1区到10区。

如果区域划分到此为止，那么雅典一共划分成30个区。但是，克里斯提尼的设想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真正的意图是，让土地分成小块，同时还要防止过度分散。

他对30个区进行了重组。3个地区的各区之间进行合并，产生了10个“部落”，拉丁语叫“tribus”。这是后世的人还在使用的一个词语的词源。

例如，城区的第一区和沿海地区的第一区、内陆山区的第一区进行合并，构成“第一部落”。

第二区以下照此进行合并，共产生10个“部落”。

无论是在克里斯提尼之前的雅典，还是在现代的伊斯兰国家，“tribus”的意思都是“部落”。无论是通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抑或是利害关系联系在一起，都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人类群体，其核心是当地权贵。

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核心就在于此。首先划分出30个小区，再对其进行重组建成10个“部落”。曾经“tribus”的最佳译词是“部落”，但在这里，“部落”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部落。因为自然形成的部落变成了人为建立起来的住民共同体“行政区”。因此，说到城邦国家雅典的部落，只能用“tribus”而不能用部落一词。[1]

无论领导人叫国王还是叫僭主，抑或称君主，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的政治体制唯一的好处是可以防止属下各“部落”轻举妄动。

克里斯提尼构思的改革，目的是要在雅典建立起这样一个政体：尽管没有国王或僭主，却能防止各“部落”肆意妄为，以确保国内统一。一直以来，让雅典伤透脑筋的内部对立都是由权贵家族所属“部落”的争斗引起的。

阿提卡地区被划成了若干小片区，因此权贵人家分布于各地的土地也被碎片化了，他们不敢再说这是自己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也不能在那些地盘上耀武扬威了。首当其冲成为解体对象的“部落”，自然是克里斯提尼所属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有此先例，我想公民大会一定会以多数赞成的结果通过克里斯提尼的提案。

当然，克里斯提尼并没有满足于解体旧势力。在完成这一改革后，他没有停下改革的脚步。

城区的第一区和沿海地区的第一区、内陆山区的第一区合并成为“第一行政区”后，其余区照此进行合并，共产生了10个行政区。接着，他又将每个行政区划分成3个“特里提姆”（trittium），各特里提姆再分成5个“德谟区”（demos）。

至此，城邦国家雅典的阿提卡地区全域划分终于完成，共产生了10个“部落”、30个特里提姆和150个德谟区。德谟区的数量后来又增加到170个。可以认为德谟区就是现代国家“城镇”或“村落”的雏形。

距今2500多年前，克里斯提尼就为全体雅典公民建立了“户籍”，即英语中的“identity card”。

通过实施户籍制度，城邦国家雅典的安全保障基础得以确保。可见，他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之人。

在现代国家，正确掌握户籍和住民票[2]所在地，通常是出于税收的需要。但是，古代只有间接税，没有直接税。古代的直接税是兵役，也叫“血税”。公民是符合兵役条件的、20岁以上的成年男人，他们又是享有城邦国家公民权的人。

还有一个说法，据说克里斯提尼要求10个“部落”分别上报3000个满足兵役条件的人名，共计3万人。在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雅典，公民总人数不过4万人左右，却有3万人作为现役军人被登记在册。尽管有骑兵、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之分，但是，仅在人员数量上，雅典超过了公认陆战实力最强的斯巴达两倍之多。

克里斯提尼一定还记得庇西特拉图时代末期，由斯巴达牵头成功缔结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雅典发展迅速，让斯巴达产生了危机感。于是，斯巴达号召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国家结成同盟，这就是伯罗奔尼撒同盟。随后，斯巴达的霸权政策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

结盟以前，斯巴达会剥夺被征服者的一切权利，剥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沦为底层人，犹如奴隶。若允许被征服国继续维持城邦国家的状态，则要求高额的贡税。结盟之后，斯巴达改变了这种做法。

斯巴达对伯罗奔尼撒同盟国的唯一要求是，斯巴达发动战争时为其提供兵力支援。斯巴达重装步兵之强众所周知。除了阿尔戈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多数城邦国家都表示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阿尔戈斯未加入同盟是因为历史上一直与斯巴达交恶。而伯罗奔尼撒同盟是留在克里斯提尼心里的一件事。

斯巴达人一旦确定目标，就会勇往直前。雅典人与他们不同，确定目标以后并不一定勇往直前。斯巴达人只觉得雅典的户籍制度非同寻常，却找不出可以提出抗议或质疑的理由。雅典通过明确户籍所在地，有效地保障了兵源。当然，除此之外，户籍制度还有其他不少好处。

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雅典公民的名字发生了变化。一个人的名字中必须包括其户籍所在的德谟区名、父名和本人的名字。例如：

“户籍在阿洛裴盖德谟区的苏弗洛尼斯科之子苏格拉底。”

“户籍在克拉尔戈斯德谟区的克桑提普斯之子伯里克利。”

名字中不再出现代表出身阶层的家族名称。因此，克里斯提尼的名字中也删去了雅典众所周知的阿尔克迈尼翁之称。

如此一来，是不是重视个人才华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呢？

正如亚里士多德评价的那样，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并没有止步于“极大地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

不断推进建立民主政体，是为了推动雅典向实力主义（meritocracy）发展的进程。

25年后雅典出现了统治者中唯一一个“非名门出身”的人。他就是地米斯托克利。

“meritocracy”是后世造的词，融合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它在古代希腊和罗马都不存在。尽管当时没有这个词，却不表示没有这个意思。在我的理解中，“民主政治”和“meritocracy”的意思惊人地相似。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雅典公民拥有了户籍。只是，当时的户籍只显示一个人的户籍所在地，并不表示他必须居住在此地。

例如，出生于内陆山区的人可以去沿海地区从事贸易活动，也可以租住在城区学习在壶上绘图。也就是说，雅典允许公民自由选择居住地，这种自由是雅典不同于斯巴达的又一个方面。

当然，雅典和斯巴达相同的一点是，两国都是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一到18岁，雅典的年轻人必须回自己的德谟区申请参加兵役训练。毕竟，一旦敌军入侵、国家沦陷，原本享有最高平等权利的全体公民就会变得一无所有。

因此，介绍兵役也就是介绍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新政体。

克里斯提尼保留了梭伦改革中建立起来的政体，但他没有全盘照搬。

梭伦的政体在历史上叫作“财权政治”，它根据收入的多少，将其划分为从富裕阶层到无资产者四个等级。也许你会以为，土地划分成小片，富裕阶层的富裕程度会大打折扣。然而贫富差距终究存在。而且富裕阶层还有海外资产，这部分资产并不包括在梭伦改革中。在没有直接税的时代，自然没有累进税。我想在那个时代，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骑兵义务，恐怕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累进税吧。

第三等级的兵役是担任重装步兵，除了盾和长矛之外，其余装备由个人负担。到了庇西特拉图时代，重装步兵的所有武装改由国库提供。既然如此，属于第四等级的无产者匠人和商人，是不是也可以成为重装步兵呢？

事实确实如此。属于第四等级的公民，尽管不是所有人都从轻装步兵升为重装步兵，但至少有一部分人升为重装步兵了。

有研究显示，克里斯提尼时代的城邦国家雅典，享有公民权的人数在4万人左右，即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有4万人。当然，这个数字包括了50岁以上已经退役的预备兵和已无力参加预备役的老年人。

15年之后发生在马拉松平原的战斗中，雅典总共投入了9000名重装步兵，占全体成年男性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尽管后来雅典成年男性人数不断增加，但是相对于成年男性总数，城邦国家雅典可以送往前线的重装步兵数的比例并没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说，在雅典，虽然男性人数增加了，但是重装步兵的人数始终保持在斯巴达的2倍左右。

地米斯托克利创建海军之前，陆地上两军交战，主要战斗力是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只是辅助力量。因此，在地米斯托克利创建海军的15年之前，克里斯提尼在雅典改革的过程中致力于扩充重装步兵力量是有充分理由的。

尽管克里斯提尼保留了梭伦改革后的政体，但是根据庇西特拉图时代的状况和划分小片区后出现的改变来看，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执政官的被选举权只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以前是9人，此时增加到10人。原因是每个“tribus”都要选出1个执政官，10个“tribus”就有10个执政官。人数增加，每个人的权限却大大缩小了。执政官成了一种名誉，而不再是决策者，因此他们的组织也不能称为内阁了。与此相应的司法机构亚略巴古的权限也缩小了。这个机构由担任过执政官的人构成。也就是说，富裕阶层的权限因为他们中的一人——克里斯提尼的缘故大为缩水。

克里斯提尼像（现收藏于美国俄亥俄州事像堂）

执政官的权力弱化了，10位“将军”（strategos）组成的机构取而代之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机构成了“内阁”，不仅负责政治事务，也负责军事行动。古代国家大多军政不分，明确有文武官之分的只有斯巴达。斯巴达人的语言中一定不存在“strategos”一词，尽管它是“战略”（strategy）一词的词源。

10位将军均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只有1年，每年改选，可以连任。只要是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不论什么等级都可参与投票。

法治国家的政策一定是用法律制定的。法律虽然重要，但如果拘泥于法律，就会成为欧洲人口中的“法律的奴隶”，其后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克里斯提尼虽然重视法律，却没有固执到不知变通的地步。

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的雅典政体（公元前508年—公元前322年）

梭伦改革以后的雅典政体（公元前594年—公元前508年）

克里斯提尼还创设了一个机构，叫“布列”（bule），由500人组成。雅典是直接民主政体的国家，如果把公民大会看作下院的话，我认为“布列”就相当于上院，当然它与近现代国家的上院并不相同。我想，它更像是梭伦改革中的事务官僚机构。

构成500人委员会的布列成员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是通过抽签的方式，从10个“部落”满30岁以上的居住者中分别抽取50人构成。

如果你觉得抽签随意性太强，那只能说明你没有真正了解古代雅典人。对于他们来说，抽签意味着神意，是诸神的决定。可以想象，克里斯提尼引入抽签的方法，其目的大概是给所有雅典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吧。

雅典全面负责国家政治和军事的是“将军”，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不是凭抽签。雅典人在灵活运用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方面，也很有天赋。直接民主政体之所以能在雅典长期存在，应该缘于雅典人的灵活机敏，毕竟直接民主政体是一个容易出现麻烦的政体。

亚略巴古作为司法机构，长期被富裕阶层独霸。随着这一机构权力的弱化，梭伦改革中业已存在的“陪审法庭”（eliaia）的作用得以大大提高。“陪审法庭”相当于法院，全体公民都有被选举权。于是，与雅典公民相关的民事案件都转到此机构进行审理了。

就这样，人类史上诞生了普通公民也有权参与政治的政体。

“公民大会”（ecclesia）成了国家政治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公民大会上，20岁以上的所有成年男性都有投票权。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开始改革，经过几年时间得以最终完成。这一政体持续了170多年，直到公元前322年。其间虽有过小的变动，但是基本形式保持不变。

公元前322年是亚历山大大帝在波斯去世的第二年。亚历山大大帝生前为了东征，曾经对雅典的国家政治不闻不问，任由城邦国家雅典自生自灭。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帝国遭肢解分割，雅典最终沦为马其顿国王的属国，告别了独立城邦国家的历史。

在克里斯提尼实施的改革中，也有昙花一现的内容，那就是陶片放逐。

读者们即使不知道克里斯提尼的名字，对陶片放逐也一定有所耳闻吧。

[1] 为方便表达与理解，本书在提及“tribus”时，使用加引号的“部落”，以示与一般意义上的部落有所不同。——编者注

[2] 住民票是日本记录现居住地的证件。——译者注

陶片放逐

一方面，当时造纸所需的原材料纸莎草需要从埃及进口，非常昂贵；另一方面，雅典的壶和碟子制造业非常发达，人们常常为如何处理陶器碎片而苦恼。

于是，城邦国家雅典采用陶器碎片代替纸张进行投票。每个人自带小刀，在公民大会上将自己的意见刻于陶器碎片上。即使投票的目的不是决定放逐某人，也以陶片（ostracon）为纸进行投票。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陶片放逐是克里斯提尼的一大发明。决定是否对某人采取陶片放逐时有严格的规定，不同于普通投票。

第一，目的明确，只为决定是否放逐某个人。此人有可能给城邦国家雅典带来危害。

第二，以放逐为目的的投票一年一次。

第三，参加投票的人数不能少于6000人，少于6000人自动流会，投票无效。

第四，票数超过半数，处以当事人流放国外10年的惩罚。

成为陶片放逐对象的是“可能带来危害的人”，不是“造成危害的人”。

因此，决定是否放逐某人的不是审判官而是公民，也就是说这不属于司法问题，而属于政治问题。

遭到陶片放逐的人不是罪犯，因此他们的资产不会被没收，家人也可以留在雅典。只是本人在被流放的10年间不得踏入阿提卡地区。其间他可以指定资产管理人，也允许他让管理人给自己送钱。

要凭陶片放逐一个人，至少要有3000名以上雅典公民以“可能带来危害”为由，将其名字刻在陶片上，因此这样的人一定声名显赫。可以说，遭到陶片放逐，意味着这个人是雅典政界的大人物。

在那个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子邮件的时代，离开政治中心长达10年，其政治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会大大降低。因此，陶片放逐的真正目的大概只是为了让一个人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毕竟放逐本身完全不会损害一个人的名誉。10年以后，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出现在国内，而且有可能再次当选将军。不仅如此，只要公民大会同意，不满10年也可以回国。这一制度实施了25年以后，遭陶片放逐的人频频出现，这种状况令人不能不产生疑问。

对于政治家来说，剥夺10年政治权利的处置相当严厉。那么这一决定是否真的是3000人以上的公民的意愿呢？

举行公民大会如果是为了决定是否放逐某人，参会总人数必须超过6000人。假设投票者的总人数在6000人以上，过半就是3000人以上。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邦国家雅典的公民数，也就是有投票权的人的总数从4万增加到了6万。当然，这个数字是研究者们推算出来的。即便如此，3000除以4万是7.5%。

这意味着史上著名的“陶片放逐”实际上只是有投票权的人中7.5%的人决定的。

克里斯提尼活着的时候雅典从未出现过陶片放逐的牺牲者。但是，从他死后的第8年开始，有实力的政治家纷纷遭到陶片放逐。

公元前484年，伯里克利的父亲克桑提普斯。

公元前482年，阿里斯泰德。

公元前471年，地米斯托克利。

公元前461年，客蒙。

陶片放逐成了排挤政敌的一种手段。最后一次陶片放逐是在公元前417年。这一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对立的两个大人物中必须有一人被放逐。但是两人秘密达成协议，结果被放逐的是毫无关系的第三者。

雅典公民也许因此觉醒了。这一年后，雅典废弃了陶片放逐制度。此时，从确定陶片放逐制度算起已经过去了85年。

当我看到考古发掘出来的陶片时，不禁感慨万千。我惊讶于当时雅典公民的识字率竟如此之高。刻在陶片上的不是×或〇，而是人名，甚至详细到某人之子。在采用记名投票的日本，没有人注意过日本的识字率有多高。而且，当今世界采用符号——例如用×或〇等进行投票的国家仍不在少数。2500年前的雅典，应该很少有人为了讨论某项议案或投票而特意前往卫城吧。但是我想，他们个人的智商应该都相当之高。

“弃权”？“尊重少数人的意见”？

联想总是一个接一个，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决定是否陶片放逐某人这一重大议题时，公民大会的参会人数规定在6000人以上，这是不是意味着决定其他议题的公民大会参会人数要少很多呢？至今尚未发现有史料记载参会人数的要求。那么是不是说除了决定陶片放逐的大会，其余都不要求最少参会人数呢？

在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有一段引导公民进会场的描写。雅典人个性独立，个个能言善辩、伶牙俐齿，一句“开会了，请大家依次入场”，很难让大家老老实实地进入会场，甚至很难说大会几时才能开始。所以，引导者就像羊倌，吃力地把羊群——参会公民赶进会场。这个场面一定非常滑稽。但是根据这一描述，可以推测参会人数应该数千人。

因此，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通常在4000人左右的这一推测是成立的。也就是说，直接民主政体下的雅典人讨论一个议题时，参与投票的人为有投票权者总数的10%左右。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疑问。我睁大双眼，努力从那个时代的雅典人撰写的作品中寻找有关“弃权”或“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的内容。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结果是0。我完全没有看到“弃权”或“少数人的意见”之类的字样。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2500年以前创造了民主政体的雅典人的意识中，既没有弃权之说，也没有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的想法呢？如果是的话，我想，也许那些男人是这样想的：

公民有投票的权利，但是否行使这一权利是每个公民的自由。

不行使这一权利，即弃权的话，则有义务服从参与投票的人做出的决定。

因此，雅典人不会把弃权现象看作问题。至于少数人的意见，既然公民大会上经过激烈辩论做出了决定，那就足够了。

如果上述推论正确，那么过分看重弃权或少数人的意见本身就是反民主政治。而且，未经过认真冷静的思考，就无法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

欧美文明源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在欧美，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认为创造雅典民主政体的人是梭伦。但是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者应该是克里斯提尼。

爱琴海上的岛屿希俄斯和距离雅典不远的迈加拉也试行过民主政体，而雅典与这两个城邦国家之间的不同之处只在于是否确立了民主政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呢？

因为雅典成功确立了中产阶层的地位。最先由梭伦迈出第一步，接着庇西特拉图大大提高了雅典的经济实力，继他们之后的克里斯提尼又实施了进一步的改革。至此，雅典出现了“健全的中产阶层”，他们亲力亲为参与生产。

将领土划成小片，再对小片进行重组，这样的做法缩小了社会差距。没有中产阶层的社会很难实行民主政治，这不只是历史现象，现代的世界形势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克里斯提尼确立的民主政体完成于公元前6世纪末。对城邦国家雅典来说，能够在这一时期完成它，犹如神赐一般幸运。如果晚些时候完成，很可能赶上前所未有的国难当头之际，也就是波斯入侵之时，那么民主政体很可能毫无用武之地了。

“克里斯提尼改革”和第一次希波战争之间相隔15年时间。

15年足以让雅典公民了解民主政体，足以让他们每一个人认识到城邦国家雅典不只是富裕阶层的国家，而且是所有人的国家，足以让他们意识到作为雅典公民，面对入侵的敌人拿起武器不只是义务，而且是责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保卫自己的家，保住自己的工作。

真想对克里斯提尼说一句：“你太幸运了，克里斯提尼先生。”

第一次希波战争爆发的两年前，克里斯提尼在祖国雅典安详地过世，享年73岁。

从流亡到回国，又过去了18年。身为雅典政界的翘楚，克里斯提尼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私人逸事。他的私生活如在雾中不为人知，人们只知道他有一个女儿。这是因为人们知道伯里克利的母亲和克里斯提尼的女儿是表亲。

有一些作家认为，评价一个人只需要用“作品”说话，不应该扯上私生活。克里斯提尼与这些作家颇有相似之处。他用他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作品”就是“雅典的民主政体”。

第三章

抵抗侵略者波斯

波斯帝国

从未有过如此不同的民族书写同一段历史的先例。

波斯人和希腊人几乎都在公元前6世纪崛起。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波斯人和希腊人一直关系密切。到了公元前333年，时任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三世完败于马其顿年轻的国王亚历山大，波斯走向了灭亡。

在此5年前，在与马其顿的交战中，雅典和底比斯联军败北，希腊城邦国家时代宣告结束。

长达200多年的岁月里，专制君主国家波斯和民主政体下的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同生共死。

在公元前6世纪，没有人想到波斯帝国会在25年的短暂时间里迅速崛起，将辽阔的土地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其疆域之大打破历史纪录。

公元前539年，尊称为“大王”的居鲁士征服巴比伦。从此，中东全域进入波斯统治之下。

继居鲁士之后，冈比西斯尽管在位时间只有短短7年，但是他只需要继承居鲁士的方针即可。

中近东最先沦陷。于是，以陆地军队见长的国家波斯有了船只——腓尼基人的船只。腓尼基是一个以贸易立国的民族，有较长的海运历史。

公元前525年，埃及沦陷，也被纳入波斯的统治之下。波斯征服中东、中近东以及从埃及到利比亚的北非东半部分后，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它发展成一个伟大的帝国。在东方君主中，波斯国王赢得了“王中之王”的赞誉。

同一时期，雅典在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下，正处于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

第三代国王大流士一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522年—公元前486年，共计36年。因其在位时间长，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王中之王”。也是他将帝国首都定在帕塞波里斯。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统治者虽然实行专制君主制，但他们是现实而精明的统治者。

征服，依靠的是军事力量。被军事力量征服的人是否接受胜利者的统治，要看统治者的政治才能。

波斯统治者首先将辽阔的波斯帝国划分成20个行省，分别任命行省总督（satrape），由他们管理各个行省。担任总督的，则是被征服者中的权贵。

这个职位为世袭，总督的后代可以继承总督之位。当然，他能否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则取决于国王的意愿，毕竟波斯是一个君主专制国。

行省总督享有极大的自治权，但是他们要尽三项义务：

一、参加一年一度在苏萨召开的、由国王主持的最高会议时，必须携带符合臣服之礼的贡礼。

二、各行省用金或银缴纳年贡。没有史料显示年贡具体是多少，想必数额一定不低。

三、“王中之王”御驾亲征之时，按要求提供兵力，由总督本人或行省高官指挥随同作战。

就这样，“王中之王”在实施宽松的专制统治的同时，确保了帝国运行所需的资金来源。也确保了主要战斗力波斯军队以外的军事力量的来源。

波斯帝国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也是宽容的。他们的宗教是拜火教。拜火教是一神教，但不强制异教徒改教。因此在波斯帝国，无论是一神教信徒犹太人，还是多神教信徒希腊人，在信仰上都享有充分的自由。

到了大流士一世时代，波斯帝国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

首先，它将临近小亚细亚西岸的萨迪斯收入囊中。萨迪斯是内陆城市，不靠爱琴海。接着，它开通了从苏萨到萨迪斯的公路。

这条路取名为“王之道”，全线用石头铺就，相当于当时的高速公路。每隔一天行程建有一个驿馆，人们可以在驿馆换马。200年后，罗马铺设亚壁古道时就模仿了这条路。只是，波斯人建成这一条公路以后就心满意足了，而罗马人却建起了密密麻麻的公路网。两者如此不同，也颇有些意思。大概是因为前者只注重“王中之王”的权威，而后者更看重效率吧。

尽管如此，这条“王之道”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波斯人并不重视这类基础设施，希腊人更无兴趣。对于这条公路，希腊人除了感慨一番，自然不会留下任何记录。

感慨不等同于关心。大多数希腊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条“王之道”的真正意义，而这条路的终点就在爱琴海的不远处。

也许他们认为，波斯国王既然已经拥有如此辽阔又肥沃的土地，不可能会觊觎希腊和爱琴海吧。毕竟希腊的土地不仅贫瘠而且狭窄，而爱琴海又遍布小岛。

但是，对领土有强烈霸占欲的人不会在意土地是否贫瘠，也不会在意海上的岛屿是大还是小，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掌控所有的土地，否则绝不会罢手。

波斯国王出征时通常会给被征伐国送去一个通告，要求献上“土地和水”。这一要求也充分说明波斯是一个领土控制型国家。

接受这一要求，该国自然成为波斯属国；拒绝这一要求，那就准备迎战波斯军队的进攻吧。

送别公元前6世纪，刚迎来公元前5世纪的这个时期，希腊各城邦国家开始陆续收到通告。此时的雅典在公民的支持下，正在不断巩固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成果。

波斯帝国领土和“王之道”

第一次希波战争

古代希腊文明最先诞生于爱奥尼亚地区。哲学家泰勒斯是米利都人，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出生于哈利卡纳苏斯，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也是爱奥尼亚地区的本地人，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出生地是科斯岛，因波斯军入侵，为避战祸，他逃到意大利南部的克罗托内，并在那里开设了学校。

应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明不可能产生于和平之地，因为那里没有来自异域的刺激。身处祖国这一温室中的人不可能创造出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这种文明也不可能自然诞生。

生活在小亚细亚西岸的人是从希腊本土移居过来的，身上流淌着希腊人的血液，他们和埃及交流频繁。当时，埃及是一个发达国家，这里所说的频繁交流主要指生意往来。通过与异域的交流，爱奥尼亚地区的经济实力大增。

经济实力增强不一定会创造出新的文明，但是，没有经济实力的地方一定不会产生新的文明。

爱奥尼亚地区不同于希腊本土，它在地理条件上有一个很大的劣势。位于爱奥尼亚地区的各城邦国家面向大海，与海外开展贸易往来十分方便，但时时感受着背后来自领土控制型国家波斯的威胁。城邦国家住民总人数不会太多，即使每个住民的生产力极高，也不会提高人口数量。相反，对领土充满贪欲的波斯，其“能量”是要用“数”和“量”来体现的。

波斯国王大流士成功占领萨迪斯的时候，生活在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一定意识到了波斯人的入侵绝不会止步于此。他们很清楚，用不了多久，自己的担心就会变成现实。

爱琴海周边

和波斯帝国辽阔的版图相比，希腊不过是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尽管如此，大流士还是把目标锁定在希腊，稳稳地踏出了侵略的脚步。马其顿屈服于“土地和水”的要求，成为大流士的属国。波斯征服色雷斯的行动同时进行，虽然稍微花了点儿时间，也成功完成了任务。色雷斯位于爱琴海北部，聚集了雅典富裕阶层的海外资产。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那些雅典人和他们率领的原住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为此，大流士不得不派军队进行镇压，最后色雷斯也被置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

大流士以萨迪斯为前沿基地，在同时展开的入侵爱奥尼亚地区各城邦国家的行动中，除了色雷斯，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征服行动异常顺利。连接萨迪斯和苏萨的“王之道”让大流士侵略这些地方变得容易了许多。此时的苏萨集中了首都的功能。以弗所、米利都、哈利卡纳苏斯这些极尽繁荣，甚至被誉为爱奥尼亚地区珍宝的城邦国家悉数归入了大流士的统治之下。

爱奥尼亚地区成为波斯领土，也决定了那些靠近爱奥尼亚地区的爱琴海群岛的命运。莱斯沃斯岛、希俄斯岛、萨摩斯岛等纷纷屈服于波斯。接着，大流士把“王之道”从萨迪斯延伸到了以弗所。因为他选中了萨摩斯岛，决定将此岛作为波斯海军集结地。萨摩斯岛位于以弗所附近的海面。

波斯本质上是一个以陆地力量著称的国家，没有海上力量。海上军队也不会诞生于一个没有海运传统的国家。但是，包括腓尼基在内，波斯已将中近东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们可以征用腓尼基人的船，连同船员一起。当时，腓尼基人是最强的海洋民族。只是在波斯人的意识里，船只是用来输送兵力的工具，他们从未想过海上作战。

爱奥尼亚地区成了波斯领土，但是居住在此地的是希腊人，他们的想法自然与东方民族波斯人不同。

波斯人重视“土地和水”，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富裕的根本。但是，希腊人认为，即使缺少“土地和水”，依然可以创造财富。尤其是生活在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他们用贸易促进经济，非常富裕。因此，在这一地区的希腊人的意识中，这种想法更加强烈。

当然，两者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关于这点不同，没有史料可用来参考，只能想象。我想，波斯帝国要求向国王进贡的贡税，会不会是一种直接税呢？

希腊城邦国家都采用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制度，按惯例，直接税是以兵役的形式来体现的。但是，波斯帝国的军事力量除核心部队以外，其余部分的惯例是，每逢战事临时征集军队。因此，在波斯人的意识中，兵役始终只是附加要求而不是义务。既然不是“义务”，也就不是“税”了。根据波斯国王的要求，各行省总督每年从属下全体公民中征收一定金额的钱献给国王作为感恩之礼，感谢国王允许自己生活在他的保护之下。也就是说，进贡只是为了感恩而不是“税”，住民自愿缴纳，是他们作为王国一员主动呈献的。

对于这样一种体系，东方人或许没有异议，希腊人是否很不情愿接受呢？不管希腊人接受与否，我认为这不是制度的优劣问题，只是不同民族的习惯不同而已。

爱奥尼亚地区反抗波斯力量的最后堡垒是米利都。直至米利都沦陷，爱琴海东岸全域进入了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下。形势变化至此，不可能不影响到雅典，因为雅典和爱奥尼亚地区仅隔着一个爱琴海。此时，克里斯提尼时代已经结束，新一代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或许可以说，他们的崛起本身就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侵略的结果。

在雅典，以名门和富裕阶层为核心的集团消失了，但派系依然存在。因为利益集团可以被消灭，不同的想法却不会随之消失。而且，人类本就是喜欢拉帮结派的生物。

想法不同，就会产生对立，对立的阵营之间就会展开激烈的权力之争。当然，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是为了权力本身，是为了实现他们各自的理想。为了让自己的想法变成国策从而落到实处，他们需要权力。雅典是一个民主政体的国家，没有公民的支持就不可能掌握权力。

就在这个时期，波斯的矛头开始刺向雅典的胸口。作为新一代领袖人物，阿里斯泰德当时三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也出身名门，曾多次与克里斯提尼并肩作战。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好像没有经历过青春期就直接长大成人似的。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

另一方面，比阿里斯泰德小6岁的地米斯托克利30岁出头。他出生于雅典，却不是名门出身。非但如此，他的母亲还不是雅典人。他的母亲出身色雷斯，在雅典人眼中只是一个外国女人。而且，他的父亲也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雅典公民。如果身处罗马时代，地米斯托克利大概属于“新移民”（Homo Novus）吧。

此后的20年间，这两人平分秋色，是雅典政界的佼佼者。

研究者把阿里斯泰德和他那一派叫“稳健派”，把地米斯托克利领导的一派叫“激进派”。但是，我总觉得这两个叫法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形。

两人之间的对立缘于对国家危机的认识不同。波斯军队入侵时，他们会放下对立的立场，精诚合作，当危机过去，重回对立的两个阵营。

我想，对国家危机的认识不同，与先见之明或长远目光似乎并无直接关联。

对于波斯入侵，阿里斯泰德最初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就像克里斯提尼尝试过的那样。也许他认为，大流士的征服欲会满足于侵占爱奥尼亚地区、马其顿和色雷斯等希腊北部地区，不会继续南下至希腊中部。当时，斯巴达人的想法也与阿里斯泰德一样。所以在希腊本土，怀着侥幸心理静观其变的态度占据了上风。

我想，这也许就是米利都请求援军支援时斯巴达拒绝的原因，也是雅典只派出20艘大帆船的原因。雅典仅提供20艘船，显而易见是不想刺激波斯。但是，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然而“新移民”的影响力终究太过弱小。

雅典向米利都提供了20艘大帆船。尽管只是区区20艘，但在“王中之王”大流士看来，这已然表明了反波斯的立场，他绝不会原谅这一行为。萨摩斯岛是波斯运送军队的船只集结地，他决定从萨摩斯岛出发横渡爱琴海，直捣雅典和埃雷特里亚，因为埃雷特里亚也向米利都送去了增援船只。好像故意让雅典人难堪似的，大流士让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随波斯军队同行。希庇亚斯是被雅典驱逐出去的，让他随行表明征服雅典以后，波斯帝国将把他扶上雅典统治者的位置。第一次希波战争前夜，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度过。

雅典一筹莫展，好在幸运频频降临。

首先，年届六十的大流士大概认为，攻打雅典无须自己亲征，于是把波斯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两个属下。后来，拿破仑说过这样一句话：非凡的双将不如平凡的单将。

国王不亲征，意味着与国王如影随形的1万名号称“不死军”的近卫军精锐士兵也不会参战。“不死军”的意思不是士兵不会战死疆场，而是一旦有人战死即刻有人补充上去，保证1万人的数字不变。这种叫法确实很可笑，但是“不死军”无疑是由正宗的波斯人组成的精锐部队。

也许是大流士小看了希腊人，大流士只派遣了小规模的骑兵，远远达不到可称为骑兵团的规模，尽管骑兵是波斯军队的骄傲。在马拉松平原这一利于骑兵作战的地势上，波斯军队未能充分发挥出他们的优势，这可以说是原因之一，也是雅典的第二件幸运事。

正当雅典被波斯军队逼得走投无路之时，上天恩赐，为雅典送来了一个人。这是雅典的第三件幸运事。

此人就是米提亚德（Militiades）。他和波斯军队交过手，有过和波斯军队作战的经验，熟悉波斯军队。他对波斯怀有强烈的憎恨，是波斯人把他赶出了色雷斯——早已被他当成自己永远的家乡的地方。这些是阿里斯泰德和地米斯托克利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经验和经历。

米提亚德也出身雅典名门。他所在的家族和克里斯提尼所属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实力难分伯仲。在雅典人称“僭主政治”时代的庇西特拉图和其儿子希庇亚斯的时代，他与克里斯提尼的做法截然不同。在僭主政体时代，克里斯提尼选择主动流亡国外，而米提亚德选择了顺从。他迎娶了希庇亚斯的亲戚为妻，多次当选相当于内阁成员的执政官。

波斯帝国的近卫军“不死军”

34岁那年，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机。因为兄长去世，他接管了曾经由兄长全面掌控的父亲留下来的海外资产。

所谓的海外资产是雅典人在殖民地开垦取得的资产。资产规模大了，就要交给当地的总督进行管理。因此，在位于希腊北部的色雷斯，34岁的米提亚德当上了最东端地区的总督。这里靠近亚欧交界的达达尼尔海峡，也是军事和经济重地。

米提亚德在此地生活了25年。驱逐希庇亚斯之后，雅典成了克里斯提尼的天下。虽说已是20多年前的事，但是因为和希庇亚斯的关系，米提亚德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到国内。

20多年前，米提亚德来到色雷斯，不久爱上了色雷斯国王家族中的一个女孩子。他与妻子离异后与该女子结婚，生下儿子取名客蒙。

米提亚德在色雷斯生活得非常舒心，然而波斯国王大流士的一纸“土地和水”通告，将他赶出了色雷斯。

最初，米提亚德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是，当他看到波斯军队的士兵经过达达尼尔海峡，源源不断进入色雷斯的时候，他终于意识到波斯国王的真正用意不只是“土地和水”，还有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包括人。

于是，他把所有住民动员起来，不管是来自雅典的人还是色雷斯当地的人，共同抵抗波斯军队。尽管他们英勇善战，但劣势很快显现。他安排了4艘船，让尽可能多的雅典人离开色雷斯回到雅典。公元前492年，米提亚德已经58岁。

地米斯托克利

阿里斯泰德

米提亚德刚回国就遭到了举报。举报他的理由之一是，他是僭主政体的支持者，尽管这已是25年前的事情了。理由之二是，他在色雷斯实施僭主政治。举报他的是稳健派领袖之一克桑提普斯。稳健派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要一听到僭主政治就心生厌恶。

克桑提普斯因为有一个叫伯里克利的儿子（此时的伯里克利还只是一个3岁的幼儿）才成为历史名人。这样说对他显然有失公允，因此在后面的介绍中，不再注解“伯里克利的父亲”，而直接用克桑提普斯的名字。他和克里斯提尼同出一门，属于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在这一时期，掌控雅典政界的就是他们。克里斯提尼一贯坚持反对庇西特拉图和其子希庇亚斯实行的僭主政体，因此米提亚德刚回到国内，就遭到了雅典政界大人物的举报。

也许是通过母亲的关系，地米斯托克利了解了米提亚德在色雷斯时的情况，因为他母亲也是色雷斯人。他决定帮助米提亚德。至于他采取了怎样的行动，又是如何行动的，没有史料记载，只能想象。在我的想象中，可能是下面这样的。

33岁的地米斯托克利找了年长自己6岁的阿里斯泰德，请求他说服克桑提普斯撤销对米提亚德的举报。阿里斯泰德和克桑提普斯一样，同属稳健派。也许地米斯托克利认为，自己作为激进派领袖公开为米提亚德辩护，不如让稳健派内部消化此事。

两人相差6岁，在世人眼里他们是竞争对手。但是，不知何故，两人虽为竞争对手，一旦需要，却都愿意坐下来对话。这两个男人的性格、想法等也许截然不同，但他们的出发点可能都是保障城邦国家雅典的利益吧。

不管怎样，对米提亚德的举报最后不了了之。而且仅仅一年以后，米提亚德就在公民大会上当选为下一年度即公元前490年的将军。米提亚德未在雅典抛头露面长达25年之久，如果不是稳健派和激进派一起做工作，他应该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得到公民的支持。

决定第一次希波战争走向的马拉松会战，在半年之后的公元前490年夏天打响了。

波斯军队好像全然无视雅典内部的变化一样，从集结地萨摩斯岛出发，一路向西横渡爱琴海，直驱希腊本土。

研究者认为，历史上称为第一次希波战争的战争中，大流士侵略希腊的兵力总数为2.5万人是比较可信的数字。2.5万名士兵中，骑兵1000人，运送这支军队的船只300艘，其中超过半数的船是已处于波斯统治之下的腓尼基船。因此，船上坐的是波斯士兵，操纵船只的掌舵手、桨手都是腓尼基人。

国王大流士把总数达2.5万人的军队交给了两个将军指挥。两人没有上下级之分，即他们不是总指挥官和副总指挥官的关系。他们兵分两路，第一路为1万人，由行省萨迪斯的总督阿尔塔费尼斯率领，第二路为1.5万人，由来自波斯的达提斯指挥。这样一来，这两路军队该如何协同作战呢？也许这不是“王中之王”应该操心的事。总之，率领2.5万人前来攻打雅典的波斯军队指挥权压在了两个司令官的肩上。2.5万人，这是希腊任何一个城邦国家，包括雅典和斯巴达在内都不可能有的兵力数量。

波斯军队进犯的消息传来时，雅典公民大会刚刚通过新当选的将军米提亚德的提案——要求斯巴达参战的提案。原因是，雅典拒绝了大流士的“土地和水”的要求，斯巴达也拒绝了。

但是，要斯巴达做出决定并付诸行动常常需要漫长的等待。雅典只好先加强自身的力量，第一步迅速组建了迎战部队，由9000名重装步兵构成。率领该军队的是10位将军。与雅典总是保持一致的城邦国家普拉塔亚为雅典送来了1000名重装步兵。

史料中只明确记录了10位将军中的米提亚德和另一个人的名字。但是，阿里斯泰德和地米斯托克利都参加了马拉松会战，他们分别率领各自“部落”的士兵参战，所以，他们应该也是将军。雅典的10位将军是从10个“部落”中选出来的，每个“部落”有一位将军。

指挥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战斗的结果，而雅典军队中将军多达10人，那么雅典是如何统一指挥体系的呢？

军队组建完成后，率领这支军队的10位将军也准备完毕，只是，雅典不知道应该把军队送往何处迎战来犯的波斯军队。

原因是波斯军队一路向西，中途转道去了爱琴海上的纳克索斯岛。

4年前，米利都人抵抗波斯入侵，最后遭到波斯镇压。在他们发起反击前，纳克索斯岛是他们的集结地。波斯国王大流士对此耿耿于怀，他下令彻底摧毁纳克索斯岛。

一旦波斯军队登陆，纳克索斯岛完全没有胜算。岛民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该岛还是很快沦陷，所有住民沦为奴隶，将被带到苏萨作为送给大流士的礼物。这支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征服埃雷特里亚和雅典，因此波斯军队决定暂时将他们留在俘虏收容所，待收服埃雷特里亚和雅典之后，再次转道此地将他们带走。

第一次希波战争

波斯军队再次登船前往西北方向。船队航行于爱琴海上直奔埃雷特里亚。城邦国家埃雷特里亚因为派了5艘船支援米利都而激怒了大流士。

埃雷特里亚位于优卑亚半岛。优卑亚半岛与希腊本土之间夹着一个海峡，属于希腊本土。公元前491年秋天，波斯军队成功登陆埃雷特里亚附近海岸。

秋天到来意味着作战季节已近末尾。埃雷特里亚人得知纳克索斯岛民的结局后，拼死抵抗。对于波斯军队来说，攻克埃雷特里亚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埃雷特里亚沦陷后，波斯军队不得不在优卑亚半岛过冬。

这样一来，他们给了雅典强化士兵训练的时间，同时也给了遇事拖拖拉拉的斯巴达做出决定的时间。

马拉松

冬季过去了，公元前490年的春天来临。不管你如何一厢情愿，这一年波斯军队的目标就是雅典。

不清楚这个时候波斯军队的两个指挥官制定了怎样的战术，我们只知道两人没有采取共同行动。

第一路军队负责埃雷特里亚的战后处理，埃雷特里亚也遭遇与纳克索斯岛相同的命运。第二路军队向雅典进发。不清楚第一路军队是打算处理完埃雷特里亚的事情后在马拉松与第二路军队会合，还是计划登陆马拉松后走陆地，在临近雅典的海港法莱隆与第二路军队会合。总之，雅典只知道波斯的军队正源源不断地在马拉松登陆。

尽管如此，雅典依然不知道该将军队派往何处。总之，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雅典决定派遣军队向马拉松出发。雅典距离马拉松大约40公里，他们一定是急行军到达马拉松的。走直线的山路更近，但他们却选择了沿海道路，可能是为了监视从海上不断向雅典接近的敌方船队吧。

马拉松平原背后森林环绕。雅典军到达森林一端时，眼前开阔的平原上已经集结了成群结队的波斯士兵。将军们一眼就看出眼前的波斯兵远比雅典兵多，而这还不是对方的全部兵力。雅典军队加上普拉塔亚的1000名士兵，也不过1万人。

当然，波斯军队也很快得知雅典军已经到达马拉松，因为雅典军队没有隐藏在森林之中，而是直接出现在平原上。大概这也是计划之一，让敌人知道自己已经到了。

就这样，两支军队在马拉松平原相遇了。

两军并没有立刻进入战斗状态，波斯军队没有动，雅典军队也没有动。也许，波斯方面在等待第一路军队的到来，而雅典方面在等待斯巴达的援军。

对峙状态好像持续了五六天。其间，雅典方面的将军没有浪费时间，他们在这几天里理顺了指挥体系。因为他们知道指挥体系很重要，可能左右战斗的结果。

城邦国家雅典有10位将军，按照规定，每个将军分别担任4天总指挥。这是一个民主政体国家，指挥权也必须平等。

但是，如果忠实于这一规定，那么即使是公认最优秀的指挥官，执掌总指挥权的时间也只有4天，这4天一过，只能等36天后才能再次担当总指挥官。我们不清楚是谁，总之有人认为面对两倍于自己的敌人时，没有必要拘泥于法律的规定。

他提出“根据理性判断，在此基础上灵活运用法律”。当然，米提亚德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他是一位率性的人，在战场上是个天才，政治上却有点儿迂腐。当然，这个意见也不会是公认的正义之士阿里斯泰德提出来的。提出这种建议的人，一定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最后，在此人的提议下，其他9人经过理性判断，做出了决定。

10位将军中的9人将总指挥权“委托”给了米提亚德。注意，这里用的是“委托”，而不是放弃。

于是，尽管雅典在兵力上不及波斯军队一半，但是指挥体系得到了有效统一。

名义上是10人之一、事实上是唯一的总指挥官米提亚德，在马拉松平原上给其他几位将军交上了满意的答卷，很好地证明了他们的决定是多么正确。

打破两军对峙状态的是雅典军队。

米提亚德在等待斯巴达军队到来。他担心在斯巴达军队到来之前，波斯的两支军队先行会合。于是，他决定用现有兵力与波斯军队决一雌雄。他反复研究战术，并征得了全体将军的同意。

这是波斯军队和雅典军队的一场对决。波斯军队1.5万名士兵，雅典军队包括普拉塔亚的1000人在内，共计1万名士兵。

在对峙的几天里，米提亚德观察分析后认为，这场马拉松会战将是步兵与步兵之间的对决。

骑兵是富裕阶层的角色，所以雅典军队中骑兵数量很少，不能作为主要战斗力量。希腊城邦国家的主要战斗力始终是重装步兵。

波斯军队非常重视骑兵的战斗力，他们在辽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战场上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波斯骑兵不仅攻击力很强，灵活性也非常好，他们可以在疾驰的马背上准确射箭。

但是第一次希波战争中，大流士只派出了1000名骑兵，而且在马拉松会战中，这1000名骑兵事实上没有参战。也许是攻陷埃雷特里亚之后，波斯骑兵的大部分编入第一路军队参加全面征服优卑亚半岛了吧。总之，马拉松平原上的波斯骑兵规模很小，不能算是一股战斗力。

同时，米提亚德一定也注意到敌军的1.5万名步兵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他们是轻装步兵。米提亚德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生活了20多年，那里与亚细亚接壤，所以他只要看一眼武器就可以判断出当时的波斯士兵属于什么兵种。

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的不同，不仅体现在作战用的剑、长矛或弓箭等武器的优劣，更在于防御用的头盔、胸甲、护腿、盾等装备的优劣。这些装备可以保护士兵在与敌作战时减少伤亡。

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会战是一场数量占优的轻装步兵和数量处于劣势的重装步兵之间的对决。

我想，以战胜波斯军队为最大目标的战术大概是米提亚德在两军对峙的几天时间里制定的。因为，波斯方面在对峙期间调整了阵形，完全遵循会战的作战常识。

会战中的阵形通常采用左翼、中路和右翼的布阵方式，敌我双方一样。所以，从战斗开始直到结束，战场上始终是我方左翼军队攻打敌方右翼军队，我方中路军队对阵敌方中路军队，我方右翼军队打击敌方左翼军队。

达提斯将手下的波斯军队编成了左翼、中路和右翼，其中，中路的士兵人数最多。大概他设想的战术是由左翼和右翼保护中路，提高中路军队必胜的信心，并在右翼军队和左翼军队的协助下一举拿下战斗吧。

雅典军队的总指挥官米提亚德也把雅典军编成了左翼、中路和右翼三部分，和波斯军队一样。只是，各部分的兵力分配和波斯军队相反，两翼人数较多，中路军兵力很少，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

很多古代名将都采用过围歼战术，例如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再后来的汉尼拔，打败汉尼拔的罗马武将西庇阿、尤利乌斯·恺撒等。

只是他们依靠的是骑兵，而米提亚德需要依靠步兵，也只能依靠步兵来达到相同的目的。

我想，米提亚德一定召集全体将军举行了会议，在会上做了如下说明，并下达了指令。

敌军和我们相距1400米。

如果快速跑过这段距离，重装步兵必定消耗很多体力，导致在之后的战斗中无法正常发挥我们的战斗力。

波斯军队的弓箭射程最远只有200米。因此，进入弓箭射程距离前的1200米中，我军以正常速度前进。

一旦进入射程范围，举起盾牌遮挡敌人射来的箭，同时加快速度，迅速拉近与敌人之间的距离。

我军重装步兵的长矛和剑都长于波斯军队，因此只要开始近距离作战，战斗必将有利于我们。

波斯军队长矛的长度不到2米，雅典军队长矛的长度是他们的2倍。同样，波斯军队的剑长是40厘米，雅典军队的剑长接近波斯军队的2倍。

奥林匹亚举行的运动会上，有一个比赛项目要求运动员身戴沉重的装备绕运动场竞跑若干圈。而这也是米提亚德在马拉松战场上对士兵的要求，不同的只是“选手”负重疾跑是在嗖嗖的箭声之中还是观众的呐喊声中进行。

指挥体系统一了，要有效发挥这一体系的作用，就必须让所有参与者彻底了解各自的行动。在马拉松，最先理解米提亚德战术的自然是各位将军，接着士兵们也清楚并记住了米提亚德的战术。

马拉松会战中的两军布阵图

上图是两军的布阵图示。

雅典军队右侧能看到大海，波斯军队左侧能看到大海，运送波斯军队的船队就停靠在他们左后方的海边等待会战的结果。如果波斯军队在战斗中失利，船队就是他们逃跑的后方。

米提亚德要求雅典右翼军队击破波斯军队左翼后尽快结束战斗，不给波斯军队逃向船队的时间。

卡里马科斯是将军会议的议长，右翼军队由他指挥。因此，马拉松会战中，名义上的总指挥官就是他。因为在城邦国家时代的雅典，按惯例，右翼军队必须由总指挥官率领。

米提亚德亲自指挥左翼军队。他们的任务是攻打敌军的同时，绕到敌人背后，对敌军形成包围之势。无疑，这一任务相当艰巨。

最后是中路部分。尽管兵力很少，但是米提亚德要求他们面对五六倍于自己的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要顽强作战，绝不能被敌人击破。不仅如此，米提亚德还要求中路部分的军队有序后退，因此任务非常艰难。因为他们不仅要以寡敌众，还要在敌人未察觉的前提下步步“后退”。

中路部分的军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右翼和左翼展开围歼。之所以说中路部分任务艰巨，是因为中路部分一旦崩溃，围歼战也将化为泡影。60岁的米提亚德把承担这一重要任务的中路部分交给了40岁的阿里斯泰德和34岁的地米斯托克利。

作为雅典政界的新生代，正不断崛起的这两个人常常针锋相对，互为竞争对手。但是在马拉松战场上，他们又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我们只知道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会战发生于公元前490年夏天，详细月份和日期并不清楚。因为关于这次会战，希罗多德是唯一做过记录的历史学家。也许他对战斗发生的时间不太关心吧。近现代研究者认为，战斗大概发生在8月末至9月初的某一天。

战斗完全按米提亚德设想的那样开始、展开并结束。结果是：

波斯军队阵亡6400人。

雅典军队阵亡192人。

指挥右翼军队的卡里马科斯和另一位将军也在192人的阵亡者名单中。因为战斗中，雅典军队的指挥官一定身先士卒。

波斯方面损失的兵力是6400人，在1.5万名士兵中，死亡人数高达42%。雅典方面的损失是192人，在1万人中只占1.2%。雅典军队同时缴获了波斯军队的7艘船只。

波斯军队的残兵抛下阵亡者，甚至丢下伤员，跳上船仓皇逃离了马拉松。

雅典军队虽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他们没有时间享受胜利的喜悦。因为波斯军队虽然败北，但是他们的兵力还有8000多人，而且还有未参加马拉松会战的第一路军队。

一旦波斯第一路军队和第二路军队的残兵会合，尚有近2万人的兵力。这支波斯军队就在雅典附近。

马拉松会战中，雅典投入了全部兵力，因此雅典城内正处于不设防状态。一想到波斯军队可能趁虚而入，将士们哪里还有庆祝胜利的心情。战斗结束后，士兵只休整了一小会儿。

米提亚德留下阿里斯泰德和他的部下负责埋葬阵亡者和安排伤员，自己率领余下全军匆匆回雅典。为了尽快回到雅典，这次他选择走山路。他没有遇到不慌不忙前来支援的斯巴达军队，因为斯巴达军走的是沿岸的路线。

斯巴达军队到达马拉松已是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迟到的斯巴达士兵进入战场后，绕战场走了一圈，看着堆满波斯军队阵亡者尸体的战场，对阿里斯泰德说了这样一句话：“完胜！”

在希腊和波斯的第一次正式会战中，雅典没有依靠希腊最强大的陆战国家斯巴达的帮助，仅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完美的胜利。

阿里斯泰德全权负责战后处理，他记录下每一位雅典阵亡者的名字，记录下他们所属的“部落”名字之后，将其火葬。波斯没有火葬的习惯，所以处理完雅典阵亡者尸体后，他把波斯军队阵亡者集中埋在了一处。

然而，波斯军队没有攻打雅典。大概是率领第一路军队的阿尔塔费尼斯和率领第二路军队残部的达提斯在马拉松吃了败仗后决定避免冒更大的风险吧。

专制国家的臣子都有官僚习气。如果选择继续作战，万一再次落败，阿尔塔费尼斯会丢掉萨迪斯总督的职位，这可是一个高收入的职位。而来自波斯的达提斯有可能脑袋搬家。两人经过考虑，一致决定将埃雷特里亚和纳克索斯岛的住民带到苏萨献给国王，以此减轻大流士的愤怒。

雅典民众得知波斯军队的船队向东离去，这才从心底松了一口气。

第一次希波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发生于马拉松平原的这场战役历史意义巨大。

因为它证明了无敌的波斯并非真的战无不胜。事已至此，波斯国王大流士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这一事实不仅传遍希腊全境，甚至也传到了中东和埃及。

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一个比赛项目叫“马拉松”，此名称就源于第一次希波战争的“马拉松”。

两次希波战争之间的10年

米提亚德在雅典公民中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没有人记得仅仅两年前，这位马拉松英雄曾经被起诉。公民大会以绝对多数票再次选举米提亚德为次年的将军。

这时，60岁的米提亚德一定踌躇满志。距离被波斯军队赶出色雷斯，灰头土脸回到国内还不到3年时间，从人生最低谷一跃上升到人生巅峰，他一定喜不自胜吧，毕竟他是一个感性又率真的人。公元前489年如常共选出10位将军，但是感觉似乎只有米提亚德一人。雅典公民期待他下次取得更大胜利。

克里特岛位于爱琴海南部。这里有一片海域，是名副其实的多岛海域，基克拉迪（Cyclades）群岛就位于这里。自北向南，仅著名岛屿就有安德罗斯岛、米克诺斯岛、提洛岛、纳克索斯岛和帕罗斯岛等。这片海域东侧有萨摩斯岛、科斯岛。只要到了这里，爱奥尼亚地区就在眼前了。也就是说，马拉松会战以后，尚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的爱奥尼亚地区和雅典之间，仅隔着几座岛屿。

第一次希波战争之前，这些岛屿几乎都纳入了波斯的统治之下，除了提洛岛和纳克索斯岛以外，几乎所有岛屿都屈服于大流士，成为波斯的属国。提洛岛因为当地希腊人笃信诸神这一原因，大流士没有染指；纳克索斯岛因为和米利都关系密切而明确表示追随希腊，米利都曾经顽强抵抗波斯国王的入侵。结果，拒绝“土地和水”通告的纳克索斯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大多数岛民沦为奴隶，不得不离开爱琴海，被送到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以绝对优势当选将军后，米提亚德决定攻打帕罗斯岛，他要求公民大会提供60艘船。公民大会以绝对多数赞成通过了这一要求。帕罗斯岛是基克拉迪群岛之一，距离纳克索斯岛最近，因接受“土地和水”通告而成了波斯的领土。

目标的选择完全正确。只是，我想米提亚德有些急于求成，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选择了并不正确的战术。

纳克索斯岛遭受的打击绝对是毁灭性的，岛上几乎只剩老幼病残了。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依然坚持拒绝“土地和水”的要求。因此，米提亚德完全可以登陆这个亲希腊的纳克索斯岛，以此为前沿基地攻打相距不足10公里的帕罗斯岛。

然而，米提亚德没有将纳克索斯岛作为前沿基地，而是直接攻打帕罗斯岛。在登陆作战前，他向帕罗斯岛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只要支付100塔兰特，就接受他们重回希腊。

1塔兰特相当于6000德拉克马。在一个匠人的月收入为15德拉克马的时代，100塔兰特等于60万德拉克马，相当于4万匠人的月收入。如果重回希腊需要支付如此巨额的赔款，帕罗斯岛民宁可选择继续留在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下。毕竟，虽然要向国王纳贡，但数额并不大。

爱琴海群岛

攻防战在8月炽热的阳光下展开，不清楚60艘船上乘坐了多少名士兵。

虽说有60艘船，但是当时的雅典不可能拥有60艘适合作战的三层加莱船（trireme），史料中也没有说明是“三层加莱船”，因此很可能是60艘兼做商船的普通船只。雅典军队登陆帕罗斯岛后，20天过去了，不见有任何进展。

不仅如此，总指挥官米提亚德还受了伤。在马拉松与波斯大军展开激烈战斗时，米提亚德都不曾受伤，而在帕罗斯岛与帕罗斯守军作战时，他的右大腿受了重伤。尽管帕罗斯守军的兵力不足马拉松会战中波斯军队的十分之一。

时间悄然流逝，很快到了秋天。往日的爱琴海总是风平浪静，但是随着冬季临近，天气变化无常，大海常常翻卷起层层波涛，拍击着停靠在悬崖边的船只，不少船只变成了一块块木板。海神波塞冬一旦发起怒来，连众神之首宙斯也束手无策。

米提亚德决定在波塞冬真正发狂之前踏上回程，这一决定正合士兵们的心意。就这样，为攻占帕罗斯岛而来的雅典军队未达目的就撤离了，距离发出最后通牒只过去了26天，除了米提亚德身负重伤，损失倒是不大。这次远征没有造成太多伤亡是不幸中的万幸。

回到雅典，开始接受治疗的米提亚德面对的是自己再度被举报，罪名是“作为城邦国家雅典的领导者背叛雅典公民”。举报者还是稳健派领袖之一克桑提普斯。

克桑提普斯和阿里斯泰德同属稳健派，米提亚德和地米斯托克利是激进派的领袖，两者的不同在于对波斯问题的认识不同。

马拉松会战之后，稳健派更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波斯问题，而激进派从来没有想过用外交手段解决，他们坚信波斯一定会卷土重来。

3年前的举报因为有人暗中做了工作而被撤销。当时是地米斯托克利积极奔走，阿里斯泰德好像也出了力。不知道是否因为有过上一次教训，这次进行了公开审理。

米提亚德因受重伤未能出庭。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法庭判他“背叛了雅典公民”而不是“背叛了雅典公民的期望”。公民对他期望很高，因此失望更大，他们把怒气全部撒在了米提亚德的身上。稳健派则充分利用了公民的这种心理。

地米斯托克利极力为米提亚德辩护，他知道，一旦“背叛了雅典公民”的罪名成立，等待米提亚德的将是死刑。他指出，米提亚德是取得马拉松会战胜利的最大功臣。

对此，举报人克桑提普斯疾言厉色地反驳说，在马拉松之战中，阵亡的总指挥官卡里马科斯的功劳更大。

此时，阿里斯泰德就坐在法庭上。在马拉松会战中，他是米提亚德的副将，他很清楚，马拉松会战的战略和战术都是米提亚德制定的。但是，他保持了沉默。

地米斯托克利拿出米提亚德身负重伤一事，成功减轻了公民大会对米提亚德的处罚，死刑改为了罚款。

米提亚德的罪名是“背叛了雅典公民的期待”，罚款金额是50塔兰特，相当于2万个匠人的月收入总和。要拿出如此巨额的罚款，对于被迫回国、之后又一心扑在研究马拉松会战战术上的米提亚德来说，绝无可能。

米提亚德的儿子、已经20岁的客蒙提出分期缴纳，得到了审判长的同意。

米提亚德得知判决后不久就去世了，因为受伤部位化脓造成全身感染。所以，即使没有这场审判，他也难逃一死。就这样，马拉松之战的英雄离开了人世。

在对待波斯的问题上，激进派领袖只剩下35岁的地米斯托克利了。

而波斯帝国经过马拉松一战，所受打击也着实不小。

在民主政体下，要维持一个国家的统一并不容易，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专制君主政体下维持一个国家的统一要容易得多，也是大错特错。

自诩“王中之王”的波斯国王大流士面前，跪着属国和行省的总督。原因如下：

一、他们认为既然大流士是拜火教至高之神阿胡拉·马兹达在地上的代理，那么他本人也是神。既然他是神，就不可能犯错。因此，只要追随他，自己就是安全的。

二、他们认为大流士统率的波斯军队享有无敌之誉，是战无不胜的。因此听从这位波斯国王的命令，就不会有危险。

马拉松会战失利对波斯国王来说，军事上的打击并不大，因为他有能力召集更强大的军队。派往希腊的兵力只有2.5万人，按照波斯当时的国力，即使第二年再次入侵希腊，依然可以派出10倍于此的兵力。因此，大流士受到的真正打击来自上面两个方面。也就是说，马拉松会战的失利打破了“王中之王”“战无不胜”的“神话”。

以雅典士兵为主的希腊军队只有1万人的兵力，波斯大军完败于这样一支军队，导致多于此数10倍的行省住民纷纷揭竿而起。波斯国王大流士顾不上向雅典报仇雪耻，匆匆撤离马拉松。镇压埃及不断蔓延的叛乱，耗费了他4年以上的时间。

公元前486年，不知是否因为操心过度，属国住民暴动的野火尚未完全扑灭，“王中之王”大流士就死了。

战无不胜、天下无敌的大流士统治时间长达36年。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追根溯源正是由于马拉松会战的失利。他给儿子薛西斯（Xèrxes）留下了遗言：希腊之仇非报不可。薛西斯是继他之后的“王中之王”。

薛西斯是在33岁那年登上波斯帝国王位的。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薛西斯是个身材高挑的美男子，他血统纯正，是波斯至高无上的国王的最佳人选。

其父大流士虽出身王室，却是旁系。大流士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攀上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者居鲁士国王之女，与她结姻后掌握了权力。

大流士的行动力极强，在他的统治下，波斯的疆域版图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形成一个大帝国。儿子薛西斯是他的长子，薛西斯的母亲是居鲁士国王的女儿，因此薛西斯一出生就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此人性格略显温和，待人接物彬彬有礼。

作为“王中之王”，只要薛西斯在位，就算没有父亲的遗言，他也不可能避开希腊问题。无论入侵方波斯还是迎战方希腊，对他们双方来说，第二次希波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好像为了证明雅典是民主政体国家似的，同一时期，雅典内部的派系之争再次上演。这种派系之争不会出现在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却常常可以在民主政体的国家看到。把人类称为“政治种族”的正是希腊人亚里士多德。

薛西斯

在马拉松会战取得胜利以后，雅典出现了四个派系。按当时雅典人的称呼，它们分别是：

阿尔克迈尼翁派：克里斯提尼所属的名门望族领导的一派，领袖有阿里斯泰德、麦加克勒斯、克桑提普斯。

庇西特拉图派：公民组成的派系，他们对曾经的僭主时代心存留恋。此时的领袖好像是庇西特拉图的孙子希帕克斯。

贵族派：马拉松英雄米提亚德领导下的人们组成的一派。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可能是那些因波斯军队入侵而失去海外资产的人们。

民众派：地米斯托克利领导下的第三等级中的下层公民和第四等级的公民。

四个派系两两联手合并成两个派系。在民主政体下，这种现象极为常见。就这样，从马拉松会战取得胜利到米提亚德攻打帕罗斯岛的一年里，雅典形成了两个派系：

前两派结成了“稳健派”。

后两派结成了“激进派”。

“稳健派”和“激进派”的名称是后世研究者为了方便而取的，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应该称为“对波斯态度缓和派”和“对波斯态度强硬派”。

“对波斯态度缓和派”认为，波斯在马拉松吃了败仗后疲于应付埃及的暴动，因此波斯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

“对波斯态度强硬派”看法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波斯迟早会卷土重来，因此极力主张雅典尽早备战。

对立的这两派中，最早受到打击的是“对波斯态度强硬派”。

首先，米提亚德早早退出了这场派系之争。因为攻打帕罗斯岛失利，他回国后不仅横遭弹劾，更因伤势加重不幸离世。

强硬派领袖只剩下地米斯托克利，他一个人要面对四个政敌，分别是阿里斯泰德、克桑提普斯、麦加克勒斯和希帕克斯。

尽管如此，地米斯托克利毫不退缩。他不断在公民大会上、在市场上激情洋溢地宣传自己的观点，与人展开激烈的辩论。

波斯必定卷土重来。

抵御敌人、保护雅典的防线在海上，必须尽快建造战船。

36岁的他慷慨激昂，但是对于他的演说，别说是政敌，就连公民也反应平平。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很自然。

首先，毕竟人类更愿意看到或听到有利于自己的预测。后来，罗马的尤利乌斯·恺撒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类并非个个都能正视现实，大多数人只愿意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事情。

其次，马拉松会战的胜利完全是陆上军队的功劳，也就是重装步兵的功劳。对雅典人来说，无论你再怎么坚持，他们也很难理解下次战斗必定发生在海上的说法。

当时的雅典还不是一个海上军事强国。在希腊城邦国家中，拥有三层加莱船最多的是科林斯，其次是埃伊纳。包括爱琴海对岸的爱奥尼亚地区各城邦国家在内，雅典只能排在第5或第6位。必要的时候，雅典就向科林斯请求支援。而拥有战船最多的科林斯，三层加莱船也不足百艘。

地米斯托克利提出雅典必须建造200艘战船，超过科林斯和埃伊纳，成为希腊最强的海上军事大国。雅典公民听闻此言，相信一定目瞪口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得到公民大会的支持。

前面已经介绍过，地米斯托克利不是雅典名门出身，按照梭伦改革中的收入划分，其父亲大概属于第三等级，而母亲出身色雷斯，对雅典人来说只是一个外国女人。因此，母亲一方的亲戚都不在雅典。

尽管如此，在雅典，怀抱政治野心的优秀年轻人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名门之女联姻。名门望族无论在知名度方面还是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占据优势。庇西特拉图和克桑提普斯都娶了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女子为妻。

但是，地米斯托克利没有选择这条捷径。在雅典，担任要职的最低年龄是30岁。30岁前，他移居到了雅典的百姓居住区，决定将此地发展为自己的势力地盘。生活在这个区域的都是陶器制造业者，因为需要用火，所以这个区域位于远离市中心的郊外。

年轻的地米斯托克利来到这里后，没有从事壶和碟子等陶器的制造业工作。他是律师，主要为民事案件做辩护，所以他每天都要去市中心的审判所。但是他上下班的时候，很少从家直接去审判所再直接回家。他是一个移动咨询点，经常走进陶瓷作坊，询问匠人的工作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若他们有司法方面的需求，就为他们辩护。像这样，上下班路上他总是走走停停。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他建立了自己的地盘，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我甚至想，他是一个善于利用口碑的政治家，可以说，他这样的政治家在古代极为罕见。

然而，当他提出雅典需要200艘战船组建海军时，他的支持者也只会面露惊讶之色，难以理解。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社会生活和经济上享有特权的其他公民反应无异。

但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勇于坚持的人。面对这一现实，他毫不气馁。因为这些人是雅典公民，就算他们没有能力理解他的政策，至少他们手中握有选票。

排除政敌

公元前487年，地米斯托克利已近37岁。他要采取行动，用强硬手段击垮政敌。

他决定利用克里斯提尼改革中制定的、迄今尚未启用过的陶片放逐制度。

目标是希帕克斯。他是4个政敌中最容易扳倒的人。他曾经是庇西特拉图派的领袖，身上流着“僭主”的血，后来与阿尔克迈尼翁派结盟，成了稳健派的一员。他最容易被扳倒是因为，阿尔克迈尼翁派的人一听到僭主的话题就会备感警觉。如果说希帕克斯企图复辟僭主政体，那么，他们不会在他被陶片放逐时施救于他。

陶片放逐的投票结果不出地米斯托克利的预料。就这样他少了一个政敌。

重申一下，所谓的陶片放逐既不会损害一个人的名誉，也不会没收他的财产，在他流亡期间，家人可以留在雅典。对被放逐者的唯一要求是他要在国外生活10年，其间不得回雅典。不用说，离开雅典政界10年，他的影响力必将大大弱化。

第二年，即公元前486年，地米斯托克利再次利用了陶片放逐制度。

这次的目标是麦加克勒斯。作为政治家，此人能力有限，但他是超级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直系后代。他被陶片放逐的理由是秘密串通波斯国王。

与地米斯托克利的“对波斯态度强硬派”不同，麦加克勒斯既然是“对波斯态度缓和派”的一员，同波斯之间有联系本无可非议。但是，作为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领袖，麦加克勒斯的政治才干并不出色，在市民中的声望也不高。我想，或许这才是他被轻松搞垮的原因吧。就这样，地米斯托克利的第二个政敌退场了。

前面提过，陶片放逐制度一年只能行使一次，而且参加投票的公民人数必须超过6000人，其中过半数的公民在破碎的陶片上刻下同一个人的名字，陶片放逐才会生效。

建立陶片放逐制度的是克里斯提尼。他的目的是防止雅典重回僭主政体，保证自己的改革成果——民主政体在雅典落地生根。他一定没有预想到，这一制度会成为地米斯托克利排挤政敌的手段，我想，当时有思想的人必然对此忧心忡忡。

利用这一制度成功排除了4个政敌中的两人后，地米斯托克利没有再采用同一手段排除剩下的两个人。原因如下：

第一，陶片放逐一年只有一次，如果每年都有政敌遭陶片放逐，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很可能被公民识破自己的“真正意图”——排除政敌。

第二，已退出雅典政治舞台的两个人在雅典的影响力较小。与他们相比，留下来的克桑提普斯和阿里斯泰德的势力要强得多。要想用陶片放逐制度来解决这两个人，需要慎之又慎。

第三，排除两个政敌后效果已经显现。地米斯托克利成功引导公民大会通过了他的提议，即逐步增加新建船只数量。当然，这个数目距离200艘的数字还有较大的差距。

第四，雅典造船能力开始稳步提高。地米斯托克利要求的不只是船只的数量，还有质量。这一切也在逐渐成为现实。他需要将精力投入造船事业中，因此暂停了与政敌之间的争锋。

希腊的地势不适宜骑马出行，适合乘船出行，后者轻松得多。

雅典人一出生就与船和大海为伴。对他们来说，船和大海早已司空见惯，他们对船和大海的熟悉程度是斯巴达人难以想象的。只是，他们看惯的是运送人或物产的商船，不是战船。商船和战船绝不能相提并论。

为了运输更多的商品，商船越大越好，船身越轻越好。当时，包括贸易大国腓尼基、农业大国埃及以及希腊各城邦国家在内，几乎所有船只都是商船。本书的重点之一、历史上第一场海战“萨拉米斯海战”发生在后来，在那之前，古代世界里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海战。因此，这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船就是商船，也就无可厚非了。

船一旦用于军事目的就完全不同了。

在陆地上作战，没有一个总指挥会选择一望无际的平原作为战场，无论他带领的是一支多么强大的军队。因为他知道，要想赢得战斗的胜利，必须集中使用兵力。

而兵力处于劣势的军队，总指挥在选择战场时更需要慎之又慎。

理论上，海战也一样。选择辽阔的海面作为战场是极其愚蠢的做法。作为海战战场，海域的宽窄也是左右战斗结果的重要因素。

爱琴海上风向多变，在爱琴海上选择狭窄的海湾作为战场时，不仅要考虑风向，还必须考虑海潮。

按照地米斯托克利的要求，雅典建造的三层加莱船体积小却很重。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将风向和海潮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海战开始以后，船上的所有船帆都要落下，仅靠划桨接近敌人。因此，大型船只虽然适合在辽阔的海面航行，但在海战中，它的优势难免会变成劣势。

波斯没有海运传统。波斯需要从其属国腓尼基或埃及征调船只为自己的入侵服务。但来自腓尼基或埃及的船只不仅大，还很轻。

已经39岁的地米斯托克利不仅很有远见，还很重视当下。

最初，他告诉公民波斯一定会卷土重来，极力主张雅典建造200艘新型战船。而此时，他改变了策略。曾经，他力图让人们意识到未知的危险，现在，他提示人们注意眼前的危险。

萨拉米斯岛往南不到20公里的海面上有一座岛屿叫埃伊纳。在希腊各城邦国家中，该岛的整体实力属于中等。但是，作为海运国家，它的实力远在雅典之上。

自从雅典占领萨拉米斯岛以后，埃伊纳人不再掩饰他们的危机意识，他们明确站到了波斯阵营中。

这意味着距雅典不足20公里的海面上有一个波斯的同盟。雅典拒绝接受波斯国王的“土地和水”的通告，埃伊纳却接受了通告。为此，两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不久，它们进入了战争状态。

雅典及其周边

这场战争的结果很不确定。因为雅典输送士兵前往埃伊纳岛的船只有40艘，加上科林斯支援的20艘，总共不过60艘。而埃伊纳岛作为一个先进的海运国家，轻轻松松就可以组织起60艘船的船队。

要攻占漂浮于海上的岛屿，船只必不可少。船只不仅要运送士兵，还要运输粮食。

在公民大会上，地米斯托克利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提醒公民雅典面临的危险，再次强调有必要建造200艘战船。

这次地米斯托克利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公民大会的重视，公民们在会上展开了认真的讨论。然而，“对波斯态度缓和派”的壁垒实在太坚固。大流士死了，继承波斯王位的薛西斯是位绅士。也许，稳健派领袖比以前更固执地认为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波斯问题吧。他们极力反对建造战船，理由是此举只会刺激波斯国王采取行动。

公元前484年，地米斯托克利40岁了。这一年，他第三次请求公民拿起陶片，实施陶片放逐。

他的目标是克桑提普斯，理由是克桑提普斯在与埃伊纳岛的作战中没有采取有效的战略战术。

36岁的克桑提普斯率领雅典军在埃伊纳岛作战，前一年回到雅典。因为一直未能解决埃伊纳问题，公民对他极其不满。大家不约而同地在陶片上刻下了他的名字。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笔下完美的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此时11岁，成了被放逐者的儿子。

因为陶片放逐了克桑提普斯，地米斯托克利成功引导公民大会通过了建造100艘新型战船的提议。

当然，说是“新型战船”，其实并非建造全新的船只。

所谓的“新型战船”，只是三层加莱船的改进版。船身得以加固，同时为增加船只重量，船底装了很多石块。

雅典新建船只“三层桨大帆船”

石块堆放在船底，容易造成船只重心不稳。因此，石块的堆放必须认真细致。

堆放好的石块要固定，不能随着船身的晃动而来回滚动。

船只重量变了，自然需要训练船员适应这种重量。

地米斯托克利设想的“建造新型战船”是长期思考的结果，包括他一直以来的全部设想与智慧。在地米斯托克利的意识中，这就是未来雅典的海上力量。

地米斯托克利和反对他的稳健派之间真正发生冲突，是在两年之后。因为这一时期，人们在雅典附近的拉夫里翁发现了银矿。围绕银矿收益的使用问题，双方的对立显现出来。

42岁的地米斯托克利理所当然地认为银矿的收益应该全部用于建造200艘新型战船。

新建“三层桨大帆船”的桨手和堆放了石块的船底

阿里斯泰德比地米斯托克利年长6岁，他以前只让年轻的克桑提普斯出面，自己在后面运筹帷幄。克桑提普斯遭到陶片放逐之后，他不得不亲自上阵了。他提出，来自拉夫里翁银矿的收益应该平均分配给所有雅典公民，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

地米斯托克利没有要求公民赞成自己的意见或阿里斯泰德的意见，他让公民们用陶片放逐的办法来做选择，即在公民大会上，只要阿里斯泰德的意见遭否决，他将自动被陶片放逐，这样就可以排除阿里斯泰德了。

陶片投票的结果是阿里斯泰德遭陶片放逐，尽管他提出的意见对公民有利。

公元前482年，波斯国王终于结束镇压埃及的叛乱，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攻打希腊了。也许正因为如此，雅典公民终于愿意认真倾听地米斯托克利的主张了。

关于这一年的陶片放逐现场，《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写过这样一段逸闻：

陶片放逐现场，一个男人叫住了阿里斯泰德。此人很可能来自远离首都的地方，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总之他不认识阿里斯泰德。他请阿里斯泰德帮忙，说：“你能帮我写一下阿里斯泰德的名字吗？我不会写字。”

阿里斯泰德问他：“阿里斯泰德做了什么坏事？”

男人摇摇头回答：“没有，我根本不认识他。只是我走到哪儿都能听到人们说阿里斯泰德是正义之士，让我很烦。”

阿里斯泰德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在男人递过来的陶片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还给了他。这一年，阿里斯泰德被赶出了雅典。

只看这段逸闻，你一定会认为陶片放逐制度是一个相当不严肃的制度。

但是，普鲁塔克是个求知欲极其旺盛的希腊人。他是一个乡绅，生活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即五贤帝时代，是六百多年以后的人。在那个时代，即使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无须担心生计。因此，缺少危机意识也属正常。

普鲁塔克给了阿里斯泰德极高的评价，而阿里斯泰德本人大概比任何人都看重“正义之士”这一评价吧。作为超级名门又超级富裕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领袖，他本人并不富裕，可以说他是在贫穷中度过一生的。如果在那个时代，雅典的选举口号是“宁选众望所归之人，不选一心向权之辈”的话，大概没有哪一个政治家可以超过阿里斯泰德成为“众望所归之人”。

刻有阿里斯泰德名字的陶片

相反，地米斯托克利却是“一心向权之辈”的典型。作为政治家，他可以列举一件件可能给城邦国家雅典带来危害的例子，提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雅典应该如何应对，每一个公民应该怎样做。

雅典公民不可能人人都识字。但是包括这些不识字的文盲在内，大多数公民此时已经意识到在遥远的地平线彼岸，波斯军队正蠢蠢欲动。于是，他们果断选择地米斯托克利，放弃了阿里斯泰德。因为此时公民心中都已有了危机意识。

相差6岁的阿里斯泰德和地米斯托克利两人尽管想法和做法截然相反，却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作为政治家，两人都以国家利益为重。

在雅典，担任公职没有报酬，自然没有通过为国家服务来挣钱的概念。因此雅典不会发生有人因贪污公款而被起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未想过把国家的钱揣进自己的腰包。

但是，因滥用公款罪被起诉的事情是有的。滥用国家的钱意味着滥用政策，因为滥用政策而给国家带来危害，就是所谓的滥用公款罪。

至于陶片放逐，先不论这一制度的好坏，用这一制度来惩罚“还没有带来危害，但是有可能带来危害”的人，说起来也算是一种预防措施。

在民主政体下的雅典做政治领袖是要付出代价的。小林秀雄也写过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修昔底德的《历史》讲述的是怎样一种情形。

至少《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英雄都是政治家。当然，作者（普鲁塔克）不可能有现代人的想法，即政治家类型的人。他应该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认为有德又有行动力的人必定是政治家……

政治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技术，而是高度紧张的生活。因此，普鲁塔克笔下的人们无论身处何地何种情形，看上去似乎都在展示各自的一切经验……

像空谈政治和对政治毫无兴趣的言论，对于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来说，完全无法理解。这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对于生活在当今世界的我们来说，如果拘泥于条条框框，就无法理解生活在古代的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想象力，用心体会他们的“全部经验”，唯有如此才能理解他们。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我们不用21世纪的现代眼光去看他们，只要生活在21世纪的每一个人追忆2500年前时，用心体会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就可以了。

公元前482年，阿里斯泰德离开后，雅典全力以赴投入建造新型战船的工作。200艘船一艘接着一艘下水了。

造船体制已经确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建成200艘船即大功告成。造船体制的确立意味着在必要时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建造新的船只，同时也方便改造和维修已投入使用的船只。造船体制一旦确立，造船工人必须常驻船坞。

随着新建战船的增加，对船员的需求随之增加。在操控战船的船员中，人数最多的是桨手，对他们的需求量也最大。

桨手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马达。船只扬帆航行会受到风向的左右，而靠人划桨前行则自由得多。海战中，敌我双方交战前需要降下船帆，依靠划桨接近敌船。因此，确保有经验丰富的桨手就成为重中之重。

在东方，桨手通常是奴隶，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以帆船为主的时代。但是在古代希腊，自古以来桨手都是自由公民。因为希腊是城邦国家，人口较少，一旦战船接近敌船，双方的桨缠在一起，桨手就要弃桨拔剑，变身为一名战士。

梭伦改革中，无资产者被划归到社会最底层的第四等级。正是这一等级的公民在地米斯托克利组建的雅典海上军队中担负起了桨手的重任。

地米斯托克利不仅让这些雅典无资产者有了稳定的工作，还让他们有了保卫国家的意识。

新型战船建造体制确立之后，地米斯托克利着手改造雅典政体。在所有政敌都被铲除的此时，公民大会对他几乎言听计从。尽管如此，他依然只进行了最低限度的改革。理由有二：

第一，地米斯托克利不像梭伦和克里斯提尼，他无意成为一名改革者。

他的心思只在一件事上，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即如何迎战即将来犯的波斯军队。

如何解决眼前的根本问题可能影响到“百年大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当时，雅典面临第二次希波战争。因此，当时地米斯托克利的唯一目标就是战胜波斯。

第二，地米斯托克利从心底里感谢雅典的现有体制，即民主政体。如果不是这样的政体，像他这样出身在普通公民之家又没有太多财富的人是不可能获得如今的地位的。他是雅典民主政体的受益者。

需要强调的是，与出身名门、资产丰厚的前辈改革者一样，他意识中的“民主政体”不是唯心的“主义”。在他看来，“民主政体”是一种“手段”，是最大限度运用城邦国家雅典的资源，即运用每一个公民力量的手段，这种政体远比君主政体、僭主政体和贵族政体高效。

在雅典，领袖人物可以提出法律和政策，他们同时又是创造逻辑学和修辞法的希腊人，他们可以运用这些技能来引导公民。

但是，决定“同意”或“不同意”的始终是公民大会，年龄在20岁以上、享有公民权的公民都有资格参加。也就是说，你可以运用你的语言能力来引导公民，但是，最终决定权仍在公民大会。

因为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是公民大会，它是雅典直接民主政体的基础。

然而，“形式”上的民主政体和这种形式能否发挥实际作用是不同的。对于民主主义来说，最大的敌人是“不作为”，是“没有结果”。因此，在尊重民主政体的前提下，地米斯托克利想到的、请求公民大会做出决定的是具体的对策，即面对波斯军队的入侵，在维持雅典民主政体的同时如何充分发挥这一政体的作用。

一百多年前，雅典的最高官职叫执政官，那是梭伦改革的产物。梭伦改革根据公民收入的多少将公民分为四个等级。执政官的被选举权只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也就是富裕阶层。因此，当选此官职的人一定属于这两个阶层。

克里斯提尼推行全面改革的时候保留了执政官的职位，新设了将军一职，被选举权属于全体公民。执政官有9人，将军有10人。由于新设将军这一职位，相当于雅典“内阁”成员的执政官的影响力和权力大大缩水。

地米斯托克利提议进一步削弱执政官的权力，一改以前的选举方式，用抽签的方式选出9人执政官，从而使这一机构变得有名无实。公民大会通过了这一提议。

“选举”是对个人能力的认可，而“抽签”在希腊人的意识中是神意。将“选举”的方式改为“抽签”的方式，就缺少了要求当选者承担责任的依据。在民主政体的雅典，抽签方式仅用于选举行政人员，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选举“官僚”。地米斯托克利将抽签方式用在了任命执政官上，因此，执政官必然失去原有的影响力和权力。

地米斯托克利还要求公民大会修改将军制度。

我想他或许是在马拉松会战中受到了启发吧。因为他本人作为将军之一参加了马拉松会战。

随着执政官权力的丧失，将军开始全面掌管城邦国家雅典的政治和军事事务。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确立了雅典的民主政体，在这一政体下，10位将军权力均等。战时，10人轮流担任总指挥官，每人4天，依次轮换。由此可见，这种体系下责任很不明确。

如果囿于这种体系，那么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统一指挥体系就是一句空话。

在9年前的马拉松会战中，除米提亚德以外的9位将军（包括阿里斯泰德和地米斯托克利）将自己的4天总指挥权委托给米提亚德，从而解决了统一指挥体系的问题，也因此取得了希波战争的第一场胜利。

地米斯托克利不曾想到当时的应变方案还会再次被用到。当时大家主动让出总指挥权。既然是让出，就会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既然10人平均享有4天总指挥权，难免有人拒绝让出这一权力。

地米斯托克利认为这样的假设完全可能变成现实。于是，他考虑将“主动出让”变成“法律要求”。

他提议增设“首席将军”（strategos autokrator），相当于10人内阁中的总理大臣，从10位将军中选出1人担任。余下9人相当于10人内阁中的9个大臣。该内阁任期内发生的任何问题由首席将军负全部责任。战时，首席将军为最高指挥官。

在民主政体的雅典，10位将军的任期是1年，首席将军也是将军，因此任期也是1年。对于地米斯托克利提出的上述所有提议，公民大会都以多数票赞成通过。

地米斯托克利就任下一年度的首席将军。

选举他出任下一年度即公元前480年的最高指挥官，不是通过掷色子决定的。

当时，根据得到的情报，雅典人得知波斯国王薛西斯率领军队离开首都苏萨，正在向西行进。

波斯国王率领军队沿着“王之道”这条波斯唯一全线铺设的道路一路向西，到达终点萨迪斯时一定已进入秋季。因此，可以推测薛西斯离开萨迪斯向希腊发起总攻的时间是在第二年的春天，也就是公元前480年的春天。

可以预测，入侵的波斯军队将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一支大军攻打敌国，粮食补给必不可少。要在敌国筹措如此大规模的军用物资，即便对于“王中之王”的波斯国王来说也绝非易事。

而且，波斯国王的目标是将埃及和中东全境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因此从时间上来说，他不可能把精力一直耗在这里。国王一定希望尽快拿下希腊。

地米斯托克利想到了上述种种情况，于是主动提出担任公元前480年的最高指挥官。

39岁的波斯国王薛西斯决定在第二年，即公元前480年将希腊全境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与此相对的是，44岁的地米斯托克利决定在公元前480年击退波斯军队的进攻。

迎战的准备工作在雅典如火如荼地展开。

造船厂满负荷运转。以最高指挥官为首，下属9个指挥官（将军）的统一指挥体系已经确立。以重装步兵为主要战斗力的陆上军队集合完毕，因为这是一个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

这些事情安排好之后，地米斯托克利提请公民大会决定可否召回被放逐者。

他说，国家正当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全体公民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提议召回因陶片放逐而流亡国外的人。公民大会以多数赞成通过了他的提议。

3年前被放逐的克桑提普斯和1年前遭放逐的阿里斯泰德因此回到了国内。

这二人是强硬的“在野党”，政策方面总与地米斯托克利唱反调，但是要说战场上的指挥能力，他们完全有能力担任将军。

地米斯托克利开了一个先例，即被放逐者一旦回国，不管还差多久才满10年，统统一笔勾销。

不管怎样，面对一心想征服希腊的波斯国王薛西斯，希腊方面的兵力只有敌人的十分之一。说此时正值雅典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并不夸张。

战争前夜

波斯国王薛西斯要求此战必须获胜。

10年前，只因为在马拉松会战中战败，他的父王大流士不得不在其后的4年时间里为镇压巴比伦和埃及的叛乱而殚精竭虑，而且，镇压行动并没有因大流士的去世而结束。薛西斯继承的不只是王位，还有叛乱。这位坐拥疆域从中东到埃及的大帝国波斯的国王，最终得以腾出手来准备攻打希腊，是在父亲去世两年以后了。尽管在波斯人的眼中，希腊不过是“一把小麦”。

薛西斯需要承受父亲大流士不曾感受过的压力。

他是尊称为“大王”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立者居鲁士的亲外孙，他的母亲是大王居鲁士的女儿。仅此一点，在波斯帝国臣民眼中，他就是波斯国王——“王中之王”的最佳人选，波斯帝国的王位非他莫属。

鉴于这一背景，他自然不能输给“一把小麦”。对于这位温和且富有人情味的东方贵公子来说，入侵希腊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挑战。

39岁的薛西斯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他首先确保父亲大流士在10年前第一次希波战争中征服的地区的稳定。

爱奥尼亚地区位于小亚细亚西岸，面向爱琴海，因为距离波斯前线基地萨迪斯较近，在马拉松之战后依然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距离米利都不远的萨摩斯岛上一直驻扎着波斯船队。这意味着爱琴海东侧全域依然是波斯的领土。

同样，位于爱琴海北侧的色雷斯和马其顿在这10年间也一直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他们接受波斯国王送来的“土地和水”通告而成为波斯的属国。

因此，希腊人生活的地方，即希腊世界的东部和北部，在第二次希波战争开始之前已经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

于是，为成功征服雅典，薛西斯制定的战略是波斯军队从萨迪斯出发，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希腊，接着从希腊北部向雅典发起进攻。

年轻的波斯国王做了一个决定，这是其父大流士从未想过的事，那就是与迦太基结盟。

当时地中海西侧有两个强国，是波斯和雅典都不能不承认的强国。它们是叙拉古和迦太基。叙拉古位于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东部，迦太基在非洲北部。

叙拉古与希腊之间的关系始于希腊人的殖民。迦太基与东方之间的关系则始于腓尼基人的殖民。此时，迦太基人的母国腓尼基已经臣服波斯帝国。

薛西斯和迦太基结成同盟并非希望迦太基提供兵力支援。他对迦太基的要求是迦太基军队登陆西西里岛，从背后给叙拉古施压，让叙拉古接到雅典的求助时，因自顾不暇而无法支援。

爱奥尼亚海及其周边

最后是重整军队，这是所有战争必不可少的基础。

为了确保此次入侵希腊绝对成功，“王中之王”需要表明他的态度。

在第一次希波战争中，大流士没有亲征，而且只派出2.5万人的兵力，按东方人的标准来看，军队规模过小。

第二次希波战争时，一切都不同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次都只能用大规模来形容。

率领大军的是“王中之王”薛西斯。包括他的几位胞弟，几乎所有王室成员随军同行。当然他们不只是随行，还肩负着指挥战斗的重任。这就意味着，他们战死的可能性也很大。既然王室成员都参战，帝国境内各行省的总督自然也要参战。公元前481年末至公元前480年初的冬季，波斯帝国的首都功能好像转移到了萨迪斯一样。

这位年轻的东方君主知道希腊是城邦国家的集合体，并无一个叫希腊的国家。他也知道城邦国家是以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国家，每个城邦国家的人口都很少。

因此，波斯国王首先考虑以“量”取胜，给希腊来一个下马威。曾经，波斯帝国利用人海战术成功收服了巴比伦和埃及。

希罗多德是那个时代唯一一位描述希波战争的历史学家。根据他的描述，第二次希波战争发生于公元前480年。为成功收服希腊，波斯国王带去的士兵多达180万人，此外，还有随从和当地的非战斗人员共500万人。这个数字还只是陆上部队，不包括海上部队。

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不现实”。他们提出的理由有两个：

一、如果180万名士兵全部投入希腊战线，波斯帝国内部就会变成空城。对于波斯国王来说，只要他还没有忘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埃及的叛乱，就不可能冒如此大的风险。

二、加上非战斗人员，波斯需要解决远远超过600万人的饮食问题。

波斯军队的船队只用于运输武器和武装类的东西，饮食问题在当地解决。也就是说，由那些屈从于波斯国王提出的“土地和水”通告而成为波斯属国的地方来解决。但是在环绕爱琴海的希腊境内，找不出一个地方有如此实力能提供如此大规模的食物补给。这是学者们的共识，我深有同感。

据此，在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79年的第二次希波战争中，从波斯方面采取的所有行动来看，学者们推测波斯军队的全部兵力为大约20万人出头。其中包括与国王如影随形的1万名精锐组成的“不死军”和波斯引以为傲的1万名骑兵，余下的18万是希腊人眼中的轻装步兵。

再看希腊方面。即使斯巴达和雅典达成共识联合作战，这两个国家能派出的全部兵力合计也不超过2万人。因此，希腊要迎战的是仅陆上军队就10倍于自己的敌人。

波斯没有海运传统，对波斯国王来说，海上部队只能依靠自己统治下的异族国家。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波斯国王有三层加莱船1200艘、小型运输船3000艘。

此外，运输船的数量难以想象，暂且不论。学者们只能就“主要战斗力”三层加莱船进行分析。按照不同民族，各国提供的战船情况如下：

来自腓尼基的船只——300艘。

来自包括爱奥尼亚地区和爱琴海群岛在内的希腊境内的船只——300艘。

来自埃及的船只——200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在各地征用的船只，数量不多。而非主要战斗力的运输船则不计其数。

古代腓尼基人生活在现在的中东地区，这里有叙利亚和黎巴嫩。他们以擅长通商和海运闻名，作为海上战斗力最受波斯国王的器重。腓尼基人的航运海域在东地中海，大型船只较多。按照东方人的习惯，桨手由奴隶担任。

爱奥尼亚船队的300艘船只，活动范围仅限爱琴海，因此，与腓尼基船相比吨位较小。但是，谈到操控力，由于爱琴海风向多变，所以爱奥尼亚船优于腓尼基船。另外，按照希腊人的习惯，担任桨手的是自由公民。对于波斯国王薛西斯来说，这是仅次于腓尼基船队的、值得期待的海上战斗力。

波斯国王不太信任来自埃及的200艘船。埃及是个农业大国，没有海运传统。埃及的船只大部分只是内河用船，航行在尼罗河通往地中海的河道上。和腓尼基一样，桨手也是奴隶。与腓尼基船、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船相比，他们甚至不曾有过打击海盗的海战经验。

入侵希腊的波斯军队最高司令官薛西斯似乎没有料到海上的战斗力将决定这次战争的结局。

波斯人只要脚不踏在土地上，就会心生不安。所以，对波斯人薛西斯来说，海军只是输送兵员和补充物资的运输工具，是波斯军队与雅典军队发生陆战时用来封锁海面的力量而已。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征用的船只中有好几千艘运输船，目的只是在兵力对比上给敌人一个下马威，一旦开启海战全无用武之地。

相对于这支波斯海上军队，我们再来看希腊方面的海上战斗力。参战的各城邦国家包括雅典和斯巴达在内，船只全部加起来也不足400艘，虽然相比陆地战斗力的10∶1要好许多，但希腊方面在海上也不得不迎战2倍于自己的敌人。

公元前481年冬季，身在萨迪斯的波斯国王薛西斯与当年他父亲大流士一样，向希腊几乎所有城邦国家包括爱琴海群岛派出使节，送去了“土地和水”通告。只有雅典和斯巴达没有接到通告。原因是第一次希波战争时，只有这两个国家拒绝了“土地和水”的要求。这次波斯国王以此表明第二次希波战争的目标就是雅典和斯巴达。

与此同时，希腊方面也召集各城邦国家代表举行了会议。未接受“土地和水”通告的希腊城邦国家的代表聚集到了伊斯米亚。伊斯米亚是一条狭窄的海峡，将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和斯巴达所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一分为二。

已当选此年度最高指挥官的地米斯托克利作为雅典代表出席了会议。斯巴达代表是两个国王，色萨利、底比斯、科林斯也分别派了代表参加，正与雅典打得难解难分的埃伊纳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议题当然是商讨如何击退入侵的波斯军队。

有一个提议得到了全体代表的一致同意，即希腊城邦国家之间停止一切纷争，直到把波斯军队赶出希腊。

雅典和埃伊纳暂时放下了纠缠不清的敌对关系，埃伊纳也决定改变以往亲波斯的立场，明确站到了希腊阵营中。

对于地米斯托克利来说，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他坚持认为和波斯之间的决战将在海上展开。在他看来，埃伊纳成为盟友意味着制海权所及海域范围大大增加。之前，雅典的制海权仅限于外港比雷埃夫斯到萨拉米斯岛之间的海域，现在，海域扩大到萨拉米斯岛至埃伊纳岛，再从埃伊纳岛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侧。也就是说，雅典海上战斗力的行动范围大幅度扩大。

讨论到其他议题时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希腊人特有的能言善辩，使得做出一个决定异常艰难。好在地米斯托克利擅长驾驭这种局面，不断引导大家回到正题上。

看到波斯即将入侵希腊，战争一触即发，希腊人自然理智许多，他们尽力控制争辩的冲动，共同商讨在何处迎战波斯军队。

根据派出去的侦察兵以及安插在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带回的消息，他们弄清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波斯军队的规模。

其次，是波斯军队攻打希腊的路线。

根据得到的情报，敌军规模在己方10倍以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对此甚至不曾表现出一丝不安。

情报显示，敌军的进攻路线是海上军队从萨摩斯岛出发，在爱琴海上一路向北，陆上军队横渡达达尼尔海峡，两军在塞尔玛（后来的塞萨洛尼基）会合。

波斯国王亲自率领陆上军队离开萨迪斯到达达达尼尔海峡。因为军队规模庞大，依靠船只往返运送需要好几天时间。按照国王的要求，这里已经准备好了“浮桥”。浮桥是用绳索将一条条船连起来再放上木板做成的，共有两座。全军通过浮桥进入欧洲。在达达尼尔海峡搭建浮桥横渡海峡的方法是薛西斯的首创，在第一次希波战争中不曾使用过。

仅靠侦察兵的情报，希腊方面未能掌握波斯军队在塞萨洛尼基会合后的行军路线。此时，关于在何处迎敌，希腊各城邦国家的代表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在添普士山谷迎击敌人。添普士山谷位于希腊中部的入口，是从塞萨洛尼基沿海边大道进入希腊中部的必经之地。

第二个选择是在温泉关山顶阻止敌人陆上军队南下。温泉关位于添普士山谷南边，两地相距150公里。与此同时，海上军队北上进入亚德米西林，阻止敌人海陆两军会合。

第三个选择是在伊斯米亚迎战敌军。伊斯米亚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入口，位于温泉关的南边，直线距离也是150公里。此时，各城邦国家代表正会聚此地商讨迎敌对策。狭窄的伊斯米亚已有双重屏障，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两个强国斯巴达和科林斯所建。

第二次希波战争

第一个选择早早就遭到了淘汰。

敌军离开他们的属国马其顿，刚进入希腊中部就将他们击退的话，当然最好不过。但是，在鲜有平原的希腊，色萨利地区是个例外，这里是一片开阔的平原。除了添普士山谷，还有几条南下的路线。同时，该地区临海的位置找不到适合大量船只停靠的地方。也就是说，这里不适合海陆两军合力迎敌。

然而，放弃这一选择意味着放弃希腊中部的北半部。

出席伊斯米亚会议的色萨利代表表情沉重。他表示，仅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难以抵抗波斯大军，既然放弃这一选择，我们只能接受“土地和水”通告了。

屈服于“土地和水”的要求意味着归入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下。在战时，必须按要求向波斯军队提供一切军用物资，包括粮食。

不仅如此，波斯方面一定还会要求提供兵力。这就意味着，色萨利士兵将作为波斯军队的组成部分与包括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内的希腊人为敌，意味着他们与生活在爱奥尼亚地区、爱琴海群岛上的希腊人一样，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站在波斯阵营中。

尽管如此，出席伊斯米亚会议的希腊城邦国家代表依然决定放弃第一个选择。他们不惜放弃色萨利一地，也要为保卫希腊而战，陆战在温泉关，海战在亚德米西林。

此时，代表雅典出席会议的地米斯托克利一定会感觉孤立无助。

三个选择都把赌注放在陆地战上了，不同的只是迎战地点。无论是第一个选择，还是第二个选择，抑或是第三个选择，海上军队都不过是陆上军队的辅助力量。

这完全背离了地米斯托克利关于“海上战斗力”的设想。他设计中的海上战斗力不是“辅助战斗力”而是“主要战斗力”，两者有天壤之别。

陆上军事大国波斯把赌注压在陆地战上理所当然。但是，兵力不过波斯军队十分之一的希腊为什么也把赌注压在陆战上呢？

那是因为，一直以来，希腊的主要防卫力量都是重装步兵，公民的义务就是作为重装步兵保卫国家，这在雅典指的是第三等级以上的公民。

应对发生在希腊各城邦国家之间的作战，这一体系是奏效的，因为城邦国家之间的作战是性质相同的部队之间的作战。

但是，现在的敌人是波斯。就算建立了共同战线，迎击敌人的兵力也不过敌人的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赌注”不是应该押在敌人最薄弱的环节上吗？

地米斯托克利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马拉松战役取得胜利后的第一次希波战争与第二次希波战争之间的10年里，他一直致力于提高雅典的海上力量。即使采用强硬手段、利用陶片放逐制度将反对他的雅典政界大人物一个个逐出雅典，也要把雅典建设成为希腊第一的海上军事强国。

结果，雅典的海上军事力量从以前的40艘三层加莱船增加到随时可出动200艘的实力。随时可出动200艘战船意味着还有船只在港口待命以应对不时之需，例如出现海战这类人为突发事件或暴风雨等天灾，船只受到重创回港修理时，待命的船只可及时补充上去。因此，至少还需要百艘以上。

10年里，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坚持下，雅典战船从40艘增加到了300艘，雅典海上战斗力超过以前位居第一和第二的科林斯与埃伊纳，一跃成为希腊第一。

但是，并非人人都有能力预知未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商讨第二年春季将展开的与波斯对决的伊斯米亚会议上，以陆上军力为主要战斗力的方针没有改变。

其主要原因在于希腊城邦国家的形成过程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希腊人的特性。

公认的希腊首屈一指的陆上军事大国斯巴达就不用说了，雅典、底比斯和其他所有城邦国家都把保卫国家的重任交给了重装步兵。由中坚阶层的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团是希腊城邦国家的骄傲。属于第四等级的公民即无资产者因为享有公民权，自然也有义务服兵役。但在战场上，他们始终只是作为重装步兵的辅助力量。

战斗中只有打垮敌人才能获得胜利。击垮敌人是主要战斗力量的任务，辅助战斗力量只起协助作用。

然而，一旦演变成海战，情况将截然不同。

重装步兵是纯粹的战斗人员，当然要坐上三层加莱船。但是，按照指挥官的指示让船逼近敌船的是操控船只的船员，是桨手的任务。战斗开始后，船帆落下，战船仅靠桨手划桨接近敌船。因此，这又是一项来不得一丝马虎的工作。

古代的无资产者需要每天劳动才能维持生活。在雅典，他们属于第四等级。无产者，后来的罗马叫作proletariat，在海战中是极其重要的、不容忽视的战斗力。

我想在那个时候，希腊人一定很抵触这一点，他们一定不愿轻易承认这一点。这也是希腊人很难放弃陆上军队作为主要战斗力的想法的主要原因。

但是，已届44岁的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坚定的人。坚持己见需要超强的忍耐力。作为其时已是名副其实的雅典领袖，他的坚持就是“等待时机”。

当然，所谓的等待并非无所作为地被动等待。他用心观察各方动静，伺机而动。当然，等待时机同时也意味着机会来临之前，即使盟友受创也要忍耐。

不过，出席此次伊斯米亚会议的代表中，我想还有一个人清醒地认识到了他们面临的现实，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

此人就是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在温泉关迎战39岁的薛西斯率领的波斯陆上军队的任务落在了这位年已六旬的斯巴达勇士肩上。

公元前481年冬天，在第二次希波战争前召开的伊斯米亚会议上，决定参加抵抗波斯之战的希腊城邦国家代表还商讨了各国分别可提供的战斗力，毕竟第二年春季的这场战斗将不可避免。统计结果如下：

地图是参战城邦国家的分布图。

表是各城邦国家可提供的战斗力情况，当然分陆地战斗力和海上战斗力。

公元前480年（第二次希波战争第一年）希腊城邦国家联军战斗力

希望读者朋友看地图和表的时候，不要忘记以下几点：

一、地图上的圆点只表示各城邦国家的首都所在位置。所谓城邦国家，是以首都为中心向周边呈放射状分布的住民共同体。

二、表中的数字不是各城邦国家全部战斗力的数量。任何一个城邦国家都不会允许自己的国家成为空城。因此，可提供的战斗力已经从全部战斗力中减去了保卫国境线的战斗力数量。

此外，斯巴达是个例外。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除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它还要抽出一部分兵力保护伊斯米亚地峡。

雅典也是一个例外。雅典海上军事力量增强，三层加莱船上的纯战斗员即重装步兵的数量也增加了。

雅典可提供的海上战斗力按200艘战船计算，每艘三层加莱船所需的士兵包括重装步兵、船员和桨手至少200人。200人乘以200艘，即需要4万人。

因为地米斯托克利坚持认为这一战的胜负将在海上决出，所以雅典没有抽出兵力参加以斯巴达为主的陆上军队。

三、与士兵数和船只数多少无关，地图和表中记录的是参战的所有城邦国家。

我只是为了提醒读者朋友记住，希腊并非一个国家。古代希腊只是众多城邦国家的集合体。

同时，我也希望读者朋友记住，古代希腊的历史就是如此众多的城邦国家之间冲突不断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尽管只是4年一届，至少在运动会期间，各城邦国家做到了和平共处。

还有一点，我也希望读者朋友认真思考。

这是一个关于独立性和协调性的问题。在并不辽阔的地域内，如此众多的城邦国家分而治之，意味着希腊人的独立意识极强。

正因如此，共同对抗波斯的联盟中，由哪个城邦国家的人担任最高指挥官，大家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如果是其他民族，一定是由提供兵力最多的国家出代表担任。如果希腊人有这种意识的话，想必如此众多的城邦国家分而治之的状态就不会长期存在了。

斯巴达是公认的陆上军事力量第一强国，斯巴达人要求派他们的人担任陆上军队最高指挥官。对此无人表示异议，提议顺利通过，因为其他城邦国家都承认斯巴达是希腊首屈一指的陆上军事强国，特别是在士兵的“素质”方面。

代表雅典出席会议的地米斯托克利也参加了竞选，却遭到科林斯的强烈反对。

科林斯曾经是希腊第一的海上军事强国，他们认为自己失去第一的地位都是拜地米斯托克利所赐。因此他们绝不能让雅典人担任最高指挥官，尤其是地米斯托克利。

如果你认为在科林斯仅提供40艘战船而雅典参战战船达200艘的情况下，科林斯反对地米斯托克利担任总指挥官没有道理，只能说明你太不了解希腊人。再说，与其他参战国家相比，科林斯尽管只提供40艘战船，却也是仅次于雅典位居第二的。

地米斯托克利深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他注意到科林斯只是反对他当选最高指挥官，并没有提出新的建议。于是，他要求与斯巴达代表单独会谈。他建议斯巴达代表不仅要求担任陆地最高指挥官，而且还应该要求担任海上最高指挥官。对此斯巴达代表欣然接受，科林斯也表示同意。

就这样，统帅总数300多艘战船的海上力量最高指挥官一职落在了斯巴达代表的身上，尽管雅典一个国家就提供了半数以上的船只，而斯巴达只提供了10艘战船。不用说，这个结果一定正中科林斯代表的下怀。

地米斯托克利不是一个心口绝对一致的人。虽然他让斯巴达代表担任了最高指挥官，却不会拱手让出指挥权。他建议斯巴达代表担任海上军队最高总指挥官不过是迫于形势压力的权宜之计。斯巴达代表欧里拜德斯并不熟悉大海，对于海上作战并无良策。结果，各国代表于会议结束前签署的共同抵抗波斯海上军队协议附带条款中增加了一个条款：“雅典海上军队的指挥权由雅典公民地米斯托克利负责。”

科林斯得知此事已是后话。他们能做的也只是要求自己国家的40艘船由科林斯代表安德马托斯指挥。

不管怎样，对抗波斯的希腊海上军队的总指挥权实质上已经落到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手中。陆上军队指挥体系已经统一起来，列奥尼达是最高总指挥。海上军队的指挥体系也统一由地米斯托克利负责。因为有名义上的总指挥官、斯巴达人欧里拜德斯的支持，这件事并没有遇到阻力。

那么，在波斯入侵前会聚在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伊斯米亚地峡的希腊各城邦国家代表，为什么会同意在温泉关和亚德米西林战线迎战波斯军队呢？

对此，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没有做过多介绍，他似乎对参战的人更感兴趣。因此，要弄清这个问题只能依靠我们的想象。

我想，选择在温泉关和亚德米西林迎敌的战略不是随便定下来的，应该是充分讨论后决定的。

陆地在温泉关、海上在亚德米西林的战线设计，粗看似乎采用了“人盯人”的防守战术。但是仔细研究参战同盟各城邦国家的所在，就会发现这是“区域防守”的战略，以温泉关为顶点的一线将希腊一分为二。

借用足球术语就是“链式防守”（catenaccio）。这个词原是意大利语，因AC米兰队采用这一战术成功阻挡住对手的进攻而成为国际通用语。这一战术的目的是用“链条”来巩固防守，等待敌人自我消耗，等待敌人出现焦虑情绪。

公元前5世纪，对于此时的希腊来说，只要在这条战线上成功拖住敌人两个月，那么对波斯一方来说，早期的有利条件就可能变成不利条件。

冬季已经悄然临近。在敌方地盘上作战的波斯军队，加上非战斗人员超过40万人，饮食问题的压力必定越来越重。

同时，薛西斯还必须时时留意背后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埃及的动静。他会急于结束入侵希腊的行动，早日回国。

如果敌人的想法果真如此，如果链式防守能坚持两个月，那么，波斯国王就有可能放弃进一步南下的计划，波斯军队也有可能撤离希腊。这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过先例的。10年前，仅仅因为在马拉松会战中失利，波斯军队就撤退了。既然有过一次，很难说不会有第二次。

波斯军队是一支大部队，军队转移需要较长时间。可以预计，波斯军队出现在温泉关的时间将在进入夏季之后，实际战斗发生的时间大概会在8月初。因此，链式防守的时间只有8月和9月两个月。

在这一战中，肩负艰巨任务的是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公元前480年的链式防守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位斯巴达勇士。而地米斯托克利的任务是率领海上军队北上直抵亚德米西林，负责海上警戒并切断敌人从海上向陆上军队提供补给的补给钱。

温泉关

这一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已经60岁了。普通的斯巴达士兵一到60岁就退役了，但是，肩负指挥军队之职责的斯巴达国王没有退役年龄。

列奥尼达出身于斯巴达两个世袭王族之一。因为种种原因，在继承王位的排序中，他的排位过于靠后。因此，与排序靠前的其他亲属不同，后者接受的是帝王教育，而他接受了和普通斯巴达少年相同的教育。

所谓种种原因大概是只有斯巴达才有的原因吧。当时，5个监察官担心他父王生不出儿子，于是建议他父王休掉王后另娶他人。

国王一口拒绝，他对监察官介入自己的私生活非常愤怒。但是5个监察官并不气馁，他们自认为是斯巴达国体的真正守护者。于是他们提出，既然国王不肯休妻，那就纳妾吧。

于是，深爱王后的国王有了侧室，这个女人很快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克里昂米尼。

克里昂米尼出生不久，王后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多莱奥斯。接着，王后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根据王位继承排序，第四子列奥尼达被认为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最小，于是，他和普通斯巴达少年一样，7岁至20岁在以培养士兵为目的的集体生活中长大。

那是一种相当严酷的寄宿生活，甚至缺少人性。一到20岁，他还要经历野蛮至极的达标仪式，在荒山野岭依靠个人的机智和力量生存一个星期，还要杀死一个希洛人，取下他的头颅带回营地。经历过这一切的斯巴达国王大概只有他一人。这就是列奥尼达的前半生。

他之所以能登上王位，是因为他父王死后，同父异母的兄长克里昂米尼继承了王位，哥哥多莱奥斯对此心怀不满，他离开斯巴达后死在了意大利南部。其后不久，双胞胎中的哥哥也死了。斯巴达有两个国王，兄长克里昂米尼已是两个国王之一，他以列奥尼达娶自己的女儿为妻作为条件，将另一个王位给了他。

列奥尼达接受了这一条件。他是典型的斯巴达人。想必确立斯巴达国体的吕库古知道后，一定对他大加赞赏。

公元前480年，列奥尼达成为第一个正面与进犯的波斯大军交锋的希腊武将。对于他来说，温泉关将是决定他生死的地方。

波斯军队从色萨利地区南下而来。对他们来说，温泉关无疑是一个会妨碍他们顺利进入阿提卡地区的关卡。

温泉关隘口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但是因为道路曲折多弯，实际长度超过10公里。两侧都是悬崖，站在南下的波斯军队一侧，左侧的悬崖下面是一条河，右侧的悬崖是陡峭的山体，犹如刀劈过一般。山路蜿蜒曲折，宽度就是两个悬崖间的距离。要通过这里，着实需要勇气。

到了21世纪的现在，站在温泉关之上，很难想象2500年前那场战斗的悲壮场景。理由至少有二：

一、从波斯军队的位置看在左侧、从希腊军队的位置看在右侧的河流，经过2500年的时间向北移动了1公里以上。因此，陡峭的悬崖看上去和缓了许多。

二、历史上著名的“温泉关之战”过去600年后，希腊被罗马帝国吞并。出于罗马人追求合理性的特有精神，他们劈山建路，削去陡峭的山体，拓宽了道路。

这就是罗马人。再比如亚壁古道，就因为道路上上下下、绕来绕去，他们认为很不合理，于是从百米高处削去面海的悬崖，建成了亚壁古道。尽管他们非常敬仰希腊文明，但是在保留古战场遗迹和方便希腊人出行的选择上，他们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后者。当然，那时希腊人早已成为罗马帝国的成员。

因此，曾经非常险峻的温泉关，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险峻了。

在罗马时代，温泉关是自北向南通往雅典的主干道。所以，罗马帝国选择修建温泉关山路而非保存古战场遗迹无可厚非。但此时，波斯军队只要过不了这条路，就无法进入希腊。

此外，在公元前480年，波斯军队的补给来自海上，只有通过温泉关，他们才能看到停靠在岸边的船队，得到所需的补给。

正因如此，即将迎战波斯军队的希腊联军决定，由列奥尼达率领陆上军队在温泉关抗击敌人，同时由地米斯托克利率领海上军队在附近的亚德米西林湾阻击敌人。

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从斯巴达重装步兵中只挑选了300人前往温泉关。关于这一事实，现代研究者中有人指出，列奥尼达也许从一开始就怀揣壮烈牺牲的想法。我却认为，他或许有这个想法，但绝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斯巴达战士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绝不让敌人看到自己的脊背。因此对他们来说，战斗非胜即死。

肩负阻挡敌军的重任，列奥尼达一路向北来到温泉关。此时已过六旬的他心中或许想过不得已就以死相拼吧。

300个斯巴达人都是已婚的人，并且都已有了儿子。选择他们是因为即使他们英勇牺牲，也不至于断子绝孙。斯巴达战士不会在战斗开始前就想到要壮烈牺牲。因为如果随随便便就牺牲生命，又怎么取得战斗的胜利呢？但是，如果战场上的形势发展需要他们献出生命，他们也会视死如归。

面对南下的20万波斯大军，迎战的希腊军队加上辅助战斗力量不过1万人，兵力对比是20∶1。在此情形下，列奥尼达依然没有要求自己的国家斯巴达和以雅典为首的其他城邦国家增派兵力。不仅如此，由于温泉关以外还有两条近道，他又从1万人中派出两支1000人的小队，分别防守那两条近道的要冲。

也许他认为在狭窄险峻的山路上作战，需要的不是“量”而是“质”。也许他认为，只要是精锐，无须太多士兵就可以与敌人抗衡。人数少意味着在战斗中可以做到灵活多变。斯巴达重装步兵从小接受训练，这方面的能力已是至臻至强。

波斯军队有20万人。也许他认为，在温泉关这样的险要之地，企图以量取胜的波斯军队很难发挥他们的优势。

首先到达温泉关的是列奥尼达率领的希腊军队。他们没有等很久，敌军也到达了此地。波斯军队离开塞萨洛尼基以后，在希腊中部平坦的地方一路加速南下，经过12天的急行军，很快出现在温泉关。波斯国王薛西斯将指挥部设在距离温泉关山麓不远的一个镇上。

第二天，波斯军队各部指挥官按照国王的命令，让尽可能多的波斯士兵出现在温泉关山顶，只为了让等候在山顶入口的希腊士兵看到。当然，他们提醒士兵不要进入对方的弓箭射程之内。这是波斯国王向希腊发起的挑衅，其目的是震慑希腊士兵。他希望希腊士兵看到如此规模的大军心生惧意，弃械逃跑或投降。

尽管看到敌军规模惊人，希腊军队的将士没有出现丝毫慌乱。非但如此，根据波斯侦察兵带回的近距离侦察结果，在希腊阵营内，士兵们正专心致志地整理各自的头发，看不出有一丝恐惧。

时年39岁的波斯国王不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他叫来随行的斯巴达人询问，得到如下回答：

斯巴达战士以质朴和刚健为宗旨，纪律严明。只有一件事他们可以自己决定，那就是头发。他们大多长发及肩，喜欢不时整理，保持干净漂亮。

这位东方君主依然不理解。大敌当前，他们非但不惧怕，反而从容不迫地整理自己的仪容。他觉得斯巴达人很可怕。

尽管如此，波斯国王并没有改变战术，他依然决定用优势兵力强行突破温泉关。第二天，他向希腊军指挥部派去了特使。特使穿着东方风格的漂亮服装，向列奥尼达传达了国王的意思。

“放下武器，各回各家。”

列奥尼达接见了波斯国王的使节。他只回答了一句话：

“想取我脑袋，请便。”

这句话成为一句名言，一直流传到后世。后世的人一听说斯巴达战士，条件反射似的脱口而出的就是这句话。

这样一来，波斯国王想轻而易举地通过温泉关隘口的希望落空了。

尽管如此，薛西斯依然没有下定决心。作为绝对专制的君主，此人遇事习惯找家臣一起商量，当然，最终决定还是由他来做。也许你会觉得他这样做纯粹是浪费时间，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给他的评价却是“好人”。

尽管波斯20万大军已到温泉关，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列奥尼达

就这样，4天过去了。

再说海上。波斯军队在塞萨洛尼基兵分两路，国王率领陆上军队走陆路南下，海上军队在海上一路南下，与此同时希腊联军正一路北上，两军不断接近亚德米西林海角。

波斯的海上军队尚未到达亚德米西林海域，就已经遭遇了相当严重的损失。来自埃及的船队不熟悉爱琴海，遭遇暴风雨后或沉入海底或毁损严重，几乎派不上用场了。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此时，波斯海上军队的1200艘船中有近三分之一脱离了战线。尽管如此，波斯与希腊海上军队的战斗力之比依然高达8∶3。

希腊人在家门口作战，因此占较大的优势。

希腊的海上军队是沿优卑亚半岛与阿提卡之间的海峡北上的，因此未遭遇暴风雨，顺利到达亚德米西林的希腊海上军队船只总数据说是271艘。其中，来自雅典的船只147艘，包括从波斯的进攻中成功逃脱的20艘难民船只。来自科林斯的船只40艘，来自斯巴达的船只10艘。余下的来自其他各城邦国家。

率领希腊海上军队的总指挥官是斯巴达的欧里拜德斯。前面已经介绍过，这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尽管斯巴达方面参战船只只有10艘。

接近150艘的希腊船由地米斯托克利指挥，而反对地米斯托克利担任总指挥官的科林斯也要求自己国家的40艘战船由本国的安德马托斯指挥。

因此这一年，希腊城邦国家联合海军有了三个总指挥官。

地米斯托克利非常重视统一的指挥体系，他不可能对这种状况坐视不理。在沿优卑亚半岛向亚德米西林北上的途中，他说服了两位同僚。

说服斯巴达人欧里拜德斯很容易，因为他对担任海军总指挥官一职本来就没有信心。科林斯人安德马托斯在地米斯托克利不厌其烦的劝导下也接受了他的意见，尽管科林斯与雅典互为竞争对手，并且安德马托斯作为熟知海战的将领有丰富的海战经验。在随后的战斗中，这二人成了地米斯托克利最好的搭档。

就这样，在抵达亚德米西林海域前，统一指挥体系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名义上，欧里拜德斯与安德马托斯分别是希腊海上军队的总指挥官和来自科林斯海上军队的指挥官，但是他们一致同意希腊海上军队的实际总指挥由地米斯托克利担任。指挥体系统一后，地米斯托克利成了事实上的总指挥官。

所谓说服力就是让他人接受自己想法的能力，不是在尊重并接受他人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妥协寻找合作可能性的能力。

看上去君主专制国领袖薛西斯似乎更民主，而民主政体下的雅典领袖地米斯托克利却不太“民主”。的确，第二次希波战争的两大主角——39岁的薛西斯和44岁的地米斯托克利，不仅分别代表波斯人和希腊人两个不同的民族，彼此的性格也截然不同。

在温泉关，敌我双方对峙了4天。终于，薛西斯下定了决心。

既然列奥尼达回答说“想取我脑袋，请便”，那就去取吧。薛西斯决定第二天一早发起总攻。

波斯军队试图以人数取胜，一举击败对方。然而，第一次进攻以波斯军队的完败告终，波斯方面阵亡士兵多达2万人。

等候在山路拐角处的斯巴达精锐攻击勇敢、精确。很快，走在狭窄山路上的波斯士兵变成一座座尸山。仅这一天，波斯方面就失去了全部兵力的十分之一，难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薛西斯在司令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

同一天，亚德米西林海角外，波斯与希腊海上军队之间也展开了第一场海战。

地米斯托克利认为，与其打败敌人的海上军队，不如阻止他们进入海湾与陆上军队会合重要。因此，希腊海军虽然成功地给在暴风雨中已遭严重损失的波斯海上军队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没有继续扩大这一天的战果。日落前，两军分别返回各自的营地。

次日，波斯军队在温泉关发起了第二次进攻。

这天，波斯国王投入了国王的近卫军1万人的“不死军”。率领这支波斯精锐之师投入战斗的是国王的两个弟弟。

然而，这天波斯又以彻底失败告终。不仅号称“不死军”的精锐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甚至这支精锐之师的指挥、国王的两个弟弟也变成两具尸体，被抬回了指挥部。这次希腊方面也牺牲了2000人，但是他们连续两次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这天晚上，结束战斗回到指挥部时，列奥尼达接到了一个报告，是来自近道防守部队的报告。

报告称，波斯军队已经知道了近道的所在，并向驻守在那儿的希腊士兵发起了进攻。

近道逆河流而上，因为是小道，所以不适合大部队通行，但不影响小规模部队的通行。一旦波斯军队通过这条小道到达温泉关隘口的出口，防守温泉关的希腊联军就会受到前后夹攻。

列奥尼达马上召集了希腊陆上军队的全体指挥官，向他们说明了情况。随后，他说：

我们一定会留下，但是，我不阻止想走的人。在现在这种形势下，撤离并不可耻。但是，如果决定离开，必须马上动身，必须在敌人尚未出现前离开。明天我们将在这里做最后一搏。

总指挥官把去留的决定权交给了各城邦国家的指挥官和他们的士兵，大多数人选择离开温泉关。

决定留下来的只有斯巴达士兵300人、塞斯比亚士兵700人和底比斯士兵400人，共计1400人。

这个数字是希腊联军刚到温泉关时以上三个国家的士兵总数。在波斯军队发起的两次总攻中，波斯方面损失2万人，希腊方面损失了2000人。也就是说，希腊方面最初的1万人中已有2000人死在战场上，其中应该有来自斯巴达、塞斯比亚和底比斯的士兵。因此从1400人中减去已经阵亡的士兵数，这个数字必定大幅缩水。

在敌人的前两次总攻中，300名斯巴达精锐士兵除了一人身负重伤离开战场，其余人都无大碍，这充分证明了斯巴达战士的作战能力。他们的勇敢善战，别说是希腊各城邦国家，即使与当时的陆军强国波斯的士兵相比也毫不逊色。

不管怎样，列奥尼达率领斯巴达300勇士和另两个城邦国家的约800名士兵准备在温泉关做最后一搏，以微不足道的兵力迎战18万大军。

波斯军队的指挥部调整了第二天的作战战术。

经过前两次的失败，他们认识到在近身战方面波斯人不是斯巴达军队的对手。因此，波斯军队决定远距离作战，用人海战术让希腊军队在箭雨之下被一个个射死。

希腊城邦国家重装步兵的盾呈圆形，面积较大，非常结实。箭射到盾上会反弹回去，射箭数量少难见效果。因此，波斯国王下令万箭齐发，箭矢犹如倾盆大雨砸向希腊士兵。

因为波斯军队已发现近道的位置，波斯国王薛西斯决定采用前后夹击的方法攻打希腊联军。他下令从近道包抄希腊军队，在天色未明之前出发。

温泉关和亚德米西林

地米斯托克利在亚德米西林海面随时关注着温泉关的战况。为了及时掌握温泉关战场的情况，他派不少侦察士兵不间断地向他报告，因此，他十分清楚温泉关战场上的形势变化。他很遗憾，原本计划只要坚持两个月或许就能成功的链式防守战术仅仅一星期就以失败告终。但是，他没有时间感伤，因为他还要指挥希腊海上军队彻底阻止波斯海上军队登陆希腊。

指挥温泉关战斗的毕竟是列奥尼达，人们很难预计会出现怎样的结果。而且，战斗结果本来就很难预料。地米斯托克利决定不受温泉关战况的影响，按原计划在亚德米西林海面与希腊海上军队决战。

就这样，波斯陆上军队对战希腊陆上军队、波斯海上军队对战希腊海上军队的酣战在直线距离不足80公里的温泉关隘口和亚德米西林海面于同一天同一时刻爆发。

这一天，在温泉关，入侵希腊的波斯军队最高司令官薛西斯没有和前两次一样留在司令部等候战斗结果。他命人将国王的宝座搬到隘口入口附近。宝座是用纯金打造的，国王走到哪里就要带到哪里。他要上前线，目的是让士兵知道国王亲自督战，以此鼓舞士气。

不管有多少士兵坠入深渊，国王也绝不改初衷。他决定无论损失多大，也要拿下温泉关。自上而下、从左到右，波斯军队射出的箭雨落在希腊士兵的头上、身上、前后左右。

关于这场战斗，希罗多德没有做任何描述。因此，我们只能想象。尽管希腊陆军防守顽强，终究不敌密集而来的箭雨。落败的迹象最早应该出现在隘口出口附近。

如果这一天希腊军在隘口的布阵分为前卫、中路和后卫三个部分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底比斯的400名士兵作为后卫，防守区域在隘口出口附近。

底比斯400名士兵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率先投降了，总指挥官里列奥尼达对此却毫不知情。

也许负责攻打这一阵地的波斯指挥官在发起进攻的同时，向希腊联军发起了喊话：“只要投降即可回家。”

不管怎样，来自底比斯的400名士兵脱离了战场。结果，希腊联军只剩下斯巴达的近300名士兵和塞斯比亚约500名士兵，合计不足800人。

不足800人的希腊士兵不仅受到连续不断的、来自前后左右的箭雨的威胁，更要命的是他们还要躲避来自峭壁之上如骤雨般落下的飞箭，根本无法施展近身战。一旦倒下，他们甚至来不及出声就死在蜂拥而至的波斯士兵的剑下。

来自塞斯比亚的近500名士兵大概在这天的前半阶段激战中就已经全体阵亡，坚持到最后一刻的是斯巴达的“300勇士”。

国王列奥尼达是指挥官，他需要了解战斗形势，寻找反击的机会，也需要身先士卒以鼓舞士气。他冒着密集的箭雨探头查看战况，不料身上中了好几支箭。

斯巴达战士绝不会将自己受伤的指挥官交到敌人手中。

列奥尼达身负重伤，动弹不得。士兵们为保护国王改变了阵形。他们以列奥尼达为中心围成了一个圆，却为波斯军队创造了极好的机会，越来越多的箭落到了这个牢固的圆阵中。

发生在公元前480年8月的这场战斗——历史上著名的“温泉关之战”，以斯巴达最后一个士兵战死宣告结束。

可以说“非胜即死”是一种哲学思想。在这场战斗中，斯巴达战士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思想。壮烈牺牲的列奥尼达和他率领的斯巴达“300勇士”可谓典型的斯巴达战士。

来自波斯的威胁过去以后，希腊人在温泉关竖起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刻有如下文字：

异乡的人啊，请告诉斯巴达人，为了我们热爱的祖国而献出生命的我们长眠于此。

这场战斗以斯巴达“300勇士”壮烈牺牲而告终。战斗结束以后，波斯国王说要看看战场，抬腿就走了过去。国王薛西斯视察了激战后的战场，他最大的愿望是在现场亲自验证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的尸体。

找出列奥尼达的尸体并不难，因为他的尸体就在死去的斯巴达士兵中间。

39岁的波斯国王久久俯视着这位年过六旬、胆敢挑战“王中之王”的斯巴达国王的遗体，然后下令砍下他的头颅挂在矛尖上，在全体波斯士兵面前示众。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写过：“这位高贵的波斯人对战场上勇敢作战的士兵，不论敌我都会表现出敬意，然而此时，他却做出了极为少见的残忍举动。”

我深表赞同。我当然认为砍下头颅示众是极其残忍的行为。

但是，我又觉得此时薛西斯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

在波斯眼里，希腊不过是“一把小麦”。然而，就是这“一把小麦”让“王中之王”的波斯国王蒙受了如此巨大的羞辱。

对手让自己率领的波斯军队失去了十分之一的士兵。

更何况，他们让国王的近卫军“不死军”死伤无数。

更何况，他们让国王的两个弟弟惨死在温泉关。

更何况，他们让波斯军队被困温泉关长达一星期，尽管希腊联军的兵力只有波斯军队的二十分之一。

也许这就是让这位39岁的国王忘记自己高贵的身份，做出野蛮之举的原因吧。

最高指挥官的态度难免影响到士兵。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波斯士兵始终无人理会倒在温泉关隘口的希腊阵亡者的尸体。

同一天在亚德米西林，地米斯托克利结束与波斯海上军队的战斗，回到了营地。负责侦察的士兵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向他汇报了温泉关的战斗结果。随即，他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

他召集希腊联合海上军队的全体指挥官，一五一十地将侦察兵带回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他认为在这里继续与波斯海上军队周旋已无必要，遂下令让全体海上军队撤离此地，南下前往萨拉米斯湾。

他说：“我们失去了温泉关要冲，已无法阻挡波斯军队继续南下，因此，接下来的决战将在海上展开。”

全体指挥官一致表示同意。于是，地米斯托克利下达了指示：

在波斯海上军队注意到我们撤退之前，要尽最大可能拉开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为此，今晚营地所有帐篷前都要点起火把，让对方误以为我们的士兵都在睡觉。同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所有船只通过优卑亚海峡南下，因为走这条航线无须经过敌船停泊的港口。

地米斯托克利

他严令这一切必须于今晚完成。所有人再次表示同意。

地米斯托克利另派了两艘雅典战船执行其他任务。

他认为波斯陆上军队已经成功突破温泉关，而敌方海上军队向陆上军队提供补给后一定也会南下。他判断敌人海上军队南下的航线应该在优卑亚半岛靠爱琴海一侧的海面，因为这里大型船队更容易通过。此时还是盛夏，他知道敌人船队必定随时靠岸以补充淡水。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想到了一计。

他向执行任务的两艘雅典战船下达了秘密指令：

一、离开联合海军船队，沿优卑亚半岛爱琴海一侧南下。

二、在可补充淡水的所有地方登陆，在泉水旁醒目处张贴布告。

布告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内容如下：

希腊城邦国家联合海军指挥官地米斯托克利致参加波斯军队的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

爱奥尼亚的男子汉们，你们正走在背离正义的路上。你们攻打的希腊本土是你们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波斯军队企图将希腊人变成奴隶，现在，你们和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是一条背离正义之路。

因此，我奉劝各位阵前倒戈。

考虑到实际困难无法倒戈时，我建议各位保持中立。对于生活在希腊本土的希腊人来说，这也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

如果现状使你既不能倒戈又无法保持中立，也不是没有可能回到正确道路上来。路，还有一条。

那就是当波斯与希腊的海上军队发生交战之时，站在波斯阵营参战的你们，请想一想10年前的第一次希波战争。那是生活在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发起的反抗波斯的战争。所以，作为希腊人，你们迫不得已参加战斗的时候，只要消极怠战就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了。

难道这是地米斯托克利的希望吗？他是在期待敌人阵营中的希腊人倒戈吗？

当然不是。一个多月以后发生在萨拉米斯海面的海战中，离开波斯海上军队加入希腊阵线的船只只有6艘，是波斯阵营中的希腊参战战船300艘中的区区6艘。

难道地米斯托克利是希望他们保持中立吗？

绝对不是。

爱奥尼亚地区位于小亚细亚西岸，而波斯帝国入侵希腊的前哨基地就在萨迪斯，因此，爱奥尼亚人随时都能感受到来自波斯帝国的威胁，因此当波斯和希腊本土发生酣战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希腊人不可能保持中立。

那么，难道地米斯托克利是希望海战爆发时，参加波斯阵营的爱奥尼亚船只消极怠战吗？

当然也不是。一旦战端开启，必定是一场近距离搏杀，敌我双方的船桨会缠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形下，士兵根本无暇考虑如何消极怠战。

那么，地米斯托克利究竟在期待什么呢？

也许他认为，无论倒戈还是保持中立抑或消极怠战，劝告一下总没有损失吧。毕竟，为了胜利，任何方法都值得一试。

然而，地米斯托克利的真正用意并非在此。他只是想让波斯国王薛西斯看到自己写的布告，因为薛西斯看到这个布告后可能会对来自爱奥尼亚地区的300艘战船心生猜疑。

波斯帝国没有海运传统，海上战斗力只能依赖帝国统治下的其他民族。最受国王器重的腓尼基海上军队虽然熟知东地中海，却不了解爱琴海。熟悉爱琴海的是来自爱奥尼亚地区的300艘希腊战船。实际上，波斯海上军队离不开希腊本土军队。即使只为补充淡水，来自腓尼基的船队也需要希腊人带路。而海上战事一旦爆发，战场就在爱琴海上。

站在波斯国王薛西斯的立场上，只要想一想爱奥尼亚海军有可能全体倒戈，他一定会担心得寝食难安吧。

在扑克游戏中，握有一手好牌未必一定会赢，拿一手不太好的牌也不一定会输。只要成功地让对方变得疑心重重，让对方变得畏手畏脚，就会有胜算。

39岁的东方国王是否意识到他的敌人已不再是60岁的斯巴达男人，而是44岁的雅典男人了呢？

我甚至想，如果此时的他早早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后来也不会变成“多疑之人”了。

地米斯托克利得知温泉关的战果后，马上撤出亚德米西林的时间，大致在8月中旬的话，那么距离萨拉米斯海战仅有1个月时间。

在这短短1个月里，地米斯托克利做了这么多事。尽管40岁出头的他正当盛年，这依然让人心生敬佩。

以地米斯托克利的性格，他不是一个静静坐在扑克牌桌前一心一意和对手打心理战的人。他一定常常离开牌桌，又随时带着新的心理战术回到牌桌前。可以肯定，一旦与他为敌，他必定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

公元前480年，地米斯托克利主动请缨，坐上了首席将军的位置。

首席将军是10位将军之首，类似危机管理内阁的首相，任期1年。后来，在共和政体时代，罗马曾经采用过临时独裁制度，或许就模仿了雅典此时的做法。

不管怎样，这一年，城邦国家雅典的命运就掌握在地米斯托克利的手中。在军事上，他是最高指挥官；在政治上，他是最高领袖。当然，责任也要他一人承担。

得知温泉关的战果后，他决定离开亚德米西林。在返回雅典的船上，这位44岁的雅典男人思考了以下战略问题。

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勇敢战斗却未能守住温泉关防线。列奥尼达指挥下的底比斯军队向波斯国王缴械投降，使希腊中部城邦国家中的强国之一底比斯如今也站到了波斯阵营之中。

这就意味着，波斯军队将通过温泉关一路南下。能阻挡波斯军队南下的，在希腊中部只剩下雅典了。

然而，雅典的重装步兵作为三层加莱船的重要战斗力，几乎都在海上。就算他们悉数上岸迎敌，兵力也不足1万人。薛西斯率领的波斯陆上军队，尽管在与列奥尼达率领的斯巴达“300勇士”的作战中减少了十分之一，依然是一支超过18万人的大军。

强制疏散

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在陆地上迎战强敌绝无胜算。因此，他决定将雅典市内的所有住民转移出去。只要雅典变成一座空城，他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就可以在海上与一路南下而来的波斯军队决一雌雄。

只能说这是一场赌博，因为波斯国王未必会如他所愿。

但是，地米斯托克利有两个有利因素：

第一，波斯国王薛西斯要在年内结束战争的愿望非常强烈。因为波斯国王需要随时关注波斯帝国的重要属地中东和埃及的任何异动。对于波斯国王来说，在希腊的每一天他都过得心神不宁，他不能长期留在希腊。

第二，列奥尼达和他率领的“300勇士”壮烈牺牲，波斯国王对待列奥尼达的残忍之举更激怒了斯巴达人，斯巴达国内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波斯浪潮。

之前，斯巴达这个封闭社会中的住民目光只停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内。为了迎战敌人，他们最远只到过通往半岛入口处的狭窄地峡伊斯米亚。对于斯巴达来说，越过此地，将军队送往温泉关已是一个相当积极的难得之举。

温泉关战役以后，斯巴达人的视野开阔了，至少扩大到了希腊中部。雅典就位于希腊中部，因此对于雅典领袖地米斯托克利来说，他手中有了一副好牌。

在地米斯托克利看来，此时他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使雅典变成一座空城。因为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抛下早已熟悉的城市和家，迁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雅典是当时希腊最大的城市，居民人数达数万。现在他要将这数万人全部疏散出去，不论身份高低，不论贫富贵贱，也不分男女老幼，全体自由公民和所有奴隶都要疏散。

关于疏散一词，词典上是这样解释的：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敌人入侵造成的人为损失而采取的措施。

地米斯托克利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危机管理内阁首相的权力，采取了强制疏散的手段。

当然在这之前，他尽可能做了周到的安排：

一、与一些城邦国家达成协议，让他们接收雅典公民，确保疏散后的公民有住所。

于是，萨拉米斯岛和埃伊纳岛，以及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侧的许多小城邦国家成了雅典公民暂时落脚的地方，包括特罗曾。

二、用国库的钱在雅典住民暂住地为未成年孩子修建了教养学校和体育学校。

也就是说，连培养孩子必不可少的教养学校和体育学校也都疏散出去了，教员和体育辅导员自然也在这支疏散队伍之中。

下一个时代出现了一位大政治家，叫伯里克利，这一年他15岁，此时也一定是这支疏散队伍中的一员。因为在城邦国家雅典，男子达到服兵役的18岁之前都属于未成年人。

为了完成强制疏散，地米斯托克利动员了雅典所有类型的船只。他指挥下的三层加莱船自不必说，为运输货物往返于附近岛屿的帆船，甚至捕鱼的小船等，只要在海面上可以移动的船，全部动员起来了。对于私有船只，均由国家出资有偿使用，理由有二：

一、避免有人因囊中羞涩而不得不留在雅典境内。

二、由于无法预计何时才能回来，为了让雅典居民在暂住地尽可能过得舒适，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用品都要带上。要在疏散时带上所有用品，多少船都是不够用的。因此哪怕只有一个帆、一个船员、一次只能运送一家的小船，也都用上了。

但是无论怎么动员，还是有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对于这样的人，地米斯托克利作为危机管理内阁的首相，权力再大也无能为力，毕竟他不能用绳索将他们捆起来拉走。正当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时，他听到了一个祭司说的话，这位祭司在供奉女神雅典娜的神庙任职。

祭司说，养在神庙中与女神形影不离的蛇这几天都没有吃为它准备的蜂蜜面包。

地米斯托克利一听，计上心来。他叫来那位祭司，让他把这些话讲述给那些犹豫不决的公民听。

祭司按要求向举棋不定的公民讲了地米斯托克利希望传递的意思。

他说，与女神形影不离的蛇从几天前开始就不肯再吃面包，原因是这条蛇已经不在雅典。蛇不在雅典就意味着常与蛇相伴的女神也一定离开雅典了。

于是，犹豫不决的人的数量大大减少。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坚持不肯离开雅典，这些人数量不足100人，其中以高龄者居多。他们拿出早些年的传说，表示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雅典。

他们拒绝离开的理由是，雅典只要有“木”保护，别国侵略者就不会进入雅典。他们坚称，卫城有圆木护栏围着，只要固守在卫城之中，雅典就绝不会沦陷。

地米斯托克利告诉他们，传说中的“木”指的是用木头建造的三层加莱船，与雅典城市无关。但是，固执的老人根本不听。结果，他只好由着他们，让他们留了下来。

这次强制疏散行动仅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非常完美，效率之高令人吃惊。然而，地米斯托克利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前往萨拉米斯

为了抵抗波斯入侵，希腊城邦国家结成了联盟。此时，温泉关—亚德米西林防线已经被突破。那么，接下来应该在何处迎战敌人呢？在这个问题上，各国出现了意见分歧。

科林斯认为选择伊斯米亚为最佳方案。伊斯米亚是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狭窄地峡。伯罗奔尼撒同盟盟主斯巴达赞成在伊斯米亚迎敌。

如果采用这一战略，意味着联盟要放弃雅典。与此同时，派出20艘战船加入希腊海上军队的迈加拉也将遭放弃。毋庸置疑，地米斯托克利坚决反对此提案。

地米斯托克利代表雅典出席伊斯米亚会议，他认为在伊斯米亚迎战敌人，海上军队将无所作为。他列举以下事实，极力说服其他城邦国家代表放弃这一方案。

一、伊斯米亚附近的海域过于开阔，有利于大型船只为主的波斯海上军队。

二、雅典近海萨拉米斯湾海域较窄。将战场设在此地，波斯海上军队的优势就会变成劣势。船体不大却很稳重的三层加莱船受潮流影响小，行动自如，最适合在这里迎战敌人。

但是，波斯军队认为船只只是用来输送战斗人员的，而此时的希腊人也这样认为。

毕竟靠海战决定战争胜负史无前例，因为历史上首开先河的就是萨拉米斯海战。

鉴于这样一种认识，尽管地米斯托克利极力劝导，同意将萨拉米斯海湾作为战场的城邦国家依然很少。

地米斯托克利不得已采用了威胁的手段。他提出，如果战场不设在萨拉米斯，雅典将退出对抗波斯的希腊联军，雅典所有船只将带着所有雅典人迁往意大利南部。

出席伊斯米亚会议的希腊城邦国家代表都知道地米斯托克利的强制疏散将雅典变成了一座空城，他们也知道这次强制疏散行动时间短、结果圆满。所以，听到地米斯托克利的话后，他们毫不怀疑他会把全体雅典人迁往意大利南部。

尽管如此，依然有个别城邦国家表示反对。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又采取了另一个对策。

他有一个家庭教师，负责孩子们的教育。家庭教师是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原是奴隶，精通波斯语。此人非常崇拜地米斯托克利，甚至愿意为他去死。

地米斯托克利让此人作为自己的使节前往波斯营地，去见波斯国王薛西斯。他要求此人一定要面见国王，用波斯语转达地米斯托克利的意思。

为了不留下证据，他让使者口头转达他的意思，内容是：希腊城邦联盟意见分歧严重，雅典对此深感绝望，欲与波斯国王单独讲和。

这位家庭教师做好了有去无回的打算，然而波斯国王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薛西斯对他说：“你回去告诉你的主人，我对此很有兴趣。”

波斯国王薛西斯认为，在希腊城邦国家中，雅典与斯巴达势均力敌。如果希腊强国雅典脱离联盟，波斯入侵希腊就成功了一半。波斯军队在温泉关已经打败斯巴达，论海上战斗力，仅雅典就占了全希腊海上军队的一半以上，如果雅典能够脱离联盟，那么……想到这些，39岁的国王不免喜形于色。

这位家庭教师回来后，向地米斯托克利做了汇报。之后，地米斯托克利再也没有理会波斯国王，但是他故意放出风声，让别人误以为雅典和波斯有可能单独讲和，以此给固执己见、坚持要在伊斯米亚迎敌的城邦国家代表施加压力。

尽管如此，要让希腊联合海军将迎敌战场从伊斯米亚海面转移到萨拉米斯湾，还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力。

这时，阿里斯泰德正好回国了。两年前，地米斯托克利用陶片放逐制度将他逐出了雅典，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地米斯托克利认为每一个雅典人都应该为保卫祖国效力，于是建议公民大会向陶片放逐者发出召回令。

10年前的马拉松会战中，阿里斯泰德是指挥官之一，曾经与地米斯托克利并肩作战。这次回国，他是带着“见面礼”回来的。回来前，他对波斯现状做了充分的研究，掌握了一定情况。

阿里斯泰德来到伊斯米亚，叫出正在开会的地米斯托克利，向他讲述了一个情况。

他说，自己在回国途中顺道去了一趟埃伊纳岛，看到停泊在法莱隆港的一支波斯海上部队横越萨拉米斯和埃伊纳之间的海面，正在向萨拉米斯西侧行进。

显然，波斯海上军队的战术是从东西两侧夹击停泊在萨拉米斯湾的希腊海上军队。

众所周知，此前的10年间，44岁的地米斯托克利和50岁的阿里斯泰德作为雅典政界的两大人物互为对手。地米斯托克利不是一个受情绪左右的人，而此时也不是纠缠于政治斗争的时候。因此，当他听到希腊海上军队可能遭左右夹攻的消息时不禁面露喜色，他说：

这是一个好消息。

第一，波斯方面发起海战的行动已经明朗化。

第二，如果东西两侧同时遭封锁，停泊在萨拉米斯湾内的希腊海上军队只能在湾内与敌人展开决战。

他说：“由我说明这一情况，恐怕其他国家的代表未必相信。所以，我希望由你来向大家进行说明。毕竟你是公认的正义之士，大家都相信你绝不会说谎。”

在城邦国家代表面前，阿里斯泰德将自己亲眼所见以及埃伊纳岛民的证言等一切关于波斯海军动向的信息讲给了大家。

效果出人意料。所有代表当即同意波斯与希腊海上军队决战的战场就定在萨拉米斯湾。

没有别的选择。既然两侧被封锁，就只能选择在中间地带作战。地米斯托克利成功地让大家接受了背水一战的设想。

萨拉米斯海战

波斯国王，包括公元前490年企图占领希腊的大流士和10年后继承父亲遗志正在进犯希腊的薛西斯，都知道希腊是独立性很强的众多城邦国家的集合体。

他们也知道城邦国家之间争斗不断，甚至需要每隔4年在奥林匹亚举行运动会来休战。

他们利用希腊人的这一特点，用“土地和水”通告对其分而治之。这一战略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位于小亚细亚西侧的爱奥尼亚地区和与爱奥尼亚地区近在咫尺的爱琴海群岛，包括莱斯沃斯岛、希俄斯岛、萨摩斯岛等，在第一次希波战争期间已经归入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下。

还有伯罗奔尼撒狭窄海峡对岸的欧洲部分，包括色雷斯和马其顿在内的希腊境内北部地区，也因接受“土地和水”通告而变成了波斯的属国。

第二次希波战争开始后，辽阔的色萨利地区屈从了“土地和水”通告，南侧毗邻维奥蒂亚地区的强国底比斯，其军队作为希腊联军的组成部分，曾经在列奥尼达指挥下参加了温泉关之战，却在最后时刻举旗投降，现在也成了波斯军队的一员。在波斯军队离开温泉关直奔雅典的行军途中，薛西斯就安排刚刚归顺的底比斯士兵担任先锋。

波斯军队南下异常顺利。因为底比斯的临阵倒戈，再无希腊人阻挡波斯军队直捣雅典。

也许是因为行军太过顺利让人心情大好，也许是因为心血来潮要尊重他国宗教，总之，薛西斯下令对沿途城市村庄可以毫不留情地进行掠夺，唯独对德尔斐不得肆意妄为。可能是他想到征服希腊在即，要考虑占领希腊以后的统治策略，因此他要求海上军队在提洛岛上也不得胡作非为。德尔斐和提洛岛是希腊人的信仰中心，或者说这两地是希腊人遇事必去祈求神谕的地方。39岁的波斯国王下令不许掠夺这两个地方，或许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把征服希腊并实行统治当成了既成事实。或许他想借此发出一个信号：只要归顺波斯国王的统治，就保证信仰自由。

尽管如此，貌似宽宏大量的大流士和薛西斯唯独对雅典和斯巴达准备严惩不贷。原因是波斯第一次和第二次入侵时，这两个国家拒绝了波斯国王发出的“土地和水”通告。

波斯国王的使者带着“土地和水”通告来到雅典，被斩首后抛尸郊外。波斯国王的使者带着通告来到斯巴达，被推下悬崖摔死。这两个国家采用如此强硬的手段，目的是彻底切断国内和平派与波斯媾和的通道。

对波斯国王薛西斯而言，这两个国家的做法是在向身为“王中之王”的父子二人宣战。因此，站在波斯人的立场上，他要彻底摧毁雅典和斯巴达无可厚非。

39岁的波斯国王进入了雅典。攻占希腊中心雅典的任务，父亲大流士没有完成，作为儿子的他眼看就要实现梦想。

然而，他进入的是一座空城，城里不仅看不到一个人影，甚至连猫和狗都不见踪迹。地米斯托克利在强制疏散的过程中，将猫和狗也一并带走了。

只有卫城山上仍有一群男人，他们不知恐惧地待在木栅围绕的卫城之内。波斯骑兵很快将他们杀得一个不剩。

薛西斯下令火烧所有神庙，包括卫城之上供奉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庙。既然敌人是雅典，自然无须尊重他们的信仰。

此时，希腊将士正站在萨拉米斯湾内的船上向雅典眺望，卫城山上熊熊燃起的大火刺痛了他们的双眼。来自雅典的船只占希腊海上军队的一半以上，这些船上的雅典重装步兵和桨手站在甲板上，眼睁睁地看着远处的这一情形。设在萨拉米斯港附近的希腊海上军队总指挥部内，以地米斯托克利为首的全体指挥官也呆呆地看着熊熊燃烧的卫城。

所谓“背水一战”是说，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作战。只有成功将盟友逼入绝境，这个战术才会奏效。地米斯托克利制定的“背水一战”战术非常完美，剩下的只是如何实施了。

波斯国王占领雅典以后，不仅下令火烧卫城，还下令在市内各处放火，整个雅典变成了一团大火。也正因如此，波斯国王尽管成功进入雅典，却失去了可以休养生息、用以休整的地方。迫不得已，他把临时宫殿安置到了波斯海上军队的集结地——港口城市法莱隆。

在法莱隆，波斯国王召开了作战会议，陆海两路军队的全体指挥官参加了会议。海上作战已经拉开序幕，来自埃及的海上军队前往萨拉米斯西岸，在那里与来自法莱隆的两支军队将希腊方面的海上军队封锁在萨拉米斯湾内。当然，这并不表示它们已经在萨拉米斯湾与希腊海上军队开战。

在陆上军队方面，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应该继续南下进军伊斯米亚，在那里首先击败希腊的陆地力量。对于纯粹的波斯人来说，海上战斗力始终只是用来为陆上军队提供补给，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在海上决一死战的想法。

不仅陆上指挥官这样认为，就连海上指挥官中也有人主张陆战优先的战略。海军指挥官中有一位女性叫阿尔泰米西娅，是小亚细亚西南部国家卡里亚王国的王妃。因为丈夫去世，她现在是摄政王妃。她出生在克里特岛，是希腊人。这一次，她作为波斯阵营中的一员带领卡里亚的船队前来参战。

她反对与雅典为首的希腊海上军队展开海战。当然，她只是表示反对，并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依据或建议。因此，在波斯军队大多数指挥官倾向于展开海战的情况下，她的意见属于少数派。

所有指挥官都发表了意见，接下来就是服从国王薛西斯的决定了。前面已经介绍过，作为绝对专制国家的领袖，这位年轻的东方国王的做法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在作战会议上，他总是让全体参会者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他还郑重其事地向其中唯一的女性阿尔泰米西娅表示了感谢。当然，他的决定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就是说，最终的战场定在海上。

也许温泉关的胜利让这位年轻的39岁的东方国王信心十足，相信波斯会在萨拉米斯之战中取得胜利吧。

也许薛西斯的心里还打着一个如意算盘。地米斯托克利已经表现出与波斯单独讲和的意愿，如果地米斯托克利指挥下的雅典海上军队真的主动投怀送抱，那么摧毁整个希腊海上军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萨拉米斯海战前夜，薛西斯相信己方此次海战必胜。我的依据有两点：

第一，波斯海上军队的总指挥是他年轻有为的弟弟。

第二，他下令把纯金宝座搬到悬崖边，在那里可以俯视整个海战现场，他要求所有家臣和陆上将领一同观战。

表面的理由是国王亲自督战可鼓舞士兵斗志，但真实原因并不在此。他坚信萨拉米斯海战将是征服希腊的最后一战。在父亲未能征服的希腊，他已经取得了一次次成功。现在，他要亲眼目睹这最后一战的辉煌战果。这一年远征，除了留守首都的长子，他带来了其他所有王子。因此，在悬崖上陪伴国王观战的人中，还有众位王子。

在战场的另一边，向西直线距离法莱隆不足10公里的萨拉米斯湾内，民主政体国家的领袖人物地米斯托克利却表现得丝毫不民主。他完全不听别人的意见，只管果断地向众人发出一个又一个指令。

首先，他命令科林斯的40艘战船向西绕过海湾，打击波斯方面的100艘埃及战船，尽管科林斯此前与雅典一直都是竞争关系。

他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摆脱掣肘。地米斯托克利指挥下的雅典海上军队将在萨拉米斯湾东部与敌人主力海战部队展开决战，为此，必须解决敌军从背后攻击的后顾之忧。因此，他交给科林斯的任务意义重大。科林斯的指挥官安德马托斯对此心领神会，他将率领科林斯40艘战船对阵2倍以上的敌人。

以海战决定一场战争的最终结果，萨拉米斯海战首开先河。关于波斯和希腊双方投入的战斗力量，古往今来，历史学家做了种种推测。

首先是处于同一时代的希罗多德。

《历史》一书的作者希罗多德认为，波斯方面的船只总数为1207艘。其中，来自腓尼基的300艘、来自埃及的200艘以及希腊的500艘战船构成了主力。希腊船队来自波斯统治下的爱奥尼亚地区、爱琴海群岛以及克里特岛。

至于希腊方面的船只总数，希罗多德指出是380艘。

仅看参战的船只数量，雅典作为主力军派出了200艘船，在数量上领先其他希腊国家。当然，这200艘船中包括为卡尔息底亚地区难民所用的20艘船。

继雅典之后是科林斯的40艘、埃伊纳的30艘、迈加拉的20艘和斯巴达的16艘船。

余下13个城邦国家提供的船只数量从1艘到10艘不等。还有6艘是脱离波斯船队回到希腊阵营的纳克索斯、米洛斯和利姆诺斯的船只。

当然，上述数字仅指用于海战的三层加莱船，波斯方面不计其数的运输船不包括在内。

也就是说，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萨拉米斯海战是波斯海上军队的1207艘战船与雅典海上军队的380艘战船之间的一场战斗。

对于希罗多德提出的数字，后世研究者并不认同。

他们认为这个数字包括了之前已损失的船只数量。波斯军从塞萨洛尼基南下的途中在爱琴海遭遇暴风雨，不少船只因此沉入海底，在亚德米西林海面的战斗中，波斯方面也损失了一些船只。

因此，他们推断，参加萨拉米斯海战的波斯海军船只总数应该在900艘左右。

而希腊方面减去在亚德米西林海战中的损失，参加萨拉米斯海战的船只总数应该是375艘。

也许后世历史学家提出的这些数字更接近真实情况吧。在爱琴海暴风雨的袭击中，埃及船只损失最大。因此，参加萨拉米斯海战的埃及船只很可能只有总数200艘中的一半。

波斯人善用人海战术，常常喜欢夸大事实。而希罗多德大多数时候可能信以为真了。

不管怎样，发生于公元前480年秋季的历史上著名的萨拉米斯海战在拥有900艘战船的波斯帝国和不足400艘战船的希腊城邦国家联军之间展开了。

战斗力量的对比如此不利，地米斯托克利必须设法扭转这种局面，变被动为主动，取得最后的胜利。

根据阿里斯泰德回国时提供的情报，地米斯托克利已知埃及的200艘战船负责封锁西侧。

根据侦察兵的报告，地米斯托克利得知集结在法莱隆港的波斯海军编队的情况。腓尼基的300艘战船作为主力负责左翼，已归顺波斯的希腊地区船队作为主力负责右翼。

希腊方面对阵埃及海上军队的是科林斯的40艘战船。余下的335艘必须迎战800艘敌船，不只是迎战，还必须取胜。

地米斯托克利决定将335艘战船分成左右两翼。

根据惯例，军队分成左翼和右翼后，通常己方右翼进攻敌人左翼，左翼攻打敌人右翼。但是，地米斯托克利不会受这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他制定的战术是己方右翼打击敌人的右翼，左翼进攻敌人的左翼。

由135艘战船组成的希腊海上军队右翼，由名义上的总指挥官、斯巴达人欧里拜德斯率领。但是斯巴达人不熟悉大海，而且参战船只只有16艘。因此，实际指挥右翼作战的是埃伊纳的指挥官。埃伊纳的参战船只是30艘。

对于这样的安排，斯巴达方面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斯巴达男人个个都是勇士，但是他们不熟悉大海，他们很清楚，指挥官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战斗的结果。

希腊海上军队的左翼是来自雅典的船只。在200艘战船中，180艘船上的参战人员从重装步兵到桨手都是雅典公民，此外是难民志愿者驾驶的20艘船。这是主力军，指挥官当然是地米斯托克利。

地米斯托克利是整个希腊海上军队事实上的最高指挥官。根据他的构思，己方右翼迎战敌军中的爱奥尼亚军队，而他指挥下的200艘雅典战船包围腓尼基的300艘战船。因此，希腊海上军队的左翼承担的任务最艰巨，也最有挑战性。

这位44岁的雅典男人决定用自己的主力攻打敌方的主力。

说到波斯海上军队，通常都指来自腓尼基的海上军队。这是地中海地区人所共知的。

地米斯托克利决心一定要让波斯国王亲眼目睹自己如何摧毁腓尼基的300艘战船。他要给薛西斯以沉重一击的愿望必定异常强烈。

根据地米斯托克利的设想，由斯巴达和埃伊纳负责的右翼即使不能完全消灭波斯军队中的爱奥尼亚军队，让他们逃之夭夭也无所谓。

但是，他率领的左翼绝对不能给敌方的腓尼基海上军队留下逃跑的机会，他必须全歼敌人。1个月前，发生在亚德米西林海面的海战未分出胜负。地米斯托克利认为，那次战斗不能算给了入侵者波斯军队真正意义上的迎头痛击。

为此，他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策略。

他也给刚回国的阿里斯泰德指派了重要任务。

萨拉米斯岛和雅典本土之间有一个小岛叫普斯塔雷阿。这个岛很小，只有近海渔民常常上岸小憩。但是，在地米斯托克利的战术中，这个小岛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只有波斯海上军队的左右翼分别从此岛两侧进入狭窄的萨拉米斯湾内，地米斯托克利的战术才能奏效。自从波斯军队集结到法莱隆以后，该岛已被波斯士兵占领。

阿里斯泰德的任务是带领一队重装步兵消灭这个岛上的波斯士兵。这一行动的目的也是为了给敌军的心理造成威慑。

他预料一旦波斯军队得知该小岛被希腊军队夺回，为了挽回损失，一定会选择从该小岛两侧进入萨拉米斯湾。也就是说，夺取小岛是诱使波斯海上军队从该岛两侧进入萨拉米斯湾的一个策略。

这一行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公元前480年9月23日，朝阳从右后方冉冉升起。波斯军队的800艘战船离开法莱隆，分左右翼从普斯塔雷阿东西两侧向着萨拉米斯湾开始北上。因为船只较多，左翼和右翼都排成了三列纵队。

希腊海上军队也离开了萨拉米斯的港口。他们是两列纵队，右翼先行，左翼紧随其后。

波斯海上军队一定以为自己刚通过小岛就要进入战斗。

然而，航行在最前面的希腊海上军队右翼到达目的地后，不仅没有改变方向向波斯军队发起进攻，还转向左前方，继续向海湾深处行进，甚至不惜将船身暴露给不断接近的波斯右翼军队。

波斯海上军队的右翼见此情形以为敌人要逃跑，于是紧追其后，却没有注意到以埃伊纳船队为首的135艘希腊右翼船队开始绕向右侧。

在200艘雅典战船组成的希腊海上军队左翼，地米斯托克利一定坐在最前面的大帆船上。因为紧随其后的所有船只排成两列纵队，看着总指挥官乘坐的船，也就是“旗舰”前进。

希腊军队的左翼同前面的盟军右翼一样，刚遇到腓尼基的船队时先向左打舵，将船身暴露在从右后方不断靠近的敌军眼前，然后突然改变方向，这一行动远比右翼军队复杂得多。

右翼军队还在不断向右绕行。与右翼军队一样，地米斯托克利指挥下的左翼军队将敌人诱入了萨拉米斯湾深处。接着，他们的行动开始变得困难起来，尤其是左翼的行动更加复杂。

他们首先需要向左拐一个很大的弯，几乎接近掉头，然后将敌人包围起来。这一过程必须严丝合缝。

萨拉米斯海战

由雅典公民组成的船员出色地完成了地米斯托克利交给他们的这项艰巨任务。

在古代海战中，通常的战术是落下船帆，仅靠划桨接近敌船，然后或撞击敌船或桨手扔下桨拿起剑或矛杀入敌船。

敌我双方远距离的海战是大炮出现以后的事情，也就是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后。此前的海战和陆战一样，都是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不同的只是战场在海上。

地米斯托克利决定采用撞击战术，他设计的雅典船有了用武之地。

与腓尼基船相比，地米斯托克利设计的雅典三层加莱船船体小但重量大。船身太重，操纵起来相对困难。因此，地米斯托克利一直很注重训练船员尽快适应操控重量大的战船。雅典人本来就对操控船只不陌生，因此进步很快。

此时，雅典的200艘战船成功诱使腓尼基的300艘战船进入了萨拉米斯湾深处。接着，地米斯托克利发出了下一个行动的信号。

船员全力划动船桨，沉重的船体向着腓尼基的大船船腹猛烈地撞去，犹如竭尽全力举起又重又大的铁球砸向前方。腓尼基船体积大，因此撞击命中率极高。

萨拉米斯海战的最后阶段

腓尼基的300艘战船上的士兵顿时陷入恐慌。他们熟悉的环境是地中海，本来就不擅长小弧度的转弯，而且在萨拉米斯湾内还排成了三列纵队。于是，己方船队中相互撞击的船只越来越多，许多船纷纷沉入海底。

相反，雅典的战船船身小、便于转弯，在乱作一团的敌船之间穿行自如，又利用船体本身的重量不断撞向敌船，就好像围成一圈的狼群撕咬着牛群中一只只体型肥硕的牛一般。

如果这时希腊海军右翼的135艘船被敌人的500艘船撞击陷入被动，大概地米斯托克利的战术不可能发挥出如此效果。因为波斯右翼船队一旦冲破希腊右翼船队的纠缠，就有可能从外侧反包围正在攻击腓尼基船队的那200艘雅典战船。这样一来，包围敌船的雅典船只有可能遭到内外夹攻。

幸运的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首先，率领希腊海军右翼军队的总指挥官名义上是斯巴达将军，实际上是来自埃伊纳的30艘战船的指挥官。

埃伊纳不愧是希腊城邦国家中的海运强国。在雅典海上力量崛起前，埃伊纳拥有的三层加莱船数量与科林斯不相上下。

虽然仅有30艘船，但是他们冲锋陷阵、英勇善战，逼得敌船自顾不暇，更谈不上从背后包抄希腊船只，给腓尼基的部队以有效的支援。

其次，希腊右翼船队攻打的波斯右翼是来自希腊的船队，敌人都是希腊人。

他们生活在爱奥尼亚地区、希腊北部以及爱琴海群岛等，这些地区原本都是希腊人开辟出来的。第一次希波战争以后，他们被迫纳入波斯国王统治之下，从时间上推算，最多不过10年。

他们看到了10年前曾是同胞的地米斯托克利的劝说告示。内容是：如果无法临阵倒戈，战场上还可以采取消极战法。他们看到这一劝说告示是在温泉关之战结束以后，就在1个月前。

以500艘对135艘，波斯非但没赢，波斯右翼船队还抛弃了正遭毁灭性打击的300艘腓尼基战船临阵脱逃。究其原因，我想可能因为他们同为希腊人。这种感情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最重要的是揪住了他们的心，使他们心生疑虑、举棋不定。

不管怎样，在萨拉米斯海战的主战场上，雅典的200艘战船与腓尼基的300艘战船战斗激烈，在这里看不到一丝迟疑，也看不到一点儿彷徨。

薛西斯坐在悬崖上，把眼前的一切全都看在眼里。

以国王为首的波斯帝国权贵所在的这个悬崖大概是最佳观战地点。悬崖下面，腓尼基船只正与雅典船只浴血奋战。左侧不远处的海面上，是波斯右翼对阵希腊右翼的战斗。

没有史料记录波斯国王薛西斯此时是怎样的心情，也没有史料显示他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是否勃然大怒。可以想象，39岁的年轻东方国王一定陷入了绝望——一种他从未感受过的绝望，非勃然大怒不能发泄的绝望。他最看重的腓尼基船队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惨遭毁灭。

关于历史上著名的萨拉米斯海战的结果，历史学家推测如下：

波斯方面：沉没加烧毁的船只总数——300到400艘。

希腊方面：沉没加受损严重拖回港口维修的船只总数——40艘。

双方死伤者人数不详。

但是，史料中记录了指挥官级别的阵亡者。希腊方面没有指挥官伤亡，波斯方面国王的弟弟阵亡，他作为总指挥官坐在腓尼基的指挥舰上。悬崖上，39岁的波斯国王只能眼睁睁看着年轻的弟弟死去。

发生于公元前480年9月23日的萨拉米斯海战以希腊的绝对胜利结束。

这是一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斗，是一场战斗力处于劣势的一方利用有效战术取得胜利的战斗。

战斗结束后，双方分别回到各自的基地。波斯方返回法莱隆港，希腊方回到萨拉米斯港。

回到基地后，双方的状态有天壤之别。

在法莱隆，全体指挥官神色黯然，一言不发地站在刚从悬崖上观战回来的薛西斯面前。

在萨拉米斯，人们兴高采烈，忘却了曾经的争斗，互相拥抱在一起，有人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士兵们的表现更直截了当。这个晚上，在萨拉米斯，人们欢呼雀跃；但在法莱隆，连各帐篷前燃起的火把都显得无精打采。

在萨拉米斯，根据地米斯托克利的要求，希腊方面的临战状态并没有被解除。

相距不足10公里的法莱隆，敌人还有一半以上的兵力。也就是说，敌军剩余船只数量和希腊海军的现有战斗力旗鼓相当。只要他们不放弃，尚有足够的战斗力在次日发起进攻以雪前耻。

作为事实上的总指挥官，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和之前一样，继续派遣侦察兵侦察敌情，同时要求停泊在港口的全体船队做好随时迎敌的准备，不得懈怠。他的命令得到了欧里拜德斯和安德马托斯的支持。前者是名义上作为总指挥官的斯巴达人，后者是给了埃及船队以毁灭性打击的科林斯船队指挥官。

然而在法莱隆，人们完全没有了一雪前耻的斗志。

作为主要战斗力量深受国王倚重的腓尼基船队惨遭全歼。

作为波斯国王的全权代表，担任船队总指挥的国王亲弟弟死在了战场上。

在希腊右翼船队的猛烈攻击下成功逃脱的波斯船只，大部分是波斯国王统治下的希腊人的船队，薛西斯对于他们并不放心。

在这种状况下，何谈报仇雪耻？

面对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波斯国王一心只想尽早离开希腊，不愿意多逗留一分钟。而时间也临近冬季，到了不适合作战的季节。

但是，他是“王中之王”，不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薛西斯有苦说不出，好在重臣之一马多尼乌斯向他提了一个建议。

他说：“我们在海战中失败了，但是陆上战斗力尚存。我提议将这支战斗力量交给我，由我带领这支军队在波斯人控制下的色萨利地区越冬。我们擅长陆战，来年我们就用陆战一雪前耻。”

39岁的年轻东方国王一口允诺。在马多尼乌斯的请求下，他甚至同意将波斯陆上军队引以为傲的全体骑兵也留了下来，同时他还决定留下1万人的近卫军“不死军”，这曾经是和波斯国王寸步不离的一支军团。总之，薛西斯将骑兵、重装步兵外加近20万人的轻装步兵都留给了马多尼乌斯。包括非战斗人员，这又是一支超过30万人的大军。

还有一个人也提了一个建议。对心情沉重的薛西斯来说，这多少也算是个安慰吧。

她就是指挥官中唯一的女性——卡里亚国王的未亡人阿尔泰米西娅。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她参加了波斯右翼船队的战斗，其间看到形势不妙，立即降下船帆上的卡里亚旗帜，换上雅典的旗号，才得以成功逃离战场。

她说愿意用船将波斯王子们送到以弗所，请薛西斯安心沿陆路北上，横渡达达尼尔海峡回到亚细亚。

对此，波斯国王也当即表示同意。

要做到不露痕迹地撤退，最好尽可能轻装。轻装上路也方便随机应变。

说到底，薛西斯终究是个波斯人，波斯民族只有双脚踏在坚实的土地上才会踏实。

他下令把纯金宝座等所有可能成为旅途累赘的豪华用品全部搬上船运到亚细亚。负责运输的船大多是希腊船只，来自爱奥尼亚以及爱琴海群岛等波斯统治下的地区。他甚至不假思索地允诺，只要他们完成任务，即可返回各自的国家。此时，39岁的波斯国王心里大概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回到亚细亚。

然而，正因为波斯海上军队的解散，薛西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交给马多尼乌斯率领的波斯陆上军队计划在下一年报仇雪耻，他们没有了来自海上部队的补给。

“后勤”是负责补给和运输的体系，不仅负责粮食补给，还负责作战所需的武器、装备等的补给。

300年后，罗马帝国军团以无往不胜闻名遐迩。甚至有人说“罗马军的胜利归功于完善的后勤保障”。

但凡著名的优秀武将，没有不重视后勤的，忽略后勤保障很难取得战斗的胜利。因为战争是综合实力的体现，仅靠当地筹措，仅靠士兵的精神力量，很难在战斗中赢得胜利。

如果说一国领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指挥官，那么只能说薛西斯没有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同时，没有向国王要求后勤保障的马多尼乌斯也缺少对胜利的执着追求。

一心一意只想赢得胜利的是地米斯托克利。

根据派出去的侦察士兵的报告，希腊海上军队得知波斯海上军队事实上已做鸟兽散。于是，指挥官们在萨拉米斯指挥部就下一步行动展开了讨论。

在会上，地米斯托克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提出船队立刻沿爱琴海北上，破坏波斯军队在达达尼尔海峡为横渡海峡而建的浮桥，切断波斯国王回国的通道。

对此，参加了萨拉米斯海战的斯巴达代表欧里拜德斯表示反对。

他说，这样做只会使波斯国王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逼着他与留下来的马多尼乌斯会合。留在希腊的波斯陆上军队受国王情绪的影响，一定会产生破釜沉舟的想法。一旦他们带着这样的心情来攻打希腊，对希腊很不利。所以，对于希腊来说，让薛西斯顺利回到亚细亚才是上策。

出席会议的参战国代表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地米斯托克利。

对于希腊来说，这是振奋人心的一年。首先各国在伊斯米亚结成了反抗波斯的希腊城邦国家联盟，接着在温泉关和亚德米西林同时与波斯军队展开了激战，而短短1个月之后又赢得了萨拉米斯海战。

一切尽在地米斯托克利的预料之中。因为参战各城邦国家全体代表的支持，这其中当然包括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欧里拜德斯的支持，希腊船队在萨拉米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一战果的最大功臣是地米斯托克利，就算没有人说出口，这也是公认的事实。

现在，地米斯托克利——这位最大的功臣，听了反对意见后会做出怎样的表态呢？所有人都好奇地等待着。

这位44岁的雅典男人沉默了数秒钟后明确表示：

“我同意，我认为欧里拜德斯的意见更稳妥。”

阻止波斯国王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的北上计划取消了。当然，地米斯托克利不是一个因此不再有作为的人。他想起萨拉米斯海战战俘中有一个跟随国王弟弟的随从。国王的这个弟弟已经战死在战场上。

他命人带来这个波斯人。地米斯托克利告诉他要释放他，条件是他要带一封信给波斯国王，而且他必须亲手把信交给国王。信中是这样写的：

“在希腊指挥官中有一个意见占了上风，那就是乘胜追击，率领船队一路北上，切断贵军为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而建的浮桥，剪断绳索。我们雅典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讨论的结果难以预料，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件事。”

这位年轻的东方君主又一次钻进了地米斯托克利给他设的圈套。

他甚至不知如何保持“王中之王”的体面。

薛西斯一路向北，在马多尼乌斯率领的波斯军队的保护下，顺利到达色萨利。在此与留下来越冬的波斯陆上军队分手后，他仅带着最低限度的护卫队继续北上，一溜烟儿似的越过马其顿、色雷斯和希腊北部地区来到了达达尼尔海峡。

他是庞大的帝国的国王，因此撤退时所带的士兵人数在五位数以上。途中薛西斯要求他们加速行军，自己更是快马加鞭，一路疾驰。结果从法莱隆到达达尼尔海峡他们仅用了45天。作为庞大帝国的领袖，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走完这段路，也只能用“一溜烟儿”这个词来形容了。

当他确认连接浮桥的两根绳子完好无损、浮桥安然无恙时，应该大大松了一口气吧。但是，他没有时间回味那种轻松的感觉，匆匆走过浮桥进入了亚细亚。紧接着，他从小亚细亚西部一路南下，到达萨迪斯后才彻底放心。

波斯城市萨迪斯位于辽阔帝国的最西北端，薛西斯回到这里时已经是12月了。对于这位39岁的波斯国王来说，提心吊胆的撤退之行在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后终于结束。

其间，地米斯托克利虽然不像薛西斯那样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却也神经紧绷。

首席将军，即危机管理内阁首相的任期结束前，他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此时，1年的任期就快结束了。

首先，他和雅典主要掌权者一起视察了波斯军队离开后的雅典。雅典市区已经化为一片焦土，已疏散出去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

然而，波斯军队撤离雅典很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波斯军队虽然离开了雅典，却在色萨利过冬。他们还停留在希腊中部的北半部分。

色萨利同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并不直接接壤。但是，两地之间的维奥蒂亚地区有一个强国底比斯。温泉关战役之后，底比斯已是波斯的盟友。

很难预料波斯军队什么时候会让底比斯军队打头阵再次进入雅典。因此，还不到将疏散出去的普通公民接回的时候。

地米斯托克利决定继续保持雅典被疏散后的现状。

既然雅典的现状如此，那么这个城邦国家的首都功能也只能继续暂留在萨拉米斯，城邦国家雅典的最高决策机构公民大会也在萨拉米斯召开。

在这一年年底，还有两大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是希腊方面应该以怎样的姿态迎接下一年，即公元前479年。

地米斯托克利坚信萨拉米斯海战给了波斯以“决定性”的一击。但是，马多尼乌斯率领的20万波斯大军还停留在希腊本土。

他相信来年必将与这支波斯军队有一场陆上激战。他确信，这场陆战才是抵抗波斯军队入侵的“最后一击”。

为此，20多个希腊城邦国家的代表再次聚集在伊斯米亚地峡，讨论这一议题。

对于希腊来说，这一年值得庆幸的是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通过了地米斯托克利制定的战术。除了陆上决战，全体代表还通过了另一个提案，那就是率领胜利后士气高涨的船队，一口气横渡爱琴海攻打米卡勒。可以想象这个提案也是地米斯托克利提出来的，因为如此大胆的战略也只有他才想得出来。

米卡勒海角距离萨摩斯岛不远。如果希腊海上力量成功拿下米卡勒，就有可能夺回萨摩斯岛。此时，这里是波斯攻打希腊的船队集结港。

此事一旦成功，彻底将波斯人赶出爱琴海将成为现实。

萨拉米斯海战取得完胜以后，此次会议上各项议题的讨论进展非常顺利。

公元前480年年末的这次会议与公元前480年年初的会议不同，此时没有一个城邦国家代表再提在伊斯米亚狭窄的地峡迎战波斯军队。

这就意味着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内的城邦国家无须像斯巴达和科林斯那样派主力守卫伊斯米亚防线了。

斯巴达向温泉关战场只派去300名士兵，这次决定派5000人。未向温泉关派遣一兵一卒的科林斯这次也决定出兵5000人。还有，因全部兵力投入海上而无力向温泉关战场派遣军队的雅典，这次也决定派遣重装步兵8000人。由此可见，全体代表一致认为来年将是给波斯“最后一击”的一年。

爱琴海周边

有史料记载，这次会议的“茶歇时间”里，代表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投票。

投票内容是这一年即公元前480年，在抵抗波斯之战中，最大的功臣是谁，谁排名第一，谁排名第二等。各城邦国家代表慎重地投出了自己手中的一票。

这次投票充分反映了希腊人的特点。20多个参战国代表都提名自己国家的指挥官排名第一。排名先后无关参战船只的数量，像雅典那样派遣200艘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只派1艘，与提名之间全无关系。

因此，最大功臣的候选人名单中出现了各城邦国家指挥官的名字。至于第二名，全体代表一致投给了地米斯托克利。

不对，不是全体。因为雅典将第一名的票投给了地米斯托克利，将第二名的票投给了埃伊纳总指挥官。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他曾经率领30艘战船勇敢战斗。

仔细分析一下雅典人的心理，也不难理解。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正因为埃伊纳的30艘船牵制住了敌军的右翼，雅典的200艘战船才能集中精力全歼波斯船队主力腓尼基的300艘船。

埃伊纳和雅典的关系完全是希腊式的。几年来，两个国家之间小摩擦不断。但是，为抵抗波斯入侵，一旦结成联盟，就摈弃彼此的隔阂共同抗敌。

无疑，波斯国王进犯希腊对纷争不断的希腊城邦国家团结起来起到了一定作用。

这一年，即公元前480年年末，还有一件事必须决定。这是民主政体国家雅典才有的事情。

这一年，地米斯托克利是首席将军。

这个职位相当于危机管理内阁首相。一年前，地米斯托克利向公民大会提议获得通过后走马上任。其后的罗马在共和政体时代创立的“临时独裁者”大概就源于此。

首席将军一人独揽大权，任期只有1年。也就是说，地米斯托克利行使这一权力的时间截止到这一年年末，而给波斯的“最后一击”在第二年。

民主政体国家雅典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公民大会，20岁以上的雅典公民都享有投票权。

但是，雅典的最高执行机构是10位将军组成的机构，每个“部落”各选1个将军，他们享有平等的权限。

雅典10位将军中只有首席将军独揽大权。如果地米斯托克利继续留任，就违背了克里斯提尼确立的雅典民主政体。

如果当时雅典有媒体调查的话，萨拉米斯海战以希腊绝对胜利结束的公元前480年秋冬，地米斯托克利的支持率一定会大幅飙升。如果他以下一年彻底结束希波战争为由，提出继续留任首席将军的话，相信公民大会以绝对多数赞成通过此提案的可能性很高。也就是说，他很可能会连任最高指挥官。

但是，这位44岁的雅典男子没有这样做。他不仅没有要求公民大会同意他连任，甚至从未想过提这样的要求。等任期一到，他就辞去了首席将军一职。

没有史料表明他是否当选了下一年的将军。因此，10位将军中很可能有他。也就是说，作为内阁成员，他留在了最高执行机构。

在选举10位将军时，地米斯托克利好像推荐了两个候选人，这个举动有些非同寻常。此时的地米斯托克利深得人心，既然是他推荐的，这两个人自然轻松当选了将军。

他们是年届五旬的阿里斯泰德和40岁的克桑提普斯。两人同属名门望族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属于稳健派。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希波战争之间的10年里，他们都是激进派领袖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敌，总是反对地米斯托克利提出的政策，并且态度坚决。

为此，地米斯托克利采用陶片放逐这一强硬手段，于公元前484年将克桑提普斯赶出雅典，又在公元前482年把阿里斯泰德也逐出了雅典。

但是，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应该充分发挥所有人才的作用，于是请求公民大会解除对他们的放逐，并要求他们即刻回国。

地米斯托克利推荐二人为下一年的将军理由充足。

10年前，第一次希波战争爆发之时，阿里斯泰德作为雅典将军，曾在马拉松会战中协助总指挥官米提亚德共同作战。虽然他缺乏统揽全局的才能，但是，率领成千上万名士兵夺取一场战役的胜利却游刃有余。

地米斯托克利决定让阿里斯泰德出任雅典军队总指挥，在下一年与斯巴达军队联合，在陆上战斗中给波斯军队以致命一击。

克桑提普斯并没有傲人的战绩。因为他一直未能解决雅典与埃伊纳之间的纷争，公民们毫不留情地在陶片上刻下他的名字，将他赶出了雅典。

地米斯托克利似乎认为，长期纷争和短期决战是两回事。在短时间内决出胜负的战斗中，年轻的克桑提普斯或许可以发挥出他的潜力。

地米斯托克利将不再亲临战场。但是，关于下一年，即公元前479年，希腊联军队如何迎战波斯军队，他订下了作战计划。陆上作战由阿里斯泰德负责，同时展开的海上作战，即攻占米卡勒之战，交由40岁的克桑提普斯负责。

有人认为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临时独裁者”（任期6个月）深受地米斯托克利创设的“首席将军”的影响。总之，在1年的任期内，地米斯托克利独揽大权，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都由他一人说了算，其他将军无权反对。

地米斯托克利主动辞去这个职位，也断了他人竞选此职位的念头。而他利用任期最后一点儿时间，制定了下一年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正所谓“趁热打铁”。

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者。

虽然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赢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他并没有想过功成身退，毕竟此时的他还不到45岁。

战场上的指挥权交给了另外两个人，地米斯托克利要开始一件势在必行的工作，那就是“搞建设”，重建被战争严重破坏的雅典。此时，只有他才能想到建设一事，只有具备先见之明的人才能想到重建之事。我想，他一定认为，要开展这项工作离不开公民的大力支持。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使他很容易争取到公民的支持。

不管怎样，地米斯托克利绝不是一个只想着功成身退的人。他并不看重荣誉。在他的意识里，荣誉不过是服务于下一个任务的手段而已。

在首席将军任期结束前安排好这一切以后，地米斯托克利接受了斯巴达的邀请。

斯巴达人向来不喜欢雅典人。他们并非讨厌雅典人，只是认为雅典人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他们担心雅典人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不良影响。所以，斯巴达人极不希望雅典人出现在自己身边。

在斯巴达的全体住民中，只有4%的人享有公民权，只有这4%的公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都没有公民权，这就是斯巴达。城邦国家斯巴达长期推行“寡头政治”，即“少数人领导的政体”。即使同为希腊人，斯巴达对其他城邦国家始终紧闭门户，从不尝试改变封闭的社会结构。

而在雅典，梭伦改革开始提出尊重人权，虽然根据收入的不同，公民所属等级不同，但是他们都享有参政的权利。无资产者也是享有投票权的公民，手中握有一票。无资产者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曾作为桨手英勇奋战，此后他们更可以在路上昂首阔步了。他们独一无二的领袖正是地米斯托克利。

当然，斯巴达男人是纯粹的战士。作为战士，他们有能力辨别战场上总指挥官指挥能力的优劣。

斯巴达人第一次郑重其事地邀请雅典人访问斯巴达。当然，斯巴达人邀请地米斯托克利不是因为他是雅典的领袖，而是因为他是卓越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因此，在斯巴达，地米斯托克利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只是斯巴达人的信条是质朴和刚健，他们不会用抛洒鲜花之类的举动来表达对地米斯托克利的崇拜之情。

但是，全体王族成员、长老、全体现役战士一律身着白色长袍出迎的场面不可谓不壮观。

欢迎仪式在神庙前的广场举行，尚在学习武艺的未成年少年也被允许参加。他们一个个带着崇拜的神情紧紧盯着这位来自雅典的英雄。

虽然同是希腊人，斯巴达人不像雅典人那样伶牙俐齿，他们不擅长用言辞来表达自己的感受。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在斯巴达感受到的只有崇拜。他成了斯巴达青少年的偶像。

访问斯巴达期间，地米斯托克利结识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此人出身王室，是温泉关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列奥尼达的侄子，到下一年才满34岁，因此比地米斯托克利小11岁。

此时的地米斯托克利一定不会想到，这位年轻人会继自己之后在下一年与波斯军队的决战中成为主角。这个年轻人态度友善，这在斯巴达并不多见。地米斯托克利是萨拉米斯海战胜利的领导者，这个斯巴达年轻人将是普拉塔亚陆战胜利的领导者。当然，任命指挥官是各城邦国家自己的事。

地米斯托克利在斯巴达受到了举国上下的欢迎。几天后，他提出要返回雅典。因为雅典市内已是一片焦土，所以他回的是公民的疏散地萨拉米斯。回国之时，他享受到斯巴达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待遇，斯巴达派出了300个年轻重装步兵将他送至国境线。

就这样，对于地米斯托克利来说，不，对于雅典来说，激动人心的公元前480年过去了。

普拉塔亚陆战

薛西斯回到了亚细亚，马多尼乌斯率领陆上战斗力留在色萨利地区越冬。其间，他发现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国王没有授予他指挥20万士兵的权力。

20万士兵中，有4万人属于萨迪斯总督率领的军队，他们甚至有权采取单独行动。马多尼乌斯可以要求他们派援军，却不能指望他们马上做出回应。

第二，波斯陆上军队中有相当数量的士兵弃营逃跑。

萨拉米斯海战的影响太过巨大，大部分来自波斯统治下的爱琴海群岛的士兵，在见识了雅典海上军队的实力后，强烈希望回归希腊。不仅如此，面向爱琴海的内陆地区也不愿再受波斯国王的统治了。此时虽然没有发生明显的叛乱，但是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希腊人显然出现了心理上的变化，他们已不甘心继续屈从波斯的统治了。

逃兵不断出现是因为有人暗中帮助他们。趁着夜色离开帐篷逃出去的都是希腊的士兵，而家乡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波斯士兵没有一个逃跑。

第三，后勤问题。波斯的海上船队实质上已经解散，因此他们彻底失去了后勤补给。

除了食物，大多数必需品补给也中断了。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无法安置军中伤病员，也无法运走战场上毫无用处的冗余物品。例如，薛西斯留下了一大批帐篷。这些帐篷华丽至极，象征着波斯帝国最高权力者的身份。

薛西斯的本意是为了尽快回到亚细亚而选择轻装上路。但他贵为东方的一国之君，有些话自然不能明说。他只是对马多尼乌斯说，“为了你在这里越冬舒服些，这些东西都留给你”。既然国王有此话，马多尼乌斯自然不能丢弃这些东西。其实若后勤有保障，留下再多的东西也无所谓。但现在，马多尼乌斯不得不走到哪儿都把这些又庞大又笨重的东西带在身边，无论行军还是上战场。

尽管诸多不利因素纷纷显现，但马多尼乌斯手中的兵力少说还有12万人，乐观地说可能多达15万人。

其中1万人是骑兵。他们是波斯民族特有的战斗力量，是波斯军队的骄傲。即使在疾驰的马背上射箭，他们依然可以百发百中。

仅次于这1万骑兵的是波斯军队中的重装步兵。他们是国王的近卫军，又叫“不死军”。在波斯军队中，他们是精锐中的精锐。这支军队以往与波斯国王如影随形，但薛西斯“撤离”希腊时，把它留给了马多尼乌斯。

除此之外，大部分是来自亚细亚的步兵，是希腊人眼中的轻装步兵。在希腊人看来，轻装步兵甚至算不上主要的战斗力量，但是在采用人海战术的波斯军队中，他们不是单纯的辅助战斗力量。

当然，公元前479年，马多尼乌斯率领的波斯陆上军队中也有希腊士兵。他们大多来自波斯统治下的地区，例如位于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希腊北部的色雷斯地区等。在希腊士兵中，马多尼乌斯唯一信任的是来自希腊中部的城邦国家底比斯的士兵。

这不是因为底比斯士兵比其他国家的士兵更加勇敢，而是因为他们在前一年的温泉关之战中抛下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和他指挥下的300名斯巴达勇士，投降了波斯国王。之后，波斯军队南下火烧雅典时，底比斯人又是波斯军队的急先锋。

得知斯巴达这次派遣了大规模的军队，底比斯的士兵们一定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斯巴达人不可能忘记温泉关，底比斯人很清楚自己的结局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死在斯巴达人手里。

在希腊中部的城邦国家中，底比斯算得上是一个强国，但还没有强到可与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相提并论。从人口规模来说，派遣2000名士兵参战已是极限。

尽管底比斯士兵人数不多，但马多尼乌斯依然要求他们负责右翼。原因是其他士兵大多是雇佣兵，受雇作战只是他们的工作。

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希腊城邦国家没有雇佣兵的概念。而在君主专制国家波斯，雇佣兵制度极为普通。这又是欧洲和亚细亚之间的不同之处。

像这样，马多尼乌斯在越冬期间为诸多问题苦恼不已。这时，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马多尼乌斯的出生日期不详，我们只能依据想象推测他的年龄。在波斯帝国，有资格担当重任的不是王公贵族出身就是积累了一定阅历的人。因此，此人大概已过50岁。

如果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发生在10年前的第一次希波战争中，他是否参加了马拉松会战。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知道马拉松会战。

在那场战斗中，本该并肩作战的斯巴达军队未及时赶到战场，结果，只有1万的雅典军队以寡敌众，战胜了拥有2.5万人的波斯军队。

萨拉米斯海战前夜，地米斯托克利曾经给薛西斯送去一封信，暗示雅典有意单独讲和。

马多尼乌斯想起了这两件事。因此，第二年一开春，他就向雅典，准确地说向仍在萨拉米斯的雅典政府提出了单独讲和的要求。

中间人是马其顿国王。马其顿是波斯属国，因为他们接受了波斯国王送去的“土地和水”通告。雅典坚拒“土地和水”的要求，所以是波斯攻打的对象。马其顿和雅典虽然立场不同，但是马其顿国王和雅典的关系不错，所以请他做中间人非常合适。

马多尼乌斯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他想离间以斯巴达为首的其他希腊城邦国家与雅典之间的关系。马多尼乌斯认为，即使雅典不站到波斯阵营中来，只要保持中立，以现有的波斯军队完全可以战胜希腊联军。

中间人带着单独讲和的请求而来。雅典当然不能像对待带着“土地和水”通告的使者一样，将其杀死后抛尸野外。想必这位中间人带来的要求一定会呈现在10位将军（这一年叫军队指挥官）面前，其中包括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泰德和克桑提普斯。因为这是在民主政体国家雅典，地米斯托克利辞去“首席将军”一职以后，雅典恢复了以前的集体合议制。

马多尼乌斯送来的讲和条件内容如下：

一、原谅雅典前一年让波斯国王备受屈辱的种种行为，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二、归还雅典在此次战争中失去的所有领地和权益。

三、波斯国王承认城邦国家雅典完全独立并享有完全自治权。

四、波斯方面负责重建被波斯军队烧毁的所有神庙。

五、达成和解后，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波斯和雅典互为合作伙伴。

可以想象，看着这些内容，雅典的10位将军一定嗤之以鼻。

首先，以离间敌人为目的的讲和不应该发生在吃了败仗之后。

其次，在萨拉米斯海战前夜，地米斯托克利去信暗示波斯国王，单独讲和只是地米斯托克利的一个佯动战术。

所谓“佯动战术”是这样的：为了欺骗和迷惑敌人而制造假象，从而扰乱敌人的计划。

这一战术用在萨拉米斯海战前夜的薛西斯身上是有效的。同样，用在下一年的马多尼乌斯身上似乎也有效。

10个司令官无须对此展开讨论，因为答案早已有了。

除了地米斯托克利，其余9人当即表示拒绝。只有地米斯托克利回答“我们考虑一下再做答复”。

他想应该将马多尼乌斯提出单独讲和的事告诉同盟军斯巴达。

他要利用这件事刺激优柔寡断、行动拖沓的斯巴达人。

斯巴达有两个国王。但是国王的权力仅限于指挥军队作战，至于与哪个国家交战、派遣什么规模的军队等，都由公民大会每年选举产生的5个监察官决定。

5个监察官从重装步兵中产生，他们在非人性的集体生活中过了10年以上，只有底层士兵的经历，从未担任过指挥官。也就是说，他们从未有过一人承担全部责任的经验。

斯巴达军队的所有事情都采用5人合议制。优柔寡断、行动拖沓正是这个体制的弊端。当然，一旦决定出兵，斯巴达军队的行军速度还是很快的，急行军不分昼夜，一天的行程是70公里。

但是，雅典人不可能因为斯巴达的国体问题而对他们表示同情或理解。尤其是本年度10位将军中的阿里斯泰德和地米斯托克利，他们不仅参加了10年前的马拉松会战，还是当时10位将军中的两人。他们亲历了总指挥官米提亚德因等不及斯巴达军队的到来而不得不仅靠雅典军队展开的与波斯的决战。

如果不想重蹈马拉松的覆辙，就要催促斯巴达尽快做出决断。只要有效果，无论是来自波斯方面的单独讲和要求还是其他什么别的要求，都值得加以利用。

可以想象，对于地米斯托克利提出的又一个佯动战术，余下9人一定面带微笑，愉快地表示同意。

事实上，这一佯动战术十分奏效。

地米斯托克利说要考虑考虑再做答复，这让马多尼乌斯心里很不踏实。时间已进入春季，大军可以行动了。马多尼乌斯下令让波斯军队开始南下，他们一口气进入了雅典城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期待雅典的答复可以如他所愿。

然而，雅典城内依然空空如也。当地住民仍然疏散在外，雅典政权也还在萨拉米斯岛。因此，对于马多尼乌斯的这次行动，雅典全然不当回事，依然表示还在“考虑之中”。但是，斯巴达有了反应。

斯巴达的这次行动打破了长期以来斯巴达一直坚持的本国保护主义和一国和平主义的原则。

本国保护主义乃至一国和平主义，可以说是斯巴达的“宪法”，自吕库古改革以来，斯巴达人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坚守的法律。此时，斯巴达为什么会突然违背这一法律呢？

首先，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温泉关之战中列奥尼达和“300勇士”壮烈牺牲的意义。

列奥尼达率领的300名斯巴达士兵在温泉关壮烈牺牲。他们是勇士，让斯巴达男人备感自豪。不仅如此，其他城邦国家的希腊人听到他们的壮举，也会热血沸腾。甚至在2500年后的今天，只要说到斯巴达，就会有人接腔说“温泉关、列奥尼达和300勇士”，还有人制作了以此为题材的漫画和电影。在2500年后的现在，只要有人说到“300勇士”，听者就知道所指为何。可见他们的影响力之大。不过，电影中列奥尼达的扮演者有些过于年轻了。

但是，在古代还是有所不同。“300勇士”的任务是坚守温泉关两个月，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就全体阵亡了。从军事角度来说，这无疑就是失败。

如果希腊人在1个月之后的萨拉米斯海战也失败的话，第二次希波战争就会以希腊方面的连败终结，陆上是温泉关，海上是在萨拉米斯。

一旦出现这种结果，波斯大军就会轻松突破伊斯米亚地峡的双重屏障。在他们的疯狂抢掠之下，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城市将被夷为平地，生活在半岛上的希腊人会纷纷遭屠杀。而自建国以来从未屈服于他国统治的斯巴达，将不得不接受波斯国王强加给他们的“土地和水”通告。

斯巴达人曾经认为，思考是喜欢夸夸其谈的雅典人的专利。但是现在，他们也要开始认真思考了。

斯巴达人知道，单靠自己无法抵御波斯这样的强敌。如果不与其他城邦国家联手，特别是不与雅典联手，很难说斯巴达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

斯巴达人开始了全面的思考。波斯提出与雅典单独讲和的消息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一旦雅典脱离联盟，希腊联军能够依靠的就只有斯巴达了。他们知道仅靠斯巴达一个国家很难与波斯军队一争高下。相比兵力至少在10万人以上的波斯军队，斯巴达所能派遣的兵力甚至不足对手的十分之一。

英勇牺牲的故事是打动人心的，是振奋士气的。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男人为形势所迫，完全有勇气接受这样的结果。但他们是单纯的，又是传统的，在他们的意识中，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全力奋战，直至壮烈牺牲。

公元前479年，斯巴达做出改变的第二个原因很可能是斯巴达国内局势发生了变化。

斯巴达5个监察官坚信，对斯巴达国政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其职责所在。但此时，他们却受到了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做法吧。

“上面”是指国王。他们不能参与国家政治，唯一的任务就是站在最前线指挥军队作战。

“下面”是指斯巴达年轻的战士。他们曾经怀着崇拜的心情，用炽热的目光欢迎应邀来访的地米斯托克利。

在他们看来，无论是马拉松会战还是萨拉米斯海战，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上，与波斯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总是雅典。在马拉松会战中，斯巴达晚到一天没有参加战斗。萨拉米斯海战中，斯巴达仅派出16艘船，无异于未参战。而在温泉关之战中，列奥尼达带去的士兵只有300人，结果还全体牺牲了。

可以想象，这对斯巴达人来说绝对是一种耻辱。因此，尽管5个监察官坚信只有自己才能保护斯巴达，但是受到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暂时放下原则吧。

如果没有这些原因，就无法解释这一年斯巴达为何会投入这么多作战兵力。他们从未向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战场派出如此众多的男人，这甚至让全希腊人为之惊讶不已。

下表有很多数字需要分析。

第一，海战中能否灵活操纵三层加莱船最重要。在陆战中，决定胜败的是主要战斗力即重装步兵的行动。因此，在这个表中，最有意义的是重装步兵的人数，即38700这一数字。

公元前479年（第二次希波战争第二年）希腊城邦国家联军陆上战斗力量

除了这一主要战斗力量，另外的6万人与海战中的运输船情况相似，数字是否准确对战局的结果没有太大意义。

也就是说，相对于波斯12万人的兵力，希腊方面的兵力不足4万人。

第二，斯巴达自建国以来一直恪守吕库古制定的“宪法”，坚持本国保护主义。囿于这一政策，斯巴达从未尝试过改变僵硬的、封闭的社会结构。

结果，斯巴达的人口不断减少。斯巴达和雅典一样，都是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但是，在斯巴达享有公民权的只有统治阶级。因此，公民权所有者的人数始终不见增多。

在斯巴达，庇里阿西人只能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工作，希洛人专门从事农业。他们住在斯巴达却没有斯巴达公民权，因此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原因是斯巴达公民担心他们一旦有了武器就会造反。斯巴达的这种社会结构又造成了斯巴达的主要战斗力量重装步兵总是处于后继乏人的局面。

在不改变吕库古“宪法”的前提下，斯巴达人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在迫不得已时允许部分庇里阿西人加入重装步兵。但庇里阿西人加入重装步兵团后依然得不到公民权，他们是“二级重装步兵”。

派往温泉关的300名士兵都是“一级重装步兵”，没有“二级重装步兵”。

公元前479年，除去保护本国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入口伊斯米亚的兵力，斯巴达派出了1万名重装步兵，其中“一级重装步兵”5000人，“二级重装步兵”5000人。“一级重装步兵”几乎倾巢而出。

派出1万人的战斗力量，大概是故意做给雅典看的。因为雅典派出的陆上军队是8000人，当然雅典还派出了海上军队。不管怎样，至少证明在这一年，斯巴达下定了决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战斗的胜利。

看上表时，还有一点希望读者朋友注意，那就是重装步兵的随从人数。

一个雅典重装步兵所带的随从最多只有一人，海战时甚至一个都不带。坐在雅典战船上的都是重装步兵。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努力下，雅典已经开始重视海上力量，与其留空间让随从上船，不如多上去几个桨手。

然而斯巴达重装步兵一人可以带7个希洛人作为随从。可见在斯巴达社会，享有公民权的“一级重装步兵”的地位之高。

因为只有他们才是公认的希腊最强军事国家斯巴达的主力军队。

既然投入了5000名超级精英，就不允许一败涂地。第二次希波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斯巴达人摩拳擦掌，决心以斯巴达的力量来赢得战斗的胜利。

看表，细心的读者可能还注意到了另一点。

希腊城邦国家联军中只列出了作为主要战斗力的近4万名重装步兵，没有显示骑兵的数量。

骑兵团除了骑士，还需要马匹、马具、马夫、随从等相应的配备，这样才可能组成一支战斗力量。因此，在君主政体国家，服骑兵役是贵族需要承担的义务。在这方面，波斯领先于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从社会结构上看，以公民为最高决策者的希腊城邦国家缺少组建独立骑兵队伍的必要条件。骑士阶层也就是富裕阶层人口原本就少，这是希腊骑兵不能成为独立战斗力量的重要原因。

希腊人意识到骑兵优势并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要到150年以后马其顿年轻君主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他注意到了骑兵的优势。但是在希波战争期间，连波斯也不曾意识到骑兵的重要性。

公元前5世纪，希腊没有能力将骑兵作为重要的战斗力。这一事实意味着公元前479年在波斯和希腊之间展开的陆战中，希腊只能依靠重装步兵迎战骑兵和轻装步兵组成的波斯军队。

此时，由谁来指挥希腊联军这个问题尚未确定下来。

雅典决定由51岁的阿里斯泰德率领本国的8000名士兵。

前一年，为抵抗波斯入侵而结成的希腊城邦国家联盟在伊斯米亚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已经决定希腊联军由斯巴达人担任总指挥官，包括海军和陆军。前一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尽管雅典的参战船只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但名义上的总指挥官仍是斯巴达人。

今年，加上“二级重装步兵”，斯巴达仅陆地战斗力就派遣了1万人。因此，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对于斯巴达将领担任全希腊陆上军队总指挥官一事，没有人提出异议。

只是关于具体人选，斯巴达人着实花费了一番心思。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

斯巴达有两个国王，这两个国王必须出自斯巴达建国初始就已存在的两个名门望族。

出身于这两个家族的男性，王位继承排序靠前的从小接受帝王教育。他们不会像普通公民的子弟那样，从7岁就开始过集体生活，学习武艺。他们也不会像普通公民的子弟那样，一到20岁就要经历极不人性的达标仪式，以获得成人资格。

可一旦登上王位，他们就要率领斯巴达战士出征，身先士卒保卫斯巴达。这是他们的责任。

只要听到斯巴达国王这一称号，我就会条件反射似的想到生活在非洲辽阔草原上的雄狮。

雄狮身边每天围着几头雌狮和幼狮，看上去既快活又享受。找食物是雌狮的事，养育幼狮也是雌狮子的工作。雄狮不仅有权优先享用食物，而且好像整天只会睡觉。

然而与雌狮相比，雄狮的寿命短得多，因为雄狮担负着重要职责。当其他雄狮试图征服它的狮群时，它必须奋力保护自己的狮群。其战斗之激烈，常用“死守”一词来形容。因此，雄狮的生存率很低。不少狮群有两头雄狮，这样的狮群大概就相当于两个国王的斯巴达吧。

斯巴达国王的寿命也受外敌入侵频率的影响。在希波战争期间，这一影响尤其突出。

列奥尼达是两个国王之一，战死在温泉关。另一个国王克里翁布罗托虽然没有死在战场上，却在这一年的年末，在结束伊斯米亚会议回到国内后也死了。此时的斯巴达，没有国王。

就算有两个国王，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雅典因为有10位将军，国家政权稳定比较有保证。

虽说没有国王，却也不能随便找一个人担任总指挥官。在斯巴达，率领军队出征的必须是国王。而且，公元前479年，斯巴达为了表明决心，派出的大军人数前所未有。因此，率领这支军队的首先必须是本国人，同时他要能得到其他希腊人的认可。

经过再三斟酌，斯巴达人最后将这一重任交给帕萨尼亚斯。选择帕萨尼亚斯不是因为他将继承国王的王位，甚至可以说他基本上没有可能登上王位。

但他是王室出身，前国王克里翁布罗托是他父亲，另一个前国王列奥尼达是他伯父。下一任国王——列奥尼达的儿子年纪尚小，帕萨尼亚斯是他的监护人，代替他的亲生父亲照顾他。

前一年，地米斯托克利应邀访问斯巴达时，帕萨尼亚斯33岁。公元前479年，他34岁。

之前两个国王健在，无人知晓他是否上过战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没有指挥军队作战的经验。总之，这位从未想过做狮群之首的年轻雄狮，只因斯巴达人才匮乏，才被选出来统率大军迎战波斯陆上军队。

不管怎样，他当选总指挥官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斯巴达人认为他是代替年纪尚幼的国王出征。其他地区的希腊人则认为，他是列奥尼达的侄子，列奥尼达在温泉关壮烈牺牲了，因此侄子替儿子上战场为温泉关一役报仇，这种做法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

鉴于此种原因，这位刚满34岁的斯巴达年轻人顺理成章地成了希腊联军的总指挥官。当然，他是否有能力承担起这份重任，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知数。5个监察官虽有勇气将1万名斯巴达士兵交给这个年轻人，却没有能力看出这个年轻人是斯巴达人中的另类——一位不受条条框框束缚的人。

在温泉关英勇牺牲的列奥尼达是典型的斯巴达男子，但他的侄子帕萨尼亚斯不是。这位34岁的斯巴达男子从来没想过壮烈牺牲，他甚至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帕萨尼亚斯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包括自己直接指挥的1万名斯巴达重装步兵在内，近4万名希腊士兵的生死都系于他一人身上。他知道，如果士兵听到总指挥官阵亡的消息，这支军队将不战而败。

因此，担任全军总指挥的这位年轻统帅是不允许自己死在战场上的。在斯巴达战士的格言“要么胜利，要么战死”中，他只能考虑前半部分。

44岁那年，在萨拉米斯大获全胜的地米斯托克利在战争爆发前有10年的准备时间。

而34岁时突然被委以重任的帕萨尼亚斯没有准备的时间。但是，他必须赢得胜利。

帕萨尼亚斯和地米斯托克利都是希腊人。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

两人都清楚，只要受雅典人或斯巴达人的“条条框框”束缚，就不可能赢得胜利。

公元前479年夏天，也就是第二次希波战争第二年的夏天，波斯军队和希腊军队决战的战场定在了普拉塔亚。这也是波斯军队总指挥官马多尼乌斯所希望的。

薛西斯回到了亚细亚，马多尼乌斯则带领波斯陆上军队留在了希腊。马多尼乌斯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不是君主专制国家中常见的宫廷中人。也就是说，这个波斯人和希腊将军一样，做好了一人承担全部责任的准备。

然而，他上了地米斯托克利的当，尽管他所犯的错误没有他的君主薛西斯那么严重。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始终未接到雅典有关单独讲和的答复。其间，他得到的消息是以斯巴达和雅典为首的20多个城邦国家组建了希腊联军。听闻此消息，想必马多尼乌斯的心情一定十分沉重，他只能下决心在战场上与希腊人一决高下了。为了离间希腊人，他再次占领了已经化为一片焦土的雅典。

作为波斯军队的总指挥官，他深知国王将军队交给他的真正意图。那就是，用胜利一雪萨拉米斯之耻。

不用说，希腊联军一定自南北上。他决定将战场设在希腊中部平原普拉塔亚，依据大概是底比斯要人提供的情报。底比斯自温泉关战役之后就站到了波斯阵营之列。马多尼乌斯根据底比斯情报做出这一决定有充分的理由。

第一，底比斯就在普拉塔亚以北10公里处，不必担心前后受敌。同时，在海上补给无望的情况下，相距10公里的底比斯是补给的重要保障。对于超过10万人的大军来说，有了这一保障就可以少一份担心。

只是这个平原叫“普拉塔亚平原”，在这个平原的西南数公里处有一个叫普拉塔亚的城邦国家，它是希腊阵营中的一员。不过作为一个城邦国家，普拉塔亚规模很小，向希腊联军提供的兵力仅有600人。也许马多尼乌斯认为这样一个小国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个理由是，普拉塔亚平原中央有一条东西向的河流。马多尼乌斯将指挥部设在这条河的北岸，下令沿河筑起防护栏，以保护所有士兵的安全。

同时，波斯军队无须担心饮水问题。在盛夏的希腊，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在缺水的情况下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

第三，选择普拉塔亚作为战场充分反映了东方人的传统。马多尼乌斯认为决定战斗结果的关键在于优秀步兵的“数量”和骑兵的“破坏力”。而希腊实际上并没有骑兵力量。

阿佐珀斯河的河道窄，水流缓慢。不用说骑兵，就连步兵也可以轻松蹚水而过。

马多尼乌斯猜测战斗将在这条河的南岸展开。这样一来，他们可以将敌人赶至南岸辽阔平原背后的丘陵地带。

一旦敌军进入这片丘陵地带，数量占优势的步兵和战斗力强悍的骑兵就可以决定战斗结果了。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波斯军队抢先进入了普拉塔亚平原。

波斯军队集结到普拉塔亚平原的时候，希腊城邦国家联军也开始了行动。

他们并非号令一下即全军集合完毕。毕竟这是一支分散在全希腊各地的大、中、小城邦国家组建的联军。

疏散至萨拉米斯的雅典人不得不用船将参战的近9000名士兵从萨拉米斯送往集结地埃莱夫西斯。担任海上军队指挥官的是该年度的将军之一克桑提普斯。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将担任陆上军队指挥官的将军阿里斯泰德和他手下的雅典士兵送到希腊本土。

曾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依靠30艘船牵制住敌人船队的埃伊纳也表示将派遣500名重装步兵参加这一年的陆上战斗。埃伊纳是萨拉米斯南部海域上的一个岛屿，也是需要首先将这500人送上陆地的城邦国家之一。

此外，还有不少城邦国家需要先用船将士兵送到希腊本土，然后再派军前往集结地。尽管他们提供的重装步兵数不多，每国200人或300人。但爱琴海毕竟是一个多岛海域，所以要运输的士兵总数不少。

最后到达集结地的依然是斯巴达人。他们晚到的理由听起来很荒唐，不是类似未及时完成军队编组这样的理由。

斯巴达每年夏天都要举办一场运动会，运动会上人人手举风信子花。他们解释说，等到运动会一结束就集合队伍出发。

斯巴达人的死板已经到了冥顽不化的程度。事实上，全体希腊人都知道他们极其缺乏灵活性。但现在，敌人已经等候在希腊中部的普拉塔亚了。听了他们的解释，惊呆不已的不只是雅典人，在场的所有希腊人都目瞪口呆。

雅典、迈加拉和普拉塔亚这三个城邦国家负责催促斯巴达尽快出兵。三个国家的使节即刻动身前往斯巴达。他们要求斯巴达立即出兵，说一旦错过时机，波斯军队就会围攻伯罗奔尼撒半岛。然而，迎接他们的5个监察官只答应10天后出兵。

这个情形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打破这一僵局的据说是以帕萨尼亚斯为首的、摩拳擦掌的斯巴达年轻人。他们请出了一个5人监察官不敢小觑的大人物，成功改变了这5个“小肚鸡肠的人”的决定。

不管怎样，这一年斯巴达男人手举与其极不相称的风信子花参加比赛的运动会取消了。在帕萨尼亚斯的率领下，斯巴达军队终于出发了。

一旦做出决定，斯巴达军队的行动还是很迅速的。他们经过伊斯米亚地峡，离开伯罗奔尼撒半岛，横穿迈加拉，很快到达了集结地埃莱夫西斯。

埃莱夫西斯建有宏伟的神庙，因圣礼而闻名。将此地作为集结地大概是考虑到了希腊公民的共性，即他们相信神明的力量。

从埃莱夫西斯到波斯军队严阵以待的普拉塔亚直线距离不到50公里。

波斯大军仅主要战斗力就有10万人，他们已等候在战场上。希腊城邦国家联军指挥官在去往战场的途中确定了作战方案。

帕萨尼亚斯率领斯巴达一级和二级重装步兵共1万人负责右翼。

这位34岁的将领不只是斯巴达军队的指挥官。根据希腊城邦国家结盟时达成的协议，陆、海两军的总指挥官都是斯巴达人。因此，他又是由4万人组成的希腊联军的总指挥官。

科林斯5000人、迈加拉3000人、希库隆3000人以及来自其他中小城邦国家的兵力，共计2万人，负责中路阵线。

左翼除了来自雅典的8000名重装步兵为主要战斗力之外，还有普拉塔亚的600人和其他小城邦国家的兵力，共计1万人，由雅典的阿里斯泰德负责指挥。这是继11年前的马拉松会战之后，51岁的阿里斯泰德第二次参加与波斯军队的战斗。

仅看这样的阵容就可以知道，公元前479年发生在普拉塔亚平原的战斗中，希腊军队沿用了11年前在马拉松会战中采用的战术，即主力放在两翼，中路军负责牵制敌人。

其中的原因是希腊城邦国家虽然全体公民皆为士兵，但缺少骑兵，重装步兵不得不同时担负起骑兵的任务。

希腊军队到达普拉塔亚平原前的丘陵地带时，时间已是8月。流经平原中央的河流对岸已经布满了波斯士兵。波斯军队营地的右后方，波斯国王留给马多尼乌斯的奢华至极的东方式帐篷正闪烁着金蓝色的光。

希腊军队的营地设在丘陵地带，那不是光秃秃的连绵不绝的丘陵，而是在希腊并不多见的树木茂盛、随处可见平地的丘陵地带。作为夏季野营之地，这里的环境相当不错，只是饮用水的问题不好解决。

到达战场后的最初两天，希腊方面没有任何动作。不，应该说是没办法有所动作。看着3倍于自己的敌军，说好听点儿是观望，实际上他们真的是被惊到了。

最先采取行动的是波斯军队。

普拉塔亚战役布阵图

波斯军队先于希腊军队到达战场，因此，总指挥官马多尼乌斯已经视察了普拉塔亚平原及其南部连成一片的丘陵地带。他知道丘陵地带有两个缺陷。

第一是饮用水不足。

第二是希腊军队只能在丘陵地带扎营。从地势上来看，那里高高低低，面对波斯军队的攻击，很难采用横向排成一线的阵型，也就是说，很难采取全军同时迎战的战术。

马多尼乌斯决定在敌人还没有完成布阵时迅速采取行动。

他决定首先派出最具灵活性和机动性的骑兵。马多尼乌斯让旗下的1万名骑兵渡河，在对岸整理好队形后一口气穿过平原，向守在丘陵地带的敌人发起进攻。

“力量”一词涵盖了耐力和瞬间爆发力。

我想，波斯军队的总指挥官只了解来自辽阔的波斯帝国各地的士兵和用钱雇来的雇佣兵，却不了解全体公民皆为士兵体制下的希腊城邦国家士兵的“力量”。

斯巴达人在成为真正的士兵前，专心学习武艺长达10年以上。就算斯巴达是特例，雅典公民在20岁正式服役前也要接受为期两年的训练，一年接受军事训练，一年戍守边境。除了这两个国家以外，其他城邦国家的体制也大同小异，因为这些国家的公民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卫祖国。

也就是说，只要是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他们都要在20岁开始服兵役，平时过普通的日常生活，一旦需要立即变身一名战士。

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有耐力，同时也具备瞬间爆发力。

马多尼乌斯下令发起的普拉塔亚初战失败了。原因是：

第一，骑兵在平原上的机动灵活性无与伦比，但是在树木茂盛的丘陵地带却难以正常发挥水平。

第二，波斯人没有预计到希腊士兵的瞬间爆发力如此强大。

第三，率领波斯骑兵闯入敌阵的骑兵队长不幸阵亡。

波斯军队投入了全部骑兵，但损失不是很大。因为得知自己的指挥官战死后，几乎所有骑兵都立即掉头回营了。

指挥官的生死对部下士气的影响就是这么大。在战场上，为了保护指挥官，在其身边作战的常常都是精锐，毕竟指挥官过早死在战场上总是一件麻烦事。

指挥官的生死也会影响对方的士气。希腊士兵受到敌人的猛烈突袭，他们依靠瞬间爆发力进行了顽强抵抗。战斗结束之初，他们一定不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心有余悸吧。

希腊士兵用担架抬回了敌军将领的尸体。我想应该是帕萨尼亚斯下达的命令，因为这种事情只有总指挥官才有资格下令。他下令将敌方将领的尸首示众，之后就不清楚是就地埋葬还是送回敌方阵营了。

不管怎样，希腊军队所有士兵亲眼看过敌方将领的尸首后，才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初战胜利了。

也许是因为自信心增强了，希腊方面决定转移营地。他们离开丘陵，转移到河流南侧开阔的平原上。

在这里，完全可以横向摆出一字阵形。最重要的是饮用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中路部队和左翼部队可以从阿佐珀斯河取水，远离河道的右翼部队可以饮用丘陵方向流下来的泉水。

波斯军队初战失利，希腊军队无须再担心饮用水的问题，两军隔着河流对峙了整整8天。

第9天，马多尼乌斯改变了战术。他没有直接攻打希腊军队，而是采用阻断希腊军队粮食补给的战术。

这一战术成功地给希腊军队制造了极大的混乱。

波斯军队后方有底比斯，这是一个可靠的补给地。希腊军队后方没有这样的补给地。距离最近的普拉塔亚是个小国，没有能力提供4万人的军粮补给。原本可以成为最佳补给地的雅典已经化为一片焦土。因此，希腊军队的军粮补给只能依赖其他城邦国家源源不断地送过来。但是现在，补给队伍在运输途中遭遇袭击，运送军粮的人马惨遭杀害。希腊方面陷入了困境，他们不得已将营地搬回丘陵地带，因为这里距补给路线较近。

4万人转移必然出现混乱。见此情形，马多尼乌斯决定抓住这个绝佳机会发起进攻。他下令全军过河，超过10万人的大军在对岸开阔的平原上声势浩大地布下了战阵。

波斯的右翼是以底比斯为首的来自希腊已归顺地区的士兵。

中路部分是来自波斯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辽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地区的士兵。

左翼是清一色的波斯士兵。波斯军队引以为傲的骑兵和称为“不死军”的超级精锐在左翼担任主要战斗力量。

在这个阵形中，波斯军队右翼将对阵以雅典军为首的希腊军队左翼，波斯军队中路部分对阵以科林斯为首的希腊军队中的中小城邦国家联军，清一色由波斯人构成的左翼对阵保护希腊军队右翼的斯巴达士兵。

得知敌军的阵容后，帕萨尼亚斯好像心生一丝不安。

于是，这位34岁的斯巴达年轻指挥官找到率领雅典军队护卫左翼的指挥官阿里斯泰德。他开诚布公地提出希望左翼军和右翼军互换位置，由雅典军队负责右翼，斯巴达军队负责左翼。理由是10年前阿里斯泰德在马拉松会战中与波斯军队作战，有取得胜利的战绩。

对于34岁的年轻人的请求，51岁的阿里斯泰德一口答应。

于是，左右翼开始调换位置。原本为右翼军队的斯巴达1万人去了左翼，原本为左翼军队的雅典1万人去了右翼。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这次行动是在夜间进行的，却因此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结果，第二天，朝阳升起的时候，人们发现两翼分别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想起来着实令人啼笑皆非。

既然如此，这位斯巴达年轻指挥官只好下定决心，让相当于希腊全军主力的斯巴达军队对战波斯军队的主力。

在一年前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地米斯托克利率领希腊船队中的主力——雅典船队，主动承担了对阵敌军主力——腓尼基船队的重任。

在一年后的普拉塔亚陆战中，敌我双方也将以主力对阵主力的方式展开激烈战斗。

在萨拉米斯，向波斯军队发起进攻的是雅典人。在普拉塔亚，向波斯军队发起战斗的是斯巴达人。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制定战术的是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在普拉塔亚陆战中，制定战术的是斯巴达的帕萨尼亚斯。

这位34岁的斯巴达人想到了萨拉米斯海战时的地米斯托克利，想到了温泉关战场上的列奥尼达。列奥尼达不仅是他的同胞，还是他的伯父。

一年前，60岁的列奥尼达得知自己带领的斯巴达重装步兵只能有300人时，挑选的都是已有后代的士兵，因为无论战死还是生还，这些士兵的家族都不会绝后。

城邦国家斯巴达长期坚持闭关锁国，王室以外的普通公民中，有不少人的家族历史悠久。列奥尼达深知，对斯巴达人来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家族无后。

一年后，帕萨尼亚斯率领的是享有公民权的“一级重装步兵”5000人和没有公民权的“二级重装步兵”庇里阿西人5000人，共计1万名士兵。

“列奥尼达和300勇士”的故事流传很广，“300勇士”都是“一级重装步兵”。就“一级重装步兵”而言，列奥尼达率领的士兵有300人，而帕萨尼亚斯率领的士兵有5000人。

人数上了5000，挑选士兵时自然无暇顾及其是否有后代。别说后代，甚至连尚未成婚的年轻士兵也不得不带上。斯巴达不允许不同阶层之间通婚。为此，重装步兵常常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我想，斯巴达派出5000人的战斗力应该已是极限。

斯巴达和雅典一样，都是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士兵的现役年龄都是20岁到60岁。正在服役的士兵中，45到60岁的一代叫“老兵”，他们通常被派往边境戍守国境线。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盟主，除了保护斯巴达，它还需要分出一部分兵力保护狭窄的地峡伊斯米亚地区，这里是通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入口。

可以想象，在帕萨尼亚斯的率领下前往普拉塔亚的斯巴达士兵大部分是年轻士兵。

当然，帕萨尼亚斯此时的任务不是和列奥尼达做比较，而是必须率军获胜。只有这样才能让属下的士兵不会白白牺牲，不会让他们因献出生命而抱憾。

那么，如何才能取得胜利呢？这位斯巴达年轻统帅心里一定只有这一件事。

波斯在历史上和传统上是一个靠陆军力量立国的国家。同样，即将与波斯大军展开激战的斯巴达在历史上和传统上也是如此，不同的是波斯有骑兵，斯巴达没有骑兵。

帕萨尼亚斯一定思考过这些。

敌人的主力将攻打斯巴达负责的右翼。那么，如何仅靠重装步兵来削弱敌军最具机动灵活性、攻击力最强的骑兵呢？他知道，这是决定战斗结果的关键所在。

真正意义上的重装步兵只存在于希腊。

如果有人问波斯军队中1万名特级精锐组成的“不死军”是不是重装步兵，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不死军”步兵的装束非常华丽、花哨，头上戴的是帽子而不是头盔，他们也没有胸甲来保护最重要的胸部。盾看上去很精致，却徒有其表，圆形的盾直径60厘米，在希腊只为骑兵或轻装步兵所用。剑是长剑，一旦展开肉搏战，非常不便。长矛不足2米，只比身高长一点儿。上战场时的服装还是东方风格的长袍。也许你会问，这个样子也能打仗？能打，因为当时以波斯为代表的东方战法采用的是“人海战术”。

数量从来不占优势的希腊城邦国家必须提高每个士兵的防御力和攻击力。

结果，他们的头盔大得夸张，犹如扫地用的扫帚，视觉效果比实际用途更具威慑力。一旦开始战斗，士兵们就会拉下头盔，只露出眼睛和嘴。

古代留存至今日的雕像都是用裸体来呈现的。因此你可能以为他们在战场上也是赤身裸体。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战场既不是运动场也不是体育学校。战场上，希腊男子身着短衣，外披胸甲遮挡整个胸部和背部，腿上还绑金属护具。

他们的盾呈圆形，很结实。直径足有1米，盾上装有两个环，用来固定在胳膊上。

一旦开始肉搏战，他们就拔出吊在腰部的剑。就重装步兵来说，最强大的武器是长矛。长矛的长度是他们身高的两倍以上，两端装有尖尖的、闪闪发亮的刀锋。两头都装刀锋的目的是一旦长矛断裂，还可以继续利用刀锋杀敌。

希腊城邦国家的重装步兵首先必须具备随心所欲操控长矛的能力。

帕萨尼亚斯注意到了波斯军队与希腊军队的不同，注意到了希腊重装步兵无论在个人防御能力还是个人进攻能力上都优于波斯军队。

于是，他决定采用“战略性撤退”的战术。

首先在平原尽头接近丘陵地带的位置部署兵力，尽可能把敌人引诱过来，然后突然撤离。欲乘胜追击的敌方骑兵进入他们难以施展优势的丘陵地带时，先用长矛攻击其马匹，致使敌军骑兵不得不下马。

只要敌方骑兵变成步兵，希腊军就有了胜算。距离远就用长矛进攻，距离近则用剑和防御力超强的盾作战。

论长矛，与波斯军队不足2米的矛相比，希腊军队的长矛接近4米。

论盾，无论是大小还是结实程度，希腊方面占绝对优势。

帕萨尼亚斯决定采用这一战术战胜4倍于己的敌人。

普拉塔亚战役决战图

但是，他的这一战术遭到了部下强烈的反对。5000名“一级重装步兵”中，老兵的反对尤其激烈。

他们向总指挥官提出了抗议。

“我们从小只知道斯巴达战士绝不能让敌人看到自己的脊背。无论敌人多少，我们就是这样打过来的。从敌人眼前撤退简直是无稽之谈。难道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吗？！你要这样强迫我们吗？！”

这些老兵都比帕萨尼亚斯年长，面对以老兵居多的斯巴达士兵，年轻的总指挥官耐心地做了解释。他强调这不是单纯的退却，是为了胜利而进行的战略性撤退。

但是，斯巴达战士坚信最可耻的行为莫过于让敌人看到自己的后背，因此要他们接受这一战术着实不是一件易事。有一个老兵甚至拿起长矛往地上一戳，强硬地表示绝不后退一步。

34岁的年轻人很有耐心。他叫来一个持反对意见的士兵队长，进行了一对一的说服工作。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在指挥官帐篷外的士兵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当这位队长最后表示服从时，开阔平原的远处，东方已经开始泛白。

对斯巴达战士来说，他们的信条除了“绝不让敌人看到自己的脊背”，还有对上级的“绝对服从”。

然而，这样一件斯巴达士兵人人皆知的事情，波斯方面却毫无知觉，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纵观希波战争期间，希腊人热衷于派遣侦察兵，让他们乔装打扮成羊倌接近敌人阵地进行秘密侦察，以此获取情报，尤其是雅典军队。没有史料记载波斯方面也有此类行动。对于坚信“人海战术”的波斯人来说，也许刺探敌情纯属多此一举吧。

总之，马多尼乌斯完全不了解帕萨尼亚斯制定的这个战术。

正因为他不知道，公元前479年8月28日一早，未对部署于河对岸的己方阵形做任何更改，马多尼乌斯就发出了进攻的命令。

由归顺波斯的希腊士兵组成的右翼军队攻打以雅典军队为主的希腊军队左翼，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士兵组成的中路部分攻打科林斯率领的希腊中路部分，由清一色波斯士兵组成的、以1万名骑兵和1万名“不死军”战士为主力的左翼军队攻打斯巴达的1万人。

第二次希波战争中，陆地最大战役“普拉塔亚战役”就这样在辽阔的平原上分三个部分展开了。

正像后世的战争史学家一致指出的那样，普拉塔亚战役的主战场是波斯军队主力与斯巴达激战的地方。就如同萨拉米斯海战中的主战场在雅典的200艘战船猛烈撞击腓尼基300艘战船的地方一样。

阅读战争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得知战斗完全按帕萨尼亚斯的设想展开，不禁感叹不已。这正是区别名将和一般将领的地方。

平凡的将领只会循规蹈矩地制定战略战术。

著名的将帅不会墨守成规，他们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预测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同时，他们除了考虑情况对己是否有利，甚至还会考虑对敌是有利还是不利，在此基础上再制定战术。

战斗开始后，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指挥官都了然于心，而且早有应对之策。因此战局一定会按他们的设想展开，结果他们自然会成为胜利者。

波斯军队和斯巴达军队展开激战后，战况一如帕萨尼亚斯设想的那样开始、展开和结束，他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仅用了半天时间。当然，战斗过程异常激烈。

前面已经介绍过，斯巴达重装步兵分“一级重装步兵”和“二级重装步兵”。通常指挥官会让“二级重装步兵”首先冲锋陷阵，在关键时刻再投入“一级重装步兵”，给敌人以致命一击。

但是帕萨尼亚斯没有这样做。

斯巴达的“一级”和“二级”之别不仅在于有无斯巴达公民权，还在于士兵是否有长年训练出来的技能。

帕萨尼亚斯决定充分发挥“一级重装步兵”的作用，因为他们即使拿着笨重的金属武器和盾，也能灵活使用近4米长的长矛。

“二级重装步兵”作战技能较差，如果让他们首先冲锋陷阵，只会在敌人骑兵的踩踏下堆砌起一座座尸山，这会成为“一级重装步兵”作战时的障碍，使树木繁茂的丘陵地带这一原本就不利的条件更加不利。

他的战术成功了。波斯骑兵胯下的马在斯巴达重装步兵的长矛攻击下纷纷倒下。波斯骑兵不得不弃马作战。敌方骑兵变成了步兵，这时防御力占绝对优势的防护装备和两倍于敌的长矛就成了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

而波斯方面原本引以为傲的“人海战术”让他们陷入了窘境。在总指挥官下达进攻命令后，已经出动的波斯军队士兵不知前方的情况，前拥后挤，陷入了一片混乱，身处前面的士兵甚至动弹不得。

这就是军队规模庞大的弊端。在此情况下，即便是精锐部队也无法发挥他们的作用。内部的混乱成了失败的主要原因。

希腊中路部分和左翼部分的战场在平原的西侧。他们也分别参与了激烈的战斗。

不用说，由中小城邦国家士兵组成的中路部分也是希腊城邦国家的重装步兵。尽管敌人数量占优势，但他们的武装和装备只有轻装步兵的水平。面对那些来自中东和埃及的士兵，希腊方面引导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展开并非难事。

以雅典军为主体的左翼军队对阵的敌人是波斯阵营中以底比斯人为主的希腊人。因此，左翼战场上演的是重装步兵之间的战斗。

51岁的阿里斯泰德指挥下的8000名雅典重装步兵打得非常出色。在前一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他们是三层加莱船上的海军士兵。现在他们是在陆地作战的陆军士兵，感觉自然不同。这次他们的脚实实在在地踩在土地上，也许正因如此，他们的士气极高。左翼的战况同样向有利于希腊军队的方向发展。

这时，传来了马多尼乌斯战死的消息。这种消息无须刻意传播，瞬间即可传遍全军上下。

这一天，8月28日，波斯军队总指挥官马多尼乌斯亲自上阵，指挥波斯军队主力发起进攻。他从“不死军”中特别挑选了1000名精锐士兵保护自己。这1000名精锐士兵就围在马多尼乌斯身边作战。

有一个斯巴达士兵认识马多尼乌斯，从远处向他投去一块石头。石头正中马多尼乌斯的头部，他从马背上摔了下去。为了保护总指挥官，不让他落入敌人之手，1000名精锐士兵马上加强了防守。

但是，斯巴达战士不会放过敌人的任何破绽。他们扔下长矛拔出剑冲了上来。在他们面前，波斯军队的1000名精锐士兵不堪一击。

尽管如此，波斯军队的1000名精锐士兵没有一人逃跑。他们一边保护受伤的总指挥官一边奋勇作战，纷纷倒在血泊中。这一场面犹如列奥尼达和他的“300勇士”在温泉关壮烈牺牲的翻版。

消息很快传遍战场。总指挥官阵亡的消息犹如给波斯军队全体士兵下达的撤退号令。

波斯军队全面溃败。他们纷纷蹚过河逃进防御栅栏内。希腊士兵乘胜追击，对于他们来说，逃进寨内的波斯士兵犹如待宰的羔羊，消灭他们只是杀戮而不是战斗。

波斯军队中幸存下来并保持完整队形的只有阿尔塔巴兹率领的4万人。因为在这天的战斗中他们处在靠后的位置，一得知马多尼乌斯的死讯，他们立即逃跑。

余下的8万名士兵中，除了向北逃往底比斯的希腊士兵，不清楚还剩下多少波斯士兵。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仅有3000人幸存。

如果真是这样，在普拉塔亚战役中，波斯方面的阵亡人数就超过7万人了。如果这一说法是真实的，那么对于自誉为陆上军事大国的波斯帝国来说无疑是一次不容置辩的完败。

另一方面，希腊方面的阵亡情况如下：

右翼（以斯巴达人为主）——91人

中路（科林斯人等）——16人

左翼（以雅典人为主）——52人

合计——159人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录下的这个数字大概是主要战斗力重装步兵的阵亡人数。后来普鲁塔克说，包括掷石兵等轻装步兵在内的死亡人数是1360人，是这个数字的近10倍。

不管怎样，这次战役希腊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普拉塔亚战役与萨拉米斯海战不同，对于当时的超级大国波斯来说，这是一场不容置辩的失败。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战败的是腓尼基船队。波斯方面可以说，战败的是其属国腓尼基的船队而不是依靠陆上军事力量立国的波斯。

但在普拉塔亚战役中，波斯投入的是其陆上军队主力。因此，这绝对是一次无以辩驳的完败。

后世有一位战争史学家这样评价普拉塔亚战役：

“胜利的荣誉百分之百要归功于帕萨尼亚斯和他的重装步兵。”

杀戮结束后，回到阵地的斯巴达士兵来不及洗掉满身的血污就团团围住了总指挥官。

他们要求总指挥官砍下马多尼乌斯的脑袋，就像波斯国王薛西斯对温泉关阵亡的国王列奥尼达做的一样。他们要求把马多尼乌斯的头挂在矛尖上，在全体希腊士兵前示众。

对此，帕萨尼亚斯断然拒绝。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成野蛮人了。

斯巴达男人似乎不喜欢变成野蛮人，他们接受了帕萨尼亚斯的意见。

希腊人洗去波斯军总指挥官马多尼乌斯脸上、耳朵里的污渍，用白布将遗体包裹起来，郑重其事地埋在了丘陵最高处。

这一夜，欢庆活动在波斯国王薛西斯留给马多尼乌斯的豪华帐篷内举行。希腊城邦国家全体指挥官和他们的士兵都参加了此次活动。在活动中，总指挥官帕萨尼亚斯说：“波斯已经富甲天下，薛西斯为什么还想征服贫穷的希腊呢？”

听闻此言，大家都笑了。据说平时一向表情严肃的阿里斯泰德也笑了。

但是接下来，大家突然都变了神色。看到端上来的盘中食物，除了斯巴达人，所有人顿时泄了气。帕萨尼亚斯只说了这样一句：因为波斯军队的厨师逃跑了。

盘中装的是漂着肉块的浑浊不堪的汤。这是斯巴达人在集体生活中吃的传统食物，被认为是世上第一难吃的食物。

就算厨师逃跑是事实，想象一下，在象征东方富裕生活的金蓝色为主色调的豪华帐篷里，喝着象征斯巴达极简生活的、世上最难以下咽的汤，这会是怎样一种感受呢？只能说，它证明了这位34岁的斯巴达年轻人不仅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武将，也是一位颇具幽默感的人。

但是，就算幽默感再强，他们在这里喝着这种被称作“黑色大杂烩”的、世上最难以下咽的汤，决定的却是严肃的正事。

第一，不乘胜追击，任由阿尔塔巴兹指挥下的4万士兵逃之夭夭。

这些波斯士兵逃回亚细亚的速度一定不会比萨拉米斯海战后波斯国王逃回亚细亚的速度慢。所以，听之任之未尝不可。

第二，关于底比斯的问题。从战场上逃走的底比斯士兵数量不少。

关于这件事，帕萨尼亚斯提出交由他来处理。

在温泉关战役中，底比斯是希腊联军的一员。但是后来他们置列奥尼达和300名斯巴达战士于不顾，投降了波斯。帕萨尼亚斯说，对底比斯的处置应该交给斯巴达，希望由斯巴达单独来解决。其他城邦国家代表知道前因后果，没有人表示反对。

第二天，帕萨尼亚斯带领1万名斯巴达士兵，追击逃跑的底比斯士兵。

站在底比斯城门前，帕萨尼亚斯要求底比斯人交出向温泉关和普拉塔亚派兵的底比斯军队责任人。

底比斯方面紧闭城门，拒绝交人。

帕萨尼亚斯下令火烧底比斯城。

围城战没打多久。尽管底比斯在温泉关战役后站到了波斯阵营，但他们还没有愚蠢到看不清形势。他们知道，普拉塔亚战役之后，他们在希腊被彻底孤立了。

他们答应向斯巴达交出3个责任人，条件是进行公开审判。

帕萨尼亚斯下令将这3个底比斯人送到科林斯，在公开审判前暂时将他们拘禁在那里。在送他们前往科林斯之前，帕萨尼亚斯偷偷给负责押送的队长下了一道密令。

“一到科林斯就杀死他们。”队长向一位科林斯将领口头传达了帕萨尼亚斯的命令。在普拉塔亚战役中，这位将领是以科林斯士兵为主的中路阵线的指挥官之一。不用说，这位科林斯人忠实地执行了帕萨尼亚斯的密令，因为在半个月的作战期间，他对帕萨尼亚斯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除了这3个主要负责人，帕萨尼亚斯没有对底比斯公民动一根手指。帕萨尼亚斯不会为了报温泉关之仇而把一个城邦国家的人斩尽杀绝，因为那样做太过丧失理智。也正因如此，有一些老兵向他投去了不满的眼光，但这位34岁的年轻统帅对此视而不见。

解决了底比斯问题之后，帕萨尼亚斯率领军队开始北上，前往一年前的激战之地温泉关。列奥尼达和300名斯巴达士兵已经在这里曝尸一年，此时只见由一具具白骨堆成的山，分不清都是谁的尸骨。

帕萨尼亚斯下令找齐所有白骨，用马车带回斯巴达。就这样，普拉塔亚战役的最大功臣——斯巴达重装步兵带着勇士们的遗骨返回了祖国。

回国途中，他们顺道去了德尔斐。德尔斐是供奉男神阿波罗的神庙所在地，是斯巴达人的信仰中心。阿波罗神庙是斯巴达人最喜爱的神庙。但凡有事，他们都会前往这里乞求神谕。这是他们的圣地。

在德尔斐，他们应该没有忘记为勇士遗骨净身。当然，活下来的勇士也不会忘记感谢阿波罗神，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胜利离不开阿波罗神的庇护。

34岁的斯巴达年轻统帅与他的士兵一样，向阿波罗神表示了感谢。他是全军的指挥官，是他率领心怀感恩之心的士兵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于是，作为赢得胜利的统帅，他向阿波罗神敬献了一块铜板，上刻：

“帕萨尼亚斯，希腊联军总指挥官。为感谢神助我消灭波斯军队，特献立此铜牌。”

此时的帕萨尼亚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会刺激到5名监察官——掌握斯巴达国家政事的那5个人。

关于5名监察官，我想提请读者朋友注意：

在阅读本书时，只要看到“5名监察官”的字样就要想到，他们不是单纯的“5名监察官”，而是“小人闲居为不善”的5个“小人”。

词典对于“疑心”一词的解释是“嫉妒猜忌”，而嫉妒猜忌的情绪只有闲居的小人才会有。

斯巴达人极度厌恶个人崇拜。在斯巴达，像帕萨尼亚斯这样直截了当地刻上个人的名字尚属首例。

但是，他终究只有34岁。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他卸下沉重压力之后的一声呐喊，就像全力奔跑的运动员跑过终点时的一声大吼，是紧张感获得释放之后的一声吼。毕竟在过去的半个多月时间里，他承受的压力是如此之重。

如果是懂得换位思考的普通人，大概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猜忌。但是，斯巴达的监察官是“小人”，这些小人不能与人为善，他们自以为是且心胸狭隘。这种人在意大利语中叫“piccolo uomo”。

当然，“小人”有小人的生存之法。尽管他们心怀猜忌，却知道应该择机而动。因此，帕萨尼亚斯和1万名普拉塔亚之战中的勇士在斯巴达公民的热烈欢呼声中回到了祖国。

爱琴海重回希腊

第二次希波战争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79年，名震天下的不只是斯巴达，雅典也充分调动了已跃居希腊第一的海上战斗力。

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描述，公元前479年8月末的一天，希腊联盟的海上军队在米卡勒取得胜利的消息和陆上军队在普拉塔亚取得胜利的消息于同一天传到了希腊后方。

在普拉塔亚平原，希腊联军给予波斯陆上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在米卡勒半岛，希腊海上军队成功歼灭了波斯海上军队。这两个消息几乎同时到达临时设在萨拉米斯岛的雅典政府办公地点。

希腊海上军队一口气横渡爱琴海直取敌人船队基地的战术可谓大胆至极，这应归功于前一年秋天他们在萨拉米斯取得的胜利。

爱琴海是名副其实的多岛之海，海面上散布着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岛屿，其中大部分在萨拉米斯海战前屈从了波斯国王的“土地和水”通告。因此，当地岛民虽然是希腊人，却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从波斯统治下的这些岛屿之间穿过去直捣敌军基地的行动近乎于自杀。

但是，因为希腊海上军队在萨拉米斯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些岛屿纷纷脱离波斯的统治，回到了希腊阵营。否则，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的希腊海上军队没有可能在安德罗斯岛越冬。因为之前的10年里，安德罗斯岛一直处于波斯的控制之下，希腊船只想在这里靠岸补充淡水都没有可能。

此时回到希腊阵营的仅限于爱琴海南半部分的岛屿。位于爱琴海北半部分的利姆诺斯、莱斯沃斯、希俄斯等大岛东侧靠近爱奥尼亚地区，而爱奥尼亚地区尚在波斯的统治之下，因此这些大岛仍缺乏回归希腊的勇气。

萨摩斯岛位于爱琴海南北交界处。第一次希波战争和第二次希波战争中，这里是波斯方面的船队基地，波斯船队攻打希腊时常常从这里出发。

米卡勒是一个半岛，紧邻萨摩斯岛，相距不过5公里，中间仅隔着一个海峡。希腊海上军队选择攻打米卡勒而不是萨摩斯岛，是因为波斯的防守力量集中在萨摩斯岛，而米卡勒的防守相对薄弱许多。攻打米卡勒期间，雅典海军指挥官克桑提普斯向萨摩斯岛秘密派去使者，策动当地岛民起来反抗波斯。

这一年，希腊城邦国家联盟的海上军队由250艘三层加莱船组成，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拿下了米卡勒，萨摩斯岛民与之呼应，奋起抗击，赶走了占领当地长达20年的波斯军队。

波斯海上军队在萨拉米斯遭受重大打击之后，停泊在萨摩斯的船只不足200艘，其中还有不少毁坏严重，无法使用。因此，希腊海军这次在数量上也占尽优势。在希腊海上军队的猛烈攻击下，波斯海上军队遭到了灭顶之灾，3个指挥官无一幸存，只有极少数士兵成功逃至位于内陆的萨迪斯得以幸存。

拿下米卡勒、夺回萨摩斯岛的“米卡勒之战”很快显现出连锁效应。

米卡勒半岛东南方向40公里处，有爱奥尼亚地区的一大强国——城邦国家米利都。海上向北50公里处有爱奥尼亚地区实力雄厚的海港城市以弗所。

萨摩斯岛回归希腊，意味着米利都和以弗所回归希腊的时机已经到来，也意味着位于爱琴海北半部分的主要岛屿利姆诺斯、莱斯沃斯和希俄斯将不日回归希腊。

希腊军发动米卡勒之战的目的就是引发这一连串连锁效应。这一战术的成功实施应归功于地米斯托克利和克桑提普斯这两位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留在萨拉米斯岛制订作战计划，克桑提普斯在前线实施作战计划。

俗话说“打铁要趁热”，但是打在不同位置，效果大相径庭。

米卡勒之战胜利后，希腊军彻底肃清了爱琴海南半部分的波斯军队。随后，参加希腊联盟海上军队行动的各城邦国家指挥官在萨摩斯岛举行了会议，讨论接下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总指挥官斯巴达国王列奥提吉达斯主张就此结束本年度抗击波斯的行动，参战人员各回各国。他年事已高，又是典型的斯巴达人，总觉得留在海上心里不踏实。

对此，雅典指挥官克桑提普斯表示反对。时间刚刚进入9月。他说：“现在我们军队的士气正旺，我们应该继续北上，乘胜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彻底切断波斯入侵希腊的路线。”

爱琴海和爱奥尼亚地区

但是，斯巴达人坚持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他们说，他们对海外没有兴趣。对于大多数斯巴达人来说，所谓本土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内地区，除此之外的地方，不管是陆地还是海洋都属于海外。

结果，前往达达尼尔海峡成了雅典海上军队单独的行动。之所以说是单独行动，是因为250艘战船中雅典船占了200艘。总之，参加米卡勒战斗的绝大多数战船在克桑提普斯的指挥下挥师北上。

北上的过程中，攻占米卡勒的连锁效应不断显现出来。希俄斯、莱斯沃斯、利姆诺斯等各岛的船队纷纷加入雅典的海上军队。一路上，雅典船队的规模越来越大。

达达尼尔海峡最窄处的西岸有西斯托城，东岸有亚比杜斯城。连接这两个城市的海面就是波斯军队入侵希腊经过的地方。国王薛西斯下令在这里用牢固的绳索将排成一列的船只连接起来，再铺上木板，搭建了两座浮桥。

当然，波斯方面部署于这两个地点的防守力量很强，特别是在西斯托。克桑提普斯命令雅典海上军队全力攻打西斯托。

防守西斯托的波斯海上军队抵抗得很顽强。因为萨拉米斯海战以后，薛西斯经过浮桥回亚细亚时留下命令：死守西斯托。

于是，克桑提普斯改变战术，放弃正面进攻，采用围困战术。他在等待当地住民起义，因为西斯托虽然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但生活在此的都是希腊人。

波斯守军担心粮食越来越少，更担心当地住民起义。在坚持了两个多月后，他们在一个深夜跳上船逃到了对岸的亚比杜斯。

敌人逃跑了，当地住民打开了城门。希腊军队切断连接浮桥的绳索，进攻西斯托的作战宣告结束。这时，已接近公元前479年12月。

希腊海上船队不顾冬季大海的变幻莫测，返回了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据说在回程中，船队一直拖着作为战利品的绳索。

取得普拉塔亚胜利后，雅典人结束了被强制疏散离开雅典的生活，纷纷回到国内。雅典重新焕发了活力。来到城门口欢迎海上军队凯旋的雅典人群中，大概有克桑提普斯的长子伯里克利，在疏散期间，他已长到16岁。

就这样，第二次希波战争的第二年也过去了。

第一年是公元前480年，希腊联军给了波斯人以“毁灭性的一击”，战场在萨拉米斯海面上。

第二年是公元前479年，希腊联军给了波斯以“致命的一击”，战场在普拉塔亚平原、米卡勒和西斯托。终于，爱琴海重新回到了希腊人的怀抱。

希腊军夺回西斯托又造生了一系列连锁效应。因为不必再担心波斯军从陆地打过来，位于希腊北部的色雷斯地区回归了希腊，位于色雷斯西侧的马其顿、马其顿以南辽阔的色萨利地区和爱琴海回归了希腊，希腊本土也回到了希腊人的怀抱。

认为希腊不过是“一把小麦”的波斯彻底输给了这“一把小麦”。

其间，波斯国王薛西斯一直停留在萨迪斯。这是波斯入侵希腊的内陆前线基地。

得知普拉塔亚战役大败和米卡勒被攻占的消息时，薛西斯就在萨迪斯。

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怒，一见家臣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大骂，也不管对方是谁。如果他发泄怒火的方式仅止于此，倒也可以理解。

但是，真正把这位40岁的波斯国王推向痛苦深渊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

这位东方君主彻底失去理智大概始于萨拉米斯海战之后，而非得知普拉塔亚和米卡勒战役结果以后。

他彻底失去了自制能力，甚至霸占了儿子的爱妻。王后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命人砍去儿媳的四肢。王室内部乱作一团。作为当事人的薛西斯不仅不想办法解决问题，反而一味沉溺于荒谬的行为，完全不计后果。

据说他得知普拉塔亚战役失败的消息后才离开萨迪斯回到苏萨。从萨迪斯岛前往苏萨要经过波斯唯一的大道——王之道。一路上，这位40岁的人格严重分裂的男人坐在御轿上会想些什么呢？

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薛西斯是波斯和希腊两军指挥官中外貌最帅气的一位。

回到苏萨后，他在波斯帝国国王的宝座上又坐了14年。在这14年间，尽管他依然叫“王中之王”，但完败于希腊一事成了他人生中永远抹不去的一道阴影。

在辽阔的帝国疆域内，叛乱此起彼伏，犹如家常便饭，让他疲于应对。其间，唯一能让他高兴的，不，准确地说，唯一可以让他内心感觉宁静的是看到建筑工程师、装饰工匠和他们设计的图纸的时候。想想这确实有些悲哀。

在薛西斯的全力支持下，苏萨和波斯波利斯变成了当时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美丽城市。这是始于父亲大流士的事业，只可惜父亲尚未完成建设就撒手人寰了。

薛西斯终究是个悲剧人物，他未能寿终正寝。54岁那年，他被一位企图篡权夺位的家臣暗杀。

薛西斯死后，这个家臣和国王长子之间发生了王位争夺战。一年后，家臣和长子都遭暗杀，这场乱斗才终于结束。

这就是从希腊回到波斯以后，失去了统治者风度的东方君主的残生。

根据多数历史学家的说法，因为希波战争的胜利，希腊人认识到了自己的才能，开始变得自信起来。对此我深表赞同。此后的希腊，尤其是雅典，迎来了鼎盛时期。

连续两次希波战争，尤其是第二次战争中的第二年，为希腊人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起了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为希腊人指明了发展方向。

波斯（东方）执着于“人海战术”，凭借将士的“数量”进犯希腊。希腊（西方）更重视调动个人能力，依靠将士的“素质”迎战强敌。

这里所谓的“素质”，不是指每个人的个体素质，而是有效调动起来的全体公民的集体素质。也就是说，领导人利用公民素质的能力。

正因如此，在双方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希腊以“一把小麦”之力战胜了庞大的波斯帝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以希波战争为契机，在希腊文明发展成为欧洲文明起源的过程中，依靠集体力量的精神在希腊人心中落地生根，这成了欧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这一想法正确的话，那么延续至今的欧洲与东方之间的差异，可以说就诞生于希波战争——准确地说是诞生于第二次希波战争的第二年。

那就是，决定输赢的是“质”而不是“量”。

第四章

希波战争以后

公元前478年，第二次希波战争结束，波斯军队被彻底赶出环绕爱琴海的希腊领土。

直到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4年开始东征，这144年间，希腊和波斯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可以称得上是“战争”的战事。

当然，这144年间希腊世界并非风平浪静，尤其是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甚至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希腊世界，那就是“乱象丛生”。因此我想，希腊世界维持和平局面的时间只是希波战争结束之后的100年。

那么，如何理解他们的和平局面呢？

难道仅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保证了100年的和平吗？

或者是各国为了维护和平局面，战后制定并实施了各种新的政策，从而保证了100年的和平？

对于同一段历史，不同时代的人看法不尽相同。后人看历史，相信都会选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很可能选择这是制定和实施了各种保障政策的结果。

历史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后人眼里，生活在当时的人所做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是枉费心机。至于比常人付出更多的领袖人物则比常人更加愚蠢，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争权夺利。

持此种观点的人用“peace”来表现长期安全的状态也许是最合适的。因为英语中的“peace”给人的感觉是，无论说与不说，和平都可以实现。而“peace”的词源——拉丁语“Pax”，给人的感觉则不同。

古罗马人用这个词创造了“Pax Romana”（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的说法。由此可见，古罗马人已经认识到“和平”是指“长期的和平局面”，他们认为和平局面是人们理性和冷静的结果。

如果你想到了这一层，就不会再认为当权者和领袖人物为保障百姓的安全而付出努力是愚蠢之举了。即使在后人眼里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也绝不是愚蠢的。

因为制定政策时预想了种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所以，尽管只有短短的100年，希腊人也充分享受到了“和平”，他们无须再担心波斯人的入侵。

如果你坚持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地位和权力，那么，请允许我用一个难听的词，这是“小人之见”。带着如此消极的态度去看待历史，除了“小人之见”，我找不出更合适的词了。

地米斯托克利因萨拉米斯海战一举成名，此后他再也没有作为最高指挥官率领希腊联军抗击过敌人，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陆地。对此，不少历史学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的确，公元前480年秋，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打败波斯海上力量以后，再也没有上过战场。也许他当选过每年一届的10位将军（指挥官）之一，只要他愿意，以他当时的声望，再次率领军队出征应该不会有人反对。

从年龄上来看，公元前479年，即希腊给波斯以致命一击的那年，地米斯托克利才45岁。

公元前479年对希腊全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雅典率领军队上战场的两位将军，陆地上是阿里斯泰德，海上是克桑提普斯。来自雅典的这两位将军和来自斯巴达的帕萨尼亚斯联手圆满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公元前479年成了“给波斯致命一击的一年”。

那么这一年，45岁的地米斯托克利做了些什么呢？难道他只是无所事事地守在雅典临时设在萨拉米斯的政府机构里吗？难道他对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吗？当然不是。

雅典向普拉塔亚战场派出了8000名重装步兵外加800名弓弩手。对于雅典来说，这已是可派出的全部兵力了。因为在陆战的同时，为了攻打米卡勒，雅典派出了200艘战船。多达200艘的三层加莱船需要4万人的兵力，包括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当然也包括舵手和桨手。因此，对于雅典来说，向陆上战场派遣8800人已是极限。

陆地战斗中，担任雅典军队指挥官的是51岁的阿里斯泰德。他在马拉松会战中有过对战波斯的作战经验，因此，就算他没有统率全军的能力，作为助手也完全可以胜任其职。马拉松会战中，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泰德曾是并肩作战的指挥官，前者一定很清楚后者的能力，所以举荐了后者。我想，萨拉米斯海战之后，以地米斯托克利的声望，如果他反对，阿里斯泰德应该没有可能担任陆上指挥官之职。

因为此时还没有人知道帕萨尼亚斯的能力。不仅他的国人斯巴达人不了解，雅典人心中对此也是个未知数。因此，雅典需要派遣有经验的指挥官指挥自己的军队，这样即便帕萨尼亚斯没有克敌制胜的韬略，雅典军队依然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无疑，阿里斯泰德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在米卡勒之战中，雅典投入了全部海上力量——200艘战船。米卡勒海角距敌人海军基地萨摩斯岛较近，攻占米卡勒可激励萨摩斯岛民反抗波斯。这样的战术除了地米斯托克利，估计没有人能想得到。

10年前的第一次希波战争以后，萨摩斯岛成了波斯海上军队的集结地。一口气横渡爱琴海，打击敌人海上军队集结地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攻占敌人的集结地本身。

只要成功拿下波斯人在爱琴海最大的海上军队基地，就可以促使爱奥尼亚地区和爱琴海群岛的居民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萨拉米斯海战以后，这些地区的希腊人仍犹豫不决，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脱离波斯的统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出乎敌人意料、效果奇佳的作战构思，我想除了地米斯托克利再无第二个人能想得出来。

而且，米卡勒之战没有止步于将波斯军赶出萨摩斯岛。

成功夺回萨摩斯岛后，斯巴达人对继续推进爱琴海上的作战失去了兴趣，他们离开希腊联盟的海上军队回到斯巴达。雅典决定仅靠自己的战斗力量继续在爱琴海北上。为了将波斯军队彻底赶出希腊，可以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这就是地米斯托克利的想法。

在爱琴海继续北上的目的是切断波斯陆上军队入侵希腊的路线。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将欧洲和亚细亚彻底分隔开来。

希腊人的具体做法是，到达达达尼尔海峡以后首先攻占位于欧洲一侧的西斯托，接着破坏连接西斯托和亚比杜斯的浮桥，切断连接浮桥的牢固绳索，使敌人无法轻易往返亚细亚与欧洲之间。

波斯是超级大国，又是一个以陆上军事强国闻名的大国。当年，波斯军队入侵希腊时走的就是陆路。而“西斯托之战”的目的就是切断他们的陆上道路。

这一作战计划的目的非常明确，这个目的达到以后，世人都明白“希腊走出了来自波斯的威胁”，即便不懂用兵韬略的普通希腊人也知道他们从此无须再担心敌人来自陆地的进犯了。

很难相信这一作战计划是克桑提普斯想出来的。一方面，他是第一次上前线，缺乏实战经验。另一方面，我不认为他有制订这种作战计划的才能以及将其付诸行动的决断力。

只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地米斯托克利才会有一个接一个的奇思妙想，因此才会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也许你会说，既然如此，他为何不亲自挂帅呢？先不说统率普拉塔亚战役的陆上军队，仅凭他在萨拉米斯的作战经验，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率领海战军队前去攻打米卡勒和西斯托。

我想，这是因为地米斯托克利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此时的他已走上了人生巅峰。

我想，这是因为他知道到达巅峰之后，前面只有下坡路了。

萨拉米斯海战胜利以后，地米斯托克利应邀访问了斯巴达。斯巴达人坚守闭关锁国的政策和一国和平主义的路线，但他们隆重迎接了这位英雄。按现在的标准，他受到了国宾级的礼遇。

平日里，斯巴达人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雅典人，但是对地米斯托克利，他们却大加赞赏。他们将月桂冠戴到这位雅典人的头上，就好像他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一般。

尽管他是雅典人，但是斯巴达老兵都十分认可他作为武将的才能，青少年更是用崇拜的眼神看着地米斯托克利。

不久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发生了这样一个插曲。

在运动场上，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时，地米斯托克利来到了观众席上。原本正在专心观看比赛的观众扭头齐刷刷地向刚走进观众席的地米斯托克利望去，运动员都被冷落了。

地米斯托克利不仅是雅典最有名的人物，而且成了整个希腊境内最负盛名的人物。

萨拉米斯海战以后，地米斯托克利没有再上过战场。如果你以为他是担心战果不佳会损害自己的荣誉，那才是“小人之见”呢。

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荣誉受损，而应该是担心自己重蹈马拉松之战后米提亚德的覆辙吧。

公元前490年，马拉松平原上发生了马拉松会战。这一次战役与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之战以及萨拉米斯海战并称为三大著名战役，是希腊联军迎击入侵的波斯军队的三大重要战役。即使过去了2500年，欧洲人对这三大战役依然耳熟能详。尤其是马拉松会战，成了近代恢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压轴赛事马拉松赛的起源。马拉松长跑应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即便是对历史漠不关心的人也都知道。

马拉松会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希腊军队仅靠1万人的兵力完胜兵力10万的波斯军队。其最大功臣是实际上的总指挥官米提亚德，是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己方的战斗力。

传递捷报的信使为了将胜利的消息尽早送到正翘首以待的祖国，从马拉松平原一路跑向了雅典。他一刻不停地跑呀跑，终于将胜利的喜讯送到了祖国。然而，信使刚说完这一喜讯就一头栽倒在地，气绝身亡。这就是马拉松长跑的起源。最初，“马拉松”还只是一个普通地名，但在马拉松之战大获全胜后，雅典人有理由对这个地名备感骄傲和欢欣鼓舞。

第一，波斯人在马拉松会战中失败后士气大落，直接选择了撤退。第一次希波战争仅此一战即告结束。

第二，希腊联军虽说是联军，实际参加战斗的只有雅典公民组成的部队。尽管雅典军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却以绝对优势打败了一直所向披靡的波斯军队。雅典公民对重装步兵有了更大的信心，重装步兵是保卫雅典的主力军。

第三，马拉松距离雅典不远，虽然雅典在这个地点取得了胜利，但是如果敌人不甘心失败，就会直逼雅典。而胜利的消息使雅典公民的担忧烟消云散，他们为此欣喜若狂。

取得胜利后，米提亚德的声望飙升。雅典公民开始觉得，只要由他指挥，战斗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60岁才享受到如此盛誉，也许米提亚德飘飘然了吧。第二年年初，在公民的要求下，他率领海上军队发动了攻打帕罗斯岛之战。

由于准备不充分，再加上米提亚德身负重伤，不到一个月，雅典军队就撤离了帕罗斯，无功而返。

米提亚德回到国内，遭到雅典公民的一致声讨。这位身负重伤的总指挥官被起诉。

当时最坏的结果是，这位“马拉松英雄”可能被判死刑。

这时，站出来为米提亚德辩护并成功使其免于死刑的正是地米斯托克利。他是马拉松会战中的指挥官之一，曾协助米提亚德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位年轻人努力争取到的结果，仅仅是将死刑改为罚款。

一年前，米提亚德还沉浸在一片赞誉声中，而此时却被判处50塔兰特的巨额罚款。他的儿子客蒙以分期赔付的代价使其避免了死刑。但是不久，米提亚德因伤势恶化不治身亡。

这一年，地米斯托克利35岁。我想，他一定从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他认识到，民众对他的期望越大，一旦不能兑现，他们的失望也会越大。

他一定也认识到，民众不会反省自己，他们只会在过高的期望未变成现实时，更强烈地感受到巨大的失望，并因此怨恨让他们备感失望的当事人。

马拉松会战结束后，米提亚德已经61岁。而萨拉米斯海战结束后，地米斯托克利只有45岁。45岁的他还有事情要做。

接下来他要做的是一件大事，只有勇于革新的地米斯托克利才会想到的一件大事。萨拉米斯海战之后，他传遍全雅典甚至全希腊的声誉将极大地有助于他实现这一计划。即使在雅典有人反对，即使不采取陶片放逐之类的强硬手段，这至少可以让反对派领袖住嘴。在萨拉米斯海战前，他曾多次采用过陶片放逐的办法。

既然地米斯托克利另有打算，萨拉米斯海战后他不再上前线也就不成为问题了吧。

制定战略战术不一定要在前方，在后方也可以完成。而且，雅典有合适的人担任指挥官奔赴前线。毕竟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只要适合，他可以起用任何人。对他来说，让曾经的反对派、自己曾经利用陶片放逐制度驱逐出雅典的阿里斯泰德和克桑提普斯分别担任陆上军队和海上军队的指挥官，做出这样的决定完全不需要再三犹豫，毕竟一年前向公民大会提议召回并重用流放国外的这两个人的也是他。

这两人在公元前479年的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分别在陆上和海上给了敌人“致命一击”。

萨拉米斯海战之后，地米斯托克利没有再上战场，我想应该归因于他有较强的自制力。“自制力”是一种能力，是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具备的能力。

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城市一体化

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强制疏散城市住民的手段不可反复使用。

公元前480年，面临波斯军队的入侵，他将雅典全体住民疏散到了希腊各地，使雅典变成一座空城。同时，他将决战的赌注放在海上，并一举取得成功。但是他认为，这种战略不能重复使用。

如果每次敌人来犯都采用这种手段的话，敌人就会制定相应的对策。而且，由于这次强制疏散的时间不长，住民很快就回到了雅典。因此他担心，如果还有下一次，无论采取多么强硬的手段也很难疏散得如此彻底。

出其不意的计策是不能反复使用的。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制订了一个大计划，一个无论什么人来犯都可以在不采取强制疏散手段的前提下保障雅典安全的计划。那么，如何实现这个计划呢？

环绕雅典城建一座既高又坚固的城墙是一个办法。但是，这个方案早早就被他放弃了。那个时代由于军事技术尚不成熟，围绕城市的攻防战几乎都采用围城战，而雅典是当时希腊人口最多的城市。

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在人口较多的雅典，无论建起多么坚固的要塞都很难守得住。

雅典在希腊城邦国家中已经跃升为海上战斗力最强的国家。如果能有效运用这支海上军队的力量，即使敌人采用围城战术，雅典应该也不会陷入被动。

此时，爱琴海已经回归希腊。这意味着雅典可以用自己的船只从海外运来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但是，雅典不靠海，距离外港比雷埃夫斯还有7.5公里。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考虑将雅典和比雷埃夫斯连成一体，在相距7.5公里的两地之间铺设一条直线道路，两侧以城墙相围。一旦此计划变成现实，那么雅典不临海的不利因素就没有了。

这是一项庞大的基础设施工程。它不是将环绕雅典的城墙重建使之更坚固，也不是用等长的城墙围绕比雷埃夫斯，而是用一条长7.5公里、宽180米的直线道路连接两地，再在道路两侧建起6米高城墙的大工程。

比雷埃夫斯地区除了历史悠久的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港以外，还有两个港口。根据地米斯托克利的设想，港口功能应集中到比雷埃夫斯港，另两个港口用来造船。因为要保持希腊最强海运国家的地位，造船能力必须保证希腊第一。

为了有更多的选择，他还考虑在雅典到法莱隆的道路上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在道路两旁建起高墙。

在萨拉米斯海战时，法莱隆是波斯海上军队的基地。法莱隆有一个缺陷，就是必须随时清理内河带来的泥沙。尽管如此，它也成了地米斯托克利的选择之一。

当然，首先要建设的是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之间的联络线。仅这条道路的建设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毫无疑问，大多数雅典公民并不理解这个计划的重要性。公民的真实想法是应该优先重建被波斯军队破坏了的城市。但是，因为这是地米斯托克利的提议，它在公民大会上还是获得了通过。

在公民大会上，他向参会公民做了说明。他说，比雷埃夫斯与首都雅典一体化之后，前者除了保有海港功能外，还要建设并完善仓库群，使商品交易成为常态，从而成为希腊世界一大贸易中心。

先见之明是一种超越常人的才能，并非人人具备。大多数人只能看到眼前的事情，想象力也只停留在触手可及的范围内。

地米斯托克利的提议一定超出了当时雅典人的想象。但是在雅典享有投票权的公民中，至少有一半人仅仅因为这是地米斯托克利的提议就投了赞成票，另一半考虑到这可能对自己有利而投了赞成票。

这另一半人包括：

一、雅典越重视海运职业对其生活越有保障的造船技师和船员。

二、只要制造出来的产品都能卖出去就心满意足的以制壶业为首的手工业者。

三、对开拓新兴市场反应敏锐的贸易商。

也就是说，他们是雅典社会中资产收入属于中下层的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的公民。

当然，地米斯托克利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不会要求全体公民都理解这个计划的种种好处。

关于与这些职业相关的优惠政策，他提出了具体方案，请公民大会进行表决。

首先，对于从事海运业的人，保证每年有20艘三层加莱船下水。

其次，对于手工业者和商人，大幅度降低税赋。

这些优惠政策的出台必然大大提高相关从业者的信心，同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些行业。

因此，这一关于公共事业的提议在往常争论不休的公民大会上出乎意料地得以顺利通过。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人反对，既然是民主政体，有人反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提出反对的依然是阿里斯泰德和他的那一派人。

阿里斯泰德属于比较有意思的一类人。他比地米斯托克利年长6岁，此时刚刚50岁出头。他是稳健派的首领，出身于名门望族阿尔克迈尼翁家族。长期以来，这个家族为雅典政界源源不断输送了不少人才。作为稳健派的首领，阿里斯泰德经常与激进派领袖地米斯托克利唱对台戏。

当然，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两人精诚合作，为保卫祖国雅典做出了贡献，因为人人都明白第二次希波战争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

如果说萨拉米斯海战的英雄是地米斯托克利的话，那么第二年发生的普拉塔亚战役中，率领雅典军队取得胜利的就得数阿里斯泰德。

然而，无论是在决定第一次希波战争结果的马拉松会战中，还是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给了波斯最后一击的普拉塔亚战役中，阿里斯泰德都是副手，不是总指挥官。他从来没有担任过全军总指挥官，没有站上过决定整个战局胜负的最关键的位置。

“决定胜负的最关键人物”是制订全军作战计划并率领军队与敌人主力展开决战的人。在马拉松，这个人是米提亚德；在萨拉米斯，这个人是地米斯托克利；在普拉塔亚，这个人是帕萨尼亚斯。不管战斗结果如何，最关键人物将承担全部责任。希腊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取得胜利的。

正因如此，人们盛赞这三人是英雄。

在这个意义上，阿里斯泰德不是英雄，他是配角，他的重要性始终不及主角。他没有机会成为主角，因此也没有机会赢得众人的赞誉。

不是说他没有能力担任主角，只能说他缺少勇气，或者说缺少魄力。就算机会出现在眼前，他也做不到一跃而起果断将其抓在手中。

对人有一定辨识能力的人一定会认为阿里斯泰德从小就少年老成。他有一个做法很奇怪。

他喜欢躲在幕后，让别人为他冲锋陷阵。

第一次和第二次希波战争之间的10年里，地米斯托克利坚持主张增强雅典的海上军事力量。对此，雅典政界的稳健派始终持反对态度。在前面与地米斯托克利唱对台戏的是克桑提普斯，阿里斯泰德只在他背后为他出谋划策。

因此，地米斯托克利利用陶片放逐来排除政敌时，36岁的克桑提普斯年纪轻轻就被赶出了雅典。直到这时，阿里斯泰德才不得不亲自上阵，两年后，他也遭到了陶片放逐。

波斯军队入侵时，两人同时被召回国内。他们协助地米斯托克利，为解救雅典于危难之中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一事实，我想已无须重复。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人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反对地米斯托克利。按现在的说法，他们是“有责任心的在野党”。只是，他们的“责任心”仅体现在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一旦威胁解除，他们又恢复了“在野党”的本性。

因此，危机过后，当地米斯托克利提出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一体化这一宏大计划时，阿里斯泰德不惜亲自登场，唱起了反调。

这绝不是因为年过五旬的阿里斯泰德突然觉醒，有了承担风险的勇气。

这种“勇气”只可能有与生俱来和后天养成两种情况。

阿里斯泰德亲自上阵，是因为没有人替他登台呐喊。

克桑提普斯曾经呐喊过。但是，克桑提普斯在率领海上军队成功拿下米卡勒和西斯托后的第二年，就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了，享年不详。他是下一代雅典政坛第一人——伯里克利的父亲，本人又有获胜战绩的荣耀，因此，如果他死在战场上，无论如何都应该会留下记录。既然没有任何记录，只能认为他是病逝的。

克桑提普斯的儿子伯里克利当时只有17岁，就算阿里斯泰德有心将他推到台前，他终究年纪太小。在古代，无论希腊还是罗马，公认男子可以独当一面的年龄是20岁以上，可以担任重要职位的年龄是30岁以上。也就是说，此时的阿里斯泰德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不得不亲自出马。

阿里斯泰德反对地米斯托克利，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个时期，雅典大多数公民对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一体化建设的理解，就是为防止波斯军队再度入侵而制订的安全保障计划。

波斯是陆上军事强国，陆上战斗力很强。如果波斯再次入侵希腊，一定会从陆路而来。关于这一点，全体公民早已有了共识。

一方面，在波斯输掉萨拉米斯海战、失去萨摩斯岛海上基地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波斯会从海上打过来。另一方面，此时的雅典已经成为希腊海上军队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因此，雅典担心的只是来自陆地的进攻。鉴于此种原因，公民大会顺利通过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提议。

但是，希腊也有陆上军事强国，那就是斯巴达。

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城墙

阿里斯泰德指出，雅典的这一做法可能会刺激到斯巴达。

他说，为共同抵抗波斯，希腊各城邦国家之间结成联盟，雅典和斯巴达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是，如果雅典启动了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一体化建设的工程，势必导致这一良好关系出现裂痕。因此，对雅典来说，这个一体化建设计划并非良策。

难道地米斯托克利没有考虑斯巴达的因素吗？

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也不能说认真考虑过。

总之，地米斯托克利在决定一件大事时不管是否有先例，他的想法是：

圆满达成一个目的本身，有利于实现其他任何目的。

后来的罗马道路网很好地证明了他的这种想法是多么正确。

不管怎样，雅典的最高决策机构公民大会通过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提案，阿里斯泰德成了少数派。于是工程破土动工。在民主政体下，雅典人没有尊重少数派意见的习惯，既然公民大会已经通过提案，少数派就要服从决议，对此没有人会提出异议。

工程开工了，雅典沸腾了。然而，就像是为了印证阿里斯泰德的担心并非多余似的，斯巴达向雅典提出了强烈抗议。

“我们不是你们的假想敌国，请立刻停止这项工程。”

斯巴达是友好国家，对于他们的抗议，雅典自然不能置之不理。

地米斯托克利决定亲自前往斯巴达做解释，他还要求阿里斯泰德随后也赶往斯巴达。

离开雅典前往斯巴达之前，他秘密召集了工程的全体负责人，给他们下达了指令。

他下令突击建造此项工程，要求无论时间多么紧张，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道路宽度必须按既定方案施工，建于道路两侧的城墙高度和厚度也必须忠实于既定方案。

也就是说，这项工程必须突击完成，而重要地方必须保质保量按计划完成。安顿好这一切后，地米斯托克利才前往斯巴达。

地米斯托克利是雅典的全权代表，迎接他的不是国王，而是5位监察官。

前面已经反复提到，在城邦国家斯巴达，决定国家大事的不是世袭的国王，而是每年在公民大会上选举产生的5位监察官。地米斯托克利代表雅典来到斯巴达后，谈判对象也是5名监察官，他们相当于斯巴达的“事务官”。

5位监察官提出，雅典的这项工程显然针对斯巴达，是把斯巴达当成了假想敌。他们要求地米斯托克利立刻停止这一工程。

对此，地米斯托克利明确回答：“我们的假想敌是波斯，绝不是斯巴达。”

地米斯托克利解释说，阿里斯泰德曾经强烈反对建设此项工程，现在连他也服从了公民大会的决议，很支持这项工程。为了向斯巴达表明态度、说明原因，随后阿里斯泰德也会来到斯巴达。地米斯托克利说：“只要你们听一听他为什么会同意建设这一工程，就一定会理解我们的做法。”他不打算直截了当地向斯巴达人解释清楚此事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地米斯托克还一本正经地假装抱怨阿里斯泰德怎么还没有到，对阿里斯泰德迟迟未到表示意外。

姗姗来迟的阿里斯泰德向斯巴达做了解释。

阿里斯泰德郑重其事地表示，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工程只是一项安全保障措施，目的是防止波斯再度入侵。不用说地米斯托克利本人，大多数公民都在公民大会上投了赞成票，因此他完全接受公民大会的决议。

5个监察官知道阿里斯泰德是正人君子，绝不会说谎。

但是，斯巴达的5个监察官是疑心很重的人。而且他们坚信，正因为他们疑心重，斯巴达国体的安全才得以确保。

阿里斯泰德的解释对于消除他们的疑虑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又开口说道：

“你们亲自去一趟雅典，亲眼看一看这项工程怎么样？我作为人质留在这里，直到你们回来。”

疑心重并不代表他们有过人的洞察力，相反，因为受疑心的干扰，很多时候他们的洞察力比常人还要差。斯巴达的这5位监察官认为，既然地米斯托克利这样说，那么就把他当作人质留在斯巴达，应该不用担心什么。于是他们留下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泰德一起去了雅典。

只是，他们不知道地米斯托克利此时已让一个随从带着密令返回了雅典。密令中说，尽可能将5个斯巴达人留在雅典市内，实在留不住，再带他们去工程现场。

就这样，监察官们去了雅典，地米斯托克利作为人质留在了斯巴达。在斯巴达逗留期间，他过得很舒心。他可以自由外出，因此他还观看了著名的斯巴达重装步兵的训练。

看到地米斯托克利，士兵们欣喜万分。他是萨拉米斯海战的英雄，老兵带着敬意欢迎他。至于年轻的士兵，就好像见到摇滚明星的粉丝一样把他团团围了起来。

世上第一难吃的汤，里面有猪肉块还有猪血，黑乎乎的，很浑浊，这是斯巴达质朴和刚健的象征，想必地米斯托克利和士兵们一起喝下了这种汤吧。他的目的只是消磨时间，强忍着把汤喝下去也是值得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5个监察官终于回来了。他们怒不可遏。原来，到雅典后，他们莫名其妙地被困了好几天，后来终于去了工程现场，却发现工程已接近尾声。他们知道自己上了当，回国后能平心静气才不正常呢。于是，他们一回国就把这份怒气发泄到了地米斯托克利身上。

事已至此，还能怎样？这时，地米斯托克利也撕下了假面具。他要求召集全体斯巴达公民，也就是全体重装步兵，发表讲话。他当着5个监察官的面，当着国王的面，向全体重装步兵做了演说。

建设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城塞通道，源自萨拉米斯海战前夜雅典实施强制疏散的教训。我们决定建设这项工程，只是为了不再出现类似情况，为了保障雅典安全。

雅典安全有了保障，不仅有益于雅典一个国家，它与整个希腊的安全保障也密不可分。经历希波战争之后，我们希腊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

也就是说，这项工程在保障雅典安全的同时，也可以保护雅典的同盟者——全体希腊城邦国家。

我们雅典发誓，即使将来与希腊其他城邦国家之间出现矛盾，也会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的方式和平解决矛盾。

另外，为了保障自己国家的安全，我们欢迎其他城邦国家学习雅典。大家可以模仿雅典，可以向我们取经，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要接受雅典的做法即可。究竟怎么做，各城邦国家可以自己决定。

如此这般，地米斯托克利理直气壮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两国之间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结果自然是双方相安无事。斯巴达人最后认可雅典的做法并无不当，是因为他们不想和雅典撕破脸皮，至少现在不想，毕竟雅典已是强悍的军事大国之一。

地米斯托克利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雅典。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工程也接近尾声。

也许你会说，既然要发表演说，为什么一开始不这样做呢？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并没有那么单纯。

人的本性，包括斯巴达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人们对于任何尚未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都要说三道四，不愿耐下心来听对方解释。

但在既成事实面前，即使内心依然不愿承认，但只要有人耐心解释，人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我想，地米斯托克利大概一开始就已经打定主意，等到他们看到工程已近尾声再做解释，以此来取得他们的谅解吧。

他的目的当然是完成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建设。如果在不损害斯巴达人感情的前提下达成此目的，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罗马是首都，奥斯提亚是它的外港。罗马与奥斯提亚之间有台伯河相连，但是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之间没有河流。

罗马与奥斯提亚相距22公里，但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相距只有7.5公里。

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建设不仅有长远意义，而且有现实需求。如果把罗马和奥斯提亚比作两个不同的人，那么可以说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是同一个人，雅典是这个人的上半身，比雷埃夫斯是这个人的下半身。

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建设这一庞大工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地米斯托克利创作的唯一一件“作品”。

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由于他的“作品”是突击施工而成，所以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没有充足的时间对材料精挑细选，因此石材规格不统一，有时甚至用墓碑来充数，工程质量不尽完美。

但最重要的是，这项工程的建设完全遵循了既定方案。

与罗马人不同，希腊人并不太重视社会资本。因此对他们来说，建造这项基础设施工程已是难得之举。继地米斯托克利之后成为雅典领袖的伯里克利对此工程进行了重大改造。经过这次改造，这项基础设施才达到了真正的完美。

这项大工程很快传遍整个雅典，甚至一提到“城墙”，人们就知道所指为何。这项工程的建成正像地米斯托克利说过的那样，使雅典成了希腊的一大通商中心。

在海上作战、运输和贸易等方面，雅典彻底赶超了曾经走在希腊最前面的科林斯和埃伊纳。

后来，在雅典国内政治陷入低迷的时代，这里依然保持了爱琴海一大通商中心的地位。不仅如此，它应该还是东地中海地区的一大通商中心。

雅典不再是通商中心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建成以后。亚历山大港由马其顿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所建，那时距地米斯托克利时代已过去了150年。

所以说，地米斯托克利不只是“萨拉米斯英雄”。

年轻的斯巴达将军

同一时期，“普拉塔亚英雄”又在做些什么呢？

第二次希波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79年，帕萨尼亚斯只有34岁。这一年，他率领希腊城邦国家联军在普拉塔亚平原将波斯帝国引以为傲的陆战主力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帕萨尼亚斯年纪轻轻就立下如此功绩，想必他一定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吧。

在德尔斐拜祭阿波罗神庙时，他敬献了一块铜板，上刻“帕萨尼亚斯，希腊联军总指挥官。为感谢神助我消灭波斯军队，特献立此铜牌”。为此，他惹来了5个监察官的猜忌。

斯巴达是一个极度讨厌个人主义的国家，只知道一味遵守吕库古的“宪法”而不知变通。即便是国王，只要他有个人主义倾向，一样会被猜忌。不仅如此，斯巴达对国王的约束更加严格，因为吕库古的“法”就是通过牵制权力来保证国内稳定的。

既然斯巴达是这样一个城邦国家，那么5名监察官坚信自己的使命是监督每一个斯巴达人严守法纪，也就无可厚非了。

5名监察官一知道帕萨尼亚斯在德尔斐的所为，立刻从斯巴达赶到德尔斐，要求帕萨尼亚斯取回已经献立的铜牌，修改上面的内容。

他们要求从“帕萨尼亚斯，希腊联军总指挥官”中删去“帕萨尼亚斯”5个字。

他们没有给予帕萨尼亚斯任何处分，但是，这位年轻有为的斯巴达指挥官因此上了监察官的黑名单。

的确，帕萨尼亚斯可能缺少谦虚的美德。但是，谦虚的美德与超常的天才这两者原本就很难兼而有之，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这一点上，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更像希腊人。

普拉塔亚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斯巴达部下逼帕萨尼亚斯下令砍下敌将马多尼乌斯的脑袋，就像波斯国王在温泉关对列奥尼达所做的那样。他们希望将马多尼乌斯的脑袋挂上矛尖在全军士兵面前示众。但是，这位34岁的指挥官一口拒绝。

“这是野蛮人的行为，不是我们希腊人应该模仿的事情。”

在献给德尔斐阿波罗神的铜牌上，他刻的是“帕萨尼亚斯，希腊联军总指挥官”，而不是“帕萨尼亚斯，斯巴达军队指挥官”。

有一个现代研究者评价帕萨尼亚斯说，他不是典型的斯巴达人。

如果他完全不像斯巴达人，也许他会有别样的人生选择。他的不幸在于他只是50%不像斯巴达人，还有50%仍是斯巴达人。

我想，普拉塔亚战役之后，5个监察官的真实想法大概是让帕萨尼亚斯立即回国，在国内将他软禁起来吧。

但是在这个时期，斯巴达完全找不出可以领军打仗的人，因为有资格率领斯巴达军队的人必须是现任国王，或仅次于国王地位的人，也就是像帕萨尼亚斯这样的人。他是前国王的儿子，又是尚未成年的下一任国王的监护人。在希波战争的余波尚未彻底消散的这一时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在普拉塔亚战役中，帕萨尼亚斯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刚过35岁。在其他城邦国家，谁也不会认为帕萨尼亚斯继续担任总指挥官率领军队上前线，是破坏宪法的行为吧。

但是，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斯巴达一直是吕库古“宪法”的忠实执行者。在斯巴达，作为个人，可以接受赞誉的只有列奥尼达，因为列奥尼达在温泉关战役中壮烈牺牲。也许在斯巴达人的心目中，“死了的英雄”无害，而“活着的英雄”难免会带来危害吧。

虽然不能说是“小人闲居为不善”，但此时的5个监察官为了帕萨尼亚斯，为了斯巴达，也为了全希腊，的确要为“不善”了。

帕萨尼亚斯刚从普拉塔亚凯旋就被革去了斯巴达陆上军队指挥官的职务。

现任国王列奥提吉达斯取而代之，担任了这一职务。他是帕萨尼亚斯为战胜波斯军队而殚精竭虑制定战术的同一时期，与雅典的克桑提普斯合力将波斯海上军队赶出萨摩斯岛的总司令官。

成功夺回萨摩斯岛以后，雅典军队继续北上攻打达达尼尔海峡要塞西斯托。列奥提吉达斯认为爱琴海与斯巴达没有关系，于是带着斯巴达士兵离开希腊联合海军回到了斯巴达。

在5个监察官看来，也许此人才是符合斯巴达国家利益的人选。他们大概认为，他一定会是忠实执行斯巴达安全保障政策的司令官，绝不会允许敌人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

列奥提吉达斯取代帕萨尼亚斯担任了斯巴达陆上军队指挥官的职务。5个监察官随即将他派往希腊中部色萨利地区。因为普拉塔亚战役的前一年，色萨利地区是马多尼乌斯率领下的波斯陆上军队的冬季营地。

然而，斯巴达于公元前478年派出的镇压色萨利的部队无功而返。

这并不奇怪。波斯大军入侵时，位于希腊中部的色萨利地区被迫归顺了波斯，成为波斯军队的冬季营地。当波斯军队在普拉塔亚彻底战败以后，色萨利自然重新回到了希腊阵营，因此斯巴达派兵前去镇压纯属多此一举。事实上，雅典就没有派兵前往色萨利的想法。

公元前478年，5个监察官革去了帕萨尼亚斯的职务，但没有软禁他。他们虽然可以让帕萨尼亚斯删除献给阿波罗神的铜牌上的名字，却不能剥夺他“普拉塔亚英雄”的称号。

因此，刚刚卸下陆上军队指挥官一职的帕萨尼亚斯又被任命为海上军队指挥官。

接下来，这位35岁的斯巴达年轻指挥官在海上取得的战果又一次大大出乎监察官们的预料。

萨摩斯岛夺回了，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的西斯托也已收回了。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爱奥尼亚地区和靠近这一地区的岛屿都回归了希腊。希腊人普遍认为波斯军队已被彻底赶出爱琴海。因此，公元前478年，他们似乎无须再向爱琴海派遣大规模作战力量，也许他们认为保证已回归希腊的这些地区现有的安全就已足够。

当然，希腊各国似乎还没有考虑就此解散为对抗波斯而组建的希腊城邦国家联军，它们甚至还向刚就任联合海军总指挥官的帕萨尼亚斯提供了近百艘三层加莱船。

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提供了20艘战船，雅典提供了30艘。余下的船只来自爱奥尼亚地区各城邦国家和莱斯沃斯岛、希俄斯岛、萨摩斯岛、罗德岛等岛屿，这些地区刚刚摆脱波斯统治回归希腊。

帕萨尼亚斯掌握着近百艘战船，任务却只是在海上巡逻，没有明确的攻击目标。也许因为波斯军队已经彻底离开爱琴海了吧。

但是，这位35岁的年轻将领并没有将这个闲职当成闲职来做。

帕萨尼亚斯率领百艘战船离开爱琴海，进入东地中海，突然接近了塞浦路斯岛。

接近塞浦路斯岛并非完全师出无名。该岛距离地中海东岸较近，虽然是波斯的领地，当地住民却是希腊人。因此，把希腊人从波斯统治之下解救出来的理由是成立的。

在地中海各岛屿中，塞浦路斯岛是排在西西里岛、撒丁岛和克里特岛之后的一个大岛。帕萨尼亚斯率领船队绕岛一圈后，方知仅靠百来艘船的战斗力拿下此岛难度很大。

同时，该岛距离腓尼基较近，一旦发生战斗，波斯方面不可能坐视不管。而且两年前腓尼基人在萨拉米斯遭到毁灭性打击后，其心中一定余怒未消。帕萨尼亚斯知道自己已过于深入敌方区域，于是决定离开。

帕萨尼亚斯选择撤离塞浦路斯，另找一个进攻目标。士兵上船后，他指挥百艘战船回到爱琴海，在爱琴海继续北上，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横渡马尔马拉海，直抵拜占庭。一到拜占庭，他就下令发起进攻。

拜占庭在当时的希腊语里叫“Βυζáντιον”，到了罗马时代后期改叫“君士坦丁堡”。公元15世纪，被土耳其征服后，它又改名“伊斯坦布尔”。

拜占庭帝国时代的这座城市不过是希腊世界边境的一个小城，既不受希腊人的重视，也没有引起波斯人的关注。

决定攻打这座城市只能证明帕萨尼亚斯不是典型的斯巴达人。那个时代没有人关注这个地方，甚至连雅典人都没有注意到此地。

但是仔细想想，帕萨尼亚斯攻打这个“盲区”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要彻底切断波斯的入侵之路，仅控制达达尼尔海峡要冲西斯托远远不够。只有将位于其东北的拜占庭（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也掌握到自己手中才能彻底放心。

攻打拜占庭

那么，连地米斯托克利都没有注意到的小地方拜占庭，帕萨尼亚斯又是怎么注意到的呢？

普拉塔亚战役结束后，排在波斯阵形最后面的萨迪斯总督阿尔塔巴兹和他带领的4万名士兵几乎不损一兵一卒就逃离了战场。帕萨尼亚斯没有乘胜追击，但他也许注意到了他们的逃跑路线。

阿尔塔巴兹和他的4万名士兵落败而逃。他们逃跑的过程并不顺畅。原定的路线是横渡达达尼尔海峡回到亚细亚，但是当地希腊人得知普拉塔亚战役结果后，纷纷揭竿而起反抗波斯，阻断了这位总督和他的4万名波斯士兵返回亚细亚的路线。

阿尔塔巴兹是一位很务实的总督，波斯军队战败后，他希望尽可能避免与希腊军队再次交战。因此，他放弃了横跨色雷斯地区的这条近道，选择绕道而行。他率领4万名士兵沿山脚绕过一个大弯到达拜占庭，然后从拜占庭回到亚细亚。出征时至少有12万名士兵的波斯军队，顺利回到祖国的只有这4万人。他们逃回国未经过西斯托的浮桥，而是绕道遥远的拜占庭。

因此，要从根本上彻底消除亚细亚入侵欧洲的威胁，就有必要控制从拜占庭到西斯托的所有地方。

前一年秋天，雅典人克桑提普斯已经夺回达达尼尔海峡的要地西斯托。时隔一年，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让拜占庭也回到了希腊的怀抱。

当然，攻取拜占庭并没有那么容易。与西斯托一样，波斯人深知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在此留下了守军。因此，帕萨尼亚斯必须首先打败波斯守军，当地住民发动起义反抗波斯则是之后的事情。

夺取西斯托跨了两个年份，彻底攻下拜占庭也是在公元前477年以后了。

斯巴达人不是海洋民族，因此对斯巴达人来说，凭借海上力量取得胜利，这是第一次。

希腊城邦国家为共同抵抗波斯入侵而结成联盟后，根据最初的约定，陆军和海军的总指挥官都由斯巴达人担任。

无论是亚德米西林还是萨拉米斯，抑或是米卡勒，尽管参战的主力军来自雅典，但是全军的总指挥官都是斯巴达国王。

当然，他们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熟悉大海，因此无论制定战术还是确立事实上的总指挥官，他们都交给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和克桑提普斯来负责。

与以往不同，无论名义上还是实质上，拜占庭之战的总指挥都是斯巴达人。这一战是在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的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斯巴达为此举国沸腾。但是，欢欣鼓舞的只是士兵，5名监察官并没有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

与雅典一样，斯巴达也是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城邦国家。不同的是，雅典士兵是“兼职”的，而斯巴达士兵是“专职”的。以专职士兵自居的人，更容易为胜利而欢欣鼓舞。

5个监察官以吕库古“宪法”的执行官自居。因此，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们很难为帕萨尼亚斯的胜利表现出由衷的高兴。

首先，帕萨尼亚斯的行动严重违背了吕库古的“宪法”，即以保卫斯巴达本国为首要任务。

其次，帕萨尼亚斯的行动严重违反了迄今为止的斯巴达国策，即斯巴达的管辖范围仅限于伯罗奔尼撒半岛。

很早以前，伯罗奔尼撒同盟就在斯巴达的倡议下成立，但是这个同盟从未将目光投向过爱琴海。

5个监察官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成功攻取拜占庭的帕萨尼亚斯。因为在斯巴达国内，帕萨尼亚斯深受士兵爱戴，支持率直线上升。

雅典得知斯巴达的这一情况后决定好好加以利用。

达达尼尔海峡将欧洲和亚细亚一分为二。为切断波斯军队的入侵路线，控制达达尼尔海峡极其重要。要控制达达尼尔海峡，没有什么比破坏连接西斯托和对岸的浮桥更重要的了。雅典军切断了波斯的入侵路线，促使色雷斯地区顺利回归了希腊。广阔的色雷斯地区位于达达尼尔海峡西侧。由于切断了波斯的入侵路线，当地住民得以从波斯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一直以来，雅典人热衷于殖民色雷斯地区。该地区矿产资源丰富，雅典人的大部分海外资产集中于此。

希波战争的胜利使色雷斯重归雅典。雅典控制了西斯托，所以保证了色雷斯的安全。

但是，斯巴达人攻占拜占庭使雅典人又有了新的想法。在希腊民族中，雅典人的经济头脑超乎想象的发达。对此，斯巴达监察官甚至觉得很不可理喻。

对雅典人来说，占有拜占庭意味着新的机会——开拓黑海沿岸这一新兴市场。拜占庭位于通往黑海的入口处，掌握这个地方不仅可以彻底切断波斯军队入侵的路线，出入黑海沿岸还可以带来经济上的收益。

无论从战略角度上看还是从经济角度上看，这片海域无疑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此刻，拜占庭在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的手中。雅典人想掌握从西斯托到拜占庭，即从爱琴海到黑海的所有地方，首先必须将帕萨尼亚斯赶出拜占庭。那么，如何才能赶走帕萨尼亚斯呢？

雅典收集了有关帕萨尼亚斯的信息，整理成材料后送到了斯巴达反帕萨尼亚斯的监察官手中。他们相信这些材料足以赶走帕萨尼亚斯。

斯巴达5个监察官不太相信雅典政界大人物地米斯托克利，他们承认他是优秀的指挥官，但他们更清楚地米斯托克利的支持者多为雅典庶民。他们害怕地米斯托克利会给斯巴达下层百姓带来不良影响。因为在斯巴达，作为下层百姓的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没有公民权。

少数人统治（寡头政治）体制下的斯巴达人比较相信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敌阿里斯泰德。他们认为，与激进派领袖地米斯托克利相比，稳健派领袖阿里斯泰德更值得信赖，后者出身于雅典首屈一指的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

就这样，雅典的稳健派开始收集有关帕萨尼亚斯的材料，将其送到了斯巴达监察官的手中。他们没有采用密告的方式，而是受斯巴达掌权者的委托收集相关材料。当然，他们收集到的所谓的材料不过是道听途说，是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他们提供的材料中说，这位刚满36岁的斯巴达年轻将军企图凭借波斯的力量征服希腊。

他们提供的材料中说，这个年轻人向波斯国王提亲，要与波斯国王的一个女儿结婚。

他们提供的材料中说，他向波斯国王表示，波斯征服希腊之后他愿意做国王的第一心腹。

他们提供的材料中说，他在拜占庭深受波斯风俗熏染，出门必带由波斯俘虏组成的卫队。

他们提供的材料中说，他没有杀死拜占庭攻取战中的俘虏。这点可以不追究，但是他独断专行，对参加拜占庭攻取战的雅典和其他城邦国家的人态度蛮横。

掌握这些材料后，监察官决定马上召回帕萨尼亚斯，等他一回国立即进行审判。

斯巴达监察官坚信“法”可以挽救权力拥有者的不自律行为。他们手握审判大权，对于滥用职权者，即使是国王也绝不姑息。

在斯巴达，5个监察官同时又是检察官，做出判决的是“长老会议”。长老会议由60岁以上已经退役的28人外加两个国王共30人组成。

36岁的帕萨尼亚斯被召回国后接受了长老会议的判决。结果如下：

对待同盟国盟友态度蛮横、独断专行，判处此项罪名成立，予以警告。关于其他诉讼，因证据不足判处无罪。

于是监察官又提了一个要求：帕萨尼亚斯从此不得领军作战。对此长老会议表示同意，5个监察官的目的也算达到了。

从此帕萨尼亚斯成了一个普通人。他在斯巴达又逗留了一段时间，不少王室成员好像很同情他的处境，甚至有一人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他生儿育女。

但是监察官对他依然心存戒心，不依不饶。也许他厌烦了这种感觉，于是选择离开祖国。他将列奥尼达的遗子、尚未成年的国王托付给弟弟，随后带着妻儿和愿意追随他的几个人坐上三层加莱船，移居到爱奥尼亚地区最东北的海边城市克罗奈伊。

克罗奈伊以北30公里处有一个特洛伊古战场。按照帕萨尼亚斯的性格，他一定对《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怀有一种亲切感。或许这也是他选择在此处安家的理由。

不管怎样，已经变成普通人的“普拉塔亚英雄”从此开始了平静的人生第二阶段的生活。

我把斯巴达5名监察官看成闲居不善的“小人”是有原因的。他们没有远见卓识，却偏偏掌握着斯巴达的国家政权。这样的权力机构除了斯巴达，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

对帕萨尼亚斯做出判决以后，5个监察官派遣多吉斯取代帕萨尼亚斯管理拜占庭。

雅典不可能坐等多吉斯来到拜占庭，他们早已抢先一步将客蒙送到了拜占庭，当时他就在相距不远的西斯托。客蒙是“马拉松英雄”米提亚德的儿子，时年38岁。与父亲一样，他很有战略天赋，是阿里斯泰德为对付地米斯托克利而培养的一名年轻将领。

多吉斯晚于客蒙到达拜占庭。他不仅到得晚，还是个无能之辈。别说掌控拜占庭，他甚至和留守此地的斯巴达士兵一起被客蒙赶出了拜占庭。

斯巴达人遇到突发变故时，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他们不会努力扭转局面，总是选择退避三舍。

帕萨尼亚斯案件给斯巴达带来了两个后果：

第一，从爱琴海到黑海的所有要地都掌握在斯巴达的竞争对手雅典手中。

第二，生活在爱琴海周边地区的希腊人认为斯巴达是靠不住的。

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想法不难理解。

希波战争始于爱奥尼亚地区的城邦国家米利都，因米利都反抗波斯统治而引发。

当时，米利都请求雅典和斯巴达提供援助。斯巴达一口回绝，理由是他们对爱琴海没有兴趣。雅典没有拒绝，却也只是象征性地派遣了20艘三层加莱船。

为此，不仅米利都对希腊本土的两大强国深感失望，小亚细亚西岸辽阔的爱奥尼亚地区和相距不远的海上诸岛也纷纷接受了波斯的统治。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很多希腊地区的人站在波斯阵营参加了海上和陆上的作战，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路可选。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萨拉米斯海战”、“普拉塔亚战役”和“米卡勒之战”。

自此，波斯军队从爱琴海上彻底消失了。

爱奥尼亚地区和爱琴海岛屿从波斯的统治下解放了。

形势变化至此，斯巴达竟然还说跟他们没有关系。

不管怎样，希腊各地区的人再也不愿意重回波斯的统治之下。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唯雅典马首是瞻。而此时的雅典已是一个拥有200艘战船的海上军事大国，再也不是只有20艘战船的国家了。

斯巴达的5个监察官成了“提洛同盟”的接生婆。

提洛同盟

“提洛同盟”不仅在希腊史上有名，甚至在西方史上都很有名。命名为“提洛同盟”是因为同盟的本部设在提洛岛上，那是一个因阿波罗神而闻名地中海的岛屿。

就这样，以雅典为核心的提洛同盟诞生了，它与存在已久的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并驾齐驱。

两个同盟的目的都是几个国家相互合作开展集体防守。但是，现代学者一致认为，成立提洛同盟不是雅典提出来的，但这“正中雅典下怀”。

第一，因为成立提洛同盟不是雅典提出来的，而且又是斯巴达离开后成立的，因此斯巴达没有理由表示反对。

另外，组建提洛同盟的目的是集体保护爱琴海域的安全，而成立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目的是保障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安全，两者没有利害冲突。

第二，雅典为保障自身安全，完成了首都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工程建设。对雅典来说，影响遍及爱琴海全域的提洛同盟是一体化工程的延伸，成立这个同盟是一件大好事。

第三，雅典在建造船只和保有船只方面的能力强于其他同盟国10倍以上。因此，雅典担任盟主顺理成章。

这就是雅典人，一旦机会来临，就毫不犹豫地一把抓住。

为了讨论与同盟相关的事宜，会议在爱琴海南部海域上的提洛岛召开。这片海域是多岛之海，刚过一个岛，下一个岛就会映入你的眼帘。按照希腊的惯例，关于政治的重要决策都在冬季讨论制定。在这个季节出海很难保证绝对安全，但是来到提洛岛的城邦国家代表之多，充分表明成立同盟乃众望所归之事。

52岁的阿里斯泰德作为雅典首席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是地米斯托克利的观点。

“即使为达目的，也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是阿里斯泰德的观点。

两种观点反映了希腊的战时领袖和和平时期领袖之间的不同。在和平时期讨论同盟事宜，也许和平时期的领袖更加合适。

地米斯托克利总是不按常理出牌。因此在他面前，人们容易感到紧张。而公认的正义之士阿里斯泰德则可以让人放松情绪。因为他好像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

阿里斯泰德似乎很擅长协调工作，各国代表很快达成一致意见，提洛同盟成立了。

包括“微型”城邦国家在内，参加同盟的城邦国家达三百多个。当然，将一年到头纷争不休的希腊人统一起来的确并非易事。毕竟希腊人为了短暂的休战，甚至需要4年一度在奥林匹亚举行运动会。

提洛同盟成立以后维持了半个多世纪。之所以能存续这么久，有如下几个理由：

第一，希腊人真切地意识到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大国波斯的威胁，只能有赖于集体防守。就算邻国之间有可能关系交恶，对波斯的警惕是共有的。

第二，加入同盟的城邦国家不论大小都要缴纳成员费。金额设有下限，不设上限。各城邦国家根据各自的国力、各自的情况缴纳。

在三层加莱船时代，一艘大型帆船包括操纵船只的船员、起到船只马达作用的桨手在内，船上至少需要200人。

如果雅典派出200艘船，就需要派遣4万名雅典公民。提洛同盟中，埃伊纳岛、莱斯沃斯岛和希俄斯岛的海上军事力量较强，却也只相当于雅典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这是提供船只的数量。此外，根据国力的强弱，各国每年向同盟缴纳的成员费有所不同。有些小城邦国家甚至无力提供一艘三层加莱船。这样的城邦国家只需要每年缴纳一次成员费即可。

由于交纳了成员费，一旦自己的国家受到进攻，可以期待其他国家前来救援。这就是集体防守的好处。

提洛同盟之所以能存续这么久，第三个原因是形式上很民主，而实际运作中又是非民主的。提洛同盟“正中雅典下怀”，他们从同盟成立之初就彻底掌握了同盟的主导权。

哪些城邦国家有义务提供船只，提供多少；哪些城邦国家要缴纳成员费，缴纳多少等，这一切都在雅典的主导下决定。

提洛同盟的主要城邦国家

各国缴纳的成员费保管在提洛岛上的阿波罗神庙内，但是从经费的使用到其他一切事务都由雅典政府的官员负责。当然，与其他城邦国家相比，雅典的组织体系要完善得多也是原因之一。

这种看似非民主的运作方式在明确责任方面非常有效。在战场上，指挥体系必须职责明确，和平时期要让组织机构正常发挥作用，其领导体系同样必须职责明确。

成立于公元前477年的提洛同盟在30年后，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迎来了鼎盛期。这个时期，参加同盟的各国实力进一步增加。爱琴海上甚至看不到一艘波斯战船了。

提洛同盟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有助于军事上的集体防守，还在于爱琴海沿岸希腊境内形成了一大经济圈。

销声匿迹的不只是波斯战船，连海盗也不见了踪影。

当然，彻底消除波斯的影响指的是波斯军事力量的影响，并不针对所有波斯人。爱奥尼亚地区的繁荣离不开希腊与波斯帝国之间的贸易。波斯帝国的百姓，包括波斯人、腓尼基人和埃及人，似乎都不在意提洛同盟针对的是波斯，也不反感与希腊人保持贸易关系，虽然这些希腊人大多是提洛同盟成员国的人。

提洛同盟在之后的存续期间或多或少发生过改变，在改变中又维持了很久。究其原因，我想就是上述诸多缘由吧。

如果说提洛同盟只是“正中雅典下怀”，不免过于强调运气。事实上，机会这种东西，只会留给善于利用的人。

英雄的余生

公元前471年，地米斯托克利遭陶片放逐，流亡到了国外。

这是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的第9年。

是普拉塔亚战役之后的第8年。

是雅典与比雷埃夫斯实现一体化之后的第7年。

也是提洛同盟成立后的第6年。

我们只能认为，至少在提洛同盟成立后的6年间，雅典与斯巴达从未停止过合谋。

“合谋”一词是后来才有的，希罗多德撰写的《历史》和以后修昔底德所著的《战争史》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个词。但是仔细阅读他们描述的各部分细节，人们很容易想到“合谋”这个词。

为了将地米斯托克利和帕萨尼亚斯彻底赶下台，合谋的一方是斯巴达的5个监察官，另一方是雅典的阿里斯泰德和他那一派人。

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能够如此轻易地将地米斯托克利和帕萨尼亚斯赶下台呢？

在当事人强大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很难把他拉下台。

因为这个时候，危机已经远离希腊全境。

也许你会说，危机离去不正是那两个人的功劳吗？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此一时彼一时”。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只记得住别人的坏而记不住别人的好。容易忘记别人的好是人类的特性之一，于是有人展现出了人性中的这一特点。

这6年间，雅典一帆风顺。

来自波斯的威胁解除了。

比雷埃夫斯与雅典一体化以后，一跃成为爱琴海最大的港口。另外两个港口的造船所周边渐渐集中了从事造船相关工作的技师和匠人。

地米斯托克利提议雅典每年新建20艘三层加莱船下水，公民大会予以通过。于是，与造船业相关的人群有了长期稳定的工作。提洛同盟成立以后，雅典又开始接受其他中小同盟国的订单，因为这些中小城邦国家没有造船能力。

既然提洛同盟以雅典为主导，那么由雅典人担任同盟海上军队总指挥官一事自然无人反对。于是，不到40岁的客蒙年纪轻轻就连任了这个职位。

客蒙是“马拉松英雄”米提亚德的儿子。他很像他父亲，有非常敏锐的战略天赋。在这位年轻将领的指挥下，爱琴海作为“希腊人之海”越来越安全，大多数雅典公民甚至认为，只要交给客蒙就可以高枕无忧。

客蒙之所以深受雅典人的爱戴，不仅因为他是“马拉松英雄”的后代。萨拉米斯海战中，根据地米斯托克利的要求，客蒙担任了其中一艘战船的指挥员。当时这位年仅31岁的年轻人表现出势不可当的英勇气概，不禁让人联想起那位被处以巨额罚款、最终不治身亡的“马拉松英雄”。人们惊叹，他原来是米提亚德的儿子。

当时客蒙并未引起阿里斯泰德的注意，因为此时年长客蒙10岁的克桑提普斯尚在，完全可以与地米斯托克利较量。

然而第二年，克桑提普斯在米卡勒和西斯托两场战役中大显身手以后，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不清楚真实的原因，只能推测他因病去世。阿里斯泰德注意到客蒙正是在此之后。

为了实现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建设，雅典开始建造带有城墙的道路。斯巴达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为说明建造此工程的目的，阿里斯泰德继地米斯托克利之后去了斯巴达，客蒙随行前往。正是在这个时候，阿里斯泰德决定培养客蒙，让他成为自己抗衡地米斯托克利的帮手。

因为父亲被判50塔兰特的罚款，年轻的客蒙负担很重。尽管已经支付了一部分，但那仅仅是一小部分，距离还清还差很多。

当时，雅典有一个大富翁叫卡里乌斯。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是阿里斯泰德给客蒙和卡里乌斯牵的线。但是阿里斯泰德领导的雅典政界的稳健派毕竟与地米斯托克利领导的激进派不同，它是集中了富裕阶层人士的一个圈子。

卡里乌斯是这一富裕阶层的一员，他提出如果客蒙同意将妹妹嫁给自己，他愿意替客蒙交清罚款。

客蒙长得很魁梧，可以想象他妹妹很可能是个米洛斯的维纳斯式的美女。不管怎样，客蒙肩上的重担因此卸下去了。

其次是客蒙自己的婚姻。这一次，是阿里斯泰德主动提出的。

嫁给他的是出身名门望族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女孩儿，还是统帅麦加克勒斯的孙女。在这个闻名全希腊的名门中，她绝对是血统纯正的直系后代。也许你会认为在民主政体国家，这样做会不会不利于他的发展。但是，普通百姓总是向往“高贵的血统”。

把客蒙拉进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后，阿里斯泰德总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客蒙成了他抗衡地米斯托克利的有力帮手。

但是，客蒙不是一个满足于做豪门女婿的人。

此时，像萨拉米斯海战、普拉塔亚战役这样关乎生死存亡的战斗已不存在。但是，提洛同盟有存在的必要性，这是为保障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各城邦国家的安全而建立的集体防守体系。如果止步于制定制度而懈怠于管理，那么很难指望这个同盟会长久发挥有效作用。

维持提洛同盟，有低调的做法，也有高调的做法。

客蒙很有战略天赋，但行事一向高调。为了得到金矿而攻占萨索斯岛后，客蒙得到了据称是雅典建国始祖忒修斯的遗骨。不管真假，他把遗骨当作真迹带回雅典，让雅典公民为之疯狂。这就是客蒙。

客蒙是战略天才，却不是谋士。阿里斯泰德与斯巴达的5个监察官关系很好，却从不表现出来，而客蒙公开与斯巴达交好。他为儿子取名“Lakedaimonias”，意思是“斯巴达之子”，完全不掩饰自己对斯巴达的好感。因此，雅典公民认为他是一个坦诚的人。

就这样，客蒙不仅成了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一员，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回到国内后他的声望日益高涨。与此相反，地米斯托克利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同39岁的客蒙相比，地米斯托克利已经53岁了。

公元前471年，在决定陶片放逐的公民大会上，正是客蒙强烈要求放逐地米斯托克利。

以修昔底德为首的同时代史学家没有一个人明确记载陶片放逐地米斯托克利的理由。

尽管如此，流放国外长达10年，一定有一个能让人接受的理由，只是究竟是什么理由，至今尚不清楚。

也许正如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暗示的那样，萨拉米斯海战之后，参战的各指挥官瓜分了波斯国王遗弃的财宝。10年后旧事被重提。当然，没有证据证明地米斯托克利被放逐是因为此事。

现代学者从卫城山上发掘的陶片中找出所有刻有“尼奥克勒斯之子地米斯托克利”的陶片，进行了仔细比对，结果发现大多出自一人之手，因为刻在上面的字不仅字形相同，甚至出错的位置都一样。

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有关阿里斯泰德的章节中有这样的描述：雅典公民并非人人识字，其中也有文盲。所以，不排除有人事先将“尼奥克勒斯之子地米斯托克利”的字样刻在陶片上，然后交到既不会刻字也不认字的公民手中，让他们投进投票箱的可能性。当然，上面刻了谁的名字他们自然不会如实相告。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雅典人就不仅仅是民主政体的发明者，同时也是弄虚作假的始作俑者。

不管怎样，“萨拉米斯英雄”在海战之后的第9个年头遭到了陶片放逐。

53岁时突遭此变故，地米斯托克利却好像没事人一样，完全看不出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我被流放了？哦，知道了。”好像这就是他的反应。他把家人留在雅典，一个人痛痛快快地离开雅典，移居去了阿尔戈斯。

现代学者认为，此时的他本该小心行事，却选择了阿尔戈斯作为流放地，实非明智之举。

也许地米斯托克利根本没想过自己应该表现得谨慎一些。作为排挤政敌的手段，他自己就利用过陶片放逐制度。而且，目的达到以后，他又在必要的时候召回政敌，让他们担任要职，给了他们大显身手的机会。在他眼里，陶片放逐不过是权宜之策。也许他认为，一旦需要，公民大会随时可能召他回国。

然而，阿里斯泰德不是地米斯托克利。

陶片放逐制度只规定被放逐者要在国外待上10年，并没有规定只能去何处。所以，只要在雅典国境以外，选择任何地方都可以。那么，地米斯托克利为什么会选择阿尔戈斯呢？理由尚不清楚。

阿尔戈斯是希腊城邦国家之一，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其南侧与拉科尼亚地区接壤。拉科尼亚的首都就是斯巴达。但是，不，也许应该说正因为如此，历史上阿尔戈斯与斯巴达之间的关系一向紧张，阿尔戈斯甚至仅仅因为总指挥官是斯巴达人而拒绝加入共同抵抗波斯的希腊城邦国家联军。

走陆路，只要穿过伊斯米亚狭窄的地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再向东横穿迈加拉即可从阿尔戈斯到达雅典。如果走海路就更容易了。坐船绕过埃皮道鲁斯，经过埃伊纳、萨拉米斯，一路北上，当天即可到达雅典。

得知地米斯托克利移居阿尔戈斯后，年届六旬的阿里斯泰德会有什么想法呢？他知道，要让长期以来的政敌彻底威信扫地，仅靠陶片放逐是不够的，因为他本人仅流放一年就被召回国了。而且此时雅典支持地米斯托克利的势力依然强大。

另一方面，总是疑神疑鬼的斯巴达监察官们知道地米斯托克利被流放国外之后，大概觉得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吧。

也许他们认为“萨拉米斯英雄”倒台了，那么推翻“普拉塔亚英雄”也就不难了。带着这样的想法，5个监察官命令帕萨尼亚斯即刻回国。此时，帕萨尼亚斯就在特洛伊古战场附近的克罗奈伊过着隐居的生活。

这位“普拉塔亚英雄”已经43岁，作为普通人，他已经过了6年隐居生活。

事实上，因与监察官不和而主动选择流亡的斯巴达人并非只有帕萨尼亚斯一人。主动选择流亡的斯巴达人大多出身王室，他们或逃往波斯，或去了意大利半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监察官主宰的斯巴达体制的叛逆者。但是，监察官从来没有向那些人发出过召回令，也没有派刺客暗杀过他们。也许他们认为，只要这些人离开斯巴达，就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了吧。

但是，帕萨尼亚斯不同，他是“普拉塔亚英雄”，即使他离开了祖国，在监察官眼中依然有害。也就是说，他们认定帕萨尼亚斯会给肩负斯巴达未来的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

斯巴达的监察官制度的弊端就在于监察官除了多疑猜忌之外，还有所谓的使命感。

不要忘了，帕萨尼亚斯有50%是斯巴达性格，还有50%不是斯巴达性格。

正因帕萨尼亚斯采用了非常规的策略，他才能在普拉塔亚战役中歼灭波斯军队。而“战必胜”的信念是典型的斯巴达式的想法，因为这是斯巴达男人们最看重的事。

监察官只有当士兵的经历，他们从未担任过总指挥官。总指挥官需要一人承担全部责任。帕萨尼亚斯认为没有指挥官经历的监察官没有资格审判自己。

而且6年前，对他的审判结果是无罪。因此，他以为这次召回令只是上一次的重复。然而这一年，5名监察官从一开始就认定他有罪，甚至还准备了物证。

认定帕萨尼亚斯有罪的依据可能是以下两点：

第一个罪名是，与波斯国王暗中勾结，企图利用波斯的军事力量征服希腊。

第二个罪名是，为达到以上目的，煽动斯巴达国内的希洛人揭竿而起反对斯巴达。

认定他与波斯国王暗中勾结的证据是他写给波斯国王的信，发信地是拜占庭。因为帕萨尼亚斯攻下拜占庭后不久就被勒令离开，所以通信事件应该是在公元前477年，即7年前的事。

关于这件事情，起诉内容与上一次大同小异。煽动希洛人起义的罪名是这次新增的，这是叛国罪。这一次，审判权不在“长老会议”而到了5个监察官的手中。

关于信件这一“物证”，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它是可信的。

斯巴达指挥官帕萨尼亚斯写给波斯国王薛西斯

我有一个想法，可能合您的心意。

我想娶您女儿为妻。作为交换条件，我可以将包括斯巴达在内的希腊全域献给您。

至于具体如何实施，我愿意听从您的忠告和建议。

如果您对我的要求感兴趣，请速派可靠的使者前来。

薛西斯看到这封信后非常高兴。他马上指示萨迪斯总督阿尔塔巴兹前往拜占庭，将国王写的回信亲手交到帕萨尼亚斯手中。

波斯国王的家臣见到帕萨尼亚斯后，将国王的信交给了他。

国王写给帕萨尼亚斯

我非常愿意接受你的请求，无论白昼还是黑夜，我都希望没有障碍能够阻挡你兑现你的承诺。

如果需要组编强大的军队，无论需要多少钱我都愿意提供。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差遣阿尔塔巴兹。他是个有能力的人，可以帮助你实现你我二人的愿望。

这就是所谓的勾结波斯国王、背叛希腊的确凿“物证”。

那么，斯巴达5名监察官是如何得到这件物证的呢？帕萨尼亚斯有一位好友叫艾尔基尼奥斯。据说他看到这封信后非常害怕，于是将它交给了监察官。

关于帕萨尼亚斯煽动斯巴达农奴起义的证据是否真实存在，尚不清楚，至少修昔底德没有提及。

为了证明所谓的物证纯属伪造，人们竟然用了2300多年的时间，只能说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影响力太过强大。

2300多年里，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甚至从中世到近世再到近代的欧洲人都相信帕萨尼亚斯是一位杰出的将帅，同时也是一个可恨的卖国贼。

直到20世纪以后，一位德国学者首先提出物证是伪造的。他认为要证明此物证系伪造甚至无须高深的学问。

第一，当时抗击波斯的战斗刚刚结束，波斯高官不可能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拜占庭街头。

第二，帕萨尼亚斯成功拿下拜占庭的这一年，波斯国王薛西斯已经回到波斯首都苏萨。

苏萨位于中东，阿尔塔巴兹统治下的萨迪斯位于小亚细亚西部。其间虽有一条全线铺设的大道——王之道，但是，这条路从头走到尾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

假设帕萨尼亚斯真的给波斯国王送去了信，那么，送信人必须从拜占庭到萨迪斯，再从萨迪斯前往苏萨。

第三，假设波斯国王看到这封信后，指示萨迪斯总督阿尔塔巴兹带着回信去拜占庭。从帕萨尼亚斯写信过去到国王送来回信，一个往返最快也需要6个月时间。

而帕萨尼亚斯攻取拜占庭以后不久就被召回斯巴达。他应该没有这么多时间完成此事。

进入20世纪以后，德国学者最先提出的伪证说主要依据的就是这条线索。以此为开端，欧洲出现了帕萨尼亚斯冤案说。现在普遍认为这才是真相。

希罗多德记录此事时，心中多少是怀有几分疑惑的，而认为自己书写的历史比希罗多德更加真实的修昔底德却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怀疑。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修昔底德不喜欢帕萨尼亚斯。

只要是关于帕萨尼亚斯的负面消息，甚至比街头巷议更具有杀伤力的逸闻，他都会不加分析拿来就用。

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写的不是波斯与希腊之间的战争，是其后不久发生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

修昔底德是雅典人。对他来说，帕萨尼亚斯是一个时代之前的重要人物，更是敌国斯巴达的人。

帕萨尼亚斯指挥的军队在普拉塔亚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他承认这一战的胜利非常重要。但是对于雅典人修昔底德来说，那只是敌国斯巴达取得的一场胜利而已。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公正叙述历史，不应该以一己之好恶来书写历史人物。

但是这样一来，人类行为的集大成——历史就会失去光彩。

历史学家有好恶之分，他们会在写作过程中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有助于读者阅读。

不管怎样，因为修昔底德，帕萨尼亚斯不仅被斯巴达监察官当成了“卖国贼”，在其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也一直被看成“卖国贼”。

也许正因为如此，希腊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留下了他们的雕像，唯独看不到帕萨尼亚斯的雕像。

古希腊人的雕像能够保留至今要归功于古代罗马人，他们仿制的雕像多到不计其数。罗马人对希腊的崇拜之情无以复加，无论在公共图书馆还是在自家书房里，他们都喜欢摆放古希腊伟人的雕像。

没有帕萨尼亚斯的雕像只能说明无往不胜的罗马人也认为帕萨尼亚斯是一个“卖国贼”。

正因如此，关于“普拉塔亚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后世的评价截然不同，尽管希腊军在普拉塔亚也将波斯军打得落花流水。

以斯巴达人为主导的战斗中，流传至今的只有列奥尼达和300名斯巴达勇士壮烈牺牲的温泉关之战。

没有人想过，在战斗中活着取得胜利远比牺牲生命以致失败难得多。

帕萨尼亚斯接到命令后回到国内去了一个朋友家。他甚至没有时间好好看一眼离开6年的祖国，5个监察官就出现在他面前，宣布他被捕了。

他听后大吃一惊，仓皇从后门逃了出去。因为事发突然，他甚至连短剑也没带，一路逃进附近的神庙正殿，锁上了门。

见此情形，5个监察官下令彻底封锁神庙。他们用泥土封住通往正殿的门，揭去屋顶瓦片，把帕萨尼亚斯困在了里面。

没有食物，也没有水。白天，强烈的太阳光暴晒；夜里，寒气逼人。在这样的环境中，43岁的帕萨尼亚斯想到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不知道他坚持了多少天。在没有屋顶、除了并不雄伟的神像没有任何东西的空荡荡的正殿里，在来自神庙缝隙的窥探和监视中，“普拉塔亚英雄”走向了死亡。

没有人验证过在这种状态下，人可以存活多少天。因此我找到了一位相识的日本医生。他的专业是脑神经外科，他为我咨询了法医。下面就是他给我的答案：

在完全没有食物和水补充的情况下，通常人三四天就会死亡。考虑到最大的可能性，生存一周已是极限。

没有食物但是有水分补充的话，生存1—2个月是有可能的。

斯巴达战士藏匿的神庙绝不可能有食物，而补充水分却是可能的，因为可以利用降雨。因此，降雨情况如何成了决定其生存时间长短的主要因素。

一个人通过呼吸，每天每公斤体重会令其蒸发掉15毫升（气温为28度以下）的水分（叫无感蒸发）。

如果一个人的体重为80公斤，那么一天就会从体内流失1200毫升无感蒸发的水分。如果在阳光下，水分流失会更多。

为了生存，一个人一天至少需要摄入2000毫升甚至更多的水分。如果不能保证这个量，绝无可能存活1—2个月。

因此，是否有可能依靠降雨来补充水分是关键。但是，考虑到地中海性气候，再加上他经受过斯巴达战士必须经历的严酷训练以及尚不满45岁等因素，从逃进神庙到死亡，生存时间最长一周左右。

由于没来得及带短剑，他甚至没办法自尽。揭去屋顶上的瓦片说明此时很可能是夏季，而不是冬春季。也就是说，按照地中海气候，此时不是雨季。

他躲在神庙中。这是神圣之地，即便是一只小虫也要在一口气尚存时赶出神殿，否则很不吉利。因此，监察官对外正式发布的说法是，帕萨尼亚斯被拖出神圣场所不久就死了。

同时公布的还有所谓的“物证”——信件。斯巴达方面的解释是，因阴谋暴露，帕萨尼亚斯选择了绝食而亡。

帕萨尼亚斯一死，斯巴达监察官宣告此事尘埃落定，他的朋友、近亲和孩子都没有受到牵连。

帕萨尼亚斯的儿子顺利长大成人，继列奥尼达的儿子之后登上了斯巴达的王位。他为自己的儿子，也就是为帕萨尼亚斯的孙子取名帕萨尼亚斯。60多年之后，这位帕萨尼亚斯登上斯巴达王位。

帕萨尼亚斯的孙子成为国王以后，曾尝试改革监察官制度，但终究没能撼动早已植根斯巴达社会的这个牢固的壁垒。

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将生杀大权交给所谓有使命感的人。

中世纪的异端审判官单凭捕风捉影就能判决男女通奸，他们用火刑烧死了无数无辜男女。古代人从未接触过基督教，他们没有感受过中世纪异端审判官的恐怖行径。因此，在他们描述的历史中，对监察官制度的弊端缺少切身感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斯巴达的监察官逼死了帕萨尼亚斯之后，决定不追究与他相关的人。这好像也是斯巴达人的行事风格。

斯巴达派特使前往雅典，正式向雅典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们的要求是，帕萨尼亚斯煽动斯巴达国内的希洛人发起反政府运动一事，身在邻国阿尔戈斯的地米斯托克利不可能不知晓。因此，雅典必须调查此事，并在此基础上对地米斯托克利进行审判。

陶片放逐地米斯托克利之后，雅典政府把客蒙推到了前面，但实际掌握权力的却是阿里斯泰德。

阿里斯泰德认为，地米斯托克利在公民中的支持率依然居高不下，仅靠陶片放逐将其逐出雅典还不够彻底。因此，斯巴达的要求正中他的下怀。我们不清楚他具体采取了怎样的行动，总之，雅典政府向居住在阿尔戈斯的地米斯托克利发出了即刻回国的命令。理由是根据斯巴达的要求，他必须回国接受讯问，并根据讯问结果接受审判。

身在阿尔戈斯的地米斯托克利大概知道了帕萨尼亚斯的死讯，而且也一定知道所谓的罪状。因为帕萨尼亚斯死后，斯巴达监察官公布了这一切。

地米斯托克利也知道要求自己立即回国的雅典权力机构现在掌握在阿里斯泰德的手中，知道他还没有消除对自己的敌意。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决定无视回国命令。

随即，雅典政府和斯巴达政府同时发出了逮捕令，执行这一命令的部队分别从雅典和斯巴达向阿尔戈斯扑来。

已经54岁的地米斯托克利被流放国外，现在又遭到了“国际通缉”。

他决定逃跑。有人为他提供了船只。他坐船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入爱奥尼亚海继续北上，最后逃到了科孚岛。

在科孚岛上，上至国王下至普通岛民，都对这位逃亡者表现出异常的热情。他们没有忘记这位“萨拉米斯英雄”。

但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使节很快来到科孚岛，他们要求引渡地米斯托克利。他们威胁说，如果拒不交人，两国的海上军队将联合攻打此岛。

如果雅典和斯巴达真的打过来，科孚岛是不堪一击的。看到国王左右为难，地米斯托克利决定离开此地。

按照地米斯托克利的要求，科孚岛国王为他准备了前往希腊本土的船，同时还送给他数额不小的金币。

如果只是陶片放逐，地米斯托克利可以保全所有资产，亲朋可以从国内送钱给他。但是一旦遭到通缉，国内的所有资产就被没收了。地米斯托克利没有海外资产，因此逃难用的资金只能依靠他人资助。

他离开科孚岛，到了相距不远的伊庇鲁斯。这里的国王同样热情地迎接了他。然而很快，他又被雅典和斯巴达找到了。

于是，他逃到了马其顿王国。马其顿国王为他安排了住处等。但是，不久他又不得不离开此地。

后世的我们之所以可以追踪到地米斯托克利的逃亡之行，是因为每次他的避难之地被发现后，雅典和斯巴达都会派军队前去抓他。

从54岁到60岁，他是在逃亡中度过的。但是他的逃亡之行并不孤单，也不是惶惶不可终日。

不管逃到哪里，他都会受到热情的欢迎。当然他不会让帮助他的人为难，而帮助他的人个个心甘情愿，甚至为能够帮到他而深感荣幸。他的逃亡之行与其说是逃亡，不如说是冒险。

当然，逃亡的日子不会过得舒心，因为他必须时时注意不让雅典和斯巴达发现。

色雷斯地区集中了雅典公民的海外资产，这里他从未踏足过。

除了追缉令，还有悬赏令。

悬赏令是萨拉米斯海战以后波斯国王薛西斯发出的。只要抓到地米斯托克利，不论死活，赏金200塔兰特。在当时，200塔兰特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如果地米斯托克利还是希腊最受尊敬的人，他完全不必在意这个悬赏令。但现在他是两个国家的通缉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逃亡之行同时也是冒险之旅。

也许是因为厌倦了逃亡生活，被通缉的第二年，地米斯托克利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个雅典政府绝对想不到的地方。

那就是以弗所，爱奥尼亚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雅典海上军队的基地萨摩斯岛就在这个城市附近。

俗话说得好，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以米卡勒海角为中心，雅典人在以弗所、萨摩斯岛、米利都一带常来常往。雅典政府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人会将这里作为避难之地，而地米斯托克利就选择了此地。

以弗所面临大海。站在以弗所，看着雅典战船从眼前的海面上驶向萨摩斯岛，地米斯托克利会是怎样一种感受呢？想到这些，我曾经为他感到难过，但现在我不再为他伤感了。

海军士兵没有忘记雅典海军船队的创始人是地米斯托克利。

雅典海上军队颇有些自负，后来他们经常违抗本国政府的命令，因为他们认为是海军保证了城邦国家雅典的安全。

让他们如此自信的是率领他们取得萨拉米斯海战胜利的指挥官地米斯托克利。

因此我猜想，正因为相距较近，海军中一定有人频频从萨摩斯岛来到以弗所，秘密资助在此避难的地米斯托克利。

接下来长达4年的时间里，雅典政府一直没有找到地米斯托克利。

其间，在朋友的帮助下，地米斯托克利还与家人团聚，在以弗所当地一位有权势的人提供的住宅里悠然度日。

但是，地米斯托克利不是一个甘于平淡生活的人。

这座房子的主人是希腊人，与波斯人有往来。有一次，地米斯托克利在和房子主人的聊天中得知薛西斯已于前一年去世，继任的新国王已登上王位。

尽管此时已年过六旬，地米斯托克利依然决定赌一把。他请此人帮忙安排他和刚继任王位的波斯国王见面。

此人是个商人，经营范围极广。他在波斯宫廷上下活动，成功说服了新国王同意见面。

不清楚他们在何处见面。总之，两人面对面坐到了一起。担任翻译的大概就是安排此次会面的那位房主。

60岁的雅典人对31岁的波斯国王说：

“我是地米斯托克利，打败你父亲的人就是我。现在，我来到了你的面前。”

据说刚刚登上波斯帝国王位的31岁的国王这一天甚至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他是国王的次子，参加过对希腊的远征。当时除了把长子留在首都，薛西斯带上了其他所有儿子。

因此，刚登上王位的阿尔塔·薛西斯曾经与父亲一起在悬崖上目睹了发生在16年前的萨拉米斯海战。

对于年轻的国王来说，15岁那年的那一天是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一个秋日”。

那一天，正是此时此刻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在父王的眼皮底下将波斯海上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也因此将父王推入了绝望的深渊。我完全理解他说不出话来的心情。

两人决定第二天再见。就在这天夜里，国王寝室中传出了奇怪的声音。

我的想象是：

卧室里只剩下31岁的年轻国王一人。他一件件脱去象征国王威严的衣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房间里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

“地米斯托克利来了，哈哈哈！来了，来了，来了，哈哈哈。”

第二天，两人的对话很有意思。

年轻的国王说：“我们有一个悬赏令，是悬赏捉拿你的，赏金是200塔兰特。现在既然你自己找上门来了，这份赏金是不是应该给你？”

地米斯托克利没有理会他的话，他说：

“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求您的庇护，我愿意为国王您统治下的波斯效力。只是在此之前，我需要一年时间学习波斯语，同时我要想想我能做些什么。”

波斯国王一口答应。他不仅答应了地米斯托克利的请求，还任命他担任马格尼西亚和另外两地的总督，出自这三个地方的收入全部归他支配。

不清楚波斯国王为什么选择马格尼西亚，但这绝对是一个妙不可言的选择。

首先，年轻的国王没有怨恨地米斯托克利的个人理由。

他的父王在征服希腊的野心被地米斯托克利彻底打碎后，精神出现异常，以致最终遭家臣暗杀，甚至连累本该继承王位的长子也遭杀害。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变故，这位年轻的国王将无缘波斯王位。

在波斯，长子继承王位天经地义。他是次子，本无缘登上王位，现在却当上了国王，细想想，不能不说与“萨拉米斯海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波斯帝国版图辽阔，除了中东还包括中近东、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中东境内还有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拥有如此庞大的帝国，国王阿尔塔·薛西斯如果只是单纯地“恩赐”地米斯托克利，有的是可赠予的城市。但是他却选择了位于小亚细亚西端的马格尼西亚。这又是为什么呢？

波斯曾经企图占领希腊，最后大败而回。因此，也许有人认为他有“穷鸟入怀”，仁人所悯的心理。但是，我认为对于现任国王阿尔塔来说，这个理由并不成立。

打败波斯军队的希腊军队主力来自雅典和斯巴达。也许他想，地米斯托克利此时被雅典和斯巴达追得四处藏匿，正好可以利用此事来恶心恶心这两个国家。

因此他才安排地米斯托克利去统治马格尼西亚。

马格尼西亚距离以弗所30公里，距离萨摩斯岛60公里，距离米利都40公里。也就是说，这里与爱奥尼亚地区的任何一个主要城市相距都不远。

这些城市曾经都在波斯的统治之下，萨拉米斯海战之后回归希腊，现在是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的成员国。

爱奥尼亚地区已经彻底回归希腊。波斯国王交给地米斯托克利统治的地方，以马格尼西亚为首，都在波斯帝国境内，与爱奥尼亚地区近在咫尺。

这一次，先不论斯巴达原本就对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的地方漠不关心，就连雅典也不能轻易出手，尽管雅典认为爱琴海现在已经完全属于希腊人。

而且，知道地米斯托克利一定会迎战前来追捕自己的人，雅典的指挥官中谁还胆敢前去攻打那个地方？

马格尼西亚与爱奥尼亚地区接壤，但是在这里，对地米斯托克利的通缉令彻底失效。只要地米斯托克利移居到此地，就有充分的自由，他可以随时与希腊人交流，住在雅典的朋友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去拜访他了。

另外，马格尼西亚和另外两个地方保证了地米斯托克利的年收入绝不亚于雅典的那些大富豪。

不知道是不是对“入怀的穷鸟”充满了同情，总之，31岁的波斯国王对待年已六旬的地米斯托克利相当慷慨。

年轻的波斯国王似乎有点儿心急，没等到一年，就邀请地米斯托克利一同外出狩猎。

允许他一同前去狩猎意味着允许他携带武器。

一年后，波斯国王依然屡次邀请地米斯托克利同去狩猎。

每一次，年轻的国王都会带着问题请教地米斯托克利，地米斯托克利也会给出合理的意见、忠告或解决办法。

位于苏萨的波斯宫廷内，地米斯托克利成了“最能影响国王的人”。

波斯国王从不要求地米斯托克利做这做那。

对于年轻的国王来说，也许把地米斯托克利留在身边就已足够。至少他不必再担心这位出色的将领会率领雅典的海上军队与波斯作战了。

对于地米斯托克利来说，掌管马格尼西亚和另外两个地方易如反掌。只要捋顺了各机构的工作内容，在各个位置安排好合适的人选，他只需要掌握大方向即可，这远比指挥海上作战容易多了。

作为外国人，他施行善政，深得管辖地内住民的欢迎。他去世后，当地住民不仅在马格尼西亚中央广场为他修建了宏伟的墓地，还坚持每年给他的遗属送去当年的收益。可见，地米斯托克利还有做地方行政官的才能。

那么，地米斯托克利有没有担心的事呢？他会不会担心波斯国王有一天要求他担任总指挥，入侵希腊呢？

我想应该没有。

为了征服希腊，从祖父大流士到父亲薛西斯都发动过入侵希腊的战争，结果节节败退，不得不撤回亚细亚。对于这一事实，现任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铭记于心。他不会忘记每次攻打希腊最后遍体鳞伤的总是波斯。

与希腊军作战，波斯不只会损失兵力，还要面对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例如辽阔的帝国境内各地纷纷揭竿而起。阿尔塔·薛西斯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为镇压各地叛乱而心力交瘁。至于父亲，更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希波战争的失败使父亲国王的威严尽失，遭到家臣的暗杀。

阿尔塔·薛西斯是看着父亲的变化长大的，他在心里早就下定决心，绝不再挑衅希腊。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他这样想完全可以理解。

年轻的国王心中藏着这样的打算。地米斯托克利一定也认为波斯与希腊之间不会再有大规模战争。狩猎时，他一定细心观察过国王的言行，而且越观察越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吧。

这一时期，雅典在战争天才客蒙的指挥下向波斯发起了进攻。但是波斯方面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反击。

到了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之间签署了和平条约。

此条约被命名为“卡里阿斯和约”，和约规定两国互不侵犯。卡里阿斯是雅典的代表，此和约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那时地米斯托克利已去世10年。和平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互相承认既成事实，既往不咎。

提出签订和平条约的是波斯当时46岁的国王阿尔塔·薛西斯，雅典积极响应并极力促成此事的是同样46岁的伯里克利。伯里克利是地米斯托克利思想的拥趸，他继承和发展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思想。

比地米斯托克利小30岁的波斯人和希腊人实现了波斯与雅典之间的和平。

有一种人，肉体死了，但“灵魂”不灭。

公元前459年，地米斯托克利在马格尼西亚的家中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65年生涯。

有一个说法是，波斯国王要求他率军攻打雅典，地米斯托克利不愿意接受这个命令，于是选择了服毒自杀。但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明确否定了这一说法，指出他的确是病故。

我完全相信修昔底德的说法。我还认为他不是单纯的“病死”，而是“厌倦了舒适的生活，终至病故”。

他不再遭人迫害，生活稳定富足。这样的舒适生活，他过了5年。

修昔底德出生在地米斯托克利去世的前一年。我想介绍一下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地米斯托克利的评价，而不是生平概要。

地米斯托克利的横空出世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一旦需要，他那无与伦比的坚强信念就会随时被激发出来。

还有那随机应变的灵活性、独创性。他的独创性也许只能用天赋二字来解释。

他的大脑充满了智慧，他可以自如地运用学过的知识以及实践中得来的经验。

他的洞察力既敏锐又深刻，只需一看就能把握状况。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哪怕是用阴谋，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无论是眼前的问题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他都能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于他做过的事情，他深知付诸实施的所有行为的意义，同时为了便于他人理解，他能做出最简洁、最明了的解释。

关于他不曾做过的事情，他所下的判断和提出的对策从不曾出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很有先见之明。别人尚未看出端倪，他已经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态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他的洞察力不仅停留在眼前，还可以达到遥远的将来。

不得不说，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天赋异禀、才华盖世的天才。

他有着超人的精神集中力和瞬间爆发力。每当遇到问题，他瞬间就能找出解决方案。这样的才能令人惊叹。这就是地米斯托克利。

这是地米斯托克利时代之后的雅典人对他做的评价。而地米斯托克利在选择长眠之地时，宁愿放弃宏伟的墓穴，也要回到祖国。

为了实现他的遗愿，朋友们悄悄将他的骨灰带回雅典秘密埋了起来。

由于对他的通缉仍然有效，所以即使已化成骨灰，城邦国家雅典也不会允许一个罪人回到国内。

当然，雅典当局者即使知道也会睁一眼闭一眼。

写完对地米斯托克利的评价和他的死亡之后，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样结束对这个时代的描述：

就这样，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和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走完了他们各自的人生。

两人都为希腊争了光。他们的光辉不仅留在他们大有作为的时代，也留给了此后的希腊。

人可以成就伟大，同样难免做出愚蠢的行为。

人总是充满矛盾。为了让矛盾的人类觉醒，为了让矛盾的人类充满理性，“哲学”应运而生。

而对人类智慧和愚蠢等所有事件做出的描述，就是“历史”。

创造“哲学”和“历史”的都是希腊人，这绝非偶然。

年表

图片出处一览

p4：罗马国家博物馆藏品（罗马），© Alamy Stock Photos

p27右：英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伦敦），© Ancient Art & Architecture Collection Ltd/Alamy Stock Photos

p27左：卢浮宫博物馆藏品（巴黎），© Bridgeman Images

p37：那不勒斯考古学博物馆藏品（那不勒斯），© Bridgeman Images

p58：梵蒂冈美术馆藏品（梵蒂冈），© Bridgeman Images

p60：作者藏品，新潮社写真部拍摄

p64：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藏品（牛津），© Bridgeman Images

p66：塔兰托国家考古博物馆藏品（塔兰托），© Alamy Stock Photos

p89：美国俄亥俄州议事堂藏品（哥伦布），© The Ohio Statehouse

p114：描绘波斯士兵的浮雕（帕塞波里斯），© Bridgeman Images

p115右：卡比托利欧博物馆藏品，© AKG/PPS通信社

p115左：拉韦纳国家博物馆藏品（拉韦纳），© AKG/PPS通信社

p138：描绘薛西斯的浮雕（帕塞波里斯），© Heritage Images Partnership Ltd/Alamy Stosk Photos

p148:画：畠山莫谷

p149：同上

p151：古市集博物馆藏品（雅典），© AKG/PPS通信社

p184：列奥尼达像（德摩比利），© Stephen Frink Collection/Alamy Stock Photos

p194：地米斯托克利肖像，梵蒂冈美术馆藏品（梵蒂冈），© Rijksdienst voor het Cultureel Erfgoed/德尔斐神庙锡夫诺斯宝库浮雕、© Bridgeman

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参考文献列于第3卷卷末

希腊人的故事

2

文明的崩坏

民主的成熟和崩坏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40年—约公元前560年），雅典政治家。废除以人身偿还债务的制度，禁止奴隶化，雅典因此形成了中产阶级。

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os，约公元前600年—公元前527年），雅典政治家。制定一系列有利于中下层农民的政策，推动德拉克马银币的流通，振兴了雅典的经济。

克里斯提尼（Kleisthenes，约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92年），雅典政治家。新创雅典行政区制度，通过国体改造为民主政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kles，约公元前524年—约公元前459年），雅典政治家、军人。雅典民主政体和海军的创建者。萨拉米斯海战中击败波斯帝国军队。晚年遭陶片放逐，流亡波斯。

阿里斯泰德（Aristeides，公元前530年—公元前462年），雅典政治家、军人。马拉松战役时与米提亚德共同率领希腊联军打败波斯军队。

吕库古（Lycurgus，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为斯巴达制定宪法，创立了监视王室的监察官体制。

列奥尼达（Leonidas，？—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国王。温泉关之战中，以区区300人对抗波斯大军，使波斯付出惨重代价，最终壮烈战死。

帕萨尼亚斯（Pausanias，约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71年），斯巴达王家出身的军人。普拉塔亚之战中率领希腊联军击败波斯军队。后因个人表现突出遭监视官嫉恨，被以奸计害死。

第一部

伯里克利时代

（公元前461年至公元前429年的33年）

——“民主政体”运作最完善的时代——

前期

（公元前461年至公元前451年的11年）

对手客蒙

公元前462年，阿里斯泰德死去。雅典上下，为这位被称作“正义之人”的重要政治家的离世而感到悲痛。

实际上，阿里斯泰德代表了富裕阶层的利益，但他本人自始至终过着清贫的生活。位高权重却一生俭朴，没有比这样的事迹更能赢得庶民的好感了。

听说阿里斯泰德身后连葬殓费都没有时，作为城邦国家雅典最高决策机构的公民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决定由国家出资为他举行葬礼，甚至连他没钱结婚的女儿的嫁妆，也一并担起。

回顾自己68年的人生，阿里斯泰德应该是带着平静的心情离开人世的吧。

常年的绊脚石地米斯托克利，被阿里斯泰德用陶片放逐的方式流放国外，随后又以违抗召回令为由，发出了“国际通缉”。两年前，地米斯托克利作为政治顾问被波斯国王收留，从此与雅典政坛绝缘。

再者，作为自己“稳健民主政体”理念的接班人，阿里斯泰德一手培养起来的客蒙（Cimon）时年48岁，正值壮年。

客蒙的父亲米提亚德（Miltiades）是雅典打败波斯赢得马拉松战役的功臣。或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才华，客蒙在军事上表现非凡，屡建功勋，雅典人为之疯狂。

不仅雅典市民，所有希腊城邦的人民都把长于军事视为领袖必备的能力。理由非常现实，因为在当时的希腊，战败意味着能当兵的适龄男人一律被杀，妇女儿童被变卖为奴。

雅典每年选举10位“将军”，要求候选人政治才能与军事才华兼备，相信这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这就是公元前5世纪即将进入后半期时，客蒙获得雅典市民高度支持的原因，也是令阿里斯泰德感到可以放心离去的理由。

话说这位客蒙还是一位“正直之人”。

也许在被誉为“正义之人”并一生以此为傲的阿里斯泰德的心目中，客蒙正直的性格，是他作为雅典领袖最宝贵的品质。

人与人相处，重义、正直，的确属于值得赞美的品德。然而，国与国之间打交道，好品德未必能为国家带来更多利益。在阿里斯泰德死去的一年之后，曾经人气居高不下的客蒙遭陶片放逐。68岁的阿里斯泰德以自己的年龄估算，以为接班人至少能驰骋政坛20年，不料仅一年的光景，客蒙便黯然退场。

一向自诩政治经验丰富的阿里斯泰德，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轻视了伯里克利（Pericles）的存在。准确地说，他没有看出这位当时3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的政治抱负。

当然，伯里克利这个人阿里斯泰德是知道的，他是长期以来与阿里斯泰德同处“反地米斯托克利”战线的盟友克桑提普斯（Xanthippos）的独生子。这位年轻人来自“超级”富裕的阶层，是世世代代为雅典政坛输送人才的著名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Alcmaeonidclan）的成员。伯里克利与娶了这个家族的女孩为妻的客蒙，还是亲戚。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伯里克利，势必成为以阿里斯泰德为首的稳健派的一员。“正义之人”大概对此深信不疑。

可是，年轻的伯里克利却选择了复兴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理念。

公元前471年，陶片放逐地米斯托克利的背后操纵者是阿里斯泰德，站在第一线不遗余力达到目的的是彼时39岁的客蒙。

10年以后，以陶片放逐的强制手段将客蒙逐出国门的，是34岁的伯里克利。

如果阿里斯泰德晚死一年，这位“正义之人”或许不会走得那么安详。

频频出现于雅典城邦政治史上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堪称雅典最有名有势的家族。他们维持势力的战略，或者说处世之道，相当耐人寻味。

首先，家族不会因为某人是其直系的男性成员，便无条件地给予他支持。当然，如果这个人有出众的才华，那他会像克里斯提尼那样，得到家族从人脉到经济全方位的支援。倘若直系男性中没有出现如此有才能的人，家族会将女孩们嫁给那些年轻有为的外族男子，再用家族的影响力为女婿助阵。

虽然外族男子可以为婿，但他们不会完全进入家族的核心。庇西特拉图、克桑提普斯以及客蒙，都娶了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女孩，与这个家族结成姻亲关系。然而这种关系仅限于亲戚，他们仍然是独立的个体，所以这些人的政治活动没有被这个家族束缚。

长期反对庇西特拉图的僭主制，最终在雅典建立起民主政体的是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直系成员、一族统帅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的母亲与克里斯提尼的女儿是表姐妹，前者的儿子放逐了同族的客蒙。女人们私下里交往密切，而男人们在政治上争得你死我活，这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维持势力战略”中不是什么稀罕事。

雅典重要的政治家中与这一豪门没有干系的，仅梭伦和地米斯托克利两人。可见这个家族为保持势力，构建人际网络的手段有多么高明。

在伯里克利之后，阿尔克迈尼翁家族还出了一位政治家，他是本书下半部的主人公阿基比亚德。

也就是说，自梭伦开启雅典民主制以来，在这段时期执掌政坛的男人们，哪怕有执政党、在野党之分，都和阿尔克迈尼翁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段时期”长达150年之久。让我们想象一下以下场景。

丈夫们在公民大会上激烈争辩，他们的妻子聚集在某位家中，勤快地纺纱织布，嬉笑着聊天谈心，年幼的孩子们在母亲身边开心地玩耍。

当这些幼童成长为少年，曾经的玩伴会变成一起读书的同窗、一起去角力场强身健体的朋友。如果哪位孩子幼年时父亲战死，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人际关系网”便开始运作。3岁丧父的阿基比亚德的监护人，即代理父亲正是伯里克利。

那么，作为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代表、稳健民主派的重要政治家，阿里斯泰德为什么会选客蒙作为接班人，而没有关注家族关系更近的伯里克利呢？

或许他是出于政治成熟度的考虑，毕竟客蒙已经40多岁，伯里克利才刚过30岁。除了年龄的差距，两人迥异的性格，会不会也是原因之一呢？

客蒙是一位行事张扬的男人。哪怕从战场短暂返回雅典，他的宅邸也是夜夜笙歌，来者都是客。在雅典人口最密集的大市场，客蒙总是被民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这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不仅善待手下的士兵，对普通市民的态度也相当友好。

而伯里克利一辈子保持着贵族式的生活，这种姿态从未改变过。

他极其厌恶来者不拒的宴会。当时的雅典还有一种限制人数的小范围聚会，叫作“会饮”。伯里克利似乎对此也不感兴趣，史料中从来没有记载过他在家中举办会饮活动。

这里顺便将不同的聚会做一个分类。

古代雅典的会饮：甄选宾客，客人在愉快地饮酒用餐的同时，围绕特定的话题展开讨论的一种知性的聚会。

现代的专题研讨会：募集听众，在不提供任何食物、酒水的严谨的气氛中，专家学者面对付费入场的听众，就预先设定好的议题，依次上台发表演讲。

现代的家庭派对：有条件地选择宾客，提供餐饮，客人不会因某个话题发生争论，主要以交际为目的。

以上三种聚会，估计伯里克利都不会喜欢。所幸，他还不至于厌恶与人交流。

根据史料记载，伯里克利会不时邀请少数亲密的朋友去家中聚会，共同度过一天的时光。是否邀请某人参加，完全取决于他是否与客人趣味相投。至于他是不是雅典人，属于哪个阶级，都不是问题。

希腊的“家庭派对”

宾客中既有来自爱奥尼亚的阿那克萨戈拉斯（Anaxagoras），也有与伯里克利阶级地位、年龄辈分相仿的雅典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klēs）。雕刻家兼建筑家的菲狄亚斯（Pheidias）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却是伯里克利家宴上的常客。

不过，伯里克利宅邸的聚会有别于其他雅典人家的会饮，宾客不会醉酒闹事。

与罗马人不同，希腊人有喝葡萄酒易醉的毛病，也就是说容易喝多。很多人喝醉了随地呕吐，醉汉之间甚至流行互掷呕吐盆的游戏。古代雅典的家庭派对常常充满了恶臭和噪声。

相信这种情形不是伯里克利喜闻乐见的。他自己不举办类似的家宴，也不赴别人家的宴会。

作为政治家无法回避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在这一点上，客蒙与伯里克利的风格也大相径庭。

客蒙演讲时，民众欢呼沸腾，而伯里克利开口说话，大家会安静地聆听，并且思考。

城邦国家雅典，是一个连最底层公民都有权参政的大众民主的国家。阿里斯泰德选择客蒙作为国家领袖，也算合乎情理。显然客蒙更有大众民主制国家政治家的样子。

然而，时代在变化，民众对政治家的要求也与时俱进。在客蒙遭陶片放逐退出政坛之后，领导雅典长达30年的竟然是不像大众民主制国家政治家的伯里克利。

宿敌斯巴达

“伯里克利时代”始于客蒙遭陶片放逐。不过，为了让大家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必须回头从3年前说起。

公元前464年的夏天，一场可怕的大地震袭击了斯巴达，现在想来，它应该属于垂直型地震。在城邦国家斯巴达的拉科尼亚（Laconia）地区，首都斯巴达的受灾情况最为严重，除了九间房屋没有倒塌，几乎全城被毁。

希腊位于地震多发地带，斯巴达所处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更是直接坐落于地震带上，灾害尤为频繁。尽管斯巴达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天灾，但那一年的情况实在惨烈。惊恐的人们叫它“波塞冬的愤怒”，提心吊胆地等待余震过去。在当时人们的认知里，陆地上的地震源自海神波塞冬的指令。

除却忍耐别无出路的斯巴达的市民们，好不容易熬过余震，刚松下一口气，就发现有新的危险朝他们逼近。

大批的希洛人正向刚经历了人力、物力、精神三重打击的首都蜂拥而来。

这些半奴隶身份的农奴被禁止携带武器，他们手中握着的可能只有镰刀、斧头，但人数是斯巴达市民的16倍，而且他们一直对高高在上的斯巴达市民心怀恨意。

城邦国家斯巴达的社会结构与实施“民主制”、连最底层民众都有投票权的雅典不同，斯巴达人选择了由少数人掌握国家政权的“寡头政体”。因此他们的社会分为以下三个等级：

斯巴达公民——从20岁到60岁的现役人口，不超过15000人。他们要服兵役，名闻天下的斯巴达战士指的就是这群人。

庇里阿西人——为军人阶级提供必需物资的手工业者或商人。

希洛人——国有农奴。终其一生为统治阶级的斯巴达战士耕田种地。

根据学者的估算，以上三个阶级的人口比例是1∶7∶16。

在斯巴达，具备公民身份必须履行兵役，同时又拥有投票权的斯巴达男性只有一万多。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都不是公民，也就是说算不上真正的斯巴达人。

鉴于这样的社会状态，斯巴达对地震和希洛人的暴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戒。然而在公元前464年，这两大威胁接踵而至。

斯巴达陷入深刻危机的消息，从手持镰刀、斧头朝首都进军的希洛人人群，传到从没想过造反的庇里阿西人耳里，甚至蔓延到位于拉科尼亚西部的斯巴达属国美塞尼亚，一场暴动演变成直接左右斯巴达存亡的严重事件。

伯罗奔尼撒半岛

就在同一年，斯巴达迎来了他们的新国王——刚满30岁的阿希达穆斯（Archidamos）。

相较于灾后重建，年轻的国王首先得调动兵力。上至60岁以上已经退役的老人，下至尚未经历过“通过仪式”提着希洛人首级回营地的未满20岁的男孩，但凡能拿武器的男人，无一例外地统统被动员起来。

国王率领着这支军队，在步步逼近的希洛人大军前布阵。军队的具体人数不详，以当时的情形，哪怕全国总动员，阿希达穆斯能够调集的兵力也就一万人。

尽管人数处于劣势，但他们毕竟是从7岁至60岁坚持强身习武的斯巴达男子。斯巴达重装步兵的装备、武器，虽说是刚从倒塌的房屋中找出来的，但较之希洛人手中的镰刀、斧头，威力不可同日而语。结果，斯巴达人击退了数量在自己10倍以上的希洛人，将他们赶进首都斯巴达以西50公里左右的伊托美山中。

然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希腊的山多岩石。因此，攻山犹如攻击城墙高筑的要塞。首先，需要大量的士兵；再者，战法十分复杂。

斯巴达从来没有足够的士兵能够彻底包围山岩打封锁战。

16年前的希波战争中，斯巴达战士因温泉关血战以及普拉塔亚战役的全胜而声名远扬至远东，但他们擅长平原作战。

“永远不要将后背朝向敌人”“战场上不胜利，毋宁死”，这些斯巴达人自孩童时便接受的教导，在实战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一面防守来自上方、左右甚至背后的袭击一面进攻杀敌的战法，不是斯巴达人所长，或者说是他们的先天缺陷更为合适。纵观斯巴达的历史，他们从来没有攻下过建有城墙的城市。

虽说攻山战有违斯巴达人的天性，可是任由希洛人盘踞山中，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如果叛乱的势头扩散至庇里阿西人和美塞尼亚地区，斯巴达人再勇猛，仅靠一万名士兵终是难以抵挡。

胶着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多以后，斯巴达人终于低下头，向雅典求援。之所以熬这么久才开口，是因为斯巴达人的自尊心。

当年波斯来袭，希腊危在旦夕之际，赢得萨拉米斯海战胜利要归功于雅典人。但是在温泉关之战中，是列奥尼达国王率领斯巴达300名勇士，以全体战死换取对手损兵2万，让波斯大军的南下延迟了一周。更何况，温泉关之战的第二年，在普拉塔亚平原歼灭波斯军大获全胜的是帕萨尼亚斯率领的斯巴达战士。

如此强悍的斯巴达竟然要向雅典讨救兵，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倘若是海军，多少还情有可原，毕竟斯巴达没有训练海军的传统，但要求陆军支援，实在让高傲的斯巴达人纠结不已。

形势危急，骄傲的斯巴达人不得不向雅典派去了求援的特使。

在接到斯巴达的正式请求后，雅典紧急召开了公民大会。

最先表态赞成派兵的是客蒙。这个人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斯巴达的好感，甚至为儿子取了一个意为“斯巴达之子”的名字。

不过在大会上，客蒙没有用“情”，而是以“理”服人。他说：“希腊有雅典和斯巴达两只脚，方能四平八稳。我们必须帮助斯巴达。”

而反对客蒙的是吸取了地米斯托克利政治理念的一批人。如果客蒙算“稳健民主派”的话，这批人就是“激进民主派”。彼时，伯里克利尚未成为这一派的领头人，还处于类似副手的位置。因此，在公民大会上与客蒙展开激烈辩论的是比伯里克利稍稍年长的埃非阿尔特斯（Ephialtes）。

埃非阿尔特斯究竟以何种理由反对出兵，史料没有记载。据说埃非阿尔特斯的思想比伯里克利激进数倍，也许他会这样反驳客蒙：“斯巴达一味压榨剥削希洛人、庇里阿西人，不赋予他们公民权，对采取这种社会制度的斯巴达，雅典没有支援的必要！”

然而，当时客蒙的民意基础可谓坚如磐石。最终，公民大会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客蒙的提案，客蒙亲率4000重装步兵支援斯巴达。

客蒙顺利率军进入斯巴达后，处境渐渐变得微妙起来。也许是他直率的性格引发了冲突，毕竟“正直之人”不等于“外交高手”。

首先在军事方面，客蒙对自己的军事才能信心十足，他可能向斯巴达军的上层提出了什么建议或忠告，损伤了斯巴达人的自尊心。

斯巴达人天性顽固、保守。对奠定国家体制基础的吕库古“宪法”，他们不会去想“为什么要护宪”，而是“反正就是要护宪”。斯巴达人欠缺灵活性简直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无论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凡外国人提出的建议，他们都坚决予以拒绝。客蒙越直言不讳，在斯巴达越不受待见。

其次是政治上的原因。客蒙及其麾下4000雅典士兵的存在，让斯巴达一方颇感不安。

如第一卷中所述，斯巴达的国家政治由每年选出的5名监察官操控。这些人以吕库古“宪法”守护者自居，对滞留斯巴达的客蒙和4000雅典士兵逐渐产生了怀疑，担心他们的存在会威胁到斯巴达的社会体制。

客蒙再怎么亲斯巴达，终究是来自民主雅典的公民。他率领的4000名重装步兵是雅典的中坚力量。他们会不会表面上来救援斯巴达人，其实在暗中帮助希洛人？就算没有直接的行动，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斯巴达底层人民的激励。监察官们对这4000名雅典公民来斯巴达的真正目的产生了怀疑。而客蒙对此毫不知情，一心一意援助斯巴达，想来也是够可悲的。

斯巴达的5名监察官以维护国家体制为使命，只要心存疑虑即可给人定罪，不必冷静地去究清事实。在第一卷中，我说这些监察官类似中世纪将大批无辜民众投进火堆的无耻的异端裁判官，就因为他们都有妄下断言的特质。

不到10年之前，在普拉塔亚平原战中，率领斯巴达重装步兵彻底打败波斯王牌骑兵团，英名远扬至远东地区的统帅帕萨尼亚斯，最终也是惨死在监察官手里。他被定罪的理由是利用普拉塔亚战的声誉煽动希洛人，勾结波斯，企图背叛斯巴达。

帕萨尼亚斯的叛国罪在当时看不过是有些疑点，如今确定完全是冤案。是斯巴达的国家体制决定了5名监察官可以实际控制国家政治。

遭到猜疑的客蒙在斯巴达的处境变得微妙。而这些监察官一旦生疑就会立即采取行动。

客蒙被告知斯巴达已不需要帮忙，请他即刻返回雅典。明明是被请来救援的，结果还没做什么就被斯巴达人要求离开。

希洛人虽然被赶进了伊托美山里，但仍然顽强反抗，叛乱并没有结束。在这种时候，斯巴达要求客蒙及其军队离开，可算是监察官们一旦怀疑便不计后果的典型一例。

客蒙接到逐客令败兴而归，迎接他的是群情激愤的民众。受到斯巴达人如此怠慢，雅典人自然义愤填膺。

雅典人对斯巴达人的行为感到气愤的同时，也对不做任何抗议便顺从而归的客蒙产生强烈的不满，客蒙的民意支持率急剧下滑。反客蒙派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

公元前461年的春天，49岁的客蒙遭陶片放逐，他离开雅典，远离政坛长达10年。客蒙下台后，埃非阿尔特斯领导的激进民主派掌握了大权，但埃非阿尔特斯在执政后不久便遭暗杀，暗杀者据说是客蒙的狂热支持者。

埃非阿尔特斯的死，对于政治生涯刚起步的伯里克利而言是一个好消息。这种情形有点像一心想闯出自己事业的儿子，碰巧遇上了父亲的早逝。

就这样，刚满34岁且完全不像政治家的伯里克利领导城邦国家雅典进入了新时代。

然而，史称“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并不是那么顺风顺水。

30多岁的伯里克利

繁荣不会从天而降，人们必须为之付出努力和辛劳。

建立繁荣昌盛的国家需要两类人：一类是为走向繁荣开辟道路的人，另一类是为实现繁荣夯实基础的人。如果效仿历史学家普鲁塔克，从罗马人和希腊人中各挑选一位写《比较列传》的话，我会将继承了恺撒事业的罗马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拿来与伯里克利对比。

“保江山”与“打江山”性质有所不同，但要论孰轻孰重，实际很难分出上下。伯里克利执政的30年，是不懈努力、付出辛劳的30年。

小林秀雄曾经说过：“道德高尚、精力充沛的行动家，为顺应当时的形势，不得不成为了政治家。”这简直就是伯里克利的写照。

作为“第二代领导人”，年轻的伯里克利必须应对的课题十分明确。

第一，保证雅典的民主政体有效运行。换言之，在维持政体的同时，尽量提高治理效力。

正因为雅典是民主政体，所以民众的要求层出不穷。如果对他们言从计听，社会就无法前进。如何在全面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推动社会有序发展，是对政治家领导力的极大考验。

第二，守住希波战争的胜利成果——爱琴海制海权。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确保地米斯托克利一手建立起的海军的战斗力。对于雅典而言，守住爱琴海的制海权不仅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还与经济息息相关。

从进口主食小麦到出口陶壶等手工业制品，城邦国家雅典是一个在国际贸易上保持领先才能生存的国家。因此，强大的军事实力有助于经济发展。

第三，坚守希波战争的胜利成果——提洛同盟。

只有保证这个同盟的健全运作，爱琴海才真正属于希腊人，所以这对雅典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这个同盟也存在缺陷。

提洛同盟的成员并非雅典以军事力量强行聚集在一起的。各城邦是为抵抗超级大国波斯的侵略，自发结成同盟的。这正是问题所在。

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

提洛同盟结成——公元前477年。

伯里克利成为雅典领袖——始于公元前461年。

伯里克利面临的困难是，在希腊人对波斯的恐惧渐渐淡薄的时代保持同盟的稳定。

毕竟加入提洛同盟是各城邦的自发行为，有利可图便参与其中，感到不利就可能退出。

在那个时代，希腊人对于自主独立、平等的诉求远远高于其他民族，因此要将他们统合在一起相当不易。

地米斯托克利之所以能成功地做到这点，是因为彼时有强敌波斯在前。地米斯托克利将波斯赶出了爱琴海，接下来便是伯里克利守住爱琴海的时代。

提洛同盟各成员（黑点）

伯里克利面临的第四项课题，对他而言是最简单的。

最先意识到雅典的安全保障有赖于海军，通过打造三层加莱船增强了海军实力的是地米斯托克利。他主张壮大海军，这一主张的有效性首先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得到了印证，随后又因为雅典掌控爱琴海全域的制海权而成为全雅典人的共识。因此，伯里克利只要延续先人的做法即可。

此外，修筑城墙也是在地米斯托克利的推动下实施的。用城墙将雅典与外港比雷埃夫斯连为一体，已经没有雅典人对它的有效性有所怀疑。不过，城墙建成已经20年，必须做一次彻底的改造。所以，伯里克利只需要从政治上判断实施这项大工程的合适时机。

对于伯里克利而言，最棘手的大概是避免卷入战争，这是他的第五项课题。

首先，雅典除了提洛同盟之外，还与其他一些城邦结盟。同盟方之间，一方有难，他方必须履行派兵支援的义务。然而，战争往往会让介入弱小国纷争的大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其次，希腊人必须通过每4年在奥林匹亚举办一场运动会才能休战。他们会因为一些微乎其微的理由一次次拿起武器走上战场。所谓一言不合就开打，讲的就是希腊人。

代表和平的各国语言

如今西方各国使用的“和平”一词均源自古罗马人的拉丁语“Pax”。“维系才是和平”是罗马人的理念，不是希腊人的。

希腊人几乎创造了所有的理念、概念，但唯独没有“和平”。

对于希腊人而言，没有战争的状态不过是短暂的休战状态。就像赛车场上发生事故，安全车出动，赛道上所有的赛车不得互相超车一样，属于暂停时间。

面对这样一群人，想尽量不卷入战争，难度可想而知。

伯里克利在执政期间基本完成了第一至第四项课题，唯有第五项未能如愿。这究竟是缘于希腊人的民族性，还是因为伯里克利本人也是希腊人呢？

连续当选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评价伯里克利时代最著名的是以下这句：

“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国家。”

这句话让人们不由自主地产生疑问：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体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现一人统治？

名门出身并没有为伯里克利带来什么利益。那些反对派成员也几乎全都来自望族。同样，伯里克利的有钱人身份也没有特殊的意义。城邦国家雅典的当权者个个都是无须公款私用的有钱人，以至于法律中没有盗用公款这项罪名。

再者，雅典人如果有意参与国政，不管出身高贵还是财力雄厚，都得在部落选区中获胜，必须被选拔为将军。

相当于城邦国家行政区的部落并不集中在一起。经由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各部落分散在雅典的阿提卡地区的三个地方。候选人想回到选区拉拢选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将军的选举每年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伯里克利自30岁初次当选将军以来，连续32年当选，史料中从未有过他落选的记载。

城邦国家雅典赋予全体公民即20岁以上的男性选举权。如果学者的推算无误，那个时期拥有公民权的雅典人应该在6万人左右。部落选区共10个，每个部落的选民大约是6000人。

伯里克利的选区是阿卡曼提斯部落。这个部落的6000位选民中，有半数以上的人由始至终将选票投给伯里克利。长达30年以上的“当选无疑”让现代的政治家们羡慕不已。

连续当选是伯里克利能实现一人统治的原因之一。

一度与伯里克利同时当选为将军的索福克勒斯，在第二年的选举中落败。曾与他一起奔赴战场的伯里克利称这位同辈兼好友写悲剧比当将军对雅典更有意义。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判断，索福克勒斯所在选区的选民们才没有把选票投给这位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位。

在2500年前的雅典，掌管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所有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是政府内阁，它由10个部落选出的10位将军组成。不同于现代国家内阁的是雅典不设总理一职，因此无法任命各部门首长。

10位将军中有像索福克勒斯那样在政治上认同伯里克利的成员，可是反对派同样有机会当选。客蒙虽然遭陶片放逐，但他的支持者仍大有人在，这些人就是伯里克利的政敌。

如此状态下，要实现一人统治，伯里克利必须说服其他9位将军接纳自己的想法，这种可称为“内阁一致”的工作必不可少。如果事先沟通不到位，那么决定国家政策的公民大会上极有可能出现强烈的反对之声。没有什么比内阁分裂更容易失去民心。如果民众对当权者的不信任反复出现，民主政体就会崩溃。

话说回来，民主国家雅典的最高决策机关是公民大会。20岁以上的男子人人都有参加大会并投票的权利。若政治家希望自己的设想成为国策，公民大会就是斗争最激烈的战场。哪怕是成功取得“内阁一致”的政策也经常会在公民大会上被推翻。

武器是语言

那么，在这个战场上，伯里克利是如何赢得胜利的呢？

他唯一的武器就是语言。仅靠语言的说服力，30年间劈波斩浪，简直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战斗了。

让我们看看在当时闻名遐迩的伯里克利的“说服力”是何等神器。

有一次，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询问来访的雅典人，伯里克利是怎样一个人。

斯巴达王当然会对这位雅典第一人感兴趣。他肯定想了解对手究竟是怎样的人物。

访客是这样回答的：“我和伯里克利在众人面前比武，我赢了，观众们也都认可这个结果。不料，明明输了比赛的伯里克利说是他获胜了，还举出种种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那些亲眼目睹比赛过程的观众，听了伯里克利的一席话后居然开始认为赢家的确是伯里克利。”

乍一听，感觉伯里克利的“说服力”像是用冠冕堂皇的辞藻迷惑听众的诡辩，是一种弄虚作假的手法。不过，仔细阅读史料记载的他的发言、演说，又会觉得并非如此。

如果用体育比赛做比喻的话，这有点像网球比赛的鹰眼挑战，足球比赛的录像裁判。换一个角度观察，大家会发现网球出了界，足球运动员踢进的原来是个乌龙球，从而推翻裁判原本的裁定。

伯里克利的“说服力”之所以有效，最大的原因是，他向雅典民众展现了转换视角后事物呈现的不同形态。

请大家不要忘记，参加公民大会听取执政者的提案并投票表决的人，只占雅典公民总数的十分之一。从当时的高识字率可以想象，这些人都是有相当程度的认知能力的。

与伯里克利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雅典人，是充分享受到希波战争的胜利果实，充满自信的一群人。自信的人往往能以平常心做出判断。相反，人们一旦丧失自信，就会陷入不安，对现状不满，做决定时容易情绪化。如果出现那样的状况，离民主政体的危机就不远了。

不过在那个时期，伯里克利面对的是信心十足的雅典公民。他在民主国家雅典能够30年保持一人统治的状态，除了能成功地说服民众以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之外，还得益于他的演说方式。

伯里克利面对民众，不会客套地称诸位都是国家的主人，请毫无保留地提出你们的要求，我们当政者的任务就是将公民的期望变成现实云云。

他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他本人认为某个政策最合适。哪怕有转移视角之嫌，好歹是摆明了现状。随后他会强调，是否采用该政策的决定权在各位公民手里。这种方式用现代语言讲，就是在完美履行说明义务的基础上征求可否的论述。

伯里克利持续一人统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演说能让听众们对未来心怀希望。

人们听着伯里克利对政策的说明，对他独特的见解点头称是，感叹原来可以这样看问题。与此同时，人们又为自己被称作最终决定者而感到满足，主人翁精神油然而生。听完他的演讲，民众往往能带着积极开朗的心情离去。

劝诱、引导。大概“诱导”一词最能体现伯里克利的论述之道。

在言论自由的民主政体下，强迫民众唯命是从是不可能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劝诱引导”以理服人。不过，伯里克利的诱导手法之高明，还真是令人惊叹不已，不得不承认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

听完雅典客人以武艺比赛之例评论伯里克利，斯巴达国王放声大笑。笑完他说想见见此人。之后，他俩果真见了面，见面后还成了好朋友。

年轻的掌权者们

比伯里克利年轻一岁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明白雅典第一人伯里克利的说服力不是来自诡辩，而是来自巧妙的诱导。阿希达穆斯本人也很善于理性思考，这在不善言辞的斯巴达男人中实属难得。

话又说回来，就算伯里克利在国内能够诱导民众，单凭这一点是不可能实现30年以上的一人统治的。内政也会受到对外关系的影响。

伯里克利作为雅典第一人的30多年中，雅典必须正视的强国有斯巴达和波斯。在那个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三大强国分别是雅典、斯巴达和波斯。

三个国家对应三种不同的政治体制，雅典是民主政体，斯巴达是寡头政体，波斯是君主专制。

或许是出于偶然，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30岁出头就执政掌权，并且在随后的30年中始终保持着领导地位。

当然，三位领袖各有各的烦恼。

伯里克利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平衡日益增长的民众需求和国家利益。

斯巴达王阿希达穆斯的麻烦是以牵制王权为使命的5名监察官。如果被这群人猜忌，他有可能像帕萨尼亚斯那样，贵为国王照样被处死。

作为君主专制帝国的主人，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看似没有地位不保的风险，但他的一生过得也不轻松。这位年轻君主请地米斯托克利做政治顾问，以如此标新立异的手法开始治世，他最担心的就是被世人认为对外态度软弱。

一旦被视为软弱，不仅波斯统治下的埃及等国会爆发叛乱，而且王族内部的不满分子会以此为理由开展暗杀行动，危险无时不在。

尽管三位领袖各有不同的辛劳，不过他们有一个共通点：拥有良知。

战争，似乎无法避免。对他们三位而言，国内最大的敌人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但若找到适当的时机，与之相互做出一些妥协，还是有可能避免战争长期化的。

伯里克利一人统治的30余年是雅典尽情享受繁荣的全盛时代，这已经是历史定论。

这个时代之所以能出现，原因之一是雅典的假想敌——斯巴达与波斯的掌权者也是富有良知的人。伯里克利就算再能干，也有不足之处。作为政治家，他的能力的确超一流，但说到军事才能，英国某学者的评价是“有相当的程度但仅此而已”。如果对手看准他的这个软肋发起攻击，那么雅典就没有什么繁荣昌盛可言了。

在西方历史上，若论同时拥有超一流的政治和军事才华的人物，我认为非尤利乌斯·恺撒莫属，无人能出其右。虽然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西庇阿都是非凡的军事天才，但论及政治才华，恺撒勾勒出长治久安的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的蓝图，然后交由其继任者实现了大业，绝对出类拔萃。

说到继承人，恺撒没有将实现自己宏伟计划的大任交给战功卓著的副将安东尼，而是托付给当时年仅17岁、尚无建树的屋大维（后称奥古斯都）。可能恺撒认为，相较于“热血之人”，治理帝国还是“智慧之人”更为合适。

当时17岁的屋大维在军事上几乎一无是处。恺撒没有对他提出“从现在开始学习”之类不现实的要求，而用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办法，弥补了这位年轻人的不足。

恺撒提拔了一位同样17岁的士兵，让他做屋大维的帮手，从此打仗就靠这位阿格里帕了。

如果没有阿格里帕，“智慧之人”奥古斯都恐怕没机会成为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因为在那场决定未来罗马帝国统治者的亚克兴海战中，他们的对手是安东尼。

伯里克利身边没有类似阿格里帕这样的人物。

甚至有学者认为，伯里克利不该陶片放逐客蒙，两人通力合作反而更有利。然而，这是不现实的。

客蒙虽然军事能力不凡，但在政治上属于亲斯巴达派。而伯里克利将斯巴达视为阻碍雅典提升国力、国威的假想敌。

倘若没有遭陶片放逐，客蒙势必连年当选将军。伯里克利同样如此。那么10位将军会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内阁不一致将成为常态，公民大会最终会沦为两派争斗的战场，甚至可能引发内乱。所以我们只能说，一山不容二虎。

伯里克利的演说

所谓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指的是什么？两者之间有何不同呢？这里我不做严谨的分析，仅从一般的常识角度做个归纳。

政治才能——深思熟虑，让自己长时间酝酿的计划成为国家政策得以实施。

军事才能——随机应变是作战的铁规，前思后想有可能置手下的官兵于死地。因此，战场上必须迅速决断、迅速执行，领导者必须具备当机立断的能力。将于百年之后登场的亚历山大大帝曾说：“战场上掌握主动权的一方会赢。”

其实“掌握主动权的一方会赢”不仅限于战场，它同样适用于公民大会。当然方式有所不同。

在战场上，要获得主动权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而政治上，领导者需要耐心地花时间让权力稳固。

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演说前总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演说并非普通的发言，自己的构想是否能最终成为国家政策，决定权在听众手里。因此，对伯里克利而言，会场宛如战场。

他会先在家中起草演讲稿，随后花时间仔细斟酌直至成稿。在雅典，演说人照稿宣读有遭陶片放逐的可能，因此内容必须烂熟于心。相信伯里克利不会疏于放声朗读的练习。

通过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伯里克利那些精湛的演说经过了反复思考、仔细推敲，这让以文为业的我颇感亲近。话说，尤利乌斯·恺撒的文字不仅不会让我产生亲近感，而且让我嫉妒得直咬牙。被视为战争文学经典的《高卢战记》是恺撒口述的作品，根据在场人的证言，恺撒出口成章，文章完全没有事后修改的必要。他果真是文武两道都做到了极致的人物。

伯里克利虽然感觉更像政治家，但面对公民大会上的各种刁难、非议，也不能不具备即刻反驳的反应力和爆发力。

公元前445年前后，伯里克利50岁的时候，雅典为建造帕特农神殿投入了大量资金，反对派以此为由企图逼伯里克利下台。

遇到这样的情况，普通政客一定会竭力强调建造神殿是公共事业，值得国家付出巨额投资。

然而，伯里克利是这样说的：“如果诸位认为建神殿不值得耗费国资，那么我来承担全部费用。但有一个条件，神殿建成后要立一块石碑，刻上‘本殿由伯里克利出资完成’。雅典公民们，你们只须决定是继续公费建设，还是由我负担后续工程费用。”

当时，矗立于卫城山丘之上的帕特农神殿已逐渐展现出雄伟的形象，令外邦人也为之倾倒。

最终，公民大会决定仍然以公共财政完成神殿的建设。就是说，再次确定神殿是属于全体雅典公民的公共设施。由此，反对派让伯里克利下台的计划彻底破产。

无论是深思熟虑后的演说，还是机敏的瞬间应答，伯里克利最强的武器始终是语言。拥有这种武器他才能在民主政体下，在民众可以自由批判执政者的环境中保持一人统治。

巩固地盘

仅凭巧妙的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伯里克利必须掌握权力。而赋予他权力的是雅典拥有公民权的人们。

对于34岁开始政治生涯的彼时的伯里克利而言，确立民意基础是他的首要任务。如前文所述，从自己的选区胜出只能让他成为10位将军之一，分量明显不足。

在执政初期，由伯里克利提案且得到公民大会承认的，大多是保护雅典公民既得利益，同时以提高伯里克利个人地位为目的的法规。

其中有一条限制公民权的法令，在当时颇受好评，却被现代学者们斥为“反动”。

限制令是对公民权的要求。此前雅典人要获得公民权，其父必须是雅典公民，新限令在原有要求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项母亲也必须出生在雅典的规定。

如果这条法令溯及既往，那么母亲是外邦人的地米斯托克利、客蒙都得失去公民权。所幸，该限制令不溯及既往，对生活在国外的雅典人也一视同仁。但不可否认，这一法令的出台事实上是以限制公民数量为目的的。

伯里克利的这个提案在公民大会上轻松地以多数票赞成通过。由于雅典在希波战争中获胜，20年来外邦人不断涌入，引起不少当地民众的不满，这些不满的人在公民大会上投了赞成票。

民主政体的国家须保障公民人人平等地享有权利。然而，忠实地按章办事可能引发既得利益者的不满。

在当时的雅典，既得利益者，或者说拥有公民权这个利益的人是20年前打败波斯的主力军。

在他们看来，那些新来的人从未参加过战争，他们在雅典赢得胜利、逐渐繁荣之后才拖家带口移居这里，如今竟然与自己享受同等的权利。既得利益者由此产生不满可以理解。

那些新来的人是原本住在国外的雅典公民，他们大多娶了当地女性为妻。

伯里克利很清楚，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民基础，必须与这些新居民保持距离。忽视既得利益者的不满是很危险的。

将限制令视为“反动”，我不能苟同。

因为当时的雅典对外来人口的流入没有任何限制。

雅典公民享有参政权的同时，需要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因为他们承担着保家卫国之责，所以在经济上可享受免除直接税的待遇。

尽管外邦人不能享受以上的特权，但依然有很多人愿意居住在雅典。自雅典打赢希波战争之后，这类外来移民的数量激增。

在商人的眼中，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是一个充满商业机会的魅力都市。

首先，首都与外港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使雅典城邦成为大经济圈的中心。更重要的是，雅典具备生产畅销品的能力，不缺乏购买他国物产的资金。比雷埃夫斯附近有两个专门造船的海港，外国的商船若遇故障，不愁找不到地方修理。

再者，爱琴海全域完全处于强大的雅典海军的控制之下，商船遭遇海盗袭击的风险逐渐降低。爱琴海上几乎所有的岛屿都加入了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如果外国商船遇风暴需要避难，那些岛屿势必不会拒绝。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大，它的货币以及计量方法便可在国内外通用。雅典的德拉克马银币就是当时的国际流通货币。

总而言之，用现代语言讲，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周围形成了一个广域经济圈。对生意人而言，这里是拓展事业的最佳之地。

此外，希望居住在雅典却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外国人也不少。虽然古代并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还是姑且把他们统称为“文化人”。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居住着一批以头脑与双手为武器，立志以创作为毕生事业的人。具体地说，他们中有哲学家、历史学家、剧作家、诗人、画家、雕刻家、建筑家等。

这些“文化人”中有不少雅典本地人，也有很多在国外出生，移居雅典后事业达到高峰的人。其中的著名人物有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os）、雕刻家米隆（Myron）、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斯等，不胜枚举。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这些人忽然不约而同地奔向雅典呢？

因为这里有机会。

希腊人搞城市建设的时候必须先建神殿。而建造神殿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从建筑家、雕刻家到石匠，它需要集中各行各业的专家，经年累月才能完成。而且神殿内还要修建诸神的雕像。

除此之外，希腊的体育比赛十分频繁。以奥林匹亚召开的运动会为首，光大型赛会就有四项，每四年或每两年举办一次。体育比赛上的优胜者会为他的国家带来荣誉，因此，再现运动员英姿的雕像需求源源不断，有很大市场。

雅典的比赛并不限于体育。这里每年举办戏剧节，无论悲剧作家还是喜剧作家，每年都必须完成多部作品。

而且这些作品不愁销路。为强迫富人花钱做公益，雅典富裕阶层被要求承担戏剧演出的费用。伯里克利就曾做过埃斯库罗斯（Αeschylus）的《波斯人》的赞助者。

不过，对立志以创作为生的人而言，他们在雅典最大的收获是通过接触他人的作品及与其作者间的交流，获取崭新的视角和观念。搞创作的人都很清楚，没有什么比这种相遇相知更能提升自己的创作力了。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为这些“文化人”提供了最好的创作环境。伯里克利称雅典是全希腊人的“学校”。

在很久以后，柏拉图创建了柏拉图学院（Academy），亚里士多德创建了吕克昂学院（Lykeion）。在这些学院出现之前，雅典已经是一个为充满好奇心的感性的艺术家们输送养分的“学校”。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恺撒到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再晚一些，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为什么这些现象出现在这些地方？因为人才荟萃，尤其是创作欲旺盛的人。

我们甚至可以用这类人的流向判断一个国家能否走向繁荣。

不过，伯里克利是政治家。振兴文化固然重要，但保卫国家安全、提升国民生活水平，才是政治家最重要的责任。

极致的“民主政治”

伯里克利的提案中，有一条规定被现代人认为是雅典民主政体的象征，它就是向担任公职的公民支付日薪。

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雅典设立了一个叫“治理委员会”（buoule）的国家行政机构。其成员在10个选区中抽签选出，总计500位，任期一年。这些公务员有大量繁杂事务需要处理，因此任职期间无法再从事其他工作。

根据梭伦改革，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客蒙、伯里克利、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属于富裕的第一或第二等级。

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街头免费传授真理，仍能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想来是有些薄产，而且史料证明他曾经两度服役担任重装步兵，因此可以认为他属于第三等级。

由此可见，自梭伦改革以来持续了150年的四等级制度只是以财产多寡来划分，对个人从事的活动没有影响。

希腊悲剧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巅峰。最负盛名的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三人所属的等级完全不同。

埃斯库罗斯参加过萨拉米斯海战，应该属于第三或第四等级。

索福克勒斯曾经当选为将军，作为司令官与伯里克利一起率军出征，所以几乎可以确定他属于第一等级。

因为“粉丝”马其顿国王的照顾，安逸地度过后半生的欧里庇得斯，其双亲从事处理新鲜食材的工作，因此属于第四等级。

此外，从事建筑、雕刻工作的人都被视为工匠。

伯里克利的好友菲狄亚斯，曾受托担任帕特农神殿工程总监，他为神殿制作的浮雕群像如今成为大英博物馆镇馆之宝。要论等级，他属于最低的第四等级。

由此可见，雅典的等级制，对于文化艺术创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正因为有这些超越门第的天才带来知性与感性的双重刺激，希腊文明之花才能盛开得如此绚丽。

不过，文明之花盛开的雅典也有很多生活灰暗的人，他们是被称为“thetes”、隶属第四等级、与艺术创作无缘的一般庶民。罗马人称这类人为“普罗列塔利”（proletarius），将他们定义为靠每日出卖劳力养家糊口的人。

在雅典，农民、工匠以及商人都属于这个等级，他们也是有尊严的公民。在民主政体下，这些人享有参与国政的权利，同时有服兵役的义务。服役期间，他们大多担任轻装步兵或战船的划桨手。战船划桨手为雅典赢得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第四等级的力量因此变得强大。

然而，这些人必须每日劳作才能维持生计。战争时期他们为了保家卫国，可以心甘情愿地不取一文，但在和平时期为从事公共服务而断了生活来源，就不是他们所能承受的了。因此，不少人即使抽签当选公务员也会自动放弃。

担任公职本是公民参与城邦国家运作的一个好机会，有些人却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

伯里克利认为这种状况有违民主主义的理念，有损保障公民平等权利的民主国家的形象。因此，他在公民大会上提议制定公职津贴法。

公务员每天的公职津贴与他们平常的日收入大致持平或略低，金额十分有限且不面向所有公务员发放。苏格拉底曾是治理委员会的成员，但没有史料记载他曾领取日薪。在抽签当选的500人中，这个政策大概只针对第四等级。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法律。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参军还是担任文职，但凡公共事务，无薪任职都被视为公民应尽的义务。因此，即使是少额补贴，伯里克利的提案还是引来不少非议，反对者称此举有违公民社会的理念。

公民大会最终以多数票赞成通过了该法，而反对之声依然不绝。反对派指责伯里克利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花钱买选票，而且花的是国家的钱。

如果当时客蒙没遭到陶片放逐，势必会站在反对阵营的第一线。作为稳健民主派的领袖，在他眼里，伯里克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激进民主派分子。

然而，伯里克利以公职津贴法为契机，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利用对手不在雅典的机会，他乘势巩固基本盘，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政治嗅觉实在敏锐。

话说回来，伯里克利虽然拥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但军事才华的欠缺依然是他无法忽视的弱点。

所谓有军事才华，不仅要在战场上制定合理的战术，还要具备在战争开始之前谋篇布局，即有制定战略的能力。

伯里克利的公职“strategos”（将军）是“strategy”（战略）的词源。担任这个公职，意味着他在政略和军略上都必须是最高统帅。

客蒙回归

从公元前460年到公元前450年，伯里克利从35岁至45岁的这10年，他似乎一直将客蒙视为潜在的对手。在客蒙遭陶片放逐远离雅典政坛期间，伯里克利非常渴望能取得与政敌比肩的军事成就。

当时雅典的军事力量相较于其他城邦，可谓傲视群雄。由于实施民主政治，连最底层的无产者也算公民，雅典城邦的公民总数达到约6万人。当然，这是20岁到50岁，随时可以手握武器奔赴战场的现役公民总数。

另一方面，与雅典同为强国的斯巴达由于长期维持寡头政体，只有1万多成年男性被赋予公民权利。

有读者读完本书的第一卷后发表感想：“这下总算清楚了。所谓的民主政体与安全保障互为表里。”说白了，雅典的民主体制暗藏着可以送更多人去前线打仗的意图。

这个冷酷的政治真相，民主政体的创建者克里斯提尼知道，充分利用体制优势打赢波斯的地米斯托克利知道，他们的继承者无论稳健派或激进派，所有的政治家都知道。事实上，雅典能够动用的士兵数量是斯巴达的6倍。

不过，斯巴达军队是由终生从事军事训练的人组成的专业军队。

雅典虽然也全民皆兵，但公民平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索福克勒斯当选将军的那一年曾率领海军舰队出海打仗。如果他没有当选，应该在照常写他的悲剧。苏格拉底也曾经参军当过步兵。如果没被征兵，他肯定认为在街上向来往的年轻人传授哲学之道才是自己的本业。

另外，自地米斯托克利凭借海军力量打败波斯后，海军是雅典的主力军已成为全民共识。不过，要武装三层加莱船，仅划桨手就需要170名。从掌船的水手到作战的重装步兵，一艘战船出海至少要配备200人。

与此同时，雅典作为提洛同盟的主导者，必须承担保护同盟方安全以及在爱琴海巡逻的任务。为此，雅典始终保持百艘战船出海的状态，如事态严重，战船数量将增加两倍。雅典仅海军就需要2万到4万的兵力。

与没有海军的斯巴达相比，有海军的雅典自然占了上风。尽管军力居希腊城邦国家榜首，但雅典还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

如果伯里克利能冷静地看待雅典仅具备相对军事优势的现实，就不应该让战线过于分散，不应千里迢迢去补给困难的埃及打仗。然而，这些不该做的事情他都做了。他没有遭陶片放逐，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希腊中部塔那格拉的战役中，由于斯巴达无心与雅典正面交锋，以回国祭祀为由主动撤兵，雅典才算逃过一劫，没有输得太难看。远征埃及时，由于不了解尼罗河的水位变化，再加上统治埃及的波斯人猛烈反击，雅典人被打得七零八落。

伯里克利没被陶片放逐，似乎是因为民众看在他亲自率军远征的情面上，没有穷追猛打追究其责。不过在卫城山上挖掘出的陶片中，刻着伯里克利名字的不少，所以没被放逐可能单纯是因为赞成放逐的票数没有达到法定的6000票的半数以上。

不管怎么说，那个时期的伯里克利强势、好战，他的确做了不少铤而走险的事情。

同一时期，客蒙结束了流放生活，暌违10年回到祖国，随即当选为将军，成功重返雅典政坛。这位作战的高手此时已经59岁。

相信客蒙归来后与伯里克利有过秘密的会谈，虽然没有史料可以证明，但根据前后的史实，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

这两位政治家虽然在政治上对立，但同属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姻亲关系为两人会面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于是，59岁的将军与44岁的将军，达成了“分庭抗礼”的协定。

客蒙全盘接受自己被流放的10年间伯里克利制定的政策。

这个决定有效地阻止了翘首盼客蒙回归的反伯里克利阵营的进一步反弹。

在客蒙接受的政令中，有一项是在雅典与外港比雷埃夫斯之间修建两座城墙使之一体化。20年前地米斯托克利建造城墙时，以尽快完工为优先目标。时隔20年，伯里克利如果全盘继承地米斯托克利当年建城墙的理念，就需要对20年前的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客蒙和被他奉为导师的阿里斯泰德对于雅典-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始终持反对态度，理由是这会刺激斯巴达。

的确，斯巴达对此相当恼火。

有了这个完美的“一体化”，从陆地一侧再怎么猛烈攻击，首都雅典都不会陷落。从雅典通往外港比雷埃夫斯大约7.5公里的道路两侧有两堵长墙的坚固防护，哪怕遭遇围城，雅典人依然可以出海购买必需物资，他们本来就有足够的船队。

斯巴达认为雅典修建的长墙完全是针对自己的安全防御措施，因此常年心存不满。

事实上，在赶走波斯人之后，地米斯托克利预见到斯巴达将成为雅典在陆地上的另一个威胁，于是断然决定建造长墙。可见斯巴达人的不悦并非空穴来风。作为地米斯托克利多方面政策的继承者，伯里克利决定全面改建城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那么，一贯亲斯巴达的客蒙为什么会认可这件事呢？

其实理由非常简单。客蒙被流放仅两年后雅典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修建城墙。眼下这项大工程业已完成，雅典人数年来已经享受着它带来的好处。事到如今再提出反对意见，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客蒙不想自寻死路表示反对的政策还有一项，那就是在公元前453年将设立于提洛岛长达24年的提洛同盟基金储备库转移至雅典。

伯里克利力推这项政令的理由是，金库放在小岛有遭遇海盗抢劫的危险。但没有多少希腊人相信他的这番说辞。

提洛岛是敬奉阿波罗神的圣地。海盗也有信仰底线，他们不会去碰触交给天神保管的钱财。在当时的希腊，不少城邦和个人都会把神殿作为存钱的场所。

提洛同盟是爱琴海海域的一些城邦国家和岛屿，以共同防卫为目的结成的同盟。各国和各岛根据自己的实力承担相应的义务。同盟成员中，既有雅典这种可以提供200艘战船的强国，也有实力略逊一筹的莱斯沃斯岛（Lesbos）、希俄斯岛（Chios），甚至还有连一艘战船都拿不出的小岛。

说到战船，当时是三层加莱船的时代。制造一艘这样规模的船只，需要花费1塔兰特币的高额费用。建成后须配备200名船员，才能真正运转起来。

因此，提洛同盟在成立之初便规定各成员要根据自身的财力拿出一定的款项，作为同盟的活动基金，每年的累计总额在500—600塔兰特。

将金库转移至雅典，意味着雅典将在承担同盟大半军事任务的同时，掌控基金的使用权。

这种帝国主义的行径，放在当今势必遭到严厉谴责。如果当时客蒙在雅典，他肯定不会同意。

然而，这个决定已得到其他同盟方的同意，雅典的民意也认为既然雅典提供了同盟一半以上的海军战船，金库放在雅典合情合理。政坛空窗期长达10年的客蒙，对此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客蒙虽然对伯里克利的一系列政策做了妥协，但他亲斯巴达的政治理念没有改变。他仍然坚持改善与斯巴达的关系，主张与对方签订至少5年的停战协议。

与雅典城一体化的比雷埃夫斯港

伯里克利在这一点上做了让步。他全权委托客蒙与斯巴达交涉，并表态会尽力促使停战条约得到公民大会的批准。

伯里克利还接受了客蒙的另一个要求。

客蒙提出，和斯巴达签订停战条约以后，他希望率军远征波斯统治下的塞浦路斯岛，理由是向埃及战役中痛击雅典的波斯复仇。这个举动十分符合他的性格。

对打仗一向自信的客蒙第二年一开春便出兵前往塞浦路斯。

客蒙首创了将陆地战中防御力量最强的重装步兵用于登陆战，类似现代海军陆战队的作战方式。这种战术让他屡建战功。塞浦路斯一仗的关键，同样取决于登陆战是否成功。

客蒙与伯里克利能成功达成“分庭抗礼”，是他们二人都冷静地直面现实的结果。

客蒙看到做出重大错误决策的伯里克利依然拥有很高的民众支持率。

伯里克利在客蒙身上看到自身欠缺的军事才能。

客蒙暌违10年归来，人们屏息静气地等着政坛上掀起惊涛骇浪。然而，不管客蒙与伯里克利私下是否真有过秘密接触，事实上，雅典政坛风平浪静。

对手退场

公元前451年春天，客蒙率军离开雅典出征塞浦路斯。他率领的舰队由200艘战船组成，每艘战船至少配备200名船员，因此出征的雅典公民数量超过4万人。

如此大规模的远征军，按惯例至少应有两位将军担任司令官。不知是客蒙表示自己一人足矣，还是有其他原因，总之这一次仅他一位将军率军出征。虽说有10年没有担任公职，但只要想到他曾经的辉煌战绩，估计没有人会建议他再带一位将军。

塞浦路斯岛东部的登陆战非常成功，客蒙仍然运用了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战法。在重装步兵的重创之下，派驻塞浦路斯岛的波斯军一败涂地。

10年前，客蒙曾经率军成功登陆小亚细亚南部隶属波斯领地的潘菲利亚（Pamphylia），大破波斯大军。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客蒙这个名字依然令波斯人闻风丧胆。

雅典军在塞浦路斯岛势如破竹，而统帅客蒙却因病倒下。

塞浦路斯地理位置比较靠近远东，这里的夏季比爱琴海岛屿气温低很多。再加上客蒙已经60岁，苦等10年终于再掌兵权，老将军或许已经殚精竭虑了。

不久，司令官病逝，雅典军无心再战，将解散军队立即回国。在海浪汹涌的冬天来到之前，他们必须从塞浦路斯岛回到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

在古代，论及城邦国家雅典最优秀的武将，一定会提到以下三位的名字。依照年代顺序，他们分别是：

公元前490年，击败波斯军赢得马拉松战役胜利，从而结束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功臣——米提亚德。

10年之后，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完胜二度进犯的波斯军，以雅典的胜利结束第二次希波战争的英雄——地米斯托克利。

第三位就是米提亚德之子——客蒙。

相较于父亲和地米斯托克利，客蒙未能用胜利改变历史的走向。他最大的功绩是运用军事力量巩固了提洛同盟的团结。

如果不做“定期保养”，同盟便欠缺持续性。

名为同盟海军实为雅典海军的舰队由200艘战船组成，几乎一直由客蒙担任统帅。在他的指挥下，舰队定期进行海上巡逻，或运载重装步兵打登陆战，总之不容波斯肆意妄为。军事上的成功增强了入盟各成员的信心。

客蒙将传统上用于平原会战的重装步兵用作登陆战的主力，目的是加强登陆后军队的地面攻击力。这样可以向与波斯接壤的爱奥尼亚地区的同盟成员证明，不仅在海上，在陆地上其同样会得到妥善的保护。只要当地居民有安全感，同盟就不会动摇。

塞浦路斯及其周边

可见，客蒙成为“海军陆战队”战术的高手，也是迫于现实的需要。

总而言之，为同盟团结做出巨大贡献的客蒙是继马拉松之战、萨拉米斯之战的两位英雄之后雅典的又一名将。在遭陶片放逐之前，他已经驰骋沙场15年。历数那些辉煌的战绩，名将之誉可谓当之无愧。

客蒙在战场上是一名猛将，生活中是一位豪爽之人。他出手大方，花钱如流水，不仅对所有人开放家宴，还十分热心于公共事业。他不惜重金整修道路、建造公园，因此深得民心。

位于塞浦路斯的客蒙半身胸像

政敌的挥金如土曾经令伯里克利感到危险，他怀疑那些钱是客蒙从他打败的对手那里收受的贿赂，于是决定追究。对此，客蒙在公民大会为自己辩护道：“我从来没有作为使节被派往充满诱惑的富饶国家，而且我尊敬以刚健质朴为本的斯巴达，希望能像他们那样生活。我对敛财没有兴趣。但是，如果我从战场上赢得的战利品能够让祖国雅典繁荣富强，我会大有兴趣。”

客蒙的一席话引来民众阵阵欢呼。伯里克利只好放弃追究。

时刻把雅典的假想敌斯巴达挂在嘴边，是客蒙的坏习惯。他是位出类拔萃的武将，但直言不讳并非有效的政治手段，从这个角度看，他不算一位真正的政治家。

不管怎么说，作为反对派的领袖，客蒙始终是伯里克利强劲的对手。所以伯里克利才会动用陶片放逐这种激进的手段将他排除出政坛。

两位对手达成“分庭抗礼”短短一年，客蒙便撒手人寰。伯里克利这一次是真正“排除”了政敌。

然而，伯里克利不会因为这点成功沾沾自喜。他以客蒙的死为契机，180度地改变了自己的策略。

后期

（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429年的22年）

脱胎换骨的伯里克利

“掌握主动权的一方赢”不仅适用于战场，同样适用于政治、外交、经济甚至文化领域，可谓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期，斯巴达与波斯是城邦国家雅典必须防备的两个强国。这时的雅典失去了军事大师客蒙。此时的伯里克利连续当选将军，他必须继续客蒙未完成的军业。然而，这位司令官在军事方面的水平只能说“有相当的程度，但仅此而已”。

所幸伯里克利手中握有两张牌。

一张是由客蒙主导并由公民大会认可生效的与斯巴达签订的停战条约。

当初伯里克利接受客蒙的建议，主要是给亲斯巴达派一个面子。但在客蒙死后，这个条约为雅典带来了不少利益。停战的5年间，雅典无须担心在陆地上受到斯巴达的攻击。

第二张牌与波斯帝国有关。

这个东方的超级大国发动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侵略希腊的战争，结果以惨败告终。战后的30年间，希腊与波斯始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胜利而逐渐强大的雅典和斯巴达或许不需要主动求好，不过希腊的其他城邦国家也都没有与波斯缔结和平条约。

伯里克利打算与波斯缔结和平的外交关系是因为客蒙的离世。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认为眼下正是讲和的好时机。

在这30年里，雅典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其实并没有停止。波斯念念不忘战前曾经属于自己的小亚细亚西岸地区，不断地发起进攻，而提洛同盟的主导者雅典不断地给予回击。由于有客蒙统领，雅典在爱琴海保卫战中始终保有优势，但从未能给予波斯致命打击。

但是，以前的战争不一样。同样是波斯进攻、希腊防守，结果完全不同。

公元前490年第一次希波战争，波斯王大流士派遣的军队在距离雅典不到40公里的马拉松平原登陆，遭到雅典大军的迎面打击，大败而归。

公元前480年第二次希波战争，波斯再度向希腊发起进攻，这一次国王薛西斯御驾亲征，兵力是上一次的10倍以上。然而，无论海上的萨拉米斯海战还是陆地上的普拉塔亚之战，波斯军输得颜面无存，国王带着残兵败将逃回亚洲。第二次希波战争再次以希腊的胜利告终。

在战后30年的公元前450年，坐在波斯王位上的是阿尔塔·薛西斯。这位现实主义者决心不重蹈祖父和父亲覆辙，成功地抑制了宫廷内部好战派，即领土扩张主义者们的势力。而决定雅典一方态度的是，与波斯王同龄的伯里克利。

在客蒙的遗骨随舰队回国后，伯里克利迅速展开了行动。

他决定派遣卡里阿斯（Kallias）作为和谈代表前往波斯。这个人选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卡里阿斯娶了客蒙的姐姐为妻，且与客蒙关系密切，这是雅典众所周知的事情。伯里克利选他做谈判代表，是为了向民众显示与波斯谈和并不违背客蒙的意志。

就算是10位将军组成的内阁已达成共识，最终决定权仍然在公民大会手中。民众很清楚，这次塞浦路斯远征军是撤退而非败退。由于司令官客蒙病逝，军队不得不结束胜利在望的战事，这不算铩羽而归。由于客蒙已死，对于向波斯派遣和谈使节而不是舰队，民众只能表示同意。

不知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是如何说服民众的。突然从两国交战变成握手言和，要让大家接受这个状况，想来需要相当巧妙的诱导之术。

总之，卡里阿斯的波斯之行得到了公民大会的许可。他本人大概也被伯里克利的劝说打动，相信有客蒙战绩在前，和谈必定会顺利，所以欢欣鼓舞地前往东方。

《卡里阿斯和约》

任命卡里阿斯为和谈代表还有一个有利因素。

客蒙在波斯也是赫赫有名。让卡里阿斯去和谈可以让波斯王及其家臣想起他的小舅子客蒙，借此提醒对手切莫忘记雅典的军事实力。

波斯王阿尔塔·薛西斯是决定和谈能否成功的关键人物。10年前他以政治顾问的名义收留了被雅典通缉的地米斯托克利。那个时期的地米斯托克利被波斯宫廷称为“对国王影响最大的希腊人”。客蒙打的第一场大仗就是地米斯托克利率军歼灭波斯海军的萨拉米斯海战。此后客蒙又取得了许多耀眼的战绩。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通过地米斯托克利，波斯王早已了解客蒙的强大实力。

10年之后，坐在谈判桌对面的是客蒙的姐夫卡里阿斯。这是雅典一方谈判的好筹码。更何况波斯王有祖父及父亲的前车之鉴，不想介入希腊太深，以免陷入战争泥潭。

以雅典谈判代表的名字命名的《卡里阿斯和约》从派遣使者至签署和约耗时两年，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首先，从雅典到波斯首都苏萨的路途十分遥远。

使者先从雅典走海路至爱奥尼亚，再横穿小亚细亚进入波斯境内。随后渡过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横穿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才能抵达终点苏萨。返回雅典的路线正好相反。

其次是卡里阿斯锲而不舍地就和约与对方展开漫长的谈判。他不仅为雅典，也为爱琴海东面的提洛同盟的重要成员争取到了有利的条件。

城邦国家雅典与波斯帝国签订的和约，简单地说是互不侵犯条约。

雅典和波斯都不侵犯对方的势力范围。

雅典同意塞浦路斯归波斯统治。

波斯尊重爱琴海东部的城邦以及岛屿的独立自主，在距离其边境骑马一日抵达的范围内不设兵力。这意味着波斯放弃了其自第一次希波战争之前一直主张的对这些地区的统治。

此外，雅典承诺不会派遣海军前往波斯治下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埃及的附近海域，波斯保证不会派任何战船进入爱琴海。

尽管战船的活动范围受到约束，但商船的航行以及商人的通行却获得全面许可。

从此，波斯船只进入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成了人们司空见惯的景象，后世从波斯首都苏萨旧址出土的雅典陶壶的碎片，或许正是两国关系改善的证明。

与对手讲和对希腊人来说是休战，他们不会称之为和平。和平大抵只会出现在讽刺喜剧作家充满调侃的文字里，但公元前448年雅典与波斯的谈和却被希腊人非常罕见地称为“卡里阿斯的和平”。

这大概是因为这次雅典与波斯签署的和约与希腊城邦之间只有几年期限的休战协定不同，它是一个持久的约定。其后近40年的时间里，爱琴海摆脱了大国波斯的威胁。

《卡里阿斯和约》确立的雅典霸权领域

伯里克利在48岁之际第一次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可以“放开手脚”的局面。

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了停战协定，尽管期限只有5年，但无论如何，这段时间雅典避免了来自陆地的威胁。而且斯巴达两王之一的阿希达穆斯与同龄的伯里克利时有私下接触，双方都抱有相安无事的意愿。

与此同时，与波斯签订的《卡里阿斯和约》化解了来自海上的威胁。

伯里克利酝酿已久的构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帕特农

在帕特农神殿之前，雅典不是没有修过奉献给雅典娜女神的神殿。雅典娜是城邦国家雅典的守护神，很久以前卫城山上便矗立着供奉雅典娜女神的殿堂。

不过以前的雅典娜神殿无论规模还是外观都无法和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德尔斐（Delphi）的阿波罗神殿媲美，流于平常。

就算是那样普通的神殿也没有逃过劫难，公元前480年它被大举入侵的波斯军焚毁。雅典人只能委屈他们的守护神住在“临时住宅”里。

33年后，雅典决定重建神殿。当时的雅典市民应该是将《卡里阿斯和约》的签订与重建雅典娜神殿视为同等大事。事实上伯里克利提出重建神殿时，公民大会没有任何异议地通过了该提案。

伯里克利并不打算造一座在希腊比比皆是的普通神殿。

与位于山谷的奥林匹亚、德尔斐不同，在卫城山顶可将雅典城尽收眼底。建造象征城邦国家雅典繁荣兴盛的神殿，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

当宏伟壮观的神殿在卫城山顶完工，雅典市民势必对此充满自豪，到访的外邦人势必会为之惊叹和羡慕不已。

这就是伯里克利的设想。他不要一座随处可见的普通神殿，他要造一座希腊前所未有的“帕特农”。

将伯里克利的理想化为现实的，是被他委任为工程总监的菲狄亚斯。

大约比伯里克利年轻5岁的菲狄亚斯彼时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雕塑家。因此，他的工作不只是监督工程，从殿内的雅典娜女神像到装饰神殿的浮雕群像都由他亲手制作。说整座帕特农神殿是菲狄亚斯的作品也不算言过其实。

始于公元前447年的这项庞大的工程，不仅包括帕特农神殿，还包括通往卫城的山道及其周边建筑，完成总体工程历时15年。菲狄亚斯在工程完工两年后死去，伯里克利在完工三年后离世。以帕特农为中心的雅典卫城，堪称他们两人共同的杰作。

时光流逝2500年。如今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高耸于卫城之上的帕特农遗迹。但神殿的不少装饰雕像可以在伦敦、巴黎以及雅典的博物馆见到。

至高的艺术作品不但可以用肉眼观赏，还可以通过心灵之眼去感受。

大家可以先去博物馆观赏那些残缺的雕像原作以及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制作的复原图，然后造访雅典，登上卫城山顶，让2500年前的神殿重现在脑海中，想象着当年雅典人眺望神殿时的心情。

经过这样一段心路历程，才会对它有真正的感受。

帕特农是一首宏伟的交响曲。

神殿及其装饰的雕像，都是单独制作完成的。那些雕塑不像平面的浮雕，简直就是一个个三维的立体像。尽管每个雕像的风格和表现手法各不相同，但整体却呈现完美的和谐感，就像一首交响曲。

交响曲（symphonia）原本就是古希腊人发明的词汇。“sym”意为共生，加上意思为声音的“phone”构成“symphonia”一词。古罗马人直接把它当作拉丁语使用，在拉丁语系中地位如同长女的意大利语，沿用了这个词。至于英语的“Symphony”只是在词尾稍做改动。

将帕特农神殿当作一首交响曲聆听，想来不会有违创作者菲狄亚斯的心愿。

正因为帕特农神殿成为了一首恢宏的交响曲，它才超越众多神殿建筑，成为至高无上的艺术作品。

这座希腊史无前例的巨型神殿也是当时最新技术的结晶。希腊是地震多发之地，建筑再雄伟壮观，倘若不抗震也会成为其规划及建造者的耻辱，同时让雅典成为其他城邦的笑柄。

虽然人们建造神殿的初衷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但这并不妨碍帕特农成为一件完美融合希腊技术与美学的佳作。它令2500年后的我们不禁对现在的人类是否真的有所进步产生了怀疑。

在帕特农神殿建造期间，伯里克利时常造访工程现场，与菲狄亚斯交换意见。艺术家菲狄亚斯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制作，连续当选将军、受民众所托执掌国政的伯里克利，却不能沉湎于这种快乐的时光。

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帕特农神殿的门楣雕像（复原品）

马头

命运之女神

美学与防震技术均来自数学。帕特农神殿的几何分析图。中央应该是放置雅典娜神像的位置。

出处Tons Brunés, The Secrets of Ancient Geometry and Its Use, 1967,Phodos International Science Publishers.

在希腊城邦中只有雅典才有的将军是负责政治、外交、军事等所有国家事务的最高职位。雅典每年从10个选区中各选出一人，即10位将军。常年连续当选将军的只有伯里克利，所以他实际上就相当于总理。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说的“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由一个人统治”，指的就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而“一个人统治”指的正是伯里克利。

雅典的劳动者

“伯里克利时代”指的是从公元前461年到公元前430年的31年。

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巅峰时期，这已经成为历史定论。

那么，为什么身为超级资产家、来自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世袭政治家伯里克利能够实现一人统治呢？

这是因为他的理念，或者说他的“政治哲学”，是让城邦国家的所有公民参与政治、行政、军事等国家事务。

其实，他的这个理念本身没有太多的新意。

早在半个世纪前，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掌门人克里斯提尼就做出了政治改革，让普通的雅典市民也能积极参与国家政治。

30年前，又因为地米斯托克利这位非资产家也不是世袭政治家的将军的上位，雅典第四等级公民、被罗马人叫作“普罗列塔利”的底层公民地位急速上升。

陆地战中，除了从第一或第二等级的公民中选出的将军，决定战争胜败的是第三等级公民占大多数的重装步兵。重装步兵成为城邦的主要战斗力。第四等级的公民在陆地战中只担任辅助性的轻装步兵。

然而，在海战中，这种战力对比关系完全颠倒。

在三层加莱船为主流的时代，武装一艘船需要200名船员。其中，船长以下的指挥官、掌船的水手，以及能够应急修理船只的技师合计10人。航行中在船中央待机，当两军接近时，跳上敌船厮杀搏斗的重装步兵20人，其余的170人都是桨手。

希腊的海上战法是，战船到达前线后降下船帆只靠桨手划行前进。当敌船遭到攻击不能动弹时，桨手以船桨为长枪投入战斗。顺便提一句，波斯战船的桨手都是奴隶。而且他们人口众多，有充足的兵力，无须桨手参与作战。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地米斯托克利运用了希腊战法，这非常考验桨手的操作技能。

经地米斯托克利改造的雅典战船相较于波斯一方属于小型船，但建造得非常坚固，而且船底装满石头，这让船只的重量得以增加。

小而重的战船具有不易受海风、洋流影响的优势，但要求船员在司令官发出命令后灵活熟练地操控船只。

雅典赢得萨拉米斯海战胜利的关键，除了战略和战术才能兼备的统帅地米斯托克利，就数勇敢的桨手——雅典第四等级公民。

自萨拉米斯海战以来，雅典海军之所以能30年威力不减，也正是因为他们保持了地米斯托克利创造的雅典海军的特色。

除了爱琴海，在著名的腓尼基海军依然活跃的东地中海地区，雅典海军的实力都是首屈一指的，作为划桨手重要来源的第四等级公民的重要性有增无减。

在持续两年的第二次希波战争期间，地米斯托克利似乎向这些人支付了薪酬。

这是理所应当的。战士们再有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还是会对留在后方的家人生计牵肠挂肚，这难免影响士气。这些罗马人口中的“普罗列塔利”是必须靠每日出卖劳力以求温饱的穷人。为他们消除后顾之忧，是司令官应尽的责任。

伯里克利全面继承地米斯托克利的这套模式，是因为他完全认可地米斯托克利的观点，相信雅典的未来在海上，雅典将逐步向海洋国家、海洋帝国发展壮大。

要实现这一目标，海军必不可少。那么，作为海军主力战船原动力的底层市民的生活保障问题就不能被忽视。

伯里克利将地米斯托克利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给桨手发放薪酬的临时措施进一步制度化，使之变成国家政策。

支付金额换算成月薪在15德拉克马左右，基本等于桨手们在非兵役期从事本职工作的报酬。之所以以日薪的方式支付，也许是因为海军从秋末至初春通常不会出海，市民们无须服兵役，可以靠劳动谋生。军队只在海战或陆战时才向他们提供生活补贴。

此外，向贫困家庭支付上述金额的三分之二作为补贴，也成为法律。这或许是针对主要劳动力战死的家庭制定的一项遗族政策。因为雅典原本就规定战死者的孩子由国家负担抚养费直至他们成年。

当然，在战场上担任司令官的将军及其手下的指挥官阶层是不适用这项薪酬制度的。这些人一如既往地以零报酬的方式履行城邦国家的公民义务。如果他们战死，国家不会为他们的家人提供生活保障。

这里提醒一句，雅典的第四等级公民，即罗马人口中的“普罗列塔利”，是无资产者，而不是现在常说的无产阶级。这些人虽然没有赖以生存的财产，但他们本身是出色的生产者。

然而，在资产极具意义的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点。

因此，哪怕只是发放小额的补贴，这个政策还是引发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后来哲学家柏拉图指责此举将雅典公民变成了乞丐集团，欲与之一刀两断。稳健民主派批评伯里克利是“过激的民主主义者”。

建造宏伟的帕特农神殿，坚实的地基必不可少。工程总监菲狄亚斯替伯里克利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伯里克利本人必须考虑为民主政体的雅典的持续繁荣奠定不可或缺的国家基石。因此，他才会想到给雅典社会最底层的第四等级公民，即雅典的劳动者阶层，提供生活的保障，使他们能够安身立命。虽然伯里克利本人是第一等级的资产家，不过想象力让他能够站在对方立场思考。

顺便说一下，在雅典还有两项迫使资产家们掏腰包的政策。

首先他们要担任戏剧演出的赞助人，承担一部悲剧和一部喜剧上演所需的全部费用，这是一笔金额不小的开支。

其次他们要负担一艘三层加莱船从建造至出海所需的费用。建造一艘新战船需要1塔兰特。1塔兰特相当于6000德拉克马，超过一个雅典劳动者30年的总收入。

赞助人要负担的不只是新船的建造。作为战船，有战斗力才有意义。因此，赞助人还需要负担170名桨手以及其他船员服役期间的薪水。

与戏剧演出不同的是，赞助人必须担任自己花钱打造的战船的船长，随它奔赴战场。他们就算贡献了钱财，仍然要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

当然，如果他在战场上有英勇表现赢得声誉，或许能当选下一任将军，获得政治上的利益。倘若战死，那就是万事皆空了。

由此可见，雅典城邦善用民众的力量。或者说，没有忘记民众的活力。

就这样，城邦国家雅典成为一个常备百艘战船（船员2万人）、必要时可以立即出动200艘三层加莱船（船员4万人）的海上强国。

雅典能成为海上强国，用伯里克利的话说是因为它有一个“熟练技工集团”。为了维持这个集团的存在，哪怕背负“公民乞丐化”的骂名，也必须向无产者提供生活保障，让他们能充分为国效力。

在伯里克利看来，最底层的公民皆能积极参政的民主雅典最好的象征就是矗立于卫城山丘上向世人展现雄姿的帕特农神殿。

现实主义者总以为他人会同样基于现实考虑问题，不可能做愚蠢的事情。但伯里克利忘了，希腊人将奔赴战场视为强身健体的延伸。

因《卡里阿斯和约》的签订而深信自己从此远离波斯威胁的提洛同盟的各成员首先开始了动摇。

同时，雅典与斯巴达缔结的5年停战协议，也即将到期。

“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提洛同盟”

希腊的两大强国雅典和斯巴达都有各自主导的同盟。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担任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虽然都叫同盟，性质却相当不同。

在波斯入侵之前，斯巴达与雅典已经是希腊的两个强国。

与大家的想象不同，因吕库古法率先建立起国家体制的是斯巴达并非雅典。雅典后来居上，国力最终超越了斯巴达。

对于两国实力的逆转，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原因归结于斯巴达顽固的保守主义和雅典的灵活性以及进取心。简单地说，就是后起之秀雅典赶超了固步自封的斯巴达。

两国迥异的国民性也体现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

伯罗奔尼撒同盟

由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城邦国家联合结成的这个同盟，尽管最初是由斯巴达倡议成立的，但不是始终处于斯巴达主导之下。

斯巴达在同盟中的地位仅相当于议长或裁判。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主要成员

因为斯巴达本质上是一个对他国不感兴趣的国家。就连希腊最强悍的斯巴达战士的存在，也是为了镇压没有公民权的被统治阶层希洛人和庇里阿西人的反抗，并非以扩张领土为目的。

这是吕库古为保护斯巴达制定的规定，对斯巴达人而言，这是他们必须遵守的“宪法”。

不过，斯巴达也有过一次扩张领土的尝试。城邦国家斯巴达的领土位于拉科尼亚地区，西临美塞尼亚。由于两地相连，斯巴达打算将邻邦据为己有。

拥有希腊最强军队的斯巴达要征服美塞尼亚易如反掌，问题是随后的统治让斯巴达犯了难。军队实力再强不过区区1万人，斯巴达人发现他们无法掌控整个美塞尼亚地区。结果，美塞尼亚避免了被吞并，成了斯巴达的属国。

那么，如此坚持一国和平主义的斯巴达人怎么会与其他城邦结盟呢？

这是因为他们看到雅典在庇西特拉图的推动下提升了经济实力，克里斯提尼的政治改革让最底层民众也获得了公民权，这一切令斯巴达感到了危机。

斯巴达人以质朴刚健为座右铭，只认可铁币为流通货币，因此无法与他国通商，这样提升经济就成了一句空话。尽管如此，斯巴达人依然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

再说国家体制。斯巴达人并不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寡头政体比民主政体优秀才选择了前者，真正的原因是，如果实施民主政体，斯巴达就不得不向希洛人、庇里阿西人授予公民权。所以，他们不采用民主制度，同时将民主国家视为威胁。

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增强国力的雅典如果远在天边，或许斯巴达人还能做到闭目塞听。可现实是，斯巴达与城邦国家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仅相隔陆路三天、海路一日的距离。

伯罗奔尼撒同盟于公元前546年缔结，彼时雅典正处于庇西特拉图统治的末期。在这位僭主的领导下，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相当于斯巴达的希洛人、庇里阿西人阶层）携手共进，迈入经济大发展的时代。

以发展经济为重心的庇西特拉图，一贯奉行睦邻外交，其继承者克里斯提尼专注于国内民主政体的建立，两位领袖对扩张领土都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欲望。

没有来自雅典的压力，伯罗奔尼撒同盟事实上变成一个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城邦组成的松散联合体。主导国斯巴达对同盟各国几乎没有强制力。虽然同盟规定斯巴达与他国发生战争时同盟诸国须提供兵力支援远征，但斯巴达几乎没有远征他国的意愿。更何况是否跟随斯巴达远征、提供多少兵力均由同盟各国自行决定，斯巴达无权命令。

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各城邦也没有缴纳同盟会费的义务，这也是松散型同盟的表现。在当时主要流通银币的情况下，斯巴达坚持只认可铁币。哪怕收下了同盟各国缴纳的费用想来也无用武之地。

斯巴达人是出色的“战士”，经济观念为零。他们深信生活水平的提高会让人丧失质朴刚健的精神，因此顽固地坚持保守主义。而经济嗅觉敏锐的雅典人顺应形势变得充满进取心和灵活性。

为什么那些与斯巴达“秉性”不同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在无人强迫的情况下自愿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呢？

这是因为各城邦都期待紧急时刻能有名震四方的斯巴达战士赶来救援。更何况加盟不用缴纳会费，这种“期待”是免费的。

就这样，伯罗奔尼撒同盟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并未将雅典视为假想敌。正因如此，为抵抗波斯帝国的再度侵犯，雅典、斯巴达以及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各成员在第二次希波战争时能团结一致为保卫希腊共同作战。第二次希波战争发生在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479年，对斯巴达和雅典而言，这两年宛如蜜月。

海上的萨拉米斯之战，希腊人在雅典率领下完胜波斯。翌年，在陆地的普拉塔亚之战中，以斯巴达为主力的希腊军队赢得压倒性的胜利。

然而，蜜月总有结束的时候。成功击退波斯入侵的两年后，提洛同盟成立了。

提洛同盟

在伯罗奔尼撒同盟结成70年之后建立的提洛同盟，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抵御波斯。不过制定这个目标并倡议结盟的不是雅典，是居住在爱奥尼亚地区城邦及附近岛屿的希腊人。

这些人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站在波斯一方，与希腊同胞厮杀。当时的爱奥尼亚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这种状态因波斯军的败退而宣告结束。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居民，从波斯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不过，彼时的人们并不相信他们能从此远离波斯的威胁。波斯为征服希腊而建的前线基地萨迪斯（Sardeis）情形一如既往，依然由波斯王指派的地方长官管理。从萨迪斯到波斯的首都苏萨有“御道”连接，便于军队移动。爱奥尼亚地区的主要城市以弗所（Ephesus）、米利都（Miletus）和哈利卡那苏斯（Halicarnassus）虽然临海，但毕竟立于陆地之上，这些地方的人始终战战兢兢，不忘背后有强敌波斯。

附近海岛也无一例外面临波斯的威胁。莱斯沃斯、希俄斯、科斯（Kos）等岛屿距离陆地仅10公里左右，正如当地的难民偷渡问题显示的那样，哪怕乘橡皮船也能登陆。如果波斯再次来袭，居住在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首当其冲。

这些人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打赢萨拉米斯海战并在翌年成功夺回波斯爱琴海海军基地萨摩斯岛（Samos）的雅典。

雅典人接受了来自爱奥尼亚地区的结盟邀请，决定顺势而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雅典霸权领域

雅典在第二次希波战争的第一年取得萨拉米斯战役的胜利，翌年又打赢米卡勒（Mykale）海战，从波斯手中夺回萨摩斯岛，成功让爱琴海再次成为希腊人之海。

以此为契机，雅典逐渐发展成希腊最强大的海上强国。然而，要让爱琴海长期保持“希腊人之海”的状态，还要牢牢地掌握制海权。要建立所谓制海权首先要让包括对岸在内的相关方进入同一阵营。

海军出征不是坐船去附近的岛屿那样的小事，而是要渡过一望无际的爱琴海。就算是强大的雅典海军，也必须在秋天返回比雷埃夫斯港。如果能与爱奥尼亚地区结成同盟，靠港、补给以及后勤兵站的问题均能得到解决，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这样，在波斯人被赶出爱琴海的两年后，公元前477年提洛同盟成立。

与希腊中部的德尔斐齐名的提洛岛，也是信奉阿波罗的圣地。由于加盟的各城邦代表在此聚集，所以该同盟被称为提洛同盟。与早年建立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相比，提洛同盟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两者同样是出于防卫目的成立的同盟，但以斯巴达为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主要目的在于保卫伯罗奔尼撒半岛，提洛同盟是为了守护爱琴海世界。前者主要依靠陆军力量，而后者的主要军力是海军。

其次，斯巴达并不热衷带领加盟城邦开展军事活动，而雅典从同盟成立之初便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一点始终未变。

虽然伯罗奔尼撒半岛也会遭遇外敌侵略，但不是每年都会发生。而爱琴海上不仅有波斯的船只，还有海盗船出没，所以必须有人定期在整片海域巡逻。能够做到整年不间断巡逻的唯有雅典海军。

第三个不同之处是，提洛同盟的加盟城邦有分担经费的义务。

相较于陆军，海军耗资庞大。光是打造一艘三层加莱船便需要1塔兰特，更何况还需配以人力才能形成真正的战船。一艘战船需要200名船员，其中桨手170人。桨手的技术越娴熟，船只的战斗力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提高战力就得向无资产者占大多数的桨手支付薪酬，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

能够常备100艘战船，必要时出动200艘的城邦，也只有雅典。莱斯沃斯、希俄斯可提供的战船数量不到雅典的五分之一，其他城邦大多只有百分之一，甚至还有一艘战船都无法提供的城邦。

由实力参差不齐的城邦组成的提洛同盟，决定根据各城邦的财力让大家分担同盟每年的支出。

不过每个成员分摊了多少费用，这笔开支占城邦经济收入的具体比例都无据可查。希腊各城邦的经济指标，除了某个时期的雅典之外，都没有明确的资料记载。

估计各成员承担的费用应该不到其收入的一成，因为波斯要求属国缴纳的年贡没有达到这个比例。如果提洛同盟的经费超过这个比例，成员可能宁愿接受波斯的统治。

与没有费用分摊机制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相比，成员必须缴费的提洛同盟的性质迥然不同。这种差异将在日后逐渐显现。

在雅典人看来，只要同盟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就能在爱琴海全域建立起一个大经济体，以这里为市场的各城邦均能得利并迎来经济繁荣，为此缴纳一些费用算不得很大的损失。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同样的想法。

公元前454年，伯里克利决定将存放同盟经费的金库从提洛岛移至雅典。这个决定在第二年被迅速执行，没有任何加盟城邦提出抗议。同盟成立24年，各加盟城邦早已接受雅典的主导，所以默认了金库的转移。

这样的状态在5年后由于《卡里阿斯和约》的签订开始发生变化。

《卡里阿斯和约》是波斯与雅典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不是波斯与提洛同盟的和约。但当时很多提洛同盟的加盟城邦相信这个和约能消除波斯对自身的威胁。此时，提洛同盟成立已30年。

公元前448年，波斯与雅典签订《卡里阿斯和约》。提洛同盟的各成员闻风而动。

两年后的公元前446年，雅典与斯巴达的5年停战条约即将到期。希腊所有城邦都知道这件事，大家为战乱时代可能再次到来而惶恐不安。

对49岁的伯里克利而言，这是严酷试炼开始的一年。

“商谈希腊今后和平的会议”

最早采取行动的是阿提卡地区东边优卑亚（Euboea）半岛的城邦，它们宣告脱离同盟，不再缴纳经费。

紧接着是提洛同盟成员墨伽拉（Megara），它位于阿提卡的西面。它的行动更进一步，不只是宣告脱盟和停止缴费。

墨伽拉宣告脱离同盟后，伯里克利旋即做出制裁决定，禁止其商船进入比雷埃夫斯港。对此深感不满的墨伽拉，请求斯巴达派兵攻打雅典。

斯巴达人仿佛终于盼来停战协议期满的那一刻，他们迅速发起了进攻。

这里再重申一次，控制斯巴达国政的不是两位国王，而是公民大会每年选出的5位监察官。也许他们认为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附近的墨伽拉脱离雅典有助于维护斯巴达的安全。

率领斯巴达军队的是两王之一的普雷斯托纳克斯。国王亲征意味着正规军出动，由此可见斯巴达人志在必得。

训练有素的斯巴达军团一旦决定行动就雷厉风行。他们很快穿过墨伽拉进入阿提卡地区，直抵厄琉息斯城（Eleusis）。

以厄琉息斯秘仪闻名的这个城镇，距离雅典不足20公里。斯巴达是否会乘势攻打雅典，成了全希腊关注的焦点。

不料，普雷斯托纳克斯国王竟然以“渐入深秋”这种在南欧不能成立的理由，一仗未打班师回朝。

5位监察官勃然大怒，逼迫国王退位。

对于斯巴达国王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行动，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他收了伯里克利的贿赂。

对此我无法苟同，理由有二。

首先，普雷斯托纳克斯被迫退位后似乎一直生活在斯巴达，后来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在斯巴达的社会环境下，就算他接受了大笔贿赂也无用武之地。以质朴刚健为准则的斯巴达人甚至不懂得如何花钱。城邦上下都没人想到要去建造一座超越帕特农神殿的建筑。

其次，与普雷斯托纳克斯的出身有关。普雷斯托纳克斯的父亲帕萨尼亚斯率军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赢得普拉塔亚平原之战，与打赢萨拉米斯海战的克里斯提尼一同被誉为拯救希腊的英雄。这位英雄父亲最终因监察官的奸计落得饿死的下场。虽然这件事发生在普雷斯托纳克斯少年时，但他应该不会忘记这场悲剧。

进攻阿提卡是斯巴达监察官的主意，国王只有行动的权力。普雷斯托纳克斯执行了任务，但他对监察官制度向来没有好感，所以才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反而做出撤军的决定，哪怕付出退位的代价。

或许，在厄琉西斯郊外的某处，伯里克利与普雷斯托纳克斯曾私下见面密谈。尽管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有性格上的差异，但这两人毕竟是一辈人，而且伯里克利承认他与另一位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是朋友。

伯里克利擅长洞察人性。身为超级富豪的他不缺贿赂的钱财，但对方是斯巴达男人，而且是一位国王。伯里克利应该不会用钱，而是选择以语言为武器，说服了对方。

无论如何，斯巴达人撤军了，墨伽拉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伯里克利得以集中精力对付优卑亚。

这一次他没有用语言做武器，而是果断投入兵力进行镇压。

优卑亚是与希腊本土隔着一道狭窄海峡的半岛。虽然是半岛，但面积不小，仅城邦国家就有5个。

雅典出动了50艘三层加莱船、5000名重装步兵，共计15000人从海陆两路对优卑亚发起攻击，迅速镇压了反抗。

对背叛雅典的当地居民的处罚，根据表现轻重不一，按当时希腊处置战败者的手法看属于中规中矩的程度。不过，作为杀鸡儆猴的手段，已足够对其他同盟成员起到警示作用。

雅典人的这次武装行动遭到全希腊的谴责。用现代语言讲，他们这是“帝国主义行径”。

带头谴责的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实力仅次于斯巴达的强国科林斯（Corinth）。在斯巴达召开“商谈希腊今后和平的会议”，也是应它的强烈要求。

科林斯及其周边

科林斯对雅典的敌意并非一朝一夕间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甚至可追溯到30多年前第二次希波战争时期。

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努力下，雅典第一次具备了真正称得上“海军”的海上战斗力。原本希腊第一的海上强国科林斯从此屈居第二。这个差距很快就显现在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派出200艘战船，科林斯只有40艘参战。

在那个时代，海军实力等于海运实力，也等于贸易实力，三者之间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贸易带来收入，有收入就可以投入海军建设，海军实力由此愈发强大。

当年双方携手打赢了萨拉米斯海战，战后30年科林斯始终未能夺回海军第一的宝座，自然不会加入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这个贸易立国的城邦以自己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为由，反倒加入了对贸易毫无兴趣的斯巴达辖下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不过，当雅典的市场在东方的爱琴海，科林斯的市场在西方的爱奥尼亚，双方商贸圈没有交集的时候，这两个以贸易立国的城邦还不至于公开表达敌意。

《卡里阿斯和约》的签订改变了形势。雅典很难再从波斯统治下的叙利亚、埃及取得土地用作基地。为开拓新市场，雅典把目光瞄向了西方。

雅典拿下了地处科林斯湾的纳夫帕克托斯（Nafpaktos，后称勒班陀Lepanto）。它是大陆通往爱奥尼亚海的出口，而且是在面向最狭窄海域的北岸。随着基地的建立，雅典向西扩张的意图日益明显。

其实，仅靠派驻在纳夫帕克托斯的20艘三层加莱船，雅典尚不能封锁科林斯湾。但只要它有心，就可以从本国调遣援军与当地驻军联手，包围科林斯湾。

被激怒的科林斯首先煽动墨伽拉反抗雅典。科林斯与墨伽拉在地理位置上是面向科林斯湾又临接萨拉米斯湾的邻居，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

然而，科林斯的计谋由于斯巴达国王的撤兵以失败告终。

从科林斯的立场看，事态发展至此，接下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召集全希腊的城邦国家举行会议，在会上控诉雅典的“帝国主义”行径，阻止其继续扩张。会议召开地选在斯巴达，主要是因为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全体成员可以同仇敌忾向雅典施压，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唤起斯巴达的责任感。

和雅典缔结的5年停战协议到期后，斯巴达也很担心如果不做些什么可能会让希腊再次陷入混乱。

说起来斯巴达男人是一群奇怪的人。他们对他国的事务漠不关心，却偏偏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伯里克利能成功说服斯巴达国王，就是因为他唤起了对方的责任心。

公元前446年的冬天，在斯巴达召开的“商讨希腊今后和平的会议”上，雅典被推上了被告席。

主持会议的议长是与伯里克利保持友好关系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

没有确凿的史料可以证明率领雅典代表团的是伯里克利。会议进展情况同样无史料可查。

不过，阅读了会后发表的“共同声明”，我相信伯里克利一定出席了会议。

斯巴达与雅典的分庭抗礼

宣告全希腊30年和平的“共同声明”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希腊世界从此分为斯巴达和雅典两大阵营。

陆地的强者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海上的霸主雅典主导提洛同盟。

斯巴达首次承认雅典在爱琴海的霸权地位，在此之前斯巴达对提洛同盟的态度仅仅是不加入。斯巴达的认可意味着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全体成员，包括科林斯在内，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斯巴达的承认是会议的正式决定，它给雅典带来巨大的利益。

最初以防范波斯为目的结成的提洛同盟，在《卡里阿斯和约》签订后逐渐失去存在的意义，而此时事情又出现了转机。

从前爱琴海沿岸各城邦、岛屿齐心合力对抗波斯的同盟不复存在。如今的提洛同盟变成斯巴达认可的雅典对爱琴海全域享有霸权的代名词。

同盟性质改变了，各成员国不能再以波斯撤退为借口，提出脱离同盟或拒绝分担同盟支出的要求。雅典可以公然打压那些反抗者。

会议还做出了另一项决定。

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提洛同盟将希腊世界一分为二，双方不得侵入对方的势力范围，若某同盟中有成员国变节要求救援，另一方不得出手相助。

有了正式的约束，向斯巴达求救的墨伽拉只能与雅典重修旧好。两个反叛的城邦重新回到提洛同盟，一如既往地缴纳同盟经费。而雅典也取消了禁止两国船只进入比雷埃夫斯港的处罚。

这次会议原本是应科林斯的要求召开的，结果会议正式承认了雅典对纳夫帕克托斯的所有权。自此以后，科林斯的船队只能从雅典海军基地纳夫帕克托斯的海上经过，前往地中海西岸活动。

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实力仅次于斯巴达的强国。斯巴达会无视科林斯的诉求，肯定是因为有利可图。就像其他议题一样，在这件事情上斯巴达与雅典也在私下达成了交易。

近10年来，斯巴达被希洛人的抗争搞得烦恼不断。名震四方的斯巴达战士打平原战天下无敌，打攻城战却一筹莫展，虽然将反抗的希洛人赶进了山里，但后患无穷。他们又不肯接受希洛人提出的以下山换公民待遇的条件。

如果斯巴达赋予希洛人公民权，建立在吕库古法基础上的国家体制就会崩溃。在墨守成规的斯巴达人心目中，公民必须是战士。给予希洛人公民权这种事，一根筋的斯巴达人死也不会答应。

最终他们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斯巴达保证下山的希洛人的人身安全，条件是希洛人必须离开斯巴达统治的拉科尼亚地区。希洛人接受了这个条件，但要求全员居住在同一地区。

找到一个能容纳万名以上难民的地方并不容易，这让斯巴达又陷入了困境。结果，向斯巴达伸出援手的，正是出席会议的雅典代表。

帮忙不是免费的。雅典可以将这批被驱除的希洛人安置在纳夫帕克托斯，但前提是斯巴达正式承认雅典对纳夫帕克托斯的所有权。

在斯巴达与雅典签订的5年停战协议期满之际召开的“商谈希腊和平的会议”上，雅典最初处于被弹劾的位置。

而结果是雅典收获最多，而且他们收获的是最实惠的利益。伯里克利不愧是语言的高手，他说服众人转换视角，改变结果，让自己从输家变成赢家。说不定整个会议就是他在背后操控。

这个推断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会后最先展开的行动是让大批希洛人从斯巴达移居至纳夫帕克托斯。请大家不要忘记，当时主持会议的议长是一直以来与伯里克利意气相投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

深爱的阿斯帕齐娅

作为极致民主政体的设计者和践行者、人类至高文化遗产帕特农神殿的缔造者，伯里克利受到了后世如圣人般的赞誉。他不仅在公共领域是个不法常可的人，在私人领域也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男人。

如果换一种比较优雅的说法，就是摆脱了固有观念或固有价值观的男人。

年近50岁之际，伯里克利在政治和私生活上都做了不按常理出牌的事。

恋爱本身不算什么不按常理出牌的事，哪怕恋爱的对象与伯里克利不属同一个阶层，在雅典也完全不是问题。

伯里克利的好友索福克勒斯与情人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仍与原配过着平常的生活，情人始终是外室。这种情况在当时的雅典属于正常现象。

伯里克利却不同。

他给为他生了两个儿子的妻子找到再婚的对象，然后与她正式离婚。随后和恋爱的对象结婚，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这样的举动在雅典属于不按常理出牌的事，更何况这位对象还是在雅典人眼中的外邦——爱奥尼亚的米利都出生的职业女性。

如果问我希望出生在希腊还是罗马，我会回答，若生为男人两地皆可，倘若生为女人，毫不犹豫选择罗马。

罗马女性拥有财产权，能与男性一同出席宴会，参与社会生活，而在雅典、斯巴达乃至整个希腊，身为女性几乎没有一点儿好处。

在雅典，不论已婚未婚，第三等级以上的女性除了可在节日与丈夫或父亲一起参加例行的神殿祭拜，没有其他的外出机会。日常用品的采购由奴隶代劳，如果想买些特别的东西，可以叫商贩送货上门。街上能见到的女性都属于劳动阶层。那些守着小店忙忙碌碌的女人们反而能享受更多的自由。

那么，中间阶层以上的女人们在家中干些什么呢？她们的生活与荷马时代即神话时代相比毫无变化，无非嘎吱嘎吱地纺纱织布，如荷马作品《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赛的妻子佩涅罗佩一般，坐在机杼前等待丈夫归来。另外，对女人们而言，与家务同等重要的另一项工作是抚育孩子。

在雅典，哪怕是举办会饮，女主人也不会露面与宾客们寒暄。

反观雅典男人，终日出门在外。孩童去学校读书，少年去角斗场强身健体。待成年之后，他们或聚集在大市场高谈阔论，或出席卫城山丘上举行的公民大会。有人前往海外做贸易，也有人服兵役奔赴战场。总而言之，只要生为男人，至少生活不会无聊至极。

雅典的民主政体在伯里克利时代发展到极致，但说到男女同权，却完全没有进步。

正因为是这样的社会形态，有一类女性应运而生。她们能歌善舞、奏乐弹琴，具有能与男性对话的教养，倘若再兼备曼妙的肉体，那就完美无缺了。

希腊人把这类职业女性称为赫泰拉（Hetaira），这些人几乎都是出生于外邦的希腊女子。雅典第四等级公民无资产者家庭的女性或许会在店铺打工，但绝不会去做赫泰拉，否则那才是做了不按常理出牌的事。

雅典古典时期的三大雕塑家菲狄亚斯、米隆、波利克里托斯创作女神、女性雕像时使用的模特儿估计都是赫泰拉。艺术家终究也是男人。让雅典良家妇女赤身裸体或只披一层薄纱站在陌生男人面前，她们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相比之下，男模特倒是不愁人选。角斗场、奥林匹亚运动会上飒爽英姿的男性比比皆是。

伯里克利爱上的是一位名叫阿斯帕齐娅（Aspasia）的赫泰拉。

这段情史我早有耳闻。但第一次在梵蒂冈美术馆见到阿斯帕齐娅的外貌时，我还是不由得吃了一惊，继而忍俊不禁。

伯里克利及其继任者阿基比亚德，以及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是古代公认的三大美男。他们分别将静谧之美、危险之美、冷峻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绝不是单纯的英俊男子。

阿斯帕齐娅

我一直以为，伯里克利这样的人物爱上的女人，势必像菲狄亚斯创作的雅典娜或米隆的维纳斯一般倾国倾城。没想到，她竟然是一位胖乎乎的女子。

的确，没有史料证明阿斯帕齐娅是一位美女。倒是有记录称她素养高雅，能够与苏格拉底等雅典学界精英进行平等的对话。

伯里克利与阿斯帕齐娅相差25岁。两人开始共同生活时，阿斯帕齐娅大约2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希腊已经不能算年轻女子，所以说伯里克利爱上的是一位成熟女性。

雅典最高统治者与赫泰拉女子结为夫妻，这件事已经足够不按常理出牌了，不料两人的生活状态更加非同寻常。

伯里克利从不要求阿斯帕齐娅做所谓的良家妇女。尽管他厌恶出席会饮活动，但会不时邀请若干好友来家小聚，聚会上总有阿斯帕齐娅的身影。她不仅与宾客同座，还能参与男人们的话题。

对那些来拜访阿斯帕齐娅的男性朋友，伯里克利也毫无芥蒂。那些频繁出入的男友中有与阿斯帕齐娅同龄的苏格拉底。当时正逐渐表现出哲学家风范的年轻的苏格拉底甚至还带着他的少年弟子一起上门。

结束公务回到家中的伯里克利常常会见到一群年轻人围着妻子谈笑风生的景象。他不会顺势坐下加入谈话，只是向客人们打声招呼，像平时一样拥抱一下心上人，然后将妻子和客人们留在那里，独自走进房间。

研究希腊的历史学家有不少人关注伯里克利对苏格拉底不感兴趣的原因。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对民众说“你们要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恐怕会招来嘘声一片，继而被赶出会场。政治家可能仅仅因为失言就遭到陶片放逐。

国民不要求执掌国家政权的人能进行深刻的哲学思考，他们需要的是具体有效的解决方案。

伯里克利与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斯是好朋友，可见他对哲学并非漠不关心。只不过对他来说，哲学是余暇的消遣而不是工作。如果伯里克利听说在他死后一年才出生的柏拉图声称国家政权应该交给哲学家，一定会放声大笑，继而平静地说：“那就让他们来试试。”

伯里克利是政治语言的高手。比他年轻25岁的苏格拉底是哲学语言的高手。政治语言和哲学语言完全不同，但他们二人有着不受局外者影响的共性。此外，尽管目标各不相同，但在善于诱导他人接受自己观点这方面，两人非常相似。

和阿斯帕齐娅共同生活后，伯里克利还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深居简出是雅典良家妇女一贯的生活方式，但伯里克利时常带着阿斯帕齐娅出门。

他们不是携带祭品去神殿参拜，而是前往渐显雄姿的帕特农神殿的建设工地。两人聆听工程总监菲狄亚斯的介绍，并与他交换意见。此番场景要令那些认为女人的意见一文不值的雅典男人目瞪口呆。

菲狄亚斯是伯里克利家宴的常客，相信他们三人应该常常谈及帕特农神殿。但耳闻与目睹是完全不同的。想来伯里克利是希望心爱的女人亲眼见见那雄伟的建筑。

从古到今，人们对伯里克利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就是他始终保持着贵族式的生活方式。

所谓的贵族式生活与出身高贵或生活奢侈完全无关。

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会泰然自若地去做很多人想做却顾及世俗的眼光不敢做的事情，并且始终保持自己的品位与格调。

坚持民主政体，并不需要领袖本人是民主主义者。应该说正因为伯里克利不是单纯善良、一心一意的民主主义者，雅典的民主机制才能保持正常运转。

事实证明，“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时代，正是雅典的黄金时代。

阿斯帕齐娅陪伴伯里克利走到生命的终点，始终是他忠实、体贴的伴侣。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他们有正式的婚姻，但两人之间没有不能成婚的障碍，所以我相信他们是正式夫妻。同时代撰写的史料大多将阿斯帕齐娅叫作情妇或小妾，让人感叹与伯里克利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中，被固有观念束缚的人竟然如此之多。也许是他们无法容忍伟大的伯里克利居然有一个赫泰拉出身的妻子。无论外人如何看待他们，他们两人相处得很好，还生了一个儿子。

只有一件事，就算伯里克利也会感叹：“这下麻烦了！”

曾有一条他本人提案并得到公民大会核准的法律规定，只有父母双方都出生在雅典，孩子才有雅典公民资格。而阿斯帕齐娅出生在爱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

伯里克利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病死之后，他那与自己同名的儿子才获得雅典公民权。这还是公民大会看在伯里克利为国家做出诸多贡献的面子上，将其作为特例批准的。

伯里克利的儿子在其父死后曾当选将军，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便默默离世。虎父大都有犬子。

阿斯帕齐娅在心爱的人离世后又活了29年。这多活的29年让她目睹城邦国家雅典走向衰败。这是她的爱人耗尽心血想避免的结果。

阿斯帕齐娅死于公元前400年。那是雅典败给斯巴达的4年之后，苏格拉底被雅典宣判死刑喝下毒酒的1年之前。

发生变化的“提洛同盟”

公元前448年签订的《卡里阿斯和约》，让雅典实现与东方大国波斯的分庭抗礼。

公元前446年冬季于斯巴达诞生的宣告希腊30年和平的“共同声明”，让雅典在希腊世界实现了与强国斯巴达的分庭抗礼。

所谓分庭抗礼指的是互不侵犯，雅典即使有扩张领土的意图，也不应轻易碰触那些对两国而言很敏感的地区。

然而，雅典不像波斯在小亚细亚地区之外还拥有辽阔的领土，也不像斯巴达奉行一国和平主义，对发展经济无动于衷。

对于庇西特拉图，雅典人一方面在政治上抨击他的僭主制，一方面又因他推出有利经济的政策而长期拥戴他。雅典正是由一些对经济极为敏感的人组成的城邦国家。

面对这样一群人，处于领导地位的伯里克利自然会热衷于开拓新兴市场。为了不招惹波斯和斯巴达，他将视线投向北面和西面。

迈大步前得先站稳脚跟。具体来说就是摆平国内与提洛同盟。

在国内，面对“公民乞丐化”等批判，伯里克利力排众议，断然通过了向担任公职的第四等级公民发放津贴的法案。

这个政策其实是想让被简单归为无资产者，需要靠劳作养家糊口的第四等级人中产化。

尽管伯里克利独揽大权，但他并没有颠覆民主政体的打算。他知道建立中产阶级是保证国家体制运作不可欠缺的一环。

不管是叫无产阶级还是无资产者，这个阶层的中产化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对于以海军为军事主力的雅典而言，在安全保障层面也非常必要。此外，中产化还有益于经济发展。也许这个等级每个人的消费力很有限，但他们有人数上的优势，积少成多，终能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的演说很少提到众神保佑，话题往往围绕政治、军事展开，也常常涉及经济，这一点非常有趣。

古代并不存在政教分离概念。应该说，西方是在多神教的希腊、罗马消亡，进入一神教统治欧洲、一神教信徒的时代，才产生了有必要政教分离的认识。

稳住国内局势之后，接着要确保伙伴的团结，也就是对提洛同盟进行改革。“商讨希腊今后和平的会议”召开之后，伯里克利对此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他决定最大限度利用会议认可的提洛同盟等于雅典势力范围的概念。

加盟诸国根据各自国力提供相应的战船、承担相应支出的规定全面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将超过300个同盟成员分为三类，分别制定规则。

第一类是保证常备战船百艘，必要时可以出动200艘战船的实力雄厚的雅典。

第二类包括平时或紧急事态发生时能够提供的战船数量是雅典五分之一的莱斯沃斯、希俄斯、萨摩斯三个较大的岛屿。这三个岛屿与雅典都不用缴费。

最后一类是以上4个城邦之外的所有加盟国。同盟免除它们提供战船的义务，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国力每年缴纳相应的费用。

雅典还改变了征收费用的体系。

爱琴海全域被分为5个征收区，雅典派专门的官吏前往各个区征收费用，从而提高征收的效率。此时同盟的金库已经从提洛岛移至雅典，因此同盟的经费全部集中在雅典。

卡里亚征收区：第二次希波战争时，它是波斯属国卡里亚统治的地区，后因客蒙的积极作战，实际被雅典控制。《卡里阿斯和约》签订后，波斯正式承认它归属雅典以换取塞浦路斯岛的所有权。

这个征收区位于小亚细亚西岸偏南部。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出生地哈利卡那苏斯、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的主要活动地科斯岛，以及这个时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罗德岛（Rhodes），都属于这个地区。

爱奥尼亚征收区：爱奥尼亚地区的中心部，是以米利都、以弗所等为代表的富裕海港都市的聚集区。估计这个地区为同盟贡献了最多的经费。

达达尼尔征收区：包括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Marmara），直至拜占庭的海域两侧的加盟国。这片海域有雅典从黑海地区进口小麦的主要线路，因此对雅典意义重大。

色雷斯征收区：背靠色雷斯、马其顿两大王国的爱琴海北部地区。这一带矿产资源丰富，一直以来都是雅典人海外资产的集中地。

岛屿征收区：包括利姆诺斯（Límnos）、米克诺斯（Mykono）、提洛岛、纳克索斯（Naxos）等散落于爱琴海中部的岛屿。要去这些岛屿征收费用，这一圈跑下来是够辛苦的。

提洛同盟经费征收区

就这样，提洛同盟的名称虽然没改，但其实质与30年前创立时有很大的不同。它从以防御波斯为目的的同盟，变身为各加盟国承认的雅典霸权下的同盟。伯里克利捕捉机会也是眼明手快。

提洛同盟诸国虽然属于外邦，但居民同样是希腊人。伯里克利应该不会认为高压政策是有效的管理手段。他毕竟是无论遭到怎样的批判、中伤，始终尊重他人言论和行动自由的人。实际上，雅典是以一种相当宽松的管理方式维持着提洛同盟的存在。

对于那些仅负担经费的城邦，雅典没有禁止它们拥有战船。禁止它们保有独立的军事力量，等于明确了它们和雅典的从属关系。把那些城邦变成自己的属地明显有悖希腊人崇尚独立的个性，对雅典来说，这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倒不如让它们保留一些沿海警备规模的海军力量，如果近海发生紧急状况，这些海军可以作为一支军队在雅典司令官的指挥下参与战斗。

此外，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一带是希腊世界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造船基地。所有提洛同盟的加盟方都可以在这里定制船只。

向所有加盟方开放的不只造船设施。雅典赢得第二次希波战争胜利不久，地米斯托克利便开始在首都与外港之间组织修建7.5公里左右的长墙。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使雅典在之后的30年间都是爱琴海的一大贸易中心。爱琴海海域这个大经济体内有了商务中心。

提洛同盟各成员方的人在等待定制商船完工期间，可以往返于比雷埃夫斯与雅典之间，专心从事贸易活动。

相比作为军事同盟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转型后的提洛同盟很难简单地定义其属性。

因为它既是军事同盟又是经济同盟，还是人才交流的同盟。

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雅典海军的领导下，爱琴海得以避免敌国和海盗的入侵。

在经济意识超前的雅典人的主导下，爱琴海世界大经济体内的投资与贸易变得更为活跃。

文化方面也有交流和发展。

帕特农神殿工程总监菲狄亚斯是雅典人，而他手下负责神殿建设的两名建筑家出生于爱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

伯里克利时代的两大代表性雕塑家菲狄亚斯和米隆，前者的才华集中表现在交响曲一般的雕像群制作上，而流芳百世的《掷铁饼者》的制作者米隆则是一位“独奏”的高手。菲狄亚斯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而米隆不是雅典公民。

描写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雅典人，在他之前书写希波战争历史的希罗多德出生于爱奥尼亚地区的哈利卡那苏斯。

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雅典人，他们对弟子们毫不介意。亚里士多德不是雅典人，却书写了城邦国家雅典的政体史，他出生在马其顿，却在雅典做出成就。

提洛同盟是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泰德两个人的“作品”，前者以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奠定同盟基础，后者在此基础上建立同盟。他们的“作品”存在了31年。

随后接棒的是转型后的提洛同盟。它完全是伯里克利的“作品”。

艺术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们的作品能留存于世间，人们对它们的赞誉代代相传。出生在2500年以后的我们依然能够见证伯里克利的另一作品帕特农神殿的伟大。

然而，政治家的“作品”无法留存至后世，只能根据它在当时的作用和影响给出评价。

提洛同盟转型后维持了42年。

在此期间，霸权国雅典一直保持着威慑力。支持雅典的莱斯沃斯、希俄斯岛、萨摩斯岛，除了中间发生某个事件的一段时期，一直留在提洛同盟内，也就是说一直处于雅典的霸权之下。

开拓新市场

在希腊人中，雅典人历来特别富于进取精神，哪怕远赴海外也不会有任何犹豫。

提洛同盟转型后，雅典人在爱琴海世界的人力和经济投入更为活跃。引导这个趋势朝更恰当、更现实的方向发展，是伯里克利的职责所在。

300年前，雅典人只要借着向海外发展的东风，便能去想去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殖民城市。但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面对的形势已有所改变。心仪之地或早已被殖民，或是像拿波里、塔兰托（Taranto）、叙拉古（Siracusa，又译锡拉库萨）那样，作为独立国家存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因此，伯里克利改变了策略。雅典会继续向那些有殖民可能的地区输送移民，使之成为殖民基地，但其野心不局限在实现领土扩张上，此外雅典还要与新兴殖民地周边的既有城邦国家结成同盟。

这是伯里克利在缺乏适合的候选殖民地的情况下做出的迫不得已的策略。但就是这样一个苦肉计，还是出了问题。

西方世界最早被雅典殖民的地区，是位于长靴形的意大利半岛“靴底”与“靴跟”之间的图里（Turi）。在它附近有一个叫作锡巴里（ibari）的城邦国家。

锡巴里城邦派市民代表来到雅典，抗议雅典殖民图里是不当的侵略行为。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

伯里克利以他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对锡巴里来的代表说，雅典确实给予雅典移民定居地图里一定的援助，但这些利益不仅属于雅典移民，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也享受了权益。

伯里克利的此番说辞颇有成效。再加上锡巴里代表见雅典到处是来自外邦的希腊人，这繁荣的景象令他们相信对外开放会带来很好的结果。

伯里克利劝锡巴里人与图里结成同盟，并且说他已令图里与塔兰托缔结友好关系，希望锡巴里也能这么做。

塔兰托是无意进行海外扩张的斯巴达人的唯一一块殖民地。当时它建国已超过300年，是南意大利最强的城邦。不想与这个强国为敌的锡巴里听从了伯里克利的建议。

其实，伯里克利真正的意图，是向那些因雅典对图里的殖民化行动而对雅典的西进政策抱有警戒心的南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希腊人传递一个信号：雅典真正想要的不是以武力扩张领土，而是缔结同盟关系。事实上，没过多久雅典便开始争取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结盟并获得成功。

雅典针对爱琴海北部的北进活动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只取一点作为基地，与其周边城邦结成同盟。

由于对方尚未摸清这种缓和之策的真正意图，在最初的10年，雅典在北方也取得了颇令人满意的成果。

所谓同盟，不是以武力征服对方再与之结盟，而是与没有被征服的地区，与地位对等的城邦联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达和其他加盟国的陆军力量不对等，提洛同盟中的雅典和其他加盟国之间仅海军力量便有着云泥之差。

话说回来，只要同盟表面上“对等”，加盟国就愿意相信这是对等的关系。人们总是期待，久而久之“希望如此”会变成“果真如此”。这是人的自然心理。

对于这种虚假的“对等”，斯巴达以不发挥主导作用来尽量避免刺激他国，而雅典乐于主导同盟并将得到的利益分给各加盟国，以求得内部的团结。

对斯巴达式或雅典式同盟的有效性颇为怀疑的罗马人，后来创造出一种与二者不同的获取盟友的方法。

罗马人先征服对手，哪怕战争旷日引久，然后在征服了的土地上开通道路、铺设上下水管道。长期坚持这样的做法，战败者最终被罗马同化。

生活在帝国时代罗马的希腊人、《比较列传——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曾经写道：

“罗马兴盛的最大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同化战败者的理念。”

罗马帝国也许就是罗马人对何谓平等结盟的多国关系所给出的回答。

在提洛同盟转型即将5年之际，其内部发生了首起恶性事件。萨摩斯和米利都这两个同盟国之间的关系恶化。

萨摩斯岛事件

米利都如今的海岸线已大幅后退，很难想象它2500年前的地势。古代的米利都是一个海港城市，面向10公里宽的开阔海湾。在它的对岸有一个名叫普里埃内的港口城镇，萨摩斯岛看中了这个与米利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小镇，企图占为己有，这成为恶性事件的导火索。

萨摩斯岛虽然面积只有雅典的五分之一，但它是提洛同盟中以海军力量加盟的三个岛屿之一。米利都人眼看着强大的萨摩斯势力扩张到仅相隔10公里的对岸，十分担心自己作为海港城市的优势会被削弱。

他们派使节前往雅典，对萨摩斯的侵略提出控诉。

面对这个半径不到50公里的地区发生的麻烦，伯里克利要求萨摩斯也派代表来雅典，在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再做裁决。结果，萨摩斯岛的侵略行为被明令禁止。

这个裁决点燃了雅典国内反伯里克利派的怒火。他们认为伯里克利偏袒米利都是因为其情人阿斯帕齐娅出生在那里。

不知萨摩斯人是被这些来自雅典内部的反对之声鼓舞，还是原本就对裁决结果心怀不满，他们的态度显得相当强硬。当萨摩斯代表从雅典返回时，迎接他们的岛民同样群情激愤。

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以前，萨摩斯岛是波斯海军的基地。战后这里又成为雅典海军的基地已近40年，虽然这是提洛同盟内的海军基地，但态度强硬的当地居民还是希望能拆除基地。

不过，就像希腊所有城邦一样，萨摩斯也面临人口不足的问题。武装战船已经占用了他们几乎所有的兵力，他们没有余力去袭击基地。

于是，萨摩斯人在附近的波斯领地征募了一支雇佣军，成员都是希腊裔。也许《卡里阿斯和约》的签订让萨摩斯人觉得波斯已经不再是仇敌。

雇佣军袭击了雅典的海军基地。事发突然，雅典军毫无防备匆忙应战，很多士兵被俘。

萨摩斯对这些俘虏既不杀害也不囚禁，而是将他们交给了波斯的地方长官。可见萨摩斯并不想与雅典为敌，同时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对波斯人确实抱有一种似敌非敌、是贸易对象又不能完全信赖的复杂看法。

事态发展至此，雅典不得不采取实际行动。它派遣使节往返两地，召开公民大会征求意见，两年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

最终，雅典决定派60艘三层加莱船出征。率领这支超过12000人的军队出征的两位将军，一位是已经55岁的伯里克利，另一位是伯里克利的好友、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

率领萨摩斯海军迎战雅典海军的，是一位名叫墨里索斯的哲学家。

萨摩斯岛与米利都，以及爱琴海岛屿

希腊城邦奉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无论本行是干什么的，为国而战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作为武将，伯里克利的军事才能被2500年后的英国人评价为“有相当的程度但仅此而已”。除他之外，就是悲剧作家与哲学家在指挥作战。所以，要求他们像说出“我来，我见，我征服！”的恺撒那般干脆凌厉，实在也是勉为其难。

雅典军时而海上出击，时而封锁包围，用了8个月的时间，直到公元前439年的春天才迫使萨摩斯人举手投降。

战败的萨摩斯岛接受了伯里克利提出的所有条件。

围绕萨摩斯而建的城墙被全部拆毁。

原本属于萨摩斯领土的纳克索斯岛附近的阿莫尔戈斯岛，今后归雅典所有。

雅典在这次战争中耗费的总计1400塔兰特的费用，由萨摩斯以分期支付的方式全额赔偿。

挑起叛乱的主谋们被驱逐出萨摩斯岛，他们去了海对岸的波斯领地接受波斯王的庇护。

不过，萨摩斯的海军被保留下来，可见伯里克利没有将萨摩斯踢出提洛同盟的意思。

不论是波斯很快释放了萨摩斯交给他们的雅典俘虏，还是雅典将叛乱的主谋交给波斯，这一切让人感觉波斯国王和伯里克利之间有过秘密的沟通，虽然没有史料可以证明。

与伯里克利同世代的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20年来一直将地米斯托克利作为自己的政治顾问。也正因为有这层关系，他没有与雅典为敌的意思。10年前签署的《卡里阿斯和约》也是在这位国王的积极推动下达成的。

而伯里克利能与假想敌斯巴达的国王阿希达穆斯成为朋友，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利用这类关系的政治家。

尽管未能达到“我来，我见，我征服”的高度，平定萨摩斯岛一战仍然向爱琴海全域再次彰显了雅典海军的威力。战事结束后，一直没有加入提洛同盟的拜占庭迅速提出了入盟申请，那些曾经不愿加盟的城邦也接二连三地要求加盟。

尽管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平定萨摩斯岛之乱，但伯里克利的支持率并没有下降。同样是海战，但这一次没有萨拉米斯海战那样激烈，因此牺牲的人数较少。何况，战争费用由萨摩斯岛分期偿还。

不过，反对派依然不肯罢休。他们嘲笑伯里克利说：“那个洋葱头大言不惭，称阿伽门农用了10年才攻下特洛伊，自己只用了8个月。”

像伯里克利那样的人不可能口吐如此狂言。不管怎么说，没有超乎常人的神经，大概是做不了民主国家的领袖的。

所幸还有令伯里克利高兴的事情。公元前438年，菲狄亚斯雕刻的雅典娜女神雕像终于被摆放在刚完工的帕特农内殿里了。有精美的艺术品，才有美轮美奂的神殿。它不仅属于懂艺术的人，更是全雅典人的心灵寄托。

神殿从开工到完成耗时9年。卫城全域的建设随后展开，又用了6年的时间。

对艺术家菲狄亚斯和政治家伯里克利而言，以帕特农神殿为中心的卫城整体建设是他们穷其一生为之努力的工作。被入侵的波斯军烧毁的神殿，经过漫长的42年，终于重新建起。这是旧殿无法比拟的、雄伟壮观的圣域。

成为强国不易，保持强国地位更需要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这有点像获得冠军与蝉联冠军间的差异。

眺望着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的帕特农神殿，伯里克利也许正在内心中注视着爱琴海北方。那一带属于提洛同盟的色雷斯征收区和达达尼尔征收区。

爱琴海北侧

色雷斯征收区是雅典人传统上的海外财产集中地，以丰富的矿产资源闻名。因此它对雅典的重要性，用时下的话讲，在于对雅典人权益的保护。

这个保护不仅意味着保护既得利益，还包括对新来者的奖励，因此在进一步提升雅典经济的层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统称为卡尔息底亚（Chalcidia）地区的这一带，背后有马其顿和色雷斯两个王国。这两个王国在希腊世界均属落后地区，在那个时代尚未形成南下的力量。

正因为落后，那里的男人们无所畏惧，而且居住在内陆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寻找走向海洋的出海口。为阻断这股势力，雅典必须在卡尔息底亚地区建立起霸权。

由于那个时代不存在明确的国境线，山脉、湖泊或河川就成了国界。

马其顿王国与色雷斯王国的分界线是个湖泊以及从湖泊注入爱琴海的大河。现在那里已经干涸。

爱琴海和色雷斯地区

这条河的东岸有一个名叫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的小镇。也就是说这个小镇正好处在马其顿和色雷斯两国边境。

伯里克利看中了这个小镇，下令雅典人移民至此地，将这里变成殖民都市。

把安菲波利斯作为雅典在这个地区的据点有两个明显的好处。

第一，可借此控制其背后的森林地带。这里是建造三层加莱船所需木材的最佳来源地。

第二，在这里确立雅典霸权，相对来说不会刺激北方的两个王国。

雅典人没有必要赶走原住民重新打造一个都市，只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迁入雅典移民即可，甚至可以允许附近地区的人移居这里，这就是伯里克利式的殖民策略。雅典在安菲波利斯建立据点后，继续推行伯里克利式的殖民政策，让安菲波利斯与周边的城镇结成了同盟。

与自给自足的农业国斯巴达不同，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的雅典相比扩张领土，通过和各城邦结成友好关系构建贸易网才是更有效的方式。而且，这些小城邦加入提洛同盟，还可以为雅典军船、商船的停靠提供便利。它们是雅典的贸易对象，同时它们缴纳的同盟经费亦可为雅典带来现金收入。

公元前437年前后，雅典在安菲波利斯一带建立了霸权。翌年，也就是公元前436年前后，59岁的伯里克利决定远征黑海。

那一年，雅典海军北上不是为了在达达尼尔征收区到拜占庭一带建立霸权。因为霸权的建立，也就是把这个地区纳入提洛同盟的行动已经结束且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此次远征的目的是穿过拜占庭前往黑海沿岸城市，在那里建立市场。

黑海沿岸城市中由希腊人殖民建立起的城邦，比较出名的是锡诺普（Sinope）和特列比松（Trebizond）。除了这两个历史悠久的城邦，位于黑海东岸至北岸的高加索（Caucasus）以及克里米亚半岛，都与雅典有贸易往来。

雅典出口的商品有葡萄酒、橄榄油、优质麻布，以及地中海世界最高级别的红绘和黑绘陶壶，当然还有当时最好的造船技术。

雅典从这个地区进口的主要商品是小麦和木材。木材是保障希腊海军战斗力不可或缺的材料，而小麦对于仅首都人口就超过10万人的雅典而言，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资源。

雅典建造三层加莱船的木材来源于卡尔息底亚和黑海周边。同理，伯里克利不打算让黑海地区成为雅典唯一的小麦进口来源地，只把它当作三个进口来源地之一。用现在的话说叫“多元化”。

与斯巴达人不同，雅典人喜爱享受舒适的生活。雅典贫瘠的土地上长出的国产粮无法满足他们的口味。雅典人很早就抛弃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小麦一直是他们最大宗的进口商品，传统的进口来源地是埃及和西西里。

然而，埃及和西西里都是由国王或僭主统治的国家，很难保证不发生政变。如果当地政局不稳中断小麦的出口，雅典立刻会陷入粮食危机。

所以，让进口来源地多元化是一个必须推行的政策。

伯里克利死后，黑海作为市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原因在于连接黑海与爱琴海的达达尼尔海峡的重要性不断增强。那里可以说是城邦雅典的生命线。

从粮食安全的政策上，也可以看出伯里克利是一位具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

话说回来。伯里克利这一年率军远征黑海，进行了怎样的海战或陆战，我们找不到任何相关记录。想来他是带着超过百艘的三层加莱船舰队，巡回于黑海周边的各个城邦，与它们缔结了经济协定。

舰队往返于达达尼尔海峡时，恰好可以向海峡两岸的城邦展示雅典海军威风的形象，由此增强提洛同盟加盟国的向心力。

这很像是59岁的伯里克利会采取的做法。

这场远征应该有其他将军作为副将同行，只是不清楚是哪一位。他肯定不是4年前镇压萨摩斯岛叛乱时出征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连年当选将军，而悲剧作家此后再也没有当选过。

这里讲一个笑话。

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一次，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说：“雅典竟然每年都能找出10位将军。我这里始终只有帕米尼欧（Parmenion）一个人。”当然，这完全是在嘲讽雅典。

民主政体雅典独特的官职将军在执掌政治、外交的同时还是军队的司令官。每年从10个选区各选出1位，共计10人。

不过，很难保证各选区每年都能选出称职的人才。或许应该说，庸才当选的概率更大。

伯里克利自知军事能力不足，但他有发现军事人才的能力。事实上，对于比自己年轻约15岁的弗尔米奥（Phormio），他就用得非常出色。

海军将领弗尔米奥骁勇善战，但仅靠他一人作用有限。伯里克利时代战争不多，或许就是因为军事方面人才不足。作为连续当选的将军，伯里克利肩负率军出征的职责，但是在30余年的伯里克利时代，他亲自率军出征仅有三次，即萨摩斯岛平定战、黑海远征，以及最后的近海出征。

如果因为统帅人才不足就可以避免战争的话，那战争这种罪恶的现象早就应该从人类社会中消失了。现实并非如此。战争的发生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伯里克利从黑海回到雅典的第二年，战争的火苗就再度燃起。

战争始于边陲

听到埃比达姆诺斯（Epidamnus）这个地名，能够立刻指出它方位的人，在当时的希腊恐怕寥寥无几。

罗马时代，埃比达姆诺斯改名都拉基乌姆（Dyrrachium），作为横贯希腊的埃纳提亚大道的起点，成为战略重地。但300年前，埃比达姆诺斯只是一个位于希腊世界西北边缘、毗邻亚得里亚海的小镇，是众多希腊城邦中的一个普通的殖民城市。

不过，那里的居民也是希腊人，是只要有10个人聚在一起便能分成两派相互争斗的希腊人。

内斗这种希腊世界里的常见现象也在埃比达姆诺斯上演。输的一派向附近的科孚岛求救被拒，继而转投科林斯，科林斯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尽管被雅典拉开了差距，但科林斯依然拥有希腊第二强的傲人的海军实力。科林斯是一个海运大国，并且以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主要的市场位于地中海方向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

科林斯之所以接受埃比达姆诺斯残党的救援请求，是因为他们打算借机攻占科孚岛建立霸权，夺回被雅典不断蚕食的西方市场。

于是，事情跳过埃比达姆诺斯，变成科孚岛与科林斯的之间的对立。两方相争的结果竟然是科林斯输了海战。

说是战败，其实科林斯不过是损失了15艘战船并撤退而已。而科孚岛人因为这个意外的胜利狂喜不已。他们不仅拒绝归还俘虏，还杀了为科林斯打仗的异邦士兵，或将他们变卖为奴，这种种野蛮行径在希腊十分少见。

公元前435年，发生在希腊世界边陲的争端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年，实力远胜科孚岛的科林斯为一雪前耻、重振国威而积极备战。他们在希腊全境招募桨手，组成一支大规模的海军舰队，誓要扳回一局。

科林斯备战的消息引起科孚岛的恐慌，惊恐之下科孚岛转向雅典求援。他们派去的全权特使表示，翌年科孚岛与科林斯必有一仗，希望能与雅典结盟，得到雅典海军的支援。

得知此事的科林斯也派了使节前往雅典。这或许是遵循了希腊人先辩论再动手的传统，但真正的意图只有一个——不希望雅典插手此事。由于科林斯特使说话欠缺外交技巧，雅典人显得十分不悦，尤其是伯里克利，态度十分冷淡。

其实这件事并不简单。发生在偏远地区、仅限于局部战的敌对活动有扩大至希腊全境的危险。

那么，听完科孚岛和科林斯使者的申诉以后，61岁的伯里克利做出了怎样的决断呢？

科孚岛和希腊东北部

首先，雅典接受科孚岛的结盟请求。也就是说，科孚岛成了提洛同盟的一员。

自从雅典将位于科林斯湾出口的纳夫帕克托斯变为殖民基地，在意大利南部的图里开展殖民活动以来，伯里克利脑海中向西拓展市场的蓝图变得越来越清晰。与科孚岛结盟，等于为他的西进战略又添了一块基石。

既然双方已是同盟关系，雅典决定派海军支援科孚岛。

不过，雅典不打算与科林斯全面为敌。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雅典要尽量避免刺激盟主斯巴达出手干预。

于是，雅典人采取了意大利俗语说的“给锅不给锅盖”的办法。

他们向科孚岛先派遣了10艘三层加莱船，后来又派去20艘。这个数字令现代史学家们不禁怀疑自己是否看漏了一个零。

伯里克利甚至严令战船的指挥官们不得与科林斯海军直接交战。

就这样，在公元前433年的夏天，科孚岛和科林斯以一种奇怪的形式在海上展开了对决。

第一仗科林斯差一点儿取得压倒性胜利。之所以差一点儿，是因为科孚岛船队在10艘雅典战船的保护下成功逃脱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

三周后展开的第二仗，战况更加滑稽可笑。

为了保全海军大国的面子，志在必得的科林斯组建了150艘战船的大规模舰队朝科孚岛前进。另一方的科孚岛海军依然是在10艘雅典战船的护卫下南下迎战。

就在科林斯海军接近作战海域时，他们接到报告，得知另一支雅典海军船队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入爱奥尼亚海，正向这里逼近。

科林斯海军司令官以为雅典派来了200艘战船。虽然报告说是只有20艘，加上先遣的10艘，统共不过30艘，但了解雅典海军实力的科林斯海军司令不相信，在这个数字上加了个零，确实200艘看起来更合乎常理。

科林斯纵有150艘战船，但毕竟不是200艘的对手。于是科林斯决定不和雅典交战，直接撤退了。

科孚岛和科林斯的对决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希腊。传言往往省略细节，结果变成“雅典海军稍稍靠近，科林斯海军便夹着尾巴逃之夭夭”。

颜面尽失的科林斯人火冒三丈。此时他们的怒火已不再针对科孚岛，而是朝向雅典爆发。13年前被逼喝下的苦水，仿佛又回流到喉咙口。

在斯巴达召开泛希腊城邦会议后，纳夫帕克托斯这13年来始终是雅典的基地。

面对牢牢占据科林斯湾出口纳夫帕克托斯的雅典，科林斯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更何况拿下纳夫帕克托斯之后，雅典的“帝国主义”行径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进一步向属于科林斯传统市场的西方海域延伸。

当年的泛希腊城邦会议决定将希腊世界一分为二，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约定互不侵犯对方的势力范围，可如今科林斯却不能抗议雅典违反了约定。

因为雅典染指的西方海域及其岛屿，不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个陆地城邦联合体的势力范围。

南意大利的图里在塔兰托、叙拉古两大强国势力范围之外，爱琴海北侧的安菲波利斯位于色雷斯、马其顿两大王国分界线上，可见伯里克利总是瞄准两大势力圈之间的“缝隙”建立雅典的殖民都市。

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登场的各路英雄里，女神雅典娜最宠爱且不遗余力给予帮助的，不是勇敢的阿喀琉斯，而是献出木马计终结长达10年特洛伊战争的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城邦国家雅典将雅典娜奉为守护神，崇尚智慧。和前一代领袖地米斯托克利一样，伯里克利也是一位典型的雅典人。

然而，科林斯人不是雅典人。这里再借荷马之言，科林斯人“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但绝不会忘记过去的耻辱”。

科林斯复仇的对象变成了雅典。复仇的怒火让他们根本无暇顾及这会令伯罗奔尼撒同盟卷入战争。

公元前433年初冬，成为全希腊笑柄备受屈辱的科林斯得到一个雪耻的机会。用欧洲人的话讲，这个机会仿佛“摆放在银盘上被端了上来”。

换言之，向雅典复仇的机会不是科林斯自己创造的，是意外送上门来的。

扩大的战线

无论先进还是落后，王权国家都存在一个缺陷——王族容易为争夺王位发动叛乱。马其顿也不例外。在这个时期，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斯胞弟发动了企图夺权的叛乱。

这本是一场马其顿王国内部的斗争，可唯恐王位不稳的国王想要到国外寻找支持。马其顿国王看中的是位于马其顿南边、正在雅典霸权下逐渐兴起的卡尔息底亚地区的一个叫波提狄亚（Potidea）的海港城市。

在卡尔息底亚地区的各城邦中，马其顿国王为什么偏偏挑上了波提狄亚呢？

如果按照提洛同盟经费征收区划分的话，波提狄亚隶属“色雷斯征收区”。当地居民对于雅典霸权逐渐产生不满，这正是马其顿国王看上它的原因。佩尔狄卡斯认为，只要向波提狄亚人表明自己反雅典的立场，势必能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盟友。

有关这个地区的居民对雅典不满的原因，一些现代学者认为与希腊人强烈的独立意识有关。

事实上，人们的不满很少源于高贵的精神，更多时候是基于非常实际的问题产生的。卡尔息底亚地区的居民对加入提洛同盟并没有异议，他们只是不喜欢负担经费。

恺撒说过：“但凡是人类，并非个个都能正视现实，大多数人只愿意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事情。”

与爱奥尼亚相比，卡尔息底亚属于爱琴海世界的落后地区。

人们不太会考虑加入提洛同盟这一经济体能获得的利益，反而对负担经费深恶痛绝。加入经济体的好处无法明确计算，但是向雅典缴纳经费的不利，却是有确凿的数字证明。

这类人的看法虽然片面但并不令人吃惊。当波提狄亚的居民知道马其顿国王会做自己的后盾时，一下子信心大增，继而想到把不久前因为雅典丢了颜面的科林斯拉进同一个阵营。

这种“摆放在银盘上被端上来”的好机会，科林斯自然不会放过。

不过，在希腊世界属于先进国的科林斯可比波提狄亚考虑得多。

如果科林斯派遣正规军，便违背了泛希腊城邦会议上确定的两大同盟互不侵犯对方势力范围的约定。波提狄亚所处的卡尔息底亚地区属于提洛同盟。另一方的科林斯虽说被雅典摆了一道，但毕竟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

于是，科林斯决定组织一支“志愿军”去支援波提狄亚。

科林斯在除斯巴达以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区招募了2000名“志愿军”。他们的军饷由科林斯支付，事实上属于科林斯军队。但由于没有科林斯公民加入，不是正规军，所以无须征得盟主斯巴达的同意。

2000人的雇佣军没有走海路前往目的地。爱琴海的制海权掌握在雅典手中，在海上航行极有可能遭遇雅典海军。如果雅典人发现他们所乘船只属于科林斯，那么科林斯的参与便暴露无遗。因此，他们决定先坐船北上到卡尔息底亚地区，然后沿陆地长途行军至波提狄亚。

马其顿和卡尔息底亚地区

但是，在科林斯出手之前，雅典抢先采取了行动。年届63岁的伯里克利准确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与科孚岛问题的性质不同，卡尔息底亚地区某个城邦的反雅典叛乱大有蔓延至提洛同盟其他城邦的危险。拒绝支付同盟经费这个倡议，任谁都能理解，任谁都会同意。

公元前432年5月，希腊已进入夏天。1 000名重装步兵即雅典正规军搭乘30艘三层加莱船离开了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这是第一支先遣军。紧接着，雅典决定再出动40艘战船运载2 000名重装步兵。

两支军队都由将军率领。出动重装步兵可见侧重点在陆战。为镇压一个海港城市的叛乱，雅典居然投入了合计70艘战船和3 000名重装步兵。

去卡尔息底亚地区旅行过的读者，应该理解我下文的意思。

那里的地形犹如三叉戟般插入爱琴海，相比组成队列的正规阵地战，更适合打游击战。而且，正规军打仗非赢即输，而游击战只要不输就是赢。

此外，拥有最强实力的雅典海军也有难以克服的弱点。

一般来说，若海军从海上发起攻击，就算攻击再猛烈，岸上受攻击的一方只要躲起来熬一阵子，总会等来进攻方的撤退。

与之相反，从陆地发起攻击时，对方躲藏也好忍耐也罢，进攻方是不会轻易罢休的。换言之，对方只要不举手投降，进攻方就不会撤退。

斯巴达军队出兵并不频繁且规模只有1万人左右，他们在希腊世界之所以能保持不怒自威的姿态，靠的就是陆军斩尽杀绝的攻击力。

这多少有点像现代战争的空中轰炸与陆上攻击的不同。

为了弥补陆地战方面的不足，自客蒙以来，雅典一直将平原会战的主力重装步兵当作“海军陆战队”使用。不过像卡尔息底亚那样的地形，“海军陆战队”恐怕无用武之地。

雅典面临的不利因素除了地形还有将军指挥作战的能力。雅典并不是每年都能出现像地米斯托克利那样能攻坚克难的天才。

就这样，从夏到秋，雅典久攻不下。如果雅典从波提狄亚撤军，提洛同盟就有解体的危险，所以绝不能退兵。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斯认识到雅典誓不罢休，于是抛弃波提狄亚，再次与雅典接触，但这并没有多少意义。国王态度的转变对局势完全没有影响，这足以证明马其顿在当时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偏僻王国。

雅典攻城不下，斯巴达也左右为难。

尽管科林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没有正式参战，但那些与雅典军作战的人再怎么说也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居民。

利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的，首先是“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却绝不会忘记过去的耻辱”的科林斯人。同时，斯巴达的5位监察官也在背后煽风点火，对他们来说，做这种事实在易如反掌。

以“吕库古‘宪法’守护人”自居的5位监察官是维护国家体制的狂热的保守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传统的反雅典派。由此，反雅典的势头在斯巴达国内不断高涨。

14年前在斯巴达举行的泛希腊城邦会议上，斯巴达和雅典以“30年和平”之名达成了平分天下的协议，按理说这样的状态还应该持续16年。然而，就在和约达成14年后的公元前432年，雅典和斯巴达都面临着和平还是战争的抉择。

“战争”这个魔物

形势变成这样出乎科林斯人的预料，也不是斯巴达和雅典所希望的。正因为不想参与战争，两国才会在14年前缔结希腊史无前例的长达30年的停战协定。

如果严守协定，雅典军攻击的包括波提狄亚在内的卡尔息底亚地区，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无权干涉，因为上述地区在提洛同盟辖内。但是在那里与雅典人打仗的又是科林斯派去的2000名伯罗奔尼撒“志愿军”。

不久，原本已够复杂的局势再添变数。或许是受到善战的波提狄亚的鼓舞，墨伽拉表示脱离提洛同盟，事态愈发错综复杂。

墨伽拉位于雅典首都阿提卡地区以西，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只隔着狭窄的海峡，它的西面与科林斯边境相接。

不知是否受到科林斯的煽动，墨伽拉不仅宣布脱离提洛同盟，而且要求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

对于邻国的这一举动，雅典迅速出手反击，禁止墨伽拉船只停靠比雷埃夫斯港，宣告与墨伽拉断绝贸易关系。

雅典的决定等于给斯巴达监察官们的反雅典情绪火上浇油。他们声称雅典无权对自愿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墨伽拉做出如此不公的制裁。

不过，斯巴达内部还存在着以阿希达穆斯国王为首的不希望与雅典发生冲突的派系。

结果，斯巴达的民意罕见地分成两派。

墨伽拉及其周边

发生类似情形时，斯巴达人通常会前往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听取女祭司传达的神谕。在雅典，人们会因个人问题去神殿求神谕，但国家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而斯巴达人对待国事、家事都一样。

向来言语含混不清，需要助理祭司翻译的女祭司，这一次的回答异常清晰：“如果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人们全力以赴，他们将会取得胜利。只要向阿波罗神祈祷，神会保佑伯罗奔尼撒人。”

对这条神谕的真实性，不仅我们现代人，就连古希腊人都表示怀疑。且不说天神附体的女祭司是否可信，那些将女祭司意味不明的话翻译给祈求神谕者的助理祭司有不少都被人收买了。

不过，斯巴达人比任何城邦的人都笃信著名的德尔斐神谕，想来不会染指收买之事，而科林斯人倒有这个可能。

各国的谨慎派

在斯巴达内部，谨慎派是有实力的。

这一派的核心人物是国王阿希达穆斯。这位20多岁即位、与伯里克利年龄仅相差1岁的国王，从开始治国便不断遭遇变故。特大地震、希洛人造反接踵而来，最初的15年可谓历尽艰辛。

雅典进入伯里克利时代后，这位斯巴达国王的生活也变得安稳起来。斯巴达国王肩负率军出征的职责，但阿希达穆斯几乎30年不曾奔赴战场。因为在此期间，斯巴达与雅典这两个希腊强国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同样是在这个时期，阿希达穆斯还以私人身份拜访了伯里克利位于雅典郊外的庄园。

暌违30年，两大强国再次处于对峙的紧张状态，站在第一线的这两人，不知内心作何感想。

他们都是超级精英家庭出身。阿希达穆斯来自吕库古“宪法”之前便统治斯巴达的古老王族，伯里克利是梭伦改革前便已存在的雅典首屈一指的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一员。

他们在年纪上属于同辈。在两国关系变得紧张的公元前432年之前，阿希达穆斯年纪轻轻就登上王位，做了32年的斯巴达国王；伯里克利在“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雅典，保持了长达29年的一人统治。

此外，这两个人的气质似乎也很接近。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介绍过他们两人的演说，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的演说几乎不曾提及众神、神谕、命运等，反倒传达了一种命运掌握在我们人类手中的信息。想到这些话出自2500年前的男人之口，我不禁为他们彻底的现实主义和平衡能力惊叹不已。

他们之所以具备这样的思想，应该是与常年位居高位的经验，以及由此蓄积的责任感有关吧。

不过，这两位也各自戴着束缚自己行动的“脚镣”。

对伯里克利而言，他的“脚镣”是雅典的民意。在实施民主政体的国家执政，自然不能无视民意。但是民意有一种看近不看远的特质。

伯里克利用近处的利益、肉眼看得见的实绩，以及动人的语言这强大的武器，成功掌控了民意。正因如此，他才能作为“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统治者，保持30年地位不变。

然而，当紧急状态发生时，普通民众多少会失去冷静变得冲动。在公元前432年秋冬的雅典，伯里克利的“脚镣”变得沉重起来。

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的“脚铐”是每年公民大会选出的5位监察官。

这5位监察官负责的可不仅是把有先天缺陷的婴儿摔下悬崖，他们真正监管的是来自两个王族的两位国王。防止国王独断专权，是监察官们的首要任务。

当初吕库古为斯巴达设计出这个独特的制度的确有其实际的意义。当时两个王族拥有强大的权势，5位监察官就是吕库古“宪法”的守护人。也就是说，这是象征着牵制王权的斯巴达特有官职。

自吕库古立法已经过去了200年。在此期间，监察官的牵制也许充分发挥了作用，国王的权力逐渐弱化，只剩下率军打仗的权限。

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担任议长的阿希达穆斯发表了针对雅典的谨慎派言论，一位监察官立刻做出了主战的反击。常年担任军队司令的人和任期只有一年的监察官的发言竟然具有同等地位，真是令人错愕。

如果涉及内政，外行人的意见也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这是涉及是否与雅典发生正面冲突的重大问题。更令国王头疼的是，如果自己被强权在握的监察官列入黑名单，哪怕贵为国王也同样会不得善终。

普拉塔亚战役的英雄帕萨尼亚斯背负冤罪被迫自杀，普雷斯托纳克斯国王在伯里克利的劝说下退兵撤军，因此被控收受贿赂，不得不退位，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在雅典，被准许行使权力的是每年选出的10位将军，他们可以连任。

在斯巴达，实际掌握权力的是每年选出的5位监察官，他们不得连任。

两者的不同显而易见。率军打仗的将军要自己承担风险，而以牵制王权为职责的监察官自身并没有任何风险，因为他们是吕库古“宪法”的守护人，不会受到惩罚。

斯巴达的这种将国家命运托付给不承担风险之人的独特制度，逐渐暴露出其缺陷。在斯巴达奉行的一国和平主义尚且可行的年代，虽然国王吞下了苦果，好在国家还能保持正常运作，但30年后，这种体制的魅力完全丧失。

打败雅典成为唯一霸主的斯巴达，竟然失去了维持霸权的能力。用现代语言讲，斯巴达的国家体制缺少“国际竞争力”。

当然，这些问题要到30年后才会露出端倪。公元前432年的冬天，极力主张与雅典展开军事对决的监察官给希望避免战争的阿希达穆斯国王带来巨大压力，等于给他套上了一副比以往更沉重的脚镣。

所幸斯巴达公民大会最终接受了国王的建议，为避免战争决定和雅典交涉。不过，这份经监察官之手写给雅典的“回避案”，内容像是预见到雅典会断然拒绝。斯巴达人要求雅典解除对波提狄亚的包围即刻撤军，这形同要求解散提洛同盟，自然激起了雅典民众的怒火。

斯巴达与雅典之间这种你来我往掷球般的交涉，给其他国家留下了两国处于僵持状态的印象。

大国处于僵持状态很危险，弱小国家会趁机突然采取行动。

公元前431年初，雅典北部城邦底比斯（Thebae，又译忒拜）率先采取行动，这又是一起始于边陲的事件。不过这次事件未能像以往一样简单收场。

它成为决定希腊世界命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开始。

伯罗奔尼撒战争

回顾希腊人的历史，如果问决定他们命运的有哪几场战争，回答一定是：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最后的亚历山大东征。

《希腊人的故事》共三卷，第一卷介绍希波战争，第二卷围绕伯罗奔尼撒战争展开，最后一卷讲述亚历山大东征。

这套书如此重视战争，并不意味着我对描写战争本身有兴趣。是谁、何时、怎样发动了战争，战争的发展如何改变当事者乃至局外人的命运，这些人类世界的现象才是我关注的焦点。

希波战争分成两次。公元前490年的第一次希波战争速战速决。入侵的波斯军在马拉松地区的会战中失败，随后匆匆撤兵。

因此，所谓“希波战争”通常指的是10年后发生的第二次希波战争，这是历史学上的常识。

公元前480年，雄心勃勃欲征服全希腊的波斯帝国大军大举进攻，却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完败，翌年又在普拉塔亚平原战役中一败涂地，迎头反击的希腊军以大获全胜的战果终结战争。

尝尽苦头的东方大国波斯在之后的100年再也没向希腊派过军队。

希腊人胜利的关键是雅典人打赢了萨拉米斯海战，以及斯巴达人打赢了普拉塔亚平原战役。两国冷静且彻底地发挥了各自的强项，大获成功。

第二次希波战争证明，希腊两大强国联手可以击退大国波斯。战争很快在翌年结束，两国得以避免陷入灾难性的长期战。

第二次希波战争结束后的50年，准确地说是48年间，除去一些局部战，希腊人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话说回来，希腊城邦国家不会因为解除了武装就保持和平。希腊人始终是要靠4年一次的奥林匹克大会休战的民族。

所以，和平持续半个世纪的主要原因是雅典和斯巴达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大。

雅典不断增强海军力量，凡事采取保守态度的斯巴达专注于巩固其引以为傲的陆军力量，没有斯巴达人会有异议。

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和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功地达成分庭抗礼状态，是希腊世界保持50年和平的真正的原因。用现代语言讲，是因为形成了势力均衡的状态。

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同为希腊城邦国家的雅典和斯巴达兵戎相见。

和平已经持续了50年，按理说两国可以继续保持分庭抗礼的状态。

雅典是海军国家，斯巴达是陆军国家。

雅典有意在外国建立基地，但没有扩张领土的企图。就算有此想法，也没有足够的人力输往海外。而斯巴达长久以来奉行一国和平主义，对本国社会结构无法承受的领土扩张没有野心。

这样说来，这两大强国之间并不存在利害冲突。也正因如此，雅典第一人伯里克利和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都不希望开战。

尽管如此，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是爆发了。

两同盟平分秋色

有关战争的起因，如前文所述是科孚岛与科林斯擦枪走火，而后战火蔓延至其他地区。我们把小石头扔进池塘，水波纹会向四周扩散，而战争正好相反，边陲地带发生的事件产生的影响会向中心聚拢。伯罗奔尼撒战争只是其中一例而已。

从开始写伯罗奔尼撒战争，我心里就有一个近乎愚蠢的简单问题。

雅典的主要军事力量在海上，斯巴达的主要军事力量——应该说唯一的军事力量在陆地上。

海洋国家与立足于陆地的国家如何对战呢？

这两个国家发生过激烈的正面冲突吗？

详情将在下文展开，先说结论：没有。

正因为没有，这场战争才迟迟决不出胜负，以至于打了27年。

如此说来，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一出喜剧。不过悲剧和喜剧如同硬币的正反面，所以才有悲喜剧（tragico-comico）一词。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改变了三大强国命运的战争。

公元前404年，不得不无条件投降的雅典被迫放弃海军，解散提洛同盟，保持了百年的霸权地位彻底丧失。

而赢得战争的斯巴达在雅典退场后一国独霸，却无法维持霸主的地位。因为它的社会结构落后于时代潮流。

在战争进行了三分之二才登场的波斯渔翁得利，但它的成功反而导致波斯帝国分崩离析。

波斯帝国的君主专制统治逐渐失去对全境的控制，70年后，波斯轻易放过了年轻的亚历山大的东征之举，结果导致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

伯罗奔尼撒战争或多或少影响了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所有人，包括对政治、军事并不热衷的苏格拉底。

底比斯行动

公元前431年的春天，刚进入适宜出兵的季节底比斯军队便开拔南下，直奔目的地普拉塔亚。

底比斯是雅典城邦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北面的玻俄提亚（Boeotia）地区的一个强国。和雅典、斯巴达两大强国相比，底比斯不过是个中等实力的城邦，但它有统治整个玻俄提亚地区的野心。底比斯这一年的行动纯粹是意欲扩张领土的侵略。

希腊世界从一年前开始处于雅典、斯巴达两大国对峙的状态，这让底比斯看到了实现夙愿的好机会。

那么，它的目标为什么是普拉塔亚呢？

阿提卡地区与玻俄提亚地区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国境有一个很麻烦的性质，就是只有将紧靠国境外侧的土地占为己有，才会有明确的界线。

普拉塔亚是一个既不属于阿提卡也不属于玻俄提亚的地方城镇，距离底比斯南部不足10公里。

普拉塔亚和雅典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对普拉塔亚而言，雅典就像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哥。雅典军队出征时，普拉塔亚会派兵参战，在雅典将军指挥下作战。

第一次希波战争时，雅典有9000人的军队，普拉塔亚派出了1000名士兵，在米提亚德的率领下为击退波斯军做出了贡献。

第二次希波战争时，普拉塔亚由于不临海，所以没有参与萨拉米斯海战，但在翌年的普拉塔亚平原会战中，他们有600名士兵加入了以8000雅典战士为主力的左翼战线，并且提供了后勤兵站方面的协助。

底比斯瞄准与雅典关系如此密切的普拉塔亚，唯一的理由就是雅典和斯巴达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僵持状态，没有余力派军救援。更何况底比斯人相信，如果攻击普拉塔亚遭遇困难，斯巴达会帮助他们。

大约20年前，底比斯也加入了伯罗奔尼撒同盟。以斯巴达为盟主的这个同盟与提洛同盟不同，加盟国没有缴纳经费的义务，所以不存在不交钱会受罚的问题。另外，斯巴达采取军事行动时不强求盟国派遣援军，所以伯罗奔尼撒同盟是一个出入自由的松散组织，这对那些不愿和雅典扯上关系的希腊小城邦有着相当的吸引力。

如果读者从头开始阅读本书，读到这里大概可以和专家学者一样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动向”，想到幕后可能是科林斯在操纵。

事实的确如此。在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却绝不忘记昔日之仇的典型代表科林斯的煽动下，底比斯决定出手。

科林斯人非常狡猾。他们没有表态会派遣本国军队支援，只答应底比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第二强国的科林斯有能力说服斯巴达予以支持。

无论斯巴达、科林斯还是底比斯，在同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一点上，立场是一致的。

伯罗奔尼撒半岛

鉴于这些原因，底比斯借着雅典与斯巴达对峙的好时机，对普拉塔亚发起了进攻，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片土地。

成功原因之一是普拉塔亚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且普拉塔亚不相信底比斯只派了300名士兵来攻城，害怕后面还有大军跟进。

躲在家中观察动静的当地人没过几天便搞清了状况。底比斯军队真的只有300名士兵，主力军不仅没有抵达，甚至尚未从底比斯出发。

重新找回勇气的普拉塔亚人走上街头，袭击了因轻易获胜而松懈的底比斯士兵。一些士兵被杀，大部分士兵被俘。

底比斯对普拉塔亚的侵略在通过科林斯向斯巴达求救之前，便早早以失败告终。

得知战事的伯里克利立即派特使紧急前往普拉塔亚。特使携带着伯里克利的严命。

严命要求处置底比斯俘虏必须谨慎，等待雅典的指示。另外，考虑到底比斯不会就此罢休，伯里克利命令普拉塔亚的女人和孩子全部前往雅典市内避难。

可是当雅典特使抵达普拉塔亚时，被俘的底比斯士兵已经被愤怒的当地居民全数杀死。

被激怒的底比斯火速向斯巴达派去特使，要求伯罗奔尼撒同盟出兵。

雅典并没有攻击底比斯。阿希达穆斯国王以此为由建议谨慎对待，但他的发言随即被一名监察官的强硬表态推翻得一干二净。在寡头制的斯巴达，对国家政治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机构同样是公民大会。大会决定由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加盟诸国组成同盟军，进攻阿提卡。

阿希达穆斯国王不得不遵从吕库古“宪法”规定的“斯巴达国王的任务”，率领斯巴达正规军重装步兵出征。

被称为“30年和平”的雅典与斯巴达的分庭抗礼，在半途露出了破绽。

这个势力均衡政策的策划者伯里克利和阿希达穆斯，从此变成两个敌对国的领袖，尽管这并非他们所希望的。

自公元前479年普拉塔亚会战之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军暌违48年再次出征。

当年迎战敌军波斯的希腊阵营，斯巴达在右翼，科林斯及其他城邦居中，雅典在左翼。48年后，出现了右翼和中路联手对付左翼的希腊同胞之间的战争。

伯罗奔尼撒联军的军力如下：

伯罗奔尼撒半岛24000人、玻俄提亚地区10000名陆军士兵加1000名骑兵，总计重装步兵34000人，骑兵1000人。

率领这支军队的是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

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24000名士兵中，斯巴达人占多大比例并不清楚。但国王亲征带领的必然是斯巴达正规军，名震天下的斯巴达战士估计至少有5000名。这是48年来斯巴达首次出动这么多士兵。

除了这支陆军，科林斯决定组编一支百艘战船的海军参战。这百艘战船的组编完全应科林斯的主张，主要针对希腊西部属于雅典领地的岛屿。对科林斯而言这是夺回失地之战，所以不受斯巴达国王的指挥。

另一方，雅典得知伯罗奔尼撒联军出动的消息，立即组成了反击军队。

由雅典公民和居住在雅典的外邦人组成的重装步兵合计13000人。此外，以长枪作为武器的骑兵1000人、弓箭骑兵200人。

海军方面，主力自然是雅典引以为傲的三层加莱船。雅典有常备200艘、非常时期可出动300艘战船的雄厚实力。

雅典展开行动，意味着提洛同盟随之而动。爱琴海沿岸的同盟城邦除莱斯沃斯和希俄斯岛之外，能够提供的战船数量极其有限。尽管如此，这场战争的性质仍然是提洛同盟对抗伯罗奔尼撒同盟。

雅典虽然具备完胜伯罗奔尼撒联军的海上战力，但在陆地上抵挡34000人大军的只有区区13000人。雅典海军必须投入40000人，所以陆军的人数已经到达极限。伯里克利相信雅典有足够的能力予以反击。他从13000人的陆军中抽出1900名士兵，令弗尔米奥带队前往久攻不下的波提狄亚。

伯里克利的策略是予以回击但不做激烈的正面交锋。

雅典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已经一体化半个世纪之久的首都雅典与外港比雷埃夫斯的安全。充分利用有压倒性实力的雅典海军，是防御的关键。

其次，雅典要求纳夫帕克托斯、科孚岛，以及附近与雅典有同盟关系的岛屿联手，在爱奥尼亚海抵挡科林斯的军事行动。

对普拉塔亚，雅典要求当地军队与底比斯侵入时雅典派去的支援部队一起，阻挡从玻俄提亚南下的底比斯的10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

另外，雅典赋予爱琴海同盟城邦死守比雷埃夫斯至黑海制海权的使命。此举目的非常清楚，是保障人口超过10万的雅典的粮食供应。

伯里克利还收到一个好消息。

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拒绝了伯罗奔尼撒同盟希望他们向小亚细亚西岸一带出兵的请求。

如果波斯介入，势必引发提洛同盟主要加盟国所在的爱奥尼亚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而且雅典与黑海之间的粮食安全保障航线也将陷入危机。

战争最初之年

当时的希腊人大概多数都已忘记了第二次希波战争，在战争以后出生的人也为数不少。

但是有预见力的人是不会忘记历史的。

那场战争发生时，伯里克利15岁，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14岁，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15岁。

前两者因尚未成年所以在后方度过了学生时代。而阿尔塔·薛西斯在父王身边亲眼目睹了波澜壮阔的萨拉米斯海战，那是他想忘也无法忘记的经历。触碰希腊势必引火烧身，这是阿尔塔·薛西斯从性情因此变得乖戾的父亲那里学到的教训。而且他还收留了赢得海战却在政治上失意的地米斯托克利，让他做自己的政治顾问并一直关照他直至自己去世。

因而，时年64岁的波斯国王拒绝了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请求。理由是他必须信守17年前波斯与雅典缔结的《卡里阿斯和约》。

有学者认为，斯巴达并没有参与伯罗奔尼撒同盟请求波斯国王出兵一事，那是科林斯的单独行动。对此我颇为赞同。

斯巴达人欠缺外交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有过多的自尊心。

希腊各方团结一致反击波斯军是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塔亚平原会战。赢得那场会战的是与阿希达穆斯有血缘关系的帕萨尼亚斯及其手下的斯巴达战士。

这样的斯巴达人会在半个世纪后低下头向当年一败涂地的波斯国王的儿子请求援军吗？

斯巴达人不像雅典人那么狡诈，没有多少心眼。说到底，自尊心是一种宁死也不突破某些底线的决心。

所以，这场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由于波斯的置身事外，变成了一场希腊同胞相互厮杀的战争。

公元前431年春意盎然之际，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率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24000名士兵，进攻阿提卡地区。

此时国王再次做了尝试。他派一名心腹去见伯里克利，但不是以私人名义，是以公开的使节的身份前往。

在那时，敌对国双方领袖如果有私下接触会被视为叛徒，有被控叛国罪的危险。去对方的地盘拜访做客，转眼成了一去不复返的过往。

很可惜，雅典法律禁止己方与率军进入雅典境内的敌方交涉。雅典人赶走了斯巴达国王的使节，阿希达穆斯最后的努力化成泡影。

伯里克利的开战演说

斯巴达虽是寡头政体，但战争来临之际仍需要公民大会决定是否开战。

雅典是民主政体的国家。就算敌人入侵已是事实，是迎战还是媾和还是要由公民大会决定。伯里克利有心迎战也必须得到公民大会的认可。

于是，向民众说明情况就成了这一年再度当选将军的伯里克利的责任。

“各位公民，我的想法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对伯罗奔尼撒人绝不能做一点儿让步。”

以这句话开头的伯里克利的演说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开战。民意沸腾宛如烧开锅的热水，唯有拿开锅盖才能让内部的蒸汽散尽。

彼时64岁的伯里克利对于诱导雅典民意早已得心应手。

首先，开宗明义定准基调。如果大会最终决定开战，那么它就是雅典的民心所向，杜绝以后因战况变化产生反战声音的可能。

紧接着，强调开战的责任不在雅典，一切都是伯罗奔尼撒一方的错。

15年前泛希腊城邦会议确定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分庭抗礼，是要两国承担起各自的责任。斯巴达面对其同盟内发生的问题，非但没有予以仲裁，反而将责任推给雅典。

事实上，科孚岛、波提狄亚以及普拉塔亚都处于雅典辖下，而出手挑衅的科林斯、底比斯属于斯巴达势力范围，伯里克利对斯巴达的非难，理论上非常正确。

不过话说回来，斯巴达人从来就没有承担责任的意识和能力。

坚持一国和平主义的斯巴达，经济上奉行“不追求利益”的原则。不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人在其他方面也变得无所追求。一旦形成了“不争”的生活方式，进取心便会退化。

斯巴达虽然陆上战斗力具备压倒性优势，但在外政方面常常被科林斯牵制，这就是长期“不争”导致的主导力低下的典型例子。所以斯巴达才会对科林斯言听计从，向雅典提出了雅典根本不能接受的要求。要么接受对方的要求，要么开战，伯里克利向民众摆明了观点。

伯里克利对斯巴达的指责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是过于苛求对方。

不过，决定开战的政治家任谁都会用类似的言论引导民众。

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演说朝着战争的胜利必定属于雅典的方向展开。

他的根据是雅典有雄厚的资金储备，以及由熟练技工组成的强大海军。战争说到底是受制于国家的经济实力的，而那些冲锋陷阵的士兵越是经验丰富越不容易被一时的战势左右。

有了财力人力，那么“精神力”呢？伯里克利提倡的可不是“一亿人变身火焰冲进敌阵”之类的精神。

他所谓的“精神力”，简单地说是自我克制的能力。

他说，我们雅典人最应该警戒的不是敌方的高明战略，而是一直潜藏于我们内部的自信的丧失。

伯里克利所说的“精神力”指的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失去冷静，哪怕财产被掠夺。要相信人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创造的，因此挺过难关的忍耐力至关重要。

作为最高司令官，伯里克利接着向公民们说明了雅典大体的战略构想。敌人从陆地侵入，雅典就从海上攻打他们的国家。

最后，他用以下事例作为结束语——

我们的父辈打败了大国波斯，他们当时面对的状况比我们现在更不利。50年后的我们一定能击退来犯之敌。即将到来的战争，是针对入侵的伯罗奔尼撒联军的自卫反击战。

作为政治领袖，伯里克利势必要以自卫作为开战的理由，事实也的确如此。伯里克利演说之后，公民大会进行投票，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开战。

真意在哪儿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全希腊的注目下打响。从旁观者的视角看，第一年的战斗始终处于奇妙的状态。

斯巴达国王率领伯罗奔尼撒联军大肆入侵阿提卡北部一带，另一方的雅典海军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岸登陆，征服了附近地区。到这里为止，战争基本按照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提出的战略展开，奇妙的是之后的进程。

率军进攻阿提卡地区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在入侵不到40天时突然下令撤军回国，而彼时仍是适合作战的夏季。

他的理由是军粮不足。几万大军的伙食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中型城邦底比斯的确无法提供充足的补给。更何况当时希腊正处于收割期，就算去抢粮食数量也有限。

尽管如此，率领如此规模的一支大军出征，不到40天便打道回府，仍然显得异常。同行的监察官对此表示抗议，但国王不改决定。他令来自玻俄提亚的士兵们就地解散返乡，自己带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士兵们一路回到了斯巴达。

获悉这个消息的雅典海军也停止了在敌区的破坏行动，返回比雷埃夫斯港。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年就这样结束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

讲到这里，我觉得我了解了伯里克利的真正意图。

他虽然下令海军登陆入侵敌国领土，但对入侵阿提卡的敌人却始终态度消极。他要求普拉塔亚地区坚壁清野，禁止雅典军在其他地区与敌军正面冲突，坚持相互侵犯对方土地的战法。

这就成了一场消耗战，不断消耗人力和资金。持续打消耗战这种愚蠢的事情，年届64岁的伯里克利肯定不会考虑，如果他真有此心，只能说是完全不负责任。

另外，比他年轻1岁的老朋友阿希达穆斯常常不惜与顽固的监察官发生冲突而坚持己见，是一位平衡感极好的人物，想来他也不会认为打无用的消耗战是上策。

他们二人在开战前夜中断了联系。他们既是同辈又是多年好友，再加上常年担任领袖，估计不见面也能对对方的心思心领神会。

那么，我们就能做出以下的联想。

阿希达穆斯在每年的春季率领伯罗奔尼撒军队北上侵犯阿提卡地区。另一方的雅典出动海军，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沿海一带。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雅典的伯里克利还是斯巴达的阿希达穆斯，采取的都是不给予对方致命性打击的“敌对行动”。

斯巴达国王的军队肆虐于阿提卡虽然打击了雅典的农业，但雅典不会因此衰败。凭借提洛同盟和本国的海运能力，从国外进口粮食足以满足雅典的需要。

同样，对斯巴达而言，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一带遭到入侵，蒙受损失的是属于被统治阶级的农奴们，对那些以质朴刚健为本的统治阶级而言是无关痛痒的。

也就是说，斯巴达国王和雅典第一人都把给对方造成的伤害，控制在非致命性的程度。

如果不留余地的话，雅典和斯巴达即刻会发生正面的冲突。

在避免激烈冲突的前提下，以这种战法拖个两三年，两国民众的敌对情绪会逐渐冷却。

然后找个适当的时机，雅典与斯巴达先达成5年的休战协定。5年以后，当形势进一步稳定，再缔结长期休战的“30年和约”。

这是有先例的。公元前451年缔结的雅典-斯巴达休战协定就为5年后以“30年和平”之名实现两国分庭抗礼奠定了基础。而那一年促成“分庭抗礼”的推手就是伯里克利和阿希达穆斯。

如果形势按照我的假设发展，就算双方都要做出一些牺牲，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会持续27年之久。

当时，保持雅典第一人地位30年的伯里克利64岁。

即位33年的阿希达穆斯63岁。

这两人会不负责任地打一场无止境的消耗战吗？倘若如此，那必定是出于置下一代于不顾的老人们的自我膨胀。

然而，事实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27年。

因为伯里克利、阿希达穆斯以及任何人都没预料到的不幸，在第二年很快到来。

阵亡者追悼演说

战争第一年结束的冬天，伯里克利和阿希达穆斯都履行了自己应尽的职责。

斯巴达国王应该视察了遭雅典海军摧残的拉科尼亚地区，而伯里克利则出席了雅典阵亡者葬礼。虽然雅典方牺牲人数有限，但因为是在开战首年，所以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十分强烈。

在环绕首都雅典而建的城墙外不远处，有一片开阔的市民公墓。希腊人和罗马人都采用火葬，因此墓地没有阴森诡异的气氛。再加上雅典冬季依然有灿烂阳光和海上吹来的凉风，且空气干爽，公墓里时常可见雅典人以及亲人墓地在此的外国居民在此散步。

阵亡者专用的墓地也在这里。在能眺望到帕特农神殿的公墓一隅，为阵亡者举行追悼仪式，是雅典的惯例。

出席仪式的除了阵亡者家属以及政府、军队的高官之外，也有不少普通市民。大家追悼为国捐躯的战士，非常合情合理。

另外，雅典规定由当年的将军发表纪念阵亡者的演说。演说者应是率军出征或者派军出征的当事人。

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的追悼演说由伯里克利发表。登上讲坛的伯里克利开始了时隔多年的追悼阵亡者的演说。

伯里克利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他做事总能出乎意表。他高超的演说技巧在这30年里已是众所周知，但他没有以华丽的辞藻来展现语言的威力。他的演讲从语言的无用开始，这让听者感到十分意外。

他说，任何言语在高贵的牺牲面前都是无用的，但重温死者为国家做出的奉献并非无用。接下来的一段演说堪称雅典民主政体的最佳宣言，2500年以后它还被收入欧洲中学课本。

我们雅典的政体，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不是模仿他国得来的。如果给它一个名称，可以称作民主政体。因为决定国家方向的不是少数人，是大多数人。

在这个政体下，所有的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一个人担任公职所获得的名誉，并非缘于他的出身，而是因为他的努力和业绩。哪怕贫穷，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就不会因出身卑微而默默无闻。

除了公共生活，我们在私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充分享受着自由。雅典公民享受的，是在言论等各方面都得到保障的自由。公民不仅可以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反对意见，对执政者个人的嫉妒、中伤、羡慕都是自由的。

即便如此，我们的生活并没有被卷入这些激烈情绪的旋涡。

雅典有各种让我们忘却平日辛劳的娱乐，有定期举办的祭祀、竞技和戏剧活动。即便在战时也照常进行。

这一点以及下面要说的事实，都证明了我们和对手的不同。

我们的对手通过排斥外国人来保证国内的安定，雅典正好相反，我们向外国人敞开大门。我们相信向外国人提供机会会让我们的城邦更为繁荣。

在子弟的教养方面，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孩子年幼时就对他们施以严格的教育以培养他们勇敢的性格。我们不像他们一般对子弟施行如此严格的教育，但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的勇气从来不比他们逊色。

对于试炼，他们用非人的残酷训练达到预期的效果，而我们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给予他们锻炼。我们的勇气不是法律逼迫出来的，它源于雅典公民每日生活的行动准则。

诸位现在所见的雅典的荣光和繁荣，是无数无名英雄创造的，他们给雅典带来永恒的生命。

我们热爱美，但保持节制；

我们热爱知识，但不沉溺；

我们追求财富，是为了寻求超越，并非为了愚蠢的炫耀。

在雅典，贫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愿努力摆脱贫穷。

我们相信尊重私人利益可以提升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因为人们在追求私利的事业上展现的能力，也有可能被很好地应用于公共事务。雅典赋予每一位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我们认为，不关心政治的人不是崇尚平静的生活，而是没有履行公民的义务。

诸位每日所见到的，是可以称为全希腊人的学校的雅典。我们的阵亡者为了保护它的荣光和繁荣，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对这些人的光荣牺牲，国家能够回报的，仅仅是将这些牺牲铭记于心，抚养其子女，给予他们经济保障直至他们成年。

在此我可以向雅典全体公民再做一个承诺。尽管我们在战时不得不增强海陆两方面的军力，但我会尽力保证公民们的日常生活一如既往。只有在这两方面都获得成功，雅典才不辱这个伟大城邦之名。

现在，遗属们可以继续沉浸于丧亲的悲哀之中，然后回家去，和其他人一样。

面对这位坚持开战的领袖，遗属以及其他市民没有发出任何抗议或指责之声。雅典人在这种时刻，同样被伯里克利诱导。

战争第二年的公元前430年，进入夏季后，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率领伯罗奔尼撒联军入侵阿提卡。这一年，雅典发生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严重事件。

瘟疫大暴发

在地米斯托克利充满远见的领导下，雅典整个市区早在50年前便处于城墙的保护之中。之后城墙延伸至外港比雷埃夫斯，雅典成为希腊唯一的被连绵不断的石壁包围的都市。其他城邦之所以没有像样的城墙，是因为斯巴达人一听到城墙二字便会神经过敏，这令各城邦有所顾忌。

在那个时代，斯巴达就不用说了，科林斯、底比斯都没有名副其实的城墙。阿提卡地区的村庄、乡镇更不可能具备防御性的墙垣。这意味着，面对伯罗奔尼撒半岛联军的夏季入侵，当地农民毫无防卫能力。

这些农民也是城邦国家雅典的公民，伯里克利因此准许他们进入雅典市内避难。雅典原本就是希腊人口最多的城邦，从前一年秋天开始又陆续有难民进入，到第二年夏季时，城市已经变得拥挤不堪。

粮食短缺的问题倒是没有发生，因为从黑海至比雷埃夫斯港的粮食补给线依然正常地运作，但市内难民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收容所大多被安排在公共设施内，而希腊人没有多少卫生观念。多年以后一位去意大利半岛旅行的英国人说：“希腊人不管做什么先造神殿，而罗马人先铺设道路，整备上下水道。”

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类至高文化遗产、雄伟的帕特农神殿光芒闪耀，但没有人想到下水道的重要性。

诚然，这是孕育出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的民族，他们无疑具有高水准的医疗技术，医生的数量也相当多，可是医生们面对从难民收容所蔓延至富裕人家的大规模传染病时却一筹莫展，找不到治疗的对策。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种疾病。那些声称病源是从遥远的埃塞俄比亚经由埃及登陆比雷埃夫斯港的说法，不过是慰藉痛苦民众的传说而已。

这一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28岁的修昔底德成为这场灾难的优秀现场见证人。他的传世巨著中有一些有关瘟疫的片段，堪称纪实文学之经典。历史上出现能与之比肩的作品，要等到1800年后薄伽丘的《十日谈》问世。

顺便提一句，罗马时代之所以没有出现记录疫病的杰作，是因为罗马人热衷于建设下水道，所以那段时间当地没有暴发过大规模的传染病。

话说回来，根据修昔底德描述的症状，现代学者推测那一年肆虐雅典的传染病并非薄伽丘时代的黑死病，而有可能是伤寒。

不管怎么说，雅典市内的居民大量死亡。修昔底德也染上了瘟疫，所幸之后得以痊愈。可见年轻力壮的人相对容易康复，死者大多是孩童或年老体弱者。

这场传染病沉重地打击了雅典人，使他们失去了往日的自信。神殿内充满恳求神灵保佑的祈祷声，焚烧献祭动物的烟火熏染着雅典的天空，缕缕黑烟在空中飘荡，久久不散。

入侵阿提卡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也听说了这场席卷雅典城的灾难。随军同行的见习监察官说，此时袭击雅典定能轻易攻克。

阿希达穆斯只回答了一句“难道要不惜牺牲我们的士兵”，便下令撤军回国。就这样，这一年斯巴达对阿提卡的侵略不足一个月就算了事。

伯里克利得知斯巴达国王进入阿提卡后，亲自率领海军入侵敌区。随后，按照惯例，接到阿希达穆斯撤军回国的消息后，他也率军回到了比雷埃夫斯港。

这时，传染病尚未威胁到伯里克利。

但雅典人的怒火正向他逼近。

难民的家园、耕地、家畜被敌人掠夺，来到雅典避难不得不在恶劣的环境下度日，结果又遭遇传染病。难民们眼看着亲人一个个死去，自然是悲愤不已。

愤怒的不仅是难民。常年居住在雅典城内的人们被大量涌进的难民搅得烦恼不断，又听说这些人是害死自己亲人的疾病的源头，烦恼即刻变成了愤怒。当民众发现向神祈祷也无济于事时，他们将愤怒转向了伯里克利。

弹劾

但凡这种场合，势必会出现一个声嘶力竭摇旗呐喊的人。

“是谁，劝说我们投入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战争？”

“伯里克利！”

“是谁，准许首都雅典接收大量的难民？”

“伯里克利！”

“是谁，说瘟疫会很快过去？”

“伯里克利！”

这情形不禁让人想起某媒体所做的民意调查，回答似乎被提问牵着鼻子走。实现长达30年的一人统治的雅典第一人，一夜之间竟然被视为造成雅典所有不幸的“犯人”。如果说他有什么罪的话，他唯一的罪就是没有预料到瘟疫的传播。

但那可是气度不凡的伯里克利。面对民众激烈的指责，这位65岁的领袖毫无退缩之意。

伯里克利召开公民大会，在会场上进行了严肃的反驳。

诸位对我的愤怒，我有所预料。但请诸位决定是否开战时，我已经对战争的必要做了明确的说明。

今日召开会议的目的，是希望被不安情绪控制的诸位想起你们过去所做的决定。看看你们如今变得多么懦弱、多么消沉。

我的想法没有改变。我始终认为有城邦才有公民。

有人会凭借好运展翅高飞，但他也有回到地面的时候。若接纳他收起翅膀休养生息的祖国不断衰退，他会失去再次高飞的能力。国家的作用就是给有能力的个人提供起飞的基础。

对于必须时刻面对事情的轻重缓急做出抉择的领袖而言，此时国家整体的安全当然优先于个人的安全。对于有权赞成或反对领袖选择的公民而言，冷静接受最优选择是当然的义务。

作为民主国家的领袖，伯里克利这样说合适吗？他的这番言论不禁让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2500年前创造出民主政体的雅典人，难道是这样考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吗？

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即使在现代也是难得其解的宏大命题，伯里克利的同辈兼好友、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安提戈涅》（Antigonē）是伯里克利此番演讲12年前的作品。根据观众的投票，这部悲剧获得当年最佳作品的荣誉。

政治家坚持有国家才有个人，艺术家则认为并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尽管如此，艺术家索福克勒斯当选将军后，依然选择率军奔赴战场。这就是说，索福克勒斯并不完全赞同伯里克利有国家才有个人的观点，但他对公民履行应尽的义务，毫无异议。

伯里克利对这位好友的观点也表现出尊重的态度。

在《安提戈涅》荣膺月桂冠的第二年，他们两位作为将军（司令官）共赴萨摩斯岛平定叛乱。

然而从本质上说，索福克勒斯是艺术家，伯里克利是政治家。艺术家只需提出问题并以最好的形式展示，而政治家必须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伯里克利始终坚持有城邦雅典才有雅典公民的观点。所以，他要求民众做出符合雅典公民身份的行动。

伯里克利声称，无论能不能预测，今后必然还会有灾难降临。每当灾难发生都将责任推给他人，是被不安控制、丧失理智的人才会做的事。不辱雅典公民之名的人应该牢记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再大的苦难也要承受，要冷静地等待形势好转。

“每个人担起自己的责任，既是为了诸君自己，也是为了雅典城邦。它决定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伯里克利的演说以这句话结束，众人表示接受，激烈的情绪没有进一步升级，会议得以平稳结束。

然而这些人回到家中，等待他们的是为亲人的伤病或过世而悲痛欲绝的女人们。面对眼前的情景，男人们很快就把伯里克利的“不要局限于眼前，要面向未来”的话抛在脑后。

索福克勒斯

民怨再度升起，不乏煽风点火之人。在伯里克利没有召集的情况下，公民大会自行召开，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一项30年来从未有过的判决：

解除伯里克利的将军之职。

以滥用公款罪判处伯里克利缴纳罚金50塔兰特。

滥用公款相当于把国家引入歧途。

伯里克利面对各种非议、批判都能以他的贵族精神泰然应对，唯有滥用公款这一罪名让他忍无可忍。

所幸30年来始终支持他的阿卡曼提斯选区的选民们这时没有弃他而去。在第二年的选举中，伯里克利再度当选将军。

这个结果像给燃烧的火焰泼了一盆冷水。曾经沸沸扬扬的罢免公职、滥用公款罪的风波，顿时平静了许多。

不过，正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的那样，民众再次认识到伯里克利无法替代并不能平息骚动，不过是让火势减弱而已。

伯里克利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状况。那个对他穷追猛打、叫克里昂（Cleon）的男人的激烈言辞，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倾听。更何况疑似伤寒的传染病也没有完全得到控制。

翌年，公元前429年的夏天，斯巴达国王照例率领伯罗奔尼撒联军北上，践踏阿提卡地区。雅典海军照例南下，侵犯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一带。当夏季结束，双方像事先约定好似的都撤军回国，重复了前一年的流程。

至少在这一年，伯里克利制定的战略依然得到贯彻。

持续消极战法对哪一方来说都不容易，毕竟大家的忍耐力都有限度。若在这时发生振奋人心的事情，民众的忍耐力会得以提升。这一年的夏天，久违的喜讯令雅典沸腾。

久违的胜利

不知是因为社会地位不像伯里克利、索福克勒斯那样属于上流阶层，还是因为没有当选将军，弗尔米奥是伯里克利自10年前开始任用的武将之一。弗尔米奥不是将军（司令官），只能率领小规模的军队，但他们就像一辆小汽车一样机动灵活。他弥补了伯里克利欠缺的军事才华，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弗尔米奥的出生年月不详，他大约比伯里克利年轻15岁，这一年应该在50岁左右。

公元前429年的春天，弗尔米奥从之前驻守的爱琴海北部的卡尔息底亚地区出发，由东向西绕希腊半周，调防到与科林斯海军对峙的爱奥尼亚海域。

雅典只给了他20艘三层加莱船，命令他迎战以科林斯海军为主力的伯罗奔尼撒联合海军。趁雅典海军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一带扫荡的间隙，科林斯跃跃欲试，打算夺取雅典在希腊西部的基地和岛屿。

弗尔米奥抵达面朝科林斯湾的雅典基地纳夫帕克托斯后，把他带来的20艘战船先藏了起来。

离开科林斯港的伯罗奔尼撒联合海军见海上没有雅典战船，认为机不可失，马上朝着科林斯湾的出口方向航行，准备攻打位于海湾口西面的凯法罗尼亚岛（Cefalonia）。

他们战船的数量是47艘。由于满载着重装步兵，船体负担沉重，速度缓慢。弗尔米奥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他率领20艘战船跟在47艘敌船的后面，保持距离不让对方察觉。当对方船只刚驶出海湾，他即刻下令桨手加速划行。

雅典的20艘战船迅速围住了对方的47艘战船，而且不断缩小包围圈。弗尔米奥的计划不是以自己的船去冲撞对方使之沉没，而是让动弹不得的敌船相互碰撞自沉海底。

对方的47艘战船沉没数量不详，被俘的有12艘，雅典赢得胜利。

伯罗奔尼撒同盟中海军实力最强的科林斯不可能就此罢休。第二战他们集结了77艘战船。而雅典一方依然是20艘。

这次战场换在毗邻纳夫帕克托斯的科林斯海湾内。

弗尔米奥改变了战法。他令常驻纳夫帕克托斯海军基地的11艘战船一起参战。即便如此，雅典一方总共只有33艘，不可能正面迎战对方77艘战船。于是弗尔米奥将舰队分成20艘和11艘两组，从左右两侧展开攻击。当敌船靠近时，两支舰队组成圆形阵型继续打包围战。

实际战况无须多言。第二战又一次证明了雅典海上无敌的事实。

科林斯及其周边

“海军才是保障雅典安全的关键。因为雅典海军是由经验丰富的熟练工组成的集团，它已经达到他国无法轻易赶超的水平。”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其正确性再次得到了印证。

得知这一消息，雅典人自然是欢天喜地。尽管每一场胜利都令人兴奋，但国家主力军获胜尤其让民众感到心满意足。人们对伯里克利的怒火顿时烟消云散。

死

可惜此时伯里克利的生命之火正在渐渐熄灭。作为现役将军，他应该比所有人更早获悉弗尔米奥胜利的消息，应该非常欣慰，但这个喜讯没能让他生命的火焰重新燃起。

66岁，还算不上会自然死亡的高龄。

索福克勒斯活到90岁。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喝下毒药时70岁。柏拉图也很长寿，活到80岁。

过去人们的平均寿命短是因为儿童的死亡率高。那时的人类就像野生动物一样，只要能挨过幼年时期，之后的人生全凭个人的体力和运气。

自希波克拉底开始的古代医学，尤其重视提高人的抵抗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关于伯里克利的死因，不少史学家认为他染上了疑似伤寒的传染病，但没有资料显示他出现过那种疾病特有的症状。更何况那场瘟疫流行的高峰期是他去世一年前的夏天。虽然此后瘟疫再次暴发，但那是他去世两年后的公元前427年。

上一次瘟疫盛行时，伯里克利的一个妹妹和他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因病死亡。有些学者认为是家庭的不幸导致了他的早逝。然而，不断呼吁大家为了国家忍受个人不幸的伯里克利，会因为失去亲人而伤心至死吗？

我认为，半年前被控滥用公款即执政不当，对伯里克利的自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像他那样心高气傲的男人，对于这样的责难必定无法忘怀。

伯里克利的病榻前聚集了很多忧心不已的朋友。他们不想让他独自死去，这些人守在他身边的时间越来越长。

有一天，朋友们以为伯里克利睡着了，于是赞诵起他远征的辉煌战绩。这时伯里克利睁开了眼睛。

他说：“没想到你们竟然看重这些事情。将军获取战功不过是因为他碰巧那一年被选为司令官，是偶然而已。真正值得称赞的，是没有一位雅典公民因为我错误的政策而死去。”

如果普鲁塔克描述的以上场景是真实情况，那伯里克利临终前的内心不安，应该与我假设的事情有关。

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但正常情况下，双方应该以避免正面对决的方式僵持两三年，然后在适当的时机达成5年休战协定。待形势进一步稳定，双方再缔结长期休战的“30年和约”。这是伯里克利想要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再次重申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如修昔底德记录的那样，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两年半后——公元前429年的秋天死去。

以维持城邦雅典的繁荣为最高目标的伯里克利的宏图大略，不幸中途夭折。这可能是66岁离开人世的伯里克利心中唯一的遗憾。

他的挚友、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也在两年后死去。

希波战争结束后的50年内，为希腊的稳定做出贡献的两位人物相继去世。虽身处远方但也为希腊世界的和平做出间接贡献的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在伯里克利去世后的第4年死去。主人公新旧交替的时代来临。

伯里克利的死并没有给雅典人带来多大的冲击，他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也没有谁提议以国葬的形式追悼他，就像“正义之人”阿里斯泰德去世时那样。

而且，伯里克利不是在战争中牺牲，不能埋葬在雅典城墙外位置最佳的国有公墓。

雅典人似乎对伯里克利没有什么缅怀之情。大多数人的态度也许就像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嘲讽的那样，认为那个不近人情、不倾听民众声音，犹如奥林匹亚宙斯神般怒声呵斥的霸道的伯里克利终于死了，天下总算太平了！

没有人想到，伯里克利的死之于雅典，或者说对整个希腊都意味着衰败的开始。

修昔底德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他在急剧衰落的时代开始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里克利死时才29岁的修昔底德在当时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

公元前429年的雅典，没有一篇为伯里克利之死而感伤的诗歌。

但有一部杰出的悲剧。

伯里克利去世的那一年，索福克勒斯创作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上演。这部剧讲述了俄狄浦斯一生与命运抗争，最终未能逃脱神的预言的人间悲剧。

伯里克利生前不断呼吁命运不是天神所定，人类要靠自己的奋斗创造命运。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宏大构想因为自身的死亡中途夭折。如果这不是命运，那什么才算命运呢？

伯里克利与索福克勒斯既是同辈又是好友，曾经作为将军共同远征。尽管被伯里克利调侃“做海军司令不如写悲剧”，但索福克勒斯始终是伯里克利的支持者。围绕在伯里克利病榻前的朋友中一定有索福克勒斯。

如果伯里克利知道这位好友又有新作问世，不知会如何评价。也许他还会用那调侃的口吻说：“你果真是写悲剧比率领军船，对雅典更有意义。”

最后，讲一个小故事。

伯里克利早已习惯人们对他的批判、责难、中伤，但有一天来纠缠他的男人异常烦人。

雅典的重装步兵墓碑

（雅典国立考古学博物馆收藏）

他站在正在处理公务的伯里克利身旁，用粗鲁的语言不停地咒骂。伯里克利始终不发一语，也没有流露出愤怒的表情。

罗马的执政官有12名护卫，雅典的将军没有如此待遇。伯里克利只带了一位夜晚帮忙提灯照路的仆人。

傍晚时分，伯里克利结束工作，起身回家。那个男人依然不肯罢休，紧随其后，一路骂骂咧咧。走到家门口时，伯里克利第一次开口说话，不是对那个男人，而是对仆人说：

“拿着灯，送这位公民回家。”

伯里克利对那个人的咒骂不做任何回应，不是因为尊重对方的言论自由，而是出于对滥用言论自由的愚昧者的强烈轻蔑。不发怒是不愿将自己贬低到对方的水准。所谓的愤怒，是对和自己对等的人才会产生的感情。

如上，就是这样一位贵族式的、非民主主义式的男人，引领雅典的民主政治抵达空前绝后的巅峰。

第二部

伯里克利以后

（公元前429年至公元前404年的26年）

——“民主政体”失控的“众愚政治”时代——

前期

（公元前429年至公元前413年的17年）

以伯里克利的死为分水岭，雅典进入了众愚政治的时代，这个观点占据希腊历史学主流地位已经很长时间。

公元前480年，地米斯托克利率军一举击败入侵的波斯大军，为雅典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

继承了他的路线，不畏“表面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非议，为雅典带来安定的政治环境、繁荣的经济，以及灿烂文化的是伯里克利统治下的30年黄金时代。

以上两段民主政体有效运作的时期，共计50年。

50年之后，雅典经历众愚政治时期直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的公元前404年，一共是25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雅典耗费50年构筑起的繁荣，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让它走向了衰亡。

作为城邦国家，雅典此后又延续了82年。然而那已经不是令后世赞叹不已的拥有灿烂文明的雅典。

那么，导致雅典衰败的罪魁祸首——众愚政治是什么呢？

demokratia——民主（众）政治。

demagogia——众愚政治。

它们都是希腊人发明的。请注意，貌似不同形态的政体其主角都是“众”（demos）。

为何变成众愚政治

城邦雅典的主人是被称为“公民”的民众（demos），所以主权在民。在最高决定权属于民众这一点上，民主政治和众愚政治没有不同。

换言之，哪怕是被视为恶政范本的众愚政治，也不可能从没有民主政治土壤的国家中产生。

如果说“democracy”（民主）是银币的正面，那么“demagogy”（众愚）就是其反面。

覆手之间面目全非，这就是反面。

因此，并不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特别有智慧，在伯里克利死后他们就突然都变成了傻瓜。

然而雅典在伯里克利死后进入众愚政治时代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要解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需要说明另一个问题。

不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人类迄今为止尚未发明出一种没有领导者的政体。

民主也好，众愚也罢，这些体制中都有领袖存在，但性质不同。

民主政体的领袖唤起民众的自信。

众愚政治的领袖巧妙地煽动起民众心底对未来的茫然与不安。

如果说前者是“诱导者”，那么后者就是“煽动者”。

前者展示光明的前景、引领民众，后者掀开阴暗面、挑动人们的不安。因此，煽动者并不限于政治家。

如果以当下为例，那些示威抗议的组织者、宣传媒体和网络，无论他们有意或无心，都是不折不扣的煽动者。

那么，伯里克利给雅典留下令人不安的因素了吗？

理性思考的话，答案是没有。

内政方面，民主政体的常态化历时长久，在诱导高手的领导之下，政体保持稳定。尽管反对派无时不在，但伯里克利时代仍然保持了政权30年的长期稳定。

外交方面，雅典与波斯和斯巴达这两个无法回避的强国达成了一种类似互不侵犯的分庭抗礼的状态。不管波斯还是斯巴达，面对已成为强国的雅典，都没有冒险发动正面冲突的意思。

经济方面也不存在问题。有提洛同盟这个广域经济圈的建立，以及在各地以基地为轴心的经济活动持续活跃，再加上加盟国上交的会费，雅典的国家财政长期稳健，以至于伯里克利可以信心十足地称“战争归根结底要靠经济力赢得胜利”。

在文化上，雅典更是当之无愧的全希腊的“学校”。人们络绎不绝地从希腊各地来到雅典。由于这些人的加入，文化、文明的花朵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灿烂盛开。

在军事上，雅典拥有当时地中海世界最强的海军力量。

或许“海军”这个概念原本由地米斯托克利创造，经伯里克利之手得到完善。在此之前地中海只存在商船和海盗船。

陆上战力方面，除了奉行少数精英主义的斯巴达，雅典是全希腊拥有最多兵力的城邦。

古代希腊全体公民皆为士兵。公民权仅限于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他们在行使参政权的同时，肩负保家卫国的义务。

从这个角度看，斯巴达的公民数量在1万人左右，雅典则有5到6万人。据说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公民人数超过了6万。

在斯巴达，从事农业的希洛人和从事工商业的庇里阿西人没有被授予公民权。而在雅典，那些靠每日出卖劳力求得温饱、被罗马人称为“普罗列塔利”的最底层民众也享有公民权。所以，这些人同样有义务服兵役。

按照一艘三层加莱船至少配备200人计算，200艘战船总共需要4万人。整个希腊只有雅典具备随时出动200艘战船的实力，正是民主体制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士兵。

那么，享受着这些红利的雅典人有什么不安呢？

首先是疑似伤寒的瘟疫，以及入侵阿提卡地区的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军。

瘟疫迟早会过去。至少伯里克利这样说过。

阿提卡遭蹂躏的状况，伯里克利也请大家暂且忍耐。经历伯里克利30年执政的雅典人应该很清楚，他绝不是只要求民众忍耐而拿不出对策的人。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民心动荡？

这是因为瘟疫、敌军入侵引发的不满，和每个人心中原本就多少存在的不安全感相重叠，集聚成一种害怕明天会失去所有的恐慌。

指责这种情绪既负面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当然非常简单。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越是感觉不景气，经济状况就越糟糕，要安抚躁动不安的人心，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于未来感到茫然和不安，是人类自然存在的心理。伯里克利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语言诱导使民众保持镇定。

相反，被视为雅典第一位煽动者的克里昂，不断刺激、强化民众对执政者的不满，挑动人们仇富仇权的情绪。

他之所以能成功煽动起多数人的怒火，是因为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愤怒。

伯里克利离去后，雅典就剩下这位克里昂。

煽动者克里昂

皮革是重装步兵军装必不可少的材料。通过制造皮革积累了财富的克里昂，应该是一个颇有才能的经营者。

让他一举成名的，是针对生命末期的伯里克利的弹劾演说。虽然他成功地说服公民大会以滥用公款罪（即政策失误罪）向伯里克利处以罚款，但30年始终支持伯里克利的选民们没有弃之而去。

他们并不在乎克里昂鼓吹的那一套，再次把伯里克利送上了将军的位子，甚至连罚款一事也不了了之。遗憾的是，伯里克利在6个月后病逝。

虽然伯里克利的死与克里昂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事实上的彻底退场使曾经与其唇枪舌战、对其穷追不舍的克里昂成为反对派的领袖。

被视为良知派的一批雅典人首先看到这种危险的趋势。他们推出尼基阿斯（Nicias）作为对抗好战派、反斯巴达的克里昂的先锋。

以伯里克利去世的公元前429年为线，当时克里昂大约35岁，尼基阿斯41岁。

根据梭伦改革制定的等级制，克里昂属于第四等级，拥有千名奴隶劳工的银矿主尼基阿斯绝对是第一等级。

当然，在雅典，第四等级的出身并不妨碍以后的人生发展。

帕特农神殿的工程总监雕塑家菲狄亚斯，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欧里庇得斯都是劳动阶层出身。克里昂也在数年后当选为相当于雅典城邦内阁大臣的将军。

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坛首先分裂成以克里昂和尼基阿斯为首的两派。

要论两位的寿命，克里昂在7年后死去，尼基阿斯比他多活了9年。然而相较于对政府穷追猛打的在野党，执政党的态度多少显得软弱被动。

如果伯里克利死后雅典进入众愚时代这个观点正确的话，那么克里昂和尼基阿斯两人就是“众愚雅典”的主人公。

伯里克利之后的雅典面临两大严峻的问题。

第一，伯罗奔尼撒联军对阿提卡地区的入侵进入第三年。

第二，莱斯沃斯岛叛乱。

斯巴达的动向

对于伯里克利的死，不知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会作何感想，斯巴达人自己是从来不做任何记录的。不过根据雅典一方的记录，在伯里克利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28年，66岁的阿希达穆斯一如既往地履行了国王的职责，率军对阿提卡地区进行第三年的入侵。

按照惯例，国王出征率领的是正规重装步兵军团，即大名鼎鼎的“斯巴达战士”。5位监察官中有2位同行。监察官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监视和牵制国王的言行。

这一年与阿希达穆斯同行的监察官没让国王像前两年那么随心所欲。

国王第一年以粮草不足为由，第二年以瘟疫流行为由，两次都是入侵一个多月便下令撤军。监察官向国王施压，要求他采取真正的打击行动，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走过场。

事实上，国王这次确实改变了战略。也许在伯里克利死后，他对之前做法的效果也产生了怀疑。

不过，阿希达穆斯仍没有对监察官言听计从。他放弃了对阿提卡的侵犯，决定攻击普拉塔亚。

自第一次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派兵支援雅典以来，普拉塔亚与雅典保持了长达60年的同盟关系。斯巴达攻击普拉塔亚，雅典会如何反应？

这是阿希达穆斯想了解的。或者说，他想试探一下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的态度，根据对方的反应，再决定日后是继续走过场，还是动真格。

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阿希达穆斯没有急于发起攻击。斯巴达军在普拉塔亚城外围起两重木墙后，再一次早早撤军。

莱斯沃斯问题

所谓莱斯沃斯岛的叛乱，其实并不是全岛举旗造反。在海岛众多的爱琴海，除了南边的克里特岛和罗德岛之外，莱斯沃斯岛是最大的岛屿。

岛上的居民是最不擅长共处的希腊人，因此即使同一个岛也分成几个城邦。背叛雅典的是位于岛屿东侧、相当于莱斯沃斯首府的米蒂利尼（Mytilene），其他的城邦没有参与行动。

莱斯沃斯岛是与希俄斯岛比肩的提洛同盟的主要成员，由于拥有独立的海军，因此同盟中免缴会费的，除了雅典就是这两个岛。换言之，当雅典出动海军执行任务时，这两个岛都会按惯例派军参战。

正因为地位重要，所以对于雅典而言，莱斯沃斯岛形势不稳兹事体大，哪怕只是一个城邦的叛乱，也可能左右提洛同盟未来的走向。

不知为何，此时莱斯沃斯岛的一角喷出反雅典的火焰。这个城邦不需要缴纳会费，所以应该不是钱的问题。据学者们的分析，导火索是米蒂利尼内部的权力斗争。

这里说到的权力斗争，是主张由米蒂利尼主宰莱斯沃斯全岛的强硬派和主张维持现状以免得罪雅典一派之间的斗争。类似的纷争在希腊中小城邦国家司空见惯，只不过这一次是强硬派占了上风。

他们甚至与斯巴达进行接触，派去谈判特使讨论脱离提洛同盟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海上战斗力与雅典相差甚远，而莱斯沃斯岛拥有海军。米蒂利尼大概认为自己的加入对弱势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有所帮助，势必受到斯巴达的欢迎。

结果，斯巴达接受了他们的申请，甚至答应派出百艘三层加莱船支援。

其实不用深想也知道，斯巴达向来是行动迟缓的国家，哪怕其做出承诺。

更何况，伯罗奔尼撒同盟海军唯一的依靠是科林斯。即便科林斯人愿意在属于本国市场的爱奥尼亚海域与雅典海军发生冲突，但他们会心甘情愿地远征作为雅典的市场爱琴海，与对方大动干戈吗？

莱斯沃斯岛一角的城邦借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权处于空窗期之机，趁势烧起叛变之火。对此，斯巴达打算让它自生自灭。

然而，雅典一方不能任由事态继续发展，提洛同盟的命运就是雅典的命运。尽管米蒂利尼没有正式宣布退出提洛同盟，但对这个公然提出要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邦，雅典绝不能坐视不管。他们必须在这团叛变之火蔓延至爱琴海东部其他加盟城邦之前，将其尽快熄灭。

只有在这种时候，雅典执政、在野两党才完全达成一致。

他们一致决定，针对伯罗奔尼撒联军侵犯阿提卡而且正在普拉塔亚建造包围墙的情况，今年继续派雅典海军南下对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一带进行扫荡，与此同时，横穿爱琴海前往莱斯沃斯岛镇压叛乱。

莱斯沃斯岛及其周边

计划兵分两路的雅典海军首先要准备三层加莱船。克里昂为筹集资金，似乎向富裕阶层征收了特别税，据说筹得了200塔兰特。这位克里昂的强势手腕很是了得。

不过，钱是有了，人手还不够。一艘战船仅桨手就需要170人。

为解决桨手人数欠缺的问题，除了第四等级之外，雅典允许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人加入。这是在伯里克利时代就已经实施的措施。

虽然叫外国人，但他们不过是出生在希腊其他城邦的人，和雅典人一样都是希腊人。

雅典相信这些人忠诚或者说有爱国心，是因为除了公民权和不动产所有权之外，雅典向他们开放了一切。以外国人为对象的住宅租赁生意兴隆，也算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特色。

另一方的斯巴达完全拒绝外国人流入。

正在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如果以斯巴达赢雅典失败而结束的话，希波战争以后不断兴起的希腊世界的人才、经济交流将中断，这是雅典让外国居民参战的理由。

这些不具备雅典公民权的外国人不能担任重装步兵，但可以成为桨手。

如此说来，地米斯托克利缔造的雅典海军将底层民众和外国人也纳入战斗力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民主政体的优越性。正如民主主义者伯里克利所断言的那样，城邦国家雅典的安全保障关键在于海军。

莱斯沃斯岛的米蒂利尼攻城战与萨拉米斯海战、普拉塔亚平原会战情况不同。平原会战哪怕战况再激烈，一天内总会决出个胜负，而攻打一个城邦则需要耗费很长时间。

结果，攻城战一直打到第二年才算结束。带头叛变的米蒂利尼以及跟随它的其他城邦无条件向雅典投降。

此时，一直保持一致行动的雅典执政、在野两党，对于战后处理战败者这件事产生了意见分歧。

克里昂以他一贯的态度主张对叛乱者严惩不贷。他强调必须残酷地惩罚叛变者才足以威慑提洛同盟的其他加盟城邦，让它们看清背叛雅典的代价。他提出：

一、米蒂利尼及其他叛乱城邦的所有领土均由雅典直辖，向当地输送雅典移民。

二、米蒂利尼及其他叛乱城邦的所有成年男子一概作为叛乱分子处死。

三、米蒂利尼及其他叛乱城邦的女人和儿童全部变卖为奴。

那么，对抗克里昂的干将、由良知派推选出的尼基阿斯在公民大会上做了何种反驳呢？

他没有反驳。面对激烈的争吵、对方的叫嚣，尼基阿斯并不害怕，但往往会由于厌恶而放弃交锋。这是他作为政治家最大的缺陷。

不过，当时伯里克利去世才刚两年，公民大会中还留有他的一派人马。其中一人站出来反驳克里昂说，实施如此强硬的处置会导致其他城邦疏远雅典。

克里昂很快察觉到大会的气氛有所改变。他收回之前的方案，又提出了另一套方案。

一、将参与叛乱的所有主谋送来雅典处刑。

二、拆除米蒂利尼的城墙。

三、除却没有参与叛乱的城邦，将莱斯沃斯岛划成30个区块，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移居当地的雅典公民出售。

这样一来，莱斯沃斯岛等于沦为雅典的殖民地。

雅典公民大会通过了克里昂第二次提出的方案。

或许是最初的提案过于严酷，相比之下民众感到第二套方案温和不少。

莱斯沃斯岛的海军在这段时期并入了雅典海军。

被引渡到雅典的主要叛乱者据说多达1000人。这些人以反叛罪和勾结斯巴达的罪名，被当作雅典的叛徒处死。

雅典的同盟城邦发起叛乱，莱斯沃斯岛并非首例。12年前萨摩斯岛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当时伯里克利亲自率军平定叛乱，战后的处置和这一次相差甚远。

城墙的确被拆除了，但伯里克利没有让萨摩斯岛变成雅典的殖民地。分期支付战争赔款是针对萨摩斯岛政府的惩罚，岛屿本身还是维持独立，海军也保留了下来。

当年受到惩处的反叛主谋仅数十人，他们没有被处死，而是被流放岛外。这些人作为波斯国王许可的“暂存者”，被送往附近的波斯领地。过了惩处期，他们仍然可以返回祖国。

公元前439年被处置的萨摩斯岛，以及公元前427年被处置的莱斯沃斯岛，它们日后与雅典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萨摩斯岛一直作为提洛同盟的成员与雅典患难与共。

莱斯沃斯岛也作为同盟一员留了下来，但15年后当雅典遭遇前所未有的国难时，莱斯沃斯岛第一个脱离了提洛同盟。

正为成功镇压莱斯沃斯岛欣喜不已的雅典人，没过多久就失去了他们的另一个盟友。

被伯罗奔尼撒联军围城一年的普拉塔亚终于不堪重负宣布投降。

被围期间，普拉塔亚曾数次请求雅典派兵支援。进入“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虽然没有拒绝，但最终也没派出援军。就这样，他们抛弃了自第一次希波战争以来就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忠实盟友，而且仅仅是以平定莱斯沃斯岛叛乱没有多余战力为理由。

普拉塔亚人发现守城无望便偷偷放走了很多年轻人，只告诉他们一句话：逃去雅典。

因此，一年后陷落的普拉塔亚城中并没有多少守军，何况它本来就是一个小城邦。留下的具体人数不详。

获胜的伯罗奔尼撒联军处死了投降的200名普拉塔亚人和25名雅典人。

这25名雅典人是伯罗奔尼撒联军首次入侵阿提卡时，作为援军被派遣到当地的残余的雅典士兵。他们的祖国抛弃了普拉塔亚，但他们选择坚持到底。

所有的女人和孩子都被卖为奴隶。普拉塔亚整座城镇被夷为平地，变成底比斯的领地。从此，城邦国家普拉塔亚从陆地上消失。

在此过程中，雅典仅仅是向早先来雅典避难以及后来逃出城的普拉塔亚男性授予了雅典公民权。

雅典人的行为让他们又丧失了另一样东西。他们给同盟成员造成了负面印象：盟友有难，雅典不一定会出手相助。

不断升级的残酷

“伯里克利时代”与“后伯里克利时代”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简言之，其区别在于政府是否有着眼未来、一以贯之的政策。

没有这样的政策，人们的行为会像树叶一样随性地朝着不同方向发展。杀害投降的民众、俘虏就是其中一例。

虽然希腊人是每4年举办一次奥运会方能休战的好战民族，但他们很少因为愤怒而彻底丧失自我。他们常常为安葬战死者休战一天，或为交换俘虏停火数日。

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具有现代人所谓的尊重人权的思想。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被视为蛮族的异族可以随意处置，希腊同胞之间不能轻易杀害投降者。

他们不认为胜者拥有绝对的正义，败者是绝对的十恶不赦。也许是受到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等“教科书”的影响，希腊人很清楚胜败大多数时候靠的是运气。

我认为古希腊人给我们后世留下的最重要的礼物，是指点出中庸的重要性。所谓“中庸”，简单地说就是在左与右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

英语称“中庸”为“good sense”，法语叫“bon sens”，意大利语是“buon senso”。日语以“良識”一词对应最为合适。

在“后伯里克利时代”，不仅雅典人，所有的希腊人都变得缺少良知。而那位称雅典是全希腊人的学校的伯里克利，已不在人世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悲剧在于，失败的不只是雅典，还有整个希腊世界。

希腊人自己构建起的价值观，又被他们自己亲手摧毁。

读希罗多德的《历史》之所以让我们有爽快之感，是因为它是希腊人美好一面的集大成者。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由始至终笔调灰暗，因为它是希腊人丑恶一面的总汇。想到仅相隔半世纪，希腊民族就从联手抗击外敌转为自相残杀，这真令人黯然神伤。

伯里克利死后不到两年发生的莱斯沃斯岛事件和普拉塔亚事件，创下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无意义杀戮的先例，此后这种现象不断上演。

开创这个先例的是雅典和斯巴达，性质就更加恶劣。它意味着希腊人的“学校”放弃了“为人师表”。

雅典迷失于无意义的杀戮之中，是因为克里昂的煽动。雅典先经历了“伯里克利时代”才有“后伯里克利时代”，但斯巴达没有类似的经历，它的前后变化是因为自身独特的情况。

自吕库古法确立以来，斯巴达始终奉行一国和平主义。从另一个层面讲，它意味着不干涉他国的事务。

陆军战斗力希腊第一的斯巴达奉行不干涉主义，让那些跟随它的弱小城邦只能随波逐流。

获胜的伯罗奔尼撒联军对投降的普拉塔亚进行残酷惩罚，并非联军统帅阿希达穆斯的意愿。

原因是作为联军的一部分参与普拉塔亚攻城战的底比斯人重提4年前的旧事，强烈要求报仇雪恨。

4年前，底比斯入侵普拉塔亚，他们派去的300名士兵被当地人处死。尽管挑起事端的是底比斯一方，但胜利者无须倾听失败者的辩解。而且，底比斯人的复仇要求得到了与斯巴达国王同行的两位监察官的强烈支持。

斯巴达监察官对雅典的厌恶由来已久，早在他们发誓守护吕库古法的那一刻便已经开始。

由于斯巴达不向本国的希洛人、庇里阿西人开放公民权，斯巴达人必须时刻防范这些人叛乱，他们始终将公民权普及至最底层公民的雅典民主政体视为带来恶劣影响的东西。

底比斯人提出处死投降的200名普拉塔亚人以报4年前300名士兵被杀之仇，而向阿希达穆斯国王强烈要求一并处死25名雅典人的，是与国王同行的斯巴达监察官。

阿希达穆斯国王不得不接受这个要求。根据斯巴达的吕库古法，决定国家方针的不是世袭的国王，而是公民大会选举出的任期1年的5位监察官。其中两位监察官在国王出征时必须同行，同样基于吕库古法的规定。

就这样，以无意义杀戮为标志，雅典以及斯巴达进入了“后伯里克利时代”。

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在完成此次出征的所有任务归国后不久，仿佛油尽灯枯般死去，比他的对手以及盟友伯里克利晚走了两年。

翌年，公元前426年，也许是因为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对野蛮行径都有所收敛，这一年相对比较平静。然而，公元前425年又有新的事件发生。

所谓“着眼未来的一贯性政策”有点像同时驾驭数匹骏马的四匹马战车竞赛，手执马缰的车夫的能力极其重要。没了车夫，缰绳便形同虚设。劣马也许跑不远，但换成骏马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雅典在“后伯里克利时代”还是有“骏马”的。

斯巴达的败北

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南角有一个叫皮洛斯（Pylos）的小镇。它不属于斯巴达领地拉科尼亚，而是在西边的美塞尼亚地区，所以也算是斯巴达的辖下。

此时正值伯罗奔尼撒战争第六年到来，交战的雅典和斯巴达都扩大了战线。这也是政策马车失控造成的现象之一。此前双方战争近似相互骚扰，斯巴达北上侵犯阿提卡地区，雅典南下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一带，但从这一年开始，两国都陆续开辟了新的战场。

不过，双方始终回避正面交战。这一年的战争以皮洛斯-斯法克蒂里亚战役留名史上，因为这场战役最终变成两国的直接对决。这个结果并非两国所期望的，只能说随着战况的发展变成了这样。

雅典一方有三位将军率领海军奔赴再度求援的科孚岛。德摩斯梯尼（Dēmosthénēs）将军率领的5艘战船为占领皮洛斯中途留下。占领的目的有二。第一，在斯巴达拉科尼亚地区的西邻建立雅典基地，向斯巴达人示威。第二，雅典的“市场”迟早会扩展至西地中海，因此必须有连接两端的中间基地。

另一方的斯巴达阻止雅典出兵反击，于是局势变成两国直接交战。不过，起初战争仅限于局部范围。

雅典军队包括战船桨手在内超过了1000人。斯巴达一方士兵数量处于劣势，但其中有300名重装步兵。也许斯巴达人自信这些闻名希腊的斯巴达战士足以打败对手。

经过几轮激战，最终德摩斯梯尼凭借巧妙的战法为雅典赢得了胜利。

被打败的斯巴达震惊不已。令他们惊讶的不是皮洛斯、斯法克蒂里亚等弹丸之地被雅典占领。奉行一国和平主义的斯巴达原本就没有多少扩张领土的欲望。

真正打击到他们的是犹如“国宝”的斯巴达战士一半战死、一半被俘。

正如我反复强调的，斯巴达是一个限制公民权的城邦。唯有公民才能加入重装步兵部队，要找到替补并非易事。更何况国家将公民送上战场就有义务救回这些不幸沦为俘虏的士兵。

雅典同样为这批俘虏而骚动。这些人可都是连小孩都知道的鼎鼎大名的斯巴达战士，他们居然有150人被押送到雅典。也许是雅典人亲眼目睹了这些勇士的英姿，认为有必要礼遇他们，俘虏们在收容所中没有带脚镣之类的枷锁，而且每天都有高质量的伙食供应，待遇之高简直媲美《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然而，这些事情和远方的斯巴达人没有关系。他们迅速派出特使前往雅典谈判，以交还俘虏为条件谈和。

这是一个终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好机会。

如果与斯巴达特使谈判的是伯里克利，他必定会抓住时机和对方签订休战协议。经过数年休战，便可将两国趋向缓和的关系进一步推向和平，即恢复战前分庭抗礼的状态。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6年就可以终结。

可是，迎接斯巴达特使的雅典要人中有克利昂。他激进的继续战争论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们以为抓了斯巴达俘虏就等于赢得了战争。终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机会就这样化成泡影。

谈判特使无功而返，但斯巴达还有两个对策可以选择。

第一，充分发挥斯巴达战士打平原战天下无敌的优势，用尽一切手段把雅典从海上引向陆地。随后以胜利者的身份去和对方谈休战，换回俘虏。

第二，与第一个对策正好相反，不再把宝贵的斯巴达正规军送上战场。但战争仍在进行，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达不能退出战场。于是，他们想到可以让其他人——非正规军去打仗。

斯巴达人自幼习武，终生经受严格的训练。如果论身体的灵活性，只接受不足两年军事训练的雅典人绝对望尘莫及。然而，斯巴达人的优势仅在身体上。说到斯巴达人的精神层面，正如修昔底德所指，欠缺灵活性。

这种精神上的缺陷让斯巴达人遇到情况恶化时倾向退缩保守，而不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因此，斯巴达人最终选择了第二种对策。

没有哪个斯巴达人会想到，这个选择对他们来说简直是自寻死路。

下克上，指身居低位的人替代身居高位的一方。

斯巴达规定，率军打仗是国王的职责，但国王率领的必须是正规军。

如果率军的不是国王而是其他人，那么也无须出动正规军，这样就不会损失宝贵的斯巴达战士。

自此以后，除了不可避免的场合，斯巴达两王率军出征的情况急剧减少。

正是斯巴达国内形势的变化造就了伯拉西达（Brasidas）的崛起。

“编外录用”的开始

斯巴达人对保存本国历史毫无兴趣，连大多数国王的出生年月都无据可查。因此，一介重装步兵出身的伯拉西达的生辰，就更加不得而知。根据雅典一方零散的记录推测，他代替国王率军出征在公元前425年到公元前422年之间，当时他的年龄在45岁以上。

在古代，男子20岁成为正式公民，30岁左右获得一定的职位属于普通现象。40多岁正是成为战场指挥官最好的年纪。

这时他们有体力、有经验。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况，这个年纪的男人还有足够的反应能力可以迅速应对。

刚进入40岁后半期的伯拉西达被赋予的任务是报复雅典。

斯巴达人没想到他们会输掉陆地战，没想到会有众多士兵被俘，甚至连休战的提议也被拒绝。

伯拉西达此时的立场类似以下的情况。

某公司决心报复竞争对手。如果派正式员工上阵，万一失败将有损公司的威信。于是，公司决定派一队非正式员工冲锋陷阵，率领这群人的是唯一的正式员工。这位正式员工就是珍贵的斯巴达战士伯拉西达。

不过，情况也有对伯拉西达有利的方面。由于率领的不是正规军，他出征时没有两位监察官同行。身边少了指手画脚的人，他可以自己决定战略、战术并迅速执行。这是他的“现场”优势。

斯巴达只给了伯拉西达700名士兵。由于是非正规军，这些人都是希洛人。虽然他们的装备和正规军重装步兵相差无几，他们也接受过军事训练，但说到底他们只是一群奴隶。

除了700名希洛人之外，为彰显这是伯罗奔尼撒同盟军的军事行动，军队还添加了1000名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士兵，总共也就1700人。这支由合同工和临时工组成的队伍唯有统帅是正式员工，即伯拉西达。

这位伯拉西达似乎不是典型的刚毅却不懂融通的斯巴达人。

他锁定了一个打击目标，可以让他充分发挥统帅一人独断和小部队灵活机动的优势。

伯拉西达的目标是雅典辖下的卡尔息底亚地区。这里属于爱琴海北部，当年伯里克利在安菲波利斯建立基地，成功将这个地区纳入提洛同盟。可以说，正因为雅典控制了卡尔息底亚及其东面的达达尼尔海峡，爱琴海才真正成为雅典人的海域。

卡尔息底亚对于雅典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性。这里有大片的森林，是打造雅典三层加莱船不可或缺的木材产地。

伯拉西达打算在这个雅典经济圈的一角打下一根桩子，同时切断雅典的木材来源。

在尽快雪耻这个目标上，实际掌控斯巴达国家政权的5位监察官似乎达成了共识。凡事慢一拍的斯巴达难得行动敏捷。在休战提议被雅典拒绝的第二年，伯拉西达率领1700名士兵北上。那一年是公元前42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第7年。

战线扩大

从斯巴达出发前往卡尔息底亚的行程，是一段从南到北纵跨希腊的遥远的路程。人们通常会选择走海路，但伯拉西达没有这样做。

他没有选择海路是因为不能选。如果他们坐船北上，势必会被闻风而动的雅典海军扔进海里喂鱼。

不过，走陆路也不安全。希腊中部的色萨利（Thessalia）地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是雅典的盟友，那是前往卡尔息底亚的必经之地。

此外还得补充军粮。1700人的小部队同样存在伙食供应的问题。不清楚这个问题他们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这里再次重申，伯拉西达不是国王，他率领的也不是堪称精英的斯巴达战士。

国王及精英们不能做野蛮的事情，而伯拉西达和他的1700个手下是被默许的。大概出发前监察官们就给出了这样的暗示。

然而，伯拉西达不是普通的斯巴达男人。尽管军粮要紧，但如果为此犯下暴行，被掠夺的一方势必反抗，从而造成己方伤亡。伯拉西达不打算让这支只有1700人的小部队在抵达目的地前损失一兵一卒。

在那个时代，寡默是斯巴达人的代名词。伯拉西达在这一点上也有异于典型的斯巴达人。

进入相当于敌区的色萨利后，伯拉西达严令不许骚扰经过的村镇，晚上在城外露营。这对当地居民自然是好事，他们似乎向军队提供了粮食。

伯拉西达以这样的方式顺利地通过了色萨利地区。

从色萨利往北是马其顿王国的领土。彼时尚未崛起的边境小国马其顿，也算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一员。只要平安进入马其顿境内，雅典领地卡尔息底亚就在眼前。

伯拉西达行军路线

就这样，伯拉西达的军队来到正和雅典持续冲突的卡尔息底亚城邦——波提狄亚的城墙下。

得知消息的雅典城内肯定是警报长鸣。

雅典人清楚伯拉西达的真正意图。他不是去支援至今不肯臣服雅典的波提狄亚，而是要拿下雅典在卡尔息底亚地区的重镇安菲波利斯。

为阻止斯巴达人的行动，雅典迅速派两位将军率军出征。

这两位将军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任务。

率领陆军的攸克利斯直奔安菲波利斯，死守这个战略要地。

率领7艘三层加莱船的修昔底德前往萨索斯岛（Thasos）。他的任务是以萨索斯岛为基地，控制住卡尔息底亚地区的各城邦，保证其不会叛变投敌。此时争取更多的盟友对打赢战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年轻的修昔底德之所以被赋予这个外交任务，可能是因为他提出他的家族自上一代起就拥有色雷斯的银矿，他本人对那一带非常了解，有信心与当地的城邦做好沟通。

雅典的错误不在于选错将军，而是错在他们没有想到伯拉西达不是一个普通的斯巴达人。

冬天即将来临，斯巴达人通常不会在冬季打仗。两位雅典将军判断真正的战役要到第二年开春才打响。因此，他们抵达目的地后没有急于备战。

然而，伯拉西达不是一个普通的斯巴达人。换言之，他是一个罕见的不循规蹈矩的斯巴达人。

与深信打仗全凭真刀真枪的同胞不同，伯拉西达相信语言也是有力的武器。这是他的另一个特点。

眼下正在进行的是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和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战争。伯拉西达率领的军队虽说零散，也算伯罗奔尼撒联军。

这位入侵提洛同盟辖下的卡尔息底亚的伯拉西达，不断强调自己不是侵略者，而是解放者。他向当地民众保证，他们脱离雅典的控制后不会成为斯巴达的臣民。

伯拉西达深知，与雅典正规军在战场上正面交锋，自己率领的这支农奴军绝不是对手。所以他放弃兵戎相见，改用宣传达到目的。

这也是伯里克利常用的手段。对那些雅典打算用作基地的城邦，他没有实施驱赶当地居民的措施。哪怕是对雅典极其重要的安菲波利斯，他也只是在原有居民的基础上，安插进部分雅典移民。

伯拉西达的宣传不用说首先是针对安菲波利斯的原住民的，但他也没有忽略当地的雅典移民。那些移民毕竟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十年。

他对原住民、移民一视同仁，向所有人提出了优厚的投降条件。

第一，想离开的人尽管离开，可以带上所有想带走的人和物品。为了让打算离开的人有准备的时间，给予5天期限。

第二，保证留下的人继续享受现有的权利和财产。

伯拉西达还强调一点，脱离提洛同盟成为独立的城邦，当地可以摆脱缴纳同盟会费的义务。

不用花钱还能得益，不论古今中外这都是最有吸引力的承诺。最终安菲波利斯的居民大半决定留下，这个结果只能说是大势所趋。

在聆听伯拉西达承诺的人群中，有一位雅典派来的将军，他就是攸克利斯。虽然上级命令他死守安菲波利斯，但面对眼前的情形他还能有何作为？他只能在城门向伯拉西达打开前，带着军队离开安菲波利斯。

作为资深将军，攸克利斯知道不管自己以何种方式撤离安菲波利斯，都意味着提洛同盟的一角已被撕裂。他也很清楚，如果就这么返回雅典，自己将受到怎样的处置。

攸克利斯下令让士兵们回国，自己销声匿迹。不清楚他是自杀了，还是找了什么地方隐姓埋名地生活。

另一位将军修昔底德获悉伯拉西达率领的斯巴达军队逼近安菲波利斯以后，立即前往安菲波利斯南边的爱昂（Eion）。但他抵达目的地时，安菲波利斯已经向伯拉西达投降。

修昔底德下令死守爱昂。他手下的士兵包括划桨手在内有1400人，再加上被迫撤离安菲波利斯的雅典军，他相信这足以对抗伯拉西达。

安菲波利斯是临河的内陆城邦，而爱昂是位于出海口的港口小镇。修昔底德估计拿下安菲波利斯的伯拉西达会继续向爱昂发起攻击。只要守住爱昂，迟早能夺回安菲波利斯。

然而，重视出海口是贸易国国民的想法，与商业无缘的斯巴达人对此毫无感觉。相信伯拉西达从来没考虑过要掌握港口。此刻他脑子里唯一想的恐怕是把卡尔息底亚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区从雅典势力范围内分离出去。

虽然我不是伯拉西达，不过我能猜到之后的结果。只要安菲波利斯脱离雅典控制，卡尔息底亚地区的其他城邦势必效仿。

结果，修昔底德不得不放弃死守爱昂，返回雅典。不知雅典民众是觉得他责任感过强，还是太年轻，总之对他的战绩十分不满，针对于他的民愤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34岁的年轻司令官刚回国就遭到指控，被判处流放国外20年。

陶片放逐法规定的流放期限也只有10年，20年的处罚实在过于严酷，但也许他能逃过死刑已是万幸。或许因为这位被告只有34岁，那些主张严惩的人动了恻隐之心，将死刑改判为流放。

历史学家的诞生

上述判决促成了一位稀世历史学家的诞生。仅担任一次将军便断绝了政治生涯的修昔底德决定，从今往后专心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被流放的20年，修昔底德在生活上应该是衣食无忧。他在色雷斯，也就是当初率军前往的萨索斯岛的北方拥有银矿。单靠这个收入，修昔底德就能成为和伯里克利、尼基阿斯不相上下的富豪，他无疑属于梭伦制定的等级制中的第一等。

撰写《历史》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是在波及全希腊的希波战争结束50年之后才动笔的。

才华比希罗多德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修昔底德撰写被后世誉为史书最高杰作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战争仍在进行之中。至此，将军修昔底德死去，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诞生。

此前，交代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历史记录很久以前就出现在埃及、远东等地区，修昔底德的伟大之处是在记录中增加了关于“为什么”的因果探究。准确地说，书中充满他努力找寻“为什么”的执着。

作为雅典上流社会的子弟，修昔底德原本应该一帆风顺的仕途在34岁时中断。他探寻“为什么”的这份执着，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位失败者追求生命意义的信念呢？

话说回来，公元前424年的冬天至翌年春季的这段时间，雅典人可没有余暇揣摩被流放的司令官著书的目的。斯巴达的非正规军已兵不血刃地撬开了提洛同盟的一角。

这场危机让雅典人心惶惶。最擅长在这种时刻煽动不安的克里昂发起了针对政府的批判，让公民大会的气氛愈发紧张。

来自斯巴达的提议

危机中的雅典从一个令人意外的地方得到了援手。

这双援手来自斯巴达。对于伯拉西达的辉煌战果，有些斯巴达人并不那么欣喜，他们担心斯巴达社会由此形成“下克上”的风气，所以向雅典提出了休战的建议。

那些感觉前景暗淡又不赞同克里昂那一套的雅典人，抓住了斯巴达送来休战方案的机会。

休战期为一年。在此期间，雅典继续拥有卡尔息底亚地区的控制权。也就是说，暂时保持现状。

在休战期，斯巴达和雅典将为构建永久的和平继续谈判。

此间所有国家的战船禁止通过他国的海域。商船不受禁令限制。

这也是贸易立国的雅典求之不得的条件。

那么，休战又能为斯巴达带来什么呢？

表面上看，条约明文规定雅典须交还一年前在皮洛斯战役中俘虏的150名斯巴达战士，归还当时抢占的皮洛斯和斯法克蒂里亚地区。

不过，台面下没有写在条约里的事项，反而对雅典更有吸引力。

斯巴达人答应，以两国在卡尔息底亚地区不再有利害冲突为由，召回伯拉西达及其手下的1700名士兵。

面对如此利好，只剩下一贯主张强硬路线的克里昂及其党羽反对休战。

公元前423年的春天，雅典公民大会以多数赞成决定以上述条件与斯巴达缔结休战协定。

当时伯拉西达不顾冬季严寒，也不管什么保持现状的约定，正继续在卡尔息底亚地区进行瓦解战。

他雄心勃勃地要征服地形犹如海神的三叉戟一般插入爱琴海的卡尔息底亚地区的所有雅典盟友。

这时，雅典代表带着斯巴达签字的休战协定出现在他的面前。

作为斯巴达公民，伯拉西达有义务遵守政府签署的协定。但在那个节点，他尚未收到归国的命令。

于是，伯拉西达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对策。

面对雅典代表的抗议，这位斯巴达将军是这样回答的：协定在规定时间内送达才算有效，迟来的协定等于白纸一张。

雅典代表似乎是比协定规定的时间晚到了一些。

真是佩服伯拉西达的口才！如果他生活在2500年后的今天，绝对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

雅典派来的代表面对伯拉西达的这番理论，找不到反驳之词。

卡尔息底亚地区及其周边

代表们的无功而返令雅典人愕然失色。雅典人竟然辩不过木讷的斯巴达人，这让他们无法接受。

话说回来，伯拉西达违背休战协定的举动，事实上是斩断了雅典的救命稻草。

不过，伯拉西达也第一次遇到了困难。

尽管以宣传攻势代替军事行动获得了成功，但瓦解战越是成功，越需要相应的军力震慑那些城邦，以使其不会重投雅典麾下。对此，他手上的这支1700人的队伍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斯巴达仍然没有向伯拉西达下达归国令。政府对他提出的派遣援军的请求既不答应也不拒绝。伯拉西达无可奈何转向马其顿国王求援。孰知没有比那个时代的马其顿国王更不守信用的盟友了。

对于伯拉西达面临的窘境，雅典人很清楚，也知道他们的休战希望断送在这个人手里了。

于是，雅典决定利用这个机会集中兵力打击伯拉西达军。

雅典派出了50艘三层加莱船，这意味着动用了1万人以上的兵力。除此之外，为应对不可避免的登陆战，又另外增加了1000名“海军陆战队”的重装步兵。总计11000人的规模，对付伯拉西达的区区1700人，相信雅典人是带着十足的信心奔赴战场的。

率领这支军队的有两位将军。其中一位是在雅典政坛和克里昂对立的稳健派领袖尼基阿斯。也就是说，这支军队集结了饱受煽动家克里昂抨击的人们。

雅典军实力雄厚，抵达卡尔息底亚后战果辉煌。那些当初听信伯拉西达甜言蜜语而宣告独立的城邦，又重新回到雅典辖下。

伯拉西达终于被逼到绝境。

不料，已经将对手逼到悬崖边的关键时刻，雅典的两位将军竟然下令撤军回国。

他们对外宣称的理由是寒冬将至，不适合继续作战。不过，我猜测两位将军，尤其是尼基阿斯，是不想把斯巴达逼得太紧。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这8年来雅典和斯巴达都在避免正面交锋。

当然，其间也发生了皮洛斯战役那种近似“摩擦”的事件。在那场战役中，斯巴达不仅失去了皮洛斯，还有150名宝贵的重装步兵被俘。即便如此，斯巴达也没有正式向雅典宣战。

在斯巴达看来，入侵卡尔息底亚地区不属于城邦发起的军事行动。伯拉西达的确是斯巴达引以为傲的重装步兵的一员，但他率领的军队中有700名是希洛人。这些人在国王率正规军出征时，是作为重装步兵的随从同赴战场的。每个步兵手下有7名希洛人。

因此，伯拉西达率领的这支军队成了不被斯巴达正式承认，而被其他城邦视为斯巴达军的奇怪军队。

如果伯拉西达军被雅典全歼而斯巴达无所作为，那斯巴达势必会被其他盟友——特别是敌视雅典的科林斯指责为软弱。那么，雅典将面临和斯巴达正规军直接对决的危险。

把自尊心视为头等大事的斯巴达人一旦被指责软弱，定会将和平共处的理智抛到脑后。

47岁的尼基阿斯尽管不具备长远的眼光，但他有能力看清眼前的形势。为回避和斯巴达正面交锋，他放弃了歼灭伯拉西达军的机会。

无论尼基阿斯心中如何盘算，雅典民众看见的是放弃大好战况掉头回家的军队。民众不满，克里昂自然不会错过火上浇油的机会。靠着煽动民愤，他在第二年的10位将军的选举中首次当选为将军。

为兑现选举时的承诺，克里昂要求率军夺回安菲波利斯。对于即将迎来43岁生日的他而言，这是名副其实的初次上阵。一心想报复尼基阿斯等稳健派的克里昂提出无须其他将军同行，他要独自率军出征，公民大会居然接受了他的请求。

克里昂率领的雅典军具体人数不详，相信至少有前一年尼基阿斯军队的一半规模。因为上一次有两位将军率军，这次只有克里昂一人。

公元前422年9月，他们沿海岸北上在爱昂登陆。托伯拉西达不屑之福，这个港口小镇仍然属于雅典领地。

接下来就是沿河往上进攻伯拉西达所在的安菲波利斯。不过，司令官克里昂在行军途中已经失去了士兵的信赖。

在公民大会上面对群众讲话和战场上面对士兵讲话的内容完全不同。

公民大会上只要批判政府、对当权者表示不满，就可能获得民众支持。

面对即将和敌人厮杀的战士，司令官的发言事关每一位战士的性命。

士兵们希望听到的是最具体的内容，是自己该怎样行动。

同时，激烈的批判、责难会令人绝望。司令官必须给予士兵们希望，必胜的希望。

很遗憾，劲敌在前，克里昂依然是在公民大会发言时的做派。煽动者克里昂身份地位有变，却无法改变自己。民众给了他当将军的机会，他却不能脱胎换骨。

安菲波利斯是雅典在卡尔息底亚地区的重镇，在这里展开的攻防战意义重大。然而，简直没有比公元前422年秋天在安菲波利斯近郊展开的战斗更糊涂的战斗了。

伯拉西达一方是“有将无兵”，克里昂一方则是“有兵无将”。

我不清楚最终究竟是哪一方获胜，总之士兵牺牲的数量似乎不多。可以确认的是处于进攻第一线的克里昂战死，处于防守第一线的伯拉西达身负重伤，被移送至后方不久后身亡。

雅典军以司令官战死为由，抢在海浪汹涌的冬季来临之前匆匆返回了祖国。

克里昂唯一的功绩就是让伯拉西达做了陪葬。

《尼基阿斯和约》

这一年的冬天，雅典和斯巴达迅速展开了休战谈判。克里昂和伯拉西达这两块“绊脚石”的死亡，让两国的稳健派有了机会。

刚到第二年的春天，休战条约已经签署完毕。

《尼基阿斯和约》的条约内容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我们主要谈一下斯巴达和雅典各自获得了怎样的利益。

斯巴达获得的利益显而易见。

首先是换回了4年前因皮洛斯战役失败被俘的150名斯巴达战士，收回了被雅典占领并一直作为中继基地使用的皮洛斯及周边岛屿。这块紧邻斯巴达拉科尼亚地区西部的地方被雅典掌控，是斯巴达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斯巴达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不过还是有些问题没有解决。

伯拉西达率领的1700人中，有700名是武装过的农奴，不管怎么说他们好歹算是斯巴达人。剩余的1000人来自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其他城邦。

就算伯拉西达的军队本质上不属于斯巴达正规军，但依然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

斯巴达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不能因为伯拉西达战死便撒手不管。

他们必须让伯拉西达留下的战果以某种方式体现出来，从而向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友证明这场远征并非没有意义。

面对不达目的绝不签字的斯巴达，雅典只能做出妥协。《尼基阿斯和约》中最终出现奇妙的内容，也是双方博弈之后无可奈何的结果。

和约将卡尔息底亚地区的城邦分成以下几类：

地图上标○的城邦从和约签订以后脱离雅典的统治，成为独立的城邦。

但是，提洛同盟的会费要按照56年前同盟缔结时规定的金额，继续向雅典缴纳。

地图上标●的城邦，统统归雅典辖下。

如果这些城邦背叛雅典，雅典有权处置。不仅斯巴达不能出手相救，其他城邦一律无权介入。

对急躁的希腊人而言，这个和平协定的有效期实属罕见，长达50年。

为了向所有希腊人证明雅典、斯巴达坚守这份和约的决心，双方签字的协议书制作成三份，分别供奉在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爱奥尼亚的波塞冬神殿，以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也就是说，雅典和斯巴达向天神们立下了誓言。

《尼基阿斯和约》缔结后的卡尔息底亚地区

对希腊人而言的“和平”

乍一看，《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使卡尔息底亚地区重新回到伯拉西达侵占前雅典统治的状态。

但反映出希腊民族奉灵敬神之虔诚的这份《尼基阿斯和约》被称为“空洞的和约”。给出这种苛评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因为这份和约是两个包括国家形态在内各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的城邦国家，为解决纠纷相互妥协创造的产物，这种和解并非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真诚和解。

斯巴达极端厌恶他国人员和物产输入，一贯奉行锁国的一国和平主义。

而雅典的生存依赖于人员和物产的交流。

对“霸权”这个概念，两国也有不同的理解。

斯巴达人理解的“霸权”是侵略他国的领土，将之占为己有。始终以一国和平主义为核心的斯巴达自然对这种霸权主义无动于衷。

雅典人所谓的“霸权”不是占有领土，而是扩大奉行雅典式观念及行为模式的世界版图。雅典人满足于建立基地，不觊觎更多的领土就是一个证明。

仅在对“霸权”的理解上就存在巨大差异的两个城邦签订的《尼基阿斯和约》，自然会成为“空洞的和约”，因为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伯拉西达之所以能成功瓦解雅典在卡尔息底亚地区的霸权，是因为他很好地宣传了不缴纳同盟会费生活可以更好的理念，触动了人们最为敏感的神经。

对那些因《尼基阿斯和约》重新回归的城邦，雅典不得不从“钱”这种低级但不容轻视的事项开始一一处理。

这些棘手的问题，雅典人单是想想就烦恼不已。

对这份和约予以恶评的雅典文人不止修昔底德一位。

阿里斯托芬在《尼基阿斯和约》签署后不久创作了一部剧名充满反讽意味的喜剧《和平》。

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当时只有二十多岁，自出道以来他一直是深受民众喜爱的“流行作家”。被他挖苦调侃过的雅典名人不计其数，伯里克利、苏格拉底、克里昂、尼基阿斯，以及即将登场的阿基比亚德都中过他的枪。

在这部名叫《和平》的作品中，阿里斯托芬提出了希腊人为什么总是打仗的问题。

剧情是这样的：因持续战争而对现状绝望的某人前往奥林匹斯山请求众神帮忙。不料，对希腊人的好战厌烦透顶的宙斯诸神已经迁去别处，只剩下赫尔墨斯留守。

更糟糕的是，战争之神霸占了此地，他甚至把总是如影随行的和平女神关进了洞穴。难怪人类世界从早到晚都在战争状态。

雅典人坐在舒适的露天岩石剧场观看这部喜剧，不由得捧腹大笑。

那些乐不可支地将此剧选为当年狄俄尼索斯戏剧节优秀作品的观众都明白，这部剧嘲笑的不是别人，正是雅典人自己。

《尼基阿斯和约》让雅典人发现，他们不再拥有决定规则的实力。这个事实让民众沮丧不已。人们需要用喜剧忘却眼前的忧虑，哪怕只是获得暂时的快乐。

雅典社会气氛整体低迷，这正是政治家出手的机会。

无论和约如何“空洞”，它都是雅典目前必不可缺的。冷静地分析现状，扫除民众心中的阴霾，是领导者的职责所在。

尼基阿斯有充分的能力对现状做出判断，并且总是正确的。但他不具备通过改换视角让民众恢复信心，给彷徨不安的人们展示光明未来的超一流的说服力。

这里有一个杯子，里面的水只剩下一半。

尼基阿斯会向民众指出只有半杯水的现状，说明不得不妥协的原因。

这种做法只会让民众更为沮丧。这不是看看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大笑一场就能解决的问题。

话说回来，像克里昂那样的煽动者也令人诟病。事实证明，那种平素言论极端且富于感染力的人，关键时刻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领导力。

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第10年。雅典人感到疲惫不堪。

年轻领袖的登场

就在这时，一个人出现了。他指着杯子说，不是还有半杯水嘛，更何况，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也没有哪个人说过，不能再往杯子里注水。

雅典公民们将这位年龄刚达到能担任要职的30岁年轻人选为将军。也就是说，他成为每年选出的负责城邦国家雅典政治、军事事务的10位将军之一。

既然是之一，自然还有另外9位将军，其中就包括一直连任的尼基阿斯。

这位年轻人与尼基阿斯的差别不仅是20岁的年龄。

关键在于，他能向民众指出未来的前景。

以上沿用了写《罗马人的故事》恺撒篇时，我出于好玩制作的评分图。不过写恺撒时没有运气和容貌这两项。

之前没设这两项是因为罗马人对于命运秉持尽人事听天命的态度。一旦做了决定便坦然接受后果。

与之相对，希腊人认为无论怎么尽人事最终都逃不过命运。以此为主题的作品几乎充斥着整个希腊悲剧世界。

在容貌上，罗马人和希腊人的评价标准也不同。

罗马人不是完全不介意领袖的长相。谁都希望率领自己的将军相貌堂堂、魁梧高大。光靠仪表就能增添士兵胜敌的信心。在这一点上，罗马人与希腊人没有不同。

但对罗马人而言，外观上的不足不会带来负面影响。恺撒虽然气宇轩昂，但绝不能算容貌英俊的美男子。

希腊人就不一样了。容貌是评价男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阅读他们的史料会发现，其中论及长相美丑的内容多到令人吃惊。

到底是提出真、善、美的民族。在希腊人看来，美丽的容貌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是深受众神眷顾的证明。

顺便提一句，接下来登场的阿基比亚德被认为是少年时清秀，青年时俊朗，壮年时再添成熟男子独有的从容气度，一生美貌永驻的男人。与他相关的史料没有一篇不提及他的美貌。

阿基比亚德，公元前450年出生于雅典首屈一指的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在他3岁的时候，父亲战死沙场。在他需要监护人即代理父亲时，同族的伯里克利担当了这个角色。

当时正值“伯里克利时代”的鼎盛期，相信雅典政界第一人伯里克利应该是无暇培养这位少年的。伯里克利似乎也不适合当父亲，他属于相当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他曾以准备公民大会的演讲稿为由拒绝了想来见他的少年。

但不管怎么说，有这层关系在，少年阿基比亚德应该会经常出入伯里克利的宅邸，只不过对他笑脸相迎的是伯里克利的爱妻阿斯帕齐娅。

有不少史学家认为，养育阿基比亚德的不是伯里克利，而是阿斯帕齐娅。

当时频繁出现在阿斯帕齐娅身边的还有年轻的苏格拉底。

希腊史上著名的佳话——哲学家苏格拉底和风云儿阿基比亚德的交往，可能最初就是阿斯帕齐娅介绍的。

而第一个看出这位美少年将成为雅典领袖的，就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西方哲学始于希腊哲学，而希腊哲学始于苏格拉底。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后世之所以能了解苏格拉底的言行，全仰仗和他相差42岁的他最年轻的弟子柏拉图。

我在大学时代读哲学专业，对于哲学家柏拉图总有些距离感。但作为文学家的柏拉图总能以寥寥数语令我目瞪口呆，他有超一流的文字水平。从此，哲学家柏拉图就交给其他专家研究，我专心通过文学家柏拉图的笔墨寻找苏格拉底的足迹。

在柏拉图众多的作品中，被誉为杰作的《飨宴》（Symposion，又译《会饮》）的开头是这样的：

某人在路上遇到苏格拉底。后者看上去不同寻常，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而他平时总是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

于是，某人问苏格拉底今天怎么了。

苏格拉底回答说：“我要去阿伽通家里吃晚饭。他的悲剧昨天获得了戏剧节的大奖，今晚盛宴庆祝。去美男子家做客，我得打扮得漂漂亮亮。你愿意一起去吗？”

“好极了。”

“那么，跟我一道走吧。”

可是这个叫阿里司托得姆的人并没有受到邀请。这个宴会是希腊文人们喜爱的会饮，众人会在饭后喝着葡萄酒就某个主题展开讨论。苏格拉底觉得他作为主宾去弟子阿伽通家做客，带上个把人同去不算什么事情。

于是两人动身前往。走着走着，苏格拉底像往常一样突然想什么入了神。

这个境界可称为忘我。一旦陷入忘我的状态，苏格拉底就会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与世隔绝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阿里司托得姆大概早已习惯了苏格拉底的这种行为，等了一会儿，见他仍然没脱离忘我的境界，便留下他，独自一人前往阿伽通家。

阿伽通没见到苏格拉底有些担心，听阿里司托得姆说起事情的原委，也只能不去管他。

过了一阵子，苏格拉底笑呵呵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当晚的会饮这才正式开始。

所幸苏格拉底每次陷入忘我境界的时间都不长，而且打仗时不会发作，所以不会给人造成麻烦。每每遇上这种情形，他的朋友、弟子们会见怪不怪地说：“啊，又来了！”然后嬉笑着等他回过神来。

的确，苏格拉底是一个怪人。但又会令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

教别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苏格拉底授课的基础。但他绝对不会指着哪个人说，你是一个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蠢货。

和人谈话时，他首先会问，你知道自己无知吗？你还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吧？接着，他会继续说，我可以帮你发现自己的无知。

于是，放下心防的人们开始回答苏格拉底提出的类比性问题，答着答着，会突然发现自己再也答不下去，不知不觉就被他逼到了死角。

这就是以独特的类比法构成的苏格拉底式的“诱导”。

一旦被这种魔力俘获，便只有举手投降。

那些对苏格拉底式的“诱导”感到厌烦，受不了他刨根问底的人会渐渐与他疏远。有人甚至憎恶苏格拉底。尽管苏格拉底远离政治中心，但依然树敌甚多。被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嘲讽过的雅典名人中唯有苏格拉底不是政治家。

我们说回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飨宴》。那天晚上参与讨论的有6人。

宴会主人、悲剧作家阿伽通。

深受阿伽通尊敬、彼此交往密切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阿伽通的好友——应该说是他的恋人——包萨尼亚。在当时的雅典，这一对是著名的美男子情侣。

医生厄律克西马库和斐德罗也加入了这场知性的飨宴。

还有一位是开创了讽刺喜剧新领域，与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欧里庇得斯二分希腊戏剧天下的阿里斯托芬。

当晚的主题是“Erōs”（爱）。

苏格拉底

哪怕群贤毕至，这种专题研讨的内容还是令人多少感到无趣。我硬着头皮读到后半段，忽然觉得场面变得熠熠生辉。

那是因为喝得醉醺醺的阿基比亚德闯入宴会，搅得研讨会天翻地覆。

这个著名的场面我将在后文介绍。这里先做个小铺垫。《飨宴》之所以被誉为杰作中的杰作，正是因为有这段阿基比亚德借着醉意对苏格拉底的深情告白。

这段深情告白可不仅仅是单纯地赞美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哲学的所有魅力或者说魔力，统统被概括在这段告白中。

如果哪位想了解苏格拉底，我建议在挑战柏拉图为数众多的对话作品之前，先读一读《飨宴》。

在柏拉图大量的对话作品中，有一篇题为《阿基比亚德》。

预见到少年远大前程的苏格拉底，教导当时还是孩子的阿基比亚德成为领袖必须具备哪些德行。作品中的阿基比亚德未满15岁，苏格拉底应该也不到35岁。

面对意气风发、优越感十足的傲气少年，苏格拉底的教导简言之就是自我克制的重要性。

他依然用他那独特的诱导方式，提出两个相反的命题让对方做二选一的回答。经过一连串的提问和回答，逼对方认输。

阿基比亚德有没有接受挑战呢？在这篇作品中，阿基比亚德始终表现得可爱、天真、率性，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他早就被苏格拉底的魔力征服了。

《飨宴》谈话的那一年，阿基比亚德已经34岁，苏格拉底54岁。

《阿基比亚德》与《飨宴》之间相隔20年的岁月。

在这20年里，苏格拉底始终我行我素地到处拉着人谈话，教他们人生的道理。而阿基比亚德全身心地投入他那波澜起伏的人生旅途。

老师，是专注于思考的哲学家。学生，是靠行动获得成果的政治家、将军。

青年政治家阿基比亚德

公元前420年，30岁的阿基比亚德刚达到担任要职的法定年龄便当选为将军，即政治上的执政官和军事上的司令官。这位年轻人在当年就展示出非凡的一面，证明他不只是10位将军之一这么简单。

对几乎年年当选将军的尼基阿斯而言，这位年轻人可不是克里昂之辈，他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两年前战死的克里昂，用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话说就是，一只嗡嗡乱飞、冷不防射出蜂针的煽动民心的马蜂。但阿基比亚德绝不做那种事情。面对对手，他不会批评、非难，而是堂堂正正地应对挑战。

阿基比亚德不同于皮革制造商克里昂的另一点是，他来自雅典无人不知、堪称名门中之名门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不论古今中外，大众对贵族从来都心怀仰慕。

说到容貌，阿基比亚德和尼基阿斯让人感到没有可比性。无论何时何地，阿基比亚德始终是最耀眼的那一个。尼基阿斯虽然长得并不丑，但属于淹没于人群中的大众脸。

如果古代的民主国家雅典赋予妇女参政权的话，阿基比亚德势必连年当选将军。好在希腊的男人们对美也非常敏感。

在年龄上，尼基阿斯50岁，阿基比亚德30岁，两人相差20岁。这个年龄差对尼基阿斯来说很不利，但真正的不利在其他方面。

尼基阿斯少年老成，所以日后他能作为良知派、稳健派的领袖长期屹立在雅典政坛。

相反，阿基比亚德从青年到壮年，无论从好的意义还是坏的意义上说，他都是永远的少年。

他们两人之间最大的隔阂，用现代语言讲，就是采取紧缩路线还是成长路线的问题。

尼基阿斯向民众展示了“杯里只有半杯水”的现状，通过努力促成了《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而阿基比亚德以“执政在野党”的姿态，主张杯中还有一半的水，只要再加些进去又可以回到满杯的状态。

雅典民众有权决定把雅典的未来托付给他们中的哪一位，这些人对持续了10年的战争感到绝望，对未来充满惶恐。

构成提洛同盟一角的卡尔息底亚地区的诸城邦必须回归雅典，这是《尼基阿斯和约》明确规定的事情。

那些地方的人民受到伯拉西达的鼓动，认为无须支付同盟会费的生活会很好，于是脱离了雅典的控制。想说服他们再次回归，雅典不具备充分的理由。就连卡尔息底亚的重镇安菲波利斯也对《尼基阿斯和约》表示不满。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动用武力。

这样一来，战争还得继续。面对厌战的民众，尼基阿斯没有能力说服他们保持忍耐、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阿基比亚德不同意对卡尔息底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并不是因为他理解当地人民的经济诉求。在伯里克利这位代理父亲身边长大的阿基比亚德非常清楚提洛同盟与城邦国家雅典的命运息息相关。

因此，这位刚满30岁的将军主张，雅典不仅要关注东方，也应该把眼光转向西方。雅典今后除了东边的爱琴海，还可以把势力范围向西延伸至爱奥尼亚海域。用现代语言说，这叫多方位战略。

对此，尼基阿斯当然不能接受，如果迈出这危险的一步，雅典既有的步调将被打乱，他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

其实，关注西方的政策并不是阿基比亚德的独创。

早在60年前，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者地米斯托克利已经迈出了向西的一步。之后，全面继承他的理念的伯里克利一面小心谨慎地尽量不去刺激各相关国，一面扎实地推行着这个政策。

在所有相关国家中，斯巴达当然是最举足轻重的。尼基阿斯反对向西扩展的真正原因，正是不想刺激斯巴达。

但阿基比亚德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要让奉行一国和平主义、不愿发挥主导性的斯巴达有所作为，适当的刺激反而更加有效。

当年地米斯托克利就是以雅典在海上的辉煌胜利，让斯巴达不得不站起来在陆地与波斯人决一死战。

伯里克利通过与波斯签订《卡里阿斯和约》，令斯巴达不得不坐下来与雅典商谈和解。

阿基比亚德与两位先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直接将目标锁定在斯巴达。

其实，他不像克里昂那样对斯巴达抱有强烈的憎恨。阿基比亚德行动的目的可能纯粹是为了让斯巴达尽快地“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战法会过度刺激对手，让雅典处于毫无回旋余地的风险之中。因此，向来意志不算坚定的尼基阿斯才会如此执拗地一路反对到底。

出乎意料的是，民众不顾尼基阿斯这位连年平稳当选将军、50岁的雅典政界第一大佬的强烈反对，接受了阿基比亚德这位首次担任将军，在政治上初露头角的年轻人的主张。

看见尼基阿斯，雅典人仿佛看见垂头丧气的自己。相反，阿基比亚德光鲜俊郎的形象，激发出人们奋进的信心。

这正是阿基比亚德在政坛一出道即成为雅典全民偶像的原因。

阿基比亚德是超级富豪。

在这一点上，尼基阿斯并不逊色，也许他的财产还超过了阿基比亚德。但是以雅典稳健派代表而自豪的尼基阿斯只会做些捐款建小神殿之类踏实却不起眼儿的事情。

反观阿基比亚德，浪费成性、挥霍无度。他曾经称全雅典人都知道他有钱，有钱还要瞻前顾后地花，那是虚伪。这种肆无忌惮的口吻，居然没引起民众的反感，那些普通市民认为他是位性格直率的好人。

阿基比亚德打破了民主雅典的领袖一直以来保持的低调朴素的生活习惯，向传统的领袖形象发起挑战，这反倒赢得了庶民们的好感。

阿基比亚德长得超级英俊。

这是他成为希腊世界的偶像的最大原因。

代表雅典雕塑艺术巅峰的雕塑家有菲狄亚斯、米隆、普拉克西特列斯三位。与生活在伯里克利时代的前两者不同，普拉克西特列斯在艺术风格上有很大的转变。简单地说，此前的希腊雕塑追求完全无可挑剔的理想之美，美中不免带些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而普拉克西特列斯的雕塑充满浓郁的人情味。阿基比亚德现象或许也影响了造型艺术家们。

阿基比亚德的言行大概只能用“天然率真”来形容。

民主政体国家的政治领袖，他们的武器是运用语言的力量进行演说。哪怕是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发表重要演说之前都会花时间写草稿做充分的准备。

而阿基比亚德向来是临场发挥。

即兴演说难免会出现前言不搭后语，不得不暂时中断的情况。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雅典民众绝不会原谅。他们会大声嘲笑、起哄，逼得演说者不得不退场。

但对阿基比亚德，雅典人的反应大不相同。

他们像看着步履蹒跚的幼儿摔倒又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的慈爱的长辈，耐心地等待演讲台上一时语塞的阿基比亚德找回头绪完成演讲。

对于这位年轻人L与R发音不分的缺陷，众人也是一笑了之。

结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模仿阿基比亚德的演说方式。这让那些以传授语言技巧为业的智者担心找不到生意。和免费教学的苏格拉底不同，这些智者是要收取报酬的。

普拉克西特列斯制作的赫尔墨斯雕像

阿基比亚德倔强、急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哪怕被指责为轻率。当结果不好时，他绝不推卸责任，一人担起罪名。

他完全摆脱了既有观念的束缚，从来不掩饰对愚钝的、单纯的老好人的轻蔑。最令他厌恶的是那些以有良知自居的伪善的人。但有时他又会毫无节操地抛弃自己的喜恶奉迎世俗，令支持者们嫉妒怨恨。

他超级聪慧，却生来带着地中海式的任性、反复无常，没有长性。

这样的阿基比亚德令雅典民众像热爱一匹不受拘束、恣意奔腾的野马一般爱着他。

正因为如此，他树敌众多。

主要的敌人是以尼基阿斯为首，唯恐《尼基阿斯和约》被毁的雅典的良知派、稳健派。身为流行作家的阿里斯托芬对普通雅典人的心理尤其了解，他曾经借作品《蛙》中的一位角色之口说：

“雅典，不该养育雄狮的孩子。既然养了一头，就得迁就它的脾气。”

在阿基比亚德出生百年后又诞生了另一位雄狮之子，他就是马其顿王国的王子。

评价历史人物，绝不能忽视当事人出生时的环境和成长的时代，否则评价无法成立。以上便是一个例子。

雄狮之子阿基比亚德向公民大会提出结成四国同盟的提案。对此，公民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四国同盟

得到苏格拉底真传的阿基比亚德在把握争议走向这一点上做得十分到位。

他绝不做正面攻击，而是先从侧面下手。他把来到雅典的斯巴达使节逼进了公民大会的会场。在那里，阿基比亚德控诉《尼基阿斯和约》签订后，卡尔息底亚地区的诸城邦依然没有回归之意，而斯巴达在这方面毫无作为。

看着那些被逼得语无伦次的斯巴达使节，雅典人情绪高涨。或许是为了缓和气氛，尼基阿斯站起来发言，表示自己愿意去斯巴达探清对方的真意。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自己反对的事情，尼基阿斯反而推波助澜让其得逞。真是位可悲的人物。他在心里大概会破口大骂：

“见鬼去吧，不知闭嘴的混小子！见鬼去吧，给这种混小子发言权的民主政体！见鬼去吧，为实现那混小子的计划，老子我要低声下气跑到斯巴达去！”

斯巴达留存的阿基比亚德的马赛克画（斯巴达考古学博物馆收藏）

当然，温和有良知的尼基阿斯绝不会如此粗鲁。不过，如果他能这样发泄，说不定有助于精神稳定。这样说是因为他面对的斯巴达谈判代表是传统的吕库古法护法派、民族主义者、仇视雅典的两位监察官。

不管过程如何不快，最终斯巴达还是接受了雅典的申诉，容许成立四国同盟。

这是因为雅典抓住了斯巴达的弱点，让对方不得不点头同意。斯巴达不是心甘情愿的。

阿基比亚德倡议的四国同盟

四国同盟除了倡议方雅典之外，其他三国都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它们由西向东分别是厄利斯（Elis）、以曼丁尼亚（Mantineia）为中心的阿卡迪亚以及首府位于阿尔戈斯（Argos）的阿尔戈利斯（Argolis）。

只要看地图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知道，阿基比亚德提议结盟的真正意图不是防守而是出击。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立雅典的同盟，不仅可以从北面包围斯巴达所在的拉科尼亚地区，而且可以分隔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两大强国斯巴达和科林斯。

能否达成切断两大国联系的目标，关键在于北邻科林斯、南连斯巴达的阿尔戈利斯的态度。

阿尔戈利斯这个城邦国家具有鲜明的希腊特色，阿尔戈利斯人将理想视为比现实更重要的东西。

最令阿尔戈利斯人自豪的是其城邦从神话时代延续下来的、比斯巴达还要悠久的历史。让阿尔戈利斯人和他们眼中的下等人——斯巴达人、科林斯人结盟，简直是白日做梦。结果，阿尔戈利斯成了一个光荣的孤立的国家。

在雅典、斯巴达和希腊其他城邦团结一致对抗外敌的希波战争期间，阿尔戈利斯人仅仅因为有斯巴达参与，便拒绝加入全希腊联军。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以后，他们既不站在斯巴达一方，也不与雅典联手，保持中立。

我不清楚雅典是如何将常年保持中立的阿尔戈利斯拉进自己阵营的。根据学者的推测，阿基比亚德可能是背后的推手，因为有记录证明他曾多次前往阿尔戈斯。刚刚30岁的年轻人应该是有这个精力的，从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坐船前往阿尔戈斯，只要不到一天一夜的时间。

这位阿基比亚德比起成功地说服众人，更擅长说服个人。一对一的场合下他从来都是赢家。

话说回来，这个以阿基比亚德设想、尼基阿斯实践的形式促成的四国同盟，真是一个奇怪的同盟。

《尼基阿斯和约》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签的协定。

四国同盟是以斯巴达为假想敌，由雅典与其他三个城邦结成的同盟。

斯巴达为什么能容忍这样一个没有道理且不利于自己的同盟存在呢？

原因是阿基比亚德刺中了斯巴达的软肋。

斯巴达不知如何处理4年前在伯拉西达手下打仗的700名希洛人。

伯拉西达战死后这些人回到斯巴达，他们虽然出身农奴，出征时用的却是重装步兵正规军的装备。也许这让他们有了自己是军人的意识。归国以后，他们拒绝了政府提出的赠给他们一些拉科尼亚地区耕地的建议。

他们下决心再也不做回农奴，要求和斯巴达正规军一样居住在首都斯巴达。

首都斯巴达仅限具备公民权的斯巴达战士及其家属居住。这是作为斯巴达宪法的吕库古法规定的。

如果政府同意这些农奴在首都居住，不用猜也知道，他们接下来就会要求获得公民权。

授予希洛人公民权，意味着吕库古法严格规定的国家体制将分崩离析。

进退两难的斯巴达既得利益阶级，即斯巴达公民权的既得利益者们想到了一个办法，把希洛人隔离在国外的某个地方。可仅仅隔离，并不能保证他们不成为叛乱的火种。既要允许原农奴保持士兵身份，又不能授予他们公民权，斯巴达人找到的最终解决办法是让这些人去驻防边境基地。

被隔离的人仅伯拉西达麾下的希洛人就有700人，再加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不久被派去沿海一带防守的300人，总共1000人及其家属。

这些人的身份变成了“neodamodeis”，意译是“被解放的希洛人”。斯巴达人相信这样做可以消解“下克上”的现象。

“被解放的希洛人”被派去的地方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西侧的列普累安（Lepreum）。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抵御绕过半岛南端前往爱奥尼亚海域的雅典海军。然而斯巴达人没有给他们战船，可见隔离才是真正的目的。

正因为雅典清楚斯巴达的目的，所以才会同意斯巴达在列普累安设立基地，以此为交换让他们吞下了“四国同盟”这颗苦果。

斯巴达的妥协被雅典人视为阿基比亚德和尼基阿斯在外交上的胜利。经过公民大会投票，两人翌年都当选将军，实际上也就是当选了军队总司令。

公元前419年，31岁的阿基比亚德利用刚成立的四国同盟展开行动。这场被学者们称为“阿基比亚德战争”的军事行动，从夏天持续到初秋。

雅典只给了这位31岁的年轻人1000名重装步兵。将军出征只有这个规模未免说不过去，但阿基比亚德并不在意。

他率领这支1000人的军队渡过萨拉米斯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最东端登陆，一鼓作气穿过半岛的北方，抵达亚加亚（Achaia）地区的爱奥尼亚海沿岸。

四国同盟的厄利斯、阿卡迪亚、阿尔戈利斯均位于半岛北方，所以行军途中不怕遭遇敌军。紧接着，阿基比亚德成功地攻下了半岛最西端的地区。

科林斯人闻讯怒不可遏，这是意料中的事情。

科林斯的市场在爱奥尼亚另一边的地中海西面。商船前往当地需要通过虽不算大但却是必经之地的科林斯湾。

然而，位于海湾中部的纳夫帕克托斯，早在伯里克利时代就是雅典的基地。这一次雅典又攻占了对岸的海角。穿过海角进入爱奥尼亚海域，又是雅典辖下的凯法罗尼亚岛、扎金索斯岛（Zakynthos）等岛屿。

无论是对商船还是军船，科林斯的航海安全都亮起了红灯。如果雅典再进一步行动，科林斯的船队就可能会被封死在科林斯湾内。

怒火中烧的科林斯人直接向斯巴达提出了抗议，质问伯罗奔尼撒同盟存在的意义何在。

对于同盟中实力仅次于斯巴达的强国科林斯的不满，斯巴达不得不有所回应。伯罗奔尼撒战争以两大国回避直接交战的奇妙形式持续至今的状态，终于也走到了尽头。

另一方，雅典的局势也是风云变幻。

阿基比亚德坚持采用的速攻战术获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使雅典市场的西向版图进一步扩大。这本来是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没想到，雅典人反而因此产生了担心。

年轻的阿基比亚德出彩的言行令人感觉整个雅典政坛都是他的天下。其实并非如此。雅典政坛依然处于尼基阿斯派和阿基比亚德派势均力敌的状态。

两派都没能赢得过半优势。

或许有人会说，两党并立，选民有选择的机会，这对民主政体国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吗？在理论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然而正确的理论在人类社会中不一定有正确的表现。这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这位哲学家要到34年以后才出生，他并不是这个时期的人物。

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是他们能用语言将既有现象中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概念化。其实理论与现实不一定一致的事实在亚里士多德出生之前，已经存在于人类世界中。

话说回来，雅典的情况又是怎样呢？选民们在两派之间犹豫不定。

两派都没有过半的优势，这意味着双方势力此起彼落。有一派表现得强势，另一派就会压上去。这种状况用如今的讲法，叫经常性政局不稳。

在这一年冬天进行的决定下一年将军人选的选举中，尼基阿斯当选，阿基比亚德落败。

这并不是因为雅典的中老年人嫉妒年轻司令官耀眼的成绩，而是人们对其激进感到忧虑，而反对派恰好利用了民众的这个心理。

阿基比亚德最大的不幸，是城邦国家雅典总是让他有一个好的开始，却不能让他完美地结束。这个不幸伴随他整整一生。

这是出生在民主政体国家的雄狮之子的宿命？

还是因为阿基比亚德不具备伯里克利那样强大的力量，能实现实质上的一人统治？

公元前418年，也就是阿基比亚德失去权力的那一年，雅典遭受了始料未及的打击。

曼丁尼亚会战

斯巴达终于决定由国王率军出征，这不是为了安抚愤怒的科林斯人。

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第13个年头，斯巴达依然不愿意与雅典展开正面交锋。此时令慢吞吞的斯巴达人行动起来的不是科林斯，而是阿尔戈利斯。

保持光荣的孤立貌似高贵，但事实上不管光荣与否，长期处于孤立状态势必导致问题出现。就像人的大脑、肌肉，如果不经常使用就会退化。四国同盟的达成让阿尔戈利斯人感到从此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侵略了东面的邻居埃皮达鲁斯（Epidaurus）。

对斯巴达来说兹事体大。因两国接壤，阿尔戈利斯一向被斯巴达视为眼中钉。如今这颗眼中钉居然越来越强硬，跑去占领埃皮达鲁斯，这种行径超过了斯巴达容忍的范围。

阿尔戈利斯与斯巴达历来关系不好，并不是因为所谓的邻国常交恶，而是因为阿尔戈利斯是一个实施民主政体的城邦，尽管它没有雅典贯彻得那么彻底。

在阿尔戈利斯，除奴隶以外，全体自由民都有公民权。

而在长期维持寡头政体的斯巴达，公民权只属于专业军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希洛人和工商业者庇里阿西人没有公民权。这些人，尤其是希洛人，对邻国阿尔戈利斯十分憧憬。

换言之，在斯巴达既得利益阶级的眼中，阿尔戈利斯不仅是邻国，还是一个会刺激希洛人作乱的危险存在。

阿尔戈利斯没有向与斯巴达接壤的南方展开行动，而是向东边的埃皮达鲁斯发动了侵略。

从做出决定到实施行动向来迟缓的斯巴达，这一年动作异常迅速。理由有二：

第一，不能再让阿尔戈利斯这个眼中钉继续发展壮大。

第二，不能让对阿尔戈利斯抱有好感的希洛人有机会逃离斯巴达加入对方军队。

那么，雅典一方又是怎样对待这件事情的呢？

阿基比亚德落选后，雅典政坛由尼基阿斯一派掌控。

就算这些人不想违背《尼基阿斯和约》与斯巴达人为敌，但有四国同盟契约在，雅典就有义务援助盟国阿尔戈利斯。

这原本是斯巴达与阿尔戈利斯的战争，结果雅典和其他两个城邦都卷入其中，使之变成一场同盟缺陷大暴露的会战。

这场会战在希腊历史上被称为“曼丁尼亚战役”。战场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阿卡迪亚地区的曼丁尼亚附近。

这场战役中，斯巴达出动了国王率领的正规军，雅典一方也派出了由两位将军率领的重装步兵团。这个阵势相当于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提洛同盟的直接对决。那么，拖拖拉拉打了13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就此决出胜负了吧。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不想主动破坏《尼基阿斯和约》的斯巴达回避了与雅典的正面交锋。

其次，基于那个愚蠢透顶的同盟条约而参战的雅典军在左翼，它不是斯巴达军的主要攻击目标。

第三，还是基于那个愚蠢透顶的同盟条约，联军的总指挥权交给了阿尔戈斯一方。

挑战斯巴达的是阿尔戈利斯，自己不过是处于援助的立场。这是雅典参战的态度。

阿尔戈利斯在希腊属于小规模的城邦，长期的孤立又造成其既缺乏充足的战斗力又缺乏军事经验。

小小阿尔戈利斯，在这场伯罗奔尼撒联军对决四国同盟军的曼丁尼亚战役中，不仅担任主力与斯巴达的最精锐部队在中路交战，而且还掌握着四国同盟军的总指挥权。

如果雅典军的司令官是地米斯托克利的话，他应该在战斗前就看出这一阵型的致命缺陷，哪怕耍手段也会把雅典军部署在中路，并且掌握总指挥权。

战役的胜败取决于两军主力的战况。而统一指挥系统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目标并减少伤亡的唯一办法。

可惜，雅典派出的两位尼基阿斯派的将军没有地米斯托克利那样随机应变的能力。

敌对双方各自寻找有利地形，导致曼丁尼亚战役姗姗来迟，如果有第三方的军官在场观战的话，大概一早就预见到了结果。

两军阵营中唯一阵形严整的是斯巴达的3584名重装步兵。

这些自幼习武、经受了严格训练的斯巴达人，不会给敌人留出一点破绽。为防守左侧，他们左手持盾，在士兵们聚拢成一团时，左手的盾牌还能保护右侧的战友。年轻的斯巴达国王阿基斯（Agis）率领的这支斯巴达精锐军队，不仅一举击溃阿尔戈利斯军，而且取得没有牺牲一名斯巴达人的完胜。

以斯巴达军为主力的伯罗奔尼撒联军最终死亡300人，他们都是不妨叫作杂牌军的小盟邦士兵。

相反，包括雅典军在内的四国同盟军损失巨大。仅雅典就有1100人战死。当阿尔戈利斯军在斯巴达军的猛攻下溃不成形，雅典军没有置盟友于不顾，两位司令官带头杀进敌阵，结果两人全都战死。

雅典不仅输了战斗，还造成包括两位将军在内的大量军人死亡，这导致原本打算从北面将斯巴达人逼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南方的四国同盟彻底瓦解。

赢得胜利的斯巴达，要求被打败的阿尔戈利斯从此不准外部城邦介入其事务，保证伯罗奔尼撒半岛属于半岛人。斯巴达所指的外部城邦不用说就是雅典。

死伤惨重却换来如此糟糕的结局，雅典人义愤填膺。如果两位将军没有战死，说不定归国后也会被判处死刑。如今没了当事人，民众便把矛头转向尼基阿斯和阿基比亚德。

制定四国同盟战略构想的是阿基比亚德，实施这个战略的是尼基阿斯，这两个人是导致败北的元凶。雅典公民打算用陶片放逐处置他们。

感到危险的阿基比亚德和尼基阿斯第一次联手应对。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两人中肯定有一个会遭遇10年的国外流放。于是，他们决定找一个替罪羊。

被他俩挑中的是一位灯具制造商。他在公民大会常常有激进的发言，因此被叫作小克里昂。激进的小克里昂跟这次败北没有半点关系。

尽管如此，雅典政界两位大人物联手，总有办法让赞成他们的票数达到法定的3000票左右。结果，灯具制造商遭到陶片放逐。

话说回来。不愧是雅典公民，他们看出这个制度藏有猫腻。就在当年（公元前417年），陶片放逐法就此作废。这个持续了90年、造成无数人间悲喜剧的制度，终于得以终结。

让两位大人物达成一致的，不只逃避陶片放逐这一件事。

如果雅典军全力以赴却输了战斗，至少在精神上还可获得救赎。可雅典不过是被动卷入曼丁尼亚战役，结果饮恨败北。这场失败不仅导致雅典利用四国同盟打败斯巴达的计划未满两年便化成泡影，而且让那些再次感受到斯巴达威力的城邦逐渐向斯巴达靠拢。

雅典在丧失权威的同时，也面临着丧失权力的危机。雅典公民们茫然无助，不知如何是好。

独占奥林匹克领奖台

尼基阿斯和阿基比亚德都认为，有必要提振民心。

为达到这个目的，投些私财做些令大家开心的事，对这两位大富豪来说不算太困难。

不过他们的一致性也就到此为止，接下来他们又分道扬镳。个性不同的两个人决定以不同的方式来提振民心。

53岁的尼基阿斯投入巨资邀请众多雅典市民前往提洛岛，大家在阿波罗神殿前举行了壮观的祭拜仪式。随后他带领所有人进入神殿，郑重、虔诚地祈求天神保佑城邦国家雅典。

尼基阿斯借此成功地塑造了自己虔诚、笃厚的形象。但同时他也给亲历以及听说这场盛大活动的雅典人留下保守型领袖的印象。

33岁的阿基比亚德同样投入了巨资。不过使用方法不同。

他去的不是男神阿波罗的所在地，而是众神之王宙斯所在的奥林匹亚。阿基比亚德带着7辆四匹马战车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大会最后一天的压轴比赛、令观众最为狂热的项目是四匹马战车的决赛。

阿基比亚德早就拥有养马场。但不知道他出征打仗以后，马场是否还能保持以前的状态。阿基比亚德购买良马向来不惜重金，遇见优秀的骑手同样如此。知道阿基比亚德这个爱好的人，常常会带着马匹或骑手上门兜售。

以一辆四匹马战车参赛已经耗资不菲，更何况阿基比亚德带来了7辆。尽管这项比赛并没有对各方参赛的战车数量做出限制，但携7辆四匹马战车参赛，无论如何都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

阿基比亚德想让这7辆马车在比赛时发挥不同的作用。前3辆一路疾奔，剩下的4辆防止对手干扰。

不仅战车竞赛，古代奥运会的任何项目都没有犯规一说。驾驭四匹马战车的竞赛甚至不会因为出现死伤而被废除。越是危险的竞技越令观众疯狂。

这一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阿基比亚德的7辆战车中有3辆分别获得第一、第二、第三名。

请大家想象一下，沙尘翻滚的奥林匹亚主会场上3辆四匹马战车争先恐后冲向终点的情景。

这位阿基比亚德一定是亲手驾驭着战车冲在最前面。当然第二、第三名也属于他，雅典队独占整个领奖台。

疯狂的不只是奥林匹亚会场中的观众。

喜讯很快传到雅典，整个雅典为之沸腾。独占领奖台的消息甚至飞过爱琴海，传到莱斯沃斯岛和希俄斯岛上。

提洛同盟两个主要加盟国的居民们像自己获得胜利般欣喜不已。他们向神殿敬奉大量供品感谢众神的保佑，并且提出今后一年阿基比亚德的赛马饲料由他们提供。

疯狂的不只是雅典的年轻人。

就连67岁的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都暂时忘记了沉重的悲剧，欣喜之下谱写诗歌一首：

啊！克里尼阿斯的儿子阿基比亚德，让我歌颂你！

你带给我们辉煌的胜利！

从未有希腊人夺取过如此美好的胜利！

荣膺第一、第二、第三名！

主神宙斯一定会替你戴上橄榄叶编织的桂冠！

传令人一定会大声叫着胜利者你的名字！

在当年冬季举行的选举中，阿基比亚德再次当选为将军。

柏拉图的《飨宴》

柏拉图《飨宴》的时间背景，大概是在阿基比亚德在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奖后不久。

作品描述的阿伽通宅邸举办的宴会，是为庆祝阿伽通的悲剧作品荣获当年戏剧节的优秀奖。根据学者们的研究，阿伽通获奖是在公元前416年的春季。

这一年阿基比亚德34岁，苏格拉底54岁。

经常拿这两人的关系做文章，引得雅典人捧腹大笑的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也是当晚宾客之一，他应该在30岁前后。

阿基比亚德与苏格拉底即使成为众人的笑柄，也未曾妨碍他们朋友之间的正常交往，当年雅典良好的社会风气，至今令人羡慕不已。柏拉图的《飨宴》同时也是雅典鼎盛期文人社会的写照。

这一天的飨宴，宾主就“爱”这一主题轮流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最后由苏格拉底总结。按理说，这次宴会应该像以往一样，优雅安静地结束。

没想到，意外发生了。苏格拉底刚结束发言，前院突然传来一阵骚动，紧接着就听见急促的敲门声。只见喝得醉醺醺的阿基比亚德半靠在替他开门的仆人身上，来到众人面前，后面还跟着一帮同样醉醺醺的男人。他站在门口开口道：

“群贤们！我只是来祝贺阿伽通，替他戴上花冠和绣带。你们决定，我是替他戴上就走呢，还是让我进来加入你们？”

大家自然是请他进门入座。主人阿伽通令仆人过来替新到的客人洗脚。希腊人习惯用一只胳膊肘撑着侧卧着吃晚饭。

阿基比亚德将花冠和绣带挂在阿伽通身上，洗完脚躺下，这才发现苏格拉底也在。

他惊呼：“我的神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苏格拉底会在这里？！”

“你为何不躺在阿里斯托芬的边上，干吗要躺在阿伽通的身边？哦，我知道了！你想和这里最漂亮的男人靠在一起。”

苏格拉底忍不住开口：“阿伽通，帮帮我吧！自从我爱上这个男人，我就不能看其他年轻人一眼，也不能说一句话。他会嫉妒得大发脾气。希望你能劝他和我和解。”

不等阿伽通开口，阿基比亚德大声叫起来：“没门儿！让我跟你和解，绝对不可能！”

然后，他继续说：

“不过现在，阿伽通，刚才给你的绣带还几条给我好吗？我想在苏格拉底的头上绑上几根。这个人和谁争论都会赢。你戏剧节获奖一年一次，他一年到头儿都在赢。”

见席间安静下来，阿基比亚德继续说：

“各位请打起精神。我看你们根本没沾过酒杯。今夜是庆祝阿伽通在献给酒神的戏剧节上获奖的宴会，不喝对不起酒神。阿伽通来吧，让我们今夜一醉方休。”

阿基比亚德一口气喝干端上来的酒，又令仆人再倒满，端给苏格拉底喝。苏格拉底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这时，当晚宾客之一的医生厄律克西马库在边上插嘴说：“岂能如此喝酒！阿基比亚德，这不是灌酒比赛。”

阿基比亚德说：“哦，是你呀，厄律克西马库，最贤明的父亲生下的最贤明的儿子！我为你干杯！”

厄律克西马库和他干杯后说：“除了喝酒之外，你还想做些什么？”

阿基比亚德边喝边答：“什么都可以。悉听尊便。”

于是，厄律克西马库告诉阿基比亚德：“我们刚才对‘爱’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新来的你也有这个权利，你来说说如何？”

阿基比亚德说：“很好，就这么定了。不过，有苏格拉底在场，不管我赞扬人还是神，都会被他痛打。”

“你给我闭嘴！”苏格拉底呵斥道。阿基比亚德趁势反击。

“不！向波塞冬发誓我决不！你才应该闭嘴！你比谁都清楚，我从来不能当着你的面赞美他人。”

医生厄律克西马库再次开口：“那么，你不妨赞美一番苏格拉底。”

阿基比亚德问：“你真的要我这样做吗，厄律克西马库？”

苏格拉底大概忍无可忍了，向阿基比亚德抗议：“喂，你够了没有？难道你想用所谓的赞美来让我出丑吗？还是说你有其他目的？”

阿基比亚德说：“我只讲事实，这总可以吧？”

苏格拉底说：“当然可以。实际上我命令你说真话。”

阿基比亚德点头答应。接下来他开始歌颂苏格拉底，或者说这是爱的告白。

亲爱的朋友们，苏格拉底像手拿笛子就能迷惑人类的森林之神西勒诺斯。不对，他那丑陋的鼻子、凸出的眼球、总是半张的嘴，更像萨梯鲁斯神之一的玛息阿。玛息阿可是挑战过阿波罗神的笛子高手。

二位神用乐曲迷倒人们，而苏格拉底不需要美妙的笛声帮助，单凭语言就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听完苏格拉底说话的人，都会神魂颠倒不能把握自己。

我听伯里克利演说时，虽然觉得精彩高妙，但我的心灵从来不会为之动摇。

而听完苏格拉底的讲话，我流泪不止，不断地质问自己都在干些什么。

我关心政务，就是想借机逃避那塞壬一般的声音，以免我在他的身旁一直坐到老。

我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感到过羞愧，除了在这个人面前。

因为我知道他的教导非常重要。民众对我有不同的要求，它们同样很重要，我不能忽视。

有好多次我都希望他从地面上消失。可是如果他真的死了，我肯定是最痛苦的那一个。

诸位都是他的好朋友，应该明白我说的话。

要知道，苏格拉底迷恋漂亮的年轻人，总是围着他们转，向他们献殷勤。而他自己像西勒诺斯那样丑陋。其实他不在乎地位、金钱，也不在意那些美丽的东西。

你们见到过他的内心吗？

我见过一次。我发现那里像众神居住的世界，金光闪耀。那个世界只有服从他和他的教导的人才能进入。

阿基比亚德曾经以自己的美貌为武器，希望独占苏格拉底。在随后的对话中，他和盘托出了事情的经过。

有一次，阿基比亚德终于找到单独和苏格拉底同榻而卧的机会。结果，他们像父子、兄弟般共度一夜。也就是说，中年丑男苏格拉底并没有受到雅典第一美男子阿基比亚德的诱惑。

这深深地刺伤了比中年丑男年轻20岁的阿基比亚德的心灵。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如果只是自尊心受伤也就罢了，偏偏年轻的阿基比亚德“同时又对苏格拉底强烈的自制力敬佩不已”。

接着，他又讲述了自己和苏格拉底两次共赴战场的经历。

在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雅典，根据梭伦制定的财产等级制，阿基比亚德成为骑兵，苏格拉底是步兵，两人同属一个部队。第一次出征时，苏格拉底38岁，初次上阵的阿基比亚德18岁。第二次出征是在10年以后。

苏格拉底在战场上的表现令这位年轻的弟子惊叹不已。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苏格拉底也从不抱怨，吃苦耐劳，和其他士兵一样奋勇杀敌。

他还救了负伤的阿基比亚德的性命，并且带领他们两人所属的部队安全撤离到后方。

当司令官对他们进行嘉奖时，苏格拉底强烈要求把勋章发给队长阿基比亚德。

那时的阿基比亚德再次感到羞愧万分，这一次是因为自己的出身高于苏格拉底。

在尽公民义务服兵役时，苏格拉底的表现同样超越常人。根据阿基比亚德的描述，战场上的苏格拉底依然是那位“伟大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陷入忘我状态的事，在战场上也发生过。所幸当时不在激战之中，只是引来士兵们好奇的关注而已。

阿基比亚德继续他的颂歌。

没有人可以与苏格拉底相比。前阵子给雅典带来麻烦的伯拉西达，可以比作英雄阿喀琉斯。

睿智的伯里克利，可以比作涅斯托耳。

但苏格拉底，我找不到和他相似的人。过去没有，今天也没有。只能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他爱用的那种说话方式，听上去有点傻里傻气，普通人都会觉得很好笑。

但是能够剥开表面往深层看的人，就会发现他的语言中有美德的意象、崇高的目标，宛如尊尊闪亮的神像。

这就是真正值得赞美的苏格拉底。

所以，阿伽通，你也要当心这个人。

阿基比亚德说完之后，苏格拉底对他说：“我看你今天没醉。”

阿基比亚德放声大笑没有作答。

他的笑声中既有向老师一股脑倾诉敬爱之情后的酣畅，又带着一点无可奈何的自嘲，因为他的这番赞美完全暴露了自己对苏格拉底恒久的爱慕。

这个时候，院外一阵喧闹，一群酒徒涌到门前。阿基比亚德站起来，和那群人一起消失在黑夜之中。医生厄律克西马库和斐德罗也起身回家睡觉。

剩下阿伽通、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三个人平静地谈了一阵子话后，阿里斯托芬也说要回家，阿伽通进了自己的卧室。只有苏格拉底没有回家，他在逐渐泛白的天色中走向吕克昂。

柏拉图的《飨宴》到这里就结束了。

吕克昂位于雅典郊外，那里建有供青少年锻炼的体育场。苏格拉底每天都会去那里。

苏格拉底坐在山丘上眺望体育场，周边的草木、房屋在朝阳下渐渐显现，这位54岁的哲学家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呢？

柏拉图描绘了说话时的苏格拉底，但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沉默时的苏格拉底在想什么。

意大利语中有一句话叫“Pace con se stesso”。直译是“与自己和解”。通常“和解”指的是与他人归于和好。但这里的“和解”应该是指原谅并接纳自己。

意译的话就是尽所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后拥有了平静的心情。

“就像度过一天后有安稳的睡眠，度过充实的一生后有平静的长眠。”

说这话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正是做到“Pace con se stesso”的人物。

伯里克利在病床上死去时，大概也觉得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

苏格拉底70岁端起毒酒的那一刻表现得泰然自若，他一定也是做到了与自己和解。

但是，阿基比亚德不一样。

这个男人灵魂与肉体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究没能迎来与自己的和解。

他在哲学与政治的拉扯中度过了一生。虽然哲学与政治本质不同、目标迥异，但我个人认为不至于造成人格分裂。

苏格拉底的“哲学”告诉人们良好的人生必须具备的德行，它只要起到启示的作用便功德圆满。

而伯里克利的政治不仅要告诉人们什么是生活之必需，还要拿出具体的对策，在策略没有实现之前，它不起任何作用。

苏格拉底教导人们，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优秀。他又教导人们，不能过分相信天才和万能。

只有坚信这些，才可能比别人优秀，才可能成为“天才”。

相信自己胜于常人，才有率领众人的信心。率领一个组织或国家之类的共同体奋勇前进，大多需要领袖的自负。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创作者、科学家们，不计报酬地用自己的一生追求自己的事业，同样源于他们的自负和自尊。

这种精神被后世称为“Noblesse oblige”（贵族的义务，位高则任重）。

自觉无知，的确极其重要。

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温顺的小羊，那么谁来带领羊群呢？

当然，自恃天才、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有遭遇墨纪拉（妒嫉女神）复仇的危险。换言之，因自负产生的狂妄，最终会让人走上自毁的道路。

这种时候，苏格拉底教授的自我控制力就派上用处了。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领袖们遵从的中庸之道，其实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天24小时都自我控制。

这就好比普通人减肥失败往往是因为每天每顿严格地控制饭量，造成精神压力，结果功亏一篑。如果昨天吃多了今天就少吃一点，成功率反而会高。

简单地说，我们要保持平衡。如果能长期保持身心的平衡，就能实现整体上的控制。

被称为“哲学家皇帝”的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在多瑙河前线征战时，白天用拉丁语指挥军团，夜晚独处时用希腊语书写《自省录》（中文亦译《沉思录》），将一天分成两半过。

罗马帝国的领袖们创造了“工作”与“闲暇”的概念。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便能达到自我控制。

从热爱知识这个层面上说，伯里克利并非对哲学漠不关心。

他与阿那克萨戈拉斯是好朋友。如果说苏格拉底的学说是人类哲学的话，阿那克萨戈拉斯关注的是自然哲学。

对于以“政治”为工作的伯里克利而言，哲学大概只能算他的闲暇活动。

此外，伯里克利与苏格拉底之间有25岁的年龄差。彼时不过是一名青年哲学家的苏格拉底，为了与伯里克利的妻子阿斯帕齐娅聊天，成天泡在伯里克利家里，那时伯里克利已是雅典叱咤风云的大政治家。也许他根本看不上这个菜鸟哲学家吧。

相反，经常出入代理父亲家、可能就在那里与苏格拉底相识的阿基比亚德，当时正值15岁前后的青春期。敏锐、善感的阿基比亚德，就这样喝下了年长他20岁的苏格拉底的“猛药”。

本书尚在草稿阶段时，阅读此篇的责任编辑对我说：“苏格拉底太可怕了！”是的，苏格拉底就是一位可怕的智者。

或许这就是《飨宴》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

尽管《飨宴》反映出雅典人热爱知识的高贵精神，但就在两个月后，这些人的祖国雅典便犯下了伯里克利时代从未出现过的野蛮罪行。

那就是对米洛斯岛的处置。

米洛斯问题

米洛斯岛是爱琴海南部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它和宛如从南边环绕爱琴海的克里特岛关系密切。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米洛斯和克里特采取同样的态度，既不偏向斯巴达也不接近雅典，始终保持着中立。

米洛斯的中立并没有为雅典带来不利。除去它不缴纳提洛同盟会费以外，没有其他的问题。雅典的军船、商船可以自由地在当地靠港，获得淡水、粮食的补给。

米洛斯这种中立状态持续到第15年，公元前416年，雅典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雅典要攻击克里特岛那样的大岛并非易事，而米洛斯是一座小岛。雅典向米洛斯派出军队，胁迫其加入同盟。

在那时盯上米洛斯的似乎是尼基阿斯。也许他在提洛岛大张旗鼓举行祈愿仪式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洛岛处于雅典辖下，而它附近的米洛斯岛一直保持中立。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尼基阿斯为了打压主张西扩的阿基比亚德，希望用征服米洛斯来证明掌控爱琴海东部才是确立雅典霸权的有效手段。

就这样，这一年的夏天，为攻占米洛斯这个小小的岛屿，雅典派出了38艘战船，运载了2700名重装步兵和300名轻装步兵。除此以外，莱斯沃斯岛和希俄斯岛也一同参战，以显示这次进攻不是雅典单方面的行为，而是提洛同盟的军事行动。这种做法非常像尼基阿斯的风格。

米洛斯为避免陷入战争危机，极力与雅典展开谈判。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有关的场景做了长达数页的精彩描述，面对大国的专横，小国的无奈令人感到十分悲哀。

尽管如此，米洛斯依然拒绝屈服，展开了防守战。

但决出胜负其实不需要多长时间。夏季结束之前，米洛斯全面投降。

在战后处理问题上，雅典人采取了在伯里克利时代绝不会使用的手段。

他们就地处死米洛斯的所有男子，俘虏的数量因此为零。

妇孺被变卖为奴。事实上已成为无人岛的米洛斯，改由愿意移居当地的雅典人居住。

其实这种野蛮至极的处置方式，不过是伯里克利执政时期的雅典没有采取，但它在古代属于普遍现象。胜者为所欲为，败者俯首听命。这是罗马掌握霸权之前的时代，常见的战后处理办法。

可是，霸权国家如果和其他国家一样按惯例行事，就不可能维持霸权。唯有采取有别于他国的宽容政策，才能真正保持霸权地位。

米洛斯岛及其周边

赢者才谦让。尼基阿斯虽然政治经验丰富，但还是欠缺了这样的气度。

不是所有的雅典民众都赞成雅典军的这种行径。

在第二年春天的戏剧节上，根据观众的投票，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获得了第二名。

《特洛伊妇女》可以说是荷马《伊利亚特》的后传。它描写了希腊以奥德赛的木马计赢得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后，特洛伊妇女们的悲惨故事。

她们哀叹家园被希腊人烧毁，祖国从陆地上消失，她们为被杀的父亲、丈夫和儿子哭泣。特洛伊勇将赫克托尔的遗孀安德洛玛克等王族女人，绝望地接受悲惨的命运。

这些出身高贵的女人被当成战利品分赏给希腊军的将领。她们不得不离开故乡，随希腊将军们去往不同的地方，作为女奴在异国他乡度过余生。

这就是当时战败国女人们的命运。

这部作品在公元前415年上演，可能写于公元前416年的秋季至冬季。

大国雅典对小国米洛斯实施残暴的战后处置，发生在公元前416年的夏末。

虽然将时空背景移至特洛伊战争时，但抨击暴行的欧里庇得斯还是非常了不起。那些坐在露天剧场冰冷的石阶上观赏这部悲剧，将它选为优秀作品的观众，同样很了不起。而我对那个时代如空气般自然存在的雅典的普遍言论自由感佩不已。

尼基阿斯，还有阿基比亚德，大概也坐在观众席上吧。

毕竟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戏剧节是雅典的春季盛典。所以它值得阿伽通在家中举办飨宴招待朋友庆祝获奖。

欧里庇得斯是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中的最后一位。

与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相比，欧里庇得斯作品的风格迥然不同。

如果说亲身参与过萨拉米斯海战的埃斯库罗斯是代表希波战争时期的作家，那么索福克勒斯就是象征伯里克利时代的作家。这两位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以男性为主。

比索福克勒斯仅年轻10岁的欧里庇得斯，其作品的主人公大多为女性。

例如身为特洛伊皇太子妃，在丈夫赫克托尔战死、特洛伊灭亡后，作为希腊军统帅阿伽门农的战利品，以奴隶之身在迈锡尼王宫度过余生的安德洛玛克。

爱上继子，最终令自己和对方甚至周围人一并毁灭的王后费德尔。

为了向抛弃自己移情别恋的丈夫复仇，竟然将两人的孩子杀死做成菜肴让丈夫吃下的癫狂暴怒的王妃美狄亚。

她们都成了希腊悲剧的新主人公。

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塑造的主人公，是即使被命运左右仍勇于进取的男人们。

而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主人公们，大多无法摆脱个人的苦恼，丧失自信、敏锐善感，最终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相较于理性的一面，这些人物更多体现出背负忧伤前行的感性色彩。

这是不是很像阿基比亚德呢？

奥林匹亚四匹马战车竞赛中，阿基比亚德独领风骚，欧里庇得斯之所以为之感动，或许是因为阿基比亚德身上那种摇摆不定的气质让这位悲剧作家产生了共鸣。

顺便说一下，阿里斯托芬从来不掩盖他对欧里庇得斯的厌恶，他认为后者总描写雅典人的堕落颓废。两人的年龄相差40岁，如果按世代划分，欧里庇得斯属于伯里克利时代，阿里斯托芬是伯里克利以后的一代。

这两人的差异或许体现出悲剧与喜剧的不同。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借某个角色之口这样说过：

“有的人看起来年轻，其实已经老了。有的人虽然青涩，未成熟前已经枯萎。自知无知被收入学校课本，只能让人们失去柔软的心。这里唯一不变的，是人的愚蠢。只有这个，永远不变地长存。”

听闻此言，我们只能报以苦笑。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之所以经常在戏剧节上演，是因为雅典人不但喜欢观赏悲剧，也非常喜爱阿里斯托芬式的揶揄和幽默。

如果说欧里庇得斯象征着一种新的雅典氛围，阿里斯托芬同样如此。

给雅典人增添信心的伯里克利已不在人世，不安和愤怒的代言人克里昂也已死去。如今的雅典，进入了尼基阿斯和阿基比亚德的时代。

前往提洛岛向阿波罗神祈愿，是尼基阿斯个人的自由，但雅典民众不相信求神保佑便万事大吉。

阿基比亚德独占奥林匹克运动会领奖台，虽然令人疯狂，但没有人认为这能化解雅典面临的困境。

征服一个弹丸小岛米洛斯，更不能解决问题。

雅典人不知如何是好。只要能消解这种处处碰壁的郁闷心情，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

围绕如何从根本上打破困局这一问题，这一年冬天举行的公民大会变成阿基比亚德与尼基阿斯激烈争辩的战场。

西西里远征

34岁的阿基比亚德似乎对自己的想法确信无疑。要打破现在的僵局，除了向西，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然而，讲宏观战略无法得到公民大会的支持。相较于抽象的理论，庶民们更容易接受具体的方案。

就在这个时候，来自远方的使节出乎意料地出现在雅典。

使节来自西西里西侧的城邦塞杰斯塔（Siggésta）。他们到访的目的是希望雅典给予叙拉古军事打击。

在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的城邦中，第一强国叙拉古其实并没有直接威胁到塞杰斯塔，塞杰斯塔和附近的塞利农特（Selinunte）发生了领土之争。塞杰斯塔人认为纠纷始终不能解决的原因是叙拉古在背后支持塞利农特，所以来向雅典讨救兵。

西西里各地的城邦都市都是300年前热衷于走向海外的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地，因此当地居民全是希腊人，他们也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领土之争这个希腊本土的“特产”，被希腊人带到了殖民地。类似塞杰斯塔与塞利农特之间的冲突比比皆是。

当时居住在西西里及南意大利一带的希腊人，从经济层面而言，比本土的希腊人更富有。希腊本土土地贫瘠，而统称为“大希腊”的西方殖民城邦有着广阔的耕地。雅典的粮食必须靠进口，而以叙拉古为首的“大希腊”各城邦，都是可以出口粮食的农业大国。

正因如此，当塞杰斯塔表示愿意向雅典支付60塔兰特以获得军事支持时，没有人表示怀疑。60塔兰特相当于建造60艘三层加莱船的费用。塞杰斯塔的使节甚至提出，还可以奉上他们存放在神殿的钱财。

把神殿当作金库是当时希腊人的一种习惯。提洛同盟的经费曾经放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殿，斯巴达有额外收入时通常会将其储藏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里。

希腊人相信，没有人敢在天神眼皮底下偷东西，神殿的防盗功能还是挺强的。

在2500年后的今天，塞杰斯塔依然保存着壮观的神殿遗址。神殿雄伟，其中的金库也一定壮观，当时的雅典人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塞杰斯塔为阿基比亚德的西进计划提供了经济保障。就算雅典需要先垫付必须的军费，反正迟早都是塞杰斯塔负担。

34岁的年轻领袖在公民大会上强烈提出进一步西扩的计划，希望公民大会接受他的主张。

54岁的资深政治家称这种有勇无谋的远征只有年轻人才想得出来，他不能同意。他举出了以下的理由。

西西里和南意大利

第一，雅典的确是领导提洛同盟的霸权国。但目前雅典仍然处于和斯巴达及伯罗奔尼撒同盟交战的状态。更何况，卡尔息底亚地区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如今的雅典没有能力再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第二，即便西西里远征获得成功，如何控制那一大片地域也是个难题。雅典维持提洛同盟的团结已经相当艰难，不可能统治西西里全域。现在雅典需要努力保住现有的成果。

第三，西西里距离遥远。庞大的远征军费开支将掏空雅典的国库。

尼基阿斯以他一贯的方式敲响了警钟。

他举出的理由每一条都很正确。也正因为他指出了雅典面临的严峻现实，在场的民众愈发沮丧，这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塞杰斯塔的神殿

针对尼基阿斯的发言，阿基比亚德表示反对。这位34岁的年轻政治家首先承认，除了一件事情之外，尼基阿斯说的都对。然后，他话锋一转，转入攻势。

他说，首先，雅典人在决定国家重要事项时，不应该以思考方式、世代不同来做切割。一直以来，雅典人面对重大事件，无论年轻人或老年人，都是大家共同商议应对。

紧接着，他直击尼基阿斯论点的主干部分。

雅典，正如尼基阿斯所言，是霸权国家。然而，霸权到手之后不是什么都不做就能维持霸权的。成功地维持霸权，才算真正的霸权国家。为此，我们必须始终掌握主导权，还要有灵活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包括不放过大好机会。

西西里的确是远方的大岛，所以我们要派遣大军远征，耗资巨大。

但说到这一路的海上安全，早在我们雅典的掌控之中。

阿基比亚德的讲话用现代语言解释的话，就是这位30多岁的领袖，向民众强调了改变观点、视角，拓展新思路的必要性。与其纠缠在未解决的问题中，不如通过解决其他问题来克服原先的困难。

总之，对于远征西西里，尼基阿斯的“我们已经不行了”和阿基比亚德的“我们还行”两种观点持续对立。

宏观层面上的争论，雅典一般民众或许不能理解。但对具体的内容，他们会做出回应。阿基比亚德提出的军费由塞杰斯塔负担，以及至西西里的海路没有风险这两点打动了民众。

如地图所示，从雅典前往西西里，首先要南下伯罗奔尼撒半岛绕过半岛的南端，沿海岸线北上至科孚岛（Corfu）。从那里往西才是真正的远征。途中可停靠补给淡水等物资的岛屿都和雅典保持着友好关系。

雅典海军可能遇上的唯一障碍是科林斯海军。但雅典在纳夫帕克托斯建有基地，再加上4年前阿基比亚德成功促成了亚加亚地区的中立，所以雅典人随时都可以将科林斯海军困在科林斯湾内。

面对以上事实，尼基阿斯无话可说。但这位以伯里克利之后的雅典领袖自居的老政治家，不想让阿基比亚德那混小子得逞。阿基比亚德发言后，他仿佛孤注一掷地说道：“好，阿基比亚德你想做就去做！不过我提醒一句，要远征必须有100艘三层加莱船和5000名重装步兵组成的大军。你确定还要远征吗？”

还没等阿基比亚德张口，民众先做出了回答：“要！”雅典岂有拿不出百艘战船和5000名重装步兵的道理。公民大会的气氛顿时变得激情澎湃。

尼基阿斯想让民众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借此否定阿基比亚德的主张。没想到却因此损伤了雅典人的自尊心。

走到这一步，尼基阿斯已无计可施。公民大会一致决定，特准3000塔兰特的临时开支。3000塔兰特，基本上是雅典国库一年的总收入。

紧接着，大会又选出了西西里远征军的三位司令官。

他们是阿基比亚德、拉马库斯（Lamachus）、尼基阿斯。他们三位都已当选下一年的将军。作为肩负军队司令官职责的将军，尼基阿斯不能拒绝这个任命。

就这样，尼基阿斯再一次参与了他极力反对的事情。

伯罗奔尼撒半岛和西西里

雅典决定派三位司令官出征，并不是因为拉马库斯有丰富的战场经验，而是因为尼基阿斯和阿基比亚德两人事事作对，影响战略、战术的制定。加上拉马库斯的话他们就能以2比1的民主方式做决定。

三位司令官没有总司令和副将之分。平起平坐的三位将军率领军队，就不要指望指挥系统一体化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公民大会决定的。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这是雅典民主政体的根本。而指挥权的统一是取得胜利最关键的要素，天神和民众大概对此都同样无知。

决定远征西西里之后，雅典的气氛焕然一新，生气勃勃。位于比雷埃夫斯外港的两家造船厂昼夜不停全天作业。要运载数量众多的重装步兵，必须打造比以往更大的三层加莱船。

士兵家中，女人们忙碌地为丈夫、儿子准备军装，男人们勤快地擦盾磨剑。就连在边上看热闹的孩子们，也是个个眼睛发亮、兴奋不已。

第二年，即公元前415年的春天，所有准备都已就绪。雅典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和雅典公民意志的结晶，壮观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它们是134艘三层加莱船。

其中100艘是雅典的船只，包括为增加士兵运载量特制的40艘大型船只。这40艘都是崭新的战船。

另外的34艘来自雅典的盟邦莱斯沃斯岛、希俄斯岛和科孚岛。莱斯沃斯岛和希俄斯岛的船队已经进入比雷埃夫斯港，科孚岛船队在原地等待与大军汇合。

除三层加莱船之外，还有130艘帆船用于运输。战船需要运载大批的划桨手，因此远征不可或缺的武器等其他物资只能靠帆船运输。这些运输用的帆船基本上全是雅典提供的。

战斗的主力是几乎成为希腊城邦代名词的重装步兵，共5100人。其中雅典人2200名，其余的2900人是同盟国的士兵，来自那些无法提供船只但可以提供人力的城邦。

另有骑兵30人，全都出身于雅典富裕阶层。

由弓箭手、投石手等组成的轻装步兵有1300人，其中400人是雅典公民。

此外，战船的划桨手以及操控帆船的船员，都是具备熟练技能的公民。虽然雅典全民皆兵，但一般会尽量挑选20岁到45岁身强体壮正当年的男子奔赴战场。

大致计算一下，包括同盟国士兵在内总人数超过33000人的这支军队，仅雅典一国就投入了接近25000人的士兵。

雅典只有成年男子具备公民权，那个时期的雅典人口以6万计算，差不多两个男人中就有一个出征。

而且，这只是第一批出征的人数。在第二年，雅典不得不派出第二支军队。

这就是雅典民众针对尼基阿斯“你们确定还要远征吗”的质问所给出的回答。

全国上下总动员的热潮，让整个雅典一片欢腾，仿佛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似的。

赫尔墨斯神像斩首事件

不料，就在出征前的一个月，发生了一件怪事。

早晨一觉睡醒，雅典人发现各家门前竖立的赫尔墨斯神像的头部不知被谁统统砍了下来。

紧急召开的公民大会尚未开始，民众已经一片哗然。对于亵渎神灵这种事，就算是知性文明的创始者雅典人，照样暴跳如雷。会场中有几个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一定是阿基比亚德和他那些朋友干的！”

阿基比亚德喝醉酒后带着朋友胡闹恶搞的行径，在雅典无人不知。

但也有人高声回应：“不可能！这是想把阿基比亚德赶下台的反对派的阴谋！”

阿基比亚德很快就明白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他听说有两位市民向他提出了控告。

他登上讲坛在民众面前非常干脆地说：“出征迫在眉睫。请检察官立即开始搜捕罪犯，尽早澄清事实。”

“说得对！”“没错！”大多数人点头称是。但被叫来会场的检察官只说了一句话：“司法有司法的行事方式。”

结果，按照“司法的行事方式”没等到判决的阿基比亚德，只能带着被调查的嫌疑犯之身，和另外两位将军共同出征了。

出征

在希腊，六月是一年中最舒适最美丽的月份。

一缕缕温暖的阳光洒在大地上，天空清澈碧蓝，从海上吹来的微风终日轻抚着人们的身体。

这一天，比雷埃夫斯港大清早已是人山人海。

满心祈祷出征的父亲、丈夫、儿子平安归来的女人们，紧紧地拉着亲人不肯放手；留在国内的男人们也来为朋友们送行。

这里不分雅典本地人还是外邦人。这场倾雅典全国之力的远征，胜败结果对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人同样意义重大。他们中不少人还作为轻装步兵加入了远征军。

当天战船出港的仪式也有别于以往。三位司令官分别站在各自旗舰的船首，他们高高举起手中盛满葡萄酒的黄金杯，随后将酒洒入海中。这是向海神波塞冬祈祷，希望他保佑海路平安。波塞冬一旦发怒，会掀起惊涛骇浪。

首先出发的是帆船队。比战船更容易受风力影响的帆船，按惯例最先出港。

130艘运输船同时扬起风帆驶入爱琴海。当它们航行至从右舷方向可以眺望萨拉米斯岛，准备继续南下时，远征军主力三层加莱船队依次出港。三位将军乘坐的都是战船。欢送的人群响起阵阵欢呼，现场热烈的气氛达到最高潮。

9年前也曾作为将军出征，其后以著史作为人生目标的修昔底德，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

“那是一场盛大的军事庆典，向全希腊人展示了雅典的伟大和它拥有的全部力量。”

话说修昔底德担任司令官那年，在应对斯巴达的伯拉西达军队进攻时，因犯下无可辩驳的战略错误而被流放海外20年。之后他似乎获得减刑，20年海外流放改判成20年不得担任公职。如果事实如此，这位立于历史文学金字塔顶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应该也在欢送的人群中，再次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彼时恰是出海的好季节，波塞冬也没有生气，远征军从出发至科孚岛的这一段海路走得顺风顺水。正如阿基比亚德之前保证的那样，从比雷埃夫斯港到科孚岛，如同在雅典自家的海域航行。

为等待所有船只集合完毕，先抵达的船队在科孚岛靠港做短暂停留。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问题出现了。

希腊与西西里之间横亘着爱奥尼亚海。离开科孚岛后，雅典军必须在途中停靠若干南意大利的港口，一步步接近目的地西西里，而靠港需要事先征得相关城邦的批准。

为此，船队在前往科孚岛的途中，已经派出三艘战船去和对方交涉。三艘船返回科孚岛时，没有带来一点好消息。

塔兰托拒绝雅典军船靠港，洛克里（Locri）亦如此。唯有雷焦（Reggio）表示同意，但船只可停靠的不是临城的主港，是城外的渔港，并且对方规定远征军不得进入城内。

这些意大利南部的海港城邦在伯里克利时代与雅典保持着良好关系。不过伯里克利是在这一带建立基地和输送雅典移民，并非携大军远征。这次雅典远征军是去攻打西西里，西西里岛第一强国叙拉古是他们的主要目标，这是任何人都能想象到的。

拒绝雅典军靠港的是位于长靴形意大利半岛南端的几个海港城邦。相较于和地处远方的雅典交好，它们更不愿与近邻叙拉古为敌。这些城邦拒绝的理由无一例外都是它们要保持中立。

还有一个坏消息。

三艘战船组成的先遣队还去了西西里的塞杰斯塔。他们在那里发现，当初拜访雅典要求派军的塞杰斯塔使节的承诺都是假的。他们神殿里只储备着30塔兰特。所谓随时可以支付60塔兰特再加上存在神殿的钱财，全是假话。

雅典相信对方能支付超过60塔兰特的费用，因此集结了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这岂止是掉以轻心，简直是愚蠢之极。

这个坏消息足够令三位司令官灰心丧气。

尼基阿斯一脸阴沉，称既然事态如此，唯有折返雅典。

拉马库斯发出怒吼，说大张旗鼓地出征，岂能就这样觍着脸回去。

三人当中，反倒是最年轻的阿基比亚德表现得最为冷静。他主张至少先到雷焦观察一下情况。

结果，阿基比亚德的意见被采纳。远征军来到了位于南意大利前端的雷焦，但没有入城。雷焦与西西里之间只相隔一条3公里宽的墨西拿海峡，西西里近在眼前。

雷焦，当时称瑞吉昂，如今称雷焦卡拉布里亚（Reggio di Calabria）。三位司令官在那里再次坐下协商。这是为确定今后战略而举行的会议，可是55岁的尼基阿斯几乎处于放空的状态。与他同辈的拉马库斯提出径直驶向叙拉古，一举投入所有战斗力攻城的激进想法。

这一次仍然是阿基比亚德保持着冷静。他认为不应该直接攻打拥有天然屏障的叙拉古，而是应该打迂回战。他们要先和西西里的其他城邦交好，孤立叙拉古。

随后，阿基比亚德扔下阴郁的尼基阿斯和狂怒的拉马库斯，自己带着小部队奔波于西西里各城邦之间。小规模的军队不会引起对方的警戒，这是他率小部队游说的理由。

阿基比亚德的游说相当见效。

那个时代的西西里虽然有“大希腊”之名，但和希腊本土，尤其是雅典相比，仍然属于偏远地区。

小地方的民众被这位相貌英俊、举止优雅的雅典年轻将军的魅力征服。无论是一对一的谈判，还是面向众人发表演讲，只要阿基比亚德有心拉拢，绝对所向披靡。

阿基比亚德的游说远至西西里的北部和东部，其中最大的收获是让卡塔尼亚（Catania）加入了雅典阵营。卡塔尼亚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邦，但它距离叙拉古只有60公里。作为进攻叙拉古的前线基地，这里再合适不过。

就这样，远征军全体移动至卡塔尼亚。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也随军到来，远征军司令部设在了此地。

出庭命令

一艘从雅典来的船驶进了卡塔尼亚港。来人召见正忙于准备下一场谈判的阿基比亚德，交给他一封公文。

这是雅典法院下达的出庭令，要求阿基比亚德随来者一起即刻归国。

阿基比亚德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做出任何狂怒的反应。

他唯一的要求是带上随从一同走。这个要求得到了准许。雅典法院还不至于把将军五花大绑地押送回国。

阿基比亚德没能和露营的战士以及停泊在港口的战船上的船员们告别。为稳定军心，法院禁止他和外部接触。

就这样，在几乎无人知晓的情况下，阿基比亚德乘船离开了卡塔尼亚港。35岁的司令官肩负着雅典人的期待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征，未满3个月就不得不掉头回去。

在归途的船上，阿基比亚德听说了以下事情。

控告他的两个人都是自称克里昂继承者的煽动者，受理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虽然不是尼基阿斯派的成员，但他们对阿基比亚德都怀有敌意。

此外，阿基比亚德很清楚，雅典人绝不原谅亵渎神灵的行为，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对这种行为予以惩罚。雅典的惩罚，就是死刑。

由于船上载有接到即刻出庭令的当事人，所以阿基比亚德乘坐的这条船不像其他船只沿岸航行，而是一口气横穿爱奥尼亚海，直接驶往比雷埃夫斯港。在横穿爱奥尼亚海之前，船只需要找地方靠港备齐所需物资。结果，船停靠在南意大利的图里。

图里在伯里克利时代就是雅典的殖民城邦。此地虽然靠海，但没有直通大海的入海口，因此不适合大规模的军船停靠。这里作为雅典的基地已有30年，只要是雅典人，谁都可以自由上岸。

阿基比亚德乘坐的船停靠在图里外港锡巴里，这里也是伯里克利赢得的雅典友好城邦。他们预定在当地停留2~3天，阿基比亚德承诺夜晚返回船上，以此换得自由行动的机会。

然而，就在船准备出港的当天早晨，阿基比亚德及其随从消失得无踪无影。雅典法院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判处阿基比亚德死刑。35岁的司令官新的身份是国际通缉犯。

直到那一年的冬天，都没有人知道阿基比亚德的行踪。

罗马人从先驱希腊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同时也将他们作为反面教材。罗马法律规定，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准对派往前线的司令官下达召回令。

法院还是会受理相关诉状，但受理后的调查以及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判决，都要等战争结束后再进行。

如果罗马人承袭了希腊人的那一套，就不会有恺撒的高卢战役。恺撒征战欧洲西北部的10年间，首都罗马的反对派们对他发起过无数次的诉讼。

阿基比亚德离去后，率领远征军的司令官剩下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作为政界的大佬，尼基阿斯俨然成为实际领导人，再也没有人站出来和他唱反调。

可是尼基阿斯并没有因此振作。55岁的尼基阿斯，政治生涯的开始阶段是和煽动家克里昂相争，克里昂死后阿基比亚德登场，成为他的反对派。如今没了对手，他反倒无所适从。

彼时还是适合作战的秋天。作为将军，他必须有所作为。于是，尼基阿斯实施了阿基比亚德筹划的战略，打算把西西里的一个小城拉入雅典的阵营。

没想到尼基阿斯在那里遭遇了失败。他以武力胁迫对方加入同盟，引发了西西里人的反感。

雅典海军绕着近似三角形的西西里岛的海岸转了一圈，结果还是没有震慑住对方。尼基阿斯不得不承认失败。

他改变方针，接受了拉马库斯提出的攻打叙拉古的建议。

叙拉古

那么，被雅典军威胁并被锁定为进攻目标的叙拉古，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事实上，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做过。

在当时的地中海西部，论强国，当属叙拉古和迦太基，两国之间的关系尚未恶化到爆发激烈冲突的程度。

再者，叙拉古是背靠广阔平原的农业国，完全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因此叙拉古人没想过通过与他国结盟来保卫自身的安全。尽管叙拉古是科林斯人建立的殖民城邦，但叙拉古与科林斯的关系也不算特别好。

此外，叙拉古城中心建立于天然屏障上，面向开阔的港湾“大港”，是一个地形绝好的海港城市。

由于城市防御性好，多少年来未被重兵攻击过，叙拉古的民众根本没经历过生死攸关的大战。

当他们听说雅典派出西西里远征军时，似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打击目标。直到阿基比亚德开始在西西里的各小城邦活动，叙拉古才闻出浓浓的火药味，发现自己成了雅典人的靶子。

按理说，叙拉古人应该就此开始积极备战，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叙拉古实行僭主政权，即没有正式建立王政的一人独裁的政权。

不过当地居民是希腊人，这意味着国内派系相斗的现象肯定不少，政坛因此分成执政、在野两党。叙拉古的在野党主张实施斯巴达式的少数人领导制，他们的领头人是赫莫克拉提斯（Hermocrates）。

早在雅典军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北上爱奥尼亚海之际，赫莫克拉提斯便提出了警告。可以说他是唯一敲响警钟的叙拉古人。

然而，警钟并没有震动执政当局。他们认为，接纳反对派的意见会影响到现有政权的稳定，因此备战工作推行得相当迟缓。

等到雅典军在卡塔尼亚建立大本营，紧迫的形势再也不容他们拖拉。叙拉古人真正意识到必须防御雅典军进攻的时间节点，和尼基阿斯承认对西西里小城实施怀柔政策失败的时间正好一致。

长达一年半的激烈的叙拉古攻防战，就此开始。

叙拉古攻防战

叙拉古并非没有战斗力，只是没有抗击强敌的力量。它毕竟是西西里的第一强国。能成为第一强国，也是因为其军事实力凌驾于其他城邦之上。

相较于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希腊本土部队，叙拉古的主力军是骑兵，必要时最多可以集结2000名骑兵。

这个不同点，可以说是政治体制的不同造成的。叙拉古实施僭主制，没有形成成熟的公民阶层。此外，这也和当地的地形有关。那里的辽阔平原延伸至市区，非常适合养马。

除了骑兵，必要时还可以征集轻装步兵。这个城邦很富裕，有众多的居民。

当然叙拉古也有海军，它毕竟是希腊人建立的海港城市。只不过和爱琴海上无敌的雅典海军相比，无论规模还是战斗力它都相差甚远。

尼基阿斯打算利用自己的强项，从海上向叙拉古发起攻击。同僚拉马库斯表示赞同。

雅典军为这场登陆战几乎出动了所有三层加莱船。他们从卡塔尼亚出港，一鼓作气南下直抵称作“大港”的海湾。靠岸后，按照雅典海军的惯例，除了5000重装步兵，划桨手也变身“海军陆战队员”登陆作战。他们还有骑兵在其中，相信大型战船上运载了战马。

这场突击战大获成功。雅典大军进入开阔的“大港”后迅速登陆，并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摧毁了流向“大港”的阿纳普斯河上的桥梁，进而占据了附近的奥林匹昂（Olympeion，又译宙斯神殿），封锁住内陆地区与叙拉古城之间的道路。面对眼前的景象，当地民众与其说恐惧，不如说是惊愕。

随后，雅典军马不停蹄地前往达斯孔（Dascon）安营扎寨。这里将成为雅典军进攻叙拉古城的前线阵地，同时也切断了从叙拉古市区通往南方的道路。

在那里，雅典军首次在陆地遭遇1200人的叙拉古骑兵队的袭击。迎战的雅典骑兵只有30人，而且战场较小，无法布下平原会战时雅典步兵、骑兵共同作战的阵列。

雅典士兵们还是勇敢地反击。他们不仅赶走了叙拉古的骑兵队，甚至没让对方接近达斯孔营地。雅典军最终死伤260人，这是二位将军认为可以容忍的数字。

就在这时，骤雨急降，隔着开阔的海湾，人们竟然看不清对岸的叙拉古城中心。

见此情形，尼基阿斯决定暂时中断在达斯孔的筑营行动，全军坐船返回卡塔尼亚。

撤退的理由一是即将进入冬季，二是暴雨中滞留敌后过于危险。

其实，西西里的雨大多是阵雨，到次日早晨便阳光灿烂、晒干泥泞。西西里的冬季也相当温暖，和色雷斯、马其顿一带简直有天壤之别。

攻入敌后不战而退，等于给了对手扭转局面的机会。

叙拉古及其周边

谨慎当然很重要，但是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到底是谨慎行事还是勇往直前的正确判断，才是获胜的关键。55岁的尼基阿斯或许在精神上也进入了暮年。

返回卡塔尼亚大本营的尼基阿斯给雅典政府写信申请追加军费，要求尽快派遣骑兵，因为雅典骑兵的数量和敌方过于悬殊。

雅典公民大会决定追加300塔兰特军费，并同意再派出280名骑兵。

即使加上这些援军，叙拉古和雅典的骑兵数量依然是1200对310，差距很大。面对善用骑兵的对手，不清楚尼基阿斯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无论如何，远征第一年的公元前415年就这样过去了。

就在这时，人们终于有了阿基比亚德的消息。这位缺席审判被宣告死刑，从而变成国际通缉犯的35岁前司令官，逃去了斯巴达。

阿基比亚德投奔斯巴达

为什么？居然是斯巴达？

阿基比亚德在被护送回雅典的途中，利用船只停靠南意大利图里的几天时间，秘密寻得一只小船，乘着夜黑逃之夭夭。

他避开与雅典有同盟关系的莱夫卡斯（Leukás）、扎金索斯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北端登陆。

那一带被称为亚加亚地区，5年前在阿基比亚德的主导下归入雅典辖下，属于四国同盟地区。

尽管四国同盟缔结两年后因联军在曼丁尼亚会战中失败而解体，但亚加亚地区没有回归斯巴达辖下，保持着中立。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不与斯巴达结盟也不投靠雅典、保持中立的城邦，只有亚加亚和阿尔戈利斯。

阿基比亚德在亚加亚弃船上岸，就地向斯巴达提出了政治避难的申请。

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提出申请，而是旁敲侧击地先拉拢了斯巴达的一位监察官。

决定斯巴达国家政治的不是同时在位的两位国王，而是每年由公民大会选出的任期一年的5位监察官。这是全希腊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斯巴达国内也不是秘密。举行公民大会时，当五位监察官入场，连国王也要起立欢迎。

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成员都是20岁至50岁的现役重装步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当选监察官，他们不过是一名斯巴达战士，在战场上有义务服从国王的命令。然而，一旦当选监察官，他们在任期中便握有命令国王的权力。

一直以来，斯巴达以这种方式牵制王权，保持政局的稳定。

阿基比亚德之所以从监察官下手，是为了有效且尽快达到政治避难的目的。

他拉关系的方法说起来也挺好笑。阿基比亚德拉拢的这位监察官的祖父也叫阿基比亚德，所以他称两人有血缘关系。

没想到这还真奏效。那位监察官为阿基比亚德积极活动，说服另外几位监察官，最终促成了雅典前司令官流亡斯巴达一事。

我个人认为，斯巴达不会因为那么不靠谱的理由接受阿基比亚德政治避难。真正的原因是，对斯巴达而言，与其让这位危险的雅典人跑去其他国家，不如留他在斯巴达更为安全。

阿基比亚德是促成四国同盟的推手。尽管该同盟已经解体，但当初建立同盟的目的是为了孤立斯巴达，这点斯巴达人是不会忘记的。除此之外，阿基比亚德曾经是雅典的主要政治家及常胜将军，这也是两个加分项。总之，斯巴达接受了阿基比亚德的流亡申请。

阿基比亚德不是那种可以一个人静静度过流亡生涯的人物。他很快就和5位监察官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成为两位国王及斯巴达政府的军事顾问。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写过，没有比斯巴达人更欠缺灵活性的希腊人。这就如同他们引以为傲的重装步兵正面进攻天下无敌，但应对方向不明的突然袭击却意外地薄弱。

阿基比亚德建议斯巴达占领位于阿提卡北部的狄凯里亚（Dekeleia）地区，在当地建立斯巴达的基地。

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的这16年，斯巴达军几乎每年入春后都在国王的率领下北上，对雅典的阿提卡地区进行侵犯。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没有正式宣战、拖泥带水的战争。因此，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对阿提卡的侵略，与其说是正规的军事行动，不如说掠夺的色彩更为浓厚。

尽管如此，斯巴达每年都重复着同样的远征。开春后派军北上，通过狭窄的伊斯米亚（Isthmia）地峡，进入墨伽拉的领地，由此侵犯阿提卡地区。

此外，斯巴达人有秋天不打仗的习惯，所以入秋后他们会沿原路返回。

阿基比亚德认为，如果斯巴达在狄凯里亚建立基地，军队可避免来回奔波。除了国王等指挥官返回国内，其余人可以在基地休整。

雅典及其周边

斯巴达人听闻此言，觉得阿基比亚德说的很有道理，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

就因为这个建议，曾经被雅典人深爱的阿基比亚德，从此变成他们憎恨的对象。

理固当然。原本雅典一年中只有半年的时间要忍受敌人的侵略，如果斯巴达在距离雅典不到30公里的狄凯里亚驻军，当地的农民一年365天都要处于恐惧之中。

另外还有一件事。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源自阿基比亚德的建议，但没有过人的聪慧才智，是想不出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甚至可以称为恶毒的计策的，怎么看它都不像出自保守的武人气质的斯巴达人。部分学者推测，阿基比亚德有介入的可能性。

这个计策是关于斯巴达如何应对叙拉古提出的派兵请求的。

尼基阿斯率领的雅典军攻入敌区后又返回卡塔尼亚的大本营。叙拉古利用冬天的休战期向斯巴达派去了请求增援的使节。

他们提出两个要求斯巴达派兵的理由。

第一，斯巴达和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仍在持续，既然攻击叙拉古的是雅典一方，那么斯巴达应该帮助叙拉古。

第二，斯巴达人和叙拉古人是源自多利安族的同一民族，所以应该组成统一战线，对抗爱奥尼亚人的雅典。

回顾历史，叙拉古是300年前由科林斯人建立的殖民城邦。而科林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加入了由斯巴达担任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叙拉古方面主张斯巴达有义务援助，至少有十分之一在理。

希腊历史在荷马描绘的英雄传说时代之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居住于北方的多利安族大肆南下，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定居。希腊从此进入多利安人和幸免于难的爱奥尼亚人二分天下的时代。历史学家们称这个时代是希腊的“中世”。

伯罗奔尼撒战争，讲到底是斯巴达率领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的对决。将它解释为“多利安民族”与“爱奥尼亚民族”的对决，并非毫无道理。

虽然地中海西部的叙拉古不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加盟国，但它的母国科林斯是多利安系希腊人的国家，所以称叙拉古人是多利安人，似乎也说得过去。

不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的16年前，雅典领袖伯里克利以及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都不曾想过这样的问题。以民族有别为由要求支援，是战争长期化的恶果之一。

战争长期化会催生的另一个恶果，就是以宗教信仰的不同划分阵营。所幸在多神教的古代，尚不存在这个问题。不管是多利安人还是爱奥尼亚人，信仰的都是奥林匹斯山上以宙斯为首的众神。因此当时的希腊没有出现自中世纪开始显现的“在耶稣的十字架下”“在伊斯兰旗帜下”之类的问题。

话说回来。斯巴达必须以某种形式回应叙拉古的请求。

斯巴达一直不愿意与雅典发生正面冲突。他们希望遵守与雅典缔结的《尼基阿斯和约》，该和约明确规定，双方互不向对方敌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

因此，不能派遣国王率领的正规军。斯巴达人也想保存他们只有1万人左右的重装步兵的实力。斯巴达人不敢忘记，10年前那场只能算局部战的皮洛斯战役中，150位斯巴达战士被雅典俘虏，为了让他们平安归来，斯巴达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

然而，斯巴达对叙拉古的请求也不能一口拒绝。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民众开始意识到自己属于多利安系希腊人拒绝叙拉古会让他们失望，进而导致伯罗奔尼撒同盟瓦解。

再说斯巴达按兵不动等于让对手雅典有利可图。

斯巴达首脑们绞尽脑汁，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采用9年前伯拉西达的方式应对。准确地说，是采用伯拉西达式的改良版。

当年斯巴达纯粹为了给雅典找麻烦，派遣伯拉西达率领700名希洛人攻打与他们毫无利害关系的卡尔息底亚地区。

伯拉西达成功达到目的，雅典因此失去了在当地的要塞安菲波利斯。那一年作为雅典将军被派往第一线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因战败被问责，受到长达20年的流放惩处。伯拉西达虽然战死，但卡尔息底亚问题从那以后一直令雅典人感到棘手。

长期锁国的斯巴达与叙拉古之间并不存在需要特别考量的利害关系，但斯巴达又不能对后者置之不理。

于是，他们决定再次采用伯拉西达的方法解决问题。但这一次没有沿袭之前的做法。

再度编外录用

虽然当年伯拉西达率领的是农奴出身的士兵，但他本人却是不折不扣的斯巴达公民。换言之，他是拥有斯巴达公民权的父亲与拥有公民权的母亲生下的孩子。所以他从少年时开始接受军事训练、过集体生活，最终通过暗杀希洛人、提着其首级归营的野蛮的成人仪式，成为一名斯巴达宝贵的重装步兵。

这次被斯巴达派往叙拉古的吉利普斯（Gylippus）不同。

这位男人的父亲是斯巴达公民，母亲是希洛人。面对“国宝”数量难以保证的现实，斯巴达似乎对士兵的出身渐渐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吉利普斯也是从少年时便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但不知道他能否像伯拉西达一样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

另外，伯拉西达除了有700名希洛人组成的非正规军，还被准许率领来自伯罗奔尼撒同盟的1000名同盟国士兵。这次斯巴达没有派给吉利普斯这样的兵力。

因为吉利普斯的正式任务不是通过积极参战来帮助叙拉古，而是向当地军队提供战略指导，向士兵传授作战技巧。

这种做法不禁令人联想到现代先进国家海外作战时不投入地面部队，仅派遣少量军人去指导当地部队。当然，现代与古代是不同的。

在斯巴达，率领正规军的是国王。国王出征，按惯例5位监察官中必有2位同行。

伯拉西达和吉利普斯率领的不是正规军，因此身边没有指手画脚的监察官。这一点反倒对战略战术的制定有利。

伯拉西达曾经率非正规军大获成功，吉利普斯这一次应该沿袭之前的做法。

可是吉利普斯没有走前人的老路。他不仅当指导员，而且自己站在了叙拉古军的第一线。

吉利普斯率领的士兵人数与当年一样在700人左右，军队在公元前414年的春天从斯巴达出发。

公元前414年的春天对前一年的夏天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征的雅典军来说，是他们在西西里迎来的第一个春天。

此时司令官尼基阿斯没有立即下令展开军事行动。他在等待去年冬天向雅典申请的骑兵团的到来。与对手骑兵有1比40的数量差距，这令他迟疑不决。

运载着骑兵的雅典船队抵达雅典军大本营卡塔尼亚时，已经是4月末。骑兵团包括250名雅典精英和30名普通市民担当的弓箭骑兵，总计280骑。

有了这支雅典援军，再加上先前向西西里境内的塞杰斯塔城邦要求的300骑以及纳克索斯派来的百骑援军，雅典军骑兵的总数达到710人，与叙拉古的骑兵差距缩小至1比2。

雅典军真正开始军事行动是进入5月后，适合打仗的季节就这样被浪费掉两个月，并且尼基阿斯还改变了战略。

去年秋天尝试过的利用海军进攻“大港”的战略被中止，改为从北边攻击叙拉古的陆地战。

根据这个计划，雅典军首先从卡塔尼亚搭船至列昂，在列昂登陆后占领悬崖高地。随后，雅典军准备建造一道通往“大港”方向的包围叙拉古的壁垒，但他们很快发现悬崖地形陡峭，作业相当困难。

雅典军再一次改变战略。军队从列昂移动至东南的特洛吉鲁斯，从那里建造通往“大港”的壁垒，目的是完全断绝叙拉古城与周边的联系。

这个设想本身非常正确。如果不从陆地发起进攻，临海的城市是不可能被攻陷的。

要完成这道全长超过5公里的壁垒，哪怕全部使用当地材料，也需要35000人的人力。所幸士兵数量不成问题。

但要将设想变为事实，还需要以下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施工期间，雅典军必须抵挡住势必会来搞破坏的对手的攻击。

第二，这个战略的最高负责人必须要有哪怕天摇地动也要坚持到底的铁一般的意志。

在最初阶段，壁垒工事进行得相当顺利，骑兵战斗力的增强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跑来破坏捣乱的叙拉古骑兵，每每都被雅典军打得七零八落。

然而就在这时，吉利普斯一行抵达了叙拉古。

叙拉古及其周边

帮手到来

听到斯巴达战士这个称呼，我们后人会想到温泉关之战中抵抗波斯大军壮烈捐躯的列奥尼达，普拉塔亚会战中打得波斯军无还手之力的帕萨尼亚斯，身为斯巴达人却和伯里克利成为好友的阿希达穆斯等“男人中的男人”。

他们都是斯巴达建国以来世代相传的两大王族的成员，从小习武练兵，但不用提着希洛人首级归营完成成人仪式。这些自幼接受帝王教育的男人自然成长为绅士。

非王家出生的斯巴达男子同样也是名满天下的斯巴达战士。他们身强力壮、沉默寡言，唯一看重的是自尊心。

母亲是希洛人的吉利普斯与这些人不同。他从底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大概没想过要去当什么“男人的榜样”。

凡事慢一拍的斯巴达召开公民大会，决定派吉利普斯前往叙拉古，是在公元前414年春天。吉利普斯想来早已急不可耐，立即率军从斯巴达出发。如果换了其他人，此时一定直奔叙拉古，而吉利普斯没有那样做。

斯巴达只给了这位草根军官4艘战船。虽然按希腊的惯例桨手登陆后会加入战斗，但士兵的总数不会超过700人。吉利普斯所有的军力就是这批非正规军，不到700人的散兵游勇。

吉利普斯没有直接前往叙拉古，而是先去西西里内陆的城邦招募士兵。不用说，这一路上他都号称自己是斯巴达正式派来的军官。

哪怕是不知天下事的西西里乡下人，也知道斯巴达。更何况这是为了支援西西里同胞叙拉古人抵御雅典入侵，当地民众踊跃参战。就这样，出发时700人的队伍壮大至3000人。

率领这支3000人军队的吉利普斯听说雅典军正在北边建造包围壁垒，南边的防守薄弱，于是他决定走陆路从南边进入叙拉古。

见到这3000人到来，叙拉古的民众欣喜万分。他们以为希腊最强的陆军国家斯巴达真心实意地派出军队来支援自己。吉利普斯及其军队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进入叙拉古城。

如此情形下，吉利普斯超越斯巴达政府赋予他的权限，成为叙拉古防卫军的统帅，也是再自然不过。这样一来吉利普斯已不是指导作战，而是直接率领当地军队作战了。

不知道是不是叙拉古方面认为有吉利普斯一人足矣，他们竟然解除了之前孤军奋战、拼死防守的赫莫克拉提斯的军职。

话说回来，吉利普斯的到来的确令叙拉古的防御战略为之一变。

此外，在吉利普斯抵达叙拉古之前雅典军中发生的不幸事件，也帮了他的大忙。

尼基阿斯落单

为修建包围叙拉古的由北向南5公里长的壁垒，雅典人将军队一分为三。最南端也就是距离“大港”最近一侧的工事，交由将军拉马库斯负责。这一带靠近叙拉古城，叙拉古军的破坏活动尤为激烈。相较于修建壁垒，这里的雅典军更多时候在与敌人作战。

雅典军在激战中付出很大的代价，司令官拉马库斯也战死了。

当初率领西西里远征军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的三位将军，先是阿基比亚德因为接到本国的召回令而脱离战线。一年后，拉马库斯战死。

如今，只剩下尼基阿斯一个人。

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人的反应大抵分为两类。

第一类人认为虽然此时需要独自担起全部责任，但所有的事情可以由自己决定，这也不失为一个良好的转机。

第二类人因为少了共同承担责任的伙伴而忐忑不安，担心自己一个人难以应付现状。

56岁的尼基阿斯属于后者。

更何况他本来就反对远征西西里。叙拉古攻防战打响后，他仍常常考虑如何在保全颜面的情况下撤军回国。

现在将军只有他一位，雅典军总算能实现指挥系统的一体化了。可惜这是尼基阿斯掌控下的一体化。

成为叙拉古防卫军主帅的吉利普斯，没用多少时间便了解了叙拉古军队的实际状态。

叙拉古陆上的主要战斗力是骑兵。希腊本土城邦当作军队主力使用的重装步兵，在叙拉古形同全无。尽管叙拉古是西西里岛第一强国，但它的步兵至多是起辅助作用的轻装步兵。

此外，他们没有能称为海军的船队。不过作为海港城市，叙拉古倒是不缺船只，它们可用来撞击或阻挡敌方的战船。在吉利普斯来到之前，叙拉古人从来没想到利用船只作战。

吉利普斯向叙拉古军的船队——应该说是商船队下令，要求他们对船首进行加固改造。

他将船队留在“小港”内进行改造，自己率领叙拉古的骑兵和他带来的3000名士兵，集中打陆地干扰战。

吉利普斯没有全线破坏包围壁垒，而是对它进行分段破坏。

壁垒全线相连才有效果，一旦被切断就失去了意义。

壁垒中间大约1公里的墙体遭到叙拉古军的破坏，雅典军迄今为止的心血付之东流。更严重的是，这个时期雅典军死伤者的人数持续攀升。

这段时间，尼基阿斯不在前线，他卧病在床，想来是长期精神压力所致。在病床上，他又改变了战略。

他决定重新启用前一年秋天尝试过的战略，全军坐船南下，攻入“大港”，将那里作为雅典军的前线基地。

雅典军基地的位置由此从前一年的达斯孔改到普利姆米利昂的山崖上。

对这个改变，我完全不能理解。

达斯孔是连接海湾的低洼地带，虽然雅典战船数量众多，但大部分的船还是可以上岸的。普利姆米利昂是高地，对于防守敌人骑兵来袭也许有利，但附近连一个可以容纳船只上岸的沙滩都没有。基地处于悬崖之上，遇到敌人船队来犯时，士兵们必须走下悬崖跑到海边上船，反击速度会受影响。

更何况木制船长期漂浮于海中，会受到海水的侵蚀。叙拉古夏天受到来自北非的热风直击，比雅典炎热，更加快了船底的腐朽速度。

把基地设在普利姆米利昂的唯一好处是可以相隔一公里眺望拥有天然屏障的叙拉古城中的情况。这一公里内侧是“大港”，外侧是外海。

因此只要封锁住这一公里，雅典军就可以从容不迫地从海上向叙拉古城发起攻击。

不过，叙拉古人的“大港”是个面积为4公里乘3公里的大海湾。雅典军想要从容不迫地进攻，首先得保证叙拉古的船队不会进入湾内，其次是普利姆米利昂的基地不遭受敌人陆军的袭击。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这一公里的距离才真正具有战略价值。

话说回来。相较于雅典的将军，斯巴达草根军官的本事明显更大。

吉利普斯命令在“小港”内完成改造的叙拉古船队，迅速转移至“大港”，并且停靠在城墙附近的沙滩上。

此外，他利用雅典军刚在普利姆米利昂建立基地、尚未稳定的机会，亲自率领叙拉古的骑兵团绕着“大港”海滩不断发起攻击。

结果，雅典军变成海陆两面受敌。湾内有叙拉古的船队，陆上有叙拉古的骑兵。原本计划打包围战的雅典军，反倒被对手包围。

尼基阿斯的家书

尼基阿斯不得不承认形势严峻。

这个时候，他第一次给祖国雅典写了一封反映真实战况的信。这封信被某位学者以英国人特有的讥讽口吻称为“Nikias writes home”，是写给雅典全体公民的。

对尼基阿斯而言，雅典的确是“home”。

不过“home”在这里译成“家书”可能比较合适。

接下来，我将介绍与尼基阿斯一直保持良好私人关系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的这封家书。由于内容较长，我做了部分删减。

雅典公民们，以前写给你们的那些信只是报告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一次不同。我会将迄今为止的真实状况告诉你们，请你们做出决断。

在之前的战斗中，我们的战斗力一直是优于叙拉古军的。但是自从斯巴达人吉利普斯来到叙拉古，战况发生了逆转。叙拉古方面的破坏行动变得激烈，我们不得不中断包围壁垒的工事。那以后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根据最新的消息，叙拉古组织了船队，准备从海陆两个方向对我们发起攻击。

他们的海军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攻击我们的战船，我们的海军做出反击，不断地消耗精力。敌人的船队停泊在靠近岸边的海滩上，这使他们的船可以很快下水，缩短了出动的时间，同时又便于将船拖到岸上晒干。

我们的海军为尽快登船做出反击，不得不一直将船停泊在海中。船底被海水侵蚀，行船的速度受到影响。

另外，我们的水和粮食的补给也出现了问题。派出去寻找粮食的士兵被埋伏的叙拉古骑兵杀害，牺牲人数不断上升。我们的奴隶纷纷逃离，现在只能派桨手们离开营地去找补给。相比海战，我们在陆地上损失了更多的桨手。

其实，逃亡的不只奴隶，还有同盟国士兵。这意味着雅典海军的桨手们不得不承担起原本奴隶做的事情，在作战时他们还必须奋力划桨。

我希望你们理解，我们无法从西西里获得桨手的补充。我们在西西里的两个盟邦卡塔尼亚和纳克索斯已经没有这个能力。

尼基阿斯强调战船桨手的损失，此外无须做出更多的解释。因为雅典人非常清楚本国海军强大的根源在哪里。

战船的桨手通常由梭伦制定的等级制中的第四等、罗马人叫“普罗列塔利”的民众担任。

他们不是单纯跟随船长的号令划船的水手，而是熟练的技工。常年的实战培养出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他们具备高超的掌船技术，能根据战况适时做出判断，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战船的作用。

伯里克利常常说：“经验丰富的桨手代表了技能之极致。”

这些雅典的桨手面对吸满海水变得沉重不堪的船只，相信也是有心无力。

所以尼基阿斯强调不断损失划桨手是雅典军最大的痛处，完全没有言过其实。

除此之外，尼基阿斯还提及了陆地战中重装、轻装步兵折损愈加严重的现状。

总而言之，修建包围壁垒时，雅典陆上战斗力损失较大，营地设在普利姆米利昂之后，海上战力遭受更多的打击。

在信尾，尼基阿斯希望民众根据他的陈述，了解雅典军在叙拉古的苦境，然后做出决定。

因此你们要决定，是让雅典军全体从叙拉古撤退回国，还是再派遣一支战斗力同样强大的军队。

在古代希腊，即便是司令官也不能凭个人意志决定撤军回国。

决定是由公民们做出的。雅典自不用说，就是在寡头制的斯巴达，没有监察官们的同意，贵为国王同样不能擅自决定。

没有得到城邦国家的公民批准就擅自撤军，会被视为临阵脱逃或脱离战线，回国后下令者将作为逃兵被处以死刑。

在罗马法出现之前，古代希腊的前线司令官权力仅限于制定狭义上的战略、战术。

我身体状况不佳，希望你们解除我的职务，选出能代替我承担当下职责的人选，尽早派往这里。

尼基阿斯在信中要求雅典人赶快做出决定，因为下一年的春天敌军的实力会进一步增强。字字句句宛如悲鸣。

雅典人总算感觉到事情不妙，紧急召开公民大会。可是，以多数票通过的决议与尼基阿斯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驰。

派遣援军

首先，尼基阿斯的辞职要求没得到批准，他甚至被任命为首席将军，因为随即会有另外两位将军抵达前线。

大概在雅典民众的心目中，身体欠佳不算什么大事。56岁的年龄在领袖没有“退休”规定的雅典也不成理由。

第二，针对尼基阿斯提出的撤军或派遣大军增援的两个选项，雅典人选择了后者。公民大会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决定派出第二支大军。

难道雅典人不了解雅典军在叙拉古的困境吗？

我想他们是理解的。只是考虑到前期投入的人力、经费和军备，不愿就此罢休而已。

人们不是因为好战才让战争继续下去。他们感到退无可退只能前进，所以才让战争旷日持久地打下去。

关于增援的第二支远征军的规模，公民大会做出以下决定。

首先，由于军队庞大只能由国家负担费用，第二支远征军所需的费用将以特别费的形式从国库开支。具体费用虽然不详，但是援军规模有据可查，公民大会决定派出几乎与第一次同等数量的援军。他们的决心显而易见。

就这样，在欢送第一支远征军出征1年4个月之后，比雷埃夫斯港又送出了援军。

三层加莱船73艘。其中雅典船51艘，同盟国船22艘。

重装步兵5000人。其中雅典1200人，同盟国士兵3800人。

弓箭手、投石手、长枪手等组成的轻装步兵部队3000人，其中1000人左右是雅典公民。

除此之外，启动三层加莱船的桨手每艘170人，加上其他水手，总人数超过12000人。运输用的帆船船队应该也加入了战列。

雅典是希腊世界第一海军强国，三层桨战船在雅典的船只中自然占了很大的比重。此外同盟国也提供了三分之一的战船。与前一次相同，陆上的重装、轻装步兵很多来自同盟国。

由此可见，提洛同盟在这个时期依然发挥着正常的功效，各加盟城邦并没有抛弃雅典。

不过，单看雅典一国规模的投入，就令人咋舌。

两次远征军的总人数估计超过35000人。

城邦国家雅典是希腊人口最多的地方。伯里克利时代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以至于伯里克利不得不推出限制公民权的政策。据说仅成年男子就超过6万人。

虽然司令官没有退休年龄，但士兵是从登记在册的18岁到50岁的雅典公民中征集。

彼时56岁的苏格拉底和尚未成年的14岁的柏拉图，都属于编外人员。不过，31岁的阿里斯托芬应该册上有名。这位稀世的希腊讽刺喜剧作家没有被征召入伍，是后世希腊文化爱好者们的幸运。在这段时期，他每年都有作品发表。

尽管雅典处于战争时期，但奉献给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戏剧节每年照常举行。雅典人没有战时自慎的想法，戏剧、哲学、建筑、造型美术等文化一如既往地蓬勃发展。

话说回来，具备公民权的雅典男子两人中就有一人加入了西西里的远征军。柏拉图《飨宴》中登场的人物虽然都不在其中，但上演阿里斯托芬、阿伽通作品的露天剧场，想来冷清了许多。

公元前414年冬季召开的公民大会上，雅典人仿佛押上所有剩余的国力，派遣第二支远征军出征，任命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Eurymedon）两位将军作为率军的司令官。

这两人相差几岁，都是40多岁的年纪。

他们两位不属于地米斯托克利那样的天才型武将，但都是脚踏实地能赢得战斗的军官。伯里克利死后，雅典国力不稳，国家之所以没有急剧衰落，多亏这两位实干家。

第二次派遣远征军，雅典似乎投入了所有剩余的兵力，同时司令官级别的人才也尽数出征。

为什么第一支远征军中没有出现这两位将军呢？

当时阿基比亚德是远征的倡议人，尼基阿斯作为牵制他的角色随同出征，他俩出任司令官可以理解，但是没有非拉马库斯不可的理由。

实际上，雅典当时就应该派遣德摩斯梯尼或欧律墨冬出征，尤其是欧律墨冬，他是司令官中唯一熟悉西西里内情的人。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四年的公元前427年，似乎为了继续执行伯里克利的战略路线，曾再度尝试向西地中海发展。当时率领40艘战船在西西里滞留3年，并努力与岛上中小城邦建立友好关系的，正是欧律墨冬。

不过，这项军事任务在3年后即被迫停止。尼基阿斯对向地中海西部扩展势力并不积极，他利用公民大会终止了西进活动。

自停止西进到西西里远征，中间相隔9年。这段时期欧律墨冬始终有良好的战绩，照理说公元前415年雅典决定再次西征时，他应该和尼基阿斯、阿基比亚德同时当选为司令官，毕竟他是西西里通。

但就在此前一年，不知什么原因，欧律墨冬遭到起诉，被科以罚金。这也是伯里克利时代之后出现的乱象之一，国内动辄起诉、审判，或许欧律墨冬也是牺牲品。

有志成就大业的人势必树敌，什么都不做的人自然太平。虽然谈不上天才型武将，但欧律墨冬也做出了不少成绩。

可就因为这样，他被排除在西西里远征军的司令官名单之外。

那么，德摩斯梯尼为什么第一次也没当上司令官呢？

这里另有内情，与11年前发生的事有关。

11年前的皮洛斯战役虽然是一场局部战，但却是斯巴达与雅典的首次直接交锋。在这场战役中，斯巴达输给了雅典，他们宝贵的150名重装步兵作为战俘被押送到雅典。

斯巴达人自幼被教导战场上非胜即死，对他们而言，做俘虏是十分耻辱的事情。然而这些人被斯巴达视为“国宝”，为换回战俘，斯巴达无可奈何地向雅典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

当年在皮洛斯战役中率领雅典军的正是德摩斯梯尼。

尼基阿斯在雅典政界是出名的亲斯巴达派，因此他才会与斯巴达签署《尼基阿斯和约》。他没让德摩斯梯尼和自己、阿基比亚德同任远征军司令，是不想引起斯巴达人的不快。

于是，军事经验丰富的德摩斯梯尼被排除在第一次远征军之外。

雅典原以为一支大军足以平定西西里，谁知1年4个月后不得不又送出援军。这一次重任落在了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肩上。除了他们，雅典已经没有能够胜任将军的人才。

面对如此重大的事项，雅典公民在超乎想象的短时间内做出了决定。看来尼基阿斯的“writes home”还是十分奏效的。

援军出港的时间也确定下来。

欧律墨冬不顾冬季航行的危险，先率领10艘战船直奔叙拉古。雅典通知尼基阿斯援军已经出发，希望这位56岁的司令官能够撑到他们抵达。

第二次远征军的主力由德摩斯梯尼率领，他决定在第二年的春天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同盟国士兵来雅典集结也需要一段时间。

翌年春季出发，意味着援军要到夏天才能抵达叙拉古。叙拉古得到吉利普斯援助后攻势渐猛，他们不可能让雅典军舒服地等援军到来。

事实上，叙拉古确实没有给对手等待的时间。

攻防的第二年

斯巴达的草根将官连冬季也没有浪费。他制定出春季战的战略向事实上已成为他手下的叙拉古的要人们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做好相关的各项准备。

他所谓的战略，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即削弱雅典主力海军的战斗力。

首先要做的是将他们赶出普利姆米利昂。

叙拉古人问理由何在，吉利普斯是这样回答的。

第一，普利姆米利昂有目前雅典军唯一可以停靠的海岸。

第二，对雅典军而言，普利姆米利昂是存放着远征军所有财产的大本营。

第三，叙拉古如果不拿下普利姆米利昂，就无法占领“大港”。

斯巴达拥有陆上最强战斗力，但海军实力为零。令人意外的是，这位吉利普斯对制海权的重要性理解得如此透彻。

或许因为他出身底层，少了固有观念的束缚，思维变得更灵活、发散。另外，率领叙拉古骑兵阻击雅典军粮草补给队的经验，也为他制定后续战略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吉利普斯还指示，翌年春天开打的战役要积极利用叙拉古船队的战斗力。

叙拉古目前在“小港”内停泊的三层加莱船有45艘，已经移动至“大港”的有35艘。

这总共80艘船将与雅典海军直接交锋，吉利普斯对此也设计了具体的作战方案。

拥有80艘船算是拥有相当规模的海军了，但叙拉古的船一半以上是商船。与雅典的三层加莱船相比，其造船技术落后，更重要的是掌船水手以及桨手的技巧相差甚远。

尽管海水浸泡导致船身重量增加，雅典战船的速度依然胜过叙拉古一方。换言之，如果双方船队保持一定的距离，叙拉古就没有胜算。

吉利普斯没有要求叙拉古的水手们提高划船水平。他只下达了一个命令：全力冲击撞沉敌船。

叙拉古人被吉利普斯点拨之后，已经加固了船首及其周边的部分。吉利普斯打算以加固改造过的船只打“撞击战”。这位斯巴达的编外人员，似乎刚进入叙拉古不久，便看到了未来战势的走向。

实际上，如果大家亲眼见过叙拉古的“大港”，可能都会感到这里只有打“撞击战”才能奏效。

“大港”面积有4公里乘3公里大，的确配得上“大港”之名。然而它毕竟只是个风平浪静的港湾，距离外海有1公里。在2500年后的当下，这里是帆船新手们的训练场。

就像在地米斯托克利的指挥下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优势，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大获全胜那样，雅典海军擅长的是海上作战。由高级技工组成的雅典海军能够发挥最大优势的地方不是风平浪静的港湾，而是人们必须对风向、潮流、海浪做出准确判断的大海。

在平静且面积有限的海域作战，高级技工与经验、训练不足的业余人员之间的能力差距，并不会对战势造成多大的影响。

就这样，时间慢慢过去。西西里的冬天就快结束，即将迎来春天。

在这段时期，雅典方面获得两个情报，估计是由欧律墨冬打探来的。

所谓胜利者永远不缺追随者。听闻叙拉古人的英勇事迹后，西西里各中小城邦派出的援军络绎不绝地抵达叙拉古。这是第一个情报。

援军的到来意味着叙拉古骑兵以及轻装步兵的战斗力增强了。

情报之二是雅典第一次准确地掌握了叙拉古海军的规模。自叙拉古攻防战开打以来，雅典军的首脑们一直疏于情报收集。他们甚至不知道“小港”内停泊着45艘船。

对雅典人来说，形势不断恶化。雅典军不得不等待援军，而叙拉古急不可待。

公元前413年的春天，西西里远征已经过去1年6个月。

第一次海战

营地设在普利姆米利昂的雅典海军预料到叙拉古海军将会来袭，于是决定在对方动手之前主动出击。既然掌握了敌军的规模，就能制定相应的战术。

雅典海军将船队一分为二。

针对已进入“大港”的35艘叙拉古战船，雅典一方派出25艘战船迎战。

与此同时，雅典军的另外35艘战船去阻击正从“小港”前往“大港”方向汇合的45艘敌船。

此时此刻，雅典海军能够使用的战船只剩下60艘，这个数目实在令人震惊。

第一次派遣的134艘加上欧律墨冬带来的10艘，雅典军总共应该有144艘战船。

这1年半的战争的确让雅典海军遭受了不小的损失，船只减少到半数以下还是过于惨淡了。

我个人想象，他们缺少的不是船只，而是桨手。桨手总数减少一半，而每艘船需要的人手不能减少。要发挥军用战船原本的作用，必须保证一定的人力。需要170名桨手的船只靠70个人是划不动的。

雅典可用的144艘船减少到60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这1年半的战斗使雅典损失了部分船只。

其次，营地改到普利姆米利昂后，由于船不能上岸，不得不一直停泊在海上，因此船底遭受海水侵蚀造成部分船只无法使用。

最后，一些船只不能保证配备170名桨手。

这样算下来，差不多只剩下60艘。

尼基阿斯在“家信”中讲到最令人痛心的是损失了桨手，实际上它确实影响战局。

雅典在短短1年半的时间里有16000名公民死去，这还仅仅是桨手牺牲的数量。

话说回来，只要到了海上，哪怕是在风平浪静的海湾内，哪怕规模只有敌方的四分之三，希腊最强的雅典海军还是有足够的应战能力的。

面对除了冲撞毫无战术可言的叙拉古海军，雅典的熟练技工们巧妙地掌控着船只，打乱了敌方的阵型。原本打算撞沉对手的叙拉古船队纷纷被自家船撞沉。

就这样，雅典海军阻止了叙拉古海军的汇合。他们将对方剩余的船队一半赶往“大港”北边的海滩，一半赶向“小港”，结束了当天的海战。

可是，倘若问这一天的战斗谁是输家，只能回答是雅典。因为雅典虽赢了海战，却失去了普利姆米利昂。

在这段时期，雅典军似乎是由欧律墨冬指挥海战，尼基阿斯负责基地防守。

留在营地的雅典军紧张地从悬崖上观察海上的战势，过分担心反而疏忽了防守。

就在这时，吉利普斯率领骑兵和步兵向他们发起了攻击。被追杀的雅典士兵们和尼基阿斯一起跑下悬崖，跳上了刚赢得海战返回的战船。

士兵们见船就上，慌不择路，雅典军只能放弃实际上已被敌军占领的普利姆米利昂大本营，匆匆逃离。

船也不能就这么停在海上。于是他们在“大港”西侧的海滩登陆，将那里作为新的营地。

这一次基地是在岸边。船可以上陆地，但这些船只和士兵不能置身于毫无防御措施的海滩上。

这天夜里，刚打完海战的和从基地逃出来的士兵们一起动手，彻夜未眠地在海滩上修建防御用的木栅。

就这样，原本打算包围敌人的雅典军，越来越陷入被包围的困境。

“大港”虽然是个开阔的港湾，但现在它的北边被叙拉古的船队占领。南边的普利姆米利昂重新回到叙拉古人手里。面朝外海的东边与外海之间有一公里的海路。雅典军只剩下西北海滩这一块阵地。淡水和粮食的补给也出现问题。

身处这种状态，雅典军极可能在援军到来前就被歼灭，他们必须找到出路。这个任务唯有托付给海军。

此时的吉利普斯收到了雅典派出的援军正接近爱奥尼亚海的情报。他决定在雅典援军到来之前和对手一决胜负。

第二次海战

雅典军终于完成了位于“大港”西北面海滩边的新营地建设工事。

他们在朝向陆地一侧竖起栅栏，将战船拖到沙滩上，在靠近岸边的海上排列好运输船，每艘船都放下船锚固定，以便充当海上防御栅栏的角色。

运输船不能排列得过于密集。海风与海浪会令聚拢的船只相互碰撞。

因此，船与船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其实这样做还有另外的目的。

第一，留出三层加莱船出击的安全通道。

第二，运输船上都有搬运货物的抓手，也就是起重机。必要时可以用它装上石块，在敌船接近时从高处往下砸沉敌船。

闻名天下的雅典海军如果能像第一次海战那样正常发挥控船本领，他们应该有很大的胜算。

然而，吉利普斯不愧是斯巴达“编外人员”，他完全没有采用斯巴达传统的战法。

首先，他集合了叙拉古军的主力骑兵队，以及来自西西里岛各地的志愿兵，从陆地攻击雅典营地。

为保卫营地，雅典的重装步兵不能上船战斗。结果，雅典海军只能在没有主力重装步兵的情况下出海作战。

除此之外，吉利普斯指示叙拉古海军，首要任务是射击对方桨手，其次才是撞船。

为方便步兵在甲板上作战，三层加莱船的桨手们都坐在甲板的下面。虽然头顶受到保护，但是船身两侧却处于无防备状态。船身两侧之所以设计成开放式，是因为双方船只接近时，桨手们可以放下船桨拿起长枪参与战斗。在民主政体的雅典，桨手也是堂堂正正的公民，是公民就有保家卫国的义务。

所谓“射人先射马”，在2500年前的地中海上，吉利普斯完美地实践了这个战术。第二次海战中，叙拉古的战船上增加了很多弓箭手和长枪手。

被当成“马”射中，再怎么技能熟练的桨手也会陷入恐慌。他们努力控制住局面，躲过敌人的攻击撤回营地。这一天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第三天重复着同样的战况。一直打到第四天战斗总算彻底结束，要问谁是赢家，只能说是叙拉古。雅典军虽然守住了营地，但没能给叙拉古海军致命的打击。

雅典军被包围的状态始终没有改善。

援军抵达

7月初，翘首以待的援军终于抵达。德摩斯梯尼率领的第二支远征军包括三层加莱船73艘、重装步兵5000人、轻装步兵3000人。

士兵总数近13000人，加上随行的奴隶，总人数超过了15000人。

营地内自然是欢呼声一片。迎接的一方热泪盈眶，抵达的一方见到友人健在欣喜不已。那一夜，雅典军的营地通宵未眠。

难以入睡的还有三位将军。

雅典军必须找出打破困局的方法，43岁的德摩斯梯尼、早先抵达的47岁的欧律墨冬，以及57岁的尼基阿斯，司令官们的确是没工夫睡大觉。

德摩斯梯尼主张打陆地战，但出发点与最初从陆地攻击叙拉古城时不同。他的想法应该是消灭叙拉古军在陆地上的战力，保证通往特洛吉鲁斯的道路安全，随后从那里撤退到卡塔尼亚。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功，就算没打赢战争，至少可以摆脱目前被包围的苦境。

欧律墨冬对此表示赞同，尼基阿斯既不赞成也没反对。

为了对付叙拉古军陆地的主战力——骑兵团，德摩斯梯尼决定率领所有重装步兵在深夜向敌人发起突袭。

从出其不意这一点上说，雅典军的确获得了成功，但是在自己土地上战斗的叙拉古骑兵熟悉地形。灵活机动的骑兵与重装步兵的交锋，势必是熟悉地形的一方占上风。结果，雅典军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攻击行动本身只能说以失败告终。

这场失败令德摩斯梯尼痛下决心，他逼迫尼基阿斯做出决定。

事到如今，除全军撤退外无法保全士兵的性命。

现在走还有足够的船只，不如带上所有的士兵冲出“大港”的包围圈，先退到卡塔尼亚。对于德摩斯梯尼的这个主张，欧律墨冬表示赞同。

然而，尼基阿斯表示了反对。

之前要求公民大会解除自己职务没有被准许的尼基阿斯，这一次竟然反对回国。

他真正的理由何在，我们不得而知。

继续战斗还是结束战争，是由雅典公民大会决定的。尼基阿斯或许没有勇气冒着政治风险，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撤军。或许他只是不愿意自己政界大佬的资历沾上污点。

德摩斯梯尼没有放弃。他执拗地劝服尼基阿斯，甚至不惜对这位前辈恶语相向。用了两周以上的时间，他终于等到尼基阿斯点头答应。

就这样，雅典军将撤退——或者说逃离更为准确——的行动定在8月27日。

月全食

可是，就在8月27日的晚上，发生了全月食。

月亮完全消失不见，士兵们在黑暗中惊恐万分、手足无措。

彼时的希腊人已经知道日食、月食属于自然现象。当年伯里克利远征时也曾遇到过同样的事情，他亲自向那些相信灾难将至、动摇不安的士兵们做出说明，稳住众人的情绪。

而此时的尼基阿斯向随军远征的占卜师询问当夜发生月全食的意义。

占卜师回答说这是大凶的征兆，避凶化吉需要等三九二十七天，出发应该延迟至27天以后。

于是，这就成了尼基阿斯的意见。

原本定于8月27日的出发时间，延后至9月23日。

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对此都坚决反对。

其实就算先撤回卡塔尼亚，那里也不是久留之地，如今的西西里几乎全岛敌视雅典。退回卡塔尼亚，结果就是向雅典撤退。军队必须横渡广阔的爱奥尼亚海，继而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端穿过爱琴海，抵达雅典有一段漫漫长途。

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反对的理由是入秋后海上风急浪高，全程走海路很艰难。

三位将军尽管都是将军，级别却不同。

尼基阿斯是首席司令官，这是公民大会决定派遣援军时做出的决定。没有他的准许，出发时间不可能调回原定计划。

雅典军延期出发的情报被叙拉古掌握，也许他们是从逃跑的奴隶那儿得到的消息。奴隶没有公民权，因此被免除兵役，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照料高级将官的生活起居，所以有机会接触到最高机密。

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最高机密。为安抚把月全食视为凶兆、慌作一团的士兵们，曾经有队长暗示将撤退回国。

没想到这造成了反效果。

月全食引起的恐惧和不安尚未平息，再听说可以回国，人心自然摇摆不定。

这些情绪不稳的士兵，没过多久又遭遇了叙拉古军的袭击。

第三次海战

从8月末开始，叙拉古海军在设于海滩的雅典营地前方海上时而前进时而后退，仿佛在做防止雅典军逃跑的演练。

9月初，欧律墨冬终于说服两位同僚，为突破包围出海行动。这是在“大港”展开的第三场海战。

那一天欧律墨冬采用了雅典海军最擅长的战法。

要最大限度发挥雅典海军控船技术娴熟的优势，最好的办法不是从敌人正面进攻，而是从侧面包抄对方船队，逐渐收缩包围圈。

这是在开阔的海面上才有效的战法。“大港”虽大，但毕竟是海湾，属于浅海。

雅典军的包围速度因此减缓。船身较低的雅典船被叙拉古战船上射下的箭矢、投下的长枪不断击中，而且被击中的几乎全是桨手。

被敌军追赶不断向海滩败退的雅典战船接二连三地触礁，这一天出动的船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部分弃船跳海的士兵被自己人救上岸侥幸活了下来。

站在阵前指挥的欧律墨冬也在混战中战死。

9月初发生的这场海战给雅典军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他们已经顾不上纠结月全食的征兆、撤退的延期。

除了强行突破，别无他路。不仅德摩斯梯尼，就连尼基阿斯也是这样考虑。

就这样，因占卜师的预言延期撤退的雅典海军在9月23日到来之前开始了行动。

最后的海战

9月10日，雅典军决定在“大港”内发起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海战。

他们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击退敌军，而是强行突破包围，冲出海湾。

这一天，在德摩斯梯尼的指挥下，雅典军调动了所有可以使用的战船。

据称有110艘。

叙拉古方面加上科林斯派来的援军，共有76艘船只。

或许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雅典军的突围还是有充分的可能性的。

然而，叙拉古人很快发现了雅典军的动向，知道他们不是进攻而是打算逃跑。

既然如此，110艘对76艘的规模上的差距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能阻止雅典军突围，就是叙拉古的胜利，海战经验的欠缺也不再是问题。

9月10日。在秋天的阳光下展开的激战以叙拉古损失26艘战船、雅典损失50艘战船告终。

双方剩余的船只数量为雅典60艘、叙拉古50艘。雅典依然占上风。

然而，用剩余的60艘船带上能带走的士兵再进行一次强行突破，尼基阿斯没有这种勇气，德摩斯梯尼也没有。

最主要的是，从激战中侥幸活下来的士兵，已经失去了再战的信心。

唤起士兵们的勇气，率领众人踏上唯一一条生路的领导力，两位司令官都不具备。

逃离

士兵们返回本以为再也不会回到的营地。他们有36个小时为出发做准备。

雅典军决定放弃海路，从陆路突围。

由“大港”营地从陆路北上，可以一直抵达特洛吉鲁斯。从那里前往卡塔尼亚，有一条沿海的道路。

陆上撤退的行动定在9月12日的黎明之前。

60艘战船被留在了营地。雅典海军丢弃多达60艘的三层加莱船，还是史上第一次。

被抛弃的不仅是船，还有因伤病无法行动的士兵。这也是雅典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

海上强行突围失败的36小时后，即9月12日的黎明时分，雅典军离开了营地。

从距离上来说，他们要走大约5公里的路程。

然而，没有比军队撤退更困难的事情。一步走错，便是败走。队伍秩序一旦混乱，东逃西窜的士兵就成了俎上鱼肉。

于是，雅典军分成前卫和后卫两段。前卫由尼基阿斯率领，后卫由德摩斯梯尼负责。后卫遭遇敌军追击的概率大，所以让年纪较轻的德摩斯梯尼殿后。

这个时候，雅典军究竟还残余多少人，没有详细的记录，但至少有2万人。

他们开始行军时发现不可能向北直行。像海上一样，叙拉古调集了所有的骑兵和步兵，在陆地上等着他们。

撤退的军队只能改往西北方向走。向北走必须翻越丘陵地带，朝西北方向走可以沿着阿纳普斯河前进，相对有利。雅典军大概是打算先往西北方向走，再迂回向北，前往卡塔尼亚。

叙拉古军队紧追不放。雅典军与他们至少发生了两次较大的冲突，每次战斗都令雅典军队失去一批士兵。

第一天他们行进了6公里，第二天才走了3公里。可见叙拉古的追击越来越猛。

到了第三天，雅典军准备渡过阿纳普斯河向北移动，结果遭遇埋伏在河边悬崖上的叙拉古军箭如雨下的射击。雅典军两次试图突破，两次未果。

雅典军放弃渡河，再次改变撤退路线，从西北转往南边。

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得而知。参加叙拉古攻防战的雅典军全军覆没，没有一名现场见证者回到雅典。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这段撤退描述为“pathos”（悲怆），通篇充满伤感。彼时45岁的稀世的历史学家也许是根据侥幸归国的同盟国士兵的证言写下了这一段。

不管怎么说，雅典军改向南方撤退。

叙拉古一方的追击愈发凶猛，尤其集中在德摩斯梯尼率领的后卫部队身上。后卫军不得不边打边撤，与前卫拉开了8公里的距离。

对雅典军来说，这是最后的一击。他们被叙拉古骑兵团团围住。士兵们如同被赶进栅栏中的羊群一般，被躲在橄榄树后面的叙拉古弓箭手们射中，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德摩斯梯尼要求和骑兵队长谈话。

他提出，如果保证他们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和自由，他们可以放弃抵抗投降。叙拉古人答应了他的条件。

雅典军后卫部队所有幸存的士兵成为俘虏，8公里之外尼基阿斯率领的前卫军是在次日早晨听说德摩斯梯尼投降的消息的。

也许叙拉古希望雅典前卫军也能缴械投降，特地派人放出风声。

尼基阿斯和对方交涉，他提出支付2000塔兰特，赔偿叙拉古在这场战争中的所有损失，请他们放雅典军撤退。

叙拉古人拒绝了他的建议。

尼基阿斯命令军队继续南下。

行军4公里后，不远处就是注入大海的阿西纳鲁斯河。雅典军快到河岸边时被叙拉古军包围。

又饿又渴、精疲力竭的雅典士兵在叙拉古军的乱箭之下，彻底狂乱了。

雅典军的退路

他们扔掉长枪、盾牌，争先恐后地跳进河中。面对这群发疯般喝着河水的雅典士兵，站在岸边的叙拉古士兵的行为只能用杀戮来表述。

结束这场惨剧的是率领叙拉古骑兵队赶来的吉利普斯，他下令停止杀戮。

尼基阿斯向吉利普斯提出无条件投降。吉利普斯接受了投降。

这一天是雅典军陆上撤退行军的第八天。

终焉

被俘虏的雅典军士兵总数据称在7000人左右。

包括同盟国士兵在内超过5万人的远征军，活下来的只有7000人。

在叙拉古妇女、儿童的咒骂声中，所有俘虏被拖到街上。

叙拉古的要人们完全没想过要遵守他们答应德摩斯梯尼的条件，即保证士兵的生命安全和自由。

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梯尼被判死刑，并且随即执行。

吉利普斯提出希望把两位将军带回斯巴达，遭到叙拉古人的拒绝。没有这位恩人叙拉古说不定早就败北了，但他们仍然拒绝了吉利普斯的要求。

如果雅典的这两位将军被带去斯巴达，他们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应该很高。

首先，斯巴达人有着英雄惜英雄的感情。

其次，皮洛斯战役时被雅典俘虏的150名斯巴达重装步兵，在雅典受到了堪比《日内瓦条约》规定的礼遇。

雅典和斯巴达都懂得俘虏的利用价值。

但叙拉古人，在讨论人性之前，首先是不懂得俘虏的利用价值。

尼基阿斯57岁，德摩斯梯尼43岁，两人在叙拉古终结了他们的人生。

不过，被立即处死的这两位或许还算幸运。

剩下的7000名俘虏将要面对的，是被拉到叙拉古郊外的采石场强制劳动。

所谓采石，不是说站在野外挖石头，而要到地下采掘。俘虏们从地下挖出石头，再运往地上。白天地面上有叙拉古士兵把守，晚上通往地面的出口被铁栅栏锁住，地下就变成了监狱。

不管患病还是撤退时负伤的伤势恶化，俘虏们一概不准走出地下采石场。

众人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内，恶劣的环境使原本健康的人也染上疾病。即使有人死去，尸体也不会被及时抬走。

坑道里只有岩石的缝隙能漏进一点空气。俘虏们在汗水和尸臭中，日复一日地劳动。

进入12月后的某一天，全体俘虏被带到地面上，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苦工结束了。

战俘们被分成两批，一批是雅典士兵，另一批是同盟国士兵。

后者被当作奴隶变卖。

前者被赶回地下，在坑道内继续牢狱生活，靠着每天两次从地面扔下来的少量水和面包维持生命。

究竟有多少雅典公民成为战俘，无人知晓。

根据学者们的推测，7000人中有一半是雅典公民。

这就是说，3000人以上的雅典人没有骑兵、重装步兵或桨手的等级差别，一同忍受着暗无天日的残酷劳动的折磨，在地下坑道内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据说没有一个雅典人活着回国。

2400年前成为雅典人坟场的这座采石场如今还在，叫作拉托米亚（Latomie）。由于长年累月的开采，现在入口设在地下。走进坑道内，一股凉意扑面而来。

可当我看见墙壁上刮凿的印迹时，身上的凉意立刻变成了寒意。

我完全无法证明石壁上刮凿的残迹与当年的雅典俘虏们有关。

但是，那些雅典人痛苦的呻吟声仿佛穿过2400年的岁月，在我耳边回荡。

这就是从坏的开始、坏的推进到最坏的结果，在公元前415年至公元前413年发生的，雅典西西里远征的结局。

后期

（公元前412年至公元前404年的9年间）

闻悉惨剧

没有什么比坏消息传得更快。

雅典国内民众得知远征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是在公元前413年入冬之际。以当时信息的传播速度，可以说军队被全歼之后消息立刻就传至雅典。

不到两年半，雅典人以浩大声势送出的队伍，竟然全军覆没。惊闻噩耗的雅典人的心情，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这样描述的：

“他们很久都不肯相信这是真的。”

仅雅典一国就投入了三层加莱船150艘、士兵3万名、将军4人，这几乎是雅典全部的军力，最后竟迎来一个如此悲惨的结局。雅典所有的家庭都有亲人牺牲，相较于哀伤、愤怒，大多数人处于难以置信的状态中。然而，雅典没有彷徨的时间。

西西里远征的失败，势必引发新一波的浪潮。雅典人不得不暂时忘记丧亲之痛，站起身抵御即将席卷而来的大浪。

可以预料的第一波大浪，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向衰弱的雅典发起更激烈的攻击。所以，必须加强防御。

赢得叙拉古攻防战胜利的是斯巴达以军事顾问的形式派往当地的吉利普斯，城邦国家斯巴达没有参与。

但攻防战结束后，实际结果就是斯巴达变得更强，雅典变得衰弱。

更何况从两年前开始，斯巴达国王阿基斯率领的伯罗奔尼撒联军就在雅典城北不足30公里的狄凯里亚建立了军事基地，全年不间断地侵犯阿提卡地区。

此外，得知叙拉古战役结果后不久，没有海军传统的斯巴达不知出于何种理由，开始打造三层加莱船，正逐渐对雅典海军形成威胁。

同样是三层加莱船，斯巴达与雅典的战船在战斗力上存在明显差距。可是，雅典不能掉以轻心。如果斯巴达陆军、海军从北、南两个方向夹攻，雅典城会陷入孤立无助的境地。

随之而来的另一波大浪，是提洛同盟加盟国脱离同盟。

提洛同盟与纯军事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不同。除军事合作以外，它还是一个共享经济、文化成果的同盟。军事安全保障有赖于经济实力。当年伯里克利的话，犹在雅典人耳边。对于粮食依赖进口的雅典而言，它还是一个保障粮食安全的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就算瓦解，对闭关锁国的斯巴达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而提洛同盟的解散则攸关雅典生死。

西西里远征的失败同样令雅典的同盟国蒙受重大损失。虽然三层加莱船主要来自雅典，但同盟国参战士兵的死亡数量几乎与雅典持平。

当然，至死留在采石场、被强制劳动的只有雅典战俘，同盟国的俘虏在采石场待了两个月后被变卖为奴，其中有些人付了赎金得以返回故乡。

但所谓同盟，是因为有利可图才会加入。叙拉古之战的惨状令提洛同盟的加盟国不禁怀疑，今后是否还要跟随雅典。

提洛同盟主要加盟国之一的希俄斯岛，向斯巴达派去使节的消息也传到了雅典。

复兴

城邦国家雅典的复兴其实就是雅典海军的复兴，对于这一点，雅典民众达成了共识。

几乎可以确定，在那个时间节点，比雷埃夫斯港应该还停泊着50艘三层加莱船。

自地米斯托克利创建雅典海军以来，雅典海军始终保持着常备200艘三层加莱船的规模。

雅典军在地米斯托克利的率领下打赢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爱琴海的制海权一直掌握在雅典手中。在西西里远征中，雅典两次总共派出150艘战船，但它在爱琴海的战斗力并没有因此被掏空。

如果雅典要复兴海军，除了现有的50艘战船，还需要再新建150艘三层加莱船。每艘船需要170名桨手，加上其他水手和负责打仗的战士，一艘战船须配备200人，出动150艘战船所需人力是3万人。

雅典在西西里失去了同样数量的同胞，如今它还有能力复兴海军吗？

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而且，要尽早完成任务。

首先要提振士气。眼下最简单的办法是以追究战败责任为名要求现任政府下台，随后建立新政府取而代之。城邦国家雅典的最高决定权掌握在民众的手里。

西西里远征前，雅典政界被尼基阿斯率领的稳健派和阿基比亚德率领的激进派一分为二，处于两大政党对立的状态。

两派领袖同时出征之后，雅典政府受到两位民众煽动家的影响。

雅典民众对这个政府投了不信任票，重新选出10人组成内阁。

学者们称这个内阁为实干内阁，可是在哪个领域都没出现实干家。

实际上，公民大会选出10位政治色彩淡薄的人物，他们既不属于稳健派也不是激进派，更不是煽动家，他们组成了类似危机管理机构的内阁。

这个内阁叫“贤人内阁”可能比较合适，其中包括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就因为比好朋友伯里克利多活了16年，这位《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的作者尽管已83岁高龄还是被推上了第一线。

不过，这个“老贤人内阁”不需要主导政局，其主要任务是稳定人心。在国家财政空空如也的这个时期，雅典复兴即海军复兴，必须由民间主导才能实现。

自梭伦改革以来，城邦国家雅典根据财产的多寡将民众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等级中既有大地主也有矿主，还有在海外拥有资产的富裕阶层。从伯里克利时代算起，这个等级的著名人物包括伯里克利、尼基阿斯、阿基比亚德、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等。

第二等级如果参战，有能力支付马匹和马夫的费用，通常会作为骑兵参战。

雅典的执政者们，即战时作为司令官率军出征的将军，几乎都来自第一或第二等级。

第三等级可以称为雅典的中坚力量。这些男人担任陆地战主力重装步兵，要担起保家卫国的公民责任。

希波战争中雅典胜利的头号功臣地米斯托克利，根据财产划分的话，应该属于这个等级。因此他当选将军后一直被视为“新人”。

罗马人在公民大会演说时，习惯以“建国之父们、新加入的诸君”作为开场白。新加入者被称为“Novus homo”，其中并无歧视之意。但在希腊，哪怕是在民主的雅典，“新人”多少有点异类分子的含义。

另外，免费传授知识的苏格拉底似乎也属于这个等级。他曾经作为步兵出征。

第四等级被称为无资产者，是因为这个阶层的民众不具备让自己坐享其成的丰厚财产。罗马人将他们称作“普罗列塔利”。“无产者”（proletarier）一词正是来源于此。

在雅典，凭借射箭、投石、用长枪等技能参战的轻装步兵都属于这个等级。当然他们最重要的角色是雅典三层加莱船的划桨手。

话说回来，在民主政体的雅典，虽然人们所属等级不同，但在拥有公民权这一点上是平等的。换言之，全体公民都拥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和保家卫国的责任，人人平等。

响应雅典的复兴要靠海军复兴的号召，率先表态的就是第四等级的男人们。

在牺牲者高达3万人以上的灾难发生之后，他们依然表示即使薪酬减半也会参军打仗。

由富人构成的第一等级也不甘落后。他们决定每人承担一艘战船的建造费用，包括桨手及其他水手的薪资。

他们做的不只是捐款造船。在希波战争期间，曾有捐出1塔兰特巨款的人亲自担任战船的船长，率领船上的200人投入战斗。这种特例在西西里远征大灾难之后变成了惯例。

阅读这段相关史料时，我十分愉快。这战船关乎自己的性命，想来富豪们造船时不会偷工减料。想到这个惯例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人心，还是挺有趣的。

言归正传。在全民齐心协力的努力下，150艘新船终于打造完成。加上原有的50艘，雅典海军实现了复兴。由于个人捐款造船并亲自担任船长的富人为数不少，“三层加莱船船长”成为一个专用语。

要武装三层加莱船，需要170名桨手，加上其他水手、修理工等，一艘船至少需要180人，再算上搭乘的战士，总共是200人。

战士可以由重装步兵担任，可雅典在西西里牺牲了超过3万名第四等级公民，这给雅典带来人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桨手的人数不足。

了解到这个状况后，第二、第三等级公民中不断涌现出志愿者。不管是曾经的骑兵还是重装步兵，他们舍弃马匹，扔掉长枪、重装装备，坐在了桨手的位置上。

指导这些新手划船的，是第四等级公民、被伯里克利称为“熟练技工”的经验老到的桨手们。

雅典海军再次崛起。雅典人经历了“很久都不肯相信”的失落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海军的重建。

这支再度崛起的军队果然不负众望。侵入雅典领海萨拉米斯湾的斯巴达海军，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雅典海军令希腊城邦再次认识到，雅典依然是海上最强的。

就这样，对于雅典而言最糟糕的公元前413年过去了，时间进入公元前412年。

从这一年开始，战场从希腊本土转移至爱琴海东部海域。

爱琴海之东

从现代回望希腊历史的我们知道，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持续了27年，它不仅决定了雅典的命运，也决定了整个希腊世界的命运。

在其最后的8年，为什么雅典与斯巴达对决的战场转移至爱琴海东部，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明。

雅典与斯巴达都位于爱琴海西部的希腊本土。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分之二的时间即18年间，除了雅典远征西西里的两年之外，战场始终在希腊本土。

为什么战场会转到爱琴海东部呢？

首先，雅典一方的确有不得不转移战场的原因。

提洛同盟的主要加盟国，也就是提供军船参战、免缴同盟会费的城邦，以雅典为首，还有莱斯沃斯、希俄斯、萨摩斯等岛屿。与这些岛屿相邻的小亚细亚西岸一带的以弗所、米利都、哈利卡那苏斯，都是爱奥尼亚地区主要的城邦。

它们的北面是达达尼尔海峡。对于从黑海周边地区进口粮食的雅典而言十分重要的地区，都集中在爱琴海东部一带。

雅典常年坚守爱奥尼亚地区，是为了防止那些如珍珠项链般串联在一起的提洛同盟加盟城邦脱离组织。

西西里远征的失败，促使雅典进一步将战场东移。

雅典的理由清楚了。那么，与爱琴海东部没有利害关系的斯巴达又是为了什么呢？

任谁都会有这个疑问。

斯巴达没有雅典街头常见的外国居民。它是一个闭关锁国、常年奉行一国和平主义，以坚守吕库古法为国本的城邦国家。因此，斯巴达没有领土扩张的野心。派遣珍贵的重装步兵去扩张领土，是斯巴达人做梦都没想过的事情。

不过，斯巴达人也有平常人的感情。看见对手雅典渐渐没落，不能说他们一点儿都不开心。他们的这个心理被波斯人抓住了。

对波斯人来说，爱琴海东部一带可是有着相当的利害关系。

时间回溯至80年前，公元前490年，爱琴海东部处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下，而且波斯正野心勃勃地欲向希腊本土扩张。

那一年发生了第一次希波战争，入侵希腊的波斯军队在马拉松平原遭遇雅典重装步兵团的痛击，大败而归。

10年之后，第二次希波战争爆发。国王御驾亲征的波斯大军先是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完败给雅典，随后在第二年的普拉塔亚平原，被斯巴达率领的希腊联军打得落花流水，侥幸脱身的国王逃去了美索不达米亚。

从此以后，历任波斯国王都没有摆脱碰触希腊会引火烧身的阴影。67年后的公元前412年，当时在位的波斯国王是输掉第二次希波战争的国王的孙子。历经三代，雅典阴影仍未消失。但这位国王有强烈的愿望，希望夺回第一次希波战争前属于波斯领地的爱琴海东部。

要夺回失地，必须削弱目前控制着这个地区的雅典的势力，使之放弃管辖权。如今，雅典因西西里远征损失惨重，波斯人认为此刻正是他们完成夙愿的好时机。

不过，波斯人不想自己动手，以免再次引火烧身。

因此，他们找上了斯巴达。波斯人表示会提供资金援助，希望斯巴达军队进入爱琴海东部。

当然，双方也不是一拍即合，能达成合作是因为有一个男人介入。但总体来说，斯巴达进入爱琴海东部，是遵照了金主的意愿。

就这样，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战斗，集中于远离双方国土的爱琴海东部。

公元前412年的夏天，雅典和斯巴达军事、外交对决的“战场”附近，出现了阿基比亚德的身影。

爱琴海岛屿以及爱奥尼亚地区

再说阿基比亚德

在3年前的公元前415年的夏天，阿基比亚德作为三位司令官之一，率领西西里远征军离开了雅典。

出征不到半年，本国发来召回令，他将作为赫尔墨斯神像斩首案的主犯被审判。在雅典，亵渎神灵罪的人几乎不用审就可以直接被判死刑。这位35岁的年轻将军似乎没有国法不得不从的想法，他在坐船回国的途中逃跑，向斯巴达提出了政治避难的申请。申请得到了斯巴达的批准。不过，阿基比亚德可不是一位能与世无争地静静度过流亡生涯的人物。

他不仅笼络了实际掌控斯巴达政权的5位监察官，还与国王阿基斯保持密切的关系，成为斯巴达的政治、军事顾问。

他向斯巴达建议在阿提卡北部的狄凯里亚建立基地，这样每年夏季北上侵犯阿提卡地区的斯巴达军队无须秋天原路返回。国王及其随从可以每年归国，其他官兵常驻狄凯里亚。经他这么一指点，斯巴达人恍然大悟。这种军事活动持续了16年，从来没人想到这个主意。斯巴达人思维的僵化，不用修昔底德提醒，我们也能明白。

据古代历史学家称，就在国王阿基斯从夏至秋远离斯巴达的这段时间，阿基比亚德诱惑了王后。

对此，我要为阿基比亚德做一些辩护。

为生下身体强健的男孩，斯巴达的女人被要求具备结实魁梧的体格，这个习俗已经持续了百年以上。在斯巴达男人的心目中，女人就是生孩子的机器。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视女人裸体为至美的雅典人截然相反。

因此，斯巴达的女性不习惯被男人当作女人对待。换言之，她们对男人的关注没有免疫力。

在这种环境下，斯巴达出现了一位极具雅典风范的男人——阿基比亚德。

35岁、褪去青涩未至熟年的雅典第一美男子。被这样的男人注视，对爱情没有免疫力的王后会产生怎样的感觉呢？

阿基比亚德根本不需要花心思去诱惑。我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也有现代学者不满地认为，他何必和王后纠缠，有的是其他女人。

雅典女性像（普拉克西特列斯作品）

这大概是因为阿基比亚德和国王来往密切，相比斯巴达其他女性，与王后接触的机会更多吧。

不管怎么说，王后怀孕了。想来阿基比亚德应该认为拒绝女性是男人之耻辱。

王后诞下男孩，在斯巴达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此前阿基斯国王与王后多年未能生育，连国王的私生活都能介入的监察官们，对继承人早已不再抱有希望。

所以这个孩子怎么推算都有问题。王后怀孕的时间和国王留在斯巴达的时间不一致。不过，斯巴达人不懂医学知识，王后似乎也要硬撑到底。再说阿基比亚德，他闭口不谈此事，至少这一点上，他还是有绅士风度的。

初次迎来孩子诞生的阿基斯国王似乎还挺高兴的。他温和的态度使得一时甚嚣尘上的流言蜚语消失得无踪无影。

斯巴达女性像

不管怎么说，王后诞下的孩子是一个健健康康、粉雕玉琢的可爱男孩。在斯巴达，把天生有缺陷的婴儿摔下悬崖是自古即有的风俗，可面对如此健全的孩子，负责审核的5位监察官只能举手放行。

国王亲自给婴儿取了一个很有历史渊源的斯巴达名字——雷奥特齐斯。可是王后在身边只有侍女时会轻声地叫孩子阿基比亚德。

史学家认为，阿基比亚德是因为与王后有私情而无法在斯巴达待下去，所以逃去波斯。这样的观点，我认为并不正确。

阿基比亚德的确是在离开斯巴达后前往小亚细亚西岸。但他搭乘的是斯巴达的船，而且在目的地萨迪斯迎接他的是波斯的地方长官。

我个人认为，阿基比亚德前往正在变成新战场的爱琴海东岸，应该是他和斯巴达国王以及监察官们商议的结果，身份有点像派往波斯的外交使节。

阿基比亚德在萨迪斯也没有消停，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这一次他成了代理波斯国王管理当地的地方长官提萨弗涅斯（Tissaphernes）的政治、军事顾问。

顺便说一句，迄今为止唯一得到确认的阿基比亚德的肖像画，就是从斯巴达发掘出的马赛克画。

38岁的阿基比亚德结束在斯巴达的流亡生活，生平第一次踏足爱琴海东部地区。但他具备迅速掌握状况的能力，并且还有将所见与所闻相联系，从而预测未来的能力。

成为他新雇主的波斯，为什么会同意他去萨摩斯岛，我们不得而知。出身高贵的提萨弗涅斯比阿基比亚德年轻5岁，作为东方人，他的缺点是往往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加精明世故。或许对阿基比亚德而言，他是个容易应付的对手。

自萨拉米斯海战胜利后，萨摩斯岛被雅典海军当作基地已经有68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雅典能够一直掌控着爱琴海的制海权，就是因为有大本营设在爱琴海西部比雷埃夫斯的本国海军，和常驻爱琴海东部萨摩斯岛的海军这两支武装，从西向东把守着爱琴海。

萨摩斯岛的北面是希俄斯岛。希俄斯岛以北是莱斯沃斯岛。后两个岛屿城邦都拥有独立的海军力量，也是提洛同盟的主要加盟国。西西里远征的失败让这两个岛屿产生了动摇，它们渐渐出现想脱离同盟的迹象，尤其是希俄斯岛已经开始与斯巴达方面接触。对雅典而言，萨摩斯岛在这个地区的重要性比以往更为明显。

常年被雅典海军当作基地的萨摩斯岛，居住着很多雅典人。阿基比亚德决定将这里作为重新崛起的根据地。

政局不稳

另一方面，雅典国内的局势不断发生变化。

雅典人从最初闻悉西西里远征军全灭时“无法相信”的情绪中缓和过来，齐心协力再建雅典海军，社会经历了一段时间绝望和不安情绪的考验后，在某种程度上进入较为平稳的时期。

然而，抬出83岁高龄的索福克勒斯等人组成“老贤人内阁”，不是长久之计。所有人都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且稳定的政府，但在商讨哪一种政体适合雅典的问题上，民众对民主政体的不信任喷薄而出。

仅从文学界看，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等，反民主主义者意外地多。自伯里克利死后开始的众愚政治，令雅典上流社会的文化人深恶痛绝。

普通市民同样心存疑惑。若说是雅典的民主政体导致雅典军在叙拉古攻防战中的惨败，大家大概无法反驳。发起远征以及继续远征战，都是民主投票做出的决定。结果，雅典一半的男人永别家园，死于异国他乡。

就这样，雅典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四百人会议”以及随后的“五千人会议”的政体。雅典从6万选民构成的民主政体转向了寡头政体。

从此，包括无资产者在内的20岁以上公民具有参政权的政体被废除，参政权仅属于30岁以上拥有资产的公民。

这种改变代表了雅典人希望结束战争的愿望，想法本身是正确的，而且也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民意。

公元前411年，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喜剧《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e，又译《公民大会妇女》）上演，收到热烈的反响。

对长年累月的战争忍无可忍的雅典妇女们，在吕西斯特拉忒的带领下向斯巴达妇女喊话，为终止两国男人的战争，决定停止房事。持续争战是男人们犯下的错，此时唯有女人们能解决问题。与罗马相比，希腊女性的地位明显低下。这样想来，说她们唯一有效的抗争武器是拒绝做爱，似乎有点说服力。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对决是已经持续了2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要终结这场战争，除了双方讲和没有第二条出路。

斯巴达提出的条件是雅典解散提洛同盟，也就是要求雅典放弃帝国主义路线。

然而，与纯军事性质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不同，提洛同盟的成员方除开展军事合作以外，还有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的交流。

换言之，如果解散提洛同盟，作为海军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的雅典不可能再存在下去。

作为陆军大国、经济小国且几乎没有对外交流的斯巴达，是无法理解雅典的这种处境的。

倡议拒绝做爱，是解决不了这个大问题的。

民众追究战争责任的呼声，大多是在战争长期进行且战果不佳的形势下涌现出来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时已经持续了20年之久。

决定发动战争的是伯里克利，决定继续战争的是民主政府。远征西西里最初是雅典民众决定的，其间没有及时做出终战的决定，最后以悲剧收场的责任也在民主政府。面对寡头派的严厉指责，民主派毫无反驳之力。或许寡头派认为汇总大众的意见是国家误入歧途的根本原因，如果由被选出的人做决定，就能避免错误的发生。

无论集结“四百人”还是“五千人”，目的都是为了实行由少数人领导的政治体制。

后世的学者们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四百人会议”是“过激的寡头制”，“五千人会议”是“稳健的寡头制”。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称“五千人会议”是雅典城邦迄今实施的最好的政体。

这一派人的目标就是废除伯里克利时代建立起的完全的民主政体。

一、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底线从20岁提升至30岁。

以前雅典规定担任国家要职的人最低年龄是30岁。因此被选举权的年龄限制与以前一样，改变的是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要求。也许寡头派认为积累了一定经验、思想成熟的人不会对国家政治做出错误的判断。

二、全面废止向国家公务员支付日薪。

当初伯里克利实施这个政策，是为了让那些靠每天劳作求得温饱的无资产者即劳动者，也有参与公务的机会。但要这些人放弃养家糊口的工作是不现实的，因此就算他们抽签获得公职，也只能辞去。虽说这是个人的决定，但他毕竟放弃了原本每个人都有的平等担任公职的机会。因此，伯里克利推出了公务员在一年任期中由国家以薪水方式支付其生活费的政策，并将之制度化。

这个制度如今被全面废止。尽管国家公务员只有一年的任期，但能够胜任的只有无须劳作、生活有保障的有产者。

不过，三层加莱船的桨手也作为国家公务员领取薪水。没有史料证明他们的报酬也被停掉。

桨手是那个时代的船马达。在叙拉古失去了所有战斗伙伴仍坚定地表示哪怕薪水减半也绝不放弃的这些人，都是来自雅典最下层的无资产者。

在西西里远征失败后，雅典能否再次崛起，关键取决于能否重建雅典海军。在这一点上，寡头派和民主派的认识是一致的。如果失去桨手，三层加莱船不要说海战，就连动也无法动弹。既然水手们主动提出薪水减半，也许寡头政府就同意付给他们一半薪水了。

总之，面对西西里远征军的全军覆没，雅典经历了一年半左右的茫然无措期之后，于公元前411年的6月进入了“四百人会议”的时代。

唯一反对“四百人会议”的是萨摩斯岛基地的雅典驻军。在同盟国脱离提洛同盟越来越公开化的情况下，有雅典海军常驻的萨摩斯岛的地位愈发重要。自认为已经掌控了雅典国内的“四百人会议”，对萨摩斯岛的反对之声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为说服当地的雅典人，政府派遣了两位高官前往萨摩斯岛。

他们在萨摩斯岛见到的是一群深受阿基比亚德影响的雅典人。

有意夺回爱琴海东部的波斯，以及逐渐与波斯结成同盟的斯巴达，都犯了一个大错，就是给阿基比亚德公开发言的机会。只要他开口，一切就结束了。阿基比亚德优秀的说服力不仅表现在一对一的谈话场合，面对大众发言时，他的说服力在当时的雅典也是无人比肩。

就这样，雅典来的两位高官谈判的对手变成了被缺席判处死刑的国际通缉犯阿基比亚德。

39岁的阿基比亚德在成为国际通缉犯之前，曾经被视为雅典民主派的领袖。他的代理父亲是伯里克利。让这样一位人物承认寡头政体，简直就是荒诞的喜剧。然而，阿基比亚德没有立即拒绝谈判。

他答应会尽量安抚海军士兵们的不满情绪，同时提出了条件。

他的条件是推举他为常驻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将军（司令官），但当地是否接受这个推举，最终由萨摩斯岛的雅典公民决定。两位高官答应了他的要求，也许他们脑子里只想着平息萨摩斯岛的反对之声。

他们的决定使4年前被定罪、目前依然是通缉犯的阿基比亚德重新恢复了公职。因为萨摩斯岛的雅典人再无兴趣与寡头派纠缠，高高兴兴地将阿基比亚德选为将军。他成为正式隶属于雅典海军的萨摩斯岛常驻军的司令。

阿基比亚德的这种行为被古代历史学家，尤其是修昔底德指责为背信弃义。他一面接受寡头政体，一面又是导致该政体垮台的罪魁祸首。

但是，对当时的阿基比亚德而言，首要任务是再次拿回雅典公职。尽管他暂时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能达成回国的目标，但成为将军就意味着掌握了实权。

相信阿基比亚德也不看好寡头政体。

雅典的民主政体哪怕从伯里克利时代算起，也已经持续了50年。更何况如今的雅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全民同心协力。在如此重要的时期，一半以上的公民被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这样的体制不可能带来长治久安。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雅典人复杂的心情。在这一点上不分阶层、男女。

所有雅典人都知道，雅典军在叙拉古攻防战中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手拥有吉利普斯这位斯巴达武将。

尽管斯巴达声称没有正式介入，但没有斯巴达政府的许可，编外人员吉利普斯不可能率军出征。另一方面，由斯巴达国王率领的正规军每年都对阿提卡地区的农田进行大肆破坏。这些都令雅典人的反斯巴达情绪有增无减。

可是寡头派从来不隐瞒他们与斯巴达的接触。不赞成寡头政体的雅典人在理智上能够理解与斯巴达接触是构建两国和平的需要，但他们心底的反斯巴达情感难以磨灭。

所以，雅典今后的政体如何选择，关键在于哪种政体更适合雅典的现实。

事实上，“四百人会议”不足四个月便倒台，随后的“五千人会议”也没能维持超过一年的时间。

公元前410年，雅典恢复了民主政体。

话说人在萨摩斯岛的阿基比亚德，来不及等待国内政权此起彼伏地交迭。他在拿到指挥权后，未等“四百人会议”崩溃便率领驻守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出征了。

也就是说，阿基比亚德再次换了雇主。他先是从雅典逃往斯巴达，继而投奔波斯，这一次又回到雅典。

如果事情仅仅是这样，介绍这位人物倒也简单。但实际上，他的故事并不单纯是更换雇主这么简单。学者们称阿基比亚德脚踏雅典和波斯两只船。

我个人认为，他这一次应该是换乘了雅典这艘船。不过，他并没有和波斯彻底断绝关系，之后也一直和波斯保持着秘密接触。

为什么会怎样呢？

这就要讲清楚阿基比亚德这个男人面对的困难。

年近40岁的阿基比亚德与波斯负责处理爱琴海东部问题的35岁的提萨弗涅斯究竟有过怎样的交流，史料并没有记载。想深入探究两人的关系只有凭借想象力。我认为雅典男人与波斯男人的对决，采用苏格拉底式的谈话最有效果。

阿基比亚德：“波斯是打算夺回70年前曾经占据的爱琴海一带的领土吧？”

提萨弗涅斯：“嗯，是这样。”

“雅典是你们的障碍。所以你们向斯巴达提供援助，想把雅典赶出这个地区。”

“这种观点也没错。”

“不过，借斯巴达之力赶走雅典后，对波斯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居住在当地的希腊人是否心甘情愿地接受波斯的统治。”

“的确如此。”

“为防止雅典再次抢占这里，你们不能事成后便抛弃斯巴达。相信你们一定不愿意再和希腊人发生战争。”

“嗯，是这样。”

“爱琴海东部的希腊城邦，不管是以莱斯沃斯、希俄斯为首的诸岛，还是以弗所、米利都那样的陆地城邦，它们都以贸易为生。因此，如果不能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它们不会甘心接受波斯的统治，也许会再次寻求雅典的帮助。

“能够控制这些城邦的斯巴达是一个与商业无缘的国家。你应该知道，那里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铁币是唯一的流通货币，外国人不受欢迎，哪怕商人也不准入境。这种状态下，爱琴海东部的希腊人会因为有斯巴达的军事威胁，便心甘情愿地长期接受波斯的统治吗？”

提萨弗涅斯有些答不上来。“这个嘛，怎么说呢……”

这时，阿基比亚德话锋一转。

“波斯想要夺回爱琴海东部，让当地恢复希波战争前希腊人社会的秩序，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希腊本土的城邦——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实力不断衰落。所以，不能让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方变得强大，要让它们始终处于相互争斗、相互消耗的状态。”

提萨弗涅斯不置可否：“嗯，嗯……”

“要达到这个目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波斯停止向斯巴达提供资金援助。”

苏格拉底式对话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对方会在穷追不舍的佶问之下思路逐渐混乱，对自己原本持有的观点失去信心。

如果这类对话属于哲学层面的讨论，不会有多大问题，不过是令自认为“有知”的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倘若话题涉及众多人的命运，情况就比较严重。因为谈判的主导权会被阿基比亚德这样的人所掌控。

受命夺回爱琴海东部失地的波斯地方长官提萨弗涅斯，与拿下萨摩斯岛雅典驻军司令官一职的阿基比亚德，在会谈中是否会出现以上情景，我不能保证。

但事实上，自阿基比亚德在这一带出没之后，为排除雅典势力而结成的斯巴达与波斯的统一战线确实开始出现破绽。

波斯人以资金援助为条件，希望斯巴达帮他们夺回至今被波斯人称作“王的领土”的爱琴海东部地区。但斯巴达拒绝将土地转让给波斯。

普拉塔亚平原战的胜利令斯巴达与打赢萨拉米斯海战的雅典共同成为希腊世界赢得第二次希波战争的两大功臣。如果斯巴达将希腊人居住的地区卖给波斯，势必会引发整个希腊世界的不满。

斯巴达拒绝转让土地是双方关系出现裂痕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波斯提供的资金少于斯巴达的预期。或许这是因为波斯人对斯巴达的军事威胁效果并不满意。

斯巴达也因为形势的发展，到了不能没有海军的时期。斯巴达人第一次意识到，从拥有海军到拥有海军战斗力不是一蹴而就的。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达可以从半岛全域征集到足够的人力，但正如伯里克利指出的那样，雅典海军这个“熟练技工的集团”是自地米斯托克利以来经过70年打磨形成的。

既然熟练技工是形成海军战斗力的必要条件，斯巴达只能去挖雅典的墙脚。波斯给雅典桨手们开出的价格，让这些雅典底层民众嗤之以鼻。

得知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之际，他们向国家表示，哪怕薪酬减半，也会继续出海作战。波斯给出的正是这半数的薪酬。如果波斯给出的薪酬在雅典的数倍以上，对本国寡头政府不满的这些人也许会答应波斯的要求。

波斯人商业天分的欠缺简直令人无语。当然，这可能是将土地视为资源的波斯人和相信人的智慧、技能才是资源的希腊人在观念上的不同。

总之，那个时期并没有出现雅典船员大批外流的现象。

就在同一个时期，阿基比亚德开始率领驻守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频频出现于海上。他的目的是再次彰显雅典海军海上无敌这一事实。与此同时，阿基比亚德通过打击斯巴达海军，让波斯感到自己的援助得不偿失。没有波斯的资金，斯巴达海军不可能进入爱琴海东部一带。

海军将领阿基比亚德

一国的政府对国民有两大应尽的责任：保证安全和粮食供给。

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以来，斯巴达几乎每年夏天都会派军北上侵犯阿提卡破坏耕地。雅典人之所以能挨下来，是因为通往黑海粮食产地的运输线一直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可是，西西里远征失败带来的雅典的衰弱，让伯里克利时代好不容易稳固住的粮食补给线也岌岌可危。

为坚守达达尼尔海峡，雅典在海峡最窄处的塞斯托斯港（Sēstos）常驻18艘三层加莱船。

为夺取塞斯托斯港，斯巴达海军将16艘三层加莱船编成船队北上爱琴海。

这次向斯巴达提供资金的不是提萨弗涅斯，而是与他肩负同样任务的法那巴佐斯。

现代属于土耳其领土的小亚细亚西岸，以及与之相连的属于希腊领土的莱斯沃斯、希俄斯、萨摩斯诸岛，在古代都被划为爱琴海东部一带。波斯帝国将这片地区划为北部和南部两部分，分别交给两位地方长官掌管。

希波战争时，波斯为征服希腊设立的前线基地萨迪斯，以及吕底亚（Lydia）、卡里亚（Caria）等富饶的内陆地区位于南部，归提萨弗涅斯管辖。北部的埃俄利斯（Aeolis）、佛里几亚（Phrygia）地区则归法那巴佐斯管辖。因此，将雅典势力赶出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经费由法那巴佐斯提供。

就这样，在从爱琴海通往马尔马拉海的达达尼尔海峡，雅典和斯巴达于海上展开了直接对决。

第一战的结果是雅典获胜。

获胜的第一个原因是，狭窄的海峡尤其考验水手们的技术，在这方面双方水准相差甚远。

第二个原因是，连海运传统都没有的斯巴达没有能统管全船的称职的船长，他们甚至找不到通晓海上气象知识的人才。

所以斯巴达海军遇上风暴时，常常不知如何躲避。叙拉古攻防战中，派去增援吉利普斯的船队在途中遭遇风暴，原本朝西航行的船被海浪推向南方，结果在北非临时停靠。

公元前411年发生的这场战役中，斯巴达的16艘军船被强风吹得七零八落，不能集中发起攻击，这成了他们败北的原因之一。

雅典获胜的第三个原因是，阿基比亚德获悉斯巴达海军北上达达尼尔海峡的消息后，率领萨摩斯岛的海军加入了战斗。

驻守塞斯托斯港和萨摩斯岛的两支雅典海军部队具体是如何联手作战的，并没有详细资料可查。但很多学者们认为，之所以将第一战的胜利归功于阿基比亚德，是因为其间雅典针对斯巴达的海战几乎全部是由这位国际通缉犯制定的战略和战术。

赢得塞斯托斯港保卫战后，雅典海军没有立即返回基地。他们趁热打铁继续作战，展开了在海峡两岸及其东北方向的马尔马拉海全域夺回雅典霸权的军事行动。

虽然他们没能如愿夺回拜占庭，但位于其对岸的卡尔西登（Chalcedon）重新归属雅典辖下。

只要能确保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行安全，从黑海到比雷埃夫斯港的这条粮食补给线便畅通无阻。

城邦国家雅典在遭遇西西里远征这场重大灾难后并没有一蹶不振，它不仅再次建立起海军队伍，而且海军战力重振雄风。可惜雅典海军的再度崛起被国内政府的弊政拖住了后腿。

爱琴海东部和爱奥尼亚地区的周边

新税制的失败

叙拉古攻防战的失败，以及之后雅典的重整旗鼓，使雅典的国库空空如也。为发掘新的收入来源，寡头政府向提洛同盟的所有加盟国实施了新税收政策。

同盟国商船需要向雅典支付相当于运载货物总价5%的税金，作为提洛同盟全体的安全保障费。

曾因西西里远征军的惨败出现动摇，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同盟内的这些盟国，见证了雅典海军复兴后的力量，因此它们在最初阶段同意缴纳5%的税金。

但不久后它们发现，只有雅典的商船被免除税金。

各同盟国的不满喷涌而出，这个政策太不公平！

的确如此。提洛同盟内原本是不需要缴纳货物税的。如今增加的5%的税金，最终会体现在商品的售价上。相比其他盟国，雅典商船运载的货物价格明显更有竞争力。

面对盟国强烈的不满，雅典政府不得不撤回新税收政策。

雅典寡头政权缺乏一贯性政策的问题暴露无遗。虽然雅典海军的实力正在逐渐恢复，这正是让同盟国接受提洛同盟是命运共同体的绝好时机，可惜被寡头政府浪费了。

与国内政府的混乱局面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人们对阿基比亚德的好评度不断上升。

他在雅典国内原本就有着很高的民众支持度。

那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最终日，驾着四匹马战车率队独占前三名，令整个雅典为之疯狂的阿基比亚德，时隔7年依然没有被雅典人忘记。

他自由奔放的言行举止也颇有人气。

雅典的权贵们哪怕出身富裕阶层，大多数人还是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拥有1000名矿工的银矿主尼基阿斯从来没有过奢侈的表现。在民众掌握最终决定权的民主政体下，一个政治家的生活方式绝不能引起民众的反感。

可是，阿基比亚德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我天生有钱，何必遮遮掩掩。

当年四匹马战车的竞赛相当于现在的F1赛事。为了加大获胜的概率，他竟然带了7辆战车去参加比赛，最终果然是他一人独占领奖台。除了他本人以外，7辆战车还需要其他骑手，这绝对是一笔莫大的开支。所有的费用都由阿基比亚德个人负担。

除了赛马之外，他在衣服、家具方面都十分讲究，不惜重金购买，并且对师长苏格拉底的苦苦忠告充耳不闻。

不料这反而令他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为不虚伪、正直。

“三层加莱船的船长”

阿基比亚德即将迈入40岁。

自从他与斯巴达在海上交战以来，他拥有了一批新的支持者。

这些人统称“三层加莱船的船长”。他们不仅自费打造战船捐献给国家，而且乘坐自己的船加入海战，所有人都来自雅典富裕阶层。

这些男人们对阿基比亚德的军事才华给予高度评价，他们甚至认为阿基比亚德将成为第二个伯里克利。

阿基比亚德由代理父亲伯里克利抚养长大，他的母亲来自雅典首屈一指的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对“三层加莱船的船长”们而言，他和他们同属一个阶层。雅典富豪们心目中的伯里克利，是民主政体的领袖，同时也是政局稳定的象征。

政治稳定是富裕阶层最为向往的事情。在这个大前提面前，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的争执都属于次要问题。

“三层加莱船的船长”们逐渐认识到，相较于没有明确方向性的寡头政体，一位有能力的人领导下的民主政体更有利于雅典的政治稳定。

除了这些船长，阿基比亚德的支持者中还有一些曾经和他共同担任过司令官的能干的海军军官。

以特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特拉墨涅斯（Thēramenēs）等为首的军官，与阿基比亚德属于同一个世代，均是寡头派成员。他们被寡头政府派往萨摩斯岛与阿基比亚德并肩作战以后，没有人再去介意政体上的分歧。

纵使总司令有高明的战略、战术，没有优秀的副将完美执行，依然打不赢战争。

就这样，相较于雅典国内，“国际通缉犯”阿基比亚德在海外基地的地位不断稳固。

最终令海外基地的雅典人决定拥戴阿基比亚德的是基齐库斯（Cyzicus）海战。这场公元前410年与斯巴达海军的战斗再次彰显了雅典在马尔马拉海的霸权。

连战连胜

斯巴达人的骄傲是在波斯也赫赫有名的“斯巴达战士”。由他们组成的重装步兵团强大的关键，是士兵们一手持枪一手拿盾牌组成的集攻防能力于一身的密集方阵。它的威力有点接近现代的装甲车军团，浩浩荡荡，令对手胆寒。

与敌人近距离厮杀时，每位士兵之间保持着准确的距离，枪与剑纵横交错，进退娴熟，密集的队形绝不溃散。斯巴达之所以成为希腊城邦中最强的陆军国家，正是因为斯巴达人自少年起日夜习武练就的这种战斗方式。

然而，天下无敌的斯巴达重装步兵也有一个缺陷。

行动迟缓。所谓“迟缓”指的是遇到突然袭击时，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较弱。

斯巴达从来就是一个缺少灵活性的国家，在海上作战也照搬陆地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没有一位斯巴达海军军官怀疑过这样做的有效性。

这个弱点被阿基比亚德抓住了。看来他在斯巴达流亡期间，不只做了让王后怀孕这一件事。

停泊在基齐库斯港的斯巴达战船，和打算夺回此地的雅典海军战船数量不相上下。为了击败对手，阿基比亚德将他麾下的船队一分为三。

第一队由他亲自指挥，第二队的指挥是特拉西布洛斯，第三队由特拉墨涅斯负责。

季节正值6月初夏。战场位于宽阔但不属于外海的马尔马拉海域。雅典海军的“熟练技工集团”正处于“强将手下无弱兵”的最佳状态。

第一船队慢慢接近港口。在港口的斯巴达海军看到雅典船队的规模，以为能轻而易举地击败对手，便接二连三地驶向港外。

在阿基比亚德率领下，第一船队时而攻击时而后退，往返数次，成功地将斯巴达的战船全部引出港外。

就在这时，躲在附近岛屿隐秘处的第二船队，出现在斯巴达船队的左侧，第三船队从右侧包抄，先前充当诱饵的第一船队此刻也掉头转向，同时从三个方向围住了斯巴达船队。剩下的缺口根本无须担心，反应迟钝且控船技术有限的斯巴达海军战船没有几艘能逃回港内。

雅典军在基齐库斯的胜利导致了国内寡头政体的谢幕。风格稳健但依然属于少数人统治的“五千人会议”在这一年垮台。

话说回来，这个修昔底德口中“雅典最好的政府”执政不满一年便分崩离析，并不完全是由于一场战役的缘故。

首先，寡头派产生内讧，有一人被暗杀，这使得民心渐远。

其次，雅典国内民众重归民主政体的意愿不断增强。

国内是寡头政府，另一方的萨摩斯岛支持民主政体。打败斯巴达海军的又是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萨摩斯岛的海军是反对派。而率领海军的阿基比亚德又是众所周知的民主派。

萨摩斯岛对寡头政府表现出不满始于公元前411年，到公元前408年的这3年间，雅典与斯巴达在爱琴海东部发生过四次海战，雅典四战四胜。在雅典国内民众的心目中，位于爱琴海另一侧的萨摩斯岛已不仅仅是一个海军基地。

回归民主政体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人类其实并不厌恶战争。人们厌恶的是长期战，尤其是己方走向失败的漫长征途。

因此，名将们会把赌注押在一场大仗上，一战决出胜负，不分海战或陆战。

马拉松会战中的米提亚德、萨拉米斯海战中的地米斯托克利、普拉塔亚平原战中的帕萨尼亚斯，以及之后的亚历山大大帝概莫能外。

这种倾向与民族性无关。迦太基的汉尼拔，罗马的西庇阿都是如此。

因为没有比败退而导致战争长期化更容易失去民心的。

阿基比亚德的四战四胜对雅典居民而言，不是单纯的战场上的胜利。它的意义在于，依然拥有希腊最多人口的城邦雅典，保住了粮食的补给线。

此外，四战四胜再次显示了雅典人海上无敌的实力，这对那些因西西里远征失败而有意脱离提洛同盟的加盟邦，起到了遏制作用。

提洛同盟是一个广域经济体。主导这个经济体的雅典用现代眼光看不过是手工业比较发达，但在古代它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制造业国家，是经济大国。可以说提洛同盟得以维系，就意味着雅典城邦可以维系下去。

阿基比亚德没有一味在海上作战，他同时也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不过，在与哪方进行外交谈判这个问题上，他和雅典的寡头政府还是存在分歧的。

本国寡头政府希望终结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目标本身非常正确，但其深信除了与斯巴达和解别无他路。

可是，斯巴达一方坚持要求提洛同盟解散，不肯妥协，结果造成和谈毫无进展。寡头政府公开接触斯巴达的行径，引起民众对寡头制的反感。

身处萨摩斯岛的阿基比亚德将目标锁定在波斯。斯巴达在爱琴海东部一带活动，如果没有波斯的资金援助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他选择直接和金主交涉。

在这个时期，相信遵波斯国王之令企图夺回失地的提萨弗涅斯肯定焦头烂额。出钱组建斯巴达海军，虽然凑足了战船数量，但在海上接连败给雅典海军。在波斯帝国内只是一介臣子的提萨弗涅斯，面临被追究战败责任的危险。

于是，他想调遣波斯海军进入爱琴海，与弱势的斯巴达海军并肩作战。对陆军大国波斯而言，其海军就是其辖下弗里吉亚（Phoenicia）的那些船只。小亚细亚西南部一带属于提萨弗涅斯的管辖区，调遣海军他是可以做到的。

就这样，战船数量是雅典两倍的弗里吉亚船队进入了爱琴海。

阿基比亚德闻讯后，带着他仅有的13艘战船前往当地，与提萨弗涅斯进行了高层会谈。

相信这一次他不再需要苏格拉底式的对话。雅典海军近来屡战屡胜已经证明了一切。再稍稍提一下萨拉米斯海战，便足够有说服力。

萨拉米斯海战发生在70年前，那时阿基比亚德和提萨弗涅斯都未出生。当时雅典海军打得波斯海军几乎灰飞烟灭。当年的波斯海军实际上就是弗里吉亚的船队。

如果让萨拉米斯海战重演，提萨弗涅斯的脑袋肯定不保。

阿基比亚德和提萨弗涅斯会谈之后，带着13艘战船穿过停泊在海湾中的弗里吉亚船队，返回萨摩斯岛。他前脚刚离开，留在当地的密探就送来了报告，说弗里吉亚的船队已离开爱琴海，沿着原路返回。

在雅典，继“四百人会议”短短4个月就垮台后，“五千人会议”撑了8个月也轰然倒台。

寡头政体被终结，雅典回归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权将迎接阿基比亚德的归来。

“爱他、恨他，又需要他”

公元前408年到公元前407年的冬天，阿基比亚德坚定了归国的意志，在公元前407年的年中实现了返回祖国的愿望。

然而，雅典没有赦免回国罪犯的法律规定。阿基比亚德在西西里远征时，拒绝接受本国的召回令逃去了斯巴达，雅典以缺席审判的方式判他死刑。所以阿基比亚德面临归国即遭逮捕并被处以死刑的危险。

还有一点也是他不能掉以轻心的，那就是本国的农民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在流亡期间建议斯巴达在狄凯里亚建立基地，这使阿提卡地区的农民这7年来几乎颗粒无收。

鉴于以上原因，阿基比亚德对他的归国计划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他不能以武力向雅典施加压力，必须等对方主动接受他回归。

将近43岁的阿基比亚德应该是在流亡生涯即将进入第8年的公元前407年，做出了此刻是归国最好时机的判断。

萨摩斯岛不存在障碍。当地居民对他能回归祖国如同迎接爱子归来般高兴。不过，为避免斯巴达在他离开爱琴海东部后伺机侵略，他必须提前做好防御措施。尽管他只是萨摩斯岛的雅典公民4年前推选出的将军，但无论如何阿基比亚德都必须尽到责任。因此，他率领20艘战船，对分散在这一带的提洛同盟加盟国进行巡视，整顿防御体系。

结果这趟行程成了向各盟国征收会费的巡视。他征收到的会费高达100塔兰特。这个金额可以打造100艘三层加莱船。

战船仅靠富裕阶层捐赠，到底数量有限。同盟国缴纳的会费对于长期争战、经济实力不断衰退的雅典而言，是一笔可喜的收入。阿基比亚德这个不可理喻的男人，为归国备好了伴手礼。

安排妥所有事情后，阿基比亚德掉转船头向西航行。时间正值公元前407年，秋天即将来临。

在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听到阿基比亚德归来传闻的民众们等待着船只抵达。阿基比亚德并没有立即下船。当聚集在港口的人看见那个伫立于船中的身影时，他们大声欢呼，宛如欢迎英雄凯旋般狂热。暌违8年，阿基比亚德再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从那一天起，无论他走到哪里，身边总是簇拥着热情的民众。

雅典紧急召开公民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票做出了以下的决定。

撤除对阿基比亚德破坏赫尔墨斯神像的起诉。不追究他违抗本国召回令的罪行。不过问他在斯巴达流亡期间担任军事顾问一事。全额归还他被没收的财产。也就是说，所有针对他的指控都被正式撤销。

好事还不止这一桩。

公民大会再次以压倒性多数票推选阿基比亚德为统领陆海两军的雅典军总司令。祖国雅典对他的欢迎超出了他本人的想象。

不知每天沉浸于民众欢呼声中的阿基比亚德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时隔8年再见的雅典人变得比以往暴躁。暴躁其实是愤怒的一种表现。雅典人的心此时已经伤痕累累。

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因不满观众对自己作品的反应，已经接受马其顿国王的邀请，离开了雅典。

苏格拉底还在。但他的爱徒阿伽通加入了抛弃雅典的行列中，和恋人包萨尼亚一起去了马其顿。

柏拉图的《飨宴》中登场的人物，当时还留在雅典的除了63岁的苏格拉底，还有比阿基比亚德年轻5岁的同世代的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

悲剧描述的是人性的高贵，而喜剧嘲讽人性丑陋的一面。日渐迷失的雅典对阿里斯托芬而言，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蛙》的主要人物，有每年雅典戏剧节祭祝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和众多作品在戏剧节上演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两位。剧情主要围绕他们三人的对话展开。这里介绍戏剧的最后一部分。

首先狄俄尼索斯开口称，雅典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戏剧节今后将十分堪忧。

狄俄尼索斯：“雅典还有没有能干事的人？你们两位对阿基比亚德怎么看？我认为他对城邦来说是一个麻烦的孩子。”

埃斯库罗斯：“雅典人对他抱有怎样的感情？”

狄俄尼索斯：“应该是爱他、恨他，又需要他吧。你们是怎么想的？”

欧里庇得斯：“我憎恨一个对祖国援助何其迟、伤害何其快，对自己的事情有办法、对祖国的问题束手无策的雅典人。”

狄俄尼索斯：“嗯，你说的不错。埃斯库罗斯，你呢？”

埃斯库罗斯：“雅典，不该养育雄狮的孩子。既然养了一头，就得迁就它的脾气。”

狄俄尼索斯听后，长叹一口气说：“主神宙斯啊！拯救这个城邦的希望在哪里？”

对迷失方向正急速下滑的雅典，连天神也无计可施，这应该就是这部作品想说的重点。

顺便说一下。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按照年代排序分别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

埃斯库罗斯本人参加过萨拉米斯海战，他的作品反映了地米斯托克利时代雅典人的心情。

索福克勒斯的作品风格及其个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说代表了伯里克利时代。

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反映了伯里克利时代以后雅典人的面貌。

阿里斯托芬比他们三位要年轻许多。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把伯里克利时代当作前尘往事的雅典人。

讽刺喜剧虽然对社会弊端有尖锐的揭批，但没有构建一个新时代的能力。因为批判和创造，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能力。

对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而言，阿里斯托芬是一位辛辣、幽默的优秀讽刺喜剧作家。对2500年后的我们而言，他是一位机智的稀有的社会记者。

翌年，公元前406年的春天，44岁的阿基比亚德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前往爱琴海东部。这一次他率领了百艘三层加莱船、1500名重装步兵以及150名骑兵。这浩浩荡荡的阵势，与陆海两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十分匹配。

然而，就在他返回祖国的这半年里，爱琴海东部的局势风云突变。

吕山德

波斯国王有位名叫居鲁士（Cyrus）的弟弟。这位年轻人野心勃勃，不满足于苏萨王宫里美女如云、左拥右抱的生活。国王授予这位胞弟“安纳托利亚西部最高统治者”的头衔，将他派往小亚细亚西部地区，远离波斯帝国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

国王的本意是赶走麻烦，居鲁士却将之视为实现野心的契机。他的地位凌驾于提萨弗涅斯等地方长官之上，手中握有用之不尽的资源。

来到辖区的居鲁士首先对屡战屡败的斯巴达海军表示了不满，但没有说停止援助。他提出今后不仅继续提供资金援助，而且会增加金额，前提是斯巴达方面要拿出打败雅典的策略。面对波斯王子给予的压力，斯巴达不得不做出回应。

斯巴达不能派遣国王率领的正规军。自吕库古法以来，斯巴达始终坚持一国和平主义，军事上以防守为重。

在爱琴海东部一带和雅典开战，并不是由于斯巴达领土遭受侵略。若国王率正规军出征就是违宪，但他们也不能违背金主的意愿。

于是，斯巴达人再次使出惯用的伎俩，即起用编外人员。派遣由一介士兵率领的非正规军不违反吕库古法。前有伯拉西达、吉利普斯，这一次是吕山德（Lysander）。极端护宪派的5位监察官，以这种编外人员的机制规避宪法，他们的煞费苦心让人忍俊不禁。

吕山德被任命为海军将军，率军前往爱琴海东部，但仅有一年的任期。斯巴达的护宪派对不断起用编外人员带来的“下克上”的风险，还是保持着警戒心的。

从此，吕山德登上历史舞台。他之前的经历无人知晓。

吕山德不像伯拉西达那样父母均为斯巴达公民、本人曾经作为斯巴达的重装步兵经历过严苛的训练，担任过一年的监察官。这些吕山德都未经历过。换言之，吕山德不属于真正的斯巴达公民。

此外，他和父亲是斯巴达公民、母亲是希洛人、本人也受过重装步兵训练的吉利普斯，似乎也不一样。

希腊所有城邦均实行公民全民皆兵制。不具备公民权的人不能参与国家政治，同时也没有参军义务，这是希腊民族创造出的理念。雅典公民权普及至社会底层，所以尽管它经历了西西里远征那般惨重的打击，依然能够征集到士兵。而斯巴达不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农民开放公民权，它始终面临士兵人数不足的问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斯巴达人推出一个政策，将那些父母是希洛人，但本人年轻时曾随军队出征，作为辅助兵积累下战场经验的男人，提升为斯巴达公民。这些人统称“被解放的希洛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士兵数量不足的问题。

从斯巴达起用编外人员的情况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编外录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人员质量越来越差。

古代历史学家称吕山德是“农奴出身的士兵”，现代持相同观点的学者也不少。

有关吕山德的出生年月，目前只知道是在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440年之间。如果取一个中间值以公元前445年计算，他比阿基比亚德年轻5岁。

抵达爱琴海东部的这位斯巴达司令官和他的前任们一样，没有去拜访提萨弗涅斯，而去萨迪斯参见了居鲁士。

波斯王子与斯巴达派来的海军将领之间，具体展开了怎样的谈话，我们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是，居鲁士非常喜欢这位斯巴达人，称以后联系不必通过地方长官提萨弗涅斯，吕山德可以直接与他本人联系。

吕山德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的委任状。在战略、战术以及资金方面，居鲁士对他有求必应。

派往爱琴海东部的斯巴达海军决定将基地设在以弗所。

为什么会选在这里？以弗所曾经是希腊世界首屈一指的城邦，比雅典更早兴起和繁荣。如今这里因为雅典在西西里的败北，不断被来自内陆的波斯势力渗透。

此外，波斯设在小亚细亚的大本营萨迪斯和以弗所之间修有一条道路，它是第一次希波战争时修建的连接波斯首都苏萨与萨迪斯的“御道”的延长线。也就是说，波斯王子与斯巴达的编外将军可通过陆路直接联系。

吕山德没有浪费这个到手的好机会。他在以弗所建起造船厂，以高薪吸引希腊城邦的造船技师。与此同时，他直接将手伸进雅典海军内部，展开对熟练技工的策反行动。斯巴达海军的实力要超过雅典，人才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斯巴达海军事实上降格为波斯的雇佣兵。

但还是有不少雅典水手冒着被判叛逃罪的风险，在高薪的诱惑下，跑去投奔了吕山德率领的斯巴达海军。

希腊民族在精神层面上不断劣化。

萨摩斯岛位于距离以弗所50公里的西南海上。相隔半年回到此地的阿基比亚德见到的就是这里的希腊人。

在距离以弗所1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以弗所的外港诺提昂（Notium）。有居鲁士的出手相助，那里停泊的斯巴达海军战船数量增加到90艘。

回到爱琴海东部的阿基比亚德，仅率领着13艘战船出海视察。

那个时候，相较于斯巴达的90艘战船，雅典海军除了国内派来的百艘战船，还有驻守萨摩斯岛的海军，在军力上处于优势。这支海军的统帅阿基比亚德决定，先加入副将特拉西布洛斯攻打弗凯亚的战役，随后再和斯巴达海军做正面交锋。

为此，他们要绕过萨摩斯岛北面的希俄斯岛海域，前往海上距离约200公里的弗凯亚，不能让仅与敌军相隔50公里的萨摩斯岛门洞大开。

于是，阿基比亚德决定带20艘船前往弗凯亚，余下的80艘留在萨摩斯岛。这80艘加上萨摩斯岛驻军的10艘战船，总共90艘，足够与斯巴达海军角力。

阿基比亚德对副官下达严格命令，在他本人返回之前，绝不能向斯巴达海军挑起事端。

安排好相关事宜之后，阿基比亚德带着载满重装步兵的20艘战船，出发前往弗凯亚。

不料，受命防守萨摩斯岛的副官安条克斯（Amtiochus）来不及等司令官归来便采取了行动。

他渴望像阿基比亚德那样赢得辉煌的胜利。阿基比亚德指挥的基齐库斯海战堪称战术使用的典范，安条克斯跃跃欲试，也想立下军功。

这位雅典人不明白，所谓战斗，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都不仅是士兵与士兵肉体的搏斗，更是司令官与司令官之间头脑的较量。

就这样，史称“诺提昂海战”的战斗在斯巴达海军基地诺提昂附近展开。

手中握有90艘战船的雅典军副官打算把斯巴达海军从港内引向海上，但吕山德没有上钩。他不仅没有上钩，反而趁雅典海军因计划落空而动摇之际，出动全体船队向雅典海军发起了攻击。

阵型大乱的雅典一方损失了15艘战船。吕山德向被俘的15艘战船的船员提出条件，让他们为斯巴达打仗，以换取一条生路。所有人都接受了他的条件。这次海战的结果是雅典海军损失15艘战船，斯巴达海军增加了15艘战船。

爱琴海东部、诺提昂及其周边

阿基比亚德闻讯火速返回萨摩斯岛，率领剩余的船队直奔诺提昂。在港口封锁的状态下，向吕山德下了战书。

吕山德没有理会他的挑战。哪怕雅典海军的前卫冲进港内，攻击了数艘斯巴达战船，吕山德依然不准船队出港迎战。

若与阿基比亚德直接交锋，后果不堪设想，吕山德绝不肯冒险。阿基比亚德挑战未果，只能返回萨摩斯岛。

消息传到雅典国内，沉默了一年的反阿基比亚德派，终于抓到机会再次发声。这一派原本就是煽动家占多数，而雅典也重新回到煽动家耀武扬威的社会状态。

这些人善于煽动民众的不安和怒火，所以被称为煽动家。在他们看来，批判、指责无所谓有没有事实根据。雅典海军虽然在诺提昂海战中遭受损失，但那只是雅典海军上百艘战船中的15艘。可惜这种冷静的意见，完全淹没在煽动家们的叫嚣声中。这些人宣称阿基比亚德去弗凯亚是为喝酒找女人，他扔下雅典海军不顾才导致败给斯巴达人。

阿基比亚德失势

受煽动者挑唆的雅典人举行公民大会，当场决定解除阿基比亚德“陆海两军雅典军最高总司令”的职务。此外连“将军”的职务也被一并撤销。

吕山德收获的不只是15艘雅典战船，他最大的战果是把阿基比亚德踢出了战场。

对阿基比亚德而言，这是雅典第三次让他心想而不能事成。

第一次是四国同盟结成后不久的公元前419年。

第二次是西西里远征开始的公元前415年。

这一次是公元前406年。

此时，阿基比亚德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立即回国，在公民大会上说明诺提昂败北的实际原因，洗刷自己的罪名。说服民众的自信他还是有的。

不过，这样做意味着与反对派正面交锋。虽然出征是副官的自作主张，但作为最高司令官就应负全部的责任。如果民众同意反对派提出的这种观点，阿基比亚德就可能被起诉，面临被制裁的危险。

第二条路是接受革职的命令，找个地方暂时隐居，待风头过后东山再起。阿基比亚德选择了第二条路，或许他相信雅典人早晚有一天会需要他。他才40多岁，有时间等待。

阿基比亚德乘坐其自费打造的曾经作为最高司令官旗舰的三层加莱船，离开了萨摩斯岛。他的目的地是位于马尔马拉海西岸的一个城镇，那里有他的土地和房子。

退出爱琴海东部战场的不单是阿基比亚德。吕山德也因为一年任期届满被召回斯巴达国内。

如果吕山德就此留在斯巴达，那将是雅典人的幸运。然而，吕山德再次被斯巴达人派往战场。

得知吕山德被召回，居鲁士表示了强烈抗议，斯巴达不能置若罔闻。不过，作为斯巴达保守派代表的5位监察官并没有让吕山德继续担任原职。他们任命卡里库拉迪塔斯（Kallikratidas）为海军司令，吕山德以副官的身份与其同赴前线。卡里库拉迪塔斯是一名勇敢的陆军将领，但不熟悉海战，实际指挥权明显还是掌握在吕山德手里。

在雅典，阿基比亚德被革职之后，关于“陆海两军雅典军最高总司令”的地位导致集权化的反对声依然不绝于耳。为防止一人独大，雅典决定采用10人集体指挥体系，选出的10位将军被授予同等的指挥权。相较于吕山德一人指挥的斯巴达海军，雅典海军的指挥权越来越分散。

司令官们的死刑

公元前406年，雅典民主政府从这一年当选的10位将军中挑出8人，将他们派往爱琴海东部。

部队增加的不仅是司令官的人数，110艘战船也在短时间内被打造出来。雅典人通过征收特别税、剥下神殿内神像身上的金箔、熔化祭祀用的银制餐具等方式扩大财源，并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军，终于获得了110艘三层加莱船的战斗力。

令人感慨的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培训战船的桨手。在这一点上，从雅典挖去大量熟练技工的斯巴达海军处于有利位置。

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的110艘战船，再加上萨摩斯岛的战船，雅典军总共150艘战船。这支雅典海军船队将和获得波斯资金援助、战船数量增加至百艘以上的斯巴达海军，在海上对决。

战场位于莱斯沃斯岛与小亚细亚西岸之间的阿吉纽西岛（Arginousai）的近海附近。

如今拥有大量熟练水手的斯巴达海军甚至效仿雅典最擅长的战术，不再直接撞击，转而采用大幅度迂回包抄的战术。不过，使用这种战术除了技术熟练的划桨手，还需要能发出正确指令的舰长级军官。非海运国的斯巴达缺乏相关人才，即便是吕山德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准。话说回来，这一年雅典也没有出色的海军将领。

结果，一场海上会战变成了混战。站在旗舰的船首高声发号施令的卡里库拉迪塔斯掉进海中，从此再也没有出现。总司令的死令斯巴达海军陷入混乱，他们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失去了69艘战船，侥幸脱身的船队逃去已经归斯巴达管辖的希俄斯岛。

但雅典军方面并未赢得完全的胜利。他们在追击退往希俄斯岛的斯巴达船队时遇上风暴，桨手们来不及应对，战船接二连三地沉没。面对漂浮在海上大声呼救的同袍，自身难保的海军们放弃营救，匆匆撤离。

得知消息后，雅典民众——尤其是那些因未获营救而沉没海底的阵亡者的家属怒火中烧。煽动家们趁机造势，人们愤怒的情绪愈发高涨。此时的雅典已经没有能及时有效地平息这种状态的政治家了。

狂怒的雅典民众对被派往战场的8位将军提出诉讼，要求判处他们全体死刑。

负责审议此案的“五百人委员会”中有64岁的苏格拉底，他的反对没有奏效，“五百人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将判决权交给公民大会，这等于变成了人民公审。

两位司令官在听到风声后逃走，剩下的6人被处以死刑。

雅典人早已没有了能一次处死6位司令官的底气和人才储备，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

就这样，打赢了海战却伤害了自己的雅典，在公元前406年的冬天，收到来自斯巴达的和谈建议。这不是斯巴达人在海战败北后做出的绝望决定，而是他们厌倦了对波斯唯命是从。

令斯巴达产生转变的领头人是刚即位不久的帕萨尼亚斯。这位年轻的国王是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在普拉塔亚平原率领希腊军彻底歼灭波斯大军的帕萨尼亚斯的孙子。

70多年来，波斯始终不敢踏入爱琴海，是因为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指挥的萨拉米斯海战和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指挥的普拉塔亚平原战，将波斯人彻底赶出了希腊世界。和当年的英雄同姓的年轻的斯巴达国王，对目前斯巴达人亲近波斯的状态，想来是感到难以忍受吧。

这一次，5位监察官与国王站在了同一阵线。而越过斯巴达政府与波斯王子居鲁士关系密切的吕山德，令这些吕库古法的坚定守护者感到极其不安。

可惜希腊世界两大强国达成和解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雅典的拒绝终究未能实现。

此时的雅典公民大会已经完全被煽动家们操控。这些人声称雅典掌握着海上优势，如果议和，斯巴达必须归还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所有属于雅典辖下的地区和岛屿。这等于是彻底否定伯罗奔尼撒战争。

斯巴达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和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面对共同征战至今的科林斯、底比斯等盟国，斯巴达不可能权当这场战争没有发生过。

就这样，时间来到公元前40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第26年。

雅典为选出合适的将军大为苦恼。在前一年，8位司令官被集体起诉，除了两位逃亡，其余的全部被处死，这使能率领海军的将才严重紧缺。但雅典人依然选出了10位将军，令其中6人前往爱琴海东部。

吕山德的动作比雅典人更快。

此时的吕山德已经放弃了始终将他视为编外人员的祖国斯巴达，决定为认可自己能力的波斯效力。

波斯正打算收回在75年前的希波战争中失去的爱琴海东部一带。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驱逐控制着这个地区的雅典势力。

吕山德认为削弱雅典力量最有效的方法是切断其粮食补给线。于是他率军前往达达尼尔海峡。

想到这个策略并不需要特别聪慧的头脑。雅典人是被对方钻了空子。他们因为起诉司令官的骚乱以及随后的处刑、选新将军等问题浪费了时间，疏忽了对重地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守。

事实上，率领斯巴达海军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吕山德，见到当地实际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也感到相当吃惊。

吕山德首先占领了两个最容易得手的海港，它们是位于海峡亚洲一侧的阿卑多斯（Abydos）和兰普萨库斯（Lampsacus）。达达尼尔海峡最宽处也仅有10公里，那里正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掌控住亚洲一侧的两个港口，便能阻断从黑海经马尔马拉海通往爱琴海的雅典粮食供给线。吕山德向拥有希腊世界最多人口的雅典发起了粮食攻击战。

这个消息足够震撼雅典人。如梦初醒的雅典人召开公民大会，向同盟国发出紧急呼吁，最终调集到180艘战船，由6位将军率领前往达达尼尔海峡。

180艘三层加莱船，是提洛同盟当时的总军力。船只需要配备3万名划桨手。作为提洛同盟的领袖，雅典摇摆不定的战略以及因此造成的时间上的损失，使他们的海军在船只和人力两方面都出现不足。

爱琴海东方、达达尼尔海峡周边

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雅典海军将战船停靠在欧洲一侧的阿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他们与集结在兰普萨库斯港的吕山德麾下的斯巴达海军相隔8公里。也许6位司令官认为这个距离最适合两军对阵，所以选了此地。

在面临达达尼尔海峡的海港中，当时的阿哥斯波塔米是一个几乎没人关注的小港。它因阿哥斯波塔米河从附近流过而得名。与其称它为港口，不如叫它浅滩，总之这里非常不适合150艘以上的三层加莱船停泊。

这时，阿基比亚德突然出现在阿哥斯波塔米。被解职后居住在马尔马拉海沿岸城镇的阿基比亚德，没有忽略吕山德及斯巴达海军的动向。他从隐居地一个人策马飞奔来到雅典海军营地，情绪激动地向司令官们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阿基比亚德质问他们为什么把基地设在阿哥斯波塔米，而且还是全军聚集在一起。

此地与敌军仅相隔8公里，而且海面过于狭窄。更何况这里远离爱琴海，无法获得友军提供的补给。士兵们不得不下船前往内陆采购军粮。

阿基比亚德建议将基地转移到塞斯托斯港。那里海域开阔，而且常年处于雅典辖下，当地居民和雅典关系友好，同时那里靠近爱琴海，便于接收补给。

虽然塞斯托斯对岸的阿卑多斯掌握在斯巴达人手里，但那里的斯巴达海军的战斗力无须担心。雅典人需要担心的是集结在兰普萨库斯港的斯巴达海军，他们是吕山德的直属部队。吕山德不像我们熟悉的斯巴达人，所以雅典海军首先要让他不能自由行动。

听完阿基比亚德热情的解说，雅典海军的司令官们只是冷冷地回答：“你已经不是将军。我们没有义务采纳你的意见。”

如果当时的司令官中有特拉西布洛斯和特拉墨涅斯，或许情况会有所改变。这两位曾经作为阿基比亚德的副将，在爱琴海东部取得屡战屡胜的战果。只可惜他们卷入前一年的起诉案，尽管侥幸逃生，但被革除了海军军官的职务。

结果，阿基比亚德只能灰溜溜地独自踏上归程。

而吕山德发现了雅典海军的弱点。他麾下的海军中有很多是从雅典海军争取过来的水手。虽然相隔8公里，但双方水手私下联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也许吕山德是无意中听到了这个消息，也许他一早就打算利用这些水手打探敌军的消息。

斯巴达海军严阵以待，只等机遇降临。他们的补给由波斯提供，因此有底气耐心等待。吕山德等待的时机是雅典海军忍受不了基地的不利环境着急出动的时刻。

在两军对峙中，时间来到公元前405年8月。

唯一一次海上败北

这场战役史称“阿哥斯波塔米海战”。但实际战况根本配不上海战之名。

雅典海军闻悉斯巴达海军来袭，便出海迎战。不料斯巴达人匆匆打了几个回合便扬长而去。于是，放松警惕的雅典人返回阿哥斯波塔米港，下船准备找食材做饭。就在这时，他们遭遇掉头回来的斯巴达海军的攻击。雅典海军在来不及反击的情况下被一网打尽。这就是“海战”的经过。

斯巴达海军的船只和士兵损失几乎为零。

雅典海军中幸免于难的是在某两位司令官率领下个别行动的10艘战船上的士兵和水手。这些人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没有逃回本国，而逃去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克里特岛。大家都很清楚，如果逃回雅典，等待他们的就是死刑。

就是这样一场没有发生真正的海上交锋的海战，让雅典把包括参战的同盟国在内的多达170艘战船、3万名士兵拱手交给了敌人。

吕山德亲手用剑削下了被俘的4位雅典将军的头颅。

斩首的处刑法，在斯巴达及其他希腊城邦已经很久没有实施了。就算在东方，像波斯那样文明程度高的国家也不再使用这种野蛮的处刑方法。

随后，吕山德从3万名俘虏中挑出3000人。这些人仅仅因为是雅典公民，便惨死于刀剑之下。

剩下的27 000名俘虏在接受了严令后被释放。

吕山德给他们下达的命令是，必须回到自己的国家。如果他们跑去其他地方，会和那3000雅典人遭受同样的命运。

吕山德释放俘虏，并不是因为他恢复了善良的人性，只不过是因为斩杀3000人已经足够劳神劳力，要杀死3万俘虏是不现实的。

以回国为条件释放雅典俘虏的另一个原因是，吕山德打算让雅典进一步陷入军粮不足的危机。

这一年的秋天，吕山德将主要精力放在达达尼尔海峡两岸，他准备把当地城邦一个不漏地统统收归斯巴达辖下。因而，另一边的雅典没再收到一粒来自黑海的小麦。

暗杀阿基比亚德

暗杀计划可能在当年的冬天开始酝酿，在新一年即公元前404年到来后不久便迅速执行。

公元前404年，春天尚未到来，阿基比亚德就在隐居地被杀。

有关凶手及其背后的主谋，在当时就是个谜，时至今日依然不明。

袭击阿基比亚德的一群男人，先点燃了房子，随后见阿基比亚德提着剑从火中冲出家门。他们没有接近他，只远远地围起一个包围圈，同时拉开弓箭，射死了阿基比亚德。

对于背后的主谋，在当时有三种说法。

第一，和阿基比亚德同居的女人的父亲。这位波斯权贵因不满阿基比亚德与女儿在一起，派人杀了他。

第二，雅典的反对派。是他们派出刺客执行了暗杀行动。

第三，吕山德派去一队波斯士兵杀了他。

事情的真相连现代的学者们都没有弄清。不过，如果问年仅45岁的阿基比亚德的死对谁最有利，答案恐怕只有一个：吕山德。

吕山德是那么极力回避直接对决，任凭阿基比亚德挑衅，绝不回应。对吕山德而言，令他恐惧的对手只有阿基比亚德一个。阿基比亚德死后，吕山德才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下一个战略：彻底瓦解提洛同盟。

被遣返的人们

公元前404年的春天，成功完成达达尼尔海峡镇压任务的吕山德，带着在阿哥斯波塔米缴获的已经换上斯巴达军旗的雅典军船，从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爱琴海。在阿基比亚德这个威胁消失后，吕山德制定的战略是镇压遍布爱琴海全域的提洛同盟的城邦。

雅典人听说了吕山德的动向，却无计可施。前一年夏天的阿哥斯波塔米海战造成的精神创伤尚未痊愈。雅典虽然还剩少部分英勇的年轻人，但他们什么也做不成。

雅典已经没有海军了。一直以来，凭借海军这块根基，雅典总能从打击中再次崛起。现在海军没有了。

此刻，吕山德率领的斯巴达海军有充足的底气，他们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对提洛同盟的瓦解行动。

吕山德用的手段并无新意。

提洛同盟不但是军事同盟，也是一个经济同盟。加盟的诸国有点像现在大公司的分公司、分店，有很多雅典人居住在这些城邦中。

提洛同盟自创建已走过四分之三个世纪，从祖父辈起便生活在盟邦地区的雅典人为数不少。

吕山德要求这些人放下一切全体返回雅典。阿哥斯波塔米海战后3000名同胞惨遭杀害的消息传遍提洛同盟的各个盟邦，所有人都很清楚违令者会被处死。

他们只被准许准备数日，大多数人除了一些随身用品，几乎是两手空空地登上了返回祖国的海船。

雅典富裕阶层的海外资产就这样被一扫而光。

因停止进口黑海地区的小麦而陷入恐慌的雅典本国人，在比雷埃夫斯港等来的不是满载小麦的船只，而是满载被遣返同胞的一艘艘船只。

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地方的船入港。它们包括：爱琴海北面的卡尔息底亚地区以及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城镇，连接爱琴海东部的利姆诺斯、莱斯沃斯以及位于希俄斯岛的以弗所、米利都、哈利卡那苏斯这些希腊文明的诞生地。除此之外，还有爱琴海中部岛屿纳克索斯、米洛斯、埃伊纳，爱琴海全域的海外居民都遭到遣返，提洛同盟的盟邦无一漏网。

唯一没有向吕山德屈服的，是长年被雅典海军当作基地的萨摩斯岛。

然而，区区数十艘战船的抵抗力太微不足道，吕山德甚至连动武的心思都没有。在他眼中，萨摩斯岛是一个不值得耗费时间和劳力的地方。

仅仅因为一次海上惨败，提洛同盟就在创立75年后灭亡了。

像要追赶满载被遣返者的船只似的，吕山德率领150艘三层加莱船逼近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

另一方面，由阿基斯和帕萨尼亚斯两位斯巴达国王率领的伯罗奔尼撒联军，从首都雅典北部的阿提卡地区正朝着雅典的方向南下。

雅典城邦自建国以来，首次受到来自陆海两方的攻击。

梭伦改革开启了雅典民主的第一步，雅典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代经济得到发展。随后在克里斯提尼领导下全面改为民主政体，在地米斯托克利率领下击败波斯，之后经由伯里克利之手实现了民主政体的完善。在此期间雅典经历过多次战争，失去大量的男子，但它始终保持着希腊世界最大城邦的傲人地位。现在这里又增加了大批被遣返者。然而在提洛同盟消亡的情况下，小麦的进口渠道被完全切断。

断粮的攻击手段对雅典最为见效。对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雅典人上下认识一致。他们除了与斯巴达谈判无路可走，这一次没有人反对。

这种时候，煽动家们无用武之地。斯巴达人不喜欢这些激进的民主分子，如果派他们去谈判，势必会被赶回来。

于是，和斯巴达谈判的任务落到了寡头派的特拉墨涅斯身上。与寡头政体的斯巴达交涉，还得是寡头派人士。

特拉墨涅斯当初被“四百人会议”派往萨摩斯岛，成为阿基比亚德的副将，他在那一带曾经和斯巴达有过海上交战的经历。因此，特拉墨涅斯虽然感情上倾向于寡头派，但并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寡头主义者。这位更接近现实主义者的雅典武将逃过了死刑判决，却无法从国家存亡的危机中抽身离去。

在另一方的斯巴达，情况也有变化。吕山德对雅典俘虏残暴的杀戮，引起斯巴达当权者们的厌恶，他们把他排除在谈判席之外。

代替吕山德出面与雅典交涉的，是两王之一的帕萨尼亚斯。另一位国王阿基斯卧病在床。

送走谈判代表特拉墨涅斯之后，雅典人一边面临粮食日益短缺的困境，一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判决，在夏季的3个月中苦苦煎熬。向来对祖国的危机也能打趣调侃的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这段时期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如果连他也无心提笔，相信整个雅典都失去了笑声。

特拉墨涅斯从斯巴达归来是在3个月之后。

对于终结长达27年的战争，不仅雅典，连斯巴达也表示赞同。谈判之所以耗时3个月，不是因为伯罗奔尼撒同盟内地位仅次于斯巴达的科林斯和底比斯反对终战，而是因为他们提高了谈和的价码。

科林斯人和底比斯人的态度极其强硬。

他们主张将雅典城夷为平地，杀尽所有打仗适龄男子，妇女和孩子全体变卖为奴。他们认为挑起战争的雅典理应受到这样的处置。

但斯巴达没有同意。尤其是帕萨尼亚斯国王，他面对不肯妥协、坚持严惩雅典的科林斯和底比斯代表，以严厉的口吻说：“你们难道忘记了吗？你们的国家至今作为自由城邦存在，你们能够作为自由公民在这里发言，这一切都拜80年前雅典率领希腊人赶走波斯人所赐。”

雅典逃过一劫。斯巴达年轻国王的态度，可谓英雄惜英雄，欧洲人称之为“骑士精神”。他挽救了雅典，也保全了帕特农神殿。

话说回来，特拉墨涅斯3个月后带回来的谈和条件，仍然相当苛刻。

无条件投降

一、城邦国家雅典从此成为斯巴达的同盟国。也就是说，无论是本国防卫战还是前往他国作战，没有斯巴达的允许，雅典不得擅自行动。

二、放弃提洛同盟时代控制的所有城邦、岛屿，这些地方从今往后就是和雅典毫无关联的城邦。

三、允许保留12艘三层加莱船。雅典拥有的战船不得超过这个数量。

常备200艘战船的雅典，今后只能拥有区区12艘。雅典海军被彻底消灭。

四、撤除所有建立在比雷埃夫斯外港的防御设施。当地的两间造船厂的规模要收缩至最小程度。

五、连接首都与外港长达7.5公里的“长墙”数段被毁，被破坏的部分总长2公里。

长墙相连才能发挥作用，当中被切断就形同虚设。

第二次希波战争刚结束，地米斯托克利即下令建起这道“长墙”，伯里克利时代又进行了完善改建的工程。它的作用在75年后被终结。

地米斯托克利构思并在他执政期间完成的雅典—比雷埃夫斯外港的一体化，长久以来始终是雅典繁荣的源头。如今化为泡影。

凭借这个一体化，雅典曾成为爱琴海乃至东地中海地区的一大通商中心。这已成为昔日往事。

雅典人的性命被保全了。他们没有被杀，也没有被当成奴隶。在他们生活的城市，帕特农神殿依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但是，城邦国家雅典不仅无法维持海军大国的地位，甚至被迫失去经济大国的地位。

无条件投降的雅典，还有另一个必须接受的条件。

六、接受流亡在外的反民主派人士归国。

斯巴达没有强制雅典放弃民主政体，建立寡头制政府。

斯巴达人将营地设在俯瞰市区的卫城山上。雅典市民在斯巴达士兵的监视之下，“接受”了这些反民主派人士的回归。

虽然新政权只是一个处理战败问题的政府，但雅典已经在事实上从民主政体转向寡头政体。

以上这一切在公元前404年春天至秋天的短短数月内，成为现实。

它们发生在雅典击退来犯的波斯大军，为日后的繁荣昌盛铺平道路的75年后。

它们发生在保持雅典的繁荣并成功将之发扬光大的伯里克利去世仅仅25年后。

作为希腊代表的城邦国家雅典，在公元前404年侥幸地躲过了灭亡，但躲不过衰败。

雅典兴盛的四大要素有：

一、民主政体。

二、雅典海军。

三、雅典—比雷埃夫斯港一体化。

四、提洛同盟。

雅典在短短的25年内丧失了所有。

它再也不是霸权国家。

苏格拉底的教导正确无比。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

雅典人败给了他们自己。换言之，是自我毁灭。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雅典的势力范围（公元前431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残存的势力范围（公元前404年）

年表

图片出处一览

p7上图：雅典国立考古学博物馆藏（希腊） © Bridgeman Images

下图：大英博物馆藏（英国） © Bridgeman Images

p49：插图：畠山莫谷

p54：塞浦路斯岛拉纳卡 © Markus Leupold-Löwenthal

p66-67：大英博物馆藏 © Getty Images

p68：Tons Brunés, The Secrets of Ancient Geometry and Its Use, 1967, Rhodos International Science Publishers

p96：梵蒂冈美术馆藏（梵蒂冈） © Lanmas/Alamy Stock Photo

p170：柏林国立美术馆藏（德国） © ullstein bild/Getty Images

p180：雅典国立考古学博物馆藏（希腊） © Bridgeman Images

p236：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学博物馆藏（意大利） © Bridgeman Images

p243：奥林匹亚考古学博物馆藏（希腊） © Konstantinos Tsakalidis/Alamy Stock Photo

p281：© Hemis/Alamy Stock Photo

p370：卢浮宫美术馆藏（法国） © Gra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Alamy Stock Photo

p371：雅典国立考古学博物馆藏（希腊） © Bridgeman Images

p432：玛格纳·加西亚国立博物馆（意大利） © Scala Archives

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参考文献记录于第3卷卷末

希腊人的故事

3

新希望

第一部

希腊城邦国家的终结

第一章

雅典的凋败

如果霸权国家战败后有另一个国家代替它掌握霸权，或许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

问题是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人认为多极化的状态才是理想状态，但实际上这种状态也许只是混乱而已。

这种混乱不只祸害当事国，还会殃及其他国家。因而，它不会止步于暂时的混乱，而会成为一种可确切地称为“混沌”的长期现象。

伯罗奔尼撒战争绵延30年之久，它导致城邦国家雅典的凋败，在接下来的42年中又进而导致了希腊城邦国家的终结。

“霸权”一词的词源是古希腊语的“hegemonia”（英语为“hegemony”），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其他国家有强有力的影响。

在古希腊，这种意义上的霸权国家只有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虽然在陆战方面堪称希腊第一，但斯巴达战士的国家只有军事力量。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跌落下来。

研究者们认为，从这一年开始到马其顿雄起的半个世纪间，先是斯巴达的霸权时代，接着是底比斯称霸。

果若如此，希腊世界的霸权便只是从雅典转移到斯巴达，再转移到底比斯而已。即便霸权转移时存在一定弊害，造成的混乱也应该会控制在一定程度内。

可是，希腊世界却走向了“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

论及政治制度，这些城邦国家有民主政治、寡头政治以及两者的混合，情况各不相同。可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终归都是城邦国家。与之相对，马其顿是王权国家。

我阅读学者的研究著作时感到，学者必须读懂文字记载背后的东西，即所谓的真话。

虽然书上写的是“霸权时代”，但必须理解为带引号的所谓的霸权时代。

本卷第一部讲述的是真正的霸权国家雅典存在80年之后，带引号的霸权时代42年的历史。

公元前404年战败的只是雅典，半个世纪之后败下阵来的却是希腊的所有城邦国家。

自信的丧失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抛弃了民主政体（demokratia），转向寡头政体（oligarkhia），而这并非战胜国斯巴达的逼迫所致。

真正的原因在于，绵延近30年的战争以雅典空前屈辱的失败告终，雅典市民对自己沿用百年的民主政体失去了信任。

的确，公元前404年的雅典丧失了80年来一直拥有的所有“力量”。

作为主战力的海军舰船从200艘减少到12艘，只能完成近海警备。

连接首都雅典与外港比雷埃夫斯的7.5公里的“长墙”也多处被毁，“长墙”给予本国防卫和国民粮食两方面的安全保障也化为乌有。

此外，延续了七十多年的提洛同盟遭到瓦解。与本国政府的意见相比，斯巴达的吕山德将军更热衷于听取支持他的波斯的意见。拜他所赐，在脱离雅典获得独立的美名下，爱琴海周边城邦和岛屿全都从提洛同盟分离出去。

雅典及其周边

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只是一个军事同盟，而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不同，它不仅是军事同盟，还是经济同盟。提洛同盟是雅典人的“作品”，而雅典人在希腊民族中具有格外出色的经济敏感性。正因如此，这件“作品”甚至促成了当时任何国家都没有想到的广域经济圈。

很多雅典人因此选择在加入同盟的城邦和海岛定居，就像雅典在那里开分公司或分店一样。这些人因吕山德的强制回国令撤回雅典，环绕爱琴海的广域经济圈因此崩溃。由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雅典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连经济大国的地位也不保。

大家原本觉得一旦有事可以相互帮忙才加入同盟。雅典本来有200艘战舰，确实有事可以前去相帮。可现在它仅有12艘战船，不可能再帮上忙了。雅典已不是海军大国，所以不论以什么名义都不可能继续担任盟主了。

雅典被夺走长期享受的霸权，跌落到与其他城邦国家平起平坐的境地。但雅典人并不是因为对这样的现状感到绝望，才主动抛弃民主政体，选择寡头政体的。

大多数市民面对天翻地覆的现状还处在茫然的状态。恰在此时，坚信雅典也应建立寡头政体的一小部分人回国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胜方斯巴达甩给雅典的媾和条件中有这样一条：允许逃往他国的反民主派人士回国。作为战败者的雅典不能对此提出异议。

于是，在市民尚未找出反对理由也无力反对的时候，一个称作“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权在雅典成立。彼时的雅典充斥着从海外基地撤回的人士，嘈杂而混乱。

这“三十人”中，除了奔走于斯巴达进行媾和的塞拉门尼斯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跟随斯巴达将军吕山德率领的所谓进驻军一同回到雅典的。

这些人的领袖克里提阿（Kritias）这时已经56岁，是当时年仅24岁的哲学家柏拉图的舅舅。克里提阿出身于雅典名门，按梭伦提出的财产等级制划分，他是属于第一等的不折不扣的富人。

据说他还是一位非常俊美的男子。不过，他与小他10岁但仍属同代人的美男子阿基比亚德不同。阿基比亚德性格开朗，而克里提阿性格阴沉；阿基比亚德遇事不抱怨、不发怒，而克里提阿的内心总是燃烧着一团强烈的愤怒之火。

克里提阿很有才华。尽管他的诗歌、悲剧、喜剧和以哀歌形式撰写的政治论文只有一些片段留存下来，但我们仍可从中窥见他敏锐的认知和纤细的情感。他一生中没有一部可以算得上扛鼎之作的作品，但这在博学多才的人中并不罕见。

他对哲学饶有兴趣，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件事广为流传。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饮鸩而亡。把苏格拉底送上被告席的人列出的罪状之一是苏格拉底给雅典青年造成了恶劣影响。被指受其影响为害雅典的最重要的两个人正是阿基比亚德和克里提阿。

在雅典，担任国家要职的年龄底线是30岁。阿基比亚德刚满这个年龄便跃上了国家的政治舞台。而克里提阿49岁以后才在政界登场。

当时雅典人记录、称呼某人时习惯说成“某某之子某某”。和3岁丧父的阿基比亚德不同，克里提阿年届五十父亲还精神矍铄，因此他很晚才当上一家之长。

公元前411年，寡头政权在雅典建立。那时雅典人刚刚得知远征叙拉古的军队惨烈的结局，尚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中。老卡莱斯库劳斯成了核心人物，其子克里提阿就在他身边。这个寡头政体被称为“四百人会议”，是雅典反民主派的集大成者。

这个政权很短命，仅4个月便走向终结。紧随其后的是“五千人会议”，虽然执政人数增加了，但它仍是寡头政治。该政权寿命虽比前面的“四百人会议”长，但同样短命。不到两年工夫，雅典的民主政体便杀了回马枪。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虽未发生流血事件，但与建立寡头政权有关的许多人都逃往了其他国家。克里提阿也逃离了雅典，他的父亲似乎就死于这一时期。克里提阿的这段流亡生活持续了6年之久。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克里提阿率领同党回到雅典。这次他随战胜方斯巴达的军队归来。

已经56岁的克里提阿在逃亡中信念更加坚定，更起劲地反民主并亲斯巴达。时隔6年，他回国的目的是复兴寡头政权。他决心不让新政权重蹈上一次的覆辙。

“三十僭主”政权建立不久，就被人们叫作“三十暴君”。他们决定从肉体上消灭那些反对派——即民主派人士，并开始付诸行动，执政方针从“不流血”转向了流血的暴力镇压。

不论执政者有无意识，镇压举措总会自然地走向扩大化。

很多有威望的市民被告发并被处以死刑，理由是他们虽然不支持民主派，但也没有积极向寡头派靠拢。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整个雅典被笼罩在恐怖政治之中。

尽管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不算雅典公民，本可置身事外，但如果他们是有钱人便可能会成为镇压的目标，理由是他们抢了海外归来者的工作。这让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一落千丈的雅典经济遭受到第二波打击。

雅典经济因提洛同盟广域经济圈的解体而遭到沉重打击。对这时的雅典而言，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实际起着重新与海外建立经济关系的“连线”作用。

恐怖政治不断升级，遭到肃清的牺牲者已多达1500人。这在“三十僭主”内部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三十人中的实力派人物塞拉门尼斯就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克里提阿。

塞拉门尼斯在年龄上是克里提阿的同辈，他曾代表战败的雅典与斯巴达完成媾和，因此声名鹊起。从心态上讲，他即使属于寡头派，也不是一个顽固的寡头派。在“四百人会议”时代，他被派往不支持“四百人会议”而一直支持民主派的萨摩斯岛，任务是把那里的雅典海军拉到寡头派这边来。然而他被迎接他的阿基比亚德说服，还作为其副将参加了海战。海战期间，他把当初的任务完全忘到脑后，可见他这个寡头派并不坚定。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末期，爱琴海的东面成为战场，雅典在与斯巴达海战的初期连战连胜。在整个海战中，本应是寡头派的塞拉门尼斯一直在帮助民主派的阿基比亚德。

还有一位叫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os）的寡头派人士，在这个时期和塞拉门尼斯一道被雅典的“四百人会议”派往萨摩斯岛。他也明确表态要留在民主派的萨摩斯岛雅典海军里。在阿基比亚德的指挥下，塞拉门尼斯负责阵形的右翼，色拉西布洛斯率军在左翼战斗，为祖国雅典带来了胜利。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公元前404年形成的“三十僭主”中，塞拉门尼斯榜上有名。色拉西布洛斯没有参加其中，他在“三十僭主”变为“三十暴君”的征兆刚刚出现的时候就离开雅典逃往底比斯。这倒不见得是因为他对民主政治恢复了信心，也许只是他对雅典寡头政体的未来不再抱有希望吧。

持续30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完败告终。在雅典被彻底打垮的这一时期，雅典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中，有很多人像色拉西布洛斯一样选择离开。所以如果采取的方法得当，“三十僭主”也有成功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曾经与色拉西布洛斯共同战斗的塞拉门尼斯对寡头政治抱有幻想，他企图通过加入“三十僭主”，在内部使之刹车。

然而，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在修昔底德之后书写希腊人历史的色诺芬笔下，塞拉门尼斯与克里提阿的对立甚至没有发展到论战的地步。前者道理说尽，后者面对责难只是一味地暴跳如雷。

根据现代研究者的说法，克里提阿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但我认为他的内心已经被一种不安搅得痛苦不堪。那是担心“三十僭主”政权也会同“四百人会议”一样归于失败的不安感。将不安转嫁给别人就是愤怒。这种愤怒使人盲目，让冷静的人变得疯狂。在克里提阿看来，塞拉门尼斯在同党中属于很有能力的人。这使塞拉门尼斯成了克里提阿憎恨的对象，而且恨到只想杀掉的程度。

克里提阿检举塞拉门尼斯并把他推上被告席，理由是怎么都能编造出来的。在雅典，喝毒酒似乎已经成了实施死刑的固定方法。塞拉门尼斯被定为反国家罪，喝下了毒酒。死前他叫喊着要把杯中剩下的几滴毒酒“留给美男子克里提阿”。

这为逃亡底比斯的色拉西布洛斯和他的同党起义创造了契机。

当初色拉西布洛斯离开底比斯南下雅典时，跟随他的雅典人不过70人。随着离首都越来越近，人数不断增加，最终发展为数千人的规模。与其说这些市民对寡头政治感到失望，不如说他们对恐怖政治感到绝望。

克里提阿可靠同党的数量不及对手一半，于是他开始向斯巴达求援，也许他认为斯巴达同为寡头政体，定会伸出援手。

斯巴达回应了这个请求，他们出动了由二王之一的帕萨尼亚斯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

如果斯巴达军与色拉西布洛斯率领的雅典民主派发生冲突，消灭后者将不费吹灰之力。

可是，帕萨尼亚斯刚展现了一下斯巴达的军力便立刻撤退，回到了斯巴达。斯巴达以此表态不愿介入雅典内部争斗。

为什么会这样，其内情容后再叙。既然斯巴达把手缩了回去，雅典的寡头派与民主派之间的争斗就成了一场内乱。

起初是规模略大的示威队伍与警察的冲突。双方都拿着武器，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随后在比雷埃夫斯港附近展开的已不能称为冲突，得叫作战斗了。结果寡头派失败，克里提阿在激战中战死，战死的还有另外两位大人物。

“三十僭主”就这样匆匆垮台，这时政权建立刚过半年。

统率民主派获胜的色拉西布洛斯宣布特赦，不再追究克里提阿追随者的一切罪过。这也表现出人们对“三十暴君”的恐怖政治已经有了过敏反应。

雅典的民主政治回来了，但它的功能并未回来。

城邦国家雅典的民主政体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是与下述事项密切相关的。

雅典海军不仅在爱琴海，在整个地中海都是最为强大的。

首都雅典与外港比雷埃夫斯一体化使雅典的经济实力位列希腊世界之首。

提洛同盟使各方面的知识、物资交流越发活跃。

虽然民主政体回来了，但伯罗奔尼撒战争两年后的雅典尚不具备这一切条件。

另外，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也减少了，正是他们使雅典成了希腊城邦中唯一的国际化都市。

说是外国人，其实他们是从希腊其他城邦来雅典定居的人，都是希腊人，都讲希腊语。

雅典虽然一直向这些人敞开门户，但不论他们在雅典居住多少年，都不会取得公民权，即不被允许参与国家政治，其不动产所有权也不会得到确认。但这些外国人却被要求加入防卫军，尽管仅限于辅助战斗。这些人在上述情况下还会选择居住在雅典，是因为那时的雅典充满了商业机会。

由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雅典变得一穷二白，失去了这种魅力。恐怖政治又使人们面临被剥夺生命和财产的境遇。外国人继续居住在雅典的好处越来越少。为扭转这种状况，雅典人改变了方针，授予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以雅典公民权。但这并未能阻止居留外国人的进一步减少。这种情况对雅典市民中的传统中间阶层形成了直接的打击。

居留在雅典的外国人原本不能获得不动产。所以雅典有很多住宅都租给了定居在此或因临时来访开展商务活动的外国人。

公元前480年，雅典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之后，外国人的流入开始增多。此后的七十多年中，外国人支付的房租在许多雅典市民的收入中占据了不小的比例，他们已经习惯这样的状态。

如同突然战败一样，外国人的撤离也来得突然，让人没了任何希望。

其他打击接踵而至。恢复了民主政治的政府开征不动产税。房主们没有了房租收入还不得不缴纳这种新税。

可能因为这个新税种是临时性的，人们居然不知道税率是多少。政府以国库空虚为由，试图用税金来填补窟窿，这种政策显然不可能得到市民的好评。如果这种恶评如潮的政策得以延续，市民对政权的信任度会越来越低。

人才外流

更糟糕的现象是人员流动发生了变化。

过去，人才总是从其他国家流入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人才转而从雅典流向了其他国家。

这些人员可以分为知识精英和普通百姓两大类。

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欧里庇得斯应马其顿国王之邀前往马其顿，抛弃了雅典。前途可期的年轻悲剧作家、苏格拉底的学生阿伽通也前往马其顿久矣。不过，这两人去了别的国家后再没有杰作问世。

这意味着，雅典有某种东西能让这些知识精英创造出杰作。至此，留在雅典的名人只剩下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两人。苏格拉底安然若素，阿里斯托芬在这个时期几乎没有发表过作品。他连以辛辣的批判引人发笑也做不到了，这位绝代喜剧作家和欣赏他喜剧的雅典人，恐怕都消沉到了极点。

精英以外的人员大多到其他国家当了佣兵。雇主并不是希腊的其他城邦，而是80年前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波斯。

我倒真心希望，雇主既为大帝国波斯，所付薪水应该高些。然而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使人悲哀。这些雅典人作为重装步兵参战，可雇主付给他们的薪水只相当于当年伯里克利付给三层桨战船桨手的1.5倍。如能保证高薪，他们必定不会跑去外国挣钱。可他们如今在雅典已经生活不下去，只能出国挣钱。

更加悲哀的是，就像艺术家去了别国创作不出杰作一样，这些佣兵根本没参加过什么划时代的战斗，只被用于波斯帝国内部的势力斗争。

这些在雅典过不下去的人到了别国也没能施展才华，这是精英和非精英的共同之处，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即使在“斯巴达霸权时代”也没有想过要建设一座可与帕特农神殿相媲美的壮丽神殿。

所谓“先有雅典，再有希腊”，这话绝非夸张和过誉。

抛弃祖国远走海外的雅典市民中，有一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色诺芬（Xenophon）。

根据梭伦改革的等级划分方法，色诺芬出身于被称作骑士阶层的第二等，若他留在雅典不会生活不下去。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师徒二人的邂逅也是苏格拉底式的。

一天，色诺芬走在一条小路上，苏格拉底从对面走来。路太窄，无论怎么走两个人终会碰面。于是苏格拉底问道：

“去哪里才能得到新鲜的鱼呢？”

年轻的色诺芬面对声名远扬的哲学家恭敬地回答道：“去鱼市就能买到。”

苏格拉底接着问：“去哪里才能得到知识呢？”

23岁的年轻人答不上来，沉默不语。66岁的老者对他说：

“请跟我来。”

就这样，色诺芬加入了苏格拉底学生的行列。他与师出同门又年龄相仿的柏拉图不同，虽然这两人都倾向于寡头派。柏拉图和寡头派领袖克里提阿是甥舅关系，但柏拉图始终与现实政治保持着距离，而色诺芬积极地参与政治。在色拉西布洛斯率领的民主派与克里提阿率领的寡头派的内战中，色诺芬站在寡头派一边参加了战斗。

所幸色诺芬没有丢掉性命，后来又遇到特赦，他留在了雅典。不过，面对民主派回归的雅典，他恐怕对未来也不抱什么希望。

在那段时间，一个朋友传来消息，说斯巴达接到波斯国王的弟弟居鲁士的求援，正在征召派往波斯的军队。

他们派到波斯去的军队并不是国王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军队虽由斯巴达的将军指挥，却是从别国雇来为别国利益而战的雇佣军。加入这样的军队的人就是为钱而战，与为祖国而战的市民兵相比，会被社会看低。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色诺芬没有轻易地做出决定，他去找苏格拉底商量这事。

苏格拉底有个怪癖，问他问题他不直接回答。

当时他的回答只是“你可以去德尔斐祈求阿波罗的神谕”，这只能理解为让色诺芬自己思考、自己决定。不过这话里有话。人即使自己通过思考已经有了决定，也要有神祇的同意才会放心前行。苏格拉底参透了这点才给出这样的忠告。

色诺芬似乎真的去了德尔斐，结果是自己思考自己决定去波斯当佣兵。

和这个时期离开祖国的很多雅典人一样，色诺芬并非暂时出国。他26岁离开祖国后，直到72岁去世都没有再踏上祖国的土地。他数量众多的著作没有一部写于雅典。

色诺芬的全部著作都流传到了现代，这在古代作家中是罕见的幸运。《希腊史》[1]和《长征记》[2]这两部书应该是他的代表作。

修昔底德不知何故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便中断了写作，《希腊史》正好从这一战争的末期开始，一直写到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终结的公元前362年。同修昔底德的作品相比，色诺芬的《希腊史》无论在观察力、洞察力还是文章表现力等各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尽管该书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但我认为，作为运用史料讲述历史的史学家，色诺芬不及修昔底德。

然而，色诺芬描写亲身经历的《长征记》，成就确实与世界第一部非虚构作品的地位相称。

顺便一说，《长征记》的原书名在希腊语中是“上”的意思。我想，恐怕古希腊人与日本人相似，认为从地方去首都是“上”京，从首都去地方是“下”吧。[3]

虽然书名为“上”，但色诺芬《长征记》叙述的主要部分并不是希腊佣兵从小亚细亚去美索不达米亚的“上”。尽管佣兵在那里打了胜仗，但因波斯国王的弟弟战死，他们被迫滞留在敌营中。毋宁说《长征记》主要叙述的是这些希腊佣兵历经艰险，跨越6000公里的路程回到故国的逃离过程，也就是所谓的“下”。

率领一万人摆脱波斯国王发起的一波波追击，这可是难中之难的事。而28岁的色诺芬正是完成这一难事的指挥官之一。

色诺芬撤回希腊的路线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在此14年前发生的事情。那年，远征西西里的雅典军队进攻西西里第一强国叙拉古失败，而且未能从那里逃出，竟至全军覆没。

当时雅典军队试图从叙拉古向北逃往60公里外的卡塔尼亚，其距离只有色诺芬指挥军队成功逃离敌营的百分之一。

前往叙拉古的雅典军全军覆没，而14年后同样由雅典人率领的希腊佣兵，虽然在与敌人一波波的交锋中耗时两年，但有一半以上的士兵最终踏上了故国的土地。

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却未能成为哲学家。作为史学家他远不及修昔底德，但作为军队领袖，他率领一万士兵撤回希腊，完成了难中之难的事，我认为他具有卓越的能力。

色诺芬5年后被祖国雅典判处流放国外。他曾追随斯巴达引弓射向雅典，所以流放并非事出无因。当初雅典并未把他视为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可是32年后才解除了对他的流放。对色诺芬来说，这可是他从33岁到65岁的几乎全部的人生。

无论政体如何，作为居民共同体的国家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高效利用自己具有的力量。对于自然资源匮乏的雅典而言，“人”就是资源。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此后雅典的实力便以断崖般的趋势下降，那情形令人感慨万千。

城邦国家雅典在所有方面都丧失了主导权，从此再也未能恢复。

让整个雅典为之颤抖的“三十僭主”政权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于民主派的回归而成为过去。

拜斯巴达国王帕萨尼亚斯所赐，雅典民主政体得以复活。帕萨尼亚斯应“三十僭主”的要求出兵雅典，却又在关键时刻撤军。

这证明了雅典人已经无力自行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色拉西布洛斯虽然有勇气靠70个人起事，但没有那种狡诈的智慧，那种能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不可或缺的智慧。

最重要的是，雅典人一直下意识地拒绝在认识上有所醒悟，他们不承认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领袖人物的不可或缺性。

伯里克利的聪明之处在于，虽然实际上他实施的是一人统治，但他能让大家觉得最终做决定的是民众自己。雅典民众没有领悟这种“一人统治”的必要性。伯里克利之后的所有领袖都没有发挥出作用便垮台就是明证。因为民众不想培养“一人统治”的领袖，所以这种人刚崭露头角便会被拿下。

“民主”并非集合更多人的头脑便能搞好政治那么简单。

雅典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能够领导众人的人了，人们也没有理由认可这种领导人的存在。对雅典人来说，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本身也许已经成为重负。

然而，这里还是希腊人的国度，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休战还是必要的。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平静了10年，或者说是不得不平静了10年。但它并没有同战争这个魔物绝缘。

它没有一以贯之的政策，一会儿参加反斯巴达的城邦联盟与斯巴达为敌，一会儿又与斯巴达联手对其他城邦发起战争。

尚未明白为什么要把人送上战场，人已经实实在在地死亡。每到这时雅典都国库空虚，为填补空虚便乱征新税，结果当然是经济进一步恶化。

这个时期上演了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打破10年沉默创作的《吕西斯特拉忒》[4]。

故事情节是雅典女人绝望于把一切交给男人来摆脱自身的惨状，便采取了占领议会的过激行动。

她们断言没有资格执掌政权的男人中，包括恢复民主政体的有功之臣色拉西布洛斯。

在雅典社会，女人不被看作完整的人，自然也没有公民的权利。

被这样的女人嫌弃，这已经不是“讽刺喜剧”，而是“悲剧”了。

无力决定自己命运的冷酷现实，对于曾认定自己能够主宰命运的雅典人来说，也许更加难以忍受。这是一种令人愤懑的心情。

在这样的气氛中，苏格拉底事件爆发了。

[1] 有汉译本《希腊史》，色诺芬著，徐松岩译注，三联书店，2013年。——译者注

[2] 有汉译本《长征记》，色诺芬著，崔金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译者注

[3] 在日本人的方位概念中，从地方到首都或中央称为“上”（上がる），如“上京”（去东京）。而从首都或中央到地方则称为“下”（下る）。——译者注

[4] 又译《公民大会妇女》《伊克里西阿》（Ecclesiazusae），阿里斯托芬创作于公元前391年的讽刺喜剧。——译者注

审判苏格拉底

公元前399年春，学生色诺芬在遥远的波斯率军步入撤回希腊6000公里行程的最后一程。此时在希腊的雅典，70岁的苏格拉底被押上了被告席。

告发他的人叫美勒托。仅告发苏格拉底这一件事就足以让这无赖历史留名了。阿尼托斯和另一位民主政府的大人物在背后操纵着这个想在文学界出名但并不顺利的年轻人。

逼死苏格拉底的不是“寡头政体”这个少数人领导的政体，而是以全体市民的决定为决策基础的“民主政体”。

诉因有两个，即苏格拉底缺少对希腊传统神祇的信仰，以及给雅典青年讲授哲学从而对他们施加恶劣影响。

我这个对法律一窍不通的人也会对此产生朴素的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信仰不可能存在客观标准，而法律以有无证据为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有关信仰的事能用法律来审判吗？

对年轻人施加了恶劣影响是第二个诉因。当时的雅典人听到这条会立刻想到阿基比亚德和克里提阿。这两个人都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学生，而且都被认为给城邦国家雅典带来了祸害。

阿基比亚德的罪名是罔顾法庭的出庭令逃往斯巴达，向敌人斯巴达提供了危害祖国雅典的战略计划。

而克里提阿建立了名为“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权，造成了雅典的恐怖政治，被视为民主政体的敌人。

此时这两个人都已经不在人世。阿基比亚德于5年前被暗杀，克里提阿也在4年前战死。

那为什么现在这两人会被拿来说事呢？

有现代研究者主张，因为审判苏格拉底的雅典民主政府对民主政体能否存续没有自信。

我认为这两人确实有罪。可是，雅典规定担任要职的人必须年满30岁。阿基比亚德35岁亡命斯巴达，克里提阿56岁那年实施恐怖政治。

他们青少年时代的老师，还要为成人已久的学生的行为负责吗？

我认为，苏格拉底教给他们的是思考的重要性。至于他们后来是民主派还是寡头派，这不是哲学问题，是政治问题。

苏格拉底曾应征入伍打过仗，也被抽中当过国家公务员。他做这些并非因为拥护雅典的民主政体，而是要尽到他作为雅典公民的义务，是出于极其自然的爱国心。

自己的学生是民主派也好，有寡头派的同情者也罢，对他而言都不是问题。

同样，学生属于上流社会也好，属于社会底层也罢，这些也都不是问题。哪怕是不能成为公民的奴隶，只要他有热爱知识之心，苏格拉底都会满心欢喜地把他纳为弟子。而且，他对谁都不收取报酬。雅典的法律是参照绝大多数人的情况制订的，雅典人能以这样的法律来审判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吗？

按照民主政体的雅典的惯例，审判苏格拉底的责任落到了抽签决定的500位市民身上。

告发者美勒托在这500人面前担任检察官的角色。他历数并谴责了苏格拉底的罪行，主张应该叛他死刑。

在检方发言之后500名市民进行了第一轮投票，即裁决投票。

有罪250票，无罪220票，弃权30票。

由此看来，也许这500位审判员中有不少人对苏格拉底被起诉的诉因抱有疑问。

此外，在有罪和无罪的票差很小的情况下，被告缴些数额不大的罚金或自己逃往国外便可结案。雅典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然而，苏格拉底不打算接受这两种妥协方案中的任何一种。

随后开始的辩方辩护是他自己进行的。当时雅典的通行做法是要么委托专业辩护人辩护，要么在法庭上念这些人写的辩辞。但苏格拉底拒绝了这些做法。

当时雅典的法庭上经常出现另一种做法，即带来恸哭的妻儿以博取审判员的同情。苏格拉底也没有采取这种战术。

他断然拒绝了酌情减刑，采用正面作战的方法展开了一场“申辩”。

有些古希腊研究主要都集中在哲学上，让人感到有些片面。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柏拉图，更准确地说是通过柏拉图的对话集研究苏格拉底。

说到柏拉图著作的译本，不同时代、不同译者做了大量翻译，众多出版社出版了很多译本，数量多到令人难以选择。

这些书中，关于审判苏格拉底的大致有以下三种。

《苏格拉底的申辩》[1]：以审判现场为舞台，叙述了原告起诉、被告辩护和500位审判员的反应等审判的全过程。

《克力同》[2]：以判刑后监狱里的单人牢房为舞台，学生克力同劝苏格拉底说，只要苏格拉底愿意，他可以从监狱逃出去保全生命。苏格拉底说，这样做会违背自己历经多年建立起来的想法，不可为之。他娓娓道来，说尽了道理。

《斐多》[3]：舞台也是监狱里的单人牢房。

离别的时间一点点逼近，苏格拉底盛有毒芹饮料的酒杯就要被喝干了。单人牢房里挤满了赶来的学生。他们坐立不安，有的抱着头，有的绝望地薅着自己的头发。苏格拉底反倒安慰起大家。情节的展开非常符合苏格拉底临终时应有的景象。不同的是苏格拉底还要扮演安慰别人的角色。

在恩师临终时赶来的学生们，是要从面对死亡的苏格拉底口里聆听其哲学的真髓，聆听阿基比亚德曾经说过的“令人泪水泉涌不止”的真髓。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斐多》这三部作品就像一出三幕戏剧。

三部作品洋溢着28岁的柏拉图对恩师的敬慕之情，闪耀着柏拉图的文学才华，让人感到顶尖作家之杰作的魅力。

我们阅读这些作品，就像坐在观众席的最前排，屏住呼吸观看舞台上剧情展开的戏剧。

我认为西方哲学始于古希腊终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世界里的最大明星。

顺便一说，罗马人没有取得什么哲学成就，但在他们仿制的古希腊时代的希腊人雕像中，苏格拉底的雕像是最多的。那些仿制品都是真人大小的半身像，让人很有亲切感，就像是为了摆放在公共图书馆或自家书斋而做，并非要大模大样地放在广场上。

500位审判员最初做出的判决是250人认为有罪，220人认为无罪。但听了苏格拉底的申辩后，他们的最终判决是360人认为有罪，140人认为无罪，和第一次有巨大的差距。这使付点罚款就能了事的情况一下子变为死刑判决了。

人们读了《苏格拉底的申辩》便会了解情况为何会变成这样。一言以蔽之，苏格拉底激怒了原本想差不多就收场的审判员们。

苏格拉底不承认所有罪状，他的话很明确：“我过去曾两度应征入伍上战场，还当过一次公务员，并未少尽一点雅典公民的义务，既然你们用雅典的法律审判我，那我服从这个法律。”

这是苏格拉底向全体审判员发起的激烈挑战，他等于声称他们正以违反雅典公民应尽义务为由审判他。

听了苏格拉底的这番申辩，仍有审判员投了无罪票，也许他们对苏格拉底陈述的思想抱有同感。然而剩下的360人不这么想。

这360人为何愤怒呢？

我想是由于这时雅典人处于不能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状态，内心焦虑。

这时苏格拉底出现了。他明确说不用交罚金或自行流亡的方法收场，他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市民们认为，他们能做的事只有焦虑，而苏格拉底一点也不焦虑。于是他们把怒火发泄在苏格拉底身上，结果便是以多数赞成票判苏格拉底死刑。

如果不做这样的想象，我们就无法解释投有罪票的人数为何从第一天的250人变为第二天的360人。

不过，在苏格拉底看来，他的挑衅战术获得了成功。

苏格拉底已年届七旬，接近了人生终点。

伯里克利死的那年他41岁，他属于饱享了雅典黄金时代的一代人。

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给伯里克利死后的雅典带来了巨大灾难。那年，这位哲学家57岁。

他66岁时又经历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后混乱而悲惨的时光。

苏格拉底在70年的生涯中体验了民主政体下雅典的所有荣耀和屈辱。

对他而言，学生比家庭更重要。但他们不是被暗杀就是战死，活着的年轻学生又像阿伽通和色诺芬一样，抛弃雅典去了他国。

苏格拉底及其学生们的祖国雅典虽然恢复了民主政体，但并未恢复自信。人们找不到可以一以贯之的政策，只是焦虑地一个劲儿把责任推给别人。

苏格拉底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下来。虽然他没有成文的作品，但他的一生就是作品。

于是，如何结束一生便如同如何写完作品。

我认为，苏格拉底思考过如何结束自己的一生。

雅典人创造了思想、言行和表达自由这些理念，苏格拉底不但贯彻了这些理念，还思考了人生如何谢幕。

把自己的死法从头到尾展现出来，是他能够给予学生们的最好教诲。

由衷敬佩苏格拉底的柏拉图正确地领会了恩师的这一想法。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斐多》三部作品写得就像一出三幕戏剧，读后使人感到这才是苏格拉底哲学的集大成。

此外，我们认为，正如《斐多》描写的那样，苏格拉底喝干掺有毒芹的饮料之后，并没有表现出痛苦的样子。

首先，他的四肢末端开始麻痹变凉。然后这种症状一点点逼近心脏。这期间他的头脑仍然十分清醒。

然而，毒素不停地侵入他的身体中心，让他犯困。这期间他也一直不觉得疼痛，完全没有痛苦的样子。

苏格拉底最后说：“请代我向阿斯克勒庇乌斯神献上一只鸡作为供品！”

也许这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安乐死方法。

至少毒酒是他自己喝下去的，虽然同样是死刑，但这与绞刑等不同。这种方法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人的尊严。

苏格拉底没有做出任何难看的动作，他自己拉下了人生的大幕。

尽管苏格拉底以那样站不住脚的罪名不得不赴死，但这反而成就了他的哲学。雅典因处死最后留在雅典的爱国者，证明了它此后绝无力量走出迷茫。

审判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个哲学题目，也是一个历史题目。

我以为，苏格拉底与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一样，是“真正的雅典人”，他们不可能诞生在希腊的其他城邦。

他们都具有一种才能，能使别人动摇而自己绝不动摇，并能安抚变得不安的人们。

正因为如此，他们即使遭遇一时的失败，也终将成为永远的胜利者。

[1] 有汉译本《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ia Sokratous），柏拉图著，吴飞译/疏，华夏出版社，2017年。——译者注

[2] 《克力同》（Kriton）汉译本见《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柏拉图著，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译者注

[3] 有汉译本《斐多》（Phaedon），柏拉图著，杨绛译注，三联书店，2011年。——译者注

第二章

无法蜕变的斯巴达

胜利者的实质

人们都说，野生动物世界里适者生存。我们不由得思考，人类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持续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者是雅典，胜利者是斯巴达。

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面对入侵的波斯，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城邦国家同心协力，成功地击退了波斯的进攻。从那年算起，两个国家共享希腊半岛霸权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

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雅典战败并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一落千丈，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这时，剩下的唯一一个霸权国家明显是斯巴达，雅典只得吞下无条件投降的苦果。其明证是双方媾和条件中有两项重要条款是斯巴达一直以来都在向雅典索求的。

第一项是拆毁连接首都雅典和外港比雷埃夫斯的长7.5公里的通道，雅典人称这条通道为“长墙”。

这是一处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称之为通道都怕人说小觑了它。它宽180米，两侧均有高6米的坚固墙壁护卫。这个设施由地米斯托克利建起之后历经74年的岁月，一如“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这个名字显示的那样，它成为保障雅典安全的基本设施。即使首都被敌人包围，也可以通过外港比雷埃夫斯保障进口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补给。

对雅典而言，波斯被击退之后有可能从陆路进攻本国的国家只有斯巴达。

斯巴达人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当初雅典建造“长墙”时斯巴达便激烈反对，建成后他们也一直看着不爽，认为这是把斯巴达作为假想敌的象征。

胜利者斯巴达让失败者雅典吞下的第二颗苦果是提洛同盟的解体。

与此同时，斯巴达还让雅典把拥有200艘三层桨战船的常备海军力量减少到十分之一以下——只有12艘。12艘船仅够近海警备之用。

提洛同盟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有希腊最强海军力量的雅典在主导。斯巴达想把雅典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拉下来，削弱雅典的海军力量是必然的措施。

但这里有一件事想请读者考虑。

斯巴达让雅典拆毁“长墙”，让雅典海军非军事化进而瓦解提洛同盟，其意图是纯军事性的。

然而，拆毁“长墙”无论对“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还是对提洛同盟，都有经济方面的影响。

“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让雅典成为爱琴海乃至东地中海世界的第一大通商中心，而提洛同盟让雅典受益于广域经济圈。

公元前404年的战败，不仅让雅典从军事大国的地位上跌落下去，还让它失去了经济大国的地位。

可是，斯巴达并未理解到这个层面。斯巴达人的座右铭是质朴刚健，其国内只允许使用铁制通货。这遭到其他国家商人的嫌弃，其他国家的物产也就进不了斯巴达。我们只能无奈地认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斯巴达人完全没有经济头脑。

这样的国家成为希腊唯一的霸权国家，希腊还有未来吗？

斯巴达及其周边

一个人若只想着自己赚钱，便不能长期赚钱。相反，做生意让别人也赚钱，则自己和别人都能长期赚钱。

我对经济很无知，我所理解的经济只是如此程度。不过我知道，“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和提洛同盟既是军事政策，也是经济政策。

与希腊其他城邦的人相比，雅典人在经济方面的头脑是出类拔萃的。

他们创造了民主政体，比别的城邦更长久地发挥这个政体的作用。

民主政治还是一种政治思想，目标是通过各社会阶层之间的交流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进而飞速提高整个国家的收益水平。

而斯巴达是一个坚持固化阶层差别的寡头政体的国家。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成为希腊唯一的霸权国家，但它并非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可以说斯巴达自建国以来就一直面临着重大问题。

用今天的话说，斯巴达面临的危机是身份认同危机。

仔细分析持续了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得知，在战争中取得重要战果的总是那些受到斯巴达社会排斥的人。

结束战争的有功之臣吕山德的地位也并不高于其他被排斥者。

与之相对，斯巴达的正规军由二王之一率领，有两位监察官随行参谋，那些人在这30年里又做了些什么呢？

每年一到夏天，他们就入侵雅典领土阿提卡，在那里祸害农田，入秋就马上撤回斯巴达，如此循环往复。

年复一年，雅典农民的收成都被抢走，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可雅典依靠“雅典-比雷埃夫斯一体化”和强大的海军力量，完善了来自海外的补给体系。耕地遭到破坏不至于对雅典的粮食安全产生威胁。

这很像棒球赛中每次都有人跑垒却不能得分，而且每次派上场的还都是正式选手。如果试着让板凳队员上场反倒得分，全队的气氛又会怎样呢？

可惜斯巴达没有让板凳队员凭实力成为正式选手的机制。这样做会让国家崩溃。斯巴达一直以来正是这样的社会结构。

阶层差别的固化

我尝试将斯巴达与江户时代的日本做一个比较。尽管它们有2000年的时代差距，有西方与东方的地域差距，但因为这两者之间仅有的一点共性，我仍然要把它们作为比较对象。

这仅有的一点共性是，两者都因社会等级的固化而享受了300年的和平。

不过，外部环境并非一样。斯巴达的武士们不得不进行对外战争，而日本的武士不需要这样做。

在尚未有日本这个国家的公元前8世纪末，吕库古为斯巴达制订了“宪法”，此后斯巴达一直严格遵守。即便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公元前5世纪末，他们仍然坚守着按等级划分的社会差别。这使斯巴达远离希腊其他城邦司空见惯的国内党派争斗，拥有了300年的和平。

在斯巴达，只有一万名斯巴达战士才拥有公民权，他们通过在公民大会上投票参与国家政治，并拿起武器尽到保卫祖国的义务。

数量是斯巴达战士16倍的奴隶则生来从事农业工作，一直干到生命的终结，他们只能一辈子作为农奴来支撑武士的生活。

数量7倍于斯巴达战士的半自由民从事手工业和小规模商业工作，和奴隶一样，斯巴达也不承认他们是社会成员。

斯巴达社会等级如此固化，是因为统治者斯巴达人是从北方攻来的，他们征服了原来一直居住在拉科尼亚的奴隶和半自由民。奴隶和半自由民的区别仅在于半自由民投降早，后来投降的那部分人成了奴隶。

虽然斯巴达社会等级的差别长年存在，但这种差别仅限于社会生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别。

奴隶只须交出农产品收获的一半，剩下的允许归为自有。至于半自由人，这种税赋似乎更轻。

身为统治者的斯巴达公民坚持质朴刚健的原则，再加上国家本身的经济实力不济，他们觉得无需剥削被统治者。

各等级经济方面没有太大差距也是300年和平的重要原因。

此外，斯巴达能够长期享受和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以区区一万名斯巴达战士赢得了希腊最强陆上战斗力的名声。

据说哭闹的孩子一听到斯巴达重装步兵的名号便不敢作声。这不仅对斯巴达国内的奴隶和半自由民起到震慑作用，而且给希腊的其他城邦国家也造成一种压力。

这样的军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就像每次都有人跑垒却不能得分的球队。终结战争的竟是像替补队员一样派出去的奴隶出身的吕山德。

虽然斯巴达最终赢了战争，但这使斯巴达的社会精英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

斯巴达人完全没有留下历史记录，要接近他们的思想，人们只能根据雅典和其他城邦国家的史实进行推理。推理的结果是，这个时期斯巴达上层的意见似乎存在相当大的对立和分歧。

这种对立在如何处置战败的雅典方面已见端倪。

斯巴达上层也承认，吕山德是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功臣，尽管他出身农奴。

这位武将虽可算是斯巴达进行被排斥者的骄傲，但他的战法龌龊。也许是为了洗刷影响，他对战败者进行了极度残忍的处置，没有表现出丝毫犹豫。

正如本书第二卷结束部分介绍的那样，他亲手挥剑砍下已成为俘虏的雅典司令等4人的头颅，并下令从俘虏中找出3000名雅典人用长矛全部刺死。

他还令雅典人撤离提洛同盟的所有加盟国，威胁说如果反抗，等待他们的是跟这3000人同样的命运。于是，居住在海外的雅典人全部撤回了雅典。

提洛同盟的瓦解不是反复战斗的结果，而是只靠这一件事就实现了的，可见吕山德的确能力出众。

但是，吕山德的祖国斯巴达似乎是一个靠战士之魂生存的国度。它甚至不允许吕山德参加置雅典于被告席的媾和会议。

如果吕山德出席会议，也许会采纳一心报复雅典的科林斯的强硬意见。科林斯和底比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在斯巴达的指挥下同雅典打了30年仗，终于坐在了媾和会议的战胜者席上。这些城邦强硬地主张杀光雅典全部成年男子，把女子和儿童卖为奴隶，并把雅典城区夷为平地。

吕山德不但未被允许参加媾和谈判，还不得不远离雅典去镇压提洛同盟瓦解后唯一站在雅典一方的萨摩斯岛。代表斯巴达出席会议的是二王之一的帕萨尼亚斯。面对主张把战败的雅典从地图上抹去的科林斯和底比斯的代表，年轻的国王厉声道：

“难道你们忘了吗？你们的国家至今作为自由的城邦存在，你们能够作为自由公民发言，这一切拜75年前雅典率领希腊人赶走入侵的波斯人所赐！难道你们忘记了吗？”

最终，雅典的男人没有被杀，女人和儿童也没有被卖为奴隶，城区也没有被夷为平地，以帕特农神殿为中心的整个卫城都以伯里克利建造的模样留存下来。

各城邦的代表们并非因年轻国王的当头棒喝而恢复了理性。斯巴达是战后希腊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在这一事实面前，任何人都只有沉默了。

这一年秋天，帕萨尼亚斯与吕山德再次对立，也是因为如何处置雅典的问题。

战后不久，名为“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权控制了雅典，但他们因实施恐怖政治而失去了市民的支持，逃亡国外的民主派得以回国。

充满危机感的克里提阿向吕山德求援。后者憎恶民主派是出了名的。吕山德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就接受了请求。

然而斯巴达国内又来了另外的命令。国王率领正规军前去援助雅典的寡头政权，吕山德要负责指挥左翼参战。

斯巴达的惯例是国王率领右翼部队出站。这样国王率领的正规军可把握战斗的大方向，而指挥左翼的吕山德则归帕萨尼亚斯指挥。

雅典民主派和寡头派在比雷埃夫斯港近郊展开内战，如果斯巴达军队参战，胜负恐怕在战斗打响之前便会见分晓。民主派必定会被永久驱逐出雅典。

然而，斯巴达军的最高司令帕萨尼亚斯几乎没和敌方发生正面接触便率领全军迅速回国了。吕山德只能跟着国王撤退。结果“三十僭主”的领袖克里提阿战死。失去领袖的雅典寡头政权失势，民主政权在雅典复兴了。

因为斯巴达国王帕萨尼亚斯并不同情雅典的民主派。

他只是认为，成为唯一霸权国家的斯巴达没有能力把斯巴达式的寡头政体强加给其他城邦国家。

间接施压要发挥需要适度的量。

希腊的城邦数量众多。我认为，斯巴达国王认识到了要向所有这些城邦施压，即使是“间接施压”，仅靠一万人左右的斯巴达重装步兵肯定不够。

吕山德只会打仗而不具备深入思考的能力，他一定在想，如果希腊的所有城邦都实行寡头政体，那斯巴达会一直保持不可动摇的霸权地位。

这两者的对立是象征着既有势力的国王与久经沙场的军官之间的对立。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里，一直是帕萨尼亚斯占据着优势。在这个时期，帕萨尼亚斯身边的监察官共有5人之多。

执意护宪

讲到斯巴达就不能不提起5位监察官，因为斯巴达独特的监察官制度左右着城邦国家斯巴达的各个方面。极端地说，斯巴达是一个由监察官管理的社会。

两位国王的工作只是率领重装步兵团奔赴战场，在那里指挥战斗而已。

重装步兵是斯巴达的骄傲，他们只要想着“战场上不能逃跑，上战场不是战胜就是战死”就好。

只有一万人左右的重装步兵具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每年公民大会选出5位监察官。他们自认为是“吕库古法的守护人”。他们的工作涉及国内外的政治事务，这在斯巴达社会中是很自然的。所以，雅典将军去斯巴达交涉，其对手不是国王而是监察官。

这个乍看上去铁壁一般牢固的监察官制度存在两个重大缺陷。

第一是监察官的任期只有一年，而且规定不可以连任，国家政治因此缺乏持续性，存在巨大风险。

第二是监察官从20岁到60岁的现役重装步兵中选出，虽然他们有丰富的行伍经验，却无任何做总司令的经验。

斯巴达的重装步兵

这二者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战场上士兵用肉体战斗，而总司令用头脑战斗。雅典的司令官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军队的总司令。

由于有监察官制度发挥作用，斯巴达至此已经享受了300年国内安定的局面。问题出在斯巴达成为唯一的霸权国家之后。

斯巴达成为希腊唯一霸权国家两年之后，对监察官制度是否继续有效的考验不期而至。

公元前402年，波斯国王的弟弟居鲁士发来求援信，请求斯巴达派遣军队前往波斯本土。

信中所写的请求派兵的理由是，居鲁士要推翻现任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的统治，自己当国王。

信里还说伯罗奔尼撒战争能以斯巴达的胜利结束，是因为有小亚细亚西部最高领袖居鲁士提供资金援助，这次轮到斯巴达帮助他了。

的确，战争末期波斯向斯巴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吕山德用这些资金打赢了绵延30年的战争，这是事实。

不过，以前我帮过你，这次轮到你帮我的逻辑，在个人之间可以成立，到了国家层面就不一定了。如果帮忙的结果是负面的，损失是要加诸整个国家的。这时领导人需要冷静地做出判断。在国家层面，即便结果是拒绝对方的请求，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况且，国王的弟弟居鲁士造反的理由太牵强。

现任国王是居鲁士母亲所生的胞兄。居鲁士认为哥哥只因出生早就登上了王位，这违反人伦，所以他要造反，要自己当国王。这就是居鲁士的理由。所谓“违反人伦”的根据是，哥哥是父亲尚未登上王位时所生，而自己生于父亲登上王位之后。对于这样的说法，即便不是希腊人，也会有很多人感到诧异。

如果说哥哥是暴君，或者是个不适合占据王位的无能之辈，即使在规定长子继承的波斯王族，大概也能成为弟弟取而代之的“理由”。

可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性格温厚、统治有方，也不是一个好战的国王，推翻这样的国王而由弟弟取而代之，这对波斯人能有多少说服力呢？

居鲁士这时50岁上下，年富力强，一直野心勃勃，他已经无法再等下去了，便仗着母后更加宠爱自己举旗造反。面对这种情况，肩负国家政治使命的斯巴达监察官自然要谨慎应对。

帕萨尼亚斯似乎反对援助居鲁士的冒险行为，另一位国王阿基斯年老卧病在床。而那年担任监察官的5个人在远见和判断力方面又令人怀疑。

最后斯巴达接受了居鲁士的请求，决定派斯巴达军队去帮助国王的弟弟。

这次他们又选择了以前曾经用过的做法。

他们没有派国王率领斯巴达正规军出征。司令按规定由斯巴达人担任，但在他指挥下打仗的士兵是从希腊全境招募来的志愿者，居鲁士负责付给他们报酬。

居鲁士同意了这个条件。第二年即公元前401年，由希腊人组成的居鲁士援军在小亚细亚的波斯城市萨迪斯集结。

波斯统治下的小亚细亚

色诺芬笔下的《长征记》是一部叙述希腊联军行进6000公里撤回希腊的非虚构类杰作，绝非单纯的打斗故事。

色诺芬参加此次行动时年仅二十多岁。他虽然位列末席，却不愧为苏格拉底的弟子。他能够冷静、准确地认识现状，阅读他的这部作品能让我们了解很多事情，并使我们思考。对一名哲学家来说，不带偏见地认识现状是最基本的要求。

集结在萨迪斯的斯巴达的军队规模，仅主力重装步兵就超过一万人，几乎都是希腊人。其中，斯巴达的士兵和指挥官有1700人。

我首先想到的是，总共只有一万人左右的斯巴达“虎狼之师”，有1700人要送出国去，这行吗？

斯巴达已成为希腊唯一的霸权国家，它需要向希腊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哪怕只是震慑。此时斯巴达应该没有余力向波斯派兵。为什么斯巴达的监察官没有想到这些呢？

斯巴达以外的志愿兵来自色萨利等希腊各个城邦。有研究者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失业的老兵们一齐前来报名了。

如果唯一的霸权国家斯巴达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希腊其他城邦的志愿兵起初由本国指挥官率领，现在要受斯巴达人指挥了。

已经归在斯巴达羽翼下的雅典也来了30名骑兵，色诺芬也许就是其中一人。

此外，斯巴达派出了35艘三层桨战船组成的斯巴达海军。所谓“斯巴达海军”的舰船全是从投降的雅典缴获来的，其船长、水手、桨手都是雅典人。

率领军队的总司令是斯巴达武将克雷阿尔克斯。他可不像吕山德，他不是斯巴达社会的非主流势力。据色诺芬说，他公正仁义，给人以典型斯巴达勇士的印象，没有那种可以参透人心的狡诈。

可惜后来他中了波斯的奸计，在部下尚未开始6000公里撤退行动时，就遭到了暗算。

其他斯巴达将领是一群和克雷阿尔克斯一样的人。于是，年轻的雅典人色诺芬脱颖而出，成为撤退行动的领袖。

斯巴达就这样响应了居鲁士的请求。

大概作为斯巴达实际管理者的5位监察官认为，没有国王率领的军队不是斯巴达正规军，所以没问题。可在所有人的眼睛里，斯巴达都明摆着在全面支援居鲁士。

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

“斯巴达军”远征到美索不达米亚时，在靠近波斯首都的地方与现任国王的军队打了一场会战，取得了胜利。

可是，急于亲手打败哥哥的居鲁士冲到第一线，结果遭到国王部下反击，不幸身亡。不论古今东西，统帅的生死时常左右着战斗的结局。斯巴达一方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得知居鲁士死亡的消息后，他们面对重新起势的波斯军只有逃跑。

这就是6000公里突破撤退行动敌营的肇始。他们要摆脱打着消灭叛军旗号的波斯国王正规军的追击。历经6000公里回到希腊自然要耗费两年的时间。

我们只能认为，答应居鲁士的请求对斯巴达而言是彻底的愚策。

斯巴达的这次外交上的重大失误发生在击败长期对手雅典仅仅3年之后，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第3年。从此之后，斯巴达与波斯现任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二世之间的关系恶化。这已经是可以充分预测到的事情。

斯巴达在外交方面犯错并非始于这件事。但这一年与以往不同。公元前399年，色诺芬把撤退行动活下来的5000人交到斯巴达统治者的手上。斯巴达上层围绕支援居鲁士失败一事发生了相当激烈的冲突。

这场冲突发生在国王帕萨尼亚斯与5位监察官之间。

远征波斯的失败使得大家都认为帕萨尼亚斯现在应该有力量弹劾监察官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吕山德站在监察官一边。

按说农奴出身的吕山德不是国王的对手，但吕山德是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功臣，这是斯巴达人承认的铁定事实。也就是说，在斯巴达，这个身经百战的人已经成了有威望的人物。

尽管如此，吕山德一直被排除在重要事务的场合之外，例如与雅典的媾和谈判、响应雅典寡头政权的请求出兵……排斥他的总是帕萨尼亚斯。

吕山德站到监察官一边，并不是因为他拥护5位监察官所制定的斯巴达的对外政策，而是对他这个被排斥的非主流人物而言，监察官更容易成为自己人。

还有一个人也站在监察官一边。他就是一年前刚刚登上王位的阿格西劳斯二世，他支持监察官也是出于个人原因。

斯巴达自古规定由两个王族各出一人担任国王。眼下国王是帕萨尼亚斯和阿基斯。阿基斯寿终正寝。他有一个亲生儿子，但尚未成年。

斯巴达王室的惯例是，在正统继承者尚未成年的这段时间里，由伯父等近亲担任监护人。

可是，前国王的弟弟、44岁的阿格西劳斯不想做侄子的监护人，而是要自己当国王。虽然他在练武时受伤行走不便，但他似乎不甘心拖着这样的身体在卧室里度过后半生。

斯巴达是个尚武的国家，凡是身体有缺陷的新生儿都得被从悬崖上扔下去摔死。因此不难理解阿格西劳斯身有残障便心情不好，想着自己若是当国王就好了。

不管斯巴达人的接受度如何，要篡夺正统继承人的王位，理论武装必不可少，而且还需要有支持者。

阿格西劳斯的支持者是被帕萨尼亚斯弹劾的5名监察官和怨恨帕萨尼亚斯的吕山德。

阿格西劳斯主张，前国王的儿子不是国王阿基斯亲生的，是当时逃亡到斯巴达的阿基比亚德与国王之妻的私生子。吕山德旁敲侧击道，阿格西劳斯虽然身体有缺陷，但他与前国王一样是阿希达穆斯二世之子，这一点是清楚的。对照吕库古法典，相比可能吕库古有雅典血统的年轻人，阿格西劳斯这样的人当国王更加靠谱。自诩吕库古法守护人的监察官对这一说法都不持异议。

就这样，作为王子成长到15岁的列奥提基达斯（Leotychides）没能当上国王，他的叔父登上了王位。

登上王位的阿格西劳斯占据王位40年。据说他从来没有忘记在每年5位监察官就任时向他们送贺礼。每当他们进入公民大会会场，他都会不顾国王身份起立欢迎。

此时，另一位国王帕萨尼亚斯与监察官之间的矛盾尚未爆发。帕萨尼亚斯的权威尚不可动摇，而斯巴达内部有不少人对依靠监察官的国内外管理体系抱有疑问。帕萨尼亚斯在那个时期一直在专心为改革监察官制度扫平障碍，他在谋划修改“宪法”。

4年过去了。公元前395年，火山爆发了。那年，吕山德战死疆场。失去有力支持者的监察官们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认为再不出招，监察官制度将面临崩溃。

捏造罪名是历代监察官的拿手好戏，他们以反叛国家罪传唤国王帕萨尼亚斯。

帕萨尼亚斯的祖父也叫帕萨尼亚斯。公元前479年，他率领斯巴达军队在普拉塔亚战役中打得波斯大军落花流水，因而成为与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比肩的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的英雄。此后他被监察官诬陷，因而逃进了神殿，最终饿死。

他的父亲普雷斯托阿纳斯也是监察官制度的牺牲品。普雷斯托阿纳斯对监察官要向雅典开战的决定心怀不满，以秋天将近不适合作战的理由解散军队，回到了国内，使监察官大为光火。结果，他被套上一个私通伯里克利的罪名，被迫退位。

帕萨尼亚斯一家三代都与监察官对立。

这一代的帕萨尼亚斯没有理睬监察官的传唤令，逃到了邻国阿卡迪亚，在那里作为一个希腊人平安度过了15年。

帕萨尼亚斯选择逃亡，监察官也不再追究，让他的儿子登上王位了结了此事。既然已经挫败了帕萨尼亚斯修改宪法的尝试，他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监察官成功地排挤走帕萨尼亚斯，却使斯巴达永远失去了脱胎换骨的机会。

此后，斯巴达所谓霸权国家的地位只维持了20年。

阿格西劳斯在王位上坐了40年，亲眼看到斯巴达跌下霸权国家的位置。不仅如此，他还亲眼看到了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

公民兵变佣兵

我认为，希腊人最大的不幸，不是审判苏格拉底所反映出的自信丧失，也不是斯巴达人身上的那种古板僵化，而是希腊的男人曾经为自己国家而战，如今被其他国家雇佣为别国而战。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兵变成了佣兵。

雅典人色诺芬的《长征记》详细叙述了对佣兵化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事件，很有历史价值。

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波斯以雇佣海军打击敌人斯巴达为由，用钱悄悄抽走了曾经被伯里克利称为“熟练技工集团”的雅典海军。

这是雅典战败的原因之一。在那以后不到6年的公元前401年，希腊的重装步兵又被波斯的金钱之力悄悄抽空。

斯巴达深深参与到这两次事件之中。甚至可以认为，斯巴达正是导致希腊公民兵变为佣兵的主犯。

重装步兵是靠公民皆兵制度组织起来的希腊城邦国家的主要战斗力。

斯巴达的重装歩兵

公民拥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同时负有作为士兵保卫祖国的义务。

他们的职责与义务将帮助他们保卫自己的国家、工作、房产和家庭。以前希腊城邦国家总是打仗却仍能保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佣兵制度是波斯的东西，没有人认为它与希腊有关。

公元前490年马拉松会战之时（这场会战因马拉松比赛这一体育项目而名垂青史），公元前480年以及翌年，希腊人在海上的萨拉米斯和陆上的普拉塔亚两度大破波斯军队之时，在雅典和斯巴达分立的整个伯里克利时代，希腊人的语言里甚至没有佣兵这个词汇。

不到百年的时间竟至于此。

希腊公民兵的佣兵化导致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其最大的原因也在于此。

当然，如果佣兵只是被波斯人支付高额的佣兵费所吸引，这事也并非不值得同情。

自雅典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跌落下来，战败国雅典以及整个希腊的经济实力都在降低。士兵在长期战争结束后成为失业者，他们很难觅得其他工作。

在希腊民族中，雅典人在经济方面能力出众，而提洛同盟的解体使雅典人的经济活动大幅减少，这降低了整个希腊的经济实力。

人们有理由外出挣钱，但如果外出挣钱没有在祖国工作挣得多，就不合算了。波斯王弟居鲁士保证支付的佣兵费并不高，这让希腊人的佣兵化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可悲现象。

雇主是波斯人，支付的货币是波斯的大流克（daric）。这种钱币是第一次希波战争时由当时的国王大流士一世开始铸造的，于是有了这样的名字。希腊的通货叫“德拉克马”，波斯的通货叫“大流克”。

当时这两种货币的汇率大概是1大流克兑换20德拉克马。

居鲁士同希腊佣兵签订了每月每人1大流克的合同，折合20德拉克马。而雅典的劳动者（proletarii）据说1个月可挣15德拉克马左右。

不过，居鲁士承诺的这一佣兵费是在没有告知希腊士兵战争的对手是现任波斯国王的情况下给出的。

据说只有斯巴达派来的总司令克雷阿尔克斯从一开始便知道这一情况。

得知打仗的对手是波斯现任国王时，集结在萨迪斯的希腊人有一部分离队。指挥官跑得比士兵多，因而归克雷阿尔克斯指挥的士兵人数激增。决定留下来的士兵要求居鲁士提高佣兵费。

居鲁士同意了这一要求，佣兵费从每人20大流克涨到了30大流克。从金额上看，这是他们在国内月收入的许多倍。

但他们的雇主居鲁士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战死了，这些钱很可能并未支付。通过色诺芬的书，人们很难想象踏上撤退之路的希腊人在经济上很富裕。

总之，我们通过回顾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雅典海军被波斯大批抽走的案例发现，波斯人付给希腊佣兵的报酬按月薪计算大约为1大流克，约合20德拉克马。

这比留在国内工作，算是增收了。

不知是否出于这个原因，希腊人当初只是外出挣钱，后来竟不再回故国，而在波斯居住下来，要以做佣兵为“生计”生活下去了。

在同一时期，雅典苦于财政危机，再也没有能力支付伯里克利时代起一直支付给水手的薪水。虽然雅典的造船技术仍是希腊第一，但却未能复兴海军。

在斯巴达，一直被当地人引以为傲的主要战斗力——重装步兵也减少到了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50年以后，马其顿的年轻国王亚历山大进攻波斯时，最先在会战中遭遇的就是以希腊佣兵为主力的“波斯军队”。

当必须保卫自己国家利益的人去保卫别国的国家利益了，这条路的尽头自然是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

这里还有一些简单的问题想问。

为什么庞大的波斯帝国要持续从希腊雇佣士兵呢？为什么不用本国士兵，要选择外来佣兵呢？尤其是为什么要雇佣重装步兵，而不招募轻装步兵呢？轻装步兵只要招够数量，农民也能成为战斗力。

斯巴达的品牌

过去，波斯一直以其陆军实力统治着整个东方，但它在第一次希波战争中大败于雅典的重装步兵，又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大败于斯巴达的重装步兵，败得毫无悬念。

以重装步兵为代表的希腊陆上战斗力的压倒性优势得到了实际验证。

那么，为什么波斯国王不在本国培养希腊式的重装步兵呢？

波斯资金实力雄厚又是大国，并不缺人。它虽然拥有人称“不死军”的一万人的常备军，但那是国王的近卫军团，不是可以左右战局的主力军。

希腊城邦国家无论在资金实力还是人力方面都远不及波斯帝国，为什么波斯帝国只能仰仗希腊人呢？

在我的脑海中，希腊主力重装步兵打赢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希波战争，对战败的波斯人来说不啻为一个“品牌”。与其拙劣地仿造品牌商品，不如直接购买来得快。况且，作为卖方的希腊已经分裂，连统一谈判都做不到，这就造成了买方市场。

尽管如此，为什么波斯就不能“国产”呢？

我们先不谈连最下层百姓都有公民权的雅典和只把一万名战士视为公民的斯巴达之间的区别。希腊城邦国家的中坚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部队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战。在这一点上，雅典、斯巴达、科林斯以及底比斯都是一样的。

而在波斯，“不死军”的万名士兵不过是波斯国王的臣下。对他们而言，波斯不是自己的国家，波斯是波斯国王的国家。

因为士兵是自己国家的主人，所以希腊城邦国家能把重装步兵培养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战士。波斯尚未培育出公民社会，根本不可能培养出希腊式的重装步兵。

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希腊重装步兵前往波斯谋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斯巴达过分偏向居鲁士的重大外交失误不到一年就让斯巴达付出了代价。

一向温厚的波斯国王被激怒了，国王的怒火当然指向了斯巴达。

虽然派来支援居鲁士的希腊兵是从希腊全境招募而来，但军队是在斯巴达的主导下形成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监察官们所谓的没有国王率领就不算斯巴达正规军的谬论是行不通的。

波斯国王决定动真格了，他把一直以来托付给弟弟居鲁士的将小亚细亚西部纳入波斯帝国计划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战争前线基地和以往一样设在了萨迪斯。波斯唯一一条正规铺装的道路“王之道”连接着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首都苏萨和小亚细亚西部城市萨迪斯，特别适合转移部队和运送必需物资。

国王任命长年担任当地长官的提萨菲尔尼斯为此次对斯巴达战争的统帅。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他是波斯派往斯巴达运送资金的人。现如今，他要同斯巴达开战了。

波斯“王之道”

如此一来，斯巴达只能奋起抵抗。

斯巴达打赢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从雅典手上夺走了霸权，因而它有义务阻止波斯将其控制下的城邦国家以及毗邻岛屿纳入波斯领土。

然而，斯巴达一贯不擅长在对外政策方面制定长期战略。

到了这种时候，斯巴达居然还不想投入正规军事力量而希望逃避过去。雅典人色诺芬率军完成了6000公里撤退的壮举以后，把生还士兵交给了斯巴达，他们全部被收编进反抗波斯入侵的斯巴达军队。

波斯国王的怒火喷向了斯巴达，他们在小亚细亚西部战场陷入苦战。

我们可以举出三个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首先，监察官每年全员更换，他们没有勇气做出决断，或者说监察官制度本身不能承担做出决断的全部风险。

第二个原因是，斯巴达首屈一指的武将吕山德这时已经无力为斯巴达继续赢得胜利了。对他来说，农奴出身已不再是问题。他为人狡诈，善于把握机会。虽然其能力出众，但在手下的士兵中没有太高威望。他的手下对他并无敬意，他所命令之事有成果便跟随他，若无成果便弃他而去。

结果，尽管吕山德正处在45岁左右的人生黄金期，但爱琴海东部未能再次成为他活跃的舞台。

最后一个原因是，尚在王位上的帕萨尼亚斯与监察官之间的意见对立已经成为统一对外政策的障碍。5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解决，战士们却一直在白白流血。

公元前396年，斯巴达人终于做出决断，他们高举保护爱琴海东岸希腊人的大旗，派国王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出战。

率领军队的是腿脚不便且年近五旬的阿格西劳斯。

另一位国王帕萨尼亚斯虽然年纪尚轻，但不能委以如此重任。他根本不想隐瞒自己与监察官之间的对立。把军事力量交给这样一个人十分危险，监察官们还是懂得这一点的。

阿格西劳斯率领的是斯巴达正规军，但他来到小亚细亚后战果平平。

色诺芬似乎与阿格西劳斯关系亲密，对他有上佳的评价。就个人而言，这位斯巴达国王性格开放，虽贵为国王却与当时尚籍籍无名的色诺芬关系亲密。

阿格西劳斯能够当40年国王，是因为他一直和监察官保持良好关系。其实正如他的战绩所反映的那样，他并无特别优秀的军事才能。

国王亲自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第一次远征希腊本土以外的地方。

斯巴达军把波斯军队赶到萨迪斯，双方在郊外激战一场，最终打败了提萨菲尔尼斯率领的波斯军。

波斯国王对此又是雷霆震怒。

这位提萨菲尔尼斯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利用金钱把希腊玩弄于股掌之间，在居鲁士事件中用计暗算过克雷阿尔克斯及其副官。如今他已年届五旬，不幸被愤怒的国王下令斩首，结束了一生。

不到两年，阿格西劳斯也被召回希腊，原因是希腊本土已结成城邦国家联盟，它们举起了打倒斯巴达的旗帜。

这又是波斯国王伸出“长手”造成的。

波斯国王断定，只要本国陷入危险，阿格西劳斯只得回国。同时，波斯国王的金钱流向了希腊各个城邦。

就这样，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成为唯一霸权国家的斯巴达，在十年后被拖入在爱琴海东西两面作战的境地。

如今爱琴海的制海权已被波斯夺走，斯巴达已经不能称为霸权国家了。

就在国王阿格西劳斯回到希腊的那年，留下保卫小亚细亚的斯巴达海军败给了波斯海军。

斯巴达海军船员都是雅典人，他们的对手波斯海军的舰长及手下也都是雅典人。希腊人成了波斯海陆两军的佣兵。

斯巴达没有公布打了败仗的消息，政府担心这会助长反斯巴达的希腊各城邦的势头。隔着爱琴海军队不能自由往来，国王阿格西劳斯和监察官们大概都明白两面作战的困难。

这一年帕萨尼亚斯不再是斯巴达的国王。如前所述，他与监察官的冲突爆发后他被人告发，逃往邻国。空出来的王位便由帕萨尼亚斯二十来岁的年轻儿子继承。

此时决定斯巴达内外政策的仍然是5名监察官和从不违逆他们的国王阿格西劳斯。

然而，面对在小亚细亚与波斯的战争，以及在希腊本土与底比斯、科林斯和雅典的战争，斯巴达终于顶不住了。

如果不摆脱这深陷8年的泥淖，斯巴达就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维系。

公元前386年，波斯与斯巴达签订了被称为“国王治下的和平”的媾和协议。所谓“国王治下”是“波斯国王治下”，这已经说明了这个协议的性质。

把希腊售予波斯

波斯国王承认斯巴达在希腊本土的霸权。也就是说，波斯以后不再染指爱琴海西面的希腊本土。

作为交换，斯巴达正式承认爱琴海小亚细亚西岸一带及其毗邻岛屿的领有权归波斯国王所有。

小亚细亚西岸及其毗邻岛屿在古代多被称为“爱奥尼亚”。这一带也是希腊文明的发源地。在文明之花转移到雅典全面绽放以前，一切都诞生于此。

哲学之父泰勒斯来自米利都。

数学之父毕达哥拉斯来自萨摩斯岛。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来自科斯岛。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来自哈利卡纳苏斯。

这里的居民一直都是希腊人。

正因如此，当波斯国王派军企图占领这里时，他们遭遇了全体希腊人的奋起反抗。

爱奥尼亚地区及其周边

历史上一共有两次希波战争，公元前490年的“第一次”和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479年的“第二次”。希腊人参战不只是为了保卫希腊本土，还为了保护爱琴海彼岸爱奥尼亚的希腊人。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大获全胜后，希腊人立即派海军把波斯势力彻底赶出了爱琴海。对希腊人来说，爱琴海彼岸同样也是希腊世界。

然而不过百年，准确地说是在93年以后，爱奥尼亚被卖给波斯国王。波斯在93年后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从此，在希腊人的历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爱奥尼亚被划入了波斯帝国，直到50年后才由亚历山大重新夺回。

这个时期的希腊人听说波斯与斯巴达之间的“国王治下的和平”，恐怕不会有以前的感慨了。

以这个时期为拐点，其他地区的希腊人对斯巴达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我们要向斯巴达低头吗？不，绝不！”

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从此时到斯巴达的权威完全崩解还有15年。

这并不是因为斯巴达的军事强大到让他国无力反抗，而是因为科林斯、底比斯、雅典这些希腊强国对付斯巴达的步调还未一致。每当这些城邦要共同对付斯巴达的时候，这三个城邦中总会有一个与斯巴达联手对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这样的状态反反复复。

公元前404年到公元前371年的33年，在历史学上称为“斯巴达霸权时代”。不过，把这个说法理解为学者讽刺的反话可能更接近真实情况。

斯巴达人没花多少时间便明白了，他们出卖爱奥尼亚从波斯国王那里得到的“保证”只是一纸空文。

话虽如此，“斯巴达霸权时代”仍延续了15年，因为没有其他城邦国家可以取代斯巴达。

科林斯一如既往不具备承担风险、挑头干事的能力。

普拉克西特列斯的维纳斯像

雅典在经济方面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海运能力也基本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但海军未能发展起来。

海运用帆船就行，还可以少用些水手。但海军不能缺少不受风力影响的三层加莱船。这个时代的雅典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无力为这种船所需的众多水手提供保障。

然而，雅典不愧是雅典。在文化方面，雅典仍然是“希腊的学校”，一如伯里克利曾经说过的那样。

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出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他生活在雅典政治、军事活动都持续低迷的时代，继菲狄亚斯和米隆之后成为古典时期造型艺术的最后接棒人，施展了全部的才华。

在爱奥尼亚被斯巴达卖给波斯的前一年，即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的“学院”开张了。

柏拉图不在教室里教学，而是在雅典郊外树木掩映之处边漫步边教学，因而又被称为“逍遥学派”。他的学院汇集了来自希腊各地的学生，从马其顿来留学的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一位。

传说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院”学习过20年，其后他在雅典郊外的吕克昂开办了一所学校。

相传为每天参见苏格拉底的年轻人建的体技训练场就在吕克昂。亚里士多德开办的学校因此也被称为“吕克昂学园”。这所学校提供升入“学院”以前的教育。

如今由“吕克昂”这一名词演化而来的法语单词“Lycée”和意大利语发音“liceo”一直沿用至今，意思是一种5年制的高中，教授升入大学所需的全部科目。

我们不仅在哲学、数学、医学、历史、建筑、造型美术方面得益于希腊文明，而且还在民主政治到教育制度方面得益于古希腊人。

希腊人继续创造着辉煌的文明，尽管他们被波斯的金钱所摆布。

斯巴达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不惜签订“国王治下的和平”之约的做法，当然会让其他地区的希腊人产生某种感慨。

为使自己的霸权存续下去，霸权国家必须要有某种理由使其辖下的国家接受现状。这种理由可以单纯，却必须有魅力。

由于吕山德高压而龌龊的做法，巨额资金流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获胜的斯巴达。

雅典城区及其周边

我真希望他们能用这些钱从雅典招来艺术家和匠人，建造起一座胜过帕特农神殿的壮丽神殿。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一定是自诩为吕库古法守护人的监察官没有允许，理由是这种做法违背斯巴达质朴刚健的信条。

既然这样，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拿手技能，在斯巴达开设一所“西点军校”那样的培养高级军人的学校，向全希腊的年轻人开放。然而斯巴达没有任何人想到过这点。

就算他们这样做了，希腊其他城邦来的年轻人真能忍受冬天住帐篷、睡在草上、吃天下最难吃的炖肉杂烩这样的生活吗？

结果，斯巴达从提洛同盟各加盟国搜刮来的巨额资金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里做了一辈子“存款”。

一句话，斯巴达没有吸引外国人的魅力，除了军事力量以外，他们什么都没有创造过。许多年后，建立罗马帝国并把希腊纳入其中的罗马人只给雅典和斯巴达“自由城邦”的特殊待遇，认可它们拥有除了发动战争以外的所有自由，对它们曾经创造的文明表示敬意。

此外，罗马人还给这两个城邦经济援助，尽力帮助它们振兴。

然而，罗马人的这种做法只在雅典产生了一定效果，斯巴达什么都没能留下，想振兴也无济于事。

2400年后的今天，人们去雅典可看的东西很多，那里的宝物数不胜数。

可斯巴达没有什么可看的，那里什么都没有。

那里只有与波斯大军作战，在温泉关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列奥尼达；在普拉塔亚平原把波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帕萨尼亚斯；与雅典的伯里克利合作开辟了斯巴达30年和平时代的阿希达穆斯。

造访斯巴达，人们只能产生这些壮士曾经行走于这片土地的感慨。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一座雕像。本书第一卷和第二卷介绍过许多雅典人的容貌，但我却介绍不出斯巴达男人的长相。

我一直觉得，斯巴达轻易地把希腊文明发祥地爱琴海东岸割让给波斯，是因为他们从来就对文明、文化不感兴趣。

到了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唯一引以为傲的军事力量也面临着危机。

就在所有希腊城邦国家迷茫徘徊之时，它们中唯一崭露头角的底比斯从正面向霸主斯巴达发起了挑战。此时连波斯国王都承认斯巴达在希腊本土的霸权。

第三章

底比斯的极限

底比斯双雄

60年前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时，位于雅典以北70公里的底比斯就已经是一个城邦国家。它一直是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一员，本不该对斯巴达发起攻击。

底比斯从正面发起挑战，让斯巴达的霸权显得更加脆弱。

这个时期的底比斯有两位了不起的人物。

一位是佩罗皮达斯（Pelopidas）。他出身底比斯名门，在祖先传下的辽阔农庄里长大。传说他生于公元前42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刚刚16岁。

也就是说，他在战争胜利者、唯一的霸权国家斯巴达强制推行的“寡头政体”下度过了他善感的青春时代。

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内部爆发了国王帕萨尼亚斯与5名监察官之间的冲突，其核心原因如下。

帕萨尼亚斯主张给予斯巴达霸权下的各城邦选择本国政体的自由。但监察官主张，它们既然已纳入斯巴达的辖下，就必须改为斯巴达式的寡头政体。两者意见抵牾。

公元前395年，帕萨尼亚斯被判叛国罪，他逃亡邻国。此后，斯巴达的对外政策统一为一条路线，即监察官和另一位国王阿格西劳斯的路线。

也就是说，已率先采用寡头政体的城邦国家不会有问题。若有城邦拒绝寡头政体，斯巴达会派军驻于该国，驻军会监督其建立寡头政体的政府。底比斯就有斯巴达的驻军基地。

从社会地位和资金实力方面看，佩罗皮达斯应该对少数人领导的寡头政体抱有亲近感。然而，他是一个农庄经营者。

经营一个大型农庄需要很多人。为了用好包括奴隶在内的整个团队，即为了人尽其才，农庄主要考虑每个人的个体需求。

于是，据说很有才能的农庄经营者佩罗皮达斯出于现实需要成为民主派。而且，他对常设驻军基地、骑在底比斯人头上的斯巴达持敌视态度，因此是反斯巴达派。

比佩罗皮达斯小两岁的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同样出身名门，但他并非出生于大农庄主家庭，家庭经济可能也就是中上水平。他因父亲的安排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为毕达哥拉斯学派倾倒的哲学青年。

当时的哲学家中反民主派占比很高。就像柏拉图一样，青年时代的埃帕米农达斯似乎也是一位寡头派。

尽管成长环境不同，但上述两人都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热衷于提高体能和武艺水平。

底比斯也是希腊城邦国家。男人一到成年就有保卫国家的义务。大家将来都要上战场，谁都不愿意因为疏于锻炼而在战斗一开始就战死沙场。

如果想当指挥官，就更要提高武艺水平。很多事自己不会就无法命令下属去做。

古代名将几乎无一例外都比士兵更擅长武艺。士兵不服气就不会跟着将领征战。

希腊的城邦国家政治上不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寡头政体，男人们只要年满20岁都要登记服兵役。“底比斯双雄”就邂逅于战场。

底比斯及其周边

当时，两个人并不在同一支部队作战。得知佩罗皮达斯指挥的部队陷入苦战后，有一支部队被派去增援，埃帕米农达斯就在这支部队。战况对己方来说已经是令人绝望的局面。队长佩罗皮达斯身负重伤，被压在战死的士兵尸体下面，看上去像是已经战死。

面对这样的战局，增援部队无法继续前进。敌人占据优势、气势正盛，若贸然杀入敌阵，增援部队很容易被全歼。

然而，埃帕米农达斯与众不同。他一个人手握长矛冲入敌阵。他的胸甲被敌人的长枪刺中，左臂也被敌人的长剑砍伤，但他仍在一步一步接近倒地不动的佩罗皮达斯。

底比斯年轻人作战时像狮子一样迅猛。斯巴达国王向他们伸出了援手。当时，底比斯还和斯巴达站在同一战线上。

尽管二人都身负重伤，但他们最终还是得救了。这场战斗是35岁的佩罗皮达斯与33岁的埃帕米农达斯之间友情的滥觞。他们之间的友情一直延续到21年后其中一人去世。不，应该说它一直持续到23年后两人均已过世时。后亡人在朋友去世后就当他依然活着一样，他们的友谊从未中断。

据说在战场外，他们两人的性格完全相反。佩罗皮达斯热情奔放，是个行动派，而埃帕米农达斯喜欢静心思考。

对祖国底比斯强烈的爱，对霸权国家斯巴达的轻蔑和憎恶，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在此之前，他们二人并不认为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的不同是个问题。

公元前382年，佩罗皮达斯不得不亡命外国。那年他们一位38岁，另一位36岁。当时寡头派控制了底比斯政府，他们认为佩罗皮达斯是个危险分子。因此佩罗皮达斯只得逃亡在外达3年之久。

在这3年中，佩罗皮达斯曾精心策划了一个政变计划。公元前379年与公元前378年之交的那个冬天，他带着11位同伴化装成猎人潜入底比斯。埃帕米农达斯也是他们的同伙，他在城里接应他们。

整个计划得到完美实施，政变非常成功。几乎没有流血，政府寡头派人士逃往国外。

希腊中部维奥蒂亚地区的实力城邦底比斯，在佩罗皮达斯和埃帕米农达斯二人的完美配合和领导下，得到了统一。他们领导的政权既是寡头政权又是民主政权，尽管信仰某一种政体的人会对这种形式感到不满。

重要的是在他们两人的领导下，底比斯政局趋于稳定。此后的15年间，佩罗皮达斯一直处于一把手的位置。他死后的两年国家在埃帕米农达斯的领导下，依然政局稳定。

政治的稳定可以阻止不必要的能量浪费。同雅典和斯巴达相比，底比斯只有中等规模，它只能彻底发挥自己拥有的全部力量。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打倒斯巴达！既然对手是只有军事实力过硬的斯巴达，那就在战场上战胜他们。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底比斯双雄”完成了军制改革。

底比斯兵力较少，关键在于如何使其作用最大化。军制改革势在必行。

这两人研究出的战略战术，多年以后为马其顿国王父子所参考。其战略要点是有效利用步兵和骑兵。

另一个要点是创建特殊部队。这个部队由300名精英组成。尽管只有区区300人，却被冠以“圣队”之名。

底比斯军队的实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3年之后考验到来。这次的敌人足够强大，那就是宿敌斯巴达。

结果底比斯轻松获胜。不过对手未拿出全部实力，公元前375年的胜利只是一次试验。

决策总是慢半拍的斯巴达开始在意底比斯的动向。

他们请求波斯国王召开会议讨论希腊和平问题，企图给跃跃欲试的底比斯刹刹车。

波斯国王10年前与斯巴达签订了“国王治下的和平”协议，斯巴达承认小亚细亚西岸一带为波斯国王的领土。作为交换，波斯国王承认斯巴达在希腊本土的霸权。既然如此，波斯国王没有理由拒绝斯巴达的要求。他甚至对一有事就来找自己仲裁的希腊城邦怀有一种优越感。

然而，斯巴达在波斯首都苏萨进行的外交活动皆以失败告终。

第一，如果能保证波斯对爱琴海亚细亚西岸土地的所有权，波斯就把希腊本土让给斯巴达。所以波斯对希腊本土的各城邦国家已构不成威胁。

第二，希腊本土的各城邦国家已经感觉到斯巴达军事力量的衰微。斯巴达渐渐变得不再可怕。

最后，斯巴达要求底比斯放弃维奥蒂亚，底比斯坚决不从。

战火重燃只是时间问题。

打倒斯巴达

斯巴达先走了一步。

那年，执掌斯巴达内外政治的5位监察官命令国王克莱奥姆波罗图斯进攻维奥蒂亚。

克莱奥姆波罗图斯顶替逃亡的父亲帕萨尼亚斯登上王位，是位30岁的年轻人，以前也无战绩。而另一位国王阿格西劳斯已经70岁，此时卧病在床。

既然由国王率领，那就是正规军。于是，和当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一样，有来自伯罗奔尼撒同盟各加盟国的士兵参战。

与其说这是斯巴达军，不如说是由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

迎战的底比斯一方也拉来同盟国对抗，组成了底比斯主导的维奥蒂亚同盟军。

希腊的城邦国家规模都很小，一遇会战便会结成同盟参战，这已经成为惯例。

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

由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直指底比斯北上而来，士兵总数为一万人。

其中，斯巴达的主力是让斯巴达引以为傲的重装步兵，人数只有700人。

底比斯及其周边

“700”这个数字令我愕然。

100年前的公元前479年，斯巴达在普拉塔亚平原上迎战波斯大军，他们投入了共一万人的主力部队，夺得了胜利。

100年后，这支主力军只剩700人。100年间人数不该如此锐减，这期间应该会有孩子出生让人口自然增长。

这个惨状应该是斯巴达应波斯要求输出佣兵造成的。

因为史家没有记录，我们不知道佣兵的具体数量。当时的情况竟已发展到连国王率领的斯巴达主力中都有人去当佣兵的地步。

当斯巴达的社会精英——重装步兵远走他国，空缺是否得由来自北方落后地区的佣兵填补？

果若如此，斯巴达军力下降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虽然如此，斯巴达重装步兵的阵型和战法都同全盛时期一样，并无变化。重步兵、轻骑兵的观念也毫无改变。

士兵接到战斗号令后的行进速度极慢。如果有“慢攻”一词，我真想用在这里。

即便如此，如果有“量”上的优势，攻过来的敌人也会感到压力，然而，他们仅有700人……

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聚集了一万名士兵，而底比斯主导的维奥蒂亚同盟军只有6000人。

底比斯本身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邦国家，维奥蒂亚同盟也没有存在多年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那么团结。

不过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要论骑兵战斗力，底比斯方面占优势。

这正是“底比斯双雄”改革的成果。要想战胜斯巴达，只有依靠骑兵与步兵协同作战的“速攻”。

“底比斯双雄”在战场上也做了分工。

埃帕米农达斯考虑综合战略，是全军的总司令。佩罗皮达斯冲在300人机动部队前面突击，拉开整个战线。

曾经醉心于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哲学青年，想出了任何人都不曾想到的战略战术。这一年他已经47岁。

公元前371年夏天，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北上来到维奥蒂亚南边的小镇留克特拉的郊外。

他们决定在这里设下战场，因为这里有一公里见方的平原，适合调动己方一万人的军队。平原西端有一个小山丘，可以在那里构筑营地。

战场是斯巴达方面选定的，但在家门口作战的底比斯更有“地利”。

留克特拉是一个沿河而建的小镇。在希腊的夏天，没有水的地方不能打仗。而这里河面狭窄、水流缓慢，周边还有面积适当的平原。希腊很少有这样的地势。底比斯知道斯巴达把留克特拉郊外作为战场后并未感到意外。

底比斯领导的维奥蒂亚同盟军从战场东北仅15公里外的底比斯出发，由佩罗皮达斯带领进入战场。

联军构筑了营地，但只是平原上的“临阵磨枪”。“底比斯双雄”的想法是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背水之战。

斯巴达方面在平原中央布阵，远远望去就知道这是典型的斯巴达军的阵型。

担任全军总司令的斯巴达国王在本国精锐重装步兵的拱卫下在右翼布阵。国王总是率领右翼，这是希腊军队的传统。

重装步兵在右翼布阵，显示出盾和长枪的优势，阵型也忠实地依照斯巴达军的传统，摆成横排200人、纵向12排的横向矩形阵。

这种密集队形一直被认为是斯巴达军强悍战力的基础，其他城邦国家也从未怀疑过。

但这次留克特拉战役有个特殊情况，斯巴达军就连右翼也不是由纯粹的斯巴战士构成的。

12排中只有3排是传说中让孩子不敢哭闹的斯巴达战士，其他都是来自同盟国的士兵。

从右翼向左，依次是中路两个大队和左翼一个大队。中路和左翼都是来自同盟国的士兵。骑兵布置在右翼和左翼的外侧。

底比斯的布阵彻底颠覆了希腊人的常识。研究者给这个阵型起了一个“斜型阵”的名字。

首先，要同敌人主力对决的左翼安排的都是底比斯的重装步兵，据说人数达3000人。

埃帕米农达斯把他们编成横排60人、纵向50排的巨型长方形阵型。

他命令全副武装了头盔、胸甲、长枪、重剑、盾牌的重装步兵用平时两倍的速度前进。

虽然古希腊男子体格健壮，但在盛夏的草原上奔行无异于从事重体力劳动。

然而这些重装步兵必须忍受的艰苦，与佩罗皮达斯率领的300人“圣队”相比，甚至还是很人性化的。

因为300人机动部队的士兵装备与别人无异，但被要求以再快两倍的速度前进。

数量优于斯巴达的骑兵配置在这支机动部队的左侧。

左翼集团向右依次是中路的两个大队和右翼的一个大队，士兵来自维奥蒂亚同盟国。

埃帕米农达斯布阵的新意在于没有采取斯巴达军那样的一列横排队形。正像“斜型阵”所说的那样，其新意在于斜线布阵。

当然，给各路人马下的命令也不同。

左翼接到的命令是以超常的速度速攻，中路第一大队接到的命令是以平常速度前进，中路第二大队和右翼接到的命令是在战斗的前半段后退，后半段转为进攻。

埃帕米农达斯真正想要的不是击溃敌人全军，而是击破国王率领的斯巴达正规军。

首先用数量占优的骑兵驱散敌方的骑兵。

继而用佩罗皮达斯率领的300人冲击敌人右翼予以击破。

再向已被打乱节奏的敌人右翼投入3000人乘胜追击。

这就是三阶段攻击战术。

在萨拉米斯海战以及普拉塔亚陆战中，双方主力冲锋的结果决定了整个战斗的结局。这个战术汲取了这些战斗的经验。

留克特拉战役

一旦得知主力被击破，其他国家的参战人员没有接到命令也会逃跑。

埃帕米农达斯把自己的军队布成斜线形，命令远离敌人的中路第二大队和右翼先后退再转入进攻，大概是要逼斯巴达士兵以外的敌方士兵逃跑吧。

正如萨拉米斯海战和普拉塔亚陆战证实的那样，击破敌方主力便可把胜利导向己方。这是己方人数少于敌人时总司令所能采用的唯一战法。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斯巴达年轻国王的曾祖父是普拉塔亚战役的胜利者，而自己却成了这种战法的牺牲者。

这是一场激战。但日头高挂时会战的胜负已见分晓。

进攻缓慢的斯巴达人被底比斯的速攻打乱了阵脚。

声嘶力竭地指挥作战的年轻国王克莱奥姆波洛图斯遭到佩罗皮达斯率领的底比斯机动部队的狙击，很快战死。因不想让国王的遗体落入敌手，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勉强应战最终全线崩溃。

国王的遗体被运到了后方营地。但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的右翼已经被摧毁。很多盟国士兵逃进营地，距离营地较远的左翼士兵也都七零八落地溃逃四散。

希腊的城邦国家总在打仗。或许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精通战场礼仪。胜负确定以后他们会临时休战，收容战死者的遗体，这已经成为惯例。

斯巴达方面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请求，底比斯表示接受这个请求，但底比斯方面的总司令埃帕米农达斯附加了条件。

首先要收容来自斯巴达盟国的士兵。

收容结束后底比斯方面先行视察，然后才能把斯巴达士兵的遗体运出战场。

埃帕米农达斯想知道斯巴达重装步兵准确的死亡人数。

后世的我们因此知道了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参战士兵死亡人数为1000人左右。尽管这无外乎是一种推测，但我们可以得知主力斯巴达的损失。

战斗开始前斯巴达战士有700人，其中400人战死，活下来300人。只此一战，斯巴达的骄傲减少到300人。

而底比斯方面的战死者，连同来自维奥蒂亚同盟国的参战士兵在内，也没有超过300人。

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来了1万人，战死1400人。

底比斯领导的维奥蒂亚同盟军以6000人迎战，战死300人。

单凭这一点，留克特拉战役的胜败已然明朗。这场战斗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斯巴达重装步兵兵团就此形同毁灭。“底比斯双雄”制订的打倒斯巴达的计划完美成功。

战争的同时，斯巴达国内举行了每年例行的祝祭仪式。神殿里升腾起烧烤牺牲羊的青烟，青少年们参加体育比赛，献给神祇。斯巴达战败的消息是在祝祭活动的最后一天送达的。

5名监察官封锁了消息，直到所有活动结束后才予以公布，连战死者家属服丧也被禁止。

这样的事情，在漫长的斯巴达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斯巴达的战士们都是用“不在战场上战胜，便在战场上战死”的信念培养起来的。死，对他们而言是心甘情愿的事。

但斯巴达在公元前371年的战败不仅带来战士之死，更导致了一个国家的死亡。

靠军事力量强大起来的国家一旦失去军事力量，自然会威信全无。

伯罗奔尼撒同盟各国对此非常明了。加盟国开始背叛斯巴达，仿佛石片从行将崩塌的石墙上不断剥落一般。就连斯巴达的西邻、斯巴达多年的农产品产地麦西尼亚也宣布独立了。

伯罗奔尼撒同盟自结盟以来历经200年，终于在公元前371年轰然瓦解。

斯巴达沦为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一隅的一个普通的城邦国家。

这距离它打败雅典一跃成为唯一霸权国家仅仅过了33年。

留克特拉战役终结了所谓的“斯巴达霸权时代”。

从此开始了“底比斯霸权时代”。然而，这也不过是带引号的霸权时代而已。这便是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的悲剧。

“底比斯双雄”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次胜利。他们无暇充分享受在留克特拉取得的胜利。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两人对自己的年龄有什么担心，而是底比斯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令人不安。

大企业无所作为是因为怠于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中小企业有志于高效利用，人力资源又太少。佩罗皮达斯和埃帕米农达斯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底比斯。

刚打完胜仗，两人便进行了分工。

佩罗皮达斯负责北方，埃帕米农达斯负责南方。

两个人都在自己负责的地区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而不止于军事方面。维奥蒂亚地区以底比斯为中心，若只注意巩固与附近各城邦的同盟关系是无法取得更大发展的。如今底比斯已经把斯巴达拉下马，成为新的霸权国家。

把斯巴达从霸权国家地位拉下来后的7年，是“底比斯双雄”东奔西走、日夜操劳的7年。

负责北方的佩罗皮达斯走出维奥蒂亚，来到了色萨利。当然，他靠的是军事力量。以前色萨利不过是希腊的落后地区，因而也是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地方。但这里平原辽阔，不缺人马。底比斯军队虽然因“双雄”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仍很难平定这里。而且，色萨利在政治上是僭主体制，有着统一的指挥系统。

佩罗皮达斯不只会冲锋，还懂得迂回前进。他考虑把色萨利的邻国马其顿牵扯进来。两年后，他利用马其顿王国的内部纷争，成功地与其结盟。这样他可以从南北两面对色萨利进行夹击。

作为结盟的信物，翌年马其顿送来了一位王家少年当人质。说是人质，其实他并未被幽禁，是一个行动自由的客人。这位少年就是日后登上马其顿王位的腓力。

这位后来断然推行马其顿王国军事改革的少年，从15岁起在底比斯度过了4年的时间，亲眼看到了“双雄”改革后脱胎换骨的底比斯军队。

让马其顿脱胎换骨是这位少年长大成人之后完成的事。在那以前，马其顿一直属于落后地区，和这个国家结成同盟并无多大实效。

佩罗皮达斯与色萨利一直斗得非常辛苦。他想使用外交方法解决问题，便大老远地去了波斯的首都，但没起多少作用。

非但如此，就在他东奔西走的时候，敌人钻了他一个小空子，将他逮捕。

色萨利地区与马其顿周边

得知朋友遇袭，埃帕米农达斯停止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转战，紧急北上救出老友，把这件事的影响局限在一场暂时的危机上。

这个袭击霸权国家最重要领导人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368年，它显示出始于公元前371年的底比斯霸权时代也不过是浪得虚名。

负责南方的埃帕米农达斯进行一波接一波的进攻。

目标只有斯巴达。他想借这个机会攻进斯巴达，彻底打垮这个国家。

可是斯巴达一旦专注于防守，力量仍旧很强。

斯巴达大概进行了总动员，出动了尚未成年但自幼练武的年轻人以及年过六旬的退役士兵。在后方守护他们的是即将75岁的国王阿格西劳斯。

敌军已经打进了本土，这是斯巴达建国以来首次面对这样的危机。以留克特拉战役中生还的300人为中心，连同平时从来不上战场的人都团结一致，奋起反击。

埃帕米农达斯率领下的底比斯军队采用了名副其实的波浪式进攻。第一波进攻发起于留克特拉战役获胜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70年。第二波进攻发起于翌年，即公元前369年。第三波进攻发起于公元前367年。他们似乎不想给斯巴达喘息的时间。

其他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国也背叛了斯巴达，它们的士兵似乎也开始加入这支底比斯军队。

但斯巴达仍在坚持。

他们只在城区防守而绝不打出城去，这使得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无论佩罗皮达斯还是埃帕米农达斯，他们都未能专心致志地进攻色萨利或斯巴达。

底比斯是民主政体国家。因为是民主政治，所以有反对派。在底比斯国内，寡头派针对东奔西跑的“双雄”掀起了一场起诉风波。起诉在希腊城邦国家已成为一种排除政敌的手段。

佩罗皮达斯首先成为目标，起诉理由是他与埃帕米农达斯二人专权。

埃帕米农达斯的退出使这个起诉未能立案。他从司令官的位子上退下来，只作为一个士兵参加战斗。第二年他又官复原职，这场风波成了一幕愚蠢的闹剧。

起诉风波并未就此收场，反对派的下一个目标是埃帕米农达斯。罪状是他让任期已满的下属指挥官继续执行任务。

战争的延续与指挥官的任期毫无关系，让他们继续执行一段时间的任务也被当作犯了滥用权力罪。如果被判有罪，那等着他的就是死刑。希腊城邦国家排除政敌的手段反映出希腊人过激的性格。

曾经的哲学青年站出来为自己辩护。面对审判员，他说了下面一段话。

我，埃帕米农达斯将要受到底比斯公民给予的死刑处罚。

我的罪状是对斯巴达取得了任何一个底比斯人做梦都不曾想到的胜利，拯救了底比斯使之免于毁灭。不但如此，我还把希腊的其他城邦从斯巴达的锁链下解放出来。

我的第二个罪状是，现在底比斯已经把斯巴达人赶回了他们的老家，让他们觉得自己捡回了一条命。最后一条，我作为司令官正在实施让麦西尼亚独立从而孤立斯巴达的计划，而这被判重罪。

不仅审判员，就连旁听的人都笑了起来，埃帕米农达斯就此从起诉风波中解脱了出来。

底比斯没有余力忙于这种事情。

少数精锐的极限

一支棒球队或足球队能打完漫长的赛季当上冠军，是因为队里有充足的选手储备。底比斯的人才储备很薄弱。

佩罗皮达斯和埃帕米农达斯都不能只专注于自己负责的地区。佩罗皮达斯经常南下去助埃帕米农达斯一臂之力，第二年埃帕米农达斯又要北上去增援老友开展对色萨利的战斗。这样的情况反复出现。

旁观者一定会就此得出整个希腊都陷于战乱的判断。

如果我们只关注希腊历史，那么有件事恐怕不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希腊人自己也没有留意。那就是这时，与希腊本土只隔着亚得里亚海的罗马，已经开始了决定今后地中海世界走向的划时代的改革。

这个改革始于以立法者名字命名的《李锡尼法》的诞生。

详情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卷，这里只概述于下。

还有一件事请诸位记在脑中。即使在古代，信息的传递路径也发挥着很大作用。

一种路径是与别国人的交易。另一种路径是前往德尔斐和提洛岛神殿接受神谕。当时居住在地中海世界的人们对此评价很好，认为特别灵验。

人只要聚在一起自然会交换信息，这两条“路径”非常好地促进了信息的传播。

公元前390年，凯尔特族袭击罗马。希腊人了解袭击给罗马人造成了打击，罗马人也一定知晓公元前370年前后希腊的乱象。

我认为，如果罗马人不知道同一时期发生在希腊的战乱，他们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那样决绝地完成始于《李锡尼法》的罗马改革。

罗马人认为，希腊城邦国家战乱的最大原因在于城邦内部的持续分裂。

他们认为，民主派和寡头派互阋，哪边都没有压倒性的实力，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两大党派不仅在国内对立，很多时候还会拉来别国同党参与斗争。于是国内对立演变成城邦国家间的对立。

于是，罗马人想把这两大党派融合在一起，创造一种不妨碍自由又能实现国内统一的政体。

希腊人创造出“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而贵族与平民之间斗争不断的罗马创造出“共和政体”（Res Publica）的新概念。既然要“共和”，就要“融合”而不是“对立”。

罗马人做事喜欢具体化。所以，《李锡尼法》开宗明义，承认平民阶层也有权成为两名执政官的候选人。

平民提出的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出自平民的提案被删除，实现全面放开。

第二年，政府向平民开放所有重要政府职务。

罗马也曾是城邦国家，一切公职人员均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选举决定。

这个选举的候选人全面放开，投票每年进行一次。有时两名执政官均为贵族，有时两人都出自平民阶层，因年份而异。

不论结果如何，它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两派均无法抱怨。

这项改革的最大益处是彻底废除了容易成为贵族（以及精英）阶层或平民阶层利益代表，进而使二者形成对立关系的旧制度。

根本性的改革仅靠一次立法是不能完成的，只有在短期内连续立法才有可能完成。

《李锡尼法》颁布后不到两三年，又出现一个决定性的法案。

该法规定，有担任国家要职经验的人不分贵族、平民均有权获得元老院议席。

以保护平民阶层利益为己任的护民官退体后将成为元老院议员。这就好比工会主席卸任后出任公司董事。

罗马人是罗马法的开山鼻祖，他们非常喜欢法律。但他们不认为立下新法后改革就能成功。

也许他们认为具体的事情可依照法律来决定，抽象的事情要交给神祇。这时，罗马人把民主派和寡头派的理论融合在一起神格化了。我们只能对罗马人如此露骨的现实主义报以一笑。

古罗马广场现在只是罗马城里的一处遗迹。但在古罗马，所有的事情都要汇集到这里处理。从罗马斗兽场方向进入古罗马广场，沿着“圣道”（Via Sacra）就能来到康克蒂雅神殿（Aedes Concordiae）。虽然现今连一根圆柱都未留下，但它可是在罗马的一等地块古罗马广场上建造的神殿。这座神殿是公元前367年为纪念《李锡尼法》而建造的。

“康克蒂雅神殿”这个名称是献给司掌一致、和谐、融合、协调之神的神殿之意。

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对立因《李锡尼法》而化解，从此两者将一致、和谐、融合、协调地为罗马尽力。两方将此事神格化，起誓认同。

当然，司掌此事的神必须是女神，而不是威武的男神。

就这样，罗马人创造了“共和政体”，以对抗希腊人创造的“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

我总认为师业有赖于弟子。罗马成为希腊的弟子。把老师作为反面教材汲取经验教训证明了弟子的优秀。当时西地中海地区的第一强国叙拉古完全没有在希腊的乱象中学到任何东西，但尚未成为强国的罗马却学到了很多。

公元前364年，所谓的“底比斯霸权时代”迎来了第七个年头，佩罗皮达斯在与色萨利军的战斗中战死，享年56岁。

埃帕米农达斯此时正在进攻斯巴达，他得知此事一定会觉得自己被掏空了半个身体。他们两人的合作关系长达20年之久。

“底比斯双雄”成了“孤胆英雄”。

两年后，时间到了公元前362年。这一年发生的事不仅关系到底比斯，也关系到整个希腊的命运。

这年，已经56岁的埃帕米农达斯率领底比斯全军南下，第四次进攻斯巴达。军队里还有已归入底比斯麾下的维奥蒂亚地区的士兵。

这年他们无法直抵斯巴达，需要先压制住途中的曼丁尼亚。

曼丁尼亚位于斯巴达领土拉科尼亚地区以北，在阿卡迪亚地区的城邦国家中颇有实力。9年前斯巴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一败涂地，曼丁尼亚就此脱离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倒向底比斯，但后来又离它而去。

伯罗奔尼撒半岛

研究者们认为，曼丁尼亚“变心”是因为它反感霸权国家底比斯的高压态度。

我不能立即同意这个观点。

底比斯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即使它想采取高压态度，也没有足以压制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汇集了精锐力量的“圣队”才300人，只相当于9年前在战斗中生还的斯巴达精锐士兵的数量。

在一次战斗中可以靠战术取胜，而连续多年对外施压需要强大的实力，底比斯不具备这种力量。

曼丁尼亚仅仅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一个普通城邦。我认为曼丁尼亚“变心”可能是对底比斯变得过于强大感到不安。不安、嫉妒和恐惧弥漫在希腊所有城邦国家。

底比斯军逼近曼丁尼亚。曼丁尼亚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当然接受了请求。埃帕米农达斯的真正目标是彻底打倒斯巴达，斯巴达不可能放过阻止他的机会。

然而，雅典也响应了曼丁尼亚的救援请求。雅典并非底比斯的直接目标，但雅典领土阿提卡与底比斯领地维奥蒂亚接壤。底比斯过于强大对雅典来说并非事不关己。

就这样，希腊人在希腊本土对战的最大规模战斗——曼丁尼亚战役打响了。

希腊一分为二

加上来自维奥蒂亚同盟城邦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反斯巴达城邦的军队，埃帕米农达斯率领的是一支有3万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的大军。

另一方是接受曼丁尼亚求援请求、一致抵抗底比斯的斯巴达和雅典，军队共有2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

两军虽然都有步兵，但不都是重装步兵，抛石兵等轻装步兵占了绝大多数。百年前，希腊尚有两军相加有5万名重装步兵的实力，但这个时代的希腊已今非昔比。

此次希腊本土的所有城邦国家几乎都加入了战斗。

两军没有直奔曼丁尼亚平原，埃帕米农达斯掌握着主导权。

首先，他让自己的骑兵攻击敌方的补给基地曼丁尼亚城。

但攻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部队遭到城里雅典骑兵队的猛烈反击，不得不撤退。

埃帕米农达斯立即转入下一轮战略部署。他得知斯巴达82岁的老国王阿格西劳斯率领的斯巴达军正在北上，目标直指曼丁尼亚。

连老国王都出动了，他率领的部队一定集结了斯巴达剩余的所有的战斗力。也就是说，首都斯巴达可能已经处于不设防状态。于是，埃帕米农达斯命令底比斯军急行军，直捣斯巴达。

斯巴达人善于防守。国王阿希达穆斯勇敢地率军进行了阻击。国王的父亲9年前在留克特拉战役中被杀，他自己尚未成年就登上了斯巴达的王位。密探来报底比斯军队已经靠近，万事俱备，只等来敌。

大军行进到能远远看见斯巴达的地方，埃帕米农达斯被迫进行决断。

奔曼丁尼亚去的斯巴达大部队一定会掉头回来。那样的话，在这里哪怕消耗少许时间，自己也会受到两面夹击。

敌军攻不进斯巴达领土拉科尼亚，这是300年来斯巴达人的骄傲。只要他们活着就誓死不让敌兵打进首都。

眼下还在夏天。如果底比斯一方在适合战斗的季节退兵撤回底比斯，全希腊人都会知道底比斯还不具备霸权国家的实力。费了很大劲儿才建立起同盟关系的那些国家会像雪崩一样四散而去。

埃帕米农达斯下定决心，决定把所有赌注全部押在曼丁尼亚战役上。

反底比斯一方的军队在整个曼丁尼亚平原上布阵，一字排开。

右翼是斯巴达军，左翼是雅典军。原本总指挥可以交给曼丁尼亚军，但它与其他城邦增援的士兵一起被挤在了中路。毕竟曼丁尼亚不过是一个小规模城邦国家。骑兵分布在两翼。

看到敌军如此布阵，埃帕米农达斯没有采用9年前留克特拉战役的致胜法宝斜线阵。奇招也有缺点，就是它不能再次使用。

他像当年一样加强了面对敌人右翼的自家军队左翼的军力。

反底比斯联军事实上的主力明显是右翼的斯巴达军。埃帕米农达斯没有改变靠两军主力对决一决胜负的战略。

此外，他还加强了自家军队右翼的力量。在骑兵队列之间插进了抛石兵队列。这是阻止雅典骑兵发挥优良机动性的战术。

战斗终于开始。埃帕米农达斯命令自家军队展开奇特的运动战。

以战舰打比方，他像是让舰船从敌人面前通过，把船腹暴露给敌人，这样做风险极大，但如果做得巧妙，则可收到削弱敌人斗志之功效。

反底比斯联军看到埃帕米农达斯骑马冲在前头，率领底比斯军队横向从阵前穿过，都惊呆了。

底比斯军士兵把头盔斜戴在脑后，把长枪扛在肩上，那姿态看上去无论如何不像是要开战的战士。

然而，就在全军从排成一线的敌军面前闲庭信步般走过的瞬间，埃帕米农达斯发出信号，于是全军立定。

紧接着，响起一片战士拉下头盔的声音，全军战士一起改为右手持枪的姿态，开始了总攻。

接着是一波接一波的冲锋。

根据色诺芬在《希腊史》里对此次战役的叙述，埃帕米农达斯率领的左翼宛若三层加莱船一般全力冲入敌阵，朝镇守敌方右翼的斯巴达军猛插过去，就像船头在破浪前进。

底比斯一方的骑兵和轻装步兵也跟着与敌方左翼的雅典军英勇战斗。

抛石兵抛出的石块如同火山喷火，雨点般砸向雅典的骑兵军团，阻滞了他们的行动，使他们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机动性。

战斗打到现在，一切都按照埃帕米农达斯的预想发展。

连续的激战渐渐使人数较多的底比斯一方占据了优势。

配置在左翼的底比斯士兵像船头朝前的战船队全力突入敌阵那样，以纵向长队阵型冲锋，效果初显。不久对方的骑兵队列被击破，斯巴达士兵组成的右翼也被切断，敌军即将溃逃。

照此下去，底比斯人将会重演9年前在留克特拉的胜利。

然而就在这时，不知何人投来了长矛，矛深深扎进正在马上指挥战斗的埃帕米农达斯的胸膛。

士兵们把跌落马下的总司令抬到了后方，此时他口中气息尚存。

然而，刚拔出带着铁制矛头的长矛，他便断了气。

底比斯打赢了战斗。但底比斯军队中无人下令追击败逃的敌人。

最高司令官是全军行动的指挥塔。没有最高司令官的命令，士兵无法行动。底比斯方面已经没有哪一位指挥官有力量让士兵重新行动起来。

已经明显分出胜负的会战就这样以没有胜负的结果告终。两军默默地收着己方士兵的遗体，好像一出默剧。

群龙无首

色诺芬接着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写了《希腊史》。他写到这场战役结束便选择搁笔。色诺芬在书中苦涩地回顾了公元前362年的这场曼丁尼亚战役。

这是所有希腊城邦国家分为两方进行的一场内部战役。

这场战役既无胜者也无败者，留下的是一个没有领跑的霸权国家的希腊。

《希腊史》书写了长达49年的希腊历史。这部书以这样一句话结束：“让希腊痛苦不堪的乱象，在这场战役之后与以前一样毫无改变。”

以公元前362年为界，希腊“群龙无首”。

3年后，在希腊北方的马其顿，23岁的腓力登上王位。

再过3年，腓力的儿子降生，取名亚历山大。

[1] 汉译本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岩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以及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等多种译本。——译者注

第二部

新生力量

第一章

父亲腓力

被诸神背弃

希腊北部和中南部的交界线上有一座山，名叫奥林匹斯，高度接近3000米，为希腊半岛最高峰。

顶峰附近云雾缭绕的日子居多。古希腊人相信，那座山上居住着保佑自己的诸神。

然而，这座山没有一点诸神生活的圣地的感觉。正如本书第一卷开头所写的那样，希腊诸神不论善恶都颇为人性化。主神宙斯常常溜出奥林匹斯，沉迷于世间的男欢女爱。其他男神女神也都很人性化，不亚于他们的父亲宙斯。这些神平时都围在宙斯身边聚会，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

诸神与人类十分相像，即使在奥林匹斯山上，他们也会把脸朝向温暖的南方，而不会面朝寒风劲吹的北方。

山的南麓不仅有希腊实力城邦雅典、底比斯、科林斯、斯巴达等，还有因前来接受神谕的人络绎不绝而热闹非凡的德尔斐，以及全希腊的运动员每四年前来一次的奥林匹亚。

马其顿及其周边

马其顿位于奥林匹斯山的北麓，在希腊诸神的背后。

马其顿人在民族上属于希腊人，与希腊人信仰同样的神祇。尽管方言色彩浓厚，但他们使用的语言仍是希腊语。

尽管如此，马其顿300年来都不曾被邀请参加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希腊人的运动会。

希腊城邦尽管有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之分，但它们都是城邦国家。在这些城邦的人看来，坚持君主制政体的马其顿是一个半野蛮的国度。在政治、军事、经济等一切方面，马其顿一直被认为是落后国家。

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亲率大军入侵希腊，志在必得。当时全体希腊城邦国家拒绝接受波斯国王的最后通牒并建立联军，只有马其顿未被邀请加入。马其顿早早屈服于波斯国王，接受了作为其属国的条件。

这一年发生了第二次希波战争。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和翌年的普拉塔亚战役中，希腊大获全胜，波斯国王逃回了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首都。

不过，此后马其顿首次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获胜的希腊城邦国家对曾经跟随敌人的马其顿十分宽大。这种宽容并非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战胜方自信的表现。也许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因为打败波斯而提高了自信，领悟到了“奥林匹克精神”。虽然马其顿人过去依附于敌国波斯，但他们同样是希腊人，一样信仰希腊诸神，一样说希腊语，尽管他们的方言口音很重、很难听懂。

尽管马其顿可以参加在奥林匹亚举行的运动会，也被认可参加其他的运动会，但在后来的120年间，它一直处在被忽视的状态中。马其顿人从来没有在奥林匹亚拿过冠军，因为整个希腊一直处于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等城邦国家强势的状态。

直到公元前362年，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内斗让它们迎来了自己的末日，希腊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这一年，在奥林匹斯诸神背后的马其顿，一个名为腓力的年轻人迎来了自己20岁的生日。

马其顿脱胎换骨

腓力并不是马其顿王位的首选继承人。作为落后国家的马其顿王国，王权制度并不完善。也就是说，有能力的人仍有余地凭实力上位。

公元前382年，腓力出生在首都佩拉。他是国王阿敏塔斯的第三子。12年后他的父王去世，其长兄亚历山大登上王位。

马其顿王族的人都以腓力、亚历山大、佩尔狄卡斯等传统名字起名。腓力正式的称呼是腓力二世。他的儿子是后来被称为“大帝”的亚历山大，其正式称谓是亚历山大三世。

话题回到腓力尚未成为“腓力二世”的马其顿。其长兄亚历山大当上国王仅两年就被一位王族成员杀害。一番动荡之后，登上王位的是其次兄佩尔狄卡斯。在次兄统治时期，弟弟腓力作为人质被送到了底比斯。

虽说是人质，但他完全未被当作囚徒对待。底比斯为了在色萨利称霸，想把北方的马其顿拉到自己一方，便与马其顿建立了友好关系。为保证这种友好关系能延续下去，马其顿国王的弟弟被送到了底比斯。

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在留克特拉战役中一举打败斯巴达，历史由此进入所谓的“底比斯霸权时代”。

腓力在底比斯度过了15岁到19岁的青春岁月。他是重要的人质，所以住在底比斯颇有权势的人物家中。据说因留克特拉战役名震希腊的埃帕米农达斯和佩罗皮达斯都经常造访这户人家。年轻的腓力正值学习能力最强的年纪，住在那里好似在“西点军校”留学一般。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腓力甫登王位便着手进行军事改革，有他在底比斯做人质的经历作为基础。

理应如此。如果他没能利用这个机会学到东西，这个腓力国王一定与之前的马其顿国王们别无二致。

学习有两种，学习别人的长处和吸取他人的教训。

年轻的腓力应该从底比斯很好地学到了如何使用兵团。他一定也了解了底比斯的不足之处。

不管怎么说，底比斯在希腊城邦国家中只拥有中等实力。尽管它是维奥蒂亚地区的霸权国家，但维奥蒂亚在各个方面都很贫乏。底比斯位于农业区，不靠海，从来不是贸易国家。它还没有矿山。这些都造成底比斯人口稀少。

靠着一定要从斯巴达手中夺过霸权的决心，底比斯拥有了一定的实力。埃帕米农达斯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些力量。但是，为组建“圣队”，他想尽办法也只招到300人。无论每个人多么骁勇善战，300人终究是太少了，力量有限。仅仅9年时间，“底比斯霸权时代”便终结了。

年轻的腓力身在底比斯，一定对局势有过思考。

论领土，马其顿辽阔广大，各地农民组织起来也能形成一支齐整的力量。可以称为封建诸侯的武士阶层也可以组织起来。而且希腊北部有许多矿山，过去都是交给雅典人开发的。

马其顿王国一直没有充分利用它所拥有的力量。那么如何才能充分利用它们呢？

腓力结束在底比斯的人质生涯后，回到了马其顿。4年后，其次兄佩尔狄卡斯在与伊利里亚族的战斗中战死。王位将由他的儿子继承，但他的儿子尚未成年。于是，22岁的腓力成了侄子的监护人，而年幼国王的监护人不止腓力一人。

每次国王去世都要发生家族动荡，这是雅典、斯巴达等希腊城邦国家视马其顿为落后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一般只有波斯那样的东方国家才会有托孤摄政王这样的现象。在马其顿，年幼国王的监护人是有可能废黜幼主自己登基的人。腓力有4位这种意义上的竞争对手，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或是王族的亲戚。

22岁的腓力没有浪费时间。首先，他命人在首都佩拉暗杀了一个名声不好的对手。这个人遭到宫廷内外的厌恶，甚至无人把这次暗杀当回事。

接着他对另外两位没有能力但为人不错的对手采用了说服战术，和他们促膝谈心，承诺给他们优厚的经济待遇。于是这两人选择了主动流亡外国。

最后剩下的阿尔格乌斯处置起来颇费周章。阿尔格乌斯跑到雅典，承诺如果雅典在军事上支持他成为国王，他就把安菲波利斯还给雅典。重新占有卡尔息底亚地区的要地安菲波利斯是雅典的夙愿。

腓力对此毫无惧色。他也派出使者前往雅典政府，申明自己登上王位那天的凌晨，归还安菲波利斯就会成为现实，这仅仅是承诺。

此时的雅典已经不是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了，但它仍是人们公认的贤明中不乏狡诈的雅典人的国度。雅典人决定“脚踩两只船”。

雅典政府组织起舰队，载着已经来到雅典的阿尔格乌斯和他那一派的马其顿人，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在北上的雅典船上，阿尔格乌斯等人对雅典会给予己方军事援助毫不怀疑。然而，船进入马其顿首都佩拉以南40公里的港口时，他们发现自己被雅典出卖了。

他们本认为雅典军队也会在这里登陆，可是实际登陆的只有马其顿人和雅典的佣兵，雅典正规军留下一句祈祷他们幸运的话便迅速离港了。

阿尔格乌斯和他那一派人马被撂在了那里。身在首都的腓力得知情况后并未采取行动。

他在等待害怕爆发内战的空气蔓延到整个首都。实际上，几乎没有马其顿人响应阿尔格乌斯的号召起来反对腓力。

即便这样，阿尔格乌斯还是率领为数很少的同党和雅典佣兵北上，目标直指首都佩拉。

直到这时，腓力才发起行动。他宣布要击溃已公开叛变的阿尔格乌斯一伙，并命令军队南下。

在离首都25公里的地方，阿尔格乌斯一伙被彻底歼灭。等着他们的只有余生苦难的流浪生活。

对雅典人，腓力没有不理不睬。他为负伤的雅典佣兵提供充分的医疗救护，用马其顿的船把他们送回了雅典。这是在告诉雅典：我知道你们在脚踩两只船！

从外交上讲，雅典政府犯下了重大过失。没有实力还要耍奸，结果形成了如此局面。不过雅典政府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决定立即派出特命全权大使，以承诺归还安菲波利斯为条件，缔结雅典与马其顿之间的友好条约。

交涉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了，几个月后的公元前359年年初，腓力正式被确定为年幼国王的唯一监护人。

腓力这个人，一旦开始行动就会做到最后。所谓做到最后，就是废黜年幼的国王，自己登上王位。马其顿国内拥护腓力的气氛逐渐形成。

马其顿改变了它的王权体制，血缘不再是继承王位的绝对条件。国王由实力武将们选举决定。马其顿的强者们做出了判断：只有腓力才配当他们的国王。

第一，腓力是先王的胞弟，血统没有问题。

第二，在与非希腊民族的北方蛮族伊利里亚的战斗中，腓力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作为军队的总司令是合格的。

第三，腓力颇具外交手腕，与奥林匹斯山以南的城邦国家中仍具较强实力的雅典维持着友好关系。

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

最后，腓力具有内政手腕，化解了险些发生内战的危机。

在古代希腊，最高领导人无能很容易导致国家灭亡。对于时刻准备统率士兵奔赴战场的人们来说，最高统帅有无能力是一个具体的、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严肃的问题。对这类事情具有充分判断力的专业人士最终选择腓力做国王。

公元前359年，23岁的马其顿新任国王登上了王位。

新生的马其顿军队

腓力刚把王位弄到手就立即开始军事上的改革。这个改革的划时代意义反映在主力重装步兵的名称变化上。

在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不论雅典还是斯巴达，抑或是底比斯，都把重装步兵称为“Hoplites”。

年轻的国王改革后，马其顿的重装步兵被称为“Phalanx”（马其顿重装步兵方阵）。

同样都是重装步兵，他们有什么不同，又为何不同呢？

腓力首先把征召步兵方阵主力的招兵网撒向农民。

过去，重装步兵在雅典是由所谓第三等的中间等级构成，在底比斯也是由中间等级的公民构成，在斯巴达是由占全体男性不到百分之四的精英公民构成。施行王政的马其顿超越了这些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的城邦国家，转向建立国民军。

马其顿是对公民概念淡漠的王国，这样做起来可能容易一些。

腓力理想中的重装步兵不是数量有限的“精锐”，而是数量充足的“老手”。

因为缺乏史料，对比我们只能想象。我怀疑腓力为了他追求的理想状态，可能把招兵对象的年龄限制在20岁到30岁之间。

要成为他的步兵方阵成员，首先要体力健壮，同时还要动作敏捷。

任何改革彻底完成最少需要10年的时间，更何况这是从零开始把人培养成经验丰富的老手，10年时间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在改革开始阶段将征兵聚焦于年轻农民也是理所当然的。

马其顿重装方阵步兵是新生的马其顿军队的主力，他们必须既健壮又敏捷。这一点的重要性，腓力一定是在底比斯学到的。

四年前，腓力还在底比斯“留学”时，底比斯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战胜过斯巴达，而斯巴达以勇猛的希腊最强重装步兵著称。在那次战役中，底比斯敏捷的300人击败了健壮但动作迟缓的700名斯巴达重装步兵。那是埃帕米农达斯研究了战略战术以后把敏捷的作战理念灌输给底比斯士兵的结果。

腓力首先在这个方面模仿了底比斯。虽然斯巴达被底比斯拉下霸权国家的宝座，但腓力对斯巴达重装步兵强大的真正原因看得十分清楚。

重装步兵强大的最大原因是他们可以顶住敌人的攻击不后退一步。在这一点上，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堪称勇士。

然而，斯巴达却败给了底比斯。虽然只有700人参战是最大的败因，但失败是事实。

腓力希望把斯巴达勇士能顶住敌人攻击而后发挥自身攻击力的特长传授给马其顿的方阵步兵，然后让马其顿重装步兵拥有比斯巴达战士更强的耐力。

手持长矛的马其顿重装步兵

首先，马其顿士兵的头盔、胸甲、腿甲、盾和剑做得轻了一些。

长矛的长度增加了。在希腊城邦国家中，斯巴达以长矛长度最长而著称，腓力军队的长矛长度接近斯巴达的两倍。

斯巴达重装步兵的长矛有3.5米，而马其顿的加长至6.5米。

这样一来，士兵就不能单手拿长矛了。看一下田径赛中撑杆跳高选手的动作，我们就会知道，士兵必须双手持矛。为防止长矛自然弯曲，还要改为从下方撑起持矛的姿势。

这样的长矛于防御于攻击都无用处。

腓力想出两个办法弥补这个缺陷。

他将接近7米长的矛从中间一分为二，再用金属制的套筒连接起来。

这样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防止长矛木柄产生自然弯曲。

这样也便于士兵运动。士兵用盾牌上的绳子把盾背在肩上，把一分为二的长矛扛在肩上便可以行进。

到了战场，士兵们只要用金属套筒把长矛连接成一根即可。长矛两端都有锋利的矛头，近战时还可以当两根标枪用。

这种马其顿式长矛称为“sarisa”（马其顿长矛），与“Phalanx”一起成为马其顿重装步兵的象征。

马其顿重装步兵方阵

腓力的另一个想法是把希腊城邦国家重装步兵的传统密集阵型进一步大型化。

马其顿军队的作战单位是大队（相当于罗马军队的两个军团），横向260个士兵，纵向16排，合计由4160个士兵组成。

仅此一项就会使敌人感到压力。此外，近7米的长矛不都是竖直持握的。

最前面的5排士兵左臂持盾护胸，左右手双手持矛，矛水平朝向前方。

从第6排开始，各排的持矛角度逐排往上加大。也就是说，从平持到直角手持，各排持矛角度都有角度差。

当然，进入战斗后，这个角度会发生变化。马其顿长矛是攻击型武器，光像片树林似的立着是没有用的。

一旦会战打响，敌人看到几个这样的方阵会怎样想呢？他们一定会有像遭到巨大刺猬群进攻似的恐惧。

腓力不追求本国战士个人的精英化，而是追求步兵方阵整体的精锐化。

如果年轻国王的这种改革发生在有悠久传统、公民又很自傲的雅典、斯巴达或底比斯，改革也许不会成功。

这种长矛也许会被讥讽根本不是矛，士兵甚至会拒绝拿在手上。也许因为改造对象是落后国家马其顿的农民，所以改革才能结出果实。有不少传统和习惯之类的东西会成为新生事物的绊脚石。

腓力的改革都颇有新意，要让改革得以落实，下面两件事必不可少。

第一，决定改革的人意志不能动摇，必须坚持下去。

第二，要有人能够正确理解改革者的意图，具备带头协助实现改革的决心和能力。

年轻的国王拥有帕米尼欧这位人物。

帕米尼欧生于公元前400年前后，马其顿贵族出身。他比腓力年长18岁，腓力23岁登上王位那年，帕米尼欧已经41岁。

没有史料记载他用了什么办法把年轻农民培养成老练的重装步兵。

据我的想象，他大概会先让他们观看具体实例，去除他们的恐惧心理。

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让两个士兵各站一侧，一个人手持马其顿长矛，另一个人拿着希腊传统的长矛。然后他说道：

“瞧，你拿的马其顿长矛已经刺到敌人胸膛，而敌人的长矛却离你老远。”

让新兵了解密集队形的好处也会帮助他们消除自然存在的恐惧。

“每个士兵都拿着盾保护着自己的左侧身体，而右侧没有保护。如果是密集队形，右侧就可以得到右边战友所持盾牌的保护。”

一旦去除了士兵的恐惧，接下来只要让他们一丝不苟地反复训练，掌握如何使用近7米长的长矛即可。

听说有一次腓力对雅典的使节说：

“雅典还真能选，每年都要选出10位将军，我这里就帕米尼欧一个人。”

当时雅典选出的将军净是些平庸无能之辈。这话是讽刺雅典的，但也表现出腓力对他的这位独一无二的合作者的坦率看法。

马其顿的重装步兵方阵一定是由帕米尼欧统率的。

如果两军在平原上对阵，马其顿一方会用好几个步兵方阵，还会加上骑兵和轻装步兵等，这时由国王腓力指挥全军。帕米尼欧指挥的士兵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这时存在命令无法正确传达到每个方阵大队的风险，规避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充分了解每个方阵最前排最右端的那个士兵的重要性，然后用好他们。

这个士兵起着乐队指挥的作用，不像足球场上队长的作用，这个士兵直接接受帕米尼欧的命令。

方阵中只有最右端的那一排重装步兵左侧靠自己的盾牌保护，而右侧没有战友。为了保护自己的右侧，他们会朝左边靠。这是人本能的反应。如果放任士兵养成这种习惯，就无法迎击正前方攻来的敌人。必须有人有意识地纠正大家向左靠的动作。这也是“乐队指挥”的工作。

腓力的改革之一就是让帕米尼欧发出的命令准确而迅速地传达到这个所谓“中层管理者”的士兵那里。这样马其顿的重装步兵团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会战时的混乱。这是他们强大的原因之一，只要每个士兵都明确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就没有人会被不安袭扰。

统一的指挥系统是取胜的最大因素。腓力让自己的命令通过帕米尼欧和各步兵大队的队长在全军得到贯彻。

马其顿军队除重装步兵以外也有轻装步兵。他们是弓箭兵、抛石兵和投枪手。投枪手使用的枪比马其顿长矛短很多。腓力只把他们作为主力重装步兵的辅助。这种用兵方法在他儿子那里得到了出色的运用。

对骑兵的巧妙使用也有待于他儿子亚历山大的出场。

腓力并非不知道骑兵的优点。他对占领色萨利地区表现出异常的有兴趣。色萨利紧靠奥林匹斯山南麓，适合养马，那里是骑兵的家园。

古代人还不知马镫为何物，他们不能在马上固定住脚。骑兵要在这样的状态下用矛去刺杀敌人，还要向敌人投出标枪。

要在脚蹬不住的状态下发挥攻击力，如果不从幼年就开始骑马是做不到的。骑兵往往出身于社会地位高、经济状况好的等级。在雅典及后来的罗马都有所谓“骑士等级”便说明了这一点。

色萨利地区多马，熟练的骑兵也多，这是极其自然之事。

但彻底而充分地使用骑兵有待亚历山大出场。

也许腓力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但与他的儿子相比，他还没有完全超越这个时代。

近邻政策

腓力登上王位即将3年。这期间马其顿重装步兵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

他们不缺少通过实践促进改良的机会。帕米尼欧经常率领“巨大的刺猬”部队奔赴北方，击退伊利里亚人。

伊利里亚族被视为蛮族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讲希腊语，还因为他们做事只追求眼前利益。一旦天气不好作物歉收，他们不去研究如何改良农耕方法，提高第二年的产量，而是侵入邻国进行掠夺。

他们不与邻近诸国建立友好关系或同盟关系，因为有了这层关系他们就不能侵略、掠夺邻国了。

伊利里亚面向亚得里亚海，人们靠渔业也过得下去。可他们却更愿意当海盗。

伊利里亚族的这种作风长期以来丝毫不加收敛，直到罗马帝国初期他们被彻底剿灭。学者们经常说这是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使然，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认为当山贼或海盗利益来得快而已。

不知道什么原因，蛮族的目标总是指向南方，马其顿即位于伊利里亚人栖息地的南方。所以马其顿要向东面的色雷斯和奥林匹斯山南方扩张，首先要狠狠打击伊利里亚人，遏制他们的侵略。

公元前356年，腓力26岁。这是他登上王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佳报频传的一年。

他首先接到了去打击伊利里亚人的帕米尼欧发来的捷报。在“巨大的刺猬”方阵面前，伊利里亚人的尸体堆成山。于是，眼下这段时间暂时不需要担心北方了。

接着腓力收到王后奥林匹娅斯诞下一个男婴的喜讯。奥林匹娅斯那年17岁，是腓力的第三个妻子。这位妻子与之前的女人相比有着决然不同的重要性。她是马其顿西邻伊庇鲁斯的公主。这是一场政治婚姻。腓力是这样一个统治者，他既会用武力解决与蛮族的问题，也会通过结姻亲把文明国家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奥林匹娅斯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正妻。

刚刚诞生的男孩取名亚历山大，这也是马其顿王族的传统名字。从母亲的重要程度看，对腓力而言，这个婴儿才是他第一个嫡出的男性后代。

接着传来的消息也令腓力狂喜不已。在奥林匹亚召开的运动会上，马其顿选手第一次获得了冠军。

这个冠军不是标枪或铁饼项目上的冠军，是比赛最后一天在观众全体起立欢呼中进行的四马战车赛的冠军。驾驭四马战车，头戴月桂冠，这是希腊男子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庆祝在运动会上获得冠军的马其顿金币

奥林匹亚每四年召开一次运动会，但300年间马其顿没有受到过一次邀请。被允许参加比赛以来经历了120年，在此期间，马其顿人的头上从未有过月桂冠的光芒。

被邀请去奥林匹亚意味着马其顿人被承认是希腊民族的一员。这次他们又得了冠军。这证明马其顿人已经成为希腊民族的出色一员。

腓力只为比赛提供了马匹和战车，驾驭它们获胜的是别的马其顿人。不过，奥林匹亚的四马战车赛不但奖励驾驭者，还表彰马匹和战车的提供者，如同现代的汽车拉力赛中法拉利、梅赛德斯等厂家会和赛车手一起获得冠军奖杯一样。

对于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半蛮族的马其顿人来说，与传统的希腊人平起平坐是他们的夙愿。26岁的马其顿国王因这项冠军而获得的巨大喜悦不亚于嫡子诞生带来的欣喜。

但腓力是马其顿的国王，他不能只想着高兴的事不考虑其他。虽然他发起的军事改革得到帕米尼欧的协助，正不断取得成果，但当时的马其顿只是一个普通的农业国家，就算为了维持国民军的存在，也必需找到可靠的财源。

提高经济实力

如果腓力是一个平庸的国王，大概会用榨取农民血汗这个最快捷的办法获得资金。但腓力不是一个平凡的领袖。

他把农民打造成士兵，转身又去榨取他们的家庭收入，这太不合逻辑。年轻的马其顿国王不能指望速成，他选择了提高农业效率的方法。

敌人为蛮族的好处之一是他们没有明确的国家边界，打赢了就可以把他们的土地纳入自己的领土。腓力统治初期集中向北进攻，直接扩大了马其顿的版图。

年轻的国王把进攻获取的土地和马其顿既有领土合起来加以规划，再分给农民。他还为农民搞了灌溉工程。于是马其顿的自耕农一时大增。如果明确了土地归自己所有，农民自然热心于农田维护和改良农耕技术的工作。有些现代学者甚至认为腓力的这项政策是土地改革。

年轻的马其顿国王也没有忘记为通商制定政策。鼓励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是国内政治稳定。确立优良货币也是不亚于此的重要事项。若商人不能放心接受“良币”，无论统治者怎样鼓励，物产也不会流通。

我收藏了一些马其顿金币，它们都是良币，产自材料价值和面额不一致便不算良币的时代，在现代的古钱币市场上也是有保证的“良币”。它的质地以及模仿阿波罗神侧脸的铸造技术，不亚于同时代的经济大国迦太基的货币和技术。

当时东地中海地区的国际货币是波斯的大流克和雅典的德拉克马。腓力率领马其顿一举跨入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行列。

与此同时，腓力还积极建立据点。他在首都佩拉之外建设了一个用自己名字冠名的新城市，叫作“菲利波波利”。

这座城市不是随便选点建设的。人们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明白他的意图。

新城市建在潘盖翁山东侧色雷斯地区远近闻名的富矿旁边。潘盖翁山西侧有安菲波利斯城。伯里克利时代这里曾是雅典的领土，重新占有安菲波利斯是雅典的夙愿。

腓力打算把曾经集中了雅典富裕等级海外资产的色雷斯矿山弄到手。对各个方面都在大胆改革的马其顿来说，没有比用好矿山更能确保财源滚滚。

色雷斯是王国，很像腓力成为国王前的马其顿，政治上不稳定。正因如此，雅典人很早就深入其境了。现在，腓力也不断将侵略之手伸向这里。

马其顿及其周边

如此一来，马其顿自然会与雅典发生利害冲突。

公元前4世纪中叶，雅典虽然仍是民主政体国家，但已经不是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了。

雅典没有目光长远且一以贯之的政略，每年选出10位将军，却没有一个人有觉悟承担责任，所有决定都扔给公民大会去做，到了施行阶段，责任人又不明确，拖沓现象更为严重。

这源于事事都需民主决定的传统，但它失去了过去的灵活性。民主政治用得好会有许多益处，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政治体系而已。这种政治后来演变为似乎绝对美好而独一无二的“民主主义”。

过去的雅典人具备灵活性，面对重大事件时，有时会临时让“民主”让步。

公元前480年，不得不迎击波斯大军的地米斯托克利就任总司令[1]（strategos autokrator）。在一年任期内，他不需要同其他9位将军达成一致。他可以一个人决定、一个人实施。

善于学习希腊的罗马人创造了一个“独裁官”的职位，地位相当于危机管理内阁的首脑，任期为6个月。在这期间，“独裁官”可以决定任何事情，并由他带领实施。

一旦设立了“独裁官”，常设的两位执政官就不能再行使他们的否决权。这无外乎是要统一指挥系统。

在罗马，公元前367年制订的《李锡尼法》为国内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打上了休止符。仅仅11年后罗马便产生了最早的平民出身的“独裁官”，证明斗争已被化解。这种情况在腓力当上国王后的第3年便开始在马其顿出现。

时代在变迁，不仅在地中海的东方，西方亦然。然而，斯巴达坚持寡头政体未能做出改变，雅典同样固守着民主政体而未能改变。

而腓力是王国之主，可以一人决策，实施也靠他一人。马其顿与雅典发生冲突时，腓力攻击雅典的主要着眼点就是其僵化的体制。

正如2300年后的现代研究者所写的那样：“与其他城邦相比，雅典在腓力扩张领土的过程中帮了他很多忙，尽管雅典人并不愿意这样做。”

由于事关矿山利权，雅典没有轻易退缩。

但事实上，腓力以安菲波利斯为诱饵展开外交战，雅典已被玩弄于他的股掌之中。为阻止年轻的马其顿国王侵略色雷斯，希腊甚至试图与伊利里亚人和佩奥尼亚人那样的蛮族结盟，尽管那些蛮族连结盟的概念都还没有。

最终，潘盖翁矿山的开采权落到了腓力手里。

腓力没有欺骗雅典。雅典人满脑子只想着重新占有安菲波利斯，应对决策出台艰难，露出了破绽。年轻的国王只是钻了这个空子而已。不过，雅典这时表现出的“狼狈相”更为严重。

见马其顿国王没有停止侵略色雷斯王国南部的势头，和雅典有同盟关系的拜占庭、希俄斯岛、罗德岛等纷纷表示要退出同盟。就连赫勒斯滂海峡[2]沿岸以塞斯托斯为首的一系列港口城市也表现出追随之意。这是雅典面临的重大事态。

小麦是雅典人的主食，其进口依赖于黑海周边地区。雅典的船队满载着从那里采购的小麦，通过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进入马尔马拉海，在塞斯托斯靠港后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船队进入比雷埃夫斯港之前，少不得要在希俄斯岛停靠。对船员来说，踏上陆地补给新鲜饮用水必不可少。

所以对雅典来说，确保这条航线畅通就是“保障食品供应安全”。

为了阻止这些城市和岛屿叛离，雅典决定派遣海军。

这时的雅典海军已经不是伯里克利所说的由雅典公民组成的“熟练技工集团”了。大半水手都是别国的佣兵，只有司令官是雅典公民。逃避兵役的想法在雅典公民中不断扩散，雇佣佣兵实属无奈。但是这样做有两个致命缺陷。

第一，佣兵对雅典并无忠心，一旦战况不利他们立即逃走。

第二，在佣兵制度下，受雇的经常是团队而非个人，佣兵由队长率领。雅典的司令官向这些队长下的命令往往不能顺利下传。

如此勉强派出的海军只有不过60艘船。即便不去想伯里克利时代常备200艘战船的情况，人们也会有今不如昔之感。

这仗不打还好，打了雅典损失更大。它不但没能阻止那些城邦和岛屿退出同盟，还不得不公开承认拜占庭、希俄斯岛和罗德岛退出同盟。此外，从黑海周边港口城市到莱斯沃斯岛都断绝了与雅典之间的友好关系，雅典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

因为用了很多佣兵，此战耗费了雅典1000塔兰特[3]。毫不夸张地说，城邦国家雅典的国库空虚了。而雅典依靠增税来填补国库，这就带来了问题。

这期间，腓力又在干什么呢？

他在静观局势，静观雅典日渐迷失。此外，他把帕米尼欧率领的重装步兵派往北方和东方，不懈地扩张着势力。

此时腓力不到30岁却聪颖狡诈过人。他没有把侵略占领的地区正式并入马其顿王国，而把它们划为“马其顿王国影响下的地区”。当地居民都是希腊人，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不过分刺激希腊其他城邦国家。

这个“马其顿王国影响下的地区”，就是曾为雅典繁荣基础的“提洛同盟”的北方部分。因此，反腓力的情绪首先在雅典高涨起来也是很正常的。

[1] Strategos autokrator指古希腊享有自主指挥权的将军，即总司令。在雅典，总司令可在不征求公民大会意见的情况下做出某些军事和外交决定。这种权力主要授予那些远离雅典作战的将军。他们返回雅典后，仍有义务向公民大会说明自己的行动。总司令一职还可授予那些指挥城邦同盟国联军作战的将军。——译者注

[2] Hellespontos（或Hellespont）Strait，即今达达尼尔海峡。——译者注

[3] 古希腊钱币单位，价值因质地为金或银而不同，又因城邦不同而不同。通常指阿提克塔兰特，1塔兰特合6000德拉克马。——译者注

挺进奥林匹斯南麓

好机会终于降临，这位马其顿国王要挺进奥林匹斯山南面，即希腊中南部了。

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爆发了史称“神圣战争”的内斗。这是一场由毫无神圣之处的低级问题引起的争斗。

这场争斗围绕希腊人奉为圣地的德尔斐展开，因而被称为“神圣战争”。

奉献给阿波罗的神殿位于德尔斐，它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自远古时起，这里就成了希腊人信仰的圣地。不仅对希腊人如此，对居住在地中海世界的人们而言，德尔斐都是最著名的圣地。

阿波罗神的神谕通过侍奉他的女祭司传达给人们，其很高的“灵验率”有着很好的口碑。

真实情况是，女祭司口中说出的话意思含混，需要通过神官翻译传达，但仍有很多人相信。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在国家层面上不接受神谕，罗马也无此做法。但在斯巴达，不少国家政治事务要在接受神谕之后才做决定。个人前往德尔斐参拜就更加稀松平常了。

于是，一年到头都有很多人来德尔斐接受神谕，这里热闹非凡。德尔斐就此成了情报集散地。人们甚至说，去了德尔斐便可知道地中海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

此外，位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还有一个存在理由。

对希腊人来说，神殿起着存款金库的作用。人们认为没有人会在神祇的眼皮底下偷盗。确实，没有史料记载德尔斐神殿里的金钱曾经被盗。

果若如此，那就没有比德尔斐的神殿更安全的“金库”了。虽然没有相关史料，但神殿方面一定会让存款人支付金库的使用费。不少史实显示，德尔斐居民有相当好的经济头脑。

就这样，德尔斐靠着灵验的神谕和保证安全的金库保管业成为一块富裕之地。以阿波罗神殿为中心的广阔区域没有用于耕种，而作为“圣城”保留了自然风貌。

然而德尔斐居民中出现了一些人，他们不满足于依靠神谕以及金库赚钱。他们要耕种“圣城”的土地。这引发了“神圣战争”。

底比斯响起了一片谴责声，称这是玷污阿波罗神殿的不敬行为。底比斯迅速与色萨利地区结成同盟，取名“捍卫阿波罗神及其神谕之神圣的同盟”，并起诉德尔斐所在的福西亚地区。我们不知道他们告到了哪里，总之他们提起了诉讼，要求福西亚为玷污“圣城”的行为支付罚金。

被告方福西亚认为这是希腊人的事，他们根本不想支付罚金。他们向喜好德尔斐神谕的斯巴达请求派遣援军对抗底比斯。

自公元前371年在留克特拉战役中完败给底比斯，斯巴达不仅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跌落下来，而且已经回到希波战争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一国和平主义路线上了。不过，斯巴达有很多个人对德尔斐信仰笃深，国王阿希达穆斯就是其中一位，他自掏腰包寄去了15塔兰特。

尽管福西亚也向雅典请求派遣援军，但雅典正在色雷斯与腓力苦斗，没有余力回应，也没有人自掏腰包捐款。

尽管如此，福西亚极不情愿把摇钱树德尔斐交给底比斯，它接受了底比斯的宣战。当时除马其顿以外，希腊世界已进入佣兵时代，只要筹到钱就会有战斗力。福西亚很快募集到5000人的兵力，不久这个数字接近了1万。

底比斯是东边与福西亚接壤的维奥蒂亚地区的强国，福西亚这点儿兵力对底比斯来说应该不在话下。然而实际并非如此。

底比斯在公元前371年战胜斯巴达，进入“底比斯霸权时代”，9年后即因曼丁尼亚战役失去了霸权国家的地位。

可是天下只有底比斯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底比斯在曼丁尼亚打赢了斯巴达，不过因为总司令埃帕米农达斯战死而以平局结束战斗而已。所以，自己还是希腊的一个强国。

因为总司令战死而没有明确分出胜负，这是事实。但埃帕米农达斯死后底比斯已经没有力量继续当霸权国家，这才是“底比斯霸权时代”仅持续9年便完结的真正原因。底比斯人没有意识到这个严峻的现实，也未意识到佩罗皮达斯和埃帕米农达斯两位俊杰死后，底比斯已经又回到了中等城邦国家的水平。

公元前362年，底比斯因曼丁尼亚战役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从那年起到公元前353年为止的9年间，“神圣战争”的小规模拉锯战反复发生，总也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这给马其顿国王腓力提供了准备南进的时间。历史学家把这9年称作“神圣战争的第一阶段”。

就在第二阶段尚未开始的公元前352年，30岁的腓力开始行动，他终于向奥林匹斯山南麓的色萨利进军了。

30岁的马其顿国王不关心谁会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弄到手。他的脑子里只想向南挺进。为此，他利用了“神圣战争”。

只有雅典人知道这位腓力相当危险。为了对付腓力，雅典积极拉拢遥远的波斯国王，但并无成果。雅典只想着夺回被腓力抢走的海港城市，只要用这个做诱饵，雅典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冲上前去。

在雅典等希腊城邦国家尚未采取实质性行动时，腓力已经把色萨利收入了自己囊中。

公元前352年，腓力开始率军南进，当年夏天便控制了色萨利。“群龙无首”的希腊已经没有任何城邦国家能够阻挡腓力了。

30岁的腓力再次出征。他率领着2万多步兵和300名骑兵。这支军队最终抵达了温泉关。

温泉关是窄道蜿蜒的隘口。从这个时期前溯128年，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接受了迎击波斯国王的任务，面对20万大军压境，国王仅率领300名部下，在此阻滞了波斯大军的前进步伐长达一周之久。这段历史希腊妇孺皆知。

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放出话来，只要斯巴达人交出武器，就准他们所有人安全回国。列奥尼达回答说：“你来取吧！”他与300勇士一起战斗到最后。虽然勇士们全部牺牲，但这个故事至今还会令希腊人热血沸腾。

波斯国王付出己方士兵战死一成、两个王弟战死的代价，但他仍执着地想要突破温泉关，因为越过这个隘口便是希腊所有实力城邦：底比斯、科林斯、雅典、斯巴达……

一百多年过去了，除了隐退状态的斯巴达，其他城邦都向温泉关派去了军队，合起来的规模似乎略小于马其顿军队。

腓力也明白温泉关的意义。他没有在这里强攻，而是选择撤退。他以适合战斗的季节行将结束为由撤兵。他不只退兵，还打道回府回到了马其顿。

我真想写腓力也懂得等待，但我认为他喜欢的是等待本身。

事实是他又回到了起点。不过，年仅30岁的他还有的是时间。另外，马其顿在色萨利地区的统治还需要巩固。

色萨利是良马的产地，因此也是骑兵之国。腓力想要把马其顿军队的300名骑兵扩大到10倍的规模。

“忧国之士”狄摩西尼

这一时期的雅典被年轻的马其顿国王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时有人站出来告诉大家不能这样下去了。

他就是狄摩西尼（Demosthenes），后世赞誉他为“敢于起来反抗暴君的自由旗手”。

狄摩西尼将腓力直呼为“暴君”，他比腓力大两岁，两人属同时代人。声讨“暴君”的“自由旗手”言辞尖锐而充满能量，他不断执着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

马其顿国王在自己的国家里都未压制过言论，更未谴责过雅典的民主政体，然而却被说成“暴君”。

不过，腓力好像并未介意。也许他知道狄摩西尼对雅典公民的影响力也没多大。

安放在大英博物馆和梵蒂冈的狄摩西尼像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表情都显得很沉痛。据说他老后与年轻时的区别只是皱纹和白发的数量，给人的印象是一样的。他的一生是忧国的一生。为了使雅典避免被咄咄逼人的“暴君”吞噬，狄摩西尼请求公民大会采取以下政策。

一、把雅典海军的常备战舰增加到300艘。

二、全力以赴真正修复对陆上防御有用的要塞、桥梁和道路。

三、整编管理雅典国库的公务员，准确掌握国库的实际收入情况。

四、研究国内物产交流和对外贸易两方面的鼓励政策，尽早付诸实行。

五、除了敌人来袭时，平时也必须保障新鲜水的供应。为此要重启水渠的完善工程。

这项工程曾经实施过，后因资金不足而中断。

这些论点全部正确。年轻的狄摩西尼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回归到伯里克利时代。

然而，所有外部环境都已经与伯里克利时代不同了。问题在于去哪里找实现这些政策的资金。

狄摩西尼

狄摩西尼主张，所需资金可以通过重新制定雅典的社会福利政策来获得。这与他回归伯里克利时代的主张相互矛盾。于是，公民与他渐行渐远。

民主雅典的社会福利政策叫作“theorikon”。这是伯里克利考虑并制定的政策，目的是让第四等人——每天工作养活家庭的人，亦即罗马时代的“无产者”——从事军务而无后顾之忧，或可放心地从事公务员工作。

伯里克利时代的这个政策仅限于从事军务或公务活动的人，他们不能从事本职工作期间，由政府为他们提供经济保障。

克里昂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在雅典横行一时的煽动家之一。为讨好大众，他把这项政策改成了恒常的福利制度。雅典公民即使不再作为桨手和轻装步兵从事军务，即使不再根据抽签去做国家的行政工作，国家也向他支付比原来工作所挣略少的保障金。改变后的制度已经持续半个世纪之久。

哲学家柏拉图在世时批评伯里克利的这个政策把雅典公民变成了一群乞讨者。我想不如说他批判的是克里昂以后的福利制度。

如果是那样，柏拉图的批判是正确的。光领钱不工作，这是欺骗国家。

这种福利制度也是雅典人逃避兵役成为常态的主要原因。当然会是这样！无论是否服兵役，都会有同样的金钱进到口袋。

然而，这种福利对雅典下层民众来说已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不管是战事迫在眉睫需要出动军船，还是确保水供应的工程，他们都不允许触动福利制度。

在公民大会上，人数占多数的第四等人会声嘶力竭地喊叫：“不要动福利制度，要让第三等人以上的有资产者付钱！”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后，雅典经常国库空虚，每到这时都是通过临时增税的措施来填空的。

资产在当时就是不动产。雅典不允许外国人拥有不动产，租给他们住房为雅典中产阶级带来收入。

对此所课的税金属于直接税。这在征收间接税的古代免不了给人重税的印象。

海外资产是上流阶层的财富来源。但如今提洛同盟已成为过去，跨入了马其顿不断侵蚀雅典势力范围的时代，雅典人的这部分财源也在不断缩水。也就是说，雅典公民中所有阶层的经济状况都在恶化。

古代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从事军务活动相当于支付直接税。因此，直接税的别名又叫“血税”。所以上流社会出骑兵，中产阶层出重装步兵，人们去为自己的国家打仗。

第四等人逃避兵役的主要原因在于扩大解释了福利制度。逃避兵役还蔓延到上面的等级。这也是很自然的。已经让他们支付过直接税，再让他们付“血税”，他们当然会认为这是双重征税。

就这样，雅典越来越依赖佣兵，通过增加税收来筹集佣兵经费也成为常态，其结果只能是国防力量的恶化和经济实力的衰退。

尽管忧国之士狄摩西尼极尽辩才，但他的提案一个都未能通过。

他也从未当选过每年的10位将军之一。

也许是对同胞的冷淡感到绝望，狄摩西尼没有成为以公民大会为舞台的政治家，而成了一位面向广大公民发声的言论家。

他撰写并发表了Philippika。这个标题用他的思想解释的话可意译为《反腓力辞》。

有四篇《反腓力辞》流传至今，篇篇锦秀，字字玑珠，可谓把希腊人的修辞用到了极致。

狄摩西尼与政治家伯里克利、历史家修昔底德和哲学家柏拉图，都是在语言表现力方面让外国人望尘莫及的雅典人。他们即便是写谴责文章，也要发挥出卓越的创作力。

第一篇《反腓力辞》发表于公元前351年，也就是腓力抵达温泉关又撤军的第二年。

狄摩西尼在这篇文章中强烈地告诫雅典人，面对不断扩大势力范围的马其顿国王，只有拿起武器战斗这一条路可走。

然而这位忧国之士的呼吁没有引起任何反响。雅典公民没有奋起反抗马其顿，反而选择与马其顿和解。

第二篇《反腓力辞》发表于7年后的公元前344年。狄摩西尼已经40岁，但笔力不减，这一篇反而比第一篇更为尖锐。

他坚决反对雅典两年前与马其顿缔结的媾和条约，强烈主张废止该条约。因为腓力“尊重”雅典权益的条件是雅典承认色萨利以北的希腊全境为马其顿领土。

此外，伯罗奔尼撒半岛出现了反斯巴达的动向，腓力出手援助这些反斯巴达的城邦。对此，狄摩西尼也敲响了警钟，认为这只会有利于“暴君”。

他还指名道姓地抨击反狄摩西尼派的重要人物、主张与马其顿和解的埃斯基涅斯，说他是叛徒。

然而，这第二次声讨也成为哑炮。

第三篇《反腓力辞》发表于3年后的公元前341年。

这篇给人的感觉是作者不能用行动表达的思想全都在文章中迸发出来，悲观情绪越来越浓。

狄摩西尼并不只是叹息悲伤。他对小自己两岁的腓力的力量有着正确的认识。他一直在观察希腊城邦国家相对于马其顿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凋落，从未挪开自己的目光。他甚至说，现在希腊人深陷的苦境就像是神对人类的无情攻击。

尽管如此，狄摩西尼没有沉沦于绝望，他让自己悲痛的心情彻底爆发。他说：“我宁愿死去千回，也不会跪在腓力面前！”

第四篇也是最后一篇《反腓力辞》很快于第二年发表。

文章内容一如以往，对马其顿国王扩大势力范围敲响警钟，要求雅典人奋起反抗。倡导与波斯结盟是这篇文章的唯一新意。

他主张，雅典应该与东方大国波斯联手阻止马其顿扩张。

这种思想与最受雅典人尊重的伊索克拉底的想法完全相反。86岁的伊索克拉底认为，希腊的未来只能在马其顿。

十多年来，腓力屡屡被指名道姓地抨击，他会如何对付这位与自己同辈的雅典言论家呢？

他没有做任何应对。他知道狄摩西尼就在到访马其顿首都佩拉的雅典使节团里，却没有表现出刁难的态度，更不用说扣押他了。

现代的研究者怀疑马其顿国王是不是没有读过《反腓力辞》。

狄摩西尼的声讨书也许是希腊修辞的杰作，强而有力，传递出愤怒的感情，但没有一点讽刺和幽默，读着让人感到窒息。我知道那是忧国之书，但若论有无使人有兴趣读完的力量，我只能说没有。腓力大概没读完就把书扔到一边了吧。

不，也许这四篇腓力全都精读过。

因为《反腓力书》生动地描写了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以来希腊各城邦一盘散沙的情形。

狄摩西尼不再发表声讨书，但他仍然反对腓力，没有停止反马其顿的言行。

腓力被暗杀时，他对暗杀者大加赞赏。不仅如此，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后，他甚至明确站在马其顿体制内反对派重臣一边。

他憎恨马其顿，而且一以贯之。但是，腓力没把他当作对手，他的儿子也没有。他一辈子都只是一位忧国之士。

狄摩西尼死于公元前322年，死因是自杀。

那一年作为一个独立的城邦国家的雅典最终灭亡，于是他选择了自杀。

“暴君”和他的儿子都放了雅典一马，雅典这才得以苟延残喘。大帝死后，他的将军们不再姑息，希腊被收归其中一名将军统治的马其顿王国，城邦国家的时代就此终结。

这位狄摩西尼留名后世，是因为他拥有罗马的西塞罗这样的崇拜者。

狄摩西尼自杀278年后的公元前44年，罗马的最高统治者尤利乌斯·凯撒遭到暗杀。凯撒曾经治理好的内乱再度爆发。

这一年开始的内乱是第二次内乱，对峙双方是暗杀凯撒的布鲁图及其同党，以及明确表示要继承凯撒遗志的安东尼（因以与克娄帕特拉恋爱而闻名）和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一派。

西塞罗与暗杀没有直接关系，但他被认为是布鲁图的思想导师。对西塞罗来说，凯撒被暗杀后罗马与他希望的样子越来越不一样了。

布鲁图及其同党逃到了希腊，罗马成了凯撒派的天下。

哲学家兼政治家西塞罗对此发出了抗议之声，他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共计14篇“声讨书”。

他把这些文章也定名为《反腓力辞》，像是狄摩西尼《反腓力辞》的续篇。他大概也认为狄摩西尼是“敢于起来反抗暴君的自由旗手”。

西塞罗的《反腓力辞》内容多为中伤和低级的个人攻击，缺乏品味。这大概是因为他做过法庭辩护人。

被点名声讨的安东尼没有放过他。

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的三头同盟甫一成立，西塞罗就被列在肃清名单之首。

63岁的罗马首屈一指的言论家，在位于福尔米亚的别墅被三头同盟派来的士兵所杀。

一年以后的希腊，在马其顿国王腓力建立的城市近郊，反凯撒派和凯撒派开战，布鲁图得知自己的军队战败后自杀。

11年之后的公元前31年，接踵而来的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的对抗也宣告结束。第二年，33岁的屋大维改称奥古斯都，原本只存在于凯撒头脑中的罗马帝政起步。这距离罗马的忧国之士发声仅过了14个年头。

由此上溯三百多年回到希腊，自狄摩西尼发表第一篇声讨腓力的文章起，到腓力把希腊全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是14年的时间。但这只是单纯的数字上的一致，过程大相径庭。

马其顿国王腓力是一个等着敌手出错的玩家。在希腊，围绕圣地德尔斐的“神圣战争”再度开战。

这次开战和之前的数次战争一样也缘于一些小事。据说控制着德尔斐的福西亚人挪用了存在阿波罗神殿里的钱。福西亚筹集佣兵费用黔驴技穷，就对神殿里的宝物和金库里的钱下了手。对此感到愤慨的底比斯和其他城邦开始向德尔斐进军。

福西亚再次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派出3000名士兵北上。

福西亚军队的对手底比斯派出40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

希腊中南部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状态，波斯的介入使这种状态恶化。

这时，城邦国家时代已经进入末期，希腊人已经把鼎盛时期努力自助的精神抛弃殆尽。

斯巴达能够打赢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因为有波斯的资金援助。于是，对斯巴达出兵3000人抱有危机感的底比斯人此时也在琢磨，自己何不也向波斯请求资金援助呢？

令人不可置信的是波斯国王居然接受了这个请求，立即送300塔兰特。

波斯国王的真正用意不是帮助底比斯。底比斯人声称自己是德尔斐神殿的守护者，而波斯是信奉拜火教的国家，它的国王对希腊人信仰的神祇并不关心。

波斯国王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只要希腊城邦的争斗持续下去，与希腊本土隔爱琴海相望的小亚细亚西部的城邦和岛屿就能一直处在波斯的统治之下。

先是斯巴达，现在又是底比斯，瞄着波斯金主的希腊城邦国家层出不穷。

这种混乱持续了3年。为德尔斐而战的两派并未决战，一直小打小闹。似乎阿波罗神对此也感震怒，让一场地震袭击了这一带。两派只在余震不断的这段时间放下了武器。

在这段时间，年过三十的马其顿国王并非无所事事，他继续蚕食曾经在雅典势力范围内的色雷斯。

雅典人也在拼命抵抗，即使耳畔已经没有了狄摩西尼的训诫。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色雷斯矿山的权益，还关系到来自黑海的小麦的进口路径。

有时会发生满载小麦的整个帆船队都被马其顿人捕获的事件。对粮食依赖进口的雅典而言，这可是要让市场断粮的大事件。要阻止马其顿的这种行动，雅典只有出动海军明确表示捍卫本国粮食安全才行。然而，狄摩西尼主张的300艘三层桨战船的常备军力，对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雅典而言只是梦想。

总之，腓力很清楚雅典虽有商船但战船奇缺的现状，他立即撤走部队，但派了一队士兵在雅典领土阿提卡地区的马拉松登陆。

马拉松是近代奥林匹克运动项目马拉松的词源。那里是沿海平原，第一次希波战争时，在此登陆的波斯军队与前来迎击的雅典军队在这里展开了激战。马其顿士兵在这里登陆说明他们离雅典已不足全程一个马拉松赛程的距离了。

“神圣战争”还在拖沓地继续着，雅典与马其顿之间的军事和外交战也在无止境的拖延中。虽说事关粮食大事，但雅典只是不断向马其顿首都佩拉派遣了媾和谈判团，狄摩西尼也是其中一员。

“忧国之士”在外交场合也起不了作用。谈判团由10人组成，只有他总是发表强硬观点，别人不接受他的意见。

内部分裂会被对手看透。囊括雅典全部实力人物的谈判团被30来岁的腓力玩弄于股掌之间。有时谈判团到了马其顿首都佩拉，要等上50天才能见到国王，理由是恰好国王出征色雷斯。雅典谈判团来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自己在这个地区的权益，对他们来说，这种傻等是何滋味？

谈判团中最能忍耐的菲洛克拉特斯的努力发挥了作用，公元前346年马其顿与雅典成功媾和。媾和只维持了数年，雅典从中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

首先，一项具体的收获是被马其顿俘虏的雅典公民终于可以回国。

马其顿国王按照谈判团的要求，让这些人在守护女神雅典娜的祭奠日以前回国了。

马其顿承认色雷斯矿山的开采权一如既往归雅典人所有，但所有权归马其顿国王。我猜测收益可能会由两国按比例分掉。雅典与马其顿可能类似现代的石油公司与产油国的关系。

此外，双方明确约定，马其顿尊重雅典在其粮食补给线路上的活动，马其顿对此不设置任何阻碍，并会配合打击出没于这片海域的海盗。

作为交换，雅典最终失去了念念不忘想要重新占有的安菲波利斯城，正式承认安菲波利斯归马其顿国王所有。这个城市在伯里克利时代由雅典开发并一直是其在色雷斯地区的据点。

安菲波利斯归了马其顿，就等于色雷斯地区南部，以及从那里到爱琴海像三叉戟一样突出去的卡尔息底亚地区全都成为了马其顿的领土。

雅典在80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去了安菲波利斯。80年来雅典人一直祈愿收复安菲波利斯，这让人感觉他们没有读懂时代的动向。

雅典人为实现这个夙愿牺牲了很多，结果却是全面放弃。

斯巴达未能顺应时代做出改变，在囿于过去未能改变这一点上，雅典也一样。

研究马其顿国王与雅典人的谈判时，有一点让我感到有趣，那就是年仅35岁的马其顿国王似乎买到了雅典人的经营能力。

国王把安菲波利斯弄到了手，但完全承认雅典人在以安菲波利斯为中心的整个色雷斯和卡尔息底亚地区有开展经济活动的自由。

腓力懂得提高经济实力的重要性。

他似乎还知道发展文化的重要性。3年后，他把在柏拉图学院学习过20年之久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聘来做儿子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

也许，90岁的伊索克拉底的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雅典的未来在于并入马其顿，在那里发挥自己拥有的能力。用今天的话说，大约就是依靠软实力生存。

不过，当时的雅典人好像还没横下这条心。

谈判团完成与马其顿的媾和回国后，公民们鼓掌欢迎。公民们认为，能避免与马其顿发生战争就不错了。

拒绝了狄摩西尼的强硬要求、与马其顿达成妥协的菲洛克拉特斯也很满意。当人们问到他与狄摩西尼意见冲突的原因时，他这样说：

“我与他之间的意见不可能一致，因为我喜欢葡萄酒，而他只喝水。”

多数雅典人喝酒，他们不会彻底信任只喝水的人。

然而，腓力显示出他并非一个简单的30岁男人。他让军队再次南下，直指温泉关。

雅典人只能以苦涩的心情回味墨汁未干的媾和条约，那里面没有一项条款禁止马其顿南下。

没有人知道底比斯是何时请求马其顿介入的。但请求介入这事是肯定有的，也许底比斯人痛感波斯国王经常拖延资金援助，“神圣战争”前途未卜，因而急于打开局面。

腓力没有明确表示站在底比斯一边，他选择了中间人的立场。

福西亚也同样烦透了没完没了的战争。马其顿的介入受到战争双方的欢迎。

不过腓力的真实意图是借帮助结束“神圣战争”正式进入希腊中南部。

这时，只有一个人早早看透了这一点。他总是一副痛苦的表情，只喝水而不断发表声讨书《反腓力辞》，他就是狄摩西尼。

腓力虽然抵达了温泉关，但此后行动谨慎。他没有直接向希腊中部展开军事行动。

马其顿与雅典媾和后差不多一直处在友好状态。

他已没有必要把龟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斯巴达当成问题。

他甚至与遥远的波斯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他向希腊中小城邦表明了捍卫圣地德尔斐的意志，博取他们的好感。

希腊人相信了这一切，他们推举腓力担任德尔斐运动会的主持人。

自古以来，希腊有四种只有希腊人才能参加的运动会。

在奥林匹亚举行的献给主神宙斯的运动会最为著名。

其次是在德尔斐举行的献给阿波罗神的运动会。

还有在科林斯举行的献给海神波塞冬的运动会。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尼米亚还有一场献给宙斯的运动会。

这些运动会都是每4年举行一次。希腊人会中断战斗前来参加。受托主办这些运动会是非常荣耀的事。

腓力的祖国马其顿长期被视为半蛮族国度，作为国王他一直热衷于马其顿的希腊化。所以担任运动会主持人无疑是一个令他喜悦的礼物，尽管他内心明白这是他实现野心的一个手段。

这个时期，还有更多令他高兴的礼物。“神圣战争”开始向终结的方向发展。与其说是腓力的外交战奏效了，不如说是为德尔斐而争斗的双方都不愿意再继续下去。底比斯与福西亚决定双双放手，把德尔斐神殿的运营全部交予马其顿国王。

腓力甚至得到了德尔斐神殿守护者的地位，而这个神殿一直被视为希腊人信仰的第一神殿。

从马其顿军队抵达温泉关又撤回的那年算起，已过去了十多年。行事谨慎的腓力已年届四旬。

此前腓力在奥林匹斯山南面一直处于所向无敌的状态。然而这时反马其顿势力开始在斯巴达和雅典抬头。

斯巴达的反马其顿情绪仅仅是因为不认可马其顿崛起而对其产生厌恶，而雅典的反马其顿现象牵扯到实际利益，不仅是厌恶。

在此之前，腓力虽然一直行事谨慎，但他忘记了雅典不仅有爱琴海，还有地中海西部这个市场。

腓力向位于科林斯湾出口处的诺帕克图斯派兵，占领了那里。对此，与马其顿缔结过媾和协议的雅典认为马其顿背叛了自己。

诺帕克图斯（后世的黎凡特）是雅典进出地中海的中转基地，是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海港城市，雅典的商路畅通和市场繁荣都仰仗于此。

上述情况使反马其顿情绪高涨的斯巴达和雅典抵制由腓力主办的德尔斐运动会。

这是因政治原因抵制希腊运动会的第一个案例。希腊运动会的惯例是哪怕两国正在交战也要暂时放下武器，搁置争议，同场竞技。

还真是这么回事。

希腊人既能创造民主政治，也能创造独裁政治。

既能实现全体公民投票，也能搞投票舞弊。

既能发明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能抵制奥林匹克运动会。

因为创造了某个事物，就要创造出它的反面。这里叫“欧罗巴”，那里就要命名为“亚细亚”。自此开始，生活在后世的人们无论好坏，很多事情上都有赖于生活在古代的希腊人的创造。

德尔斐及其周边

始于希腊的不仅仅有哲学、科学和艺术。

希腊人历史的循环往复也让人钦佩和惊愕。

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雅典，仅仅抵制奥林匹克运动会平息不了公民的怒火。表面上看这是对不断声讨腓力的狄摩西尼思想的继承，但实际上事情没有朝他希望的方向发展。

首先，成功与马其顿媾和的菲洛克拉特斯成了牺牲品。他被人告发上了审判庭，后来选择了自行逃亡得以免除死刑。

雅典人没有认识到，通过强化自身军事力量与马其顿正面对决，才是狄摩西尼的一贯主张。雅典选择联合底比斯，共同对付马其顿。

底比斯拥有把斯巴达拉下霸权国家地位的胜利经验。雅典选择依靠底比斯的军事力量，而不是依靠自己复兴。

与雅典人一样，底比斯人也对马其顿的崛起忿忿不平。

“底比斯双雄”佩罗皮达斯和埃帕米农达斯活跃时该国就在觊觎色雷斯地区。

色雷斯紧靠底比斯所在的维奥蒂亚地区的北面。

“双雄”在世时，底比斯的梦想是合并维奥蒂亚和色雷斯，建成希腊中部的最大强国。

如今色雷斯被马其顿国王腓力纳入麾下。

就这样，希腊中部的强国雅典和底比斯迅速接近。

组建大规模军队需要时间。希腊中部阴云密布，转眼两年过去了。

成为希腊霸主

这两年对即将44岁的腓力来说是不断思考的两年。

他面临登上马其顿王位22年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会战。

人们都说，有雅典才有希腊。腓力的对手是雅典以及底比斯，前者全盛时期持续很久，后者曾经打败战胜过雅典的斯巴达。

底比斯和雅典后面还跟着科林斯等弱小城邦。

这意味着，马其顿要与斯巴达以外的希腊中南部所有城邦国家为敌。

腓力过去的战争对手只是居住在巴尔干半岛内陆地区的非希腊蛮族，或是希腊政治体制不完备的色雷斯王国和色萨利地区。马其顿与历史悠久的城邦国家，如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科林斯等从未在战场上照过面。

腓力一向行事谨慎，没有发动战争也走到了今天的程度。这也造成他没有与先进国家打仗的经验。

不止最高司令官腓力没有经验，“巨大刺猬”一般的重装步兵方阵以及率领重装步兵的帕米尼欧同样没有经验。

由腓力创立、帕米尼欧培养出来的“马其顿重装步兵方阵”是第一次与希腊实力城邦国家进行会战。

如果在这里撤退，就等于退回奥林匹斯山北面去了。

但局势对全无经验的马其顿军队而言也有两点有利之处。

第一，很多城邦国家一起组建的联军中有用钱雇来的佣兵。而马其顿的军队可谓国民军，军队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第二，因为马其顿军没有任何经验，所以他们不会像对手那样被过去的成功经验束缚。

不过就腓力个人而言，他也许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第二点好处。

总之，喀罗尼亚之战是马其顿与希腊城邦国家联盟之间的冲突，是20年前还被视为落后国家的新兴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正面对决。

公元前338年夏，从北方南下的马其顿军与北上的希腊城邦国家联军，在德尔斐以东30公里外的喀罗尼亚平原对阵。

城邦国家联军以底比斯和雅典为主力，以科林斯、墨伽拉为首的中小城邦亦来参战，外加5000名佣兵，共计35000人。

马其顿军有3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共计32000人，都是纯粹的马其顿士兵。

腓力登上王位开始军事改革时，马其顿只有1万名步兵和600名骑兵。20年以后其兵力已经发展到之前的3倍。腓力辛苦吞并的色雷斯和色萨利，对强化马其顿军队实力也做出了贡献。

希腊军的惯例是主力部署在右翼。这种部署别名叫“荣誉部署”，最高司令官也在右翼。

有12000人参战的底比斯军组成了城邦联军的右翼，指挥是底比斯人特阿根尼。

雅典有9000人参战，在左翼布阵。科林斯等中小城邦派来的士兵共计9000人为中路。佣兵5000，一分为二，分别部署在右翼和左翼的后方。

中路、左翼加上佣兵超过2万人。这部分部队交给雅典人卡瑞斯和吕西克列斯指挥，其理由有二。

第一，囿于民主决策的雅典公民大会讨厌将军队交给某个人指挥。

第二，雅典已经没有一位武将值得信赖并可以委以重任了。

与这支城邦联军对阵的马其顿军没有因袭右翼、中路、左翼这种希腊传统的布阵方式。

重装步兵及轻装步兵共3万人被一分为二，右路由国王腓力指挥，周围环绕着近卫军，左路交给帕米尼欧指挥。

2000名骑兵部署在马其顿军的最左翼，由刚满18岁的亚历山大指挥。来自色萨利的骑兵也在其中，纯粹的马其顿骑兵大概不足1000人。

在希腊，20岁是开始服兵役的年龄。征召18岁的未成年人入伍仅限于十万火急的时候或多面开战、兵力不足的情况。

从喀罗尼亚战役-1图所示开战前的布阵可知，腓力并没有把左翼完全交给儿子。

研究者也认为亚历山大是被当作预备队使用。也就是说，18岁的亚历山大被视为板凳队员。

实际上，父亲已经严命儿子没有命令不得行动。

这样做理所当然，喀罗尼亚战役是亚历山大首次上阵。

喀罗尼亚战役-1

公元前338年8月2日，喀罗尼亚平原成为战役的战场。地形有利于城邦联军。

左面是低矮的丘陵，右面有蜿蜒的河流，3公里见方的平原夹在其中。城邦联军北上而来，自然按照地形布阵，形成左翼雅典军从高处向低处进攻的态势。部署在右翼的底比斯军受河流保护，可以免受敌军左翼骑兵团的攻击。

底比斯军的最右翼是号称不败的300人“圣队”，33年前他们在留克特拉战役中一举把斯巴达从霸权国家的地位上推了下去。

尽管雅典军占据由高向低进攻的优势，但不得不面对马其顿“巨大的刺猬”。较之雅典军，底比斯军的防卫可谓铜墙铁壁。

喀罗尼亚战役-2

44岁的腓力率军南下，他不得不在明显不利的地形上布阵。国王思考着对策。

战斗在公元前338年8月2日打响。（见喀罗尼亚战役-2）

腓力命令自己率领的右翼后退，保持刺猬队形不变。队伍一点点地后退，像是经不住敌人的攻击。

后退时，士兵用右手和穿过内环持着盾牌的左手手持近7米长的长矛，保持着规定角度。重装士兵们经过长达20年的训练和实战，个个都是老手。马其顿方阵很好地执行着国王的命令。

雅典军指挥官看到马其顿方阵后提高了嗓门，大声激励将士：“一口气把敌人赶回马其顿！”

然而，雅典军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已经从高处下到了低处。

喀罗尼亚战役-3

这时，腓力发出了命令：“停止后退！”马其顿方阵立即停止后退进入近战，长矛发挥出了威力。（喀罗尼亚战役-3）

城邦联军的左翼与马其顿军的右翼（应该是右翼的右半部）展开了激战。

大约是受到马其顿方阵后退的刺激，城邦联军的中路也加入到激战中。

研究者说，直到这个阶段，两军都相信自己会获胜。

此时部署在城邦联军右翼的底比斯军尚未采取行动，帕米尼欧率领的马其顿方阵的另一半也未行动。

在布阵图上画出右翼、中路和左翼只是为了让人容易看懂。

我们现代人去画阵型实际并不能分得很清楚。双方相距数公里布阵，各队之间虽有间隔，但在战斗开始前看上去只是一条横线。

用肉眼去观察，只要两军距离超过1公里，人们便搞不清敌军的右翼到哪里为止，中路又从哪里开始。

腓力后退和雅典军顺势前进使人们看清了对方布阵的情况。这时，退到最左翼的亚历山大率领的马其顿骑兵团与对面的底比斯军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也就是说，随着两军距离缩短，他们逐渐看清对阵情况。

战斗开始后，原先看上去是一条横线的敌军阵型分出了右翼、中路和左翼。因为战斗一开始，士兵们会靠向自己所属的队伍。

18岁的亚历山大没有放过这个时机。（见喀罗尼亚战役-4）

他没有放过出现突破口的时机。

但是父王尚未下令。亚历山大面对获胜的机会恐怕早已把父亲的话忘到了脑后。

根本不需要叫“跟上”。马其顿骑兵紧紧跟在冲锋在前的亚历山大身后，色萨利的骑兵也跟了上来。

2000名骑兵斜刺过战场，穿过城邦联军右翼与中路之间狭窄的缝隙，绕到镇守右翼的底比斯军背后。

在不知马镫为何物的古代，骑兵骑马的姿势不能像现代赛马选手那样保持前倾，他们在马背上只能挺直身体、让双脚下垂，那姿势就像美国电影中的印第安人。

喀罗尼亚战役-4

骑兵要用这样的姿势穿过战场，接近敌人，全力投枪，这是只有习惯骑马的人才能做的攻击。

2000名骑兵抱团突击不可能不对其他士兵产生影响。

帕米尼欧指挥的方阵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腓力率领的方阵在你推我搡的近战中行动越发活跃。整个喀罗尼亚战场一下子陷入了激战。

18岁的亚历山大一直在快攻，马其顿骑兵紧随其后。他们绕到底比斯军背后并未停下，直接冲进了部署在底比斯军最右翼的“圣队”。

这支战绩辉煌的精锐部队30年来一直享有不败的威名，此时竟全军覆没。根据史书的记载，300人全部被标枪贯穿胸膛而死。

公元前338年8月2日的这场喀罗尼亚战役以马其顿大获全胜告终。

底比斯军有12000人参战，生还者不过十分之一。

9000人的雅典军中1000人战死，2000多人被俘。

没有史料记载马其顿方面的死伤人数。很多时候，史书不会记录那些不会影响事件结果的数字。

不论如何，在几乎以所有希腊城邦国家为敌的战斗中，马其顿取得了完胜。

腓力陶醉于胜利的美酒，但他的内心难道不会五味杂陈吗？

如果按腓力的战术将战斗坚持到最后，喀罗尼亚战役还是会以马其顿方面的胜利告终吧。

因为双方在士兵素质与指挥系统明确化方面的差距已经很明显。

但要按腓力的战术打，一定会拖长战斗时间，敌方乃至己方牺牲者的数量会大大增加。

是亚历山大的冲锋陷阵让战况为之一变。

快攻会缩短战斗时间。缩短战斗时间，战死者的人数就会减少。而且这次快攻的结果是大获全胜。

这就好比比赛中教练还未下令，一个新球员，还是板凳队员，径自跳上场连进三球助球队获胜。这让教练情何以堪。腓力的心情不就跟这教练一样吗？

在日本，这叫作“子胜于父”。

腓力不是平庸的父亲。正因为不平庸，他看到了刚刚起飞尚显稚嫩的儿子的威力。

己方损失轻微，这实际上是一个重大优势。

每个士兵都会认为自己不必无为而死。

想到自己不会像狗一样死去，军中士气高涨。

腓力不是平庸的领袖，他不会不懂这些。

可腓力是马其顿国王，他使落后的马其顿获得如此成就，他很自负。

作为父亲，他该为初次上阵便显露才华的儿子感到骄傲。

但是，他才44岁。他现在是希腊最有权势的人物，在喀罗尼亚他又是最高司令官。于是，他先公布了对亚历山大的处罚。

父对子的处罚方式

无视最高司令官的严格命令擅自冲锋，按军规这是要严惩的。

可是，马其顿军的每个士兵都知道，是亚历山大抓住战机打了胜仗。

44岁的父亲用以下方式处罚了18岁的儿子。

他让亚历山大带着骨灰罐前往雅典，里面装着战死者火葬后的骨灰，说是奉国王之命交给雅典政府。18岁的儿子当即领命。

这段时间，雅典正担心在喀罗尼亚获胜的马其顿军会立即进攻雅典，城里弥漫着一股杀气。

而父亲派给儿子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任务。

父亲命令说，你可以带一队士兵前去雅典，但你必须一个人走进城门。你可以穿戴短披风、胸甲和铠甲，但不能戴头盔，也不能佩剑持矛，不能设防，为了表示悼念之意你还必须裸足前往。

有人会因为战败而红了眼，雅典人极有可能投来标枪或挥剑砍来。然而，当年轻人双手捧着骨灰罐走在路上，路两边站满了人，没有人发出愤怒的喊叫，也没有人口吐脏话谩骂。

雅典人的表情僵住了。那也许是一种感情流露，其中混合着对本国不幸感到的悲哀，以及对勇敢的年轻人的些许赞赏。

18岁的年轻人经过人群，走过通往卫城的漫长道路，亲手把骨灰罐交到等候在那里的政府官员手中。他致悼念辞后再次沿着来时的道路，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了回去。

这是一场冒险，只会甚于而不会亚于冲入敌阵之时的风险。

不过，腓力让儿子带着骨灰去雅典，不止有惩罚儿子这一个目的。

他想把雅典拉到自己这边来。

儿子完成使命安然回来后，腓力立即把俘虏中的雅典实力派人物送回雅典，还安排了两位马其顿高官护送，他们要去和战后的雅典政府进行媾和谈判。

媾和条件只有一个，立即让马其顿俘虏的2000名雅典士兵全部回国。这是雅典人未曾想到的好条件。马其顿甚至没有提出在雅典市内驻兵。

雅典人害怕马其顿军打过来，因而战战兢兢，他们被这个媾和条件深深吸引，再也没有人去听狄摩西尼声讨腓力的发言了。

被后世奉为“忧国之士”的狄摩西尼那年46岁，他也参加了喀罗尼亚战役。他可能是作为骑兵参战的。正因为骑兵跑得快，他逃回了雅典，没有沦落为俘虏。

而喀罗尼亚战役的雅典司令官因战败罪被判处死刑。狄摩西尼未被选为司令官，因而没有被追究战败责任，但再也没有人愿意倾听他的声音了。

马其顿与雅典的第二次媾和成功得轻而易举。这一次雅典没有附加姑息条件。雅典人为和平的到来而狂喜，他们甚至决定授予腓力和亚历山大雅典公民权。

腓力让雅典享受了如此优厚的待遇，对底比斯却充分行使了胜利者的权力，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处罚。

腓力允许底比斯作为城邦国家继续存在。但底比斯所有有实力的人物统统被处死刑，他们的家属全部被卖为奴。

腓力不允许底比斯重建“圣队”，底比斯的军事力量形同归零。

不仅如此，底比斯还不得不接受马其顿在其城内一座城堡里驻兵。

在当时的希腊，只有雅典被城墙包围。城墙会在很多方面造成不便，因而城邦国家大多在城内建造城堡，敌人打过来时可以依托城堡坚持抵抗。

关于市内城堡，大家可以想一想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尽管规模没有那么大，但会给人类似的印象。

此外，希腊强国中还有斯巴达没有被提及。腓力似乎认为龟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斯巴达已不足为惧。马其顿没有对斯巴达做任何安排。

公元前338年秋，马其顿国王召集的泛希腊会议在科林斯开幕。除了斯巴达以外，所有城邦都向科林斯派去了代表。

会上，腓力的角色不止是议长。喀罗尼亚的胜利让他像面对学生的老师一样。“学生们”只要用笔记下老师所念的东西就行了。

马其顿国王没有要求把希腊中南部全部并入马其顿。

不但如此，他还在完全承认各城邦国家独立的基础上，倡导各国结成“联邦”，即英语的“confederation”。

“学生们”用笔记下了“老师”念的提案细节。

一、各城邦国家有权向联邦派遣议员，数量与自身国力相匹配。

二、从此以后，希腊全面禁止联邦加盟国之间的战争行为。整个联邦共同负责防卫，各城邦有义务向联邦提供与自身国力相匹配的兵力。

三、加盟联邦的城邦居民因去外国当佣兵等情况采取与联邦敌对的行为，将被视为全体希腊人民的叛徒，会被驱逐出境、没收财产。

四、联邦尊重所有加盟国的国境和政治独立。

五、不允许任何城邦向其他城邦索要年贡金或在其他国家设置基地。

唯一的例外是该地在战略上对联邦整体防卫有重要意义。

六、向所有人开放海域。

通商自由必须得到完全的保证，将海盗作为全体盟国的敌人对待。

七、希腊联邦军队的总指挥权归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国王还拥有召集联邦会议的权力。

八、类似圣地德尔斐争端之类的事，以后可通过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解决。

如果各国针对这些内容达成一致，希腊将会再现大团结的局面。150年前希腊奋起迎击波斯入侵时曾有过一次这样的局面。

除了龟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斯巴达以外，所有希腊城邦国家都同意了这些条款。

众多国家结成同盟，不能没有共同的目标。科林斯会议开到最后，腓力提出了这个“共同目标”。

那就是进攻并征服波斯。

解放处在波斯国王统治之下、居住在爱琴海对面的希腊人，这是150年前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提出过的目标。

当时他实现了这个承诺，现在他们要再次达到这个目标。

当然，率领远征军出征的一定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为了提前做好准备，他甚至已经派帕米尼欧和阿塔洛斯去了亚细亚。

离婚，再婚

腓力暂时结束战后处理工作，回到首都佩拉。凯旋后他要做的是与多年的妻子奥林匹娅斯离婚。

离婚后没隔几天，腓力便与年轻得几乎能当他女儿的克丽奥帕特拉结了婚。女方好像是高官阿塔洛斯的侄女。克丽奥帕特拉这个名字和腓力、亚历山大等名字一样多见于马其顿上流阶层。

喀罗尼亚胜利带来的兴奋尚未消退，庆祝国王结婚的盛大宴会又让整个首都为之疯狂。

亚历山大虽然对母亲的处境感到愤慨，但还是出席了父亲的婚宴。

众人之中，克丽奥帕特拉的叔父、与国王沾上亲的阿塔洛斯手拿盛满葡萄酒的杯子，向在座的人们敬酒道：

“祝愿我们的国王能够得到血统纯正的马其顿人后代，干杯！”

话音刚落，亚历山大就把手中盛满葡萄酒的黄金酒杯用力向他砸了过去。

杯子是否砸中，史书没有记载。从后来的情形推测，应该是直接命中，至少阿塔洛斯被泼了一身酒。

奥林匹娅斯与腓力

亚历山大为父亲手下高官轻率的话语发怒也不无道理。他的母亲奥林匹娅斯是伊庇鲁斯的公主。对马其顿而言，伊庇鲁斯是外国。用现在的话说亚历山大是混血儿，不能说是一个血统纯正的马其顿男人。

腓力也发怒了，史家没有告诉我们他如何发怒。亚历山大在父亲的怒骂声中若无其事地走出了大厅。他的朋友们也跟了出去。

他不仅走出了宴会大厅，还走出了王宫。王子就这样离家出走了。

他没有去母亲离婚后回去的伊庇鲁斯王宫，而是去了马其顿北面蛮族伊利里亚族的地盘。他带着一帮年轻的伙伴断然离家出走了。

没有人知道腓力是如何看待这个儿子的。

也许他的本心是放任不管。

但是，不可一直这样放任下去。伊利里亚族是不承认马其顿权威的蛮族。一想到亚历山大可能会统率这个蛮族，腓力就像在做噩梦一样。

但是腓力还有其他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雅典和底比斯的处置只是战后处理的前半部分。眼下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是以所有希腊城邦国家为对象，正式重组希腊。

转年到了公元前336年，这是腓力的大限之年。他46岁，距登上王位已过了23年。

暗杀

在挺进奥林匹斯山南方之前，腓力在面向各种势力的外交活动中分别使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对蛮族使用军事力量，对差不多水平的文明国家则用结姻亲拉近关系。

奥林匹斯山北面勉强算是文明国家的只有马其顿及其西邻伊庇鲁斯王国，奥林匹娅斯是伊庇鲁斯的公主。马其顿国王不能与她离了婚就算完事。

于是腓力考虑让伊庇鲁斯现任国王与自己的女儿结婚，重续因离婚而断绝的姻亲关系。

伊庇鲁斯现任国王是腓力前妻奥林匹娅斯的弟弟，也就是亚历山大的舅舅。嫁给伊庇鲁斯国王的克丽奥帕特拉是亚历山大的亲妹妹。

离家出走的亚历山大也参加了在马其顿王宫举行的婚礼和婚宴。

席间，父子又发生了冲突。

不清楚起因为何。

狂怒的父亲持剑站起身，朝儿子走了过来，腓力那天晚上好像喝多了。

腓力醉了，刚走近两三步便摔倒在地。

儿子站着，也没有过去扶上一把。他俯视着父亲冷冷地说道：

“扬言要从欧洲打到亚洲的人，才走几步就成了这个样子！”

撂下这句话，亚历山大又带着伙伴们走出了大厅。

这次他似乎只是走出宴会大厅，没有再次离家出走，因为下面的变故发生时他仍在首都。

公元前336年7月的一天，已成为当今希腊全境统治者的马其顿国王腓力前往一家位于首都的剧场。有一队近卫兵像平时一样保护着他。前面就要到剧场了，卫兵跟随的距离比平时稍远了一些。

腓力一个人走着。突然，阴影里闪出一个男子，手中持剑扑了上来。

马其顿国王来不及喊出声便被刺死。犯人也没来得及喊出声就被冲上来的卫兵捅成了马蜂窝。犯人是近卫队的成员，叫帕萨尼亚斯。

究竟是谁在背后操纵刺杀国王，古代就有很多说法。

认为是儿子亚历山大操纵暗杀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很多支持。

亚历山大不是那种躲在暗处搞名堂的人。即便他知道父亲的死对他有利也不会夜袭，他会选择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地挑战。他绝对不会让可以接近父王的近卫兵去暗杀父亲。与其说这样做违背伦理，毋宁说以他的性格做不出这种事。

有几位古代史专家认为，这是离婚后怀恨在心的奥林匹娅斯幕后操纵的。

亚历山大的母亲的确是一个好强的女人，但恐怕没有智慧去谋划这种事。

古代史专家们的另一种推测可能更接近真相。

这种说法是，帕萨尼亚斯犯罪是为了泄私愤。

近卫兵帕萨尼亚斯有一位年轻美丽的情人。高官阿塔洛斯对这个女孩儿穷追不舍，终于追到手后又转眼间抛弃了她。准确地说是强奸之后抛弃了她。这使女孩儿精神变得不正常。

帕萨尼亚斯对此事感到愤怒，便在腓力面前控诉。他是近卫兵，自然可以天天见到腓力。

可国王对此充耳不闻。他非但不听，还多次向卫兵发火。这使帕萨尼亚斯把对阿塔洛斯的仇恨转嫁到了腓力身上。

也许有人怀疑，他为了这点事就会断然采取行刺国王的重大行动吗？一般不会。

然而，起意杀人是没有客观标准的。

就多数人而言，他们即使非常愤怒也不至于杀人。

可是就有人走出了这一步。警察侦案初期经常出错，就是因为他们不认为这点动机会导致杀人。

无论什么原因，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死了，在他46岁的时候。

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

不过不要忘记，马其顿虽是王国，但国王得由家臣——或说实力武将全体投票决定。即便亚历山大生来就是继承人，也不能自动登上王位。

亚历山大经全体投票登上马其顿王位。

刚满20岁的年轻国王登上了历史舞台。

腓力二世死了，死在46岁的盛年。这虽然引人同情，但不知为何无人觉得遗憾。

我认为，他在这个时候退出历史舞台，不只对儿子有好处，也算成全了父亲。

腓力再活下去，这对父子之间迟早会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

能够避免这种冲突不但是这对父子的幸运，也是整个希腊的幸运。

有权势的人物之间进行权力交接，两人的能力越强交接越困难。

历史上成功交接的案例实在太少。

46岁的腓力一定不希望交接，但接力棒还是传到了20岁的亚历山大手中。

第二章

儿子亚历山大

冬日里的一天，已经决定来年开春出发东征的亚历山大在出征前拜访了旧师。

亚里士多德年逾五十，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少年时期的老师。

哲学家听曾经的爱徒热烈地讲述着远征计划，他少年时代的热情丝毫未变。听完后老师说道：

“我知道，这是一个希腊人从未想过的宏伟计划。不过，我认为向后延上几年也不是一件坏事。在这期间，你既可以积累经验，还可以学习谨慎行事的好处。”

21岁的年轻国王微笑着回答道：

“正如您所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增加经验，也能学会谨慎行事。但是，只有年轻时才有的快速反应能力会衰退。”

一生之书

被后世尊称为“大帝”的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56年7月出生于马其顿首都佩拉。

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

母亲是邻国伊庇鲁斯的公主、腓力的妻子奥林匹娅斯。

他是国王的第一个嗣子，妹妹出生前他一直是独生子，集父母的宠爱于一身。

不过，父亲经常外出打仗。不论动物还是人类，都是母亲掌握着子女幼年和童年时期的养育主导权。后来的“大帝”也由母亲带大。

奥林匹娅斯是伊庇鲁斯的公主，生长在与内陆国家马其顿不同的面向大海的国度。那里的希腊化程度较高，至少她自己相信如此。

她不嫌恶丈夫，但当腓力被部下将士簇拥时，她毫不掩饰对其举止的厌恶。

她认为豪放磊落固然很好，但做出与野蛮士兵同样的举止，作为国王腓力缺乏品位。

奥林匹娅斯把独生子培养成一个彻底希腊式的人、文明的人。父亲在这方面经常成为反面教材。

奥林匹娅斯认为，在希腊化方面自己比丈夫优秀。她很有“学问”，这在当时的希腊女子中很罕见。

她把《伊利亚特》[1]念给年纪尚幼的儿子听，到儿子自己能念的时候，她把书送给了儿子。

从此以后，荷马的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成了亚历山大“一生之书”。这部叙事诗中的第一大英雄阿喀琉斯成了少年亚历山大最崇拜的人。

传说诗人荷马创作的《伊利亚特》是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最伟大的杰作。如果你认为那是一部仅以篇幅长闻名而内容枯燥的作品，那你可就完全错了。

《伊利亚特》讲述的是希腊与特洛伊之间持续10年之久的战争，作品从第10年开始讲述，而且是从英雄阿喀琉斯的愤怒开始讲起。其后发生了许多故事，最后希腊人靠奥德修斯的木马计攻陷了特洛伊城。这中间戏剧性的场面一个接一个，不让读者有喘息之机。作品中人物也有很多，绝对不是一部乏味的古典作品。

《奥德赛》也被认为是荷马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它讲述了特洛伊陷落后奥德修斯辗转返回祖国伊塔卡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这篇作品的主人公奥德修斯想出了木马计，可见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

《伊利亚特》的主人公阿喀琉斯则毫无狡诈之处。他纯朴诚实，一心只想着光明磊落地解决问题。他公开宣称自己宁要短命而辉煌的一生也不要长寿而碌碌无为。

热情多梦的少年崇拜阿喀琉斯而不是奥德修斯，也在情理之中。

[1] 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有罗念生、王焕生、陈中梅等的多种汉译本。——译者注

一生之友

亚历山大

童年时期的亚历山大有一个玩伴，名叫赫菲斯提安（Hephaistion）。

赫菲斯提安生在一个与王族几乎同样古老的马其顿贵族家庭，母亲有雅典人的血统。他与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伊庇鲁斯血统的亚历山大一样，都是混血儿。这也许是他们性情相投的原因所在。

论发色，亚历山大是黑色的卷发，赫菲斯提安是茶色的卷发。论身高，似乎赫菲斯提安略高一些。两人年龄一样、体型相仿，都身着少年的短衣，而且不管做什么、去哪里，两人经常出双入对。首都居民都说他们简直是一对双胞胎。

自然，他们也一起读《伊利亚特》。

合上书后，亚历山大说：

“我是阿喀琉斯，你是帕特洛克罗斯。”

赫菲斯提安优雅地笑着让亚历山大说完。

他知道，阿喀琉斯刀枪不入，帕特洛克罗斯却不能。阿喀琉斯的母亲特提斯抓着他的脚踝把他浸在冥河里，因而他全身刀枪不入，只有被抓的脚踝不行。直到现代，人们还管脚踝的这个地方叫作“阿基里斯腱”[1]。

亚历山大是会死的，他是“人类”。他把自己比作除了跟腱都刀枪不入的不死的英雄，这是一个矛盾。不去戳破这幼稚的逻辑矛盾，是赫菲斯提安的优雅之处。

这位幼年时的朋友成了亚历山大的“一生之友”。

[1] 阿基里斯是古希腊语’χιλλεúζ（阿喀琉斯）转写为拉丁文后的汉语音译。阿基里斯腱（Achilles Tendon）是人体最大的肌腱，由小腿的比目鱼肌和腓肠肌的肌腱共同构成，下端附于跟骨，俗称“脚筋”。——译者注

托命之马

将满12岁，亚历山大又邂逅了另一个“一生之友”。

一位科林斯商人来到马其顿，要把一匹产于色萨利地区的马匹卖给国王。

卖价为13塔兰特，这可是能让13艘军用三层加莱船下水的价格。

我们可不能一提到马就想到现代的英国纯种马。科林斯人卖的这匹马与优雅的英国纯种马完全不同，可说是一匹怪马。这匹马体型像马，头却像牛。它的体格大于其他的马，却是一匹快马，奔跑速度不亚于任何马匹。有人给它取名“比塞弗勒斯”[1]。正如这个名字给人的印象一样，这匹马的正面给人以一种威严的压迫感，似乎一靠近就会被它踢飞。它的目光根本不是沉静的，而是凶猛异常的，似乎它已经决定不与人类发生什么关系。

此前没有一个人能骑好这匹马，因此它还是一匹没上嚼子的名副其实的裸马。马其顿骑兵军团的老手们想驾驭它，在国王的眼前挨个儿试骑，结果所有人都是刚刚跨上马背就被甩落在地。这马只是轻轻抖动身体，就像抖掉身上的脏东西一样。

谁都能一眼看出比塞弗勒斯是一匹特别的马。

不过，花13塔兰特买一匹没人能骑的马，放在马场任它游玩，就算马其顿国王也做不到。腓力只能告诉科林斯商人说他不买。

就在这时，看热闹的亚历山大开口了。他请父王买下这匹马。

父亲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儿子狂妄的主张。

“你要是能骑得好，我就买下送给你。不过要是失败了，买马的费用就由你自己出。”

骑不好就得支付13塔兰特的巨资，亚历山大压根儿没考虑这回事。

还没听完父亲的话，少年就冲进了马场，但他不像之前那些人一样立即尝试上马。

他花了一会儿工夫在马的周围绕来绕去，寻找合适的机会。马也许没把这个小家伙当回事，站在原地纹丝未动。不过，这马还是用眼角盯着少年的动作。

少年一点点向马靠近，但还不想骑上去。在他接近马之前，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看着这一切。时间在流逝。

说时迟那时快，少年眨眼间飞身骑上了马背。

比塞弗勒斯使出吃奶的劲儿企图把少年甩下去。没有缰绳，少年紧紧地抓住马的鬃毛。

少年与骏马展开了一场美国西部牛仔竞技表演式的格斗。

忽然，那匹马驼着紧紧抓住鬃毛的少年，冲过惊恐的群众让开的空隙向城外狂奔而去。

连国王在内的所有在场的人都想象着少年被马甩下来，垂头丧气回来的样子。

然而，亚历山大竟笑嘻嘻地骑在比塞弗勒斯背上回来了。人们用赞叹声迎接少年，父亲腓力笑得脸都变了形。

打这以后，比塞弗勒斯就成了少年的爱马，除了亚历山大，它从来不让任何人骑，就连马夫靠近都要被踢。在马熟悉马夫之前，只能由亚历山大与马夫一起照顾它。

意大利语中有一个词叫“cavallo da battaglia”，直译是“战场上的马（战马）”，实际意义是“在紧要关头可以性命相托的马”。

在喀罗尼亚、格拉尼科斯、伊苏斯、高加米拉以及印度的最后一战，在亚历山大获胜的所有大战中，他都把性命托付给了比塞弗勒斯。

亚历山大的骑兵战法是让骑兵军团形成菱形阵型，自己冲锋在前杀入敌阵。

比塞弗勒斯不但体格巨大，还跑得快，用它去实践这个战法，岂不是很理想？

亚历山大与比塞弗勒斯人马合一，他率领马其顿骑兵军团取得了所有战役的胜利。

亚历山大在少年时代不仅早早得到了“一生的朋友”，还得到了“一生的爱马”。

亚历山大13岁了，他做梦都想成为英雄阿喀琉斯，喜欢跟性格狂野的爱马嬉戏。但到了这个年龄，只有这些是不够的。父亲腓力决定要赶紧收回培养儿子的主导权。

教师人选也由腓力亲自确定下来。

首先入选的是帮助少年提升体力、提高武艺的教师，名叫列奥尼达。

当时的希腊人只要听到这个名字一定会想到一个人。

136年前的公元前480年，率领300名士兵阻击波斯大军，一个星期内把20多万波斯人死死挡在温泉关外的人——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

最后300名勇士全体牺牲，波斯方面却战死2万人。列奥尼达让“斯巴达战士”的威名响彻整个希腊。

波斯国王提出，只要交出武器就让斯巴达人全部安全回国，列奥尼达用“你来取吧”一句话给顶了回去。他不仅让斯巴达人，也让全希腊的汉子们热血沸腾。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斯巴达男性才用列奥尼达这个名字。

在父亲选定的这位列奥尼达的指导下，亚历山大在13岁到15岁这整整三年中，受到了最好的“斯巴达式教育”。

[1] Bucephalus，又译布西发拉斯，意为牛头。——译者注

斯巴达式教育

凌晨天还没亮，亚历山大就被叫起床。他迅速戴上重装步兵的装备，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吃早饭了。

重装步兵的装备不仅包括头盔、胸甲和铠甲，还有又重又大的圆盾和缓缓后弯的长剑。他还要把近7米长的马其顿长矛从中间一分为二扛在肩上。

此外，结实的大麻袋中还装着行军所需的各种物品，这些都是步兵经常要带的。武器加上其他的所有物件，总重量超过40公斤。这就是希腊重装步兵行军的装备。

斯巴达老师让马其顿王子和普通士兵一样背上重装备，进行长距离行军。

白天王子的餐食和士兵一样是军队大锅饭。亚历山大一定学到了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

不管下雨积雪，还是烈日暴晒，一切不予宽容。哪怕已倒地而眠，命令一下也得跳起来。亚历山大不得不习惯这一切。

温泉关时代斯巴达战士花费10年掌握的一切，亚历山大和他的伙伴们3年内必须学会。

这是腓力选列奥尼达当儿子老师的初衷。

只有这样王子才会懂得，士兵必须将自己能做的事做到完美，做不到也要拼命去做。这样他才会发自内心地尊敬士兵。

只有这样，他才能像用自己的手足一样用好所有部下。

“斯巴达式教育”在列奥尼达的指导下进行着，王子的学友伙伴也一起参加。

他们个个都是马其顿王国地位很高的高官的子弟。据说堪称国王左膀右臂的帕米尼欧的儿子菲洛塔斯、马其顿世家出身的克拉特罗斯也在其中。他们要比亚历山大大4岁。

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安二人在少年组，其他的伙伴都大他们几岁。

在这个年龄段上，4岁是相当大的差距。

也许有过这样的情景：年少的两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目的地，发现年长的伙伴早已到达，和列奥尼达谈笑风生。他们用冰冷的目光俯视着好不容易赶到的两个人。“畜生，输了像什么样子！”培养王子不服输的心理也是列奥尼达的教育目标。

参加这项“斯巴达式教育”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了亚历山大进攻波斯时的领军大将。

恩师亚里士多德

父王腓力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认为只让儿子接受“斯巴达式教育”是不够的。

他聘请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来提升亚历山大的思想境界。

这个时期，亚里士多德刚刚年届四旬。从出生地来说他是马其顿人，但他年轻时留学雅典，在柏拉图开设的“学院”里学习了20年，算是一个雅典人。他是柏拉图的学生，而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这意味着亚历山大也算苏格拉底的弟子。

40来岁正值壮年的哲学家成了老师，学生是亚历山大和他形影不离的赫菲斯提安，以及其他的学友伙伴。他负责教给他们所有必需的教养，这可不是老先生在教育孙辈的少年。

与列奥尼达的“斯巴达式教育”相比，我们不知道亚里士多德给予的“雅典式教育”有哪些具体内容。但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推测。

第一，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知识和兴趣面非常广阔。这些领域如果按现代大学的讲座分类的话，需要17位教授才能授课。

刚才还在论述悲剧，转眼就开始详细分析政治。亚里士多德既是人文学科的专家，又对自然科学到医学的多个领域怀有兴趣。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他可能认为，把众多领域纳入视野，才会深刻认识其中的某一领域，才能根据这种认识做出正确的判断。

自然界的现象也好，人类世界也好，他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兴趣，人们只能叹服于他强烈的好奇心。同时，他还是一位卓尔不群的讲求平衡的人。

他是逻辑学的创始人，却用下面这句话为滥用逻辑敲了警钟。

“即使逻辑正确，用于人类世界也不一定正确。”

这句话不能不让人感叹“知识”和“智力”的区别。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还有第二个特质。他做完马其顿王子的家庭教师后，又回到雅典。不久，他在雅典郊外一个叫吕克昂的地方开办了一所学校。

如果把柏拉图开办的“学院”看作是大学，那吕克昂学园就是一所高中。其办校目的是全面教授进入专业课之前必须具备的所有教养。

这种理念传承至今，表现在由法语的“Lycée”和意大利语的“liceo”上。“吕克昂”（Lyceum）是这两个词的词源。

为什么这位哲学家要这样做呢？

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认为古代哲学与现代才有的讲坛哲学是一回事。

其实不然。哲学原本不是获取知识的学问，而是锻炼智力的学问。

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教给少年弟子们的东西，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学习先人们思考什么又如何行动。

这是历史，即纵轴上的信息。

第二是横轴上的信息，也就是日常的信息。

学生需要学习毫无偏见地、冷静地接受这些信息。

最后一点是在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基础上，提高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意志冷静判断，然后付诸实践的能力。

这三点既是学习哲学的基本姿态，也是原则。只要掌握了它们，以后不管做什么，不管进军什么领域，都可以用得上。

因为教养是可以应用的，所以才有学习的价值。

这就是后来罗马人所说的“自由学艺”（artes liberales），也就是英语中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1]。少年亚历山大从最适合教授这些的人那里学到了这些内容，并且是在13岁到16岁感受性最强的年龄段学习的。

如果学生只是原封不动地接受老师的教诲，那么最终他只是个单纯的优等生而已。亚历山大并非如此。他完全没有听从老师下面的这段教诲。

“可把希腊人当作朋友平等相待，但对非希腊人（即蛮族）应以对动物或植物的态度相待。”

亚历山大去波斯以后持相反的态度。

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后，我感到亚里士多德这个人终究是一个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人。而亚历山大是超越了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人。

他跟随老师学到了一切，但没有一切服从老师。这不正是优秀学生的证明吗？

不论怎样，亚里士多德从哲学角度教会亚历山大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重要性。

还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从13岁到15岁这3年间，亚历山大集中接受了列奥尼达的训练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他的学习日程是如何安排的呢？

据说，列奥尼达搞的是斯巴达式的魔鬼训练，太阳还没有升起就已开始，经常持续到太阳落山。等到这一切都结束，学生只能深陷死一般的睡眠之中。

这样学生肯定无法继续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而且，少年正在生长发育，这样不但不能锻炼身体，还会损害身体。

可是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在斯巴达式的魔鬼训练和雅典式的授课中坚持了3年。训练和授课是每隔3天交替进行，还是每天分时段进行的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魔鬼训练持续3天之后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授课，这对亚历山大而言不就是全身心吸收对知识的爱，愉悦而惬意的时光吗？教养的作用是长远的，不能立竿见影，非愉悦地学习不能掌握。

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特训随着亚历山大的成长渐近尾声，他的精神和肉体已逐渐脱离少年期。这时，父王腓力又给了他一个学习处理重要公务的机会。

公元前340年，腓力已满42岁，他发动了一项军事行动，把已经撒到希腊北边的镇压之网扩大到拜占庭。这次出征他带上了帕米尼欧率领的重装步兵方阵，可谓马其顿王国主力军队的总动员。

腓力把国王不在期间统治马其顿的工作交给了16岁的儿子。

亚历山大要统治整个王国，而且这时主力空虚。这完全不是坐在办公桌前就能完成的任务，他不能在应对乘虚而入的北方蛮族方面有任何懈怠。

不久，父亲完成镇压回国了，16岁的亚历山大把第一次承担的这项公务交还到父亲手中，父亲十分满意。他成功完成了统治方面的“首次上阵”。

我们在这里稍事休息。

亚历山大被后世称为“大帝”。描写他幼年、少年时期的生活时，我经常会笑出来，我觉得腓力这个父亲做得相当不错。

尽管腓力被妻子鄙视，她说他野蛮、没品位，但他这个父亲对儿子的教育问题考虑得相当妥帖。

在体育方面采用斯巴达式训练，在教养方面采用雅典式教育，而且做法一以贯之。

腓力心中总有一种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的雅典人的愿望。他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了吗？

正如人们从亚历山大后来的演讲中感受到的那样，儿子对父亲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正确的评价，他承认了父亲的成就。

尽管腓力经常被儿子出乎意料的表现惊到，但作为父亲，他把儿子的才能视为自己的骄傲，完全把儿子当作成年人来看待。

可是这对父子见面就争吵。

亚历山大愤然离席，带着伙伴出走。

腓力在儿子身后怒骂，没完没了。

但没过多久这对父子便重归于好。

这不是因为儿子收起了执拗的锋芒，是父亲在试图改善关系。按我的想象，腓力可能悄悄地叫来了赫菲斯提安，让他想办法。

总之，他们终于重归于好。但两人一碰面就又吵架，真是一对奇特的父子。

第二年，父亲让17岁的儿子第一次上战场历练。

不过，腓力没有让亚历山大参加战斗，只是拜托帕米尼欧让亚历山大现场观摩马其顿人与北方希腊人打的小仗。这次体验的成果一年后便展现出来。

[1] artes liberales到中世纪已成为欧洲学校的一般教养学科，通常有七科，即语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又称文艺七科或自由七科。——译者注

首上战场

历史上著名的喀罗尼亚战役发生于公元前338年，这是刚满18岁的亚历山大的“初战”。

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希腊历史，也是腓力的一场重要战役。马其顿只是一个新兴国家，而它的敌人是雅典和底比斯这两个历史悠久、可谓城邦之雄的国家。

喀罗尼亚战役是马其顿军队与以雅典和底比斯为主力的希腊城邦国家联军之间的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的具体情况，我已在前面做了详述，此处不再赘叙。这场战役的最高司令官是马其顿国王腓力。

在喀罗尼亚战场上，亚历山大被允许参战，但国王并没有把骑兵全部交给他。腓力把军队一分为二，自己指挥右翼和中路的一半，中路的另一半和左翼交给了帕米尼欧。

在马其顿的阵型里，亚历山大和他的学友伙伴组成的骑兵队在左翼，但被部署在最边缘的位置上。

在总指挥腓力的安排下，18岁儿子的队伍负责辅助作战，具体任务是在马其顿军不得不撤退时起侧面掩护作用。

父亲给亚历山大下了严格的命令，没有父亲的命令绝对不许他行动。

然而，18岁的儿子行动了。他无视父亲的命令，没有放过转瞬即逝的一线战机，身先士卒地投入进攻。

这次行动决定了喀罗尼亚战役的走向。亚历山大骑在比塞弗勒斯背上，冲入了敌阵。他率领的骑兵队与被他们冲乱的底比斯军之间的战斗决定了喀罗尼亚战役的结果。

研究战略战术的专家提到亚历山大时，很多人都只论述他进入波斯以后的战斗。

喀罗尼亚战役已预示出亚历山大日后将会取得的成就。

当时他被安排辅助主力作战，率领的只是一支小规模的骑兵队，并无司令官的地位。尽管如此，18岁的亚历山大在喀罗尼亚展现出他作为武将的能力，就好像作家的一切才华尽在处女作中展现一样。

第一，正因为有亚历山大率领的一波接一波的快攻，马其顿军才取得战场主导权并最终取得胜利，缩短了战斗时间。

第二，缩短战斗时间使己方军队的伤亡减少，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亚历山大以后的古代名将，如迦太基的汉尼拔，罗马的西庇阿、苏拉，还有凯撒，都把亚历山大推为武将之首。因为他们都曾率领数万名士兵出征，他们从心底里懂得每一个士兵的士气将如何影响战果。

让每个士兵相信自己不会像狗一样死去，这点最能体现领袖的价值。

史料中留下了败北的底比斯和雅典的战死者人数，马其顿方面的战死者数量因为太少而“不值得一记”。

第三点是希腊以往没有出现过的。希腊人第一次见识到，骑兵打先锋，然后由骑兵与步兵绝妙联动展开的战斗，它决定了战役的走向。

在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城邦的主战力一直都是重装步兵。骑兵一直被视为富裕等级的专属。

亚历山大在喀罗尼亚用事实证明了骑兵也是卓越的主战力。

然而，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这一严峻而冷酷的时代变化。尤其是斯巴达，这个一直重视重装步兵，以致骑兵战斗力为零的国家，不肯承认马其顿新战术的先进性。

马其顿国王腓力承认骑兵的战斗力，靠骑兵在喀罗尼亚取得了胜利。这时，有一个问题等着他解决。

儿子亚历山大是腓力的继承人，迟早会当上马其顿军的最高司令官。如何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是一个难题。

这位继承人有一个癖好，喜欢冲锋在前，率先杀入敌阵。

亚历山大冲在纵向菱形阵型的最前方杀入敌阵，即便比塞弗勒斯有特异功能，跑得飞快，他也比其他人更明显地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下。

而且，亚历山大冲锋在前是基于他的信念，无法阻止。

他必须成为全体士兵最好的榜样。这是他给自己定义的责任。任何事情都要冲在前头的秉性支撑着他的这个信念。叱责他也好，讲道理也罢，谁都无法改变他。

但是放任不管又容易造成最坏的事态。最高司令官战死会直接导致战败，这已经被很多场战斗所证实。

领袖存在的意义是，他能做普通士兵不能做的事。最高司令官不是一旦战死即可轻易更换的。

腓力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想矫正儿子的这个癖好。

他放任儿子的同时，另外想出一计。

腓力叫来一个名叫克雷托斯（Kleitos）的士兵，让他担任儿子的护卫。

亚历山大

克雷托斯这年37岁，比亚历山大年长19岁，很久以前就与马其顿王子结下不解之缘，在他的姐姐给亚历山大当奶妈的时候他们便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亚历山大还是婴儿的时候，克雷托斯就认识他了。

父亲请他在战场上给儿子当护卫。

克雷托斯恭敬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其实他本人有才能指挥骑兵军团，但他牺牲了这一切，此后一直追随在只顾冲锋的亚历山大身后，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他拥有北方民族马其顿人罕见的浅黑色皮肤和一副武人的面孔，人们都叫他“黑色的克雷托斯”。

两年过去了。

在喀罗尼亚获胜后的这两年，腓力极其忙碌。

首先，连雅典和底比斯这样强大的城邦国家都败在了马其顿国王手下，希腊再没有城邦能同马其顿抗衡了，他要让希腊人承认马其顿的霸权。除了龟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斯巴达之外，希腊所有城邦都承认了马其顿的霸权。

马其顿各城邦代表参加的科林斯会议正式承认马其顿国王腓力为希腊全军最高司令，在喀罗尼亚战败的雅典和底比斯也投了赞成票。

腓力认为，为远征波斯要建立一支由希腊各地士兵组成的军队。

在腓力看来，只有把连接小亚细亚西部海岸的、希腊人居住的各个城市及附近岛屿全部从波斯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才能收复爱琴海，使之成为希腊人的海。要做到这些，少不得要进攻波斯。

情况确实如此。所以，公元前480年希波战争时，希腊人必须迎战蜂拥而来的波斯大军，打败他们并把他们赶走。

但在150年之后的希腊，曾经强大的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都只想着眼前，日子得过且过。希腊人再高的荣耀都只存在于往昔而已。

因而，尽管腓力力陈建立希腊联军的必要性，前来参加科林斯会议的各城邦代表恐怕只会在心里发出阵阵嘲笑。

但大家不敢否决马其顿国王的提议，他已经在喀罗尼亚让大家见识到马其顿的军事威力。

腓力没有要求把整个希腊归入马其顿。

各城邦国家保住了自身的独立，现在仅仅被要求归入马其顿的霸权之下而已。

马其顿国王提议建立由腓力主导的希腊联军，由腓力担任最高司令官，目的是远征波斯帝国。

尽管喀罗尼亚的失败者们在心里嘲笑这个想法，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腓力的建议。喀罗尼亚战役之后，他们也只能如此。

结束科林斯会议回到马其顿的腓力一定极其得意。住在奥林匹斯山的诸神从来都是背对着马其顿的，而他使马其顿成为希腊最强的国家。

第二年他与长年陪伴他的奥林匹娅斯离婚，迎娶了高官阿塔洛斯的侄女为妻。

离婚后的奥林匹娅斯一怒之下回到娘家伊庇鲁斯。思念母亲的亚历山大鄙视父亲，因为父亲娶了同女儿一般年纪的年轻女子为妻。

腓力与伊庇鲁斯公主奥林匹娅斯的婚姻是一桩政治婚姻，虽然这段婚姻破裂了，但两国政治上的联系不能割断。

翌年夏天，马其顿首都佩拉隆重举行了伊庇鲁斯国王与马其顿国王之女的婚礼。每次与父亲见面必定爆发冲突的亚历山大也参加了婚礼，因为新娘是他的亲妹妹。

王族之间的婚礼包括众多公众活动，其中一项是在剧场看戏。在去剧场的路上，腓力遭到袭击，被人暗杀。

这不是马其顿内部异见分子的暗杀，只是一起为泄私愤而实施的行刺。没有任何人预料到希腊最高统治者46岁就去世了。

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突然死亡，不仅在马其顿，在整个希腊都引起了轩然大波，造成了局势不稳。这对刚刚年满20岁的亚历山大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20岁的国王

马其顿虽是君主制王国，但它毕竟是希腊人的国家，与东方的王国仍有不同之处。

在马其顿，国王继承人不能自动登上王位。马其顿的惯例是召集拥有指部队挥权的将领们开会，在会议上推举出国王。

这个会议还兼有最高法院的作用。没有该会议的判决，即使是国王也不能叛部下死刑。这点也同东方的君主国家不同。

在腓力死后立即召集的会议上，亚历山大被部下正式认可为国王。

有研究者认为，喀罗尼亚战役后的两年间，亚历山大已经确立了其在将士们中的威信。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不过我认为帕米尼欧迅速表态支持亚历山大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总之，20岁的亚历山大跨过了第一关。这次会议很快稳定了国内的形势，避免了权力真空状态的存在。

亚历山大没有改变“快攻”的风格，他马上在科林斯召集了希腊所有城邦的代表再次开会。

得知腓力突然死亡的消息后，希腊各城邦开始议论，两年前科林斯会议上的誓约是对腓力而言的，随着腓力死亡，这誓约会不会成为一张废纸。

知道这一动向后，亚历山大只率领骑兵军团抵达科林斯。

他要求集聚而来的代表们再次通过两年前对腓力立下的誓约，即承认马其顿霸权。

他没有以军事力量胁迫大家，尽管实际就是如此。他给誓约附加了一个条款，推动了代表们的决断。

这个条款是霸权国家马其顿完全承认参加科林斯会议的所有希腊城邦国家的自由和独立。

不过，马其顿不认可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如果发生这种战争，它将由科林斯会议的全体成员讨论解决。这是两年前腓力让大家约定的，现在延续了这项约定。

总之，各城邦之间的争斗从此在希腊销声匿迹，各城邦可以自由选择政体了。

在雅典称霸的时代，民主政体大行其道；斯巴达取得霸权以后，寡头政体受到鼓励。现在，这样的时代结束了。马其顿称霸后王权政治并未受到广泛欢迎。

在一国霸权之下保证各地方的自由和独立，这成为亚历山大统治的基本方针。

由于亚历山大尊重了希腊各城邦国家，汇聚到科林斯的各城邦代表接受了他的要求，承认马其顿的霸权，宣誓派遣援军参加马其顿国王统率的远征波斯的行动。20岁的亚历山大跨过了第二关——再次确认了科林斯会议的誓约。

亚历山大逗留科林斯期间，发生了一个插曲，人们只要一提到亚历山大就一定会提起这件事。这事发生在赫菲斯提安和亚历山大拜访哲学家第欧根尼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教过这位哲学家的思想，故亚历山大应该认识他。

年轻的国王恭敬地对这位住在科林斯城外一个大酒桶里的老哲学家说：

“如果有我能效力的事情，请告诉我，不必客气。”

衣衫褴褛、身体肮脏的第欧根尼从酒桶里仰视着亚历山大说：

“您能靠边一点吗？您站在那里挡住了阳光。”

第欧根尼是“犬儒派”的哲学家，是一个鄙视物质生活、喜欢讽刺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哲人，相当愤世嫉俗。

据说听了第欧根尼的话，亚历山大回应道：“我要不是亚历山大，也想当第欧根尼呢。”不过，我认为亚历山大对自己充满自信，他不可能这样说。这恐怕是哪个冒牌哲学家捏造出来，又在后世知识分子中流传的说法。这些知识分子有一种癖好，只要统治者有点文化就喜欢大书一笔。我觉得，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安恐怕只是相视苦笑一下便离开了。这样恐怕更接近真相。如果他真的要信奉第欧根尼的哲学，就不会去远征波斯了，这好歹是人类的一项大事业。

年轻的国王从科林斯回到马其顿，等待他的是一定会被第欧根尼称作“如此辛苦没有价值”的任务。

北方蛮族认为腓力之死是个可乘之机因而蠢蠢欲动。腓力生前已经基本解决了与伊利里亚族的问题。这次，从更北面南下的凯尔特族成为马其顿未知的敌人。

刚从科林斯回来的年轻国王还未及解下战袍，就要去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马其顿士兵也一样，未及脱下战袍，就在亚历山大的指挥下全体北上。北上并不那么容易。他们要横跨巴尔干半岛，直指多瑙河。

这次北方的敌人是正在兴起的凯尔特族。50年前，凯尔特族一度南下意大利半岛，占领了罗马，给正在缓缓上升的罗马以沉重打击。这一事件被称为“凯尔特冲击”。这次的敌人与他们同属一个民族。

“凯尔特人”是希腊人给他们起的名字，罗马人称他们为“高卢人”。

罗马人在此时的300年后最终解决了“高卢问题”，靠的是尤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争”。

亚历山大时代的高卢人还没有多么大的势力，他们与伊利里亚人一样是北方的蛮族，憧憬着温暖的气候和丰富的农产品，时常企图南下。

不过，对这个时代的凯尔特族来说，年轻国王率领的马其顿军队过于强大了，这使他们不敢轻易冒进。这让他们和不想耗时间对付北方蛮族的亚历山大很快达成一致。

于是，亚历山大同凯尔特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回到马其顿之后，他得知在此期间有个假消息传遍了整个希腊。

消息说他在多瑙河附近与凯尔特人的战斗中战死。

底比斯人信以为真，打出“打倒马其顿”的旗号起事了。

亚历山大在3年前的喀罗尼亚战役中运用快攻战术全歼了底比斯的精锐“圣队”，底比斯人深深恨着这位年轻的马其顿国王。

底比斯人起来反抗马其顿，他们袭击了设在城里的马其顿军基地，杀光了那里的士兵。

亚历山大得此情报后立即挥师南下。和上次去科林斯不一样，这次他带着步兵主力——马其顿重装步兵方阵一同前往。

他让全军包围底比斯，要求参加科林斯会议的城邦决定如何处置违反誓约起来造反的底比斯。

以雅典为首的城邦国家答复说，当然要严惩底比斯。

年轻国王得到答复后迅速行动。底比斯被彻底摧毁，主要领袖悉数被处死，其他居民全部被卖为奴。

底比斯在希腊城邦国家中属于中等规模，历史悠久。在令整个希腊为之战栗的残酷战争之中，底比斯彻底被夷为平地。

在写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时我总有一种想法，日本所谓的“武士无二话”也适用于西欧。

百分之百地相信对方，有时会很危险。

可总是怀疑，就什么事都推进不了。

所谓“誓约”是一种相信对方才能成立的约定。纵然没有在合同上签字，违背誓约也是一种极其卑劣的行为。

罗马人喜欢把一切神格化，他们甚至把“信义”都当作神，因为他们的伦理是神位于人制定的法之上。

古代人要严惩叛变行为，是因为那是对信任的背叛。底比斯是在第二次科林斯会议上立下誓约的城邦国家，现在它违背了誓约。所以它要被马其顿以及其他城邦当作叛徒给予处罚。武士一旦推翻自己说出口的话，便不再被视为武士。近现代以后，人们以叛国罪来概括这类背叛行为。

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亚历山大在狭窄险峻的温泉关走了两个来回。他的辛劳得到了回报。除了仍未响应号召出席科林斯会议的斯巴达以外，希腊所有城邦国家都偃旗息鼓，归到了亚历山大麾下。

亚历山大21岁了，终于到了要把父王远征波斯的话付诸实践的时候。

东征

亚历山大优先考虑的是自己出征后马其顿的安全和希腊的稳定。

他把这个维系安全稳定的重任交给了安提帕特（Antipatros）。

安提帕特是腓力时代的高官。如果说帕米尼欧是腓力军事方面的臂膀，那么安提帕特就是前国王外交方面的一只臂膀。年轻的国王决定带帕米尼欧去远征，便把留守的重任交给了安提帕特。也许他认为军事方面摆平后就要用到外交了。

亚历山大也许还把另一件棘手的事交给了安提帕特，那就是处理好他母亲奥林匹娅斯的问题。

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娅斯不仅要强，还什么都要插嘴。遇事总要给儿子写信。对安提帕特来说，她是最需要用外交手腕对付的对手。

除了亚历山大的母亲以外，任何事情都可以用军事力量摆平。亚历山大给代理人安提帕特留下了纯马其顿人组成的12000人的步兵团和1500人的骑兵队。不过，这些士兵并非只驻守在本国，国王年轻的还想建立在远征过程中完成士兵换班的机制。

留下12000名步兵和1500名骑兵，自然会减少远征的兵力。参加远征的军队最多也就是30000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的规模，这其中还包括马其顿以外其他地方的支援兵力。

即便如此，年轻的国王也不担心。他说，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

被委以重任的安提帕特的工作相当困难。财政问题大概是让他烦恼的第一件大事。马其顿王国财政状况之惨原本不该考虑远征波斯的。

国库中只剩下70塔兰特。

借款额已经达到1300塔兰特。

腓力根本没想到自己46岁就会遇刺。他为儿子购买马匹的13塔兰特还是借来的。

仅亚历山大带去远征的陆军的开销，每年就要200塔兰特，维持海军运转每年也需要100塔兰特。

在这种状况下，亚里士多德也劝他延期。然而，21岁的亚历山大说人的反应能力会随年龄增长而衰退，他没有听从老师的劝告，决定第二年春天出征。

历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东征”是在资金运作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干出的一番大事业。

这是年轻人才敢做出的大冒险。

我问一个意大利人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亚历山大，怎样形容才贴切。他当即回答道：

“值得去爱的incosciente。”

“incosciente”在意大利语里的意思是“盲目、冒失且相当轻率”。

但看一下这个“冒失鬼”统率的远征军阵容，人们就知道，冒失只是他性格的一面，另一面并不是这样。

内情

既然在科林斯会议上得到了各城邦的认可，那么共计35000人的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就是亚历山大，虽然他只有21岁。军队二把手是帕米尼欧，他的年龄在65岁以上。

亚历山大给“一把手”和“二把手”分配的任务与以往不同，3万名步兵的总指挥是帕米尼欧，5000名骑兵的直接指挥是亚历山大。

先看步兵。21岁的亚历山大没有把全部步兵都交给帕米尼欧指挥。

总计3万人的步兵中，只有12000人属于固定的马其顿重装步兵方阵。这是一个人人手持近7米的长矛，咄咄逼人的巨大“刺猬”团队，全部由纯粹的马其顿人组成。

从本源上讲，帕米尼欧是这支重装步兵方阵之父。但自从亚历山大接替父亲担任最高司令官以后，这巨大的“刺猬”有了变化。它被分成几个分队，目的在于提高灵活性和机动性。这当然是亚历山大的主意。

远征的12000人中的9000人被分成6个大队。

每个大队分别由1500人组成。6个大队分别由克拉特罗斯等6人指挥。他们都和亚历山大一起在列奥尼达手下接受了“斯巴达式教育”，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

12000人减去9000人后还有3000人的方阵步兵，亚历山大把他们打造成特种部队，命名为“持盾卫队”。

首先，他们的装备让我觉得这是一支特种部队。

不论再怎么进行马其顿式的改造，马其顿方阵步兵终归是重装步兵。而持盾卫队的士兵更接近轻装步兵。

他们的主要武器不是长矛，是短枪。左手所持的盾牌也属小型。

持盾卫队没有马其顿重装步兵方阵给予敌人的那种威慑力，但富于机动性，用法不止一种，既可以和重装步兵团一起使用，也可以和骑兵团组合使用。

这是一个机动灵活的集团，对既要保持一贯性又喜欢随机应变的亚历山大来说，这3000人用起来得心应手。

在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重装步兵的作用在于顶住敌人的攻击、保持阵型，然后直接转入进攻。这在雅典和斯巴达都一样。

马其顿的年轻国王改变了这一点。重装步兵先防守再进攻的战法大多被保留下来，然后他拿出一部分兵力与骑兵组合使用，把他们改造成从一开始就能进攻的部队。

这支特种部队被称为持盾卫队，是亚历山大战略战术改革的象征性成果。

亚历山大把这支特种部队交给了帕米尼欧的次子、比他大两岁的尼卡诺指挥。他也是亚历山大接受“斯巴达式教育”时的伙伴。

亚历山大往往在行动前不久才给这支部队下达命令，因而要花时间听解释的人不适合做指挥官。

加上这支特种部队，12000人的步兵队伍中所有士兵都是纯粹的马其顿人。

科林斯会议确定的远征目标是“把波斯统治下的希腊人解放出来”，所以东征军里也有来自希腊各城邦国家的士兵。

从希腊各地征召来的步兵人数与马其顿士兵一样，也是12000人。

另外，同行的还有未参加科林斯会议的国家的士兵。他们出身于色雷斯等希腊北部地区，这些地区在腓力时代已被征服，可以说是马其顿的属国。这些属国以及来自克里特岛的士兵一共6000人，全部为轻装步兵，只能用于辅助作战。不过，正因为有辅助部队的支持，主战力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两者同样重要。

接着是亚历山大直接指挥的骑兵，总数为5000人，其中2000人是马其顿人。

这2000人多为出身于马其顿王国统治阶层的年轻人，称为“companion”，意为“国王的伙伴”。

亚历山大认为骑兵决定了战斗的走向。对他来说，这些“国王的伙伴”才是名副其实的主力。他们会率先冲入敌阵，战死率高于其他部队。城邦国家时代的希腊骑兵多来自富裕等级，那些少爷完不成这样的任务。

亚历山大把这2000人的指挥权交给了帕米尼欧的大儿子、比自己大4岁的菲洛塔斯。这位菲洛塔斯是“斯巴达式教育”时代的高年级生。

像马其顿方阵分为6个大队一样，亚历山大把“国王的伙伴”分成8个中队。

每个中队由250名骑兵组成。采取这种编队方式是为了提高机动性，每个中队也都任命了指挥官。

第一中队的指挥官是克雷托斯。

只有他这支骑兵中队被称为“国王卫队”。亚历山大总是冲在这支中队前面杀入敌阵，受命保护国王的克雷托斯率领的第一骑兵中队只能紧跟在这位“鲁莽”的年轻国王身后。

面对组成横向长方形阵型的步兵，让骑兵军团的阵型呈纵向菱形的做法委实合理。

相对于顶住敌人猛攻而后转为进攻的马其顿方阵，亚历山大认为骑兵的作用在于将楔子钉入敌阵，从而切断敌军的联系。

把楔子钉进敌阵，用前端尖锐的菱形阵自然更加有效。冲在最前面杀入敌阵的是跨在比塞弗勒斯背上的亚历山大，这成了马其顿军队的特色战法。

年轻的国王把“国王的伙伴”也分成8个中队，这里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与马其顿方阵一样，主要是为了明确责任和指挥系统。第二个是基于骑兵机动性强，楔子钉进敌阵后可以立即兵分两路，直接包围敌人。

所以，8个中队的指挥官必须全部是随机应变的战术高手，这一点不可或缺。

除第一中队队长克雷托斯以外，以赫菲斯提安为首，所有队长都是年轻国王的学友伙伴，可谓少年朋友的总动员。

“金刚钻”

据说亚历山大每次跟父亲吵架离家出走，都跟着一伙一起离家出走的年轻人，这使我忍俊不禁。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能相互理解的同辈朋友。

战斗一旦打响，骑兵军团首当其冲，他们的死亡率要高出其他部队。可是他们不能诉苦，因为置身于最危险地带的是亚历山大。

在远征军的骑兵当中，只有2000名“国王的伙伴”是马其顿人，不过亚历山大可以信赖的骑兵还有来自色萨利的1800人。

希腊中部的色萨利是马其顿的属国。那里平原辽阔适合养马，自然也是优秀骑兵辈出之地。

此外，来自科林斯会议各城邦和色雷斯地区的骑兵，合计也有1200人。

所有这些骑兵的总数达到5000人。前面我们说过，全体骑兵由帕米尼欧的长子菲洛塔斯指挥。

也就是说，亚历山大要求父辈的帕米尼欧同行，但实际行动的各部队都交给了亚历山大这一辈人指挥。

这是亚历山大统率的远征军的第一个特质。

第二个特点是将大部队划分为几个小部队，其目的当然是提高灵活性、机动力，但这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

在亚历山大的军队中，在最高司令官发出的命令即使在战斗中也能准确及时地传达到各个队长。这点令人惊叹。我认为这是确定各队负责人的效果。

第三个特点是30000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的这个比例。

这偏离了城邦国家时代希腊人的常识。以往希腊步兵与骑兵的比例最少不低于10∶1。

这意味着在亚历山大之前，没有一个希腊人关注骑兵的机动性。

军队中占多数的步兵，包括重装步兵，由中产阶层担任。而与步兵相比人数很少的骑兵由富裕阶层担任。这是城邦国家的观念。可能是这种国体妨碍了人们对骑兵重要性的认识。

尽管腓力生于王权国家，但感觉他仍有一只脚踏在城邦国家的时代。而他的儿子不同，他的两只脚都从城邦国家时代拔了出来。也许正因如此，儿子敏锐地认识到骑兵的重要性。

亚历山大东征要从希腊渡过大海奔赴波斯，所以海军必不可少。

这不仅是为了把军队从欧洲运送到亚洲，到了亚洲以后，也需要确保前线与马其顿之间的联络和补给路线，以免远征军在敌人的地盘上陷入孤立无援之境。

说到海军，马其顿是依靠陆上战斗力强大起来的国家，历史上没有过海军，所以也不懂海军。我认为，腓力生前对雅典的宽大是因为他高估了雅典海军的力量。不过，他的儿子没有高估这一点，他也理解海军的重要性。但亚历山大眼下同样没有像样的海军。

海军只能依靠科林斯会议的同盟国了。他成功调集到160艘船，但他寄予希望最大的雅典只派来了20艘三层加莱船。

其实，希腊城邦国家中最不配合亚历山大进攻波斯的就是雅典和斯巴达。

雅典在科林斯会议上投了赞成票，所以好歹派来20艘船。而在暗地里，雅典从未中断过向波斯首都苏萨派遣密使，与波斯国王取得联系。

雅典给人的感觉是脚踩两只船。亚历山大在科林斯会议上明确表示会尊重各个城邦的自由与独立。雅典因此得以延续民主政体，继续讴歌自由。

狄摩西尼一直称腓力为“暴君”，以自己全部的热情去谴责、攻击他，年届半百仍丝毫不改反马其顿的态度。在他看来，“暴君”依旧在，只是儿子接替了父亲而已。

狄摩西尼当然反对亚历山大进攻波斯，他断言一旦开打马其顿军必定会被波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和雅典不同，斯巴达是公然不配合。斯巴达一直拒绝参加科林斯会议，因而没有义务配合亚历山大东征。

而且，在过去70年里，斯巴达与波斯一直维持着密切的联系。

斯巴达以佣兵形式提供兵力，资金由波斯支付。

正如雅典人色诺芬所著的非虚构作品《长征记》（别名《万人大撤退》）中表现的那样，波斯雇佣的希腊兵的指挥官几乎都是斯巴达人。完成6000公里撤退的色诺芬也是把他率领的生还者交给了斯巴达高官。此后两国仍然延续着斯巴达提供士兵、波斯雇佣的关系。

应该说，波斯仍然存在30年前已在希腊本土失去价值的“斯巴达品牌”。

斯巴达70年来一直坚持把自己国家的士兵送往波斯，所以斯巴达不可能配合东征波斯的行动，不管这次远征是由哪里发动，也不管由谁统率。

尽管雅典和斯巴达两国都不予理睬，亚历山大仍然坚持远征，可见这位21岁的马其顿国王的确相当“鲁莽”。

此外，这位21岁的国王带去远征的与军事无关的人员组成，也超越了当时的常识。这些人被分成以下各组。

第一组由记录人员组成，他们就像电影场记，任务是跟在亚历山大后面记录发生的一切。

第二组是翻译人员。

这一组由懂波斯语的希腊人组成。他们不仅要在与波斯人谈判时担任口译，审问俘虏时也少不了他们。

亚历山大和以前的地米斯托克利以及后来的凯撒一样，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亲自审讯抓到的俘虏。也许他认为只有亲自审问了解情况的人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情报。

第三组是技师团队。

亚历山大是一位热衷引进新技术的领袖。他开发了运输时可以拆开，组装起来可以在战场上移动的各种攻城器械。这些工具在罗马时代得到了改良，是欧洲中世纪使用的攻城器械的原型。

第四组是医师团队。

其中不光有国王的侍医，还有给士兵看病疗伤的医生。医生团队的规模简直就像跟着一个野战医院。远征军兵力不过35000人，带这么多医生与其说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不如说是为了充分用好士兵，所以要对士兵进行良好的“维护保养”。

亚历山大东征时还有地理、历史、动植物等许多领域的专家随行。我想这大概是受对任何现象都有兴趣的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随行的还有一位哲学家，名叫卡利斯西尼，好像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子，靠伯父的关系得以同行。亚历山大交给他的工作是统领照顾自己和其他高级将领的少年。希腊和罗马男人都没有让女人照顾起居的习惯。

这些非战斗人员靠马其顿一个国家无法保证，于是亚历山大从希腊全境招募志愿者，将他们组织起来。

年轻国王的学友中只有一个人没有随行东征，这人就是卡桑德。把他留下来的目的是让他给受命摄政的父亲安提帕特当助手。

总之，年轻国王率领的远征军将领除了帕米尼欧和担任警卫的克雷托斯以外，大半都是年轻一代。我甚至认为，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大远征，其实是一群阳光男孩在鲁莽的统帅率领下搞的一场冒险。

他们行军的速度飞快。因为领头的亚历山大速度快，跟在后面的士兵也加快了行军速度。

公元前334年春，军队从马其顿首都出发，途中与希腊其他地区来的士兵汇合。他们抵达达达尼尔海峡时总共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迈向亚洲的第一步

达达尼尔海峡旧称赫勒斯滂海峡是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海峡的最窄处在欧洲的塞斯托斯和亚洲的阿卑多斯隔海相向处。这里不仅海峡宽度不到5公里，而且潮流平缓。

公元前480年第二次希波战争的时候，波斯王室全体出动远征希腊，仅实战力量就达20万人，加上各种随行人员，大军人数超过30万人。当时也是在这个海峡，众多船只首尾连接造出了两座桥，从亚洲跨到欧洲。

146年后，亚历山大率领人数只有波斯军十分之一的军队，要从欧洲跨到亚洲。

总共才35000人，不用专门架桥。让160艘战船中的大型船在上游减缓水流，再动用其他船只往返运兵，就可以渡过海峡。

假如亚洲一侧的阿卑多斯有波斯兵，往返运兵就不那么容易。然而，腓力已经把塞斯托斯和阿卑多斯这两个地方都变成了马其顿的领土。

用船往返运输35000人需要时间。率先渡海到了亚洲的亚历山大认为自己会有一些富余时间。

他把监督渡海的任务交给了帕米尼欧，带着朋友到阿卑多斯以南30公里处的特洛伊古战场观光去了。

那里是他少年时代爱读的叙事诗《伊利亚特》上演的地方，是他崇拜的阿喀琉斯与特洛伊人打仗的古战场遗迹。

已到阿卑多斯却不涉足特洛伊古战场，这对21岁的亚历山大来说大约是不能想象之事。

亚历山大不知道波斯军队得知他登陆后何时会打过来，但这个特洛伊古战场是他不能不去的地方。

幸运的是亚历山大并未遭遇袭击，他的部队也安然渡过了海峡。尽管特洛伊是他憧憬的地方，但他没有在当地久留，不久就回到了已渡过海峡的自家部队。他虽然有点鲁莽，但责任心还是有的。

达达尼尔海峡及其周边

在这期间，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又在做什么呢？

虽说他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首都苏萨，但通过雅典和斯巴达传来的情报，他已经得知马其顿国王率领希腊军队进入了亚洲。不过，当他听说对方人数不过35000人以后，危机感便淡薄下去。对大国波斯的国王来说，他亲自统率的军队规模是以10万人为单位计算的。

大流士三世认为区区35000人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马。他把对付亚历山大之事交给替国王统治小亚细亚的地方长官们。

他有底气让自己放心。在军事方面支持这些地方长官的是由希腊人组成的佣兵团。统率这些佣兵的是门农，国王大流士对他的依赖更甚于对波斯家臣。国王把王室的女人嫁给这个罗德岛出身的希腊人，还给了他王族成员待遇。大流士感到，门农对自己的忠心超过了用钱雇来的佣兵队长。

希腊人将军门农是亚历山大在波斯第一仗的真正意义上的敌手。也就是说，亚历山大在波斯地盘上首战的对手是同胞门农率领的希腊佣兵。

格拉尼科斯战役

波斯帝国领土从中东延至埃及，对波斯国王来说小亚细亚不过是帝国西端边境一隅。不过，来到这个边境之地的敌人是文明程度很高的希腊人。代国王统治这里的地方长官当然明白这个情况特殊。他们紧急集合召开了作战会议，门农也参加了会议，主张首先采用焦土战术。

亚历山大统率的希腊军队刚进入敌境，补给线应该尚未健全。中断他们的粮草，消耗他们的体力，然后展开会战打垮他们。这就是门农主张的战术。

波斯地方长官全体反对。

所谓总督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波斯王国官僚。他们的任务是受国王委托统治地方。他们会从统治地方的收益中留出事先规定的一份交给国王，剩下的装入自己的腰包。

使用焦土战术要在尚未收获的季节烧光庄稼，但地方长官必须如往年一样向国王交钱。对他们而言，这样做不但无钱装入腰包，还得倒贴出去。

如果是在穷途末路的危急关头，也许他们会接受这种做法。但此时他们同国王一样小觑了亚历山大率领的35000人。

而且，门农的影响力有限。在波斯人地方长官的眼里，门农再怎么深得国王信任，也只是一个来自希腊的佣兵队长。

就这样，作战会议决定派波斯军在距敌方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的平原上迎战马其顿国王统率的军队，而这支军队刚入敌境，士气高昂。门农不得不接受了这个决定。

门农指挥的希腊佣兵有8000人，都是重装步兵。

亚历山大进入亚洲后的第一场战役被称为格拉尼科斯战役，因为这场战役发生的平原上有一条叫作格拉尼科斯河的河流，这条河向北最终流入马尔马拉海。

波斯决定把战场设在这里。亚历山大率军进入战场时，敌军已经严阵以待。

亚历山大是一个会充分利用斥候（侦察兵）的武将。一拨拨派出去的斥候接连带回了情报。亚历山大在去战场的路上就已准确掌握了敌人的阵容。

而且，21岁的马其顿国王在去战场的路上就已经开始按战场阵型安排部队行军。说他21岁是因为格拉尼科斯战役发生于公元前334年5月，离他22岁还有两个月时间。

亚历山大的部队一到战场便兵分两路开始应战。波斯人以为他们需要花时间布阵，因此大为震惊。这话绝非空穴来风。

格拉尼科斯战役是亚历山大成为国王后的第一场像样的战役。毕竟他才21岁，估计他周围的人也都感受到他的紧张。

这支远征军中地位仅次于国王的帕米尼欧靠近国王，和他并辔前行。他对国王说，等到天黑再进入战场，搞一场夜袭如何？

听了这位老将的建议，21岁的国王回答：

“我不想去偷取胜利。”

这个酷酷的回答实际上也很合理。夜袭可以出其不意，但自己的士兵也容易陷入混乱。

夜袭这种进攻方法在以少攻少的时候可以奏效，但在用数以万计的兵力进攻时则不然。河对岸有数以万计的敌人在睡觉。而半夜渡河不可能不发出声响。

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饱睡一觉后于第二天早晨进入战场。直到这时，士兵们才看清波斯军队已把对岸不足百米的战线塞满。

在这场格拉尼科斯战役中，如果我们把亚历山大率领的军队称为“马其顿王国和希腊城邦国家联军”，那与之决战的波斯军队就应该称为“波斯地方长官率领的波斯军和门农指挥的希腊佣兵联军”。实际上，挤满格拉尼科斯河东岸的波斯军队明显分成了由波斯人构成的右翼和由希腊佣兵构成的左翼。

波斯兵军服华丽，老远就能一眼识别。

波斯方面最醒目的是号称超过15000骑的骑兵军团。波斯领土辽阔，自古以来十分重视培养边骑马边射箭的骑兵。

骑兵后面是1万名步兵，他们的作用是在骑兵把敌阵冲乱后进一步杀伤敌人。在他们的右边和后方，还部署着12000名从整个波斯征召来的步兵。

波斯一方的左翼是由门农率领的希腊佣兵，仅步兵就有8000人之众。

希腊式方阵由8000名重装步兵组成，门农及其手下指挥官级别的骑兵也在其中。

格拉尼科斯战役中，波斯方面的兵力达到45000人，包括波斯人和为波斯而战的希腊佣兵。

与这45000人的兵力相比，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队有步兵3万人和骑兵5000人，共计35000人。

然而，马其顿国王没有采用敌人数量占优势时通常使用的布阵方法。他沿河布了一个横向长而纵深浅的阵型。

他命令帕米尼欧指挥左翼部队顶住敌方右翼骑兵团的猛烈进攻，坚决守住战线。

他们已充分预料到超过15000人的波斯骑兵军团的进攻将十分猛烈，所以在自家军队的最左翼部署了1800名色萨利骑兵。为了避免敌方骑兵从右侧包抄，希腊城邦参战骑兵的一半部署在了左翼。

中路部署的是分成几个大队的马其顿方阵，分别由国王的几位学友伙伴指挥，而帕米尼欧担任总指挥。方阵中近7米长的长矛林立，形成一只巨大的刺猬，睨视敌方。

问题在右翼。

已经是国王的亚历山大所处的位置不同于喀罗尼亚战役时，那时他被安排在最左翼。按照希腊军队的传统，最高司令官的位置在右翼，这也是他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所处的位置。

不过，他对这个位置的使用有别于过去的最高司令官。

他决定自己指挥右翼，但他可用的兵力只有2500名骑兵，加上弓箭兵等轻装步兵以及一声令下即可运动的特种部队，也远远达不到6000人。

面对门农手下的8000名希腊佣兵，他只有按功能用好兵才有胜算。

5000名骑兵的一半被派去坚守左翼，亚历山大可用的骑兵只有2500人。

其中2000人是被称为“国王的伙伴”的近卫军团。

亚历山大想依靠帕米尼欧长子菲洛塔斯指挥的2000名骑兵掌握战斗前半期的主导权，而把启动战役的任务交给其余的500名骑兵。

这500名骑兵由名叫苏格拉底的队长率领，其作用是向敌人投放诱饵。他们最先渡河杀入敌阵，使指挥敌人左翼的门农认为希腊军从正面实施攻击。

21岁的国王看到，分隔两军的格拉尼科斯河从西南流向东北，途中一处略有转弯，两岸树木茂密。

门农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在那一带的防备较其他地方薄弱。

21岁的国王让2000人的近卫军团向树木遮蔽的方向移动，在将要进到树林尽头时停下，这时向苏格拉底发出了攻击命令。

可怜了苏格拉底率领的那500名骑兵。为虚张声势，让敌人以为是希腊骑兵全体发起了进攻，他们放开嗓子高喊着渡河。对方真的以为马其顿骑兵发起了总攻，于是赶来全力迎战。这500名骑兵一下子陷入即将全军覆没的境地。

亚历山大很冷静，但他绝对不会放弃自己人。这时他已经渡过河去，率领2000名骑兵向敌人的侧面突袭。

看见苏格拉底率队喊叫着渡河，波斯骑兵军团也开始冲锋。

可是，即便有15000名骑兵的猛烈进攻，要想击溃巨大的刺猬般的马其顿方阵谈何容易。在帕米尼欧的总指挥下，率领各大队的年轻将领们个个英勇战斗。希腊军的左翼一步也没有后退。坚守在最左翼的色萨利骑兵也阻挡住了企图包抄过来的波斯骑兵团。

我们简单地归纳一下亚历山大的战术。

首先，骑兵冲锋把楔子直插敌阵，分割敌人阵营。

接着，由防守转入进攻的步兵和先前一直进攻的骑兵联合作战，包围并消灭已被分割的敌军。

这期间是一波接着一波的快攻。“胜利属于战场上掌握主动权的一方。”这正是亚历山大说的话。

亚历山大毕竟才21岁，他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有些孤军深入。

他冲在2000人的骑兵军团前面杀入敌阵，因为过于深入敌阵而脱离了自己的队伍。

希腊骑兵习惯用长长的翎子装饰头盔，翎子在头上随风飘扬。亚历山大的“国王的伙伴”们也都戴着这种迎风飘扬的华丽装饰。但在五颜六色的翎子中，只有亚历山大一个人可以使用白色，这是规矩。

为了让自己的士兵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最高司令官所在的位置，只有亚历山大的战衣用了白色。但是，自己人看得出来，敌人同样也能区分出来。

格拉尼科斯战役

率先冲入敌阵的“白色翎子”孤军深入，这没能逃过一位波斯武将的眼睛。

敌兵包围了形单影只的亚历山大。

这时，克雷托斯和他率领的250骑及时赶到，使亚历山大摆脱了眼前的危险。

这时，“鲁莽”的亚历山大真正反省了自己，以后他虽然也杀入敌阵，但再也没有孤军深入过。

这场战役自始至终都是快攻，决定胜负所花的时间很短。太阳升起后开战，太阳仍在三竿时战斗已经结束。

据说波斯方面的战死者超过了4000人，其中还有两位地方长官。门农指挥的希腊佣兵部队也战死过半。除了跟门农一起逃跑的人以外，剩下的2000余人被俘。

亚历山大把这2000人押送到马其顿的矿山去强制劳动。按照科林斯会议的决定，以希腊军队为敌、作为佣兵参加战斗者将被视为希腊民族的叛徒，会被严厉处罚。

战胜者亚历山大一方的战死者情况如下。

集合了马其顿精英的近卫骑兵军团战死25人，其他骑兵战死60人。

包括马其顿方阵在内的整个步兵团战死30人。

这115人就是亚历山大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损失的士兵人数。

骑兵的损失大于步兵的原因在于，骑兵在亚历山大的军队里是攻击的主力。

另外，即使是勇冠东方的波斯骑兵军团，想要打垮巨大刺猬般的马其顿方阵也的确是一件难事。

就这样，公元前334年初夏，格拉尼科斯战役以亚历山大大获全胜结束。这是亚历山大登上王位后的第一场正式战役，也是他进入敌人地盘后的第一场战役。

希腊人在温泉关一战与敌人同归于尽以后，虽然在萨拉米斯和普拉塔亚等地连续取得大胜，但都是在“主场”取胜，而如今这场胜利是他们在“客场”取得的第一场胜利。

国王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做出了亚历山大式的举动。他把在格拉尼科斯战死的300名波斯士兵的军服装备送回希腊本土，并附上了下面这句话：

“献给斯巴达人以外的全体希腊人。——亚历山大”

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斯巴达士兵在温泉关与波斯大军奋战，全体壮烈牺牲，那时的勇士人数是300人。这个数字全希腊人尽皆知。

作为亚历山大进入波斯后的第一役，格拉尼科斯之战的胜利另有其真正的意义。21岁的国王深知这一点。

小亚细亚西岸一带曾经属于希腊世界。自从这里的统治者成了波斯人，时间已经过去了70年。

这场胜利的真正意义在于，从马其顿远征而来的年轻人打垮了波斯人。

这70年间，波斯人一直依靠军事力量把这一带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如果波斯在军事上失败，其统治者的地位将难以为继。

希腊人称为“爱奥尼亚”的希腊文明发祥之地，70年后能否回到希腊人手里，就全看这位马其顿年轻人的了。

利用胜利

要把战斗的胜利落到实处，靠的是获胜后的行动。

格拉尼科斯战役发生于5月份，当年适合军事行动的时间还很长。

亚历山大军队从最高司令官到普通士兵都喜欢饮酒欢宴。我以为在远征过程中他们会每天通宵达旦地喝酒嬉闹。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获胜当晚，马其顿军中会举行盛大宴会来犒劳全体士兵。因而，在格拉尼科斯获胜的那天晚上，场面大概是热闹非凡的。然而，亚历山大比谁都清楚胜利后要做什么事。

他把下一个目标定在了萨迪斯，这是统治小亚细亚的波斯势力在这一地区的一大据点。

波斯首都苏萨甚至有公路直通萨迪斯。如果发生事端，大军能很方便地从波斯帝国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运动到萨迪斯。

这条路全线铺装，被称为“波斯王道”。在辽阔的波斯帝国，这种全线铺装的道路只有连接首都苏萨和萨迪斯的这一条。

这条路体现了历代波斯国王企图征服希腊的执着。

亚历山大必须趁波斯还未从格拉尼科斯的失败中重新站起来，抢先占领萨迪斯。

庆贺活动适可而止，年轻国王统率的希腊军队向南运动，直指萨迪斯。

部队到达萨迪斯城墙前，国王没有下令立即进攻。

统治小亚细亚西海岸的波斯地方长官们几乎都参加了格拉尼科斯战役。地方长官参战意味着他们指挥的波斯军事力量大半都参与了战争。

他们打了败仗，必然造成萨迪斯防守力量骤然减弱，尽管这里是波斯势力多年占据的一大基地。

亚历山大逼迫防守萨迪斯的波斯高官做出选择。当然，他希望这位知道格拉尼科斯战役结果的波斯人做出现实的判断。

是召集所有残存兵力抵抗到底，还是在希腊军队面前打开城门？选择后者可以维持现状，包括保住波斯长官的地位。

波斯高官选择了后者，送来了誓约书。

这样，一直是波斯人城市的萨迪斯变成了一座向希腊人开放的城市。

萨迪斯问题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解决，亚历山大率领的军队无须减缓南行的速度。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以弗所，然后是米利都和哈利卡纳苏斯。

后面三座城市都是希腊文明的发祥地，居民都是希腊人，为什么它们与居民都是波斯人的萨迪斯不同，在亚历山大面前拒不开城门呢？

从格拉尼科斯到以弗所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三座城市代表着爱奥尼亚地区，在雅典主导提洛同盟的时代，它们与希腊本土城邦共同构成了隔爱琴海相望的希腊世界。

建造雅典引以为傲的帕特农神殿的建筑家中有两位出身于米利都。

书写希波战争的史学家希罗多德出生于哈利卡纳苏斯。

当希腊的文化、文明中心转移到雅典，这些爱奥尼亚出身的人也把活动的舞台移到了雅典，人才的来源没有任何变化。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钟爱的女人也是米利都人。

雅典在持续30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退，此后这种密切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斯巴达与波斯联手打败了雅典，波斯进而统治了提洛同盟一翼的爱奥尼亚地区。

可是，波斯人的统治对居住在爱奥尼亚的希腊人来说并无多少不便之处。

波斯人只要拓疆扩土使爱奥尼亚处于自己统治之下便可满足，他们并不干预爱奥尼亚人的生意。只要缴纳事先定好的税金，当地人可以自由地做生意。这样的状况对居住在小亚细亚西海岸一带的希腊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便。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70年。这时，亚历山大横空出世。

我认为，雅典借通商与他国接触甚多，它的情报影响了同盟国对亚历山大的评价。

雅典的言论家狄摩西尼是一个彻底厌恶马其顿的人。他反复宣传马其顿是一个专制国家，马其顿的国王是一个暴君，是公民的敌人，马其顿人远征早晚会被波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生意人厌恶别人干预自己的经济事务。也许这三个城市的希腊人因此对亚历山大抱有恐惧。

雅典同盟国反马其顿的第二个原因在于门农。

门农逃离格拉尼科斯保住一命，但这次战役的失败让他从一个有8000名部下的司令官变成了一介佣兵队长。

部下大多战死，2000人未能逃出，当了俘虏。他们被送到马其顿的矿山强制劳动。也许他不向亚历山大报仇内心便无法平静。

门农组织了一支抵抗队伍。他是出生在罗德岛的希腊人，了解海军的威力。亚历山大没有自己的海军，又为资金不足而烦恼。门农极有可能成为他的强劲对手。资金不足已经成为亚历山大面临的重大问题。除了雅典的20艘战船以外，160艘船中的其他船只都能解雇。

很快，门农得到消息说腓尼基来的400艘船已经到达。这对亚历山大来说，可能是比格拉尼科斯战役更为严重的问题。

有了门农和来自腓尼基的400艘船，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对亚历山大的态度越发强硬起来。

不久，以弗所老老实实地打开了城门。这个好消息让年轻的国王高兴得忘记了自己22岁的生日。不过，以弗所居民做出这个决定并非因为他们对马其顿国王的实力进行了冷静判断，而是因为他们得知门农和腓尼基的400艘船放弃了他们，转向了米利都。

不论什么原因，只要能节约时间、经费和兵力，亚历山大都非常高兴。他认为只要与以弗所缔结同盟关系即可，于是他率军直奔米利都而去。

然而，他刚靠近米利都就看到海上停满了敌人的船只。腓尼基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400艘腓尼基船就是波斯国王的海军。

正因如此，深得波斯国王信赖的门农才能把他们召来。亚历山大看到这一切似乎很后悔。他命令刚刚离开的140艘战船立即返回。也许他在想，管他什么经费问题，我不知道。于是，希腊军战船的数量从20艘又回到了160艘，但问题完全没有解决。

帕米尼欧再次向亚历山大进言。他一定对亚历山大说了下面的话。

虽然只有160艘战船，但我们必须对400艘战船发起挑战。否则，400艘船守卫着大海一侧，要在陆地一侧攻陷由门农防守的米利都，恐怕不容易。

但22岁的国王没有采纳这位66岁老将的进言。

亚历山大不是因为帕米尼欧是长辈所以听不进他的意见。他对帕米尼欧说，我们单靠陆上进攻就可以攻陷米利都。

160艘与400艘战船之间的差距说什么都不容忽视。

要想逆转这个局势，需要有与地米斯托克利同等水平的海军将才。生长在陆军国度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不具备这样的才能。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

正因如此，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人产生了一个疑问。

充分用好马其顿的陆军力量这没错，但以35000人的兵力在陆地发动进攻，就不担心400艘船上的敌人在背后登陆发起进攻吗？

先说结论，不管亚历山大还是帕米尼欧，他们都不担心这个问题。

自《伊利亚特》时代起，希腊海军的传统就是由自由民担任战船的桨手。

这些战船在海战中靠近敌船后，桨手会立即放下船桨拿起剑和矛参加战斗。在登陆战中，他们同样会扔掉船桨拿起剑和矛冲向敌人，成为优秀的陆战队员。

古希腊的战船

而在东方，不管是埃及还是腓尼基，战船桨手都是奴隶。为了防止他们在海上暴动，他们都被用锁链锁在划桨台上，也没有武器。所以，无论在海战中还是在登陆战中，东方战船的桨手都不可能成为士兵。

这种情况的形成有种种原因。欧洲战船与东方战船的最大不同是桨手能否用于战斗。

这种欧洲与亚洲、西方与东方的不同直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仍然存在，一直到三层桨战船作为军船主力的时代结束，即到公元1571年的黎凡特海战为止。

因而，亚历山大和帕米尼欧都不担心敌方400艘战船上的至少4万名腓尼基桨手会从背后袭击他们。

所以，尽管400艘战船舶在海上，亚历山大仍能专心进行他的陆上进攻。米利都是临海城市，70年来一直把陆上防卫交给波斯负责。不管专业的门农如何组织，也不可能防得住35000人都是专业士兵的马其顿军队。

门农一看败势明显，立即再次放弃战斗，带着腓尼基的400艘船逃往哈利卡纳苏斯。

事已至此，米利都人只能在22岁的国王面前打开了城门。

亚历山大就这样制服了米利都。尽管米利都是抵抗之后才投降的，但亚历山大还是像对待以弗所那样以宽容的态度处置了米利都。

也就是说，米利都成为一座不再依靠波斯的自由的希腊城市，除了今后要把过去付给波斯地方长官的税金转付给马其顿以外，一切维持现状。这样的处置与其说是“宽容”，不如说是“现实”。

此外，在门农指挥下打仗的希腊佣兵有300人成为俘虏。亚历山大对他们也采取了宽大处理。

亚历山大没有像格拉尼科斯战役结束时那样，把俘虏送去马其顿矿山强制劳动，而是申明他会给予战斗勇敢的士兵良好的待遇，建议他们加入自己的军队。俘虏们当然会接受这个建议，因为根据科林斯会议的规定，他们会被祖国驱逐。

国王这样做并非出于单纯的好心。这是让在逃的门农孤立的一项策略。不过，这时收留的这300名士兵在远征的全过程中一直都是亚历山大的忠诚士兵。

制服了米利都以后，亚历山大的下一个目标是哈利卡纳苏斯。西方中世纪以后，这个城市更名为博德鲁姆。这是小亚细亚南部的一座重要城市，亚历山大不会放过。

这时哈利卡纳苏斯的防守由门农指挥。他对在哈利卡纳苏斯打防御战似乎早有准备。亚历山大动员了技师团队，发起了猛烈进攻。然而攻防战你来我去，整个秋天就要在这拉锯中逝去。

城墙尚未崩溃，哈利卡纳苏斯城内的人却崩溃了。

他们分成了两派。门农和波斯长官主张抵抗到底，而哈利卡纳苏斯原来的统治者卡里亚王族的人主张像以弗所和米利都那样温和地解决问题。

代表王族的是先王的妹妹，一个名叫阿妲的老年贵妇。这个老妇人向亚历山大提出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方案。

方案里说，我自己年老无子，如果马其顿国王做我的养子，哈利卡纳苏斯就属于马其顿国王。但是在我活着的时候，必须让我继续统治。

亚历山大正在为攻防战双方相持不下而心烦，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出乎预料的好消息。

当养子？当什么都行啊！就这样，亚历山大与老妇人成了养子和养母的关系。

大概是对这个解决方法大感欣慰，亚历山大不但承认这位贵妇对哈利卡纳苏斯的统治，还任命她当以这座城市为首府的卡里亚地区的总督。

这位贵妇一向广受人们的尊敬，这事由她定了下来，彻底抵抗派只好跑去外国，门农也只好逃往科斯岛。

这样一来，位于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哈利卡纳苏斯及其周边的卡里亚地区就都归了亚历山大。

也就是说，亚历山大于这年春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亚细亚，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取胜，他已经完成了当初定下的“把居住在小亚细亚西海岸一带的希腊人从波斯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计划。

从公元前334年春天到入冬的8个月内，亚历山大完成了这一计划。

尽管不是所有目标都达到了，但亚历山大至少实现了当初预定的设想。

在完全入冬以前，亚历山大决定了三件事并迅速付诸实行。

第一，给此次出征前刚结婚的士兵放假，约定他们来年春天归队，然后便准许他们回马其顿了。

第二，把带领他们回希腊的任务交给部分将领，并让他们在希腊全境征召新兵，新兵要与休假结束的士兵一同归队。

亚历山大的士兵在战场上损失较少，这些新兵并非用来补充军力，而是为了在新征服的地区驻兵。补充兵员是一个必须时刻想着的问题。

第三，冬季他和帕米尼欧兵分两路行动。

亚历山大把年长者分配给帕米尼欧率领的占全军三分之二以上的第一军，让他们运输分量重、体积大的物资。他们可以走不大会遭遇敌人的、平坦宽阔的道路。

亚历山大率领的第二军由年轻士兵组成，他们不需要拉货车，全体轻装赶路，但极有可能与敌人遭遇。

第二军要进入小亚细亚中心地区，这时不能指望散落在安那托利亚内陆地区的小部族会轻易放他们过去。

波斯帝国当时虽然是最大最强的国家，但并不是一个构筑在明确组织体系上的牢固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内有很多部族，部族首领往往被授予“总督”的官衔。在这些总督和部族首领上面，松散地张着一张国王统治的大网，形成国家。这就是波斯帝国的实际形态。

格拉尼科斯战役时波斯对这些总督实行了总动员，于是这场战役成了一场推翻波斯在小亚细亚统治的战役。整个小亚细亚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权力真空。那些没有被召集去格拉尼科斯的小部族很有可能对战胜者随意采取行动。

但是，不收归这些部族就无法保障希腊人居住的西海岸的安全。即便正值冬季，亚历山大也需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亚历山大和帕米尼欧定好翌年春天，即公元前333年春上会合的地点，那是位于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以南不远的戈尔迪乌姆城。

亚历山大的部队向位于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戈尔迪乌姆北上。这次北上过程中希腊军并未消灭遇到的小部族，而是与几乎所有的部族都和平地解决了问题。

年轻的国王告诉部族首领说，我可以和你们约定维持现状，但请记住，如果你们违反约定我绝不轻饶。

这些部族首领只知道格拉尼科斯之战的结果，亚历山大要让他们醒悟当地并未出现权力真空，只是希腊人取代了波斯人。

第二年春天，帕米尼欧的部队先期到达会合地点。这位老将立即给残雪中北上的亚历山大送去了以下消息。

第一，通过与长老们谈话，他已经征服了戈尔迪乌姆，那里已经成为一座安全的城市。

第二，临时回国的战士已经归队，新兵也同他们一并抵达。

新兵的构成如下。

30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均为马其顿人。

此外还有来自色萨利的200名骑兵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征召的150名步兵，总数达到3650人。率领35000人进入亚细亚的马其顿国王现在可用之兵已近40000人。

另一方面，身在首都苏萨的波斯国王大流士收到的尽是坏消息。

首先，不仅小亚细亚西部，就连中心地区都落到了年轻的马其顿国王手中。

第二个消息是逃到科斯岛上的门农犯病去世。这或许是因为他对追随他的部下不断减少感到绝望。

这样一来，国王只得亲征了。

大流士这时47岁，正值盛年。但不知道为何，他是一个出招迟缓的人。

波斯的惯例是国王亲自率领的军队必须声势浩大。

他必须在没有爱将门农的情况下组编这样一支大军。此时还有2万名斯巴达佣兵留在波斯。

就在大流士心情沉重、心烦意乱的时候，亚历山大已经在戈尔迪乌姆与另一队人马会合完毕，之后便有了一段至今仍然妇孺皆知的有趣插曲。

戈尔迪乌姆之结

戈尔迪乌姆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格里达尔死结”的传说。

城市的中央广场上摆放着一架单人战车，连接战车和套马木辕的结不同寻常。

如果是用很多根皮带拧成的坚韧粗绳倒也罢了，可这根粗绳又缠绕了许多层。

人打的结总会有绳头，可谁也不知道这根绳的绳头藏在哪里。

戈尔迪乌姆的长老们同意归顺马其顿国王，接受了和平开城的要求。他们告诉年轻的国王、他们的新统治者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这也是暗藏某种心机的戈尔迪乌姆人的挑衅。他们说：

“相传只有解开这个结的人能成为东方的统治者。至今还没有人成功过。”

话说到这里，国王也没了退路。可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圈圈绕在那里的粗绳绳头藏在哪里。

马其顿国王默默地凝视了一会儿但没有迷惘。

他想看清胜机究竟藏在何处。

转眼间，亚历山大挥舞着长剑，一剑砍了下去。皮带拧成的粗绳被一刀砍为两段，战车和套马的辕木两相分离。

传说中没有说必须用手解开死结。

也没有任何地方讲到不可以用剑砍断粗绳。

只是以前的所有挑战者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必须用手解开死结而已。

以前没有人想过只要是未被禁止的事就可以做。

在今天的欧洲，人们对戈尔迪乌姆之结的解释是这样的：

“坚定的意志和简单、果断的处置是解决复杂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公元前333年发生在戈尔迪乌姆的这个插曲，是在亚历山大远征的第二年。

这一年，马其顿的年轻国王23岁了。

通往伊苏斯之路

理论上，隔开欧洲和亚洲的是位于爱琴海东北端的达达尼尔海峡。

可是在感觉上，穿过小亚细亚进入叙利亚以后人们才觉得是踏进了东方。

古代的小亚细亚，尤其是其西海岸住着许多希腊人。要去往小亚细亚须渡过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要从小亚细亚进入叙利亚，必须经经过托罗斯山脉的险峻山路。

这条山脉有个别名叫“奇里乞亚门”。托罗斯山脉是横亘在从西方去往东方的人们面前的“门”。

如果波斯国王大流士有意切断亚历山大前进的道路，想必他会在这座“门”前以逸待劳，打击刚翻山越岭疲惫不堪的亚历山大和他的军队。

然而，大流士虽有能力想到这一点，却没有执行的领导力。就算自己决定的事，他也会旋即转入怀疑。因而他手下的将领无法行动，即使有所行动，也经常迟滞。

结果，他总是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白白溜走。而正在征服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亚历山大并不了解这些情况。

他知道进入“奇里乞亚门”之后的这段时间最为危险。

这段时间，亚历山大满脑子想的只有一件事，即尽快翻过托罗斯山脉到达最近的城市塔尔索斯。

可是，位于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安纳托利亚与其东邻卡帕多西亚可不一样，这里虽非荒野但地势复杂。

地势复杂正好适合小部族割据。

所以，要从戈尔迪乌姆经安卡拉再到地中海，必须先一个个征服这些小部族。

年轻的国王虽然统率着数万人马，但在这种时候他并未采取抢掠或杀光的强硬手段。

不过他做了一件事，让部族首领们明白他同意维持现状，但如果他们违背誓约反对马其顿，他绝不轻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抑制措施”，这个措施获得了成功。

大帝国波斯眼中的小亚细亚不过是边陲土地。对小亚细亚的部族首领来说，即使马其顿国王取代波斯国王成为统治者，他们也不会有多大不便。

亚历山大在整个行程中既要征服割据在各个地区的小部族，又要率军跨越高山，所以离开安卡拉抵达地中海花去了他两个多月的时间。

安全跨越托罗斯山脉，出了“奇里乞亚门”抵达塔尔索斯城时，每个士兵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

这期间波斯并未来骚扰。时间也进入了夏季。

前往伊苏斯的路程

士兵们感受到安全跨越托罗斯山脉和再度看到地中海的双重喜悦，纷纷跳进附近的河里享受着久违的河水沐浴。年轻的国王也加入其中。

当天夜里亚历山大就病倒了。

他洗完澡后光着身子四处走动，可能是着了凉，我们不清楚确切病因。

国王发着高烧，躺在那里痛苦挣扎。他的主治医生立即赶了过来。

这名医生叫腓力，像是马其顿王室的家庭医生，亚历山大自小就让他看病。小王子擦伤后曾经拒绝治疗，他便摁着王子坐下，给他抹药。这种事还不止一次。因为有这重关系，亚历山大远征也带着他同行。

腓力医生诊查了躺在床上的国王，开始当场调制口服药。

这时一个士兵拿着一封帕米尼欧来的信走了进来，一边说消息紧急，一边把信递给了亚历山大。

年轻的国王开始看信。等医生把调制好的药倒进杯子里的时候，国王也看完了信。

帕米尼欧在这封信里告诉亚历山大，他听到传闻说波斯国王大流士企图毒死亚历山大，许以重金成功收买了腓力医生。

亚历山大右手接过医生递过来的盛有口服药的杯子，左手把帕米尼欧的信递给了医生。

国王喝药的同时医生看信。

国王喝干了药而医生面色惨白地看着信。这是他们两人之间上演的无声而紧张的一出戏。

也许是药里加进了安眠药，亚历山大喝完药后陷入了深睡。医生在国王的身边直到天亮也未曾合眼。

早晨，国王醒来。医生看到国王爽朗的笑容，安心感油然而生。那是腓力医生熟悉的亚历山大。

这件事以后，腓力仍旧是亚历山大的主治医生，后者每有不适他都会赶来。

当然，年轻的国王没有责备送来疑似假情报的帕米尼欧，甚至没有拿这事来当笑柄。

向上司报告所有情报是下属的义务，哪怕是看似虚假的情报。如何处理报上来的情报，是由上司决定的。

总之，亚历山大痊愈了。听到亚历山大病倒的消息后，将军们个个面色苍白，现在他们把悬着的心放下了。看到国王恢复了健康，士兵们又精神起来了。

有消息传来，波斯国王大流士已率领大军从东方向西而来。大流士率领的波斯军人数比亚历山大所率军队的5倍还多。

但这对亚历山大是个好消息。

波斯帝国的中枢位于中东，夹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大河流之间，希腊人把那里称作美索不达米亚。

如果进攻美索不达米亚，等于深入敌境。这对亚历山大来说在各个方面都不利。

现在波斯军自己来了，离开中东根据地千里迢迢远行来到中近东。

亚历山大越过托罗斯山脉进入了奇里乞亚，在大流士看来，他是踏进自家院子的蛮横之徒。大流士也许在想，必须尽快打垮这个不可饶恕的入侵者，把他赶走。

亚历山大决定等待大流士前来。此前率军不断前进的年轻国王这回决定等待了。

亚历山大和帕米尼欧分头行动。他们兵分两路采取军事行动，巩固刚拿下的奇里乞亚的防御，以保证与大流士正面对决时背后安全。同时也让包括新兵在内的全军士兵在实践中领会灵活机动的战法。

总之，23岁的亚历山大等待着敌人到来，同时做着确保奇里乞亚安全和训练士兵的工作。

大规模部队行军缓慢，在行军的同时还要集合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士兵。埃及也来参战，波斯国王率领的波斯大军进入中近东时已近冬季。

大流士又犯了一个错误。

波斯全军会合后集结在一个叫安提俄克的地方。在这里集结也应在这里与亚历山大对决。安提俄克周边平原辽阔，适合大军作战。然而大流士放弃了这里，率军北上而去。也许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趁敌人尚未深入自家院子就把他赶走。

走岔

然而，大流士这一步令人啼笑皆非。

历史上划时代的战役在旁人看来总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开端。历史上著名的伊苏斯战役也不例外。

大流士大概是过于急躁，亚历山大虽未急躁但的确心神不宁。

亚历山大对对手是国王一事有着强烈的反应。他以前的敌人是总督、佣兵队长、部族首领什么的，这次不同，他要以波斯国王为对手了。这可不像格拉尼科斯战役，当时只是同波斯帝国的地方势力打仗，而现在他要以波斯中央势力为敌手了。23岁的亚历山大似乎产生了这个年龄应有的极大兴奋。

得知大流士进入安提俄克后，亚历山大立即率军南下，直指安提俄克。

可是，当他抵达安提俄克后却连波斯军队的影子都没发现。根据当地居民的说法，波斯军队早已向北进发。

亚历山大从来不会根据单一情报做出判断，他让部下乘坐渔船再去确认。部下回来告诉他波斯军队的确正在北上。

伊苏斯平原周边

双方走岔了。亚历山大沿海边道路南下，而大流士北上。他们之间横亘着一座山脉，两军都没有发现对手在反向行军。

亚历山大了解情况后未有丝毫犹豫。他掉头北上，自己走在军队的前头。

伊苏斯战役本应是南下的亚历山大军和北上的大流士军发生激烈冲突，现在两军的走向颠倒了。

不过，选择伊苏斯为战场的是先行抵达的大流士。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大流士当时是已经47岁的成熟男人，是唯一一个在古代被称为“王中之王”的大帝国波斯的头号人物，他为什么要把战场选在伊苏斯呢？

这是一片随处可见的普通平原，因附近的村庄而得名，即伊苏斯平原。如果这里没有发生过这场战役，它必定不会留名青史。

这里西临地中海，东面低矮丘陵延绵，是一片夹在大海和丘陵之间、面积只有3公里见方的平原。

平原中央有一条河流过，来自丘陵的河水注入地中海。这条河与格拉尼科斯战役时的那条河一样，河面狭窄、水流平缓。格拉尼科斯战役发生于5月份，现在的伊苏斯正值11月份，河水水量减少，步兵甚至可以一口气蹚水跑过河去。

根据古代史学家的说法，波斯国王大流士率60万大军来到了伊苏斯。

不过，东方人往往会夸大数字。现代的研究者估计其只有20万人，实际投入战场的是其中的15万人，这个数字较为现实。

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率军进攻希腊时的兵力为20万人。在波斯，国王亲自率军时兵力不能低于20万人，这对号称“王中之王”的波斯国王来说是个面子问题。

即便如此，波斯军也实打实地有15万人。亚历山大要用不足3万人的兵力去迎战这支波斯军队。

格拉尼科斯战役时亚历山大已有35000人的兵力，到了伊苏斯战役，加上国内的补充兵员只有不到3万人。这并非因为征服小亚细亚时牺牲者过多。兵力减少另有原因。希腊军在卡里亚设立驻屯基地，在其他每个战略要地设置基地，都需要留下士兵，这造成了兵力的减少。在敌人的腹地，希腊人做不到兵力减少多少就补充多少。

亚历山大在伊苏斯战役中可用的兵力是步兵24000人，骑兵5000人，共计29000人，加上杂兵也只有不到3万人。亚历山大将以3万人去面对大流士的15万人。而且，与格拉尼科斯战役一样，伊苏斯战役的战场也并非由亚历山大选定。

但马其顿的年轻国王不但能充分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而且有卓越的化不利为有利的才能。

亚历山大得知大流士抵达伊苏斯后，一定当即确信伊苏斯将成为他与波斯国王的首场对决之地。

11月的确不能说是适合打仗的季节。即使在冬天不下雪的中近东，也有两军相约明年春天再战然后解散军队、各回老家过冬的惯例。

各地承认国王权威的总督和大部族首领带领自己的军队前来，组成波斯国王的军队。

这些部队一旦解散就很难保证翌年春天还能再来集合，波斯国王大流士没有这个自信。大流士一心想的是马上在伊苏斯一战定乾坤。

从这点上说，在波斯国王眼中不过蕞尔小国的马其顿处在有利位置。冬天、露宿和粗糙的饭食对亚历山大及其率领的希腊军而言完全不成问题。

大流士还认为，现在不是回到首都在王宫里过冬的时候。3万人的敌军已经进到波斯国王家的院子里了。大流士非常急切地要在伊苏斯进行决战。

最高司令官双肩担负着全体将士的命运，他需要具备有看透敌人心理状态的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以少胜多。

亚历山大具备这种能力。

亚历山大确信大流士要在伊苏斯一决胜负，便在前往伊苏斯的行军途中考虑好了战略战术，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各队指挥官。

指挥官们利用运往伊苏斯途中愈发宽敞的道路，一边行进一边按照命令调整阵型。

就这样，抵达伊苏斯平原之前希腊部队已经调整完毕，一到战场即可兵分几路完成全军布阵。

亚历山大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亚细亚以后，一共进行过4次值得称为“战役”的大会战。

这四大战役分别是格拉尼科斯战役、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和海达斯佩斯战役。按我的想法，四大战役中不论对亚历山大个人还是就历史而言，最重要的都是伊苏斯战役。

因而，归纳、总结这次战役展开之前两军最高司令官的姿态或风格，不是无用之功。两军的战略战术及至战役的展开情形都与统帅的性格和风格有关。

大流士，大帝国的统帅，具有东方人的气质，经常被一群顾问和谏官簇拥。

他似乎是一个性格稳沉的人，遇事会在决策前听取所有顾问或谏官的意见，听完之后才做决定。但他往往在拿定主意之前听取意见，所以决断之后他自己会立刻产生怀疑。

看着国王伤透脑筋，他手下的将领们也不得不见风使舵。他们无法预测命令何时生变，如果贸然行事，一旦做错，在波斯等着他们的就是不经审判的死刑。

更糟糕的是对士兵的影响。指挥官们见风使舵，会让按照他们的命令行动的士兵失去自信。

如此一来连统一战斗意志都很困难，遑论彻底贯彻战略战术。

亚历山大与大流士相反，他会采取适度的上对下的独断。

他也经常召集司令官和指挥官开作战会议。与其说亚历山大要在会议上听取手下将领的意见，不如说他想借会议向手下说明战略战术，然后结束会议。虽然独断，但他会向手下将领们详细解释这样做的理由。

除了67岁的帕米尼欧和他手下的克雷托斯外，几乎所有将领都与亚历山大是一代人，相互理解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亚历山大虽然独断，但也有灵活性。他经常会在看过战况之后紧急改变部署。

他一贯实行以快取胜的基本战略，但在战术上能随机应变。

亚历山大有想法但不优柔寡断。改变战术也是当场思考后做出决定，而不是犹豫之后的决断。

各队的队长突然接到改变部署的命令后，行动毫不拖泥带水。改变战术已无必要再解释理由。从指挥军团的司令官到小队的队长都坚信亚历山大改变战术有充分理由。

上层的这种气氛会传递到士兵层面，从最高司令官到底层士兵都怀着必胜的热情。

犹豫会拖胜利的后腿，而信心会推人走向胜利。

大流士

大流士15万人和亚历山大3万人之间的差距也在这一点上。

毫不含糊地说，赢得战斗的方法只有一个：避免让自己陷入困境，让敌人进退维谷。

如何才能做到这样呢？这就要用战术了。

在战场上，士兵用肉体战斗，总司令用头脑战斗。

国王、将军和士兵都是抵达伊苏斯平原后才看到敌人的大军。

他们一定都注意到了，挤满河对岸的波斯军队尽管兵力5倍于己方，但他们注重的不是进攻是防御。

因为河对岸除了敌人右翼骑兵军团以外，战线上都建起了栅栏，尤其战线中央有好几层栅栏防守。在波斯，国王的位置在全军的中央。

见此情景，亚历山大采用轮换制让全军休整一天。往返200公里的强行军之后休整一下是必要的，但这可是在敌人能看见的地方。

亚历山大

士兵们忘掉抬眼可见的敌人好好地睡了一觉，又饱饱地吃了一顿。

没有史料准确记载亚历山大是如果度过战斗前夜的。

很难想象他会在帐篷里踱来踱去，直到天亮都不合眼。根据一位古代史学家记述，当晚帕米尼欧前来查看，发现沉睡的亚历山大后惊讶不已。这一幕应该是更接近真相的。

伊苏斯战役

公元前333年11月初的一天，伊苏斯战役终于开战了。

天空晴朗。已经进入11月，阳光不如夏天那么强烈，士兵即使身穿甲胄也不会冒汗。

波斯军率先进入战场待敌，其布阵堪称完美。

我刚才之所以说波斯军挤满了河对岸，原因是波斯全军分为四层布阵。总共只有3公里见方的平原被河流一分为二。波斯军实际有15万人，如此数量的兵力如果不分为四层，恐怕在平原上都摆不下。

有纵深的阵容在战斗顺利时可以形成前压的力量，强化攻击力。

但战况一旦不利，就存在一发崩溃的风险。

大流士一定是想靠自己军队人数的优势，一波接一波地向前压上，直到胜利。他大概认为自己已经安排得十分周全，第一层决定胜负，第二层和第三层补空，第四层作为预备。

第一层是右临地中海的右翼，部署着波斯帝国引以为傲的超过2万人的骑兵。

这些骑兵是从帝国各地召集来的波斯社会的精英。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习惯从牛羊身上获取奶油和黄油的地方都习惯把社会精英称为“奶油”。在伊苏斯战场上，布阵在波斯军右翼的都是波斯帝国的“奶油”。正为如此，他们的军服装备很华丽，看上去显得人数比实际多。

这个精英军团的左侧是“中路”，部署着超过2万名希腊佣兵。

他们多为斯巴达人，装备与过去的斯巴达勇士一样，从头盔、胸甲、腿甲到盾牌，保护身体的装备比其他城邦国家的更大、更坚固。

这些士兵一旦进攻，会给人一种类似小型坦克集群攻过来的压力。这是一个由高级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把他们部署在国王所在的中路最前线，显示出“斯巴达品牌”在波斯仍具影响力。

紧贴佣兵军团的背后，是1万名号称“不死军”的波斯精锐，他们围着大流士乘坐的战车布阵。

所谓“不死军”不是说他们打不死，而是战死造成的空缺会立即被后来者补上，一直保持1万人的数量而已。这1万人是波斯国王的近卫军团。国王御驾亲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同行。

伊苏斯战役-1

波斯国王在自己的左翼部署了步兵和骑兵的混合军团。

大流士一定知道去年格拉尼科斯战役的过程。当时亚历山大率领的马其顿骑兵军团发起冲锋，不但开启了战端，而且决定了胜负。

大流士还知道，希腊军的最高司令官位于右翼，也就是说亚历山大在右翼。

大流士大概想要阻止亚历山大率领右翼发起冲锋，即使无法阻止，也要对冲锋进行干扰。

所以他让自己左翼的一部分人先渡过河去，部署在希腊军右翼的侧面。我想他设计的是这队人马阻击希腊军右翼冲锋，他右翼的骑兵军团借机发起猛攻，打垮希腊军的左翼全部力量。

这招战术并不差。可是对手棋高一招。

经过充分睡眠之后，亚历山大进入敌人严阵以待的战场。他看到敌人纵深布局的阵形后，把己方改成了与之相反的阵型。

尽管兵力不足敌人的五分之一，但他仍然摆出了横向比敌人更宽的阵型。

使用这种布阵若开战后发起冲锋不顺，容易被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轻易击破。但是，敢冒风险才能获胜。

亚历山大改变了部队部署。

他自己负责右翼，以马其顿方阵为主力的中路交给了帕米尼欧，左翼部署的仍是希腊各地的骑兵，这些都没有变化。

不同的是他把公认实力仅次于马其顿的色萨利骑兵全部放在了左翼。

这个措施加强了左翼，这个方向必定会遭到敌人骑兵军团的猛攻。

同时，他还调整了自己率领的右翼，紧急组建了一支由特种部队和骑兵构成的混合部队，部署在由马其顿骑兵构成的右翼的右边。

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发起进攻的是亚历山大率领的骑兵军团，而在伊苏斯战役中率先启动的是这支步兵骑兵的混合部队。

这支部队的任务是除掉马其顿骑兵冲锋时前来干扰冲锋的敌人。

希腊军靠快攻取胜的战法没有改变，只是有障碍物需要清除。

平原上的战役都是一样的，开始总是进展缓慢。

在伊苏斯也是这样，两军都以缓慢的速度朝着分隔敌我的河流前进。这种前进速度一直保持到双方距离进入200米弓箭射程的时候。

伊苏斯战役开始后，希腊军缓慢前进，波斯军只有右翼的骑兵军团在向前挺进。由栅栏护卫的中路和左翼保持待命状态。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兵力5倍于敌人，随时都有机会压上击溃敌人。东方人对人员数量的信赖几乎到了信仰的程度。

公元前333年，伊苏斯战役终于在初冬的阳光下点燃了战火。

尽管希腊军紧急改变部署，但调到最右翼的希腊混合部队出色地完成了清除障碍的任务。他们不仅把波斯的前哨部队赶上了丘陵，还打垮了这支部队，很快就使他们失去了战斗力。

亚历山大见状向马其顿骑兵军团的3000名骑兵发出了冲锋命令。

事实上，与其说国王发出了冲锋令，倒不如说他骑在爱马比塞弗勒斯身上高喊着“冲啊！冲啊！”先冲了出去。

马其顿骑兵都知道，国王冲出去后自己要紧跟其后。

他们绝对不会重蹈格拉尼科斯战役的覆辙。当时国王冲在前头杀入敌阵，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马其顿骑兵全体投入进攻，由此伊苏斯战役正式打响。

在战场靠海的另一边，波斯骑兵也开始了猛烈的进攻。

两军的中路尚未发生激烈的冲突。

亚历山大命令帕米尼欧率领的中路顶住敌人的进攻。马其顿引为骄傲的马其顿方阵形成一个巨型“刺猬”严阵以待，等着为波斯而战的斯巴达佣兵渡河缩短两军之间的距离。横向的长阵型一旦崩溃，失败便很快到来。

伊苏斯战役-2

年轻的国王这次虽然也渡河发起了冲锋，但他注意着不要冲过头。国王始终在骑兵军团的前方战斗，而骑兵军团寸步不离国王左右。

马其顿骑兵军团成功地把楔子打进了波斯阵中，分隔开波斯军的中路与左翼，原本这两部分应该联合防守。

阵型崩溃后毁灭接踵而至。马其顿骑兵军团的目标是消灭敌人，在他们的猛攻面前，波斯军的左翼束手无策。如果左翼失去了战斗力，大流士所在的中路左侧就如同没有设防一般。亚历山大率领3000名骑兵集中猛攻中路。

战斗由此进入了第二幕。

年轻的国王左右开弓，连续放倒敌兵，视线却不曾离开大型战车上的大流士。

在丘陵一侧成功解除敌人左翼的战斗力后，马其顿骑兵军团迅速强化了对大流士所在的敌军中路的进攻。

只要扳倒波斯国王，胜负立见分晓。23岁的亚历山大冲在最前头，率领全部骑兵投入对中路的攻击。

可是围绕在四周守护波斯国王的“铜墙铁壁”太厚。

在战场中央，像发怒的刺猬一样的马其顿方阵与小型坦克集群一般的希腊佣兵军团终于开始了激烈碰撞。

7米长矛组成的森林怎么也攻不破，倒下去的都是像小型坦克一样的斯巴达重装佣兵。帕米尼欧就这样按照国王的命令成功坚守到了最后。

在靠海的一侧，波斯军团渡河大举攻入敌阵，以色萨利骑兵为主体的希腊骑兵一边缓缓后退一边不停反击。两军展开了激战。

数量十倍于敌的波斯骑兵军团在战斗中占据着优势。但色萨利骑兵也非浪得虚名。面对敌人的猛攻他们顽强反击，没有一个士兵逃跑，阵型也没有乱。

波斯国王大流士心生恐惧，伊苏斯战役以完全不同的情形进入了第三幕（见伊苏斯战役-3）。

亚历山大领头的马其顿骑兵军团从左侧逼近。

挡在前面为国王保驾的“不死军”尽管是精英，但毕竟是步兵，他们纷纷成了敌人马蹄下的牺牲品。在这天的战斗中，他们1万人中阵亡了6000人。

47岁的大流士看到这一切，被逼近身边的危险吓得忘记了自己是国王。

伊苏斯战役-3

他试图坐战车逃走，但身边己方的士兵太多，连路都让不出来。于是，他骑上一匹马一溜烟逃出了战场。中路的波斯骑兵们跟在国王的身后。

在右翼作战的波斯骑兵军团注意到中路发生的这一变故。国王乘坐的是大型战车，士兵们老远就能看到他所处的位置，而且这种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看到国王已经逃跑，骑兵们也没有理由再留在战场上了。于是，他们也调头逃跑，还把自家的步兵队伍冲得七零八落。

整个波斯军就这样全面崩溃了。那些波斯精英没能全部逃脱。由色萨利骑兵队打头阵，整个希腊骑兵团投入追击，成功逃脱的精英不足半数。

最先发现大流士逃跑的应该是已逼近他身边的亚历山大。

他当即准备追击逃跑的波斯国王。

可就在这时，帕米尼欧派来的急使追了上来。

帕米尼欧请求他赶紧回马进攻敌人的中路。

按照亚历山大个人的想法，他一定要追击逃跑的大流士。

可是他和帕米尼欧谁都没有料到波斯国王真会逃跑。

他们没有料到这一点。两人当初商定的战术是亚历山大消灭敌人的左翼后进攻敌人中路。以此为号，帕米尼欧也令马其顿方阵全面转入进攻。

亚历山大大概记起了这件事，他给帕米尼欧回了一个字“回”，真的调头回去了。

就这样，波斯军中路前有马其顿方阵，后有马其顿骑兵军团，他们在两面夹击下彻底崩溃了（见伊苏斯战役-4）。

3万人对15万人的伊苏斯战役以3万人的压倒性胜利告终。

根据古代史学家的说法，波斯方面的牺牲者包括步兵10万人、骑兵1万人。

多数战死者不是被马其顿兵用长矛刺死的，而是被己方逃跑士兵挤倒踩死的。若全军陷入混乱，士兵人数越多，被压死的人也就会越多。

超过2万人的希腊佣兵逃离战场的只有8000人。波斯兵往东逃，而他们往西逃。他们大多出生于斯巴达，此时要逃回祖国去，没人搞得清他们走的是什么路径。

伊苏斯战役-4

斯巴达没有参加科林斯会议，没有义务遵守以下决定：凡为他国当佣兵对抗希腊的希腊人将被逐出祖国。所以，只有斯巴达的佣兵能回到祖国。据说他们为找下一份工作四散而去。

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据说有450人战死。

格拉尼科斯战役中希腊军的战死者为115人。在伊苏斯战役中，敌人的数量5倍于己，战死者的数量也就有所增加。

在伊苏斯战役中，23岁的亚历山大取得了绝对胜利。

大流士渡过幼发拉底河才放下心，生还的4000名“不死军”之士紧跟着他。大流士带着这4000人横跨美索不达米亚，渡过底格里斯河之后，终于逃回了首都苏萨。

他从战场逃跑了。他抛弃了士兵，抛弃了豪华的国王专用战车，抛弃了为付佣兵费带去的3000塔兰特巨款，还抛弃了他带去战场的家人。而他本人毫发无损。

亚历山大在激战中被敌兵的长矛刺伤了大腿，接受了腓力医生的紧急处理后，他又开始了活动。

首先，他埋葬了战死者。希腊军队有个规矩，战死者要在战场火化并下葬。

按照惯例要由率领他们的最高司令官为其下葬。波斯没有这样的做法，但希腊这样做，罗马也这样做。

因为士兵是最高司令官的战友。后来罗马的凯撒对士兵讲话时，总是称呼士兵们为“诸位战友”。

我们不知道亚历山大对士兵讲话时用什么样的称呼。

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愿意把部下看作战友，士兵们也把这位年轻的国王当成自己的战友。

埋葬死者后，年轻的国王还要去看望那些负伤的战友们。这也是最高司令官必须参与的战后仪式。最高司令不但要犒劳士兵，还有义务把身负重伤不能继续参加战斗的士兵送回祖国。

不过人们都说，亚历山大指挥的战斗不仅战死者少，而且通常伤兵的人数也很少。伊苏斯战役希腊军的伤兵数量很少，几乎没有必要专门备船送他们回国。也许随军的医生团队为伤兵提供了恰当的治疗，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亚历山大每次战斗之后去看望伤兵，都带着医生团队一起去。

这一切结束后，亚历山大才和亲密伙伴赫菲斯提安一起吃了当天的第一顿饭。

这时，手下人进来报告说波斯国王的母亲、王妃以及两位公主哭闹不止，不知该如何处置。

23岁的亚历山大毕竟年轻，全力作战之后还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好奇心。他决定前去看望，并且说走就走。当然，与他形影不离的赫菲斯提安也一同前往。

波斯王室有个习惯，预计能够打胜仗时会让家属同行。

150年前率大军进攻希腊的波斯国王薛西斯是带着弟弟们和儿子们一同前去的。大流士这次不是远征希腊，是在“主场”伊苏斯打仗，所以他带上了女眷。

亚历山大来到后方专为王室女人建起的帐篷，哭喊声从里面传来。

同大流士的国王专用战车一样，王室女人的帐篷也制作得漂亮豪华，象征着波斯的财富。

一见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安走进帐篷，波斯国王的母亲立即跪在其中一人的脚下，一边哭泣一边乞求饶命。

可是这位王太后犯了一个“外交上的重大失误”，她搞错了跪地求饶的对象。

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安两人从身材到穿着都很相像，幼年时代就被说成是双胞胎。赫菲斯提安个头儿略高，波斯王太后便把他当成了马其顿国王。

这个“外交上的重大失误”立即被一个侍奉王室女人的希腊人指出。这下王太后的绝望更到了顶点，因为没有比认错国王更失礼的行为了。

不过，亚历山大从小就喜欢母亲，对别人的母亲也很温柔。

他一边拉着老妇人的手让她站起来，一边跟她说话，称她为“母亲大人”，这是对别人母亲的尊称。他说：

“母亲大人，您完全不必害怕。他是另一个亚历山大。”

他通过翻译继续说下去。

他说大流士国王已经逃走，很有可能还活着。

他许诺，一旦知道大流士的消息立刻通知她们。

他还承诺，贵妇们的待遇一概不变，并严令士兵不得做出任何损害她们名誉和地位的行为。

于是，连佣人也加入其中的“悲伤大合唱”就此安静下来。

没过多久，大流士送来了媾和方案，但遭到亚历山大的断然拒绝。

这个方案内容如下。

第一，波斯割让托罗斯山脉以西的小亚细亚给马其顿国王。

第二，支付1万塔兰特的赎金赎回波斯王室的女人们。

最后，作为波斯帝国与马其顿王国解除敌对关系的证明，可以让一位公主嫁给亚历山大。

对此，亚历山大大笑道：

首先，托罗斯山脉以西的小亚细亚已经归我所有。

第二，如果没有必要继续扣留王室的女人们，我会给她们自由且不需要赎金。

第三，只要我愿意，现在就可以让公主成为我的妻子。

总之，波斯国王与亚历山大的第一次对决宣告结束。

亚历山大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亚细亚，已经过去了两年。

从下一年的春天开始，当代研究者所说的“后伊苏斯时期”在等着这位年轻的国王。

他面前有两个选择。

建立海上交通线

前一年5月，亚历山大靠格拉尼科斯战役一举扫清了小亚细亚的波斯势力。象征波斯统治的地方长官们大半战死，活下来的也在年轻的马其顿国王面前打开了城门，接受了马其顿的统治。

实际上，小亚细亚的地方长官们并未参加第二年11月的伊苏斯战役。

在伊苏斯战役中，亚历山大面对波斯国王亲自率领的军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他打赢了波斯帝国的核心力量。而波斯吃了败仗，国王还落下个临阵脱逃的污点。

那些从伊苏斯逃出来的总督和部族首领们看自己国王的眼光必定会与以前不同。他们也许开始认为，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对波斯地方官员采取的宽容态度颇有魅力。

这样一来，即便大流士有心雪耻，也只能依靠那些帝国东半部的实力派人物了。

我们以现代的国名大致分析一下庞大的波斯帝国。

小亚细亚对帝国而言是西北边境，它相当于现代的土耳其，与麻烦的希腊世界接壤。格拉尼科斯战役以后这里已经归亚历山大统治。

帝国西南部是埃及。埃及是一个富庶之地，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霸权的民族都会染指这里。正因如此，这里也很难统治。一旦发现波斯的统治有所松懈，当地人会立即发动叛乱。但这里一直处在波斯的统治之下，当地波斯总督还率领军队参加了伊苏斯战役，自己在伊苏斯战死。

这意味着过去波斯统治的埃及在伊苏斯战役之后出现了权力真空。

接着是波斯帝国的核心部分。

波斯帝国的核心区域起于地中海东端，越过幼发拉底河，直达底格里斯河东侧的辽阔大地。按照现代的国别，这里覆盖了中近东各国，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及伊朗的西半部。夹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历史上经常成为中东的核心地区。

亚历山大在伊苏斯获胜的意义在于他征服了这片核心地区。

波斯帝国的东半部分为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区域。按照现在的国别，这部分包括伊朗东半部分、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北面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这里大半是山区。

实际统治这些地方的实力人物几乎都未参加伊苏斯战役。大流士如果想卷土重来，只能召集这些尚未与亚历山大打过仗的人。

我们回到伊苏斯战役后亚历山大面临两种选择这一话题。

他的第一个选择是趁机进攻美索不达米亚，一口气打垮波斯帝国。第二个选择正相反，他可以一边征服中近东，一边优先拿下埃及。

亚历山大东征前的波斯帝国版图

第一个选择的好处是可以直取尚未再次组建军队的大流士，但也有补给线太长的不利之处。

第二个选择的好处是征服行动从中近东开始，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伊苏斯战役的影响。

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从波斯手中夺过制海权。

亚历山大没有自己的海军，所谓海军只是来自雅典的20艘战船。

而波斯拥有400艘战船组成的腓尼基海军。东地中海自不必说，就连爱琴海的制海权现在都还掌握在波斯手里。

在这样的状况下，就连与希腊本土之间的联系和补给都难以保证，遑论与马其顿了。

不重视后勤保障的司令官在战场上再勇猛果敢也成不了胜利者。他也许能打赢战斗，但赢不了战争。亚历山大在陆上的格拉尼科斯战役和伊苏斯战役中取得了绝对胜利，但他并未打赢海战。

23岁的国王在战场上靠连续快攻取得了胜利，但这时的他却改变了方针。尽管士兵中一口气攻克敌人老巢的呼声很高，但这位最高司令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即优先考虑制服中近东和埃及。

他这个人在战场上行动神速，学东西也神速。

亚历山大不顾已经入冬，将自己的军队兵分两路。他让帕米尼欧率领一半的军队直捣大马士革。他在审问伊苏斯抓到的俘虏时得知，大流士在去伊苏斯之前把国王的财宝几乎全部送去了大马士革。

他自己则南下攻打中近东。公元前333年可以说是伊苏斯战役之年。这一年行将结束，时间将步入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统率的军队不存在冬季休战这类说法。

伊苏斯战役有着深远的影响。

地中海东岸的一系列港口城市齐刷刷地抛弃了波斯，接受了亚历山大的统治。

自北向南有劳迪科亚、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连附近的海岛塞浦路斯都在马其顿国王的面前打开了城门。

所有这些城市都是港口城市，都拥有海军，尽管规模较小。亚历山大同意维持城市的内部现状，只是其海军由他直接指挥。

亚历山大金币

这时，派去大马士革的帕米尼欧带着大量的金银回来了。亚历山大当即让人把金银铸造成金币和银币。就这样，大流士弃之不顾的金锭银条化做了士兵的报酬和奖金。

我藏有一枚这时期的金币，正面是头戴头盔的亚历山大侧面像，背面是胜利女神尼凯。据我所知，亚历山大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侧面像铸在货币上的人。后来，希腊化时代的国王们纷纷效仿，罗马时代的凯撒及各位皇帝也无不效仿。

总之，大流士扔下的财宝被充分利用，分发给士兵作为报酬和奖金。还有一件东西也做成了金币，那就是在亚历山大面前投降的城市献上的黄金王冠。他立即熔化这些王冠，铸成了金币。

亚历山大是在军费不足甚至借款的情况下坚决进行大远征的，眼下的行动把他从财政不稳定的状况中解放了出来。

亚历山大对奢侈品并无兴趣。大流士丢弃在伊苏斯战场上的豪华物品中，有一只极尽东方之奢华的漂亮小盒，里面装满了珍珠、红宝石和祖母绿宝石。亚历山大望了一眼这些珠宝，转而瞪大眼睛盯着制作豪华的小盒子说：

“要是我，会在里面装一本《伊利亚特》。”

他的意思是将金锭、宝石等当作报酬发给士兵就好。他不想拥有这些。

在战场上，他自己的军服装备跟其他司令官一样，只有头盔上迎风飘扬的白色翎子同大家的不同。这也不是为了同下属拉开差距，只是为了让士兵一看便知最高司令官在哪里战斗。

就这样，亚历山大征服中东之路都很顺利，直到推罗挡在了他的面前。

推罗攻防战

推罗是面向地中海的一个中近东港口城市，城区原先在陆地上，不久前城中心移到了距离陆地500米开外的海岛上。在有飞机以前，离开陆地的岛屿绝对有利于防守。

这座新的推罗城南北两面都有适合停泊大量船只的港口。

这两个良港都是腓尼基海军的停泊港。随着亚历山大不断推进东征，波斯帝国的海军——腓尼基军船队接二连三地失去停泊港。

他们先是在格拉尼科斯战役后失去了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米利都和哈利卡纳苏斯，伊苏斯战役后又失去了中近东的贝鲁特和西顿。

这些港口城市由亚历山大统治后，腓尼基海军便被禁止停靠。这些年来他们的停泊港不断减少，推罗已是最后一个了。

海军不能没有停泊港。只有停泊港得到保证，他们才能掌握周边海域的制海权。

我想，当初把推罗纳入自己统治之下的时候，亚历山大并没有充分理解推罗海岛的特殊性，他毕竟是出生在马其顿的领袖。

因而，他根据以往的成功案例考虑和平征服推罗。

他派使者前往推罗，说他想去参拜岛上供奉赫拉克勒斯的神殿，请求对方打开城门。推罗方面冷冷地回道，陆上的旧城区也有赫拉克勒斯神殿，你可以去那里参拜。这样一来，亚历山大只能靠军事力量打开城门了。

人们也许会说，不就是一座海上的港口城市嘛，不理会它继续前行也没什么不方便吧。然而，这里的确有两个不便之处。

第一，这样做不符合亚历山大坚持至今的战略，他绝不会在自己背后留下可能再次投靠波斯的城市。

第二，即便放过推罗，他也不会放过腓尼基海军。

第二条尤为重要，推罗关系到与希腊的海上联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能否建立起“海上交通线”。

年轻的国王是马其顿人，他应该在听到推罗冷淡的回复后才第一次对“大海”有所领悟。

双方开始了推罗攻防战。这战事竟从公元前332年1月打到同年7月。

对于喜欢在战斗中快攻，恨不能一天定胜负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持续紧张的7个月。他控制着、忍耐着，但没有忘记寻找胜机。

海上的推罗新城与陆上的旧城之间相隔500米。

亚历山大满以为那是一片浅滩，想筑一道堤连接上这500米的距离。

可他后来发现，从海边稍向前去海水会突然加深。尽管如此，筑堤工作仍在向前推进。他们把大量木头栅栏埋入海中，阻断海水后投入大量岩石，填入各种填料。然而，岛上的推罗人不会袖手旁观，因为海港城市有船。他们在船上射箭投石块，坚韧地阻碍筑堤工程。

亚历山大不会一味忍受敌人的这种妨碍，他立即出手反击。

他在建造中的大堤前端的两侧建起了两座塔，在上面装上抛石机，居高临下地击沉海面上我行我素忙于阻止工程的敌船。

从这时开始，亚历山大与推罗之间的攻防战越来越像国际象棋的棋局。一旦一方进攻，另一方立即使出新招予以反击。

亚历山大在塔上从高处攻击，让叫苦不迭的推罗人想出了新的攻击方法。

他们在两艘三层加莱船这种大型船上装满了可燃物，用驳船拖着从港口出发，靠近矗立在堤上的高塔后点燃可燃物，用燃烧着的船去撞塔，从而烧毁高塔。当然，在燃烧着的战船猛烈冲撞堤上的高塔之前，两艘牵引船已一左一右分别逃走，牺牲的只是船只而无人员。

推罗的战术取得了完美的成功。两座塔和安置在塔上的抛石机一起烧了起来。大堤上的士兵全力灭火，哪还顾得上攻击敌人。这种战法他们还不只用了一次。推罗人因为这次的成功心情大好，后来也曾用这种战法作战。

亚历山大的大本营位于旧城区临海一侧，推罗派出船队到大本营前的海面上进行威胁。

推罗城区图

年轻的国王首次遇到危机。这是他不了解的海上世界带来的危机。

亚历山大没有命令士兵不惜牺牲继续进攻，他不想这样做。

但危机必须破解。靠什么去破解呢？要靠转变思维方式。

亚历山大认为，敌人船来我就应该派船去。

可是他没有自己的海军。除了雅典的20艘船以外，希腊各城邦派来的船队几乎都为了节约经费而已经各自回国。

亚历山大命令士兵继续筑堤，自己率领小队人马往北去了50公里以外的西顿。

西顿已经和平地归顺了马其顿。在中近东海港城市中，具备一定实力的西顿和推罗以前一直是竞争对手。西顿人不仅喜滋滋地迎接亚历山大，而且不遗余力地执行了他的命令，觉得这下终于可以除掉可恶的对手了。正因为亚历山大了解这些情况，才选择西顿作为实施新战略的基地。

带着亚历山大紧急调集军船的命令，船只从西顿港向东地中海各地散去。

格拉尼科斯战役和伊苏斯战役获胜的效果巨大。命令送到了小亚细亚沿海城市、罗德岛、塞浦路斯岛，以及中近东到西顿为止的所有港口城市。进入亚细亚后仅过了两年，马其顿年轻国王的英名已经响彻了整个地区。

亚历山大回到推罗等待，以西顿为首的中近东港口城市派来的80艘船最先出现在他的面前。

罗德岛来的10艘三层加莱船接着抵达。三层加莱船是正规军船，10艘船便有2000人的兵力。

小亚细亚沿海城市也派来13艘军船。塞浦路斯岛来的120艘船最后抵达。

加上雅典的20艘船，亚历山大一下可以动用的船只达到243艘，他以前从未拥有过一艘可称为军船的船只。

每支船队都由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统率。在临海的亚历山大的大本营，大概召开过很多次有这些海军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

至此，推罗攻防战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时，双方的状态是你筑堤我破坏，你砍断拴船的缆绳，我就把缆绳换成铁链。第二阶段完全不同于第一阶段，舞台转移到广阔的大海上。我想，这是亚历山大听取了海军将领们的意见的结果，他们对大海了如指掌。

得知200多艘船只抵达的消息后，推罗人仍然斗志不减。他们采用游击战术，不停地派出小船队趁敌人午饭时突袭骚扰，打了就走，完全不响应对方希望打的海上会战。

亚历山大的作战会议针对敌人的游击战法确定了以下打法。

会议决定采取封锁战术，把推罗海军封锁在港口里，一艘也不让出港。推罗海军除了打游击出港以外，一直龟缩在南北两港中坚守不出。

会议让塞浦路斯的120艘船在推罗岛北港防守，其他地方的船队在南港实施封锁。

那亚历山大自己只在后方观战吗？答案是否定的，他身不在前线心不甘。

他率领小船队积极参加了封锁战，同时没有忘记放眼整个战场。

随着封锁战的推进，亚历山大的243艘船渐渐转入了对全岛海岸的攻击。

这扩大了推罗必须派兵防守的区域。

面对这种局面，推罗不得不把防守主力集中于包括南北两港在内的核心城区。结果，南面虽有神殿但远离城中心，推罗已经没有富余的兵力可去防守了。换句话说，那里成了薄弱环节。

推罗封锁战

推罗城南面很安静，但与岛上其他地方一样有城墙。可如果没有守兵，城墙只不过是一堵高墙而已。

亚历山大觉得可以在这里突破，他认为这里隐藏着胜机。

把沉重的抛石机运到推罗岛南边安装在海滩上，这工作花了整整三天时间。

第四天，亚历山大命令所有船只向推罗岛北部发起总攻。封锁部队接到命令，停止了对北港和南港的封锁，一齐攻入港内，撂倒敌兵，转入了登陆战。

另一方面，石块雨点般砸向推罗防守薄弱的南城墙。

见城墙被打开缺口，亚历山大立即投入了步兵精锐部队。这支被称为“持盾卫队”（hypastai）的部队由专门负责进攻的步兵组成。按我的想象，他们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亚历山大一下子把这支部队全部投入了战斗。

推罗岛成为战场。亚历山大的“海军陆战队”并不满足于攻下岛屿南端，他们开始进攻岛屿的中心地区。

推罗人在希腊联军港口登陆部队和南来的“海军陆战队”的夹击下，尸体堆积成山。

据说仅这一天的战斗，推罗方面就战死8000人。

在这场持续7个月之久的推罗攻防战中，亚历山大一方仅马其顿士兵就死亡400人，其中包括在这天的战斗中战死的“海军陆战队”的20人。

亚历山大对陷落后的推罗进行了严厉而残酷的处置。

所有生还的推罗人无论男女全部被卖为奴。但这只限于在岛上抵抗到最后的推罗人，居住在陆上旧城区的推罗人不在此列。

推罗岛上的居民被清空，这岛变成了马其顿的海上堡垒——海军基地。

推罗攻防战是亚历山大为建立海上通道而进行的战斗。

持续了7个月之久的推罗攻防战终于结束，亚历山大喘了一口气。这时，他收到了波斯国王的第二封信，是大流士的第二套媾和方案。

从内容上看，第一封信提出的三项条件中有两项没有变化，即为王室女性重获自由支付1万塔兰特的赎金，以及把一位公主嫁给亚历山大。这些同第一封信相同，只有一条有所改变。

波斯国王在第一封信中提出把小亚细亚全境割让给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第二封信改成割让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全部地区。

我想，可能是推罗攻防战中发生的事情使大流士受到了冲击。

当时，从小亚细亚及中近东的港口城市到罗德岛及塞浦路斯岛，都响应亚历山大的请求派出了船队，并积极参加了攻防战。

在雅典衰落后70年的岁月里，一直是波斯国王命令这些城邦和岛屿派军船参加战斗，因为波斯国王是这一地方的统治者，这里是波斯帝国的领土。

自从马其顿的年轻国王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一切都变了。格拉尼科斯战役后情况开始变化，伊苏斯战役以后则有彻底的变化。

如今是马其顿的年轻国王命令它们派遣军船，东地中海世界恭顺从命。

对波斯国王大流士来说，这种变化不啻为一个冲击。

这个变化让他觉得，只要能阻止亚历山大继续前进的步伐，即便是这个年轻人尚未涉足的地方，从叙利亚内陆到埃及的整个区域，他都可以舍弃。

一旦媾和成功，幼发拉底河将成为波斯与马其顿的国境。然而，这时的亚历山大对此根本不屑一顾。

看了波斯国王送来的媾和请求，帕米尼欧对亚历山大说：

“从种种情况看，应该接受这次的方案。”

年轻的国王当即回答道：

“帕米尼欧大概会这样做，但我不是帕米尼欧。”

现代的研究者中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摩擦之始。但我不这么认为。

亚历山大

不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一直是马其顿重臣的帕米尼欧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做法，他总是向亚历山大报告一切，把自己的所有想法告诉他。并且，即使自己的建议被驳回他的心情也不受影响，下一次有机会他还会重复同样的做法。

尽管只是我的想象，但我认为帕米尼欧是用父亲般的情怀对待年轻的亚历山大的，他们的年龄相差44岁。

或者说，帕米尼欧与前国王腓力齐心协力把马其顿建成了强国。他与亚历山大相处时一定会想象，如果腓力活着会怎样对待这个争强好胜的儿子。

不应忘记的是，帕米尼欧是腓力遭到暗杀后第一个表明赞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的人。

在马其顿王国，即使生为国王之子，如果没有家臣们的赞成票也是不能继承王位的。在这样的马其顿，帕米尼欧的赞成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正像帕米尼欧当初认可腓力一样，他也认可当时只有20岁的亚历山大，认为他具备统率马其顿，进而统率希腊的器量。亚历山大当上国王后没有辜负帕米尼欧的期望。

帕米尼欧在与亚历山大相处的过程中应该会觉得，已故的腓力看到这样的儿子一定会感到骄傲。

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与帕米尼欧之间只有一个区别。

每次与亚历山大的想法发生冲突时，腓力总是怒斥狂妄的儿子，帕米尼欧则不然。仅此而已。

即使自己的忠告和进言被顶回来，帕米尼欧也不会放在心上，以后照样继续进言。而亚历山大也一直把重要的任务交给这位老将。

有一位意大利人说，帕米尼欧在内心深处是把亚历山大作为养子看待的。

帕米尼欧有三个儿子，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他失去了次子。

马其顿的年轻国王在所有方面都才华横溢，但的确相当欠缺细腻的感情。

我真的不明白，面对年长自己44岁的忠臣帕米尼欧，亚历山大就不能回答得更加温和一点吗？可话又说回来，“狂妄”是年轻人的特权。

不管帕米尼欧怎么说，亚历山大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波斯国王大流士的第二次媾和请求，还怀着厌恶冒出了一句“我不是帕米尼欧”。亚历山大再度踏上沿地中海南下中近东的征程。

除了加沙以外，已经没有任何城市挡在亚历山大的面前。

听到加沙这个地名，我们现代人只会想到巴勒斯坦人的大本营加沙。在没有人重视耶路撒冷的2300年前的古代，加沙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加沙是从中近东进入埃及的必经之路。

公元前332年9月，波斯高官统治着加沙。他拒绝了亚历山大和平开城的建议。

这并非因为他对波斯国王有多么忠心，他只是没有正确认识到亚历山大的力量而已。无知往往会以顽固抵抗的形式表现出来。

加沙决定抵抗到底的重要原因是它雇佣了大量的阿拉伯士兵。历时两个月的加沙攻防战就此开始。

与推罗不同，加沙是内陆城市，但这场攻防战依然耗时两个月，原因是亚历山大与平时一样身先士卒，冲在最前线，这次他负了重伤。

在推罗攻防战中他也受了伤，他被推罗方面抛来的石块重重地砸中了左肩。而在加沙战斗中，他的左肩又被敌兵射来的箭深深刺中。

24岁的亚历山大不等医生赶来，命令身边的一个士兵把箭拔出来。

年轻的士兵一闭眼猛地拔出了那支箭，鲜血一下喷涌而出。年轻的国王昏死过去。

伊苏斯、推罗、加沙，亚历山大这是第三次负伤了。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他冲在最前面。亚历山大不但狂妄而且顽固。

然而，他的顽固建立在深知自己冲锋在前对士兵的心情会有多大影响的基础上。

正因为加沙城阻挡了亚历山大前进的道路，其陷落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有重要人物悉数被处死，居民被卖为奴。

结束了这一切后，亚历山大开始挺进埃及。公元前332年就要结束了。

占领埃及

埃及人一向对波斯的统治心怀不满。他们像欢迎解放者一样欢迎对波斯战无不胜的马其顿国王。

亚历山大在埃及逗留了半年之久。

这半年是没有战斗的半年。东方传来消息说大流士组建了大军。我想亚历山大也许会受到干扰吧，但他一点都不担心，十分愉快。

他先来到尼罗河口三角洲好好地过了个冬天。这是一次漫长的休假，就连不应对历史人物投入感情的学者都说这是一次“理所应当的休息”。

这半年中，亚历山大兼顾了国王的任务与个人的愉悦。亚历山大有着成倍于一般人的好奇心，埃及有很多他想去的地方。

亚历山大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亚细亚后已经过去3年。3年来，亚历山大从21岁到了24岁。

公元前334年是格拉尼科斯战役之年。

公元前333年是伊苏斯战役之年。

公元前332年是征服中近东建立海上交通线之年。

从推罗到埃及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的军队挺进埃及。

这3年亚历山大看上去一直在打仗，但他并未忘记将征服后的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他一贯的政略和战略是，在自己不断前进时绝对不在背后给波斯势力留下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亚历山大在每次战役中都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这让更多的城市和地方接受了亚历山大的和平劝降。他向一直处在波斯统治下的这些城市承诺维持现状。

不过，马其顿的年轻国王从未彻底相信这帮不久前还追随着波斯的人。所谓维持现状是不杀人不流放，不是原封不动地保留这些城市在波斯时代的制度。

波斯国王一直全权委派被称为总督的地方长官对帝国各地进行统治，这些人拥有很大的权力。

从行政、军事到财政，权力集中于总督一人。正因如此，无论格拉尼科斯战役还是伊苏斯战役，多有总督率领任职地士兵参战的情况。可见在波斯帝国内部，总督与大部族的首领并无多大的区别。

总督最初由波斯国王任命从而获得地位，以后世袭领主。

部族首领是当地实力派人物，此后成为波斯国王的臣下，原有权力得到公认。

这些人形成了波斯帝国的统治阶层。如果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有体制，他们极有可能反水。

亚历山大爱做梦，但也非常现实，他改变了当地的制度状态。

亚历山大决定把集中在总督和部族首领身上的权力一分为三，分别由不同的人掌握。

行政事务交给允准留任的波斯人。

防卫军事交给马其顿人。

征税等财政事务交给非马其顿人的希腊人。

基于这种思路，无论征服这些城市依靠的是军事手段还是和平手段，亚历山大都会在征服后立即开始重组工作。也就是说，战斗与重组同时进行。

埃及把亚历山大作为解放者欢迎。但亚历山大在埃及也未改变权力三分的政策。

亚历山大一直被视为名将，不仅因为他战无不胜，还在于他总能把己方战死者人数控制到极少。

即便如此，他仍然经常从马其顿和希腊各地补充兵员。因为他必须在每个被征服的城市和地方留置将士，此时应他的要求补充的1000名士兵抵达了埃及。

为补充兵员，即使花费7个月的时间他也要攻下推罗。腓尼基海军因失去了停泊港而失去了战斗力，希腊人取而代之掌握了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制海权。建立海上交通线比拥有大海军更有意义。

然而，亚历山大的权力三分战略并非总能带来好的结果，也并非所有的改革都能从一开始就一帆风顺。

有些波斯人不满足于仅有行政权，通过贿赂把手伸向了其他领域。还有一些希腊人卷着征收来的税金逃走。

亚历山大一旦得知会立即出手打击。他首先撤换负责人，然后追捕不法之徒。

亚历山大在战场上喜欢快攻，平时应对这种事件也非常神速。如果让我找一个词来代表他，我只能选“速度”这个词。

他的政略把亚细亚西部变成了希腊人的世界。

当地所谓的“希腊时代”其实在亚历山大在世时就已开始。

刚进入“希腊时代”，埃及就成了一大强国。埃及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殊情况。

实际统治埃及的是以侍奉神祇为唯一工作的神官。

埃及的老百姓不会轻易服从远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波斯国王，也不会轻易服从打败了波斯但仍是新来者的马其顿国王。他们真正服从的是通过神官传递的神的声音。

所以，要把埃及纳入统治之下，就要把神官拉到自己一边。

怎么拉拢？

承认他们存在的理由。

这意味着要表态尊重他们侍奉的神祇。

这样神官们才会接受统治，即使统治者是外国人也无妨。神官并没有统治整个国家的政治野心。

亚历山大似乎早已察知埃及的这种特殊情况。

进而，他也是最早看清埃及在地中海世界的重要性的欧洲人。他认为，埃及可以成为连接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桥梁。

怎样做才能不使用军事力量而把埃及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呢？

把神官阶级拉入己方不过是一个手段而已。

拉拢神官阶级可以成为他的“一个手段”。因为亚历山大生活的那个时代除了没有多少势力的犹太教以外，是绝对的多神教的世界。

代表一神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这个时代终结后才出现的宗教。

一神教与多神教的区别不在神的数量，本质区别只有一个。

那就是一神教只承认自己所信奉的神。相反，多神教承认别人信奉的神，即使自己并不信奉这些神。多神教的这种承认并非勉强认可，是因为尊敬而包容。

这种态度类似有些日本人自己并不信奉宇迦之御魂神[1]，但会尊重信仰它的人的想法，不会用脚去踢坐镇在稻荷神社前的狐狸石雕。而且，如果稻荷神社精美到可以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他们会高兴地前去参观。

亚历山大在埃及也是这种态度。

因为他是在多神教百姓创造的希腊文明中成长起来的。

我觉得，要以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情去理解埃及的这个特殊情况，有两个例子可供参考。

第一个是为什么埃及人对波斯国王的统治“过敏”。

波斯人是信奉拜火教的一神教教徒，但拜火教相当宽容，不像犹太教以及此后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

波斯人不能成为埃及人信奉的“神之子”。在埃及人看来，波斯统治者没有统治自己的正当权力。波斯对埃及的统治是在军事镇压下施行的。

第二个例子是300年后开始的罗马对埃及的统治。为什么埃及人会接受打败克娄帕特拉成为埃及统治者的奥古斯都，并把他当作自己国家正当的统治者呢？

因为这位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是死后被神格化的尤利乌斯·凯撒的义子，他是成为神的人的儿子，所以他是“神之子”。

罗马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希腊文明，继承了人死后神格化的做法。

就像希腊人在英雄赫拉克勒斯死后把他神格化一样，罗马人对神化那些生前取得了卓越业绩的人的做法并无抵触情绪。

罗马虽不像日本有数不尽的神，但神祇也有30万之众。他们甚至接受手下败将信奉的神。神的数量越多，对增加新神也越没有抵触情绪。

实际上，在广袤的罗马帝国，只有埃及没有被纳入帝国正统主权拥有者——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统治之下。正确地说，埃及是历代罗马皇帝的私有领地。

罗马皇帝身上只要不发生特殊的不祥事件，死后都会被神格化。因此继承皇位的皇帝也都是“神之子”。

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去统治庞大的国家，绝对不会长治久安。如果不去关注、照顾埃及的特殊情况，大国无法进行统治。

这一点，亚历山大很早就明了于心。

亚历山大在尼罗河口度过了两个月的冬天，在久违的休假之后他再次开始行动。他先沿着尼罗河溯流而上，前往赫里奥波利斯。然后渡过尼罗河，探访了对岸的孟菲斯。

这一带一直是埃及的中心。亚历山大造访这里的正式理由是参拜埃及的古代诸神。当然，这也是满足他个人好奇心的一次观光。

回程是从孟菲斯沿河顺流而下回到尼罗河三角洲，路线与去时不同。为了了解未曾见过的埃及，他去了辽阔三角洲的西部地区。

抵达目的地后，他再次看到了地中海，这位马其顿年轻人的脑中究竟闪现了什么呢？

他决定在这块面临大海的地方建设一个地中海世界未曾有过的大规模的真正的海港城市。

据说他用短剑亲手在沙滩上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让身边人看。

他以自己的名字将新城市命名为“亚历山大城”。

亚历山大做事非常讲求速度。城市规划和公共建筑建设等方面负责人的遴选很快就完成了。新城市亚历山大城的建设工程旋即开始。

这位总设计师的性格不允许他在原地守候自己的想法一点点成为现实。他把工程现场交给别人，自己继续西行，看着地中海在自己的右方一路相随。按照现代的国别，他来到了利比亚。

到了这里，他可能已经对绵延不断的地中海和杳无人烟的土地感到了厌倦。

亚历山大想去一座阿蒙[2]的神殿看看，同行的伙伴全体赞成。随他一路来到这里的是他从小的朋友以及警卫小部队。他们这么少的人要深入沙漠实在有些勉强。闻名地中海世界的阿蒙神殿位于沙漠之中，神殿反映了埃及人的嗜好。

亚历山大是说干就干的人，他们当即向阿蒙神殿进发。那是著名的神殿，有专用道路通向那里。

一行人来到神殿，神官们出来迎接，丝毫不觉惊讶。我想，他们恐怕已经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过马其顿的年轻国王。

亚历山大居然在这座阿蒙神殿里聆听了“神谕”。

亚历山大在神殿里向神问道：

“如果暗杀父王的主谋还活着，请告诉我他的名字。作为儿子我有义务使他受到惩罚！”

阿蒙之神通过神官之口回答道：

“亚历山大之父不是已死的人类。”

意思是说亚历山大真正的父亲不是腓力，而是神这个不死的存在。

“啊！”亚历山大肯定感到震惊。自己被说成是神之子，不感到吃惊反而不自然了。

他大概马上想到，自己就此获得了统治埃及的正当性。

在埃及，正当统治者的资格不是来自希腊人认为的能力、力量和气量等，而源自他是“神之子”。

收买神官让他们说出自己想要的“神谕”，这在希腊世界并不稀罕。

但亚历山大是一个极度憎恶这种伎俩的人，他必不会去干收买神官的勾当。

所以我认为，侍奉阿蒙神的神官们是用埃及式的方法表明接受亚历山大统治。这在希腊不好使，但在埃及是极其常见的“欢迎词”。

那么，亚历山大相信通过神官之口传达的神谕吗？

从后来的言行看，亚历山大确实并未完全相信所谓的神谕。不过，他大概会在“不影响心情”的情况下相信神谕，比如他或许相信了“我也许是神的儿子”。毕竟他只是一个百战百胜走到今天的24岁的年轻人。

心情没受影响的年轻国王和同辈朋友离开了阿蒙神殿。如果他们沿着来时的路返回一定很安全，然而他们决定一出门就转向东方，横跨距离足有400公里长的沙漠。

如果他们遇到沙漠风暴，《希腊人的故事》应该就该结束了。说他们鲁莽也好，不计后果也罢，横跨盛夏时节的沙漠，这可是欧洲人的第一次冒险之旅。

幸运的是，也许有了阿蒙神的保佑，他们安全抵达了孟菲斯。

帕米尼欧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迎接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即命令他做好出战准备。他们终于要向东方进发了，大流士在那里等着他们。

年轻的国王并不是因为听了“神之子”的神谕后信以为真，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突发奇想要建设亚历山大城之前，亚历山大就把出征与大流士进行第二次决战的时间告诉了帕米尼欧，命令他做好一切准备。

亚历山大拥有超群的才能，他可以把预料之外的事情纳入计划中来。

自己积极行动，众将也会积极起来，士兵们也会士气高涨。

面对以波斯大帝国存亡为赌注的战役，消极只会使顺利变为不顺利。

部队在尼罗河三角洲一带集结后迎来了从孟菲斯而来的亚历山大。他们离开埃及后北上中近东。同去年沿海南下不同，这一年行军走的是内陆。他们首先北上到达推罗。

然后，他们从那里经大马士革转向东北方向行军，目标直指幼发拉底河。有情报说，大流士统率的波斯帝国大部队在幼发拉底河东边的底格里斯河附近等着他们。

公元前331年7月，亚历山大在行军途中迎来25岁的生日。

他统率的希腊军队有步兵41000人和骑兵7250人，共计48000余人，以马其顿士兵为主。

49岁的大流士统率的波斯军队有超过20万人的步兵和35000人的骑兵，是一支全部兵力合计接近25万人的庞大军队。

此外，大流士还带了200辆战车和15头大象参战。在波斯国王大流士看来，这是一场退无可退的战斗。

[1] 稻荷神是日本神话中掌管谷物和食物、保佑农业丰产和商业繁盛的神明，宇迦之御魂神是诸多稻荷神中为首的一位。日本有众多祀奉稻荷神的神社。日本人视狐狸为稻荷神的使者，因而稻荷神社前多有狐狸雕像。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社在日本这类神社中最具代表性。——译者注

[2] 古埃及人的太阳神。——译者注

通往高加米拉之路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离开埃及向大流士严阵以待的美索不达米亚进军。对他而言，这是继伊苏斯战役之后第二次与波斯国王亲自统率的军队对战。

不过，公元前333年的伊苏斯战役与两年后的高加米拉战役之间有着明显区别。

以足球冠军联赛打比方，我们可以这样表述。

决定冠军所属的只有一场决赛，但在半决赛之前各俱乐部队要每轮打两场比赛以决胜负。即使在第一场比赛中以大比分落败，如果在第二场比赛中以更大的分差获胜，仍然可以成为胜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苏斯战役是“第一场比赛”，即将进行的高加米拉战役是“第二场比赛”。

所以，这次战役对伊苏斯战役中完败的大流士来说，是一场绝对不能输的“第二场比赛”。

可是，在伊苏斯战役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的亚历山大肯定也想打赢这场战役。在他看来，高加米拉战役是以波斯国王亲自统率的军队为对手，在敌人的大本营——美索不达米亚打的一场决赛。

公元前331年7月，刚满25岁的亚历山大离开埃及，首先前往推罗，从推罗横跨分隔中近东与中东的山地进入大马士革，那里是带去“决赛”的全军的集结地。

亚历山大完全不会因为喜欢快攻就只想着前进。

他的“快攻”战术只有在背后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会付诸实行。

他绕道推罗和大马士革，也是为了确认与马其顿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即联络和补给的通道是否在发挥作用。

亚历山大率部离开大马士革后向幼发拉底河挺进。渡过幼发拉底河就是波斯帝国的核心地区美索不达米亚了。

亚历山大确认了补给保障后转入快攻。他离开大马士革到看到幼发拉底河，耗时不到一个月，直线距离有500公里。在夏季行军，人和马的负担都会有所减轻，但他们不顾绕路选择了绿荫较多的路线行军。

如果他们为了尽快抵达幼发拉底河而选择横跨叙利亚沙漠的近路，一旦遭遇有名的叙利亚沙漠风暴，亚历山大的东征将就此终结。

马其顿的年轻国王下面这三点也做得非常好。

第一，巧妙利用当地向导。

这是西方人的军队头一回踏入东方。亚历山大经常使用多个向导一定是因为他收到的情报五花八门。用多个向导能够提高情报的准确率。进入敌人的地盘当然需要这样考虑。

第二，完美组织自家军队的士兵进行侦察。

从埃及到中东

阅读古代史学家的叙述，我感觉当时几乎每隔30分钟就会有斥候回来报告情况。

即使连续报告说情况没有变化，亚历山大也不会减少外派斥候的人数，因为“没有变化”本身也是情报。

第三，我在前面已经写过，对抓到的俘虏，只要是士兵中地位较高的骑兵，亚历山大都要亲自审问。

记者的采访成功与否，与其说取决于被采访人，不如说取决于采访者的能力。审问的原理也一样。

就这样，虽然士兵和马匹的负担有所减少，但统率他们的最高司令官的负担从未有什么变化。亚历山大统率的总数近48000人的希腊军队安全到达了幼发拉底河边。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波斯国王大流士应该在这里阻击他们。

虽然夏天水量会减少，幼发拉底河仍是一条大河。亚历山大的48000人不可能保持整齐队形渡过河去，大流士应该趁他们到达对岸队形混乱时实施攻击。

然而，大流士的意图不在于“阻击”，而只在于改变亚历山大的行进方向。

大流士害怕亚历山大渡过幼发拉底河后改变行进路线，沿着这条大河直奔下游杀向东南，去进攻波斯帝国最重要的城市——巴比伦和苏萨。

为了规避这种危险，大流士特意把与亚历山大决战的战场选在巴比伦以北500公里，离底格里斯河东岸不远的高加米拉。

大流士真意如此，便只派了波斯武将马扎亚斯率领的数千人马去幼发拉底河畔。

马扎亚斯也知道大流士的真实意图。当他得知即将渡过幼发拉底河的亚历山大军队人数10倍于己后，立即判断自己完全不是对手，便不战而退，直奔高加米拉，回到了国王身边。

于是，亚历山大安全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可是过河之后他并没有改向东南方向行进。他不管巴比伦和苏萨，直奔底格里斯河而去，尽管去那里必须横贯美索不达米亚。

事到如今，我对年已49岁的大流士的思维能力之低下感到绝望。

无论是古都巴比伦还是首都苏萨，都一定有相当完备的防御体系。要攻陷这样的大城市，需要耗费相当的时日。在此期间，现在身在高加米拉的波斯军可以挥师南下，从背后攻击正在进攻巴比伦和苏萨的亚历山大。这种风险是需要想到的。

在平原上打仗，根据战法的不同，有时一天就会分出胜负。如果亚历山大在这场波斯投入全部战斗力的战役中获胜，那么巴比伦及苏萨极有可能在他面前和平地打开城门。

我坚信，即使49岁的大流士不特意考虑亚历山大是否会在幼发拉底河畔改变行进方向，25岁的亚历山大也会直接杀向大流士严阵以待的高加米拉。

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人起的名字，意思是夹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大河之间的地方。这一带现在在伊拉克境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第二大城市摩苏尔都在这一地区。在古代，那些伊斯兰的发祥城市尚未出现的时候，这一带已经有了巴比伦和苏萨等城市。古代的高加米拉是现在摩苏尔附近的一片平原。

就这样，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队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就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完成了横跨美索不达米亚的行军。他们于9月份来到了底格里斯河边，河景尽收眼底。

大流士在底格里斯河也没有采取任何阻击行动，让人觉得他对自己统率的大军很有自信。

渡过底格里斯河与渡过幼发拉底河不同，多少有点艰难。亚历山大选择的渡河地点河面狭窄、水流湍急，士兵和马匹开始都有惧色。

亚历山大身先士卒，骑马下河，像是在下达命令：“渡过河去！”士兵们见状也下定决心，跟着下河，结果全军顺利渡河。领袖和全军将士奋勇向前，几乎无人受伤。

亚历山大统率48000人的军队，从现在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行军到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成功横跨了中东全境，却没有多大损失。我们只能认为他有着出色的领导力。

渡过底格里斯河来到东岸以后，亚历山大得到的情报变得更加丰富，准确度也有所提高。

有时大量情报一齐送到，着实让年轻的国王和他的伙伴们喜不自禁。

一个斥候向渡过底格里斯河后稍事休息的亚历山大报告说，前方山上有一队波斯骑兵。

年轻的国王认为那可能是敌人的前哨部队，当即命令自己的部队做好迎战战备。他以为，前哨部队的后面肯定会有敌人主力攻来。可是，根据此后收到的其他斥候的报告，他搞清楚了这队骑兵有1000人，像是前来观察情况的，因而不用担心。

亚历山大不想把这1000人放回去。他派出了骑兵和弓箭兵组成的一队人马。他命令他们不要消灭这些人，要专射马匹抓俘虏。结果敌人逃走了一部分，大多数当了俘虏。

亚历山大一个个审问这些俘虏，这时才准确了解到大流士所率波斯军队的全貌和大流士选做战场的高加米拉平原的现状。

尽管以后免不了有带俘虏的麻烦，但没有比准确了解敌情更大的收获了。

亚历山大带来的翻译团队在这种场合正好派上用场。

俘虏的供词并非剥光衣服严刑拷打的结果。

在希腊，人类裸体被认为有一种极致的美，诸神的雕像都用裸体表现，人们根本不以裸体为耻。

但裸体在东方却是耻辱之最，因为裸体意味着被降到奴隶的等级。对东方男人来说，裸体意味着最大的羞辱。

亚历山大没让俘虏体味如此耻辱。

骑兵是波斯社会的精英，据说年轻的国王甚至用尊重的态度对他们说话。

我想波斯骑兵因此都老老实实地说出了自己知道的一切。

总之，亚历山大一下获得了大量宝贵的情报。

大流士统率的波斯军队不愧是在庞大帝国进行了全国总动员召集来的，它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军。

步兵人数超过20万人。

骑兵人数接近4万人。

200辆镰刀战车。

投入战场的总兵力为25万人，另有15头大象。

四马战车的两轮分别装有长达1米的锋利镰刀，一旦奔驰起来会把左右敌兵拦腰砍倒。大象背上装有围栏，士兵从上向下投掷标枪、射出弓箭，可以形成雨点般的火力。波斯大军配备了这些在伊苏斯战役中不曾出现过的新式武器。

这反映了大流士胜负在此一战的意志，同时也体现出高加米拉战役中的波斯军带有帝国东半部分的浓重地方特色。

大象产于印度，而波斯帝国的东部边境隔印度仅隔着印度河。

相比之下，亚历山大统率的希腊军兵力只有波斯军队的五分之一。

亚历山大只有略超4万人的步兵和7250人的骑兵，全军总数只有近48000人。

而且，选择战场的不是亚历山大，是大流士。

不过，格拉尼科斯战役和伊苏斯战役的战场都是波斯方面确定的。马其顿的年轻人前往敌方确定的战场，不仅在那里打仗，还在那里取胜。对敌人来说肯定没有比他更可恶的对手了。

这次，大流士决心把那个傲慢的入侵者打得体无完肤。波斯方面已经万事俱备。

高加米拉战役

因为附近有一个小村庄名为高加米拉，历史上便把这片平原称为高加米拉平原。大流士把这里作为战场，命令所有步兵整平整个平原。

他们削平高处、填平低处，使地面平坦。与格拉尼科斯和伊苏斯不同，高加米拉没有河流流经。

平整地面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镰刀战车和大象的作用。

已经抵达幼发拉底河的马扎亚斯远远看见了亚历山大的部队，他向大流士禀告了敌情。大流士得知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队的兵力只有自己的五分之一。大流士还有亚历山大从未见过的新式武器——200辆镰刀战车和15头大象。

波斯君主应该认为自己能打赢。但49岁的大流士的缺点在于想定之后仍会陷于迷惘。

而亚历山大根本未把敌人选择战场当成一个问题，既已决定在那里打，便不再犹豫。渡过底格里斯河后战场近在咫尺，他立即挥师前往附近的高加米拉平原。

亚历山大一边向高加米拉进发，一边研究斥候不断带回的情报，已在相当程度上准确掌握了敌人的阵容。他注意到，波斯军的布阵与几天前俘虏口供提供的信息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大流士完成平整地面后，在平坦的平原上摆开了右翼、中路、左翼的阵型，这些天没有变化。

也许他对靠斥候收集情报并不热心，连亚历山大的希腊军到了哪里都不知道。也就是说，波斯军士兵已经连续数天处于临战状态了。

来到距离平原10余公里的地方，亚历山大命令全军停止前进。他们停在一座矮山的背后，即使敌人派来斥候，也很难注意到这一带。

亚历山大命人在这块地上围起栅栏，建起一个小规模的寨子。

建寨的目的是收容波斯的骑兵俘虏、摆放攻城器械等重型物资，此外还要存放眼下不急用的所有东西。

士兵上战场只要带上全套武器和入口即能果腹的食物，其余一律不带。

这一切工作结束后，亚历山大命令轻装后的士兵继续行军。天开始昏暗下来，48000人马在微暗的薄暮中又开始行军。太阳落山时分，全军已经走完了去高加米拉平原的一半路程。

全军再次停止前进，士兵休息，司令官和指挥官召开作战会议。

帕米尼欧建议国王实施夜袭。这次亚历山大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理由是他想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地打仗。帕米尼欧接受了他的意见。帕米尼欧接受的原因应该是，对士兵来说，在看得见敌人的情况下打仗要比看不见敌人时更有勇气。没有比看不见敌人更可怕的事情了。

于是，在开战前夜，亚历山大的士兵们把武器放在手边踏实睡了一觉。

与之相对，大流士害怕夜袭，严令枕戈待旦，波斯军全军一宿没有合眼，一直熬到天亮。

士兵已经沉睡，亚历山大和司令官们在黑暗中来到高加米拉平原边上的小山包，从上面眺望敌军。波斯军帐篷前的火把熊熊燃烧，像是布满了整个平原。

天一亮就是公元前331年11月1日。明天就要打响高加米拉战役了，亚历山大眺望了敌军情况后回到士兵中间，和他们一样沉沉睡去。

基本的战略战术已制订完毕，全体司令官和指挥官已将它们全部记在脑海里。

只剩在次日清早的晨曦下看清敌阵，对必要的地方进行微调了。亚历山大手下的将军们都具备迅速、准确执行命令的能力。

这种能力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他们随着亚历山大不断作战自然掌握的。

在亚历山大的军中，指挥系统总是明确的。他的指令从司令官和指挥官一直传至一兵一卒，就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红线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其结果是全体官兵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仗该如何打、没有命令的时候该如何行动。

这是亚历山大能够像运动自己的手脚一样用好全体士兵的真正原因。

高加米拉战役不是简单的25万人对5万人的战斗，是考验最高指挥官能否做到“用兵如己身”的对决。

高加米拉战役-1

公元前331年11月1日，亚历山大在晨曦中第一次看清敌军。

只需一看，他一定就看明白了大流士决不重蹈伊苏斯战役覆辙的决心。

伊苏斯战役中，大流士在隔开两军的河岸上围起栅栏。当时，波斯国王布了一个“等待”的阵型，想看清亚历山大如何出手再发起进攻。

高加米拉没有隔开两军的河，也没有栅栏表示波斯将在开战后先处于等待状态。

取而代之的是15头印度象和200辆镰刀战车分成5队部署在最前线。（见高加米拉战役-1）

这表现大流士希望三世一开战立即发起进攻的心情。

波斯军的正规部队在最前线的正后方。

右翼是波斯将军马扎亚斯率领的波斯骑兵军团，人数达到3万，都是波斯帝国的精英。不过在高加米拉，骑兵军团里也混有相当数量的非波斯人，波斯帝国引以为骄傲的骑兵半数以上已战死于伊苏斯战役。

右翼的左边是波斯军的“中路”。除了2000名希腊佣兵以外全为波斯兵，1万人的“不死军”也部署在中路。

国王位于全军中央是波斯帝国的惯例。大流士三世循例坐在格外豪华的战车上坐镇中路。也就是说，大流士在波斯帝国步兵精锐集团的守护之中。

接着是左翼。左翼是不想重蹈伊苏斯战役覆辙的大流士最重视的部分。左翼必然要同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右翼发生激烈冲撞。把左翼交给谁呢？

大流士把左翼交给了巴克特利亚的总督贝索斯。

古代的巴克特利亚相当于今天的阿富汗。伊苏斯战役时波斯军几乎全军都是波斯人，而在高加米拉战役中，波斯军左翼由来自波斯帝国东半部分——即现在的伊朗东部及其东面的阿富汗和北面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士兵构成。

这些地方一直是部族社会，文明程度远不及波斯人。部族间的争斗是家常便饭。这种环境培育了勇猛甚至可以称为凶猛的战士。

主力军的背后部署着轻装步兵大军。这些士兵甚至说不上是预备队，感觉像是集合了一帮剩余兵力。这种前方和后续主力的安排，显示了大流士必胜的决心。

看到波斯方面的阵容之后，亚历山大像往常一样对战略战术做了微调。

不过他没有改变由自己率领的右翼负责进攻，帕米尼欧率领的中路在战斗前半程顶住敌人攻击的基本结构。

在高加米拉战役中，亚历山大只是改变了以前士兵横排保持直线接近敌人的做法，让右翼和左翼稍微错向后方，形成弓形阵。

两翼稍向后错的原因首先是防止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从左右两侧包抄过来，其次在于引诱波斯军的右翼和左翼进攻，这一点似乎与前一点相互矛盾。

在伊苏斯战役中，亚历山大一开战就发起了进攻。而在高加米拉战役中，他改变了战术，引诱敌人发起进攻后再转入进攻。

为此，亚历山大特意把中路本来就不多的兵力又分成了两部分，用马其顿方阵巩固第一军，把希腊各城邦士兵组成的第二军部署在第一军的背后。

这个变化让大流士产生了疑惑。对方为什么不进攻，为什么不动呢？大流士在苦思冥想。这期间，布阵等待多日的波斯军等不下去了。

终于，大流士命令镰刀战车和大象出击。

然而，高加米拉战役的新式武器——镰刀战车和大象几乎当即失去了战斗力。

大象身躯庞大具有强大的冲击力，被认为最适合冲垮敌方阵型。然而欧洲人不重视大象这种战斗力的原因不仅在于欧洲不产大象这一点。

罗马人后来创造了一个包括北非在内的大帝国。他们可以轻易得到非洲象，但也没有把大象当作战斗力。这表明人类控制巨型动物非常困难。它们不愿意冲入敌群就会狂奔，大象的狂奔呈U形，它们会冲入后面跟上来的自家士兵中。

一旦御者控制不住大象，他们会立即在致命处针戳大象，使其毙命。

高加米拉战役中也发生了这种使大象失去战斗力的情况。

那15头大象全部拒绝冲入挺着7米长矛，像巨大刺猬般的马其顿方阵。

接着是大流士寄予厚望并专门为其平整战场的200辆镰刀战车。

我们在电影《宾虚》（Ben-Hur）[1]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战车，但电影中用的是追求画面效果的道具，实际战斗中使用的战车并非那么简陋。它追求的不是画面效果，是将敌兵拦腰砍倒。

战车由两匹马牵引，左右车轮装有人抡不动的又重又长、磨得锋利的巨大镰刀。

波斯军的鎌刀战车

战车宽1米多，可供御者和士兵2人乘坐。战车两侧安装的1米长的镰刀分别突向左右，随着车轮旋转可以拦腰砍倒敌兵。这种兵器十分恐怖。不过它也有缺陷。缺陷在于它们不能排成密集队形。

大流士在他的中路左右各部署了100辆镰刀战车。但这100辆战车不能抱团进攻。

首先，战车由马匹牵引，马加上战车，每辆长度超过了5米。

战车横向左右各有1米长的镰刀突出于车身之外，镰刀加上车身，战车宽度至少3米。

镰刀战车这种兵器每台需要的空间达到长5米、宽3米。

一辆战车就需要如此之大的空间，为了不让战车自相咬合，横向纵向都需要留出相当大的车间距离。

结果，虽然战车总数达到200辆，但每辆都必须各自为战。

25岁的亚历山大看破这一点。

亚历山大给自己的中路守兵下达了孩子气的命令，令人忍俊不禁。

他命令士兵在镰刀战车冲过来时迅速闪开身体，放过战车后再合拢队形，第二辆战车冲过来时再闪开放然后合拢，如此重复即可。

这毕竟不是孩子过家家。士兵们在反复闪开合拢的时候，会对准敌人的马匹投枪射箭。只要拉战车的马匹倒下，杀死车上的御者和士兵就很简单了。

看到大象和镰刀战车这些新式武器这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我想大流士会相当动摇了。大流士向右翼和左翼的骑兵军团发出了总攻命令。

右翼的波斯骑兵和左翼的巴克特利亚骑兵都开始了集群进攻。希腊军布的是弯曲阵型，好像在说“来打我呀”。

到了这个时候，亚历山大仍然按兵不动。

希腊军的左翼主力是亚历山大继马其顿骑兵之后第二信赖的色萨利骑兵。面对波斯骑兵军团的猛攻，他们顽强地坚守着。

巴克特利亚骑兵军团猛攻希腊右翼，双方展开了一场不同于左翼的战斗。

希腊左翼是骑兵对抗骑兵的战斗，而另一侧是步兵对抗骑兵的战斗。

克里特岛出身的弓箭兵名气之大使人们说起弓箭兵必称克里特岛。

亚历山大命令这些弓箭兵射人先射马。

巴克特利亚骑兵再凶猛，马被打倒了便无能为力。率领他们的贝索斯只能下令撤退。

高加米拉战役-2

以上情况使贝索斯率领的左翼与大流士所在的中路之间产生了空隙。（见高加米拉战役-2）

亚历山大没有放过这个空隙。

一直在自家军队右翼最右端忍着的亚历山大和他的伙伴率领的3000名马其顿骑兵，这时发起了冲锋。

根本不需要发出冲锋号令，亚历山大已经冲在了前头，他的伙伴和他们率领的马其顿骑兵只好跟在统帅的后面。

就这样，呈纵向菱形的3000名马其顿骑兵跟着比塞弗勒斯背上的亚历山大，以他头盔上迎风飘扬的白色翎子为标识，向敌方中路和左翼之间的缝隙冲了进去。

亚历山大一旦做出决策绝不犹豫。伊苏斯战役中，他从右侧迂回进攻敌人的中路。在高加米拉战役中，他猛攻的目标仍是位于敌军中路的大流士，这点没有改变。

同时，帕米尼欧率领的“巨型刺猬”也加入了进攻。亚历山大统率的希腊军全都投入了战场。

此时，战场另一头的战况发生了变化。以色萨利骑兵为主力的希腊军左翼一直在顶着波斯骑兵军团的猛攻，他们开始一点点地后退。

如果这条战线被攻破，希腊军的中路将被包围。

亚历山大在己方马其顿方阵背后部署了由重装步兵组成的第二军，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这些重装步兵来自希腊的各个城邦，他们已经不需要等亚历山大发令了，年轻的国王事先已布置了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应对。

现代的战史研究者说，这支第二军的行动决定了左翼的战况。

得到第二军的增援后，一直坚守左翼的色萨利骑兵不但扭转了战局，还转入了进攻。

因为敌人右翼的骑兵军团发生了异常情况。

波斯骑兵一直被誉为波斯帝国的骄傲，但他们中很多人战死在伊苏斯战役中。因而参加高加米拉战役的骑兵军团中加入了不少来自帝国东部的骑兵。

这些来自现代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骑兵停下了对希腊军左翼的进攻，跑向马其顿设在后方很多远处的营地抢掠财物去了。

这意味着人数有3万之众的波斯军右翼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留下继续战斗的波斯骑兵，另一部分是跑去抢夺财物的东部骑兵。

去掠夺财物的那些骑兵被希腊军的第二军发现并受到追击，还没抢到财物便被歼灭。

在这种态势下，作为波斯社会精英的波斯骑兵仍在坚持与色萨利骑兵战斗。

这时传来了国王逃跑了的消息。（见高加米拉战役-3）

与伊苏斯战役时一样，亚历山大尚未逼近他的身边。

大流士与亚历山大之间还有很远的距离，波斯军的精锐部队1万人以及2000名战斗高手——希腊佣兵挡在中间保卫着国王。

在此之前，大流士只看到开战不久大象和镰刀战车的悲惨灭亡，贝索斯所率左翼的撤退，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骑兵军团猛攻自己所在的中路，以及帕米尼欧率领“巨型刺猬”步步逼近。

右翼的波斯骑兵军团正在同敌人的左翼激战。大流士所在的中路还未遭到过像样的打击。

不过，也许这些足以构成大流士逃跑的理由，他心中的某些东西可能已经崩溃。

高加米拉战役-3

国王在自家部队中辟出一条路逃之夭夭了。

这是继伊苏斯战役以后，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第二次抛弃士兵、放弃战场了。国王逃跑何其迅速，让人觉得他有逃跑癖。

假设大流士没有逃跑，波斯军会打赢高加米拉战役吗？

答案是否定的。战斗也许会拖长，但亚历山大仍会获胜。

虽然兵力只有敌人的五分之一，但胜利者一定会是这位25岁的国王，他能够把这五分之一的兵力运用得好像自己的手足一般。

如果不逃跑，大流士恐怕会被斩杀，他将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死得其所。

正在同希腊军左翼交战的波斯骑兵得知国王逃跑的消息后，当即明白再打下去已无意义。

系统指挥这些骑兵的马扎亚斯和手下全体骑兵企图掉转方向逃离战场。然而一旦溃败，指挥也就失灵了。

这次，亚历山大知道大流士逃跑后根本没去追击，而是直扑马扎亚斯，仿佛要把遗憾深深烙在马扎亚斯的心里。（见高加米拉战役-4）

高加米拉战役-4

以亚历山大为先锋的马其顿骑兵军团的猛攻之下，波斯精英们想全部逃走没那么容易，多数被当场杀死。

但带头逃跑的马扎亚斯及其少数部下还是逃到了巴比伦。

这个时候，贝索斯率领的巴克特利亚骑兵也已无影无踪。后来，他们追上了逃跑途中的大流士。

最悲惨的是那些被国王和骑兵抛弃的波斯军中路的步兵。

帕米尼欧率领的“巨型刺猬”已经从正面攻了进来。

亚历山大率领的骑兵军团又从后面逼近。

波斯骑兵已从右侧逃走，没了对手的希腊军左翼从右侧逼近。

要歼灭数量占优的敌人只能采取围歼战术。这是先包围敌人再缩小包围圈的战法。使用这种战术与其说是撂倒敌兵，不如说是造成敌兵自相残杀的状况。被国王和骑兵抛弃的波斯士兵完全陷入了混乱。一旦阵形崩溃，被自己人踩死的人会比敌人杀死的更多。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加米拉战役的结局。

波斯国王大流士逃离战场后，既没有去南面的巴比伦也没有去首都苏萨，而是一个劲儿地向东逃去。

他已经预料到，不来追击自己而优先打围歼战的亚历山大一旦结束战斗，必定会来攻打这两座城市。

大流士的预感只有这次灵验了。

[1] 又名《宾汉》，1959年出品的美国电影，导演为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曾获1960年奥斯卡金像奖。该影片又由提莫·贝克曼贝托夫（Timur Bekmanbetov）执导于2016年重拍。——译者注

“金刚钻”

要问亚历山大之后的古代名将还有哪些，我只能举出下面三人。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一连16年把罗马军队搅得团团转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

在最后一战中打败汉尼拔的罗马将军大西庇阿。

再就是罗马首屈一指的武将尤利乌斯·凯撒。亚历山大征服了远至印度的“东方”，而凯撒让丘吉尔说出了“英国历史始于凯撒渡过多佛海峡之时”的话。

这三位对战略战术有绝对自信的人都认为，亚历山大是武将第一人。

但他们三人都没有生搬硬套亚历山大在战场上的做法。虽然他们借鉴了一些，但没有全部照搬他的做法。

为何如此呢？

意大利语中有个说法叫“punta di Diamante”。

它是金刚钻的意思，是指将钻石装在前端的研磨切割工具。把钻石这种最硬的矿石安装在工具的前端，能切开不易切断的物体。

这三位名将充分了解马其顿骑兵军团以纵长菱形阵型冲锋的威力和效果。

不过他们也懂得，只有亚历山大这个“金刚钻”才能使这样的阵型发挥效力。

他们三人并不缺少当“金刚钻”的勇气。

身先士卒冲入敌阵，“金刚钻”将置身于最大的风险之中。

全军最高司令万一有个好歹，中路和左翼打得再好也会全军崩溃，转胜为败。这是采用会战方式打仗的现实情况。

汉尼拔、大西庇阿和凯撒都经常在最前线指挥作战。凯撒甚至常常身披只有他才穿的红色大披风，甘冒被敌人认出的风险。

然而他们都不曾当过“金刚钻”，甚至没有尝试过这种战术。

与偶尔有失的这三位相比，亚历山大可谓百战百胜。

在喀罗尼亚战役、格拉尼科斯战役、伊苏斯战役以及高加米拉战役这些以会战的方式进行的战役中，亚历山大总是“金刚钻”。

他自己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在他手下作战的司令官和指挥官不可能对此事实无动于衷。

实际上，年长者表情凝重，同辈人充满热情，年轻人流着热泪，他们都曾恳切地请求他别再做“金刚钻”，说他的安全就是全军的安全。

亚历山大大概也为之所动，他饱含深情一个个地拥抱了恳切请求他的部下，然后明白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对我来说，你们不仅是最忠诚、最有献身精神的部下，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用言语说不尽我对你们的感激之情。

你们的感情不单是温暖的同情。战争开始以来，你们已经用战绩明确表达了你们对我的爱。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有你们围在身边，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热爱自己的人生。

你们的热情使我幸福。也正因为有我表现出的勇气，你们才会产生这种感情。这也是事实吧。

罗马时代撰写亚历山大传记的库尔提乌斯·鲁夫斯写过，这番话是亚历山大在重要人物面前说的。他并未写这是亚历山大对士兵说的话。

然而，没有比亚历山大更能对将士一视同仁的统帅了。因此，也没有比亚历山大更受士兵爱戴的统帅了。

他在战场上总是冲锋在前，冒着大于其他任何人的风险在战斗。

看着亚历山大头盔上迎风飘舞的白色翎子，不仅将军们，就连一介兵卒都一心要跟着国王去战斗。

亚历山大心目中优秀的领袖必须是部下的模范，部下看到他身先士卒、甘冒风险才会接受他作为自己的表率。

正因如此，他才对司令官和指挥官说“你们那么爱我，不也是因为我表现出的勇气吗？”这样的话。

亚历山大

（取自疑似亚历山大石棺的浮雕。伊斯坦布尔考古学博物馆藏）

总之，亚历山大表明了自己今后还将一如既往做“金刚钻”的意志。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和罗马将军大西庇阿互为敌手。但有记载说，战后数年两人相遇，作为武将相互评价甚高。

凯撒的活跃时期要比他们晚150年，他当然不曾见过他们。为数众多的史实表明，这位罗马首屈一指的名将从年轻时开始就仰慕亚历山大。

我很愿意想象一下，如果让这三个人相聚谈论武将的话题将会是什么景象。

这三个人一定会在一点上取得一致，那就是与他们相比，亚历山大才是天下第一武将。

他们一定不会对用“金刚钻”把楔子钉进敌阵的战术思想提出异议。三人会对只有亚历山大能让这个战术发挥作用抱有同感。

最后，他们三人可能会笑着说：

“不管怎么说，他还很年轻啊！”

亚历山大的才华在他20岁到30岁这段时期得到了全面施展。

汉尼拔的鼎盛时期是在30岁到45岁。从他翻越阿尔卑斯山一路打进罗马领土意大利半岛开始，直到他在扎马战役中败给大西庇阿为止。

大西庇阿打败汉尼拔，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他的鼎盛时期在30岁以后。

最后是凯撒。他在40岁的时候发动了高卢战争，建构了后来的欧洲版图。

与这三人相比，亚历山大怎么说都很年轻，在他们开始活跃的年龄，亚历山大已经去世了。

“金刚钻”的战法正因为他年轻才能获得成功。

从巴比伦、苏萨到波斯波利斯

高加米拉战役结束后，亚历山大没有像伊苏斯战役结束后那样举行官兵同乐的大宴会。

伊苏斯战役结束后他有两个选项，一个是直接攻打敌人的老巢——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另一个是为建立海上交通线而先征服中近东和埃及，然后再进攻美索不达米亚。

高加米拉战役结束后，他只剩一个选择。攻进美索不达米亚并取得了胜利后，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把波斯帝国的大本营和威势的象征——巴比伦、苏萨以及波斯波利斯收入囊中。等攻下这些城市再追击逃走的大流士也不迟。

会战的好处是一天便能结束战斗。亚历山大在会战胜利后不会忘记巩固胜利成果。

于是，那些与平生初见的大象和镰刀战车奋战的士兵们只得到了一个晚上的休整时间。

年轻的国王照例参加了埋葬战死者的仪式，又照例带着医生团队前去看望伤员，与密友赫菲斯提安二人共进了这天的第一餐。然后，他贪婪地睡了几个小时。

翌日清晨，他们重又开始行军，方向朝南，目标直指位于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古城巴比伦，距离有400公里。行军全程都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中间宽广的平原上，行军速度得以加快。征服巴比伦竟如此轻而易举，亚历山大喜出望外。

亚历山大来到环绕这座古城的城墙前。这时，城门从里面打开，波斯人走了出来，请求年轻的国王不要攻城，他们开城投降。

这位名叫马扎亚斯的波斯人第一次与亚历山大面对面。但是从两年前开始，这人就已与亚历山大在某种意义上有了很密切关系。

那年他担任小亚细亚东南部奇里乞亚的总督，受波斯国王委托负责该地的防务。他在行动神速的马其顿年轻国王面前慢了一步，轻易地把奇里乞亚拱手送给了眼前的这位敌手。

这引起国王大流士的不悦，他甚至没有让马扎亚斯参加后来的伊苏斯战役。

让他参加高加米拉战役也完全是因为大流士在伊苏斯战役中损失了众多将军。

马扎亚斯一度遭到大流士的冷落。这次大流士让他复出，给了他一项特别任务。

大流士给马扎亚斯的任务是，在幼发拉底河畔等待前往美索不达米亚的亚历山大军队，改变他们的行进方向，把希腊军引向高加米拉所在的北方，而不是首都苏萨所在的南方。大流士只给了几千人马让他去完成这个任务。

看到十倍于己的希腊军，马扎亚斯觉得一切尝试都是徒劳，便不战而退了。但他不是逃跑，而是回到了大流士严阵以待的高加米拉。

大流士任命马扎亚斯担任波斯骑兵军团司令官，作为进攻主力在右翼作战。

因而，在高加米拉战役中，他没有与亚历山大率领的马其顿骑兵军团直接交战。马扎亚斯率领的波斯骑兵军团勇敢奋战，让色萨利骑兵防守的希腊军左翼不得不后退。

然而，这时传来了国王逃走的消息。这位武将只得带着残部从混战中逃出，回到了巴比伦。

他和跟他逃出高加米拉的波斯骑兵都不想继续追随两度抛弃自己人、放弃战场的波斯国王了。

这种心态通过在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无条件投降的行为表现出来。

亚历山大接受了马扎亚斯的投降，同意和平进城。不仅如此，他还任命马扎亚斯担任总督，管辖巴比伦及周边一带。

马扎亚斯的例子能很好体现亚历山大的性格。

一个人干不成大事业，没有众人的配合是绝对不行的。

因此，领导者需要相信他人，给他人以明确的目标，再放手交给他任务。如果总在审查他人是否值得信赖，那将一事无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只能凭着直觉大胆用人。

亚历山大最痛恨背叛，因为他人背叛的是他给予的信任。他认为背叛是人类最卑鄙的行为。

波斯高官马扎亚斯没有背叛他的君主，他只是抛弃了两度丢弃国王责任和义务的大流士。

亚历山大认为这不构成背叛。相反，这显出马扎亚斯是最远离背叛的人。

亚历山大大概觉得自己在希腊人称为“蛮族”的波斯人中发现了一个颇通情理的对手。马扎亚斯后来同儿子们一起成了亚历山大忠诚的家臣。

马扎亚斯的例子在波斯精英中掀起了波澜。

自此之后，任用战败的波斯人的情况日趋显著，但他们均非亚历山大招募，也非希腊人推荐的。

几乎所有人的任用都凭亚历山大的第六感。第六感也有不准的时候。这时年轻的国王所做的只是和决定任用时一样迅速地换人而已。

波斯国王的高官们就这样开始转变成希腊人国王手下的高官。

尽管“总督”这个官名没有变化，但内涵有所不同。

波斯帝国的“总督”是行政、军事、经济一手抓，但在亚历山大的帝国里，“总督”只管行政，军事由马其顿人管，财政由其他人管，权力被一分为三。

尽管亚历山大十分喜欢做“金刚钻”，但他也是一个现实的统治者。

亚历山大的做法与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正相反。

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后的希腊哲学巨人。他这样教诲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

要像对待自己的领路人一样对待希腊人，要像主人那样对待蛮族。

你可以把希腊人当作朋友或者亲人去对待，但一定要把蛮族当作奴隶或者动植物去对待。

这些话毕竟出自希腊哲学巨人之口，因而当代的不少研究者愿意认为，这里的“蛮族”是指不讲希腊语的民族，并非歧视性词汇。

然而这个词就带有歧视性，不论出自何人之口。

这源于当时希腊人的常识性观念。我认为，亚历山大对待“蛮族”的不同方式，是他在持续东征的过程中自己学到的。

有句话叫作“巴比伦的荣华”[1]。亚历山大在古城巴比伦逗留期间一定每天都在惊叹中度过。徜徉在极尽东方之奢侈的建筑之间，来自希腊新兴国家马其顿的年轻人一定有过发自内心的感慨，哪怕只是对赫菲斯提安一个人。他也许还参观了号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

当时的波斯，不说文明程度，在文化方面甚至不比希腊的雅典逊色，尽管二者有所不同，如果说雅典是“壮丽”之美，波斯就是“华丽”之美。

亚历山大是一个绝对不会忘记终极目标的人。他还没有享尽古城之美带来的愉悦，便抓紧时间前行了。他要尽快拿下波斯帝国的首都苏萨。

从高加米拉到波斯“心脏”

从巴比伦到苏萨的路程不足400公里，要向东横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在幼发拉底河畔，渡过底格里斯河便可到达苏萨。

恐怕亚历山大逗留巴比伦期间就已经展开让首都不流血开城的秘密谈判。我想，有关的疏通工作已经在刚当上巴比伦总督的马扎亚斯与苏萨防务负责人之间进行了。

苏萨不愧是首都，具备相当的防御力量。不使对方动用这些防御力量而以和平方式取得苏萨是最好的，拙劣地显摆军事力量为大忌。把疏通工作交给波斯高官去做也是明智的做法，疏通的结果很好。

亚历山大只在最重要的场合使用那匹自他少年时代就跟着他的爱马比塞弗勒斯，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骑这匹马。只有上战场，他才会带这匹爱马去。他只把比塞弗勒斯当作可以托付生命的马。他觉得形象漂亮的白马更适合用于进入被征服城市的入城仪式和阅兵游行。

亚历山大是骑着白马进入波斯帝国首都苏萨的。他身着豪华军装，上面点缀着种种装饰，这些装饰在战场上只会成为累赘。但在胜利者的入城式上，视觉效果不可忽视。

苏萨的居民们洒下了花瓣雨，他们用华丽的仪式迎接这位25岁的胜利者。可能是疏通工作卓有成效，欢迎仪式期间没出任何意外。

进入王宫，亚历山大坐上了大流士经常坐的宝座，波斯的权贵们围了上来，一齐匍匐在他面前，表态臣服。

对此，亚历山大一定十分惊讶，随他而来的马其顿武将们也都大为惊讶。

在东方，光屈膝下跪而不磕头，不足以表示向王者臣服。这件事影响深远。

波斯帝国的首都苏萨被顺利征服。

当然，大流士存储的18000塔兰特巨款被悄悄取走。不消说，这些钱被直接用作给士兵的报酬和犒赏。

亚历山大任命波斯人担任苏萨的“总督”。也许那人就是马扎亚斯在不流血开城交涉中的谈判对手。

亚历山大还命令此人做了下面这件事。

亚历山大下令接回留在大马士革的大流士的母亲和女儿们，让她们像以前一样居住在王宫的一隅。

大流士的妻子在伊苏斯战役时已经怀有身孕并很快分娩。不久母子双亡。所以，流亡中的大流士只有母亲和两个女儿这三位亲人了。

做完全部必须做的事情之后，亚历山大离开苏萨前往波斯波利斯。当然，与在巴比伦时一样，亚历山大留下了由马其顿人组成的一队士兵。以率军打仗伤亡少而闻名的亚历山大必须在每个战略要地留下士兵，所以他时常需要补充兵员。

波斯波利斯也以不流血的方式开城。我们只能认为，帝国中心地区的波斯人已经不把两次临阵脱逃的大流士当国王看待了。

这座城市在历史上以希腊语的“波斯波利斯”闻名。与自古就是重要城市的巴比伦不同，它是由始于居鲁士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代波斯国王们极尽奢华装扮起来的城市，像是要向古城巴比伦炫耀一般。

波斯波利斯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波斯国王们的城市。国王死后一定会葬在这里。

大流士一世是第一个想到把波斯波利斯建成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国王之城的。

这位国王可以视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中兴之祖，他是第一个想要征服希腊的波斯国王。

公元前490年，波斯军在雅典附近的马拉松登陆，发动了第一次希波战争。

大败于雅典重装步兵后，波斯军马上撤退，结束了第一次希波战争，只给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留下了一个马拉松项目的名称。

10年后的公元前480年，大流士一世的儿子薛西斯率20万大军进攻希腊。

但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仍是波斯。

希腊人在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的率领下取得了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在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的英明指挥下，普拉塔亚战役又以希腊人的完胜告终。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国王们每次入侵希腊，必遭痛打而只能败退。

尤其是薛西斯，他看到自己亲率的大军在自己眼皮下遭到毁灭，回到首都苏萨后便把国王的公务都抛在了一边。

薛西斯产生了人格分裂。为了忘记这一切，他一心只想把波斯波利斯建成一座最美的城市。

其中王宫的美丽甚至传到了希腊。然而，那都是薛西斯为了忘却绝望以及出于自我厌恶做出的。

这个时期往后，波斯的国王们再也没有把手伸向希腊。他们已经刻骨铭心地懂得，伸手必被烧。

但是波斯也未彻底收手。

继地米斯托克利之后，伯里克利利用提洛同盟把爱琴海变为希腊人之海的30年间，波斯完全收手了。伯里克利死后，波斯再次出手。

不过，这个时期波斯对希腊作战倚靠不是军事力量，是资金实力。波斯图谋向斯巴达提供经济援助，让希腊两大强国雅典和斯巴达自相征讨。

绵延了30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于公元前404年以雅典失败告终，把爱琴海变为希腊人之海的提洛同盟也崩溃了。

结果，因为提洛同盟的作用才变成希腊人地盘的小亚细亚西海岸一带再度回到了第一次希波战争之前的状态，回到了波斯人的统治之下。

自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开始，到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跨过赫勒斯滂海峡攻入亚细亚为止的70年间，希腊世界的东半部分一直处在波斯的统治之下。

如今，马其顿的年轻国王率领希腊军队夺回了爱琴海，而且连波斯波利斯也夺到了手中。

亚历山大在波斯波利斯逗留的时间超过了他在巴比伦和苏萨的时间。

若说这是为了在来年春天行动之前让士兵们得到休整，我们能理解。但亚历山大在逗留期间去祭扫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历代君王的墓地，这使我们难以理解他内心的想法。

赫菲斯提安是亚历山大形影不离、无话不说的伙伴，他从不做有失礼仪之事，因此他不会把亚历山大的心里话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我们只能想象25岁的亚历山大逗留波斯波利斯期间的内心想法。我想，亚历山大应该认为自己是来打第三次希波战争的。

第一次希波战争的胜者是雅典人米提亚德。

把第二次希波战争引向胜利的是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和斯巴达人帕萨尼亚斯。

亚历山大自己将以胜利结束第三次希波战争。

在波斯波利斯，亚历山大仍然任命波斯人担任总督。

他还把安放在王宫里的两尊雅典造的雕像运去了雅典。

这两尊雕像是第二次希波战争中，薛西斯入侵雅典作为战利品带回来的。这两尊希腊雕塑杰作时隔150年后回到了故国。

亚历山大下令焚毁了波斯波利斯的王宫。帕米尼欧表示反对，但年轻的国王没有改变主意。

第二次希波战争时，波斯国王薛西斯焚毁了整个雅典！

也许亚历山大心里想，自己烧掉的并非整个波斯波利斯城，只是薛西斯装饰的王宫。所以他坚决执行了自己的决定。

在亚历山大看来，要想让希腊人、波斯人知道阿契美尼德王朝覆灭了，就必须焚毁王宫。

他要让人们知道，波斯以后还会存续，但阿契美尼德王朝及其国王的王宫已经灰飞烟灭。

亚历山大没有动居鲁士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墓地一草一木。他严禁破坏这些陵墓，尽管其中葬有发动了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大流士一世和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焚毁雅典的薛西斯。

不管人们生前行为如何，绝不冒渎死者，这也是亚历山大的信条。墓地是死者最后的安息之地，哪怕这里安息的是敌人。

亚历山大是一个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但他也是懂得站在对方立场上想问题的人。

公元前330年的夏季，亚历山大再次率军启程，目标是位于西北方的埃克巴坦那，波斯国王的夏季离宫就在那里。

不同于在美索不达米亚行军，这次行军是在蜿蜒崎岖的山地上。这一带已经没有任何部族会挡在年轻的征服者面前。

埃克巴坦那建在一座小山上，夏季凉爽。城市的防御设施完备，通过拉吉（现伊朗首都德黑兰）到里海也很近。

亚历山大照例和平拿下了埃克巴坦那。他决定把这里当作征服波斯帝国东半部分的前线基地。

所谓前线基地就是部队会经常回来的基地。但亚历山大的偏好是一旦离开便不轻易回来。在他看来，这里与其说是前线基地，毋宁说更富于后方补给基地的色彩。

亚历山大决定把帕米尼欧留在埃克巴坦那。根据各种情报，让帕米尼欧同去山地连绵的东方，对年逾七旬的他来说过于苛刻。虽然不跟随国王东征，他的任务同样重要。亚历山大让他做了后方基地的负责人，一半的军队也留给了他。

亚历山大逗留埃克巴坦那期间还做出过比这更加重要的决定，并立即付诸实行。

逗留埃克巴坦那期间，亚历山大收到了令人高兴的消息。这些决定被立即付诸实施也是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1]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有云，“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迦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译者注

斯巴达最终出局

这个消息就是希腊唯一公然反对马其顿霸权的斯巴达终于衰落了。

消息说，从伊苏斯战场逃回祖国的佣兵为主体的斯巴达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麦加罗波利斯近郊与马其顿军对战，大败亏输，死者人数超过5000，斯巴达国王战死。

斯巴达最终出局，这对就要打进中亚的亚历山大来说是一个值得双倍三倍开心的消息。

第一，可以称为祖国的希腊就此完全稳定地处于马其顿的霸权之下。

第二，以前一直勾结波斯的希腊内部势力因斯巴达的大败而被消灭。

不要忘记，波斯国王大流士还在逃亡之中，并未死亡。

第三，佣兵大国斯巴达的衰落让希腊人醒悟为他国当佣兵的人没有好下场。

亚历山大一直痛恨希腊人抛弃祖国为别国当佣兵的潮流。他毫不怀疑是希腊民族的佣兵化害了希腊世界。

在麦加罗波利斯战役中战死的斯巴达士兵，大半是在伊苏斯战役中为波斯而战，战败后逃回来的佣兵。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希腊士兵为波斯作战了。

于是，亚历山大得到了可以把自己的重要决定付诸实施的外部环境。

这个决定就是准许马其顿以外城邦的希腊士兵回国。

格拉尼科斯战役、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亚历山大在所有以波斯军为对手的战役中都取得了胜利。此外，他还得到了巴比伦、苏萨、波斯波利斯以及埃克巴坦那等波斯帝国的所有主要城市。

亚历山大认为波斯帝国已经就此崩溃。

他6年前召集希腊所有城邦代表召开了科林斯会议，在会上被选为统率希腊兵奔赴波斯的远征军最高司令官。

至今为止的4年间，他统率的是全希腊的军队，尽管主力是马其顿士兵。

既然科林斯会议上确定的目标已经达到，亚历山大不再有资格继续统率马其顿以外的希腊人了。

马其顿士兵有义务跟随他这位国王，雅典和科林斯等其他城邦国家的士兵无此义务，因为派遣他们是与马其顿有同盟关系的城邦。

让他们回国，对亚历山大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行动。

但是，马其顿的年轻国王请求色萨利骑兵作为志愿兵留下。

在这4年的时间里，色萨利人已经感受到亚历山大对他们的信赖，他们同意全体留下。也有不少其他城邦的参战人员愿意当志愿兵。他们留下来并非受所属国家指使，是他们自己愿意作为亚历山大麾下的士兵作战。

亚历山大在这4年里受到士兵们的爱戴。爱戴他的不仅有马其顿出身的士兵，还有来自希腊各地的士兵。

如此这般，亚历山大统率的军队里佣兵的数量有了增加。

不过，他们并非科林斯会议禁止的佣兵，他们不会像斯巴达佣兵那样为敌对国家而战。虽然他们可以得到刻着亚历山大侧面像的金币和银币，但他们是在与希腊的敌人作战。马其顿士兵也会获得报酬。他们的区别只有一个，那就是其他城邦的士兵不能称呼亚历山大为“我们的国王”。

不知道是因为久违的冬季休整时间太长，还是斯巴达的衰落使亚历山大对希腊的担心一扫而光，他从埃克巴坦那出发后行军的速度快得令人惊异。古代的史学家和现代的研究者都这么说。

亚历山大把士兵中年长的一辈留给了驻在埃克巴坦那的帕米尼欧，在他率领下踏进山地的士兵以年轻人居多。

这也理所当然。他眼下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追击逃走的大流士。

11月1日的高加米拉战役结束后，11月、12月，接着是第2年的1月、2月和3月，这5个月给了临阵脱逃的大流士足够的时间，让他拉大了自己与迟早会追上来的亚历山大之间的距离。

亚历山大已经得到波斯帝国的所有核心地区，并于公元前330年春开始再次追击大流士。根据斥候团队带回来的情报，大流士居然还在距埃克巴坦那不多远的里海附近！

为什么？为什么大流士会在这种地方磨蹭呢？

我想，这是因为大流士虽然在伊苏斯战役和高加米拉战役中吃了败仗，但他自己逃了出来，还在指望卷土重来。他大概还没有放弃动员整个帝国的总督组成大军向亚历山大发起挑战，一雪前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流士不仅需要动员跟在他身边的贝索斯等东方的总督，还需要动员帝国核心地区的总督们。

大流士离开帝国核心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可能是因为他没有下定决心。

大流士才50岁，他能在目前的状况下得到他想要的情报。然而，他没有冷静地认识到巴比伦、苏萨、波斯波利斯以及埃克巴坦那这样的帝国核心地区的大城市全部在亚历山大面前开城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顽固地认为，家臣们的这种变化是源于自己打了败仗。他不愿意承认旧家臣已经抛弃了自己。

然而他也不信任一直跟随自己的帝国东方的总督们。

官名一样都是“总督”，但东方的总督本质上不是国王手下的高级官僚，只是臣服国王权威的地方豪族之长。波斯帝国有很高的文明程度，但那只限于帝国核心地区的上层人士，东方部族的首领们可不是那样。大流士本人是一个文明人，他不能完全相信贝索斯及其伙伴们。

贝索斯等东方的总督逐渐了解国王及其内心的想法，他们接二连三地逃走。国王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也在情理之中。

即使大流士拥有兵力，也没有力量统率这些人。

由于这些情况，亚历山大在出发追击大流士之前，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准确掌握了大流士一行的藏身之地。他的追击行动自然会相当神速。

大流士好像知道亚历山大已经到达埃克巴坦那。

他只能放弃不离开美索不达米亚的念头。

他再次开始逃跑，向东去往贝索斯担任总督的巴克特利亚，那里是贝索斯的领地。

挺进中亚

古代的巴克特利亚地区是现代伊朗东部的一片区域。

即使在现代，伊朗东部和西部的人思维方式也不一样。

居住在今德黑兰所在的伊朗西部地区和今伊拉克对应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代波斯人，对“高加米拉战役是一场决战”有着正确的认识。与此相反，在现代统称中亚的巴克特利亚以东的帝国东方，人们认为波斯不过是输掉了一场战斗而已。

贝索斯与仍对美索不达米亚恋恋不舍的大流士的关系在不断恶化。每次贝索斯说点什么，大流士的表情连旁人都看得明白。这进一步影响到跟随他的将士，让他的逃跑之路变得不再顺利。

讲求速度的亚历山大率领着同辈士兵追了上来。

跟随亚历山大追击的士兵，有堪称“国王的伙伴”的500名骑兵和标枪兵、弓箭兵近千人，以及每个骑兵配一个的随从，总共2000人左右，是一支少而精的部队。

被追击的大流士有贝索斯等部族首领们率领的超过万人的兵力。但大流士和贝索斯已经没有了迎击的念头，只是一个劲儿地逃跑。这时已经进入了夏天。

从这里开始，亚历山大又开始了神速的追击，从古至今的史学家们众口一词地评价其真乃“令人惊异的速度”。一天的行军距离达到60至80公里，我们只能认为这种速度快得“令人惊异”。这是把睡觉、吃饭和休息时间都计算在内的行军速度。

他们首先奔赴拉吉，即今天的德黑兰。在那里，他们得知大流士已经逃走，越过了被称为“里海之门”的险阻。

当天他们夜宿拉吉，第二天一大早继续追击，一口气走完了到“里海之门”的80公里路程。

当他们来到“里海之门”的时候，被任命为巴比伦总督的马扎亚斯的儿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了上来，拿出一封信，说是自己父亲写的。

马扎亚斯一年前还是波斯高官，他在信里写着宝贵的情报。

信中说，贝索斯和他的三名总督伙伴把大流士抓了起来，他们正带着已成为阶下囚的国王继续向东逃窜。而且，大流士被废，贝索斯已经取而代之自称波斯国王。

亚历山大没有犹豫，立即穿越“里海之门”，开始了速度更快的追击。

“里海之门”离马扎亚斯说的国王被抓的地方有好几天的路程，亚历山大一行却只用了两天——实际上36小时就走完了这段路。

不过他们抵达时贝索斯一行已经带着被抓的国王离开了那里。

亚历山大又率军进行了16个小时的急行军，继续追击。

到达下一站之后，亚历山大又得知贝索斯已于一天前离开。

就连亚历山大也没有心情再追击了。

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他命令全体骑兵把带来的备用马匹借给步兵。于是，全军士兵都成了骑兵。

亚历山大大概把这次追击当成了战斗去完成，他骑上了爱马比塞弗勒斯，把备用的马匹借给了步兵。

亚历山大决定抄近路直奔贝索斯一行逃跑途中不得不停留的达姆甘镇。

所谓近路是不通道路的沙漠。亚历山大在埃及有过走沙漠的经验，不会说到沙漠就犹豫。

然而他们似乎忘记准备饮用水。行走在沙漠中，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全军都为干渴所苦，一夜之间走完了80公里。

被追的人对这个速度惊讶不已。为了不落到亚历山大的手上，他们决定扔掉所有累赘，大流士也在被抛弃之列。

三个总督用剑刺伤大流士，把他扔到路旁的草丛中，逃之夭夭。

全速追击敌人的亚历山大路过时没有注意到路边的大流士，后来一个士兵发现了他。

这个士兵让战友快马加鞭赶去通知跑到前面的亚历山大，然后走近身穿华服倒在那里的大流士。

士兵给还没断气的大流士含了一口水，但亚历山大得到急报紧急返回的时候，大流士已经断了气。

马其顿国王俯视着大流士，沉默良久。

他脱下身上的披风盖在大流士的遗体上，命令靠拢过来的部下用符合大流士生前身份的方法把他送回苏萨他母亲那里。按照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身份举行葬礼。

挺进中亚

三个总督原以为亚历山大追击的是大流士，只要把大流士交给他，他便会停止追击。然而，他们的期望落空了。亚历山大虽然没有当即继续追击，却也没有停止追击行动。

一年后，亚历山大开始追击把国王刺成重伤抛弃的三个总督。他又一次加快了他那令人惊异的速度。

追者与被追者之间的距离日渐缩短。在这样的状况下，贝索斯与其他两个总督闹翻了。

这次贝索斯成了他们逃跑的累赘。他被一道道的绳索捆成了卷儿。

亚历山大根本不想见被抛弃的贝索斯。

他下令扒光贝索斯的衣服，把他裸体捆绑起来。对东方男人来说，裸体比死还要屈辱。

亚历山大只瞥了一眼被拖到路边的贝索斯，算是见了他。

然后亚历山大命人把贝索斯押送到埃克巴坦那。他命令他任命的这个城市的现任总督依据波斯法律对贝索斯进行审判。波斯帝国的法律规定，背叛国王者应判处死罪。

巴克特利亚的波斯总督、在高加米拉战役中统率左翼的贝索斯结束了他的一生。

想通过抛弃贝索斯让亚历山大停止追击的两个总督此后成功躲藏了半年时间。

他们不知道亚历山大一旦开始做某事就绝不会半途而废。最后，他们还是被抓住，像贝索斯一样以背叛国王罪被处以死刑。

对帝国东方三个总督的处置中，最重要的是对巴克特利亚总督贝索斯的处置。

从大流士死亡到处置贝索斯，中间有将近一年的空档。这对有始有终的亚历山大来说是一段难得的空白期。

为什么会有这一年的空档呢？

因为大流士死后，一场亚历山大从未遭遇过的悲剧袭来。

以前，就是拿来1000个问题请亚历山大决定，他都能轻松处理好。

只有这个问题伤了他的心，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第一次，完全是第一次，军队中出现了反亚历山大的动向。

而且这个动向还产生于少年时代就是学友的“国王的伙伴”中间。

如果波斯国王大流士从战场上逃出来并且还活着，他有资格再次组织军队对抗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的“朋友”知道这一情况。担任马其顿高官的他们对此产生了不安。由于这种不安，他们在亚历山大麾下团结一致。

他们的这种不安因波斯国王的死而消除，之后他们放下心来。此后他们心中或许已生出了些许松懈。

总之，这是26岁的亚历山大第一次遇到类似的难题。

走在别人前面的悲剧

马其顿军上层萌发对国王的不满，有以下5个原因。

一、任命战败的波斯人担任总督，厚待他们。

二、把波斯人在国王面前伏地起誓表达恭顺的做法强加给胜者马其顿人。

三、亚历山大身穿波斯风格的豪华丝织服装，坐在镶嵌着金银宝石的玉座之上，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质朴刚健的马其顿人，着迷于波斯“柔弱”的生活方式。

四、亚历山大似乎完全相信了在埃及接受的“神之子”的神谕，他认为迄今为止的百战百胜是因为自己是神之子才取得的，他忘记了胜利也来自将士的勇敢战斗，并非仅靠他一人之力。

五、大流士驾崩，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也灭亡了。既然消灭波斯帝国是希腊各城邦代表在科林斯会议上的决议，他们委托亚历山大担任总指挥的东征目的已经达到。

实际上，亚历山大已经让来自希腊其他城邦的参战士兵各自回国了。

亚历山大率领着马其顿兵以及志愿留下的希腊兵追杀杀害波斯国王的人，要进一步东征。这样下去，马其顿将士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马其顿呢？

如果我是亚历山大的辩护人，在最后的辩护中我大概会这样说。

一、随着东征的成功推进，亚历山大懂得了仅仅依靠马其顿人和其他希腊人无法统治这个庞大帝国。

亚历山大懂得了如果不能用好战败的波斯人，不管在战役中如何百战百胜，也不能进行随后的统治。

此外，亚历山大没有全盘继承波斯帝国时代的各种制度。虽然保留“总督”这个波斯帝国时的官名，但其权力被分割为行政、军事和财政三部分，波斯人总督的管辖范围缩小到只管行政，由总督率军作战的情况不会再出现。军事事务交给了亚历山大麾下的马其顿人。

已经在小亚细亚开始实施的这种统治方式，在中近东由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人执行，在埃及由埃及人执行，在波斯由波斯人执行。总督的工作是接触当地居民，起用懂得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人生活习惯的人合乎道理。

要想统治战败者，给战败者以存在的理由最为合理，这是实现长久统治的方法。后来的罗马人完美地继承了这一点。

二、严厉批评匍匐行礼的是罗马时代的史学家们。

不同于亚历山大东征，罗马人的帝国可以认为是西征的成果。

居住在埃及以及罗马统治下的幼发拉底河以西的人，都因亚历山大的影响而相当希腊化了。欧洲人原本没有匍匐行礼的习惯，希腊化的东方人中也久不见这种做法，罗马的当权者根本不必面对这种问题。

但是，亚历山大必须面对这些。他必须统治那些只臣服于神之子的埃及人，和不伏地磕头不足以表达恭顺的波斯人。

年轻的国王接受了匍匐行礼的做法。他接受这种方式并非因为这是战败者的做法，而是因为这是当地的习惯做法。这点引起了他手下将领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是胜者，战败的波斯人应该遵循胜者的习惯，放弃自己习惯的做法。亚历山大当初并未多想，他似乎认为自己手下的将领行同样的礼是理所应当。

后来亚历山大没再把波斯式匍匐行礼的做法强加给马其顿人。

按我的想象，下面这种情况应该对此发挥了作用。

有一天，因为国王召见，赫菲斯提安一身礼服走进了亚历山大的房间看见亚历山大正在一个人思考着什么。

赫菲斯提安要穿着这身礼服按照波斯的方式匍匐磕头向国王行礼。

因为身穿希腊式军服，光是跪下，就会丁零当啷地发出一阵烦人的金属声。再匍匐于地面，这声音更大，不仅烦人而且成为噪音。那头磕在地上倒没事，但头叩下去身子就起不来了。

亚历山大看着这位朋友的样子哑然失笑，后来咯咯地笑着伸出手去，帮他站了起来。赫菲斯提安好不容易才站起来，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个人快活地相视而笑，像是回到了孩提时代。

赫菲斯提安是想表演给亚历山大看，让他注意到希腊人模仿波斯人的样子是多么难看。

不过，波斯人仍然觉得不匍匐磕头不能表达出恭顺之意，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后来，国王分开召见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我想这也是赫菲斯提安表演的结果。

不过，这种政治上的微妙决定不能公开。因而马其顿上层人士仍然心存不安，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又得匍匐磕头。

他们对国王的第三个不满是亚历山大嗜好波斯风格。对此不满只能说明他们不理解亚历山大其人，他们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缺乏置身他人立场上思考的想象力。

我没有角色扮演的嗜好，但我去中国的时候会想穿穿中国的服装，访问印度的时候会买一套纱丽。我的意大利女性朋友总对我说想穿正式的和服，哪怕只穿一次。

亚历山大屡屡表现出超越自己年龄的成熟，但他也一直保持着20来岁年轻人的好奇心。我们并不说他已经到了喜欢角色扮演的程度，但他应该会有想试着穿穿异民族服饰的心情吧。

波斯服装豪华但沉重宽大，太不适合做事讲究速度的亚历山大了。衣服长到遮住了脚踝，让他没法骑马。穿成这样显然就当不成“金刚钻”了吧，只能像大流士一样，上战场也得坐在战车里。

亚历山大不可能喜欢这样做，所以他应该只是在宫殿里休息的时候才穿穿波斯服装。在行军帐篷里，我想他该是穿着朴素实用的马其顿服装吧。不然他这位征服者便无法做事了。

下面是高级军官对亚历山大的第四个不满。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关于亚历山大是否为“神之子”，不如说是关于亚历山大究竟抱有怎样的宗教观。

古代时，不论希腊还是罗马，军队出征必有占卜师同行，战斗开始之前都要占卜，看看即将开始的战斗有吉兆还是有凶兆。总司令面向士兵做的激励演讲都放在占卜仪式之后。

有时与亚历山大军队同行的占卜师也会举行占卜仪式，亚历山大总是默默地听完。

占卜仪式结束后，亚历山大才开始向士兵发表激励演讲。占卜师们总批评国王的演讲里没有敬神的意思。年轻的国王总是当场回击道：

“我在你扮成赫拉克勒斯神搞仪式的时候没有打搅你。所以，你也不要妨碍我演讲！”

在今天看来，这种言论属于政教分离的言论，说这话的人会完全相信他是“神之子”吗？

当我们全力工作取得成功时，不也会觉得自己是天才吗？古人亚历山大也只是在赢得了漂亮的胜利之后，觉得自己也许是“神之子”而已。

他并没有完全相信自己是“神之子”。所以拿这事谴责他，只是从未想过自己也许是“神之子”的人的过激反应而已。

最高司令官本人比任何人都懂得，所有涉及到人的事情，包括打仗，都是因为有别人的协助才会成功。

亚历山大从20岁起就只担任最高司令官了。

接下来是将领们的最后一个不满，即大流士死后亚历山大继续挺进征服东方。这个问题最能体现亚历山大与他手下将领之间战略思维的不同之处。

中亚

的确，对波斯帝国核心地区美索不达米亚的征服业已完成，波斯帝国因大流士的死亡而崩溃。

可是，迄今为止在美索不达米亚称霸的所有王朝都灭亡于底格里斯河以东山地人的来袭。这些山地人来自现在的伊朗东部、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北面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200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中东的稳定依然为其东面各国的动向所左右。

古代波斯帝国的东半部就是这个问题诸多的中亚地区。

杀害大流士的就是以这里为势力基础的贝索斯等三位总督，即三位地方实力派人物。

这三个人如果躲过亚历山大的追击，以后注定会威胁到美索不达米亚。对亚历山大而言，这个问题不能放任不管。

亚历山大的梦想是建立马其顿主导的融合希腊和波斯的大帝国。对他来说，继续向东进攻不是因为单纯的征服欲，是基于冷静的战略思考。

然而，面对心怀不满的同僚，没有人为国王的立场辩护。

如果这些不满表现出来，肯定会有人站出来为亚历山大辩护。首先，亚历山大自己就会站出来说服大家。马其顿国王的宫廷不像上下等级森严的波斯国王的宫廷，尤其是行军途中，与其说是宫廷，它更像是大学运动部的集体外宿活动。

不满尚未表面化。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藏在心里的不满很容易升级为刺杀国王的阴谋。

而且，实际上不满已经升级了。

从古代史学家到现代的研究者，没有人为我们解明这一事件的真相。升级到暗杀国王的不满情绪萌生于马其顿骑兵军团，他们总是跟在“金刚钻”亚历山大的身后杀入敌阵。

不满的情绪刚开始萌生，尚未形成具体计划。

话虽如此，问题仍是严重的，因为有“国王的伙伴”之称的亚历山大最信任的朋友参与其中。

当人们顺着线索追查这尚未实施就已暴露的阴谋，居然挖出了菲洛塔斯。

菲洛塔斯比亚历山大年长4岁，是帕米尼欧的长子。

在此之前，亚历山大一直把骑兵军团总指挥的重任交给菲洛塔斯。这不是因为他是腓力时代的重臣、亚历山大时代一直坐在第二把交椅上的帕米尼欧的儿子。

因为菲洛塔斯实在是一位优秀的武将。

菲洛塔斯在过去的4年中没有辜负年轻国王的信任。

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中，亚历山大冲锋在前，骑兵军团紧随其后冲锋陷阵，堪称马其顿军的的一把利刃。骑兵军团的总指挥总是由菲洛塔斯担任。

菲洛塔斯统率的骑兵在平原战场的战役中是3000人，追击大流士时是500人，尽管人数有变化，但一直是菲洛塔斯担当重任，统率马其顿军主力骑兵军团。

他是可以不打招呼就进出亚历山大大帐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那么，30岁的菲洛塔斯计划暗杀亚历山大了吗？

答案完全是否定的。

他并未参与这种行动。

但是，他没有把自己了解到的大家流露出来的不安传达给亚历山大。

那么，不满的人为什么把自己的不安告诉了菲洛塔斯，没有告诉赫菲斯提安呢？

因为赫菲斯提安与国王的特殊关系无人不知。菲洛塔斯与国王之间有那么一点点距离。他是帕米尼欧的儿子，因此他被视为对任用波斯人不满的守旧派。

这场未遂的阴谋暴露于亚历山大处理完大流士三世被杀后的种种事务，再次追击贝索斯等人的行军途中。当时他们已经攻入贝索斯曾管辖过的巴克特利亚地区，即今阿富汗的深处。

在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的行军途中，这些问题逼着亚历山大去解决。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这些与自己并辔驰马的人居然背叛了他的信任。

年轻的国王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他忠实地按照马其顿王国的法律在审判地位高的菲洛塔斯时召集了他的同僚——军中高官到场。

于是，菲洛塔斯的命运握在他的同僚手中。做出判决之前，亚历山大一直一个人留在大帐里。

审菲洛塔斯的赫菲斯提安和克拉特鲁斯等高官，都是同亚历山大一起接受列奥尼达“斯巴达式教育”的学友。

一直以气质高雅闻名的菲洛塔斯面对曾经的学友们，一直主张自己是无辜的，始终没有改变昂首自信的态度。

他说，如果他有刺杀国王的意图，他每天至少两次全副武装进入国王大帐，什么时候都可以动手。

他承认自己知道不安的空气在号称“国王的伙伴”的骑兵军团里涌动。

审判方有人问菲洛塔斯：

“你跟国王关系那么近，为什么不告诉国王？”

菲洛塔斯回答，打小报告不是他的作风，而且他认为没有值得向国王报告的具体计划，所以没有告诉国王。

菲洛塔斯所犯的错误就在这里。

不完整的情报不能称为真正的情报。下面的人把筛选过的信息报上去，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情报。

筛选应该由统帅进行。

以前，帕米尼欧曾经送上情报说，医生腓力被波斯国王收买，他也许在调和的药汁里搀了毒药。亚历山大没当回事，因为他十分信任孩提时代以来一直追随他的家庭医生。他一边让医生看帕米尼欧送来的信，一边喝着这位医生调的汤药。

亚历山大的判断是，与其相信传闻，不如相信孩提时代以来一直跟随他的家庭医生。

下面的人是不能对情报下判断，即筛选情报的。

可是菲洛塔斯独自筛选了情报。他犯下了知情不报之罪。

目前战斗还在继续。这是亚历山大必须很好地整合军队内部人员的时期。

他的旧友一致决定以谋逆罪判处菲洛塔斯死刑，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菲洛塔斯一直主张自己没有参加阴谋，是无辜的。他也许没有想到无辜的自己会被判处死刑。

如果亚历山大被杀，他的顺位继承人是第二把手帕米尼欧。可是，这位老将已年届七十，他死后接替他职位的人，无论是从出身还是目前的地位或能力看，都会是菲洛塔斯。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难道菲洛塔斯的脑子里没有想到这些吗？难道不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他才对国王知情不报吗？他每天至少同国王见面两次，不缺报告机会。

然而，亚历山大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因为菲洛塔斯的死而得到解决。此外还有几个人被处以死刑，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帕米尼欧。这位老将有着辉煌的业绩，眼下仍在马其顿军中占据重要地位。马其顿有一条规矩，即儿子犯罪父亲也要负责。

亚历山大不能把帕米尼欧送上由高级将领进行审判的军事法庭，那样给士兵的影响太大。

这个问题必须由国王亚历山大一个人做出决断。

古代史学家们写道，亚历山大向留在埃克巴坦那的帕米尼欧身边紧急派遣了3名刺客。

这3人都是亚历山大麾下的武将，他们得到的命令不是见面后当场杀死帕米尼欧，而是先让他看菲洛塔斯的审判记录，劝他自裁，如果他拒绝自裁，再杀死他。直到这时，帕米尼欧才知道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一切。

单凭想象也能知道年届七旬的老将心中的悲哀。

他有3个儿子，次子战死于格拉尼科斯战役，三子在前往埃及途中的战斗中战死，唯一剩下的长子，3个儿子中最具才华的菲洛塔斯，现在也成了亡人。

帕米尼欧向国王做了报告。被人当作笑柄也罢，他已经顾不上了。他只能承认知情不报的儿子没有搞清自己的立场。

父亲对儿子的行为一无所知。帕米尼欧的罪只有一项，那就是他是菲洛塔斯的父亲。

这一点，劝帕米尼欧自裁的亚历山大肯定比谁都清楚。

如果老将拒绝了国王的劝告，马其顿军会怎样呢？

帕米尼欧与先王腓力一道创建巨型刺猬一般的马其顿方阵。这支重装步兵部队现在和骑兵军团同为马其顿军的主力，威震波斯。

如果帕米尼欧起来反对亚历山大，也许会有为数不少的重装步兵追随他。

如果是那样，虽然灭了波斯帝国，马其顿自身将走向分裂。

对帕米尼欧来说，他的一生功亏一篑。他与先王的关系可谓盟友，也可谓伙伴。他完全认可先王继承人亚历山大的才华，一直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着他。

帕米尼欧是如何迎来死亡的，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

但帕米尼欧确实没有白白牺牲。

没有一个重装步兵为他的死而激愤叛乱。

马其顿军的士兵们相信，帕米尼欧是为儿子承担责任而选择了自裁。这个事件之后，马其顿军队的统一没有丝毫动摇。

英国学者说：“亚历山大的悲剧始于这个时期。”这并非指他的学友伙伴中间出了反叛者。真正的悲剧在于亚历山大不断成长，而他的朋友没有跟着他成长起来。

他已经不是一被父亲腓力责骂便马上和伙伴们离家出走的年龄了。“出走伙伴”们、一起玩笑嬉闹的年轻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是只有赫菲斯提安具有在精神方面跟上走在前面的亚历山大的能力。但他具有比任何人都强烈的感情，想去理解凡事一个人判断、一个人决定并下令付诸实行的亚历山大。

比别人成长得越快越孤独。

亚历山大把长期担任帕米尼欧副将的克拉特鲁斯提拔到帕米尼欧生前的位置上，在马其顿全军他有仅次于亚历山大的地位。

克拉特鲁斯也是亚历山大一起接受“斯巴达式教育”的学友伙伴，与菲洛塔斯同岁。亚历山大没有忘记自己与菲洛塔斯的4岁年龄差，却忘记了与克拉特鲁斯的年龄差。

当年吃力地跟着他们这些年长者的亚历山大，如今已经是统率他们的人了。克拉特鲁斯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一点。

克拉特鲁斯此后当上了亚历山大的副手。他没有留在埃克巴坦那，而成为全程跟随亚历山大东征的全军副总司令。

菲洛塔斯的死造成了骑兵军团统帅的空缺。亚历山大把2000人的骑兵军团一分为二，分别交给了赫菲斯提安和克雷托斯两人。

研究者们认为，这是亚历山大因菲洛塔斯事件而不再信任他人的缘故。但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全面。

赫菲斯提安的忠心不容置疑。但这位性格温柔的朋友造桥比打仗拿手，打大战役时骑兵军团会增加到3000人，这时很难将部队全部交给他。

克雷托斯与其说是司令官，不如说他更像是独狼式武人。多年来亚历山大交给他的唯一任务就是率领200到250名骑兵紧跟在自己后面。

先王腓力无法改变在喀罗尼亚战役中一马当先、陷入敌阵的儿子的秉性，便命令克雷托斯跟着他，不让他孤身一人。克雷托斯与亚历山大的关系由此开始。

从那以后，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等所有战役中，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紧紧跟在骑兵军团纵长菱形阵型最前头的亚历山大的后面。他拥有统率整个骑兵军团的能力，却只做着其中一队的队长，因为他要做好亚历山大的保护者。由于一直担任这个角色，克雷托斯在担任司令官之前，能力一直没有长进。

菲洛塔斯死后，他必须率领至少1000名骑兵，不是以前的200名了。

参与菲洛塔斯事件的人被处以死刑后，他们的空位很快就被填补。在这时得到晋升的人中间，有一位是亚历山大死后当上了埃及国王的托勒密。

总之，由于知情不报的菲洛塔斯被处死刑，马其顿军队被迫进行了一次相当规模的改造。

亚历山大是一个几乎不去回首过去，更愿意向前看的人。他又将重新踏上征程。

重启东征

公元前329年，待春天到来，还差4个月就满27岁的亚历山大重新踏上了征服东方的征程。

这次他已经不是单纯去追击那三个杀死大流士三世的总督了。虽然对这3人的追击不容懈怠，但通过重启追击去征服波斯帝国的东部全境才是真正的目的。

所以，同上次只带少数精兵追击不同，亚历山大这次带上了全部部队，甚至还运去了攻城器械，因而行军更加困难、更花时间。

分工已经确定。

亚历山大自己是全军的最高司令官。

亚历山大把晋升为二把手的克拉特鲁斯留在身边支持自己。需要时分兵两路，亚历山大统率第一军，克拉特鲁斯统率第二军去完成夹击敌人的任务。

在通过胜仗得到的地盘上，亚历山大会在每一块自己认为是战略要地的地方建立名为亚历山大的新城。这些新城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基地。从基地建设到修路架桥，基础设施的建设全都由赫菲斯提安负责。

亚历山大要去的波斯帝国东部，是现在的伊朗东部往东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向北到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广袤地区。

希腊人了解古城巴比伦和苏萨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率军踏上过这些地形复杂而由众多部族割据的地方。

贝索斯以为抛下濒死的大流士就能让亚历山大满足。如今他见亚历山大还是不停地追击，便对逃跑感到了绝望。他烧光马其顿军前进路线的周边地区，断绝了敌人的补给后，率领8000名巴克特利亚士兵奋起迎战。

可是，亚历山大的速度超出了贝索斯的预料。亚历山大要在自己断粮之前收拾掉敌人。

巴克特利亚军遭到了亚历山大所率第一军和克拉特鲁斯所率第二军的夹击，在被消灭之前他们投降了。

只有贝索斯再次逃走。我觉得他手下的士兵已经不是参加过高加米拉战役的那些人了。

如果还是那些与亚历山大交过手的士兵，只要回想一下那次战役中亚历山大的表现，士兵们就该意识到抵抗是徒劳的。

这些士兵投降后请求在亚历山大手下战斗。年轻的国王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他还任命波斯人担任了巴克特利亚总督。

巴克特利亚与现代阿富汗位置重叠。这一带的部族首领没有全部起来抵抗亚历山大。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没有与迎战的贝索斯同流合污。亚历山大自然认为，只要赶走了贝索斯就算征服了巴克特利亚。

贝索斯这次又成功地逃开了。他逃到一同抛下大流士的另一个同伙的地盘上。在那里他明白自己已经被当成了“瘟神”。

贝索斯的这个同伙叫斯皮塔米尼斯，是古代索格狄亚那地区的波斯总督，这里在现代是乌兹别克斯坦一带。他受贝索斯蛊惑刺杀大流士，亚历山大却没有因此停止追击。他觉得下一个会轮到自己，十分不安。

说是总督，实际上他不过是个部落酋长而已，文明程度不高。他认为，事到如今只能把贝索斯抓起来交给亚历山大，这才是让亚历山大停止追击的办法。

于是，贝索斯被一道道绑成卷儿丢弃了。他以后的命运我在前面已经讲过。

亚历山大让贝索斯成了一个罪犯。

就这样，在重启追击不过半年的时间里，贝索斯问题得到解决。

但亚历山大仍然没有停下脚步。追击杀害大流士的罪犯的行动成了征服波斯帝国东部的行军。

游击战的艰辛

收拾杀人犯花了一年，完成征服东方全境又花了两年。

重启正式东征以来已过去了整整三年时间。

也许人们会认为，从现在的国别来看，东方全境包括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的广阔地域，征服这些地方当然需要这么多时间。实际这里还有其他特别的情况。

首先，地形复杂。

割据各地的部族数量众多，没有一个有实力统合它们的大国。波斯国王对它们的统合也不过是那么回事。

因此，两军在平原上作战的会战形式不可能出现，双方只能打游击战。

亚历山大统率的马其顿军迄今为止打的都是可以充分发挥其战略战术才能的战役，所以才会百战百胜。现在他们要跟藏身山地、会在预料不到的时间从出其不意的方向袭来的游击队作战。自从高加米拉战役以来，亚历山大已经3年没有打过一场战役了。

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能否达到目的将取决于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统率全军的人是否意志坚定，一以贯之。

第二，全体将士是否身心统一、紧跟统帅。

第三，能否确保补给也是重要问题。

首先第一条，没有人能像亚历山大那样成为拥有“恒久意志”的榜样，这是作为领袖的条件之一。

第二条，亚历山大追求速度。在不可能提速的情况下，他的另一个特质——强大的忍耐力便会发挥作用。

他并不是一味追求快攻。追溯史实我们可以知道，他经常会让士兵休整。尽管没过几天就会重启攻势，但亚历山大仍是一个懂得让部下休息的领袖。

即便告诉他某条路只有山羊过得去，他也会回答说，山羊能过人就能过，然后身先士卒走过去。

他的餐食与士兵们的一样。没有地方支很多帐篷时，他会和将军们挤着睡。

区别他与手下将军的既不是待遇也不是服装，只是在他头盔上翻飞的白色翎子。其他将军戴五颜六色的翎子，只有亚历山大一人能用白色翎子。

无论在雪中行军，还是进攻敌人构筑在山顶上的碉堡，亚历山大绝不会只下命令而自己不动。

士兵们总能望见冲在自己前面的白色翎子，于是他们跟在后面向前冲。

亚历山大从不把部下看成是一群面目模糊的人。

行军路线选错，打仗时战术搞错，亚历山大会坦率地承认那是自己的错误。

只是承认自己错了之后，他总是接着说：“所以我决定今后……”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但士兵们听了他的话能感觉到，自己被当作人来对待。

撰写亚历山大传记的古代史学家把“人性”也当作这位年轻国王的特质，列在“快攻”和“忍耐”之后。“humanitas”是英语“humanity”（人性）的拉丁语词源。

最后一条是保障补给线。要让士兵们一直保持士气高涨，这点必不可少。亚历山大的补给线作用发挥到令人佩服的地步。从位于欧洲的希腊到中亚兴都库什山脉的深处，只要亚历山大下令补给物资、补充兵员，它们总能一件一卒不少地及时送到。

亚历山大是一个频繁写信的人，尤其经常写信给母亲。从私信到记录公事的文书都能安然送达，从未丢失，这只能令人惊叹。

补充兵员对亚历山大来说不可或缺。在争霸东方的过程中，他建设了超过25座取名为“××地区的亚历山大”的新城市，或称基地，在所有基地他都要留下士兵。

补充的兵员总能足量到达指定地点。那时可没有什么联邦快递和黑猫宅急便[1]之类的运输公司，能做到这点真让人佩服。

顺便一说，名为“××地区的亚历山大”的城市中有几座现在还在，其中一个是同喀布尔并列当代阿富汗重要城市的坎大哈。

征服中亚

进入罗马时代以后，亚历山大被称为“大帝”。也许由于他总是战无不胜，自古就有无数关于他的战役的分析和研究。

然而，聚焦他在组织和后勤方面能力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太善于作战了。可是，不管打战役还是进行由很多战役积累起来的战争，不重视后勤工作就不能取胜。后来罗马人甚至断言：“罗马军团胜在后勤。”

这解释了亚历山大为什么在同游击队的作战中也能不断取胜。

不管怎样，我认为马其顿军出色的后勤工作充分发挥了作用。这既帮助统帅坚定了意志，也帮助士兵坚定了紧跟统帅的信心。饿着肚子不能打仗，这可是古今东西恒定不变的。

中亚地区的地形和社会形态给欧洲人的征服带来重重困难，征服中亚、完成霸业的欧洲人只有亚历山大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罗马是一个向西扩张形成大帝国的国家。罗马在东方把国境定在幼发拉底河后就不再继续东扩了。现在看来，罗马的东线仅止于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阿拉伯、埃及，罗马人没有以扩张领土为目的进入伊拉克以东地区。

到了近现代，英国、俄罗斯、美国都尝试过征服这一地区，但最终都是撤退。有时我不禁会想，亚历山大成功地征服了东方，能够真正理解和评价其辛劳的，与其说是未曾踏入那里的历史学家，不如说是有着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作战经验的英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前线部队首长们。

除了称霸中亚，在另一件事情上亚历山大也是欧洲第一人。

他是第一个见到石油的欧洲人。

他东征途中山多、沙漠也多。马其顿军经常被迫横穿沙漠。在行军中，他们遇到过一种散发着恶臭、黏糊糊的东西，它把一片沙漠染成了黑色，还会喷出火焰。

希腊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士兵们骚动起来，哭喊着，口中叫着“凶兆凶兆”，闹得一发不可收拾。

这时，亚历山大向占卜师求助，说随便你怎样，赶紧举行仪式安抚士兵。

士兵来自希腊乡下，在这种时候跟他们讲理也是白搭。说不定，不，几乎可以肯定，就算亚历山大不认为这是凶兆，他对石油这种物质也确实一无所知。

总之，士兵们镇静了下来，他们绕过喷火的黑色地带，继续在沙漠行军了。

索格狄亚那总督斯皮塔米尼斯虽然把贝索斯抓起来交了出去，企图逃避亚历山大的追究，但他还是没有活过一年。

他手下的将军为亚历山大顽强的追击叫苦不迭，于是出手将斯皮塔米尼斯杀死了，然后拿着他的头颅向亚历山大投降了。

巴克特利亚实力人物贝索斯和索格狄亚那实力人物斯皮塔米尼斯退场了。亚历山大参事实上完成了对波斯帝国东部的征服。

这个成功是亚历山大以不断追击的形式对3位总督施加压力的结果。

他们顶不住这种压力首先内部分裂了，最终连他们手下的将士都被亚历山大以不断追击、造成压力的战术玩弄于股掌之间。

亚历山大尚未征服的只有现代的巴基斯坦北部通往印度的山地了。

时间进入公元前328年的冬天。亚历山大决定在索格狄亚那的首都撒马尔罕过冬，等待来年开春。

亚历山大21岁开始东征，如今他已经28岁了。

不知道为什么，不幸似乎专挑情况好转的当口袭来。也许，亚历山大眼看情况明显好转就松懈下来。

古代史学家们写道，这一切都是酒神狄俄尼索斯惹的祸。

同样都喝葡萄酒，希腊人很容易喝醉，而罗马人却不会。原因在于希腊人直接喝酒，而罗马人掺水喝。

罗马人中也有人喜欢直接喝，他们被称为超常酒鬼。罗马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和五贤帝时代的皇帝图拉真喝酒都很厉害，凭他俩的体格，直接狂喝恐怕也不至于烂醉。

正在撒马尔罕过冬的亚历山大和全体将领都明白，从第二年的公元前327年开始，他们将进入征服波斯帝国的最后阶段。

行军途中，亚历山大的宫廷与其说是宫廷，不如说是集体宿舍。大家在中亚的严冬中聚会喝酒，说笑话嬉戏。总督家成了亚历山大和手下将领的宴会场。

克雷托斯比亚历山大年长20岁。与身为国王学友的其他将领不一样，他并非出身于马其顿上层。他的姐姐是亚历山大的乳母。

因为有这层亲密关系，克雷托斯受先王腓力之托保护已经可以上战场的亚历山大。因为无法改变儿子喜欢一马当先冲入敌阵的秉性，国王把保护儿子，不让他孤身陷入敌阵的任务交给了克雷托斯。

克雷托斯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亚历山大孤身陷入敌阵，克雷托斯打倒了用剑劈向他的敌兵，救出了亚历山大。

菲洛塔斯死后，克雷托斯还与赫菲斯提安分别担任两支骑兵军团的指挥。他以自己是马其顿武人为最大骄傲，这种心情从未改变。

与亚历山大为代表的新一辈相比，克雷托斯在辈分上帕米尼欧是一代人。因而，他对亚历山大推行的对波斯人的融合政策颇感不爽。

那天晚上，大家并不急着第二天就出发行军。尽管国王亲临，但那毕竟是一场伙伴们的宴会，大家无拘无束，全体喝醉。

由一件不起眼的事情开始，话题转到了帕米尼欧身上。

帕米尼欧之死是亚历山大心头之痛。国王感到被人触到痛处，他收起了脸上的笑容。可是克雷托斯没有在意。

这位47岁的武人没有住嘴。

他说起帕米尼欧如何为马其顿鞠躬尽瘁，话题又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先王腓力身上。他说，亚历山大是得益于先王和帕米尼欧共同创建的马其顿方阵，才会战无不胜。

亚历山大屡屡胜利的原因是他使用了战斗力强却行动迟缓的步兵与机动性好的骑兵相结合的战术。但老辈武人克雷托斯理解不到这一层。克雷托斯统率的是骑兵军团，但他无法忍受国王更看重骑兵的现状。

克雷托斯醉了，说完这些之后仍不停地责备亚历山大。

他叫道：埃及神官说你是“神之子”又算什么！做腓力的儿子你感到耻辱吗？做一个马其顿人有什么不好？波斯人匍匐磕头就重用他们，这不是马其顿国王做的事！你就是小看马其顿人。他接着说，托我这个人的福，“神之子”才能在格拉尼科斯战役后活到今天。

亚历山大的面孔完全扭曲了，他站起身来。

几个将领走近亚历山大，想阻止他下面的动作。另外几个将领把克雷托斯拉出房间，想把喊叫不停的克雷托斯拉到别的房间。

可是，亚历山大也酩酊大醉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开始大声喊叫：克雷托斯去了哪里？

听到国王的声音，克雷托斯甩开同僚们的手走了回来。

走回来的克雷托斯口中念着欧里庇德斯悲剧中的一段话，站到了亚历山大的面前。

他念的那一段说，胜利是士兵们的功劳，将领总是忘记这点。

亚历山大从卫兵手中夺过长枪，朝克雷托斯掷去。

长枪直接命中克雷托斯的胸部，他无声地倒下，当场毙命。

亚历山大的酒醒了，他茫然伫立。朋友们拖着他去了卧室。

从那天夜里起，亚历山大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事发当晚在其他地方办事的赫菲斯提安赶了回来。但他也被禁止进入房间。

房间里传出了亚历山大呼喊克雷托斯和他的姐姐、自己乳母兰妮凯名字的声音。

我想，这是亚历山大第一次陷入自我厌恶的情绪。

不错，挑衅的是克雷托斯，但亚历山大犟上了。

亚历山大活到今天，靠的是平常一心想成为将士榜样的念头。居上位者必须履行的最主要的义务就是自我控制。亚历山大忘记了这一点。

从将领到士兵，所有人都在担心亚历山大，怕他是不是疯了。

连赫菲斯提安也不让进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动员了占卜师。

可是，任占卜师在屋外怎么喊叫“我是神的使者”，房间的门仍旧紧闭。占卜师扔下一句“这是神祇惩罚平时敬神之心淡薄的国王”，退了下去。

到了第4天早晨，亚历山大出现在因担心他而聚集在广场上的士兵们面前。

士兵们先是担心地望着憔悴至极的国王。也许是见亚历山大挺了过来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士兵们一齐向他发出了欢呼。

面对这些士兵，泪水沿着亚历山大的面颊流了下来。

这是士兵们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国王在流泪。

28岁的国王出于对他们的责任重新站了起来。从那天起，亚历山大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征服现代的巴基斯坦东部一带。这片地区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处在印度国王波拉斯的统治之下。

亚历山大照例在奔向下一个目标之前，先巩固好已经征服的地方。这是为了不把敌人留在背后，也是一个充分考虑到现实的战略。这种现实是，不管你用多大的军事力量收拾了“大老板”，如果你放任不管，马上就会出现“中小老板”。如果给他们时间，辛苦完成的霸业会归零。

推翻了巴克特利亚总督贝索斯和索格狄亚那总督斯皮塔米尼斯，由现代的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构成的当时的中亚，就只剩中小部落的首领了。

这些“中小老板”在亚历山大显示的力量面前纷纷不战而降，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会反水。那种一旦承诺就一定守信的做法，即日本所谓的“武士没二话”，在那里根本行不通。

既然现状如此，相较于使用军事力量一个个地去推翻他们，把他们之中愿意听话并对亚历山大怀有敬意的人拉到自己这边来才是捷径。

巴克特利亚有一个中等规模的部族，其首领叫奥克夏特斯（Oxyartes）。这个人处理圆通，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但接受了年轻征服者的统治，还把带来的女儿献了出来。

据古代史学家们的说法，这个名叫罗克珊娜（Roxanne）的姑娘是一位绝代佳人。

亚历山大已经28岁了，在此之前不曾对女人有过感觉。他这次没有把她立为侧室，而是直接同她结婚。所以，三百年后写到此事的史学家都认为，她一定是一位绝世佳人。

然而，亚历山大其实是一位厌恶拥有情人或侧室的人。

古代的史学家们也认可这是一桩政治婚姻。一般认为政治婚姻是与和征服者势力相匹配的人家联姻，这位中等部族首领的女儿似乎不够格，这让他们犯了难。这种犯难使得罗克珊娜被写成一位绝世佳人。不仅在古代，现代的电影里也是这样。

且不论她是不是那样的美女，既然结了婚，亚历山大是不是办了仪式也尽到了丈夫的义务呢？似乎并不是这样。按理28岁可以立即要孩子了，但女方过了5年才生孩子。这件事也被当成亚历山大对女人没有兴趣的佐证。

尽管如此，亚历山大把罗克珊娜的父亲变成了自己人，这点立竿见影。

巴克特利亚人奥克夏特斯说服同胞们，告诉他们归顺亚历山大的统治是一个不坏的选择。如果不同意，他将配合亚历山大的副将克拉特鲁斯进行军事打压。亚历山大甚至为准备与印度国王波拉斯进行决战而回到了巴克特拉城。这里是取名为“亚历山大”的其中一个城市。

就在这座城市里，亚历山大又遭遇了马其顿守旧派的阴谋。

在亚历山大率领的马其顿军队中，常有人不赞同年轻国王推行的与当地人融合的政策。

在这些人看来，他们的国王娶马其顿女人或希腊女人也就罢了，现在同战败的中亚国家的女人结婚，他们不能容忍。

如果这个女人生了儿子，那孩子迟早会当上马其顿国王。单单想到将来要服从一个有非希腊血统的国王的命令，他们就忍受不了。

于是他们搞起暗杀国王的阴谋，主谋应该是他们思想上的领袖卡利斯西尼。他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侄孙，也是一位哲学家，是随同亚历山大东征的为数众多的非军事人员之一。

亚历山大把监督做勤务工作的少年团队的差事，交给了自己少年时代的恩师亚里士多德的这位侄孙。

虽说是做勤务，这些少年都是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家的子弟。通过侍奉高官，在他们身边学习高官应该做些什么，这才是少年们的真正目的。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士官生”，即后备干部。卡利斯西尼煽动了这些少年。

得知未遂的暗杀计划之后，亚历山大对恩师的侄孙毫不留情。卡利斯西尼被捕后被送到了后方，死于狱中。

这件事招致希腊哲学家，即当时知识分子们的强烈反对。

亚历山大因此被他们定性为一个不惜钳制思想的“暴君”。

可是讽刺的是，仅仅过了5年，他们一直讴歌的彻底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便崩溃了，因为一直认可这种自由的“暴君”的去世。

我不认为亚历山大是一个暴君，但认为他是一个独裁者。“独裁”一词在辞典里有下面的意思。

一、凡重大事项均由自己一人思考并决断。

二、特定的个人、组织、阶级等掌握所有权力，实施统治。

亚历山大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尤其是在军事方面，他始终独断专行。

亚历山大回到位于今阿富汗境内的巴克特拉，为与印度国王波拉斯决战做准备，着手重新整编军队。这也是为了填补克雷托斯死后的空缺。可是，亚历山大一旦动手，就不仅仅是填空了。他借此机会，为进一步提高效率而改编了军队。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听取每个人的希望后再交代任务的领袖。

根据亚历山大的安排，骑兵军团一直担任马其顿军队的进攻主力。骑兵军团插入敌方左翼与中路之间狭小的缝隙，把敌人的左翼与中路分割开来。以此为信号，巨型刺猬般的马其顿方阵转入攻势。采用这种包围战法是马其顿军队以往战无不胜的原因。

肩负如此重任的骑兵军团别名为“国王的伙伴”，其3000名骑兵的总指挥以前由菲洛塔斯担任，菲洛塔斯死后由克雷托斯和赫菲斯提安两人担任。

当然，一马当先冲在纵长菱形骑兵队伍最前面的人，即“金刚钻”，一如既往是国王自己。

与印度国王决战前，亚历山大把这支骑兵军团分成了5个部分，每队最多600人，并任命了各大队的指挥官。各队可以根据指挥官的判断比以往更加灵活、更加自由地行动。

第一大队的指挥官是亚历山大自己。这一队的名称意译为“国王卫队”。

接近30岁的亚历山大在自己指挥的600多名骑兵中加入了为数不少的波斯骑兵。

年轻的国王在征服东方的过程中也没有忘记教育那些被任命为总督、成为自己下属的波斯人。被分配到“国王卫队”的这些波斯青年身上穿的不是传统的波斯军装，而是希腊式军装。

第二到第五大队的指挥权分别交给了赫菲斯提安、克拉特鲁斯、佩尔狄卡斯和德米特里乌斯这4个人。单看这些指挥官，就知道亚历山大多么重视骑兵军团的攻击力了。他们全都具备指挥整个军团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大队由亚历山大亲自率领，他自己作为“金刚钻”冲入敌阵。其他4个大队的任务是紧跟其后发起攻击。组成这4个大队的骑兵几乎全是马其顿人，以及少数波斯人等东方人。

亚历山大已经料到有人不愿与所谓的蛮族并肩作战，这样做是对他们的一种照顾。

可亚历山大的照顾不是普通人的那种照顾。换句话说，这种照顾仍是一种“强迫”，因为骑兵队里出现来了一年前还是敌人的“蛮族”出身的人。

亚历山大统率的军队从原来的马其顿·希腊军队渐渐地变成了一支多民族军队。

这是他同化战败者的战略之一。

与骑兵军团相比，已经以“马其顿方阵”之名名扬四海的部队还保留着浓厚的马其顿色彩。

直到3年以前，马其顿重装步兵的总指挥还是帕米尼欧。这位忠臣退场之后，原来的第二把手克拉特鲁斯得到了晋升。加上相当于“海军陆战队”的专事进攻的步兵，这支队伍达到了3万人。

亚历山大把这3万人分成了10个大队，各队指挥交给了塞琉古等年轻人。

这是为了让部队小规模化，促进士兵在战场上行动的机动性。一直以来，随机应变的任务基本上由亚历山大一人承担。从今以后，亚历山大要让比他年轻的一代去亲身体验。“胜负感”是只有经常身处胜负场上才能领会的感觉。

公元前334年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东征时，亚历山大统率的是一支由5000名骑兵和3万名步兵组成的军队。

7年后的公元前327年，士兵数量几乎没有改变。

减去3次大战役和其他战斗中损失的人员数量，以及留给东征途中建设的众多基地的防御人员数量，再加上从马其顿派来的补充兵员，总兵力维持在35000人到4万人。仅凭这一项，人们就不得不认可亚历山大作为领袖的力量。

不过，这也是因为亚历山大对统率庞大军队没有兴趣。

军队大了行动迟缓，后勤问题也会增加。

所以，他把东方士兵编入自己的军队不是为了増加兵力，而是要同化战败者。

他在战场内外一向主张“胜利属于掌握主导权的一方”。主导权并非靠人多就能掌握。

亚历山大不像波斯国王那样认为人多就能打胜仗。在灭掉波斯大帝国以后，在相信靠质量而不是数量取胜这一点上，他仍旧是一个希腊人。

分割军团，明确各个部队的指挥负责人，也是以少胜多的战略需要。亚历山大在这个基本战略方面没有任何改变。

[1] 联邦快递（FedEx Express）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性快递公司，成立于1971年。黑猫宅急便是日本雅玛多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一项快递业务，其商标为一只大黑猫衔着一只小黑猫。——译者注

通向印度之路

公元前327年的希腊人完全不了解印度。

他们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大河中间的地方取名“美索不达米亚”，因而他们知道巴比伦、苏萨和波斯波利斯。但再往东，从现代的伊朗东部到阿富汗及其北方一带，进而到巴基斯坦，他们几乎完全不了解，更别说印度河以东更为广袤的印度了。

然而，这对已经29岁的亚历山大来说并不是问题。对他而言，仅凭下面这些就有足够的理由继续东征了。

第一，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已经因大流士三世之死而灭亡。被誉为波斯中兴之祖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流士一世曾经远征到了印度河，使这条大河的西边皆为波斯帝国的领土。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也曾入侵希腊，发动过第一次希波战争。

第二个理由是，把今巴基斯坦北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自称印度国王的波拉斯与希腊人有过节。高加米拉战役时，大流士三世要求帝国全境实力人物参战，波拉斯送去了15头大象。尽管波拉斯实际上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国王，但这个国家与波斯帝国有同盟关系。

按照亚历山大的逻辑，不征服波拉斯的国家，便不能算是征服了旧波斯帝国全境。

亚历山大的做法是首先尝试以外交解决问题，对印度国王波拉斯他首先展开了外交攻势。他把在征服巴克特利亚的过程中结交的印度朋友作为使节派去了印度。

西方历史记载印度国王波拉斯有成年的儿子。我据此推断他比亚历山大年长10岁。这样他应该在40岁上下，继承王位已有13年的历史。

他当然知道，他派去15头大象参战的高加米拉战役是以怎样的结果告终的。他也知道战役之后大流士三世的结局。

尽管如此，他那刚愎自用的态度似乎并无改变。他这样回复了希腊年轻人的要求：

“如果要来，我们手执武器欢迎。”

这就是不欢迎。在亚历山大看来，这可不是回他一句“哦，是吗”就能过去的。

于是，年轻的国王继格拉尼科斯战役、伊苏斯战役和高加米拉战役之后，走上了发动最后一场大战役——海达斯佩斯战役的道路。

他们于公元前327年夏天离开巴克特拉，一边打击不断出没的游击队，一边前进。当年冬天在今阿富汗的喀布尔过冬，翌年开春再向波拉斯严阵以待的今巴基斯坦北部挺进。

那个冬天士兵们得到了休息，但亚历山大和手下的将领们无法休息。

第一，他们要等待从马其顿赶来的补充兵员。

第二，他们要把带来的士兵按特长技能分别编队，对他们加以训练，以便他们掌握在亚历山大手下作战所需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第三，他们要把新老士兵合编起来。先把全体士兵分成小队，再把几个小队合成中队，然后合成大队，进而形成军团，进一步明确指挥系统。这样，最高司令官亚历山大发出的所有命令都能更快、更准确地传达到末端士兵。“快攻”并不是只有“金刚钻”亚历山大一个人需要具备的能力。做完了所有这些事，一个冬天就过去了。

公元前326年春天，东征重启。

从中亚到海达斯佩斯

以前所有战役的战场都不是亚历山大所选，他每次都在敌人选择的战场上作战。想想那也理所当然。因为打过来的是亚历山大，迎战他的一方当然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战场，在那里严阵以待。

根据一拨接一拨派出去的斥候带回的报告，亚历山大得知印度国王波拉斯在注入印度河的支流海达斯佩斯河的东岸严阵以待。这里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直线距离往东有600公里。

还在今阿富汗到今巴基斯坦的行军路上，亚历山大已搞清了波拉斯军队的规模。

步兵5万人，骑兵6000人，双轮镰刀战车500辆，大象200头。

而亚历山大的兵力为步兵4万人，骑兵4000人，没有战车和大象。

听说得知这个情况后亚历山大非常高兴。

他不是因为双方兵力基本势均力敌而高兴。高加米拉战役时敌我兵力有着五倍的差距。他要与敢以势均力敌的兵力应战的对手作战，这让他心情大好。

这是一次同游击队打了很久之后的久违的战役。同不知会从哪里杀出来的敌人相比，这次战役以平原为战场，可以施展战略战术。高加米拉战役后5年才遇到这样的战役，他当然高兴。

可是，亚历山大也有误算之处。

在高加米拉战役曾有15头大象，而这次海达斯佩斯战役增加到200头。亚历山大以为这只是简单的数字不同而已。因为印度是大象的产地，所以波拉斯能带来为数众多的大象。

然而，量变导致质变。

高加米拉战役时，印度是应波斯国王的请求派大象去参战的。现在不同，波拉斯亲自指挥军队参加海达斯佩斯战役，他调集了惯于战斗的大象200头。

首先，这些大象体格巨大，而且已经习惯了战场，即使被枪刺到或被箭射中也不会轻易失去自制力。它们不会轻易发怒奔跑。

另外，象兵的技能也格外高超。在高加米拉战役中，大象刚开始发狂奔跑，象兵就慌了手脚，用匕首去刺大象的要害，使大象失去战斗力。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在海达斯佩斯战役中。

这200头大象以及象兵都是打仗老手。亚历山大直到亲眼见到、参与作战后才悟到它们的威力。

最后的大战役海达斯佩斯战役

公元前326年5月，两军隔海达斯佩斯河对阵。这里是印度河的支流，虽然是支流，河面也有1公里宽，在这个季节仍然水量巨大、水流湍急。

波拉斯面对河流亦即面对敌人，建起了一道200头大象组成的“厚墙”。

波拉斯想，只要希腊人渡河，就在河岸上把他们一口气踩死。

亚历山大再过两个月就要30岁了。他看到眼前的阵势后陷入了沉思。

首先，他把大本营设在可以隔着1公里宽的河面看到象群的河边。这大本营不过是集中在一起的战地帐篷。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敌人看得见自己。即使在军队需要秘密调动时，大本营的位置也仍然保持不变。

这是亚历山大实施佯动战术的第一步。（见海达斯佩斯战役-1）

“佯动战术”在词典中的解释是：“引人注目地展开无关行动引开敌方注意，使其误解战斗真实意图的战术。”

海达斯佩斯战役—1

这个战术的第二步是让人在敌方散布消息，说亚历山大一方渡河作战要延期到水量减少后的秋季进行。亚历山大把这个消息告诉行军途中抓获的印度人后释放了他们，看着他们逃回位于对岸的印度军。被敌人俘虏的人回到同胞中间，一定想把敌方的情报传递回去。亚历山大利用他们散布假情报。

波拉斯好像根本不懂搜集情报的方法，居然相信了这一套。

随后，亚历山大施展了更加细腻的演技。他让自己的军队行动起来，假装要渡河进攻，让士兵们发出嘈杂的喊叫声。

波拉斯疑惑了，延期到秋季渡河的情报和眼前见到的骚动，哪一个才是亚历山大的真正的行动呢？

因此，波拉斯彻夜无法撤回后方休息，因为眼下对岸骚动不止。

亚历山大在不同的日子会在不同的地方搞这种佯动渡河的作战，而且一搞几天。

亚历山大每次一动，波拉斯就不得不派士兵去迎战。他不知道这是佯动，只能每次派兵迎战。

10天的佯动以后，波拉斯的心理陷入了“老说狼来了，谁都不再相信”的状态，即使对岸再有渡河骚动，他也不再调兵遣将。波拉斯的迎战心理出现了松懈的迹象。

而亚历山大在这期间去摸索了哪里容易渡河，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

这个地点位于大本营上游20公里处。那里河面狭窄，不到500米宽。河流向东转个大弯逶迤而去，距离波拉斯的大本营有50公里之遥。在全军渡河完毕之前，希腊人不希望被敌人发现。

亚历山大决定在那里渡河，他随即召开了作战会议。

在司令官到小队队长的全体指挥官面前，亚历山大像往常一样向每个人下达了明确而具体的命令。

首先，他把全军一分为二，第一军由亚历山大统率渡河，第二军交给第二把手克拉特鲁斯指挥。

亚历山大给克拉特鲁斯的命令是：留在大本营，看到对岸头朝自己的200头大象调转90度后立即就地渡河，渡河完毕后立即从敌军背后发起进攻。

这样，亚历山大率领第一军从20公里外的上游渡河，从那里向敌人严阵以待的下游发起进攻，向敌人放出“诱饵”。这是一种第一军和第二军对敌人形成夹击的战术。

为形成夹击之势，第一军只是开始时当“诱饵”，后面必须迅速转为攻击主力。

亚历山大把骑兵军团4000名骑兵中的3000人配给了第一军。各大队的指挥官是学友伙伴赫菲斯提安和佩尔狄卡斯为首的年轻一代。

亚历山大留下的名言是，胜利属于始终掌握主导权的一方。第一军有不满30岁的亚历山大以及骑兵和专事进攻的步兵这些精兵，从指挥官到士兵都是年轻人。要在战场上持续掌握主导权，速度决定一切。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以天黑为信号，第一军开始北上，奔赴渡河地点。他们在黑暗中离开，让帐篷保持原样，帐篷前的篝火依旧燃烧。

抵达渡河地点时天还没亮。黑暗中，赫菲斯提安让人把事先造好的大量小船运到河边，为的是把这些小船排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建造舟桥。

亚历山大两年前就命令赫菲斯提安开始制造小船。也就是说，刺杀克雷托斯之前的公元前328年，印度河之战就已在亚历山大的脑中。

受命于亚历山大的赫菲斯提安以年轻的国王根本没有想到的办法完成了使命。

小船全部是组装式的，只要它们能够支撑铺在上面的木板就行，因为人不用乘坐这些船去下游。小船需要时组装起来，拆开即可运走。

士兵们摇身一变成了工兵。他们隔开适当间隔把组装好的船连接起来，在上面铺上备妥的木板，完成了舟桥的建造。

很快，天空泛起了鱼肚白，渡河作战开始了。

士兵们渡过500米宽的河，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亚历山大严命不许出声，部下当然服从，甚至连马都服从，真令人忍俊不禁。然而，他们立刻发现了问题。

亚历山大满心以为己方已经渡过了海达斯佩斯河，却发现他们只是到了河里的一个洲岛。从河这边观察，亚历山大看不到对岸。

难道只是上了洲岛吗？众人无语，但没有一个人想要退回去。这里到对岸的距离应该和刚才的距离差不多，然而河很深，只要看一眼缓缓的水流，大家就能明白。

面对眼前的河流，士兵们个个沉默不语。这时，亚历山大的声音在他们头上响起。

“我们连达达尼尔海峡都渡过来了，还能让这般小河挡住我们前进吗？”说着，年轻的国王跟爱马比塞弗勒斯开始渡河。

没有一个人想要离开亚历山大。

骑兵骑在马上，只有马头露在水面上，步兵们用双手把武器高高举起，全军跟在国王的后面。所有人都想着要努力渡河。

渡河花去的时间超出了预期。天已大亮。他们成功渡河而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只能说他们干得太棒了。

海达斯佩斯战役—2

仅第一军士兵的人数就接近2万。这么多人总会被敌人的哨兵发现。亚历山大军队渡河的消息马上传到了波拉斯那里。

波拉斯终于明白，这次不是佯装渡河。但1公里开外的对岸照样支着希腊人的帐篷，还看得见士兵们来回走动。

波拉斯下不了决心让自己手下的军队全部去迎战亚历山大。

于是，他首先派儿子率领2000名骑兵去迎战亚历山大。

他再把全军一分为二，让一半部队像以前一样监视对岸敌军的动向，剩下的一半人调转90度，前去与亚历山大率领的军队作战。（见海达斯佩斯战役-2）

200头大象也被分为两部分。这影响了克拉特鲁斯率领的第二军渡河的速度。但也拖延了波拉斯布置全军迎战的步伐。

国王儿子率领的2000名骑兵被渡过河便立即布好阵型的亚历山大消灭了，王子战死。

波拉斯没了选择，只能自己率军迎战。

然而，亚历山大这时又抢先一步。消灭王子率领的2000名骑兵之后，他迅速从自己军队中抽出骑兵和相当于“海军陆战队”的进攻步兵组成一支混编部队，让年轻的科那斯指挥，命他们迂回到北上而来的波拉斯军的左侧。

亚历山大从前面，克拉特鲁斯从后面，混编部队从侧面三面进攻波拉斯军。剩下的一面临河，河边尽是沼泽地。如果能将敌人的镰刀战车赶进去，就能让现代大型收割机一般的镰刀战车失去战斗力。

仅提高战略战术的机动性这一点而言，这场海达斯佩斯战役延续了以往亚历山大经历的所有战役的打法。

亚历山大总是胜利者的原因在于每场战役他都会有进步。

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军团是让波斯人都崇拜的“品牌”。

腓力改进了重装步兵军团，创造出巨型刺猬般的“马其顿步兵方阵”。

现在轮到亚历山大。

海达斯佩斯战役—3

亚历山大在军事方面的改革不仅限于有机地利用骑兵和步兵，还在于把骑兵和步兵分成小队。这样做自然是为了提高机动性。提高机动性必定会导致装备的轻量化。

在亚历山大的军队里，盾这个重装步兵的标志也小型化了，他们不再使用斯巴达那种大型盾。

因马其顿方阵而驰名的长矛被称为“马其顿长矛”（sarisa），它有近7米长，现在也改成了普通的长度。

缓缓前进的步兵长方形方阵，以其大型化形成马其顿方阵的威力。现在，马其顿方阵也被亚历山大分成众多的分队。

部队的装备更轻，武器更好用，分成小队后反应灵敏，这就是亚历山大实行改革的结果。后来的罗马军团几乎原封未动地继承了这些，只进行过小小的改良。

那么，海达斯佩斯战役实际上展开的情况如何呢？

实际战况是除了亚历山大对大象作战之勇猛产生误判，其他都按照他的预料展开。

因轮子陷入泥沼，镰刀战车接二连三地失去战斗力。波拉斯见状只好让留在河边的另一半军队也加入进来，全军迎战亚历山大。

大象在战场上的威力源于象群集体前进。而波拉斯的象兵是开始时的一半要等后面来的另一半，因而做不到集体前进。

在这期间，克拉特鲁斯率领的第二军已经成功渡河，开始了围歼战。（见海达斯佩斯战役-3）

惯于征战的象群很老练，被包围了也不怯战。箭和矛也只能在大象的巨型身体上造成一点擦伤而已。即使大象被一头头地隔开，任何敌人想靠近，都会被它用长长的鼻子卷起来摔出去，再被它的脚踩扁。所以，接近大象很困难。

正因大象如此勇猛，所以波斯国王乘战车，印度国王骑大象。面对如此象群，亚历山大没有放弃。飘扬在他头盔上的白色翎子，在身躯庞大的大象面前看上去像是一只翩翩飞舞的白色蝴蝶。

亚历山大几处负伤。波拉斯骑在大象背上亲自指挥。他受到马其顿士兵的标枪和弓箭的集中攻击，因出血过多开始失去意识。但波拉斯没有逃跑。

不知为何，象兵没有注意到，而大象注意到了主人已经浑身是血。

一直载着国王的这头大象体格比其他大象更大。这头大象前腿弯曲着地停了下来，可能是想把受了伤的主人放下来。

这是一个信号。在印度，大象都受过训练，如果国王骑坐的大象前腿弯曲停下来，其他大象都会跟着这样做。

刚刚开战时有200头大象，战斗中死了一些，减少到85头。这85头大象全部前腿弯曲停了下来，海达斯佩斯战役就此结束。

在象群的后面，被马其顿军的箭射中和被矛刺中倒下的印度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被大象踩死的马其顿士兵的尸体也散落其中，数量大约是印度士兵的二十分之一。

亚历山大起初以为波拉斯死了，便派兵前去收尸。

大象看到这些士兵向国王靠了过来，突然站立起来，用长长的鼻子卷起国王的身体，把他放回安装在象背上的王座，似乎不让敌兵碰国王一根手指头。

亚历山大见状很感动。

海达斯佩斯战役以亚历山大的压倒性胜利告终。失血过多丧失意识的波拉斯成了俘虏。

亚历山大命令象兵把国王再次放到地上，然后让马其顿军的医生团队进行急救。

急救结束之后，亚历山大首次与波拉斯碰面。

年轻的国王向波拉斯问道：“您希望我如何处置您？”

波拉斯躺着答道：“不论死活，请把我当作国王对待。”

亚历山大决定给波拉斯国王的待遇。

第一，释放国王而不收赎金。给予所有生还的士兵自由。海达斯佩斯战役因此没有俘虏。

第二，承认波拉斯过去统治的所有小国今后依然是波拉斯的属国。

第三，印度国王波拉斯从此以后成为马其顿和波斯国王亚历山大的盟友。

我觉得，也许亚历山大和波拉斯在第一次碰面时就产生了相互信任吧。

波拉斯没有从战场上逃跑。仅此一事，按亚历山大的想法，波拉斯就比大流士适合做国王。

波拉斯战败而亚历山大仍把他视为国王。波拉斯也立即回报了亚历山大。

他提出要提供三种帮助，帮助年轻的国王实现梦想，横穿印度直抵恒河。

第一，提供若干印度人做向导，由波拉斯担保他们值得信赖。

第二，提供在此次战役中生还的勇敢战斗的85头大象外加50头，共计135头大象，以及所需的全部象兵和饲养人员。

第三，提供从波拉斯军中选拔出来的5000名印度兵。

可以想象，这样的体谅与两位国王的地位相匹配，这让年轻的胜利者心情不错。

亚历山大在海达斯佩斯战役中又成为胜利者。

波拉斯损失了23000人，而亚历山大仅损失了1000人。

与以往的战役相比，这次亚历山大的损失较多。亚历山大给遗属与生还者一样的免税优惠，但这并不会使他的内心平静下来，因为以前战役的战死者通常是以百人为单位计算的。

在海达斯佩斯战役中，亚历山大还失去了爱马比塞弗勒斯。

这匹名为牛头之意的比塞弗勒斯与亚历山大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

这匹马体格健壮，奔跑起来任何马都追不上它的速度。亚历山大把这匹马当作“只带上战场的马”，这在欧洲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比塞弗勒斯之于亚历山大是“可托付生命之马”。

亚历山大18岁第一次上战场的喀罗尼亚战役，21岁时的格拉尼科斯战役，23岁时的伊苏斯战役，25岁时的高加米拉战役，以及29岁时的这场海达斯佩斯战役，在所有的战役中，亚历山大都把性命托付给了这匹马——比塞弗勒斯。

从邂逅到现在，整整17年，亚历山大和这匹马一直保持着人马一体的关系。

在这场海达斯佩斯战役中，比塞弗勒斯完成了一匹被人托付性命之马所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打完仗回到营地，主人在大帐前下马后，比塞弗勒斯立即倒地，再也不动了。等亚历山大听到士兵的叫喊声回头看时，比塞弗勒斯已经断了气。

作为马匹，比塞弗勒斯已属老年，它在死前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亚历山大会因敌人的大象对波拉斯表现出的忠心而感动，他对比塞弗勒斯之死的感受绝不仅仅是感动。他决定在打这场战役的地方建设一座新城。

这座城没有像以往那样被命名为“××地区的亚历山大”，而是被命名为“比塞弗勒”（Bucephalia）。

年轻的国王并没有为爱马之死悲伤得不能自拔。他面临着自己从未想到过的事件。

士兵们得知波拉斯要为亚历山大横跨印度提供帮助后，发生了恐慌。亚历山大手下的士兵突然罢工了。

士兵拒绝从军

代表罢工士兵向亚历山大施加压力的是科那斯（Kenos）。

亚历山大在海达斯佩斯战役中把科那斯提拔为骑兵和进攻步兵混编部队（即现在意义上的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把迂回到左侧进攻波拉斯主力部队的任务交给了他。

这是亚历山大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科那斯不但因此取得了亚历山大的信任，士兵对其的评价也有所提高。

科那斯对亚历山大说：

“我们一定会紧紧跟随你的。但自从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已经过去了8年的时间。这8年我们是在不断的战斗中度过的。我们已经身心俱疲。再向东去，我们实在太受不了。”

这不是拒绝战斗又是什么？百战百胜的亚历山大竟被他称为战友的士兵们拒绝。

然而，亚历山大不能说，你们不干我就换波斯人干。他依赖的还是马其顿士兵。士兵们年轻，亚历山大也年轻。大家都是年轻人，不会轻易让步。双方各不相让，事态严重的风险大增。

亚历山大

对科那斯的情况说明，亚历山大只“哼”了一声就回大帐去了。

亚历山大虽然嗤之以鼻，却心生一计。

他决定模仿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一直景仰的英雄阿喀琉斯。

荷马创作的长篇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阿喀琉斯不满进攻特洛伊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的专横，呆在自己的帐中不再上战场。《伊利亚特》开头便落笔于阿喀琉斯对不了解他心情的同僚们的愤怒和哀叹。

亚历山大也学阿喀琉斯的样子呆在帐中不出，但结果却不似《伊利亚特》那样。亚历山大在大帐里待了3天，士兵们没有反省，强硬的态度没有变化。

第4天，面对集合的士兵，亚历山大说：

“你们成功地让我做了一件任何战斗、任何敌将都没能做到的事情。你们想回家了，好吧，我答应你们的要求。”

士兵中间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也许他们认为自己得到满意的答复。然而，他们的理解太肤浅了。

他们的国王虽然同意他们回家，但他接着说：

“不过，由我决定回哪里和怎么回。”

士兵们忘记了，亚历山大拥有非凡的好奇心，他最厌恶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他们还忘记了，亚历山大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论多么辛苦，都有坚持到底的坚韧、坚定和顽强的精神。

印度河

亚历山大不愧跟随逻辑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学习过。

士兵们拒绝前进的理由是不愿意渡过印度河继续东征，但并没有说不愿意沿印度河顺流而下。如果顺流而下，拒绝前进的理由就站不住脚了。

亚历山大想知道，印度河究竟是像当时希腊人想象的那样流入湖泊，还是流入大海。

士兵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国王会有如此狡猾的想法。他们充分享受了亚历山大给他们的一个月的假期。

但在这既无战斗又不行军的一个月中，士兵们还是闲不下来，被拉去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马其顿的年轻人下令在自己脚踏过的最东方，建造一座壮丽的石碑，献给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诸神。

士兵们欢欢喜喜地参与了这项工程。他们认为，国王想在踏上归途之前留下证据，告诉人们我们曾经来到过这里。

纪念碑落成。人们在碑前举行了焚牛献给诸神的感谢仪式。仪式结束后，士兵们才知道了亚历山大的真实意图。他们被告知，接下来的行军计划是沿着印度河南下。

如果沿着来时的路回去，向西大约两个月他们就可以结束行军了。南下则要绕个大圈子，回家得花上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想回家的是士兵，亚历山大从未想过回家。

挺进印度河河口

就这样，他们开始沿着印度河向下游行军。这一带相当于现在的巴基斯坦南部，是另一位印度人国王的领地。

这位国王与波拉斯有亲戚关系，他把进入自己领地的亚历山大的军队视为侵略者，坚决予以抗击。

他并没有像波拉斯那样出来会战，亚历山大只能攻打这位国王坚守不出的城池。

隔着城墙打攻防战，起初的进展并不理想。亚历山大不耐烦了，冲到城墙下面，像往常一样战斗在最前线。

说时迟那时快，城墙上射下的一支箭射中了亚历山大的胸膛。因为只有他一人头戴白翎，他成了靶子。

亚历山大倒在地上一动不动，那枝箭深深扎进他的胸口，眼见得他的脸变得苍白起来。

在他身边作战的士兵们赶了过来。他们明白国王负了重伤，濒临死亡，而附近连个医生也没有。

慌张中，一个士兵用脚踏在倒地不动的国王的胸部，卯足了劲把箭拔了出来。他以为只要把箭拔出来就好了。

然而，这样做是不行的。

东方的箭做得像小鱼叉一样。

如果胡乱拔箭，周围的肉会被全部拽出来。

大量的鲜血从胸甲下面涌出。

等医师赶来的时候，国王已经昏死过去。

士兵们看着浑身是血的国王被担架抬走，同仇敌忾，一心报仇。没有任何人下令，全体士兵全都转入了总攻。城主号称国王，其实不过是个部族首领。在心中燃烧着复仇之火的马其顿士兵的总攻下，城池陷落了。

攻陷城池之后，士兵们心头的怒火仍不能熄灭，他们用箭和矛杀死了城内所有的居民。马其顿的士兵们左一个右一个地边走边杀，一心想为自己死去的国王报仇。

然而，亚历山大没死。

我们不知道是医师如何施救的，但他们确实拼尽全力。

据说波拉斯送来了印度药。亚历山大伤虽重却只是外伤。幸运的是，箭似乎并没有伤及内脏器官。

占卜师向诸神祈祷，却不灵验。人们只能等待30岁国王的肉体凭自己的力量自然痊愈。

医师已无计可施，只能让大家保持绝对安静。

以前亚历山大曾多次负伤，但都没有这次这么严重。

他恢复了神态但意识朦胧。由于大量出血，他的脸上毫无血色。他趴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谁都看得出他伤势严重。

亚历山大的大帐周围静得出奇，只有医师和高级将领进出。士兵们离得老远围着大帐，十分不安。

没有人向他们介绍国王的状况，他们越来越强烈地认为国王已死，认为医师和将军们秘不发丧。

一天天过去，士兵中间弥漫的这种不安以及由此而生的恐惧濒临爆发。他们哭着，开始喊叫国王已死，事态一发不可收拾。

到了如此地步，第二把手克拉特鲁斯出面解释，说国王虽然伤重但仍活着，但仍不能平息事态。

士兵们的哭喊声传进了在大帐里卧床的亚历山大的耳朵。

士兵可不是只有几百人，他们的数量超过了4万人。虽说他们是担心过头，但要消除他们内心的恐惧谈何容易。

亚历山大下令备船，同时命令集合士兵沿河列队。

他想躺在担架上上船，让沿岸列队的士兵们看到他的身影，从而消除他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亚历山大很顺利地上了船。

船载着亚历山大，开始静静地沿河向下游划去。

可是，只是看看躺在船上的亚历山大，士兵们的不安和恐惧并没有消除。

看着士兵们默默地望着自己，亚历山大略抬起上半身，向他们挥起了双手。

这是为了表示自己还活着。

这样才好不容易有了效果。虽然是躺在船上的床上招手，但士兵们见状终于放下了心。

士兵中间响起了欢呼声：“国王！国王！”欢呼声随着船行在河岸上响起。

这些士兵与两个月前向亚历山大提出拒绝前进的是同一拨人。

两个月前代表这些士兵向亚历山大陈述拒绝前进理由的科那斯队长，在这天的游行结束后又代表士兵们向疲惫至极的亚历山大说：

“如果没有您，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请您承诺，再也不要在最前线战斗了！”

不过，他很快就悟到了，亚历山大一点儿都没听进去自己的进言。

但是，这次亚历山大听从了医师们的忠告。他听医师的话保持绝对安静，但这安静只是肉体上的，不是大脑里的。

探险未知之地

刚进入公元前325年，结束恢复期重新站起来的亚历山大宣布了回哪里和如何回的具体办法。

全军超过4万人被一分为三。

第一军由年长的2万人组成，在克拉特鲁斯的率领下向西进发。

第一个目的地是亚历山大已经征服并建设的城市——“亚历山大·阿拉科西亚”，即现在阿富汗境内的坎大哈。

这件事表明，第一军要确认并在必要时修正征服后阿富汗一带的统治体制。在亚历山大征服的整个区域内，这一带是统治最为艰难的地方。所以，亚历山大有充分理由把第一军交给第二把手。

这一带已经被征服，第一军是去已知地域行军，不用担心安全。亚历山大决定把组装式攻城器械等重而碍事的物资以及无关人员交给第一军带走。

不过，他并没有说第一军路过坎大哈后可以直接回到苏萨。

离开阿富汗后，第一军要进入伊朗东南部，在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与走其他路线过来的亚历山大会师，然后再去苏萨。

尽管克拉特鲁斯是第二把手，亚历山大并没有授予他全权处理权。所有决定由亚历山大一人做出。

在这个意义上，亚历山大是相当独裁的，而克拉特鲁斯是他理想的副手。

受列奥尼达的斯巴达式教育，上亚里士多德的教养课，克拉特鲁斯一直是亚历山大的学友。他不仅有足够的能力完成第二把手的任务，而且对赋予第二把手的任务有着充分的认识。

回苏萨之路

亚历山大自己率领的第二军由1万名年轻士兵组成。

第二军不是去确认霸权，也不是去征服新的地方，称其为探险更为合适。

第二军的路线是从现在的巴基斯坦南部沿海地区进入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与第一军会师，然后左手向海沿波斯湾东北岸行进，直到看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大河注入波斯湾的河口后，再去苏萨。

在亚历山大时代，连亚洲的波斯人都从未到过这里，更不用说欧洲的希腊人了。

这次行军不算征服之行，尽管现代这一带有巴基斯坦的重要城市卡拉奇，但当时那里不过是一座荒村，连镇子都谈不上，更不是值得征讨的城市。要去这些地方，除探险以外不会有别的目的。

最后一支军队是由剩下的士兵和技术团队组成的第三军。

亚历山大把这支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克里特岛出身的涅阿尔霍斯。

第三军形式上走的是与第二军并行的路线，但是在海上从印度洋进入波斯湾，从那里北上。

亚历山大已经远征到了人迹未至的地方，归途还要走人所未走的陆路和海路。

简单地说这是强烈的好奇心使然，但亚历山大这个人又非常讨厌徒劳无功。这样说的证据是尽管他踏上了归途，却还要照例在那些从未到过的地方建设“××地区的亚历山大”城。如果说这是为后人考虑，那就是所谓的先期投资，其效果会在他死后得到验证。

公元前325年2月，从重伤中恢复过来的亚历山大号令全军，花3个月的时间为三个方面军的行军做准备。如前所述，三个方面军的作用各不相同，出发准备工作要根据它们各自的作用来。

6月，第一军在克拉特鲁斯的率领下首先出发。

第一军出发后一个月左右，第二军和第三军开始沿着印度河南下。

8月抵达印度河河口。在这里，亚历山大和涅阿尔霍斯之间有一段对话，别人听来绝对会笑话他们。

面对汪洋大海，亚历山大问涅阿尔霍斯道：

“这究竟是大湖，还是大海啊？”

亚历山大毕竟生长在内陆国家马其顿，所以才这么询问出生于爱琴海克里特岛的涅阿尔霍斯。

涅阿尔霍斯用手指沾点水舔了一下，回答道：“这是大海。”

靠这种程度的知识去探险，亚历山大肯定不知道这个地方有绝对不容忽视的季风现象了。受季风影响，第三军虽然已经建好船队，却只能等季风季节过去后才能出港。于是第二军只好先行出发了。

亚历山大鲁莽却不草率。为去未知之地，当时能考虑到的事情他都毫无懈怠地做了准备。

首先，只带体力好的年轻人去。

其次，让他们严守纪律，所以没有发生散兵游勇抢掠、强奸这类会激起当地居民敌意的事情。

再次，给全体士兵以平等待遇，包括统率他们的亚历山大在内。

最后，行军时尽可能走能见到大海的地方，没有比深入未知之地更让士兵恐惧的了。人是一种看到大海便会放心，被包围便会不安的动物。

这毕竟是探险之行，不会不出一点预料之外的糟糕事，其中之一是在沙漠里迷路。

人们没有想到会迷路也就没有准备足够的饮用水。到了知道迷路的时候，亚历山大便拿出他的对策付诸实施。

骑兵，包括亚历山大在内全体下马，把步兵背着走的行李全部放上马背，全体人员就都成了步兵。

在夏天的烈日之下，带来的水全部喝光，但所有人忍着干渴继续前行。

在临时休息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泉水。但水量少得可怜，不能为所有人解渴。

士兵们把水盛在头盔里，端到亚历山大面前。如果分给所有人喝，那每个人一滴水也摊不上。士兵们想这水至少要先让国王喝。

年轻的国王接过水来。士兵们都在直勾勾地仰望着他。

亚历山大把拿在手里的头盔倒扣了过来，里面那少得可怜的水把他脚下的一小片沙子打湿了。

什么话也不必说。他不说，士兵们也都理解。国王迈开步伐，士兵们默默地跟在后面。

就这样，他们走完了从巴基斯坦南部海岸到伊朗南部海岸的未知之地。

这是欧洲人在这里的首次探险。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旅行，却没有一个人牺牲。

这一年冬季来临时，亚历山大进入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的一个小城。在这个小城里，他们终于与克拉特鲁斯率领的第一军会师。第一军的规模超过了2万人，但也没有一个人牺牲。

转年到公元前324年。这年2月，由涅阿尔霍斯率领的海军也进入了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因为季风拖到10月份都没能出发。三军在两大河的波斯湾入口处会师。

从这里开始，他们将进入波斯帝国的核心地区。花费一年多时间进行的未知土地的探险之行就此结束。

抵达苏萨的时候已经是仲春季节。

公元前334年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的“东征”终于在10年之后的这一年结束了。

亚历山大已经31岁。

同化战败者与实现民族融合的梦想

31岁的亚历山大时隔6年回到文明城市苏萨，终于能够享受久违舒适的生活环境了。但只有士兵能够饱享休假的愉悦，领导人不行，一堆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正等着他们。

其中包括处理未能按要求执行任务的波斯人高官。

6年前，亚历山大出发追击逃跑的大流士，前去征服波斯帝国的东部时，任命波斯人担任后方几个地区的统治者，即“总督”。

这些总督中有几个人掌握了超越权限的权力。不知道他们是想钻“山中无老虎”的空子，还是暗自盼望前往中亚的亚历山大在同游击队作战时被打死。

总之，他们超越了应有的行政权，雇佣私兵，拥有了军队。

这完全违背了亚历山大的初衷。波斯帝国时代的总督是将行政、军事和财政大权一把抓的，亚历山大打破了这一传统。他保留了总督的官名，但总督只能负责行政事务，军事事务交由马其顿人、征税等财政事务交给了希腊人管理，权力一分为三。

而且，有越权行为的并不止总督。负责财政的人本来任务只是公正收税，却渐渐出现了暴敛私财之人。

这是当事人没有公共事业心的表现，但公共事业心是希腊人的发明，不是东方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亚洲人没有公共事业心，不过一般而言是比较欠缺的。民主政体也是公共事业心的产物，也源于希腊的政治理念。

亚历山大向来憎恶违法乱纪。他认为，违法乱纪是统治庞大帝国的最大敌人。

对查明有违法行为的人他立即予以撤职严处。然后他任命以马其顿人为主的希腊人替代他们。暴敛私财的主犯逃到了希腊，但被亚历山大派去追捕的人杀死。

他们全都背叛了亚历山大对他们的信任。一般人必定会因此陷入不相信任何人的心理状态。

可是亚历山大不是这样，他说：

欧洲和亚洲如今已是一个国家了。

你们所有人都和我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你们都是我的士兵，也是我的朋友。

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同等的义务。

你们所有人，已经共同拥有了在一个国王之下和平生存的命运！

亚历山大是一个会巧妙掌控人心的人。他懂得说服众人光靠抽象的理论是不够的，还要用具体形式体现出来。

于是，在春光烂漫的苏萨举行了一场只有他才想得出来的大型活动。

他举办了一场1万名马其顿将士与1万名波斯姑娘的集体婚礼。

在战斗中，担任“金刚钻”的总是亚历山大。在集体婚礼上，亚历山大又站到了前头。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大流士有两个女儿。亚历山大同他的长女结了婚，又让次女和赫菲斯提安结了婚。

他还安排第二把手克拉特鲁斯与斯皮塔米尼斯的女儿结婚。斯皮塔米尼斯是索格狄亚那的总督，也是杀害大流士的凶手之一，后来因亚历山大的追击，他被自己人背叛杀死。其他的将士跟随在他们的后面。

这简直就和打仗一样，亚历山大冲锋在前，突入敌阵，骑兵军团紧跟其后，不让国王孤军奋战。

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战斗中他们杀向敌人，而婚礼上是冲向东方女人的酥胸。

亚历山大不是已经与罗克珊娜结婚了吗？还有，不是说马其顿将士们都有妻子，东征前留在了国内吗？

尽管有这些问题，但亚历山大不在乎。

同化战败者和由此实现民族融合才是他最重要的政略。

实际上，在同一时期，亚历山大已经着人组建了一支由波斯年轻人独立组成的3万人的军团。

亚历山大是马其顿国王与邻国伊庇鲁斯的公主所生的混血儿，不易受马其顿传统束缚，即使如此他这事办得也太不像话。

首先，士兵是奉命结婚。其次，几乎所有男人都是重婚。

更加岂有此理的是，据说他对与波斯姑娘结婚的马其顿将士说了这样的话：

“你们回国的时候，你们的妻子以及你们与妻子生的孩子都要留在波斯。如果是男孩，就得让他接受马其顿式的教育。”

这不就跟只要配种，其他都不管一样了吗？

不过，我们不知道说这话的人自己是否尽到了这个义务。与亚历山大结婚的波斯公主虽已成人，却没有一点怀孕的征兆。赫菲斯提安的妻子也一样。克拉特鲁斯似乎尽到了责任，此后他的血统被亚历山大死后诞生的希腊化时代的一个强国继承了下去。

不过，这是少有的例外之一。

亚历山大同化战败者并借此实现民族融合的梦想，随着他的死去烟消云散。

等到后来罗马强盛，他的这个梦想才成为了现实。

罗马人是一个现实的民族。这个民族宁愿通过制定法律使其制度化，走质朴而踏实的道路，也不会选择由一个人做出暂时性的创举。

因为再好的政策也不免会被制定这项政策的人的命运所左右，不能持续。他们希望避免这种情况。

罗马人是这样同化战败者和实现民族融合的。

要成为罗马主力军团的士兵，首要条件是拥有罗马公民权。握有罗马帝国主权的人不是被称为“将军”（imperator）的军队最高司令官，也不是皇帝，是罗马公民。所以，罗马帝国规定，只有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才负得起保卫罗马帝国安全的责任。

军团士兵的服役年限是从17岁起的20年。当兵期间他们要在基地里过集体生活，不允许结婚。

不过，罗马人是现实的，当兵期间士兵可与居住在基地外的女人交往，对此国家不止是允许，甚至是鼓励。罗马军团的基地当时都设在被称为“Limes”（古罗马的边境）的帝国边境上，现在其中一些地方成了维也纳、布达佩斯这样的首都。

也就是说，与军团士兵相好的女人都是被罗马征服的战败国的姑娘。军团士兵与战败国的姑娘会有孩子。

军团士兵到37岁服满兵役退伍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和长年交往的女人结婚。当然，他们生的孩子都会成为罗马公民。这些孩子成年后将获得与祖辈都是罗马公民的人同等的待遇。

当然，为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待遇而去当军团士兵，是这些孩子的自由。为退役军人和当地居民着想，罗马在军团基地附近通常建有城镇。如果这些人想进入商界，他们可以住在城镇中，专门与军团做生意，这也是他们的自由。

在撰写《罗马人的故事》一书时我曾想过，这已经成为混血儿的量产体系。

然而，罗马同化战败者的方法还不止于此。

在罗马时代，被罗马征服的人称作“行省居民”（provincialis），他们也会被充分用于国家最重要的安全保障工作。

在军团基地里，还有数量几乎与主力军团士兵同样多的辅助兵。他们是行省出身的人，在罗马人看来就是战败者。他们的兵役期比军团士兵长5年，为25年。

当他们服满兵役退伍时，罗马会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像是给他们发放退休金。当时，“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在不断扩大，有很高比例的士兵会干到退役期满。罗马公民没流一滴血，就把这些人收为罗马公民了。

这些人的孩子当然也拥有罗马公民权。授予国家防卫人员的罗马公民权是可以传给子孙的世袭权利。

罗马因尤利乌斯·凯撒提议设立的法律改变了做法，开始把罗马公民权授予教师和医师。不论战败者还是肤色不同的人，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的人都被授予罗马公民权，享受免除直接税的优惠。

不过这种公民权只限一代人享有。儿子也从事教师和医师的职业，才可以继承公民权，这和授予防卫人员的世袭公民权有所不同。

罗马军团不仅是混血儿的量产者，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座同化战败者进而融合各民族的大型工厂。

罗马人从先行者希腊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有拒绝接受的东西。

其中一个就是对公民权的看法。

在希腊，以雅典为首的城邦国家都只承认双亲均出生于本国的孩子拥有公民权。

柏拉图的父母都是雅典人，所以开设“学院”时，他可以购买周边的土地建校。

相反，亚里士多德开设高中，为培养雅典人的一般教养做出贡献。他因为出生于马其顿而没有雅典公民权。雅典禁止外国人拥有不动产。所以开设“吕克昂学园”时，亚里士多德只能长期借土地办学。

这是因为希腊人思想中的公民权是一种“既得权”。

而罗马人思想中的公民权是“取得权”，是一种只要为罗马尽心尽力，不管是谁都可以获得的“取得权”。

亚历山大是希腊人，还不具备罗马人的那种公民权思想。但我觉得，他还是有些感觉的，尽管并不清晰。

由于有亚历山大，希腊和罗马的文明才会被并称为“希腊—罗马文明”。

即使在罗马，同化战败者以求民族融合的战略在刚刚起步的时候，也曾招致过强烈的反对。

尤利乌斯·凯撒把元老院（相当于今天的国会）的议席授予他征服的高卢实力部族的首领，元老院内的保守派由此都成了他的敌人。他最后遭到了布鲁图一派元老院议员的暗杀。

这件事发生于公元前44年，从亚历山大开始实施这个政策的年份算起，在280年之后。

希腊人把其他民族视为“蛮族”，予以歧视。就连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如果希腊人战胜了，那他们就应该是统治者，战败的“蛮族”应该是被统治者。

亚历山大试图消除这种歧视。

罗马成功地消除了这种歧视。

亚历山大并非死于暗杀，他死后没有接班人继承他的思想。凯撒虽被暗杀，却有接班人。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和第二代皇帝提比略把凯撒的政策法律化并且一贯实行，使其成为了一种制度。

到了凯撒百年之后的五贤帝时代，同化战败者进行民族融合已经成为罗马帝国上下的共识。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作者普鲁塔克写道：

“让罗马强大起来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有成功同化战败者的思想。”

顺便说一句，普鲁塔克是希腊人，因而上面那句话是出自一个被罗马人成功同化的战败国公民之口。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里把罗马人尤利乌斯·凯撒与亚历山大相提并论。

亚历山大的愤怒

话题回到31岁的亚历山大。

年轻的国王为1万对新人举办了一场豪华集体婚礼。到了夏天，他突然遇到一个重大问题。

士兵们再次造反。这次不像上次那样只是士兵拒绝前进，这是一场很容易发展成为叛乱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起因是亚历山大的一个决定。

即将32岁的亚历山大计划让自己的军队年轻化。

东征以来已经过了10年。跟随他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的马其顿士兵中的老兵在10年后的今天已经年逾五旬，他们的人数已接近1万人。

年轻的国王决定让这1万人退伍回马其顿去。当然，亚历山大给予他们优渥的退休金以及特别待遇，为他们全额偿还了累计借款。

然而，这1万人举起了反旗。

在希腊，现役兵的年龄是20岁到60岁。一满60岁，士兵要从现役转为预备役。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这1万人的不满在于60岁前退役意味着被解雇。

他们手中还有大义名分。

有一个传播甚广的流言说，亚历山大打算用波斯人士兵来填补他们回国后留下的空缺。

这对自认为胜者的马其顿士兵来说是不可忍受之事。这已经不再是圆满退役还是被解雇的问题了。马其顿的国王要排斥马其顿人，是想把老兵换成战败的波斯人吗？问题的性质有了变化。

就这样，这1万人的不满引起其他士兵们的同感。这样下去可能会出现马其顿军自行崩溃的危险。

得知情况后，亚历山大孤身深入到士兵中间。面对士兵，他不但没有努力解释，反而暴跳如雷，把三十来岁年轻人的愤怒毫不掩饰地呈现在他们的面前。

“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据说他这样说道。

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直接跟你们讲话，因为我根本没有放弃让你们离开的打算。你们去哪里我不感兴趣。不过，在你们离开之前我要把话撂在这里。

我先说说你们的处境因为先父腓力得到了多大的改善。

在腓力当国王之前，你们不过是山里整天追着羊群跑的穷苦农牧民。日子过得很不安全，你们每天都提心吊胆，害怕近邻伊利里亚和色雷斯的蛮族袭来。

腓力让只能兽皮裹身的你们穿上甲胄成了士兵，从山里搬到城里，战胜了过去让你们恐惧的蛮族，把你们培养成无所畏惧的真正的男人。

就这样，你们不仅征服了邻近的蛮族，还因为腓力开发矿山过上了更加文明的生活。

后来，你们进攻希腊中南部，击破了色萨利、底比斯、雅典和斯巴达，把整个希腊的霸权握在了手里。马其顿国王也被所有希腊城邦推选为进攻老对头波斯的联军总司令。

腓力做完这一切死去了。对他的丰功伟绩谁都不会有异议。说到他死后我们做了些什么，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也许先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那个年龄死去，他留给我的国库空空，里面只有70塔兰特，还有1300塔兰特的借款。靠这点钱根本不可能东征。我只能再借800塔兰特。如果不去借款，我连35000名士兵都没法养活。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毅然决然地开始了东征。爱琴海的制海权长期掌握在波斯人的手里。可是，我们还是渡过了爱琴海北部的达达尼尔海峡。

我们不仅渡过了海峡，还在格拉尼科斯战役中战胜了那些波斯总督。我们征服了小亚细亚，从西海岸直到内陆。

还有中近东、埃及、叙利亚、巴比伦、巴克特利亚，我们征服的地方不胜枚举。你们勇敢战斗，胜利后享受到手的财富。你们不应该忘记这些。

被征服的国王们献上了黄金王冠，我把它们也化成金币分给你们，难道你们都忘记了吗？

我率领你们作战得到的报酬，只有一件紫色披风和一顶王冠。我与你们吃同样的食物，睡同样的帐篷。我没有理由去聚敛财宝。

在最近的日子里，你们应该过得舒适了很多。你们可以忘记一切，贪婪地睡觉。但我不行，夜晚对我来说是思考如何应对明天的时间。

跟你们战斗在最前线的人不一样，我是最高司令官。如果有人说我躲避危险，我倒想看看他是谁。

如果你们要我看你们在战斗中负的伤，那我也让你们看看我的伤。

我的身体上到处都是刀伤、箭伤、石块砸伤的伤疤。这就是我翻越高山、穿过沙漠、渡过河流得到的功勋！是我把荣誉和财富都给了你们而得到的勋章！

正如你们所做的那样，我也娶了波斯女人为妻。因为这样做了，我们的儿子们会成为亲戚。

你们借的钱，我都为你们还了。我不知道你们得到了那么多报酬，为什么还要借钱。我不会追究这一切，我已经为你们全额偿还了。

还有，你们跟我一同度过了10年，参加了东征这个没有任何人尝试过的伟大事业，享有了别人根本享受不到的荣誉！

有人不幸倒在了战场上，他们当然也配得到与这个荣誉相称的待遇。我已经决定为他们铸铜像安放在故乡，他们的遗属将享受免税的待遇。这些事都在扎扎实实地做着。

最后，还有一事我要补充一下。

那就是我从来没有让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遇到过我背对敌人临阵脱逃的情况。

现在我听说你们要回国，要跟我一刀两断。

“我为何让跟我共同战斗了10年的士兵，和因负伤不能继续服兵役的士兵回故乡，你们根本不懂，你们居然要跟我一刀两断。

既然如此，我也要说，那你滚吧，有多远滚多远吧！

回国后你们可以到处去说，我们把自己的国王抛弃在别的国家。你们去说吧！

在祖国，不管你们说什么人们都会相信，你们会成为他们的英雄，诸神也会爱你们的！

这样的士兵和我缘分已尽。

滚吧，有多远滚多远吧！”

就这样，亚历山大一吐胸中不快，离开了现场，身边依然没有人护卫。

他态度凛然，一个人在士兵们中间穿行，瞪着他们每一个人，然后离开了现场。所有士兵鸦雀无声地目送亚历山大。

不大一会儿，士兵们的心头便涌起了反省的念头。他们单纯、朴素，打心底里后悔。有的人后悔之极，兀自痛哭了起来。

他们分别通过自己的指挥官向国王表达谢罪之意，请求宽恕。

然而，亚历山大很执拗，就是不点头。

于是，后悔的念头在士兵们的心里越积越大，他们聚集在亚历山大所在王宫前的院子里静坐，得不到宽恕便不散去。

1万人，再大的院子也会被填满。

亚历山大很快让自己的心情焕然一新。

年轻的国王走到院子里，站在士兵们的面前。他只说了一句话：“好吧！”士兵们一下子放下心来，现场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亚历山大又对他们说道：

“今天晚上举行盛大宴会，庆祝我们恢复关系！”

欢呼声更加高涨。

当天晚上，国王的宫廷花园变成了招待全体士兵的巨型宴会会场。所有人都想和国王干杯，年轻的国王身边热闹非凡。于是，那天晚上的宴会变成了不拘礼仪的饮酒大会。酒也是希腊式的喝法——直接喝干烈酒。

士兵们再次感到亚历山大就是他们的国王。他们把这种喜悦和烈酒一起，舒心地喝了下去。

1万人回国的事得以顺利进行。

年轻的国王把率领这1万名士兵回国的任务交给了克拉特鲁斯。

在马其顿军中地位仅次于国王的第二把手专程领队回国。这事一经明确，1万名士兵的回国就成了圆满退役的人员回国，而不是被裁撤人员回国了。

极易引起马其顿士兵大量离队的士兵抗议事件得到了平稳解决。

这年的夏天和秋天，亚历山大是在埃克巴坦那度过的。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是波斯历代国王的避暑之地。

亚历山大让1万人回国后，留在他身边的都是年轻士兵。也就是说，他们这代人只有在亚历山大手下战斗的经验，已经不了解先王腓力的作风了。这些年轻人很少对波斯过度敏感。

尽管让部分士兵回国的真正目的在于让军队年轻化，但送回国的士兵数量毕竟有1万人。

亚历山大不可能让第二把手克拉特鲁斯把1万人送到以后空手回来。他肯定命令克拉特鲁斯在马其顿为主的希腊全境征召志愿兵，再把他们带出来。

在东征的10年中，所有补充兵员都安全抵达了指定地点。没有快递服务而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令人佩服。不过，每次补充兵员的规模都在两三千人，没有一次超过五千人。忠厚老实的克拉特鲁斯带来的兵员规模也不会有。

也就是说，仅靠这点补充兵员填不满1万人的空缺。

这样，被裁撤人员的担心就成为现实了，他们的国王得用波斯的年轻人来填补马其顿兵回国产生的空缺。

不过，亚历山大并不是要完全用波斯人替换。年轻阶层尚在，科那斯也是其中的一员。此外，克拉特鲁斯要带回来的新兵与留下来的人一样是马其顿兵，即便不是马其顿人，也是希腊人。所以，即使波斯人加入马其顿军，毕竟还是少数，规模还不至于刺激到马其顿的守旧派。

希腊人新兵需要训练，波斯人新兵就更需要训练了，因为还需改变他们不同的生活习惯。

亚历山大那年要在埃克巴坦那度过夏天，并不是想躲避苏萨的炎热，而是因为他在波斯帝国的首都苏萨容易引人注目，而在避暑地埃克巴坦那这些麻烦会少很多。

亚历山大把埃克巴坦那郊外变成了武艺训练场。他让事先选拔出的波斯年轻人在此集训。

虽说是武艺训练，但主办者是希腊人，结果它成了运动会的延续。在希腊，每4年要在奥林匹亚举行一次运动会，各地也有各自的运动会。这种运动会与武艺训练的区别仅仅在于有没有观众。日复一日地在埃克巴坦那举行的是没有观众的运动会。

希腊人参加运动会不是全裸就是半裸。我不禁会想，波斯人认为奴隶才会赤身裸体，亚历山大是如何让他们接受这种希腊式做法的呢？不论古代的史学家还是现代的研究者，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件事。

也许因为亚历山大召集的波斯青年年轻，适应希腊式做法的速度快得出乎意料。

毕竟穿着波斯式的长袍上阵，动作会变得迟钝。亚历山大的军队重视机动性，穿长袍是不中用的。正因为波斯士兵在战场上也穿长袍，波斯军才会一败再败。

波斯的年轻人大概也了解这些。可以想象，在与异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他们妥协了，就反映在穿短衣这点上。

密友之死

进入秋天，武艺训练仍在继续。亚历山大也很热心，一连多日亲临现场。不仅如此，很多时候他还会亲自参加训练。

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赫菲斯提安不久前还总出现在亚历山大的身旁，最近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亚历山大在朋友卧病之初常去探视，赫菲斯提安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不用担心。当时，旁人看不出他有多严重的病。

于是，亚历山大把生病的朋友安顿在城里的宫殿里，自己在离城数公里的郊外平原上参与新兵的武艺训练，就这样度过了多日。

深秋的一天，亚历山大正和平时一样训练波斯的年轻人，一个马其顿士兵气喘吁吁地跑到他身边，告诉他赫菲斯提安的病情突然恶化。

年轻的国王连汗都顾不上擦一把，飞身上马，向城里飞奔而去。

然而，当亚历山大快马加鞭赶到的时候，赫菲斯提安已经没有了呼吸。

亚历山大抱住朋友的遗体，哭号不已，许久许久，谁也没有办法。

亚历山大一边哭着一边不断呼喊朋友的名字。曾经的学友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从亡友的遗体边拉开。

国王的学友们好不容易把半疯的亚历山大拉到了他自己的房间里。赫菲斯提安也曾经是这些学友中的一员。国王在他们面前紧闭房门，把自己关在里面，不吃也不喝。

人们已经听不见哭喊声了。三天三夜，亚历山大飘荡在黑不见底的悲伤深渊里。

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安

据说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安少年时代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曾经评论说，他们两人拥有分在两具躯壳中的一颗心。

亚历山大失去了另外一半的心。他失去了自少年时代开始就无人可比的亲密朋友，赫菲斯提安伴随在自己身边已再自然不过。

不论何时，不论何地，朋友总在身旁。古代的史学家们写道，只有赫菲斯提安洞悉亚历山大内心的一切。

无话不说，当然可以洞悉内心。赫菲斯提安与国王关系如此亲近，却一次也没有利用这种关系去谋取自己的利益。

谁都知道他们之间的特别关系。可是特别关系之外，什么都没有。

克雷托斯死后，赫菲斯提安继续发挥着克雷托斯的作用，直到去世。

也就是说打仗时他紧紧跟着一马当先冲入敌阵的亚历山大，国王一旦有事立即上前救驾。

担起这份工作以后，赫菲斯提安头盔上的翎子被定为蓝色，而亚历山大的翎子是白色的。混战中只要看到白蓝两色的翎子，马其顿军的将士们便会安心战斗。现在，那根蓝色翎子消失了。

我想起曾经在电视里看过的BBC制作的节目。在那台节目中，英国人以冷静的态度用人体模型具体指出并解说了东征10年中亚历山大的所有受伤情况。

我一边看节目一边想，所谓体无完肤指的就是这个情况吧。

可是，我又在想，所有这些都是外伤，不是心头之伤。心上的伤是无法进行科学的分析的。写年轻的马其顿国王写到现在，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强烈到几乎成为一种确信：从赫菲斯提安死去的那一刻开始，亚历山大便开始走向死亡。

英国BBC电视台的节目也认为，亚历山大在沿印度河而下的途中身负重伤，险些丧命。即便如此，他只花了两个月就痊愈了。

然而，因密友之死受的伤是不会痊愈的。

亚历山大有异常强烈的责任心。赫菲斯提安去世第4天，他又开始履行国王的职责了。

在一场为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举行的祭祀活动上，亚历山大当着众人说道：

“我举行祭祀是因为国王的义务。诸神中阿斯克勒庇俄斯没有给我带来过一点幸运。这么早就从我的身边夺走了赫菲斯提安，这最能表明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怠慢了！”

神官和占卜师自然要谴责亚历山大缺乏敬神之心。聚集的人们虽然不至于谴责，但也目瞪口呆。

亚历山大对这些反应毫不在意。哪怕夺走赫菲斯提安的是神，对亚历山大而言也是敌人。

梦想西征

转年进入了公元前323年，在旁人看来，亚历山大已经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他召集全体将领，在接下来的远征之前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征服阿拉伯半岛。国王考虑把军队一分为三，从陆上和海上的三个方向完成远征。

陆军一分为二，第一军由克拉特鲁斯率领向西进军，从北面攻入阿拉伯半岛。

从东征到西征

亚历山大自己率领第二军，从波斯湾偏南的地方攻入半岛内陆地区。他似乎并不了解阿拉伯半岛的内陆地区是大片的沙漠，但他知道那里有沙漠。

海军由克里特岛出生的涅阿尔霍斯率领，任务是南下波斯湾，绕过阿拉伯半岛，寻找红海的入口。

当时的战船，如果船员操作不是十分熟练就得沿海边航行，需要频繁靠港，结果会变成征服沿海地区的行动。

于是，从结果上看，涅阿尔霍斯开辟了从现在的巴基斯坦南部海岸到伊朗南部海岸的波斯湾航线。现在他又肩负着开辟从阿拉伯半岛到红海航线的任务。

9年前征服埃及时，亚历山大就已经知道红海的存在。他认为只要绕着阿拉伯半岛走，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到达红海。

征服阿拉伯半岛在他脑中不是一个独立的目的，他是要为统合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找一个连接点。当然，阿拉伯半岛是古代花高价才能买到的乳香等香料的产地，但这不是亚历山大征服阿拉伯半岛的主要目的。

亚历山大已经在考虑征服阿拉伯半岛之后要进一步西征。

按现在的国别，亚历山大9年前征服埃及，已经把名为昔兰尼加的今利比亚东半部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

从今利比亚的西半部开始是西地中海世界第一强国迦太基的领土，包括现在的突尼斯到阿尔及利亚的整个地域。亚历山大在9年前征服中近东唯一吃了苦头的推罗攻防战中知道了迦太基的存在。

推罗是海上的一个岛屿，当地人擅长海战，当时亚历山大没有足够的海军。

由于同为腓尼基民族，迦太基提出要增援推罗。如果这真的成为现实，亚历山大一定会更加辛苦，因为海上部队是强国迦太基的主力部队。

当时腓尼基民族与希腊民族之间的决战并没有实现。西地中海的另一个强国叙拉古的军队已经在北非登陆，迦太基只能专心于本国的防卫，没有余力向东地中海派出援军了。

从那时起，迦太基的存在就刻在了年轻国王的脑海里。

所以，对转而西征的亚历山大来说，以迦太基为目标是理所当然的。

亚历山大的头脑再次被宏大的远征计划塞满。东征打到了印度河，却因士兵们拒绝前进而无以为继。那就改成西征。跟随他的将士们大概又会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有人曾经说过：跟着亚历山大的确非常辛苦，但肯定不会无聊。

作战会议的会场从苏萨移到了巴比伦，亚历山大那充满30来岁年轻人热情的谈吐一点也没有变。学友伙伴和士兵们看到他们的国王这个样子，都以为他已经从痛苦中完全走了出来。

然而，如果他们具有能洞悉人心的感受性，应该会注意到下面的情况。

亚历山大已经同以前不一样了。他会在热情洋溢地说话时说到一半忽然停下，沉默片刻，然后摇摇头，再接着刚才的话往下说。

年轻的国王还不能适应没有赫菲斯提安的情况。

若是以前，只要投去视线，就有人用目光回答他。即使没有言语的交流，也有人会理解他。这样的人现已不复存在。

亚历山大自孩提时代起就习惯把头微微歪向左侧。赫菲斯提安总在他视线投去的方向。这位朋友总是无言地回答亚历山大无言的问题。

赫菲斯提安在自己身边，长期以来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亚历山大会不由自主地歪过头把视线投过去。可现在，每当他投去视线，他都会感到这个动作是那么虚无。

亚历山大逐件安排好征服西方要做的事，看上去比以前更加活泼而积极，这或许都出于他想忘记独一无二的朋友之死的念头。

会议确定全军4月在巴比伦集结，5月从巴比伦出征。

造船开始了。亚历山大时常亲临现场，与已成为海军将领的涅阿尔霍斯反复讨论。

先王腓力时代，马其顿与军船无缘。而亚历山大时代，马其顿正在逐渐成为陆海军事大国。

然而，就在出征日子临近的时候，亚历山大在一次与将领们开会时突然倒下。

在将领们的搀扶下，国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直接倒在了床上。赶来的医生也不知道病因。

从这天开始，他有时起得来床，有时又起不来，这样的日子不断重复。

他会一连三天在高烧中挣扎，第四天早晨却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手下的将领们都感到亚历山大没什么大事，没有一个人提出推迟出征。

可是，精神的日子就那么几天，高烧再次袭来，亚历山大又躺在了病床上。几天后他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忠实履行希腊人国王的职责，入浴净身，然后规规矩矩地祭祀诸神。

亚历山大恢复体力到再次病倒的间隔越来越短。他宣布延期出征。

此后，人们仍然无法阻止间隔的缩短。亚历山大每天挣扎在高烧之中。现在的研究者一致认为亚历山大得了疟疾。如果是疟疾，凭他32岁时的体力是可以恢复的。而现实是这病实实在在地消耗着他的体力。

亚历山大把曾经的学友伙伴、现在在自己手下担任要职的人全部召集到自己的房间里，命令他们哪怕他死去也要进行西征。全体人员起誓服从国王的命令。

到了这种时候，士兵们也都知道了国王的病情。

他们请求上司，说哪怕只看一眼，也让他们见国王一面。

亚历山大听到了士兵们的请求后，决定答应他们的要求。床被搬到了王宫前的花园里。

最后的告别

巨大的王宫花园里，希望见一眼国王的士兵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亚历山大已经没有力气向士兵们挥动双手，告诉他们自己还活着了。

亚历山大躺在搬到花园里的床上，连抬起上身的气力也没有。他身下垫了很多垫子，在垫子的支撑下，他微微地抬起了上身。

士兵们排成一队，从国王的面前走过。有些人不出声地哭泣，有些人紧咬嘴唇，努力控制着不要哭出来。

年轻的国王微微动动头和眼睛，回应着他们每一个人。他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就这样，亚历山大和并肩战斗的士兵们做了最后的告别。

告别之后，没有一个士兵愿意离开。他们全都留在了花园里。

亚历山大不停地默默告别，直到最后一个士兵。

一切结束之后，在全体士兵的目送之下，国王的病床被搬进了宫殿。真正意义上的告别仪式结束了。

两天后的夜里，亚历山大去世了。

这是公元前323年6月10日，再过一个月他就满33岁了。然而，他已经燃尽了自己的生命之烛。

自从21岁那年离开欧洲来到亚洲，亚历山大一次也没有回过马其顿和希腊，他死在了美索不达米亚。

国王死后，在他手下担任要职、几乎都是军队司令官的人们一致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们决定，让西征回到起点，理由是西征不现实。

我在想，当初的东征，也有相当大的不现实成分啊！

西征在亚历山大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一直占据着他的大脑。后来，罗马人实现了这个西征的梦想。

不论史学家还是研究他人历史著作的学者，很多人会在讲述马其顿年轻国王的一生之后，加上对亚历山大性格、才华和业绩等的评论，像是在做总结。

但我无论如何也不想用自己的话去做总结，只是试着做了一份追踪他一生足迹的年谱。

请你看一下这份年谱，静下心来，在一位不到33岁便去世的青年的一生中驰骋你的想象。

我想，大凡是人，自己的一生被人简单地做了总结，谁也不会释然。亚历山大肯定也不喜欢自己短暂而充实的一生被人草率地总结。若每个人都静下心来，一边回顾他的一生一边思考，一定更能让他高兴。

我想请大家思考：

为什么只有他被后人称为“大帝”？

他不是基督教的圣人，为什么信仰基督教的父母会给孩子取名亚历山大，至今不绝？（亚历山大英语为Alexander，意大利语为Alexandro，昵称Alex。）

仅仅因为他是广袤地域的征服者吗？

抑或是有更充分的理由？

为什么过了2300年，人们依然如此爱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的一生

第三章

希腊化世界

“交给更优秀的人”

亚历山大没有留下一般意义上的遗言。

以前，他曾多次因感冒、在战场上负伤而卧床，每次都能恢复并回到工作中。这次他大概也认为自己过一段时间便会痊愈，虽然病情好好坏坏，但他距33岁差一个月，仍很年轻。

但是，与士兵的最后告别结束后，他不但起不了床，就连声音也发不出来了。

将领们聚集在国王房间里，问躺在床上的亚历山大：

“这个帝国，您打算交给谁？”

根据古代史学家们的记载，亚历山大痛苦地喘着气，回答道：

“交给更优秀的人。”

这不是遗言，因为没有明确指定将王位传给谁。现代的研究者有不少人认为，在濒死的状态下，剩下的体力已经不足以让他明确说出传给谁了。

可是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亚历山大自己已经无法判断谁才是“更优秀的人”了。

请求亚历山大回答的将领们，都是从他继承马其顿王位开始13年如一日一直紧跟这位年轻国王的人。

除了色雷斯出身的攸美尼斯和克里特岛出身的涅阿尔霍斯以外，其他5个人被研究者们称为“离家出走的伙伴”或“学友伙伴”。每当亚历山大同父王争执被父王骂“滚出去”的时候，他们都会跟着亚历山大一道出走，列奥尼达的“斯巴达式教育”和亚里士多德的课业，他们也都跟亚历山大一起学过来。

他们全都出生于马其顿贵族人家，都是30来岁，属于亚历山大的同代人。

这5个人是马其顿人，加上同为希腊民族但出身色雷斯和克里特的两个人，这7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亚历山大属下的“将领”。这7个人都是跟亚历山大一起在历时10年的东征中打拼过来的战友伙伴。

因为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7个人，亚历山大才取得了成功。亚历山大既然能用好他们，肯定从性格到能力能准确地把握他们。

只要分析一下亚历山大什么时候交给他们每个人什么任务，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他们每一个人的性格和能力。

他们7个人全都拥有作为武将的卓越能力，拥有统率一支军队的统率力和责任心，能够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在忠于国王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

与其说他们组成了国王的宫廷和军队的总参谋部，不如说是大学的探险俱乐部更为合适。在国王面前，他们毫无顾忌地争论，就连性格沉稳的赫菲斯提安与攸美尼斯关系不好，也会受到亚历山大斥责，让他适可而止。

亚历山大的“学友伙伴”就是如此开放并拥有卓越才华的集体，但他们与年轻的国王相比，缺少某种决定性的东西。

“某种决定性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洞察力。词典对洞察力这个词的解释是能够看透事物的能力。在意大利，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往往被说成只能看到自己鼻尖的人。所以，具有洞察力的人就是有能力看得更远的人。

不过，如果没有能力自己动脑筋思考，所谓洞察力便不是货真价实的。

我觉得，亚历山大没有给属下将领思考的时间。

亚历山大做任何事情都喜欢追求速度，思考应该也很神速。

属下将领们受命完成任务时已经精疲力竭，死一般地睡了一觉起来，亚历山大已经在思考新的事情，并向他们做出具体而明确的解释。当他们做完了这些回来以后，又在思考下面事情的亚历山大又会给他们别的指示。

东征10年，难道不是一直在这样重复吗？

结果，他们只有时间思考眼前的事情，洞察事物的能力退化了。头脑和肌肉一样，一直不用便会劣化。

当他们听亚历山大说“交给更优秀的人”时肯定感到困惑。开始时大家可能还在想“交给谁”，到了后来便开始想“也许是我吧”。

此时，已经没有人能训斥他们，让他们适可而止了。

继业者战争

就这样，继业者之间开始了相互讨伐。

从亚历山大死后不久到公元前270年，他们相互讨伐了半个世纪之久。

他们已经用事实证明，继业者中没有一个人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东西”。

详细叙述持续了如此长时间的继业者战争，不仅会让我和读者心情沮丧，还有脱离历史本质之虞。

希腊化世界是亚历山大真正意义上的遗产。所谓的历史本质在于这个遗产在继业者战争期间及其后能一直存续下去。

为此，我把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总结成下表，请读者边看表边展开自己的想象。

继业者战争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亚历山大家族里没有合适的接班人。

异母兄长精神失常。亚历山大的直系儿子出生在他死后，他的母亲在马其顿人看来是中亚蛮族，不少马其顿士兵对母亲为蛮族的国王感到抵触。

因而，继业者战争实际上是让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做名义上的国王，背后由谁操纵的摄政者之争。

腓力一辈中的两个年长者也参加进来，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不久，窗户纸被捅破，当事人全都走到了台前。于是，王位被称为“追随者”（Epigonen）的年轻一代继承。这是继业者战争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亚历山大手下的7位将军旗鼓相当、半斤八两。

争执到最后，当初的7个人减少到2个人。继业者们一个很早便死于战斗，一个因部下背叛被杀，第三个由于战败死于狱中，第四个也死于战斗。涅阿尔霍斯好像要为故去的国王殉葬一般，早早退出继业者的争斗隐退了。

剩下的是塞琉古和托勒密两人，这两人胜出并非因为他们是“更优秀的人”。

与其他5个竞争者相比，他们同样在内讧中耗费了能量，只是他们两人无谓耗费的比例小一点而已。

这导致了叙利亚塞琉古王国的建立和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建立。

亚历山大的继业者们

塞琉古是很优秀的武将，为亚历山大所重用。而托勒密只是一个平庸的武将，几乎没有可称为军功的业绩。

亚历山大去世的时候，后者正在埃及总督的任上。还好，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能够把埃及变成自己的领地足矣。

他还有一种政治上的狡猾，利用竞争对手漠不关心的态度，把亚历山大的遗体运到埃及下葬。这为他赢得了正统性，表明他是已故的国王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人。

托勒密不愧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很早就着手掌握自己的王国——埃及。他让儿子登基当上第二代国王，自己退下来编写并留下了亚历山大言行录之类的书。不过，这本书把实际上没有受到重用的托勒密写得十分受重用，阅读时很打折扣。亚历山大的学友伙伴中，只有他撰写并留下了这样的东西。

被塞琉古王国的叙利亚和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一分为二的亚历山大帝国

亚历山大的葬礼在巴比伦隆重举行，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要把他葬在巴比伦。这里可是国王生前设计的自己帝国的首都啊。

正因如此，才没有任何人反对托勒密把亚历山大的遗体运去埃及。这件事情说明，亚历山大刚死，争夺继承权的武将们就从脑子里抹去了亚洲。所以，他们大帝的陵墓放在巴比伦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国王的陵墓将给予内讧获胜者地位正统性。

实际上，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内讧中，底格里斯河以东地区已经开始一点点地叛离马其顿。

首先，今巴基斯坦地区脱离了马其顿。接着，今阿富汗及其北方的各部族也叛离了。

它们并不是先叛乱再与前来镇压的亚历山大旧部作战获胜而独立的。它们是趁亚历山大旧部在西方内讧之机，逐步脱离控制的。

塞琉古很担心这种叛离倾向，但他一个人无能为力。他自己也是继业者战争的参与者之一，他在地中海附近的安提俄克建都，欧洲才是他关心的地方。

继业者战争开始于亚历山大去世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结果使亚历山大征服的地区被一分为四。

——塞琉古建起的王国包括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在内的从地中海到中亚的广袤地域。

——当上埃及主人的托勒密建立的托勒密王国。

——安提戈纳斯的子孙们统治的马其顿王国，这个王国将马其顿和希腊其他地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以帕加马为首的几个小亚细亚小王国。

亚历山大的帝国被大致分成了四大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分割”而非“解体”。

分割不过是分成几块而已。

而解体是一个组织的各部分相互分离，四分五裂。

亚历山大的帝国虽然被分割，但没有四分五裂。

这就是“希腊化世界”，在罗马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以前的200年间地中海东半部都属于“希腊化世界”。

半个世纪的继业者战争没有成为形成这个世界的障碍。

因为“继业者”或“追随者”的战斗只限于当事人之间，并未发展成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战争。

在此期间，没有发生过亚历山大生前那样的大规模战役，不断变换敌我的战斗只是小打小闹的规模。

这对一般人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因此，所谓希腊化时代，从整体上看是亚历山大生前就已经开始，在他死后并未中断发展的和平时代。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亚历山大的遗产

第一个必须列举的原因是亚历山大登上历史舞台所带来的政治稳定。

希腊人围绕民主政体、寡头政体的政治抗争销声匿迹了，只要没有严重的恶政，人们也可以接受王权政治了，政治气氛逐渐稳定下来。

第二，亚历山大打破了以前的国家与民族的藩篱。

世界变大了。原本就富有进取精神的希腊人一下子迈向了广阔的世界。

亚历山大在东征途中建设了许多名为“××地区的亚历山大”的城市。据研究者说，这种城市的数量多达25个或70个。

25个是像埃及的亚历山大那样在一无所有的土地上新建的城市的数目。

70个则是包括今阿富汗坎大哈那样在已有村庄的基础上扩建的城市的数目。

这些城市并不是亚历山大想用自己的名字冠名便建设起来的，是因为新征服的地方需要有基地提供保障。

这些城市也有可能用于其他目的。

军事基地后来成了经济基地。我想亚历山大也考虑到了这种应用效果，所以在各地建设起多达70座的“××地区的亚历山大”。

在敷设连接这些城市的大道之前，他死去了。

如果知道只消一两天行程就能到达另外的城市，人们来往于此地的行为便会活跃起来。而且各地的亚历山大城都有亚历山大留置的士兵常驻，治安也很安全。

日益活跃的人员和物资交流必然导致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想法的交流。

“希腊化世界”虽被分割却未解体，希腊语成为地中海世界通用语也是一大原因。

在此之前，希腊有阿提卡方言、马其顿方言，但没有一种堪称标准语的希腊语。由于雅典在文明文化方面的实力，阿提卡方言被当作标准语使用。亚历山大虽然也能操一口完美的阿提卡方言，但与众多农民出身的士兵讲话时，他还是使用马其顿方言。

这种希腊语被亚历山大标准化。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战，被称为“Koine”的这种希腊语成为“希腊化世界”的标准语。

这种希腊语又传播到地中海的西部，成为古代社会的通用语。希腊的贸易商不论走到哪里，不管对方是波斯人，是迦太基人，还是罗马人，语言都能相通。

亚历山大在生前还统一了各国的货币换算值。

不过这种统一并未形成固定值。波斯与希腊的货币换算值被确定在一个宽松的范围内，也许这是一种设定了上限和下限的区间变动制度。

所有这一切必定有助于建立一个大经济圈，并使其持续发挥作用。

这个大经济圈的两大基地，一个是面朝地中海的埃及的亚历山大，另一个是亚历山大设想中可以使人轻松出入波斯湾的巴比伦。

在他病倒前不久，他还在思考开辟从波斯湾绕道阿拉伯半岛北上红海，进而抵达埃及的航线。

由于继业者并无兴趣，巴比伦与希腊渐行渐远。埃及的亚历山大则发展成地中海最大的经济城市，取代了以前与爱琴海第一大海港城市比雷埃夫斯一体化的雅典。

人们自由往来，各地物产广泛流通，语言统一，而且没有大规模战争，社会安泰。如此环境下，学问和艺术之花盛开理所当然。

首先是亚历山大的“Mouseion”（图书馆），使学者们把埃及的亚历山大当作研究活动的一大据点。

“Mouseion”这个词语是“museum”（博物馆）的词源，意译为图书馆。东自美索不达米亚，西至西西里的叙拉古，研究者们为了阅读收藏在这里的万卷图书云集亚历山大。

从波斯天文学家到欧几里得等来自希腊的数学家，就连出生于地中海西部叙拉古的阿基米德都成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的研究者。

读书，思考。思考后与同好交流。交流后写成论文发表。

一般认为古代科学的鼎盛时期是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那100年，这段时间与希腊化时代完全重合。解剖学也诞生于这个时代。以脉搏了解病情也在这个时代成为一般常识。

在哲学方面，去雅典的留学生依然很多。柏拉图创设的“学院”、亚里士多德办的“吕克昂学园”那时依然存在。哲学也与雅典到希腊化世界的时代发展不无关系。

伊壁鸠鲁是萨摩斯岛出身的希腊人，与他一起代表希腊化时代哲学最高成就的芝诺，是塞浦路斯岛出身的腓尼基人。

我再把话题转向艺术。仅聚焦于造型艺术，希腊化时代作品群的完成度堪称无可挑剔。1500年后的米开朗基罗感叹道，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对此，我们只能说，我们懂，我们也有同感。

希腊美术经历了古代、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这些时代的作品至今仍是各国美术馆的至宝。

希腊化世界的统治者仍旧是希腊人。分割出去的各王国的国王都是希腊裔。

但他们没有排斥希腊人以外的民族。他们虽然没有像亚历山大希望的那样完全同化和融合被称为亚细亚人的东方人，但他们成功做到了保持社会稳定，与东方人共存。

生活在希腊化时代的人们也许已经像斯多葛学派鼻祖芝诺所说的那样，“从比身高还高的欲望中解放出来，拥有面对现实生活下去的勇气”。

在这位哲学家的晚年，亚历山大继业者们的战争终结了。

“亚历山大症候群”在经历半个世纪的内讧之后终于消解。

虽然未再出现多么有能力的国王，但希腊化时代仍旧延续下去。这里有两个明确的原因。

第一是地中海西部的各个强国根本无暇向东方伸手。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内讧时代，西方的迦太基一直在与叙拉古争斗。

东方的内讧结束于公元前270年前后。这时，迦太基的强国地位没有动摇，但罗马却刚刚辛苦地完成了对意大利半岛的征服。

短短6年之后，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就爆发了第一次布匿战争。

罗马赢得这一战争23年以后，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挑起第二次布匿战争。

罗马又打赢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成为地中海西部的霸主。在此之前，罗马完全无力将手伸向东部。

4年以后，罗马开始进入东方。首先爆发了与马其顿的战争，因为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马其顿王国站在了汉尼拔一边。此后，罗马挺进地中海东部，但那在历史上已属于“罗马史”的范畴了。

“希腊化世界”并没有因为罗马人的入侵而衰落。

罗马人尊重希腊人所成就的各方面的业绩。

“学院”“吕克昂学园”“图书馆”，“希腊化世界”的新统治者罗马人没有把它们迁移到自己的首都罗马去，而是让自己的子弟去留学。

罗马人也没有因为“Koine”是战败者的语言就强行推行自己的拉丁语。罗马的精英们学习希腊语，他们选择使用双语。在地中海世界东部，就连皇帝的告示也是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并行发布的。凯撒与克娄帕特拉的枕边情话也有很大可能性用的是希腊语。

当然，希腊人创作的艺术品得以全部保留下来。

希腊经过亚历山大时代后被罗马继承了下来。

我认为在文化与文明的传承方面，这是一个历史上罕有的幸福案例。

我有一份罗马时代绘制的被称为“Tabula Peutingeriana”[1]的旅行地图的中世纪摹本的复制品。它全长近7米，便携用的，两头连着画轴，可以卷着看。

地图右端即东方，是印度河。因为这是罗马时代绘制的地图，所以用拉丁语写着：“HIC ALEXANDER RESPONSUM ACCEPIT”。

直译为“亚历山大在此接受神谕”。

其实，真相是由于士兵拒绝前行，亚历山大已经到了这里却要返回。考虑到如实记录可能会有损亚历山大威严，所以才这样写的吧。

而罗马史学家记载的神谕是：“亚历山大，以后你仍要东去吗？”诸神都与士兵同感，想到这里我忍俊不禁，对罗马时代的人只有这样说才让人信服。

地图的左端即西边，画着古代称为布里塔尼亚的英吉利。

大概没有必要专门向罗马时代的人解释了，因为最早让他们知道布里塔尼亚的人是率领罗马军团渡过多佛海峡的尤利乌斯·凯撒。

这份地图是给旅行者用的，已经普及到一般百姓。

从亚历山大抵达的印度河，到凯撒踏上的布里塔尼亚，这就是古代欧洲人了解的世界。

这种情况直到古代结束进入中世纪都没有改变。

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威尼斯出生的马可·波罗向东沿陆路走到了中国，热那亚出生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西由海路到达了新大陆。世界由于这两个意大利人而变得更为辽阔了。

他们两人之后，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不断前往未知之地探险。在历史上，这个时代被称为大航海时代。

此前1500多年的岁月里，欧洲人一直认为东起亚历山大所到之处，西至凯撒所踏之地，中间的地方就是整个世界。

普鲁塔克的著作《希腊罗马名人传》[2]（Le Vite Parallels）是一部用一位希腊人物对比一位罗马人物的方法撰写的评传集。

书中把亚历山大与凯撒列为一对撰写。

我不禁想象，难道古代人普鲁塔克也拿着为旅行者绘制的这份地图旅行过吗？

[1] 即Peutinger Map，波伊廷格古地图，是绘制于古罗马时代的一份道路地图。该地图长6.75米，宽34厘米，由羊皮纸缀合而成。存世的唯一一份为中世纪摹本，现藏于维也纳奥地利国立图书馆。该地图历史上曾长期由德意志人Peutinger家族保管，因而得名。——译者注

[2] 又译《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比较列传》，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出版的席代岳译本等众多汉译本。——译者注

十七岁时的夏天

——致读者

荻原朔太郎[1]有这样一首诗：

想去法兰西，

法兰西太远。

那就让我穿新衣，

随性去旅行。

我在伊豆度过了一个夏天。我把这首诗改后这样吟咏：

想去地中海，

地中海太远。

那就让我光脚丫，吧嗒吧嗒伊豆海里走……

诗被改得不成样子！我对自己诗心之贫乏感到绝望，但17岁的我很乐观。

我没有停止过展开自己的想象。从伊豆的海出发可以穿过东海，穿过南海，横跨印度洋进入红海，再沿着红海北上，通过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相连。我的思绪飞到了古希腊人称为葡萄酒之海的地中海。

9年后的秋天，我的双脚吧嗒吧嗒地行走在曾经是罗马帝国外港的奥斯提亚的海滨。

绕地球半圈花了9年的时间。这是因为当时日本整体上还很贫穷。第二年，高声讴歌战后日本复兴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了。

我则开始了环地中海的旅行。那毕竟是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时代，所谓旅行，在陆上就乘公共汽车，海上就乘游艇。

来到游艇码头，停靠在那里的船头都挂着写有“一个人随心而行”的牌子。你可以应聘合适的游艇上的工作，随它一起走。上了船你得工作，航行期间有食宿，可以免费乘船。

我并没有游艇工作经验，游艇却可以带我走。那游艇也就是长10米的小型游艇，只能沿着海岸航行，早晨起航，傍晚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但这样的游艇也有它的好处。

在用这种方式环游地中海的人们心目中，乘坐游艇不是玩体育，游艇只是你旅行时的“脚”。每次靠港，都可以住上几宿，在周边观光一圈。这才是主要目的。我经常遇到一些把游艇扔在港口一个多星期，跑到陆上去转悠的人。他们好像不仅把我当成驾驶游艇的助手，还当成一个旅伴。所以，我会全程与他们同行。

这个时候，我会开着借来的吉普车，沿着迦太基罗马水渠的遗址驱车100公里去探寻水源地。看了一圈北非的罗马时代遗迹，停靠亚历山大港，就能从尼罗河去开罗，再去金字塔。当然，我没有错过去耶路撒冷的机会，从大马士革穿过叙利亚沙漠，就到了帕尔米拉。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战乱之地，但以前并非这样。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似乎是世界上难得的安全时期。不论去哪里都不用检查身体，只要出示护照即可。

两年多后我回到罗马，偶然邂逅了回国后要担任《中央公论》主编的粕谷一希[2]。当时我时间充裕，他在罗马逗留的几天都由我陪同。最后一天，粕谷先生说：

“我把‘文艺复兴的女人们’这个题目交给你，试着写写吧。”

地中海也有点转腻了，所以我接受了。粕谷先生指定的责编是当时在巴黎进行编辑学习活动，遍访各报刊社的塙嘉彦[3]。我和他是那种可以一起用原文阅读所需史书和研究著作并交流想法的伙伴。

记得那是熬夜校对完《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第一部《伊莎贝拉·德·埃斯特》，走到印刷厂门口时的事情。早晨的天空开始泛白，塙先生突然停下了脚步对我说：

“我们跟搞翻译作品的岩波[4]抗衡一下，搞国产的吧。”

30多岁，年龄只差3岁的两个小年轻竟要对抗被视为学者大本营的岩波书店，怎么想精神都不正常。于是，我们把这件事当成了两人之间的密约。

所以，15年后他患白血病去世前，我们二人的告别也只要一句话就足够了。

“我会坚持下去！”

已经说不出话的塙先生用眼神回答了我。

塙嘉彦去世后，有不少认可我作品的编辑。

每当我说起想写的主题时，他们总是说：“好呀，你写吧！”只是是杂志编辑，他们会接着说“我们会连载”；如果是做书的，他们会说“做成书吧”。

出版业不是慈善事业，即使利润不那么丰厚也是一种要营利的事业。如果老让出版社亏损，编辑不可能把“做成书吧”挂在嘴上。

所以向我伸出援手的是你们，你们不但阅读，还买我的书来阅读。

虽然我与销售量上百万册的书无缘，但有你们购买我的书，不至于使出版社的仓库堆满被退货的书，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

我从未从属于什么组织，除了卖作品以外没有别的收入渠道。我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写作50年，是因为我拥有许多读者，他们通过购买我的作品为我创造了能坚持工作的环境。

在《罗马人的故事》成套发行之际，我向读者们表达过这种感激的心情。丰田公司的丰田章一郎[5]先生笑我说“你这是遍访最终用户啊”。我虽然不能遍访全日本，但还是去了五六个地方。每到一处我就会重复同样的话。

我知道你们阅读书籍，是期待获得新的知识和阅读历史的愉悦。但如果仅此而已，那走的就是单行线。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不是单向的。

因为购买和阅读作品会把撰写下一部作品的机会带给作者。

从那时起到现在即将11个年头。我已经没有体力遍访读者表示感谢了。

我已经决定以本卷结束我在调查、思考并以此重构历史这个意义上的“历史随笔”的创作，我应该说点什么留下来。请允许我用写在本卷最后的这句话代表我的心声：

“真的感谢你们！因为有了你们，我才得以坚持写到今天！”

此外，我把自己的全部作品列成图表请大家浏览，虽然它仅限于“历史随笔”。

你们帮助我完成了哪一部作品，在图表上一看便知。

最后再次感谢你们！用意大利语说就是“Grazie mille”。

谢你一千回！

盐野七生

2017年秋于罗马

[1] 萩原朔太郎（1886—1942），日本诗人，主张用简明的语言表达坦率的感情，确立了近代日语自由诗的地位。著有《吠月》《青猫》《诗的原理》等多部诗集和诗论等。——译者注

[2] 粕谷一希（1930—2014），日本评论家、出版家、编辑。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曾长期担任《中央公论》杂志的主编。——译者注

[3] 塙嘉彦（1935—1980），日本《中央公论》杂志编辑，曾任主编。东京大学法文科毕业。——译者注

[4] 即岩波书店（Iwatani Shoten），日本的一家出版社，由岩波茂雄创立于1913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对普及经典著作和学术研究成果有所贡献。该社还出版《岩波文库》《岩波新书》等丛书，对文化普及也有很大作用。——译者注

[5] 丰田章一郎（1925— ），日本企业家，丰田汽车公司创始人丰田喜一郎的长子，毕业于名古屋大学。1952年加入丰田汽车公司，1982年任社长，1992年任会长，1999年起任名誉会长。——译者注

参考文献

原资料

研究著作

图片出处一览

p43：画：畠山莫谷

p53：同上

p66：罗马时代雕塑仿制品，梵蒂冈美术馆藏（梵蒂冈），© Gre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Alamy Stock Photo

p115：梵蒂冈美术馆藏（梵蒂冈），© 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A. Dagli Orti/ Bridgeman Images p118：画：畠山莫谷

p119：同上

p125：菲茨威廉博物馆藏（剑桥）© Fitzwilliam Museum, Unifersity of Cambridge, UK/ Bridgeman Images

p139：罗马时代雕塑仿制品，梵蒂冈美术馆藏（梵蒂冈），© Erin Babnic/ Alamy Stock Photo

p171：菲茨威廉博物馆藏（剑桥）© Fitzwilliam Museum,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p182：大英博物馆藏（伦敦），© BM Images

p199：卫城博物馆藏（雅典），© DeAgostini/Gretty Images

p239：画：畠山莫谷

p260：那波利国立考古学博物馆藏（那波利），© Adam Eastland Art + Architecture/Alamy Stock Photo

p261：同上

p281：个人收藏

p292：埃尔巴赫城藏（埃尔巴赫）© Betriebsgesellschaft Schloss Erbach GmbH

p322：画：畠山莫谷

p333：伊斯坦布尔考古学博物馆藏（伊斯坦布尔）， © Firdes Sayilan/Shatterstock.com

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人的故事 : 全三册 / ( 日）盐野七生著 ; 计丽屏等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086-9571-6

Ⅰ . ①希… Ⅱ . ①盐… ②计… Ⅲ . ①古希腊－历史 Ⅳ . ① 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4464号

GIRISHIAJIN NO MONOGATARI Ⅰ MINSYUSEINOHAJIMARI by NANAMI SHIONO

© NANAMI SHIONO 2015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in 2015.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希腊人的故事（全三册）

著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计丽屏 徐越 田建国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858千字

版次：2018年1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5522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审图号：GS（2018）4700号

书号：ISBN 978-7-5086-9571-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

——土耳其帝国的兴衰

[英]帕特里克·贝尔福 著

栾力夫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幕

第一部分 帝国的黎明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二部分 新拜占庭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三部分 帝国之巅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四部分 衰败之种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五部分 死敌俄罗斯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六部分 改革的时代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七部分 末代苏丹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后记

附录 奥斯曼帝国君主列表

参考书目

1

人物肖像

People of the Empire

奥斯曼（约1299—1323在位），帝国的创始者，土耳其之父。他统治下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国家还是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一块弹丸之地。不过，传说在奥斯曼的梦里，世界成为一枚戒指，欧亚两个大洲、地中海和黑海两片大海簇拥着君士坦丁堡，幻化成戒指上两块蓝宝石和两块翡翠簇拥着一颗钻石，戴到了奥斯曼的手上。

征服者穆罕默德，即穆罕默德二世苏丹（1451—1481在位）。1453年他毁灭了存在一千余年的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自此定都伊斯坦布尔，真正成为两洲两海的主人。这幅肖像是受到穆罕默德特别邀请的威尼斯画家詹蒂莱·贝利尼所画。

从14世纪到17世纪，土耳其近卫军是一支在欧亚大陆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这是一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超前于时代的专业化军队。这支部队的标志是汤锅和勺子，军官的头衔名称也都来自厨房。图中从左到右依次是“送水使”、两位“厨师”、主厨——虽然这么称呼，但是他们都是真正的近卫军军官。

定都伊斯坦布尔之后，征服者穆罕默德设计了一套影响整个帝国历史的宫廷及政府制度。本图显示了奥斯曼苏丹的几个贴身侍从职位，从左到右依次是：黑宦官总管（负责管理苏丹的皇宫及后宫）、苏丹本人、掌剑官（他手中拿的是“奥斯曼之剑”，相当于奥斯曼帝国的尚方宝剑）、內侍总管。

冷酷者塞利姆，即塞利姆一世（1512—1520在位），征服者穆罕默德之孙。奥斯曼帝国在他的统治期间极大拓展了疆土。他的大军冲出了小亚细亚半岛，征服了叙利亚、红海两岸和埃及。他将伊斯兰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纳入了帝国的保护之下，同时从埃及的统治者那里夺走了哈里发的头衔，使奥斯曼帝国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绝对领导者。

苏莱曼一世（1520—1566在位），史称苏莱曼大帝，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苏丹。奥斯曼帝国在他的手上达到了鼎盛，成为欧亚两洲首屈一指的军事和外交强权。苏莱曼大帝一生钟爱他的皇后罗克塞拉娜，两人的爱情留下了很多民间传说。然而，罗克塞拉娜权倾朝野，也开启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延续一百余年的后宫干政时期。在巴洛克风格的奥地利画家卡尔·安东·希克尔的描绘中，苏莱曼和罗克塞拉娜的爱情少了皇室的威严，多了唯美暧昧的气息。

改革者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在位），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先驱者。16世纪苏莱曼带来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代，从那之后，权力的天平就开始向欧洲倾斜，奥斯曼却走上了下坡路。帝国内部的制度和观念逐渐陈旧，外部不断受到神圣罗马帝国和新兴的俄罗斯帝国的挤压。马哈茂德克服内外阻力，将帝国带上了现代化改革之路。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1876—1909在位）的统治时期正是欧亚国际局势最风起云涌的时代，然而这位苏丹也是帝国历史上最抱残守缺的苏丹。他对内压制改革，建立集权高压统治，残害少数民族，对外推行消极的外交政策。帝国领土在他的统治期间大幅缩水，土耳其也获得了“欧洲病夫”的绰号。1909年，他的统治被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奥斯曼帝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2

帝国外交

Imperial Diplomacy

波兰画家斯坦尼斯拉夫·赫莱博夫斯基（1835—1884）的画作《被帖木儿囚禁的巴耶济德》。画中躺在简陋小室中的是成为俘虏的巴耶济德一世（奥斯曼帝国的第四位苏丹，1389—1402在位），而画面正中趾高气扬者是帖木儿。此时的耻辱，与巴耶济德一世年轻时的功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巴耶济德曾征服了欧洲的大片土地，粉碎了一场反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最后却败在帖木儿手上。奥斯曼帝国差点成为被蒙古铁蹄摧毁的众多国家之一，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匈牙利国王亚诺什·西吉斯蒙德·佐波尧（跪于紫色垫子上者）觐见苏莱曼一世苏丹。苏莱曼亲率大军征服了重镇贝尔格莱德（今塞尔维亚首都）和布达（后发展为今匈牙利首都），并围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把奥斯曼帝国国界推到了中欧的大门口。征服匈牙利后，苏莱曼让匈牙利国王成了自己的附庸。苏莱曼晚年直接和间接掌握的欧洲领土，大致相当于如今法国和英国国土的总和。

16世纪，为了遏制神圣罗马帝国日益壮大的力量，位于它东西两侧的奥斯曼帝国和法兰西王国秘密结成了同盟。由于当时奥斯曼帝国被视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共同的敌人，法土同盟被称为“亵渎神明的百合花与新月的结合”。尽管如此，法国和土耳其的盟友关系竟然断断续续持续了3个世纪之久。这张图是今人把结盟双方——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苏丹——的肖像画拼合而成的，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和谐之感。两幅肖像据说都出自威尼斯著名画家提香之手。

18世纪初奥斯曼皇宫中欧洲使节觐见苏丹的场景。图中右边穿金色衣帽者是前来觐见的大使。头上包着高耸的头巾的，都是奥斯曼宫廷内侍——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除了大使之外，使团里的每一个人都被一左一右两个奥斯曼内侍握住了双臂。该画作藏于佩拉美术馆。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各参战国在巴黎签署和约。一如这幅画的构图所暗示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联手对抗俄罗斯帝国的战争：坐在前排的四个人从左至右分别是俄国女皇特使的阿列克赛·费奥多罗维奇·奥尔洛夫伯爵（Aleksei Feodorovic Orloff），法国外交大臣、拿破仑私生子亚历山大·科伦那—瓦莱斯基公爵（Alexandre Colonna-Walewski），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Lord Clarendon），奥斯曼帝国大维齐尔穆罕默德·艾敏·阿里帕夏（Mehmed Emin Âli Pasha）。显然，奥斯曼帝国此时的国际地位只相当于一个待在边上的次要角色。

整个19世纪，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发生了四场大战，大约每过20年左右就有一场俄土战争，其中土耳其只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取得了防御性的胜利，其余三场战争都败给了俄罗斯。在18和19世纪，俄罗斯帝国的扩张被视为欧洲均势的重大威胁，对奥斯曼帝国生存空间的挤压尤其严重。

名画《拿破仑一世及皇后加冕典礼》作为一个肩负政治任务的艺术品，里面充满了严谨的政治细节。注意这位戴头巾的观礼官员，他就是时任奥斯曼帝国驻法国大使穆罕默德·赛义德·哈莱特。奥斯曼帝国堪称欧洲强权兴替的最好见证者。它在近代两个世纪中虽然日益贫弱，却见证了自己曾不可一世的敌手——威尼斯共和国、神圣罗马帝国、殖民帝国西班牙和俄罗斯帝国——一一覆灭。

19世纪末，土耳其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德国极大帮助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土耳其面临的外交孤立使其与德国结成了攻守同盟。图为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1917年访问土耳其时，与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同车的合影。一年之后，两个帝国双双战败投降。

3

政史记忆

Markers of the Ottoman Past

从14世纪起，奥斯曼帝国在各个被征服的地区征募条件合适的男孩成为近卫军战士。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服务苏丹，他们的一切都仰仗苏丹，苏丹则付给他们高于其他军人的待遇。被选中的男孩都有着出色的活力、体格和智力，随后还要经受严格的训练，让他们服从铁一样的纪律，并且适应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

哦，诸圣立在神的火中，

如立在有镶金壁画的墙上，

来吧，从圣火中，盘旋转动，

且教我的灵魂如何歌唱。

将我的心焚化；情欲已病重，

且系在垂死的这一具皮囊，

我的心已不识自己，请将我纳入，

纳入永恒那精巧的艺术。

一旦蜕化后，我再也不肯

向任何物体去乞取身形，

除非希腊的金匠所制成

的那种，用薄金片和镀金，

使欲眠的帝王保持清醒；

不然置我于金灿的树顶，

向拜占庭的贵族和贵妇歌咏

已逝的，将逝的，未来的种种。

——W. B. 叶芝 《驶向拜占庭》（余光中译）

奥斯曼帝国的达达尼尔海峡巨炮。这门巨型火炮铸造于1464年，口径635毫米（小于745毫米口径的乌尔班大炮），长5.2米，重16.8吨，可将300千克的石弹射出1.6公里。这门炮在铸成之初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武器。但是到了1807年，作为拿破仑盟友与英国陷入敌对的奥斯曼帝国，还在用它轰击英国的舰队。

图为古书插图描绘的罗得岛上的罗得城。罗得岛是东地中海靠近土耳其本土的一个岛屿，在陷落之前是基督教的医院骑士团驻地。1522年，苏莱曼一世为了拔掉这根长在帝国腋肘之下的刺，以10万兵力对只有6000余守军的罗得城发起了围攻。围攻战在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都留下了英勇战士的传奇。罗得岛被苏莱曼攻下之后，医院骑士团转而驻扎中地中海岛屿马耳他。

皮里雷斯世界地图残片，图中是美洲的一部分。海军将领皮里雷斯（？—1553）生活在奥斯曼帝国海军力量的黄金时代，此时奥斯曼海军称霸东地中海，和威尼斯争夺着整个地中海的霸权。此时也是大西洋航海大发现的时代，葡萄牙人成功绕过好望角，出现在了帝国的背后。皮里雷斯奉苏莱曼大帝之命，攻击位于波斯湾的葡萄牙要塞。此役战败后，皮里雷斯被苏莱曼下令处死。

勒班陀海战（1571）是基督教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争夺地中海霸权的一场决战。与奥斯曼海军对战的，是由威尼斯、西班牙、教皇国、热那亚等国组成的“神圣同盟”的海军。战役以基督教神圣同盟的完胜告终，沉重打击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海上霸权。

1683年维也纳之围。卡拉·穆斯塔法，时任奥斯曼帝国大维齐尔，梦想完成150年前苏莱曼大帝的未竟之业——征服维也纳。结果卡拉·穆斯塔法指挥的十余万奥斯曼大军惨败于维也纳城下，击败他的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从此扬名立万。维也纳之围的失败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战略收缩的开始，“从此奥斯曼土耳其人不再是基督教世界的威胁”。

进攻欧洲受到重挫的奥斯曼帝国，在北方也迎来了帝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敌人——俄罗斯。从彼得大帝（1682—1725在位）开始，俄罗斯帝国开启了迅速的现代化改革进程。在17、18世纪之交，彼得大帝一方面通过大北方战争进入了波罗的海，另一方面在黑海、克里米亚地区与土耳其交战，进入亚速海，并试图染指黑海。图为亚速城街头的彼得大帝雕像。

著名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作品，《希俄斯岛大屠杀》（1824），卢浮宫博物馆馆藏。画中右侧骑马者为土耳其骑兵。

历史进入19世纪，新兴的民族主义浪潮开始影响巴尔干半岛，希腊最先爆发民族独立运动，受到了西欧民众的同情。1822年，在希腊地区的希俄斯岛，一艘希腊起义军的火攻船毁掉了土耳其人的旗舰。作为报复，土耳其人毁掉了繁荣的希俄斯岛。希腊最终在英、法、俄三国的军事干预下，于1830年正式成为独立国家。

1918年美国宣传支持亚美尼亚人的海报。

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针对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展开了多次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死亡人口总数据估计超过了100万。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政府始终反对赋予各民族和信仰人群平等的公民权，这与针对亚美尼亚人（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族群）的屠杀密切相关。持续的屠杀事件极大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国际声誉，部分导致了帝国的外交孤立。

这张著名的照片拍摄的是亚美尼亚难民母亲俯身查看死去的孩子。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叙利亚。

一张1895年的明信片，纪念土耳其1876年宪法，以及两代革命者为土耳其政治改革做出的贡献。画面中央画的是1876年宪法的四位主要缔造者（书中将会讲述他们的故事，从左至右依次为米德哈特帕夏、萨巴赫丁皇子、福阿德帕夏、纳米克·凯末尔）扶起象征自由的女神；右边两位第二代革命者（左为尼亚齐贝伊，右为恩维尔帕夏）正在杂碎铐住自由女神的锁链。上方盘旋的天使手拿“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而左下角的石碑上刻的是“宪法万岁”。

这是1912年12月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画面正中手插入怀中者）和希腊国王乔治一世（斐迪南左边单独站立者）的合影。此时正当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耻辱地败在几个新独立的昔日臣属国（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手上，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欧洲领土。

贝尔谢巴大本营的土耳其骆驼兵，照片拍摄于1915年。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土耳其试图以一次主动出击夺取英军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此役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在对英作战中转入守势。整个“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在与英国的交战中失去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同时阿拉伯也发生起义，从奥斯曼帝国独立。

照片摄于1919年5月25日，伊斯坦布尔。照片中为土耳其人抗议巴黎和会、反入侵、呼吁维持国家统一的集会。

土耳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后，协约国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并在巴黎和会上图谋肢解奥斯曼帝国，由法国、意大利、希腊瓜分土耳其在亚洲的领土。土耳其的独立战争从1919年延续到1922年，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率领下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分别挡住了希腊、法国和亚美尼亚的进攻。凯末尔于1923年10月29日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

4

帝国劲敌

The Greatest Enemies

斯坎德培（Skanderbeg，1443—1468），图为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纪念碑雕塑。斯坎德培本名乔治·卡斯蒂利奥塔（George Castriot），是阿尔巴尼亚贵族。他曾在奥斯曼军队中服役，后领导了阿尔巴尼亚地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斯坎德培的对手是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二世。面对强大的征服者穆罕默德，斯坎德培坚守了阿尔巴尼亚20年，未尝败绩。

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在位）、西班牙国王（1516—1556在位）。查理五世的统治代表着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鼎盛时代，他的国家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控制着欧洲、美洲、非洲的大片领土。在与同时代的苏莱曼大帝的较量中，查理五世是一个有力的对手，但并不占上风；苏莱曼大帝的奥斯曼帝国在中欧陆地战场和地中海海上争夺中都更胜一筹。

扬·索别斯基，即扬三世·索别斯基（John III Sobieski，1629—1696），波兰国王（1674—1696在位），史称“波兰之狮”。扬·索别斯基在对奥斯曼帝国作战中表现出的英勇与韬略，使他成为当时欧洲最有威望的君主之一。在扬·索别斯基任上，由波兰、神圣罗马帝国和威尼斯三大势力组成的基督教联盟迫使奥斯曼帝国退回了多瑙河南岸。扬·索别斯基死后，波兰王国逐渐衰落，成为新崛起的俄罗斯的附属国，直到在1795年被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完全瓜分。

萨伏伊的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1663—1736），军事天才，神圣罗马帝国元帅。欧根亲王以战术上的灵活著称，身经百战，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贡献卓著。18世纪初，在奥斯曼帝国与欧根亲王的军事交锋中，多以奥斯曼帝国的惨败为结局。这让奥斯曼帝国被迫告别了传统的强权地位：从此，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将日益弱于欧洲，并且越发地依赖欧洲。

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1729—1796），史称叶卡捷琳娜大帝，俄罗斯女沙皇（1762—1796在位）。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真正成为与其他欧洲强权国家平起平坐的力量。叶卡捷琳娜是奥斯曼帝国残酷的敌人，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了包括克里米亚在内黑海沿岸的大片领土。叶卡捷琳娜实现了彼得大帝当年的梦想：让俄国的舰队在黑海上游弋。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1730—1800），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得力将领，多次统领俄罗斯军队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取胜。苏沃洛夫也作为一位开创性的军事理论家载入人类军事史。维基百科将他与亚历山大大帝、大西庇阿、帖木儿、斯坎德培等人并列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曾战败的军事指挥官。

1798年，拿破仑以“解放者”的姿态入侵属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埃及，宣称自己是来帮助土耳其人镇压埃及的马木留克叛乱的。拿破仑的实际目标是打击英国势力，重振法国在近东的影响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拿破仑此举竟没有导致法土同盟破裂。1804年拿破仑称帝后，奥斯曼苏丹不顾欧洲列强的反对，宣布承认拿破仑的帝位。1807年，拿破仑抛弃了奥斯曼帝国，转而与俄罗斯结盟，并与俄罗斯秘密计划瓜分奥斯曼帝国。此举终于终结了延续三个多世纪的法土同盟关系。

穆罕默德·阿里（Mehmed Ali，1769—1849），阿尔巴尼亚人，1805年拿破仑的势力撤出埃及后，被奥斯曼帝国任命为埃及总督。之后，穆罕默德·阿里拥兵自重，把埃及变成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在他的治下，埃及一度拥有了比奥斯曼帝国更强大的军事实力。穆罕默德·阿里曾帮助奥斯曼苏丹镇压希腊的民族起义，并抵挡英、法、俄三国的干预势力。1839年埃及与奥斯曼帝国爆发战争，在英、法、俄三国的武力威胁下重新承认奥斯曼帝国为宗主。

5

帝国风情

The Visible Turkey

塞利姆三世苏丹在大萨拉基里奥宫的丰饶门前召见群臣。

多尔玛巴赫切宫宫门。供图：罗闻。

从贝伊奥卢（古称佩拉）上空向南眺望伊斯坦布尔的景色。画面的前景是贝伊奥卢市，右下方的塔形建筑是热那亚殖民时代的遗迹加拉塔塔，画面正中的水面为金角湾，更远方的绿地就是大萨拉基里奥宫（托普卡珀皇宫）的所在地。最远方的海面是马尔马拉海，地平线左边隐约出现的是王子群岛。供图：Selda Yildiz、Erol Gülsen。

油画，《唱歌的巴什波祖克》（巴什波祖克是奥斯曼帝国的非正规军的称谓）。

油画，《后宫浴室》。

让—莱昂·杰罗姆的东方主义油画两幅。

油画，《宫女》，佩拉博物馆馆藏。

油画，《喝咖啡的妃子》，佩拉博物馆藏。

细密画，手拿郁金香的男女。

油画，《一家伊斯坦布尔咖啡馆》，佩拉博物馆馆藏。

金角湾上的巴扎，背景为新清真寺（Yeni Cami）。照片摄于1895年。

油画，《金角湾》，佩拉博物馆馆藏。

序幕

多少个世纪以来，一拨又一拨的游牧民族从中国的边境出发，沿着高耸的欧亚大草原，经过土耳其斯坦[1]，一路向西迁徙。这些以畜牧业为生的族群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们住帐篷，骑着马和骆驼，畜养着成群的牲畜，这些牲畜也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衣服。他们在季节性的草场之间来回迁徙，并且周期性地迁往更远的地方，以寻找水草更丰美的牧场，或躲避相继而来的类似的游牧部落。有时候，他们会拿出自己的畜牧产品，与城镇居民或农民交换他们所能提供的物产。偶尔，他们也会在有水源的绿洲停下脚步，过起农耕的生活。为了维持他们的畜牧业经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得不与自然界中的种种力量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这些隶属于松散的部落联盟的封闭的小族群，获得了特有的活力、技能，并形成了自己的制度与习俗。

在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个分布广泛而充满活力的民族，被中国人和其他邻近的民族分别称为“突厥”或“Dürkö”。据说，这个好战的民族得名于其发源地一座形似头盔的山[2]。突厥人最初被视作匈人的一支，他们也是蒙古人的近亲，跟芬兰人和匈牙利人的先祖也有亲缘关系。

6世纪，突厥人征服了另一个与他们相似的民族，开始统治大约相当于今天蒙古国的地区。接着，他们三面出击，将其版图向北、南、西三个方向扩张，占据了草原上一大片广阔的土地，创立了空前庞大的游牧民族帝国。伴随着领土的扩张，突厥人不再受统一政权的管辖，但仍然保留了种族和语言上明显的共同特征。在不同族群的突厥人之间，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他们的萨满教信仰中，土、空气、火和水这些自然元素之神都是突厥化的。很快，突厥人脱离了简单而未开化的生活状态，在他们的父系氏族社会的内部建立了自己的文明。他们的领袖获得了远超部落长老的权力，同时还控制着附庸的其他部落。

一些被统称为乌古斯人（Oghuz）的突厥部落在塞尔柱（Seljuk）家族历代酋长的率领下向西迁徙。据说，他们的迁徙路线得到了一匹灰狼的指引。8世纪早期，他们抵达位于河中地区（Transoxiana）[3]的撒马尔罕（Samarkand），确立了他们对中亚西部的统治。与此同时，另一个民族也迅速完成了扩张。建立了伊斯兰哈里发国的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出发，向东、北两个方向进军，势不可当地征服了波斯帝国[4]。在强大的阿拉伯人面前，突厥人的政权土崩瓦解。不过，两个民族之间的商业和文化联系却一直延续下来。他们通过骆驼商队进行贸易，交换农业和畜牧业产品，互利互惠。不仅如此，突厥人还从9世纪开始抛弃了自己的异教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拉伯人很快就注意到了突厥人的军事素养。除了拥有坚忍、自律和深谋远虑等品质之外，突厥人还在游牧生活中磨炼出了尚武的精神、惯于迁徙的习俗、精湛的骑术和难得的骑射技艺。因此，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开始征募突厥人入伍。这些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士兵成为高等级的奴隶，并且可以通过晋升逐步提高其社会地位。到了9世纪末期，阿拉伯帝国中大部分的军事指挥职位和大量的政府职位都被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占据了。到了11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败，土耳其人[5]的塞尔柱王朝填补了权力真空。塞尔柱帝国吸收了其他由土耳其人建立的伊斯兰小国，并按照阿拔斯王朝的传统建立起一个伊斯兰国家。塞尔柱帝国恰如其分地用弓和箭作为其权力的标志，并将其版图扩展到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这样一来，这个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开始定居下来。

与匈人、蒙古人和昙花一现的阿瓦尔人等历史上其他的游牧民族不同，塞尔柱土耳其人在崛起的过程中，用一种持之以恒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去迎接定居生活带来的挑战。为了适应定居文明的需要，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传统和制度，以富有建设性的治国才能为帝国添砖加瓦。他们在历史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使得古老的伊斯兰世界在社会、经济、宗教和知识层面上都取得了进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草原上的牧羊人和战士变成了城镇居民——行政人员、商人、工人、手艺人、地主和农夫，他们兴建道路、为商队服务的旅店、清真寺、学校和医院。他们培养学者，鼓励学术，沿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此前留下的足迹继续探索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

然而，在塞尔柱帝国之中，仍然有大量处于自治状态的土耳其人，没有接受定居的生活和中央集权的统治，依旧作为游牧民在高原上徜徉。他们与其他游牧部落结盟（其中的一些仍然保留着异教信仰），组成了一个个军事团体。这些军事团体最初正是塞尔柱帝国军队的中流砥柱。而现在他们不停地骚扰过上定居生活的省份，不服管教，掠夺成性，让中央政府十分难堪。他们拥有独特的文化，对事物持与众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成了塞尔柱帝国内部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被统称为土库曼人（Turcoman），尽管严格而言，这一称呼只适用于其中的穆斯林。

塞尔柱帝国中最强大的武装，是此前风靡的“加齐”（Ghazis）运动的产物。所谓“加齐”，即神圣的“信仰的勇士”。其成员是形形色色的志愿兵，但其中以生计无着的流浪汉、逃亡者、心怀不满者及失业者为主。他们得到的任务是打击异教徒，而他们本身最重要的作战动机则是劫掠。通常，他们会作为边疆战士从伊斯兰世界的边境出发，对外发动突袭。11世纪，他们来到西方的小亚细亚半岛，出没于塞尔柱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之间局势动荡的边境地区。在这里，加齐们面对的对手是“边防军”（Akritai）——来自希腊[6]的边疆战士和劫掠者。边防军的作战方式与加齐们十分相似，同时也一样不受任何中央机构的管辖，时常被视作加齐们的“难兄难弟”。此外，其他形形色色的土库曼人也会为了寻找新的牧场而来到边境地区，并与加齐们一道参与突袭和劫掠。此时，拜占庭帝国的防御能力正在日渐衰弱。

然而，塞尔柱帝国的苏丹们的主要目标是向南征服一个伊斯兰帝国。因此，为了确保叙利亚一线的侧翼安全，他们不希望与基督教拜占庭帝国开战。尽管如此，好战的加齐和四处劫掠的土库曼人还是让塞尔柱帝国卷入其中。塞尔柱帝国政府不得不正视加齐和土库曼人的力量，并且在可能的时候为己所用。塞尔柱苏丹图赫里勒（Tughrul）设法让那些圣战士们不再在帝国内的穆斯林省份劫掠，而是引导他们投入针对基督徒的亚美尼亚——拜占庭帝国内一个对中央政府心怀不满的边境省份——持续不断的战争之中。在亚美尼亚取得战役的胜利之后，圣战士们更加恣意地劫掠，一直从安纳托利亚的东部深入到中部，甚至远达爱琴海沿岸。

尽管拜占庭帝国在持续衰弱，但面对这样的袭击，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Romanus IV Diogenes）认为必须予以回击。为了夺回亚美尼亚的控制权，他纠集了一支主要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成分混杂的大军，向土耳其人进军。结果，1071年，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在历史性的曼齐刻尔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中战败，皇帝本人也被塞尔柱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尊称，意为“英勇之狮”）生擒。这场两个帝国和两种信仰之间的历史性的战役，希腊人将永远铭记，并称之为“可怕的一天”。在这场战役之后，小亚细亚半岛永远地向土耳其人敞开了大门。

曼齐刻尔特战役为未来一系列更远的土耳其人远征铺平了道路。然而，在当时，这场战役的胜利并没有给被征服地区带来什么突然的改变。这是因为获胜的并非塞尔柱帝国的正规军，而是由好斗的穆斯林部落组成的非正规军。因此，这场战役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由各色各样的加齐团体占据的边境地区的范围从小亚细亚半岛的东部扩展到了中部。土库曼游牧部落也跟随着加齐们的脚步畅通无阻地来到了新的土地。

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有着杂糅的特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隔阂。被征服的安纳托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并不会把土耳其人看作彻头彻尾的外邦人。“消失的只是拜占庭人留下的表面上的油漆，”保罗·维特克（Paul Wittek）写道，“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文化留下的油漆，当地的文化底色则保留了下来。”注意力仍旧集中在伊斯兰世界的塞尔柱帝国也无意彻底改造被征服的地区。在释放了被囚禁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之后，塞尔柱帝国心满意足地正式吞并了被征服的地区，并委派一位名叫苏莱曼（Suleiman）的塞尔柱贵族掌管该地区。随着11世纪临近尾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兵锋开始触及小亚细亚半岛，导致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领土边界变得十分不稳定。

一直到12世纪中叶，塞尔柱人才将其注意力由旧的伊斯兰世界转向小亚细亚半岛，决心以科尼亚（Konya）为都城，建立一个具有伊斯兰特色且根基牢固的国家。这个国家将拥有自己的苏丹和有效的政府组织，版图覆盖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它被其他伊斯兰政权称作鲁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这个名称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罗马的恺撒辖地”，表示这个国家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残余领土。而在曼齐刻尔特战役结束一个世纪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基督徒们又在密列奥塞法隆战役（battle of Myriokephalon）中受挫，只好与统治得到巩固的塞尔柱政权和平相处。双方确定了一块“边境地区”，在这一地区的后方，拜占庭帝国继续统治着安纳托利亚西部。由于鲁姆苏丹国的塞尔柱人源自统治着波斯的大塞尔柱帝国，他们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普遍的尊重。在这样的环境下，鲁姆苏丹国逐渐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并在13世纪前半叶达到了鼎盛。

但好景不长，一次全新的、更具破坏性的游牧民族入侵落到了鲁姆苏丹国头上。这次入侵的主角正是与鲁姆苏丹国有亲缘关系的蒙古人。像曾经的突厥人一样，蒙古人横扫欧亚大草原，向北入侵俄罗斯，向东进入中国，向西则穿越整个亚洲，席卷了伊斯兰世界。成吉思汗在13世纪初发动了蒙古人的远征，而他的继承者们也在继续推动着他的事业。土耳其游牧民在蒙古人的压力下被迫迁徙。最终，新来的土库曼人和小军事团体遍布小亚细亚，使得以科尼亚为中心的塞尔柱国家内部的形势越发紧张。紧接着，蒙古军队对这里发动了猛烈攻击。1243年，在锡瓦斯（Sivas）和埃尔津詹（Erzinjan）之间的克塞山（Köse Dağ），此前未尝一败、得到拜占庭附庸军和雇佣兵增援的塞尔柱军队被蒙古军队彻底击溃。于是，蒙古人随心所欲地占领了他们想要得到的土地和城市，整个小亚细亚半岛的历史进程在一天之内天翻地覆。如同统治波斯的大塞尔柱帝国一样，塞尔柱人的鲁姆苏丹国也风光不再，科尼亚的苏丹们成了蒙古人的附庸，向旭烈兀治下的蒙古保护国称臣。然而，就像其他征服了定居民族的游牧民族一样，蒙古人的霸权也转瞬即逝。他们在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统治仅仅维持了一代人。但是，取代蒙古人统治小亚细亚的将不再是塞尔柱人。

此时，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又恢复了以往那种没有任何中央机构管辖的边境地区的文明生态。边疆战士再一次开始了掠夺。他们在拜占庭帝国的边境地区畅行无阻，肆意劫掠，甚至攻城略地。很快，就有各种不同的人群加入其中。土库曼部落像以前一样参加了进来。此外，来自覆亡的塞尔柱人国家的成群的逃亡者也加入其中。更重要的是，一些“神圣的人”，即来自非正统的伊斯兰教派的谢赫（sheikh）[7]和托钵僧也逃离土耳其斯坦和波斯，来到了小亚细亚半岛，并且帮助土耳其人重新燃起讨伐异教徒的热情。

此时，权力落到了加齐们的手中。在宗教热情和对土地与战利品的渴求的鼓舞下，他们几乎兵不血刃地涌进了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他们能够做到这点，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拜占庭帝国防御能力的衰落。本来与加齐们具有相似特性的拜占庭帝国边防军，也由于受到内讧的希腊人政府的忽视，而几乎未能对加齐们的攻势做出任何阻挠。到了公元1300年，拜占庭帝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其在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大部分省份。一些部落领袖成了定居国家的统治者，有大约十个这样的加齐小国在这一地区兴起。其中的一个，其统治者名叫奥斯曼（Osman）。这个国家终将成长为一个强大的世界霸权国家——奥斯曼帝国，来填补拜占庭帝国衰亡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并且屹立超过六百年。

[1] 土耳其斯坦是一个历史地理名词，大致指昆仑山脉至里海之间的中亚地区。（本书脚注若无特殊说明，均为中译者注。）

[2] 指阿尔泰山。

[3] 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

[4] 即萨珊王朝，波斯伊斯兰化之前的最后一个帝国。

[5] 前文中的突厥人和后文中的土耳其人，在原文里都是Turks。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在本书中，译者以塞尔柱王朝的崛起作为时间节点，区分这两个含义相近但又不全然相同的称呼。相较而言，突厥人的含义更为广泛，而土耳其人通常指与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发源关联更紧密的部分突厥族群。

[6] 尽管拜占庭帝国以东罗马帝国的名字为人们所知，但是在7世纪上半叶，拜占庭帝国逐渐完成了希腊化，希腊语在帝国内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其居民信仰的希腊东正教也与西欧地区信仰的天主教产生了显著的差异。因此，文中常用“希腊”来代指拜占庭帝国，用“希腊人”来代指其人民。

[7] “谢赫”通常为部落长老或伊斯兰教教长的称号。

第一部分

帝国的黎明

第一章

奥斯曼帝国的早期历史隐藏在传说之中。相传，奥斯曼帝国的始祖是一位名叫埃尔图鲁尔（Ertoghrul）的小部落酋长。他率领400多名骑手，迁徙穿越小亚细亚半岛。途中他们目睹了一场战斗，交战的双方他们并不认识。在同手下人商议之后，他颇具骑士精神地选择帮助行将落败的一方，使他们得以扭转局势，夺取胜利。原来，得到帮助的是塞尔柱人的科尼亚苏丹阿拉丁（Ala-ed-Din）的部队，而被他们打败的对手则是一支蒙古军队。作为回报，阿拉丁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以西的埃斯基谢希尔（Eskishehir）附近赏赐给埃尔图鲁尔一片封地，包括位于瑟于特（Sugut）的夏季营地和冬季营地。后来，埃尔图鲁尔又帮助江河日下的苏丹打赢了一场战斗——这次的敌人是希腊人——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封地。这个传说的用意是，在奥斯曼家族和之前的统治者之间建立一种合法性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后来也得到了确认——苏丹将象征着主权的旗帜和鼓赐给了埃尔图鲁尔的儿子奥斯曼。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奥斯曼帝国起源的传说，颇具中世纪乃至圣经时代王朝的神话的特色。传说描述了埃尔图鲁尔和其子奥斯曼所做的意义非凡的梦。据说有一次，奥斯曼在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家中过夜，在就寝之前，这家的主人将一本书放在了他的房间。当他问到这本书的名字时，主人回答他说：“这是《古兰经》，是神通过先知穆罕默德传达给人间的箴言。”于是，奥斯曼开始站着阅读这本书，读了一整夜，一直到清晨时分才就寝。穆斯林认为，具有预言性的梦恰恰最容易发生在清晨时分。果然，在睡梦中，奥斯曼见到了一位天使。天使对他说：“你满怀敬意地阅读了我的永恒之言，你的子孙将因此而世代享有荣光。”

接下来的一个梦与一位名叫玛尔可敦（Malkatum）的女孩有关。玛尔可敦的父亲是谢赫艾德巴利（Sheikh Edebali），他是附近村庄的一位卡迪（kadi），即伊斯兰教的法官。奥斯曼苦苦追求了玛尔可敦两年，但谢赫艾德巴利就是不同意他们的婚事。有一天，睡梦中的奥斯曼得到了进一步的启示。他梦到月亮从躺在他身旁的谢赫的胸中升起。接着，这轮满月又沉入了他自己的胸膛。随后，从他的腰间生出一棵大树，大树的树荫和枝条覆盖了整个世界。在树下，奥斯曼看到了四条山脉——高加索山脉、阿特拉斯山脉、托鲁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从树根处又流出四条大河，分别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和多瑙河。肥沃的田野长满了庄稼，伟岸的高山遍布着密林。河谷中的城市里林立着穹顶、金字塔、方尖石碑、圆形石柱和高塔，所有的建筑顶上都点缀着新月。夜莺和色彩艳丽的鹦鹉栖身于枝条交错而气味芬芳的树丛中，它们的歌声与阳台间回响着的宣礼声相交融。

大树的叶子越来越长，最终变成了剑刃。一阵风卷起剑叶，直扑向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坐落在两海两洲的交汇处，仿佛镶嵌在两块蓝宝石和两块翡翠之间的一颗钻石。如果帝国的版图是环抱整个世界的一枚戒指，那么君士坦丁堡就是这枚戒指上的宝石”。就在即将戴上那枚戒指的时候，奥斯曼突然醒了。他把这个梦讲给艾德巴利听，艾德巴利告诉他，这个梦是神的启示。艾德巴利终于同意将女儿嫁给他，并且坚信这个梦预示了他们的子孙将拥有权力和荣光。奥斯曼与玛尔可敦的婚礼按照最严格的伊斯兰教仪式举行，并由一位神圣的伊斯兰托钵僧主持。作为答谢，奥斯曼后来为这位托钵僧兴建了一座寺院，并将富裕的村庄和肥沃的土地赏赐给这座寺院。

第一个关于梦的传说表明，在他们刚刚定居于埃斯基谢希尔地区的时候，奥斯曼和他的子民——奥斯曼人——还不是穆斯林。11世纪，小亚细亚迎来了第一批土耳其移民。他们跟随着塞尔柱军队而来，其中大部分人都因为接触过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而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13世纪时迁徙来的第二批土耳其移民则多为异教徒，奥斯曼人很可能属于此类。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非主动迁徙的移民，而是难民。同样并不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部族的入侵，迫使他们向西迁徙。他们中的很多人留在了靠近东方的地区，希望在蒙古人撤退以后，可以重返自己的家园。另外一些更为好斗的部落，则进入了塞尔柱人的领地。

其中就包括奥斯曼人，他们随后获得了阿拉丁苏丹的保护。阿拉丁没有选择将他们作为雇佣兵编入自己的军队，而是在局势纷乱的边境地区赐予他们土地，希望他们可以维持当地的秩序，或者为了保卫自己刚刚获得的领地而对抗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很可能就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埃尔图鲁尔和奥斯曼的追随者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对于本来就具备游牧民族优点和土库曼边疆战士式的战斗素养的奥斯曼人来说，皈依伊斯兰教可谓如虎添翼，因为新的信仰使他们获得了新的战斗热情，让他们热切地渴望成为守卫伊斯兰教的加齐，去击败信仰异教的基督徒。

奥斯曼的追随者并不单纯将自己视作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是对土耳其斯坦的居民的统称——而是将自己视作奥斯曼人。然而，在这一时期，奥斯曼人与同为土耳其人的邻居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在塞尔柱帝国和蒙古在当地的保护国覆亡之后，奥斯曼人的国家只是继承帝国版图的十个公国[1]中的一个，而且是比较小的一个。奥斯曼人的帝国伟业要归功于地理位置上的一个巧合：他们的领地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北角，这个位置颇具战略意义。当拜占庭帝国日渐衰弱的时候，他们的领地恰好与拜占庭帝国的亚洲领土接壤。此外，从奥斯曼人的领地出发，还可以很容易地抵达大海，并借由海路到达欧洲的巴尔干地区。

与其他边疆战士不同的是，奥斯曼人善于将军事征服的成果转化为有效的政治组织。奥斯曼本人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也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他还任命岳父艾德巴利为维齐尔（vezir，vizier）[2]，并得到他的襄助。奥斯曼是一位睿智而具有耐心的统治者。他的部众之所以满怀敬意地效忠于他，既不是因为他的勇武，更不是因为他有着某种半神式的宗教地位，而是因为他的沉着冷静和不可抗拒的魅力。奥斯曼的身上有一种天然高人一等的权威感。他从未试图通过控制别人来树立这种权威感。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务上，哪怕是那些能力不亚于他甚至超过他的人，都会对他满怀敬意，心中只有忠诚，而不会燃起一丝敌意。正如赫伯特·亚当斯·吉本（Herbert Adams Gibbons）所描述的那样，奥斯曼是一个“能够驾驭恃才傲物者的伟人”。他的追随者们前来服侍他，十分和谐地与他共事，认真地为这个成长中的小国打造足以确保其长治久安的基石，塑造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与此同时，他们统率着自己的军队进行扩张，并以贝伊（bey）[3]的身份管理新征服的土地。尽管享有半自治的政治地位，他们总能协调彼此的行动，并且恭顺地执行领袖发布的命令。

满怀宗教热忱的奥斯曼为他的国家带来了单一的信仰和早期穆斯林式的狂热（这种狂热来自他伟大的先辈、与他本人同名的一位哈里发[4]）。较之权力和财富，奥斯曼更珍视公正。与此同时，奥斯曼和他的继任者们都凭借不可分割、独一无二的君权统治国家。因此，早期的奥斯曼国家就免于像其他的塞尔柱小公国那样出现内部的纷争。作为在一个全新的环境白手起家的民族，奥斯曼人具有耐心、意志力和忍耐力。他们以实际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让自己逐渐适应统治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奥斯曼人不断地开发自身拥有的资源，并且在知识、宗教、生产和商业等各个方面利用城镇化水平更高的邻国的资源。渐渐地，来自更遥远的内陆地区的人，也被吸引到位于边疆地区的奥斯曼人的领地，以躲避内部的纷争，并在这里寻求新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奥斯曼人从希腊人身上学到了行政和其他方面的技巧，精明地从垂死的拜占庭帝国最后的亚洲飞地上学习他们的统治方法。与早期的阿拉伯征服者给外界留下的印象相反，奥斯曼人并不会带着宗教狂热与敌人打交道。奥斯曼人身边的希腊人要多过土耳其人。尽管周边村庄和城堡的主人都是基督徒，但奥斯曼总是能够友善地对待他们。在他最亲密的伙伴中，就包括两个希腊家族——米海尔家族（Michaeloğli）和马科斯家族（Marcozoğli）。这两个家族是米海尔（Michael）和马科斯（Marcos）的子孙，这两人曾经是奥斯曼的敌人，后来却成了他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正是奥斯曼的缘故，他们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奥斯曼人的领土内，并没有出现基督徒的大规模伊斯兰化，更谈不上强迫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不过，出于个人原因和利益驱使，有一些基督徒主动皈依了伊斯兰教。由于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权力在逐渐衰竭，一些基督徒感到自己已经被统治者所遗忘。因此，出于现实的考量，他们宁愿选择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过上较为有序而安全的生活；而皈依伊斯兰教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机遇，并且免于承担沉重的赋税。在精神层面上，随着东正教会权威的衰落，这些生活在亚洲的希腊人开始受到新的信仰的感召。而从社会层面上看，无论是在背景还是在生活习惯上，他们与他们的奥斯曼邻居也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不论是否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都很容易适应奥斯曼式的生活。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之间的通婚变得越来越常见，从而催生出一个日益壮大的血统混杂的群体。

有一个事实变得越发明显——奥斯曼土耳其人不再仅仅是一群游牧民，而是定居者、创造者和建设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小亚细亚西北角山峦起伏的领地内部，衍生出一种特有的、源于当地各民族文化的边地文明。他们的文明混杂了亚洲与欧洲、穆斯林与基督徒、土耳其人与土库曼人、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种种特征，注重实用，而不像东方那些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其他封建国家那样信守更为正统的文化和社会约束。有了这样的社会雏形，奥斯曼土耳其人最终将承担起继承和改造拜占庭文明的使命，正如当年的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帝国填补了阿拉伯帝国衰亡后留下的空白，甚或是更早的拜占庭文明继承了罗马那样。

奥斯曼本人并不急于为了开疆拓土而与他的邻居兵戎相见。他观察，等待，与邻国共存，同时又向它们学习，最终缓慢而又志在必得地一点点蚕食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在拜占庭帝国残存的亚洲领土上，有三座防御森严的城市：位于南方的是布尔萨（Bursa），这座坐落在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5]山坡上的城市控制着富庶的比提尼亚平原（Bithynian plain）；在中部的是这一地区实际上的首府尼西亚（Nicaea），坐落在一个湖泊[6]的东岸；位于北方的是尼科米底亚港（Nicomedia），从那里延伸出的狭长海湾控制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路，这座城市还扼守着通往黑海的陆路。从奥斯曼的都城到这三座城市，都仅有一天的路程。然而，奥斯曼却没有攻击过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从埃尔图鲁尔统治埃斯基谢希尔的时代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60年，但在这60年中只在乡间发生过零星的战争，奥斯曼人的领土也仅仅向前推进了60英里（约96千米）——从“老城”埃斯基谢希尔到“新城”耶尼谢希尔（Yenishehir）。奥斯曼人的扩张阻断了尼西亚和布尔萨之间的交通。

但是，奥斯曼仍然在等待时机。他很清楚自己的弱点，也知道在这样一个对君士坦丁堡而言至关重要的地区，其城市的防御会有多么的坚固。与此同时，他的力量一直在增强。因为他的声望，他手下的军队数量已经从埃尔图鲁尔时期的400人发展到了4 000人。还有一些寻找生计的战士穿过边界，从邻国投奔而来；就连拜占庭帝国的许多希腊人边防军士兵，也由于不受重视、被罚没财产或遭受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其他压迫而改换门庭。

一直到14世纪的第一年，也就是奥斯曼即位贝伊（1289）之后的第12年，他才第一次与拜占庭帝国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奥斯曼率军攻打了科云希萨尔[Koyun Hisar，希腊人称之为巴菲翁（Baphaeon）]。希腊人试图阻止奥斯曼军队进入尼科米底亚城下丰饶的山谷地带，结果却被奥斯曼人迅猛的骑兵冲锋轻而易举地击溃。帝国军队居然被一个默默无闻的土库曼酋长击败，这让拜占庭帝国感到十分忧虑，并且开始认真审视奥斯曼这个对手。这场胜利也让奥斯曼名扬四邻，圣战士们从安纳托利亚的各个地方涌来投入他的麾下，以能够成为奥斯曼人为荣。奥斯曼的公国如今真正成了为人景仰的国度。

然而，奥斯曼无意乘胜攻取尼科米底亚，他的部队心满意足地在该城周围的土地上大肆破坏了一番。七年之后，奥斯曼认为自己做好了再度出战的准备，于是发兵攻打阿克希萨尔（Ak Hisar）。萨卡里亚河[Sakarya，希腊人称之为珊伽里奥斯河（Sangarius）]的海拔逐渐降低，最终流入尼科米底亚后方的平原，而阿克希萨尔的城堡正扼守着河流的下游。奥斯曼成功地夺取了阿克希萨尔，打开了通往大海的道路。奥斯曼的军队第一次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并逐渐夺取了海峡东侧、小亚细亚半岛沿岸的港口和城堡，进而又突入马尔马拉海，占领了卡洛利米尼岛（Kalolimini）。这样一来，奥斯曼就阻断了分别从布尔萨和尼科米底亚出发到君士坦丁堡的两条海路，隔绝了布尔萨和尼科米底亚。接着，奥斯曼的军队从陆路进攻布尔萨，最终在1326年攻克了这座城市。而此时，奥斯曼也已经奄奄一息。

在长达七年的围城战之后，希腊人丢掉了布尔萨的城郊。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内乱，两位共治的皇帝忙于皇室内斗，无暇支援布尔萨的守军。看到士兵们士气低落，希腊守军的指挥官埃维里诺斯（Evrenos）和其他领导者献城投降，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于是，在奥林匹斯山富饶的坡地上，奥斯曼人建立了帝国的第一个首都。他们为这座城市新建了一座座不朽的建筑，渐渐地将其改造为充满艺术和学术气息的文明之都。尽管在帝国的版图扩张到欧洲之后，布尔萨失去了帝国首都的地位，但它一直都是帝国的圣城。最重要的是，由于拥有众多的神学院、伊斯兰教法学校以及教育的传统，布尔萨变成了一座教育之都和乌理玛（ulema，即伊斯兰教学者）聚集的中心。身为神职人员的乌理玛们代表了伊斯兰教的传统原则，与加齐们自由而通常带有非正统色彩的武士精神互为补充。在奥斯曼国家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乌理玛们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时而引导国家前行，时而成为制约性的力量。

奥斯曼死后被安葬在布尔萨，他的陵寝居高临下地眺望着大海那边的君士坦丁堡。后来，他的几位继任者死后也被安葬在布尔萨，这座城市因而成了伊斯兰教的一处圣地。他的陵墓上镌刻着一句著名的祈祷词。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每一位奥斯曼的继承者的即位仪式，都会给新皇配上奥斯曼之剑，并咏诵这句祈祷词：“愿他媲美奥斯曼！”诚然，按照早期穆斯林的标准，奥斯曼确可谓是一个楷模。他在临终前教诲他的儿子说：“以正义为大地增色，以胜利告慰我远去的灵魂……用你的武力弘扬宗教。给博学者以荣光，使真主之律法在人间确立。”

奥斯曼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将一个民族聚拢在自己身边的酋长。而他的儿子奥尔汗（Orkhan）的使命，是将这个民族锻造成一个国家。到了奥斯曼的孙子穆拉德一世（Murad I）的时代，其使命是将这个国家扩展为一个帝国。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奥斯曼诗人恰如其分地赞颂了他们的政治成就：“我们将一个部落变成了一个降服世界的霸权。”

奥斯曼国家和帝国的缔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加齐战士的传统和社会制度。这个国家对这些为信仰而战的勇士也有着强烈的依赖。各种组织或兄弟会以伊斯兰教教规作为评判善恶的标准，这些道德准则构成了人们共同生活的基石。加齐们所坚守的传统就根植于这样的土壤之中。这些传统主要来源于宗教，同时融合了抽象的理念和非正统的神秘主义思想，并且在具体而实际的事务上体现出来。在城镇里，这些传统融入商人和匠人行会之中；在边境地带和村庄里，这些传统与对宗教和战争近乎狂热的热情相结合，催生出诸如“Akhis”[7]这样的军事性质的兄弟会。这些军事兄弟会与基督教世界的骑士团十分相似，也崇尚豪侠精神，成员之间相互负有义务，并且像早期的伊斯兰神秘主义团体一样举行聚会。

关于这些兄弟会，14世纪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曾经这样写道：

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他们这样的团体——对陌生人关怀备至，为穷困者送上食物，制止暴虐的行径，诛杀官府的代理人和追随他们的恶棍。行业里的成员、其他未婚的年轻人和过起禁欲生活的人会聚集在一起，选出一位领袖。在他们的用语中，就称这位领袖为“akhi”。

一位衣衫褴褛、头戴毡帽的鞋匠邀请伊本·白图泰来到一处接待所。这位鞋匠是一位兄弟会早期的领袖，他和“大约2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一起兴建了这处接待所，用来接待旅行者和其他客人。为了这项共同的事业，他们把自己白天赚的钱全部捐了出来。这个接待所

是一栋精致的建筑，地上铺着精美的绣毯，室内到处是伊拉克玻璃的光辉……穿着长袍和靴子的年轻人排成行站在房间里……他们头上戴着白色的羊毛帽子，帽子的顶上有大约一肘尺[8]长的帽尾……在我们加入他们之后，他们用水果和蜜饯款待我们，接着又开始唱歌跳舞。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让我对他们心怀敬意，他们的慷慨和由内而外散发出的高贵让我们深感惊讶。

在布尔萨，伊本·白图泰得到了奥尔汗苏丹的接见。

（奥尔汗苏丹）是土耳其人最伟大的“王中之王”，拥有最多的财富、土地和军队。他拥有上百座城堡，并把他的大多数时间用在视察这些城堡上……据说，他从来不会在哪一座城镇里住满一个月。他还持续不断地与异教徒作战，围攻他们的城市。

奥尔汗是奥斯曼两个儿子中较年幼的那个，但他由于在军事方面才能出众，被奥斯曼指定为继承人。与奥尔汗相反，奥斯曼的长子阿拉丁（Ala-ed-Din）是一个醉心于学术的人，专注于法律和宗教的研究。据说，奥尔汗曾提出与兄长分享他所继承的家业，但阿拉丁谢绝了他的好意。奥尔汗说：“我的兄长，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我给你的羊群和牛群，那么你至少应该成为我的臣民的牧羊人，应该成为我的维齐尔。”于是，阿拉丁开始负责国家的行政事务、军队的组织和新法案的起草，直到他在七年之后去世。

定都布尔萨的奥尔汗获得了这样的称号：“苏丹，众加齐的苏丹之子[9]；加齐，加齐之子[10]，世界之英雄。”在布尔萨，他铸造了奥斯曼人历史上第一枚银币，以取代塞尔柱人铸造的货币。在他铸造的银币上，镌刻着“愿真主长保奥斯曼之子奥尔汗之帝国”的字样。奥尔汗的使命是完成其父未竟的事业：将奥斯曼聚拢起来的各色人群整合成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完成征讨，扩大疆土；团结在疆土内生活的居民，为帝国打造出一个新的核心。比起奥斯曼，奥尔汗的肤色更浅，举止更优雅，仪容更伟岸，但他也像其父一样朴素而公正，既不狂热，也不奸诈，更不残忍。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行政方面，奥尔汗的眼界都比其父更开阔，也更具有行动力。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使命，靠的是无穷无尽的精力和做事时专一的目的性。更重要的是，他在处理纷杂的国事和外交技巧方面都有过人之处。

首先，尼西亚和尼科米底亚还没有被征服。这两座城堡拥有高耸的城墙，难以强攻。布尔萨的陷落，主因是君士坦丁堡未能给予支援。而当奥尔汗把目光投向尼西亚时，拜占庭帝国皇帝安德洛尼卡三世（Andronicus III）感到有责任援救尼西亚。毕竟，当拉丁帝国在一个世纪之前占据了君士坦丁堡时，尼西亚曾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然而，1329年，安德洛尼卡三世在佩莱卡农[Pelecanon，即今天的曼尼亚斯（Manyas）]与奥斯曼人交战时负伤，随即置其大军于不顾，匆忙逃回了君士坦丁堡。于是，其残余的军队也跟着四散奔逃。至此，尼西亚的守军只好选择投降。大约八年之后，尼科米底亚的守军也向奥斯曼军队投降。

这三座城市的陷落，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三座城市要想生存，就必须依靠其周边乡村的支持。然而，这些土地已经全部落入了奥斯曼人之手。不仅如此，奥斯曼人并非只是在这些地方劫掠，而是永久性地定居于此，君士坦丁堡方面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现实。这样一来，实际上已经被抛弃的市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根据投降时商定的条件，这些城市的居民可以选择前往君士坦丁堡，但这样做的人并不太多。更多的人选择留在当地，继续从事他们的营生，在这个欣欣向荣、取代了旧有世界的新世界里扮演自己的角色。据说，到奥尔汗驾崩之时，其国境内的人口总数已经增长到50多万人，与传说中埃尔图鲁尔时期的400百多名骑手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尽管奥斯曼帝国对基督徒十分宽容，但从本质上说，它依然是一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国家，宗教信仰是其国家认同中最重要的一环。尽管穆斯林和基督徒实现了和平共存，但在他们之间仍然要保留一些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土地和对土地的分配方面。只有穆斯林有服兵役的义务，因此也只有穆斯林才有权拥有土地。作为为国服役的奖励，土地被分配给穆斯林；国家也由此可以从免除纳税义务的军事封地上征募兵员。基督徒不需要服兵役，因此也不能获得土地。他们需要支付人头税以贴补军费。因此，在乡村地区，没有土地的基督徒就不得不向拥有土地的穆斯林卑躬屈膝。于是，基督徒就更倾向于在城市或城镇中生活、工作，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在土地权利上的劣势可以被经济条件上的优势所抵消。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主动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他就可以自动成为奥斯曼人，没人会再去计较他原本的出身。他可以不再纳税，有权拥有土地，有机会获得晋升，并且作为穆斯林统治阶层的一员分享其他收益。因此，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亚洲版图上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

尽管都是一种封建土地制度，但是奥斯曼的军事封地土地所有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土地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区别在于，奥斯曼的军事封地通常面积狭小，且几乎都是不可世袭的，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财产。因此，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就没有出现遍布欧洲的那种拥有土地的贵族。苏丹对自己征服的土地保有绝对的所有权。他们随着征服更多的地方，就会获得更多的土地，可以用来奖励更多的士兵。在其兄长阿拉丁的建议下，奥尔汗构建起来这样一个体系框架，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可以拥有一支直接听命于己、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常备军。而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欧洲人都没有能够做到。

在其父奥斯曼的军中，士兵只有一种来源：被称作“阿金基”（akinjis，即掠夺者）的土库曼骑兵。要招募这些非正规的志愿军，只需要在村子里喊“谁要去打仗”就可以了。他们都是老练的骑手，“像一堵墙一样”一同行动。除了从军事封地上征集士兵之外，奥尔汗也会征调阿金基参战。他将阿金基编组成斥候骑兵的前卫部队，用来在大部队发动攻击前扫清障碍。由于他们的任务危险性最高，奥尔汗也赐予他们最多的土地，以确保他们的忠诚。阿金基在执行任务时还会得到向导“恰武什”（chavush）和领取军饷的正规骑兵部队“西帕希”（sipahis）的支持。

奥尔汗还会招募被称作“阿扎布”（azabs）的非正规步兵，他们的角色是在战阵的最前方充当炮灰，吸引敌人的火力。敌人往往会惊奇地发现，在这些非正规步兵的身后，是经过精挑细选、更有纪律性、也更难对付的第二梯队。第二梯队的士兵是从领取军饷的常备军（“kapu-kulu ojaks”）中挑选出来的，经受过良好的集体训练，由他们熟悉而尊敬的指挥官统领。与那个时期流行的雇佣兵不同，他们团结一致，忠于君主，认同君主的目标，也相信君主会通过晋升和其他奖赏来维护他们的利益。理论上，他们一直“在苏丹的大帐之前”，服从于苏丹的绝对权威。虽然他们通常都要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但由于指挥官也是代表君主行事，所以士兵们一直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君主。团结一心是这些新兴的奥斯曼正规军的战斗力基石。而他们的战斗力的另一个基石，在于他们时时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奥斯曼人总是枕戈待旦，从不会被敌人打一个措手不及。奥斯曼军队有着一流的情报系统，总是可以知道敌人于何时向何地进攻。另外，他们的向导也十分出色。旅行者贝特朗·德·布罗基耶（Bertrand de Broquière）曾这样描述奥斯曼军队：

他们可以突然开拔，1万名奥斯曼人发出的声响有时候会比100名基督徒士兵发出的声响还小。鼓声一响，奥斯曼军队就立即开始行军，从不会走乱步伐；除非得到命令，否则绝不停歇。他们总是轻装上阵，基督教军队要走三天的路程，他们一夜之间就可以走完。

这正体现了奥斯曼人的军事天赋。他们吃苦耐劳、顽强、守纪律，并且在几个世纪的游牧生活中锤炼出了迅速机动的能力。奥斯曼人在组织和战术方面的能力，也让他们的军队成为出色的战争机器。他们无敌于天下的战斗力将把这个国家打造成一个帝国。作为游牧民族，奥斯曼人在与生俱来的迁徙冲动的驱使下，曾有意识地一路西行，以寻找新的牧场。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他们的迁徙冲动得到了升华和进一步的激发。根据真主之律法，他们作为加齐，负有在“战争之地”（Dar-el-Harb）[11]寻找并击败异教徒的宗教使命：袭击并占领异教徒的土地，夺取他们的财产，杀掉或俘获异教徒，并将异教徒的社会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另外，社会和经济上的因素也在驱使他们进行扩张。游牧民、非正统的穆斯林和冒险者，以及来自安纳托利亚中部各公国的各类移民，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与拜占庭帝国邻近的前沿地区，给此地带来了人口方面的压力。因此，这些来自中亚大草原的土耳其人，现在需要面对一项陌生而冷酷的新事物——大海。到14世纪中叶，他们已经做好了进军欧洲的准备。

[1] 原文“principality”，其首领的身份可能是“贝伊”“埃米尔”或“汗”，相应的国家也有“贝伊领”“埃米尔国”“酋长国”“汗国”等。通过参考国内相关著作，并出于统一考虑，本书将统称其为“公国”。

[2] 维齐尔大约相当于高级的行政顾问或大臣。

[3] “贝伊”是突厥语中“首领”或“酋长”的意思，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泛指地方的执政者。

[4] 奥斯曼哈里发是继承先知穆罕默德权威的四大哈里发的第三位，644—656年在位。

[5] 这个奥林匹斯山是今土耳其布尔达省的乌鲁达山（Uludağ），并非希腊的奥林匹斯山。

[6] 指伊兹尼克湖。尼西亚今名伊兹尼克。

[7] 意为“兄弟”。

[8] 肘尺（cubit）是古时中亚的长度单位，从中指指尖到肘的前臂长度，1肘尺大约在45至55厘米之间。

[9] “众加齐的苏丹”指的是先帝奥斯曼。

[10] “加齐之子”中的“加齐”指的是先帝奥斯曼。

[11] 早期穆斯林相信，世界分为两部分：“和平之地”，即由穆斯林统治的地区；“战争之地”，即伊斯兰教法没有得到施行的地区。这一内容并没有出现在《古兰经》中，而是在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于8世纪受挫后开始出现。

第二章

与蒙古人横贯亚洲的疾速扩张不同，土耳其人进入欧洲的过程称不上突然，而是一种缓慢的渗透过程。这也是拜占庭帝国的衰亡带来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基督教世界在宗教上的不统一和由此导致的政治上的不团结——西方对抗东方、天主教对抗东正教、罗马人对抗希腊人。在13世纪伊始，这种不团结达到了顶峰：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来自拉丁国家[1]的骑士们没有按预先的计划去进攻圣地[2]的穆斯林，而是背信弃义地袭击了由同是基督徒的希腊人控制的君士坦丁堡。1204年，十字军夺取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随后在这里建立了拉丁帝国，掌管拜占庭帝国在欧洲的大部分残余领土。由于内部纷争频仍，拉丁帝国是一个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短命帝国。与此同时，希腊人以尼西亚为首都，继续控制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领土。1261年，他们重新夺回了君士坦丁堡。

然而，从长远来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帝国的打击是致命的。尽管拜占庭帝国在此后又苟延残喘了两个世纪，但比起往日的自己，它只能算是一个幽灵。对拜占庭帝国来说，其过去作为世界权力和文明中心的光辉已经消失了。它再也无法恢复以往的国力，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高枕无忧。它的国土大幅度缩水，先后丢掉了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君士坦丁堡大半被毁，财富丧失，人口锐减。它与东方的贸易关系也中断了，西方与东方剩余的贸易往来都掌握在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手中。拜占庭帝国与罗马教皇和拉丁国家的宗教纷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拜占庭帝国内部，权力分散，社会动荡，财政瘫痪。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拜占庭帝国也没能迎来有能力让国家团结一心、重获新生的统治者。在夺回君士坦丁堡之后，巴列奥略王朝的统治者们未能给国家带来复兴（除了在艺术领域），反而长期陷入腐化堕落的生活之中。在那场基督徒之间不光彩的战争之后，拜占庭帝国的皇室陷入内乱，内战时有发生。儿子对抗父亲，孙子对抗祖父，篡位者对抗合法的君主。这种分裂的状态不可避免地为土耳其人所利用——他们正为了伊斯兰圣战的目标而空前团结。在土耳其人看来，他们根本无须入侵欧洲，因为他们是被请进欧洲的。

最初，他们扮演的是熟悉的雇佣兵的角色，就像他们三个世纪前在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所做的那样。首先这样做的是定居在黑海西岸多布罗加（Dobruja）的一群土库曼人。当时，拜占庭帝国在位的是巴列奥略王朝的第一位皇帝米海尔八世（Michael VIII），他曾经在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占领期间在塞尔柱人的宫廷流亡。风水轮流转，这时，有一位名叫伊兹丁（Izzed-Din）的塞尔柱苏丹，在遭到废黜后躲在君士坦丁堡避难。这群土库曼人赶到君士坦丁堡来帮助伊兹丁。在向拜占庭皇帝威胁性地展示了武力之后，他们成功地让拜占庭人释放了这位苏丹，并带他去了克里米亚。不过，伊兹丁的儿子和他的一部分卫兵留在了君士坦丁堡，皈依了基督教，并以他们为核心组成了一支规模日渐增长的土耳其人部队。拜占庭帝国也很乐于得到这样一支部队的支援。

14世纪伊始，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Andronicus II）又将一支实力强劲的雇佣兵部队招募到自己的麾下。这群来自加泰罗尼亚大佣兵团（Catalan Grand Company）的雇佣兵，由目无法纪的佣兵头子罗杰·德弗洛尔（Roger de Flor）率领。加泰罗尼亚人在君士坦丁堡惹出乱子之后，罗杰·德弗洛尔带领他们进入了小亚细亚半岛。在这里，他们成功地击败了土耳其人，但是抢走了本应属于希腊人的那一份战利品。最终，加泰罗尼亚雇佣兵与希腊人之间的矛盾演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加泰罗尼亚人以加里波利（Gallipoli）为基地，试图在这里自行建国。接着，拜占庭皇帝十分不明智地指使人在自己的宫殿里杀死了罗杰·德弗洛尔。结果，原本是被招募来保卫拜占庭帝国的加泰罗尼亚人开始视希腊人如仇雠，并且联络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共同对抗拜占庭帝国。

就这样，这群加泰罗尼亚人率先将有组织的土耳其人引入了欧洲，对抗希腊人。后来，加泰罗尼亚人躲到了色萨利（Thessaly）地区，却把大量的土耳其人留在了色雷斯和马其顿。他们阻断交通，制造混乱。这些土耳其人的头领哈利勒（Halil）与希腊人达成了协议，同意带领土耳其人离开这一地区，条件是希腊人要确保他们可以安全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然而，希腊人却违反协议，试图夺取土耳其人携带的战利品。于是，哈利勒从亚洲召来了援军，击败了拜占庭军队，年轻的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九世（Michael IX）[3]落荒而逃。获胜的土耳其人还戏谑地戴上了拜占庭皇帝的皇冠。最终，拜占庭皇帝只好调来了塞尔维亚军队，才终于赶走了这些土耳其人。

从此之后，来自小亚细亚半岛各公国的土耳其人就开始不停地袭扰拜占庭帝国欧洲部分的岛屿和海岸，这种海盗式的劫掠贯穿了整个14世纪。只是这些土耳其人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因而才未能形成共同入侵的局面。有的时候，帮助希腊人作战的土耳其人甚至和来犯的土耳其人一样多。参与侵袭的族群中还包括来自黑海以北的鞑靼人。这些与土耳其人有着相近的血缘和习俗的人群，一批批从俄罗斯南部涌入克里米亚，最西曾到达匈牙利。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小亚细亚半岛上艾登（Aydin）公国的土耳其海盗们不停地骚扰爱琴海上的岛屿，教皇的军队发动了一次“十字军远征”，并夺取了士麦那城（Smyrna）。

奥斯曼人没有参与这些针对拜占庭帝国的敌对行为。他们精明地看到，这些风波只会削弱与他们存在竞争关系的那些土耳其邻邦。到了1330年，即便奥斯曼人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东侧的海岸，已经可以与君士坦丁堡隔海相望，他们依旧没有改变以耐心谨慎为上的政策，一直等到七年之后才跨越海峡，挺进欧洲。

奥斯曼人之所以进入欧洲，是受到了拜占庭帝国高官、篡位者约翰·坎塔库尊（John Cantacuzene）的邀请。约翰·坎塔库尊是一位兼具能力和野心的领袖，他自立为帝，反对还只是个孩童的合法皇帝约翰·巴列奥略（John Palaeologue），并在随后的内战中取得了土耳其人的支持。为了换取土耳其人的军事援助，坎塔库尊提出将女儿狄奥多拉（Theodora）许配给奥尔汗。尽管奥尔汗也得到了约翰·坎塔库尊的对手的示好，但他还是立刻同意了坎塔库尊的提议。1345年，6 000余名奥斯曼帝国的军人跨过海峡来到了欧洲。他们帮助篡位者从约翰·巴列奥略手中夺取了黑海沿岸的数座城市，还在色雷斯大肆破坏，武力威胁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即今天的埃迪尔内（Edirne），位于君士坦丁堡西北方]，甚至围攻君士坦丁堡。

第二年，在欧洲的海岸上，人们为拜占庭公主和奥斯曼苏丹的结合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奥尔汗则在海峡对岸的斯库塔里（Scutari）扎营，并派遣一支由30艘船组成的奥斯曼船队和一支骑兵卫队，前往位于塞利布里亚（Selymbria）的拜占庭皇帝的大营，从铺有地毯的华丽大帐中接走了他的新娘。吉本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称作“紫色之耻”，他写道：

狄奥多拉登上了一个由丝绸和黄金帷幕环绕着的宝座，四周的军人全副武装，只有皇帝还骑在马上。在接到信号之后，人们突然撤掉了四周的帷幔，新娘——或者说牺牲品——暴露在众人的面前，跪在地上的宦官和婚礼火把环绕着她。长笛和小号宣告着这一喜悦的时刻；那个时代最好的诗人唱起婚礼赞歌，吟诵着她虚假的欢喜。没有经过任何基督教的仪式，狄奥多拉就被送给了她的野蛮人夫君。不过，根据约定，她在布尔萨的后宫里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她的父亲则在这前途未卜的时刻庆贺着她的仁慈与奉献。

狄奥多拉的确为与她同样信仰基督教的一些人带来了好处：她购买并解放了大量的基督徒奴隶和囚犯。

在与奥斯曼人联姻并结成军事同盟之后，坎塔库尊于1347年进入了君士坦丁堡。他将另一个女儿海伦嫁给了年轻的约翰·巴列奥略，并与后者互相承认对方为共治皇帝。这样一来，奥斯曼土耳其人就在欧洲有了稳固的地位，而不是仅仅占有一两处立足点。在欧洲，他们不再是敌人，而是拜占庭帝国的盟友和亲戚。他们的苏丹是一位拜占庭皇帝的女婿，还是另一位拜占庭皇帝的连襟；此外，他还是邻国保加利亚的沙皇的女婿。

而这些关系并不妨碍奥尔汗接受其他势力的示好，比如拜占庭帝国的敌人斯泰凡·杜尚（Stephen Dushan）。斯泰凡·杜尚已经将他的塞尔维亚扩张成了一个“帝国”，并自称“罗马帝国近乎全境之主”，威尼斯人甚至称呼他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然而，斯泰凡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未能获得威尼斯人的支持。因此，他转而寻求与奥尔汗结盟，提出组成塞尔维亚和奥斯曼联军，一同进攻君士坦丁堡。为了确保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斯泰凡提出将他的女儿嫁给奥尔汗的儿子。奥尔汗派出使节，准备接受这一提议。然而，这个计划被坎塔库尊打破了，他派人截获了奥尔汗的使团，杀掉了其中的一些人，将另一些人囚禁起来，并且扣留了使团带给塞尔维亚“皇帝”的礼物。此后，斯泰凡和奥尔汗都没有重启谈判，因为他们的目标太过相似，很难相互达成妥协。最终，斯泰凡在1355年率领8万人的大军出征，打算独自攻取君士坦丁堡。然而，就在行军的第二天，斯泰凡就死了，他的塞尔维亚帝国也很快随之灰飞烟灭。

而时间回到1350年，联姻的3年后，坎塔库尊又召来了2万名奥斯曼骑兵，帮助他将塞尔维亚军队从萨洛尼卡（Salonika）附近的马其顿海滨城市赶走，从而将萨洛尼卡从斯泰凡的威胁下解救了出来。尽管奥斯曼军队没有占领任何一座城市，但是在苏丹的准许下，他们心满意足地满载着掠夺来的战利品返回了小亚细亚。两年之后，奥尔汗又帮助热那亚人在战争中对抗后者的老贸易对手威尼斯人。在这一过程中，奥尔汗也采取了对坎塔库尊的敌对行为。1352年，威尼斯人与保加利亚人一起公开宣布支持约翰·巴列奥略，于是坎塔库尊再一次召来了2万名土耳其士兵，甚至不惜洗劫君士坦丁堡的教堂以支付他们的酬劳。坎塔库尊还许诺说，将把色雷斯切索尼斯（Thracian Chersonese）[4]的一座城堡送给奥尔汗。凭借奥斯曼军队的帮助，他解救了阿德里安堡，保住了他在色雷斯以及马其顿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并宣布他的儿子马修（Matthew）为共治皇帝。

1353年，奥尔汗的儿子苏莱曼帕夏（Suleiman Pasha）[5]率领一支奥斯曼军队渡过赫勒斯滂（Hellespont）[6]去接收坎塔库尊许诺的城堡齐贝（Tzympe）。这座城堡位于加里波利和爱琴海之间的加里波利半岛上。就在他们抵达后不久，一场地震毁坏了加里波利的部分城墙，于是苏莱曼又迅速占领了加里波利。在修复了加里波利的城墙之后，他从亚洲迁来了第一批奥斯曼移民。很快，奥斯曼人又在逃亡的基督徒抛弃的土地上建立了一系列类似的殖民地，每个殖民地都由单独的穆斯林贝伊统治。[7]这些贝伊都是奥尔汗的得力战将。在他们眼中，奥尔汗与其说是他们的主子，还不如说是一名发挥黏合剂和召集人作用的战友。正是依靠他们规模庞大的私人军队，奥尔汗才得以在欧洲为他的奥斯曼帝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除了农民之外，来自各个省份的希腊人纷纷在各个城堡和城镇避难。由于他们主动投靠，奥斯曼人也不去骚扰他们。

以此为起点，奥斯曼人在欧洲的版图开始逐渐向西扩张，加齐们开放的边地社会也随之在欧洲扩展，给拜占庭帝国的土地染上了奥斯曼的色彩。奥斯曼人的先头部队通常会迅速突进，宽广而深入地进入敌人的领地，阻隔交通，毁坏庄稼，破坏当地的经济；奥斯曼人的主力部队紧随其后，沿着先头部队进军路线上的主要道路和通往多瑙河的四条河谷建立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的定居点。不过，土耳其人起初并没有进入附近多山的地区，因为大量的当地居民就在这些山区里避难。在土耳其人向动荡的巴尔干进军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遭遇太多的抵抗，因为他们的到来对当地受压迫的人民来说通常算得上一种解放。围绕着伊斯兰托钵僧团体设立的接待所，新的土耳其人村庄逐渐发展起来。穆斯林贝伊们在他们控制的土地上与基督徒农民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最终引发了一场社会变革。他们赶走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世袭阶层，这些希腊人或来自拉丁国家的人此前一直在压迫和压榨其封地上的农民。取而代之的穆斯林贝伊们建立了一种松弛而间接的控制关系。作为领主，他们只向农民征收有限的赋税，并且取消了他们无偿劳动的旧有义务。这是因为，根据奥斯曼的法律，贝伊们并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在农民和苏丹之间承担一定职责的中间人；无论是通过征服还是其他方式得到的土地，全部归苏丹所有。正当拜占庭帝国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均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的时候，奥斯曼人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取代了这种分裂的状态。随着奥斯曼人的扩张，与他们接壤的基督徒领主纷纷前来向苏丹称臣。他们每年向他交纳一小笔贡品，以表示臣服于这个伊斯兰国家。奥斯曼人从一开始就对基督徒采取了怀柔的政策，从而确保了当地的农民不会跟他们的领主一道反对奥斯曼的入侵。甚至他们的政策还鼓励农民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基督徒领主。基督教修道院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基督教封建主们加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愈加繁重，对他们的虐待也愈加残酷，而奥斯曼人的到来使农民获得了解放。因此，巴尔干地区的农民们很快就开始对穆斯林入侵者持欢迎态度。奥斯曼化给巴尔干农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中就包括法律和秩序的重建。正如后来一位法国旅行者所写的那样：“乡间十分安全，也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土匪或剪径大盗的消息。”——而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远没有这么安宁。

在这一阶段，奥斯曼人控制了加里波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和马尔马拉海的欧洲沿岸。在其控制下的领土到君士坦丁堡的最短距离只有几英里。感到局面不稳的坎塔库尊指责奥尔汗背信弃义，提出出价1万枚达克特金币[8]赎回齐贝。奥尔汗很清楚，只要他愿意，他随时有能力重新夺回齐贝，于是接受了坎塔库尊的提议。但是，奥尔汗坚决拒绝交出加里波利。他宣称，他得到加里波利凭借的不是武力，而是真主的旨意，并且拒绝再就此问题展开谈判。凭借真主的帮助，奥斯曼土耳其人注定应当留在加里波利。

坎塔库尊感到自己被彻彻底底地羞辱了。在国外，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都拒绝向拜占庭帝国伸出援手。保加利亚沙皇讥讽他说，坎塔库尊之前亵渎神明地与土耳其人结盟，现在的苦果是他罪有应得，拜占庭人应该自己去应付这场风暴。“如果土耳其人来找我们的麻烦，”他补充道，“我们知道该怎样保护自己。”在国内，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揭竿而起反对约翰·坎塔库尊，设置街垒把他堵在了自己的皇宫里，并且宣布支持约翰·巴列奥略。公众对坎塔库尊嗤之以鼻，指责他企图将君士坦丁堡交给奥斯曼人。在这种情况下，坎塔库尊别无选择，只得宣布退位，随后躲到斯巴达附近的米斯特拉（Mistra）的一座修道院中。在这里，他化名为约瑟夫·克里斯托杜洛（Joasaph Christodoulos），度过了余下的30年，并写就了一部有关他的时代的出色史书。

苏莱曼帕夏继续向内陆进行征服和殖民，先夺取了德莫迪卡（Demotika），继而又占领了乔尔卢（Chorlu），切断了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之间的联系。苏莱曼的殖民行动几乎没有遭遇过当地的希腊居民或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手下军队像样的抵抗。事实证明，约翰·巴列奥略像约翰·坎塔库尊一样任由奥斯曼人摆布，而更大的羞辱还在等待着他。1357年，奥尔汗与狄奥多拉之子哈利勒被海盗扣留，奥尔汗要求约翰·巴列奥略前往福西亚（Phocaea）予以营救。而就在拜占庭皇帝围困福西亚的时候，奥斯曼军队却在挺进色雷斯。在皇帝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奥尔汗又命令他继续留在福西亚参与围城。于是，皇帝只好再一次出发，却在途中遇到了他的舰队。皇帝的舰队放弃了围困福西亚，而皇帝也未能说服他们继续围城。于是，皇帝只好向奥尔汗恳求说，自己力有不逮，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

此时的奥尔汗，已经相当于拜占庭皇帝的上级。他拒绝更改他的命令。1359年，约翰·巴列奥略只好去斯库塔里拜见奥尔汗，如同一个附庸试图安抚他的宗主一般。苏丹与皇帝达成了协议，同意各支付奥尔汗之子赎金的一半，并且承认色雷斯地区的现状。在解救了哈利勒之后，皇帝还得将自己10岁的女儿嫁给哈利勒。在奥尔汗的命令下，皇帝回到了福西亚，交了一大笔赎金，把哈利勒带回了尼西亚。在尼西亚，哈利勒和信仰基督教的公主按照穆斯林的礼仪举行了订婚仪式。约翰·坎塔库尊让奥斯曼人以军人的身份进入了欧洲，而他的对手约翰·巴列奥略则进一步承认了奥斯曼人作为移民进入欧洲的现实。

奥尔汗于1359年去世，而他的长子苏莱曼则在前一年身故——他在加里波利半岛放鹰狩猎时从马上摔了下来。奥尔汗的小儿子因而得以继位，是为穆拉德一世（Murad I）。奥尔汗作为奥斯曼三位“开国之父”中的第二位，他更多地依赖的是他的外交手腕，而不是军事才能。在把自己治下的土地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之后，他以一支先进的军队为后盾，进入了欧洲。他所仰仗的不是直接地使用武力，而是间接地依靠武力去讨价还价。面对孱弱而分裂的敌人，他并没有急躁冲动，而是展示出堪称楷模的耐心，以及天才般的操纵和谋划能力。这些正是奥斯曼帝国得以立足欧洲的基石。

现在是时候扩大征讨的范围了。奥斯曼军队将作为一支进攻性的力量，去征服那些与他们的边境接壤、甚至更为遥远的地方——拜占庭帝国和巴尔干基督教国家的残余领土。这一重任落在了40岁的穆拉德一世身上。这位苏丹将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超越他的两位先皇的成就，并成为其所在时代中独一无二的人物。从穆拉德一世开始，西方将屈服于东方，就如同在希腊和罗马的时代，东方屈服于西方那样。

[1] 拉丁国家指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相对于信奉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

[2] 这里的圣地大体指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包括约旦河东岸的地区，相当于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西部、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和叙利亚西南部。

[3] 此时，米海尔九世与其父安德洛尼卡二世为拜占庭帝国的共治皇帝。

[4] 色雷斯切索尼斯是加里波利半岛的古称。

[5] 帕夏为奥斯曼帝国常用的尊称或荣誉称号。

[6] 赫勒斯滂是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称。

[7] 土耳其人对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加里波利半岛的占领，意味着土耳其人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两岸。加里波利半岛至今依然是土耳其领土，加里波利城在土耳其通行的名字是盖利博卢（Gelibolu）。而土耳其人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完全垄断亚欧之间的海陆交通，要等到100年后的征服者穆罕默德时代。

[8] 通常指威尼斯发行的达克特金币。

第三章

奥尔汗是奥斯曼帝国进军欧洲的先锋，而穆拉德一世则是奥斯曼帝国第一位伟大的苏丹。他在14世纪的后半段统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穆拉德一世有着永不倦怠的战斗热情，并用他充满激情的领袖气质鼓舞着他的军队。他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版图扩张到了极限，并且成功地巩固了帝国在这些新征服的地区的统治，使其可以在帝国的版图内留存长达五个世纪。同时，作为一位富有远见和政治敏锐性的统治者，他颇具政治家风范，为帝国的未来构建了宏大的政府架构。这样的政府架构终将把拜占庭帝国的残余领土整合起来，并赋予它们新生，帮助奥斯曼帝国填补上拜占庭帝国衰亡后留下的空白；而这一点是当时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一个崭新的奥斯曼文明在冉冉升起，这个文明成功地将其治下隶属于不同种族、信仰不同宗教、操着不同语言的各个群体融合在了一起；而正是穆拉德一世，宣告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崛起。

此外，奥斯曼帝国向东欧扩张的时代又恰逢西方世界的收缩。在欧洲人于13世纪中叶彻底丢掉了耶路撒冷和蒙古人突然入侵小亚细亚半岛之后，封建制度下的基督教世界再也无力向东方拓展其疆界了。随着曾经支撑十字军东征的战争冲动转向内部，拉丁国家的基督徒们开始争吵不休，相互攻伐。曾经开拓了利润丰厚的东方贸易并资助历次十字军运动的意大利银行家家族一个接着一个地败落了。财政和经济方面的衰退导致了全面而漫长的社会危机。缺乏弹性和生命力的欧洲社会陷入了低谷。农民频频起义，反对封建地主和拥有大量土地的僧侣，城镇里的工人则时常站出来向商人发起抗争。

从东方传入的黑死病（腺鼠疫）摧残了地中海沿岸和整个西欧，导致人口锐减，而新大陆的发现将让欧洲的年轻人把注意力投向了大西洋彼岸。欧洲的中世纪进入了末期，启迪的曙光即将出现，整个社会处于转折之中；而新生的奥斯曼奥斯曼帝国只会是这一切的受益者。

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进攻，早在穆拉德即位之前就已经在准备中。1360年，穆拉德一世甫一即位，就立刻派遣得力的将领统率大军入侵欧洲。战争的第一阶段进展十分迅速。在15个月的时间里，奥斯曼人就占领了色雷斯地区全部重要的堡垒和延伸到巴尔干山脉脚下的富饶平原，完成了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在乔尔卢，奥斯曼军队将该城守军屠戮殆尽，并将其指挥官斩首示众，以此在整个巴尔干地区散布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恐惧情绪。阿德里安堡的守军献城投降，这座城市也很快取代了布尔萨，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接着，奥斯曼军队向西进发，绕过了君士坦丁堡。早已名不副实的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与奥斯曼人签署和约，同意不做任何试图夺回色雷斯失地的尝试，也不去联合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同抵抗奥斯曼人的进攻。不仅如此，他还要帮助奥斯曼人对付小亚细亚半岛上不友好的土耳其同胞。10年之后，约翰·巴列奥略将彻底沦为穆拉德的附庸，不仅要承认他的宗主地位，还要在奥斯曼军队中效犬马之劳。

与此同时，奥斯曼军队越来越深入欧洲，先后入侵保加利亚、马其顿和塞尔维亚，随后又进犯了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在教皇乌尔班五世（Urban V）的主持下，基督教国家试图团结起来，帮助希腊人保卫基督教世界，然而他们的努力却徒劳无功。1363年，匈牙利军队第一次出击土耳其人。他们联合了塞尔维亚人，在没有希腊人支援的情况下，渡过了马里查河（River Maritza），兵锋直指阿德里安堡。未经阻拦就顺利渡河的他们，在夜晚举行了庆祝活动。而就在第二天，土耳其人就对这支睡眼惺忪的大军发动了突袭。用土耳其历史学家塞阿代德丁（Seadeddin）的话说，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联军如同“野兽被堵在了兽穴里”。他们像“被狂风驱赶的火苗一样”被赶进了河里，几乎遭到全歼。

而类似的“十字军”式的远征尝试则往往由于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东正教会之间的矛盾而作罢。两个教会之间的敌对情绪，在彼特拉克（Petrarch）[1]写给教皇乌尔班的信中就可见一斑：“奥斯曼人只不过是我们的敌人，而那些分裂了基督教会的希腊人要坏过敌人。”为了寻求支持，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向罗马天主教会许诺说，希腊人将承认罗马天主教会的宗主地位。他在秘密出访匈牙利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承诺，结果在回国路上被保加利亚人扣留在一座城堡里。此举引发了萨伏伊伯爵阿梅迪奥（Amadeo of Savoy）[2]的干预。1366年，阿梅迪奥发起了一次十字军远征，并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加里波利。然而，阿梅迪奥并没有留在这一地区继续对抗土耳其人，而是率军驶入黑海去对付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在解救了拜占庭皇帝之后，阿梅迪奥像匈牙利人一样要求约翰·巴列奥略承认罗马天主教会的宗主地位。然而，拜占庭皇帝这一次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阿梅迪奥转而开始攻击希腊人。

拜占庭皇帝屈服了，并于1369年启程前往罗马。在那里，他公开宣布弃绝东正教会的谬误观点，以此换取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帮助他对抗土耳其人的承诺。然而，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帮助，还在回国的途中因为债务问题被威尼斯人扣留。他的长子安德洛尼卡拒绝支付赎金，但他的幼子曼努埃尔（Manuel）为他支付了赎金。不过，君士坦丁堡完全不接受约翰·巴列奥略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效忠。因此，在重获自由之后，拜占庭皇帝只好作为附庸臣服于穆拉德。

巴尔干基督徒和拉丁国家的天主教徒在宗教、政治和种族等层面的相互仇视，对奥斯曼人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奥斯曼人正式承认了东正教会，而拒不承认天主教会。这样一来，不论是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都更愿意接受奥斯曼人的统治，而不是被他们的邻国统治，尤其是不愿意被匈牙利人统治。他们的这种心理，再加上黑死病在巴尔干地区肆虐后弥漫整个社会的低落情绪，都使得穆拉德在取得军事胜利后面对的政治挑战的难度大为降低。从人数上看，奥斯曼征服者处于劣势。欧洲被征服地区的人口要远远超过奥斯曼人在亚洲征服地区的人口，而且前者在种族、宗教和政治品性等方面的特征也更加纷繁复杂。要如何才能同化这些人呢？这正是摆在穆拉德面前的问题。随着他的军队赢得一个又一个的战役，他所面对的这个问题也就变得愈加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因此很难指望他们会像亚洲的基督徒那样主动地皈依伊斯兰教。奥斯曼征服者也不可能彻底消灭这些基督徒。抛开其他原因不说，至少奥斯曼人找不到足够的穆斯林来填补消灭基督徒后留下的人口空白。另外，由于穆拉德还在不停地征战，他也抽不出足够的人手来靠高压政策维持当地秩序。因此，奥斯曼人不可能强迫当地居民改信伊斯兰教，因为此举势必引发基督徒的反抗，增加基督徒带来的威胁。于是，穆拉德对巴尔干附庸国的基督徒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宽容政策。他把成千上万的当地基督徒士兵招募到自己的麾下，通常还把指挥权交给原本就统领这些士兵的贵族和领主，以此将当地的军事阶层为己所用。作为回报，这些军人获得了免除赋税的承诺，还可以获得国家分配的土地的使用权。

然而，同化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形式多样的奴隶制度。土耳其人在他们的早期历史中也曾经沦为奴隶。现在，土耳其人则把被征服地区的战俘和居民掳为奴隶。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法律，土耳其士兵对被他俘获的人员拥有绝对的所有权，除非被俘者宣称自己改信伊斯兰教，并同意从此遵从伊斯兰教规。土耳其士兵可以让不肯改宗的俘虏从事家务劳动或者农业劳动，也可以把他们在公开的市场卖掉，不过需要向政府支付相当于市场价格五分之一的税金。对希腊人来说，沦为奴隶是难以承受的奇耻大辱，因为拜占庭帝国的君主们曾大力解放奴隶。这样一来，允许掳掠奴隶的这条奥斯曼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很多基督徒皈依了伊斯兰教，因为他们宁愿改变信仰，也不想失去自由。

不过，这套体系也是有弹性的。很多希腊人获得了不必改宗但要花钱赎买人身自由的机会。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城市被奥斯曼军队攻破之时，有时会作为投降的前提条件得到认可。而且，穆拉德的军队通常也更愿意接受赎金，而不是在进攻的路上还拖着一群累赘的奴隶。在偏远的地区，沦为奴隶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因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躲藏在山区里，而进攻中的军队也没有时间进山搜寻。有些被征服的土地依然归其以前的主人所有，但是他们需要支付一笔固定的税金作为报偿。而在另一些地方，刚刚夺取了土地的奥斯曼地主们需要人手干活，其中的许多人都没有改宗伊斯兰教。

但是，对于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女性来说，不论是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的寡妇，还是年轻的女孩，她们往往会沦为征服者的妻妾，因为这些征服者都没有带本族的女人同行。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奥斯曼民族的血统变得日趋复杂，但也变得越发健康而朝气蓬勃。奥斯曼人的身上本来就流着东方人——鞑靼人、蒙古人、切尔克斯人、格鲁吉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液，现在又混入了巴尔干各民族和欧洲更遥远地方的民族的血统。于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人就创造出了一个可以比肩希腊、罗马和拜占庭的世界性的多元化文明。

在这种要么皈依伊斯兰教、要么赎买、要么沦为农奴的普遍性制度之外，穆拉德还在基督徒中招募士兵，把他们编制成一支经过精挑细选、具有很强的纪律性并且只向苏丹本人效忠的步兵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作“耶尼切里”（Janissaries, the Yeni Cheri）或“新军”。[3]这支部队实际上是在奥尔汗在位时期建立的，但是当时他们只是苏丹本人的卫队。而到了穆拉德手中，近卫军被发展成一支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军队不同的部队，用来维护和保卫奥斯曼帝国新征服的欧洲领土。本来，不愿意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可以通过支付人头税的方式免除兵役，但是奥斯曼帝国规定，特定年龄的来自基督徒家庭的男孩不享有这种免除兵役的待遇。奥斯曼帝国在各个被征服的地区征募条件合适的男孩，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让他们改信伊斯兰教。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服务苏丹，他们的一切都仰仗苏丹，苏丹则付给他们高于其他军人的待遇。被选中的男孩都有着出色的活力、体格和智力，随后还要经受严格的训练，让他们服从铁一样的纪律，并且适应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像僧侣一样，他们不准结婚，也不得拥有财产或从事其他工作。在苏丹的指挥下效命行伍就是他们人生中唯一的内容。

这些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男孩，在成长过程中要接受拜克塔什教团（Bektashi order）灌输的非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奥尔汗本人就曾是这个托钵僧教团虔诚的赞助者，他在布尔萨为他们修建了拥有一个个单人房间的修道院。领导着拜克塔什教团的谢赫哈吉·拜克塔什（Haji Bektash）为这支新军祈福，并亲手把军旗交给了他们。在他们的军旗上装饰着绯红的新月和奥斯曼苏丹的双刃剑图案。哈吉·拜克塔什将他的衣袖拂过最前排的一名士兵的头顶，为这支部队命名，并预言了它的未来：“它的士兵闪亮夺目，臂膀强健，刀箭锐利；他们每战必胜，不胜不归。”在接受了祝祷之后，近卫军在他们的白色毛毡帽子（类似于兄弟会领袖们戴的帽子）上添加了象征谢赫衣袖的帽尾，并且在本应装饰帽球的地方加上了一只木勺。这支部队的标志是汤锅和勺子，象征他们的生活待遇要优于其他部队。军官的头衔名称也都来自厨房：从首席汤厨到主厨，再到首席送水使。部队里的圣物是炖锅，他们不仅聚在炖锅附近吃饭，还聚在这里商议事情。

欧洲人或许会对这些来自东方的土耳其人的不人道行为感到义愤：他们对基督徒强征“血税”，把年幼的俘虏掳为奴隶，逼迫他们与父母分离，强迫他们接受其他信仰，并且擅自决定他们一生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人们衡量事物的标准与今天不同。在那时，与敌人作战是生活中十分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个世纪的基督徒也经常毫无人道地对待其他人，不管对方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不仅如此，巴尔干地区本身也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在那里，基督徒士兵经常会站在土耳其人一方参加战争。在穆拉德的穆斯林大军中，永远能找得到由基督徒指挥官统领的基督徒士兵，他们明知道自己的对手也是基督徒，但依然参加了战斗。在穆拉德的军中，这样的部队数量远远超过了近卫军的数量。尽管近卫军的规模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不断扩大，但他们仍然只是土耳其的全部武装力量中的一小部分。在穆拉德在位时期，近卫军的人数差不多只有1 000人。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们会十分现实地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以免他们本应留在农田里干活的健壮儿子被军队征召，白白浪费掉。这样一来，近卫军的人数就减少了。

一旦获得征召，这些年轻人也会有许多收获，包括高强度的身体训练和技巧训练，以及有助于提高其作战能力的教育。在军营里，不仅有严格的纪律，也有适当的消遣。而且，他们还就此获得了一份终身职业。出于对所属部队的骄傲之情、对君主的忠诚和对有着同样宗教信仰的战友的手足之情，在他们之间会萌发出一种集体精神，而这构成了近卫军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发展，他们还将获得超乎寻常的巨大权力。

奥斯曼帝国的这种军事奴隶体系让基督教世界感到震惊，但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土耳其人自己——对此却司空见惯。在土耳其人的早期历史中，他们曾经从这种军事奴隶的身份中获益匪浅。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就有来自中亚草原、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人被带到阿拉伯帝国，他们或是俘虏，或是贡品，或是买来的奴隶，但都被作为穆斯林养育成人，并在巴格达经受训练，成为士兵和行政人员。“军事奴隶的地位天生就高于为私人提供服务的家政奴隶，”克劳德·卡亨（Claude Cahen）写道，“而这种奴隶的供应似乎一直源源不断，突厥人自己似乎也从未对身为奴隶表示过反感。在那个时代，奴隶制不像后来那样会引起每一个人的强烈抵触。”沦为奴隶的突厥人，往往会通过晋升成为高级的军事指挥官或行政官员。

在继承了阿拔斯王朝部分领土的萨曼王朝，身居高位的突厥奴隶成了王朝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最后，突厥奴隶推翻了萨曼王朝，代之以他们自己的王朝。出身奴隶的突厥人还在埃及先后建立了图伦王朝和马木留克[4]王朝，后者的统治阶层曾经是服务于萨拉丁（Saladin）和阿尤布王朝的奴隶，但后来推翻了阿尤布王朝，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同样根植于奴隶制度的王朝。这样的奴隶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

此时，穆拉德一世治下的奥斯曼人面对着一项挑战。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这样写道：

来自大草原的民族离开了他们熟悉的环境，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不再需要担心水源干涸的问题，但面对着一个全新的问题：如何统治其他族群。

面对这个挑战，其他的游牧族群选择的方法很简单：“把自己从牧羊的人转变成‘牧人’的人。”

然而他们都失败了。阿瓦尔人对斯拉夫人的统治仅仅持续了50年，匈人对匈牙利人的统治随着阿提拉（Attila）本人的死亡而瓦解。蒙古人建立的一系列帝国都很短命。这些游牧民族政权的统治方式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被他们视作“牲畜”的被统治者，仍然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着，因此也就仍然具有经济上的生产能力；而来到定居环境下的“牧人者”，实际上变成了没有生产能力的寄生虫，如同“压榨工蜂的雄蜂”。于是，被统治者早晚会联合起来，要么赶走那些“牧人者”，要么就将他们同化。因此，对大多数游牧民族帝国来说，它们的命运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而刚刚开始了定居生活的奥斯曼人，将成为历史上的特例。他们的办法是，挑选并训练“看家狗”，用他们来管理好君主的“牛群”，同时防止邻居来捣乱。这些帮手就是基督徒奴隶。穆拉德苏丹和他的近卫军为奥斯曼帝国开创了依赖于奴隶制度的统治体制。在他统治的时期，这些对苏丹本人忠心耿耿的奴隶还只在军事领域里发挥作用。很快，他们还将在帝国政府的各个分支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此以后，为奥斯曼帝国管理基督徒子民的行政人员中的绝大部分，也将是出身于基督徒家族的人员。简言之，这开启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漫长传统，穆斯林君主决定通过基督徒代理人来管理他的子民，不论被统治的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

像当年的罗马禁卫军一样，奥斯曼近卫军是一支精锐的常备步兵部队。在同时代的基督教国家里，完全找不到与奥斯曼近卫军相类似的军队。在穆拉德和他帐下将军们的指挥下，无论是在巴尔干地区后续的征服战争中，还是在其后彻底平定被征服地区的过程中，近卫军的表现都十分活跃。正如吉本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在对付那些偶像崇拜的同胞的时候，带着新改宗者的狂热”。

随着对色雷斯的征服，奥斯曼军队进入保加利亚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他们还可以经过保加利亚进入马其顿。在息兵数载以消化征服的成果之后，穆拉德决定挥师入侵保加利亚。上一任保加利亚沙皇去世后，他的长子希什曼（Sisman）和另外两个儿子相互为敌，将国家一分为三，以致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国家都被称为“三个保加利亚”。而这种情形恰恰有利于穆拉德。不仅如此，在教皇的支持下，匈牙利人发动了针对保加利亚西部的“十字军远征”（虽然他们的远征目标也是基督徒）。结果，来自方济各会的传教士迫使大约20万名信仰东正教的保加利亚人改行拉丁式的礼拜仪式。在这样的迫害之下，许多人转而欢迎穆斯林征服者，认为可以借此重获信仰自由。

从1366年开始，奥斯曼军队用了三年的时间占领了整个马里查河谷，从而据有了保加利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像约翰·巴列奥略一样，希什曼也沦为穆拉德的附庸。在得到不必改信伊斯兰教的许诺之后，希什曼的女儿嫁入了苏丹的后宫。希什曼在奥斯曼军队的帮助下，成功赶走了匈牙利人，但是没能像他期望的那样夺取他弟弟占据的那份国土。1371年，希什曼取得了塞尔维亚人的支持，趁着奥斯曼军队西进的时机，开始反对奥斯曼人。然而，他在萨莫科夫（Samakov）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随后逃进了山区。于是，土耳其人得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了保加利亚都城索非亚（Sofia）前面的大平原。

不过，穆拉德并不急于夺取索非亚。他不仅是一名战士，也是帝国的缔造者。他总是认真计划他的战役，并且以很快的速度实施他的计划，但是他也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在进攻索非亚之前，他要先确保左翼的安全。他打算夺取斯特鲁马河（Struma）和瓦尔达尔河（Vardar）的河谷，杜绝塞尔维亚人的威胁。于是，他下令入侵马其顿，向着瓦尔达尔河进发。

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的内讧比保加利亚还要严重。1355年，斯泰凡·杜尚在进攻君士坦丁堡的途中死去，他的儿子继位。然而，这位被臣民称作“Nejaki”（软弱的人）的新君却让曾经的“帝国”陷入了无政府和内战的状态。1371年，历史重演了。塞尔维亚人再一次进军到马里查河，并且和上次一样被奥斯曼人彻底击败。在这场发生在切尔诺门（Cernomen）的战斗中，有三位塞尔维亚领主或淹死，或被杀。

于是，马其顿的东部被奥斯曼人征服了，其迅速程度堪比十年前对色雷斯的征服。奥斯曼人在兹拉玛（Drama）和塞雷斯（Serres）这两座城市进行殖民，并把那里的教堂改建成了清真寺。斯特鲁马河河谷内和附近的城市、村庄都宣布承认奥斯曼人的统治权。而在更为偏远的地区，那里的塞尔维亚人作为奥斯曼人的附庸，继续统治着当地。1372年，奥斯曼军队渡过了瓦尔达尔河。他们将河谷东侧的居民奥斯曼化，河谷北侧则交给已经沦为奥斯曼帝国附庸的拉扎尔大公（Prince Lazar）管理。拉扎尔大公原本被选为塞尔维亚王位的继承者，但是此时支持他的臣民已经寥寥无几。这就是斯泰凡·杜尚的塞尔维亚帝国的结局。

在取得这一战役的成功之后，穆拉德认为入侵匈牙利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又开始了十年的巩固期，并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安纳托利亚。然而，很快他又不得不回到欧洲。他那个让人痛恨的儿子均图兹（Cuntuz），非常可耻地与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的长子安德洛尼卡结成了同盟。安德洛尼卡曾遭到弟弟曼努埃尔的羞辱，现在又被他取代了自己共治皇帝的位置。于是，均图兹和安德洛尼卡一起在色雷斯作乱，反对各自的父亲。在德莫迪卡遭到围困之后，他们很快被迫投降，接受穆拉德的残酷报复。叛军中的希腊人被绑在一起从城墙上扔了下去，落到马里查河里淹死。接着，穆拉德挖掉了儿子的双眼，并将其斩首。他命令其他参与叛乱的土耳其年轻人的父亲效法他的做法。几乎所有人都照办了，只有两位父亲下不了手，结果他们自己被处决了，替他们的儿子赴死。穆拉德坚持要求拜占庭皇帝也把他参与叛乱的儿子和孙子弄瞎。这一刑罚使用的是烧烫的醋，但是效果并不好，他们后来都恢复了视力。拜占庭皇帝叛变的儿孙活了下来，这对穆拉德是有好处的。他很害怕自己的儿子跟自己作对，但是留安德洛尼卡一条活路，让他继续跟他的父皇作对，这是符合奥斯曼帝国的利益的。

不久，拜占庭皇帝的幼子曼努埃尔也受到了羞辱。作为萨洛尼卡的总督，曼努埃尔被牵扯进了一桩旨在推翻穆拉德在塞雷斯城统治的阴谋。阴谋败露后，奥斯曼人围攻了萨洛尼卡，曼努埃尔则逃回了君士坦丁堡。然而，由于惧怕穆拉德，曼努埃尔的父亲拒绝他入城。于是，他只好前往布尔萨恳求穆拉德的宽恕。苏丹仁慈地赦免了他，并重新让他做其父的共治皇帝。

然而，曼努埃尔的兄长安德洛尼卡却找准机会逃出了其父囚禁他的高塔。他联合了热那亚人和奥斯曼军队一起围攻君士坦丁堡，并在入城后把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关进了同一座高塔，随后将自己加冕为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四世。三年后，父子俩也逃了出去。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一起恳求苏丹相助。此时的穆拉德已经十分善于操纵拜占庭皇室内部的矛盾了。他要求赦免安德洛尼卡，并让他负责管理萨洛尼卡和其他一些城市。同时，他帮助约翰·巴列奥略和曼努埃尔恢复了皇位，但他们每年都要献上丰厚的贡品，并且同意让大量的拜占庭士兵在奥斯曼军队中效命。另外，他们还要把拜占庭帝国在亚洲拥有的最后一座城市菲拉德尔斐亚（Philadelphia）割让给奥斯曼帝国。当地的居民反对割让，结果约翰·巴列奥略和曼努埃尔加入了奥斯曼大军，迫使他们的基督徒同胞臣服于穆斯林统治者。至此，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完全仰仗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仁慈和青睐才能够维持其统治。

穆拉德要想巩固他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还需要三座城市。首先是索非亚。得到这座城市就可以让他的帝国版图扩张到保加利亚北部，直抵多瑙河河畔；其次是尼什（Nish），这座城市是打开塞尔维亚的钥匙；第三座城市是莫纳斯提尔（Monastir），得到这里就可以确立奥斯曼帝国在瓦尔达尔河以西的统治，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一些劫掠者曾经深入这一区域。在穆拉德把目光从亚洲的战场挪回到欧洲之后的短短六年里，他的将领们就达成了上述全部目标。莫纳斯提尔和位于其北方的普里莱普（Prilep）一道，在1380年成了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城堡。尽管奥斯曼人还未曾尝试征服相邻的阿尔巴尼亚和伊庇鲁斯（Epirus），但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在当地王公贵族的邀请下去帮忙对付他们的敌人了。

要想进一步地深入塞尔维亚，奥斯曼人必须先占领索非亚所处的平原地带。这一区域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心脏地带，此地汇集的三条山脉控制着三条重要河流的流域，这三条从北到南排列的河流分别汇入多瑙河和地中海。索非亚城就毗邻蜿蜒汇入多瑙河的伊斯克尔河（River Isker）。1385年，索非亚未经抵抗就告陷落。该城的指挥官被一名深得其信任、为他养隼的年轻土耳其逃亡者勒死在了城外。这样一来，通往摩拉瓦河（Morava）上的尼什城的道路就打开了。第二年，塞尔维亚人在进行抵抗后丢掉了尼什，统治当地的拉扎尔大公被迫增加了每年向奥斯曼人交纳的贡金，并且同意为奥斯曼大军提供部队。

在欧洲，穆拉德已经拥有了六座关键的巴尔干城市，从而控制了从君士坦丁堡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古罗马大道的五分之四，以及从贝尔格莱德到萨洛尼卡的一段道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亚得里亚海的道路，只有最后一天行程的那一小段不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内。现在，从奥斯曼帝国的最东端走到最西端，算上在小亚细亚半岛上从安哥拉（Angora）[5]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路程，需要42天的时间；而在穆拉德于27年前继位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最东端和最西端之间只有三天的路程。

早在1365年[6]，穆拉德就已经得到承认，成为拜占庭帝国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地位的继承者。当时，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拉古萨共和国（Republic of Ragusa）向奥斯曼帝国请求签订商业协议。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奥斯曼帝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大量的类似协议。拉古萨人同意每年支付一大笔贡金，以此换取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经商、在公海上不受奥斯曼军队骚扰的权利。这一协议需要穆拉德签字。由于穆拉德不识字，他就在协议上面按了拇指的指印。这成了“花押”（tughra）的起源。从此以后，奥斯曼帝国的每一位苏丹都会有一个书法形式的花押作为他的官方印玺。

20年后，威尼斯和热那亚与拜占庭皇帝签订了盟约，约定帮助皇帝对付一切敌人，但特别提到“穆拉德贝伊和他的土耳其人除外”。随后，热那亚人又和“辉煌伟大的众王之王穆拉德贝伊”签署了正式的友好条约。然而，就在一年之后，热那亚人就加入了一支联军，去进攻“土耳其人穆拉德贝伊，不义与邪恶之子，圣十字之敌，基督教世界难以容忍的威胁”。

穆拉德一直在欧洲和亚洲两线作战。通常他会在完成其中一线的进攻之后，再在另外一线发动进攻，以避免同时应付两条战线。在亚洲，他需要对付位于内陆的其他土耳其人国家，以扩大并保卫他的领土。随着位于边境地带的加齐势力的不断扩张，以及穆拉德实力和名声的不断提高，这一任务也变得越来越简单。穆拉德在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就夺取了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安哥拉，然后把他的大部分军事力量集中在了欧洲。他当时就十分精明地意识到，唯有依靠他在巴尔干地区获得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以及被他招入麾下的基督教军队，他才能有十足的把握去兼并整个小亚细亚。而且，在那个时候，在他面前来自基督教国家的威胁，要远远超过来自身后的伊斯兰国家的威胁。而现在，巴尔干地区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基督徒的反攻了。南部的斯拉夫人正与匈牙利人交恶，保加利亚人缺乏领袖，拜占庭帝国则苦于内部斗争。而且，穆拉德的手中还拥有向他称臣的基督教诸侯派来助战的军队。于是，在接连征服了色雷斯、保加利亚南部和马其顿之后，穆拉德认为挥师返回亚洲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回到小亚细亚之后，他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甚至无须他使用武力。穆拉德的儿子巴耶济德（Bayezid）在布尔萨迎娶了盖尔米扬（Germiyan）公国埃米尔[7]的女儿。穆拉德不仅因此收获了面积不小的作为嫁妆的一片土地，还借此确保这个邻国的大部分国土和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城市屈塔希亚（Kutahya）从此都处于他的掌控之下。由于奥斯曼人渐渐开始采用拜占庭宫廷的一些礼俗，这场婚礼十分奢华，与穆拉德先辈的朴素作风大相径庭。接着，穆拉德从夹在盖尔米扬和大国卡拉曼尼亚（Karamania）之间的哈米德（Hamid）公国的埃米尔那里购买了一片土地，这位埃米尔在奥斯曼人控制了屈塔希亚之后感到十分不安。而为了获得南方的泰凯（Tekke）公国的土地，穆拉德就不得不动用武力了。在夺取了湖区附近的高地之后，穆拉德感到心满意足，把南部的河谷以及托鲁斯山脉（Taurus）和地中海之间的低地留给了泰凯的埃米尔。

这时，穆拉德的国土已经与面积更大、国力更强的卡拉曼尼亚接壤了。为了对付卡拉曼尼亚，穆拉德在屈塔希亚集结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的左翼是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和其他一些欧洲的统治者根据条约提供的部队，由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组成，并由穆拉德的儿子巴耶济德统领。1387年，战斗在科尼亚前面的大平原上打响。我们并不清楚这场战役的结果，参战的双方都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穆拉德没有能够拿下科尼亚，没有得到任何领土和战利品，也没有得到任何纳贡或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他所得到的，不过是与卡拉曼尼亚埃米尔的和解，后者顺从地在他的手上亲了一下。在欧洲面对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连战连捷的穆拉德，碰到了实力与他旗鼓相当的穆斯林王公，因而未能进一步扩大他在亚洲的版图。

不过，这场战役却间接地让他卷入了另一场在巴尔干地区的大战。穆拉德为了避免与小亚细亚的穆斯林结怨，命令他的部队不得抢劫和滥用暴力。这个命令激怒了他手下的塞尔维亚人，他们认为在战争期间劫掠战利品是效命行伍的士兵应得的报偿。于是，一些塞尔维亚人没有遵守穆拉德的命令，结果被当场处死。剩下的人满怀愤懑地返回了塞尔维亚。这就给了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一个煽动塞尔维亚人起来反抗奥斯曼人的机会。毕竟，在奥斯曼人夺取了尼什之后，塞尔维亚北部的剩余地区和波斯尼亚都面临着威胁。在获得了控制范围远达亚得里亚海的波斯尼亚大公的支持后，拉扎尔组建了一个泛塞尔维亚联盟。于是，一支奥斯曼军队渡过瓦尔达尔河，入侵了波斯尼亚。但寡不敌众的奥斯曼人在普洛奇尼克（Plochnik）被击败，部队损失了五分之四。连战连捷的奥斯曼人始有一败，让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欣喜若狂。于是，来自各边境省份的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瓦拉几亚人[8]和匈牙利人前所未有地聚集在拉扎尔身边，决心要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

穆拉德仍然留在小亚细亚，没有表现出急于为普洛奇尼克之败复仇的意思。他选择等待。一方面，他需要时间来重整旗鼓；另一方面，他也要看看，在最初的自信和充满希望的热情消退之后，他的敌人们还能将团结维持多久。以他过往的经验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他确信这些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团结往往都很短命。

于是，在穆拉德再次去面对塞尔维亚人之前，他先在1388年发动了一场战役，旨在彻底征服保加利亚。战端刚开，希什曼王子就撤退到多瑙河河畔的一座城堡，并且向穆拉德乞和。然而，在接受了穆拉德提出的条款之后，希什曼王子又改变了主意，决心抵抗到底。但他低估了奥斯曼人的实力，很快战败被擒。奥斯曼人从此确立了在保加利亚北部和中部的统治，其版图直抵多瑙河河畔。奥斯曼人在多瑙河沿岸控制了一连串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堡，从而控制了翻越巴尔干山脉的各个山口。作为苏丹的一个附庸，希什曼王子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但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帮助斯拉夫同胞新近组建的大联盟了。

在解决了保加利亚之后，已经70岁高龄的穆拉德亲率大军，与塞尔维亚人决战。有一支保加利亚军队和两支塞尔维亚军队背叛了同胞，加入了穆拉德的军队，此外还有第三支塞尔维亚军队许诺将前来投奔。这场决定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家命运的战斗在荒凉而广阔的科索沃“黑鸟平原”打响。这里是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边境的交会处。奥斯曼军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是在信心和士气上都要优于塞尔维亚人和他们的盟友。穆拉德成竹在胸，甚至十分有远见地命令士兵在战斗中不得毁坏这一地区的城堡、城镇和村庄，因为他作战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这片富饶的土地，而大肆破坏或与当地人民不必要地结怨将有损于他的利益。

而塞尔维亚人则早有了失败的预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他们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以及军中不时流露出来的背叛变节的迹象。在大战前夜拉扎尔大公发表了演说，一直缺乏权威、此时更显得缺乏自信的他公开指控他的女婿米洛什·奥布拉维奇（Milosh Obravitch）是叛徒。穆拉德本人则有些忧心风的因素。当晚，风正从敌阵的方向刮来，他担心风可能会在第二天把尘土吹进土耳其士兵的眼中。据记载，穆拉德祈祷了一整夜。他祈求真主的保护和垂青，表示愿意为正信牺牲成为烈士，从而让自己的灵魂永享喜乐。

第二天早上，风小了。奥斯曼军队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列阵：中路是苏丹和他的近卫军与骑兵卫队；右翼是由穆拉德的长子巴耶济德统率的欧洲军队；左翼是由其幼子雅库布（Yakub）统领的亚洲军队。奥斯曼军队先用由2 000名弓骑兵组成的前锋部队发动了攻击；随后，塞尔维亚人发动了一次冲锋，击破了奥斯曼人的左翼。为了救援左翼，右翼的巴耶济德发动了猛烈的反击，亲自挥舞着沉重的铁质钉头锤英勇杀敌。此时，奥斯曼人仍然处于守势，鹿死谁手还殊难预料。但是，或许是早已与穆拉德串通好了，拉扎尔的另一个女婿武克·布兰科维奇（Vuk Brankovitch）突然带领他手下的1.2万人撤离了战场。[9]这些人的临阵脱逃导致塞尔维亚人阵脚大乱，相继奔逃。

事实证明，穆拉德对斯拉夫人在战场上的不团结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在战斗前夜向真主的祈祷也完全应验了——他在战场上丧了命。关于这场极具戏剧性的悲剧，有着多种相互矛盾的说法。最接近真相的说法是，在战斗进行中或结束之后，米洛什·奥布拉维奇杀死了穆拉德。在前一天晚上遭到其岳父拉扎尔的指责之后，米洛什·奥布拉维奇决心证明自己的忠心。他佯装叛逃到奥斯曼一方，然后要求面见穆拉德。获准之后，米洛什·奥布拉维奇跪在苏丹面前，假装向他臣服，接着猛然将一把匕首刺进了穆拉德的胸膛。据人们后来的描述，他“刺了两下，刀刃穿透了穆拉德的后背”。米洛什·奥布拉维奇试图逃走，但随即被土耳其士兵杀死。穆拉德在临终前命令把预备队投入战场，为奥斯曼人赢得了这场决定性的胜利。他在死前的最后一个举动，是叫人把拉扎尔传唤到他面前，随后判处他死刑。

于是，就在奥斯曼人打赢了这场历史性的战役，并将失败的一方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第一位堪称伟大的苏丹的生命却戛然而止。穆拉德一世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将他从父辈手中继承来的奥斯曼国家打造成了一个将长久傲立世界的帝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只有两位苏丹的成就比穆拉德一世更加辉煌——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d the Conqueror）[10]和立法者苏莱曼（Suleiman the Lawgiver）[11]，而穆拉德一世开疆拓土、苦心经营打造的帝国基业，正是他们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石。

穆拉德不仅仅是一名战士。不错，他精通战争的艺术，有高超的战略眼光，在战场上无情而残酷；他对手下的将领充满信心，总是放心地把指挥权交给他们。不过，穆拉德在战场之外也同样能干。他是一位有着卓越政治智慧的统治者。每当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之后，他就需要考虑如何让被征服的基督徒在伊斯兰统治者的治下继续他们的生活，尽可能地减少奥斯曼征服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由于奥斯曼人既有的政治传统都不能很好地适应欧洲的情况，他们就必须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时间、空间和习俗等方面的条件，创建出新的行政体制。而这一任务正是在穆拉德统治时期完成的。穆拉德像信任他的将军们一样信任他手下的行政官员，并且创制出一套尽可能有效而公正的行政体制。

不论是他的臣民还是敌人，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穆拉德对他们的性格和心理都有着敏锐的判断。尽管他本人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但他对他的崭新帝国内信仰基督教的“异教徒”十分宽容，这种宽容与天主教徒对待东正教徒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不赞成迫害基督徒，并且除了对近卫军采取的措施之外，他也不强迫其他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1385年，东正教大牧首在写给罗马教皇的信中曾提到，苏丹给了东正教会完全的行动自由。

在扩张其帝国的过程中，穆拉德一世播撒下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社会的种子，而这个社会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良好地运转下去。这个帝国在广阔的地域里实现了“奥斯曼治下的和平”（Pax Ottomanica）。假以时日，其繁荣将堪比“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如果我们着眼于本质，奥斯曼帝国凭借其兼容并蓄的政策，将成为罗马帝国的真正继承者。奥斯曼帝国像罗马帝国一样，将公民权赋予外邦人，用它自己的方式去同化他们，并且鼓励他们利用各种机遇去增进个人和整个帝国的福祉。如此，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国民和出身于穆斯林家庭的国民一样，可以不受歧视地向上攀升，直至成为帝国的高官。在汤因比教授看来，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而且正是这一点“让罗马人建成了他们的帝国，他们的帝国也可以借此一次又一次地实现复兴”。他认为，也正是凭借这一点，奥斯曼人“在近东和中东构建起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可以看作罗马帝国的第五次复兴”。而这个帝国将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第一个25年。

[1]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

[2] 萨伏伊伯爵阿梅迪奥（1334—1383），即萨伏伊的阿梅迪奥六世，他是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的表弟。

[3] 为了符合一般的阅读习惯，在下文中将称呼“耶尼切里”为近卫军。

[4] 此处的马木留克（Mamluk）指的是曾经效忠于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和阿尤布王朝苏丹的奴隶兵，后来逐渐成为强大的军事集团。

[5] 安哥拉即今天的安卡拉。

[6] 原文为1335年，应为原著错误。因为下文提到的拉古萨共和国的独立时间是1358年，而穆拉德一世1362年才即位。此处疑为1365年。

[7] 埃米尔是一些伊斯兰国家君主的称号。

[8] 瓦拉几亚的位置大约相当于今罗马尼亚的东南部。

[9] 武克的撤离是塞尔维亚民族历史中最具争议的悬案之一。这里的说法只是作者的观点。武克·布兰科维奇为塞尔维亚保存了一部分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并且开创了塞尔维亚的布兰科维奇王朝。

[10] 即穆罕默德二世。

[11] 即苏莱曼一世。

第四章

穆拉德一世遇刺身亡后，他的长子立即在科索沃的战场上被宣布为继承人，是为巴耶济德一世。大臣们担心出现继承权纷争，于是向刚刚继位的苏丹施加压力。结果，其父尸骨未寒，巴耶济德就下达了他作为苏丹的第一道命令——用弓弦勒死弟弟雅库布。就在刚刚结束的战役中，雅库布还是与巴耶济德比肩的指挥官，并且在战场上表现卓越，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就这样，巴耶济德开启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延续许久的皇室内部手足相残的传统。支持这种做法的观点认为，手足相残也要好过出现叛乱，而苏丹的兄弟们往往会煽动叛乱。而且，人们还从《古兰经》中为巴耶济德的所作所为找到了理由：“他们每逢被召于迫害，都冒昧地参加。如果他们不退避你们，不投降你们，不停止作战，那么，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当在哪里捕杀他们。”

在下一个世纪中，巴耶济德的后代——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将会颁布一条法令，把这种惨无人道的兄弟相残的传统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他本人就曾经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弟弟溺死在浴盆里。从那以后，每一位刚继位的苏丹都将不折不扣地遵守这条法令，从而以这种冷酷无情的方式保证君权的独一无二；而这种做法也的确保证了奥斯曼帝国连绵不断地存续了几个世纪。

很快，人们就发现巴耶济德并没有继承其父老成持重的美德。身为一名承担治国重任的君主，他天性急躁冲动，行为难以预料，不像他的几位先帝那样凡事深思熟虑。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充满自信、富有才干的指挥官，天生擅长打仗。由于他可以调遣大军迅速地穿梭于欧洲与亚洲之间，他被人们称作“Yildirim”，即“闪电”或“雷霆”。在吉本看来，这个绰号十分适合巴耶济德，因为“他充满暴烈的能量，调动军队迅速而有破坏力”。

在欧洲，巴耶济德为了报父亲遇刺之仇，在科索沃的战场上几乎将塞尔维亚贵族屠戮殆尽，但又很快与拉扎尔大公的儿子和继承人斯泰凡·布尔科维奇（Stephen Bulcovitz）签订了和约。巴耶济德认定，塞尔维亚人已经不可能再对他构成威胁；而在多瑙河流域，他又需要塞尔维亚军队帮助他防范更令人敬畏的匈牙利人。于是，巴耶济德与斯泰凡签订了一项十分友善并且在巴耶济德在位期间一直有效的和约。奥斯曼帝国没有把塞尔维亚并入其版图，而是允许它作为一个拥有自治权的附庸国存在。以塞尔维亚的银矿收入作为保障，斯泰凡每年向奥斯曼帝国纳贡。作为回报，斯泰凡获得了其父曾经拥有过的一切特权。他还把他的妹妹狄斯宾娜（Despina）嫁给了巴耶济德。此外，他还在奥斯曼军队中指挥一支部队，并且有义务在巴耶济德需要的时候把塞尔维亚军队派到指定的地点。塞尔维亚军队可以公平地与奥斯曼军队分享战利品，这种权利打消了他们之间的宿怨。与此同时，一个个伊斯兰殖民地开始在被征服的塞尔维亚土地上建立起来。就这样，发生在科索沃的种种得到了原谅——但在塞尔维亚人的民间传说中，这场战役永远不会被忘记。

随后，巴耶济德把他的注意力投向了小亚细亚。在这里，他操之过急的征服计划将导致他最终的失败，并让整个帝国的未来陷入危险的境地。一开始，巴耶济德取得了一些胜利。1390年，艾登的埃米尔成了他的附庸，萨鲁罕（Sarukhan）和门泰谢（Mentese）的埃米尔在战场上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在降服了这里的土耳其裔居民（他们也是这里仅有的居民）之后，奥斯曼人确立了他们在爱琴海沿岸的统治，并且开始染指地中海，为其日后成为海上霸权国家铺平了道路。在夺取士麦那的尝试遭到医院骑士团（也被称作圣约翰骑士团）挫败后，奥斯曼人扫荡了希俄斯岛（Chois），劫掠了阿提卡（Attica）的海岸，并且试图封锁爱琴海上其他岛屿的贸易路线。不过，此时奥斯曼人的海上力量仍然无法与意大利的商业贸易城邦威尼斯和热那亚相媲美。

接着，巴耶济德像他的父亲一样入侵了卡拉曼尼亚，并且围攻科尼亚城。他的行动得到了其基督教附庸的支持，其中包括未来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亲自到奥斯曼军中效命的曼努埃尔·巴列奥略。卡拉曼尼亚人先是在一场战役后求和，随后又撕毁了和约。巴耶济德迅速从欧洲调来了援军，在阿卡恰伊（Ak Tchai）击败了卡拉曼尼亚，并将其兼并。随后，巴耶济德又占领了相邻的公国的两座城市开塞利（Kayseri）和锡瓦斯，继而又兼并了北方的卡斯塔穆尼（Kastamuni）公国，打通了通往黑海港口锡诺普（Sinope）的道路。此时，巴耶济德已经可以宣称自己是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的主人，他也的确这样做了。

但是，巴耶济德只是在表面上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很多地方，他并没能深刻地改造他所征服的土地。穆拉德在欧洲征服了广袤的土地，但他通过一些很有远见的同化政策，让当地的欧洲人接受了奥斯曼人的统治，甚至有时还很情愿如此。巴耶济德则没有试图系统化地消化他在亚洲迅速征服的土地。诚然，他把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大片土地都划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但是除了少数的几个地方之外，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没有能够深入这些地区。大部分地区的人民都想让他们以前的统治者回来。习惯定居在欧洲的巴耶济德，并没有解决新征服领土上的这些问题。在战役与战役之间的间歇期，巴耶济德情愿纵情声色，吃喝玩乐，沉湎于后宫的女色和男宠的陪伴，其奢靡之风直追鼎盛时期的拜占庭宫廷。与这些放纵的行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巴耶济德又有着沉迷宗教的一面。他在布尔萨的私人清真寺的顶上拥有一个小房间，时不时会神秘兮兮地在里面隐居上一段时间，与伊斯兰教的神学家们探讨问题。

在小亚细亚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后，巴耶济德就把当地的政务交给他手下的总督们，他本人则立刻回到了欧洲。在欧洲，他忧心于匈牙利的威胁，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此时成了他的主要对手。为了挑衅，巴耶济德派遣奥斯曼军队进入匈牙利乃至更远的地方劫掠，中欧地区出现了对土耳其人的恐慌。奥斯曼人渡过多瑙河，在匈牙利的国土上打了第一仗，并且赢得了试图摆脱匈牙利统治的尚武的瓦拉几亚人的支持。西吉斯蒙德注意到了奥斯曼人的威胁，于是派人告诉巴耶济德，保加利亚处于匈牙利的保护之下，奉劝他不要介入保加利亚的事务。巴耶济德拒绝答复，只是傲慢无礼地让匈牙利国王的使节好好看看他大帐内悬挂的武器。

于是，西吉斯蒙德决定挥师入侵保加利亚。他夺取了多瑙河上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但随后面对进逼的奥斯曼大军，又不得不放弃了这座城堡。当年，穆拉德在打败保加利亚的统治者希什曼之后，允许这个国家作为奥斯曼的附庸保留一定的自治权。然而，巴耶济德认为，一旦匈牙利人再度入侵，希什曼这个盟友并不可靠。于是，他派遣一支军队进入保加利亚，处决了希什曼，然后把保加利亚整个并入了奥斯曼帝国。像色雷斯和马其顿一样，保加利亚从此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并且与作为附庸国的瓦拉几亚一道，构成了帝国在多瑙河流域防范匈牙利的缓冲区。通过消灭当地的附庸王朝，巴耶济德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奥斯曼化的过程中，一些保加利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保加利亚非但失去了独立，同时也失去了作为保加利亚民族象征的独立的东正教会。保加利亚东正教会原本受到天主教会仪式部分影响，现在保加利亚的基督徒不得不接受希腊东正教会牧师的管理，而对他们来说，这经常比穆斯林帕夏的管辖更让人难以接受。

与此同时，巴耶济德还在准备调兵对付君士坦丁堡。1391年，约翰五世·巴列奥略[1]驾崩。他的继承人曼努埃尔，作为对苏丹唯命是听的附庸，在苏丹宫廷里的地位几乎与被人鄙视的勤务官相差无几，不仅受尽屈辱，还要经常忍饥挨饿。在老皇帝驾崩后，他逃回君士坦丁堡，保住了他的皇帝宝座。他的父亲在世时曾经开始重新修建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并且在黄金门的侧面兴建装饰华美但实为防御工事的塔楼，为此不惜拆毁了数座教堂。巴耶济德得知这一消息后，命令约翰五世立刻拆毁这些防御工事，否则就把曼努埃尔的眼睛弄瞎。于是，约翰五世在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遵从苏丹的这个命令。

即位后的曼努埃尔收到了巴耶济德的最后通牒。巴耶济德不仅要求曼努埃尔继续臣服于奥斯曼帝国，增加贡金，还命令他在君士坦丁堡为城内的穆斯林设置一位卡迪（伊斯兰教法官）。在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巴耶济德又派出一支奥斯曼军队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并且沿途在色雷斯南部屠杀或奴役当地的希腊裔基督徒。就这样，奥斯曼帝国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围困开始了。

这座城市被围困了七个月。随后，在对方接受了比之前更苛刻的条款之后，巴耶济德解除了围城。曼努埃尔皇帝被迫同意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设立一座伊斯兰教法庭，并且把城内四分之一的土地划给穆斯林移民。位于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港口的一半被奥斯曼人占据，6 000名奥斯曼帝国的军人进驻其中。除了提高贡金的数额之外，奥斯曼人还要对城外的葡萄园和菜园征收什一税。从此以后，从两座清真寺的宣礼塔上传出的宣礼声开始在这座城市里回荡。奥斯曼人开始把这座城市称作“伊斯坦布尔”，这个读音是对希腊语“is tin poli”的讹传，其本义是“进城去”。巴耶济德继续在陆路上封锁这座城市。两年后，在巴耶济德的挑唆和奥斯曼军队的支持下，曼努埃尔的侄子约翰·巴列奥略[2]不无道理地宣称自己才是皇位的合法继承者，于是率军进攻君士坦丁堡。但是，他的进攻被打退了。1395年，巴耶济德号称“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在塞雷斯召集他的附庸们前来朝见，其中就包括曼努埃尔皇帝，以及他的弟弟和侄子。巴耶济德一时心血来潮，下令将巴列奥略家族的成员全部处死。幸亏巴耶济德的大维齐尔[3]阿里帕夏暂缓了行刑，直到苏丹本人改变主意，收回了成命。不过，作为折中方案，巴耶济德还是命人将几名拜占庭显贵剁手挖眼。就这样，曼努埃尔二世得以继续统治拜占庭帝国，并在日后证明自己是一位还算能干的君主。

此时，来自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的新威胁又吸引了巴耶济德的注意力。西吉斯蒙德对奥斯曼人的骚扰感到不厌其烦，并且认为土耳其人在多瑙河河畔的城堡对他是严重的威胁。于是，他开始游说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发起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以“击败并毁灭土耳其人”。先皇穆拉德很清楚基督教国家的实力有多强大，因此他总是谨慎小心，避免在战役之间的休整期招惹基督教国家。而巴耶济德对待基督教国家则没有那么谨慎。喜欢夸夸其谈的巴耶济德在他即位的初期就曾经对来自意大利的使节夸下海口。他说，等到他征服了匈牙利之后，他要骑马到罗马去，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坛上用燕麦喂马。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摆出一副伊斯兰教勇士的姿态，不停地公开吹嘘他要进攻基督教世界的打算。

为了应付巴耶济德的威胁，西吉斯蒙德努力筹划着新的十字军东征。除了勉励的话语，历任的教皇都没有给他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威尼斯人态度暧昧，因为比起奥斯曼人，他们其实更不信任匈牙利人；为了从巴耶济德那里获得贸易上的优惠条件，热那亚人甚至与威尼斯人争宠；那不勒斯和米兰都与奥斯曼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因此，为了寻找能帮助他“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的志愿者，西吉斯蒙德只好派遣特使到法国，去觐见时不时会发狂的法国国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法国国王的叔叔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愿意支持西吉斯蒙德，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许诺西吉斯蒙德说，他将派出一支由骑士和雇佣兵组成的部队，并由他年轻的儿子讷韦尔伯爵（Comte de Nevers）统率这支军队。

此时，英法百年战争暂告停歇，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也并无战事。因此，西吉斯蒙德的请求在欧洲的各个封建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加入他麾下的不仅有法国军队，还有来自英格兰、苏格兰、佛兰德斯[4]、伦巴第、萨伏伊和德意志各地的贵族骑士。此外，还有来自波兰、波希米亚、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冒险者。带着各自世俗和宗教上的动机，欧洲骑士阶层的精英最后一次聚集在一起发动远征。他们的目标是阻挡巴耶济德闪电般的攻势，并且彻底地将土耳其人逐出巴尔干地区。于是，在1396年的初夏，一支由西吉斯蒙德自己的部队、雇佣军、各国的骑士及他们的扈从组成的人数达到数十万的“国际”联军，集结在了布达（Buda）。这是基督徒对抗异教徒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此外，在黑海，还有一支由医院骑士团、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组成的舰队，即将从多瑙河河口上溯，赶来支援。

从5月份开始，西吉斯蒙德就预计巴耶济德即将渡过多瑙河、发动对匈牙利的入侵。然而入侵并没有到来，西吉斯蒙德的侦察兵也没有发现敌人的任何踪迹。于是，他决定采取防御策略，试图将土耳其人引诱至匈牙利，再在这里攻击他们。然而，骑士们却跃跃欲试，想要发动一次伟大而光荣的进攻。土耳其人的入侵迟迟不来，对地理一无所知的骑士们开始认为，巴耶济德[他们有时候也搞不清楚奥斯曼苏丹到底是巴耶济德还是“阿穆拉”（Amurath），即穆拉德]肯定是在“巴比伦的开罗”招兵买马，并且在亚历山大港和大马士革集结兵力。他们相信，巴耶济德得到了一支“由来自鞑靼、波斯、米底亚、叙利亚、亚历山大港和其他更遥远的地方的异教徒组成的军队”，这支由“萨拉森人和异教徒”组成的军队在“巴格达和小亚细亚的哈里发的指挥下，还得到了他的祝福”。如果敌人还不来，他们就应该出击。他们幻想自己可以从土耳其人的领地一直打到波斯帝国。用弗鲁瓦萨尔（Froissart）[5]的话说，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征服叙利亚和圣地，把耶路撒冷从苏丹和他的敌人手中夺回来”。然而，正在君士坦丁堡忙着围城的巴耶济德仍然没有来进攻。

十字军认为“没有理由再傻等下去了，他们应当去赢得一些战功，这正是他们前来此地的目的”。于是，他们南下进逼多瑙河河谷，到达了铁门峡谷（Iron Gates）附近的奥尔绍瓦（Orsova），接着又花了八天时间渡过了多瑙河。匈牙利人一路畅通无阻地涌入了塞尔维亚，接着又进入了摩拉瓦河河谷。在那里，他们缴获了葡萄酒，“（美酒）被土耳其人装进了羊皮袋里。他们的信仰禁止他们饮酒，否则有被处死的风险，因此土耳其人只好把酒卖给基督徒”。匈牙利人夺取了尼什，在这里“大肆屠戮男人、女人和孩子，基督徒没有对任何人表示怜悯”——其残忍程度超过了信仰异教的奥斯曼劫掠者的所作所为。

在保加利亚，身为基督徒的守军指挥官打开了多瑙河上的第一座城堡——维丁城（Vidin）的城门，放基督教军队入城屠杀了奥斯曼守军。接着，基督徒沿着多瑙河向下游进军，攻击了第二座城堡拉赫瓦（Rahova）。在那里，由法国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基督教军队屠杀了大量已经投降的奥斯曼守军和当地居民，其中包括不少保加利亚的基督徒。在关键的要塞尼科波利斯城下，基督教军队扎营等候，但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奥斯曼军队来犯的迹象。不过，目光短浅的基督教军队没有从西方带来任何攻城器械，而一直以来西吉斯蒙德做的准备则是为了应对防御作战的。事实证明，他们没有办法强攻破城，于是只好等在城墙前面，寄希望于尼科波利斯城会不堪饥馑而开城投降。

没有敌人可打的西方骑士们带着一种参加野餐的心情看待这场战争，纵情享受女人、美酒和从家乡带来的奢侈品，沉湎于赌博和声色。他们十分轻蔑地认为，土耳其人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谁要是敢表达不同的意见，谁就会被冠以散布失败情绪的罪名被割掉耳朵。而且，来自不同地区的部队之间常有争吵，瓦拉几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6]则不被信任。

基督教军队一连等待了16天，依然不见巴耶济德的踪影。然而，正如他一贯迅捷的作风，巴耶济德突然率军出现在尼科波利斯城下。在这里，他曾打赢过两场战役。根据西吉斯蒙德得到的情报，巴耶济德的大军有20万之众。西吉斯蒙德很了解他的敌人，知道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机动性也强过十字军，绝非等闲之辈。他要求基督教军队小心谨慎地协同作战。一位经验丰富、名叫德库西（de Coucy）的法国骑士在率军侦察的过程中遭遇了土耳其人的一支先头部队。他手下的士兵们高呼着“圣母保佑！为了德库西大人！”的口号，在山口处击败了土耳其人。这场战斗的胜利让其他法国骑士嫉妒不已，指责德库西出于虚荣心径自出战。西吉斯蒙德试图说服他们采取守势，先用匈牙利和瓦拉几亚的步兵抵挡第一轮攻击，再由骑士和雇佣军里的骑兵组成第二道防线，可攻可守。听到这个提议，法国骑士们勃然大怒，认定匈牙利国王的这种安排是为了窃取“最高的胜利荣誉”。他们要求必须由他们来打头阵。

在众人的支持下，法国的伊尤伯爵（Comte d’Eu）拒绝听命于西吉斯蒙德，伯爵叫来了他的掌旗官：“以上帝和圣乔治之名，命令军队前进，让他们看看我是个怎样的骑士！”于是，在“圣母的旗帜下”，他们不假思索地向可鄙的异教徒发动了冲锋，自信一定可以击败他们。“法国的骑士们，”弗鲁瓦萨尔记录道，“装备奢华……但是，据说他们在冲向土耳其人时，人数不超过700人。多么愚蠢！多么可悲！如果他们能等待手下至少拥有1.6万名士兵的匈牙利国王一同进攻，他们是可以取得辉煌的战果的。但是，他们的骄傲毁了他们。”

向山坡上冲锋的骑士们打了巴耶济德的前哨部队一个措手不及。在冲散了土耳其人的骑兵之后，骑士们下马冲向步兵，一边冲锋一边拔掉地上用来掩护步兵的木桩，然后击溃了土耳其人的步兵。鲜血从骑士们的剑上飞溅出去。他们十分自信地认为，这一天的胜利将属于他们。在冲到山顶之后，他们遭遇了苏丹的主力军。苏丹的主力军在得到塞尔维亚人的增援后，有6万人之众。他们布满了山坡，好整以暇，准备充足。像往常一样，巴耶济德采取了西吉斯蒙德已经十分熟悉的战术：把没受过什么训练、充当炮灰的杂牌部队放在最前方，用他们消耗敌军的体力。接着，“巴耶济德的骑兵、主力军和战车以战斗队形向他们袭来，仿佛一弯新月”。下了马的骑士们已经被笨重的盔甲累得气喘吁吁，无力应战，遭遇了溃败。他们的战马自己跑回了大营。全欧洲最优秀的骑士们就这样或是死在了尼科波利斯的原野上，或是做了土耳其人的俘虏。

按照当时的标准，十字军的士兵实际上是业余的战士，他们用古老的方式、带着浪漫主义的精神作战。他们对几个世纪来专业战争艺术的演进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土耳其人的战斗技巧，不了解他们出色的纪律性、训练、情报系统和战术。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懂得轻装上阵的步兵和骑在马背上的弓箭手会有怎样的机动性。西吉斯蒙德和他手下的匈牙利人通过一次次的战斗逐渐学到了这些。他指挥他的部队跟随十字军冲锋，但是他心里清楚，就在他的建议被骑士们抛弃的那一刻，这场战役就已经输了。“如果他们能够相信我，”他说道，“对付敌人我们是有足够的人手的。”他在战前就吹嘘他们富足的兵力：“就算天塌下来，我们的军队也有足够的长矛把它顶住。”

而现在，他只能和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一起，逃到多瑙河上的船只上。而那些侥幸从奥斯曼人面前逃脱的士兵和骑士，有的也逃到了这些船上，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历尽艰险翻越了喀尔巴阡山。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巡视战场评估损失的巴耶济德下令将战俘全部处死。不过，为了得到丰厚的赎金，巴耶济德饶过了讷韦尔伯爵及其参谋人员，以及一些衣着华丽的骑士。但他命令他们站在自己身边，眼睁睁地看着跪在地上的战友被捆在一起，然后人头落地。

据记载，“在那一天，有多达1万人被杀”。就这样，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了，穆斯林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的心脏地带送给了他们一场灾难性的失败。志得意满的苏丹无心进一步扩大战果。在送别西方骑士的时候，苏丹轻蔑地挑衅说，欢迎他们回来再吃一次败仗。接着，他率军入侵希腊，夺取色萨利地区的数座要塞，然后又迎娶了一位基督徒新娘——海伦·坎塔库尊[7]的女儿。随后，他命令手下的将领们继续前进，进攻摩里亚[8]。那里已经有了一些由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建立的殖民地，但是雅典仍然在基督徒的手中。

尽管巴耶济德的帝国将会取代拜占庭帝国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巴耶济德并没有马上试图攻克君士坦丁堡，因为他缺乏海军力量。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之后，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拥有强大海军的共和国都站在了奥斯曼帝国的对立面。巴耶济德先是在佩拉（Pera）[9]与热那亚人发生公开冲突之后，后又在1399年派遣1万人试图攻进君士坦丁堡，但在法国将领布西科（Boucicaut）率领一小支十字军抵达后，巴耶济德放弃了这个计划。布西科是尼科波利斯战役的幸存者之一，再一次回到战场上面对巴耶济德。他连续调动了两支远征军来支援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并且与他们一同在达达尼尔海峡击败了巴耶济德的舰队，一直追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海岸。这是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与奥斯曼海军的战斗。在率领舰队返回欧洲之前，布西科在君士坦丁堡留下了一支法国军队，并且把深受皇帝曼努埃尔痛恨的侄子约翰立为共治皇帝。

名不副实的皇帝曼努埃尔本人则随布西科一同前往欧洲，乞求基督教世界的进一步援助。他在意大利、法国和英格兰都受到了符合帝王风范的礼遇，这也让他充满了希望。但他返回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却是两手空空。欧洲人再也没有发起真正的十字军远征。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封锁之后，已经陷于饥馑之中。城中居民身上绑着绳子缒城而出，向奥斯曼人投降。帝国的国库已空，献城投降只是时间问题。在各个地方——君士坦丁堡、摩里亚、阿尔巴尼亚、亚得里亚海沿岸，拜占庭帝国已经岌岌可危，巴耶济德随时准备对它发动最后一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1402年的春天，巴耶济德的计划被来自东方的巨大威胁破坏了。所有的战役准备都被放弃。巴尔干半岛上所有可以动用的部队，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被迅速调遣到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其他的残余部分又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就像近两个世纪之前在欧亚草原上骤然崛起的成吉思汗和蒙古部落那样，一个崭新的震动世界的征服者正在发动西征。他就是成吉思汗家系的后裔帖木儿，也被称作“鞑靼人帖木儿”。

[1] 即前文中一直出现的约翰·巴列奥略。

[2] 这位约翰·巴列奥略史称约翰七世·巴列奥略，是安德洛尼卡的儿子、约翰五世·巴列奥略的孙子。

[3] 奥斯曼帝国苏丹手下最高级的大臣，相当于宰相。

[4] 一个地理名词，大体位于今天的比利时西部、荷兰南部和法国北部。

[5] 让·弗鲁瓦萨尔（约1337—约1405），中世纪历史学者、诗人，英法百年战争历史的重要记录者。

[6] 特兰西瓦尼亚在今罗马尼亚的中西部地区，历史上曾经属于匈牙利王国。

[7] 这位海伦·坎塔库尊是前文提到过的约翰·坎塔库尊的孙女。

[8] 即伯罗奔尼撒半岛。

[9] 佩拉今名贝伊奥卢（Beyoğlu），是在今伊斯坦布尔以北隔金角湾相望的城市，加拉塔是其金角湾北岸的港区。佩拉此时是热那亚人的据点，后于1453年随君士坦丁堡一同被土耳其人征服。

第五章

鞑靼人第一次见到铁的时候，发现它与其他的金属不太一样，因为就算是他们当中最有力气的人也不能把铁器掰弯。他们推测，铁器的表面之下一定藏着什么特殊的未知物质。于是，他们就把铁叫作“帖木儿”，意为“里面夹了东西的物体”。后来，他们开始将他们当中伟大的领导者称作“帖木儿”，以此表示这些伟大人物有着非同寻常的力量。在这些“铁人”之中，“鞑靼人帖木儿”是最伟大的一个，因为他的目标是征服世界。他认为：“既然天上只有一位真主，那么地上应该也只有一位统治者。”

帖木儿出生在一个很小的鞑靼人部落，年纪轻轻就做了部落酋长，统治撒马尔罕与印度斯坦[1]山地边境之间的一片地区。他生来具有过人的勇气、旺盛的精力、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出众的军事天赋。他打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自己永远冲锋在前；他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征服，成为统治波斯、鞑靼（包括土耳其斯坦）和印度三个帝国的君主。以伊斯兰的名义，帖木儿灭亡了九个王朝。他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从撒马尔罕的一个头人变成了一位统治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雄主。

帖木儿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他浑身肌肉，肩膀宽厚，头颅硕大，前额隆起，胡子下面生着白皙的皮肤，有着丰富的面部表情，在年轻时头上就有白发。不知是有先天的疾病，还是遭遇过什么意外，或者是因为脚上受过箭伤，帖木儿走路总是一瘸一拐。因此，他又被人们称作跛子帖木儿（Timurlenk）。有时，他病得厉害，在他的大军向巴格达进发时，他甚至都没法坐在马背上，只能让人用担架抬着他。

帖木儿不苟言笑，信仰虔诚，为人公正，长于算计和筹划。在夜里，他经常独自一人坐在巨大的棋盘旁，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用棋子来揣摩战略。在局势复杂的战役中，“无论对手是谁，取胜的始终都是他”。他的常胜之师拥有多达六位数的马匹，长长的队伍里不仅有骆驼，还有大象。大象这种动物不仅在战场上有用，在修建他传说中的新都撒马尔罕时也是重要的劳动力。到14世纪末，帖木儿的帝国版图已经东起中国西部边境，北达俄罗斯的草原，南到恒河和波斯湾，西至波斯、亚美尼亚以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抵达了小亚细亚的东部边缘。越过边界，看到的便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可与帖木儿的帝国相媲美的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穆拉德和巴耶济德开疆拓土的时间恰好与帖木儿相同。现在，两位常胜的帝王，鞑靼人帖木儿和奥斯曼人巴耶济德，就要在这里一决雌雄。用吉本的话说：“帖木儿不能忍受有人同他平起平坐，巴耶济德则从不知道有什么人比他更强。”

而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其实心照不宣的妥协才是最符合双方利益的做法。我们并不知道帖木儿是否真的觊觎其邻国奥斯曼的领土。作为一名战士，帖木儿对土耳其人的军事实力有着充分的认识和尊敬。作为一位帝国的缔造者，帖木儿还需要征服其他地方以充实他的帝国——南方的道路已经打开，他可以去征服叙利亚、圣地耶路撒冷、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类似的，巴耶济德也需要通过夺取君士坦丁堡来完成他对巴尔干地区的彻底征服，而攻占这座城市根本无须消耗太多的时间。帖木儿很清楚他们各自的利益是什么，但巴耶济德却不清楚。十年内未尝一败的巴耶济德被骄傲和无敌于天下的错觉冲昏了头脑。或许是朝臣错误的建议让巴耶济德低估了对手，他毫无必要地引诱着帖木儿对他发难。

巴耶济德在征服了安纳托利亚的一大片地区之后，并没有完成对这些地方的同化。怀着亡国之恨的小公国贵族们四处流亡，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从奥斯曼人的手中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再次统治那些依然忠于自己的臣民。其中的一些人就在帖木儿的朝堂之上。帖木儿对他们的苦难和巴耶济德的一系列行为并不以为意——直到奥斯曼人占领了锡瓦斯。如果巴耶济德能够谨慎小心一些的话，他会把这座防御森严的城市当作一处防御据点。然而，在1399年，巴耶济德把这座城市变成了进一步向东进攻的前进基地。他命令他的儿子苏莱曼指挥大军，向幼发拉底河的上游进发。不久，奥斯曼军队就进入了一位土库曼王公的领地，并将他俘获。而这位名叫卡拉·尤素福（Kara Yussuf）的土库曼王公是受帖木儿保护的。

帖木儿终于被巴耶济德激怒了。他写信给已经返回欧洲的巴耶济德，要求他释放俘虏。吉本援引了波斯历史学家谢雷费丁（Shereffeddin）记录的信件原文：“你何以无礼愚蠢至此？”帖木儿质问苏丹，“你在安纳托利亚的林地里不过打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胜仗。”不过，同样作为伊斯兰勇士，帖木儿还是肯定了他的功绩。“你对欧洲的基督徒取得了一些胜利，你的剑获得了真主的使者的保佑。你遵从《古兰经》的教诲，向异教徒开战，这是阻止我们毁灭你的国家、把它留作伊斯兰世界的前沿和壁垒的唯一原因。”帖木儿在信的结尾敦促巴耶济德：“这次放聪明点；反省，悔悟，如此才能躲开依然高悬在你头顶的复仇雷霆。你不过是一只蚂蚁，何必惹怒大象？可怜虫！你只会被踩在脚下。”

接连收到帖木儿的两封来信之后，巴耶济德轻蔑地回复了他：“你的部队人数众多，那又如何？比起我坚不可摧的近卫军的短刀和战斧，鞑靼人的箭矢又算得了什么？那些王公乞求我的保护，我就要保护他们。来我的大帐里找寻他们吧。”接着，他又以一个更私人化的羞辱结尾：“如果我在你面前逃走，那就让我的妻妾都逃离我的床榻；倘若你不敢与我交战，那就让你的妻妾与陌生人缠绵再三之后再回到你的身边。”

不管内容如何，帖木儿写给巴耶济德的书信起码还是正式的外交文书，按照惯例将他们两人的名字并排写。而到了巴耶济德回信的时候，他故意无视外交礼仪，用更大的金色字母书写自己的名字，而把帖木儿的名字用小小的黑色字母写在自己名字的下面。巴耶济德处心积虑地在家事和国事两方面都羞辱了帖木儿，这下就再也没有了进一步磋商的余地，事情的发展只剩下唯一的一种可能。

帖木儿立刻兵发锡瓦斯。手里只有一小支骑兵部队的苏莱曼向身在色萨利的父亲紧急求援，但是并没有收到回信。苏莱曼发动了一次大胆的突击，但在意识到敌众我寡之后，率军撤离了锡瓦斯。尽管如此，帖木儿还是花了18天的时间才逐渐削弱了锡瓦斯的城防，并最终夺取了这座城市。接着，他把此前固守城池的几千名亚美尼亚基督徒守军都丢进壕沟里活埋了。随后，帖木儿并没有选择进一步深入小亚细亚，而是向南进军，依次夺取了阿勒颇（Aleppo）、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攻入巴格达后，帖木儿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还把守军的头颅堆成了金字塔。一直到1401年的秋天，帖木儿才又回到小亚细亚的边缘地带。他在这里设置了冬季宿营地，自己则对是否再一次进攻奥斯曼帝国犹豫再三。

与此同时，巴耶济德非常令人不解地没有对帖木儿的威胁做出任何应对。锡瓦斯的失陷是他一生中遭遇到的第一个严重打击。在欧亚两大洲轻而易举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这是他第一次遭遇真正令人敬畏的敌人，而这次遭遇的结局却是羞辱性的。巴耶济德在前所未有地遇到可以与自己相匹敌的对手之后，好像被失败击昏了，动弹不得；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他的反应十分迟缓。毫无疑问，日渐腐化的生活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削弱了他。帖木儿在夺取锡瓦斯之后，忙于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征战，导致其前沿的亚美尼亚基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异常空虚，根本无力抵御巴耶济德赖以成名的“雷霆”式的袭击。然而，人们没有听到雷霆，也没有看到闪电。巴耶济德没有像惯常的那样做出迅速的决断或是行动，既没有向帖木儿复仇，也没有试图去安抚他。曾经帮助他在欧洲赢得胜利的决心与军事、外交才能究竟都到哪里去了？

1402年的夏天，帖木儿终于下定决心向巴耶济德进军。此时，热那亚人和其他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国家都来寻求与帖木儿结盟，共同对付奥斯曼人。自从帖木儿征服了叙利亚之后，他就不再觉得自己有义务维系伊斯兰世界的团结了。于是，他率领他的胜利之师向西进发，抵达锡瓦斯。而巴耶济德在失去锡瓦斯将近两年之后，终于振作了起来，撤除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把他的大军调集到了亚洲。他的大军从布尔萨出发，在炎炎仲夏的酷暑中穿过被烈日炙烤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抵达了位于这一地区心脏地带的安哥拉。

巴耶济德的军队坚毅冷酷、纪律严明，在勇气和战斗技巧方面不亚于来自中亚的帖木儿和他的鞑靼人。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巴耶济德的军队不再团结一心，甚至不再一心一意。在他的军中，有四分之一的士兵本身就是鞑靼人，因此他们的忠诚度十分可疑。在经过漫长的行军之后，士兵们干渴而疲惫，而巴耶济德完全没有给他们休息恢复的时间。另外，巴耶济德的吝啬也增添了他们的不满：他拒绝拿出他宝库里的钱财，导致他们的军饷迟迟没有下发。

与此同时，苏丹的将领们也不同意他的作战计划。他们认为，按照传统的奥斯曼军队战术，面对数量上占据明显优势的敌人，巴耶济德应该先采取守势，从而可以自行挑选接敌的地点。他应该率军在山里躲藏几日，养精蓄锐，迫使帖木儿在高原的酷暑中四处搜寻他的踪影。但是，巴耶济德的固执性格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和自控力，他迫不及待地要与敌军对决。于是，他的大军开始沿着道路向东行进，直奔锡瓦斯。他们在哈里斯河（River Halys）的一个拐弯处摆下攻击阵势，只待帖木儿出现便立即开战。

然而，几天过去了，巴耶济德的侦察兵都没有找到帖木儿的踪迹。最后，有消息传来，说帖木儿先是撤退，然后绕到了奥斯曼军队的身后，现在正从他们的后面逼近。从锡瓦斯出发的帖木儿避开了西边难走的山路，率军向南沿着河谷抵达了开塞利，一路上收割了成熟的谷物充当军粮。接着，他又向北到达了安哥拉的城下。此时，土耳其人已经在他的东边了。巴耶济德面对曾被自己嘲笑慢如蜗牛的敌人，把小心谨慎抛到了脑后，十分逞能地命令他的军队主动觅敌。大军所处的地带没有水源，成千上万的士兵开始死于干渴和疲倦。

与此同时，在安哥拉附近侦察的帖木儿发现了巴耶济德之前的宿营地。鞑靼人开始四处掠夺补给品，并且利用被土耳其人抛弃的帐篷，将这个宿营地变成了自己的营地。他们兴修水坝，让流向安哥拉的一条溪水改道，从而获得了水源。帖木儿还命人破坏并污染了一处泉水，这处泉水就在从东面赶来的土耳其人的必经之路上。帖木儿准备在这里与土耳其人交战。于是，巴耶济德拖着又累又渴的军队，不得不在属于自己的安哥拉城前，面对已经挖好壕沟准备迎战的敌人。而如果巴耶济德没有轻举妄动，处于帖木儿现在的位置上的本来应该是他。就这样，在这个城墙脚下延伸出来的广阔平原上，历史在这个熟悉的战场上再次见证了一场战斗。

巴耶济德大军的左翼是由其长子苏莱曼指挥的忠诚可靠的安纳托利亚部队；后卫部队的统帅是穆罕默德，巴耶济德对这个儿子的喜爱程度仅次于长子；右翼由塞尔维亚军队和其他忠诚的欧洲军队构成，其统帅是巴耶济德的内兄、塞尔维亚人斯泰凡·拉扎列维奇（Stephen Lazarevitch）[2]。巴耶济德本人坐镇中军，由他的近卫军簇拥着他。然而，就在编排阵列的时候，巴耶济德犯了一个十分低级而愚蠢的错误。通常，奥斯曼军队会把一支战斗力较弱的军队放在阵列前沿，用他们来抵挡敌人的锋锐。于是，巴耶济德就让由安纳托利亚鞑靼人组成的骑兵部队打了头阵。结果，战斗刚刚打响，可以预见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些鞑靼人倒戈投向了他们的同胞帖木儿。就这样，苏丹一下子失去了他四分之一的兵力。

此时，巴耶济德只好下令从左翼发动进攻。苏莱曼命令他手下的安纳托利亚骑兵发动冲锋。面对如冰雹般落下的箭矢和用石脑油制作的“希腊火”，这些骑兵十分勇敢地冲向了敌人。但是，他们并没能冲散鞑靼人的阵列，在损失了大约1.5万人之后，只得仓皇撤退。接着，帖木儿的军队开始发动进攻。在帖木儿的右翼，他的骑兵一路追击土耳其人，到了目力已不可及的地方。在左翼，他的军队遭遇到塞尔维亚人“如同狮子般的”抵抗——塞尔维亚军队的表现得到了帖木儿本人的赞誉——但最终还是击溃了他们，随后转向朝中路进攻。在那里，只剩下苏丹本人和他的近卫军，以及剩余的一些奥斯曼步兵。

在战略和战术上都落了下风、被迫采取守势的巴耶济德在敌人的攻势下慢慢地退却，一步一步地退到了一个小山顶。在他的卫兵和残余部队的保护下，巴耶济德继续战斗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直战斗到夜色降临。此时，大势已去的巴耶济德又燃起了以前那种固执的勇气。土耳其历史学家写道：“‘雷霆’持续不断地挥舞着他沉重的战斧。他仿佛一头扑向羊群的饿狼一样，驱散了周围的敌人。他的每一次攻击都如此可怕，完全无须给同一个敌人来上第二下。”帖木儿的主力军在包围并击溃了残余的奥斯曼军队之后，又回到了之前的主战场，发现了正在厮杀中的巴耶济德。巴耶济德骑上马背，试图从鞑靼弓骑兵之中杀出一条血路，逃离这个山顶。但他还是被敌军追上，拉下马来。遭到生擒的巴耶济德被绑了起来，作为俘虏押送到帖木儿的大帐。而此时的帖木儿正在与他的儿子安静地下着棋。

巴耶济德在赢家面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起初，帖木儿还以君主应有的礼遇对待巴耶济德，到后来则把他当作囚徒对待。在安纳托利亚行军的途中，帖木儿把巴耶济德放在一个带栏杆的轿子里（有些人认为那轿子看起来就像一个笼子），并且允许鞑靼士兵和曾经效忠于巴耶济德的亚洲人公开地嘲弄他。还有很多关于帖木儿虐待巴耶济德的传说：在夜里，巴耶济德会被戴上手铐脚镣；帖木儿拿他当脚凳用；帖木儿霸占了巴耶济德的女眷，并且羞辱了他那来自塞尔维亚的夫人狄斯宾娜，让她在以前的夫君和现在的征服者面前，赤裸着身体在餐桌前服侍。各种各样的折磨摧垮了巴耶济德的精神，继而夺去了他的心智。不到八个月，巴耶济德就在一次严重的中风发作中死去了——也有人说他选择了自杀。

巴耶济德失败的原因，在于他超过了自己的极限。他想要在小亚细亚和欧洲突破他的祖先留下的加齐传统。他在时机尚不成熟、资源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就试图打造一个雄踞中亚的伊斯兰帝国，去完成征服世界的梦想，而这种充满经卷气息的理想正是圣城布尔萨的伊斯兰神学家们所坚持的。于是乎，他与帖木儿的世界性帝国迎头相撞，走向了自己的毁灭。实际上，在巴耶济德向帖木儿挑衅之前，帖木儿只不过想与他西边的奥斯曼帝国——这个属于加齐的国家——和平共存而已。

帖木儿很快就横扫了小亚细亚。他的鞑靼部族迅速地夺取了布尔萨。他们抢走了那里的年轻女性，把清真寺变成了马厩，在城市里大肆掳掠，随后又付之一炬。[3]不过，他们并没有能够捉住巴耶济德的儿子苏莱曼。他在鞑靼人刚刚纵马冲进城门的时候就逃之夭夭，之后安全抵达了欧洲。接着，帖木儿亲率大军进攻小亚细亚最后一个基督徒的据点士麦那，仅仅用了两个星期就夺取了该城。医院骑士团被赶下了大海，他们乘坐桨帆船驶向了罗得岛（Rhodes）。少数没能来得及登船逃走的基督徒惨遭斩首。按照惯例，他们的头颅也被堆成了金字塔。帖木儿用他在士麦那的所作所为，表明自己要遵从加齐的传统去对抗异教徒，以此来赢取伊斯兰世界的赞许。

数以万计的奥斯曼军队的幸存者从安哥拉战场一路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越过群山，接着又奔向达达尼尔海峡。在他们身后，帖木儿的军队一直在穷追不舍。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帮助他们返回了欧洲。这种做法惹恼了帖木儿，他称这是“背信弃义”的行为。对于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来说，他们更愿意面对他们了解的对手，而非他们不了解的对手。由此可以看出，奥斯曼人在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扎根巴尔干地区之后，已经被基督教世界心照不宣地默认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了。在安纳托利亚，帖木儿已经把巴耶济德的四个儿子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并且怂恿他们去竞争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下一任君主，从而挑逗他们相互残杀。他把苏莱曼变成了掌管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领土的鞑靼附庸。

此时，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已经握在帖木儿的手中，他开始很友善地接受欧洲各国的示好。但是，就在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表示承认他的宗主权并向他交纳贡金时，帖木儿却下令募集一支舰队，以便把他的部队运到海峡对面的欧洲去。此举引发了恐慌，人们担忧帖木儿要发兵攻打君士坦丁堡。不过，帖木儿并没有占据欧洲的计划，正如他也没有占据安纳托利亚的企图一样。在安纳托利亚，他让亡国的王公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封地上，帮助他们复国，因为他很喜欢这种加齐国家的传统。他认为，他在这里的征战无非是一场被夸大了的劫掠，只有东方才在他的帝国蓝图之中。1403年，就在巴耶济德死后不久，帖木儿动身返回撒马尔罕，离开了小亚细亚，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准备去征服中国，却在路上患热病死去，此时距离巴耶济德之死还不到两年。据说，他的病情因疲劳和（用吉本的话说）“不慎使用了冰水”而恶化。在他死后，他的鞑靼部族各奔前程，一路留下混乱和浩劫。

在安纳托利亚的这场惨败几乎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分崩离析，就像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帝国在遭蒙古人入侵后的下场一样。实际上，奥斯曼帝国也的确经历了十余年的分裂，内部的各股势力为了权力相互厮杀，整个国家时常陷入无政府的状态。在此过程中，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大权有可能会落入一个个地方贝伊的手中，就像在其他的伊斯兰国家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巴耶济德的四个儿子为了帝国宝座争斗不休——后来又出现了一个觊觎王位者，声称自己也是巴耶济德的继承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些地方上的实权人物撑腰，地方权势出于私利选择了各自的主子；拜占庭皇帝则支持其中最有希望获胜的一方，以图从中渔利；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附庸国则行动起来，夺回了一些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

大体上，奥斯曼帝国的土地被分成了两半。巴耶济德的长子苏莱曼在阿德里安堡统治着领土的欧洲部分，而最小的儿子穆罕默德则在布尔萨统治着安纳托利亚。他们都很清楚，分裂的帝国不可能存活，因此他们都想消灭对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此发动了接连不断的内战。巴耶济德的另外两个儿子伊萨（Issa）和穆萨（Musa）也加入了内战。先是穆萨杀掉了苏莱曼，然后拜占庭皇帝将穆罕默德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召来共同对付穆萨。最终，穆罕默德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1413年，穆罕默德加冕成为苏丹穆罕默德一世。他的背后有两大集团的支持：首先是曾被其父巴耶济德放逐、又被帖木儿复国的安纳托利亚的贝伊们，其次是将穆罕默德称作“最公正贤良的奥斯曼皇子”的近卫军——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影响国家内政，但绝不是最后一次。就这样，在经历了无序而分裂的大空位时期之后，最强的一方夺取了政权。中央的权威再一次得以树立，奥斯曼国家以穆罕默德一世的名义重归统一。

尽管统治期只有短短八年，但深谋远虑的穆罕默德为几乎行将灭亡的奥斯曼帝国重铸了坚实的基础，使其恢复了统一和活力（这一点让基督教世界大失所望）。就在拜占庭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的同时，奥斯曼开创的王朝却从分崩离析的状态下浴火重生，一代代出色君主的涌现证明了它强大的复原能力和生命力。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奥斯曼帝国就诞生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

[1] 指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

[2] 此人即上文提到过的拉扎尔大公的儿子斯泰凡·布尔科维奇（依照斯拉夫语言的命名法，“拉扎列维奇”的意思即为“拉扎尔的儿子”），他将妹妹狄斯宾娜嫁给巴耶济德。

[3] 所以帖木儿的帝国不能算是一个代表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力量。早在帖木儿征服叙利亚时，他对穆斯林犯下的暴行就已经让他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敌人。

第二部分

新拜占庭

第六章

最终完成征服君士坦丁堡这一伟业的征服者穆罕默德，是穆罕默德一世的孙子、穆拉德二世的儿子。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是一位开明的君主，统治国家30年，以崇尚荣誉和公正著称。他真诚而质朴，关心人民的疾苦，因而也赢得了奥斯曼帝国臣民的爱戴和尊敬。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然而，战争和战争的威胁却一直笼罩着他。他渴望和平，因为在他的父亲结束了十多年的分裂局面之后，奥斯曼帝国需要时间来恢复内部的秩序和安定。他渴求和平，也有他个人的因素，因为他喜欢闲适而恬静的生活。他不仅追求感官上的快乐，同时也享受精神和心灵上的愉悦。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追求，他曾经两次宣布将大位让给他年轻的儿子，只不过每一次都被迫收回成命。

从穆拉德二世即位伊始，他的和平梦想就不断被欧洲和亚洲的敌人打破。敌人的威胁迫使他采取行动，并且激发出他与生俱来的战斗热情和军事天赋。不过，他也尽可能避免将他的士兵置于危险之中，在与对手磋商谈判时务实公正，在履行和约时诚实守信。

他先是在近卫军和乌理玛的支持下挫败了一次叛乱。叛乱的领导者曾在其父穆罕默德一世在位时于拜占庭皇帝的羽翼下避难，此时却想要与他争夺苏丹的大位。挫败叛乱后，穆拉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展开了围攻，第一次动用了可以轰击城墙的火炮和可以移动的攻城塔。不过，据说希腊人目睹了圣母玛利亚现身的神奇景象，在守城时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此同时，穆拉德又因为亚洲的事务分心，只好解除了围困。从此以后，一直到穆拉德的儿子即位，君士坦丁堡有一代人的时间都没有遭到奥斯曼人的围攻。此时，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已死，穆拉德便与曼努埃尔的继任者约翰八世签署了和约。这一和约延缓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但也让拜占庭帝国距离被彻底征服又近了一步——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外，这个帝国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土地了。

穆拉德率军进入安纳托利亚，前去镇压又一场叛乱。他的弟弟穆斯塔法（Mustafa）公然反对他，当地的王公贵族也都起来作乱。尽管穆斯塔法有卡拉曼尼亚人的支持，但他还是被穆拉德迅速击败，随即被绞死。穆斯塔法叛乱的幕后主使是“伟大的卡拉曼”，一个难以驾驭、总是试图与“伟大的土耳其人”[1]掰掰手腕的附庸。后来，他又策动了两次叛乱，也都遭遇了失败，但每次穆拉德都宽仁地允许卡拉曼尼亚维持其附属国的地位，没有将其领土并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与此同时，穆拉德把安纳托利亚西部剩下的各个公国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

此时，匈牙利人和威尼斯人在欧洲与奥斯曼人为敌，他们试图把拜占庭帝国之前丢掉的土地夺到自己的手中。匈牙利人梦想打造一个包含君士坦丁堡在内的泛斯拉夫帝国，而威尼斯人则想取得海上的霸权。就在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将萨洛尼卡——这座重要的港口一直是奥斯曼人和希腊人争夺的焦点——卖给威尼斯共和国之后，穆拉德被迫采取了行动。1430年，他攻占了这座城市，并将该城连同周边的地区都并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对于威尼斯人来说，这是一场惨痛的失败。穆拉德禁止士兵屠杀当地的居民，他还在和约中允许威尼斯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内自由通行，从事海上贸易，并且承诺奥斯曼人不去袭扰飘扬着圣马可旗帜[2]的岛屿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城堡。

匈牙利人染指巴尔干地区的热情则随着西吉斯蒙德国王之死而重燃。1437年西吉斯蒙德驾崩，没有留下任何男性子嗣，导致国家陷入持续的动荡。穆拉德为了确保多瑙河以南的领土安全，加强奥斯曼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控制，在第二年出兵占领了塞曼德里亚（Semendria），并赶走了塞尔维亚大公[3]焦尔吉·布兰科维奇（George Brankovitch）[4]。穆拉德原本允许塞尔维亚人在多瑙河河畔兴建这座坚固的城堡，但是随着焦尔吉·布兰科维奇实力的增强，穆拉德对他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而塞尔维亚大公也的确试图与匈牙利人结盟并争取他们的援助。穆拉德围攻贝尔格莱德数月，没能攻占这座核心城市。不过，随着西吉斯蒙德的去世，穆拉德还是得以巩固自己对瓦拉几亚的控制。同时奥斯曼劫掠者又恢复了渡过多瑙河进入匈牙利境内劫掠的活动。此时，苦于内乱的匈牙利人急需一个统治者，最终决定邀请波兰国王做他们的君主。就这样，波兰国王瓦迪斯拉夫三世（Władysław III）成了波兰和匈牙利两国的共主。他的麾下涌现出一位匈牙利民族英雄——匈雅提（Hunyadi），这位军事领袖将在未来的20年中成为土耳其人的梦魇。

匈雅提也被称作亚诺什·科尔维努斯·匈雅提（John Corvinus Huniades），土耳其人还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扬科”（Yanko）。匈雅提出身于罗马尼亚贵族世家，其家世十分神秘。瓦迪斯拉夫国王很高兴地委托他管理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大片领土，后来又让他负责掌管匈牙利。对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来说，匈雅提就是具有浪漫色彩的“白衣骑士”，总是穿着闪亮的银色盔甲，率领手下的骑兵发动冲锋。凭借战场上的功绩，他如同及时雨一般给基督教世界东部的人们带去了希望。人们希望他能够将这片土地从奥斯曼异教徒手中永久解救，并使其重新获得统一。负责匈牙利南部200多英里边境防务的匈雅提，对阵奥斯曼军队取得了几次标志性的胜利。他不仅让奥斯曼人损失惨重，还用他夺取的奥斯曼旗帜和战利品装点了匈牙利的基督教教堂，从而激发了基督徒的热情。人们相信，匈雅提或许就是西吉斯蒙德国王从尼科波利斯战役的战场上返乡途中留下的私生子。无论如何，他现在的确也在仿效西吉斯蒙德国王，打算组织一支新的十字军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

教皇的特使、枢机主教朱利安（Julian）亲自来到军中，祝福了他们。除此之外，匈雅提再也未能得到任何来自西方的支持。于是，十字军只好在匈牙利和波兰募集人手，瓦拉几亚人后来也加入进来。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也提供了一些援助。尽管如此，十字军的进攻还是取得了成功。1443年，他们渡过多瑙河，夺取了尼什，但奥斯曼守军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占领了尼什，塞尔维亚大公焦尔吉·布兰科维奇得以恢复他的领地。接着，十字军夺取了索非亚，然后又十分勇敢地翻越了冰封雪盖的巴尔干山脉，抵达了南部山脚下的色雷斯平原。

他们行军的山路经常被土耳其人用落石封堵；还有一次，整夜的山洪在山的侧面形成了一堵堵的冰墙和一条条的冰路。十字军在这次远征中留下了史上罕见的英勇事迹。但是，在圣诞节当天取得了一场胜利之后，他们还是被恶劣的天气打败了。考虑到越来越难以为继的补给和来自土耳其人越来越大的压力，匈雅提命令军队撤退。匈雅提的部队饥寒交迫，皮包骨头，最后抵达了布达城。在瓦迪斯拉夫国王的引导下，他们唱着基督教圣歌，挥舞着缴获的奥斯曼旗帜，徒步进城，受到了匈牙利人民的夹道欢迎。他们在大教堂举行仪式，感谢上帝在这极端危难的时刻给予他们的帮助。

爱好和平的穆拉德没有跨过多瑙河去追击十字军。他与匈牙利人在塞格德（Szeged）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和约。根据这份和约，塞尔维亚和瓦拉几亚摆脱了奥斯曼帝国附庸国的地位；匈牙利人则同意不再越过多瑙河，或是在保加利亚问题上提出任何诉求。瓦迪斯拉夫和穆拉德分别向《福音书》和《古兰经》起誓。

穆拉德在恢复了国内的统一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步骤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增加近卫军的人数，并扩大他们的职责范围。现在，他不仅从年轻的俘虏中挑选近卫军的兵员，还从各个省份的基督徒人群中进行遴选。在直接听命于苏丹的西帕希骑兵和同样是奴隶出身的军事行政人员的辅助之下，近卫军的规模曾达到约7 000人，成了国家的重要支柱。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穆拉德二世都弥补了巴耶济德留下的创伤，为奥斯曼帝国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于是，穆拉德第一次萌生了远离政务、在亚洲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的行宫里过归隐生活的想法。作为准备，穆拉德把他12岁的儿子穆罕默德召到阿德里安堡，让他在大维齐尔钱达尔勒·哈利勒帕夏（Chandarli Halil Pasha）的监督下掌管帝国欧洲部分的事务。然而，此举引发了哈利勒和其他维齐尔的顾虑。他们认为，尽管穆罕默德是一个机警而早熟的男孩，但还不足以担此重责大任。

穆罕默德二世的出生被认为是一件不祥的事情。当时正在闹瘟疫，他父亲有两个兄弟死于这场瘟疫。他的童年很不愉快。他是他父亲的第三个儿子，但父亲更偏爱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艾哈迈德和阿里。他也从未设想过自己会成为帝国的接班人。艾哈迈德和阿里二人的母亲都来自地位显赫的家族，而穆罕默德的母亲只是一名女奴，而且很可能是一名基督徒。因此，穆罕默德与其父和祖父截然不同的性格可能就来自他母亲的血统。

穆罕默德是被保姆带大的。在他2岁的时候，他和他的哥哥阿里就离开了阿德里安堡，被送到了阿马西亚（Amasya）。这是一个位于安纳托利亚北部的多山省份，夹在中部高原和黑海海滨之间，他们14岁的长兄在这里做总督。在这里，居住着古老而具有影响力的奥斯曼人家族，穆拉德的父亲就曾与这些家族中的一个联姻。除此之外，这里还是一个宗教中心，正统的伊斯兰教派和从波斯而来的非正统的托钵僧教派在这里都很活跃。穆拉德本人就出生在这里。他开启了一个惯例，把他的儿子们纷纷送到远离首都的亚洲省份，在值得信赖的官员的看护下长大成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让他的儿子们远离人群和首都附近可能发生的叛乱。穆拉德的这种做法也得到后世一些苏丹的效法。这种防范叛乱的做法要比其祖父巴耶济德开创的兄弟相残的做法文明得多，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后来把后一种做法变成了金科玉律。

不过，穆罕默德的兄长们都早早去世了。艾哈迈德在十几岁的时候突然死在了阿马西亚。穆罕默德接替他成为该省的总督，而他的另一个哥哥阿里则被送到马格尼西亚去做总督。又过了两年，穆拉德命令两个儿子互换位置。几年之后，身在阿马西亚的阿里不明不白地被扼死在自己的床上。这让他的父亲十分悲痛，因为据说他是穆拉德最疼爱的儿子。

此时，11岁的穆罕默德成了帝国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他的父亲将他从马格尼西亚召到了阿德里安堡。穆拉德很快就震惊地发现这个儿子缺乏教育。穆罕默德的老师们发现，这个孩子是个很难办的学生，他不爱学习，特别是对宗教教育反应冷淡。于是，他的父亲挑选了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古拉尼（Ahmed Kourani）的著名毛拉[5]来指导他学习《古兰经》和宗教知识。古拉尼是库尔德人[6]，曾在开罗学习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教神学，此时则在布尔萨一处著名的神学院里授课。

据记载，苏丹给了古拉尼一根棍子，准许他在必要的时候对皇子施以体罚。这位毛拉手里拿着棍子去面见皇子，并对他说：“您的父皇派我来教导您，但如果您不听话，我也要处罚您。”穆罕默德闻言大笑。于是，毛拉用棍子将他痛打了一顿。从此以后，穆罕默德就对他的老师毕恭毕敬，很快就跟随他掌握了《古兰经》的知识。在多位著名学者和顾问的教导下，穆罕默德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除此之外，穆罕默德还在阿德里安堡的宫廷里向他的父亲学习政务。在穆拉德到亚洲隐居之后，大维齐尔哈利勒和穆罕默德自己的侍臣就成了穆罕默德的老师。傲慢而早熟的穆罕默德很快表现出了我行我素的一面，想要甩开哈利勒。他父亲离开阿德里安堡不久，穆罕默德就因为支持一个异端宗教运动而惹出了一场风波。当时，有一位波斯传教者在阿德里安堡活动。他是一个托钵僧教派的领袖，宣扬各种非正统的观点，还认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穆罕默德对他的观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欢迎此人进入自己的宫廷。这样一来，此人在阿德里安堡城中居民里也收获了更多的受众。

这引起了以大穆夫提（Grand Mufti）[7]和身为传统穆斯林的大维齐尔哈利勒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正统派的警觉和愤慨。在诱使这名波斯人说出一些异端观点之后，他们立刻逮捕了他。但是，这位波斯传教者设法逃走了，并且躲进苏丹的宫殿里寻求穆罕默德的庇护。然而，迫于压力的穆罕默德不得不把他交了出去。大穆夫提在清真寺的讲坛上公开谴责了这位传教者，后者随即被群情激奋的民众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那位大穆夫提给火堆添柴添得兴起，以致靠得太近烧焦了自己的胡子。这位传教者的追随者也被斩尽杀绝。这场风波表现出穆罕默德本人对波斯人的偏爱和对非正统观点刨根问底的兴趣，但也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忧虑。帝国的年轻继承人与宗教和行政集团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糟糕的开端。尊严受到伤害的穆罕默德在心里播下了怨恨的种子，他永远也不会原谅哈利勒。在经历了这样的危机之后，从孩提时代起就习惯于依靠自己的穆罕默德，与他人愈加疏离。

不久之后，他的这种性格就导致了近卫军的一次叛乱。近卫军尽管对穆拉德忠心耿耿而又充满爱戴之情，但不愿意听命于他毫无经验而又飞扬跋扈的年轻儿子。他们先是要求增加军饷，接着在要求被拒绝后起兵叛乱。他们在阿德里安堡纵火，大火烧掉了城里的市场区。接着他们又四处劫掠，滥杀无辜。他们叛乱的首要目标就是想要加害穆罕默德的私人顾问、宦官奇哈布埃丁帕夏（Chihab-ed-Din Pasha），后者不得不躲到宫里避难。最终，穆罕默德不得不选择妥协，同意了他们增加军饷的要求。

但是，这段插曲不仅进一步撕裂了哈利勒和穆罕默德之间的关系，也暴露了一个新的矛盾之源。自从穆拉德重构了近卫军征兵的体系，并且将征召基督徒这一做法的应用范围从军事方面扩展到行政方面，这个新的矛盾之源就在不停地生长，并最终使得包括奇哈布埃丁在内的基督徒归顺者逐渐攀升到国家权力机构的顶端。他们的晋升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损害以钱达尔勒·哈利勒为代表的穆斯林统治阶层的利益。这些古老的穆斯林家族发现自己逐渐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很有可能，正是哈利勒本人怂恿了这场近卫军针对奇哈布埃丁的叛乱，以此来宣示自己的权力，并且给年轻的穆罕默德一个教训。老权贵与新权贵、传统的穆斯林与归顺的基督徒之间的斗争可能会成为一种威胁帝国行政体系统一性的内部因素。而这种矛盾可能也是穆拉德决定退隐的原因之一——他本人不想牵扯其中，于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哈利勒去解决。

但是，由于时机尚不成熟，穆拉德的第一次隐退只持续了三个月。匈雅提领导的战役在基督教世界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各种援助的承诺纷至沓来，其中还包括一支前来保护达达尼尔海峡通行安全的海军。基督教世界对匈牙利人与穆拉德签订的和约十分不满。正在动员军队准备在摩里亚作战的拜占庭皇帝写信给瓦迪斯拉夫，恳求这位“基督教之盾”一定要保持坚定。于是，瓦迪斯拉夫没有正式批准这份和约，反而宣布要继续推动十字军的事业，“把异教徒赶出欧洲”。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教皇的特使枢机主教朱利安的影响。

主教朱利安认为，此时的穆拉德还远在亚洲，而且由于基督教国家的海军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他也只能暂时留在亚洲。于是，主教朱利安提出，基督徒对异教徒的承诺是无效的，并根据这个看似有点道理的观点，宣布瓦迪斯拉夫不必因为背弃了“与基督的敌人之间令人不快而亵渎神明的誓约”而承担发伪誓的罪责。这份以《福音书》之名义签订的和约，被以圣三一[8]、圣母、圣埃蒂安（St. Etienne）[9]和圣拉斯洛[10]的名义宣布无效。而十字军的目标上升到了“追寻荣耀与救赎”的高度。就这样，欧洲人再次集合起来，把矛头指向了奥斯曼人。在十字军中，瓦拉几亚人占到了半数，塞尔维亚人却没有参与其中。塞尔维亚大公布兰科维奇认为，这份和约已经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他不同意废除它，并且假装保持中立。对基督徒来说，胜利的所有希望都建立在苏丹和他的大军无法抵达欧洲这个前提条件上。

然而，就在1444年11月，穆拉德突然在瓦尔纳（Varna）出现在十字军面前。他贿赂了两面三刀的热那亚人，从他们那里弄到了船只，借着有利的风向躲开了基督教海军的监视，成功渡过了海峡。穆拉德的大军在海岸火炮的支援下对阵基督徒时拥有三比一的人数优势。在战斗中，穆拉德的近卫军像栅栏一样顽强地顶住了基督教军队的猛攻，在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伤亡之后，穆拉德赢得了胜利。瓦迪斯拉夫从战马上跌落下来，在战斗中被杀。随后，奥斯曼人把他那还戴着头盔的头颅插在了矛尖上，又在旁边另一把长矛上插上了那份被撕毁的和约的副本，以此象征基督徒的背信弃义。怂恿瓦迪斯拉夫撕毁和约的主教朱利安从战场上逃走，从此不知所踪。匈雅提和瓦拉几亚人的领袖弗拉德·德拉库尔（Vlad Dracul）一起逃走。出于往日的仇怨，弗拉德·德拉库尔在瓦拉几亚将匈雅提扣押了一段时间。战役结束后，瓦迪斯拉夫国王的头颅被浸泡在蜂蜜中，送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旧都布尔萨。在河水里洗净后，他的头颅又被插在长矛上游街。

穆拉德的胜利使他恢复了对多瑙河以南地区全部领土的控制。这时，他认为自己可以彻底隐退了。于是，在1444年的年底，他正式宣布退位，让位给穆罕默德。此时的穆罕默德不再仅仅是名总督，而是拥有了苏丹的全部权力。穆拉德在安纳托利亚的马格尼西亚附近辟出三个地区作为他的私人领地，但这些地方仍然处于其子的管辖范围之内。他为自己创造了宜人的居住环境：兴建了一座可以俯瞰广阔河谷的崭新宫殿，宫殿内还有幽雅的花园。在诗人、潜修者、神学家和学者的陪伴下，穆拉德像他的加齐祖先们一样过上了一种理想的宗教兄弟会式的生活。他学习、写作、冥思，像托钵僧一样苦修。他想要把土耳其语变成一种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截然不同的文化表达的媒介。他还推动了土耳其历史研究界的一场新运动，让他们开始用一种“浪漫主义”的方式去挖掘奥斯曼一世的杰出先祖的生活经历和乌古斯部落的起源。那些偶尔可以得到穆拉德接见的外国使节回忆说，他从来不在正式的接待场合会见外国使节，而都是在私人的房间接待他们。

然而，应哈利勒的要求，穆拉德在1446年的春天再一次回到了阿德里安堡。此时，哈利勒与年轻的穆罕默德之间的关系已经越发恶化。穆拉德以其朴素而平易近人的风格一如既往地获得了市民们的欢迎。穆拉德第二次归朝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穆罕默德全然不顾奥斯曼军队正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两线作战的局面，提出了一个不明智也不切实际的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再一次导致了纷争：哈利勒希望维持和平的局面；而军队的一些指挥官希望开战，并且得到了好斗而年轻的储君的支持。但是，好战派没能较量过哈利勒，后者获得了近卫军和穆拉德本人的支持。穆拉德决定重掌大权，穆罕默德则被迫退隐到马格尼西亚去，在那里好好悔过，并且学会控制自己受挫的野心，他的这种生活状态一直持续到穆拉德在五年后去世。

重回宝座的穆拉德再一次不情愿地把注意力投向了战场。此时的匈牙利十分平静，但拜占庭帝国的几位亲王[11]试图恢复帝国在摩里亚的势力，迫使穆拉德不得不出兵入侵希腊。他成功地攻破了用来守卫科林斯地峡（Isthmus of Corinth）[12]的坚固的赫克萨米利翁之墙（wall of Hexamilion）[13]，然后纵兵在摩里亚大肆破坏。他将希腊人在这里建立的亲王国变成了奥斯曼帝国实质上的附庸国，并把被希腊人赶走的拉丁人附庸接回来重新掌权。

此时，在阿尔巴尼亚又出现了新的冲突。在那里，出现了一位堪比匈牙利的匈雅提的英雄，站出来反抗土耳其人。此人名叫乔治·卡斯蒂利奥塔（George Kastriota），是一位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巴尼亚基督徒大公的儿子。他作为人质在苏丹的宫廷里长大并接受教育。他皈依了伊斯兰教，还曾在奥斯曼军队中服役。在军中，他获得了伊斯坎德贝伊（Iskander Beg）的称号，意为“亚历山大大人”，因此他后来又被称作斯坎德培（Skanderbeg）。[14]作为一位勇敢的爱国者，斯坎德培从奥斯曼军队中出逃，决定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和祖国而战。他率领勇武的阿尔巴尼亚同胞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正好与匈雅提遥相呼应。1448年，这两位首领联合起来，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支持下又一次发动了对土耳其人的进攻。然而，穆拉德很快就在科索沃的古战场击败了对手；60年前，他的祖先穆拉德一世就是在这里打败了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却又在胜利后血洒疆场。60年后，穆拉德二世的胜利注定了塞尔维亚彻底沦亡的命运；匈牙利人遭到重创，在短时间内无力进犯；波斯尼亚则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不过，斯坎德培以坚不可摧的克鲁亚（Croia）为大本营，在接下来的20年里依靠游击战粉碎了奥斯曼人一次次的来犯，无论是步入暮年的穆拉德，还是随后继位的穆罕默德，都未能征服阿尔巴尼亚。此时，身在马格尼西亚的穆罕默德喜欢上了一位名叫居尔贝哈（Gülbehar）的女奴。这位可能出自阿尔巴尼亚或希腊基督徒家庭的女孩为穆罕默德生了一个儿子，即后来的巴耶济德二世。穆拉德认为，以这个女孩的出身，她不能做穆罕默德的新娘。于是，在年轻的皇储年满17岁之后，穆拉德为他安排了一桩更般配的婚姻，让他正式迎娶了一位重要的土库曼王公的女儿西特（Sitt）。但是，穆罕默德从未喜欢过她，而她也没有给穆罕默德生儿育女。后来，在穆罕默德把宫廷迁移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把西特皇妃留在了阿德里安堡的后宫里。在他后来男性气息十足的生活之中，再也没有哪个女人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晚年的穆拉德开始变得对儿子更加友好。穆罕默德有时候会来到阿德里安堡拜访他的父亲，并且陪同他参加了几次战役。在科索沃战役中，穆罕默德负责统率安纳托利亚的部队，第一次经受了战火的洗礼。1450年，穆罕默德又和他的父亲一起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了以失败告终的克鲁亚围城战。当穆拉德于次年因中风去世的时候，穆罕默德正在马格尼西亚。据说，在接到噩耗之后，穆罕默德立刻跳上他的阿拉伯马，呼喊着“爱我的人，都跟我来！”一路朝北，向着赫勒斯滂疾驰而去。

他在加里波利耽搁了两天，等候他的随从，接着又继续赶往阿德里安堡。在那里，他在文武百官的见证下登上了宝座。穆罕默德发现哈利勒以及先皇的密友、官居次席维齐尔的伊沙克帕夏（Ishak Pasha）站得有一点远，似乎在担心自己的命运，便通过宦官总管叫他们到惯常的位置上去。接着，他宣布哈利勒继续担任大维齐尔；他又任命伊沙克为安纳托利亚总督，负责将先皇的遗体运到布尔萨去。

接着，穆拉德那位出身于奥斯曼贵族家庭的遗孀走上前来，为先皇的驾崩表示哀悼，并祝贺穆罕默德荣登大宝。而就在此时，她那还在襁褓中的儿子艾哈迈德（Ahmed）被穆罕默德派去的手下溺死在了浴盆里——这位女奴所生的苏丹就用这样的骨肉相残的行径杜绝了争权的危险。随后，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就被送到安纳托利亚，被迫嫁给了总督伊沙克帕夏。

后来，穆罕默德在布尔萨再一次遭遇了近卫军的反叛。他果断地镇压了叛乱，将许多人逐出近卫军，但又为余下的人增加了军饷。这一精明的权宜之举却变成了后世苏丹即位后的惯例。与此同时，他又从宫中的猎手和养鹰人中挑选人手，组建了一些新的军事单位。他让这些军事单位为自己的家族服务，并从中挑选军队的统帅。近卫军经过重组之后，成为奥斯曼军队更加强大的核心。很快，穆罕默德就做好了准备，去完成那项他早就下定决心要完成的伟业——攻克君士坦丁堡。

[1] 指奥斯曼帝国的苏丹。

[2] 即威尼斯共和国的旗帜，其上有象征威尼斯主保圣人圣马可的飞狮图案。

[3] 此处的“大公”原文为despot。Despot最初为拜占庭帝国中通常封给皇子的贵族头衔，地位仅次于皇帝和共治皇帝，相当于“亲王”；后来，拜占庭帝国的一些皇子在摩里亚和伊庇鲁斯拥有行政管理权，但仍然保有原本的despot称号，表示其级别仍然低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后来这种用法被塞尔维亚等国借用。塞尔维亚强盛时，其君主自称国王；但在臣服奥斯曼帝国之后，其君主只能使用较低一级的称号despot，其意义与西欧的“大公”比较接近。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despot一词并无现代意义中的暴君之意。

[4] 此人即前文中塞尔维亚贵族武克·布兰科维奇的儿子。科索沃之战中，武克率领1万余士兵临阵撤退，这是拉扎尔大公战败的其中一个原因。

[5] 毛拉是伊斯兰教内学者或宗教领袖的称号。

[6] 库尔德人是一个生活在中东地区的游牧民族，现在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是中东地区人口仅次于阿拉伯、突厥和波斯民族的第四大民族。

[7] 大穆夫提是伊斯兰国家中伊斯兰教法的最高权威。在奥斯曼帝国中，穆夫提和卡迪都是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穆夫提地位高于卡迪，他们都是伊斯兰神职人员乌理玛群体的成员。大穆夫提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高等官职、乌理玛的领导者，有赋予和剥夺苏丹皇位合法性的权威。

[8] 即三位一体，指圣父、圣子和圣灵。

[9] 即圣司提反（Saint Stephen），基督教会首位殉道者。

[10] 即拉斯洛一世，11世纪晚期的匈牙利国王。他于12世纪晚期封圣，成为在匈牙利广受喜爱的圣徒。

[11] 如前注，此处的亲王，原文亦为despot。

[12] 科林斯地峡是位于希腊南部连接欧洲大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峡。

[13] 这一名称意为六英里长的墙。

[14] “伊斯坎德”是东欧和中亚语言中和“亚历山大”对应的名称。用来称谓斯坎德培的绰号“亚历山大”，正是借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号赞美斯坎德培的英勇善战。“斯坎德培”这个名字得自阿尔巴尼亚语的叫法。

第七章

基督教世界对年轻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不以为意。鉴于他以前的种种失败，他们认为他仍然是一个毫无经验、无足轻重的年轻人，不大可能继续他父亲的征服大业。然而，穆罕默德正逐渐变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个子不高，但强壮而英俊；举止庄严，恭敬有礼，却又沉默寡言。他长了个鹰钩鼻子，目光极具穿透力，个性冷淡而内敛。在他身边，人们会感到不大自然，但他的机警睿智、不屈不挠和强烈的使命感也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正是他的这些特质，促使他甘愿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绝对的权力。在他统治的初期，他故意表现出爱好和平的姿态，以达到他的长远目标。

“他的嘴上说着和平，”吉本写道，“心里想的却是战争。”在接见外国使节时，他总是表现得很乐于遵守他父亲签过的那些和约，无论对方是威尼斯还是热那亚，是匈雅提还是塞尔维亚、瓦拉几亚、拉古萨，是爱琴海上的岛屿还是罗得岛上的骑士，甚至包括阿索斯山（Mount Athos）[1]上的修道院团体。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2]的大使起初也得到了苏丹的礼遇。苏丹对他们许诺说，他将尊重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主权。此时，有一位觊觎苏丹大位的奥尔汗皇子（他是巴耶济德一世的孙子）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对拜占庭皇帝的大使许诺说，他将用斯特鲁马河河谷中一些希腊城镇的税收来支付奥尔汗等人居住在君士坦丁堡所产生的费用。

然而，后来在小亚细亚的营地中朝见穆罕默德的拜占庭使节却愚蠢地摆出了一副挑衅的态度，对穆罕默德抱怨说从未收到过他许诺的那笔钱。他们甚至还要求苏丹增加资金的数额，并且带有威胁性地暗示苏丹，拜占庭帝国可以对这位皇位觊觎者善加利用。据吉本的记载，比这些使节更了解他的少主的大维齐尔哈利勒，直率地对他们发出了警告：

你们这些愚蠢又可悲的罗马人，我们清楚你们的伎俩，可你们却不知道自己的处境！现在坐在宝座上的不再是谨慎小心的阿穆拉[3]，而是一位年轻的征服者，天下没有什么律法能够约束他，没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拦他……你们何苦用空洞而闪烁其词的威胁来恐吓我们？尽管把那个流亡的奥尔汗放出来吧，拥立他做鲁米利亚[4]的苏丹吧；把多瑙河对岸的匈牙利人叫来吧；让西方诸国都武装起来反对我们吧；相信我，你们这样做只会加速你们的灭亡。

苏丹本人用温和的语言安抚了使节。不过，拜占庭皇帝这下就给了穆罕默德一个借口，可以让他背弃有关尊重拜占庭领土主权的誓言。回到阿德里安堡之后，穆罕默德下令驱逐斯特鲁马河河谷城镇中的希腊居民，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巴耶济德苏丹曾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处的亚洲一侧修建了一座“安纳托利亚堡垒”（Anadolu Hisar），穆罕默德此前曾在那里渡海。现在，在从欧洲返回小亚细亚的路上，穆罕默德下令在安纳托利亚堡垒的对岸，也就是海峡的欧洲一侧再修建一座城堡。有了这座城堡，穆罕默德就可以确保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并且可以获得一个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前沿基地。但是，这座城堡实际上坐落在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上。[5]

拜占庭皇帝立刻派了一支使团前来抗议穆罕默德违背和约的行为。他想要提醒穆罕默德，巴耶济德苏丹在修建安纳托利亚堡垒之前先征得了拜占庭皇帝的同意。然而，穆罕默德轻蔑地拒绝了拜占庭使者的求见。在城堡开工之后，拜占庭皇帝又派出了一支使团，为苏丹带去了礼物和饮食，请求他保障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希腊村庄的安全。苏丹再一次无视了他们。拜占庭皇帝又派出了第三支使团，要求苏丹向他们保证修建城堡不是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前兆。这回穆罕默德干脆把他们抓起来砍了脑袋。这样的举动已经无异于宣战。君士坦丁堡陷入了恐慌之中。“这座城市的末日到了，”市民哀叹道，“我们这个民族的末日到了。敌基督的时代降临了。”

1451年的冬天，苏丹下令从帝国的各个行省征调5 000多名石匠和其他工人，还从四面八方调运建筑材料。第二年春天，为了清理出施工的场地、获得所需的石材，奥斯曼人将附近的教堂和修道院全部拆毁。苏丹本人设计了城堡的围墙，并在春天赶到施工现场监督工程进度。又花了四个半月的时间，这座城堡宣告完工。它被命名为“Boghaz Kesen”，意为“截断海峡”，或“割断咽喉”，即割喉堡；希腊人把它叫作鲁米利堡垒（Rumeli Hisar），意为“罗马土地上的堡垒”，与海峡对岸的“安纳托利亚堡垒”遥相呼应。

城堡竣工后，苏丹率军抵达君士坦丁堡城外，花了三天时间勘察城防情况。然后，他留下500人守备割喉堡，自己回到阿德里安堡的宫廷里过冬。他留下命令，要求所有通行海峡的船只，不论去向何方，都必须在城堡前降帆抛锚，得到许可并交纳费用后方可通行。在城堡靠近海面的一座塔楼上，布置了三门巨炮，每门巨炮都可以发射重达600磅[6]的石弹。胆敢拒绝听令的船只就会被这些火炮击沉。

这些火炮是一位匈牙利工程师的杰作。此人名叫乌尔班（Urban），是一名擅长火炮制造的冶金专家。最初，他打算为拜占庭皇帝服务，但是皇帝既付不起他的工钱，也无法为他提供必要的材料。于是，他转而去找苏丹，声称他制造的火炮不仅能摧毁拜占庭的城墙，就是传说中的巴比伦城墙也不是它的对手。穆罕默德对于军事科学的新进步总是很感兴趣，一心想为他的军队装备最先进的武器。他也很喜欢钻研现代城堡和攻城器械的建造技术，还会把外国的武器专家召到宫殿里为他答疑解惑。于是，穆罕默德马上重金聘用了乌尔班，然后命他为割喉堡制造一门足以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火炮，以此来检验一下他的能力。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铸造好了大炮。一天，一艘威尼斯的船只运载着粮食通过海峡，要赶到君士坦丁堡去。这艘船没有听从停船指令，结果被炮弹直接命中，当即沉没。火炮的实验大获成功。

于是，穆罕默德又命令乌尔班在阿德里安堡的一个铸造厂为他铸造一门个头大一倍的火炮。这门火炮完工后，穆罕默德派了700人负责看管、运送。他们用了15对牛才勉强能够拖动这门火炮。这个7米多长、76厘米口径的庞然大物，可以发射544千克重的炮弹。火炮被安置在距离苏丹的新宫殿很近的地方试射。在准备试射前，附近的居民被告知不要被开炮的声音吓到。引信点燃，炮声响起，连十几千米之外的地方都能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炮弹飞行了1.6千米，落地后砸出了一个2米深的坑。

苏丹对试射的成功感到很满意，于是命人平整道路、加固桥梁，这样到春天的时候他就可以把火炮运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外。与此同时，苏丹的铸造厂里还在制造小一些的火炮。就这样，他创建了一支在东方前所未见的使用火药的火炮部队——而这样的部队在西方已经出现了一个世纪之久了。在这些火炮面前，君士坦丁堡那来自中世纪甚至更久远的年代的石头城墙就不再是有效的防御设施了。

1452年的整个冬天，苏丹都在忙着进行攻城准备。在无眠的夜晚，他就彻夜研究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图，筹划着他的进攻方案：他的部队需要攻占哪里，他的攻城器械、火炮和地雷应该布置在哪里。在午夜时分，他会在两个随从的陪伴下，伪装成一名普通士兵穿行在阿德里安堡的大街小巷，探听军队士气和民情。如果有人认出他，并且向他敬礼，视人命如草芥的穆罕默德就会立刻将他刺死。有一天夜里，他在凌晨时分传唤大维齐尔哈利勒。哈利勒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去面见苏丹的时候带了一托盘的金币，以备不时之需。苏丹问他，为什么要带这些金币；哈利勒答道，苏丹的仆人在不同寻常的时刻被他的主人召唤时，通常都会带上一些礼物。穆罕默德对金币不屑一顾，“我要的东西只有一件：给我君士坦丁堡”。接着，他告诉哈利勒，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要尽快开始。哈利勒退下后，穆罕默德又开始继续研究他的方案。

他从帝国的各个省份征调大军，集结在了色雷斯，总人数达到几十万人，其中包括2万人的非正规军。大军的核心则是1.2万人的近卫军。苏丹亲自督办军队的装备，全国各地的兵工厂都在生产胸甲、盾牌、头盔、长矛、刀剑和箭矢，苏丹的工程师们则在建造着投石机和攻城锤。而在君士坦丁堡，他们的对手希腊人只剩下不到5万的人口，守军只能凑出7 000多人，其中还包括2 000名外国人，主要是“为了上帝和基督教世界的荣耀”而来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外加停泊在金角湾的船只上的船员。这些守军需要防守14英里（约23千米）长的城墙，而他们只有一些轻型的火炮可以使用。

唯一能够鼓舞守军士气的，是热那亚的守城专家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Giovanni Giustiniani）的及时到来。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带领700人前来支援，被拜占庭皇帝任命为总指挥，随即展开了工作。在当地居民的不懈努力下，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主持加固了城墙，清理了壕沟，从总体上提高了城防水平。此外，城中的武器被集中起来，并被重新分配到最合适的地方。拜占庭皇帝不仅缺乏人手，也缺乏资金。个人、修道院和教堂纷纷拿出钱来资助城防工作，教堂中的银盘子也被熔掉铸成银币。

苏丹很清楚，以前围攻君士坦丁堡之所以屡屡失败，是因为围城者只从陆地上进攻。只要拜占庭人控制着大海，就可以从海路获得补给。而土耳其人，就连把自己的部队从亚洲运到欧洲，都要依赖基督徒的船只。因此，穆罕默德认为，他不仅需要一支陆上大军，更需要一支海军力量。充分认识到大海的重要性的穆罕默德对此事格外重视。于是，他组建了一支舰队，其中不仅有征召来的旧船，还有在爱琴海沿岸的船坞里迅速制造出来的新船。舰队总计有大小舰只125艘，外加各色辅助船只。

1453年的春天，这支舰队从加里波利出发，在一位保加利亚裔海军司令的率领下驶入了马尔马拉海。到这时，希腊人才惊恐地发现，土耳其人已经拥有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其舰只数量是自己舰队的六倍多。苏丹召开御前会议，向大臣们透露了他的战争计划，并向他们寻求支持。因为有了这支舰队，苏丹得以在御前会议上向他们保证自己可以取得制海权。他坚称，纵然奥斯曼帝国过去取得了种种成就，但如果无法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个帝国永远都不会安宁。而且，他列举了种种理由，指出君士坦丁堡并非坚不可破。他最后总结道，对他本人来说，如果他统治的帝国不能拥有君士坦丁堡，那么他宁愿不统治它。穆罕默德的计划取得了御前会议的一致支持。

预言的内容也对他十分有利。苏丹的军队普遍认为，先知穆罕默德将为第一个进入君士坦丁堡的士兵在天堂里准备一个特殊的位置。先知穆罕默德曾经预言道：“他们将征服君士坦丁堡，完成这一伟业的君王和军队将获得荣耀。”苏丹经常宣称，他将成为预言中的那位君王，以伊斯兰之名击败异教徒。

而希腊人则在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寒冬中日渐消沉。地震、暴雨、洪水、闪电、流星，种种不祥之兆似乎都在预示着帝国的末日和敌基督的降临。在圣诞节之前，圣索菲亚大教堂举办了一场庄严的仪式。根据此前在佛罗伦萨会晤达成的决议，希腊和拉丁两个教会完成了联合。然而，希腊教会的会众却不情愿接受这种联合。由于只有赞同联合的神职人员才可以继续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服务，希腊人从此开始拒绝进入这座教堂。

随着春天的到来，苏丹的大军开始从色雷斯向君士坦丁堡进发。1453年4月2日，复活节星期一[7]这天，苏丹随着他的最后一支部队抵达了君士坦丁堡城下。在此之前，他的重型攻城器械都已经到达。他把大本营设在了一处正对陆墙中点的山丘上，四周簇拥着近卫军的营地，巨炮和另外两门小一点的火炮也部署在附近。拜占庭皇帝则出现在苏丹面前的圣罗曼努斯门，他的两翼是朱斯蒂尼亚尼带来的热那亚部队。为了表明威尼斯人也站在他的一边，他在城墙上检阅了1 000名穿着别致制服的威尼斯水手，好让所有的土耳其人都能看到。

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的外交接触没有任何结果，拜占庭皇帝只给苏丹写了一封信：

显然，你想要的是战争，而不是和平。既然无论是我诚恳的声明还是效忠的意愿都已经无法使你满意，那么就随你所愿吧。我现在只听从上帝的意愿。如果他要把这座城市交给你，那又有谁能够阻止呢？如果他能让你萌生和平的念头，那我只能感激不尽。无论如何，你背弃你的一切誓言和和约，我不追究，而我将紧闭城门保卫我的人民，直到我的鲜血流尽。愿公正的神赐福于你，全能的上帝终将审判你我。

于是，拜占庭人关闭了君士坦丁堡的大门，毁掉了护城河上的桥梁。为了防御海墙，拜占庭人在热那亚人的监督下[8]布设了一条配有木质浮漂的铁链，封锁了金角湾的入口，将港湾内的26艘船只保护了起来。在此之前，有6艘克里特岛的船只和1艘威尼斯船只搭载着700名意大利人逃走了，但他们是最后一批临阵脱逃者。在复活节前的一周（“圣周”），人们在教堂里祈祷，希望可以得到拯救。在圣周结束后，刚刚抵达城下的苏丹按照伊斯兰律法的规定，派出使者举着休战旗进行最后一次劝降。他许诺说，只要君士坦丁堡主动投降，奥斯曼帝国将保障其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君士坦丁堡拒绝投降。于是，4月6日，炮击开始了。一星期之后，炮击的频率变得更高，并且一直持续了6个星期不曾停息。

苏丹一直寄希望于靠攻城武器——他不仅有火炮和臼炮，还有投石机——而不是人力去攻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但实际上攻城的进度十分缓慢。尽管炮弹击毁了多处城墙和数座塔楼，但是奥斯曼人没有能够取得决定性的突破。一次持续四个小时的攻城突击战也遭到了失败。在朱斯蒂尼亚尼的指挥下，希腊人总是能够迅速地修复被毁坏的城墙，并加固被削弱了的地段。他们用木板和装满土的桶在最危险的地方设置了临时壁垒，在其他一些地方甚至还用上了成捆的羊毛和皮革。

海上的进展也不顺利，苏丹的舰队两次尝试强行攻进金角湾，但都遭遇了失败。4月中旬，三艘满载着武器和补给品的热那亚船只和一艘从西西里岛赶来的拜占庭船只成功地通过了达达尼尔海峡，出现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得知这个消息后，苏丹本人亲自骑马给他的海军司令下达命令，要求他必须击沉这些船只，不然就提头来见。当天，在君士坦丁堡居民的见证下，海上发生了一场激战。凭借着更好的军备和更高超的航海技术，基督徒的船只成功地躲开了土耳其人的纠缠，安全地驶入了金角湾。苏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岸边目睹了其舰队的失败。对航海一无所知的苏丹恼怒地纵马下到海水里，高声咒骂着向他的海军司令和船员们下达命令，但这根本无济于事。战斗结束后，他命人鞭笞了海军司令，还威胁要把他钉死在尖木桩上。最后，他只是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且没收了他的个人财产分配给近卫军。

穆罕默德早就知道，单靠陆上强攻无法攻克君士坦丁堡，但现在他的海上进攻又遭遇了失败。或许是在一个意大利人的建议下，穆罕默德有了一个天才的主意。他打算从陆地上把他的船只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运到金角湾里面，这样就可以避开金角湾入口的海上封锁。他手下的工程兵们为此专门修建了一条道路，沿着谷地爬过海拔200英尺（约61米）的山坡，然后再向下通向金角湾。接着，奥斯曼人用滑轮把装上了带金属滚轴支架的船只拖出水面，再用成群的公牛拖着船只在涂抹了油脂的圆木上移动。

奥斯曼人的船只扬着帆，张着旗，桨手们的桨也在空中挥舞着。基督徒士兵和守卫们惊讶地看到，奥斯曼人的舰队似乎在从山坡上滑入他们的港湾。不久，在希腊人的海上防线的内部，70艘奥斯曼船只出现在了金角湾的水面上。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试图用轻武装的小艇和两艘大型的桨帆船攻击奥斯曼人的舰队。但奥斯曼人早已预料到了这次进攻，他们依靠岸上火力持续不断的支援挫败了基督徒的进攻，并且击沉了两艘船。就这样，希腊人失去了对金角湾的控制，土耳其人可以从后方对君士坦丁堡采取行动了。现在，奥斯曼人可以包围并控制佩拉的热那亚人，可以在港口内搭设浮桥加强通信联络，还可以威胁港口方向的城墙，从而分散城墙上的防御力量。

在取得了海上的胜利之后，土耳其人并没有立刻在陆上发动猛攻，而只是在海陆两面一起骚扰对方。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补给已经消耗殆尽，而人们翘首盼望的从威尼斯赶来的补给舰队也一直没有出现。守军的士气开始日渐消沉。鉴于从西欧得不到任何支援，有人开始劝说皇帝离开君士坦丁堡，在其他地方继续抵抗。但皇帝拒绝说：“我不可能离开。我怎能忍心将上帝的教堂和仆人、我的宝座和人民置于那样的苦难之中？……我请求你们，我的朋友们，以后不要再对我说其他的话了。你们只需要对我说，‘不，陛下，不要离开我们’，我也的确不会离开你们。”他宁愿像“好牧人[9]一样为他的羊舍弃生命”。

在经过了将近七个星期的围城之后，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的土耳其人仍然无法进入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试图用地雷炸毁城墙，还试图在护城河上搭建桥梁，但这些计划都被挫败了；在金角湾的行动也不是决定性的。在这个紧要关头，从一开始就对君士坦丁堡围城热情有限的大维齐尔哈利勒说服苏丹再给希腊人一次和谈的机会。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年长的同僚的支持，但遭到了年轻同僚的反对。苏丹派出了密使去面见皇帝，要求他要么支付沉重的岁贡，要么放弃君士坦丁堡，但城中居民可以携带全部财产离开，皇帝本人则可以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拥有一个王国。皇帝拒绝了苏丹的建议。苏丹表示，那么希腊人就别无选择了，要么投降，要么被杀，要么皈依伊斯兰教。

他宣布将在5月29日星期二对城墙发动总攻。在发动总攻前的星期日，苏丹带着他的传令官们视察了他的部队。传令官们告诉士兵，按照伊斯兰的传统，破城之后，士兵们将可以大肆劫掠三天，劫掠所得将公平地分配给他们。第一个登上城墙的人将获得封地和高阶官职。除了城墙和建筑要留给苏丹，士兵们可以劫掠一切。穆罕默德的士兵们发出阵阵欢呼，高喊着“真主之外再无真神，先知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连城中守军都听得真真切切。夜里，在管乐和鼓声之中，土耳其人填平了护城河，堆好了武器。他们借着火把的光亮施工，从漆黑一片的城中望去，还以为土耳其人的营地失了火。等他们猜到了土耳其人点起火把的真正原因，希腊人不禁跪在地上开始祈祷。

次日一整天，城外笼罩着不祥的寂静，奥斯曼大军正为第二天的进攻进行着休整。教堂的钟声和敲锣声时不时地打破这种寂静，城内的人们正在街上举着圣物和偶像，绕着城墙一边祈祷一边游行。苏丹在探视了一圈之后，将大臣和军队的指挥官们召集到他的大帐。他提醒他们，多少个世纪以来，夺取基督徒的首都一直都是虔诚的穆斯林的神圣使命，而传说已经预示了他们的成功。明天，他将派遣一拨又一拨的士兵发动攻势，直到守城者在疲倦和绝望的重压下投降。他要求指挥官们一定要展示出他们的勇气，并且维持好军队的纪律。

拜占庭的皇帝也在对他手下的干将们讲话，告诉他们，人应当随时准备为了自己的信仰、国家、家庭和君主献身。现在，他们必须准备好为所有这四个目标而牺牲。他谈到了荣誉和这座伟大帝都的传统，谈到了异教徒苏丹的背信弃义。他说，异教徒想要摧毁正信，并在基督的殿堂上崇拜虚假的先知。他要求士兵们勇敢坚毅，无愧于自己的祖先，无愧于希腊和罗马的古代英雄们。凭借上帝的帮助，他们将获得胜利。吉本评价说，这便是“罗马帝国的祭文”。

1453年5月29日的凌晨，苏丹的大军发动了总攻，一时间响声震天：士兵的战吼声、火炮的轰鸣声、铜钹的碰撞声、战鼓的敲击声和横笛的悲鸣声从城墙的一端绵延到另一端。很快，随着守卫的示警，城中的教堂钟声扰乱了之前的合奏。各个钟楼发出的响声遍及全城，所有人都明白战斗开始了。有战斗任务的男人跑向他们的岗位，女人则快步跟在他们后面，搬运着城墙上用的石头和木板。老人和孩子从家中涌向教堂，一边告解一边祈求他们的城市能够得救。教堂会众们守望、祈祷，一直到黎明破晓。

苏丹的军队分成三个波次攻击城墙。第一个波次是由成分复杂的非正规军（bashi-bazouks）[10]组成的，他们身后跟着一排督战队，手持着皮鞭和铁棍督促他们向前进攻，以免他们踌躇不前。尽管他们的对手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水平上都要好于他们，这些非正规军还是战斗了近两个小时，直到穆罕默德下令准许他们后撤。他们已经起到了他们的作用：让敌人感到疲倦。

接下来参与进攻的，是武器装备和纪律水平都十分优秀的安纳托利亚部队。教堂的钟声再一次开始示警，但是钟声被巨炮和其他重型攻城武器轰击城墙的巨响淹没了。之前，守军在朱斯蒂尼亚尼的指导下用木板和装土的桶做成临时壁垒，用来填补炮轰在墙上留下的空隙。现在，安纳托利亚部队朝着临时壁垒扑了过去。他们相互踩踏着爬向城墙的顶端，城上的防御者则用如雨的石块砸他们，然后和已经爬上城墙的土耳其人短兵相接。安纳托利亚部队的人数很多，但是攻击面很窄，使他们蒙受了惨重的伤亡。然而，就在日出前一个小时，乌尔班巨炮的一枚炮弹正中临时壁垒，撕开了一个大口子。300名土耳其人疯狂地从这个口子冲进城内，高喊着君士坦丁堡已经属于他们。不过，拜占庭皇帝本人带领一支希腊部队迎头把他们拦住，杀掉许多土耳其人，又将剩下的人赶回了壕沟之中。

苏丹手里拿着一把铁质钉头锤督战，时而赞扬军队的表现，时而对他们发出威胁。他对刚刚的败退感到十分恼火。不过，按照作战计划，现在到了把他的预备队——近卫军投入战场的时候了。在军乐声中，近卫军毫不迟疑地迅速冲向了临时壁垒，面对如雨的箭矢依然保持队形。穆罕默德本人带领他们一直冲到壕沟处，然后停在那里大声鼓舞着一波又一波冲上前去的近卫军。在一个小时的白刃战之后，土耳其人几乎没取得任何进展，而已经连续不停地战斗了四个钟头的基督徒则继续绝望地战斗着。

接着，两个致命的不幸事件落在了基督徒的头上。首先，在城墙的北边角落，有一个名叫科克波塔（Kerkoporta）的小边门。那里的守军在发动了一次对土耳其人的侧翼突袭之后，归来时忘了关闭这个小门。结果，在守军将其关闭之前，一队土耳其人冲了进去，爬到了上面的塔楼上。如果此时没有发生第二个不幸事件的话，这一小队土耳其人本来是可以被解决掉的：朱斯蒂尼亚尼在近距离中了一枪，枪弹击碎了他的胸甲，导致他受了重伤。在剧痛之下，朱斯蒂尼亚尼失去了勇气，乞求人们把他从战场上撤下去。皇帝请求他说：“不要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抛弃我，这座城市的救赎全仰仗您一人。”但皇帝的请求也徒劳无功。朱斯蒂尼亚尼的手下打开了内侧的城门，经过城市的街道，把他抬到了金角湾的一艘热那亚船只上。看到朱斯蒂尼亚尼离开，许多热那亚人认为败局已定，于是也跟着他一起离开了。

守军的士气严重受挫，人们开始感到恐慌。苏丹迅速地利用了这一有利因素，高呼“城市属于我们”，然后命令他的近卫军向圣罗曼努斯门发动最后一次冲锋。带头冲锋的是一名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巨人，名叫哈桑（Hassan），他一路率领着其他人冲杀到了临时壁垒的顶端。在那里，他被打倒在地，随即和他的一半战友一起被杀，但剩下的人守住了临时壁垒，撑到其他近卫军士兵赶来。他们把希腊人从临时壁垒中赶了出来，居高临下将他们射杀。就这样，许多近卫军士兵冲到了内墙处，并且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爬上了内墙。就在这时，人们看到科克波塔门上方的塔楼上空飘扬着土耳其人的旗帜，于是一同高呼“城市失守了！”

此时，皇帝已经骑马赶到了科克波塔门，但守军已然人心惶惶，来不及关上大门。土耳其人冲了进来，而留下来抵挡他们的热那亚人已经寥寥无几。君士坦丁又骑马回到了圣罗曼努斯门的主战场，看到土耳其人正从临时壁垒的缺口处涌入。在做了最后一次集合希腊部队的尝试之后，皇帝意识到败局已定。“城市已经失陷，我却仍然活着。”说完，皇帝从马上下来，扯下了自己的徽章，一头冲向了奥斯曼近卫军，与他们展开肉搏战。此后，再也没有人看到过拜占庭皇帝，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君士坦丁清醒地意识到已经没有希望，”吉本写道，“于是他抛却了一切幻想；在一片混乱中，他不知丧身于何人之手，躯体则被埋没在尸山之下。”

在行伍整齐地通过城门之后，征服者们立即打破了阵形，涌进君士坦丁堡的大街小巷，按照惯例大肆杀戮劫掠。他们洗劫了教堂、修道院和女修院，抢劫宫殿和住宅，不仅抢夺财物，还要掳掠人口。成千上万的希腊人朝着圣索菲亚大教堂逃去：

在一个小时之内[历史学者米海尔·杜卡斯（Michael Ducas）如是说]，整座圣殿里都挤满了男人和女人……人数已无法估计。他们关闭了大门，热切地期盼着天使的解救。接着，就在白昼的第一个小时尚未结束的时候，四处打斗、杀戮和掳掠人口的土耳其人来到了这座教堂。他们发现大门紧闭，于是就用斧子猛砸大门，心中没有一丝愧疚。

就在教士们还在祭坛上吟唱着颂歌时，土耳其士兵却早已把从妇女身上扯下的短上衣和面纱当作绳子，将大部分的教众捆在了一起，然后把他们像牲口一样赶到街上，带到了士兵们的临时营地。为了争抢较有姿色的女孩、小伙子以及九位衣着华丽的达官贵人，土耳其士兵激烈地争吵了起来。

一直到当天傍晚，苏丹穆罕默德才举行了他的入城式。接着，在近卫军护卫和大臣的陪伴下，他在街道上缓慢地骑行，直接骑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他在大门前下了马，随后俯身抓了一把土，扬过自己的头顶。他用这种具有东方象征主义色彩的方式表达了在真主面前的谦卑。进入教堂之后，他径直朝祭坛走去。他看到一名土耳其士兵正在砸大理石地面。苏丹问他，为什么要破坏地面。“为了信仰。”士兵答道。苏丹挥剑把他砍倒：“有了财宝和囚犯还不够吗？这座城市的建筑属于我。”那名士兵被人拽着脚拖走，扔了出去。

穆罕默德释放了躲在角落里的一些希腊人，还放走了一些基督教的教士。然后，他命令将这座教堂改建成清真寺。一位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走上讲坛，背诵了一段祈祷词。接着，苏丹本人走上了祭坛，向赐予他胜利的真主祈祷。当他走出教堂时，街上一片寂静。秩序已经得到恢复，一天的抢劫已经足以回馈士兵。苏丹骑马经过广场，来到大半被毁的皇宫。在这里，他想起了波斯诗人的诗句：“在皇帝的宫殿里，蜘蛛成了卷帘人；在阿弗拉西亚布[11]的塔楼上，猫头鹰在发号施令。”

[1] 位于希腊北部的一座半岛山，其上有大量的东正教修道院。

[2] 即君士坦丁十一世·巴列奥略。

[3] 即穆罕默德二世之父穆拉德二世。

[4] 此处原文为Romania，实际意义与现代语境里的罗马尼亚不同，是土耳其人对奥斯曼帝国在欧洲部分领土的称呼，即Rumelia，字面意思为“罗马人的土地”。

[5] 君士坦丁堡附近，亚欧之间的水道顺序如下：从地中海（爱琴海）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可进入马尔马拉海，再往西北抵达君士坦丁堡。该城扼守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南端入口。通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便进入了黑海。这些地理信息将十分有助于对此后很多内容的理解，望读者牢记。

[6] 600磅相当于272千克。

[7] 即复活节星期日后一天，是基督教的节日。

[8] 金角湾对岸的佩拉是热那亚人的殖民地，这座城市在君士坦丁堡之围中保持中立。

[9] 指耶稣。

[10] 即“巴什波祖克”，字面意思为没有领袖的、无序的，他们是奥斯曼军队中由各个民族的人员构成的缺乏纪律性的非正规军，以军纪败坏闻名。

[11] 波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和国王。

第八章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让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感到末日将至。他们为了君士坦丁堡的沦亡哀痛不已，可他们此前却没有努力地援救这座城市。在最后关头，教皇曾派出一支由威尼斯船只组成的舰队，但这支舰队仅仅抵达了爱琴海的沿岸，未能再前进一步。到了追悔莫及的时候，基督徒们才意识到他们已经失去了这座最后的屏障，而之前他们一直躲在君士坦丁堡的身后，在虚假的安全感中争吵不休。当然，这场灾祸的确会威胁到西方文明自身，但其他的情绪只是君士坦丁堡的失陷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的结果。实际上，君士坦丁堡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注定要丢掉了。到了这个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都已经不会被拖延太久。但是，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还是对西方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们整日忙于自己地盘上的事务，没能预见到君士坦丁堡沦陷的必然性，也没能看到攻守双方巨大的实力差距——依赖于中世纪城墙的寥寥守军面对的是拥有最先进武器装备的大军。由于奥斯曼人已经占据了欧洲东南部的大部分土地，君士坦丁堡早已在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层面上——或者可以说除了文化层面之外的所有层面上——陷于孤立。它早已不是西方世界的壁垒，而只是一处前哨站，宛如一个置身于伊斯兰教汪洋大海中的基督教小岛。

历史上，人们曾经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日子——1453年5月29日——视作中世纪和近代的分割点。其实这种划分只具有象征意义。实际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只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中诸多转折性事件中的一个。这个日子仅仅意味着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及其最后一个真正的君主的死亡。在此之前的一个半世纪里，拜占庭帝国的衰亡留下的空白就已经逐渐被一个新的帝国填补上了——由奥斯曼部落国家的加齐们逐渐打造的新帝国。奥斯曼人将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继续统治四个半世纪，欧洲和亚洲两个大洲之间的中心点从此由他们掌控。

从即位之日起，穆罕默德二世就把自己视作古典时代的罗马帝国及其基督徒继承者的接班人。如今，他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确认了这一事实。拜占庭将在一个新的名号下重生。在穆罕默德接受教育和早期执政的过程中，他逐渐成了一个有着宏大志向和开阔眼界的年轻人。熟稔历史的穆罕默德对自己获得并使用绝对权力的能力充满了自信，他渴望成为比肩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帝国诸位皇帝的世界征服者，甚至取得比他们更高的成就。后来，被穆罕默德召到宫里、出生在克里特岛的历史学者乔治·特拉布宗蒂奥斯（George Trapezountios）[1]对他说：“你就是罗马人的皇帝，没人质疑这一点。君士坦丁堡是罗马帝国的首都，这座城市的合法主人就是帝国的皇帝。”于是，穆罕默德立刻宣布自己为“Kaisar-i-Rum”，即继承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大帝的罗马皇帝；他还宣布自己是“帕迪沙阿”（Padishah）[2]，即波斯人对“神在人间的代理人”的称谓。

与此同时，穆罕默德也按照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继承了一个古老的伊斯兰梦想——征服世界。他要打败西方世界，成为“两洲（鲁米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和两海（地中海和黑海）的主人”。夺取君士坦丁堡，是以往的哈里发们都未能完成的伟业。他把自己的王朝视作伟大的伊斯兰历史的延续，而在完成攻陷君士坦丁堡这一神圣使命之后，他被推崇为伊斯兰教历史上最早的四大哈里发[3]之后最伟大的君主。穆罕默德认为自己是集大汗、加齐和罗马皇帝的身份于一身的君主，继承了突厥、伊斯兰和拜占庭的传统。因此，他必须将君士坦丁堡变成这个世界和这个帝国的中心。

他留给自己的任务并非毁灭拜占庭帝国，而是以新的奥斯曼的方式赋予其新生，并重现帝国的辉煌。帝国的首都被重新命名为伊斯坦布尔。保罗·维特克写道，穆罕默德的理想“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本质：它是古老的拜占庭势力范围内的当地文化传统、西方世界的影响与古老的伊斯兰教传统交融的产物”。

奥斯曼帝国将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但同时，像曾经的拜占庭帝国一样，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可以包容各个种族和各种信仰的人民一同生活在有序而和睦的社会中。随着最后一位拜占庭皇帝的死亡，基督教会不再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现在，基督教会必须接受这个伊斯兰国家的管辖，并且向国家支付税赋。作为回报，基督教的信徒们仍然享有信仰自由，并且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仪式和生活传统。

这就是在穆斯林统治区内管理宗教少数派的体系。这些宗教少数派群体被称作“拉亚”（rayas），字面意思是“人群”；他们被组织进一个个的“米利特”（millets），即“族群”——保留自己的法律和习惯的自治性群体；每一个族群的宗教领袖负责帮助中央政府管理其成员，并约束他们的行为。类似的管理体系以前也曾出现过，比如在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形形色色的东方基督教会牧首区制度。东正教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一直以来都负责管理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穆斯林统治区的东正教族群，不论他们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现在，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以往拜占庭帝国版图内的所有基督教族群。作为被征服的族群，他们不再享有作为一等公民的特权和绝对的政治自由，但他们还是有机会过上和平而富足的生活，甚至在日渐繁荣的商业领域获得更多的机遇。现在，穆罕默德要求，除了伊斯兰教的乌理玛之外，希腊东正教的牧首、亚美尼亚教会的牧首和犹太教的首席大拉比也要共存于伊斯坦布尔城中。

征服者穆罕默德表现出了对城中希腊人族群的好感，他们是规模最大、最富有和最有文化的非穆斯林群体。他很清楚地看到，希腊人将是他的帝国的一份资产，因为他们在手工业、商业和航海方面拥有土耳其人不具备的天赋。不仅如此，穆罕默德还十分推崇希腊的学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曾经学习过希腊的历史，他甚至还有可能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部分希腊人的血统。他对他的继母——穆拉德那位有着一半塞尔维亚血统、一半希腊血统的遗孀玛拉夫人（Lady Mara）[4]也格外敬重、关心。在穆拉德去世后，穆罕默德曾考虑是否要将玛拉夫人嫁给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

出于对希腊人的关心，穆罕默德立即为希腊教会指派了一位新的牧首，因为之前的牧首已经在1451年逃到了意大利，形同退位。穆罕默德看中的人选是颇有名望的学者真纳迪乌斯（Gennadius），他也被称作乔治·斯诃拉里奥斯（George Scholarius）。在君士坦丁堡围城开始前，希腊和罗马教会曾试图完成联合，以换取西方基督徒对君士坦丁堡的支援，而真纳迪乌斯是反对这一联合的领袖人物。因此，真纳迪乌斯不大可能与西方的基督徒暗通款曲。当苏丹召唤真纳迪乌斯时，发现他在城破时被人从修道院的房间里抓走做了俘虏，此时已经作为奴隶被卖给了一个赏识其渊博学识的土耳其富人。获得赎身后，真纳迪乌斯被带到征服者穆罕默德面前。穆罕默德对他礼遇有加，劝说他接受牧首的职位，并且和他商讨管理东正教族群的系统安排。穆罕默德的安排至少在原则上保证了东正教徒在宗教事务和部分世俗事务方面的自决权，保证他们不受干涉、不被迫害。在苏丹的推荐下，真纳迪乌斯出任牧首的任命获得了神圣大会（Holy Synod）的确认。

1454年1月，真纳迪乌斯正式举行加冕仪式，成为希腊牧首；苏丹行使了以往拜占庭皇帝的特权，支持了这一任命。整个仪式也基本遵循了传统的方式。苏丹本人亲自将牧首的象征物授予了真纳迪乌斯——长袍、牧杖，以及一个崭新的佩戴在胸前的镀金银质十字架（因为旧的已经丢失了）。接着，他对真纳迪乌斯念了祷文，说道：“请赐予牧首好运，愿我们的友谊长存，愿你拥有历代牧首享有的一切特权。”真纳迪乌斯获得了对鲁米利亚所有东罗马（拜占庭）东正教族群的管辖权，还被授予了三尾帕夏的荣誉头衔。此外，在城中属于希腊人的芬内尔区（Phanar），真纳迪乌斯还拥有自己的民事法庭和监狱。由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已经被改成了清真寺，授予圣职和加冕仪式都是在圣使徒教堂举行的。穆罕默德特意下令禁止破坏这座教堂，把它留作牧首座堂使用。在接受了苏丹一笔丰厚的赏金之后，新上任的牧首骑着一匹漂亮的白马（也是苏丹的礼物）在街上游行，随后在圣使徒教堂附近住了下来。

除了圣使徒教堂之外，还有一些教堂也被保留了下来，仍供基督徒使用；其中的许多教堂获此恩典，是因为其所在的教区主动向苏丹表示了恭顺。而其他的一些教堂则被改建成了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依然保留了它的名字，只是变成了伊斯兰风格的“阿亚索菲亚清真寺”（Aya Sofya）；圆顶上的十字架被换成了一弯朝向麦加方向的新月——新月从土耳其人历史的早期开始就是他们的传统标志，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旗帜上；后来的历史中，这一标志的旁边又被加上了一颗星。虽然征服者穆罕默德为圣索菲亚大教堂添加了一座宣礼塔，但他从一开始就对该教堂充满了崇敬，甚至不惜违抗伊斯兰教关于禁止人像艺术的禁令，保留了其中的马赛克人像。

苏丹很愿意让新任的牧首将自己视作希腊东正教会的恩人和保护者，从而与罗马教皇形成鲜明对比。新任牧首的权力和声望超过了拜占庭帝国晚期以来的任何一任牧首，几乎获得了相当于“希腊教皇”的地位。这恰好证实了曾经流行的那句话：“就算是土耳其人也要好过拉丁人！”穆罕默德与真纳迪乌斯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常与他友好地探讨神学方面的问题。出于对知识的渴求，穆罕默德还表现出对基督教信仰的浓厚兴趣。在他的要求下，真纳迪乌斯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东正教信仰的介绍，随后苏丹又命人将其翻译成土耳其语。

这让西方世界产生了一种虚妄的希望：或许苏丹会皈依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名叫弗朗切斯科·菲勒菲尔佛（Francesco Filfelfo）的著名希腊文化爱好者写信给征服者穆罕默德，恳求他释放菲勒菲尔佛在君士坦丁堡被俘的岳母——一位希腊哲学家的意大利遗孀。他在信中十分谄媚地恭维了穆罕默德，并且希望穆罕默德能够皈依基督教。另据说，穆罕默德在与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的书信往来中自诩为赫克托耳（Hector）[5]的继承者和复仇者，并且给了某种他可能会皈依基督教的暗示。于是，教皇尼古拉五世真的为穆罕默德皈依基督教做了祈祷。

更为可信的一件事是，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担心苏丹可能会倾心于东正教的信条，于是写信给他，详细阐述了天主教智慧和真理的优越之处，并且提出为他洗礼，让他成为教皇保护下的基督教世界里最伟大的君主。而就在君士坦丁堡城中，有一位名叫乔治·阿米罗特斯（George Amiroutzes）的希腊哲学家为苏丹写了一篇论文，强调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共通性，并且建议将这两种宗教合并成一种宗教，或者至少彼此承认对方为兄弟宗教。

但是，这些举动都不可能影响苏丹，因为他一如既往地把自己视作安拉的工具和哈里发的继承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已经投身于伊斯兰教的怀抱。不过，他还是确保了东正教文明的健康存续。他依然对基督徒持有包容的态度，并且像他的父亲一样，在选贤任能时更愿意挑选出身基督徒家庭的皈依者，而不是传统的穆斯林；他尤其偏爱那些与他一样有着广阔胸襟的人。

尽管在宗教事务上有着宽容的胸襟，征服者穆罕默德在政治和个性方面却可能像在战场上一样冷酷无情。在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之后，他释放了拜占庭皇帝手下的几位大臣，其中就包括大将军卢卡斯·诺塔拉斯（Lucas Notaras）。据说，在听闻希腊和罗马的教会将要合并时，感到万分沮丧的诺塔拉斯曾说道，他宁愿在君士坦丁堡看到苏丹的头巾，也不愿意看到枢机主教的帽子。起初，苏丹对他十分尊敬，甚至考虑过让他掌管君士坦丁堡，但这个想法受到了苏丹手下充满疑虑的顾问们的反对。一天晚上，穆罕默德决定考验一下诺塔拉斯的忠诚度。在这天晚上的宴席上，苏丹又像往常一样喝得满脸通红。苏丹对男色也大感兴趣，这是出了名的。酒酣之际，苏丹派了一位宦官到诺塔拉斯家去，要他把年方14的长相俊美的儿子交给苏丹取乐。诺塔拉斯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苏丹立刻命人将诺塔拉斯、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婿斩首，并且把三人的头颅摆在宴会的餐桌前。据说，诺塔拉斯要求先砍那两位男孩的头，免得他们看到自己被行刑的惨状后，失去作为基督徒慷慨赴死的勇气。在此之后，苏丹冷酷地决定把拜占庭帝国留下来的主要官员剪除干净，于是其他的希腊人政要也被以相似的方式处决了。

此前，诺塔拉斯还曾经向苏丹暗示，他的大维齐尔哈利勒帕夏曾经收受希腊人的贿赂，与他们串通一气；而自从哈利勒建议与拜占庭人和谈，穆罕默德就已经开始怀疑他对自己不忠。他立即逮捕了哈利勒，革除了他的职务，将他送到了阿德里安堡。据说，有一天苏丹看到一条狐狸被拴在阿德里安堡的宫殿大门上，于是他讥讽地说：“这蠢货，你怎么不去叫哈利勒给你自由呢？”听说此事之后，担心遭遇不测的哈利勒立刻宣称他打算到麦加去朝觐。在苏丹的安抚下，哈利勒最终没有成行。不久，他就被苏丹斩首。就这样，穆罕默德除掉了他忌恨已久的敌人，了却了他从孩童时代就耿耿于怀的一笔旧账。

到哈利勒为止，已经有连续四任大维齐尔由钱达尔勒家族的成员出任了。在除掉哈利勒之前，穆罕默德已经把他父亲留下来的旧臣遣散，他身边的顾问全都换成了出自基督徒家庭、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归顺者。这些人的前途完全仰仗苏丹的垂青，因此他们对苏丹绝对忠诚。至于新的大维齐尔人选，他选择了自己手下的将军、阿尔巴尼亚人扎加诺斯帕夏（Zaganos Pasha）。

对征服者穆罕默德来说，最紧迫的任务是要让伊斯坦布尔获得重生，这样才能让它有朝一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都市。其中格外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增加这座城市的人口。在此之前，随着这座城市日益陷于孤立境地，其重要性逐渐下降，城里的人口也减少到了3万到4万人。城里的大片区域无人居住。雪上加霜的是，奥斯曼军队的围攻让这座城市满目疮痍，宫殿和其他宏伟的建筑都化为废墟。现在，奥斯曼人迅速地清理了街道上的瓦砾，修补了城墙，并且按照奥斯曼帝国的方式建立起新的行政机关。奥斯曼帝国呼吁那些逃走的居民（大部分是东正教徒）立刻回来，承诺保护他们的财产，尊重他们的信仰，免除他们的赋税，政府还经常出面帮助他们重建住房和店铺。被奥斯曼军队抓捕的俘虏获得了释放。他们被安置在芬内尔区，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享有免税的优待。苏丹命令鲁米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各行省总督各自派遣4 000户居民——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到伊斯坦布尔来，住到被遗弃的房屋里。在一系列战事中被俘的大约3万名农民也被送到了伊斯坦布尔附近无人居住的村庄定居，以便为这座城市提供食物。

按照苏丹的命令，各个被征服的城市都要选出一些有钱人、商人和手艺人送到伊斯坦布尔来，以此来促进这座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很多移民来自拥有大量犹太居民的萨洛尼卡，从欧洲也来了大量的犹太人。在25年的时间里，在自己的族群领袖领导下的犹太人成了伊斯坦布尔城中除了穆斯林和基督徒之外的第三大群体。随着穆罕默德后续的征战，从特拉布宗（Trebizond）[6]及其周边地区又迁移来了5 000户居民，从安纳托利亚、摩里亚和爱琴海诸岛上也迁来了一些居民。在伊斯坦布尔城中，从同一个地方来的人被安置在了一起，并且以他们来的地方为他们新的居住区命名，比如“阿克萨赖”（Aksaray）或是“卡拉曼尼亚”。除了贵族之外，迁移而来的还有小店主，以及数量众多的手工业者和石匠，他们加快了城市重建的速度。渐渐地，随着这座城市愈加繁荣，希腊人开始自愿迁徙到伊斯坦布尔居住，寄希望于像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一样在这里发财致富。与此同时，金角湾对岸的佩拉的防御工事被拆毁，它的加拉塔港恢复成了一座城镇。除了土耳其人之外，也有热那亚和其他拉丁居民居住于此。

“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真是奇怪，”在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后不久，一位土耳其作家写道，“只需要花上一个铜板，就可以让人划船把你从鲁米利送到法兰克斯坦（Frankistan）[7]。”而到了征服者穆罕默德执政的中期，伊斯坦布尔就已经再次成为一座繁荣的城市。城中遍布作坊和市场，手工业兴旺发达，城中各民族居民混杂，人口总数比被征服时多了三到四倍。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就达到了50万，其中土耳其人的比例只微微超过半数。

穆罕默德特别热衷于提高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为此，他在伊斯坦布尔建设了大量的规范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伊马雷特”（imaret），以促进伊斯坦布尔的发展。“伊马雷特”是一种传统的伊斯兰慈善机构，在帝国之前的首都布尔萨和阿德里安堡都可以见到。它实际上是“瓦合甫”（vakf，即慈善基金）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兼具宗教、文化和商业功能的机构。有的“伊马雷特”由国家出资；有的则由个人捐献，但需要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到国家的掌控。“伊马雷特”包括了一系列围绕清真寺建成的公共建筑，其中既有高等的宗教学校（medresse）、医院和接待旅行者的客栈，也有可以产生收益的旅馆、市场、商队客店、磨坊、公共浴室、染坊、仓库、屠宰场和粥厂。这些公共建筑产生的收益可以补充宗教捐献的不足，从而为其他非营利设施的运转提供资金。

作为给予伊斯坦布尔第一座大清真寺——阿亚索菲亚清真寺——的奉献的一部分，征服者穆罕默德下令修建了一座有顶棚的大市场（bedestan），里面有数百家店铺和库房，在它附近的街道和市场内另外还有上千家的店铺。这里实际上成了一座商业和贸易中心。在这里，商人们可以安心地储存货物，料理生意往来。到了穆罕默德为自己修建一座大清真寺[8]的时候，那座清真寺的周围兴建了八座宗教学校，里面可以容纳600名学生学习。此外，周围还有一座供孩童上学的学校，一座图书馆，两家客栈，一处食堂，一些为穷人提供食物的粥厂，以及一家提供免费医疗的医院。在这家医院里，有一名眼科专家、一名外科医生、一名药剂师，以及遵照医嘱准备饮食的厨师。这就是中世纪伊斯兰福利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和医疗服务。

穆罕默德苏丹命令帝国的族群领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其他地方也建设“伊马雷特”，并将它们作为新的居住区的中心。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加，伊斯坦布尔的商业地位日渐提高，并最终超过了布尔萨和阿德里安堡，成为帝国的贸易中心，再一次成了掌控黑海、地中海和亚洲大陆之间商路的商业枢纽。随着商路的扩张，“伊马雷特”式的公共服务建筑群也沿着商路遍布全国。

另一种传统的伊斯兰经济生活组织是工匠行会。这些行业组织或联盟控制着大量的劳动力，穆罕默德鼓励它们的发展，同时也把它们纳入严密的政府监管之下。这种组织的起源或许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世界的手工业联盟，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十分常见。而到了伊斯兰世界，工匠行会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具备了宗教和社群兄弟会的特征。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早期奥斯曼边疆社会中，在兄弟会（Akhis）领导下的行会曾经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负责为工匠和劳工提供政治保护。这些行会按行业组成，每个行会都有一位由资深匠人们按照本行会的规矩选举出来的领袖，负责在政府面前维护行会的自主性和利益。尽管这些行会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受国家控制的，但根据法律规定，它们要负责确保一些商业规章的执行，比如计量标准、劳工报酬、利润水平、商品质量，还要负责防范骗子和投机商。作为一种维护秩序和稳定的力量，行会的传统结构获得了国家的尊重，国家也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国家唯一关心的是保护政府的财政利益和公众的利益。

行会体系的演进、城镇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设施的增加，反映出羽翼已丰的奥斯曼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对西方贸易的迅速增长也体现出了这一点。在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贸易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关系中的重要部分。鉴于拜占庭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十字军东征也已经成为历史，奥斯曼帝国自发地崛起为重要的贸易中心。奥斯曼帝国成了连接欧亚贸易的重要纽带，扩大了两大洲之间的经济往来，同时也影响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社会和文化交往。拜占庭时期的经济活动由威尼斯人掌控，而多民族社会兴旺发展的奥斯曼帝国则在保护性关税体系的保护下，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平等的贸易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曼商人逐渐从东欧渗透到中欧，甚至远达北欧，在重要的城市开设大型的店铺，并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信用体系。他们用东方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换取西方的武器和矿物等原材料。

奥斯曼人的国家从一系列实现定居的游牧民族群，逐渐演变为一个拥有传统东方国家基本框架的伊斯兰帝国，同时使用历史悠久的经济组织和原则来实现对这个国家的管理。在这个国家里，普天之下的社会阶层和财富存在的目的都是保障统治者的权力。不过，在这个国家里还是可以划分出两个主要的社会阶层：第一个阶层代表着苏丹的权力——行政官员、军队和神职人员；第二个阶层被称作“拉亚”（raya），由工匠和耕种土地的农民构成，他们是这个国家里唯一的生产者和纳税者。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和政治秩序，国家严格控制着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利润水平。一种僵硬的逻辑确保了这一点的实现：每个人都要安于本分，留在自己的阶层之中。

不过，还有第三个阶层正在变得愈加重要——商人。只有他们不受前述法律和社会限制的制约，也只有他们会演变为资本家。我们在这里说到的商人是巨商大贾，不包括那些产业规模较小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通过经营地区间的贸易和销售从远方进口来的货物谋利。从希南帕夏（Sinan Pasha）在《奥斯曼君主镜鉴》（An Ottoman Mirror for Princes）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一窥15世纪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政府对商业的关心程度：

欣赏这片土地上的商人吧；要永远关心他们；不要让任何人对他们指手画脚，因为靠着他们的贸易这片土地才得以繁荣，靠着他们的本领才有了物美价廉的商品；是他们将苏丹的威名播撒邻邦，是他们让这里的财富愈加繁盛。

穆罕默德开始重建并加固伊斯坦布尔的城墙。他决心让这座帝都在建筑上取得不亚于拜占庭帝国任何时期的成就，如此才能配得上奥斯曼帝国——这个起源于塞尔柱人的鲁姆苏丹国的国家——的无限荣光。他还抓紧一切时间修建属于他自己的清真寺——人们称之为法提赫清真寺，即“征服者”的清真寺。他选用了一位希腊建筑师，把这座清真寺的选址定在了圣使徒教堂的位置。他拆毁了圣使徒教堂，并利用其材料修建他的清真寺，而希腊牧首的座堂则迁到了俯瞰金角湾的希腊人聚居区——芬内尔区的帕玛卡里思托斯教堂（Convent of the Pammakaristos）。穆罕默德宣称，算上其外围区域，他的清真寺的总面积超过了阿亚索菲亚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耸立在马尔马拉海和金角湾之间的岬角的西侧，成了那里第一个有着巨大圆顶的清真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一系列有着巨大穹顶的清真寺相继建成，赋予了伊斯坦布尔一道全新的天际线。虽然这种建筑形式的灵感最初来自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拜占庭风格，但从伊斯兰文明的角度，它体现了一个新的民族恢宏的帝国气象，这个民族所创造的穆斯林都市终将超过基督徒的都市。

穆罕默德还亲自为艾郁普清真寺（Mosque of Eyup）奠基，这座清真寺旨在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同伴艾郁普。艾郁普就牺牲于君士坦丁堡城下[9]，而在穆罕默德二世围攻君士坦丁堡期间，他的坟墓被土耳其人发现。接着，鉴于拜占庭皇帝的宫殿已经都化为废墟，而且它们的规模也达不到穆罕默德期望的标准，他在岬角的中央将潘托克拉托修道院（Monastery of the Pantocrator）扩建为自己的宫殿，并在其周围修建了多条平整的新路，以改善附近的交通。日后，他将从阿德里安堡移居至此。像其他的建筑工程一样，穆罕默德对这些工程也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在他未来25年的统治生涯中，他通常会在两个年度的征战季节之间——冬季为期数月的休战期中——亲自过问工程的进展。

[1] 即特拉布宗的乔治，人文主义学者。

[2] 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pād”（主宰）和“shāh”（君王），其意味近似于“大帝”。

[3] 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逝世后，自632年至661年相继执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政教大权的四位继承人。

[4] 即玛拉·布兰科维奇，她是塞尔维亚大公焦尔吉·布兰科维奇和坎塔库尊家族一位女性后裔的女儿。

[5] 希腊神话里特洛伊的王子，特洛伊的第一勇士，在特洛伊战争中死于半神半人的阿喀琉斯之手。

[6] 特拉布宗是小亚细亚半岛东部、黑海南岸的一座希腊化城市，历史悠久。

[7] 这里的“法兰克斯坦”的具体意义不明，可能指从君士坦丁堡城出发，渡过金角湾到加拉塔。拜占庭人（希腊人）曾习惯把除自己之外的其他欧洲人统称为法兰克人。这种称呼在后文还会出现。

[8] 即下文将要提到的法提赫清真寺（Mosque of Fatih），始建于1463年。

[9] 674年，艾郁普在阿拉伯人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去世。

第九章

在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之后，穆罕默德苏丹将这座城市作为他的基地，确保了侧翼和后方的安全。现在，他的军事目标是巩固帝国的版图，扩展并修整其疆界。在海上，他拥有了一座规模得到扩大的防御森严的港口和一支实力得到增强的海军。与把守着亚欧之间水道北端的割喉堡和安纳托利亚堡垒相对应，穆罕默德又在南端的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塞斯托斯（Sestos）和阿拜多斯（Abydos）各修建了一座新的堡垒。每一年，苏丹都会从欧洲和亚洲征调纪律严明的大军，御驾亲征。他不设置军事会议机构，直接向将军们下达命令，每次出征的目标都不向任何人透露。有一次，一位将军询问他下一场战役的目标。苏丹回答道，哪怕是自己的一根胡子知道了自己的意图，他也会把它拔下来丢进火里烧掉。

他面对的还是他父亲当年面对的老对手——匈牙利的匈雅提、塞尔维亚的焦尔吉·布兰科维奇大公、阿尔巴尼亚的斯坎德培，以及希腊和爱琴海上的威尼斯人。在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之后，他紧接着在1454年和1455年对塞尔维亚发动了连番进攻。塞尔维亚夹在匈牙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是两国竞相争夺的缓冲国。穆罕默德的父亲穆拉德二世在位时，通过瓦尔纳战役重新夺取了塞尔维亚大公国的大部分土地，控制了当地价值连城的银矿，也使这个国家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但是，要想实现进军匈牙利的目标，穆罕默德还面临一个障碍——多瑙河河畔的贝尔格莱德城。

尽管他的父亲未能攻克贝尔格莱德，但穆罕默德势在必得。1456年，穆罕默德召集了装备精良的15万大军，还派遣了一支由轻型船只组成的小舰队上溯多瑙河直抵维丁。舰队中较大的船只运载着重型的攻城器械，而轻型的火器则在塞尔维亚就地制造，负责制造火器的工匠大部分来自西方世界。其他的武器、军需品和补给品则由组织良好的驼队或其他畜力通过陆路运输。为了切断贝尔格莱德在多瑙河上的交通，穆罕默德在城市的上游布置了一连串小艇以封锁河面。河岸上，他的重型攻城器械直接面对着贝尔格莱德西侧的陆墙。6月初，就在谷物刚开始成熟时，苏丹在一个小山的顶部设下了大帐，其周围和坡下是近卫军的兵营。被攻克君士坦丁堡的成功冲昏了头脑的穆罕默德相信，要拿下贝尔格莱德根本不用费吹灰之力。

7月初，奥斯曼骑兵扫荡了周边的乡村地区，对城墙的轰击也开始了。在经受了两个星期的轰击之后，城墙遭到了严重的损坏，但是守军的伤亡寥寥。接着，匈雅提的河上舰队沿着多瑙河顺流而来，他的骑兵则出现在河岸边，阻止土耳其援军的到来，并且截断了土耳其人的后路。激战进行了五个小时，土耳其人拼死抵抗，多瑙河的河水都被鲜血染红了。最终，更加灵巧轻便的匈牙利船只冲破了由笨重的奥斯曼船只组成的链条，冲散了由缺乏经验的水手操控的奥斯曼船只，击沉了两艘土耳其桨帆船，俘获了另外四艘船以及船上的武器。奥斯曼船队剩余的船只载着死伤者设法逃脱，但苏丹随后命令将这些船只烧毁，以免它们落入敌人之手。

匈牙利人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匈雅提和对十字军圣战充满热情的神父卡皮斯特拉诺（Capistrano）得以率军进入贝尔格莱德，增援要塞里遭到围困的守军，鼓舞他们的士气。城墙上的缺口被匆忙地修补上，火器也重新投入了使用。穆罕默德对河上战斗的失利大为光火，决心一定要攻克贝尔格莱德。于是，他在夜里亲率近卫军发动了对要塞的总攻。最终，他们攻入了贝尔格莱德城中较低的部分，一群群的士兵开始爬墙，渗透到了要塞的内部。匈雅提十分狡猾地命令士兵撤离城墙，躲藏起来，奥斯曼近卫军则冲进空荡荡的街道，开始分头搜刮战利品。在得到预先安排好的信号之后，匈牙利人一拥而上。他们的战吼淹没了土耳其人庆祝胜利的呼喊声，分成小股的土耳其人还没来得及聚拢，就被匈牙利人团团围住，大部分被歼灭。

幸存者们纷纷从要塞上逃了下去，却遭遇了更加悲惨的命运。在前一天夜里，匈雅提和卡皮斯特拉诺命人准备了成捆的柴火和粘了硫黄的树枝，堆在一起。到了早上，他们点燃柴火堆扔了下去，掉到正在逃命的土耳其人中间。要塞下面化为一片火海。难以计数的土耳其人被困在壕沟里逃生乏术，活活被烧死。很快，壕沟里就堆满了烧焦的残尸，其他逃命的土耳其人身上也着了火。战斗热情高涨的十字军则直扑敌军的攻城器械。土耳其人在他们面前丢下火器，四散奔逃，一直逃到苏丹大帐前的第三道防线。陷入狂怒的穆罕默德冲进了战阵，亲自挥剑砍掉了一名十字军士兵的头颅，但紧接着就在大腿上中了一箭，不得不撤离了前线。苏丹的近卫军在混乱中开始溃散。苏丹对他们的表现大为光火，痛斥了他们的头领哈桑阿迦（Hassan Agha）[1]。哈桑立刻冲进战阵之中，在主人的注视下战死。夜幕降临之后，苏丹下令撤退，结果撤退演变成了一场溃退，大量的火器、弹药和补给都落入了敌军之手。

基督教军队的胜利让全欧洲欢欣鼓舞。然而，就在这场围城战结束后不久，一场瘟疫席卷了贝尔格莱德一带，匈雅提和卡皮斯特拉诺都在这场瘟疫中丧生。几个月之后，焦尔吉·布兰科维奇在圣诞夜寿终正寝。亲奥斯曼派和亲匈牙利派的纷争使塞尔维亚陷入了分裂，王室内乱和宗教纷争四起。最终，穆罕默德连续发动了两场入侵塞尔维亚的战役，将其并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从而为他继续向西北方向扩张提供了一个可资使用的基地。在接下来的四个多世纪中，这片土地都在土耳其人的掌控之下。

在贝尔格莱德不光彩的撤退过程中，穆罕默德的军队丢掉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因此，在整个1457年，穆罕默德都没有发动任何战争。鉴于伊斯坦布尔的宫殿仍然在建设之中，穆罕默德选择待在阿德里安堡，住在马里查河中一座岛屿上新建的宫殿里。他把两个年轻的儿子巴耶济德和穆斯塔法分别从阿马西亚和马格尼西亚召来，在外国使节以及从帝国各地赶来的宗教人士、法学大师和文学翘楚的见证下，为他们完成了庄严的割礼，并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第二年，也就是1458年，穆罕默德开始了他征服希腊的战争。在摩里亚，巴列奥略王朝的两个幸存者、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兄弟季米特里奥斯（Demetrius）和托马斯（Thomas）各自软弱无力地统治着两个亲王国，西边的帕特拉斯（Patras）和东边的米斯特拉。他们收留了拜占庭帝国曾经的统治阶层中的许多人，彼此之间争端不休，同时又都有义务向苏丹纳贡。不久，他们就拖欠了许多贡金。于是，苏丹率军穿过科林斯地峡，在摩里亚西部一路南下。在名存实亡的统治下，当地人民并没有什么爱国情感，因此奥斯曼军队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抵抗。苏丹占领了摩里亚西部的大部分地区，纵兵掳掠，但一直等到班师向北的时候才去进攻关键性的科林斯要塞。苏丹开出条件，允许科林斯人有尊严地投降，无须皈依伊斯兰教。在遭到拒绝后，苏丹命人从这座城市古典时代的废墟中就地凿取大理石，制成炮弹轰击科林斯要塞的三道城墙。在两道城墙都被炮弹击穿之后，守军宣布投降。奥斯曼近卫军进驻了科林斯。巴列奥略两兄弟同意把君士坦丁十一世留下的亲王国的大片领土割让给奥斯曼帝国，以换取和平。这样一来，他们两人还剩下一些残存的领土，但仍然要继续向苏丹纳贡。

接着，苏丹造访了雅典。两年前，土耳其人从佛罗伦萨公爵手中夺取了这座城市。对奥斯曼人来说，雅典是一座“智者之城”，而作为“睿智而伟大、热爱希腊文化的君主”，穆罕默德自然对雅典的古典时代遗迹着迷。他尤其欣赏雅典卫城。他对雅典人十分大度，确认了他们的公民自由和免税待遇。而格外让雅典人感到欣喜的是，在当地的拉丁教会瓦解之后，苏丹给予了东正教神职人员诸多特权。

就在苏丹离开后不久，两位巴列奥略亲王的手足之争又一次爆发了。季米特里奥斯支持土耳其人，同意信守和约；托马斯则撕毁了和约，请来了教皇的援军。1460年，穆罕默德再一次率军进入希腊。季米特里奥斯先是逃命，最后在米斯特拉投降，将他的亲王国整个交给了苏丹。只有莫奈姆瓦夏城（Monemvasia）没有投降，在教皇军队的支援下坚持抵抗土耳其人。接着，穆罕默德又赶去对付托马斯亲王的势力。托马斯很快就逃到了西方世界，过上了流亡生活，却把他的人民丢给了土耳其人。

就这样，除了几个可以获得海上支援因而还留在威尼斯人手中的沿海据点之外，奥斯曼土耳其确立了对整个希腊半岛的统治。从此以后，奥斯曼治下的和平取代了法兰克人的长期内斗，希腊人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待——他们不需要承担过于沉重的赋税，不需要把他们的孩子送给苏丹当兵，还拥有贸易自由和选举地方政府的自由。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则更愿意认为希腊人在遭受异教徒的压迫，急需拉丁国家施以援手，重获自由。渐渐地，欧洲十字军圣战热情的主题就不再是君士坦丁堡和圣地耶路撒冷，而换成了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目标——希腊。

穆罕默德二世的目标是在自己的统治下重新创造一个拜占庭帝国。因此，用土耳其撰史者的话说，他要除掉“所有可能称王的拜占庭希腊人”。他已经解决掉了巴列奥略家族，接下来就轮到了科穆宁（Comnene）家族。现在是时候消灭掉特拉布宗帝国了。在大科穆宁（Grand Comnen）约翰四世（John IV）在位的时候，他就开始每年向苏丹支付价值不菲的贡金，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其独立地位。[2]约翰四世死后，他的弟弟大卫皇帝则选择与苏丹为敌。他不仅与苏丹在欧洲的敌人——威尼斯、热那亚和教皇国——结盟，甚至还与苏丹在亚洲的敌人——白羊王朝的土库曼王公乌尊·哈桑（Uzun Hassan）联合。乌尊·哈桑不仅是一个有着基督徒血统的穆斯林，还与科穆宁家族有联姻关系。他在安纳托利亚的东部组织了一个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强大联盟，其盟友包括锡诺普和卡拉曼尼亚的土耳其王公，以及信仰基督教的格鲁吉亚诸王。

大卫通过乌尊·哈桑在伊斯坦布尔的使者向苏丹传达了免除岁贡的要求，这些使者还向苏丹提出了更为过分的种种要求。苏丹认为，是时候拆散这个危险的联盟、彻底解决安纳托利亚地区问题了。1461年，他海陆并进，在亚洲发动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他首先占领了热那亚人在黑海的最后一个贸易据点阿玛斯特里斯港（Amastris），接着又通过谈判取得了锡诺普，随后他率军进入了乌尊·哈桑的领地。由于得不到卡拉曼尼亚盟友的援助，乌尊·哈桑选择向东方撤退。他派他的母后、出身于叙利亚基督徒家庭的萨拉夫人（Princess Sala）带着礼物面见苏丹，代表自己与他议和，并且答应不出手援助特拉布宗帝国的科穆宁王朝。萨拉试图劝说穆罕默德不要冒着矢石之险去进攻特拉布宗，穆罕默德却说：“老母亲，伊斯兰之剑在我手中。”

穆罕默德的舰队在海上围攻特拉布宗，但收效甚微。与此同时，穆罕默德率军艰难地穿越了本廷山脉（Pontic mountain range）。奥斯曼大军的先头部队在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帕夏（Mahmud Pasha）的指挥下，经过18天的行军，出现在了特拉布宗的陆墙面前。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攻城武器，几乎也没有什么骑兵，补给线也十分不稳定。但是，大卫皇帝并不是一名战士。在被他最强大的盟友抛弃之后，他不想像他那位更有英雄气概的亲戚君士坦丁皇帝一样在废墟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大卫想要和平，更想要活下来，他随时准备接受马哈茂德派来希腊的达官贵人或是别的什么贵族提出的议和条款。而事实证明，苏丹也确实受到了萨拉祈求和平的举动的影响。

于是双方讲和，但希腊人毫无尊严可言。奥斯曼军队未遇抵抗就进入了特拉布宗，末代皇帝凭着苏丹的宽仁和恩惠，得以带着家眷、朝臣、黄金和其他贵重的个人物品，乘坐一艘特别的船只去了伊斯坦布尔。为了感谢萨拉的调停，大卫还给她送去了一堆珠宝作为礼物。城中居民的待遇则悲惨得多。不论男女，所有人都沦为奴隶，任由苏丹和他手下的显贵们瓜分；男孩被编入近卫军；许多家庭失去了财产，被迫迁居到伊斯坦布尔以增加那里的人口。

然而，科穆宁家族的好日子也没有持续太久。不到两年之后，大卫皇帝又一次与乌尊·哈桑密谋反对奥斯曼人。于是，他被苏丹关进了伊斯坦布尔城中新建的七塔监狱[3]。几个月后，大卫和科穆宁家族的其他成员——他的兄弟、七个儿子、一个侄子——一同在此地被杀。不仅如此，苏丹还下令不准埋葬他们的尸体，任由他们被以腐肉为食的狗和猛禽分食。

通过特拉布宗战役，穆罕默德把小亚细亚北部沿海地区的大部分土地都纳入了帝国的版图，还在黑海沿岸取得了三个重要的港口。[4]1464年，卡拉曼尼亚大公易卜拉欣贝伊（Ibrahim Bey）去世，他的七个儿子兄弟阋墙，导致卡拉曼尼亚陷入分裂。于是，穆罕默德趁机征服了这个与奥斯曼帝国作对了一个半世纪的国家，兼并了其大部分领土。这样一来，奥斯曼帝国就取得了对西里西亚地区（Cilicia）[5]和地中海亚洲一侧海岸的实际控制。

在暂时平定了东方、稳定了自己的后方之后，穆罕默德再一次把注意力投向了西方。他的目标是将整个巴尔干半岛纳入奥斯曼帝国直接的集权统治之下。要达到这一目标，他就必须像在希腊半岛所做的那样，在各个方向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领土，并将其整合成一个前进基地，以便于日后继续征服西欧。在他的东北方向，是多瑙河对岸的瓦拉几亚，那里的统治者是前文提到过的弗拉德·德拉库尔的儿子，弗拉德·德拉库拉（Vlad Dracula）。这个历史上的怪物的残忍程度，哪怕是在当时那个野蛮的时代也堪称骇人听闻，因此也让他自己在传说中变成了一个恶魔。[6]

尽管如此，只要德拉库拉老老实实地支付贡金，不去骚扰他的奥斯曼邻居，苏丹也愿意与他相安无事。但是，在1461年，德拉库拉组织了一个反对土耳其人的联盟，他的盟友是接替匈雅提之位成为匈牙利统治者的马加什·科尔维努斯（Mathias Corvinus）[7]。穆罕默德派了一名使节，要求德拉库拉交纳拖欠的贡金，并且为奥斯曼军队提供一支瓦拉几亚部队，试图以此诱使德拉库拉亲自前往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命令其在多瑙河的部队的指挥官沿途设伏，在路上擒拿德拉库拉。结果，德拉库拉的卫队赶跑了土耳其人，打乱了所有计划。德拉库拉下令对穆罕默德的使节和军队指挥官处以穿刺刑，官衔最高的人得到了最长的那个尖木桩。接着，弗拉德·德拉库拉率军渡过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亚。他走在大军的最前方，一路率军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大肆破坏，屠戮人民。

决意复仇的穆罕默德率领大军开进了瓦拉几亚。在征战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座“尸林”——大约2万多名保加利亚人和奥斯曼人死在了尖木桩上。德拉库拉十分喜欢用这种恐怖的集体处决的方式取乐，并“教育”他的邻邦。尽管遭遇了一波又一波不胜其烦的游击战的阻挠，苏丹的军队最终还是击败了敌人，迫使弗拉德·德拉库拉逃亡到了摩尔达维亚，而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则在他的君主面前摆下了2 000颗瓦拉几亚人的头颅。弗拉德的弟弟拉杜（Radu）取代他成了瓦拉几亚大公。拉杜曾经在伊斯坦布尔当人质，因为容貌俊美而获得了苏丹的垂青，成为苏丹最得宠的侍从之一。他统治下的瓦拉几亚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附庸国，而没有沦为帝国的一个省。

然而，两年之后，苏丹的这个宠儿就被邻国摩尔达维亚的斯特凡大公（Stephen of Moldavia）赶出了瓦拉几亚。斯特凡大公的才干堪比匈雅提，两次率领能征善战的农民军击败了试图帮助拉杜复位的土耳其人。穆罕默德的黑海舰队占领了克里米亚的热那亚殖民地，随后在那里征募了一支由鞑靼人组成的军队。穆罕默德亲率这支大军从北方入侵摩尔达维亚，击败了斯特凡大公。兵临多瑙河三角洲的奥斯曼军队此时已经威胁到了匈雅提·马加什的侧翼。但是，由于担心匈牙利人从特兰西瓦尼亚切断他的退路，穆罕默德不得不率军撤出了摩尔达维亚。

1463年，穆罕默德把注意力转向了西北方向的波斯尼亚。波斯尼亚也是一个向奥斯曼帝国纳贡的附庸国，经常与塞尔维亚同进退。穆罕默德需要把波斯尼亚变成一个基地，以便继续向西扩张。波斯尼亚十分脆弱，因为不但其统治阶层内耗不断，国内还有宗教纷争。波斯尼亚曾经是一个东正教国家，但是后来又在教皇的大力推动下转而信奉罗马天主教。然而，这一改宗行为又基本上只是表面文章。不仅如此，波斯尼亚国内还有很多被称作“波格米勒派”（Bogomils）的异端信徒。教皇派来了方济各会的传教士，试图消除他们的影响。波格米勒派教徒更愿意与土耳其人交好，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的行省里，波格米勒派教徒是受到保护的。这样一来，奥斯曼人总是可以知道波斯尼亚国内的最新情况，并且用自由的许诺诱惑当地的农民。从1461年开始，波斯尼亚国王斯泰凡就预计苏丹可能会来犯，于是向教皇示警说，苏丹“对领土的渴求可谓贪得无厌，绝无止境”。斯泰凡向教皇请求支援。他告诉教皇，如果他的王国被奥斯曼帝国征服，接下来匈牙利就会遭到入侵，然后是威尼斯和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不仅如此，“他（苏丹）经常谈到罗马，那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

而教皇的回应是派来了一位使节，为斯泰凡举行了盛大的加冕仪式，并且要求匈牙利国王与波斯尼亚人谈判。为了满足教皇的要求，斯泰凡不再向奥斯曼帝国纳贡。这激怒了苏丹，他马上发兵波斯尼亚。一座关键的要塞博波瓦兹（Bobovats）向苏丹投降。按照惯例，他把当地居民分成了三组——一组留在原地，一组作为奴隶由他的帕夏们瓜分，第三组则被送到伊斯坦布尔充实人口。接着，他派遣他的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帕夏率领前锋部队去攻打斯泰凡国王藏身的要塞。斯泰凡投降的请求得到了马哈茂德的同意，他还对斯泰凡的人身安全做出了书面承诺。

马哈茂德的承诺让穆罕默德感到不悦，因为他的政策是把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者家族屠戮殆尽。于是，他在他的房间里咨询了一位波斯来的神职人员。这个波斯人十分恭顺地表示，根据伊斯兰教法，下属给予异教徒的免死承诺，并不能用来约束苏丹的行为。于是，在穆罕默德的面前，这个波斯人亲自砍掉了波斯尼亚最后一位国王的头颅；也有一种说法是行刑的就是苏丹本人。从此，奥斯曼人开始统治波斯尼亚。至少波格米勒派教徒接受了奥斯曼人的统治，他们中的很多人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位于邻近山区的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又摇摇欲坠地独立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征服者的儿子巴耶济德二世在位期间被并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

距离更远的阿尔巴尼亚仍然坚挺，它也是阻挡土耳其人染指达尔马提亚海岸和意大利人的岛屿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匈牙利人、威尼斯人和其他意大利城邦的鼓励之下，从穆拉德二世时期就坚持抵抗土耳其人达二十余载、被教皇誉为“基督的勇士”的斯坎德培，依然统治着阿尔巴尼亚。在这一过程中，他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几乎成了一位传说中的英雄。阿尔巴尼亚之所以能够保持独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的地理条件和人民。那里的山脉难以逾越，山地上坚毅的部落氏族则有着顽强的战斗精神。斯坎德培把这些人团结了起来，并且依然有力地领导着他们。土耳其人或许能够占领山谷，但是穆罕默德的将军们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意识到，他们完全无法攻占山顶地区。

1466年，苏丹亲率大军进入了阿尔巴尼亚。他的前锋部队先在周边地区大肆破坏一番，随后他率领主力开始围攻克鲁亚城的石头要塞。守军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和非凡的勇气，让奥斯曼人的围攻进展缓慢。与此同时，斯坎德培带领他的机动部队持续不断地从后方骚扰着围城的奥斯曼军队，不仅造成惨重的伤亡，还经常切断他们的补给线。最终，苏丹一气之下率军前往杜拉佐（Durazzo）[8]方向，只留下一名帕夏继续指挥攻城。不久，奥斯曼人就被迫在一片混乱中逃离了阿尔巴尼亚。

在穆罕默德的亲自指挥下，土耳其人的军队在本方领土一侧的爱尔巴桑（Elbasan）[9]兴建了一座堡垒，随后在第二年继续发动进攻，终于攻克了杜拉佐。城中数以千计的难民逃到了意大利。但是，克鲁亚城坚挺依旧，穆罕默德的努力收效甚微。1468年，斯坎德培去世，他一手团结起来的各个部落也分崩离析。然而就在这种情形下，穆罕默德依然没能取得成功。据说，在听说斯坎德培去世的消息之后，苏丹曾言之过早地宣称：“欧洲和亚洲终将属于我！可悲的基督徒，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剑，也失去了他们的盾。”

此前，奥斯曼帝国已经与威尼斯共和国公然开战，于是斯坎德培将他的领土都赠予了威尼斯共和国。这场战争起源于奥斯曼人对威尼斯人手中的一些海军基地的觊觎，而这场战争终将时断时续地延续16年之久。

只有在苏丹的精力被亚洲事务分散时，这场战争才会进入停歇期。苏丹面对的压力也的确加大了——威尼斯人、教皇和其他基督教国家与白羊王朝的乌尊·哈桑结成了联盟。西方希望东方人发生内斗，这样就可以阻止奥斯曼的攻势；乌尊·哈桑也愿意接受西方的示好，因为他想像帖木儿一样入侵安纳托利亚中部。被穆罕默德从自己的国土上赶跑的卡拉曼尼亚和其他公国的安纳托利亚人逃到了波斯，躲藏在乌尊·哈桑的羽翼下，他们也愿意帮助乌尊·哈桑。为了进攻安纳托利亚中部，乌尊·哈桑在埃尔津詹集结了一支大军，而他的盟友则夺取并摧毁了托卡特（Tokat）。他们试图攻下苏丹之子巴耶济德管理的阿马西亚未能如愿，但夺取了开塞利，并在安哥拉一带大肆破坏，最西一直打到阿克谢希尔（Akshehir）。

接下来就轮到奥斯曼人大举反击了。像帖木儿和巴耶济德一样，乌尊·哈桑和穆罕默德在交锋之前也先互相写信威胁对方。先是乌尊·哈桑吹嘘了一番自己对波斯的征服，并宣称自己不再惧怕任何对手；穆罕默德则在回信中表现得十分高傲，字里行间只把乌尊·哈桑当成一个小小的波斯可汗对待。他斥责了乌尊·哈桑的傲慢态度，并且警告他说，他的权势很快就会被深渊吞没。

1472年秋天，穆罕默德按照惯例就重大决定咨询了他的占星家们之后，率领大军渡海来到了亚洲，开始向东方进军。他的大军在阿马西亚度过了冬天，到春天来临时继续向东进发，目标直指埃尔津詹。乌尊·哈桑惊讶地发现穆罕默德的军队有如“潮水”一般涌来。乌尊·哈桑精心挑选了己方的位置，用幼发拉底河的上游掩护了自己的右翼，背后则靠着连绵的山脉。在苏丹帐下，有一位最年轻也最受苏丹青睐的将军名叫哈斯·穆拉德帕夏（Hass Murad Pasha）。他出身于巴列奥略家族，刚刚成为鲁米利亚的总督，负责指挥一支轻骑兵部队参战。在泰尔然（Terjan），满怀青春热情的哈斯·穆拉德轻率地发动了一次进攻，结果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他的部队大部分被歼，哈斯·穆拉德本人则落入幼发拉底河中溺水身亡。

苏丹对这场失败感到十分恼怒，为此责怪了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帕夏。由于失去了他最喜爱的将领，有些灰心丧气的苏丹下令撤退。不过，据说他恰好在此时做了一个梦，梦到他与乌尊·哈桑赤手空拳地肉搏。搏斗中，他先被打得跪倒在地，但很快恢复了力量，给了乌尊·哈桑的胸口狠狠一击，打得对方心脏的一部分都掉到了地上。苏丹把这个梦讲给他的将军们，让他们以此来鼓舞士兵们的士气。穆罕默德率军翻山越岭向埃尔津詹的北部撤退，而乌尊·哈桑的军队突然出现在了右侧的高处。战斗在巴什肯特（Bashkent）打响了。经过八个小时的激战，白羊王朝的领袖遭遇了惨败，他手下的军队四散奔逃，伤亡人数是敌人的十倍。乌尊·哈桑的营地连同所有辎重都落入了奥斯曼人的手中。苏丹本人在战场上花了三天时间督斩战俘。作为艺术和科学的资助人，苏丹赦免了一些学者和手艺人，并把他们送到了伊斯坦布尔。在向西回师的路上，苏丹的大军一共带了3 000名土库曼战俘，并且以每天400人的速度处决他们。

乌尊·哈桑和他的白羊部落的族人还拥有广袤的土地，因此并没有被彻底击败。在战役结束后，威尼斯人立刻又与乌尊·哈桑建立了外交联系。他确实有能力东山再起，但是至少在眼下，穆罕默德苏丹认为他不会再造成什么麻烦了。而到了1478年，乌尊·哈桑就去世了。

趁着斯坎德培的亡故，穆罕默德又把矛头对准了阿尔巴尼亚。他的大军由一位名叫苏莱曼帕夏的波斯尼亚宦官统领，在斯库台（Scutari）[10]要塞前安营扎寨。斯库台建在一块400英尺（约122米）高的巨石之上，在内陆眺望着亚得里亚海。苏丹需要夺取斯库台，这样才能在未来率军渡过亚得里亚海的时候保证其后方内陆的安全。海岸边到处都是威尼斯人的舰只，它们和斯库台湖中的渔船一起保证着该城所需物资的供应。苏丹按照他惯用的方式就地制造火炮，开始了为期六个星期的围城，直到大段的城墙化为尘土。旷日持久的总攻给奥斯曼人造成了数以千计的伤亡，几十位将军喋血沙场，无数士兵死于口渴和沼泽地附近流行的热病。最后，苏莱曼放弃了围城，打碎了火炮，用骆驼将火炮的金属残片运走。斯库台的居民们陷入了狂欢，但这种喜悦很快也被打消了：很多人在口渴难忍的情况下喝了不洁净的水，因而丧命。而且，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对阿尔巴尼亚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那个“伟大的土耳其人”肯定还会回来。三年后，苏丹果然回来了，再一次开始围攻“鹰巢城”克鲁亚。在一年多的围城之后，克鲁亚城陷入了饥荒，城中居民只能靠吃猫狗度日。于是，这座要塞终于投降了。在谈判中，奥斯曼人许诺城中居民可以不留下来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准许他们平安离去。然而，在投降之后，苏丹下令将其中的大部分人斩首。

接着，他又把全部精力转向了斯库台——西方世界的最后一道屏障。从斯库台城中望去，奥斯曼非正规军四处破坏焚烧阿尔巴尼亚村庄而产生的阵阵浓烟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景象。土耳其人还把蘸了油和沥青的破布团点燃投进了城中，给要塞内的城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老人和孩子不得不躲进了地窖里；体格健全的人都在屋顶灭火。为了防止火势蔓延，他们经常不得不拆掉房顶。土耳其人发动了两次猛攻，但是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战果。于是，苏丹决定率领主力撤退，只留下一支部队继续封锁斯库台。此时的斯库台几乎成了敌占区里的孤岛。很快，城中居民就开始挨饿。他们只能靠面包和水维生，没有任何肉食可以补充营养，就连大小老鼠都吃光了。

而在意大利本土，人们已经陷入了恐慌和沮丧的情绪中。奥斯曼人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劫掠活动愈加频繁，冲天的火光让威尼斯的圣马可钟楼时常敲响警钟。曾经在匈牙利的山区省份大肆破坏的劫掠者从波斯尼亚沿着河谷北上，于1477年以一支骑兵部队向西进入了意大利半岛的桥头堡弗留利地区（Friuli）。他们在伊松佐河（Isonzo）和塔利亚门托河（Tagliamento）流域洗劫城镇和村庄，并在这两条河流之间的平原上（位于威尼斯的北方）击败了威尼斯人。他们来到了皮亚韦河（Piave）的岸边，惊恐万状的威尼斯元老院成员已经可以从圣马可钟楼上看到土耳其人的营火和燃烧的村庄。到了秋天，劫掠者满载而去，身后留下一片火海，谷仓、庄园、城堡和宫殿都被火焰吞噬。

到了第二年，伊松佐河两岸又出现了规模更大的劫掠活动。就在庄稼即将成熟的时候，数以万计的奥斯曼非正规军劫掠者开始在这里散布恐慌。穆罕默德的圣战士们高呼着安拉的名字和“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罗马！罗马！”的口号。到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兵强马壮的土耳其人已经出现在意大利的大门口了”，连远在英格兰宫廷的人们都开始忧心基督教世界的命运。

现在轮到威尼斯人求和了。1479年，威尼斯人与苏丹达成了和议，确认了奥斯曼人对斯库台、克鲁亚、利姆诺斯岛（Lemnos）[11]、内格罗蓬特岛（Negropont）[12]，以及摩里亚南部多山的马尼半岛（Mani）的占领。在16年的战争中被威尼斯人夺取的奥斯曼的土地也归还给了苏丹，不过当地的威尼斯驻军可以携带着武器和军需品不受阻拦地撤出。奥斯曼人也归还了在摩里亚、阿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占领的一些威尼斯的领土。威尼斯人需要支付一大笔岁贡，以此换取通商的自由，他们还获准在伊斯坦布尔开设一家领事馆来保护其公民的权利。就这样，穆罕默德迫使爱琴海和地中海上最强大的海军国家与他和谈，从而为入侵意大利扫清了海上的障碍。他打算派遣一支奥斯曼舰队以及由盖迪克·艾哈迈德帕夏（Gedik Ahmed Pasha）率领的陆军入侵意大利。在和约签署后几个月，苏丹占领了爱奥尼亚海上的几个岛屿，作为进攻意大利海岸的海军基地。

1480年，奥斯曼人发动了对奥特朗托（Otranto）的攻击。他们最初的进攻目标是布林迪西（Brindisi），但鉴于位于意大利半岛脚后跟位置的奥特朗托缺乏海岸防御，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这里。一队骑兵奇袭了这座城镇，一路杀人放火。该城有800名居民由于拒绝改信伊斯兰教而被野蛮地处死。他们后来被教皇追封为圣人。周边的乡村也遭到了洗劫。奥斯曼人向布林迪西、莱切（Lecce）和塔兰托（Taranto）的方向进击，但被从那不勒斯赶来的一支斗志昂扬的队伍赶了回去。苏丹希望能把奥特朗托变为进一步征服意大利的桥头堡，但当地的居民纷纷逃走，不愿意回到这座城镇或是为入侵者提供补给。于是，大部分土耳其人只好撤了回去，只留下一支小型的守备队，靠着来自亚得里亚海的海上补给（威尼斯人很可能提供了帮助）支撑了下来。当地开始传说穆罕默德将亲率大军入侵意大利。对此深感担忧的教皇甚至考虑过逃到阿维尼翁（Avignon）[13]去。不过，他还是留了下来，开始向热那亚、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各方势力求援。结果，苏丹和他的大军并没有出现，因为他已经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东方的罗得岛，奥斯曼军队也于同期撤出了意大利。

在罗得岛的要塞中，依然据守着最后的十字军——医院骑士团。只有夺取这里的要塞，奥斯曼人才能彻底控制东地中海的海面，保证安纳托利亚的安全。在坚韧不拔的大团长皮埃尔·德·欧比松（Pierre d’Aubusson）率领下的骑士们早就预见到会遭遇进攻，因此尽可能地加固了要塞，储备了足以支撑三年的给养，还与埃及和突尼斯的穆斯林统治者结成了同盟。对这些举措不屑一顾的奥斯曼人，在舰队指挥官、有着巴列奥略家族血统的梅西赫帕夏（Mesih Pasha）[14]的率领下，于1479年冬天在罗得岛的西北部进行了一次骑兵侦察。他们试图对要塞发动突然袭击，但并没能奏效。梅西赫的部队被赶出了罗得岛。他随后回到隔海相望的马尔马里斯港（Marmaris），等待春天援军的到来。大约7 000人的援军如约从赫勒斯滂赶来，后面跟着运载重型攻城器械的大约50艘帆船。

面对顽强的抵抗，土耳其人进行了持续多个星期的轰击。在七月的最后一周，他们发动了总攻——就在同一天，土耳其人在地中海另一端的奥特朗托登陆。在对罗得城要塞发动总攻的前一天，土耳其人按照他们的军事传统鼓噪喧闹了一整天，笛子、钹和鼓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让城中的守军知道总攻即将到来。尽管这种方式让他们的进攻失去了突然性，但可以提高己方部队的士气，打击对方的信心。对于土耳其人的喧嚣，骑士们回报以号声和教堂的钟声。土耳其人朝着要塞射了一通箭，箭上带着书信。他们宣称，帕夏已经升起了黑旗，这意味着城破之后，城市将被洗劫一空，城中居民要么被杀，要么被卖为奴隶。接着，一波又一波的非正规军，即“巴什波祖克”们，迅速地冲进了壁垒的废墟，并且爬进了意大利人驻防的塔楼，在上面插上了奥斯曼人的旗帜。在他们的身后，坚不可摧的近卫军阵列也快步冲了上来。

志在必得的梅西赫帕夏选择在此时传令，告诉士兵们进城后不得劫掠，罗得岛的财宝全部属于苏丹。结果，这个命令打击了士兵们的战斗精神。骑士们在救世主、圣母、施洗者约翰的旗帜下冲上前去，挡住前往塔楼的道路，与入侵者在塔楼下狭窄的壁垒中展开肉搏，一直杀到城墙上和壕沟中到处堆满了奥斯曼人的尸体。终于，一队骑士杀进了塔楼，消灭了塔楼里的入侵者，并把他们的旗帜扔到了地上。看到这一幕，灰心丧气的土耳其士兵丧失了斗志，开始逃跑。他们从还在前进的同袍之中挤出一条路想要逃走，而骑士们则在后面穷追不舍。用一位观察者的话说，奥斯曼人“像猪一样”被砍倒。

围城解除了。奥斯曼军队重新上船，在马尔马里斯重新集结，然后撤回了伊斯坦布尔。军队的统帅被解除了职务，并且被贬黜到了加里波利任职。罗得城成了一片废墟，但红底白十字的圣约翰旗仍然高高飘扬，象征着基督教的胜利。圣约翰旗还将在罗得岛继续飘扬半个世纪。现在，在经历了一代人时间的不断征伐之后，征服者的生命即将画上句号。

[1] “阿迦”是奥斯曼帝国中对文武官员的一种敬称。

[2] 科穆宁家族曾经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室。1204年，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王朝末代皇帝安德洛尼卡一世的孙子阿列克赛预见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将会攻破君士坦丁堡，于是在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自立为皇帝，建立了特拉布宗帝国。特拉布宗帝国皇帝这一支系的科穆宁家族成员也被称作“大科穆宁”。约翰四世统治时段为1429—1460年。特拉布宗帝国1453年开始向奥斯曼帝国进贡。

[3] 即耶迪库勒堡垒（Yedikule Fortress），其字面意思即有七座塔的堡垒或地牢。此处历史准确性存疑：七塔城堡在建立之初是帝国国库，在16世纪才改为监狱。

[4] 即阿玛斯特里斯、锡诺普和特拉布宗。

[5] 即安纳托利亚东南部。

[6] 弗拉德·德拉库拉即为吸血鬼德拉库拉故事的原型。他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名号为“穿刺王”，因为他会把人从高处抛到竖满尖刺的地面上，以此实施死刑。

[7] 马加什·科尔维努斯是匈雅提的次子，也被称作匈雅提·马加什。

[8] 今称都拉斯，阿尔巴尼亚的一座沿海城市，位于克鲁亚的西南方向。

[9] 位于今天阿尔巴尼亚中部的一座城市，在克鲁亚的东南方向。

[10] 其英文名称与前文提到过的斯库塔里相同，但并非同一个地方。斯库台在今天的阿尔巴尼亚，毗邻斯库台湖，距离亚得里亚海也不是很远；斯库塔里则位于马尔马拉海的东岸，地处亚洲。

[11] 位于爱琴海中的岛屿，威尼斯人与奥斯曼人曾对此岛屿进行反复争夺。

[12] 又称埃维亚岛，是希腊第二大岛屿。原本在威尼斯人控制下，后来在1470年被奥斯曼人夺取。

[13] 阿维尼翁位于法国南部。14世纪，天主教教廷曾经从罗马迁至此处。

[14] 梅西赫帕夏是前文提到过的哈斯·穆拉德帕夏的弟弟。他们同是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子，在君士坦丁堡失陷时被俘。

第十章

征服者穆罕默德渴望缔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性的伊斯兰帝国。为此，他不仅要巩固并扩大以往拜占庭帝国所辖的领土，还要把它变成一个在行政、司法、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拥有全新体制的新国家。由边疆地带的加齐贝伊们统治的、形形色色的、拥有半独立性的开放社会，曾经是奥斯曼国家得以成型的基石。现在，它们终于被整合进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的社会和政治框架之中。

现在的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像曾经的拜占庭帝国一样，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军事神权国家。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官僚体系，苏丹得以施展其绝对的权力。在穆罕默德看来，他的目标是把任何有可能对他的个人权威构成威胁或形成竞争的力量都消灭掉，至少也要改造它们，让它们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作为被神选定的人，他，也只有他，才有资格统治这个国家。为了确保这种神权统治能够在他的国家永远持续下去，他把已经在帝国皇室内十分流行的同胞相残的做法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经大多数法学家的认可，我的任何一个儿子，如果蒙神恩赐而继承苏丹大位，都有权为了国家的福祉处死他的兄弟。”

与以往不同，穆罕默德手下的大维齐尔成了苏丹的管家和忠实执行君主命令的工具。大维齐尔无权就国事做出重大决定，但可以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发号施令，其权力超过了以往的大维齐尔。在穆罕默德之前，苏丹通常会亲临迪万（Divan）[1]，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参加国务会议，就如同多少个世纪以来处于游牧生活状态、在帐篷里议事的先祖们一样。

然而，穆罕默德在他的统治期内却逐渐把这一权力移交给了他的大维齐尔。他自己不再经常出席迪万的会议，而是在一个装有格栅的房间里——这个房间被称作“苏丹之眼”——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而他自己却不会被别人看见。到了后世苏丹的时代，这种做法成了一种惯例。

据说，这一转变源自一个意外事件。在一次迪万会议上，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土库曼人突然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操着粗鄙的方言问道：“我说，哪个是那位开心的皇上呀？”苏丹勃然大怒。大维齐尔劝他说，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迪万的事情以后不妨交给维齐尔们处理。于是，大维齐尔成了实际上的政府首脑，掌握了国家的大印。作为苏丹的副手，大维齐尔获得了广泛的世俗权力，负责管理各个方面的行政事务，并且监督人事任免和官僚的工作表现。

大维齐尔以苏丹之名掌管的行政体系建立在“四根帝国之柱”上。这个说法来自军事术语，原本指的是早期的奥斯曼王公帐篷上的四根支柱。数字“四”有着神圣的意味，象征着《古兰经》中提到的支撑宝座的四名天使、先知穆罕默德的四位战友——后来的四位哈里发——以及天堂中的四种风。

第一根支柱就是大维齐尔本人。像其他高级官员一样，大维齐尔也拥有“帕夏”这一荣誉头衔。“帕夏”的意思是“苏丹之足”；这种称呼方式很像古代波斯的做法，当时的官员往往被称作国王的眼睛和手。大维齐尔享有殊荣，可以持有装饰了五条马尾的帕夏旌旗；而他的其他三名维齐尔同僚只能配备三条马尾。这种象征物起源于突厥游牧民生活在草原的时代。其他三名维齐尔分别负责掌管行政、法律和财政事务，在他们的部门内部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都要直接对苏丹本人负责。

第二根支柱是负责管理司法事务的两名“卡扎斯克”（kadi-askers），即军事法官。他们一个负责安纳托利亚的司法事务，一个负责鲁米利亚的司法事务，主要负责提名其他法官。

第三根支柱是四名“德夫特达”（defterdars），字面意思为会计或记账员，实为掌管财务和财政事务的国家财务官。

第四根、也是最后一根支柱是“尼尚奇”（nishanjis），即国务助理和秘书，他们负责起草苏丹的诏书，并在上面加盖苏丹的印信——“图格拉”或“尼尚”（nishan）。

此外，还有被称作“阿迦”的军官或官员们。阿迦分为两种，在外的为军职，例如近卫军的阿迦；在内的则专为苏丹的宫廷服务。

这套经过征服者穆罕默德修改和完善的体系，被记载在了《法令集》（Kanun-name）中。“Kanun-name”一词源自希腊文“kanon”和阿拉伯文“kanun”，意为“法律书”。在穆罕默德统治的末期，他下令开始编纂这部汇集了法律和规章制度的书籍，其中记述了奥斯曼国家的等级制度、惯例、仪式要求、职位职责、组织机构以及奖惩制度。

《法令集》体现的并非穆斯林的传统，而是土耳其国家的传统。像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奥斯曼帝国传统上使用源自《古兰经》的至高无上的“神权法”或“沙里亚法”（Sheriat Law）来管理国家。但是，随着帝国的版图越来越大，面对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就需要用一部国家法律来对《古兰经》加以补充，增加新的条款，使其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俗社会。穆拉德一世是这一变化的肇始者，而穆拉德二世又将这种变化向前推动了一步。在这两位苏丹之间的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获得了诸多新的行政功能，同时也出现了更多的新问题，因此穆拉德二世有必要制定新的法律。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不断得到增补乃至替代。新的法律中还包括了苏丹本人制定的规章和命令。根据奥斯曼的传统，作为“帕迪沙阿”和帝国的君主，他拥有不受伊斯兰教法机构阻挠、自行颁布法律的绝对权力。不过，在这些国家法律的条款（也被称作“乌尔菲”，urfi，意为“补充”）之外，苏丹仍然需要承认以下法律规定的义务，并受到它们的约束：基于《古兰经》这一伊斯兰教最基本文献和真主旨意的沙里亚法；圣行（Sunna），即穆斯林的惯常做法；最早的四位哈里发发布的文书。苏丹颁布的圣旨（被称作“Hatti-Sherifs”）都要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苏丹任何重要的政治举措也需要事先取得大穆夫提——伊斯兰教法的权威——的法律意见（也被称为“费特瓦”，fetva），获得他的批准。

《法令集》还涵盖了习惯做法和苏丹宫廷中的礼仪。苏丹宫廷中的礼仪强调森严的等级，讲究排场，十分复杂，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尤其是由拜占庭皇帝“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在10世纪所著的《典仪论》的影响。像拜占庭皇帝一样，苏丹尤其强调外国使节在觐见时必须表现得格外恭顺。传统上，臣民对苏丹的致敬礼仪接近于对“巴赛勒斯”（Basileus）[2]的礼仪，即对希腊和罗马皇帝的致敬，而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皇帝面前，他们的子民都有如主人面前的奴仆。实际上，同时代的拜占庭编年史中，仍然将苏丹称作“巴赛勒斯”——一位伊斯兰的巴赛勒斯。

像在拜占庭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对诸如宫廷庆典、装束、礼节等内容都有着十分细致的规定。穆罕默德规定，每一位廷臣的等级和职责必须通过其着装的颜色体现出来。比如说，维齐尔穿绿色，内侍穿猩红色；而在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中，穆夫提要穿白色，乌理玛要穿蓝紫色，毛拉要穿天蓝色。靴子的颜色也很重要。政府的职员要穿绿色的靴子，宫廷人员要穿红色的靴子。除了色彩之外，着装的风格也很重要——袖子的剪裁、装饰用的毛皮，尤其是各式各样的头巾和胡子的式样，都别具意义。在伊斯兰社会中，头戴之物有着特别的象征意义。只有穆斯林可以戴头巾，而非穆斯林，不管是法兰克人还是希腊人，都要戴红色、黑色或黄色的帽子。非穆斯林所穿的鞋子的颜色也不能与穆斯林相同。不论是便鞋还是靴子，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分别要穿黑色、蓝紫色和蓝色。

在一个特别的方面，穆罕默德二世脱离了奥斯曼祖先的传统，直接效仿了拜占庭帝国的做法。以前，苏丹的臣民经常可以看到苏丹，并且可以在相对非正式的场合与苏丹近距离接触。而随着奥斯曼人对欧洲的征服，他们越来越多地受到拜占庭人的影响，愈加注重塑造君主的神圣感。不仅苏丹的后宫女眷在宦官的看护下与世隔绝，就连苏丹本人也是如此。穆罕默德的祖先会随意地与臣民一同进餐，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则把一同和自己在桌旁用餐的人数减少到了不超过十人。穆罕默德抛弃了他们的做法，总是独自用膳。他还颁布了一道敕令，禁止维齐尔或其他官员靠近他的餐桌：“除皇室成员外，任何人不得与帝国的君主一同用餐。”

穆罕默德的第一座宫殿建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三山丘上[3]，但他在这里无法彻底做到与世隔绝。这里人口稠密，宫廷的围墙又不够严密，无法维持君主高高在上的状态。考虑到这些因素，他亲自为自己的新宫殿选址。这座宫殿被称作大萨拉基里奥宫（Grand Seraglio）[4]，也被称作“大炮之门宫”[5]。这里原本是拜占庭的卫城，地处一个可以控制三海（金角湾、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的岬角——此处后来被称作萨拉基里奥角。1465年，穆罕默德开始在这个关键性的地点兴建宫殿。这项宏大的工程由波斯、阿拉伯和希腊的建筑师们负责，起初估计要花上25年才能完工。不过，苏丹不仅在付给工人们工资和奖金时异常慷慨，还亲自监督工程进度，结果整个工程只用了预估时间的四分之一。在大萨拉基里奥宫的高墙之内，有三道大门、两个庭院和数不清的建筑物，其中大部分都是优雅的亭楼。根据同时代的希腊传记作家克里托布洛斯（Critoboulos）的记载，大萨拉基里奥宫的四面都有“巨大而华美的花园，其中种植着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树木和水果；新鲜洁净得可以直接饮用的水在四处流淌；成群的各色禽鸟，不论是可供食用的家禽还是歌声婉转的鸣禽，都在吵闹、歌唱；那里还有成群的家畜和野生动物。”在战事间歇的冬季，苏丹就会离开公众的视野，住到这座宫殿中来。他只会在重兵拱卫的情况下，为重大国事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偶尔露面。

在设计这座崭新的萨拉基里奥宫的时候，穆罕默德实际上为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奥斯曼宫廷生活定下了基调。整座宫殿分为两个主要的区域：外廷是政府办事机构和苏丹的办公地点（包括迪万），内宫则包括苏丹的大殿和皇室成员的居所，以及苏丹手下的宦官和侍从的住所。一个世纪之后，这里变成了“丰饶宫”，由苏丹的女眷居住，因此成了苏丹的后宫。穆罕默德本人则更愿意让女眷单独居住在一处。他把她们留在了第三山丘的宫殿里，由370名宦官服侍她们，因此那里仍然是他私宅的核心区域。

进入大萨拉基里奥宫，要经过三道大门。第一道是连接大萨拉基里奥宫与伊斯坦布尔城区的帝王之门（Bab-i-Humayun）。在这道门上至今可以看到纪念其兴建者的碑文：“穆罕默德苏丹……真主在人世间的影子和灵，地上的君主，两洲两海与东方西方之主，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早期的土耳其人经常在宫殿大门处进行司法判决。帝王之门取代了以往拥有四根柱子的苏丹大帐入口的地位，成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象征。正因如此，“大门”（Porte）或者“高门”（Sublime Porte，欧洲人后来经常用这个称呼），成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代称。[6]

作为帝王之门的守门阿迦，白宦官总管负责监管苏丹的大萨拉基里奥宫与外部世界的交通。白宦官总管和他的下属负责打理大萨拉基里奥宫的外廷。他实际上相当于典仪总管，同时也担任苏丹的密探。他手下管理着各个层级的白宦官，他们作为宫廷内侍各有职责。与白宦官总管相对应的是一位黑宦官总管，这位阿迦在苏丹的女眷最终搬迁到大萨拉基里奥宫之后，负责管理苏丹的后宫。[7]奥斯曼帝国的前代苏丹并不使用宦官，这一做法来自拜占庭帝国，而拜占庭帝国又是早年从东方世界学会的这套制度。由于伊斯兰教禁止阉割，这些宦官都是奥斯曼人从基督教国家买来的。在这一时期，大部分的阉人都是从高加索地区买来的。像一般的奴隶生意一样，贩卖阉人的生意也基本掌控在犹太人手中。

白宦官总管负责管理苏丹的宫廷中的所有人员，大约管理着350多人。这些人都曾经是基督徒。实际上，从大维齐尔到其他维齐尔，再到行省长官、封地的所有者、征税官以及各个级别的行政人员，奥斯曼帝国的全部行政官员和大部分军官莫不如此。他们全都是苏丹的“奴隶之家”的成员。大萨拉基里奥宫可以看作这个“奴隶之家”的雏形。在这里，所有人都是他们的主人的私人奴隶，不论他们获得何等的恩宠和多大的权力，终其一生他们都维持着这种主仆关系。这一体系是军事和行政两种制度相融合的产物。它起源于“德夫希尔梅”（devshirme）这种征募制度，即欧洲人所说的“儿童贡品制度”。这一制度最初是为了征募近卫军而出现的，后来在穆拉德二世在位时期从军事领域推广到了行政领域。通过这一制度，穆拉德二世创造出了一种更有活力的新的统治机构，用它替代了旧有的统治机构，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则继承、发扬并改进了这一制度。

这一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非世袭性，它不会像旧有的制度那样创造出土生土长的豪门贵族。这样一来，就不会产生任何可能威胁苏丹的绝对权力的政治力量。有一种十分切合实际的观点认为，如果传统的穆斯林也可以成为苏丹个人的奴隶，他们就会滥用这种特权。他们在各个行省的亲属会凭借他们的势力来压迫农民，拒绝纳税，不服从地方政府的命令。“而这些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会成为新的信仰的狂热信徒，因而成为他们亲属的敌人。”因此，有一位名叫温塞斯拉斯·瓦迪斯拉夫男爵（Baron Wenceslas Wradislaw）的外国访客在造访伊斯坦布尔之后说道：“我在君士坦丁堡或土耳其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听说过或见过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担任帕夏；相反，这些帕夏都是通过绑架、俘获等手段后来才成为土耳其人的。”

这一体系最重要的人才来源是设在苏丹的大萨拉基里奥宫内的皇家侍从宫廷学校。这所学校的目的是为世袭的苏丹家族遴选提拔非世袭的统治阶层。每一名精英都有均等的机会获得提拔，所有人都只凭自己的本领说话。在当时的时代，整个世界还都处于贵族统治之中，而奥斯曼帝国却已经独树一帜地开始任人唯贤。穆罕默德苏丹想要扩大并发展这所学校，而这需要更多的空间。这种想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为其新宫选址在萨拉基里奥角的决定。穆罕默德本人对教育高度重视，乐于重用知识分子，并且意识到随着帝国的扩张，他十分需要有见识的文武官员。因此，在他的指导下，这所宫廷学校成了一所组织紧密、规划合理的国家学校。

穆罕默德意识到，他的侍从对他十分忠诚，因此可以成为抗衡时常怀有异心的近卫军的重要力量，所以他才决心开设这样一所学校，用来从基督徒家庭中选拔培养统治精英阶层。这所学校旨在培养兼具军事和行政才能的忠贞不贰的穆斯林公务人员。借用一位16世纪的意大利作者的话说，他们培养的是“识文断字、能言善辩、彬彬有礼、诚实正直”的人才。正因如此，在此之后的大维齐尔人选中，每五位中有四位都出自这所宫廷学校。这所学校按照穆罕默德制定的路线运转了三个半世纪，后来经过改革后又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为奥斯曼帝国做出了重要而持久的贡献。

宫廷学校位于帝国宝库和私人军需部之间，由白宦官总管掌管其行政事务。根据学生的年龄，宫廷学校分成两个预备学院和两个职业培训学院。学生会表现出些许的差异，有些人在智力方面更有优势，有些人则更擅长体力活动，但他们都可以在学校里完成14年的学业，并获得7到8年的见习期。对大部分学员来说，他们在见习期之后并不能成为苏丹的私人仆从，而只能在经过一定的预备训练之后获得较低级的军事或行政职位。在穆罕默德的执政晚期，他又创办了第三所职业培训学院——皇家寝宫堂。在这里，4名长官负责管理40名侍从。这4名长官分别被称作“掌剑官”“马匹总管”“衣橱总管”和“头巾总管”。每个大堂都有一位负责维持秩序和纪律的首席长官，一位次席长官，一名勤务官，以及图书管理员、记录员、财务官和伊玛目，外加三名宣礼员。学院高度重视学员的个人品格，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学员的能力、积极性和领导力。学院也鼓励学员自行选择他们想学习的科目。像日后在政府机构里一样，宫廷学校对侍从学员们的管理原则也是“有功必赏，有错必惩”。

虽然学员在宫廷学校中也会学习《古兰经》以及伊斯兰神学和法学的原则，但这所学校主要的教学内容还是世俗知识。较之宗教知识，这里更重视治国之术和军事科学的学习。因此，这所学校在伊斯兰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最初，大部分的教员都出自乌理玛，即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和研习伊斯兰教法的学者。不过，穆罕默德后来又从他的宫廷里抽调出学者、科学家和文学家，补充到这所学校中，从而使得这所学校的教学有了希腊和拉丁世界学校的风格。因此，奥斯曼帝国甚至被人们比作柏拉图的理想国，以至于许多在君士坦丁堡被征服期间逃亡意大利的拜占庭希腊人现在又纷纷回到了这里。

如穆罕默德所愿，宫廷学校的课程安排兼顾了人文学科、体育锻炼、动手能力和职业训练。人文课程包括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学校尤其重视土耳其语的教学，要求学生必须彻底而熟练地掌握这门复杂的语言；他们还要学习阿拉伯语的字母、语法和句法，以及侧重描绘侠义精神和传奇故事的波斯诗歌和文学。此外，教学的内容还包括土耳其历史和数学（不仅有算术，还可能有几何）。独具慧眼的导师们会在学员们学习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时候，观察他们每个人的特长，包括他们在奥斯曼军乐和声乐方面的天赋。除了在每天日出前半小时、日落后一个半小时以及其他场合要唱歌致敬苏丹之外，宫廷的合唱团还会定期为苏丹举行演出。

通过包括体操在内的体育训练，侍从们可以显著提高他们的耐力、健康状况和敏捷性。他们还参与各种各样的运动——射箭、摔跤、剑术、长矛和一种可谓早期马球（使用以细绳拴着的球）的运动。由于许多侍从最终会加入骑兵部队，骑术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配得上精良的奥斯曼军队，很多学员不仅骑术了得，使用起兵器来也十分在行。

最后，除了近卫军之外，其他人都会在各种各样的职业学校里学一项技能或是手艺。历代苏丹也是如此。穆罕默德二世是一名专业的园丁，他把大量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照看自己的宫廷花园上。他不仅养花、植树，甚至还种菜。据说，有一次他颇为骄傲地种出了一根硕大的黄瓜，可是这根黄瓜后来却消失不见了。盛怒之下，他把一名可疑的园丁开膛破肚，结果在他的胃里发现了黄瓜的残渣。塞利姆一世（Selim I）和苏莱曼一世都是技术高超的金匠，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特别擅长制作有着复杂镶嵌图案的家具，还有其他皇室成员擅长刺绣、制弓和打磨刀剑。侍从们还学习调制饮料、烹饪苏丹喜爱的菜肴、清洗亚麻制品、整理头巾、理发、剃须、修剪指甲和土耳其浴养生等技能。

在首都和它的高门之外，奥斯曼帝国的治理则与军队的组织和发展息息相关。与宫廷内部的阿迦相对的，军队的长官被称作外部或军事阿迦。他们代表了苏丹的行政权，而从乌理玛中遴选出的卡迪们（法官）则是苏丹的司法权的代表。在日渐加强的中央集权下，奥斯曼帝国版图内的行省划分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军事因素。整个帝国被分成两半，即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两半各由一位总督或者叫贝勒贝伊（beylerbey）管理，这两名总督的级别都是两尾帕夏。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都被继续细分成更多的地区（“桑贾克”，sanjaks），每个地区由被称作桑贾克贝伊的军事指挥官管理。每一位桑贾克贝伊都会获得一面叫作“桑贾克”的旗帜，象征着苏丹的权威。作为一尾帕夏，桑贾克贝伊负责召集和管理其辖区内的苏丹的武装力量，维护公共治安，并且确保税收的按时缴纳。在征服者穆罕默德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在亚洲有20个桑贾克，在欧洲有28个桑贾克。

像前代苏丹时期一样，每一个桑贾克省份都会再被细分成大大小小的封地[被称作“扎米特”（zeamet）和“蒂玛尔”（timar）]。这些封地会被封给出身于土耳其人家庭的骑兵（西帕希骑兵），他们可以获得一定的管理当地农民的权利。西帕希骑兵是帝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必须随时准备好按照桑贾克贝伊的要求，征调一定数量的士兵，并武装起来参战。无法做到这点的西帕希骑兵会被剥夺封地。与西方不同，这种封地制度并不是世袭的。在一个西帕希骑兵死后，他的儿子只能得到一小部分封地，他需要凭借自己在战场上的表现来赢得更多的封地。

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上，大部分的农业用地都属于国家，直接处于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下，没有私人产权。穆罕默德把基督教领主和修道院占有的大片土地都变成了蒂玛尔。接着，他又把一些私有的或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占用为“皇室土地”。其中的一些土地被他作为封地赏赐给了他的维齐尔们和其他官员，这些赏赐同样在世袭方面受到类似的限制。大部分的土地则被他当作赏赐给士兵的封地，以借此来增加骑兵的数量。

蒂玛尔制度的诞生，是为了在中世纪的经济基础上供养一支庞大的帝国军队。这一已经十分庞大并且仍在不断扩张的制度体系逐渐成了帝国行政体系的主体，这个体系的目标就是利用一切财政、社会和农业政策来满足帝国的军事需求。这一体系造就了一种“碎片化的所有权”，国家、西帕希骑兵和农民分别享受并承担土地带来的一部分权利和义务。国家拥有土地；西帕希骑兵得到国家的授权，可以从农民身上获得一定数额的收入，以此来回馈他和他的手下提供的军事服务；被称作“拉亚”的农民则负责耕种土地，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在支付了税金和付出了劳动之后，可以用土地上的物产来养活家人。在农民去世时，他的土地可以传给儿子。就这样，在穆罕默德苏丹的统治下，帝国建立起了一个完善、协调而又得到了严格监管的封建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劳动阶层和军事阶层彼此联系，相互受益。

这些拥有蒂玛尔的西帕希骑兵和他们所属的骑手，使用传统的中世纪武器，例如弓、剑、盾牌、长矛和钉头锤。到穆罕默德统治的末期，他们的总数达到4万多人，构成了奥斯曼军队的主要部分。他们与苏丹本人的皇宫卫队——宫门西帕希并不是一回事。像奥斯曼一世的时代一样，在战争期间，苏丹会从民间征召非正规的阿金基骑兵来辅助西帕希骑兵作战。阿金基骑兵主要依靠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进行劫掠为生。此外，苏丹还会征召奥尔汗时代引入的民兵部队——阿扎布步兵。

不过，奥斯曼军队的主力军仍然是近卫军。这些奴隶身份的步兵没有土地，出身于基督徒家庭，其总数在穆罕默德的时代增加到了1万人。他们的待遇获得了提高，配备的武器也更为现代化。在当时的东方世界，军队的核心往往是骑兵，而奥斯曼军队的核心却别具一格地由近卫军步兵组成。在西方，土耳其人也没有遇到过可以与近卫军相匹敌的敌人。在首都，近卫军只是普通的守备部队，由他们的阿迦统率，驻扎在皇宫里。在外征战时，只有近卫军会被派去驻防刚刚攻克的城池，除了守城之外还要负责维护城市附近的治安。近卫军不受任何地方政府的管辖，直接听命于苏丹，苏丹也亲自为他们委派指挥官。因此，在帝国的版图上，近卫军可以为中央政府征服地方上可能的反对势力。从奥尔汗苏丹的时代开始，在强有力的苏丹在位时，近卫军就是皇室忠诚的仆人，用来遏制中世纪欧洲常见的独立封建贵族势力的增长。

穆罕默德消灭了旧的统治阶层，并用他私人的奴隶出任高官取代他们，这样整个奥斯曼帝国里决定荣辱的就只有官阶了。如此一来，人们也获得了自由晋升的机遇。在这个充满弹性的社会中，一个仆人可能会在日后超过他的主人，一个下级也可能超过他的上级；一个匠人可能会成为大维齐尔，而一个大维齐尔也可能会跌落到匠人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下降成了众人认可的个人风险，不会因此导致某个阶层的损失。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不同，在这个伊斯兰帝国的社会和行政体系中，苏丹的青睐和个人的才干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在这个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与生俱来的特权大体上是不存在的。在法律和其他奥斯曼人的面前，拥有绝对君权的苏丹之下的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在这个唯贤是举的国家里，人们必须凭借自己的本领去换取特权。

国家的收入首先来自被征服的非穆斯林（拉亚）支付的人头税。农民中的大多数和大量的城市人口都是非穆斯林，尤其是在欧洲地区。身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和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前异教徒无须支付人头税，但在其所在地区发生战争时，他们需要根据财产多寡缴纳什一税。什一税涵盖的财产种类包括牲畜、谷物和蜂巢。在战争过程中，在沿海及靠近主要道路或森林的具有战略性的地区，其居民需要承担劳役来协助军队作战；作为回报，不论是不是拉亚，他们都可以获得免税的待遇。其他的收入还包括由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和拉古萨共和国等国家支付的岁贡。

不过，帝国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各种国家机构和事业收入——关税、港务费、过路费、摆渡费、称重费以及对盐、肥皂和蜡等商品的垄断收益。国家经常会把这些产品和包括银、铜、铅矿在内的其他产品及自然资源的销售权转让给特许经营商。政府和特许经营商双双从中获益，但这种做法有时也会带来一些社会和财政方面的弊端，并导致对生产资源的过分压榨。当苏丹需要增加收入以维持其庞大的军备时（他需要让军队常年保持战备状态），他还会铸造新钱，同时以一定的折旧率回收旧钱，以此来实现周期性的货币贬值。这种做法实际上等于对人们手中的银币征了一次税，因而引发了人们的不满。而且，苏丹还会派遣一些被称为“觅银者”的官员去搜查人们的房屋，没收藏起来的钱币。

不过，从长期来看，穆罕默德还是设法通过促进商业和经济的发展来持续增加国家收入，并以此来为他的战事提供资金。为了终结西欧人在黎凡特地区（Levant）[8]的政治特权，前代的苏丹取消了从拜占庭帝国晚期开始实行的对西欧人的海关免税制度，改为向他们征收相当于贩运货物价值10%的关税。到了穆罕默德的时代，税率翻了一倍，因此引发了西欧商人的强烈不满。然而，在穆罕默德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由于苏丹治下领土的政治稳定性更强，相隔甚远的地区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变得更安全，贸易活动反而有增无减。越来越紧密和普遍的经济融合增进了经济繁荣。不过，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其他非穆斯林族群，特别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逐渐取代了意大利商人的地位。

取得快速发展的不仅仅是伊斯坦布尔，诸如布尔萨、阿德里安堡和加里波利港等城市也从贸易增长中获益匪浅。安纳托利亚西部的棉花业、安哥拉附近的山羊毛行业以及伊斯坦布尔和布尔萨的丝绸业蓬勃发展，成了西方市场的出口中心。特别是位于自波斯而来的大篷车丝绸之路末端的布尔萨，已经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商品集散地，其中包括从印度和阿拉伯经大马士革运来的香料。这些货物有两种运输途径：其一是走以往穿越安纳托利亚的陆路，一路经过阿达纳（Adana）和科尼亚；其二是走海运，从埃及和叙利亚的港口运往安塔利亚（Adalia）和阿拉尼亚（Alanya），再由那里将安纳托利亚出产的铁矿石和其他货物出口到埃及去。在反方向的商路上，布尔萨同时也成了欧洲羊毛制品出口东方的中心。

精力充沛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一心想要尽可能地开发国家的资源，于是在来自西方的顾问的建议下，他把大量的精力都花在了贸易和财政事务上。从即位伊始，穆罕默德就专注于行政体系，特别是财政部门的重组。通过改革，他确立了高效而有序的税收制度。在这样的实际事务方面，穆罕默德要胜过他的父亲。而在知识层面上，他也要感谢他的父亲。虽然起步有一点晚，但是穆罕默德还是接受了第一流的教育。他熟练地掌握了六种语言——土耳其语、希腊语、阿拉伯语、拉丁语、波斯语和希伯来语，并且在多名教师的帮助下精通伊斯兰文学、希腊文学和哲学，还略懂一些科学知识。

像对东方文化一样，穆罕默德对西方文化也充满了崇敬之情。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他把数量众多的意大利人请到了他的宫廷里，其中包括使用拉丁文的人文主义学者和各知识领域的专家。诚然，此举部分是出于政治目的，因为他需要了解他想要征服的世界，懂得西方，特别是亚平宁半岛的历史、地理、政府体系、宗教信仰、内部矛盾、外交伎俩、武装力量和军事战略。同时，他也要靠这些顾问就贸易和财政政策给出意见。在学者的帮助下，他为大萨拉基里奥宫的图书馆收集了一些供其进行研究的古典时代手稿，以及一些关于基督教的希腊文著作（为了方便苏丹阅读，它们被翻译成了土耳其文）。

后来，一直对伊斯兰教有关禁止描绘人像的禁令置之不理的穆罕默德又开始赞助西方绘画和雕刻艺术，一些意大利艺术家也造访了他的宫廷。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尼斯人詹蒂莱·贝利尼（Gentile Bellini）。苏丹向威尼斯总督提出要求，让他派个“好画家”来。于是，贝利尼就在1479年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并在这里待了15个月，得到了格外的优待。他为苏丹和宫廷里的其他要人画了肖像。据说，贝利尼有一次向苏丹展示了一幅描绘施洗者约翰被斩首的画。苏丹凝视良久，然后告诉画家，根据他的个人经验，斩首后的颈部应该比画家画得短一些、窄一些。贝利尼用壁画和其他画作为大萨拉基里奥宫做了内部装饰。在穆罕默德死后，他的儿子巴耶济德二世反对偶像崇拜，于是将这些“不合时宜”的作品都拿到公开市场上卖掉了。大部分的画作都消失了，但是苏丹的肖像保存了下来。它被一位威尼斯商人买下，之后又辗转几个世纪，最终进入了伦敦国家肖像馆。除了向威尼斯要求出色的画家之外，穆罕默德还要了一名优秀的青铜雕塑家。究竟是哪位雕塑家得到了指派，目前还没有定论，不过费拉拉的克斯坦佐（Costanzo of Ferrara）肯定造访过苏丹的宫廷，并为苏丹铸造了一枚画像章。

不过，征服者穆罕默德并不是一位热衷文艺复兴运动的贵族，而是一名沉浸在伊斯兰传统中的中世纪君主。作为一名圣战士，他期望能够利用伊斯兰传统在这个曾经的东正教帝国的版图里维持奥斯曼治下的和平。在文化上，他对东方文化的热衷超过了西方文化，尤其醉心于波斯文化。他对波斯的伊斯兰教派什叶派及其托钵僧兄弟会组织十分感兴趣。不过，在实际操作层面，他无法调和这一“异端学说”与逊尼派教义之间的矛盾。毕竟，在奥斯曼土耳其这个信奉正统的伊斯兰教义的国度，有这样一句谚语：“谁阅读波斯人的文字，谁就失去了他一半的信仰。”

然而，穆罕默德还是会阅读波斯人的著作，并且表现出对波斯人的特别垂青。他对波斯人的喜爱首先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继而又在行政领域表现出来，因而引起了土耳其人的妒意。受到穆罕默德的赞助而在奥斯曼帝国生活、写作的波斯人的数量之多，可谓空前绝后。除了一些法学家之外，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诗人，而奥斯曼诗人也把波斯诗作——特别是菲尔多西（Firdausi）的史诗和哈菲兹（Hafiz）的抒情诗——作为他们的榜样，并将其改写重构，变成土耳其语的诗作。穆罕默德本人用土耳其语写了80多首诗，质量都不高，不过还是因此被人称作“诗人苏丹”。他每个月为诗人和其他文学家发生活费，以此来鼓励文学发展。与此同时，他还想方设法为他以前的导师们——都是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才能的人——提供生计，他非常乐于让饱学之士和神学家在他的宫廷里陪伴左右。

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下，科学的发展却相对缓慢。穆罕默德本人对天文学很感兴趣，但只把它作为占星术的背景知识。在做任何重要决定之前，尤其是在军事方面，他都会询问他喜爱的占星者的意见。为了等待行星进入精确的位置，他的行动不仅会精确到具体日期，还会精确到具体的小时。土耳其人的医学仍然没有什么发展，苏丹本人的医疗顾问大部分是来自意大利的犹太人。其中最显赫的当属雅各布·德加埃特（Jacopo de Gaete），他后来成了一名维齐尔，人称雅各布帕夏（Yakub Pasha）。在3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都是苏丹宫廷里的红人，不仅在医疗事务上有发言权，在财务方面也很有影响力，苏丹每次出征时他也都跟在苏丹身边。威尼斯人一直想要刺杀穆罕默德，在20多年的时间里至少14次试图对苏丹下毒。他们想得到雅各布的协助，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穆罕默德的健康状况并不好。在30岁出头的时候，他第一次出现了健康问题。他开始变得特别肥胖，并且得了遗传性的急性关节炎，这让他在战争期间骑马的时候感到异常痛苦。他沉湎于肉体的快乐，暴饮——在这方面他不是个好的穆斯林——暴食，因而日益发福。他还经常被急性的痛风和腹绞痛折磨，有时完全无法离开自己的宫殿，这种情形的持续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近几代的奥斯曼统治者的平均寿命明显变短了。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只有一位统治者活过了50岁。1479年，还不到50岁的穆罕默德在腿上长了一个肿瘤，而医生们束手无策。到了第二年年底贝利尼为他画肖像时，他明显已经病入膏肓。

1481年春天，他随大军渡海来到了亚洲，开始向南方进军。按照惯例，行军的目的地是个秘密。他可能打算亲自率军再一次攻打罗得岛，或是有意夺取埃及马木留克苏丹的领地。然而，就在行军路上，他患了严重的结肠炎，加重了他的痛风和关节炎。他的波斯私人医生给他开了药方，但并不见效。他的敌人宣称，这名医生按照苏丹的儿子巴耶济德的指示给他服用了过量的鸦片。当雅各布帕夏终于赶到主人床榻旁时，他宣称之前的药方起到了致命的效果：苏丹的肠道已经阻塞，他也回天乏术。1481年5月4日，征服者穆罕默德在下午祈祷时分去世，终年49岁。

“雄鹰已死。”信使把这样的消息带到了威尼斯共和国。西方世界终于再次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不需要害怕东方的威胁了——在接下来的40年中的确如此。实际上，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南征北战，并没有大规模地扩展帝国的疆土。他在贝尔格莱德、罗得岛和奥特朗托都遭遇了失败。不过，就像他宣称的那样，他已经成了两海两洲的主人。作为一名征服者，他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伊斯兰帝国的奠基；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在这个伊斯兰国家内部创造了崭新而持久的国家架构，他确立的体制、传统和政策足以让这个帝国继承古罗马文明和基督教希腊文明的衣钵，并且在实际上成为东正教文明的狂热保护者。凭借这样伟大的成就，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愧为中世纪的一代英主。

[1] 即伊斯兰国家高级的行政机构。

[2] “巴赛勒斯”是希腊语中君主的称呼，主要用来称呼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皇帝。

[3]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建立在七座山丘之上，与罗马的七丘山相映衬。

[4] “萨拉基里奥”的本意就是奥斯曼苏丹的宫殿，所以除了大萨拉基里奥宫之外，阿德里安堡等地也有别的萨拉基里奥宫。

[5] 根据这个名字的音译，现在一般称这座宫殿为“托普卡珀皇宫”。

[6] 除了第一道大门之外，进入皇宫第二进区域的大门为“敬礼门”，而把守着皇宫核心区的第三道大门为“丰饶门”。“丰饶门”在后文之中还有提到，是举行重大仪式的地点，在政变中也常常遭到叛军的围攻。

[7] 黑宦官都是出身非洲黑人族群的奴隶，故也可以译为“黑人宦官”。白宦官总管的职权在苏莱曼苏丹之后逐渐式微，在17、18世纪之交完全被黑宦官总管取代。

[8] 黎凡特是一个模糊的地理名称，此处可能取其广义，指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

第三部分

帝国之巅

第十一章

16世纪，奥斯曼帝国迎来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苏丹——苏莱曼一世。在世界范围内，他被称作苏莱曼大帝；而他的臣民则称他为立法者苏莱曼。作为穆罕默德二世的曾孙，苏莱曼一世将超越征服者本人的成就，在开疆拓土的同时将奥斯曼帝国推向权力与声望的顶峰。不过，在穆罕默德二世刚刚去世之后，奥斯曼家族手足相残的固有做法演变成了长期的内讧。争斗的双方都是穆罕默德的儿子，一位是巴耶济德二世，一位是他的弟弟杰姆皇子（Prince Jem）。

巴耶济德苏丹与其父截然不同，是一位爱好和平、乐于沉思的学者。他潜心信仰，生活朴素，为人包容，对征伐不感兴趣，被同时代的作家称作“正义者”。他是第一位始终不曾亲自率军出征的奥斯曼帝国苏丹。比他年轻12岁的杰姆则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行动派，精力充沛而十分勇敢，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乐趣。他热衷艺术，身边有许多诗人，自己也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在他的手中，”他的传记作者写道，“贾姆希德的酒杯（the Cup of Jamshid）[1]取代了所罗门的印戒（Seal of Solomon），吟游诗人的歌声替代了胜利的鼓声。”

刚刚得知征服者穆罕默德去世的消息，杰姆就立刻武装起来，宣布继承苏丹之位；而他的父亲在生前也的确倾向于让杰姆继位。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继承权越来越取决于近卫军的决定，而近卫军更青睐巴耶济德，认为他更能代表加齐传统。在部分官员和民众的支持下，近卫军曾经强烈反对征服者穆罕默德手下最后一位大维齐尔卡拉曼勒·穆罕默德帕夏（Karamanli Mehmed Pasha）和他的政策。而作为卡拉曼尼亚的总督，官邸位于科尼亚的杰姆曾经支持这位大维齐尔。巴耶济德在阿马西亚出任总督，从这里出发到伊斯坦布尔的距离是从科尼亚到伊斯坦布尔的距离的两倍。然而，在反对派的支持下，巴耶济德却率先抵达了首都。在这里，他不可避免地向近卫军许诺了礼物和更加优厚的待遇，从而确保了他能够成功继位。

近卫军预见到了巴耶济德的到来，牢牢地控制住了首都。他们与宫廷里的一些官员合谋，暗杀了大维齐尔，并把他的头颅插在长矛上游街。接着，他们截获了大维齐尔向杰姆派出的密使，将他处以穿刺之刑。同时，巴耶济德废除了其父不受欢迎的货币贬值政策，并将被其父剥夺并化为封地的一些私人土地归还了原来的主人和宗教慈善组织。总体来看，巴耶济德倾向于废除其父的政策，而回归其祖父穆拉德二世的政策。

然而，杰姆是一个不肯屈服的斗士。他发动了叛乱，并在卡拉曼尼亚的一支军队和托鲁斯山区的土库曼部落的支持下，夺取了布尔萨。他在这里自称苏丹，铸造钱币，命令公开祈祷时要诵念他的名字。他的统治持续了18天。他向他的兄长提议将帝国一分为二，由巴耶济德统治欧洲部分，他自己统治亚洲部分。巴耶济德则派遣先皇的大将、近卫军的英雄盖迪克·艾哈迈德帕夏率军讨伐杰姆。为此，盖迪克·艾哈迈德帕夏放弃了再次从阿尔巴尼亚攻打意大利的计划。

他连续两次击败了杰姆，但是都未能将他擒获。杰姆先是流亡到了马木留克王朝的地盘上，一路经过阿勒颇、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抵达了开罗，并在这里得到了埃及马木留克王朝苏丹凯特贝伊（Kait Bey）的款待和保护。接着，杰姆又从那里动身去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朝圣，然后在他的保护者的支持下回到了安纳托利亚，再次把卡拉曼尼亚的支持者召集在了身边。但是，还没有到达安哥拉，他的军队就抛弃了他，于是他只好逃到了西里西亚。

此时，巴耶济德摆出和解的姿态，提出只要杰姆愿意和平地归隐到耶路撒冷，他就可以把杰姆曾经主政的卡拉曼尼亚的税收都交给杰姆。他坚称：“帝国是一个不能与人分享的新娘。”然而，此时的杰姆情愿到罗得岛去，寻求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医院骑士团的保护。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德·欧比松给了杰姆帝王般的礼遇。不久，巴耶济德与医院骑士团达成了协议，只要他们把他的弟弟置于监管之下，他同意每年向他们支付4.5万枚金币的津贴。

尽管杰姆一开始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骑士团对他的关心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他实际上成了一名人质，可以帮助基督教世界对抗奥斯曼的入侵。他先是在法国居住，后来又去了罗马的梵蒂冈。接待他的主人们实际上是他的看守，他们随时可能对他加以利用，在合适的时候用这位“土耳其人的兄弟”来对付他们共同的可怕敌人。在互相争斗不休的基督教王公手中，他成了一枚外交棋子。最后，他死在了那不勒斯。他可能是被毒死的。一般认为，波吉亚家族的教皇[2]和杰姆的兄长巴耶济德苏丹联手害死了杰姆；这种说法也有证据支持。教皇杀害杰姆的目的是让法兰克人的国王陷入被动的境地[3]，而巴耶济德可以用允许兄弟相残的法律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

不论在杰姆死前还是死后，巴耶济德都倾向于使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但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欧洲的外交旋涡之中。此时的欧洲国家已经惯于狐假虎威地利用奥斯曼的威胁在意大利相互博弈。奥斯曼帝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陆上强国，其在地中海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巴耶济德决心终结一切十字军远征，于是沿着他父亲的足迹继续扩充奥斯曼舰队。他通过大张旗鼓的造舰计划取得了地中海的海上霸权，并把这股力量用在了新的针对威尼斯人的战争中。他的大军海陆并进，先后夺取了希腊的勒班陀（Lepanto）、莫登（Modon）[4]、科伦（Coron）[5]和纳瓦里诺（Navarino）。他还向米兰和那不勒斯提供支持，希望那里的君主可以将奥特朗托割让给他。不过，他并没有尝试渡过亚得里亚海，因为威尼斯可能会获得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军支持。

1503年，苏丹与威尼斯人及其盟友签订了和约，大体上确认了现状。这场战争削弱了威尼斯人的海上力量，从此奥斯曼海军不仅可以活跃在地中海东岸，还可以在地中海的西部海岸发动袭击。他们被称作“海上的加齐”，受到了西班牙和北非穆斯林的欢迎。与此同时，巴耶济德大张旗鼓地推动帝国在贸易和经济方面的扩张，使其在与意大利各城邦商人的贸易活动中获益匪浅。由于西班牙在15世纪末期驱逐犹太人，又有大量的犹太人移居到了巴耶济德的版图之中。

与此同时，奥斯曼人还要在亚洲对付土库曼游牧部落。这些骚动不安的游牧民长久以来一直在安纳托利亚的边缘地区徜徉，现在又受到了叙利亚和波斯一带政权的影响，时常起兵反叛中央政府。为了争夺这些土库曼游牧部落的控制权，奥斯曼人与叙利亚的马木留克苏丹打了六年的仗。最终，奥斯曼人割让了部分边境领土给马木留克王朝，才获得了和平。

随着帝国的扩张，奥斯曼人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奥斯曼人的政府试图控制土库曼人，对他们征税，限制他们早先的部落自治权，并且禁止他们劫掠骚扰定居的农民。这些举措都引发了土库曼人的不满。他们头戴红帽，因此被称作“奇兹尔巴什”（Kizil Bash），即“红头”的意思。他们信仰异端教派[6]，并且在波斯的边境地区受到当地新的统治者伊斯玛仪（Ismail）的鼓励及其在宗教和政治方面的领导。1502年，伊斯玛仪自称波斯沙阿。伊斯玛仪继承了乌尊·哈桑的野心以及白羊王朝与部落武装紧密联系的传统。像乌尊·哈桑一样，伊斯玛仪也试图与威尼斯结盟，同时自己亲自领兵突袭奥斯曼帝国。与此同时，奇兹尔巴什叛军也打着伊斯玛仪的旗号深入国境，一直打到布尔萨城下。在那里，巴耶济德的大维齐尔阿里帕夏在战斗中阵亡。伊斯玛仪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的直系后裔，宣扬什叶派的教义。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认为，只有阿里拥有继承哈里发大位的合法性。由于什叶派教义的神秘性和直观性，格外受波斯人的青睐，因而什叶派成了波斯的官方宗教。与什叶派相对立的是支持倭马亚家族（Umayyad）的哈里发继承权的逊尼派。作为伊斯兰世界最主流的教派，逊尼派后来被视为“正统”。

被称作“大苏菲”（Great Sufi）的伊斯玛仪凭借他的什叶派信仰在安纳托利亚的东部和南部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巴耶济德本人也有一些神秘主义倾向，也曾倾心于苏菲主义（Sufism）的哲学信条。但是，如果一名外国君主利用苏菲主义在自己的国境内煽动叛乱，巴耶济德就必须要反对它。奥斯曼帝国出动军队反对伊斯玛仪，但并没有能够与他直接交战。在奥斯曼帝国的内部，伊斯玛仪的出现制造了具有宗教色彩的新冲突。巴耶济德苏丹此时有三个儿子，都在行省当总督。其中最年轻的塞利姆最有活力也最好战，与他的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却与他的祖父征服者穆罕默德十分相近。而巴耶济德本人则偏爱更具行政天赋的次子艾哈迈德。

塞利姆清楚巴耶济德健康状况不佳，于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够顺利继位，他十分轻率地动身去了伊斯坦布尔，试图获得近卫军的支持。巴耶济德在军事上并不积极，近卫军无法获得丰厚的战利品，因此对巴耶济德心怀不满。不过，至少在现在，巴耶济德还有能力阻挠塞利姆，并且在手下官员的支持下继续巩固艾哈迈德的地位。于是，塞利姆逃到了克里米亚，他的儿子苏莱曼——也就是未来的苏莱曼大帝——正在那里做总督。塞利姆在这里动员了一支军队，绕过黑海北岸夺取了阿德里安堡。与此同时，身在安纳托利亚的艾哈迈德却对异端教派着了迷，头上戴起了奇兹尔巴什的红帽子，并且纠集了一支部队夺取了布尔萨。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父亲的支持。塞利姆取得了近卫军的支持，率军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巴耶济德同意退位，将苏丹宝座让给塞利姆。在把权杖交给塞利姆之后，退位的苏丹请求回到他在德莫迪卡的出生地养老。不过，巴耶济德最终死在了半路上——有可能是在他儿子的授意下被人毒死的。

就这样，后来被人称作“冷酷的塞利姆”（塞利姆·亚武兹，“Selim Yavuz”）的塞利姆一世开始了他的统治。他登基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人用弓弦勒死了他的两个兄长。他还扩大了手足相残的范围，绞杀了五个侄子，其中最小的只有5岁。行刑之时，他就在旁边的房间里亲耳听着他们的哭喊。在通过如此激烈的行为确保了国内的稳定之后，他暂时离开了欧洲，派兵向东进入亚洲。

对宗教十分虔诚、甚至时而充满狂热的新苏丹决心从他的帝国里彻底清除什叶派异端。他的主要敌人就是什叶派的支持者——波斯沙阿伊斯玛仪。在对伊斯玛仪发动圣战之前，塞利姆先在安纳托利亚消灭了大约4万名伊斯玛仪的宗教追随者，此举堪比同时代在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发生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7]。由于对伊斯兰教正统派别的捍卫，塞利姆获得了“公正”的称号。

塞利姆宣称，他即将发动的战事是加齐对异端的战争。他给沙阿写了一系列粗鲁而具有挑衅意味的长信，但伊斯玛仪并不上钩，反而提出两国应当和平相处。当塞利姆率军进攻的时候，伊斯玛仪就撤回他的边境后方，并且奉行焦土政策。不过，伊斯玛仪最终还是被迫在查尔迪兰（Chalderan）山谷与塞利姆交战。塞利姆获得了战役的胜利，占领了大不里士（Tabriz）[8]。他屠杀了大部分战俘，但是把几千名工匠送到了以手工业闻名天下的伊斯坦布尔，让他们到那里去谋生，丰富奥斯曼帝国的建筑风格。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战役中，他又占领了多座城市和大片领土，最终吞并了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高原。这样一来，奥斯曼帝国就获得了一个可以抵御东方侵略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天然堡垒，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亚洲的权力平衡。

丝绸是波斯向西方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波斯提供了大部分的金银收入。因此，为了在经济上打击波斯，塞利姆禁止了丝绸贸易，还把布尔萨的波斯丝绸商人流放到了巴尔干地区。出于类似的经济战目的，塞利姆后来还曾试图阻挠马木留克王朝从高加索地区贩卖切尔克斯奴隶的贸易。

在取得对波斯的胜利之后，塞利姆于1516年把矛头指向了马木留克王朝。在此之前，马木留克王朝依靠奥斯曼人的支持，一面应对着咄咄逼人的伊斯玛仪，一面在海上应付着新威胁。由于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在非洲和印度的航行，葡萄牙人现在出现在了马木留克王朝的背后。为了应对葡萄牙人的威胁，马木留克王朝需要从奥斯曼人那里获取木材和制造舰船的其他材料，以及火药和武器。

但是，鉴于塞利姆的军队已经侵入了叙利亚的边境地区，年事已高的马木留克苏丹高里（Al Ghawri）也不能再保持中立了。于是，他开始从埃及向北进军。塞利姆率军直逼阿勒颇，在阿勒颇城下击溃了马木留克苏丹的部队，高里苏丹本人也在战场上因中风发作而死。接着，塞利姆又率军占领了大马士革、贝鲁特和巴勒斯坦的加沙（Gaza）。他在这里朝圣了几位先知的墓地和耶路撒冷的亚伯拉罕巨石。

塞利姆给这些被征服的城市委任了总督。他们只把黎巴嫩的王公们当作名义上的附庸，对基督徒和犹太人十分宽容，并且为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减免税费。比起对待穆斯林其他教派的信徒，塞利姆对基督徒更为宽容。

苏丹在埃及的边境停了下来。他在马木留克苏丹的败军中找到了正统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9]。苏丹对穆塔瓦基勒表示敬重，但也充满警惕。他写信给高里在开罗的继任者图曼贝伊（Tuman Bey），告诉他哈里发和他的法官们已经向自己宣誓效忠，因此自己已经成为马木留克王朝所有领地上的合法苏丹。不过，他愿意让马木留克的统治者在开罗继续执政，但是需要作为附庸向伊斯坦布尔进贡。

图曼贝伊拒绝投降，并且公然自封为马木留克苏丹。于是，塞利姆率军进发，穿过了西奈沙漠。初战告捷之后，他派哈里发率军进入开罗，许诺将善待埃及人民，帮助他们脱离苦海。他希望可以借此安抚民众。第二天，人们就已经开始在星期五祈祷词中诵念塞利姆的名字。这标志着马木留克王朝统治的终结。战斗在开罗及其周边的地区进行了几天。最终，图曼贝伊在金字塔附近的一场战斗中被击败，他本人在开罗城门上被绞死——利用城门实施绞刑是当地的传统。

塞利姆在埃及待了六个月左右，筹划埃及作为纳贡的附庸国的未来。1517年秋天，塞利姆留下来一位总督，随后率军返回了伊斯坦布尔。在此之前，哈里发已经先踏上了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旅程，他将被塞利姆留在自己的宫廷中。在人们看来，哈里发的大位实际上已经落到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手中。更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旗帜和长袍也被送到了伊斯坦布尔。谁拥有了这些圣物，谁就等于成了麦加、麦地那两圣地以及汉志（Hejaz）的朝觐之路乃至整个伊斯兰教的保护者。这样一来，塞利姆就可以像以前的马木留克王朝的苏丹一样，自称为伊斯兰世界的首领。由于他已经成了伊斯兰世界最有权势的君主，从理论上讲，伊斯兰世界所有的统治者都成了他的臣属。

大概两年之后，在前往阿德里安堡的路上，塞利姆在一个村庄里痛苦地死于癌症。在临死之前，他说自己除了往生之旅，已别无旅程可走了。塞利姆是个大块头，外表凶狠，性格暴戾，目光如炬，焦躁易怒，漠视人命。有许多关于他的冲动和残忍的故事。据说，在塞利姆刚刚向近卫军承诺了更优厚的待遇之后，一名行省总督就迫不及待地也要求提高自己的俸禄，结果苏丹亲自拔剑杀死了他——这成了他作为苏丹最早的公开举动之一。如果有人胆敢反对他的意见，或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触怒了他，塞利姆随时可能命令将这样的人当场处死，而在场的其他人都沉默不敢言。

因此，塞利姆手下的大维齐尔的生命和职业生涯往往都不会太长。在他的命令下，七位大维齐尔身首异处，还有许多官员和将军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在土耳其人的语境中，“愿你成为塞利姆的维齐尔”成了等同于“去死吧你！”的咒骂。为了有备无患，维齐尔们被苏丹召唤时，身上都会带着遗嘱。有一次，一位维齐尔斗胆跟他的主人开玩笑，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取自己的性命，自己好提前做一些准备。塞利姆大笑，说：“我也一直想杀你，只是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顶替你；不然的话我早就让你遂愿了。”

尽管有这样的风险，人们仍然愿意做高官，毕竟高风险带来的是高回报。除此之外，在塞利姆的宫廷里和在他身边做事，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大事发生，十分激动人心，常常给人带来令人忘乎所以的全身心的愉悦。他虽然很残酷，但残酷正是那个时代的基调；而塞利姆的残暴是一种热烈的残暴，这与他的祖父征服者穆罕默德那种基于冷酷算计的残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有诸多的野蛮行径，塞利姆却又是一个热衷文化的人。他倾心于文学，又有诗人的天赋。他曾用波斯语写过一本诗集，还慷慨地资助有学识的人。出征的时候，他会把吟游诗人和历史学家带在身边，让他们记录发生的事情，吟诵奥斯曼人的英雄事迹。

他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名伟大的战士。在他的祖父和先祖对基督教欧洲的征服之后，他又在帝国的另一侧征服了信仰伊斯兰教的亚洲地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把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扩大了一倍。到他去世的时候，帝国的疆界已经从多瑙河的沿岸延伸到了尼罗河的沿岸，从亚得里亚海的海岸扩展到了印度洋的海岸。现在，这个已然深入两大洲的帝国，就交到了他的儿子苏莱曼的手中。

[1] 波斯神话中用来预见未来的酒杯，经常出现在波斯诗歌和故事中。

[2] 指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他出身于波吉亚家族。

[3] 此处的法兰克人的国王，应该指的是法国国王查理八世。1495年年初，就在杰姆死前几天，查理八世刚刚率领法国军队从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手中夺取了那不勒斯。

[4] 希腊人称迈索尼（Methoni）。

[5] 希腊人称科罗尼（Koroni）。

[6] 指不同于奥斯曼帝国主流教派逊尼派的什叶派。

[7]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1572年在法国发生的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屠杀。

[8] 位于今伊朗的西北部。

[9] 在阿拔斯王朝于1258年被蒙古人消灭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在埃及复位，但只是马木留克王朝名义上的统治者而已。

第十二章

1520年，苏莱曼登基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此时也恰逢欧洲文明的历史转折点。封建制度奄奄一息，中世纪晚期的黑暗正逐渐被文艺复兴的璀璨光芒所取代。在拥有杰出个人能力的年轻君主的带领下，更加成熟而文明的国家正在崛起。16世纪属于查理五世（Charles V）和哈布斯堡王朝[1]、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和法国的瓦卢瓦王朝（Valois）、亨利八世和英格兰的都铎王朝。现在，这三位强大的君主又有了一位可以与他们匹敌的同侪——被誉为“所罗门第二”[2]的26岁的苏莱曼苏丹。

在西方世界，苏莱曼将成为基督教世界权力制衡中的重要一环；在东方的伊斯兰世界，他将获得巨大的荣耀。在穆斯林的眼中，“十”是个得到祝福的数字：人有十根手指、十根脚趾和十种感官，《古兰经》分为十个部分，《五书》（Pentateuch）[3]中有十诫，先知穆罕默德有十个门徒，伊斯兰教的天堂里有十重天，由十位天使守护其中。而苏莱曼正好是奥斯曼帝国的第十位苏丹，他的统治又开始于伊斯兰教历（Hegira）[4]中第十个世纪的开端。东方世界传统上认为，每个世纪之初时都会崛起一位伟人，而苏莱曼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他是“完美数字的完美之人”，是天堂来的天使。

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穆罕默德二世发动的后续征服战，西方国家不得不认真对待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攻势。它们意识到，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不是暂时的，它们必须同时动用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来加以应对。对意大利的各个国家来说，奥斯曼人的潜在威胁和有关与奥斯曼人的秘密联盟的谣言成了十分有用的外交武器。在这个宗教狂热的时代，有很多人相信土耳其人的入侵将是对欧洲人罪孽的神圣审判。有些地方会每天敲响“土耳其钟”，提醒虔诚的人们到了忏悔和祈祷的时间。十字军的种种传说预言道，土耳其人将会一直打到圣城科隆（Cologne），但他们会在那里被一位基督徒皇帝——而不是教皇——击败，并且一直被赶到比耶路撒冷更遥远的地方。当查理五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很多人声称他就是这位传说中的基督教世界的英雄。

由于一系列精心安排的联姻和恰逢其时的死亡事件，查理五世的帝国疆域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覆盖了尼德兰、德意志、奥地利和西班牙。它还包括了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王国以及位于墨西哥和秘鲁的据点。查理五世继承的奥地利领土与土耳其人的威胁只隔了一道阿尔卑斯山；而在苏莱曼的统治下，土耳其人的威胁将与日俱增。

尽管查理五世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了土耳其人的威胁，他眼下却有一个更为直接的敌人：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他正是在竞争中击败了弗朗索瓦一世，才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就在苏莱曼刚刚登基不久，查理五世就与弗朗索瓦一世公然开战。查理五世的野心是把西方的基督教世界都统一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之下，而法国是这一梦想的一大障碍。它隔开了查理五世在德意志和西班牙的领地，威胁到了对他的军事安全和贸易繁荣而言都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此外，法国还打乱了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安排。在这里，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一直就边界问题争吵不休。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基督教世界的两大强权相互对立。这样一来，穆斯林就并不总是基督教国家共同的敌人，反而经常成为潜在的受到欢迎的盟友。

此时的弗朗索瓦一世发现了这个道理。尽管他曾经鼓吹由教皇组织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弗朗索瓦一世很快就开始寻求土耳其人的支持。这是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基于双方的政治利益，他秘密地促成了这个“亵渎神明的百合花与新月的同盟”。他一开始十分奸诈地企图不让基督教世界发现这一同盟。可是，尽管有中断和波折，这个同盟最终竟然延续了300多年。苏莱曼多次资助弗朗索瓦一世，曾在1533年为他提供了10万枚达克特金币的援助，帮助他联合英格兰和德意志贵族一同反对查理五世。两年之后，弗朗索瓦一世又要了100万枚达克特金币的资助。他曾经向威尼斯的使者坦承，他认为奥斯曼帝国是唯一能够让欧洲诸国在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的威胁下存活下来的力量。

每当查理五世指责弗朗索瓦一世的亲穆斯林态度时，弗朗索瓦一世都会公开许诺加入十字军圣战，接着又通过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特使为这一表态开脱。精明的苏丹接受了他的解释，因为他很清楚，法国人十分需要奥斯曼人的帮助，而他自己的外交政策也是围绕着这一基石展开的。于是，在16世纪，苏莱曼扮演了平衡欧洲局势的角色，而这一角色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外交上，都提高了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和威信。

为了适应其蒸蒸日上的国际地位，奥斯曼人发展出一套情报体系，使其可以随时了解西欧发生的大事和趋势。他们的主要消息来源是威尼斯人。尽管威尼斯人的权势在这个世纪里不断衰落，但他们仍然活跃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之中，而且在苏丹的宫廷里还有一名常驻的代表。反过来，他们也向西方人报告苏莱曼的个性和所作所为。

有关这位新苏丹的早期记录，来自一位威尼斯使者巴多罗米欧·孔塔里尼（Bartholomeo Contarini）。他在苏莱曼登基后几星期写道：

他今年25岁，个子很高，瘦而结实，表情柔和。他的脖子有点太长，脸有点太瘦，还长了个鹰钩鼻子。他的唇上留着一点胡子，下巴上也有一撮小胡子。不过，他的相貌还是让人感到愉快，尽管肤色略有些苍白。据说，他是一位睿智的君主，热爱学习，所有人都期望他的统治会带来好日子。

苏莱曼曾在伊斯坦布尔的宫廷学校接受教育，青年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接触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宫廷的日常事务。他也得到了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Edirne，即阿德里安堡）人民的尊敬和喜爱。

他先后担任过三个行省的总督，因此对行政事务也很在行。就这样，他成长为一个既有开阔眼界又有实务才能的治国之才。他不仅是一名实干家，并且还十分优雅而有文化气息，无愧于他所处的文艺复兴时代。另外，他还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这塑造了他善良而包容的性格，在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到其父的那种狂热。最重要的是，他十分看重自己作为“虔信者的统领”（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5]的身份。像他的祖先一样，他也信守加齐传统，因此从他即位伊始，他就想要让基督徒领教自己的军事能力。他的父亲塞利姆主要在东方建功立业，而他想要征服西方。

在西方，苏莱曼的扩张眼界比他的祖先征服者穆罕默德还要广阔。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着迷的苏莱曼像伊斯坎德（Iskander）[6]一样，想要建立一个一统东西方土地和人民的大帝国。为了建造一个可以与亚历山大帝国[7]比肩的世界帝国，他就必须让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突破东欧的边缘地区，延伸到中欧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带。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咄咄逼人，想要成为“时代之主”，让奥斯曼君主在他面前黯然失色。而苏莱曼则决心在中欧地区对抗他，击败他，夺取他的土地。苏莱曼的战略是海陆并进。在陆地上，他的目标是充当哈布斯堡王朝中心领地屏障的匈牙利王国；在海上，他的目标是基督徒控制的岛屿以及西班牙和北非的海岸线。他最直接的目标正是征服者穆罕默德未能夺取的目标——贝尔格莱德城和罗得岛。

在进攻贝尔格莱德时，苏莱曼利用了一个有利条件——此时的匈牙利十分虚弱，成了哈布斯堡王朝防御链条上的一个薄弱环节。他速战速决地取得了胜利。他先是包围了贝尔格莱德，然后从多瑙河中的一座岛屿上用重炮轰击该城。“敌人放弃了城镇，并在城中纵火，”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撤到了要塞里面。”城中守军没有得到匈牙利政府的任何援助，而城墙下地雷的爆炸加速了他们的投降。苏莱曼留下一支近卫军驻守贝尔格莱德，他本人则回到伊斯坦布尔举行了凯旋仪式。苏莱曼相信，匈牙利平原和多瑙河上游盆地此时已经门户大开。不过，由于他有多项事务需要兼顾，一直到四年之后他才继续向匈牙利发动进攻。

现在，他的注意力被从中欧吸引到了地中海东侧。罗得岛位于伊斯坦布尔与奥斯曼帝国的新领土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海上，成为基督教世界防御森严的前哨站，阻隔了土耳其人的海上交通。在土耳其人看来，罗得岛上隶属于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医院骑士团）的技艺高超、令人生畏的水手和战士们，就是一群臭名昭著的“职业杀手和海盗”。他们持续不断地威胁着奥斯曼帝国本土与亚历山大港之间的贸易线路，经常截获运送木材和其他物资的奥斯曼补给船，阻拦途径苏伊士（Suez）[8]前往麦加朝圣的朝觐者。他们还与效忠苏丹的海盗发生冲突，并且支持叙利亚的一场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叛乱。

因此，苏莱曼决心夺取罗得岛。为此，他向南方派遣了一支由400多艘舰船组成的舰队，他本人则亲率10万大军穿过小亚细亚，来到正对该岛的海岸边。

此时的医院骑士团有了一位新的大团长——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Villiers de l’Isle-Adam）。他是一位有决心的实干家，勇敢而好斗，全身心地投入到基督教信仰之中。依照《古兰经》规定的惯例，苏丹在发动进攻之前先是向罗得岛发出最后通牒，开出典型的和谈条件。大团长没有回复，只是加紧了防御准备。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上次的围攻之后，医院骑士团又加固了要塞的城墙。

医院骑士团的各个分遣队从欧洲各地赶来支援，守军里至少有了700名骑士——这是罗得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守军了。此外，尽管威尼斯保持中立，大团长还是设法从克里特岛请来了500名弓箭手。他们下船时伪装成搬运工和水手，随船还带来了克里特岛的葡萄酒和其他大受欢迎的补给物资。

既然是围城战，最重要的武器自然是攻城武器。土耳其人在工程方面的实力已经举世闻名，他们的攻城武器也是全世界最好的。他们尤其擅长按照既定方案对防御工事进行持续不断的攻击。此外，在罗得岛上，苏丹还计划使用地雷增强攻城效果。装填了火药的地雷可以产生剧烈的爆炸。地雷已经取代了火炮，成了他最主要的战术性武器。

在他们的舰队集结完毕之后，土耳其人将工程师运到了岛上。他们花费了一个月时间为火炮寻找合适的炮位。1522年7月底，苏丹率领主力部队登岛。奥斯曼军队分成五部分，分别在城墙前就位，组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围住了五座棱堡。这五座棱堡分别由来自法兰西和德意志的骑士、来自奥弗涅（Auvergne）[9]、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10]的骑士、来自英格兰的骑士、来自普罗旺斯（Provence）的骑士、来自意大利的骑士驻守。奥斯曼军队在南侧包围了要塞，他们的左右两侧都是大海。[11]第二天，可怕的炮击开始了。事实证明，城墙十分坚固，苏丹速战速决夺取要塞的希望破灭了。炮击持续了一个月。

不过，炮击只不过是攻击的预演，主要的攻城手段其实是地雷。工兵先在多石的地下挖掘壕沟，再沿着有遮掩物的壕沟把火炮送到距离城墙更近的地方。接着，他们还会把地雷埋放在城墙下方或城墙里面。这种缓慢地通过地下工程的攻城方式，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最危险而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就是挖掘壕沟，这项任务落在了那些从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和瓦拉几亚征召来的充当炮灰的基督徒农民身上。

一直到9月初，壕沟才挖到足够接近城墙的地方，土耳其人开始安排大量的人手向城墙下方挖掘。大约50条伸向各个方向的地道削弱了大部分的城墙。不过，骑士们找来了一位为威尼斯人服务的意大利地雷专家，他的名字叫马尔蒂内戈（Martinengo）[12]。马尔蒂内戈也在地下挖洞。很快，他横向挖掘的地道就与土耳其人的地道相交会了。在很多地方，双方的地道之间仅仅相隔一块木板的厚度。他发明了一种装置，用来探测土耳其人的挖掘工作。他用羊皮做成鼓，敌人每次用镐头挖土的时候，鼓面都会产生回响。他训练了一些罗得岛人使用这种装置，然后让他们在己方的地道网络内监听。接着，他会引爆地雷，炸毁土耳其人的地道；为了防止有漏网的地道，他还钻出螺旋形的通风孔，以降低地雷爆炸的冲击力。

在发动了一系列代价不菲的进攻之后，土耳其人在9月24日清晨发动了一次总攻。此前一天，土耳其人引爆了不少新埋放好的地雷，预示了这次总攻。在火炮炮击产生的黑烟的掩护下，近卫军带头发动了对四座堡垒的攻击。他们在城墙的一些地方插上了己方的旗帜。双方展开了激战，战斗的狂热程度不输给基督徒与穆斯林战争史上的任何一场战役。然而，在经过六个小时的激战之后，进攻一方在蒙受了数以千计的人员损失后被打退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苏丹再也没有冒险发动任何一场总攻，转而专注于地道工程。地道越挖越深，有时候能成功地挖进城去，但随后的局部进攻往往不太成功。奥斯曼军队士气低迷；更糟糕的是，冬天已经临近。

不过，骑士们的士气也不高。尽管他们的伤亡人数只有土耳其人的十分之一，但考虑到他们的兵力总数，伤亡已经十分惨重。军需品和其他补给品已经所剩不多。不仅如此，有些人已经开始考虑投降。他们理性地指出，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罗得岛能坚持到今天已经实属幸运；眼下，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也不太可能放下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一心地来救援罗得岛；而在征服了埃及之后，奥斯曼帝国已经成了东地中海地区唯一的伊斯兰强权，再也没有哪股势力能阻挡它；土耳其人的海军实力发展迅速，现代化的火炮又无坚不摧；如果能够与土耳其人达成有尊严的和约，骑士们还可以获得一条生路，去征服其他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皈依基督教，从而完成他们的使命。然而，德·利尔—阿达姆是一个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圣路易（St. Louis）[13]式的老派十字军战士，打算抵抗至死、杀身成仁，用自己的牺牲来为基督教世界照亮道路，鼓励他们向奥斯曼异教徒发动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一战功成。

苏丹又一次发动了总攻，但再次遭遇了失败。12月10日，苏丹在城外一座教堂的塔楼上升起了一面白旗，请守城一方商讨投降条件。大团长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结果，骑士们也升起了一面白旗，并且宣布停战三天。苏莱曼传达给他们的提议是，允许骑士和当地居民自由携带他们能够拿得走的财物离开；愿意留下来的人仍然可以保留他们的房屋、财产和宗教信仰，并且五年内不需要缴纳贡赋。骑士们在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大部分都认为，“为了保全穷人、女人和孩子而讲和，是可以为上帝所接受的行为”。大团长仍然想要抵抗下去，但守军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当地的居民也威胁要公然发动叛乱。

于是，在遭到长达145天的围攻之后，罗得岛在圣诞节这天有条件地投降了。苏丹信守了他的承诺，还提出可以为选择离开的居民提供船只。此外，他还保证留下来的人可以拥有信仰自由，五年内不需要纳税。双方交换了战俘，接着一小队纪律严明的近卫军进入了城内。苏丹十分仔细地确保履行自己的承诺。唯一打破了承诺的事情，苏丹也并不知情：一支预备队失去了控制，冲进了街道，在得以重整纪律之前犯下了一些暴行。

在土耳其人举行了入城式之后，大团长正式向苏丹投降，苏丹怀有敬意地接待了他。1523年1月1日，德·利尔—阿达姆带领手下幸存的骑士和追随者，高举着旗帜，列队走出了城市，永远地离开了罗得岛。他们在克里特岛的外海遭遇了风暴。海难让他们损失了许多财产，但他们还是得以继续航行，最终抵达了西西里和罗马。居无定所的状态持续了五年，最终他们获准在马耳他安家。在那里，骑士们还将与土耳其人一战。奥斯曼帝国对罗得岛的征服沉重地打击了基督教世界，因为在爱琴海和东地中海上，再也没有人能真正威胁到土耳其人的海上地位了。

[1] 此处指由哈布斯堡家族把持皇位的神圣罗马帝国。

[2] 所罗门王是大卫王的儿子，是古代以色列王国的君主，其事迹见于《希伯来语圣经》和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全书》；他在《古兰经》里被称作先知，其名字在阿拉伯语中即为“苏莱曼”。

[3] 即《摩西五经》，穆斯林也接受《摩西五经》的内容。

[4] 伊斯兰历也称为“希吉拉”，意为“出走”，以先知穆罕默德带领信众离开麦加的公元622年为元年。

[5] 即Amir al-Mu’minin，一些穆斯林统治者使用的阿拉伯语称号。

[6] 即“亚历山大”这一名字在中亚等东方地区的叫法。

[7] 亚历山大帝国是对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马其顿王国的称呼。

[8] 苏伊士位于埃及，处于苏伊士湾的北岸，是红海上的港口。

[9] 今法国中部的一个地区。

[10] 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国家，因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女王的联姻而联合，逐步形成了西班牙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就是这两位君主的外孙，此时也是西班牙的统治者。

[11] 罗得城位于一个向北凸起的半岛上，奥斯曼军队在罗得城的南侧形成封锁线，实际上就在陆地上截断了该城的交通。

[12] 此人的全名叫作马尔蒂内戈的加布里埃尔·塔蒂尼（Gabriel Tadini di Martinengo），在很多文献中被称作塔蒂尼。

[13] 指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他曾经组织第七次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第十三章

在接连两场战役中展现了帝国超群的武力之后，头戴桂冠的年轻苏丹选择了暂时休整，连续三个夏天都没有发动新的战役。他把时间花在了改进政府的内部结构上：自从登基以来，他第一次来到阿德里安堡，并在这里忙得不亦乐乎；埃及总督艾哈迈德帕夏发动了一场叛乱，宣布不再向苏丹效忠，苏丹不得不派兵去化解这场危机。苏丹的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领兵前往开罗，恢复了那里的秩序，并且重组了当地的行政机构。

不过，当苏丹从埃迪尔内回到伊斯坦布尔时，却遭遇了近卫军的哗变。对这些好斗而又受到优待的步兵而言，每年一度的战事不仅可以满足他们征战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他们提供劫掠战利品的机会。因此，苏丹按兵不动的行为让他们十分不满。这在后世的苏丹那里也成了一种常见的问题。此时的近卫军，兵力已经达到苏丹全部常备军的四分之一。他们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他们也越发意识到了自己的强大。战时，他们只是偶尔会违抗禁止洗劫刚占领的城市的命令，或是在战事过于艰苦时向苏丹抗议。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苏丹的征服大业，但大体上还能遵守纪律，效忠主人。而到了和平时期，缺乏纪律约束而又无所事事的近卫军则容易陷入躁动，往往变得十分危险而贪婪——特别是在老苏丹驾崩、新苏丹继位的间隙，他们仿佛是得到了肆意妄为的许可。

1525年春天，近卫军发动了暴乱，他们洗劫了海关、犹太人居住区以及高官和其他一些人的住宅。有一群近卫军士兵还冲到了苏丹面前。据说，苏丹亲手杀死了三名近卫军士兵，但其他人则对着他拉起了弓。面对生命威胁，苏丹只好逃走。哗变被镇压了。近卫军的阿迦和一些有合谋嫌疑的军官被处决，另有一些军官被解除了职务。但是，按照惯例，苏丹出了一笔钱安抚士兵（这种惯例越发让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吃不消）。另外一个可以安抚士兵的因素是，他们得知明年又将有一场战役可以参加。苏丹开始动员军队，准备第二次入侵匈牙利。他把易卜拉欣帕夏从埃及召回，任命他为帝国军队的大将军，作为仅次于苏丹的副总指挥统率这支军队。在夺取了贝尔格莱德之后，沿多瑙河上溯匈牙利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

在匈牙利，易卜拉欣帕夏作为苏莱曼统治时期最杰出而又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彻底成了公众瞩目的焦点。此时31岁的易卜拉欣帕夏，出身于希腊的基督徒家庭，来自爱奥尼亚海沿岸的帕尔加（Parga），是一位水手的儿子。他与苏莱曼出生在同一年，他本人甚至宣称他们出生在同一个星期。他在幼时被土耳其海盗劫走，作为奴隶卖给了马格尼西亚的一名寡妇。这名寡妇给他衣服穿，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还让他学会了一件乐器。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易卜拉欣遇到了时为皇储和马格尼西亚总督的苏莱曼，靠魅力和天赋打动了他，被苏莱曼买了下来。于是，易卜拉欣成了苏莱曼的个人侍从。很快他就成了最得宠、最重要、与苏莱曼关系最密切的侍从。

在苏莱曼即位之后，这个年轻人先是被任命为首席养隼人，后来又在宫廷内担任了一系列职务。他与他的主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他睡在苏丹的寝宫里，与苏丹一起用餐，跟他一同玩乐，两人分离的时候还通过聋哑人传递字条。作为一位君主，苏莱曼性情内敛，举止冷漠，天生沉默寡言，多愁善感，恰好需要易卜拉欣这样一个人与他沟通，为他的计划和想法提出独到的见解。

在苏丹的安排下，易卜拉欣举办了一场排场盛大的婚礼，迎娶了一位被苏丹视同姐妹的新娘。由于地位升得太快，易卜拉欣自己感到有一些不安。易卜拉欣十分清楚，在奥斯曼帝国的宫廷里，人们的命运可谓变幻莫测。他有一次故作轻松地去乞求苏莱曼，请他不要让自己攀升到太高的位置，以免跌落下来的时候粉身碎骨。据说，苏莱曼先是夸奖了易卜拉欣的谦逊，然后又向他保证道，只要自己还在位，无论朝廷上针对易卜拉欣出现怎样的指控，他也永远不会置易卜拉欣于死地。然而，就像下一个世纪的一位历史作者评论的那样：“君主是人，人就会生变；宠臣会骄傲，会变得不知感恩。正因如此，苏莱曼有一天会食言，而易卜拉欣也会失去他的信任和忠实。”

苏莱曼之所以加紧对匈牙利的进攻，部分原因可能是受到近卫军哗变的影响，但他同样也受到了另外一件事的影响：1525年，弗朗索瓦一世在帕维亚（Pavia）之战中被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击败，做了俘虏。弗朗索瓦一世在马德里的监牢里写了一封密信，把信藏在使臣的鞋跟里送到了伊斯坦布尔。他在信中恳请苏丹帮助自己，向查理五世发动总攻，以免查理五世“成为世界之主”。他的请求正好与苏莱曼自己的打算不谋而合。此时的匈牙利既缺乏爱国精神，也没有任何朋友，而且处于前所未有的混乱与分裂之中。以软弱的国王拉约什二世（Louis II）[1]和贵族为代表的“宫廷派”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没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实际帮助，更不要说来自西方世界的帮助了；“国民派”则以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实际上的特兰西瓦尼亚统治者亚诺什·佐波尧（John Zapolya）为首，其成员还有一些地位略低的地方士绅；此外，还有把土耳其人视作拯救者的受压迫的农民。这样一来，苏莱曼可以以地方士绅和农民之友的面目进入匈牙利，他的敌人只有国王和皇帝。

自从贝尔格莱德陷落之后，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之间的边境冲突就时断时续，双方互有胜负。苏丹在命人于多瑙河的支流萨瓦河（Sava）和德拉瓦河（Drava）上兴修了两座桥梁之后，于1526年4月23日率领十余万大军开始西征。大军之中纪律严明的正规军大约占了半数，他们是这支军队的核心，或领取军饷，或拥有封地，由步兵（近卫军）、骑兵（西帕希）和炮兵组成。另一半则由非正规军组成，他们不领军饷，靠战利品为生，其兵种构成也包括步兵（阿扎布）和骑兵（阿金基）。通常，这些非正规军要么是在发动进攻时作为炮灰被放在第一线，要么是被放出去在敌国领土上大肆破坏，散布恐慌。所有的部队，不论是正规军、封地的所有者，还是非正规军，也不论是在营地里、行军中，还是战斗中，他们都在苏丹本人的权威和注视下团结一致。作为最高统帅和君主，苏丹总是在臣僚的陪伴下出现在显眼的位置，让他手下的士兵都能看得到他。

大军遭遇了十分恶劣的天气，暴雨和冰雹一直持续到了夏季。洪水冲毁了道路、桥梁和帐篷营地，溪水也经常变得无法逾越。苏莱曼大军的前进速度十分缓慢，经过将近三个月的行军才第一次接触到敌军。与陆军一同行动的还有由上百艘小船组成的多瑙河船队。由于水流湍急，这支船队无法跟上陆军前进的步伐。

像往常一样，军队的纪律十分严格。在1526年的行军途中，苏丹的日记里不断有这样的记载：“5月10日，在凯末尔村（Kemal）附近，一名士兵因为践踏庄稼被斩首……5月11日，两名士兵被指控偷盗马匹，因而被砍头。”后面还有，“6月5日，两名西利赫达（silihdars，即持剑的士兵）在未收割的农田里放马，被斩首”。在行军途中，苏莱曼十分信赖易卜拉欣。每当遇到艰难险阻，他就会派遣易卜拉欣前去查看并打通道路。当大军抵达贝尔格莱德时，横越萨瓦河的几座桥梁就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敌人已经撤回了多瑙河北岸，只在南岸的彼得罗瓦拉丁（Peterwardein）要塞留下来一支守备队。苏莱曼命令易卜拉欣夺取这座城镇及其要塞，并且告诉他说：“跟维也纳的早餐比起来，这不过是一口垫垫肚子的点心。”在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之后，易卜拉欣用两颗地雷在要塞的城墙上炸开了一个口子，终于成功夺取了要塞。“大维齐尔将500名守兵斩首，”苏丹记录道，“另有300人被掳为奴。”

接着，苏莱曼和他的大军沿着多瑙河向西，来到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德拉瓦河一线。他们预计匈牙利人将在这里布下第一道防线。然而，他们惊奇地发现，河的北岸并未设防。边境上的要塞一座接着一座地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匈牙利人却还在犹豫不决，调配补给的进度也十分缓慢。他们无法协调好内部的矛盾，始终拿不出一个清晰的统筹全局的作战方案。于是，在多瑙河南岸，被抛弃了的埃塞克（Essek）居民主动向苏丹投降。接着，苏丹下令修建一座浮桥渡河。按照记录了这场战役的土耳其历史学者凯末尔·帕夏·扎德（Kemal Pasha Zadeh）的说法，工程专家预计建设这座浮桥需要花费至少三个月的时间。然而，“由于大维齐尔巧妙的安排和充满睿智的热情”，整个工程在三天之内就完成了。在大军成功渡河之后，苏丹又下令将浮桥毁掉。这样一来，“再无安全返乡之路，士兵们也就没有了逃跑的想法，哪怕是在恐慌之中，他们也清楚绝无撤退的可能。如此，他们在战场上就会坚毅而毫不动摇”。

此时匈牙利人正在30英里（约48千米）以北的摩哈赤（Mohacs）平原上集结兵力。年轻的拉约什国王只带了4 000人，但包括波兰人、德意志人和波希米亚人在内的各路援军渐次到达。最终，他的总兵力达到了2.5万人。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每当他要发兵对抗土耳其人的时候，他都需要得到由新教徒组成的帝国议会的同意。帝国议会的动作很慢，甚至有些不情不愿，因为议会成员中有些绥靖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主要敌人是教皇，而不是苏丹。而且，他们又十分乐于利用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世俗矛盾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宗教目的。正因如此，1521年，在沃尔姆斯（Worms）召开的帝国议会拒绝向贝尔格莱德守军提供援助；而到了1526年，在施派尔（Speyer）召开的帝国议会又是一拖再拖，等到他们终于投票做出决定时，神圣罗马帝国已经来不及派兵增援到摩哈赤了。

在战场上，匈牙利方面一些比较精明的军官建议向布达方向战略撤退。这样做一来可以吸引土耳其人尾随跟进，从而拉长他们的交通线；二来可以争取时间，得到佐波尧的部队（只有几天路程就能赶到）和一支波希米亚军队（他们已经抵达西部边境）的增援。然而，大部分的匈牙利人都过于自信而又缺乏耐心，幻想着立刻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在好斗的马扎尔贵族（他们既不信任国王，又嫉妒佐波尧）的率领下，他们嚷着要马上开战，立即发动进攻。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战斗在多瑙河西侧6英里（约10千米）宽的土地湿软的平原上打响了。把战场选择在这里，是为了给匈牙利骑兵发挥的空间；但是，土耳其人的骑兵质量更高，数量更多，他们也可以利用这种地理环境。一位眼光敏锐而又言辞诙谐的主教在得知这一决定之后预言道：“匈牙利民族今天要在这里获得2万名烈士了。这也挺好，教皇会把他们封为圣人的。”

在战略上缺乏耐心的匈牙利人，在战术上同样缺乏耐心。他们在拉约什国王的带领下，毫无必要地用重装骑兵直接冲击奥斯曼防线的中央。这次冲锋似乎取得了成功，于是匈牙利人发动了全线总攻。而土耳其人布下的防线有很深的纵深，他们把主力军安排在了阵线的深处，背靠着山坡。土耳其人的战术是欺骗敌军，把他们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于是，不停地向前冲锋的匈牙利骑兵遇到了由近卫军组成的主力，他们身后就是苏丹和他的旗帜。在这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战，苏莱曼本人一度陷入危险，箭矢和长矛击中了他的胸甲。但是，像往常一样被小心翼翼地集中使用的出色的奥斯曼炮兵，此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炮火撂倒了数以千计的匈牙利人，使得奥斯曼军队可以包围匈牙利军队，并且将集中在中路的匈牙利人一举击溃。在屠杀下幸存的匈牙利人四散奔逃，朝着北方和东方逃窜。只用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土耳其人就赢得了战役。

匈牙利国王头部负伤，在试图逃走时丧了命。人们在沼泽地里找到了他的尸体，通过头盔羽饰中的宝石才把他认了出来。由于他的盔甲太重，他被倒下的战马压着，溺死在了沼泽里。由于他尚无子嗣，他的王国也随他一同灰飞烟灭。大部分马扎尔贵族和八名主教也葬身沙场。据说，苏莱曼颇有骑士精神地哀悼了国王的殒身：“愿真主宽仁待他；他涉世未深，愿真主惩罚那些误导了他的人；他尚未品尝过身为君主的人生之乐，却丧命于此，这并非我愿。”

不过，苏丹接下来的命令就不那么有骑士精神了，他十分务实地下令不留俘虏。很快，在他猩红色的大帐之前就堆起了一座由上千颗匈牙利贵族的头颅组成的金字塔。1526年8月31日，即战役结束后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金座上的苏丹接受了维齐尔们和贝伊们的致敬；2 000名俘虏被屠杀；暴雨倾盆。”他又在9月2日写道：“在摩哈赤休整，埋葬了2万名匈牙利步兵和4 000名匈牙利骑兵。”摩哈赤城被付之一炬，阿金基骑兵则蹂躏了周边的乡村地区。正因如此，这场战役被称作“摩哈赤浩劫”，摩哈赤则被称作“匈牙利国家之墓”。一直到今天，面对灾祸的匈牙利人都还会这样说：“无所谓了，总归还没有摩哈赤那么惨。”

匈牙利人有组织的抵抗随着摩哈赤战役的结束而终结，此战也奠定了土耳其人接下来两个世纪中在欧洲的心脏地带的主导地位。本来可以影响战役结果的亚诺什·佐波尧的部队，在第二天抵达了多瑙河河畔，但在听到同胞战败的消息后，他们就立即撤退了。9月10日，苏丹和他的大军进入了布达。苏丹一路上留下了这样的记载：“9月4日，下令屠杀了营地里所有的农民，只留下了女人；禁止阿金基骑兵去劫掠。”但他们无视了禁令，苏丹也没有干涉。

布达城被夷为平地，只有苏莱曼下榻的王宫幸存了下来。在易卜拉欣的陪同下，苏莱曼挑选了匈牙利王宫中的珍宝，将它们顺河运到了贝尔格莱德，继而又运到了伊斯坦布尔。其中包括马加什·科尔维努斯全欧洲驰名的藏书，以及来自意大利的赫拉克勒斯、狄安娜和阿波罗的青铜塑像。不过，要说最珍贵的战利品，当属当年征服者穆罕默德在围攻贝尔格莱德失败后被迫遗弃的两门巨型火炮。匈牙利人一直骄傲地将这两门火炮视作他们勇气的象征。

苏丹开始享受生活，在乡间打猎、放鹰，或是在宫廷里欣赏音乐，开怀饮宴。与此同时，他也在思考要如何管理这个被他出人意料地轻而易举就征服的国家。按理说，他应当像对待贝尔格莱德和罗得岛一样，派兵占领并驻守匈牙利，将其纳入帝国的版图。但是，此时的苏莱曼却宁愿见好就收。他的军队基本上只适合在夏季作战，而且又经受了多瑙河流域严酷的暴雨天气的折磨。现在，冬天即将来临，他也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控制整个匈牙利。不仅如此，在安纳托利亚，西里西亚和卡拉曼尼亚爆发了叛乱，他必须亲自回到首都，主持平叛。布达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交通线实在太长了。用历史学者凯末尔·帕夏·扎德的话说：“将这个省份纳入伊斯兰世界的版图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这一行动被推迟了，以等待更好的时机。”

于是，苏莱曼在多瑙河上搭建了一座浮桥，过河抵达了佩斯（Pest），并将这座城市付之一炬。接着，他率军沿着多瑙河左岸踏上了回家的路。

在苏莱曼撤退后，匈牙利的政权和王权就都出现了真空。有两股力量想要争夺已故的拉约什二世留下的王位。第一位角逐者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大公，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弟弟，同时也是拉约什二世的内兄。由于拉约什二世无后，所以斐迪南大公是其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他的对手是统治特兰西瓦尼亚的亚诺什·佐波尧。作为匈牙利人，亚诺什·佐波尧要求立法禁止由外国人来继承匈牙利的王位。此外，他的军队未经战事、实力完整，此时控制着匈牙利王国的大部分领土。主要由匈牙利贵族组成的议会选举佐波尧为匈牙利国王，于是他就进入了布达佩斯，加冕为国王。这种安排是苏莱曼愿意看到的，因为佐波尧可能会遵从他的意愿；作为交换，弗朗索瓦一世和其他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盟友可以为佐波尧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然而，就在几周之后，一些亲德意志的贵族也组织了一个议会，选举斐迪南为匈牙利国王。此时的斐迪南已经经选举成为波希米亚国王。这样一来，内战就爆发了。斐迪南率军击败了佐波尧，迫使他流亡到了波兰。于是，在占领了布达之后，又轮到斐迪南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他开始设想在中欧建立一个囊括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并由哈布斯堡家族掌控的国家。

然而，这样的计划势必受到土耳其人的左右，因为土耳其人的外交活动已经开始影响到欧洲的历史进程了。佐波尧从波兰派遣了一名特使到伊斯坦布尔，希望与苏丹结成攻守同盟。易卜拉欣和其他维齐尔轻慢地接待了这名特使。不过，最终苏丹还是同意承认佐波尧的王位，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佐波尧对自己曾经率军征服的土地的所有权。他还许诺说，将帮助佐波尧对付斐迪南和其他一切敌人。

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佐波尧同意向苏丹交纳岁贡，每十年将匈牙利人口的十分之一（不论男女）交由苏丹差遣，并且永远准许奥斯曼军队在他的土地上自由通行。就这样，亚诺什·佐波尧成了苏丹的一个附庸，他所占领的那部分匈牙利则成了在奥斯曼帝国保护下的一个卫星国。

接着，斐迪南也向伊斯坦布尔派遣了一个使团，希望可以达成停战协议。奥斯曼人对他的使团充满了敌意。苏丹拒绝了他们过分的要求，并将他们投入了监狱。

此时的苏丹准备沿着多瑙河上溯，发动第三次战役。他现在的身份是佐波尧的保护人，以及斐迪南和查理五世本人的敌人。一首德意志民谣预言了土耳其人的到来：

他很快离开了匈牙利

破晓就到了奥地利

巴伐利亚已在眼前

接下来又要去哪里

也许就到莱茵河哩

1529年5月10日，苏丹率领规模超过以往的大军离开了伊斯坦布尔，军队的指挥官依然是易卜拉欣帕夏。他们遭遇了更加猛烈的暴雨，到达维也纳附近地区的时间比计划晚了一个月。行军途中，佐波尧率领6 000人在摩哈赤的原野上拜会他的宗主。苏丹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并且为他戴上了神圣的圣斯蒂芬（St. Stephen）王冠。在攻占了布达城之后，佐波尧再次入城，被加冕为亚诺什一世。9月27日，在先行派遣阿金基骑兵四处破坏之后，苏丹率军抵达了维也纳城下。在此之前，城中居民已经看到了地平线上发红的夜空，那夜空是被燃烧中的村庄的熊熊火光映红的。而现在，环绕着他们的城墙，目力所及之处都点缀着数以万计的白色的穆斯林帐篷。

斐迪南发现，他很难征集到足以防御维也纳的军队。正忙于西方战事的皇帝坚持要求他的弟弟与佐波尧暂时议和，等到他腾得出手的时候再向东方的土耳其人发动进攻。然而，斐迪南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反而在自己的各个领地上加紧征兵。所有有义务向他提供军队的人都来了，奥地利每十个男人中就有一个被征召进他的军队。但这还是不够。德意志的诸侯们也向他伸出了援手。他们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但最终为了保卫帝国，他们还是投票决定了援军的数量。

斐迪南还向施派尔的帝国议会请求援助。他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并且告诉议会，苏莱曼曾经说过，除非能够在莱茵河河畔竖起一座胜利纪念碑，他绝不会息兵。这一说辞发挥了一些作用。最终，在路德（Luther）[2]就抗击土耳其人一事发表了算不上热切的请求之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投票同意为了保卫帝国而出兵。动员军队的工作颇花了一段时间，如果不是苏莱曼被大雨耽搁了一个月，这些军队或许根本来不及赶去救援维也纳。事实上，援军只比土耳其人早到了三天，但维也纳守军的人数因而从1.2万人增加到了2万多人。不仅如此，他们大多并非封建领主强征来的士兵，而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步兵。他们曾在意大利为皇帝而战，久经沙场。他们的统帅则是勇敢而拥有半个世纪从军经验的尼克拉斯·冯·扎尔姆伯爵（Count Nicholas von Salm）。

维也纳的防御工作匆忙而巧妙地组织了起来。此时的维也纳只是一座半毁的城市，环绕城市的中世纪城墙只有6英尺（约2米）厚，再外围则是一道由尖木桩围成的脆弱屏障，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作“城篱”。守军的任务是要把这座城市变成一座具备有效防御能力的要塞。与城墙靠得太近的房子都被拆毁了。接着，守军又决定牺牲掉在火炮射程范围之内的所有城外建筑物，以免它们为攻城者所用。这意味着要烧毁整个郊区里的800栋房屋，其中包括城市医院、几座教堂和修道院，以及一座位于山顶、可能被土耳其人当作据点使用的城堡。在城内，他们用泥土构建了新的防御工事，还修建了一道新的壕沟和一座20英尺（约6米）高的新墙。多瑙河的河岸防御工事也得到了加强，修建了篱笆屏障。他们还把周边乡村地区的物资都搜集了起来。守军还针对火矢的威胁做了预防工作，还把易燃的屋顶全部拆除。最后，他们把城门都用砖填死，只留了一道暗门以备不时之需。为了节省城中的粮食，老人、妇女、儿童和神职人员都被疏散了，但有很多人在逃亡途中落到了阿金基骑兵的手中。而在围城开始的时候，斐迪南本人并不在维也纳，他还在林茨（Linz）劝说德意志诸侯们伸出援手。

对防守一方来说，有一个好消息。由于大雨，苏莱曼不得不把他大部分的重型攻城武器都留在了后面，而这些武器曾经在罗得岛大显神威。现在，苏莱曼只有一些轻型火炮，它们几乎无法对加固过的城墙构成威胁，因此他只能依靠地道。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拿下维也纳易如反掌。他开出了条件，要求守军投降，声称自己只是想找到斐迪南国王。他吹嘘道，即便守军反抗，他也会在三天之内破城，在圣米迦勒节（Feast of St. Michael）[3]那天在维也纳用早餐；到那时，他将把维也纳夷为平地，人畜不留。可是，两个星期过去了，维也纳人依然在坚守城池。圣米迦勒节那天，天上不合季节地降下了大雨，让住在帐篷里的土耳其人吃了不少苦头。维也纳人释放了一名战俘，让他给苏丹带个话：为苏丹准备的早餐已经凉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吃炮子儿吃饱了。

土耳其人的火枪队技艺娴熟，兢兢业业，敢在城墙上冒头的守军难免不被击中；土耳其人的弓箭手则躲在城郊的废墟里，接连不断地向城中放箭，他们的箭矢经常可以穿透城墙上的缺口和垛口，使得城中居民在街道上行走都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箭矢从各个方向射进城中。有些箭缠着昂贵的布料，甚至镶嵌着珍珠，维也纳人推测这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土耳其人放的箭，于是把它们当作纪念品收藏起来。尽管守军从城中的地窖出发挖了许多防御性的地道，土耳其工兵还是成功地引爆了许多地雷，导致城墙出现了一些缺口。不过，守军勇敢地击退了土耳其人接踵而来的进攻，然后吹响军号、奏起军乐庆祝他们的胜利。维也纳人还时常发动一些突袭，并且带一些俘虏和战利品回来。有一次，他们俘获了80名士兵和5头骆驼。

苏莱曼在他的大帐中审视着攻城行动。他的大帐内铺有地毯，四周挂着精美的罗纱，帐中是镶嵌了珠宝的卧榻。他的大帐耸立在土耳其人的营地中央，大帐之上有着众多的尖角，尖角顶端是金质的球饰。苏丹在这里接见基督徒俘虏，让他们带着袍子和土耳其达克特金币回到城中，向守军转达他的威胁和利诱。但守军却不为所动。用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来形容的话，对于苏丹来说，这些守军“不是人，是魔鬼”。为了鼓励士兵进攻，指挥攻城的易卜拉欣帕夏设下赏格，凡是能取得敌人首级或是占领重要地点的人都能获得成捧的金子。可是，士兵们的热情很快就低沉下去了，只有棍子、鞭子和军刀才能逼迫他们上前。

10月12日晚上，在苏丹的大帐中召开了一次迪万会议。这次军事会议将决定是否继续围城。易卜拉欣说出了大部分人的心声，主张撤军：士气低迷，寒冬将至，补给匮乏，近卫军已经开始抱怨不休，而敌人很快就会得到增援。经过讨论后，会议决定再发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总攻，并且为这次进攻设下了十分丰厚的赏金。10月14日，近卫军和经过精挑细选的一些部队发起了这次总攻。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他们遭遇了守军顽强的抵抗，始终无法拿下城墙上一处宽达150英尺（约46米）的缺口。奥斯曼军队损失十分惨重，全军士气普遍低落。

归根结底，苏丹的军队还是一支夏季军队。来自封地的骑兵不能在冬季作战，以免出现战马的折损。这样一来，他们最多只能连续作战六个月，从而影响了苏丹大军整体的作战限度。此外，苏丹本人和陪同他出征的大臣们也不能长时间地远离伊斯坦布尔。鉴于此时已是10月中旬，最后一次进攻也告失败，苏莱曼只好解除了围城，下令全军撤退。奥斯曼军队纵火焚毁了他们的营地，屠杀了从奥地利乡间抓来的俘虏，或者干脆任由他们在营地里被活活烧死。只有那些能在奴隶市场卖上价钱的年轻俘虏被留了下来。在返回伊斯坦布尔的漫漫旅途中，他们时常被小股的敌军骑兵袭扰，还要忍受愈加糟糕的天气。维也纳的一座座钟楼在围城期间一直保持寂静，此时终于伴随着火枪的齐射敲响了胜利之声，圣斯蒂芬大教堂也回响着感恩赞美诗（Te Deum）的旋律，赞颂这次伟大的胜利。著名的歌手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也亲自谱写了一首感恩之歌，其中唱道：“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4]

基督教欧洲的心脏地带没有落入土耳其人之手。面对只有自身实力三分之一的守军，苏莱曼苏丹没能攻破这座伟大都市的城墙，这是他遭遇到的第一次失败。在布达，他的附庸佐波尧恭维他“赢得了战役”。他也想让他的子民认为这是一场成功的战役，于是他举行了铺张而奢华的庆典，还开展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以此来庆祝他五个儿子的割礼和他的凯旋。他装作自己并不是去攻打维也纳，而是去挑战斐迪南大公，但后者不敢露面，证明他根本不配当什么国王，而（用易卜拉欣的话说）“不过是维也纳的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苏丹试图借此为自己挽回颜面。

在全世界面前，他也的确挽回了颜面。斐迪南又派了第二个使团到伊斯坦布尔，请求停战，并提出每年为苏丹和大维齐尔分别奉上一笔“津贴”，条件是苏丹承认斐迪南为匈牙利国王，撤出布达，并且抛弃佐波尧。听到这样的条件，易卜拉欣打开窗户，傲慢地用手指着苏莱曼的七塔城堡，说那里存放着堆积如山的珍宝。他还说，不要试图通过贿赂来诱使他背叛自己的主子。他十分傲慢地故意直呼大公为“斐迪南”，不加任何头衔，而且拒绝承认查理五世是“皇帝”——他认为这个称号只能属于苏丹。不过，谈话的氛围还是要比以往更友好。但他们也十分明确地告诉使团，如果斐迪南想要和平，必须由苏丹开出和谈的条件。

苏丹仍然表示，他决心与皇帝查理五世一战——他故意将查理五世贬称为“西班牙国王”。于是，1532年4月26日，他再一次率领陆军和船队沿着多瑙河上溯。他还没到达贝尔格莱德，就遇到了斐迪南派来的又一个使团。他们提出了比之前更有诚意的和谈条件，增加了“津贴”的数额，甚至准备有条件地承认佐波尧的地位。苏丹在衣着华丽的达官贵人的陪同下接见了这个使团。斐迪南使团的座次排在了法兰西国王的使节的后面，这让使团成员十分难堪。苏丹很明确地告诉他们，自己的敌人不是斐迪南，而是查理。“西班牙国王，”他质问道，“他一直宣称想要对付土耳其人；而我，在真主的庇佑下，正在向他进军。如果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就让他在战场上等着我，由真主来决定后面会发生什么。不过，如果他不想在战场上跟我会面，那就让他向我的帝国纳贡。”

皇帝十分清楚土耳其人的巨大威胁和自己保卫欧洲的责任。此时他已经回到了自己在德意志的领地，并且暂时与法国处于和平状态。于是他集结了一支帝国军队，这支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实力上都超过了土耳其人曾经面对过的任何敌人。士兵们相信，这将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史诗般的斗争的转折点，于是从查理五世领土上的各个地方蜂拥而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军队从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赶了过来。在这里集结了一支西欧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大军。

为了集结这样一支大军，查理五世不得不与路德派人士达成妥协。在此之前，正是路德派人士在提供资金、军备和补给方面犹疑不决，影响了查理五世保卫帝国的努力。如今，1532年6月，他们在纽伦堡（Nuremberg）达成了和解。信仰天主教的皇帝向新教徒做出了重大让步，并且无限期地搁置了宗教争议，以此来换取他们的支持。就这样，奥斯曼帝国十分值得玩味地成了“宗教改革的帮手”。在被奥斯曼人征服的基督教地区，土耳其人也支持新教徒反对天主教社群；甚至，土耳其人还会支持宗教改革者的主张，这种支持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宗教上，因为与伊斯兰教一样，宗教改革人士也禁止崇拜偶像。

这一次，苏莱曼没有像以前那样沿着多瑙河河谷直逼维也纳。他派出了一支非正规的骑兵部队在维也纳周边地区搞破坏，好让这座城市感受到他的到来。他本人则亲率主力在更靠南的地方活动，率军进入开阔的乡村地区。他可能是要试图引诱敌人出城交战，这样比较利于他手下正规骑兵的发挥。在维也纳城南大约60英里（约97千米），他被一座名叫居斯（Güns）[5]的小城挡住了。这座小城是奥地利边界前的最后一座匈牙利城镇，苏丹在这里遇到了始料未及的英勇抵抗。在一位名叫尼古拉·尤里西奇（Nicholas Jurisitch）的克罗地亚贵族的领导下，实力孱弱的守军在8月份坚守了大半个月，拖延了苏莱曼进攻的脚步。

土耳其人在城墙最薄弱位置的对面修建了木质掩体，把火炮放到掩体里向城镇开火，在防线上打开了好几个缺口。他们发动了12次进攻，但都被打退了。土耳其人还埋放了很多地雷，但大多数都被守军发现并引爆了。持续不断的降水淹没了土耳其人的战壕。他们要求守军投降，结果被轻蔑地拒绝了。最后，易卜拉欣想出了一个挽回面子的折中方案。他告诉守军，鉴于他们的勇敢表现，苏丹决定饶恕他们。守军的指挥官得到了易卜拉欣彬彬有礼的接待，并且与他达成了有利于守军的投降条款。守军只是在书面意义上投降了，他们交出了城镇的钥匙，表示土耳其人名义上占有了这座城镇。只有很少量的奥斯曼军队象征性地进了城，负责管理城墙的缺口，避免其他奥斯曼军队入城杀人劫掠。

对土耳其人来说，他们在这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天气也变得越来越糟了。尽管如此，苏莱曼原本还是可以进军维也纳的，他却放出话来说，他并不想要维也纳，只想要皇帝本人率军出来迎战。他这么做可能是最后一次努力，想把敌人引诱出来跟他在开阔地上交战。而此时的查理五世还远在多瑙河上游200英里（约322千米）的雷根斯堡（Ratisbon），他也无意正面决战。苏莱曼由于缺乏重型攻城武器，同时又意识到此时的维也纳守军已经比上次打退自己时更加强大，只好挥师向南撤退。大军穿过施蒂里亚（Styria）[6]的河谷和山地，沿途大肆破坏。他们避开主要城堡，摧毁村庄，袭扰农民，把奥地利南部的大片乡村地区都化为废墟。

两个月后，回到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写道：“接连五天张灯结彩，饮宴作乐……苏莱曼乔装打扮，去逛通宵营业的大市场。”毫无疑问，他这样做是为了看看他的臣民到底是把第二次维也纳战役看作一场失败还是一次胜利。像第一次维也纳战役结束后一样，官方大张旗鼓地向公众宣称，苏莱曼前去挑战他的敌人，可是基督教皇帝却不敢迎战，躲了起来。为了挽回他的声誉，苏莱曼宣称由于敌人避战，双方并未有机会一较高下，因此奥斯曼军队的主力毫发无损地回到了伊斯坦布尔，以备日后再战。

现在，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人都打算和谈了。苏莱曼与斐迪南达成了和约。按照易卜拉欣的要求，斐迪南像儿子称呼父亲一样地尊称苏莱曼，从而满足了奥斯曼人的虚荣心。苏莱曼承诺将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斐迪南，并且许诺：“这不是七年的和约，不是二十五年的和约，不是一百年的和约，也不是两个世纪、三个世纪的和约。只要斐迪南本人不撕毁和约，他将永远享有和平。”匈牙利和其领土上的城堡将一分为二，分别由斐迪南和佐波尧这两位君主统治。

然而，具体的协议却难产了。苏莱曼想让佐波尧（“我的奴仆”）压过斐迪南，并且坚持认为“匈牙利是我的”；易卜拉欣则倾向于承认既成事实，让他们两个人保有现在各自占领的土地。最后，斐迪南和佐波尧背着苏莱曼私下达成了协议，这让苏莱曼感到有点难堪。他们同意各自以宗主的名义统治自己手中的土地，但到佐波尧去世之后，他的领地将交给斐迪南统治。与此同时，苏丹和皇帝之间并没有达成和约，因为他们都不肯在头衔和事关尊严的帝王虚名上让步。

就这样，苏莱曼苏丹终于在维也纳城下遭遇了失败，未能深入欧洲的心脏地带。他的失败就像800年前西班牙的穆斯林在图尔战役（Battle of Tours）[7]中的失败那样，成了历史的转折点。他失败的部分原因在于，他面对的对手不再是奥斯曼人以往在巴尔干地区和匈牙利遇到过的封建军队，而是在纪律性和战斗技能方面远超前者的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经验丰富的欧洲军队。他遇到了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

不过，地理和天气因素也十分重要。苏丹的交通线太过漫长，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中欧，绵延700英里（约1 127千米）；多瑙河流域又发生了不常见的自然灾害，暴雨、大风和洪水持续不断。这些因素缩短了本来就已经不长的战斗时节。由于奥斯曼军队自己不携带给养，其骑兵部队需要为他们的战马搜集草料，而这项任务根本无法在冬季和经受了破坏的乡村地区完成。现在，苏莱曼意识到，一旦他跨过了中欧的某一个点，再发动战争就变得无利可图了。考虑到那个时代的军事水平，对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来说，维也纳实际上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但是，在经过艰苦的战斗之后，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的武力产生了可以理解的敬畏，因此他们对奥斯曼军队的惧怕反而加深了。他们并不是什么来自亚洲草原的野蛮人部落，而是当时的西方世界从未遭遇过的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军队。一位意大利评论家曾这样评价土耳其士兵：

他们的军事纪律公正而严明，胜过了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土耳其人在三个方面都超过了我们的士兵：他们总是立即执行指挥官的命令；他们在战场上总是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在没有面包和酒的情况下，他们也能靠大麦和水支撑很长时间。

无数的欧洲人目睹了奥斯曼军队的战斗素养、战斗热情、自控能力和极强的目的性。

凭借这样一支团结一致的武装力量，奥斯曼帝国在西方事务中的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苏莱曼让奥斯曼帝国成了欧洲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长久地影响被后世称作“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的欧洲政治格局。

[1] 前文提到过的匈牙利国王匈雅提·马加什于1490年去世。由于他没有合法的子嗣，匈牙利王位落到了波希米亚国王乌拉斯洛二世手中。拉约什二世是乌拉斯洛二世的儿子，在其父去世后，年纪轻轻便成为匈牙利国王。他娶了查理五世的妹妹玛丽公主，通过联姻加强了匈牙利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联系。

[2] 即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发起人。

[3] 圣米迦勒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承认的大天使，圣米迦勒节是9月29日，而维也纳攻城战开始于1529年9月27日。

[4] 此句出自《圣经·诗篇》127:1。

[5] 居斯是德文名称，匈牙利人称之为克赛格（Kőszeg）。

[6] 在德语中称为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位于今天奥地利的东南部。

[7] 也被称作普瓦捷战役。732年，法兰克人在是役中击败阿拉伯人，阻止了他们进一步深入欧洲的企图。

第十四章

在年纪轻轻的苏莱曼刚登上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宝座时，约克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曾经在英王亨利八世的宫廷里对威尼斯大使说道：“这个苏莱曼苏丹25岁，很有见地；只怕他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威尼斯总督则写信给他的大使说：“这位苏丹很年轻，很强大，对基督徒极为仇视。”对西欧的统治者来说，这位“伟大的土耳其人”（威尼斯人称他为“Signor Turco”）是基督教世界“强劲而可怕的敌人”，只能给他们带来恐惧和疑惑。

好斗是早期的苏莱曼得到的唯一评价。但很快，他在外交战线上的活跃程度就已经堪比他在战场上的活跃程度了。在此之前，苏丹宫廷里的外国代表基本上只有威尼斯的使节。自从他们于世纪之交在海上败给了土耳其人、继而失去了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之后，威尼斯人就“学会了亲吻她没有能力斩断的手”。他们与土耳其人建立了密切的外交联系，将奥斯曼帝国视作最为重要的外交目标。威尼斯人经常向伊斯坦布尔派遣使节，并且在这里常驻一名公使（bailo）——出任这一职务的，往往都是最有能力的人才。威尼斯的使节经常向总督和威尼斯政府提交报告，也间接帮助整个欧洲了解苏丹宫廷里的动态。弗朗索瓦一世国王曾经说：“从君士坦丁堡来的消息都不可信，威尼斯人传来的除外。”

不过，其他国家也渐渐开始与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外交联系，派来了新的使团，伊斯坦布尔城中的外国人也多了起来——先是法国人，然后是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最重要的是斐迪南国王和治下拥有各民族子民的查理五世皇帝的代表，也带了一大群随从来到了这里。由于来到这里的外国使节、旅行者和作家越来越多，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也逐渐对这个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从“伟大的土耳其人”（苏莱曼）本人和他的生活方式，到他统治国家的体制、讲究繁文缛节的苏丹宫廷的本质，乃至他治下的子民们带有异域风情但又远不能称之为“野蛮”的生活传统、习俗与习惯。苏莱曼本人的形象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西方世界的面前。与他的奥斯曼先祖们不同，苏莱曼给人一种文明国家的君主的印象（如果说他的形象与西方君主的形象有所不同，那么他至少也符合东方文明君主的形象）。显然，他已经把一个起源于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游牧部落的东方文明带到了它的顶峰，赋予了它种种新的绚丽色彩。此时的苏莱曼已经开始被西方人恰如其分地称作“苏莱曼大帝”。

从起床到就寝，苏莱曼在宫中的日常生活也有着一套固定程序，其细致程度堪比凡尔赛宫中的法国国王。苏丹从他的长榻上起床之后，会先在特别挑选过的奴仆的帮助下，穿上一件卡夫坦长袍（Caftan）[1]。这件袍子他只会穿一次，一边口袋里放着20枚达克特金币，另一边口袋里则装着1 000枚银币。在一天结束时，这件袍子和口袋里没花掉的钱币就都归了苏丹的内侍总管。苏丹的一日三餐都会由一长队的侍从呈上。苏丹总是独自用膳，精美的瓷器和银质餐具放在低矮的银质餐桌上，他饮用的水则是加了糖和香料的。总有一名医生站在他的身旁，以便在苏丹中毒时立即施救。

夜晚，苏丹会躺在三张猩红色的天鹅绒垫子上就寝，一张垫子里面填充的是羽绒，另外两张里面填充的是棉花。他会把头枕在两个绿色的装饰有流苏的枕头上，夏天盖着轻薄的被子，冬天则裹着柔软的紫貂或黑狐毛皮睡觉。他的长榻之上是一顶金色的华盖，周围有四根长长的蜡烛立在银质的烛台上，每个烛台旁有一名全副武装的卫兵站着守夜。苏丹面朝哪个方向睡觉，他们就把哪个方向的蜡烛熄灭。他们整夜守卫苏丹，直到他醒来。出于安全考虑，苏丹每晚都会挑选不同的房间就寝，然后安排他的内侍们准备卧房。

白天，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正式会见和与官员探讨国事上。迪万休会时，他也有一些别的休闲娱乐，比如阅读《亚历山大之书》（The Book of Alexander）——一位波斯作家写的关于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的传奇故事和英勇事迹——或是研习宗教和哲学著作，抑或听音乐，看侏儒的滑稽表演，看摔跤表演，也可能听宫廷弄臣插科打诨。躺在两张垫子上（一张有金线花纹，一张有银线花纹）午睡之后，苏丹经常在下午挑一些同伴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亚洲一侧的花园里放松身心。或者，他也可以选择待在宫里，在第三庭院的花园里放松、休息。那里种着棕榈树、柏树和月桂树，其间点缀着金顶的小亭子。天热时，从亭子的顶上会有小瀑布落下来，水流映出道道金光。

他举行的公共娱乐活动也配得上他的“大帝”之名，可谓壮丽之至。在他第一次于维也纳城下遭遇败绩之后，为了转移注意力，他在1530年的夏天为他的五个儿子举行了割礼庆典。庆典持续了整整三个星期。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Hippodrome）[2]之中遍布帐篷，到处是色彩华丽的帷幔，最中央的位置则是一座高耸的大帐。大帐之内，苏丹端坐在由天青石柱支撑起的宝座上。在他的头顶，是镶嵌着珠宝的金色华盖；在他的脚下，是铺满整座大帐的柔软而珍贵的地毯。在大帐的四周，是一顶顶五颜六色、歪歪斜斜的帐篷，其中最显眼的，当属那些被奥斯曼军队俘获的、曾经属于败在苏丹手下的王公贵族的帐篷。除了官方举办的壮观的游行和奢华的宴会之外，在大竞技场内还有各种娱乐项目可供民众选择：游戏、比赛、模拟战斗、马术表演；舞会、音乐会、影子戏以及在舞台上重演的围城战和重大战役；在马戏场上有大量的小丑、变戏法的和杂技演员参加表演，还有噼啪作响、坠落夜空的焰火——所有的一切，盛况空前。

庆典结束后，苏莱曼扬扬得意地问易卜拉欣，他儿子的这次庆典和这位大维齐尔的婚礼比起来，哪次典礼更棒？易卜拉欣的回答让苏丹大吃一惊：“没有哪次庆典比得上我的婚礼。”他接着说道：“我的帕迪沙阿呀！我的婚礼有这样一位贵客：时代之主、伊斯兰之壁垒、麦加和麦地那的拥有者、大马士革和埃及的主人、神圣入口的哈里发、神之居所[3]的主人——苏莱曼。请问，在您的庆典上，可有哪一位客人比得上我的这位客人呢？”

四位来自威尼斯的使节是仅有的来自西方世界的代表，他们一如既往地热衷于观察和记述庆典上发生的一切。他们中的一人——威尼斯公使彼得罗·布拉加蒂诺（Pietro Bragadino）这样描述他在庆典上见到的苏莱曼：“他32岁，面色惨白，长着鹰钩鼻子和长长的脖子；虽然看上去没什么力气，但是我在亲吻他的手时发现，他的手臂十分有力，据说能够拉动非常硬的弓。他天性郁郁寡欢，对女人很感兴趣，开明、骄傲、急性子，但有时又十分彬彬有礼。”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莱曼的宫廷在外交领域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因此，除了威尼斯人之外，其他国家的使团也纷至沓来。他们纷纷记录下自己对奥斯曼土耳其和苏丹的观察，这些观察对西方世界而言大有裨益。其中有一位来自佛兰德斯的贵族，名叫奥吉尔·吉塞林·德·巴斯拜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阅历丰富，思想开明，对事物常抱着积极乐观的看法。从1554年起，他时断时续地在伊斯坦布尔出任查理五世皇帝的使节。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一系列信件中，他从个人视角出发，为西方世界提供了诸多有关苏莱曼本人、他的宫廷和人民的生动而客观的记述。从一开始，来自西方的巴斯拜克就学会了欣赏陌生的东方世界较为文明的方方面面。在抵达伊斯坦布尔就职后不久，他曾这样描写苏丹在阿马西亚会见众人的场面：

现在请随我来，看看这一大群人吧：他们都戴着包出无数道褶的洁白的丝质头巾，穿着各色各样的服装，满目都是金色、银色、紫色的绸缎的光彩……我从未见过比这更绚丽夺目的景象。在这样的奢华背后，却体现出别样的简洁和经济。不管他们的级别如何，所有人都穿着同样款式的衣服；与我们大为不同，他们的衣服上没有镶边或无用的配饰……最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这么一大群人，现场却出奇地安静，井然有序。这里没有人头攒动的大厅里常见的喊叫声或是默默低语，人们也不会聚成一团。每个人都尽可能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指定位置。

巴斯拜克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社会背后运行的原则：在绝对专制的君主统治之下，高度民主化的平等精神却支配着苏莱曼的“私人之家”。

在这一大群人中，没有哪个人的地位声望不是源自他自身的本领和勇气；没有人凭借出身而高人一等，每个人获得的礼遇都由他的职责和官职决定；没有哪个人会拼命地去追根溯祖，因为他们的地位都是凭借能力得来的。苏丹本人负责分配每一个人的职责与官位，他对他们的财产状况、虚名、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都不感兴趣，他只关心他们的本事和人品、能力与性格。因此，每个人都各得其所，每个职位都能分配给适合的人。

苏丹亲自接见了巴斯拜克。“他坐在一个矮沙发上，距离地面不超过一英尺，身下是绣着精美花纹的沙发罩子和靠垫，身边放着他的弓和箭。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严厉的神色中带着一丝忧伤，但又十分威严。我们前去拜见他时，他的内侍总管向他介绍了我们……在装模作样地亲吻过他的手之后，我们被人领着面朝着苏丹向墙的方向退去，以避免我们的背部朝向苏丹。”

接着，巴斯拜克表明了此行的目的，希望说服土耳其人停止对匈牙利的劫掠。这个请求和其他的一些相关要求并不符合苏丹的政策。苏丹“表现出鄙夷的神情”，只简短地回答以“好，好”，随即差人把查理五世皇帝的使节带回了他们自己的居所。对于苏丹对其请求的冷淡态度，巴斯拜克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在接见外国使节时，苏莱曼总是用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友邦（比如威尼斯和法国）和敌国的使节。

在巴斯拜克到访的同时，还有一位波斯使节也来拜见苏丹。他比巴斯拜克更受欢迎，同时又带了许多华美的礼物。于是，他对和平的诉求当场就获得了应允。“苏丹对波斯人可谓礼数周到，”巴斯拜克写道，“毫无疑问，苏丹是真心想和他们议和。无论在什么事情上……不论是礼遇友人，还是羞辱敌人，土耳其人总是喜欢走极端。”波斯人获得了正式的和约，而巴斯拜克只得到了六个月的休战。于是，他带了一封苏莱曼的书信回到了维也纳，然后又不太情愿地带了一封回信返回了伊斯坦布尔。他又一次被引见给苏丹：

他们在我身上套了两件绣着花纹、长及脚踝的长袍，倘若再多一件，我怕是都穿不动了。我的随员们也都穿上了各种颜色的丝质长袍，陪我一同觐见苏丹。接着，我跟着一支规模壮观的队伍向前走，仿佛是在一出悲剧里面饰演阿伽门农（Agamemnon）或是别的什么类似的英雄人物。穿着金衣的苏丹打发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向他道别了。

巴斯拜克和他的随员就这样离开了，没能享用离任使节通常都能享用到的正式早餐。这是因为，“那是给友邦使节的待遇，而我们两国之间的和平都还不甚稳固”。

苏莱曼的外交政策一直受到易卜拉欣帕夏的影响。易卜拉欣帕夏在1536年失势之前一直是苏莱曼的大维齐尔。苏丹任命易卜拉欣为大维齐尔，可谓开创之举。以前的苏丹通常都是从官僚系统内挑选军事法官或行省总督出任大维齐尔，而苏莱曼却从自己的私邸中挑选了自己的亲信，他们密切的私人关系确保了他对其能力的充分了解。就这样，苏莱曼为后世的苏丹开创了一个难说是好是坏的先例。易卜拉欣本人出身于希腊的基督徒家庭，在外国统治者和使节之中也很有影响力，以致弗朗索瓦一世和斐迪南都会写信给他，而来到伊斯坦布尔的使节也总是先去拜见他。

易卜拉欣总是吹嘘说，他有能力让苏丹按他的意思办，还说“管事的其实是我”。威尼斯人很把他的这种说辞当真，将他戏称为“易卜拉欣大帝”。跟他平日里的嬉笑怒骂一样，易卜拉欣的吹嘘也不过是一种外交武器，都是用来威服、恫吓敌国使节的。这一时期，奥斯曼人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欧洲人则乞求和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待敌国使节就应当采取强势的态度，而不需要谨小慎微。而且，苏莱曼似乎也不反对他的维齐尔自吹自擂。易卜拉欣与苏莱曼表现出的是同样的傲慢态度，区别仅在于易卜拉欣把他的傲慢直率地表达出来，而作为君主的苏莱曼则用一种内敛而冷漠的方式展现他的傲慢。易卜拉欣与苏莱曼成了同一事物的两面。长期来看，苏莱曼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外交策略，即联合法国，侵蚀哈布斯堡王朝，并延伸自己在欧洲的势力。易卜拉欣则利用自己对欧洲的了解，在战术、细节和短期应变方面弥补苏丹的不足。在易卜拉欣自己看来，他对欧洲的了解超过了他的主人，因此自己有能力拓宽主人的视野。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这个重要时期，易卜拉欣对奥斯曼帝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外交关系的初创、帝国与欧洲国家新的外交关系的演进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535年，易卜拉欣完成了他的终极成就——与他的“好朋友”弗朗索瓦一世协商、起草并签署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允许法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继续经商，他们只需要像土耳其人一样向苏丹缴纳税费即可；作为交换，土耳其人在法国也享有同等特权。根据协定，法国领事法庭的判决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也拥有法律效力，且土耳其人有义务执行领事法庭的判决，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法国人获得了彻底的信仰自由，法国还有权守卫基督教圣地，实际上相当于将黎凡特地区的所有天主教徒划入了法国的保护之下。这一协定终结了威尼斯在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主导地位，并且使得所有的基督教国家船只——除了威尼斯船只以外——都挂上了法国国旗，以获得保护。

这一协定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第一个给予外国特权的“让步条约”（the Capitulations）。作为法国人经过巧妙磋商后取得的成果，这项协定允许两国互派永久性的使节，使得法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对奥斯曼帝国政府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贸易合作的外衣之下，法国和奥斯曼帝国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同盟。此时，法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角力的轴心，已经转移到了地中海，而这项协定稳固了欧洲的力量平衡，这是苏丹乐于见到的。但是，这项协定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为帝国带来了隐患，因为它在帝国的疆域内部承认了外国势力的合法存在。而这也是易卜拉欣在外交领域的最后一次活动——他的垮台已经近在眼前。

苏莱曼苏丹被西方人称作“苏莱曼大帝”，而他的奥斯曼臣民则称他为“立法者苏莱曼”。他在“武功”方面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堪与他的父亲和曾祖父媲美；而他在“文治”方面，却要胜过他们一筹。他是一位伟大的立法者。在臣民的眼中，他是一位品行高尚的君主，崇尚公正而不失宽仁。有时，在征战的过程中，他甚至会骑在马背上亲自做出裁决。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随着年纪渐长而越发严格地遵循伊斯兰教的规则和传统，越来越笃信伊斯兰教的理念和体制。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他成了一位睿智而仁慈的立法者。

帝国的上一位立法者是征服者穆罕默德。而苏莱曼，这位新的征服者，就站在征服者穆罕默德打造的基石之上。苏莱曼并不想当一位极端的改革者或革新者，因为在这片保守的土地上，已经有了详尽的法律条文、日积月累形成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以及前代苏丹留下的先例。他要做的并不是创立一个全新的法律体系，而是让过时的法律条文跟得上时代，让法律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和迅速扩张后的帝国的需要。他整理并简化了令人困惑的惯例体系，将其具体化。他完成这一切，依然要依靠奥斯曼政权两大基石的支持：世俗的行政统治体系和宗教立法体系。在苏丹的绝对权力的统治下，这两大体系各有各的功能，有点类似西方的政教二元体系。

除了苏丹和他的家族之外，统治体系还包括苏丹的廷臣、政府里的行政官员、常备军，以及大量在接受培训、日后可以成为前三者的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男子或者他们的孩子，即都是苏丹的奴隶。一位名叫莫罗西尼（Morosini）的威尼斯使节记载道，他们“都以能自称‘伟大主人的奴隶’而感到莫大的光荣；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一个奴隶之邦，在这里他们是发号施令的人”。另一位使节巴尔巴罗（Barbaro）则评论道：“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财富、军队和政府——或者简而言之，整个奥斯曼国家——都构建在这些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人之上，并且由他们掌控。”

与行政体系相平行的是穆斯林的宗教体系，这一体系的成员全都出身于穆斯林家庭。法官、法学家、神学家、神职人员、教师，他们作为伊斯兰神圣教法的守护者和执行者，构成了乌理玛这一群体。这些有学识的人负责在整个帝国内维系其知识、宗教和法律体系。

神圣的沙里亚法是由先知穆罕默德传递的真主的意旨，因此苏丹无权变更或忽略沙里亚法规定的原则。这样一来，沙里亚法就限制了苏丹的神授君权。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苏莱曼也无意忤逆沙里亚法。但是，为了让他的人民能够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继续做合格的穆斯林，他认为有必要修改法律的实践方式。例如，在世纪之初，奥斯曼帝国征服的领土上主要的居民还都是基督徒。但是随着帝国在亚洲的进一步征服，一些诸如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这样以前属于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的城市也纳入了帝国的版图，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也被帝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样一来，亚洲居民占到了奥斯曼帝国人口的五分之四（到苏莱曼统治末期，帝国总人口大约为1 500万，包括20个不同的民族，受21个不同的政府的管辖）。只要能让苏莱曼获得作为苏丹—哈里发应有的权力，他就愿意承担伊斯兰教的保护者、信仰的守卫者、伊斯兰教神圣律法的保卫者、解读者和执行者这一系列头衔。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把他视作圣战的领袖。总之，奥斯曼帝国拥有了比例更高的穆斯林人口，因此就需要用一套新的、效力更高的法律体系来补充以前的法律体系。

苏莱曼命令一位颇有学识的法官——阿勒颇的易卜拉欣毛拉（Mullah Ibrahim of Aleppo）——负责准备新的法典。苏莱曼为这部法典起了一个新奇的名字，以体现其如汪洋大海般的体量——《诸海之汇》（The Confluence of the Seas）。在19世纪的司法改革之前，这部法典一直发挥着效力。与此同时，苏莱曼还为埃及的政权起草了一部新的法典，这部法典实际上成了一部新的宪法。在孜孜不倦地起草新的法律的过程中，苏莱曼与乌理玛中的法学家和神学家密切合作，以确保他的新法不会违犯原初的伊斯兰教法的规定。这些学者将伊斯兰教法中的原则按照重要程度分门别类，明确地让他知道哪些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哪些不是，并且尽可能地为他提供有弹性的诠释方式。

与伊斯兰教法不同，《法令集》式的国家法律体现的完全是苏丹作为君主的意志。出于善心，一向对细节十分关注的苏莱曼特别考虑到了基督徒子民的利益。从他即位之初，他就指示他的行省总督们必须把公正地使用法律当作他们的头等大事，不论法律适用的对象持有何种信仰、是穆斯林还是拉亚。在过去的40年中，他的两位前任苏丹在法律问题上留下了许多没有填补的空白。而要填补上这些空白，实际上相当于进行一次针对国家封建制度的改革和调整，改变征服者穆罕默德立法时确立的土地所有权和税收制度。

根据前代苏丹的规定，较大的封地（扎米特）是终身制的，理论上不得世袭。然而，此时世代承袭封地却成了一种常见的做法。因此，苏莱曼试图通过改革来制止这种行为。此外，当一些封地由于原有的主人没有男嗣而成为无主土地时，行省总督和维齐尔们经常会随意地将这些土地转让给其他人，导致土地的所有权经常出现不负责任的转移。这种行为损害了苏丹的利益，因为在理论上，作为真主的代言人，苏丹才是一切土地的所有者。

为了重申这一原则，他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总督们只有批准小块封地（蒂玛尔）转让的权力，而大片封地的转让必须得到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或苏丹本人的许可。苏丹此举意在把那些“上层士绅”再次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抑制大片田产的积累，同时确保他分封出去的土地可以确实为他提供有实战能力的常备军。与此同时，为了伸张正义，苏丹大规模地清洗了有着残暴、贪婪、不公正、腐败和无能等种种劣迹的总督和官员。

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苏莱曼特别关心拉亚们——为西帕希骑兵耕种土地的基督徒子民——的境况。他颁布了《拉亚法典》（Kanune Raya），规范了他们缴纳的什一税和人头税。这样一来，原本属于农奴或隶农的拉亚们的地位有所上升，达到了近似于欧洲的佃册农（copyholder）[4]的水平。在承担繁重义务的同时，他们的生产能力却因此得到了提升。

尽管外界热衷于说这些拉亚处于“土耳其人的枷锁之下”，但实际上，他们的境遇要比基督教世界里一些从属于基督徒主人的农奴好得多。在奥斯曼帝国的邻国，一些居民甚至宁愿逃到边界的另一边去生活。一位当时的作家这样写道：“我看到许多匈牙利农夫点着了他们的小屋，带着老婆、孩子、牲畜和农具逃到土耳其人的土地上。他们知道，除了什一税之外，他们在这里不需要忍受其他的苛捐杂税和痛苦折磨。”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了摩里亚，那里的居民宁愿接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也不想再受威尼斯人统治。

苏莱曼的法典里也包括了新的刑法和治安法，内容涵盖了针对失德行为、使用暴力、伤人、偷盗和抢劫等罪行的处罚内容。总的来说，惩处的力度要比以往更加宽仁。许多肉刑被罚款代替了，每种罪行都规定了罚金的数额。适用死刑和毁坏肢体的刑罚的情境减少了，但是作伪证、造假和使用劣币者仍然要被砍掉右手。法律变得更加开明了：诽谤和搬弄是非者要为他们造成的恶果做出赔偿；贷款利率的上限被限制在11%；法律还要求人们善待役畜。

除了伊斯兰教法规定的传统的土地税和人头税之外，苏莱曼还设置多种多样、范围广泛的其他税种。在家庭组成方面，未婚男子需要缴税，结婚时也需要缴税。在宫廷领域，他对仪式礼节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整。在贸易领域，苏莱曼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规范市场和行会行为、价格与工资、生产与零售活动的法令，甚至详细规定了制作和出售食品的方式。

各色各样的产品、牲畜、矿井和贸易利润都需要纳税，此外还有进出口的关税。除了税收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财源是罚没作奸犯科的高官和其他人等的财产。苏丹还可以从他发动的战争中获得战利品和基督教附庸国支付的岁贡，这些收入不仅可以用来承担战争中的开销，还可以充实国库。

从经济层面看，奥斯曼帝国正在变得越发繁荣。苏莱曼的收入主要来自苏丹私人的领地以及从分配给臣民的土地上收取的税收。苏莱曼的收入很可能比当时任何一位基督教君主的收入都多，而他也不会大肆挥霍。随着苏莱曼统治的继续，财政收入日渐增多，而为了获得这些财政收入，官僚体系也需要相应扩展，于是官僚体系的规模就变得越来越庞大。

尽管苏莱曼在改革目的和原则方面都很开明，但他的改革注定效果有限。他毕竟是一名自上而下的立法者，他能够得到的建议只能来自他身边的一小群高官和法学家。他身居帝都，远离分散在帝国各地的绝大部分臣民，无法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对他们的需求和生活境遇也缺乏亲身体会。因此，他既无法直接了解他的法令可能会给臣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也无法一路追踪监督法令的公正执行。这样一来，对法令的解释权就会不可避免地以各种形式下放，导致在行省中出现对法令的滥用和各种贪赃枉法的现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了日后官员腐败的隐患。不过，在眼下，由于苏莱曼对正义、公平和秩序的孜孜追求，再加上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执行能力，这种权力分散的趋势暂时还不会成为帝国臣民头上的重担，新的法律在大体上也还是改善了他们的境遇。

苏莱曼在全国范围内巩固了他的政府，特别是它的宗教体系。他确认并扩大了乌理玛的首领[大穆夫提或谢赫伊斯兰（Sheikh-ul-Islam）[5]]的权力和特权，使其实际上拥有了可以与大维齐尔比肩的地位，从而调整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力量平衡。与此同时，他重组并加强了乌理玛，使帝国内的法官和其他的穆夫提（他们现在成了法官的法学顾问）也成为乌理玛的一部分，并且让他们都获得了一些特权，例如无须纳税和不被罚没财产的特权。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实现父子相承，从而在帝国内部形成了一个来自教育和法律行业的世袭阶层。他们并非土地的贵族，而是“头脑的贵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享有的这种特权将会带来一些问题。

苏莱曼发展了乌理玛的教育体系，他们的学校继续由宗教基金会资助，并且附属于清真寺。穆斯林男孩可以在这些学校里获得几乎免费的教育，这种待遇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基督教国家。苏莱曼十分慷慨地创办了大量的学校和高等学院，扩展了征服者穆罕默德留下的教育体系。在苏莱曼统治期间，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小学（mektebs）数量增加到了14所。小学教授孩子们阅读、书写和伊斯兰教的基本原理，小学毕业的学童会兴高采烈地在街上举行游行，就像举行割礼庆典时一样。

有能力也有意愿的小学毕业生可以进入伊斯兰学校学习。此时，一共有八所伊斯兰学校，分别位于八个重要的清真寺的辖区内，因而被人称作“八座知识的天堂”。参考西方的人文学科，这些伊斯兰学校会开设十种课程，分别是语法、句法、逻辑、形而上学、哲学、论题、文体学、几何、天文学和占星学。还有一些高等的宗教学校，相当于大学层次的法学院校，其大部分的毕业生都会成为伊玛目（负责带领人们做礼拜）或教师。像以前一样，这些院校都是紧邻或靠近清真寺院落的建筑群的一部分。其周边还会有府库、银行、供旅行者使用的客栈、餐厅、图书馆、浴场、喷泉和奥斯曼“福利国家”提供的其他慈善设施，例如粥厂、医院和疯人院。

处于这个黄金时代的顶点的苏莱曼，既是伊斯兰世界的苏丹—哈里发，又被文艺复兴中的欧洲人视作一位“伟大的阁下”。苏莱曼本人集东方式的神圣君权与西方式的贵族荣耀于一身，他同时也希望将伊斯坦布尔改造成一座在建筑层面上豪华壮丽的都城，使之可以在蓬勃发展的16世纪跻身伟大城市的行列。于是，随着他接连不断的征服和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一座座圆形穹顶和高耸的宣礼塔也渐次改变着伊斯坦布尔的天际线；即便到了苏莱曼身后四个世纪的今天，这些建筑的独特轮廓依然装点着马尔马拉海的风景线。当年由征服者穆罕默德继承自拜占庭的建筑风格，在苏莱曼的时代达到了顶峰。这些建筑让人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伊斯兰教的荣光，以及它在这个曾经由基督教主导的世界播撒文明的成果。

这种连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的建筑风格，在一个人的作品中达到了巅峰。这个人就是堪称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家之一的米马尔·希南（Mirmar Sinan）。他来自安纳托利亚，是一位基督徒石匠的儿子。年轻时，他曾经加入近卫军，作为军事工程师伴随苏丹南征北战。渐渐地，他成了建造要塞、军火库、桥梁和输水渠的行家里手。50岁时，他成了皇家首席建筑师，开始在苏莱曼身边服务，把他作为军事工程师掌握的技巧用到了建造精美的宗教建筑上。他修建了数百座风格持重庄严的清真寺和陵墓，以奥斯曼土耳其文明特有的方式融合了简洁与典雅、力量与轻快，丰富了16世纪的建筑艺术。其中最出色的杰作要数为苏莱曼苏丹本人兴建的苏莱曼清真寺和陵墓。在建设这组建筑时，希南意在使其超过查士丁尼皇帝（Emperor Justinian）[6]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此时已经被称作阿亚索菲亚清真寺）。他研究了阿亚索菲亚清真寺的建筑特点，根据伊斯兰教仪式的需要调整了其平面规划。在苏丹的资助下，希南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中，将这种东西方交融的建筑风格推到了极致。

这一时期的奥斯曼设计师们在设计建筑（无论是宗教建筑还是世俗建筑）的内部装潢时，往往会更多地借鉴东方的风格。他们会在墙体上使用颜色明快、饰有花纹的瓷砖。这种瓷砖起源于早年的波斯，此时则主要在伊兹尼克（Iznik，即以前的尼西亚）和伊斯坦布尔的作坊里生产，经手的工匠都是从大不里士专门迁来的波斯匠人。像征服者穆罕默德的时代一样，来自波斯的文化影响依然在文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并在苏莱曼统治期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苏莱曼特别鼓励诗歌。在他的积极资助下，波斯传统风格的奥斯曼诗歌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设置了一个地位崇高的职位，叫作“帝国叙事诗人”，其主要任务就是用诗作记录时事。用诗作记载历史事件，这是曾经的菲尔多西和其他波斯诗人的传统。

[1] 一种长及脚踝的长袍。

[2] 这是君士坦丁堡城中一座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的古代竞技场。由于土耳其人对赛马等赛事不感兴趣，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这座竞技场逐渐变成了举办庆典仪式的场所。

[3] 原文是Pleiades，即昴宿星团。有些人认为这里是神的居所。

[4] 指自己不拥有土地、对地主承担封建义务但以自己的耕畜、农具等独立进行耕作的农民。在15世纪的英格兰，这种佃册农占大多数。

[5] 奥斯曼帝国的大穆夫提拥有“谢赫伊斯兰”的称号。本书中的“谢赫伊斯兰”均指奥斯曼大穆夫提。

[6] 即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

第十五章

苏莱曼苏丹决定改变其军事行动的重心。他不再试图从陆上向中欧地区扩张，因为他已经在维也纳城下，达到了他拥有的资源所能支持的战线的极限。帝国在欧洲东南部的统治区域已经延伸到了多瑙河北侧，占据了匈牙利的大片地区，只是还无法达到奥地利的国境。苏莱曼对帝国在这一地区的稳固统治感到心满意足。在陆上，他离开了欧洲，转而试图在亚洲进行扩张。他将在这里与波斯打三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依然像以往一样执着地想要挑战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但他把战场转移到了海上。在征服者穆罕默德打造的基础上，奥斯曼海军将达到其实力的顶峰，实现对地中海的掌控。

至此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未曾试图染指东地中海，而苏丹也尚未尝试进入西地中海。但是这一次，苏丹决心在皇帝家门口的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的海域中寻求战机。在16世纪，伟大的探险家们完成了一系列发现之旅，使得海洋取代了草原，成了世界交通的主要媒介。在贸易领域，土耳其人依然高度依赖传统的陆上商路，以便把帝国遥远的领土与无可匹敌的伊斯坦布尔港口连接在一起。但是，海路正在逐渐弥补陆路的不足，甚至开始取代陆路。土耳其人必须适应这一变化趋势。于是，亚洲大陆的加齐现在变成了地中海上的加齐。

时机刚刚好。在法蒂玛王朝（Fatimid Caliphate）[1]覆灭后，它的一些卫星伊斯兰王朝也纷纷衰落。这样一来，北非的巴巴利海岸（Barbary）[2]就落入了一些小部落酋长的手中。当地的海港纷纷成为海盗的基地，名义上的统治者根本无暇管理。1492年，格拉纳达的伊斯兰王国覆亡于西班牙基督徒之手，那里的摩尔人随后逃到了北非。他们十分踊跃地支持海盗活动。这些渴望复仇的穆斯林煽动起对基督徒的广泛敌意，促成了针对西班牙南部海岸接连不断的海盗劫掠。伊莎贝拉女王（Queen Isabella）[3]统治下的西班牙人被迫反击，把战火烧到了北非，并且夺取了一些港口的控制权。摩尔人则找到了两位杰出的领袖：奥鲁奇（Aruj）和巴巴罗萨·海雷丁（Barbarossa Khaireddin）。

这身材健壮、留着红胡子的兄弟二人，是一位陶工的儿子。他们的父亲是一位基督教归顺者，从近卫军退伍后娶了一位希腊牧师的遗孀为妻。兄弟俩都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来自莱斯博斯岛（Lesbos）。这座岛屿掌控着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是穆斯林海盗众所周知的核心据点。他们二人既从事私掠活动，也从事贸易，以突尼斯城和的黎波里之间的杰尔巴岛（Jerba）为据点和跳板，劫掠航路和基督教世界的海岸。在突尼斯统治者的保护下，奥鲁奇收服了许多地方酋长，并且从西班牙人的手中解放了阿尔及尔和其他一些港口。但是，在试图向内陆的特莱姆森（Tlemcen）扩张的过程中，他被西班牙人击败，丢掉了性命。据记载，奥鲁奇一直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如同一头雄狮”。

在奥鲁奇死后，他的弟弟巴巴罗萨·海雷丁从1518年开始在地中海为土耳其人服务。巴巴罗萨的能力更为出众，成了一名伟大的海军指挥官。他先是加强了沿岸的守备力量，并与内陆地区的阿拉伯部落结盟。接着，他与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的塞利姆苏丹建立了联系。巴巴罗萨在北非沿岸的力量可以帮助塞利姆巩固他的右翼。据记载，巴巴罗萨派了一艘大船前往伊斯坦布尔，上面载着送给苏丹的贵重礼物。苏丹封他为非洲的贝勒贝伊，给阿尔及尔送去了官职的传统象征——马匹、短弯刀和饰有两条马尾的旌旗。此外，他还给巴巴罗萨送去了武器和战士，并允许他继续征募军队，享有近卫军的特权。

不过，一直到了1533年，塞利姆的继承者苏莱曼才与巴巴罗萨建立了直接联系，在此之前苏莱曼一直忙于欧洲的陆上战事。巴巴罗萨在西地中海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旗下力量的缠斗引起了苏莱曼的注意。苏莱曼忧心忡忡地发现，就在前一年，基督教的海军力量从西地中海进入了东地中海。统率他们的是本领高强的热那亚海军将领安德里亚·多利亚（Andrea Doria）。他改换了门庭，不再为法国国王服务，转而投入了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的麾下。他的舰队穿过墨西拿海峡（Straits of Messina），进入土耳其人的海域，夺取了希腊西南侧海角附近的科伦。当时，苏莱曼正在围攻维也纳的屏障居斯，多利亚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分散苏丹的注意力。苏丹派出了一支拥有人数优势的大军海陆并进，但是未能夺回科伦。尽管基督徒后来撤出了科伦，但在这里的挫败还是让苏莱曼感到十分忧心。他意识到，在他增强陆军力量的同时，他的海军力量已经衰落到无法与西方世界匹敌的程度。他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大张旗鼓地重组他的海军。由于苏莱曼即将出征波斯，他必须确保他的海上防御力量可以在他不在的时候保卫本土。

于是，苏莱曼派遣使臣到了阿尔及尔，命令巴巴罗萨到伊斯坦布尔觐见苏丹。为了符合他自己的权势，巴巴罗萨不慌不忙地率领由40艘舰船组成的巴巴利舰队启程了。他的舰船上挂满了礼节性的装饰，气势壮观地驶过达达尼尔海峡，绕过萨拉基里奥角，驶入了金角湾的海港。他为苏丹带来了规模可观的礼物，包括需要用骆驼驮运的黄金、珠宝和贵重的织物，狮子和其他来自非洲的野兽，以及用来充实苏丹后宫的一大群披金戴银的年轻基督徒女子。随着年龄渐长，巴巴罗萨的胡子已经花白，浓密的眉毛让他看起来十分凶狠。他依然拥有强健的体格和旺盛的精力。在18名桨帆船船长的陪同下，巴巴罗萨在迪万会议上向苏丹致敬。他手下这些经验丰富的船长获得了象征着荣誉的袍子和金钱的赏赐，巴巴罗萨本人则被任命为卡普丹帕夏（Kapudan Pasha），即海军总司令。苏丹命令他们“发挥造船方面的技艺”。于是，他们来到帝国的造船厂，监督造船事宜，加快了造船进度，改进了造船工艺。经过他们一个冬天的努力，苏丹的海上力量迅速壮大，已经足以扩张至整个地中海海域和大部分的北非沿岸。

巴巴罗萨十分积极地倡导土耳其人与法国人在地中海上密切合作。在他看来，两国的联合可以有效地对抗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这也符合苏丹的计划，因为他已经决心继续在海上——而不是陆地上——对抗皇帝查理五世。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本人也热衷于这一安排，因为对他来说，这种联合意味着他可以在对付效忠于皇帝的意大利城邦时，在地中海上得到直接的海上支援，这比在遥远的多瑙河流域获得间接的支援要好得多。于是，这成了土耳其人和法国人在1536年达成协定的原因之一。两国在协定中还规定了秘密的共同防御条款。

1534年，就在苏丹出发前往波斯前不久，巴巴罗萨率领着他得到重建的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地中海。巴巴罗萨的舰队是这一时代舰队的典型，主要由大型的桨帆船（galley）组成。这种桨帆船可谓是当时的“战列舰”，其动力主要依靠划桨，桨手都是在战争中俘获的俘虏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得到的奴隶；细长盖伦船（lean galleon）相当于“驱逐舰”，更小、更快，桨手都是技艺更为娴熟的自由人；盖伦帆船（galleon）则属于“风帆战列舰”，完全依靠帆来获取动力；此外还有部分靠帆、部分靠桨的加莱赛战船（galleasses）。

巴巴罗萨向西进发，绕过墨西拿海峡，向北进入那不勒斯王国的海域，大肆破坏意大利的海岸和港口。不过，他更紧要的目标是完成他向苏莱曼许诺过的任务——夺取突尼斯。那里的哈夫斯王朝（Hafsid）发生了血腥的内讧，国势衰微。巴巴罗萨希望把从直布罗陀海峡到的黎波里的整个北非海岸上的一连串海港都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和他自己的实际管辖之下。他打出帮助哈夫斯王朝一位流亡王子复辟的旗号，让他手下的近卫军在拉格莱塔（La Goletta）登陆——此地扼守着通往突尼斯湖港的水路。以前还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海盗的巴巴罗萨和他的兄长奥鲁奇曾经把他们的桨帆船停放在这里。巴巴罗萨本来已经准备好了发动进攻，但是慑于他的声威，突尼斯的统治者穆莱·哈桑（Muley Hassan）直接逃走了。巴巴罗萨没有理睬突尼斯王位继承者的主张，把突尼斯并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这样一来，土耳其人就获得了一个战略立足点，从南方控制了连接东西地中海的狭窄通道。此外，从这里出发，可以很容易地利用桨帆船袭击马耳他和西西里。以前的罗得岛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或医院骑士团）现在就以马耳他岛为基地，而西西里岛在历史上曾先后被从突尼斯出发的迦太基人和萨拉森人征服过。现在，西西里岛无疑成了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的下一个目标。

皇帝查理五世立刻意识到了危险，他明白在这种形势下西西里岛将不堪一击。他先是试图通过策划阴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派了一名熟悉北非情况的热那亚使节到突尼斯充当间谍，让他争取下台的统治者穆莱·哈桑的支持，在那里组织反对土耳其人的叛乱。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奏效，那么他可以再通过贿赂的手段诱使巴巴罗萨背弃苏丹，转而为皇帝效忠；或者安排人暗杀巴巴罗萨。结果，巴巴罗萨发现了这套计划，这名热那亚间谍为此丧了命。

于是，必须有所行动的查理五世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各个港口纠集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其中包括由安德里亚·多利亚率领的400艘船只，以及由西班牙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组成的帝国军队。1535年夏天，他们在靠近迦太基遗址的地方登陆。在夺取突尼斯城之前，他们必须先拿下扼守“海流咽喉”的拉格莱塔堡垒的双塔，然后才能抵达突尼斯港。他们围攻了24天，在土耳其人的激烈抵抗下付出了惨重的损失。守军由一位来自士麦那的能干的犹太人海盗头目指挥，他们用船只从湖港运来火炮，组织了有效的防御。不过，这座要塞最终还是陷落了，主要因为圣约翰骑士团的一艘盖伦帆船上的火炮在墙上打出了一个缺口。这艘船有八层甲板，体积惊人，很可能是当时装备最为精良的战斗船只。

于是，通往突尼斯城的道路在帝国军队的面前打开了。帝国军队进入了内湖，俘获了巴巴罗萨大部分的船只。不过，对可能的失败有所准备的巴巴罗萨已经提前将他的体积最大、装备最精良的桨帆船作为预备队派到了位于突尼斯城和阿尔及尔之间的博恩（Bône）。接着，查理五世的陆军开始冒着酷暑沿着湖边进军，巴巴罗萨要准备面对陆上的进攻了。他未能阻止他们靠近沿途的水井，于是只好撤回突尼斯城，准备第二天率领由土耳其人和柏柏尔人（Berber）[4]组成的军队应战。

然而，就在基督教军队迫近的同时，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基督徒的帮助下，一名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领导城中数千名基督徒俘虏挣脱了枷锁，夺取了军械库，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袭击土耳其人；而柏柏尔人则拒绝协助土耳其人作战。于是，在遭遇微弱的抵抗后，查理五世率军进入了突尼斯城。他麾下的基督教军队烧杀奸淫，掳掠了整整三天，其罪行之恶劣与奥斯曼军队曾经犯下的暴行毫无二致。接着，查理五世重新把穆莱·哈桑扶上了宝座，让他成为自己的附庸，并且留下一支西班牙军队驻守拉格莱塔。查理五世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被传颂为一名征服者，他还创建了一个新的十字军骑士团，名叫“突尼斯十字军”，其箴言是“巴巴利”（Barbaria）。为了庆祝这场胜利，纽伦堡的著名歌手汉斯·萨克斯排演了一出历史情景剧，再现了基督教军队围攻土耳其人驻守要塞的情景。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留着红胡子的土耳其船长（巴巴罗萨）被火焰吞噬。

但巴巴罗萨并未遭此厄运。他一发现突尼斯城即将遭遇失陷和被洗劫的厄运，就立刻混在几千名土耳其人之中逃到了博恩。由于他的先见之明，被他留作预备队的舰队正在博恩等着他。查理五世的军队忙于在突尼斯城中大肆破坏，因此并没有追击。在此之前，皇帝曾经命令安德里亚·多利亚夺取博恩，以绝后患；但是他当时并没能完成这项任务，现在也就来不及逮住巴巴罗萨了。巴巴罗萨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凭借他高超的战略眼光和战术技巧，他立刻率领他的桨帆船和部队驶离了博恩。他的目标既不是撤退，也不是像他的敌人预计的那样回师防御阿尔及尔。在与阿尔及尔的部队会合之后，他立刻率军展开了报复行动，直扑皇帝的领地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5]。

巴巴罗萨在这里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他的小分队突然出现在海平面上，桅杆顶上挂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旗帜。起初，人们以为这个小分队是皇帝的凯旋之师的一部分，还给予他们热烈的欢迎。他们先是俘获了一艘大型的葡萄牙商船，接着又驶入了梅诺卡岛（Minorca）的马戈港[Mago，现在叫马翁（Mahón）]。反败为胜的巴巴罗萨洗劫了这座城镇，奴役了数千名基督徒，毁坏了海港的防御设施，还把西班牙人的财物和物资运回了阿尔及尔。作为公认的海上活动的行家里手，巴巴罗萨还将在海上活跃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巴巴罗萨还在海上逍遥自在，突尼斯城的胜利就对查理五世来说不仅没有太大价值，而且还带来了内部的政治问题。

1536年，巴巴罗萨又一次来到了伊斯坦布尔，“拿他的脸蹭君主的马镫”（有人这么描绘巴巴罗萨向他的主人致敬的场景）。刚刚征服了巴格达归来的苏莱曼苏丹指示巴巴罗萨再建造一支包括200艘船只的舰队，用来大举入侵意大利。伊斯坦布尔的船坞和兵工厂里一片热火朝天。安德里亚·多利亚的所作所为激怒了苏莱曼：他沿着苏丹的航线大肆劫掠，先是在墨西拿俘获了10艘土耳其人的商船，接着又向东穿越了爱奥尼亚海，在帕克西岛（Paxos）附近击败了一支奥斯曼舰队。这一系列事件验证了巴巴罗萨的提议的正确性。巴巴罗萨向苏丹建议说，既然苏丹的海上力量已经延伸到了地中海的西部和中部，现在是时候在地中海的东部靠近本土的地方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基地了。

1537年，巴巴罗萨率领他的新舰队驶出了金角湾，打算先对意大利东南部海岸发动袭击，然后再沿着亚得里亚海一路扫荡。这将是一次联合行动，苏丹本人将指挥一支规模庞大的陆军从阿尔巴尼亚渡海，然后沿着意大利一路向北进军。这个计划还要仰仗弗朗索瓦一世国王在北方的行动，土耳其人将派出桨帆船协助他的行动。在整个冬季，这些土耳其人的桨帆船都待在马赛港里，相当于公开宣告了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的合作关系。巴巴罗萨先在奥特朗托靠岸，然后“像瘟疫一样在阿普利亚（Apulia）[6]的海岸上肆虐”。巴巴罗萨新舰队的规模让安德里亚·多利亚感到胆战心惊，不敢再从墨西拿出来迎战。不过，陆上的战事并没有什么战果，这一部分要归咎于弗朗索瓦一世——一向口是心非的弗朗索瓦一世其实倾向于与查理五世议和。

于是，此时人在阿尔巴尼亚的苏莱曼决定把他的目标改成威尼斯。威尼斯人在爱奥尼亚海上控制的岛屿一直是双方争夺的焦点。除此之外，由于对土耳其人给予法国人的贸易优惠感到不满，威尼斯人近来开始对土耳其人的船只表现出公然的敌意。在科孚岛（Corfu）[7]附近，威尼斯人俘获了加里波利总督搭乘的船只，然后将船上的所有人灭口，除了一名年轻人靠着一块木板逃出生天。他把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报告给了大维齐尔。苏莱曼立即下令开始围攻科孚岛。他的军队通过由船只组成的桥梁从阿尔巴尼亚海岸登岛，劫掠了岛上的村庄。但是，岛上的要塞守军顽强抵抗。到冬天来临时，苏丹只好放弃了围城。

作为对战斗失利的报复，巴巴罗萨和他的船员们冷酷无情地沿着爱奥尼亚海一路向南劫掠，然后向北进入了爱琴海，在那里蹂躏了长久以来为威尼斯共和国的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的一系列岛屿。他们奴役当地的居民，俘获他们的船只，然后以变本加厉的劫掠为要挟，迫使他们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支付数额高昂的岁贡。接着，巴巴罗萨班师伊斯坦布尔。根据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吉·哈利法（Haji Khalifeh）的记载，他的舰队“满载着布料、钱币、1 000名女孩和1 500名男孩。全部的劫掠所得价值40万枚金币，他的财富算下来最少也得有这个数”。第二天，巴巴罗萨带着礼物前去拜见苏丹，“这位帕夏带着200名穿着猩红色衣服的男孩，他们手里都拿着金银制成的细颈瓶和高脚杯；他们身后还有30名男孩，每个人都在肩膀上扛着一袋金子；接着是200名男子，每个人拿着一袋子钱币；最后是200名脖子上戴着箍的异教徒，每个人都背着一卷布料”。巴巴罗萨也得到了苏丹丰厚的赏赐，“因为从来没有哪位卡普丹帕夏有过如此杰出的表现”。一位西班牙的历史学家记载说，巴巴罗萨是“土耳其海军的缔造者、指挥官和灵魂”。

巴巴罗萨对基督教世界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使得基督教各国，包括教皇、皇帝和威尼斯需要联起手来对付他。他们集结了大约200艘船只、6万人和大量的火炮，组成了一支由安德里亚·多利亚指挥的舰队。这支多国舰队在数量上压倒了巴巴罗萨的舰队，其中还包括50艘大型的横帆盖伦帆船。这种新型的帆船在新世界[8]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地中海还并不常见。多利亚十分自信，认为他的舰队的强大火力将轻而易举地击败海盗使用的体量较小的桨帆船，并且一劳永逸地消灭土耳其人的海上力量。

就在基督教舰队于科孚岛附近海面集结时，在希腊本土的巴巴罗萨率领他的舰队在基督教舰队的南方进入了一个在战略上十分有利的位置。巴巴罗萨穿过防御森严的普雷韦扎（Prevesa）海峡，绕过历史上曾经发生著名海战的亚克兴角（Actium），进入几乎完全被陆地包围、十分安全的阿尔塔（Arta）湾。他的做法与1 500年前屋大维（也就是后来的奥古斯都·恺撒）在亚克兴角海战中击败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之前的行动完全一样。他在这个有利的位置等待着多利亚和他的多国舰队。此时，多利亚的舰队已经抵达了普雷韦扎外海上阿尔塔湾的入口处。

巴巴罗萨无意离开他安全的锚地阿尔塔湾；多利亚也没有办法绕过亚克兴角进入阿尔塔湾，因为土耳其人的桨帆船正在亚克兴角等着他。要想逮住敌人，他就只能把军队和火炮卸到陆地上，夺取普雷韦扎的城堡，并且封锁港湾。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奥斯曼舰队困在里面，然后从陆地上的高处对他们进行炮击。他们讨论了这个计划，但是多利亚将其否决了。此时已是9月，有可能会刮起迫使舰队撤退的风暴，到那时留在陆地上的部队就只能任由巴巴罗萨的近卫军宰割了。

就这样，多利亚想把巴巴罗萨引诱到外海，巴巴罗萨想把多利亚引诱到海湾，结果双方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冲突。他们只象征性地派出桨帆船小分队到海湾入口处游弋，然后在那里发生一些无关痛痒的小冲突。接着，安德里亚·多利亚和他的舰队从普雷韦扎向南驶去，摆出撤退的样子，希望可以诱使巴巴罗萨出来追击。等到巴巴罗萨的舰队确实离开海湾时，他发现基督徒的船只已经分散开，沿着海岸排成了一条长线。

现在，拥有兵力和火力方面巨大优势的多利亚可以重组队形、乘风向北进发挑战土耳其人了。然而，他令人费解地并没有这样做。巴巴罗萨也没有试图对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敌人发动全力袭击。他的桨帆船追上了威尼斯人外形巨大的盖伦帆船。这艘盖伦帆船像陆上城堡的翻版，被称作水面上漂浮的城堡，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之一。不过，这种帆船笨重而又缓慢，因此落在了舰队其他船只的后面；由于完全依靠风帆的动力，它此时几乎无法移动。

巴巴罗萨小心翼翼地对付着这个庞然大物，不停地派遣一支又一支的桨帆船小分队对它发动袭击。盖伦帆船一侧的火力给桨帆船小分队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是盖伦帆船的主桅杆也被桨帆船上的火力直接击中，掉进了海里。威尼斯指挥官请求多利亚派遣他的桨帆船前来对付土耳其人的桨帆船，但是没人来帮忙，多利亚宁愿让他的舰队在远离岸边的地方来回机动。巴巴罗萨继续他恼人的战术，持续不断地攻击那艘盖伦帆船，并且沿着海岸一路追击掉队的船只，一共俘获了两艘桨帆船和五艘帆船，自己却一艘船也没有损失。最后，到了那天晚些时候，多利亚终于命令他的舰队北上，但不是朝向土耳其人前进，而是驶向大海深处。他或许希望能引诱土耳其人追击，但是他的希望落了空。第二天清晨，多利亚的舰队开始向科孚岛撤退，并在那里解散，船只各自返回了自己的母港。

对于基督徒一方而言，1538年的这次避战事件无异于一场大败。失败的部分原因在于，要指挥这样一支非同寻常的规模庞大的混合舰队——既有依靠划桨的桨帆船，又有依赖风帆的盖伦帆船——并非易事，而安德里亚·多利亚并未掌握这样的能力。另一个原因则是政治性的，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来自不同国家的指挥官难以相互协调彼此的行动。威尼斯人特别急于发动进攻，而西班牙人的主要目标却是不蒙受损失。对于皇帝查理五世来说，他的利益主要位于西地中海，因此在东地中海的战事对他来说无利可图。在战役开始前，他曾经试图贿赂巴巴罗萨，让他不要再为苏丹服务，但是没有成功；在战役结束后他又徒劳地尝试了一次。尽管一开始看起来形势大好，但是团结基督教世界的努力再一次失败了，或者至少可以说这次团结未能持续下去。像以往的陆上战事一样，胜利的天平又一次倒向了团结的土耳其人，他们将地中海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全凭“海上之王”巴巴罗萨的努力，这种情形再有一代人的时间就会实现。

威尼斯人退出了皇帝组织的联盟，并且在法国人的外交努力下单独与土耳其人媾和。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奥斯曼舰队将其海上行动的重心从东地中海转移到西地中海了。他们的舰队耀武扬威地穿越西西里海峡，最远一直抵达了赫拉克勒斯之柱[9]。他们以阿尔及尔的海盗据点为基地，对直布罗陀发动了猛烈的袭击。1541年秋天，趁着巴巴罗萨身在伊斯坦布尔的空当，皇帝查理五世和他的基督教盟友派出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和陆军，不顾不利的季节因素发动了一次进攻，试图夺取阿尔及尔。由于遭遇了风暴，这次行动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这也是皇帝本人遭遇过的第一次重大的个人失败。

试图打破“亵渎神明的”法土联盟的阿尔及尔远征失败了，现在皇帝的敌人们可以在海上肆意行动。1543年，苏丹再一次派巴巴罗萨西进。他统率了一支由100艘桨帆船组成的舰队，随行的还有一位法国使节。他再一次蹂躏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海岸，洗劫了雷焦卡拉布里亚（Reggion di Calabria），并在那里俘虏了当地总督年方十八的妻子。他释放了她的父母，得到的报答则是娶她为妻。在罗马，人们惊慌失措，官员们在夜里举着火把巡街，阻止吓破了胆的市民逃离城市。接着，奥斯曼舰队又抵达了蓝色海岸（French Riviera）[10]。巴巴罗萨在马赛登陆，得到了来自波旁家族的年轻的昂吉安公爵（Duke of Enghien）的迎接。巴巴罗萨获准将土伦（Toulon）的港口用作他的海军基地，为此一部分当地居民都被疏散了。法国人开始将那里称作君士坦丁堡第二，说那里到处都是“San-Jacobeis”（桑贾克贝伊）。

土伦港确实呈现出一片令人惊异、又让法国的天主教徒感到十分羞辱的场景：包着头巾的穆斯林在甲板上走来走去，而来自意大利、德意志甚至法兰西的基督徒奴隶则被锁在桨帆船的长凳上。由于一场流行性的热病导致了许多船员死亡，土耳其人劫掠了法国人的村庄，把农民抓到桨帆船上干活，同时还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基督徒俘虏。就像在一座穆斯林城市里一样，宣礼员们自由自在地呼唤着穆斯林们前去礼拜，伊玛目们则诵读着《古兰经》。

虽然是弗朗索瓦一世本人请求土耳其人的支援，但是土耳其人大张旗鼓的做法也让他感到十分不安，更何况他们的举动还引起了法国民众的不满。由于他的海上力量并不充足，弗朗索瓦一世像往常一样含糊其词，不肯对他的盟友做出共同在海上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动猛攻的承诺。他的目标十分有限，只想对意大利的门户尼斯港（这个港口在皇帝的盟友萨伏伊公爵手中）发动攻击。这让巴巴罗萨十分不满，因为他想追求的是更宏大、更有野心的目标。

在一位可敬的圣约翰骑士团骑士的指挥下，尼斯的城堡始终没有被攻克；但尼斯城本身的城墙却被土耳其人的火炮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当地的政府首脑随即宣布正式投降。进攻一方违背了投降协议的规定，洗劫了尼斯城，并将其夷为平地。土耳其人和法国人互相指责是对方犯下了恶行。1554年春天，弗朗索瓦一世给了土耳其人一大笔钱，还送给巴巴罗萨本人珍贵的礼物，通过贿赂的方式中止了这令人难堪的联盟关系。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即将再一次与查理五世议和。随后，巴巴罗萨和他的舰队返航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这是巴巴罗萨最后一次出征。两年后，年事已高的巴巴罗萨在伊斯坦布尔的宅邸因热病去世。整个伊斯兰世界都为他哀悼：“大海之主已经逝去！”

[1] 法蒂玛王朝是909—1171年存在于北非的伊斯兰王朝，中国史籍称其为绿衣大食。

[2] 指北非的中部和西部沿海地区。

[3] 伊莎贝拉是卡斯蒂利亚女王，前注中曾提及，查理五世是她的外孙。

[4] 相对于土耳其人，柏柏尔人是北非的原住民穆斯林。

[5] 巴利阿里群岛位于西班牙东部海面，主要包括马略卡岛、梅诺卡岛、伊维萨岛和福门特拉岛四座大岛。

[6] 指意大利东南部沿岸地区。

[7] 希腊人称其为克基拉岛，此岛十分接近阿尔巴尼亚南部海岸。

[8] 指美洲。

[9] 即直布罗陀海峡，这一名称出自希腊神话。有趣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私人徽章上就有赫拉克勒斯之柱的形象，这一形象后来也出现在了西班牙的国徽上。

[10] 直译为法国里维埃拉，指与意大利海岸接壤的一段法国海岸。

第十六章

苏莱曼长年进行着两线作战。他的海军在地中海上缔造着霸权，他的陆军则在亚洲活动。1534年到1553年之间，苏莱曼亲率大军对波斯发动了三次战争。波斯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宿敌，这种敌对不仅体现在国家利益上，还体现在宗教上，因为土耳其人是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而波斯人则是什叶派穆斯林。不过，自从苏莱曼的父亲塞利姆苏丹在查尔迪兰击败了伊斯玛仪沙阿之后，尽管两国没有签署任何和约，苏丹也一直维持着咄咄逼人的态势，但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是进入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在伊斯玛仪沙阿去世后，他年仅10岁的儿子塔赫玛斯普（Tahmasp）即位。尽管塔赫玛斯普也始终面对着土耳其人入侵的威胁，但这种威胁在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成真。与此同时，趁着土耳其人的注意力在其他方面，塔赫玛斯普还成功唆使奥斯曼帝国边疆地区的比特利斯（Bitlis）总督投到他的麾下；而忠于苏莱曼的巴格达总督则被沙阿的一位拥护者杀害并取而代之。苏莱曼开始了报复行动。他先下令处决了羁押在加里波利的一些波斯囚徒，接着派遣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先他一步开始准备对亚洲的征讨。

这将是易卜拉欣的最后一场战役。他成功劝降了波斯人在边境上的几座要塞，接着在1534年的夏天开进了大不里士。沙阿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鲁莽地为了保卫大不里士打一场会战，而是选择了撤退。苏莱曼苏丹在干旱的山地里行军四个月之后，在大不里士城下与他的大维齐尔会师。接着，他们在10月转向南方，在山地冬季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艰难地朝着巴格达进发。

最终，在1534年的11月底，苏莱曼作为“虔信者的统领”，骄傲地从什叶派的波斯人手中夺得了神圣的巴格达。像易卜拉欣在大不里士所做的那样，苏莱曼对待城中的什叶派信徒十分宽容，这与基督教的皇帝查理五世在突尼斯对穆斯林的虐待形成了鲜明对比。苏莱曼设法找到了伟大的逊尼派伊玛目阿布·哈尼法（Abu Hanifa）的遗骸，此举让逊尼派的信徒们大为赞叹。阿布·哈尼法是先知穆罕默德时代著名的伊斯兰法学家和神学家，此前传说他的遗骸已经被波斯的什叶派穆斯林破坏了，但苏莱曼还是凭借其遗骸上的麝香气味将其找到。苏莱曼立刻命人为这位圣人修建了一座新的坟墓，这座坟墓从此之后就成了一处朝圣之所。从宗教的角度上说，苏莱曼在从异端穆斯林手中夺取巴格达之后发现阿布·哈尼法的遗骸，就如同当年从基督教异教徒手中夺取君士坦丁堡之后发现先知的同伴艾郁普的遗骸一样，堪称一项神迹。

1535年春天，苏莱曼离开巴格达，选择了一条更好走的路回到了大不里士。他在大不里士停留数月以树立奥斯曼帝国的威信，接着在一番洗劫之后离开了这座城市。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很清楚他不可能长期控制距离首都如此遥远的一座城市。实际上，就在他漫长的回师途中，波斯人一直持续不断且卓有成效地骚扰着他的后卫部队，直到他在1536年1月凯旋进入伊斯坦布尔。

伴随着第一次波斯战役的，是易卜拉欣的失势。此时的易卜拉欣已经当了13年的大维齐尔，并且替苏丹掌管着陆军。在这段时间里，易卜拉欣不可避免地树了一些敌人。他们或是嫉恨他的平步青云，或是嫉妒他过大的影响力，或是眼红他富可敌国的财产。还有一些人厌恶他，是因为他偏爱基督徒，而忽视穆斯林的感受。在波斯，他的所作所为似乎有点过头了。在苏莱曼尚未抵达时，他从波斯人手中夺取了大不里士，然后把苏丹的头衔加在了自己的塞拉斯克尔（Serasker，即总司令）头衔之上。他很喜欢人们称他为易卜拉欣苏丹。在那一带，这种叫法十分常见，微不足道的库尔德人酋长往往都拥有苏丹的头衔。但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却不太可能这么理解，他很可能会把易卜拉欣的做法视作不忠的表现。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与易卜拉欣素来不合的德夫特达（财政大臣）伊斯坎德·切莱比（Iskender Chelebi）一直在他身边。伊斯坎德·切莱比反对易卜拉欣使用苏丹的头衔，试图劝他放弃这个头衔。

结果，两个人之间爆发了争执，这场争执最终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伊斯坎德被指控对苏丹图谋不轨和滥用公款，最终惨遭处死。临刑之前，伊斯坎德要来了纸笔，书面控诉易卜拉欣图谋叛逆。穆斯林把人们的临终遗言视作神圣的证词，因此苏丹开始认为易卜拉欣确实有罪。雪上加霜的是，据土耳其的史料记载，苏丹梦见已死的伊斯坎德·切莱比头上带着光环出现在自己面前，并且试图勒死自己。此外，在苏丹的后宫中，那位野心勃勃、拥有俄罗斯—乌克兰血统的新宠罗克塞拉娜（Roxelana）毫无疑问也对苏丹施加了影响。她十分嫉妒易卜拉欣与苏丹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他手中掌握的大权。

无论如何，苏莱曼决定迅速而隐秘地解决问题。15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已经回到伊斯坦布尔的易卜拉欣帕夏被召唤到大萨拉基里奥宫，让他到苏丹的房间去与苏丹共进晚餐。通常来说，在与苏丹共进晚宴之后，他还会在苏丹的住处留宿。第二天早上，人们在大萨拉基里奥宫的大门口看到了易卜拉欣的尸首。尸体上的痕迹表明，他是被勒死的，而且很显然，他曾经拼死挣扎过。他的尸体被一匹套着黑色马具的马驮走，然后立刻埋进了加拉塔的一座托钵僧修道院里，坟墓上连墓碑都没有。按照大维齐尔死亡后的惯例，易卜拉欣的巨额财富被没收，收归苏丹所有。在易卜拉欣发迹之初，他曾经乞求苏莱曼不要让自己攀升得太高，以免跌落下来的时候粉身碎骨。现在果然一语成谶。

苏丹第二次发动对波斯的战争，已经是十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在此之前，匈牙利发生的种种又一次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西方。1540年，按照秘密和约与斐迪南对匈牙利分而治之的亚诺什·佐波尧突然去世了。根据和约，如果佐波尧死时无后，那么属于他的那部分领土就应当交给哈布斯堡王朝。在签署和约时，佐波尧尚未婚娶，因此也没有孩子。但是，不久之后，佐波尧就迎娶了波兰国王的女儿伊莎贝拉。这一行动可能是受到了精明的僧侣马丁努齐（Martinuzzi）的影响。马丁努齐是一名热忱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哈布斯堡家族。佐波尧后来在布达逝世。临终前，他得到了儿子出生的消息。佐波尧宣布他的儿子斯蒂芬将继承匈牙利的王位，并且留下遗言让臣下寻求苏丹的帮助。

得知这一消息，斐迪南立即动用他能动员的资金和部队，兵发布达。斐迪南自命匈牙利全境的国王，宣称布达是他的合法都城。但是，他的部队未能攻克布达，于是只好选择撤退，仅在佩斯留下了一支守军，另外还占据了几座城镇。面对斐迪南的威胁，马丁努齐和他的反哈布斯堡王朝集团以小国王的名义向苏莱曼求救。苏莱曼对佐波尧和斐迪南签署的密约和其后一系列的不诚实行为大为不满。他说：“这两位国王都不配戴王冠，他们都是背信弃义之徒。”不过，苏丹还是很乐于接待匈牙利的使团。他们希望苏莱曼能够支持斯蒂芬国王。苏莱曼原则上承认了斯蒂芬的王位，但要求他支付岁贡。不过，苏莱曼首先想要搞清楚，伊莎贝拉是不是真的生了一个孩子。于是，他派了一名高官去探明此事的真伪。伊莎贝拉怀抱着婴儿接见了这位官员。她从容地敞开胸怀，当着这位官员的面给婴儿哺乳。土耳其人跪倒在地，亲吻新生儿的脚，承认他就是佐波尧国王的儿子。

整个冬天，苏莱曼都在为又一次进军匈牙利做着准备。1541年夏天，他的军队开进了布达。在此之前，斐迪南的军队再一次试图攻击布达，但马丁努齐在他的教袍外面穿上了胸甲，指挥守军奋力防御，成功地守住了布达。苏丹率军渡过多瑙河，占领了佩斯，随后击溃了撤退中的敌军。接着，苏莱曼在布达接见了马丁努齐和他的民族主义追随者。之后，他借口伊斯兰教法不准许他亲自会见伊莎贝拉，派人把那个躺在黄金摇篮里的婴儿带进了他的大帐。一同前来的还有三名保姆和王太后的主要顾问。苏莱曼在仔细端详了一番这个婴儿之后，让儿子巴耶济德把婴儿抱在怀里，并且亲吻他。接着，婴儿被送还给了他的母亲。

不久，苏莱曼就向伊莎贝拉保证，她的儿子（此时已经以他祖先的名字被正式命名为亚诺什·西吉斯蒙德）到一定年龄之后就可以成为匈牙利的统治者。不过，他要求她现在带着婴儿到特兰西瓦尼亚的利帕（Lippa）[1]隐居。理论上，小国王将作为苏丹的附庸向他纳贡，但实际上，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奥斯曼帝国将要在匈牙利确立永久性的统治。布达及其周边地区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由一名帕夏管理，其政府也全部由土耳其人组成，当地的教堂也逐渐被改建为清真寺。

这让奥地利人大为不安，他们又一次开始担心维也纳的安危。斐迪南派出使团到苏丹的大帐下向他求和。他们带了大量的礼物，其中包括一座巨大而精巧的钟。这座钟不仅可以显示时间，还能显示日期、月份，以及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行情况。他们认为，既然苏莱曼对宇宙和天体的运行十分感兴趣，这件礼物一定可以投其所好。然而，这样的礼物也没能说服苏莱曼接受使团提出的过分要求——他们的主子仍然希望可以成为匈牙利全境的统治者。苏莱曼先是询问了自己的维齐尔：“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接着，他直接打断了使节的发言，命令道：“如果他们没有别的什么事了，就让他们走吧。”于是，他的维齐尔斥责使团说：“你们以为帕迪沙阿疯了吗？他怎么可能放弃他第三次靠宝剑赢得的这一切？”

斐迪南又一次试图在战场上夺回佩斯，但他的围城半途而废，他的部队也被打得四散逃窜。接着，在1543年的春天，苏莱曼再一次率军深入匈牙利。经过短暂的围城之后，苏莱曼夺取了格兰（Gran）[2]，并将当地的大教堂改建成了清真寺。他把这座城市划入了布达的帕夏辖区，并且加固了它的城防，将其作为在西北方向面朝欧洲的前哨站。他的大军继续前进，在经历了一系列围城战和野外的遭遇战之后，从奥地利人手中夺取了一些重要的据点，并且占领了大片的土地。新占领的土地面积非常广阔，苏莱曼在其上设置了12个桑贾克。这样一来，匈牙利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都被并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由同时兼顾军事、民政和财政功能的井井有条的土耳其式政府体系管理了起来。匈牙利的这种状态将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

至此，苏莱曼在多瑙河流域的胜利达到了顶点，此时进行和谈就成了符合相关各方利益的一件事。查理五世本人希望和谈，以便腾出手来对付新教徒。因此，哈布斯堡家族的兄弟俩——查理五世和斐迪南——终于都同意与苏丹和谈（至少是在陆地上）。在与布达的帕夏达成停战协议之后，他们联合派出了一系列特使前往伊斯坦布尔。经过三年的努力，他们终于在1547年取得了成果，在阿德里安堡签署了为期五年、承认现状的和约。根据这项和约，苏莱曼可以保留所有新征服的土地；匈牙利的领土还有一小部分留在斐迪南的手中，但它需要为此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支付岁贡。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Augsburg）[3]在这项和约上签了字，法国国王、威尼斯共和国和教皇保禄三世（尽管他在对待新教徒的态度问题上与查理五世不和）也都在和约上签了字。

对于苏莱曼来说，这项和约也来得恰逢其时，因为在1548年的春天，他已经准备好对波斯发动第二次战争了。不过，这次战争并不是决定性的，他取得的战果仅仅是夺取了凡城（Van）。

按照东西方之间来回摇摆的惯例，苏莱曼接下来又一次投身匈牙利事务。在阿德里安堡签署的和约并没有能够维持满五年。此时的匈牙利实际上由三股势力瓜分，而斐迪南很快就开始对自己占有的份额感到不满。土耳其人的布达帕夏辖区将斐迪南的领土和特兰西瓦尼亚分隔开了。在特兰西瓦尼亚，伊莎贝拉王太后和她年幼的儿子待在利帕，为他继承这个面积狭小但十分繁荣的国家做着准备。不过，在这里最有影响力的人却是野心勃勃的僧侣马丁努齐。为此，伊莎贝拉向苏莱曼诉苦，于是苏莱曼下令剥夺这位僧侣的权力，并命人把他绑上送到伊斯坦布尔来。

这样一来，马丁努齐就开始密谋反对苏丹了——这不仅符合斐迪南的利益，更符合他自己的利益。1551年，他偷偷地说服伊莎贝拉拿特兰西瓦尼亚跟斐迪南交换别的地方的土地，于是将特兰西瓦尼亚变成了奥地利的领土。因为促成此事有功，马丁努齐获得了枢机主教的头衔。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苏莱曼立即把奥地利的使节扔进了安纳托利亚堡垒的黑塔（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带著名的监狱）中。这位使节在里面遭受了两年的折磨，被放出来时已经几乎是个死人。接着，苏莱曼命令深受信任并将在日后成为大维齐尔的穆罕默德·索科卢（Mehmed Sokollu）不顾渐凉的天气率军开进特兰西瓦尼亚。大军夺取了利帕，在那里留下了一支守备队后又撤了出来。

斐迪南围攻了利帕，并且收复了这座城市。尽管马丁努齐也参与到了这一行动之中，但是他其实想安抚土耳其人的怒火。他对处于困境之中的奥斯曼守军异常宽大，希望借此获得苏丹的原谅和奖赏。斐迪南觉察到了马丁努齐的不忠举动，于是命令他手下的将领处死马丁努齐。他们买通了马丁努齐的秘书，趁他坐在桌旁时用刀捅伤了他。接着，一队全副武装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士兵冲了进去，向呼喊着“耶稣！玛利亚！”的马丁努齐开火。他们在他的身上一共留下了63处伤口。

1552年，奥斯曼军队再次入侵了匈牙利。他们夺取了一系列城堡，迅速增加了土耳其人控制区的面积。他们击败了斐迪南派来的一支军队，俘获了半数的敌人，并把他们送到布达卖为奴隶。由于人数太多，他们只好把这些人贱卖。不过，到了秋天，奥斯曼军队却在布达东北方向的埃尔劳（Erlau）[4]遭遇了英勇的抵抗，在进行漫长的围城之后不得不解围撤退。

在签署了一项停战协议之后，苏丹又在1553年发动了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针对波斯的战争。趁着苏莱曼忙于匈牙利事务的时机，沙阿对土耳其人发动了攻击（他有可能是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怂恿）。沙阿的儿子出任波斯军队的总司令，率军夺取了埃尔祖鲁姆（Erzurum）。负责管理埃尔祖鲁姆的帕夏被波斯人引入了埋伏圈，遭遇了惨败。接着，波斯人又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以致欧洲人都在喜气洋洋地传递消息说，波斯人已经夺取了托鲁斯山脉的山口，兵锋已经威胁到了叙利亚。现在，轮到苏莱曼复仇了。

在阿勒颇度过了一个冬天之后，苏莱曼和他的大军在春天发动进攻，夺回了埃尔祖鲁姆。接着，他们在卡尔斯（Kars）[5]附近的幼发拉底河上游渡河，一路上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大肆破坏，将波斯人的土地烧成一片废土。他们与敌人在波斯的国境内交战，连战连捷。事实证明，波斯人根本无力在野战中抵抗苏丹的大军，也无法夺回被土耳其人占领的土地。不过，土耳其人也不可能永久性地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占据土地，因为他们既没有能力彻底解决波斯人，也无法对波斯人的威胁坐视不顾。这样一来，双方就陷入了对彼此都没有好处的僵局。1554年的秋天，波斯人的使节来到埃尔祖鲁姆，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又在第二年正式签署了和约。

苏莱曼的亚洲战事至此告一段落。事后算来，这些战争也不能说是没有收获。根据和约，苏莱曼放弃了大不里士及其周边地区，这相当于承认了他没有能力永久性地深入波斯的心脏地带，正如同他没有能力深入中欧的心脏地带一样。不过，他还是在东方为他的帝国拓展了领土，牢牢占据了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南部以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口，在波斯湾获得了立足之地。现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已经从印度洋一直延伸到了大西洋。

第一场波斯战争伴随着苏莱曼的宠臣易卜拉欣之死，而第三场波斯战争则招致了另外一场变故，其可怕和不祥的程度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殊为罕见。在这两场战争之间的20年中，苏莱曼越来越严重地受到他的斯拉夫宠妃的影响——欧洲人通常将她称作拉罗萨（La Rossa）或是罗克塞拉娜。她是一位乌克兰牧师的女儿，在加利西亚地区（Galicia）[6]，被俘。因为她有着愉悦的笑容和欢快的性情，土耳其人把她叫作“许蕾姆”（Khurren），意为“爱笑的人”。她逐渐取代居尔巴哈（Gülbahar，意为“春天的玫瑰”），成了苏丹的新宠。而在朝政方面，她也取代了易卜拉欣的地位，而且很可能促成了易卜拉欣的死亡。她身材纤细，举止优雅，她的魅力主要来自让人愉悦的个性，而非她的美貌。她用她的魅力来抚慰人心，用她的活泼来促人奋进。善解人意而机敏伶俐的罗克塞拉娜能够猜透苏莱曼的心事，并且善于诱导他的行动，以满足自己对于权力的渴求。居尔巴哈的地位原本仅次于苏莱曼的母亲苏丹皇太后（Sultana Valide），可谓后宫里的“第一夫人”；但是罗克塞拉娜设法取而代之，让居尔巴哈陷入近乎被放逐的境地，每年都有一段时间要待在马格尼西亚。

罗克塞拉娜在怀上苏丹的孩子之后，设法为自己争取到了伊斯兰教法中苏丹的合法妻子的地位，与苏丹确立了婚姻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哪一位奥斯曼苏丹的嫔妃获得过这样的地位。大约在1541年，供苏丹的后妃居住的旧宫被大火毁坏，于是罗克塞拉娜又开创了一条先例，作为后妃入住了苏丹居住并处理公务的大萨拉基里奥宫。她带着她的财产和一大群随从搬进了大萨拉基里奥宫，其中包括100名侍女和私人裁缝若干，光是为她置办食物的供应商就带了30名奴隶一同前往。根据惯例，女人是不许在大萨拉基里奥宫就寝的，罗克塞拉娜却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在大萨拉基里奥宫与世隔绝的庭院里，新的后宫建了起来，取代了旧的后宫。

在易卜拉欣被处死之后，罗克塞拉娜花了七年的时间，最终成了苏丹身边最具影响力的人——她设法让鲁斯坦帕夏（Rustem Pasha）成了大维齐尔。鲁斯坦帕夏娶了罗克塞拉娜和苏丹的女儿米赫里马赫（Mihrimah），因此他实际上是苏莱曼的女婿（而易卜拉欣曾是苏莱曼的姐夫）。鲁斯坦帕夏阴郁而勤奋，是一位能力出众的管理者，特别是在财政方面。苏丹逐渐把政府的权柄越来越多地移交给了鲁斯坦帕夏，罗克塞拉娜也就随之越来越接近其权势的巅峰。

尽管苏莱曼宽容、公正而又富于感情，但他的内心还是有着一种丑陋的冷酷。他天生就有着对绝对权力的执迷，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自己权力的人都充满怀疑。罗克塞拉娜很清楚如何利用苏莱曼的这种个性。她为苏丹生育了三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分别是塞利姆、巴耶济德和杰汉吉尔（Jehangir），她决心让她的长子成为苏丹宝座的继承人。但是，苏莱曼想让他的长子、由居尔巴哈生育的穆斯塔法成为自己的继任者。穆斯塔法年轻俊朗，大有前途，“学识渊博，行事谨慎，年纪也堪当大任”。在父亲的安排下，穆斯塔法曾经在多个职位上有过历练，此时则作为阿马西亚的总督，走在前往波斯的路上。由于他为人慷慨，作战勇敢，近卫军也把他视作其父的合格接班人，效忠于他。

就在第三次波斯战争开始时，时年60岁的苏莱曼起初并不想亲自带兵出征，于是将指挥权交给了鲁斯坦帕夏。但是，鲁斯坦帕夏很快就派人回来报信说，近卫军对这一安排不甚满意，躁动不安。考虑到苏莱曼年事已高，近卫军要求让穆斯塔法指挥他们。鲁斯坦帕夏报告说，近卫军认为年迈的苏丹已经无力御驾亲征，而且只有大维齐尔本人不同意穆斯塔法取代自己的军务。他宣称，穆斯塔法很乐于听到这些煽动言论，因此恳求苏丹立刻亲自前来接管军队的指挥权，以保证苏丹宝座的安全。罗克塞拉娜的机会来了。她轻而易举地利用苏丹的疑心，激发出他对穆斯塔法的野心的不满。她让苏丹相信，他的儿子试图夺取他的苏丹大位，就像他的父亲塞利姆夺取其父巴耶济德二世的大位那样。

自己究竟是出兵还是不出兵，苏莱曼犹豫不决。他的心中充满疑问和道德上的顾虑，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自己的儿子。最终，他决定抛弃私人因素，把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让大穆夫提来给出一个公正的决断。根据巴斯拜克的记载：

（苏丹对大穆夫提说：）在伊斯坦布尔，曾有一位颇有地位的商人，准备离家一段时间。临走之前，他让一个深蒙其恩惠的奴隶照看他的家业，相信他能忠实地照看好自己的妻儿。主人刚一离开，这个奴隶就开始侵吞主人的财产，谋害主人的妻儿，甚至还图谋彻底搞垮他的主人。苏丹问穆夫提：“应当怎样处置这个奴隶才是合法的呢？”穆夫提回答道，在他看来，这个奴隶应当被折磨至死。

于是，苏莱曼在宗教层面上的疑虑就打消了。他向东方进军，在9月到达了他设在艾雷格里（Eregli）的大本营，并且召唤身在阿马西亚的穆斯塔法前来。穆斯塔法的朋友们认为前途凶险，央求穆斯塔法不要听从苏丹的命令。但穆斯塔法回答说，如果他难免一死，那么最好是把自己的生命还给赐予他生命的那个人。巴斯拜克写道：“穆斯塔法面临着两难处境。如果他去见他盛怒之下的父亲，毫无疑问是有风险的；而如果他不去，那么就等于承认自己意图谋反。”“他选择了更勇敢也更危险的那条路”，去了他父亲的大营。

他的到来引起了一阵骚动。他十分大胆地把营地安在了其父营地的旁边。在接见了维齐尔们之后，他骑上一匹装饰华丽的战马，在维齐尔们的陪伴下和近卫军士兵的欢呼声中走进了苏丹的大帐。他以为会在这里获得苏丹的接见。在大帐里，

看上去一切都好。没有士兵，没有贴身的仆人，也没有侍从。不过，大帐里有几个强壮结实的聋哑人（土耳其人很看重的一类仆人）——他们是来杀他的。他刚一迈进内帐，他们就扑了上来，试图用绳子把他捆住。孔武有力的穆斯塔法拼命抵抗，不仅要保全自己的性命，更要保住自己的宝座。毫无疑问，如果穆斯塔法能够设法逃脱，跑到近卫军中，他们显然会为他的遭遇感到义愤和同情，他们不仅会保护这位他们最青睐的皇子，还会帮助他夺取苏丹的大位。距离搏斗现场只隔了一层亚麻帐子的苏莱曼害怕会发生这种情况……于是把头探了出来，用严厉而带有威胁意味的目光瞪着那几个聋哑人，并且做了几个威胁性的手势，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惊恐的聋哑人更加奋力地搏斗，把不幸的穆斯塔法狠狠地摔倒在地，在他的脖子上套上弓弦，将他勒死。

他的尸体被放在毯子上，在大帐前面示众。军中普遍为他的死亡感到哀痛，近卫军更是既惊愕又愤怒。但是，既然他们心仪的领袖已死，他们也无可奈何。

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苏丹解除了鲁斯坦的指挥权和其他职务（无疑，鲁斯坦本人也并不全然反对这一做法），然后将他送回伊斯坦布尔。不到两年，鲁斯坦的继任者艾哈迈德帕夏被处决，鲁斯坦随即恢复了大维齐尔的职务。在这一过程中，罗克塞拉娜的坚持无疑发挥了作用。

不到三年，罗克塞拉娜去世了。她的去世让苏丹伤痛不已。他把她安葬在了专为她兴建的陵寝中，位置就在新建的苏莱曼清真寺旁边。不过，她在生前已经达到了她的目的，确保苏丹之位会传到她的两个年岁较长的儿子手上。她最喜爱的长子塞利姆是一个无能的酒鬼，而较年轻的巴耶济德则是一个更加称职的接班人。巴耶济德很像他的父亲，继承了他更多正直的品质，也更受到近卫军的欢迎。她最小的儿子杰汉吉尔是一个驼背，在脑力和体力上都不突出，却热忱地仰慕穆斯塔法。在这位同父异母的兄长被谋害后不久，杰汉吉尔悲痛不已而又忧虑万分，很快也染病去世。

仅存的兄弟二人相互仇视。为了将他们分开，苏莱曼让他们分别掌管帝国的一部分。结果，几年之后，获得各自所辖区域内的军事力量支持的兄弟二人就爆发了内战。1559年，在其父手中的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塞利姆在科尼亚击败了巴耶济德，迫使巴耶济德带着四个儿子和一小支精干的武装力量逃到了波斯沙阿塔赫玛斯普那里避难。起初，巴耶济德获得了作为奥斯曼帝国皇子应有的优待。作为回报，巴耶济德也给沙阿送去了各种礼物，包括50匹装配了精良马具的土库曼马，还让他手下的骑手为波斯人展示了惊人的骑术。接着，苏丹和沙阿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外交活动。苏丹的使节要求引渡巴耶济德，或是将他处决；沙阿则表示，按照伊斯兰教法规定的穆斯林待客之道，他不能接受这两项要求。一开始，沙阿希望可以利用手中的人质，从苏丹那里讨回在第一次战争中丢掉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他的希望落空了，巴耶济德也只能在幽禁中日渐憔悴。

最终，面对奥斯曼帝国占据优势的军事力量，沙阿只能选择屈服妥协。他同意由苏丹派人在波斯的土地上处决这位皇子。沙阿在得到一大笔黄金之后，把巴耶济德交给了一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行刑官。这位皇子要求在死前再见自己的四个儿子一面，并拥抱他们一下，但被告知“忙好眼前的事情吧”。接着，弓弦套在了他的脖子上，将他勒死了。

接着轮到了他的四个儿子。他的第五个儿子年仅三岁，也在苏莱曼的命令下于布尔萨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被一位深受苏莱曼信任的宦官杀害。

就这样，沉湎酒色的塞利姆在继承苏莱曼大位的道路上就再也没有任何阻碍了——奥斯曼帝国也将因此走向衰落。

[1] 现名为利波瓦，位于今天的罗马尼亚西部。

[2] 匈牙利北部城市，位于布达佩斯西北部46千米处，匈牙利语名字为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

[3] 位于今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的西南部。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奥格斯堡是帝国的自由城市，直属于皇帝。

[4] 匈牙利人将其称作埃格尔（Eger）。

[5] 位于今天土耳其的最东部，与亚美尼亚交界。

[6] 东欧的一个地名，这一地区现在属于乌克兰和波兰。

第十七章

随着苏莱曼在陆地上向东方的征服，他在海上的扩张方向也不再局限于地中海。1538年夏天，就在巴巴罗萨和他的舰队从金角湾出发在地中海上与查理五世的舰队进行较量的同时，奥斯曼帝国又在海上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一支奥斯曼舰队从苏伊士启航，驶入了红海。统率这支舰队的是负责管理埃及的帕夏，宦官苏莱曼（Suleiman the Eunuch）。这支舰队的目的地是印度洋。此时葡萄牙人已经在印度洋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威胁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葡萄牙人想要改变东方贸易的路线，将其重心从传统的红海和波斯湾航路转移到绕过好望角的新航路上。

苏莱曼与他的父亲一样，也对这种情形感到担忧，并且终于应另一位穆斯林统治者的要求采取了行动。请求苏莱曼援助的，是古吉拉特苏丹国（Gujarat）的巴哈杜尔沙阿（Bahadur Shah），他的国家位于孟买以北的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1]一带。由于莫卧儿帝国的皇帝胡马雍（Humayun）出兵入侵了古吉拉特苏丹国和德里苏丹国[2]，巴哈杜尔被迫投向了葡萄牙人，准许他们在第乌岛（Diu）[3]上兴建了一座堡垒。但是，巴哈杜尔现在想把葡萄牙人从这里赶走。

由于同为穆斯林，苏莱曼充满同情地听取了巴哈杜尔的请求。在苏莱曼看来，作为“虔信者的统领”，他有义务在新月与十字架陷入争端时出手援助新月一方。因此，巴哈杜尔的基督徒敌人就必须被逐出印度洋。而且，更让苏莱曼充满敌意的是，葡萄牙人阻碍了奥斯曼帝国的贸易活动。他们占据了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岛[4]，而且还试图占领红海入口处的亚丁（Aden）[5]。不仅如此，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占领突尼斯的行动中，同为基督徒的葡萄牙人也派出了一支舰队相助。因此，苏丹早就想对葡萄牙人有所动作，而此番在亚洲对他们动手，恰好遂了苏丹的心愿。

指挥这支奥斯曼舰队的宦官苏莱曼年事已高，十分肥胖，在四个人的帮助下站起来都十分困难。不过，他的舰队由武器装备精良的70余艘舰船组成，上面还搭载着一支实力可观的陆军，其中还包括一支近卫军。早在苏丹平定埃及的时候，红海一带由难以驯服的部落酋长控制的阿拉伯海岸就曾遭到过海盗的大肆破坏。而当宦官苏莱曼的舰队沿着红海南下、抵达亚丁时，他又在自己的旗舰桅杆的横杆上绞死了当地的酋长，并把他的领地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桑贾克。这样一来，红海的入口就落入了土耳其人的手中。与此同时，他们在印度的穆斯林盟友巴哈杜尔恰好去世，于是宦官苏莱曼就把巴哈杜尔存放在圣城麦加的金银送到了伊斯坦布尔，作为礼物献给苏丹。

尽管他的舰队拥有火力优势，但宦官苏莱曼并没有试图像苏丹命令的那样在印度洋上直接与葡萄牙人的舰队交战，而是利用顺风直接穿越大洋，抵达了印度西海岸。他让部队在第乌岛上登陆，然后利用从苏伊士地峡拖运到船上的巨型火炮围攻葡萄牙人的堡垒。要塞中的守军在妇女的帮助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得知亚丁酋长的厄运之后，巴哈杜尔在古吉拉特的继承人开始把土耳其人看作比葡萄牙人更为致命的威胁，因此不仅拒绝登上宦官苏莱曼的旗舰，而且没有按照约定为他的舰队提供补给。

接着，土耳其人得到消息称，葡萄牙人正在果阿（Goa）[6]集结一支舰队，准备前来解救第乌岛。于是，宦官苏莱曼审慎地决定将舰队撤回红海。像在亚丁所做的那样，他杀掉了也门的统治者，并将其领土置于一名奥斯曼帝国总督的管辖之下。最后，宦官苏莱曼又在取道开罗前往伊斯坦布尔之前到麦加朝觐，试图以此在失败的印度之役之后依然让苏丹将自己视为圣战士。苏丹也的确奖励了他的忠诚，让他像苏丹的维齐尔们一样在迪万拥有了一席之地。但是，从此以后，土耳其人再也没有试图将他们的版图向东扩张到印度海岸那么遥远的地方。

不过，苏丹继续在印度洋上挑战着葡萄牙人。尽管苏丹控制了红海，但是他在波斯湾受到了阻碍，因为葡萄牙人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挡住了土耳其人离开波斯湾的航路。这样一来，尽管苏丹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三角洲拥有巴格达和巴士拉（Basra）港口，但它们的海路等于被封锁住了。1551年，他派遣指挥埃及舰队的皮里雷斯（Piri Reis）[7]率领30艘舰船沿着红海南下，绕过阿拉伯半岛，然后将葡萄牙人从霍尔木兹驱逐出去。皮里雷斯是一位著名的水手，出生在加里波利。用一位土耳其历史学家的话说，加里波利港的孩子们“像鳄鱼一样在水中长大，船就是他们的摇篮，日夜都伴着海浪和船只的摇摆入睡”。年少时从事海盗活动的经历让皮里雷斯成了一名出众的地理学家，留下了有关爱琴海和地中海航行情况的内容丰富的著作。他还是最早绘制世界地图的人之一，他绘制的地图里还包括了美洲的一部分。出征之后，皮里雷斯在阿曼湾占领了正对着敌人控制的海峡的马斯喀特（Muscat），并且在霍尔木兹附近的陆地上大肆破坏。但是，他却无法夺取保卫霍尔木兹岛港口的要塞。于是，他满载着从当地居民那里搜刮来的财物，向西北方向驶入了波斯湾，接着又从河口上溯，把船只停泊在巴士拉。葡萄牙人一路追击，希望能把他的舰队堵死在港口里。

面对“邪恶的异教徒”的进攻，皮里雷斯十分无耻地抛弃了他的舰队，只带了三艘满载财物的桨帆船，避开葡萄牙人冲过了海峡。在返回埃及的途中，他又损失掉了一艘桨帆船。刚一抵达埃及，他就立即被奥斯曼帝国政府逮捕，然后按照苏丹的命令在开罗被斩首。他的所有财物，包括装满黄金的大瓷瓮在内，都被送到伊斯坦布尔献给了苏丹。

接着，苏莱曼命令接替皮里雷斯的海盗穆拉德贝伊从巴士拉出发，冲破霍尔木兹海峡，把舰队剩余的船只带回埃及。但是穆拉德贝伊也失败了。于是，这个任务又被交给了经验丰富的水手西迪·阿里雷斯（Sidi Ali Reis）。西迪·阿里雷斯的祖先曾在伊斯坦布尔负责管理海军的军备库，他自己则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以卡迪比·鲁米（Katibi Rumi）为笔名，不仅写作有关数学、航海和天文学的著作，还涉猎神学，同时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他先在巴士拉整修了15艘船只，然后出海迎战数量上占据优势的葡萄牙船队。他事后记载说，在霍尔木兹两次交战的激烈程度超过了巴巴罗萨和安德里亚·多利亚在地中海上的任何一次交锋。他损失掉了三分之一的船只，但是成功地率领其余船只冲破了封锁，进入了印度洋。

接着，阿里雷斯在印度洋上遭遇了风暴。跟这次风暴比起来，“地中海的风暴简直就像一粒沙子那样微不足道；在风暴中根本无从分辨日夜，海浪涌起犹如大山”。最终，他漂到了古吉拉特的海岸，但已经无力对付葡萄牙人，于是只好向当地的苏丹投降。他的一些追随者投入了当地苏丹的麾下，他本人则带着一些同伴深入内陆地区，开始了回家的漫漫旅程。他一路走过印度、乌兹别克斯坦、河中地区和波斯，并把他的旅途见闻记录下来，一半写成诗文，一半写成散文。苏丹奖励了他，提高了他的薪俸，还为他和他的旅伴偿付了一大笔欠款。后来，他又根据个人经历和阿拉伯文以及波斯文的资料，写成了一部有关印度海域的十分有用的著作。

不过，苏莱曼苏丹的舰队再也没有染指过这些海域。他之所以在这片海域展开海上行动，是为了保持奥斯曼帝国对红海的控制，并且阻止葡萄牙人长期霸占波斯湾的入口处。尽管苏莱曼占据了亚丁，但是他所拥有的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持他在如此广阔的海域上进行两线作战。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身上——尽管他占领了奥兰（Oran）[8]，但是在多种目标之间忙于应付的查理五世也无法保住他在地中海西部的势力。

在苏伊士以东，苏莱曼还不得不再打一场短暂的战争。在这里有一个孤立的山地王国，名叫阿比西尼亚（Abyssinia）[9]。自从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埃及，这个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就试图与葡萄牙人联手，共同应对土耳其人的威胁。奥斯曼帝国给予红海沿岸及其腹地的穆斯林酋长们越来越多的支持，使他们得以时断时续地发动针对基督徒的战争，并且最终夺取了阿比西尼亚的整个东部地区。有鉴于此，1540年，葡萄牙人派遣一支军队进入了阿比西尼亚，这支军队由瓦斯科·达伽马的一个儿子统率。与此同时，一位年轻的统治者（当地人将他们的统治者称作“尼格斯”，negus）登上了阿比西尼亚的王位。这位新君名叫克劳狄乌斯（Claudius），也被叫作格拉德乌斯（Gradeus），他甫一即位便与葡萄牙人联手采取了攻势，让土耳其人在接下来的15年中都不得安宁。最终，苏丹决定把那些长期以来得到自己支持的部落民众集结起来，发动一场旨在征服努比亚（Nubia）[10]、进而从北方威胁阿比西尼亚的战争。1557年，他夺取了红海沿岸的港口马萨瓦（Massawa），这座港口一直是葡萄牙人向内陆地区活动的大本营。这样一来，克劳狄乌斯就只能孤军作战，最终在两年之后的一场战斗中阵亡。随着他的死亡，阿比西尼亚人的抵抗也偃旗息鼓。尽管这个基督教山地国家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但再也不能对其伊斯兰邻居构成任何威胁了。

在地中海，巴巴罗萨的得意门生图尔古特（Dragut，或者写作Torghut）在他死后继承了他的衣钵。图尔古特来自安纳托利亚，在埃及受的教育，曾经在马木留克的军队中担任炮手，锻炼成了一名火炮专家。接着他又来到海上寻求冒险和财富。

他的英勇表现吸引了苏莱曼的注意，被苏莱曼任命为苏丹的桨帆船部队的指挥官。从此以后，这个海盗就开始在舰队总司令的指挥下，正式效命于飘扬着苏丹旗帜的奥斯曼帝国舰队。1551年，他们开始了行动。他们的对手是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在撤出罗得岛后，这个骑士团就驻扎在马耳他岛上。首先，图尔古特从骑士团的手中夺取了的黎波里，随后被正式任命为这座城市的总督。

15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去世，他的儿子兼继承人腓力二世（Philip II）[11]在墨西拿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基督教舰队，打算夺回的黎波里。他首先在陆军的配合下夺取了杰尔巴岛（这座岛屿曾经是巴巴罗萨的早期据点），并巩固了该岛的防御。但是，他在这里遭到了从金角湾出发的规模庞大的奥斯曼舰队的突袭。基督教军队大惊失色，纷纷逃回自己的船只。许多基督教船只被击沉，其余的则逃回了意大利。图尔古特十分狡猾地夺取了杰尔巴岛上的所有水井，迫使口渴难耐的要塞守军投降。自从查理五世出兵阿尔及尔之后，基督教世界还没有在地中海上遭遇过这样的惨败。土耳其海盗们趁机控制了北非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只有奥兰还留在西班牙人的手里。接着，他们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一直抵达加那利群岛（Canaries）[12]，四处寻找从新世界满载财物而归的西班牙商船队。

这样一来，通向基督教世界在地中海上的最后一座堡垒——马耳他岛——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医院骑士团的这个根据地位于西西里岛的南方，控制着沟通东西的海峡，位置极具战略意义，因此也就成了阻挠苏丹取得地中海全面控制权的主要障碍。用图尔古特的话说，已经到了“用烟把这一窝毒蛇熏出来”的时候了。苏莱曼对此也十分认同。苏丹和罗克塞拉娜的女儿、鲁斯坦的遗孀米赫里马赫也一直影响着步入暮年的苏莱曼。她告诉苏莱曼，发起马耳他岛战役、打败异教徒是他的神圣使命。在大萨拉基里奥宫里，也不乏支持她的观点的喧闹声。医院骑士团俘获了一艘从威尼斯驶往伊斯坦布尔的大型商船，而这艘商船是黑宦官总管的财产，上面满载着价值高昂的奢侈品，其中有不少是属于苏丹后宫中地位显贵的嫔妃的财物。

年到古稀的苏莱曼不打算像年轻时围攻罗得岛那样亲自率军远征马耳他。他把指挥权分给了两个人，由年轻的海军总司令皮亚利帕夏（Piale Pasha）指挥海军，老将穆斯塔法帕夏指挥陆军，二人共同在象征着苏丹的标志物——饰有金球和新月、拖曳着马尾的铭牌——之下指挥作战。苏莱曼知道他们二人不和，特地要求他们要精诚团结，责令皮亚利要像尊重父亲一样尊重穆斯塔法，而穆斯塔法要像疼爱儿子一样疼爱皮亚利。苏莱曼的大维齐尔阿里帕夏在送他们二人登船时欢快地说：“两位生性快活、乐于享用咖啡和鸦片的绅士，开始了驶向海岛的愉快之旅。我打赌他们的船上一定满载着阿拉比卡咖啡豆和天仙子提取物。”不过，在地中海的战事方面，苏丹特别推崇图尔古特的战术和经验，而且信赖一位名叫乌鲁奇·阿里（Uluj Ali）的冉冉升起的海盗新星，此人此时正在的黎波里与图尔古特待在一起。苏莱曼聘请他们担任这次远征的参谋。他告诉大军的两位指挥官，要信任图尔古特和乌鲁奇·阿里，任何行动没有他们的建议和同意都不得施行。

他们的对手是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让·德·拉·瓦莱特（Jean de la Valette），他是一位坚毅而狂热的基督教战士。他与苏莱曼同岁，曾在罗得岛围攻战时与他对垒。从那时起，他就决心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骑士团。拉·瓦莱特既是一名战术娴熟、久经战阵的老兵，又是一位全身心奉献于信仰的宗教领袖。在意识到对马耳他的围攻即将开始时，他向手下的骑士们发表了最后的劝勉：“今天将决定基督教信仰的命运，决定《福音书》是否要屈服于《古兰经》。在加入骑士团时，我们曾把自己的性命许诺给上帝，现在就是我们兑现承诺的时刻。为主牺牲者将享有赐福。”

坐落在马耳他岛大港的城市叫马尔萨（Marsa），其两侧是石头山，守军可以依托石头工事防御城市。在它南侧的侧翼，一条条石岬伸入海中，分隔出一座座小海港。其中防御最森严的是中部两个相邻的海岬——比尔古（Il Burgo）和森格莱阿（Senglea），分别由圣安杰洛（St. Angelo）和圣米迦勒（St. Michael）两座城堡据守。图尔古特先对马耳他岛发动了一次简短的突袭行动，让守军预感到大规模袭击即将到来。于是，他们又修建了一座新的堡垒——圣艾尔摩（St. Elmo）堡，用来加强防御。圣艾尔摩堡位于圣安杰洛堡和圣米迦勒堡的对面，处于大港的北侧侧翼，既可以保护大港的入口，也可以保护位于其北侧、与大港平行的中港（或者叫马尔萨姆谢特，Marsa Muscet）的入口。

1565年5月18日，敌军的主力部队在晨雾中出现在马耳他的海平线上。由于身为最高统帅的苏丹本人没有随军出征，陆军统帅“父亲”穆斯塔法和海军统帅“儿子”皮亚利之间的分歧从一开始就给整个行动带来了巨大的阻力。陆军统帅穆斯塔法想要先夺取戈佐岛（Gozo）[13]、主岛的北部和位于主岛中部的姆迪纳（Mdina）城，以确保大军背后的安全。他打算绕过圣艾尔摩堡，直接攻击大港的主要据点比尔古和森格莱阿。海军统帅皮亚利反对这一方案。他认为，在发动任何陆上行动之前，他的舰队必须先找到安全的停靠地点，而只有中港马尔萨姆谢特堪当此任。而要控制马尔萨姆谢特，就必须先夺取圣艾尔摩堡。为了满足海军的要求，穆斯塔法便让陆军登陆，随即开始围攻圣艾尔摩堡。尽管图尔古特和他的舰队的抵达时间比之前承诺的晚了两个星期，但是利用其舰队配备的新型火炮，他在抵达后一天之内就把围攻圣艾尔摩堡的火力增强了一倍。随着围攻的持续，还有新的火炮源源不断地从各个方向赶来增援。

守卫圣艾尔摩堡的骑士只有数百人，他们面对成千上万的敌军持续不断的进攻，拼死抵抗。随着土耳其人夺取星形堡垒外围的角堡，圣艾尔摩堡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近卫军在狂热的托钵僧的鼓舞之下，开始对圣艾尔摩堡本身发动猛攻。他们蜂拥冲上跨越沟渠的桥梁，透过吊门的网格向要塞内齐射，然后利用梯子开始爬墙。基督徒从城墙上浇下“希腊火”，使得爬墙的敌军浑身着火，在绳梯上荡来荡去。

不过，由于土耳其人已经夺取了角堡，如此惨重的损失对他们来说也是可以承受的。很快，土耳其人就把角堡变成了坚不可摧的要塞，不仅在那上面用火炮把圣艾尔摩堡的城墙轰成了碎石，甚至还能从那里袭击到圣艾尔摩堡的内部。在他们看来，圣艾尔摩堡的陷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实际上，圣艾尔摩堡坚持了一个多月。狂热的土耳其人随时准备为了圣战而牺牲自己，但是他们低估了拥有相似的狂热精神的基督教骑士——他们也是圣战者，愿意为了信守自己的骑士誓言而为基督献出生命。他们像大团长要求的那样，将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用尽最后一弹。土耳其人的炮击是如此猛烈，圣艾尔摩堡摇晃得“仿佛风暴中的船只”，但是骑士们凭借着持续不断的精准炮击，打退了土耳其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给他们造成了惨重的伤亡。

图尔古特意识到了行动进展不顺利的原因所在，于是和穆斯塔法一起开始布置更多的火炮。在视察炮位布置的时候，图尔古特过于显眼地暴露在了基督教军队的火力范围之内。从圣安杰洛堡发射的一枚炮弹落在了他身边，溅起尖利的碎石，击中了图尔古特的头部。图尔古特跌倒在地，看上去好像已经死了。为了避免他的死讯动摇其手下的士气，穆斯塔法命人在图尔古特身上盖一条斗篷，把他抬回了大本营。实际上，图尔古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地又活了一段时间，听到了圣艾尔摩堡陷落的消息。在圣约翰节[14]的前夜，圣艾尔摩堡在发生了最后一次你死我活的恶战后终于陷落了。据说，“他（图尔古特）表现出了喜悦之情，抬眼望向天空，仿佛在感谢上苍的恩惠，接着他脸上的表情就都消失了”。

在圣艾尔摩堡里只剩下九名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还活着。土耳其人则损失了数千人。穆斯塔法站在圣艾尔摩堡已被毁坏的城墙上，一边眺望着大港对岸巍然耸立、依旧完整的圣安杰洛堡，一边计算着己方的损失人数。在向真主祈祷后，他说道：“如果这个小儿子都能让我们蒙受这么巨大的损失，那么我们要攻克他的父亲，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穆斯塔法想起罗得岛投降的往事，于是给骑士们开出了投降的条件。大团长鄙夷地答复说，他可以把比尔古要塞下的壕沟送给穆斯塔法，让他在那里掩埋近卫军的尸首。被羞辱的穆斯塔法大为光火。他效仿征服者穆罕默德在伊斯坦布尔的做法，将80艘桨帆船借由陆路从中港运到了大港。接着，他命令海军和陆军一起攻打比尔古的圣安杰洛堡和森格莱阿的圣米迦勒堡。

在海上防御方面，骑士们用防栅封锁了这两座海岬之间的海湾。土耳其人派出工兵，带着斧子要去毁坏防栅，结果在水中碰到了赤身裸体、嘴里衔着匕首和刀子（正可谓“武装到牙齿”）的马耳他人。这些土生土长的海洋之子与入侵者在水里一边游泳一边激烈地近身搏斗，保护了防栅。

接着，土耳其人针对马耳他大港里的多个防御据点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攻势几乎接连不断地持续了近两个月。他们想出了各种精妙的战术，也表现出了锲而不舍的精神，但仍旧没能取得什么决定性的战果，付出的伤亡代价也与基督徒的损失不成正比。骑士们依然在生死搏斗中表现出了他们的坚忍顽强，守军的士气也依旧高涨，但他们的补给供应已经吃紧。不过，进攻一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基督徒的私掠船经常拦截他们的补给船，导致他们的食品和弹药供应已经不足。而且，他们不像医院骑士团的骑士那样有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军中热病和痢疾肆虐，随时有可能发生瘟疫。土耳其人的士气开始下滑，他们胸中的战斗热情开始衰退。更重要的是，由于已经到了9月，糟糕的天气开始威胁到奥斯曼大军，这也成了陆军和海军统帅发生争执的一个新的源头。

在穆斯塔法帕夏看来，如果有必要，他打算让部队在岛上过冬，并且夺取姆迪纳作为军队的基地，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基督徒在缺吃少喝的困境下投降。然而，像之前一样，皮亚利帕夏认为他的舰队比陆军更重要，坚称他不会允许他的舰队在缺乏安全的锚地和妥当维护的情况下在偏远的马耳他海域长期驻扎下去，最晚也不能晚于9月中旬。由于图尔古特已死，也没有人能够化解这两位奥斯曼军队指挥官之间的分歧。

然而，他们之间的分歧却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化解了：在安德里亚·多利亚的继任者、地中海上帝国军队的新指挥官堂·加西亚·德·托莱多（Don Garcia de Toledo）的率领下，一支从西西里出发的基督教舰队抵达了马耳他，这让骑士们感到欢欣鼓舞。这支带来了1万多人援军的舰队从圣安杰洛堡面前驶过，鸣放了三响礼炮。皮亚利帕夏之前没有尝试拦截这支舰队，现在则打定主意撤退，因此也没有对它发动袭击。于是，基督教军队毫无阻碍地在马耳他岛北部登陆了。穆斯塔法立即解除了围攻，命令部队撤离马耳他。他的军队开始拔营撤退，把拆卸后的火炮运回船上，部队也纷纷登船。

然后，他才注意到援军的数量比他之前以为的要少（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用狡猾的伎俩误导了他），于是立刻让他的部队再次登陆，与之交战。但是，军中的士气已经十分低落，士兵们都已经无心再在马耳他的土地上继续作战了。面对训练有素、令人生畏的西班牙步兵的进攻，奥斯曼军队阵列瓦解，士兵们开始四散逃命，而他们的舰队则躲在北方的圣保罗湾里。在岸上进行了几番激烈的肉搏战之后，土耳其人承受了不少伤亡，终于又被赶回了船上。

不久，奥斯曼舰队离开了马耳他岛，向东开始了返回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千里航程，全军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幸存了下来。两位指挥官十分担心苏丹会处置自己，因此派了一些航速较快的桨帆船先赶回去把坏消息带给苏丹，好让苏丹在见到自己之前能有时间平息怒火。在到达奥斯曼帝国水域之后，他们接到命令，要求舰队必须等到天黑之后进入伊斯坦布尔的港口。苏莱曼的确非常恼火，这是他第二次在基督徒手中遭遇重挫。当年从维也纳撤军之后，他找了一些办法来挽回颜面。但是这一次，他完全没有办法遮掩在马耳他遭遇挫败的事实。从此之后，苏丹渐渐不再试图让奥斯曼帝国在整个地中海上建立统治地位了。

面对这次失败，苏莱曼十分恼怒地说：“只有随我出征的时候我的军队才会打胜仗！”这不是自吹自擂的空话。在他年轻时，面对同样难缠的基督徒敌人，他凭借强有力和统一的指挥赢得了罗得岛之战。到了他年迈时，他的军队却缺少了这样的指挥能力，因而在马耳他遭遇了失败。只有拥有不可挑战的个人权威的苏丹本人，才能实现这样的指挥。正是凭借集权，再加上对各种建议的敏锐判断力、领导过程中的决断力和行动中的强大决心，苏莱曼才在45年的征战生涯中让奥斯曼帝国军队几乎战无不胜。但苏莱曼已经接近了他生命的终点。

在罗克塞拉娜去世后，苏莱曼在个人生活中变得越发孤单、内向，越来越沉默寡言、忧郁惆怅，避免与他人发生接触。成功和喝彩也不再能打动他。有一次，皮亚利帕夏令人欣喜地在杰尔巴岛和的黎波里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巩固了伊斯兰世界对地中海中部的控制，随后率领舰队返回了伊斯坦布尔。巴斯拜克如此记载：“在这样喜悦的时刻，人们也无法从苏莱曼的脸上看到一丝额外的欣喜……他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露出的是一如既往的严厉神情……当天所有的凯旋和喝彩都未能在他身上激发出一丝满足。”巴斯拜克早就注意到了苏丹苍白的脸色——这或许是由于他有“某种隐疾”。他观察到，在各国使节向苏丹道别时，苏丹会“在脸上涂一层胭脂”来掩盖他苍白的面色，“因为他认为，如果他看起来身体强壮健康，其他国家会更加畏惧他”。

在一年之中，陛下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会感到身体十分虚弱。水肿，腿部肿胀，毫无食欲，面部也出现浮肿，脸色十分糟糕——看起来完全像一个濒死的人。在上年3月，他昏过去四五次。在那之后，他又发作了一次，他的随从当时都难以分辨他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也不指望他能恢复过来。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死期已近。

年纪越大，苏丹也变得越发迷信。“以前，”巴斯拜克写道，“他很喜欢听男孩们为他合唱和演奏乐器。结果，有一次来了一个预言家（一位据说很灵验的老妇人），宣称如果他不放弃这种娱乐方式，就会遭到惩罚。于是他就不再进行这种活动了。”乐器被砸坏，扔进了火里。相类似的，为了开始过清苦的生活，他不再使用银餐具，而改用陶土做的餐具用餐。而且，他还下令禁止一切酒类进入伊斯坦布尔，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禁止人们饮酒。“非穆斯林群体对此提出了抗议，认为骤然改变饮食习惯会导致疾病和死亡。于是，迪万做出了妥协，允许他们每周通过大海之门运送所需的酒类进城。”

然而，这样的苦行也无法减轻马耳他之败给苏丹带来的羞辱。尽管他年事已高、健康堪忧，对于一生戎马倥偬的苏莱曼来说，只有一场能够证明奥斯曼军队不可战胜的胜利才能医治他受伤的尊严。一开始，他发誓要在第二年春天亲自率军征服马耳他。不过，他最后还是决定回到他更熟悉的战场——陆地。他将再一次向匈牙利和奥地利发动进攻。奥地利的统治者、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的继承者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15]非但没有向奥斯曼帝国支付岁贡，还突然入侵了匈牙利，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此外，苏丹的军队此前曾经在锡盖特（Sziget）和埃尔劳受阻，因此他也十分急切地想要报此一箭之仇。

于是，1566年5月1日，苏莱曼最后一次从伊斯坦布尔启程，率领规模空前的大军开始了他的第十三次亲征——这也是他第七次入侵匈牙利。在经过贝尔格莱德之后，他在多瑙河流域遭遇了熟悉的洪水。洪水冲毁了他的大帐，于是他只好住进了大维齐尔的帐中。他已经无法骑马（除了有一次阅兵的时候），于是坐在挂着帘子的轿子里随军前进。在塞姆林（Semlin）[16]，他郑重地接见了年轻的亚诺什·西吉斯蒙德·佐波尧。在西吉斯蒙德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时，苏莱曼就曾宣称他是匈牙利的国王。作为苏莱曼忠实的附庸，西吉斯蒙德在他的主子面前下跪了三次。在苏莱曼叫他平身后，他又走上前来亲吻苏丹的手，苏丹则称他为自己心爱的儿子。苏莱曼提出，自己将作为盟友为西吉斯蒙德提供支援，表明他已经准备好满足年轻的西吉斯蒙德谦恭的领土要求。

苏丹从塞姆林出发，率领大军向锡盖特要塞进军，决心向该城的指挥官、克罗地亚人尼古拉·兹里尼伯爵（Count Nicholas Zrinyi）复仇。早在围攻维也纳的时期，兹里尼就是土耳其人的死敌，曾经袭击了苏丹最喜爱的一位桑贾克贝伊的营地，将他连同他的儿子一并杀害，并且劫走了他全部的个人物品和一大笔钱财。

由于一名军官把自己的热情用错了地方，前往锡盖特的路程按照命令本来应该两天走完，结果大军一天就走完了。健康状况堪忧的苏丹累得筋疲力尽，大为光火，下令要把这名军官斩首。不过，大维齐尔穆罕默德·索科卢替他求情，救下了他的性命。他十分聪明地辩解道，敌人会认为，虽说苏丹年事已高，但是仍然可以像他年轻时一样用一天走完两天的行军里程，这肯定可以打击敌人的士气。于是，恼火而又迫不及待想要杀人的苏丹没有杀掉那名军官，却以作战不利为由处决了他的布达总督。

接着，奥斯曼军队开始进攻锡盖特。兹里尼在城中立起了一座十字架，组织了顽强的抵抗，给敌人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在城镇部分失守之后，他又撤进了城中的要塞里。要塞守军升起一面黑旗，宣称他们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样的英勇行为让苏莱曼大为触动，同时他也为攻打这么一座无关紧要的城堡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而感到十分沮丧。于是，苏莱曼开出了宽大的投降条件，并且许诺让兹里尼做克罗地亚的实际统治者，希望以此来诱使他为奥斯曼帝国效命。但是，守军轻蔑地拒绝了他。于是，苏莱曼派出了工兵，他们连续工作了两个星期，准备在主堡下面安放一枚大地雷，为总攻做准备。9月5日，他们引爆了地雷，毁灭性的爆炸炸碎了城墙，在城堡内引发了大火，要塞因而变得不堪一击。

但是，苏莱曼并没有能够亲眼看到最终的胜利。当天晚上，他就死在了大帐中，死因可能是中风，也可能是极度紧张的情绪导致的心脏病。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还对他的大维齐尔说：“我还没有听到象征征服的鼓声。”索科卢掩盖了苏丹的死讯，对外宣称苏丹患了痛风，因而不得不待在大帐中，不能公开露面。据说，为了保密，他甚至勒死了苏莱曼的医生。于是，战斗继续进行，土耳其人获得了胜利。他们连续不断地又炮击了四天，直到整座要塞只剩下一座塔楼还没有倒塌，要塞中的幸存者也只剩下了600人。在兹里尼的带领下，他们衣着华丽、披金戴银，仿佛要去参加一场宴会。在自我牺牲精神的感召下，兹里尼已经让他们做好了成为基督的烈士的准备。就在近卫军冲进来的时候，兹里尼亲自用一门巨大的臼炮开火，弹雨打倒了上百人。接着，他手持佩剑，和他的战友们一道英勇作战，直到倒下。600名守军几乎无人生还。兹里尼在战斗前的最后一个举动是布置了一条通往塔楼弹药库的导火索，剧烈的爆炸杀死了大约3 000名土耳其人。

对于大维齐尔索科卢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确保塞利姆能够和平地继承苏丹的大位。他派出行动迅速的信使，去把其父的死讯带给远在安纳托利亚屈塔希亚（Kütahya）的塞利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他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政府的一切功能继续运转，仿佛苏丹还活着一样。从苏丹的大帐中还会传出命令，仿佛是他亲自签发的。空缺的职位指派了人选，晋升和奖赏也按照惯例进行。迪万还召开了一次会议，报捷消息也依照惯例以苏丹的名义送到了帝国各个行省的总督手里。在攻克锡盖特之后，战役继续进行，就好像苏丹依然在发号施令一样。不过，军队渐渐开始向奥斯曼边境方向撤退，沿途还打了一次小型的围攻战，作战的命令表面上也是苏丹下达的。苏莱曼的内脏已经被掩埋，他的遗体则经过了防腐处理。像出发时一样，在班师的路上他还被抬在封闭的轿子里，四周都是卫士和侍从，就如同轿子里的苏丹还活着一样。

直到索科卢得到消息，确认皇子塞利姆已经抵达伊斯坦布尔、可以正式举行加冕典礼之后，他才向行军中的士兵们透露了苏丹的死讯。那天晚上，大军停在距离贝尔格莱德不远的一座森林的边缘准备过夜。大维齐尔叫来了《古兰经》诵经师，让他们围在苏丹的轿子周围，开始以真主之名诵读奉献给死者的经文。宣礼员们围绕着苏丹的大帐，开始庄严地吟诵。这声响惊醒了士兵们。他们意识到，这熟悉的吟诵声是在宣告人的死亡。士兵们聚集起来，开始痛哭哀悼。在拂晓之前，大维齐尔现身在士兵中间，告诉他们，他们的帕迪沙阿、士兵之友，现在已经安息在唯一真主的怀抱之中。他回忆着苏莱曼为伊斯兰世界立下的丰功伟绩，叮嘱他们说，怀念苏莱曼的正确方式不是徒表哀痛，而是效忠于苏莱曼的儿子、接替其大位的光荣的苏丹塞利姆。士兵们的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部分是由于大维齐尔的劝导，部分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新苏丹将会给他们颁发赏赐。他们继续井然有序地行军，护送着他们伟大的统治者和指挥官的肉身抵达了贝尔格莱德。当年就是在这里，苏莱曼赢得了他的第一场胜利。接着，他的遗体又被运到了伊斯坦布尔，按照他自己事先的安排埋在了苏莱曼清真寺附近。

苏莱曼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在手下部队的拱卫下居住在他的大帐中；他去世时也是如此。在穆斯林看来，这样的离世方式让苏莱曼成了为圣战而死的烈士。正因如此，当时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巴基（Baqi）为苏莱曼写下了这样的挽歌：

道别之鼓，终于响起，汝之旅程，由此开启

看哪，汝之面前，乃天堂之原野

感谢真主，将汝始终看护

烈士和加齐，皆是汝光荣的称呼

对于这位统治着伟大的军事帝国、戎马一生的苏丹来说，在如此高龄卒于战胜之时，可谓是适宜的结局。作为一位征服者，苏莱曼用实际行动扩张并巩固了帝国的版图；作为一位立法者，追求秩序、公正和智慧的苏莱曼，通过有效的制度体系和人性化的政策打造了开明的政府架构；作为一位政治家，他让他的帝国变成了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大国；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第十位苏丹，或许也是最伟大的苏丹，他让帝国的实力和威信都达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度。

然而，就在他伟大的成就之中，暗藏着终将带来衰败的祸根。继承他衣钵的后代都将是远逊于他的人——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立法者，亦非政治家。奥斯曼帝国的巅峰突然成了一座分水岭，一座山峰的顶点，整个帝国的命运缓慢而不可避免地沿着山坡下滑，进入衰败的深渊，并走向最终的消亡。

[1] 马拉巴尔海岸指的是印度次大陆西南侧的海岸。

[2] 德里苏丹国是12—16世纪统治印度河平原和恒河平原的一个伊斯兰王国，于1526年被莫卧儿帝国吞并。

[3] 印度西南部距离陆地非常近的一个岛屿。

[4] 该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今属伊朗。

[5] 红海和亚丁湾连接之处的重要港口，今属也门。

[6] 印度西海岸的一个地区，位于古吉拉特的南方，此时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7] Reis是奥斯曼帝国授予海军军官的一种称呼，其意义类似于船长，有时作为绰号直接接在人名后面。

[8] 阿尔及利亚西北部的沿海城市。

[9] 即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前身。

[10] 努比亚指埃及南部和苏丹北部的尼罗河沿岸地区。

[11] 腓力二世只从查理五世手中继承了西班牙和低地国家的统治权；奥地利大公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给了查理五世的弟弟、匈牙利国王斐迪南。

[12] 位于非洲西海岸、摩洛哥西南方向的一个群岛，今属西班牙。

[13] 位于马耳他主岛北侧的一个岛屿。

[14] 圣约翰节是公历6月24日。

[15]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是斐迪南的儿子，在其父去世后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皇帝查理五世于1556年退位，将皇位让给其弟斐迪南。斐迪南于1558年即位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6年后去世。）

[16] 今名为泽蒙（Zemun），塞姆林是其德语名称。该地区今属塞尔维亚，是贝尔格莱德市的一部分。

第四部分

衰败之种

第十八章

“伟大的土耳其人”苏莱曼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君主，无论是在宫廷的华美壮丽方面，还是在生活方式的考究方面，都超过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在这一黄金时期的许多君主。除此之外，他不仅在个人素养上远超他人，也十分善于评判他人的能力。他打破了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层级体系里遴选高官的传统做法，转而亲自挑选那些他深信可以像管家一样忠实履行君主意愿的人。一位研究这段历史的土耳其历史学家认为，正是苏莱曼放任他的这些宠臣积攒了巨额的财富，任由他们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而这一切财富的来源往往都是腐败。但是，在西方世界看来，这些不过是苏莱曼时代散发着璀璨光芒的帝国荣耀背后的一点代价罢了，在那个时代腐败也是常见的现象。

在他的大维齐尔中，至少有两位——尽管他们各自有着种种弱点——为苏莱曼帝国的伟大成就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两位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大维齐尔，任职的时间共占苏莱曼统治期的三分之二：希腊人易卜拉欣帕夏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和军事统帅；而保加利亚人鲁斯坦帕夏是一名经济专家，在帝国日渐扩张、财政收入增长一倍有余的情况下，巧妙地管理了面临种种复杂问题的帝国国库。苏莱曼的最后一位大维齐尔索科卢帕夏也来自基督徒家庭，他一直活到了苏莱曼驾崩之后。索科卢帕夏是一位来自波斯尼亚的斯拉夫人，孩童时期曾在塞尔维亚人的教堂里做辅祭。他在至关重要的时期维护了已经驾崩的苏丹的权力和威严。由于苏莱曼是一位强有力的专制君主，政府运行中的过分或不足之处，往往都被索科卢帕夏的能力抵消了；当时，人们也很难预见到这些过分或不足之处在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只有当权柄落入能力较差的苏丹手中时，这些问题才会开始削弱奥斯曼帝国。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苏莱曼本人两个灾难性的举措，导致了这种情形的提前出现。他令人遗憾地处决了他的长子穆斯塔法，继而又杀死了他的幼子巴耶济德，改变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大位的继承人选。他的所作所为显然是不明智的，更不用说有多么惨无人道。穆斯塔法和巴耶济德都从苏莱曼的身上继承了许多可贵的品质，足以让他们承继奥斯曼帝国前十位苏丹留下的大业，确保他们的帝国继续作为令人敬仰的大国傲立世界。苏莱曼却犯下了盲目而冷酷的罪行，这种屠戮子嗣的行为比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兄弟相残行为更加恶劣。这一切行为造成的结果是，苏莱曼确保了接替他大位的只能是能力格外低下、远远逊色于前代苏丹的塞利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虽然偶有喘息之机，但奥斯曼帝国大体上处于缓慢衰落的过程中，而塞利姆是这一阶段统治国家的25位苏丹中的第一位。

由于有罗克塞拉娜煽风点火，苏莱曼的情绪战胜了他的判断力、智慧和身为政治家的理智。随着他的死亡，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奥斯曼帝国的伟业也注定将付诸东流。他一直相信奥斯曼一世的血脉不会犯下大错，而现在他的子嗣即将辜负他的期望。读史至此，人们总是不情愿接受这一事实，甚至还有人提出，塞利姆或许并非真的是其父的血脉，而是他的斯拉夫母亲和某个情夫的孩子。

塞利姆二世的可怜形象根本配不上做苏丹。他矮小而肥胖，面色通红，常年酗酒，因而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作“醉鬼”——或是“酒鬼塞利姆”。他生性懒散放纵，能力平庸，自私自利，一心只想取乐，丝毫没有继承其父的种种才干或其母的心机和说服力。他没有什么可以赢得臣民尊敬的事迹，对在战场上冒险和料理国事都毫无兴趣。比起宝剑和帐篷，他更愿意在大萨拉基里奥宫里虚度光阴。在狐朋狗友和逢迎拍马者的陪伴下，他无所事事地度过一天又一天，几乎不思考未来。

塞利姆唯一的才能体现在诗歌方面。他可以用土耳其语写出十分雅致的诗篇，但往往是仿效波斯人哈菲兹的诗句。先知穆罕默德曾批判道，酒是“万恶之源”。哈菲兹却不这么看，认为酒“比少女之吻还要甜蜜”。塞利姆对这种说法产生了共鸣，在一篇描绘相思的诗作中这样结尾：

哦，亲爱的，把你泛着美酒色泽的嘴唇交给塞利姆吧

倘你不在我身边，我便可含着热泪举起酒杯，吾爱……

为了不让塞利姆因为违反了先知的戒律而良心不安，大穆夫提为他提供了一个充满诡辩色彩的裁决意见，认定只要苏丹本人想要喝酒，那么饮酒的行为就是可以被宽恕的。而塞利姆登基后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取消了对贩卖和消费酒类的限制。这两件事成了公众打趣的话题。有人发问道：“我们今天该去哪儿买酒呢？是去穆夫提那儿，还是去卡迪那儿？”

不过，塞利姆对政务全无兴趣，对国家来说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实权就落入了索科卢的手中。新任苏丹对索科卢甚是尊重，此前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他十分相信苏莱曼对大维齐尔的选择，因此颇为信任这位大维齐尔，愿意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他使用。塞利姆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开创了一个先例。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时不时会有出身基督徒家庭的强势维齐尔涌现出来，对弱势的苏丹加以弥补，并且帮助国家度过危机。现在，在索科卢的看护下，国家的政策可以继续施行，苏莱曼统治时期的惯性在最高统治者不理朝政的时期得以延续，从而将形势的逆转推迟了12年。

索科卢充满活力，能力出众，雄心勃勃，思维开阔。他首先结束了苏莱曼在匈牙利开启的战事，于1568年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达成了体面的和约。和约为期八年，在事实上确认了领土现状。然后，索科卢把奥斯曼军队部署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俄罗斯。在16世纪，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统一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起初，土耳其人并不把俄罗斯人视作威胁，还从1492年起允许俄罗斯人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自由地从事贸易活动。接着，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1]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他在1547年加冕为沙皇，渴望将他的大公国扩张为一个帝国。他的祖父、前任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娶了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Sophia）[2]，随后宣布莫斯科大公国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还把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作为自己的君主徽记。

恐怖伊凡向南扩张，一路夺取鞑靼人可汗的土地，最终占领了里海沿岸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接着，他袭击了亚速（Azov）和克里米亚沿岸地区，相当于直接袭扰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因为这些地方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可汗。索科卢认为有必要出兵干预。这种必要既出于政治因素，也出于宗教因素，因为这事关作为哈里发和圣城麦加、麦地那之保护者的苏丹的尊严。此前，不论是朝觐者还是商人，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已经不能经过波斯人的土地进入奥斯曼帝国了。而现在，随着莫斯科大公国的扩张，穆斯林通过这个方向进入奥斯曼帝国的道路也遭遇了种种阻碍。因此，他们的统治者开始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夺回阿斯特拉罕，以重新打开传统的朝觐路线。

由于这一缘故，再加上对帝国的资源和能力的自信，索科卢开始酝酿一个既可以打击俄罗斯人南侵势头，又可以帮助土耳其人向东扩张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他在位于西北方向、流入亚速海的顿河（Don）和位于东北方向、注入里海的伏尔加河（Volga）之间，找到了一处两河相距只有30英里（约48千米）的地方，打算在这里开凿一条运河。有了这条运河，就可以将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内湖的黑海同里海连接起来。如果奥斯曼帝国舰队能够进入里海，那么就可以协助奥斯曼军队绕过漫长难走的陆路，进入并包围波斯，而且还可以打开一条通往高加索地区的新路和经由大不里士进入中亚地区的道路。如此，他们就能恢复历史上从中亚经由阿斯特拉罕到克里米亚的故道，从而为奥斯曼帝国带来贸易和战略上的优势。伊斯兰世界也绝不能让莫斯科大公国获得这一优势。早在18个世纪前，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将领和继业者“胜利者”塞琉古（Seleucus Nicator）就曾经设想过大维齐尔考虑的这个方案。

索科卢热情高涨地落实着这个方案。1568年，他派遣一支大军渡过黑海，控制了亚速；另外还派遣了一支规模更加庞大的军队，其目标是夺取阿斯特拉罕。一支舰队搭载着部队沿着顿河上溯，抵达了开凿运河的地点。在当地鞑靼人的帮助下，开凿运河的初步工作就此开始。然而，受限于16世纪的技术条件，运河工程在进行了三分之一之后遇到了困难。于是，一部分船只经由陆路被运到了伏尔加河，从那里顺流而下，开始围攻阿斯特拉罕。但是，围城的奥斯曼部队先是缺乏火炮支援，接着又遭遇了愈加严酷的寒冬，导致军中士气普遍下滑，最终未能攻克城市。他们随后穿过草原向克里米亚撤退，一路上也饱受折磨。

野心勃勃而又有着独立思想的克里米亚可汗杰夫列特·格莱（Devlet Ghirai）不希望苏丹以后再派兵进入自己的领地。于是，他竭尽全力地宣扬这样的观点：为了奥斯曼帝国士兵的利益着想，如此靠北的地方是不适合虔诚的穆斯林的。他强调说，在夏天，这里的夜晚只有短短五个小时，而穆斯林需要在日落之后两个小时和破晓时分礼拜，这样就会导致士兵们睡眠不足，痛苦不堪。于是，奥斯曼人放弃了攻城计划，结果在归途中又在黑海遭遇了猛烈的风暴，损失了大量的士兵。幸存下来的人由此认定，北方地区不适合穆斯林。实际上，一心想要自立为王的杰夫列特·格莱打算趁恐怖伊凡困于内忧之际自己直接进攻莫斯科。凭借他手上那支只够进行一些劫掠活动的鞑靼骑兵，杰夫列特·格莱也的确把战火烧到了莫斯科郊区。与此同时，索科卢设想的顿河—伏尔加河行动也没有再持续下去，因为苏丹塞利姆把话说得很清楚：“我会计算整个行动的成本和损失的，你可得保证能算出来不错的结果。”

不久之后，沙皇就向奥斯曼帝国派出一位使节，双方达成了和约。苏丹依然拥有对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权，但默认了阿斯特拉罕的沦陷。至于莫斯科人和鞑靼人之间的矛盾，就交给他们自己去用武力解决了。沙皇的统治范围向东扩张，一直到达了西伯利亚。奥斯曼和俄罗斯这两个强大帝国之间的初次遭遇就这样结束了，双方之间的和平将持续近一个世纪。

索科卢依然十分关注与东方的贸易，于是又设想出一个宏大的计划：他打算在苏伊士地峡开凿一条运河，打通从地中海到红海乃至印度洋的海路。不过，也门行省发生的一场严重叛乱阻挠了他的计划，他不得不立刻发兵平息这场叛乱。

与此同时，索科卢又把注意力转向了西方的突尼斯。海军统帅兼阿尔及尔总督乌鲁奇·阿里夺回了突尼斯，赶走了查理五世在当地扶植的王公，但那里的要塞仍然在西班牙守军的手中。索科卢的主要目标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政策相一致，他仍然将西班牙视作帝国的主要敌人，因而希望在地中海再发动一次针对西班牙人的战争，而且这一行动最好能得到法国人的帮助。此时，格拉纳达的摩尔人正在进行一场反对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叛乱。这对索科卢来说是采取行动的绝好时机，因为此时动手可以巩固土耳其人作为反抗基督徒压迫的穆斯林勇士的地位。由于他们在北非的同胞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格拉纳达的摩尔人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来到伊斯坦布尔，请求苏丹的干预；而他们的穆斯林同胞也的确满怀着同情接待了他们。

然而，就在此时，塞利姆苏丹第一次表现出了令人不安的任性。他不想去对付西班牙人，而是想要对仍然与帝国处于和平状态中的威尼斯开战，因为威尼斯人拥有既盛产棉花和糖、又以出产高质量的美酒而闻名遐迩的塞浦路斯。提醒塞利姆注意到这一点的，是他身边富有影响力的红人、来自葡萄牙的犹太金融家约瑟夫·纳西[Joseph Nasi，他不久之前还被以“堂·米格斯”（Don Miguez）之名为人所知]，他对威尼斯的敌意尽人皆知。纳西怂恿塞利姆说，入侵塞浦路斯不仅能为他赢得美酒，还能获得大量威尼斯铸造的达克特金币。他的说辞得到了另一位宠臣拉拉·穆斯塔法（Lala Mustafa）[3]的支持。酒酣之际的塞利姆同意了纳西的方案，甚至还拥抱了他，并且许诺一旦成功，就封他做塞浦路斯的国王。与此同时，他还给纳西加官晋爵，把纳克索斯岛（Naxos）、帕罗斯岛（Paros）、安多罗斯岛（Andros）以及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上另外十座岛屿[4]都赏给了他，为此不惜剥夺这些地方现有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在缴纳比例不高的税金之后，这些岛屿上总额不菲的收入和出售酒类的利润也都归纳西所有。

就这样，索科卢的决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塞利姆苏丹推翻。苏丹派遣了一位使节到威尼斯，逐条数落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罪状，然后要求威尼斯要么赔款，要么割让塞浦路斯岛。威尼斯元老院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1570年，索科卢本打算派去援助摩尔人的部队被派遣到了塞浦路斯。

威尼斯人对这座地中海上的东方前哨站已经忽视了一段时间，岛上的人口也在此期间出现了锐减。岛上的居民大部分是信奉东正教的希腊农民，而西欧来的统治阶层奴役、压迫着他们。据估算，大约有5万名农奴随时准备倒向土耳其人一方。塞利姆苏丹在一封诏书中要求辖区与塞浦路斯邻近的桑贾克贝伊尽可能地争取民心。他还庄严地许诺说，一旦奥斯曼军队占领了塞浦路斯岛，他们不会骚扰当地的居民，他们的财产也将得到保全。这种做法早在土耳其人开始扩张前很久就已经成了一种范式。

1570年，奥斯曼大军登上了塞浦路斯岛。陆军由索科卢的对头、塞利姆的宠臣拉拉·穆斯塔法统率，舰队则由皮亚利帕夏指挥。在岛上的一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希腊人即将举事的迹象，这让威尼斯人深感担忧。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采取了突袭行动，处死了400名希腊人。奥斯曼人抵达这一地区后，给了当地居民格外的优待，还免除了一段时间的税赋。不过，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希腊农民对直接与他们的拉丁主人兵戎相见还是抱有疑虑，他们更愿意通过提供食品和情报的方式帮助奥斯曼人。许多逃到山区避难的人都很快返回了家乡，并且向征服者效忠。

奥斯曼军队从帝国南部出发，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登上了塞浦路斯岛。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征服威尼斯人的两座城堡——尼科西亚（Nicosia）和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在等来北非和安纳托利亚的增援部队之后，大约5万名奥斯曼帝国的军人开始向尼科西亚推进。预料到土耳其人早晚会发动入侵的威尼斯人已经提前请来军事工程专家改进了他们的要塞，但由于指挥不利，尼科西亚还是在六个星期之内投降了。残存的守军遭到了屠杀；接着，这座据说拥有教堂的数量可与一年之中的天数相比的城市遭到了洗劫，其悲惨程度（据西欧人说）堪与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相提并论。城中的大教堂被改建成了一座清真寺。不论男女，只要是年轻、容貌姣好的居民都被贩卖为奴。他们被赶上了一艘桨帆船，但在启程前往伊斯坦布尔之前，这艘船就爆炸了。为了维护贞节，一位虔诚的女性基督徒在船内的弹药库放了一把火。

现在就剩下法马古斯塔要塞了。第二年春天，土耳其人对它发动了进攻。在总督马克·安东尼奥·布拉加丁（Marc Antonio Bragadino）的鼓舞下，威尼斯守军英勇地坚守了三个月。为了鼓舞士气，拉拉·穆斯塔法告诉士兵说，城中的敌军与尼科西亚的守军一样既不擅长战斗，也毫无经验。但威尼斯人的抵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甚至回到伊斯坦布尔报告说，法马古斯塔的守军里不只有人类，还有巨人。土耳其人修建了堡垒，又挖掘了足够骑兵通过的深深的堑壕，然后又用地雷在城墙上炸出一段缺口，并对这个缺口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但是，他们遭遇了顽强而英勇的抵抗。守军用木柴、柴草和其他易燃物填满了角堡前面的壕沟，再将其点燃。大火燃烧了好几天。更让土耳其人感到难受的是，守军点燃了岛上生长的一种木材，而这种木材在燃烧时会散发出有害的恶臭。不过，守军渐渐沦落到吃马、驴、狗和“其他令人作呕的食物”的地步。在经过三个月的围城之后，守军只剩下七桶火药了。已经坚持到最后的布拉加丁别无选择，只能寻求体面的投降。

穆斯塔法同意了他的条件。穆斯塔法许诺说，只要要塞投降，所有人的性命都可以得到保全，守军可以携带他们的武器，由土耳其人的船只运送到克里特岛去，而城中居民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去留。布拉加丁带着三名军官和一支卫队来到了奥斯曼军队的大营，前来移交城市的钥匙。穆斯塔法一开始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双方友好地进行了协商。接着，麻烦来了。先是有人指责布拉加丁屠杀了奥斯曼战俘，接着穆斯塔法又要求守军提供一名人质，以确保运送他们的船只可以平安归来。

布拉加丁以违反停战协议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结果，出了名的暴脾气的穆斯塔法陷入狂怒，干脆宣布整个停战协议全部作废。据说，他命人把布拉加丁捆了起来，然后割掉了他的右耳和鼻子。在狱中遭受了两个星期的折磨之后，布拉加丁被铐在法马古斯塔主广场的一个木枷上。在拒绝改宗伊斯兰教之后，他被活活地剥了皮。他的尸体遭到了肢解，并被示众。接着，穆斯塔法又命人晒干了布拉加丁的皮，在里面填上稻草，然后放在一头牛的背上在城里四处游街示众。

两年之后，威尼斯将塞浦路斯岛割让给了苏丹。根据和约，威尼斯人又支付了一笔赔偿金，用来偿付土耳其人征服塞浦路斯岛所产生的花费。不过，按照当时奥斯曼帝国在被征服地区的标准做法，接下来的统治倒是足够开明。拉丁天主教会的特权被取消了，但希腊东正教会的特权得以恢复。拉丁式的农奴体系被废除，曾经属于威尼斯贵族的土地都划归奥斯曼帝国国家所有。经济的发展和财政上的支持帮助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从安纳托利亚中部来了大量的移民，他们带着牛和农具，到无主的土地上定居。

对塞浦路斯的征服导致了可怕的报复。在教皇庇护五世（Pius V）的积极倡导下，基督教国家组织了一个“永久性的”神圣同盟，旨在再一次以十字军精神将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由于基督教国家一贯相互猜忌，彼此之间又充满利益纠葛，神圣同盟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才真正组建起来。威尼斯担心这个同盟会损害意大利的利益，而增强西班牙的实力；西班牙也不想帮助威尼斯，因为后者随时可能投回苏丹的怀抱；法国也不希望看到它的世仇西班牙变得更加强大，像往常一样更愿意亲近它的秘密盟友——苏丹。因此，法国并没有参加神圣同盟，反而试图阻挠它的成立。

1571年夏天，教皇、西班牙和威尼斯组成了共同反对奥斯曼帝国的三元同盟，而当时土耳其人还在围攻法马古斯塔。神圣同盟的联合舰队还包括来自意大利各邦国和马耳他骑士团的舰只。这支成分复杂的舰队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找到一名能力卓著的指挥官。最终，这一重任落在奥地利的堂·胡安（Don John）的肩上。堂·胡安是皇帝查理五世的私生子，即国王腓力二世同父异母的弟弟。堂·胡安是一名充满活力、有着火一般热情的年轻人，天生具有领袖气质，并且在指挥镇压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叛乱时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基督徒们终于找到了一位能够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团结一致、全身心地投入“十字军东征”（这次晚近的针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可以被看作第13次十字军东征）的领袖。

堂·胡安的舰队规模比奥斯曼舰队略小，由大约200艘桨帆船组成。但威尼斯人派来的6艘加莱赛战船给了他们一定的优势，因为这种战船比地中海上的任何船只都大，火力也更强。伴随堂·胡安的舰队出征的大约有3万名士兵；而人数相近的奥斯曼舰队则由穆赫辛扎德·阿里帕夏（Muhsinzade Ali Pasha）统率，前文提到过的乌鲁奇·阿里[西方人称他为奥基亚利（Ochiale）]在他的手下效命；一同出征的还有另外两名私掠船船长和15名负责管理沿海桑贾克的贝伊。他们每个人都获准在自己的桨帆船船尾楼上挂起自己的旗帜，象征他们“海上贵族”的身份。

1571年9月，神圣同盟的舰队在墨西拿集结，随后起航前往属于异教徒的东地中海寻找敌人。挂着三角旗和其他旗帜的桨帆船桅杆林立，在位于防波堤尽头的教皇特使的祝福下，跟随着旗舰驶入了墨西拿海峡。在抵达土耳其人曾经围攻却无功而返的科孚岛之后，堂·胡安接到了有关法马古斯塔的陷落和那里发生的亵渎神明的行为的第一批报告，这些消息坚定了十字军战士们与土耳其人拼死战斗的决心。

与此同时，奥斯曼舰队从科孚岛向南朝着帕特拉斯撤退，随后在勒班陀海湾下锚停泊。基督教舰队穿越了凯法洛尼亚岛（Cephalonia）[5]和伊萨卡岛（Ithaca）之间的海峡，出现在海湾的入口之外。在看到基督教舰队之后，土耳其人的海军统帅在他的旗舰“苏丹娜号”上召开了作战会议。像基督教舰队一样，土耳其人这边的意见也不统一，有人嚷着要马上行动，有人则建议小心从事。好斗的乌鲁奇·阿里斥责那些想要留在勒班陀的同僚，说他们想在这儿“照看妇孺”；不过，作为一位久经考验、做事务实的海盗，他也同意陆军统帅佩尔塔乌帕夏（Pertau Pasha）的意见，认为应该稍事休整，在装备和训练完成之后再发动进攻。

但海军统帅阿里帕夏勇猛有余而谨慎不足，而且必须严格遵守苏丹的命令。自从攻陷法马古斯塔之后，苏丹本人也变得格外好战，一心想要他的舰队英勇出击俘获基督教舰队，并把它带回金角湾去。于是，阿里帕夏下令立刻发动进攻。为了鼓舞士兵，他让他们不要忘记土耳其人已经征服了数不清的基督教城市，且无论在人数上还是船只数量上他们都占据着优势，随后又贬损了眼前的敌人一番。

于是，奥斯曼舰队驶出了位于勒班陀海湾内的安全港，到海湾入口之外的外海上与基督徒交战。

这次新月与十字架之间的碰撞，是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发生在桨帆船舰队之间的大型海战。十字架一方打出了堂·胡安的教皇旗，其上绘有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形象；新月一方打出了来自麦加的神圣旌旗，其上饰有《古兰经》中的章句。1571年10月7日，星期日，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在这天的日出时分，堂·胡安命令全舰队将士举行弥撒仪式。接着，土耳其人就在海平线上出现了。

两支摆好了战斗队形的舰队遭遇了。奥斯曼舰队组成了一个宽宽的新月形，冲向基督教舰队。双方的舰队都分成了三个分队，双方的主帅均位居舰队中央的突前位置。双方舰队的总指挥各自站在自己的旗舰上，直接面对着对方。堂·胡安的旗舰两侧分别是教皇舰队的旗舰和威尼斯人的旗舰，而直面他们的挑战的阿里帕夏的两侧，分别是佩尔塔乌帕夏和他的财务主管所在的舰只。乌鲁奇·阿里统率着奥斯曼舰队的左翼，面对的对手是热那亚的舰队；亚历山大港的贝伊穆罕默德·舒卢奇[Mehmed Chuluk，通常被叫作西罗科（Scirocco）]统率右翼，面对的是威尼斯的舰队。阿里帕夏发现基督教舰队的实力比他预计的要强，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舰队把队形从新月形变成一条直线。在基督教舰队组成的直线前方几千码的地方，是堂·胡安手下令人生畏、如城堡一般坚固的加莱赛战船。

有那么一会儿，双方都没有什么动作，只是审视、评估着对方。接着，土耳其人发出了正式的挑战，射出了一发只填充了火药的空包弹。作为回应，基督教舰队射出了一发重重的实心弹，这枚炮弹从奥斯曼舰只的索具中间穿了过去。伴随着呐喊声和铿锵的鼓声和笛声，土耳其人开始划桨向前。两支舰队很快就纠缠在了一起，从战线的一头到另一头，双方发生了全面的接触。很快，加莱赛战船的舷炮齐射就打乱了土耳其人的攻势。土耳其人的船只先是散开，接着又固执地重新集结，然后继续执行传统的冲撞登船战术。渐渐地，这场战役演变成了三场单独的战斗。在西罗科的指挥下，奥斯曼舰队的右翼向海岸的方向移动，试图绕到敌人的侧翼。但是，威尼斯人凭借着训练有素的船员和质量更好的桨帆船，把土耳其人的船只赶上了海岸，然后又冲上陆地屠杀了逃窜的土耳其船员，彻底消灭了这支分队。威尼斯舰队的指挥官巴尔巴里戈（Barbarigo）被一箭射中了眼睛，箭头插进了他的脑中，当即阵亡；而受伤的西罗科则落入海中，随后被敌人拖出来斩首，也丢了性命。

主要的战场在中路。双方总指挥的旗舰“国王号”和“苏丹娜号”船头对着船头冲向彼此。它们剧烈地相撞，“苏丹娜号”的船首尖角嵌进了“国王号”的索具之中，把两艘船紧紧连在了一起。这两艘船就成了中心战场，威尼斯舰队和教皇舰队的旗舰则分处于这个中心战场的两侧。使用钩铳和弓箭的基督徒钩铳手和奥斯曼近卫军旗鼓相当，双方拼死激战了两个小时；在需要的时候还不断有援军从周围的桨帆船和盖伦帆船上登舰。基督徒一方的火力占据优势，而奥斯曼船只用来防御敌人登舰的手段不多。于是，基督徒在战斗中逐渐占了上风。阿里帕夏率领手下士兵英勇地保卫着“苏丹娜号”，接连打退了基督徒的两次进攻。接着，堂·胡安亲自带人冲上了“苏丹娜号”。在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阿里帕夏的前额，他向前跌倒，死在了舷梯上。他的头被砍下来，呈到堂·胡安面前。据说，堂·胡安很不高兴，因为他对他的敌人十分尊敬；但他还是把人头插在了长矛上，在他的旗舰上示众。

基督徒登上了奥斯曼舰队的旗舰，将其俘获。土耳其人发动了一次绝望的反击，想要将它夺回，但没有成功。奥斯曼舰队的中路被击破了。在土耳其人的桨帆船上，划桨的基督徒奴隶打破枷锁，夺取武器，扑向了奴役他们的人。经过三个多小时激烈无比、可歌可泣的战斗，基督教军队赢得了勒班陀战役。奥斯曼舰队的大部分船只（大约230艘桨帆船）都被击沉或俘虏，而基督教舰队只损失了不超过15艘桨帆船，人员损失也只有土耳其人的一半。不过，牺牲的基督徒里有许多是西班牙和意大利贵族阶层中的精英人物。参战的西班牙人里包括塞万提斯（Cervantes），他在进攻西罗科的旗舰时负伤，左手从此落下了残疾。后来，他曾这样描写自己：“尽管这只手看起来很丑，我却觉得它很可爱，因为它见证了过去几个世纪中最值得纪念、最伟大的事件——未来的人再也不会遇到可以与之相比肩的伟业。”

不过，左翼的土耳其人幸存了下来。作为一名高超的战术家，海盗乌鲁奇·阿里首先迫使基督教舰队的右翼——统率它的是吉安·安德里亚·多利亚（Gian Andrea Doria），那位著名的海军将领的侄子——向南移动以避其锋芒；接着乌鲁奇又在北方的主战场展开激战时，令其舰队穿过基督教舰队之间的空隙，从后方攻击堂·胡安。圣约翰骑士团的桨帆船挡在他的面前，他手下的阿尔及利亚人就欣然投入了与他们的厮杀之中；接着，他们又开始攻击前来救援的西西里桨帆船，随后夺取了马耳他人的旗舰，并在船上升起了自己的旗帜。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但不久多利亚的舰队开始向北移动，与一支实力更为强大的预备队会合了。此时，精明的海盗头子意识到己方已经在主战场上落败，于是率领大约40艘桨帆船趁着黄昏逃走，让土耳其人不致落得惨败的下场；而多利亚要为乌鲁奇的逃走负主要责任。不过，这场战役仍然是基督徒的胜利。用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的话说：“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这是幸运的一天，它让所有国家都醒悟到，它们相信土耳其人不可战胜是多么荒谬。”

得知胜利的消息，欧洲人陷入了狂喜之中。就在阿里帕夏丧命的那一刻，教皇庇护五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明白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于是他在一尊耶稣受难像面前跪了下来，感谢上帝的庇佑。现在，端坐在宝座上的教皇见到了报捷的使者。他恰如其分地引用《福音书》中的话说：“有一个人，他受神的差派而来，他的名字叫约翰。”

威尼斯率先得知了战胜的消息。在圣马可广场上人群的注视下，一艘桨帆船从潟湖驶来。它的船尾拖曳着缴获的土耳其人的旗帜，船尾甲板上一名船员穿着从阵亡土耳其人身上剥下来的衣服。听到桨帆船鸣炮敬礼，威尼斯人松了一口气，随即陷入狂喜之中。西班牙也化为了欢乐的海洋。他们认为，正是在西班牙的主持下，这次针对奥斯曼异教徒的十字军圣战才取得了胜利，他们为此而骄傲不已。听闻奥斯曼盟友的败绩，法国国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命人演唱了感恩赞美诗，还举行了其他的庆祝活动。即便是在遥远的英格兰，人们也为“打倒土耳其人”而点起篝火，进行布道，从圣马田教堂（St. Martin-in-the-Fields）传来了洪亮的钟声；而年幼的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James VI）[6]则写了上千行蹩脚的诗句助兴。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史诗般的“勒班陀之战”都将作为传奇在全欧洲传颂，画家、水平各异的诗人和民谣歌手都用自己的方式描绘着堂·胡安和摧毁奥斯曼入侵者的英勇战士的不朽荣耀。

就在欧洲为胜利欣喜若狂的同时，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则由于这前所未有的重大失败而笼罩在沮丧的气氛之中。由于舰队遭受的巨大损失和陆军蒙受的巨大屈辱，土耳其人对勒班陀战役的失败感到灰心丧气——至少一开始是如此。苏丹塞利姆斋戒祈祷了三日，乞求真主怜悯他的子民。接着，为了安抚民众的骚动情绪，他下令屠杀掉帝国版图内所有的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不过，这一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这多亏了穆罕默德·索科卢的干预，他设法让他的主人把精力用在了更有建设性的事务上。

临近年底时，乌鲁奇·阿里率领大约80艘船只骄傲地驶入了金角湾，其中半数船只是从勒班陀海战中幸存下来的，另外一半则来自东地中海的各港口。在索科卢的建议下，乌鲁奇·阿里被擢升为海军总司令（卡普丹帕夏），接替了战死的穆赫辛扎德·阿里；苏丹塞利姆还十分贴切地将他的名字由乌鲁奇改成了基利希（Kilij），意为“宝剑”。接着，在塞利姆的支持下，他和经验丰富的皮亚利帕夏合作，用一个冬天的时间组建了一支新的舰队。塞利姆本人为此提供了资金，还把大萨拉基里奥宫中花园的一部分拿出来，改造成了一座造船厂。

于是，到了1572年的春天，也就是勒班陀战役结束仅仅六个月之后，一支奥斯曼舰队就已经做好准备，拥有大约250艘船只和8艘巨大而现代化的加莱赛战船，意欲在海上展示土耳其人的武力了。当时，没有哪个基督教国家能够完成这样的造船壮举。1572年，这支舰队出现在塞浦路斯外海。这让基督教同盟大吃一惊，从此不再敢筹划夺回塞浦路斯岛的行动。接着，这支舰队驶入了希腊海域，最远航行到了可以威胁克里特岛的地方，一路展示着他们复兴的海上力量。不过，在这一阶段，他们还是避免与敌人发生直接冲突。尽管基督教舰队仍然拥有比奥斯曼舰队更庞大的规模，但他们既未能与基利希·阿里交战，也未能将他逐出爱奥尼亚海的沿岸地带。

这一情形加速了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的议和，威尼斯正式割让了塞浦路斯岛。在威尼斯内部，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求与奥斯曼帝国议和，以期恢复双方的贸易活动。当威尼斯驻伊斯坦布尔的公使第一次与大维齐尔探讨议和的前景时，索科卢这样回答他：“你们的损失与我们的损失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夺取了塞浦路斯，相当于斩断了你们的一只胳膊；你们击败了我们的舰队，相当于剃掉了我们的胡子；断臂不能重生，而剃掉的胡子却会长得更加茂盛。”

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派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对和谈给予了大力支持。查理九世与威尼斯人一样，担心西班牙的壮大会损害他在黎凡特地区的利益，因此试图拆散神圣同盟。实际上，基督徒们表面上大谈在取得了海上优势之后应当采取怎样协同一致的行动，实际上早就开始了内部的小摩擦，各国船只也都回到了自己的港口。各国之间充满了矛盾，每个国家的内部也有各种相互矛盾的目标需要权衡。这些事务的重要性很快超过了它们的共同目标。因此，勒班陀战役的胜利没有能够带来更多的成果。不过，在道义层面和心理层面，它仍然是一场胜利。在欧洲人的眼中，土耳其人的魔咒被打破了。自从一个多世纪前君士坦丁堡沦陷以来，欧洲的局势就一直受到奥斯曼帝国的掌控，而土耳其人不可战胜的形象到此时才第一次被打破。土耳其人的传奇破灭了，基督徒因而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

对于土耳其人的威望而言，这是一个转捩点。不过，就实力而言，苏莱曼留下的帝国依然强盛，它依然拥有无可匹敌的物质资源和实用技艺，因而可以在失败后迅速地复苏。即便拥有塞利姆这样无能的君主，索科卢领导下的奥斯曼帝国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上都团结一致，在行动上富于活力，在政策上富于决断力，在实际事务方面也十分务实。它依然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伊斯兰强国，在这一方面完全可以被其基督教敌人视作楷模。这样的情形还将持续20多年。

帝国的主要敌人依然是西班牙，双方此时争夺的焦点是突尼斯。奥斯曼人在塞浦路斯战役期间夺回了突尼斯，但在勒班陀战役结束一年之后，一支西班牙舰队在堂·胡安的指挥下又将其攻占。第二年，基利希·阿里率领一支规模堪与勒班陀战役中的奥斯曼帝国舰队相媲美的舰队卷土重来，永久性地占领了这座城市。与此同时，他还攻占了长期以来被西班牙人控制的拉格莱塔堡垒。在勒班陀战役失利短短三年之后，这位海盗船长出身的舰队司令就再一次让金角湾迎来了一支凯旋的舰队。

与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一道，突尼斯也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它们将帮助奥斯曼帝国在遍布着无法无天的海盗的巴巴利海岸维持一定程度的统治权。1578年，土耳其人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摩洛哥。由于葡萄牙人在那里登陆，支持当地的一个王位觊觎者，非斯（Fez）的谢里夫（sherif）[7]请求土耳其人前去帮助他们对付葡萄牙人。土耳其人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因为他们十分担心西班牙人会与葡萄牙人合作。土耳其人在阿尔卡扎奎维尔（Alcazarquivir）的大战中击败了葡萄牙人，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Sebastian）、他支持的王位觊觎者，还有他们四分之一的军队都命丧疆场。这场战役导致了葡萄牙的衰落，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很快就利用此次机会，武力吞并了葡萄牙。

在夺回突尼斯之后不久，酒鬼塞利姆突然死了。他死于最后一场纵情享乐中的一次意外。天性迷信的塞利姆，看到了许多预示着死亡将近的征兆：彗星、伊斯坦布尔发生的大地震、威胁到圣地麦加的洪水。最可怕的预兆是大萨拉基里奥宫厨房发生的一场大火，这场大火把厨房连同酒窖都烧毁了。这一事件尤为不祥，因为他的祖父去世前，阿德里安堡的萨拉基里奥宫内也发生过一起火灾。闷闷不乐的塞利姆决定到新建的浴室洗土耳其浴，这座浴室的墙都还没有干。为了麻痹自己，他一口气喝完了一整瓶塞浦路斯葡萄酒。结果，步履蹒跚的塞利姆一下子滑倒在地，在大理石地砖上摔裂了头骨。很快，塞利姆就因发热死去。对于这位土耳其历史上最无能的苏丹来说，这样的结局也不可谓不适宜。

塞利姆的统治毫无建树，但他死得也不合时宜。穆罕默德·索科卢确保了塞利姆的儿子穆拉德三世可以和平地继位，但穆拉德反过来却想要限制索科卢的权力。索科卢试图凭借自己的治国才能，保持苏莱曼留下的帝国的国力，并且让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但他的行动受到了穆拉德的阻挠。尽管索科卢又当了四年的大维齐尔，但是他已经不能像塞利姆在位时那样拥有全权。获得新主子青睐的奴隶和后宫里的女人们，都满怀恶意地想在苏丹面前施加对索科卢不利的影响，持续不断地搞出阴谋诡计来对付他。

穆拉德从他在马格尼西亚的官邸一路颠簸，于夜里抵达了伊斯坦布尔。就在当夜，还在晕船的穆拉德下令将他的五个弟弟全部绞杀。第二天早上，他接见了他的政府官员们。东方世界流行的迷信观点认为，新苏丹的第一句话将预示他的统治状况，因此官员们都紧张而安静地等着新苏丹开口。经过一晚上的休息，晕船带来的症状已经消失，因此穆拉德也恢复了胃口。于是，他的第一句话是：“我饿了，给我拿些吃的。”这句话似乎预示了一场饥荒，而第二年也的确发生了饥荒。穆拉德对他父亲最重要的嗜好不感兴趣，即位之初就下令禁止饮酒。他之所以颁布这一命令，是因为有一群近卫军士兵在酒馆外面举杯祝新苏丹身体健康。得知这一禁令之后，近卫军发动了一场叛乱反对这一命令，他们破口大骂大维齐尔，还对他施加了人身威胁。于是，禁酒的命令取消了，近卫军又可以饮酒了；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必须控制自己，不得滥用暴力。

穆拉德也有自己的嗜好，尤其贪财和好色。他对女人和金子的喜爱堪称痴迷。在苏莱曼去世之前，奥斯曼帝国的国库一直在七塔城堡，七座塔楼分别用来存放黄金、白银、金银器具和珠宝、价值连城的文物、来自波斯和埃及的文物、军械以及国家档案。在进行了耗资巨大的战争之后，塞利姆二世把国库里剩余的财富转移到了他的私人金库，这七塔城堡则主要作为监狱使用。而穆拉德三世则更进一步。他建了一座有着三重锁的特殊金库。在他的整个统治期内，他就在这座金库的上方就寝。这座金库每年只开放四次，用来把新的财宝运到里面去，每次运进去的财宝价值都高达数百万枚达克特金币。

穆拉德身边有着数不清的侍从，在他们的陪伴下过着慵懒而放纵的生活。他只有在帮助身边的侍从满足他们的野心时，才会过问国事。他的生活由四个女人主宰；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们四个人就仿佛是帝国的四根柱石一样。第一个女人是他的母亲，主宰后宫的苏丹皇太后；第二个女人是他的姐姐，索科卢的妻子，但她的影响力很快就消失了；第三个女人是一位来自威尼斯的美人，名叫萨菲耶（Safiye）。她出身于威尼斯贵族巴福（Baffo）家族，她的父亲在科孚岛担任总督。在前往科孚岛的途中，她被一名土耳其海盗俘获，后来为穆拉德生了他的长子穆罕默德。穆拉德十分迷恋萨菲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忠实于她。穆拉德的母亲对萨菲耶地位的上升感到十分不安，便尽可能地设法让穆拉德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女人。穆拉德仿佛得到了肆意妄为的许可，经常在一个晚上要求两到三名姬妾陪侍。由于穆拉德的放纵，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市场上女孩的价格翻了一倍，而他本人则有了100多个孩子。

在所有这些姬妾之中，有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女人赢得了他的青睐，并且一度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不过，第四位在生活上和国事上都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是杰恩法达（Janfeda）。在穆拉德的母亲去世后，杰恩法达根据她的遗愿获得了主宰后宫的权力。由于她本人并不为穆拉德侍寝，她的主要职责是为穆拉德提供其他女性侍寝。这些女人或是单独行动，或是联合起来，总之她们都会在国事上对穆拉德施加影响。但最具影响力的依然是威尼斯来的苏丹娜萨菲耶·巴福，她在外交事务上有着尤其强大的影响力。尽管威尼斯的航运业对奥斯曼帝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她还是设法说服苏丹不要攻击她的母国；威尼斯甚至还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续签了让步条约，并取得了其他一些贸易上的优惠条件。即便到了下一代人——她的儿子穆罕默德三世统治的时期，作为苏丹皇太后的萨菲耶依然拥有同样巨大的影响力。

由于穆拉德既贪财又好色，他的宫廷里很快就贿赂成风。想在他的朝廷里谋得官职，要么得通过后妃的影响力，要么得靠金钱购买，获得任命前都需要付上一笔钱。想要得到官职的人会向苏丹的侍从和大臣们行贿，而苏丹本人也会从贿金中分一杯羹；其腐败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向穆拉德推荐这种做法的，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宠臣谢姆西帕夏（Shemsi Pasha），此人也被称作“行贿训练师”。他自称是塞尔柱王公的后裔，因此十分仇视取代了其先祖的奥斯曼人。据他的传记记载，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从苏丹的住所走出来，说道：“我终于为塞尔柱王朝复仇了！奥斯曼家族毁灭了我们的王朝，而我已经把他们送上了毁灭之路。”当有人问到他究竟做了什么时，这位苏丹的宠臣回答道：“我劝说苏丹从他的宠臣们卖官鬻爵的所得中分上一杯羹。毫无疑问，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4万枚达克特金币可不是一笔小钱。从今天开始，苏丹本人将带头贪腐，而贪腐终将毁灭这个帝国。”

像拉拉·穆斯塔法帕夏一样，谢姆西也是索科卢的仇敌。有一次，大维齐尔向谢姆西抱怨说，宫廷里的腐败风气已经影响到了国政。大维齐尔得到的回答是，他好好遵从宫廷里传出的旨意就好了，苏丹的旨意是不会错的。在穆拉德登基四年之后，索科卢迎来了他的结局。索科卢曾经为奥斯曼帝国赢得了塞浦路斯、突尼斯和也门，而此时依然大权在握的他又发动了一场为奥斯曼帝国开疆拓土的战争——只是这次赢得的土地未必守得住。这场战争的目标是波斯。当时，波斯的老沙阿塔赫玛斯普刚刚驾崩（据说是被他的妻子毒死的），整个国家陷入了血腥的内乱之中。

利用这一时机，奥斯曼帝国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于1578年出兵入侵波斯。奥斯曼大军从克里米亚出发，由穆斯塔法帕夏指挥，同时还得到了鞑靼人的支援。他们接连击败了两支波斯军队，随即征服了格鲁吉亚（一个基督教王国，是波斯的盟友）的大部分地区。土耳其人开进了第比利斯（Tiflis），将那里的教堂改建成清真寺。土耳其人让投降的格鲁吉亚酋长们负责管理各个桑贾克，出兵占领了大部分的邻近省份，并且成立了一个由四名贝勒贝伊分而治之的行省。

土耳其人进入达吉斯坦（Daghestan）[8]，抵达了里海之滨，完成了索科卢在塞利姆统治时期的夙愿（当时他想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修建一条运河以达到这一目标，但没有能够实现）。在跨越草原直抵黑海北部的进军路上，负责管理亚速的贝伊一直充当着大军的前锋，此时也因功获得了显赫的头衔，被擢升为里海卡普丹帕夏（里海海军司令）。但是，波斯人的抵抗开始变得越发顽强，导致这场战争又持续了12年。最后，波斯人签署了和约，同意割让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希尔凡（Shirvan）[9]、大不里士和其他一些省份。与此同时，奥斯曼人则在卡尔斯修建了坚实的防御工事，将这座城市打造成了针对波斯的军事基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座城市都将是帝国在东部的重要屏障。

但是，要控制新征服的行省并不容易。当地的大部分居民都是什叶派穆斯林，因此仍然忠于波斯。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体系有着自己独特的征税和租地制度，当地人并不习惯，因而对其充满了反感。游牧部落也更喜欢波斯沙阿相对间接的统治方式，而不喜欢苏丹直接的中央集权统治。而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像以往针对波斯的战争一样，这些新征服的土地远离本土的基地，因此会产生运输和补给方面的问题。正因如此，自信可以靠水运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索科卢，并不同意通过陆路来发动这场战争，他认为此举需要的资源超过了奥斯曼帝国所能提供的限度。事实上，在接下来50年不断发生的战争中，索科卢的观点不幸得到了证实。

与此同时，索科卢在宫廷里的敌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针对他的阴谋。首先，他们找出各种借口除掉了索科卢的朋友和门生。接着，一个打扮成托钵僧的人到索科卢的宅邸求见，然后在议事厅里拔出匕首捅进了索科卢的心脏，将他当场杀害。像索科卢本人一样，这名凶手也是波斯尼亚人。他在严刑拷打之下拒不招供，于是这起案件的犯罪动机被定性为由于封地减少而导致的私人恩怨。不过，据说就在索科卢遇刺的前夜，一名侍从官给大维齐尔朗读了关于苏丹穆拉德一世在科索沃战场上遇刺身亡的记载。听完之后，索科卢长叹道：“愿真主也赐我同样的命运吧！”没想到他一语成谶。一名威尼斯使节这样写道：“土耳其人的美德随着穆罕默德·索科卢一起沉入了坟墓。”毫无疑问，索科卢的遇刺身亡拉开了奥斯曼帝国长期衰落的大幕。

[1] 即有着伊凡雷帝称号的伊凡四世。

[2] 其父即为前文提到过的摩里亚地区亲王国的统治者托马斯·巴列奥略。

[3] “拉拉”是此人的一个头衔，意为“苏丹的导师”。在奥斯曼帝国的体制中，皇子会得到一位或多位资深官员作为辅佐人。拉拉·穆斯塔法曾经是巴耶济德皇子的导师。

[4] 这些岛屿都位于爱琴海中。

[5] 爱奥尼亚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6] 后来，他在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驾崩后兼任英格兰国王，称詹姆士一世；其母为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

[7] 谢里夫相当于贵族的一种称谓。

[8] 今属于俄罗斯，位于格鲁吉亚的东方。

[9] 位于高加索东部，今属于阿塞拜疆。

第十九章

就这样，奥斯曼帝国很快进入了漫长的衰落期。这种衰落直接体现在苏丹权威的下降和政府机构的弱化上。苏丹个人权威的下降要归咎于他个人对国事缺乏关注；而政府机构的弱化，则缘于对政府责任的忽视和分解，以及对制度原则的漠视。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的运转一直依靠君主对个人绝对权威的有力使用。他通过掌控精明强干的“奴隶之家”的成员，有效地控制着帝国的政府机构。而现在，苏丹权威的下降和政府机构的弱化很快引发了崩解、混乱和大范围的无序状态。从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初，在欧洲进行领土扩张就一直是这个国家运转的主要动力。而现在，奥斯曼帝国已经既没有足够的土地资源，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去支撑进一步的领土征服了，而这也是导致其衰落的部分原因。多少个世纪以来，战争都为奥斯曼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且给他们带来了财富——不仅是战利品，还有可以用来移民的土地。而现在，他们缺乏塑造共同目标的机遇，也缺少获得新的财富的机会。既然没有了可供劫掠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只好相互倾轧；既然没有了新的土地，他们就只好蜂拥挤进城市里面，或是在乡间散播混乱。

苏莱曼推行的土地改革中的瑕疵现在变得越发明显。以前，分配封地的权力分散在各个行省的政府手中，而苏莱曼将这种权力集中到了首都的中央政府手中。这项改革的动机是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产生的效果并不好。很快，一个人是否有正当的权利诉求就不再是决定他能否获得封地的关键，更重要的因素变成了宫廷内部的暗箱交易和个人关系。结果就出现了与苏莱曼的动机背道而驰的现象：占有大量土地的庄园越来越多，土地世袭也逐渐变成了通行的原则。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奥斯曼土耳其对外扩张的逐渐停歇是同步的。以往，国家的对外扩张可以给土地持有人带来好处。而现在，他们只能加紧对农民的压榨，并且想方设法把更多的土地划到自己的名下。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一直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流砥柱的西帕希骑兵也不再具有军事价值了。这些持有封地的西帕希骑兵依靠封地上的收入和封地所属的农民的劳作取得生活来源。他们习惯于以往的奥斯曼传统，只能适应短期作战，而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求。现代战争需要更多受过火器使用训练的步兵和在其他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专业化部队。在欧洲战场上，西帕希骑兵被证明无法抵挡火力更猛的德意志燧发枪兵。因此，作为一个阶层，西帕希骑兵正在衰落，至少是在发生变化——实际上，他们变得越来越容易违抗命令，并产生破坏性的作用。现在，面对充满艰难和危险但又不像以往那样有物质奖励的战斗任务，西帕希骑兵往往拒绝参战。即便到了战场上，他们也会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时机逃离战场，就像他们在1596年于匈牙利的迈泽凯赖斯泰什（Mezo-Keresztes）战役中所做的那样。在这场战役之后，有3万名西帕希骑兵被剥夺了封地。这清晰地表明，这套体系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

如果他们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除非他们可以出钱来替代服役，否则他们的封地就会被褫夺。这样一来，由于失去土地而心怀不满的人就越来越多。他们的土地会落到其他人的手中，而转移土地所有权的过程有时候会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有时候负责裁决的法官则会把土地转交给行贿者。就这样，一个新的地主阶层崛起了。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宫廷里的官员、侍从和仆人，也有不少人来自宫廷之外，但他们往往居住在城市里，而不居住在他们的封地上。如果有的西帕希骑兵能保住自己的封地，他们现在也会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封地传给自己的儿子，实现土地的世袭。他们的子孙不服兵役，而且通常会放弃艰苦的马上生活，转而像那些购买封地的人一样选择悠闲的城市生活。就这样，帝国内部形成了外居地主世袭的土地制度，这些外居地主往往不负任何责任，承担所有重担的都是农民。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这一体系都与历任前代苏丹精心设计的国家制度背道而驰，并且在农民和城市人口之间造成了日渐扩大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上的鸿沟。

而在首都内部，政府官员的任命机制也发生了类似的急剧转变。在此之前，负责管理国家的苏丹的“奴隶之家”的成员全都是身为奴隶的前基督徒。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农民家庭，从小在乡村长大，因此都保留着对农民的亲近感，也熟悉农村的事务。但是，在苏莱曼统治的末期，这套体系出现了松动。到了16世纪末，身为自由人、成长于城镇之中的穆斯林子民也可以进入苏丹的“奴隶之家”了。他们进入“奴隶之家”，凭借的往往是家族的影响力，或者靠出钱买官。他们现在还可以将官职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在政府机构里也建立起了普遍的世袭体系，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任人唯亲的现象。从此以后，兼具野心、背景、资财、好胜心和敏锐的政治直觉的年轻穆斯林，就可以从一个权钱双收的职务爬到另一个权钱双收的职务，扶摇直上，尽收私利。不过，要想爬到权力的顶端，依然像以前一样需要过人的精力和智慧。但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内曾经全都是训练有素、凭借个人品行和能力获得君主青睐的精英，这样的盛景已然不再。

奥斯曼帝国种种衰落表象的背后，是社会和经济基础的紊乱。首先，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耕地增长的速度。其次，在大量的金银从新世界的西属美洲注入之后，帝国内部出现了物价暴涨。大量的金银注入导致奥斯曼帝国的银币贬值，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种现象在当时的欧洲地中海沿岸地区也十分常见。

面对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奥斯曼帝国政府不得不在1584年效法波斯，操控币值。金币贬值了50%，而通常用于支付军饷的标准银币阿斯皮尔则被融掉，再掺进更多的铜铸成更薄的钱币。用一位当时的土耳其史家的话说，这种钱币“像杏树叶一样轻薄，像露珠一样毫无价值”。货币贬值一直在持续，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甚至这样对腓力二世汇报道：“奥斯曼帝国十分贫穷，资源也已经耗竭，唯一还在流通的货币是完全用铁制成的阿斯皮尔。”在16和17世纪之交，奥斯曼帝国遭遇了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经济实力十分衰弱。奥斯曼帝国即便还没有到破产的境地，但至少也到了经常发不出军饷的地步。国内的不满情绪越发高涨，中央政府的权威则日益衰减，已经无法控制国内的示威活动、叛乱和骚乱。

16世纪，帝国的人口总数翻了一倍。在人口压力之下，帝国发动了对欧洲的征服活动，但是收效甚微。因此，帝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了。由于人多地少，村庄里的年轻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到其他地方去寻求生计。除了从土地上获得资源，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它中世纪式的传统行会体系也没有办法开发出新的经济资源。只有对塞浦路斯的征服带来了一些移民定居的机会，而在其他地方都已经没有了类似的机遇。尤其是在安纳托利亚，到处都是没有土地、四处漂泊的农民，他们满心希望能找到作为非正规军为国效命的机会，或是从政府那里得到别的什么就业机会。如果找不到工作机会，他们往往就会掀起骚乱，时常还会从事打家劫舍的勾当。货币的贬值还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物价翻倍，假币泛滥，投机活动猖獗，利率高企，高利贷横行，这一切都加剧了失业人群的生活困境。

面对财政赤字，帝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增税来开源，而这一切负担归根结底还是落在了农民身上。从官方的角度看，农民的负担来自中央政府和行省政府增加的税收；但实际上，他们的负担更多地来自权力的滥用和一些非法的行径。通货膨胀对于依靠固定收入的阶层而言冲击尤为明显，他们收入的实际价值相当于减少了一半。因此，不论是负责军事、民政还是司法的官员，都切身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这迫使他们贪污纳贿、日渐腐败，使用各种非法的方式敲诈、骚扰农民。在16世纪末，这些非法行为大行其道。1609年，苏丹艾哈迈德一世在颁布给行省官员的诏书中这样写道：

你们在巡视省务时并未恪尽职守，反而四处非法敛财……在所谓的“巡视”中……你们犯下了如下恶行：倘若有人从树上摔下来，你们偏要把这说成是一起谋杀，然后到村庄里住下来寻找所谓的凶手，给村民戴上镣铐，骚扰百姓。除了榨取成百上千的金币银币（所谓“血税”）之外，你们还从村民处搜刮马匹、骡子、奴隶、大麦、稻草、木材、草料、绵羊、羔羊、小鸡、黄油、蜂蜜和其他食品，美其名曰“征用”。你们还把自己的收入拿去放高利贷，由带着大量骑手的催债人到处讨债。他们才不会按照法律规定的数额去讨债，而是想要弄多少钱，就去弄多少钱。

法官也像其他官员一样腐败。他们本应负责听取民怨，搞清楚纠纷的缘由，但他们反而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去解读苏丹的法令，从被起诉的人身上榨取钱财。负责税务登记的法官往往夸大应缴税金的数额，中饱私囊。法官有权在自己的辖区内任命代理人，于是他们就挑选出价最高的人。在种种压榨之下，为了偿付税金和债务，村民不得不去借高利贷，利率往往高达50%。他们为放贷者劳作而一无所得，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奴隶。

为了顶替日渐衰微的依托封建制度的西帕希骑兵，政府不得不增加常备军的力量。常备军既包括近卫军，也包括其他由苏丹支付军饷的部队，比如隶属于帝国政府的常备西帕希骑兵这样的“苏丹的战士”。增加常备军意味着需要新的兵源。以往，常备军的兵源是战争中被俘或是出钱购买的基督徒家庭出身的奴隶，但现在这种来源已经不足以补充常备军的兵力。像在行政领域一样，穆斯林以前是不能被编入常备军的。但现在，大量的穆斯林臣民也史无前例地被编入了帝国的武装部队之中，他们既可以加入近卫军，也可以加入其他的常备军（卡皮库鲁，kapi-kulus）[1]。这样一来，这些部队的成色就被冲淡了，新成分的兵源改变了部队内部的单一性。这不仅明显影响到这些部队的纪律性，也影响到了他们内部的团结，动摇了他们的集体精神。

近卫军越来越经常地待在兵营里无所事事，因此获得了从事手工业工作的许可，以便通过出售手工制品来贴补开销。随着他们第一次接触商业，他们逐渐与伊斯坦布尔和其他驻扎城市的平民手工匠人融为了一体，实际上变成了当地的居民，丧失了纪律性和对战争的热情。除此之外，在苏莱曼统治期间，近卫军还获得了结婚的许可。这样一来，就像行政官员和有地阶层一样，近卫军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世袭化。很快，近卫军的儿子就可以获准进入近卫军。起初，只能通过走法律规避程序来做到这一点，毕竟近卫军是一支奴隶部队，而把生来就是穆斯林的人化为奴隶是不合法的。而塞利姆二世在位时，正式为近卫军的儿子进入近卫军设置了一定的名额。最终，在穆拉德四世统治时期[2]，无论是近卫军还是苏丹的“奴隶之家”的其他岗位，只接纳基督徒奴隶的传统做法被彻底废除，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已经通行的既定做法。

随着他们的苏丹主人日渐软弱，近卫军从16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变得越发躁动不安、贪得无厌。1589年，为了抗议苏丹发放给他们劣质钱币，他们给穆拉德三世带来了大麻烦。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一路攻进了大萨拉基里奥宫。当时，迪万正在召开会议，近卫军就要求得到那些该为铸造劣质钱币负责的政府官员的项上人头。

苏丹不敢亲自面对叛乱的部队，只好向他们的武力屈服，批准了他们要求的两个死刑。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意识到了自身优势的近卫军又接连迫使两任大维齐尔下台。1593年，又轮到苏丹的常备西帕希骑兵造反了。这一次当权者巧妙地利用了近卫军和常备西帕希骑兵之间的矛盾（后来又不止一次这样做），让近卫军出面对付他们，恢复了秩序。苏丹部队的类似叛乱影响了帝国的多个省份。在帝国的附庸国摩尔达维亚，近卫军甚至胆大妄为到收受贿赂、自立总督的地步。结果，由于没能交纳贡金，这位总督后来又在伊斯坦布尔被近卫军劫杀。

从1596年开始，安纳托利亚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非正规军掀起了“杰拉里（Jelalis）叛乱”，导致安纳托利亚陷入了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在安纳托利亚，此时已经有大量隶属于苏丹的正规军驻扎。与他们相对的是规模日渐庞大的“塞克班”（sekhans），即配发火枪的非正规步兵和骑兵。他们受行省总督的指挥，是行省内的主要部队。在和平时期，得不到军饷又对享有种种特权的苏丹正规军充满了妒忌的塞克班就成了不稳定因素，这群没有土地、四处漂泊的农民时常在乡间游荡，沦为土匪和强盗。

这些失业的塞克班就构成了杰拉里叛乱的主力，土库曼人、库尔德人和其他亚洲部落也加入其中，里面还有被剥夺了封地的西帕希骑兵。一大群塞克班和其他非正规军士兵在欧洲的战事中做了逃兵。面对指挥官残酷的惩罚，他们被迫作为“菲拉里斯”（firaris，即“逃亡者”）逃到了安纳托利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家乡都在这里。行省政府派出一些非正规军来镇压他们，但比起与他们作战，这些前来镇压的部队往往更愿意加入他们。于是，杰拉里叛乱的队伍又壮大了。为了对付他们，专注于匈牙利战事的帝国政府接连挑选了两个人强行征募部队前去镇压。结果，在征募完部队之后，这两个人也拥兵叛乱，并且从百姓身上榨取钱财和给养以资军用。

这两位指挥官中，比较有本领的那个名叫卡拉—亚兹吉（Kara-Yaziji）。他从安纳托利亚各类对现实不满的人群之中，纠集了数万名杰拉里叛军。他的大军迫使一座座城镇向其纳贡，在安纳托利亚中部控制了若干个行省。面对政府军的攻势，他们退到了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在乌尔法（Urfa）要塞顽强抵抗。在卡拉—亚兹吉死后，他的兄弟德利·哈桑（Deli Hassan，也被称作疯子哈桑）又让叛乱席卷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哈桑自称沙阿，在率军击败了数个行省的总督后自夸道：“我在这些地方推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现在，这片统一的领土已经属于我。”

为了躲避哈桑四处出击的军队，成群结队的农民胡乱奔逃。他们抛弃了自己的村庄，想要躲到要塞里避难，而比较富有的安纳托利亚居民则逃到了伊斯坦布尔和鲁米利亚，甚至还有远逃到克里米亚的。这场出逃运动被称作“大逃亡”（Great Flight）。最终，中央政府用波斯尼亚总督的职位诱使德利·哈桑放下了武器。这样，他就可以把他难以管控的部众用在欧洲了。这些周身半裸、蓄着长发的亚洲来的“野蛮人”在鲁米利亚肆虐，不加区分地屠戮着穆斯林和基督徒。1603年，他们才终于在多瑙河河畔被一支匈牙利军队消灭。

而在安纳托利亚，叛乱依然在继续，政府试图重塑权威的一系列努力都失败了。安纳托利亚的大片地区化为荒野，土地无人耕种，导致了大面积的饥荒。农民抛弃的土地被军事统帅和其他人占有了。他们建立起大型的私人庄园，把土地改造成牧场，豢养牲畜，进一步剧烈改变了安纳托利亚传统的农耕格局。

奥斯曼帝国政府原本想要组建一支帝国军队，用来应付与波斯之间的战争，而杰拉里叛乱阻挠了这一计划。1603年，一直致力于恢复波斯军队实力的阿巴斯沙阿，利用这一机会发动了进攻。他迅速地收复了大不里士、其父在位时的都城埃里温（Erivan）以及土耳其人控制的要塞卡尔斯。在五年之内，他就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了前任沙阿丢掉的各个省份，并且几乎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并不稳固的统治。随后，他顶住了奥斯曼帝国的反攻，并于1612年迫使土耳其人议和。根据这项和约，土耳其人割让了他们通过1590年和约得到的大部分领土。

阿巴斯沙阿起兵时正逢又一位无足轻重的苏丹即位，这已经是苏莱曼驾崩后的第四位苏丹了。他是14岁的艾哈迈德一世，穆拉德三世的孙子、穆罕默德三世的儿子。穆拉德三世的一位宠臣做了一个梦，预示了他的死亡。紧接着，穆拉德就经历了一次腹部绞痛。他被送到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个亭子里，躺着观看驶过窗前的船只。他的乐师演奏着惆怅的曲子，他自己则喃喃自语说：“哦，死亡，今晚就来照看我吧。”两艘埃及的桨帆船放了一轮礼炮，结果震碎了亭子圆顶上的玻璃，玻璃的碎片洒落在了苏丹的身边。苏丹见状痛哭流涕。“倘若是在平时，”他悲叹道，“整支舰队的齐射也不会震碎这玻璃，结果今天它却碎了……这亭子象征的就是我的生命啊。”他被送回了宫殿，第二天就死了。

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三世继承苏丹大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聋哑人勒死了他的19个弟弟——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手足相残。接着，他为他们举行了庄严的国葬。他们被放进装饰着头巾和羽毛的棺椁之中，庄重地埋葬在父亲的旁边。与此同时，后宫里得到皇子宠爱、怀有身孕的六名女奴被缝进袋子里，丢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免她们生出有资格声索苏丹大位的孩子。后来，穆罕默德又处死了他自己的儿子马哈茂德（Mahmud）。这个颇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乞求苏丹让自己统兵去镇压安纳托利亚的叛军，而他的父亲却因此对他既嫉恨又怀疑。马哈茂德的母亲和他最亲密的伙伴被投进了监狱，随后也遭遇了同样的厄运。不久之后，穆罕默德本人也去世了。在他的墓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万能的真主说过，万物皆有一死，并将回到真主身边，接受审判。”

穆罕默德三世是最后一个在接任苏丹大位前曾出任行省总督的皇位继承人。在行省总督的位置上，皇子可以在父皇还在位时就积累一些处理公共事务的经验。但在他之后，为了防止皇子造反，所有的皇子都要被永久禁锢在萨拉基里奥宫里，住在一座被称作“牢笼”的建筑中，与世隔绝。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拥有任何处理公共事务的经验。穆罕默德很满足于待在宫中的生活，完全落入了他的母亲、来自威尼斯的先皇宠妃——巴福苏丹皇太后的掌控之中。他手下的大臣一直希望他能够效法历代苏丹，亲自统兵投身到与匈牙利旷日持久、互有胜负的战争之中。他们认为，苏丹本人亲临战场，可以重振奥斯曼军队在丢失格兰等城镇之后日渐低迷的士气。然而，苏丹皇太后却反对这一计划，她不想让苏丹离开伊斯坦布尔，脱离她的影响范围。她打算精挑细选一些妃嫔去分散苏丹的注意力。

然而，生性懦弱的穆罕默德也有自己拿主意的时候。先是发生了一场不祥的地震，接着近卫军又强烈要求苏丹亲征——如果苏丹不统率大军出征，他们就没法从他手中得到赏赐，因此他们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开拔。于是，苏丹终于听从了大臣们的意见。1596年的夏天，他排场盛大地亲自率军进入欧洲。他特意命人从大马士革运来了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神圣的旗帜，并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大军面前展开了这面旌旗，祝福大军，鼓舞士气。

奥斯曼军队先是攻占了埃尔劳，接着在迈泽凯赖斯泰平原上与敌军正面交锋。这场战役十分漫长，几经周折（比如西帕希骑兵的集体逃跑），苏丹很快就泄了气。在战役开始阶段的一次挫折之后，骑在骆驼背上的苏丹要求大军全面撤退——至少他本人要撤退。不过，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之后，他又握紧了先知的旗帜，穿上了神圣的先知斗篷，同意继续跟自己的军队待在一起。局势发生了逆转。基督教军队为了劫掠敌军的大营，分散开来。恰在此时，奥斯曼骑兵发动了冲锋，打得基督教军队在一片混乱中四散奔逃。

基督教军队战败了，超过3万名德意志和匈牙利士兵丧命，土耳其人缴获了大量的物资，包括数百门做工精良的火炮。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场战役无疑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它为奥斯曼帝国保住了保加利亚、马其顿、半个匈牙利，以及除了特兰西瓦尼亚之外的多瑙河北岸的大部分领土。这些地盘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仍将归奥斯曼帝国所有。穆罕默德苏丹在战场上至少充当了观察者的角色。他备感轻松地回到伊斯坦布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回到首都之后，他像以前一样沉浸在后宫的放松享乐之中，而把国事都留给了他来自威尼斯的母亲。1603年10月底，他遇到了一位托钵僧，此人预言他将在55天后遭遇一场灾祸。极为迷信的穆罕默德果然就在55天之后死了。

继承穆罕默德宝座的艾哈迈德青春年少。他并没有屠戮他的兄弟，因为他唯一还活着的弟弟穆斯塔法是一个疯子，而穆斯林对精神失常的人有着一种具有神圣感的尊敬。用一位土耳其诗人的话说，艾哈迈德是“奥斯曼的子孙中第一个还没举过旗帜就继承帝国的人”。不久，他举行了割礼，他也是第一个在苏丹任上行割礼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不久之后，他感染了天花，因而缩短了庆典活动。

还在恢复中的少年艾哈迈德就已经表现出了他的急性子和热情活力。有一次，他的大维齐尔表示，如果国库不能再拿出一笔额外的赏金，他就不能出征匈牙利。于是，苏丹给他捎话说：“如果你还珍惜自己的性命，就马上出发。”还有一次，近卫军和常备西帕希骑兵为了抗议拖欠军饷，朝他们的长官扔石头。还是个孩子的苏丹披上了猩红色的袍子——哈伦·拉希德（Harun-al-Rashid）[3]在行刑的日子就会这么穿——把高级军官传唤到面前，专横地审问了他们。他告诉他们，军饷很快就会发放。“你们怎么能不相信我呢？你们怎么敢跑来侮辱我的‘高门’？把有罪的家伙给我交出来。”这些人吓坏了，不敢作声。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位阿迦回答苏丹说，起头闹事的不是苏丹的奴隶，而是为了加强驻防，按照艾哈迈德的命令征募的陌生人。这些人的名字被点了出来，随后立即被处决。苏丹还严词警告负责搬运尸首的头目们说：“下次你们再敢抗命不遵，我就把你们全杀掉，一个不留。”

但是，随着艾哈迈德日渐成熟，他却不再像年少时那样充满活力了。1606年5月，苏丹主持了迪万会议，探讨即将展开的对波斯的战争。为了这场战争，奥斯曼大军已经在斯库塔里集结待命，苏丹却提出推迟行动。与会人士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接着，大穆夫提争辩说，帝国的马尾旗帜已经竖立在亚洲海岸，全世界都看到了；如果现在拔营撤兵，一定会被人耻笑。于是，苏丹建议缩小战役的规模，由费尔哈德帕夏（Ferhad Pasha）率领一部分部队出征。大穆夫提又询问道，如果国库真的像苏丹所说的那样空空如也，那么可否由苏丹本人出资支持这场战役，就像苏莱曼苏丹在他生前最后一场战役时所做的那样？艾哈迈德答道，时代已经变了，以前必须要做的事情，今天可能已经不方便做了。接着，他就打发迪万散会。于是，被人称作“有勇无谋的费尔哈德”的费尔哈德帕夏就率领一支军队深入了亚洲。但是，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军饷、筹集补给。不久，他手下的近卫军掀起了兵变，随后被他们在路上遭遇的第一支叛军击溃。

除此之外，艾哈迈德在他的任期内就再也没有自己拿过什么主意。他反复无常，缺乏判断力，没有能力遴选出优秀的谋臣，不停更换大维齐尔的人选，且做出的更换人选的决定往往是受到了后宫的影响。出于一己私利，宫里的各色人等对苏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是他的黑宦官总管，自己拥有一个小宫廷，排场堪比他的主人。当时，一个意大利人这样评论道：“人们根本不知道究竟谁才是君主。”不仅如此，随着苏丹家族中的女性与苏丹手下的官员和宠臣联姻的现象日渐常见，后宫的影响力还扩展到了各个方面。在联姻关系的保护下，他们得以肆意盘剥勒索，玩忽职守，在帝国内部巧取豪夺，败坏政府风气。

1617年，27岁的艾哈迈德一世驾崩。以往14代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都是父子相传，而艾哈迈德的皇位却传给了他低能的弟弟穆斯塔法一世。不知所措的穆斯塔法被人从大萨拉基里奥宫的地牢里带了出来。他在地牢里生活了14年。根据英格兰特使托马斯·罗爵士（Sir Thomas Roe）的记载，有些人将穆斯塔法视为圣人，因为他“介于狂人和傻瓜之间，能看到幻象，还有迷信天使”。在被关押期间，他的一项消遣活动是喂博斯普鲁斯海峡里的鱼。但他投给鱼的不是食物碎屑，而是金币。在黑宦官总管的提议下，迪万禁止了他的这种行为。黑宦官总管建议说，还不如把这些金币留起来，等到他有朝一日即位时，拿去犒赏近卫军。

艾哈迈德一世在有了自己的儿子之后，很想让儿子做接班人，于是两次考虑将穆斯塔法处决[至少理查德·诺尔斯（Richard Knolles）[4]是这样记载的]。第一次，他在前一天夜里“看见了鬼魂，做了噩梦”，于是作罢。第二次，他看到他的弟弟和卫兵一起在大萨拉基里奥宫的花园里漫步，勃然大怒，拿出弓箭就要射死他。结果，他突然感到胳膊和肩膀一阵剧痛，只好放弃。他认为，这是先知穆罕默德不想让穆斯塔法死。于是，在漫长的监禁生活中日渐疯癫的穆斯塔法最终继承了苏丹宝座。不久，他就被赶下了台，再次回到了幽闭之所。接替其大位的是他的侄子、艾哈迈德一世14岁的儿子奥斯曼，是为奥斯曼二世。

穆斯塔法是被近卫军赶下台的。近卫军此时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都城。凭借拥立之功，他们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得到了两笔不菲的赏赐。年少的奥斯曼十分憧憬能像他的祖先立法者苏莱曼那样立下赫赫战功。他十分擅长使用武器，据说为了炫耀射术，他会命令战俘甚至他本人的侍从站到自己面前做靶子。此时，欧亚两洲的前线都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但他不顾大臣的劝阻，执意要对波兰开战，借口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他们是苏丹的附庸）经常会和乌克兰的哥萨克（他们则是波兰人的臣属）为了争夺奴隶和追捕盗窃牲畜的窃贼而发生争端。

在奥斯曼军队初战告捷之后，奥斯曼苏丹在1621年集结了一支规模超过苏莱曼时期任何一支军队的大军。他穿上祖先留下来的铠甲，率军经过阿德里安堡，渡过多瑙河，抵达了德涅斯特河（Dneister）河畔。由于寒冷天气的提前降临、雇佣兵的哗变和其他困难，他们的行军十分艰难。苏丹下令修建了一座横跨德涅斯特河的桥梁，但是跨过桥梁后对防御坚固的据点霍京（Choczim）的一系列攻击并不奏效。他的部队十分不满，（用诺尔斯的话说）“宁可在逃跑、劫掠甚至吃饭的时候丧命，也不想在面对敌人的时候牺牲”。苏丹本人倒是愿意亲冒矢石，但是他没有办法“像他的祖先在类似的境遇中”那样煽动士兵跟他一起作战。于是，他只好在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后撤退，并且与波兰人议和。随后，他回到伊斯坦布尔，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但是，就像伦敦接到的报告所说的那样：“伟大的阁下于1月1日入城，穿得像一名普通的士兵，没有满载战利品的车队，更没有什么排场。他在这场战争中损失颇为惨重，特别是损失掉了许多马匹。”

近卫军开始对奥斯曼心怀不满。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实际上近卫军很大程度上要为这场失利负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贪得无厌的本性。很难说是因为他们太过贪心，还是因为帝国的国库经常性地陷入亏空的窘境，近卫军得到的军饷和赏钱总是低于他们的预期。比如，他们会抱怨说，他们在战斗中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拿敌人的首级，可现在一个首级能换到的赏钱只有区区一枚达克特金币。

此外，和苏丹的许多臣属一样，近卫军还厌恶苏丹微服私访的习惯。苏丹经常在宫里几名官员的陪伴下，化装后在夜里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像个小吏一样探听住户和客栈”，看看是否有人违反禁酒禁烟的命令。一旦发现有人违反禁令，他就立即命人将其拘捕处罚。据说，在巡查过程中，他手下的首席园丁曾经把从酒馆里逮到的近卫军士兵和西帕希骑兵扔到博斯普鲁斯海峡里，还曾经把喝醉的士兵送到桨帆船上当奴隶。

此时，近卫军已经对帝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是奥斯曼帝国征服大业的主力军；而现在，贪婪而丧失纪律性的近卫军日渐堕落，驻扎在外的近卫军变成了好斗的团伙，而留在国内的近卫军则成了一群颠覆分子。在战场上，现代化的外国军队逐渐将近卫军视作无能之师，甚至只是一群武装起来的懦夫。他们的敌人发现，近卫军依然保持着迅捷的移动能力和敏锐的观察能力：他们时刻留意着西帕希骑兵的状况，一旦后者出现动摇的迹象，近卫军就立刻飞快地逃离战场。在首都，由于帝国出现了一代又一代昏庸无能、任由腐败的大萨拉基里奥宫廷摆布的苏丹，近卫军取得了首都的支配权，并且热衷于煽动叛乱。

18岁的奥斯曼苏丹不甘沦为“自家奴隶的臣属”，于是在以倡导改革闻名的臣僚的鼓励下，筹划了一个详尽的方案，意图消除近卫军对君权的威胁。这个方案的策划者来自帝国的亚洲边疆，人称“勇敢者”迪拉瓦尔帕夏（Dilawar Pasha），他是一个“极为聪慧的人”。迪拉瓦尔帕夏是辖区巨大的迪亚巴克尔（Diyarbekir）行省的总督，在这个民风尚武的地区颇具威望。因此，按照计划，他将在周围其他行省总督的帮助下，从当地吃苦耐劳的居民中招募一支亚洲大军，充当苏丹新的民兵部队，用来制衡伊斯坦布尔的常备军。这支大军将拥有大约4万人的兵力，其中包括大量的库尔德人和其他尚武部落的成员，以及从埃及和叙利亚招募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兵。一旦这支大军集结完毕，苏丹就会前往亚洲，再统率这支军队返回首都，用来压制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

1622年的春天，苏丹找了个借口，宣布他将带领个人扈从前往麦加朝圣。他真正的目的地其实是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他打算中途以镇压德鲁兹派（Druzes）[5]叛乱为借口前往那里。然而，如此雄心勃勃的冒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依靠严格的保密安排，而年轻又毫无经验的奥斯曼缺乏必要的谨慎小心。此外，他的大臣们对这一计划也态度不一，大穆夫提则明确反对这一计划，并且试图阻止苏丹启程“前往麦加”。另外，在接到将苏丹的帐篷运到亚洲的命令之后，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也很快起了疑心，开始怀疑这背后有什么别的动机。奥斯曼甚至还打算把自己全部的珠宝、财产和“任何能换成金条的东西”都带走。

于是，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决定发动叛乱。他们聚集在大竞技场，“齐声高呼”，要求苏丹把惹他们不快的大臣交出来。苏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攻进了大维齐尔和另一位大臣的官邸，将这些地方洗劫一空。为了稳住他们，苏丹只好答应放弃前往亚洲的计划。然而，他们接着攻进了大萨拉基里奥宫。奥斯曼事先没有防备，因此宫里并没有效忠于他的部队承担防御，保卫宫殿的基本上只有他的园丁们。头脑发热的叛军决定史无前例地向神圣的苏丹本人发动攻击。

就在叛军聚集在庭院里时，突然有人高喊：“我们要穆斯塔法做苏丹！”其他人也立刻跟着高喊起来，然后蜂拥冲进宫殿，四处寻找穆斯塔法。后宫的大门紧闭，他们就拆掉了一部分屋顶，用帷幔做成绳子，缒了下去。他们在一个地窖里找到了疯子穆斯塔法，他在里面已经待了三天，没吃没喝，只有两个黑奴为伴。他们给他水喝，然后把他抓起来带走。穆斯塔法惊慌失措，不知道自己将遭遇何等厄运，结果却被第二次推上了苏丹的宝座。不久，大维齐尔和黑宦官总管从后宫的门里走出来去见叛军，结果被他们撕成了碎片。穆斯塔法的母亲苏丹皇太后负责照看他，试图用鼓励的话语安慰他——“来，我的雄狮。”——接着以他的名义组建了新的政府。

与此同时，军人们还在搜寻逃离了寝宫的奥斯曼。一名西帕希骑兵找到了奥斯曼的藏身之所。他身上只穿着内衣，头上戴了顶小圆帽，可怜极了。抓到他的那名士兵轻蔑地把自己头上的头巾摘下来，戴在了奥斯曼头上，然后让他骑着一匹衰弱的驽马，在人们的奚落辱骂中来到近卫军的兵营。在路上，他们看到被叛军斩首的前任大维齐尔、他的宠臣侯赛因的尸体就躺在路当中。奥斯曼哀叹道：“他是无辜的。假使我听了他的话，我就不会遭此厄运了。”在兵营里，他哀求着士兵们，几乎要哭出来了：“你们要拿我怎么样？近卫军，你们会毁掉这个帝国，也会毁掉你们自己的。”接着，他摘掉了头巾，可怜兮兮地哀求叛军的头目道：“如果我无心冒犯了你们，请原谅我吧。昨天我还是帕迪沙阿，今天我却连衣服都没得穿。看看我吧，命运或许也会这样捉弄你们的。”面对着即将被用弓弦勒死的威胁，他当着新任大维齐尔达乌德帕夏（Daud Pasha）和苏丹皇太后的面，乞求一个对外面的“仆人”——那些军人——说话的机会。

窗子开了。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做了他最后一次演说。“西帕希骑兵的阿迦们，还有你们，近卫军的元老们，你们对我来说如同父亲一般。我是一个轻率鲁莽的年轻人，误听了错误的建议。你们何必这样羞辱我呢？你们不需要我了吗？”

军人们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不想让你继续统治下去，但我们也不要你的鲜血。”于是，奥斯曼经过人群中间，被人送到了可怕的七塔监狱。后来，筋疲力尽正在睡觉的奥斯曼在牢房里被人粗鲁地叫醒了。来人是达乌德帕夏和他的三名心腹。他们朝他扑了过去。年轻而又强壮的奥斯曼拼命挣扎了一番，但最终（根据托马斯·罗爵士的记载）“一个壮硕的恶棍用战斧击中了他的头部，其他人则压到他身上，轻而易举地将他勒死”。他们割掉了他的一只耳朵，送到了心狠手辣的苏丹皇太后那里。正是她下令处决了奥斯曼。当晚，他就被埋葬了。尽管手足相残在奥斯曼帝国十分常见，但这是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弑君的暴行。罗写道：“他们第一次对君主下手了。我想，这恰恰印证了他们的衰落。”

[1] 字面意思为宫殿奴隶。

[2] 穆拉德四世苏丹的统治时期是1623—1640年。

[3] 哈伦·拉希德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最鼎盛时期的哈里发。

[4] 理查德·诺尔斯是当时英格兰的一位历史学家。

[5] 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的一个分支，目前仍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生活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地。

第二十章

在奥斯曼遭到杀害之后，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开始感到后悔。“现在，他们开始哀悼死去的君主，莫名其妙地愤怒起来。”他们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歇斯底里，同时又没有什么人有能力去阻止他们。他们暴跳如雷，把这个由疯子苏丹统治的国家带入了一种更为可怕的混乱之中。这种情形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最初的设想，而且也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疯子穆斯塔法渐渐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表达了他对奥斯曼之死的哀痛，并且下令惩处杀害奥斯曼的凶手。但是，不久之后，他又忘了奥斯曼已经死了，还在大萨拉基里奥宫里四处奔跑去寻找他的侄子，到处敲门、呼喊，让他出来从自己身上接过君主的重担。尽管穆斯塔法根本没有能力执政，但他还是在苏丹的位置上又坐了15个月。

看到奥斯曼帝国的无政府状态，托马斯·罗爵士这样预测道：“我只能说，奥斯曼帝国的内部病症一定会将其毁掉；每天都会出现更多的变化，流更多的血；最聪明的人不愿意掌舵，蠢货们则很快载着大家一起撞向礁石。如果有人做好了准备来利用这一时机，我得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唾手可得的猎物了。”他接着写道，奥斯曼帝国“像一个衰老的机体一样，因周身的种种恶习而日渐癫狂；青春不再，力量衰减，但是这些恶习依然存留了下来”。然而，要一直到两个半世纪之后，世界才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已然衰老”，并将它视作“欧洲病夫”。

现在，实际上执掌政府的是一个女人——苏丹皇太后。内部分成两个派系的军人则是背后支持她的苏丹儿子的力量。选择政府官员时他们或是随性为之，或是通过收受贿赂决定，但官员的人选总是由这两派军人中的某一派决定的。对于正占着上风的那一派，大臣们在提拔和贿赂他们时异常慷慨，在给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提高军饷时也毫不吝啬。由于达乌德帕夏下令处决了奥斯曼，军方以此为借口罢免了他。在他之后，大维齐尔的人选换得有如走马灯一般。

接替达乌德帕夏的是阿尔巴尼亚人梅雷·侯赛因帕夏（Mere Hussein Pasha）。他是个“人人痛恨的暴虐之徒”，厨子出身，刚刚在埃及总督的任上留下了敲骨吸髓的恶名。他两次出任大维齐尔，在任期间一直利用近卫军来对付西帕希骑兵。他不顾公众的利益，赋予近卫军额外的特权和丰裕的给养配额，最后甚至为近卫军打开了苏丹的仓库，然后对他们说：“想拿什么就拿什么，肉、蜡烛，你们需要的任何东西！苍天在上，帕迪沙阿有的是钱！”西帕希骑兵则造了反，要求他把大萨拉基里奥宫里的所有金银器皿都融成金块银块给他们。接连不断的劫掠、暗杀、纵火在伊斯坦布尔肆虐，整座城市仿佛刚被敌军攻破似的。

后来，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结成了短暂的同盟，一起反对侯赛因。苏丹皇太后不惜违反《古兰经》的规定（尽管她已经戴上了完全遮住脸的面纱），公开出现在军人面前，询问他们现在想让谁来当大维齐尔。他们否决了全部的人选，大维齐尔之位最后落到了苏丹的奶妈的丈夫手上。后来，他们又指责此人任命一个赶驴车的和一个吹号的在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当宣礼员，要求将他罢免。于是，在军人们一次次专横而又心血来潮的决定下，四个月内有三位大维齐尔遭到罢免。接着，出现了侯赛因即将再度掌权的迹象。此人“为了讨近卫军的欢心，飞快地吞噬着公共财产，残暴地从私人身上榨取钱财。就连收受他的钱财的人都感到恐惧不安，因为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已经预见到，这样的行为只会给他们自己也带来毁灭”。

接着，局势演化成了一场危机。在奥斯曼遭到处决后不久，埃尔祖鲁姆总督阿巴扎·穆罕默德帕夏（Abaza Mehmed Pasha）打着为奥斯曼复仇的旗号，发动了一场叛乱。他是近卫军的死敌，无疑也是奥斯曼苏丹组建亚洲军队、消灭近卫军计划的同谋者之一。他在手下为数不少的非正规军和其他一些叛军的支持下，迅速控制了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他接连不断地击败苏丹派来的军队，在这一地区统治了五年。在伊斯坦布尔，乌理玛也试图发动一次叛乱。事态平息后，行政官员和军人经过商议，同意任命有着诚实名声的阿里帕夏（Ali Pasha）出任大维齐尔一职。接着，他们要求疯子穆斯塔法下台，“据说他满心欢喜地同意了”。奥斯曼的弟弟穆拉德，“真正合法的继承人”，成了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都能接受的人选，被选中成为苏丹，是为穆拉德四世。考虑到国库已经空空如也，他们甚至还同意穆拉德登基时无须向他们颁发赏金。

于是，1623年，年仅14岁的苏丹穆拉德四世第一次庄严地进入了伊斯坦布尔。他未经世事，“胖胖的，面部表情丰富，名声不错”。至少在当时，一切看上去平静安宁。奥斯曼帝国将自己从深渊的边缘挽救了回来，终于再次得到了喘息之机。富于弹性的奥斯曼帝国寄希望于在能够强有力地贯彻个人意志的新苏丹的统治下，延续帝国的寿命和威望。

在这一关键时刻，奥斯曼帝国急需一位专断之主，来抗衡专横的军人和见利忘义的行政官员。他要像军人一样残酷无情，战胜暴力，恢复遭人轻视的法制的尊严。在穆拉德四世长大成人后短暂的亲政时期，他的确做到了这点，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尼禄”。有一位机敏的奥斯曼作家和旅行家，名叫爱维亚·瑟勒比（Evliya Chelebi）。他曾是穆拉德四世宫廷里的宠臣，十分敬畏这位苏丹。他评价道：“穆拉德四世是奥斯曼帝国最为血腥的一位苏丹。”

在艾郁普清真寺里准备妥当之后，年轻的苏丹来到了大萨拉基里奥宫。他先做了祈祷，希望真主和人民愿意接受他成为君主。接着，他又按照传统来到了国库。爱维亚·瑟勒比记载道：

这里已经没有黄金器皿了。除了一些木材，国库里只有六袋钱（3万阿斯皮尔）、一袋珊瑚和一箱瓷器。看到空空如也的国库，苏丹穆拉德涕泗横流。他跪拜了两次，然后说：“真主保佑，我要罚没那些侵吞国库的人的财产，用他们的财产重新填满国库；我还要再兴建50座宝库。”

国库里确实没什么钱了。维齐尔们想到以前一些国家曾经向奥斯曼帝国纳贡，于是就向这些国家的使节寻求贷款，但是并不成功。不过，穆拉德自掏腰包，拿出来3 040袋钱。尽管近卫军曾经同意不索要赏金，但穆拉德还是在登基后的一个月内把这些钱分赏给了近卫军。

不过，等到穆拉德四世成熟到能够自己掌握权柄，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在此之前，他的希腊母亲、苏丹皇太后柯塞姆（Kösem）凭借自己的精力和能力把持着朝政。尽管她有心于此，但仍然无力扭转军人肆意妄为、官员贪污腐化的局面。小亚细亚仍然陷于内战和叛乱之中，波斯人则夺回了巴格达和埃里温行省；黎巴嫩的部落掀起了叛乱，埃及和其他一些行省的总督变得不再忠诚可靠；巴巴利海岸的国家宣布独立；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发动叛乱，俘虏了大量的奥斯曼人，在市场上用一杯博萨（Boza，发酵的麦芽饮料）就能换一个奥斯曼俘虏；四处劫掠的哥萨克人洗劫了黑海沿岸，随后一直深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甚至威胁到了首都的周边地区。不过，朝廷还是多少保留了一些传统的权威，可以让日渐步入青春期的穆拉德从中学习。他热切地吸收着各种知识，敏锐地观察着各项事态的进展，关注着他的帝国的未来。

穆拉德成长为一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时常拧着眉毛，一脸凶狠的表情。爱维亚·瑟勒比写道，从来没有哪个当代的王公贵族“如此健壮、匀称而又专横，举止庄严，让敌人忌惮不已”。有许多关于他体格健硕的传说。据说，他十分强壮，射箭的射程比火枪发射的子弹还远，还可以射穿4英寸（约10厘米）厚的金属板。他使用长矛的技艺也很娴熟，可以轻而易举地刺穿用十张骆驼毛皮做成的盾牌。他可以把标枪投掷得很远，有一次还投中了1英里（约1.6千米）之外的宣礼塔上栖息的渡鸦。他每天还在大竞技场上展现他的精湛骑术，能够轻松地从一匹飞奔的马上跳到另一匹马上。他对自己的肌肉力量十分自信，是一位令人生畏的摔跤手，“就像先知穆罕默德一样”。爱维亚·瑟勒比声称，他有一次看到苏丹挑战两位强壮的剑士。他把他们举过头顶，一个扔到右边，一个扔到左边。还有一次，他把爱维亚·瑟勒比当成了他开玩笑的目标，“他像只雄鹰一样抓着我的腰带，把我举过头顶，然后像旋转一个孩子那样让我在他头顶打转”。最后，穆拉德笑着把他放了下来，赏给他48枚金币。

然而，不久之后，他对嬉笑杂耍的喜爱就转变成了对杀戮的热衷。苏丹手下的军人又发动了一次似曾相识的兵变，结果加快了穆拉德亲掌苏丹大权的进程。1632年，常备西帕希骑兵再一次聚集在大竞技场。集会持续了三天，商店都关了门，城里和宫里都弥漫着恐惧的气氛。

叛军点名要至少17名官员和苏丹宠臣的人头，名单中包括大维齐尔哈菲兹帕夏（Hafiz Pasha）和大穆夫提。哈菲兹与苏丹有姻亲关系，二人关系十分密切。在不久前的一场战役中，哈菲兹帕夏还用诗文写作公文，让苏丹大为赞赏。他的诗文用棋局作比，苏丹则也用诗文加以回复。而现在，冲进大萨拉基里奥宫第一庭院的叛军朝着骑马去参加迪万会议的哈菲兹猛扔石头，把他打下马来。他的随从赶快把他营救出来。随后他把官印拿去送给苏丹，苏丹命令他逃走，于是他就乘船从宫殿的水门离开，准备驶往斯库塔里。

很快，叛军就攻进了第二庭院，蜂拥冲到召开迪万会议的大堂，要求苏丹当着他们的面召开会议。他走到他们面前，问他们到底有什么要求。狂怒的叛军围在苏丹身边，要求他交出那17名叛国者，好让他们把这些家伙撕成碎片。他们威胁说，如果苏丹不照办，就会有大麻烦。在一片嘈杂声中，穆拉德意识到他们即将对自己动手，但还是充满威严地回答说：“你们完全不听从我的话，那你们叫我来干什么？”接着，他在侍从的保护下退了出去。士兵们吵吵嚷嚷地穷追不舍，一直追到内庭的大门口。

此时，新任的维齐尔雷杰卜帕夏（Rejeb Pasha）对年轻的苏丹说，除非他满足叛军的要求，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与其让苏丹本人丢了性命，那还不如给他们大维齐尔的人头。”穆拉德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失败。他派人去找他的朋友哈菲兹，随后在水门处找到了他。之后，他坐在宝座上，徒劳地恳求西帕希骑兵和近卫军的代表，希望他们不要用嗜血的暴行玷污哈里发的尊严。就在这时，哈菲兹出现在苏丹面前，说：“伟大的帕迪沙阿，为了保住您的宝座，死掉一千个哈菲兹这样的奴隶也毫不足惜。我只有一个要求：请您不要亲自动手处决我。把我交给那些疯子，我要像一位烈士一样死去，让我无辜的鲜血溅到他们的头上。”说完，哈菲兹跪下亲吻了地面，说了一句祷告词，随即坚定地朝着刽子手们走去。他奋起抵抗，打中了第一个来犯者的头部，将其击倒在地；其他人此时挥舞着匕首冲了上来，将他打倒在地，在他身上刺出17处伤口。接着，一名近卫军士兵跪在他的胸口上，砍掉了他的头颅。大萨拉基里奥宫的侍从们用绿色的丝绸将他的尸体包裹起来，送去安葬。

看到朋友的英勇表现，苏丹热泪盈眶。他慢慢走回自己的宫殿，在大门前停住脚步，对暴乱的人群说道：“你们这些既不敬畏神明、在先知面前也不知道羞耻的臭名昭著的凶手，真主保佑，让你们迟早遭遇可怕的复仇。”叛军根本拿他的话当耳旁风，接着又迫使大穆夫提下台，随即开始公然讨论是否要罢黜穆拉德。不过像往常一样，不仅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极端分子和少数温和派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在看到满目的强盗行径之后，温和派感到十分震惊，渐渐地站到了苏丹一方。

羞辱灼烧着穆拉德，他十分渴望复仇，但也害怕自己会重蹈奥斯曼二世的覆辙。从此之后，他坚定了决心，认定要么由他杀掉敌人，要么自己就会被敌人杀掉。他现在明白，继承哈菲兹大维齐尔之位的雷杰卜帕夏一直在叛军背后煽风点火，也正是他劝说自己投降。苏丹决定采取行动。一天早上，雷杰卜结束了迪万的会议，回到家中。一会儿，一位内侍前来拜访，请他回到宫殿去。来到宫殿之后，雷杰卜以为自己会得到苏丹的接见，结果却被人引到了一间只有一群黑宦官的房间。这些象征着噩运先兆的宦官让他到旁边的房间去。雷杰卜患了痛风，缓慢而痛苦地走进了那个房间。苏丹在那里，命令他说：“过来，你这个一瘸一拐的叛徒。”苏丹无视他的辩白，继续说道：“去找人要水来沐浴吧，你这个异教徒！”他还没来得及照办，苏丹就专横地命令宦官：“把这个叛徒的头砍下来，马上。”他们立刻照办了，随后将雷杰卜的尸体从宫门扔了出去。看到这一幕，陪伴雷杰卜前来等候在宫门外的叛军大感震惊，惊慌地四散而逃。就这样，局势发生了逆转。

随着雷杰卜之死，穆拉德四世摆脱了维齐尔们对他的牵制和母后对他的监护，正式开始了他的统治。行政官员已经被他制伏，接下来，他必须粉碎军人的跋扈。为此，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一座亭子里召开了一次公开的迪万会议。苏丹坐在宝座上，两旁是他忠诚的卫士，大穆夫提、高级法官和政府部门的主要首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还有两名军队的指挥官也站在他的一边，出席了会议。苏丹召唤了西帕希骑兵的代表，接着又与在他面前站成一排的近卫军交谈。他使用《古兰经》里的措辞，称他们为信实而忠诚于主人的仆人。他要求他们不得再保护西帕希骑兵中的叛军。他们高声表达了自己的忠心：“我们是帕迪沙阿的奴隶，我们不保护叛军，帕迪沙阿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接过苏丹亲手递给他们的《古兰经》，然后起誓效忠于苏丹。

接着，苏丹又转向作为代表出席迪万会议的西帕希骑兵元老们：

你们这些西帕希骑兵，是一支奇怪的部队，好像很难理解什么叫公正。你们有4万人，人人都想要官职，可整个帝国里能给你们的官职一共也不超过500个。你们的要求倾覆了这个国家，你们的索求耗尽了国家的资财。官职的诱惑让你们当中心怀不满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肯听从像你们这样的元老和智者的劝告，欺压人民，吞噬神圣的基金会的财产，让你们背上专横和叛逆的恶名。

听闻此言，西帕希骑兵的元老们辩解说，他们自己都是忠于苏丹的，但他们没有办法控制整支部队。苏丹回答说，那他们就应该像近卫军一样宣誓效忠，并且把那些带头造反的家伙交出来。这些西帕希骑兵照办了。最后，苏丹又叫法官们来到他的面前。“人们指责你们，”他对资深的法官说，“说你们为了钱随意判决，践踏帝国的子民。”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敢这样压迫民众，但西帕希骑兵在催交税金时滥用暴力，他们没办法保证做出不受干扰的独立裁决。一名来自鲁米利亚的法官声称，因为反对西帕希骑兵的横征暴敛，自己的裁判所遭到了袭击，自己的家也被人洗劫。听闻此言，一名来自亚洲的阿拉伯法官站起身来，拔出他的剑，目光炯炯地说道：“我的帕迪沙阿，要消灭这些暴行，只能依靠弯刀。”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个结论，然后起誓贯彻这一裁决。他们都在一份法令上签了字，发誓镇压暴行，重铸公共秩序。

接下来就到了付诸行动的时候了。穆拉德用他的恐怖统治终结了军人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按照他的命令，深得他信任的心腹和训练有素的探子在伊斯坦布尔城内四处追查叛军的头目和同谋者，用刀剑或弓弦将他们当场处决，随后将他们的尸首扔到博斯普鲁斯海峡里。他们的尸体往往会被海浪冲上岸，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地方行省也发生了类似的流血事件。失去了领袖和同谋者的军队很快就被震慑住，安静了下来。

此时的穆拉德，有着比以往任何一位苏丹都更令人畏惧的铁腕。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或是乔装打扮，或是公然出动，经常与他的手下一起纵马去粉碎非法的集会活动，亲手击垮那些胆敢违犯他的治安法令的人。接着，为了杜绝公众聚会及其可能带来的麻烦，他又下令关闭了帝国内所有的咖啡馆和酒馆——这一政策在他的统治时期内一直延续了下去——他还宣布吸烟违法。有些人在夜里抽烟斗、喝咖啡或是喝酒喝得满脸通红，被逮到后会被立即处以绞刑或是穿刺刑，尸体就扔到街上，以儆效尤。

渐渐地，嗜血让穆拉德偏离了轨道。一开始，被他处决的人还都毫无疑问地有罪。后来，他的打击面就变得越来越广，被处决的人往往有犯罪的嫌疑，但是证据有时候不太站得住脚；到最后，在反复无常的任性性格或是头脑发热的坏脾气的影响下，他根本不管有没有任何嫌疑，纯粹为了杀戮而杀戮。沉溺于杀戮之中的穆拉德逐渐变得对人命毫无尊重。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人们噤若寒蝉，到处都是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像他手下的聋哑仆人一样，不敢开口说话，交谈全靠眨眼、努嘴和叩齿。

有很多关于他残暴的传说。一次，一群女人在海边的一块草地上跳舞，欢快的嬉笑声惹恼了他。于是，他下令把她们全都抓起来淹死。他迫使他的一名医生吞食过量的鸦片而死。有一名信使跑来告诉他，苏丹娜生了一个儿子，但实际上她生的是女儿。为此，苏丹让这个信使受了穿刺刑。他的首席乐师唱了一首波斯歌曲，相当于赞美了帝国的敌人，于是被斩首。一位受他喜爱的托钵僧奚落地称他为“屠宰大师”，他笑着说：“复仇女神永远不会衰老，但她可能会厌倦。”据说，他在5年之内将2.5万人送上了黄泉路，其中很多人还是被他亲手处死的。

不过，穆拉德的暴虐却将他的帝国从无政府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一度当道的地方上的小暴君们也不再得势。他不仅惩罚民众，也惩罚管理民众的官员。他的铁腕统治重铸了秩序，纪律回到了军营，公正回到了法庭。他重组并加强了军队（不论是正规军还是非正规军），还计划改造军队。在宫廷里，他也推行了改革。他增加了帝国的收入，征收税收和使用税收的流程都回到了正轨。他剥夺了西帕希骑兵管理慈善基金会和其他政府部门的特权，改革了封地制度，立法保护农民。

最重要的是，穆拉德无情地动用其军事力量，维护了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利益。他第一次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行动十分短暂。在前往布尔萨的路上，他发现道路维护情况很差，于是立刻绞死了尼科米底亚的法官。这一行为在伊斯坦布尔引起了乌理玛的骚动。他立刻赶回伊斯坦布尔，下令处决了大穆夫提——这是第一个死在苏丹手上的大穆夫提。五年之后，小亚细亚的叛乱终于被彻底镇压，但苏丹宽恕了与他一样痛恨近卫军的叛军首领阿巴扎。随后，阿巴扎先出任了一段时间的波斯尼亚总督，随后又被召回伊斯坦布尔，出任近卫军的阿迦。他用冷酷无情的工作风格很好地履行了这一职务。不过，他的敌人还是设法让他失去了穆拉德的宠信，最终遭到处决。

1635年的春天，苏丹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亚洲战役。他先是无情地寻访了他在亚洲的臣属，一路血腥地审查着他们的表现。每到一地，行省官员们就诚惶诚恐地蜂拥而来亲吻苏丹的马镫，苏丹则从中挑出无能或者可疑的人物加以屠戮。苏丹在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队列的簇拥下庄严地进入了埃尔祖鲁姆，随后继续前进，要从波斯人手里夺回埃里温。穆拉德的军纪十分严厉，但他像他的祖先一样，给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给养，他的指挥才能也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他还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他要求他的将军们表现出勇气，用装满金银的钱袋激励军队。“不要气馁，我的恶狼们，”他对士兵们呼喊道，“是时候伸展你们的翅膀了，我的猎鹰们。”

在攻陷埃里温之后，他派官员们回去准备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场凯旋仪式。他还命令他们绞死他的两个弟弟。在他刚登基的时候，他认为还没到做这件事的合适时机；而在这个胜利的时刻，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他希望人们在凯旋仪式上的欢呼声能够淹没他的弟弟们恐惧的哭喊。在城里喜庆的光辉的映衬下，丧礼队伍的火把会显得微不足道。

1638年初夏，穆拉德苏丹再一次把他饰有七条马尾的旗帜立在了斯库塔里的高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踏上了征途。这次的目标是收复巴格达。大军按照计划有规律地走走停停，用了110天抵达了巴格达城下。巴格达第一次被并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还是在苏莱曼的时代。按照传统，这座城市必须由君主本人亲自统兵攻克。守城一方指挥得当，守军里还有大量训练有素的火枪手。但是，在短短40天的围城之后（恰好在苏莱曼夺取罗得岛的纪念日那天），穆拉德苏丹就凭借高超的领导才能夺取了城池。他穿上近卫军的制服，亲自在堑壕里劳作，调整火炮的炮口，坚毅果敢，以身作则。在一次突袭中，有一名波斯巨人要求最勇敢的土耳其人站出来一对一决斗。据传说，苏丹本人接受了这一挑战，一剑就把他的对手从头顶劈开到下巴。夺取城市之后，苏丹下令屠杀了守军和居民。

接着，苏丹返回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二次凯旋入城式。这一次，他炫耀地穿着一套波斯人的铠甲，肩膀上披着花豹的皮，骑在马上，后面跟着22名戴着枷锁的波斯人酋长。不久，他就与波斯人签订了和约，和约的条款跟苏莱曼在一个世纪前签署的和约相差无几——那也是此前最后一次由奥斯曼帝国君主依照加齐传统亲自统兵，击败敌人并迫敌求和。巴格达留在了奥斯曼帝国手中，但埃里温还给了波斯人——他们在议和之前又夺回了这座城市。尽管受到痛风和坐骨神经痛的折磨，穆拉德在从巴格达回来后还是主持镇压了阿尔巴尼亚的叛乱，同时又忙于重振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力量。据说，他还在考虑对威尼斯发动一场战争。从长期着眼，他还筹划着一次彻底的军事改革，建造一支规模更小、定期领取军饷、完全职业化的军队。

但是，在1640年年初，28岁的穆拉德在病了两个星期之后去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对自己的臣民实施了针对饮酒和亲近波斯文化的禁令，他自己却热衷于聚众酗酒滥饮，他的酒伴里还有好几个是得宠的波斯人。这种嗜好加速了他的死亡。此外，一次日食也让他深感不安。

在临终的高烧中，他仿佛决心要终结奥斯曼帝国，让自己成为家族的最后一位君主。他下令处决他唯一还在世的弟弟，奥斯曼家族父系血统仅存的后嗣易卜拉欣。在苏丹皇太后的干预下，易卜拉欣的性命才得以保全。人们让苏丹确信他的命令已经得到了执行，他的弟弟已死。他的脸上浮现出可怕的笑容，但他仍然要求亲眼看到尸体，甚至还试图从床上爬起来，只是被他的侍从阻止了。接着，一直等待着穆拉德走到人生尽头的伊玛目为他进行了临终祝祷，他就在祝祷声中死去了。

穆拉德的铁腕统治卓有成效地让奥斯曼帝国出现了复兴。在此之后，帝国再一次陷入了无序和衰落之中。易卜拉欣苏丹比帝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位苏丹都更为无能。易卜拉欣完全在大萨拉基里奥宫中长大，实际上一直处于监禁之中，还时常担惊受怕。他软弱无能，继承了其父[1]的残忍，却没有继承他的任何优点。他不负责任，耽于享乐，脾气时好时坏，毫无道德准则，同时又贪得无厌。他完全被他的后宫和他自己琐碎多变的情绪和欲望所支配。

他下令在全城搜罗美女供他享乐；只因一时兴起，就让人洗劫了珠宝商和欧洲商人的店铺。受他宠爱的女人可以随意在市场上白拿东西；有些妃子不喜欢白天购物，他就命令店主们通宵营业。苏丹的一位妃子想要看他用珠宝装饰自己的胡子，于是他就公然以这副模样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许多土耳其人对此深感不安，他们认为此举是在效法古埃及的法老，十分不吉利。为了取悦另外一位宠妃，他还斥重金建造了一驾装饰有宝石的战车。

苏丹本人则迷上了香料（特别是琥珀香）和毛皮。他向他的臣民们征收琥珀税和毛皮税，他们要么缴纳实物，要么就得支付等价的货币。这一切的根源，是有一个老妇人在夜里给后宫的妃嫔们讲了一个故事。她讲到古时候有一位王子，非但自己周身上下都穿着紫貂皮，就连他的沙发、地毯和墙壁上也都是毛皮。苏丹立刻决心在他的大萨拉基里奥宫里效仿这位王子，整夜里梦见的都是紫貂皮。次日早晨，他命令迪万从帝国的各个行省收集毛皮。首都的乌理玛、行政官员和军事将领也都接到了类似的命令。一位从前线回来的近卫军高级军官愤怒地告诉征税官，自己从前线带回来的只有火药和铅弹，也没有钱买这种没用的东西。

起初，还有一位大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2]对易卜拉欣直言不讳，试图弥补他的缺点，限制他过火的行为。这位征服了巴格达的大维齐尔将易卜拉欣的财政打理得井井有条，还设法抑制后宫带来的腐败影响。像以往一样，后宫大肆卖官鬻爵，苏丹本人也参与其中。卡拉·穆斯塔法因为没有听从后宫中一位女官的命令而倒了台。这位女官命令他运来500车木柴供后妃们使用，但卡拉·穆斯塔法忘了办这件事。结果，苏丹立即命令他中止进行中的迪万会议，马上到苏丹面前解释他不听从命令的原因。卡拉·穆斯塔法先许诺会把这些木柴运去，接着发起了脾气：“我的帕迪沙阿，就为了价值不超过1500阿斯皮尔的500车木柴，真的有必要让我——你的代表——暂停了迪万会议、置重要的国事于不顾吗？你为了些木柴来盘问我，却对你的子民、边境和国库的情况漠不关心，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穆夫提告诫卡拉·穆斯塔法，他最好当心自己的措辞，苏丹关心的事情一定十分重要。卡拉·穆斯塔法回答道：“我想我有责任告诉他实话吧？难道我必须阿谀奉承他吗？与其像一个奴隶一样苟且偷生，我宁可作为一个自由人死去。”他的这番表现为他的未来蒙上了阴影。后来，他又密谋反对一位深得苏丹宠爱的官僚，结果遭到了失败，这直接招致了他的死亡。不过，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软弱地等待死亡的来临，而是拔剑与前来扼死他的刽子手搏斗至死。接替他出任大维齐尔的是苏丹扎德帕夏（Sultanzade Pasha）[3]。他阿谀谄媚，逢迎拍马，就连他的主子都问他：“你怎么总是赞同我的行为，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承认了这一点，然后又给出了让苏丹心宽的答复：“您是哈里发，是真主在地上的影子。您内心赞同的主意都是来自天堂的旨意。您的命令，哪怕看起来不可思议，一定也有着内在的合理性。作为您的奴仆，哪怕不能理解这种合理性，也要永远表示赞赏。”

然而军队毫不欣赏易卜拉欣苏丹毫无意义的愚蠢行为，他们在精明强干的将领统率下为帝国在前线征战。苏丹即位后帝国军队打的第一场战役是收复亚速之战。掌握了亚速城旁的陆间海[4]，就可以控制克里米亚和黑海的北岸。此时，亚速已经落入了莫斯科沙皇名义上的附庸——哥萨克人的手中。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援下，土耳其人发动了对亚速的第一次围攻，却在近卫军付出了惨重伤亡之后被击退。接着，他们又发动了第二次围攻。除了土耳其人组成的正规军之外，还有多达10万名鞑靼人前来助战。这一次，哥萨克被逐出了亚速，但亚速城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土耳其人留下了一支守军来重建和驻守这座城市。

沙皇拒绝向他的哥萨克人提供援助，看起来似乎是要断绝他们的从属关系，还试图派使团觐见易卜拉欣，以恢复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不过，哥萨克人和鞑靼人在边境的战事依旧在持续，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也都要求对方管好自己的附庸。在易卜拉欣统治期间，土耳其人还与俄国人兵戎相见了几次。比起苏丹，克里米亚的可汗对俄罗斯人的敌意更浓。他曾经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报告说：“如果我们给他们喘息之机，他们就会派小分队来破坏安纳托利亚的沿岸地区。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迪万，他们在这一地区忽视了两个关键的据点，保险起见我们应该夺取这两个据点。现在，俄国人已经占领了这两个战略要地。”

土耳其人发动的第二场战役的目标是克里特岛，实际上相当于对统治该岛的威尼斯共和国开战。这场战事的起因是来自马耳他的私掠船俘获了一艘装备精良的土耳其人的盖伦帆船。这艘帆船在护卫舰的保护下，本来要运送价值连城的货物到埃及去，船上还搭乘着前往麦加的朝觐者。这艘帆船是黑宦官总管的财产，黑宦官总管本人也在激烈的抵抗过程中被杀。在船上还有一位衣着华丽、珠光宝气的地位显赫的妃子。她还带着一名男婴，别人都认为他是苏丹的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孩子更可能只是跟苏丹的儿子，即未来的穆罕默德四世一同养大的一个孩子）。

听到帆船被劫的消息，苏丹勃然大怒。他立刻下令处决帝国境内所有的基督徒。待到情绪平复之后，他又下令将所有基督教国家派来的使者软禁在他们的居所里，并且查封西欧商人的办公场所。有人提醒他说，马耳他骑士团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法国人，于是他开始考虑对法国采取行动。但是，他的大维齐尔建议他打着进攻马耳他的旗号，声东击西去进攻克里特岛，理由是马耳他桨帆船在劫掠的归途中曾经在克里特岛停泊。而他没有对苏丹提及一个事实：奥斯曼帝国此时与威尼斯处于和平状态。克里特岛是威尼斯人在希腊地区的最后一点领土，如果土耳其人能够夺取该岛，他们就可以将其构建为爱琴海南部一个有效的防御屏障。

于是，1645年，一支奥斯曼舰队发动突袭，夺取了克里特岛西端的干尼亚（Canea）。第二年，他们又乘胜占领了雷提莫（Retimo）[5]。接着，他们又开始围攻克里特岛的首府干地亚（Candia）[6]。在马耳他骑士团时断时续但卓有成效的协助下，威尼斯人通过海上封锁加强了干地亚的防御。结果，这场围城战持续了20年之久，其持续时间是特洛伊之围的两倍。当初被马耳他人俘虏的那个孩子——管他是易卜拉欣的儿子还是别的什么人——后来被扶植起来，声称自己有权继承奥斯曼帝国的皇位。他成了一名天主教牧师，被人称作“奥斯曼神父”（Père Osman）。他渴望结合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理念，将奥斯曼帝国的全体臣民（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召集到自己麾下，在东方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度。但他的理想落了空。

在对威尼斯的战事迟迟无法了结的同时，国内对苏丹的怨气正越发高涨。表示不满的不仅有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的领袖，还包括大穆夫提和乌理玛的成员。更换苏丹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易卜拉欣已经不再像他即位时那样，是皇室的最后一位继承人。他自己已经有了几个儿子。在叛军的逼迫下，现任的大维齐尔下台并躲藏了起来。随后，叛军又挑选了他们青睐的人选来接替这一职位。接着，他们包围了皇宫。苏丹派了一位高级官员让他们自行散去，近卫军的资深阿迦却对着他逐条指出了帝国面临的困境。

他对苏丹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停止出售官职；第二，废黜他的宠妃；第三，处死刚刚卸任的大维齐尔。第二天，那位大维齐尔就被人从藏身之所找出来杀掉了。军人要求面见苏丹，但遭到了拒绝。于是，军队和乌理玛就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面见他的母亲苏丹皇太后。由于苏丹的宠臣从中作梗，苏丹皇太后此时已经被逐出了大萨拉基里奥宫，而且随时可能被放逐。她戴着黑色的面纱和头巾，在两名黑宦官的陪同下接见了这个代表团。代表团告诉她，他们打算废黜苏丹，让她7岁的孙子穆罕默德取而代之。他们告诉她说，大穆夫提已经发布了一道费特瓦[7]，承认了此举的合法性。

由于苏丹皇太后徒劳地劝说易卜拉欣苏丹纠正自己的行为，她与苏丹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不过，她此时还是为他求情，坚称他是受了居心叵测的臣僚的蛊惑。她恳求军队保全他的帝位，让乌理玛和新任的大维齐尔出任他的监护人。安纳托利亚的大法官告诉她说，事态已经不可收拾，必须做个了断。他说，她自己肯定也已经发现，苏丹已经听不进理智的建议。卖官鬻爵的现象已经遍布各处；苏丹完全受自己的情绪支配，其行为早已经偏离了合法的道路；皇宫里传出的笛声和铙钹声淹没了阿亚索菲亚清真寺的宣礼声；受苏丹宠信的奴隶统治着整个奥斯曼帝国，市场惨遭洗劫，无辜者枉送性命。

苏丹皇太后接着问道，一个7岁的孩子怎么能坐上苏丹的宝座呢？法官回答说，费特瓦中已经写明了法学家的意见：不管年龄几何，疯子都不能治国；与其如此，还不如让一个有理智的孩子接任，因为他可以任用“睿智的维齐尔，帮助他恢复秩序”。“而一个失去理智的成年君主却只会犯下杀戮、腐败和令人蒙羞的罪行，毁掉他的帝国。”最终，苏丹皇太后回答说：“那便如此。我会把我的孙儿穆罕默德带来，为他裹上头巾。”她的回答获得了热烈的赞许。人们在丰饶门前放置了一个宝座，年轻的皇子由宫廷里的几位阿迦陪伴着登上宝座，接受帝国头面人物的宣誓效忠。为了不让蜂拥的人群吓到这个孩子，每一拨只允许几个人上前觐见苏丹。

接着，就轮到维齐尔和乌理玛处理易卜拉欣了。“我的帕迪沙阿，”鲁米利亚的大法官告诉易卜拉欣，“乌理玛和帝国政要已经做出决定，您必须逊位。”

易卜拉欣喊道：“逆贼！我难道不是你们的帕迪沙阿吗？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大穆夫提大胆地回答他说：“您已经不再是帕迪沙阿了。您的行为践踏了公正和神圣，您给世界带来了毁灭。您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了嬉戏和放荡行径之上，为了您的虚荣挥霍了帝国的财富，还让腐败和暴行遍布世界。”易卜拉欣在激动地辩驳之后，又一次问到自己为何必须退位。他得到的回答是：“您偏离了祖先的道路，已经不配当苏丹了。”

易卜拉欣又怒斥了一番众人的“叛逆行径”，随后只好同意退位。他对他的亲信们说：“这是真主的旨意，已经写在我的额头上了。”接着，他顺从地被送进了大萨拉基里奥宫内的监狱。

此时，他的最终命运依然悬而未决。结果，一支宣布忠于易卜拉欣的西帕希骑兵的叛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惊慌失措的大维齐尔和其他人向大穆夫提寻求一份费特瓦，希望可以获准将易卜拉欣处决。伊斯兰教法有一项原则是：“如果有两位哈里发并存，就杀掉其中的一位。”于是，根据这项原则，大穆夫提给出了简洁的答复：“同意。”大穆夫提和大维齐尔带着两名刽子手来到了易卜拉欣的房间，法官和阿迦们则从窗口往里面看。他们看到易卜拉欣正在读《古兰经》。易卜拉欣认出了首席刽子手，因为他以前经常为自己效命。他大声说道：“难道那些吃我俸禄的人里就没有一个愿意可怜我、保护我吗？这些冷血的家伙是来杀我的，救命！救命！”当刽子手开始对他动手的时候，他开始大声地咒骂，说出亵渎神明的话来。他诅咒土耳其人，说他们对自己的君主不忠，必遭天谴。

就这样，1648年，发生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二次弑君事件。他们也第二次把一个孩子推到了苏丹的宝座上。这次危机展现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事实证明，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奥斯曼帝国的政府部门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平衡、制约君主个人的缺点，从而维系帝国的基本架构。以乌理玛为代表的伊斯兰宗教组织，则以宗教的名义提供了决定性的司法权威，废黜了堕落失德的苏丹。为了保证帝国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统治阶层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帝国的统治阶层及时地完成了演化，形成了第一个由杰出的大维齐尔组成的“王朝”，构成了维系帝国的新兴力量。这些大维齐尔都来自同一个家族：科普鲁律家族（Köprülüs）。在年轻的苏丹成长过程中和长大成人之后，他们都将辅佐苏丹的统治。凭借这个家族出众的治国能力，开明的官僚政府有效地修正了苏丹的专制统治。

就这样，宗教和世俗这两大基本的统治体系渐渐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奥斯曼帝国的内部稳定。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帝国也没有受到来自欧洲的外部威胁。在17世纪后半叶，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态势得到了遏制，帝国得以重新进入一个相对强盛、繁荣的阶段。

[1] 指艾哈迈德一世。

[2] 此人也被称作凯曼凯什·卡拉·穆斯塔法（Kemankeş Kara Mustafa），以区分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其他的卡拉·穆斯塔法。他曾经在穆拉德四世至易卜拉欣苏丹在位期间出任大维齐尔。

[3] 苏丹扎德的称号意味着他与奥斯曼帝国皇室有着血缘关系。

[4] 即亚速海。

[5] 今称雷西姆农（Rethymno）。

[6] 今称伊拉克利翁（Heraklion）。

[7] 即根据伊斯兰教法提供的法律意见。

第二十一章

自从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伟大的苏丹苏莱曼去世，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在本土，这是动荡不安的一个世纪；在欧洲，奥斯曼帝国也停下了征服的脚步，但帝国同时也并没受到敌人反攻的威胁。先是反宗教改革运动，接着又是三十年战争，欧洲在宗教和政治层面都处于分裂状态。忙于内部斗争的欧洲还试图向土耳其人寻求海上或陆上的军事援助，但土耳其人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提供这种援助。对奥斯曼帝国而言，这是一个调整与基督教国家关系的时期。1606年，出现了标志着这一趋势的第一个信号：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边境上的中立地带签署了《吉托瓦托洛克和约》（Treaty of Zsitvatörök）。

以往，作为觊觎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的君主，苏丹在签署（如果不说是“强加”给对方的话）此类和约时，往往都会限定一个有效期。而且，在表面上，苏丹从来都不会主动提出议和，总要摆出勉强恩准敌人的苦苦哀求的姿态，让敌方派出使团到伊斯坦布尔来协商和约。在以往与基督教皇帝的和约中，总会出现这样的字样：“蒙常胜之苏丹恩准，与常败之异教维也纳国王和议。”以前，苏丹总是带有挑衅意味地将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贬低为“西班牙国王（要么就是维也纳国王）”；但这一次苏丹屈尊遵从了欧洲通常的外交规则，平等地称呼对方为“皇帝”。奥地利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以往支付给苏丹的岁贡也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笔一次性的贡金，后来又改为每三年一次通过双方大使交换自选品类的礼物，礼物的价值也由双方提前约定。

与以往持续时间短暂的停战协议不同，这一和约的有效期限经双方协商定为20年，而实际上则一直延续了50年。从领土方面来看，土耳其人在这一和约中吃了一点点亏，但他们保住了边境地区的诸座城堡——埃尔劳、格兰和考尼绍（Kanischa）。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匈牙利领土也得以保留，并且组建了两个新的行省；但土耳其人并没有能够得到以往向奥斯曼帝国纳贡的那部分匈牙利领土。此外，统治特兰西瓦尼亚的大公也参与了这次和谈，他的领地获得了高度的自治权。这一和约开启了东方与西方之间崭新的外交关系，这让奥斯曼帝国军队备感屈辱。这份和约让土耳其人屈服于国际法规定的一般原则和礼节，同时相当于承认了奥斯曼帝国的征服能力是有限度的，而且又公开认可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势。

在此之前，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欧洲总是处于战争的边缘。奥斯曼帝国一直维持着孤立的外交政策，只有哈布斯堡王朝的死敌法国是一个长期的例外。但现在，随着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的到来，奥斯曼帝国打破了它的孤立状态，开始变得乐于接受西方国家的示好，以便从中获得贸易和其他方面的好处。这也给传统的“米利特”体系带来了变化。原本苏丹的子民们隶属于基于种族或宗教信仰形成的社群，这些社群对国家承担一定的义务，以此换取半自治的地位。而现在，外国臣民，尤其是商人，也可以组成“米利特”。根据协议或让步条约中的规定，在本国大使或公使的管辖之下，外国人可以享有治外法权。汤因比教授这样写道：“奥斯曼人看待西方人的贸易殖民地的方式，就如同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的游牧民祖先看待绿洲里生活的异族人的方式一样——他们从对方那里购买自己需要却无法生产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在17世纪及以后的时间里，这些西方人的贸易殖民地将极大地改变奥斯曼帝国从事外交活动的方式和特征。

从1535年开始，与苏莱曼签署了条约的法国人就一直享受着让步条约带来的好处。与那些苏丹可以随意废止的单边协议不同，法国人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的是双边协议，对双方均有约束效力。因此，法国人在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对奥斯曼帝国政府有着他国无可匹敌的外交影响力。

在穆拉德三世在位时的1579年，法国国王亨利三世认为应当加强两国间的关系，于是派了一位比以往派出的特使地位更高的大使来到了伊斯坦布尔。这位热尔米尼男爵（Baron de Germigny）赢得了迪万的信任，确保了土法联盟的延续。土法联盟确认了商贸方面的让步条约，让法国大使在外国使节中获得优先的地位，还确认了法国对耶路撒冷和西奈等圣地以及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徒的保护权。受法国保护的基督徒不包括威尼斯人，但明确说明了包括“热那亚人、英格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加泰罗尼亚人、西西里人和拉古萨人，以及从古至今曾生活在法国的名号和旗帜下的人”。

不过，热尔米尼男爵也清楚地意识到，“从伟大的阁下和他的帕夏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们想要无差别地接受所有可能的友谊和盟友关系”。外国使节在政治层面之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在这个腐败成风的时代，不论是维齐尔、皇宫和军队里的官员，还是苏丹在后宫和其他地方的宠妃宠臣，都把前来示好的外国使节视作重要的收入来源。在续签了对法国的让步条约后不到两年，苏丹就定下了这样的原则：“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大门向所有前来寻求庇护的人敞开。”

苏丹之所以定下这条原则，是因为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希望她的子民可以获得在帝国境内航行和通商的自由，且英格兰的船只可以挂着本国旗帜出航，而不用像以前那样必须挂着法国国旗。英格兰商人在地中海发展贸易的进展十分迟缓。在16世纪早期，凭借威尼斯人的帮助，英格兰商人进入了地中海东部海域。但是，土耳其人海上力量的崛起和奥斯曼私掠舰队的猖獗行径让英格兰商人失去了在这一地区进行商业冒险的兴趣，英格兰与黎凡特地区之间的贸易活动也逐渐停歇。另一方面，随着葡萄牙人开辟出好望角商路，英格兰商人转而开始与尼德兰合作。尼德兰的安特卫普（Antwerp）港逐渐取代了威尼斯，成了东方商品的货仓。但是，这条路线在16世纪后半叶因尼德兰叛乱而切断了。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女王的头号死敌——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又征服了葡萄牙，葡萄牙人宝贵的东方航线很可能就要落入西班牙人的手中。

除此之外，从政治层面上看，随着英格兰对西班牙的敌意日渐加深，与土耳其人联手抑制西班牙在地中海上的霸权就越发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与从前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不同，伊丽莎白女王并不是一位心甘情愿与异教徒结盟的君主。但是，即将与异教徒结盟的伊丽莎白女王却将穆拉德三世苏丹说成是“在妄称基督之名的偶像崇拜者，尤其是他们的头子西班牙国王面前，捍卫正信的、不可征服而强悍有力的守护者”。因此，伊丽莎白女王之所以同意把大使派到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人谈判，不仅出于贸易因素，也出于政治考量。

迈出第一步的是伦敦的两位贸易大亨——爱德华·奥斯本爵士（Sir Edward Osborne）和他的同僚理查德·斯泰普（Richard Staper）。这两位见多识广的商人意识到了恢复与黎凡特地区的贸易将带来怎样的收益。1575年，他们派了两位中间人到伊斯坦布尔去，其中一人在伊斯坦布尔待了18个月，从苏丹那里为奥斯本的代理人威廉·哈本（William Harborne）取得了在苏丹的国境内自由通行的许可证。于是，1578年夏天，日后将成为英格兰驻奥斯曼帝国第一位大使的哈本启程前往伊斯坦布尔。他先通过海路到达汉堡，再经过波兰从陆路抵达伊斯坦布尔。

事实证明，哈本颇有一些外交技巧和手腕。尽管受到了法国人的阻挠，哈本还是很快从奥斯曼帝国政府那里取得了承诺，允许英格兰商人在帝国境内自由经商。这一承诺经由穆拉德三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几次通信获得了确认，并在1580年正式写入两国之间的协议。通过这份协议，英格兰获得了法国人在让步条约中取得的同等权益。穆拉德三世在一开始写给英格兰君主的信中，用谄媚的口吻称呼她为“最著名的伊丽莎白、最圣洁的女王、耶稣最伟大的崇拜者的宗主……永享喜悦和光荣的伟大的英格兰女主人和传人”。他告诉她，自己已经颁布谕旨，确保“自英格兰经海路而来……合法进入帝国疆域者，必可平安归国，不受任何人骚扰侵害”。英格兰人可以与“我们的常客和盟友法国人、威尼斯人、波兰人、德意志国王及其他邻邦人民一样”，享受同等的自由，“并可与其他基督徒一样，不受阻挠地从事各类商品贸易”。

在最终协议中还特别规定，如果有英格兰人被捕入狱，应当立即释放；除“法定过路费和关税之外”，英格兰人也不需要交纳任何人头税；英格兰人可以委任领事，由领事裁决其本国人的内部纠纷；只要按购买价赎人，被掳为奴隶的英格兰人就可以获得自由；遭遇风暴或海难时，奥斯曼帝国的水手有责任搭救英格兰船只；英格兰船员购买食品补给时不得受到妨碍。如果奥斯曼帝国的政府机关能够认可并严格执行这些具体的要求，那么这些可谓是慷慨的优惠。但这一点还有待日后观察。哈本回到英格兰，向女王的大臣和雇用他的商人汇报了进展。

与英格兰人达成的协议立即惹恼了法国人，因为这违背了奥斯曼帝国与法国达成的准垄断性的协议——所有获准在奥斯曼帝国水域经商的船只，包括英格兰的船只，都必须悬挂法国国旗。在哈本启程回国之后，法国大使热尔米尼男爵费尽心机地游说苏丹穆拉德三世和他的大臣们，希望可以废除奥斯曼帝国许诺给哈本的让步条款，但他努力的结果只是暂时延缓了协议的生效。由于与波斯的战争造成了武器和军需品的短缺，此时的土耳其人急需从西方获得这些物资。但对于这种需求，热尔米尼男爵却给出了否定的回应，因为内战[1]让法国也陷入了类似的物资短缺之中。而英格兰相反却可以向土耳其人供应铁、钢、锡、黄铜等生产武器的原材料。其中有些原材料甚至来自毁坏的天主教偶像，而这也很讨反对偶像崇拜的穆斯林的欢心。除此之外，苏丹还将伊丽莎白女王视作共同对抗西班牙的潜在盟友。

回到英格兰之后，哈本的事业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手下的重臣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和他的外交事务代表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的大力支持。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预见到法国和威尼斯可能会通过外交乃至军事手段加以阻挠，但他认为与土耳其人的贸易将推动英格兰商船队的发展，并造福于海军。最终，在哈本取得的成果之上，奥斯本一干人等获得了英格兰官方的认可，特许他们向土耳其人申请成立一家公司，并给予这家公司垄断英格兰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贸易活动的权利。尽管法国人动用了种种阴谋诡计，奥斯曼帝国政府还是在1581年9月批准了这一申请，有效期七年，并且可以续约。就这样，“土耳其商人公司”——黎凡特公司成立了。

先前，土耳其人对正式批准与哈本草签的协议一事有所犹豫，部分原因在于哈本本人没有正式官职。现在，经过女王和黎凡特公司之间的协商，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已经支付了哈本第一次前往伊斯坦布尔的费用，现在则愿意任命他作为自己在苏丹那里的大使。不过，此时的英格兰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在奥斯曼帝国政府长期派驻外交使团——包括负责管理当地的英格兰商人社群的大使馆和若干位领事，以及一位享有足够大权力和威望的大使，能够确保奥斯曼帝国政府当局切实保护英格兰商人和他们的货物。因此，有人主张使团的开销应当由黎凡特公司承担，这项主张最终获得了通过。就这样，1582年11月，威廉·哈本被任命为英格兰驻苏丹宫廷的首位大使。他身兼两重职务：一方面作为王家代表，要承担外交职责；另一方面作为商业代表，要为资助他的黎凡特公司负责。

于是，哈本又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这次他走的是海路，搭乘的是“一艘名叫‘伦敦的苏珊’的高大船只”，船只抵达后由桨帆船领入海港。当大使登陆时，岸上礼炮齐放，鼓号齐鸣，一片喜悦的景象，还有一队骑兵来迎接他。这一天恰好是圣周五，城中的基督徒正在举行神圣的仪式，“吟唱着适合纪念耶稣受难的歌曲”。敌对的威尼斯大使汇报说，“就连对他毫无敬意的土耳其人也称他为路德的信徒”，而且哈本还拒绝参加威尼斯大使当晚设下的“丰盛的肉食宴”。哈本先是给各位帕夏分发了适当的礼物，接着又带着礼物和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封信在桨帆船上获得了乌鲁奇·阿里的接见。不过，他并没有能够从这位老海盗那里得到太多的支持。后来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也是如此，他带去了“许多坛子白银”，但是没有得到什么回报。

接着，哈本一行人在苏丹的宫殿里享用了150道菜的盛宴，还有“加了糖和香料的玫瑰色的水”可供饮用。最后，哈本带着一名捧着礼物的随从，走过铺着金线织物的地面，受到了身穿银线织物的穆拉德三世苏丹的公开接见。他献上的礼物包括“三条披着红色外衣的良种獒犬、三条西班牙猎犬、两条寻血猎犬、一条普通猎犬、两条灰猎犬和两条穿着丝绸外衣的小狗”。最珍贵的礼物当属价值“500英镑”、装饰华丽、镶嵌宝石、顶上还有一座城堡的银质钟表。

热尔米尼男爵瞧不起哈本，称他“不过是个从商人那儿拿薪水的家伙”。男爵在此次官方欢迎仪式上激烈地表示了抗议，还威胁说，如果英格兰船只获准挂着本国的旗帜航行，那么法土联盟就会破裂。威尼斯大使莫罗西尼（Morosini）[2]则向大维齐尔行贿，并且试图让他相信，如果英格兰商人获准到奥斯曼帝国境内经商，帝国海关的收入就会减少。哈本在报告中写道：“法国人和威尼斯人竭尽全力地阻挠，但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大维齐尔不容置疑地告诉热尔米尼男爵，“你的吵闹毫无理由”，并且再次强调说，奥斯曼帝国政府欢迎所有寻求和平的人。

哈本出色地应对了他的职务带来的挑战。他有一种冷静、顽强的个性，与热尔米尼男爵易于冲动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很快，他不仅重新启动了被搁置的让步协议，还在海关税率上取得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他的对手则因此吃了亏。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总是乐于宣扬祖国的伟大之处。他的对手在大维齐尔面前诋毁他，说他不过是个商人。大维齐尔则说，“他是一名伟大的贵族，比这里的任何人都更伟大”，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应当对他的个人身份说三道四，只需要知道他的女主人——女王有多伟大就够了”。

实际上，英格兰比法国取得了更大的优势，因为英格兰的让步协议里只规定了它所享有的贸易特权，而法国人却还要负责保护所有的基督徒和教堂。有一次，在大穆夫提的怂恿下，苏丹穆拉德三世涌起了一阵宗教热忱，打算对付基督徒，还威胁说要把伊斯坦布尔所有的教堂都变成清真寺。热尔米尼男爵的抗议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的慷慨献金打消了苏丹的这一念头，但还是有三座位于加拉塔的教堂被关闭了，直到基督徒们四处打点之后才获准重新开放。等到萨瓦里·德兰可思慕（Savary de Lancosme）接替了热尔米尼男爵的职务，这位新来的大使又在主教堂惹出了一场争端——他擅自占用了留给钦差的重要座位。于是，大维齐尔下令再度关闭了这座教堂，“除非兰可思慕先生不再做蠢事”，否则就不再开放。法国人就这样一点点丢掉了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而被英格兰人夺了过去。当哈本得知兰可思慕在搞一些针对英格兰人的阴谋诡计时，他冷静而自信地说道：“我认为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把我怎样。”

不过，对于英法这两个欧洲国家来说，它们在奥斯曼帝国身上得到的利益更多的只是经济层面的，而非政治层面的。它们很快就清楚地看到，以奥斯曼帝国残存的海军力量，它根本就不愿意参与到任何战事之中，无论这些战事是否事关法国或英格兰的政治利益。腓力国王一度在大西洋的诸港口大肆造舰，显然是在准备派一支强大的西班牙舰队去入侵英格兰。哈本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请求海上支援，哪怕只是袭扰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牵制一下西班牙的注意力也好，但奥斯曼帝国政府却礼貌而坚决地无视了他的请求。在西班牙无敌舰队启程前不久，哈本结束了他的任期，动身离开伊斯坦布尔返回英格兰。出于稳妥考虑，他避开了直布罗陀海峡，改为经陆路旅行。而就在西班牙无敌舰队出动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也普遍认为英格兰必将败北。结果，1588年，土耳其人得到了西班牙人战败的消息。起初，他们还不敢相信。不久之后，土耳其人确认了这个消息，因为堪与巴巴利海盗相匹敌的英格兰武装私掠船出现了。它们打着经商的旗号，不加区分地劫掠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商船队。英格兰大使无力约束它们的行为，只好央求伦敦出面干预。

法国也来向土耳其人寻求支持，希望他们帮助即位成为法国国王的胡格诺派教徒纳瓦拉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即亨利四世）。与亨利四世为敌的是以吉斯家族（Guises）为代表的法国天主教徒，这一派获得了西班牙国王腓力的支持。苏丹穆拉德三世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和亨利四世国王，告诉他们土耳其人将与他们联手对付西班牙人。

于是，人们开始希望奥斯曼舰队可以与英格兰和法国联手，共同对付“偶像崇拜的”西班牙人的威胁。哈本的继任者爱德华·巴顿（Edward Barton）将这个方案汇报给了女王的大臣们。但是，不知是出于苏丹的悭吝还是他的国库真的没钱，土耳其人并未真的组建一支远征舰队。

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苏丹即位。伊丽莎白女王依旧希望可以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共同对付她的天主教敌人。于是，她为新苏丹准备了一船的礼物，其中包括一些羊毛制品和成捆的其他织物。这让威尼斯人大感不安，生怕英格兰人的货物会挤占他们的市场。他们恶毒地宣称英格兰人送来的织品都在路上发霉了。不过，最为重要的礼物是一架独具匠心、结构复杂的自鸣琴。设计制造这架自鸣琴的托马斯·达勒姆（Thomas Dallam）以技艺精湛著称，他亲自将琴运到了伊斯坦布尔。自鸣琴的演奏和琴上旋转的一群人造的乌鸫和画眉鸟让苏丹赞叹不已，特别是那群鸟儿还会在音乐结束时一边拍翅膀一边歌唱。

尤为让穆罕默德三世惊叹的是武装精良的英格兰海军军舰“赫克托耳号”，正是这艘军舰将达勒姆和他的琴运来的。苏丹身边的随从评论道，他们“从未见过哪位基督教王公的军事力量曾让他这么高兴”。停靠在金角湾的“赫克托耳号”允许人群自由参观，让人们好奇不已。威尼斯大使担心这一展示会“让土耳其人大开眼界，从而对基督教世界构成损害”。但其实并没有必要担忧，因为土耳其人什么也没有学到。正如托马斯·罗爵士后来所说的那样，奥斯曼帝国政府“已然在桨帆船中衰朽”。到乌鲁奇·阿里死后的16世纪末期，奥斯曼海军既没有能力威胁敌人，也没有能力帮助盟友。奥斯曼人并没有善加利用勒班陀海战后复苏的海军，其武器装备也渐渐变得不堪使用。奥斯曼帝国的海上力量曾经雄霸一时，但正如人们所说：“与西班牙的战争并没有摧毁它，与西班牙的和平却摧毁了它。”

亨利四世召回了亲天主教的兰可思慕，用更难对付的萨瓦里·德布勒维（Savary de Brèves）取代了他。在此之后，在奥斯曼帝国朝廷上的英法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德布勒维扩大了法国在商业和政治等层面上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而不惜损害法国国王的盟友英格兰人的利益。巴顿的继任者亨利·莱洛（Henry Lello）曾这样抱怨道：“法国大使到处行贿，还收着教皇的钱，到处不遗余力地破坏我的计划。”英法两国的使团之间仇恨已极。一年冬天，威尼斯大使曾这样汇报道：“昨天晚上，因为一场雪球大战，法国和英格兰的使团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有好几个人受了重伤。要不是夜幕降临，局势还会进一步恶化，因为就连双方大使本人也参与了进去。”

英法两国先是在穆罕默德三世继续在匈牙利开战一事上起了冲突（此时尚未签署《吉托瓦托洛克和约》）。德布勒维在此事中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他的主子亨利四世一直有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野心，他曾说：“天主教联盟让我成了国王，没准儿土耳其人会让我变成皇帝呢。”由于此时的奥地利十分软弱，如果土耳其人能够击败匈牙利，那么就可以为亨利四世的野心铺平道路。而伊丽莎白女王认为这场陆上战争毫无意义，因此试图让双方讲和。经济领域是英法之间最主要的争夺点，而德布勒维一直试图阻止奥斯曼帝国与英格兰续签让步条约。

结果，此事又把荷兰人——此时已经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的低地联省共和国——卷了进来。荷兰商人也加入了在奥斯曼帝国海域的贸易，开始与英格兰和法国商人竞争。英格兰曾经支持荷兰人的独立斗争，因此与荷兰人联系紧密，希望荷兰商人能够在英格兰的保护下经商。法国人则认为荷兰人依然是西班牙的臣民，认为他们应当在法国国旗的保护下经商。1601年，大维齐尔在做出许多新的让步之后续签了与英格兰的让步条约，并且要求荷兰商人航行时必须悬挂伊丽莎白女王的旗帜。

1612年，联省共和国也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了让步条约，条约内容与英格兰和法国的近似，但仅限于贸易领域。他们利用这一条约将烟草引入了奥斯曼帝国，全然不顾穆夫提激烈而徒劳的反对。土耳其人十分喜欢烟草，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烟斗就几乎成了土耳其的国家象征。算上在苏莱曼统治时期引进的咖啡，再加上鸦片和酒，此时的土耳其人已经可以享用到这四样东西——诗人将它们形容为“欢愉之沙发上的四个靠枕”和“享乐世界的四大元素”。但是，在严格的伊斯兰法学家看来，它们是“放荡之帐的四个基座”和“恶魔的四名仆人”。

就这样，在苏莱曼的时代结束之后，奥斯曼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既深深受到英格兰的影响，同时也会被英法之间的敌意所左右。

[1] 指16世纪法国发生的八次宗教战争，也称作胡格诺战争。

[2] 指詹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Gianfrancesco Morosini），他于1582—1585年期间出任威尼斯驻伊斯坦布尔大使。

第二十二章

1648年，易卜拉欣苏丹遭处决，他年幼的儿子穆罕默德四世即位。但国家的复苏没有立刻到来。在穆罕默德四世统治的前八年，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之间的派系斗争导致内乱不断，双方各有一位苏丹皇太后做靠山：一位是穆罕默德四世的母亲图尔汗（Turhan）；另一位则是他的那位曾经大权在握的祖母柯塞姆，但不久之后她被对手设计杀害了。与此同时，对外战争的形势出现了逆转，还有新的威胁涌现出来。奥斯曼帝国对克里特岛旷日持久的战争空前清楚地证明了一点：土耳其人已经不再拥有掌控海洋的能力了。从17世纪中叶开始，制海权逐渐落入了威尼斯人手中，而马耳他和托斯卡纳的私掠船也在地中海横行无阻。巴巴利海盗则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土耳其人已经无法保护自己的海上航线，甚至保护不了自己的海岸。

土耳其人刚刚在克里特岛的干尼亚登陆时，威尼斯人就封锁了海峡、爱琴海沿岸和摩里亚的港口。接着，在达达尼尔海峡爆发了一场大战，威尼斯人击败并摧毁了为长期围困干地亚而向克里特岛运送补给品和援军的奥斯曼舰队；威尼斯人继而又夺取了扼守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特内多斯岛（Tenedos）和利姆诺斯岛（Lemnos）。在土耳其人看来，这次海上失利堪比勒班陀之败。威尼斯人加强了对海峡的封锁，使得帝国首都得不到补给。伊斯坦布尔食品价格飞涨，人们普遍感到不满，而且十分担心都城本身会遭到敌人的进攻。

直到这个时候，苏丹的母亲——苏丹皇太后图尔汗才秘密召见了一个既有地位又有能力的非凡人物来为国效命，以应对这次危机，重振朝纲。此人名叫科普鲁律·穆罕默德（Köprülüs Mehmed），被她委任为大维齐尔。他是个出身卑微的阿尔巴尼亚人，其先祖定居在安纳托利亚北部的小镇科普鲁（Köprü，意为“桥梁”）。科普鲁律最初只是在苏丹的厨房里打下手，后来升任厨师，之后又获得了官职，继而出任过好几个行省的总督。他此时已经81岁，有不少年纪更轻的对头说他已经是个老糊涂了。科普鲁律明确提出了几个条件，方才同意出任大维齐尔：他的行动必须无条件得到批准；无论官职大小，他享有绝对的人事任免自由；任何维齐尔、官员或宠臣都不得妨碍他的权威；所有汇报到宫廷的报告他必须经手；他必须得到苏丹完全的信任，确保苏丹驳回一切针对他的诽谤。简而言之，他要求获得此前只有苏丹拥有过的绝对权力。苏丹皇太后代表她的儿子，对至高无上的神起誓答应他的全部要求。科普鲁律从大穆夫提那里得到了一份费特瓦，提前认可了他的所有行动。苏丹履行了母亲的诺言，亲自接见了他，并且提名他为大维齐尔。在这八年中，他已经是第11位获得提名的大维齐尔了。科普鲁律获得任命之后，在阿尔巴尼亚（他的家乡）和保加利亚有越来越多的信仰基督教的巴尔干山区部落成员皈依了伊斯兰教，应征入伍。他们为军队和政府机构带来了新的活力，也提高了这些组织对苏丹的忠诚度。

穆罕默德四世苏丹接受了改革派的建议，默不作声地将帝国政府交给科普鲁律管理，后来又交给了科普鲁律的儿子艾哈迈德，让他接替其父的职责。穆罕默德四世本人对执政不感兴趣，但始终含蓄地支持这对父子，帮助他们压制一切阴谋诡计和争权对手。在随后的20年和17世纪末期的大约20年时间中（这两段时期之间有一段不幸的权力真空期），这个家族以其出众的智慧和执政能力，为奥斯曼帝国带来了强有力的官僚统治；而在此之前，除了帝国皇室之外，整个国家一直在和权力结构的世袭原则划清界限。从17世纪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开始，帝国政府的实际核心就不再是苏丹的皇宫，而是位于皇宫大门[即赋予奥斯曼帝国政府“高门”这一代称的大门，土耳其语称其为“巴布—伊·阿里”（Bab-i Ali）]处的大维齐尔官邸。

科普鲁律·穆罕默德经验丰富，十分了解政府机器及其缺陷。他行动起来十分活跃，是个少说多做的实干家，同时也是个意志坚定的独裁者。他在自己的“统治”刚刚开始时，就先裁撤了一批高官，改派其他人选。他决心不计一切代价消除动荡、腐败和无能等现象，对可能危害帝国安全和福祉的现象明察秋毫、冷酷无情。据说，在他执政的五年时间里，他一共下令处决了3.5万名违法者。他的主行刑官号称亲手绞死过4 000名有名有姓的头面人物。

科普鲁律做这些事时并没有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他不像以前的穆拉德四世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残忍行事。无论他对付的是官员、军人、法官还是宗教人士，他都经过了精明的计算才施展铁腕，同时还用他冷静的头脑去甄别哪里可能隐藏着会威胁到他和国家权威的危险。他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政府机器，严格执行法律，将政府打造成纯粹执行君主意志的有效工具。他的目标是复兴一息尚存的奥斯曼帝国，不仅为其恢复内部的稳定，更要重铸其外部的威望和权力。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科普鲁律决心让军队恢复纪律和骄傲，让军队把精力从在国内制造棘手的派系斗争，转向在国外延续奥斯曼帝国扩张征服的传统。他迅速解除了威尼斯人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锁，夺回了特内多斯岛和利姆诺斯岛；他重振奥斯曼舰队，重塑舰队的信心，在海峡入口处兴建了两座永久性的要塞，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土耳其人对爱琴海各港口和岛屿的支配权，从而打通了到克里特岛的交通和补给线。尽管奥斯曼海军未能重新控制地中海，但起码对威尼斯的战争局势有了改善，对干地亚的围攻也得以恢复，未再中断。

在小亚细亚，穆罕默德镇压了阿巴扎（Abaza）的叛乱，将此人和另外30名叛军的头颅送到首都示众。在黑海对岸，科普鲁律在顿河和第聂伯河（Dnieper）上兴建了城堡，加强针对哥萨克人的防御。他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对特兰西瓦尼亚的远征，在那里新成立了一个行省以加强奥斯曼帝国对该地区的控制，也为日后他的继任者向匈牙利和奥地利发动进攻铺平了道路。

1661年，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在“统治”了五年之后寿终正寝。按照他的主人的要求，其大维齐尔的职位传给了他26岁的儿子艾哈迈德。这位科普鲁律二世将以政治家的姿态再统治帝国15年。临终前，科普鲁律·穆罕默德留给时年20岁的穆罕默德四世苏丹四条行事原则：永远不要听信女人的建议；永远不要让某个臣下太过富有；永远保持国库充盈；永远骑在马背上，不能让军队无所事事。

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确花了很多时间在马背上，只不过他不是去参与严酷的战争，而是去享受追逐的乐趣。他在孩提时没受过太多教育，很早就对各种游戏产生了兴趣，后来更是被人们称作“非凡的猎手”。英国驻土耳其的外交人员、历史学家保罗·里考特（Paul Rycaut）写道：“从来没有哪位王公贵族这么痴迷于打猎……他一刻也闲不住，总是骑在马背上在田野里驰骋。”他在阿德里安堡一带和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从事他的打猎“战役”，让他的子民深受其累。有一次，他征发了来自15个地区的三四万名农民，“让他们到森林里去驱赶动物，一干就是三四天……好把那些猎物和野兽都驱赶进一个圆形区域；到打猎那天，伟大的阁下就用猎犬、火枪或其他手段把这些被喧嚣声吵得不知所措的动物杀掉”。为了养活苏丹的这支“军队”，农村各个地区还要额外缴纳赋税。被苏丹征来干活的人工作十分艰苦，出现伤亡也并不罕见。有的人要在森林里忍受异常漫长的冬夜，“许多人为帝王的消遣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有时候，苏丹本人的随从们也并不热衷于他们主子的马上活动，往往开始思念起萨拉基里奥宫里的轻松日子；他们“认为，眷恋温柔乡的前任苏丹可比他那时常异想天开永不停歇的儿子好伺候多了”。在冬季的一天，随从们向苏丹暗示是时候启程返回阿德里安堡了。出乎意料的是，苏丹竟然同意了，随后命令他们跟着自己一连骑行了20个小时，中间都没下过一次马。为了打猎，穆罕默德苏丹从国外（通常是俄罗斯）引进了血统优良的猎犬和猎鹰。他那些更为杰出的先祖们曾经立下赫赫战功，被写入诗歌永久传颂；他在猎场上的英勇表现也被写进了诗歌。他会亲笔记录打猎的经历，他每次杀死一头野兽，都会留下精确详尽的记录。

此时，科普鲁律·艾哈迈德已经开始沿着多瑙河上溯，接连不断地发动大型的战役了，但这些战事很少能吸引穆罕默德的参与。大维齐尔在打仗，苏丹却在打猎。科普鲁律·艾哈迈德发动第一场大型的战役是在1663年夏天。苏丹亲率大军行进到阿德里安堡，但随后就把先知神圣的旌旗交给了科普鲁律，离开了大军前去打猎。艾哈迈德带到贝尔格莱德的部队是自苏莱曼时代之后规模最大、军容最为壮观的一支军队。他们打了一场值得铭记的战役，瓦拉几亚和罗马尼亚的基督教附庸国匈牙利农民，都把土耳其人视作解放者，纷纷前来帮助土耳其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暴政。

渡过多瑙河之后，艾哈迈德的大军很快就占领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抵达德拉瓦河之后，他要求敌人像苏莱曼时代一样支付贡品，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继续进军布达，接着又转向西北方向，夺取了至关重要的诺伊霍伊塞尔（Neuhäusel）要塞。这场战斗打了奥地利人一个措手不及，是奥斯曼帝国自将近70年前的迈泽凯赖斯泰什战役后在欧洲取得的最重要的胜利。尽管这场胜利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成功的劫掠式突袭，但鼓舞了科普鲁律·艾哈迈德，让他“开始梦想着夺取维也纳，建立比苏莱曼大帝更伟大的功勋”。

在贝尔格莱德越冬之后，科普鲁律在第二年继续向西进军。鞑靼部落的非正规军在前方开道，像苏莱曼时期的阿金基骑兵一样沿途大肆破坏，散布恐慌。科普鲁律决心占领到维也纳途中遇到的所有要塞。在取得了一些成功之后，他的大军抵达了靠近匈牙利和奥地利边界线的一个重要据点：拉布河（Raab）上的克尔门德（Körmend）。沃什瓦尔（Vasvar）的奥地利人觉察到了这一威胁，于是遣使求和，原则上得到了同意。还没等和约正式生效，艾哈迈德就继续率军前进，意欲渡过拉布河。但是，在圣戈特哈德修道院（Convent of St. Gothard）附近地区，他遭到了奥地利军队精心部署的激烈抵抗。这支守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但在武器装备上占优势，战术和技巧也运用得更加纯熟。艾哈迈德在此遭遇了一次迅速而耻辱的失败。

科普鲁律·艾哈迈德自信满满地先调遣了一半的部队渡河，他本人则跟着另外一半部队留在后方，打算第二天早上渡河。结果，夜里突发暴风雨和洪水，导致他次日早晨无法渡河。不过，他还是自信满满地派遣信使去苏丹那里，告诉他大军已经顺利过河，伊斯坦布尔城中也因此过早地开始了庆祝活动。可是，先头部队在首战告捷之后，遭遇了一场失败。奥地利骑兵冲乱了土耳其人的阵线，把数以千计的人赶进了河水之中。“当日的光荣属于基督徒。”

在1664年的圣戈特哈德，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争斗发生了不幸的逆转——土耳其人第一次在会战中败给了欧洲的基督教军队，打破了自1526年摩哈赤战役以来土耳其人连战连捷（包括70年后的迈泽凯赖斯泰什战役）的纪录。在三十年战争中，欧洲军队在组织、训练、装备、战术和专权领导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一役中第一次让土耳其人领教了一下。尽管科普鲁律在战争初期取得了成功，且奥斯曼人有着从16世纪延续而来的乐观情绪，但他们没能跟上17世纪军事发展的脚步。与西方军队相比，执着于传统战争方式的奥斯曼军队逐渐落伍了。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这种苦头，但不是最后一次。

在圣戈特哈德，奥地利军队得到了一支法国军队的支援。此时的法国在军事技术方面比任何欧洲国家都更出色。这支法军是被路易十四（Louis XIV）派来支援教皇主导的神圣同盟的。尽管法国人原则上与土耳其人保有联盟关系，但自从第一位科普鲁律——科普鲁律·穆罕默德执政以来，法国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关系就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法国大使看不起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对他十分轻慢，结果对法国的让步条约被中止了。当科普鲁律·艾哈迈德在战场上看到下巴和脸颊刮得干干净净、头上还戴着假发的法军迈着步子前进时，他轻蔑地问道：“这些小女孩是谁？”可是，他们面对着穆斯林军队“安拉！”的呼喊声，高声呼喊着“Allons! Allons! Tue! Tue!”（“冲啊，冲啊！杀啊，杀啊！”）冲到土耳其人面前将他们砍翻在地，在近卫军中间大肆砍杀。后来，近卫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记得法国人的叫喊声，自己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也会加以模仿；他们还会谈起法军的统帅——人称“弗拉迪”（Fouladi，铁人）的弗亚德公爵（Duc de la Feuillade）。

不过，奥地利人在战斗中的损失也很惨重。战役结束后还不到十天，他们就打算与大维齐尔确认草签的和约条款了。双方签署了《沃什瓦尔条约》，其内容实际上延续了《吉托瓦托洛克和约》。尽管奥地利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这份和约却令人惊异地有利于奥斯曼帝国一方。帝国得以保留包括诺伊霍伊塞尔在内的几处新近征服的要地；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都要撤出特兰西瓦尼亚，奥斯曼帝国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附庸奥保菲（Apafi）大公获得了承认，但需要向奥地利支付贡金。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范围并没有向东方扩展，仍然只控制着匈牙利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到了这个时候，科普鲁律·艾哈迈德还扩张了苏丹的领土，凭借高超的外交手段赢回了他在战场上丢掉的东西。他胜利回到伊斯坦布尔，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

科普鲁律·艾哈迈德接下来的任务是征服防御较弱的克里特岛，终结那里持续了25年、一直在消耗帝国力量的战争。1666年，他率领一支规模庞大的援军抵达了克里特岛，在岛上一待就是三年。一名来自克里特岛的奴隶女孩此时成了穆罕默德苏丹最得宠也最具影响力的妃子。她热切地支持科普鲁律的事业，帮助他维护其在苏丹心目中的威望，因此科普鲁律可以安心地离开首都如此之久。就这样，对干地亚的第三次围攻开始了，从夏至冬几乎一刻都不停歇。保罗·里考特将干地亚称作“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要塞，使用了这个时代人类智慧所能企及的最高超技艺”。地道和反地道、堑壕和障碍物，工程师的技艺在这里大显身手。曾在罗得岛围攻战中率先运用工程学技艺的土耳其人，依然在这方面拥有卓越的技巧。他们技艺精巧，势不可当，在干地亚城下开凿地道，削弱城防。

在这场战役中，土耳其人拥有了将海军派遣到克里特岛的能力。而威尼斯人则打出又一次十字军远征的旗号，不仅从教皇、其他意大利城邦和哈布斯堡王朝那里得到了援军，还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法国人的秘密援助。被誉为法国骑兵部队之花、参与了圣戈特哈德之战的“小女孩们”，在指挥官弗亚德公爵的带领下，乘着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来到了干地亚。他们不顾威尼斯指挥官莫罗西尼[1]的命令，凭着一股浪漫的英雄主义精神，坚持要求从城中发动一次突袭。他们在举着耶稣受难像的僧侣的带领下，出城杀死了一些土耳其人，随后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不得不选择撤退。第二年，在诺瓦耶公爵（Duc de Noailles）的带领下，一支规模更大的法国军队抵达了干地亚，这一次他们打出的是教皇的旗帜。诺瓦耶公爵坚持要由法国人独力发动一次突袭，拒绝了莫罗西尼的威尼斯部队的支援。在这次突袭失败之后，法国舰队又跟威尼斯船只一同发起了炮击，试图将土耳其人从城下的堑壕中赶出来。结果这一行动也失败了，部分要归咎于一艘法国船只在行动中发生了爆炸。接着，法国人与威尼斯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带着他们的陆军一起起航回国了。

四天之后，莫罗西尼宣称无力继续坚守干地亚，献城投降。对这座城市的围攻过程比特洛伊之围还要漫长。科普鲁律·艾哈迈德开出了十分体面的议和条款，这些条款也得到了忠实地履行。弹尽粮绝的威尼斯守军获准携带一部分火炮离开，克里特人则获得了到别处安家的许可。威尼斯保住了克里特岛上的港口，但岛屿的其他部分变成了土耳其人的领土，构成了奥斯曼帝国在爱琴海南部的天然屏障，使得东地中海变成了土耳其人的内湖。岛上的希腊基督徒将土耳其人视作解放者，因为他们就此摆脱了信奉天主教的西欧统治阶层的压迫；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将皈依伊斯兰教。

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将终结这两场战争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艾哈迈德，一同留给他的还有堪与苏莱曼时代相媲美的军事组织。不过，艾哈迈德不仅仅是一名战士，还是一位颇有水准的政治家。正因如此，他常被土耳其历史学家拿来与苏莱曼的最后一位大维齐尔索科卢相比较——此人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延缓了帝国的衰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艾哈迈德的父亲是个半文盲，却给了他良好的教育和法学训练，并且让他像往代苏丹一样，先后出任了两个行省的总督，帮助他积累了处理公共事务的经验。艾哈迈德继承了其父的能力，却又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残酷。在他感觉政局对科普鲁律家族已经足够安全之后，他就放松了以往的苛政，建立起既人道又公正，同时又相对而言远离腐败的统治。他毫无贪欲，不纳贿赂。据说，给他送礼的人非但不会赢得他的欢心，反而会让他心生反感。

他是一个严格自律的穆斯林，却一点也不狂热。他可以容忍其他人的信仰，保护基督徒和犹太人免受不公正的待遇，还废止了有关修建教堂的禁令。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父亲大为不同。他的父亲曾将信仰异端的谢赫和托钵僧都驱逐出境，还以涉嫌煽动基督徒叛乱的罪名绞死了希腊牧首。科普鲁律·艾哈迈德拥有清晰的判断力，能够一针见血地看到问题的根源。他沉默寡言，心地善良，既举止庄严，又彬彬有礼，态度谦和。在人民心目中，他令人钦佩，言而有信，凭借他的种种优点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喜爱。

在行政领域，艾哈迈德的任务是继续推动其父开启的多项改革，让它们开花结果。他颁布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伊斯兰教法和苏丹法令的执行。由于直属于苏丹的部队已经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国家的动乱之源，他下令削减了这类部队的数量。他减轻了国库的负担，修改了税收和公共秩序体系，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在忙于军政事务的同时，他还不忘资助学者、诗人和历史作家，让他们将自己的胜利和其他英雄事迹写成不朽的篇章。

接下来，科普鲁律·艾哈迈德要完成新的征服。1672年，他把目光投向了黑海的对岸——那里在未来将成为土耳其人厮杀的主战场。他尤其留意乌克兰的局势——那里是俄罗斯和波兰两国争夺的焦点，也留给了土耳其人出手干预的机会。近来，俄国人和波兰人试图瓜分独立而充满活力的哥萨克人的土地。他们瞄上的土地在乌克兰和更南方的地方，靠近布格河（Bug）和第聂伯河流入黑海的入海口。他们希望控制这一地区的哥萨克人，就像俄国沙皇控制了东方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那样。在属于波兰的那部分乌克兰土地上生活的哥萨克人激烈地反抗着他们的宗主国，结果引来了由扬·索别斯基（John Sobieski）统率的波兰军队的镇压。

于是，哥萨克人的头领跑来向苏丹穆罕默德四世求援，许诺将承认奥斯曼帝国为他们的宗主国。他在伊斯坦布尔得到了体面的接见，苏丹穆罕默德按照恰当的礼节授予了他一面双马尾旌旗，任命他为奥斯曼帝国乌克兰行省的桑贾克贝伊。同时，苏丹还命令克里米亚可汗向哥萨克人施以援手。此举招致了波兰国王和俄国沙皇的强烈不满，他们威胁说要联合起来对奥斯曼帝国苏丹发动战争。奥斯曼帝国政府对他们的这一表态也傲慢地表示了不满，大维齐尔本人则把一封亲笔信交给了波兰使节：

哥萨克人，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曾臣服于波兰人。但是，由于再也无法忍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暴行、不公正、压迫和勒索，他们……决定寻求克里米亚可汗的保护。哥萨克人现在获得了站在土耳其人旌旗下的克里米亚可汗的支持……现在，这个国家的居民为了获得自由而向强大的苏丹寻求帮助，你们却又来抢夺这些得到了苏丹庇佑的人，难道不觉得太过放肆了吗？

波兰国王无视了这封信。于是，1672年，苏丹亲率一支奥斯曼大军，途径摩尔达维亚来到了德涅斯特河（Dniester）河畔。他在这里等来了鞑靼人的援军。这一次，苏丹本人亲自参与了战争，即便没有真的统率部队，但总算也是陪同军队一同出征。

渡河之后，土耳其人很快夺取了两座重要的要塞。波兰国王在布恰奇（Buczacs）签署了屈辱的和约，同意将乌克兰的波多里亚行省（Podolia，位于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割让给土耳其人，并且将属于他的那部分乌克兰划归哥萨克人所有。除此之外，他还同意向奥斯曼帝国政府纳贡。索别斯基拒不承认这份和约，又与土耳其人打了三仗，互有胜负。1676年，他最终被土耳其人击败，于是只好在茹拉夫诺（Zurawno）签署了条件比之前更加苛刻的和约。就这样，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暂时扩展到了黑海的西北方向，一边向波兰人施加了压力，一边又阻挠俄国人在乌克兰地区的扩张企图。

科普鲁律·艾哈迈德巧妙地运用了帝国的新资源，取得了这一成就。但是，这一成功十分短暂。这场战役也成了他的最后一场战役。在战争结束后几天，时年42岁的他就因水肿而死，发生水肿的原因是饮用葡萄酒和白兰地过量——这是这位堪称典范的统治者唯一的恶习。

[1] 虽然同属威尼斯望族莫罗西尼家族，但此处的莫罗西尼并非上文中的詹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而是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Francesco Morosini，1619—1694）。

第二十三章

由于科普鲁律·艾哈迈德唯一的儿子还是个婴儿，人们普遍预计并希望由他的弟弟穆斯塔法·扎德（Mustafa Zade）来接替他大维齐尔的职位。如此，在过去20年中内外兼修、重振衰颓国势的科普鲁律家族，就可以延续他们的统治。但令人惋惜的是，科普鲁律家族的统治被中断了。很不走运，穆罕默德四世苏丹此时突然独断专行，行使起他一直被束之高阁的皇权来。他把大维齐尔的职位交给了艾哈迈德的妹夫卡拉·穆斯塔法[1]，此人还刚刚迎娶了苏丹的女儿。这一任命让科普鲁律家族的统治出现了13年的空窗期，给帝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黑穆斯塔法”——卡拉·穆斯塔法的名号来自他黝黑的皮肤。[2]此人自视甚高，野心勃勃，出了名地喜欢炫耀、卖弄。据说，他家里有1 500个小妾，还有数目相当的女奴，光是伺候她们的黑宦官就有700名。他豢养了数不清的马匹、猎犬和猎鹰，以此讨得苏丹的欢心。在成为大维齐尔之后，利欲熏心的卡拉·穆斯塔法巧取豪夺，腐败堕落，肆无忌惮地卖官鬻爵，用让步条约的条款跟外国使节讨价还价；他还明码标价，凡是要面见苏丹的人都得给他钱。

更重要的是，黑穆斯塔法还是个自大狂，梦想成为举世闻名的伟大征服者。他狂热地反对基督教，曾经复述巴耶济德一世的话说，有朝一日要把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变成马厩。他还想夺取维也纳，再发兵莱茵河，与路易十四一战。在他自己看来，虽然自己名义上是代人执政，但实际上就是一个掌控着欧洲大片领土的君主。但是，事实证明，他是一名水平低劣的将领，在战场上犯下一个又一个的错误，大肆挥霍着科普鲁律家族凭借军事才能和增强了的国力为帝国赢得的成果。

在他的指挥之下，奥斯曼帝国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就把科普鲁律·艾哈迈德夺取的那部分乌克兰丢给了俄罗斯人。在严酷而陌生的天气和地理环境中，奥斯曼人打了两场败仗，损失了大量的人员和火炮，而俄罗斯人也日渐成为让土耳其人胆战心惊的敌人。1681年，他们与俄罗斯签订了和约。土耳其人放弃了乌克兰，从该地区撤军，此外还约定双方均不得在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地区修建要塞。就这样，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把一个至关重要的桥头堡丢给了扩张中的俄罗斯帝国，这一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将日益成为活跃的战场。

这一失败并未让卡拉·穆斯塔法太过忧心，因为他的征服野心放在了其他地方——中欧的心脏地带。他决心征服伟大的苏莱曼都未能征服的维也纳。他的机遇源自匈牙利爆发的一场叛乱，那里的新教徒对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感到十分不满。叛军的领袖是伊姆莱·特克利伯爵（Count Emmerich Tekeli）[3]，他先是率军击败了皇帝的部队，接着又拒绝了一份条件让人难以接受的和约，转而向苏丹寻求帮助。苏丹同意帮助他，并以宗主国的身份承认特克利为西匈牙利的国王。得到苏丹的支持后，特克利又展开了针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敌对行动。不过，他也向法国人寻求了帮助。路易十四一直想要压制哈布斯堡王朝，因此援助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奥保菲。现在，他又开始资助特克利。为了怂恿奥斯曼帝国出兵进攻奥地利，路易十四在伊斯坦布尔的使节向苏丹保证法国将保持善意中立。

奥地利使节来到奥斯曼帝国政府，要求续签当年科普鲁律·艾哈迈德在沃什瓦尔与皇帝签订的和约。大维齐尔拒绝了这位使节的要求，反而给了他一份相当于最后通牒的文件。文件中提出，如果奥地利人想要维持和平，就必须把重要的杰尔（Győr）要塞[4]交出来，还要补偿奥斯曼帝国备战所耗费的军费。对于这一要求，奥地利使节回答说：“您或许可以靠军队夺取城堡，但是靠几句空文肯定不行。”于是，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战争又一次迫在眉睫了。1682年秋天，苏丹的马尾旌旗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萨拉基里奥宫门前升起，宣告苏丹本人将马上离开都城。他动身来到阿德里安堡，于1683年春季在那里集结了一支大军。大军征调了大量的工程人员、炮兵和维护人员，一支克里米亚鞑靼人军队和其他非正规骑兵也赶来会合。跟着大军一起出动的，还有工匠、商人和随军平民，以及他们带来的成群的动物——骡子、水牛、骆驼。这样一来，奥斯曼军队看上去的规模总是要比其实际规模更大。

这是最后一支打着宗教的旗号、按照古老的奥斯曼传统出征基督教欧洲的穆斯林大军。利奥波德皇帝（Emperor Leopold）[5]也集结了一支大军，命令能征善战的洛林公爵查理（Duke Charles of Lorraine）指挥大军。这支军队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但教皇许诺将资助他们，同时德意志诸侯也纷纷率军前来支援。除此之外，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6]也不惜撕毁新近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的和约，率兵前来助战。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直在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希望削弱利奥波德，因而想要阻止利奥波德与德意志诸侯结成联盟，但未能得逞。于是，像以前一样，他也乐于见到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之间发生正面冲突。

1683年春，奥斯曼大军在苏丹的率领下开拔。在抵达贝尔格莱德之后，苏丹就把指挥权和先知的旌旗一并交给了卡拉·穆斯塔法。在奥西耶克（Essek）[7]，特克利的匈牙利叛军与大维齐尔统率的大军会合。他们打着与周遭友军十分不协调的基督教旗帜，上面用拉丁文写着“为了上帝和国家”；他们还自称为“克鲁采什”（Kruczes），意为“效命于十字架的人”。在大维齐尔看来，这又是历史的重演，让他回忆起苏莱曼苏丹与亚诺什·佐波尧的联合。卡拉·穆斯塔法还没有公开说明自己围攻维也纳的意图。在布达和奥地利边境之间，还有一片由皇帝控制的匈牙利国土。在多瑙河与其各条支流的交汇点上，各有一些据点挡在前往维也纳的道路上。因此，在进攻维也纳之前，卡拉·穆斯塔法需要先对付这些据点的守军，其中最重要的据点就是杰尔和克尔门德。

在拉布河前，大维齐尔召集包括克里米亚可汗在内的指挥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据说，在这次会议上，在布达担任帕夏多年的易卜拉欣建议大维齐尔谨慎从事。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易卜拉欣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一位国王在地毯中心放了一堆金子，谁能不踩到地毯拿到金子，金子就归谁；一个人从边上开始卷地毯，一直卷到他可以够得到金子，于是成了赢家。易卜拉欣认为，要想得到维也纳，卡拉·穆斯塔法应该先控制住边境地带的城堡，从而把这一敌对地区“卷起来”，然后到秋天或是第二年春天再发动对维也纳本身的进攻。到那时，夺取维也纳城就水到渠成了。

大维齐尔回答他说：“你都是个八旬老人了，脑子不灵光了。”克里米亚可汗塞利姆·格莱（Selim Ghirai）提出了与易卜拉欣帕夏相同的观点，从此招致了大维齐尔的忌恨。尽管还有其他人也赞同易卜拉欣帕夏的观点，但卡拉·穆斯塔法表示他决心直接进军维也纳，因为拿下维也纳之后，“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臣服于奥斯曼人”。他命令工程人员在拉布河上搭建浮桥，接着率军过河，直接向西进军。易卜拉欣帕夏留在后方负责补给，另外还留了一小支部队佯装要进攻杰尔。鞑靼人的非正规军和特克利的部队被派到前方四处破坏，警示土耳其人来袭的钟声在中欧地区再次敲响。

7月13日，卡拉·穆斯塔法率领大部队出现在了维也纳城下。在火炮就位之后，他按照惯例致函守军，命令他们投降，皈依伊斯兰教，或是从城中安全疏散。一名土耳其人军官将这封信递给了一名士兵，再经由这名士兵交给了维也纳城的总督施塔亨贝格伯爵（Count Stahremberg）。守军没有回信。皇帝本人和他的廷臣已经向西撤到了帕绍（Passau），而他的总司令洛林公爵查理则带着规模本就不大的奥地利军队的三分之二去了多瑙河上游的林茨。剩下的三分之一部队留下来增援城市守备队，全部守军加在一起也只有大约1.2万人。

奥斯曼人在维也纳城西侧安营扎寨，其营寨形似一弯新月。2.5万顶帐篷和5万驾运货马车组成了一座帆布之城。黑穆斯塔法坐镇中央，在一座堪与苏莱曼的大帐相媲美的帐篷大厅里发号施令，处理围城事宜和政府公务。击退奥斯曼大军、解救帝都的重任落在了利奥波德皇帝的欧洲盟友身上——巴伐利亚和萨克森（Saxony）的选帝侯，以及最重要的人物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但是，一直到敌军兵锋直指维也纳的时候，皇帝才开始向他们求援，因此他们的援军无法立刻赶到。而另一边，卡拉·穆斯塔法本来可以先发制人，迅速动用他占据优势的大军全力攻城，但他的动作也十分迟缓。他的贪欲似乎占了上风：如果攻破城池，那么维也纳城中的战利品就会被士兵洗劫一空；如果守军献城投降，那么战利品就可以全部归他——苏丹的代言人——所有。

围攻开始之后，卡拉·穆斯塔法很快就发现守城一方在火炮方面有优势，不仅数量更多，质量也更好。因为没法运输到维也纳这么远的地方，苏莱曼当年围攻维也纳时就没有重型火炮，而卡拉·穆斯塔法也重蹈覆辙。他只有轻型和中型火炮，这些火炮足以用来对付野战中的敌人，但是对付结实的城墙就力不从心了。此外，很多在布达制造的弹药质量低劣，炮弹都不爆炸。土耳其人把火炮看成辅助工具，攻城主要依靠的还是他们的特长——挖地道。他们的这项技能在其他地方的围攻战中——尤其是在干地亚——曾经大显身手。

卡拉·穆斯塔法首先包围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及周边的乡村地带，在很大一片区域内截断了多瑙河两岸的交通，避免对岸的敌军过河来援。接着，他驱使基督徒俘虏帮助他的军队修建堑壕体系，堑壕向着城墙和棱堡的方向延伸，以便于接下来挖掘地道。但是，石质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勇敢的守军也没有坐以待毙，经常向城外发动突袭；被损坏的防御工事也总是很快得到修复。配备马刀的土耳其人在交锋中往往也敌不过手持长戟、大镰刀和战斧的德意志人。不过，他们用地雷在城墙上炸出了许多缺口。9月4日，在一次猛烈的爆炸之后，土耳其人将施塔亨贝格伯爵的手下赶出了角堡，接着从巨大的缺口涌入了城中。他们一边高喊着安拉的名号，一边挥舞着旗帜和武器。在经过两个小时伤亡惨重的激战之后，土耳其人被赶了回去，但守军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

然而，就在此时，终于传来了波兰援军即将到来的消息。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的进军速度跟穆斯塔法的进攻一样缓慢。他从华沙出发，在克拉科夫（Cracow）耽搁了一段时间，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不久，他用舟桥渡过多瑙河，与洛林公爵统率的奥地利军队主力和来自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部队会合。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之后，他们又毫无阻碍地行军了三天，沿着难走的森林小路登上了俯瞰维也纳的卡伦山（Kahlenberg）。他们惊奇地发现，此地竟然没有被土耳其人占领。索别斯基居高临下地朝被围攻的城市望去，看到它的城墙被迷宫般的堑壕包围，间或还有几段城墙已经化为了碎石堆；而敌军并没有集中起来，他们的营地也没有设置壕沟防护。看到这一情景，索别斯基自信地说：“他这营地扎得很糟糕。此人不懂战事，我们肯定能打败他。”

一心想着围城的卡拉·穆斯塔法并没有做应对敌人援军的准备。奥斯曼人的营地没有防御工事，在山脊上没有观察哨，在平地上也没有骑兵巡逻。而且，即便现在穆斯塔法已经知道敌人的援军即将到来，他依然没有立刻调兵遣将做迎敌的准备。他本来应该调遣自己麾下装备精良的部队去阻挠奥地利人或波兰人渡过多瑙河，但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可汗，后来又把他当成了替罪羊。他也没有想过在卡伦山陡峭的岩石山坡上阻挡敌军，或是提前控制山上的制高点。一直到敌人的篝火照亮了峰顶和山坡上的树林时，他才悔之晚矣。现在他只能派一支部队到山坡较低的地方，等着索别斯基率军从山坡上猛冲下来。

9月12日破晓之前，纪律严明的基督教军队序列整齐地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在土耳其人看来，占据了优势的敌人如同“黑色沥青的洪流从山上泻下，吞噬了它遇到的一切事物”。卡拉·穆斯塔法以为派一支骑兵就能挡住敌军。直到克里米亚可汗要求他马上出动近卫军时，他才把一部分近卫军投入战场，而仍然把主力留在了维也纳城下的堑壕里。此时，他也没有时间运来足够的火炮了。

接下来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土耳其人的军队被夹在了装备精良的守军和指挥得力的援军之间。一开始的战斗发生在山坡的乱石和沟壑之间，双方在一片混乱中厮杀；接着，战场转移到了平原上，奥斯曼骑兵与波兰和德意志骑兵展开了激烈交锋，随后索别斯基又亲率精锐直插土耳其人的中军，闯入敌营，冲向大维齐尔本人显眼的营帐。在亲眼看到这位基督教征服者之后，鞑靼可汗高呼：“以安拉之名！波兰国王真的来了！”说罢，他就带着部众纵马逃离了战场。奥斯曼大军的阵列瓦解，士兵们开始在一片混乱中四散奔逃，最后在战场丢下了1万具尸体。

待在城下堑壕里的近卫军没有冒险发起进攻，但也不愿撤退，结果在面前的城中守军和背后乘胜追击的波兰人的夹击之下被砍成了碎片。在一片恐慌之下，奥斯曼人丢掉了他们的大营，一同丢弃的还有他们全部的火炮、10万头牛，以及镶嵌了珠宝的武器和腰带、华美的地毯、纱绸、毛皮等战利品，这些东西全都成了索别斯基及其手下兵士的收获。不过，他们失望地发现并没有多少钱币或贵金属，因为土耳其人刚好来得及把这些东西带走。战利品中还包括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一只刚被砍了头的雌性鸵鸟、一只固执地不愿意被人抓住的鹦鹉、装在镀金鸟笼里的其他鸟类以及大量的咖啡——这些咖啡直接催生出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

大维齐尔仓皇地与其他人一起逃走了，只来得及带走先知的旌旗和一大笔钱财，却把他华丽的帐篷留给了波兰国王。波兰国王还从穆斯塔法的战马身上取下了金质的马镫，作为战胜的象征物送给了他的王后。随马镫他还附了一封信，在信中夸耀了一番夺取满是珍宝的异教徒大营的伟绩，详细记载了他个人获得的珍品，最后总结道：“我们赶着成群的骆驼、骡子和土耳其俘虏。”施塔亨贝格伯爵进入奥斯曼人的营帐，向维也纳的解救者索别斯基致以敬意。在大帐前，镀金的旗杆上悬挂着金线编织的巨大旗帜，上面还装饰着苏丹的马尾。第二天，人们在城中举着这面旗帜进行了胜利游行，基督教军队的指挥官们则列队骑行在旗帜后面。

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苏莱曼大帝因为运输困难和补给缺乏而未能攻克维也纳，但他从城下撤军时安全地带走了全部的部队；而黑穆斯塔法却在野外的会战中败给了数量居劣势的敌人；他的军队虽然没有被全歼，但也只剩了一些仓皇逃命的乌合之众。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他的这次失败永久性地摧毁了土耳其人能征善战的名声。

战役结束后，索别斯基和洛林公爵又立刻率领基督教军队追击奥斯曼残军。逃跑中的卡拉·穆斯塔法在拉布河河畔暂时停下来收拾残兵，并重新分配指挥权。他恼火地指责与他战术意见不合的政敌——布达总督易卜拉欣帕夏，说他故意率部先行离开战场，加速了其他部队的败退。于是，他下令处决了易卜拉欣帕夏和其他一些高级军官作为替罪羊。

败军挣扎着朝布达方向赶去，一路上不停遭到敌人控制的各个要塞中的奥地利民兵的骚扰。与此同时，鞑靼非正规军像来时一样，依然沿途在匈牙利的土地上大肆破坏。在帕尔卡尼（Parkany）[8]，追击中的波兰军队遭遇了奥斯曼后卫部队的阻滞和伏击。土耳其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但在激烈的战斗后又被赶回到多瑙河岸边。蜂拥过河的土耳其人数量太多，导致舟桥突然坍塌，有7 000人或溺水身亡，或被敌军杀掉。基督教军队进而围攻格兰，该城随即投降。这座当年由苏莱曼夺取的要塞从此不再属于土耳其人，而落入了奥地利人和德意志人之手。土耳其人接着撤到了贝尔格莱德，原本待在那里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则早就撤退到了阿德里安堡。在阿德里安堡，苏丹命令他的侍从长去取大维齐尔的人头。于是，处决过那么多人的卡拉·穆斯塔法自己也被处决了。这位自负、贪婪而又乐于夸耀的大臣就这样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在军事上的无能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对维也纳的最后一次围攻结束了，这个重要的年头也就此告终。但是，在这一年开启的这场战争却要到16年之后才能结束。

听到维也纳得救的消息，基督教世界欣喜若狂。长久以来穆斯林对欧洲的侵袭终于宣告结束，整个欧洲再也听不到示警土耳其人入侵的钟声。人们想起《圣经》里的种种预言，认为它们预示着奥斯曼帝国将在1691年消亡，现在看来这些预言果然要成为现实。为基督教的胜利而祈祷的教皇举行了感恩敬拜，接着又号召人们发动第14次十字军东征，彻底夺取胜利；联军的指挥官们也决心乘胜追击。1684年春天，教皇长期倡导的神圣同盟终于在林茨形成。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这三个基督教强国组成了神圣同盟，他们还希望能够联合波斯人一起行动。这三个国家都将在对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发动进攻——奥地利将进军匈牙利和多瑙河中游流域，直指巴尔干山口；波兰人向南进攻黑海沿岸及其附近地区；威尼斯人则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9]、希腊和地中海岛屿间活动。人们还制作了一枚徽章，纪念神圣同盟三位“英雄”的团结一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波兰国王索别斯基和威尼斯总督。但实际上，就像以前一样，三股势力很快就因为边界和势力范围等问题产生了政治利益上的矛盾。不过，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神圣同盟还是作为一种军事工具有效地发挥了作用。

1684年，威尼斯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向苏丹宣战，开启了它计划好的战事。在马耳他和托斯卡纳的援助下，莫罗西尼领导的威尼斯人组建了一支舰队，夺取了普雷韦扎（Prevesa）[10]和位于外海的圣毛拉岛（Santa Maura）[11]；接着，他们又在当地一些海盗的帮助下登陆达尔马提亚，还派遣陆军攻进了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第二年，面对土耳其人坚决的抵抗，莫罗西尼在伯罗奔尼撒的马尼半岛（Mani Peninsula）上剽悍居民的支持下，征服了摩里亚，为自己赢得了“伯罗奔尼撒科”（Peloponnesiaco）的尊称。

一年之后，他又出动了陆军。这支军队由一名瑞典指挥官统率，士兵大部分是德意志人。他们向北推进到科林斯，继而又攻占了雅典。在威尼斯人炮轰城市的过程中，一发炮弹击中了被小心翼翼地保护了2 000年之久的帕特农神殿。炮弹引爆了土耳其人藏匿在那里的火药，毁掉了大片的殿体，给后世子孙留下一片残垣断壁。由于担心底比斯（Thebes）[12]的奥斯曼守军可能会发动反攻，威尼斯人又撤出了雅典。他们还搬走了比雷埃夫斯（Piraeus）[13]的石狮。直至今日，这尊石狮依然与来自提洛岛（Delos）[14]的一尊母狮像[15]一同装点着威尼斯军械库。

“英雄的”基督教同盟三国中的波兰在波多里亚的进攻遭遇了挫败，没能拿下土耳其人控制的要塞卡缅涅茨（Kamieniec）。不过，索别斯基还有更加野心勃勃的计划，他打算控制遥远的摩尔达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企图控制这一地区，两位盟友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因此，当索别斯基于1686年在摩尔达维亚发动战役时，他未能得到皇帝的支持，也没能在这一地区取得具有决定性的战果。

1684年，奥地利军队占领了克罗地亚的大部分地区，很快将其划为奥地利的一个省份。与此同时，从格兰出发的奥地利军队在遭遇奥斯曼守军的顽强抵抗后，夺回了诺伊霍伊塞尔。一年之后，他们又重新发动了对布达的围攻。此时的土耳其人进行了一系列坚决的后卫战，三次试图解救布达未果。最终，皇帝的军队攻克了布达，并且将当地的指挥官和守军屠戮殆尽。就这样，在1686年，奥斯曼帝国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曾经挺过六次围攻的布达城终于落入了匈牙利人手中，这让全欧洲都大为欢欣。

一年后，新任大维齐尔苏莱曼发动反击，率领一支奥斯曼大军直奔德拉瓦河。他在摩哈赤遭遇了洛林公爵查理的部队——这里正是苏莱曼苏丹首次赢得争夺匈牙利的关键战役的古战场。而现在，历史发生了逆转，大维齐尔的军队遭受了灾难性的失败，损失了大约2万人。由此，利奥波德皇帝控制住了匈牙利的大部分地区。他将他的长子约瑟夫（Joseph）加冕为匈牙利国王，而约瑟夫日后还将继承其父的皇位。为了有效地保卫刚刚夺得的领土，皇帝还需要夺取贝尔格莱德，将其变成这一地区的屏障。在遭遇了短暂的抵抗之后，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埃曼努埃尔（Maximilian Emanuel）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项任务。接着，他们又夺取了多瑙河流域其他一些重要的要塞。神圣罗马帝国扩张的矛头向东指向保加利亚，最远达到了尼科波利斯；向南则进入塞尔维亚，最远达到了尼什。

与此同时，摩哈赤的失利导致了奥斯曼军队的兵变。首都发生的叛乱迫使穆罕默德四世退位，但他并没有遭到处决。穆罕默德四世被放逐，而且在流放地不得从事他最热衷的休闲活动——打猎。他两个弟弟中年纪较长的那个被人从“牢笼”里带出来，继位成为苏莱曼二世。事实证明，尽管一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苏莱曼二世是个比他哥哥更负责任的统治者，而且当真想要结束愈演愈烈的无序状态。他在阿德里安堡召开了迪万的非常会议，接受臣僚的建议，任命了第三位出自科普鲁律家族的大维齐尔——穆斯塔法·扎德。13年前，在他的兄长艾哈迈德死后，正是这位穆斯塔法·扎德被卡拉·穆斯塔法取代，没能接任大维齐尔的职务。像他的父兄一样，他在大维齐尔的位置上享有绝对的权威。在一次迪万会议上，他召集了帝国的头面人物，告诉他们帝国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严重危机。“如果我们任由形势这么发展下去，”他预言道，“下一次战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敌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大门前安营扎寨了。”

这位科普鲁律三世精神昂扬，精通“科普鲁律王朝”的工作方法，立刻开始了不倦的工作。他充盈国库，改革行政机构，恢复军队的战斗力，以备夺回失地。他经常提及先知的事迹和律法，鼓舞土耳其人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刚好，1688年，皇帝被远方的事务吸引了注意力。英格兰发生了光荣革命，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上台执政。[16]威廉三世治下的英格兰加入了奥格斯堡同盟（League of Augsburg）[17]，并将其扩展为“大同盟”（Grand Alliance），不久就与路易十四开战。应威廉的请求，皇帝派遣洛林公爵查理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埃曼努埃尔率军开辟了对法国的第二战场。这场战争让奥斯曼人得到了喘息之机。法国大使面见科普鲁律·穆斯塔法·扎德，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拒不承认奥兰治的威廉的王位，但被拒绝。科普鲁律不无道理地说，奥斯曼人经常推翻自己的君主，因此根本没资格去反对英格兰人推翻他们的君主。但是，他乐于接受大使的第二个要求——对皇帝开战。

1690年，科普鲁律打出先知神圣的旌旗，发动了对皇帝的战争。他先让包括鞑靼人在内的一些部队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性的行动，然后再次派遣特克利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在那里恰到好处地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接着，他亲率主力进入塞尔维亚，夺回了尼什等一系列要塞和一大片失地，继而围攻贝尔格莱德。由于城堡内的一处大型军火库发生了爆炸，贝尔格莱德又一次出乎意料地迅速投降了。科普鲁律认为当前的季节已经不适合再发动大型攻势，于是派遣了一小支部队进入特拉西瓦尼亚，帮助特克利对付奥地利人。随后，科普鲁律在贝尔格莱德留下了一支战斗力强劲的守备队，他本人则班师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受到了苏丹的热烈欢迎。

科普鲁律用了一个冬天组建了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在1691年的夏天率军从贝尔格莱德出发，沿着多瑙河上溯。在上游不远处的斯兰卡门（Slankamen），他的大军遭遇了从更上游的彼得罗瓦拉丁赶来的敌军，这支军队由经验丰富的巴登侯爵路德维希（Ludwig of Baden）指挥。大维齐尔询问他的将领们，究竟应当主动采取攻势，还是采取守势等对方来攻。考虑到鞑靼援军即将到来，他们建议他按兵不动。但军事才能逊于行政技巧的科普鲁律还是决定发动进攻。一位留着大胡子的老将反对主动进攻，科普鲁律却斥责说他更像是个鬼魂，而不是人。他大声喊道：“把火炮推上去！”

土耳其人的水军在河面上取得了优势，但陆上的激战从一开始就朝着不利于土耳其人的方向发展。他们发动了一系列鲁莽的进攻，结果遭到敌人纪律严明、技术出色的火枪部队持续不断的迎头痛击。科普鲁律看到战斗行将落败，于是他亲自率军发动了一次绝望的冲锋，试图扭转战局。他高呼着安拉的名号，在卫兵的掩护下挥剑冲向奥地利人的阵列。但他的英勇举动并没有什么意义，敌人的阵列岿然不动。他被一颗子弹击中前额，当场身亡。看到他已经倒下，他的卫兵们丧失了勇气，开始逃跑。他的指挥官们本应暂时不让部队知道他阵亡的消息，结果自己却陷入悲痛之中，任由消息在军中蔓延。土耳其人士气大挫，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继而四散奔逃，将大营和大量的火炮全都丢给了敌人。

奥地利人尽管损失不小，但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于奥斯曼人而言，当权仅仅两年的“善良的科普鲁律”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他的阵亡不啻为一场可怕的灾难。他们先是丢掉了匈牙利，在特克利败逃之后，又丢掉了特兰西瓦尼亚。在战役开始后不久，在位四年的苏莱曼二世苏丹也去世了。他的弟弟离开了“牢笼”，继位成为艾哈迈德二世。耻辱和绝望的重担加速了他的死亡，他也仅仅执政了四年。

只有在爱琴海上的行动给土耳其人带来些许安慰。由于土耳其人的帕夏一直坐镇底比斯，威尼斯人发现很难守得住摩里亚，他们也没能在克里特岛夺取一个基地或夺回爱琴海上的其他岛屿。1693年，年事已高的莫罗西尼成了威尼斯总督和所有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他决心夺取士麦那外海上的岛屿希俄斯岛（Chios）。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座基地的重要性几乎不亚于达达尼尔海峡。莫罗西尼计划了整个行动，但还没来得及执行就去世了。不过，在教皇和马耳他的支援下，威尼斯舰队还是夺取了希俄斯岛。这一失利让心情抑郁、体弱多病的艾哈迈德二世大为悲痛。不过，威尼斯守军在希俄斯岛上只坚持到了第二年。一支奥斯曼舰队赶走了前来增援的威尼斯军队，夺回了这座岛屿。伊斯坦布尔大事庆祝了这场来得恰到好处的胜利，但苏丹没能活着听到这个好消息。他像两位兄长一样饱受水肿病的折磨，在得胜的消息传来时去世。他的侄子继承了苏丹大位，成为穆斯塔法二世。

奥斯曼海军的这场胜利要归功于新任的海军司令——一位名叫哈桑的巴巴利海盗。他年轻时曾经与威尼斯人交战，被人认为已经死了，就丢在了战场上；结果他却出人意料地又回到了阿尔及尔，因此得到了“半死的”（Mezzomorto）这一诨号。虽然他针对威尼斯人的积极行动可能不具有决定性，但还是为土耳其人在东地中海上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和希望。

而在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却在黑海遭遇了新的挫败，而且败给了新的对手——俄罗斯。在此之前，由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努力，土耳其人在黑海地区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他们于1688年打败了波兰人，又在克里米亚两次击败了受索别斯基怂恿去攻击鞑靼人的俄罗斯人。但现在，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出现了——彼得大帝。1695年，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再次向克里米亚进军。这一次，俄罗斯采取了新的战略，目标指向顿河河口的亚速。彼得大帝先在第聂伯河下游占领了土耳其人控制的四座要塞；第二年，他又夺取了亚速。在进攻亚速的过程中，他不仅使用了吃水较浅的小船，还动用了在遥远的地方兴建的适合航海的舰队，并把这些船只交到了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和水手手中。接着，他在亚速附近的塔甘罗格（Taganrog）兴建了一座海军基地，并在这里聚集了来自奥地利、荷兰、意大利和英格兰的技师、工程师和船匠，动工造船。他不仅招募斯拉夫裔的水手，也招募外国海员，还照着巴巴利海盗船只的样子仿造了一些船只。由于土耳其人在刻赤海峡（Straits of Kertch）[18]控制着一座要塞，彼得大帝的舰队仍然只能在亚速海中活动，而无法进入黑海。他决心夺取并控制这个出口。这是俄罗斯人第一次拥有一支海军力量，而他们对奥斯曼帝国充满了敌意。

与此同时，在最关键的战场上，新登基的苏丹穆斯塔法二世将证明自己是一个兼具意志力和活力的年轻人。与他那个满足于当猎人的父亲穆罕默德四世不同，穆斯塔法二世是一名饱含激情的战士，他决心以身作则，复兴奥斯曼帝国伟大祖先们的尚武传统。在艾哈迈德二世去世后三天，他发布了一份引人注目而又内容直率的御旨。他在御旨中谴责了过去几位苏丹的执政方式，宣称他将亲自带兵出征去对付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他说，他决意亲入战阵与敌人搏斗。

接着，他召集了大维齐尔、其他几位维齐尔、乌理玛、军队的副官和阿迦们，让他们认真商议他本人究竟是应该留在阿德里安堡，还是应该亲自出马与皇帝交锋。经过三天的商讨，迪万认为不应当由苏丹本人亲自指挥作战，理由是这可能会危及他本人的性命和江山社稷。而且，苏丹也确实没有任何军事经验。

对此，穆斯塔法二世的答复十分简单：“朕决意出征。”1696年，他真的率军亲征。这让部队大感兴奋，因为尊贵的苏丹已经很久没有御驾亲征了。他率军从贝尔格莱德出发，夺取了几座小城堡，并且赶走了包围蒂米什瓦拉（Temesvar）[19]的萨克森公爵。由于已经临近冬天，他没有继续前进，而是选择返回伊斯坦布尔。在首都，那些曾经反对他的雄心壮志的官员为他举行了得体的凯旋仪式，他在音乐和礼炮声中回到了大萨拉基里奥宫。凯旋队伍中押着300名战俘（他公开宣称这些战俘都是将军），还带着他的军队夺取的各种战利品。

第二年，他再次率军前往贝尔格莱德，一心想要再打一次胜仗。但这一次，他的对手是皇帝的一位新将领——杰出的指挥官萨伏伊的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而他自己手下的将领们却在一次次的军事会议上争论不休，在进军方向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是向西进入斯拉沃尼亚（Slavonia）[20]呢，还是向北进军匈牙利？苏丹本人也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最终，他们决定向北进入蒂萨河（Tisza）流域，并在森塔（Zenta）[21]渡河。

在死亡的威胁下，一名战俘将苏丹的决定透露给了欧根亲王。于是，欧根亲王率部进行了一系列强行军，以阻止苏丹过河。当他率领大军抵达森塔时，土耳其人刚刚搭建完临时桥梁，尚未完成渡河。苏丹和他的骑兵及大部分炮兵部队已经抵达了河的左岸，而步兵和其余的炮兵仍然留在河右岸的堑壕里。如果土耳其人的步兵趁敌人立足未稳立刻发动进攻，且得到炮兵的支援，是有可能将欧根亲王的部队击退的。但是，苏丹的军官们依然没有协调一致，苏丹本人还留在左岸，而对岸的步兵也还待在堑壕里。这就给了欧根亲王准备进攻的时间。距离日落只剩下两个小时，还有一名来自维也纳的信使传令说不得冒险开战。然而，欧根亲王是一个热衷冒险的人，他没有理会维也纳的命令，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面对敌人半圆弧形的堑壕，欧根亲王让他的部队组成半月形的队列，在左、中、右三路同时发动了进攻。用欧根本人的话说，这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土耳其人的部队被迅速击溃，陷入一片混乱，而军官们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有一队近卫军发生了哗变，反过来杀掉了他们的指挥官。超过2万名土耳其人丧命，其中包括大维齐尔、4名维齐尔、许多帕夏和30名近卫军阿迦。还有1万人在渡河时落水身亡，只有不超过1 000人逃到了河对岸。欧根向皇帝汇报说，己方士兵“站在死尸堆上，如同站在一座岛上”。到夜幕降临时，一切都结束了。

苏丹站在河对岸，无助而惊愕地看着他的部队灰飞烟灭。随后，他率领骑兵撤退到蒂米什瓦拉，接着又途径贝尔格莱德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补给问题和糟糕的天气使得欧根亲王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即便如此，除了钱币和武器之外，他还缴获了9 000辆马车、6 000头骆驼、1 500头牛和700匹马，以及由大维齐尔掌管的大印——这一苏丹权力的象征还从未落入过敌手。年轻的穆斯塔法苏丹灰心丧气，再也没有亲自指挥军队出征过。他徒有勇气，既缺乏军事经验，也没有学到祖先传承下来的任何技巧，面对的却是复兴中的西欧国家久经战阵的指挥官。他以国家的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却只能遭遇可悲的失败。

为了恢复奥斯曼帝国的国势，苏丹也只好倚赖科普鲁律家族。这一次，他提名科普鲁律·侯赛因出任大维齐尔。科普鲁律·侯赛因是科普鲁律·穆罕默德的兄长的儿子，也就是科普鲁律·艾哈迈德的堂兄弟。作为科普鲁律家族的第四位统治者，他竭尽全力重整国内的行政体系和经济状况。但是，欧洲的局势已经无可挽回。从维也纳之战算起，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已经打赢了九次重要战役，夺取了九座重要的城池。曾经出任过贝尔格莱德总督的侯赛因十分清楚哈布斯堡军队的出众实力。因此，如果说侯赛因本着未雨绸缪的态度为可能的战争进行了什么准备的话，他所做的就是提出议和。和平的曙光终于出现了。

此时，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符合失败的土耳其人的利益（他们在英勇地进行后卫战的间歇一直试图求和），也符合胜利的欧洲人的利益。威尼斯已经筋疲力尽；随着索别斯基在1696年去世，波兰日渐衰落；利奥波德皇帝则忙于欧洲事务，特别是迫在眉睫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此外，本着讲求实际的原则，他也更乐于花时间去整合神圣罗马帝国在战争中夺取的奥斯曼帝国领土，而不是做什么继续向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军的春秋大梦。还想继续作战的人，只有开启了俄罗斯蚕食奥斯曼帝国之先河的彼得大帝。他亲自去了一趟维也纳，试图说服皇帝与他结盟继续作战。但他来晚了：两个没有直接卷入这场战争的国家——英格兰和荷兰——已经为和谈展开了斡旋。

在此之前，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联系主要在贸易层面上，尤其是保护英格兰船只免受巴巴利海盗的袭扰，以及在克里特战争期间保证英格兰船只不被土耳其人征用。在英格兰内战期间，由于内战中的敌对双方都向奥斯曼帝国派遣了使节，英格兰在奥斯曼帝国的声望有所下降。但在威廉三世即位之后，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为了改善他在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中的形势，他和荷兰人一直在推动对土耳其人议和，到此时终于快要得偿所愿。除此之外，出于政治和贸易上的考虑，英格兰和荷兰还要阻止法国取代威尼斯商业帝国的地位。路易十四派驻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代表试图说服苏丹从他的领土上驱逐所有的威尼斯人，以达到法国取代威尼斯的目的。另外，神圣同盟战争导致苏丹的宫廷对英格兰奢侈品的需求量下降，严重损害了英格兰商人在黎凡特地区的贸易利益。

因此，英格兰大使佩吉特勋爵（Lord Paget）和荷兰大使雅各布·科利尔（Jacob Colyer）从中斡旋，希望奥斯曼帝国和基督教国家可以在占领地保有原则（uti possidetis）的基础上议和。占领地保有原则意味着各方可以保留当前占有的土地，从而正式确认欧洲各国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占领。科普鲁律·侯赛因为此召开了一次国务会议。几天之后，苏丹给了佩吉特一份答复，要求他转交给英格兰国王。苏丹对议和条款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要求将特兰西瓦尼亚归还奥斯曼帝国。不过，苏丹还是接受了英荷两国的调停。

于是，1698年的最后几个月，各方在多瑙河右岸克罗地亚的卡尔洛维茨（Karlowitz）举行了和谈。为了平等地对待胜利者和失败者，举行和谈的大厅经过特别的设计，有四个相同的入口供与会四方分别使用。此外，在皇帝的要求下，俄罗斯也加入了会谈。

在和约中，俄罗斯只得到了亚速及其周边地区，而这些地方已经处于俄罗斯的掌握之中。彼得大帝一心想要夺取刻赤海峡，打通进入黑海的通道，因此对和约条款并不满意，也不愿意签订期限超过两年的和约。但他在会谈中的主张得不到任何支持，因而对哈布斯堡王朝充满了怨恨，认为他们“对待我像对待一条狗”，迫使他“两手空空地离开了会谈”。在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谈判后，其他各方同意签署有效期25年的和约，和约条款在占领地保有原则的基础上只做了微小的调整。哈布斯堡王朝得以保留斯拉沃尼亚、特兰西瓦尼亚、除蒂米什瓦拉之外的匈牙利大片地区，以及蒂萨河以东的一片领土。这意味着土耳其人先前占有的匈牙利领土只剩下三分之一还在自己手中，而哈布斯堡王朝的版图则扩张到了巴尔干地区的大门口。波兰收回了波多里亚、卡缅涅茨、乌克兰西部以及蒂萨河以东的一片领土，但撤出了摩尔达维亚。威尼斯保留了摩里亚、圣毛拉岛以及在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占领的大部分领土，但是需要归还科林斯地峡以北的领土。土耳其人不肯将躲在伊斯坦布尔避难的匈牙利叛军头领特克利交给奥地利人，将他送到了远离神圣罗马帝国边境的小亚细亚。皇帝同意归还特克利之妻被没收的嫁妆，并且允许她到小亚细亚与她的丈夫一起生活。1699年的1月26日，各方签订了《卡尔洛维茨和约》，土耳其人出于占星学上的理由挑选了具体的签字时刻。多瑙河上的彼得罗瓦拉丁要塞和贝尔格莱德鸣放了和平的礼炮，宣告和约的签署。

就这样，在17世纪即将落幕的时刻，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一直是令基督教国家感到畏惧、富于侵略性和扩张本能的强国，但它已经不再如此。尽管它在亚洲的地位依然稳固，但它在欧洲的收缩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失败，将伴随着一个又一个条件越发不利的和约，奥斯曼帝国再也无法回到征服者辈出的伟大时代了。欧洲的政治家们从此将认清一个事实：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弱于欧洲，并且越发地依赖欧洲。

从此以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西方世界的力量超过了东方世界，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也将越拉越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军事层面上，还体现在决定了军事力量高下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层面上。在国内，以近代的标准看，奥斯曼帝国已经落后了。持续衰落的奥斯曼帝国进步缓慢，在有些时期甚至干脆停滞下来。在国际上，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地位越发引人关注，这不仅体现在军事领域，还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外交领域。当极度虚弱的奥斯曼帝国自己不再构成对外部的威胁，它就逐渐变成了其他矢志扩张的国家加以利用的目标。而在18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刻，有一个国家将抓住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机会。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帝国。

[1] 显然，此人与前文出现过的那位凯曼凯什·卡拉·穆斯塔法并非同一人。

[2] “卡拉”（kara）即为黑的意思。

[3] 原文使用的是德文拼法，其名字的匈牙利文写法是Imre Thököly，汉译名字以其母语拼法为准。

[4] 位于今匈牙利。

[5] 指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

[6] 1673年，前任波兰国王病逝，他于次年被贵族推举为国王。

[7] 今写作Osijek，位于今天克罗地亚的东部，在贝尔格莱德的西北方向，匈牙利以南。

[8] 今名什图罗沃（Štúrovo），属于斯洛伐克。

[9] 指克罗地亚南部、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区。

[10] 希腊西部沿海城市。

[11] 今名莱夫卡扎（Lefkada），位于普雷韦扎南侧。

[12] 希腊城市，位于雅典西北50千米处。

[13] 雅典附近的海港。

[14] 爱琴海上的一座岛屿。

[15] 古希腊时期的遗迹，最初有大约9至12尊狮子像。

[16] 奥兰治亲王威廉应邀率军前往英格兰，将不得人心的詹姆士二世赶下台，与其妻玛丽共同成为英格兰的君主，史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

[17] 这是1686年反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欧洲各国在德意志奥格斯堡组建的同盟。

[18] 刻赤海峡是沟通亚速海和黑海的水道。

[19] 位于今罗马尼亚西部，在贝尔格莱德的东北方向。

[20] 今克罗地亚东部的一个地区。

[21] 今属塞尔维亚，距离匈牙利不远。

第五部分

死敌俄罗斯

第二十四章

彼得大帝是一位堪与两个半世纪前征服拜占庭的穆罕默德二世苏丹相媲美的专制君主。作为“第三罗马”的皇帝，他认为自己不仅是“全俄罗斯的君主和独裁者”，更是“新君士坦丁堡的新君士坦丁大帝”。打着双头鹰徽记的彼得大帝一直希望能够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君士坦丁堡”。像以往的苏丹一样，彼得大帝也是一个军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拥有神圣的地位，一心想为帝国开疆拓土，咄咄逼人地在欧洲和亚洲大肆扩张；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一代代沙皇也将继续践行着他的侵略性政策。奥斯曼人从未遇到过像俄罗斯帝国这么可怕的敌人。它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欧洲其他的基督教国家受制于国内不同的宗教、政治和民族利益，都尚未能够演化成这样的国家；它拥有广袤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由于信仰上的认同感，它对其异教敌人的欧洲子民也有着潜在的强大感召力。

更重要的是，彼得大帝是一个活在现实中的人，而奥斯曼人还活在过去之中。在东方胜过西方的时代，前代苏丹们学习并改进了各种制度和工具（主要是向东方学习），为统一的奥斯曼帝国赢得了一场场胜利。他们首先学习了亚洲草原上异教游牧民的生活方式，然后又向中世纪的伊斯兰定居文明学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人力和资源的集中使用，他们创造出一个开明而井然有序的国家，并且拥有了一支纪律严明的职业化军队。而中世纪的欧洲由城邦和封建邦国构成，维持着过时而杂乱无序的社会形态，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根本无法有效地抵挡奥斯曼帝国。

但随着社会的演进和时间的推移，这一形势出现了逆转：西方已经变得比东方更加强大。而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是一个拥有远见、决心和充沛精力的新征服者，已经做好了出击的准备。彼得大帝决意带领这个尚显原始的民族打败衰落中的奥斯曼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国内推行了西化政策。他学到的第一课来自他的少年时代，他目睹了射击军（streltsy）——他们相当于莫斯科大公国的近卫军——发动的一场血腥的政变。六年后的1698年，当射击军再次发动兵变时，他同样血腥地将他们彻底消灭。在他看来，射击军“根本不是军人，而是众恶之源”。在清除了射击军之后，他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组建新的卫戍部队，从而实现对俄罗斯军队的重组、扩充和现代化改造。新的卫队使用了欧洲最先进的训练方式，因而在军事上先进而高效，同时又在政治上认同沙皇的目标。

在彼得大帝25年的征战生涯中（其长度与征服者穆罕默德的征战生涯相仿），他竭尽俄罗斯的物质资源和军事能力，野心勃勃地想要把俄罗斯打造成一个世界性的帝国。面对这样的敌人，奥斯曼人却只能勉强维持他们衰落中的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发展已经跟不上西方的前进步伐。曾几何时，他们是战争艺术的先驱。他们率先使用了重型火炮，他们的骑兵在开阔地里锐不可当，他们的近卫军步兵阵列更维护着帝国不可冒犯的尊严。那个伟大时代的土耳其人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富于牺牲精神的斗士，他们的指挥官则头脑冷静、能力超群；而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敌人往往不具备这些优点。

但现在，具有高度机动性的野战炮得到迅速发展，轻骑兵面对步兵的劣势也越发凸显，西方军队的实力已经远超奥斯曼军队。西方坚决地在大型职业化军队的训练、装备和管理方面一掷千金，组建了可以有效应对各类骑兵突击的装备精良的步兵部队。倚赖于弹药、武器、制服、食品和其他物资的大规模运输和供给的西方军队，是以最先进军事技术为基础的战争机器；而依然执着于过去的军事传统的奥斯曼人根本无力与西方军队匹敌；由于奥斯曼人根深蒂固的保守思维，他们有时候甚至不愿意去效仿西方军队。因此，18世纪的奥斯曼军队就像17世纪时一样，由于使用次等和非标准化的装备而使战斗力受损；按照新时代的标准，他们的军需和补给体系杂乱无章，缺乏专业性，组织结构日趋松散，财务管理水平低劣。以往，军队可以依靠四处掠夺和消耗周边乡村产出的农产品来获得足够的补给；而现在，军队的规模如此之大、构成如此之复杂，过去的方式已经不足以支持。现代战争需要计划周密、管理得当的补给体系的支撑。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基督教欧洲从城堡林立的中世纪一路演化，经历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推动了这一演化过程，具体体现在贸易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方面，而经济和制度的创新构成了崭新的西方文明的基石。而奥斯曼帝国在这两个世纪中则落在了后面，并没有实现这种进步。奥斯曼帝国的官僚体系日渐臃肿，整个国家仍然困在经济衰退的泥潭中，无论是商业、手工业还是农业，都举步维艰。因此，它也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意愿去完成这种演进。它既缺乏财政方面和商业方面的积累，同时又囿于对自身力量和体制的盲目迷信。

在奥斯曼帝国军队所依赖的规模庞大、技艺精湛的工匠群体身上，就能看到上述趋势是如何导致奥斯曼帝国陷入军事困境的。以往，贸易行会这种合作体系曾经发挥过积极的社会作用，其存在保证了工匠的道德水准和技术水平。但是，从经济角度上说，手工艺需要一种追求创新和进取的新精神，但行会束缚性的本质决定了它们将阻碍任何进步。它们固执地拒绝任何创新，坚守过时的技艺，僵硬地执行着固有成规和工作时长。此外，不负责任的税收规定和财政政策也不鼓励创新，增强了行会与生俱来的惰性，从而抑制了行业的进步和繁荣。如此一来，奥斯曼帝国的手工业产品就渐渐无法与欧洲的进口货相媲美了。近卫军与行会同进退，怀疑并拒绝任何有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军事改革。但是奥斯曼帝国急需进行这种改革，而且它的敌人彼得大帝也正在推行这种改革。

这种态度还导致了经济状况的恶化。本来，奥斯曼帝国拥有构建在商品化农业基础上的货币经济。与欧洲国家相比，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处于明显下风。问题是，奥斯曼帝国的经济运行由少数族裔掌控——大量的银行家和商人都是希腊人、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想要构建一个统一的、以政府机构与金融阶层、经济阶层密切合作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缺乏经验又轻视异教徒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往往没有能力做到，甚至根本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做到。在欧洲，构建在政府和资本、人和金钱的紧密联合的基础上的社会体系已经茁壮成长；而在奥斯曼帝国，乃至当时其他的伊斯兰国家里，这种体系并不存在。在这些地方，政府和商业依旧固执地井水不犯河水。因此，奥斯曼帝国境内就不会出现政商联合筹划的、长期的、大型的经济项目，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还停留在最低水准。欧洲人带来了贸易格局的变迁，欧洲工厂生产的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在此冲击下，奥斯曼帝国的本土手工业日益衰败，整个国家的经济日渐萎缩。

而奥斯曼帝国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其根源在于伊斯兰教中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奥斯曼人不顾现实情况如何，沉醉于伊斯兰文明永远优于其他文明的幻想之中，不愿意面对奥斯曼帝国已经在不断进步的西方文明面前日趋衰落的现实。此外，宿命论也是一大障碍。穆斯林的教育体系让人们相信，无论人类做了什么可能干预历史进程的事，真主的旨意最终都一定会达成，因此他们往往固执地遵循传统。所以，不只是近卫军和行会，就连乌理玛自身也十分保守地排斥剧烈的变革，以此来长久维护他们在既有的军事和经济秩序中所获得的利益。到了18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经济秩序变得陈腐不堪。奥斯曼帝国开始腐败变质，而崭新的俄罗斯帝国正在崛起。

但陈旧的结构还没有完全朽坏，伊斯兰教依然作为精神支柱为帝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尽管有种种乱象和腐败，帝国的国家架构依然僵硬地支撑着这个国家，间或还会萌发出复苏的迹象。衰老的奥斯曼帝国依旧活着，尚未变成僵直的尸体。苏丹不再管理国家，但在从上至下替他管理国家的人中，仍然有不少能干的人物，保证其传统的国家机器得以继续运转。其中包括一类新的精英，他们不是武将，而文官；他们没有帕夏或贝伊的头衔，而被称作“阿凡提”（Effendis）[1]。他们大多与往昔的官员出自不同的阶层，往往不是出身于宫廷学校的前基督徒，而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穆斯林。不过，他们仍然乐于任用希腊人或其他基督徒出任下级属官。

在签订了《卡尔洛维茨和约》之后，无论在国内事务上还是在国际事务上，奥斯曼帝国都进入了两次风暴间的平静期。在国内，学识渊博、热心公益的科普鲁律·侯赛因（他被恰如其分地称作睿智的科普鲁律；他的三位前任分别被称作冷酷的、谨慎的和善良的科普鲁律）充分利用这一时机，推动内部改革，尤其是行政机构的改革。作为少数拥有敏锐洞察力的人，科普鲁律·侯赛因清晰地看到大有必要进行行政领域的改革。他在帝国的财政、法律和教育领域都开展了改革。在军队方面，为了整顿部队的秩序和纪律，他调整了近卫军的人员组成。他还为陆军和海军配备了更好的装备，兴建新的营房，把帝国的国防打理得井井有条。像征服者穆罕默德和以前的伟大苏丹一样，他要么自掏腰包，要么动用国库，修建了一系列公共设施，包括运河、桥梁、引水渠、清真寺、学校和市场。更重要的是，他十分关切基督教社群的福祉，此时这些人群的生活状况往往十分糟糕。塞尔维亚以及匈牙利边疆省份蒂米什瓦拉的居民获得了免除一年人头税的待遇；在整个鲁米利亚，他免除了拉亚们拖欠的大部分贡金；在叙利亚，他允许牧民自由放牧。

这些措施可以确保基督徒占主体的农民阶层对国家的忠诚，而且时机也恰到好处。一直对奥斯曼帝国有所图谋的彼得大帝不仅想要蚕食它的土地，还希望其内部出现变乱。他一直想要控制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少数族群。既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又出于世俗上的考虑，俄罗斯教会一直以东正教信仰的守护者自居，试图将外国信仰东正教的族群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版图内的希腊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在血统上是斯拉夫人，在宗教信仰上又不相信拉丁人，因此日渐将俄罗斯人视作潜在的解放者，十分欢迎他们当中俄罗斯的代言人。彼得大帝为了达成他的长期目标，动用了宣传攻势，秘密煽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起来推翻异教徒的统治，还许诺将为他们的行动提供资助。在基督徒生活的省份里，基督教会里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为彼得大帝服务，比如耶路撒冷牧首多西修斯（Dositheus）。

但是，在巴尔干地区，东正教的神职人员更想让俄罗斯保护他们免受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人的压迫（奥地利人试图让东正教徒改信天主教），而不是对付土耳其穆斯林（他们并没有要求东正教徒皈依伊斯兰教）。他们恳求莫斯科将自己“从压迫东正教的教皇党人和耶稣会会士手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去对付土耳其人和犹太人”。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彼得大帝也想把自己塑造成打击其他信仰、捍卫东正教的勇士。但作为一位行事谨慎的君主，他还不急于扮演这一角色。他眼下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把俄罗斯打造成黑海地区的一大强权。

由于迪万采取了追求和平的政策，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关系较以往有了缓和。在《卡尔洛维茨和约》签署六个月之后，苏丹穆斯塔法二世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奢华而得体的仪式庆祝条约的正式批准，这一活动加强了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友好的氛围下，奥斯曼帝国政府又与其昔日的欧洲敌人互派了长期的大使。以往，奥斯曼帝国的外交人员只会偶尔在外国首都短期逗留，而从18世纪初起，他们可以对西方文明和文化产生更多的了解，对西方国家政府运作的方式和政治上的态度也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奥斯曼帝国派到奥地利帝国的新大使名叫易卜拉欣帕夏，他是一位杰出的将领，曾经与卡拉·穆斯塔法一同参与维也纳围城战役。现在，他进入了维也纳，为皇帝带去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批礼物，其中包括一顶用缎子制作的帐篷。这顶帐篷与苏丹的帐篷类似，支柱的顶端都饰有黄金的圆球。皇帝则为苏丹准备了一大笔白银、一座人造的喷泉以及另外一些精美的维也纳工艺品。在伊斯坦布尔，奥地利大使在获得苏丹的接见前先出席了专门为他准备的宴会。宴会上，他享用了产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炸鱼。能够享用这道佳肴象征着特别的优待，因为较低级别的使节——包括来自波兰的代表——是无缘品尝这道菜的。

不久之后，英格兰派来了一位新大使——罗伯特·萨顿爵士（Sir Robert Sutton），用他接替了曾与荷兰代表从中调停、促成了《卡尔洛维茨和约》的佩吉特勋爵。鉴于英格兰在议和过程中提供的帮助，萨顿得到了苏丹的热烈欢迎。而苏丹对俄罗斯的态度则远称不上友好。彼得大帝拒绝签署《卡尔洛维茨和约》，只愿意签订为期两年的和约，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续签和约的时候。为续签和约而来的俄罗斯使节乘坐一艘在沙皇的新船坞中打造的战舰来到伊斯坦布尔，让人们大吃一惊，紧张万分。这艘全副武装的战舰40门火炮齐放致敬苏丹，接着又齐放了一轮来庆祝俄罗斯的某个节日，给人的感觉却像是在传递信号，等待俄罗斯舰队的其他舰只赶来。

在这样的氛围中，双方花了1700年的整个上半年进行这次会谈。会议气氛十分紧张，有时甚至堪称激烈。最终，奥斯曼人同意了和约的条款。根据和约，俄罗斯人同意拆毁他们在第聂伯河上的四座要塞。这四座要塞是在上一次的战争中被俄罗斯夺走的，从那以后就阻断了陆上的交通，同时也影响了草原上生活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放牧生活。奥斯曼人想要通过和谈收回这四座要塞，但没有成功。在亚速城周边，俄罗斯人的领土获准向外扩展一点。两个帝国在边界问题上达成了妥协，以亚速和彼列科普地峡（Perekop Isthmus，控制这座地峡就能封锁克里米亚半岛）之间一片无人居住的沙漠和草原为边界。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后不得再袭扰俄罗斯领土，但可以像俄罗斯人一样在第聂伯河三角洲附近的渔场和盐场谋生，也可以在第聂伯河的两岸打猎、捕鱼、养蜂、伐木。克里米亚可汗以后不会再得到沙皇交纳的岁贡，这让可汗大为光火，因为这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事情。[2]

与此同时，俄罗斯像其他基督教国家一样，获得了在奥斯曼帝国政府派驻永久性大使的权利。永久性大使这一职务由托尔斯泰伯爵（Count Tolstoi）担任。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俄罗斯继续加强海军实力，并且在亚速海沿岸兴建新的要塞。此举让克里米亚可汗十分恼怒，他想再度与俄罗斯开战，但没有成功。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俄罗斯人不断要求获得在黑海自由通航的许可，还要求得到刻赤海峡的控制权。奥斯曼帝国强硬地拒绝了这些要求。俄罗斯人在亚速海的舰队日渐壮大，这让土耳其人十分不安，因此坚持认为黑海必须“像一个纯洁而无瑕的处女一样”完好地留在自己手中，继而开始考虑阻断刻赤海峡。但他们后来选择加强刻赤海峡西岸的刻赤城的防御，接着又在与俄国海军基地塔甘罗格隔亚速海相望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新的要塞。这座要塞被称作耶尼卡莱（Yenikale）[3]，由一名来自摩德纳（Modena）[4]的归顺者设计，于1703年完工。这座要塞控制着刻赤海峡的北侧入口，要塞中配备的火炮可以摧毁任何试图强闯海峡的船只。

在国内，推动改革的大维齐尔科普鲁律·侯赛因遇到了保守派，特别是大穆夫提和黑宦官总管的阻挠。他们实施了各种阴谋诡计，迫使已然疲惫不堪、健康状况堪忧的科普鲁律·侯赛因辞职。此时，他在大维齐尔的职位上才待了仅仅五年。他获准到他自己挑选的地方——马尔马拉海沿岸的一座农场——居住，而且可以保留他的财产。在临别时，他慷慨地将他最好的60匹马和全部的珠宝都献给了苏丹。短短三个月之后，他就因绝症去世。

就这样，1703年，随着大维齐尔的更迭，帝国再一次陷入无序之中。近卫军和其他部队发动了叛乱，要求得到拖欠的军饷。这场骚乱持续了六个星期，险些酿成一场内战。叛军要求穆斯塔法二世从阿德里安堡返回伊斯坦布尔，但他支支吾吾不置可否。于是，在穆夫提的许可下，规模浩大的叛军和学生一起举着先知神圣的旌旗向阿德里安堡进军。在阿德里安堡，苏丹集结了一支应该忠于苏丹的部队，准备击溃叛军。结果，这支部队里的近卫军不听指挥，倒向了叛军一方。得到加强的叛军迫使穆斯塔法二世退位。这个不幸的家伙甚至都没有一点抵抗的意愿。在年轻时亲自统兵作战的雄心遭遇了灾难性的挫败之后，他的意志被摧垮了，此后就变得心灰意冷，慵懒不堪。

[1] 意为“主人”或“先生”，在奥斯曼帝国通常用来称呼有学识的人。

[2]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汗国交纳的贡赋，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向金帐汗国交纳的贡赋。

[3] 意为“新要塞”。

[4] 一座北意大利城市。

第二十五章

随着穆斯塔法二世的弟弟继位成为艾哈迈德三世苏丹，局势安定了下来。艾哈迈德三世将统治一代人的时间。他老于世故，更乐于享受和平带给他的快乐。此时，路易十四正在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他派来的法国大使德费里奥尔（De Ferriol）不停游说奥斯曼帝国，晓之以与法国结盟的好处，催促奥斯曼人在匈牙利对哈布斯堡王朝开战，为法国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但艾哈迈德苏丹并不想卷入异教徒之间互相残杀的战争。随着战局对法国愈加不利，他就更不情愿参战了。

奥斯曼帝国在俄土边境也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彼得大帝在南方的黑海和北方的波罗的海两条战线上为俄罗斯帝国开疆拓土。他此时被北方的瑞典吸引了注意力，因而需要与奥斯曼帝国保持和平。瑞典是俄罗斯的宿敌，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Charles XII）此时想要击败俄罗斯，扩大其领土。在1700年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和约后不久，沙皇就与丹麦和波兰结盟，对瑞典打响了“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大北方战争。这场战争让土耳其人获得了喘息之机。1705年，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又签署了一项临时协议，勾勒出双方在克里米亚地区的疆界。但土耳其人不敢掉以轻心，他们继续加强北方的防御，并且密切观察俄罗斯人的一举一动，每年都会派遣一支桨帆船舰队在黑海地区巡逻。

1709年，沙皇在关键性的波尔塔瓦（Poltava）[1]战役中戏剧性地击败了瑞典国王，俄罗斯的国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状态。落败的卡尔十二世逃到奥斯曼帝国避难。尽管瑞典此前并没有与奥斯曼帝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艾哈迈德三世苏丹还是热情地接待了卡尔十二世，并且拒绝了俄罗斯人引渡卡尔十二世的要求。不过，他也明确表示，自己无意为了帮助瑞典国王复位而打破与沙皇之间的和平。然而，俄罗斯人却侵犯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俄罗斯密探一直在摩尔达维亚煽动叛乱，此时俄军又突袭了这一地区，还俘虏了一小队瑞典人。为了以防万一，土耳其人立刻派了一小支部队到德涅斯特河河畔的宾杰里（Bender）[2]去保护瑞典国王。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愤懑难平，主战派要求向俄罗斯人发动进攻。最终，他们说服了苏丹对俄罗斯开战。苏丹动员了近卫军，把彼得的大使托尔斯泰关进了七塔监狱，随后准备派遣部队渡过多瑙河，向摩尔达维亚的普鲁特河（River Pruth）流域进军。

对沙皇而言，这场进攻可谓来得不巧，因为他还忙着在北方巩固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一带的地位。尽管他早晚是要发兵黑海的，但此时尚未完全做好准备。他不断地托人调停，争取了一些时间，随即亲自率军来到了普鲁特河河畔。沙皇想要争取当地基督徒的支持，匆匆渡过了普鲁特河，结果发现当地饱受旱灾荼毒，无法为军队提供足够的补给；而当地的基督徒不确定他是否能够打赢战争，不敢前来帮助他。他这一次出征也确实没能取胜。由于情报工作不利，他未能阻止土耳其人迅速地渡过多瑙河，也没有预料到他面对的对手将是装备了大量火炮、数量上也占据明显优势的鞑靼人和土耳其人联军。而且，他还让敌人抢占了俯瞰普鲁特河的高地。奥斯曼军队从高处出击，截断了彼得大帝的退路。他的后方是河岸，侧翼则是无法通行的沼泽。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么投降，要么全军覆没。面对这样的危机，彼得急得犯了癫痫病。他把自己关在帐篷里，忏悔说自己从未面对过“这样的绝望”。他不想被土耳其人生擒。面对这最后的审判，他表示自己“除了被奴役”愿意接受任何条件；除了他“可爱的天堂”圣彼得堡，他也愿意放弃他征服的其他土地。

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沙皇的妻子叶卡捷琳娜（Catherine）出现了。她出身于农家，颇有主见，一定要陪他参加这场战役。她坚定的话语和令人心安的爱抚燃起了彼得的勇气，也让他恢复了理智。在一些军官的建议下，叶卡捷琳娜劝说彼得议和。彼得接受了她的建议，向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巴尔塔基（Baltaji）提出议和。叶卡捷琳娜拿出了自己的珠宝，又从军官中募集了上万金卢布，把这些财物都送给了巴尔塔基。按照惯例，他们的确应该献上礼物诱使对方同意协商投降条款，但这笔礼物的数额已经慷慨得出奇了。于是，双方达成了协议。

彼得答应的条款包括：割让亚速及其周边地区；拆毁塔甘罗格和第聂伯河河畔的要塞；俄罗斯军队撤出波兰，不再妨碍哥萨克人；允许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安全经过俄罗斯领土回到瑞典。彼得征服黑海的梦想至此画上了句号。他说：“上帝把我从这里赶了出去，就像把亚当赶出了天堂一样。”他在南方拥有一支舰队的梦想也宣告破灭，未完工的船只能丢在仓库里任其腐烂，船上的木材被拆下来送到了圣彼得堡的造船厂。

不过，奥斯曼帝国此时只顾着保全自己，毫无进取之心，在和约上签字的大维齐尔也没有战士的雄心壮志。因此，对于彼得来说，他接受的条款已经比预想的要有利得多了。除了奥斯曼帝国最关心的那一带地方之外，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领土损失。这样的条款让之前吃了败仗的征服者卡尔十二世大为光火，他眼睁睁地看着沙皇和他的后卫部队敲着锣鼓、扬着旌旗，畅行无阻地撤走了。他请求拨给他一支部队去追击俄罗斯人，他的主张也得到了同样愤愤不平的克里米亚可汗（他认为吃了败仗的沙皇应该像过去一样继续向他纳贡）的支持。但他们的请求没有得到准许。

主和派继续占上风，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英国大使罗伯特·萨顿爵士的影响。他向国内汇报说，尽管瑞典国王和克里米亚可汗进行了不懈努力，但土耳其人“似乎普遍对战事以和平的方式收场感到十分满意”。后来，土耳其人又几次威胁要对俄罗斯开战，但在萨顿爵士和荷兰大使的调停下，俄土两国在阿德里安堡重新签订了和约，扩大了土耳其人在亚速附近的版图，终于将俄罗斯的领土与黑海隔绝开来。1712年和1713年，接连签订的两份新和约确认了这些条款。总体来看，对土耳其人而言，达成《普鲁特和约》的过程可谓代价低廉，但土耳其人开出的和约条款也太过慷慨。他们对俄罗斯人的要求并不多，而且基本上立足于防御，因此这些条款也足以让奥斯曼人暂时满意。

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是个麻烦难缠、桀骜不驯的盟友，但他最终也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并不会支持自己的事业。于是，瑞典国王在苏丹的一支卫队的护送下出境，接着穿过欧洲，向北回到了波罗的海沿岸。

由于彼得大帝在普鲁特河战败，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和平维持了25年，未起波澜。不过，奥斯曼帝国并不满足于它从沙皇身上获取的荣耀。它的军队依然处于动员状态，而此时统领军队的又是一位十分好战的大维齐尔——达马德·阿里（Damad Ali）。他决心率军去对付更古老的敌人——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衰落得比奥斯曼帝国更剧烈，而且似乎缺少盟友。

达马德·阿里决定趁机夺回摩里亚。摩里亚是被当年垂垂老矣、如今已经作古的威尼斯将军莫罗西尼夺走的，并且通过《卡尔洛维茨和约》确认了威尼斯对摩里亚的占领。达马德·阿里被希腊人称作“胡穆伊”（Coumourgi），意为“无畏的维齐尔”，他忧郁、神秘，是个引人着迷的人物。1715年，他先查看了星象，然后找了一个合适的出兵借口，在海军的支援下率领一支庞大的陆军穿过色萨利，经过三个星期的围攻拿下了科林斯。

实际上，像此前在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发生的情形一样，希腊人其实更乐于把土耳其人视作解放者，欢迎他们把自己从来自西欧的威尼斯主子的暴政下解救出来。因此，他们没有给威尼斯人提供任何援助。就这样，奥斯曼军队在摩里亚继续前进，夺回了包括莫登、科伦和纳瓦里诺在内的被威尼斯人控制的要塞。不到几个月，这场战役就结束了；在此期间，威尼斯人一直谨慎地避免与奥斯曼军队进行决战。到1715年年底，威尼斯共和国已经丢掉了整个摩里亚和附近的群岛。与此同时，奥斯曼人还夺取了克里特岛上尚留在基督徒手中的两座港口。接下来，奥斯曼人打算向科孚岛和爱奥尼亚诸岛发动进攻，将威尼斯人彻底逐出希腊。

但是，就在达马德·阿里赢得历史性胜利的同时，奥斯曼帝国却在另一条战线上遭遇了同样引人瞩目的失败。达马德·阿里没有能够准确预判出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查理六世的反应。奥斯曼人曾请求奥地利保持中立，还提出让奥地利出面调停。对于这两项请求，查理六世给出的都是模棱两可的答复。在这种情况下，达马德·阿里却没有能够考虑到查理六世为威尼斯人出兵的可能性。威尼斯人以奥斯曼人践踏了《卡尔洛维茨和约》为由，请求皇帝的帮助。于是，查理六世与威尼斯共和国签署了防御同盟条约。在此期间，富于远见而令人敬畏的萨伏伊的欧根亲王对查理六世施加了重要影响。欧根亲王对土耳其人的迅速胜利感到十分不安，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态势带来的潜在威胁。土耳其人不仅可以从爱奥尼亚群岛威胁到皇帝在意大利的领地，而且倘若他们在东欧重新采取扩张政策，那么就连皇帝在德意志的领地也会受到威胁。

关于是否要把防御同盟条约的签订视作宣战的理由，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迪万中的主和派十分明智地反对再与神圣罗马帝国开战。然而，在激烈的辩论之后，好战的大维齐尔达马德·阿里得到了乌理玛的支持，最终获得了大穆夫提支持开战的指令。达马德·阿里的意见压倒了主和派。

于是，在1716年，一支规模庞大的奥斯曼军队又一次向贝尔格莱德进军了。在这里，历史再一次重演。像苏丹穆斯塔法二世与欧根亲王交锋的那次一样，奥斯曼军队的将领们又在战术上产生了分歧。是应该向北前进到蒂米什瓦拉，还是应该向西去彼得罗瓦拉丁？这一次，达马德·阿里不顾星象的预言，独断专行地做了决定。他率军渡过了萨瓦河，沿着多瑙河南岸进军，前去围攻彼得罗瓦拉丁。

一开始，奥地利军队的将领们也无法在战术问题上达成一致。奥地利军队在人数上明显处于劣势，而且鉴于达马德·阿里在希腊取得的胜利，他们对此人十分畏惧。一些将领不敢与土耳其人正面对垒，建议采取消耗战来慢慢拖垮敌人。但是，这样的建议可不合勇猛的欧根亲王的脾气。他很清楚，土耳其人非但使用着过时的武器装备，而且只会鲁莽地发动进攻，一旦遭遇意料之外的情况就会慌了手脚，在撤退时则往往会溃散。因此，在1716年的这个夏天，他决定主动发动攻击。双方在签订《卡尔洛维茨和约》的同名村庄附近发生了初次交锋，土耳其人在这里主动进攻，击败了奥地利人的前锋部队，用行动撕毁了和约。

达马德·阿里率军向彼得罗瓦拉丁进发，而欧根亲王的军队就在那里摆好阵势迎敌。近卫军先取得了一些成功，击溃了奥地利步兵的中军；但欧根亲王随即发动反攻来巩固中路，还调了另一支步兵从侧翼攻击近卫军，将他们击败。奥地利的重装骑兵——土耳其人对这一兵种还很陌生——发动了冲锋，击溃了西帕希骑兵，打得他们仓皇逃窜。大维齐尔一边怒骂一边挥舞着他的军刀，试图挡住逃兵。接着，他又率领一队军官冲进了战阵的中心（就像20多年前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在距此不远的斯兰卡门所做的一样），孤注一掷地想要扭转战局。而就像科普鲁律·穆罕默德一样，他也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前额，受了致命伤。他被马驮到了卡尔洛维茨，在那里咽了气，加速了奥斯曼军队的彻底瓦解。

在取得战役的胜利之后，欧根亲王又攻克了蒂米什瓦拉要塞。从苏莱曼大帝时代起，这座要塞就一直属于奥斯曼帝国，而此时它已经是伊斯兰世界在匈牙利的最后一道屏障。欧根亲王善待了蒂米什瓦拉的守军，还帮助当地的穆斯林居民不受阻挠地离去。以此为序幕，德意志人和奥地利人来到这个省份，开始有计划地殖民这一地区。在经过成功的殖民活动之后，蒂米什瓦拉成了“小维也纳”。

在夺取蒂米什瓦拉后，欧根亲王又在第二年围攻了贝尔格莱德。他在贝尔格莱德的野外遭遇了前来解围的奥斯曼军队，敌军的人数又是他手下人马的两倍。奥地利人的形势十分危急，但土耳其人的拖延、犹疑和糟糕的战术布置挽救了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十分确信贝尔格莱德要塞肯定会留在自己手中，因此迟迟没有发动对围城者的进攻。尽管机会渺茫，但欧根亲王还是决心背水一战，发动一次大胆的反击。他向奥斯曼人的阵地发动了猛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立即让他们陷入恐慌之中。在侧翼骑兵的掩护下，他的步兵高举着各色旗帜，敲击着战鼓，迎着奥斯曼人主力火炮部队的猛烈炮火，在中路发动了进攻。他们低举着刺刀冲锋，一直到距离敌人足够近的时候才开火射击。他们的猛攻让近卫军的阵列全线崩溃，陷入一片混乱。

就这样，欧根亲王的果敢指挥立刻扭转了局势，贝尔格莱德也再次落入了奥地利人手中。就像在彼得罗瓦拉丁一样，奥斯曼军队遭遇了惨败，人员和武器损失都极为惨重。欧根亲王本人在战斗中负了伤。皇帝将这场战役称作“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这场胜利被写进了一首歌曲，成了奥地利民间文化的一部分。从此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奥地利军队在开赴前线之时，都会一再高唱这首歌曲。

与此同时，和平降临了。就像在卡尔洛维茨一样，英格兰和荷兰再一次充当了调停者的角色，建议双方在占领地保有原则的基础上议和。1718年，双方在塞尔维亚的小镇帕萨罗维茨（Passarowitz）签署了和约。尽管并非所有匈牙利人都情愿如此，但这一次，奥斯曼帝国终于将其手中所有残留的匈牙利领土都交给了哈布斯堡王朝；同时被割让的还有包括贝尔格莱德和塞曼德里亚在内的塞尔维亚的大部分地区、瓦拉几亚的大片领土，以及波斯尼亚一处重要的港口。查理六世皇帝由此确立了其在东欧的霸主地位——在土耳其人能征善战的年代，查理六世的先辈们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只有跟奥斯曼人单独签署了和约的威尼斯人吃了亏。他们丢掉了整个摩里亚，只保留了科孚岛、爱奥尼亚群岛，以及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几座港口。威尼斯人割让了一片领土给苏丹，使得奥斯曼帝国恢复了与其盟友拉古萨之间的交通。尽管奥斯曼帝国也日渐虚弱，但这项和约彻底终结了威尼斯共和国作为一个不可忽略的政治力量的历史。对土耳其人来说，对威尼斯人的胜利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补偿。但奥斯曼人为此在东欧付出了代价。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它在这一地区的前途也将日渐式微。如果说《卡尔洛维茨和约》证明土耳其人不再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帕萨罗维茨和约》的签署则让土耳其人从此开始处于守势，再也无力自发地谋划向欧洲方向的扩张。

[1] 位于今乌克兰。

[2] 位于今摩尔多瓦。

第二十六章

现在，爱好和平的艾哈迈德三世终于可以在他统治的最后12年中享受和平了。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开始出现了西化和改革的苗头。艾哈迈德三世是其父最宠爱的妃子所出，生在战场之上，而非大萨拉基里奥宫中。因此，他没有受过“牢笼”监禁之苦。尽管他也喜好女色，但他从年轻时起就相对远离权力和后宫的阴谋。他是一名十分宽容的统治者，温文尔雅，深谙世故，倾心文化，对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都十分了解。他热衷音乐、文学和艺术，在身边聚集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宫廷诗人，还在他的大萨拉基里奥宫内开设了一座新的图书馆，里面填满了珍贵的手稿。

艾哈迈德个人的天赋主要集中在美学方面，设计、创造了数不清的建筑。他不喜欢城市，醉心于鸟语花香、树影水波的自然之美。于是，他摆脱了大萨拉基里奥宫的束缚，为他的廷臣和帕夏们开创了一种新的消夏方式——在附近形色各异的海岸线上修建富丽堂皇的别苑，供避暑之用。其中的一座别苑位于金角湾深处的欧罗巴甘泉（Sweet Waters of Europe）旁。他在那里引了两条小溪，溪水汇进大理石镶面的运河、人工湖、瀑布和喷泉，为大片花园提供了水源。

在这座别苑中心，他为自己兴建了一座萨德阿巴德（Sa’adabad）夏宫，其式样仿照17世纪法国的马尔利宫（Château of Marly），由他的大使从巴黎为他带回了图纸。在夏宫的周围，又兴建了数以百计的宫殿和亭台楼阁。它们不像以前的建筑那样由石料和精雕细刻的大理石制成，而是使用了更经济的木材和浇筑石膏。这样一来，这些建筑就可以仿效法国的装潢时尚，创造出新奇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后来又在巴黎风靡一时，人称“土耳其风”（turquerie）。不久，类似的“享乐之城”也装点了亚细亚甘泉（Sweet Waters of Asia）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部分海岸。在法国大使路易·索弗尔·德维伦纽夫（Louis Sauveur de Villeneuve）看来，这些由欧亚两洲形形色色的建筑师建造的杰作，展现了多种多样的建筑风格，有的如同凡尔赛宫，有的仿佛伊斯法罕（Isfahan）[1]。它们如同一座座临时舞台，持续不断地上演着铺张奢靡、优美如画的剧目。一直追求消遣和变化的奥斯曼宫廷，仿佛永远在张罗着新的远行：

有时，奥斯曼宫廷在装饰有丝绸帐篷的窄舟上，仿佛漂浮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或金角湾的波涛间；有时，奥斯曼宫廷组成长长的马队，纵马驰骋到特别的消遣场所……俊美的马匹和奢华的马具让整个队列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一匹匹骏马套着或金质或银质的挽具奔驰向前，额头上插着羽毛，身上还装饰着璀璨的宝石。

艾哈迈德三世苏丹的女婿达马德·易卜拉欣帕夏负责举办精彩绝伦的庆典和演出，为苏丹华丽的宫廷生活提供娱乐活动。与艾哈迈德苏丹一样，达马德·易卜拉欣帕夏也十分崇尚艺术。他在这位苏丹统治的最后12年中一直担任大维齐尔；而在之前的15年里，这位苏丹一共有过多达13位大维齐尔。易卜拉欣本人也很喜欢奢侈品和表演。为了让精彩的表演能够一直持续到深夜，他请来专家，为伊斯坦布尔发明出新的节庆照明手段。新上任的法国大使在夜里从佩拉的高处向对岸望去，看到对面城市里的房屋、花园乃至水体都闪耀着火光。“城中清真寺的圆顶周围环绕着数不清的光的皇冠；不知他们用了什么看不见的装置，在一座座宣礼塔之间，用火焰写就的《古兰经》箴言出现在半空之中。”在特殊的场合，伊斯坦布尔会接连三天三夜灯火通明。有一次，为了庆祝苏丹三个女儿和两个侄女的婚礼以及苏丹四个儿子的割礼，大维齐尔命令整个帝国举行庆典活动。他从各个行省请来了多达2 000名乐师，滑稽戏演员、摔跤手、变戏法者和杂技演员共1 500名，以及数量相当的厨子。苏丹命令皇家厨房的巡查员负责庆典筹备工作，让他为皇子们准备四棵巨大的象征着丰产的棕榈树，为其他人则准备略小一点的棕榈树；厨师们准备了梦幻般的糖果糕点，包括一座完全用糖做成的大约5码（约4.6米）长、4码（约3.7米）宽的花园，象征婚姻的甜蜜。

到了冬天，大萨拉基里奥宫里会举办“哈尔瓦招待会”（helva fetes）。在这样的聚会上，人们会探讨哲学，朗诵诗歌，跳舞，欣赏中国皮影戏，或一起祈祷，同时分享甜食或哈尔瓦酥糖。到冬天结束时，又会举办春季庆典供苏丹消遣，这一庆典后来演变成了郁金香节。艾哈迈德十分喜欢花——玫瑰、康乃馨（据说他胡子的形状就是模仿康乃馨）、丁香和茉莉。但他最喜爱的莫过于郁金香。郁金香在土耳其语里叫作“lale”，听起来很像“安拉”，因此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后世将艾哈迈德三世统治的时期称作“Lale Devri”，意为“郁金香时期”。

郁金香本是亚洲草原上的一种野花，装点着土耳其人几个世纪来向西迁徙的道路。第一个把郁金香介绍到西方的，是在16世纪担任奥地利皇帝大使的巴斯拜克。作为一名热心的植物学家，他在返乡途中将郁金香球茎带回了佛兰德斯。郁金香的欧洲名字来自土耳其人给它取的昵称“tulbend”，即波斯语的“头巾”。不久之后，欧洲商人就开始进口郁金香。在荷兰，郁金香得到大规模种植，并且出现了超过1 200个品种。因此，到了17世纪，在奥斯曼帝国精英阶层之中出现了郁金香热潮，有人靠珍稀的郁金香球茎发财，也有人因此而破产。郁金香开始被人们称作“欧洲的黄金”。

率先将郁金香重新引入土耳其的，是艾哈迈德的父亲穆罕默德四世。他在大萨拉基里奥宫的花园里兴建了一个郁金香花圃，里面种植了多个品种的郁金香。而第一个大规模进口郁金香的则是艾哈迈德本人，他不仅从荷兰进口郁金香，还从波斯进口。他花园里的郁金香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每个花坛里只种植一种郁金香。

艾哈迈德三世在大萨拉基里奥宫里举行的春季庆典——郁金香庆典——一度在重要性上超过了传统的伊斯兰宗教节庆。郁金香庆典总是在4月举行，持续两个晚上，最好是在满月的夜晚。苏丹会把花园里种植郁金香的那部分花圃遮盖起来，像一座温室一样。一排排的架子上摆放着数不清的花瓶，按照瓶中花的颜色和形状细心地安排了每瓶花的位置，使它们看起来十分协调。四周装点着用彩色玻璃制成的小灯和装满了各色液体的玻璃灯罩，小灯发出的光彩闪烁迷人。在树枝上有类似暖房的鸟笼，里面住着金丝雀和珍稀的鸣禽。苏丹坐在皇家大帐中央的宝座上，接受人们的朝贺。第二天晚上，他会单独为后宫里的女眷们提供娱乐活动，让他的奴隶们演奏音乐，朗诵诗歌，唱歌跳舞。背上驮着蜡烛的乌龟在花园里漫步，为郁金香照明。有时，他们会进行寻宝活动——就像欧洲人寻找复活节彩蛋一样。他们把五颜六色的糖果和小饰品藏在花丛中，然后让苏丹的姬妾们四处寻找，“小心翼翼地在郁金香花朵间穿行”。易卜拉欣帕夏最喜欢一种名叫“蓝珍珠”的郁金香，能成功培植这种郁金香的人会得到他的重赏。他会用白色的面纱把蓝珍珠罩起来，以免花朵在炎热的时节被太阳晒伤。

郁金香的图案还成了地砖和奥斯曼人其他装饰艺术的最重要主题。每到人们疯狂推崇郁金香的春天，奥斯曼诗人们还会把它当作诗作的主题，因为他们正在设法摆脱波斯文化的影响，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灵感的源泉。艾哈迈德三世时期最著名的诗人当属“密友”纳迪姆（Nedim）。在一片愉悦、奢华、尽情享受的氛围中，快乐的诗人纳迪姆抱着这样一种无忧无虑的哲学观点：“让我们尽情欢笑游玩，享受人间的愉悦。”

一直到20世纪的土耳其共和国时期，郁金香依然是土耳其诗歌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土耳其现代诗人叶海亚·凯末尔（Yahya Kemal）曾写道：“胜利是令人惊愕的美人，她有着玫瑰的脸庞和郁金香的香吻。”

郁金香的流行并非一个转瞬即逝的风潮。从本质上说，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它是一个新的世俗时代和启蒙时代的黎明，展现了理性探究和自由改革的精神。西方在新时代的科学进步、经济富足和军事强盛让奥斯曼人深受启迪，为他们提供了制衡东方伊斯兰世界传统的宗教观念的世俗化力量。尽管这种观念可能还仅仅存在于奥斯曼帝国精英阶层的一小部分人中，但他们的确越来越将西方文明中的社会和文化变革视作大势所趋。郁金香成了一种象征，它象征着在西方文明影响下方兴未艾的土耳其文艺复兴。

1720年，奥斯曼帝国政府派了一位名叫切莱比·穆罕默德的特使到路易十五的宫廷中去。他的官方任务是寻求与法国结盟，但是未能成功。不过，大维齐尔还要求他“访问要塞、工厂和法兰西文明的各种产物，回来告诉我哪些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于是，他写成了一部法国之行的笔记，这部笔记成了奥斯曼帝国未来变革的指南。

带着儿子赛义德（Said）一同出访的穆罕默德是最早学习法语的土耳其人之一。在记述巴黎的见闻时，他仿佛一个发现了新世界的人，处处感到新奇——技术和医学、动物园和植物园、歌剧和戏剧，特别是错综复杂的社交习惯。他看到一些女性“享有比男性更崇高的地位，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对此表示十分惊讶和赞赏。他对巴黎天文台和15世纪撒马尔罕的贵族天文学家乌鲁奇·贝伊（Uluj Bey）制作的星座表特别感兴趣。他还遇到了圣西蒙（Saint-Simon）[2]。圣西蒙记述了穆罕默德的雄伟风度、不凡品位和对女性的强烈吸引力，而且特别赞赏他要在伊斯坦布尔创办印刷厂的想法。

这项创新的主要推动者是穆罕默德的儿子赛义德，他在法国期间对印刷术及其文化价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印刷技术长期遭到反动力量的反对，但它对奥斯曼帝国的未来而言意义非凡。1727年，赛义德创办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一座印刷厂。赛义德的合作伙伴名叫易卜拉欣·穆特菲利卡（Ibrahim Müteferrika），是一位归顺的匈牙利贵族。夹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穆特菲利卡认为，印刷厂可以将西方值得学习的崭新理念和方法传授给奥斯曼土耳其人。

他向易卜拉欣帕夏呈上一份备忘录，送给苏丹过目。这份备忘录后来得到了印刷出版。在这份备忘录里，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曾经远比伊斯兰国家弱小的基督教国家在当代却支配了那么多的土地，甚至还击败了曾经战无不胜的奥斯曼大军？”他给出了他的答案，呼吁穆斯林们从漫不经心的沉睡中醒来。“他们必须要了解对手，必须要深谋远虑，熟悉欧洲人新的行事方法、组织架构、战略战术和军事事务。”他呼吁穆斯林学习地理知识，以拓宽他们的军事和政治视野；研究航海图，以了解基督徒借以发现新世界、征服穆斯林土地的航海知识。穆斯林尤其应当学习他们的邻居俄罗斯人，因为他们的沙皇“从异邦请来了精通各种科学知识的专家，在他们的建议、推荐和帮助下改造了他的军队”。

他总结说，土耳其人向来以严格遵守法律和秩序著称，在这方面远超其他民族。如果他们能够学习新的军事科学和技术，“这个国家将无人能挡”。他向谢赫伊斯兰申请印刷书籍的许可，获得了准许。谢赫伊斯兰禁止他印刷《古兰经》和其他神圣的典籍，但是允许他印刷世俗书籍，比如字典和科学书籍。

然而，艾哈迈德三世苏丹的和平统治此时步入了尾声。像往常一样，在经过较长的相对和平的时期之后，近卫军又一次由于无所事事而变得躁动不安。他们厌恶宫中奢靡而轻浮的“法兰克作风”，对政府忽视他们的利益感到十分愤恨。1730年秋天，有消息传来，说波斯有了一位充满侵略性的新统治者纳第尔可汗（Nadir Khan）掌权，他穿过波斯的边境入侵了奥斯曼帝国。借此契机，一名出身阿尔巴尼亚的近卫军士兵掀起了一场兵变，并且得到了许多平民的支持，结果兵变演变成了叛乱。叛乱的矛头指向了大维齐尔易卜拉欣，但易卜拉欣起初低估了这场叛乱的威力。而在叛乱爆发的那一天，海军总司令还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海岸的私人花园里恬静地移栽着郁金香。

苏丹失去了勇气，答应了近卫军的要求。他把大维齐尔、海军总司令和另一名高级官员交了出去，任由他们被勒死。接着，他同意退位，以保全自己和孩子的性命。尽管他本人没有住过“牢笼”，但把他的侄子囚禁在“牢笼”中。现在，他把自己的侄子从“牢笼”中接出来，并向他——马哈茂德一世（Mahmud I）称臣。马哈茂德一世登基成为苏丹，而艾哈迈德三世则住进了“牢笼”，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无论如何，艾哈迈德三世的统治还是开启了奥斯曼帝国改革的新浪潮，这一浪潮将在日后越发澎湃。易卜拉欣·穆特菲利卡关于军事改革的备忘录被印刷了出来，呈给了新任苏丹马哈茂德一世。事后证明，这位“牢笼”里的囚徒不是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但是，在马哈茂德一世统治期间，易卜拉欣·穆特菲利卡和他的印刷厂却得以公开传播新的思想和欧洲的科学新发现。在一个由25名翻译组成的委员会的帮助下，他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向他的新同胞们揭示了各种学科的奥秘：他本人最擅长的地理学和制图学；物理学和天文学，包括一本首次介绍望远镜和显微镜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本，还有探讨磁力和罗盘以及伽利略的理论的书籍；各个分支的数学，有些书探讨了笛卡尔的思想；最后还有医学。在易卜拉欣·穆特菲利卡于1745年去世后，他的印刷厂也停止了运转，一些译著还停留在手稿阶段。由于大环境使然，印刷出版事业直到1783年才在奥斯曼帝国恢复。郁金香时期的种种进步曾经带来些许“土耳其文艺复兴”的意味，却随着印刷事业的中断而中止了。

[1] 波斯历史上的重要城市，在17世纪时是波斯萨非王朝的首都。

[2] 此处指第二代圣西蒙公爵（1675—1755），法国外交家和作家。

第二十七章

从此之后，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的关系中主要凭借的就不再是武力，而是外交手段了。曾几何时，凭借着宗教上的冲动和战场上的勇气，新月还可以梦想彻底击垮十字架；而随着最后一名圣战士达马德·阿里在彼得罗瓦拉丁被熟稔现代世俗战争技巧和科学的欧根亲王击败，那样令人骄傲的日子便一去不返了。从此以后，奥斯曼人意识到，他们在欧洲事务中实际上只能处于守势，而且要依赖盟友的帮助。所以，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也就建立起了与欧洲国家类似的常设的外交系统。

在签署《卡尔洛维茨和约》之前，作为一个从亚洲闯入基督教欧洲的伊斯兰政权，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外交领域上一直采取单边政策，不知双边沟通为何物。他们全然不顾国家之间的任何行为准则，认为自己是“大地上唯一的国家”，自己就是法律。他们会接待其他国家派来的外交使节，但从来不会向对方派驻使节，因为他们十分轻蔑地视基督教国家为低人一等的存在。在土耳其人不断侵蚀欧洲、吞并扩张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之处。不过，在欧洲的一个个邦国逐渐演化成民族国家的关键时期，土耳其人的做法却让他们与欧洲的国家体系相隔绝。现在，随着与欧洲国家的联系逐渐变得不可或缺，他们的传统做法更是让他们处于不利的孤立状态之中。《卡尔洛维茨和约》与《帕萨罗维茨和约》都是基于国际法原则和欧洲的外交准则签署的。这两项和约，尤其是《帕萨罗维茨和约》，确认了奥斯曼帝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的角色转变——它不再是一个扩张中的国家，而成了一个收缩中的国家。从那以后，奥斯曼帝国政府被迫在谈判中居于弱势，而不再扮演强势的一方。在那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奥斯曼帝国继续按照单边原则从事外交活动，而且在境外依然没有常驻的使节。实际上，就连在国内，也没有处理外交事务的常设机制。

直接受害于这种做法的是外国派来的使节。为了完成使命，他们可谓煞费苦心。他们代表本国政府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要求它采取一些政策——其中一些政策实际上也符合奥斯曼人的利益。但外国使节的生活却充满了挫败感。他们与母国之间的沟通有着无时不在的时滞，通信还常有中断的危险；不仅如此，这些同在佩拉的外国人区域居住的使节还发现，自己与奥斯曼帝国政府之间也难以沟通。他们只在极偶尔的情况下可以获准到金角湾对面的伊斯坦布尔老城区的权力中心活动，还经常受阻于奥斯曼帝国微不足道而死板的礼仪规定；在这里，阴谋一个接着一个，大维齐尔不停地更迭，导致政府权力不断更替；在谈判过程中，拖延、偏差和逃避更是家常便饭。

最重要的是，外国使节还必须面对语言问题。外国使节都不懂土耳其语；而自从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大权从叛教的前基督徒群体落入出身穆斯林家庭的群体手中之后，也很少有土耳其人懂得欧洲语言。这样一来，外国使节就只能依靠译员——这些人通常是希腊人，或是有拉丁血统的黎凡特人，他们既充当翻译又充当情报人员。作为外国使节和奥斯曼帝国政府官员之间的中介，这些译员可以有选择地翻译，或是曲解双方的话语，从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影响双方的沟通。他们还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把情报泄露给其他译员或同谋者。

不过，1669年，译员体系得到了优化改进。这一年，奥斯曼帝国政府设立了帝国政府译员主管一职。出任这一职务的可以是希腊人，也可以是亚美尼亚人，但必须是基督徒。职务人选通常从“芬内尔人”，即伊斯坦布尔城中希腊人聚居的商业社区的居民中选出。这一职位的职责实际上相当于外交大臣。他周围的一些职位从此之后也都交给了基督徒，通常是信仰希腊东正教的基督徒。与对西方语言一无所知的土耳其穆斯林精英不同，经商的希腊人很熟悉西方的语言，而且乐于将他们的子弟送到诸如帕多瓦大学[1]这样的西方学校里接受教育。他们经常会出任使节，或是在基督徒自治的行省里担任总督。就这样，在苏丹的“奴隶之家”逐渐丧失作用之后，奥斯曼帝国得以通过这种方式继续发挥其基督徒臣民的才能，而且这一次不需要将他们征召入伍或强迫他们改宗。随着与欧洲国家关系的发展，帝国政府译员主管的工作变得越发艰巨。他需要与外国使节保持日常沟通，探讨他们的要求，还要在外国使节朝见苏丹或与大维齐尔商谈时担任翻译；他和他的属员们要把奥斯曼帝国政府写给外国政府的信件从土耳其语翻译成外语，还要仔细研读外国的报纸或者其他类似的信息来源，以帮助奥斯曼帝国政府了解欧洲事务。

不过，不知是故意使然还是有其他因素，外国使节们依然在外交事务上屡屡碰壁。18世纪早期的法国大使德维伦纽夫侯爵（即上文提到过的路易·索弗尔·德维伦纽夫）对此深有感触。他奉路易十五的命令而来，希望提高法国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地位，因为法国的影响力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严重下滑，让英格兰占了上风。在由弗朗索瓦一世开启的法土传统友谊的基础上，他希望凭借自己良好的人脉关系，为法国争取到更为有利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考虑到弱势的土耳其人和强势的莫斯科之间的力量不均将会威胁到欧洲的力量均衡。

陪同维伦纽夫一同抵达金角湾的，是一支有意要展示法国海军力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护卫队。然而，此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正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人们对政治事务兴味索然，为他递交国书的程序也一拖再拖。终于，他获得了正式觐见苏丹十分钟的机会。几天之后，大维齐尔欢迎了他，与他寒暄良久。尽管他本人并不吸烟，但还是被迫与大维齐尔一起吸了一根“长达20英尺（约6米）”的烟斗。最后，大使终于找到机会提起有关让步条约的两个事项，以及保护基督徒少数族群的问题。听到他的问题之后，大维齐尔无动于衷地回问他，凡尔赛宫的花园是不是还像往常一样美丽动人，得到了精心打理。接着，他又开始谈起他在欧罗巴甘泉旁修建的花园，就这一话题说个没完。几天之后，帝国政府译员主管跑到法国大使馆来，代表他的主子要求他们从法国送一些花草和球茎来。烦躁不已的维伦纽夫又不耐烦地等待了8个月，才有机会再次面见大维齐尔。

对于采取守势的奥斯曼帝国政府来说，他们此时更愿意接待奥地利帝国的来宾，而不是法国大使。在贝尔格莱德遭遇羞辱性的惨败之后，土耳其人想方设法地用各种妥协退让来安抚奥地利皇帝，以避免与他发生更多冲突。奥地利皇帝在《帕萨罗维茨和约》中获得了贸易特权，并且批准成立了皇家奥斯坦德公司（Imperial Ostend Company）[2]来拓展贸易。这样一来，奥地利皇帝就可能会成为黎凡特地区贸易的强有力竞争者。除此之外，当地一些天主教教派也对法国不满，希望可以获得皇帝的庇护。不过，1730年，随着艾哈迈德三世遭到废黜、他的大维齐尔遭处决，情况发生了突变。前任苏丹消失不见，新的统治得以确立；而维伦纽夫也终于可以乐观地向国内汇报说，奥斯曼帝国有可能会采取支持法国的政策。

在新任海军总司令的帮助下，维伦纽夫几个月后为法国商人争取到了免除关税的优惠待遇。接着，亲法的新任大维齐尔托帕尔·奥斯曼（Topal Osman）又恢复了法国在宗教事务上的特权。在前任大维齐尔在任时，传教士的行动自由大受约束，已经沦为驻扎在领事馆的牧师；而现在，他们又可以自由地在所有基督徒生活的省份里活动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公开确认了一些圣地的地方神父享有的豁免权，并且不再插手他们的教会内的事务；奥斯曼帝国政府允许基督徒重建那些被穆斯林焚毁的教堂（他们焚毁教堂的理由是，教堂的钟声在夜里会吵醒清真寺里的天使），还准许他们建设新的教堂。就这样，“法国的皇帝”又开始被视作基督教信仰的全能保护者。

维伦纽夫大使开始像早年的法国大使一样，视自己为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顾问。他那位好斗的大维齐尔朋友被他说服，公开宣称奥斯曼帝国应当在合适的时候采取行动，一边对抗奥地利皇帝，另一边对抗女皇安娜（Tsarina Anna，她刚刚继承了彼得大帝的帝位）[3]。

不过，在这位大维齐尔下台之后，他的继承者们并不像他那么亲法。于是，这个“合适的时候”也一直没有来临。在此期间，173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俄罗斯女皇结成了联盟，参与到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共同对抗法国支持的一位王位继承人。奥地利和俄罗斯要求奥斯曼帝国保持中立，土耳其人欣然接受；法国要求奥斯曼帝国出手干预，从克里米亚出兵，经过乌克兰进入波兰，从南线对俄罗斯发动进攻。面对法国人的要求，土耳其人开出了一个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价码：两国结成攻守同盟，且这一盟约要由苏丹和法国国王本人亲自签署。从弗朗索瓦一世的时代开始至今，主宰法土两国关系的都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友好互惠协议，而土耳其人的这个要求则相当于让这个基督教国家公开与异教徒结盟。在凡尔赛宫，路易十五背后的掌权人物弗勒里枢机主教（Cardinal Fleury）激烈而固执地反对这个提议，因为这个提议很容易引发争端，并且有可能破坏法国与欧洲的其他基督教国家，特别是英格兰和荷兰的关系。在这一提议遭到断然拒绝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凡尔赛宫之间又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冗长磋商。像过去在战场上一样，土耳其人此时在外交领域也变得十分坚忍不拔。

1734年，确信奥斯曼帝国将保持中立的俄罗斯人从乌克兰调遣了一支大军北上，前去攻取了他们的主要目标但泽（Danzig）[4]。凭借他们在华沙扶植的“卫星”君主，俄罗斯人控制了波兰的大片地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重新把注意力从波罗的海移回黑海，报彼得大帝在普鲁特河被土耳其人击败的一箭之仇。

苏丹的附庸——鞑靼可汗的军队侵犯了俄罗斯的领土，为俄罗斯人提供了借口。一支俄军未经宣战就直抵亚速，并且夺取了该城。与此同时，俄军主力穿过彼列科普地峡入侵了克里米亚。在瓦解了鞑靼人顽强的抵抗之后，俄军夺取了敌人在克里米亚的防线和要塞。接着，他们一路在克里米亚半岛大肆破坏、屠杀，深入彼得大帝和以前的俄军从未抵达过的地区。不过，他们却被这里荒凉而缺水的草原打败了。面对疲乏、饥饿和疾病，俄军不得不在冬天到来前撤退。他们在战争初期的胜利就这样被一场失败抵消了，给了土耳其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不过，奥斯曼帝国政府还是做了战争准备，动员了一支军队到多瑙河的河口去。实际上，土耳其人对俄罗斯人的抵抗将十分关键，不然俄罗斯人在夺取亚速之后，将会继续侵入黑海地区，围攻守卫河流入海口的另外三座要塞。俄罗斯女皇要求她的战舰和商船可以在黑海自由通航。这样一来，黑海就会被俄罗斯人控制，并且为他们打开通往伊斯坦布尔乃至穿过海峡进入东地中海的道路。果真如此，俄罗斯人还将从西方国家手中夺取利润颇丰的黎凡特贸易。此时，查理六世皇帝也想分一杯羹。为了跟俄罗斯一起出兵干预，奥地利与俄罗斯还达成了一项秘密协约。

不过，土耳其人依然固执地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他们更希望能由某一个基督教国家出面调停。英格兰和荷兰驻奥斯曼帝国的代表都想扮演调停人的角色。1736年，大维齐尔（又是一位新的大维齐尔，维伦纽夫此时还没能和他说上话）准备率军出征，前往靠近多瑙河河口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5]的宾杰里驻扎。不过，他来到这里并不是准备作战的，而是打算前来议和。此时，经过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之后，皇帝的军队也师老兵疲，组织混乱，因此也没有做好与土耳其人打一场新的战争的准备。于是，为了争取时间，皇帝提出与俄罗斯一起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议和。

1737年夏天，一场会谈在波兰占有的乌克兰地区的涅米罗夫（Nemirov）召开。此时，奥地利和俄罗斯都已经做好了出兵准备，因此，甚至懒得在这里掩饰它们对奥斯曼帝国的真正企图。手里握着剑来谈判的俄罗斯人不仅要求获得在黑海的自由通航权，还要求允许他们的舰队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他们还要求把俄罗斯的边界拓展到德涅斯特河河畔，让奥斯曼帝国将库班河（Kuban）和黑海以北属于鞑靼人的其他土地都割让给俄罗斯；奥斯曼帝国还要承认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独立国家，且以俄罗斯为宗主国。奥地利人则要求奥斯曼帝国割让整个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与此同时，俄奥两国的军队已经进入了它们索取的领土，奥地利人在塞尔维亚夺回了尼什要塞。他们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无异于下达给战败国的最后通牒。到了这个时候，土耳其人已经别无选择。他们拒绝了对方提出的条款，结束了会谈，拿起武器准备保卫奥斯曼帝国。

法国是奥斯曼帝国获得解救的唯一希望。一开始，路易十五的政府对如何解决这一危机犹豫不决，这让维伦纽夫焦急万分。法国还希望奥斯曼帝国政府同意割让亚速。如果俄国人能够满足于此，那么法国认为做出这一让步比卷入战争要好。但是，在意识到俄罗斯想要通过黑海染指地中海之后，凡尔赛宫终于醒悟过来，明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面对奥斯曼帝国可能会被俄罗斯和奥地利肢解的前景，弗勒里枢机主教认识到，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除了黎凡特地区对于法国的重要商业价值之外，奥斯曼帝国本身的存在（尽管它已经式微）对维护欧洲的力量均衡也至关重要。于是，凡尔赛宫筹划了一个新的外交攻势，试图通过法国在维也纳的代理人来拆散俄奥联盟；法国人还在会谈现场活动，鼓舞土耳其人的斗志，并且让他们相信，与其接受耻辱的和平条款，还不如拼死一战。

大维齐尔意识到自己彻底被奥地利和俄罗斯欺骗了，他立刻回应了法国的示好，并且写信给凡尔赛宫，正式要求法国国王出面调停。他的请求获得了原则上的同意。与此同时，土耳其人也振作起精神，开始了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一位新任的大维齐尔率军向西进发，前往奥土边境。这一行动的时机可谓恰到好处，因为就在一年之前，萨伏伊的欧根亲王去世了，而在之前的战争中实力受损、士气受挫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此时只能由一些不称职的将领统率。不仅如此，奥地利人与他们遥远的“盟友”俄罗斯人的关系也并不和睦，双方并没有任何协同作战的计划。在西线波斯尼亚的群山中，奥地利人遭遇了当地好战首领统率的封地军队的强烈抵抗——这些斯拉夫人曾经信奉基督教，但现在都已经成了穆斯林；在东线，奥斯曼军队夺回了尼什，从而打开了经由摩拉瓦河河谷前往贝尔格莱德的道路。俄罗斯人的战绩要比他们的奥地利盟友好一些，他们夺取了位于布格河河口的奥恰科夫（Ochakov）和金伯恩（Kinburn）。但是，在草原炎热天气的炙烤下，他们未能如愿抵达多瑙河流域。

奥斯曼军队的胜利要归功于归顺的法国雇佣军人博纳瓦尔伯爵（Comte de Bonneval）。他曾经为奥地利皇帝效命，但现在为苏丹服务。他为苏丹组建了一支掷弹兵部队，按照欧洲的线列战术训练；他还系统性地重组了奥斯曼帝国其他的武装力量，改进他们的训练方法，让他们更加现代化。

土耳其人的胜利让欧洲人深感震惊，凡尔赛宫因此也可以让奥斯曼帝国在调停中居于比较有利的位置上。不过，重新燃起了征讨异教徒热忱的奥斯曼军队坚决要求趁着季节适宜再发动一次战役。这一次，奥地利人甘于在贝尔格莱德采取守势，而土耳其人则夺取了贝尔格莱德面前的两座要塞——位于多瑙河河畔的塞曼德里亚和奥尔绍瓦。继续在黑海腹地地区行动的俄罗斯人则在德涅斯特河上被击退。由于疾病肆虐，补给困难，俄罗斯人不得不放弃刚到手的奥恰科夫和金伯恩。

维伦纽夫认为，调停的时机到了。为了树立法国的威信，他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大群随从的陪伴下，带着国书和一封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写给“挚爱而完美的朋友奥斯曼帝国皇帝”的信，颇有排场地前往大萨拉基里奥宫觐见苏丹。苏丹十分礼貌而庄严地接待了他。他十分欣喜地意识到，奥斯曼帝国政府正在前所未有地对法国公开示好。大批的礼物送进了法国大使馆，苏丹的乐队则在大使馆的前院不停地演奏着；不论大使到哪儿去，都有一支近卫军仪仗队如影随形。

不久，维伦纽夫就离开了伊斯坦布尔，带着规模庞大的官方卫队前往阿德里安堡去与大维齐尔会合。到阿德里安堡之后，他才知道大维齐尔已经率军向尼什进发了。等到他抵达尼什，大维齐尔又已经在前往贝尔格莱德的路上了。大维齐尔叮嘱他留在尼什。与此同时，维伦纽夫听说在贝尔格莱德下游的格罗茨卡（Krotzka）发生了一场战斗。在那里，试图夺回奥尔绍瓦的奥地利人严重低估了对面奥斯曼军队的实力。他们在一处山谷的入口执行一次笨拙的战术调动，结果被奥斯曼军队逮了个正着。奥地利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被迫向贝尔格莱德方向退却。这场胜利让土耳其人大为振奋，但也让维伦纽夫感到十分担忧。他很清楚，自从欧根亲王夺取了贝尔格莱德之后，那里的要塞就已经被德意志工程师做了大量的现代化改造，其坚固程度已经在欧洲城市中名列前茅。他担心土耳其人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在他试图调停之前就贸然猛攻贝尔格莱德。如果这样做，他们有可能会遭遇一场惨败。等到他终于被传到大维齐尔的帐中时，土耳其人的确已经开始了对贝尔格莱德的围攻，没有经过妥善的准备就开始炮击城市。

幸运的是，奥地利人此时士气低落，而维伦纽夫很快就利用了这一点。奥地利皇帝将一位密使从维也纳派到贝尔格莱德，授予他单独与奥斯曼帝国媾和的权力，不需要理睬俄罗斯的态度。这位冯·奈伯格将军（General von Neipperg）来到了奥斯曼人的大营谈判。随着谈判的进行，人们发现他已经做好了以皇帝之名割让领土的准备。但是，当谈到贝尔格莱德城本身的事宜时，他表示如果奥地利人要交出贝尔格莱德，那么城市的防御工事必须首先拆毁。大维齐尔傲慢地拒绝了他提出的条件。他坚称，如果不能在贝尔格莱德城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把城门钥匙交到他手中，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不过，虽说他觉得有必要让好斗的士兵们感到心满意足，他真正想要的还是和平。

维伦纽夫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意识到奥地利人也想尽快达成协议。于是，他果断利用了这一点，提出了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来挽救这次会谈。他提出，奥地利人可以拆毁他们自己兴建的防御工事，但必须保留土耳其人以前建设的城墙。于是，双方达成了协议，同意恢复和平。奥地利皇帝本来有一些犹豫，但考虑到法国正式出面调停，只好批准了这项协议。奥斯曼帝国则收回了在《帕萨罗维茨和约》中丢掉的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瓦拉几亚的一切利益。多瑙河、萨瓦河和山脉起伏的蒂米什瓦拉行省又一次成了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

对土耳其人的另一个敌人来说，奥地利人的单方面投降可谓来得太不是时候。因为就在此时，俄罗斯人刚刚对土耳其人取得了一场大胜。如果不是奥地利人议和，这场胜利原本有可能改写整场战争的走向。在此之前，俄军统帅蒙尼西元帅（Marshal Münnich）放弃了穿越黑海沿岸草原的机会，从一条新的路线侵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他向北穿过波兰领土，接着渡过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进入摩尔达维亚。在这里，他攻克了重要的要塞霍京。他扶植了一个傀儡大公，让他以反抗穆斯林压迫之解放者的名义招募基督徒士兵。雅西城（Jassy）[6]开门投降，俄军的前锋部队很快出现在了多瑙河的北岸。接着，蒙尼西元帅又率军进入比萨拉比亚，把宾杰里变成了他向南方进军的基地，准备直插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的心脏地带，打通前往伊斯坦布尔的道路。不过，由于奥地利人屈膝认输，20多万乘胜而来的土耳其士兵已经准备好移师多瑙河战线来对付俄国人。蒙尼西元帅语带挖苦地评论道：“土耳其人真应该好好谢谢穆罕默德、维伦纽夫和奈伯格！”

俄罗斯人别无选择，只好在贝尔格莱德与奥斯曼帝国签署和约。这是法国调停的第二次胜利。土耳其人放弃了亚速，条件是其要塞必须被夷为平地，且其周边土地必须变成两个帝国之间的一块中立的沙漠地带。

奥斯曼帝国保留了在顿河更下游地区修建要塞的权力，从而可以切断俄罗斯人顺河入海的通道。不论是战舰还是商船，俄罗斯船只都不许进入黑海；在黑海沿岸，俄罗斯人只在布格河和第聂伯河之间保留了一小块狭长的土地，且不准在黑海沿岸再保留任何造船厂。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摩尔达维亚和比萨拉比亚征服的土地都必须交还给土耳其人。不过，俄罗斯在乌克兰地区的领土扩大了些许。根据《普鲁特和约》，俄罗斯不得干预波兰的内政。但是在法国人的建议下，奥斯曼帝国没有坚持要求俄罗斯遵守这一条款。

《贝尔格莱德和约》为这场短暂的战争画上了句号。对于哈布斯堡王朝来说，这个和约是一个耻辱；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这个和约让他们十分懊丧；而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个和约让他们松了一口气。面对俄罗斯这个最可怕的新敌人，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一心只想着保持守势，维持和平，现在终于为自己赢得了一代人的喘息之机。而面对宿敌奥地利，土耳其人终于赢回了尊严，并且修复了自上次耻辱性的失败后就一直千疮百孔的安全体系。尽管土耳其人在战场上的胜利主要要归因于奥地利指挥层面的失误，且奥斯曼帝国军队可能在新的军事技能方面还显欠缺，但奥斯曼帝国的军人证明了他们依然拥有昔日的战斗精神。在两线作战的过程中，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们也施展出了精明的战略。

不过，不论是战场上的胜利还是和平的成果，最主要的因素都是外交层面的，特别要归功于法国的高超技巧、智慧和远见。在危急时刻，是法国人促使犹豫不决的土耳其人投入战斗；在胜利时刻，是法国人敦促土耳其人赶快议和；在谈判的过程中，也是法国人让俄奥双方手足无措，相互算计。奥斯曼帝国崭新的外交策略有效地发挥了作用。曾经梦想成为基督教欧洲主人的土耳其人，在这个时代已经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版图上的所有臣民，因此也就更不能像以往那样在外交领域独断专行了。要想在强敌面前生存下来，奥斯曼帝国就必须依赖自己在基督教欧洲的盟友。

因为调停有功，法国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在奥斯曼帝国政府里取得了不可撼动的巨大影响力和尊贵地位。1740年，两国签订了包括24项条款的正式友好通商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获得了比以往的让步条约更优惠、有效期更持久的有利条款，彻底确立了法国在东地中海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在法国的唆使下，奥斯曼帝国又与瑞典联合，以增强自己应对俄罗斯威胁的能力。奥斯曼帝国先与瑞典签署了一个类似的友好通商条约，接着又签订了一个庄严的攻守同盟条约（就像它之前试图与法国签订的一样）——这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与一个基督教国家签订此类条约。最后，奥斯曼帝国还详细规定了法国对天主教徒的保护权，这相当于确认了法国在奥斯曼帝国很大一部分领土上的巨大影响力。在这个由西方国家和西方文明主宰的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奥斯曼土耳其人决定向18世纪鼎盛状态下的法国寻求启迪和帮助。

[1] 帕多瓦大学是意大利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

[2] 这家公司的创办者是奥属尼德兰治下的奥斯坦德市的商人和船主。奥属尼德兰指尼德兰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比利时西部和卢森堡的大部分地区，于1714—1797年期间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君主。

[3] 彼得大帝于1725年驾崩。在安娜于1730年继位之前，还有过两位沙皇短暂地统治过俄罗斯，分别是彼得一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和孙子彼得二世。彼得二世死后，由于罗曼诺夫家族男嗣断绝，于是由彼得一世的侄女安娜继位。

[4] 今称格但斯克，属于波兰。

[5] 指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形成的三角地带。

[6] 位于今罗马尼亚东北部，曾经是摩尔达维亚公国的首都。

第二十八章

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获得了一代人时间的和平。在这段时期，欧洲国家大多数时候都在忙着打仗。1740年，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六世驾崩，根据《国事诏令》（Pragmatic Sanction）应由他的女儿玛利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继承的奥地利领土分崩离析，引来各国的争夺。[1]这先是导致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来又引发了七年战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也趁机崛起，一跃成为欧陆强权。

以奥斯曼帝国的和平守护者和保护者自居的法国，希望土耳其人能够更加主动地投身到欧洲事务之中，充当欧洲的制衡力量——尽管这么做并不一定总是符合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但一定符合法国的利益。此时的法国正与普鲁士和一些德意志邦国一道，对奥地利有所图谋，因此它们也向土耳其人施加压力，希望他们可以入侵匈牙利。法国人许诺说，如果土耳其人能够在匈牙利方向牵制奥地利人的注意力，那么整个匈牙利王国日后都将属于土耳其人。但是，艾哈迈德三世的继任者马哈茂德一世苏丹不为所动，他坚决主张奥斯曼帝国保持中立，还公开发表宣言，劝说其他国家停止战争，并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以异教徒的身份劝说基督教国家彼此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对于他做出的姿态，其他国家不过是一笑了之。

法国决定求助于已经归顺奥斯曼帝国的博纳瓦尔伯爵。法国人给了他一笔津贴，还许诺允许他返回法国，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让奥斯曼帝国参战。但是，苏丹和他的大臣们的态度依然十分坚决。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法国人又不断努力，试图让奥斯曼帝国与普鲁士和瑞典结盟，结果也遭到了拒绝。奥斯曼帝国十分坚定地拒绝战争，甚至还在英格兰的调停下接受了玛利亚·特蕾莎的主动示好，与奥地利和俄罗斯签署了“永久性的”和平条约。

在这几十年间，奥斯曼土耳其人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慵懒地无所事事，全然没有看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只有一小部分精英分子看到了帝国的孱弱现状，意识到国家急需重新武装自己并进行重组。他们认为，与俄罗斯的下一次碰撞一定会到来，奥斯曼帝国需要利用当前的喘息之机重整国内的秩序。

但是，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中充斥着自鸣得意、目光短浅之徒。从上到下，人们要么固执地不愿意去面对国家存在的问题，要么干脆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土耳其人传统上一直相信奥斯曼帝国的体制是绝对正确的，而异教徒的体制一定是低劣的，全然不顾过往的经验教训。而从不停更迭的大维齐尔开始，自私自利的情绪从上至下、由内而外，弥漫在整个官僚体系之中，贪污腐化的领域越来越多，污染了整个政府体系。就连军队的中坚力量近卫军也日益腐化。自从穆罕默德四世苏丹给了近卫军免进口关税的特权，他们的生计就不再依靠战争，而是靠经商的副业过活。像其他群体一样，他们也宁愿在和平时期享受既得利益。因为在战争期间，他们的各种损失太大了。

1754年，马哈茂德一世苏丹驾崩，他的弟弟继位，是为奥斯曼三世。在“牢笼”里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几乎是一个驼背。他延续了兄长的和平主义政策，仅仅执政了三年。从他执政的最后一年，到接替他的穆斯塔法三世执政的第一年，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其实是能力堪与科普鲁律家族成员相媲美的大维齐尔拉吉卜帕夏（Raghib Pasha）。他十分诚实，思想开明，曾经学习过欧洲的科学知识，非常推崇艾萨克·牛顿的著作。他希望能够向西方学习。但是，在现阶段，为了维持秩序的稳定，他认为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不能威胁到“现有体制的和谐运行”。

在国外，拉吉卜试图通过构建力量均势来实现奥斯曼帝国的和平诉求。为了抗衡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力量，他在1761年与普鲁士签订了条约。不出意外的话，他希望这份条约可以让奥斯曼帝国与普鲁士结成攻守同盟，因为普鲁士本身对奥斯曼帝国并没有领土诉求。他十分清楚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的敌意，因此明白必须改造奥斯曼帝国军队。拉吉卜整顿了帝国的兵工厂，创建了一所火炮铸造厂，组建了一支造桥部队，还开始建造新的战舰。他创办了一系列学校，教授数学、海事、工程学和火炮知识；他还要求近卫军、工程兵、西帕希骑兵及安纳托利亚的封地骑兵定期进行演习。他重组了行政体系以恢复帝国的财政秩序；他还在安纳托利亚镇压土匪，并且设法确保满足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巨大的粮食需求。在公共工程和事业方面，他重启了古老的黑海到地中海之间的运河项目。借助这条运河，就可以绕开博斯普鲁斯海峡，穿过小亚细亚直抵伊兹尼克湾的尽头，继而进入马尔马拉海。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这位大维齐尔希望能让新任苏丹穆斯塔法三世把他的旺盛精力用在适当的地方，控制自己的行为。穆斯塔法三世最初也的确满足于让拉吉卜主导各项事务。

但是，穆斯塔法三世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他精力充沛，十分勤勉，急于亲自领导他的人民，为他的国家建功立业。在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奥斯曼帝国早期统治者身上的那种征服欲，而这种精神恰恰是此前几任苏丹所缺失的。但是，这种征服的欲望并不总是能被冷静的判断力控制住。从即位伊始，穆斯塔法三世就决心用自己的方式治理国家。按照传统，苏丹在即位时要举起一杯谢尔贝特（sherbet）[2]向近卫军致辞。穆斯塔法三世信誓旦旦地说：“战友们！我希望明年春天能与你们在宾杰里城下同饮此杯！”

他的确希望奥斯曼帝国能够在欧洲事务上展示出更加好斗的形象。不过，一直到拉吉卜于1763年去世，他才真正亲自掌权。与此同时，一个好战的新敌人也掌握了权柄，她就是富有才干而又不择手段的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3]。这位“北方的塞米勒米斯（Semiramis）[4]”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她荒淫无能的丈夫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一心想要瓜分奥斯曼帝国，成为统治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女皇。

不过，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Augustus III）之死却先引发了对波兰的瓜分。1764年，叶卡捷琳娜变换阵营，与昔日的敌人——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结成了一个卑鄙的同盟，意欲终结波兰的独立。在奥地利的默许下，俄罗斯和普鲁士的军队占领并瓜分了波兰，还扶植了叶卡捷琳娜的昔日情人做了波兰的末代国王。

穆斯塔法三世立刻谴责了俄罗斯卑鄙的侵略行径，指责叶卡捷琳娜通过所谓的“选举”扶植了自己的傀儡国王。他夸下海口说：“我会想办法教训这些异教徒。”但是，他的迪万反对战争，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也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尽管备受压迫的波兰人不断求救，但奥斯曼帝国最初也只不过抗议了几声；俄罗斯和普鲁士的使团前来做了一些虚假的保证，奥斯曼人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对叶卡捷琳娜来说，她也希望在彻底了结波兰事务之前能让奥斯曼帝国保持安静。她发现，只需要拿出一些金钱，俄罗斯就能够收买迪万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

但是，她也并不费力去掩饰自己对奥斯曼帝国的类似图谋。很快，她的野心就昭然若揭。作为准备，俄罗斯的密探开始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地区煽动内乱——黑山（Montenegro）、阿尔巴尼亚、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以及格鲁吉亚和克里米亚。按照《贝尔格莱德和约》的规定，布格河与乌克兰边境之间的“新塞尔维亚”应当是中立的边境地带，但俄罗斯人开始在这里修建工事。这样一来，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就可以切断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之间的联系。接着，俄罗斯人又进行了最后一次挑衅：为了追捕波兰流亡者，他们跑到奥斯曼帝国的附庸鞑靼可汗的地盘上，攻破了靠近比萨拉比亚边境的巴尔塔（Balta），并将其夷为平地，还在那里不加区分地大肆屠杀波兰人和土耳其人。这一骇人听闻的践踏和约的行为让苏丹穆斯塔法三世陷入狂怒。迪万也改变了立场，赞成立即宣战。只有大维齐尔穆赫辛扎德反对这一决定——他并不是反对开战这件事本身，而是基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和边防都还没有做好准备这一事实，反对立即宣战。而且，在来年春天之前，他们根本不可能采取真的军事行动，而无谓的提前宣战相当于给了俄国人一个预警。

但是，在不耐烦的苏丹看来，他的机会终于来了。他解除了大维齐尔的职务，然后忙不迭地让新任大维齐尔哈姆扎帕夏（Hamza Pasha）给俄罗斯使节奥布列斯科夫（Obreskov）送去了最后通牒，要求俄罗斯女皇从波兰撤军。没有得到圣彼得堡任何指示的奥布列斯科夫拒绝签署最后通牒。于是，土耳其人把他丢进了七塔监狱，然后对俄罗斯宣战。“忠实的老朋友”法国之前一直在敦促迪万对俄罗斯宣战。凡尔赛宫的舒瓦瑟尔公爵（Choiseul）[5]早就指示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韦尔热讷伯爵（de Vergennes）[6]，让他向奥斯曼帝国的大臣们阐明俄罗斯在波兰和其他地区种种行动的危险性。韦尔热讷伯爵告诉凡尔赛宫方面，奥斯曼人并没有做好准备，但他的话被当成了耳旁风。但现在，到了真正要面对现实的时候了。凡尔赛宫派来了一位密使托特男爵（Baron de Tott），让他担任奥斯曼帝国的军事顾问。苏丹命令他检查武器和弹药准备情况，结果他震惊地发现，伊斯坦布尔的兵工厂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在他看来，土耳其人已经遗忘了传统的兵事。从工事的修筑到部队的调遣，从训练到纪律，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各个方面全都一塌糊涂。军中充斥着无能之辈，军官们愚钝无知，很多人连基本的地理常识都没有。到了战场上，更是毫无纪律可言。大量的部队拒绝参战；军需官中饱私囊，导致士兵吃不饱肚子；享有封地的骑兵花钱雇来各种冒险者替他们服兵役；近卫军经常以下犯上，身为步兵还要求骑马上前线，除非军官也跟他们一起徒步行军。奥斯曼帝国军队已经堕落成了一群野蛮的乌合之众。

大维齐尔拉吉卜曾经做了一系列努力改造海军，试图增强其实力，结果海军的船只营造不周，设计过时，材料朽坏。托特男爵汇报说：“哪怕有一点点风浪，这些高舷船的下层炮位就会进水。这些船的大面积木质船体暴露给敌人，却没有什么火力。”他把这些船高高的甲板比作水手们头上高耸的头巾。托特男爵还记录了这些船只大量的缺点，“而那些指挥船只的无知之徒甚至都意识不到这些船有什么问题”。海军司令把每艘船的指挥权交给了出价最高的人，他还允许这些船长也如是效法，拍卖职位。

穆斯塔法苏丹在尚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急匆匆地宣战，给了叶卡捷琳娜女皇充足的时间去动员五路大军对付他。这五路军队从西至东分别部署在：可以进占摩尔达维亚的乌克兰和德涅斯特河一线；通往克里米亚的彼列科普地峡前；顿河和高加索山之间的地带；第比利斯地区，威胁格鲁吉亚和安纳托利亚东部。[7]而在奥斯曼帝国方面，只有克里米亚可汗克里姆·格莱（Krim Ghirai）在1769年的严冬发动了一次进攻。托特男爵跟随克里姆·格莱一同出征，并按照指示打扮成了一个鞑靼人。鞑靼人为他提供了十匹切尔克斯马。他自己那匹娇弱的白色阿拉伯马跌倒冻死之后，人们很快就把它做成了熏肉，当作特别的珍馐搭配着鱼子酱一起吃。老练的鞑靼骑兵组成的大军穿过德涅斯特河和布格河，进入了新塞尔维亚的冰封草原。他们大肆劫掠，毁掉了俄罗斯南部的大片土地，带回来数以千计的俘虏。但就在班师后不久，克里米亚可汗克里姆·格莱去世了。奥斯曼帝国为他挑选的继任者未能再取得他那样高的声望。

同样不济的情况也发生在奥斯曼帝国新任的大维齐尔和军队总司令穆罕默德·艾敏（Mehmed Emin）身上。事实证明，苏丹缺乏识人之才。此人是文官出身，并非武将，毫无军事经验。1769年春天，他在抵达多瑙河河畔时召集他的将领们开会。他请求将领们告诉他应当如何筹划战役，这让他们大吃一惊。由于将领们意见不合，奥斯曼大军在没有详细行动方案的情况下就渡过多瑙河进入了摩尔达维亚。缺乏补给又饱受附近沼泽里的蚊虫之苦，他们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系列挫折，最终全军撤退。俄罗斯人夺取了霍京，接着又进占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最后，苏丹召回了他的大维齐尔，将其处决。这是奥斯曼人在德涅斯特河与多瑙河之间地带的第一次退却。

到了那年年底，叶卡捷琳娜女皇开始着手准备一个她梦想已久的计划——入侵希腊，将当地的基督徒从奥斯曼异教徒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如果能完成这样的伟业，一定可以赢得整个西方世界的一致赞誉。俄罗斯的东正教会已经为此兢兢业业地准备了一段时间。教会利用在希腊的代理人，通过散发十字架、《福音书》和叶卡捷琳娜的画像等方式开展了宣传活动。叶卡捷琳娜许诺说，俄罗斯将为希腊人提供武器，支持他们发动起义。对地理知识一无所知的土耳其人根本不理睬有关这一威胁的汇报，他们只是充满疑惑地问道：“俄国人怎么可能把舰队从波罗的海运到地中海去呢？”

这支波罗的海舰队就集结在圣彼得堡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和附近的几座港口里。尽管名义上统率舰队的两位俄国将领不习海战，但实际上指挥舰队的是经验丰富的英国海军将领约翰·埃尔芬斯通（John Elphinston）。俄罗斯海军还很落后。他们的舰只稳定性欠佳，也没有找到可靠的火炮制造专家，水手里也有大量的新手，要么是被迫放下锄头的农民，要么是医院里拖出来的病号。埃尔芬斯通向女皇抱怨他的同僚们的种种缺陷，叶卡捷琳娜女皇回答他说：“俄国人无知是因为他们太稚嫩，而土耳其人无知是因为他们已经衰朽。”她的舰队在英国的港口停靠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英国海军部下令为俄罗斯舰队提供设备和补给品，还为他们提供了干练的领航员和其他军官，每艘俄国船只都获得了英国人的襄助。此时的英国希望可以利用俄罗斯的扩张来抑制自己的劲敌法国的扩张，而且它也不再坚持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完整性。英国政府公开表示，如果法国或西班牙胆敢阻挠俄罗斯舰队进入地中海，英国将视之为敌对行为。

统率俄国远征军的是奥尔洛夫伯爵（Count Orloff）。他是叶卡捷琳娜的宠臣的弟弟，梦想着自己可以做希腊的君主。1770年年初，大军出现在了摩里亚海岸。威尼斯的密探与希腊部落领袖达成了秘密协议，当地的基督徒许诺将发动大规模的起义。这一消息也鼓舞了俄军。陆军举着俄罗斯的旗帜在马尼登陆，当地桀骜不驯的居民十分热切地想要揭竿而起，反对土耳其人的统治。但是，他们并没有任何协同作战的方案，俄国人也没能系统地掌控那些山区里的土匪。这些狂野的匪帮一心只想着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土耳其人。

摩里亚的总督是前任大维齐尔穆赫辛扎德帕夏。他干劲十足地做出了反应。他调来了阿尔巴尼亚武装作为援军，击败了希腊起义军和外国入侵者，把俄国人赶回了他们的船上，又把留在岸上的基督徒起义者屠杀殆尽。于是，在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纪念日那天，俄国人撤出了半岛。因为这场胜利，穆赫辛扎德帕夏获得了“法蒂日·莫拉”（Fatiji Mora）的称号，意为“摩里亚的征服者”。

但是，俄军依然在地中海上。他们的海上行动要比陆上行动成功得多。他们在希俄斯海峡击败了一支奥斯曼舰队，迫使其躲进了狭窄的切什梅（Cheshme）海湾。俄军将这支奥斯曼舰队封锁在了海湾里，随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派了两艘火船进入海湾（其中一艘由一名英国海军上尉掌舵），烧掉了这支舰队。托特男爵记载道，这次“巧妙的伏击”让“充斥着船只、火药和火炮的海湾很快就变成了一座火山，吞噬了整个奥斯曼舰队”。

这是自勒班陀海战以来，奥斯曼舰队遭遇过的最悲惨的命运。叶卡捷琳娜在沙皇村（Tsarsko-selo）[8]建了一座凯旋门来庆祝这次胜利。每名参战者都获得了一枚奖牌，上面刻着“我曾参战”的字样。如果俄国人听从了英国将领的意见，那么这场战役的影响本来可以更为深远。英国将领认为，俄罗斯舰队应当立刻驶往防御空虚的达达尼尔海峡，接着强行冲进马尔马拉海，炮击伊斯坦布尔。但是，他的长官奥尔洛夫（他后来被叶卡捷琳娜赐予“切什梅斯基”的称号）却犹豫了。他的舰队在海峡的入口处迟疑不决地巡航了一段时间，给了土耳其人喘息之机。在托特男爵和一群西欧工程师的专业帮助下，土耳其人在达达尼尔海峡欧洲和亚洲两侧的岸边各布置了两门重炮，它们可以形成交叉火力攻击试图闯进海峡的船只。

于是，埃尔芬斯通只好率领舰队封锁海峡到特内多斯岛之间的水路，而奥尔洛夫则去围攻利姆诺斯岛的要塞。在经过60天的围攻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守军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此时，苏丹手下的海军将领阿尔及尔的哈桑（Hassan of Algiers）赶到了。他像以前的海盗头目一样，英勇地从伊斯坦布尔出发赶来解围。他手下只有从伊斯坦布尔街头狂热的乌合之众里招募来的4 000人，他们的武器只有手枪和马刀。他们悄无声息地在岛的东侧登陆，突袭了围城部队，将他们砍翻在堑壕里。剩下的俄国人仓皇地逃回了船上，放弃了围攻。经此一战，哈桑被提升为了海军总司令。

奥尔洛夫的海军又在地中海活动了一段时间，骚扰土耳其人的航运，阻断首都和亚洲领土之间的通信，还按照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俄国人的方式去干涉埃及和叙利亚的内部事务。他出兵出军火，支持马木留克酋长阿里贝伊和阿卡（Acre）[9]当地的谢赫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阿里从大马士革的帕夏手中夺取了叙利亚的大片土地。但是，他最终遭人背叛，在一场距离其根据地更近的战斗中战败。在那场战斗中，有400名俄国军人丧命。这位叛乱头目的人头和四名作为战俘的俄罗斯军官被一同送到了伊斯坦布尔，交给苏丹。

与此同时，在俄土边境的主要战场上，连年的战争越发朝着不利于奥斯曼帝国的方向发展。1770年，俄国人接连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土耳其人失魂落魄地逃到了多瑙河对岸。很快，长期以来充当帝国屏障的多瑙河北岸的各个土耳其要塞就全都落入了俄国人手中。只有宾杰里的鞑靼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经过两个月的围城和激烈的巷战之后，只有三分之一的鞑靼人幸存了下来。德涅斯特河上的要塞也像多瑙河上的要塞一样，被俄国人攻占。

1771年，厄运又轮到了克里米亚。俄军同时从彼列科普地峡和刻赤海峡入侵，两路夹击克里米亚。在一片混乱之中，整个克里米亚都被俄军占领，其间鞑靼人和土耳其人之间还发生了内讧。奥斯曼帝国派来的总督被俘，克里米亚可汗则可耻地不战而逃，让鞑靼人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可汗的两个儿子得到了俄国人的承诺，允许他们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独立建国，但需要接受俄罗斯的保护。于是，他们随着一支代表团前往圣彼得堡，向叶卡捷琳娜女皇宣誓效忠。至此，除了奥恰科夫和金伯恩，奥斯曼帝国丢掉了黑海北岸的大部分领土。与此同时，在高加索地区，俄国人把土耳其人逐出了明戈瑞利亚（Mingrelia）[10]和格鲁吉亚。

此时，强大的俄罗斯接连不断的征服扩张引起了其邻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担忧。奥普两国向俄罗斯女皇提出，他们可以出面帮助她和奥斯曼帝国和谈。但叶卡捷琳娜回答说，她只会和苏丹本人谈判，不需要他国势力的介入。接下来，这几个国家和土耳其人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外交运作，其中还包括有关瓜分波兰的安排。奥斯曼帝国先后试图与奥地利和法国结盟，以争取他们支持自己对抗俄国。最终，在1771年的战事进入尾声之后，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同意停战，两国先后在福克沙尼（Fokschani）[11]和布加勒斯特（Bucharest）举行了和谈。

但是，和谈破裂了。主要原因是大穆夫提和整个乌理玛团体都反对割让克里米亚。他们认为，作为苏丹—哈里发体系内的伊斯兰政权，克里米亚不能被置于基督教国家的保护之下。尽管穆斯塔法三世苏丹、大维齐尔和政府里主要官员都认为和谈的条件可以接受，但苏丹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担心如果自己接受了和谈条款，乌理玛可能会在伊斯坦布尔煽动叛乱。于是，在经过一年多的休战期之后，战争又开始了。利用这一喘息之机，苏丹恢复了摩里亚的解放者——穆赫辛扎德帕夏的大维齐尔职务。

穆赫辛扎德帕夏重组并加强了军队，最后一次赋予了军队新生。1773年，他发动了一场战役。这场战役的范围局限在多瑙河南岸及保加利亚的部分地区[从锡利斯特拉（Silistria）[12]和鲁什楚克（Hustchuk）[13]到黑海沿岸的区域]。首先，土耳其人顶住了俄罗斯对锡利斯特拉的围攻。守军与敌人展开了巷战，最终迫使敌军撤出。作为报复，俄军屠杀了不设防的城镇巴扎尔日克（Bazarjik）的普通居民。一支奥斯曼军队突然出现在正在屠杀平民的俄军面前，吓得俄军仓皇逃走，他们营火上的锅里还留着尚未煮熟的肉。与此同时，另一支俄军向瓦尔纳进发，但被土耳其人击退。参加战斗的还包括一支奥斯曼舰队的士兵，这支舰队当时正在黑海沿岸游弋。

这一连串出乎意料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土耳其人。1774年，他们从舒姆拉（Shumla）的大本营出发，展开了攻势。舒姆拉位于巴尔干山脉的小山丘上，控制着多瑙河河谷。这一次，土耳其人向下游的河口方向进军，试图将敌人逐出哈索瓦要塞（Hirsova）[14]。不过，俄国人却首先发动了进攻，彻底击败了奥斯曼大军，夺取了他们的大营。剩下的奥斯曼军队已经不足以守住舒姆拉。俄军开始向南朝着巴尔干峡谷的方向挺进，试图切断舒姆拉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联系。

大势已去。大维齐尔派了一名军官到俄军的营地，请求停战。俄国人拒绝暂时停战，但同意让他派全权代表来议和。在征得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同意后，谈判得以重启。在不到七个小时的时间里，双方就达成了《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üchük Kainarji），条款基本上与两年前被土耳其人拒绝的条款相一致。俄国人故意拖了四天才在和约上签字，为的是要等到《普鲁特和约》的纪念日那一天，以彻底洗刷那次失败带来的耻辱。

尽管新的和约让奥斯曼帝国蒙羞，但是其中的条款并不算十分苛刻。由于俄国人付出的战争代价也十分高昂，而且国内和波兰都有别的麻烦，女皇本人也急于求和。俄罗斯既没有继续控制克里米亚，也没有将它交还给土耳其人，而是承认了克里米亚和比萨拉比亚靠近波兰边境地区的鞑靼人的政治独立。鞑靼人由自己选出来的王公统治，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均不得干预他们的选举和内政。在宗教领域，鞑靼人仍然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哈里发，这也是苏丹对境外穆斯林的宗主权第一次获得国际承认。

另一方面，刻赤和耶尼卡莱这两座重要要塞以及亚速和金伯恩等城市依然留在俄国人手中，这让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及其周边地区有了坚实的立足点。只要俄罗斯愿意，就随时可以夺取克里米亚。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终于达成了近一个世纪前彼得大帝的夙愿，其舰队终于可以进入黑海，终结了黑海作为奥斯曼帝国“纯洁无瑕的”内湖的历史。根据和约，俄罗斯船只有权在黑海航行。从此，黑海两岸的两个国家都可以在黑海水域中航行，俄罗斯还获准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事关其利益的地点设置领事馆。

在地中海，和约要求俄罗斯舰队撤出希腊群岛。在亚洲，格鲁吉亚和明戈瑞利亚都被交还给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这两个罗马尼亚省份也是如此。不过，在这两个省份，俄国人提出了一些条件。奥斯曼帝国不仅要保证政府公平对待基督徒，保护他们的信仰自由，俄国人还可以派出得到奥斯曼帝国认可的官员，插手当地的事务。这意味着俄国人拥有了对基督徒的保护权。以后，俄国人还将把这种保护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所有基督徒，从而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祸根。此外，俄国人还可以自由地前往巴勒斯坦的圣地朝觐，无须支付人头税，且获得奥斯曼帝国法律的保护。

《库楚克开纳吉和约》并没有能够从外部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但以之为起点，俄罗斯采取了一个从内部瓦解奥斯曼帝国的用心险恶的新政策。从宗教层面来看，它埋下了内部分裂的种子，而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人还会继续使用这一手段。此外，苏丹还允许俄罗斯向奥斯曼帝国派驻常设公使，并且给予俄罗斯君主帕迪沙阿的地位和称号。这些举措实际上都为俄罗斯人的新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作为一个统治者，穆斯塔法三世有着强烈的意愿想要有所建树，而且他还拥有改革的精神。因此，当托特男爵提出创办并亲自领导一所教授数学的学校时，他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这所学校让包括海军和陆军军官在内的许多人接触到了一度被遗忘的三角学奥秘。

穆斯塔法三世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远大抱负的破灭及其悲惨的后果。他依然相信星象中所描绘的命运，坚信自己将成为“吉汉吉尔”（Cihangir，即“世界征服者”，他在写诗的时候用这个称号作为笔名）。1773年，他决定亲自前往多瑙河前线，从他的将领手中接过指挥权。但他的大臣们不让他这样做，乌理玛也反对他离开伊斯坦布尔，主要理由是他的健康状况欠佳。实际上，就在岁末年初之际，他在经受了几个星期的病痛折磨之后去世了。他一心想要为奥斯曼帝国注入新的活力，抵抗俄罗斯的入侵，这一点是十分可敬的。但是，他缺乏政治上的判断力，性格也不沉稳。不仅如此，他也没有必要的物力和人力资源去重振帝国。在帝国晚期的列位苏丹中，有一些希望能够效法帝国早期强大而卓越的苏丹们，但总被这些因素所制约。在这些苏丹之中，他既非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他的弟弟在“牢笼”里度过了43个年头之后，继承了苏丹大位，是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Abdul Hamid I）。他即位伊始就发现国库空空如也，甚至没有办法按照惯例在登基之时给近卫军颁发赏金。他彬彬有礼，却是位软弱的君主，徒有好的意愿却受制于自身的诸多缺陷。不过，他倒是精力旺盛，一共生了22个孩子，但其中大多数都夭折了。据传说，他有一个孩子有法国血统，他的母亲是其父后宫中的宠妃艾梅·迪比克·德里弗丽（Aimée du Bucq de Rivery），她也是后来的约瑟芬皇后（Empress Josephine）[15]的远亲。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未来杰出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16]

在大约13年的时间里，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奥斯曼帝国由苏丹的大臣们主宰，度过了一段相对和平的岁月。但是，这只是给了奥斯曼帝国一点喘息之机，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危机四伏。对叶卡捷琳娜女皇而言，这不过是一个短暂的间歇期，待她解决了内部的问题，就会回来重拾她侵略性十足的“宏伟计划”——肢解奥斯曼帝国。

正如她的盟友、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约瑟夫所留意到的那样，“这个女人有着非凡的意志，谁也无法阻挡”。1778年，她的第二个孙子出生。这个孩子受洗时取了一个帝王的名字——康斯坦丁[17]。叶卡捷琳娜女皇宫廷里的一个英国人伊顿先生（Mr. Eton）披露说：“这个孩子的保姆都是希腊女人，他吃奶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希腊语，后来又请来饱学的希腊教师精进他的希腊语；简而言之，他所接受的所有教育，都是为了让他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宝座而准备的，没有任何人质疑女皇的计划。”按照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打算，他将来会成为独立于圣彼得堡的沙皇之外的君主，与奥地利皇帝结盟，统治拜占庭帝国在欧洲的领土。他的帝国版图将囊括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希腊古老的雅典共和国与斯巴达。叶卡捷琳娜女皇加紧了在希腊的宣传工作，敦促希腊的基督徒投身她的事业当中，拿起武器反抗异教徒。

在她的鼓动下，伊庇鲁斯的山地部落揭竿而起。等到年轻的康斯坦丁皇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一个希腊人的代表团来到圣彼得堡向女皇请愿。他们声称，作为“一个英才辈出的民族，我们从未向您索求过任何财宝，现在也不会提出这种要求；我们要的是我们无法购买的火药和铅弹，然后拿着它们去投入战斗”。女皇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接着，他们又要求让她的孙子做他们的君主。女皇准许他们去康斯坦丁的私人房间，以侍奉“巴赛勒斯”[18]之礼侍奉他。在代表团宣誓效忠之后，年轻的康斯坦丁用希腊语回答说：“去吧，愿你们如愿以偿。”

此时，叶卡捷琳娜正在忙于操纵克里米亚的事务。根据《库楚克开纳吉和约》，克里米亚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鞑靼人从他们的王室家族中选出了一位杰夫列特·格莱（Devlet Ghirai）出任他们的可汗，但俄国人认为此人不够恭顺。于是，他们先煽动对这位可汗的不满情绪，接着又以恢复秩序为名出兵克里米亚，推翻了这位可汗，挑选了自己认可的人选取而代之。此人曾经在圣彼得堡做人质，鞑靼人和土耳其人都认为他就是一个屈服于俄国意志的软弱傀儡。但是，土耳其人并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因此只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屈服。1779年，在法国人的鼓动下，他们与俄罗斯在《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的基础上重新签订了一份协定，默许了新任可汗的当选，并且按照穆斯林的惯例承认了他的地位。

在鞑靼人看来，这位新可汗粗鲁无礼，恣意挥霍，是俄国人的走狗。鞑靼人掀起叛乱反对他的统治，他就派了一支代表团到圣彼得堡去，乞求女皇的保护。俄军又一次开进克里米亚，无情地镇压了叛军，叛军或死或逃。女皇和她的部队总指挥、顾问和重要情人波将金大公（Prince Potemkin）一致认为，直接吞并克里米亚的时机已经成熟。威逼利诱之下，那位不走运的可汗不得不把他的冠冕交给了女皇。1783年，女皇宣布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库班及周边地区。那位可汗遭到了无情的抛弃。他在条件简陋的囚禁地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送到了奥斯曼帝国。他一到奥斯曼帝国就立即遭到斩首。

西方世界却相信，俄罗斯人在克里米亚的所作所为是解放者的壮举，认为他们将夹在俄土两国之间的鞑靼人从内部纷争的苦海和外国入侵的威胁中解救了出来。叶卡捷琳娜宣称：“俄罗斯人之所以来到克里米亚，是因为他们热爱良好的秩序和安宁的生活。”一些坚强不屈的鞑靼人宁愿为了国家的独立拼死作战。于是，波将金大公的堂兄弟保罗·波将金将军就把这些人全部处死。据说，他屠杀了3万名鞑靼人。还有数以万计的鞑靼人和大量的亚美尼亚基督徒被迫流亡，在蜂拥穿越亚速海以东的草原时饱受冻饿之苦，死者甚众。作为奖赏，这位将军被任命为黑海舰队的总司令，还兼任了新设立的俄罗斯帝国陶里斯（Tauris）[19]省的总督，辖区涵盖了克里米亚及其周边地区。而波将金大公本人则获得了更高的荣誉，被授予了“陶里利安”的称号。

几年之后，叶卡捷琳娜女皇在战胜功臣波将金和一支壮观的随行队伍的陪伴下，巡访了这片新征服的南方土地。在这里，开发和殖民工作已经展开。奥地利皇帝约瑟夫在第聂伯河上的新要塞赫尔松（Kherson）与他们会合（当时叶卡捷琳娜正在试图加强与奥地利帝国之间的关系）。这座新的要塞有一座凯旋门，上面刻着“通向拜占庭之路”的字样。约瑟夫皇帝恭敬地迎接了女皇。女皇向他展示了新落成的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港口和里面停泊的俄罗斯战舰。接着，他们又一同穿过草原，一边商讨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详细方案，一边又拿“土耳其可怜鬼”开着玩笑。

这次狂妄的出行宣传得举世皆知。与此同时，俄国人还在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煽动着叛乱。俄国人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激怒土耳其人，让他们主动挑起战争，以入侵者的形象出现在西欧的知识阶层眼中。现在，俄罗斯在西欧知识阶层中间颇有威望。特别是在法国，那里的知识分子将叶卡捷琳娜看作开明君主的楷模和文明开化的希望。在伏尔泰看来，叶卡捷琳娜与穆斯塔法三世之间的战争就是理性与狂热、文明与落后之间的战争。而在法国哲学家沃尔内伯爵（Comte de Volney）的眼中，土耳其人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野蛮人”，“俄罗斯对这个无知而堕落的国家的入侵，将为波斯大地带来新生”。

1787年，奥斯曼帝国向俄罗斯宣战。第二年，约瑟夫皇帝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以此来支持俄罗斯女皇。在此之前，约瑟夫向贝尔格莱德要塞发动了一次狡猾的突袭，实际上已经破坏了和约。于是，像以前一样，土耳其人又陷入了两线作战，而这次的战果远不如上一次。在海上，资深的阿尔及利亚海盗哈桑成了奥斯曼舰队令人敬畏的指挥官。这位冷酷无情的海军总司令重整了奥斯曼舰队，还在叙利亚和摩里亚（最初为抗击俄国人而被引来这里的阿尔巴尼亚人，留在此地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强盗）的叛乱省份恢复了苏丹的权威。最近，他还在埃及镇压了马木留克的叛乱。

现在，奥斯曼帝国将哈桑从开罗召唤回来，让他在黑海地区统率奥斯曼帝国的陆军和海军。他坐镇奥恰科夫，试图夺回金伯恩，从而恢复对布格河与第聂伯河河口的控制。但是，他的对手是才干远超同时代将领的俄罗斯将才苏沃洛夫（Suvarow）。他既有精明的谋略，又有鼓舞人心的领导力；既精通军事科学，又善于洞悉手下将士的本性和能力。他像一个粗鲁的老大哥一样与农民出身的俄罗斯士兵打成一片，与他们同甘共苦，激发起他们的荣誉感和爱国热情，让他们充满战斗激情和忠于职守的精神。他静候哈桑的部队登陆，随即用他规模相对较小的部队发动了迅猛的进攻，将敌军歼灭。最后，他又在河口布下火炮，阻止土耳其人的炮艇舰队从上游进入港湾。他在这里几乎全歼了哈桑的舰队。从此以后，金伯恩获得了“苏沃洛夫的荣耀”这一别名。

第二年冬天，在波将金的支援下，苏沃洛夫夺取了奥恰科夫外围的屏障，在德涅斯特河河口上又击沉了一些奥斯曼船只。接着，他率军冒着猛烈的炮火，踩着港湾的冰面向奥恰科夫要塞发动了攻击。在穿越鞑靼草原的残酷而漫长的征途中，俄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土耳其人在附近一座俄罗斯村庄的屠杀行为也激怒了俄军。所以破城之后，俄军将城中居民屠杀殆尽，只留了一些妇孺。就这样，到1788年的年底，土耳其人实际上在东线已经输掉了战争。

由于率军亲征的奥地利皇帝十分无能，奥斯曼帝国在奥地利获得了一点喘息之机。一支奥斯曼大军渡过了多瑙河，击败了一支奥地利军队。随后，约瑟夫纠集了自己的大军，开始向奥斯曼人进军。但是，他对胜利又没有把握，于是就在惶恐中连夜向蒂米什瓦拉方向撤退。在黑夜之中，困惑而又惊慌的奥地利人误把一支撤退较慢的己方部队当成了土耳其人的追兵。于是，他们组成防御队形，朝各个方向胡乱开火。直到白昼来临，他们才意识到误伤了自己人。上千人躺在附近，已死或是濒死。土耳其人充分利用了这个愚蠢的错误，迅速对敌人发动了攻击，夺取了大量的火炮。接着，他们又持续追击逃跑中的敌人。奥地利皇帝的军队走了一条环境恶劣的道路，除了战斗中的伤亡之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士兵因疾病和瘟疫死亡。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尝试过亲自统兵作战——这对土耳其人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

1789年，奥地利帝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劳登元帅（Marshal Loudon）。他有苏格兰血统，精力充沛，经验丰富。他崛起于七年战争时期，以“战争中的绅士风度”著称。他重振了奥地利军队的精神，成功入侵了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占领了大片土地。另一支由科堡亲王（Prince of Coburg）指挥的奥地利军队则在摩尔达维亚与波将金指挥的俄军战线连成了一线。此时，俄军已经占领了第聂伯河与多瑙河三角洲之间的地区。

那一年的早些时候，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驾崩，继位的是他的侄子塞利姆三世。塞利姆是一个富有活力和远见的年轻人，决心改革并拯救他的国家。他立刻下令，号召所有年龄在16岁和60岁之间的穆斯林入伍。接着，他又召回了在黑海指挥舰队的哈桑，任命他为大维齐尔兼多瑙河流域部队的总司令。尽管哈桑的陆战经验不及海上，但是他麾下的大军已经足以在摩尔达维亚前线压倒科堡亲王的部队。

但是，哈桑不是强大的苏沃洛夫的对手。苏沃洛夫率领俄军穿过荒凉的山区，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挽救了奥地利人。苏沃洛夫不停地命令部队“前进！攻击！”他未做停歇，大胆地抢在哈桑前面发动了进攻。在破晓前两个小时，他率军向奥斯曼军队的大营发动了攻击，夺取了他们的物资、弹药和攻城火炮，并且接连不断地发动残酷的刺刀冲锋，击败了土耳其人，让他们好好领教了俄罗斯人可怕的“冰冷铁刃”。苏沃洛夫不是那么相信火枪的力量。他的战争格言是：“用刺刀猛刺：弹丸可能会打偏，但刺刀不会……弹丸是蠢货，刺刀可不是。”

塞利姆三世派出的另一支大军也在里夫尼克河（River Rivnik）河畔被苏沃洛夫击败了。为此，女皇授予了他里夫尼克斯基的称号。这两场败仗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恐慌。为了平息恐慌，苏丹十分可耻地处决了尽心尽力为国效命的老将哈桑。与此同时，劳登元帅在经过为期三周的围城之后，夺取了贝尔格莱德和邻近的塞曼德里亚要塞。不过，约瑟夫皇帝在1790年去世，由他的弟弟利奥波德继位。利奥波德曾经反对约瑟夫与俄罗斯结盟对付奥斯曼帝国，现在则选择退出联盟。他和土耳其人在锡斯托瓦（Sistova）签订了和约，归还了占领的土地，原则上让一切都恢复到了战前的原状。在利奥波德看来，肢解奥斯曼帝国对他的帝国并没有好处。

奥地利人的退出让俄国人略感不安，但他们还是保持了镇静。1790年，他们继续进攻，试图把土耳其人逐出比萨拉比亚和保加利亚的沿海地区。要达到这一目的，多瑙河河口附近的伊斯梅尔（Ismail）要塞是一个重要障碍。

苏沃洛夫鼓舞起了攻城部队的战斗热情，命令他们立刻发动猛攻，而不是在漫长的冬季里长期围城。他跟他们开玩笑说：“兄弟们，别手下留情，我们的补给可不多！”他们趁夜发动了进攻。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俄国人攻破了城墙。破城后的战斗极为残酷，因为不论是士兵还是平民，土耳其人全部投入了巷战，他们带着绝望的力量在每一条街和每一座建筑物里拼死抵抗。到了中午时分，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守军集中在了市场，在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后全部阵亡。俄国援军涌进城中，大肆劫掠屠杀了三天。就连苏沃洛夫本人看到城中的惨状都缩进了他的帐篷里，流下了鳄鱼的眼泪。随后，他用夹杂着打油诗的文风写了一封报捷信，送给他的女皇。

此时，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奥斯曼帝国的失败了。调停的时机又到了。这一次，欧洲各国的外交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新变化。在18世纪，英格兰并不十分在意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因此其外交政策往往倾向于亲近俄罗斯，以图利用俄国来制衡自己的主要敌人法国。在首相查塔姆伯爵（Lord Chatham）看来，为土耳其人出面干预不符合英格兰的利益。因此，在叶卡捷琳娜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英格兰无动于衷。外交大臣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表明了辉格党的态度：与北方国家结盟“以前是、将来也是每一个有见识的英国人的立场”。而俄罗斯就属于北方国家，而且与英格兰有许多商贸往来。但是，现在法国陷入了革命的阵痛之中，欧洲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俄罗斯的威胁变得日益凸显。

因此，新任首相小皮特（Pitt the younger）[20]改变了英格兰的亲俄态度。1790年，英格兰、普鲁士和荷兰结成了三国同盟，致力于保存奥斯曼帝国。随后，奥地利退出了约瑟夫皇帝开启的战争，土奥之间也签署了《锡斯托瓦和约》。现在，普鲁士和英格兰又在努力让俄国和奥斯曼帝国达成和约，且效法土奥和约，让俄国交出新征服的地盘。1790年，它们向叶卡捷琳娜提出调停。叶卡捷琳娜怒不可遏，指责其行径无异于对一位独立的君主发号施令。她傲慢地对普鲁士国王宣称：“开战还是议和，女皇全凭自己喜好。”她特别想要把奥恰科夫以及德涅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土地留在自己手中。但三国联盟认为，俄国人可能会在这个避风港修建一座海军基地，直接威胁到伊斯坦布尔。因此，它们要求俄国必须将该地区归还奥斯曼帝国。作为补偿，英格兰将让奥斯曼帝国正式放弃对克里米亚的领土主张。

与此同时，它们还打算用武力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英格兰可以派遣一支由35艘舰船组成的舰队进入波罗的海，还能派遣一支规模略小一些的舰队前往黑海；普鲁士可以把军队开进利沃尼亚（Livonia）[21]。英普两国并没有领土诉求，只是想确保奥斯曼帝国的安全。小皮特在争取议会同意时说道，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天平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如果俄国靠蚕食奥斯曼帝国日益强大，就会威胁到普鲁士和整个欧洲的安全。福克斯和伯克（Burke）[22]在下议院强烈反对小皮特的观点。福克斯说，俄罗斯是英格兰的天然盟友。反对俄罗斯占领德涅斯特河上的一个要塞以及“北海北岸的一小条贫瘠的土地”，对英格兰的利益来说有何益处呢？而在伯克看来，“土耳其人在本质上不过是完全疏离于欧洲事务的一个亚洲民族”，在力量制衡体系之中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

在辩论中，反对派斥责土耳其人为野蛮人，而赞颂俄罗斯女皇是最为宽宏大量的君主。有人甚至说，如果俄罗斯女皇能够征服伊斯坦布尔、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那对整个人类而言都将是福音。政府方面则试图纠正这些谬见，他们指出俄罗斯女皇在对付弱小国家时十分残酷无情。他们还警告说，如果俄罗斯的扩张步伐不能得到遏制，那么俄国人的海上霸权就不仅会在黑海确立，还将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延伸到地中海。尽管小皮特的动议勉强获得了多数通过，但鉴于议会和政府中的反对声，他明智地放弃了武力威胁的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到两代人之后的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才又被英国人重新拾起。不过，小皮特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了在欧洲维持力量平衡的思想，其基本原则就是要阻止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和奥斯曼帝国的收缩。

由于士兵缺乏训练，土耳其人又在两个战线上遭遇了一系列的失利。奥斯曼帝国终于准备议和了。叶卡捷琳娜的注意力转向了最终瓜分波兰的问题上，于是也打算议和。1791年，两国在雅西谈判，叶卡捷琳娜放弃了原本已经成为俄罗斯帝国边界的德涅斯特河西侧的新征服土地。不过，她还是达到了她的主要目标，保留了奥恰科夫和德涅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土地。波将金长期以来的梦想——在多瑙河北岸统治一个包括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比萨拉比亚的基督教国家——也破灭了。现在，也没人再提以康斯坦丁为君主建立希腊帝国的事了，希腊人又一次被丢给了他们的土耳其主子发落。不过，叶卡捷琳娜现在控制了黑海和通往伊斯坦布尔的海路，并且手握一支规模远超奥斯曼舰队。在陆上，她也可以从波兰派遣一支可怕的大军进攻奥斯曼帝国。1796年，就在她即将落实她的“伟大计划”前不久，她突发中风而死。这又给了奥斯曼帝国一次喘息之机。

与此同时，历史的格局已经改变，西方和东方都将受到这种改变的巨大影响。而这一巨变的源头，就是法国大革命。

[1] 由于查理六世没有男性子嗣，他于1713年颁布《国事诏令》，宣布女性继承人有权承袭其奥地利大公之位。但在查理六世驾崩后，法国、西班牙、普鲁士等一些国家借口不承认《国事诏令》，引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2] 一种用水果或花瓣制成的冰镇饮品。

[3] 即叶卡捷琳娜二世。

[4] 塞米勒米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传说，她是亚述国王尼诺斯的王后，以美貌、智慧、淫荡著称，在国王死后继承了王位。

[5] 即舒瓦瑟尔公爵埃蒂安·弗朗索瓦，此时他在路易十五的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

[6] 即韦尔热讷伯爵夏尔·格拉维耶，后来担任法国的外交大臣，支持美国独立。

[7] 这里作者仅指出了四个位置。第五路军可能指计划绕过欧洲进入爱琴海的波罗的海舰队。

[8] 圣彼得堡郊外的一个村庄，是俄罗斯帝国皇族的居住地之一。

[9] 地中海东岸、黎凡特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位于今天以色列的北部。

[10] 此为俄国人对这一地区的称呼，格鲁吉亚人称其为萨梅格列罗（Samegrelo）。该地区位于格鲁吉亚的西部，其西侧毗邻黑海。

[11] 位于今罗马尼亚东部。

[12] 位于今保加利亚东北部边境。

[13] 今称鲁塞，位于今保加利亚东北部边境。

[14] 位于今罗马尼亚南部，多瑙河河畔。

[15] 即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第一任妻子。

[16] 这里，已经被印证的史实是：法国富家女子、约瑟芬皇后的远亲艾梅·迪比克·德里弗丽在海上失踪。传说她被巴巴利海盗绑架并卖为奴隶，几经辗转来到伊斯坦布尔，并成为苏丹的妃子娜克希迪尔（Nakshidil），即历史上马哈茂德二世苏丹的生母。

[17] 即君士坦丁。按照翻译俄国姓名的习惯，此处译为康斯坦丁。

[18] 前文提过，“巴赛勒斯”是希腊语中君主的称呼，主要用来称呼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皇帝。

[19] 克里米亚的旧称之一。

[20] 即小威廉·皮特，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的英国政治家。

[21] 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旧称，包括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地区。

[22] 即埃德蒙·伯克，政治家，被视为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

第六部分

改革的时代

第二十九章

年轻的塞利姆三世于1789年继承了苏丹的大位，那一年也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年头。在俄土战争结束后，塞利姆三世以一个积极进取、全心全意的改革者的形象出现在国人面前，决心把半个世纪前的郁金香时期以来浅尝辄止的改革理念推行到实处。法国大革命也为传播这些改革理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起初，法国大革命仅仅被当作一个只会影响到欧洲内部的事件。但是，少数有识之士很快就意识到，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一场新的思想运动，它不仅会影响西方，也将波及东方。与在基督教欧洲推动了种种进步的文艺复兴运动不同，法国大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与基督教分道扬镳、非宗教的乃至带有反基督教色彩的社会剧变。它是一场世俗主义的运动。因此，西方世界从法国大革命中汲取的养分，同样可以适用于伊斯兰世界，而不一定会与伊斯兰世界本身的宗教信仰和传统发生抵触。

塞利姆三世登上宝座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已经处于衰落之中，但是仍然保有它的大部分领土（只丢掉了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克里米亚和亚速）。不过，奥斯曼帝国已经长期陷于停滞之中，而且开始由于内部的分裂而出现崩溃的迹象。地方上强势的帕夏们经常藐视苏丹的中央权威，滥用他们生杀予夺和征税的权力；事实上，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大多都会滥用权力。不仅如此，许多省份都陷入叛乱之中，或有发生叛乱的风险——从阿拉伯沙漠中强大的瓦哈比派（Wahhabites），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山区里的德鲁兹派教徒、伊庇鲁斯和希腊北部的苏利奥人（Suliot）[1]，再到一直藐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埃及马木留克贝伊们，以及被激起了独立精神的形形色色的基督徒族群。

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内部肆虐的还有另外一些具有破坏性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在封建制的基督教欧洲存在已久：在苏莱曼的时代还不存在、后来不停发展壮大的世袭体系，成为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世袭封地的所有者数量也在迅速增长。这些地方上的小贵族被称作“代雷贝伊”（derebeys），意为“谷地的领主”。他们手握权力和土地，藐视君主，欺压属民。农民和普通居民的生活普遍贫苦，而中央政府也面临着紧迫而难以化解的财政问题。为了应对这种困境，塞利姆需要在奥斯曼传统体制的框架之内，尽可能地实施效法西方的改革，至少要在中央层面推行改革。至于奥斯曼的传统体制本身何时会变成改革的阻碍因素，需要得到现代化改造，还有待观察。

在完成了与俄罗斯的和谈之后，塞利姆的改革就开始了。他的改革方案被统称为“新秩序”（Nizam-i-Jedid）。这一名称来自大革命之后法国建立的新秩序。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写给苏丹的信中提到了这个词语，引起了苏丹的兴趣。在筹备改革方案时，塞利姆前所未有地采取了集体磋商的原则。

1791年，正当远在多瑙河的军队刚刚踏上归途之时，塞利姆就已经向22位政、军、宗教界的要人（包括两名基督徒官员）发布指示，要求他们提交类似1789年法国人提交的“陈情书”（cahiers）[2]的“备忘录”。随后，他前所未有地成立了一系列商讨国事的会议和委员会，自由地讨论这些备忘录的内容。他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制定了“新秩序”的规划，其涵盖的范围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改革尝试。它不仅涉及军事改革，还涉及民政改革；他还计划制定一个总体方案，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并取得人们的一致同意；在这个规划中，复兴经济是一个高度优先的目标。

但是，最紧迫的需求还是进行军事改革。在派人去欧洲搜集政府、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的信息的同时，苏丹还特别派了两名代表去搜集军事方面的第一手信息。1792年，他收到了一份有关欧洲国家，特别是奥地利帝国的军事体系的详细报告。不过，在为新组建的军队提供训练和指导方面，他主要依赖的是法国人。他把自己需要的军官和技术人员的职位清单发到了巴黎——在早期的职位申请者中，还有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

奥斯曼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征求法国人的意见：火炮（塞利姆对火炮尤为感兴趣，在登基之前还写过有关火炮的论文）、武器装备，以及改进铸炮厂和兵工厂的方法。早年建成的工程学校得到了大规模扩建。他们还建设了新的军事学校和海军学校，研习炮术、工事修筑、航海和各种辅助科目。教官大部分都是法国军官。为了方便教学，他们在苏丹的支持和鼓励下，兴办了一座大型的图书馆，收藏欧洲书籍。藏书大部分是法文书，包括狄德罗（Diderot）主编的理性主义著作《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法语也成了所有学生的必修课。1795年，文化领域的改革更进一步，早年间在伊斯坦布尔创办的法国印刷厂得以恢复，并由法兰西国家印刷所的一位主管负责管理，员工也都是来自巴黎的法国印刷工。因此，在秉承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导师及读物资料的熏陶下，奥斯曼帝国中出现了一群卓有见地的新一代人才。

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地区的法国人社群持续不断地加强着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这一方面是出于一种传教士般的情怀，但主要还是为了确保法国可以在这一关键时期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支持。奥斯曼帝国境内一群颇有影响力的法国人支持大革命，身上戴着革命的标志，还召开革命者会议，这些行为惹恼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外交官。1793年，两艘法国船只在萨拉基里奥角附近鸣放礼炮，公开庆祝法兰西共和国国旗的启用。除了法国国旗之外，这两艘船上还飘扬着奥斯曼帝国的旗帜、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其他一些没有在可耻的暴君同盟中玷污自己的国家的旗帜”。接着，法国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还庄严地栽种了一棵“自由之树”[3]。在法国人的不懈努力下，伊斯坦布尔的社会也出现了变化。原本，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和西欧人之间泾渭分明，现在则出现了彼此关系十分密切的讲土耳其语的法国人和讲法语的土耳其人。他们会交流当前的需求和思想，一小部分具有影响力的土耳其人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热情的感染，开始向西方寻求建议和启迪。

有一段时期，奥斯曼帝国里的基督徒群体，尤其是伊斯坦布尔的希腊裔和亚美尼亚裔精英，一直与西方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并且在政府圈子里把持着具有影响力的职位，同时又对帝国的经济事务很有影响力。随着塞利姆的改革带来了教育方面的开放，他们可以更多地翻译西方书籍，教授西方语言，并且为西方教师充当土耳其语翻译。但是，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往往是负面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因为法国的现政权如果崩溃，会给比较富有的希腊人带来很大的损失。等到后来，当法国人开始煽动起希腊人和其他基督教少数族群的民族热情时，他们很积极主动；但是在现阶段，他们往往倾向于在贸易和外交两方面为土耳其人充当缓冲层，避免土耳其人与西方产生过于直接的联系。

实际上，奥斯曼帝国即将拥有自己面向西方的新的官方通道。在提交给塞利姆苏丹的各种各样的报告中，有一份报告建议他“派人去欧洲，研究、观察欧洲人做事的方法”。1793年，奥斯曼帝国在五个最重要的欧洲国家建立了常驻的外交使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个使馆设在伦敦乔治三世的宫廷里。大使们得到的指示是学习所在国家的制度。陪同他们一同上任的，除了常见的希腊人译员之外，还有年轻的土耳其人秘书。他们的任务是学习所在国的语言，并且研究欧洲社会——尤其是法国。

由于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扰乱了欧洲的外交活动，塞利姆的外交创举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其实很有限。而且，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也没有相应地成立一个制定外交政策的正式的外交部门相配合。但是，他的这项举措至少可以让帝国更多的年轻人产生对西方世俗化风尚的了解和欣赏。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比如刚刚进入帝国军队的那些年轻人，可以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晋升到更高的位置，并且在这些位置上利用自己的新知识造福于帝国。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外国居民来到伊斯坦布尔，让土耳其人在塞利姆的统治时期对欧洲的生活方式产生了进一步的了解。

按照各种报告和备忘录提出的建议，“新秩序”改革开始着手解决种种社会和经济问题。在地方行政层面，“新秩序”改革带来了制约帕夏权力的种种规章，将总督的任期限制在三年，并且将其能否连任与人民对他的满意程度相挂钩。关于地方税收的新规章也被制定出来，规定由帝国财政部来负责政府的税收工作，试图借此废除包税制。在中央政府，大维齐尔的权力也得到了制约，他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必须征求迪万的意见。还有一些土地改革方面的尝试，影响到了蒂玛尔和其他种类的封地。以前，一旦封地的主人死亡，空出来的封地就会被出售或出租，这种做法导致一些目无法纪的世袭代雷贝伊日益坐大。现在，这种做法被彻底禁止，无主封地重归君主所有，土地上的收入也归帝国财政部征收。

人们还认真探讨了重振经济的措施。在对俄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之下，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又一次损害了货币的信誉，因此奥斯曼帝国试图采取改革措施，恢复货币的本来价值。谷物交易也将由政府控制。人们意识到，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获得贸易顺差。于是，有人提出由土耳其人出资组建奥斯曼帝国的商船队，以便把商贸活动的掌控权从基督徒手中夺走，交到穆斯林的手中。外国贷款也是缓解财政危机的一种办法，但这种做法遭到了反对，因为没有哪个伊斯兰国家有能力提供贷款，而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向基督教国家借贷又有辱尊严。

土耳其人还计划禁止出口贵金属和石材，鼓励开矿，甚至还计划创办火药厂和造纸厂等国有工业企业。这些想法大多未能变成实际层面的经济改革，但这些通过众人开放思路、自由表达意见而一致达成的方案，让人们开始意识到奥斯曼帝国需要更加现代化的国家经济。

不过，塞利姆的“新秩序”改革的重心还是在军事领域。人们意识到，有效的改革必须以有效的政府为基础，而有效的政府必须依靠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做后盾。有人提出组建一支由军事学校的毕业生组成的新的常备步兵部队，按照西方的战术要求对其进行训练和装备。这支部队耗费的资金由迪万的一位大臣负责，资金的来源是通过罚没或其他方式落入君主手中的封地的收入，以及对酒类、香烟、咖啡和其他一些商品开征的新税。

原本“新秩序”改革指的是整个的改革体系，而现在开始专指这支军队的创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在土耳其人中引发了不同的反响。保守派想回归古老的奥斯曼军事传统，以为那样就能重现帝国的赫赫武功；中间派认为应当学习西欧的军事方法，但令人费解地认为这种举措实际上的效果也是在回归奥斯曼传统；而激进派则认为旧的军队已经没有改革的价值，他们要求苏丹完全按照欧洲的方式创办一支新军。

塞利姆苏丹选择了最后一种路线。他清楚，一支纪律严明、忠心耿耿的军队十分重要，一方面可以维护帝国的内部秩序，有助于他推动内部改革，另一方面可以在外部威胁面前维护国家的完整。他尤其倾心于彼得大帝的成功先例：凭借一支用西方方法训练的新军，击败国内和国外的各种敌人。

在上一次对俄战争期间，大维齐尔优素福帕夏（Yussuf Pasha）抓了一位名叫奥马尔阿迦（Omar Agha）的战俘。此人本是土耳其人，却为俄国人效命。优素福帕夏很喜欢同奥马尔阿迦探讨俄土两国的军事体系问题。作为实验，优素福帕夏批准成立了一支主要由外国归顺者组成的小型部队，用欧洲方式进行武装和操练。战争结束后，奥马尔率领这支部队驻扎在距离伊斯坦布尔不远的一个村子。为了看看“异教徒是怎么打仗的”，塞利姆苏丹亲自检阅了这支部队。他立刻就被这支部队远远优于奥斯曼部队的火力吸引了。他深刻地意识到，基督教敌人在武器和纪律上都要优于他的军队。这支军队得以保留，主要从外国归顺者中招募兵员，成员中只有一小部分穷困潦倒的土耳其穆斯林——这些人对采用“异教徒”的训练方法和武器十分犹豫。在苏丹的命令下，迪万开始考虑把这些方法推广到近卫军之中，结果直接导致了一场兵变的发生，迫使苏丹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1796年，著名的奥贝尔—迪巴耶将军（General Aubert-Dubayet）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使来到了伊斯坦布尔。他重获法国大使馆的全部使用权，还重新取得了法国先前拥有的各种权利和特权，并且重建了天主教会。作为礼物，他给苏丹带来了现代化的火炮和炮弹。有了这些样品，他让法国的工程师和炮手对土耳其人加以指导，还帮助土耳其人管理兵工厂和铸造厂。在他们的努力下，土耳其人的火炮铸造、装备和使用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他还从法国的步兵团、骑兵团中挑选了一些教官，给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授课。一小队骑兵按照欧洲的方式进行了装备和训练。但是，近卫军依然固执地拒绝使用西欧步兵的武器，也不愿意学习他们的操练方法。于是，法国大使带来的教官们就只好去训练奥马尔阿迦那支现在被称作“托皮日斯”（Topijis）的小部队。在大使1797年去世、许多教官离开奥斯曼帝国之后，海军总司令侯赛因把托皮日斯中的一些人调到了他的麾下，并且设法吸引更多的穆斯林加入这支部队。不过，这支部队的规模还是仅仅扩大到了600人。

即便有了上述种种举措，仍然只有一小部分土耳其人能够接受法国大革命的进步思想，并且支持苏丹的“新秩序”改革。对于政府系统里占大多数的保守分子来说，法国大革命不过是野蛮的基督教西方的一件内部事务，跟自己毫无关系，至少没有直接关系。苏丹的私人秘书艾哈迈德·阿凡提在他1792年1月的日记里的评论最能体现他们的态度：“蒙真主庇佑，让法国的动乱如梅毒一般在帝国的敌人那里四处传播吧，让他们卷入持续不断的纷争之中，带来对帝国有利的结果。”塞利姆也希望能够远离欧洲的冲突，因为一旦卷入战争只会影响国内改革的进程。

然而，战争却变得不可避免了。随着拿破仑在法国掌权，塞利姆维持和平的愿望就难以实现了。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影响，奥斯曼帝国已经没有办法再远离波拿巴的帝国野心的影响了。1797年，法国和奥地利帝国签署了《坎波福尔米奥和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其中涉及分割、瓜分威尼斯共和国的条款。法国人得到了爱奥尼亚群岛和附近的大陆城市，这就让标榜自由与平等的法国与奥斯曼帝国有了共同的边界。如果法国愿意的话，它还可以在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煽动叛乱。现在，拿破仑可以随意地把他的枪口转向其他敌人。但是，正如法国革命的督政府文件中所说的那样，拿破仑决心“在东方重塑法国的权威”，因为这是“与英格兰一较高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不过，与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不同，拿破仑此时并不想加速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在他看来，奥斯曼帝国自己就会走向灭亡。他对督政府表示，“我们会亲眼看到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点，他一方面努力在奥斯曼帝国版图内部为法国争取更多的商业和宗教方面的权益，另一方面试图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走一个不听中央政府号令的行省——埃及。他在此事上受到了塔列朗（Talleyrand）[4]的影响。塔列朗认为，夺取新的殖民地会给法国带来优势，而埃及就是潜在的新殖民地之一。此外，在开罗经商的法国商人也向政府陈情，他们希望把埃及变成在东方贸易线路上的重要中转站，以削弱英国人在印度的霸主地位。

于是，拿破仑在土伦集结了规模庞大的舰队和军队。对于这些部队的目的地和目标，人们议论纷纷。一开始，人们以为这支部队将是入侵英国的左路军。直到舰队于1798年4月起航向东进发，人们才意识到它的目标是入侵埃及。督政府颁布给拿破仑的“命令”，实际上毫无疑问是拿破仑本人亲自起草的。命令说：“他要尽可能地夺取英国人在东方的领地，特别是摧毁他们在红海一带的所有据点；直插苏伊士地峡，采取必要手段确保法兰西共和国完全控制红海。”他还要考察在那里开凿运河、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可能性。拿破仑一心想要追随亚历山大大帝的足迹，他的终极目标是让法国在印度取代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的地位。

拿破仑大军先从残存的圣约翰骑士团手中夺取、吞并了马耳他，接着又在没有遭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在亚历山大港登陆。随后，他又率军前往开罗。这是自十字军时代以来，第一次有基督教军队插入伊斯兰世界的心脏地带。埃及从漫长的睡梦中被唤醒了。拿破仑十分郑重地宣布自己对伊斯兰教的尊重。在他的激励之下（“40个世纪的历史在注视着你们！”），他的军队于1798年的夏天在金字塔战役中击败了马木留克军队。他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从篡位的暴君手中夺取了开罗。他不停地重申自己对法土联盟的尊重，小心翼翼地宣称他真正的敌人是马木留克军队，而不是土耳其人。实际上，他与塔列朗一样有一个错觉。他们相信奥斯曼帝国可能会默许法国镇压马木留克，因为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埃及只剩下了象征性的权威，当地的权力早就落入了专横的马木留克集团手中。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就在1787年，埃及行省暂时又开始服从中央政府了。因此，为了帝国的利益和尊严，奥斯曼帝国必须出面主张自己对埃及的主权。

于是，一开始略显犹豫的奥斯曼帝国，还是与俄罗斯和英格兰结盟，对法国宣战。法国大使被送进了七塔监狱，另外一些法国人则被投进了其他监狱；英国舰队协助奥斯曼帝国各级政府在黎凡特地区的港口捉拿法国商人。与此同时，一支俄罗斯舰队从黑海驶入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得到了体面的欢迎，苏丹本人还亲自登舰访问。接着，这支舰队又与奥斯曼帝国海军的一支舰队会合，进入地中海。这是俄罗斯的旗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新月旗一同飘扬。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的联合舰队从法国人手里夺走了爱奥尼亚群岛，并在那里建立一个听命于俄土两国的被保护国。[5]虽然有些奇怪，但它们还联手帮助教皇在意大利沿岸地区对付拿破仑的盟友。

拿破仑的第二个错觉是过于相信其庞大舰队的实力。他对舰队的规模过于自信，高估了其能力和战术素养。纳尔逊勋爵（Lord Nelson）的英国舰队规模虽小，但实力更强。他从那不勒斯出发来拦截法国舰队，但由于遇到了笼罩在克里特岛和非洲大陆之间的浓浓夜雾而未能得手，因此也没能阻止拿破仑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不过他捉到了停泊在阿布吉尔湾（Aboukir Bay）的法国舰队，并将其歼灭。只有两艘法国船只设法逃走，但很快也被英国人俘获。这样一来，拿破仑的大军就被困在了埃及，没法回国。

拿破仑没有选择回国。1799年，他的大军带着沉没船只上的水手和从马木留克中招募的新兵，通过陆路进入了叙利亚。他希望能够把奥斯曼帝国版图内对中央政府不满的各个阿拉伯省份吸引到他的麾下，还夸下海口，宣称他的军队到仲夏时节就能抵达幼发拉底河，到秋天就能准备好向印度进军。于是，在占领了加沙和雅法（Jaffa）之后，他又沿着十字军的足迹，向重要的要塞阿卡进军。阿卡的总督是声名显赫的艾哈迈德·热扎（“屠夫”）帕夏（Ahmed Djezzar Pasha）。此人有一支由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组成的私人军队。他一直是对苏丹本人的一个威胁，现在却站出来统率他的叙利亚军队抗击异教徒。

拿破仑对阿卡的围攻持续了两个月，而英国人的制海权再一次妨碍了他的行动。一支为拿破仑运送急需的重炮的法国小船队被英国海军将领西德尼·史密斯爵士（Sir Sidney Smith）的舰队截获。史密斯爵士让自己船上的炮手和陆战队登岸，然后通过海路为土耳其人送来了援军。援军中包括塞利姆苏丹的新军的一部分，他们配备了火枪和刺刀，装备精良。尽管拿破仑击败了从大马士革赶来的一支规模庞大的援军，但他始终无法击败阿卡的守军。他吞下了失败的苦果，说道：“这个不幸的要塞决定了东方的命运。”他被迫穿越沙漠撤回埃及，一路上损失惨重。

在埃及，他又遇到了由西德尼·史密斯爵士的舰队从罗得岛护送来的第二支奥斯曼军队。他在阿布吉尔的陆战中迅速击败了这支敌军。他的军队端着刺刀向土耳其人冲锋，把他们赶进了大海。成千上万的土耳其人溺死，海湾里漂满了他们的头巾。就这样，拿破仑又一次确立了他在马木留克人中的威望。但是，由于英国海军的阻挠，他短暂的东方帝国之梦还是永远破灭了。他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克莱贝尔将军（General Kléber），自己抛弃了军队，带着他的随员偷偷坐船返回了法国。回到法国之后，他设法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胜利的征服者，随后又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西方的帝国之梦上。他发动政变推翻了督政府，任命自己为第一执政。

两年后，在拉尔夫·阿伯克龙比爵士（Sir Ralph Abercromby）的率领下，一支英土联合远征军在埃及登陆，迫使士气低落的法军投降，并将他们送回了法国。1802年，英法和法土分别签署了《亚眠条约》（Treaty of Amiens）。条约的内容对法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很有利。苏丹对埃及和其他地区的主权得到了认可，奥斯曼帝国政府派出的帕夏们也一度取代了马木留克的执政地位。英国军队则撤出了埃及。

但是，拿破仑的越界行为让英国又一次在红海及更远地区采取了新的进取政策。英国与亚丁当地的苏丹签署了一份和约，这份和约成了日后英国吞并亚丁的序曲。英国很清楚地表示，如果从埃及可以侵略印度，那么从印度也可以侵略埃及。英国在奥斯曼帝国其他属地的沿岸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预防措施。在波斯湾，东印度公司把法国人逐出了阿曼，还在巴格达设立了常设机构。它取代了英国在巴士拉的领事馆，成了“驻土属阿拉伯地区的政治代理处”。拿破仑的失败激励了英国人，确保了他们的成功。

根据短命的《亚眠条约》，法国被迫放弃了爱奥尼亚群岛和邻近的大陆地区。这一地区仍然处于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共同保护之下，俄罗斯掌管岛屿，奥斯曼帝国则管理大陆上的城镇和要塞。此时，亚尼纳（Janina）[6]的阿里帕夏已经窃取了许多城镇。这个可怕、狡诈而残忍的阿尔巴尼亚人，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土匪武装。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他是一个古怪的仆人。他消灭了邻近的大部分部落武装，包括叛乱的基督徒苏利奥人，从而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和伊庇鲁斯的内陆地区建立起了高度自治的统治。

在维护了帝国的尊严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与法国再度进入和平状态，释放了关押的法国囚徒，恢复了法国人的财产。对法国的让步条约得以续签。在保留了原有条款的基础上，还给予了法国人在黑海经商航行的权利。法国商业活动的迅速复苏引起了俄国人和英国人的担忧。在经过三年的低谷期之后，法国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威望也再度恢复了——有意思的是，拿破仑军队的迅速胜利和他在埃及采取的宽容政策都给法国加了分。两国之间的联盟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法国向奥斯曼帝国新派了一位大使以巩固本国的影响力；而奥斯曼帝国新派到巴黎的大使则难以掩饰自己对法国一切事物的兴趣。

刚刚从外国人带来的麻烦中摆脱出来的苏丹，又在国内遭遇了塞尔维亚的严重动乱。就像埃及的马木留克集团一样，近卫军篡夺了中央政府在贝尔格莱德地区的权力，在当地建立起了暴虐的统治。他们杀害了政府指派的总督，剥夺了其继任者的权力，由他们中的四个头目瓜分了整个地区。他们侵夺了西帕希骑兵的封地，敲诈、压迫拉亚们。当地的镇长们组成了一支代表团，代表这些基督徒农民去伊斯坦布尔寻求苏丹的保护。他们乞求说：“您还是我们的皇帝吗？如果是的话，就快来从那些恶人的手中解救我们吧；如果您不来解救我们，至少也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就可以想想，究竟是选择逃到山区和森林里去呢，还是选择投河结束我们可悲的生命。”

尽管苏丹试图恢复自己的权威，但他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去对付近卫军。他威胁了近卫军，结果导致他们对基督徒展开了屠杀。于是，他鼓励当地的塞尔维亚人与失去封地的西帕希骑兵、忠于波斯尼亚帕夏的军队以及一些新招募的土耳其穆斯林士兵合作，一起反抗近卫军。这次农民暴动构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奇景：基督徒少数族裔暴动的目标不是推翻他们的穆斯林君主，而是以君主的名义发动暴动。近卫军则得到了有反心的维丁城帕夏和城镇里比较狂热的穆斯林群体的支持。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他们的暴虐统治被终结。塞尔维亚基督徒们在他们的营地里骄傲地展示了那四颗鲜血淋漓的人头。除了贝尔格莱德和几座要塞还在苏丹的军队手中之外，几乎整个塞尔维亚都回到了塞尔维亚人的手中。

苏丹在达到目的之后，现在要求基督徒拉亚们放下武器，回归他们的放牧生活。然而，胜利却在塞尔维亚人中间燃起了无法平息的民族主义热情。20多年前，奥地利皇帝曾经占领了塞尔维亚，这让塞尔维亚人接受了一些军事训练，也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培养了他们骄傲的斗争精神。在土奥议和之后，被派去接收领土的奥斯曼帝国的官员惊讶地发现了这一点。在此之前，土耳其人一直视塞尔维亚人为“手无寸铁、唯命是从的羊群”，而此时土耳其人却不无担心地去质问奥地利官员：“邻居，你们对我们的拉亚们做了什么？”随后，塞尔维亚的地方部队就立刻被解散了。

现在，塞尔维亚人已经在为苏丹效命的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他们认为，自己理应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他们选出了一位头领，名叫卡拉·焦尔吉（即“黑焦尔吉”）。此人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自己是个卖猪的生意人。他特别轻视等级标志，总是穿得像个放牧的。他曾经带人进入山区，对近卫军发动猛烈的游击战。在他的启迪之下，塞尔维亚人向同样信奉希腊东正教的俄罗斯人求助。此时已经与土耳其人结盟的俄国沙皇建议他们到奥斯曼帝国政府那里去陈情，并且许诺会在那里支持他们。于是，他们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苏丹那里，不仅要求免除拖欠的贡金，还要求政府把贝尔格莱德和附近的要塞交给他们。

基督徒竟然提出这样非分的要求，这激怒了迪万中出身良好的穆斯林。苏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还把代表团投进了监狱。接着，他连续派遣了三支军队前去镇压曾经的塞尔维亚友军。结果，令人敬畏的卡拉·焦尔吉在没有得到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击败了苏丹的军队，还把土耳其人逐出了贝尔格莱德和其他要塞，并且获得了俄罗斯提供保护的承诺。就这样，他创造了历史，让塞尔维亚人获得了一段实质上的独立时期。在这个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世纪，塞尔维亚人成了第一个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中获得实质性独立的巴尔干基督教族群。

此时的伊斯坦布尔，外交活动十分活跃。1805年，俄罗斯和英格兰联合对法国作战，三方都在争取土耳其人的支持。尽管签署了《亚眠条约》，但拿破仑仍然觊觎着东方。他向黎凡特地区派出了一支以弗朗索瓦·塞巴斯蒂亚尼（François Sebastiani）为首的使团。此人见多识广，曾经做过牧师，还是卓有成就的军人和外交家。表面上，他的使命是恢复法国在该地区的贸易利益，但实际上，他在为法国筹划一场可能的东地中海战争。

在拿破仑称帝之后，塞巴斯蒂亚尼成了法国皇帝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特使。他在这里加紧施压，试图让土耳其人对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法国对奥地利的胜利加强了他的说服力。1805年，法国的影响力随着《普雷斯堡和约》（Treaty of Pressburg）的签署达到了顶峰。[7]根据和约，法国取得了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这就让法国的版图与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直接接壤。这样一来，拿破仑就可以在边境地区布置一支军队，既可以用来支援奥斯曼帝国，也可以用来入侵奥斯曼帝国，全看形势需要。塞利姆苏丹深受法国在战场上的成功的鼓舞，颁布敕令承认拿破仑的皇帝地位，并且以帕迪沙阿的头衔称呼他，还向他派了一位苏丹特使，“以彰显苏丹对皇帝的信任、敬慕和赞赏”。拿破仑则通过自己的大使答复道：“法兰西将与奥斯曼帝国荣辱与共。”苏丹承认拿破仑的帝位一事，遭到了英俄两国大使的强烈反对。

与法国类似，俄罗斯也要求得到土耳其人的支持，希望与之签署攻守同盟条约。沙皇甚至要求苏丹承认他作为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徒的保护者的地位，且赋予俄罗斯大使出面干预东正教徒事务的权力。这种要求刺痛了塞利姆作为穆斯林的自尊心。在塞巴斯蒂亚尼的建议下，塞利姆废黜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这两个多瑙河流域公国的出身芬内尔人的大公。此二人是尽人皆知的亲沙皇分子，而且有可能支持了卡拉·焦尔吉，煽动了塞尔维亚的叛乱。对于这一违反和约条款的行为，俄罗斯愤怒地表示了抗议。英国大使也提出了抗议。他们还暗示奥斯曼帝国政府，俄罗斯的陆军和英国的海军即将“采取新的动作”。

苏丹仍然渴望和平，于是打算妥协。但是，一支俄军未经宣战就开进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他们迅速占领了这两个地区，进占布加勒斯特，还准备渡过多瑙河。奥斯曼帝国只好以暴制暴，对俄宣战。英国大使要求奥斯曼帝国恢复与英国和俄国的联盟，并且驱逐法国大使。面对英国大使的威胁，奥斯曼帝国拒不妥协。

于是，1807年，在海军将领达克沃思（Admiral Duckworth）的率领下，一支英国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马尔马拉海。他向奥斯曼帝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奥斯曼舰队投降，否则英国舰队会立即将其歼灭，并炮击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同意与英国公使和这位海军将领展开谈判，跟他们周旋了十天，十分狡猾地为自己争取了喘息之机。此时，塞巴斯蒂亚尼已经在大萨拉基里奥宫的花园里搭起了帐篷。在他的帮助下，土耳其人趁机布置了火炮，加强了城防。苏丹的舰队驶离了英国舰队的打击范围，而塞巴斯蒂亚尼手下的工程师则修复了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御设施。

达克沃思坐失良机。他失望地意识到，现在再去炮击伊斯坦布尔会将他的舰队置于莫大的风险之中。于是，他只好起锚，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返航。由于塞巴斯蒂亚尼迅速地修复了火炮工事，这些历史悠久的巨炮发挥了作用，向英国舰队发射重达数百磅的石弹，击沉了两艘英国舰船。如果不是运气好的话，达克沃思还可能蒙受更大的损失。与此同时，塞利姆又请来了大约500名法国炮手帮助他防御海峡，这等于公开确认了他与法国的联盟关系。

达克沃思出师未捷，英国人接着又发动了一次同样失败的行动——从马耳他入侵埃及。英国政府担心法国再次入侵埃及，于是打算先在亚历山大港占据一个桥头堡。他们很快拿下了亚历山大港，然后又去进攻尼罗河河口的罗塞塔（Rosetta）。在那里，进攻的小股英军被土耳其人击退了。英国人本以为可以得到马木留克集团的支持，推翻在埃及恢复了秩序的一股新势力。这股新势力的头目名叫穆罕默德·阿里，是一名来自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他与拿破仑同岁，曾经在阿布吉尔抗击拿破仑，随后又在苏丹的阿尔巴尼亚雇佣兵的支持下自封为开罗之主。现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已经正式承认他为埃及的帕夏。

穆罕默德·阿里包围了亚历山大港的英军，然后又精明地摆出和解的姿态，协商准许英军撤退。经过协商，他治下的物产丰富的行省成了英国海陆军在地中海地区的补给供应商，这让他从中大为获益。这是这位令人敬畏的统治者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日后，他将把埃及变成属于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实际上不再受苏丹的管辖。

对俄战争的多瑙河前线并不活跃。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都关注着拿破仑的动作，因此都没有在这条战线上倾尽全力。趁着近卫军主力远在前线的机会，塞利姆苏丹继续在国内推行“新秩序”军事改革。托皮日斯，这支法式训练打造出来的炮兵部队获得了比近卫军更崇高的地位。奥马尔阿迦最初的那支小部队在阿卡之战中功勋卓著，随后又在保加利亚和鲁米利亚镇压土匪，还击败了反叛的行政总督统率的近卫军。苏丹又为这支部队增加了两个团，武器、装备、训练全部采取法式标准。

1805年，由于缺少能够投入对俄作战的军队，苏丹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他改变了这支新军志愿入伍的招募方式，下令征兵扩充其兵员。征兵不仅面向普通人，还要从近卫军里挑选最年轻、优秀的士兵，转入这支部队服役。尽管贝尔格莱德的近卫军被拉亚们粉碎了，但在其他省份，近卫军依然吵吵嚷嚷，甚至还在阿德里安堡武力对抗苏丹的敕令。试图强制执行苏丹命令的官员遭人袭击，随后被绞死。支持苏丹改革的卡拉曼尼亚帕夏率领一支新军从安纳托利亚赶来，结果在多瑙河前线遭到人数众多的近卫军的攻击，被彻底击败。

在迪万内部和乌理玛的保守势力的支持下，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军趁机掀起了抗议活动。为了避免在对俄作战期间在首都酿成内战，苏丹被迫暂缓了改革，解散了安纳托利亚的部队，遣散了他的一些改革派幕僚，还把大维齐尔的职务交给了近卫军的阿迦。

然而，就在1807年的初夏，也就是英国海军刚刚撤走后不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炮台驻防的雅马克（Yamak，一种辅助兵）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启用新的欧式制服和装备。他们发动了兵变，跑到伊斯坦布尔的大竞技场集结。在那里，几百名近卫军也加入了他们。他们按照传统的方式，把营地里的大锅倒扣，意思是他们不再接受苏丹分发的食物。在得到以阴险奸诈著称的凯马坎（kaimakam）[8]穆萨帕夏的支持和新近上任的大穆夫提的许可之后，他们设立了特别法庭，审判支持改革的幕僚和大臣，还煽动伊斯坦布尔的民众反对改革派。许多人被抓、被杀，死在自己家中或大竞技场上。那些煽动叛乱的人夸耀般地把17名改革派人士的人头摆成一排。

对塞利姆苏丹十分不利的一点是，他忠实的盟友——上一任大穆夫提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去世了，而乌理玛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以来就反对他的改革。现在，他不得不低头，宣布取消“新秩序”改革。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保不住他的皇位了。大穆夫提在会见近卫军军官代表团的时候表示，苏丹的政府“在穆斯林中间宣扬异教徒的方式，还想压制伊斯兰教法和先知信实的保护者近卫军”，因此，为了伊斯兰教和奥斯曼家族的利益，苏丹必须被废黜。大穆夫提发布了一个费特瓦，宣布废黜苏丹，解散“新秩序”改革中组建的军队，叛军的头目还获得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要塞的指挥权。塞利姆返回了“牢笼”，向他年轻的堂弟穆斯塔法称臣。他劝谏新任苏丹说，不要进行重大的变革，祝他的统治比自己顺利。接着，他试图服毒自尽，但穆斯塔法打落了他递到嘴边的杯子，发誓会保全他的性命。于是，塞利姆顺从地进入了自己的囚禁处，新苏丹则从那里走出来，即位成为穆斯塔法四世。

穆斯塔法四世的统治仅仅持续了几个月。塞利姆仍然有朋友和支持者，特别是在多瑙河河畔的鲁什楚克担任帕夏的穆斯塔法·巴伊拉克达尔（Mustafa Bayrakdar，即“掌旗者穆斯塔法”）。他倾心于改革计划，凭借塞利姆的赏识才达到今天的位置上，因此决心发动政变帮助塞利姆复辟。此时，奥斯曼帝国恰好与俄罗斯签署了停战协议，他那支主要由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大军因此可以腾出手来。他与身在阿德里安堡的忠于塞利姆的大维齐尔麾下部队会师，随后举着先知的旗帜向伊斯坦布尔进军。

他的目标是震慑近卫军，占领皇宫，推翻穆斯塔法四世苏丹，帮助塞利姆复辟。他在宫门口要求面见“真正的苏丹塞利姆”，但遭到了皇宫守卫的拒绝。于是，他率军强行攻进了皇宫。然而，这一短暂的耽搁却招致了致命的后果。听到他的要求之后，穆斯塔法苏丹下令立即勒死塞利姆和自己的亲弟弟马哈茂德。一旦他们二人丧命，他自己就成了奥斯曼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

塞利姆进行了勇敢的抵抗，但还是被行刑者杀害了。当巴伊拉克达尔步入内庭院的大门时，他们把塞利姆的尸体扔到他面前，对他高喊道：“瞧瞧你要找的苏丹！”巴伊拉克达尔率领手下的阿尔巴尼亚人把穆斯塔法拖下了宝座，质问他道：“你坐在这儿干什么？把你的位置让给更配坐它的人！”而刽子手们没能找到马哈茂德，因为一位忠实的奴隶把他藏在了一间浴室的炉子里。控制了局面的阿尔巴尼亚人后来找到了他。在夜幕降临之前，大萨拉基里奥宫里就鸣响了礼炮，宣告穆斯塔法四世下台，马哈茂德二世继位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苏丹。

精力充沛的穆斯塔法·巴伊拉克达尔做了马哈茂德二世的大维齐尔。他先处决了杀害塞利姆的刽子手、穆斯塔法的亲信和雅马克叛军的头目。随后，他决心重启塞利姆推行的改革。他恢复了“新秩序”改革下组建的新军，用欧洲的方式训练他们，却用古老的名字“塞门”（Seymens）[9]为这支部队命名。他恢复并增补了一些改革法令，还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帝国的各个地区召集高官开会议事。议事大会在皇宫里举行。在激动人心的开幕仪式上，他宣布了一项特别的改革方案，其中涉及改组近卫军，以消除近卫军长期以来的种种弊端。与此同时，他承认了有权有势的阿扬（ayans）[10]和代雷贝伊的各种特权。

在经过激烈的辩论后，这些地方豪强（穆斯塔法·巴伊拉克达尔本人就出身于地方豪强）和中央政府之间达成了协议。这项协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法律和政治层面确认了帝国疆域内的土地有各自不同的所属权。对于这份会侵害到自己的权力的协议，马哈茂德苏丹十分勉强地接受了。一开始，近卫军和乌理玛假装表示满意。巴伊拉克达尔认为自己可以依靠塞门和其他地方部队的支持，于是十分不明智地让他的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部队回了家。

机不可失，近卫军立即再度发动了叛乱。他们在巴伊拉克达尔的官邸纵火，然后炸掉了他藏身的一座塔楼，让他被活活烧死。保守派力量最终取得了胜利。运转混乱的旧体系带着它身上的各种痼疾又回来了，而且似乎像过去一样顽固。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塞利姆三世的改革运动遭到了废止。在奥斯曼帝国的历代苏丹里，至此只有塞利姆三世一人，全心全意又无比坚决地要在他的帝国里推行激进的改革。250年前，立法者苏莱曼向东方和伊斯兰教的传统学习，推行改革取得了成功；塞利姆也想推行同样成功的改革，而他的学习对象是西方和新兴的世俗主义精神。他在性格上的一些弱点使他未能完成自己的事业，遭遇了失败，并在幻灭和痛苦中死去。他开明、真诚、充满利他精神，但是在他推动奥斯曼帝国努力走上改革进步道路的过程之中，他却看不到他的大多数子民的精神状态；他为了他们的福祉而苦苦求索，却无法像他伟大的先祖那样激励他们与自己并肩战斗，因此也无法获得他们的忠诚和信任。相反，在推行进步理念的过程中，他行事草率，热情过头，结果给了那些反对改革的人机会，使他们可以激发起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反对变革的偏见，更坚决地反对一切革新。

但从根本上说，塞利姆失败的根源是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他要完成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奥斯曼帝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他根本没有能力毕其功于一役，改变这个历经了几个世纪、虽然弊病丛生但依然完整坚韧的旧体系。如果激进的苏丹塞利姆想要在他的帝国里成功地推行改革，他就必须重建这个国家现行体制的基础结构，实际上相当于建造一个拥有全新的执行机制和执行动力的新国家。要完成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苏丹必须受人景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独断专行地制约谢赫伊斯兰和他的乌理玛的权力，压制伊斯兰宗教势力。而塞利姆并非这样一位君主，他要完成的任务在他的时代也无法完成。作为一个超前于他的时代的统治者，他所能做的只是尝试在传统的框架之内推行创新，但他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塞利姆缺乏能力推行的那些改革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阶层里一小部分人对世界的看法。这一小部分人的数量仅仅比早年郁金香时期的改革派人士多了一点点。占大多数的还是拥有强大力量的保守派，其中包括军队、臃肿而日益腐败的官僚体系，以及曾经在苏莱曼改革时期获益、代表伊斯兰教传统声音的乌理玛。他们依然维持着苏莱曼当年确立和加强的内部权力平衡。

但是，在苏莱曼的时代之后，军队和官僚就日渐堕落，为了他们的世俗利益随意使用乃至滥用他们的权力，出卖官职、特权，为他人大行方便，还参与到放高利贷、包税、擅占田产和非法操控慈善基金会等活动中。统治阶层的底层人员也扮演着类似的寄生虫角色，还像近卫军一样，参与到诸多商业活动之中。对这些群体来说，他们中太多人会由于变革而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他们团结起来，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现有体制，也就相当于维护这种体制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力和财富。

由于彼此之间没有利益分歧，他们形成了铁板一块的强大势力。在这个工业尚处于萌芽期、商业大部分受控于外国人的国家，既不会产生酿成了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和经济动荡，也不会滋养出在19世纪晚些时候出现于其他欧洲国家的革命精神。因此，缺乏群体支持基础的少数改革派就只能陷于孤立，受制于保守派，听任他们控制统治者，或迫使统治者下台。

由于采取了亲法的政策，塞利姆三世遭遇了如此的下场。尽管他的改革遭到废止，但他还是推动了一场学习西方开明新思想的运动。在他身后，这场运动终将渗透进守旧的堡垒，在19世纪逐渐从一条时断时续的小溪壮大为席卷一切的洪流。法国大革命终究将在这片陌生的土壤中滋养出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自由，在伊斯兰世界里原本只是一种法律概念，但逐渐会发展出政治上的意义；平等，起初在这个社会似乎并无现实意义，因为这个社会根植于伊斯兰教义，有着浓厚的慈善传统，因而没有令人难以忍受的财富和社会权利上的悬殊差距；博爱，则会在拥有基督徒少数族裔的奥斯曼帝国，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演化为民族认同。

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依然是整个国家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值得玩味的一点是，尽管这个国家在道德层面上正逐渐远离伊斯兰教的原则，但这种背离在短期内对奥斯曼帝国今后的统治更多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非消极的作用。毕竟，这个陷入停滞的国家还有一种消极的坚韧。正如后世一位能言善辩的奥斯曼外交官开玩笑说的那样：“我们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国家。你们想从外部搞垮它，我们想从内部搞垮它，可它就是没垮。”

[1] 苏利奥人是伊庇鲁斯的苏利（Souli）地区骁勇善战的东正教族群。

[2] 在法国的三级会议期间，各地区、各等级可以向政府提交陈情书，发表自己对改革的意见或建议。

[3] 栽种“自由之树”是法国在大革命期间形成的一种习俗。村庄、社区通过仪式性地栽种“自由之树”表达对革命的支持，同时“自由之树”也是社区举行革命集会的场所。

[4] 塔列朗是法国政治家、外交家，从路易十六到七月王朝时期的数届法国政府中均担任高官。

[5] 这个短命的国家被称作塞普丁修拉共和国（Septinsular Republic，1800—1807），也可意译为七岛共和国，名义上隶属于奥斯曼帝国，实际受俄国控制。1807年，俄国在与法国签订和约后放弃了对该国的保护，法军卷土重来，塞普丁修拉共和国灭亡。

[6] 今称约阿尼纳（Ioannina），是伊庇鲁斯地区最大的城市。

[7] 《普雷斯堡和约》大体上为神圣罗马帝国画上了句号。和约签署第二年，时任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仅保留奥地利皇帝头衔。

[8] 在19世纪变成军职之前，凯马坎通常由一位维齐尔出任，负责在大维齐尔无法视事时代行职权。

[9] 字面意思为“看狗人”。

[10] 即地方贵族阶层。

第三十章

此时的马哈茂德二世，已经是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位健在的男性后嗣。他将统治一代人的时间，并且证明自己是一位矢志改革的苏丹。身处这个局势更为动荡的时代，他堪称征服者穆罕默德和立法者苏莱曼的合格继承人。作为一位在国内推动改革的君主，马哈茂德喜欢把自己视作奥斯曼帝国的彼得大帝。他的母亲可能是法国人，但他并不懂任何欧洲语言，他接受的也是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因此并没有直接接触过西方思想。但是，他在年轻时深受他的堂兄和密友塞利姆三世的影响。特别是在塞利姆下台和自己的兄长穆斯塔法下台之间的这段短暂的时间，马哈茂德和塞利姆曾经共同身处“牢笼”之中。不过，虽然他继承了塞利姆的衣钵，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他必须耐心地等待时机，因为当下军队和宗教势力团结一致反对变革，自己无力撼动他们。尽管他认为帝国要想存续非要改革不可，但他一直等待了将近20年，才终于取得了足够推行改革政策的君上权威。

在此期间，他的精力都花在了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的争斗上。拿破仑认为奥斯曼帝国即将倾覆，于是抛弃了他的奥斯曼盟友，转而与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结盟。法俄两国于1807年缔结了盟约，意欲由法俄两国携手支配欧洲，矛头直指沙皇的英国盟友。这两位权倾一时的君主一面要求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终止彼此之间的敌对行为，一面制订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秘密方案：奥斯曼帝国只能保留亚洲的领土，巴尔干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归俄罗斯，西部则作为补偿划归奥地利；法国将占有阿尔巴尼亚、希腊、克里特岛以及其他的爱琴海岛屿，以便未来继续向东扩张。如果奥斯曼帝国拒绝法国的调停，那么法国就将与俄罗斯联起手来，将欧洲“从土耳其人的奴役和折磨中”解救出来。于是，在法国的主持下，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达成了为期两年的停战协议。由于两国没有就和约条款达成任何协议，于是在停战协议到期后，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敌对行动就又恢复了。

此时，穆斯塔法四世被杀，登基的马哈茂德二世尚无子女。因此，沙皇亚历山大开始考虑奥斯曼皇室后继无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俄罗斯就可以很容易地侵吞奥斯曼帝国。因此，亚历山大试图加速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不过，他现在对伊斯坦布尔和达达尼尔海峡有所企图，而在法俄两国的秘密条约里，上述地区并不属于法俄任何一方。拿破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在此问题上做出让步，他在圣彼得堡的大使也拼尽全力想要亚历山大意识到这一点。在沙皇看来，未来的“君士坦丁堡”只不过是一座地方重镇，是通往他“私宅”的大门，因此他必须掌握这座大门的钥匙。对他的这种设想，拿破仑也很不高兴。

法国大使提出，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仍然应当是自由通行的区域。然而，俄方的谈判代表却要求得到伊斯坦布尔，因为这座城市是希腊东正教的核心城市，理所应当属于东方的帝国，在历史上也一直如此。法国大使则坚持认为，如果俄罗斯要占领伊斯坦布尔，那么法国就应该获得达达尼尔海峡及其两岸的控制权，因为这里是十字军进入叙利亚的经典路径。但是，俄国人坚决不肯让法国取得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自由通航权。

这一僵局打破了拿破仑建立法俄两霸的格局、分割奥斯曼帝国的迷梦。为了回避这一问题，拿破仑提出搁置争端，因为他担心奥斯曼帝国身上最重要的战利品——埃及——可能会落入英国的手中。1808年，他在埃尔福特（Erfurt）[1]重新审视了与俄罗斯共同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盟约。盟约中提到，如果俄罗斯与英国分道扬镳，作为补偿，法国将承认俄罗斯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占领。此时，俄军正暂时控制着这两个地区。拿破仑等待着英国对此的反应。

法国承认俄罗斯对多瑙河流域的这两个公国的占领，这让奥地利帝国大为不安。奥地利出面调停，想让英国和奥斯曼帝国达成谅解，以抗衡法俄联盟。尽管遭到了法国的阻挠，奥地利人的目标还是随着1809年《达达尼尔条约》的签订而达成了。于是，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之间又一次爆发了战争。面对组织混乱、实力遭到削弱的奥斯曼军队，俄军从瓦拉几亚出发渡过多瑙河，夺取了包括锡利斯特拉在内的多瑙河右岸的多座要塞。不过，大维齐尔从坚固的大本营舒姆拉率军迎敌，顽强抵抗俄军，使得俄军未能穿过难以逾越的巴尔干山脉。在占领鲁什楚克之前，俄军还遭到了一支波斯尼亚军队的顽强抵抗。

1811年，俄罗斯与拿破仑之间的联盟关系破裂。在等待拿破仑从西方入侵的同时，俄罗斯人在多瑙河前线转而采取了守势。他们现在需要与奥斯曼帝国议和。1812年夏天，就在拿破仑的大军向莫斯科进军前几个星期，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在布加勒斯特签署了和约。根据和约，普鲁特河成了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国界。沙皇保留了比萨拉比亚地区，拥有了多瑙河出海口，但是向苏丹归还了摩尔达维亚的剩余部分和整个瓦拉几亚。出于自己的利益，拿破仑此时试图恢复与土耳其人之间的友谊，要求苏丹在多瑙河前线倾尽全力向俄罗斯发动进攻。作为回报，他承诺将保障奥斯曼帝国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利益，还要让克里米亚回归奥斯曼帝国。但是，拿破仑的努力为时已晚。在英国的压力下，土耳其人决定维持与俄罗斯的和平。而且，他们也不信任拿破仑，因为他们现在完全知晓了拿破仑此前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

《布加勒斯特和约》的最大受害者是塞尔维亚人。俄罗斯曾经承诺保护他们。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确宣布赦免了他们的反叛之罪，还含糊地准许他们自行管理内部事务。但是，贝尔格莱德和其他一些要塞回到了苏丹手中，由奥斯曼军队驻防；土耳其人还拆除了塞尔维亚人之前自行兴建的一些要塞。这样一来，奥斯曼帝国给塞尔维亚人的承诺就毫无意义了。第二年，在拿破仑战败之后，土耳其人进一步把塞尔维亚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国。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曾经过早地想要瓜分的这个帝国，又在他们二人离世之后存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不过，就面积而言，奥斯曼帝国在马哈茂德的时代继续缩水。这个衰败的国家保住了核心的器官，但在混乱中失去了外围的肢体。在所有失去的肢体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希腊。希腊的民族主义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一开始，希腊民族主义运动是以一种文化复兴的模糊面目出现的。希腊人受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的启迪，开始了一场复兴古典时期传统的希腊文艺复兴运动。与此同时，从塞利姆三世的统治时期开始，就像土耳其人中的开明分子一样，希腊人中间也兴起了广泛传播知识的热潮。在富人对学校的资助下，希腊人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学校也恢复了对希腊历史的学习。此外，海外出版的希腊文书籍也在希腊广为传播。

在这场希腊文艺复兴运动中，埋藏着希腊人争取最终解放和希腊民族精神重生的种子。移居海外的希腊侨民、在帝国内部为政府服务的芬内尔希腊人，以及伊斯坦布尔、萨洛尼卡、士麦那和希腊群岛的各个岛屿上的富足的希腊商人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有一些地方的希腊商人群体实际上实现了自治。比如，在希俄斯岛，除了维护当地的官员和军人的权威之外，土耳其人保留了先前热那亚特许公司那种开明的管理体系；在伊兹拉（Hydra）、斯佩察（Spetsai）、普萨拉（Psara）这三座“航海岛屿”上，水手们拥有船只和货物的股份，当地的航海业社群实际上实现了对岛屿的自治，并将在日后成为希腊舰队的“摇篮”。就这样，在希腊的沿海地区，许多希腊人与西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而在希腊的内陆地区，土耳其人的统治则相对缺乏弹性。奥斯曼帝国政府对当地人保持高压统治，不在乎他们的福祉和安全，只顾多征税款，压榨所得往往进了腐败的帕夏们的腰包。然而，奥斯曼帝国的官员直接征收的税款，恐怕还是当地人身上种种负担中最不起眼的一种。同样身为希腊人的官员阶层也让他们不堪重负。这些人要么是为了保住家产、权势而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地主，要么是依附于政府体系的地方政要——各个村镇里的长老、头人、宗教首领和科扎巴希（koja-bashis，即头目）。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官员的代理人，他们的任务是评估所在社区应缴税收的数额，然后作为包税人，用他们奥斯曼主子的方式去征税。在维持当地法律和秩序的过程中，他们享有特权并乐于滥用，经常凶残地压迫他们的基督徒同胞。

同样残暴压迫人民的还有基督教神职人员。他们目光短浅，思想保守，作为行政体系的组成部分受到苏丹的保护，在希腊人族群中享有很大的权力。因此，在神职人员、地主和地方官员中就形成了希腊人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如果希腊文艺复兴运动转变成寻求民族独立的政治革命，他们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因此，与希腊东正教信仰和希腊语言不同，希腊的民族认同迟迟未能体现在现实层面上。

等到希腊民族精神终于开花结果的时候，一些希腊人在这种民族情感的激励下开始采取军事手段寻求民族独立。在这一过程中，希腊人中的积极分子分成了两部分。第一种是“克莱夫泰”（klephts）。为了躲避土耳其人的统治，这些无法无天的团伙长期啸聚山林，靠打家劫舍为生。在希腊人看来，克莱夫泰的土匪行径渐渐升华，从纯粹的抢劫行为演变成了反抗奥斯曼帝国暴政的光荣义举。因此，克莱夫泰变成了争取希腊民族独立的爱国行动的核心群体。他们在摩里亚、伊庇鲁斯、鲁米利亚等大陆地区和克里特岛等岛屿上互不相连的山区里各自为政，统率他们的世袭头领也在未来的革命运动中演变成了革命领袖。为了镇压克莱夫泰，土耳其人征募基督徒组建了宪兵队性质的“阿马托利”（armatoli），但这些人往往很快投入了克莱夫泰的阵营。

陆地上的人当土匪，海上的人当海盗。在岛屿和沿海地区活跃着许多私掠者。无论是克莱夫泰还是私掠者，他们都从英国陆海军身上学到了冒险精神和种种经验。1814年，英国军队从拿破仑手中夺取了爱奥尼亚群岛。岛上飘扬的英国国旗激发起希腊人对自由的狂热追求，最终在希腊的大陆地区引发了起义。

但是，如果起义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经过系统性的筹划和协调。在希腊和海外都拥有广泛人脉的希腊商人群体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一个名为友谊社（Philike Hetaeria）的组织进行活动。这个组织最初是1770年那次获得了俄国人支持但失败了的希腊人起义的产物。18世纪末，希腊民族诗人里加斯·费拉伊奥斯（Rhigas Pheraios）创办了友谊社，他还为希腊的民族革命写就了属于他们的“马赛曲”。他出生于一个瓦拉几亚人家庭，因此在血缘上是一个罗马尼亚人。他有一个充满诗意却不够现实的设想——他不仅想让希腊获得自由，还希望组成一个由自治的基督教国家组成的巴尔干联邦。这个联邦将像一个微缩版的拜占庭帝国，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以希腊东正教为官方宗教。他希望同样信奉基督教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可以团结一心，为了希腊的自由拔剑相助。实际上，卡拉·焦尔吉和基督徒对苏丹的第一次反抗运动中的领袖们正怀揣着这样的理想。在里加斯遭土耳其人处决后，他的友谊社就衰落了。到了1814年，三位希腊商人在俄罗斯的敖德萨（Odessa）复兴了这一组织。在雅典，这个组织伪装成一个希腊文学社团，以便在不引起土耳其人疑心的同时向受过教育的希腊人传播其理想。

不过，这个社团的活动还是十分大胆。随着其分支机构和代理人蔓延到奥斯曼帝国的整个欧洲部分和小亚细亚的各个城市，它开始变得尽人皆知。它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秘密的共济会式的组织，有着复杂的等级体系、秘密符号、神秘仪式，还要求成员庄严地宣誓效忠。通过这个组织的密谋活动，巴尔干地区的族群中出现了多个反叛组织。它的成员中有俄罗斯军官，俄国领事馆的代理人则向该组织的追随者保证，沙皇在秘密资助他们。他还暗示道，沙皇会在希腊人举事的时候提供军事援助。希腊人变得有些过于依赖俄国人的支持了。

一开始，友谊社想邀请爱奥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伯爵（Count John Capodistria）[2]出任第一任领袖。此人出生于科孚岛，在圣彼得堡为沙皇服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崇高的声望。他曾经代表沙皇与英国人达成协议，让英国人保护爱奥尼亚群岛。在卡波季斯第亚斯回绝了他们的邀请之后，友谊社又找到了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Alexander Ypsilantis）。他来自一个芬内尔希腊人家族，其家族成员曾出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大公。他曾经在俄军中服役，出任沙皇的随军参谋，功勋卓著。1820年，友谊社将他任命为“最高权力总干事长”。

伊普斯兰提斯决心在北方举事，于是做了一个冒险有余但明智不足的决定。他率领一支人员组成复杂的队伍，渡过了俄罗斯和奥斯曼两个帝国的界河——普鲁特河，进入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他信誓旦旦，情操高尚，但缺乏待人处事的经验。他寄希望于罗马尼亚和希腊的基督徒之间的团结情谊，可这种情谊根本不存在。摩尔达维亚的大公对他表示欢迎，但瓦拉几亚人对希腊的事业不感兴趣。当地的一名起义军战士开导他说：“希腊属于希腊人，罗马尼亚属于罗马人。”沙皇与他断绝了关系，还将他从俄军中除名。在苏丹的吩咐下，伊斯坦布尔的大牧首开除了伊普斯兰提斯的教籍。土耳其人派了一支军队开进布加勒斯特，歼灭了伊普斯兰提斯的“圣队”（Sacred battalion）[3]。伊普斯兰提斯被迫逃进了奥地利，随后遭到奥皇的监禁。

但是，与此同时，希腊独立运动还是开始了。在希腊的许多地区发生了相互呼应的一系列起义。友谊社向希腊各地派遣了一些芬内尔人和其他领袖人物策动举事，其中包括伊普斯兰提斯的兄弟，在伯罗奔尼撒指挥行动的迪米特里；还有一些人则自发地来到了希腊，到当地与起义军领袖建立联系。1821年3月25日，希腊人在帕特拉斯城中宣布起义。

他们举事的时机恰到好处。马哈茂德苏丹的迪万似乎没有意识到希腊迫在眉睫的危机。苏丹决定此时采取行动，彻底制伏名义上向他臣服、实则盘踞在伊庇鲁斯的“亚尼纳之狮”阿里帕夏。阿里在其麾下阿尔巴尼亚军队的支持下权势日隆，不断扩张他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位独立的君主——拿破仑还曾经承认过他的这种地位。1819年，他成功地夺取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帕尔加。第二年，阿里的私敌、同为阿尔巴尼亚人的伊斯玛仪从他那里出逃，跑到伊斯坦布尔寻求庇护，做了苏丹的侍从。阿里雇了两名刺客追杀他，结果在他们试图射杀他的时候被捕。这就给了马哈茂德苏丹寻求已久的一举彻底消灭敌人的机会。他公开宣布阿里为乱臣贼子，把他的帕夏管区的管辖权转交给他意欲加害的伊斯玛仪，然后命令伊斯玛仪立即统兵讨伐阿里。阿里这只无路可走的困狮顽强地抵抗了将近两年。苏丹派人去摩里亚传召久经战阵、残酷无情的胡尔希德帕夏（Kirshid Pasha），命令他带兵前来结束这场战役。年迈的阿里躲藏在湖心岛上的要塞里，最终还是被胡尔希德帕夏彻底击败了。阿里和他三个儿子及一个孙子的头颅被人送到伊斯坦布尔，呈给了苏丹。

但是，这样一来，摩里亚地区的诸座要塞就显得防御空虚，给了希腊起义军可乘之机。他们发动突袭，击败了大部分要塞里的守军。与此同时，希腊私掠者在海上采取了协同行动。他们利用致命而灵活的火攻船，控制了沿岸的重要港口。如此，土耳其人就只能翻山越岭，利用陆路来运送补给和增援，而他们途径之地往往又处在游击队的控制之下。起义军控制了斯佩察岛，当地一位富有的希腊寡妇不仅出资，而且亲自投身到封锁纳夫普利翁海湾（Gulf of Nauplia）的战斗中。接着，起义军又先后夺取了普萨拉岛和伊兹拉岛。在伊兹拉岛的战斗中，一位船长成功地煽动起当地民众反对那些同为希腊人的神职人员。

在整个半岛都传唱着一首起义之歌——《摩里亚一个土耳其人都不留！》，结果引起了针对所有穆斯林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起义烽火波及科林斯湾的对岸，莱瓦贾（Livadia）镇中的非基督徒居民也遭到了屠杀。农民翻越了临时修建起来的城墙，攻进了雅典。当时的雅典是苏丹的私人领地，是一座只有1万人口的外省小城。不过，雅典卫城的防御工事在威尼斯人攻打过之后得到过加强，因而又坚守了一年多。在西部，迈索隆吉翁人（Mesolonghi）揭竿而起，发动了起义。在北方，“皮利翁（Pelion）的褶皱”[4]和位于马其顿的分成三岔的哈尔基季基（Chalcidice）半岛上也燃起了起义烈火。在那里，阿索斯山上的僧侣武装了起来，既为了宗教而战，也为了民族而战。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克里特岛，一支近卫军部队对基督徒犯下了暴行。这些狂热的克里特岛穆斯林原本也是希腊人，现在却在干地亚城大教堂的圣坛上杀害了当地的大主教和五位主教。这引起了在岛上山区中生活的好战的斯法肯人（Sphakian）的报复，他们在一支希腊舰队的支援下，一度封锁了干尼亚的港口。

面对着对自己的统治的公然挑战，马哈茂德苏丹绝不善罢甘休。等到他的军队从希腊人突然举事带来的震惊之中回过神来，他就立刻对希腊人发起了同样残酷的报复，以惩罚他们在整个摩里亚对土耳其人的屠杀。在伊斯坦布尔，他处决了帝国政府译员主管以及其他一些地位显赫的芬内尔人。为了报复希腊人在特里波利（Tripolitza）[5]犯下的暴行，他在复活节当天将出身摩里亚地区的希腊东正教大牧首绞死在了宫门下面。大牧首被暴尸三天，随后苏丹才准许犹太人将他的尸体拖走，丢到海里去。在希俄斯岛的海面上，一艘希腊起义军的火攻船毁掉了土耳其人的旗舰，土耳其人的海军司令和船员全部丧生。为了报复，土耳其人毁掉了繁荣的希俄斯岛，岛上数十万基督徒居民或被贩卖为奴，或被迫远走他乡。土耳其人基本上成功平息了科林斯湾以北的起义，但未能攻入摩里亚。

但是，希腊人并没有趁机巩固他们的军事优势，反而早早陷入地方政府的政治矛盾之中。在希腊人控制的每个地区，他们都组建了一个议事机构——在麦西尼亚（Messenia）[6]成立了一个元老院，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成立了一个“中央政府”，在鲁米利亚的东部和西部也分别选举成立了政府机构。这些机构成了神职人员、地主、东正教会领袖、芬内尔人、海岛商人和克莱夫泰（他们依然无法无天，自行其是）等不同人群追逐利益和野心的争斗工具。对他们来说，团结一致只是一种虚幻的渴望，因为他们尚没有同为希腊人的那种民族意识。

在占领特里波利之后，他们才第一次试图组建一个融合各方利益的希腊中央政府。迪米特里·伊普斯兰提斯在埃皮达鲁斯（Epidaurus）附近召开了全国大会（National Assembly）；接着，在1822年的元旦，他们公布了一部宪法，并且组建了共和制原则下的立法和行政机构。宪法的主要起草人是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Alexander Mavrokordatos）。他是一名能干的芬内尔人，在西部迈索隆吉翁的起义军中担任领袖。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被全国大会任命为总统，迪米特里·伊普斯兰提斯则退居幕后。但可惜的是，事实证明，希腊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西方式的宪政。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下浸泡了太多个世纪，同时又顽固地效忠于自己所属的、彼此之间争执不休的小群体。

1822年年底，在克莱夫泰领袖科罗克特洛尼斯（Kolokotrones）的率领下，希腊起义军夺取了伯罗奔尼撒东部最重要的港口、也是该地区的天然首府纳夫普利翁。科罗克特洛尼斯拒绝了全国大会在纳夫普利翁开会的提议。于是，全国大会只好另选地点召开，与会者还在会议上商讨如何制约科罗克特洛尼斯的权力。作为回应，科罗克特洛尼斯绑架了希腊政府机构的四名成员。希腊政府的其他成员只好躲到了在伊兹拉岛和斯佩察岛保护下的一处偏远海岬，并且推选出身于伊兹拉岛的富有的阿尔巴尼亚人后裔昆图利奥蒂斯（Koundouriotis）为总统。科罗克特洛尼斯则实际上成了摩里亚的主宰者。人们很快发现，希腊人不能接受由其他希腊人出任他们的首领。于是，他们只好尝试从西方寻找一位贵族来出任君主。

从一开始，希腊人就过于乐观地指望西方的援助。在军事方面，西方人很快就让他们失望了。拿破仑失败之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都希望能够安享一段和平时期。它们组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君主同盟”[7]，在欧洲维持了十年表面上的和平和团结。因此，无论是英国、奥地利还是俄罗斯（尽管它做出了种种承诺），都不准备为了希腊的民族独立而战。在起义爆发之时，欧洲各国还一起表示了谴责。1822年，欧洲各国还拒绝让希腊代表团参加在维罗纳举行的一次会议，因为他们被视作革命分子。

但是，在欧洲各国的民众中间，兴起了一种全新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亲希腊热潮。在他们看来，希腊人不仅仅是受压迫的基督徒，更是古典时代的英雄们的勇敢后裔。壮游者[8]、古董收藏家、古典学学者、知识分子、作家和诗人燃起了人们对希腊的热情。在他们的帮助下，文化界将目光投向了这片文明的发祥地，投向了仍然生活在那里的古希腊人的后裔（希腊人多大程度上是古希腊人的后裔，一些学者对此存有疑虑），看到了为了复兴而觉醒的希腊。

在商业界，希腊商人把希腊的主张通过西欧各国和俄罗斯的首都播撒到了各处。具体地说，他们的努力促成了诸多亲希腊组织的成立，这些组织纷纷为希腊革命筹集资金。移居海外的希腊人，特别是生活在俄罗斯的富有的希腊侨民，带头捐出了大量的钱财。来自欧洲乃至美洲的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则不顾本国政府的反对，自愿前来为希腊独立事业而战。正如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9]揶揄的那样，“诗人和股票投机商煽动起了希腊革命，造福了俄罗斯”。

诗人中的杰出代表是拜伦勋爵，他的活动让希腊人受益匪浅。他在1809年第一次来到希腊，随后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不朽的文字。他翻译了里加斯写就的革命战歌，还在意大利与马夫罗科扎托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823年，他来到凯法洛尼亚岛，在岛上住了五个月，随后又动身前往希腊。他曾对那些寻求军事援助的希腊人说：“不要把你们的自由寄托在西欧人身上。”他这次来到希腊，带来了经济援助——来自伦敦希腊人组织的高达六位数的贷款。

起义军内部的不团结逐渐发展成了内讧。当拜伦于1824年在迈索隆吉翁登上希腊的土地时，他发现希腊人彼此之间爆发了一场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科罗克特洛尼斯和昆图利奥蒂斯的支持者各自代表着控制内陆和控制海岸与岛屿的政府，相互厮杀。看到这一情景，拜伦并没有感到吃惊或幻灭。尽管他对希腊事业的支持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但他对希腊的真实情况也有着十分现实的估计。他看到，希腊人还没有完全从罪恶的暴政中解脱出来，现在又为了争论应该用怎样的政府取代暴政而兵戈相向。不仅如此，他们还过分痴迷于自由的理念，却为此忽视了实际的可行性。

因此，拜伦的当务之急是平息希腊人之间的争端，他也取得了短暂的成功。他吩咐说，他带来的资金只能交给昆图利奥蒂斯。因此，为了能从中分一杯羹，科罗克特洛尼斯只好让出了纳夫普利翁。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内战又不可避免地再一次打响了。科罗克特洛尼斯向昆图利奥蒂斯发动了进攻，结果却被俘获，羁押在伊兹拉岛。马夫罗科扎托斯对这一切深感厌恶，选择退隐。就这样，英国人提供的这笔本该用于防范土耳其人进攻的贷款，却花在了希腊人彼此之间的争斗上。带来这笔钱的拜伦勋爵没有亲眼看到这不幸的结果，他在迈索隆吉翁的沼泽中患上疟疾，不幸病故。但是，对于希腊的事业来说，拜伦堪称一位烈士，他也是希腊人心目中永远的英雄。他的去世对欧洲的亲希腊热潮起到了延续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保证了希腊国家有朝一日可以得到欧洲的承认和支持。

尽管希腊人内讧不断，希腊独立战争的第一阶段总的来说还是取得了成功。苏丹意识到，仅凭自己手中现有的部队不可能打败希腊人，而他又未能在亚洲省份招募到足够的援军。于是，1825年，苏丹向他实力雄厚的属臣、出身阿尔巴尼亚的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发出了召唤。从拿破仑时代起，穆罕默德·阿里的部队就按照西方军队的方式进行训练和装备，还曾经在阿拉伯地区为马哈茂德二世苏丹镇压了一次叛乱。现在，马哈茂德二世希望穆罕默德·阿里能够出兵帮助他镇压叛乱的希腊人。作为回报，他许诺将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帕夏的职务。不过，穆罕默德·阿里本人想得到一块更遥远的领地——叙利亚帕夏辖区。

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从亚历山大港出发，率领一支舰队进入地中海。这是地中海上非欧洲国家派出过的最庞大的舰队。这支舰队经过克里特岛，来到了摩里亚最西端防御森严的港口莫登。易卜拉欣把大本营设在了这里，这标志着希腊独立战争第二阶段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手下纪律严明的部队将横扫伯罗奔尼撒，一路播撒恐惧和毁灭，从希腊人手中为土耳其人收复失地，重新确立土耳其人对希腊大部分地区的统治。震惊之余，希腊人终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团结。科罗克特洛尼斯重获自由，又一次成了摩里亚地区希腊军队的总指挥。但是，他在易卜拉欣手下连吃了两次败仗。

接着，在1826年，易卜拉欣挥师希腊的陆地领土，协助那里的指挥官雷希德帕夏（Reshid Pasha）围攻迈索隆吉翁。易卜拉欣的海军阻止前来救援的希腊舰队驶入港口，扭转了形势。城中的希腊守军和大量的平民做了最后的殊死抵抗，但还是未能守住城市。

迈索隆吉翁的沦陷导致了昆图利奥蒂斯政府的垮台，而两个相互敌对的全国大会和总统之间的内斗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不过，在此之前，昆图利奥蒂斯正式邀请了两名能干的英国军官——爱尔兰人理查德·彻奇爵士（Sir Richard Church）和苏格兰人科克伦勋爵（Lord Cochrane）分别统领希腊的陆军和海军。作为履职的条件，他们要求分裂的两方达成和解。于是，一个新的全国大会通过了一部新的宪法，并且选举了带有专制倾向的卡波迪斯特里亚（Capodistria）出任总统。与此同时，雷希德帕夏展开了对雅典的漫长围攻。科克伦勋爵的解围行动失败，土耳其人在1827年6月夺取了雅典卫城。这标志着土耳其人对希腊大陆地区的彻底征服，似乎也预示着希腊独立战争即将告终。

然而，战争并未结束。血腥战争进行了六年之后，欧洲国家终于决定出手干预了。其中，俄国人在对土耳其人施压时最为积极；由梅特涅（Metternich）[10]主政、同样也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奥地利，则倾向于镇压起义者；英国和法国担心新的俄土战争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另一方面，在1824年，法国的君主换成了较开明的查理十世。对法国和英国在地中海的海上力量来说，希腊人的海军可以帮助对抗海盗活动。

在英国，更具自由主义倾向的政策取代了右翼的托利主义政策。在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11]去世后，倾心自由主义的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接替了他的职务，而他的亲戚、亲希腊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则被任命为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有关易卜拉欣帕夏种种暴行的传闻激怒了英国人。据说，易卜拉欣帕夏正在把大批的希腊人掳掠为奴，以便让埃及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定居。更重要的是，拜伦勋爵为了崇高的事业而英勇牺牲的故事震动了英国公众。

欧洲列强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希腊的未来疆域和法律地位。1826年春天，英国和俄罗斯在圣彼得堡签署了一项协议，初步形成了一个决定。在这项旨在中止流血冲突、促成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和解的协议中，英俄两国确定了一项基本原则：希腊不应当获得独立，但应当取得自行管理内部事务的自治权，同时需要向苏丹交纳岁贡。

同年秋天，希腊人要求法国也参与进来。在乔治·坎宁的主张之下（他在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英、法、俄三国于1827年7月在伦敦签署协议，让法国也加入了英俄两国的协议。此时，距离雅典的陷落刚刚过去了一个月。在这项协议的基础上，英、法、俄三国向奥斯曼帝国提议调停。如果奥斯曼帝国拒绝调停，它们就会与希腊人建立外交关系，承认起义的各省份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与之互派领事。希腊人接受了它们的提议，但苏丹却毫不妥协地拒绝了。他拒不正视现实，谴责这项提议是外国人对其完整、合法主权的公然践踏，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同意放弃他在希腊的权利，甚至不肯稍做变通。

根据协议，列强将出动一支联合舰队确保双方停火，“但不会参与任何敌对行动”。俄罗斯派出了一支舰队进入地中海，与英法两国的舰队会合。三个国家的海军司令举行了会晤，但对下一步行动感到十分困惑。一方面，他们得到的指示十分含糊；另一方面，他们很难与易卜拉欣建立起联系。易卜拉欣以希腊人的进攻依然在持续为由，拒绝在没有得到苏丹命令的情况下接受停火。最后，在进行了一次海上封锁之后，联合舰队驶入纳瓦里诺湾，并坚持要在这里展示一次武力，以迫使易卜拉欣接受停火，撤回亚历山大港。三国海军司令达成一致，除非土耳其人率先开火，否则联合舰队绝不开火。

不幸的是，一艘埃及战船向一艘搭载着特派代表的敞舱船开火了。法国舰队的旗舰立刻还以步枪齐射。接着，一场海上大战就不可避免地打响了。在这场海战中，易卜拉欣的舰队几乎被全歼。这是奥斯曼帝国自勒班陀海战以来在海上遭遇过的最大灾难。俄罗斯人和法国人十分满意；在梅特涅看來，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即将出任英国首相的威灵顿公爵则认为，这是一场“意外事件”。不过，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他不久之后就会成为英国国王威廉四世）还是为英国舰队的海军司令爱德华·科德林顿（Edward Codrington）授予了巴斯勋章。不过，不久之后，他又以别的理由批准解除了爱德华·科德林顿的海军指挥权。希腊人欢欣鼓舞，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

自从当选之后，全国大会的新任总统卡波迪斯特里亚就一直在欧洲各国的首都活动，争取欧洲国家的支持。1828年年初，他抵达纳夫普利翁，开始履行总统职责，试图恢复和平。首先，他派出军队，确保希腊人可以从易卜拉欣手中收回他想得到的领土，并在这些领土上建立这个新的国家。在这方面，他取得了部分成功。接着，为了确保他的个人权力，他又组建了一个在他个人有效控制下的新的统治机关——“泛希腊同盟”（Panhellenion）。他承诺将适时召开新的全国大会，公布新宪法。在此之前，他通过一个秘书处“统治”国家，这个秘书处实际上相当于他的内阁。

英国人获得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承诺，确保易卜拉欣会如约撤军。一些部队留在希腊，将摩里亚的首府特里波利夷为平地。他们最终被一支法国军队赶走。接着，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新的战争，推迟了问题最终解决的时间。

多年以来，俄国人一直给土耳其人带来巨大的外交压力。1826年，他们迫使奥斯曼帝国签署了羞辱性的《阿克尔曼协定》（Convention of Ackerman），不仅确认了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的条款，还进一步扩大了俄罗斯的权益，强迫土耳其人割让了亚洲的一些要塞。根据协定，摩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获得了完全的自主权，塞尔维亚人也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由于土耳其人在纳瓦里诺失去了他们的舰队，俄罗斯获得了在黑海的海上霸权。于是，在面对“莫斯科人古老的死敌”时，好战的尼古拉一世沙皇根本不考虑和解，一心寻求武装对抗。到1827年的冬天，尼古拉一世沙皇将在来年春天入侵奥斯曼帝国的计划已经路人皆知。于是，苏丹抢先对俄罗斯宣战。

第二年春天，沙皇尼古拉一世亲率大军渡过了普鲁特河。大军先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大公国，随后又在6月份之前渡过了多瑙河，接着开始围攻一系列要塞，以打开通往巴尔干山脉的道路，兵锋直指苏丹的都城。躲在城墙里防守的土耳其人要比开阔地里的土耳其人更难对付，他们的守军几乎像以前一样顽强地抵抗俄军。土耳其人在瓦尔纳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丢掉了该城。防守失利的部分原因是一位奥斯曼军队指挥官率领数千名部下投向了敌军，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俄罗斯人控制了黑海。锡利斯特拉和堪称通往山口的钥匙的舒姆拉依然在坚守。

俄罗斯人损失惨重。第二年，他们又派来了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率领这支军队的是迪比奇元帅（Marshal Diebitsch），他被毛奇男爵（Baron Moltke）[12]誉为“有战无不胜之名”。他后来被授予了“扎巴尔干斯基”（Sabalskanski）的称号，即“翻越巴尔干山脉的人”。他留下一小股部队围攻锡利斯特拉，最终攻克了这座城市；与此同时，他的主力在舒姆拉前的库勒夫斯卡（Kulewtska）原野上大战一场。在这场战役中，一支奥斯曼大军被规模较小的俄军击溃，还损失了他们全部的火炮。

接着，迪比奇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尚未攻克舒姆拉要塞（要塞里还有原本的守备队和库勒夫斯卡战役的幸存者）的情况下就翻越了巴尔干山脉。就在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雷希德帕夏还在准备舒姆拉的防御时，迪比奇留下一小股部队牵制守军，随后率领主力强行军九天，穿过深深的峡谷，翻越了令人望而却步的巴尔干山口。他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为了准备舒姆拉的防御战，缺乏远见的雷希德事先撤走了防御山口的部队。

就这样，俄军穿过了这一迄今为止几乎不可逾越的天险，在布尔加斯（Burgas）[13]为黑海中的俄罗斯舰队打通了补给线。接着，他们击溃了土耳其人几股小规模的抵抗，还不忘将当地的基督徒农民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并且获得了农民们的热情欢迎。现在，俄军已经出现在阿德里安堡——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首府——前的平原上。敌人居然突破了以前从未被突破过的山岭，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这让阿德里安堡的守军大为震惊。他们未发一枪即告投降。实际上，翻越山岭的路途十分残酷，痢疾、瘟疫和疲劳让俄军减员十分严重；而且，俄军也绝无获得增援或平安撤退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不是土耳其人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实力，他们原本是可以击败这支俄军的。尽管侧翼有了黑海舰队的掩护，但迪比奇十分清楚自己面对的风险。但是，他打算用自己的勇气吓倒敌人，于是计划向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军。很快，他的部队就向前推进了100英里（约161千米）。

在奥斯曼帝国的都城，人们惊慌失措，闻风丧胆，城中一片混乱无序。一开始，苏丹还能够保持冷静。他对守军的力量充满信心，还号召土耳其人志愿加入城市的防御工作中来。他打出先知穆罕默德的神圣旗帜，宣布将亲自指挥防御。但是，他不明智地乘坐马车出现在众人面前，而非像古代的守城者那样骑在马背上。这一“闻所未闻、令人难堪的新物件”大大挫伤了公众的积极性。迪万中的主要大臣则敦促他求和。英国和法国大使也没有意识到俄国人的外强中干，同样建议他求和。在种种压力之下，本来绝非胆小之辈的苏丹只好屈服。他被俄国人的虚张声势吓到了，让迪比奇避免了原本的难逃之劫。1829年秋天，他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迪比奇的大营，与他协商签署了《阿德里安堡和约》。

死里逃生的俄国元帅开出了看似很温和的条款。他以沙皇的名义许诺，俄国将放弃领土扩张，归还在此次战争中取得的大部分领土。不过，俄国还是会保留摩尔达维亚的一部分和多瑙河在苏利纳（Sulina）的河口，以便有效控制多瑙河。由于拆除了沿岸的一些要塞，多瑙河从此以后再也无法充当奥斯曼帝国的第一道防线了。尽管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名义上归还给了苏丹，但它们获得了自治权，实际上相当于取得了独立。它们有权自主募集军队，拥立终身制的大公，土耳其人从此以后无权插手它们的事务。大部分穆斯林居民也离开了这两个国家。除此之外，条约还确认了塞尔维亚实质上的独立，只有贝尔格莱德和奥尔绍瓦这两处要地还留在土耳其人手中。在亚洲，俄军另一位出色的统帅帕斯基维奇（Paskievitch）同样取得了赫赫战功，被他征服的卡尔斯、埃尔祖鲁姆和巴耶济德[14]也都归还给了土耳其人。但是，俄国人保留了其他的要塞，并且永久性地吞并了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许多土地。

在希腊，由于奥斯曼军队已经完全撤出，苏丹只好接受《伦敦协议》中那些他曾经拒绝过的条款，以及英、法、俄三国提出的其他一些要求。他被迫承认希腊不再臣属于他，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在土耳其人与希腊人就边界问题讨价还价了一番之后，崭新的希腊终于在1830年成立，不久之后成为一个王国。其版图包括希腊的大部分陆地地区，以及除克里特岛之外的诸多岛屿。色萨利地区和阿尔巴尼亚仍然留在苏丹手中，成了其帝国的边疆省份。

这个新生的国家将由世袭君主统治，其称号为希腊国王，人选将出自不属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王室的家族。欧洲列强的首选是萨克森—科堡家族的利奥波德公爵。此人颇有才干，是英王乔治四世的女婿。不过，自己有野心作为终身总统统治希腊、同时又代表俄国利益的卡波季斯第亚斯极力阻挠利奥波德出任国王。于是，利奥波德拒绝了希腊王位，后来作为比利时国王展示了自己的才干。1831年，卡波季斯第亚斯遇刺身亡。凶手来自马尼半岛，是卡波季斯第亚斯的政敌，十分骄傲而痛恨他的独裁作风。卡波季斯第亚斯死后，希腊王位交到了奥托王子手中，其父是亲希腊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苏丹承认了奥托的王位。就这样，奥托成了希腊人的第一位国王，他将统治希腊一代人的时间。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些失败部分要归咎于苏丹在关键时刻不明智地拒绝了其他国家开出的条件，他本来有机会与英、法、俄三国达成比较体面的条款。结果，他丢掉了他的海军，丢掉了希腊，还丢掉了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的不少领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切不幸发生之时，他刚刚鼓足干劲在国内成功推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这些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观念。

[1] 德国中部城市。

[2] 其本名的拉丁化写作Ioannis，John是转成英文后的写法。此处遵从其母语的读音。

[3] “圣队”是由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敖德萨的希腊裔学生志愿组成的部队，是希腊独立战争中第一支由希腊人组建的部队。这支部队借用了公元前4世纪的精英部队“底比斯圣队”的名称。

[4] 即皮利翁山。此山得名于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著名的阿喀琉斯的父亲珀琉斯（Peleus）。据说，希腊神话中的许多故事，包括珀琉斯与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婚礼，都发生在这里。

[5]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部，是奥斯曼帝国统治该半岛的行政中心。

[6] 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一个地区。

[7] 也称作“神圣同盟”，由俄、奥、普这三个君主制国家在拿破仑失败后发起，后来其他欧洲国家陆陆续续加入了这个松散的组织。

[8] 壮游（grand tour），文艺复兴之后流行于欧洲贵族子弟乃至平民阶层的一种活动，年轻人在家财或赞助人的支持下在欧洲大陆游历学习。

[9] 英国散文作家、记者，政治活动家、政论家。

[10] 梅特涅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曾出任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和首相。

[11] 罗伯特·斯图尔特（Robert Stewart），卡斯尔雷子爵，曾担任英国外交大臣。1822年，他由于精神失常而自杀身亡。

[12] 即赫尔穆特·卡尔·冯·毛奇，通常称作“老毛奇”，以与他的侄子“小毛奇”相区分。

[13] 位于保加利亚东南部的黑海沿岸城市。

[14] 今称多乌巴亚泽特（Doğubayazıt），位于今土耳其的东部，与伊朗接壤。

第三十一章

改革者马哈茂二世德谨慎地等待了整整17年，才开始着手推行他激进的改革方案。他的改革目标是要将奥斯曼帝国从一个构建在伊斯兰教原则上的中世纪帝国，改造为一个基于西方世俗原则的现代立宪国家。按照他的计划，他将组织新的政府机构，并且向不断进步的欧洲学习更灵活的政府理念，与过去的时代作别。

但是，像以往征服者穆罕默德和立法者苏莱曼推行的改革一样，要想实现改革，必须依靠强硬的手段。在马哈茂德看来，最重要的是要恢复苏丹至高无上的权力，让帕迪沙阿的意志无论在国都还是在外省，都成为唯一的绝对权威，不受任何人的挑战。经过多年的努力，马哈茂德二世终于重掌权柄。由于那些曾经帮助过塞利姆三世的谋臣都已经遭到处决或被放逐，马哈茂德做到这一点凭借的完全是他个人的努力。他有着坚定的决心，锲而不舍，深谋远虑；他视野开阔，精力集中，既可以十分现实地面对困难的挑战，又可以系统性地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他铁骨铮铮，毫不动摇地要制伏那些在国内阻挠前代苏丹推行改革的敌对力量。

首先，为了确保其中央集权政府的权力，他必须消灭那些制约中央政府权力的地方自治势力。在这个因外部蚕食而日渐萎缩的帝国，他必须抑制住内部的破坏性力量，重新为这个缩小了的帝国的剩余部分创造出积极的内部凝聚力。他缓慢而富有耐心地清除了那些心怀不轨的帕夏。接着，他还要对付代雷贝伊们和其他怀有二心的地方显贵。这些人经常自命不凡地制造事端，滥用权力。为了实现中央集权，消除夹在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其他权威来源，他矢志压制一切通过世袭、传统、惯例或公意取得权力的地方势力。就这样，他在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的大片区域内恢复了君主的权威。他在亚尼纳对阿里帕夏的无情镇压就是这一系列努力的登峰造极之举。

现在，马哈茂德二世就可以放开手脚去消灭奥斯曼帝国内部实力最强劲的敌人——近卫军了。他们曾经是奥斯曼帝国可敬的勇士，现在却成了国家的腐烂之源。如果不能彻底清除掉近卫军，任何改革都无从推行。1826年夏天，马哈茂德苏丹决心发起决定性的一击。这个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当时，易卜拉欣帕夏的部队刚刚从希腊人手中夺回迈索隆吉翁。这支隶属于苏丹的附庸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军队恰恰为苏丹提供了一个范例。倘若苏丹没有早就意识到这点的话，那么此时这支军队也成了一个刺眼的例子，让他明白他的帝国必须拥有这样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穆罕默德·阿里的这支军队甚至可以作为帝国军队的原型。穆罕默德·阿里清除了埃及的马木留克集团，比任何一位苏丹都更早地证明了穆斯林军队也可以像基督教国家的军队一样达到欧洲式的纪律和训练标准，他对改革政策的追求也为他赢得了西方的尊敬和支持。

为了发动针对近卫军的政变，苏丹提前准备了忠于自己的部队。他预见到可能会发生激烈的巷战，于是扩大了炮兵部队的规模，提升了他们的战斗力，使他们可以独当一面，摧毁近卫军。他把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忠诚可靠的军官，并由一位冷酷无情的将军统领他们。在后来的残酷厮杀中，这位将军为自己赢得了“黑色地狱”的名号。苏丹还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准备了一支实力不凡的亚洲军队，用来在必要时赶来支援。在此之前，马哈茂德苏丹已经逐渐把支持他的治国能臣擢升到了高官的位置上。现在，这些人正式签署了一项费特瓦，宣布将组建一支用欧洲方式训练、装备的新军。

创办这支新军的想法其实源于塞利姆三世的“新秩序”改革，但马哈茂德苏丹没有把它当作一项改革政策的产物，而是十分机智地对成立新军的目的做了另一番解读：为了帮助奥斯曼帝国重拾往日的辉煌，他要复兴苏莱曼时期古老的军事秩序。马哈茂德特意明确地指出，这支部队不会交给基督徒和外国人指导，而是交给受过现代化训练的穆斯林军官。这样一来，他的想法就得到了大穆夫提和乌理玛的支持，而在对付异教徒的圣战中，他必须获得宗教人士的支持。近卫军部队可以保留，但是每个驻扎在首都的营必须为新军提供150名兵员，接受新式训练。

正如苏丹所料，近卫军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们又一次按照传统的方式把营锅倒扣，以示造反。像1807年的那次兵变一样，他们又一次蜂拥冲进了大竞技场，然后杀气腾腾地向苏丹的宫殿进军，要求得到苏丹手下重臣的人头，重演历次兵变的旧戏码。但这一次，苏丹做好了准备。他的部队和火炮已经蓄势待发，大部分民众也聚集起来支持君主。马哈茂德亲自展开了先知穆罕默德的神圣旌旗，呼吁所有的信徒聚集在大旗周围。就在成群的近卫军沿着狭窄的街巷逼近大萨拉基里奥宫的时候，宫墙上枪炮大作，接连不断的葡萄弹在他们的阵列中撕出一道又一道口子，中弹者纷纷无助倒地。近卫军被炮火赶回了大竞技场。他们在大竞技场进行了一番抵抗，接着又躲进了兵营的院墙背后，布置工事，等待着进攻。

但是，并没有人来进攻。马哈茂德才不想冒险这样使用他的部队。他用重炮猛轰兵营，将里面化为一片火海和废墟，兵营和里面的4 000名叛军很快灰飞烟灭。就这样，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现代化的武器就把这支有着五个世纪历史、曾经给欧洲和日渐式微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带来恐惧的武装力量的核心部分消灭殆尽了。接着，在帝国的各个行省，又有数以千计的近卫军被杀，让近卫军遭遇了彻底的毁灭。就在同一天，苏丹公开宣布废除近卫军，他们的名号从此以后禁止使用，他们的旗帜也全部被销毁。一个月之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支持、教唆近卫军的拜克塔什教团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他们的修道院遭摧毁，主要领袖被公开处决，其他追随者则遭流放。改革派人士后来将这一事件称作“吉祥事变”（Auspicious Incident）。至此，马哈茂德苏丹彻底在国境内清除了敌对的武装力量。他宣布将组建一支新的奥斯曼军队，并将其命名为“穆罕默德的胜利战士”。

在多年坚忍而耐心的等待之后，坚强而睿智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用一个小时的无情行动，夺回了他的奥斯曼家族祖先们曾经享有过的专断大权。但他恢复古制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马哈茂德并不想做一个独裁暴君，而是想要通过独裁的手段来达到进步的目的。在政变之后，国家迎来了一段开明发展的时期，苏丹在这一时期详细阐明了建设更具弹性、更加自由的社会的具体方案。他开启了一个涵盖范围十分广阔的改革方案，并将其交给他的后代继承人继续推行。按照他的计划，奥斯曼帝国将逐渐演变成一个与西方文明越发趋近的新土耳其。他务实而不无遗憾地接受了奥斯曼帝国古老版图的沦丧，但他现在要为这个缩小了的帝国创造一个全新的政府架构，帮助这个国家遏制颓势，获取新生。

苏丹在欧洲和亚洲的领地将变成一个奥斯曼共同体，强大、团结，对外足以对抗外部威胁，对内则拥有足够的灵活性，保证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国民的利益和对国家的忠诚。他对内政策的核心，就是缔造全新的世俗君权原则，逐渐实现政教分离。正是这一原则确保了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延续。

在解决掉近卫军之后，马哈茂德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进行军事改革。他迅速地组建起了新军，重新启用了以往授予军队统帅的“塞拉斯克”（Serasker）称号，用这一官职取代了近卫军的阿迦。塞拉斯克既是军队的总指挥，也是战争大臣，还要特别负责管理新军。他还继承了阿迦维护公共治安的职责，负责管理伊斯坦布尔的警务。维护并扩大警察系统成了塞拉斯克的主要职责之一。根据规定，至少有1.2万名新军将驻扎在首都，另外还会为外省征召更多的部队。所有军人都要服役12年。

为了完成他的军事改革，并将他的新军打造成一支能征善战的可靠队伍，马哈茂德必须争取十年的和平时间。俄国人察觉出马哈茂德与他的前代苏丹们不同，是一位兼具权威和能量的坚定统治者，他们也十分清楚马哈茂德此时急需的是什么。因此，沙皇之所以挑起那场让苏丹蒙受《阿德里安堡和约》之辱的灾难性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将马哈茂德的军事改革扼杀在萌芽状态，在他的新军成长为老练的部队之前将其击败。

在签署了《阿德里安堡和约》之后，马哈茂德开始积极地投身于新军的训练和武装之中。他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因为他十分担心那位坐拥堪称新军模范的现代化军队的穆罕默德·阿里会与他算总账。1826年，马哈茂德曾派人去找他的这位附庸，要求他提供12位专家来指导练兵，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只好把目光投向欧洲。但是，法国人同情希腊叛乱者，后来还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因此土耳其人不想向法国人寻求帮助；英国人也有同情希腊的嫌疑，因此苏丹在1834年拒绝了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1]派遣军官帮助他训练部队的提议。不过，一些奥斯曼帝国军校学生后来去了伍利奇（Woolwich）[2]，三名英国军官被派到了伊斯坦布尔协助军队的重组。1838年，英国人又派来了一支海军代表团。不过，部分出于他们对土耳其人的轻蔑态度的厌恶，他们并没有太大作为。

最后，苏丹在普鲁士人那里达到了目的。年轻的陆军中尉赫尔穆特·冯·毛奇给苏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苏丹聘为奥斯曼帝国国防和陆军训练组织方面的顾问。奥斯曼帝国还同普鲁士和奥地利互派了一些军校学生和军官进行交换学习。这就是土耳其武装部队德意志化的开端。尽管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这种合作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不过，毛奇本人对马哈茂德二世却不太感冒，认为他远逊色于彼得大帝；而土耳其军官对外国军事顾问明显缺乏尊重，这也让毛奇感觉受到了冒犯。他写道:“校官们事事让我们优先，其他军官的礼貌程度也可以忍受，但那些普通士兵不肯向我们行持枪礼，女人和孩子则时不时跟在我们后面咒骂。士兵们遵守命令，但从不敬礼。”对各个阶层的土耳其人来说，要消除对异教徒的偏见绝非易事。与此同时，塞拉斯克（总司令）手下的部门渐渐壮大成了战争部。这个部门颇有权力，对奥斯曼帝国的武装力量拥有强有力的管控能力，并将这种管控能力一直保持到了下一个世纪。

马哈茂德接下来要做的是削减乌理玛的权力。正如近卫军曾经是军事体制的捍卫者，乌理玛是宗教体制的捍卫者，两者近年来一直沆瀣一气。因此，乌理玛是对苏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另一个潜在威胁。乌理玛曾经与近卫军联手掌控大权，摧毁了塞利姆三世和他的“新秩序”改革。如果马哈茂德想要创建起新的政府架构，就必须削弱传统体制的第二根支柱——乌理玛，毕竟政教分离是他最基本的改革诉求。此时，在世俗和宗教领域的各级达官显贵之上，有两个人享用着最高权力，他们分别代表着奥斯曼帝国君主的二元身份——苏丹和哈里发——的一个侧面。这两个人，一个是大维齐尔，负责在行政和司法领域的实际执行；另一个是谢赫伊斯兰，或者说大穆夫提，其职责是为君主提供建议，并诠释君主的行为。在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年代里，能够稳固占据这两个权倾朝野的职位的人时常会威胁到苏丹本人的至高权力和威望（这种作用对国家来说时好时坏）。马哈茂德现在想要做的就是稀释他们的权力。他要建立起一个由各司其职的文官团队组成的政府体系，而不把独断的权力交给其中的任何人。

首先，他将大穆夫提从世俗政府体系中移除，让其只作为宗教职务存在。不过在宗教领域，曾经仅仅拥有建议权和解读权的大穆夫提，此时获得了司法方面的权力。大穆夫提从大维齐尔手中拿走了宗教裁判权，从而获得了对苏丹所有的穆斯林臣民的司法权。与此同时，在世俗领域独立发展出了新的民事裁判机构。

在此之前，大穆夫提都从他自己的宅邸提供建议，发布裁决（这些裁决经常有政治意味）。现在，他则负责管理一个政府部门，该部门的办公地点就位于以前近卫军阿迦的官邸。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自治权，他的收入、雇员和机构建设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独立于朝廷之外了。处于政府管辖之下的乌理玛群体开始整体官僚化，从而削弱了他们的实际权力和阻挠变革的能力。在丧失财务和行政独立之后，乌理玛在君主面前的力量遭到了削弱，而苏丹还将继续逐渐削弱他们的地位和权限。他把学校划归教育部管理，把司法权力交给司法部，甚至还把起草费特瓦的权力交给了一个实际上受苏丹掌控的司法委员会。现在，作为政府官员，大穆夫提的权势不再来源于他的传统权力，而更多地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能为他带来多大的影响力。

最后，马哈茂德又把古老的伊斯兰“瓦合甫”体系（慈善基金会）也纳入了国家的掌控之中。“瓦合甫”体系的基石是出于宗教目的而捐献的不可剥夺的土地和其他永久性产业，这些产业大多位于城市之中。以前，这些捐献的财产和它们带来的收入都交给乌理玛的成员负责管理和征收。大穆夫提、其他的穆夫提和卡迪们曾经控制着形形色色的慈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也构成了宗教体系的主要经济来源。

在削弱了旧有的军事和宗教体系之后，马哈茂德创立了他自己的世俗政府体系。从表面上看，这一政府体系颇有欧洲政府体系的模样，因此让西方人对新土耳其的与时俱进大为赞叹。首先，他关闭了位于皇宫大门处、在过去接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实际上扮演了奥斯曼帝国政府角色的大维齐尔官邸。大维齐尔曾经享有的绝对权力，现在被分割交给了两个部门——外交部和民政部（后来改为内政部），而传统的德夫特达（财务官）办公室被重新命名为财政部。大维齐尔被更名为首相，在各个部门之上负责统治者和政府之间的沟通。不过，后来大维齐尔的名称又得以恢复。

其他一些部门也分别获得了大维齐尔以前的一些职责和权力，同时各部门的功能又有了新的分工。首相负责召集各部门召开枢密会议（Privy Council）或内阁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各个部门各司其职，负责建言献策，起草方案和报告，并提交最终决定供苏丹发布。在各个部门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军事会议（Council of Military Affairs）和最高司法会议（High Council for Judicial Ordinances）。教育部、商务部、农业部和工业部统一由一个名为要务委员会（Board of Useful Affairs）的咨询委员会管辖。不论这套新的官僚体系是否真的有效，它至少打破了旧有的权力结构体系，并且代之以现代形态的新机构。奥斯曼帝国政府中的旧官僚逐渐被有着与前辈迥然不同的教育、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新一代公务人员取代，新的机构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有实效。

依靠新的中央政府，马哈茂德在地方上也推行了机构改革。他逐渐消除了那些源于世袭、传统、惯例或公意的地方势力，将权力全部归属于苏丹。为了做到这点，他先着手进行了两项准备工作。首先，他在鲁米利亚和安纳托利亚（除了阿拉伯诸行省）进行了男性人口数量普查；接着，他又进行了一次土地普查，将全部土地所有权情况登记在案。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协助新军征兵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建立起一个更加精确有效的税收体制，以供养新军。最后，马哈茂德彻底废除了蒂玛尔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分配的封地曾经是西帕希骑兵制度的基石。从16世纪末开始，随着封地骑兵数量的减少和领军饷的常备军数量的增加，蒂玛尔就变成了皇室土地，随后被出租给包税人。不过，在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的部分地区，这个古老的制度依然残留着。马哈茂德在取消了近卫军的同时，也取消了封建骑兵制度的残余。现在，他又收回了剩余的蒂玛尔，并把这些封地也作为皇室土地出租出去。就这样，他消除了封建制度的最后一点残余，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奥斯曼帝国各个行省的控制。

在法律领域，马哈茂德苏丹做了重大的革新。在他的帝国里，通行的法律包括效力超过人类法令的神权法“沙里亚法”和由身为哈里发的苏丹颁布的法令。两者都是典型的中世纪法律，为了秩序和稳定规定了每个人的职责。但是，这两种法律都不能给予人现代意义上的平等。马哈茂德又颁布了第三种法律“阿达莱特”（adalet，意为“公正”），并因此获得了“公正的马哈茂德”的称号。“阿达莱特”是一种独立于神权法和君权法的法律体系。马哈茂德在世俗领域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制定新的、独立于沙里亚法和苏丹法令之外的公共法。这些法律规定了法官的职责和对政府官员的管辖权。他们制定了惩治官员玩忽职守的法律程序，对受贿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量以重刑。他还有史以来第一次引进了这样一个陌生的理念：官员是公仆，各有法律规定的职责，而不像以前那样唯君主的意志是从。这表明，马哈茂德决心在政府的直接权威之外，为他的行政体系创造一种公共服务的新传统。随着新法典的逐步完善，如何量刑将不再像以往那样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要依照法典仔细衡量。新的法典特别强调刑事责任，而且越发清晰地区分了刑事与民事、世俗与宗教以及私法与公法。

不过，对于仍然生活在社会和家庭体系框架内的人们来说，他们的个人生活依然完全受伊斯兰神圣法和习俗的支配。关于结婚与离婚、财产与继承、女性与奴隶地位的法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宗教依然是法律的基础，苏丹仍然没有能力触及这一领域。在家里，人们还生活在中世纪。

但是，在更广阔的领域里，中世纪的理念已经开始崩塌。在东方世界堪称有着超前意识的马哈茂德为奥斯曼帝国的主权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石——人民。他所创造的新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代行着人民的种种权力，以实现人类的进步为其运转的目标。苏丹告别了传统的秩序，抛弃了大量的神授权力。他不再是虔信者的保护者，而变成了公民的启蒙者。实行开明专制的马哈茂德更重视赋予他的臣民权利，改进他们的生活境遇，而不是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

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新的教育。土耳其人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认识到世界上有诸多未知的事情，从而去挑战号称万物皆已知的乌理玛。在传统知识方面，乌理玛的宗教学校实际上处于垄断地位，但宗教学校所传授的知识仅限于神、人对神的义务以及人对其同胞的义务。而且，这些知识的传播主要靠口头传播，结果留下了大量的文盲。1824年，马哈茂德规定初等教育是义务教育，但仍然只能教授宗教知识。因为在把神圣法的整个管理体系交给谢赫伊斯兰的过程中，苏丹不得不将世俗教育排除在义务教育之外。

在马哈茂德看来，为了实现进步还要推行更高等的教育，主要是传授技术技巧的教育。这种教育与打造新军、取代近卫军的军事体系构建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一阶段，更高等的教育主要就是军事教育。军中急需受过教育、富有才干的军官，而除了少量的西方归顺者、炮手和工程师之外，军中此类人才奇缺。

18世纪末创办的海军工程学校和陆军工程学校于近期恢复了使用，现在又得以正式重建。1827年，苏丹不顾强烈的反对声，大胆地仿效穆罕默德·阿里的做法，派了一小群学生去巴黎学习。这群学生，再加上散布在欧洲各国首都的陆军和海军军校生，成了接连不断地派往欧洲学习的土耳其学生中的先行者。学成回国之后，赴欧学习的这些学生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尽管马哈茂德暂时推迟了军官进修学校的组建，但他遴选出了一批未获委任的军官和士兵组成训练小组，在部队中从事训练工作。在经过训练之后，他们的学生又可以将自己学到的东西教给其他人。就这样，他们为下一代奥斯曼军队培养了一支军官后备力量。

最后，马哈茂德效仿拿破仑的圣西尔军校（St. Cyr），创办了军事科学学校，打破了与近卫军传统的最后一点联系，也割断了宗教与军事体系之间的最后联系。尽管这所学校里的许多教师是法国人和普鲁士人，但它展现出了一种新的土耳其军事传统——它既深深根植于土耳其社会之中，又拥有一套内容先进、同时进行学术、社会和政治教育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将造福于后世的土耳其人。与此同时，马哈茂德还创办了一所帝国音乐学校，用来培养军乐团中的鼓手和号手。在这所学校里，有一位教授西方音乐的顾问名叫多尼采蒂帕夏（Donizetti Pasha），他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多尼采蒂的弟弟。[3]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开办了一家为新军培养医生的国立学校，后来还培养外科医生。而对于平民来说，他们仍然只能在苏莱曼清真寺受宗教机构赞助的宗教学校里学习医术，学习的内容部分源自希腊古典时期，部分来自盖伦（Galen）[4]和阿维森纳（Avicenna）[5]的著述。

马哈茂德开办的医学院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所提供初等和中等教育的世俗学校。1838年，在经过重组之后，这所医学院迁到了佩拉的加拉塔萨雷（Galatasaray），启用了以前宫廷侍从学校的校舍。这所学校有部分欧洲教师，土耳其语和法语都是授课语言。在学校的落成典礼上，苏丹本人亲自对学生讲话。他对他们说，在医学领域，阿拉伯语已经成了一门过时的语言，因此，“你们将用法语学习医学科学……我之所以让你们使用法语学习医学，目的并不是让你们学习法语，而是让你们好好学习医学科学，然后再一点一滴地用我们自己的语言阐释医学科学”。在马哈茂德看来，使用法语进行医学教学只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到了下一代人的时候，随着土耳其的学者将外国医学教材和其他著作翻译成土耳其语，土耳其语逐渐取代了法语，成了主要的教学语言。这标志着土耳其传统医学的终结和现代医学的崛起。加拉塔萨雷的这所医学院违背中世纪的伊斯兰传统，开设了解剖和验尸课程。在乌理玛的坚持下，解剖学研究都只能使用蜡制模型。而现在，学生们获准在人类尸体上学习解剖学——这些尸体通常是死去的努比亚奴隶，获取价格低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所学校的授课内容又扩大到了更广泛的科学、文化和学术研究上。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学生们史无前例地开始学习欧洲历史和文学，课堂上使用法语授课；对法国文学的研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对波斯文学的研究。马哈茂德苏丹对平民教育的关注程度不亚于他对军事教育及其附属学科分支的关注程度。他的新政府体系里急需有能力的公务人员。1838年，要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十分进步而反传统的报告，可以体现出在西方的直接影响下，土耳其人对教育的新看法：

宗教知识可以为我们在未来的世界提供救赎，但科学知识可以增进人们在现世的生活。例如，天文学可以推动航海和贸易的发展，数学可以提高我们在战争和军事管理中的表现……在探讨复兴农业、贸易和工业的种种项目的过程中，本委员会发现，没有科学我们将一筹莫展；而要发展科学，改进教育，就必须给学校体系带来新秩序。

他们提到的学校指的是初等学校，要务委员会希望可以对其进行世俗化改革。不过，要务委员会的想法遭到了谢赫伊斯兰及其所在部门的坚决反对。因此，一直到20世纪，对平民的初等教育都掌握在宗教势力手中。面对来自乌理玛的反对，要务委员会只好在面向青春期学生的教育[“吕什迪耶”学校（rüshdiye）]中实践其的想法。这类学校可以填补初等的宗教教育与更高等的世俗教育之间的空白。尽管进展缓慢，但在马哈茂德苏丹统治期间，要务委员会还是用公款创办了两所新的分别依附于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和苏莱曼清真寺的文法学校。学校的课程主要是语法和文学，以培养未来的公务人员。

不过，马哈茂德的这一切方案还有一个奇怪的障碍——语言障碍。马哈茂德想要给这个穆斯林民族介绍西方的政府和社会体系，但是这个民族对西方语言一窍不通。在塞利姆三世提倡语言研究的时代，有一些年轻人学习了外国语言。但是到了现在，这些人几乎没剩下几个，他们也没有太多的传人。希腊独立战争爆发之后，在政府里任职的希腊人不再受到信任，最后一个希腊人帝国政府译员主管也遭解职，苏丹想要找一名穆斯林接替他的职务。但是，为这个职位找到合适的人选十分困难，最后只好找了一位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数学学校教师出任此职，后来接替他的也是同一所学校的教师。最终，为了解决语言问题，苏丹在高门之内设置了一些“翻译室”，这些翻译室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一所外国语学校。

从1834年起，马哈茂德开始着手重启塞利姆三世昙花一现、未能完成的计划，在欧洲主要国家的首都开设奥斯曼帝国大使馆。现在，奥斯曼帝国的外交人员大部分都是身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而不再是芬内尔希腊人，非穆斯林也逐渐被隔绝在高级外交职位之外。奥斯曼帝国的外交人员不仅有机会学习西方语言，还可以受到西方文明的一些影响。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这些人将成为奥斯曼帝国内部较为开明的领袖人物和政治家的主要来源。

与此同时，马哈茂德也意识到了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里通信的重要性。于是，他在伊斯坦布尔开办了第一家土耳其语报纸，其法文版叫作《奥斯曼箴言报》（Moniteur Ottoman）。他要求官员必须阅读这份报纸，以熟悉他的政策和活动。1834年，他又创立了邮政服务，负责管理邮政的官员自行在帝国内部合适的地点任命下属官员，负责登记管理所有通信。苏丹解释说：“从此之后，再也不会有什么人需要靠自己送信。”他亲自为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条邮路[从于斯屈达尔（Üsküdar，即斯库塔里）到阿德里安堡]落成剪彩。在此之后，又有多条邮路修成。

就这样，马哈茂德为一个融合了东西方文明要素的现代土耳其国家的缓慢崛起打下了军事、司法和行政方面的基础。从社会表象上看，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也将逐渐西方化。苏丹本人就起到了表率作用。他不再使用奥斯曼礼节，而改用欧洲礼仪。在接见外宾时，苏丹会逐个走到他们身边与他们交谈，甚至还会对他们的夫人表现出充分的尊重。苏丹不再是一个遥远而冷漠的人物，他会出现在民众面前，亲自参加公开庆典，发表讲话。他接见大臣时，大臣们无须站着，只要坐着就可以。官员们的办公室采用了欧洲的装潢风格，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有厚靠垫和软垫，办公桌、台子、靠背椅一应俱全，甚至还经常违犯伊斯兰禁律，在墙上挂上了苏丹的画像。

马哈茂德不鼓励留长胡子，还带来了服饰上的明显变化。他为他的新军准备了欧洲风格的紧身上衣、裤子和靴子。20年前，服装的变革直接引发了兵变，导致了塞利姆三世的下台。而现在，军队虽有迟疑，但还是接受了换装。奥斯曼帝国的军人习惯了宽松的拖鞋、肥大的裤子和袍子，尽管这些装备会影响他们的活动。在他们看来，这些贴身的制服是异教徒的象征，因此比较低等。

让他们接受帽子上的变化尤为困难，因为他们给帽子赋予了太多宗教上的意味。马哈茂德重新启用了塞利姆三世的新军曾经使用过的圆筒形的“苏巴拉”（subara）软帽，以取代头巾。1828年，“苏巴拉”软帽又被更加实用的菲斯帽（fez）取代。这种红色的毛毡软帽来自北非，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来自欧洲。先知穆罕默德本人曾经公开宣示，头戴之物乃伊斯兰教信仰特殊的象征物。因此，如果菲斯帽要成为标配的军帽，首先必须经过乌理玛的审查、批准。乌理玛经过一番犹豫之后，认可了穆斯林佩戴菲斯帽的做法，随后马哈茂德又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强制推行这种帽子的使用。不过，马哈茂德还想给帽子增加一个皮质的帽檐，以保护士兵的眼睛免受阳光直射。但是，乌理玛坚决拒绝了这项提议，因为有了帽檐之后，士兵在祈祷时额头就不能碰到地面，不符合虔诚的穆斯林的规范。1829年，马哈茂德发布了一项法令，规定了各级官员应当穿着怎样的衣服。在此之后，平民和士兵都开始佩戴菲斯帽。中世纪式样的袍子和头巾成了宗教身份的象征，只有乌理玛的神职人员才把袍子和头巾当成“制服”穿戴。欧式的裤子取代了肥大的土耳其裤子，给土耳其人带去了更多现代平民生活的气息。现在，至少在城市里，土耳其人的普遍穿着还包括西式长外衣和黑色皮靴。

在镇压了近卫军之后，矢志在各个领域均有一番作为的马哈茂德二世只有13年的时间，来为他期待已久的彻底改革打下基础，并付诸实施——尽管在有些方面他或许不可避免地只能做一些表面文章。这是一段艰辛的岁月。面对种种问题，马哈茂德展现出了在其祖先身上都罕见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苏丹不辞辛劳地工作，目标是要尽快用一种新的秩序来替代奥斯曼帝国的旧秩序，同时让其臣民从他们习惯了数个世纪之久的生活方式中摆脱出来，去采纳一种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未曾尝试、十分陌生的新的生活方式。尽管宗教体系里那些活在过去之中的人已经无力逆转这种趋势，但他们依然不可避免地暗中仇视这种变革。不过，新的官僚体系产生了更具现代意识的人。他们采纳了成本更加高昂的西方生活方式，同时在陌生而仍显无序的政府机构里按照西方的方式进行工作。他们缺乏可以保证他们安全的依靠，也没有过去统治国家的世袭阶层习以为常的那种紧密的个人关系和忠诚体系。作为拥有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标准和思维方式的西方化的公务人员，这些管理国家的人与被管理者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鸿沟。不仅如此，由于这些“公仆”还不具备公共道德的约束，他们完全可能像旧官僚一样腐败。

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马哈茂德终于可以不再受到来自国外的威胁了。但是，对苏丹充满威胁的附庸穆罕默德·阿里也在利用这段时间重建他在纳瓦里诺损失掉的舰队，并且扩充他那支大量委任法国军官的陆军。出于对他在摩里亚的军事行动的酬谢，苏丹把克里特帕夏辖区交给了穆罕默德·阿里。但是，他未能如愿得到叙利亚帕夏辖区。在他看来，这是苏丹未能信守诺言的表现。到了1832年，他做好了为此复仇的准备。他以自己与阿卡帕夏（阿卡帕夏的辖区是通往叙利亚的钥匙）的私人恩怨为借口，派他的儿子易卜拉欣率领大军前去强夺叙利亚。

易卜拉欣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加沙和耶路撒冷，接着又在舰队的支援下攻克了阿卡。随后，易卜拉欣开始朝着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进军。面对久经战阵的敌军，马哈茂德的新军连吃败仗。易卜拉欣接着翻越了托鲁斯山脉，夺取了安纳托利亚中心地带的科尼亚，继而又一直前进到布尔萨。于是，他又把目光投向了伊斯坦布尔。在穆罕默德·阿里看来，奥斯曼帝国势必灭亡，而他一直梦想可以在这个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国家。

恐慌席卷了首都，马哈茂德则派人向英国政府紧急求援。英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强烈支持向苏丹提供援助，但巴麦尊勋爵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巴麦尊勋爵此刻一心想要执行裁军的政策。这样一来，马哈茂德别无选择，只好向宿敌俄国人求援。俄军总是做好了出征的准备，于是欣然同意了马哈茂德的请求。1833年年初，一支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的俄罗斯舰队运来了6 000名俄军。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附近登陆，前来协助伊斯坦布尔的防御。六个星期之后，一支规模大一倍的俄军又从敖德萨赶来。沙皇的军队占据了斯库塔里的巨人山，从而控制了伊斯坦布尔。在外国人中，此时只有俄国人能见到苏丹；俄国士兵和水手出现在了伊斯坦布尔的街头，俄罗斯军官则被召集进城协助奥斯曼军队的训练和指挥。易卜拉欣本打算朝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军，但鉴于俄军的存在，他谨慎地选择了以他父亲的名义进行谈判。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政府也终于恍然大悟，意识到了俄国的威胁。

在巴麦尊勋爵的主导下，英法两国向苏丹施加了巨大的外交压力，要求他让俄国人撤军。作为交换，他们保证让穆罕默德·阿里撤军，并且担保他不再来犯。于是，苏丹发布了一道诏书，承认穆罕默德·阿里不仅拥有埃及和克里特帕夏辖区，还拥有叙利亚、大马士革、的黎波里、阿勒颇和阿达纳的管辖权。在穆罕默德·阿里的有生之年，他都可以保有这些帕夏辖区，但不保证易卜拉欣或其他继承人在他死后可以继承这些领地。苏丹还与俄罗斯单独签署了《欣卡尔—伊斯凯莱西和约》（Treaty of Hunkiar Iskelessi），与俄国结成了攻守同盟。根据和约，俄军将从伊斯坦布尔撤退。但根据和约里的一项秘密条款，俄国军舰随时可以自由通行海峡。此外，除非俄国同意，其他国家都不能获得自由通行海峡的权利。而且，在俄国认为合适的时候，它还有权派遣其陆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登陆。

但是，对于马哈茂德来说，他不可能长期忍受自己那么一大片亚洲领土掌握在一个叛臣的手中。而且，穆罕默德·阿里还野心勃勃地想把这片领土变成一块实际上独立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世袭帕夏辖区。1838年，穆罕默德·阿里拒绝继续向奥斯曼帝国政府纳贡，此举实际上相当于宣布独立。马哈茂德下定决心要彻底消灭穆罕默德·阿里，于是在幼发拉底河流域集结了一支军队，准备进军叙利亚，并于1839年向穆罕默德·阿里宣战。由于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比苏丹残暴得多，叙利亚的大部分居民都对穆罕默德·阿里心怀不满。与此同时，马哈茂德还派遣了一支舰队沿着叙利亚海岸推进，与陆军两路并进。结果，陆海两路远征都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他手下的不少部队被埃及人用金子收买，临阵脱逃，导致他的军队被打得大败。舰队的命运更加悲惨——舰队的指挥官背信弃义，把舰队直接带到了亚历山大港，将其献给了穆罕默德·阿里。

看到这种情况，西方国家十分担心俄国会第二次出兵干涉，于是为了保护奥斯曼帝国，它们秘密拟定了条约，力求彻底解决土耳其—埃及问题。法国出于自己的利益，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反对苏丹，因此拒绝合作。而意在寻求和解的俄罗斯反而参与了进来，提出可以放弃在达达尼尔海峡航行的垄断权利。巴麦尊勋爵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会议，英国、俄国和奥地利在会上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如果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撤军，并且把奥斯曼舰队归还给苏丹，那么列强将承认他在埃及的世袭帕夏地位以及他在叙利亚的终身帕夏地位。如果穆罕默德·阿里拒绝，那么三国的舰队就会封锁埃及和叙利亚。

穆罕默德·阿里拒绝了最后通牒。于是，一支英国舰队出现在了叙利亚海岸，接连摧毁了贝鲁特和阿卡的要塞。接着，登陆的英军在反对穆罕默德·阿里暴政的阿拉伯起义军的帮助下，击败了当地的埃及占领军。此举激怒了法国，法国甚至一度威胁要与英国开战。但是，时任法国国王的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很快意识到，威胁开战毫无作用，与实际开战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英国舰队在海军上将纳皮尔（Admiral Napier）的指挥下来到亚历山大港，威胁要炮轰港口。穆罕默德·阿里担心亚历山大港会重蹈阿卡的覆辙，只好同意和谈。他归还了苏丹的舰队，恢复向苏丹纳贡，并且同意裁军。作为回报，他在埃及的世袭地位得到了确认。他还从叙利亚撤了出来，让叙利亚和克里特一同回到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1841年，包括法国在内的列国在伦敦签署协议，正式确认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为奥斯曼帝国领海，和平时期禁止他国战舰驶入。这项协议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十分有利，但是与1833年奥斯曼帝国对俄罗斯的承诺相矛盾。12年后的1853年，这一冲突将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不过，马哈茂德苏丹既没有看到他的军队惨败于他的附庸之手，也没有看到后来让人振奋的结局。他在1839年7月1日去世了。说到最伟大的苏丹，马哈茂德定然可以名列其中。与他那些伟大的先祖不同，他并不是一位军事统帅，对外交也不在行。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不断萎缩。但是，凭借他的统治能力和具有远见的规划，奥斯曼帝国止住了日渐下滑的颓势，在内部打破了顽固反动势力的枷锁，开始朝着一个现代国家的方向缓慢前行。

马哈茂德死后，他16岁的儿子阿卜杜勒·迈吉德（Abdul Mejid）继位成为苏丹。

[1] 英国政治家，时任外交大臣。

[2] 伦敦东南部的一个区，有一些军事院校。

[3] 多米尼科·多尼采蒂是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歌剧作曲家，他的弟弟朱塞佩·多尼采蒂在奥斯曼帝国为马哈茂德二世服务。

[4] 2世纪时的古罗马医学家。

[5] 10—11世纪时的波斯医学家，也被称作伊本·西那（Ibn Sīnā）。

第三十二章

如果说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并没有继承其父马哈茂德二世的出众能力，他至少展现出了良好的意愿。这个年轻人热切地想要效法马哈茂德，延续他的道路，完成他的改革。阿卜杜勒·迈吉德举止柔和，肢体纤细，被人称作“最温文尔雅的苏丹”。不过，他也是一个长于思虑、严肃认真的年轻人。英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第一次见到这位苏丹，就认为他可以成为自己的“学生”。在他看来，这位苏丹“性情和善，具有透彻的理解力和清晰的责任感，举止庄重却不骄傲，还拥有他的祖先身上难得一见的仁慈之心。他的个性使他更愿意用温和而开明的方式推行改革。他没有足够的魄力去启动某一项改革，但乐于批准和推动改革的进行。”在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和阿卜杜勒·迈吉德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大使与君主之间罕见的亲密私人关系。因此，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从阿卜杜勒·迈吉德即位伊始就对他的政策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阿卜杜勒·迈吉德的母亲是一名切尔克斯人。这位非同寻常的苏丹皇太后从苏丹小时候起就对他影响颇深，因此对帝国的国事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阿卜杜勒·迈吉德不具备他父亲那样独挑大梁的能力，因此需要得到优秀而可靠的顾问的帮助。他曾经对斯特拉特福德坦言：“如果能找到十位帕夏来帮助自己，我就可以对成功充满信心”。实际上，苏丹往往会随着相互敌对的维齐尔的更迭而左右摇摆。在他执政初期的维齐尔之中，有一位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堪称佼佼者。此人是一位外交官，曾经在奥斯曼帝国驻巴黎大使和其他岗位上有优异的表现。在马哈茂德驾崩时，身为外交大臣的雷希德正在伦敦执行特殊的出使任务。当时，革命和改革的思潮又开始在西方风行，而迅速回国的雷希德努力想要向欧洲国家证明，奥斯曼帝国也能建立起现代政府体系。

他一边敏锐观察着欧洲国家的态度，一边起草了一份实际上相当于马哈茂德二世遗嘱的改革法案。1839年11月3日，在大萨拉基里奥宫的花厅（这里原本是宫廷甜点师准备玫瑰蜜饯的地方，因此得名），这项法案在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外国使节（以往他们不会受邀参加这样的仪式）和奥斯曼官员的共同见证下正式公布。这项法案后来被称作“花厅御诏”（Hatti-Sherif of Gülhane），它与后来公布的一系列法案被统称为“坦志麦特改革”（Tanzimat，即为“重组”之意）。

花厅御诏是伊斯兰世界最早的一份宪法性文件，实际上是一份规定了法律、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宪章。苏丹本人也宣誓遵守花厅御诏的根本理念和议事机构随后做出的决议。花厅御诏实际上承载了马哈茂德统治晚期形成的各种计划和理念，对之加以提炼，落实成具体的文字，并将成为崭新的奥斯曼帝国体制建设中的基石。即便历经挫折和变迁，花厅御诏仍将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不断演进。坦志麦特改革意在保障国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的自由与安全，用固定的计税征税体系取代包税制，确立常态的征兵流程和军人的服役年限，保证法制下的公平公开审判，还制定了未经合法审判不得施加惩罚的原则。

苏丹的议事委员会分别负责上述事务。这些议事委员会拥有准立法权，其成员范围也有所扩大，囊括了帝国重臣和其他显要。在这些议事委员会中，地位最高的是1840年设立的司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在坦志麦特改革时期扮演核心角色。委员会的成员可以畅所欲言，苏丹必须批准在委员会中取得多数赞同的决议，尊重并遵守依据宪章制定的法律。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他作为君主的绝对权力将受到制约，他在行政过程中必须遵守他人制定的法律，中古时期绝对君权里司空见惯的种种特权受到限制。不过，此时的宪章并不是一个具有宪政改革意义的文件，它并没有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确立一种新的关系体系，不涉及国民代表权的问题。委员会的成员并非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苏丹本人钦点任命；他们所做的事情也受制于苏丹的意志，因为他们的决议必须获得苏丹批准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苏丹实际上仍然拥有绝对的君权。

在坦志麦特改革中，最为激进、对于西方人来说也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原则是，奥斯曼帝国的所有臣民，不论种族和信仰，都应享有同样的权利。这样一来，就消除了穆斯林与基督徒和其他非穆斯林之间的区别。在法律、税收和财产等层面，坦志麦特改革都给予全体国民以安全和自由保障。这样的平等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教育领域（不论是平民教育还是军事教育）及军队和政府部门征召选拔人才的过程中。

在俄国驻奥斯曼帝国的代表看来，花厅御诏可谓是一次成功的“表演”，让西方世界大为惊异，猜测纷纷。在欧洲日渐倾心改革的这个时代，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尽管还保留着传统的政府体系，但看起来也将向开明的方向实现蜕变。作为一位伊斯兰国家的君主，苏丹向国内的基督徒敞开了政府的大门。在巴麦尊勋爵看来，“这个政策有着惊人的效果”，“让英国和法国公众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大为改观”。不过，在更多着眼于奥斯曼帝国阴暗面的梅特涅和其他人看来，他们仍然对改革在实际层面能够走多远心存疑问，认为它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小把戏。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奥斯曼帝国，希望可以从新的机遇中获得好处，乃至为本国取得长期的优势。另一方面，尽管帝国内部的非穆斯林臣民十分热切地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但他们显然对新宪章持谨慎态度。虽然新宪章大张旗鼓地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权利，但与此同时，既然已经成了拥有完整权利的公民，他们就必须承担新的义务。以前，他们只要缴纳人头税就可以免除兵役。但现在，他们必须服兵役，而且有可能在战争中与其他基督徒对垒；穆斯林也感到十分不快，因为他们可能要与基督徒并肩作战，甚至他们的指挥官也可能是基督徒。基督徒缺乏对奥斯曼帝国的爱国热情，而且担心会失去那些奠定了他们在教育和经济方面的优势的特权；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则担心新宪章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猜不透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仍然宁愿谋求外国支持——特别是俄国的支持——来寻求自治乃至独立。

对于大部分穆斯林来说，对异教徒的解放让他们大为不满，因为这冲击了他们最根本的传统观念——伊斯兰教胜过一切其他宗教。的确，拉亚们应该获得包容和保护，他们在内部事务方面也应当享有一定的自由。但是，他们应该作为一个不同的族群获得区别对待。他们信仰不同的宗教，因此不能被视作与穆斯林平等的人。哪怕是在坦志麦特改革所憧憬的那种世俗社会中，这些人也不应该在道德和社会层面上与穆斯林等同。帝国内部四处弥漫着这种反对思潮，形成了广泛的反动情绪。由于缺少一个行事果决的苏丹，奥斯曼帝国也无法轻而易举地压制这种风潮。

1841年，这种反对改革的风潮达到了顶峰。那一年，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雷希德帕夏在新成立的商务部下开设了一个新的法庭，专门用来解决贸易纠纷。他还以法国贸易法为蓝本，制定了新的贸易法，编制了有关合伙人制度、破产和汇票等事项的规定。但是，在伊斯兰法学家看来，这些行为背离了沙里亚法。当雷希德向最高司法会议介绍新的贸易法时，他被问到新的贸易法是否与神圣法相抵触。他回答道：“神圣法与这些事务无关。”话音未落，乌理玛的成员们就大声呵斥：“亵渎神明！”结果，这项法案被搁置了，这给外国商人造成了巨大的不便。苏丹也向乌理玛屈服，解除了雷希德的职务，迫使他回到了驻巴黎的大使馆。苏丹皇太后的情人勒扎帕夏（Riza Pasha）接替了雷希德的职务。此人肆无忌惮地中止甚至推翻了雷希德的许多改革。他的帮凶还包括以仇视外国人和西方思想著称的大维齐尔伊泽特·穆罕默德（Izzet Mehmed）。

不过，身为塞拉斯克（军队总司令）的勒扎帕夏还是推行了急需的军队重组方案，这让奥斯曼帝国受益匪浅。他将帝国军队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现役军队（“尼扎姆”，Nizam），服役期五年；另一部分是预备役部队（“雷迪夫”，Redif），即现役军人返乡之后再于所在地区服役七年的部队。招募兵员采用征兵制，部队的训练、武器、装备和组织方式全部西化。就这样，奥斯曼帝国获得了一支拥有至少25万人的新军，其士兵兼具古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军人的勇气和纪律性，其军官的素质也将随着军事院校的发展而日渐提升。尽管颁布了新的法令，基督徒实际上仍然不会被征召入伍。因此，这支军队依然是由土耳其穆斯林组成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混编的想法经常会被人比作水和油的混合，或者像巴麦尊勋爵所说的那样，“仿佛把猫和狗关在同一个箱子里”。

最终，非穆斯林也不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缴纳一笔免服兵役税即可，这笔税款取代了以前的人头税。不过，像以前一样，海军里依然有基督徒服役。重整海军的是勒扎的朋友、名叫阿道弗斯·斯莱德（Adolphus Slade）的英国海军军官。他招募了1万名水手，但未能增加战船的数量。缔造新陆军是勒扎对国家唯一的贡献。在他执政的四年里，不公正、不安全和反动成了国家的主流，曾经让人引以为傲的“Gülhane”（花厅）被人讽刺地戏谑成了“Gulhan”，即“垃圾坑”。

与此同时，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还得知，在这个腐败横生的环境里，勒扎在财政大臣的纵容和两名基督徒资本家的帮助下，从奥斯曼帝国的国库里挪用了大量的公款。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明白，将此事告知年轻的苏丹是不明智的，但他开始紧盯着勒扎的一举一动，同时假装默许了勒扎的反动政策。与此同时，他悄悄地培养着与阿卜杜勒·迈吉德的私人关系。他承认，阿卜杜勒·迈吉德身上的“善良多过能力”，但他还是希望“欧洲的影响力和成功的例子能够影响到他，让他获得正确的指导，从而充分发挥他的能力”。

从这时起，有着坚定的新教信仰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就成了一位狂热的勇士和基督徒的保护者，其所作所为经常超出其本国政府在具体政策中划定的行事范围。有一位亚美尼亚青年和一位希腊青年，都是在信仰了伊斯兰教之后又皈依了基督教，结果依照《古兰经》按叛教罪先后遭到处决。为此，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进行了持续不断地抗议。最后，他劝服了苏丹，让他“亲口宣布，从今以后，在他的版图内，基督教不得被侮辱，基督徒也不能由于其信仰而遭到任何迫害”。苏丹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确认了这一承诺，并将其在帝国的各个行省公开宣示。为此，同为君主的维多利亚女王还向苏丹发了一封祝贺信。而之前就已经由于其高贵的举止和坚定的信念赢得了土耳其人尊重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则在此事中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得了更显赫的名声。在基督徒的眼中，他就是帕迪沙阿中的帕迪沙阿。最终，他还设法让勒扎倒了台——此人于1845年被苏丹免职。

接替勒扎的是雷希德，他回来并出任了大维齐尔一职——这让坎宁十分满意。改革政策由此得以恢复。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苏丹宣称，他的改革都是为了增进国民的福祉，但除了军事改革之外，其他的提议都被他的大臣们误解了，推行的方式也不对。苏丹认为，这主要得归咎于国民普遍的无知。因此，他下令兴建新的学校来传播知识，并帮助政府的其他部门像战争部一样实现改良。一个委员会提议，除了大规模兴建初等学校和中学之外，还应该创办一所奥斯曼帝国国家大学。由于存在许多障碍，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得以实现。人们为大学的建筑打下了地基，还铸造了一枚纪念章来描绘大学建成后的样子。但是，由于缺乏经费，这座建筑一直未能竣工。工程停工的时候，建筑的墙体只盖了几英尺高。

由于初等教育是乌理玛的专属领域，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不多。不过，中学的数量在缓慢增加。委员会十分精明地在嘴上大谈特谈宗教的重要性，却在实际层面上把中学的发展都放在了世俗教育体系的框架之内。渐渐地，世俗教育体系内的学校为各个分支的官僚系统培养出了一群崭新的中产阶级精英。

在颁布了关于教育的新法令之后，苏丹又在地方政府层面开始了一项大胆的试验，以更多地征求民众的意见，限制帕夏的权力。他命令每个行省选出两名代表，遴选的标准是聪明过人、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有能力处理好公共事务的地方显要。他想把这些人召集到首都，组成一个地方显贵会议（Assembly of Provincial Notables），与最高司法会议一同商讨国事，给出他们对于国家现状和改革需求的看法。

但他的命令没有得到良好的反馈。于是，他又派出了流动的特派员到各个行省去收集有关改革的情况，然后向最高司法会议汇报。对应每一位总督或帕夏，他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梅日利斯”，mejlis），其成员选自地方上的各个社群。苏丹设立这些委员会的本意是好的，希望可以让政府变得更负责任，更具有代表性。但是，实际上的操作并不成功。非穆斯林社群的确选出了他们的代表，但是总体上持反改革态度的土耳其穆斯林仍然占大多数。地方上的少数群体本来应当受到保护，但多数群体实际上可以轻而易举地吓倒少数群体，驳回他们的意见。而且，不称职的总督往往可以把责任推卸到委员会身上，很少能够因为他们的不法行为被绳之以法。总的来看，地方显贵会议体系不仅没能抑制反对改革的力量，反而制造出了一种这个国家拥有法制的假象。

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一直紧密关注着改革进程，他曾经就两桩案例向苏丹正式抗议过一个梅日利斯的所作所为。在坦志麦特改革之后，外国领事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在对抗腐败的帕夏、代表基督徒少数族裔说话时也变得更有分量，有时候甚至还能提高基督徒的待遇。坎宁借助他在苏丹那里的影响力，还取得了两项成就：禁止奥斯曼船参与奴隶贩运；纠正近来出现的从个人手上征收土地税的错误做法，确保土地税还是像以前那样从社群领袖那里征收。

在司法方面，1847年民事和刑事混合法庭成立。混合法庭由同等数量的奥斯曼法官和欧洲法官组成，其审判程序依照欧洲惯例，而非伊斯兰世界的惯例。1851年，奥斯曼帝国公布了一份修订过的刑法典。此前一年，雷希德确保了商法典的颁布——正是这部法典曾经在十年前导致了他的下台。商法典由商业特别法庭执行，旨在规范、保护和促进外国人的商贸活动。和拉亚们一样，长年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经商的西欧人在此之前也不能通过土耳其法庭来解决他们的商业纠纷。尽管以前的让步条约规定外国领事法庭拥有审判权，可以在民事和刑事案件方面保护外国人的合法权益，但他们在商业事务上的权益得不到类似的保障。

现在，随着商业法庭的设立，外国人在商业事务上的权益也可以得到保障。同等数量的土耳其法官和欧洲法官组成了混合特别法庭，用来解决土耳其人和西欧人之间的贸易纠纷。1850年公布的商法典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第一次正式承认了独立于乌理玛之外、处理神圣法范畴以外事务的法律体系（此前这已经在其他某些伊斯兰国家实现了）。在过去十年间崭新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上，这也是重要的一页。借助更加自由、更加紧密的贸易关系，奥斯曼帝国经济的大门进一步向世界敞开了。

奥斯曼帝国经济向西方的进一步开放，起源于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在坦志麦特改革开启前不久签署的一项新的贸易协定。依据自由贸易的原则，协定规定了固定的进出口关税税率，取消了各种限制性条款，有利于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两国的商人。这项协定的签署，标志着英国取代了法国，成为近东海域最重要的贸易大国。不过，这项贸易协定实际上相当于对奥斯曼帝国现有贸易体系的修正和现代化改造，因此其他欧洲国家也可以效法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类似的条款。很快，法国和荷兰也与土耳其人签署了新的贸易协议。

从此以后，外国商人摆脱了以往的种种束缚，贸易额迅速增长，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贸易繁荣的新时代。奥斯曼帝国越发成为欧洲工业品的重要市场，同时也成了农产品和其他原料的重要出口国。贸易公司、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现代经济机构纷纷在奥斯曼帝国出现。大量的人口离开了古老的中世纪式的小镇和村庄，搬进了崭新的不断扩张的城镇，带来了城镇人口的增长。与此同时，古老村镇中的传统手工业衰落了，工匠和农民的生计日渐式微。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大城市的规模增加了两倍，甚至三倍。城市中来自欧洲和黎凡特地区的人口剧增，他们往往抢了土耳其生意人的饭碗，结果扩大了非穆斯林和穆斯林之间的隔阂。这些都是让欧洲经济自由向国内渗透带来的结果。

土耳其穆斯林通常不会扮演贸易商、商人和金融家的角色，而是充当行政官员、军人和农民。接连许多任的苏丹都不知充实的国库和成色良好的货币为何物，因而他们的政府机构无能低效，官员腐败贪婪。每次遇到财政赤字的时候，他们的应对之策就是让货币贬值。在马哈茂德二世执政时期，奥斯曼帝国货币的形态经常发生变化，币值也一跌再跌，形成了长期的通货膨胀。这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让领取固定薪水的官员设法另谋财路，越发道德败坏。1840年，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下令按照欧洲的方式组建一家由政府出资补贴的奥斯曼帝国银行。接着，他又以发行浮动利率国债的方式引进了纸币。1844年，在这家新银行的帮助下，奥斯曼帝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维护货币的措施。旧的钱币退出了流通，国家按照欧洲的惯例，发行了实行金本位的新货币。此举暂时稳定住了币值。

但是，事实证明，按照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方式运作财政超出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能力范围。从1858年起，奥斯曼帝国开始依靠不断举借外债过活，这最终将导致帝国的经济崩溃。在奥斯曼帝国里，从银行业和工业投资上渔利的不是土耳其穆斯林，甚至非穆斯林的少数族裔——长期以来充当中间人聚敛财富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也不再是主要的受益者。现在，支配奥斯曼帝国经济的是欧洲的资本主义企业。这样一来，欧洲各国大使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影响力又在经济层面上得到了加强。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帝国内的改革势头逐渐出现了颓势。尽管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利用他的影响力取得了那么多成功，但他未能帮助奥斯曼帝国改革监狱，改进道路交通情况，消除腐败或改善帝国的财政状况。而且，虽然他十分关切宗教问题，但他也未能真的争取到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平等地位。他令人钦佩的努力换来的更多只是口头上的让步，而不是实际上的改进。曾经热情推动改革的雷希德也在反动力量的阻挠下渐渐失去了信念，变得灰心丧气。他债台高筑，于是变得越发贪腐。苏丹本人也对改革失去了兴趣，在公务上越发缺乏决断力，不断用礼貌的回避和被动的拖延策略来考验“伟大的埃尔奇”（Elchi，意为“大使”，此处特指坎宁）的耐心。

苏丹对后宫的生活越发感到着迷。一位名叫查尔斯·麦克法兰（Charles MacFarlane）的英国旅行家和研究者对苏丹的多产感到十分惊奇。“在他还不到20岁的时候，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就已经是8个孩子的父亲了，这些孩子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由后宫里不同的女人为他生的。”后来，麦克法兰又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下这样的话语：“一大清早，我们就被一阵响亮的鸣枪敬礼的声音惊醒了。苏丹又有了一个儿子。可就在上个星期，他才刚有了一个女儿！”

苏丹对老旧的大萨拉基里奥宫感到厌倦。于是，他不顾财政赤字和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对政府迫在眉睫的破产风险的警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海岸边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大理石宫殿——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 Bahche）。这座宫殿的兴修花了一大笔钱，成了他极尽奢侈之能事的登峰造极之作。这座宫殿采用了欧洲新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配有纷繁复杂的洛可可式装饰；金叶、水晶、雪花石膏和斑岩点缀着它的大理石厅堂，天顶画出自法国和意大利的艺术家之手；王座大厅里安放着世界上最大的镜子，而苏丹卧房里的床则由纯银打造而成。

从此以后，作为宫廷西方化风尚的典范，远离政府中心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取代了古老的大萨拉基里奥宫，成了后世所有苏丹的长期居所。在这里，阿卜杜勒·迈吉德过上了欧洲式的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苏丹在音乐方面颇有品位，请来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大师训练他的土耳其乐队，让他们演奏最出色的现代作品，这些作品很快就取代了以往更原始的军乐。他还请来了欧洲的演员、芭蕾舞者和其他演艺人员，让他们在宫殿旁新建的戏院里登台表演。与此同时，帝国的财政状况一路下滑，随着惯性逐渐滑向混乱的深渊。

此时，由于年轻的帕迪沙阿违背了自己早年的诺言，伟大的埃尔奇感到十分幻灭。他意识到，苏丹和他的大维齐尔都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决心。巴麦尊勋爵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认为“由于君主和大臣们怯懦、软弱、优柔寡断，（奥斯曼帝国）势必衰落”。他建议他的大使不要再去推动奥斯曼帝国进行任何重大改革了。坎宁也承认，“改良大业全看今日的表现……但我不得不承认，我留在这里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复存在”。

雷希德的改革已告失败。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的弱点，还要考虑到奥斯曼帝国的民意并没有能够跟上改革的步伐，支持改革的受过世俗化教育的阶层人数也不够多。甚至，就连一些反对保守的激进人士也不无担心：这个在各方面以伊斯兰文明为基础的国家，不知在此过于迅速地引入西方思想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们怀疑，如果像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建议的那样匆忙地消除不同宗教和种族人群之间的差异，可能会激起反弹。

于是，在1852年的夏天，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辞去了大使职务，启程返回英格兰。他自认为成就寥寥，但就在他动身离开前的那一晚，亚美尼亚新教徒、希腊人、美国传教士以及伊斯坦布尔和士麦那的商人群体给他送来了数不清的告别礼物，这让他大感宽慰。他以为自己“或许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就在不到一年之后，一个突发的新情况又把已经成为雷德克利夫子爵（Lord Redcliffe）的斯特拉特福德带了回来。他出任大使的这十年间的和平岁月突然画上了句号，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与俄罗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第三十三章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一位独断专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专制君主。从即位之初，他就一直盼望着奥斯曼帝国的覆亡，同时一直对西方国家施加外交压力，以促成奥斯曼帝国的瓦解。1844年，他正式访问伦敦，第一次向英国人抛出了这一话题。但英国人不置可否，表示不愿探讨未必会发生的事情。到了1853年年初，沙皇在圣彼得堡与英国大使汉密尔顿·西摩爵士（Sir Hamilton Seymour）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但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又一次提出了这一话题。

沙皇认为，奥斯曼帝国一片混乱，很可能倾覆，因此英国和俄罗斯应当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且双方均不应该在未知会对方的情况下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他这样总结道：“我们的手上有一个病人，病得非常厉害的病人。如果有一天我们把他丢掉了，那就太不幸了，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做好必要安排的情况下。”

西摩回答说，现在需要的不是外科医生，而是内科医生；病人应该得到温和的诊治，以帮助他康复。沙皇的大臣涅谢尔罗迭（Nesselrode）也认为这个病人在苟延残喘，但他认为应该尽可能长地延续他的性命。英国首相阿伯丁伯爵（Lord Aberdeen）也持这种观点。

几天之后，沙皇更直白地阐述了他的看法。他向大使保证，他不再怀着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梦想和方案”，包括她对“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因为沙皇的国家已经十分辽阔，他对“周边环境也十分满意”，并不想谋求更多的领土。土耳其人现在也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不过，根据条约，他有义务保护奥斯曼帝国版图内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的利益。如果奥斯曼帝国崩溃，那么它断无复苏的可能，因此英俄两国应当早做准备，以免奥斯曼帝国的覆灭引发混乱和欧洲的战争。

“作为一位友人和一位绅士”与大使交谈的沙皇很直白地表示，他不能把“君士坦丁堡”交给英格兰。至于他自己，他接着说道：“我也可以保证，我绝无占有君士坦丁堡的意思。但我不排除暂时占据这座城市的可能。”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法国人对土耳其人发动远征，那么俄罗斯军队就可能会越过边界进入奥斯曼帝国。在后来的一次交谈中，沙皇还谈到了在他保护之下的独立的多瑙河河畔国家——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大公国。他认为，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也可以成立类似的被保护国。至于埃及问题，他不反对英国占领埃及和克里特岛。对此，西摩表示，英国在埃及问题上的态度只是要在“英属印度和本土之间保证安全可用的交通”，别无他求。

作为对俄国提议的回应，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回忆起了18世纪早期英国与法国签署的一系列有关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条约。这些条约相当于提前分割了那个其君主“后继无人、身心俱疲、时日无多”的帝国。但是，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这个“病夫”已经垂死多年，或许还会再活上20年、50年，或者100年。因此，与西班牙不同，列强不能提前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如果沙皇构想的那种密约被外界知晓，“将会让苏丹惊恐万分，心生怨恨……而苏丹的敌人则会更加肆意妄为，带来更棘手的冲突”。在伊斯坦布尔问题上，约翰·罗素勋爵对任何有关俄罗斯暂时占据这座城市的想法都感到疑虑万分。他暗示道，如果俄国人暂时控制了这座城市，他们就可能会尝试吞并它。他代表英国做出了正式承诺，本国“绝无控制君士坦丁堡的动机和意愿”。[1]

就这样，英国坚决而有礼地表达了自己对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问题——这后来被称作“东方问题”——的态度。不久之后，克拉伦登勋爵（Lord Clarendon）接替约翰·罗素勋爵出任了外交大臣一职。他在发给汉密尔顿·西摩爵士的最终指示中十分乐观地重复了英国政府此前的观点：“土耳其仅仅希望它的盟友能保持克制，不要提出有损苏丹的尊严和独立性的要求。换句话说，就像任何一个弱小的国家和个人一样，土耳其期望从强者身上得到友好的支持。如此，土耳其不仅可以继续存续，还可以不再对自己会否消亡而感到担心。”

英国大使看得十分清楚：沙皇声称与奥地利有共同的利益，现在又来拉拢英国，无非是想要孤立法国。法国人显然是俄罗斯公开的敌人。两国都在与奥斯曼帝国进行谈判，有关巴勒斯坦圣地保护权和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问题的谈判，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沙皇尼古拉和皇帝拿破仑三世，一个是希腊东正教的保护者，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的保护者，两者之间的外交冲突既有宗教因素，也有强烈的政治因素。这两大强国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基督教的《福音书》记载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遗迹及其周围救世主耶稣走过的土地，那些遗迹曾激发了十字军的骑士精神，对于基督教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来说，这些地方也都是朝圣的中心目标。而土耳其人现在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作为穆斯林，他们自己也有朝圣的传统，他们的朝圣圣地是麦加和麦地那。因此，土耳其人对基督教圣地和为朝圣者提供住宿的修道院怀有尊敬之情。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朝圣者每年可以为他们带来不菲的收入。奥斯曼帝国政府负责在相互敌对的基督教会之间分配朝圣收入和朝圣活动控制权，而这种分配成了长期的矛盾之源。

1740年，通过签署让步条约，法国让苏丹确认并扩大了天主教会在巴勒斯坦的特权。不过，随着法国人宗教热情的日益衰减和俄罗斯帝国霸权的日渐崛起，原本属于天主教会的特权落入了希腊东正教会的手中。东正教徒比天主教徒更乐于朝圣，其神职人员也得到了俄国人的持续支持，从而日渐压倒了法国人。

18世纪末，伯利恒的天主教会僧侣们悲哀地发现，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颁发了一道不利于天主教徒的诏书，救世主的出生地已经被希腊人控制了四五十年之久。到了19世纪，希腊人的影响力日渐增强。他们在圣地获得了大量的产业，兴办了东正教大牧首管理下的慈善机构和学校，而天主教会的势力则日益衰减。在俄国的强大压力下，东正教大牧首的选举地点从伊斯坦布尔改到了耶路撒冷，一改过去几个世纪大牧首选举受控于奥斯曼帝国的局面。来自俄国政府的经济援助涌入了巴勒斯坦，一同涌来的还有接连不断的朝圣者，他们不畏艰难，从俄国在欧洲和亚洲最偏远的角落远道而来。他们带来的金钱成了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最重要的财源。对俄国人来说，圣地及其诸多神圣的遗址——约旦河水、伯利恒的马槽[2]和客西马尼园（Garden of Gethsemane）[3]——成了他们获得神圣的宗教体验的源泉。对俄国统治者而言，圣地已经成了获取政治影响力的渠道之一。

法国人在俄国还很弱小的时候赢得了在巴勒斯坦的特权，然后又在俄国日渐强大的过程中轻率地将这种特权拱手相送。一直到19世纪中叶，法国才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夺回特权，采取行动改变不幸的现状。1850年，时任法国总统、有志加冕称帝的路易·拿破仑急于寻求天主教党派的政治支持，于是下命令给他的大使，让他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严格按照1740年的条约给予天主教会应有的特权。这就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政府必须取消给予希腊东正教会特权的承诺，因为二者的内容是相互冲突的。结果，这在法俄两国之间引发了一场冲突。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所说的那样，“天国的主人在此地宣示了和平与给予人类的福音”，法俄两国却在这里不惜以武装干涉威胁对方。

在现实层面上，两国之间的争端可以归结到这样的几个问题：天主教会的僧侣是否应当拥有通往伯利恒圣诞教堂主门的钥匙和通往马槽的两扇大门的钥匙，以便他们穿过圣诞教堂进入其地下室；他们是否可以在法国武装的保护下，在圣诞教堂的圣所放置一颗银星（这颗银星在近期的一次小冲突中被希腊人从马槽的石座上撬走了）；另外，还有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天主教会的僧侣是否应当在客西马尼园保有“圣母墓的一只橱柜和一盏灯”的所有权。

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却让欧洲的外交家们焦头烂额，成了可能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大事。这里提到的钥匙，究竟指的是一把具有象征意义的钥匙呢，还是可以用来开关大门的器具呢？从外交角度看，尽管的确有这么一把具体的钥匙存在，但这把钥匙实际上是一个把希腊人赶出去、把西欧人放进来的邪恶物件。

奥斯曼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直到一位带有反俄情绪的大维齐尔上任。他对希腊人做出了表面上的让步，实际上却对法国人做了实质意义上的让步。他允许法国人庄重地安放伯利恒银星，还把通往圣所的几把钥匙交给了天主教会的主教。移交钥匙的公开仪式在圣诞节这一天举行，清楚地表明优势地位已经从一个教会转移到了另一个教会。对希腊人来说，这是令人忍无可忍的羞辱——对俄国人来说也是如此。

法俄两大国之间的矛盾迅速升级。1852年年末，沙皇尼古拉轻蔑地拒绝承认新近称帝的拿破仑三世的帝位，还在比萨拉比亚的多瑙河河畔动员了两支军队，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开进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与此同时，他让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舰队也做好了准备。1853年2月，他向奥斯曼帝国派遣了一位特命大使——缅什科夫大公（Prince Menshikov）[4]——来进行“调解工作”。此人是一位傲慢自大的将领，他对土耳其人的蔑视和对英国人的反感尽人皆知。他行事粗鲁，喜欢吵闹，把战场上粗暴的战术风格带到了外交场合上。

缅什科夫乘着一艘名字颇具恐吓色彩的战舰（“雷神号”）而来。在他到来前后，一大批军事参谋和黑海舰队的指挥官也纷至沓来。很快，缅什科夫就表明他是带着“礼貌的恶意”而来，此行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服土耳其人，而是要逼他们就范。他不仅提出了宗教方面的要求，让奥斯曼帝国政府重新确认苏丹颁布的给予希腊人在圣地权利的诏书，还提出了政治方面的要求。他要求苏丹根据《库楚克开纳吉和约》颁布第二道诏书，确认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徒的保护国地位。俄罗斯想要强迫奥斯曼帝国签署一项条约，将这一协议纳入其中，并在两国之间建立一种秘密的防御同盟关系。

面对外国势力对本国内部事务的这种“拥抱+枪子”式的干涉，奥斯曼帝国政府十分警觉惊愕。法国做出的反应是派遣一支舰队，舰队的目的地不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而是爱琴海上的萨拉米斯岛（Salamis）。英国人的反应比较克制，但也没什么效果。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临时代办请求英国政府从马耳他派遣一支舰队支援。但英国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反而把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派了回来，让他重新出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

1853年4月的一天，一座座圆顶和宣礼塔刺破了伊斯坦布尔上空的夜雾，迎来了一个值得称道的清晨。人们看到一艘战舰正从马尔马拉海驶来，苏丹和他的大臣们“很清楚船上搭载的是谁”。到了晌午时分，按照亚历山大·威廉·金雷克（Alexander William Kinglake）[5]的说法：“外部世界似乎毫无变化，但一切都改变了。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再次走进了英国大使馆。这件事既让人们产生了些许安全感，但也感到一丝敬畏。”现在，缅什科夫大公迎来了一位值得敬畏的对手。

斯特拉特福德立刻证明了他是一位干练的战略家。他把当前争论的两个议题——对圣地的争夺和暗藏的对保护国身份的争夺——分开处理。在圣诞节的时候，第一个议题其实已经得到了解决，天主教会的特权诉求获得了确认。剩下的只是要解决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以帮助失败方挽回一点尊严。

作为争斗中的两大国之间的调解人，这位伟大的埃尔奇彬彬有礼地应对着傲慢自大的大公。他出人意料地对大公的诉求表示了尊重，而且乐于承认俄国对圣地的主张有其合理性。这一下子就让大公失去了动武之念。而对于“法国人的荣誉感”，斯特拉特福德也表示了类似的尊重态度。考虑到迫在眉睫的国际争端，他建议他的法国同僚们采取温和的态度。

最终，双方只在一个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到底是西欧人还是希腊人应该承担修缮教堂（特别是圣墓教堂穹顶）的重责大任和相关费用。西欧人强烈要求从希腊人手中拿走教堂的修缮权。土耳其人以苏丹的名义出面，宣称要把教堂的修缮权收归土耳其人所有。直到这时，希腊人才终于愿意做出一点妥协，同意让西欧人负责修缮，但修缮工作需在希腊东正教大牧首的监督下完成。在到任短短17天之内，伟大的埃尔奇就解决了让几个大国在过去的三年里苦恼不已的棘手的外交争端。

但是，缅什科夫大公还是想要完成他的主要外交目标。他迫不及待地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强硬要求，要俄土两国签订新的协议。表面上，他要求的是保障东正教和东正教会神职人员的传统权利和豁免权，但实际上他是要确立俄罗斯对希腊东正教信徒的永久性保护权。他说得很清楚，俄国人的保护权不仅适用于神职人员，还要适用于一般民众，这就意味着俄国要出面管理多达1 200万信奉东正教的拉亚。俄国人还援引法国人为先例。的确，法国人对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法国籍的天主教徒拥有保护权。但是，法国从未想过要保护所有信奉天主教的一般民众，何况奥斯曼帝国境内这个人群的数量远远达不到百万级，只有几万人而已。显然，缅什科夫要求的不仅是要在宗教上提供保护，更是在政治上提供保护。

他小心翼翼地向荷兰代表披露了这些世俗诉求的真正目的——确立俄罗斯今后在伊斯坦布尔的政治支配地位。基于这一目的，俄国人要求得到一些“对未来的保证”；而在斯特拉特福德看来，这些保证“终将威胁到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性”。在1841年，俄罗斯曾经与法国一道宣誓保证苏丹的主权不受侵犯；而“在1840年，俄罗斯还曾经与英格兰、奥地利和普鲁士一同宣布将为了欧洲的和平，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与独立”。但是，在斯特拉特福德看来，俄国希望奥斯曼帝国签署新协议，无异于谋求结成两国之间的“秘密同盟”，而这种行为与俄罗斯此前的种种承诺互相矛盾。

沙皇的不耐烦态度在缅什科夫大公身上充分反映了出来。缅什科夫大公说话直来直去，态度强横，试图劝诱奥斯曼帝国政府接受他“庄严的主公”提出的要求。他充满敌意地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很短的时间内给予答复；如若对方拖延或拒绝答复，他威胁要率领大使馆离境，中止两国间的外交关系。但是，受人尊敬的埃尔奇再一次站在了土耳其人一边。这位睿智而受人信任的顾问安抚了忧心忡忡的奥斯曼帝国大臣，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他建议他们采取一种耐心、温和却又十分坚决的态度，以此来捍卫苏丹的“君主尊严和独立”。他希望能在他们心中激发起一种道义上的斗志，而不是寻求武力上的对抗，哪怕是在多瑙河流域的两个大公国遭到敌人进犯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他在单独觐见苏丹时披露了他业已实施的计划：他要求地中海上的英军指挥官让海军舰队做好准备，在伊斯坦布尔遭遇“迫在眉睫的威胁”时采取行动。凭借他的名声和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的政治影响力，斯特拉特福德已经成了整个“东方问题”的象征。对于“这个该死的雷德克利夫勋爵的独断专行”，尼古拉沙皇火冒三丈。

在经过一番照会往来之后（土耳其人礼貌地回应了俄国人的粗鲁要求），缅什科夫大公采取了行动。他拒绝理睬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迫使他辞职，相当于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专横地搞了一次政变。接着，他迫使胆怯的苏丹任命了一位新的大臣。他认为雷希德帕夏会采取亲俄的态度，于是促成他出任外交大臣一职。在一次面见苏丹的过程中，缅什科夫大公虚张声势地向苏丹强调，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必须直接结盟，不必理睬其他欧洲国家的态度。会见结束之后，他怀着成功的信心离开了。

现在，雷希德必须对大公充满恶意的要求给予答复。他的老盟友斯特拉特福德帮他起草了一份闪烁其词的答复，恳请再宽限几天。在此之前，大公一直以为雷希德会是个易于摆布的仆人。结果，在收到这份答复之后，大公火冒三丈地拒绝了他的请求，还宣布在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之前断绝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关系。他充满恶意地威胁道，如果奥斯曼帝国不接受俄罗斯的要求，恐怕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他把自己离开伊斯坦布尔的日期推后了两三天。与此同时，苏丹新组建的大议事会议讨论了这一紧急情况。在全部45名与会成员之中，只有3个人赞成与俄罗斯签订协议。

第二天，雷希德口头答复了缅什科夫的要求，他的答复内容此前已经与斯特拉特福德进行了仔细推敲。他同意与俄罗斯签署正式协定，实际上等同于接受了俄罗斯有关圣地问题的所有要求。但是，他坚定地拒绝了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设立保护希腊东正教徒的保护地的要求，也拒绝签署任何可能影响到苏丹主权独立性的“协约”。大公发现自己遭到了新“盟友”雷希德的欺骗，而且又耻辱地输给了他的老对手斯特拉特福德。于是，他宣布断绝外交往来，终止了他的使命。他威胁道，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回绝将带来可怕的后果。他带领手下所有的外交人员撤回了船上。轮船冒出滚滚蒸汽，仿佛在宣告他马上就会启程离开。然而，他实际上又在原地逗留了四天，寄希望于土耳其人会在最后关头屈膝投降。对此，斯特拉特福德写道：“他为什么会这么以为，真是捉摸不透。”

与此同时，斯特拉特福德召集了另外三个欧洲大国——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的代表开会，把东方问题交由欧洲各国共同协商决定——事实上，也的确应当如此。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奥斯曼帝国必须拒绝俄罗斯的过分要求。奥地利临时代办向缅什科夫大公递交了一份联合照会，试图避免俄土两国关系破裂。缅什科夫又向奥斯曼帝国递交了一份经过修改的协议，如果奥斯曼帝国接受这项协议，他可能会推迟归期。这份协议不再要求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签署任何协定或条约，只是一份外交照会。但是，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这份协议在本质上与缅什科夫之前提出的诉求并无区别。而且，这份协议还特别强调，俄罗斯要像保护东正教神职人员一样保护普通信众。

感到尊严受辱的苏丹此时振作了起来，宣布俄罗斯的要求“不可接受”，但大公拒绝修改他的要求。终于，在漫长的拖延之后，缅什科夫大公于1853年5月21日的中午乘船起航，途径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入黑海。与此同时，沙皇的徽记和俄罗斯帝国的鹰徽也从富丽堂皇的大使馆门上取了下来。抵达敖德萨之后，缅什科夫大公不得不派人给他“庄严的主公”送信，告知自己的外交任务已遭失败。用金雷克的话说，俄罗斯之所以陷入这样的窘境，要归咎于“那位气宇不凡的英国‘敌基督’的邪恶本领。至少在此刻，上帝允许他去践踏沙皇和他的教会”。

实际上，和平至此已告终结，但战争尚未开始。俄军渡过了普鲁特河，未遇抵抗就占领了已被沙皇宣布为被保护国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大公国。英国的战舰和一小支法国舰队北上来到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但仍然根据1841年的协议，停留在不向外国军舰开放的海峡之外。就这样，强大的英国舰队监视着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陆军，但双方此时都仅仅发挥着预防性的作用。双方展示武力的目的并非要诉诸战争，而是为了确保安全。俄国人仍然希望能够威吓土耳其人，逼迫他们让步，哪怕能为沙皇挽回一点面子也好；英国人则坚持采取温和的态度，希望通过欧洲四国共同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问题。

此时的外交活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首先，奥斯曼帝国礼貌地回绝了圣彼得堡发来的一份充满恶意的照会（其内容与之前的要求相同），随后在斯特拉特福德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份照会作为答复，并交由维也纳的四国委员会转交给圣彼得堡。这份照会被人称作“奥斯曼帝国最后通牒”，这个名称其实有些误导性。照会的内容是苏丹新近颁布给国内宗教少数派的一些法令，这些法令通过法律协议的形式永久性地承认了赋予希腊东正教会的特权，并且由欧洲四大国作为协议的见证人。

但是，这份照会并没有被转交到沙皇手中。送抵维也纳之后，这份照会就被与会的四大国扣了下来。他们起草了一份维也纳照会，取代了土耳其人的照会。在新照会的起草过程中，并没有咨询过斯特拉特福德的意见。

此举源自奥地利的想法。作为被俄军入侵的两个大公国的邻国，奥地利希望出面调停。沙皇同意接受奥地利的调停，但苏丹拒不接受调停。在四大国看来，奥斯曼帝国最后通牒不过是它对俄罗斯的主动承诺。维也纳照会则获得了俄罗斯和法国的担保，要求奥斯曼帝国在修改其义务条款时必须事先征得俄法两国的同意。正如奥斯曼帝国政府和斯特拉特福德所看到的那样，这份照会中暗示了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份照会让土耳其人格外感到自己受制于人，还允许俄罗斯像过去一样插手苏丹及其基督徒臣民之间的事务。因此，先前批准了奥斯曼帝国最后通牒的苏丹大议事会议此时达成了一致意见，拒绝接受维也纳照会。他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但估计俄国人不会接受。

由于奥斯曼帝国拒绝了维也纳照会，英国政府对斯特拉特福德十分不满，甚至考虑要求他辞职。与此同时，天平开始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战争一侧。9月，伊斯坦布尔爆发了示威活动和暴乱。在战争大臣的鼓励下，谢赫伊斯兰同意在一座清真寺里公布文告，要求政府向俄罗斯宣战。同时，乌理玛的数百名成员在大量神学学生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份宣言，要求苏丹和他的内阁履行宗教义务，发动圣战。大臣们十分紧张，要求外国使节协助他们维持治安。

法国皇帝拿破仑试图通过对外冒险来缓解内部压力。因此，法国从一开始就在东方问题上采取好战姿态。现在，法国大使依然贯彻着这一政策。他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表示了对外国居民安全的担忧，并且在奥地利大使的支持下，要求斯特拉特福德同意让英法联合舰队继续北上，开进伊斯坦布尔。斯特拉特福德没有理会法奥两国大使的要求，拒绝违反1841年签署的海峡协定，不同意战舰北上。他很清楚，这样做会导致战争的爆发。不过，根据协定，其他船只可以在舰队和都城之间来回行驶。因此，他同意让两艘英国蒸汽船和两艘法国蒸汽船北上，加入已经停靠在金角湾里的船只。它们的到来达到了意想之中的效果：暴乱的热情逐渐平息，乌理玛中负有罪责的成员被放逐。

但是，埃尔奇的和平诉求未能如愿。在暴乱平息的消息抵达之前，伦敦在9月中旬得到了沙皇拒绝接受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照会的修改意见的消息。与此同时，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通过德文报章获悉了俄国大臣涅谢尔罗迭对照会的私人解读。涅谢尔罗迭认为，根据照会中的条款，土耳其人不仅要保障希腊东正教会的豁免权，还必须“考虑到俄罗斯人对与他们同样信仰的奥斯曼帝国臣民的主动关切”。这一消息的披露彻底揭露了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的真实野心，而英国政府此前一直未能领悟到这一点。克拉伦登谴责说，俄国的动机过于强暴。现在，他终于承认了斯特拉特福德早就看透的事实：土耳其人有完全正当的理由拒绝接受维也纳照会。英国媒体强烈反对沙皇的所作所为，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英法两国政府放弃了维也纳照会，并且谴责了俄罗斯。就这样，英国的政策突然发生了逆转，并且不可避免地从追求和平进一步滑向了诉诸武力。

拿破仑的大使加紧向伦敦施加压力。他危言耸听地描绘了伊斯坦布尔发生的暴乱，还宣称法国政府认为马上派遣舰队北上“非常必要”。英国政府没有等待斯特拉特福德对伊斯坦布尔局势的报告，直接对他下达了命令。用斯特拉特福德的话说，这一命令相当于“渡过了卢比孔河”[6]。首相阿伯丁谨慎地强调说，他的行动出于保护目的，公开否认对俄罗斯有任何敌意。但是，克拉伦登后来强调说，英国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并不是迫于法国皇帝的压力（毕竟英国已经两次拒绝了法国的要求），而是鉴于俄罗斯的行动，英国认为接下来的一步已经不可避免”。他对维持和平已经不抱幻想。

在舰队真的北上之前，和平还有最后一丝希望——奥地利皇帝与俄国沙皇在奥洛穆茨（Olmütz）[7]举行的调停会议。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沙皇忧心忡忡，因此拿出了和解的姿态，希望在最后关头表达争取和平的意愿。沙皇提出了新的建议，表示承认保护基督徒的职责属于苏丹。就连法国皇帝也认为应当接受俄国的示好。但是，英国对俄罗斯的真实动机十分怀疑，已经很难轻易相信俄国人的表态。因此，在英格兰公众强烈的反俄情绪的影响下，斯特拉特福德接到了不容置辩的最终命令：调舰队北上。

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反俄情绪也日渐高涨。主战派明显占了上风，苏丹也没有足够的魄力对他们说不。于是，他做了明显推动国家走向战争的举动：他先对大臣们发表了一番好战的讲话，然后佩带着先知穆罕默德的剑召开了大议事会议。在狂热的气氛中，大议事会议达成了一致意见：“诉诸武力已不可避免。”苏丹确认了会议的意见，随后谢赫伊斯兰又发布了必不可少的费特瓦。1853年10月4日，奥斯曼帝国正式向俄罗斯宣战。就在同一天，斯特拉特福德接到了英国政府调集舰队北上的指令。斯特拉特福德很清楚，一旦舰队北上，必然会激发奥斯曼人的好战情绪。因此，他还试图让舰队北上的时间再延后两个星期，即便不能阻止敌对行动的发生，至少也要延缓它的发生。结果，法国大使也收到了巴黎方面的指示，使得斯特拉特福德无法再推迟行动。就这样，在10月20日（这一天恰好是纳瓦里诺战役的纪念日），他向英国舰队的司令下达了命令。英法两国的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北上，旌旗招展地驶入了金角湾。

在英法舰队抵达后的第二天，奥斯曼军队在缺乏耐心的将领厄梅尔帕夏（Omer Pasha）的指挥下渡过了多瑙河。两个星期之前，厄梅尔帕夏曾经向来犯的俄军指挥官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他撤出多瑙河河畔的两个大公国。在冬季停战期到来之前，奥斯曼军队接连取得了四场胜利。沙皇命令塞瓦斯托波尔的俄罗斯舰队做好战斗准备。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正面冲突构成了克里米亚战争的最初阶段。

由于战争的前景尚不明朗，欧洲四大国依然在寻求和平，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也为了和平继续奔走。由于沙皇宣布俄军将采取守势，等待“土耳其人来犯”，斯特拉特福德阻止了一支打算沿黑海沿岸进行挑衅性巡航、寄希望于“遭遇敌国舰队”的奥斯曼舰队。另一方面，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司令都没有阻止土耳其人派出一支船队前往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黑海港口锡诺普。他们坚持认为，这支舰队抱着和平的目的而去，并非为了发动进攻。这一次，塞瓦斯托波尔的俄罗斯舰队决定穿过黑海的中心，展示一下他们的海上实力。锡诺普距离塞瓦斯托波尔只有短短100英里（约161千米）的距离，而且其防御工事无力抵御占据实力优势的海上之敌。

奥斯曼船队抵达锡诺普之后，船队的指挥官向伊斯坦布尔回报称，有六艘俄罗斯风帆战列舰在港口外巡航，港口急需增援。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和海军顾问思路混乱，犹豫不决，结果奥斯曼船队没能得到增援。奥斯曼船队里连一艘战列舰都没有，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但是，土耳其人拒绝投降，甚至还率先打响了第一炮。在俄国人愤怒的炮击之下，奥斯曼船队的船只除了一艘幸免之外，其余全部沉没，大约3 000名土耳其人丧生。

鉴于土耳其人已经率先渡过多瑙河发动了进攻，这场发生在敌人领土上的“锡诺普大屠杀”其实是正当的战争行为。在圣彼得堡，俄国人上演了有音乐伴奏的表演《锡诺普之战》（La Bataille de Sinope），以示庆祝。人们张灯结彩，欢呼雀跃。而在伦敦，锡诺普之战被视作俄国人背信弃义的暴行，激起了英国人对俄开战的热情。法国皇帝则一心想要采取军事行动。他宣称，必须在黑海清除俄罗斯舰队，要求英法联合舰队彻底控制黑海海域。事已至此，外交活动只得让位于武力行动。在克拉伦登发出警告之后，联合舰队在伦敦方面的命令下，于1854年新年伊始驶入了黑海水域。

英国大使向俄国人保证，这支舰队的目的只是示威，而非采取战争行动。沙皇想要争取时间，加紧进行最后的战争准备。他派了一个代表到维也纳去，提交了一份试图和平解决问题的提议，但他的提议遭到了四大国的一致否决。到2月中旬，已经从伦敦和巴黎撤回了外交使节的沙皇命令汉密尔顿·西摩爵士和法国驻俄大使交出他们的护照。与此同时，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不那么积极的支持下，英国和法国要求沙皇从多瑙河河畔的两个大公国里撤出他的全部军队。如果俄国拒不照办，英法两国将视同宣战。沙皇没有对这些照会给予任何答复。

3月27日，法国皇帝向参政院宣布，法国已经与俄罗斯进入战争状态。他说，法国并非像以前那样为了征服而宣战，而是要与英国联手“抵御危险的侵犯”。与此同时，“深感有责任给予苏丹积极援助”的维多利亚女王向议会宣布中止与俄罗斯的谈判，并于次日向俄罗斯宣战。两个星期之后，沙皇宣布向与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沆瀣一气的英国和法国宣战。他说，俄罗斯宣战“并非为世俗之目的”，而是要完成东正教的“神圣使命”。

俄军渡过多瑙河下游，侵入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而根据一项新的协议，英国和法国有责任保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英法两国之间还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解放苏丹的领土，确保欧洲的安全。用金雷克的话说，英法之间协议的签署成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强大引擎”。由于沙皇过分膨胀的野心和他在外交上的傲慢自大，俄罗斯就这样卷入了同时对抗欧洲强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

1854年春，一支俄罗斯大军渡过多瑙河，进入了奥斯曼帝国领土，旋即开始围攻重要的锡利斯特拉要塞。与此同时，在本国舰队的支援下，英国和法国的远征军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集结。瓦尔纳是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在黑海上的重要港口，扼守着进入巴尔干地区的道路。随着“新秩序”改革中诞生的现代化军队的成熟，奥斯曼军队在抵抗俄军入侵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顽强的作风。尽管他们在组织能力上依然达不到西方国家的标准，部队的指挥能力也令人扼腕，但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崭新的自信和自尊，以及堪比往日圣战士的战斗精神。在与俄国人的厮杀中，奥斯曼军队展现出了焕然一新的战斗力。

面对俄国人不计代价的围攻，锡利斯特拉的守军英勇地坚守着要塞。在守军统帅阵亡之后，两名年轻的英国军官挺身而出，鼓舞并指导着剩下的奥斯曼帝国军官。这两位来自印度军队的志愿者表现出了无条件的信任和投入，鼓舞着土耳其士兵的士气。奥斯曼军队布置着新的防御工事，努力破除俄国工兵挖掘的地道，无情地击退敌人的进犯。一位初来乍到的英国军官不禁感慨：“土耳其人面对危险冷峻无比，毫无惧色。”在这两名年轻的军官看来，投降根本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他们用英国人特有的方式组织了一场赢者通吃的赌局，让大家下注猜测锡利斯特拉究竟会在哪一天获救。

厄梅尔帕夏正在舒姆拉为奥斯曼军队补充兵员。他太过谨慎小心，不肯率军去解救锡利斯特拉，并将攻城的俄军吸引到开阔战场上决战。而缺乏运输手段的联军也没有做好解救锡利斯特拉的准备，尽管在他们的营地里已经可以听到要塞方向传来的接连不断的枪炮轰鸣。到6月底的一天，响彻了一整夜的炮声忽然在清晨彻底地沉寂下来。他们不由得担心锡利斯特拉已经陷落。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进行了长达五个星期的炮击之后，俄国人放弃了围攻。就这样，沙皇在欧洲入侵苏丹领土的道路被堵住了。

与此同时，在多瑙河的更上游，从右岸的鲁什楚克到左岸的吉奥杰沃（Giorgevo），一支奥斯曼军队正与一支规模相仿的俄军对峙。此时此刻，双方似乎都不想主动寻求冲突。但是，又是一群年轻的英国军官改变了局势。七名英国军官来到奥斯曼军队指挥官哈桑帕夏的帐中，表示愿意为他效力。7月初，有迹象表明多瑙河对岸的俄军军官已经下令拔营，并回撤了不少部队。哈桑帕夏下令进行一次侦察行动。有一位来自印度军队的坎农将军（General Cannon），在奥斯曼军队中被称作贝赫拉姆帕夏（Behram Pasha）。他带领了一个营的奥斯曼步兵渡过了多瑙河。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于是在多瑙河对岸的一个小池塘旁驻扎了下来。一些俄国步兵从土垒中跑出来袭击他们，在付出一些伤亡代价后被击退了。一名年轻的英国军官率领一些散兵拖住了敌人，一直等到援军渡过多瑙河，巩固了河对岸的桥头堡。

与此同时，在河的更上游，五名英国军官率领一支规模更大的渡河部队以分散的小组队形过了河。他们顶着炮击和俄国人的攻击，沿着河岸坚持战斗。他们与之前渡河的那支奥斯曼军队建立了联系，那支军队此时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增援。这样一来，就有大约5 000人的奥斯曼军队出现在了多瑙河的对岸。他们花了两天时间，扩展并巩固了这个桥头堡，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接着，俄军将领戈尔恰科夫大公（Prince Gortchakov）率领一支从锡利斯特拉撤围而来的大军出现在了高地上，并且打算在第二天把土耳其人赶进多瑙河里。但是，就在黄昏时分，突然有一队炮舰出现在多瑙河上。这队炮舰很快就在俄土两军之间的一处水湾下了锚。戈尔恰科夫大公可能高估了这支舰队的实力，于是产生了迟疑。就在此时，英国人和土耳其人在多瑙河上搭建了一座舟桥。这样一来，戈尔恰科夫大公就要面对集中在鲁什楚克的全部奥斯曼大军。

戈尔恰科夫大公见状，下令撤退，率领他的全部大军撤回了布加勒斯特。于是，土耳其人畅通无阻地占领了多瑙河的下游流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最后一名俄罗斯士兵也撤回了普鲁特河对岸。由于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新近签署了一项协议，俄罗斯现在面临着奥地利参战的风险。因此，俄罗斯人不得不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大公国撤出了其军队和行政机构。接着，一支奥地利占领军取代了俄军，挡住了俄罗斯人向欧洲进军的去路。

至此，英国最初提出的最后通牒中包含的目标就都达成了。沙皇的军队在一场简短而可耻的战役中遭遇了挫败，沙皇对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野心也被迅速终结。让沙皇备感耻辱、威风扫地的一点是，俄国人并没有败在欧洲军队手里，而是败在了长期以来被人轻视、如今却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复苏了传统的军事能力的奥斯曼帝国的军人手中——他们只得到了少数英国军官的帮助。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这场战争的防御性目的已经达到。土耳其人把俄国人逐出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而且消除了俄国人在可预见的未来入侵巴尔干地区的潜在危险。因此，土耳其人已经达到了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全部目标。苏丹和他的军队在欧洲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对俄国人还要采取什么行动呢？从土耳其人自己的角度出发，他们已经别无目标。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既然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也可以光荣地寻求和平了。对俄罗斯而言，它在陆地上面对着历史上鲜见的团结一致的欧洲，在海上则面对着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英法海军，因此似乎也别无选择。

但是，拿破仑皇帝需要依靠战争来提高他的新王朝的威信，而怀着爱国激情的英国人也渴望战争，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塞瓦斯托波尔。在过去的25年中，尼古拉沙皇将塞瓦斯托波尔打造成了一座牢不可摧、拥有难以计数的武器和防御工事的强大要塞。塞瓦斯托波尔的设计目的是承载一支强大的舰队，有朝一日向奥斯曼帝国发动进攻。现在，它成了大英帝国面前的一大挑战。屈从于公众压力的英国内阁不顾审慎的专业意见，命令英军统帅雷格兰男爵（Lord Raglan）“协调研究围攻塞瓦斯托波尔事宜”。对此有些迟疑的雷格兰男爵与同样迟疑的法军统帅圣阿诺元帅（Marshal St. Arnaud）只好照办。联军从瓦尔纳出发向东前进，未经抵抗就夺取了要塞北方的俄罗斯港口叶夫帕托里亚（Eupatoria）。多瑙河的战争已告结束，克里米亚的战争开始了。

这场战争的主要参战方是英国和法国对抗俄罗斯。尽管奥斯曼帝国是这场战争打响的原因，而且可能会最终得益于这场战争的战果，但在军事角度上，奥斯曼帝国仅仅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英法联军的总兵力大约有6.5万人，而在克里米亚登陆的奥斯曼军队只有一个师。在负责指挥这支奥斯曼军队的鲁肯伯爵（Lord Lucan）看来，这支部队的士兵几乎与“巴什波祖克”无异，连正规的制服都没有。尽管他们近期打出了出色的战绩，而且对联军的指挥十分服从，但鲁肯伯爵不甚欣赏这些狂热的战士的军事素养。从传统的英国军事眼光出发，他傲慢地把这批奥斯曼部队归为土匪一类。

克里米亚战争本身既是一场战争，也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漫长的斗争史的延续。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报刊记者全面报道的战争。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所有英国人都可以读到充满戏剧性的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传奇，包括对此前的阿尔玛（Alma）战役、巴拉克拉瓦（Balaclava）战役和因克尔曼（Inkerman）战役的报道，以及最后对凸角堡和马拉科夫（Malakhov）要塞的进攻的记述。在这个狭小紧凑的半岛上，围绕着守卫沙皇俄国大门的这座塞瓦斯托波尔海港，打响了一场场军乐响亮、旌旗招展的荷马史诗般的战斗。在爱国主义热情的感染之下，英国民众为军队的英勇表现欢呼雀跃，为他们的不幸遭遇深深鞠躬，更为对英法联军不够协调的指挥带来的混乱和低级错误而愤怒不已。当英国轻骑兵冒着猛烈的炮火冲进死亡谷[8]时，民众的心中充满了骄傲；当人和动物都在残酷、艰苦、疾病肆虐的寒冬中挣扎时，民众为他们遭遇的痛苦而瑟瑟发抖；当充满慈悲的提灯女士[9]在斯库塔里的病房里与扇着翅膀的死亡天使搏斗时，民众又会发出如释重负的感叹。

有一支奥斯曼军队参加了巴拉克拉瓦保卫战。在不称职的军官的指挥下，他们急匆匆地逃离了战场。第二年年初，另一支奥斯曼军队被派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在厄梅尔帕夏的指挥下，土耳其人发扬了与生俱来的勇敢精神，守住了土垒，打退了拥有兵力优势的俄国军队，给了尼古拉沙皇最后一次羞辱。两个星期之后，尼古拉沙皇驾崩，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很快，亚历山大二世就决定求和。与此同时，在东线的小亚细亚半岛上，一支奥斯曼军队在英国军官的指挥下英勇地守卫着卡尔斯要塞。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疏忽，卡尔斯没有得到足够的补给，守军一直坚持到弹尽粮绝才把这座要塞丢给了俄国人。

一直到战争后期，联军才想到在克里米亚部署一支大约2万人的奥斯曼军队，交给英国军官指挥。不过，这支军队并没有参战。1855年9月，法国人攻占了马拉科夫要塞，直接导致了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和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英国人还想继续战斗，但法国人坚持停战，因为他们的战果已经足以让皇帝拿破仑三世满意。

1856年春天，参战国签署了《巴黎和约》。根据《巴黎和约》及其附属协议，俄罗斯将交还它在亚洲征服的土地，而联军则将交还他们在欧洲征服的土地。唯一的领土变化是沙皇要交出俄国在1812年吞并的土地——把比萨拉比亚南部和多瑙河三角洲交还给摩尔达维亚。此外，多瑙河流域的两个大公国不再是俄国一家独占的被保护国，而是被置于各大国的共同保护之下，并承认苏丹的主权。这两个大公国拥有了独立的、由本国人组成的政府，享有信仰和贸易自由，并且有权组建自己的武装部队。

根据这些条款，多瑙河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将赋予各国自由通航权。黑海也变成了中立海域，其水域和港口将对所有商船开放，但不允许军舰进入，黑海沿岸也不得保留海军造船厂。在修改了1841年的协议条款之后，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再一次对军舰关闭了。

在《巴黎和约》中，所有基督教国家承诺尊重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和约设置了调停机制，在必要时还可以进行武装干涉。从长期来看，联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胜利是否值得付出那么多的生命和财产还有待讨论，但西方各国和俄罗斯签署的《巴黎和约》至少让东方问题的内在矛盾在接下来的20年中得到了抑制。东方问题也越发得到各国的重视。与此同时，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苏丹也加强了保护其基督徒臣民的力度。毕竟，正是关于他们的生存地位的争议才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

[1] 本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对于这类大国沙文主义行为，可能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敏感。读者不妨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类欧洲强国从私利出发评论乃至干涉他国主权的做法。——编者注

[2] 《圣经》记载中耶稣降生的地方。

[3] 据《圣经》记载，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夜曾经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另外，东正教还认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安葬在此处。

[4] 即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什科夫。

[5] 19世纪英国旅行作家、历史学家。

[6]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将领不得率军越过卢比孔河进入意大利本土。公元前49年，恺撒率军渡过卢比孔河，此举相当于挑起了与罗马的当权者之间的内战。此后，“渡过卢比孔河”就被用来指代将自己置于没有退路的危险境地的行为。

[7] 今属捷克。

[8] 死亡谷是巴拉克拉瓦战役的著名场景。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还有著名的诗作《轻骑兵的冲锋》和《重骑兵的冲锋》，歌颂战役中英军的英勇表现。

[9] 指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英国人，现代护理学的奠基人。

第三十四章

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巴黎和约》签署之前，斯特拉特福德勋爵一直在帮助奥斯曼帝国政府起草一份新的改革宪章。1856年年初，奥斯曼帝国颁布了《哈蒂—胡马雍诏书》（Hatti-Humayun），公布了新的改革宪章。奥斯曼帝国之所以颁布这一诏书，是为了向在巴黎参加和约谈判的各国展示奥斯曼帝国的善意，让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获得西方世界的尊重。这一诏书重申了坦志麦特改革的原则，并对其覆盖范围加以扩展，进一步完善了这份19世纪的“土耳其大宪章”。

改革宪章前所未有地明确阐述道，奥斯曼帝国全体臣民不论宗教信仰、种族和语言，均在税收、教育、司法、财产所有权、担任公职、参选职位等方面，享有自由和平等的地位，“帝国不因阶层或宗教信条歧视任何人群，平等地鼓励民众争当优秀公民”。此外，改革宪章还构想了改革国家财政和货币体系的具体举措，以及鼓励贸易、农业和兴建道路与运河等种种积极措施。在促成这一改革宪章的过程中，斯特拉特福德厥功至伟。

但是，乐观情绪未能持续太久，奇迹也没能发生。改革宪章确实被写进了《巴黎和约》之中，这意味着和约承认了“苏丹对其帝国内基督徒子民的宽宏大量”。但是，欧洲各大国拒绝帮助奥斯曼帝国切实推进改革，从而让这种承认变得毫无意义。欧洲各大国表示，它们无权“集体或单独干预苏丹与其子民之间的关系，或插手帝国的内部行政事务”。

这一变故被普遍认为是法国对英国的背叛，因为法国一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和平，安抚俄罗斯。斯特拉特福德十分务实地意识到，这对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事业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击。在失去了来自国外的压力之后（无论是英国的压力、法国的压力，还是各大国的联合施压），自行其是的奥斯曼帝国政府将会“回归它原本的慵懒，改革法令将沦为……毫无意义的一纸空文，只不过记载了一些合理的原则而已”。

正因如此，斯特拉特福德才会这样评价《巴黎和约》：“我宁愿砍掉我的右手，也不愿意在和约上签字。”盟国之间从谈判伊始就充满了矛盾。在斯特拉特福德看来，随着法国人的威望日渐提升，并且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恢复了其影响力，他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外交生涯中为之努力的那些目标可能会遭遇阻力。

不过，尽管他本人十分灰心丧气，但我们还是可以说，斯特拉特福德拉近了原本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他所取得的这一点成就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斯特拉特福德勋爵的使命即将结束。在此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甚至有些讽刺意义的典礼。他代表他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王，向阿卜杜勒·迈吉德授予了嘉德骑士勋章。作为一位伊斯兰世界的君主，阿卜杜勒·迈吉德在把蓝色的圣乔治缎带系在脖子上的那一刻，名义上等于宣誓要追随这位基督的烈士和战士的脚步。1858年10月，伟大的埃尔奇最后一次向土耳其作别。接替他出任大使的是与他观点迥异的亨利·布尔沃爵士（Sir Henry Bulwer）。在斯特拉特福德看来，“他一定会去追求与自己截然相反的事物，抛弃自己赢得过的一切”。

事实证明，后来最让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感到忧心忡忡、对帝国与西方世界关系影响也最大的并不是帝国内部的改革问题，而是债务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家们从来都不擅长理财，这个国家也因而缓慢且难以避免地滑向了破产的边缘。帝国的进口额一直高于出口额，而且长期无法开发出效益丰厚的内部资源。帝国的国库实际上已经空空如也，应付给军队的军饷一直在拖欠，生活成本在攀升。陷入贫困的人们对改革者和外国人的敌意越发浓厚。为了支付克里米亚战争的开销，奥斯曼帝国政府向它的英国和法国盟友借了一大笔钱。而在战争结束20年之后，对国民经济缺乏妥善管理的奥斯曼帝国已经依赖于从欧洲借款度日，欠款数额已达数亿英镑之巨。为了偿还贷款，奥斯曼帝国只好发行越来越多的债券。参与其中的金融家收取了高额的佣金，经手的帕夏还会收取贿赂。这一切让整个国家负债累累。

1861年，38岁的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驾崩。他是一位温和而仁慈的统治者，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同情，拥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但是缺乏必要的决心和能量去实践他的理想。他生性懒散，自我放纵，花费无度。他自我标榜为改革人士，却既不能让他的穆斯林子民满意，也无法让他的基督徒臣民满意，无法维护帝国内部的统一。其父开启的坦志麦特改革中有待完成的进步举措，他大部分都未能完成。

接替阿卜杜勒·迈吉德的是他的弟弟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尽管兄弟二人私人关系尚可，但阿卜杜勒·阿齐兹在政治上与反对改革的势力关系甚密。阿卜杜勒·阿齐兹是一位英俊潇洒、活力十足的苏丹，体格健壮却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反复无常，脾气十分暴躁。即位之初，他宣称将要像两位前任苏丹一样推行改革。他采取措施控制宫廷的开销，动用国家资源时十分节约。但他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做法。在皇宫里，他先是花钱打发了亡兄多到数不清的姬妾，随后为自己打造了规模庞大的后宫，单单在宫中服务的宦官就多达3 000人，铺张奢靡的程度超过了其兄长。在政策方面，他对所有的改革方案都加以阻挠，让反动势力心满意足。而出于对《巴黎和约》的尊重，列强一开始也尽量不对奥斯曼帝国单独施加任何压力。1867年，各国终于联合采取了行动。在英国和奥地利的支持下，法国政府向奥斯曼帝国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它采取更加积极的改革政策。尽管苏丹强烈反对列强的这一要求，但他手下两位思想进步的大臣十分欢迎外国的态度。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阿里帕夏和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重组了最高司法会议，还在司法和教育领域推动了革新。

但现在，一场截然不同的改革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的源头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它不仅强调社会变革，更强调体制变革。19世纪初的时候，改革者马哈茂德是一位家长作风的苏丹，用开明专制的方式保护并造福于他的子民。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了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事实：要想实现自由开明的目标，就必须逐步消除近几个世纪以来侵蚀苏丹绝对君权的因素。因此，他比奥斯曼帝国的先代苏丹更加专制。通过负责任地使用手中的专制权力，这位意志坚定的苏丹强制推行他的开明政策，开启了改革进步的进程。马哈茂德二世决心用积极的态度去化解西方化的社会与固有的伊斯兰社会传统之间的矛盾。

但是，如果要想继续推进马哈茂德二世的工作，就需要一个与他一样意志坚定的继承者。尽管阿卜杜勒·迈吉德对开明和进步充满向往，但他并非这样一个继承者。他的父亲在消灭了除君主之外的其他权威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而只有像他本人那样能力出众的君主，才可能填补那样的权力真空。随着坦志麦特改革的逐渐成形，它在职能结构方面的缺失就日益凸显。坦志麦特改革致力于保障苏丹子民的权利和利益，但找不到像曾经的乌理玛和各种各样的地方权力机构那样能够在中间层面上充当负责任的政府机构的组织。尽管坦志麦特改革拥有一套磋商机制，还经常有一些好高骛远的长远许诺，但改革的推行完全仰仗于苏丹法令的权威性。而且，苏丹的法令还经常受到不负责任的大臣的制约。

实际上，阿卜杜勒·迈吉德采取的也是其父马哈茂德遗留下来的那种专制统治，但他只学到了皮毛，缺乏坚持这样做的决心。阿卜杜勒·迈吉德执政的这段时期可谓是一段间歇期。在他之后，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把不受制约的专制统治推向了顶峰。他思想反动，也不受任何自由原则的制约，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和顺从于他强大意志的组织紧密的官僚体系管理国家，从而成了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因此，在19世纪的后半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方式从负责任的专制统治变成了不负责任的专制统治。

作为对这种转变的反馈，一个全新的改革阶段开始了。新的改革比以往基于民主的宪政原则的改革获得了更广泛的接受，覆盖范围也更广，产生效果的速度也更快。马哈茂德二世和其后的阿卜杜勒·迈吉德，寻求通过在科学、法律、教育和政府机制等方面的西方化，在现有体制内倡导开明和进步。但现在，随着被马哈茂德二世带入行政体系中的精英阶层日渐成熟，一个年轻、掌握外语、熟悉西方思想及西方生活方式的中产阶级知识阶层已经崛起。他们开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改革问题，并从中思考解决问题的政治手段。他们亲眼看到，西方人把自由民主的原则实践成了宪政和议会制政府。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统治过程中，他们渐渐不再关注类似坦志麦特改革那样的有限度的西方化改革，而是要更进一步向西方学习，找到在奥斯曼帝国限制专制权力的根本办法。

不过，还有一个在野的群体试图通过民族主义道路来实现自由理想。自从1848年革命以来，欧洲各民族均积极推崇这样一种思想。倾心于这个大胆的新方向的群体组织松散，主要成员都是受过世俗化教育的年轻的土耳其人。坦志麦特改革的口号是“Adalet”，即“公正”，而这个新群体的口号是“Hürriyet”，即“自由”。他们的行动超出了以往改革的限度，他们所追寻的道路最终可能会导致革命的爆发。他们的目标是为奥斯曼帝国创立一个宪政政府。在倡导西方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的同时，他们还试图将伊斯兰思想和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融入其中。

由于各自的见解不同，他们在思想意识和个人选择上继续分化，对于达到目的的手段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看法。不过，在1865年，他们当中的一小群代表人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北端的贝尔格莱德森林[1]里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野餐会。他们组建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政党“爱国者联盟”，这些人也被称作“青年奥斯曼人”。很快，他们就拥有了大约250名成员。这个秘密社团采用了意大利烧炭党和波兰革命团体的组织方式，由相互独立的秘密组织构成，实际上相当于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这些新的改革者并非能够自上而下推行变革的从政者，而是要求从下而上发起变革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文学手段进行活动，而方兴未艾的新闻媒体更是他们的主要武器。经过克里米亚战争，土耳其新闻界的规模和影响力都有了长足发展。

有两名“青年奥斯曼人”曾是雷希德帕夏（他于1858年去世）的门生：一位名叫易卜拉欣·希纳西（Ibrahim Shinasi），曾于1848年革命期间在巴黎求学，后来成了伊斯坦布尔一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的编辑，同时还是一名诗人和剧作家。另一位是齐亚帕夏（Ziya Pasha），他曾为皇室服务，还担任过其他不甚重要的官职，后于1867年主动流亡到巴黎、伦敦和日内瓦生活，大胆鼓吹宪政政府，还要求苏丹创立奥斯曼国民大会，并逐步赋予其议会权力。还有一个更年轻、观点更激进的成员名叫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此人出身于高官世家，自己是一名政治记者和评论家，鼓吹“自由和祖国”的理念。他倡导在法律约束下的自由和自治，特别关注公民的政治权利。他还有更为革命的观点，认为主权在民，即政府的权力应当来自被统治者。因此，他强调协商原则，认为“立法权应当独立于政府”。

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纳米克·凯末尔十分费力地想把他的理念和伊斯兰教的原则调和在一起。他努力在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中找寻先例，试图通过对《古兰经》经文的解读来说明协商和代表制政府的合理性，还想证明在改革运动开始之前的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政府。尽管他的理念很难在伊斯兰世界的法律和神学观点中找到支持，但很受新兴的受过教育的一代人的欢迎，因为他们对西方价值观念耳濡目染，不再完全满足于传统的伊斯兰教义。由于在伊斯兰世界里找不到代表制政府的先例，纳米克·凯末尔以英国的议会体制为榜样。他不喜欢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政体，认为其专制色彩太浓重。他认为，在伦敦，“公众意见可以坚定地对抗权威”，其政治原则“堪称世界楷模”。

他对伦敦和巴黎的直观感受来自一段流亡生活。他之所以流亡海外，主要是因为青年奥斯曼人有一位颇有权势的盟友——富有而野心勃勃的埃及贵胄穆斯塔法·法兹尔（Mustafa Fazil）。他原本是统治埃及的王朝[2]的王位继承人，但仅比他年长40天的兄长伊斯梅尔帕夏从苏丹那里正式获得了“赫迪夫”[3]的称号，还获准修改了埃及法律，从而使伊斯梅尔帕夏自己的儿子成了直接继承人。因此，既然继承埃及赫迪夫位置无望，有统治野心的法兹尔希望可以成为实行宪政的奥斯曼帝国的首相。他在巴黎用法文写了一封给苏丹的公开信，详细批评了帝国的现状，进而要求帝国颁布宪法。纳米克·凯末尔和他的同事们将这封公开信翻译成了土耳其文，然后在他担任编辑的报纸上公开发表。

政府的反应十分强烈。政府刚刚施行了新闻法，对报纸实施了严格的管制，还设置了一个新闻委员会，以确保治安法庭在运作中要贯彻新闻法。纳米克·凯末尔的行为违犯了新闻法。因此，身为政府官员的纳米克·凯末尔和齐亚帕夏被外放到了外省任职。不过，在得到法兹尔的邀请后，他们偷偷逃到了巴黎。他们在法兹尔的安排下，混进了法国的政治圈和官僚圈，还把法兹尔的住宅当成了青年奥斯曼人的总部。一位名叫阿里·苏亚维（Ali Suavi）的反对派报纸编辑也从安纳托利亚的流放地逃了出来，跟他们联手用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印刷字模发行了一份名为《自由》（Hürriyet）的土耳其文报纸。

1867年夏天，阿卜杜勒·阿齐兹先是正式访问了巴黎，接着又去了伦敦。这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第一次不带军队离开其帝国的疆域。在奥斯曼帝国大使的敦促之下，法国政府礼貌地请纳米克·凯末尔等人离境。他们去了伦敦，在法兹尔的资助下又在那里活动了几年。当苏丹造访伦敦时，他们混进了人群，观看在水晶宫举行的官方焰火表演。他们头上戴的红色菲斯帽引起了苏丹的注意。他询问道，这些人是谁？他的外交大臣简明扼要地回答他说：“他们是陛下的反对者。”

纳米克·凯末尔到维也纳待了一段时间，学习法律和经济学，同时又把一些法文著作翻译成土耳其文。他在1870年年底回到了奥斯曼帝国。他写了一部名叫《祖国》（Vatan）的爱国主义戏剧。该剧在伊斯坦布尔公演时，观众欣喜若狂，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告诫》（Ibret）也刊登了热情洋溢的专栏文章赞美这一剧作。后来，凯末尔还成了这家报纸的编辑。这部剧作描绘了土耳其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勇抵抗俄军、守卫锡利斯特拉的情景，表现的主题是忠诚。但剧中的忠诚不是对苏丹或伊斯兰世界的忠诚，而是对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国家”的忠诚。在官方眼中，赞扬这部剧作的报章评论无异于煽动叛乱。在又一次刊发了言论忤逆的社论之后，这家报纸被取缔了；纳米克·凯末尔遭秘密逮捕，被流放到了塞浦路斯。他在那里被羁押了三年。

1871年，坦志麦特改革时期的最后一位开明政治家阿里帕夏去世。他的搭档福阿德帕夏也已经在两年前去世。在阿卜杜勒·阿齐兹手下的所有维齐尔中，只有阿里能对他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听闻阿里帕夏之死，苏丹表示自己“终于自由了”。的确，他从此可以不受约束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奥斯曼帝国政府之上，追求敌视欧洲的沙文主义以及个人的绝对专制权力，还可以不受节制地随意花钱。由于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落败，法国的地位下降，苏丹也因而不再受到法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坦志麦特改革和其后的宪章改革条文如今似乎真的成了一纸空文，应验了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的悲观预言。从1871年开始，奥斯曼帝国陷入了衰落之中，开始滑向政治上的反动深渊和财政上的巨大灾难。

利用1871年开始出现的政治真空，苏丹把权力的中心从帝国政府移向了皇宫本身。苏丹说，他要像俄国沙皇那样统治国家，他的每一位大臣都无须对大维齐尔负责，而仅对苏丹本人负责。在大维齐尔的位置上，他任命了野心勃勃、毫无原则的马哈茂德·奈迪姆（Mahmud Nedim），因为他是众大臣里最对苏丹唯命是从的。很快，奈迪姆就加剧了行政管理上的混乱。他放逐了以前的大臣，还让官员们“不停地轮转”，总是迅速地将官员解职，或是让他们频繁变更职务，以免任何人获得可能与他匹敌的影响力，也免得他们削弱他的主子——苏丹的绝对权力。

1872年，阿卜杜勒·阿齐兹解除了奈迪姆的职务。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又任命了六位大维齐尔。他把他们当作傀儡，要求他们必须遵从他的意愿，在选择其他大臣的人选时也不询问他们的意见。这几位大维齐尔中的第一位，也是最知名的一位，是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ha）。他积极推动宪政改革，还促成了奈迪姆的解职。此前他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体系里步步高升，是一位出色的行省长官。依靠经过改革的行政体系，他为他所管理的行省带来了它们长久未曾享有过的安全与繁荣。但是，苏丹很快发现成为大维齐尔的米德哈特过于倔强、独立。因此，米德哈特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职位上只干了不到三个月。换了六位大维齐尔之后，奈迪姆又被召了回来，重新出任大维齐尔。

苏丹经常心血来潮，喜怒无常，表现出了自大狂的倾向，甚至让人怀疑他在神志和情绪上是否正常。他越发专横跋扈，做了许多荒唐事：他要求大臣们必须匍匐在他面前，还要亲吻他儿子的脚；任何与他同样名叫阿齐兹的官员在官方文件上都不得签署自己的本名；他命令士兵们模拟打仗，供他取乐；痴迷于他最心爱的斗鸡比赛，给斗赢的斗鸡颁发勋章和装饰物，斗败的则被扔掉。

在访问欧洲各国首都的过程中，阿卜杜勒·阿齐兹惊讶于这些城市的奢华，于是在归国之后决心效仿。实际上，他以一种东方式的帝王气派，在奢华程度上超越了这些欧洲国家。在欢迎外国王室来宾时，他在欧洲风格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安排了奢华的娱乐项目，这些项目每年要花掉他200万英镑。另外，他也做了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事情：惊艳于欧洲科技奇迹的苏丹花费了巨额资金用于兴修铁甲战船，还在他的帝国里铺设铁路。由于政府的财政危机愈演愈烈，他赌气地宣布将自掏腰包修建巴格达铁路。

苏丹的皇室开销要占到帝国财政总支出的大约15%。从西方银行家手上借钱太容易了。欧洲投资者只看到了奥斯曼帝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却没有看到奥斯曼帝国既缺乏开发这些资源的能力，也不擅长打理财政事务。奥斯曼帝国政府借款的利率是英国人大部分投资所得利率的两倍。此外，土耳其人支付的利息并非来自国家收入的增加，而是来自新的境外贷款和债券发行所得，而这一事实似乎也没让投资者太过担心。就像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4]所说的那样，奥斯曼帝国“从未真正支付过利息，因为其支付的利息都源自新借来的贷款”。奥斯曼帝国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20年间从400万英镑增加到了2亿英镑，而国家收入并无相应的增长。奥斯曼帝国政府年收入的一半以上都被债务利息吞噬了。经济危机开始浮现。

从1873年开始，安纳托利亚发生了干旱和饥荒，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到冬天，情况恶化到了极点——狼群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的郊区出没，吃掉路人；牛羊大批死去，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村庄里，开始有人饿死，人们倒毙在街头，都没有人收尸。农业歉收，使得政府根本收不上来必要的税收。帝国国库空空如也，甚至连政府的运转都无法维持。

接踵而至的是严重的经济崩溃。1875年10月，奥斯曼帝国政府在报纸上宣布，由于财政赤字严重，从今以后，帝国政府的债权人只能得到一半的现金利息，剩下的一半将在未来的五年内用利率5%的债券折抵。这次违约动摇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在海外的信用和名声。在国内，除了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之外，同样投资了政府债券的奥斯曼帝国官员也对苏丹和他的政府深感不满。有一个讽刺的说法是，在帝国政府发表了这一声明之后，博斯普鲁斯海峡上一艘渡船的乘客都只肯用现金支付一半的船票票价，而另一半票价用五年期债券支付。

现在，内乱又加剧了政府的财务违约问题。在黑塞哥维那，农作物歉收和包税人的横征暴敛激起了针对地方政府的叛乱。接着，骚乱波及了波斯尼亚。在那里，新月和十字架之间很快爆发了内战。黑山和塞尔维亚（此时的塞尔维亚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独立国家，对奥斯曼帝国政府不再有太多怨气）都出兵进行了武装干涉。1876年夏天，战乱又波及了保加利亚。这成了巴尔干地区革命运动的开端。在接下来的一代人时间里，这一地区将爆发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彻底改变巴尔干半岛的面貌。

在保加利亚，有一位将自己视作“斯拉夫拿破仑”的叛军领袖向他的追随者承诺将诉诸恐怖主义手段。他们凶残地扑向土耳其穆斯林，大肆屠杀。不过，这股叛军在十天之内就被镇压了，奥斯曼非正规军用更加野蛮的方式实施了报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英国特派员评论说，他们犯下的“可能是本世纪最恐怖的罪行”。他们将数不清的村庄夷为平地，不分年龄和性别进行无差别地屠杀，一个月内就杀害了至少1.2万名平民。他们屠杀、纵火、强奸的暴行在山中小镇巴塔克（Batak）达到了顶峰。在这里，有1 000名镇民躲在一座教堂里避难，但土耳其民兵用浸了油的布条点燃了教堂，教堂里的人除了一位老妇人之外全部被烧死。在巴塔克的7 000名镇民里有5 000人被杀。

像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战地报道一样，最早将此事曝光在全世界人面前的是一家英国报纸——《每日新闻》——的记者。他写道，在教堂的庭院里，“未完全掩埋的尸体堆了3英尺（约1米）高，手、腿、胳膊和头颅横七竖八，教堂的地面上则堆满了裸露而腐烂的尸体”。在土耳其人数个世纪以来的“圣战”之中，这样的中世纪式的暴行屡见不鲜。但是，此时已经是更加文明的19世纪，原始而狂热的非正规军（主要是鞑靼人）又一次犯下了这样的暴行，还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无处不在的媒体曝光在全世界人的目光之下。这引发了普遍的不安和愤慨。英国自由党人格莱斯顿（Gladstone）在畅销的小册子中评论“保加利亚的恐怖事件”道：“土耳其人要想洗刷这一恶行，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让他们自己离开那里……带着他们的行囊……离开这个被他们肆虐蹂躏的省份。”

奥斯曼帝国的大规模债务违约和在保加利亚的暴行，让土耳其人在世界面前留下了糟糕的新形象。在英国，出现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恐慌情绪。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亨利·艾略特爵士（Sir Henry Elliot）对这些行径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在他看来，“就我们所知，这就是一个半文明的国家”。但是，这些事件对英国公众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们曾经对土耳其人心存好感，因此才普遍支持克里米亚战争。现在，他们的态度发生了骤变。在公众的压力下，托利党的外交大臣德比勋爵（Lord Derby）表示：“就算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宣战，女王陛下的政府也不可能真的出手干预。”实际上，就在格莱斯顿的小册子发表之后，俄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伊格纳季耶夫将军（General Ignatiev）就这样向沙皇汇报：“保加利亚的屠杀事件为俄罗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东西——英国公众的支持。”

从1820年开始，俄罗斯就一直在唆使巴尔干各省份的斯拉夫基督徒发动叛乱。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努力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为本国谋求利益。伊格纳季耶夫将军认为，现在是时候拉拢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奈迪姆了。此人与俄罗斯人一样，对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任何改革政策都充满敌意，因为他认为这些政策都会增强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在倡导改革的米德哈特帕夏短暂掌权的时候，伊格纳季耶夫曾经十分狡诈地设法反对他，最终间接促成了米德哈特帕夏的卸任。在米德哈特帕夏下台之后，伊格纳季耶夫劝说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采取与俄罗斯相似的政府体制，即以君主为拥有绝对大权的主人。

现在，奈迪姆又回到了大维齐尔的位置上，拥有了“掌控君士坦丁堡局势”的大权。伊格纳季耶夫对此感到兴奋不已。他认为：“在君士坦丁堡（根据一位同事的汇报），大维齐尔倾心于俄国，而苏丹对西方充满敌意。因此，他们更愿意听取俄国大使的建议，而非俄国的对手的意见。”他对英法债券持有人的不幸遭遇感到幸灾乐祸，对奥斯曼帝国债务违约欣喜不已，人们甚至普遍怀疑他在违约决定中发挥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不过，他这一次玩过了火。很快，马哈茂德·奈迪姆就倒台了；不久之后，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也倒台了。

1876年初夏，来自伊斯坦布尔三座主要清真寺附属的宗教学校的大约6 000名“索弗塔斯”（神学学生）离开了学校，聚集在高门前示威。他们要求罢免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奈迪姆和大穆夫提。据说，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去丈量了皇宫前的围栏高度，看看其高度够不够绞死大维齐尔。从16世纪开始，神学学生发动骚乱就已经是奥斯曼帝国常见的社会和政治现象，但这一次的行动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有人给他们支付报酬，并且提前安排好了行动计划，以促成奥斯曼帝国政府内权力的更迭。这种在欧洲部分地区常见的做法后来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种不好的传统。据推测，组织、资助他们的人是米德哈特帕夏，他现在成了领导青年奥斯曼人宪政运动的首领。

苏丹向学生们屈服，解除了大穆夫提和马哈茂德·奈迪姆的职务，还用鲁什迪帕夏（Rushdi Pasha）接替了后者。米德哈特帕夏回到了政府中，出任国务会议主席。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从这时开始，就像英国大使汇报的那样，“每个人嘴里都说着‘宪法’这个词”。米德哈特帕夏想要的，是建立一个遵循自由、平等和大臣负责制原则的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协商大会，不分阶层、种族和宗教信仰，从整个帝国范围内选出代表参加。从此之后，苏丹和他的大臣们必须对这个大会负责。参照英国的政府体系，苏丹现在拥有的绝对权力将受到约束，他必须遵从整个国家的意见和意志。

为了给这种做法寻求正当性，政变者们特别强调了《古兰经》里一些有关民主的段落。通过对这些段落的解读，他们指出苏丹当前实施的专制统治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违背了神圣法的规定。根据神圣法规定的原则，民众无须效忠于罔顾国家利益的君主。米德哈特提出的要求似曾相识，它们与穆斯塔法·法兹尔（此时他刚刚过世）于1867年写给苏丹的信中的要求十分相似——他当时就曾恳请苏丹实施这些变革。而现在，人们不再期望统治者会自上而下地实施变革，而是打算自下而上地倒逼变革。自称“穆斯林爱国者”的组织发表了一个宣言，宣称要进行改革，他们还把宣言分发到了欧洲政治家手中，以展示奥斯曼人的良好意愿。不过，在眼下这个阶段，他们的宣言在国内还秘而不宣，因为他们在宣言里把苏丹称作“可怕的疯子”，还讨论了废黜苏丹的必要性。

实际上，苏丹的大臣们现在正打算这么做。他们先从新任大穆夫提那儿得到了一份裁定，获得了废黜苏丹的授权。1876年5月30日破晓之前，他们就动手包围了多尔玛巴赫切宫。在陆地上，他们动用了两个营的兵力；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也布置了海军的舰船。另外，他们还在更上游的水面上布置了一艘舰船，监视俄国夏季使馆，以免伊格纳季耶夫插手干预。接着，米德哈特和其他大臣在战争部会面，由大穆夫提宣读了废黜苏丹的费特瓦。废黜苏丹的理由是他“精神错乱，不问政事，滥用公帑，危害国家和社会”。苏丹的侄子和继承人被人从他的住处叫来，接受大臣们宣誓效忠，即位成为穆拉德五世。

清晨时分，海军舰船鸣放了101响礼炮，宣告苏丹的更迭。阿卜杜勒·阿齐兹没有抵抗。他写了退位诏书，然后穿过海峡，住进了老萨拉基里奥宫。这场不流血的政变受到了伊斯坦布尔市民的热烈欢迎。一位大臣赞颂道，这次政变像清除近卫军一样，是国家大幸。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受教育群体已经崛起，成为一个对国家权力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阶层。而这一次，他们不再是暴君的工具，而成了对抗暴君的力量。

穆拉德苏丹的即位获得了自由派人士的欢迎，数名青年奥斯曼人成员也获得了宫廷里的职务。尤其是纳米克·凯末尔，他从塞浦路斯归来，出任了新苏丹的私人秘书。穆拉德早年间曾经拥护他们的主张，因此人们认为他可能真的会在帝国内推行宪政改革。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年轻时的穆拉德五世聪颖过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东西方文化都十分了解，在陪同阿卜杜勒·阿齐兹访问欧洲时也给外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归国之后，穆拉德开始秘密联络留在国内和遭到驱逐的自由派人士，让苏丹对他起了疑心。于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开始对他的侄子严加看管，实际上让他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穆拉德原本就容易紧张，这下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只好靠酒精麻醉自己。

穆拉德逐渐出现了精神错乱的症状。在被连夜叫去登上大宝的时候，他更是惶恐万分，战栗不已。几天之后，精神状况也很不稳定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声称要修剪胡子，找人要了一把剪刀，随后割断了自己的手腕动脉，自杀身亡。这让穆拉德困扰不已，难以保持神志清醒。雪上加霜的是，有一名切尔克斯人军官认为是当朝官员谋害了阿卜杜勒·阿齐兹，于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杀死了战争大臣和外交大臣。

穆拉德原本还要作为苏丹出席佩带奥斯曼之剑的典礼，但他此时已经无法在公共场合露面，也没有能力处理公务了。奥斯曼医生和外国医生都为他做了检查，得出的诊断结论是，他患了严重的精神崩溃，只能花时间慢慢休养。考虑到国内外的紧急政务，他的大臣们虽然不太情愿，但也只能考虑再一次废黜苏丹，将苏丹的位置交给一个更能胜任的人。下一个顺位的继承人是穆拉德的弟弟阿卜杜勒·哈米德。此人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之中，其品性还是个未知数。

其他大臣代表米德哈特觐见阿卜杜勒·哈米德，询问他是否愿意在穆拉德康复前出任摄政——这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并无先例。阿卜杜勒·哈米德坚决回绝了他们的请求。他并非不想得到苏丹之位，但他希望先取得穆拉德无法进行统治的医学证明，然后再名正言顺地继位。为此，他愿意做出几项承诺。再次拜见阿卜杜勒·哈米德时，米德哈特带去了一份新宪法草案。这份草案于当年早些时候编写完成，参与编写的是一个由政治家和乌理玛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参照的模本是比利时和普鲁士的19世纪宪法。阿卜杜勒·哈米德做出了三项承诺：他将颁布宪法，通过负责制的顾问进行统治，留用兄长的宫廷秘书。

身为宫廷秘书之一的纳米克·凯末尔痛哭流涕，恳请推迟废黜穆拉德。但他的恳请没有得到回应。大穆夫提发布了一份费特瓦，以精神失常为由废黜了执政仅三个月的穆拉德。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5]接替穆拉德成为苏丹，并接受群臣宣誓效忠。穆拉德被送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部的一座宫殿里监禁起来，他一直活到了1904年。

1876年12月，新任苏丹在任命米德哈特为大维齐尔之后，终于为奥斯曼帝国颁布了宪法。最终的文本并没有完全符合米德哈特的预期。苏丹用各种方式修改了草案文本，强调必须严格遵循神圣法，保障他个人的特权，回避了一些条款，还把米德哈特详细规定的一些内容大而化之地泛化处理了。最终，他也没有特别积极地推动立宪政府的迅速建立。这些不足之处无不预示着未来的麻烦。

不过，对于这个以改革为主题的世纪而言，苏丹接受并公布宪法仍然不失为一个适合的高潮。至少，它为未来的政治进步留下了一个工具，确认了奥斯曼帝国公民有权参政并发表意见的原则。米德哈特声如洪钟地向苏丹致谢，宣称新苏丹的上台将开启“长久繁荣的新时代”。第二天，他一反此前的历任大维齐尔等待他人前来拜访的先例，主动拜访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宗教领袖。他向他们保证，在宪政统治下，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享受平等的待遇。希腊大牧首回答说：“我们认为您将让奥斯曼帝国焕发生机。”与此同时，雷鸣般的礼炮声向伊斯坦布尔的全体市民宣告，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将享受到新的自由。

[1] 此地位于今伊斯坦布尔市郊外。16世纪，苏莱曼大帝曾将数以千计的塞尔维亚人迁移至此，因而得名。

[2] 即穆罕默德·阿里开创的统治埃及的王朝，名义上仍臣属于奥斯曼帝国。

[3] “赫迪夫”相当于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曾经用这个称号自称，但并未获得奥斯曼帝国的认可。

[4] 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家。

[5] 上一位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即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是1774—1789年统治帝国的苏丹。他是改革者马哈茂德二世的父亲。

第三十五章

新任苏丹精心安排了隆重庆贺宪法颁布的时机，以安抚在伊斯坦布尔参加六大国[1]会谈的欧洲国家代表。他颁布宪法之时，恰逢六大国会谈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之际。这次会谈由英国发起，目的是商讨巴尔干局势，同时也是为了响应俄国有关保护基督徒的一项提议。俄国人认为，苏丹应当采取一些具体的行政方面的变革，来为其在欧洲的基督徒子民提供更妥善的保护。

1876年，巴尔干地区的骚乱升级。塞尔维亚和黑山在俄罗斯的煽动和唆使下，公开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土耳其人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击败了塞尔维亚人。如果不是要求停战的俄国人直接出面干预，土耳其人本来可以一举拿下贝尔格莱德。在德国的支持下，俄国沙皇和奥地利皇帝拟定了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实施改革的《柏林备忘录》。与此同时，他们还不甚客气地要求英国合作。

英国人同样不甚客气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俄、奥、德这三个军事强国事先并没有征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意见。在英国看来[用时任首相迪斯雷利（Disraeli）的话说]，这三国的提议“相当于让我们准许他们把刀抵在土耳其的喉咙上”。英国致力于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这三国的提议最终可能会导致对奥斯曼帝国的联合军事占领。这两个目标是相冲突的。英国派遣其地中海舰队的一个分队驶抵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以向奥斯曼帝国政府重申英国的支持态度。很显然，俄国在准备发动战争。为了避免战争的爆发，英国人倡议召开了“君士坦丁堡会议”。

苏丹在此时颁布宪法，让俄国的参会代表失去了提出要求的根据。既然奥斯曼帝国已经提出了宪政改革的完整方案，那么它就不再需要外国的干预和帮助。但是，鉴于以往的经验，欧洲国家的代表对新宪法表示不屑，认为毫无信誉的奥斯曼帝国颁布宪法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弄虚作假、政治欺诈。以前，他们就曾这样错误地指责坦志麦特改革中颁布的两个法令，认为它们不过是奥斯曼帝国在危机时刻用以博取西方的好感和支持从而对抗俄罗斯威胁的工具。但是，既然宪法已经问世，欧洲国家就失去了达到它们各自目的的借口。于是，1877年1月，在进行了一次磋商的尝试之后，六大国会议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便宣告结束。很快，奥斯曼帝国政府与塞尔维亚在承认现状的原则基础上单独签署了和约。英国的与会代表索尔斯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遂离开了伊斯坦布尔。

实际上，索尔斯伯里侯爵试图避免战争的任务十分艰巨。自从保加利亚屠杀事件之后，英国政府高层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就有很大的分歧；与此同时，格莱斯顿在发表了他的小册子之后越发活跃地进行着反对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活动，在英国各地的会议上发表强有力的演讲。他在这些会议上谴责奥斯曼帝国糟糕的政府管理和对基督徒臣民的残暴罪行，要求剥夺奥斯曼帝国在保加利亚的全部行政权，还广泛煽动公众对“让人难以启齿的土耳其人”的反感情绪。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也支持格莱斯顿的看法，认为英国应当把自己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保加利亚以外，将巴尔干地区所有受压迫的奥斯曼帝国的臣民都涵盖进去。

格莱斯顿，这位资深的自由党政治家发起了一场运动,冲破了党派政治的界限，在内阁里也引发了意见分歧。外交大臣德比勋爵强烈反对格莱斯顿一伙人所谓发动十字军圣战、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的说法，但他还是代表英国政府告知苏丹，土耳其人的罪行引发了英国民众的义愤，并要求惩办凶手，抚恤受害者。英国的态度让俄国大为满意。俄国正在考虑对奥斯曼帝国开战，而英国人的态度让俄国人觉得英国不太可能出手干预。德比勋爵警告俄国政府说，一旦爆发战争，英国绝不会容忍俄国人威胁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但他的这一表态相当于鼓励俄国人开战。在沙皇看来，德比勋爵的表态清楚地表明，如果俄国人在其他地区对奥斯曼帝国展开行动，英国就不会插手。沙皇还向英国大使表达了自己渴望和平的立场。实际上，英国内阁里的大多数成员都站在奥斯曼帝国的立场反对与俄罗斯开战。

不过，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不久后他获封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伯爵、从而跻身上院]却对俄罗斯抱有更激进的态度。他十分担忧俄国的进一步扩张，他也从来不相信俄国人说的话。作为一名富有远见的帝国主义者，迪斯雷利坚持认为必须像当年巴麦尊勋爵主张的那样保障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更何况当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已经得到了《巴黎和约》的保证。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大英帝国必须保证自己的交通线不会受到俄罗斯进一步扩张导致的侧翼威胁。因此，英国在东方问题上更加需要坚持它的一贯态度，以维护大英帝国的威信。

对于保加利亚惨案，迪斯雷利一开始就抱着怀疑的态度。对于最早那些未经证实的报道，他在另外一家报纸上刊文，有理有据地质疑这些报道的夸大之处。在他看来，这些消息无异于“咖啡馆里的胡言乱语”，在更加宏大的东方问题面前，这些事情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次要问题。领事馆进行的调查显示，实际的死亡人数只有最初报道的一半。但是，这些事件毫无疑问还是耸人听闻的。不过，大英帝国真的有必要为此背弃和约，更改其传统政策吗？对英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保证奥斯曼帝国不受俄罗斯的入侵，正如克里米亚战争时那样。

在迪斯雷利曾经的选区艾尔斯伯里（Aylesbury）进行的一次党内演讲中，他谴责格莱斯顿“毫无爱国之心”，认为其煽动行为既有害于英国的长远利益，又会威胁到欧洲的和平局面。他在写给布拉德福德夫人（Lady Bradford）的信中写道，格莱斯顿“为了报复保加利亚发生的暴行，不惜让全世界变成屠宰场”。在伦敦市长日（Lord Mayor’s Day）[2]那天，迪斯雷利在伦敦市政厅发表了一场有力的演说，支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自主，反对来自俄罗斯的“诉诸武力的可怕提议”。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没把德比勋爵和索尔斯伯里侯爵较为正式的表态放在心上，反而将迪斯雷利充满激情的演讲内容当成了英国的官方态度。因此，他深信奥斯曼帝国一旦与俄罗斯开战，一定可以得到英国的支持。于是，他决定拒绝接受六大国会谈提出的任何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在莫斯科发表了响彻欧洲的公开宣言。他宣称，如果奥斯曼帝国不能做出让俄罗斯满意的承诺，那么他就会坚决地采取单方面行动，他也坚信俄罗斯人将响应他的召唤。

为了获取战略优势，争取时间，沙皇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达成一个各大国都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但是，奥斯曼帝国以其提议违背《巴黎和约》为由，拒绝接受他的方案。俄罗斯遂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与此同时，俄罗斯又与奥地利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划分了两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为了换取奥地利的中立，俄罗斯允许奥地利在一定条件下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样一来，俄罗斯在进攻奥斯曼帝国时就可以不必担心其侧翼会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

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很快就意识到，英国人并不会援助他。在英国，格莱斯顿和他的自由党追随者们主张加入俄罗斯一方，发起对奥斯曼帝国的“十字军远征”；而维多利亚女王则威胁说，“如果我的国家要去亲吻阻挠自由和文明的野蛮人的脚”，她宁可放弃王位。面对意见不统一的内阁，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只好在这两种意见中间采取一个折中路线。他认为，英国政府应当表态反对俄罗斯的做法，但同时又不能像克里米亚战争时那样出手干预，因为英国民众已经不再同情土耳其人了。于是，他的内阁采纳了一种警惕中立的政策。这样一来，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就只能在没有盟友帮助的情况下独自与俄罗斯作战了。

1877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两支俄国军队入侵了苏丹的帝国。一支俄军在欧洲渡过了普鲁特河，另一支俄军在亚洲从高加索出发，向卡尔斯、阿尔达汉（Ardahan）[3]和埃尔祖鲁姆进军。在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添置了铁甲船之后，土耳其人依然控制着黑海。因此，俄军需要从陆地上入侵欧洲。俄军入侵的关键点是罗马尼亚——由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这两个大公国合并而成的一个自治的奥斯曼帝国附庸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议会批准了俄军进入罗马尼亚的行动。为了报复罗马尼亚允许俄军借道的行为，土耳其人炮击了多瑙河上的一座罗马尼亚要塞。于是，像塞尔维亚以前做过的那样，罗马尼亚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且宣布独立。在俄罗斯人接下来入侵保加利亚的行动中，罗马尼亚的土地和军队为俄国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率军进入了保加利亚，作为解放者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随着俄军逐渐深入保加利亚境内，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的统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有保加利亚人参与其中的新的行政机构。最后，沙皇还是吩咐道：“遵从俄国人的指挥。”

俄军从特尔诺沃（Tirnovo）的大本营出发。胆大的俄军统帅指挥一支先头部队翻过巴尔干山脉，进入了色雷斯平原。接着，他们又从那里折回，直奔重要的希普卡山口（Shipka Pass）而去，在那里击败了奥斯曼守军。在保加利亚基督徒的支援下，俄军继而在马里查河河谷对土耳其人发动了突袭，兵锋威胁阿德里安堡，甚至在伊斯坦布尔都引发了恐慌。

不过，土耳其近代战争史上并不鲜见的一幕又出现了：苏丹迟缓地任命了两名能干的将领，实现了战局的逆转。从普鲁士归顺而来曾任克里特岛总督的穆罕默德·阿里成了奥斯曼军队在欧洲的统帅。他率军击败了俄军及其保加利亚盟友，使他们遭受重创并退回了巴尔干山区。而在北方，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将奥斯曼帕夏率领一支奥斯曼军队在多瑙河一带挡住了俄军主力，使其无法继续向前推进。

奥斯曼帕夏将他的部队嵌入了通往普列文镇（Plevna）的道路前及该镇的周边地区。这个镇子在尼科波利斯以南大约20英里（约32千米）的一个深邃的岩石峡谷中，四周都是葡萄园。在此之前，这里只有自然屏障，并无任何人工工事。不过，奥斯曼帕夏在技艺娴熟的工程人员的协助下，迅速组织修建起了一座坚固的军事要塞。他们修建了带有多面堡垒的土垒，挖掘出堑壕和炮位。就这样，奥斯曼帕夏的部队迅速在普列文镇占据了进入保加利亚心脏地带的战略要地。

具有巨大兵力优势的俄国人从7月份发动进攻伊始，就低估了他们的敌人，而且完全没把围城战放在眼里。结果，指挥有方、勇猛顽强的奥斯曼守军让他们大吃一惊。特别让俄国人感到惊讶的是，奥斯曼军队已经配备了现代化的后装式来复枪。这些当年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从美国引进的步枪，火力要远超俄国人自己配备的射速缓慢的前装式火枪。因此，在普列文围城战的第一天结束时，俄国人就已经被击败了。

现在，奥斯曼帕夏获得了六个星期的休整时间，得以增强防御，修建更多的掩体。与此同时，俄国人前去寻求罗马尼亚大公卡罗尔（Charles）[4]的军队支援。罗马尼亚大公卡罗尔同意提供支援，条件是由他指挥联合围城作战。俄罗斯—罗马尼亚联军从三个方向发动进攻，志在必得。的确，在这场残酷的围城战的最初两天，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旗帜曾经在土耳其人的防御工事上空飘扬过。但是，土耳其人在第三天发动了疯狂的反击，迫使罗马尼亚人撤军，普列文上空的俄罗斯鹰徽也被新月旗取代。在第二次进攻失败后，俄国人意识到他们不可能通过强攻夺取普列文。在俄国近卫军一位技艺娴熟的工程师的安排下，俄国人打算与罗马尼亚人一道包围要塞，用饥饿逼迫守军投降。

奥斯曼帕夏两次击败了兵力比自己多一倍的敌人，迫使俄国人不得不在冬季继续进行这场艰苦的战役。不过，奥斯曼帕夏十分务实，他宁愿选择在时机允许时率先撤出普列文。但是，报刊对他在普列文保卫战中英勇表现的详尽报道让欧洲人充满遐想，扭转了时下欧洲人心目中土耳其人野蛮落后的印象。欧洲人把奥斯曼帕夏视作斗牛犬一般勇猛的斗士，欧洲公众也开始转而支持奥斯曼帝国一方。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在西方的形象得到了修复，急于利用这一时机谋取政治上的利益。因此，他命令奥斯曼帕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普列文。他许诺将派出一支大军前去解除普列文之围。于是，奥斯曼帕夏顽强地坚守阵地，同时从南方获取补给，直到俄国人切断了最后一条通路，彻底包围了这座要塞。阿卜杜勒·哈米德派出的援军姗姗来迟。事实证明，他们不过是一群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很快就被俄国人击溃。

现在，在巴尔干地区严冬的大雪中苦撑的守军失去了获救的希望。他们弹尽粮绝，士兵们开始靠吃猫、狗和老鼠度日，而俄军军官却吃着鱼子酱。奥斯曼帕夏明白，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率领守军出其不意地从要塞里突围。12月初的一天深夜，土耳其人静悄悄地从要塞中出来，向西进发。他们在维特河（River Vit）上搭建了桥梁，随后队形齐整地向俄军前哨发动了奇袭。在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之后，他们又向俄军的主防线发动了进攻。双方展开了近距离的白刃战，任何一方都不占上风。就在这时，一颗流弹击毙了奥斯曼帕夏的坐骑，还伤到了他的腿部。人们开始传言奥斯曼帕夏已死，使得军中人心惶惶。作战英勇但已经饥肠辘辘的士兵们以为长官已死，于是开始溃逃，任由俄军占领要塞的防御工事。

普列文镇的上空升起了白旗，沙皇率领他的部队开进了镇子。奥斯曼帕夏签署了投降书。他得到了俄国人的礼遇，但他的部队沦为俘虏，上千人在长途跋涉中死在了雪中。重伤员被丢弃在了战地医院里，被赶来的保加利亚人残暴地屠戮。

随着普列文镇在1877年年底投降，在五个月的围城战中被挡住的几十万俄军终于投入了战场。一支俄军翻越了巴尔干山脉，前去夺取保加利亚中心城市索非亚；另一支俄军在希普卡山口迫使一支奥斯曼大军投降，攻进了阿德里安堡，兵锋直接威胁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又一次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且占领了尼什。黑山人在黑塞哥维那攻城略地。斯拉夫人的军队在巴尔干各地都取得了胜利。希腊人也威胁说要发动战争，还支持奥斯曼帝国境内希腊人居住的省份（包括克里特岛在内）发动叛乱。在亚洲，俄国人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卡尔斯要塞（这是这座要塞历史上第三次被占领），同时还占领了阿尔达汉和埃尔祖鲁姆，从而据有了亚美尼亚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cholas）率领俄军从阿德里安堡出发，直奔伊斯坦布尔而去。此时，已经没有像样的奥斯曼军队能够阻挡这支俄军了。这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恐慌，也让伦敦方面忧心不已。土耳其人试图援引1871年条约[5]的条款，要求欧洲列强出面干预。由于英国拒绝援助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政府对英国尤为怨恨。奥斯曼宫廷掌控的一家报纸在漫画里将英国人画成了“一群懦夫”。

与之前一样，英国内阁里仍然分成了主和派和主战派，而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则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俄国人占领伊斯坦布尔。在俄军即将到达之处，男人、女人和小孩顶着风雪逃难，疾病、冻伤和饥饿折磨着他们。几十万难民从西边逃进了伊斯坦布尔，光是阿亚索菲亚清真寺里就涌进了5 000名难民。“索弗塔斯”（神学学生）开始闹事，苏丹则请求英国大使在必要时给他庇护。阿卜杜勒·哈米德亲自给维多利亚女王发电报，请求她出面调停。苏丹的请求被转达给了沙皇，但沙皇在回复时避而不答，反而把苏丹停战的请求转交给了前线的将领。

在前线的尼古拉大公表示，除非土耳其人先接受他的条件，否则免谈停火一事。而他开出的条件，无异于让奥斯曼帝国任由其摆布。与此同时，他又继续进军，一直前进到马尔马拉海边的圣斯特凡诺村（San Stefano）[6]。此地距离伊斯坦布尔的城墙只有区区10英里（约16千米）之遥。为了挡住俄国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终于不顾内阁大臣的反对，命令英国舰队中的五艘战舰开赴马尔马拉海。这些战舰打着保护英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旗号，停靠在了王子群岛（Princes Islands）[7]的背风处，其位置已经在俄国人的射程之内。

到了这个时候，俄国人和土耳其人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在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看来，这个停火协议简直是一出“滑稽戏”，因为尼古拉大公选择继续进军，到了距离伊斯坦布尔很近的地方。伦敦股票交易所几乎为此陷入恐慌。这样一来，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在议会获得支持就容易得多了。议会批准了600万英镑的预算，让女王的军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海军也进行了部署，以便做好在必要时于加里波利进行登陆作战的准备。

英国公众普遍感到十分兴奋，充满爱国热情的人群涌入了议会广场，向首相欢呼。俄国人造成了新的威胁，英国则做出了应对，善变的英国公众此时又开始同情土耳其人一方，仿佛又回到了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在伦敦的音乐厅里，这样一首歌曲诠释了新的帝国精神：

我们不想打仗哟：

可老天哟，如果我们非得打，

我们有人，我们有船，

我们还有钱呢哟。[8]

英国人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热情收获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在英国人的威胁下，俄国人没有进入伊斯坦布尔。沙皇发电报给苏丹，保证自己没有占领伊斯坦布尔的意愿。长久以来，俄国一直以“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统治者的合法继承人”自居，梦想在“君士坦丁堡”逼迫土耳其人和谈。结果，俄国人还是未能实现他们的心愿。为此，他们十分怨恨英国，尤其怨恨狡猾的英国大使亨利·莱亚德爵士（Sir Henry Layard），甚至把他称作“大骗子”先生（Mr. Lie-Hard）。

1878年3月3日，俄土双方在圣斯特凡诺签署了和约。和约的条款一开始没有披露给欧洲列强，因为俄罗斯打算肢解掉奥斯曼帝国在欧洲部分的领土。俄罗斯的方案只考虑了斯拉夫民族的利益，而损害了其他人群——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的利益。根据俄罗斯的方案，巴尔干地区将出现两个由斯拉夫人主导的大国，它们都将获得完全独立的地位，无须向苏丹支付任何贡赋。一个是黑山，它的领土将扩大两倍，人口将增加一倍；另一个是塞尔维亚，它也将获得更多的领土，几乎扩大了一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依然属于苏丹，但都将成立自治政府。罗马尼亚的独立地位也将获得确认。尽管罗马尼亚在战争中忠实地援助了俄罗斯，但是作为一个拉丁人的国家，罗马尼亚没有得到体面的回报——它失去了比萨拉比亚，还在与俄罗斯的领土交换中吃了亏。

得到好处最多的是罗马尼亚的斯拉夫邻邦保加利亚，它几乎恢复了中世纪时保加利亚帝国的领土。保加利亚占据了多瑙河以南、从黑海到爱琴海之间的大片土地，还掌控了这两个海岸上的港口。此外，保加利亚还获得了希腊人主张的领土——色雷斯和马其顿，其版图还向西扩展到了阿尔巴尼亚。新兴的保加利亚名义上还要承认苏丹的宗主地位，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自治的国家。保加利亚大公由俄罗斯选出，国家由俄国化的政府统治，整个国家实际上成了俄国在巴尔干心脏地带的一块飞地，还可以作为俄国日后向东进攻伊斯坦布尔的桥头堡。这样一来，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剩余领土就被分隔成了两个互不相连的部分，而且两座主要城市之间隔着保加利亚的领土。[9]

在整个欧洲和巴尔干人看来，《圣斯特凡诺和约》丝毫没有顾及民族原则、历史诉求和宗教差异等因素，同时还践踏了各个非斯拉夫民族日益高涨的民族感情。正如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所说的那样：“奥斯曼帝国苏丹成了俄国的臣属……在这种安排之下，原本被欧洲各国置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管理下的土地和资源就完全落入了俄国手中。我们反对这种安排。”

从一开始，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就要求俄罗斯必须把它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和约条款交给欧洲各国仲裁。由于欧洲列强签署了1856年和1871年的和约，要修改和约中涉及的条款，就必须经由它们的许可。俄国原则上同意召开一次会议来磋商和约条款，但它要求应当由俄国来决定具体商讨和约中的哪些条款。英国政府则坚持认为，整个和约都应当交付商讨。俄国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于是，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决心诉诸武力，他动员了预备役部队，还命令一支印度军队经由苏伊士运河前往马耳他。

在英国展示武力的同时，最早提出召开会议进行协商的奥匈帝国也为了保卫自己在巴尔干地区的领土利益而下达了动员令。此外，英国还对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表示支持，赞同他们也派出代表参加会议。英国政府对希腊人表示，英国将“竭尽所能，避免任何希腊人被并入斯拉夫国家”。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也希望维多利亚女王为他们伸张正义，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拥有1亿穆斯林臣民。阿尔巴尼亚人组成了一个联盟，宣布将“誓死抵抗”任何入侵行动。在这种形势下，沙皇改变了态度。在不久之后披露的一份英俄秘密协议中，俄国驻伦敦大使修改了原本的“大保加利亚”方案。这就为欧洲各国召开会议进行协商铺平了道路。1878年夏，在俾斯麦的主持下，欧洲各国代表在柏林举行了会议。

六大国[10]在一个月内就签署了《柏林条约》。《柏林条约》的签署实际上废除了《圣斯特凡诺和约》。俄国人放弃了“大保加利亚”计划，保加利亚被分成了两部分。北方的那一部分以多瑙河、黑海（包括瓦尔纳港）和巴尔干山脉为界，与塞尔维亚和马其顿接壤，但不再拥有爱琴海沿岸的领土。这一部分在名义上依然奉苏丹为宗主，但拥有政治自主权，由保加利亚大公统治。保加利亚大公的人选不能来自任何重要国家的王室，也不能由俄罗斯单方面指定，而是需要得到奥斯曼帝国及列强的一致同意。另一部分保加利亚位于巴尔干山脉以南，将被命名为东鲁米利亚。这一地区将作为一个自治省成为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边疆省份，“苏丹拥有该省份的直接军政大权”。

俄国人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这一方案，但最终还是屈服于毫不让步的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用俾斯麦的话说：“土耳其再度出现在了欧洲的版图上”。东鲁米利亚的组建事宜由欧洲列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俄国在巴尔干地区东部的扩张就这样遭到了遏制。而在巴尔干地区西部，俄国的扩张同样遇到了阻力。根据战前俄奥两国签署的秘密协议，为了让奥地利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俄国允许奥匈帝国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在那里建立统治。在这两个偏远的省份并没有太多土耳其人居住，而是杂居着穆斯林和斯拉夫人等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在与会的欧洲列强看来，这样一个地区最好由强有力的外部势力控制。奥匈帝国就是一个上佳的选择，因为其领土内本来就已经有了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而且，这种权宜安排还可以避免在巴尔干地区出现强大的斯拉夫国家集团。《圣斯特凡诺和约》中许诺给黑山的一部分土地，现在被转交给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因此，原本会增加两倍的黑山领土现在仅仅增加了一倍；此外，塞尔维亚原本会从土耳其那里获得一部分领土作为补偿，现在它获取的领土却来自保加利亚。在黑山和塞尔维亚这两个斯拉夫国家中间出现了一个缓冲地带——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诺维帕扎（Novibazar）桑贾克。奥匈帝国在这一地区拥有一些特权，可以经由此地前往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

像《圣斯特凡诺和约》一样，《柏林条约》中受害最深的还是罗马尼亚。在这次会议上，罗马尼亚又遭到了俄罗斯不公正的对待。俄罗斯决心将整个普鲁特河沿岸都变成自己的领土。于是，以承认罗马尼亚独立为条件，俄罗斯还是成功地要走了比萨拉比亚南部地区。这一地区位于多瑙河以北，无论是从历史角度看还是从人种角度看，都应该属于罗马尼亚。作为交换，俄罗斯把原本属于保加利亚的多布罗加补偿给了罗马尼亚。[11]这个地区位于多瑙河以南，主要居民是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

希腊也终于在《柏林条约》中得到了甜头。希腊的领土并没有明显增加，但是在英国的努力下，希腊从土耳其的伊庇鲁斯和色萨利行省获得了一些领土。与此同时，尽管马其顿行省留给了土耳其，但它至少没有落到保加利亚人的手里。希腊希望可以得到克里特岛，但该岛仍然留在了土耳其人手中，这让岛上的基督徒居民大为不满。仍然留在奥斯曼帝国内的欧洲地区——马其顿、色雷斯、阿尔巴尼亚和伊庇鲁斯大部——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政治安排。这些地区的基督徒居民和克里特岛上的基督徒居民一样，只能接受所谓的特别代表委员会制度。这个制度在十年之前就已经问世，但到这时为止依然是一纸空文，而且看起来很可能会一直这样下去。

《柏林条约》的最终签署避免了一场大战的爆发。因此，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称赞其带来了“光荣的和平”。为了这一和平局面同样付出巨大努力的还有俾斯麦。他成功地在巴尔干地区西部增强了奥匈帝国的实力，打击了俄罗斯。这符合德国的利益。此时的土耳其人已经无力控制巴尔干地区西部，而奥地利人有可能更好地管理这一基督徒和穆斯林杂居的地区。至少，欧洲列强在柏林会议上为巴尔干地区做出了一个安排。尽管这个脆弱的安排经常遭到违反，但它还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维系了该地区的和平。欧洲列强在最后关头挽救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让日益衰弱的奥斯曼帝国又获得了最后的苟延残喘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尽管列强过去纵容了俄国吞并巴尔干大部分地区的野心，但此时它们终于对俄国加以遏制。在此之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依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但不能占据这一地区。

俄国的帝国主义诉求逐渐式微，而巴尔干民族主义将在这一地区崛起。随着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接连不断的反抗活动，巴尔干地区在19世纪早些时候出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西欧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巴尔干地区依然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大国内部的各个民族也开始了争取自由的斗争。在“巴尔干属于巴尔干民族”这一原则的指引下，《柏林条约》确认了一系列独立的巴尔干国家的地位，使它们可以像日渐衰弱的奥斯曼帝国的各个行省一样，成为阻挡俄国帝国主义的屏障。在这些“米利特”获得解放、成为国家之后，它们不会愿意再度臣服于另一个帝国霸权。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希望新生的保加利亚可以成为奥斯曼帝国阻挡俄罗斯的屏障，而不是俄罗斯对付奥斯曼帝国的堡垒。就像俾斯麦后来评价的那样：“在从土耳其人手中争取解放时，这些民族很乐于接受俄罗斯的帮助；但是，在获得自由之后，他们并不情愿再让沙皇扮演苏丹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因此，在最后的这次俄土战争结束后，试图解决东方问题的柏林会议为东欧设计了与以往的战后安排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政治蓝图。

在亚洲，按照《圣斯特凡诺和约》的安排，俄国人将把埃尔祖鲁姆归还给土耳其人，但是会占据卡尔斯、阿尔达汉、巴耶济德和巴统（Batum）[12]。这样一来，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边界就会西移，以埃尔祖鲁姆和黑海之滨的特拉布宗之间的山脉为界。而现在，在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努力之下，土耳其人收回了巴耶济德，使其在通往波斯的道路上获得了更靠近东方的重要防御据点。另外，尽管俄国人“占领”了巴统，但是沙皇承诺将赋予这座港口商业自由港的地位，不设军事要塞。为了换取俄国人在这方面的让步，英国同意恢复战前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安排。土耳其人承诺，在收回亚美尼亚东部的土地之后，他们将按照亚美尼亚居民的要求实施改革，还会保证他们的安全，使他们免受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的威胁。

英国还履行了一项特别的职责。在召开会议之前，英国担心俄国不肯吐出这些已征服领土。于是，与跟俄国大使签署的在欧洲分割保加利亚的秘密协议相类似，英国也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了一项有关亚洲领土的秘密协议。为了让英国能够帮助苏丹保卫其在亚洲的剩余领土不受俄国侵犯，塞浦路斯岛被交给英国管理。作为回报，塞浦路斯岛的财政盈余要作为岁贡上交苏丹。与此同时，苏丹还许诺将在英国的帮助下推行改革。

这个秘密协议直到柏林会议时才第一次被披露出来。就这样，塞浦路斯成了另一个直布罗陀，英国人将在这里协助土耳其人，避免俄国人染指东地中海。塞浦路斯将成为一个基地，不仅可以用来保卫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陆疆，还可以用于保障英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通过占领塞浦路斯，英国可以在东方恢复自己的威望，同时也算是补偿了它对俄国的种种让步。于是，奥斯曼帝国在东方和西方就各有了一个防范俄国帝国主义企图的哨兵——大英帝国和奥匈帝国。

与此同时，在奥斯曼帝国的心脏伊斯坦布尔，欧洲列强对新宪法前景的怀疑得到了充分印证——尽管其理由未必完全合理。尽管欧洲列强对土耳其人颁布新宪法的动机充满了怀疑，但米德哈特帕夏和逐渐成熟的宪政改革派人士其实是充满了诚意的。倘若穆拉德五世的精神状况足以胜任苏丹之职位，那么年轻时就心向改革的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位推动宪政改革的合格君主。

但是，他的弟弟阿卜杜勒·哈米德却有别的打算。阿卜杜勒·哈米德对专制制度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接受新宪法，纯粹是为了投机。而且，他在修改宪法草案时已经表明，比起保障人民的权利，他更关心对君上大权的保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1876年“君士坦丁堡会议”上还把宪法举出来装点门面，以避免奥斯曼帝国被列强瓜分。会议刚一结束，他就独断专行地解除了米德哈特帕夏的大维齐尔职务，全然不顾他作为新宪法启迪者和规划者的身份。苏丹担心民众会游行示威支持米德哈特帕夏。于是，他立刻把米德哈特帕夏传唤到皇家游艇上，随即将他驱逐到了意大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丹的这一行径是符合宪法规定的。在宪法即将定稿之际，苏丹不顾众人的强烈反对，坚持加上了这样一条：苏丹有权“根据警察机关的可靠信息，将危害国家安全之人驱逐出帝国版图”。三年之后，米德哈特帕夏回到奥斯曼帝国，经审判被判处死刑。[13]后来，死刑被减刑为终身监禁。米德哈特帕夏在阿拉伯地区的一座要塞里服刑，直到1884年被害。

这就为坦志麦特改革宪章中推崇的个人自由敲响了丧钟。按照这位独断的年轻苏丹的设想，在未来的奥斯曼帝国里，决不允许有米德哈特这样既有自己的坚定主张又获得普遍支持的政治家存在。米德哈特帕夏采取行动时独断专行，还坚持自己的原则，这种人的存在对苏丹的特权构成了威胁，还会削弱苏丹的绝对权威。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看来，国家要对苏丹负责，而不是苏丹要对国家负责。只有他，作为国家唯一的主人，可以为国家颁布宪法；也只有他有权对国家机器发号施令。

与此同时，为了继续维持宪法的门面，阿卜杜勒·哈米德下令举行了伊斯兰国家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选。1877年3月，第一届奥斯曼帝国议会召开了会议。议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部分，参议院由25名经提名的官员组成，众议院则由120名民选议员组成。议会的选举受到了官方压力的影响，其选举过程也明显不符合宪法规定。不过，议会还是像米德哈特设想的那样，其成员包括了基督徒、犹太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各个族群都有了代表——尽管这种代表未必与他们的人口总量成比例。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看来，他的议会不过是一个傀儡机构，其作用只是给他想要采取的政策披上合法有效、民众赞同的外衣。

不过，奥斯曼帝国议会还是很快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有史以来第一次，来自奥斯曼帝国各个角落的省份、形形色色的代表们，得以有机会交流思想和经验，发现共同面对的问题和令人不满的现象。在议会里，议员们从来不会批判苏丹本人，但经常会发言抨击苏丹的各部大臣们和其他帕夏，指控他们的腐败行径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这让人们前所未有地清楚看到，整个国家急需对政府进行彻底的改革。在众议院的议员里有一些新派知识分子，他们长于思索，拥有独立的思想。如果在位的是一位拥有改革思想的苏丹，这些知识分子提供的批判性思考可以为他提供宝贵的建议，帮助他制订出具有建设性的内部改革方案。尽管众议院议员们可能还缺乏经验，但他们至少拥有实践宪法的意愿。他们对帕夏们的管理充满敌意，甚至要求一些大臣出席众议院会议来回应一些具体的指控。

由于议会不听话，苏丹在三个月之后将其解散。六个月后，也就是1877年12月13日，他又一次召开了议会。由于国家处于对俄作战的紧急状态，议会变得更容易操纵了。在议会开幕的讲话中，苏丹要求“国家的代表们团结一致，发扬爱国精神，与我一道共同保卫我们的合法权利……愿真主眷佑我们”。接着，由于欧洲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置之不理（至少奥斯曼帝国众议院得到的说法是这样的），奥斯曼帝国政府和俄国于1878年1月31日达成了停火协议。这时，充满敌意的众议员们又开始说话了。这一次，他们点出了三位大臣的名号，对每个人都提出了具体的指控，并且要求他们出席众议院会议接受质询。这回，苏丹宣布议会无限期休会。在接下来的30年里，议会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一个由参议员和众议员组成的委员会面前，比较了他的祖父改革者马哈茂德苏丹和他的父亲、任用自由派政府被动推行改革的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我现在明白了，”他宣称，“真主授命我去保护人民，而人只有凭借强力才能被改变。”后来，他又对一位欧洲记者辩称，自己并不反对改革，“但是，赋予一个人过度的自由，以至于超出他习惯的程度，这样做跟缺少自由一样危险”。

从此之后，苏丹的个人统治取代了稚嫩的宪政。坦志麦特改革的开明时代的最后传人——青年奥斯曼党人或遭流放，或遭迫害，很快消亡了。正如同样遭到流放的纳米克·凯末尔所说的那样，面对奥斯曼帝国国内的“密探大军”，流亡海外的改革人士“变成了革命者，组成了一支流亡者大军”。他的朋友齐亚帕夏心生幻灭，这样写道：

忧伤总等待着帝国的忠诚儿女，

此民此国却拥抱最纯粹的疯狂。

[1] 这六大国是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

[2] 伦敦市长日是当时定在11月9日的一个节日。

[3] 阿尔达汉位于今土耳其东北部。

[4] 卡罗尔本名卡尔（Karl），出身于德意志贵族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家族。1866年，在法皇拿破仑三世的推荐下，他来到布加勒斯特，成为罗马尼亚大公，其名字也改用罗马尼亚化的卡罗尔（Carol）；Charles是英文的用法。

[5] 1871年，英国、奥斯曼帝国、俄国、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在伦敦签署条约，复议1856年《巴黎和约》中规定的对多瑙河下游的多国托管，将托管的期限从1871年再延期12年。

[6] 今称耶西勒廓伊（Yeşilköy）。圣斯特凡诺一名源自一个传说。据说，13世纪, 在君士坦丁堡遭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洗劫之后，一艘载着圣司提反的遗骨的船只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打算将其运往罗马，却在此地遭遇了风暴。为了躲避风暴，人们将圣司提反的遗骨放在了这里的一座教堂里，此地因而得名。

[7] 位于伊斯坦布尔附近的马尔马拉海中。

[8] 歌词原文：We don’t want to fight:

But, by jingo, if we do,

We’ve got the men, we’ve got the ships,

And we’ve got the money too.

其中的“by jingo”是“by jesus”（以耶稣之名）的隐晦说法。这首歌的流行创造了一个新词汇：jingoism，指不惜诉诸激进的外交政策的民族主义。

[9] 在《圣斯特凡诺和约》中被隔开的领土主要是阿尔巴尼亚。条约中它东边是保加利亚，东南边是希腊，与更东边的奥斯曼帝国领土隔开。同时，按和约内容，保加利亚延伸出来的一片领土截断了阿德里安堡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直接道路。这一方案稍后被废除。

[10] 六大国和伊斯坦布尔会议时一样，为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

[11] 实际上多布罗加南北两部分分属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根据《柏林条约》，罗马尼亚在多布罗加的势力范围得以南进，留在保加利亚手中的部分则相应缩小。

[12] 该城在今格鲁吉亚西南部，位于黑海东岸。

[13] 米德哈特帕夏回国后在叙利亚做了三年总督。1881年因卷入暗杀苏丹的阴谋（疑遭诬陷）而被捕。

第七部分

末代苏丹

第三十六章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一个不幸福的人，也是个毫无同情心的苏丹。在他7岁那年，他挚爱的切尔克斯人母亲就去世了。据说，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爱过任何人，尤其是不喜欢他自己”。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离群索居，设法避开他的同龄人和身边的其他人。他年轻时曾经与他的叔叔阿卜杜勒·阿齐兹一起访问欧洲。因此，他并没有像他的先辈那样成长于“牢笼”之中，但一直生活在他的内向性格为他制造的牢笼里。

等到他即位成为苏丹之后，他的这种个性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体现。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坡地上兴建了耶尔德兹宫（Yildiz Palace）[1]，然后就在这座宫殿高不可攀的宫墙内统治他的国家。作为一个内向的人，他不喜欢他父亲兴建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因为这座毗邻海岸的宫殿太过张扬地炫耀它的华丽。他扩建了曾经属于苏丹一位宠臣的“星宫”，供自己隐居。他拆除了宫殿周围的房屋，还霸占了其臣下的土地（包括两座基督教墓园）以兴修花园，最终建成了这片杂乱无章、自成一体的建筑群，其中包含了一座座亭子、棚屋、秘书室、政府办公室、兵营和警卫室。这里变成了皇宫和新的权力中心，苏丹自此开始从这里统治整个奥斯曼帝国，高高在上，与世隔绝。他成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享有绝对大权的专制君主。

与此同时，这里也是恐惧的中心。阿卜杜勒·哈米德生来就不信任任何人，怀疑人们做事的动机，进而害怕他身边的所有人。因此，他毫无根据地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从他的统治初期开始，他就陷入了长期的神经焦虑。当时，青年奥斯曼人的领袖之一阿里·苏亚维从流亡地归国。他打算推翻阿卜杜勒·哈米德，用他被罢黜的兄长穆拉德五世取而代之。于是，自由派人士在伊斯坦布尔发起了一场叛乱。

阿里·苏亚维率领一大批武装起来的支持者来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一座宫殿，穆拉德就被拘禁在那里。在穆拉德的母亲的帮助下，他劝说穆拉德带上佩剑跟他走。但是，这位吓坏了的皇子不敢从命，逃回了他的后宫。这一耽搁就给了警察赶来的时间。警察的指挥官用短棍击倒了阿里·苏亚维，后者当场丧命。他的一些同伴也或死或伤，其他人则被送上了军事法庭，遭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穆拉德本人则被送到了耶尔德兹宫的一座亭子里，被更加严密地看管了起来。

宫廷密探故意把阿里·苏亚维这场失败的政变解读成一场涉及面很广的阴谋，这让阿卜杜勒·哈米德大受刺激。当英国大使莱亚德要求面见苏丹讨论外交事务时，阿卜杜勒·哈米德却认为自己会遭到罢黜并被人拖上英国战舰，而穆拉德会接替自己的苏丹之位。根据亨利·莱亚德爵士的回忆，他看到苏丹满脸惊恐地蜷缩在大厅的角落里，身边都是他的卫兵。

从此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疑心和恐惧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很快，耶尔德兹宫就变成了一座要塞。阿卜杜勒·哈米德从里面封闭了耶尔德兹宫的大门，还在外面修了第二道围墙。在宫殿的对面，他还修建了巨大的兵营，里面驻扎着由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皇家卫队，人数多达数千人。在围墙之内，每个重要位置都设置了观察哨，高倍数的望远镜监视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可以为皇宫预警来自任何方向的潜在威胁。不久，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到了很少走出耶尔德兹宫的地步。他在皇宫门口兴建了一座清真寺，每周五就在这座清真寺里礼拜，这样就不用再远离皇宫到城中的清真寺去了。

阿卜杜勒·哈米德面色苍白、沉默寡言、郁郁寡欢，虽然故意做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脸上却总带着“不祥和审视”的神情。他到处都能嗅到危险的味道，怀疑他身边的所有人。他在身边聚集了一群密探、卧底间谍、秘密警察和告密者，每天从他们那里得到汇报。当时甚至有了这样的说法：伊斯坦布尔有一半的人都是密探，用来监视另外那一半人。

阿卜杜勒·哈米德是那种把所有国事都置于自己的严密掌控下的统治者。他不知疲倦地从早上工作到夜晚，只有用餐的时候才稍事休息。由于长期消化不良，他的饮食很有节制，吃得很少，饮品也只喝水。出于迷信，他喝的水都来自一眼圣泉，因为一位占卜者说此处泉水永远不会被霍乱或瘟疫污染。他所有的往来文书都亲自动笔，不论是订约、签署让步条约，还是审阅账本和陈情书，他连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要亲自过问，所有事务的相关人等他都亲自会见。

他不信任他手下的大臣和官员，认为他们都是“伪君子和寄生虫”。因此，他挑动他们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他故意指派相互不和的人共事，让他们互相斗来斗去，以防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他独揽大权，总是单独通过他的私人秘书向臣僚直接下达命令和指示。他给其他臣僚的指示往往与发给大维齐尔的指示相矛盾，从而降低了大维齐尔的地位，使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替苏丹行使权力，无法继续在苏丹与大臣之间发挥作用。

他相信君权神授，用享有绝对权力的独裁君主的方式统治国家。他的国家实际上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其官僚体系以耶尔德兹宫为核心，并使用了一种帝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强力专制工具来进行统治。这种工具就是电报。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两国第一次为土耳其人引进了电报。随后，在法国人的帮助下，电报开始在整个帝国发展起来。阿卜杜勒·哈米德把电报的作用充分利用了起来。他组建了邮政电报部，在学校里设置课程培训电报员。很快，电报线路和电缆就铺遍了帝国的各个角落，总里程达到了2万多英里（约3.2万千米）。从首都到各个行省的行政中心都有电报线路相连。因此，阿卜杜勒·哈米德可以直接控制他的官僚系统，而前代的苏丹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行省的总督再也不是自行其是、自负风险的代理人了，因为苏丹可以通过电报“驱使他做这做那，知晓他在做什么，申斥他，召回他，还可以让他的下属打小报告，大体相当于剥夺了他全部的实权”。作为一个绝对大权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反对力量或宪法约束的专制者，阿卜杜勒·哈米德厌恶一切形式的自由政府。他轻蔑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自由政府，西方国家的统治者才会被自己的臣民控制。

不过，抛开政治领域不谈，他也并不是盲目地反对一切进步。像坦志麦特改革时期的先辈一样，他也追求现代化，并在此过程中向西方学习。他不仅追求技术的现代化，也进行司法和教育方面的改革。他利用专制手段，将前代改革者未能彻底完成的计划付诸实践，开花结果。此时，奥斯曼帝国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更庞大的行政体系。这个行政体系必须能够按照苏丹的意愿处理公共事务，管理法律和财政，确保帝国的有序发展。

在苏丹看来，帝国最需要对其公共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和改进。这不仅是让奥斯曼帝国跟上西方国家前进脚步的必经之路，更是让帝国能够跟得上国内基督徒群体进步的必要条件。他需要一批可靠而有学识的官员，用来替代那些遭到处分或流放的官员。他还需要培训新的官员，以便在未来让他们为国效劳，依靠他们实现自己的意愿。为此，他重组了公务员学校（Mülkiye）——奥斯曼帝国首个高等公务员教育中心，使其容纳的学生数量达到了其父在位时的12倍之多。

在军事领域，他也同样扩大了军事学院（Harbiye）的规模。同样得到扩充的还有海军学校、军事工程学院，以及军事医学院和民用医学院。他还为帝国的教育体系添加了18所新的高等专业院校，涵盖了财政、艺术、民用工程、警察和海关等专业领域。最后，他还实现了半个世纪前的坦志麦特改革时期未能完成的计划——创立伊斯坦布尔大学。为了给这些新的高等学院提供师资和学员，他还增加了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师范学校的数量。随着使用法语和土耳其语授课的加拉塔萨雷高级中学的扩建和土耳其化，伊斯坦布尔对中等教育的改革达到了顶峰。这所学校此时被称为皇家奥斯曼公立中学，成了接纳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子弟的精英公立学校，其教师都是顶尖的土耳其学者和文人。

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坚决推动下，迟迟未能付诸实践的坦志麦特教育理念终于结出了硕果。于是，一个新的受教育阶层出现了，其日渐壮大的核心人群就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公务精英。这个人群不仅为哈米德时代的官僚体系提供了足够的人手，甚至还十分讽刺地为日后取代哈米德政权的统治体系提供了人才。

在司法改革领域，阿卜杜勒·哈米德最初的努力并不大成功。他想要限制让步条约赋予外国人的司法特权，因此希望在司法部之下改革奥斯曼帝国的世俗司法体系，以使其获得外国委员会的认可。但是，外国使团并不同意在混合法庭执行有关民事诉讼程序和判决执行的新法案。就这样，外国人保住了他们的治外法权。在文化领域，报纸、期刊、书籍等印刷媒体获得了迅速发展，促进了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不过，所有这些印刷媒体都在严格的审查制度的监管之下。用一位外国观察家的话说，这里的报纸经常成了“被阉割的报纸”，里面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内容。不过，这些刊物的发行范围很广，它们在与政治无关的领域，比如文学、科学和其他学科方面，扩展着新兴读者群体的视野。

在财政上，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柏林会议上，相关国家第一次尝试解决奥斯曼帝国的债务违约问题。在一份正式的会议纪要中，列强提出在伊斯坦布尔组建一个国际财政委员会，试图结合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寻求满足债权人要求的方法。对于已经在欧洲沦丧了国土的奥斯曼帝国来说，这意味着欧洲人将在国内事务上践踏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对阿卜杜勒·哈米德来说，这一羞辱是对土耳其人尊严的巨大打击，他难以接受。但是，由于国库急需资金，他意识到必须安抚欧洲的债主，以恢复奥斯曼帝国在国外的声望。

1881年，在与欧洲债权人协商一致后，阿卜杜勒·哈米德颁布了《穆哈兰姆敕令》（Decree of Muharrem）[2]，宣布成立公共债务委员会（Council of the Public Debt）。该委员会包括来自奥斯曼帝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主要职责是确保以后债务能够得到偿还。苏丹的敕令用词十分微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赢得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善意，同时又不会有辱于他的君权。按照柏林会议上提出的设想，这个公共债务委员会本来应当是一个由外国政府代表组成的官方的国际委员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委员会其实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委员会，由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债权人协商组成。这种安排更容易让苏丹接受，且未经任何外交干预就得到了双方的同意。

委员会做出的安排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很有利。债务总额被削减了一半，只剩下略多于1亿英镑；利率也不超过4%，有时甚至只有1%。作为交换，奥斯曼帝国把政府年度收入的一大部分都交给了委员会，用来支付利息，赎回债券。抵押给委员会的收入包括盐和烟草的专营收入、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交纳的岁贡、塞浦路斯政府的财政盈余，以及一系列间接税和什一税收入。偿付了利息和本金之后的剩余部分会被交还给奥斯曼帝国的国库。这个债务委员会给奥斯曼帝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是，这个委员会的组建，表明了一贯尊重制度的土耳其人遵守规则、推崇理智的精神。在此之后的40年里，奥斯曼帝国政府忠实地履行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穆哈兰姆敕令》中宣布承担的义务；如果没有颁布这一敕令，奥斯曼帝国可能早就陷入动荡之中了。

奥斯曼帝国债务问题的解决，意味着这个国家从此之后的经济发展将通过公共债务委员会得到欧洲投资者的支持。奥斯曼帝国经济迅速繁荣发展，在给外国人带来大量利益的同时，也让土耳其穆斯林得到了好处。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享受到了更多的服务。在取得了特许经营权之后，外国人开发了奥斯曼帝国被人忽视的农业和工业资源。依靠公债，布尔萨的丝绸行业得到了复苏。法国人投资开发了黑海沿岸城市宗古尔达克（Zonguldak）的煤矿资源。烟草种植业的发展为从马其顿到黎凡特乃至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数万穆斯林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债务委员会的推动下，当年由阿卜杜勒·阿齐兹引入奥斯曼帝国的铁路体系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使奥斯曼帝国变得愈加开放。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统治时期，原本连道路都没有的地方逐渐修建起了成千上万英里的铁路，将帝国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促进了当地工业和周边乡村地区的发展。1888年，东方快车的前身——一辆从维也纳驶来的列车在一阵小号声中抵达了伊斯坦布尔，标志着土耳其与西欧通过铁路连接到了一起。

不过，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对这一突破东西方界线的剧变并不全然满意。像他的个人生活一样，他在帝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也越发倾向于孤立主义。由于西方国家在他上一场与俄国的战争中抛弃了他，他变得越发不信任西方国家的行事动机，因此与它们渐行渐远。他尤其怨恨英国，因为他认为英国人背叛了他——英国拒绝在战争中向他施以援手，让他的国家陷入破产的境地，几乎完全丧失了经济主权，还坚持要求他在地方上推行他不喜欢的改革，持续干涉帝国的内政。他还特别“害怕格莱斯顿”，此人在1880年重新掌权[3]，视苏丹及其政府为“欺诈和虚假的无底深渊”。

伦敦、巴黎和维也纳逐渐失去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1885年，在托利党重新掌权之后，英国大使威廉·怀特爵士（Sir William White）曾这样对索尔斯伯里侯爵谈及此事：“奥斯曼帝国以前经常征询这些国家的意见。但现在，奥斯曼人要么把他们的建议当作耳旁风，要么态度非常恶劣，甚至对他们的意见充满鄙夷。他们提出的照会和申请都只能得到闪烁其词的答复，有时甚至得不到任何答复。”这是因为，阿卜杜勒·哈米德逐渐抛弃了他的传统盟友，而转向了宿敌俄罗斯。俄国人十分圆滑地竭力巴结，让奥斯曼帝国对俄国越发产生好感，而远离了其他西方国家。更重要的是，苏丹还开始向日渐强大的德国寻求支持。此时的德国依然在俾斯麦的治下，而且与俄罗斯和奥地利结成了“三帝同盟”。德国通过派遣军官训练，发展奥斯曼军队，很快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签署了《柏林条约》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又采取了一些行动，拖延和约条款的履行。1880年，他在黑山遭遇了第一次挫败。根据条约规定，黑山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在亚得里亚海上拥有安蒂瓦里港（Antivari）[4]。为了防止这座港口演变成俄国军港，条约规定无论是黑山的海军还是别国军舰，都不得使用该港。而现在，阿卜杜勒·哈米德干脆拒绝交出这座港口。欧洲列强的海军在港口外宣示武力，但他依旧不为所动。最后，英国由格莱斯顿派出的大使戈申子爵（Viscount Goschen）发出了威胁：倘若苏丹不屈服，那么英国舰队将攻占另一座奥斯曼帝国港口——事后披露，英国人打算占领的是士麦那。在接到这一威胁的当晚，苏丹依然拒不屈服，并且大发雷霆，声称自己将很高兴看到伦敦遭到毁灭。但是，等到英国舰队真的准备起航时，土耳其人从岸上匆匆忙忙地派出了一艘小艇，艇上的一位官员疯狂地挥舞着一张纸。苏丹屈服了。

在确定希腊边界的时候，耶尔德兹宫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拖延。由于希腊已经退出了战争，柏林会议推迟了确定希腊边界的事宜。在这个问题上，阿卜杜勒·哈米德比较成功地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他先是拒绝割让整个色萨利和伊庇鲁斯给希腊，接着，在进一步的谈判之后（同时希腊也开始动员军队），他达成了新的协议，同意割让整个色萨利，但只割让三分之一的伊庇鲁斯，有穆斯林人口居住的地区得以保留。希腊也没有能够如愿得到克里特岛。

在面对距离他最近的欧洲邻国——保加利亚时，苏丹显得不是那么积极。在《柏林条约》签署后，他曾经有过好几次机会可以在不违反条约的基础上出手干预保加利亚局势，为帝国争取利益。但是，他每一次都摆出一副消极、执拗的姿态，无所作为。在位于巴尔干山脉以北、实行自治的北保加利亚大公国，“俄国解放者”最初似乎占据了支配地位。这个大公国的大公是巴腾贝格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Battenberg）。他由保加利亚国民大会选出，但后来解散了这个国民大会。一开始，俄国人在背后支持他，给他做靠山，想以沙皇的名义控制大公，管理他的人民。但是，作为一个德国人，亚历山大十分蔑视俄国人，对俄国在这个大公国的支配地位感到十分不满。他曾经抱怨说：“俄国的败类都跑到我这儿来了，玷污了我的国家。”保加利亚人也对这些外国来的“监工”感到难以忍受。这些俄国人盛气凌人，惹人厌恶。大公国的政府本应是一个自由政府，却经常遭到俄国人的粗暴干预。在保加利亚人看来，他们似乎才出狼穴又入虎口，只不过是从土耳其人压迫下的拉亚变成了俄国人眼中的劣等亚洲民族罢了。很快，保加利亚人就变得更愿意支持来自巴腾贝格的“解放者亚历山大”。他们在家里挂起亚历山大的画像，民族主义的呼声则逐渐响彻整个国家：“保加利亚是保加利亚人的保加利亚！”

随着保加利亚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兴起了一场主张合并南北两个保加利亚国家的运动。根据《柏林条约》的规定，在巴尔干山脉以南还有一个更富饶的东鲁米利亚，这个自治的保加利亚国家仍然置身于苏丹的保护之下。东鲁米利亚颁布宪法之后，俄国军队就从这里撤走了。随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任命基督徒加夫里尔帕夏（Gavril Pasha）为东鲁米利亚的总督。加夫里尔帕夏曾是混合法庭的主席，被土耳其人称作“教员主席”。他刚一到达普罗夫迪夫（Philippopolis）[5]，就把头上戴的奥斯曼帝国官方的菲斯帽换成了保加利亚式的黑毡帽。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容忍了他的统治，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自己有所动作，苏丹就会行使《柏林条约》赋予他的权利，调集军队开进东鲁米利亚，进而击败他们所仰仗的保加利亚军队。

不过，他们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合并。火上浇油的是，奥斯曼帝国还一直坚持主张自己有权否决东鲁米利亚的立法。此外，苏丹还颁布了一个带有挑衅意味的命令，禁止使用保加利亚旗帜。民众继续在首府普罗夫迪夫升起保加利亚的旗帜，以示反抗。在“合并万岁”的民族主义呼声之中，保加利亚人的军队发动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也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几天之后，在起义领袖斯塔姆博洛夫（Stambulov）的坚持要求下，亚历山大大公命令军队开进普罗夫迪夫，并自称东鲁米利亚的统治者。保加利亚的国民大会兴高采烈地批准了两个保加利亚的合并。与此同时，土耳其人派来的总督加夫里尔被庆祝合并的人群裹挟着穿过街巷，身上还挂着一把没有入鞘的剑。随后，他被送回了奥斯曼帝国境内，又戴回了他的菲斯帽。

这既是对奥斯曼帝国的冒犯，更是对《柏林条约》的公然践踏。保加利亚人相信，一贯反对南北保加利亚合并的苏丹一定会主张列强在《柏林条约》中赋予他的权利，派遣奥斯曼军队进犯。因此，保加利亚人开始了自卫的准备。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军队的影子。阿卜杜勒·哈米德宣称，他担心自己的军队纪律散漫，会重演保加利亚屠杀的惨剧，进而激怒欧洲列强。因此，他决定接受既成事实，任命亚历山大大公为东鲁米利亚的总督，任期五年。与此同时，两个国家的国民大会从此之后也合并成一个，在索非亚召开会议。

在完成合并之后，保加利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这让它的邻国塞尔维亚嫉恨不已。塞尔维亚国王米兰一世（Milan I）[6]要求获得领土补偿，于是派军队从西方越过保加利亚边界，发动了进攻。对于保加利亚人来说，这场战争来得不是时候。俄国人对亚历山大的成功感到不满，因而从保加利亚军队里撤走了所有俄国教官。不过，在亚历山大大公的指挥和鼓舞下，保加利亚人饱含着民族主义热情，顽强地击退了作战经验更加丰富的塞尔维亚军队。只用了不到三天时间，保加利亚人就在通往索非亚的交通要冲斯利夫尼察（Slivnitsa）击退了塞尔维亚人，将他们逐回塞尔维亚境内。接着，保加利亚军队开始沿着通向贝尔格莱德的道路发动进攻。此时，塞尔维亚的保护国奥地利出面调停，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恢复了和平。如果保加利亚被塞尔维亚击败，它很可能就不得不接受奥匈帝国的这个保护国强加在它头上的要求。但是，保加利亚国家用一场胜利完成了战火的洗礼。

作为保加利亚名义上的宗主，阿卜杜勒·哈米德本来也有权在此时派军进入保加利亚，但他又一次放弃了机会，因为国内的抗议和国防事务已经够他忙的了。他的不作为可能看上去不太光彩，但是让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感到很满意。索尔斯伯里侯爵很乐于看到一个团结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保加利亚出现在巴尔干地区，因为这样一个国家可以阻挡俄罗斯扩张的脚步，填补土耳其人留下的权力真空。在他派到奥斯曼帝国的大使看来，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正在“逐渐流失”，因而越发不愿意用武力解决问题。

亚历山大大公的大胆政变让沙皇大为光火。为了报复，俄罗斯军官在驻索非亚使馆武官的支持下，密谋了一个反对亚历山大大公的计划。他们绑架了大公，迫使他签署退位诏书，然后把他带到了俄国境内。但是，在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之中，起义领袖斯塔姆博洛夫唤醒了保加利亚民众的热情，成功地让俄国送回了亚历山大大公。随后，他还拘捕了那些密谋反对亚历山大大公的阴谋家。然而，亚历山大却退缩了。他感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十分危险，担心自己一旦复位可能会遭遇暗杀或俄国的军事占领。于是，他不顾保加利亚人的意见，重申了他的退位决定。他传话给沙皇说：“既然是俄罗斯给了我大公的冠冕，我也愿意把它归还给俄国的君主。”接着，他任命了三名摄政者接替他执政，随后离开了保加利亚，再也没有回来。

随后，在国民大会选出新的大公之前，保加利亚虽有以斯塔姆博洛夫为首的三名摄政者统治，但还是进入了一段混乱的权力真空期。俄国人派了一支舰队到瓦尔纳，想方设法恢复他们在保加利亚的影响力，竭力阻挠新大公的推选。尽管俄国人向奥斯曼帝国示好，但阿卜杜勒·哈米德依然坚持着他的不干预政策。与此同时，俄国人派了一位名叫考尔巴斯（Kaulbars）的傲慢自大的将军到索非亚，给保加利亚人充当“顾问”。他给出的建议就是释放那些羁押中的密谋者，并且推迟选举。不过，就在他到处游走、对着保加利亚人咆哮怒吼的过程中，那些不堪其扰的保加利亚农民丧失了对俄国人的所有好感，反而燃起了充满敌意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保加利亚人宣布提前举行选举之后，考尔巴斯宣布俄国政府拒绝承认选举的合法性。沙皇断绝了与保加利亚的外交关系，召回了这位将军和全部俄国领事。就这样，在巴尔干地区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的阻挠下，俄国人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与此同时，欧洲列强很快意识到，即便没有外国援助，保加利亚的临时摄政也能管理好保加利亚。这主要得归功于斯塔姆博洛夫，他实际上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独裁者。对保加利亚和保加利亚人来说，他是国家实现统一和自由的英雄。同时，他富于远见，了解他的人民，全身心地投入保加利亚人的事业之中。保加利亚即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又缺乏政治方面的经验。因此，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保加利亚需要一位深得民心、值得信赖和跟随的领袖。斯塔姆博洛夫成功地在国内消除了俄国的威胁，在保加利亚人心中燃起了新的民族自豪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

现在，这个新生的国家还需要选出一位新的大公。1887年，国民大会选择了科堡的斐迪南（Prince Ferdinand of Coburg）出任大公。俄国拒绝承认他的当选，但其他欧洲列强根据《柏林条约》默许了他的当选，因此他还是成功即位。就这样，1887年的新选举确认了斐迪南的大公地位。在巡视全国的过程中，他获得了人民彬彬有礼的欢迎，而英雄般的斯塔姆博洛夫则得到了狂热的拥戴。尽管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不承认斐迪南的当选，但索尔斯伯里侯爵承认了这一结果，因为科堡家族的成员跟维多利亚女王还有亲缘关系。斯塔姆博洛夫又作为首相为斐迪南服务了七年，坚持奉行对抗俄罗斯的政策。他赢得了英国的欣赏，被英国人称为“保加利亚的俾斯麦”。

到了最后，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禁不住给了保加利亚隐秘的反手一击：对进入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保加利亚产品征收进口关税。但是，他已经让人们看到，他不是那种在必要的时刻会为帝国的残余领土奋力一搏的战士。在签署了和平条约之后，哪怕是在风险和后果都能看得很清楚的情况下，他也尽量避免再度卷入战争，而是宁愿放弃他对保加利亚最后的主权。在他的先祖开疆拓土的时代，东鲁米利亚是他们在欧洲建立伟大帝国的第一块基石，而阿卜杜勒·哈米德甚至都没有尝试把它当作保卫帝国的最后一道壕沟。现在，奥斯曼帝国这个欧洲病夫带着相信宿命的情绪转过头去，不再关心欧洲的命运。

[1] 意为“星宫”。

[2] 穆哈兰姆指伊斯兰历的每年第一个月。这一敕令颁布于伊斯兰历的一月，因而得名。

[3] 威廉·格莱斯顿为自由党人，曾四度担任英国首相，任期分别为：1868—1874年、1880—1885年、1886年、1892—1894年。

[4] 今名巴尔（Bar）。

[5] 东鲁米利亚地区的首府。

[6] 塞尔维亚的统治者从1882年起就开始称国王。

第三十七章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同样也远离了非洲大陆。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并没有经过什么深思熟虑，而只是出于同样消极而敷衍的外交态度。他丢掉了突尼斯，法国成了突尼斯的保护国；更重要的是，他还丢掉了“苏丹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埃及。此时的埃及在名义上还属于苏丹，统治埃及的赫迪夫是伊斯梅尔帕夏。这个由穆罕默德·阿里开创的王朝已经统治埃及达半个世纪之久。像近几任的苏丹一样，伊斯梅尔也因为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陷入了债台高筑的境地，欠下的贷款接近1亿英镑。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出现债务违约的1876年，伊斯梅尔也陷入了破产的窘境，只好按照一个负责清偿埃及公共债务的国际委员会准备的方案，将财政大权交了出去，由英国和法国各委任一名财务主管打理财政。在他们的坚持下，埃及的新内阁里出现了一位英国籍的财政大臣和法国籍的公共工程大臣。1879年，伊斯梅尔试图组建一个完全由埃及人组成的内阁，于是解除了这两位大臣的职务。结果，英法两国政府正式奉劝他“退位，离开埃及”。英法两国的做法也得到了欧洲其他强国的支持。

一旦伊斯梅尔拒绝退位，英法两国就将向苏丹施压。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伊斯梅尔派人带了重礼去游说苏丹，称两个外国试图践踏苏丹的君权。阿卜杜勒·哈米德一直没有学会正确解读欧洲人的心思。他没有意识到，即便没有他的同意，欧洲人也能迫使伊斯梅尔退位。他将此事视作对其在国内外的权力与尊严的重大挑战，于是为此召开了内阁会议。内阁会议认为，如有可能，应当尽量让伊斯梅尔避免被废黜的命运。阿卜杜勒·哈米德像以前一样不着急做出决定，于是提出进行谈判，以拖延时间。

只有一位大臣斗胆进谏道，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任何进行拖延的尝试都将导致致命的后果，因为这只会让列强不顾苏丹的态度而单方面采取行动。这位大臣是一名希腊基督徒，名叫卡拉特奥多里（Caratheodori），曾经作为苏丹的外交大臣参加过柏林会议。他指出，此时必须做出决断。于是，苏丹终于颁布了一道法令，宣布罢黜伊斯梅尔，由其子陶菲克（Tewfik）接替其职位。就这样，苏丹在最后关头避免了列强的干涉，保住了自己作为君主的颜面。

两年后，一场新的危机又出现了，再一次挑战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主权。埃及出身的军官对军队中的现状感到不满，反对软弱的陶菲克赫迪夫任由英法两国操控埃及财政，发动了一场反对陶菲克的民族主义政变。领导政变的是艾哈迈德·阿拉比（Ahmed Arabi），一名出身于法拉欣阶层（fellah）[1]的上校。在政变的冲击下，陶菲克赫迪夫的首相被迫下台，陶菲克本人的权威也受到了损害。在叛乱爆发之后，格莱斯顿和其他主张不干涉政策的大臣认为英国应当只采取外交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只有埃及的君主——奥斯曼苏丹有进行武装干涉的责任。不过，尽管格莱斯顿并不情愿，但英国还是在1882年年初回应了法国方面的压力，与法国一道表示了对陶菲克赫迪夫的支持，并且继续维持现行的财政控制体系。

这在埃及激起了更激烈的反弹。阿拉比高呼“埃及属于埃及人”，迫使赫迪夫组建了一个态度强硬的民族主义政府，由阿拉比本人出任战争大臣。英法两国派遣战舰到亚历山大港维持秩序，还试图重新确立赫迪夫的威望。[2]但它们未能如愿。在埃及，军方的地位依然牢固，同时又激发出了新的不安定因素。人们相信阿拉比将驱逐所有的基督徒，军官们则要求废黜赫迪夫。外国战舰的持续存在激发了埃及民众的排外情绪。大批欧洲人从局势混乱的内陆地区逃到了亚历山大港；而就在亚历山大港，当地人也开始袭扰欧洲人，朝他们吐口水。一名谢赫在街头大声疾呼：“穆斯林！过来帮我杀掉这些基督徒！”针对欧洲人的致命暴乱爆发了，一天之内就有大约50名欧洲人被杀。

现在，英法两国显然要用武力镇压阿拉比了。法国人有可能与民族主义者私下达成了协议，因而拒绝进行武力镇压。于是，这就只能由英国人动手了。英国内阁里立场比较强硬的成员要求格莱斯顿采取坚决行动进行武力干涉，格莱斯顿只好彻底改变了他的政策。英国海军将领西摩[3]接到指示后，要求阿拉比停止在亚历山大港兴修要塞，这些要塞显然是用来对付英法舰队的。在遭到拒绝后，这位海军将领做出了政府指令之外的举动——炮轰亚历山大港。法国人拒绝参与这一行动，于是很快撤走了他们的舰队。法国人的行为让阿卜杜勒·哈米德大为欣喜，他认为基督教大国之间出现了分歧。与此同时，赫迪夫宣布阿拉比为叛逆，并对他发起战争。

在此之前，英法两国政府在伊斯坦布尔召集各国开会，试图在苏丹的配合下解决埃及危机。苏丹拒绝出席会议，反而派了两名特使，带着相互矛盾的指令去了埃及。他们也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苏丹没有派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与会各国讨论了武装干涉恢复埃及秩序的必要性，随后邀请苏丹一同出兵。在长达三个星期“愚钝而神秘的筹划”之后，苏丹终于同意指派一名代表参会。但是，此时他已经来不及阻止英军炮击亚历山大港了。这一次，他依然无法想象英国胆敢在没有得到他的允许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行动。

现在，英国人又需要完成“将埃及从无政府和冲突的状态下解救出来、恢复和平和秩序的任务”（格莱斯顿语）。由于法国人拒绝参加这一行动，最终英法两国共同掌控埃及财政的安排也告结束。格莱斯顿政府只打算暂时占领埃及，以确保埃及在未来可以拥有一个良好的政府。在英国进行长达两个月的军事准备的同时，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达弗林侯爵（Lord Dufferin）一直在劝说苏丹派遣奥斯曼军队与英军一同行动，联合占领埃及，以便维护他对埃及的主权，同时还可以确保英国尊重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英国人起草了一份军事协议，呈交给苏丹签署。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显然认为英国人不敢在他不参与的情况下轻举妄动。他一直拒绝签署协议，提出各种微小的文本变动，不断拖延时间，贻误了时机。最终，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Lord Granville）在发给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电报中写道，鉴于“危急时刻已经度过，苏丹陛下应当不会认为有必要派兵去埃及了”。

就在那一天——1882年9月13日，先行到达亚历山大港的将军嘉内德·沃尔斯利爵士（General Sir Garnet Wolseley）调遣了一支英国远征军，穿过苏伊士运河到达了伊斯梅利亚（Ismailia）[4]。接着，这支军队继续向内陆深入，在泰勒凯比尔（Tel-el-Kebir）歼灭了阿拉比的埃及军队。第二天，一支英国骑兵进入了开罗。对于赫迪夫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他现在可以作为得胜者重新回到他的首都。而阿卜杜勒·哈米德又一次错失了机会，这让他大感羞辱，并且对英国人怒不可遏。苏丹依然没有把握住东西方在外交节奏上的明显差异。

一开始，英国打算在埃及建立稳定且依旧效忠于苏丹的当地政权之后，就尽快撤出其部队，这一方案也得到了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双方的一致同意。阿卜杜勒·哈米德通过他的代理人在开罗密谋反对英国人的统治，而达弗林侯爵则在起草方案，打算在埃及建立埃及人的自治政府。与此同时，英国军方则在探讨为期两到三年的撤军时间表。1885年，保守党政府开始统治英国，索尔斯伯里侯爵成了英国首相。他派遣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Sir Henry Drummond-Wolff）出使伊斯坦布尔，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为了继续维护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希望可以在两国之间达成一项互惠的协议，既确认苏丹在埃及的权利，同时又维持英国的影响力。

两国很快达成了初步协议，由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各自派遣专员到埃及，监督埃及的军政改革。不过，到正式谈判开始之前，又耽搁了一段时间。1887年，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签署了协议，随后交付两国君主批准。根据协议，除非埃及遭遇重大的内部或外部危机，英国必须在三年内将军队撤出埃及；同时，如果埃及遭到侵略威胁或国内陷入动乱，英国无限期保留在上述情形下重新派军进驻埃及的权利。在英国撤军的同时，国际社会还需要保证埃及的中立地位。这就意味着，欧洲列强也需要批准这一协议。

由于这一协议暗示了英国在埃及的特殊地位，它遭到了法国的强烈反对。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别有用心地与俄国大使联合起来向苏丹施压，要求他拒绝批准这一协议。面对他们的要挟，阿卜杜勒·哈米德又一次在最后关头做了决定——他代表奥斯曼帝国方面拒绝了英土协议的签署。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英国；英军继续占据着埃及，不再考虑提前撤军的计划。

起初，阿卜杜勒·哈米德似乎还为自己在外交上压倒了英国人而沾沾自喜。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实际上犯了个大错误。于是，他派人找到索尔斯伯里侯爵，要求重启谈判。英国首相客气而又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奥斯曼帝国、法国和俄罗斯都试图让英国从埃及撤军，但都没有收到任何成效。而且，英埃联合行政机构的一些内在问题，也使得英国不再考虑从埃及撤军。

此时，掌控埃及并在亚历山大港拥有一个海军基地，对于西方列强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必要性，因为东方问题的重心已经转移。各国争夺的中心已经从土耳其移到了埃及，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移到了苏伊士运河，从近东移到了远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俄国一直试图渗透进巴尔干地区，或经过海峡进入地中海，从而对奥斯曼帝国构成了直接威胁。但是，随着俄国人的扩张野心向东转向了亚洲，这种威胁逐渐减弱了。这样一来，英俄冲突的风险点就转移到了印度边境。因此，经过埃及的海路就变得越发重要。现在，埃及落入了英国的实际控制之中。在过去的370年里，它一直都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现在，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放弃了奥斯曼帝国对埃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宗主权。

过着孤家寡人式的与世隔绝生活的苏丹，一直身陷于自己比外国人更聪明的迷梦之中，拒不接受任何睿智、可靠的建议。他既不真诚，外交手腕又十分拙劣，结果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错失了一个又一个机会。在这方面，埃及可谓是最好的例子。尽管英国人一直对他抱有善意，并且鼓励他有所作为，但他顽固地拒绝用实际行动来捍卫他本人和帝国的利益。如果说他消极地放弃在保加利亚的所有权利、抛弃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残余领土的行为，还可以解释为是他务实地看到奥斯曼帝国在西方已经没有未来，最终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那么他在埃及的所作所为就只能说是毫无理由、极不明智的了。

在世俗层面上，阿卜杜勒·哈米德对埃及仅有名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主权。但是，在宗教层面上，埃及对他的政策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在帝国丢掉了在基督教欧洲的残余领土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希望可以在亚洲复兴他的伊斯兰帝国，至少也要让这个帝国存活下去。在亚洲，帝国广阔的版图依然大体完整。因此，他把他的重心向东移向了伊斯兰世界。亚洲不仅是奥斯曼民族和奥斯曼帝国的摇篮，更是伊斯兰教和它大部分子民的故乡。对这些人民来说，他们的苏丹不仅是土地和生命的守护者，更是他们的信仰的捍卫者。

因此，埃及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开罗一直是伊斯兰世界一处重要的宗教中心，早在土耳其人夺走哈里发宝座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如此。1517年，奥斯曼帝国的征服者塞利姆一世进入开罗，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发的后嗣正式承认了塞利姆的哈里发地位。随后，塞利姆又接受了麦加的谢里夫的效忠，成了伊斯兰圣地的守护者。这意味着奥斯曼家族成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伊斯坦布尔也成了普遍认可（但不无争议）的哈里发的居所和伊斯兰之城（“伊斯兰布尔”，Islambol）。从那以后，每一位奥斯曼帝国苏丹都身兼世俗和宗教上的职责，自称苏丹—哈里发。尽管不接受他们的这一主张的伊斯兰国家不在少数，但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试图借助哈里发的头衔来重振奥斯曼家族的权势和威望。而且，他的野心并不局限于奥斯曼帝国的亚洲版图，而是要影响整个伊斯兰世界。因此，他在这个时候轻易地放弃了在埃及的世俗权力，可谓是不智之举，毕竟他的哈里发称号在宗教上的权威的源头就来自埃及。

从北非到中亚再到印度，西欧和俄罗斯帝国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这激起了伊斯兰世界对它们的普遍反感，而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政策转向正体现了这种态度。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穆斯林将奥斯曼帝国选为集结点，他们推崇阿卜杜勒·哈米德，认为他将成为一位挣脱西方束缚的统治者。用阿诺德·汤因比的话说，在他们看来，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帝国“无疑是现存的最强大、最高效、最开明的伊斯兰国家”。坦志麦特改革者未能解决政教二元体系的内在矛盾，而阿卜杜勒·哈米德干脆用自己的专制统治破除了这种矛盾。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统治工具，他摆出一副“立宪专制”的样子，推行那些他想要推行的改革。像坦志麦特改革时期一样，改革主要在中央层面进行，并且有利于越发官僚化的精英阶层。

在大部分臣民看来，阿卜杜勒·哈米德重新确立了强有力的传统伊斯兰体制，不受外国的干涉和影响。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能够理解和欣赏的东西。在这位苏丹—哈里发的身上，这些深受严格自律思想影响的穆斯林看到了他们引以为傲的个人品质——朴素、持重、虔诚。除此之外，忠诚拥护他的不仅有他的大臣和政府机构人员，还有政府机构之外的乌理玛。另一部分忠诚于他的人是一个日益扩大的宗教人士阶层，这些人等级有别，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或是其他人等，在伊斯兰世界统一的观念下受人尊敬。另外，学者和来自非正统教派及托钵僧团体的神秘主义者也忠实于他，这些团体在他的帝国版图内也十分受欢迎。

在首都离群索居的阿卜杜勒·哈米德把西方看作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对其不屑一顾。在他审查之下的媒体，对他在政治观点、制度和行为上的谬误完全听之任之。知识分子脑袋里灌输的全都是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有多么优越。尽管青年奥斯曼人也把他们的改革和现代化方案与伊斯兰制度相联系，但他们承认这些方案来自西方。阿卜杜勒·哈米德绝不承认这种事。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看来，阿拉伯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源头，西方文明不仅学习了伊斯兰文明的政治体系，还学习了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和技术（代数、化学和物理）、近代发明（指南针和火药）以及文学和史学。一言以蔽之，西方受人推崇的一切，都学习自阿拉伯文明。因此，除了一些欧洲人从穆斯林那里学来又进行了改良的发明之外，穆斯林又能从欧洲得到什么呢？一本阐释上述观点的书是这样开篇的：“当代文明的基石不是别的，正是穆罕默德的行动和传统。”

这种想法当时对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很有吸引力，后来演变成了昙花一现的泛伊斯兰主义。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在亚洲依旧拥有完整的版图，因此成了穆斯林寻求慰藉、灵感和领导的中心。阿卜杜勒·哈米德从统治初年起，就一直希望他自己和他的帝国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当初，土耳其人从安纳托利亚的心脏地带进入了欧洲；现在，他们又退回了这里，与辽阔的版图内部和外部形形色色的伊斯兰群体产生了更广泛的联系。于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更加努力，希望可以实现他的愿景。

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伊斯兰政策，最早体现在他的大维齐尔人选上。以往，大维齐尔的人选通常都是土耳其人，或是直接为苏丹效命的臣子。而他选择的却是一位切尔克斯政治家——海雷丁将军（General Khair-ed-Din），此人最初是作为突尼斯贝伊的首席辅政得以发迹的。苏丹在宣布这一任命的敕令中大胆地宣称，他之所以抛弃以前的传统，是因为伊斯兰世界里所有的逊尼派穆斯林都有义务为哈里发服务。他在为政府和宫廷职位选择人选时，更愿意使用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不仅如此，他还要优先使用帝国里其他民族的穆斯林，而不是土耳其穆斯林。来自遥远的阿拉伯地区的谢赫们在大萨拉基里奥宫里甚至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居所。基督教国家咄咄逼人地侵犯他的帝国，给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穆斯林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为了争取穆斯林对他的忠诚，他不仅要在国内处理这些问题，还要在国外关注遥远国度里的穆斯林社群的利益。在收缩回伊斯兰世界之后，曾经的欧洲病夫现在想要做亚洲硬汉。但是，这样做只会加剧他和欧洲—西方世界之间的冲突，因为在伊斯兰世界内部，还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基督徒少数民族。阿卜杜勒·哈米德对这个民族感到越发不信任，而且认为他们是他所有计划的障碍。这个民族就是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位于东西方之间，是相互征伐的帝国锋芒交会之处。早在13世纪，亚美尼亚就丧失了独立。现在，这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大部分居住在土耳其、俄罗斯和波斯。由于亚美尼亚人自己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他们无处寻求祖国的保护。在奥斯曼帝国居住着大约250万亚美尼亚人，其中至少有150万人在东部的六个州[也被称作“维拉亚特”（vilayet）[5]]拥有土地。但是，在任何一个州里，亚美尼亚人都不占多数。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亚美尼亚人作为宗教上的少数群体与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与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少数群体不同，亚美尼亚人也称不上骁勇善战。一直到19世纪的后半段之前，亚美尼亚农民就像在城市里经商的同胞一样，在政治上默默无闻，以持重和节俭闻名。

但是，作为一个对自己的宗教、语言和文化都十分执着的雅利安民族，亚美尼亚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们自视为欧洲人，并且在美国新教传教士的帮助下，在东方就可以接受西方式教育，而不用为此长途跋涉到天主教欧洲去。西方式的教育激发出了他们的民族感情。于是，在柏林会议上，亚美尼亚人派出了一支代表团，要求奥斯曼帝国像对待于1861年就获得了自治权的黎巴嫩[6]一样，委任一名基督徒总督来管理东方各州的亚美尼亚人。尽管这一要求没有得到回应，但欧洲各国还是认可了亚美尼亚人有关在他们所在各州进行改良、并且保护他们不受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威胁的主张。根据《柏林条约》，奥斯曼帝国有义务推进这些目标，还需要定期向列强汇报进展，列强则会监督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

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坚决不同意履行这些承诺。他做出的唯一让步就是给每一个有亚美尼亚人的州派了一名基督徒次级长官。这些人无非是苏丹的木偶而已。他们对他唯命是从，一旦自作主张就会马上被撤职。因此，他们被人们十分讽刺地称作“埃韦特阿凡提”（Evet Effendi），即“遵命先生”之意，因为他们对主子的命令总是乖乖听从。人们很快发现，阿卜杜勒·哈米德根本无意按《柏林条约》的规定去推行改革，更不要说在那些意欲干涉他的主权的外国大使插手的情况下推行这些改革了。他尤其不想改善亚美尼亚人的境遇，反而怀着十足的恶意去对待他们，让他们充满恐惧。每当有官员因为虐待亚美尼亚人而在外国大使的压力下遭到解职，苏丹就一定会对此人加官晋爵、放到更有利可图的位置上去。这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的事实。

根据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单独签署的、与《柏林条约》内容相近的《塞浦路斯协定》，英国政府向东方各州派遣了领事。他们发回的报告证实了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法庭上遭遇的不公正对待，以及腐败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在评估征收税款或什一税时对亚美尼亚人的普遍歧视。而且，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力量比较薄弱的偏远地区，亚美尼亚人还要受到强大的库尔德人酋长的压榨，或被其他库尔德人抢劫。如果要遏制这种混乱局面，就必须重组警察和宪兵部队，约束库尔德人的行为。但是，每当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奥斯曼帝国政府就说一堆空话作为烟幕弹。伊斯坦布尔方面假装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声称已经向库尔德斯坦派驻了能干的官员，打包票说他们一定能够保障亚美尼亚人和“苏丹的其他忠实子民”的安全。但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又补充道：“就像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一样，亚美尼亚也会发生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每当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有些过于狂热的好事者对其加以利用，在真相的基础上再编造出一些不存在的罪行，然后拿去给欧洲公众和外国领事看，就好像那些事情也真的发生了似的。”

1880年，奥斯曼帝国无动于衷、闪烁其词的答复终于让六名在《柏林条约》上签字的大国的大使联合递交了一份照会。他们批评了奥斯曼帝国的做法，并且要求实施具体的改革，“以确保亚美尼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这一照会，奥斯曼帝国又一次给出了含糊其词的答复，甚至都没具体提起涉及的问题。顽固敌视外国人的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要出出他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失败后积攒的恶气，拒不同意外国势力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支持还留在当地的基督徒臣民。很明显，除非武力干涉，列强也采取不了什么有效的措施。索尔斯伯里侯爵不得不承认列强的条约成了空话，十分遗憾地表示“舰队开不到陶鲁斯山脉以远的内陆去”。重新成为首相的格莱斯顿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先是降低了当地领事的特殊地位，到后来干脆将其特殊地位全部取消。一份领事提供的报告中提到，土耳其人的改革措施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很多当地官员甚至都不识字。

1882年，为了让奥斯曼帝国接受改革方案，列强又做了一次努力。但这一次，他们的努力却因为内部的分歧而失败了。俾斯麦表示，他愿意在任何事务上与英国合作，唯独不愿意迫使苏丹在亚美尼亚实施改革。被格莱斯顿拖延的行动，就这样干脆被俾斯麦拒绝了。亚美尼亚人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通过和平手段争取改革。他们向土耳其人表示，他们并不要求获得政治上的自治，只是想保证人身安全。但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亚美尼亚人还宣称，他们无意改换门庭接受俄国的统治。俄国人也不鼓励亚美尼亚人投效，因为他们正忙着迫使本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改信东正教，以消除他们的民族意识。就这样，在19世纪8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亚美尼亚人的生活境遇持续恶化，一边面对的是劫掠成性的库尔德部落邻居，另一边面对的则是充满敌意的苏丹政府。

显然，对于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来说，是时候将他们自己以某种政治基础组织起来了。他们开始组建地方性的民族主义小组和秘密社团，还受到了生活在俄国的亚美尼亚同胞的激励。那些生活在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奉行着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理念，他们的理念远远超前于那些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同胞。不久，他们的影响力就跨过了国界，开始渗透进埃尔祖鲁姆和凡城这样的中心城市。他们希望能够唤醒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让他们站起来保卫自己的天然“祖国”。

1881年，亚美尼亚人在埃尔祖鲁姆成立了一个名叫“祖国保卫者”的组织。该组织的革命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目标是保护亚美尼亚人不受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的侵害。1885年，第一个亚美尼亚人的政党在凡城成立——亚美尼亚人党。他们的主张经由热爱自由的人们传播到了海外，促成了“欧洲亚美尼亚人爱国社团”的成立。这个成立于伦敦的组织公开主张“通过革命为亚美尼亚人争取自治的权利”。但是，他们的态度过于温和，而且天真地指望依靠大国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1887年，亚美尼亚人流亡者在日内瓦组建了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更加激进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标是通过革命创建一个统一的亚美尼亚社会主义国家，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这个组织也逐渐演变成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第一个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一份在海外出版的、名叫《红查克》（Hunchak，意为“钟”）的杂志是这个政党的喉舌，扩大了该党的影响力。

红查克变成了一场国际运动，其成员遍布欧洲各国的首都，甚至远在美国都有该组织的代表。不过，最活跃的还当属在高加索家乡活动的起义军团体。这些红查克有组织地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发动袭击，公开挑战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权威。他们不仅在有着“土属亚美尼亚的首都”之称的埃尔祖鲁姆活动，甚至还出没于西方遥远的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中心城市。1890年，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在第比利斯成立，这标志着他们活动的顶峰。亚美尼亚革命联盟也被称作“达什纳克楚琼”（Dashnaktsutium），其成员因而也被叫作“达什纳克”。一开始，他们团结了各种各样的极端团体。不过，由于达什纳克们在意识形态上更青睐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很快就与红查克分道扬镳了。不过，两个团体还是有着更重要的共同目标——靠武装斗争赢得亚美尼亚的自由。他们甚至宣称：“亚美尼亚人再也不会向谁哀求了，他们现在要手握钢枪提出要求。”他们再也不打算等待永远也等不到的列强的帮助，决心把民族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

阿卜杜勒·哈米德原本就对聪明的亚美尼亚人很不放心，现在他们又开始反抗，这让他大为警觉。他想了一个狡猾的计策，决定利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分歧。库尔德人成了他的分化政策的重要工具。1891年，他开始从库尔德部落中招募一支民兵武装，相当于准许了他们对亚美尼亚人的袭击。这些库尔德人被编成了骑兵团，人称“哈米迪耶”（Hamidiye），即“效忠于哈米德的人”。到1892年年底，这些骑兵团的总规模达到了大约1.5万人，且人数还在继续逐年增长。这些来自东方的人生性粗犷。他们穿着花哨的制服，神气十足地在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聚居区走过，让当地居民大为紧张。他们公开宣称自己的正式任务就是镇压亚美尼亚人，而且在镇压基督徒过程中的任何行为都可以不负法律责任。这些说法在亚美尼亚引发了恐慌。

与此同时，在1893年，亚美尼亚革命者也不再满足于发动袭击行动，而是设法在安纳托利亚中西部地区煽动穆斯林叛乱。他们在城镇的围墙上张贴煽动性的标语，呼吁全体穆斯林起来反抗苏丹的压迫。这个计划太过天真，结果只是导致大量的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各个地区被捕入狱，亚美尼亚人有组织的抵抗行动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是，这些行动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最终导致了1894年在苏丹命令下发生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在穆什（Mush）[7]以南的萨松（Sasun），库尔德部落酋长对亚美尼亚人的压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纳贡体系，亚美尼亚人要想得到安全保障就必须付钱，实际上形同敲诈。由于亚美尼亚人要向库尔德人纳贡，奥斯曼帝国政府心照不宣地免除了亚美尼亚人的税金。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年。可是现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却要求亚美尼亚人支付欠下的税金。亚美尼亚人拒绝接受这样的双重压迫。结果，在库尔德部落武装的密切配合之下，奥斯曼军队开进了这一地区。很快，他们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无助的亚美尼亚人。军人在整个地区里地毯式地搜索亚美尼亚人，一直追到河谷和山区，仿佛在“猎杀野生动物”一般。他们不接受投降，就用刺刀杀死男人，强奸女人，把孩子在石头上摔死，还把亚美尼亚人遗弃的村庄付之一炬。负责指挥这一行动的指挥官泽基帕夏（Zeki Pasha）还获得了苏丹的嘉奖。

奥斯曼帝国政府试图把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说成不值一提的意外事件，但最先发生的一些屠杀事件还是被泄露了出去，在欧洲引发了自由派人士的强烈抗议。于是，英、法、俄三国要求组建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1895年，为了抢得先机，坐实奥斯曼帝国政府所描述的说法，苏丹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亚美尼亚匪帮的罪行”。在这场闹剧之后，伦敦和巴黎爆发了大规模的集会，列强则提出了一个亚美尼亚改革方案。苏丹假意接受了列强的提议，实际上只是做了大量徒有虚名的书面承诺，让整个改革方案的效果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在红查克的领导下，亚美尼亚人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游行示威，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请愿、抗议，要求进行改革。尽管亚美尼亚人的主教建议他们保持耐心，但局势还是失控了。一位来自萨松的示威者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结果示威人群群起响应，开始高唱革命歌曲。这引发了警察的干预，警察当场用棍棒打死了很多人。与此同时，在警察的放任之下，土耳其平民中的狂热分子也在街头游走，到处寻找亚美尼亚人，再用棍棒将他们杀害。暴力和恐怖持续了十天，数以千计的亚美尼亚人躲进了他们的教堂。外国大使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在得到生命安全的保证之后，他们才敢从教堂里走出来。

与此同时，一艘外国船只的船长带来了另一个消息：在特拉布宗发生了一起大屠杀。他看到亚美尼亚逃亡者朝着他的船只游来，却在半路上被乘着小船的土耳其人截住，或被击打头部，或被按到水中淹死。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却无能为力。在特拉布宗城中，将近1 000名亚美尼亚人被杀，其中许多人被活活烧死在家中。一支奥斯曼军队和当地山区里的拉兹部落成员（Laz）[8]冲进了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区域，先是抢劫了市场上的亚美尼亚人商店，接着又放火焚烧，暴行一直持续了五个小时之久。

接着，就在苏丹装模作样地接受列强提出的亚美尼亚改革新方案的同时，在土耳其东部也发生了一系列有组织的屠杀。据说，所有这些屠杀事件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会响起军号声，就好像是在进行某种军事行动一样。实际上，这些屠杀事件就是军事行动。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发生亚美尼亚人突然举事、迫使官方动用警察进行镇压这样的事情。事实刚好相反。在苏丹的授意之下，亚美尼亚人聚居的东部六州的军事力量进行了密切合作，筹划实施了这样一场行动，像对付外敌一样对付亚美尼亚人。

他们采取的战术遵循了苏丹的原则——激起穆斯林社群的宗教狂热。阿卜杜勒·哈米德为他派到亚美尼亚的代理人做了具体的指示，告诉他们应当怎么做。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先在某个城镇最大的清真寺里召集穆斯林聚会，然后以苏丹的名义向他们宣布，亚美尼亚人正在进行反对伊斯兰教的叛乱。苏丹命令虔诚的穆斯林起来对付这些异教叛乱分子，捍卫自己的信仰。苏丹提出，根据神圣法，虔信者可以剥夺叛乱分子的财物。他用这种方式鼓励穆斯林以信仰之名去侵吞他们的基督徒邻居的财产，如果遭遇抵抗就杀死他们。于是，在整个亚美尼亚，“日益壮大的狼群到处袭击绵羊”。

另一方面，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曲解了伊斯兰教的另一项宗旨。他允许穆斯林用刀架在敌人的脖子上，在最后关头逼迫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不然就杀掉他们。在此之前，逼迫他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做法已经在西方压力下，由阿卜杜勒·迈吉德废除了。在村庄里居住的一些缺乏抵抗意志的家庭宁愿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因为他们牺牲掉的只是作为基督教世界一员的独立认同罢了。

掌控所有这一切活动的，是沙基尔帕夏（Shakir Pasha）。此人十分险恶，曾经出任驻圣彼得堡大使。表面上，他的职责是“巡视奥斯曼帝国亚洲省份的部分地区”，这一任命也是苏丹装模作样的改革方案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他的任务是在这些地区策划、执行屠杀活动。执行这一任务的人为了方便行动，认定亚美尼亚人正逐渐对自己低人一等的地位产生不满。于是，他们定下的目标就是无情地减少亚美尼亚人的人口，直至将他们赶尽杀绝，然后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土耳其人。

这一次次由军号声宣告其开始和结束的活动，其过程也十分相似。首先进城的是奥斯曼军队，他们的任务是屠杀；接着是库尔德非正规军和部落武装，他们进城来洗劫；最后，为了追击流亡者和全面扫荡，战火和毁灭将席卷周边的土地和村庄，带来彻底的大灾难。在1895年的这个可怕的冬天，在土耳其东部的20个不同地区，亚美尼亚人损失了十分之一的人口和大量的财产。屠杀通常都发生在星期五。这一天，穆斯林们会聚集在清真寺里，而政府会散布谣言说，亚美尼亚人打算在穆斯林祷告的时候就把他们屠杀殆尽。于是，穆斯林会站起来阻止他们的计划，最后被屠杀的反而是亚美尼亚人。考虑到死于伤病、无家可归和饥饿的人数，遇难者的总人数大概在50万到100万之间。

在13个较大的城镇，每个城镇里的死亡人数都达到了四位数。在埃尔祖鲁姆，拥有1 000家店铺的大市场惨遭洗劫和破坏。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在一座乱葬岗里就掩埋了300多名亚美尼亚人。

最为残酷、破坏性最大的屠杀发生在乌尔法。在这里，亚美尼亚人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他们的街区遭围攻两个月之后，亚美尼亚人的领袖们于1895年12月在大教堂里集会，起草了一份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出面保护的声明。负责指挥的土耳其军官表示将保证他们的安全，随后派兵包围了大教堂。接着，一大群土耳其士兵和紧随其后的暴徒冲进了亚美尼亚人的街区。他们四处抢劫，将亚美尼亚人成年男子屠杀殆尽。

在军号声宣告当天的行动结束之后，有3 000多名逃亡者涌进了大教堂寻求庇护。第二天是星期日。就在这天早晨，一群狂热的暴徒冲进了教堂，大肆屠杀，并且劫掠了教堂的神龛。接着，他们堆起了一大堆草席，用它们盖住尸体，又浇上30罐石油，将其点燃。有一大群妇女和孩子躲在木质的走廊里。他们惊恐地哀号起来，身上着了火，最后全死在了大火之中。下午3点半，军号准时吹响，奥斯曼官员在亚美尼亚人的街区里四处游走，宣告屠杀已经结束。有126户人家绝户，连一个女人或婴儿都没活下来。算上在大教堂里被杀的人们，整个城镇的死亡人数达到了8 000人。

只有在一个地方，亚美尼亚人成了加害者。在位于山区、曾经属于西里西亚行省的泽伊通（Zeitun）[9]要塞，以红查克为核心的一支亚美尼亚武装对要塞发动了攻击。他们在战斗中击败了奥斯曼军队，将奥斯曼守军逐出了泽伊通的城堡，抓获了400名土耳其人俘虏。他们穿上奥斯曼军队的制服，洗劫、焚烧了附近的一座土耳其城镇，控制了该地区。最后，土耳其人派了一支大军开赴泽伊通，炮击了城中的城堡，并使之起火。不过，亚美尼亚人在此之前就已经撤离了城堡。与此同时，在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人社群的请求下，外国大使出面调停，并与奥斯曼帝国政府达成了协议，要求该地区的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都必须放下武器，以实现停火。

1896年8月，对亚美尼亚人接连不断的屠杀达到了顶峰。这一次，屠杀就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像上一年一样，一个亚美尼亚革命团体的活动给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借口。一小群鲁莽的达什纳克在午餐时分走进了欧洲资本家的重要据点——奥斯曼银行。他们装成要兑换货币的样子来到银行，身后跟着一些扛着袋子的搬运工，袋子里面装的似乎是金币和银币。突然，一声哨响，25名武装分子紧随其后冲进了银行，开始开火。他们打开了袋子，里面装的是炸弹、子弹和炸药。他们声称自己不是银行劫匪，而是亚美尼亚爱国者，此举的目的是要让六个欧洲国家的使馆注意到亚美尼亚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把亚美尼亚人的遭遇写进了两份文件里，里面还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他们宣布，如果在48个小时之内得不到外国的干预，他们将“不畏牺牲”，炸掉整座银行。

与此同时，银行主管埃德加·文森特爵士（Sir Edgar Vincent）小心翼翼地顺着天窗逃到了紧邻的一座建筑里。就在他的同事被劫为人质的时候，他跑到了高门。他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要求道，只要这些达什纳克还留在银行里，警察就不能向他们发动进攻。这样一来，他就争取到了适合谈判的环境。负责谈判的是俄国大使馆的首席译员。他先从苏丹那里为袭击者取得了赦免和顺利离境的权利，接着对袭击者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讲。他向他们保证可以继续进行谈判，成功地说服他们离开银行。袭击者保留了他们的武器，但不甚情愿地放弃了他们的炸弹，随后安静地登上了埃德加·文森特爵士的游船，流亡到法国。

这些年轻人充满理想，但对政治煽动的诡计一窍不通。他们的所作所为没能帮助他们的朋友，反而给了敌人机会。在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人街区，无法无天的暴徒、宗教狂热分子和野蛮的非正规军肆虐了两天。他们挥舞着短棍、刀子和铁棒，在街巷中欠下累累血债。警察和军队非但不干预他们的行为，甚至还为他们提供帮助，与他们狼狈为奸。暴徒们打死他们在街道上遇到的任何亚美尼亚人，还冲进房屋杀死里面躲藏的人，最后留下了6 000多具横七竖八的尸体。大屠杀进行到第二天，六大国的代表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奥斯曼帝国一开始没有理睬。但是，当晚就有消息传来，说英国人正在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以保护本国国民。于是，奥斯曼帝国政府下达了停止杀戮的命令。终于，各国大使们站在使馆的门口，就能亲眼看到一直以来在整个亚美尼亚发生的可怕罪行；而表里不一的苏丹一直试图通过官方审查欺骗外界，不让这些罪行为全世界所知。现在，六大国的代表发表了一份给苏丹的公开电报，要求他立刻终止屠杀。“如果屠杀继续下去，苏丹的宝座和他的王朝的存续都会面临威胁。”

在屠杀结束后，各国使节联合向奥斯曼帝国政府递交了一系列照会。在提供了详尽的证据之后，他们指出“伊斯坦布尔发生的骚乱”并非狂热情绪的偶然爆发，而是一股特殊的力量有意为之的产物；“不仅发生在政府的眼皮底下，而且还有政府的代理人从中配合”。他们表示，这股力量是“一种特别危险的武器”，非但随时可以用来伤害少数族群聚居区，“甚至还可能会威胁到那些容忍其存在的人”。列强的代表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查清这一系列事件的源头，尽最大努力找出并惩办其发起人和主要参与者”。他们还表示，愿意提供目击证人，帮助奥斯曼帝国进行调查。这其实是外交辞令。他们的真实意思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就是伊斯坦布尔大屠杀的始作俑者，或者至少也是个煽动者。对于列强的照会，奥斯曼帝国政府给出了闪烁其词的答复，辩称亚美尼亚人也攻击了穆斯林，还许诺将组建特别法庭审判冲突双方。为了平息列强的怒火，他们逮捕了一些社会底层人员，而这些人所做的无非是忠实服从了苏丹的命令。

与此同时，英国的自由派人士再次陷入了狂怒，他们强烈要求推翻苏丹。86岁高龄、已经退休的格莱斯顿在利物浦发表了最后一次针对“难以启齿的土耳其人”的演讲。他怒斥土耳其人的帝国是“文明之耻辱”和“对人类的诅咒”，应当“被从地图上抹去”。他把苏丹称作“大刽子手阿卜杜勒”，法国人则称他是“血红色的苏丹”。格莱斯顿坚持认为，根据《塞浦路斯协定》，英国有义务出面干预，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独自出面干预。尽管一开始有人提出，要派遣英国舰队强行闯进达达尼尔海峡，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列强都没有做好为了保卫亚美尼亚人而动用武力的准备，甚至连施加威胁的想法都没有。只有索尔斯伯里侯爵曾经隐晦地告诫阿卜杜勒·哈米德说：“管理失当的国家终将遭遇不幸。”

索尔斯伯里侯爵试图寻求俄国的支持，一起推翻现任苏丹，但是他又不愿意为此在海峡事务方面让步；而俄国也不想让亚美尼亚获得独立，担心独立的亚美尼亚可能会在小亚细亚扮演与新生的保加利亚在欧洲一样的角色；奥匈帝国深陷巴尔干地区事务，不愿意在亚美尼亚贸然行动；与奥斯曼帝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法国则宁愿维持现状；德国希望在小亚细亚获得更多权益，因此依然以苏丹的保护者自居。所以，并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分裂奥斯曼帝国，或是对奥斯曼帝国采取某种形式的国际共治。1897年，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推行最终改革方案的最后一次会议无果而终。在此之后，不幸的亚美尼亚人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任何帮助。

欧洲列强之间的不和与它们的优柔寡断，使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再次逃过一劫。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顽固脾气让他赢得了一场“负面的胜利”，但他毫无人性的冷酷作为也让他在世人的眼中留下了永久的劣迹。

[1] 法拉欣通常指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农民。

[2] 本书毕竟是英国作者在1979年初次出版的，不具备我们如今对于殖民主义的敏感与反思程度。这里作者的措辞有掩饰英法帝国主义行径之嫌。19世纪后期，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等国在全球各地对殖民地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夺。分割巴尔干地区、渗透埃及、操控奥斯曼帝国，都可以视作全球帝国主义争夺的缩影。而19世纪末出现在巴尔干、埃及以及同时代的印度、南非等地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很大程度上可以解读为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反抗。我们不妨带着批判和反思的眼光看待作者提及的这段历史。中国在近代面临的问题，和奥斯曼帝国等国非常相似：一方面学习西方长处，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保卫民族自决，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侵袭，这两个方面的紧张关系，正是中国自身在近代历史中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编者注

[3] 即奥尔斯特男爵比彻姆·西摩（Beauchamp Seymour），时任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

[4] 伊斯梅利亚位于苏伊士运河西岸，是运河地区的中心城市。

[5] “维拉亚特”是奥斯曼帝国后期的行政区划，在坦志麦特改革期间开始将原有的省份重新划分为了“维拉亚特”。

[6] 黎巴嫩人主要信仰基督教。

[7] 位于今土耳其东部。

[8] 拉兹人是土耳其和格鲁吉亚黑海沿岸地区的本土族群。他们最初信仰基督教，其中大部分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逊尼派。

[9] 今称苏莱曼勒，位于土耳其中南部。

第三十八章

如今，在欧洲列强中，只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盟友还能得到苏丹的青睐——德国。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间，俾斯麦一直关注着奥斯曼帝国。德国无意侵占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只是希望趁着英国政治影响力下降，在土耳其取得更多的影响力。在东方问题方面，俾斯麦的态度也十分谨慎。他曾经在柏林会议上充当“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俾斯麦认为，德意志帝国应当发挥欧洲仲裁者的作用，同时也在与奥匈帝国和巴尔干国家的联盟中充当领导者。在这一地区，德国最关注的是保持与俄罗斯之间的力量均衡，而奥斯曼帝国对这一目标而言无足轻重。在俾斯麦看来，东方问题“不值得哪怕一个波美拉尼亚（Pomerania）[1]掷弹兵为之送命”。

不过，于1888年即位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却有更大的野心。威廉二世主要受到了冯·德·戈尔茨元帅（Marshal von der Goltz）的影响。冯·德·戈尔茨元帅曾经和一些德国军官花了五年时间帮助奥斯曼帝国训练军队，并利用德国生产的武器装备对奥斯曼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在他的影响下，皇帝计划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影响土耳其。在他看来，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应当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不仅在战略层面上如此，在经济、贸易和技术领域也应当如此。不久，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俾斯麦强烈反对任何在欧洲之外推行泛日耳曼主义的活动——随后便投身到雄心勃勃的“东进”（Drang nach Osten）事业之中。他的主要计划是修建一条巴格达铁路。按照规划，这条铁路最终将把柏林和波斯湾连接起来。这个计划很合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心意，他也想要修建铁路、公路和电报网，将帝国辽阔的亚洲领土连接起来，以便实施行政管理和促进经济发展。

为了建设铁路，苏丹在不同阶段给了德意志银行集团各种让步。于是，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德国的金融家、商人、工程师和各个领域的专家开始涌入奥斯曼帝国。与此同时，威廉二世皇帝不顾俾斯麦的反对，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就来到伊斯坦布尔，正式拜访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苏丹对德国人十分欣赏，之前还不断地把他私人持有的债券换成德国银行的证券。这一次，他用十足的皇家礼遇接待了德国皇帝和皇后。为了安排他们的住宿，他在耶尔德兹宫内兴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这座别墅实际上已经堪称一座小型的皇宫了。他为他们设下奢华的国宴，国宴上提供的是欧式菜肴，盛放菜肴的则是从巴黎买来的镶嵌了珠宝的黄金盘子。苏丹还向德国皇后献上了从御花园里采摘的一束花。皇后发现，花瓣中竟簇拥着一颗巨大的钻石。

九年之后，威廉二世第二次正式访问了苏丹的国家。此时，巴格达铁路已经延伸到了远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科尼亚，德国的轮船公司开通了汉堡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航线，德土两国之间的贸易欣欣向荣，安纳托利亚各个阶层的民众都从中获益匪浅。因为德国是列强中唯一没有就近来的亚美尼亚屠杀向阿卜杜勒·哈米德提出抗议的国家，他对德国皇帝倍加欢迎。

这一次，德国皇帝还访问了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他打扮成基督教朝圣者和十字军骑士的样子，隆重地进入了耶路撒冷。他跪在尘土中，面向圣城祈祷，随后又为一座路德宗教堂主持了落成仪式。不久，他又来到了穆斯林的城市大马士革，戴着头巾拜访了萨拉丁之墓。他向3亿穆斯林承诺说，德国皇帝将永远保护他们，以此来表示他对苏丹—哈里发的宗教政策的公开支持。这样一来，他就确保了巴格达铁路下一阶段的修筑权，这条铁路将继续从科尼亚出发，朝着陶鲁斯山脉和波斯湾的方向延伸。

英国政府由于已经牢牢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对安纳托利亚铁路一直不甚关心。但现在，鉴于这条铁路可能会一直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身为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Lord Curzon）代表印度政府与位于波斯湾末端的科威特的谢赫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科威特谢赫在没有得到英国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割让土地给外国，也不得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同时，阿曼的苏丹也接受了类似的限制条件。这样一来，即便巴格达铁路能够最终修筑完成，其终点也已经被英国的势力范围提前封锁了。与此同时，俄国人也表示了担心，害怕土耳其人会利用这条铁路威胁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利益。因此，俄国迫使土耳其人接受了一份《黑海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只有代表俄国利益、得到沙皇许可的财团才能在安纳托利亚北部修筑铁路。

还有另外一项隐秘的工程，与阿卜杜勒·哈米德心心念念的伊斯兰世界霸主地位有着直接的联系。这项工程就是汉志铁路（Hejaz Raiway）。汉志铁路从大马士革出发，可以将朝圣者运送到麦地那和麦加的圣地去。借此，苏丹作为哈里发的地位就可以在国内外都被认可。与此同时，这条铁路还能帮助他加强对也门和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的政治掌控力。由于这是一条神圣的铁路，其资金全部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捐赠，参与修筑的工人也全都是穆斯林，奥斯曼军队也参与了工程。不过，还是有外国工程人员为工程提供监督和建议。汉志铁路于1901年动工，用了八年时间修到了麦地那，不仅提高了奥斯曼帝国的威信，也让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对哈里发产生了崇敬之情。

德国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即便在苏丹公然违背了条约中对基督徒臣民的承诺的时候，也刻意不去像其他大国那样谴责苏丹。此前，德国曾经拒绝支持亚美尼亚人。现在，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在要求奥斯曼帝国履行承诺，在克里特岛和马其顿实施改革，德国依然拒绝表态支持它们的诉求。从希腊独立战争时期开始，一直处于土耳其人统治之下的克里特岛就经常爆发叛乱。本来，《柏林条约》大可以把克里特岛并入希腊王国，因为该岛上讲希腊语的基督徒占大多数，而当地的政权维护的却是人口比例不到10%的穆斯林群体的利益。

苏丹决心要让克里特岛上占大多数的基督徒像亚美尼亚基督徒一样屈服。但是，骁勇善战的克里特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因此，他在每次叛乱的间歇期，就指派基督徒总督管理克里特岛，以期安抚当地居民。然而，基督徒总督的任期往往很短暂，很快就被穆斯林取代了。克里特岛上的大多数居民决心建立一个基督徒控制的政府，于是要求希腊兼并克里特岛。不过，希腊政府害怕与土耳其开战，因而对此提议不甚热心。但是，1889年，在岛上的一次起义之后，大量的基督徒难民逃难到了雅典。在公众的压力之下，希腊政府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公正地对待克里特人，并且改进当地的政府管理。苏丹颁布了一道法令，重申了之前空许的诺言，还宣布了一些改革。这些措施并不能让克里特人满意，但是暂时平息了暴乱。在克里特岛接二连三地继续爆发骚乱之后，苏丹决定派遣一支非正规军扫荡克里特岛，就像20年前对待保加利亚那样。

1896年，基督徒再一次发动了起义——这也是他们发动的最后一次起义。随后，这次起义就演变成了克里特岛上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内战。穆斯林得到了奥斯曼帝国军方的支持，基督徒则寻求列强的支持，并宣布与希腊合并。于是，希腊人派出了军队前往克里特岛。他们先派出一队鱼雷艇截击奥斯曼帝国增援部队，接着又派出了陆军，决心占领该岛。六大国的舰队来到克里特岛附近海域，占领了干尼亚港口。德国人和俄国人一起要求对克里特岛进行国际封锁，以迫使希腊人撤军。但是，在英国的推动下，六大国要求克里特岛获得自治权，同时全部的希腊军队和一大部分奥斯曼军队必须撤离该岛。苏丹最终同意了这些条件。

与此同时，希腊国内的民众要求与土耳其开战。希腊国王和奥斯曼帝国苏丹都不想打仗，但希腊民族主义者迫使希腊政府不得不有所动作。民族主义分子越过边界，进入了马其顿和色萨利。1897年春天，土耳其向希腊宣战。这场战争只持续了30天，但对于希腊人来说却是一场灾难。希腊海军占据优势，但可能是因为迫于列强的压力，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在陆地上的伊庇鲁斯和色萨利，希腊军队都被打得溃不成军。土耳其人迅速进军，雅典城内一片恐慌。但是，列强此时出面干预，要求双方停火。六个月后，双方在伊斯坦布尔签署了和约。希腊人付出了大量的赔款；土耳其人从色萨利和伊庇鲁斯撤军，而且很满足于在两国边境取得的一小片领土。希腊王国获得了拯救；而苏丹在多年的失意之后，终于在战场上取得了一次军事胜利，因而其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尽管战争的胜利其实要归功于德国人。

克里特岛上的斗争又延续了一年。德国和奥地利依然支持苏丹，它们不满于列强的亲希腊政策，于是从克里特岛上撤走了自己派出的占领军。

其他列强希望可以为自治的克里特岛（但依然奉苏丹为宗主）找到一个合适的执政者。岛上骚乱频发，一位英国副领事在骚乱中丧生。随后，列强要求苏丹从克里特岛上撤出所有奥斯曼军队，苏丹最后只好照办。希腊的乔治王子成了克里特岛的执政者，阿卜杜勒·哈米德实际上失去了克里特岛。自从罗马人征服克里特岛之后，这是1 900年来克里特岛第一次重新回归希腊，雅典为此欢欣不已。

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剩下的一个重要的省份是堪称巴尔干焦点之一的马其顿。与马其顿相邻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在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之后，都已经恢复了秩序，取得了进步。而马其顿非但谈不上效仿了它们的成功，还在不停地退化，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恶政已经让它失去了诸多省份，而现在它甚至超过了以往，变得更加贪婪、腐败和无能。奥斯曼军队拿不到军饷，结果变成了驻地居民的沉重负担；对基督徒来说，法庭上几乎没有公正可言，非法的压榨已经成为常态。基督徒农民的土地被夺走，而得不到任何补偿，阿卜杜勒·哈米德也几乎没做任何努力去改变这一切。结果，基督徒们不断地向外迁徙，移民到邻近的国家，尤其是保加利亚。很快，来自国界以外的难民就构成了索非亚城中接近一半的人口。

马其顿就像一个缩微版的奥斯曼帝国，不同种族、使用不同语言、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们杂居在一起，这些人群彼此之间争斗不休，与土耳其的地方政府也冲突不断。除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之外，马其顿还与希腊相邻，而希腊文化在历史上一直深深影响着马其顿。但是，在最近的这次希土战争之后，希腊人的影响力变弱了，受到了当地最大的基督徒族群——斯拉夫人的挑战。为了与希腊大牧首的权威相抗衡，在马其顿出现了一个保加利亚主教区，这让保加利亚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在马其顿抬头。奥斯曼帝国对此加以利用，鼓励提升保加利亚的影响力，以削弱希腊的影响力。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奥斯曼帝国批准设立了七个保加利亚主教。与此同时，塞尔维亚人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主教辖区。这就给希腊人和斯拉夫人在马其顿的冲突埋下了祸根。随着19世纪步入尾声，希腊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几乎看不到和解的可能。与此同时，阿卜杜勒·哈米德还火上浇油，鼓励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侵蚀希腊人和斯拉夫人的土地。

在萨洛尼卡出现了一个马其顿革命组织，该组织要求马其顿获得自治权；在索非亚则出现了一个与之针锋相对的委员会，主张保加利亚兼并马其顿，这个委员会还在1895年组织对马其顿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保加利亚土匪团伙在山区里游荡，袭击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村庄，他们自己也时常被希腊匪徒袭击。奥斯曼帝国的非正规军则会选择合适的时机帮助其中的一方作战。结果，战争给马其顿的乡间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整个马其顿逐渐陷入了混乱和无政府的状态之中。1903年，发生在萨洛尼卡的一系列暴行引发了一场有组织的起义，最后土耳其人从伊斯坦布尔派来了援军，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正如斯拉夫起义者所期望的那样，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列强的关切，斯拉夫人希望可以借此终结土耳其人的统治。其实，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他们都认为“土耳其在欧洲的省份不能再继续处于这种悲惨的境遇之下了”。苏丹任命了一位总督察，负责恢复法律和秩序。列强之间远远称不上团结。无论是德国还是奥地利，都不希望看到马其顿摆脱它们的盟友苏丹的统治而获得自治权。奥地利和俄国一起提出了一个在马其顿实施温和而保守的行政改革的提案，这个提案几乎不会改变现状。

而另一方面，英国采取了更加积极和自由主义的态度，建议进行改革，任命一名基督徒总督，并赋予基督徒更多权力，同时还要求奥斯曼帝国撤出其非正规军。在维也纳附近的米尔茨施泰格（Mürzsteg）举行的会议上，沙皇和奥地利皇帝最终接受了英国提案的修正版：由俄罗斯和奥地利各自派出一位纯粹顾问性质的“行政代理人”，辅佐土耳其人任命的总督。马其顿当地的宪兵队将由一位欧洲人指挥，同时列强各自负责管理马其顿一部分地区的治安。大体上根据民族分界线，马其顿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同时鼓励各个行政区域内进行地方自治。在城镇里，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组成委员会，决定地方的改革事宜。除了英国之外，其他列强都不同意让奥斯曼帝国从马其顿撤军。除此之外，它们对英国的提案表示赞同，并指示各自的领事准备将其付诸实施。

鉴于列强已经达成了一致，苏丹只好不甚情愿地在原则上接受了米尔茨施泰格方案。但是，奥斯曼帝国不停地以维护苏丹的主权为名，拖延、阻挠方案的实施。即便有些改革已经获得了奥斯曼帝国的同意，他们也会经常对改革方案加以修改，使其要么令人无法接受，要么不具备实施的可能性。两年的时间就这样在谈判和妥协中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改革得到推行。实际上，奥地利和德国也没有为此做出什么像样的努力。它们各有各的政治利益，对此不甚关心，不愿意对奥斯曼帝国施加压力，或过度侵犯苏丹珍视的主权权利。很明显，德国和奥地利实际上不希望看到马其顿的局势有任何改观。对它们来说，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局面就是马其顿作为一个土耳其人治下的落后省份继续存在下去，而不是让它被别的政权更稳定的国家占有。最终，奥地利的计划演变成了自身势力向爱琴海沿岸和东方的扩张。1908年，一个不好的苗头出现了。奥地利人要求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给予奥地利经济上的优惠。作为报答，奥地利承诺，如果欧洲各国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要求奥斯曼帝国在“影响巴尔干半岛的一切问题上”有所作为、进行改革，那么奥地利将帮助奥斯曼帝国抵挡这些压力。

在改进马其顿现状的问题上，英国政府变得越发积极。1905年，就在米尔茨施泰格方案愈加缺乏效力的时候，英国向苏丹提出组建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筹备马其顿的财政改革。这个委员会的人选将由列强提名，由土耳其委任一名总督察负责管理，还会有一些外国代表参与其中。对这样的外国干涉，苏丹一开始表示拒绝，还提出要提高海关关税。接着，除了德国之外的其他列强派遣海军进行武力威慑，还夺取了米蒂利尼（Mytilene）[2]和利姆诺斯岛的海关。于是，苏丹屈服了，同意由欧洲列强派遣四位财政专家，与萨洛尼卡的俄国和奥地利行政代理人合作。不过，这个国际委员会并没有任何执行权。1908年，英国又提出要求，认为尽管马其顿总督是土耳其人，但其人选应当获得列强的认可，且其手下的官员应当由欧洲人组成，并使用马其顿的财政收入支付他们的薪资。这个提议获得了法国和俄国的认可，沙皇和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还在列巴尔（Reval）[3]签署了相关协议。米尔茨施泰格方案的条款还在一定限度下发挥着效力，而这个方案的期限也被延长了六年。

不过，除基督徒之外，在马其顿生活的穆斯林也越发对现状感到不满，要求苏丹拿出办法，保证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苏丹派到马其顿的总督察名叫希勒米帕夏（Hilmi Pasha）。此人名声很好，为了满足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要求，希勒米帕夏也构想了一些基本的改革项目。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像对待列强提出的改革方案一样固执地无视了希勒米帕夏提出的这些改革项目。苏丹在被自己丢掉的克里特至少还曾经试图造福那里的穆斯林群体；而到了马其顿，他对此地人民的福祉漠不关心，因此不但让那里的基督徒与他形同水火，就连穆斯林也与他离心离德。

此时，在历史上时常动荡不安的马其顿，发出了比以往更强烈的要求彻底变革的呼声。在这里，追求进步的力量希望能让马其顿像那些邻邦一样实现进步，而这也符合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但是，固执保守的阿卜杜勒·哈米德消极地抗拒着外国人的影响，对境内臣民的利益也漠不关心，继续着他的反动统治。他的统治不仅低效无能，而且目光短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阿卜杜勒·哈米德十分坚定地不想理睬欧洲的事务，但他实际上恰恰在马其顿这个欧洲省份里积攒着穆斯林的怨气，而这些怨气终将爆发，并最终导致他的失败。

诡异的是，他的失败恰恰源自他最了不起的成就——对土耳其教育体系的改革与扩张。由于有了这项同时影响了公民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改革，在上一代人中涌现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兴中间阶层。尽管苏丹本人实行着专制统治，但在他开办的现代化学校的学生群体中，政治自由的种子却开始生根。1889年，时逢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伊斯坦布尔军事医学院的四名医学学生秘密创立了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这个组织像早年的青年奥斯曼人一样，效仿意大利烧炭党的组织形式，由一个个小单元组成。很快，这个组织就在伊斯坦布尔的民政、陆军、海军和医学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中吸纳了大量成员，还与在巴黎流亡的自由派人士最早组建的组织建立了联系。自从阿卜杜勒·哈米德解散了议会之后，这些人就一直住在巴黎。不久之前，来自布尔萨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教育主管艾哈迈德·勒扎（Ahmed Riza）也加入了他们，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政治活动之中。

在流亡者中，有一位曾经的议会成员创办了一份刊物，命名叫“La Jeune Turquie”（即《青年土耳其人》）。于是，他的同志们开始使用“青年土耳其人”的名称。与此同时，勒扎和其他一些流亡者出版了一本名叫《磋商》（Meshveret）的刊物，并通过外国邮局偷运进土耳其去。这份刊物的副标题是“秩序和进步”，后来又加上了“统一”，意在团结各个种族、各种信仰的民众，组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4]。

1896年，一场意在推翻苏丹的政变密谋败露，一些反对派成员和另外一些被认为在政治上从事煽动工作的人被放逐到了偏远的省份。与此同时，反对派组织在流亡者中也蓬勃发展，遍布巴黎、开罗、日内瓦和伦敦（伦敦的反对派组织发展相对缓慢）。这些组织通常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尽相同，也互不隶属。事实证明，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团结，一些人很愿意讨好苏丹，以求获准返回伊斯坦布尔，而这种做法很让其他人灰心丧气。

但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学生中，反抗的情绪仍然在蔓延，甚至波及加拉塔萨雷的皇家奥斯曼公立中学。在节日庆典中，在这里读书的统治精英子弟们通常会欢呼“帕迪沙阿万岁！”但是，在1906年，他们却喊出了“打倒帕迪沙阿！”在远离皇宫影响力的外省学校，极端情绪更加显著。正因如此，革命就在马其顿爆发了。萨洛尼卡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得到了共济会、犹太人和东马派犹太人（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等组织的暗中支持，因此比巴黎的组织更具实际行动能力。1907年，两个组织实现了合并。苏丹目光短浅，没有意识到反叛活动会渗透进行伍间的现役军官之中，而这些军官正是其权力所依赖的奥斯曼军队精英骨干。一方面，他们卓有学识，在政治上也已经觉醒；另一方面，作为军人，他们本身也有许多怨气，比如军饷不能及时发放，武器装备水平低劣。因此，一旦发生革命运动，他们有可能会在革命中打头阵。

1908年年初，马其顿的第三军团发动了兵变。那年夏天，沙皇和英王爱德华七世在列巴尔举行了会面。在土耳其人看来，这意味着外国即将迫使奥斯曼帝国赋予马其顿自治权，从外部和内部同时威胁帝国的安全。以此为导火索，军队发动了兵变，反对专制统治，倡导自由与祖国、宪政与国家的政治原则。无数的探子给阿卜杜勒·哈米德送去了大量的报告，但是他忽视了这些报告的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所作为，最后发现木已成舟。

两名青年土耳其党的少校在萨洛尼卡城后的雷斯纳山（Resna Hills）树起了自由的旗帜。其中一个名叫恩维尔贝伊（Enver Bey），他寡言少语，有作战勇敢的名声；另一个名叫尼亚齐贝伊（Niyazi Bey），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早期成员，曾经乔装打扮成多种身份在安纳托利亚活动，招募苏丹统治的反对者，将他们吸纳进组织。跟着尼亚齐上山的，是一支忠诚于使命的队伍，他们从他所管辖的营里得到了武器、弹药和经费。在这座山上，这两位军官宣布举事。在萨洛尼卡，他们得到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支持，委员会公开要求恢复米德哈特帕夏起草的1876年宪法。

阿卜杜勒·哈米德派了一支军队到莫纳斯提尔（Monastir）[5]，准备镇压叛军。结果，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将军舍姆西帕夏（General Shemsi Pasha）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他手下的一名军官枪杀，其他反对革命的军官也遭遇了类似的下场。与此同时，一直被苏丹视作自己盟友的阿尔巴尼亚人也站了出来，表示支持驻扎在色雷斯的第二军团。1908年7月21日，苏丹接到了一封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名义发来的电报。电报要求他恢复立宪，否则就将推举他的继承人为苏丹，并派遣一支大军向伊斯坦布尔进军。

根据穆斯林的传统，阿卜杜勒·哈米德向谢赫伊斯兰申请了一份裁决，让他判定对挑战帕迪沙阿权威的叛军开战是否合法。在仔细研究了事实经过之后，大穆夫提表示，这些军人要求改革、消除不平的做法并不违背神圣法。接着，阿卜杜勒·哈米德召开了内阁会议。会议持续了三天，内阁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同情军人的要求，并且认为除非让步，否则很可能会引发内战。于是，内阁一致同意恢复宪政。不过，把这个决定告诉苏丹可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作。苏丹的首席占星官接下了这个重任。他向苏丹保证说，星象也支持内阁的决定。于是，苏丹屈服了。他通过电报向马其顿方面宣布，他以《古兰经》的名义起誓，宪法已经恢复了效力。在经过大选之后，于1877年被解散的议会得以重新召开。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则保住了他的宝座。

在苏丹妥协之后，恩维尔贝伊在马其顿宣告了进步和统一的原则。进步，即要消灭专制政府；统一，则意味着“从此以后，众人皆兄弟，再无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穆斯林之分；生活在同一蓝天之下的众人皆平等，皆为光荣之奥斯曼人”。在一座城市里，保加利亚委员会的主席拥抱了希腊主教；在另一座城市里，革命的军官们逮捕了一名侮辱基督徒的土耳其人。在一座基督教公墓里，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各自的神职人员的带领下，共同诵读了祷告词，悼念亚美尼亚大屠杀中的死难者。在伊斯坦布尔，人们群情激奋，高呼“宪法万岁！”和“打倒密探！”——不久，令人畏惧的为警察国家服务的密探组织就被取缔了。报纸审查员被赶出了编辑部，报纸上也欢腾一片。喜悦的情绪持续了好几天，土耳其人的毛拉、犹太人的拉比和各个基督教教派的教长们并肩坐在车上参加游行，气氛融洽。车队时不时地停在人群面前，穆斯林和基督徒先后站起身来，伸出双手，祈祷神保佑宪法，并且感谢神赐予的自由。

不过，他们同时也为苏丹做了祈祷。事实上，在这座属于他的城市里，“苏丹万岁！”的呼声比其他呼声都更加响亮。在最后关头，阿卜杜勒·哈米德十分狡猾地抢了青年土耳其党的风头。在人民面前，他摆出一副十分大度的立宪君主的样子，仿佛是他赐予了人民自由。一大群人聚集在耶尔德兹宫门前，高声赞颂着他，而他很少在这座宫门前露面。第二天，他露面了，在欢呼声中乘车在街道上穿行，到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去参加星期五的礼拜。这也是他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进入阿亚索菲亚清真寺。清真寺旁的议会大厅自1877年起就一直关闭，不久之后也重新开放，供新当选的、代表各个种族和宗教信仰族群的议员们使用。对土耳其人来说，一个得到祝福的新千年已然开始。

然而，事情的进展并没有那么快。在这一阶段，青年土耳其党和他们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并不能接管奥斯曼帝国政府。他们只是得到了一些平民支持的、充满爱国热情的年轻军官，他们发动政变的目的也只是限制独裁而无能的苏丹的权力，代之以立宪政府，以帮助帝国更好地应对愈演愈烈的种种威胁。从本质上说，他们很保守，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意识形态诉求，因而并不想追求革命性的社会变革，而只是想继续推进19世纪的改革运动。

青年奥斯曼人出身于统治精英阶层，因而有能力执掌政权，在立宪原则下治理国家。青年土耳其人却没有这样的执政能力。他们受益于阿卜杜勒·哈米德在教育、军事和民政方面的改革，出身于具有专业技能的中产阶级。他们在诸多领域拥有特别的才能，但是大多在政治上并不成熟，也没有执政必需的经验。因此，在最初的阶段，他们充当的是宪法守护者的角色，在皇座后面机警地监视着，而执掌政权的是体制中比较开明的老一代土耳其人。所以，权柄仍然掌握在奥斯曼帝国现有政府的手里，他们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密切合作，限制着苏丹的权力。

不久，冲突就发生了。苏丹不仅想要亲自任命大维齐尔和谢赫伊斯兰，还声称自己拥有任命战争大臣和海军大臣的合法权力。如果苏丹拥有这样的权力，他就可以有效控制奥斯曼帝国的武装部队，从而削弱委员会和年轻军官们的权威。委员会拒绝了他的主张，认为这一主张违宪，还迫使苏丹的大维齐尔下台，并由卡米勒帕夏（Kamil Pasha）取而代之。卡米勒帕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同时又不是苏丹的追随者。他任命了一位可以获得接受的战争大臣。在当年年底的议会大选开始之前，他与自由同盟（Party of Liberal Union）一道开启了一个传统的改良计划。

在统一方面，青年土耳其人一开始想要发挥奥斯曼主义的作用，让帝国境内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群自由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是，他们的梦想突然被三个事件给打破了。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地居民因而也无从享受到奥斯曼帝国宪法所赋予的任何权利。保加利亚宣布完全独立，按照中世纪时期保加利亚帝国使用的称谓，斐迪南大公成了“保加利亚人的沙皇”。克里特岛则宣布与希腊合并。民族主义情绪胜过了奥斯曼主义。

1908年12月17日，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乘车驶过街头，前去为新的土耳其议会开幕。他穿着大衣，驼背、蜷缩，面无血色。新的土耳其议会仍然在以前开会的学识之泉（Fountain of Learning）召开，那里在拜占庭时期曾经是元老院所在地。在议员之中，土耳其人和其他族群的议员大约各占一半，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则占了大多数。委员会在巴黎时期的主席艾哈迈德·勒扎出任参议院议长。苏丹大声宣读了开幕致辞。在致辞中，他假惺惺地说，自己之前之所以关闭议会，是因为当时人民还不够成熟，不适合采用立宪政府；而现在，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普遍要求恢复议会，因此自己毫不犹豫地恢复了宪法，“尽管有些人仍然反对这样做”。现在，他已经下了“绝对而不可更改的决心，要实行宪政”。他很精明地摆出讨好的姿态，邀请所有议员到耶尔德兹宫赴宴。他与艾哈迈德·勒扎共饮了属于自己的圣泉之水。艾哈迈德·勒扎几乎真的相信，苏丹真心实意想要做一位立宪君主。

他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反动的力量开始活动起来。他们的核心组织是穆罕默德协会（Society of Mohammed）。这个协会坚定地维护神圣法统治和伊斯兰教的教条，反对一切自由化改革。他们出版了一本名叫“沃尔坎”（Volkan）的刊物，很受议会里的保守派、宗教派别及军队里的普通士兵的欢迎。丢掉工作的密探、公务员和宫廷内侍中也有许多人心怀不满，成了穆罕默德协会的支持者。

1909年4月初，第一军团的部队在伊斯坦布尔发动了兵变。他们不听军官的命令，前进到议会大厅前的广场上，要求恢复神圣法。还有大量的宗教极端分子和其他激进分子也加入其中，高呼他们的口号，还加入了诸如“打倒宪法！”“打倒委员会！”之类的其他口号。毕竟，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政治诉求。军队和示威人群冲进了议会大厅，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议员逃之夭夭。大维齐尔辞职，继任的大维齐尔组建了一个新的内阁，里面一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没有。阿卜杜勒·哈米德仁慈地赦免了兵变分子，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与此同时，就好像要使他的统治始终如一，在阿达纳和西里西亚的其他地区也爆发了骚乱，又一次导致数千名亚美尼亚人惨遭屠杀。

反革命变乱发生了。消息一传到萨洛尼卡，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就果决而迅速地行动起来，保卫宪法。他们派出了第三军团的一支部队向伊斯坦布尔进发。这支“解放军”由激情蓬勃的将领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Mahmud Shevket Pasha）指挥，其麾下军官包括恩维尔和尼亚齐，他的参谋长则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军官，名叫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在他的部队前去包围首都的同时，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从首都来到了圣斯特凡诺，在这里组成了国民大会。他们给将军本人起草的命令赋予法律效力，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军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惩办兵变分子，还命令伊斯坦布尔的守军投降。

4月25日，他的军队进入了伊斯坦布尔。城中两处主要的兵营原本由苏丹的阿尔巴尼亚卫兵占据，后来被来自萨洛尼卡的士兵取代。然而，这些士兵已经被反动分子收买了。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在大炮的轰击下，他们还是在五个小时内投降了。耶尔德兹宫很快落入了解放军手中，当夜宫内一片漆黑。第二天早上，解放者们从皇宫中走出来，在街道上游行，苏丹的宦官、密探和奴隶组成了长长的队列走在他们前面。

国民大会召开了秘密会议，商讨苏丹本人的命运。阿卜杜勒·哈米德十分狡猾，一直不对反革命分子表示公开支持。但毫无疑问，他花费重金资助了各个阶层的反动分子。公众一开始以为苏丹只不过是个旁观者，但后来逐渐意识到，即便苏丹不是始作俑者，至少也是个帮凶同谋。因此，议会决心将他废黜。为了严格遵守神圣法的规定，议会向谢赫伊斯兰提出，如果虔信者的指挥官做出如下行为，应当如何处置：他违背了《古兰经》和神圣律法的规定；他为不正当的目的花费公帑；非法杀害、囚禁、折磨其子民，专横残暴；“他发誓修复社会裂痕，却违背诺言，播撒不和的种子，破坏安宁和平，酿成流血事件”。在这些情况下，他是否可以被废黜？大穆夫提为上述问题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可以。

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投票做出了一致决定，随后便开始处置苏丹了。他们来到宫中的一个大房间，苏丹的秘书和30名黑宦官正在房间里等候。不久，阿卜杜勒·哈米德从一扇屏风后走出来，一手牵着他年仅12岁的幼子。代表团的首领向苏丹敬礼，言辞也十分得体。他向苏丹宣读了一份费特瓦：经过一致决议，苏丹已经被依法废黜，苏丹之位将由其弟雷沙德（Reshad）继承。苏丹庄严地回答道：“此乃天命。”接着，他情绪略微激动地询问自己是否能够保全性命。议员们回答说，议会将以公正和土耳其人民之名做出决断，而土耳其人民十分宽宏。在带着哭腔自我辩白了一番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喊叫：“愿真主惩罚作恶之人！”一位委员暗暗地回应他说：“但愿如此！”接着，年幼的皇子突然大哭了起来。

苏丹的性命获得了保全。深夜时分，他被送到了火车站——在此之前他从未造访过火车站——接着被送到了萨洛尼卡。他被羁押在一个犹太人的宅邸——阿拉蒂尼别墅（Villa Allatini），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两位年幼的皇子和几位从内廷与后宫里挑选出来的宠臣。

这位近代时期的奥斯曼暴君就这样被击败了。阿卜杜勒·哈米德曾经背弃了伟大的改革家米德哈特帕夏的事业，把专制统治强加于奥斯曼帝国，然后又亲手葬送了他的专制统治——他先是在一场不流血的革命面前屈服，接着又在一场阴险的反革命运动中遭到了彻底失败。尽管开明、进步的浪潮会遭遇种种挫折，有着种种缺点，但自从19世纪的前25年以来，它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在相邻的巴尔干民族国家得到实践。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反动统治与这种趋势格格不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阿卜杜勒·哈米德自己却顺应了这种潮流，在帝国内推动了教育和行政体制改革，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些改革最终会葬送自己的统治。

尽管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统治十分残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也可以算作奥斯曼帝国先祖的合格继承者。他与他的先祖们有着截然相反的成就。他并非穆罕默德二世和苏莱曼一世那样的征服者，但像他们一样意志坚定，绝不对外征服。如果说穆罕默德二世和苏莱曼一世善于积极进取，那么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善于消极守成。他一心想着保守自己的基业，努力保存帝国剩余的领土，为此想方设法地避免战争，也不参与任何有可能导致战争的外交纠葛。他坚决地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愿意通过积极的军事行动去对付外国人，而是用消极的外交伎俩与他们周旋。他的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而他也确实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基本做到了这一点。

他坚持的政策之一，就是拒绝外国势力对其国内基督徒少数群体事务的干涉。而对于他的穆斯林臣民来说，生性反动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却并非现代化的敌人。相反，他在许多方面堪称坦志麦特改革和19世纪矢志改革的苏丹们的合格继承人。伟大的改革者马哈茂德二世相信，只有通过集权的手段才能达到他民主的目的。19世纪，改革运动在意识形态的碰撞和强弱苏丹的更迭之中起起落落，一波三折，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而在独裁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上台之后，这些冲突消失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相信，改革——或者说有限度的改革——应当自上而下地推行，而不能自下而上地蔓延。

阿卜杜勒·哈米德拥有铁板一块的政权，无论是自由派人士还是伊斯兰主义者，都无法限制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阿卜杜勒·哈米德也就能够把那些更加自由开明的先代苏丹未能完成的改革付诸实施。的确，他完全无视社会底层人民的福祉，让土耳其的大众生活在无知、贫穷和落后的状态之中。但是，在社会上层，他通过教育改革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中间阶层。一心想要成为现代国家的土耳其终于拥有了渴求已久的完整的公务员体系。阿卜杜勒·哈米德以这样的公务员体系为工具，支撑起所谓苏丹—哈里发无所不能的自夸，同时他又任性地无视人民的真正需求。但是，与此同时，教育的发展塑造了日渐成熟的新土耳其人，他们之中不仅包括军人和公务员，还包括医生、教师、记者、商人、生产者等专业人才。不论苏丹是否情愿，他的教育改革将这些人唤醒，并扩大了他们的数量。在反对反动统治的过程中，这些人的思想越发进步，终于促成了青年土耳其人的革命。

这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独裁统治时期的吊诡之处。他反对自由，行事粗暴，却为土耳其开辟了通向更加自由的明天的道路。在这段国内外都比较和平的时期，他系统性地填补了急需填补的空白。他在技术层面上为土耳其带来了电报、铁路和印刷等通信方式，同时也在人文和文化层面上为土耳其带来了现代化的框架，使得这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自由前进。基础已经打好，舞台已然就绪，演员们也经过了训练。现在，摆在接下来的几代人面前的任务，就是演好这出变革的大戏。

[1] 波美拉尼亚是德意志帝国境内的一个地区。

[2] 该城位于爱琴海东岸的莱斯博斯岛上，今属希腊。

[3] 即今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当时属于沙皇俄国。

[4]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是一个政党。除了一些早期人员谱系上的差别，我们可以简单把青年土耳其党等同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青年土耳其人即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

[5] 即今天的比托拉（Bitola），位于今马其顿共和国西南部。

第三十九章

现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了帝国的主人。在背后支持它的，是军队的指挥官塞夫凯特帕夏。他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实行军事管制。在戒严状态下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实际上成了一位军事独裁者。他的权威超越了战争部和内阁，可以指挥所有的武装力量，甚至还涉足了财政和经济领域。不过，他并没有滥用这些权力。塞夫凯特充满爱国热忱，相信宪政理想，与民政部门里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密切合作。在帝国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开始为帝国制定新的法律。

首先，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在1876年宪法里添加、修改了一些条款，确认了近来发生的一些政治上的变化。他们确认了众议院至高无上的权力，从而终结了苏丹传统上的权力和特权。苏丹必须在议会面前宣誓尊重神圣法和宪法，忠诚于国家和民族，如有违犯，他的主权将遭剥夺。苏丹不再享有任免部长级官员的权力，在提名其他高级官员人选的时候也要遵守特定的法律规定。提名大维齐尔和谢赫伊斯兰的权力仍然握在苏丹手中，但内阁人选完全由大维齐尔本人任命，苏丹只做象征性的批准。与此相类似，众议院的议长和副议长由议员们选出，也只需要苏丹象征性的批准。苏丹原本有权缔结条约，现在则必须经过议会批准方才有效。最后，苏丹将他人放逐的权力也逐渐被废除——此前，阿卜杜勒·哈米德曾经以保障国家安全为名，滥用这项权力，放逐了包括米德哈特帕夏在内的难以计数的人。

就这样，苏丹在政府中的作用大为削弱，只负责批准议会的决议。作为立宪君主，苏丹依旧君临天下，但已经不再执掌国家。现在，政府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各部大臣要对众议院负责，如果众议院对他们的工作不满，可以迫使内阁成员下台。因此，最后的决策权就落在了议员们的手中。不论结果好坏，至少在纸面上，这些宪政改革削弱了行政机构的权力，而增强了立法机构的权力。

与此同时，众议院还通过了其他一些法律，以增强自身的地位。此前，在个人行为和公众抗议集会方面，奥斯曼人享有许多自由，最终导致了反革命事件的发生。而现在，众议院要通过这些立法来限制过度的自由，压制反对派。例如，虽然还没有到新闻审查的程度，但新闻自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为了保证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众议院还颁布了一项新法律，禁止以种族或民族划分的分离主义团体的活动。于是，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巴尔干地区少数族裔的俱乐部和社团就立刻被关闭了。此外，军队还抽调出力量组成了“扫荡部队”，专门用来对付巴尔干地区的强盗之类的武装团伙。最后，以实现民族和宗教平等的名义，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开始征召非穆斯林入伍。

不过，民族主义的理念已经进入了成熟期。纵然恩维尔颇有遣词造句的才能，现在也很难再将打造多民族、多宗教的奥斯曼帝国的梦想付诸实施、体现在宪法层面上了。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领袖中，塔拉特（Talaat）最肯直面现实，他在与委员会在萨洛尼卡的委员的一次秘密会议中坦承，奥斯曼主义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试图将异端改造成忠实的奥斯曼人的努力都失败了。只要巴尔干半岛上那些小小的独立国家还继续向马其顿的居民宣扬分离主义的思想，我们的努力就不可能成功”。因此，奥斯曼化就换了一种新的形式。时任英国大使在写给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的信中说道：“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看来，‘奥斯曼’的含义终将演变为‘土耳其’，而他们现行的‘奥斯曼化’政策，实际上就是要将非土耳其人的族群改造成土耳其人。”奥斯曼化实际上变成了土耳其化，迫使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非土耳其族裔的穆斯林学习土耳其语。在这个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败、泛伊斯兰主义也日趋衰落的时代，崛起了一种与欧洲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类似的新情绪——既激进又植根民粹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在政治和文化运动中体现为泛突厥主义。

19世纪，改革派主要依赖的是少数统治精英的支持。这些统治精英在西方式的教育中获得了启蒙，同时对欧洲文明充满了崇敬之情。他们追求的开明政治来自上层，源自更广阔的、世界性的精神。但现在，政治的重心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运动源自本土，成员自视为土耳其人而非奥斯曼人，其主张源自民族主义而非世界主义，主张平民主义而非精英主义，其力量有广阔的社会基础，得到多个阶层的支持。他们不依靠个别的精英进行统治，而是在表面上依靠议会和规模庞大的专业公务员来进行统治。这些新兴的、日渐成长的专业公务员系统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时期推行的改革的产物。尽管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依靠军事对政治的介入获得了权力，但在军事和民政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

青年土耳其人在国内获得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来自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同样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时期得到了发展。此外，土耳其大众也支持他们，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他们之中播撒了参与政治的种子。就像宗教界以前做的那样，这个世俗政府也十分重视普通人的力量，时常动员城市居民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有组织的游行，以支持其颁布的政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众本身就能得到直接的利益。青年土耳其人的革命者们在拥有了宪法这个神奇的法宝之后，就不再设想构建什么新的社会秩序、推翻什么旧的体制了，他们更愿意维护、改造旧有的体系，将其变成自身的政治力量的源泉。与青年奥斯曼人和坦志麦特时期的改革家们不同，他们在政策和方法方面更信赖实践经验，而不靠意识形态的指导。他们当中很少有理论家或知识分子，主要都是些实干派，因而并不重视基本原则和终极目标，而更在意实际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帝国的剩余领土。

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是什么理念拯救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土耳其将演变成一个怎样的文明——是一个伊斯兰文明，还是一个西方文明，抑或两者的结合体？团结了各个种族、操着不同语言和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口的奥斯曼主义，让帝国绵延存续了五个世纪，但它现在已经过时，并且在除了亚洲边远地区之外的地方走入了穷途末路。欧洲式的民族主义理念已经取而代之。在阿卜杜勒·哈米德团结亚洲的努力下崛起的泛伊斯兰主义也昙花一现，基本上只是一个未能转化为现实的抽象概念。那么，现在土耳其人要依靠什么来维持对国家的忠诚呢？

毫无疑问，答案就是新生的土耳其民族理念。土耳其民族理念既与奥斯曼国家和伊斯兰教的理念不同，但又与它们相关联。正如巴尔干地区各民族形成了民族国家，觉醒了的土耳其人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凭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认同形成了一个民族。早在19世纪末，年轻的诗人穆罕默德·艾敏（Mehmed Emin）就给了土耳其人以启迪。他使用民间的习语和通俗的口吻来写作，为“土耳其人”这一身份赋予了一种新的尊严和骄傲；在此之前，“土耳其人”一词往往被用来指称粗鲁蒙昧的游牧民和农民，而现在，穆罕默德·艾敏骄傲地宣告：“我是一名土耳其人，拥有伟大的信仰，属于伟大的民族。”他还写道：“我们是土耳其人，流着土耳其人的血，以土耳其人之名为人所知。”

诗人的宣言和欧洲新兴的突厥学让土耳其人认识到他们在人类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历史一直追溯到了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在亚洲草原上迁徙的岁月。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起源于“图兰民族”（Turanian，一种假说，认为图兰民族包括乌拉尔和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或者叫“图兰—雅利安民族”。这种观点抽象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泛图兰主义。一些人开始梦想，要通过种族上的亲缘关系来团结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并最终实现这些民族在政治上的统一。这些讲突厥语的民族不仅包括中亚以远、远达蒙古国和中国的一些民族，甚至涉及俄罗斯以西的欧洲，诸如匈牙利和其他一些与之有亲缘关系的国家。

不过，真正得到青年土耳其人推崇的是更现实、范围也更有限的泛突厥主义，或者简称为突厥主义。突厥主义要将奥斯曼帝国尚存的部分在根本上土耳其化。一开始，这还只是一种文化和社会潮流，但很快就发展到了政治层面。主张土耳其化的社会团体发行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刊物宣传突厥主义。1912年，人们还成立了一些名为“土耳其壁炉馆”（Turkish Hearth）的非政治性的俱乐部，其主要目标是“增进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语言，倡导民族教育，提高土耳其人——伊斯兰民族中的翘楚——的科学、社会和经济水平”。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核心领导层的内部和外部，逐渐出现了意见分歧。不过，一直到1911年，才真正出现了一个可以对委员会构成威胁的反对党。这个反对党被称作“新党”，持保守观点，公开批评委员会的宪政程序及其在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政策。新党提出，要在宪法的框架之下维护“奥斯曼的历史传统”，修改宪法的部分条文以加强“哈里发和苏丹的神圣权利”；不过，他们还提出在保留“宗教和民族道德准则”的同时，在帝国内更多地运用“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新党的一位领袖认为，这个国家有三种可能的趋势：或滑向反动的宗教狂热主义，或进步改革进行得过快，或在保留现有的习惯和传统的同时实现文化的进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党代会上（这是其党代会最后一次在萨洛尼卡举行），代表激烈地讨论了这些不同意见。最后，大会只是做出了软弱无力的妥协。

不久之后，在达马德·费里德帕夏（Damad Ferid Pasha）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一个自由同盟（Party of Liberal Union）。自由同盟吸纳了大部分反对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力量。在一次增补选举中——这也是土耳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两方角逐的选战——自由同盟的候选人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有鉴于这次失败和其他反对的苗头，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解散了议会，随后在1912年的春天举行了大选。这是一次在执政党的强压下进行的大选。贿赂、交易、限制反对党集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用种种手段无耻地操纵了选举，确保了本党大获全胜，而自由同盟只有六名候选人当选。这次选举在土耳其的历史上被称作“大棒选举”。原本人们还只是通过合法手段来反对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但遭到了委员会鲁莽粗暴的扼杀；在这次选举之后，反对派开始诉诸更加凶险的非法手段。

曾经，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马其顿以反抗压迫的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现在，一群年轻军官则跑到阿尔巴尼亚支持当地的叛乱，通过军事手段来反抗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这颇有一些讽刺意味。这些军官出自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名为“救世军官团”的自由派组织。由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已经变成了类似曾经的苏丹政府那样的压迫者，救世军官团矢志夺走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权力，通过自由、合法的选举重建宪政政府。此外，救世军官团还认为，在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后，军人就应当远离政治，救世军官团里的军官也不得出任政府官职。

阿尔巴尼亚事变发生之后，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引咎辞去了战争大臣职务。接着，众议院近乎全票通过了对政府的信任案，这意味着对政府不满者完全没有得到安抚。于是，救世军官团决定采取行动，公开进行军事准备和活动，同时在媒体发表宣言，还向新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发表了一份声明。随后，内阁全体辞职了。救世军官团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由苏丹任命一位大维齐尔，同时由救世军官团提名两名大臣在大维齐尔手下服务。穆罕默德五世苏丹选择了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Ahmed Mukhtar Pasha）。此人向来远离政治纷争，以军功闻名遐迩。后来，他的大维齐尔职位又交给了前任大维齐尔——自由派的卡米勒帕夏。戒严状态解除了，但不久之后又被恢复。所有现役军官都要发誓，既不参加任何政治团体，也不干预国政。议会被解散，苏丹下令举行新一轮大选。

不过，就在内部党争不断的同时，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与外国人陷入了战争。意大利成了新的意欲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北非则成了主战场。在北非，奥斯曼帝国在突尼斯的领地已经沦为法国的被保护国。现在，意大利人也想来分一杯羹，要求得到利比亚的土地作为“补偿”。此时的非洲，仍然作为帝国的一部分留在奥斯曼人手里的领土只剩下了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和昔兰尼加（Cyrenaica）这两个曾经的古罗马行省。意大利人表面上打着贸易与和平的旗号渗透进的黎波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报章看来，意大利现在已经将的黎波里视作自己的“应许之地”。由于土耳其人无力保卫它，的黎波里随时可能会“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自己掉下去”。

1911年9月28日，这个时刻到来了。意大利政府突然发出最后通牒，声称的黎波里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管理下处于“混乱而疏于治理的状态”，可能会危及意大利人的安全，因此意大利要求占领这个省份。意大利政府命令奥斯曼帝国政府在24小时内答应这一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摆出和解的姿态，表示愿意商讨意大利提出的条件，还说意大利政府向来尊重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因此可以在此框架之内赋予意大利一定的经济特权。

但是，在经济利益的支撑下，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热情已经十分高涨。于是，土耳其人意大利在第二天就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土耳其人由于缺乏海军力量，几乎无法向的黎波里运送部队和军火，因此无法保卫这个省份。如果放在早年间，土耳其人或许还能阻止意大利人登陆。可是，奥斯曼海军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时期大为削弱，使得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落到了意大利人手中。因此，意大利人得以运送5万多人的军队到的黎波里去。英国宣布埃及中立，禁止奥斯曼军队从陆路进入的黎波里。因此，奥斯曼帝国唯一能做的就是派遣一些军官去支援当地驻军。被派去的军官中包括恩维尔，以及不久前在伊斯坦布尔的解放军中担任参谋长的穆斯塔法·凯末尔。

意大利人很快占领了沿海地区和港口，土耳其人很难轻易将他们从这些地方赶出去。不过，沙漠里的阿拉伯部落支持土耳其人。土耳其军官将这些阿拉伯人编组成军，教给他们游击战战术，让他们袭击意大利人的据点和交通线，骚扰敌军。因此，意大利人也无法穿过缺水的内陆地区继续深入。就这样，在战争爆发两个月之后，双方陷入了僵局。

于是，在1912年春天，意大利人和他们的舰队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开始炮击土耳其在黎凡特地区的港口，例如贝鲁特和士麦那。他们占领了罗得岛、科斯岛（Kos）[1]和其他一些岛屿，但避开了奥匈帝国保护下的一些希腊岛屿。他们还轰击了守卫达达尼尔海峡的两座要塞。土耳其人担心俄国人会趁机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于是封闭了海峡。到秋天，意大利人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1912年10月18日，土耳其人在瑞士洛桑（Lausanne）附近的乌契（Ouchy）[2]签署和约，将的黎波里塔尼亚割让给意大利。此外，在土耳其人撤出利比亚的其他地区之前，由意大利“暂时”占领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 Islands）[3]。

此时，土耳其人急需在非洲恢复和平。因为就在第二天，奥斯曼帝国就在巴尔干地区与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爆发了战争。这些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团结起来，与黑山一道组成了巴尔干同盟，武装干涉马其顿事务。在青年土耳其党的统治下，马其顿的境遇并没有什么改进。巴尔干同盟希望可以将当地的基督徒人口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同时满足它们自己的领土野心。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之间、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签署的两个条约，促成了这个同盟。此时，奥斯曼帝国外有兵灾，内有变乱，正是绝佳的时机。巴尔干同盟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任命一位中立的基督徒总督管理马其顿，同时还要在巴尔干同盟和列强的监督下组建地方立法会、地方宪兵组织，并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奥斯曼帝国原则上同意了它们的要求，但表示必须等待刚刚解散的议会重新开会批准这些要求。

从土耳其报章流露出的情绪来看，土耳其公众更希望选择战争，而不是忍气吞声接受这样的羞辱。列强希望可以避免战争，又一次提出按照《柏林条约》的规定推行改革。但是，巴尔干国家已经不再相信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承诺，拒绝了列强的提议。巴尔干国家内部要求开战的呼声甚嚣尘上，如果政府拒不开战就有引发革命的危险。于是，战争爆发了。

事实证明，这场战争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在欧洲战场，奥斯曼军队的人数远远少于巴尔干国家的军队人数。据说，巴尔干国家的军队总数达到了70万人。而且，奥斯曼军队在欧洲毫无战争准备，需要花时间进行动员。军队干政并没有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一些军官由于政治原因被解职，反而降低了军队的指挥水平。更何况，恩维尔和其他一些高级军官此时还身在北非。

奥斯曼军队从德国人那儿获得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但缺乏能够好好使用这些武器的人手。他们十分轻视军需工作，部队穿着轻薄的夏季制服，根本不适合在巴尔干地区的冬季作战。而且，奥斯曼军队内部也不团结，新近征召入伍的基督徒士兵对敌人的诉求抱有同情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巴尔干国家的军队却在过去的数年间取得了显而易见的进步，让列强大吃一惊。巴尔干国家的军队按照西方的方式训练，同时充满了为新生的祖国而战的热情。土耳其人不可战胜的古老神话即将就此打破。事实证明，不仅欧洲强国可以击败土耳其人，就连曾经被土耳其人轻视的臣属也能打败他们。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是一次闪电战。奥斯曼军队在三个不同的方向遭到进攻，连战连败，只坚持了六个星期就宣告战败。希腊人从南方发动进攻，统率他们的是在德国接受过教育的康斯坦丁王子。希腊人击败了一支强大的奥斯曼军队，随后又在一个峡谷里俘获了他们全部的火炮和交通工具。在得到增援之后，土耳其人打算重整旗鼓，结果却在希腊人的炮火之下遭受严重损失，四散奔逃。随后，希腊军队继续追击奥斯曼军队残部，并且攻占了萨洛尼卡。就在萨洛尼卡的主保圣人季米特里奥斯（Demetrios）瞻礼日的那天，希腊军队进入了城市，激动异常的希腊人沿街在他们头上抛洒着玫瑰花瓣。在这座城市被土耳其人统治了将近500年之后，蓝白相间的希腊国旗终于飘扬在萨洛尼卡的窗前和屋顶，而星月旗则永远从这里消失了。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人在北方的瓦尔达尔河谷发起了进攻。他们先在库马诺沃（Kumanovo）打败了一支强大的奥斯曼军队，然后又在莫纳斯提尔击败了另一支奥斯曼军队，俘虏了1万人。残余的奥斯曼军队跨过边境，逃进了阿尔巴尼亚。在东方，来势汹汹的保加利亚军队侵入色雷斯，在克尔克基利萨（Kirk-Kilissa）[4]鏖战两日，打败了土耳其人。接着，他们又在吕莱布尔加斯（Lule Burgas）遭遇了奥斯曼军队主力，随后将他们赶回了恰塔尔加防线（Chatalja Lines）的后方。位于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由一些要塞组成的恰塔尔加防线，已经是伊斯坦布尔面前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于补给线过长，保加利亚人的战斗力受到了削弱，而向来在防御战中表现顽强的奥斯曼军队恢复了信心，在克虏伯大炮和亚洲赶来的援军的帮助下遏制住了保加利亚人的攻势。1912年12月3日，土耳其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分别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与希腊人的战争还在继续。

随后，列强在伦敦召开会议，试图阻止巴尔干国家分别议和。1913年1月1日，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了议和条件。奥斯曼帝国的议和条件主要与阿德里安堡有关。此时，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城市之中，除了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塔里和伊庇鲁斯的亚尼纳之外，就只有阿德里安堡这座昔日帝都仍然还留在土耳其人手中了。土耳其代表团做好了割让阿德里安堡以西的色雷斯土地的准备，也同意认可现有的疆界状况，但坚持要求阿德里安堡州必须作为一个纳贡的自治地区留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这一要求遭到了列强的拒绝，列强还向奥斯曼帝国发出照会，要求它割让阿德里安堡给保加利亚。

早在战争开始之初，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青年土耳其人就希望卡米勒帕夏能够抛下政党分歧，实现举国合作，但未能成功。为了防止自由派的卡米勒帕夏不光彩地屈膝投降，青年土耳其人在1913年1月23日发动了针对他的革命。从北非归来的恩维尔率领一小群军官奇袭了高门。他们冲进富丽堂皇的内阁大厅，射杀了被他们认为应当为战败负责的战争大臣纳济姆帕夏（Nazim Pasha），随后又用枪口逼迫卡米勒帕夏辞职。他们获得了苏丹的许可，恢复了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的大维齐尔职务。重掌政权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拒绝了列强的要求。于是，巴尔干国家宣布结束停火，战斗再一次打响。

在进行了漫长而艰苦的抵抗之后，阿德里安堡最终还是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的联合攻势下陷落了。与此同时，希腊人攻占了亚尼纳，黑山人则随后夺取了斯库塔里。伦敦会议再次召开。根据在这次会议上签署的和约，除了伊斯坦布尔和它的恰塔尔加防线之外，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几乎丧失殆尽，只剩下了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一小块属于色雷斯地区的土地。此外，阿尔巴尼亚的未来和奥斯曼帝国在爱琴海上的岛屿的命运也留待日后商讨解决。在欧洲民族主义者的联合打击之下，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历史似乎至此告终。

但是，巴尔干民族主义者们的联盟却未能持续多久。在取得了始料未及的迅速胜利之后，巴尔干国家在分赃的时候又开始相互嫉妒，陷入了指责和冲突之中。保加利亚在击败土耳其之后，又想起了昔日的大保加利亚迷梦。俄罗斯想要抑制保加利亚人的野心，于是警告他们说，如果巴尔干地区烽火再起，罗马尼亚人可能会插手其中，土耳其人也可能卷土重来。但是，好战的保加利亚政府对自己的武力盲目自信，同时又十分轻视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军事能力。他们坚信自己可以同时击败这两个昔日盟友，因此对所有折中方案都不予理会。

从希腊人占领萨洛尼卡之初，保加利亚人就毫不掩饰他们对此事的不满。其实，保加利亚人曾试图阻止希腊人占领萨洛尼卡。他们派了一支部队前去夺取这座城市，但到达得太晚了。不过，他们还是留在了那里，与希腊军队共同守备这座城市。从那时起，哪怕在尚未签订《伦敦和约》之前，两国就已经开始为萨洛尼卡和马其顿海岸线的归属权发生了争执，甚至在斯特鲁马河河谷一带还出现了摩擦。在凭借武力取得了萨洛尼卡和马其顿南部地区之后，希腊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片土地。

根据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在战前签订的协议，塞尔维亚只获得了马其顿很小的一片区域。但是，塞尔维亚人从瓦尔达尔河河谷出兵，在没有得到保加利亚人援助的情况下就打败了土耳其人，因而对自己那点可怜的收获十分不满。而且，巴尔干地区力量均衡被打破，给塞尔维亚带来了更大的威胁。保加利亚人不仅得到了马其顿较大的一部分，还在塞尔维亚人的帮助下夺取了包括阿德里安堡在内的东色雷斯。而且，由于阿尔巴尼亚可能会获得独立，塞尔维亚还将失去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于是，希腊和塞尔维亚结成了联盟，承诺互相支持，在一方遭受保加利亚进攻时，另一方必须提供军事支援；双方还划定了战胜后的疆界；同时，它们还向土耳其示好，寻求支持。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心求战的保加利亚还是拒绝了俄罗斯的调停，意欲占领整个马其顿。1913年6月30日午夜，在没有受到挑衅、也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保加利亚就从马其顿出发，分两个方向发动了进攻，意在将希腊和塞尔维亚军队分隔开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了。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来被描述为“有记录以来最短暂、最血腥的战争”。这场战争仅仅持续了一个月，令人惊讶地以保加利亚的战败收场，彻底改变了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尽管遭到了突然袭击，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还是很快扭转了战局，在萨洛尼卡以北的河谷和以东的山区里连战连捷。统率希腊军队的是康斯坦丁国王[5]。希腊人借用拜占庭时期的典故，将他称作新的“保加利亚屠夫巴西尔”[6]。在他的统领下，希腊军队经过塞雷斯城向东进发，一路烧杀抢掠。保加利亚人在他们面前仓皇撤退，一路实行焦土政策，大肆破坏。希腊陆军席卷了色雷斯沿岸地区，一直抵达传统上希腊和保加利亚的疆界马里查河。在海上，希腊舰队占领了马其顿的卡瓦拉港（Kavalla）[7]和东色雷斯的代德阿奇港（Dedeagach）[8]。就像俄国人所预料的那样，罗马尼亚也加入了战争。在《伦敦和约》中，罗马尼亚人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利益，同时他们对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地区的霸权也十分不满。于是，罗马尼亚军队渡过多瑙河，攻占了锡利斯特拉要塞，随后又一路向西，未遭抵抗就抵达了曾经给罗马尼亚人留下辉煌记忆的普列文镇。罗马尼亚军队的攻势一直到距离索非亚12英里（约19千米）的地方才停了下来。在西方，塞尔维亚人也侵入了保加利亚领土，兵锋威胁多瑙河上的维丁要塞。土耳其人也撕毁了和约。在恩维尔的指挥下，一支效忠于青年土耳其党的军队从恰塔尔加防线背后杀出，夺回了阿德里安堡，恢复了土耳其人在东色雷斯的统治。

在强敌环伺之下，保加利亚只好借着俄国出面调停的机会求和。根据《布加勒斯特和约》，保加利亚威风不再，不得不向所有的参战国割让土地。保加利亚在上一场战争中获得的土地，现在只剩下了斯特鲁米察谷地（Strumitsa Valley）[9]和色雷斯的一小条海岸线。塞尔维亚人夺走了马其顿的大片土地；希腊人得到了更大面积的马其顿土地，还在西色雷斯取得了包括卡瓦拉港在内的一段海岸线。罗马尼亚人获得了整个多布罗加[10]，取得了多瑙河与黑海之间的一块战略要地。土耳其与保加利亚单独签署了和约，收复了阿德里安堡、克尔克基利萨（上一场战争中的战败之地）以及包括德莫迪卡在内的部分东色雷斯土地，从而截断了通往索非亚的铁路线。在签署《柏林条约》之后，保加利亚花了35年的时间确立了其在巴尔干地区的主宰地位，但在一时冲动之下，只用了35天就把这一切都丢掉了。

[1] 位于爱琴海东岸，据说古希腊医者希波克拉底就出生于该岛。

[2] 洛桑附近的湖畔度假胜地。

[3] 是以罗得岛为主岛的群岛，位于爱琴海东南部。“多德卡尼斯”意为“12个岛屿”，但多德卡尼斯群岛远不止12个岛屿。1919—1922年希腊—土耳其战争后成为希腊领土。

[4] 今名克尔克拉雷利（Kirklareli）。

[5] 即上文提到过的康斯坦丁王子。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前，其父乔治一世国王在萨洛尼卡遇刺身亡，由康斯坦丁继位。

[6] 指976—1025年在位的拜占庭帝国皇帝巴西尔二世。他在位期间征服了保加利亚。据说，他曾在一场大胜后抓到了1.5万名保加利亚战俘。他以100人为一队，只留一个人保留一只眼睛，其余99人全部弄瞎，由只有一只眼睛的那个人带路，遣散回营。

[7] 位于爱琴海北岸的港口。

[8] 位于爱琴海北岸，卡瓦拉港以东，今名亚历山德鲁波利斯。

[9] 位于今马其顿共和国东部。

[10] 在此之前，多布罗加北部在罗马尼亚人手中，南部属于保加利亚。

第四十章

现在，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其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为它的历史画上句号。1913年6月，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推选的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遭暗杀身亡。这次暗杀是对于早先高门政变中纳济姆帕夏被杀的报复。从此之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青年土耳其人掌控了整个帝国。他们像阿卜杜勒·哈米德曾经做的那样，建立了绝对的权威。他们的统治畅行无阻，没有任何制约力量。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比较激进的派别中，涌现出了一个高效而无情的三人统治集团，统治着这个国家。

三巨头之首是恩维尔，他也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了受人欢迎的革命英雄，现在依然是青年土耳其人自由运动的鲜活象征。他认为自己有着拿破仑般的使命。现在，他已经是战争大臣、将军和帕夏，很快还会更进一步，迎娶奥斯曼皇室的一位公主，从而获得“达马德”这一皇室头衔。随着他的地位日渐提高，他的虚荣心也迅速膨胀。有人评论说，“恩维尔帕夏已经杀掉了恩维尔贝伊”。他的身世背景不为人知，有人说他是一位铁路搬运工的儿子，也有人说他是一位铁路官员的儿子。他毕业于军事科学学校，成了军中新兴中间阶层的一分子，并且赢得了同袍的忠诚与崇敬。他看上去冷静沉着，容貌温和英俊，但做起决定来鲁莽轻率，容易冲动行事，在战场上毫无畏惧。在政府里，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改革事业上，尤其重视奥斯曼军队的年轻化。

三巨头中的第二位是比恩维尔年长9岁的杰马尔帕夏（Jemal Pasha）。杰马尔出身于军人家庭，本人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职业军人。他留着黑色的胡须，身材矮小，但精力充沛，有着一双能够洞悉事物的黑眼睛，行动起来迅速果决。在政变之后，他成了伊斯坦布尔的军政长官。他在组织警察力量方面展现出了出色的能力，不懈地利用警察力量服务于其所属政党的利益。后来，他又先后出任海军部长和叙利亚军队统帅等职务。在叙利亚，他像世袭贵族一样采取了专制统治。他的举止彬彬有礼，却透露出十足的权威。他头脑冷静，在履行职责、追求个人利益时却冷酷无情，近乎残酷。

三巨头中最有才干的是平民身份的塔拉特帕夏。这位平易近人的人物来自阿德里安堡所在的地区，很以自己的农民背景为荣。据说，他可能有吉普赛人的血统。他在当地接受教育之后，成了一名邮递员，后来又做了电报收发员，最后在萨洛尼卡的邮政电报部门谋得了一个职位。他倾心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政治目标，而在这个职位上他恰好能为委员会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革命之后，他在组织管理政党机器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路扶摇直上，出任了政府的内政大臣，在地方管理方面有着强大的掌控力。塔拉特充满活力和热情，身材魁梧，讲话风趣幽默，为人和蔼。他看上去粗放、直率，是个十分简单的人，其实他思维灵活，看待事物十分务实而又无情。他在采取行动时强劲有力，爱国之热忱已经到了沙文主义的程度，全身心奉献于国家的利益。由于他表面看起来十分温和，因而被人们称作“土耳其大革命中的丹东（Danton）[1]”。

在三巨头之外，身为东马派犹太人的扎维德（Javid）也颇具影响力。扎维德在财政方面颇有才干，因此成了一位十分专业的财政大臣。接替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出任大维齐尔的是埃及贵族赛义德·哈利姆（Prince Said Halim）。这位富有绅士风度的傀儡领导人是更老资格的自由派分子，也是一位正统的穆斯林。他心甘情愿地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服务，既是委员会与帝国内部的穆斯林臣民沟通的桥梁，也与驻奥斯曼帝国的外国使节有着良好的关系。

在谢赫伊斯兰这一重要职务的任命上，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彻底背离了传统做法。谢赫伊斯兰是最高宗教权威，执掌伊斯兰神学和伊斯兰教法，是颇有权势的职位。通常，谢赫伊斯兰由苏丹亲自任命，不受议会管辖，人选要严格符合乌理玛的等级制度。因此，谢赫伊斯兰总是十分保守，经常变成自由改革的掣肘之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决心除掉这个障碍，于是选择了穆斯塔法·哈伊里贝伊（Mustafa Hayri）出任谢赫伊斯兰一职。穆斯塔法·哈伊里贝伊更注重自己的政治角色，不再把自己视作宗教精英的一分子，甚至都不再使用身为宗教精英的象征物——头巾。在此之前，他已经成了议会的成员，作为司法大臣供职于世俗法庭，还负责管理宗教基金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将他任命为谢赫伊斯兰，正是为了借助传统宗教体系的力量，进一步推动委员会的社会和政治现代化方案。这一任命不仅获得了乌理玛的认可，也得到了各种保守势力的支持。渐渐地，谢赫伊斯兰成了世俗力量控制宗教领域的一个工具。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对皇宫也加强了控制。在反革命运动期间，皇宫成了各个反对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势力的集结点。在兵变结束之后，皇室的宦官总管和其他一些廷臣都上了军事法庭，随后被处以绞刑。从那之后，皇宫里的皇亲国戚们就一直扮演着反对派的角色。但是，从1914年1月开始，皇宫就再也不具备这样的影响力了。皇室成员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的权利，不被允许加入任何政党，他们的交际自由也受到了限制。除此之外，苏丹的一些亲随也被委员会的支持者们取代，这些人实际上控制了宫廷。

尽管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三巨头使用了冷酷而倒退的统治方法，但他们还是开展了一些国家急需的有建设性意义的事业。他们建立了全新的省级和地方行政体系，还创立了新的城市管理机构，实现了伊斯坦布尔的现代化。这个新的管理机构提供了各类公共服务，创办了消防队和公共交通服务。他们还重组了首都和地方上的警察组织。阿卜杜勒·哈米德在马其顿创办的新型宪兵队伍，被扩展到了帝国的各个地方。在推行这些事业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外国顾问的大力帮助。他们还开展了司法改革，在各个层级扩展了公共教育体系，还破天荒地把学校和伊斯坦布尔大学向女性开放。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妇女解放事业进一步发展，女性开始进入职场，国家还通过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新法律。

1913年冬天，为了显示一下对正常的宪政体系表面上的尊重，奥斯曼帝国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了议会选举。1914年春天，奥斯曼帝国第三届议会开幕。英国大使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个议会不过是“不算太过昏庸的专制统治的恭顺工具”。实际上，尽管议会里只存在一个有组织的政党，但成员能够代表各种人群的意见，大体上可以代表倾心进步的公众意见。议会里依然有一些议员代表着持不同政见的基督徒，只不过数量比以前更少了。在失去了欧洲部分的领土之后，土耳其穆斯林已经成了帝国人口最多的族群，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十分关切。那些身为土耳其人的议员就代表了他们。这些议员也普遍意识到，要想挽救这个国家，必须寻求彻底的改进方案。

最急需改革的就是军队，而军队是恩维尔的领域。在年轻时，恩维尔曾接受过德国军事代表团的训练。革命之后，他又作为使馆武官去了柏林。战争大臣伊泽特帕夏早年正是在柏林接受的军事训练。不久，恩维尔就受到了德国人的直接影响，十分推崇德国军事体系的强大和高效。现在，奥斯曼军队在经历了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正处于低谷之中，因此，恩维尔希望能够在国内复制德军的训练方法。

恩维尔特别注重军队的年轻化。军中年长的军官们大多是前政府留下来的保守分子，与军中的年轻军官充满了矛盾。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他们总是犹豫不决，甚至带有自甘失败的情绪。而收复阿德里安堡依靠的正是恩维尔手下的年轻军官，他们无视年长军官过于谨慎小心的意见，才实现了这一胜利。身为战争大臣的伊泽特帕夏意识到，现在必须清理掉老军官。但是，他拒绝亲自完成这一任务，因为“要清理掉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于是，在1914年1月初，恩维尔接替了他的战争大臣职务（当时看起来是一项临时安排）。苏丹本人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任命，评论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他太年轻了。”

几个小时之后，32岁的恩维尔得到了苏丹的接见。苏丹立刻就颁布了清理老军官的敕令。数百名军官被要求退伍，其中包括“对马其顿令人沮丧的失利负有责任的指挥官，以及年龄超过55岁的大部分将领”。恩维尔解释说，以往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有两种军官，一种适合和平时期的活动，一种适合战争。从今以后，军队中只会保留后一种军官。

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举措。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请求下，德国派来了一个全新的军事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的规模更大，由四十几名军官组成，领头的是德军少将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这个代表团的到来立刻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根据约定，冯·桑德斯将获得奥斯曼第一军的指挥权，而这支部队负责守备伊斯坦布尔及其周边地区。虽然德国政府可能有别的什么动机，但身为军人的冯·桑德斯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而只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在他看来，训练奥斯曼军队需要涉及一些改革，而在首都比较容易克服改革中遇到的阻力。然而，在俄国看来，这意味着土耳其海峡将落入一名德国将领的掌控之中，从而让德国获得在伊斯坦布尔的政治支配权。

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Sazonov）表示了强烈抗议。德国政府回复他说，如果土耳其人能守卫好海峡，显然也是符合俄国的利益的。萨宗诺夫要求冯·桑德斯和他的代表团必须换到一个战略地位没有这么重要的地方去履职。如若不然，他暗示到，俄国可能会对土耳其展开报复，甚至还有可能与德国开战。英法两国政府对俄国的抗议不甚以为然，但还是发表了联合照会，以示支持。德国人想到了一个可以保住面子的折中方案。冯·桑德斯被晋升为德国陆军中将，从而自动在奥斯曼陆军中获得了元帅军衔。这样一来，如果只指挥一个军的话，他的军衔就显得太高了。因此，他被提升成了奥斯曼军队的总督军。

不过，考虑到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越发深重的敌意，俄国人的担忧不无道理。由于俄德两国之间矛盾不断，俄国人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十分警觉。就像英国人在开罗的地位一样，德国人在伊斯坦布尔的支配地位让俄国人十分不安。从此之后，萨宗诺夫一直试图与土耳其就海峡问题达成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协议。

不过，英国仍然坚持着谨慎的政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英国一直是列强里最希望让欧洲病夫存活下去的那个，不停地鼓励奥斯曼帝国进行内部改革，帮助欧洲省份里居住的少数族群。秉承着这一原则，英国在1907年马其顿危机期间完成了一次“外交革命”，与俄国签署了协约。这一协约后来又得到了在列巴尔会晤的沙皇和英王爱德华七世的确认。英俄之间的协约主要是为了厘定两国在波斯的利益。不过，由于英法两国在1904年已经签署了一项协约，英俄协约的签署就让英、法、俄形成了一个三国协约。由于欧洲中部的强国[2]已经结成了三国同盟，欧洲的力量均衡正在受到威胁，而三国协约正可以应对这种威胁。在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看来，英国与俄国之间的新关系十分微妙，英国必须改变一直以来维护奥斯曼帝国完整的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防范俄国人入侵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海峡。1908年，格雷在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发回的备忘录上评论道：“我们不能回到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时期的老路上去。英国可以对土耳其保持亲近，但前提是不能让别人怀疑我们反对俄国。”

不过，格雷一开始对青年土耳其人的宪政革命还是表示了热烈欢迎，虽然他有些担心英帝国在埃及的穆斯林臣属会像印度人一样效法土耳其人的革命。但另一方面，格雷也尽量不去触碰盟国在土耳其的利益——俄国人对土耳其海峡很关心，而法国人则关注叙利亚和黎凡特地区。因此，英国奉行“最惠国原则”，小心翼翼地不过分参与土耳其事务。正因如此，土耳其新政权变得格外亲英，将英国推崇为“议会之母”，也很愿意听取英国的建议。

但是，英国依然维持着善意而冷漠的中立政策。1908年11月，青年土耳其人派了两位高级特使到伦敦去。他们提出组成英土联盟，同时让法国也参与其中。格雷表达了对土耳其新政府的良好祝愿，还表示愿意向土耳其派出顾问。后来，英国也的确派出了一些顾问，入驻土耳其政府的多个部门。但是，他也坚持说，英国不打算被联盟关系捆住自己的手脚。

在土耳其发生反革命事件之后，土耳其议会又在1909年7月派出了一支代表团。为了抑制德国的影响力，该议会向英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但也遭到了相似的回绝。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战败之后，土耳其这个欧洲病夫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无药可救了。在伦敦会议上，格雷告诉土耳其代表团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如果青年土耳其人没有能力为土耳其保住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地位，那么其他国家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去帮他们做到这一点。

此时，西方列强的关注点落在了欧洲，即在原来的土耳其欧洲领土上崛起的巴尔干集团身上。不论是否符合土耳其的利益，西欧都必须支持这些巴尔干国家，以避免它们受到中欧强国的威胁。因此，青年土耳其人意识到，如果他们自己不能挽救自己，也就不能指望西欧国家会出手相助。此时的土耳其在国力上遭到了削弱，在财政上入不敷出，孤立无援而又受到咄咄逼人的邻国的威胁。因此，青年土耳其人发现，土耳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得到一个大国的保护和帮助。

1913年6月，时任大维齐尔的陶菲克帕夏再一次向格雷提出了组成英土联盟的建议。但是，土耳其人又一次遭到了拒绝。用新任英国大使路易斯·马莱爵士（Sir Louis Mallet）的话说：“在当前的情形下与土耳其结盟，只会让整个欧洲团结起来针对我们。这种盟友关系会变成英土两国的软肋和危险。”根据陶菲克的提议，土耳其希望可以与三个协约国都达成某种共识。倘若果真如此，由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就会将此举视为协约国的挑衅。格雷评论道：“我们是不可能独力把土耳其扶起来的。土耳其要想站起来，就必须克服自己对改革的恐惧，同时也不能再继续玩在大国之间左右摇摆的游戏。”

在格雷看来，土耳其此时已是“亚洲病夫”。就像以前图谋土耳其的欧洲领土一样，欧洲列强现在也应当为了共同的利益谋划土耳其的亚洲领土。在整个1913年间，英国、德国、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把俄国撇在一边，与土耳其进行了磋商，同时列强内部也进行了谈判，最终确认了各自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经济势力范围。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这次势力范围的划分实际上也会成为最终在政治上瓜分土耳其亚洲部分的蓝图——就像在欧洲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项协议，是由英德两国在1913年8月签署的。根据这项令双方皆大欢喜的协议，德国将保留开发巴格达铁路的权利，并获得在安纳托利亚和西里西亚地区的商业利益。不过，根据协议，这条铁路不得延伸超出原定的终点站巴士拉，以保障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和波斯湾的利益。

但是，一旦涉及地位更重要的亚欧两洲之间的联结点，双方就无法达成协议了。在俄国看来，由于英俄两国已经从昔日的对头变成了今日的盟友，那么一旦战争爆发，对土耳其海峡的安全威胁将更加严重地影响到英俄两国的利益。俄国人认为，这里是最容易受到德国人威胁的地方。然而，英国人在这里毫无作为，只是寄希望于土耳其能够保持中立。

正如冯·桑德斯掌控了土耳其的军事事务一样，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冯·旺根海姆男爵（Baron von Wangenheim）也主宰了土耳其的外交事务，无时无刻不在夸耀着德国的权威。升任了奥斯曼军队元帅和总督军的冯·桑德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也使得他像冯·旺根海姆大使一样取得了德皇“私人代表”的特殊地位。土耳其海峡依然是东方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德国想要掌控土耳其海峡的图谋已经昭然若揭。因此，英国要想保住在土耳其的利益，此时应当更加大胆地在外交上对德国施加压力。但是，英国并没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在外交政策上过于谨慎小心，也过于相信土耳其会信守中立。

如果说英国的反应比较消极的话，那么俄国人的反应则非常积极。1914年春天，在圣彼得堡和萨宗诺夫的坚定支持下，俄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开始与土耳其的各部大臣们展开协商，提议俄土两国达成一项协议，以解决土耳其海峡问题，维护双方的利益。根据他的提议，俄国将为土耳其提供保护；而作为俄国的盟友，土耳其将在战争期间对敌国封闭海峡。在战争胜利之后（具体情况留待日后进一步商议），土耳其将会取得德国在亚洲的权益，同时土耳其自身的领土完整将得到保证。

俄国人的提议得到了塔拉特的热烈欢迎。1914年5月，塔拉特来到圣彼得堡，提出正式组建俄土联盟。6月，杰马尔到巴黎提出了一个更实际的建议——与全部三个协约国组成同盟。但他得到了一个很谨慎的答复，这个答复后来又变成了一个遮遮掩掩的拒绝。法国人回复说，这一提议必须由英、法、俄三国之间达成协议才能生效，而法国不愿意发起这一提议。实际上，英、法、俄三国最后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对于土耳其损害巴尔干国家利益的领土要求，法国干脆予以拒绝。英国赞同法国的意见，坚持奉行要求土耳其保持中立的政策。在英国看来，保持中立符合土耳其自身的利益，因此很有信心土耳其将采取这种政策。

这是土耳其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与西欧列强结盟，但又一次遭到了拒绝。塔拉特和杰马尔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十分沮丧。不久之后，他们迟疑不决地接受了三巨头之一、好战的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提出的最终方案——与德国结盟。这无异于一场危险的赌博。土耳其与德国结盟，结果给俄罗斯和奥斯曼这两大帝国都带来了厄运。现在，欧洲的战争已经一触即发。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和他的妻子在乘车驶过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街头时遭到刺杀。刺客是一名学生，他参加了塞尔维亚的一个秘密恐怖组织，这个组织的目标是反对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以奥地利为敌人，构建一个泛塞族的南斯拉夫民族国家。一开始，德奥两国希望能把冲突控制在局部层面。在得到了德国的空头承诺之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取缔主张建立南斯拉夫国家的社团，甚至还十分过分地要求由奥地利出面，到塞尔维亚境内实现这一目标。爱德华·格雷爵士对此要求深感震惊。他抗议说：“这是我所见过的一个国家对另一个独立国家最可怕的要求。”在他看来，这一要求是对欧洲和平的威胁。他还预见到，“现代条件下的一场欧洲大战将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但是，奥地利还是拒绝了贝尔格莱德寻求和解的答复，并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德国知道，俄罗斯此时并没有做好参战准备，因此预计俄国可能不会插手。但实际上，如果塞尔维亚受到德奥的威胁，必然会引来俄罗斯的反对，否则俄国就无法继续维持它在巴尔干半岛上对各斯拉夫民族的影响力了。等到德皇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已经来不及控制奥地利的行为了。在格雷提出斡旋调停时，德国坚持认为：“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只和奥地利有关，与俄国毫无关系。”但德国的这种表态根本无济于事。7月30日，在对德国发出了警告之后，俄国宣布总动员。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德国要求法国保持中立，但遭到了拒绝。法国在8月3日加入了战争。由于德军入侵了比利时，承诺保卫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英国于8月4日对德国宣战。就这样，“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浩劫之一”（格雷语）开始了。

就在8月4日的两天之前，土耳其在恩维尔的主导之下，秘密地与德国结成了同盟。奥斯曼帝国政府承诺说，如果俄罗斯插手奥塞冲突，土耳其将加入战争。在8月4日，格雷尚不知晓这份秘密协议的存在，但已经得知土耳其在进行动员。格雷指示英国驻伊斯坦布尔代办，让他要求土耳其保持中立。“不过，”他补充道，“你一定得让土耳其人觉得，这是他们最古老的朋友给出的真诚建议，而不要让他们感到受到了我们的威胁”。

不过，格雷近来已经越发感受到了德国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巨大影响力。他意识到，“恩维尔帕夏想让土耳其站到德国一边；要想阻止土耳其与德国结盟，唯有刺杀恩维尔一途”。现在，三巨头中的另外两人也开始支持恩维尔。在德国提出与土耳其结盟之后，塔拉特询问杰马尔说：“你可以看到，我们从法国人那儿什么也得不到了。既然法国已经拒绝了我们，我们还能拒绝德国人吗？”杰马尔回答道：“只要能帮助土耳其摆脱现今孤立无助的境地，我愿意立刻答应任何联盟提议。”但与此同时，他想尽可能地推迟土耳其加入战争的时间，以争取时间进行漫长的动员工作。德国同意了土耳其的想法。于是，奥斯曼帝国政府仍然保守着与德国结盟的秘密，宣布保持中立，同时进行了总动员。

与此同时，土耳其公众却对英国产生了强烈的义愤。随着欧洲战事的爆发，英国政府征用了在英国造船厂里维修和兴建的两艘土耳其战舰——“奥斯曼苏丹号”（Sultan Osman）和“雷沙迪耶号”（Reshadiye）。由于英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它有权征用这些船只。如果这些军舰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黑海的海军力量平衡就可能会被打破。在征用这两艘军舰之后，英国提出赔偿土耳其750万英镑的巨款。但是，当初为了购买这两艘军舰、支援海军的发展，土耳其全国上下迸发出了巨大的爱国热情，踊跃捐款，官员们还为此削减了自己的工资。而且，土耳其刚刚才支付了购舰的尾款。奥斯曼帝国政府指责英国违背了国际法，土耳其公众则直接斥责英国人为强盗。一份亲德的土耳其报纸还给英国送上了“一千个诅咒”。

发生这起事件之后，三巨头再想把公众的情绪从亲英引向亲德，就变得容易多了。他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让土耳其公众接受动员令。8月10日，两艘在战争爆发时游弋在地中海上的德国军舰“戈本号”（Goeben）和“布雷斯劳号”（Breslau）为了躲避追击的英国舰队，出现在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并要求获准进入海峡。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压力下，恩维尔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两艘德国军舰驶入了达达尼尔海峡寻求庇护。恩维尔还在德国人的要求下命令道，倘若追击的英国军舰试图跟随它们进入海峡，海岸要塞就可以向英国人开火。恩维尔向他的同僚们宣布了这一消息，说道：“我们的孩子降生了！”

协约国的大使们认为此举违反了国际条约，表示了抗议。第二天，土耳其人竟然宣布这两艘军舰已经被“卖”给了土耳其。杰马尔告诉媒体，英国背信弃义地夺走了土耳其两艘军舰，这两艘德国军舰将顶替它们的位置。德国人“出售”军舰的条件之一就是由德国舰队的指挥官苏雄（Admiral Souchon）取代英国海军将领利波斯（Limpus），出任土耳其舰队的指挥官。两艘德国军舰分别被改名为“亚武兹号”（Yavuz）[3]和“米蒂里号”（Medilli），船员也都戴上了土耳其式的菲斯帽。两艘军舰驶入马尔马拉海，在伊斯坦布尔的外海下锚，桅杆顶部飘扬着土耳其的旗帜。几天后，它们在这里与其他土耳其军舰一道接受了苏丹的检阅。随后，在王子群岛附近海域又举行了一场赛艇比赛，激起了伊斯坦布尔民众的巨大热情。

英国海军将领利波斯顶不住土耳其海军部的政治压力，只好离开了他的旗舰。不久，土耳其军舰上就连一名英国军官都没有了，苏雄则被正式任命为海军总司令。德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土耳其人民公开的朋友。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外国大使要求奥斯曼帝国将德国舰队的船员拘捕、遣送，但未能如愿，因为这些船员实际上已经加入了土耳其海军。几星期之后，英国海军代表团被打发回国。在得知布鲁塞尔被德军占领的噩耗之后，扎维德帕夏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一位地位显赫的比利时友人。待他说完，这位比利时友人便指着那两艘军舰，满怀同情地反驳道：“德国人也占领了土耳其啊。”

时任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预料到土耳其不会长久保持中立，因此曾经提议英国舰队冲进达达尼尔海峡，把那两艘德国军舰击沉在马尔马拉海。但是，他的提议没有得到同僚的同意。现在，在征询了新任战争大臣基钦纳伯爵（Lord Kitchener）的意见之后，丘吉尔又提出了一个夺取加里波利半岛的方案。希腊人承诺将出兵支援这一行动，丘吉尔还要求格雷去争取俄国人的支援。但是，俄国人根本腾不出部队参与这一行动。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他的妻子是德国皇帝的妹妹）也表示，除非土耳其率先发动进攻，否则希腊人不会参战。在幕僚的说服下，丘吉尔终于意识到，在得不到陆军支援的情况下发动海上进攻必然会遭到失败。于是，这个计划就暂时搁置了。

接下来，土耳其进入了一段非战非和的灰色时期。土耳其人在外交上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与战争双方秋波频传，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纵横捭阖。俄罗斯特别担心土耳其有朝一日会翻脸封闭土耳其海峡。于是，8月16日，俄国和英法两国一起提出共同保证土耳其的中立地位和领土完整。但土耳其人并没有理睬。得意忘形的土耳其人提出，如果要让他们严守中立，协约国就必须彻底废除让步条约，英国必须交还窃取的土耳其军舰，土耳其还要收回爱琴海上的岛屿和西色雷斯的领土。协约国根本不可能同意做出这些保证和让步。两个星期之后，协约国提出了修改后的提议。就在这时，传来了德军在法国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土耳其人因而没有再理会协约国的提议。

实际上，土耳其内阁乃至土耳其议会里的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不相信甚至有些轻视那些好战的少数派提出的亲德政策。但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土耳其却清楚无误地在滑向战争。这一切都被爱德华·格雷爵士看在眼里。他的外交目标只剩下了两个：第一，不论最后能否阻止土耳其参战，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延缓土耳其参战的时机。基钦纳伯爵认为，在印度的军队安全通过苏伊士运河之前，必须让土耳其保持中立，至少也要让土耳其与英国保持和平状态。第二，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格雷要确保首先动手的是土耳其人，保证英国人在其中没有过错。他的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了。奔赴法国前线的印度军队安全地抵达了埃及和地中海。

9月27日，守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的英国海军舰队要求一艘土耳其鱼雷艇返航。这一过分举动给了德国人期待已久的借口。德国人赶忙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对外国船只封闭海峡。恩维尔下令照办，并且在海峡入口处布上了水雷。此时，在伊斯坦布尔的德国人已经有数千人。德国和奥地利的大使开始强烈要求土耳其对协约国采取行动。10月11日，恩维尔和塔拉特提出了参战的条件——他们要求德国提供一大笔贷款。曾经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在苏雄的指挥下在黑海巡航“机动”，似乎在引诱俄国人出手，以获得一个参战的理由。

10月28日，苏雄奉恩维尔的密令，率领一支强大的土耳其舰队驶入了黑海。恩维尔的命令不为他的同僚们所知：“土耳其舰队要凭借武力控制黑海。找到俄罗斯舰队，立即发动攻击，无须宣战。”在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苏雄就炮击了俄国港口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诺沃罗西斯克（Novorossisk），击沉了一些俄国船只。格雷这么谴责道：“从未有哪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过这样无缘无故、充满恶意的攻击。”到11月5日，英国、俄罗斯和法国都已经向奥斯曼帝国宣战。

至此，灾难性的结果已经不可避免。从理性出发，保持中立其实更符合土耳其的自身利益。在巴尔干战争中的数次灾难性失败之后，土耳其最需要的莫过于和平。它可以利用这段和平时期恢复、增强军力，在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保持中立，观察局势的发展，然后再决定是否参战，加入哪一方参战。在7月中旬，被贬黜到保加利亚做使馆武官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就曾经向恩维尔提出了上述建议，但并没有获得采纳。凯末尔强烈反对与德国结盟。在他看来，如果德国战胜，它就会把土耳其变成它的一个卫星国；如果德国战败——凯末尔也更相信德国会战败——土耳其就会失去一切。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内部，也有一些人持同样理性的观点。但是，大多数土耳其人已经听不进去理性的意见了。恩维尔利用了这一点；而英国大使则仍然相信温和派的力量，低估了土耳其大众的情绪。

近年来的失败深深伤害了土耳其的尊严，自身的孱弱又让土耳其十分害怕它的新旧敌人。因此，土耳其对孤立状态有着一种深刻的、心理层面的恐惧感。不仅如此，在土耳其人看来，奉行中立政策最终只会导致帝国被大国瓜分。土耳其人认为，既然以往的西方盟友已经抛弃了自己，他们只好投向新的盟友——德国。一些土耳其人充满热情地做出这样的选择，另一些则有些无可奈何。

在这样的情绪驱使下，恩维尔帕夏开始了他莽撞的赌博。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一直属于温和派的扎维德帕夏辞去了自己在青年土耳其人政府中的职务，还留下了一段预言式的告别辞：“即便我们赢了，我们也将万劫不复。”

就这样，在经历了六个世纪的岁月之后，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其衰败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1914年，行事冲动的恩维尔帕夏在高加索地区贸然向俄国人发动了一场冬季战役，结果几乎全军覆没。接着，矢志夺取埃及的叙利亚总督杰马尔帕夏派遣了一支远征军，打算穿过缺水的西奈沙漠进逼苏伊士运河。预先得到警告的英国军队在运河两岸挡住了土耳其舰队，迫使他们又一次穿越沙漠，撤退到杰马尔帕夏设在贝尔谢巴（Beersheba）[4]的大本营。

由于土耳其人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俄国人的地中海补给线被切断，导致俄国出现了军火短缺。1915年年初，尼古拉大公[5]代表俄国向英国求援，希望英国能帮助俄国缓解来自土耳其的压力。于是，为了保证俄国能够坚持作战，温斯顿·丘吉尔先前提出的远征达达尼尔海峡的方案又被搬了出来。根据这一方案，英军将强行闯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和伊斯坦布尔。按照丘吉尔的打算，这将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海军行动，陆军只作为预备力量。土耳其人对此方案感到十分惊愕，因为他们一直很敬畏英国的海上实力。土耳其人担心，在高加索和苏伊士运河连吃两次败仗之后，第三次败仗可能会把他们彻底击垮。

但是，迫于同僚的反对和来自基钦纳伯爵的压力，战役的重心从海上转到了陆上。英军的目标不再是强冲狭窄的海峡，而改成了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作战。到1915年年底，英军发动的两次进攻都遭到了失败，损失惨重。英国人被迫撤退，让土耳其人获得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战役的胜利主要归功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事实证明，穆斯塔法·凯末尔是一位可以媲美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历代名将的指挥官。

英国人在加里波利的失利给了青年土耳其人三巨头以喘息之机。在暂时消除了外来干预之后，他们采取了一项预谋已久的内部行动——彻底消灭亚美尼亚民族。他们借口亚美尼亚人与高加索一带的俄国人关系亲密，对亚美尼亚人大肆迫害，其残暴程度远超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所作所为。有100万亚美尼亚人遭到放逐或屠杀，死亡人数超过了50万。

1916年，俄国人在高加索前线恢复了攻势，夺取了埃尔祖鲁姆要塞，并准备以之为基地进犯安纳托利亚。与此同时，俄国人还占领了特拉布宗港，控制了黑海的补给线。结果，1917年3月爆发的俄国革命中止了俄国人继续进攻的计划，也让土耳其人免于遭受在亚洲惨败的厄运，延缓了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但是，土耳其舰队已经孱弱不堪，数十万人当了逃兵，补给资源也几近耗竭。

协约国占领了巴格达。英国人沿着底格里斯河上溯，深入伊拉克腹地。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内部又出现了新的敌人——阿拉伯人。他们在汉志打出阿拉伯独立的旗号，发动叛乱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起义波及所有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区，对战争的结局和后续事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的秋天，奥斯曼帝国终于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协约国已经占领了耶路撒冷，同时打算在艾伦比将军（General Allenby）的指挥下，在巴勒斯坦一线发动最后一次闪电式的进攻。用一位阿拉伯史学家的话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将土耳其人彻底逐出叙利亚，“就像狂风卷走蓟花的冠毛一样”。穆斯塔法·凯末尔又一次成了土耳其人的英雄。他英明地选择了战略撤退，撤到了俯瞰阿勒颇的高地上。站在这座属于土耳其自然疆界一部分的高地上，他意识到，他手下的这些残兵败将现在要保卫的是属于土耳其自己的国土。他们一直坚守到了1918年10月30日这天，仍然没有被敌人击败。在这一天，英国和土耳其签署了停火协议。就这样，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穆斯塔法·凯末尔成了土耳其指挥官中唯一未尝败绩的人。在他的身后，他守住了土耳其民族的安纳托利亚家园，他将在那里开创属于自己和他的人民的未来。

青年土耳其人三巨头纷纷流亡海外，最终全部死于非命，客死他乡。[6]协约国占领了伊斯坦布尔，随后在巴黎和会上不仅图谋肢解奥斯曼帝国，还打算由法国、意大利、希腊瓜分土耳其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家园，只把几个内陆省份留给土耳其人。

穆斯塔法·凯末尔再一次为了祖国挺身而出。他设法在安纳托利亚谋到了一个官方职务，然后在两支土耳其军队指挥官的支持下，发起了民族抵抗运动，反对协约国和它们打算强加给土耳其人的和约。他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先是在内战中击败了效忠苏丹的部队，随后又在独立战争中赶跑了希腊军队，从外国占领军手中解救了土耳其人的家园。他在安卡拉建立起了自己的国民议会。最终，在洛桑举办的新的和平会议上，协约国承认了他主张的土耳其新疆界，为土耳其人保住了完整的安纳托利亚家园，还保留了包括阿德里安堡（现在的埃迪尔内）在内的一小块欧洲土地。

穆斯塔法·凯末尔先废除了苏丹制度，驱逐了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7]。随后，他又在1923年10月29日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就这样，土耳其作为世界性大帝国的使命宣告终结，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幸存了下来，并将重新兴旺起来。

土耳其民族的历史就这样翻过了旧的篇章，进入了新的时代。

[1] 即乔治·雅克·丹东，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领导人物之一。

[2] 指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王国。

[3] 这是苏丹塞利姆一世的绰号。

[4] 位于今天的以色列。

[5] 此人为尼古拉一世沙皇之孙，是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叔，此时担任俄军总指挥。尼古拉大公在俄国内战期间曾被白军奉为俄国沙皇，但他本人一直流亡海外，于1929年病逝于法国。

[6] 恩维尔战后投身泛突厥主义运动，1922年在中亚地区（今塔吉克斯坦）死于苏俄红军之手；1921年塔拉特在德国柏林被亚美尼亚人刺杀；杰马尔于1922年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被亚美尼亚人刺杀。

[7] 废除苏丹制度、驱逐苏丹发生在1922年11月。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下台后，继任的苏丹是穆罕默德五世，他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四个月驾崩，由其弟穆罕默德六世继位。

后记

在历史上的伟大帝国之中，有土耳其人的一席之地。在中东，曾经兴起过四个大帝国，土耳其人的帝国在时间顺序上排在最后，但在成就上却超过了波斯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先后创立的帝国。在这片大海与大洲相连的广阔的战略要地上，土耳其人实现了长久的统一。作为来自东方的新生力量，土耳其在两个方面为历史做出了贡献。首先，土耳其早期的头领和苏丹复兴了伊斯兰教，并在亚洲重新统一了伊斯兰世界；其次，奥斯曼帝国又为属于东方基督教世界的欧洲土地带来了新生。土耳其人延续了历史，联结了东方和西方，在亚洲和欧洲分别填补了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崩溃后留下的真空，并从中孕育出了崭新的、充满创造力的奥斯曼文明。

奥斯曼帝国拥有截然不同的三个层面。首先它是一个土耳其人的国度。它被一个土耳其家族王朝统治，使用土耳其语，并且深深根植于土耳其斯坦的部落社会文化。这些土耳其人拥有共同的种族认同、象征符号和风俗习惯。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土耳其人展现出了一些内在的宝贵特质：对权威的天然认同、强烈的秩序性和纪律性、组织政府机构的能力和高度的适应能力。

而在根本上，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帝国的基础并非某一种民族特征，而是穆斯林之间的手足之情以及他们对共同的宗教体系的崇敬之情。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必须遵从神圣法，尊重伊斯兰教的至高原则，还要依赖官方宗教体系——乌理玛——进行统治。土耳其人以他们特有的对秩序和明晰的追求，规定了乌理玛的任务与职责。

但是，在土耳其民族认同和穆斯林体系之上，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世界性大帝国。它的版图如此辽阔，涵盖了各不相同的城市、平原、河谷、山地和沙漠，其上生活着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形态特别是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各色人群。一直以来，天主教与东正教、拉丁人与希腊人、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宗教分歧严重割裂了拜占庭帝国。而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有着与此地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奥斯曼征服者，却为东正教世界恢复了秩序与和平。奥斯曼征服者不仅成了东正教世界的主人，还成了东正教公开而积极的保护者。因此，东正教的信徒们宁愿接受穆斯林帕迪沙阿的统治，也不想“受拉丁人教皇的奴役”。在中央政府一定程度的委任之下，帝国内的少数群体以民族、社会或宗教特征形成了独立的族群，获准在国家的框架之内管理自身事务，从而可以保存他们各自的特征，和谐共存。

由于奥斯曼入侵者采取的开明政策，长期以来为人们苦苦追寻的东正教社会得以重建。希腊普世牧首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获得了超过其他东正教教会的地位，比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任何时期都更像是一个普世的宗教权威。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实现了“奥斯曼治下的和平”，从它的特征上可以看到奥斯曼帝国与罗马帝国的相似之处。在“罗马治下的和平”中，罗马人在帝国版图之内表现出了对外邦人的高度容忍。他们时常赋予外邦人罗马公民权，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能力，同时造福于自己和整个帝国。奥斯曼帝国在这一点上与罗马帝国十分相似。

这样的传统在伊斯兰世界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现在则被奥斯曼家族继承、发扬。奥斯曼家族统治的国家并非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皇室统治下的多民族的帝国。不论国民是土耳其人还是来自其他民族，是穆斯林、基督徒或是犹太人，他们最重要的身份都是奥斯曼人，是一个超出了民族、宗教和种族观念的单一政治体的成员。在那个时代，只有奥斯曼帝国承认全部三个一神教信仰。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被征服的基督徒，奥斯曼人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构建在苏丹的奴隶之家之上的行政体系。在奥斯曼人的早期历史上，他们曾经在其他地区做过奴隶，并且在奴隶身份之下繁荣壮大。现在，他们采用了类似的奴隶制度，创造了由基督徒奴隶组成的统治机构。这些奴隶或是在战争中被俘获而来，或是受征募而来，或是在市场上买来，或是被作为礼物送给苏丹的，也可能是自愿投效的。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接受禁欲生活，离开了家人，放弃了所有财产。作为回报，他们将在为侍从准备的宫廷学校里接受综合教育和严格训练，随后接受挑选，获得最适合发挥个人才华的公务职位，还有机会获得晋升，一路升迁成为高官。就这样，征服者通过被征服者实现了对国家的统治。这样的奴隶制度在外国人眼中或许十分怪异，但它是一种开明而实用的机制，充分发挥了苏丹手下年轻的基督徒臣民的能力，不仅造福于帝国，也有利于这些奴隶本人。很快，他们就不再厌恶自己的奴隶身份，反而十分珍惜这种身份，因为这种身份可以给他们带来种种特权，而那些生为穆斯林的人是无法获得这些特权的。奴隶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变成了苏丹的“奴隶之家”的成员，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不搞世袭、唯才是用的统治阶层。

在帝国历史的最初几个世纪，这个精英阶层保证了奥斯曼帝国的权势，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使国家免受穆斯林世袭贵族破坏性的内斗和裙带关系泛滥的荼毒。除此之外，苏丹也不再进行任何联姻，而是通过奴隶之家里的女性繁衍后代，并在后宫里将他们养育成人。不管是好是坏，这种做法为奥斯曼帝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民族血统。

最初，奥斯曼帝国的奴隶只存在于军队之中。年轻的基督徒俘虏经过精挑细选，被征召入伍，编入近卫军。这些年轻人身体素质优异，在接受严格的训练后为苏丹本人效命。一开始，他们只是苏丹的卫队。随着人数的增长，这些步兵逐渐成了奥斯曼军队的中坚力量。与他们相搭配的，是从封地上征召的穆斯林骑兵——西帕希骑兵。这些骑兵通常作为奥斯曼军队的前锋，率先向敌人发动攻击。此外，奥斯曼军队中还包括使用火炮的炮兵（东方世界在此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兵种）和非正规军。由这些单位共同组成的奥斯曼军队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现代化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组织有序，纪律严明。无论是在指挥的统一性、武器装备的精良程度还是顽强的战斗精神方面，奥斯曼军队都超过了同时代任何一支欧洲军队。

在颇具军事才能的苏丹的亲自指挥和鼓舞下，奥斯曼军队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不停地进行着征服战争。他们两线作战，构建了一个横跨三洲的帝国。向东，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进入亚洲，直抵波斯湾；向南，他们穿过埃及进入非洲，到达红海以远；向西，他们越过巴尔干、跨越多瑙河，占据了东欧大部分地区，一直到中欧的边缘地带才被挡住。在海上，奥斯曼人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和狭长的北非海岸线，他们掌控的海路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

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统一而拥有独特体制的东方国家深入了西方世界，对欧洲的重要一部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此前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奥斯曼人做到了。凭借出色的军事能力和与生俱来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奥斯曼帝国崛起成了那个时代威震天下的大帝国。与此同时，奥斯曼人又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外交手腕。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十分善于利用西方世界的分裂局面，使自己成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举足轻重的制衡力量。在有着“大帝”和“立法者”美誉的苏莱曼苏丹——奥斯曼帝国连续十位伟大苏丹中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达到了它的顶峰。

然而，奥斯曼帝国的顶峰立刻就变成了分水岭。在苏莱曼身后，是接连25位无法与前辈媲美的苏丹。他们的统治能力时好时坏，奥斯曼帝国也就在命运的沉浮中又存续了三个半世纪之久。尽管时而可以得到喘息之机，甚至还会出现短暂复苏的曙光，但奥斯曼帝国整体上一直处于持续而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以往，奥斯曼帝国依靠的是有意愿和能力统治国家、执掌着绝对君权的苏丹。而此时，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不再拥有治理国家的意愿和能力，反而很容易被后宫吸引住了自己的注意力，后宫里的女性（苏丹娜们）也时常变成苏丹背后的统治者。

以往，储君会被任命为行省总督，以积累一些处理公务的经验，此时这种做法被废止了。苏丹也几乎不再亲自统兵出现在战场上。实际上，苏丹都很少走到萨拉基里奥宫的院墙之外，而一代又一代的储君则被监禁在“牢笼”里，与世隔绝。结果，这些储君往往都不具备统治国家的能力。与此同时，历史的钟摆走向了另一边，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了巨变。

奥斯曼军队一直两线作战，他们依然可以击败敌人，但不再能够彻底降服对手。最终，他们达到了扩张的极限，再也没有什么新的土地可以征服了。在享受了三个世纪的优势之后，东方的军事力量逐渐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落了下风。西方的工业和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在军事领域也实现了技术进步。而东方世界此时不再拥有英明的领袖，因而无法与西方相匹敌，只能从攻势转为守势。

不仅如此，一直以来在海陆两军上斥资甚重的奥斯曼帝国早已国库空空，在苏莱曼驾崩后不久更是遭受了一场席卷地中海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从西属美洲开采出来的金银漂洋过海，越过大西洋流入奥斯曼帝国，导致奥斯曼帝国银币贬值，通胀高企。物价翻了一倍，政府被迫降低了货币的成色，同时又提高了税率。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现在，由于没有了新的征服目标，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已经无法安置这么多的人口，同时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这种情况不仅造就了一贫如洗的失地农民，也让非正规军士兵大为不满。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没有了收入来源，于是往往落草为寇。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拥有封地的西帕希骑兵。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新时代战争对职业步兵的需求增加，西帕希骑兵已经成了过时的兵种。大量的西帕希骑兵也失去了土地，于是很容易就跟那些失去土地的心怀不满者沆瀣一气，在安纳托利亚地方酋长们的带领下，参与了一系列的叛乱活动。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的叛乱让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大片的土地化为荒芜。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土地被新兴的世袭地主阶层巧取豪夺。这些人往往不事农业，就住在城市里。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土地分配制度也发生了巨变，苏莱曼的先辈们为帝国创立发展的社会和行政体系出现了不祥的失衡。统治权力从中央政府落入了有地阶层和地方势力（比如代雷贝伊和山区里的部落酋长）的手中。事实证明，一代又一代的苏丹根本无力遏制这种趋势。

而在中央层面，统治体系自身出现了消解，这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苏丹的奴隶之家绝不接纳任何穆斯林，从而避免了世袭特权的侵蚀。但是，随着帝国变得越来越庞大，人口越来越众多，这个封闭的体系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穆斯林上层人士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自己是帝国的头等公民，是国家的忠实追随者和信仰的忠诚战士，理应享有特权，在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而要在政府中扮演角色，穆斯林就必须被奴隶之家接纳。

一代代缺乏决断力的苏丹顶不住他们的压力，逐渐向所有身为自由人的穆斯林开放了公职。同时，他们还可以把职务遗赠给自己的儿子。在几个世纪的征服岁月中，奴隶之家曾经为帝国的管理体系输送了一代代勤勤恳恳的公职人员。而现在，奴隶之家逐渐受到侵蚀，最终不复存在。奥斯曼帝国行政体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却带着其固有的惯性不合时宜地延续了下去。倘若能出现一位强大有力、具有远见卓识的苏丹，他或许可以深思熟虑，详加甄别，更加灵活地改造这套体系，保留它的精华。但苏莱曼的继承人们却不堪此任。结果，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体系越发臃肿，变成了一个膨胀而笨重、充斥着阴谋和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作用消极、自私自利的官僚体系像以往那个更加积极、无私的行政体系一样难以撼动。

更重要的是，近卫军也变得日益臃肿，成色下降。与行政体系相类似，近卫军也开始接纳穆斯林加入，同时他们还获准结婚，他们的儿子也可以加入近卫军。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间，近卫军的人数从1.2万人增加到了10万多人。其中的许多人靠经商维生，像平民中的工匠和手艺人一样，借此补贴家用。

原本成分纯粹的近卫军变得鱼龙混杂。在战争期间，这就会体现为团结和自律精神的下降。而在越来越常见的和平时期，近卫军就会变成国内惹是生非、叛乱频仍的力量，中央政府往往无力遏制他们。与此同时，他们还变成了对基督徒农民的长期威胁。近卫军本应保护这些农民，现在却经常肆无忌惮地打家劫舍。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近卫军越发变得狂躁不安，经常发动叛乱，威胁国家的内部安全。而在战场上，他们的凝聚力和纪律性则严重下滑。

在17世纪的后半叶，欧洲陷于内战之中，奥斯曼帝国则在科普鲁律家族的统治下享受了一段复苏时期。科普鲁律家族起源于阿尔巴尼亚，其家族成员在接连三位苏丹主政时期作为大维齐尔执掌国家大权，形成了一个大维齐尔的“王朝”。在这一时期，他们铲除腐败和不公，清偿了国库的亏空，镇压了安纳托利亚和其他地区发生的叛乱，还试图让军队焕发新生。像科普鲁律家族这样的连续统治，后来没有再出现过。不过，通常在相对比较负责任的苏丹的统治时期，时不时地会涌现出一位类似的大维齐尔。在高层官僚的支持下，他会在一段时期内造福国家，重新证明行政体系的能力。与之相类似，在宗教体系里，某些比较睿智的大穆夫提也会重振伊斯兰教的权威。在行政和宗教这两大传统统治支柱（尽管它们的面貌可能发生了改变）的支撑下，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依旧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甚至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也造就了更广泛的既得利益集团，让他们甘愿维持帝国的存活。

正当17世纪走向尾声之际，在欧洲人的注视之下，奥斯曼人在战场上的赫赫威名遭遇了无法忽视的沉重打击。奥斯曼军队在第二次维也纳围城战和随后的一系列战役中遭到了耻辱性的失败。奥斯曼军队的统帅是一位自负而无能的大维齐尔，一心妄想要创造出超越苏莱曼的功业，但其实他只是一位不问国事的苏丹的女婿而已。他在战场上犯了一连串的错误，导致了围城战役的失利，令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蒙羞。在近卫军溃败之后，他手下的军队在纪律严明的敌人的攻击下，瓦解成了一群只知逃命的乌合之众，不禁让人想起以往的十字军战争中的西方军队。在欧洲人看来，局势发生了显而易见的逆转，土耳其穆斯林作为基督教世界重大威胁的历史已经画上了句号。这让他们欢欣不已。强大的土耳其人彻底倒下了。从此以后，奥斯曼帝国接连不断地在战场上吃败仗，在不利的和约上签字，进而不停地沦丧国土。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从18世纪初开始，一个同时威胁着东方和西方的新帝国崛起了——这就是彼得大帝的俄罗斯帝国。这位沙皇像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苏丹们一样是一位绝对君主。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为俄罗斯创建了一支装备西式武器的现代化职业军队（这点恰恰是同时代的苏丹们无法做到的），并雄心勃勃地要利用这支军队征服世界。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咄咄逼人的新威胁却延长了奥斯曼帝国的寿命。

以往，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发挥了力量制衡的作用。而现在，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又成了欧洲列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制衡力量。对欧洲国家来说，它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苏丹的帝国，让其充当它们和沙皇之间的缓冲。这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现在，奥斯曼帝国的生存不再依赖武力，而更多地要依靠在谈判桌前的努力。出于互利的目标，奥斯曼帝国变得越发亲近和依赖西方国家。奥斯曼帝国曾经在战场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现在则在外交领域上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

传统上，奥斯曼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十分冷漠。但是，他们现在不得不设立一个由擅长外交事务的官员组成的外事机构。当时，不论是穆斯林出身还是基督徒出身，很少有土耳其人懂得欧洲的语言，甚至连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的人都很难找到。因此，苏丹不得不依靠希腊基督徒，特别是芬内尔人。只有这些希腊人在航海和经商的过程中积累了与西方世界交往的丰富经验，并且熟悉西方的语言、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他们之中最能干的人被苏丹委以重任，从而在帝国的走向和把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力。

其中地位最显赫的是帝国政府译员主管，这一职务实际上充当了外交大臣的角色。其他希腊基督徒则出任了大使或自治省区总督等职务，实际上扮演了早年间苏丹之家中那些改宗的基督徒曾经扮演过的角色。身为自由人的基督徒开始与同样自由的穆斯林一样，在行政体系中拥有了一席之地。一贯拥有极强的变通能力的奥斯曼人仍然坚持着以前的灵活原则：不论种族或宗教信仰，所有臣民都可以为国出力。

就在18世纪步入尾声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又一次在战场上遭遇了耻辱性的失败。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俄国人的舰队渗透进了东地中海，并且在希腊和贝鲁特登陆。接着，拿破仑又入侵了埃及。为了把法国人逐出这个富庶的省份，土耳其人只好与英国和俄国联手。从此以后，欧洲人开始积极地影响奥斯曼帝国政府，他们对奥斯曼帝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推行改革，改进基督徒子民的生活境遇。

于是，19世纪就成了改革的时代。塞利姆三世是第一位推行改革的苏丹，法国大革命及随之而来的战争成了他可借鉴的先例。他尝试组建一支新军，按照西方的方式装备，用西方军官进行训练。然而，身为既得利益者的近卫军将他推翻、废黜，并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20年之后，继承了塞利姆三世衣钵的马哈茂德二世精心计划了一次无情的行动，一举消灭了近卫军。马哈茂德二世本人也成了奥斯曼帝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者。

马哈茂德二世和他的改革助手的目标是创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恢复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进而确立新的行政体系和世俗法律体系，并最终让苏丹的全体子民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权利，以及倡导理性和进步的现代西方化“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在他们的努力下，奥斯曼帝国最终得以颁布了一系列“重组”法案，即“坦志麦特”改革法案。在整个19世纪，坦志麦特改革法案都发挥了内部改革的模板作用。

坦志麦特改革的目标是要让奥斯曼帝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一个500岁高龄的中世纪社会演变成一个构建在西方宪政原则上的现代国度。改革者想用法律来压制专制主义，用责任制官僚体系来制约权力的使用，让国家享受到代表制统治的好处。然而，坦志麦特改革却饱经风霜，艰难地想要在守旧的乌理玛宗教体系和日益壮大的、追求进步和世俗的知识精英阶层之间寻找平衡点。改革时而得到一位苏丹的支持，时而又会被另一位苏丹压制。

不过，在这50年间，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和司法体系还是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许多地方省份也进行了改革，非穆斯林社群的生活境遇也有了一些改善。在19世纪7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事业达到了顶峰，出现了一段短暂的议会宪政时期。接着，形势急转直下，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开始了彻底的专制统治。不过，就在这一独裁统治时期，苏丹极大地扩展并改进了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体系，使得新的思想和社会理念根植于几代年轻人的心中。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在下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给苏丹本人带来了厄运：青年土耳其人发动革命，推翻了他的统治。

与此同时，随着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愈演愈烈，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加速了。对于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由王朝统治的多民族帝国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但它在希腊独立战争之后开始严重地威胁到苏丹的版图。民族主义运动在20世纪初的巴尔干战争时期达到了顶峰。西方国家出于自由主义的理念支持巴尔干人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俄国人也为了自身利益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结果，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战争中战败，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几乎全部从奥斯曼帝国的省份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此之前，为了抑制俄国的力量，西方列强经常会支持身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在柏林会议上尤其如此。然而，西方列强现在却抛弃了奥斯曼帝国。于是，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结成了联盟，也由此为帝国敲响了丧钟。

但是，在帝国不复存在之后，土耳其却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存活了下来。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1]堪称中东所有的民族主义领袖中最为伟大的一位。他的见地超过了同时代的青年土耳其人战友，从年轻时起就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属于帝国的时代即将结束，属于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然来临。现在，他的土耳其同胞们愿意在他的领导下，再一次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战。他创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他试图通过抛弃外部的肢体，彻底放弃帝国征服所得的领土，为土耳其换回一个强壮而健康的躯体。今天的土耳其占据着小亚细亚，其版图近似于其先祖的塞尔柱帝国。在历经了跌宕起伏的半个世纪之后[2]，当代的土耳其已经成了这个最后的中东帝国的所有继承国中最为稳定的一个。

虽然其版图更加紧凑，但共和国却堪称帝国的延续。土耳其共和国不再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土耳其人的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构建在自由和宪政的原则之上，而这些原则正是坦志麦特改革的产物。从19世纪开始，一代又一代追求进步的土耳其人试图通过世俗化实现的这一目标，至此终于实现。

现代土耳其的领导者们正是改革时代活生生的产物。随着治理国家的中间阶层在各个专业领域和军队中的崛起，他们逐渐成长、成熟，同时又满怀着继承民族遗产、恢复民族荣光的决心。在成为一个世俗国家之后，兼收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土耳其，在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而开启这个新的国家的，正是新的“土耳其人之父”、恰如其分地获得了加齐称号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他也不愧为历史上那位虔诚战士——土耳其人之父奥斯曼苏丹——的合格继承人。

[1] 即穆斯塔法·凯末尔。凯末尔于1934年获得了“阿塔图尔克”的称号，意为“土耳其人之父”。

[2] 本书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故云半个世纪。

附录

奥斯曼帝国君主列表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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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英）帕特里克·贝尔福著；栾力夫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9

书名原文：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

ISBN 978–7–5086–8984–5

I. ① 奥… II. ① 帕… ② 栾… III. ① 奥斯曼帝国－历史 Ⅳ. ①K3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4834号

For the Work entitled OTTOMAN CENTURIES

Copyright © Lord Kinross 197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

著者：[英]帕特里克·贝尔福

译者：栾力夫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696千字

版次：2018年9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292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 7– 5086 – 8984– 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欧洲之门

——乌克兰2000年史

[美]浦洛基 著

曾毅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导言 关于乌克兰历史的综述

第一卷 黑海边境

第1章 世界的边缘

第2章 斯拉夫人的到来

第3章 第聂伯河上的维京人

第4章 北方拜占庭

第5章 基辅的钥匙

第6章 蒙古治下的和平

第二卷 东方与西方的相遇

第7章 乌克兰的诞生

第8章 哥萨克人

第9章 东方的变革

第10章 大叛乱

第11章 分裂

第12章 波尔塔瓦的裁决

第三卷 帝国之间

第13章 新的边界

第14章 起源之书

第15章 多孔的国界

第16章 前进

第17章 未完成的革命

第四卷 世界大战

第18章 一个国家的诞生

第19章 破灭的梦想

第20章 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

第21章 斯大林的堡垒

第22章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

第23章 胜利者

第五卷 独立之路

第24章 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

第25章 再见，列宁

第26章 独立广场

第27章 自由的代价

结语 历史的意义

致谢

附录A 大事年表

附录B 乌克兰主要历史人物表

术语表

延伸阅读

献给

乌克兰人民

导言

关于乌克兰历史的综述

苏格兰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常常夸耀哪些书籍肯定了他们对塑造人类历史做出的贡献，乌克兰人也许同样有理由为自己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而自豪。1991年12月，乌克兰公民纷纷涌向投票站，选择了独立。那时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响，也确实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乌克兰公投之后一个星期，强大的苏联就解体了，美国总统乔治·H. W.布什随之宣布西方在漫长而艰难的冷战中取得了最后胜利。

乌克兰下一次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是2004年。这一年，身着橙色衣衫、情绪高昂的群众挤满了基辅的广场与街道，要求举行公平的选举。他们最终达到了目的。由于这次“橙色革命”[1]，从塞尔维亚到黎巴嫩，从格鲁吉亚到吉尔吉斯斯坦，诸多国家发生的撼动威权统治的革命都被称为“颜色革命”。颜色革命并未改变后苏联时代的世界，但它们留下了遗产，也留下了终将改变的希望。接下来，乌克兰人又在2013年的11月到12月间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们再次走上基辅的大街，支持国家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此时正值欧盟各成员国对联盟的热情降至低点，乌克兰人却不顾零摄氏度以下的气温，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在街上游行、坚守，令西欧和中欧国家的公民们感到震惊和鼓舞。

2014年年初，乌克兰国内形势出现了意外而悲剧性的转折。抗议者与政府部队之间发生了暴力对抗，将先前抗议中那种热烈得近乎街头狂欢的气氛一扫而空。2014年2月，就在电视台摄像机镜头的全程记录下，防暴警察和当局的狙击手向抗议者开枪，导致数十名亲欧盟抗议者死伤。这样的画面震惊了世界。同样令人目瞪口呆的还有2014年3月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企图，以及同年春末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2]地区策动的混合战。这一年7月，亲俄的分离主义者更是将这场俄乌冲突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国际冲突。乌克兰局势的发展对欧洲和国际事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致政客们开始谈论“为欧洲的未来而战”和回到冷战的话题，而在1991年，这里正是冷战宣告落幕之地。

乌克兰危机的起因是什么？历史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是什么让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到底应该属于谁？为何乌克兰采取的行动会造成巨大的国际震动？近年来，这些问题被一再提出，理应得到全面的解答。要理解当今乌克兰局势及其对世界的冲击背后的各种趋势，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的根源进行考察。粗略地说，这就是这本书的主要任务。我写作这本书，正是希望历史能为我们提供对当下的洞见，进而影响未来。无论是预测当今乌克兰危机的结局及其长远影响，还是预测作为一个国家的乌克兰的将来，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将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在历史中漫游仍有助于我们从每日新闻的密集轰炸中找到意义所在，并能让我们在面对事件时深思熟虑，从而改变事件的后果。

本书在“长时段”[3]尺度上呈现乌克兰历史，内容起自希罗多德[4]时代，终于苏联的解体和当下的俄乌冲突。乌克兰和法国国土面积差不多大小，现拥有接近4 600万人口，其历史上的过客更是数以亿计。如何才能将它超过千年的历史浓缩到短短数百页的篇幅之内？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所取舍，这也是历史学家的一贯做法。然而历史学家们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现代乌克兰史学的奠基者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5]是本书中将会出现的一个人物。哈佛大学的乌克兰历史教席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赫鲁舍夫斯基将他的研究主题视为一个起自渺茫远古并历经繁荣、衰落和复兴的民族的历史，其复兴的顶点则是乌克兰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的创生。

乌克兰历史在赫鲁舍夫斯基的手中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然而他的许多批评者和继承者对他的方法提出了疑问。赫鲁舍夫斯基的学生们侧重乌克兰国家的历史；苏联历史学家将乌克兰历史描述为一部阶级斗争史；一些西方作者强调乌克兰的多族群特征；而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则转向了跨民族研究。这些后起写作潮流对乌克兰和其他民族历史的处理方式对我的历史叙事有所影响。晚近史学中的文化转向以及身份认同史研究也为我提供了养分。我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当代主义的，对此我并不避讳，但我也力争不用现代的身份认同、归属、观念、动机和情感等概念来曲解过去的历史。

本书书名中的“欧洲之门”当然是一个隐喻，但这样的命名并非无关紧要，也不应被视为一种营销的手段。欧洲在乌克兰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乌克兰在欧洲历史上同样如此。乌克兰地处欧亚大草原的西缘，许多个世纪以来都是通往欧洲的门户。在某些时代，战争和冲突会导致“门户”的关闭，此时乌克兰就是阻挡东来或西来侵略者的一道屏障。而在乌克兰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门户是开放的，此时的乌克兰就成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桥梁，促进着民族、商品和思想的交流。在漫长的岁月中，乌克兰也充当了各大帝国——从罗马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哈布斯堡王朝到罗曼诺夫王朝——的谈判地点（以及战场）。在18世纪，乌克兰被圣彼得堡、维也纳、华沙和伊斯坦布尔轮流统治。到了19世纪，乌克兰的统治者就只剩下了前两个。20世纪上半叶，莫斯科成为大部分乌克兰土地上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每个帝国都对乌克兰的土地和财富提出要求，在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群特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同时也帮助塑造了乌克兰独特的边境身份和民族气质。

民族概念是本书的重要分析范畴和叙事要素，却并非全部。它与变动不居的欧洲概念一起界定了这一叙事的性质。本书讲述的乌克兰历史的地理边界是由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民族志学者和地图绘制者确定的，常与当今乌克兰国家的边界重合，但并非一直如此。从中世纪基辅人国家（在史学界被称为“基辅罗斯”[6]）直到现代民族主义兴起，各种观念和身份概念将这些土地联系在一起。本书追随这些观念和概念的发展脉络，解释现代乌克兰国家及其政治民族的起源。在这一过程中，本书将乌克兰族视为乌克兰人口构成中最大的民族，也将之视为现代乌克兰民族和国家创生的主要驱动力，但也没有忽视乌克兰的少数族群，尤其是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并认为多族群、多文化的现代乌克兰民族尚在形成之中。乌克兰文化向来都与其他文化共享生存空间，在其早期更是在“他者”的夹缝中生存。乌克兰社会拥有跨越内部及外部边界并获取这些边界所创造的身份的能力，这种能力构成了本书所呈现的乌克兰历史的主要特征。

外部和内部的政治过程可以为历史叙述提供一个很方便的框架，然而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发现地理、生态和文化是更为持久的元素，因此就长期而言有更大的影响。从“长时段”文化趋势的角度来看，当代乌克兰是两条移动中的边界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条边界由欧亚大草原和东欧稀树草原的分界线确定，另一条则由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分界线确定。第一条边界还是定居人口与游牧人口之间的分界线，并最终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分隔开来。第二条则要回溯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对罗马帝国的分裂，是存续至今的欧洲东部和西部政治文化差异的标志。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特征在这两条边界的移动中产生，并成为当代乌克兰身份的基础。

不讲述乌克兰各地区的故事，就无法讲述整个乌克兰的历史。边界移动造成的文化与社会空间从来不是同质化的。作为国家与帝国的疆界在由乌克兰族群边界所确定的土地上移动。各不相同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移动中被创造出来，成为乌克兰各地区的基础。这些地区包括被匈牙利人统治过的外喀尔巴阡[7]、历史上曾属于奥地利的加利西亚[8]、曾被波兰占领的波多里亚[9]和沃里尼亚[10]、第聂伯河的哥萨克左岸[11]及下游、斯洛博达乌克兰[12]，以及俄罗斯帝国开拓的殖民地——黑海沿岸地区和顿涅茨盆地[13]。与之前的大部分学者不同，我不会尝试将乌克兰各个地区——如曾经的俄罗斯统治区和奥地利统治区——的历史在不同的章节各自讲述，而是会将它们视为一体，为它们在特定时期的变化提供一个比较视角。

最后，我要就术语的使用说上几句。现代乌克兰人的先辈曾在数十个前现代的或现代的公国、王国和帝国治下生活。在时间的长河中他们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名称和身份。他们用以界定自己这片土地的两个关键词是“罗斯”和“乌克兰”。（“罗斯”的西里尔字母拼写是Русь，其中最后一个符号是软音符号，表示对其之前的辅音进行腭音化。）在9世纪至10世纪间，基辅罗斯人将维京王公和战士们招揽来，并将他们斯拉夫化。“罗斯”一词即由维京人传播到这片地区，并被基辅罗斯人吸收。今天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使用的“罗斯”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化的“Rus’”和希腊化的“Rossiia”等不同形式。到了18世纪，莫斯科沙皇国[14]采用了后者，将其作为国家和帝国的官方名称。

根据他们所处的地区和时代的不同，乌克兰人有过各种不同的称呼。他们在波兰被称为卢森人（Rusyns），在哈布斯堡王朝被称为罗塞尼亚人（Ruthenians），在俄罗斯帝国则被称为小俄罗斯人（Little Russians）。到了19世纪，乌克兰民族的缔造者们决定放弃“罗斯”这个名字，以终结这种混乱，并将他们与其他东斯拉夫世界居民，尤其是俄罗斯人，区别开来。在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他们都选择采用“乌克兰”和“乌克兰人”这两个词来定义他们的土地和族群。“乌克兰”一词起源于中世纪，在近现代被用来表示第聂伯乌克兰[15]地区的哥萨克国。在这些19世纪社会活动家的集体心理中，大部分哥萨克人都起源于本地，是最纯粹的乌克兰人。为了将“罗斯的”过去与“乌克兰的”将来连接起来，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把自己的十卷本巨著命名为“乌克兰-罗斯史”（History of Ukraine-Rus’）。事实上，今天任何讲述乌克兰历史的作者都必须使用两个或更多的名词来定义现代乌克兰人的祖先。

在本书中，我在涉及中世纪时期时，大部分时候会使用“罗斯人”一词（但并非全部如此）；在涉及近现代时，我会使用“罗塞尼亚人”；在涉及现代时，我则会使用“乌克兰人”。从1991年独立乌克兰国家的建立开始，这个国家的公民，不管其族群背景，都被称为“乌克兰人”。这一用法反映了当下历史学界的惯例。虽然这会造成一些麻烦，但我希望它还不至于让人误解。

“来吧，你会看见。”现代乌克兰史学奠基之一《罗斯史》[16]的佚名作者在其作品前言的结尾写道。我无法想出比这句话更好的邀请来作为本书前言的结语。

[1] Orange Revolution，指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引发的一系列抗议和政治事件。“橙色革命”从2004年11月持续到2005年1月，以反对派的胜利告终。（本书中的脚注若非特别注明，均为中译者注。）

[2] Donbas，亦作Donbass，即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盆地，包括顿涅茨克州中部、北部和卢甘斯克州南部。

[3] longue durée，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历史研究层次。布罗代尔认为对长时段历史的研究对历史学家更为重要。

[4] Herodotus，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作家，著有《历史》一书。他打破了荷马史诗的传统，采用系统性和批判性的方法来搜集历史材料，并用史学叙事的方法来组织它们，被誉为“历史之父”。

[5] Mykhailo Hrushevsky（1866—1934），乌克兰政治家、历史学家。他是20世纪初乌克兰民族主义复兴中的重要人物，曾在1917年至1918年间任乌克兰革命议会“中央拉达”主席。

[6] Kyivan Rus’，由维京人奥列赫建立、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国家，存在于882年至1240年间，以基辅为首都，正式名称为罗斯，被认为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三个东斯拉夫民族国家的前身。后文中有时使用“基辅”来代指基辅罗斯。

[7] Transcarpathia，乌克兰最西部的一个州，曾属奥匈帝国，1945年被纳入苏联，苏联解体后归属乌克兰。

[8] Galicia，历史地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属于奥匈帝国，今分属乌克兰和波兰。

[9] Podolia，历史地名，今主要位于乌克兰中西部与西南部，还包括摩尔多瓦北部的部分地区。

[10] Volhynia，历史地名，今分属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11] Cossack Left Bank，历史地名，位于乌克兰北部的第聂伯河东岸，在17世纪至18世纪间曾为沙皇俄国境内的哥萨克国。

[12] Sloboda Ukraine，历史地名，今分属俄罗斯和乌克兰。“斯洛博达”（俄语слободá）一词意为“自治地区”。

[13] Donets basin，亦作顿涅茨盆地，即顿巴斯。

[14] Muscovy，即The Grand Duchy of Moscow，多译作莫斯科公国或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在1547年后自称沙皇，并将国号改为俄罗斯沙皇国（Tsardomof Russia，亦译作沙俄、莫斯科沙皇国），直至1721年彼得一世改国号为俄罗斯帝国，但本书作者仍将这段时期的俄罗斯称之为Muscovy。考虑到与原文的一致性，本书中凡出现于1547年至1721年之间的Muscovy一词均译作“莫斯科沙皇国”。

[15] Dnieper Ukraine，历史地名，范围包括第聂伯河中游地区。

[16] History of the Rus’，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一部由佚名作者创作的历史，以俄语出版于1846年，主要讲述从古代到1769年间罗塞尼亚人及其国家小俄罗斯的历史。

第一卷

黑海边境

ON

THE PONTIC

FRONTIER

第1章

世界的边缘

第一位记录乌克兰的历史学家正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通常，只有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和民族才有资格得到这位“历史之父”的书写。乌克兰是一片由草原、山地和森林组成的地区，位于被古希腊人称为Pontos euxeinos（意为“好客之海”，罗马人用拉丁文写作Pontus euxinus）的黑海之北，正是当时地中海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的重要性又与众不同。希罗多德的世界以古希腊各城邦为中心，向南延伸到埃及，向北延伸到克里米亚和黑海大草原[1]。如果说埃及是上古文化和哲学的王国，值得研究和模仿的话，那么今日乌克兰所在的这片土地则是典型的边境地带，是希腊文明与其野蛮对立面的碰撞之地。这里是后来被称为“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圈的第一道边界，是西方借以定义自身和他者的起始界线。

希罗多德在希腊语中被称为Herodotos。他来自位于今日土耳其境内的希腊城市哈利卡纳索斯[2]。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生活、写作和朗诵他的《历史》的年代——他的出生地还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他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在雅典度过，曾经在意大利南部居住，也曾在地中海世界和中东世界穿梭往来，到访过的地方包括古代埃及和巴比伦。他是希腊式民主的崇拜者，用希腊语的爱奥尼亚方言写作。然而就他身处的年代而言，他的关注已经包罗了当时已知的世界。他的《历史》被后人分为九卷，讨论了希波战争的起源问题。希波战争开始于公元前499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有很长一段与这段时期重合。战争于公元前449年结束后，他又花了30年时间对这个主题进行研究。他将这一系列冲突描述为自由与奴役之间史诗般的斗争——希腊代表自由，而波斯代表奴役。虽然他的写作不免掺入了他自己的政治和思想立场，但他仍然希望从双方的角度来呈现这段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目的在于“将希腊人和野蛮人双方的伟大成就都记录下来，以保存过去的记忆”。

正是由于对“野蛮人”一方的兴趣，希罗多德把目光投向了黑海大草原。公元前512年，即希波战争开始前13年，波斯帝国最强大的统治者大流士大帝[3]为了报复曾经捉弄过他的斯基泰人[4]，入侵了这片地区。斯基泰王统治着黑海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些游牧民族首领的军队十分机动灵活，曾经让大流士从多瑙河追击到顿河，却找不到任何交战的机会。这对这位十多年后将成为希腊世界最大威胁的君主而言，无疑是可耻的失败。在《历史》中，希罗多德不遗余力讲述了他所知道和听说过的关于斯基泰人的土地、风俗和社会等的一切。他虽然周游列国，却从未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因此似乎不得不依赖别人讲述的故事。然而他对斯基泰人统治下的土地和人民的描述备极详尽，让他不仅成为第一位关注乌克兰的历史学家，也成为第一位关注乌克兰的地理学家和民族志学者。

公元前45000年左右，捕猎猛犸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成为黑海以北地区最早的人类定居者。对他们的住所遗迹进行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更多的考古证据表明，大约3 000年以后，迁入黑海大草原的人类驯化了马。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库库特尼-特里波里文化[5]的先民们在多瑙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林草混交带定居，饲养家畜，耕种农田，修建了大规模的定居点，用黏土制造塑像，并烧制彩陶。

大多数希腊人对黑海以北地区一无所知，直到希罗多德开始在雅典的公共节日上朗诵他的作品段落。在这之前，他们把那片土地想象成蛮族的领地和诸神的游戏场。一些人相信，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的主角阿喀琉斯（Achilles）就长眠在多瑙河或第聂伯河河口的某个岛屿上；而亚马逊人[6]——希腊神话中那些为了让张弓更稳而切掉了右乳的女战士——也生活在那片地区，就在顿河附近。他们还相信那里的克里米亚半岛[Crimea，即希腊人称之为陶里卡（Taurica）的半岛]上生活着凶残的陶里安人（Taurians）；如果有不幸的旅人为躲避黑海的风浪来到群山林立的克里米亚海岸，便会遭到陶里安女王伊菲革涅亚[7]的毒手，被她献祭给女神阿耳忒弥斯[8]，因为伊菲革涅亚的父亲阿伽门农（Agamemnon）要将她献祭，是阿耳忒弥斯将她从祭台上救走的。很少有人愿意涉足如“好客之海”周边那样危险的地区。黑海虽名为“好客之海”，航行起来却十分艰难，以常常毫无预兆地出现巨大的风暴而闻名。

希腊人从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口中首次听说黑海以北的土地和人民。辛梅里安人是一个由战士组成的部族，在公元前8世纪被斯基泰人从黑海大草原驱逐，来到安纳托利亚[9]。游牧的辛梅里安人首先迁移到高加索地区，随后又转移到小亚细亚，在这里遭遇了地中海诸文化，接触到他们悠久的定居生活和文化成就。辛梅里安人在地中海地区被视为典型的蛮族，其声名在《圣经》中也有记录。先知耶利米这样描述他们：“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施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訇。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10]辛梅里安人的野蛮战士形象甚至进入了现代流行文化。在1982年的热门电影《野蛮人柯南》（Conan the Barbarian）中，阿诺德·施瓦辛格就曾扮演辛梅里安国王柯南。这是作家罗伯特·E.霍华德[11]于1923年虚构的一个人物。

在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辛梅里安人被迫离开故土之后，克里米亚和黑海北岸海滨地区就进入了希腊人的视野。希腊殖民地开始在这一地区出现。建立这些殖民地的定居者大部分来自米利都[12]，当时最强大的希腊城邦之一。米利都人建于黑海南岸的锡诺普（Sinope）以其自身的地位，成了其他一些殖民地的母体。建于黑海北岸的殖民地则有潘提卡彭（Panticapaeum），距离今天的刻赤[13]不远，有位于今天的费奥多西亚[14]的忒奥多西亚（Theodosiia），还有位于现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15]附近的克森尼索斯[16]。这三个殖民地都位于克里米亚。然而最有名的米利都殖民地莫过于位于南布赫（波赫）河[17]河口的奥尔比亚（Olbia）。南布赫河在此地汇入比它更大的第聂伯河（Dnieper）的入海口，然后共同注入黑海。奥尔比亚拥有石砌的城墙，有一座卫城，还有一座德尔斐的阿波罗[18]神庙。根据考古发现，奥尔比亚在其全盛时期占地超过120英亩（约48.6公顷），约有1万居民。奥尔比亚人实行民主政治，并以契约方式处理与其母城米利都之间的关系。

同其他希腊城市和恩波里亚（市集）[19]的繁荣一样，奥尔比亚的繁荣有赖于与黑海大草原当地居民的良好关系。从这座城市初建，直到其整个鼎盛时期，即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当地的居民恰好都是斯基泰人——一个起源于伊朗人[20]的部落混合体。奥尔比亚的希腊人不仅与他们的邻居一起生活，来往贸易，还相互通婚。大量拥有希腊和“蛮族”双重血统的混血人口随之出现。他们同时沿袭希腊的和当地的风俗。奥尔比亚的商人和海员们把谷物、干鱼和奴隶运往米利都和其他希腊地区，并带回酒、橄榄油和包括织物与金属制品在内的手工制品，在当地市场出售。从对斯基泰首领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可以发现，当地也有用黄金制成的奢侈品。这些坟墓遍布乌克兰南部草原，如今大部分都风化成小丘，在乌克兰语中被称为“库尔巴尼”（kurbany）。

在斯基泰金器文物中，有一件三层胸饰令人尤为惊叹。这件金器于1971年出土于乌克兰南部，如今藏于基辅乌克兰历史珍宝博物馆。这件胸饰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曾为某位斯基泰王所佩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斯基泰人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视角。它的中央部分刻画了两个下跪的蓄须斯基泰男子，手中捧着一件羊皮外套。考虑到整件胸饰由黄金制成，这个场景让人联想到阿耳戈英雄（Argonauts）[21]夺取金羊毛的故事，而金羊毛乃权威和君主身份的象征。在中央场景的右边和左边是一些家畜的图案，有马、母牛、绵羊和山羊。金饰上还有斯基泰奴隶的形象，其中一人为一头母牛挤奶，另一人则为一头母羊挤奶。这件胸饰清楚地显示，斯基泰社会的主体由草原战士构成，男性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其经济则有赖于畜牧业。

如果说这些人物和家畜的形象让我们得以一窥斯基泰世界的内部，胸饰上的野生动物形象则更多地表现了希腊人对他们眼中的世界边缘的想象，而非黑海大草原上真实情况的反映。狮子和豹子追逐野猪和鹿，长着翅膀的狮鹫（希腊神话中最强大的怪兽，鹰首狮身）猎杀马匹，而后者是斯基泰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动物。这件胸饰不仅是希腊文化传播的最好证明，也是黑海大草原上希腊世界和斯基泰世界相互影响的最好证明。

各种文化的交织让希罗多德得以搜集考古挖掘无法得到的有关斯基泰人的信息。斯基泰人的起源神话就是一例。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写道：“根据斯基泰人自己的讲述，他们是所有民族中最年轻的。”据称塔尔吉陶斯（Targitaus）有三个儿子，斯基泰人就是他的后裔。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的起源神话进行了复述：“在他们[22]统治这片土地的时候，天空中落下了四样器具：一把犁、一副轭、一把战斧，还有一只酒杯，全都是黄金制成。”两个哥哥伸手去拿这天降的宝物时，宝物就开始燃烧，只有最年轻的弟弟拿到了宝物，成为它们的主人。两个哥哥立刻尊弟弟为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一个斯基泰部落由此兴起。他们保有从天而降的神器，并统治着黑海大草原，被称为“斯基泰王族”。斯基泰人显然自视为黑海大草原上的原生种族，否则不会声称他们的始祖塔尔吉陶斯是主神宙斯和包律司忒涅斯河河神之女的血脉——包律司忒涅斯河即今天我们所知的第聂伯河，是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河流。这个神话还表明，尽管斯基泰人的统治阶层是游牧者，但他们同时也自视为农耕种族，因为天降的神器中不仅有轭，还有犁，都是明显的农耕文化符号。

事实上，在希罗多德的描述中，斯基泰人也分为牧人和农夫两个群体。在黑海北岸，这两个群体各自从事与环境相符的产业。如果我们在第聂伯河上向南航行，我们在右岸会看到希腊殖民地奥尔比亚。希罗多德关于这一地区的主要知识都从奥尔比亚的公民和旅人那里得来。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可知，奥尔比亚北面的邻居是卡里皮达伊（Callipedae）部落，他们可能是希腊人和当地斯基泰人通婚的后裔。再往北，在德涅斯特河[23]两岸和斯基泰王族控制的草原北面，是阿拉佐尼安人（Alazonians），他们“在其他事情上与斯基泰人有相似的风俗，却播种和食用谷物、洋葱、大蒜、扁豆和小米”。在阿拉佐尼安人以北，生活在第聂伯河右岸的人们被希罗多德称为耕田的斯基泰人（Scythian plowmen），他们生产谷物用来出售。而居住在第聂伯河左岸的人们则被他称为农业斯基泰人（Scythian agriculturalists），或包律司忒尼人（Borysthenites）。希罗多德认为，这些部落与居住在南方黑海大草原上的斯基泰人有很大的不同。

希罗多德发现，第聂伯河两岸是全世界最丰饶的土地之一：

就我看来，作为斯基泰诸河中的第二大河，包律司忒涅斯河不仅在此地诸河流中最有价值、最为富饶，在全世界也是如此，仅次于那独一无二的尼罗河。它带来了最丰美的草地以及无论数量和品质都远超其他河流的鱼群，还有最甘美的饮水——它的河水清澈晶亮，而此地其他河流的水却甚是污浊。包律司忒涅斯河两岸种植的作物别处无可比拟，而在这里还没有开垦的地方，则生长着全世界最好的青草。

这的确是恰切的描述。第聂伯河盆地的黑土至今仍被视为全球最肥沃的土地之一，为乌克兰赢得了“欧洲面包篮”的称号。

农耕族群定居的第聂伯河中游地区还不是希罗多德眼中的世界尽头。此地往北仍有人类的踪迹。希腊殖民者或各行各业的斯基泰人即使对这些人有所了解，也所知甚少。这些人的居住地区才是最远的边境。在第聂伯河右岸，这些人被称为涅乌里人（Neuri），在其左岸更往东和往北的地方，则被直接称为“食人族”。希罗多德对这些人没有太多了解，然而涅乌里人所居住的普里皮亚季[24]沼泽位于今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恰与古斯拉夫人的一个可能起源地重合。在此地尚能发现乌克兰方言中最古老的一些变种。

如果希罗多德和他的资料来源可信，那么斯基泰王国应该是一个多族群、多文化的集团，集团内部各族群在社会形态和劳动分工上的位置由地理和生态决定。希腊人和希腊化斯基泰人占据了海滨地区，成为地中海希腊世界与内陆地区的贸易和文化桥梁。主要的贸易商品——谷物、干鱼，还有奴隶——来自稀树草原或林草混交带。这些商品，尤其是谷物和奴隶，要抵达黑海港口，必须取道斯基泰王族所在的草原地区。斯基泰王族控制着贸易，将大部分收入收归己有，并将他们的部分黄金宝藏留在了这一地区的许多小丘里。希罗多德描述的海岸、草原和森林地带之间的区分将是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乌克兰历史中的主要区分方法之一。

《历史》所刻画的层次丰富的斯基泰世界在公元前3世纪终结。当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夺取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并将之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时，他们需要面对的草原之主已经不再是斯基泰人。

新的一群游牧者——萨尔马提亚人[25]——来自东方。他们击败了控制着农耕地区与希腊殖民地之间商路的斯基泰牧人，并将他们赶走，取代了其位置。新来者同斯基泰人一样，也是伊朗人。希罗多德认为萨尔马提亚人居住在顿河以东，并记述了一个传说：萨尔马提亚人是逃脱希腊囚笼的斯基泰人和亚马逊女战士的后裔。类似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也由不同的部落组成，并统治着许多族群，比如洛克索拉人[26]、阿兰人[27]和雅济格人[28]。萨尔马提亚人统治黑海大草原长达500年之久，直至公元4世纪。在其鼎盛时期，萨尔马提亚人控制着东至伏尔加河、西至多瑙河的全部地区，并渗入了中欧，直至维斯瓦河[29]。

较之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的强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要远远少于对斯基泰人的了解。这主要是因为，希腊殖民地与乌克兰内陆之间的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交流）在斯基泰人统治时期繁盛一时，在萨尔马提亚人到来之后却几乎完全中断。这片土地曾经的主人斯基泰人被萨尔玛提亚人驱赶到克里米亚，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新的王国——小斯基泰（Scythia Minor），控制着克里米亚半岛、半岛以北紧邻的草原，以及各希腊殖民地。萨尔马提亚人拥有黑海大草原剩下的全部土地，却与希腊殖民地隔绝开来。斯基泰人则失去了对整个草原和内陆地区的掌握。大草原新旧统治者之间的冲突损害了当地的贸易，并逐渐威胁到各希腊殖民地的安全。（斯基泰人和其他游牧者一样，无论贸易状况好坏，都会向殖民者索取金钱或财物。）此外，另一个因素同样有力地削弱了当地贸易——地中海市场有了新的农产品供应者。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和罗马帝国的兴起，从埃及和中东通往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岸的商路得到了保护，谷物随之源源而来。

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的势力延伸到了黑海北岸，为此时处于罗马监护下的希腊殖民地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让从前的贸易得以复活。然而这次复兴在最乐观者的眼中也是一场苦战。奥维德（普布利乌斯·奥维修斯·纳索）[30]在公元8年被奥古斯都大帝放逐到黑海岸边的托米斯（今属罗马尼亚）[31]，10年后在那里去世。他为我们留下一份记录，形象地描述了公元初年左右一个希腊沿海殖民地日常面临的重重危险：

数不清的部落环布四周，以残酷的战争相威胁，

认为不靠掠夺的生存是一种耻辱。

城外没有一寸地方安全：山丘的防护全靠

薄弱的围墙，以及巧妙的选址……

要塞给我们提供的保护极为有限：甚至连

城内与希腊人混处的野蛮人也令人心生恐惧，

因为这些野蛮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毫无分隔，

还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房舍。

这种与“野蛮”邻居之间的敌意和安全感的缺失所造成的状态，让本地一度繁荣的殖民地的情况变得越发糟糕。希腊演说家和哲学家狄奥·赫里索斯托姆[32]自称曾在公元1世纪末期拜访过奥尔比亚（在他的年代，这座城市被外人称作包律司忒涅斯），并留下了一份关于这个衰落中的殖民地的生动记录：

包律司忒涅斯城的规模与其古代的声名并不相称。这是因为它曾多次遭遇战争，并多次陷落。长久以来这座城市都身处蛮族的围困之中，而且这些蛮族差不多还是最爱打仗的族群，因此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正其如此，此地希腊人的财富事实上已经萎缩到极低的水平，以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不再结合成城市，而其他人也仅仅能勉强结成群落生存。加入他们群落中的大多数也都是蛮族。

以上就是罗马人来到这里一百多年之后这些希腊殖民地的状况。这片地区再也没能恢复其在希罗多德时代的繁荣、贸易以及与内陆地区的联系。殖民者要么与当地部族处于战争状态，要么就是处于对战争的担忧之中，因此对他们的邻居也知之甚少。“远方是博斯普鲁斯[33]、顿河，还有斯基泰泽地，”从流放地托米斯向东方和北方远望的奥维德写道，“只是几乎无人踏足的土地上的几个名字。比那里更远的，只有人类无法居住的严寒。啊，我与世界尽头已近在咫尺。”

与奥维德同时代的斯特拉波[34]著有受人称道的《地理志》，比那位鼎鼎大名的罗马流放者对黑海大草原有更多的了解，让我们得以知道萨尔马提亚人各部落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各地区的名称。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雅济格人和洛克索拉人是“住在大车上的人”，也就是游牧部落。不过，关于第聂伯河地区林草混交带的定居民族的状况，这位闻名的地理学家没有提供一点信息，更不用说更北方森林地带的情况。然而，与奥维德不同，斯特拉波并没有在这里的居民中生活，他的信息提供者也不如希罗多德的——他们对“北方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对这种“关于接下来更北方一些的居民的状况”的普遍无知，斯特拉波表达了不满：“我既不了解巴斯塔尔人[35]，也不了解萨乌洛马特人[36]，简而言之，对居住在本都[37]以北的所有居民都毫无认识。我既不知道他们到大西洋的距离，也不知道他们的国土是否濒临着它。”

斯特拉波的信息提供者来自这片地区的一个殖民地。如果说希罗多德曾多次提到第聂伯河的话，斯特拉波却似乎对顿河更加熟悉。他的信息源更可能来自位于顿河河口、属于博斯普鲁斯王国[38]的希腊殖民地塔纳伊斯[39]。博斯普鲁斯王国是随着罗马人到来而复兴的希腊殖民地联盟中的最强大者。对斯特拉波而言，顿河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欧罗巴最东部的边界。（“欧罗巴”这个词被爱琴海本土的希腊人用以描述希腊在外部世界的整个存在范围。）顿河以西是欧罗巴，从顿河以东开始则是亚细亚。

因此，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开端，当罗马人来到黑海沿岸殖民地时，乌克兰大地再次变成那个将被称为西方文明的世界的边缘。希腊化世界的北部边界如今成为欧洲的东部界线。乌克兰在接下来近2 000年的时间里都处于这个边缘地位，直到18世纪俄罗斯帝国兴起——俄国将重新绘制欧洲地图，把它的东部边界一直推进到乌拉尔山。

在罗马人统治的年代，黑海大草原被分成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这件事并没有太多意义。斯特拉波曾提到散布在顿河左岸和右岸的萨尔马提亚人，而他的后继者之一托勒密在公元2世纪更提到过两个萨尔马提亚，一个位于欧洲，另一个位于亚洲。在接下来的15个世纪里，这种划分将在欧洲地理学家的著作中频繁出现。比这种想象性的欧洲东部边界更重要的，是黑海北岸地中海殖民地与黑海大草原游牧部落之间那个真正文明化的边界。与那些用高墙坚垒包围起来的希腊殖民地不同，这个边界从来不用石块将自己限定于一地，而是为殖民者和当地居民创造了一片宽广的交流地带。语言、宗教和文化在这里得以交融，产生新的文化和社会现实。

那条位于草原游牧部落与林草混交带定居者之间的边界至关重要。希罗多德对之有所了解，斯特拉波却不曾留意。我们很难断言它是完全消失了，还是仅仅不为地中海的作者们所知。地理和生态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然而人口构成很可能已与从前不同。我们将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期希腊学者的作品中再次见到关于这一边界地带的描述。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它并非一成不变。

[1] Pontic steppes，位于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干草原，属于欧亚大草原的西部，也称钦察草原。Pontic一词来自希腊语Πόντος（拉丁字母转写为pontos），意为海。

[2] Halicarnassus，古希腊城市，位于今土耳其西南部的博德鲁姆。

[3] Darius the Great，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君主大流士一世（？—前485）。

[4] Scythians，希腊古典时期活动于欧洲东北部至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古波斯人称之为塞克人。

[5] Cucuteni-Trypilian culture，公元前6000至前3500年左右活动在东欧地区的新石器—铜石时期古文化。

[6] Amazons，亦译作阿玛宗人，意为“无乳”。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全部由尚武善战的女战士构成的民族。

[7] Iphigenia，希腊神话人物，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女。在神话中，她在被阿伽门农献祭时，被女神阿耳忒弥斯转送到陶里斯，成为当地的神庙祭司。

[8] Artemis，希腊神话中的月神与狩猎女神。

[9] Anatolia，即小亚细亚半岛。

[10] 《耶利米书》6：23，译文据和合本。

[11] Robert Ervin Howard（1906—1936），美国恐怖小说、冒险小说和奇幻小说作家。

[12] Miletus，位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的古希腊城邦，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起强大的海上力量，并建立了许多殖民地。米利都拥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等，世称“米利都学派”。

[13] Kerch，克里米亚城市，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东侧，是刻赤海峡中最重要的港口。

[14] Feodosiia，克里米亚东部城市，旧称卡法（Caffa）。

[15] Sevastopol，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的海港。

[16] Chersonesus，位于克里米亚西南部，最早是希腊殖民地，公元前2世纪晚期属于希腊殖民地联盟博斯普鲁斯王国，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属于拜占庭帝国。

[17] Southern Buh（或Boh），乌克兰河流，一般按俄语发音译作南布格河，发源于乌克兰西部波多里亚高地，注入黑海，全长806千米。

[18] Apollo Delphinios，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既是太阳神，也是德尔斐（Delphi）的守护神，故被称为德尔斐的阿波罗。

[19] Emporia，希腊语emporion和拉丁语emporium的复数形式，意为“市集”。

[20] Iranians，指印欧语系中说伊朗语支语言的种族。他们曾遍布亚欧大陆各地，非指今天的伊朗人。后同。

[21] 阿尔戈英雄，指希腊神话中追随伊阿宋，乘坐快船“阿耳戈号”前往科尔喀斯（今格鲁吉亚境内）寻找金羊毛的英雄们。

[22] 这里的“他们”指塔尔吉陶斯的儿子们，即里波克塞斯（Lipoxais）、阿尔波克塞斯（Arpoxais）和克拉克塞斯（Colaxais）。

[23] Dniester，欧洲东部的一条河流，起源于喀尔巴阡山脉，注入黑海，全长1 362千米。

[24] Prypiat，今乌克兰基辅州城市，位于乌克兰北部近白俄罗斯边界，因处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疏散区而被废弃。

[25] Sarmatians，起源于中亚的一个伊朗人部落联盟，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4世纪间达到鼎盛。

[26] Roxolani，萨尔马提亚人的一支，公元前2世纪左右居住在黑海东岸草原地区。

[27] Alani，即Alans，伊朗人游牧部族之一（Alan为“雅利安”的一种伊朗方言发音）。公元1世纪波斯和罗马的资料记载了阿兰人在黑海大草原上的活动。

[28] Iazyges，萨尔马提亚人的一支，公元前200年左右从中亚地区迁入黑海大草原。

[29] Vistula，欧洲中部河流，位于今波兰境内，在格但斯克湾注入波罗的海，全长1 047千米。

[30] Ovid（公元前43—约公元18），本名普布利乌斯·奥维修斯·纳索（Publius Ovidius Naso），古罗马著名诗人，代表作有《变形记》《爱的艺术》等。

[31] Tomis，即今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Constanța）。

[32] Dio Chrysostom（约公元40—约115），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演说家、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33] Bosphorus，此处指黑海东北部的辛梅里安博斯普鲁斯（Cimmerian Bosphorus），即连接黑海与亚速海的刻赤海峡两岸，而非今天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一词来自古希腊语中的Βόσπορος（Bosporos）一词，意为“运牛的通道”。

[34] Strabo（公元前64 / 63—公元23），古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著有《地理志》17卷。

[35] Bastarnae，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左右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和第聂伯河之间的一个部族。

[36] Sauromatae，即萨尔马提亚人。

[37] Pontus，本都王国，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的一个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希腊化国家，势力曾遍及黑海沿岸。

[38] Bosporan Kingdom，又称辛梅里安博斯普鲁斯王国，位于刻赤海峡两岸，存在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4世纪，在公元前16年成为罗马的附庸国。

[39] Tanais，位于顿河三角洲的一座古希腊城市，建于公元前3世纪晚期，在公元5世纪被遗弃。

第2章

斯拉夫人的到来

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古希腊人与乌克兰草原居民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贸易和文化交流决定，然而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除了贸易与战争双管齐下之外别无选择。到了公元4世纪，随着在旧史学中被称为“蛮族入侵”、在现代被称为“迁徙时期”的时代到来，罗马人与草原居民之间的关系多数时候更近乎战争状态。在这个时代里，来自亚欧大陆和东欧地区的人口和部族大规模流向欧洲中部和西部，最终在5世纪下半叶让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压力下崩溃。虽然受到削弱，但史称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仍在草原游牧部落和随之而来的北方农耕民族的攻击下得以幸存，直到15世纪中叶。

乌克兰在戏剧性的迁徙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场导致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入侵的一些关键参与者曾在这里生活或从这里经过，其中有哥特人和匈人[1]，后者由他们的君主“匈王”阿提拉率领。迁徙浪潮终结了包括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在内的伊朗游牧部族长久以来对黑海大草原的控制。哥特人拥有日耳曼血统，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匈人发源于蒙古大草原。随着匈人一起来到这片地区的，还有许多中亚部落。到了6世纪中叶，匈人已经被一些说突厥方言的部落取代，消失无踪。

以上提到的迁徙浪潮的参与者都到过乌克兰，一度停留下来统治这里的草原，最终也都离开了。然而另一个被迁徙浪潮的涌动推到前台的族群却拒绝离开。这是一个在语言和文化上被定义为斯拉夫人的部落集团，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组织方式。斯拉夫语言的印欧语系根源说明他们在公元前70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从东方进入欧洲，并在东欧定居下来，远远早于希罗多德第一次对这个地区及其居民做出描述的时间。他们把黑海大草原以北的森林地带视为自己的家园，在其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地中海学者们所知。

斯拉夫人第一次引起广泛注意是在6世纪初。他们出现在已被哥特人和匈人削弱的拜占庭帝国的边界上，随后迁入巴尔干地区。拥有哥特血统的6世纪拜占庭学者约达尼斯[2]将这个时期的斯拉夫人分为两个主要群体。“尽管他们因部落和地域的不同而拥有各种各样的名字，”约达尼斯写道，“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被称为斯科拉文人[3]和安特人[4]。”约达尼斯将斯科拉文人的区域定位在多瑙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而将安特人的区域定位于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在本都海[5]的蜿蜒海岸上。”语言学资料显示斯拉夫人的故土位于第聂伯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森林地带和林草混交带，主要是今天乌克兰的沃里尼亚与普里皮亚季沼泽地区。到了约达尼斯写作的年代，斯拉夫人必然已经从他们藏身的森林地带来到了草原上，并给查士丁尼大帝[6]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查士丁尼大帝在527年至565年间统治着拜占庭帝国。他雄心勃勃，曾尝试恢复包括东西两部分在内的整个罗马帝国。在多瑙河地区的边境上，当地部落无休无止地攻击着拜占庭人。查士丁尼大帝决定在这里采取攻势。6世纪拜占庭学者普洛科皮乌斯[7]为查士丁尼大帝的战争留下了详尽的记载。他曾提到皇帝的近臣、军事统帅奇里布迪乌斯[8]在6世纪30年代早期被派往多瑙河以北作战。奇里布迪乌斯在对安特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让查士丁尼大帝得以将“安提库斯”（意为安特人征服者）加入自己的帝号。然而胜利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三年后，奇里布迪乌斯战死，查士丁尼大帝放弃了越过多瑙河的尝试，重拾多瑙河沿岸边界的防御政策。

查士丁尼大帝恢复了罗马帝国古老的“分而治之”策略。到了6世纪30年代末期，安特人已经在对斯科拉文人作战，其中不无拜占庭人的鼓励和诱导，而拜占庭的将军们也同时从这两个族群中为帝国军队招募兵员。即便如此，来自斯拉夫人的袭扰仍没有停止。在与斯科拉文人作战的同时，安特人还是设法入侵了拜占庭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色雷斯行省[9]。他们在这里展开掠夺，掳走大量奴隶，将他们带回多瑙河左岸。在展示了他们的破坏能力之后，安特人才向帝国输诚。查士丁尼大帝将安特人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把多瑙河以北被废弃的希腊城市图里斯（Turris）划拨给他们作为都城。

与拜占庭帝国的众多其他敌人一样，安特人为了从帝国国库得到定期的报酬，也成了帝国的守护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安特人声称他们俘虏了皇帝最优秀的将军奇里布迪乌斯，并打算将他奉为自己的领袖。由于奇里布迪乌斯曾被查士丁尼大帝授予“野战军主帅”（magister militum）——该地区所有帝国军队的指挥官——的称号，安特人的这一举动就会让他们成为帝国的合法公民，而不仅仅是帝国的看门人。这条诡计没有奏效。真正的奇里布迪乌斯当然早就死了。冒充者被抓了起来，送到查士丁尼大帝面前。安特人也只好接受“同盟部族”[10]的地位，成为这个大帝国的盟友而不是公民。

拜占庭帝国的这些新盟友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外貌？以何种方式战斗？拥有何种信仰？普洛科皮乌斯曾不止一次提到安特人与斯科拉文人拥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那些有关斯拉夫人生活方式的详尽描述适用于这两个群体。根据普洛科皮乌斯的说法，斯拉夫人是一个半游牧族群，住在“简陋而彼此相隔很远的棚屋里”。他们经常改变居住地。斯拉夫战士都是“个头很高、身体粗壮的男子”。关于他们的长相，普洛科皮乌斯有如下描述：“从皮肤和毛发看，他们算不上金发的白人，却也不完全是黝黑的类型，而是每个人的皮肤都略微呈现红色。”斯拉夫人“生活艰苦，从不在意身体的舒适……身上总是覆满污垢。从各个方面来讲，他们都不卑鄙，也不作恶，然而他们仍保留着匈人的所有质朴特征”。

尽管满身都是污垢，斯拉夫人却以其民主制为历史所知。“因为这些民族，”普洛科皮乌斯写道，“这些斯科拉文人和安特人，不是由一个人来统治的。他们长久以来就生活在民主之中，其结果是有关他们利益的任何事情，不论是好是坏，都由民众来决定。”他们在战场上喜欢赤裸上半身，却与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好莱坞大片《勇敢的心》（Braveheart）中那些中世纪苏格兰人不同——斯拉夫人对暴露私处的态度更为得体。“当他们身处战场时，”普洛科皮乌斯说，“大多数人会徒步向敌人发起攻击。他们手持小盾牌和投枪，却从来不穿胸甲。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汗衫和斗篷也不穿，只是将裤子提到私处的高度，就投入与敌人的战斗之中。”

其他关于斯拉夫人战斗方式的信息见诸拜占庭的《战略》（Strategikon）一书。这本书著于公元600年左右，常被认为是拜占庭皇帝莫里西乌斯[11]的作品。作者对渡过多瑙河来到巴尔干地区定居的斯拉夫人做出了一些细节描述。他发现这些斯拉夫人对旅人甚为友善，但过于自由散漫，不愿遵守条约，也不愿服从多数的意见。在他们位于多瑙河以北的故乡，斯拉夫人将居处或建在森林中的河岸上，或建在沼泽地带，以免让入侵者轻易找到。他们最喜欢伏击战术，尽量避免在开阔地带作战，对常规军事队列也毫无兴趣。他们以短矛、木弓和短箭作为武器，在部分箭头上涂抹毒药。他们强迫俘虏做他们的奴隶，但会把奴役期控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关于斯拉夫人的宗教，普洛科皮乌斯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斯拉夫人完全不是一神论者。“他们相信一位神祇——闪电的制造者——独为万物之主，并向他献上家畜和其他各种牺牲。”普洛科皮乌斯写道。然而，尽管只崇拜一个主神，斯拉夫人却完全没有放弃古老的自然崇拜习俗，并且同样祭祀其他神明。正如普洛科皮乌斯所述：“他们崇拜……河流、水妖以及其他各种精灵，向它们个个都献上祭品，并将他们的卜筮与这些献祭联系起来。”让这位拜占庭作者震惊的并非斯拉夫人向诸神献祭的习俗，毕竟前基督教时代的罗马人也有类似的传统，而是他们对改宗基督教的排斥，这一点不同于帝国其他那些早已改宗的臣属。“他们对它[12]既不了解，也决不肯承认它对人拥有任何力量。”普洛科皮乌斯对此表示了惊愕，如果不是失望的话，“但当他们面临死亡——比如生病或开始作战时，他们会发誓说，如果自己能够生还，就立刻向神明献上祭品，以抵偿自己的生命。而当他们真的生还时，他们也会信守诺言，献上他们承诺的祭品，并相信这些祭品已经换回了他们的安全。”

普洛科皮乌斯和其他拜占庭作者对斯拉夫人的描述在乌克兰的考古资料中得到了一些印证。人们通常把安特人与考古学上的彭基乌卡[13]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个文化遗址以乌克兰的一个城镇的名字命名。彭基乌卡文化的创造者在6世纪、7世纪和8世纪早期生活在乌克兰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林草混交带，并在第聂伯河两岸定居。这片地区包括了约达尼斯所认定的安特人区域。与普洛科皮乌斯所描述的安特人和斯科拉文人一样，彭基乌卡部落成员也栖居在泥地上挖出的简陋住所里。他们同样会经常改变居住地。定居点时而有人居住，时而被遗弃，时而又被重新启用，这表明这些居民过着一种流动的农耕生活。考古发现还揭示了一个普洛科皮乌斯没有告诉我们的事实：彭基乌卡部落拥有设防的城镇，并把它们当作地方统治者的根据地、行政中心和军事力量中心。

到了7世纪初，随着阿瓦尔人[14]的入侵，斯拉夫人在这片地区唱独角戏的时代结束了。阿瓦尔人来自北方的里海草原，是一个说突厥语的部落集团。他们摧毁了安特人的社会结构。

阿瓦尔人在这片地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其中一部分流传到11世纪和12世纪，被当时正在写作一部历史书的基辅基督教修士记录下来。这部记录后来被称为《古编年史》或《古史纪年》[15]，其第一部分掺杂了本地传说和来自拜占庭的资料。根据《古编年史》，阿瓦尔人“对斯拉夫人发动战争，并侵袭杜勒比人[16]，后者也是斯拉夫人”。这里提到的杜勒比人是一个居住在布赫河沿岸的斯拉夫部落。“他们甚至对杜勒比女子施以暴行，”编年史的作者记述道，“一个阿瓦尔人要旅行时，他的车上不套马也不套牛，而是下令给三个、四个或五个女人戴上轭具，强迫她们拉他的车。”这种行径受到了天谴。“阿瓦尔人体格魁梧，性格傲慢，上帝最终消灭了他们，”作者继续讲述，“他们都死了，没有一个阿瓦尔人活下来。直到今天还有一句罗斯谚语：‘他们像阿瓦尔人一样死了个精光。’”

首先从阿瓦尔人手中接过黑海大草原统治地位的是保加尔人[17]，之后是哈扎尔人[18]。哈扎尔人终结了迁徙时期，于7世纪末在这里建立起相对的和平。先前阿瓦尔人在乌克兰草原上的臣民对哈扎尔人的记忆要好得多。“随后，当他们居住在山林中时，哈扎尔人来到他们中间，”一名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写道，“要求他们纳贡。”根据这位作者的记述，这些当地人之前臣服于被称为德列夫里安人（林中人）[19]的斯拉夫部落。他们的贡品是剑，这是一个有反抗意味的举动，也是将来复仇的誓言。不过，除了讲述这个故事，为同意向哈扎尔人纳贡的基辅人辩护之外，这些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对入侵者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恨意。

哈扎尔人对林草混交带的控制力相当有限。第聂伯河多多少少把他们的统治区域限制在森林地带。哈扎尔人中拥有突厥血统的精英集团对和平和贸易更感兴趣，对外界的影响持开放态度。他们曾欢迎一个基督教传教团的到来，甚至接受了犹太教，这导致了哈扎尔人起源于东欧犹太人的传说的兴起。哈扎尔人创建的政治体的核心地带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地区，以伏尔加河河畔的伊的尔[20]和顿河河畔的萨克尔[21]为主要中心。哈扎尔精英集团通过控制商路集聚他们的财富。这些路线中，通往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地区的伏尔加河通道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余，最初甚至令通往拜占庭帝国的第聂伯河通道相形失色。

哈扎尔人在7世纪20年代与拜占庭帝国缔结了和约。此时拜占庭已经在黑海北岸地区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存在。4世纪时落入哥特人之手的奥尔比亚已经湮灭无踪，但拜占庭的指挥官们在克里米亚南端海岸地区占据了一片土地。山脉将这片土地同半岛上的草原地区隔离开来。拜占庭人在这里的克森尼索斯建立起其克里米亚属地的政治中心。在查士丁尼大帝时期，这一带的主要城镇都有军队驻守。哥特人从这里西迁之后，先是到了中欧，最后一直抵达伊比利亚半岛。然而有一小股哥特人在同胞离开后仍然留在这里。帝国军队将这些哥特人征召入伍以保卫帝国的领土，并派工程师帮助他们加固克里米亚山中高处的洞穴村镇。哈扎尔人成为拜占庭抵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盟友，希望能维持通往全世界最富有的市场君士坦丁堡的商路。

在哈扎尔人控制乌克兰东部和中部地区时，我们对这里的斯拉夫人的了解情况如何？比这之前要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好多少。我们主要的信息源，有时甚至是唯一的信息源，是比他们晚很多的基辅编年史作者的记载。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后来成为哈扎尔人地区最西部前哨的基辅大约建立于6世纪前的某个时期。但向我们解释了基辅为何如此重要，为何被选中成为定居点的，是那部编年史。当地的一个传说将基辅的建立与附近的一条河流联系在一起。这里的居民们认为，这座城市由他们的统治者基建立，基辅的山丘得名自基的两个兄弟，而流经基辅注入第聂伯河的那条河流则得名自他的妹妹利比德。[22]利比德河河畔有一座这四位基辅创建者的塑像，如今已成为乌克兰首都的主要地标之一。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提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12个斯拉夫部落。他们的定居点分布向北最远直至拉多加湖[23]，离今天的圣彼得堡不远；向东直至伏尔加河上游和奥卡河[24]；向南则到德涅斯特河下游和第聂伯河中游地区。这些斯拉夫人是今天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语言学家根据从6世纪开始发展的方言差异，将他们定义为东斯拉夫人，与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区别开来。西斯拉夫人是今天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的祖先，而南斯拉夫人的后裔则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其他斯拉夫民族。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记载的这12个部落中，有7个居住在今天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布赫河、普里皮亚季河[25]、杰斯纳河[26]和索日河[27]沿岸。这些部落中只有一部分处于哈扎尔人的统治之下。虽然统治者和政治结构不同，他们在风俗和其他方面却与邻居们相同，或者是非常接近。这至少是基辅编年史作者传达给我们的印象。这位作者碰巧还是一名基督教修士。他将自己同胞之外的所有部落都视为野蛮人。“他们像野兽一样住在森林里，吃各种不洁净的东西。”这位蔑视自己异教祖先和当代同胞的编年史作者写道。

考古学家的发现证明东斯拉夫人更有定居倾向。他们居住在用原木搭建的房屋里，每30到40座房屋组成一个村庄，这些村庄又聚成群落。斯拉夫人在每个群落的中心建起一座堡垒，当作遇袭时的军事指挥部。他们从事农耕，饲养家畜，还有自己的酋长。我们可以猜测他们实行军事民主，与普洛科皮乌斯描述的那些斯拉夫人一样。此外，他们和安特人与斯科拉文人一样将雷霆之神视为主神，并称他为佩伦[28]。

与普洛科皮乌斯笔下的斯拉夫人相比，这位基辅的编年史作者所描述的斯拉夫人在个人卫生方面有了一些进步。假托那位据称将基督教传播到基辅的使徒圣安德鲁[29]之口，这位作者讲了下面的故事：“我看见斯拉夫人的土地。当我来到他们中间，我留意到他们用木头搭建的浴室。他们会先将自己熏到极热，然后脱去衣衫。往身上涂抹一种酸性液体之后，他们会用嫩枝抽打身体。他们的抽打十分猛烈，简直要将自己活活抽死。”

基辅的这位编年史作者住在基辅附近，很可能也在这里长大。他在嘲讽北方地区（今天的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居民常用的沐浴步骤时不吝讽刺。至于他的同胞中那些前基督教时代的古老风俗，他将之视为野蛮人的习惯，更是毫不留情。“德列夫里安人，”他在对基辅的前统治者的描述中说，“活得就像野兽和牲口一样。他们自相残杀，吃各种各样的脏东西。这些人没有婚姻的传统，到处掳掠少女。”根据这位作者的描述，其他斯拉夫人部落也有同样的罪过。“他们不结婚，”他写道，“只有各个村庄之间的节庆。他们在节日中聚在一起游戏、跳舞，还参加其他各种邪恶的娱乐。男人们在这样的场合随便抢夺女人当作自己的妻子。只要征得她们的同意，每个人都可以夺走任何女子。实际上，每个人甚至可以拥有两名或者三名妻子。”如果我们将这位编年史作者对斯拉夫人婚俗的描述（更准确地说是他关于斯拉夫人不结婚的看法）当作一种常态而非异常，那就是谬以千里了。基辅的这位编年史作者是后世的一名狂热教徒。毫不奇怪他会向一切违反基督教道德的行为开火，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有悖婚姻体制的年轻人节庆行为上。来自科尔多瓦[30]、拥有犹太血统的摩尔人[31]易卜拉欣·伊本·雅各布[32]曾在10世纪中期到访过西斯拉夫人的土地。他发现斯拉夫人有稳固的婚姻，而嫁妆还是他们积攒财富的主要方式之一。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年轻的斯拉夫男性和女性在婚前通常就有性经验。“他们的女子一旦结婚，就不会通奸。”伊本·雅各布写道，“但如果少女爱上了某个男子，就会委身于他，以满足自己的欲火。如果丈夫娶到妻子之后发现她还是处女，他会对她说：‘但凡你有一些长处，就会有男人想要你，而你也肯定能找到一个人向他献上贞操。’然后他会把她从自己身边赶走，送回娘家。”

关于10世纪到11世纪之前定居在乌克兰的那些斯拉夫人的情况，我们所知极为有限。大体上，我们了解的情况要么来自这些人的拜占庭或哥特仇敌，要么来自上百年之后的狂热基督徒，如那位在斯拉夫人身上只看到异教迷信的基辅编年史作者。两方面的记载都将他们视为与基督教帝国或基督教教条仪轨为敌的蛮族。他们是如何从部分位于今天乌克兰西北地区的故土出发，以大体和平的方式对东欧进行殖民，深入南方的巴尔干地区，西渡维斯瓦河直到奥得河[33]，北至波罗的海，东至伏尔加河和奥卡河的？由于编年史作者的无视，这个过程基本不为我们所知。斯拉夫人是游牧部落入侵之后来到这里的农耕民族，因为除了用来放牧畜群的草原外，“创造历史”的游牧民族通常不知道如何利用土地。斯拉夫人的殖民浪潮过程缓慢，方式基本平和，也造成了绵延久远的影响。

[1] Hun，在公元4世纪西迁进入欧洲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公元5世纪时达到极盛，在领袖阿提拉（Attila，406—453）的率领下多次入侵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阿提拉死后，匈人帝国迅速瓦解消失。

[2] Jordanes，6世纪拜占庭帝国官员、史学家，曾著有《罗马史》和《哥特史》。

[3] Sclaveni，中世纪早期入侵并定居在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集团。

[4] Antes，6世纪时居住在多瑙河下游和黑海西北岸地区的斯拉夫人集团。

[5] The sea of Pontus，即黑海。

[6] Justinian the Great（483—565），即查士丁尼一世，东罗马帝国皇帝（527—565年在位）。

[7] Procopius（约500—约565），东罗马帝国重要的史学家，其著作包括《战争史》《建筑》和《秘史》等，是研究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历史的一手资料。

[8] Chilibudius（？—533），拜占庭帝国将军，其事迹见于普洛科皮乌斯的作品。

[9] Thrace，东欧历史地理概念，今包括保加利亚南部、希腊北部和土耳其欧洲部分。

[10] Foederati，Foederatus的复数形式，表示罗马帝国与蛮族根据条约保持的同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罗马在帝国内为蛮族提供居住地，蛮族则与罗马军队共同作战。这是一种雇佣关系，罗马方面提供酬劳，而蛮族依约不侵扰罗马领土。

[11] Mauricius（539—602），拜占庭帝国皇帝（582—602年在位）。

[12] 见普洛科皮乌斯的《战争史》第七卷第十四章第23节，此处的“它”是指“命运”。

[13] Penkivka，今乌克兰西部文尼察州城镇。

[14] Avars，在6世纪左右迁徙到欧洲中部和东部的一个游牧部族。

[15] Primary Chronicle，亦作Tale of Bygone Years，是中世纪基辅罗斯的一部描述东斯拉夫人早期历史的著作，根据拜占庭的编年史、西斯拉夫和东斯拉夫的文学作品、官方文件及口头文学等资料汇编而成。

[16] Dulebians，早期东斯拉夫人部落联盟，可能存在于6世纪至10世纪之间。

[17] Bulgars，起源于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游牧民族，拥有突厥特征，7世纪时期活跃在黑海—里海草原地带，成为半游牧民族，被认为是伏尔加鞑靼人、楚瓦什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祖先。

[18] Khazars，一个半游牧化的突厥民族。他们建立了存在于7世纪至10世纪间的哈扎尔汗国。

[19] Derevlianians，或作Drevlians，6世纪至12世纪间居住在今乌克兰波利西亚（Polesia）和右岸乌克兰地区（Right-Bank Ukraine，第聂伯河以西部分地区的历史称呼）一带的东斯拉夫人部落。

[20] Itil，亦作阿的尔、阿得（Atil），意为“大河”，8世纪中至10世纪末为哈扎尔汗国的都城。

[21] Sarkel，9世纪30年代哈扎尔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下修起的砖石要塞，位于顿河下游今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境内。

[22] 基（Kyi）、谢克（Shchek）、霍里夫（Khoryv）和利比德（Lybid），传说中基辅的四位建城者。基辅市中心的谢卡维奇亚山丘和霍列维奇亚山丘即得名自基的兄弟谢克和霍里夫。

[23] Lake Ladoga，位于俄罗斯西北部卡累利阿共和国和列宁格勒州的湖泊，面积约1.8万平方千米，是欧洲最大的湖泊。

[24] Oka River，位于俄罗斯境内，是伏尔加河最大的支流，全长1 500千米。

[25] Prypiat River，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流经俄罗斯和乌克兰，全长约710千米。

[26] Desna River，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流经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基辅以北注入第聂伯河，全长1 130千米。

[27] Sozh River，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流经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全长648千米。

[28] Perun，斯拉夫神话中的最高神，除了是雷霆之神外，还是火焰、山岳、风、橡树、鸢尾花、雄鹰、车马、武器和战争之神。

[29] St. Andrew，亦作圣安得烈，是耶稣基督的第一位门徒，被普世教会称为首召者。据传他曾在小亚细亚沿黑海传道。

[30] Cordoba，位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一座城市。

[31] Moor，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和葡萄牙）、西西里岛、马耳他、北非和西非等地区的穆斯林。

[32] Ibrahim ibn Ya’qub，10世纪时期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名旅行家。根据史籍和他自己的作品，人们通常将他视为一名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15世纪前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他是有犹太血统的穆斯林。

[33] The Oder，东欧河流，发源于捷克，流经波兰西部，成为波兰和德国的界河，注入波罗的海，全长854千米。

第3章

第聂伯河上的维京人

在乌克兰，与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迁徙时期或“蛮族入侵”最后都让位给了维京时代。维京时代从8世纪末一直延续到11世纪下半叶。我们很容易想到，“蛮族入侵”的结束并非侵略行为本身的终结。新的入侵者来自今天的瑞典、挪威和丹麦，也就是维京人。他们在西欧被称为诺斯人（Norsemen）或诺曼人（Normans），在东欧被称为瓦良格人（Varangians）。无论是整个还是部分的国家，都是他们劫掠、征服和统治的对象。维京人为已有的社会形态带来了改变，并创造出新的社会形态。

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关于不列颠岛上的维京时代，我们知道一个确切的日期——793年6月8日。这一天，可能来自挪威的维京海盗们进攻并洗劫了英格兰海岸附近林迪斯法恩岛[1]上的一个基督教修道院。他们将一些修士扔进海里溺毙，将另一些人掳为奴隶，然后带着修道院的财宝登上他们的长船，消失无踪。差不多在同一个十年里，维京人或诺曼人（后来的诺曼底省即得名于此）还出现在法国海岸附近。维京时代到来了。

拜占庭宫廷与维京人的首次接触不晚于838年。这一年，代表罗斯（Rus’/ Rhos）国王的使节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向帝国表达和平与友好的愿望。他们来自北方，却因担心遭遇敌对的部落，不愿沿原路返回，于是皇帝让他们绕道日耳曼尼亚[2]回国。在查理大帝之子、法兰克国王“虔诚者”路易[3]的宫廷里，维京人则被称为瑞典人或诺斯人，并被怀疑是间谍。实际上，他们可能有各种身份，但唯独不是间谍。他们也有足够理由担心在回北欧的路上遭到攻击。攻击者可能是斯拉夫人部落，更可能是黑海大草原上的游牧者。

拜占庭与维京人初遇时的甜美和平很快被对立取代。859年[4]，一支小规模维京舰队在地中海上昭示了它的存在。第二年，另一群维京人沿第聂伯河南下，横渡黑海，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并攻击了君士坦丁堡。与林迪斯法恩受到的进攻一样，这一次维京人对强大的拜占庭帝国首都的进攻也有确切的日期——860年6月8日。君士坦丁堡和整个帝国都对此感到猝不及防。帝国皇帝米哈伊尔[5]此时正身先士卒，在小亚细亚作战，而他的舰队也远在爱琴海和地中海上，保护帝国不受阿拉伯人和前一年出现在这里的维京人的进攻。没有人想到维京人也能从北方到来。

入侵者的装备不足以支持一场长期的围城战，也无法突破城墙，但他们对郊区发动攻击，洗劫教堂和庄园，淹死任何敢于抵抗的人，并恐吓平民。之后他们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在帝都附近的王子群岛[6]上继续劫掠。牧首佛提乌[7]——此时城中最高的教会领袖和帝国长官——在布道和祈祷中祈求神的护佑。他在一次讲道中描述了居民们面对入侵者时的无助：“敌船从城外经过，船上的人亮出刀剑，似用屠刀恐吓这座城市。一切人性的希望从人们心中一点点流走。城市已孤立无援，只能向神呼救。”入侵者在8月4日离开。佛提乌将君士坦丁堡奇迹般的幸存归功于圣母的保佑。这个解释逐渐流传，成为后来天主之母神圣保护节或波克洛瓦节[8]的起源。有趣的是，这个节日并没有在拜占庭发扬光大，倒是在维京人进攻君士坦丁堡时所途经的地区——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格外流行。

佛提乌和他的同代人对860年夏天进攻拜占庭首都的维京人并非一无所知。这位牧首将入侵者称为“罗斯人”，与838年那个罗斯使团的成员一样。他甚至声称这些人是拜占庭的臣属，却把细节留给他之后一代又一代学者去探寻。这些人到底是谁？在过去两个半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寻求答案。多数当代学者认为“罗斯”（Rus’）一词有其斯堪的纳维亚根源。主要用希腊语写作的拜占庭学者们很可能是从斯拉夫人那里借用了这个词，而斯拉夫人则是从芬兰人那里学来的。芬兰人将瑞典人称为“Ruotsi”。在瑞典语中，Ruotsi的意思是“划船的人”。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划着船，先是渡过波罗的海进入芬兰湾，然后取道拉多加湖、伊尔门湖[9]和白湖城[10]来到伏尔加河上游。这条河流当时是通往里海和阿拉伯国家的萨拉森（穆斯林）[11]通道的重要一段，日后将成为俄罗斯的象征。

罗斯维京人是由来自挪威、瑞典或许还有芬兰的诺斯人组成的集团。他们最开始进入东欧时是作为贸易者而非征服者，因为这一带的森林中没有什么值得劫掠的东西，中东才是真正的财富之地。对于将他们与中东隔开的这片土地，他们需要的只是通行权。但就我们对维京人的了解而言，他们从不认为贸易和战争——或者不如说贸易与暴力——不能相容。毕竟，当地部落并不欢迎他们的出现，他们也不得不一路保护自己。他们从事的贸易也有强迫的色彩，因为他们的贸易品不光是毛皮和蜂蜜这样的森林产品，还包括奴隶。为了得到这些东西，维京人必须建立起某种对当地部落的控制，从他们那里收取可以通过萨拉森通道进行交易的贡赋。他们在里海周边的市场上用这些产品交换阿拉伯的迪拉姆[12]银币。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这种银币窖藏。它们成为连接斯堪的纳维亚和里海的维京贸易通道上的一个个标记点。

问题是，维京人并非这种贸易模式的第一个发明者，他们还面临着来自哈扎尔人的竞争。哈扎尔人控制着伏尔加河和顿河的贸易，同样从当地部落那里收取贡赋，此外他们还是拜占庭的盟友。部分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哈扎尔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下修筑了萨克尔要塞，罗斯人才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报复性的攻击。萨克尔位于顿河左岸，让哈扎尔人得以完全掌握亚速海上的贸易。哈扎尔人在第聂伯河商路上还有一座位于基辅的前哨，但他们的统治没有延伸到第聂伯河西岸的森林地带，并且很快就失去了对基辅的控制。

作为我们了解这段时期的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古编年史》讲述了882年多个维京人群体之间爆发的对基辅的争夺。被编年史作者称为“奥列赫”的赫尔吉[13]杀死了另两名首领阿斯科尔德[14]和迪尔（Dir，今天在基辅仍能看到前者的墓地），夺取了这座城市。据称赫尔吉代表着罗里克（《编年史》将之称为“留里克”）家族。[15]这个家族当时已经统治着今天俄罗斯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大诺夫哥罗德）[16]。尽管人们能够也有理由对故事的许多细节提出疑问，比如其年表的不可靠（编年史作者根据后来拜占庭的资料对年表进行了大量修订），但这个传说很可能反映了某个维京人群体在今天大诺夫哥罗德和基辅之间的东欧森林地区巩固其权力的真实过程。

现存的大部分文献都将这片地区称为“瓦良格—希腊”商路沿线，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使这样一条商路真的存在，其投入使用的年代也不会早于10世纪下半叶，而且它的某些路段比其余路段更繁忙。一些学者倾向于将它改称为“第聂伯河-黑海”通道。就算维京人不是这条较短的“第聂伯河-黑海”通道的最早使用者，至少也让它重新恢复了活力，这是因为他们在伏尔加河沿岸的萨拉森通道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在此前一个世纪里，哈扎尔汗国的内乱已经让伏尔加河通道变得不再安全。大约在同一时期，阿拉伯人挺进地中海地区，影响到拜占庭帝国与欧洲南部的贸易。哈扎尔人试图帮助其拜占庭盟友（也为帮助自己），充当了君士坦丁堡与中东地区贸易的中间人，使它改道黑海和亚速海。此时北方贸易路线对希腊人而言有了与从前不同的重要性，变得也许比希罗多德时代之后任何时期都有分量。在这个时代，向南方输送的主要产品不再是乌克兰林草混交带出产的谷物，而是得自更北方森林地带的奴隶、蜂蜜、蜡和毛皮。维京人从南方带回的商品中最珍贵的则是丝绸。罗斯维京人与拜占庭在911年和944年两次缔结条约，以确保其贸易特权。

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都斯[17]在950年左右创作了《帝国行政论》（De administrando imperio），此前不久，他们刚与维京人第二次缔约。他在书中解释说这些商品来自受维京人控制的斯拉夫部落。“每年11月初，”他写道，“他们的酋长们就会带上所有罗斯人一起离开基辅，开始poliuddia。这个词的意思是‘巡回’，也就是到维尔维亚人[18]、德拉戈维奇人[19]、克里维奇人[20]、谢维里亚人[21]和其他所有向罗斯人纳贡的斯拉夫人地区去。”一些部落会俯首纳贡，另一些却会抗争。德列夫里安人生活在第聂伯河右岸，曾经占领过基辅。他们每个人要向维京人进贡一张貂皮。但是随着进贡数额一年年提高，德列夫里安人最终进行了反抗。

《古编年史》对德列夫里安人反抗及随后被镇压的过程进行了描述，让我们得以早早一窥10世纪维京王公统治下基辅世界的面貌。

根据《古编年史》，德列夫里安叛军对赫尔吉的继承者英格瓦一世（基辅的编年史作者称他为伊赫尔）[22]发动了攻击并将他杀死。“德列夫里安人听说他即将……到来，就和他们的王公玛尔（Mal）商议说：‘如果一头狼来到羊群中，除非消灭它，否则它会把羊一只接一只地吃掉，直到把一整群羊都吃光。如果我们现在不动手把他除掉，就会被他毁灭。’”编年史作者这样解释反叛的起因。德列夫里安人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杀死了英格瓦，接下来做出了更加鲁莽的举动：反叛的首脑、德列夫里安王公玛尔向英格瓦一世的遗孀赫尔加[23]求婚。考虑到赫尔加在斯拉夫尤其是乌克兰历史传统上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改用她名字的乌克兰语读法，即奥丽哈（Olha）——俄语读作奥丽加（Olga）。编年史作者对玛尔的提议做出了解释：他试图以此控制英格瓦年幼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24]——斯堪的纳维亚语作斯文纳尔德（Sveinald）。

这个故事向我们暗示：维京人统治集团与本地斯拉夫人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因为纳贡的问题，也因为维京人对贸易和整个地区的控制。很明显，玛尔希望取代英格瓦一世的统治者地位，而不仅仅是成为奥丽哈的丈夫。然而，奥丽哈用计骗过玛尔，邀请他和他的部下到她位于基辅的城堡来，把他们活活烧死。一种说法是她将德列夫里安人烧死在他们来时乘坐的船上。随后她又从德列夫里安人精英中邀请来第二群提亲者，同样把他们杀死。这一次是在浴室里——奥丽哈告诉客人：他们必须沐浴之后才能觐见她。显然，德列夫里安人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蒸汽浴室一无所知。浴室的温度急剧升高，把客人们全部烫死。

船和浴室是诺斯文化里的重要元素，这向我们透露了这个传说的斯堪的纳维亚根源。罗斯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葬礼中都有将死者在船上火葬的内容。然而故事同样向我们暗示了维京人在基辅统治力的脆弱。在烧死玛尔之前，奥丽哈似乎已经确保基辅人站在她一边。在她的建议下，毫不起疑的玛尔和他的部众拒绝骑马或步行前往奥丽哈的城堡，而是要求当地人用船将他们载去。这令基辅人感到不安。根据编年史中的说法，基辅人发出哀叹：“沦为奴隶将是我们的命运。”在奥丽哈走上战场面对德列夫里安人的军队之前，她一共用计谋消灭了三批德列夫里安领袖。即便如此，她仍不能击败剩下的部落军队，也无法夺取他们的要塞。于是她再一次运用诡计，将敌人的要塞付之一炬。如果维京人在基辅占据压倒性多数的话，她这么做就毫无必要。

大公夫人奥丽哈之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是第一位我们对其外貌有所了解的基辅统治者。（基辅的编年史作者称奥丽哈不仅足智多谋，也非常美丽，但没有关于她的具体描述留存下来。）这位基辅王公在10世纪60年代初从他母亲手中接过权柄。拜占庭的编年史作者执事列奥[25]曾亲眼见过他，并做出了描述。根据列奥的记述，斯维亚托斯拉夫身材中等，肩膀宽阔，不留颌须，却有浓密的唇髭。他的头顶也剃过，只留下一绺头发表明他高贵的身世。这位王公的眼睛是蓝色的，鼻子短而宽。他身着朴素的白衣，浑身上下只有那枚嵌着一颗红宝石和两粒珍珠的金耳环透露出他的尊贵地位。这次会见发生在971年7月，当时列奥正陪同皇帝约翰·齐米斯基斯[26]在保加利亚参加一次战役。

斯维亚托斯拉夫与拜占庭皇帝的会面并非其军事生涯的巅峰，反倒是一次低谷。他的军事生涯始于他母亲奥丽哈对德列夫里安人发动的战争。当奥丽哈终于在战场上与叛乱部落正面对决时，斯维亚托斯拉夫有幸成为战斗的发起者。“双方军队都已准备好战斗，”编年史作者写道，“斯维亚托斯拉夫向德列夫里安人投出他的矛，但这支矛连马头都没有飞过，落在了他自己的腿上，因为王子此时还是个小孩子。然后奥丽哈军队的维京统帅斯文纳尔德[27]和阿斯蒙德（Asmund）说：‘王子已经发起了战斗！诸位大人，跟随王子，向前冲锋！’”斯维亚托斯拉夫最终成长为一名战士。他在其军事生涯中与部下同甘共苦，在战场上把马鞍当作枕头。执事列奥曾目睹他和部下一起划船，要不是他的衣衫更干净，几乎难以将他从部下中辨认出来。

斯维亚托斯拉夫在10世纪60年代初亲政，在972年战死。在其短暂的统治期间，他取得了许多了不起的军事胜利。一些学者认为，10世纪下半叶的罗斯维京人从贸易转向战争，是为了挽回他们的损失：被开采多年之后，中亚地区的银矿枯竭了，不再产出白银，由中亚银币驱动的东欧贸易随之走向终点。在其生涯最早的战役中，斯维亚托斯拉夫夺取了最后一批附属于哈扎尔人的东斯拉夫部落的控制权。这些部落被称为维亚季奇人（Viatichians），生活在奥卡河流域。他们居住的区域包括今天莫斯科的周边地区。达到这个目的后，斯维亚托斯拉夫转而向哈扎尔人发起进攻。经过一系列战役，他夺取了哈扎尔人在顿河地区的要塞萨克尔，将其变成罗斯人的前哨。随后他又洗劫了哈扎尔汗国位于伏尔加河河岸的都城伊的尔，并击败了哈扎尔人的封臣伏尔加保加利亚人[28]。哈扎尔汗国灰飞烟灭，哈扎尔人与维京人对斯拉夫部落控制权的争夺也基本结束。现在这些部落都承认基辅的统治地位。

然而斯维亚托斯拉夫很少待在他的都城里。他其实有迁都到多瑙河地区的想法，并且在10世纪60年代晚期对拜占庭作战时就萌生了这个念头。编年史作者认为斯维亚托斯拉夫希望迁都到多瑙河，是因为他的土地上出产的大部分商品都通过多瑙河运输。他并非只是对土地贪得无厌，更可能是希望将这个时期最主要的贸易线路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之前的两位基辅大公——赫尔吉（奥列赫）和英格瓦一世——已经在富有的拜占庭市场为罗斯商人们取得了有利的贸易待遇。传说赫尔吉甚至成功地将他的盾牌钉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上。他没有夺取这座城市，但据称让拜占庭皇帝做出了宝贵的贸易让步。

拜占庭人向斯维亚托斯拉夫支付酬金，让他进攻拜占庭的敌人巴尔干保加利亚人[29]，斯维亚托斯拉夫因此涉足巴尔干地区。他消灭了保加利亚军队，占领了他们的大片国土。拜占庭人以为他会将获得的土地转交给他们，但是斯维亚托斯拉夫拒绝这么做。于是拜占庭人收买了黑海大草原上新出现的游牧部落佩切涅格人[30]，让他们进攻基辅。斯维亚托斯拉夫不得不回师对付佩切涅格人，然而969年他又回到了保加利亚。第二年，他围困了距君士坦丁堡不到150英里（约241千米）的拜占庭城市阿德里安堡[31]，也就是今天的埃迪尔内。帝国宫廷一片恐慌，皇帝约翰·齐米斯基斯派出他最优秀的将军之一前去解围，然后自己很快率军前往保加利亚，包围了斯维亚托斯拉夫留在那里的军队。斯维亚托斯拉夫只得撤退。

执事列奥见证了斯维亚托斯拉夫与约翰·齐米斯基斯之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斯维亚托斯拉夫承诺不再对帝国作战，离开保加利亚，并放弃他对克里米亚南部土地的任何要求。作为回报，皇帝保证斯维亚托斯拉夫和他的人马平安回国。这是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他死在回基辅的路上，就在他和部下在第聂伯河险滩附近弃船登岸时。这段险滩长40英里（约64千米），河床上满布悬崖，曾被视为航行的畏途。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里修起一座大坝，险滩才被淹没在水下。旅行者们别无选择，只能登岸绕过其中最湍急的一些河段。“如果罗斯人乘船来到拦河的峭壁前，他们只能将船从水里拉上来扛在肩上，从陆路绕行才能通过。此时佩切涅格人发动袭击的话，罗斯人一身不能二用，就会被轻松击溃，剁成碎片。”[32]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都斯写下这些话之后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斯维亚托斯拉夫就送了命。

可能正是因为在险滩附近必须下船，才让佩切涅格骑兵得以发动攻击，杀死斯维亚托斯拉夫。据称佩切涅格人的首领用斯维亚托斯拉夫的颅骨制成了一只酒杯。另有传言称是约翰·齐米斯基斯向佩切涅格人透露消息，推动了这次袭击。然而斯维亚托斯拉夫死在第聂伯河河畔的草原地带，这已经说明了一个他和他的前任都没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尽管他们在基辅及其北方的广袤森林地带聚集起巨大的权力，他们仍然未能完全控制草原地带，甚至没能建立穿过草原的安全通道。这使得基辅的统治者无法掌握黑海北岸地区，也无法完全利用地中海世界提供的种种经济和文化机遇。仅仅是击败哈扎尔人尚不足以打开通向大海的道路。

历史学家们将斯维亚托斯拉夫视为“最后的维京人”。的确如此——他的军事远征，还有他抛弃基辅迁往新都以控制拜占庭帝国与中欧城市之间贸易的想法，都说明一点：统治这片由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前任们建立、由他自己在征战中扩大的国土，对他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去世标志着乌克兰维京时代的终结。尽管瓦良格人部属将继续在基辅的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斯维亚托斯拉夫的继承者们却会开始尝试减少对这些外族战士的依赖。他们将专注于统治自己已经拥有的这片土地，而非到别处去开疆拓土。

[1] Lindisfarne，位于今英格兰东北诺森伯兰郡海岸的一个潮汐岛，是中世纪凯尔特基督教的圣地。

[2] 原文为Germany，即今德国。此处根据中世纪罗马人和希腊人对日耳曼人居住地区的称呼，译作日耳曼尼亚（拉丁语Germania）。

[3] Louis the Pious（778—840），法兰克王国国王和皇帝（814—840年在位），查理大帝（Charlemagne）的儿子与继承者。

[4] 原文作959年，有误。

[5] Michael，指米哈伊尔三世（840—867），拜占庭帝国皇帝（842—867年在位）。

[6] Prince Islands，位于马尔马拉海中，在今伊斯坦布尔东南方约20千米处，由9个岛屿组成。

[7] Patriach Photius（约810—893），也称圣佛提乌或佛提乌一世，9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858—867、877—886年在位）。

[8] Pokrova，乌克兰语，意为“保护”，俄语作Pokrov（Покровъ），东正教节日之一，如今在每年10月14日（儒略历十月一日）庆祝。

[9] Ilmen，位于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州，在历史上是瓦良格人和希腊人的贸易通道。

[10] Beloozero，俄罗斯城市别洛焦尔斯克（Berlozersky）的旧称，位于别洛耶湖（Lake Beloye，又译作白海、白湖）南岸。

[11] Saracen，源自阿拉伯语，意为“东方人”，在西方历史文献中常被用于泛指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

[12] Dirham，古代及当前流通于阿拉伯地区的货币单位，其名得自希腊货币单位德拉克马（Drachma）。

[13] 即诺夫哥罗德的奥列格（？—912），在古诺斯语中被称为赫尔吉（Helgi），乌克兰语中称为奥列赫（Oleh），俄语中称为奥列格（Oleg）。他是古罗斯人（瓦良格人）王公，诺夫哥罗德的第二位大公，也被视为基辅的第一位大公。

[14] Askold，基辅王公，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第一个东斯拉夫人国家的奠基者。他被认为是基辅建立者基的后裔和基辅第一位基督徒王公。

[15] House of Rorik / Rurik，半传说人物瓦良格王公留里克的家族。据称862年左右留里克在今俄罗斯大诺夫哥罗德建立了留里克王朝。他被认为是诺夫哥罗德的第一位大公。

[16] Velikii Novgorod，今俄罗斯西北部诺夫哥罗德州首府，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建于859年。

[17] Porphyrogenitus（905—959），拜占庭皇帝（912—959年在位）。波菲洛吉尼都斯为其外号，意为“生于紫室者”，表示其血统尊贵。他热心学术，著有《帝国行政论》《典仪论》等。

[18] Vervians，即前文中的德列夫里亚人。

[19] Dregovichians，从6世纪起居住在今白俄罗斯南部的一个斯拉夫人部落。

[20] Krivichians，从6世纪起居住在今白俄罗斯北部和俄罗斯西部的一个东斯拉夫人部落联盟。

[21] Severians，第聂伯河中游以东地区的一个早期东斯拉夫人部落或部落联盟。

[22] Ingvar I（？—945），英格瓦一世（古诺斯语），古斯拉夫语称伊戈尔一世（Igor I）。他继奥列格（赫尔吉）为诺夫哥罗德王公、基辅大公。

[23] Helga（约890—969），赫尔加（古诺斯语），基辅大公伊戈尔一世的妻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大公的母亲和摄政，俄罗斯东正教会最早追认的圣人之一。

[24] Sviatoslav，即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约942—972）、伊戈尔一世和奥丽加之子、基辅大公。他在10世纪60年代末进攻并消灭了哈扎尔汗国。

[25] Leo the Deacon（约950—？），拜占庭历史学家、编年史作者，他著书记载了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二世至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的历史，尤其以对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第一手记载著称。

[26] John Tzimisces（925—976），即拜占庭皇帝约翰一世（969—976年在位）。他在对阿拉伯帝国和基辅罗斯的战争中功勋卓著。

[27] Sveinald，瓦良格人，半传说的留里克王朝军事首领。古诺斯语中他与斯维亚托斯拉夫同名。

[28] Volga Bulgars，伏尔加保加利亚的居民。伏尔加保加利亚是7世纪至13世纪期间存在于伏尔加河与卡马河交汇地区的保加利亚人国家。

[29] 指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存在于681年至1018年间。

[30] Pechenegs，西突厥人的一支，在10世纪来到顿河和多瑙河下游。

[31] Adrianople，即今土耳其的埃迪尔内（Edirne），旧称哈德良堡（Hadrianopolis），由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建造。阿德里安堡在1365年至1453年间曾为奥斯曼帝国首都。

[32] 这是君士坦丁七世在《帝国行政论》中关于为何罗斯人必须与佩切涅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论述。

第4章

北方拜占庭

在关于第聂伯河地区罗斯王公们的最早记载中，我们就了解到他们对拜占庭帝国的兴趣。将维京商人和战士引向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和曾将匈人和哥特人引向罗马的是同一种东西：世俗的财富，外加权力和地位。维京人从未尝试推翻拜占庭，但他们竭尽所能地接近这个帝国和它的首都，并为夺取君士坦丁堡发动了多次远征。

斯维亚托斯拉夫在972年的死亡标志着罗斯历史和罗斯与其南方强邻关系上一个重要时代的终结。接下来两代基辅统治者同样强烈希望与君士坦丁堡发生联系，并不亚于斯维亚托斯拉夫，但这些继承者关心的不光是财富和商业，他们还渴慕君士坦丁堡辐射出的权力、地位和精致文化。他们没有像其先辈们一样尝试征服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君士坦丁堡，而是决定在第聂伯河上复制这座城市。罗斯人与拜占庭希腊人之间关系的这一转折，以及基辅王公们的新想法，在斯维亚托斯拉夫之子弗拉基米尔[1]及后者之子雅罗斯拉夫[2]的时代开始浮现。这两位大公统治基辅的国土半个多世纪，常被认为是两位改造者，将基辅罗斯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中世纪国家——一个拥有相对确定的国土，拥有行政体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拥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最后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拜占庭。

作为一名基辅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不像他父亲那样好战和雄心勃勃，但在达成自己的目标这一点上更胜一筹。他父亲死在第聂伯河险滩时，弗拉基米尔只有15岁。他的兄弟们同样希望将大公宝座据为己有。新一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到来为他的登基铺平了道路。在从他一位兄弟手中夺得宝座之前，弗拉基米尔曾在家族故土斯堪的纳维亚避难超过5年。随后他率领一支新的维京军队返回了罗斯。基辅的编年史作者记述说：弗拉基米尔夺取基辅之后，他的士兵们曾向他索取酬劳。弗拉基米尔答应将本地部落送来的贡赋发给他们，却没能兑现。于是他将维京指挥官们封为他在草原前线建立的要塞的长官，并同意这支军队的其他人参加对拜占庭的远征。他又命令他的子民不得同意这支军队进入他们的城镇，并要阻止他们返回。

弗拉基米尔继位之后，维京人部队仍是他军队中的核心力量。但根据《古编年史》的记载，他统治时期的一大特点即是他与部属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维京人的“第二次到来”，与上一次完全不同。现在他们的身份不是商人，也不是统治者，而是一位统治者的雇佣兵。这位统治者同样拥有维京人血统，但他主要的忠诚对象是自己的公国领土。弗拉基米尔对第聂伯河地区的资源足够满意，不曾梦想将都城迁到多瑙河。他不仅将逐渐削弱自己麾下部众拥有的巨大权力，也将削弱各部落精英集团的影响力。为了制衡这些人，他将自己的儿子和家族成员分封到帝国的不同地区进行管理，为将来那些依附于基辅的公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维京时代终于在罗斯这片得名于维京人的土地上结束了。这一变化在《古编年史》中也有所体现。编年史作者通常会将王公的部属组成归纳为维京人、本地斯拉夫人和乌戈尔芬兰人[3]，前两个群体共同被称为“罗斯”。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罗斯”先是成为王公部属的统称，后来又成为他全部子民的统称，最后变成了他统治的国土的名字。“罗斯”和“斯拉夫”这两个名词在10世纪和11世纪期间开始变得可以互换。从《古编年史》和拜占庭人对这一时代的记载中，我们都可以得到这种印象。

弗拉基米尔在980年登基。在他统治期的第一个十年里，他的主要精力用在了战争上，确保他的先辈创建的国家不致分崩离析。追随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脚步，他再次击败了哈扎尔人和伏尔加保加利亚人，重新取得对奥卡河流域的维亚季奇人的统治权，并向西推进到喀尔巴阡山，从波兰人手中夺取了许多要塞，包括位于今天波兰-乌克兰边界上的普热梅希尔（波兰语Przemyśl）[4]。不过弗拉基米尔的主要注意力却集中在南疆。罗斯人在那里的定居点长期受到佩切涅格人和其他游牧部落的攻击。为了加强边防，弗拉基米尔沿着苏拉河[5]和特鲁比日河[6]等当地河流修筑要塞，然后将战俘和国内其他地区的臣民安置在这一带。罗斯是一个在征战中诞生的国家，如今它追求稳定的手段却变成了防守自己的边界，而非进犯其他国家的边界。

在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基辅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他与他那些基辅大公宝座上的先辈不同。据传赫尔吉曾发兵拜占庭，以谋取贸易优待。斯维亚托斯拉夫也有同样的举动，其目的则是在巴尔干地区开辟疆土。弗拉基米尔在989年春天入侵了克里米亚，却是为了争取联姻（如果不是为了爱情）。他将拜占庭城市克森尼索斯团团围住，要求得到皇帝巴西尔二世[7]的妹妹安娜[8]。此前数年，巴西尔二世曾向弗拉基米尔请求军事援助，并许诺将安娜嫁给他。弗拉基米尔派出了援军，巴西尔二世却丝毫不着急兑现他的承诺。受到这样的羞辱，弗拉基米尔不能忍气吞声，转而开始进攻拜占庭。他的策略奏效了。巴西尔二世被克森尼索斯陷落的消息震动，立刻把妹妹安娜送往克里米亚。她的随行人员包括许多基督教传教士。

拜占庭人满足了弗拉基米尔的联姻要求，其回报则是这位蛮族酋长（这是基辅统治者在君士坦丁堡眼中的形象）保证改宗基督教。弗拉基米尔履行了承诺。他的受洗开启了基辅罗斯的基督教化过程，也为这片地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迎亲的队伍刚刚回到基辅，弗拉基米尔就从一座俯瞰第聂伯河的山丘上移除了异教的万神殿——最强大的雷神佩伦也未能幸免——并让基督教传教士为所有基辅人施洗。罗斯的基督教化从此开始，但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几个世纪后才得以完成。

关于罗斯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我们主要的资料来源是基辅的编年史作者。根据他的记述，保加利亚穆斯林、信犹太教的哈扎尔人、信基督教并代表罗马教廷的日耳曼人和一名为拜占庭基督教（弗拉基米尔最终的选择）代言的希腊学者都曾对弗拉基米尔纠缠不休。自然，《古编年史》对这次信仰抉择的记述在许多方面都过于天真，但它的确反映了这位基辅统治者当时面对的各种选择，而弗拉基米尔也确实进行了挑拣。他最后选择了这个地区最强大国家的宗教。在这个国家里，皇帝在教会中的地位丝毫不亚于普世牧首，事实上还要更高。通过选择基督教，他获得了皇族姻亲的身份，这立刻提高了他的家族和国家的地位。弗拉基米尔对其教名的选择让我们对他接受基督教的理由有了更多认识：他的选择是那位皇帝的名字——巴西尔。这表明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在基辅进行模仿的政治和宗教样板。一代人之后，伊拉里翁都主教[9]等基辅学者将会把弗拉基米尔与君士坦丁一世相比，并把他推动罗斯皈依基督教与君士坦丁一世承认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地位[10]相提并论。

诚然，拜占庭的政治和教会高层帮助弗拉基米尔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并不喜欢这桩联姻，但对罗斯的皈依则十分欢迎。860年罗斯维京人进攻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拜占庭就开始向罗斯派出传教团。当时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也就是为我们描述了维京人的进攻的那一位牧首，派出他最好的学生——塞萨洛尼卡[11]的西里尔[12]——前往克里米亚和哈扎尔汗国。西里尔和他的兄弟美多德共同创造了格拉哥里字母（Glagolitic alphabet），以便将基督教经文转写为斯拉夫语言。兄弟二人在后世被视为“斯拉夫人的传道者”，并受封圣人。让基辅统治者皈依基督教的努力在弗拉基米尔受洗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这有其祖母奥丽哈的故事为证。奥丽哈是我们所知的基辅第一位基督徒统治者，也是基辅第一位以海伦为教名的女基督徒。除了宣传基督教外，拜占庭精英阶层还逐渐取得了对这些“蛮族”统治者及其民众的影响力。这些“蛮族”没有华丽的家世，也没有精致的文化，却拥有巨大的破坏力。

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之后，君士坦丁堡牧首创建了罗斯都主教区。这是少数几个以其居民而非以主教或都主教所在城市命名的教区之一。牧首把任命罗斯教会都主教的权力留在了自己手中。这些都主教大多是希腊人。都主教掌握着其下属主教（多出自本地精英阶层）的任命权。第一批修道院在基辅建立起来，使用的还是拜占庭的教会法规。在初期，教会斯拉夫语[13]是让本地精英能够理解希腊经文的主要翻译工具，它也成为基辅罗斯最早的书面语言。弗拉基米尔颁布了新的法规，确定教士阶层的权利和待遇，并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教会。基督教从基辅罗斯顶层开始，沿着社会阶梯慢慢向下传播，沿着河流和商路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带扩散。在一些偏远地区，尤其是罗斯的东北部，异教祭司们在接下来几个世纪中仍坚持抗争，拒绝接受这种新宗教。直至12世纪，前往这些地区的基辅传教士仍会送命。

弗拉基米尔的选择将对他的国家和整个东欧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新的罗斯政治体不再与拜占庭开战，转而与罗马帝国仅存的部分及其继承者结成联盟，并由此向来自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敞开大门。弗拉基米尔不仅将罗斯带进了基督教世界，也让它成为东方基督教的一部分，这是具有决定性的举动。它造成的许多后果不仅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之初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今天也同样如此。

弗拉基米尔把基督教带到了罗斯。然而决定这一事件将对罗斯的政治、文化和外交带来什么影响，并在拜占庭皇帝领导的基督教世界中为罗斯争得一席之地的，是他的后继者们。在这些决策过程中，弗拉基米尔之子雅罗斯拉夫比其他继承者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雅罗斯拉夫的祖父斯维亚托斯拉夫在历史上被称为“勇者”，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获得了“大帝”的称号，而雅罗斯拉夫自己则有“智者”之名。此外他还被称为“立法者”或“建造者”，表明他在远超四分之一世纪（1019—1054）的统治期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非来自战场，而是来自和平的领域，来自对文化、国家和民族的构建。

雅罗斯拉夫影响深远的遗产之一是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雅罗斯拉夫建起了基辅大城堡，城堡附近矗立着金门[14]。”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写道。在被考古学家称为雅罗斯拉夫城的区域周边，这位王公下令建起一圈新的城墙，金门则是城墙上的大门。人们很难不注意到雅罗斯拉夫的金门与君士坦丁堡金门的相似之处，而后者是一座凯旋门，也是帝国首都的正式入口。基辅的金门系石头砌成（部分环绕城堡的城墙同样如此），地基至今可见。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在这些地基上建起了老金门的复制品。

城墙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雅罗斯拉夫的建设成就中最惊人的作品。这座杰出的建筑拥有5座主殿、5座半圆形后殿[15]、3条长廊和13个穹顶。教堂的墙体系花岗岩和石英石砌成，并间以成列的砖块，内墙和天花板则以壁画和镶嵌画装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完工日期不晚于1037年。学界一致认为：雅罗斯拉夫不仅借用了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名字和主要设计元素，还从拜占庭帝国请来了那座教堂的建筑师、工程师和石匠。他不只是在建造城墙和教堂，而是在为他的国家营造一座首都。这座首都模仿的对象是罗斯人所见过的最美丽也最强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

除修建教堂和支持基督教之外，被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归功于雅罗斯拉夫的还有对教育和学术的扶持。“他专注于阅读，焚膏继晷。”《古编年史》如此描述，“又召集了许多抄写员，并让人将希腊文翻译成斯拉夫文。他还写作并收集了大量书籍，让虔信者得享宗教启迪，并受到教益。”雅罗斯拉夫统治期是基辅罗斯人掌握读写能力的开端。基辅罗斯接受了教会斯拉夫语。这种语言使用圣西里尔和美多德特意为斯拉夫人设计、用来翻译希腊文本的字母。保加利亚人比基辅王公们更早接受基督教，于是教师、典籍和语言本身从保加利亚开始流向罗斯。

根据《古编年史》作者的说法，在雅罗斯拉夫统治期间，基辅人不仅阅读典籍，还从事翻译。原创的作品很快也涌现出来。雅罗斯拉夫任命的都主教伊拉里翁在1037年至1054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写出了《律法与神恩训》[16]，这是基辅人原创作品最早的例证之一。如前所述，这篇布道词将弗拉基米尔大公与君士坦丁大帝相提并论，帮助刚刚基督教化不久的罗斯进入了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另一个重要的进步是历史写作在基辅的开始。大多数学者相信基辅的第一部编年史创作于11世纪30年代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地点可能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过了一段时间，编年史写作的地点才转移到基辅洞穴修道院[17]。这座修道院模仿拜占庭的修道院建成，并将其源头上溯至雅罗斯拉夫统治末期。

如果说基辅模仿了君士坦丁堡，那么这个公国的其他城市则模仿了基辅。这正是波拉茨克[18]和诺夫哥罗德都开始兴建新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来由（诺夫哥罗德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从前一座同名木质教堂之上），也是罗斯东北部的弗拉基米尔城[19]在后来兴建它自己的金门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读写能力和知识也传播到这些地区中心，打破了早期基辅对典籍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垄断。以基辅编撰的编年史为基础，诺夫哥罗德的文人很快也开始了历史写作。正是通过诺夫哥罗德的一位编年史作者，我们才知道“智者”雅罗斯拉夫不光是一位爱书人、一位城堡和教堂的建造者，也是一位立法者。

雅罗斯拉夫曾作为其父弗拉基米尔的代表成为诺夫哥罗德王公。他在基辅登基后，作为奖赏，给予诺夫哥罗德此前它不曾享有的自由。这表明了他对自己在争夺基辅大公宝座时从诺夫哥罗德所获支持的感激。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作者将这份特权和优待与雅罗斯拉夫修撰法典《罗斯正义》[20]联系在一起。《罗斯正义》是一部习惯法汇编，对基辅罗斯及其后继公国的法律体系有着巨大的影响。《罗斯正义》是否真的由雅罗斯拉夫主持修撰，我们不得而知。这项工作有可能更晚一些在他的后继者手上才得以完成。但可以确信的是，它不可能在雅罗斯拉夫之前完成，因为在那之前，根本没有足以胜任这项工作的受教育群体。

追随君士坦丁堡，以拜占庭皇帝为榜样，这不仅意味着要取得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也意味着要拥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后者注定会得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我们知道雅罗斯拉夫至少有两次曾直面帝国展示他的独立地位，并没有退让。第一次，他将罗斯本土出生的伊拉里翁——那位声名赫赫的《律法与神恩训》作者——提升为罗斯都主教，而没有选择一名由君士坦丁堡派遣的高级教士。在这次事件上，雅罗斯拉夫模仿了拜占庭皇帝在其教会中的角色，但他的决定同样也构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挑战：后者将罗斯都主教的任命权视为禁脔。伊拉里翁的升职在罗斯教会内部同样产生了分歧。雅罗斯拉夫在1054年去世后，基辅回到了从前的道路上，伊拉里翁的继任者仍由君士坦丁堡派往罗斯首都。

雅罗斯拉夫另一次直接挑战君士坦丁堡是在1043年。这一年他的一个儿子率领的小型舰队出现在君士坦丁堡附近，以发动攻击相威胁，向君士坦丁堡索求金钱。这是回到了维京人与君士坦丁堡打交道的做法，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难道雅罗斯拉夫在基辅复制君士坦丁堡的尝试过于靡费，耗光了他的财富？我们只能猜测而已。这也许是对拜占庭人的行为表示不满的信号，也许是让对方不可轻忽罗斯力量的提醒。无论如何，希腊人拒绝付钱，选择了战斗。罗斯舰队击败了拜占庭舰队，却险些被一场风暴摧毁，最后两手空空地回到基辅。维京人的行事方式已经行不通了。

罗斯在860年攻击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庭人立刻开始了使罗斯基督教化的尝试。如果我们将这种努力视为拜占庭与野蛮的罗斯保持和平、终结其攻击行为的方法，它无疑在雅罗斯拉夫时代达到了目的。与他的先辈们不同，雅罗斯拉夫总体上与拜占庭保持了和平甚至友善的关系。然而很难说宗教是这位基辅王公与拜占庭保持大体和平的主要原因。在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扩张已经不再是罗斯王公们的主要目标，如何保有并治理已有的疆域才是他们首要的任务。这种情况下，把拜占庭作为盟友以及知识和威望的来源，比将与它为敌要划算得多。

在雅罗斯拉夫治下，罗斯成为基督教国家群体中的正式成员。后世历史学家将他称为“欧洲的岳父”，因为他将自己的妹妹和女儿们嫁给欧洲各国统治者。他父亲从拜占庭接受基督教以及随后君士坦丁堡的文化影响来到罗斯是这一进展的重要前提。雅罗斯拉夫没有像其父一样迎娶某位拜占庭公主，但他的儿子弗谢沃洛德[21]则仿效祖父，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莫洛马科斯[22]的一个女儿成了婚。雅罗斯拉夫本人迎娶了瑞典国王奥拉夫·埃里克松[23]的女儿，这也反映出其王朝的维京起源。他的女儿伊丽萨维塔（伊丽莎白）[24]嫁给了挪威国王哈拉尔·哈德拉达[25]。他的另一个儿子伊贾斯拉夫[26]娶了波兰国王卡齐米日[27]的妹妹，而卡齐米日本人又是雅罗斯拉夫一个妹妹的丈夫。雅罗斯拉夫另一个女儿阿纳斯塔西娅[28]嫁给了匈牙利国王“白色的安德烈”[29]，还有一个女儿安娜[30]则成为法国国王亨利一世[31]的妻子。

无论这些婚姻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单就文化而论，这些欧洲君主从婚姻中比基辅王公们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安娜的婚姻就是最好的例子。与其夫不同，安娜能够阅读，并能签字，这也说明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对雅罗斯拉夫爱好读书和提倡教育的颂扬不无道理。安娜曾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她的新家“屋宇昏暗，教堂简陋，习俗令人厌恶，是一片蛮荒之地”。亨利一世治下的巴黎自然不能与君士坦丁堡比肩，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安娜的眼中它甚至无法与基辅相提并论。

[1] Volodymyr（约958—1015），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980—1015年在位）。他击败其兄亚罗波尔克一世后成为基辅大公。东正教在他统治时期成为基辅罗斯的唯一宗教。

[2] Yaroslav（约978—1054），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一世弗拉基米罗维奇（1019—1054年在位）。他击败其兄斯维亚托波尔克一世后成为基辅大公，被称为“智者”雅罗斯拉夫。

[3] Ugro-Finns，使用芬兰—乌戈尔语族语言的民族。这一语族属于乌拉尔语系，而非印欧语系。多数语言学家认为芬兰语、匈牙利语和爱沙尼亚语都包含在此语族中。

[4] Premyshl，今波兰东南部城市。

[5] Sula River，位于今乌克兰境内，属第聂伯河的左支流，注入克列缅丘格水库，全长365千米。

[6] Trubizh River，位于今乌克兰境内，属第聂伯河的右支流，全长113千米。

[7] Basil II（958—1025），拜占庭皇帝（976—1025年在位）。他在位期间消灭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被称为“保加利亚屠夫”。

[8] Anna Porphyrogenita（963—1011），巴西尔二世之妹。她在989年嫁给弗拉基米尔，成为基辅大公夫人。

[9] Metropolitan Ilarion，11世纪基辅罗斯都主教、学者。他是基辅罗斯第一位非希腊血统的都主教。

[10]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 I，274—337）在313年承认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曾大力推动基督教的发展，也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但基督教在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东罗马皇帝）和格拉提安（Flavius Gratianus，西罗马皇帝）时期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11] Thessalonica，即今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

[12] Cyril of Thessalonica（826—869），9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神学家、传教士。他和他的兄弟美多德（Methodius，？—885）为了向斯拉夫人传教，创造了西里尔字母的前身格拉哥里字母。兄弟二人后来被东正教会授予“斯拉夫人的传道者”称号，并被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封为圣人，称“圣西里尔和美多德”。

[13] Church Slavonic，此处应指古教会斯拉夫语（主要应用于9—11世纪间），是斯拉夫语族最早的书面语，在斯拉夫语言历史上有重要作用，后演化为教会斯拉夫语。

[14] Golden Gate，11世纪基辅城堡的大门，建于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其名得自君士坦丁堡的金门。基辅金门在中世纪被拆除，在1982年由苏联政府复建。

[15] Apse，拥有半球形拱顶的半圆形建筑，对于罗马、拜占庭和哥特式教堂而言，多指东端主楼的所有半圆形或多角形末端。

[16] Sermon on Law and Grace，基辅都主教伊拉里翁写作的布道词，是存世的最早斯拉夫语文本之一。它对基辅罗斯文学的风格和内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 Kyivan Cave Monastery，建于1051年。自中世纪到近代，这座修道院都对乌克兰的宗教、教育和学术有巨大影响。

[18] Polatzk，即今白俄罗斯波洛茨克。

[19] Vladimir，今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首府，位于莫斯科东北190千米处，曾是东北罗斯的中心。在基辅罗斯被蒙古人击溃之后，东北罗斯的中心才从弗拉基米尔转移到莫斯科。

[20] Rus’ Justice，又称《罗斯法典》或《雅罗斯拉夫法典》，是一部集习惯法、王公法令和司法判例的汇编，也是古罗斯最重要的法律文献。

[21] Vsevolod（1030—1093），即基辅大公弗谢沃洛德一世（1077/1078—1093年在位）。

[22] 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约1000—1055，1042—1055年在位），他是拜占庭女皇佐伊一世（Zoe I，约978—1050，1028—1050年在位）的第三任丈夫和共治皇帝。

[23] Olaf Ericsson（约980—1022），即瑞典国王奥洛夫·斯科特康农（Olof Skötkonung，995—1022年在位），他将自己的女儿因格戈尔德（Ingegerd，1001—1050，又称伊雷妮、圣安娜）嫁给了雅罗斯拉夫。

[24] Yelyzaveta（1025—约1067），挪威语称Ellisif。

[25] Harald Hardrada（约1015—1066），挪威国王（1046—1066年在位），其名字意为“无情者哈拉尔”。

[26] Iziaslav（1024—1078），基辅大公伊贾斯拉夫一世（1054—1068、1069—1073、1076—1078年在位），雅罗斯拉夫的长子。

[27] Casimir（1016—1058），波兰国王（1039—1058年在位），被称为“复兴者”。

[28] Anastasia（约1023—1074/1096），雅罗斯拉夫的长女。

[29] Andrew the White（？—1060），匈牙利阿尔帕德王朝国王安德烈一世（1046—1060年在位），被称为“白色的安德烈”或“天主教徒安德烈”。

[30] Anna（约1030—1075），法语作Anne，法国国王亨利一世之妻，曾担任其子腓力一世的摄政。

[31] Henry I（1008—1060），法兰西王国卡佩王朝国王（1031—1060年在位）。

第5章

基辅的钥匙

正如“拜占庭”一样，“基辅罗斯”是后世的称谓，不为当时这些国土上的人民所用。19世纪的学者们创造了“基辅罗斯”这个名字。今天这个词用来表示一个存在于10世纪到13世纪中叶、以基辅为中心的政治体。13世纪中叶之后，这个政治体在蒙古人的攻击下解体。

谁是基辅罗斯的正统继承者？谁掌握着人们常说的“基辅的钥匙”？过去250年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成为许多罗斯历史著作关注的焦点。最开始，争论主要集中在罗斯王公们的血统上：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是斯拉夫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人们的关注范围开始扩大，俄罗斯和乌克兰对基辅罗斯继承者地位的竞争成为其中一部分。20世纪中，“智者”雅罗斯拉夫（我们在上一章用大量篇幅对他的统治期进行了讨论）的遗骨也成为争论的对象，这充分显示了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

雅罗斯拉夫在1054年2月28日去世，被安葬在他主持建造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一具白色大理石制成的石棺中，石棺外壁上雕刻着基督教的十字架和各种地中海地区的植物作为装饰，其中甚至有棕榈树——这根本不是基辅罗斯本地的植物。一种观点是：这具石棺是拜占庭文化帝国主义的石质象征，曾经是某位拜占庭显贵的安息之所，经四处劫掠的维京人或冒险的希腊人之手运到基辅。石棺至今仍保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然而“智者”雅罗斯拉夫的遗骨却在1944年德国占领时期从基辅消失了。根据某些说法，它落入了侨居在美国的乌克兰东正教大主教之手，并曾在战后现身于曼哈顿。有人认为遗骨现在可能存放在布鲁克林的圣三一教堂。

为何雅罗斯拉夫大公的遗骨会被人转移到远至西半球？这并非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作祟，而是与乌克兰对基辅罗斯继承者地位的主张紧密相关。逃离祖国的乌克兰大主教带走了遗骨，以免它落入正在逼近的苏联军队之手。为何那座布鲁克林教堂一直拒绝与乌克兰政府代表就雅罗斯拉夫遗骨问题进行商谈？对遗骨一旦回到基辅就可能被俄罗斯获得的担忧足以对此给出解释。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都声称“智者”雅罗斯拉夫是他们的国家在中世纪时的杰出统治者。他的头像同时出现在这两个国家的纸币上。在乌克兰纸币上，雅罗斯拉夫留着乌克兰式的唇髭，符合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及乌克兰哥萨克人的那种传统样式。在俄国，他是雅罗斯拉夫尔城[1]传说中的建城者——他去世17年后，一部编年史上首次提及这座城市。因此俄国纸币上有一座献给这位建城者的纪念碑。此外，这张纸币上的雅罗斯拉夫留着和伊凡雷帝[2]及其同时代俄国沙皇们一样的大胡子。

雅罗斯拉夫到底是一名俄罗斯统治者，还是乌克兰统治者？或者，如果二者皆非，那他和他臣民的“真正”身份还能是什么？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最好是把精力集中到他去世后几十年间的历史上。雅罗斯拉夫的去世是基辅罗斯历史上统一国家时代的终结，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基辅罗斯走上了加洛林帝国[3]曾经走过的道路。查理大帝在814年去世后不到100年，他的帝国就分裂成了好几个国家。这两个帝国的衰落和瓦解的原因并无太大差别，其中包括长期存在的君位继承权问题、统治王朝内部的争斗、地方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兴起，以及对外来威胁和干涉的应对无能。长期而论，帝国的崩溃造成了常被视为现代国家雏形的政治体的兴起：加洛林帝国的崩溃造就了法国和德国，而基辅罗斯的崩溃则催生了乌克兰和俄罗斯。

作为一位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预见到了他的家族在自己去世后会遇到的麻烦。他也许还记得自己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有多么漫长和血腥。这一过程从他父亲弗拉基米尔在1015年去世开始，一直延续了20多年，直到1036年他的兄弟姆斯季斯拉夫[4]死去——姆斯季斯拉夫曾迫使雅罗斯拉夫与之分治国土。在这两人去世之间的岁月里发生了许多次战斗和冲突，以雅罗斯拉夫众多兄弟的死亡为标志。其中两人——鲍里斯和赫里布[5]——没能得到基辅的君位，却获得了圣徒的地位，至今仍作为殉难的王子被人们纪念。部分历史学家怀疑是雅罗斯拉夫谋划了他们的遇害事件。无论如何，在接近其生命终点之时，雅罗斯拉夫显然希望他的儿子们能避免这种自相残杀。

根据《古编年史》，雅罗斯拉夫留下一份遗嘱，将其国土分封给他的儿子们，每个儿子得到一个公国。根据遗嘱，长子将继承基辅大公之位，除了拥有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的土地之外，还凌驾于其他王公之上。其他儿子则在长子的保护和监督下治理各自的公国。一般认为这份遗嘱要求大公之位在兄弟之间依长幼之序传承，直到这一代王公全部去世，再从下一代开始循环——从上一代长子的长子重新开始。许多学者质疑雅罗斯拉夫遗嘱的真实性，但无论它是否存在，那些据称出自这份遗嘱的文字正反映了雅罗斯拉夫死后发生的情况。

雅罗斯拉夫去世时有5个儿子在世。“遗嘱”中提及了其中4人，然而只有3人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得到过最高权力。在世儿子中的最年长者伊贾斯拉夫获得了大公之位，但他与两个弟弟[6]分享了权力。两个弟弟分别统治着切尔尼戈夫[7]和佩列亚斯拉夫[8]，两座城市离基辅都不远。他们组成了某种非正式的三头政治，共同做出的决定对其他留里克（Rurikid，留里克是基辅统治王朝的名字，源自传说人物留里克）王公具有相当的约束力。三人镇压了对他们权力的挑战，将波洛茨克（位于今白俄罗斯境内）王公[9]——他们兄弟中的一个——抓了起来。在各种罗斯编年史中，他们各自的都城成为“罗斯国土”（Rus’ Land）的三个中心。

“罗斯国土”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伊拉里翁都主教的《律法与神恩训》中就曾出现过，因此可以被认为来自“智者”雅罗斯拉夫的时代。这个词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初变得空前流行。此时三巨头已经谢幕，而他们的子侄们一边忙于处理家族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矛盾，一边还要抵抗来自南方的侵略。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10]——“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孙子和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科斯（Constantine IX Monomachus）的外孙——在其一生中都在宣示并证明自己对罗斯国土的忠诚。作为三巨头之一的儿子，他成为佩列亚斯拉夫王公，统治着从南方的边境草原绵延到东北方莫斯科周边森林的广袤土地。此时在东北方森林地带生活着的是叛乱的维亚季奇部落。

维亚季奇人抗拒基督教化，经常杀死基辅人派去向他们传教的修士，然而莫诺马赫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他们身上，而是把目光集中于公国南疆越来越频繁的游牧部族活动。罗斯王公们刚刚削弱了佩切涅格人（雅罗斯拉夫在1036年击败了他们），更具侵略性的新部落就出现在基辅的边界上。这些人被称为波罗维茨人或库曼人[11]。在11世纪末，他们占据着欧亚大草原的大片土地，东至额尔齐斯河，西至多瑙河。各罗斯公国无力独自对抗波罗维茨人的攻击，他们必须联合起来。没有人比佩列亚斯拉夫王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更坚持这一立场的了。一部编年史称他组织了多次针对波罗维茨人的远征。

作为罗斯国土统一化的伟大推动者，莫诺马赫提出了对王公继承制度的改革。1097年，在莫诺马赫的推动下，罗斯王公们在柳别奇[12]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废除“智者”雅罗斯拉夫建立的平行（横向）继承制度，因为它过于僵化，容易引起冲突。与其让三巨头的子孙们轮流占据王公之位，并个个都努力争取最终成为基辅大公，不如让他们各自统治自己的疆域，只有雅罗斯拉夫长子伊贾斯拉夫的后代才可以继承基辅大公的宝座。然而这个新制度没能付诸实施。莫诺马赫自己也没有遵守它，在1113年成为基辅大公。他的继承者们同样如此。从1132年到1169年，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就有18位统治者轮流入主基辅，比基辅大公国此前历史上的全部君主数量还要多4位。

基辅宝座上的新面孔大多数都是通过政变或恶意夺权上台的。每个人似乎都觊觎着基辅，只要有一丝机会就会试试运气。然而这个模式在1169年被打破了。这一年，位于今天俄罗斯境内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13]的王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14]——罗斯王公中最强大也最野心勃勃者之一 ——派出大军夺取了基辅。他本人没有亲自出面，而是派他的儿子领军作战。胜利者攻下基辅之后，在城中连续大掠三天。这位王公拒绝迁往基辅，也拒绝将之作为自己的都城。

博戈柳布斯基的选择是他自己的都城——克利亚济马河[15]上的弗拉基米尔。这反映了12世纪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发生着的某种变化。在基辅和第聂伯河中游地区深陷无尽纷争的同时，基辅世界外缘的主要公国正在变得更富有，更强大。在君士坦丁堡的支持下，喀尔巴阡山脉脚下的哈利奇公国[16]（位于今天的乌克兰西部）沿着多瑙河与巴尔干人展开了贸易。哈利奇王公们不需要第聂伯河通道来发展自己。在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博戈柳布斯基成功地挑战了保加利亚人对伏尔加河贸易的垄断。西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则从波罗的海贸易中获得财富。基辅和第聂伯河通道依然存在，而且虽然波罗维茨人虎视眈眈，这里的贸易量仍在增长。但它已经不再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经济生命线，甚至连主要的都算不上了。

随着各地王公们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富有，他们开始谋求自治权，甚至完全从基辅统治下独立出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从父辈和祖辈手中继承来的土地作为自己主要的忠诚对象，而非那片以基辅、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为中心被神化了的罗斯国土。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就是第一批有如此想法的王公之一。他在1169年对基辅的洗劫给基辅人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而他的其他一些行为同样让他想成为独立统治者的企图昭然若揭。这一切从安德烈离开基辅附近的维什戈罗德[17]迁往东北方（这一举动违背了他父亲尤里·多尔戈鲁基[18]的心愿）时就开始了。在1147年建立了莫斯科的尤里是老一代思维的代表。他是莫诺马赫之子，将苏兹达尔公国从莫诺马赫的遗产中独立出来，并着手将之变得更大更强，然而他的最高目标仍是基辅的大公之位，并作为苏兹达尔王公以自己的力量得到了它。尤里最终在大公任上死去，并被安葬在基辅的一座教堂里。

多尔戈鲁基叛逆的儿子对基辅毫无兴趣。他将自己公国的都城从苏兹达尔迁至弗拉基米尔，并尽一切力量将其变成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基辅。安德烈离开维什戈罗德时并非两手空空，而是带走了当地的圣母（希腊语Theotokos）像——这幅圣像后来以弗拉基米尔圣母像[19]之名闻名于世。将一件圣物从基辅地区移往弗拉基米尔，这是博戈柳布斯基将罗斯首都的权力的象征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的最好隐喻，因为基辅的重要性得益于其全罗斯都主教驻地的地位。安德烈从未将自己的公国视为罗斯国土的一部分——他希望拥有自己的都主教区。1162年左右，即他洗劫基辅之前7年，他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使团，请求拜占庭批准他提名的新任都主教。君士坦丁堡断然拒绝了他，这对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因为他已经做好了成立都主教区的所有必要准备。为了迎来一位都主教，他新建了一座金顶的圣母安息大教堂——与基辅的金顶圣米迦勒大教堂几无二致——最后却只能让它容纳一位主教。

安德烈还建起了一座金门，这无疑是另一个源自基辅的工程。教堂和金门至今尚在，成为这位弗拉基米尔王公雄心的证据。与他的先辈“智者”雅罗斯拉夫一样，安德烈复制了现有的帝国都城，以证明自己独立于它的地位。有趣的是，安德烈的模仿比雅罗斯拉夫走得更远：他不仅将圣像、观念和建筑的名字从基辅搬到弗拉基米尔，还用基辅的地名为本地地标命名。这就是弗拉基米尔周边的河流——利比德河（Lybid）、波察伊拿河（Pochaina）和伊尔平河（Irpin）——都得名自其基辅原型的由来。

“智者”雅罗斯拉夫和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同为罗斯王公，很可能也有类似的族群文化身份，然而从他们的建筑工程可以看出，在罗斯国土的问题上，这两位王公有不同的忠诚对象。雅罗斯拉夫的忠诚明显属于基辅和从基辅一直延伸到诺夫哥罗德的广大国土，这令他与斯维亚托斯拉夫区别开来——斯维亚托斯拉夫并无这样的眷恋，也令他与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不同——莫诺马赫的忠诚主要献给了基辅、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周边的“罗斯国土”。安德烈的情感则仅系于大罗斯内部他个人继承的部分，这使他与先辈们都不相同。多种多样的罗斯身份认同逐渐出现在罗斯诸编年史和法律文献中。我们应当将罗斯王公们忠诚对象的变化置于这些认同的发展脉络中来考察。

《古编年史》的作者们（记录事件并进行评论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在一代又一代修士中传承）不得不在他们的叙事中调和三种不同的历史身份：基辅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的罗斯身份、受教育精英阶层的斯拉夫身份，以及本地部族身份。尽管基辅的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接受了罗斯这个名字，但他们自我认同的基础是与这个名字发生联系的斯拉夫身份，而非斯堪的纳维亚身份。留里克王公们在斯拉夫腹地统治他们的国土，他们的臣民大多数也是斯拉夫人。更重要的是，斯拉夫身份认同向基辅地区之外的流布与以下两点密不可分：第一，对拜占庭基督教的接受；第二，教会斯拉夫语成为罗斯祷文、布道词和知识分子对话使用的语言。在基辅疆域中的斯拉夫区域和非斯拉夫部分，基督教都以斯拉夫语言和斯拉夫文化的外观出现。罗斯越是基督教化，也就越会斯拉夫化。基辅的编年史作者们将本地历史纳入了巴尔干斯拉夫文化发展的大语境，并在更广大的层面上将之纳入了拜占庭和基督教世界的历史。

在地方层面，部族认同缓慢却又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对本地公国，对那些与基辅联系在一起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的认同。编年史在叙事中开始用那些以诸王公都城为中心的地区来代替土著部族。正因如此，编年史作者才会说1169年洗劫基辅的军队成员来自斯摩棱斯克，而不将他们称为拉迪米奇人[20]。维亚季奇人或马里亚人[21]被改称为苏兹达尔居民，西维利亚人[22]也被改称为切尔尼戈夫人。这种做法蕴含着基辅君主治下全部土地的统一感。尽管留里克王公之间有大大小小的冲突，这些土地上的居民仍被他们视为“我们的”，而不是外国人或异教徒。关键在于承认罗斯王公们的权威。当一些突厥草原部落承认这种权威时，他们也开始被称为“我们的异教徒”。

多样化的部落地区在政治和行政上统一起来，导致它们的社会结构也开始标准化。占据着金字塔顶端的是留里克王朝的王公们，更准确地说是“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后裔们。他们之下是王公部属。这一团体最早由维京人组成，但是其中的斯拉夫人越来越多。他们与本地部落精英共同组成被称为“波雅尔”[23]的贵族阶层。这些人是战士，但在和平时期也管理国家。波雅尔是主要的地主阶层。根据公国的不同，波雅尔们对王公行为的影响力或大或小。教会大主教和他们的仆从同样属于特权阶层。

剩下的社会成员需要向王公纳税。包括商人和工匠在内的市民阶层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可以在市民会议上决定一些地方治理事务。本地王公的继承问题也会受到此类会议影响——这种情况在基辅偶有发生，在诺夫哥罗德则更为经常。占人口大部分的是没有丝毫政治权力的农民，分为自由农民和半自由的农奴两种。后者可能失去自由，原因往往是负债。债务还清或一段时间过后，他们也能重获自由。接下来还有奴隶，多为在战争中被俘虏的战士或农民。被俘战士的奴隶生涯可以限于一定时间，而被俘农民却要终身为奴。

在法典《罗斯正义》对不同罪行的惩罚条款中，基辅罗斯社会的阶层结构得到了最好的证明。立法者希望能禁止或限制血亲复仇，同时又希望让王公的钱袋变得充实，于是他们引入了罚金制度，对杀死不同阶层成员的行为进行罚款，所得归于王公的金库。杀死一名王公部属或亲族（波雅尔）的罚款是80赫里夫尼亚[24]；杀死一名为王公服务的自由民的代价是40赫里夫尼亚；一名商人的命价为12赫里夫尼亚；一名农奴或奴隶则只值5赫里夫尼亚。然而，如果一名奴隶打了自由民，杀死这名奴隶则被视为合法行为。基辅罗斯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习惯法，因此一部共同法典的引入有助于整个国家的同质化，正如基督教和教会斯拉夫语文化自基辅向外辐射所产生的效果。看起来，在同质化不断扩散的同时，基辅疆域内的政治碎片化却几乎不可避免。希望拥有自己公国的留里克王公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基辅疆域的广大，以及其境内各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都在动摇着这个一度统一了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土地的政治体。

从“智者”雅罗斯拉夫到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基辅王公们地缘政治目标的变化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忠诚下降的过程：先是从整个基辅罗斯下降到由“罗斯国土”界定的几个公国，最终在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下降到足以挑战基辅的外围强大公国。历史学家在这些基于公国的身份认同中寻找现代东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被视为早期近代莫斯科大公国的雏形，并进而成为近代俄罗斯的前身。白俄罗斯历史学家在波洛茨克公国寻找他们的根源，乌克兰历史学家则通过对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25]的研究来挖掘乌克兰民族建构运动的基础。然而，所有这些身份最终都要归于基辅，这令乌克兰人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根本不用离开首都就可以对自己的根源展开寻找。

[1] Yaroslavl，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州首府，位于伏尔加河与科托罗斯尔河交汇处，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2] Ivan the Terrible（1530—1584），即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常被称为“伊凡雷帝”或“恐怖的伊凡”。他是莫斯科大公（1533—1547年在位），并在加冕后将国号改为俄罗斯沙皇国，成为第一位全俄沙皇（1547—1584年在位）。

[3] Carolingian Empire，即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国王查理一世（查理大帝）于公元800年在罗马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前身），故加洛林王朝有时被称为帝国。

[4] Mstyslav（978—1036），切尔尼戈夫王公（基辅罗斯王公之一）。雅罗斯拉夫虽然在1019年成为基辅大公，但一直未能制伏姆斯季斯拉夫，并在1026年与之划分了势力范围。

[5] Boris and Hlib，弗拉基米尔一世的两个儿子，在1015年至1019年间被其兄斯维亚托波尔克一世杀害，并在1071年被罗斯东正教会追封为圣人。

[6] 指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二世（1073—1076年在位）和弗谢沃洛德一世（见本书第4章译者注）。

[7] Chernihiv，乌克兰北部古城，今切尔尼戈夫州首府。

[8] Pereiaslav，即今乌克兰基辅以南95千米处的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

[9] 此处应指波洛茨克王公弗谢斯拉夫二世布里亚奇斯拉维奇（Vseslav II Bryachislavich，约1039—1101）。他是弗拉基米尔一世的重孙，因此是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们的远房侄子。原文疑有误。他在1067年被监禁，但在1068年基辅市民起义中被释放，并被推举为基辅大公（1068—1069年在位）。

[10] Volodymyr Monomakh（1053—1125），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二世（1113—1125年在位），弗谢弗洛德一世之子。莫诺马赫是他的称号，来自其外祖父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科斯，意为“单独战斗者”。

[11] Polovtsians or Cumans，中亚地区的一个突厥语游牧民族，是库曼—钦察游牧同盟的一部分。

[12] Liubech，乌克兰古城，位于今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

[13] Vladimir-Suzdal，基辅罗斯诸侯国之一，存在于1168年至1389年间，都城在今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

[14] Andrei Bogoliubsky（约1111—1174），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1157—1174年在位）。在他统治时期，弗拉基米尔取代基辅成为罗斯的政治中心。

[15] Kliazma River，今俄罗斯境内河流，属奥卡河的左支流，流经莫斯科州、下诺夫哥罗德州、伊万诺沃州和弗拉基米尔州，全长686千米。

[16] Halych，又作Halychyna（哈利奇纳），拉丁语转写后为Galicia（加利西亚），基辅罗斯诸侯国之一，存在于1124年至1199年间，都城在今乌克兰西部城市哈利奇附近。

[17] Vyshhorod，今乌克兰城市，位于第聂伯河右岸，距基辅18千米。博戈柳布斯基幼年即被封为维什戈罗德公爵，但他于1155年在自己的出生地苏兹达尔建立了政权，并将府邸设在弗拉基米尔。

[18] Yurii Dolgoruky（约1099—1157），苏兹达尔王公、基辅大公（1149—1151、1155—1157年在位）。他被认为是莫斯科的奠基人。

[19] 此为著名的东正教圣像，据传是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送给其外孙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礼物，今陈列在莫斯科的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

[20] Radimichians，11世纪前居住在第聂伯河上游支流索日河两岸的一个斯拉夫部落。他们在984年试图脱离基辅罗斯，但被弗拉基米尔一世击败，此后逐渐与周边部族融合，其土地最终成为切尔尼戈夫公国和斯摩棱斯克公国的一部分。

[21] Meria or Mari，今俄罗斯境内的一个乌戈尔—芬兰民族，历史上居住在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卡马河一带。

[22] Siverians or Severians，历史上居住在第聂伯河中游东岸的一支东斯拉夫人部落或部落联盟。

[23] Boyar，指封建时代的保加利亚、莫斯科公国、基辅罗斯、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等地区仅次于王公和沙皇的贵族阶层成员。

[24] Hryvnia，11世纪时基辅罗斯的货币单位。今乌克兰的现行流通货币也叫赫里夫尼亚。

[25] Galicia-Volhynia，1199年至1349年间罗塞尼亚人在加利西亚（哈利奇）和沃里尼亚地区建立的公国，亦称罗塞尼亚王国，是基辅罗斯的后继国家之一，领土包括今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及波兰和匈牙利东部部分地区。

第6章

蒙古治下的和平

作为一个政治体的基辅罗斯并无公认的诞生时间，其末日却精确到日，即1240年12月7日。这一天，蒙古人，又一群来自欧亚大草原的侵略者，攻陷了基辅城。

从许多方面而言，蒙古人对罗斯的入侵标志着草原政治体重新成为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乃至（某种程度上）文化的主导力量。它终结了基辅罗斯境内各个基于森林地带并一度统一的政治体及社会的独立地位，也终结了它们与黑海沿岸（主要是克里米亚）和更大的地中海世界保持联系的能力。蒙古人将时钟调回到哈扎尔人、匈人、萨尔马提亚人和斯基泰人的时代，即草原政治体控制内陆并从通往黑海诸港的商路中获益的时代。然而蒙古人是一支远比他们之前任何草原民族更为可怕的军事力量。在蒙古人之前，草原民族最多只能统治欧亚大草原的西部，通常东起伏尔加河流域，西至多瑙河河口。蒙古人则控制了整个欧亚大草原，囊括了东至阿姆河和蒙古高原、西至多瑙河和匈牙利平原之间的土地——至少在其初兴时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建立起“蒙古治下的和平”[1]，即一个由蒙古人掌握、由众多属国和半属国组成的政治复合体。罗斯地区在这个复合体中处于外围，同时又是其重要的一环。

蒙古人的到来打碎了基辅罗斯国家政治统一的迷梦，也终结了罗斯地区真实存在的宗教统一。蒙古人承认了罗斯地区王公统治的两大中心，即位于今俄罗斯境内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和今乌克兰中西部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拜占庭人效法蒙古人，将罗斯都主教区也分为两部分。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国土上的政治和宗教统一从此瓦解。加利西亚王公和弗拉基米尔王公开始集中力量在自己的领土上建设自己的罗斯国家。虽然这两个公国都声称拥有“罗斯”这个名字，它们的地缘政治轨迹却已分道扬镳。双方的王朝传承都来自基辅，也从基辅继承了他们各自的罗斯法律、文学语言以及宗教和文化传统。双方也都屈从于陌生的蒙古统治之下。然而他们对蒙古人的依附性质却不相同。

蒙古人在弗拉基米尔统治着今天属于俄罗斯的土地，直到15世纪末。这个时期后来被称为“鞑靼之轭”，得名自蒙古军队中说突厥语的部落。数量并不多的蒙古人离开之后，鞑靼人仍留在这里。将蒙古人的统治描述得极为漫长而严酷是传统俄罗斯历史学界的特点之一，并一直影响着人们对这一时期整个东欧历史的理解。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俄罗斯历史书写中欧亚学派的支持者向这种关于蒙古统治的负面看法提出了挑战。蒙古人在乌克兰地区的历史也为纠正传统的“鞑靼之轭”式批评提供了更多材料。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王公治下的乌克兰，蒙古人比在俄罗斯表现出更少的侵略性和压迫性，并且统治的时间也较短，事实上在14世纪中叶就结束了。这一差异将对两个地区及其人民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蒙古在世界舞台上的突然崛起始于蒙古草原地区，时间是1206年。当地一个部落的首领和军事指挥官铁木真在这一年将许多部落联盟统一起来，获得蒙古部落可汗的称号，并在去世后被称为“成吉思汗”。在成为蒙古最高统治者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同中国北方人作战，并将他们的土地首先纳入其迅速膨胀的大帝国。他的下一个巨大的收获是中国以西、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到了1220年，布哈拉[2]、撒马尔罕[3]和喀布尔都已落入蒙古人之手。接下来他们在1223年击败了波罗维茨人和伏尔加保加利亚人（以及部分罗斯王公）。此时蒙古人也侵入了克里米亚，并夺取了这里的要塞苏达克[4]，它是波罗维茨人地区的丝绸之路贸易重镇之一。

在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之前，他将国土分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们。他的两个孙子[5]获得了最西的部分，包括当时中亚和伏尔加河以东草原。两人中的拔都可汗对这份遗产并不满足，将其国土的边界向更西推进。这次推进即是人们熟知的蒙古人对欧洲的入侵。1237年，蒙古人围困并攻陷了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东部边境上的梁赞[6]。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在1238年2月初沦陷。弗拉基米尔的保卫者们在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修建的圣母安息大教堂进行最后的抵抗，于是蒙古人放火焚烧了教堂。抵抗格外坚决的城镇都遭到屠城的下场。在坚持了几个星期之后才陷落的科泽利斯克[7]就是一例。罗斯王公们尽了他们的最大力量来阻挡蒙古人的进攻，但由于各自为政，又缺乏组织性，他们根本不是高度机动又协调一致的蒙古骑兵的对手。

蒙古人在1240年逼近基辅。他们的庞大军队令守军胆寒。一位编年史作者写道：“他那些大车的吱呀声、他（拔都）那些多到数不清的骆驼的叫声，加上他的马群的嘶鸣，盖过了一切声响。敌人已遍布罗斯的土地。”基辅人拒绝投降，于是拔都用投石机摧毁了基辅的城墙。那是建于“智者”雅罗斯拉夫时代、用原木和石块修筑的城墙。市民们涌向圣母安息大教堂，那是弗拉基米尔为庆祝自己受洗而修建的第一座石质教堂，然而教堂的墙因避难者和他们的行李太重而倒塌，将他们活埋。圣索菲亚大教堂得以幸存，但同城里其他教堂一样，其珍贵的圣像和器皿被洗劫一空。胜利者在城中大肆劫掠，寥寥无几的幸存者则满心恐惧，藏身在基辅的废墟中——这座辉煌一时的都城，曾令其统治者们梦想比肩君士坦丁堡。奉罗马教皇之命前往蒙古觐见大汗的使者若望·柏朗嘉宾[8]在1246年2月经过基辅，对蒙古人攻打基辅地区造成的后果留下了以下描述：“在穿越这片土地时，我们看见死者留下的数不清的骷髅和尸骸，遍布原野。”

基辅遭到蒙古人致命重创，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都没能恢复其昔日的地位和繁荣。然而基辅和佩列亚斯拉夫的居民们并未完全放弃这片土地，没有像一些19世纪俄罗斯学者以为的那样，迁往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流域。如果基辅居民不得不逃离草原边缘地带，他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在离家乡更近的普里皮亚季河和德斯纳河沿岸的乌克兰北部森林地区找到避难所。在普里皮亚季森林和喀尔巴阡山脉山麓丘陵一带能发现最古老的乌克兰方言并非偶然，因为这里的森林、沼泽和山地阻挡了游牧民族的攻击。

基辅被蒙古人攻陷时，已不再是高居他人之上的统治者，而且自身也已落入外来者之手。负责基辅城防的指挥官名叫德米特罗（Dmytro），听命于位于今乌克兰西部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君主丹尼洛（丹尼尔）[9]。丹尼洛王公在此前一年通过与基辅大公米哈伊洛[10]的协商，将基辅这座罗斯都城纳入他的保护之下。米哈伊洛一开始曾经尝试抵抗蒙古人，却丢掉了自己的主要据点切尔尼戈夫城，之后就失去了抵抗的勇气。

哈利奇的丹尼洛是罗斯政治世界中的一颗新星。与成吉思汗一样，他在幼年失怙。1205年他4岁时，他父亲，即被编年史作者称为“罗斯君王”的罗曼[11]，在与波兰人的战斗中身亡。此前数年，继承了沃里尼亚公国的罗曼取得了邻国加利西亚的权力，成为基辅以西全部罗斯国土的统治者。丹尼洛和他的弟弟瓦西里科[12]继承了父亲的头衔，却没能得到他的遗产。这些土地成了敌对的罗斯王公、加利西亚的波雅尔们，还有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争夺的对象。直到1238年，也就是蒙古人开始进攻东北罗斯那一年，丹尼洛才重建了他对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的控制，并将他的沃伊沃达[13]，即军事指挥官，派往基辅履职。

丹尼洛作为君主和将领的能力在蒙古人的入侵中经受住了考验。更重要的是，这次入侵还展示了他作为外交家的能力。当蒙古将军要求丹尼洛交出他的都城哈利奇时，他前往拔都可汗在伏尔加河上的都城萨莱[14]。其他罗斯王公此前也这样觐见可汗，目的在于向蒙古宣布效忠并接受可汗的“雅尔力克”[15]，即对他们自己公国的有条件的统治权。根据罗斯编年史作者的记载，可汗曾问丹尼洛：“你是否愿饮黑奶？这是我们的酒，母马的库米思[16]。”“我从未饮过此酒，但若得可汗您的旨意，我便当饮之。”丹尼洛如此回答，向可汗展示了他的尊重和顺从。编年史作者以这种隐喻的方式描述了丹尼洛的输诚和他被蒙古精英群体接纳的过程。

编年史作者对信奉基督教的罗斯王公向异教的蒙古可汗效忠的做法不以为然，并记载了这些王公在面对蒙古人时的三种行为模式。切尔尼戈夫王公米哈伊洛首先垂范，他的做法也最受编年史作者称道。据记载，拔都要求他在一丛灌木前叩头并放弃基督教信仰，而他拒绝了，并被可汗下令杀害。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王公雅罗斯拉夫[17]代表了第二种模式——叛教者。据称他同意向灌木叩头，因此受到编年史作者的谴责。丹尼洛采取了第三种方式，对蒙古的统治既非完全拒绝，也不是完全服从。根据那位对丹尼洛怀有同情心的编年史作者的看法，丹尼洛没有向灌木下跪以玷污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但他选择饮下马奶酒，表示他愿意承认可汗在俗世的权威。

真实的情况是，蒙古人从未要求罗斯王公们放弃他们的信仰，并且整体而言对东正教表现出了最大的宽容。然而编年史作者对这三种行为模式的区分的确能反映罗斯王公之间在选择抵抗或与蒙古人合作时的真实差异。米哈伊洛王公的确被拔都下令杀害，因为他在1239年曾拒绝向蒙古人投降，甚至处死了可汗派去受降的使者。弗拉基米尔大公雅罗斯拉夫二世恰恰相反，是第一个向蒙古人宣布效忠的罗斯王公，这令他取得了罗斯大公的头衔，以及在基辅派驻军事长官的权力。直到1246年死去之前，雅罗斯拉夫二世对蒙古人保持着忠诚，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8]同样如此。涅夫斯基因抵抗西方入侵者瑞典人和条顿骑士团[19]，保卫了罗斯国土，在后来被俄罗斯东正教会封为圣人。丹尼洛则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他向拔都可汗效忠，却并未长期信守他的誓言。

丹尼洛承诺向蒙古人纳贡，并参与蒙古人在本地区的军事行动，因此从拔都手里获得了统治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雅尔力克”。尊蒙古为宗主国不仅使与之敌对的罗斯王公们不能对他的领土提出要求，也使他免遭来自西方和北方邻居的侵略。丹尼洛利用这种新政治环境的稳定，开始复兴他国土上的经济。蒙古人在邻近草原地区建起了前哨，实施直接统治，而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被破坏的程度小于乌克兰其他地方，成为邻近草原地区居民的避难目的地。如果罗斯的编年史作者们的记载可信的话，丹尼洛王公保护下的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城镇的经济发展的机会吸引了大量来自基辅一带的难民。

丹尼洛将他的都城迁到新建的城市霍尔姆（Kholm，今波兰境内的海乌姆），这里距草原更远。他热切地想把这里变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丹尼洛王公发现上帝眷顾此地后，就开始招募定居者。他们中有日耳曼人和罗斯人，有其他部落成员，也有利亚赫人（波兰人）[20]。”编年史作者写道，“每一天都有人从鞑靼人的地方逃离，来到这里。有年轻人，也有各行各业的工匠——鞍匠、弓匠和箭匠、铁匠、铜匠和银匠。于是百业俱兴，城市周围的原野和村庄建满了人们的居所。”霍尔姆并非丹尼洛唯一投注精力的地方。他还建起其他新城市，其中包括这片地区未来的都城利维夫[21]，并加固了原有的城镇。利维夫以丹尼洛的儿子列夫[22]的名字命名，第一次出现在编年史中的时间是1256年。

在丹尼洛及其后继者的统治下，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囊括了当时乌克兰地区有人定居的土地中的大部分。使基辅权力遭到削弱并使外围公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是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勃兴的原因。蒙古人的入侵促进了这一勃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罗斯王公们关心其臣民的生活，那么接受蒙古人就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最佳政策。根据他们的论证，蒙古人的统治为这片地区带来了稳定和贸易。诚然，基辅被摧毁了，在几个世纪之后才能恢复元气。然而造成这种深远后果的主要原因是贸易通道从第聂伯河向东转移到了顿河和伏尔加河，向西转移到了德涅斯特河，而非基辅被毁灭的程度。

同样，蒙古人对克里米亚的占领也远非毁灭性的。与早期历史学界的普遍观点相反，将克里米亚鞑靼人带到这个半岛上的并非蒙古人。突厥人（钦察人）对克里米亚半岛的占领早在蒙古入侵之前就已开始，蒙古人只是促进了这个过程。苏达克要塞在13世纪20年代被蒙古人攻下，其地位逐渐被费奥多西亚（卡法）取代。作为一个主要的贸易中心，费奥多西亚先是被威尼斯人控制，随后又转移到热那亚人手上。克里米亚保持着这片地区商业枢纽的地位，将蒙古统治时期的欧亚大草原与地中海世界联结起来。

在13世纪下半叶的乌克兰地区，蒙古人是一支强大然而时常缺席的力量。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统治者毫不犹豫地利用了这种情况，开始寻求通过建立地方联盟来脱离金帐汗国的统治。

在外交上，丹尼洛致力于与他西面的邻居重建联系，结成能在将来反抗蒙古人时提供帮助的联盟。1246年，在觐见拔都后的归程中，他遇到罗马教皇的使者若望·柏朗嘉宾（我们此前引用过他关于蒙古人摧毁基辅的描述）。二人讨论了在丹尼洛和教皇之间建立关系的问题。一回到加利西亚，丹尼洛就向当时的教皇驻地里昂派出了一名东正教教士，以达成直接的接触。教皇英诺森四世[23]希望罗斯王公们承认他为他们的最高宗教领袖，而丹尼洛则希望教皇站在他这一边，巩固中欧天主教君主们对他反抗蒙古人的支持。

加利西亚王公和教皇在柏朗嘉宾的帮助下建立了联系，终于使英诺森四世在1253年发出诏书，要求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君主们参加一次对蒙古人的东征。他还向丹尼洛派出使节，赐予他基督教国王的王冠。王公丹尼洛由此成为国王丹尼洛，是为rex ruthenorum（罗斯国王）[24]。除了获得教皇的支持，丹尼洛还同匈牙利国王最终结成同盟，对方同意将女儿嫁给丹尼洛的儿子。他的另一个儿子则迎娶了一位奥地利公爵的女儿。1253年，得到中欧提供帮助的保证后，丹尼洛有了勇气，开始对蒙古人采取军事行动，很快就夺取了蒙古人控制下的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他选择进攻的时机再好不过，因为金帐汗国的拔都可汗在1255年去世，其两个继承者统治的时间也都不到一年。

5年之后，蒙古人才派出一支新的军队回到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打算恢复他们对这片土地的占领。此时丹尼洛急需来自西方的支持，但支持从未兑现。中欧君主们无视教皇关于东征蒙古的诏书。由于匈牙利尚未从对捷克人的战败[25]中恢复过来，姻亲关系也几乎没有帮上什么忙。丹尼洛必须独自面对这支新的蒙古军队。率领大军来到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蒙古将军是卜伦岱[26]。他勒令丹尼洛加入蒙古军队对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作战，由此摧毁了丹尼洛在这一地区建立起来的联盟。卜伦岱还要求丹尼洛拆除他在城镇周围建起的城防，令他的公国暴露在来自草原的潜在攻击之下。丹尼洛一一照办，再次宣布成为蒙古人的臣属。

为了那次在13世纪50年代与罗马教皇的结盟，丹尼洛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一次对蒙古的征战，还有他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和罗斯东正教会的关系。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参加者洗劫君士坦丁堡之后，东方和西方两个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对立就不再只是神学和管辖权的纷争，而是变成了公开的敌意。由于君士坦丁堡派遣的都主教的存在，这种敌意在罗斯变得更加严重。丹尼洛最终设法平息了本地教会对他与罗马结盟的反对声音，但他无法消弭君士坦丁堡的反对。1251年，受丹尼洛庇护的全罗斯都主教、前霍尔姆主教西里尔[27]前往君士坦丁堡接受祝福。他被君士坦丁堡确认为都主教，然而条件是他不能以加利西亚为都主教驻地，因为人人皆知那里的王公与教皇沆瀣一气。本是加利西亚人的西里尔遂迁往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

1299年，在西里尔的继任者、希腊人马克西穆斯[28]担任都主教期间，都主教驻地的迁移得以正式化。1325年，另一位被任命为都主教的加利西亚人彼得罗[29]又将驻地迁移到莫斯科。这将是莫斯科王公们上升为东北罗斯——近代俄罗斯的核心——领导者的重要原因。蒙古人在今天的俄罗斯领土上的统治比在罗斯其余部分更严酷，也更漫长。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莫斯科周边离金帐汗国可汗统治地区的腹地更近。蒙古人设立了罗斯大公，让他帮助治理他们的土地，并征收贡赋。罗斯大公的位置最初归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王公，然而后来这一地区的两个主要公国莫斯科和特维尔[30]也加入了竞争。经过漫长的争夺，都主教驻地的“主人”莫斯科王公最终赢得这个位置，更重要的是，赢得了蒙古统治下的罗斯地区的管理权。

尽管都主教的驻地从基辅迁往弗拉基米尔再迁往莫斯科，其教区仍保留了“全罗斯都主教区”的名字。作为补偿，君士坦丁堡在1303年允许加利西亚人建立自己的都主教区。新的都主教区设于哈利奇纳公国的都城哈利奇，被称为小罗斯都主教区，包括一度受基辅都主教区管辖的15个大主教区中的6个，其中不仅有今乌克兰境内的大主教区，还包括今白俄罗斯境内的图罗夫[31]大主教区。“小罗斯”这个概念从此诞生。一些学者认为希腊人将之理解为“内罗斯”或“近罗斯”。许多年以后，这个词会成为乌克兰民族身份论争的焦点。进入20世纪，人们更是将乌克兰人中的“全俄罗斯派”或“亲俄罗斯派”称作“小罗斯人”。

蒙古人对黑海大草原的入侵并在此地长期存在使罗斯精英阶层首次面对一个两难抉择：是选择由草原游牧民族和拜占庭基督教传统共同代表的东方，还是选择承认罗马教皇神圣权威的中欧君主们代表的西方？在今天属于乌克兰的这片土地上，亲基辅的精英们第一次发现自己身处欧洲最主要的政治和文化断层，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平衡性质的举动，这使他们事实上独立于东西方的地位多保持了至少一个世纪。

历史学家们通常将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视为17世纪中叶哥萨克国崛起前乌克兰土地上最后一个独立国家。我们需要对这个判断做一些条件限制。尽管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与金帐汗国的可汗之间常有分歧，偶尔也有战争，但直到它在14世纪40年代走向终点之前，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一直是向金帐汗国纳贡的臣属。作为回报，可汗允许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在内部事务上拥有完全的独立。在国际竞技场上，加利西亚-沃里尼亚自始至终得益于“蒙古治下的和平”。这一东欧国际秩序的削弱和最终崩溃也加速了作为统一国家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陨落。

在今天看来，加利西亚-沃里尼亚解体的导火索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它对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政治体却极其重要，那就是统治家族的血脉断绝。具体到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即其统治王公家族的断绝。丹尼洛王公的两个曾孙在1323年死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在与蒙古人的战斗中送了命，而在当时，这场战斗是错误的选择。由于丹尼洛没有其他男性后裔，两位王公的外甥波兰的马索维亚[32]亲王博莱斯瓦夫[33]接管了他们的公国。博莱斯瓦夫身为天主教徒，却改宗了东正教，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尤里——对他而言，举行一场仪式就能获得政治利益显然相当划算。然而这对当地罗斯贵族波雅尔们来说却不够。这位新统治者无视他们的利益，凡事听从他从波兰带来的人的建议，令他们十分反感。1340年，波雅尔们毒死了尤里-博莱斯瓦夫二世，最后一位自称dux totius Russiae Minoris（全小罗斯公爵）的君主。这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争夺，并最终葬送了这个公国。在15世纪上半叶，这个曾强盛一时的公国已经分为两部分：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归于波兰，而沃里尼亚落入立陶宛大公国[34]之手。

波兰国王卡齐米日三世[35]是波兰攫取加利西亚这场大戏中的主角。他在1340年第一次尝试夺取利维夫——从13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加利西亚的都城。以加利西亚波雅尔德米特罗·德德科[36]为首的当地精英阶层向蒙古人求援，并在后者的帮助下击退了波兰人的进攻。然而卡齐米日三世在1344年卷土重来，并夺取了这个公国的一部分土地。1349年德德科死后，波兰军队占领了利维夫和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其余地区。第二年，立陶宛军和本地军队又将他们从沃里尼亚赶了出去，但波兰人在加利西亚站稳了脚跟。14世纪中叶，数以百计的波兰贵族从波兰王国的其他地方来到加利西亚，搜求作为他们战功酬劳的土地。在卡齐米日三世看来，附带条件的土地所有权能够保证这些贵族阶层不忘守卫这个新省份的职责。

直到15世纪30年代，波兰王国才完全吞并了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的罗斯土地，将其变成罗斯（罗塞尼亚）和波多里亚诸省。大约在同一时期，作为对当地贵族（既有波兰人也有乌克兰人）要求的回应，王国向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贵族授予了无条件的土地所有权。与加利西亚和部分波多里亚并入波兰王国相关的最重要的政治进展，是本地贵族获得了与波兰贵族一样的政治权利，其中包括参加地方自治议会[37]。在自治议会上，地方贵族们不仅可以讨论本地事务，也可以讨论国家和外交政策。他们还获得了选举代表进入王国议会的权利。此外，在14世纪到16世纪间，他们成为阻止草原部落入侵加利西亚-波多里亚边境的防御力量，其地位变得愈发重要。他们也尽可能利用这种地位在波兰宫廷中谋求利益。

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被并入波兰王国后，开始受到波兰式贵族民主、日耳曼式城市自治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教育滋养的影响。然而一些乌克兰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影响的代价过于高昂了，让这一地区丢掉了半独立的地位和波雅尔式上层贵族政治，即王公权力及其对本地政治的主导。文化上的波兰化不仅影响了上层贵族阶层，也影响了地方贵族。罗斯工匠加速从本地城镇中流失，而东正教信仰也面临来自罗马天主教会的有力挑战。

立陶宛大公国展现了另一种将乌克兰土地合并入外来政治体的模式。大公国在与波兰对手的激烈竞争中夺得沃里尼亚，还得到了基辅地区。与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不同，基辅直到14世纪之前一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蒙古的直接统治下。因此较之波兰模式，立陶宛模式更有利于本地精英政治影响力、社会地位及文化传统的存续。

在其最著名的君主格季米纳斯[38]大公的统治下，立陶宛大公国在14世纪上半叶出现在乌克兰舞台上。格季米纳斯是一位事实上的帝国建立者，也是立陶宛统治王朝的开创者。根据某些记载，14世纪初期，格季米纳斯将他自己的一位王子任命为基辅王公。这似乎没有立刻对这个公国的地位产生影响，然而随着率领本地部众的立陶宛王公们开始将鞑靼人逐入草原深处，变化会逐渐显现出来。决定性的一战发生在1359年。这一年，在今乌克兰中部的锡尼沃迪河[39]河畔，格季米纳斯之子阿尔吉尔达斯[40]率领立陶宛和罗斯军队击败了金帐汗国在黑海大草原上的主要部落诺盖鞑靼人[41]。其结果是立陶宛大公国的南部边界得以向南推进到黑海海岸的德涅斯特河河口。至此，立陶宛大公国不仅成为基辅罗斯的强大继承者，也成为大部分乌克兰土地的统治者。

立陶宛人将他们自己的格季米纳斯王朝的代理人派到罗斯，但格季米纳斯的后裔比10世纪的留里克先行者们更快地本土化了。立陶宛统治者们与当地罗斯家族通婚，乐于接受东正教和斯拉夫式的教名。罗斯在文化层面上的统治地位加速了立陶宛人的文化融入。直到15世纪，立陶宛的精英阶层还持有异教信仰，如今却受到拜占庭东正教权威的影响。罗斯书记语（Rus’chancery language）基于10世纪末由基督教传教士们传播到基辅的教会斯拉夫语，如今成为立陶宛大公国官方通用的语言。大公国的法令在16世纪被称为《立陶宛法典》，也是基于《罗斯正义》。除了王朝的连续性之外，立陶宛大公在各方面都成为基辅罗斯的事实继承者。一些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个国家视为一个立陶宛-罗斯甚至罗斯-立陶宛政治体，而非一个立陶宛人国家。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夺取了大部分乌克兰土地后，造成了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变化。在对罗斯精英阶层和罗斯社会的接纳和同化上，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差异极大。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看到了一些类似倾向的出现和增强。这些倾向导致了诸罗斯公国自治权的丧失。到了15世纪末期，罗斯公国将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上被彻底抹去，基辅罗斯自10世纪开始的王公时代也就此终结。

[1] Pax Mongolica，史学名词，仿自Pax Romana（罗马治下的和平），指蒙古帝国的征服对亚欧大陆的社会、文化及经济生活所产生的稳定效果。

[2] Bukhara，中亚古城，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西南部。

[3] Samarkand，中亚历史名城，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撒马尔罕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曾为帖木儿帝国都城。

[4] Sudak，今克里米亚南部城镇。

[5] 指斡尔答（Orda Ichen）和拔都（Batu Khan）。两人均为铁木真长子术赤之子。他们继承的蒙古领土被称为金帐汗国（钦察汗国）。

[6] Riazan，今俄罗斯梁赞州首府，位于俄罗斯中部联邦管区奥卡河河畔。

[7] Kozelsk，位于今俄罗斯卡卢加州。

[8]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0—1252），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46年，他奉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前往蒙古上都哈拉和林，觐见蒙古大汗贵由，成为第一个到达蒙古宫廷的欧洲人。他在其《蒙古行纪》中留下了西方对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中亚、罗斯等地的最早记录。

[9] Danylo（1201—1264），丹尼洛·罗曼诺维奇，或称加利西亚的丹尼洛一世，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公。他在1253年受一位罗马大主教加冕为罗斯国王。

[10] Mykhailo（约1185—1246），基辅大公米哈伊洛·弗谢沃洛多维奇（Mykhailo Vsevolodovich，1237—1239、1240—1243）、切尔尼戈夫王公（1224—1236，1243—1246年在位），亦称切尔尼戈夫的圣米哈伊洛。他因拒绝放弃基督教信仰而被拔都下令杀死，因此被视为殉道者。

[11] Roman（约1152—1205），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公罗曼·姆斯季斯拉维奇。

[12] Vasilko（1203—1269），沃里尼亚王公（1231—1269）。

[13] Voevoda，亦作Voivode或Vaivode，古斯拉夫语中部队长官的称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

[14] Sarai，波斯语中意为“宫殿”，为金帐汗国首都。此处指老萨莱（拔都萨莱），位于今俄罗斯境内伏尔加河支流阿赫图巴河河畔。

[15] Yarlyk，亦写作jarlig，源自蒙古语，在俄罗斯历史文献中指可汗的“许可”。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东北罗斯的王公们需要接受雅尔力克以获得对自己土地实施统治的权力。

[16] Kumis，即马奶酒，在13世纪由鞑靼人发明，其中最高级的是用黑马奶酿制。

[17] Yaroslav II（1191—1246），弗拉基米尔大公雅罗斯拉夫二世（1238—1246年在位）。

[18] Aleksandr Nevsky（约1221—1263），诺夫哥罗德王公（1236—1252年在位）、基辅大公（1246—1263年在位）、弗拉基米尔大公（1252—1263年在位）。他使今俄罗斯西北部地区免遭天主教国家征服，因而在1547年被俄罗斯东正教会封为圣人

[19] Teutonic Knights，中世纪时期由罗马教皇组织的修士骑士团之一，正式名称为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圣母马利亚骑士团，1198年成立于今巴勒斯坦境内的阿卡（Acre）。1809年，拿破仑解散了作为军事组织的条顿骑士团。1929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宣布条顿骑士团成为纯宗教修士会。

[20] Liakhs，亦作Liakhy，乌克兰语中对波兰人的旧称。

[21] Lviv，亦译作利沃夫（俄语发音），乌克兰西部主要城市，利维夫州首府。

[22] Lev（约1228—约1301），加利西亚的列夫一世、哈利奇王公（1269—1301年在位）、罗斯国王（1269—1301年在位）、基辅大公（1271—1301年在位）。

[23] Innocentius IV（约1180 /1190—1254），1243年至1254年间任罗马天主教教皇。

[24] 拉丁语，意为“罗塞尼亚国王”。

[25] 指1253年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与波希米亚国王普热米斯尔·奥托卡二世之间的战争。

[26] Burundai（？—1262），金帐汗国将军，曾参与1240年攻打基辅的战役和1241年击败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的蒂萨河之战。

[27] Cyrill（？—1281），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西里尔三世。

[28] Maximus（？—1305），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1283—1305年在任）。

[29] Petro（？—1326），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1308—1326年在任）。他被视为莫斯科的主保圣人。

[30] Tver，中世纪俄罗斯封建公国。在争夺俄罗斯未来领导权的竞争中，特维尔曾是莫斯科最大的对手。1485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最终吞并了特维尔。

[31] Turaǔ，亦作Turov，白俄罗斯南部城镇，在中世纪时曾为图罗夫公国。

[32] Mazovia，波兰中部偏东历史地名。

[33] Bolesław（1305/1310—1340），即波兰皮雅斯特王朝马索维亚亲王尤里-博莱斯瓦夫二世（Yurii-Bolesław II）。

[34] Grand Duchy of Lithuania，存在于十二三世纪至1569年的欧洲国家，在1569年加入波兰-立陶宛联邦。

[35] Casimir III（1310—1370），波兰皮雅斯特王朝国王（1333—1370年在位），被称为卡齐米日大帝。

[36] Dmytro Dedko（？—1349），通常被认为是一位加利西亚波雅尔，可能是后来波兰-立陶宛联邦大贵族奥斯特罗斯基家族的先祖。

[37] Dietine，波兰语作Sejmik，14世纪下半叶开始存在于波兰及1564年开始存在于立陶宛大公国的贵族领地自治机构。波兰王国的全国议会则被称为Diet（波兰语作Sejm）。

[38] Gediminas（约1275—1341），立陶宛大公（1315/1316—1341年在位）。他开创的立陶宛大公国成为一个连接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帝国。他被视为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建立者，并流放了留里克王朝最后一位基辅王公斯坦尼斯拉夫。

[39] Syni Vody，即今锡纽哈河（Syniukha River），是布赫河的一条左支流。

[40] Algirdas（约1296—1377），立陶宛大公（1345—1377年在位）。

[41] Noghay Tartars，亦作Nogais，主要生活在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说诺盖突厥语的民族。在15到17世纪间建立了诺盖汗国。

第二卷

东方与西方的相遇

EAST

MEETS

WEST

第7章

乌克兰的诞生

随着乌克兰地区在14世纪末被并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及双边关系开始决定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两国在14世纪到16世纪间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对乌克兰地区的将来尤为重要。

1385年，33岁的立陶宛大公约盖拉[1]（他自称蒙神恩的“立陶宛人大公及罗斯领主”）在今属白俄罗斯的小镇卡列瓦[2]签署了一条敕令。这条敕令除了名称外，完全就是一份与12岁的波兰女王雅德维加派来的代表签署的婚前协议。为了得到波兰的王位，约盖拉同意他本人和他的国家皈依基督教，并推动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领土合并。一年后，约盖拉被加冕为波兰国王。又过了一年，即1387年，波兰和立陶宛联军帮助波兰从匈牙利人手中夺走加利西亚，使它重归波兰王国。

卡列瓦联合达成之后，两国又建立了一系列其他同盟以强化联系，最终达成了1569年的卢布林联合[3]——波兰-立陶宛联邦由此诞生。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边界在联邦内部重新划定，将大部分乌克兰土地归于波兰，白俄罗斯地区则留给了立陶宛。波兰与立陶宛的联合由此意味着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讲，怎么强调卢布林联合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它将成为近代乌克兰版图形成并成为可资本地精英阶层利用的知识资源的开端。

在立陶宛大公国的罗斯精英阶层看来，与波兰王国的联合只会带来麻烦，没有任何好处。卡列瓦联合的直接结果就是罗斯对立陶宛大公失去了影响。这位大公不仅离开了立陶宛，还成了天主教徒，并为他那些兄弟创造了先例——他的兄弟中本有一些人是东正教徒。东正教会主教们对在欧洲最后一片异教土地上建立拜占庭基督教而非拉丁基督教的希望破灭了。

然而，对罗斯政治地位的真正挑战发生在1413年。这一年的霍罗德沃[4]联合被史学界视为一次王朝的结合，深化了只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之间一次个人联姻的卡列瓦联合。霍罗德沃联合的签署双方分别是如今的波兰国王约盖拉与他的堂兄、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5]。新的协议将许多波兰贵族拥有的权利或特权延伸到立陶宛贵族身上，包括无条件的土地所有权在内。近50个波兰家族允许同样数量的立陶宛家族使用他们的纹章。然而问题出现了：只有信奉天主教的立陶宛家族才被允许加入这场盛宴。新的权利或特权没有被赐予立陶宛的东正教精英阶层。这是国家层面上第一次出现对罗斯精英阶层的区别对待。未能获得新特权的东正教贵族们由此被排除在大公国中央政府的高级职位之外。雪上加霜的是，霍罗德沃联合的始作俑者之一维陶塔斯大公此前刚刚削弱了罗斯的自治权——他用自己指派的人替换了沃里尼亚王公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统治者。

维陶塔斯在1430年去世后不久，罗斯精英阶层对自己的地位受到侵犯表达不满的机会就出现了。对立陶宛大公宝座继承权的斗争演变为一场内战。以沃里尼亚的波雅尔们为首的罗斯贵族支持他们提出的候选人斯威特里盖拉[6]。他的对手西吉芒塔斯[7]王公在1434年做出回应，将霍罗德沃联合保证的权利或特权延伸到大公国的东正教精英阶层身上，将战争的局势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扭转。尽管沃里尼亚和基辅地区的罗斯王公及贵族们依然对西吉芒塔斯的意图抱有疑虑，他们对斯威特里盖拉的支持还是减弱了，使大公国局势恢复了相对的平静。立陶宛宫廷对罗斯地区和各罗斯公国自治权的限制从未间断。随着宗教不再成为罗斯精英阶层不满的根源，这一限制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1470年，立陶宛大公及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四世[8]废除了王公时代的最后遗存——基辅公国本身。10年后，基辅王公们密谋杀害卡齐米日四世，并推举自己挑选的继承人。他们的计划失败了，导致主谋被捕，其余密谋参与者则被迫逃离大公国。随着他们的离开，恢复基辅罗斯王公传统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最后希望宣告破灭。到了15、16世纪之交，无论是在乌克兰的政治版图中，还是在其制度、社会及文化图景中，几乎都已经找不到两个世纪之前那个时期留下的痕迹——彼时加利西亚-沃里尼亚正努力摆脱蒙古的宗主权，在本地区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角色。尽管罗斯法律和罗斯语言仍占据主流，却已经开始失去它们先前的统治地位。罗斯文化的核心再也无法与拉丁化影响和波兰语相抗衡。在卡列瓦联合之后，波兰语就在立陶宛大公国中取得了最高地位。

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君权的膨胀、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对政治及社会行为的约束成为16世纪的标志。另一方面则是贵族阶层对君权加强的反对与日俱增。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内，这种反对来自立陶宛大公国的贵族。他们深深扎根于基辅罗斯和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王公传统中。然而到了16世纪中叶，大公国只有在波兰的帮助下才能与日渐严重的外部威胁抗衡，于是精英阶层对君权膨胀的反对也日益无力。威胁来自东方——在15世纪中，东方的莫斯科大公国已经成为一支新兴的强大力量。

1476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9]（他是第一位自称沙皇的莫斯科统治者）宣布从金帐汗国独立，并拒绝向可汗继续纳贡。他还发起了一场“统一罗斯国土”的运动，吞并了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和普斯科夫[10]，并向从前蒙古占领区域之外的罗斯国土提出了领土要求，其中包括今天的乌克兰。15世纪晚期，新生的沙皇国与立陶宛大公国就基辅罗斯的传承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莫斯科处于进攻一方。到了16世纪初，立陶宛的大公不得不承认沙皇对此前属于立陶宛的两块领土——斯摩棱斯克和切尔尼戈夫——的统治。这是莫斯科第一次在今天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上获得统治权。

莫斯科大公国的西进在16世纪初受到立陶宛大公们的阻碍，但在16世纪下半叶又重新开始。1558年，兼具魄力和领袖魅力同时又古怪、残忍并拥有极端自毁性格的莫斯科沙皇伊凡雷帝进攻了利沃尼亚[11]，引发了利沃尼亚战争（1558—1583）。利沃尼亚位于立陶宛大公国边境，包括今天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部分领土。战争将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瑞典、丹麦、立陶宛都身陷其中，最后波兰也参加进来。1563年，莫斯科沙皇国的军队越境进入立陶宛大公国，夺取了波拉茨克并袭击了维捷布斯克（维特布斯克）[12]、什克洛乌（什克洛夫）[13]和奥尔沙[14]（均在今白俄罗斯境内）。这次战败激发了立陶宛下层贵族对波兰-立陶宛联盟的支持。

1568年12月，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15]在卢布林召集了两个议会（其一为波兰议会，另一为立陶宛议会），希望议会代表能够达成新的联盟条件。谈判之初相当顺利，双方同意共同推选国王，选举共同的议会（国会），并给予立陶宛大公国更多自治权。然而立陶宛的大贵族们拒绝归还他们手中的王室土地，而这是波兰贵族最主要的要求。立陶宛代表们收拾起他们的东西，召集起他们率领的贵族代表，离开了会议。这一举动事与愿违：离席的立陶宛人出乎意料，波兰议会在国王的批准下开始签署法令，将立陶宛大公国的省份一个又一个地转移到波兰王国治下。

立陶宛大贵族们曾经恐惧他们的土地落入莫斯科沙皇国之手，现在却眼睁睁看着这些地方将变成波兰人的地盘。为了阻止他们强大的波兰盟友的恶意接管，立陶宛人回到卢布林签署波兰代表指定的协议。然而他们回来得太晚了。1569年3月，位于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族群边境地区的帕得拉夏[16]省被划给了波兰。沃里尼亚在5月被划走。6月6日，也就是波兰-立陶宛谈判重开的前一天，基辅地区和波多里亚地区也归于波兰。立陶宛贵族们只能接受新的现实：如果他们继续抵制联合，将失去更多土地。19世纪著名的波兰艺术家扬·马泰伊科[17]曾以其庄严的笔触刻画了卢布林议会的情景。画中，联合的主要反对者米卡洛尤斯·拉德维拉斯[18]在国王面前下跪，却又抽出宝剑。

卢布林联合创造了新的波兰-立陶宛联邦。这个国家拥有一位由全国贵族共同推举的君主和一个共同的议会，并将波兰贵族享受的自由权利延伸到立陶宛大公国贵族身上。立陶宛大公国仍保有自己的政府机关、国库、司法系统和军队。这个被称为“两国共同体”（两国即波兰和立陶宛）的新国家是一个准封建制国家，由地理上得到扩大、政治上也得到强化的波兰王国主导。位于乌克兰的贵族领地并非一次性被波兰合并，而是被逐个蚕食的。除了有关政府和法庭可以使用罗塞尼亚语（乌克兰中部方言）以及东正教会权利将得到保护的承诺外，这些被合并的领地没有得到其他保证。

在卢布林议会上，乌克兰地区由本地贵族代表。这些贵族包括王公和波雅尔们，与立陶宛的联盟反对者的构成相同。但与立陶宛贵族们不同的是，乌克兰代表们选择了加入波兰王国，同时要求他们的法律、语言和宗教得到保障。乌克兰的精英阶层，尤其是那些王公家族，为何要同意这样一个协议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决定现代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之间分界线的行政划分将以波兰与立陶宛之间的新边界为基础。

立陶宛大公国的乌克兰省份是因其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与白俄罗斯省份不同而加入波兰王国，还是卢布林分界线造成了两个东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差异？我们没有证据认为16世纪中期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在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边境地区，人们仍使用一种介于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之间的方言。也许在16世纪时他们使用的就是这种方言，这令我们难以仅仅根据语言学标准画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不过，基于故有罗斯土地分界线的卢布林边界似乎强化了长久以来一直在形成的差异。历史上，基辅地区及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与北方的白俄罗斯地区有着很大的不同。从10世纪到14世纪，它们曾是独立或半独立公国的核心地区。到了15世纪和16世纪，乌克兰地区在立陶宛大公国中处于边缘位置，又面临着来自开阔草原边境的威胁，这一切都使乌克兰地区与立陶宛大公国其他地区变得不一样。

与立陶宛贵族们不同，乌克兰精英阶层不认为保持大公国的事实独立地位对他们有多少好处——在面对来自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诺盖鞑靼人日益增大的压力时，立陶宛已显得孱弱。波兰王国可以在对莫斯科的战争中帮助立陶宛，但它不太可能在乌克兰对抗鞑靼人的低烈度战争中施以援手。让这些边境地区加入波兰则可能让波兰改变态度。无论如何，乌克兰王公们同意了将他们的土地并入波兰。我们也没有证据认为他们曾经对此感到后悔。在波兰的保护下，沃里尼亚各个王公家族的领地不仅没有丢失，还获得了急剧的增长。

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19]在本地王公中毫无争议地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他通过选择支持国王决定了联盟的命运。他不仅保住了自己原有的弗拉基米尔城[20]长官和基辅总督的位置，还扩大了自己的土地。到了16世纪末，奥斯特罗斯基已经坐拥一个私人帝国。40座城堡，1 000个城镇和1.3万个村庄归这位王公所有。17世纪初，他的儿子雅努什[21]拥有的金银财宝足以支付整个联邦两年的预算。奥斯特罗斯基只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召集一支拥有2万名步兵和骑兵的军队，其规模是国王在边境地区拥有的军队的10倍。在他一生中，奥斯特罗斯基还多次成为波兰和莫斯科沙皇国君位的候选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依附于他的下层贵族无力对抗这样的一位显贵。因此，奥斯特罗斯基继续掌握着一个庞大的贵族网络，地方和联邦议会中都有听命于他的代理人。不仅本地贵族无法对他构成威胁，就连国王和议会也不敢挑战这位罗斯无冕之王的权威。议会禁止王公们在战时派出自己的军队，但鞑靼人的攻击长期威胁着草原边境地区，而联邦常备军没有王公们的军事力量支持就难以应对这种局面。

卢布林联合之后，一些乌克兰王公保住并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奥斯特罗斯基父子是这些人中最富有的，但并非独一无二。另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沃里尼亚王公家族是弗什涅维茨基家族。米哈伊洛·弗什涅维茨基[22]在沃里尼亚的土地与奥斯特罗斯基相比微不足道，但他将之向第聂伯河以东拓展。这些土地要么尚未开垦，要么在蒙古人统治期间被定居者抛弃，现在又暴露在诺盖鞑靼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攻击之下。弗什涅维茨基家族向草原扩张，建起新的定居点，修筑城镇，资助修道院。很快，弗什涅维茨基家族在左岸乌克兰（东乌克兰）的土地就足以与奥斯特罗斯基家族在沃里尼亚的土地比肩。这两个王公家族成了乌克兰最大的地主。

沃里尼亚王公们是草原边境地带垦殖的最大推动者，而卢布林联合在这片地区造成的变化帮助了他们。波兰王室组建了一支规模不大但十分机动的常备军队，由王室领地的收益供养。这支军队帮助沃里尼亚抵御了鞑靼人，并推动了对草原地区的持续殖民。刺激人们对草原边境地带进行垦殖的另一个因素是这片地区被纳入了波罗的海贸易圈。随着欧洲市场上谷物需求的增长，乌克兰逐渐开始赢得其“欧洲面包篮”的称号。希罗多德时代以来，乌克兰谷物第一次出现在外国市场上。大批农民为了摆脱农奴身份，从邻近政府中心的土地上逃离，涌入这片地区。他们的目的就在于迁入乌克兰的草原边境地带，因为这里的王公贵族们正实施免税的定居政策，允许新来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用服劳役，也不用缴税。作为交换，他们必须在这里定居，并开垦土地。

东进的移民潮为乌克兰犹太人群体带来了新的经济和文化机遇。根据保守的估计，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乌克兰犹太人的数量增长了10倍多，从约4 000人增加到5万多人。他们组成新的社区，建起犹太会堂，并开办学校。然而这种新的机遇并非没有代价。它们让乌克兰犹太人身处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的夹缝之中。最开始，这两个群体都是东正教徒。然而到了17世纪中叶，随着许多王公改宗天主教以及波兰贵族涌入这片地区，犹太人陷入了满腔怨气的东正教农奴和贪得无厌的天主教主人的包围。这种状况是一颗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

与国王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的期望相反，卢布林联合并没有成为反对派贵族们的约束。可以肯定的是，它让奥斯特罗斯基和其他乌克兰王公的地位变得更加显要。然而，这些人的故事里并非只有聚集财富和土地。自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消亡以来，乌克兰王公们第一次开始涉足文化和教育事业。这种文化觉醒在新的波兰-立陶宛边界两边同时发生，在王公们的政治野心刺激下愈演愈烈，并与这个时代的宗教矛盾直接相关。

在立陶宛大公国，拉德维拉斯家族成为将政治、宗教和文化结合起来的典范。作为卢布林联合的最主要反对者，“红人”米卡洛尤斯·拉德维拉斯也是波兰和立陶宛的加尔文教教徒领袖，还创办了一所加尔文教青年学校。在他的堂弟“黑人”米卡洛尤斯·拉德维拉斯[23]资助下，第一版波兰译文的全本《圣经》在位于乌克兰-白俄罗斯族群边界的城镇布列斯特[24]发行。16世纪70年代，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在沃里尼亚城镇奥斯特里赫[25]开始了他自己的出版事业。他在这里聚集起一群学者，让他们对照希腊文《圣经》和教会斯拉夫语《圣经》文本，对后者进行修订，由此出版了有史以来最权威的一部由东正教学者修订的《圣经》。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项目，参与者不光来自立陶宛、波兰，还来自希腊，而他们在工作中使用的《圣经》也来自罗马和莫斯科等不同地方。奥斯特里赫《圣经》在1581年发行，首版印数约1 500册，现存约400册。今天的参观者可以在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见到其中一册。

教会斯拉夫语《圣经》译本首先在奥斯特里赫出版，而不是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这暗示着乌克兰在东正教世界中的新崛起。奥斯特罗斯基没有止步于《圣经》的出版。这位王公不仅继续着他的出版事业，用教会斯拉夫语和大众更容易接受的罗塞尼亚语印刷书籍，还通过开办东正教青年学校（与拉德维拉斯创办的加尔文教学校类似）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学术活动。他的雄心也并未就此满足。有清晰的证据显示他曾探索过将牧首驻地从君士坦丁堡迁往奥斯特里赫的可能性。这个想法从未实现，但在16世纪末，奥斯特里赫可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东正教研究中心。

罗斯的无冕之王奥斯特罗斯基从历史和宗教中寻找证据，为自己在本地区扮演的角色正名。在奥斯特里赫《圣经》的介绍文字和这位王公聚集起来的那些学者的作品中，奥斯特罗斯基被描述为弗拉基米尔“大帝”和“智者”雅罗斯拉夫所开创的宗教及教育事业的继承者。“因为弗拉基米尔以洗礼启蒙了这个民族，而康斯坦蒂以文字兴起了唯一的普世教会。”赫拉西姆·斯莫特里茨基[26]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很可能也是上面这句诗的作者。他来自“波兰罗斯”，即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那里的罗塞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贵族和居民受益于波兰的文艺复兴教育，远较立陶宛大公国的同等阶层为早。

奥斯特罗斯基聚集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国际化的，其中最出色的一些人拥有波兰背景。那些为奥斯特罗斯基作颂词的波兰贵族对他为东正教做出的贡献不感兴趣，却竭尽所能为他塑造一个半独立的统治者形象。如果说东正教知识分子将奥斯特罗斯基上溯到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波兰的颂词作者则“构建”了他与哈利奇的丹尼洛——奥斯特罗斯基的出生地沃里尼亚最有名的统治者——之间的历史联系。服务于奥斯特罗斯基家族和他们的姻亲扎斯拉夫斯基家族[27]的波兰人为他们的恩主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和政治空间，其范围不由东正教会或立陶宛大公国罗塞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的已有边界决定。这个空间就是“波兰罗斯”，即波兰王国内部的东正教地区。通过将卢布林联合制造的边界加于东正教罗斯的旧地图之上，颂词作者们创造出一个现实的历史政治存在，它将在未来为近代乌克兰民族的形成提供一份地理蓝图。

在艺术与文学领域之外，实际地图的绘制也是将卢布林分界线加于旧地图上的方法之一。一份由托马斯·马可夫斯基[28]在16世纪90年代制作的地图显示了波兰与立陶宛罗斯（用现代名词来说就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的新边界。这张地图名为“立陶宛大公国及毗邻地区”，其中包括乌克兰地区和一张第聂伯河流域的插图。学界认为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为这张地图提供了乌克兰地区的资料。本地名词“乌克兰”很可能经由这位王公或他的家臣之手才得以出现在这张地图上。这个词成为卢布林分界线以南部分地区的标注，指的是位于第聂伯河右岸、北至基辅、南至卡尼夫[29]的区域。如果人们选择相信制图师，那么卡尼夫以南就是蛮荒的草原，上面的标注为campi deserti citra Boristenem （意为“包律司忒涅斯河此岸的荒原”）。由此“乌克兰”覆盖了这个区域中相当一部分草原边界。看上去它似乎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地方，上面点缀着许多此前的地图上没有的城堡和定居点。同一张地图上这片地区还有另一个名字——Volynia ulterior（外沃里尼亚）。这个命名强调了新“乌克兰”和奥斯特罗斯基家族故土老沃里尼亚之间的紧密联系。

卢布林联合开辟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这一空间首先为信仰东正教的王公家族的精英们所掌握和利用。联合并没有剥夺他们的地位和权利，反而将之放大。当王公的饱学家臣们用与主人的政治野心相关的内容填充这个空间时，他们在历史中寻找参照和先例，诸如弗拉基米尔“大帝”“智者”雅罗斯拉夫和哈利奇的丹尼洛的事迹。尽管对过去投注了大量的精力，他们创造出来的却是一个新事物，它将在未来成为“乌克兰”，这个名字在16世纪王公权力复兴期间初次在这一地区出现。它与卢布林联合所创造的新空间合为一体还需要时间。

[1] Jogaila（约1352/1362—1434），即立陶宛大公和波兰国王瓦迪斯拉夫二世雅盖沃（波兰语Władysław II Jagiełło）。他于1377年开始统治立陶宛，在1386年皈依天主教并与波兰女王雅德维加（Jadwiga，1373/1374—1399）结婚，被加冕为波兰国王（在雅德维加去世前两人共治）。

[2] Kreva，今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地区城镇。

[3] Union of Lublin，1569年签订于今波兰东部城市卢布林。协议合并了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形成波兰立陶宛联邦。

[4] Horodło，波兰东部村庄。1413年霍罗德沃联合协议在此签署。

[5] Vytautas（约1350—1430），立陶宛大公（1392—1430年在位，作为已成为波兰国王的约盖拉在立陶宛的摄政）。

[6] Švitrigaila（1370—1452），立陶宛大公（1430—1432年在位），约盖拉的弟弟。

[7] Žygimantas（约1365—1440），立陶宛大公（1432—1440年在位），维陶塔斯的弟弟。

[8] Casimir IV（1427—1492），约盖拉之子、立陶宛大公（1440—1492年在位）、波兰雅盖隆王朝国王（1447—1492年在位）。

[9] Ivan III（1440—1505），莫斯科大公（1462—1505年在位）。他使莫斯科大公国从蒙古人统治下独立，合并了多个罗斯公国，并在1502年灭亡了金帐汗国，被称为伊凡大帝。

[10] Pskov，俄罗斯西北部古城，今普斯科夫州首府。它在12世纪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国。

[11] Livonia，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大部分领土的旧称。

[12] Vitsebsk（Vitebsk），今白俄罗斯东北部维捷布斯克州首府。波兰语读作维特布斯克（Witebsk）

[13] Shkloǔ（Shklov），今白俄罗斯东部莫吉廖夫州城市，俄语读作什克洛夫（Шклов）。

[14] Orsha，今白俄罗斯东北部维捷布斯克州城市。

[15] Sigismund Augustus（1520—1572），即雅盖隆王朝的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特，波兰国王及立陶宛大公（1548—1572年在位）。

[16] Podlachia（波兰语作Podlasie），历史地名，其北部位于今波兰东北部的波德拉谢省境内。

[17] Jan Matejko（1838—1893），19世纪波兰画家，以描绘波兰历史上著名政治和军事事件著称。

[18] Mikalojus Radvilas（波兰语作Mikołaj Radziwiłł，1512—1584），立陶宛贵族、维尔纽斯总督伯爵，外号“红人”。他曾在波兰-立陶宛联邦成立前后担任立陶宛大公国的军政要职。

[19] Kostiantyn Ostrozky（1526—1608），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的一位罗塞尼亚王公。他是1569年卢布林联合谈判中事实上的乌克兰领袖，被视为16世纪乌克兰文化和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人物。

[20] Volodymyr，即今乌克兰西北部城市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Volodymyr-Volynsky）。

[21] Janusz，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贵族，康斯坦蒂之子。他是联邦中最富有的人之一。

[22] Mykhailo Vyshnevetsky（1529—1582），16世纪时期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罗塞尼亚贵族。

[23] Mikalojus Radvilas the Black（波兰语作Mikołaj Krzysztof Radziwiłł，1515—1565），与其堂兄“红人”一样担任立陶宛大公国许多军政要职。

[24] Brest，亦作布格河上的布列斯特（Brest-on-the-Bug）或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今白俄罗斯西南部城市。

[25] Ostrih，亦作Ostroh，今乌克兰西部城市。1581年，史上第一部全本教会斯拉夫语《圣经》在这里出版。

[26] Herasym Smotrytsky（？—1594），出生于波多里亚，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乌克兰作家、学者，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之父。奥斯特罗斯基邀请他到奥斯特里赫学术圈，并成为领袖之一。

[27] Zaslavskys（波兰语作Zasławscy），波兰-罗塞尼亚贵族世家。

[28] Tomasz Makowski，16世纪末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名著名雕版师。

[29] Kaniv，今乌克兰中部城市。

第8章

哥萨克人

15至16世纪间，乌克兰草原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基辅罗斯时代之后，边境拓殖线第一次停止了向普里皮亚季沼泽和喀尔巴阡山脉方向的后撤，开始向东和向南推进。语言学研究表明，乌克兰的两大方言体系波利西亚[1]方言和喀尔巴阡-沃里尼亚方言从西方和北方开始融合，并各自向东、向南移动，创造出第三个方言体系——草原方言。草原方言区域如今覆盖了从西北部的日托米尔[2]和基辅到东部的扎波罗热[3]、卢甘斯克[4]和顿涅茨克[5]的地区，并向东南延伸到今俄罗斯境内的克拉斯诺达尔[6]和斯塔夫罗波尔[7]一带。这种方言的融合在整体上反映了人口的流动。

这种巨变的根源就在草原自身。金帐汗国内部从14世纪中叶开始的纷争导致汗国在15世纪中叶解体。其继承者克里米亚汗国[8]、喀山汗国[9]和阿斯特拉罕汗国[10]无一能够重新统一故土，其中一些甚至失去了独立地位。1449年，克里米亚汗国在成吉思汗的一位后裔哈吉·德乌来特·格莱[11]的领导下从金帐汗国独立出来。哈吉·德乌来特建立的格莱王朝一直延续到18世纪，但其领土未能一直保持独立。1478年，克里米亚汗国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臣属。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由突厥人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国家，在14、15世纪间取代了拜占庭，成为地中海-黑海地区西部的主要强权。奥斯曼人在1453年将伊斯坦布尔（从前的君士坦丁堡）变成他们的首都，并在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卡法（今费奥多西亚）建立起他们的主要据点，实现了对克里米亚南部沿海地区的直接统治。格莱王朝掌握着克里米亚山区以北的草原以及乌克兰南部诸游牧部落。16世纪中，诺盖汗国成为这些部落中的最强大者。

奥斯曼人出于安全考虑和商业利益来到这里。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奴隶。奴隶贸易向来对这片地区十分重要，但在此时更占据了统治地位。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规只允许非穆斯林成为奴隶，并鼓励解放奴隶，因此一直对无偿的劳动力有需求。诺盖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对这种需求做出了回应，将他们掳掠奴隶的范围扩大到黑海大草原以北，甚至还经常深入乌克兰和莫斯科大公国而不是止步于边境地区。奴隶贸易带来的收益成为诺盖人的畜牧业经济和克里米亚人的畜牧业及定居农业经济的补充。于是不好的收成就意味着对北方更频繁的袭扰，以及更多运回克里米亚的奴隶。

鞑靼人前往定居地区掳掠奴隶使用的5条路线都经过乌克兰。其中德涅斯特河以东的两条经西波多里亚通往加利西亚，南布赫河对岸的两条经西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再通往加利西亚，最后一条经过以哈尔基夫[12]为中心、后来被称为斯洛博达乌克兰[13]的地区，通往莫斯科大公国南部。如果说对谷物的需求是乌克兰地区在16世纪融入波罗的海贸易圈的原因，那么这一地区与地中海贸易圈的联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鞑靼人对奴隶的掳掠。乌克兰人占黑海以北草原边缘地带人口的绝对多数，并为种植谷物深入了草原，因此成为严重依赖奴隶的奥斯曼帝国经济体系最主要的目标和牺牲品。克里米亚东北的俄罗斯族则紧随其后。

立陶宛的米沙隆（迈克尔，Michael）[14]是一位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作者。他曾访问克里米亚，并引用他与一名当地犹太人的对话对此地的奴隶贸易规模进行了描述：这名犹太人“看到我们的同胞常年不断地被作为俘虏运到那里，多到不可胜数，于是他问，我们的土地上是否同样人口繁多，这么多人到底从何而来”。据估计，在16、17世纪间被运到克里米亚奴隶市场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数量在150万到300万之间。这些奴隶的命运各不相同。大部分男性奴隶会被送到奥斯曼帝国的大船上或田地里工作，而许多女奴则成为家中的仆役。勉强要说的话，也会有一些人交上“好运”。一些有天赋的年轻人在帝国政府里谋得职位，但其中大多数都成了宦官。一些女子则被送入苏丹和帝国高级官员们的后宫。

一名乌克兰女子成了最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在位）[15]的妻子，在历史上以罗克索拉娜[16]之名为人所知。她的儿子也成了苏丹，即塞利姆二世[17]。被称为许蕾姆苏丹的罗克索拉娜支持穆斯林社会的慈善事业，并出资兴建了奥斯曼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距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不远的许蕾姆苏丹公共浴场（Haseki Hürrem Sultan Hamamı）就是其中之一，由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建筑师米马尔·锡南[18]设计。在过去的200年间，罗克索拉娜成为乌克兰和土耳其许多小说和电视剧的女主角。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她的一生和成就只是一个例外，而非常规。

鞑靼人的袭击和奴隶贸易在乌克兰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奴隶的命运是无数“杜马”（dumas，一种用于演唱的乌克兰史诗）的主题。这些“杜马”哀悼囚笼中人的命运，描述他们如何逃脱克里米亚奴隶贸易，并颂扬解救和解放奴隶的人。诗中的民间英雄被称为哥萨克人。他们对鞑靼人作战，远征大海对抗奥斯曼人，并确实经常为奴隶们带来自由。

哥萨克人是谁？答案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年代。可以确认的是第一批哥萨克人是游牧者。“哥萨克”这个词本身来源于突厥语，根据语境的不同可以指一名护卫、一名自由人或一名强盗。第一批哥萨克人三者兼具。他们结成小规模的群体，居住在他们的定居点或部落营地之外的草原上。草原之外的哥萨克人以捕鱼、狩猎和抢掠为生。草原上纵横分布着许多商路，那些没带足护卫就铤而走险来到草原的商旅成为早期哥萨克人抢掠的对象。正是从一起这样的商旅遇袭事件中，我们第一次知道了草原上哥萨克人的存在。这些哥萨克人并非来自东方或南方，而是来自北方立陶宛大公国境内的定居地区。

1492年，即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登陆被他称为圣萨尔瓦多的加勒比海岛那一年，也是斐迪南国王[19]和伊莎贝拉女王[20]签署命令将犹太人从西班牙驱逐出去那一年，哥萨克人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根据克里米亚可汗发给立陶宛大公亚历山大一世[21]的一封谴责函所述，来自基辅和切尔卡瑟[22]的大公的子民俘虏并掠夺了一艘鞑靼人的船，地点可能是第聂伯河下游。对这些人是不是他的子民或是否真的进行了一次草原式的拦路抢劫，大公没有提出疑问。他要求边境地区（此处他的用词是“乌克兰”）官员对可能参与这次袭击的哥萨克人进行追查，并下令将袭击者处死，将其财产（其中显然包括那些偷来的货物）转交给可汗的代表。

就算亚历山大一世的命令得到了执行，也并没有产生长期的效果。第二年，克里米亚可汗再次指责切尔卡瑟的哥萨克人袭击了一名莫斯科大公国的使节。1499年，哥萨克人出现在第聂伯河河口，洗劫了位于奥恰基夫[23]的鞑靼人要塞周边地区。为了阻止哥萨克人从第聂伯河顺流而下直抵黑海的攻击，可汗甚至考虑用铁链将奥恰基夫附近的第聂伯河封锁起来。这个计划似乎从未真正实施，或者从未对哥萨克人的活动造成影响，而可汗向大公发出的抱怨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立陶宛大公国边境地区的官员一面尝试阻止哥萨克人的劫掠，一面又要利用他们来保护边境不受鞑靼人的威胁。1553年，大公派王公米哈伊洛·弗什涅维茨基——切尔卡瑟和卡尼夫地方长官——前往第聂伯河险滩以南地区修建一座小型要塞，以阻止哥萨克人的袭击波及第聂伯河更下游的地区。弗什涅维茨基则任命他的哥萨克仆从来完成这项任务。毫不意外，克里米亚可汗将这座哥萨克要塞视为对其国土的侵犯。四年后，可汗派出一支军队，打算将弗什涅维茨基从他的堡垒里赶走。在民间文化中，弗什涅维茨基王公被视为第一位哥萨克“统领”（hetman，波兰军队对其最高指挥官的称呼）和对抗鞑靼人与奥斯曼人的无畏战士，成为大受欢迎的英雄。

到了16世纪中叶，基辅以南的地区已经遍布定居点。“而基辅一带，上天垂顾，欣欣向荣，人丁也十分兴旺，因为包律司忒尼斯河和它的支流两岸到处都是人口繁盛的城镇和村庄。”立陶宛的米沙隆写道。他还对定居者的来历做出了解释：“一些人或为了逃离父辈的威权，或为了逃离奴役、兵役，或为了逃离犯罪（的处罚）、债务，或其他什么；还有一些人则是受到（此地的）诱惑而来，以春天为甚，因为这里有更多的猎物和更广阔的土地。另外，在此地的要塞中碰过运气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愿回去。”根据迈克尔的记述，哥萨克人以抢劫手段来补充他们的渔猎收益。他曾写到一些破败肮脏的哥萨克棚屋里却“装满昂贵的丝绸、珍稀的宝石、黑貂皮和其他毛皮，还有香料”。他发现：在这里“丝绸比在维尔纽斯更便宜，胡椒价格比盐还低”。这些精美和奢华的商品正是商人们从奥斯曼帝国运往莫斯科大公国或波兰王国的货物。

尽管最早的哥萨克人居住在普里皮亚季河和第聂伯河沿岸的城镇中，到了16世纪末期，本地农民的加入却使哥萨克群体大为膨胀。这种人口流入终结了人们对哥萨克人的政治、族群和宗教身份的种种猜测——他们到底是克里米亚和诺盖鞑靼人，还是大公和国王们的乌克兰子民，甚或一个杂糅各种民族和信仰的混合体？哥萨克人中的绝大多数是乌克兰人。他们为了免于历史学家们所谓的“二次农奴化”，离开了大小贵族们巨大的封地（大庄园）来到这里。如本书第7章所述，显贵们和其他上层阶级承诺有限期的免税政策，以吸引人们到他们在乌克兰边境新获得的土地上定居，因为这里并不安全，一直受到鞑靼人袭击的威胁。政策到期之后，许多农民为了继续避税，向危险重重的草原更深处迁移。他们中不少人加入了哥萨克群体，其社会诉求也变得更加激进。

如上一章所述，在托马斯·马可夫斯基的地图上，乌克兰是第聂伯河中游沿岸的草原边境。对乌克兰进行垦殖是沃里尼亚王公和第聂伯河哥萨克人的共同目标。1559年，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成为基辅总督，也就是广大的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的长官。他的管辖范围一直延伸到卡尼夫和切尔卡瑟，管理哥萨克人也成为他的责任之一。对不断发展的草原垦殖来说，哥萨克人对鞑靼人和奥斯曼人的劫掠式攻击既是一种保障，也是一种阻碍。奥斯特罗斯基首先做出了将哥萨克人纳入军事体系的努力。这种做法与其说是让哥萨克人成为战斗力量，倒不如说是为了让他们离开第聂伯河险滩以南地区，并对这群桀骜不驯的家伙建立起某种控制。由于利沃尼亚战争，立陶宛大公国与莫斯科沙皇国的边界上对兵员的需求日益增长，于是一些哥萨克部队在16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其中一支部队拥有多达500名战士。

此前哥萨克人只是为边境官员服务的民兵，如今被重新组织成听命于军官的部队，这开启了哥萨克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在册哥萨克”这个词从此出现。被纳入军队并进入“册籍”的哥萨克人可免缴税赋，并不受地方官员管辖，此外还有军饷可拿。自然，希望进入册籍的人不在少数，但波兰王室招募的人数有限，且军饷和各种优待也仅在现役时才有效。一些人一开始就未能入册，或在某次战争或战役之后被注销册籍。他们拒绝放弃在册身份，导致了哥萨克人与边境官员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哥萨克人注册制为政府解决了一个麻烦，却带来了另一个。

1590年，波兰-立陶宛联邦议会批准创建一支1 000人的在册哥萨克部队，以保护乌克兰边境不受鞑靼人攻击，同时保护鞑靼人不受不在册的哥萨克人攻击。虽然国王发布了必要的命令，却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到了1591年，第一次哥萨克叛乱已经席卷了乌克兰。在此之前，哥萨克人袭扰的还是奥斯曼人的地盘，包括克里米亚汗国、摩尔达维亚公国[24]（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和黑海海滨地区，现在他们却将矛头掉转向内。哥萨克叛乱针对的并非国家，而是他们自己的“教父”，即沃里尼亚的王公们，尤其是雅努什·奥斯特罗斯基（波兰语作奥斯特罗格斯基）王公和他的父亲康斯坦蒂。雅努什是比拉采尔科瓦[25]的地方长官，此地既是一座城堡，也是基辅以南的一个哥萨克要塞。康斯坦蒂则作为基辅总督“监督”其子的行动。奥斯特罗斯基父子完全掌握着这片地区的大权，并一心通过从下层贵族手中攫取土地以扩大自己的地盘。没有任何本地贵族敢于挑战这两位强大的王公。

克里什托夫·克辛斯基[26]是被奥斯特罗斯基家族欺压的贵族中的一位，同时也是一名哥萨克统领。当雅努什夺走克辛斯基经国王授权拥有的土地时，克辛斯基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向国王申诉上，而是聚集起他的哥萨克部众，袭击了小奥斯特罗斯基的权力中心比拉采尔科瓦城堡。奥斯特罗斯基家族和沃里尼亚另一位王公亚历山大·弗什涅维茨基[27]召集起一支私人军队，最终击败了克辛斯基。这些王公没有向王室请求援助，自行镇压了叛乱。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哥萨克人的“教父”们在惩罚自己的“孩子”时，却借助了其他听命于他们的哥萨克人的力量。奥斯特罗斯基手下最有名的哥萨克统领无疑是塞维伦·纳里瓦伊科[28]。塞维伦率领奥斯特罗斯基部下的哥萨克人对克辛斯基的部队作战，又将流散在波多里亚草原的哥萨克人聚集起来，带领他们尽可能远离奥斯特罗斯基的产业。

奥斯特罗斯基家族对哥萨克叛乱的控制和操纵毕竟是有限的。哥萨克人会选举自己的统领，并跟随他走上战场，但只要征战结束，而统领的所作所为有违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不惮于将他废黜甚至处死。当时的哥萨克人极为分化，并不限于在册和不在册之别。在册的哥萨克人来自哥萨克人中的有产阶级，其成员居住在基辅和切尔卡瑟之间的城镇和定居点里。他们有机会通过向王室效劳获得特别的权利。然而另有一个哥萨克群体，即扎波罗热哥萨克，其成员从前多为农民。他们在第聂伯河险滩以南的岛屿上修筑了一个被称为“锡奇”（Sich，得名自他们用来防御的栅栏）的设防定居点，远离王室官员的管束。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袭扰大都由他们造成。在动荡时期，扎波罗热哥萨克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心怀不满而从草原逃离的镇民和农民。

纳里瓦伊科受奥斯特罗斯基的委派管理哥萨克的“乌合之众”（这些人大部分是逃亡的农民），并很快与桀骜不驯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结成了不稳定的同盟。到了1596年，他已经自行其是，不再听从奥斯特罗斯基的命令，并领导了一场新的叛乱，比克辛斯基叛乱规模更大。16世纪90年代初的几年歉收导致了灾荒的发生。更多农民在饥饿的驱使下逃离贵族的田产，加入哥萨克人的序列。这一次王公们的部众已不足以镇压叛乱，于是他们召来了由波兰陆军指挥官率领的王室军队。1596年5月，波军围困了哥萨克人在第聂伯河左岸地区的营地。“老”哥萨克（那些来自城镇的哥萨克人）倒戈攻打“新”哥萨克，并将纳里瓦伊科献给波兰人以求赦免。纳里瓦伊科最终在华沙被处死。在哥萨克编年史作者和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眼中，这个曾为王公仆从的哥萨克叛党是一位为哥萨克人和东正教事业献身的烈士。歌颂过纳里瓦伊科的诗人中包括孔德拉季·雷列耶夫[29]，他在1826年同样因领导一场反抗威权的叛乱而被处死。

在16世纪末，将哥萨克人纳入对外政策考量的不仅有波兰-立陶宛联邦和奥斯曼帝国，甚至也包括中欧和西欧的各种势力。159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尔夫二世[30]的使节埃里希·冯·拉索塔（Erichvon Lassota）拜访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并提议他们加入他的君主对奥斯曼人的战争。三年后，教皇的使节亚历山德罗·科莫略（Alessandro Comuleo）也为类似的目的来到这里。这些访问没有收到什么成果，只留下了科莫略的书信和拉索塔的日记。两人记述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锡奇中的民主秩序，增加了我们对早期哥萨克历史的了解。但此时哥萨克人已进入维也纳和罗马的视野，很快也将吸引来远自巴黎和伦敦的目光，对莫斯科而言则将是一个重要威胁。

乌克兰哥萨克人在16世纪50年代开始为莫斯科沙皇伊凡雷帝效力，成为他们登上国际舞台的开端。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他们不请自来，出现在莫斯科。莫斯科沙皇国此刻正身陷一场被称为“动荡之年”[31]的经济、王朝和政治危机，一片混乱。危机开始于16、17世纪之交的一连串毁灭性饥荒。饥荒的部分原因则是今天被称为“小冰河时期”的低温气候，它从1350年左右一直延续到1850年左右，长达500年，并在17世纪初左右达到顶峰。这场危机在最不凑巧的时候袭击了莫斯科沙皇国，因为此时莫斯科的留里克王朝君主已经绝嗣，众多贵族集团正为新君主的正统性问题而争论不休。直到1613年第一位罗曼诺夫王朝沙皇被推上莫斯科的君位，王朝危机才宣告结束。然而在危机结束前，许多候选人都试图在政治上一试运气——其中还有一些人自称伊凡雷帝的在世亲属，被称为“觊觎者”——由此为外国的干涉打开了大门。

哥萨克人在这段漫长的过渡期中支持过两个莫斯科君位的觊觎者——伪德米特里一世[32]和伪德米特里二世[33]。当波兰王室大统领斯坦尼斯拉夫·茹乌凯夫斯基[34]在1610年向莫斯科进军时，多达1万名哥萨克人加入了他的军队。尽管三年后米哈伊尔·罗曼诺夫[35]（延续到1917年革命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创者）被推选为沙皇，但哥萨克人并没有停止他们对莫斯科事务的介入。1618年，一支2万人的乌克兰哥萨克军与波兰人合兵进军莫斯科，并在围城战中攻占了这座首都的一部分。最终基于一份对波兰王国有利的协议，哥萨克人帮助结束了这场战争。协议的一条内容是将立陶宛大公国在16世纪初输掉的切尔尼戈夫地区划归波兰。到17世纪中叶，切尔尼戈夫将成为哥萨克世界的重要部分。然而，与之前各种时候一样，哥萨克人对波兰国王的外交事务既是助力，也是障碍。在其与莫斯科人的战争中，波兰-立陶宛联邦一直未能获得其希望的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哥萨克人持续不断的海上行动和对奥斯曼帝国海滨地区的攻击。

1606年，哥萨克人乘坐他们被称为“海鸥”（chaiky）的长船顺第聂伯河而下进入黑海，攻打了奥斯曼人在黑海西岸最坚固的堡垒之一瓦尔纳[36]。1614年他们洗劫了黑海东南岸的特拉布宗[37]，下一年更是进入了伊斯坦布尔的金角湾（Golden Horn）并在城郊大掠，正如维京人在约750年前所做的那样。不过，维京人同时也与君士坦丁堡进行贸易，而哥萨克人的行动更类似从地中海到加勒比海的海盗们对沿海地区的袭击。他们的目的在于抢劫和复仇，也在于解放在苦难中煎熬的奴隶（正如乌克兰民歌所描述）。1616年，哥萨克人攻打了位于克里米亚海岸的主要奴隶贸易中心卡法，并释放了那里的所有囚徒。

看到哥萨克人对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不断攻击，帝国的苏丹、他的宫廷以及各国使节都感到震惊。基督教君主们终于能严肃地将这些袭击者视为其对奥斯曼帝国战争中的潜在同盟。法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塞西伯爵菲利普·德阿尔莱（Philippe de Harlay of Césy）在1620年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信中写道：“尽管哥萨克人力量弱小，但他们每一次从黑海上接近此地都能取得惊人的收获。人们甚至传言：尽管大君主（苏丹）费尽力气派出几艘战船前去迎敌，他们仍然需要用棍棒敲打，才能强迫奥斯曼士兵与哥萨克人战斗。”

在菲利普伯爵向他的国王通报奥斯曼人无力控制哥萨克人海上攻势的同时，16岁的苏丹奥斯曼二世的顾问们却在思索如何能两面作战——他们在陆地上要对付波兰军队，在海上要应付哥萨克人。1620年夏天，奥斯曼帝国军队向今摩尔多瓦境内的普鲁特河[38]进军，攻击波兰-立陶宛联邦。后者的军队中包括波兰和乌克兰大贵族们私人的哥萨克部队。奥斯曼人此举表面上是为了惩罚波兰-立陶宛联邦没有控制哥萨克人对奥斯曼帝国的袭击，其真实目的却宏大得多——他们希望保护这一地区的奥斯曼属国不受波兰-立陶宛联邦日益增强的势力影响。1620年9月，在今天摩尔多瓦-罗马尼亚边界上的小镇楚措拉[39]，战斗在人数约为1万的波兰军队与据估计两倍于他们的土耳其人之间爆发了。战斗持续了20天，以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惨败结束。

由于波兰-立陶宛联邦没有常备军，这一场败仗让其宫廷和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恐慌。每个人都认为奥斯曼人将继续进军波兰，而奥斯曼人也的确这样做了。第二年，一支庞大得多的奥斯曼军队（据估计有12万人）在苏丹的亲自率领下，穿过摩尔多瓦向波兰-立陶宛联邦进发。他们遭遇了一支约有4万人的联邦军队，其中半数为乌克兰哥萨克人。这支军队由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40]率领。此人是1616年哥萨克人攻打卡法时的英雄，也是1618年他们进军莫斯科时的指挥官。战斗在被奥斯曼人围困的要塞霍京[41]附近的德涅斯特河两岸发生，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霍京之战结束时并未分出明显的胜负，但这一未定结果在华沙被视为波兰王国的胜利。波兰人在自己的边境上阻挡了奥斯曼大军，并签下了一份不含割地条款的和约。每个人都清楚，没有哥萨克人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哥萨克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联邦的宠儿（虽然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战争结束不久后出版的书籍上，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已被视为波兰最伟大的战士之一。他的纪念碑如今位于基辅的波迪尔区（Podil），就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尽头。

有了在霍京之战中的军事成就，哥萨克人得以重新提出自己在联邦中的政治和社会诉求。他们的主要要求是让哥萨克军官们获得贵族地位（如果不能让整支部队都成为贵族的话）。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因在霍京之战中受伤，于1622年在基辅去世。他去世时，基辅兄弟会学校教师卡西安·萨科维奇[42]为这位哥萨克统领作了悼亡诗，很快得到基辅洞穴修道院的出版。卡西安在诗中称颂哥萨克人为基辅罗斯时代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基辅王公们的继承人。据他看来，哥萨克人为“金色自由”而战，也配得上这样的自由。“金色自由”是一个隐语，所指正是联邦贵族阶层所享受的权利与自由。“所有人都为得到它而努力奋斗，”萨科维奇写道，“然而它不能为每个人享有，唯有祖国和主公的保卫者才配得到它。骑士凭其在战斗中的勇气撷取这一荣耀——他们付出的是鲜血而不是钱财。”将哥萨克人视为骑士让他们离跻身于贵族行列仅有一步之遥。

哥萨克人的社会诉求并没有实现。他们进入联邦议会（仅限贵族）参加国王推选的企图在1632年被断然拒绝。在这一耻辱之前，他们刚刚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失利。当局在1625年和1630年两次镇压了哥萨克人的叛乱。霍京之战时，他们有2万名战士，之后在册哥萨克人数先是被压缩到6 000人，后来又改为8 000人。哥萨克人在1637年和1638年再度揭竿而起，却又一次被王室军队击败。他们声称自己不仅为哥萨克的自由而战，也为东正教信仰而战。这一做法在最初为他们赢得了支持，但政府采取了容纳东正教会的政策，让哥萨克人与教会之间的纽带越来越难以维系。1630年还有部分基辅教士支持哥萨克人，到了1637年和1638年，教会已对他们的诉求充耳不闻，这令哥萨克人深感自己遭到背叛。洞穴修道院出版的颂词也不再为哥萨克统领们歌唱，转而开始赞美曾对哥萨克人作战的东正教贵族们。

1637年和1638年对哥萨克叛乱的镇压令当局开始尝试某种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他们的设想很简单：哥萨克战士们必须接受国王任命且信任的统领，必须融入联邦的法律和社会结构，才能获得合法的身份。1638年的哥萨克法令在满足哥萨克上层军官的要求方面走得太远——它将哥萨克视为一种独立的身份，拥有不受服役期限制的专属特权和待遇，其中包括将身份和地上财产传给子孙的权利。当局对这种新获承认的身份实行准入控制，限制国民中其他阶层成为哥萨克，尤其限制了那些在草原边境城镇中与哥萨克们比邻而居的城镇居民。

不仅如此，波兰当局还将在册哥萨克人的数量压缩到6 000人，仅为1625年名额的一半，并将他们置于波兰军队最高指挥官王室大统领的管辖之下。哥萨克长官和6名哥萨克团长（colonel）都是波兰贵族。而哥萨克人在哥萨克部队中能得到的最高军衔仅仅是上尉。在扎波罗热的锡奇（第聂伯河险滩以南那座哥萨克叛军堡垒），6个哥萨克团只能轮流驻守。为了阻止哥萨克人的海上军事行动并改善与奥斯曼人的关系，当局还重建了第聂伯河险滩上游的可达克（Kodak）要塞。这座要塞最初建于1635年，但在后来被哥萨克人烧毁。被当局派去监督重建工程的是法国工程师纪尧姆·勒瓦瑟·德·博普朗[43]，他在1639年绘制了第一张乌克兰地图，即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草原边境地区地图，其中包括波多里亚、布拉茨拉夫[44]和基辅等省份。博普朗绘制了大量乌克兰地图，让“乌克兰”这个词在17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制图师群体中得到普及。

哥萨克人被平定并在部分程度上得到接纳，第聂伯河不再是向黑海发动军事攻击的通道，扎波罗热的锡奇也处于控制之下，这让波兰-立陶宛联邦进入了被称为“黄金和平”的十年。在这段时期，草原边境地区不断得到垦殖，贵族们的地产和庄园也不断扩大。为追逐此地迅速增长的经济机遇，更多的权贵、农民和充当中间商的犹太定居者来到这里，为乌克兰带来了人口增长。人们将会发现，这一切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一次规模比从前大得多的哥萨克叛乱正在酝酿之中。

哥萨克人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他们曾经是在基辅南方草原上活动的小股渔民和猎人，后来成为草原边境新土地的垦殖者；他们曾经是为王公们效力的私人武装，后来作为一支独立部队的军人而受到外国人的尊重；他们曾是难民和冒险者，后来成为一个联系严密的军事组织，自视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并向当局要求比金钱更多的东西——对他们战士身份的承认。只有设法接受哥萨克人提出的社会诉求，波兰当局才有可能从哥萨克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潜力中获益。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会一再告诉我们：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1] Polisian，亦作Polissian，Polesian，Polesie，东欧地理和历史名词，包括今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北部部分地区。

[2] Zhytomyr，乌克兰西北部日托米尔州首府。

[3] Zaporizhia，乌克兰中东部扎波罗热州首府。

[4] Luhansk，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首府。

[5] Donetsk，乌克兰东南部顿涅茨克州首府。

[6] Krasnodar，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库班河河畔，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首府。

[7] Stavropol，俄罗斯西南部斯塔尔罗波尔边疆区首府。

[8] Crimean Khanate，存在于1430年至1783年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国家，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及其以北地区。

[9] Kazan Khanate，存在于1438年至1552年，范围在伏尔加保加利亚区域，即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和鞑靼斯坦共和国一带。

[10] Astrakhan Khanate，1466年至1556年间存在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一带的小汗国。

[11] Haji Devlet Giray（？—1466），克里米亚汗国奠基人，拔都的弟弟秃花帖木儿的后人。

[12] Kharkiv，亦作哈尔科夫（俄语），今乌克兰东北部哈尔基夫州首府。

[13] Sloboda Ukraine，见导言注。

[14] Michalon the Lithuanian，亦作Michalo Lituanus，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作者，生平不详，著有《鞑靼人、立陶宛人和莫斯科人风俗》一文。

[15]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494—1566），即苏莱曼一世。他在位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进入极盛期。

[16] Roxolana（约1502—1558），亦作Roxelana，在土耳其被称为许蕾姆苏丹（Hürrem Sultan），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女性之一。

[17] Selim II（1524—1574），1566—1574年在位，被称为“酒鬼塞利姆”。

[18] Mimar Sinan（约1489/1490—1588），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塞利姆二世及穆拉德三世的首席建筑师及工程师。他在50年间负责监督及建造了奥斯曼帝国许多主要建筑。

[19] Ferdinand II of Aragon（1452—1516），阿拉贡国王（1479—1516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国王（1474—1504年在位）。通过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在1474年的婚姻，斐迪南二世成为统一的西班牙的第一位国王。

[20] Isabella I of Castile（1451—1504），卡斯蒂利亚女王（1474—1504年在位）。她和丈夫斐迪南二世在1479—1504年间是统一的西班牙地区的共治君主。

[21] 指雅盖隆王朝的立陶宛大公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 Jagiellon，1461—1506），卡齐米日四世之子。他在1492年成为立陶宛大公，在1501年成为波兰国王。

[22] Cherkasy，今乌克兰中部城市，切尔卡瑟州首府。

[23] Ochakiv，今乌克兰南部黑海海滨小城。

[24] Moldavia，东欧历史上的一个公国，形成于14世纪，在1859年与瓦拉几亚公国（Wallachia）合并，成为现代罗马尼亚的前身。

[25] Bila Tserkva，今乌克兰基辅州城市。

[26] Kryshtof Kosynsky（？—1593），16世纪乌克兰帕得拉夏地方贵族，扎波罗热哥萨克统领。他领导了两次哥萨克叛乱，最终在1593年战败被杀。

[27] Oleksandr Vyshnevetsky（约1560—1594），米哈伊洛·弗什涅维茨基之子。

[28] Severyn Nalyvaiko（？—1597），乌克兰哥萨克统领，1594—1596年间纳里瓦伊科哥萨克叛乱的领袖，乌克兰民间文学中的英雄。他于1597年在华沙被处死。

[29] Kondratii Ryleev（1795—1826），俄国诗人、出版商、十二月党人领袖之一。他在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中被俘，并于1826年7月25日被处绞刑。原文作1825年，疑有误。

[30] Rudolf II（1552—1612），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76—1612年在位）。

[31] Time of Troubles，亦称“动乱时代”“空位时期”，指俄罗斯历史上1598年费奥多尔一世去世到1613年米哈伊尔一世登基间的混乱时期。

[32] False Dmitrii I（约1582—1606），全俄沙皇（1605—1606年在位），自称是伊凡雷帝的幼子。他在1606年5月17日被暴动者杀死。

[33] False Dmitrii II（？—1610），出现于1607年，自称在1606年暴动中死里逃生的伊凡雷帝幼子（伪德米特里一世）。他在被波兰人废黜后于1610年被其部下杀死。

[34] Stanisław Żółkiewski，1547—1620），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的波兰贵族、军事家。他从1588年起成为王室陆军统领，并在1613年成为王室大统领，取得了对莫斯科公国、奥斯曼帝国和鞑靼人的许多胜利。

[35] Mikhail Romanov（1596—1645），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位沙皇米哈伊尔一世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1613—1645年在位）。其父是伊凡雷帝的中央顾问。

[36] Varna，黑海西岸城市，今属保加利亚。

[37] Trabzon，黑海东南岸城市，今属土耳其。原文作“西南岸”，有误。

[38] Prut River，多瑙河支流，发源于乌克兰境内，流经乌克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

[39] Țuțora，今属罗马尼亚。

[40] Petro Konashevych-Sahaidachny（约1582—1622），乌克兰军事家、政治家、民间领袖，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统领（1616—1622年在任）。他将松散的哥萨克部队改造为一支正规军。

[41] Khotyn，乌克兰西部城市，位于德涅斯特河右岸。

[42] Kasiian Sakovych（约1578—1647），乌克兰教士、哲学家，曾任基辅主显兄弟会学校（Kyiv Epiphany Brotherhood School）校长。

[43] Guillaume Levasseur de Beauplan（约1600—1673），法国制图师、工程师和建筑师。

[44] Bratslav，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的省份之一，首府在今乌克兰西南部城市布拉茨拉夫。

第9章

东方的变革

关于当代乌克兰有许多成见，其中之一即是其割裂国家的形象——它被分为东正教东方和天主教西方两部分。塞缪尔·亨廷顿[1]销量最大的作品《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有一张地图，其中的东西方基督教文明分界线正好穿过乌克兰，将这个国家的西部地区，包括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划入天主教一侧，而乌克兰其他部分则被归于东正教地区。这张地图的问题在于，如果你按图索骥，你会发现这个国家里被这条线归为天主教一侧的地方几乎没有罗马天主教的痕迹。沃里尼亚是一个东正教占绝对优势的地区，而加利西亚的天主教徒虽然众多，却未占绝对多数。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将加利西亚的天主教堂和礼拜仪式与东正教的区别开来，因为大多数乌克兰天主教徒也使用东正教的仪轨。

我们不应苛责制图师。在乌克兰这样的国家，画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异常困难的。所有文化的边境地区都是如此，但在乌克兰，一个杂糅东西方基督教元素的混合型教会的存在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它起初被称为“联合教会”[2]，这个名字反映出其综合各种元素的初衷。今天这个教会被称为“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希腊”一词表示其使用拜占庭仪轨）或被简称为“乌克兰天主教会”。它在体制上对基督教世界最古老的鸿沟之一进行了弥合，并远比其他弥合的尝试来得成功。这个教会诞生于16世纪晚期。此时正值西方政治和宗教模式向东推进并逐渐因应东正教故土的时期。然而本土社会的抵抗及其不断增长的自我认同常常伴随着这一过程。对西方潮流的接受与抵抗在乌克兰东正教信仰中得到体现。17世纪上半叶，这一信仰系统为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罗斯东正教会中的亲西方运动开始于16世纪90年代初，起因是基辅都主教区陷入的一场危机。教会拥有大量的田产，贵族阶层也将教会职位视为其子嗣们的择业良选。这些职位的竞逐者往往对宗教本身无甚兴趣，却热衷于教会的财富。因此，主教们和大修道院的掌院[3]们往往在教会的世俗恩主的帮助下从国王手中得到任命，甚至不需要发修道誓愿。牧师们只受过最基本的教育，连主教也往往如此。即使他们希望学习更多知识，也无门可入。与此同时，加尔文教和天主教的学校和学院却开始向东正教贵族的子嗣们敞开大门，耶稣会[4]学校尤其如此。其中之一设于维尔纽斯，距白俄罗斯边界不远，很快将成为一所高等学院。另一所则建立于加利西亚的小镇雅罗斯拉夫[5]。

与欧洲其他地方新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开始前的普遍形势相比，基辅都主教区的情况并无太大不同。从许多方面来看，一切都还正常，但东正教会的精英阶层开始嗅到危机的气味。在耶稣会的学校和学院的帮助下，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天主教会此刻正忙于对自身进行再造，这对尚在故步自封的东正教信仰暗暗构成一种挑战。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王公周围的圈子发起的出版和教育事业是对这种挑战的最早回应。乌克兰各大城市中的东正教工商业兄弟会对教会事务的局势同样关切。其中最富有也最有影响力的利维夫兄弟会对本地东正教主教的权威发出了挑战，认为此人腐化不堪，是他们与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徒做交易时的一个不利因素。利维夫市民在1586年成功摆脱了其主教的支配。他们没有坐等主教行动，又在1591年开办了自己的学校。

东正教会的主教们此时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局。在这个以天主教为主的联邦中，他们的地位低于那些天主教主教。后者是上议院的成员，并拥有直达国王的渠道。（奥斯特罗斯基和其他王公们则认为他们才是教会的真正主宰。）兄弟会已经公开作乱，打破了主教对传授教会规训的垄断。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没有向他们施以援手，反而将乱党们置于自己羽翼之下（这些乱党知道如何打动这位急需资金的牧首）。然而，与罗马联合的主意突然为这个困局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东正教会大主教共同接受的教会联合设想基于1439年佛罗伦萨天主教会—东正教会会议[6]所提出的一种模式。拜占庭帝国当时日薄西山。皇帝和牧首为使帝国能抵挡奥斯曼人的进攻已不顾一切。罗马教廷承诺提供帮助，条件是将两个教会联合在教皇权威的领导之下。拜占庭的统治者们同意了这个条件，让他们的教会变成罗马教廷的从属，并以天主教教理代替东正教教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在最重要的“和子说”（拉丁语flioqu）问题上与天主教徒站到了一边，承认圣灵不仅来自圣父，也来自圣子耶稣基督。不过他们仍设法保留了牧师可以结婚的制度、希腊语和拜占庭仪轨。

1595年夏天，两名东正教会主教带着教会主教团写给教皇的信件，踏上了前往罗马的漫长旅程。信中请求教皇同意以与佛罗伦萨联合近似的条件接纳他们加入天主教会。罗马的教皇克雷芒八世[7]接见了这两名客人，并在梵蒂冈的君士坦丁大厅举行仪式，欢迎他们和他们的教会“回归”。两名主教带着教皇的诏书和许多致国王的谕令返回，准备召集一次教会会议，宣布达成联合及将基辅都主教区转归罗马教廷的统辖。国王非常乐意地安排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1596年10月，布列斯特（位于今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交界处）[8]。

看上去这是一笔已经敲定的合作——教皇、国王和主教们都希望合并。问题出在信徒们身上，更准确地说，出在教会利益攸关者的主体上。这些人中有王公奥斯特罗斯基及和他一样信奉东正教的大贵族，有工商业兄弟会的成员们，还有修道院的修士，以及教区神职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大贵族不想失去对教会的控制，因为在宗教改革的年代，那是一笔宝贵的、不容忽视的政治和宗教资产。兄弟会希望改革从下层开始，不愿看到主教们的权力膨胀。一些修道院的掌院——那些不曾发过修道誓愿的修道院管理者——希望继续掌握教会的田产。而一部分修士、教士和普通信徒则无法接受抛弃君士坦丁堡牧首从而背叛神圣的东正教会的行为。改革派和保守派、虔信徒和投机者结成了一个无序却又强大的同盟，让罗马、华沙和东正教会高层的计划蒙上了阴影。

作为也许是乌克兰最有权势的人，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王公决心阻止这次教会合并。为保住罗塞尼亚王公们在联邦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奥斯特罗斯基以东正教信仰为武器与王室权力抗衡，而从主教们的计划来看，合并将让教会脱离奥斯特罗斯基的控制，并削弱他的抗衡能力。奥斯特罗斯基肯定也感受到了对他个人的背叛。两名前往罗马请求合并的主教中，有一名是他的老朋友伊帕季·珀提[9]。奥斯特罗斯基曾说服他放弃政治生涯成为一名主教，以实现改革教会的目标。奥斯特罗斯基向珀提表示：他支持教会合并，条件是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批准。珀提很清楚君士坦丁堡不可能同意，选择了将之抛开。和珀提一同前往罗马的是基里尔·捷尔列茨基[10]。基里尔不仅是一位督主教（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个人代表，负有在本地区维护牧首利益的责任），还是沃里尼亚主教区的主教，而沃里尼亚主教区正是奥斯特罗斯基的大本营。

深感震惊的年迈王公曾派出配备武装的部下拦截两位前往罗马的主教，然而他们逃脱了，毫发无伤。于是奥斯特罗斯基带领一支由东正教贵族和仆从组成的支持者部队前往布列斯特参加教会会议。他也获得了其新教盟友立陶宛贵族们的支持。由于国王下令关闭了镇上的东正教堂，这些立陶宛贵族中的一位主动把自己的宅邸献出来作为会场。国王的代表们同样带着自己的武装部属来到布列斯特。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尚未发生的教会合并不仅可能告吹，甚至会造成流血冲突。

史称“布列斯特会议”的单次事件实际上从未发生，因为它变成了两个会议——一个天主教会议和一个东正教会议。天主教会议的参加者支持合并，他们中有东正教会的都主教和大部分主教。东正教会议由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一名代表主持，参加者包括两名东正教会主教和许多修道院掌院及教区教士代表。他们拒绝加入联合，并发誓继续忠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基辅都主教区由此分裂，其中一部分宣布倒向罗马。这次分裂有着清晰的地理特征：包括利维夫和普热梅希尔在内的加利西亚留在了东正教会内，而沃里尼亚和白俄罗斯的各主教区则支持新的联合教会。这样笼统的描述远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的复杂：宗教忠诚往往导致家族的分裂，而各个教区和修道院也不止一次改变阵营。

布列斯特联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国王仍旧坚持。他只承认两场布列斯特会议中的一场，即支持合并的那一场，并由此认定联合教会为他的国家中唯一合法的东方基督教会。两名主教、数十座修道院、上千座教堂和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东正教信徒如今被认定为违法。东正教贵族们将官司打到了地方议会和联邦议会，宣称王室当局是在对贵族受到保障的宗教自由发动攻击。事实也的确如此。早在16世纪70年代，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死后不久，信仰新教的贵族就将宗教自由变成了每位获选的波兰国王都需要宣誓服从的“条款”里的核心原则。

此时新教贵族们向他们的东正教同侪提供了支持，帮助他们将议会变成了宗教战场，在每一次联邦议会上都提出“接纳奉希腊仪轨的罗斯民族”的议题。然而直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11]在1632年去世前，他们都没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东正教会都以一种没有官方身份也不被承认的状态存在。由于新主教的圣职任命必须得到国王的批准，联合教会希望坐等东正教会中反对合并的主教全部死去，变成一个没有主教的教会。东正教会全靠违背国王和王室当局的命令才幸存下来。王室的权力没有因布列斯特联合而增强，反而遭到削弱。正如之前的卢布林联合一样，教会的合并造成了其始作俑者意料之外的后果。

支持和反对教会合并的斗争没有被局限在议会之内，而是借出版业之手进入了广大得多的公共领域。各种论文、声明、檄文和抗辩像井喷一样涌现。这些文章在今天被统统归于“论争文学”的范畴。起初双方都没有进行严肃的宗教论争的准备，全靠各自的波兰支持者的帮助。彼得·斯卡加[12]是一名出席了布列斯特会议的耶稣会士，也是那些拿起笔对教会合并表示支持的人之一。奥斯特罗斯基则请他的一名颇具才华的新教代理人做出反击。从那时开始，新教徒们就常用笔名写作。他们的笔名通常来自希腊，以强调他们维护东正教的立场和他们文字的权威性。其结果就是，大部分早期论争文章都用波兰文写就。直到论争后期，他们仍然继续使用波兰文，而本地作者则开始用罗塞尼亚文写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合教会和东正教会都开始使用与自己同样背景的作者。这些作者能针对对手挑起宗教政策、教会历史和神学方面的议题。在东正教会方面，一位名叫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13]的作者表现尤为突出。他是奥斯特里赫《圣经》编者赫拉西姆·斯莫特里茨基的儿子。梅列季多才多艺，史上第一本教会斯拉夫语语法著作即是他的作品，此著作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都被奉为标准参考书。从出版物的数量来看，东正教会比联合教会表现更加活跃，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缺少其他保卫自己事业的渠道，也得不到宫廷的支持。

在布列斯特联合与哥萨克阶层兴起的推动下，乌克兰的两条主要边界——基督教-伊斯兰教边界和东西方边界——都开始向南和向东移动。这一推移过程为乌克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带来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最有标志性的变化就是基辅城自13世纪中叶蒙古入侵以来第一次重新夺回乌克兰历史中心的地位。在17世纪上半叶，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将成为东正教改革的重镇。这得益于从君士坦丁堡到莫斯科的东正教会应对欧洲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努力以及它们对自身进行的改革。

基辅作为宗教和文化中心的复兴始于17世纪早期。此时这座古城已经成为加利西亚东正教知识分子的避难所。在西乌克兰，来自华沙、迫使东正教与罗马教廷合并的压力与日俱增，而基辅的环境对他们的宗教和教育事业更为有利。将基辅转变成东正教中心的关键在于顶住布列斯特联合的压力，保持东正教会对基辅洞穴修道院的控制权。这座修道院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最富有的机构，远远超出其他修道院。1615年，洞穴修道院掌院叶利谢·普列捷涅茨基（Yelisei Pletenetsky）将一度由利维夫东正教主教掌握的印刷所迁到基辅。从利维夫和加利西亚迁来的不只是印刷所，还有作者、校勘者和印刷工。他们在普列捷涅茨基的引导和庇护下创造了一个新的学术中心。同年，一个东正教兄弟会在基辅成立，并像利维夫兄弟会一样开办了自己的学校[14]。这所学校将在后来成为一所西式学院。在普列捷涅茨基于1624年去世前，洞穴修道院的印刷所也已经出版了11部书。此时基辅已经取代了奥斯特里赫和维尔纽斯的位置，成为东正教出版活动的大本营。

从16世纪晚期开始，基辅以南的地区实质上已成为哥萨克人的保留地。这一事实也帮助了基辅崛起为与波兰天主教权威相颉颃的宗教、教育和文化重镇。哥萨克人在两个主要方面为基辅的文艺复兴做出了贡献：第一，他们的存在极大地压制了来自鞑靼人的威胁，让宗教异见者们在这座城市中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安全，也让修士们和在洞穴修道院田产上耕作的佃农们安心生产，为出版和教育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第二，在基辅修士面对华沙政府与日俱增的压力时，哥萨克人为这些从加利西亚来的东正教避难者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保护。1610年，哥萨克人的统领写下亲笔承诺：他们将杀死一名联合教会派往基辅督促本地东正教会改宗的代表。8年后，哥萨克人履行了他的诺言，将这个人淹死在第聂伯河里。“别的民族用长篇大论来争取的事，哥萨克人用行动来完成。”东正教知识分子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写道。此时他已成为哥萨克人的辩护者。

由于国王拒绝授予任何主教圣职，东正教会一度陷入缺少主教的境地，似乎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新的东正教主教团获得圣职至为重要。哥萨克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620年秋天，最著名也最为人敬仰的哥萨克领袖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说服了在旅途中经过乌克兰的耶路撒冷牧首塞奥法尼斯三世[15]，让他为新的主教团授予圣职。这次圣职授予不仅让东正教基辅都主教区重获新生，也让基辅成为一座宗教之都。这一切的发生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国王不承认新的都主教约夫·博列茨基[16]，并发布命令要逮捕他和新主教团的其他成员。这令博列茨基无法继续留在维尔纽斯附近的新格鲁多克[17]（14世纪以来东正教会基辅都主教的驻地）。他别无选择，只能前往由哥萨克人控制的第聂伯河地区中心基辅。如今东正教会在哥萨克人中拥有了自己的军队，而哥萨克人也得到东正教思想家和印刷所的助力，可以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诉求进行宣传。

哥萨克人与东正教会的联合在1632年秋天尤为令华沙头痛。这一年莫斯科人的军队进入波兰-立陶宛联邦边界，企图重夺斯摩棱斯克和他们在“动荡之年”中丢掉的其他土地。联邦在边境地区几乎没有部署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此时的情况与1620年颇为相似，当时是萨海达奇内在霍京之战中挽救了这个国家。更糟的是，西吉斯蒙德三世在春天死去，联邦此时正忙于一场旷日持久的国王推选。这位推动了布列斯特联合的国王的去世对联邦上层而言是一个麻烦，却也带来了一个机遇：他们从此可以探索解决宗教危机的新道路。布列斯特联合没能缓和宗教分歧，反而令罗斯社会陷入分裂，并让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站在了当局的对立面。

华沙方面制定的解决方案被称为“宗希腊礼的罗塞尼亚民族接纳方案”（The Accommodation of the Ruthenian Nation of Greek Worship）。东正教会将被承认为一个合法实体，享受与联合教会同等的权利和待遇。这个方案在有东正教贵族代表出席的联邦议会中讨论产生，得到尚未登基的国王瓦迪斯拉夫四世[18]的支持，也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标。它令东正教会的忠诚在短期内重归联邦，也确保了哥萨克人加入斯摩棱斯克战争，与联邦军队共同作战。此外，王室当局对东正教会的承认还在教会高层与哥萨克人之间制造了一道裂痕：教会的生存不再需要哥萨克人的保护，从此开始倒向华沙一方。

在协议推动者们看来，东正教会与王室当局的和解要求成立一个新的神职领导层。为了增强“与华沙媾和”一派的力量，议会的东正教参与者推选了一位新的都主教彼得·莫希拉[19]。莫希拉甫一抵达基辅，就逮捕了他的前任，并将其送进基辅洞穴修道院的牢房。身为一名前波兰军官和洞穴修道院前掌院，这位新东正教会领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曾与斯莫特里茨基和博列茨基相熟，在自己的教会里不需要依赖哥萨克人或受哥萨克保护的人。他还拥有王室当局无保留的支持，因为他毕竟出身于一个统治家族。

彼得·莫希拉没有王室血统，但他是摩尔达维亚公国东正教统治者（领主[20]）的儿子，因此无疑属于联邦的贵族阶层。莫希拉的颂扬者们将他视为罗斯的新领袖。奥斯特罗斯基等王公和萨海达奇内等哥萨克人曾被东正教知识分子歌颂为基辅王公弗拉基米尔大帝和“智者”雅罗斯拉夫的传承者，如今莫希拉却取代了他们的地位。“你是否记得罗斯曾多么光荣？有多少伟大的君主？”莫希拉的一位颂扬者以圣索菲亚大教堂（“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建筑遗产，莫希拉将之重建）的口吻写道，“如今他们已经凋零。罗斯需要您的出现。”

莫希拉抱着极大的热忱，将恢复罗斯时代的教堂视为己任，重建了其中相当一部分。然而在17世纪中叶，“重建”这个词与今天的含义相去甚远。正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外观所显示，莫希拉和他的建筑师们从来无意恢复这座教堂的拜占庭式面貌。他们“重建”教堂时采用的新样式来自西方，受到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影响。不同文化风格趋势的融合决定了莫希拉担任都主教时期各种作为的本质，而我们今天所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正是这种融合的范本。尽管教堂内部仍用拜占庭式的壁画装点，从外观上看它却是一座巴洛克式教堂。

拜占庭传统的西方化，还有东正教会对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挑战的适应，是莫希拉的宗教和教育创新的两大驱动力。就建筑的例子而论，莫希拉采用的那些风格并不仅仅是“西方的”，同时还是“天主教的”。联合教会和东正教会之间相互竞争，努力尝试在追赶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同时不放弃自己的拜占庭传统。联合教会可以将他们的学生送到罗马以及中欧和西欧的耶稣会学校，东正教会却无此优待。为应对这种挑战，莫希拉在基辅建立了第一所东正教学院，并改造耶稣会学院的课程为己所用。这所1632年建立的学院合并了基辅兄弟会学校和洞穴修道院学校，后来被称为基辅莫希拉高等学院，如今是乌克兰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与17世纪时一样，它也是乌克兰最西方化的大学。

莫希拉巩固了基辅作为联邦东正教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一流出版业中心的地位。17世纪40年代在基辅出版的书籍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乌克兰。其中的《圣礼仪轨》[21]是第一本对东正教仪式进行系统化的著作。另一本题为《正教信条》[22]的作品则在史上第一次对东正教信仰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以问答的方式对260个问题做出解释。这本书在1640年左右写就，在1643年的一次东正教牧首会议上获得通过，于1645年在基辅出版。这部深受天主教风格影响的《正教信条》成为对君士坦丁堡牧首西里尔·卢卡里斯[23]1633年那部有新教倾向的问答式作品的回应。东正教牧首们的认可令《正教信条》成为包括莫斯科沙皇国在内整个东正教世界的权威著作。

莫希拉所开创的教育和出版事业最主要的目标在于革新基辅东正教会。这位都主教致力于加强教会中主教的权力，强化神职人员戒律，改善与王室当局的关系，而一个教育良好的教士阶层、一个概念清晰的信条系统和一套标准化的圣礼实践与他的这些努力息息相关。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对整个欧洲宗教生活信条化浪潮中的标志性事件——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做出的应对。“信条化”这个词有多重含义。在16世纪，处于天主教—新教分界线上的所有教会都忙于信条规范化、教士教育、戒律强化和圣礼仪式标准化，并通过与世俗权威的合作来实现。到了17世纪中叶，彼得·莫希拉领导下的东正教会也加入了这场欧洲大合唱。

值得一提的是，自1240年的蒙古入侵之后，基辅这座城市就几乎从东正教世界的地图上消失了，此时扮演着东正教改革领导角色却是基辅，而不是莫斯科或君士坦丁堡。除了前文提到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造成了这一现象。“动荡之年”过去之后，莫斯科的牧首们相信除了莫斯科沙皇国之外没有真正的宗教，因此不光与西方隔绝，也被东方基督教世界摒弃。处于奥斯曼人控制下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尝试仿照新教模式进行改革，却未能沿这条路走下去。君士坦丁堡牧首西里尔·卢卡里斯在1629年用拉丁语出版了一部深受新教教理影响的东正教信仰的《释疑》（Confessio），却在1638年被苏丹下令绞死，罪名是唆使哥萨克人进攻奥斯曼帝国。同年举行的君士坦丁堡教会会议因卢卡里斯的神学观点将他革出教门。竞争发生在莫希拉和卢卡里斯之间，也发生在东正教改革的天主教模式和新教模式之间，最终莫希拉的模式取得了胜利。他的改革运动将在接下来的150年中对东正教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布列斯特联合的影响下，无论广义的联邦内的整个罗塞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社会，还是狭义的乌克兰精英阶层，都分裂为两个教会阵营。这种分裂在今天的乌克兰仍然存在。然而有关布列斯特联合命运的斗争也让这个社会对其共性——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尽管斗争中充斥着激烈的言辞，偶尔还发生实质性的暴力，它却促成了一种新的多元政治宗教文化的诞生。这种多元文化允许讨论，包容不同意见。东西方基督教世界交界地带的位置为乌克兰带来的，不是一个融合两种基督教传统的“边界”教会（这顶帽子往往为联合教会所专享），而是两个。在寻求对自身的改革和适应布列斯特联合之后几十年间新情况的过程中，东正教会同样拥抱了来自西方的宗教和文化新潮流。17世纪初，要想在乌克兰境内画出一条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清晰分界线，比现在更加困难。

在这条宗教分界线的两侧，关于布列斯特联合的论争都起到了帮助罗斯社会从知识长眠中苏醒的作用。辩论者们涉及的话题有罗斯的皈依和基辅都主教区的历史，有教会、立陶宛大公爵治下罗斯国土和卢布林联合之后的东正教信仰的各种权利，也有后来那段时期的王室法令和议会解决方案。对于能够阅读并参加到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发展中的人而言，论争者们创造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如果说论争者们在宗教议题上各执一词，他们却都对那个被他们称为罗塞尼亚民族（naród Ruski）的实体表现出了最高敬意，并都宣称自己是在为它的利益而战。

[1] 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当代美国政治学家，以其作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闻名于世。

[2] Uniate，现称东方天主教会或东仪天主教会，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包括20多个自治教会。它们完全承认罗马教廷地位，但保存了与其有关的各东方基督教会的仪式。

[3] Archimandrite，东正教会和东方天主教会中由主教任命的高级修道院院长，负责对某座大修道院或数座普通修道院履行监督之责。

[4] Jesuit，意为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成员或“耶稣会的”。耶稣会是天主教会的主要男修会之一，创立于1534年。

[5] Jarosław，今波兰东南部城镇。

[6] 指1439年至1445年间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它是罗马天主教的第17次大公会议。由于拜占庭帝国希望借罗马教廷的影响力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因此也有许多东方教会受邀与会。这次会议造成许多东方教会与天主教的共融。一些东仪天主教会由此诞生。

[7] Clement VIII（1536—1605），1592—1605年在位。

[8] Brest，今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州首府。

[9] Ipatii Potii（1541—1613），基辅及加利西亚都主教（1599—1613年在任）。

[10] Kyryl Terletsky（？—1607），曾历任图罗夫-平斯克主教和卢茨克-奥斯特罗主教，他是第一位被君士坦丁堡任命为督主教（Exarch）的乌克兰人。

[11] Sigismund III（1566—1632），波兰国王、立陶宛大公西吉斯蒙德三世（1587—1632年在位）。他也曾出任瑞典国王（1592—1599年在位），称西吉斯蒙德。

[12] Piotr Skarga（1536—1612），波兰耶稣会士，波兰-立陶宛联邦中反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以辩才闻名。

[13] Meletii Smotrytsky（约1577—1633），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乌克兰作家、语言学家，曾任波洛茨克大主教。其作品对东斯拉夫语发展有深远影响。

[14] 此即基辅主显兄弟会学校（Kyiv Epiphany Brotherhood School），见本书第8章注。

[15] Theophanes III（约1570—1644），东正教耶路撒冷牧首（1608—1644年在任）。

[16] Yov Boretsky（?—1631），基辅、加利西亚及全罗斯都主教（1620—1631年在任）、著名的教会领袖、教育家和东正教护教者。

[17] Navahrudak，今白俄罗斯西部城市。部分学者认为新格鲁多克在13世纪曾是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

[18] Władysław IV Vasa（1595—1648），波兰瓦萨王朝国王及立陶宛大公（1632—1648年在位）。

[19] Peter Mohyla（1596—1647），基辅、加利西亚和全罗斯都主教（1633—1647年在任），出生于摩尔达维亚，是一位影响深远的神学家。

[20] Hospodar，多种斯拉夫语言中господар一词的拉丁字母转写，意为“主人”“领主”。

[21] Liturgicon，乌克兰东正教会最重要的圣礼仪轨著作，1629年出版于基辅。在1721年被俄罗斯东正教会采用的文本取代。

[22] Confession of the Orthodox Church，莫希拉主持编撰的问答式著作。

[23] Cyril Lucaris（1572—1638），希腊主教及神学家、亚历山大希腊牧首西里尔三世及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西里尔一世。他致力于利用新教神学来对正教会进行改革。1629年，新教加尔文教在日内瓦出版了冠以卢卡里斯之名的拉丁文版《东方基督教信仰释疑》（Eastern Confess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即下文中的Confessio），并在1633年出版希腊文版本。

第10章

大叛乱

史称“大叛乱”的哥萨克起义在1648年春天爆发。这是16世纪末以来的第七次大规模哥萨克暴动。联邦镇压了前六次，但这一次叛乱的规模已经大到无法镇压。它改变了整个地区的政治版图，并诞生了一个被许多人视为近代乌克兰雏形的哥萨克国家。它也开启了俄罗斯涉足乌克兰事务的漫长历史，被广泛认为是作为不同民族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关系史的开端。

大叛乱始于对一块政府赠地归属权的争执，与1591年克里什托夫·克辛斯基领导的第一场哥萨克叛乱如出一辙。争吵发生在一名显贵和下层贵族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1]之间，后者碰巧还是一名哥萨克军官。时年53岁的赫梅尔尼茨基曾在多次战斗中为国王尽忠竭力，并在1638年的哥萨克叛乱之后担任哥萨克军团书记官[2]。在他位于苏博季夫[3]的庄园被一名联邦高官的仆从夺走后，赫梅尔尼茨基向宫廷求助，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却被他的强大对手送进了监狱。他逃了出来，直奔扎波罗热的锡奇。锡奇的哥萨克叛乱者像亲人一样欢迎他的到来，并推选他为统领。其时为1648年3月，“黄金和平”终结，大叛乱登场。

截至此时，事态的发展还与从前的哥萨克叛乱没什么两样，但赫梅尔尼茨基改变了人们已经熟悉的模式。他没有立刻到北方去摧城拔寨进而面对联邦军队，而是先前往南方寻找同盟。他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颠覆了惯常的草原政治生态，向克里米亚可汗表示出善意，并向对方提供了一个机会。谨慎的可汗许可他的臣属——克里米亚以北的诺盖部落——加入哥萨克人阵营。对赫梅尔尼茨基和哥萨克叛军而言，这不啻一个意外的大喜。尽管哥萨克人在今天的大众文化中总以骑手的形象出现，但在17世纪中叶哥萨克士兵大都是步兵。他们没有自己的骑兵部队，因为维持一支骑兵部队的费用太过昂贵，只有贵族才养得起适合作战的军马，往往还不止一匹。通过与马上作战的鞑靼人建立新同盟，赫梅尔尼茨基解决了缺少骑兵的问题。从现在开始，哥萨克人不再只能攻打防守薄弱的边境城镇，也不再只能躲在自己营垒中防守，而是可以在战场上与波兰军队正面作战。

没过多久，这次结盟就证明了它的价值。1648年5月，哥萨克和鞑靼联军击败了两支波兰军队：一次是在若夫季沃季（黄水）[4]附近，距扎波罗热的锡奇北面的通道不远；另一次是在中第聂伯河地区的小城科尔松[5]。除了近4 000名诺盖骑兵参与这两次战役外，哥萨克人成功的关键还在于约6 000名在册哥萨克士兵决定倒戈，抛弃了他们的波兰主子，加入了赫梅尔尼茨基的叛乱。波兰的常备军全军覆没。其两名主将——王室大统领和王室副统领——以及数百名军官都成为鞑靼人的俘虏。

哥萨克人的意外成功震动了整个联邦，然而赫梅尔尼茨基和他最亲近的支持者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这位统领对下一步行显得犹豫不决。1648年6月，随着波军的溃败和联邦陷入一片混乱，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给自己放了一个夏日假，回到故乡奇希林[6]思索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然而叛军们拒绝止步不前。原有的在册哥萨克人部队在基辅以南的小城比拉采尔科瓦附近驻扎下来，但整个乌克兰其余地方都爆发了人民起义。受到哥萨克胜利的鼓舞，农民和市民都起来夺取权力。他们进攻大地主的庄园，袭扰他们撤退中的雇佣军，找贵族清算旧账，并四处追捕天主教牧师。然而在1648年夏天的农民叛乱中被伤害最深重的，却是乌克兰犹太人。

赫梅尔尼茨基在叛乱之初写给当局的第一批信件里就提到了犹太承租人。这位哥萨克统领控诉了王室官员们、团长们（指挥在册哥萨克人的波兰军官）、“甚至”还有犹太人对哥萨克人做出的“不可忍受的不公行为”。犹太人只是被赫梅尔尼茨基顺便提到，在他的敌人序列里只能排到第三或第四位。然而右岸乌克兰地区的叛军们有他们自己的优先目标。此地的犹太人从1648年6月开始遭到全面袭击。进攻犹太人的叛军往往将他们（尤其是犹太男子）杀害，这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犹太人社区的覆灭。在1648年夏天的三个月里，叛军几乎将右岸乌克兰地区的全部犹太人社区从地图上抹去。由于我们不知道叛乱之前有多少犹太人生活在这里，也就无从得知到底有多少受难者，但大多数学者估计有1.4万到2万名犹太人丧生。考虑到事件发生的年代和地点，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尽管17世纪的乌克兰经济发展迅速，它相对而言仍属人烟稀少的地区。

20世纪的犹太和乌克兰历史学家十分重视17世纪第聂伯乌克兰地区反犹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城镇中犹太工商业者与基督徒工商业者之间的对立，还有犹太承租人作为贵族和农民之间中间人的角色，都可以部分地解释哥萨克叛乱中发生的暴力现象。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乌克兰犹太人遭受的攻击中的宗教动机。在基督徒-犹太人分野中的任何一方，宗教都是决定社会身份的关键因素。内森·汉诺威[7]是记录这些屠杀事件的编年史作者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将攻击者称为“希腊人”，意在表明他们的东正教信仰，而不是表明他们所属的民族。部分叛乱者要求在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改宗，认为这是自己的宗教责任。许多犹太人由于被强制改宗基督教而保全了性命。其中一些人加入了哥萨克群体，另一些则在被灭族的威胁消除后重归犹太教信仰。

到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军队在1648年秋天渡过第聂伯河西进时，这一地区远至卡缅涅茨[8]（位于波多里亚）和利维夫（位于加利西亚）等波兰要塞的犹太人、波兰贵族和天主教牧师群体都已被他们消灭。联合教会的信徒们也消失了：他们要么向西撤退，要么改宗了东正教。后一个选择倒是不费什么力气：很少有人了解或关心教理上的问题，因此两个东方基督教会之间的差别仅仅是辖区不同。新召集的波兰军队试图阻止哥萨克-鞑靼联军的西进，却在波多里亚的匹里亚乌奇[9]再次大败。到1648年年底，哥萨克人与鞑靼人的部队已经围困了利维夫和波兰-乌克兰族群边界上的小城扎莫希奇[10]。但他们并没有继续前进。此时在哥萨克军和华沙之间并无军队防守，决定攻势到此为止的不是军事因素，而是政治考量。

此时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新诉求已与叛乱第一个月时不同，不再是保护哥萨克的权利和待遇，但也并不是联邦的毁灭。1649年1月到2月间，波兰使节在基辅东南的佩列亚斯拉夫拜见了这位哥萨克统领。在谈判中，赫梅尔尼茨基公开了他的新计划。他宣布自己是罗斯唯一的统治者，并威胁要将波兰人赶到维斯瓦河以西。此时的赫梅尔尼茨基必定是将自己视为了基辅罗斯王公们的继承者。

1648年12月，赫梅尔尼茨基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在基辅为自己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基辅都主教对这位统领表示了欢迎。耶路撒冷牧首也同样做出友好的姿态，将赫梅尔尼茨基称为王公，并为他对波兰人的战争进行祝福。莫希拉建立的基辅学院的师生们热切地迎接罗斯的新领袖，将他称为将罗斯民族从波兰人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的摩西。他们一直未敢对他们的前一位庇护者——两年前去世的都主教莫希拉——献上这样的荣誉。这位哥萨克统领肩负起了整个民族的领袖责任，不再只为哥萨克人的权利而战。他保护罗斯民族权利的办法是创建一个“公国”，或者说一个国家。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进步。哥萨克人刚出现时尚处于社会边缘，处于一个成熟政治体的对立面，现在却开始思考建立自己的国家的问题。

新国家的疆界将在战争中划定。1649年夏天，划界过程中最关键的战役在沃里尼亚小城兹博里夫[11]附近爆发。在克里米亚可汗伊斯兰三世格莱[12]率领的鞑靼人的帮助下，赫梅尔尼茨基的军队向新任波兰国王约翰二世卡齐米日[13]的军队发起进攻。依靠鞑靼盟友的助力，哥萨克人取得了胜利，迫使波兰官员签署协议，对联邦里这个名为自治实为独立的哥萨克国给予王室的承认。国王同意将在册的哥萨克人的名额增加到4万人。（实际上此时兹博里夫的哥萨克军的兵力已达到10万人，由哥萨克、农民和市民组成。）哥萨克人得到了在联邦东部三个省内居住（实际上是统治）的权利。这三个省是基辅、布拉茨拉夫和切尔尼戈夫。它们共同组成在历史上被称为“哥萨克国”[14]的新哥萨克国。哥萨克国的很大一部分正好位于被早年间的波兰和法国制图师们称为“乌克兰”的草原地区。不久以后，哥萨克国将以“乌克兰”之名为人所知。

新国家的元首及军事长官就是哥萨克统领。他在其参谋部的协助下统治哥萨克国土。参谋部包括一名书记官、一名炮兵指挥、一名法官及其他军官。早期哥萨克时代的军事民主在叛乱的第一个月还起到了关键作用，此时却已成为历史。团长们和参谋部成员们的会议取代了每个哥萨克人都有权参加的大会，一切重要事务都由他们决定。由于针对采邑制度的叛乱摧毁了旧的经济体系，杀死或驱逐了该体系中的主要角色（包括犹太人在内），而农民都宣布自己是哥萨克人，拒绝为贵族耕种田地，这个新生的国家只能依靠战利品、关税和对碾磨谷物收取的磨坊税来充实自己的国库。

老的联邦行政体系在理论上得以保留。基辅总督的职位归于一位忠于国王的东正教贵族，但哥萨克统领掌握着实际统治权，甚至不需要向国王报告他的行为。基于他们的边境地区经验和军事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哥萨克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引入了一种受奥斯曼帝国军事或行政模式影响的新行政系统。他们将哥萨克国分为一个个“团区”，设立团长来管理每个区的行政、司法和财政机构——当然，最重要的是管理其军事组织。这样的团区一共有20个，每一个都以其最主要的城市命名，并必须拥有一支可以随时作战的哥萨克团。这种将军事、行政和司法权力结合在同一个部门的结构也为更小的城镇和村庄所沿袭。管理这些底层单位的长官被称为队长，其主要任务是在战时集合起一支连队（“百人队”）。

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结盟使哥萨克人在叛乱前两年的胜利成为可能。这次结盟也将赫梅尔尼茨基卷入了奥斯曼帝国的地缘政治网络，因为奥斯曼人在黑海北岸地区拥有许多附庸国，其中包括克里米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今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这些国家与伊斯坦布尔的关系为赫梅尔尼茨基提供了一个样板，让他得以建立相对于国王的独立性，而不需要放弃好不容易得到的哥萨克国家地位。哥萨克乌克兰已经做好接受苏丹保护的准备，就像奥斯曼人的其他附庸国一样。这正是赫梅尔尼茨基在1651年春天和夏天与伊斯坦布尔谈判的核心内容。为了应对与联邦的另一次大冲突，他甚至签署了一份承认奥斯曼帝国苏丹宗主地位的文件。

赫梅尔尼茨基需要的回报是直接的保护，也就是需要奥斯曼帝国军队真正向波兰军队发动进攻，就像他们1620年在楚措拉和1621年在霍京所做的那样。但此时奥斯曼人正忙于和威尼斯人的海战，无法脱身。年方9岁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15]的顾问们没有派出自己的军队，而是命令克里米亚可汗为赫梅尔尼茨基提供军事支援。这并非哥萨克统领所希望的回报，因为克里米亚人有自己的算盘：他们希望让这一地区的冲突尽可能延续下去，以免哥萨克人对联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649年的兹博里夫战役正是如此：克里米亚可汗选择了与波兰国王媾和而非帮助赫梅尔尼茨基打败波兰军队。同样的事情完全可能再次发生。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确实再次出现了，并且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发生的。1651年夏天，在沃里尼亚的柏列斯台奇可[16]附近发生的战役中，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两军交战正酣时撤离了战场，导致哥萨克军主力部队被包围歼灭。与可汗一同撤退的赫梅尔尼茨基成了自己盟友的人质。他被释放后重新组织防御，才避免了哥萨克国的灭顶之灾。这场灾难终结了赫梅尔尼茨基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依赖。1651年秋天，他与联邦订立了一份新的协议：在册哥萨克人名额被减半到2万人；哥萨克国的范围被缩减到基辅省；布拉茨拉夫和切尔尼戈夫则将重归联邦的直接管辖。由于这样的条件并没有兑现，另一场战争似乎就在眼前。

哥萨克国需要新的盟友。赫梅尔尼茨基把目光锁定在摩尔达维亚公国身上。摩尔达维亚是奥斯曼帝国的正式属国，但一直在伊斯坦布尔与华沙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关系。1650年，这位哥萨克统领向摩尔达维亚派出一支哥萨克军队，迫使对方与他正式结盟。他还说服摩尔达维亚统治者瓦西里·卢普[17]将其女儿罗克珊达（Roxanda）嫁给自己的儿子提米什[18]。哥萨克人在柏列斯台奇可战败后，卢普试图将自己从这桩结盟中解脱出来，却没有成功。1652年，赫梅尔尼茨基再次派出数千名“提亲者”前往摩尔多瓦。“提亲者”们在途中的巴提赫之战中击败了一支波兰大军，随后在瓦西里·卢普的宫廷里为提米什和罗克珊达举行了婚礼。赫梅尔尼茨基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成为受到国际承认的君主中的一员。

仅仅通过与奥斯曼人及其附庸的联盟，赫梅尔尼茨基的所获终究有限。这一事实在1653年秋天得到惨痛的证明。当时哥萨克人正在波多里亚的日瓦涅茨[19]小镇附近对王室军队作战。哥萨克一方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再一次阻止了哥萨克人获得胜利。战役的结果正如克里米亚可汗所愿，没有分出胜负。波兰王国和哥萨克国再次回到他们在兹博里夫签署的协议上：在册哥萨克人名额为4万人，三个省归哥萨克人管辖。人人都清楚这只是另一次停火，而非实质性的妥协或持久的和平。哥萨克人想要的是整个乌克兰和一部分白俄罗斯，而波兰国王（议会更甚）甚至不打算承认哥萨克人在其实际控制的三个省的管辖权。

赫梅尔尼茨基和哥萨克国必须寻找不一样的盟友。尝试与联邦当局达成妥协逐渐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而哥萨克人只靠自己无法在与如此强大的敌人的斗争中生存下来。克里米亚人允许他们起来抗争，但不能接受他们击败波兰人。奥斯曼人没有派出自己军队的打算，而与摩尔达维亚人的结盟则以赫梅尔尼茨基的个人悲剧告终。1653年9月，他的21岁的长子提米什在苏恰瓦要塞[20]（今属罗马尼亚）的守城战中被杀死。进攻方是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21]的联军——这两个国家的君主对赫梅尔尼茨基与卢普的结盟不满。1653年12月底，赫梅尔尼茨基把他的儿子安葬在位于苏博季夫自己的庄园里，离奇希林不远。葬礼在新建的圣伊利亚教堂举行。这座教堂是哥萨克草原上的巴洛克式建筑的典范，至今尚存，并成了乌克兰纸币上的图案。埋葬了提米什之后，这位年迈的哥萨克统领将自己的国家纳入奥斯曼帝国政治体系的计划也宣告终结。

赫梅尔尼茨基叛乱国际化过程的转折点发生在1654年1月8日，地点是佩列亚斯拉夫城。这一天，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率领匆忙召集起来的一群哥萨克军官，向乌克兰的新君主莫斯科沙皇阿列克谢·罗曼诺夫[22]宣誓效忠。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漫长而纠缠不清的关系从此开始。1954年，苏联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庆祝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统一”三百周年。庆祝意在暗示全乌克兰人都在佩列亚斯拉夫选择了重归俄罗斯，并接受沙皇的统治。然而1654年在佩列亚斯拉夫真正发生的事情并非如苏联历史学家所声称，它既不是乌克兰与莫斯科沙皇国（它后来被彼得一世[23]改称为“俄罗斯帝国”）的重新结合，也不是两个“兄弟民族”的再次携手。1654年，没有一个身处佩列亚斯拉夫或莫斯科的人会从族群的角度来考虑或谈论问题。

莫斯科沙皇国使馆的材料中记录了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在哥萨克军官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从这份讲话中，我们得以略微了解这位乌克兰统领对其选择做出的介绍和解释：

我们已经召开了一次全体人民都可以参加的会议。这样你们可以和我们一道，有机会从四位君主中自由选择一位。第一位是土耳其沙皇（苏丹）——他多次通过使节请求我们接受他的统治；第二位是克里米亚可汗；第三位是波兰国王——只要我们愿意，他仍会给予我们像从前一样的恩遇；第四位是信仰东正教的大罗斯[24]君主、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罗斯东部的君王——六年来我们一直向他恳请庇护。现在，按你们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吧！

很明显，赫梅尔尼茨基耍了一个花招。他和哥萨克军官们早已做出选择，决定倒向莫斯科的君主。根据莫斯科沙皇国使馆的报告，这位首领利用听众对东正教共同体的情感来打动他们。参加会议的人都高喊他们希望信仰“东方”正教的沙皇成为自己的统治者。

这听起来与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中那些基于宗教的联盟一样。此时“三十年战争”[25]才刚刚结束五年。在这场战争中，欧洲各国所结成的联盟在很大程度上都基于各自的宗教认同。我们无须指责莫斯科或乌克兰的精英集团不把对方视为兄弟和同属一个罗斯民族的成员。双方甚至需要翻译才能相互理解。在俄罗斯档案中，保存至今的赫梅尔尼茨基写给沙皇的信件大部分是这些官方译员提供的翻译件。以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为代表的基辅罗斯传统依旧存在，但仅仅是存在于几部手抄的编年史中。

四个世纪以来，未来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一直身处不同的政治环境，受不同的国家统治。这加剧了他们之间长期存在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在赫梅尔尼茨基和哥萨克团长们打算跟俄罗斯使节瓦西里·布图尔林（Vasilii Buturlin）商谈协议条款时，这样的差异就浮出了水面。布图尔林告诉哥萨克人说，沙皇将给予他们超过波兰国王能提供的待遇，但拒绝谈判。赫梅尔尼茨基表示反对，声称他们已经习惯于与国王和其官员们谈条件。然而布图尔林回答说，波兰国王只是一个选举产生的君主，地位不能与继承制的俄罗斯沙皇相比。他同时还拒绝就他向哥萨克人做出的宽泛承诺起誓，理由是沙皇从来不向臣民宣誓。赫梅尔尼茨基亟须莫斯科人的军队尽快投入战斗，最终在无法得到对方誓言的条件下同意向沙皇宣誓效忠。

哥萨克人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视为对双方义务做出约定的契约。就赫梅尔尼茨基而言，他和他的政治体进入了沙皇权威的羽翼之下。他们承诺效忠并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莫斯科的保护。然而在沙皇眼中，哥萨克人只是一群新的臣民，他在为他们提供了一定权利和待遇之后就不再负有任何义务。至于他对新领土的权利，沙皇是从王朝传承的角度来看待的。对沙皇和他的内阁来说，他只是在接管自己祖传的遗产，即基辅、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这三座城市。

无论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法律和意识形态基础为何，沙皇还是兑现了布图尔林许下的承诺，向哥萨克人提供了波兰国王从未同意过的待遇：承认哥萨克国的国家地位、6万人的在册哥萨克人名额，以及哥萨克人领地享受特别优待。他还同意给予他们波兰国王治下其他阶层所享受的自由。

然而，这份协议首先奠定的是一个军事同盟的基础。它没有为哥萨克领地划定西面的边界，这意味着只有刀剑能决定他们能向西走多远。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的军队从各自的战线上对波兰-立陶宛联邦开战了。在一支莫斯科部队的协助下，哥萨克人从波兰王国境内的乌克兰发动了攻势，而莫斯科自己的军队则从斯摩棱斯克附近开始进攻，并向西穿过白俄罗斯，推进到立陶宛境内，也就是划分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卢布林边界以北。尽管1654年波兰-立陶宛联邦军队在克里米亚可汗的援助下抵挡住了东线的进攻，到了1655年夏天和秋天，联邦的反攻却崩溃了。哥萨克人再次围困了利维夫，而莫斯科人的军队则进入了立陶宛大公国的都城维尔纽斯。

这是波兰历史上“大洪水时代”（Deluge）的开端。不光是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的军队深入了波兰-立陶宛联邦领土，到了1655年7月，瑞典人也渡过波罗的海向联邦发起进攻。同年10月，华沙与波兰旧都克拉科夫[26]都已落入瑞典人之手。瑞典人对被莫斯科军队征服的那部分立陶宛大公国领土也提出了要求。莫斯科沙皇国开始担心波兰的彻底崩溃及瑞典的急剧膨胀。1656年秋天，莫斯科的外交官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在维尔纽斯签订和约，终结了波兰与莫斯科之间的敌对状态。由于未获允许参加谈判，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哥萨克军官们被激怒了。莫斯科人与波兰单独媾和意味着哥萨克人需要再次独自面对他们的宿敌。对他们来说，沙皇违反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中他的主要义务——为其臣民提供军事保护。

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无视莫斯科与波兰之间的和约，派出军队帮助瑞典的盟友——特兰西瓦尼亚的新教统治者——对抗波兰。如今，连沙皇与哥萨克人之间的军事同盟也摇摇欲坠。瑞典与波兰甫一开战，赫梅尔尼茨基就已经开始物色新的盟友。瑞典人似乎决心摧毁波兰-立陶宛联邦，而这也正是赫梅尔尼茨基所希望的。这位哥萨克统领眼中沙皇对乌克兰的背叛行为发生后，关于乌克兰-瑞典协议的谈判加快了。如果这份协议达成，波兰-立陶宛联邦就将被彻底终结，也能保证哥萨克国不仅能占有整个乌克兰，还能获得如今白俄罗斯的一部分。

赫梅尔尼茨基没能活着看到这个新国际同盟的达成。他在1657年8月去世，将他打造的这个国家和他领导的哥萨克人抛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尽管赫梅尔尼茨基认为他与沙皇的联盟已经结束，他仍在形式上遵守着他在佩列亚斯拉夫达成的交易。佩列亚斯拉夫发生的事件成为这位年迈统领留下的巨大而有争议的遗产中的重要部分。18世纪的哥萨克编年史作者们对赫梅尔尼茨基大加颂扬，与1648年12月他进入基辅城时基辅学院的师生们如出一辙。他们赞美他为民族之父，是打碎波兰人加诸他的人民的枷锁的解放者，也是在与沙皇的谈判中取得了最好结果的哥萨克统领。在佩列亚斯拉夫谈判之后获得沙皇批准的《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条款》也被颂扬者们视为一份保护俄罗斯帝国境内乌克兰人自由的《大宪章》[27]。

[1] Bohdan Khmelnytsky（约1595—1657），哥萨克国首任酋长（1648—1657年在位）。他领导了赫梅尔尼茨基起义，建立了哥萨克国。他在1654年与莫斯科沙皇国订立《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使得乌克兰最终被并入俄罗斯。

[2] Chancellor，哥萨克军团中负责各种文书和联络工作的高级军官。后文中的总书记官（General Chancellor）则是哥萨克国中央行政机构总军事书记处（General Military Chancellery）的首脑，负责监督统领的国内外事务，掌管印玺、档案、文书和法令起草等事务，并有代理统领签署命令的权力。

[3] Subotiv，乌克兰西南部城镇。

[4] Zhovti Vody，乌克兰中部城镇，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其地名意为“黄水”，得名于流经此地的若夫塔河（Zhovta River）。

[5] Korsun，在今乌克兰中部城市科尔松-舍甫琴奇夫斯基（Korsun-Shevchenkivskyi）附近。

[6] Chyhyryn，乌克兰中部切尔卡瑟州城市，在1648年至1669年间是哥萨克国的都城。

[7] Nathan Hannover（？—1663），罗塞尼亚犹太人历史学家、犹太教法学者。

[8] Kamianets，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城市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Kamianets-Podilskyi）。

[9] Pyliavtsi，位于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的匹里亚瓦村（Pyliava）附近。

[10] Zamość，今波兰东南部卢布林省城市。

[11] Zboliv，今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州城市。

[12] Islam III Giray（1604—1654），克里米亚汗国可汗（1644—1654年在位）。

[13] John II Casimir（1609—1672），波兰瓦萨王朝国王及立陶宛大公（1648—1668年在位）。John亦译作“扬”（波兰语作Jan）。

[14] Hetmanate，多译作哥萨克酋长国或哥萨克国。本书根据hetman一词的波兰军队指挥官的原意，统一将hetman一词译作统领而非酋长，故后文中的Cossack Hetmanate均简称哥萨克国，以免混淆。

[15] Mehmed IV（1642—1693），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1648—1687年在位）。

[16] Berestechko，今乌克兰西北部沃伦州小城。

[17] Vasile Lupu（1595—1661），摩尔达维亚王公（1634—1653年在位）。

[18] Tymish Khmelnytsky（1632—1653），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长子，在1653年战死。

[19] Zhvanets，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的一个村庄，位于日旺奇克河汇入德涅斯特河的河口附近。

[20] Suceava，今罗马尼亚东北部摩尔达维亚及布科维纳地区城市，在14—16世纪间曾是摩尔达维亚公国首都。

[21] Transylvania，今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在16—18世纪间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诸侯国。

[22] Aleksei Romanov（1629—1676），指莫斯科沙皇国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645—1676年在位）。

[23] Peter I（1672—1725），即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他于1721年将莫斯科沙皇国（沙俄）改为俄罗斯帝国。

[24] Great Rus’，指莫斯科沙皇国（后来的俄罗斯），相对小罗斯（哥萨克国）和白罗斯（今白俄罗斯东部）而言。

[25] Thirty Years’ War，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而成的欧洲国际战争，发生于1618—1648年间。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为肇始，以哈布斯堡家族战败并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告终。

[26] Cracow，今波兰第二大城市，波兰南部小波兰省首府。

[27] Magna Carta，又被称为《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 Libertatum），是英格兰国王约翰（1166—1216）最初于1215年6月15日签署的贵族权益保障协议。1225年，经过修订的《大宪章》首次成为法律。

第11章

分裂

赫梅尔尼茨基的叛乱开启了一段漫长的战争时期，这令许多历史学家将叛乱之后的几十年称为“废墟年代”。乌克兰尤其是第聂伯河右岸遭受的摧残和人口减少的确对本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造成了巨大打击，然而战争最主要的长期后果则是乌克兰以第聂伯河为界在莫斯科沙皇国和波兰之间的分裂。作为边界的第聂伯河成为乌克兰早期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人认为这条分界线有其意义——它对居住在从前波兰边界两侧的乌克兰人的文化倾向（某些时候也包括政治倾向）产生了影响。

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对哥萨克国的期待是领土的扩张，而非被分割成小块。然而哥萨克军官阶层内部的裂痕最终将导致哥萨克国的分裂。老统领在1657年8月去世后，裂痕很快变得明显起来，其导火索是对本地区最高领导权的争夺。这种争夺在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政治体中并不鲜见。赫梅尔尼茨基原本打算建立自己的王朝。在他死前不久，他主导了一场推选，将自己的儿子尤里[1]推上了统领宝座。尤里是一个体弱多病的16岁年轻人，时常发作癫痫。读过亚历山大·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2]的人对接下来将发生的事都不会感到惊讶。一名被指派为摄政的老练朝臣废黜了尤里（不同的是，乌克兰的这场政变中没有流血），接下来又导演了一场推选让自己成为统领的闹剧。

导致分裂的戏剧大幕已经拉开。如果说赫梅尔尼茨基曾期待哥萨克国的继承制度像波兰那样，通过选举将同一个王朝的成员一个接一个送上王位，实际出现的模式却更类似摩尔达维亚公国的情况——新君主的获选和废黜都由奥斯曼人的意愿或许可来决定。与摩尔达维亚不同的是，有三个强权参与了对乌克兰的争夺：莫斯科沙皇国、波兰和奥斯曼帝国。无论三强中哪一个获胜，哥萨克人都是输家。他们的继承制度完全是一团糟，为整个地区带来的只有动荡。

在1657年秋天将尤里·赫梅尔尼茨基推翻并接过统领权杖的人是伊凡·维霍夫斯基[3]。他一生的轨迹和事业与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截然不同。维霍夫斯基出身于一个东正教贵族世家，其贵族地位从无疑问。他被推选为统领是哥萨克精英集团中贵族们的胜利，而非1648年前就是在册哥萨克的老资格军官们的胜利。这个角度也清楚地解释了他对新任总书记官的选择。这个位置没有落到一名老资格哥萨克军官手中，而是被一名乌克兰大贵族取得。这名贵族名叫尤里·涅米里奇[4]，他的田产足以与弗什涅维茨基家族的王公们比肩。

以当时的标准而言，涅米里奇所受的教育堪称极为优秀。他属于波兰宗教改革中被称为“反三一派”[5]的激进派。（“一位论”教会[6]的创立者之一约瑟夫·普利斯特里[7]在17世纪晚期将持这一立场的教派带到了美国。）涅米里奇在波兰的一所反三一派学校里学习，后来迁往西欧，在莱顿、巴塞尔等地（据某些记载也包括牛津和剑桥）的大学深造。在波兰的“大洪水时代”，他站在了同为新教徒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世[8]一边。然而他很快对瑞典人感到失望，改宗了东正教，成为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朋友，并迁居哥萨克乌克兰，以便接近统领归还给他的田产。

哥萨克序列中的许多人对大权落入伊凡·维霍夫斯基领导的贵族集团手中不满。第聂伯河险滩以南的哥萨克人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反对。他们曾在1648年推选赫梅尔尼茨基成为统领。然而，此后新的哥萨克国在草原以北第聂伯河中游的农耕地区崛起，不仅夺走了他们独享的选举统领的权力，也夺走了他们的名号——哥萨克国的正式名称是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如今被边缘化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提出应在第聂伯河险滩以南重新举行一次统领选举。他们对维霍夫斯基当选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而部分哥萨克团长也准备听听他们的意见，并给予支持。同样重要的是，莫斯科也在支持维霍夫斯基的反对者，承认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直接与沙皇使节接触的资格。莫斯科当局的打算是利用哥萨克群体中的分裂来削弱统领的权力，令其无法像其前任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那样独立自为。

维霍夫斯基不打算任人摆布。1658年6月，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持下，维霍夫斯基的军队在左岸乌克兰的波尔塔瓦[9]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及其在哥萨克国内的盟友们对垒。维霍夫斯基取得了胜利，但也伤亡惨重。根据一些估计，这次战役中约有1.5万人死亡。这是1648年以来哥萨克人之间第一次内战，并从此创立了一个先例，最终将导致他们的国家毁灭。维霍夫斯基确信莫斯科在叛军背后撑腰，但他要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呢？

和赫梅尔尼茨基一样，这位统领相信自己与沙皇之间的协议是有条件的（他将之称为“自愿归顺”），一旦沙皇不能履行其义务，他就可以废除这份协议。然而沙皇并不承认协议所附加给他的条件，他只承认自己加于臣民的条件。当赫梅尔尼茨基对自己与沙皇之间的约定不满时，他除了倒向瑞典人和奥斯曼人之外别无他途，但他的继任者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与波兰人做交易。哥萨克人本来就是波兰政治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对波兰人的力量和弱点一清二楚。他们相信，让哥萨克国重归波兰-立陶宛联邦同时保持其广泛的自治，不仅值得追求，也完全可能实现。

1658年9月，维霍夫斯基在左岸乌克兰小城哈佳奇[10]召集了一次哥萨克会议。会议批准了哥萨克国回归波兰国王治下的条件。由此达成的波兰-哥萨克条约被称为“哈佳奇联合”，是维霍夫斯基的股肱之臣尤里·涅米里奇的智慧成果。这个条约完全称得上把乌克兰贵族阶层在17世纪上半叶时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围绕布列斯特联合发生的斗争中，东正教贵族们对卢布林联合做出了一种与时代错位的解读，认为其不仅承认立陶宛大公国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内的平等伙伴，也承认联邦中的罗斯地区为平等伙伴之一。如今涅米里奇决定把这一愿望变成现实，其手段是将哥萨克国塑造成罗斯公国，以与波兰和立陶宛平等的第三方身份加入联邦。

哥萨克大叛乱让部分波兰精英对罗斯公国这一概念持比从前更开放的态度，但哥萨克群体的崛起也造成了其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结构，增加了重归的难度。于是，参照1648年前哥萨克上层提出的要求，哈佳奇联合立刻向1 000个哥萨克家族授予了贵族地位，并每年为每个哥萨克军团提供100个家族的贵族名额。除了满足哥萨克人的社会地位需求外，哈佳奇联合还满足了哥萨克人及其贵族们关于宗教的要求。只有东正教徒才能在新的公国里担任行政职务。奇特的是，这个条约中还包含一条关于彼得·莫希拉创立的基辅学院的条款，承认其为一所高等学院。很明显，代表哥萨克一方前来谈判的贵族们感兴趣的不只是哥萨克权利。

哥萨克人与波兰人重归于好的消息促使沙皇发出呼吁，号召哥萨克人起来反抗“叛徒”维霍夫斯基。莫斯科沙皇国的军队和反对维霍夫斯基的哥萨克人（包括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夺取了哥萨克国的南部地区。1659年春天，维霍夫斯基也发出呼吁，争辩说是沙皇违反了他与哥萨克人的协议，侵犯了哥萨克人的权利和自由。他召集了克里米亚盟军，对挺进中的莫斯科军队发动了攻击。1659年6月，战斗在今天俄罗斯-乌克兰边界附近发生，被称为“科诺托普[11]之战”。这场战役以维霍夫斯基的大胜告终。超过10万人的莫斯科军队被击败，4万多人阵亡。莫斯科人的精锐骑兵也被歼灭。鞑靼人乘胜追击，洗劫了莫斯科沙皇国的南部边境。莫斯科城内关于沙皇即将逃离首都的谣言也四处流传。

维霍夫斯基未能向莫斯科进军。尽管他在科诺托普取得胜利，莫斯科人在乌克兰的守军仍坚持战斗，而哥萨克人中反对维霍夫斯基的一派也恢复了力量。有关波兰议会批准哈佳奇联合的消息更加快了他们的恢复：最后在议会通过的条约未能满足波兰谈判代表向维霍夫斯基许下的承诺。尽管哥萨克统领希望得到今天乌克兰西部的地区，包括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但条约将新公国的领地限制在基辅、布拉茨拉夫和切尔尼戈夫三省。它还将在册的哥萨克人的数量限制在3万人，外加1万名雇佣兵，即总共4万人，比赫梅尔尼茨基在佩列亚斯拉夫谈判后很快从沙皇那里争取到的6万人名额少了2万人。尤里·涅米里奇曾亲自赶往华沙，在议会为哈佳奇联合申辩。“我们生而自由，在自由中成长。我们也将作为自由人重归自由。”他对议会代表们说。最终议会批准了联合，但不是涅米里奇和维霍夫斯基想要的版本。收到修改过的版本后，维霍夫斯基告诉信使说他带来的是死亡。

如今维霍夫斯基被大部分哥萨克人视为了叛徒。涅米里奇在与维霍夫斯基的反对者们的冲突中被杀。波兰议会中其他哥萨克代表也在统领的敌人召集的哥萨克会议上被处死。维霍夫斯基本人不得不逃之夭夭。他取得了每一场战斗的胜利：在波尔塔瓦之战中他击败了反对派，在科诺托普之战中他击败了莫斯科军。他输掉的只是自己集团内部关于与波兰关系的争论。从统领之位退下之后，维霍夫斯基逃往西乌克兰，成为波多里亚地区巴尔城[12]的长官，同时保留了基辅省总督的头衔和随之取得的波兰上议院席位。这是哈佳奇联合中唯一得到真正执行的条款。

维霍夫斯基担任统领的时代为哥萨克乌克兰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以内部纷争和同族相残为标志的一页。由于单凭哥萨克军队的力量不足以保住哥萨克国，每一个成为统领的人都必须保持哥萨克群体的团结，同时还必须不断在地区强权之间周旋。几乎没有人能成功完成这样的任务。赫梅尔尼茨基通过严刑峻法才让哥萨克军官们服从管束：他的手段包括将作乱者绑在大炮上（1648年屠杀事件的主导者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13]就曾受到这种处罚），甚至下令处死哥萨克中的叛变者。维霍夫斯基没能保住哥萨克国内的统一。这一任务再次落到了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儿子尤里身上。维霍夫斯基被推翻后，尤里再度被选为统领。赫梅尔尼茨基的王朝回来了，但乌克兰的问题仍然远未得到解决。

1659年秋天，尤里·赫梅尔尼茨基在一些哥萨克军官的支持下上台。这些军官相信他们能同沙皇达成协议，而且不会比老赫梅尔尼茨基争取到的条件差。然而他们失算了。尤里和他的支持者开始与莫斯科人谈判时，才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新的哥萨克会议在一名莫斯科军事长官（voevoda）的提议下召开了，会场周围却是一支4万人的莫斯科沙皇国军队。会议确认了小赫梅尔尼茨基的当选，但条件是削减他父亲曾得到的权利和待遇。从此哥萨克统领选举都需要得到沙皇的明确首肯，而获选的统领也无权处理外交事务，也不能不经莫斯科的同意就任命团长。此外，哥萨克国内的所有主要城市都要有莫斯科沙皇国的军队驻扎。

维霍夫斯基倒向波兰没能像他的对手们期待的那样让莫斯科人做出让步，反而让他们削减了哥萨克国先前拥有的权利。沙皇的官员希望臣民们明白：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容忍有人破坏与莫斯科达成的联合。1660年1月，莫斯科沙皇国的总督们给小赫梅尔尼茨基送去了一个信号以明确这一点。在一次对基辅的莫斯科驻军发动的袭击失败后，丹尼洛·维霍夫斯基（Danylo Vyhovsky）——前统领的兄弟、小赫梅尔尼茨基的表亲——落到了莫斯科人手里，被折磨至死。他的尸体旋即被送到年轻的新统领位于苏博蒂夫祖产的住处。看到丹尼洛的棺材的那一刻，这位统领痛哭流涕。“他全身被鞭子抽烂，挖空的眼眶里塞进了银子，耳朵也被人用钻头挖开，同样塞上了银子。”一名当时碰巧在场的波兰外交官写道，“他的手指被削掉，双腿也被人沿着脉管切烂。总之，如此残忍闻所未闻。”

如果沙皇和他的官员们希望借此恐吓年轻的统领和他的部属，他们没能达到目的。根据同一篇记述，这位哥萨克军官惨遭屠戮的遗体不仅让小赫梅尔尼茨基流下了眼泪，也在他的宫廷中激起了愤怒。丹尼洛·维霍夫斯基年轻的遗孀对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发出了诅咒。复仇在这一年晚些时候来临。1660年秋天，在莫斯科军与一支受克里米亚鞑靼人支持的波兰部队的战斗中，小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军队改变了阵营，向波兰国王宣誓效忠。莫斯科军被击败了，其指挥官成为克里米亚人的俘虏，长达20年之久。

尽管波兰人的胜利令哥萨克人喜悦，它却没能为哥萨克国带来好处。哥萨克人重归波兰国王治下，却不得不接受比哈佳奇联合曾为波兰议会批准那个版本更苛刻的条件。新的条约直接删掉了“罗斯公国”这些对哈佳奇联合的哥萨克推动者们至为重要的字眼。在莫斯科人与波兰人争夺乌克兰的战争中，哥萨克人每一次改变阵营，都会失去更多的主权。对哥萨克人的政治体而言，莫斯科沙皇国和波兰王国这两个对手太过强大。他们施加的压力很快就超出了这个酋长国所能承受的极限，让它沿着第聂伯河分裂成了两部分。

1660年，当尤里·赫梅尔尼茨基在第聂伯河右岸建立自己的大本营时，位于左岸的哥萨克军团在莫斯科人的支持下选出了他们自己的临时统领。赫梅尔尼茨基发动了一系列进攻，试图征服叛乱的军团，却没能实现目标。那一地区接近莫斯科沙皇国边界，沙皇国的军事长官们已经在那里站稳了脚跟。1663年年初，22岁的统领彻底绝望，宣布退位，并归隐于一座修道院。统一的哥萨克国至此正式终结。同年，右岸哥萨克人选出了一位忠于波兰的统领，而左岸则选出一位承认莫斯科沙皇国统治的统领。4年后，也就是1667年，莫斯科和波兰的外交官们签署了安德鲁索沃[14]停战协议，将哥萨克乌克兰分成两部分。左岸归于莫斯科沙皇国，右岸归于波兰。

老的哥萨克国并非没有进行抗争就任人宰割。彼得罗·多罗申科[15]是哥萨克最显赫的家族之一的后裔。他率领那些将哥萨克国视为真正祖国并反对其分裂的人揭竿而起。多罗申科的祖父在17世纪20年代曾担任哥萨克人的统领，他的父亲则是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部下的一名团长。他本人出生于奇希林，在统领的宫廷中开始了他的生涯。被升为团长后，他参与了一系列外交任务，其中包括与瑞典人、波兰人和莫斯科人的谈判，甚至曾率领一个哥萨克使团前往莫斯科。作为尤里·赫梅尔尼茨基的支持者，他投向了右岸乌克兰，并在1665年被右岸的哥萨克人选为统领。

哥萨克乌克兰将被分割的消息让哥萨克精英阶层感到震惊，也激起了他们的斗志。多罗申科赢得选举也正是因为他承诺将再度发起对波兰的反抗，并将统一第聂伯河两岸的乌克兰地区。与他之前的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一样，多罗申科依靠的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持。他们的联军在1667年秋天对波兰军队发起进攻，迫使国王承认右岸哥萨克国的自治权。随后多罗申科东渡第聂伯河，夺取了左岸乌克兰——当时左岸已经发生了反对莫斯科人的叛乱。出于征税的目的，沙皇的官员们试图发起一次普查，这令左岸哥萨克人感到不满。当乌克兰将被分割的消息从安德鲁索沃传来时，不满变成了公开的叛乱。

已是右岸乌克兰哥萨克统领的多罗申科在左岸也被选为统领。尽管身处两大瓜分势力之间，哥萨克国仍然再度统一起来。然而这次统一没能持续多久。很快，多罗申科就不得不离开左岸乌克兰，前去对付波兰人的新攻势以及他们扶植的一名新统领。莫斯科的军队借机占领了左岸地区。如今多罗申科只剩下奥斯曼人可以指望。1669年7月，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给他送来了新的仪仗（insignia of office），其中有一柄统领权杖，还有一面旗帜。苏丹将多罗申科和他部下的哥萨克人纳入了自己的保护之下，条件与他给予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统治者的一样：一经召唤，他们就要为苏丹动员自己的军队。伊斯坦布尔想要的不仅是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乌克兰，还包括维斯瓦河以东和涅曼河[16]以南的全部罗斯土地。

伊斯坦布尔的野心甚为远大，然而此刻的局势似乎有利于哥萨克人将20年前赫梅尔尼茨基的梦想变成现实，将波兰-立陶宛联邦内的全部罗斯土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次奥斯曼人送给哥萨克统领的不只是仪仗，还有实实在在的军队。1672年，一支超过10万人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渡过多瑙河，在其臣属克里米亚、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加上现在的哥萨克人的配合下，对波兰军队发动了攻势。他们的兵锋深入联邦，远远越过了霍京（半个多世纪前那场关键战役的发生地），将波多里亚的卡缅涅茨要塞团团围困。这座要塞地处悬崖之上，周围是一道深谷，被认为是不可能攻克的天险。然而仅仅被围10天之后，卡缅涅茨要塞就落入了奥斯曼人手中。很快苏丹的军队又围困了利维夫。波兰人选择媾和，放弃了波多里亚和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多罗申科和他的支持者们沉浸在喜悦之中。

然而多罗申科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奥斯曼人将卡缅涅茨要塞和其周边的波多里亚地区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哥萨克人获得了第聂伯河中游的旧地，却没有得到一个独立的国家。土耳其人没有打算将攻势延伸到第聂伯河左岸或向北进军沃里尼亚和白俄罗斯。而这还只是多罗申科的麻烦的开始。奥斯曼人将一些基督教堂改成了清真寺，并纵容克里米亚鞑靼人在这一地区掳掠奴隶，这激起了民愤。在多罗申科名义上的统治下，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人口迅速减少，而他的支持者减少的速度也不遑多让。随着本地居民向东西两个方向逃亡，右岸地区变得寥无人烟。许多人渡过第聂伯河前往左岸。此时莫斯科人已经粉碎了左岸哥萨克精英阶层的叛乱，扶植了一名顺从的新统领，并开始推动经济的复苏。右岸却变成了一片废墟，这也是乌克兰历史中整个“废墟年代”的得名由来。

多罗申科离开乌克兰政治舞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他不仅没能将乌克兰统一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关系松散的保护国，反而引入了又一个宰割乌克兰的强权，而这一个比之前的强权更具毁灭性。1676年，莫斯科人的军队在其左岸哥萨克友军的支持下渡过了第聂伯河，进军多罗申科的都城奇希林。这位哥萨克统领辞去了他的职务，并向沙皇宣誓效忠。沙皇放了他一条生路，反而因为他的“弃暗投明”而授予他总督的头衔，让他前往莫斯科以东近900千米的维亚特卡（今基洛夫）为沙皇工作。他得以在今天莫斯科州的村庄雅罗波勒兹（Yaropolets）退休。多罗申科娶了一名俄罗斯贵妇为妻（他们的后裔之一是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妻子娜塔莉亚[17]），并在1698年死于雅罗波勒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9年，一个波多里亚人社团在多罗申科的坟墓上建起了一座小教堂——波多里亚是受奥斯曼人统治祸害最烈的地方，而将奥斯曼人带到乌克兰的正是多罗申科。

奥斯曼人对乌克兰部分地区的直接统治没有持续多久。他们没有把太多注意力放在这片边境地区，而是需要从其他地方获取资源，尤其是地中海地区。多罗申科去世的那一年，波多里亚就重归波兰的统治。奥斯曼人离开了这个舞台，而第聂伯河也完全恢复了莫斯科沙皇国-波兰王国边界的地位。哥萨克国并未完全消失，但其领土和自治权（更不用说独立性）都遭到严重削减。如今哥萨克国只存在于左岸乌克兰。17世纪上半叶曾繁盛一时的哥萨克土地可以集聚足够的人力、财力和军力来挑战本地区的强权，却不能保护哥萨克革命取得的成果。至于外国盟友，哥萨克人可以说是尝试了所有可能性——从克里米亚人和奥斯曼人开始，至莫斯科人、瑞典人和波兰人结束。没有一个选择获得了成功。不仅哥萨克乌克兰，连整个乌克兰地区都失去了统一性。直到18世纪末，大部分从前由波兰掌握的乌克兰地区仍分属波兰和俄国。这一分裂状态将对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1] Yurii Khmelnytsky（1641—1685），他曾多次短暂出任哥萨克国统领和后来的奥斯曼乌克兰哥萨克统领。

[2] Boris Godunov，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1799—1837）的悲剧作品，描述了沙皇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戈东诺夫（Boris Fyodorovich Godunov，1552—1605；1598—1605年在位）的一生。鲍里斯去世后其子费多尔继位，不久就被暴动者杀死。

[3] Ivan Vyhovsky（？—1664），哥萨克国统领（1657—1659年在位）。

[4] Yurii Nemyrych（1612—1659），波兰贵族、哥萨克政治家。

[5] Antitrinitarians，基督教中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主张并无《圣经》根据的派别。宗教改革后，波兰兄弟会在波兰兴起，极力反对三位一体论。

[6] Unitarian Church，否认三位一体和基督神性的基督教派别。此教派强调上帝只有一个位格。16至17世纪，有组织的一位论派出现于匈牙利和波兰，之后传到英美等地。

[7] Joseph Priestley（1733—1804），18世纪英国自然哲学家、化学家、牧师、教育家和自由政治理论家。

[8] Charles X（1622—1660），即瑞典国王卡尔十世古斯塔夫（1654—1660年在位）。

[9] Poltava，今乌克兰中部波尔塔瓦州首府。

[10] Hadiach，今乌克兰东北部波尔塔瓦州城市。

[11] Konotop，今乌克兰北部苏梅州城市。

[12] Bar，今乌克兰西部文尼察州城市。

[13] Maksym Kryvonis（？—1648），赫梅尔尼茨基叛乱时期哥萨克切尔卡瑟团团长，以作战勇猛和手段残忍知名。

[14] Andrusovo，今俄罗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

[15] Petro Doroshenko（1627—1698），哥萨克政治和军事统帅，曾任右岸乌克兰统领和莫斯科沙皇国的维亚特卡（今俄罗斯基洛夫州首府基洛夫）总督。

[16] Nieman，亦作Neman，东欧主要河流之一，发源于白俄罗斯山区，流经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俄罗斯，注入波罗的海，全长937千米。

[17] Natalia Pushkina（1812—1863），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之妻，当时莫斯科最受人瞩目的名媛之一。1837年普希金在与丹斯特的决斗中被丹斯特卑鄙地抢先开枪击中。普希金去世后，她守丧7年后再嫁。

第12章

波尔塔瓦的裁决

以莫斯科沙皇为宗主，哥萨克国仅在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得以存续，并成为各种民族开创事业的温床。其中一种潮流可以与“乌克兰”这个词挂上钩：它视哥萨克国为一个独特的政治体和祖国，并由此成为近代乌克兰民族认同发展的根源。另一种则与哥萨克国的官方名称“小俄罗斯”联系在一起，后来我们所知的“小俄罗斯主义”（将乌克兰视为“次俄罗斯”、将乌克兰人视为大俄罗斯民族之一部分的观点）由它而来。

在1708年哥萨克统领伊凡·马泽帕[1]掀起最后一次大规模哥萨克叛乱之前，这两种知识传统一直在哥萨克国内并存。马泽帕叛乱针对莫斯科沙皇国，也针对俄罗斯帝国的正式开创者沙皇彼得一世。这场叛乱在俄军击败跟随卡尔十二世[2]进入乌克兰的瑞典军队后结束。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3]深刻地改变了哥萨克国和整个乌克兰的命运。马泽帕将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整体，而卡尔十二世的失败对他和他关于乌克兰的设想则是双重的打击。接下来的一段岁月里，将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与俄罗斯紧密联系起来的小俄罗斯主义阐释将在哥萨克国的官方话语中占据统治地位。将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特的祖国、政治体乃至民族的观点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将在一个多世纪中远离乌克兰话语的中心。

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莫斯科人得以将左岸乌克兰置于自己掌控之下，不光是因为他们的军力强大，也是因为他们比竞争对手更富于弹性。尽管沙皇们利用每一次哥萨克统领选举来削减哥萨克国在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时期获得的权利和优待，他们也懂得一张一弛。1669年，在彼得罗·多罗申科叛乱期间，莫斯科就曾同意重新回到与赫梅尔尼茨基所获待遇相近的条件。当第聂伯河另一侧的哥萨克人本就少得多的优待条件遭到波兰人削减时，莫斯科人就是这么做的。其结果不难想象：波兰治下的哥萨克地区的人们纷纷被吸引到左岸定居，左岸的经济得到持续发展，而右岸则变成了一片真正意义上的荒漠。在允许哥萨克人获得更多权利的同时，沙皇们也成功地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子民。

没过多久，左岸的经济发展就带来了基辅的经济和文化复兴。基辅学院重新开课；在17世纪50年代曾经逃离的教授们迎来了新一批学生；学院开设了新的科目；诗人们创作新的诗篇；剧院也开始上演新戏。在17世纪早期由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开创的乌克兰巴洛克文学在伊凡·维里奇科夫斯基[4]的诗歌和拉扎尔·巴拉诺维奇[5]的散文中达到顶峰。巴拉诺维奇曾是基辅学院的一名教授，后来成为切尔尼戈夫大主教。他的学生西蒙·波罗茨基[6]将基辅的巴洛克文学风格带到了莫斯科，并在那里帮助奠定了俄罗斯世俗文学诞生的基础。基辅的作品、实践和观念在17世纪下半叶不断向莫斯科沙皇国传播，在该国东正教会中造成了一次分裂。沙皇和牧首支持彼得·莫希拉式的革新，保守派们却群起反抗，团结在遵奉“旧信条”[7]的领袖周围。难怪官方教会对他们的称呼“拉斯科尔尼奇”（raskol’niki，意为“分裂者”）也来自乌克兰。

然而文化影响是双向的。基辅的教士们在将西式文化的样本从乌克兰带到莫斯科沙皇国的同时，也从莫斯科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获得武器。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将信奉东正教的沙皇视为这个新的政治和宗教世界的枢纽。波兰-立陶宛联邦中的东正教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没有一位自己的君主，因此渴望能有机会进入一个拜占庭式的理想东正教世界，一位专制君主与唯一真教会能够琴瑟和鸣的世界。然而最终现实的考量压过了理想主义。早在17世纪20年代，新获得圣职的东正教会主教们因为受到华沙的打压，选择了莫斯科作为他们的后盾和可能的避难所。对沙皇保护的渴求在佩列亚斯拉夫协议（1654）之后变得更加强烈，并在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1667）将哥萨克一分为二之后达到顶点。

根据停战协议的条款，位于第聂伯河右岸的基辅本应在两年的宽限期后归属波兰。再次回到天主教君主统治之下的前景让基辅的教士阶层恐惧不已，于是他们发挥了自己从基辅学院和欧洲的耶稣会学校学到的全部说服能力，让沙皇相信基辅应该留在他手中。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基辅洞穴修道院掌院因诺肯季·吉泽尔[8]是“说服沙皇”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愿望是将基辅留在沙皇治下，同时保留基辅都主教区的独立地位。然而事与愿违。沙皇在17世纪70年代成功留下了基辅。下一个十年，乌克兰境内的莫斯科沙皇国官员和他们的支持者成功地将基辅都主教区的管辖权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莫斯科。管辖权的转移发生在1685年——基辅的教士得到了沙皇的保护，却付出了失去独立的代价。

对基辅的未来的争夺催生了现代以前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 ——第一册印刷版罗斯历史“课本”，这本书在吉泽尔掌管的洞穴修道院出版，有一个长长的巴洛克风格的名字：《关于斯拉夫—罗斯民族起源、神佑之城基辅的早期王公及神圣而虔诚的基辅及全罗斯大公、开国君主弗拉基米尔生平的诸编年史简编或略要》（Synopsis,or a Brief Compendium of Various Chronicle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Slavo-Rossian Nation and the First Princes of the Divinely Protected City of Kyiv and the Life of the Holy, Pious Grand Prince of Kyiv and All Rus’, the First Autocrat, Volodymyr，以下简称《略要》）。它第一次出版是在1674年，当时基辅正准备应对奥斯曼人的进攻，而波兰人也要求莫斯科人归还基辅。在这本《略要》中，基辅被描述为历代莫斯科沙皇的第一个首都和莫斯科式东正教信仰的诞生地，是一座不可能丢弃给异教徒或天主教徒的城市。书中有关斯拉夫-罗斯民族的内容更加支持了这样的论点：根据《略要》作者们的说法，因为有斯拉夫-罗斯民族，莫斯科沙皇国与哥萨克国才得以结合成一个政治实体。这为许多俄罗斯人至今仍然相信的一个神话打下了基础，即他们的民族起源于基辅。然而在17世纪，莫斯科沙皇国的精英阶层并未思考民族血缘的问题。将莫斯科沙皇国和乌克兰的居民们视为同属一个民族的是基辅的修士们。直到19世纪，俄罗斯帝国的建造者们才会完全体会到基辅修士这种创见的好处。

莫斯科沙皇国和波兰对乌克兰的分割导致了一种危机。在这种危机下被迫产生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不仅有基辅的教士们，也有哥萨克军官阶层。在这方面，哥萨克精英们已经不再需要依赖教士们的创造：基辅学院的毕业生中不仅有牧师和主教，也有哥萨克军官，甚至包括不少统领。如果说教士们无法设想一个没有东正教沙皇的家园，哥萨克军官们却根本不需要什么沙皇。他们的忠诚归于一个共同的哥萨克“祖国”，第聂伯河两岸都在它的怀抱之中。

在1663年之前，也就是乌克兰第一次发生事实分裂那一年之前，哥萨克军官们用“祖国”这个词描述整个波兰-立陶宛联邦或波兰王国。在1658年的哈佳奇联合时期，正是回归波兰祖国的念头诱使他们回到波兰国王治下。然而分裂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一位又一位的统领开始在他们的通函或公告中呼吁乌克兰祖国的统一，而乌克兰祖国指的正是包括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国。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之后，所有的统领（包括彼得罗·多罗申科和尤里·赫梅尔尼茨基在内）都将乌克兰祖国的利益描述为他们的最高效忠对象，高于其他任何忠诚和义务。哥萨克祖国的范围超越了哥萨克人更传统的忠诚目标——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它不仅包括哥萨克军团，也包括哥萨克国的领土及其居民。统领们将这个祖国称为“乌克兰”。1667年之后，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人都开始用“乌克兰”来称呼他们的祖国。

最后一名尝试将第聂伯河左岸和右岸统一于自己统治之下的哥萨克统领是伊凡·马泽帕。只有两位统领的形象出现在乌克兰独立后发行的纸币上。一位是五赫里夫尼亚纸币上的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另一位就是十赫里夫尼亚纸币上的伊凡·马泽帕。在乌克兰之外，尤其是在西方，马泽帕可能比赫梅尔尼茨基更为知名：伏尔泰、拜伦勋爵、亚历山大·普希金和维克多·雨果都描述过马泽帕的生平和功勋。他出现在欧洲歌剧院和北美剧场的演出中，以“Mazeppa”（他的名字的法语拼写）之名，以一位君主和一位爱人的形象在文学和文化中赢得了声名。在马泽帕担任哥萨克统领期间，两种不同的祖国概念——乌克兰和小俄罗斯——再次展开了竞争，而他统治的结果则是一种新的小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形成。

马泽帕统治哥萨克国的时间超过20年（1687—1709），比他的任何前任都要长，并最终得享天年。这本身就已经算是一个成就——他的前任中有两人或被杀害，或被判处死刑。马泽帕之前的两名统领都在被控“叛国罪”后遭莫斯科派遣的总督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家人也遭到迫害。仅仅是得罪莫斯科的朝臣们就足以让一名哥萨克统领丢掉职衔、自由甚至性命，不需要他犯下阴谋反对沙皇或尝试与波兰人、奥斯曼人或瑞典人合作等罪行。

马泽帕的生命轨迹反映了17世纪最后数十年间哥萨克群体的普遍命运。这位将来的统领出身于左岸乌克兰的一个东正教贵族家庭，在基辅莫希拉学院和华沙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并在西欧学习了炮兵技术。回国后，年轻的马泽帕在波兰国王的宫廷中开始了他的外交和军事生涯。他在后来加入了哥萨克统领彼得罗·多罗申科的阵营，却被与莫斯科人结盟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俘虏。根据那个首先由伏尔泰向西欧读者讲述后来又被许多人重复过的故事，马泽帕落到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手中是因为一件结局悲惨的风流韵事。据称他是一名波兰高官年轻妻子的情人。高官发现这桩情事之后，下令将马泽帕剥光衣服绑到一匹马身上，然后将这匹马放入荒原。在这个故事中，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发现了奄奄一息的马泽帕，并将他救活。无论故事的真相如何，可以肯定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人让马泽帕的哥萨克生涯得以平步青云。他们将这个俘虏送到了统领伊凡·萨莫伊洛维奇[9]那里。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并见多识广的军官，马泽帕得到了伊凡的任用。

在17世纪的后几十年中，大批哥萨克显贵、普通士兵、市民和农民从第聂伯河右岸迁到了俄国人控制的左岸乌克兰。马泽帕也是这股迁移潮流的一员。政治的稳定，外加哥萨克国从沙皇那里得到的相对广泛的自治权，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复苏。正如彼得·莫希拉时代一样，复苏的中心仍然是都主教驻地基辅，是洞穴修道院和基辅学院。接任统领之后，马泽帕尽其所能地推动哥萨克国的持续经济复兴以及宗教和文化生活的繁荣。

成为统领的马泽帕下令修复在漫长的哥萨克战争中年久失修的教堂，其中有莫希拉曾经修复过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有圣母安息大教堂和洞穴修道院的圣三一教堂。它们是基辅罗斯时代留下的建筑遗产的一部分。马泽帕还下令修建新的教堂，包括洞穴修道院的圣母诞生教堂，还有基辅和他的都城巴图林[10]（位于哥萨克国东北部，接近莫斯科沙皇国边境）城中的其他许多教堂。洞穴修道院之外的大部分教堂都没能在20世纪30年代幸存下来：布尔什维克们打算将基辅变成一座真正的社会主义首都，派出拆迁队将这些教堂拆毁。然而马泽帕在洞穴修道院内修建的那些教堂连同修道院的部分围墙得以保存至今，成为这位哥萨克统领的慷慨和财富的证明。这是莫希拉之后基辅城中第一次大兴土木。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建筑风格在后来被称为哥萨克风格或马泽帕巴洛克风格。

与他之前的所有统领都不同，马泽帕是一名能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的统领。这是因为他从帝国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沙皇彼得一世视马泽帕为他的忠仆。在彼得与其异母姐姐索菲亚[11]的权力斗争中，马泽帕选择站在未来沙皇一边。彼得在后来让马泽帕成为获授圣安德鲁勋章的第一人，那是彼得亲自设立的尊崇奖励。当哥萨克军官们向沙皇抱怨他们的统领并习惯性地控告他叛国时，沙皇将告发信交给了马泽帕，而没有采取莫斯科统治者们的传统做法——用这样的控告来打击哥萨克统领。彼得甚至允许马泽帕处死这些来自哥萨克精英阶层的告发者，向他展现出了更多的信任。

彼得-马泽帕同盟关系在1708年秋天戛然而止，其时正值大北方战争（1700—1721）[12]的白热化阶段。战场位于波罗的海地区，交战双方是莫斯科沙皇国和瑞典及它们各自的盟友。战争之初，瑞典似乎占上风。在击败了莫斯科人的盟友、波兰的“强者”奥古斯特二世[13]并迫使他下台后，年轻而雄心勃勃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开始向莫斯科进军。彼得且战且退，使用焦土战术来拖慢敌军的进攻步伐。

这种毁灭性的手段加剧了哥萨克精英阶层早已有之的不满，将他们从彼得一方推向卡尔十二世。多年以来，哥萨克团长们一直向马泽帕抱怨彼得在哥萨克国境外对哥萨克军团的调用，尤其是利用他们来开掘圣彼得堡城内和周边的运河。（彼得在1702年建立了圣彼得堡，它将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由于严寒和疾病，哥萨克人在圣彼得堡像蚊蝇一样大量死去。雪上加霜的是，彼得还引入了新的税种及行政改革，让哥萨克国面临失去其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沦为莫斯科沙皇国普通省份的危险。团长们坚持认为，这一切都侵犯了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与莫斯科沙皇国之间订立的保护盟约。

马泽帕与卡尔十二世的波兰盟友们取得了联系，对他的各种外交政策选项进行了思量，但没有采取行动。瑞典国王在其进军莫斯科的路上决定绕道乌克兰，而沙皇却拒绝派出任何援兵。这意味着马泽帕必须独力保卫哥萨克国，并放火烧掉卡尔十二世进军路线上的村镇。直到此时，马泽帕才听从了团长们的要求，倒向了战争的另一方。尽管莫斯科沙皇国与历代哥萨克统领之间有众多的协议，它却没有执行它的首要义务——为哥萨克国提供保护。如今连左岸乌克兰也得考虑一下其他选择了。哥萨克军官们开始琢磨50年前的哈佳奇联合中提出的条件。1708年11月，马泽帕率领一群心腹之臣和一支哥萨克小部队离开了都城巴图林，加入了前进中的卡尔十二世的大军。

为了保密起见，在突然离开巴图林之前，马泽帕没有在哥萨克国内采取任何会刺激到彼得的行动。这对马泽帕的个人安全来说是一个审慎的决定，但对反叛本身则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得知马泽帕叛逃的消息后，彼得派他的得力干将亚历山大·缅什科夫[14]率领一个军团进入了乌克兰。没有一支哥萨克军队采取行动来阻止缅什科夫，于是莫斯科人的军队出其不意地夺取了统领的首都巴图林，获得马泽帕为自己和瑞典人的军队准备的大量军备物资。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巴图林的陷落对整个乌克兰社会造成的打击。缅什科夫不光夺取了这座城市，还下令屠城。包括妇孺在内，超过1万名巴图林守军和市民惨遭杀害。巴图林如今是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一个考古重镇。在此工作的考古学家们至今仍不断发现死者的遗骨。缅什科夫发出的信号强烈而清晰：沙皇不会容忍叛变行为。

双方开始对哥萨克人和哥萨克国其他居民的忠诚展开争夺。争夺主要以公告的形式进行：彼得发出公告，马泽帕则以公告回敬。这场被称为“宣言之战”的争夺从1708年秋天持续到1709年春天。沙皇给马泽帕扣上叛国的罪名，将他称为犹大，甚至下令准备一个羞辱性的圣犹大勋章，好让他在马泽帕被抓获后给他戴上。马泽帕则拒绝接受这样的指控。与他之前的维霍夫斯基一样，他将沙皇与统领之间的关系视为契约。在他看来，沙皇侵犯了曾经许给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继任者们的权利和自由。这位统领争辩说：他的忠诚不归于君主，而是归于哥萨克军团和乌克兰祖国。马泽帕也向他的民族宣示了忠心。他在1708年写道：“莫斯科，也就是大俄罗斯民族，向来憎恨我们小俄罗斯民族。它长久以来一直满怀恶意，一心要把我族驱向毁灭。”

由于“宣言之战”、莫斯科军的果断行动，以及在彼得授意下举行的新统领选举，马泽帕的阵营里出现了一道新的裂痕。那些曾经劝说马泽帕倒戈的团长们如今担心遭到报复，没有召集各自的部队前来为马泽帕效力。许多人加入了莫斯科人一方。在普通哥萨克士兵、市民和农民中，马泽帕也没有什么支持者。比起接受天主教徒、穆斯林或这一次的新教君主的统治，普通人更倾向一个信仰东正教的沙皇。当卡尔十二世与彼得的决战到来时，莫斯科一方比瑞典一方拥有更多的哥萨克人。

1709年7月初，在波尔塔瓦城附近的战场上，一支2.5万人的瑞典军团与两倍于己的莫斯科军相遇了。双方阵营中都有哥萨克部队，但都作为侧翼参战。这不光反映了他们的忠诚受到怀疑，也说明哥萨克人不是欧洲国家正规军的对手——曾经令人胆寒的哥萨克军已经成了历史。约有3 000到7 000名哥萨克人站在马泽帕和瑞典人一方，而投向莫斯科人的哥萨克人要多出3倍以上。敌军的数量优势对卡尔十二世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他曾击败过比这更多的俄国人和波兰人。但这一次不同了。在敌国土地上度过一个冬天之后，他的军队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强大。一向身先士卒的卡尔十二世也在几天前受了伤。他把自己的责任分派给一批军官，而不是集中在一名指挥者手上。战斗来临之际，这样的安排在瑞典军中造成了混乱。

战斗以莫斯科军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卡尔十二世和马泽帕被迫逃离乌克兰，前往奥斯曼人控制的摩尔达维亚寻求庇护。1709年秋天，流亡中的伊凡·马泽帕在摩尔达维亚城市本德尔[15]去世。卡尔则直到5年后才回到他的王国。波尔塔瓦战役常被历史学家们视为大北方战争的转折点。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奇特的转向：一场争夺波罗的海控制权的军事冲突在乌克兰战场上一决胜负，导致瑞典失去了它在北欧的霸主地位，并使俄国踏上了跻身于欧洲大国之林的道路。然而，在波尔塔瓦战役造成的各种后果中，最富戏剧性的无疑是战役发生地出现的变化。

莫斯科人的胜利为基辅教士阶层和沙皇当局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1708年秋天，沙皇就曾迫使基辅都主教将马泽帕谴责为叛国者，并将他革出教门。波尔塔瓦战役之后，曾将马泽帕比作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基辅学院的院长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16]在沙皇面前做了一次长篇布道，对他的前恩主进行谴责。这些会被马泽帕视为变节的行为在彼得眼中却是忠心的宣示。普罗科波维奇在后来成为彼得的改革中最重要的理论家。他将支持彼得夺取绝对权力的努力，并将提出一种论证，证明彼得有权在其君位的传承上打破寻常的父终子继模式——彼得以叛国罪将自己唯一的男性继承人送上了审判台，并让他死于牢狱之中。[17]普罗科波维奇是《灵魂规训》[18]一书的主要作者。这本书以由一名世俗官员担任主席的圣主教公会[19]取代了牧首在俄国东正教会中的统治权。他还支持将彼得称为“祖国之父”的观念。从前普罗科波维奇和其他基辅教士们用这个称号颂扬马泽帕，如今却将它带到了莫斯科沙皇国。

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辉煌的帝国生涯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现象，即帝国将受到西式教育的基辅学院毕业生收入彀中的努力。彼得需要这些人来实现对莫斯科沙皇国的教会文化和社会的西化改革。基辅学院的毕业生们纷纷流向莫斯科沙皇国，一开始数以十计，后来数以百计，并在那里开展他们的事业。他们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有东正教会临时首脑，有主教，也有随军牧师。其中一名基辅人——罗斯托夫[20]都主教季米特里·图普塔罗[21]——甚至因其对“旧信条”的斗争而被封圣。这些人不仅帮助彼得对俄国进行西方化改革，还通过宣传新俄罗斯祖国乃至新俄罗斯民族的理念，将俄国改造成一个近代政治体。乌克兰人，或者说小俄罗斯人，则被视为这个民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如果说彼得旨在加强其独裁统治和集中国家机构的政策为宗教领袖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新机遇，这些政策对哥萨克军官们来说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马泽帕的叛逃令沙皇更加感到将哥萨克国整合到帝国体制和行政结构中的迫切性。如今的哥萨克统领伊凡·斯科罗帕德斯基[22]受到一名俄国人的监督。他的都城从被夷为平地的巴图林迁到了距离俄国边界更近的赫卢希夫[23]。俄军如今也在哥萨克国内长期驻扎。追随马泽帕流亡的哥萨克军官的家眷们遭到逮捕，其财产也被没收。1721年大北方战争以俄国的胜利结束后，更多的变化接踵而至。彼得沙皇将莫斯科沙皇国改名为“俄罗斯帝国”，并自称为俄罗斯帝国第一代皇帝。接下来的几年中，沙皇利用斯科罗帕德斯基去世的机会直接取消了统领的职权，将哥萨克国置于被称为“小俄罗斯管理委员会”（Little Russian College）的机构管辖之下。管理委员会的首脑则是彼得指派的一名帝国军官。哥萨克人群起抗议，向圣彼得堡派出了一个请愿团以争取他们的权利。然而这些努力都落了空。沙皇逮捕了哥萨克反对者中的领袖帕夫洛·波卢博托克[24]团长。帕夫洛在圣彼得堡的圣彼得和保罗要塞[25]的一间囚室里死去。

马泽帕选择铤而走险，但最终失败。他一心要保护的哥萨克国同样失败了。我们无从知道如果卡尔十二世没有在战前负伤，而追随马泽帕的哥萨克人更多一些的话，哥萨克国的命运将会如何。我们能确知的是马泽帕的后继者们希望建设并在其中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方面的知识来自一份呈给皮利普·俄尔里克[26]、被称为《共识与条件》（Pacta et conditiones）的文件。俄尔里克是摩尔达维亚的流亡哥萨克人在马泽帕去世后选出的统领——不用说，这些流亡哥萨克人不会承认在彼得授意下被选出的斯科罗帕德斯基为他们的合法领袖。这份《共识与条件》在今天的乌克兰被称为《皮利普·俄尔里克宪法》，通常被视为乌克兰的第一部宪法。许多人骄傲地宣称它比美国宪法更早获得通过。事实上，与《共识与条件》最接近的应该是波兰议会选举国王所依据的条款。这份文件尝试通过保障哥萨克军官和普通哥萨克士兵的权利来对统领的权力做出限制。由于有许多扎波罗热哥萨克人跟随马泽帕流亡，《共识与条件》对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权利保障尤为突出。

关于哥萨克国的过去、当下和将来，《共识与条件》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独特的视野。俄尔里克曾担任马泽帕的总书记官。聚集在他周围的哥萨克军官们没有去基辅罗斯和弗拉基米尔大公那里寻找自己的起源——那已经是被基辅的沙皇拥护者们据为己有的经典神话。他们将自己的血统上溯至哈扎尔人，也就是基辅罗斯之前的游牧先民之一。这一观点更多基于语言而非历史。虽然在今天看来可笑，但以早期近代的语言学标准视之，它却相当站得住脚。在乌克兰语中，“哥萨克”和“哈扎尔”这两个词的发音即使不是完全相同，也十分接近。至关紧要的，是要主张确有一个独立而不同于莫斯科人所属民族的哥萨克民族存在。俄尔里克和他的军官们视情况不同会将这个民族称为哥萨克人、罗塞尼亚人或小俄罗斯人。然而俄尔里克的大部分观点不为其同胞们所知或者支持。在他们的故乡乌克兰，哥萨克人正努力为保住他们仅存的一点自治权而斗争。

彼得一世在1725年2月去世，比身陷囹圄的哥萨克团长波卢博托克去世晚了几个星期。哥萨克国内的哥萨克人将这看作上天对彼得施于他们的不义做出的惩罚，也看作拿回他们被沙皇褫夺的部分特权的良机。在他们的诉求中，恢复统领的职权成为第一要务。1727年，哥萨克军官们选举彼得早年的反对者丹尼洛·阿波斯托尔[27]担任新近重设的统领一职，完成了心愿。为了庆祝夺回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曾取得的这一特权，哥萨克人找出了这位老统领的一幅画像，恢复了对他的崇拜。他们不仅将赫梅尔尼茨基视为将哥萨克人从波兰的压迫下救出来的解放者，也视为哥萨克人权利和自由的保卫者。赫梅尔尼茨基的这种新形象让他成了一个象征，代表着哥萨克国精英们的小俄罗斯主义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意味着只有维持哥萨克人的特殊地位和特权，才能换取他们的政治效忠。

这一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粗糙却有效的混合体，其中既有教士阶层的亲俄话语，也有哥萨克军官阶层的自治主张。小俄罗斯主义理念最显著的特点是对沙皇的忠诚，同时其身份认同又强调帝国中哥萨克民族的权利和待遇。哥萨克精英阶层眼中的小俄罗斯仅限于左岸乌克兰地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都不同于北方的白俄罗斯地区和第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其余地方。这一新政治体和新身份认同的基因中有着明显的早期民族建构印记。在这一时期的哥萨克文献中（18世纪早期，哥萨克历史写作的出现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罗斯或罗塞尼亚、小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可以互换的名词。这样的用法有其逻辑，因为这些名词的背后是各种紧密相连的政治体和身份认同。

要确定这些名词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我们能找到的最佳类比莫过于一副套娃玩具。最大的一个套娃是后波尔塔瓦时代的小俄罗斯身份认同。它里面的一层是涵盖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乌克兰祖国理念。下一层是波兰-立陶宛联邦中的罗斯或罗塞尼亚身份认同。而在这套套娃的核心，所谓小俄罗斯身份认同中，则保存着关于古老的罗斯共同体和晚近的哥萨克乌克兰的记忆。乌克兰核心终将从小俄罗斯套娃的外壳里破茧而出，并对过去的哥萨克人曾拥有或追求的土地提出要求，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在波尔塔瓦战役刚刚结束之际，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1] Ivan Mazepa（1639—1709），彼得大帝时代的左岸乌克兰哥萨克统领（1687—1709年在任）。

[2] Charles XII（瑞典语作Karl XII，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年在位）、军事家。

[3] Battle of Poltava，俄国与瑞典的大北方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发生于1709年6月27日。俄国在波尔塔瓦战役中的决定性胜利终止了瑞典作为欧洲北方霸主的时代。

[4] Ivan Velychkovsky（？—1726），乌克兰诗人、波尔塔瓦教区大司祭。

[5] Lazar Baranovych（1620—1693，一说1593—1694），乌克兰宗教、政治和文学界人士，曾担任基辅莫希拉学院院长、切尔尼戈夫大主教，并曾多次临时担任基辅、加利西亚和全罗斯都主教。

[6] Simeon Polotsky（1629—1680），白俄罗斯出生的俄罗斯诗人、戏剧家、牧师。他是近代俄罗斯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俄罗斯文化和教育西方化潮流的先锋。

[7] The Old Belief，指俄罗斯东正教会中“旧信徒”（Old Believers，或称旧礼仪派，Old Ritualists）所持的信条。旧信徒们为反对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尼孔（Nikon，1605—1681）的教会改革，于1666年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

[8] Inokentii Gizel（约1600—1683），日耳曼裔的东正教会圣人和文化人士，曾担任基辅学院哲学教授和基辅多座修道院的院长。

[9] Ivan Samoilovych（？—1690），左岸乌克兰的哥萨克统领（1672—1687年在任）。

[10] Baturyn，今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古城。

[11] Sofia Alekseyevna（1657—1704），沙皇阿列克谢一世之女，曾任摄政（1682—1689年在位）。彼得一世亲政后，她夺权不成，被放逐为修女。

[12] Great Northern War，1700年至1721年间俄国与瑞典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俄国从此称霸波罗的海。

[13] Augustus II（1670—1733），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1694—1733年在位）、波兰国王及立陶宛大公奥古斯特二世（1697—1706、1709—1733年在位）。他因身形魁梧、力大无穷而获得了“强者”的绰号。

[14] Aleksandr Menshikov（1673—1729），彼得大帝时期俄国重要的政治人物，曾获俄罗斯帝国陆军大元帅、海军上将、最高枢密院成员、神圣罗马帝国亲王和俄罗斯帝国王公等头衔。

[15] Bender，今摩尔多瓦东南部城市。

[16] Teofan Prokopovych（1681—1736），乌克兰东正教大主教、作家、哲学家。

[17] 这里指的是彼得大帝的长子阿列克谢·彼得洛维奇（Alexei Petrovich，1690—1718）。他曾在1716年逃往奥地利，希望逃离父亲的控制。回国后被控叛国罪，遭到残酷迫害，并死于狱中。

[18] Spiritual Regulation，彼得大帝时期的一部东正教会改革纲要。

[19] Holy Synod，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在1721年至1918年间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彼得大帝在莫斯科牧首阿德里安去世后设置。彼得大帝取消了牧首一职，代之以由沙皇任命的多名主教和世俗官员组成的宗教会议。

[20] Rostov，今俄罗斯西部雅罗斯拉夫尔州首府。

[21] Dymytrii Tuptalo（1651—1709），俄罗斯东正教会圣人、作家、神学家。

[22] Ivan Skoropadsky（1646—1722），左岸乌克兰哥萨克统领（1708—1722年在位），马泽帕的继任者。

[23] Hlukhiv（俄语作格鲁霍夫），今乌克兰东北部城市，紧邻俄罗斯。

[24] Pavlo Polubotok（1660—1724），哥萨克政治和军事领袖，曾在1722年至1724年间任左岸乌克兰临时统领。

[25] St. Peter and Paul Fortress，圣彼得堡的一座城堡，建于1706—1740年。

[26] Pylyp Orlyk（1672—1742），马泽帕的部下，摩尔达维亚境内流亡哥萨克人的统领。

[27] Danylo Apostol（1654—1734），左岸乌克兰统领（1727—1734年在任）。他曾在马泽帕叛乱中支持马泽帕，但在后来倒戈。

第三卷

帝国之间

BETWEEN

THE

EMPIRES

第13章

新的边界

东欧和中欧的地缘政治在18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变化的主要特征和原因是俄罗斯帝国的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增强。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之后，俄罗斯帝国就走上了成为欧洲超级大国的道路。俄罗斯帝国的首席大臣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1]——他是哥萨克国一个显赫军官家族的后裔——曾在17世纪末对一名年轻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欧洲每一发炮弹的发射都需要征得俄国的同意。”帝国的边界向西和向南迅猛推进。奥斯曼人不得不从黑海北岸退却，波兰-立陶宛联邦也已解体，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

许多乌克兰人的积极参与推动了这些巨变的发生。18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别兹博罗德科就是其中之一。别兹博罗德科促成的变化对他家乡的同胞也造成了影响。乌克兰如今成为地缘政治大变革的中心，既从这场变革中受害，也从中受益。此时哥萨克国已从欧洲和俄罗斯帝国的地图上消失。乌克兰境内的两条主要文化边界——东西方基督教分界线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分界线——也开始移动。俄罗斯帝国的疆域变化也改变了文化空间。在西方，俄国当局将天主教会和联合教会的扩散阻止在了第聂伯河一线，并将之向后压缩。在南方，草原边界的“消失”成为新的刺激因素，促使乌克兰向黑海和亚速海方向发展。

在研究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历史学家眼中，18世纪首先是一个启蒙的世纪。启蒙时代始于17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18世纪晚期。其特点是个人主义、怀疑主义和理性在政治和哲学领域的兴起，这也是启蒙时代又被称为理性时代的原因。然而“理性”这个词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自由理念与保护个人权利是这一时期各种著作的中心议题，然而理性统治和君主专制同样如此。近代共和制和近代君主制同样深深植根于法国哲学家们的思想中。18世纪欧洲的专制君主和美国的建国者一样，深受启蒙思潮的影响。前者中包括三位在历史上被称为“启蒙独裁者”的君主——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2]、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3]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4]。他们都是自己国家第二位使用各自名字的君主，都相信理性的统治、绝对的君主制和自己统治的正当性。除开这些，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参与了对波兰的多次瓜分（1772—1795），由此最终摧毁了波兰-立陶宛联邦在启蒙运动激发下进行的改革尝试。为瓜分波兰欢呼的不是别人，正是伏尔泰。他将对波兰的宰割视为自由主义和宽容的胜利，甚至是理性的胜利。他还给叶卡捷琳娜二世写信，称俄罗斯帝国政府将最终为欧洲的那片地区带来和平。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俄罗斯帝国超过30年。她的构想和改革可以用如下原则来解释：统治者的绝对权力、合理的统治，还有对帝国所有地区和所有臣民施行统一的标准。这些原则对哥萨克国来说都不是好兆头——哥萨克国是一个自治的国中之国，其存在的基础正是它在帝国内拥有的特殊地位。关于这一地区，女皇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帝国内部的边界，将哥萨克国完全纳入帝国。“小俄罗斯、利沃尼亚和芬兰都是拥有确定特殊待遇的省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64年写道，“我们应以尽可能和缓的方式，将这些省份和斯摩棱斯克俄罗斯化，以免它们一直像狼一样渴望回到森林。要做到这一点应该很简单，选择明智的人担任这些省份的总督即可。一旦小俄罗斯没有了自己的统领，我们不光不应拔擢新人来担任这个职务，还要全力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关于统领和统领时代的记忆。”

彼得一世是第一个废除哥萨克统领的俄国君主。他在1722年伊凡·斯科罗帕德斯基死后就这么做了。彼得一世于1725年去世。两年后哥萨克人选出一名新统领，恢复了哥萨克国的自治。然而这一次复国没能持续多长时间。18世纪30年代中期，帝国政府在哥萨克统领丹尼洛·阿波斯托尔死后禁止举行新的统领选举，哥萨克国再度归于政府机构小俄罗斯管理委员会的管辖之下。1750年，统领制度再度短暂恢复，但权杖并未落到某位哥萨克团长或总参谋部成员手中，而是归于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长，他的名字是基里洛·罗苏莫夫斯基[5]，是一名游历甚广、多才多艺的22岁的年轻人。

罗苏莫夫斯基出生于哥萨克国，在哥廷根大学接受教育，最主要的身份是一位帝国朝臣。他的少年得志和辉煌生涯得益于其家族的各种关系。他的哥哥阿列克西[6]是基辅和切尔尼戈夫之间的小城科泽列奇[7]的一名年轻人。他的歌唱天赋让他进入了圣彼得堡的宫廷合唱团，担任歌手和班杜拉[8]琴手。阿列克西在这里遇到了彼得一世的一名孙女、后来的俄罗斯女皇伊丽莎白[9]。他们成了恋人，据某些记述说他们还秘密结了婚。无论真相如何，反正哥萨克人阿列克西·罗苏姆变成了俄国伯爵阿列克谢·拉苏莫夫斯基（乌克兰语罗苏莫夫斯基），被一些朝臣称为“夜帝”。在“夜帝”的建议下，伊丽莎白女皇恢复了哥萨克统领职衔，并将它赐给了阿列克西的弟弟。

大罗苏莫夫斯基为伊丽莎白登上帝位立下了汗马功劳（1741年伊丽莎白登基时他是宫廷总管），小罗苏莫夫斯基则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为女皇的道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宫廷卫队的支持下通过政变上台，她的丈夫和合法君主彼得三世[10]则在政变过程中被暗杀。除开谋害其夫之外，本名索菲·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冯·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多恩堡（Sophie Friederike Auguste von Anhalt-Zerbst-Dornburg）的叶卡捷琳娜对帝位的继承权也不太站得住脚。将叶卡捷琳娜拥立上台的人认为她因此欠了他们的情。“每名卫士在看到我时都可以说：‘是我让那个女人成了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说。乌克兰的哥萨克统领基里洛·罗苏莫夫斯基就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之一。他希望得到的回报是将统领之位改为世袭，而他在哥萨克国的臣民也想要更多的自治权和本地的立法权。

哥萨克人中的一些爱国者如今也将哥萨克国称为小俄罗斯，但将它视为与被他们叫作大俄罗斯的帝国核心平等的政治体。“我并非臣服于你，而是臣服于你的君主。”谢曼·季沃维奇[11]在其诗歌《大俄罗斯与小俄罗斯的对话》（“A Conversation Between Great and Little Russia”，1762）中写道。这首诗写于叶卡捷琳娜即位后不久，诗中一个拟人化的小俄罗斯向大俄罗斯说出了上面的话。季沃维奇在这句话之后继续写道：“不要以为你是我的主人，你我的君主才是我们的共同统治者。”这种将小俄罗斯与大俄罗斯的合并视为王朝联合的图景可以追溯到哈佳奇联合的精神。然而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无意统治一个主张特权和优待的政治联合体。她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它将以合理的方式被划分为各个行政单位，而非哥萨克国这样的国中之国。

叶卡捷琳娜二世将统领召回了圣彼得堡，并在1764年秋天整个撤销了哥萨克统领的职衔。希望破灭的不光是罗苏莫夫斯基，还有哥萨克国内的许多爱国者。新任的哥萨克国（如果它还能被称为哥萨克国的话）统治者是彼得·鲁缅采夫[12]将军。鲁缅采夫是俄罗斯人，其职衔是新创设的“小俄罗斯总督”，并统领着这一地区的俄国军队。他统治哥萨克国20多年。农奴制和帝国的税务邮政系统也在这个时期被引入了哥萨克国。18世纪80年代初，他主持取消了哥萨克国的领地自治权，并废除了基于哥萨克军团的行政和军事体系。哥萨克部队被纳入了帝国常备军。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整个帝国推广的新行政体制，哥萨克国的行政单位被整合成三个帝国省份。

在将她心目中那个秩序井然的帝国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叶卡捷琳娜二世无疑是从容不迫的。从废除统领职衔到将哥萨克国在行政上纳入帝国，同化哥萨克国的过程持续了差不多20年。转变以渐进的方式发生，没有引起新的叛乱，也没有制造出为乌克兰自治献身的烈士。这一过程也得益于许多哥萨克人的支持——他们将帝国对哥萨克国的吸纳视为天命。哥萨克国的许多体制和实践似乎都已经过时了，无法应对理性时代的挑战。帝国的整合将哥萨克部队变成了纪律严明的军队，还为哥萨克国带来了学校系统和正式邮政服务等公共设施。当然，整合也带来了农奴制，但几乎没有哥萨克军官对此提出抗议，毕竟他们是农奴劳动的受益者。

哥萨克精英阶层在哥萨克国和斯洛博达乌克兰——从17世纪开始即受俄国直接管辖的哈尔基夫和苏米[13]周边地区——占有统治地位，但占这两个地区人口大多数的则是农民。18世纪中，这些农民发现自己不断失去的不光是土地，还有赫梅尔尼茨基叛乱取得的最大成果——自由。18世纪下半叶，哥萨克国内近90%和斯洛博达乌克兰境内超过一半的农民已经生活在别人的田庄上。田庄的拥有者包括东正教会和如今已成为贵族的哥萨克军官。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83年5月颁布法令，禁止生活在贵族田庄上的近30万农民离开他们的居住地，并强迫他们为地主无偿劳动。这是乌克兰的第三次农奴化浪潮。

一些观点认为：哥萨克国内至少有一个人发出了反对农奴化的声音，这个人就是瓦西里·卡普尼斯特[14]。他是波尔塔瓦地区一个哥萨克军官家族的后裔，写下了叶卡捷琳娜时代最知名的抗议诗篇——《奴隶制颂歌》（“Ode on Slavery”，1783）。部分学者认为卡普尼斯特抗议的是农民的农奴化，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他是在反对哥萨克国体制的废除。事实上，这两者可能都是他反对的目标。它们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发生，由同一位统治者的法令推行。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给他的家乡带来的后果，卡普尼斯特没有掩饰他的失望。他用诗句来描述女皇如何对待自己的子民：“而你压迫他们，用锁链束缚那些为你祈祷的手。”

众多乌克兰精英在圣彼得堡度过了他们生涯中的大部分时光，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都做出了贡献。卡普尼斯特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的《奴隶制颂歌》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经典的行列。在彼得大帝时代，乌克兰教士们纷纷迁往俄罗斯并加入帝国教会。在叶卡捷琳娜时代，大量涌来的则是哥萨克军官的后代和基辅学院的毕业生。这些人更倾向于选择世俗的职业。仅在1754年到1768年间，这所高等学院就有超过300名毕业生选择为帝国服务或前往俄罗斯。他们所受的教育令他们可以轻松地在国外继续学业，之后再回来为帝国工作。整个帝国里乌克兰医生的数量是俄罗斯医生的两倍。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0年里，圣彼得堡师范学院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哥萨克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禁止乌克兰教士加入俄罗斯教会（她登基时，大部分俄罗斯主教都已经是乌克兰移民），但乌克兰人流入帝国行政部门和军队的速度并没有慢下来。

新一代哥萨克军官将他们对哥萨克国的忠诚与为帝国服务结合起来。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的生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747年，别兹博罗德科出身于哥萨克国的总书记官家庭，后来在基辅学院接受教育。如果他早出生几十年，这样的背景足以为他在哥萨克国内开始一段辉煌生涯打下很好的基础。但时代已经不同了。别兹博罗德科成了团长，但其上司已经不是哥萨克统领，而是小俄罗斯的帝国总督彼得·鲁缅采夫。年轻的别兹博罗德科参加了一次对奥斯曼人的战争，在许多战斗中展示了自己的勇气，并在担任鲁缅采夫的书记处负责人时表现优异。他在1774年成为团长，下一年就到了圣彼得堡，受女皇亲自差遣。

1768年至1774年间的俄土战争加速了别兹博罗德科的晋升，让他从前哥萨克国来到帝国首都。不光是哥萨克国，整个乌克兰都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巨大冲击。战争的导火索是1768年春天发生在右岸乌克兰的一场叛乱。

事实上，有两场叛乱同时发生：第一场是一次暴动，或者用当时当地的话来说，是（波兰的和波兰化的）天主教贵族的反抗“同盟”，针对的则是波兰-立陶宛联邦议会授予宗教异见者（尤其是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同等权利的决议。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自己的使节迫使议会中的天主教代表们通过了这一决议——俄国使节威胁说他将调遣俄国军队来达成目标。对叶卡捷琳娜二世而言，这是证明她有资格代表俄国和东正教立场的方式。叛乱者们拒绝服从议会决议，将之解读为一个不仅会破坏他们的宗教，也会侵害他们的国家主权的俄国阴谋。这次贵族起义在波多里亚小城巴尔爆发，因此得名“巴尔同盟”。

巴尔同盟的成员们在右岸乌克兰地区追捕剩下的东正教徒。这种行为激起了另一场叛乱，其参加者是信仰东正教的哥萨克人、市民和农民。他们受俄国政府和教会官员的鼓动，起来反抗天主教贵族，在人们心中激起对1648年（赫梅尔尼茨基叛乱的第一年）那种规模的屠杀再度出现的恐惧。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再一次与那些曾听命于当局的哥萨克人携起手来。前者的领袖是马克西姆·萨利兹尼亚克[15]，后者则以伊凡·贡塔[16]为首。在乌克兰民粹主义者眼中和后来的苏联历史叙事中，这两名哥萨克领袖都将成为英雄。与1648年一样，叛乱的受害者是波兰贵族、天主教会和联合教会牧师，还有犹太人。18世纪，犹太人已经回到了右岸乌克兰，重建了他们的经济、宗教和文化生活。他们中许多人追随拉比以色列·巴尔·谢姆·托夫[17]。这位拉比于18世纪40年代在波多里亚城市梅德日比日[18]传授哈西迪[19]教义。天主教叛乱者想要得到一个不被俄国插手的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徒想要的则是受俄国人管辖的哥萨克国；犹太人则希望不受干涉。他们都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1768年夏天，俄国军队跨过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第聂伯河边界，对巴尔同盟的天主教徒和信仰东正教的哥萨克人和农民同时发起进攻。这一行动尤其出乎后者意料，因为他们将沙皇的军队看作自己的解放者。然而帝国有自己的逻辑。两场叛乱都威胁了这一地区的稳定，也都遭到镇压。然而在叛乱被平定之前，一支自称归属俄国的哥萨克部队从巴尔塔[20]踏出波兰边界，进入了克里米亚汗国的领土。奥斯曼人和法国人都对俄国在这一地区日益膨胀的影响力感到担忧，遂利用这次事件对俄罗斯帝国宣战。俄国接受了挑战。

小俄罗斯总督彼得·鲁缅采夫率领一支帝国军队和一支哥萨克部队进入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俄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别兹博罗德科在拉尔加和卡古尔的战斗[21]中表现突出），取得了对这两个公国的控制，连同其各自首都雅西[22]和布加勒斯特在内。俄军还攻下了奥斯曼帝国位于多瑙河畔的要塞伊斯梅尔[23]和基里亚[24]，今天这两座城市都位于乌克兰境内。克里米亚也落入俄军之手，导致几乎整个南乌克兰都被俄国人控制。奥斯曼人兵败如山倒。在地中海上，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也被得到英国顾问帮助的俄国舰队摧毁。

就俄国人在黑海地区的野心而言，1774年签署的《库楚克凯纳尔杰条约》[25]似乎是一种倒退。帝国军队不得不离开多瑙河河畔的摩尔达维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公国。此外圣彼得堡还必须将其部队撤离克里米亚。原因很简单：许多欧洲强国不愿看到俄国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突然膨胀。然而条约在其他方面补偿了俄罗斯帝国。它实际上将奥斯曼人从黑海北岸地区和克里米亚赶了出去。俄国得以在亚速海和黑海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前哨。克里米亚汗国也宣布成为独立国家。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克里米亚半岛虽然从伊斯坦布尔手中独立出来，却成为圣彼得堡的附庸。

1783年，克里米亚正式并入俄罗斯帝国。一支俄国军队进入半岛，将最后一位克里米亚可汗流放到俄罗斯中部地区。此时已经是俄国外交政策主导者的别兹博罗德科在这一进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还是所谓“希腊方案”（Greek Project）的始作俑者。这一方案旨在瓦解奥斯曼帝国，建立一个受俄国控制的新拜占庭帝国，并在多瑙河河畔建立由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合并而成的新国家达西亚（Dacia）。这个方案无果而终，但从帝国当局给克里米亚城市起的希腊式名字中仍可以发现它的遗响。这些城市包括辛菲罗波尔[26]、叶夫帕托里亚[27]和最有名的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归于俄国之后两年，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建立了海军基地。

1787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前往克里米亚视察。受到这个消息和“希腊方案”传言的刺激，奥斯曼人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意在夺回黑海北岸的控制权。然而他们再一次失败了，这一次输给了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结成的同盟。根据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1792年在雅西签署的和约，俄罗斯帝国将其地盘扩大到整个南乌克兰地区。奥斯曼人承认克里米亚和刻赤海峡对岸的库班地区[28]为俄国领土。随着别兹博罗德科的笔尖落在和约上，乌克兰草原这条边界从此被俄罗斯帝国抹去。然而文化意义上的边界依旧存在，只不过被纳入了帝国内部。

军事手段取消了草原上的边界，同时使它向受帝国鼓励和主导的殖民化敞开。这一地区不再需要哥萨克人。事实上，帝国当局认为哥萨克人易于引起叛乱和冲突，还容易带来与邻国的矛盾，因此希望他们离开。俄罗斯哥萨克人参加了1773—1774年间的普加乔夫起义[29]，让政府更加确信这一点。下一年，从摩尔达维亚前线返回的俄罗斯帝国军队包围了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将哥萨克人驱散。被驱散的哥萨克人中的一部分被招入新建的哥萨克编伍，其中包括黑海哥萨克人——他们在后来被送往毗邻动荡不安的北高加索地区的库班半岛。其他哥萨克人留了下来，却不再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存在。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87年来到克里米亚时，她的宠臣格里高利·波将金[30]向她展示了这些哥萨克人的定居点。“波将金村”的说法就来自这次展示——它之所以虚假，并不是因为这些村庄不存在，而是因为这些村庄早就在那里了，基本不是波将金努力的成果。

乌克兰南部草原地区的大规模垦殖在其还处于哥萨克人控制下时就开始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自己就曾邀请避难的农民来到这里。在从哥萨克人手中夺来的土地上，政府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新定居点。逃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塞尔维亚难民来到叶利萨维特格勒（今基洛沃格勒）[31]和巴克赫穆特（今顿涅茨克州的阿尔乔莫夫斯克）[32]以北地区。他们定居的两个地区分别被称为新塞尔维亚和斯拉夫塞尔维亚。随着俄国人的堡垒向南扩散，随着帝国从俄土战争和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中取得新的领土，整个扎波罗热哥萨克地区如今成了被称为“新俄罗斯”的帝国省份的一部分。（这个省份的边界随时间而变迁，有时包括顿涅茨河地区和克里米亚，有时又将它们排除在外，但它从未如那些在2014年主张分裂乌克兰的俄国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包括过斯洛博达乌克兰的哈尔基夫地区。）新俄罗斯以从前属于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地区为中心，在18世纪最后数十年间成为国内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从1789年到1790年，为逃避强制兵役，第一批门诺派[33]教徒从普鲁士迁入这一地区，在紧邻第聂伯河险滩南面的霍尔蒂恰岛[34]上定居下来。更多来自他们故乡、与他们同属一个教派的人很快也将来到这里，一起到来的还有德意志新教徒和来自中欧的天主教殖民者。然而，“外国人”中的大部分却来自奥斯曼帝国，包括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摩尔达维亚人。俄罗斯帝国当局对农民和工匠的需求早有确证。它鼓励这些人迁入，并向他们提供土地、税收减免以及各种俄国臣民梦寐以求的福利。

帝国上层对定居者的多族群构成感到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这可以证明帝国及其统治者的伟大。“摩尔达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印度人、希腊人，还有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无论他们来自世界的哪一片天空之下，都是叶卡捷琳娜的子民。”18世纪晚期的诗人V. P. 彼得罗夫[35]写道。截至18世纪末，这一地区总共约50万男性人口中已有20%是“外国人”，剩下的则是东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中有一部分是被流放到边境地区的俄罗斯宗教异议者，然而大多数都是逃亡的乌克兰农民——他们多来自右岸乌克兰地区。新俄罗斯省由帝国创建，有着多族群色彩，然而这个省份的族群构成仍以乌克兰人为主。

新俄罗斯省的人口以乌克兰人为主，然而克里米亚鞑靼人却在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在内的陶里达省[36]占有压倒性多数。圣彼得堡竭力让克里米亚被和平纳入帝国，给予克里米亚贵族以俄罗斯贵族的地位，还把从前属于可汗的土地赐给他们。汗国中的其他社会制度，包括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在内，都未被触动。帝国并不急于求成。与哥萨克国的情况一样，帝国对克里米亚汗国的吸纳过程将花费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如此谨慎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人口的外流。截至18世纪末，有近10万克里米亚汗国的前臣民离开了克里米亚半岛及其北方的黑海沿岸草原，去往奥斯曼帝国。对这种人口流动的一种解释是，这些人希望生活在一位穆斯林君主统治之下；另一种解释则是，草原边界的消失造成了此地经济机会的流失，因为奴隶贸易和战争掠夺已经彻底行不通了。

别兹博罗德科签署的雅西和约使俄国对克里米亚和南乌克兰地区的占领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变得合法。第二年，也就是1793年，前哥萨克国的西部边界上发生了另一起戏剧性的事件。俄国和波兰之间那条沿第聂伯河划定的边界由来已久，120多年来一直将乌克兰一分为二，却突然被抹去了。俄军渡过了第聂伯河向西挺进，其中部分由已经是帝国军队高级军官的前哥萨克军官们率领。他们占领了包括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要塞在内的东波多里亚，以及包括日托米尔城在内的沃里尼亚的一部分。在北方，俄军则占领了白俄罗斯城市明斯克和斯卢茨克[37]。

这次事态的变化是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它终结了第聂伯河边界的存在，也让乌克兰哥萨克人梦想已久的右岸和左岸乌克兰的统一变成了现实。对波兰的第一次分割发生在1772年，其时欧洲的三大强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夺取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普鲁士分得了但泽（格但斯克）[38]，使其核心地区和东普鲁士[39]连成了一片；俄国得到了东白俄罗斯；奥地利则分得了加利西亚。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国都通过迫于其军事和政治压力的波兰议会主宰着整个波兰-立陶宛联邦，更近一段时间则通过一位忠顺的波兰国王来实施控制。因此这第一次瓜分对俄罗斯帝国来说是一种损失，而非收获。实际上它是一个避免军事冲突的策略，因为此时圣彼得堡尚未做好战争的准备。奥地利人对俄国在1768—1774年俄土战争中的胜利感到担忧，站在了奥斯曼人一边，威胁要进攻俄国。因此俄国同意接受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实则是在利诱奥地利，让它不要插手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

奥地利人吞下了这个诱饵。他们想要西里西亚[40]，即以今天的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41]为中心的地区，但俄国人给出的则是加利西亚。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后玛利亚·特蕾西亚[42]不喜欢“瓜分”这个词——在她看来那意味着这整个方案缺乏正当性——于是尝试用历史来为这次吞并正名。从历史上匈牙利国王们对中世纪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提出的领土主张中，特蕾西亚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从此这片新领土就被称为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43]。奥地利人没有把自己捏造的奥地利与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联系当成一个玩笑。1774年哈布斯堡家族声称加利西亚王公对布科维纳[44]拥有主权，从摩尔达维亚攫取了这块地方。由于从1699年起整个外喀尔巴阡省（今天乌克兰最西端的地区）就处于维也纳的掌握之中，现在哈布斯堡家族得以将三个未来的乌克兰省份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一状况将对近代乌克兰和整个东欧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没有增加俄罗斯帝国手中的乌克兰领土——俄国获得的地盘都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然而到了1793年，华沙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让情况发生了变化。1791年5月，波兰议会的代表们通过了一部新的、旨在让联邦重新站起来的宪法[45]。作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产物，新宪法注重权力集中、善政和教育，并在宗教宽容领域实现了一些进步。在波兰周边的瓜分势力看来，这部宪法更重要之处则在于它承诺让波兰政府重新变得可以正常运转：它强化了国王权威，移除了所有议会决议必须全票通过的规定，即著名的，或者不如说臭名昭著的“自由否决权”（拉丁语liberum veto）[46]。

看起来，尽管（或因为）遭遇了第一次瓜分的冲击，波兰-立陶宛联邦仍试图让自己脱离贵族党争的泥沼，重新成为一个中欧强国。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普鲁士和奥地利攫取了更多波兰领土。俄国人也不甘人后，他们的借口是保护传统的波兰权利和自由，包括“自由否决权”在内。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边界必须被抹去，新的边界在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建立起来。俄国人将帝国国界一直推进到奥属加利西亚的东端，这让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变成了邻居。与玛利亚·特蕾西亚皇后一样，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十分注重合法性的问题。第二次瓜分完成之后，俄国皇室发布了一枚纪念章，上面刻有帝国新边界的地图，其铭文为“我已收复失土”，意指这片地区曾经属于基辅罗斯。

俄国的边界还在继续向西推进。这已经与恢复基辅罗斯旧地无关，而是源于波兰-立陶宛联邦内部因第二次瓜分而发生的一次起义。起义的领袖是白俄罗斯人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47]。他是巴尔同盟的老兵，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修筑了西点防御工事，并被大陆会议晋升为准将。1784年科希丘什科回到波兰-立陶宛联邦，在波兰军队中担任少将。1794年，他在克拉科夫发动起义，成为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所有的瓜分势力——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派军越过了波兰边界以镇压这次暴动。其结果是波兰王国的彻底毁灭。

这一次三位“启蒙独裁者”将第二次瓜分后波兰剩余的土地分了个干净。奥地利在与俄国对沃里尼亚（洛多梅里亚）的争夺中失败，改为吞并了包括克拉科夫在内的部分波兰国土。为了让吞并变得合法化，奥地利将这片土地视为加利西亚的一部分。普鲁士则扩大了其位于波罗的海南岸的地盘，直抵华沙。然而最大的受益者是俄国：它分得的部分有波罗的海诸省、立陶宛、西白俄罗斯，在乌克兰则获得了包括里夫涅[48]和卢茨克[49]在内的沃里尼亚地区。

一些人将对波兰的历次瓜分视为乌克兰的重新统一过程。苏联历史学界无疑采取了这一立场。事实上，对波兰的瓜分在乌克兰造成了部分地区的统一，也造成了其他部分地区的分裂和切割。如果说在瓜分之前乌克兰大部分土地被波兰-立陶宛联邦和俄罗斯帝国分享，现在分享者则变成了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就乌克兰土地而言，俄国从小“股东”变成了大“股东”，掌握着乌克兰族群地区的大部分。瓜分波兰的结果之一是：俄罗斯帝国内的乌克兰族人口占比从13%上升到22%，而俄罗斯族则从70%下降到50%。在俄国新获得的乌克兰土地上，犹太人占总人口的10%，另有大约5%是波兰人和波兰化的天主教徒。这让这片土地成了一张族群拼图，与帝国在南乌克兰地区鼓吹和引以为自豪的族群构成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帝国新获得的波兰、犹太甚至乌克兰（按当时的说法即小俄罗斯）臣民对帝国的忠诚远非理所当然。这些多族群居民并非这片土地上的新来者，那个夺取了它的国家才是。这个国家只欢迎其新臣民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早在1791年，帝国政府就实施了“定居范围”[50]，将犹太人定居地区限制在前波兰-立陶宛联邦省份，后来又加上了其从南方新获得的一部分地区。乌克兰大部分地区都在“定居范围”之内。

18世纪下半叶，一系列谈判导致了乌克兰边界的重大变动。这些谈判中的关键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哥萨克公爵”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我们已经知道身在圣彼得堡的别兹博罗德科一直是哥萨克故乡（他称之为祖国）的忠诚爱国者。他推动出版了一部哥萨克编年史，并亲自撰写了从1734年丹尼洛·阿波斯托尔统领去世到1768年俄土战争爆发之间的哥萨克国历史。这部编年史对哥萨克人与奥斯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战争进行了大量描述。然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在他提议吞并克里米亚时，在他在雅西参加决定黑海北岸地区命运的协商时，还有，在他与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就如何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进行谈判时，别兹博罗德科是否受到了自己“小俄罗斯”背景和身份认同的影响。在他推动将克里米亚和波兰-立陶宛联邦从地图上抹去的时候，他自己的祖国也已经从那张地图上消失了。18世纪不仅是一个启蒙和理性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帝国时代。

[1] Oleksandr Bezborodko（1747—1799），18世纪俄国政治家、外交家，继尼基塔·帕宁（Nikita Ivanovich Panin，1718—1783）之后成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外交政策的主导者。他被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封为公爵。

[2] Catherine II（1729—1796），即俄罗斯帝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谢耶芙娜（Yekaterina II Alexeyevna，1762—1796年在位），亦译作凯瑟琳二世（英语发音），被称为叶卡捷琳娜大帝。她是德意志的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亲王的女儿、俄国沙皇彼得三世的妻子，在彼得三世继位后不久就发动政变将其废黜。

[3] Frederick II（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军事家、作家、作曲家。他在位期间，普鲁士在政治、军事和文化艺术领域都得到迅猛发展，让德意志启蒙运动得以开展，也令普鲁士获得了欧洲大国的地位。

[4] Joseph II（1741—1790），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奥地利大公（1765—17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年在位）。

[5] Kyrylo Rozumovsky（1728—1803），乌克兰哥萨克政治家、最后一位小俄罗斯哥萨克统领（1750—1764年在任）。他担任过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长。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64年废除哥萨克统领职衔后，罗苏莫夫斯基成为俄罗斯帝国陆军元帅。

[6] Oleksii Rozumovsky（1709—1771），阿列克西·罗苏莫夫斯基（或罗苏姆，Rozum），乌克兰哥萨克歌手。他受到俄罗斯帝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的宠爱。

[7] Kozelets，今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小城。

[8] Bandura，一种乌克兰拨弦民族乐器。

[9] Elizabeth Petrovna（1709—1762），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一世之女、俄罗斯帝国女皇（1741—1762年在位）。她在1741年推翻年仅1岁的伊凡六世后登基。

[10] Peter III（1728—1762），俄国沙皇（1762—1762年在位）、彼得一世的孙子、伊丽莎白女皇的外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丈夫。他在1762年登基后不到半年就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黜。

[11] Semen Divovych，哥萨克统领赫卢希夫政府中的一名翻译。

[12] Petr Rumiantsev（1725—1796），18世纪俄罗斯帝国名将、陆军元帅。

[13] Sumy，亦译作苏梅（俄语发音），今乌克兰北部城市。

[14] Vasyl Kapnist（1758—1823），乌克兰诗人、社会和政治活动家。

[15] Maksym Zalizniak（约1740—1768），1768—1769年波兰-立陶宛联邦哥萨克叛乱中的扎波罗热哥萨克领袖。

[16] Ivan Gonta（？—1768），曾是波兰的基辅总督手下的哥萨克雇佣兵首领，在1768年叛乱中倒戈，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合作。

[17] Israel Baal Shem Tov（约1700—1760），即以色列·本·埃利泽（Yisroel ben Eliezer），18世纪西乌克兰地区的一名犹太教拉比，犹太教哈西迪派的创始人。

[18] Madzhybizh，多作Medzhybizh，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小城。

[19] Hasidism，犹太教正统派的一支，倾向于神秘主义。“哈西迪”意为“虔诚”。

[20] Balta，今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城市。

[21] 均为第五次俄土战争中的著名战役。拉尔加之战（Battle of Larga）发生在1770年7月7日，卡古尔之战（Battle of Kagul）发生于同年8月1日。俄军在两场战役中均以少胜多。

[22] Jassy，今罗马尼亚东北部城市，曾为摩尔达维亚公国首都。

[23] Izmail，今乌克兰西南部敖德萨州城市。

[24] Kiliia，今乌克兰西南部敖德萨州城市。

[25] Treaty of Kuchuk Kainarjae，第五次俄土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达成的和约，于1774年7月签订于库楚克凯纳尔杰（今保加利亚境内凯纳尔贾）。

[26] Simferopol，克里米亚半岛中部城市，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首都。

[27] Yevpatoria，克里米亚半岛西岸港口城市。

[28] Kuban region，俄罗斯南部库班河一带，位于顿河草原、伏尔加河三角洲和高加索山之间，与克里米亚半岛隔刻赤海峡相望。

[29] 俄罗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发生于1773年至1774年间，领导者为叶梅利扬·普加乔夫（Yemelyan Pugachev，约1742—1775）。

[30] Grigorii Potemkin（1739—1791），18世纪俄罗斯帝国军人、政治家、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曾任克里米亚总督。“波将金村”的典故来自他在接待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弄虚作假的布置，后来成为弄虚作假、装潢门面的代名词。

[31] Yelysavethrad，今乌克兰中部基洛沃格勒州首府基洛沃格勒（Kirovohrad）。

[32] Bakhmut，今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城市阿尔乔莫夫斯克（Artemivsk）。

[33] Mennonites，由荷兰神学家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1496—1561）创立的基督教团体。

[34] Khortytsia，第聂伯河上的一座岛屿，由扎波罗热市管辖。

[35] Vasily Petrovich Petrov（1736—1799），18世纪俄罗斯诗人、翻译家。

[36] Taurida Province，俄罗斯帝国历史地名，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及位于第聂伯河下游和黑海、亚速海海岸之间的地区。Taurida亦作Tavrida（塔乌里达），是希腊人对克里米亚的称呼。

[37] Slutsk，今白俄罗斯中部城市。

[38] Danzig，格但斯克（波兰语作Gdańsk）的德语名称，今波兰滨海省（波美拉尼亚省）省会。

[39] East Prussia，普鲁士王国及后来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省，今分属立陶宛、俄罗斯和波兰。东普鲁士包含了古普鲁士人在波罗的海的领地，被认为是容克贵族的发源地。

[40] Silesia，中欧历史地域，曾为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1945年后大部分并入波兰。

[41] Wrocław（德语Breslau），今波兰西南部城市，下西里西亚省省会。

[42] Maria Theresa（1717—1780），德语作Maria Theresia，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女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后。她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之女和弗朗茨一世之妻，也是当时哈布斯堡王朝权力的实际控制者。

[43] Kingdom of Galicia and Lodomeria，亦称奥地利波兰，于1772年成立，包括今波兰南部和乌克兰西部，是奥地利皇室的领地。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成为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洛多梅里亚即沃里尼亚。

[44] Bukovyna，中欧历史地域，在奥匈帝国时期曾属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今分属罗马尼亚和乌克兰。

[45] 即五三宪法，被认为是欧洲第一部、世界第二部成文国家宪法，仅晚于1788年通过的美国宪法。五三宪法在1792年俄波战争中被废除，仅施行一年。

[46] 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晚期波兰-立陶宛联邦议会中的制度。在此制度下，任何议会代表都可以终止当前议程并否决该议程已通过的法案。

[47] Tadeusz Kościuszko（1746—1817），波兰-立陶宛联邦自由主义者、军事家。他曾加入美国大陆军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后回到波兰参加1792年俄波战争，并在1794年的科希丘什科起义中成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军队总司令。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美国均将科希丘什科视为民族英雄。

[48] Rivne，今乌克兰西北部里夫涅州首府。

[49] Lutsk，今乌克兰西北部沃伦州首府。

[50] Pale of Settlement，俄罗斯帝国西部为犹太人划出的定居范围。Pale一词来自拉丁语palus，意为木桩，引申义为栅栏或边界。

第14章

起源之书

“乌克兰还没有灭亡”，这是乌克兰国歌的开头字句。对任何歌曲来说，这样的开头都难称乐观，但这首歌并非唯一一首无法激起乐观情绪的国歌。波兰国歌的开头与此类似，是“波兰还没有灭亡”。波兰国歌歌词作于1797年，而乌克兰国歌歌词作于1862年，因此到底是谁影响了谁，一目了然。这样的悲观主义从何而来？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而言，民族灭亡的观念都来自他们在18世纪晚期的经历，即波兰的被瓜分和哥萨克国的终结。

与其他许多国歌一样，波兰国歌原先是一首进行曲。这首歌为跟随拿破仑·波拿巴——未来的法国皇帝——在意大利征战的波兰军团而作，最初叫作“东布罗夫斯基玛祖卡[1]”，得名自波兰军团的一名指挥官扬·亨里克·东布罗夫斯基[2]。波兰军团中许多军人，包括这位指挥官在内，都曾参加过科希丘什科起义。这首歌作于波兰被瓜分势力摧毁之后，意在鼓舞波兰人的情绪。歌词的第二行就明确表示：“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波兰就不会灭亡。波兰国歌不仅将民族的命运与国家联结在一起，也将它与自视为民族成员的那些人联结在一起，因此不仅让波兰人看到了希望，也让其他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的代表们看到了希望。波兰和乌克兰的新一代爱国者拒绝把上个世纪的悲剧当作对他们民族命运的最终判决。这两个民族的活动家开始宣传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理念：它应该是一个由爱国公民组成的民主政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拥有领土的政权。

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拿破仑和他的士兵们用歌声和枪尖将民族和人民主权的观念传遍整个欧洲。1807年，这位法国皇帝击败了普鲁士，并在普鲁士从瓜分波兰中获得的土地上建立了华沙公国。波兰军团成员们的梦想离实现更近了一步：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祖国复国这一令人激动的前景。1812年，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之后，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人也群起支持被他们视为解放者的法国侵略军。这一时代波兰首屈一指的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3]在其史诗《塔德乌什先生》（Sir Thaddeus）描述了法军进入今天白俄罗斯地区时当地波兰贵族的兴奋之情。这部作品至今仍被波兰学校列为必读篇目（在白俄罗斯则不然）。“光荣已属于我们，”诗中的一名波兰人物说道，“我们的共和国很快就会重生。”

1815年，15岁的密茨凯维奇在进入维尔纽斯大学学习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亚当·拿破仑·密茨凯维奇。此时波兰人的“我们的共和国重生”的梦想早已被粉碎。拿破仑和东布罗夫斯基以及他们的法军和波兰军团都已从俄罗斯帝国败退。拿破仑侵俄失败一年以后，俄军占领了巴黎，而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但这些努力并非全部白费。决定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命运的维也纳会议（1814—1815）[4]让波兰再次出现在欧洲地图上。维也纳会议在拿破仑创建的华沙公国废墟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原被奥地利吞并的土地，建立了波兰王国[5]。这个波兰王国与它的强邻俄罗斯帝国拥有共同的君主，在俄国被称为沙皇国（tsardom），而非王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6]还赐予波兰帝国其他部分无法企及的自治权和特殊待遇。

以帝国统一化和行政司法标准化为标志的叶卡捷琳娜理性时代就此结束，特殊对待的时代又回来了。那些失去了特权的民族都对波兰人满怀羡慕，其中包括前哥萨克国的精英阶层。尽管近代波兰民族主义是在拿破仑的翼护下成长起来的，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最初兴起时却以反波拿巴为旗帜。在拿破仑战争中，俄罗斯帝国的报纸第一次开始刊登乌克兰语而非俄语的爱国诗歌。这批诗歌中的一首出现在1807年，题为“啊哈！恶棍杂种波拿巴，你还没有餍足吗？”（“Aha! Have You Grabbed Enough, You Vicious Bastard Bonaparte?”）无论是以哪种方式，拿破仑都激起了当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在波兰人、德意志人和俄罗斯人用各自的母语表达这些情感的同时，一些乌克兰人决定他们也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在乌克兰以及欧洲其他地区，语言、民间故事、文学，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历史，都成为构建一种近代民族认同的砖瓦。

近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人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7]就是那些准备拿起武器抵抗拿破仑的乌克兰人中的一员。他出生在前哥萨克国境内的波尔塔瓦地区，自己组建了一支哥萨克部队，加入抵抗拿破仑的斗争中。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是一名下级官员的儿子，在一所神学院接受教育，曾做过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也曾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军队，在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中作战。1798年，还在军中服役的他出版了其诗作《埃内伊达》（Eneïda）的第一部分。这部诗作是基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的模仿之作，其中的主要人物并非希腊人，而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正如人们对真正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期待那样，诗中人物都说乌克兰方言。然而，我们只有在回顾中才能理解这部诗作的语言选择背后的逻辑。在18世纪晚期的乌克兰，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是一位先驱——他是第一位用乌克兰方言创作一部重要诗篇的作者。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尝试发出某种政治声明。实际上，选择模仿文体正表明他是在进行一场语言和主题的游戏，而不是要创作一部高度严肃的作品。很明显，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不乏文学天赋，对时代精神也有精准的把握。18世纪晚期，整个欧洲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将民族国家设想为不仅是一个人民享有主权的政治体，还是一个文化实体，一个等待被民族文艺复兴唤醒的睡美人。在德意志地区，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8]将语言和文化作为自己对民族的新理解的基础。在西欧和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一样：后来被称为民俗学学者的狂热分子们到处搜集民间故事和歌谣，在找不到“好”样本时，就自己创作。在英国，古代吟游诗人莪相[9]的“发现者”詹姆斯·麦克弗森就成功地将爱尔兰民间传说变成了苏格兰的民族神话。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写作《埃内伊达》第一部分时，正值教会斯拉夫语这一在上一时代统治俄罗斯帝国文学的语言框架分崩离析之际。各种基于方言的文学作品得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公共领域。俄国出现了其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乌克兰则有了自己的伟大诗人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无论他用乌克兰语写作的初衷为何，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从未对这个选择感到后悔。他还将完成《埃内伊达》的其余五部，并成为第一批乌克兰语戏剧的作者。这些戏剧中包括以一个乌克兰村庄为背景的爱情故事《娜塔尔卡-波尔塔夫卡》（Natalka-Poltavka，即《波尔塔瓦的娜塔尔卡》）。前哥萨克国的波尔塔瓦地区（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故乡）所使用的语言将成为标准乌克兰语的基础，并为以第聂伯河为中心，东至顿河、西至喀尔巴阡山脉的不同乌克兰方言的使用者所接受。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学。阿列克西·帕夫洛夫斯基（Oleksii Pavlovsky）在1818年出版了其作品《小俄罗斯方言语法》（Grammar of the Little Russian Dialect），让这种语言有了自己的第一套语法系统。一年后，米科拉（·尼古拉）·采尔捷列夫[10]编撰的第一部乌克兰民歌集也得以出版。

如果不是其他数以十计（后来更发展到数以百计）富有才华的作者的作品出现，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及其作品完全可能只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小小脚注，一个异数而已。这些作者并非都用乌克兰语写作，但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浪漫主义者，都怀有19世纪初那种对民间传说和传统的美好想象，都重视情感而非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乌克兰浪漫主义的发源地是哈尔基夫。1805年，帝国当局在这里开办了一所大学，邀请全国各地的教授们前来任教。在当时，身为一名教授通常意味着对地方志和民间传说感兴趣，而哈尔基夫正有丰富的传统。在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年代，它是斯洛博达乌克兰的行政和文化中心，居住着乌克兰哥萨克人和逃亡的农民。到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这片土地常被人称为“乌克兰”。因此，1816年哈尔基夫开始出现的第一份文学年鉴被命名为《乌克兰先驱报》（Ukrainian Herald）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这份刊物以俄语印刷，但它也接受乌克兰语投稿。它的许多作者所讨论的也是乌克兰历史和文化主题。

哥萨克历史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趣焦点，这在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埃内伊达》中已有所显示。哈尔基夫的浪漫主义者们对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乌克兰历史著作《罗斯历史》（Istoriia rusov）的积极欢迎和宣传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部关于乌克兰哥萨克人的历史被归为18世纪的东正教大主教赫俄希·科尼斯基[11]的著作，但其真正的作者（或作者群）来自前哥萨克国斯塔罗杜布地区的哥萨克军官后裔阶层。无论《罗斯历史》的作者是谁，他都对哥萨克军官和俄罗斯贵族群体中的不平等状况十分关心，并更加公开地主张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的平等。这是在18世纪哥萨克文献中回响的传统主题，但现在拥有了更适合浪漫主义时代情感的表现形式。

《罗斯历史》将哥萨克人刻画成一个独特的民族，并通过乌克兰哥萨克统领们的英雄事迹、战斗历程和死于敌人之手的故事来赞美哥萨克历史。这些敌人和其叙事中的反面人物大都代表着别的民族——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帝国各地的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们的想象力都被《罗斯历史》点燃了。这些人中包括圣彼得堡的孔德拉季·雷列耶夫、亚历山大·普希金和尼古拉·果戈理。在哈尔基夫，这一神秘文本的主要鼓吹者是本地大学的一名教授伊斯梅尔·斯列兹涅夫斯基[12]。与他之前的麦克弗森一样，斯列兹涅夫斯基同样自己创作民间传说。麦克弗森利用爱尔兰神话来达到目的，斯列兹涅夫斯基则在《罗斯历史》中寻找灵感。这部作品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前哥萨克国地区风靡一时，将一段关于哥萨克社会阶层的历史变成了一种对一个新兴民族社群的记述，迈出了近代乌克兰民族塑造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

曾经存在的哥萨克国为近代乌克兰民族的构建提供了砖石——一个关键的历史神话、一种文化传统和一种语言。除此之外，它还提供了建筑师：《埃内伊达》的作者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第一部乌克兰民歌集的编撰者米科拉·采尔捷列夫和写出第一本乌克兰语语法著作的阿列克西·帕夫洛夫斯基都来自前哥萨克国。在乌克兰民族构建的早期阶段中，哥萨克国精英阶层占有如此突出甚至是统治性的地位，其原因很简单：在19世纪的乌克兰，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与当地人共享同一种文化的唯一地区就是前哥萨克国。在奥属加利西亚和俄属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和右岸乌克兰，主导当地政治和文化图景的是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或是波兰化的乌克兰贵族。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得到垦殖的南方草原上，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则是族群意义上或文化意义上的俄罗斯人。因此，哥萨克国境内的旧哥萨克民族后裔几乎自然而然地成了新民族塑造斗争的先锋。这个新民族从其语言到其名字“乌克兰”都来自哥萨克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代乌克兰民族构建的初始阶段被一些学者称为遗产收集时期，滥觞于拿破仑战争期间及紧接其后的一段时间。第二阶段则受到19世纪30年代波兰起义的影响。这场起义导致了早期乌克兰民族运动政治方案的形成。

波兰的起义早有其缘由。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开明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他刚刚把“波兰沙皇”的称号加入自己的头衔）为自己新获得的领土提供了一部欧洲范围内最自由的宪法。然而这位沙皇很快就证明他头衔中的“皇帝”二字并非虚设。他对波兰王国的统治权获得欧洲列强承认之后不久，亚历山大一世的开明路线就走到了尽头。他的代表经常无视波兰议会，侵犯言论自由，并不顾沙皇原先允诺的其他公民权利。当不满的波兰青年们组织起秘密会社时，警察就对他们展开追捕。

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情况愈发恶化。这次起义中，包括部分显赫哥萨克家族后裔在内的俄国军官们率部发动叛乱，要求制定一部宪法。叛乱被镇压了，皇帝尼古拉一世[13]长达30年的保守统治由此拉开序幕。1830年11月，一次由年轻波兰军官在华沙发动的兵变很快演变成一场起义，席卷了整个王国和包括今天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前波兰领土。一支波兰军团被派往沃里尼亚，而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和右岸乌克兰的波兰贵族也开始叛乱。他们号召乌克兰农民们加入起义的队伍，有时候甚至许诺会将他们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帝国以其优势的军力镇压了这次起义。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参加者和支持者，包括亚当·密茨凯维奇在内，都逃离了波兰，其中大部分人逃往法国。运气差一些的人则被关进俄国人的监狱或被流放。

十一月起义不仅是一场对波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动员，它同样在俄国土地上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响。由于拿破仑战争而染上明显反法国色彩的俄罗斯帝国爱国主义者如今开始激烈地反波兰。亚历山大·普希金一派的人物在理念领域引领了对波兰叛党及其法国支持者的攻击。在其诗作《致俄国的中伤者》（“To the Maligners of Russia”）中，普希金要求对波兰解放事业提供保护的法国人不要插手，把俄罗斯和波兰之间的矛盾留给斯拉夫人自己解决。普希金在波兰人的叛乱中看到了对俄国领土的威胁，并认为这种威胁不限于波兰王国的范围。在他看来，这场叛乱仍是对乌克兰的争夺。当俄军攻下叛党盘踞的华沙后，普希金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们将防线后撤到何处？

难道要退过布赫河？退过沃尔斯克拉河[14]？直到（第聂伯河）河口？

那时沃里尼亚将属于谁？

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遗产又将是谁家之物？

如果承认叛党的权利，

那立陶宛人不也会唾弃我们的统治吗？

还有基辅，那拥有金顶的老朽古城，

罗斯的万城之祖——

难道它也要让那些神圣的陵墓

落入野蛮的华沙之手？

在十一月起义期间，普希金甚至动起了写作一部“小俄罗斯”历史的心思。

在波兰起义之后的几十年中，俄国在乌克兰和其他前波兰属地上的政策主旨都是抵抗来自西方尤其是波兰的影响。罗曼诺夫王朝的帝国已经准备好“本土化”，用俄罗斯爱国主义和新生的民族主义来保卫其获得的领土。在这段时间里，帝国教育大臣谢尔希·乌瓦罗夫[15]伯爵明确了新的俄罗斯帝国身份认同的几大基础：专制政体、东正教信仰和民族。如果说乌瓦罗夫的三原则中的前两个是俄罗斯帝国意识形态的传统标志，第三个原则则是对这个新兴民族主义的时代做出的回应。乌瓦罗夫所谓的“民族”并非泛指，而是专指俄罗斯民族。乌瓦罗夫曾写道：他的三原则构成了“俄罗斯的独特本质，并专属于俄罗斯”，它们“将俄罗斯民族身份的碎片连成一个整体”。这个民族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共同组成。

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对乌瓦罗夫的三原则的具体含意争论不休，但其明晰简洁的结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便于我们对19世纪30年代之后帝国的西部边境政策进行讨论。罗曼诺夫王朝的理想子民不仅要忠于帝国（在理性时代这一条已经足够），还必须属于俄罗斯民族和信奉东正教。波兰的十一月起义让乌克兰农民阶层对帝国的忠诚变得可疑了。在帝国当局眼中，这些人无疑属于俄罗斯民族，却往往不信仰东正教——大部分新领土上的居民仍留在联合教会内。因此，要保证他们对帝国的忠诚，让他们变成沙皇的理想子民，就必须让他们从联合教会改宗东正教，以打破联合教会的农民信徒和天主教贵族之间的联结。当局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在本质上与布列斯特联合的方法正好相反：帝国政府及联合教会内部的政府支持者没有在个人层面上让联合教会的信徒改宗，而是要使整个教会改宗东正教。这或多或少有些类似波兰当局在16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针对联合教会的做法。

1839年，一次联合教会会议在政府的支持下召开，宣布了联合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重新统一”，并请求得到沙皇的祝福。皇帝同意了这个请求，调遣军队进入这一地区，以保证这次反向联合不会遭遇新的反抗。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境内超过1 600个教区和150多万名（据某些估计）信徒在一夜之间“回归”了东正教。在白俄罗斯、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和很大一部分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东正教信仰和民族身份被结为一体，以便为专制政体服务。这是前联合教会信徒漫长“东正教化”过程的开端，他们在文化上的“俄罗斯化”也同时发生。东正教会的神学院都使用俄语作为教学语言，因此教会的知识精英阶层不仅从联合教会的天主教信仰改宗了东正教，在民族身份上也从乌克兰人或罗塞尼亚人变成了俄罗斯人。

更为复杂和困难的，是如何争取受波兰起义威胁的领土上那些世俗精英阶层的“心灵和意志”。起初，帝国采用了其通常的策略，在将波兰贵族阶层并入帝国的同时不削减他们的法律地位和地产权利。亚历山大一世任用波兰贵族和知识分子来推行他的开明改革。波兰人在教育领域起到的作用尤为突出，这是因为1795年亡国之前波兰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

在帝国乌克兰省份的新教育体系的创立过程中，波兰贵族出身的亚当·安杰伊·恰尔托雷斯基[16]公爵起到了关键作用。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他曾担任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并有几年成为事实上的俄国外交政策首脑。亚历山大一世还委任恰尔托雷斯基负责管理维尔纽斯教育区。这一教育区以维尔纽斯大学为中心，管辖范围包括西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另一名波兰贵族塞维伦·波托茨基（Seweryn Potocki）是哈尔基夫教育区的长官。该区以哈尔基夫大学为中心，管辖乌克兰其余地区的教育体系。在俄罗斯帝国首任教育大臣、基辅莫希拉学院毕业生彼得罗·扎瓦多夫斯基[17]主导的教育改革中，这两所大学的创办和整个地区公立学校体系的建立均进入了改革的主要成就之列。

如果19世纪早期的圣彼得堡有任何关于民族身份问题的政策，它必然基于斯拉夫民族联合的理念，即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也被认为包括在内）和波兰人的联合。十一月起义让情况发生了变化。直至1823年还是维尔纽斯教育区主管的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在1830年12月成了波兰革命政府的首脑。后来，恰尔托雷斯基又在巴黎朗贝尔饭店套房里领导“大移民”[18]团体的活动（“大移民”一词指流亡西方的波兰起义者）。俄国专制政府和波兰天主教贵族阶层之间的联合不复存在。教育领域的进展也停滞了，因为这一领域有赖于波兰人的参与和忠诚。帝国政府接受了十一月起义领导者发起的文化挑战，开始对乌克兰和帝国境内其他前波兰领土采取俄罗斯化措施。乌瓦罗夫伯爵急切地希望发展俄语教育和俄语文化，以制衡在这些边境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波兰文化。

一度在招生水平上堪与牛津大学比肩的维尔纽斯大学在1832年被关闭。政府不再能容忍这样一所被其视为波兰民族主义温床的学校。地区内其他由波兰人管理的教育机构也被关闭，其中包括位于沃里尼亚城市克列梅涅茨[19]的一所学院。政府将该学院丰富的图书馆藏、雕塑藏品及其植物园中的草木都搬到了基辅，并于1834年在基辅建立了一所新的帝国教育中心，用以取代维尔纽斯大学。波兰语在这里被禁止使用，俄语成为唯一的教学语言。新的大学以弗拉基米尔大帝的名字命名，因为根据官方历史的说法，他是第一位信仰东正教的君主，还是一名俄罗斯人。

此时基辅只有3.5万居民，被普希金在将之与华沙相比时称为“老朽”。帝国当局开始着手将基辅改造成一座位于欧洲文化边缘的帝国堡垒和俄罗斯民族堡垒。他们根据帝国的时代潮流重建了基辅的东正教堂，并驱逐了这座城市的犹太居民。政府修建了新的街道，给城市各地冠以新的名字。其中一条街道被命名为“宪兵街”，以彰显警察力量对当局在象征和实际两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帝国统治在这一边境地区的稳固。新任基辅、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总督带着将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融入”帝国的使命来到基辅，并在1833年提议修建一座弗拉基米尔大公纪念碑。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审查了这个提议，并十分赞赏。工程耗时20年才得以实现。1853年，塑像在基辅落成，至今尚存。它没有按原计划坐落在弗拉基米尔大学附近，而是位于第聂伯河岸上。关于这座塑像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历史蕴意，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有人将之理解为俄罗斯-乌克兰的宗教和族群统一，也有人理解为对第一个乌克兰国家创立者的纪念。到了今天，很少有人会意识到：竖立这座塑像的最初用意是明确帝国对第聂伯河右岸原波兰属地的统治权。

新大学（利维夫和哈尔基夫之后乌克兰地区的第三所大学）在基辅的创办成为这一地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所大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本地骨干，让他们成为俄罗斯影响力的代表和俄罗斯身份的宣传者。政府还成立了历史委员会，专司手稿和文件的搜集和出版，以此构建右岸乌克兰、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自古就是俄罗斯领土的历史叙事。刚开始时一切尽如计划。本地人才（大多数要么来自哥萨克军官家族，要么是牧师或是前哥萨克国下层官员的儿子）纷纷来到基辅，加入这些新机构，投入与哥萨克人的宿敌波兰人的论战。然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帝国当局发现他们的处境有些不妙：这所大学和这个历史委员会原来被视为保卫俄罗斯身份认同、应对波兰挑战的堡垒，如今却变成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和新的民族主义的温床。

1847年2月，一名叫阿列克谢·彼得罗夫（Aleksei Petrov）的基辅大学法学学生出现在基辅教育区的办公室，揭发了一个以将俄罗斯帝国变成共和国为目标的秘密社团。根据彼得罗夫的告发展开的调查挖出了地下的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这个名字来自那两位不仅用宗教还用一种新的语言和一套新的字母启蒙了斯拉夫人的基督教传教士。兄弟会成员包括基辅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米科拉（·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20]——他将在后来成为现代乌克兰史学的奠基人[21]，还有新任的素描教师塔拉斯·舍甫琴科[22]。米科拉·科斯托马罗夫出身于邻近斯洛博达乌克兰的沃罗涅日省的一个俄罗斯贵族家庭，却常常强调自己的母亲是一名乌克兰农妇。无论其说法是真是假，19世纪中叶的基辅知识分子们的确把农民出身视为一种光荣——他们都希望能为人民服务，离人民越近越好。

兄弟会中没有哪位成员比科斯托马罗夫的志同道合者塔拉斯·舍甫琴科更有资格自称平民主义者。1814年，舍甫琴科出身于右岸乌克兰一个农奴家庭。他在年轻时进入一名富有的波兰地主家中，作为其府上的仆役先是去了维尔纽斯，后来又到了圣彼得堡，并在那里展现出自己的艺术才华。他在圣彼得堡著名的夏园（Summer Garden）写生时，被那里的一名乌克兰画家发现。画家将舍甫琴科引荐给当时俄国文化舞台上的一些领袖人物，其中包括普希金之前俄国最有名的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23]和俄罗斯浪漫派艺术开创者之一卡尔·布留洛夫[24]。舍甫琴科的作品、人格和遭际震撼了圣彼得堡的艺术圈，让他们决定不惜代价解放这名年轻的农奴。最后他们以2 500卢布的价格换得了舍甫琴科的自由，这以当时的标准算得上是一笔惊人的巨款。布留洛夫为了筹款，特意为茹科夫斯基绘制了一幅肖像。这笔钱正来自这幅肖像的拍卖所得。

舍甫琴科在24岁时成为自由人。随后他证明自己不光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还是一名杰出的诗人。1840年，也就是他获得自由两年之后，舍甫琴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题为“科布扎尔”（《歌手》）[25]。“科布扎尔”也将在未来成为他的别名。尽管诗集在圣彼得堡出版，其语言却是乌克兰语。舍甫琴科少年时代就离开了乌克兰，在圣彼得堡长大成人，并成了一名自由的艺术家和诗人，为何他会选择用乌克兰语而非俄语写作呢？毕竟后者才是圣彼得堡大街小巷上和艺术沙龙里使用的语言。

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圣彼得堡那些出力帮助舍甫琴科获得自由的乌克兰友人对他的影响。这些人中有一位波尔塔瓦人，名叫叶乌亨·赫列宾卡[26]。赫列宾卡遇见舍甫琴科时，正在将普希金为1709年波尔塔瓦之战所作的诗歌翻译成乌克兰语。他坚信乌克兰应该有自己的母语文学，包括翻译文学。1847年，舍甫琴科在《科布扎尔》新版前言里阐明了自己用乌克兰语写作的原因：

我的灵魂被巨大的忧伤笼罩。我听说，有时候也读到这样的消息：波兰人在出版书籍，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黑山人和俄罗斯人都在出版书籍。但我从未听说乌克兰人出版书籍的消息，似乎我们没有自己的声音。我的同胞们，这是为什么？也许你们害怕受到外国记者的打扰？不要害怕！不要理会他们……也不要理会俄罗斯人。让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也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他们是有自己语言的民族，我们也是。让人民来评判谁的作品更好吧。

舍甫琴科对尼古拉·果戈理尤为不满。果戈理是前哥萨克国人，以其乌克兰主题的作品——包括《塔拉斯·布尔巴》（Taras Bulba）在内——成为现代俄罗斯散文文体的奠基者。“他们将果戈理作为我们的典范。这个人根本不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却用俄语。沃尔特·司各特[27]也是一样，不用自己的语言写作。”舍甫琴科写道。这些典范没法让他心服口服。“为什么V. S. 卡拉季奇[28]、沙发里克[29]和其他人没有变成德意志人——他们要这样做的话是多么轻而易举——而是仍把自己视为斯拉夫人，视为自己母亲的亲生子，并同样获得了荣名。”他对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文化运动中的巨擘发出了如此的评论，“我们是多么可悲！然而，同胞们，不要绝望。我们要运用智慧为我们不幸的母亲乌克兰工作。”

舍甫琴科在离开圣彼得堡去往乌克兰后写下了以上文字。他在乌克兰的友人中包括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的一些成员。如果我们不知道现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者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为何用乌克兰语写作[30]，舍甫琴科却在《科布扎尔》的前言中确定无疑地吐露了他自己、他的友人和同党们的心声。他们是19世纪初因响应泛日耳曼运动而形成的泛斯拉夫运动的一部分，认为乌克兰在自己的语言、文学和文化上都落在了后面，但同时也相信：只要像果戈理这样的乌克兰骄子能用其才华为祖国服务，乌克兰也可以为斯拉夫世界的其他地区做出巨大贡献。在他们的想象中，乌克兰应该是更广大的斯拉夫世界中的一个自由共和国。

米科拉·科斯托马罗夫起草了兄弟会的章程，题名为“乌克兰人民的起源之书”（The Books of the Genesis of the Ukrainian People）。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之一是《波兰人民和波兰朝圣之书》（Books of the Polish People and the Polish Pilgrimage）。在这本书中，亚当·密茨凯维奇将波兰历史呈现为波兰民族的一部弥赛亚式受难故事。在密茨凯维奇眼中，波兰将从坟墓中重生，并为所有被奴役的民族带来解放。科斯托马罗夫将这个弥赛亚式的角色留给了乌克兰：由于其哥萨克源头，乌克兰天生是民主主义的和平等主义的；与俄罗斯人不同，乌克兰人没有沙皇；与波兰人不同，乌克兰人没有贵族。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的成员们视乌克兰的哥萨克历史为宝贵的遗产，追求废除农奴制，并主张将帝国改造成为平等共和国的联邦，而乌克兰将是这些共和国之一。

这个社团的成员规模很小，存在期也不到一年。它的成员们很快遭到逮捕：科斯托马罗夫在自己的婚礼前几天被捕，舍甫琴科则在为参加友人婚礼来到基辅时被捕。帝国官僚在兄弟会的活动中嗅出了一种新的潜在危险倾向发端的气味，将这些嫌疑犯的观点描述为“分裂主义”。皇帝本人也将之称为来自巴黎（指那些流亡波兰的人）的宣传的结果。然而其他一些人相信兄弟会成员是帝国的忠诚子民，是为罗斯抵抗波兰影响的真正卫士——他们只是在本地的小俄罗斯爱国主义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些，不应受到太重的惩罚。最终，政府官员决定对他们处以相对较轻的刑罚，以免让这个兄弟会引起太多注意，也避免让乌克兰爱国者（这是19世纪中叶政府人士口中出现的新名词）与波兰民族运动结成联盟。

俄国当局将兄弟会的理想描述为沙皇权杖下斯拉夫人的统一，却隐瞒了其真正的计划，使帝国最高层的官员都不得而知。科斯托马罗夫获刑一年，其他兄弟会成员受到入狱6个月到3年不等或国内流放的刑罚。所谓国内流放，一般指被送往偏远省份从事案头工作。皇帝尼古拉一世对舍甫琴科的处罚最重，派他到帝国军队中当了一名列兵，为期10年，其间不得从事素描、绘画和写作，这是因为皇帝对舍甫琴科在诗中和画作中对他和皇后的攻击感到震惊。舍甫琴科认为专制政府应当为他的同胞和祖国——不是俄罗斯，而是乌克兰——所受的苦难负责，因此他的作品对乌瓦罗夫的“官方民族主义”三要素中的两点——专制政府和民族——都进行了攻击，而他的东正教信仰和帝国推行的东正教信仰也不是一回事。

通过他们的写作和活动，科斯托马罗夫、舍甫琴科和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的其他成员拉开了今天被我们称为乌克兰国家构建事业的大幕。他们在历史上第一个利用文物研究者、民俗学者、语言学家和作家的成果来构造一个政治方案，而这个方案将导致一个民族社群的出现。在下一个世纪里，由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成员们提倡并在舍甫琴科饱含情感的诗歌中为更广大的人群所知的理念将深深地改造乌克兰和这片地区。今天这一改变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基辅大学主楼前方的那座舍甫琴科纪念碑——它替换了这所大学的创立者尼古拉一世皇帝的塑像。

[1] Mazurka，起源于波兰民间舞蹈玛祖卡舞的一种舞曲。

[2] Jan Henryk Dąbrowski（1755—1818），波兰将军，曾参加科希丘什科起义，后在海外致力于波兰独立运动，是拿破仑在意大利征战时其麾下波兰军团的创立者和拿破仑战争的参与者，被视为波兰民族英雄。

[3] Adam Mickiewicz（1798—1855），波兰浪漫主义诗人、政治活动家，被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视为民族诗人。其史诗作品《塔德乌什先生》描述了1811年至1812年间俄国占领区内发生的故事，被视为波兰的民族史诗。

[4] The Congress of Vienna，1814年9月18日至1815年6月9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外交会议，目的在于解决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导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会议的目标包括恢复战前国界和保持列强的权力平衡。

[5] Kingdom of Poland，亦被称为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Poland）或波兰沙皇国（Tsardom of Poland），存在于1815年至1915年间，是俄国的共主联邦。

[6] Alexander I（1777—1825），俄国沙皇（1801—1825年在位）、芬兰大公、波兰王国国王。他在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复兴欧洲各国王室，成为欧洲霸主。

[7] Ivan Kotliarevsky（1769—1838），乌克兰作家、诗人、戏剧家、社会活动家。

[8]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国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他是德意志启蒙运动、狂飙运动和魏玛古典主义时期的重要人物。

[9] Ossian，传说中公元3世纪的爱尔兰英雄、吟游诗人。1761年，苏格兰诗人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宣布发现并出版了据称为莪相史诗的作品，对欧洲早期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麦克弗森“发现”的莪相诗作的真伪，文学批评界一直有巨大争议。

[10] Mykola（Nikolai）Tsertelev（1790—1869），俄国民族志学者、教育家。

[11] Heorhii Konysky（1717—1795），18世纪乌克兰宗教人物、作家。

[12] Izmail Sreznevsky（1812—1880），俄国19世纪重要的语言文献学者和斯拉夫文化研究者，自1854年起为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士。

[13] Nicholas I（1796—1855），俄国沙皇（1825—1855年在位），亚历山大一世之弟。

[14] Vorskla，第聂伯河的左支流，全长464千米，发源于中俄罗斯高地，流经波尔塔瓦。

[15] Sergei Uvarov（1786—1855），19世纪俄国古典学者、政治家。

[16] Adam Andrzej Czartoryski（1770—1861），波兰贵族、政治家、作家，曾担任事实上的俄罗斯帝国部长会议主席（1804—1806年在任），并在1830年到1831年间的波兰十一月起义中担任波兰民族政府主席。

[17] Petro Zavadovsky（1738—1812），乌克兰哥萨克人，曾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秘书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罗斯帝国教育大臣。

[18] Great Emigration，指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大批波兰精英流亡西方国家的过程。

[19] Kremianets，亦作Kremenets，今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州城市。

[20] Mykola（Nikolai）Kostomarov（1817—1885），19世纪俄国杰出的历史学家。

[21] 本书导言中对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有同样评价，且都使用了定冠词（the founder）。

[22] Taras Shevchenko（1814—1861），19世纪乌克兰诗人、画家、民俗和民族志学者、政治活动家，其文学作品被视为现代乌克兰文学和乌克兰语言的奠基之作。

[23] Vasilii Zhukovsky（1783—1852），19世纪初俄国杰出诗人、翻译家。他将浪漫主义潮流引入了俄罗斯文学。

[24] Karl Briullov（1799—1852），19世纪俄国画家，被视为俄国绘画从新古典主义转向浪漫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25] Kobzar（乌克兰语作кобзар），指乌克兰哥萨克人中的游吟诗人或歌手。

[26] Yevhen Hrebinka（1812—1848），乌克兰浪漫主义作家、诗人、博爱主义者。

[27] 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兰著名历史小说家、诗人。

[28] Vuk Stefanović Karadžić（1787—1864），塞尔维亚语文学家及语言学家，是塞尔维亚语的主要改革家。他因对民间诗歌、传说和谚语的搜集工作而被称为塞尔维亚民间传说研究之父。他用新改革的语言编写了塞尔维亚语词典，并翻译了《新约全书》。

[29] Pavel Jozef Šafárik（1795—1861），斯洛伐克语文学家、诗人、文学史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者。

[30] 此处原文有误。“Ukrainian”一词后缺少逗号。

第15章

多孔的国界

1848年，即俄国当局取缔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之后一年，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乌克兰人在利维夫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政治组织——罗塞尼亚最高议会。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自称罗塞尼亚人或卢森人，也以这样的名字在帝国为人所知。这个议会与1846年至1847年间存在于基辅的兄弟会有很大的差异：兄弟会从事地下活动，只有很少的成员，并被俄罗斯帝国当局摧毁；但最高议会则是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总督的帮助和鼓励下成立的，并拥有为数众多的成员和广泛的公众支持。

尽管这两个组织有各种不同，它们在创立时间上的巧合却暗示了乌克兰文化、民族身份认同和政治行动主义的发展。这一发展沿两条轨道进行：当其中一条轨道上的速度放慢或停滞时，另一条轨道上的运动仍能继续，甚至加速。乌克兰政治活动家们被俄国-奥地利边界分成两部分，却在民族构建过程中有着数不清的联系。19世纪，将乌克兰人分为两部分的边界已不仅是政治边界，也变成了一条宗教边界，将乌克兰（联合教会的）天主教徒与乌克兰东正教徒分开，然而上述的那些联系跨越了它。与两股互相竞争的帝国势力所期待的相反，两个乌克兰政治活动家群体之间的联系不仅没有中断，反而通过多种渠道得到了发展，这让这场运动的两个分支得以孕育一个关于乌克兰未来的共同图景。

这两个乌克兰政治活动家群体被政治边界分开，但在精神和国家理念上则能保持一致。他们之所以能突破自身的局限，得益于一个简单事实：两个帝国的政府对待乌克兰人这一少数民族的政策截然不同。其中最能彰显这种差异的，是两国对待它们从波兰-立陶宛联邦继承而来的联合教会的态度。与俄国当局不同，奥地利政府从未迫害联合教会信徒，也不曾尝试让他们与占统治地位的“母教会”（在奥地利即天主教会）“重新统一”。事实上，他们对联合教会信徒相当尊重，这一点从官方对这些信徒的新称呼——希腊（奉拜占庭仪轨的）天主教徒——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波兰天主教同胞则被称为罗马天主教徒。奥地利政府还建立了一所神学院（先是在维也纳，后来在利维夫），为希腊礼天主教会的教士们提供教育。19世纪初，希腊礼天主教会将利维夫主教区升级为都主教区，让自己从留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各联合教会教区中独立出来。由于大多数世俗精英都倾向天主教和波兰文化，希腊礼天主教会的教士们就成了罗塞尼亚社群唯一的领袖群体，并将成为现代乌克兰民族运动的脊梁。

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为何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吊诡的是，他们的理由竟和罗曼诺夫们如出一辙。两个帝国都将正在兴起的波兰民族主义视为心头之患，只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对付它。俄罗斯帝国政府取缔了联合教会，并出于保护帝国的俄罗斯民族不受波兰人“蛊惑”的目的，尽力阻止乌克兰人的民族运动。奥地利当局则不然：他们在国内培植罗塞尼亚民族运动以制约波兰人的宣传。他们从未尝试将罗塞尼亚人改造成日耳曼人，也无意干涉他们成为独特民族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奥地利人还鼓励了这种发展，以使之能与发达而有组织的波兰民族运动相抗衡。

在革命之年——1848年，奥地利当局首先付诸实施的正是上述政策。其时，自由民族主义浪潮正在欧洲兴起，从巴勒莫到巴黎，再到维也纳，概莫能外。这对维也纳会议划定的各种边界和这些地区的政府都形成了挑战。1848年3月，受到巴黎革命鼓舞的匈牙利人提出了从哈布斯堡帝国独立出来的要求。他们将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波兰人紧随其后，先是在克拉科夫，后来又在利维夫掀起波澜，要求得到公民自由和自治权。这些诉求对维也纳政府和至少半数的加利西亚居民来说都难以接受。加利西亚省的450万居民中，大约一半是乌克兰人。波兰人占40%左右，还有近7%是犹太人。在所谓的东加利西亚（传统上的加利西亚地区），乌克兰人占据了绝对多数，而波兰人则在今天被称为西加利西亚、包括克拉科夫在内的“小波兰”占据多数。犹太人则散居在这个扩大之后的帝国省份各地。在东加利西亚的犹太人中，有约60%居住在城市和较小的市镇上。

加利西亚省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程度低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在瓜分波兰之后，皇帝约瑟夫二世将传统的波兰精英阶层从政府管理岗位上剔除出来，代之以帝国官僚（其中大多是来自波西米亚的日耳曼化捷克人），以建立一套新的行政体系。他还提高了这个省份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并保护农民不受其主人的欺凌。尽管约瑟夫二世剥夺了波兰精英们的政治权力，他刚开始时却没有对犹太人采取措施，任由他们保持自治权，作为他们缴纳所谓“容忍税”[1]的回报。到了1789年，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容忍法令》（Edict of Toleration），这是犹太人解放历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但他同时也解散了犹太人的传统组织，禁止在公文中使用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建起德语学校，还将犹太人纳入了服兵役的范围。当革命浪潮在1848年3月来到利维夫时，许多犹太人自愿加入了波兰人反抗帝国的队伍。不过，随着奥地利军队在俄军的帮助下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波兰人恢复联邦的希望和犹太人对平等的期待也破灭了。

加利西亚居民中从革命中获益最多的是乌克兰人。他们很可能是对帝国忠诚度最高的人群，也是革命队伍中最不情不愿的参加者。由于波兰人最初的呼吁中没有提到本地乌克兰人和他们的诉求，乌克兰人对加入波兰人的反抗行动并不迫切。1848年4月，乌克兰人社群的领导者们（他们恰好全部都是联合教会的教士）向皇帝请愿，在请愿中宣示了他们的忠诚，要求帝国保护他们不受占统治地位的波兰人侵害，还要求使用罗塞尼亚语的权利。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总督弗朗茨·施塔迪翁[2]伯爵的许可和支持下，希腊礼天主教会的教士们创立了他们的罗塞尼亚最高议会。利维夫的治安长官利奥波德·冯·扎赫尔[3]（后来那位作家的父亲）还批准了第一份乌克兰语报纸《加利西亚星报》（Galician Star）的出版。施塔迪翁将新议会的成立视为“抵消波兰影响、在加利西亚恢复奥地利统治的手段”。

在神职人员的领导下，罗塞尼亚最高议会的确成为制衡波兰民族革命的领导组织——波兰民族议会的有效力量。几乎在所有主要议题上，最高议会与波兰民族议会的诉求都不相同。如果说波兰人偏于激进，乌克兰人则高度保守。关于加利西亚的未来问题，波兰人想要的是整个省份的自治权，乌克兰领袖们却希望将之分割，恢复从前那个较小的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在那里占据人口总数的70%。20万人在一份请愿上签名，要求对加利西亚省进行分治。他们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加利西亚仍保持完整。然而乌克兰人在这场革命中登上了舞台：他们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报纸，被空前地动员起来。

最为革命性的进步无疑是农奴制的废除和农民们积极参与选举政治的开始。这两项进展在加利西亚的出现都是为了回应波兰人的革命要求，但其推出者则是奥地利当局。乌克兰人从中受益匪浅，因为这个省份的大多数农民是乌克兰人。在加利西亚的奥地利议会中，25名乌克兰议员中有16名是农民。布科维纳地区选出的5名议会代表更是均为农民出身。乌克兰代表被选入议会的事实给他们的社群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将哈布斯堡帝国中的乌克兰人引入了选举政治的世界，让他们学会了如何组织起来采取政治行动而不是造反（尽管农民起义仍时有发生）。

革命的结束意味着罗塞尼亚最高议会的终结（它在1851年被政府废除），但在1848年的事件中诞生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并没有结束。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同一个神职人员群体仍然领导着这场运动。他们被称为圣乔治会（St. George Circle，这个名字来自利维夫的希腊礼天主教会主堂）。他们的另一个名字“老罗塞尼亚人”则具有其族群色彩。这些领导着罗塞尼亚民族运动的希腊天主教主教和教士们忠于帝国，在政治和社会观点上都持保守立场，并将自己和哈布斯堡帝国内的同胞们视为一个独特的罗塞尼亚民族的成员。他们的主要敌人是波兰人，主要盟友则是维也纳。至于那些居住在俄奥国界另一侧的乌克兰同胞，或者说小俄罗斯人，似乎很少引起他们的注意。

虽然1848年革命推动了一个新的乌克兰民族的形成，它却没有回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的问题。罗塞尼亚最高议会领导者们所代表的“罗塞尼亚”选项中包括了各种可能性。于19世纪30年代出现在文学舞台上、被称为“罗塞尼亚三驾马车”的一批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在身份认同上所做的选择则是这些不同可能性的最佳代表。“罗塞尼亚三驾马车”的领军人物是雅基夫·霍洛瓦茨基[4]、马尔基安·沙什科维奇[5]和伊凡·瓦西列维奇[6]。他们都是利维夫神学院希腊天主教分院的学生。与欧洲其他民族的觉醒者一样，他们四处搜集民间传说，并痴迷于历史。他们的动力来自哈布斯堡帝国中其他斯拉夫民族文化活动，其理念则植根于第聂伯河地区那些乌克兰民族觉醒者的作品：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埃内伊达》、俄罗斯帝国出版的乌克兰民歌集，还有哈尔基夫的浪漫主义文学。“三驾马车”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年鉴于1836年出版于布达[7]，题为“卢萨尔卡德涅斯特洛瓦伊亚”[ Rusalka dnistrovaia，即《德涅斯特河的水泽仙女》（The Nymph of the Dniester）]。

年鉴出版时，团体的三位领袖还将哈布斯堡帝国内的乌克兰人视为更大的乌克兰民族的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信仰将发生动摇，遭遇竞争。到了今天，三人中只有马尔基安·沙什科维奇被人们尊为加利西亚乌克兰文学的奠基者。沙什科维奇死于1843年，距1848年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知识界动荡还有一段时间。他的同侪伊凡·瓦西列维奇在1848年加入了亲波兰的罗塞尼亚议会，后来被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们视为叛徒。“三驾马车”中的第三位成员雅基夫·霍洛瓦茨基则在19世纪50年代成为加利西亚亲俄派（这些人把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当作更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的领袖之一。因此，用后来的历史学术语来说，“三驾马车”这几位成员选择的道路恰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运动中的三种倾向一致：乌克兰路线（沙什科维奇）、亲波兰路线（瓦西列维奇）和亲俄路线（霍洛瓦茨基）。

不同路线的选择与对书写乌克兰文本的字母的选择紧密相关。19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字母战争”在乌克兰社群中两次引起了震动。这场“战争”中同样有三条路线：教会斯拉夫语所使用的传统西里尔字母、普通西里尔字母（类似俄罗斯帝国所使用的字母），最后还有拉丁字母。奥地利官方和波兰精英阶层倾向于使用后者，因为它让新生的乌克兰文学更为接近帝国的标准，在文化上也更易于波兰化。然而，政府在1859年试图在乌克兰语文本中引入拉丁字母时遭到了乌克兰人的联合反对。人们很快就发现，在加利西亚逐渐形成的新民族不会采用西里尔字母之外的任何文字。至于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还是更大的俄罗斯民族或乌克兰民族的一部分，则尚未确定。

1859年发生在加利西亚的“字母战争”在帝国边界的另一边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同一年，俄国当局禁止了用拉丁字母印刷的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文本的出版和进口。这一措施被视为一次反波兰的举动，其发起者是基辅的一名审查官员，名叫诺维茨基（Novytsky）。他在一份备忘录里称：加利西亚的奥地利当局正在试图通过使用拉丁字母，将“俄罗斯人”变成波兰人。他相信在俄罗斯帝国境内使用拉丁文本也会造成同样的效果。“当西部省份的农民们在当地遇到用波兰字母印刷的小俄罗斯语书籍，他们自然会更倾向于学习波兰字母而非俄国字母。”诺维茨基写道，而这又将引领他们去读波兰书籍，暴露在波兰的影响下，使他们远离“俄罗斯文学的灵魂和潮流”。他所提倡的禁令几乎立刻就得到了执行。

这位审查者主要关注的是农民群体，当时农民已经快要得到解放。农奴制在俄罗斯帝国境内被真正废除是在1861年，比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解放农奴晚了12年半。这次解放没有引发一次革命，但于1863年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引起了一场波兰人的起义。与归属哈布斯堡王朝的乌克兰农民一样，俄国人统治下的乌克兰农民获得了个人自由，却只得到了很少土地，这使他们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附贵族阶层。然而与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乌克兰农民不同的是，被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乌克兰农民既没有得到参与选举政治的权利，也不能成立自己的组织。他们不能获得大学的教席，也不能读到用母语印刷的书籍。更甚的是，帝国政府还禁止用“小俄罗斯方言”出版宗教类和教育类的作品。

俄罗斯帝国境内对所有乌克兰语出版物实际上的全面禁止发生在1863年夏天，正值当年1月开始的波兰人起义的中期。乌克兰农民阶层对帝国的忠诚再度面临危险。政府决定，当问题涉及乌克兰语言时，它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巩固帝国的俄罗斯民族统一，而这就要求将农民阶层隔绝于不受帝国欢迎的乌克兰爱国者群体的影响之外。“此前出版的小俄罗斯语著作的目标读者仅仅是南俄罗斯地区的受教育阶层，然而现在那些小俄罗斯民族性的宣传者已经将他们的精力转移到了未受教育的大众身上。以普及读写能力和教育为伪装，那些试图实现政治野心的人已经开始印刷识字课本、字母书、语法课本和地理课本等书籍。”帝国内政大臣彼得·瓦鲁耶夫[8]在一条禁止乌克兰语出版物的指令中写道。这条禁令不光禁止了拉丁字母版的乌克兰语出版物，西里尔字母版的也未能幸免。瓦鲁耶夫禁令涉及的范围不包括虚构作品，但这类作品当时还非常少见。从1863年到瓦鲁耶夫离开其职位的1868年，乌克兰语出版物的数量从38种减少到仅存一种。

出版禁令最初只是一个临时措施，但在1876年5月变成了永久性的。皇帝亚历山大二世[9]在这个月颁布了一条被称为《埃姆斯上谕》（Ems Ukase）的法令（他当时正在德国小镇埃姆斯[10]享受温泉）。这条法令比瓦鲁耶夫的禁令走得更远，它禁止了所有出版和从国外进口乌克兰语书籍的行为，还禁止了乌克兰语戏剧制作和乌克兰语歌曲的公开演唱。与瓦鲁耶夫禁令一样的是，《埃姆斯上谕》没有对公众公开。禁令在19世纪80年代变得松弛，关于戏剧和歌曲的规定被取消了，然而对出版或从国外进口任何乌克兰语书籍的禁令仍继续存在，直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才被废止。政府仍坚持那条被归于彼得·瓦鲁耶夫的准则——瓦鲁耶夫曾声称：“任何独特的小俄罗斯语都不存在，不曾存在，也不能存在。”乌克兰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被视为一种对帝国统一的威胁：它威胁到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整体性，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波兰的民族主义。

尽管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埃姆斯上谕》时身处遥远的德国，这条法令的主要提议者和推动者却在基辅。米哈伊尔·尤瑟佛维奇[11]是来自前哥萨克国波尔塔瓦地区的乌克兰人，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的贵族寄宿学校（高中）。他在青年时代与普希金交好，也是一名诗人，曾担任军官在高加索地区作战并负伤。19世纪40年代，尤瑟佛维奇成为基辅教育界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他取得了基辅教育区的一个领导职位，并积极参与基辅考古委员会的工作，主要负责从文献角度证明右岸乌克兰从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从其政治和文化观点来看，尤瑟佛维奇持典型的“小俄罗斯主义”立场：他热爱乌克兰，认为自己是在为包括第聂伯河两岸的小俄罗斯的利益而工作；他也是温和的平民主义者，相信小俄罗斯农民阶层需要得到保护，以免受波兰贵族、犹太承租人和天主教（联合教会）教士的侵害；最后，他还是俄罗斯民族所有“部族”统一的信仰者。尤瑟佛维奇将帝国视为他所代表的小俄罗斯爱国主义的盟友和保护者，称得上是帝国的忠诚子民。

对那些从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时代起就被官方称为乌克兰爱国者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尤瑟佛维奇既是他们的盟友，也是他们的对手。这种关系依时间和情况的不同而变化。尤瑟佛维奇在兄弟会成员被捕事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其立场却更多地与兄弟会而非当局站在一边。他拒绝接受一名向他揭发兄弟会颠覆活动的学生提交的书面告密材料，后来又向米科拉·科斯托马罗夫发出警察即将前来搜查的提醒，并帮助科斯托马罗夫销毁了那些会被当成罪证的材料。尤瑟佛维奇不相信科斯托马罗夫及其朋友们的活动会对国家造成危害，而是把他们当成对抗在右岸乌克兰和沃里尼亚占统治地位的波兰文化的盟友。在尤瑟佛维奇的积极参与下，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纪念碑得以在基辅城中竖立起来，它也成了尤瑟佛维奇的信念与忠诚的证明。纪念碑上最初的铭文如下：“致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

纪念碑揭幕在1888年揭幕，此时尤瑟佛维奇已不相信乌克兰爱国者是一个无害的群体。1875年，他写了一份题为“关于所谓的乌克兰爱国者运动”（“On the So-Called Ukrainophile Movement”）的备忘录，并将之提交给帝国当局。在这份备忘录中，那些来自乌克兰爱国者阵营、与他观点对立的人被他冠以图谋将乌克兰从俄罗斯分裂出去的罪名。尤瑟佛维奇声称：瓦鲁耶夫禁令根本没有起到作用，只是让俄罗斯帝国内部和奥属加利西亚的乌克兰爱国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更紧密，而后者正是波兰人的代言人，因此俄国必须采取更激烈的措施来制止乌克兰爱国者们的破坏活动。尽管包括基辅总督在内的本地官员们认为尤瑟佛维奇的控诉过于夸张，圣彼得堡当局却认同他的论证和逻辑——他们担心帝国统一受到威胁，也担心来自波兰人还有哈布斯堡王朝的各种可能阴谋。于是皇帝签署了那道上谕，不仅禁止了乌克兰语书籍的出版和进口，还为一份加利西亚报纸提供了补贴，因为这份报纸被视为一座在哈布斯堡帝国境内抵抗乌克兰爱国主义的堡垒。

被尤瑟佛维奇认为对帝国构成严重威胁的这些乌克兰爱国者是何许人呢？他们中有乌克兰国歌《乌克兰还没有灭亡》的词作者帕夫洛·楚宾斯基[12]，也有基辅大学的古代史教授米哈伊洛·德拉霍玛诺夫[13]。以上两人都是基辅知识分子团体“基辅赫洛马达”（“基辅社团”）的成员。这个团体的兴趣基本都集中于文化领域。楚宾斯基和德拉霍玛诺夫都不曾主张乌克兰应该脱离俄罗斯帝国，也没有亲波兰倾向。然而他们都对乌克兰民族运动的老一代小俄罗斯主义者领袖群体不满，因为那一代人未能推翻瓦鲁耶夫禁令。更重要的是，德拉霍玛诺夫和他的支持者将尤瑟佛维奇从基辅学术活动重镇基辅地理学会的领导位置上赶了下来，这是《埃姆斯上谕》出台的原因之一：尤瑟佛维奇进行了反击，并造成了纷争之初谁也没能预料到的后果。

《埃姆斯上谕》让乌克兰爱国者们变得更加激进，使得乌克兰爱国者和小俄罗斯主义理念支持者之间的代际矛盾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对米哈伊洛·德拉霍玛诺夫而言尤其如此——他的大学教授资格被剥夺，随后离开俄罗斯帝国前往瑞士，定居于日内瓦。他在这里写下的一批作品使他成为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乌克兰政治思想家。德拉霍玛诺夫也是第一个接受社会主义理念的人。在19世纪80年代，他为乌克兰民族的独特性大声疾呼，并宣扬一个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欧洲联邦的理念。这一理念可以上溯到科斯托马罗夫的《乌克兰人民的起源之书》中的观点，但德拉霍玛诺夫心目中的联邦并不限于斯拉夫民族，而是包括整个欧洲。通过德拉霍玛诺夫的著作，乌克兰民族运动从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被摧毁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开始重新思考其政治目标和其文化活动的含义。

德拉霍玛诺夫也是第一个以其观点对奥属乌克兰的局势造成巨大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尽管尤瑟佛维奇对乌克兰爱国者群体的指控大部分不属实，但其中也有符合事实的部分：这些人与加利西亚之间联系紧密，而瓦鲁耶夫禁令只起到了加强这种联系的作用。由于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用乌克兰语出版著作完全没有可能，乌克兰爱国者充分利用了在加利西亚存在的机会。《埃姆斯上谕》在尤瑟佛维奇的检举启发下出台后，加利西亚对实现用乌克兰语出版著作的目标变得更具吸引力了。由于俄属乌克兰地区的文学出版遭到禁止，乌克兰最有名的文学家，包括作家伊凡·涅崔-列维茨基[14]和剧作家米哈伊洛·斯塔利茨基[15]在内，都在加利西亚出版他们的作品。《埃姆斯上谕》未能阻止乌克兰文学的发展，却造成了一种局面：大部分最杰出的作者身处俄罗斯帝国境内，他们的读者却在边界另一边的奥地利。这些作家无法与他们的读者直接接触，反之亦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局面竟帮助推动了一种共同的文学语言和文化在帝国边界两侧的发展。

在东部乌克兰人发现加利西亚这个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地方和出版市场的时候，加利西亚本地的乌克兰人事实上已经分裂为两个相互竞争的群体：亲俄派和乌克兰爱国者派。1867年哈布斯堡帝国的宪法改革之后，这道裂痕变得十分明显。在输掉对意大利和普鲁士这两个新兴民族国家的战争之后，奥地利当局决定向帝国最好战的成员匈牙利人做出重大让步，以换取帝国的延续。“奥匈折中方案”[16]创造了一个被称为奥匈帝国的二元帝国。匈牙利王国拥有了自己的议会和更大的自治权，与帝国其他部分的关系仅系于皇帝个人以及共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然而匈牙利人并非哈布斯堡帝国中唯一受惠于折中方案的民族：波兰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取得了自治权。令乌克兰人恐慌的是，他们成了波兰人自治权的牺牲品——维也纳将加利西亚省的统治权交给了本地的传统波兰的精英阶层。

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袖们感到自己遭遇了背叛：哈布斯堡家族惩罚了他们的忠诚，却奖励了那些不安分的民族。1867年的妥协方案为教会主教团和“老罗塞尼亚人”的主导地位敲响了丧钟，并使亲俄运动的力量得到增强。亲俄派的领袖们，包括希腊礼天主教会牧师伊凡·纳乌莫维奇[17]在内，宣称罗塞尼亚人的忠诚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而如果他们还想抵抗波兰化，就不得不改变对当局的态度。纳乌莫维奇还抨击了试图创造一个独特的罗塞尼亚民族的努力——在波兰人的强大政治和文化攻势下，这个民族事实上毫无获胜的可能性。在纳乌莫维奇看来，奥地利的罗塞尼亚人是更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他的支持者们将自己视为小俄罗斯人，声称俄罗斯书面语言其实是小俄罗斯语的一个翻版，一个“小俄罗斯人”在一个小时内就能学会它。然而这个目标被证明远没有那么容易达成：在尝试掌握俄语的过程中，亲俄运动的领导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俄语和教会斯拉夫语的混合体，并尝试将它用于彼此交流和写作。

19世纪60年代晚期，亲俄派掌握了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大部分乌克兰人组织的控制权。在外喀尔巴阡地区，刚刚获得权力的匈牙利人实施积极的马扎尔化[18]政策，遏制了一切本地文化的发展。俄国政府则通过津贴和奖学金等方式支持亲俄派的活动，自然也引起了维也纳的疑虑。1882年，纳乌莫维奇被奥地利当局逮捕，被控叛国罪：他发起了一场农民请愿运动，要求在一个拥有希腊天主教传统的村庄建立东正教教区，这被视为一次亲俄宣传的尝试。加利西亚和外喀尔巴阡地区亲俄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也与纳乌莫维奇一样遭到当局审判。他们最终被判定犯下了各种反对国家的罪行，并被送进监狱。此后，包括纳乌莫维奇本人在内的许多被诉者都迁往俄罗斯帝国。

1882年的审判之后还发生了其他针对亲俄派活动家的起诉。一方面，俄罗斯帝国当局四处追索那些对乌克兰人是大俄罗斯民族一部分的观点持异议者，另一方面，奥地利人却对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进行迫害。奥地利官方对亲俄行为的镇压削弱了亲俄派运动，另一群活动家借机出现在加利西亚政治舞台的中心。这群人被称为平民主义者或乌克兰爱国者。他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罗塞尼亚三驾马车”及其主要理论家马尔基安·沙什科维奇，然而其直接传承则来自“普洛斯维塔协会”[19]（“启蒙会”）。该会成立于1868年，即奥匈折中方案之后一年。与亲俄派一样，乌克兰爱国者们相信从前那种倒向帝国政府的罗塞尼亚民族运动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而“老罗塞尼亚人”推崇的民族构建模式也没有出路。然而乌克兰爱国者们主张的前进方向与他们的对手有很大区别：他们提出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罗塞尼亚人事实上是一个更大民族的一部分，但这个更大的民族并非帝国化的俄罗斯民族，而是就居住在国界另一边的乌克兰民族。这些乌克兰爱国者与罗塞尼亚民族运动的传统领导者——教士中的精英阶层——发生了分歧，并将自己描述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这也是他们被称为“平民主义者”的原因。

加利西亚的平民主义者和他们的出版物成为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乌克兰爱国者们的天然盟友。1873年，在哥萨克统领伊凡·斯科罗帕德斯基的后代伊丽莎白·米洛拉多维奇[20]的资助下，加利西亚的平民主义者们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学会。为了强调它与俄属乌克兰的联系和它对联合所有乌克兰人的关注和追求，这个学会在后来以塔拉斯·舍甫琴科的名字命名。基辅的乌克兰爱国者们还帮助加利西亚的同人成立了为东西两个乌克兰人群体服务的乌克兰语报纸和杂志。在来自东方的援助下，加利西亚的乌克兰爱国者以一点一滴的方式，在与亲俄派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夺取了布科维纳的罗塞尼亚人组织的控制权。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这两个奥地利省份，来自俄属乌克兰的智力支持被证明是乌克兰爱国者运动兴起的关键因素。乌克兰民族运动的两个分支相互依存，以各自的方式受益于双方的合作。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将基辅的乌克兰爱国者们的思想变得更加激进，让一个独立于泛俄罗斯帝国蓝图之外的乌克兰民族进入了他们的想象。

19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到来之际，乌克兰仍被奥地利-俄罗斯之间的边界分为两部分，与一个世纪之前波兰被瓜分时代的情况一样。然而此时的乌克兰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结在一起。这个新的联合并非源于教会的统一：东正教会与联合教会之间的分裂仍然存在，在俄国对其治下的联合教会信徒进行“重新统一”之后，这条分界线恰与帝国的边界重合。新的联合来自新的民族观念。那个认同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信仰希腊天主教的独特罗塞尼亚民族概念尽管在1848年的革命运动中得到加强，却只延续了20年，没能挺过哈布斯堡帝国向二元帝国的转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哈布斯堡帝国内部的民族运动就摆脱了宗教意义上的排他色彩。亲俄派和乌克兰爱国者派都与边界另一边的东正教同胞建立了联系。在这两个阵营中，人们都不怀疑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罗塞尼亚人与罗曼诺夫王朝治下的小俄罗斯人是同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分歧只在于他们到底是哪个民族的组成部分，是泛俄罗斯民族还是泛乌克兰民族。

身处俄罗斯一侧的乌克兰活动家们同样分为两派：泛俄罗斯派和泛乌克兰派。他们也同样尝试回答奥匈帝国境内同胞们所面临的问题。在19世纪最后一段时间出现在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政治舞台上的那一代民族活动家将会给出他们的回答。这将是一个工业进步、城市化、读写能力普及和平民政治得到迅猛发展的时代。

[1] Toleration tax，奥匈帝国对犹太人征收的一种税项，指犹太人需要缴税才能换来对他们的“容忍”。

[2] Franz Stadion（1806—1853），19世纪中叶的奥地利政治家，曾任加利西亚总督、内政大臣和教育大臣等职。

[3] Leopold von Sacher（1797—1874），奥地利官员、博物学者。他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穿裘皮的维纳斯》的作者利奥波德·冯·扎赫尔-马索克（Leopold von Zacher-Masoch，1836—1895）之父。“马索克”是扎赫尔的妻子夏洛特·冯-马索克的姓氏。原文此处作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疑为误将扎赫尔之子的名字与他本人的名字混淆了。

[4] Yakiv Holovatsky（1814—1888），出生于加利西亚的著名乌克兰历史学家、民族志学者、语言学家、诗人。

[5] Markian Shashkevych（1811—1843），出生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牧师、诗人、翻译家。

[6] Ivan Vahylevych（1811—1866），出生于加利西亚的浪漫主义诗人、语文学家和民族志学者。

[7] Buda，前匈牙利王国首都，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位于多瑙河西岸的部分。

[8] Petr Valuev（1815—1890），俄罗斯帝国政治家、作家。他在1861年至1868年间担任俄罗斯帝国内政大臣，从1862年开始兼管出版审查，在1863年7月13日向时任教育大臣发出了一条关于禁止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秘密指令，但他本人并未担任过教育大臣。此处原文为“教育大臣”，与本书所附大事年表中对瓦鲁耶夫的职务也不符，有误。

[9] Alexander II（1818—1881），俄国沙皇（1855—1881年在位）。他是尼古拉一世的长子，在位期间实施了废除农奴制等重大变革。亚历山大二世于1881年3月13日遇刺身亡。

[10] Ems，即今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城市巴德埃姆斯（Bad Ems）。

[11] Mikhail Yuzefovich（1802—1889），基辅教育区副总监、基辅考古委员会主席。他以其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立场闻名。

[12] Pavlo Chubynsky（1839—1884），19世纪乌克兰诗人、民族志学者。

[13] Mykhailo Drahomanov（1841—1895），19世纪乌克兰政治理论、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和民族志学者。

[14] Ivan Nechui-Levytsky（1838—1918），乌克兰著名作家，被视为乌克兰现实主义叙事的奠基者。

[15] Mykhailo Starytsky（1840—1904），乌克兰作家、诗人、剧作家。

[16] Austro-Hungarian Compromise，1867年奥地利帝国在其国际地位下降之际为避免帝国分裂而与匈牙利达成的妥协，其结果是奥匈帝国的产生。

[17] Ivan Naumovych（1826—1891），加利西亚乌克兰牧师、议员，19世纪西乌克兰亲俄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18] Magyarization，即“匈牙利化”。马扎尔人为匈牙利人的别称。

[19] Prosvita，乌克兰语为просвіта，1868年创建于加利西亚的利维夫，成员来自多个知识分子群体，宗旨为对抗当时的反乌克兰的殖民主义和亲俄主义潮流。到1913年年底，普罗斯维塔协会已经拥有77个分会。

[20] Yelyzaveta Myloradovych（1832—1890），俄国女伯爵、社会活动家。

第16章

前进

1870年，威尔士企业家约翰·詹姆斯·休斯[1]率领8艘船从英国起航。船上装载着各种冶金机械，乘客有近100人，都是熟练的矿工和冶金工人。大部分工人与休斯一样来自威尔士。他们的目的地则是乌克兰南部、亚速海以北、顿涅茨河沿岸的草原。这支远征队打算在那里修建一座体系齐全的冶金工厂。“刚启动这些工作时，我一心致力于培训那些将留在这里的俄国工人。”休斯在后来写道。这项工程耗费了数年时间。在非专业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劳工们的帮助下，休斯和他的部下很快建起了冶铁厂和铁轨厂，还在工厂周围建起了一座小镇。这些工厂和小镇成为尤兹夫卡（今天的顿涅茨克）[2]的雏形。这座城市直到最近一段时间还拥有超过100万人口，是顿巴斯地区（顿涅茨河工业盆地）的主要中心城市。

休斯的到来标志着乌克兰历史中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人口生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转变源于迅猛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在经济扩张、城市化，以及俄罗斯农民（他们将为城市提供人力，并将成为工业无产阶级主力军）大量流入的过程中，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地区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同样的进程也发生在加利西亚——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石油工业在这里起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这一时期欧洲历史的普遍特征，而乌克兰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后世代中的乌克兰经济、社会和政治图景都因这些进程而改变。

俄属乌克兰地区的最初变革始于1854年9月英法远征军登陆克里米亚。一年以前，俄法之间因争夺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圣地而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这次入侵正是那场战争的最新行动。此时奥斯曼帝国已日薄西山，它的未来和列强在其广大属地上的影响力成为战争双方争夺的目标。英法联军把俄罗斯帝国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看作对它们在地中海地区利益的威胁，将之团团围困。漫长的围城和军事行动给双方都带来了惨重的伤亡（在巴拉克拉瓦战役[3]中，英军轻骑兵旅的灾难性冲锋震惊了英国公众）。塞瓦斯托波尔最终在1855年9月落入入侵者之手。这成为俄罗斯历史记忆中抹之不去的伤痛和耻辱。双方签署了《巴黎和约》，正式结束了战争。条约禁止俄罗斯帝国在塞瓦斯托波尔或黑海沿岸任何地方拥有海军基地。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在帝国政府和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反思。俄军曾在1814年征服巴黎，40年后竟在自己视为后院的土地上战败！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受到战败的打击，于1855年3月驾崩，在位30年。他的去世让一次政策转向变得几乎不可避免。新君亚历山大二世实施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希望赶上西方的步伐，让俄罗斯实现社会、经济和军事现代化。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军只能用帆船对阵英法联军的蒸汽军舰，还不得不自沉其黑海舰队的舰只以阻止敌舰进入塞瓦斯托波尔港。现在，俄国无论如何都要拥有一支新式海军。此外它还需要铁路，因为在没有铁路的条件下将兵力、弹药和补给运到距帝国腹地千里之外的克里米亚这样的地方太过困难。令圣彼得堡难堪的是，在克里米亚修筑第一条铁路的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他们在围城期间建成了连接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铁路。

如果俄国还想保住克里米亚，就需要通往这个半岛和其海军基地的铁路。于是当局决定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那是帝国的另一个偏远角落，官员们认为它难以防守，很容易被英国人夺走。但俄国不会放弃克里米亚。此时克里米亚鞑靼人已经在向奥斯曼帝国迁移，俄国的舰队和要塞都已不复存在，但塞瓦斯托波尔成了大众瞻仰的目标，成了俄罗斯帝国的新圣地。帝国政府批准了连接莫斯科和塞瓦斯托波尔、途经库尔斯克和哈尔基夫的铁路修筑方案，但问题在于资金的匮乏。国库拿不出这笔钱，而俄国在1863年对波兰叛党的镇压又引发了类似后来的国际制裁的反应。法国政府说服当时法国重要的铁路建设投资者詹姆斯·迈耶·德·罗斯柴尔德[4]不要借钱给俄国，而打算承担修建工程的英国公司又无法从伦敦金融城获得足够的资金。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被推迟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工，但在乌克兰南部修筑铁路的念头已经深深植入了俄国政府、军队和商界精英的头脑中。

与后来连接莫斯科与塞瓦斯托波尔的铁路相比，本地的第一条铁路有些太过简陋。它从克里米亚西北部黑海海滨的敖德萨[5]通往波多里亚城市巴尔塔。这条新铁路建于1865年，比连接利维夫和普热梅希尔、克拉科夫和维也纳的铁路晚4年。与利维夫铁路不同的是，从敖德萨出发的这条铁路与政治、战略和政府都没什么关系。它存在的理由自始至终都是经济因素。在19世纪中期，乌克兰的出口额占整个俄罗斯帝国的75%。帝国以西伯利亚毛皮为主要出口产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西伯利亚石油和天然气的时代尚未到来，因此乌克兰的谷物填补了帝国预算表上的这块空白。波多里亚是帝国境内的主要产粮区之一，而敖德萨这座1794年建于从前诺盖鞑靼人定居点上的城市就成了连接帝国与欧洲市场的主要通道。

财源匮乏的帝国希望增加其出口额，这就需要有一条铁路，而修筑铁路又需要钱。敖德萨总督提议利用俄军中的刑徒营，打破了这个死循环。这不是帝国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用免费劳力解决问题，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设想中，敖德萨-巴尔塔铁路是敖德萨-莫斯科铁路的第一段，应当经过基辅，将充斥着不安分的波兰贵族的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与帝国腹地连接起来，以此削弱华沙的影响。然而这个计划在经济上毫无意义，因为基辅地区及基辅城北的森林地区没有什么可供出口的产品。因此，梦想着巩固帝国政治统一的战略家们最终输给了追求利益的游说团。从巴尔塔出发的铁路没有经过基辅，而是经过波尔塔瓦和哈尔基夫，并将在哈尔基夫与后来的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连通。后者在长期拖延之后，于1875年竣工。

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俄罗斯帝国重新取得了在黑海拥有海军的权利，于是它在塞瓦斯托波尔建设自己的新海军。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其关键的重要性却是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经济方面，这条铁路促进了地区贸易以及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的发展；文化方面，它以从前无法设想的各种方式，将遥远的克里米亚与帝国的核心地区连接起来，推动了俄罗斯对这个半岛的文化殖民过程。到了19世纪末，原来仅是黑海岸边一个小渔村的雅尔塔[6]已经成了帝国的夏都。皇帝和他的亲眷们在克里米亚海岸上建起华丽的宅邸，并对此地的东正教堂和修道院的建设提供支持。沙皇和皇族之外，为数众多的朝臣、高级和中级官员，以及（最后然而同样重要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在克里米亚消夏。安东·契诃夫[7]在雅尔塔拥有一所朴素的房子。他在短篇小说《带小狗的女士》（Lady with a Lapdog）中刻画了那些来到这个克里米亚度假胜地的俄国游客的体验。俄国社会上层将克里米亚变成了他们视之为家的广袤帝国的一部分。

1894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8]在雅尔塔附近利瓦季亚[9]的庄园中死去。人们用马车将他的遗体运到雅尔塔，再用船转运到塞瓦斯托波尔，然而从那里用铁路运回圣彼得堡。到他去世之时，铁路已经在乌克兰大地上纵横交错，将敖德萨、波尔塔瓦、哈尔基夫、基辅，还有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联结起来。从敖德萨坐火车出发，你还可以抵达利维夫，而基辅也与利维夫和华沙连通。第一条敖德萨-巴尔塔铁路长度仅有137英里（约220千米）。到了1914年，乌克兰境内的铁路总长度已经超过1万英里（约16 093千米）。铁路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流动性，也打破了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边界。在帝国最新获得的领土乌克兰草原地区，这一变化的影响比在其他地区更为深远。

曾经被游牧民族占据的草原地区如今已为士绅阶层所控制，并变成了欧洲的面包篮。此地什么都不缺，只缺有能力来开垦这些处女地的人手。尼古拉·果戈理的经典之作《死魂灵》[10]中的主角乞乞科夫试图通过将死去农民的“魂灵”卖给政府并将他们“迁”到此地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现实中，“魂灵”越少而土地越多，就意味着农民阶层越富裕，而在整个帝国境内，南乌克兰地区的农民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都过得好。在19、20世纪之交，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及半岛以北草原地带的塔乌里达省[11]平均每户农民拥有40英亩（约16.2公顷）土地，而在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地区，每户仅有9英亩（约3.6公顷）。

许多世纪以来，定居人口占据的林草混交带和游牧人口占据的南方一直存在差异。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界线以及奥斯曼-波兰-俄罗斯之间的国界让它变得更加明显。然而这一差异正在缓慢地成为历史。铁路将北方的产粮区与南方黑海沿岸的港口联结起来，也就成为乌克兰腹地与地中海和利润丰厚的欧洲市场之间的纽带。在乌克兰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受到游牧民族威胁的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和顿河商路如今变得安全了，并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复兴贡献着力量。维京人曾围绕第聂伯河-黑海贸易通道建起基辅罗斯国家，此时这条通道开始兑现人们对它的期许。第聂伯河险滩段成为剩下的唯一后勤障碍。

铁路建设还为高速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动力，并因此再度让南方受益。城市的膨胀成为乌克兰各地的普遍现象。到了19、20世纪之交，基辅已经是俄罗斯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人口从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2.5万增加到1900年的25万。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增长，在南方的发展面前也黯然失色：1814年敖德萨同样只有2.5万人，到了1900年却已有45万居民。城市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快速的工业化，在这一方面南方仍然走在了前面。尤兹夫卡的人口在1897年之前的10年中就增加了超过5倍，达到接近3万人，并在接下来的20年中又翻了一番还多，在1917年的革命前达到7万人，突出显示了乌克兰东南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紧密联系。

尤兹夫卡的故事于1868年在伦敦发端。这一年，53岁的成功商人、发明家和米尔沃尔钢铁公司[12]经理约翰·詹姆斯·休斯，也就是我们在本章开篇见证其离开英国的那个人，决定选定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遭到克里米亚战争的打击之后，俄国政府正忙于加强对进入帝国的海陆通道的防御。战争期间，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就曾从波罗的海上炮轰圣彼得堡的屏障——海岛要塞喀琅施塔得[13]。有意思的是，俄国政府打算为应对来自英国的可能攻击而加强防御，找来的帮手却是米尔沃尔钢铁公司。俄国将军、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英雄爱德华·托特列边[14]主持了谈判。休斯前往圣彼得堡安排这项工程。俄国人向休斯提供了在他们的帝国领土上修建冶金厂的特许权，而他则接受了这项挑战。

甫一抵达亚速海岸边的草原，这位威尔士人和他的团队就在奥维契（Ovechii）农庄落下了脚跟。奥维契是17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建立的一个小定居点，然而休斯对这一地区的哥萨克历史没什么兴趣。他买下这片土地并来到奥维契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4年前，俄国工程师们已经将此地划为建立冶金厂的理想地点，因为它距离铁矿、煤矿和水道都不远。政府曾试图在这里建起一座工厂，却因为缺少建筑技术和运营冶金厂的经验而没有成功。休斯则在这两方面都是专家。1872年1月，他新建的冶铁厂就生产出了第一块生铁。19世纪70年代中，他又建起了更多的高炉。这些工厂雇用了近1800人，成为帝国最大的金属生产企业。工人们聚居的地方渐渐被称为尤兹夫卡，其名得自创始人的姓氏（“休斯夫卡”）。这座钢铁和矿山之城将在1924年被更名为斯大林，在1961年再度更名为顿涅茨克。

休斯是极少数亲身迁居乌克兰的西方企业家中的一个，但从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前往乌克兰草原的熟练工人则成百上千。数以百万计的法郎和英镑从他们的祖国流向此地，他们则追随而至。为改造乌克兰南部地区提供金融资本的主要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银行家。在20世纪初，乌克兰超过50%的钢材、超过60%的生铁、70%的煤炭和所有的机械都由外国公司生产。俄国企业的资本和技术都相对有限，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投入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工业潜力的挖掘中。

帝国有一样几乎可以无限量供应的资源：非熟练工人。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技术的进步让更多的婴儿存活下来，而活下来的人的寿命也变得更长了。一个村庄中的人口越多，就意味着每户人家拥有的土地越少。人口的相对过剩在农奴解放之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乌克兰和俄罗斯村庄中的一大问题。在帝国姗姗来迟的工业革命意味着“过剩”的人口从此可以流向膨胀中的城市。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乌克兰南部勃兴的工业城镇就成了吸引数以十万计农民离开贫穷村庄的磁铁。大多数来到这里的人都来自俄罗斯的南方省份，因为那里的土壤远比乌克兰贫瘠，对土地的渴望也更加强烈。

尤兹夫卡提供的工作相当危险，但以当时的标准而言报酬甚为丰厚，吸引了许多俄罗斯农民来到此地。年轻的尼基塔·赫鲁晓夫[15]就是他们中的一员。1908年，14岁的赫鲁晓夫离开俄罗斯小村庄卡里诺夫卡[Kalinovka，位于从前哥萨克国的首府赫卢希夫东北面约40英里（约65千米）处]来到尤兹夫卡和他的家人会合。在将全家人搬到这里之前，赫鲁晓夫的父亲谢尔希是尤兹夫卡地区一条铁路上的季节工，后来又成了全职的矿工。谢尔希从未放弃攒够了钱之后买上一匹马回到卡里诺夫卡的梦想，他的儿子却没有这样的梦想。赫鲁晓夫热爱城市生活，成了一名矿山机械师。他在1917年革命期间加入布尔什维克，从此开始他辉煌的政治生涯。1957年斯普特尼克1号[16]发射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苏联的领导人都是赫鲁晓夫。

在未来的苏联领导人中，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是唯一一个举家迁离某个俄罗斯村庄并受益于南乌克兰地区工业繁荣的。在赫鲁晓夫一家迁居之前几年，伊利亚·勃列日涅夫（Ilia Brezhnev）就来到了乌克兰工业城市卡缅斯克（今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17]。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8]于1906年出生在这座钢铁之城。他曾是赫鲁晓夫的得意门生，并最终继承了苏联的最高权力。赫鲁晓夫一家和勃列日涅夫一家都是俄罗斯农民向南乌克兰的大迁移的参加者。这场迁移运动是这一地区城市中乌克兰裔人口比例下降的原因之一。1897年，俄罗斯帝国进行了它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人口普查。此时帝国乌克兰诸省的乌克兰人数量为1 700万，俄罗斯人数量为300万，比例接近6：1。然而在城市中，两个族群的人口数势均力敌——俄罗斯人略多于100万，乌克兰人略少于100万。俄罗斯人在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占据多数：他们在哈尔基夫超过60%，在基辅超过50%，在敖德萨则约为50%。

跻身于企业主阶层的乌克兰人不多，其中大多数又居住在乌克兰中部地区。19世纪下半叶，有赖于当地甜菜种植的糖业得到发展，让一些乌克兰企业主发了财。谢梅连科家族是这群人中的翘楚。这个家族的成员之一普拉东·谢梅连科[19]给从流放地归来的塔拉斯·舍甫琴科提供了帮助，并资助出版了舍甫琴科的作品《科布扎尔》的一个版本。（今天这个家族主要以雷内特·谢梅连科苹果为人所知。普拉东的儿子列夫是这种苹果的培植者，并以父亲的名字为它命名。）谢梅连科家族的出现并非常例，而是一个异数。在企业家群体中，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犹太人都远多于乌克兰人。

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出现，同样的族群比例也体现在产业工人阶层中。他们大都是俄罗斯人。犹太工匠们离开了从前归属波兰的乌克兰地区，来到东部和南部的中心城市，并在手工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东部的哈尔基夫不在犹太人的“定居范围”（帝国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地区）之内，但乌克兰其他地方，包括敖德萨和卡特琳诺斯拉夫（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20]，都允许犹太人定居。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和南乌克兰地区的总人口中，犹太人的比例为12%到14%之间，但他们在小城镇中占据了多数。在大城市中，犹太人虽然不占多数，却也不可忽视：他们在敖德萨居民中占37%，在卡特琳诺斯拉夫则是第三大族群。

乌克兰人占据了乌克兰居民中的大半，但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没有卷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这是为什么？在此，赫鲁晓夫一家和勃列日涅夫一家的故事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状况。两个家庭都是从俄罗斯的库尔斯克省迁往乌克兰东南地区的。在19世纪下半叶，库尔斯克省农民户均拥有的土地不超过7英亩（约2.8公顷）。他们来到的地方属于卡特琳诺斯拉夫省，这里的农民户均拥有土地是25英亩（约10.1公顷），而且都是所谓的黑土，比库尔斯克地区的肥沃得多。如前所述，本地的农民生活状况远远好于俄罗斯帝国任何其他地区。这些农民倾向于留在家乡，而且通常也能负担得起。如果迫不得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选择到帝国东部的偏远草原地区重新定居，而不是到邻近的钢铁工业和矿业城镇去忍受20世纪早期工业的恶劣条件。

乌克兰中部和北部诸省的农民尤为符合上述情况。切尔尼戈夫省即是一例。这里的农民户均拥有土地不超过17英亩（约6.9公顷），且都相当贫瘠。另一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21]的家族故事让我们得以一窥乌克兰人迁徙史中的这一面。20世纪早期，戈尔巴乔夫的外祖父潘捷列伊蒙·霍普卡洛（Panteleimon Hopkalo）从切尔尼戈夫省来到斯塔夫罗波尔[22]地区的草原上。1931年，戈尔巴乔夫在这里降生。以当时的情况而言，斯塔夫罗波尔及北高加索地区与乌克兰的环境相似程度几乎超过人们的想象。许多不愿迁往城市、希望寻找免费土地的乌克兰农民迁移到了更远的地方，直至俄罗斯的远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年中，超过150万乌克兰人来到俄罗斯南部和东部边境定居，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些地方获得土地。

农民迁徙浪潮受对土地的渴望驱动，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全乌克兰范围内都在发生的现象。在俄罗斯帝国之外的奥属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这种现象更加显著。20世纪初，东加利西亚的户均拥有土地数量仅为6英亩（约2.4公顷），比俄属乌克兰人口最为过剩的沃里尼亚省的户均数量还少3英亩（约1.2公顷）。此外，喀尔巴阡山脉中的土地通常比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的土地还要瘠薄得多。该地区的农民大量流失。“这片土地无法承载如此多的人口，也无法经受如此的贫困。”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作家瓦西里·斯泰法尼克[23]在其短篇小说《石头十字架》（The Stone Cross）中写道。这篇小说创作于1899年，灵感正来自加利西亚农民大批迁居北美的浪潮。仅在斯泰法尼克出生的那个村庄，就有500名农民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离乡。

在1914年之前，约有60万乌克兰人离开了奥匈帝国。他们来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那里的矿山和工厂雇用乌克兰移民；他们来到加拿大的马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诸省，在那里农民们可以得到土地，在牧场上定居下来。乌克兰人不是唯一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北美的族群。来自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小镇的犹太人通常比他们来得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十年中，约有35万犹太人离开加利西亚来到美国。原因很简单：与农民一样，奥匈帝国东部省份那些陷入贫困的小镇居民在经济上看不到希望。来自各族群和各宗教团体的移民为他们的新祖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好莱坞明星和娱乐圈名人的祖上都是从加利西亚迁往美国的移民，比如杰克·帕兰斯（帕兰纽克）[24]的乌克兰父母，还有芭芭拉·史翠珊[25]的犹太祖父母。在1990年至1995年间担任加拿大总督的拉蒙（·罗曼）·纳蒂欣[26]的父母来自布科维纳，而安迪·沃霍尔[27]的父母则来自兰科[28]地区。

加利西亚是奥匈帝国最贫穷的省份。波兰商人、帝国议会和省议会成员斯坦尼斯拉夫·斯捷潘诺夫斯基[29]在其著作《加利西亚的悲惨状况》（Galician Misery，1888）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谴责。他在将加利西亚的劳动生产率和消费状况与欧洲其他地区比较时写道：“每个加利西亚居民只能完成四分之一个人的工作，只能得到半个人的口粮。”工业化并未完全抛弃加利西亚，但它并未显著地增强这一地区的经济运势，也没能为本地人的生计带来多大改善。自古以来，在德罗霍贝奇[30]和鲍里斯拉夫[31]等城镇附近汩汩冒出地面的石油为当地居民带来的只有麻烦。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令人恶心的黑色物质才第一次为当地的药剂师们所用——他们知道如何从中提取煤油。这一新发现的首批受益者中即包括利维夫综合医院的医生和病人们：1853年，这所医院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全部用煤油灯照明的公共建筑。

斯捷潘诺夫斯基是第一批采用蒸汽钻探的方法从加利西亚的石油中获得财富的企业家之一。他的工人们多为波兰裔移民。作为一名秉持波兰民族建构信念的理想主义者，斯捷潘诺夫斯基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并尝试改善他们的境遇，最后却破了产。在奥属加利西亚，生意和民族建构并不总是能协调一致。在19世纪最后数十年中，英国、比利时和德国公司都来到这里。它们采用的是加拿大工程师和企业家威廉·亨利·麦加维[32]首创的深钻技术。新的管理层取代了多为犹太人的小企业主。乌克兰和波兰农民（前者约占本地劳工人数的一半，后者约占三分之一）的非技术劳动力也不再受欢迎。到了1910年，本地的石油产量已经达到200万吨，占全球产量的4%。当时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则是美国和俄罗斯帝国。

石油为当地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也带来了更多教育机会。一所矿工学校在鲍里斯拉夫开办起来。那个年代修建的许多城市建筑至今尚存，让参观者回想起那段“过去的好时光”。然而就整体而言，石油繁荣对当地经济状况的影响甚为有限。作为这一繁荣进程的中心城市，鲍里斯拉夫的人口在19世纪下半叶增长了两倍，达到1.25万人。整个油田区的人口也是如此，在19世纪最后10年达到41.2万人。但在整个加利西亚范围内，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地区首府利维夫的人口在1870年至1910年间从5万人增长到超过20万人。这个数字看似惊人，但若与经济发展给第聂伯乌克兰诸城市带来的影响相比，就不值一提。冶金繁荣的中心卡特琳诺斯拉夫的人口在5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增长了11倍，到1914年达到22万人。乌克兰最大的城市是敖德萨，人口为67万。基辅紧随其后，拥有63万居民：这一数字差不多是19世纪中叶基辅人口的10倍。

尽管俄属乌克兰诸省和奥匈帝国治下乌克兰诸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同，但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这两个乌克兰地区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资本、商品和人口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观念和信息也同样如此，这标志着现代社会的诞生。新的劳动分工改变了传统社会群体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并创造出新的社会群体，尤其是产业工人阶级，这导致一些地区的经济振兴，另一些地区却陷入衰退。乌克兰南部地区是变革的受益者之一：通过黑海诸港，其国际贸易额不断增长，而其工业基地也在迅速发展之中。

一条新的经济和文化分界线出现了，取代了那条划分乌克兰中北部农业地带和南部游牧民族地带的旧有边界。南方如今已是乌克兰工业和农业的动力之源。这里的农业人口仍记得扎波罗热哥萨克时代的光景，几乎没有经历过农奴制，并且比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要好。铁矿和煤矿的发现又把这一地区变成了勃兴的工业地带。乌克兰南方在俄罗斯帝国的行政管理下逐渐成熟起来。无论是族群意义上还是宗教意义上，这里的人口构成都比更北地区的更加多样化。此外，南方的城市化程度也是全乌克兰最高的。因此，在20世纪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乱象中，南方将成为整个乌克兰的先驱。

[1] John James Hughes（1814—1889），威尔士工程师、商人、顿涅茨克的开创者。

[2] Yuzivka，亦作尤佐夫卡（Yuzovka），今乌克兰顿涅茨克市的原名。

[3] Battle of Balaklava，1854年10月25日发生在克里米亚城市巴拉克拉瓦（今塞瓦斯托波尔的一部分）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由于情报传递失误，英军轻骑兵旅对错误的俄军炮兵阵地发起冲锋，伤亡200多人。

[4] James Mayer de Rothschild（1792—1868），德裔法国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分支的创始人。

[5] Odesa，或Odessa，今乌克兰南部海港城市、敖德萨州首府。

[6] Yalta，克里米亚半岛南岸城市，是黑海沿岸的疗养胜地，也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举办地。

[7] Anton Chekhov（1860—1904），俄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家、戏剧家。

[8] Alexander III（1845—1894），俄国沙皇（1881—1894年在位）、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他在位期间俄国没有发生国内战争且和平稳定，是俄罗斯帝国后期最繁荣的时期。

[9] Livadia，今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城镇，位于雅尔塔以西3千米处。

[10] Dead Souls，书中“魂灵”（俄语дýши）一词既可表示“灵魂”，也是用于人口的量词。乞乞科夫的生财之道是收购已死但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即“死魂灵”，并将他们作为活农奴抵押给政府，骗取押金。

[11] Tavrida gubernia，即陶里达省（Taurida Province），见本书第13章注。

[12] Millwall Iron Works Company，1824年创建于英国伦敦的一家钢铁制品公司，曾为英国海军舰船制造装甲和其他装备。

[13] Kronstadt，今俄罗斯港口城市，位于圣彼得堡以西30千米处的科特林岛（Kotlin Island）上。

[14] Eduard Totleben（1818—1884），德裔俄国陆军将军、军事工程师。

[15] 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3—1964年在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1964年在任）。

[16] Sputnik，世界上第一颗进入地球轨道的人造卫星，由苏联于1957年10月4日在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发射。

[17] Kamenske，今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Dniprodzerzhynsk），位于今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18] Leonid Brezhnev（1906—1982），继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4—1966年在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66—1982年在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1964、1977—1982年在任）。

[19] Platon Symyrenko，乌克兰著名企业家和慈善家。

[20] Katerynoslav，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乌克兰中南部第聂伯罗夫斯克州首府。

[21] Mikhail Gorbachev（1931年生），苏联政治家、苏共中央总书记（1985—1991年在任）、苏联总统（1990—1991年在任）。

[22] Stravropol，今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首府。

[23] Vasyl Stefanyk（1871—1936），乌克兰散文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为奥地利议会成员。

[24] Jack Palance（1919—2006），原名弗拉基米尔·帕兰纽克，美国演员、歌手，在1992年获得奥斯卡奖男配角奖。

[25] Barbara Streisand（1942年生），美国女歌手、演员、制片人。她是美国历史上唱片销量最大的音乐人之一，并曾两次获得奥斯卡奖。

[26] Ramon (Roman) Hnatyshyn（1934—2002），通常被称为雷·纳蒂欣，加拿大政治家。

[27] Andy Warhol（1928—1987），美国艺术家，波普艺术代表人物。

[28] Lemko，即Lemkovina，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今波兰、斯洛伐克和乌克兰交界地带。在这里聚居的族群被称为兰科人。

[29] Stanisław Szczepanowski（1846—1900），波兰经济学家、工程师、企业家。

[30] Drohobych，今乌克兰西部利维夫州城市。

[31] Boryslav，今乌克兰西部利维夫州城市，以石油为主要产业。

[32] William Henry McGarvey（1843—1914），加拿大石油大亨。

第17章

未完成的革命

1905年1月9日是一个星期天。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清晨，近2万名工人和工人家属从圣彼得堡郊区出发，向市中心行进。35岁的波尔塔瓦省人、毕业于圣彼得堡神学院神父格里高利·加蓬（Grigorii Gapon）引领着这支游行队伍。队伍前列的人抬着一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肖像，还举着教会的旗帜和圣像。人们口中吟唱宗教歌曲，其中还包括为沙皇所做的祷告。工人们希望向沙皇递交一份由加蓬神父起草的请愿书，希望沙皇能保护他们不受雇主的恶劣对待。

圣彼得堡的主要工厂都陷入了罢工，然而工厂主们拒绝满足工人提出的包括引入8小时工作制在内的要求。工人阶级是随工业革命而生的新社会现象，如今他们正请求沙皇承认其基本权利。“我们要求的并不多，我们要求的只是必需的权利，没有它们，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就只是艰苦的劳动和无尽的苦难。”加蓬神父写道。然而请愿中也包括了一些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求选举产生宪法会议。上一次有人向沙皇提出制定宪法的要求还是在1825年12月。那一次政府镇压了后来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军官们的叛乱，还用上了大炮。沙皇和他的政府认为，他们必须再一次展示决心，以免重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覆辙：在他们看来，让路易十六在法国大革命中丢掉王冠和性命的，正是他的优柔寡断。

当示威者们接近沙皇的冬宫（如今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所在地）时，军队开火了，当场打死100多人，受伤者超过500人。加蓬神父幸免于难，但他再也不会为沙皇祷告，也不再希望得到沙皇的保护。在当夜写下的控诉中，加蓬将沙皇称为畜生，并呼吁人们进行报复：“同胞们，让我们向那受到人民诅咒的沙皇复仇，向他所有那些拥护帝制的恶毒爪牙复仇，向他的大臣们和不幸的俄罗斯国土上的强盗们复仇！”彻底的复仇要在13年后才会到来——布尔什维克们在1918年7月枪杀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但沙皇宫廷希望避免的革命在此时就爆发了。这场革命将整个帝国，包括乌克兰诸省在内，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平民政治的时代，其特点包括政党的创建、议会选举、男性公民获得普选权，以及政府越来越有赖于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圣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之后3天，革命传播到了乌克兰。在星期三，也就是1905年1月12日，基辅南俄罗斯机械制造厂的工人们开始罢工。卡特琳诺斯拉夫、尤兹夫卡和顿巴斯其他地区的冶金工人们很快也加入了罢工。阶级斗争的火焰席卷了此前15年中的经济繁荣地区。如果说1905年1月之前，工人们只是对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报酬和8小时工作制提出恳求的话，此时他们开始用罢工、示威和对当局的公开抵抗来支持自己的诉求。说到抵抗，那些人口过剩的贫穷村庄也并没有落在城市后面太远。农民们开始砍倒属于贵族的森林中的树木，并开始袭击贵族们的庄园。这样的袭击一共发生了超过300起，以第聂伯河左岸地区从前哥萨克国境内的农民最为踊跃。农民们期待沙皇发布诏书，将属于贵族的土地分配到他们手中。这个梦想没能实现。政府没有发出公告，而是派出军队镇压叛乱。1905年12月，政府军在波尔塔瓦省的大索罗钦齐[2]——尼古拉·果戈理（乌克兰语读作米科拉·霍霍里）的出生地——打死了63名农民。而且，大索罗钦齐惨案远非孤例。

1905年夏天，政府开始失去军人们（他们多为农民出身）的无条件支持。这一年6月，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战舰发生哗变。哗变首领和参与者中的大多数都是从乌克兰招募的水兵。由于水兵们的“波什”（甜菜汤）[3]中被加入了腐肉，这场原定于10月的哗变提前在6月爆发。根据一些记载，来自日托米尔地区的海军军士赫利霍里·瓦库连丘克（Hryhorii Vakulenchuk）用乌克兰语向他的战友们发出呼吁：“我们还要做多久的奴隶？”在一名高级军官开枪打死瓦库连丘克之后，哗变的领导权传到了来自哈尔基夫地区的26岁水兵奥帕纳斯·马丘申科（Opanas Matiushenko）手中。叛军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升起红旗，从公海航向敖德萨，为正在这座城市举行罢工的工人提供支持。战舰和瓦库连丘克遗体的到来在敖德萨激起了新一轮的抗议、骚乱和与警察的冲突。

俄国的哥萨克部队封锁了从敖德萨城前往港口的通道，其中包括著名的“波将金阶梯”[4]。在谢尔希·爱森斯坦[5]的经典电影《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1925）中，“波将金阶梯”被描述为大规模杀戮和高度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没有证据表明有人真的在这道阶梯上丧生，然而在全城范围内，的确有数以百计的人被警察和军队开枪打死。“波将金号”战舰最终离开了敖德萨，避免了与一支忠于政府的舰队遭遇，并航向罗马尼亚。哗变的水兵们在罗马尼亚向当地政府投降。他们的领导者马丘申科在欧洲和美国度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敖德萨，继续革命斗争。他最终遭到逮捕和审判，并在“波将金号”的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被处死。马丘申科早已成为革命的象征，却拒绝加入任何政党。他遇难时年仅28岁。

1905年10月，工人们的罢工浪潮达到了顶峰。一场铁路罢工让整个帝国陷入瘫痪。在乌克兰地区，主要铁路枢纽如基辅、哈尔基夫和卡特琳诺斯拉夫等地的铁路工人都停止了工作。产业工人们也很快加入了他们。到了10月中旬，全乌克兰有12万工人罢工，整个帝国的罢工人数则接近200万。于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改变了策略，向他的叛逆臣民做出了一个重大让步。在10月17日发布的诏书[6]中，尼古拉二世对基本的公民权利——信仰、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给予了承认。这道谕令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引入了帝国，还规定在举行杜马（第一届俄国议会）选举的过程中将保证全社会所有阶级的代表权。至此，俄国距从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仅有一步之遥。自由知识分子们也对尼古拉二世的诏书感到欢欣鼓舞。

诏书发布之后，欢庆的人们涌上乌克兰各大城市街头，其中最为兴奋的是犹太人群体。保守派的皇权支持者将犹太人视为革命的紧密同盟，并指责犹太人是工业化和快速的城市化开始以来本地人群遭遇的一切麻烦的根源。许多乌克兰城市中的欢庆活动最终以对犹太人的迫害（pogrom）告终。在乌克兰，或者在整个犹太人“定居范围”内（包括从前波兰-立陶宛联邦诸省和乌克兰南部），对犹太人的迫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第一波大规模的迫害浪潮发生在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革命者刺杀之后，人们将他的死亡归罪于犹太人。1903年发生在今天摩尔多瓦境内的基希讷乌[7]屠杀持续了三天三夜，夺走了49人的生命，在美国媒体上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并触发了新一轮犹太移民浪潮。然而与1905年发生的迫害犹太人事件相比，从前的事件都黯然失色：当年10月，数百人在基辅、卡特琳诺斯拉夫和敖德萨发生的迫害犹太人事件中丧生，受伤者达到数千人，遭到毁坏的犹太人房屋和企业则数以万计。

在基辅，对犹太人的迫害在一场示威后爆发。这次示威原本的目的是庆祝胜利，也为斥责沙皇的10月17日诏书不过是当局方面开出的空头支票。示威者们攻打市监狱，释放政治犯，污损基辅大学门前的尼古拉一世纪念碑，摘下将大学主楼正面的帝国国徽，毁坏帝国国旗并代之以红旗，并要求绞死沙皇。保守立场的公众将这一切归罪于犹太人。第二天晚上，由外来工人、东正教狂热信徒和彻头彻尾的罪犯组成的团伙开始袭击犹太人和他们的财产。“来，拿去你们要的自由，拿去你们要的宪法和革命，拿去你们要的皇冠，还有我们沙皇的肖像！”一名袭击者高喊道。27人在袭击中身亡，近300人受伤，约1 800座犹太人住宅和商铺被毁。基辅主要街道赫列夏季克大街上的28家犹太人商店中，只有一家幸免于难。

目睹了这起迫害事件后，20世纪最著名的犹太作家之一肖洛姆·阿莱汉姆[8]离开了这座城市，也离开了这个国家，去往遥远的纽约。在他的最后一篇小说《卖牛奶的台维》（Tevye the Dairyman）中，对犹太迫害的预期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在他创作的其他一些故事中也十分明显，百老汇经典剧目《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即基于这些作品。在小说《卖牛奶的台维》和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中，基辅的警察都对犹太人抱有同情态度。实际上，一部分警察的确同情犹太人，但其他许多警察在迫害发生之时置身事外，鼓励暴力行为。基辅发生的情况看起来即是如此。到警察对迫害的实施者采取行动时，对犹太人的袭击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天。

基辅的迫害犹太人事件在许多方面都成为乌克兰其他大城市中发生的情况的缩影。袭击的实施者通常是工人，他们刚从俄罗斯的贫穷村庄中迁移到这些城市。另有少部分是需要与犹太人竞争工作机会的乌克兰人，这些人认为自己受到城市和工厂中的官员和企业主的剥削和歧视。犹太人成为他们最软弱的猎物和“合法”的目标：通过对犹太人的袭击，袭击者可以宣示并捍卫自己的“真正俄罗斯人身份”，以及对帝国的专制政体、东正教信仰和民族性等原则的忠诚。农民们则会加入对位于小城镇和大城市周边的犹太人财产的袭击。这些罪犯肆意地破坏了他们此前无法染指的财产。

暴徒们将革命事件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然而，领导那些庆祝沙皇发布诏书同时又对诏书感到不满的群众的，是来自各种政治组织的活动家，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犹太人。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9]中的激进派。他们走在了工人罢工和示威队伍的前列，并对沙皇诏书嗤之以鼻。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是通过全帝国范围内的罢工和起义来推翻帝国政府。孟什维克则是同一个党派中的另一个团体，他们反对列宁的发号施令，自行组织其宣传活动。同样非常活跃的还有俄国社会革命党[10]，革命爆发之前，他们就在哈尔基夫、日托米尔、切尔尼戈夫和其他一些乌克兰主要城市建立了分支组织。许多犹太人加入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但犹太人也有自己的政党。在1905年的革命事件中最为活跃的党派之一即是犹太劳工同盟，它是一个代表犹太工人和工匠的社会主义党派。

犹太人对革命的投入（他们通常团结在犹太劳工同盟的旗帜下）显示了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团体在逐步开展的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然而，那些“全俄罗斯”的主要党派拒绝向帝国其他民族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犹太劳工同盟的领导人曾参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工作，但当列宁对他们这个组织的自主地位及其专属的犹太工人代表权提出质疑后，这些人就退出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相信工人运动统一而不可分割，正如俄罗斯帝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一样。社会革命党人则更为变通，承认文化自治的重要性，并愿意考虑在俄国建立联邦制度。然而这些让步还远远不足以让帝国内的少数民族不去组建他们自己的政党。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俄奥边界两侧的乌克兰人就都忙于建立自己的党派。此时正是整个欧洲各路政治力量进入党派创建阶段的时代。他们走上街头，努力动员大众支持他们的政治目标。俄属乌克兰的第一个政党建立于1900年，其动员阶段始于哈尔基夫城。这一年，一群不愿加入那些全俄罗斯党派并寻求融合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理念的当地学生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党——革命乌克兰党。活动家们在乌克兰建起组织网络，并来到农民中间开展工作，呼吁他们起来反抗。哈尔基夫律师米科拉·米可诺夫斯基[11]写出了一本题为“独立乌克兰”（Independent Ukraine）的小册子，在加利西亚出版。革命乌克兰党人将这本书中阐述的理想当作他们的纲领。通过这个纲领，俄罗斯帝国境内成立的第一个乌克兰政党宣布：他们的目标是乌克兰的独立。

“一出宏大历史悲剧的第五幕‘民族斗争’已经上演，落幕很快就会到来。”米可诺夫斯基写道。这句话几乎是对不久以后的世界大战将造成的灾难的预言。米可诺夫斯基认为，“那些站起来反抗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并在最近获得自由的民族指明了”一条摆脱列强对抗噩梦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民族同样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继续写道，随后就宣布了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作为一名律师，他还从法律和历史两方面进行论证，抨击1654年由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达成的俄乌协议。米可诺夫斯基声称赫梅尔尼茨基时代哥萨克军官们得到的权利和特权已被俄国蚕食，因此俄国早已违反了协议的约定。与从前的哥萨克军官们不同的是，米可诺夫斯基呼吁他的同胞们争取完全的解放，而不是去接受波兰人或瑞典人的保护。

这本小册子标志着俄罗斯帝国境内乌克兰政治思想的一次转折。乌克兰第一个政党将之作为纲领，更加发扬了米可诺夫斯基的理想。然而这个政党很快就因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孰先孰后的问题而分裂了。在接下来的17年中，米可诺夫斯基提出的乌克兰独立论题退居次位，在1918年1月另一场革命的火焰中才重登舞台。而在当下，即1905年革命时期，多数乌克兰政治家追求的都是在一个“自由”的民主联邦制俄国内部实现自治，而非完全独立。“斯比尔卡”（意为“同盟”）[12]的成功正是这种情绪的证明。“斯比尔卡”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党派，脱胎于米可诺夫斯基的革命乌克兰党，但在成员构成上则是多族群的，并与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犹太劳工同盟有着紧密联系。到了1905年4月，“斯比尔卡”已经拥有7 000名成员。它是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一条地方支流，这也是它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

沙皇的十月诏书为乌克兰的政治舞台带来了更多变化。诏书的发布是沙皇为重夺政治主动权并分化反政府力量的孤注一掷，它将公民权利赋予俄国民众，并引入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为表示对诏书的支持，君主主义党派“十月十七日同盟”[13]成立。10月，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14]也应运而生。紧接着，持国家主义和反犹立场的俄罗斯人民同盟[15]在11月成立。乌克兰的政治光谱如今呈现三种不同色彩：第一种是“斯比尔卡”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全俄罗斯”党派和团体；第二种是自由派的乌克兰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组成了一个名称颇有误导性的“乌克兰激进民主党”[16]，与俄罗斯立宪民主主义者展开合作；最后一种则是从前的“小俄罗斯主义”的继承者，他们构成了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君主主义组织的核心。

就他们对乌克兰民族问题的关切而言，这三个阵营都植根于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间的乌克兰文化复兴，并都声称塔拉斯·舍甫琴科是他们的先驱。没有一个阵营有兴趣将舍甫琴科视为一名圣彼得堡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有人都将他想象成一个留着哥萨克式髭须、身穿农民式羊皮外套的“人民诗人”。舍甫琴科成了他们与广大农民接触的通行证：而在平民政治的新时代，这完全可能是一张通向胜利的门票。然而，三个阵营中只有一个，即乌克兰自由派，在与民众对话时使用的是舍甫琴科的语言。40多年的禁令之后，1905年革命让他们终于可以这样做。突破性事件发生在1905年2月：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在这个月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呼吁废除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禁令。学术界将乌克兰语（小俄罗斯语）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而非仅是一种方言。

1905年10月，在尼古拉二世发布诏书的当天，官方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禁令也解除了。到了1905年12月，已有两家乌克兰语报纸得以出版，一家在卢布尼[17]，另一家在波尔塔瓦。1906年9月，乌克兰自由派在基辅开始出版第一份乌克兰语日报《拉达》（《会议》）[18]。1907年，他们开始发行第一本乌克兰语杂志。第一本乌克兰语学术期刊在下一年问世。此时总共已有9份乌克兰语报纸，发行量达到2万份。而这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几年中，乌克兰语出版业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其中最为风靡的形式是配有插图、风格幽默的小册子，在1908年至1913年间总印数达到近85万册，其次是印数为近60万册的诗集。事实证明，乌克兰农民更喜欢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讲笑话和朗诵诗歌。

针对乌克兰民众心灵和头脑的第一场竞争发生在1906年春天，第一届俄国国家杜马选举之际。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选举，自由派得到很高的票数。民主主义者中的激进派与俄国立宪民主派合作，也为其成员和同情者在杜马中获得了数十个席位。来到圣彼得堡后，当选议员们立刻成立了“乌克兰人俱乐部”，以宣传乌克兰的文化和政治目标。95名乌克兰议员中有44人加入了这个俱乐部。然而，第一届国家杜马没能存在多久：沙皇发现它过于倾向革命，在两个月后将之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在1907年年初举行。这一次社会民主党人也积极参加进来。斯比尔卡党获得14个席位，在所有乌克兰人党派中仅次于保皇派：后者赢得了近四分之一的民众投票。国家杜马中的乌克兰人组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党团，成员为47人，其目标之一是让乌克兰语进入公立学校。这个党团同样短命：随着帝国内的革命活动逐渐衰退，沙皇得以再度将杜马解散。这届杜马存在于1907年3月到6月，比第一届的寿命只稍长一点。第二届国家杜马的解散成为革命结束的标志。

乌克兰活动家们在1905年至1907年间的行动——无论是组织议会党团，还是建立乌克兰教育和学术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参照他们在奥匈帝国的同胞们所取得的成就。奥匈帝国在几十年前就进入了平民政治时代。俄奥之间的国界并未成为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阻碍，反而是一个有利条件：当一方的情况恶化，另一方的活动家就会接过火炬，并向他们的同胞施以援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当第聂伯河地区的乌克兰人因乌克兰语出版禁令而遇到麻烦时，他们总是能得到加利西亚乌克兰爱国者的援助，也向对方提供支持。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加利西亚人相信帮助第聂伯乌克兰人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0岁的利维夫大学乌克兰史教授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19]是加利西亚经验向第聂伯乌克兰传递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毕业于基辅大学，在1894年来到加利西亚，成为俄奥边界两侧乌克兰学术界的领袖。他开始写作其多卷本的《乌克兰-罗斯史》。这是从学术上构建一个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版本的乌克兰历史叙事的开山之作。赫鲁舍夫斯基还担任了位于利维夫的舍甫琴科学会主席，并将其改造成一个等同于国家科学院的机构——此时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尚付阙如。当他得知乌克兰人俱乐部在第一届国家杜马期间组成时，赫鲁舍夫斯基立刻离开了他在利维夫的学生们，前往圣彼得堡，为这个俱乐部编辑刊物，并担任乌克兰议员们的顾问。接下来几年中，赫鲁舍夫斯基将他在利维夫编辑的刊物《文学和学术先驱报》（Literaturno-naukovyi visnyk）迁往基辅，并仿照利维夫的舍甫琴科学会，在基辅创建了乌克兰学会。

“俄罗斯的解放”是革命前夕在俄罗斯帝国出现的泛自由派联盟的目标，但赫鲁舍夫斯基声称没有乌克兰的“解放”，这个目标就不会实现。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存在于民主化的联邦制俄罗斯国家内部、民主而自治的乌克兰。赫鲁舍夫斯基呼吁乌克兰知识分子加入乌克兰人自己的政党，不要为实现那些“全俄罗斯”的政治目标而牺牲自己的民族诉求。他还尝试阻止俄罗斯自由派与波兰民族主义者可能结成的联盟——这一联盟将以牺牲乌克兰的政治和文化目标为代价。他提出：民族问题上不应有私相授受，所有民族都应受到平等对待。他的担忧在于：一旦俄国人和波兰人就将波兰语引入前波兰-立陶宛联邦境内学校的问题达成一致，会导致乌克兰语被这一地区的学校系统排斥在外，然后，在帝国西部省份，乌克兰乡村地区的俄罗斯化就会被乌克兰农民群体的波兰化取代。不过，随后发生的情况表明，这种威胁并没有变成现实。

赫鲁舍夫斯基在加利西亚的经历很好地解释了他的焦虑。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政治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乌克兰民族民主党[20]，于1899年在赫鲁舍夫斯基和他的亲密盟友伊凡·弗兰科（加利西亚乌克兰人中最著名的作家）[21]帮助下成立。乌克兰民族民主党联合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持乌克兰爱国主义的平民主义者，宣称其最高目标是乌克兰的独立（比米可诺夫斯基的革命乌克兰党提出这一口号更早）。他们的短期目标则包括将加利西亚分为乌克兰和波兰两部分，以及实现帝国内部各个族群的平等。这两项主张都令各个波兰人政党感到不快。罗曼·德莫夫斯基[22]领导的波兰民族民主党追求将乌克兰人融合到波兰文化之中，而未来的独立波兰国家的元首约瑟夫·毕苏茨基[23]领导下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则主张以联邦的方式解决乌克兰人问题。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对加利西亚的不同设想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调和的余地。

在1907年的帝国和加利西亚议会选举（奥匈帝国第一次基于男性普选权原则举行的选举）中，波兰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不可修复的地步。乌克兰人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表现不错，却未能打破波兰人对加利西亚立法机构的控制：选举法本身就有利于波兰上层阶级，又受到波兰官员的操纵。选举的结果是乌克兰人的失败，以及双方之间导致数人死亡的暴力冲突。在大学校园里，分属两个民族社群的学生之间也严重对立，以至于赫鲁舍夫斯基感到去教授晚间课程时有带上一把手枪的必要。1908年4月，在一名乌克兰学生刺杀了波兰裔的加利西亚总督后，波兰人-乌克兰人关系更是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乌克兰民族民主党人未能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分割加利西亚省，并在奥匈帝国内部取得乌克兰人的自治权，但在落实他们的教育和文化目标方面做得不错。在19世纪90年代，乌克兰爱国者和波兰权力集团之间曾实现过一次短暂的和解。在此期间，乌克兰语被作为一种教学语言引入了加利西亚的学校。尽管在20世纪的头10年中波兰人-乌克兰人关系恶化了，乌克兰语的这一地位仍然得以保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有2 500所学校使用乌克兰语教学。因此，对第一代普遍接受教育的加利西亚乌克兰人来说，用乌克兰语了解国际局势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在加利西亚，这一简单事实将在未来的世代中成为一种强烈的乌克兰身份认同的基础。

在这场学校课表争夺战中，致力于推广某种形式的俄语的亲俄主义者们失败了。在对选票的争夺中他们同样一无所获。在1907年的选举中，乌克兰政治家们与犹太候选人结成了同盟（至少有两名犹太代表在乌克兰选民的支持下得以进入奥匈帝国议会）。波兰人试图帮助亲俄主义者，却没能成功。乌克兰人党派在帝国议会中斩获了22个席位，亲俄主义者只得到2个。在加利西亚，亲俄主义运动对乌克兰平民主义潮流已不再构成威胁。

1905年革命之后，俄罗斯帝国内的各乌克兰人党派面对的情况完全不同。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在乌克兰人群体中，这些党派的影响也在逐渐丧失。乌克兰语从未被允许进入学校，而随着革命的落幕，当局也开始对各种乌克兰人组织实施封杀，并骚扰甚至关闭乌克兰语出版物。与此相对，俄罗斯国家主义组织却可以不受约束地在乌克兰农民中进行自己的宣传。

通过对俄罗斯国家主义激进派进行动员，俄国保守派首相彼得·斯托雷平[24]的政府在帝国西部边境地区逐步赢得政治支持。国家主义倾向的候选人也在新选举法的帮助下赢得选举。与在帝国其他地区一样，俄罗斯国家主义组织在乌克兰也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主教和神父们结成同盟，在乌克兰农民和城市居民中散布俄罗斯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俄罗斯帝国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审判“贝里斯案”[25]就发生在基辅。此案中，一名犹太人被指控将一名基督徒男孩杀死献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月中，沃里尼亚的波查伊夫修道院[26]成为俄罗斯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温床，而俄罗斯人民同盟在整个帝国的最大分支组织也以沃里尼亚为基地。该同盟和其他类似组织的成员宣称自己是在保护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则是指小俄罗斯人）不受波兰人和犹太人等“外国”剥削者的压迫。在他们的宣传中，这些“外国人”被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吸血鬼和激进的革命者。

第三届国家杜马（1907—1912）的乌克兰选举结果证明了帝国俄罗斯国家主义的吸引力。在乌克兰的41名胜选者中，36人被认为是“真俄罗斯人”——这是当时用来定义俄罗斯国家主义者的名词。1911年9月，彼得·斯托雷平在基辅遭一名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刺杀，但这并未让帝国政治有所改变。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罗斯国家主义党派在乌克兰获得了70%的选票。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因为乌克兰人口中俄罗斯族的比例不超过13%。不光是选民中的大部分，就连以俄罗斯国家主义者身份赢得选举的人中的大部分也都是乌克兰族。俄罗斯国家主义者基辅俱乐部的创始人、第四届国家杜马高级成员阿纳托利·萨文科[27]就是一例。另一名乌克兰人季米特里·皮赫诺[28]则是俄罗斯人民同盟基辅支部的首脑。皮赫诺担任编辑的基辅报纸《基辅人》（Kievlianin）则成为这些国家主义组织的传声筒。小俄罗斯身份认同宣传者群体中的乌克兰独特性本已所剩无几，到了1905年革命期间，这种独特性更是在事实上已被激进的俄罗斯国家主义取代。

在不止一种意义上，1905年革命都是半途而废的，然而它仍是俄罗斯帝国内部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乌克兰的活动家们第一次成功地将他们的理念传递到民众之中，第一次让自己的力量和受欢迎程度经受考验。这是他们史上第一次被允许用乌克兰方言向大众传达信息，并利用媒体传播自己的想法。他们在乌克兰全国各地组织乌克兰人俱乐部，创建普洛斯维塔协会。这种进入公众生活的突破是老一代乌克兰爱国者们难以想象的。这些活动家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革命的结束，以及随后出现的、受到激进俄罗斯国家主义派别支持的官方政策倒退，让各个乌克兰人党派陷入了混乱和幻灭之中。在奥属乌克兰地区，乌克兰爱国者们击败了“全俄罗斯”理念的主张者们，却未能打破波兰人党派对加利西亚政治的垄断。两个帝国中的乌克兰活动家都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乌克兰的独立。然而，如果不发生一些足以动摇帝国统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的事件，他们连地方自治这样的成就都无法取得。乌克兰独立（甚至自治）梦想的实现需要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作为前提。这场地震的第一轮震波发生于1914年8月。

[1] Hermitage Museum，亦译作隐士庐博物馆，位于圣彼得堡的涅瓦河河畔，冬宫是这座博物馆的主要建筑。

[2] Velyki Sorochyntsi，今乌克兰中部波尔塔瓦州城镇。

[3] Borshch，即罗宋汤，是发源于乌克兰的一种浓菜汤。在东中欧地区，罗宋汤多以甜菜为主料。

[4] Potemkin Stairs，亦被称为“敖德萨阶梯”，位于敖德萨市内，通向黑海岸边，共192级。在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爱森斯坦运用这道阶梯表现其电影蒙太奇理论，成功再现了1905年1月5日的“流血星期日”和波将金号起义两起历史事件。

[5] Sergei Eisenstein（1893—1948），苏联导演、电影理论家、电影学中蒙太奇理论奠基人之一。

[6] 即“十月诏书”，其正式名称为“对国家秩序的改善宣言”。

[7] Chișinău，今摩尔多瓦首都。

[8] Sholem Aleichem（1859—1916），原名肖洛姆·瑙莫维奇·拉比诺维奇（Solomon Naumovich Rabinovich），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作家，1906年后定居美国。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斯杰姆别纽》《莺喉伊奥谢列》等。

[9]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亦称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或俄罗斯社会民主党，1898年成立于明斯克，是俄罗斯帝国国内许多革命组织的联合体。它在后来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

[10] Russian Party of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20世纪初俄国的主要政党之一。1917年11月，该党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中赢得了多数。

[11] Mykola Mikhnovsky（1873—1924），乌克兰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克兰独立运动的理论家和领袖，参与了多个乌克兰党派的创建与领导工作。

[12] Spilka，即1904年成立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同盟。

[13] Union of October 17，又称十月党，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非革命中间派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末。该党坚定拥护君主立宪制，受到自由派贵族、商人和部分官员的支持。

[14]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地方自治局人士组成，主张在俄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15] 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右翼民族主义保皇党派，是俄国保皇派武装组织“黑色百人团”的重要成员。

[16] Ukrainian Radical Democratic Party，1904年成立于基辅，主张废除专制，实行立宪，追求在乌克兰设立自己的议会，并推广乌克兰语。

[17] Lubny，乌克兰中北部波尔塔瓦州城市。

[18] Rada，乌克兰语作Рада，意为会议、委员会、议会。

[19] 见本书导言注。

[20] 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亦称罗塞尼亚民族民主党，1899年成立于利维夫，是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1918—1939）最大的乌克兰人党派乌克兰民族民主联盟的前身。

[21] Ivan Franko（1856—1916），乌克兰诗人、作家、翻译家、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是第一位用乌克兰语写作侦探小说和现代主义诗歌的作者。

[22] Roman Dmowski（1864—1939），波兰政治家，波兰民族民主政治运动的开创者之一，曾担任波兰外交部长。他与下文中的约瑟夫·毕苏茨基并称为波兰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23] Józef Piłsudski（1867—1935），波兰政治家、波兰第二共和国国家元首（1918—1922年在任）和独裁者（1926—1935年在任）。

[24] Petr Stolypin（1862—1911），俄罗斯帝国首相（1906—1911年在任），以镇压革命势力和实行土地改革著称。

[25] Beilis affair，对被控杀死一名基督徒男孩的犹太人梅纳赫姆·门德尔·贝里斯（Menahem Mendel Beilis，1874—1934）的审判，于1913年在基辅举行。贝里斯最终被判无罪，但审判之前的两年中，该案在俄国社会掀起了一场诋毁犹太人群体的潮流，并导致俄国的反犹政策在国际上广受批评。

[26] Pochaiv monastery，位于今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州的波查伊夫，在历史上一直是乌克兰西部各东正教派的意识形态中心。

[27] Anatolii Savenko（1874—1922），俄国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律师、作家、记者。

[28] Dmitrii Pikhno（1853—1913），俄国经济学家、记者、民族主义政治家。

第四卷

世界大战

THE

WARS OF

THE WORLD

第18章

一个国家的诞生

1914年6月28日清晨，萨拉热窝城只听到了两声枪响。19岁的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普[1]用第一枪打伤了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用第二枪击中大公的妻子苏菲女公爵。大公和大公夫人都在午前不治身亡。然而这起事件的附加后果更为严重：普林西普在扣动那把勃朗宁手枪扳机的同时，也扣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扳机。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团体的成员，痛恨哈布斯堡家族，梦想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统一而自由的南斯拉夫国家。奥匈帝国政府对此却有不同的想法：它希望维持帝国的存在，决定将大公遇刺事件当作一个向塞尔维亚开战的借口，对这个在帝国境内煽动起斯拉夫民族主义浪潮的国家施以惩罚。俄国站在了塞尔维亚一边，德国人支持奥匈帝国，而英国和法国则支持俄国。到了8月初，几乎整个欧洲都燃起了战火。全世界有多达1 800万军人和平民在这场在当时被称为“大战”的战争中丧生，受伤者则超过2 200万人。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对人类历史上这第一场全面战争的起因争论不休。他们通常会将之归结于两个军事阵营对世界的割裂，即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的三国协约（协约国）和德国、奥匈帝国及意大利（后来为奥斯曼帝国取代）组成的三国同盟（同盟国）。弗拉基米尔·列宁强调大国的对抗是为了争夺对市场和资源的控制。其他因素则包括欧洲大众政治的兴起，以及强调迅速动员和先发制人重要性的军事原则。以上所有因素都对冲突的爆发有所贡献，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参战各国无法提前结束战争，让这场屠杀延续了四年之久。

在对战争的潜在原因进行考察时，我们不应忽视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开枪以及奥匈帝国决定开战的动机——日趋激进的民族主义与迅速衰落的多民族帝国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这场由一个激进民族主义者引发的战争对各大帝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被战争压垮的不仅有奥匈帝国，还有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前者彻底瓦解，后两者的君主制垮了台，失去了部分领土，以新的形态存活下来。而从战争中得益的则是众多民族解放运动：在从前不可战胜的庞大帝国的废墟上，他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尽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乌克兰都算不上胜利者，但它仍是那些在这场战争中得到创建自己国家的机会的各民族中的一员。

在最初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中，这场战争没有给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运动带来任何希望，反而掀起了拥护统治王朝和帝国权利的浪潮。俄国政府利用战争的爆发向乌克兰爱国者组织施加了更多限制。政府官员们将乌克兰的活动家们称为“马泽帕党”（这个名字来自18世纪中联合瑞典与俄罗斯为敌的那位哥萨克统领[2]），并将他们视为哈布斯堡家族的潜在代理人。尽管这些人保证忠诚于帝国，政府仍旧封杀他们的组织团体，普罗斯维塔协会也未能幸免。政府还叫停了剩下的乌克兰语出版物，其中包括日报《拉达》——1905年革命所开启的自由主义时期的最后遗留。乌克兰领袖们将战争视为在俄罗斯人国家内部创建一个统一而自治的乌克兰国家的机会，然而政府的所有这些举动令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乌克兰自由派宣布保持中立，拒绝支持战争的任何一方。激进的左派分子则倒向奥地利人，希望以此击败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帝国军队在战争之初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北方突入了普鲁士境内，在南方则进入了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1914年9月初，俄军夺取了利维夫，又在年底之前控制了喀尔巴阡山脉的山口通道，并进入外喀尔巴阡地区。由于俄罗斯帝国对乌克兰人组织的新禁令，奥匈帝国境内的乌克兰活动家们也遭到打击。俄国对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占领一直持续到1915年5月，时间长得足以表明罗曼诺夫帝国将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乌克兰人带来什么样的未来。占领当局升起代表泛俄罗斯民族的重新统一和解放的旗帜，将此前已被边缘化的亲俄派重新带回加利西亚政治舞台的中央。俄国政府还用俄语取代了乌克兰语作为当地学校的教学语言，并将那座被奥地利人和犹太人称为伦贝格（Lemberg）、被波兰人称为勒沃夫（Lwów）、被乌克兰人称为利维夫（Lviv）的城市改名为俄语的利沃夫（Lvov）。

尽管亲俄派受到俄国人支持，奥地利人却在战争甫一爆发就开始迫害他们。1914年9月4日，第一批被逮捕的亲俄派活动家抵达施蒂里亚州[3]格拉茨[4]附近的塔勒霍夫收容营地。其他数千名被捕的亲俄分子及其家属接踵而至。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社群的领袖人物，如牧师、教师和受教育阶层，但大多数只是单纯的农民。在整个战争期间，塔勒霍夫收容了接近2万人，并获得了欧洲第一个集中营的不光彩名声。近3000名囚徒死于寒冷和疾病。今天，只有格拉茨机场附近的一条道路的名字——拉格尔街（Lagerstrasse，即营地街）——还能让我们回想起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亲俄派的这一段悲惨历史。其他亲俄分子则被送往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境内的要塞特莱西恩施塔特（或称泰雷津）[5]集中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也是这座监狱的囚徒之一。1918年4月下旬，普林西普在这里死于肺结核，此时距他引发的那场战争结束还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在加拿大，乌克兰人被政府视为“拥有敌国国籍的外国人”，其中近4 000人遭到关押，另外8万人则被要求定期向警方报到。由于他们都是最近从奥匈帝国移民到加拿大的，所以国籍都被定为“奥地利人”。

与亲俄派不同，奥匈帝国境内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袖们宣布忠于帝国君主。这也是他们的农民阶层支持者中大多数人的做法。战争爆发之前的年月里，这些农民最喜欢的歌谣就是关于皇帝弗朗茨·约瑟夫[6]之妻伊丽莎白皇后（茜茜）[7]的。这位在1898年遭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的皇后在歌中被称为“我们的夫人”，弗朗茨·约瑟夫则被称为“我们的父亲”。随着战争的爆发，乌克兰活动家们组建了乌克兰人最高议会，其名参照1848年革命期间成立的那个罗塞尼亚最高议会。这个议会催生了奥地利军队中第一支乌克兰人部队。当局从1万名志愿者中选出2 500人，组成一支被称为“锡奇步枪队”的军团——这个名字无疑指向扎波罗热锡奇和第聂伯哥萨克人的历史，表达出一种“全乌克兰”身份认同和加利西亚志愿者们的人心所向。

奥匈帝国乌克兰政治家们的政治蓝图有两重目标：第一，分割加利西亚，争取实现其乌克兰部分的自治；第二，在俄属乌克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人国家。为了达成第二个目标，奥匈帝国乌克兰人不仅加入了帝国军队，还实施了将俄国战俘中的小俄罗斯人转变成乌克兰人的计划。实施这一计划最力的是乌克兰解放同盟。这一组织成立于维也纳，但大部分成员来自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的移民，知道如何与自己的同胞对话。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将在未来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运动之父。他来自南乌克兰，有一个俄语姓氏：德米特罗·东佐夫[8]。

1915年春末和夏天，一场德奥联合发动的攻势让奥地利人重新夺回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大部分地区。其结果是亲俄派被完全从这一地区清除出去，与俄军一起向东撤退。“他们由各自的村长率领，拖家带口。和他们一起的，是他们的牛马和所有来得及带走的财富。”报纸《基辅思考》（Kievskaia mysl’）这样描述亲俄派的逃亡。大部分逃难者在罗斯托夫和位于俄罗斯-乌克兰族群边界的顿河下游地区停下了脚步。这是亲俄主义运动作为一支主要政治力量的历史的终结：有幸免于进入塔勒霍夫集中营的亲俄分子如今都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前往俄国。1916年春天和夏天，在才华过人的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9]将军的指挥下，俄军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攻势，重夺沃里尼亚、布科维纳，还有加利西亚的部分地区。然而这场攻势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一个濒临经济和军事崩溃的帝国的回光返照。很快，与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乌克兰地区一样，“全俄罗斯”理念在罗曼诺夫王朝的领土上也开始遭到攻击。

罗曼诺夫王朝（如果不是帝国本身的话）在1917年3月初走向终点。在此前的一个月中，彼得格勒（Petrograd，战争时期圣彼得堡的名称）[10]的食品短缺已经引发了工人罢工和军队中的兵变。国家杜马的领袖们说服被长年战争搞得心力交瘁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放弃皇位。他传位给他的弟弟[11]，但后者拒绝接受——杜马领袖们预测，如果他接受皇位的话，将导致一场新的叛乱。罗曼诺夫王朝就此落幕：来自街头的压力、士兵的叛乱和曾经忠诚的杜马的巧妙操纵在王朝的棺盖上敲下了最后一根钉子。随后杜马领袖们着手创建一个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之一是举行选举，以产生一个决定俄罗斯国家未来的宪法会议。

彼得格勒发生的事变史称“二月革命”。这场革命出乎正处于焦头烂额之际的乌克兰人组织领袖们的意料。加利西亚乌克兰民族运动和第聂伯乌克兰1905年革命中的关键人物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听到窗外的喧哗和喊声时，正在莫斯科公共图书馆写作一篇文章。他问图书管理员出了什么事，才知道发生了一场革命：莫斯科人正涌向克里姆林宫，打算夺取这座作为俄国国家象征的建筑。3月初，来自各乌克兰人政治和文化组织的代表们在基辅成立了一个协同机构，名为“中央拉达”[12]。他们选举赫鲁舍夫斯基为主席，并坐等他火速赶到基辅。下车伊始，赫鲁舍夫斯基就对年轻一代的乌克兰民族活动家群体表达了他的支持。这个群体主要由学生和20岁出头的专业人士组成。

赫鲁舍夫斯基在乌克兰民族运动温和派（如今被称为乌克兰进步主义者协会）中的老战友很少有人愿意加入年轻革命者们的阵营。他们经历过1905年革命，了解革命总是被反革命潮流终结，因此宁愿向当局输诚，换取对方在文化空间内的让步。对他们来说，让乌克兰语成为教学语言是第一要务。赫鲁舍夫斯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争取教育改革的时代，是时候要求乌克兰在一个改革后的俄罗斯国家里的领土自治权了。对许多老一辈的乌克兰民族活动家来说，考虑到乌克兰与帝国政府打交道的艰辛历史，这个目标就算不是脱离现实，也太过野心勃勃。然而赫鲁舍夫斯基和他那些更年轻、更富有激情的支持者们对此有不同看法。

人们在3月开始行动起来，工作地点是基辅城里的教育博物馆地下的一个房间。他们创建了一个以杰出现代主义作家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13]为首的总书记处，将之作为乌克兰的自治政府。维尼琴科用乌克兰语和俄语两种语言写作，是尼古拉·果戈理之后第一位在全俄罗斯范围内受到广泛阅读的乌克兰作家。新政府宣称对今天乌克兰的大片地区拥有管辖权，包括基辅、波多里亚、沃里尼亚、切尔尼戈夫和波尔塔瓦的帝国省份。它在7月被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承认为乌克兰地区政府。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乌克兰自治理念自1905年革命后就被边缘化，而俄罗斯自由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来自“真俄罗斯”爱国者群体的大俄罗斯国家主义提倡者也都提出了各自的未来蓝图，乌克兰自治理念何以能在与它们的竞争中胜出？事实证明，在当时的革命气氛中，“中央拉达”的年轻领袖们所鼓吹的杂糅自由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是一种极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积极参与政治的民众开始将各乌克兰人党派宣传的领土自治视为摆脱各种淹没这个国家的军事、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作为当时唯一能同时满足“土地”和“和平”这两种民众需求的机构，“中央拉达”脱颖而出。

士兵们希望尽早结束战争，因此大量士兵热情地支持“中央拉达”。当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忙于在东线战场发动一场新攻势，并恳求他们与英法盟军一起战斗到最后时，“中央拉达”却承诺将带来和平，因而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实现和平的唯一希望。俄军中的“乌克兰化”部队（由从乌克兰诸省征召的新兵组成并在1917年中被派往前线乌克兰段的部队）宣布向“中央拉达”效忠。这样的新兵接近30万人，都是身着军装的农民，已经厌倦了战争。他们不仅一心思归，而且还希望能赶上对贵族土地的重新分配——这是“中央拉达”不顾来自地主阶层的强烈反对而做出的承诺。在政治上主宰着乌克兰农民阶层的乌克兰社会革命党恰好是“中央拉达”中的第一大政党，因此农民也成为“中央拉达”的坚定支持者。

“中央拉达”原本不过是一个持乌克兰爱国主义立场的各政治和文化组织的协调委员会。然而在1917年夏天，由于农民、工人和士兵等群体各自的全乌克兰代表大会纷纷向“中央拉达”派出代表，它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议会。少数族裔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特意呼吁他的支持者们不要允许1905年那种对犹太人的迫害重演，并向犹太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承诺让他们在一个与俄罗斯结成联邦的乌克兰共和国内获得文化自治。作为回报，犹太人的社会主义党派加入了“中央拉达”并支持乌克兰领土自治的立场，其他少数族裔的左翼代表们也同样如此。“中央拉达”的成员数量超过了800人，以致其领袖们不得不创设一个小规模的常务机构——“小拉达”——来协调这个新生革命议会的各项工作。

数十名乌克兰名流从彼得格勒和在1918年3月被布尔什维克们定为俄国新首都的莫斯科返回基辅，参与到新乌克兰的建设中。富有才华、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赫奥尔希·纳尔布特[14]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成了乌克兰美术学院的创建者，也成为乌克兰国徽和这个国家第一批纸币和邮票的主要设计者。国徽包括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图案（借鉴自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时代钱币的三叉戟和一个哥萨克人的头像），这是因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宣称自己所继承的是基辅罗斯和哥萨克国。国徽上的蓝色和黄色则来自数百年来就将这两种颜色用于纹章的加利西亚。色彩的选择象征了世界大战东部战线两侧的乌克兰土地的统一。

在这个新生的乌克兰自治国家中，并非一切都如此美好。“中央拉达”没能建立起一套可以运作的国家机器，也没能利用向这个政府宣誓效忠的数十万官兵创建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发现自己手握议会大权的作家、学者和学生们沉浸在民族革命和砸烂旧国家机器的浪漫梦想中。到了1917年秋天，当“中央拉达”因无法兑现从前许下的承诺而开始失去对现实局势的控制时，一个运转有效的政府和一支忠诚军队的缺失就成了问题。“中央拉达”在各大城市的支持率下降到9到13个百分点（只有基辅除外，“中央拉达”在这里仍拥有25个百分点的支持率），权力逐渐转移到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代表会议）手中。由于“中央拉达”既没有带来土地，也没有带来和平，农村局势也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农民们开始自己发动起来，夺取国有的和贵族们的土地。

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发动的政变后来被称为“十月革命”，对乌克兰局势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作为对政变的直接回应，“中央拉达”宣布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自主而仍与俄罗斯保持联邦关系的国家。它还对东部和南部的土地——哈尔基夫省、赫尔松省[15]，以及塔夫里达[16]、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17]三省中乌克兰人聚居的部分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这样的行动宣告了“中央拉达”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短暂合作的终结，尽管他们此前还曾在基辅合力击败了忠于临时政府的军队。基辅的乌克兰政府与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之间的对立自此拉开序幕。

由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体的代表创建的苏维埃是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各个政党都竞逐苏维埃的权力。取得对苏维埃的控制之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俄国的大权。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18]于十月革命期间在彼得格勒召开，并由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主导。会议承认了这场推翻临时政府的革命。布尔什维克打算在乌克兰采取相同的策略，宣布于1917年12月在基辅召开乌克兰苏维埃大会。然而大部分出席大会的代表都是支持“中央拉达”的农民，布尔什维克在基辅策划的革命失败了。

然而这对他们只是暂时的受挫。布尔什维克组织者们离开基辅，前往哈尔基夫。12月下旬，乌克兰东部工业地区的苏维埃大会在哈尔基夫召开。大会于1917年12月24日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国家——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18年1月初，来自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军队进入了乌克兰，以在哈尔基夫成立的那个虚构国家的名义向基辅进发。在俄国军官米哈伊尔·穆拉维耶夫[19]的率领下，这支军队搭乘火车，一路进军，夺取了许多主要的工业中心，并在这些地方得到被布尔什维克动员起来的工人团体的支持。“中央拉达”在事实上失去了对工业城镇的控制——它在这些地区得到自由派知识分子拥护，却没能赢得工人的支持。面对俄国的入侵，“中央拉达”少得可怜的军队也无法为它提供保护。在1917年夏天曾宣布支持乌克兰独立的那些部队已经被派往世界大战前线。此时“中央拉达”的领袖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宣布自己的国家从俄国完全独立出来，却又没有军队来保卫它。

1918年1月25日，“中央拉达”发布了其第四份也是最后一份通令（universal）——这是哥萨克时期对法令的称谓——宣布了乌克兰的政治独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就此成为一个属于乌克兰人民的、独立的、自由的主权国家，不臣服于任何人。”通令写道。在将通令草案向“中央拉达”提交时，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强调了通令的两大要务：第一，促成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和约签署——只有独立国家才有这样的资格；第二，保护乌克兰不受布尔什维克入侵和赤卫队叛乱的破坏——后者是布尔什维克在主要工业中心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然而这第四份通令的历史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紧急要务：它是自伊凡·马泽帕时代以来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第一次公开决裂。独立乌克兰国家的理念17年前才在第聂伯乌克兰地区被首次提出，如今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合法性。独立的精灵已经从帝国的魔瓶中逃离出来。

“我们希望与所有邻国和平友好地共存，包括俄罗斯、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在内，但任何邻国都无权干涉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的命运。”通令写道。当然，表态很容易，要把这样的愿望变成现实则不同。俄军正从北方和东方两路向基辅会合，布尔什维克也在基辅城内的军械厂掀起了暴动——这座军械厂是基辅最主要的军事工厂，其建筑如今已成为基辅艺术中心和展览馆的场地。“中央拉达”缺乏可靠的部队，而布尔什维克又做出关于土地、和平和对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承诺，吸引许多人投向他们。“中央拉达”发出了总动员的号召。在切尔尼戈夫地区的克鲁季[20]火车站，一支由约400名乌克兰学生和士官生组成的部队与来袭的布尔什维克军发生了交战，后者队伍中有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也有一支来自彼得格勒的部队。27名乌克兰战士落入敌手，并遭到枪杀——这是为了报复他们在面对布尔什维克军时长达5个小时不屈不挠的抵抗。在乌克兰人的历史记忆中，这27名战士成为第一批为民族独立事业付出生命的烈士。更多人将步上他们的后尘。

1918年2月9日，“中央拉达”放弃了基辅，向西撤退。同一天夜里，在今天波兰-白俄罗斯边界上的布列斯特镇，“中央拉达”的代表与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及其盟友）签订了和约。“中央拉达”在1917年夏天和秋天拒绝成立一支常备军，因此如今别无选择，只能向乌克兰国境之外寻求保护。乌克兰代表们向德国和奥地利请求军事援助，并很快得到对方同意：在漫长的战争消耗之下，同盟国的军队和经济都急需农业产品的支撑，而乌克兰早有“欧洲面包篮”的美誉。和约规定双方“相互交换各自盈余的……重要农业和工业产品”。为交换乌克兰的谷物，同盟国方将付出他们装备精良又训练有素的战争机器。和约签署之后不到10天，同盟国军就进入了乌克兰。到了3月2日，同盟国军已将布尔什维克逐出了基辅，“中央拉达”再次回到了教育博物馆大楼。在克鲁季战死的学生们以军葬礼的仪式被安葬在阿斯科尔德小丘（Askold’s Mound），也就是传说中基辅第一位维京统治者的安息之地。

布尔什维克们一路后撤。他们无法在军事上阻挡人数约为4.5万人的德奥联军的进攻，于是转而尝试外交和法律手段。他们开始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创立各种只存在于纸面上的人民共和国，并宣告它们独立。于是，敖德萨、克里维伊里赫[21]、塔夫里达等“共和国”纷纷在2月和3月间宣布独立。然而同盟国对此毫无顾忌。在乌克兰军的协助下，他们甚至夺取了“中央拉达”从未主张过的克里米亚地区，不过并未将其并入以基辅为首都的那个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没过多久，布尔什维克就被完全逐出了乌克兰，并被迫承认乌克兰独立，以与同盟国达成他们自己的和约。

如今，新生的乌克兰国家不仅在法理上，也在事实上独立于俄国。然而其相对于同盟国（“中央拉达”曾承诺向同盟国提供100万吨谷物）的独立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这一点在1918年4月下旬变得十分明显：德国军事当局不相信社会主义者占主流的乌克兰政府能兑现其“输送谷物”的计划，于是在“中央拉达”同意向盟军交付上述100万吨谷物和大量其他农产品不过数天之后，就将其解散。德国人主导的政变让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22]将军的政府得以上台。斯科罗帕德斯基是18世纪一名哥萨克统领的后裔，立场极为保守，代表着乌克兰地主阶层的利益。他宣布自己为这个新生国家的统领，以此来迎合民众的历史记忆。仿照从前的统领们的传统，他实施了独裁统治，其权力仅受外国势力——德奥军事指挥部——的约束。

在1917年的革命中，临时政府委任斯科罗帕德斯基指挥其新组建的乌克兰军团，这是一次为让战争继续下去而取悦于少数族群的绝望尝试。于是有俄国文化背景的斯科罗帕德斯基迅速地乌克兰化。他先是拥护乌克兰自治的理念，后来又转向支持乌克兰独立，并为之（也为其德国靠山）奉献终生，直至1945年4月在柏林死于盟军的轰炸。斯科罗帕德斯基的统治被证明是对乌克兰国家和体制建设的一次巨大促进。乌克兰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银行和可以运转的财政系统。这位统领招募帝国时期的官僚们来管理各个部门，建立地方政府机构，并让帝国军官组建部队。在教育领域，乌克兰拥有了自己的科学院，有了第一座国家图书馆，也有了一座国家档案馆。此外，这个国家又出现了两所新大学，一所在卡特琳诺斯拉夫，另一所在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尽管斯科罗帕德斯基本人从未完全掌握乌克兰语，他仍推动完成了“中央拉达”启动的计划，将乌克兰语引入学校系统，实现了乌克兰爱国知识分子们多年的梦想。

无论斯科罗帕德斯基在体制空间内有什么成就，其统治仍受到“中央拉达”的社会主义领袖们厌弃。这些人拒绝与新政府合作，将之视为被布尔什维克革命赶出俄国的俄罗斯保守派为自己创造的避难所，而他们的这种看法往往也有充分的理由。许多社会主义领袖转入地下，策划他们的政治回归。一场反对统领的暴动似乎就在眼前。斯科罗帕德斯基的政府在劳工阶层中最不受欢迎——他们的工作时间被延长到12个小时。农民同样不满，因为当局会没收他们收获的粮食。1918年夏末时，已有数千工人处于罢工之中，近4万名加入了武装自卫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乌克兰最不缺的就是受过训练的军事人员。德军派出部队对暴民进行惩罚，却只让情况变得更糟。到了秋初，当局已经陷入了垂死挣扎。它打算举起联邦的大旗，与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结合。此举意在讨好协约国（因为协约国支持俄国统一的立场），却事与愿违。“中央拉达”那些社会主义领袖正在积极筹划推翻统领，而当局这种在形式上放弃乌克兰独立的做法让他们更加愤怒。不过，让斯科罗帕德斯基政府走向末路的最主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1918年11月11日，在巴黎以北的贡比涅森林[23]，德国统帅部代表与其法国和英国对手签署了停战协定。敌对状态的终结意味着德军和奥军将撤离乌克兰。三天后，也就是11月14日，以前“中央拉达”政府首脑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指挥部”（这个名字来自18世纪的法国革命政府）开始公开反对统领斯科罗帕德斯基。德奥军队在指挥部的允许下离开，随后，指挥部那支主要由叛乱农民和抛弃了统领的部队组成的军队在12月19日进入基辅。统领政府宣告落幕。这个作为战争产物且以交战国一方为靠山的政府最终被证明无法独立生存下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又回来了，并顺手接管了其前任创建的各种机构，然而共和国政府对基辅的控制完全谈不上牢固。同年早些时候在德奥军队进攻下被迫退却的布尔什维克们此时正在准备重新夺取乌克兰。

在战线另一侧的加利西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催生了另一个乌克兰国家，它很快将被称为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创建始于1918年10月，紧随新帝卡尔一世[24]关于将奥匈帝国联邦化的公告。乌克兰领袖们主张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为乌克兰人的民族地区。此时奥匈帝国正在走向末日，其最后的举动就是在11月3日与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此时美国也加入了协约国一方。身处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统治下的各个民族都急切地想要脱离帝国的牢笼。然而，帝国的二元君主制崩溃了，没能熬过11月，于是各民族领土主张之间的竞争变得不可遏抑。为争夺对加利西亚的控制权，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尽管维也纳当局有过种种承诺，它仍未能将这个省份分为东西两半，其结果就是波兰人对整个加利西亚提出了要求。

1918年11月1日，乌克兰人首先发起了进攻，夺取了利维夫。这座城市被乌克兰人占主体的乡村包围，但市内人口的族群构成则以波兰人和犹太人为主。攻下利维夫的乌克兰人在同一天宣布了这个全新乌克兰国家的独立，然而波兰人做出了反击，在20天后重夺利维夫。以杰出律师和民间领袖叶乌亨·彼得鲁舍维奇[25]为首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领导者们不得不将其机关东迁，先是来到捷尔诺波尔[26]，后来又迁往斯坦尼斯拉维夫（今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27]。这成为乌克兰人与波兰人之间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的开端。1918年12月1日，东西两个乌克兰共和国的代表决定合作，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双方都极度需要他们所能达成的最大程度的统一。两个共和国的未来都布满阴云。被许多人认为将终结一切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其落幕那一刻就点燃了新的战火。

奥地利试图维持自己对境内斯拉夫民族的控制，而俄国自居巴尔干人的泛斯拉夫民族保护者，并打算将其泛俄罗斯身份认同渗入奥匈帝国，从而引发了世界大战。两个帝国政府都成为输家。战争先是削弱，然后摧毁了中欧和东欧的帝国，同时社会革命又粉碎了旧的秩序。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乌克兰从战争的废墟中出现时已经面目全非：其国土满布弹痕，经济崩溃，人口锐减，各种族群身份认同都处于躁动之中，相互敌对的意识形态变得比从前任何时代都多。然而帝国的崩溃赋予了乌克兰人一个新的身份，催生了一个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的乌克兰国家，并让乌克兰出现在欧洲政治版图上。战争造成的新政局让从前帝国边界两侧的乌克兰人有了一个清晰的政治目标——独立。在战争爆发之前，独立不过是一个幻想，然而它演变成为一种理念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为“中央拉达”的社会主义领袖们、斯科罗帕德斯基的保守派支持者们以及加利西亚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战士们所共享的理念。然而，独立的目标在将乌克兰人动员起来的同时，往往会激起其他少数族群的反抗，也会带来与邻国的分歧。宣布独立是一回事，将它变成现实则是另一回事。为了独立，乌克兰人将不得不在不止一条战线上进行抗争。

[1] Gavrilo Princip（1894—1918），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在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1863—1914）及大公夫人霍恩贝格女公爵苏菲（Sophie, Duchess of Hohenberg，1868—1914）。

[2] 见本书第12章。

[3] Styria，位于奥地利东南部，亦作施泰尔马克州（德语Steiermark）。

[4] Graz，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施蒂里亚州州府。下文中的塔勒霍夫（Thalerhof）是格拉茨附近的一个村庄。

[5] Theresienstadt，捷克语作Terezin，即今捷克共和国西北部城市泰雷津。

[6] Franz Joseph I（1830—1916），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1848—1867年在位）、奥匈帝国第一位皇帝（1867—1916年在位）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7] Elizabeth Amalie Eugenie（1837—1898），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之妻、巴伐利亚女公爵，通常被家人与朋友昵称为茜茜（Si Si）。

[8] Dmytro Dontsov（1883—1973），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作家、记者、政治理论家。他的激进思想对1929年成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简称OUN）产生了巨大影响。

[9] Alexiei Brusilov（1853—1926），俄国军人，曾任俄罗斯帝国军队总参谋长、俄罗斯共和国军总司令和苏维埃政府的骑兵总监。

[10]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因应当时的“去日耳曼化”风潮，圣彼得堡被更名为彼得格勒。

[11] 此即指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Mikhail Alexandrovich，1878—1918）。他是亚历山大三世的幼子和尼古拉二世的弟弟。

[12] Central Rada，意为“中央会议”，在1917年4月至1918年4月期间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议会。

[13] Volodymyr Vynnychenko（1880—1951），乌克兰政治家、作家，在1917年6月至1918年1月期间担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理，于1919年流亡海外。

[14] Heorhii Narbut（1886—1920），20世纪乌克兰杰出的图案设计家。

[15] Kherson gubernia，今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以北。

[16] Tavrida，俄罗斯帝国省份，包括克里米亚半岛以及第聂伯河下游与黑海和亚速海海岸之间的地区。

[17] Voronezh，今俄罗斯西部沃罗涅日州。

[18] 俄历1917年10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的当天，布尔什维克召开了第二届全俄苏维埃大会，通过了向工农与士兵代表苏维埃移交权力的法令。

[19] Mikhail Muraviev（1880—1918），俄国将军。他在十月革命后率领工人赤卫队进攻乌克兰，并攻下了基辅。1918年6月11日，穆拉维耶夫由于支持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发动叛乱而被逮捕，并在拘捕时被枪杀。

[20] Kruty，位于今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博尔兹纳区。

[21] Kryvyi Rih，亦作克里沃罗格（俄语发音），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城市。

[22] Pavlo Skoropadskyi（1873—1945），乌克兰军人、政治家，在1918年4月至12月间担任乌克兰统领，后逃亡德国。

[23] The forest of Compiègne，位于法国皮卡第大区贡比涅市附近，距巴黎60千米。

[24] Charles I（1887—1922），德语作Karl I，哈布斯堡王朝与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1916—1918年在位）。他于1918年10月14日同意将奥匈帝国改为联邦制国家。

[25] Yevhen Petrushevych（1863—1940），乌克兰律师、政治家，在奥匈帝国瓦解后担任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统（1918—1919年在任）。

[26] Ternopil，今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州首府。

[27] Stanyslaviv，今乌克兰西部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州首府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Ivano-Frankivsk）。

第19章

破灭的梦想

1919年1月22日是星期三，基辅迎来了一个晴朗的冬日，还有些霜，但没有下雪。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一个电影摄制组当天正在城里拍摄一次公共活动，这是对这座乌克兰首都的公共活动最早的拍摄之一。此时距“中央拉达”在其第四份通令中宣布乌克兰独立已有整整一年。部分前“中央拉达”领袖利用重新执掌权力的机会发布了另一份重要的公告，宣布将从前的俄属和奥属乌克兰地区统一为一个独立国家。他们选择那座基辅罗斯时代的大教堂[1]为群众集会、教堂仪式和阅兵式的背景，建起了一座从弗拉基米尔大街通往圣索菲亚广场的凯旋门。这些都是为庆祝统一而精心筹划的活动，而在短短几个月之前，在俄奥国界两边的乌克兰地区，统一还不过是一小群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一个梦想。

当索菲亚大教堂敲响午钟，摄像机的镜头中出现了欢欣的笑容、持花的女子，还有成群身着军装的男子。画面的中心被新的革命政府“指挥部”的成员们占据。他们中为首的是一名留着山羊胡、身穿黑色皮大衣、头戴宽边羊毛帽的高个男子，那是从前“中央拉达”政府的总理、如今的指挥部首脑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行进在他右边的是来自西乌克兰的代表们——从前哈布斯堡家族治下乌克兰地区的公民会议授权他们来完成两个乌克兰人国家的统一事宜。然而吸引摄像师最多关注的，不是维尼琴科，也不是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议会副主席列夫·巴金斯基[2]。在镜头中停留最久的是一名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他和他身边大多数军官一样，头戴一顶羊皮帽。在影片的一个镜头中，他站在维尼琴科身边，口含一支雪茄；另一个镜头里他又在整理自己的腰带和制服。此人名叫西蒙·彼得留拉[3]，是指挥部军队的最高“俄塔曼”[4]，也就是总司令。

彼得留拉于1879年生于波尔塔瓦，在这段影片拍摄时年方39岁。与比他大半岁的约瑟夫·斯大林一样，彼得留拉在还是一名神学学校学生时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并从底层逐步晋升，成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之一。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彼得留拉担任了许多乌克兰语刊物和报纸的编辑——最先是在基辅，后来转至圣彼得堡，从1912年起则在莫斯科。1917年，他先是作为乌克兰总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又作为“中央拉达”的军事事务总书记，担任俄军编制中乌克兰部队的首脑。后来，这些部队中的一支被分出来交给未来的乌克兰统领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来指挥。

在1919年1月22日拍摄于基辅的这部影片中，彼得留拉站在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身边，但两人并无对话。这并不是因为两位政治家的友好关系发生了破裂。两人的对立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时他们都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维尼琴科有强烈的亲布尔什维克情绪，指责彼得留拉激怒了布尔什维克，导致对方对乌克兰的入侵。1917年12月，入侵发生前夕，彼得留拉被迫从政府辞职。尽管彼得留拉和维尼琴科联手领导了反对统领斯科罗帕德斯基的起义，这两位指挥部成员之间的矛盾仍未消弭。到了1919年3月，仍旧持亲苏维埃和亲布尔什维克态度的维尼琴科将退出指挥部，离开乌克兰，基本上等于退出了政治舞台。彼得留拉则将在1919年5月初被选举为指挥部首脑，并独揽大权。

彼得留拉的崛起有其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原因。这一时期，不光是维尼琴科，1917年革命中另一巨头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同样流亡国外。在乌克兰革命从议会阶段进入军事阶段之际，彼得留拉先后担任的政府军事事务主管和总司令这两个职位变得极为重要，从而使他脱颖而出。1919年年初乌克兰再度遭到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时，彼得留拉已是政府中最重要的部长。1919年2月2日，即《统一法案》庆祝活动之后不到两个星期，指挥部被迫撤离了基辅，先是迁往文尼察[5]，后来又在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落下脚跟，建立了机关。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位于从前的俄奥边境、如今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边界附近。

他们除了撤退之外别无他法，因为乌克兰军再一次被击溃了。彼得留拉在1918年年底反抗统领斯科罗帕德斯基时率领的农民部队几乎烟消云散：总共10万名农民战士里只有四分之一留在彼得留拉麾下，其他人则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剩下的事应该交给他们帮助建立起来的政府，于是返回了各自的村庄。留下的人由各个“俄塔曼”指挥。“俄塔曼”一词在哥萨克时代意为“指挥官”，如今则指各路独立的军阀。彼得留拉的头衔“最高俄塔曼”反映出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他所统率的，是一群桀骜不驯的军阀，而非纪律严明的军队。彼得留拉和他的军官们从未成功将这支义军改造成一支正规军。事实证明，乌克兰的政治家们是成功的反叛者，但在创建国家和组建武装力量方面只是三流水平。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可靠部队由加利西亚士兵们组成。他们原是在奥军中服役的乌克兰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军俘虏，并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后加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事实证明，他们是这一时期历届乌克兰政府的军队中纪律最为严明的一支队伍。1919年7月，彼得留拉得到了来自加利西亚的新援军：超过5万人的加利西亚乌克兰军渡过曾为哈布斯堡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界河的兹布鲁奇河[6]，加入了彼得留拉在波多里亚的部队。半年前，东西乌克兰在基辅宣告统一，此时似乎终于结出了第一批果实。然而统一所面对的形势无疑十分严峻：彼得留拉的军队和加利西亚军都已处于溃败的边缘，后者正被前进中的波兰军队逐出加利西亚。

这样的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其原因又是什么？尽管西乌克兰政府在1918年11月让利维夫落入波兰人之手，但它仍对东加利西亚大部分乌克兰人地区保持着有效控制。西乌克兰政府创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重新分配土地。这一政策让农民受益，并让整个乌克兰族群动员起来，团结在从波兰独立出来的理念周围。波乌战争的转折点发生在1919年4月：由约瑟夫·哈勒尔·冯·哈伦堡[7]将军率领的一支6万人的军队进入了加利西亚。哈勒尔的部队组建于法国，由波兰战俘组成（他们先前为奥地利一方作战），并由协约国加以武装，其部分军官还是法国人。这支部队被派往东部前线的目的是与布尔什维克作战，哈勒尔却将它用来对付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军。法国人提出了抗议，并发来质询电报，波兰人则一边向法国人保证这些乌克兰人都是布尔什维克，一边将装备不良的乌克兰军向东驱赶。1919年夏天，加利西亚乌克兰军撤退到兹布鲁奇河，并渡河加入了彼得留拉在波多里亚的部队。

加利西亚军兵力超过5万人，忠于彼得留拉的部队有3.5万人，再加上其他同盟“俄塔曼”部下的1.5万人，乌克兰武装部队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此时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已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而加利西亚人的到来让彼得留拉获得了重夺这些领土的机会。然而，事实证明，东西方乌克兰人的联盟并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牢固。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层持保守立场，难以在目标上与东乌克兰指挥部政府的左翼成员们达成共识。加利西亚指挥官们不能理解东部那些前叛军的松散军纪。在寻找可能的盟友的问题上，双方也无法保持一致。

除了基辅的乌克兰政府，前俄罗斯帝国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府同样抵制布尔什维克1917年在彼得格勒发动的武装起义，尤以波罗的海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为甚。在俄罗斯南部，一些前帝国军官和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们联合起来，组成了白军[8]，为恢复前布尔什维克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战。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西方列强向邓尼金[9]将军率领的白军提供了支持。1919年初夏，邓尼金在乌克兰开始向布尔什维克发起进攻。邓尼金在南乌克兰地区的出现和他向北发动的攻势向乌克兰政府及其武装力量提出了一个难题：他们是应该联合邓尼金进攻布尔什维克，还是回避跟他打交道呢？邓尼金的目标可不光是要取消乌克兰领袖们主张的社会革命，还包括重建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国家。

加利西亚人和第聂伯乌克兰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西乌克兰人对与反布尔什维克和反波兰的白军结盟没有任何意见，东部人将加利西亚人憎恨的波兰人视为其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白军的潜在盟友，而那些“俄塔曼”甚至不反对加入红军。东西乌克兰人在理念和局势的驱使下走到了一起，却仍各自为政。8月，当白军和加利西亚部队同时进入基辅时，加利西亚人大方地撤退了，把这座城市留给了白军。这在彼得留拉与加利西亚军指挥官们之间造成了激烈的冲突。关系的最终破裂发生在1919年11月：一场大规模流行的斑疹伤寒几乎消灭了双方的军队，迫使剩下的加利西亚人加入了白军，而彼得留拉则与波兰人达成了协议。

1919年有一个美好的开始，让两个乌克兰国家都对未来抱有巨大的期望，却在灾难中走向尽头。这一年年底，乌克兰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其国家地位也变成了泡影。东乌克兰人的失败源自他们的政治分裂和糟糕的组织，而加利西亚人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他们的兵力和装备都弱于敌人，同时他们的东部同胞又没有施以援手。两个国家和两支军队的联合更多的是一个军事同盟，而非一个统一的国家或是一支统一的军队。长久以来，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严重地影响了双方精英阶层及各自支持者的政治和军事文化，尽管他们相信彼此属于同一个民族。不过，虽然遭遇了1919年的困厄，东西方乌克兰人仍未打算放弃这一信念。

乌克兰的军队退出了战场，乌克兰独立的梦想似乎也渐行渐远。此时竞逐乌克兰控制权的主要有三股势力：其一是波兰军队，他们控制着加利西亚，并进入了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梦想着重建一个版图尽可能与被瓜分前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接近的波兰人国家。其二是以协约国为靠山的白军，他们从南乌克兰地区向北进军，突入俄罗斯境内，其蓝图是重建一个沙皇时代那样的统一且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国家。其三是布尔什维克们，他们的远景理想是世界革命，迫在眉睫的目标则是在军事上自保——正如弗拉基米尔·列宁所公开承认的那样，没有乌克兰提供的煤炭和面包，他们就无法做到任何一点。

1919年在乌克兰厮杀的各路势力和军队中，布尔什维克留下了最深的痕迹，控制基辅的时间也最长——从2月到8月，他们都占据着基辅，12月又再度回到这座城市。然而，控制了首都和乌克兰草原上的各大工业城市并不意味着掌握了整个乌克兰：乡村地区仍在反抗新来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许多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在原则上接受苏维埃权力，但不愿为之牺牲他们建国的梦想。农民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做出的土地分配承诺坚信不疑，到头来却因被迫上缴他们的收成而对布尔什维克不满。1919年12月，在击败邓尼金并重夺基辅之后，布尔什维克们决定从前一年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弗拉基米尔·列宁亲自就“1919年教训”对其支持者们做出了阐释。他认为此前布尔什维克忽视了民族问题。于是，布尔什维克军在1919年年末和1920年年初重归乌克兰时，打着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号，与乌克兰人沟通时也使用他们的母语。他们在乌克兰摈弃了“俄罗斯化”，代之以让民族革命适应乌克兰文化的政策。他们将入党的大门向乌克兰左派敞开，这一举动让人想起当年帝国当局吸收地方精英的做法。这些前社会革命党成员早已接受以苏维埃的方式组织未来的乌克兰国家的理念，因其主要刊物《波罗特巴》（Borot’ba，意为“斗争”），被称为“波罗特巴党”[10]。他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为该党提供了其急需的讲乌克兰语的干部和文化精英。同样，农民们最终也被融合了，并得到了长久以来一直被许诺给他们的土地：1920年春，布尔什维克推迟了在从贵族手中没收得来的地产上建立大型集体农庄的计划，允许农民们分掉他们的前主人的土地。

新策略奏效了。布尔什维克得以在1920年建立起对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控制，将最后一个真正的威胁拒之门外。1920年4月下旬，在彼得留拉残军的支援下，约瑟夫·毕苏茨基的波兰军队从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战线发起了一次向基辅的进军。毕苏茨基的目标是在波兰和苏维埃俄国之间建立起一个能起到缓冲作用的乌克兰国。波军的进攻一开始十分顺利。5月7日，彼得留拉再次作为乌克兰政府首脑进入了基辅。然而这一次他身边没有了加利西亚盟军，这是他为得到波兰人的支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代价本身并无太多实际价值，却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最高统领同意承认波兰人对加利西亚的控制，这成为压垮两个乌克兰国家之间困难重重的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彼得留拉的成功并不长久。苏维埃发起了反击，迫使波乌联军于6月13日退出基辅。在这场战争中苏俄最有名的骑兵指挥官谢苗·布琼尼[11]的率领下，苏俄的第一骑兵军突破波乌联军的防线，对撤退中的敌军进行了拦截，并在他们阵地后方进行打击。红军在整条战线上——不光是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全面推进，每天向前移动20英里（约32千米），很快迫近了利维夫。时任红军某段前线政委的约瑟夫·斯大林决意攻下利维夫来让自己声名远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是波兰人，乌克兰军——彼得留拉从东乌克兰带来的部队——在面对红军对利维夫的进攻时同样选择了坚守。他们最终成功地守住了利维夫。这一场胜利成为导致苏俄在对波兰的战争中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

战争的走向在1920年8月中旬再度发生转折。在获得协约国的援助，并得到英国和法国军官（其中包括后来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为其担任顾问后，波兰军队在华沙城郊那场被称为“维斯瓦河奇迹”[12]的战役中击败了红军，遏止了红军的进攻。在苏俄一方，斯大林是需要为这场“奇迹”负责的人之一：他鼓动布琼尼违抗其上级的命令去攻打利维夫，而不是向华沙进军。红军节节败退。到了10月，也就是双方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波兰和苏俄的边界在北段已经深入白俄罗斯，在南段则深入乌克兰境内。波兰人再度控制了乌克兰的沃里尼亚，以及波多里亚的部分地区。不过，虽然取得了以上利益，波兰人建立一个以基辅为首都的乌克兰缓冲国的努力却没能成功，同样落空的还有乌克兰人重获独立国家地位的梦想。此外，“维斯瓦河奇迹”也终结了苏俄将其革命之火传播到欧洲腹地的计划。

波苏战争最有名的记述者莫过于敖德萨出生的俄国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13]。在作为布琼尼第一骑兵军的一员参加战斗的过程中，他坚持记日记，并在后来利用这些日记创作了一部题为《红色骑兵军》（Red Cavalry）的短篇小说集。布琼尼指责这部小说集扭曲了他麾下士兵的英雄形象，因为它描述了战争的残酷、红军骑兵的暴力，以及乌克兰犹太人在无休无止的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在差不多整整三年时间里，各路军队彼此厮杀，战线如拉锯一般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乌克兰平民还未从灾难中得到一丝喘息之机，就又陷入了新的恐怖和毁灭之中。在所有族群中，犹太人的命运最为悲惨：他们遭到来自所有势力的打击，不论是红军、白军、乌克兰军，还是各路军阀。

对犹太人的迫害在乌克兰乃至整个“定居范围”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此时犹太人需要面对的是全副武装的迫害者。迫害造成的伤亡急剧增加，仅在乌克兰就超过了3万人。从前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外以下几种原因：掠夺欲、经济冲突、基督教中的反犹太教主义，以及近代的反犹太人潮流，然而现在又多了一种原因：革命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在这种新的视角下，犹太人一方面被视为资本主义剥削者而遭到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宣传家的仇视，在另一阵营又被视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热情支持者。

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德国和奥匈帝国军队进入乌克兰的1918年春天。然而迫害实施者并非挺进中的德国人或“中央拉达”的军队，而是败退的布尔什维克们。他们怀有革命的正义感而非基督徒的狂热，认为自己对诺夫霍罗德-西沃斯基[14]和赫卢希夫（从前哥萨克国的都城）犹太人的打击就是对资产阶级的进攻。1919年春，当彼得留拉的军队在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下向西退却时，乌克兰部队同样实施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普罗斯库里夫（今赫梅尔尼茨基）[15]，导致近1 700名犹太人丧生。这一年晚些时候，心思主要放在劫掠上、对各种口号没有多少兴趣的军阀们又率领他们军纪涣散的部队对犹太人定居点进行了洗劫。到了秋天，邓尼金的军队打着“痛揍犹太人，挽救俄罗斯”的反犹新旗号，也对犹太人展开了屠戮，其中规模最大的行动发生在基辅以南的小城法斯蒂夫[16]，造成近1 000名无辜者的牺牲。总体而言，在所有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中，约20%系白军所为，红军的比例约为10%，军阀们约占25%，而彼得留拉的部队约占40%。后者在战争期间实施了最多的反犹屠杀。白军则是唯一一支有组织的军队，其士兵对犹太人的屠杀都得到了上级军官的明确授意。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战士们成为仅有的未参与反犹屠杀的群体。

乌克兰犹太村庄的居民们也组织起自卫部队。他们在抵御军阀势力方面卓有成效，但面对大规模的军队时则无能为力。也有大量犹太年轻人加入了红军。红军的政治领袖列昂·托洛茨基[17]出生于乌克兰，常被视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象征，然而红军在犹太人中的受欢迎的程度远非托洛茨基一人所能代表。犹太革命家们从前就积极参与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或加入孟什维克[18]，或加入布尔什维克。此外，就实施反犹屠杀的次数多寡而言，红军似乎是对犹太人最为友好的，因此吸引了许多犹太年轻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伊萨克·巴别尔的经历在敖德萨的犹太年轻人中并不算出奇：他先是在列宁的秘密警察机构契卡[19]中待了一小段时间，后来又作为一名政委和随军记者加入了布琼尼的骑兵军。

1919年的反犹屠杀终结了革命初期形成的乌克兰人-犹太人同盟，也让西蒙·彼得留拉成为乌克兰反犹主义的恐怖象征。1926年，流亡巴黎的彼得留拉被前红军士兵沙洛姆·施瓦茨巴尔德[20]枪杀，让他的这一形象更加得到了强化。许多人相信施瓦茨巴尔德是在苏俄秘密警察的指派下刺杀了这位乌克兰移民政治领袖，但施瓦茨巴尔德本人声称刺杀是他的自发行动，是为他那些在乌克兰反犹屠杀中死去的犹太亲属复仇。巴黎的一个法庭无罪开释了这名刺客。

彼得留拉真的应该为那些反犹屠杀负责吗？他在革命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又在左翼的指挥部中担任领导人，无论从其观点还是政治背景来看，彼得留拉都是一名国际主义者。他与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和中央拉达的其他领袖们一样，认为犹太人是乌克兰人反抗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事业中的天然盟友。这一立场在他向其部属发出的命令中也有所体现。“是时候认识到全球的犹太人，包括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妻子，都和我们一样，被剥夺了民族自由，身受奴役之苦了。”彼得留拉在1919年8月签署的一道命令中这样写道，“我们不应让他们与我们疏离——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分享我们的命运和不幸。我在此严正下令：任何煽动你们去迫害犹太人的人，都将被逐出我们的军队，并将被视为祖国的叛徒而接受审判。”

在彼得留拉的意识中，攻击犹太人等于背叛乌克兰。问题在于，尽管他发出了命令，但他极少或并不急于惩罚那些反犹行为的实施者。“俄塔曼”伊凡·塞米申科（Ivan Semesenko）的部队是1919年2月普罗斯库里夫反犹屠杀的执行者，而彼得留拉在1920年3月才下令对塞米申科进行审判和处决。这一惩处来得太晚，未能在反犹迫害达到高潮时对他的军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由于彼得留拉对其军队的控制力有限，他并不愿意真正执行自己的命令。乌克兰军队参与反犹迫害的理由与其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失败的理由是一样的：这支军队纪律涣散，缺乏组织。彼得留拉这种持社会主义立场的乌克兰领导人是在农民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来的，然而从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角度而言，农民革命来得太早了。在他们的国家陷入革命浪潮、外国干涉和内战之前，乌克兰的活动家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农民大众展开工作，没能在农民中普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机会在乌克兰进行自由宣传的党派都是小俄罗斯理念的鼓吹者和各种俄罗斯国家主义组织，而反犹主义是他们的理念中的关键元素。右岸乌克兰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俄罗斯国家主义的堡垒，在1919年也是最骇人听闻的反犹屠杀的发生地。

唯一一个曾经尝试约束部队不去参与反犹屠杀并在自己的农民军队伍中对反犹主义进行了斗争的军阀是涅斯托尔·马赫诺[21]，而他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马赫诺身材不高，而且很瘦弱，留着唇髭和一头长发。他曾是从前俄罗斯帝国规模最大的“私人”部队的指挥官，富于领袖魅力，其部属在全盛时有4万人。马赫诺出身农家，在政治立场上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乌克兰的各路军阀中最具理想主义色彩。他的根据地和活动区域是南乌克兰的胡利艾波勒[22]，此地位于顿巴斯的煤矿和克里维伊里赫铁矿之间，是典型的农业地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一条铁路将上述两个地区连接起来，与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相交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今天的扎波罗热）[23]，此地正离马赫诺的故乡不远。铁路的位置让马赫诺和他的军队成为争夺的焦点。

马赫诺手下的农民战士们对他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和梦想并不买账，也看不上那群受意识形态驱动而围绕在他们的“巴特科”（bat’ko，即“父亲”，这是他们根据农村的家长制传统对马赫诺的称呼）身边的无政府主义者。农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控制（这种态度正吸引了马赫诺身边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并希望没收并重新分配土地。与早期近代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们一样，在从前的哥萨克-鞑靼人边境地区活动的马赫诺军与北方的各个乌克兰政府保持着距离，并经常与他们作战。尽管绝大多数马赫诺的战士都是乌克兰族，而马赫诺对乌克兰民族解放的目标也并不陌生（他那个做教师的妻子就是这一目标的积极宣传者），这位军阀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理想大体上仍旧是国际主义的。

在对乌克兰展开争夺的所有势力中，被马赫诺视为潜在盟友的只有布尔什维克。马赫诺帮助布尔什维克击败了他们的大敌——彼得·弗兰格尔[24]将军率领的白军，让克里米亚成为后者残部的最后阵地，然而布尔什维克却立刻对马赫诺反戈一击。弗兰格尔政权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克里米亚地区的第八个政府——第一个则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在1917年12月25日成立的克里米亚人民共和国。在两次大规模向奥斯曼帝国移民的浪潮之后，鞑靼人还占克里米亚半岛总人口的近30%（其余人口则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犹太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代表）。鞑靼人的共和国是伊斯兰教组织建立世俗国家的最早尝试之一，这是上一代克里米亚鞑靼人中的活动家们开展的各种文化和教育活动的结果。这些活动家以伊斯梅尔·伽斯皮拉里[25]为首，他也被称为现代克里米亚鞑靼民族之父。然而，克里米亚人民共和国很快就夭折了。1918年1月，半岛的控制权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他们宣布成立独立的陶里达（克里米亚）共和国，不过很快又被乌克兰军和德军侵占。

在德国占领时期，克里米亚保持了对乌克兰的独立地位，但统领斯科罗帕德斯基在1918年9月宣布对克里米亚半岛实施经济封锁，迫使克里米亚政府作为自治地区加入了乌克兰。这一状态也未能持续多久：随着德国人的撤军，以出身犹太教伽来特派[26]的自由主义政治家所罗门·克里姆[27]为首的新政府上了台。克里姆政府的司法部长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28]，正是那位著名作家的父亲。然而此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在进军途中。1918年7月，他们在乌拉尔山中处死了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1919年4月7日，罗曼诺夫皇族的幸存者们逃离他们位于雅尔塔附近的庄园，搭乘英国的无畏级战舰“马尔伯勒号”前往西方避难。从1919年6月开始，克里米亚就落入了白军之手，先是由邓尼金将军掌管，在邓尼金于1920年4月辞职后，又成为弗兰格尔将军的地盘。

弗兰格尔声称自己是南俄罗斯地区政府的长官，然而他实际控制的区域只有克里米亚半岛以及半岛以北的一小片草原。他与他的部长们希望光复整个俄罗斯帝国，然而这个目标在嘴上说起来比实现起来容易得多。尽管他背后有协约国的支持，弗兰格尔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战争中仍节节败退。1920年11月8日，红军及其盟友马赫诺的部队从大陆开始了对克里米亚的攻势。他们冒着严寒涉过锡瓦什潟湖[29]的浅水，对白军位于彼列科普地峡[宽4英里（约6千米），是连接半岛与大陆的桥梁][30]的工事发起猛攻。11月17日，他们进入了雅尔塔城。弗兰格尔将军将其残部撤退到伊斯坦布尔。被遗弃在前线的近5万名军官和士兵惨遭屠戮，这也是这场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屠杀行动。然而，这并不是这场血腥的革命战争中最后一次屠杀，而只是一支序曲，预示着布尔什维克对这个广袤国家的统治的来临。乌克兰大部分地区都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1921年3月，俄罗斯联邦[31]、苏维埃乌克兰[32]和波兰三方在拉脱维亚的里加签署和约，确定了一条新的波兰-苏俄边界。根据这份和约，波兰不仅保有加利西亚，还取得了从前归属于俄国的沃里尼亚。此时的乌克兰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只分属于两个国家，而是被四国瓜分：1918年被罗马尼亚占领的布科维纳仍在布加勒斯特手中，而战败的匈牙利不得不把外喀尔巴阡地区交给新成立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人西面的邻居——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此时都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国家。然而，除了在一个由俄罗斯领导的政治体内的自治权外，为创建自己的国家不断努力的乌克兰人几无所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那些更强大、侵略成性又声称对乌克兰土地拥有主权的邻国的存在，然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成熟，以及独立国家理念在分属于哈布斯堡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的乌克兰地区的姗姗来迟。尽管乌克兰身份认同和全俄罗斯身份认同之间的分歧在1918年的奥属加利西亚已不存在，在第聂伯乌克兰地区，这种分歧却贯穿了整个战争和革命。地方主义是乌克兰各地不同历史轨迹的产物，也是存在于奥属乌克兰和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的一大障碍：在奥属乌克兰，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的民族建构机制各不相同；在第聂伯乌克兰，乌克兰国家理念在前哥萨克国和波属右岸乌克兰地区受到的支持远较东部和南部的草原地区为多。城市地区，尤其是有大量非乌克兰人口居住的大城市，均不属于乌克兰人的独立追求所能涵盖的范围——这种追求几乎完全依赖于农民群体的支持。

考虑到乌克兰民族解放事业所背负的各种限制，我们需要回答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一民族运动尚处于襁褓之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第一次形成独立的政治目标，迟至1918年才真正认同这个目标，那么，在这片被从前的帝国势力和其他更发达的民族运动主宰的政治版图上，乌克兰民族运动何以能走得这么远？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两个帝国的崩溃带来的革命性冲击为1917年和1918年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机遇，而乌克兰民族运动也充分利用了这些机遇。乌克兰人的民族解放事业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旋涡之中，诞生于远比从前更成熟的独立斗争之中。尽管它没能在奥属乌克兰和第聂伯乌克兰大地上成功建立一个能有效运转的国家，却已让独立统一国家的理想成为新乌克兰信念的核心。

[1] 指圣索菲亚大教堂。

[2] Lev Bachynsky（1872—1930），加利西亚乌克兰政治家、律师，曾任奥地利议会议员和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拉达副主席。

[3] Symon Petliura（1879—1926），乌克兰政治和军事人物、民族主义者，他同时也是一名作家和记者。十月革命之后，彼得留拉组织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队与红军和白军双方作战，试图维持乌克兰的独立。他在失败后流亡欧洲，于1926年5月25日在巴黎被暗杀身亡。

[4] Otaman（乌克兰语作oтаман）一词原指哥萨克军团的指挥官。

[5] Vinnytsia，今乌克兰中西部文尼察州首府。

[6] Zbruch River，今乌克兰西部河流，为德涅斯特河的左支流，全长244千米。

[7] Józef Haller von Hallenburg（1873—1960），波兰陆军中将。

[8] The White Army，1917年至1922年俄国内战期间的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军事联盟。

[9] Anton Denikin（1872—1947），俄罗斯帝国将领、白军前期领袖，在失败后流亡海外。

[10] Borotbists，亦作“斗争党”，存在于1918年至1920年间的乌克兰左翼民族主义政党。波罗特巴党于1920年3月解散，其成员多被吸收入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1] Semen Budenny（1883—1973），苏联军人，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内战、波苏战争、苏芬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布琼尼在1935年成为苏联最早的五名元帅之一。

[12] Miracle on the Vistula，即1920年8月中旬至下旬的华沙战役。

[13] Isaac Babel（1894—1940），苏联犹太小说家、戏剧家和翻译家，以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知名。他于1939年被诬为间谍，次年被秘密处决。

[14] Novhorod-Silversky，今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古城。

[15] Proskuriv，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首府赫梅尔尼茨基（Khmelnytskyi）。

[16] Fastiv，今乌克兰基辅州城市，位于基辅以南63千米处。

[17] Leon Trotsky（1879—1940），即列夫·托洛茨基，俄罗斯帝国-苏俄-苏联时代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理论家。他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十月革命指挥者和苏联红军缔造者之一。他在列宁去世后逐渐失势，后流亡海外，并于1940年被苏联特工刺杀于墨西哥。

[18] Menshevik，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派别，意为“少数派”，与布尔什维克的意思相对。1921年，苏俄政府宣布孟什维克非法。

[19] Cheka，苏俄时期的情报机构，创建于1917年12月20日。契卡于1922年被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

[20] Sholom Schwartzbard（1886—1938），俄裔法国犹太诗人，以在1926年刺杀彼得留拉闻名。

[21] Nestor Makhno（1888—1934），俄国内战期间的乌克兰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和游击武装领导人。他于1921年流亡海外，于1934年死于巴黎。

[22] Huliaipole，亦作古利艾波列（俄语发音），今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城市。

[23] Aleksandrovsk，今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首府扎波罗热。

[24] Petr Wrangel（1878—1928），俄罗斯帝国军官，俄国内战后期担任俄罗斯南部白军指挥官，后流亡法国。

[25] Ismail Gaspirali（亦作Ismail Gasprinski，1851—1914），克里米亚鞑靼教育家、政治家，被视为俄罗斯帝国最早一批穆斯林知识分子之一。

[26] Karaite Judaism或Karaism，犹太教教派之一，以《塔纳赫》（《希伯来圣经》）为本，不承认任何口传的律法如《塔木德》等经籍。

[27] Solomon Krym（1864—1936），克里米亚政治家、农学家。

[28] Vladimir Nabokov（1870—1922），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俄国记者、犯罪学家、政治家，俄裔美国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纳博科夫之父，于1922年在柏林被一名右翼君主主义者刺杀。

[29] Syvash lagoon，也被称为腐臭之海、腐海或懒海，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东北部、亚速海西岸，由一系列浅湾组成。

[30] Perekop isthmus，连接欧亚大陆和克里米亚半岛的窄长陆地，宽5至7千米。

[31] Russian Federation，全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苏联的第一个加盟共和国。

[32] Soviet Ukraine，即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1937年改名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苏联的第三个加盟共和国。

第20章

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1918—1939），乌克兰人成了民族问题仍有待解决的最大欧洲民族。乌克兰不能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其土地分属于欧洲四国——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中苏维埃乌克兰在1922年成为俄罗斯领导下的苏联的一部分，包括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根据1921年的里加和谈结果，苏维埃乌克兰与波兰的共同边界位于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与罗马尼亚之间则以德涅斯特河为界。前协约国同盟在1920年的巴黎和会中承认了这后一条乌克兰与罗马尼亚的边界，但苏俄当局对它提出了挑战。

每一个控制着乌克兰国土的政府都以各自的方式尝试解决乌克兰问题，使用了从融合到镇压等各自不同的策略。在东欧地区，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的竞争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与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仅相互冲突，也会以民族共产主义这样的杂糅形式来寻求相互妥协。对乌克兰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动员方式各有不同，导致各种旨在替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诉求的乌克兰民族理念浮出了水面。其中两种新理念最具影响力：其一是苏维埃乌克兰（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或乌克兰SSR[1]）的苏维埃版民族共产主义；其二则是主要植根于波属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激进民族主义。20世纪乌克兰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将由这两种类型的乌克兰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所定义。

1922年12月，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它将在1937年更名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个包括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政治体——与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共和国和外高加索共和国[2]正式达成协议，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当时斯大林担任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设立的总书记职务，他希望乌克兰和其他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在联邦内各自保留自治地位。乌克兰的共产主义领袖们对此表示拒绝。这些人中有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也有那些相信社会革命本身就意味着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相信建立一个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是达成这两个目标的最好办法。列宁支持乌克兰方面的立场，因为他的梦想是世界革命，在其蓝图中，中国、印度、德国、法国和美国都将加入联盟。

联盟的创立充分考虑了乌克兰的诉求，直接目的在于接纳乌克兰人，排斥波兰人，并限制俄罗斯人。莫斯科当局认为乌克兰人是其治下最不安分、最叛逆的少数族群——以西蒙·彼得留拉为代表的乌克兰领袖已经被证明拥有发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也认为俄罗斯国家主义者的诉求对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威胁。波兰则是毫无疑问的敌人，在西方的支持下很可能对联盟发起另一场进攻，并将乌克兰的一部分从联盟夺走。于是，身处联盟条约所代表的联邦主义和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所代表的集权主义之间，乌克兰享有事实上的自治权，其拥有的特权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十年间乌克兰主流政治家们乃至1917年革命初期“中央拉达”领导人们所梦想的更多。

在自称“人民专政”的苏维埃当局建立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内，乌克兰将把其民族建构的这一新阶段变成现实。20世纪20年代初，当局试图巩固其对这个被战争、革命和内乱摧毁的国家的控制，允许部分市场元素通过“新经济政策”这道后门重新进入其高度集中的苏维埃经济体系。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苏维埃领导人也在寻找各种能让自己保住罗曼诺夫帝国遗产的新方法。对这后一个问题，他们在korenizatsiia（本土化）[3]政策中找到了临时的解决办法。这种政策重视非俄罗斯的边缘地区的经济建设，以及对本地文化的支持和发展。1923年4月，即苏联成立一年多之后，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二次党员代表大会[4]决定将本土化列入党和政府的官方政策。

培养忠诚的地方精英阶层是莫斯科打算利用本土化政策达成的目标之一。罗曼诺夫王朝曾通过将地方精英阶层纳入帝国体制的办法来开疆拓土。这一手段在革命时代已不再适用。对地方革命精英的笼络始于1920年，即允许前社会革命党中的波罗特巴派[5]成员加入乌克兰共产党之时。然而这种做法损害了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性，因此未能继续。此外，乌克兰本土的共产主义精英在数量上也不足以保证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稳定性。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维埃乌克兰的总人口数不到3 000万，其中乌克兰人约占80%，俄罗斯人不足10%，犹太人约占5.5%。党员的族群构成却与此大相径庭。1922年，在总计约5.5万名乌克兰共产党员中，俄罗斯人以53%的比例占据绝对多数，乌克兰人却几乎不足24%，与其他所有族群代表（这些代表又以犹太人为主）占比差不多。这个新的政权在乌克兰农民眼中与外国统治者没什么两样。莫斯科的共产党当局希望改变这种看法，以建立对乌克兰农民阶层的控制。

乌克兰共产党领导层中有一派是民族共产主义者。他们将革命视为让俄罗斯统治下的少数民族获得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手段，提出：要弥合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城市与小资产阶级的农村世界之间的鸿沟，党必须接受占乌克兰人口主体的族群的语言和文化，而在乌克兰，这一主体族群就是乌克兰人。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城市现象，农村在共产主义者对乌克兰化问题的思考中就会被视为一种主要的阻力，正如其在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乌克兰的民族共产主义者主张的策略与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拜占庭的改宗劝导者们的做法相似：通过接受本地语言和文化来实现推广新信仰的目标，只是此时的新信仰变成了共产主义。最终拜占庭策略压倒了坚持所有真信徒都应使用同一种通用语的罗马帝国策略：民族共产主义者们主张的立场变成了党的官方路线。然而这仍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艰难处境。

最大的阻力来自乌克兰共产党本身——它的大部分党员都不是乌克兰人。根据一份报告，在所有乌克兰公务员中，娴熟掌握乌克兰语者的比例为44%，而在担任公务员的乌共党员中，这一比例仅为18%。以亚历山大·舒姆斯基[6]为首的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者们要求以更强硬的手段来推行乌克兰化。舒姆斯基本人希望让乌克兰裔的乌克兰政府首脑弗拉斯·丘巴尔[7]担任乌共总书记，取代斯大林的门生拉扎尔·卡冈诺维奇[8]。后者是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却一直未能熟练掌握乌克兰语。舒姆斯基还要求斯大林在工人中推行语言上的乌克兰化。一开始，乌克兰化政策的推广范围仅限于乌克兰族，而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族群则不在其内——这些族群也自有其本土化方案。因此，乌共十分不情愿在俄罗斯裔或高度俄罗斯化的工人阶级中推行一种很可能受到他们抵制的语言政策。舒姆斯基在这场斗争中完全处于劣势。

斯大林拒绝撤掉卡冈诺维奇，声称这一提议不合时宜。尽管在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正在争夺党的控制权，而作为苏联最大党组织的乌克兰共产党的忠诚对他来说至为重要，他的态度仍十分强硬。对在工人阶级中推行乌克兰化的问题，斯大林同样拒绝让步。“在保持一定速度的条件下，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党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可以而且需要乌克兰化。但是决不能从上面使无产阶级乌克兰化。”斯大林在1926年4月给乌共政治局——乌克兰最高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信中写道。对将乌克兰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区别开来的呼声，斯大林的批评态度尤为严厉，并将这种呼声与俄罗斯裔乌克兰作家米科拉·赫维列沃依（原名尼古拉·菲季列夫）[9]的作品联系起来。“正当西欧各国无产者和他们的共产党都对‘莫斯科’、对这个国际革命运动和列宁主义的堡垒深表同情的时候，正当西欧各国无产者都怀着赞美的心情仰望飘扬在莫斯科的旗帜的时候，乌克兰共产党员赫维列沃依却号召乌克兰活动家‘尽快地’摆脱‘莫斯科’。”斯大林写道。[10]

斯大林决意从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者中夺回主动权，命令他的亲信卡冈诺维奇亲自领导乌克兰化运动，对舒姆斯基关于乌克兰化步调太慢的焦虑做出回应。卡冈诺维奇遵命而行，将1926年前推行的乌克兰化转变为一种有效得多也全面得多的政策。1927年，卡冈诺维奇成功地在乌共党代会上用乌克兰语做了发言。关于在教育机构以及对工人阶级的文化宣传工作中使用乌克兰语的问题，他也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卡冈诺维奇在1928年被召回莫斯科。他的波兰裔继任者斯坦尼斯拉夫·科肖尔[11]延续了他的路线。根据官方统计，1926—1927学年乌克兰高等教育机构中使用乌克兰语教学的比例为33%，到了1928—1929学年，这一比例已提高到58%。到了1932年，乌克兰语报纸在全部乌克兰报纸中的比例已从1926年的30%提高到92%。1932年6月，面向矿工发表的演说有75%都使用乌克兰语。

尽管乌克兰化是乌克兰本土化政策的核心，但本土化涉及的并非只有乌克兰族。犹太人、波兰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民族自治地区在乌克兰纷纷建立起来。在这些地区，出版社用民族语言印刷书籍，学校也使用民族语言来对学童进行教育。然而，这一政策的效果大体上仍局限于农村地区。在城市中，少数族裔俄罗斯化的速度比乌克兰化的速度更快。1926年，62%的哈尔基夫乌克兰裔居民将乌克兰语作为自己的母语，但只有41%的犹太人这样做。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如出生于涅斯托尔·马赫诺的都城胡利艾波勒的格里高利·科尔内尔（赫里茨科·科尔内连科）[12]——欢迎乌克兰化，并选择使用乌克兰语写作，然而更多人则选择俄语，将之视为更直接的通往现代性的途径。许多人离开乌克兰前往莫斯科，在那里取得了更显赫的成就。分别来自乌克兰两个最著名犹太重镇敖德萨和别尔基切夫[13]的作家伊利亚·伊利夫（法因兹尔贝格）[14]和瓦西里·格罗斯曼[15]选择的就是这条道路。

斯大林对乌克兰化的支持只是暂时的和战术性的。他相信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根本就是同一个民族。苏共在20世纪20年代末决定限制乌克兰人创造一种完全独立文化的野心，因为俄罗斯人是最大的族群，其支持至关重要。

1929年，苏联秘密警察展开了一系列逮捕行动。乌克兰知识分子领袖们成为在哈尔基夫举行的公审的主要目标：他们被控属于所谓“乌克兰解放同盟”。检方指控他们与流亡海外的乌克兰人和波兰政府接触，密谋掀起一次以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为最终目的的起义。排在这份“密谋者”名单前列的，是乌克兰科学院负责学术事务的秘书长、曾任“中央拉达”第二把手的谢尔赫·叶夫列莫夫[16]，以及曾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弗拉基米尔·切希夫斯基[17]。后者还是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18]的领袖之一。该教会独立于莫斯科牧首区，被检方认定为密谋者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这些指控均为不实，但被告中则有15人被判处死刑，192人被处以不同形式的监禁，另有87人被判国内流放。这场审判直接打击了站在乌克兰化运动最前沿的知识分子群体，并透露出一个信号：党的政策正在发生变化，它的打击对象不再是俄罗斯霸权沙文主义，而是变成了地方民族主义。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者们，包括颇有影响力的教育部长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19]在内，向莫斯科提议针对俄罗斯“霸权沙文主义”进行一次类似的审判，却没有成功。

语言和文化上的乌克兰化运动没能改变共和国东部和南部工业地区的文化。这一状况在乌克兰的新首都哈尔基夫表现得最为明显。从1926年到1939年，哈尔基夫居民中将乌克兰语当作自己母语者的比例仅仅从24%增长到32%。考虑到对这座城市进行乌克兰化的巨大努力，这样的增长微不足道。然而更让人忧虑的是，这段时间内哈尔基夫的人口从41.7万增加到了83.3万，几乎增长了一倍，而其中乌克兰人所占的比例也从39%增长到了49%，将俄语当作自己母语的居民比例却保持不变，仍为64%。实现这座城市的乌克兰化是乌克兰文化事业的需要，然而在做到这一点之前，乌克兰化政策的势头就遭到了遏制。这一失败将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自我认同造成深远的影响。然而，乌克兰化政策也在乌克兰社会中留下了另一道印记：它创造出一种局面，让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城市居民宣称自己的民族身份是乌克兰人而非俄罗斯人，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候都使用俄语。说俄语的乌克兰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在说乌克兰语的乌克兰人和说俄语的俄罗斯人之间形成了一条关键的文化纽带。事实上，这三个群体共同拥有一种由乌克兰语和俄语杂糅而成的通用方言——“苏尔日克”（surzhyk）[20]。

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领导人在邻国的乌克兰人群体中积极展开秘密行动，试图动摇并削弱这些多民族的东欧国家。另一方面，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列强则打算将这些国家变成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向欧洲扩散的缓冲区。苏维埃乌克兰的领袖们将自己的共和国描述为一个乌克兰版本的新“皮埃蒙特”[21]，一个将为暂时处于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乌克兰人带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国家。“皮埃蒙特”这个词源于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在统一的意大利民族国家诞生过程中，皮埃蒙特地区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列。波兰人首先将“皮埃蒙特”这个比喻用于加利西亚，乌克兰人紧随其后——这两个族群都将加利西亚视为各自民族运动的中心。乌克兰布尔什维克们再次拾起了这个概念。随着乌克兰化运动的进行，将苏维埃乌克兰描述为乌克兰民族性的灯塔十分容易，因为西方的许多乌克兰人地区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事实上的被占领状态，并在几乎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遭到压迫。

波兰人统治下的加利西亚的政治和文化局势最为艰难。加利西亚的总人口数约为500万，其中乌克兰人有近440万。《凡尔赛和约》《里加和约》以及波兰宪法保证波兰境内的乌克兰少数民族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权，并有权开办自己的学校，在公共领域使用乌克兰语。然而现实的情况与新生的波兰国家承诺尽到的国际义务并不一致。波乌战争的惨痛记忆宛如昨日：波兰当局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关押了近7万名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抵制当局在加利西亚的各种机构，自己开办地下大学，并对当局的1920年普查和1922年选举置若罔闻。然而，1923年3月之后，这些战术不再有效：巴黎和会创立的大使会议[22]做出决议，承认了波兰对加利西亚的统治。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原本指望来自西方的干涉可以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一决议却让他们彻底失望，让他们不得不靠自己的最大努力来适应这种新的政治局势。

大使会议认为乌克兰人将会得到某种形式的自治，因而做出了上述决议。然而乌克兰人自治并未变成现实。新生的波兰人国家的民族政策打算不仅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实现对少数族群的同化。波兰于1926年从共和国转变为某种形式的独裁政权，其当局将少数族群——除了乌克兰人，还有白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和犹太人——视为对波兰政权稳定的最大内部挑战。1924年通过的所谓“格拉布斯基法”（Lex Grabski）即体现出对在加利西亚占多数的乌克兰人的歧视。这条法案得名于波兰教育部长[23]。他在教育系统内限制乌克兰语的使用，并启动了将乌克兰语学校转变为波兰语-乌克兰语双语学校的政策。

语言成为在文化上对少数族群实行波兰化的政策中的关键因素。1910年，东加利西亚的人口中乌克兰人占65%，波兰人占21%。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这一地区乌克兰人——或者说将乌克兰语视为自己母语的人——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9%，而波兰人比例则上升到29%。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当局鼓励波兰语学校并打压乌克兰语学校的教育政策。1930年，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地区共有58所波兰语高中（gymnasiums），而乌克兰语高中只有6所。尽管乌克兰人创办私立高中，却仍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在同一年，该地区的私立波兰语高中为22所，而私立乌克兰语高中只有14所。新教职几乎都被波兰人获得。在加利西亚的1.2万名教师中，只有不到3 000人是乌克兰人，其余则都是波兰人。近600名乌克兰教师因无法在家乡找到工作而被迁移到波兰人聚居地区。

统计数据中波兰人口的增长不仅源于官方对波兰语的支持，也因为政府鼓励波兰人向东加利西亚——如今被称为“小波兰”——地区移民的政策。波兰独立后不久，其领导集团就决定分割大土地拥有者的地产，将之分配给普通农民。在加利西亚和波兰的其他乌克兰人聚居区，这样的改革意味着拥有土地最多的波兰地主遭受损失，而乌克兰农民阶层将从中受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又引入了对迁居到加利西亚的波兰退伍军人和农民的优待政策。同样的政策也在沃里尼亚施行。沃里尼亚从前属于俄罗斯帝国，这里的波兰人口比例向来低于从前属于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地区。然而政府将从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可分配土地的40%都分给了新来的波兰定居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有近30万波兰人迁移到波兰境内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和帕得拉夏等乌克兰人地区。

乌克兰人在加利西亚的村庄中占绝对多数，犹太人则在这一地区的小城镇人口中占70%以上，然而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却让他们离开这一地区，甚至离开这个国家。应为这一不断增长的移民浪潮负主要责任的，是经济的停滞不前以及政府对东部边境地区的忽视。加利西亚的石油产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最高点下降了70%，然而除了小规模的林业和农业之外，没有其他产业来填补石油产业的衰落。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地区的工人数量还没有超过4.5万人。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乌克兰族农民们尝试恢复奥匈帝国时期曾经出现过的合作化运动。奶业联盟是这场运动中最成功的合作组织，其不光在本地竞争中胜出，还将产品出口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几乎所有乌克兰族农民都加入了奶业联盟。然而，合作化组织所能做到的也只是缓解乌克兰人聚集的乡村地区的困厄。在城镇中，工作机会仍然极为稀少，而缺少耕地的农民[大约半数农场只拥有不到5英亩（约2公顷）耕地]往往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个国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足有20万名乌克兰农民离开了波兰。他们中的许多人去了美国。在20年代中期美国关闭移民窗口之后，他们又转投加拿大和阿根廷。大约同样数量的犹太人也离开了波兰，其中许多人（数量约为7.5万）[24]去了巴勒斯坦，其他人则前往阿根廷和美国。犹太人移民的驱动力来自经济状况的恶化（大部分生活在加利西亚和波兰其他地区的犹太人都处于贫困状态）和日益严重的反犹主义——波兰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店铺的抵制和对犹太社区的攻击即源于这种潮流。波兰国家元首约瑟夫·毕苏茨基曾尝试抑制反犹主义，然而在他去世后，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波兰各地发生了许多骚乱和冲突，导致数十名犹太人死亡和数百名犹太人受伤。波兰政府请求西方列强和这些国家的犹太社群帮助在波兰陷入贫困的犹太人或者接受犹太难民，打算以这样的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然而西方各国政府对此根本无动于衷。

20世纪20年代波兰当局在乌克兰人地区实施的经济和文化政策与同一时期苏维埃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们所追求的目标恰好相反。波兰政府没有寻求快速的工业发展，而是以农业为根本；它也没有尝试将乌克兰人纳入国家体制，而是鼓励他们离开，并促使波兰人——不光是波兰管理者，还有波兰定居者——流入这一地区。然而波兰拥有一个苏联从来不曾拥有的条件——基于民主选举原则的政治体系。即使在1926年约瑟夫·毕苏茨基发动政变之后，波兰仍然保留了政治多元主义和宗教宽容等元素，让乌克兰人得以建立自己的政党、教会和文化组织。

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国家于1919年失败之后，希腊礼天主教会重新成为加利西亚地区主要的民族机构，教会领袖安德烈·舍普提茨基[25]都主教则被普遍承认为民族领袖。前一种状况不是什么新鲜事（至少从1848年革命开始，教会就曾履行过这种职能），然而舍普提茨基成为民族领袖这件事却甚不寻常。他是一个罗塞尼亚贵族世家的后裔，其家族早在18世纪就曾为该教会贡献过一位都主教。在不止一代人之前，他的家族在文化上就已经波兰化，所以舍普提茨基生下来就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在他于20世纪初取得希腊礼天主教会主教团中的最高职位后，乌克兰社群中的许多人认为他投身希腊礼天主教会是波兰人企图夺取本地区最后的乌克兰“全国”机构控制权的阴谋。然而舍普提茨基本人却更多地自认为是奥匈帝国的忠诚子民，而非波兰之子。他尽了最大努力保护他的教会及其成员不受新生的波兰国家的波兰化政策影响。由于波兰语越来越普及，而当局又拒绝将民族作为人口普查的一个分类，宗教（在此特指希腊天主教）就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加利西亚乌克兰人身份认同的主要标志之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深有根基的党派全国民主同盟[26]成为加利西亚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其领袖来自奥匈帝国时期的乌克兰全国民主党[27]。1929年，由叶乌亨·科诺瓦列茨[28]上校（他在1918年至1919年曾积极参与东乌克兰地区的独立斗争）领导的地下网络“乌克兰军事组织”[29]被改组为政党“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30]，令加利西亚政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组织从其前身那里继承了乌克兰独立和民族统一的目标，也继承了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秘密组织方式和恐怖主义战术。它的新特点则是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点为那些在1918年至1921年间参加乌克兰独立战争的前辈们所无。这种新的理念唾弃战前那些乌克兰民族运动领袖们的自由派民族主义立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指责他们将自己的斗争局限于语言问题，培养出一种失败主义文化。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宣称民族优先于一切其他价值，并致力于创造一种“新人”。出生于东乌克兰的前社会民主党人德米特罗·东佐夫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他从未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但他的写作塑造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新一代领导人和活动家。

在乌克兰政治舞台上，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至多也不过是一支边缘力量，然而它几乎立刻就在这个舞台上表现出一种远超其实际政治分量的影响力。1934年6月，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名声大噪，因为其成员刺杀了波兰内政部长布洛尼斯拉夫·皮尔拉基[31]，称他在“平乱行动”（Pacification，1930年秋天针对乌克兰激进分子的一系列镇压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在皮尔拉基遇刺之前的1933年，作为对1932—1933年间苏维埃乌克兰发生的饥荒的报复，一名苏联外交官也在利维夫遇刺。两次刺杀的策划者是同一个人——利维夫理工学院的25岁学生、于1933年6月成为加利西亚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的斯捷潘·班德拉[32]。在班德拉被波兰警方逮捕并被起诉后，公众对他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理念有了更多的了解。班德拉因皮尔拉基遇刺事件在华沙受审。对他的第二场审判则于1936年在利维夫举行，这一次是因为利维夫一所高中德高望重的乌克兰校长在1934年7月（班德拉被捕之后）遇刺身亡——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认为这位校长与波兰警方合作。

在利维夫审判的总结陈词中，班德拉解释了为何他和他的同志们不仅不惜夺取他人的生命，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非常珍视其成员的生命，但在我们看来，我们的理念是如此伟大，为了它的实现，仅仅牺牲个人的生命是不够的，还需要牺牲成百上千人的生命。”班德拉口中的“理念”即是指乌克兰的独立。因为他在皮尔拉基遇刺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班德拉被判处死刑，但在后来被改判为终身监禁。他将在1939年9月重获自由——德国和苏联对波兰的侵略让波兰监狱陷入混乱，也让包括班德拉在内的许多囚犯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大门。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明显植根于加利西亚，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它开始渗透到加利西亚之外的乌克兰地区，尤其是从前的俄国省份沃里尼亚。沃里尼亚的族群关系显著不同于加利西亚。根据1931年的普查数据，68%的沃里尼亚人把乌克兰语当作自己的母语，17%的人选择波兰语，另有10%选择意第绪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沃里尼亚曾是俄罗斯国家主义的温床。当地农民缺乏明显的民族身份意识，还将俄罗斯人民联盟及其兄弟组织的成员选入俄国国家杜马。在被纳入波兰后，这个省份成为波兰集中殖民化的目标，同时也成为两种乌克兰民族建构路线的擂台。这两条路线都属于乌克兰人，然而前一种成型于加利西亚，有强烈的反波兰色彩，后一种在文化和语言上仍旧是乌克兰的，但在政治上则忠于波兰当局。

波兰政府竭尽全力将沃里尼亚隔离在加利西亚民族主义的“有害”影响之外。它建立了所谓的“索卡尔[33]边界”（其名得自加利西亚与沃里尼亚边界上的一个小镇）以限制加利西亚乌克兰人组织的活动超出其边界。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也被禁止向沃里尼亚、波利西亚、帕得拉夏或霍尔姆地区派遣代表，因为这些地方的希腊天主教徒从属于波兰罗马天主教会。在索卡尔边界以北，政府禁止普罗斯维塔协会开展活动，也限制来自加利西亚的文学作品的流传。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沃里尼亚发展其网络的活动更是被政府严加禁止。

索卡尔边界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推行者之一是亨里克·约瑟夫斯基[34]。他曾担任波兰政府内政部长，并在1928年到1938年间担任沃里尼亚总督。他是波兰人，却出生于基辅，在基辅接受教育，并在西蒙·彼得留拉的乌克兰政府中出任内政部副部长。1921年，约瑟夫斯基成为彼得留拉-毕苏茨基联盟的支持者。作为毕苏茨基的总统办公厅首脑和内政部长，他还主导了波兰-乌克兰融合计划——他认为：只要将沃里尼亚屏蔽于加利西亚的“有害”影响之外，这样的融合就能变成现实。约瑟夫斯基与所谓“好乌克兰人”密切合作——这些人是彼得留拉流亡政府在波兰的代表，也是他在第聂伯乌克兰时的战友——在沃里尼亚培植出一种忠于波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版本。他支持一个独立于莫斯科、归属于华沙都主教区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乌克兰东正教会，也在选举中支持那些立场温和的乌克兰政治家，其中包括彼得留拉的外甥斯捷潘·斯克里普尼克[35]。斯克里普尼克曾担任波兰议会议员，在后来成为一名东正教主教，并将在1991年乌克兰独立之后被选为独立于莫斯科的乌克兰东正教会[36]的牧首。

沃里尼亚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反波兰思潮不仅来自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也来自苏维埃乌克兰的那些西乌克兰共产党（CPWU）[37]的追随者。后者人数远多于前者。20世纪30年代中期，CPWU拥有约1 600名成员，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只有800人。两个群体都向乌克兰农民们兜售一种杂糅了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意识形态产品。到了30年代末期，当局同时加强了对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镇压。自然被捕的共产主义者也远比民族主义者为多：警方逮捕了近3 000名共产主义组织的支持者，却只逮捕了约700名民族主义者。尽管苏联在30年代大肆实行政治清洗，在1939年9月苏联入侵波兰前夕，沃里尼亚青年们仍然收听苏联广播，并对苏维埃乌克兰充满憧憬。

约瑟夫斯基对苏联的影响进行了反击。他尝试封锁布尔什维克对波苏边境的渗透，并镇压了沃里尼亚亲苏农民的暴动。他还从苏联的乌克兰化政策中得到启发，打算将沃里尼亚变成一个乌克兰的“皮埃蒙特”。约瑟夫斯基支持在沃里尼亚创办乌克兰语学校，这与波兰政府在加利西亚实行的教育政策截然不同。他还推动乌克兰语成为波兰-乌克兰双语学校中的必修课程。随着约瑟夫斯基在1938年辞去总督职务以及1935年毕苏茨基死后波兰官方对少数族群的态度普遍趋于强硬，沃里尼亚的实验终结了。尽管约瑟夫斯基做出了种种努力，他仍然未能阻止民族主义思潮在沃里尼亚的扩散。这个省份在1914年前深受俄罗斯帝国主义潮流影响，约瑟夫斯基对乌克兰语言和身份认同的宽容反而帮助它变成了一座有着强烈反波兰色彩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堡垒。

无论是国内（比如波兰境内的索卡尔边界）还是国际的（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国界为代表）障碍都被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们打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罗马尼亚境内乌克兰人的状况即证明了这两个群体无视国际边界的能力。这段时期有近100万乌克兰人生活在罗马尼亚北部的布科维纳、南部的比萨拉比亚[38]和马拉穆列什[39]等地区。与同时期的波兰一样，罗马尼亚对不同的乌克兰人群体也采取了不同政策。

罗马尼亚政府对从前在彼得留拉军中服役的老兵表示欢迎，还允许前俄属乌克兰地区（尤其是比萨拉比亚南部）创办乌克兰语学校。然而针对前奥属乌克兰地区的官方政策就完全不同，因为这些地方的族群动员程度要高得多。在从前属于奥匈帝国的北布科维纳，独裁倾向日趋严重的罗马尼亚当局对乌克兰人文化和政治活动的限制较之波兰政府在加利西亚实施的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实行以牺牲乌克兰农民的利益为代价、鼓励罗马尼亚人到当地定居的农业改革外，当局还对乌克兰人进行大规模的罗马尼亚化，将他们当作忘记了自己母语的罗马尼亚人来对待。罗马尼亚语成为北布科维纳唯一的公务和教育用语，就连东正教的祷文（东正教在本地占统治地位）也被要求使用罗马尼亚语而非教会斯拉夫语。

罗马尼亚当局在乌克兰人中极不受欢迎。他们开始寻找更能代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党。如果说南比萨拉比亚对共产主义宣传的态度更为开放，北布科维纳则成了适合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的土壤。北布科维纳最大的乌克兰政党全国民主党竭尽所能地发展各种文化组织，并在议会中维护乌克兰族群的利益。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大部分时候都无法改变政府的决策。这导致立场更为激进的群体的出现，其中就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群体——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于1934年在布科维纳建立了其第一个分支机构。民族主义者们大部分都是学生。他们很快就在比萨拉比亚和马拉穆列什积极活动起来，出版了广受欢迎的报纸《自由报》（Svoboda）。在其于1937年被罗马尼亚当局禁止之前，这份报纸的订户数已经达到7 000。这一年，官方的镇压措施让民族主义者们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的地下组织仍然存在。

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早期，在对另一个欧洲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国界的渗透上，共产主义者的成绩比民族主义者更加出色。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瓦解让约50万生活在外喀尔巴阡地区（奥匈帝国中匈牙利的一部分）的乌克兰人来不及决定自己是要做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是另一个独立的族群罗塞尼亚人。他们与19世纪下半叶的加利西亚罗塞尼亚人面临相同的选择，但他们的选择过程更为漫长，也更为艰难。1919年，这一地区自愿加入了新成立的泛斯拉夫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并从此被称为下喀尔巴阡罗斯（Subcarpathian Rus’）。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度在民族身份问题上保持中立，但逐渐也开始支持发展一种政治中立的罗塞尼亚身份认同。较之奥匈帝国时期企图对当地人口进行“马扎尔化”的布达佩斯当局，这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布拉格当局还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一地区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停滞不前，在制造业产出方面仅占全国的2%。然而，与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政府一样，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把大部分管理职位都交给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而不是乌克兰人，并且也在这里推行再定居计划，把许多土地都留给外来的定居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唯一一个不仅在口头尊奉民主价值，也在现实中践行民主价值的国家。在外喀尔巴阡地区问题上，这就意味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由于本地艰难的经济状况、农民手中土地的匮乏，以及随之而来的、越来越紧张的社会矛盾，从布拉格当局赋予的民主自由上获益最多的是持共产主义立场的激进左翼党派：1924年，共产主义者获得了40%的选票。外喀尔巴阡地区的民族建构者们则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分裂境地。亲俄、亲乌和罗塞尼亚这三种不同的乌克兰民族身份的支持者们相互竞争，其中最强大的是亲俄派和亲乌派。亲乌的普罗维斯塔协会在这一地区建立了96个阅读室，而亲俄的杜赫诺维奇协会[40]则有192个阅读室。亲俄派把持了东正教会，而亲乌派则渗透到传统上由亲匈牙利群体控制的希腊东正教会。现代乌克兰身份认同在外喀尔巴阡地区属于后来者，但在20世纪20年代已成为当地最为活跃的政治力量。它将外喀尔巴阡地区与其他乌克兰人地区联系起来，团结到各有特色却又紧密相连的现代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中。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占据着部分乌克兰土地的所有政权里，只有莫斯科的共产党当局允许乌克兰民族事业拥有某种形式上的国家地位，并对乌克兰文化的发展给予支持。共产党的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不仅在苏维埃乌克兰，也在周边拥有大规模乌克兰族群的东欧国家中拥有广泛的吸引力。然而，民族共产主义这种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手段在执行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东欧地区，共产主义乌克兰的支持者需要跨越各种各样的障碍：各国政府的反共和反乌克兰政策、来自寻求与现政权和平共处的主流乌克兰人党派的反对，还有来自崛起中的激进乌克兰民族主义理念的竞争。不过，民族共产主义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政权的戏剧性政策变化。这些变化将原本被想象为共产主义“皮埃蒙特”的苏维埃乌克兰变成了共产主义“庞贝”[41]：斯大林主义的火山喷发之时，乌克兰民族建构者们对莫斯科的革命政权曾经抱有的憧憬灰飞烟灭。

[1] Ukrain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简称Ukrainian SSR，以区别于苏联（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的简称USSR。

[2] 即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的第四个加盟共和国，存在于1922年至1936年间，后分裂为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三个加盟共和国。

[3] 亦作korenization，俄语为коренизация，意为“本土化”。

[4] 指1923年4月17日至25日举行的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原文作第十三次，疑有误。

[5] 见本书第19章。

[6] Oleksandr Shumsky（1890—1946），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领袖，曾为波罗特巴党左翼领导人。

[7] Vlas Chubar（1891—1939），乌克兰共产主义革命家、苏联政治家、1932—1933年间乌克兰大饥荒的责任人之一。他在1939年的“大清洗”中被处决。

[8] Lazar Kaganovich（1893—1991），苏联政治家、斯大林的门生。他在1961年因反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而被开除出党。

[9] Mykola Khvyliovy（1893—1933），乌克兰作家、诗人。他在1933年因反对斯大林的乌克兰政策而自杀。

[10] 本段两处引文出自《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54年）第136—138页。

[11] Stanislav Kosior（1889—1939），波兰裔苏联政治家，曾担任乌克兰共产党总书记、苏联副总理、苏共政治局委员等职务，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他被认为是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12] Grigorii Kerner（1863—?），亦作Hrytsko Kernerenko，乌克兰最早的用乌克兰语写作的犹太作家之一。

[13] Berdychiv，今乌克兰北部日托米尔州首城市。

[14] Ilia Ilf（1897—1937），苏联犹太作家阿诺尔多维奇·法因兹尔贝格的笔名。

[15] Vasilii Grossman（1905—1964），苏联犹太作家。

[16] Serhii Yefremov（1876—1939），乌克兰政治家、文艺批评家、历史学者。他原姓奥赫里缅科（Okhrimenko），叶夫列莫夫为其笔名。他于1939年死于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

[17] Volodymyr Chekhivsky（1876—1937），乌克兰政治家，曾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理和俄罗斯国家杜马成员。他于1937年在狱中被枪决。

[18]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乌克兰三大东正教会之一，由受1917年二月革命和随后乌克兰独立影响而脱离乌克兰正教会的部分人士在1921年成立。

[19] Mykola Skrypnyk（1872—1933），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乌克兰教育委员会主席。他是苏维埃乌克兰时期文化领域乌克兰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在1933年7月开枪自杀。

[20] Surzhyk，在乌克兰部分地区及其周边使用的各种乌-俄混合语的统称。

[21] Piedmont，今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大区。皮埃蒙特在18世纪成为撒丁王国（亦称皮埃蒙特-撒丁尼亚王国）的一部分，并在后来成为1859年至1861年间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祥地。

[22]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是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立的盟国间组织，由法国外交部长和英国、意大利、日本驻法国大使组成，后被纳入国际联盟。

[23] 指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Stanisław Grabski，1871—1949），波兰经济学家，曾在20世纪20年代两度担任波兰教育部部长。

[24] 原文作“其中大部分人”（most of them），与前述20万人的规模不符，疑有误。

[25] Andrey Sheptytsky（1865—1944），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都主教（1901—1944）。他出身于罗马天主教家庭，但在青年时期加入了希腊礼天主教会。

[26] 指乌克兰全国民主联盟（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1918—1939）最大的乌克兰人政党，存在于1925年至1939年间。

[27] 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奥匈帝国时期至波乌战争时期西乌克兰的主要乌克兰人政党。

[28] Yevhen Konovalets（1891—1938），奥匈帝国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人、乌克兰民族运动领袖之一。他在1938年在鹿特丹被苏联间谍暗杀。

[29] Ukrain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1920年至1929年间活动于波兰东部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人抵抗组织，主张通过武装斗争争取乌克兰独立。

[30]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1929年建立于维也纳、活动于波属西乌克兰地区的右翼乌克兰人政党，在1940年分裂。至今乌克兰仍有许多政党声称是该党的继承者。

[31] Bronisław Pieracki（1895—1934），波兰军人、政治家、内政部长（1931—1934年在任）。

[32] Stepan Bandera（1909—1959），乌克兰政治家，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与纳粹德国关系密切。1959年，班德拉在慕尼黑被克格勃间谍刺杀身亡。

[33] Sokal，今乌克兰西部利维夫州小城。

[34] Henryk Józewski（1892—1981），波兰政治家、艺术家，曾在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波兰第二共和国担任职务。

[35] Stepan Skrypnyk（1898—1993），乌克兰东正教会主教。他在1990年被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牧首推选为第一任基辅及全乌克兰牧首，称姆斯季斯拉夫一世。

[36] 此即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

[37] Communisty Party of Western Ukraine，缩写为CPWU。

[38] Bessarabia，指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之间的三角地带，今分属于摩尔多瓦和乌克兰。

[39] Maramureș，东欧地理、历史和民族地区，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东北部蒂萨河沿岸，今分属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

[40] Dukhnovich Society，得名自奥匈帝国卢森（Rusyn）牧师、作家、社会活动家亚历山大·杜赫诺维奇（Alexander Dukhnovich，1803—1865）。杜赫诺维奇被视为卢森民族的启蒙者。

[41] Pompeii，古罗马城市，在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喷发时被摧毁。此处与前文中意大利统一运动发祥地皮埃蒙特相对，代表两种相反的命运。

第21章

斯大林的堡垒

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50岁诞辰，这一天苏联举国庆祝。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接班人们长达10年的斗争终于产生了一名新的最高领袖，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们对这一点都再无怀疑。在通往胜利的岁月中，斯大林将党的总书记这一原本处于次级地位的职务变成了苏联最有权势的角色：他用党的机器接管了政府及其专政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秘密警察的委婉说法）[1]。

此前的和平年代中从未有过这种一切系于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和冲动的情况。斯大林的权力和影响力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包括彼得一世在内的所有帝国时代的统治者。尽管将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生的一切都归于斯大林一人未免有失偏颇——他也经常被动地因应局势，而非主动改变局势——但无疑这一时期苏联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由斯大林及其身边的助手小圈子做出的。这些助手大都服从于斯大林的权威和智慧。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往往变得不再敢对领袖发出反对的声音，因为整个30年代中，对这位领袖的个人崇拜与日俱增。在他们眼中，革命政权正遭到外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国内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认为农民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的围攻，而斯大林是革命政权存续下去的最大希望。

在《真理报》[2]为斯大林诞辰出的特刊中，大量出自斯大林忠诚助手笔下的文章不仅将他誉为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弗拉基米尔·列宁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还将他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组织者和领袖”。第一个名词“社会主义工业化”，指一种苏式的工业革命，即由政府出资、由国家运营、旨在为工业生产带来革命性增长的计划，其中重工业、能源产业和机械制造产业的发展处于优先地位。第二个名词“集体化”，指建立国有集体农庄。国有集体农庄的土地来自革命战争期间及之后分配给农民的小块土地（这一争取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事业的方法在当时取得了成功）。20年代末期，这两项计划齐头并进，实质上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终结：新经济政策将国家的管控限制在部分关键产业，并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允许市场经济元素的存在。

在苏联领导层看来，工业化与集体化方案，外加肃反运动（为培训新一代干部以取代旧的管理和官僚阶层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是保证共产主义政权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国际环境中生存的最好办法。这三套方案是布尔什维克将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改造为现代工业强国的蓝图中的核心要素。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领导人一直对应该以什么样的步调来实现他们的设想争论不休。一开始就明确的一点是，他们只能依靠国内的资金来支持工业化，而所谓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的唯一国内来源就是农业，换句话说，就是农民阶层。斯大林最初支持的是“自然的”、进化式的工业化，但是他后来改变了立场，坚决主张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

乌克兰是人口第二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虽然只占苏联领土的2%多一点，却拥有全国人口的近20%。在克里姆林宫看来，乌克兰的农业产量和潜力让它成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而其东部和南部已有的工业潜力又让它成为合适的投资地区。然而，由于资源完全被中央掌握，乌克兰的领导层不得不靠说服莫斯科来为乌克兰的城市争取投资，而这些资金原本就是从乌克兰的村庄中抽走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中，乌克兰的表现还不错，获得了全国总投资中的约20%，与其人口在整个苏联中所占的比例相称。然而1932年之后，乌克兰开始遭到克扣：资源的分配开始朝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的工业化倾斜——这些地区位于苏联更东部，距离危险的波苏边界更远。而大部分分配给乌克兰的资金又都流入离边境更远的东南部传统工业地区。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仍然以农业为主——投入这里的资金基本都花在了红军防线的修筑上。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在乌克兰启动的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无疑是第聂伯罗赫斯[3]，即位于第聂伯河险滩下端的第聂伯河大坝和水电站。工程地址位于亚历山德里夫斯克[4]。为了纪念当地的哥萨克历史，也为表达对哥萨克神话在革命年代中的重要性的承认，此地在1921年被改名为扎波罗热，意为“险滩下游之地”。扎波罗热原是一座寂静的小城，如今却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水电站成为工业化的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维伊里赫地区主要的能源提供者，其周边建起了各种冶金综合项目。除了生产电力之外，大坝还将增加第聂伯河的水深，淹没了险滩，完全打开了这条河流的航道，从而解决了阻碍本地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第聂伯河水电站成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样板，而扎波罗热的人口也在10年中增加了3倍，从1926年的5.5万人增长到1937年的24.3万人。

与其同时代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列宁相信技术的变革力量。苏联的宣传机构声称第聂伯河水电站是迈向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重要进展，然而位于权力顶层的那些人很清楚，他们不仅需要苏维埃的统治，还需要资本主义式的效率才能达成目标。“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5]斯大林在1924年如此断言。一些美国顾问住在拥有两座网球场和一座高尔夫球场的“美国花园城市”中的新砖房里，向第聂伯河水电站的管理者和工程师们提供美国的专业经验。这些美国顾问中为首的是土木工程师休·林肯·库珀[6]上校。他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的多伦多水电站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7]的威尔逊水坝工程上一鸣惊人。库珀是自由企业的支持者，曾在国会面前作证反对美国政府直接介入各种经济工程。在他为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的服务范围进行谈判之前，布尔什维克就向库珀的账户中存入了5万美元。他立刻接受了对方的邀请。

斯大林希望用来与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的“俄国人的革命胆略”让数以万计的乌克兰农民来到了第聂伯河水电站。这些农民并无技能，却迫切地需要养家糊口。大坝和水电站建筑工程雇用的工人从1927年的1.3万人增长到1931年的3.6万人。尽管苏联政府放弃了早期那种所有门类工人报酬相同的政策（顶层管理者的收入达到非技术工人收入的10倍，而技术工人的收入也是后者的3倍），工人流动率仍然高得惊人。农民们要成为工人，除了必须学习技术，还不得不学会遵守上工时间，不得随意休息，还有服从上级命令。这对许多刚刚来到这座共产主义建设工程上的新人而言，并不那么容易做到。仅在1932年，第聂伯河水电站管理局就雇用了9万名工人，同时裁掉了6万人。

1932年5月1日，在长达5年的建设之后，工程师们对水电站的水轮机和发电机进行了第一次测试。这些设备由美国公司制造，其中包括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坞公司[8]和通用电气公司。同年10月，这座全新的工厂正式启动并投入运营。它的原计划投资是5 000万美元，然而竣工时投资已经增长了8倍。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9]亲临现场主持竣工仪式。人们发表讲话，对共产主义大加赞扬。过后不久，库珀上校和其他5名美国顾问都被颁发了劳动红旗勋章[10]，以表彰他们对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

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设在不止一个意义上创造了历史。这是乌克兰的工业发展开始以来工人群体第一次主要由乌克兰人而非俄罗斯人构成——乌克兰人占了约60%，而俄罗斯人只有30%。任何人只要在1932年10月离开第聂伯河水电站工地，到周边的乡村考察一番，就不难发现这一转变的原因：乌克兰乡村地区即将迎来那场人为造成的饥荒。

20世纪20年代末，乌克兰的村庄开始变得不再宜于村民们居住，与革命前的俄罗斯村庄中发生的情况一样，甚至更加严重。这不是因为土壤的贫瘠或气候的恶劣，而是因为政治氛围的急剧转变。转变让乌克兰的乡村变成了农民的地狱，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去往第聂伯河水电站工地这样的地方。这是强制集体化政策带来的后果：这种政策在榨干乡村一切可用资源的过程中，将农民赶出了他们的自然栖居地。

1929年秋，在乌共前总书记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他在前一年被召回莫斯科，负责农业部门）的支持下，苏联开始实施对土地和家庭的集体化，并要求这项政策得到全面执行。这场席卷了整个苏联的运动对粮食产区造成了最大的冲击，而乌克兰正是最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数以万计的格别乌官员、党的干部以及普通党员来到乡下，强迫农民们加入集体农庄。这意味着农民必须放弃他们自有的小块土地、马匹和农具。1930年3月的官方报告显示全部可耕地中已有70%实现了集体化，比前一年增长了10倍还多——那时只有不到6%的土地属于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大部分农民在胁迫之下加入集体农庄，然而仍有许多人反抗。到了1930年春天，乌克兰乡村地区已被农民暴动的浪潮吞没。仅在1930年3月，官方就记录了超过1 700次农民暴动和抗议。骚乱者杀死了几十名苏维埃政府官员和积极分子，并攻击了更多的人。在乌克兰邻近波兰边境的地区，整村整村的人暴动起来，朝边境进发，逃离集体化政策的高压。

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边境地区的农民们暴动起来，而农村的动荡浪潮还在向苏联其他地区蔓延。政府开始出动军队和秘密警察对付骚乱者。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富裕农民阶层——这些农民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动力，往往成为反对农民财产强制集体化的抗议领袖。当局不仅将反抗领袖逮捕起来送进监狱，还将所有被定性为“库尔库勒”（俄语为“库拉克”）[11]——这个词原指富裕的农民，后来其意义扩展到包括农村人口中所有不属于最贫困阶层的人——驱离乌克兰，强迫他们到别的地方定居。1930年，有多达7.5万个家庭被指控为“库尔库勒”，从而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乌克兰，迁往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政府将许多人送上火车，送往遥远的森林地区，并任由他们在那里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然而农村的反抗浪潮太过巨大，仅凭镇压无法消弭。当局决定在战术上退却。1930年3月，斯大林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强制集体化归咎于地方官员的过度狂热。文章的标题为《胜利冲昏头脑》，可谓意味深长。党内积极分子们将这篇文章解读为党发出了停止集体化的命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半数此前被集体化的土地回到了离开集体农庄的农民手中。然而退却仅仅是暂时的。到了1930年秋天，强制集体化运动再度启动。这一次农民们大部分选择了消极形式的抵抗，包括拒绝栽种超出生存所需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宰杀家畜以防止它们被国家征收，以及逃离村庄。许多逃离者去往扎波罗热等工业中心，在那里加入新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面对这种新形式的农民抗争，当局拒绝承认失败，转而指责农民故意破坏，称他们企图让城市陷入饥饿，进而损害工业化进程。当局宣布农民们私藏谷物，并提高了对农民的征粮额，无论他们是参与了集体化还是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乌克兰对莫斯科的经济计划而言至关重要，因而受到当局特别的严苛对待。到了1932年中，70%的乌克兰家庭已经被集体化，而同期全苏联的集体化程度只有60%。这个加盟共和国的谷物产量占苏联全国总量的27%，却被要求上缴占全国总量38%的粮食。新政策对乌克兰林草混交带人口最稠密的农业地区造成了打击。饥荒在1932年冬季和第二年春季来到乌克兰，大量人口食不果腹。

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人陷入了饥荒。1932年仅在基辅地区就有超过8万人饿死。位于基辅西南面的城市比拉采尔科瓦和乌曼[12]周边的甜菜产区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乌克兰政府首脑弗拉斯·丘巴尔在1932年6月承认：过度的征收让农民们没有粮食可以充饥，正是饥荒发生的原因。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鉴于粮食征收计划在整体上无法完成——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乌克兰全国的产量减少，而在收割时又有巨大的损失（这是集体农庄低下的经济组织水平以及来自中央和地区的管理严重不足造成的）——我们采取了一套方案，征收个体农民生产的所有谷物——包括他们储备的种子在内，并对集体农庄的几乎全部产出实施征收。”

按照丘巴尔的说法，在饥荒中受到打击最大的，是那些未参加集体化的个体农民。由于无法缴足征粮份额，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排在次位的则是家庭人口众多的集体农庄成员。到了1932年3月和4月，数以百计的村庄中有成千上万人忍饥挨饿，垂死挣扎。1932年5月，一名来自基辅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在乌曼地区随机挑选了7个村庄。仅在当月，这些村庄就登记了216起饿死人的事件，还有686人被认为将很快死去。这位党员干部写信到哈尔基夫（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向他的上级们报告说：“已有近百人死亡。每天的死亡人数为8至12人。总计600个家庭里，有100个出现了浮肿现象。”丘巴尔请求斯大林向乌克兰提供饥荒援助。但斯大林拒绝承认饥荒的真实性，甚至禁止官方文告中使用“饥荒”这个词。

对其政策的失败，斯大林不仅归咎于农民对集体化和粮食征收额度的抵制，也归咎于乌克兰党员干部群体的暗中违抗。

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无疑是在担忧其政权的未来命运。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军队在1920年春天对基辅发起的突然进攻。前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在那次进攻中加入了约瑟夫·毕苏茨基和西蒙·彼得留拉的进攻部队。斯大林担心1920年的事件会以更大的规模重现。20世纪30年代初，乌克兰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经接近50万，其中60%都是乌克兰裔——这一点要感谢乌克兰化政策。如果毕苏茨基再度来犯，这些干部还会对斯大林保持忠诚吗？斯大林对这一点表示严重怀疑。1932年7月，苏联与同一个毕苏茨基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确保接下来的3年中不会遭到来自西面的进攻。在斯大林看来，对乌克兰的粮食进行征收，让那些抵制集体化的农民得到教训，对那些拒绝服从他的命令的人控制的乌共机关进行清洗，从而“确保不失去乌克兰”，现在正是时候。

斯大林在1932年8月写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包括了一份关于如何防止“失去”乌克兰的详尽计划。他建议用新的干部来替换时任的乌共和乌克兰政府领导人，以及乌克兰秘密警察的负责人。“我们应该把目标定为将乌克兰变成一座真正的苏联堡垒，一个真正的模范共和国。”他写道。11月，斯大林向乌克兰派出一名全权代表，接管了那里的秘密警察机关。12月，他把一个讨论粮食征收的政治局会议改成了抨击乌共领导集体的会场，批评他们不仅没能完成征粮份额，还歪曲党的乌克兰化路线。“中央委员会和人民代表苏维埃注意到，”在斯大林授意下出台的会议决议称，“在乌克兰的许多地区，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没有得到正确的执行。相反，乌克兰化政策只是被机械地实施，没有考虑到每个地区的具体特点，没有对乌克兰族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进行仔细挑选。这使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彼得留拉分子和其他敌人轻易地取得合法伪装，建立起他们的反革命分支和组织。”

这份政治局决议宣告了乌克兰人定居的北高加索地区和远东地区乌克兰化运动的终结，也成为对乌克兰境内的乌克兰化政策及其执行干部进行批判的基础。它导致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免职或逮捕。乌克兰负责教育的人民委员、全国乌克兰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也因此自杀。斯大林指责国内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是乌克兰农民破坏党的政策，私藏粮食，从而损害工业化运动的罪魁。对乌克兰农民的攻击与对乌克兰文化的攻击双管齐下。当苏共政治局发布这份关于粮食征收和乌克兰化的决议时，饥荒现象刚刚开始在乌克兰出现。饥荒不仅源于当时对待乌克兰农民和党机关的错误政策，也是源于民族政策调整的结果——这一调整在农民对粮食征收的抵制与民族主义之间画上了等号。

1932年12月，斯大林派遣卡冈诺维奇和苏联政府首脑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13]前往乌克兰，确保完成那份不现实的征粮计划。在来自莫斯科的全权代表的领导下和格别乌的威胁下，乌共干部从正忍饥挨饿甚至濒临死亡的农民手中夺走了他们能夺走的一切。当局通过切断基本生活物资——诸如火柴和煤油——来惩罚那些无法完成征粮份额的村庄。遭到没收的不光是粮食，还有家畜，以及一切可以被当作食物的东西。新饥荒造成的第一批人员死亡在1932年12月发生。到了1933年3月，饥饿导致死亡已经成为大规模的现象。乌共的领导们如梦初醒，向哈尔基夫和莫斯科发出了雪片一样的援助请求。援助物资到来了，然而数量不足，也来得太晚，无法挽救数百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饿农民。大部分牺牲者死于当年春末和夏初，也就是食物供应完全断绝的时候。很多人的死亡原因是吃野草和未成熟的蔬菜——经历了几个月的饥饿之后，他们的胃无法消化这些粗粝的食物。

受灾最严重的是基辅州和哈尔基夫州的稀树草原地区。这两个地区在此前的春天已经遭遇了饥荒，农民们身体过于虚弱，无法正常播种，又几乎没有任何物资，因此成为第一批饿死的人。截至1933年年底，基辅州和哈尔基夫州的人口已经分别减少了近100万人。而乌克兰草原上的主要产粮州敖德萨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则各自损失了超过30万人。受影响较小的顿巴斯工业地区在1933年也有17.5万人饿死。干草原地区由于没有在前一年遭遇饥荒，损失较稀树草原地区为小。即使情况真的变得过于糟糕，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可以前往扎波罗热、克里维伊里赫和顿巴斯地区的建筑工地避难。此外，在1933年春，莫斯科当局向乌克兰南部提供救援粮的意愿也比对中部地区大得多：莫斯科需要更多的粮食，而让主要产粮区的居民能够活下来收割作物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办法。至于其他人，则可以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这一点也变成了现实。最终，在乌克兰总计有近4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死亡人数超过了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从1932年到1934年，每8个人中就有1个饿死。

饥荒让苏维埃乌克兰变得面目全非。苏联政府从乌克兰的党和政府机关中清洗了那些不愿站到自己同胞对立面的干部，从而成功地把乌克兰保留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在总计500多个地方党委书记中，有超过一半人在1933年上半年被撤职，其中许多人遭到逮捕和流放。剩下的人则会无条件服从。这些人才是苏联政府希望——至少是暂时希望——留下的干部。有幸在饥荒中活下来的农民都得到了教训：只有加入集体农庄才有活路，因为集体农庄缴纳的税赋更低，也是仅有的在1933年春天得到政府救助的农庄。对绝大部分家庭和土地的集体化如今都已完成，并极大地改变了乌克兰乡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

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语称之为“霍洛多摩尔”[14]）是不是一场早有预谋的、针对乌克兰及其人民的种族灭绝？2006年11月，乌克兰议会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部分其他国家的议会和政府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然而俄罗斯政府却发起了一场国际行动，抨击乌克兰的主张。围绕乌克兰大饥荒性质产生的政治斗争和学术争论延续至今，其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对“种族灭绝”的定义。然而在对1932—1933年饥荒部分关键事实及其解读方面，一种广泛的共识正在形成。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这场饥荒的确是由官方政策导致的人为现象。尽管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和哈萨克斯坦也发生了饥荒，但只有乌克兰的饥荒是由明显具有民族色彩的政策所导致。饥荒发生于斯大林决定终止乌克兰化政策之后，并与乌克兰共产党干部遭到的打击同步发生。这场饥荒给乌克兰社会留下了深重的创伤，让它在未来数代人的时间里都失去了公开抵抗苏联当局的能力。

斯大林将乌克兰变成了一个“模范苏维埃共和国”。1934年，乌克兰首都从哈尔基夫迁回基辅，此时基辅的知识分子阶层受到清洗的沉重打击，已经不再对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构成威胁。这次迁都标志着乌克兰从一个自治的、经常有自己想法的共和国向一个单纯苏联省份的转型最终得以完成。

正如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所期待的那样，乌克兰成了苏维埃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范本。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乌克兰的工业产量较之1913年已经增长了8倍。这一成就仅比苏联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略微逊色。农业部门的集体化已经完成。98%的农村家庭和99.9%的可耕地成了集体财产。问题在于，完美无瑕的集体化数据掩盖了农业部门令人失望的成绩。1940年，乌克兰的粮食产量为2 640万吨，仅比1913年多出330万吨，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增长幅度还不到13%。受到大饥荒和集体化摧残的乡村地区无法跟上工业城市高速成长的步伐。尽管乌克兰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却为这一“跃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1926年到1937年，苏维埃乌克兰的人口从2 900万下降到2 650万，在1939年才回升到2 800万多一点。

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许多乌克兰人都死于“大清洗”。“大清洗”指1936年至1940年间席卷了整个苏联的多次逮捕、处决和流放浪潮，其中尤以1937年为甚。从1937年到1938年，乌克兰有27万人遭到逮捕，其中近半数被处决。“大清洗”与斯大林在30年代的其他许多政策有着相同的目标——确保苏维埃政权的延续、确保斯大林的最高领袖地位。斯大林那些仍然在世的前盟友和前敌人都遭到处决，其中包括列夫·加米涅夫[15]、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16]和尼古拉·布哈林[17]。在大饥荒期间向斯大林展示了忠诚的乌克兰党、政府和秘密警察等机关领导人同样难逃厄运。当局需要的是温顺且对之前的失误一无所知，从而能效忠领袖的新干部。除乌共干部群体之外，遭受打击最重的是非布尔什维克党派的前成员们和少数民族群体。乌克兰是一个位于边境地区的共和国，拥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当局无法信任这些族群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因此乌克兰再一次成为严苛审查的对象。波兰裔和德裔族群排在敌人名单的前两位。在遭到逮捕的人中，近20%是波兰裔，而德裔则占约10%。这两个族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1.5%，却被苏联当局当作为其当时主要敌人（波兰和德国）服务的潜在间谍和“第五纵队”。

1938年，斯大林认为一场战争即将到来，将他的新干将尼基塔·赫鲁晓夫派往乌克兰执行最后的镇压措施，以让这个共和国为战争做好准备。赫鲁晓夫的任务与他的前任们一样——将乌克兰变成一座社会主义的堡垒。“同志们，”赫鲁晓夫在1938年6月乌共党代会上宣布，“我们将不遗余力，确保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们的任务和指示——将乌克兰变成一座敌人无法攻破的堡垒——得以光荣完成。”接下来的几年中，这座乌克兰要塞的强度将受到考验。

1938年10月，已经残缺的捷克斯洛伐克（当时这个国家正遭到希特勒的宰割）政府任命乌克兰活动家、主教奥古斯丁·沃罗申[18]为自治的外喀尔巴阡地区政府首脑。外喀尔巴阡地区即从前的下喀尔巴阡罗斯，如今被改名为喀尔巴阡-乌克兰。在将外喀尔巴阡地区中匈牙利人聚居部分（连同这一地区的两大城市中心乌日霍罗德[19]和穆卡切乌[20]）转交给匈牙利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做出了这一任命决定。新的外喀尔巴阡地区政府取代了一个短命的亲苏派政府，将乌克兰语定为其官方语言。这个政府还创建了自己的准军事部队，以抵抗来自匈牙利和波兰的民兵进攻。这些部队被称为喀尔巴阡锡奇，其名来自加利西亚的“锡奇步枪队”和第聂伯乌克兰的锡奇哥萨克人。其成员多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年轻人。他们来自波兰，为创建一个乌克兰人国家的事业而战斗。

1939年年初，欧洲各国外交部中泛起传言，称希特勒打算将喀尔巴阡-乌克兰当作进攻苏维埃乌克兰的跳板，进而将所有乌克兰人聚居地区“重新统一”起来。当年1月，希特勒向来访的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21]表示他将进攻苏联，将从苏联夺得的乌克兰领土用来交换但泽[22]和连接波兰与波罗的海的走廊地带。贝克拒绝了这一提议。希特勒无视贝克的立场，决定至少暂时不对斯大林使用乌克兰这张牌。1939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开进布拉格，终结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存在。他决定不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人国家，而是把外喀尔巴阡地区送给他的盟友匈牙利。这一决定让外喀尔巴阡地区的自治政府陷入了震惊和失望。

3月15日，也就是希特勒的军队进入布拉格的那一天，喀尔巴阡-乌克兰议会宣布独立。这个新国家选择蓝色和黄色作为国旗的颜色，并将《乌克兰还没有灭亡》定为国歌。然而独立宣言没能阻挡匈牙利军队的步伐。匈牙利人在进入这一地区时没有遇到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抵抗。唯一与他们作战的是喀尔巴阡锡奇部队。“800万捷克人向德国屈服，没有丝毫抵抗，然而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却站了出来，与数千名匈牙利士兵作战。”当时的一名乌克兰记者写道。喀尔巴阡锡奇总共拥有约2 000名战士。双方差距悬殊，乌克兰人的抵抗力量很快就被击溃。沃罗申主教的政府逃离了这个国家。许多活下来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在返回加利西亚的途中被匈牙利部队或波兰边防军抓获。这是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战士经历的第一场战火洗礼，更多的战斗即将到来。

斯大林对外喀尔巴阡地区的局势变化感到十分焦虑，以致在1939年3月于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党代会上嘲讽了关于德国人支持乌克兰独立的看法。大片的乌克兰人地区处于苏联之外，可能会被希特勒用于挑战斯大林对苏维埃乌克兰的控制权，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的“堡垒建设者”们考虑的主要问题。他们的防御性壁垒上似乎出现了一道裂缝——来自乌克兰民族统一主义的威胁。

[1] Chief Political Directorate，此处应指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俄语Объединё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и СНК СССР，缩写为ОГПУ，拉丁字母转写为OGPU），它于1923年11月15日由国家政治保卫局（GPU，音译“格别乌”）改组而来。是苏联在1923年至1934年的秘密警察机构。后文中的“格别乌”均指OGPU。

[2] Pravda，苏共党报。

[3] Dniprohes，乌克兰语作ДніпроГЕС，是第聂伯河上最大的水电站，位于今乌克兰东部扎波罗热州。

[4] Oleksandrivsk，即今乌克兰东部扎波罗热州首府扎波罗热（Zaporizhia）。

[5]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46年），第164—165页。

[6] Hugh Lincoln Cooper（1865—1937），美国军人，著名的土木工程师。

[7]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成立于1933年5月，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中专门负责解决田纳西河谷问题的机构。

[8] 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 and Drydock Company（NNS & DD），美国规模最大的私人造船厂，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创办于1886年。

[9] Mikhail Kalinin（1875—1946），苏联政治家、革命家。从1919年3月开始直至1946年去世，他一直担任苏俄和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10] Order of the Red Banner of Labor，设立于1920年，授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杰出的个人和劳动者班组，等级相当于军事上的红旗勋章。

[11] Kurkul’，乌克兰语куркуль的拉丁字母转写。俄语为кулáк，拉丁字母转写作kulak。

[12] Uman，乌克兰中部切尔卡瑟州城市。

[13] Viacheslav Molotov（1890—1986），苏联政治家，曾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1941年在任）和外交部长（1939—1949、1953—1956年在任）。

[14] Holodomor，乌克兰语作Голодомóр，意为“饥荒”。

[15] Lev Kamenev（1883—1936），苏联政治家、革命家，苏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他在1926年被打倒并被逐出党中央，在1936年被枪决。

[16] Georgii Zinoviev（1883—1936），苏联政治家、革命家，苏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他与加米涅夫一样在1926年被逐出党中央，并在1936年遭枪决。

[17] Nikolai Bukharin（1888—1938），苏联政治理论家、革命家、经济学家，苏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他在1926年协助斯大林打倒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9年被逐出中央政治局，在1938年被捕并被执行枪决。

[18] Avgustyn Voloshyn（1874—1945），乌克兰政治家、作家、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主教。他担任了仅存在一天（1939年3月15日）的喀尔巴阡-乌克兰国总统。

[19] Uzhhorod，今乌克兰西部外喀尔巴阡州首府。

[20] Mukacheve，今乌克兰西部外喀尔巴阡州城市。

[21] Józef Beck（1894—1944），波兰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毕苏茨基的亲信。

[22] 指1920—1939年间的半独立的但泽自由市，受国际联盟保护，但与波兰结成关税同盟。

第22章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

在其作品《我的奋斗》（Mein Kampf ）中，希特勒描述了他对世界未来的设想。这本书写于巴伐利亚的兰茨贝格[1]监狱，当时希特勒因为参与了1923年11月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2]，正在该地服刑。在囚室中，这个前哈布斯堡帝国子民发誓要对抗所谓犹太人主宰世界的阴谋，并提出建立一个能为雅利安种族在东欧提供“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只在监狱里待了一年。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他的纳粹党也掌握了大权，这让他拥有了足够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希特勒于1923年首次提出的理念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就这些理念所造成的毁灭性冲击和悲剧性后果而论，很少有地方能与乌克兰比肩——希特勒心目中“生存空间”的中心正是乌克兰。

德国人的“生存空间”理念并非希特勒首创。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成型，设想了德国在全球各地攫取领土的前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令其突破英国控制的海路进行殖民扩张的计划变得不可能，于是希特勒发现：只有东欧还有扩张的空间。“在欧洲通过军事斗争来扩大领土，比在海外发动战争夺取地盘要更加现实。”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3]承认了处于德奥军队占领下的乌克兰从俄国独立出来，为德国向东扩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然而希特勒对东方的民族建构毫无兴趣。他的目标不在于此，而是打算消灭远至伏尔加河的所有现存人口，将东欧（尤其是乌克兰）的肥沃土地变成德国定居者的家园。“健康的农民阶级是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我们亟须采取足以维持这样一个阶级存在的政策。这种需求太过重要，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我们社会中现存的许多罪恶完全源于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的比例失调。”

希特勒心目中的德国人农业乌托邦不仅需要攫取更多的土地，还需要对新的领土进行去城市化和去人口化。他对东欧的设想与由布尔什维克们引入、由约瑟夫·斯大林推行的计划完全不同。两名集权者都打算使用暴力手段来建设他们的乌托邦，也都需要乌克兰的国土、沃野和农业来达成目标，然而他们对待城市和当地人口的态度则相去甚远。在1941年到1944年被纳粹德国占领的3年中，乌克兰将会从现实中认识到这种差异，并对两个强权之间的不同程度做出评估。在1914年之前，乌克兰享有“欧洲的面包篮”的美誉，同时也是欧洲犹太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因此，它将成为德国扩张主义的首要目标，也将跻身于纳粹德国的主要受害者之列。从1939年到1945年，乌克兰将损失近700万公民（其中近100万是犹太人）。这个数量比其战前人口的16%还要多。只有白俄罗斯和波兰（希特勒的“生存空间”中的另外两个国家）的人口损失比例超过乌克兰。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设想了与英国结盟击败法国、与俄国立约摧毁波兰的前景。在这份蓝图中，最终俄国（或者说苏联）将向希特勒提供他想要的东西：定居所需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土地和资源将让德国变成一个大陆帝国，而英国海军将无法动摇帝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与英国的联盟从未变成现实，然而在1939年秋天，希特勒的确与苏联达成了协议，并摧毁了波兰。

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此时希特勒和斯大林已经基于不到10天前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4]就瓜分波兰领土达成了一致。斯大林延迟了苏联参战的时间，因为他担忧英国和法国的反应，同时也受到正在蒙古上演的苏日冲突困扰。德国外交官们打出了乌克兰这张牌，以促使苏联早日进攻波兰。他们宣称，如果苏联继续拖延对波兰的入侵，德国将别无选择，只能在约定划归苏联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国家，而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出现一个由德国撑腰的乌克兰人国家是斯大林最不愿意在这一地区看到的事。斯大林最终派遣军队越过了波兰边界。他的军队所打的旗号是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们提供保护。

1939年10月初，遭到两大强邻夹击的波兰军队已经不复存在。苏联俘虏了大部分波兰普通士兵，随后又将他们释放。然而波兰军官们则遭遇了不同的命运。苏联将近1.5万名波兰军官被扣押在三个羁留营中，其中一个在乌克兰，另两个在俄罗斯。1940年春天，这些被俘军官中的大部分人会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Katyn Forest）和其他屠杀地点被杀害。然而，最初很少有人猜到苏联人的意图，那些非波兰族群尤其如此。苏联红军在机械化程度上无法与德军相比，却展示出远远高于波兰军队的装备水平。他们拥有新式坦克、飞机和现代化的枪械，这些都是斯大林的工业化努力的成果。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苏军官兵多半着装粗劣不堪，伙食也相当糟糕，以致波兰商店中相对丰裕的食品和货物就让他们大吃一惊。当地人发现苏联军官都受到意识形态的灌输，没有什么修养，也没什么头脑。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他们都会反复讲述红军军官的妻子们把睡衣当成晚礼服，穿着它们上剧院的传说。然而前波兰国家的非波兰裔族群却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群武装精良的土包子“解放者”——只要后者承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这些“解放者”一度似乎也真的会这样做。

红军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夺取了利维夫和其他重镇之后，就开始在当地举行苏维埃式的选举，组成了西乌克兰国民大会。大会旋即请求基辅和莫斯科将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并入苏维埃乌克兰。新获任命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尼基塔·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包括布列斯特城在内的北波利西亚也应划归乌克兰，然而斯大林决定将这片土地交给白俄罗斯共和国。新政权允许当地乌克兰人和犹太人进入政府机关，担任教育、医疗以及其他在波兰人统治时期他们无法获得的职位。他们对待本地犹太人还算得上友善，但往往拒绝那些被德国人逐出波兰的犹太人进入边境。当局发动了一场全面的乌克兰化运动，要求那些使用波兰语的大学、学校、剧院和出版社都改用乌克兰语。他们还将大地主的地产收归国有，分配给贫苦农民。各个共产主义和左翼党派组织的成员本就有浓厚的亲苏倾向，如今这种倾向变得更加强烈。

然而苏维埃政权与当地乌克兰人之间的蜜月关系没能持续多久。在前波兰共和国，有组织的宗教是乌克兰身份认同的制度基础，然而苏维埃政权对其从无好感。它没收了希腊礼天主教会的地产，并试图限制传统教会（包括东正教会和希腊礼天主教会在内）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苏维埃当局对待西乌克兰共产党的前领导人和普通成员的态度更加令人震惊：这些人往往被怀疑为民族主义者，并最终成为苏维埃秘密警察关注的对象。同样的怀疑很快就落到了那些在本地政府和教育机构中升至高位的乌克兰干部头上。

占领当局在1940年对当地人群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和驱逐。驱逐的目的地包括极北地区、西伯利亚和中亚。在当局的“人民之敌”名单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来到这里的前波兰政府和警察机构官员、波兰政党党员和武装定居者占据了前列。1940年2月，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5]执行了对第一批近14万波兰人的大规模驱逐行动。近5 000名被流放者在途中死于寒冷、疾病和营养不良，没能抵达他们的流放地。从1939年秋天开始，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为止，苏联秘密警察将总共近125万人驱逐出了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展开搜捕。包括斯捷潘·班德拉在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们逃往德国占领的波兰地区。斯大林将这些人视为对其政权明显而紧迫的威胁。

1940年5月，巴黎落入了德军之手，令斯大林大为吃惊。他开始认为希特勒会很快将矛头转向东方，对苏联展开进攻。苏联当局必须将对其新获领土的控制变得更加稳固，消灭那些潜在的“第五纵队分子”。他同时决定对《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划给他的东欧势力范围进行全面占领。这些地区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也包括了含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在内的罗马尼亚部分地区。1940年8月，这位苏联领导人将有大量乌克兰人定居的南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并入了苏联。与其早些时候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实施的政策一样，苏联当局在这些地区实行土地国有化，提拔非罗马尼亚裔的干部，并对各种机关进行乌克兰化。逮捕和放逐接踵而至。

斯大林开始防范来自希特勒的攻击。他认为进攻会在1942年发生，然而德国人的行动比他的预计早了一年，令这位苏联领导人措手不及。希特勒急需苏联的资源，包括乌克兰的小麦和煤炭。在他与英国作战时，这样的需要变得愈发紧迫。英国已经成为不列颠群岛上的困兽，但它的身后是更大的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德意志帝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入侵苏联无法解决德国的任何问题，只会让德国经济流血，然而希特勒不顾他们的劝阻，悍然对苏联发动了进攻。此外，德国军方高层更倾向于与苏联而不是与西方作战，希特勒乐得满足他们的愿望。

1940年12月，希特勒签署了准备向苏联开战的直接指令。行动代号是“巴巴罗萨”[6]，其名得自那位领导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12世纪日耳曼人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最后淹死在一条河里，因为他身穿重甲，却选择涉水过河，而不是跟他的部下一样使用桥梁。这无疑是一个不好的兆头，然而此时“巴巴罗萨计划”的知情者们并不在意历史上的先例。与在他之前的巴巴罗萨一样，希特勒已经准备好走一条捷径，并不惮于承担风险。计划制定者们的目标是在一场不超过3个月的战役中击败苏联人，将他们驱赶到伏尔加河以东。希特勒希望他的军队首先夺取列宁格勒，随后拿下顿巴斯的煤矿，最后再攻下莫斯科。德国国防军在没有为士兵们配备冬衣的情况下就把他们送往前线。这个策略最终被证明是个错误，不过它在短时间内起到了误导斯大林的效果——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人在没有做好冬季战役准备时就发动进攻，因此在德国人入侵时毫无防备。

1941年6月22日凌晨，入侵行动在北至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战线上展开。德国及其盟友（包括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投入了380万兵力。德国南方集团军的攻击目标是乌克兰。他们从波兰境内的驻地出发，沿着喀尔巴阡山脉北麓和普里皮亚季沼泽之间的古道进军。罗马尼亚人则在更南方发动攻势，他们进入乌克兰的路线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南麓和黑海之间。5世纪的匈人和13世纪的蒙古人都曾通过这些路线入侵中欧，此时的入侵者则反向而行。他们脚下仍是那些未经铺设的道路，但这次扬起烟尘的不再是骑兵，而是机械化部队。德国人在苏联前线上集中了约4 000辆坦克、超过7 000门火炮，空中则有4 000多架飞机执行掩护任务。制空权几乎全在德国人手中，因为大部分苏联战机还未能起飞，就被突袭的德国空军炸毁。

红军在苏联西部边界上的兵力人数大致与德国相当，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数量则比德国人多出不少。然而苏联人的装备在先进程度上与德军的新式装备无法相比。此外，率领苏军加入战斗的军官们也缺乏经验（他们刚刚取代了那些被斯大林清洗掉的富有经验的指挥官），以致出现了指挥官遗弃自己的部队的情况。士兵们也士气不振——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在饥荒和集体化运动中劫后余生的农民。德国人利用突袭优势，以惊人的速度攻占苏联领土，给后撤中的苏联部队造成巨大伤亡，这让苏军的士气每一天都变得更加低落。苏联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署后获得的新领土曾被斯大林视为他的胜利，如今却被证明是个陷阱。在德军入侵之前一个月，斯大林为保卫新的国界，已经将自己的军队调拨到此前10年内修筑的防线以西。现在苏军不得不保卫一条根本来不及设防的边界。与闪电战战术制定者们所设想的一样，德军的装甲部队撕破了苏联人的防线，将苏联红军团团包围，并在红军后方大肆破坏。

红军指挥官们在西乌克兰的卢茨克、布罗德[7]和里夫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反攻，将他们全部的坦克编队送上了战场，却被一支小得多的德国国防军坦克部队以策略击败。此后局势每况愈下。德国国防军在三个星期之内向东挺进了300至600千米。苏军不仅将他们刚刚占领的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拱手相送，还丢掉了右岸乌克兰的大片土地。苏军的2 500多辆坦克和近2 000架飞机在战斗中被摧毁。人员伤亡则难以估计。8月，德军部队在波多里亚城市乌曼附近包围并俘虏了超过10万名红军战士。然而，下一个月在基辅附近德国人又取得了他们的最大胜利。考虑到基辅重要的象征意义，斯大林不顾包括总参谋长格奥尔基·朱可夫[8]在内的红军将领们的建议，拒绝从基辅地区撤军，因而导致了也许是整个战争期间苏联所遭遇的最大军事失败。

红军部队的指挥官是出生于切尔尼戈夫地区的米哈伊洛·基尔波诺斯[9]将军。红军面对德国的机械化部队，虽然竭力抵抗，却无能为力。1941年9月19日，基辅落入德国人之手。第二天，基尔波诺斯将军在洛赫维察[10]附近阵亡。在基辅包围圈中，德国国防军围困并俘虏了超过66万名红军战士。10月，同样的命运降临到南乌克兰梅利托波尔[11]和别尔迪扬斯克[12]之间的10万名红军头上。另外10万人于11月在克里米亚的刻赤附近投降。截至当年年底，红军已经被迫放弃了几乎整个乌克兰，超过350万名官兵成为战俘。撤退中的苏军采取了焦土战术，从他们即将离开的地区带走工业设备、牲畜、给养和人口，总计将约550座大型工厂和350万名熟练工人带往东方。

在1941年夏天，许多乌克兰居民欢迎德国人的到来，盼望就此终结苏联占领当局在战前岁月中实施的高压政策。不仅新近被苏联控制的西乌克兰地区如此，就连中乌克兰和东乌克兰也是一样——那里的人们从未原谅饥荒和集体化造成的恐慌。一些人期待“民族社会主义”可以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另一些人则只希望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由于人们从苏联政府领到的薪水连买双鞋都不够，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会怀有错误的期待，会想象“从欧洲来的”德国人将会改善他们从莫斯科的掌控下“解放”出来的人们的生活。许多人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奥地利人，也记得1918年德国人对乌克兰的占领——跟斯大林的高压政策相比，当时的德国人算得上是相当温和。一些人将德国人的再次到来视为恢复乌克兰国家的前奏——正如统领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统治时期那样。不论他们出于何种原因相信德国的占领会带来更好的生活，怀着这种期望等待德国人到来的人们很快就被证明犯了错误，而且往往是致命的错误。

担任德国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的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13]。他是一名波罗的海德意志人[14]，在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多个地方接受过教育，是德国关于乌克兰的计划的始作俑者。他打算支持乌克兰人、波罗的海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其他苏联民族对独立国家地位的追求，以打击苏联。在他的设想中，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乌克兰政治体可以和波罗的海联邦、白俄罗斯和芬兰一样，成为第三帝国的傀儡。事实上，罗森贝格手下的专家甚至鼓吹将乌克兰领土拓展到伏尔加河。然而罗森贝格在这场政治角力中输给了德国安全部队首脑和后来的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15]、国会议长和航空部长赫尔曼·戈林[16]，以及其他急于实施他们的种族理念，急于从新征服领土上榨取最后一点经济资源的纳粹领袖们。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中关于由德国控制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东欧诸国的设想在1941年夏天被另一种模式取代。这种模式植根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其特点是殖民肢解和殖民剥削。

德国人将他们控制下的乌克兰领土分割为三个部分：加利西亚被并入曾经的西加利西亚和华沙地区，组成一个被称为“总督府”[17]的行政区；从西北部的沃里尼亚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之间的大部分乌克兰地区加上平斯克[18]和霍梅尔[19]周边的白俄罗斯南部地区组成了乌克兰总督辖区[20]；而在东乌克兰，从北方的切尔尼戈夫到南方的卢甘斯克和斯大林城（Stalino，即尤兹夫卡，也就是后来的顿涅茨克）仍属于军事管理区，因为这里过于靠近前线，无法设立民事管理机构。德国人对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进行了分割，并将沃里尼亚并入第聂伯乌克兰，这反映出德国人对这一地区的观念仍基于18世纪晚期建立起来的那条俄国-奥匈帝国边界。这样的划分并非那些先前深受苏联之苦的乌克兰人的唯一失望之处。他们很快就会发现：1941年的德国人和1918年的德国人没有丝毫共同点。

第一批在纳粹统治下尝到失望滋味的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们。1940年，就在其最激进的领袖之一斯捷潘·班德拉于1939年9月大摇大摆走出波兰监狱之后不久，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发生了分裂。班德拉掀起了一场反对老派组织骨干的运动，很快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最大派别和最激进成员群体的领袖。1941年2月，他的组织与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21]）达成协议，在支持者中组建起两支特别行动队。其中一支代号为“夜莺”（Nachtigall），是在当年6月29日首批进入利维夫城的德军部队之一。第二天，“夜莺”参加了班德拉派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举行的宣告乌克兰独立的活动，这为德国人与班德拉支持者之间的合作画上了句号。对乌克兰有完全不同计划的德国人开始清算这些前盟友，逮捕了包括班德拉本人在内的数十名班德拉派成员，并要求班德拉谴责独立宣言。班德拉拒绝了，随后被送往萨克森豪森[22]集中营。班德拉在那里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的两名兄弟同样被逮捕，并死于奥斯威辛[23]集中营。

一夜之间，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班德拉派从德国人的忠诚盟友变成了他们的敌人。以安德里·梅尔尼克[24]上校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温和派试图利用德国人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冲突，向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派出自己的远征队，在那里建立组织网络，对占领当局对乌克兰骨干分子的选拔施加影响，并在当地人群中进行教育和宣传活动。1941年年底，随着德国占领当局对乌克兰总督辖区的控制愈加严密，这一派的活动也戛然而止。纳粹警察在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镇枪杀了数百名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到了1942年年初，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两个派别都陷入了与德国人的冲突之中。

对于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居民而言，纳粹对待苏联战俘的做法则释放出另一个信号，再度证明1941年的德国人与1918年的德国人没有任何共同点。如果说1918年的德国人仅仅是占领者，1941年的德国人则是不把被征服者当人看的殖民者。

战前，斯大林曾拒绝签署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25]：这份公约对如何对待战俘做出了规定，然而苏联是一支革命力量，不愿遵守资本主义者制定的行为规范。他在1941年夏天改变了主意，然而为时已晚。德国人不同意向苏联战俘提供他们给予西方战俘的待遇。德国人对待西方战俘还有几分尊重，承认对方的军阶，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也提供定量的食物和衣物，却拒绝给予苏联战俘任何上述优待。此外，并不是每个愿意投降的人都能活命——许多人被直接枪杀。1941年6月6日，也就是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两个多星期，德军总部已经下令各部对俘获的红军政委、政治军官、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和犹太人执行当场枪决。不能证明自己的割礼与犹太教无关的穆斯林往往因此送命，而被俘红军指挥官遭到处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活下来的人则被送往各个临时集中营。这些集中营有时是废弃的工厂，有时是学校，有时则只是用带刺铁丝网圈起来的空地。

在被迫前往这些集中营的死亡行军中，看守会射杀那些因负伤、生病和疲劳而无法继续行走的俘虏。当地人努力为疲惫的战俘送来食物，并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人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儿子、丈夫或父亲也在战前被征入红军，很可能正经历着同样的苦难，而他们期待也会有别人喂饱和帮助自己的亲人。进入集中营之后，俘虏们往往得不到食物和饮水，陷入饥饿，甚至饿死，最终导致人吃人的惨剧。那些靠着一点点可怜的配给勉强活下来的人又难逃疾病的魔爪。纳粹的宣传将苏联战俘描述为一群野蛮人，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待遇堪称真正的野蛮。意识形态的差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德国人从未打算接收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战俘。在战争开头的几个月里，死掉的战俘越多，德国国防军的压力就越小。直到1941年11月，第三帝国经济上的管家们才开始考虑把战俘当作劳动力来使用的问题——当时德国正面临劳动力的短缺。在整个战争期间，东线战场上的战俘有60%死于牢狱之中。

与其他受苏维埃统治的苏联西部民族成员一样，乌克兰人在战俘营中受到的待遇普遍要好于俄罗斯人和穆斯林。一开始德国人甚至允许他们离开，认为他们不像俄罗斯人那样有威胁性。基于这样的考虑，纳粹在1941年9月发布命令，允许释放战俘中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人。如果他们是来自某一特定地区，或是有亲人来认领，这些囚徒就可以离开集中营（以致一些妇女将陌生人认作自己的丈夫）。这一政策在11月被废除，然而也许有数万（甚至数十万）被征入红军队伍并在1941年夏秋之际被俘的乌克兰人因此得以渡过劫难，与家人团聚。到了战争后期，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人也比俄罗斯人更容易被召入治安部队接受训练，以保卫那些因本地居民被清除而被德国定居者占据的东欧土地。当第三帝国领导层意识到那应许给德国人的东欧殖民天堂的到来已经无限期延迟之后，纳粹还让其中一些人担任了位于波兰的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看守。

在纳粹占领区这个扭曲的世界里，大屠杀将曾是苏联战俘的人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在最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第一批死于毒气室中的人就是苏联战俘——德国人在1941年9月用他们来测试齐克隆B型毒气[26]的效果。后来，又是那些从战俘营中招募来的卫兵（他们在特洛尼基[27]受训，被称为特洛尼基人）帮忙把抵达集中营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先期抵达的囚犯中被挑出来的犹太人则负责对死者的衣物进行收集分类。在集中营里，活下来往往也意味着参与对同类的毁灭。德国占领之下的乌克兰就是一座规模更大的集中营。与在那些真正的集中营里一样，在乌克兰，抵抗与合作、受害与共谋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清晰，然而也不是完全无法分辨。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活下来的人必须在战后面对自己的抉择。许多人能够坦然，一些人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然而几乎每个人都为幸存者的负罪感所折磨。

被纳粹占领期间的乌克兰发生了无数恐怖的事件，然而大屠杀无疑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事件。许多成为受害者的犹太人根本没有抵达奥斯威辛或其他灭绝营。在由德国占领当局组建的地方警察的帮助下，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别动队”[28]在这些犹太人生活的城市或村镇外将他们枪杀。在德国国防军从撤退的苏军手中夺取的地区，枪决的做法从1941年夏天开始得到全面执行。到1942年1月，也就是纳粹高官们在柏林郊区的万湖[29]讨论如何协同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30]时，纳粹别动队已经杀害了近100万犹太男女和儿童。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执行这样的行动，有时甚至公开行刑，而且行刑地点几乎都在当地非犹太居民能听见枪声的距离之内。乌克兰和其他苏联西部地区发生的大屠杀不仅毁灭了当地的犹太族群及其社会生活（与整个欧洲范围内一样），还重创了目击者的心灵。

每六个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中就有一个来自乌克兰，总计达近100万人。其中最著名也是牺牲者最多的，无疑是发生在基辅郊外的巴比亚尔[31]（乌克兰语发音为“巴比恩亚尔”，意为“老妇谷”）的屠杀事件。在德国和当地警察的帮助下，第三别动队的第4a特遣队（Sonderkommando4a of Einsatzgruppe C）在两天之内用自动武器枪杀了33 761名基辅犹太居民。这起枪杀事件发生于1941年9月29日和30日，下令者是基辅的军事长官库尔特·埃伯哈德[32]少将。战争结束后，此人在被美国人关押期间自杀。

埃伯哈德下令实施这场大屠杀的用意在于打击苏联特务的破坏活动。9月19日，即基辅落入德国人之手5天之后，苏军撤退前埋下的炸弹被引爆了，摧毁了基辅城中的几座标志性建筑。不出意料，当时的德军指挥部正设于这些建筑中，因此爆炸导致不少德国高级军官丧生。纳粹在宣传中声称德国人在东方的战争是为了打击犹太人社群——这些宣传者指的是苏维埃政权，因为他们将犹太人的起源与其部分早期领袖的共产主义思想联系了起来。在德国当局眼中，苏联特务与犹太人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他们已经在利维夫、克列梅涅茨以及其他西乌克兰城镇让这种联系显露无遗。在离开这些城市向东撤退之前，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射杀了数百名囚犯，其中许多人是当地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当时德国人曾鼓励实施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反击”苏联人的暴行。然而，从8月开始，德国人改变了政策。党卫队（SS）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业已授权对犹太妇女、儿童进行屠杀，对犹太社群实施整体毁灭。反犹迫害已经不够了。犹太人必须灭亡。

“基辅城区及周边的犹太人！”9月底在基辅城中散发的一张传单上写道，“你们必须在星期一（9月29日）早上8点之前，带上自己的财物、文件、细软和御寒衣物到多洛霍兹希茨卡大街的犹太公墓旁集合。未能到场者将被处死。”此时基辅的犹太市民大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男丁们已被征召入伍。他们以为这次集合是为了迁居，不会受到伤害。第二天是犹太人的赎罪日（Yom Kippur）[33]。响应传单号召的人们被带到犹太墓地大门口，被勒令交出他们的文件和细软，并脱光衣服，随后被枪杀在一条山谷的斜坡上——每10人一组。巴比亚尔大屠杀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欧洲首次对一个主要中心城市的全部犹太人社群采取的灭绝行动。然而，在巴比亚尔大屠杀之前和之后，都有许多规模惊人的屠杀事件发生。8月底，一支德国治安部队枪杀了2.3万多名犹太人，其中大多数都是来自匈牙利统治下的外喀尔巴阡地区的难民。10月，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近1.2万名犹太人在城郊的一个山谷中被枪杀，屠杀的发生地在后来成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大学的校址。12月，哈尔基夫的约1万名犹太人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遇难的地点是哈尔基夫拖拉机厂——苏联工业化事业的明珠。

罗马尼亚的独裁者扬·安东内斯库[34]夺回了斯大林在1940年迫使他交出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并将敖德萨和波多里亚的一部分置于自己掌控之下。他对犹太人的蔑视和野蛮程度与他的纳粹主子如出一辙。1941年10月，在苏联人炸毁敖德萨的罗马尼亚军事指挥部驻地建筑，杀死一名罗军高级指挥官之后，安东内斯库为了反击，对巴比亚尔大屠杀如法炮制，下令处死了1.8万名犹太人。在罗马尼亚人占领敖德萨及周边地区期间惨死的当地犹太人总数约为11.5万到18万之间。此外，还有约10万至15万名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犹太人死于罗马尼亚对希特勒的大屠杀的效仿。与居住在总督府地区的波兰犹太人一样，大多数加利西亚犹太人在纳粹下令修建的贫民窟中度过了几个月的隔绝生活之后，在1942年纷纷死去。在德国治安长官们的命令下，他们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组成的治安部队聚集起来，送往各个灭绝营。当地人往往会试图从自己的犹太邻居们的不幸遭遇中牟利，或向当局告发他们，或抢夺他们的财产——这样的行为与其说出于反犹主义，不如说出于贪婪。不过，大多数人只是选择袖手旁观。

在乌克兰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有一点与中欧和西欧的大屠杀不同：在这里，试图搭救犹太人的人不仅会被逮捕，还会遭到处决，他们的家人也不能幸免。虽然如此，仍有许多人努力搭救他们的犹太邻人。截至今日，以色列国已经将超过2 500名乌克兰公民认定为“国际义人”，因为他们在大屠杀期间保护了犹太人。这份名单并不完整，还在增长之中。乌克兰天主教会的都主教安德烈·舍普提茨基就是被这份名单漏掉的人之一。他曾将数以百计的加利西亚犹太人藏在自己的居所和修道院中。1942年2月，他还向希姆莱写信，抗议德国使用乌克兰治安力量来围捕和灭绝加利西亚犹太人。这封信并没有起到作用。代希姆莱向这位都主教传话的人告诉舍普提茨基：如果不是因为年迈，他也难逃被枪决的命运。几个月之后，舍普提茨基发布了他最著名的一封主教信——《不可杀人》，就人类生命的尊严进行了讨论。这封信在所有乌克兰天主教堂中被人们诵读，并被视为他对大屠杀的谴责。舍普提茨基的名字没能出现在“国际义人”名单上，因为他在1941年夏天曾欢迎德国人接管已被苏联人占领两年的加利西亚。无论舍普提茨基和他的同胞们对德国统治抱有何种期待，这些希望都很快就成为泡影。

在希特勒的乌克兰“生存空间”中，占领当局的残酷程度根据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别。罗马尼亚人根本不想要敖德萨及其周边地区，只想用它来交换匈牙利手中的北特兰西瓦尼亚，因此他们只管从南乌克兰地区掠夺一切他们能得到的东西。相比之下，德国人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温和，而生活在军管区和前奥属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人得到的待遇也更为人道。

乌克兰总督辖区的情况最为糟糕。纳粹的乌克兰总督埃里希·科赫[35]正是乌克兰纳粹占领当局所犯下的一些最可怕罪行的罪魁祸首。科赫时年45岁，是东普鲁士地区的纳粹党首脑。他身材粗壮，言语粗野，留着希特勒式的唇髭，以残暴和办事果决闻名。在乌克兰时，他被委以掠夺这一被征服地区的资源并削减其人口的任务。他对待当地乌克兰人的态度与欧洲殖民者对待其海外殖民地上的黑人和亚洲人的态度没有两样。科赫曾言：“这些低劣民族永远不值得任何一个德国士兵为他们牺牲。”他不希望乌克兰人接受超过小学四年级程度的教育，并关闭了大学和其他15岁以上学生就读的学校。“如果我发现有哪个乌克兰人竟有资格和我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我必定让他死在枪下。”他曾在某个场合这样说道。他的部下们也的确枪杀了许多人，其中一些处决就发生在巴比亚尔山谷，也就是几个月前德国人屠杀了近3.4万名基辅犹太人的地方。到1943年11月德军对基辅的占领结束时，在巴比亚尔死于纳粹屠刀之下的冤魂又增加了6万人，其中包括苏联战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苏联地下党员和罗姆人。

科赫将他的总部设在沃里尼亚的里夫涅城。这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属于波兰。在2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里夫涅已经是那个被称为“乌克兰”的政治体的第三个首都：苏联人在20世纪20年代选择了高度俄罗斯化的工业城市哈尔基夫，而不是被他们视为“民族主义堡垒”的基辅；德国人则偏爱地处乡野的里夫涅，而不是那个规模庞大、如今已严重苏维埃化的基辅。陷于封锁和饥饿中的基辅出现了1933年以来的第一场饥荒。纳粹的“生存空间”想象包括对乌克兰的田园化，也包括对乌克兰各大中心城市的清除——否则他们就不得不供养这些城市人口，并导致第三帝国及其军队所需的资源流失。因此纳粹的政策正是让这些城市陷入饥饿：一旦城市居民被饥饿驱往乡下，就能成为一支生产力量，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为帝国提供粮草。德国人没有触动那些集体农庄，而是从这种榨取农村人口资源的苏联发明中牟利。他们拒绝对大型企业实行私有化，而是通过新设立的银行、新发行的殖民地货币和价格控制来规划残存的乌克兰经济。至于人口的流动，他们则使用身份证制度来管理。

从1942年开始，纳粹对乌克兰资源的掠夺就不再限于农产品，而开始包括强迫劳动。就在这个月，第一列运送所谓“东方工人”（Ostarbeiter）的火车离开基辅前往德国，车上都是受到工作承诺、优越生活和游历欧洲等机会诱惑的乌克兰年轻人。“德国在召唤你！美丽的德国在欢迎你！”基辅一家报纸上的广告如是说。一份海报的标题是“高墙已经倒塌”，描绘了乌克兰人通过那道将苏联同欧洲隔绝开来的高墙上的裂缝向外张望的画面，地平线上是德国城市的天际线。“斯大林在你们周围筑起了一道高墙，”海报上这样写道，“他很明白，任何人只要看到墙外的世界，就会完全明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可悲状况。现在高墙已经打开，去往更新更好未来的道路已经开放。”对年轻一代来说，这是一个离开乡村去看世界的机会。许多人表露出了他们的兴趣，甚至是热情。

然而这些广告被证明是个陷阱。无论这些年轻的乌克兰男女是在德国人的工厂还是家庭里做工，他们最终都成了奴工：他们被迫戴上写着“OST”[36]字样的牌子，被德国当局和德国社会中许多人视为低等人。他们在德国受到血汗剥削的消息传到乌克兰后，占领当局每个月征召4万名乌克兰劳工的任务愈发难以完成，于是他们开始随意抓捕当地人，将他们强迫送往德国。从1942年到1943年，总计有近220万乌克兰人遭到逮捕，并被押送去德国。其中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疾病，以及盟军对他们所在的兵工厂和军需厂的轰炸。那些幸存下来并在1944年年底和1945年被红军解放的人（战争结束时，只有12万人被登记为流散人口）往往被视为叛徒，其中一些人被直接从德国人的集中营送往苏联人的古拉格[37]系统集中营。乌克兰并非德国人实施奴工抓捕行动的唯一苏联地区，但它无疑是这些“猎场”中最大的一个。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从东欧占领区掠往德国的所有“东方工人”中，乌克兰公民占了近80%。

到了1943年夏天，原来那个在乌克兰建设德国农民天堂的计划几乎已成泡影。1942年夏秋之际，希特勒在乌克兰逗留了不少时间。利用苏联战俘的苦役，德国工程师们在乌克兰文尼察附近的松林中为希特勒建起了他最东的一座指挥部，其代号为“狼人”[38]。1943年春天，希特勒仍在这里逗留，然而他在当年9月15日最后一次离开“狼人”，再也没有回来。这一天，他下令乌克兰的德军后撤到第聂伯河防线。一周后，苏军从基辅以北渡过第聂伯河，第一次打破了希特勒的东方防线。德国人将在1944年春天从这一地区撤离时将“狼人”的整个地下结构全部炸毁。

那个关于征服与“生存空间”的幻梦已经破灭，然而它释放出的恐怖仍未消散。乌克兰成为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坟场（此处仅仅列出了最大的几个受难族群）。大部分乌克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死去。在南乌克兰和沃里尼亚定居的德意志人和门诺派教徒也消失无踪——如果他们没有在1941年被苏联人遣送出境，如今也只能跟随撤退的德国国防军逃之夭夭。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的波兰族群也受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红军在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会战中取得胜利，随后开始挺进乌克兰。此时苏联领导层面对的，是一个与他们在1941年夏天和秋天匆忙抛弃的乌克兰完全不同的国家。城市变得空空荡荡，其中的工业企业已被夷为平地。

活下来的人将红军视为解放者，热烈地欢迎他们。然而苏联官员们却不信任这些幸存者的真诚。欢迎者在敌人的统治下活了下来，在苏联掌控之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这足以让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体制产生怀疑。东正教信徒们已经习惯了希特勒带给他们的唯一自由，即信仰自由。那些原先不太从民族角度定位自身的人也开始转变——毕竟，在纳粹占领期间，族群问题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以上这些情况都对取得战争胜利的共产党政权构成威胁。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公民仍需要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回答诸如自己或自己的亲属有无在德占区生活过之类的问题。此类问题在表格上紧挨着那些关于个人犯罪记录的问题。

[1] Landsberg，即莱希河畔兰茨贝格（Landsberg am Lech），今德国巴伐利亚州西南部城市。

[2] Munich Beer Hall Pustch，德国纳粹党于1923年11月9日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勒啤酒馆发动的失败政变。

[3] Treaty of Brest-Litovsk，常被简称为《布列斯特条约》，是苏俄政府在1918年3月3日与同盟国在今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签署的和约。和约终止了俄国与同盟国的战争状态，承认芬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

[4] Molotov-Ribbentrop Pact，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于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协议，即著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5] 此即“NKVD”（俄语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拉丁字母转写为Narodnyi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成立于1934年，解散于1946年，是斯大林时代主要的政治警察机构，其下辖的国家安全总局是克格勃的前身。

[6] Barbarossa（1122—1190），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1155—1190年在位）。“巴巴罗萨”这个名字来自他企图统治的意大利北部诸城，意为“红胡子”。他于1189年发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在1190年溺毙于今土耳其境内的格克苏河。

[7] Brody，今乌克兰西部利维夫州城市。

[8] Georgii Zhukov（1896—1974），苏联军事家、政治家、元帅。他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9] Mykhailo Kyrponos（1892—1941），苏联红军上将，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担任西南方面军司令，在1941年9月的基辅战役中阵亡。

[10] Lokhvytsia，今乌克兰中北部波尔塔瓦州城市。

[11] Melitopol，今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城市。

[12] Berdiansk，今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城市。

[13] 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纳粹德国理论家，在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中以战犯身份被判处绞刑。

[14] Baltic German，指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裔居民。

[15] Heinrich Himmler（1900—1945），纳粹德国重要头目，曾担任内政部长和党卫队领袖，被认为对欧洲犹太人、同性恋者、共产党人和罗姆人的大屠杀负有主要责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企图与盟军单独媾和失败，服毒自杀。

[16] Hermann Göring（1893—1946），纳粹德国重要头目，曾担任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首长、国会议长和普鲁士总理等职务，并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他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被判绞刑，但在行刑前服毒自杀。

[17] General Government，全称波兰被占领区总督府，简称总督府，指德军所占领的波兰领土中未直接与德国合并的部分。

[18] Pinsk，今白俄罗斯西南部布列斯特州城市。

[19] Homel，今白俄罗斯东南部霍梅尔州城市。

[20] Reichskommissariat Ukrain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占领乌克兰后在当地设置的管理政权。

[21] Abwehr，意为“防御”，是存在于1921年至1944年间的德国军事情报机构。

[22] Sachsenhausen，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奥拉宁堡的纳粹集中营，在1936—1945年间主要用于关押政治犯。

[23] Auschwitz，纳粹德国时期最主要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位于今波兰南部小镇奥斯威辛。

[24] Andrii Melnyk（1890—1964），20世纪乌克兰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军事和政治人物，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中梅尔尼克派的领袖。

[25] 《日内瓦公约》是1864年至1949年间在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人道对待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总称。

[26] Zyklon B，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勃发明的氰化物化学药剂，原为杀虫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使用它进行大屠杀。

[27] Trawniki，波兰东部村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这里设立了特洛尼基集中营。

[28] Einsatzgruppen，意为“特别行动队”，是纳粹党卫队中执行行刑任务的组织。

[29] Wannssee，柏林西南部地名，因1942年1月20日在此举行的讨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万湖会议而著名。

[30] Final Solution，德语为Die Endlösung，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计划。

[31] Babi Yar，基辅郊区山谷。1941年9月29日至30日，3.3万多名犹太人在这里被杀害。

[32] Kurt Eberhard（1874—1947），纳粹德国党卫军和陆军军官。他在1945年11月被捕，于1947年9月自杀。

[33] 希伯来历提斯利月第十天，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圣日。信徒们会在当天全日禁食。

[34] Ion Antonescu（1882—1946），罗马尼亚军人，在1940年至1944年间任罗马尼亚总理，是罗马尼亚事实上的独裁者。他在1946年被枪决。

[35] Erich Koch（1896—1986），德国纳粹党官员，曾任东普鲁士纳粹党总管（1928—1945年在任），并在1941年至1943年间担任乌克兰总督。

[36] 上文中“东方工人”（Ostarbeiter）一词的缩写。

[37] Gulag，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简称。

[38] Werwolf，意为“狼人”，是纳粹德国的元首总部之一。

第23章

胜利者

苏联军队于1943年11月6日从撤退的德军手中夺回了基辅。时年49岁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进入基辅城的部队集群）政治委员尼基塔·赫鲁晓夫中将大喜过望。作为战前乌克兰的共产党首脑，他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十分熟悉，他的进城路线也是战前他往返自己乡间别墅时走的那条路。赫鲁晓夫发现基辅城中的建筑几乎没有变化（与1941年撤退时的苏联人不同，德国人并没有炸掉这些建筑）然而整座城市却完全被遗弃了，因为他在前一天曾下令炮轰这座城市以促使德国人加速撤离。

尽管苏联人在1941年试图炸毁基辅城中心的歌剧院，它却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当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的陪同下走近这座建筑时，他看到一名男子高叫着向他跑来，口中喊着：“我是最后一个犹太人！我是基辅最后一个活着的犹太人！”赫鲁晓夫努力让这名男子平静下来，然后问他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妻子是乌克兰人，”男子答道，“她把我藏在阁楼上，给我送来食物并照顾我。”此时人们开始从藏身之处走出。几分钟过后，另一名基辅市民，一名留着大胡子的老人，上前拥抱并亲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中表示当时他“受到极大感动”。在1941年夏天，许多人只希望当局的战士打败仗，然而这些战士在归来时却成了拯救者。幸存者们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他们把红军战士不仅当作胜利者也当作解放者来欢迎。这种改变与其说是由于苏联人在归来后做了什么，不如说是由于德国人在占领期间做了什么。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包括乌克兰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已经随着德国人离开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红军将会把乌克兰其余领土从德国人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然而直到盟军在1945年5月取得对德国的最后胜利，苏联人才真正完全地控制了这些地区。苏联政府将会在1945年6月划出一条新的乌克兰西部边界，不仅并入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中苏联主张的土地，还并入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地区。这是一种无情的、典型苏联式的胜利者正义。

从1941年9月让基辅落入德国人之手开始，尼基塔·赫鲁晓夫就一心想着重返这座城市。1942年春天，红军遏制了德国人向莫斯科的进军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就力主在乌克兰发动一场旨在夺取乌克兰旧都哈尔基夫的反攻，并向工业中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推进。反攻的号角在1942年5月12日吹响。苏联坦克编队冲破敌军防线，越过哈尔基夫，进入了左岸乌克兰的草原地区。然而，苏军向西南方向继续前进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掉进了德国人的圈套。德军的部队已经合拢，形成了前一年里让红军吃尽苦头的那种包围圈。赫鲁晓夫央求斯大林停止进攻，却遭到拒绝。此时无论怎样补救，都已无济于事。在一场持续18天的灾难性作战中，苏军损失了28万人。这些人或阵亡，或失踪，或被俘。当斯大林向赫鲁晓夫问起德国人公开的20万战俘这个数字是不是谎言时，赫鲁晓夫回答说数字大体准确。斯大林将这场失利归罪于他。然而当斯大林拒绝赫鲁晓夫的提议，拒绝终止那次无望的作战行动时，正好有别的政治局委员在场。只是因为这一点，赫鲁晓夫才逃脱了可能被处决的厄运。

对乌克兰的争夺漫长而血腥。1943年2月，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击败了上百万人的德军及其盟军，扭转了战争的局势。斯大林格勒战役甫一结束，红军就继续进攻，从德国人手中重夺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和哈尔基夫。然而德国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泰因[1]发动了反攻，夺回哈尔基夫和别尔哥罗德，并击溃了苏军52个师的部队。直到1943年8月23日在库尔斯克取胜之后，红军才又一次夺回了哈尔基夫。9月8日，苏军在斯大林城（从前的尤兹夫卡和未来的顿涅茨克）上空升起了红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苏军夺取了左岸乌克兰的其余地区。他们的战线长度超过1 400千米，将希特勒为阻止苏军攻势而在右岸乌克兰建立起来的防线“东墙”撕开了多个缺口。红军在战场上投入了250万兵力，德军则有125万人。战斗的过程异常激烈。根据保守的统计数字，苏联在这次战役中死伤人数超过100万，而德军的损失也超过50万人。平民人口的损失同样惊人，然而没有人去进行统计。

作为乌克兰被占领区的共产党首脑，赫鲁晓夫深深地涉足德军后方的游击队建设之中。纳粹在占领区的政策激起了人们的怨恨、愤怒，最终导致了反抗，并驱使人们加入抵抗组织的队伍。城市中出现了众多抵抗团体，而乡村则是大规模游击组织的天然庇护所——他们对占领者发动了长期的消耗战争。生态学是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关键因素：草原无法为抵抗战士们提供很好的掩护，因此他们选择基辅以北和切尔尼戈夫地区的林地、沃里尼亚北部的森林和沼泽，以及喀尔巴阡山脉的丘陵地区作战。让这些游击者联合在一起的，除了他们的活动区域之外，还有他们宣传的乌克兰爱国主义和对纳粹占领的仇恨。然而，意识形态以及从前的苏联-波兰分界线又让他们分裂：在这条线以西，游击队组织的领导力量是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则在东部的游击队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

按照常规，共产党游击队的组织者是苏联的秘密警察。他们从一个被称为“乌克兰游击运动参谋部”的机构接受命令和给养。这个机构受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领导，是莫斯科的“游击运动中央参谋部”的组成部分。乌克兰游击者最著名的领袖之一是西迪尔·科夫帕克[2]，他曾在战前担任一个市政府的长官。科夫帕克早在1918年德国占领乌克兰期间就有游击队指挥官的经历，并毕业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办的一所专门训练游击战干部的学校。苏联游击队从1942年年初开始活动，在战线后方和占领政府的各个中心地区对德军部队发起攻击。随着时间推移，以及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红军的向西推进，苏联游击队的人数和活动范围也扩大了。如果说1942年只有5 000名游击战士，到了1944年，他们的人数已经增长了几乎10倍。

德国人试图对付日渐高涨的游击运动——游击战不仅对德国对乌克兰的控制构成挑战，也扰乱了通信和给养运输。于是他们开始使用恐怖手段对当地人群实施统治，其中包括焚毁那些被占领当局认为受到游击队控制或被怀疑支持游击队的村庄。当德国人自己的人手不足时，他们开始依靠从当地人群中招募的治安部队。治安部队成员很少有人是因为意识形态而加入，其中有许多还是寻求免于被占领当局迫害甚至处决的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Komsomol）。对立的两个阵营中都有当地人，因此游击战往往演变成野蛮的仇杀，而游击队员和治安警察的亲属们则为他们亲人的选择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随着战争的天平在1942年向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偏转，越来越多的治安警察转投游击队阵营。有时甚至难以分辨一个人到底是通敌者还是抵抗战士。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许多人在战争期间都发生了角色的转变。

夺回基辅之后，赫鲁晓夫立刻投入了对当地的治理工作，将前苏维埃政权控制的领土重新整合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SSR），并将战前还不受苏维埃政权控制的地盘再次纳入。这是一项冗长而艰巨的任务，将会占据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到了1944年年初，战线已经推进到到第聂伯河以西。3月，苏军已经夺回了右岸乌克兰，并越过战前的国界进入了罗马尼亚。10月，红军翻过喀尔巴阡山脉，夺取了外喀尔巴阡地区。官方宣传将这一胜利誉为重新统一乌克兰国土的最后一步。没有人提到这些土地也许应该归还给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毕竟，在夺取西乌克兰的战斗中，超过50万名红军战士献出了生命。

“在将德国人向西驱赶时，我们遭遇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这一宿敌。”赫鲁晓夫在讲述1944年至1945年间他为将西乌克兰重新纳入苏维埃统治而付出的努力时回忆道。苏维埃当局往往将这些民族主义者统称为“班德拉分子”，因为民族主义反抗行动几乎由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中斯捷潘·班德拉的派别全盘主导。“班德拉分子”逐渐被用来指任何在班德拉支持者控制的乌克兰反抗军（UPA）[3]中作战的人员。这个称呼在不止一层意义上具有误导性。首先，并非所有乌克兰反抗军战士都认同民族主义理念或属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其次，在1941年夏天被德国人逮捕之后，班德拉从未回到乌克兰，对这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武装力量也没有实质上的控制力。他成了一名象征意义上的领袖和徒有其名的民族之父，然而在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身陷德国人的监牢之中，随后又作为一名移民生活在联邦德国。

乌克兰反抗军在1944年夏天的巅峰时期拥有近10万名战士。他们在苏军战线后方作战，扰乱红军的通信，攻击那些远离前线的红军部队。这支军队有一批指挥官，其中最优秀的莫过于曾担任“夜莺”部队长官的罗曼·舒赫维奇[4]。与舒赫维奇一样，乌克兰反抗军的许多指挥官都在作为辅助警察部队成员时接受过德国人的训练。他们在1943年年初离开了这些部队，却带走了武器。乌克兰反抗军将德国人视为自己的首要敌人，然而194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作战对象都是波兰反抗军。在沃里尼亚与加利西亚地区，乌克兰人与波兰人之间的仇怨由来已久，此时更因对彼此意图的猜疑越来越强而恶化，终于在1943年春天和夏天导致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行动，其中包括焚毁村庄和大批屠杀无辜平民。

苏联在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胜后不久，西迪尔·科夫帕克率领的苏联游击队就进入了沃里尼亚，引发了乌克兰人与波兰人之间的冲突。他们从沃里尼亚的一些波兰定居者那里获得支持，因为后者将苏联人视为共同对抗乌克兰人的潜在盟友。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层是否鼓励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鼓励过乌克兰人对波兰村庄进行攻击，乌克兰和波兰的历史学家们至今仍争吵不休。可以确信的是，这场种族清洗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是波兰人。据估计，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死于波兰人行动的乌克兰人数量大约在1.5万到3万之间，而波兰死难者的数量则在6万到9万之间，是前者的两到三倍。德国人并未积极地参与到乌克兰人与波兰人的冲突中，却煽动双方继续厮杀，有时还向双方战斗人员提供武器——即使他们无法控制乡村地区，至少还可以让敌人保持分裂。此外，德国人还受益于乌克兰反抗军对挺进中的红军的作战。

乌克兰反抗军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是杀死了苏军的重要指挥官尼古拉·瓦图京[5]将军。1944年2月29日，瓦图京结束了与部下的会议，从曾是纳粹德国乌克兰总督辖区首府的里夫涅返回，在途中遭到乌克兰反抗军战士的伏击并受伤，随后在4月中旬于基辅去世。赫鲁晓夫出席了瓦图京的葬礼，并将他的这位朋友安葬在基辅的政务中心。战后，他为瓦图京的纪念碑想出了一条碑文：“乌克兰人民纪念瓦图京将军。”赫鲁晓夫相信这条碑文会激怒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然而莫斯科的共产党官员们却将之视为同一种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宣言。赫鲁晓夫直接请示了斯大林，后者同意了他继续原来的方案。这条乌克兰语碑文被刻在了1948年竖起的瓦图京纪念碑上。这座纪念碑至今仍伫立在基辅市中心，成为乌克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的众多标志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乌克兰人加入的阵营不止一个。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加入了红军一方作战。莫斯科从乌克兰征召的各族士兵总计超过700万人——每5名或6名苏联士兵中就有1名是乌克兰人。战争爆发之初被征召的乌克兰人超过350万名，战争进行期间又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乌克兰人被征入伍。许多在德国人的进攻和囚牢中幸存下来的士兵获得释放，与家人团聚，却在红军重夺他们居住的地区后很快被迫再次入伍。他们逐渐被称为“黑衣军”，这是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征后立刻被投入战场，没有正规的制服，没有接受训练，没有弹药，甚至连武器都没有。由于曾生活在德占区，他们被指挥官们视为叛徒和可牺牲的力量。“黑衣军”中的大部分人在期待已久的“解放”之后不久，就战死在他们家乡的村镇郊外。

在将乌克兰人征召入伍并送上战场这个问题上，苏联人从无疑虑，德国人却长期拒绝从被自己征服的领土上补充常备军兵员。不过德国人欢迎他们成为辅助力量，即Hilfswillige（志愿者），简称Hiwis。约有100万苏联公民加入了德国人的志愿者辅助部队，其中乌克兰裔和乌克兰居民约占四分之一。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国人开始遭遇人员短缺，开始改变上述政策。新组建的非德国人部队直接受海因里希·希姆莱监督，成为希姆莱的野蛮治安力量党卫队（SS）中军事部门党卫军[6]的一部分。党卫军中包含了几乎所有欧洲民族成员组成的部队，有法国人、瑞典人、俄罗斯人，也有乌克兰人。战争期间，近2万名乌克兰人在被称为“加利西亚师”的党卫军第十四掷弹兵师中服役。

加利西亚地区的德国总督奥托·冯·瓦赫特[7]是建立加利西亚师计划的推动者。作为一名维也纳人，他使用了从前奥地利人支持乌克兰人打击波兰人的伎俩。在他统治期间，加利西亚的乌克兰语学校数量出现了增长。其德意志政权在当地禁止政治组织，搜捕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但对乌克兰人的福利、文化乃至学术机构表现出了宽容。这一点与乌克兰其他所有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瓦赫特相信乌克兰人足够忠诚，可以被委以武器。然而在柏林有许多人对他们的忠诚度和种族性质持怀疑态度。最终，德国领导层决定将这个师称为“加利西亚师”，而非乌克兰师，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加利西亚人是从前奥地利的臣民，较之广义的乌克兰人，是一个更“文明”、更可靠的族群。柏林不仅用从前的俄奥分界线来划分乌克兰人，还沿用从前奥地利人的方式来执行对乌克兰不同地区的政策。加利西亚师只能由加利西亚人组成，其代号和标志都与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无关。

加利西亚师征召志愿者的计划在1943年4月被宣布，并立刻在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中造成了分裂：班德拉派激烈反对加入加利西亚师，然而班德拉的对手安德里·梅尔尼克上校的支持者们却对之表示支持。包括天主教会主教们在内的主流乌克兰政治领袖们也陷入了分裂。支持成立加利西亚师的人与决定创建它的德国人一样，考虑到的是加利西亚在奥地利人统治期间的历史。在1918年，奥军中的乌克兰军团让乌克兰人得以训练自己的干部，并得到他们后来在独立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乌克兰社群中许多人认为历史将会重演。他们中很少有人喜欢德国人对乌克兰人的统治，支持纳粹理念的人则更少。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还对德国人统治下的未来抱有信心的人更是一个也没有。除了出于实际的算计之外，让乌克兰政治家和德国当局走到一起的，就只剩下他们共同的反共产主义立场。

加入加利西亚师受到乌克兰主流政治家的支持，并且为乌克兰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逃往森林地区加入班德拉派抵抗组织和坐等即将到来的苏联占领之外的选择，因此在将自己的儿子送进这支部队的父母眼中成为一个不那么糟糕的选择。现实很快就会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后悔。加利西亚师在德国人手中受训，并受德国人指挥。1944年7月，他们在加利西亚城镇布罗德首次经历了战火的考验。这是一次洗礼，也是一次葬礼。加利西亚师与另外7个德国师一起陷入了苏军的包围。德军的损失高达近3.8万人，其中1.7万人被俘。加利西亚师原有近1.1万人，在这一战中几乎被完全消灭，只有约1 500人逃出。布罗迪之战标志着加利西亚师作为一支战斗部队的终结。当年晚些时候，在补充了新的兵员之后，加利西亚师先是被调往斯洛伐克，随后又被调往南斯拉夫同游击队作战。历史的确重演了，然而却是以一场闹剧（如果不是悲剧的话）的形式：1918年身着奥地利军服的乌克兰部队帮助乌克兰获得独立的故事已成为记忆中的陈迹，在1944年让位给乌克兰人佩戴纳粹党标志镇压其斯拉夫同胞的解放运动这一现实。

1944年7月27日，红军重夺了利维夫。夺取这座城市和西乌克兰地区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苏维埃乌克兰的领导层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对利维夫的最大担忧是这里可能出现一个向远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效忠的波兰市政府。赫鲁晓夫匆匆赶往这座被撤退的德国人抛弃的城市。“我们担心一些地方组织可能在此崛起，并反对苏维埃的统治，”他在后来回忆道，“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让我们的人掌管这座城市。这也正是我们做到的。”在1944年，利维夫是一座以波兰人为主的城市，处于以乌克兰人为主的乡村地区的包围之中。它成了斯大林与受到西方同盟国支持的波兰流亡政府之间争夺的焦点。赫鲁晓夫在利维夫建立起苏维埃行政机构，意味着斯大林不打算满足波兰人保有这座城市的希望。

夺取利维夫之前两天，斯大林就已经强迫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一个由苏联人创建的候补共产党政府，旨在代替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们同意了将来的波兰国家边界。这条边界大致基于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分界线，将利维夫划入了苏联一侧。此前几天赫鲁晓夫寄来的一封信为斯大林的这一努力提供了帮助。那位乌克兰共产党首脑不仅希望将利维夫和其他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分界线移动的地区纳入他的共和国，还想取得霍尔姆城（波兰语作海乌姆）。这座城市位于一个乌克兰人占主导地位的区域，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彼得雷芙娜·库哈尔丘克[8]即来自这一地区。斯大林用赫鲁晓夫的要求对他的波兰傀儡发出威胁，让对方明白如果不同意放弃利维夫，他就进而索求霍尔姆。波兰人屈服了，留下了霍尔姆，放弃了他们对加利西亚首府的要求。红军在1944年7月23日夺取了霍尔姆，这是苏联人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分界线以西攻下的第一座城市，也成为附庸于莫斯科的波兰政府的第一个政府所在地。

9月，共产党人主导的波兰政府和赫鲁晓夫领导的苏维埃乌克兰政府签署了关于新边界和人口交换（以使新的国界不仅成为政治边界，也成为族群边界）的协议。这一协议背后的想法很简单：波兰人应该去往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边界以西地区，而乌克兰人应该到边界的东面来。为了让未来的边界安定，为了去掉那些少数民族，从而杜绝苏联境内任何民族统一运动的可能性，斯大林不仅急于移动国界，也急于对人群进行迁移。尽管民族主义者们也打算让战前的国界与族群边界变得一致，斯大林却比他们走得更远：他调整族群边界来适应自己用武力建立起来的国界。

1945年2月，当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到雅尔塔同斯大林商谈战后世界的未来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坚持要求沿着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分界线建立苏联与波兰之间的新边界。两位西方领导人同意了，给业已在进行之中的人口迁移补上了合法性。斯大林还确保拥有新的西部边界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成员，使新的苏联边界变得更加合法。在击败德国并终结欧洲的敌对状态之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领导人们又于1945年夏天参加了波茨坦会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将从前属于德国的西方土地划归波兰，以补偿波兰在东方的领土损失。莫斯科将超过750万德意志人从新成立的波兰国家领土上驱逐出去，腾出土地让东部来的波兰人定居。早在红军夺取德国东部土地之前，苏联就开始了将波兰人向西输送的工作。正因如此，在1944年9月，那些居住在利维夫、原本要前往布雷斯劳（波兰语作弗罗茨瓦夫）的波兰公民才会被临时“安置”在卢布林附近的前马伊达内克[9]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到达位于前德国领土的最终目的地。

乌克兰人与波兰人的地下组织之间的战斗已经公开化，种族清洗现象也随之出现。因此，许多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对离开家乡没什么意见——就算不能保住财产，至少还能保住性命。仍有一些人拒绝离开，不过这不要紧，斯大林和他的波兰代理人已经迫不及待要用上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战争期间取得的大规模人口驱逐经验，来达成他们创造“无少数民族”国家的目标。苏联官员把驱逐行动称为“遣返”。然而“被遣返者”却是虚构出来的——许多遭到驱逐的人不是返回家乡，而是从家乡被赶走。仅在乌克兰，就有约78万波兰人被“遣返”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边界以西。从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被迁移到新生波兰国家境内的人口大约也是这个数目。被驱逐者中包括近10万名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苏联犹太人。这些人大多数被重新安置在斯大林取得西方领导人勉强同意后划给波兰的前德国领土上。

波兰人和犹太人向西而去，乌克兰人则向东而来。从1944年到1946年两年间有近50万乌克兰人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边界以西被驱往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由于与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同谋或仅仅是有嫌疑，西乌克兰地区有超过18万乌克兰人遭到逮捕，被送往西伯利亚和苏联内陆地区。另有7.6万乌克兰人在1947年10月也遭到流放。流放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削弱乌克兰民族主义抵抗力量。战争结束之后很长时间里，这些抵抗者仍在西乌克兰坚持斗争。尼基塔·赫鲁晓夫后来曾声称斯大林已经准备好将所有乌克兰人迁往东方，然而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然而，全体驱逐对波兰的共产党政权来说是个可行的选项，只是在规模上要小一些。1947年，在一次代号“维斯瓦河”的行动中，波兰人从自己的东部边境地区赶走了仍留在波兰境内的所有当地乌克兰男女和儿童，共计14万人，并用波兰人取代了他们。他们把这些被驱逐者从家乡赶走，安置到波兰西部和北部的前德国领土上。由于当地人口混杂的族群和宗教状况，波兰-乌克兰的边界一度错综复杂，此时却开始变成一条清晰的苏联-波兰边界，一侧是波兰人，另一侧是乌克兰人。由于犹太人遭到灭绝，波兰人和德意志人遭到驱逐，在其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多族群地区的乌克兰也开始成为一个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共享主导地位的国家。

斯大林实行人口大迁移的目的不是要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而是要打击民族主义，并强化自己对边境地区的控制。他封锁苏联边界的手段不仅是设立新的界线和边防哨兵，还有针对资本主义西方的漫长对抗。他把乌克兰通往欧洲的大门关得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更紧，甚至可以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紧。纳粹占领期间的现实已经粉碎了乌克兰知识分子群体加入欧洲的梦想。德国人带到乌克兰的欧洲以殖民帝国的面目出现，驱动这个帝国在乌克兰的代理人的则是种族、剥削和灭绝“低劣人种”（Untermenschen）等概念。苏联人对这种新近的对西方的失望加以利用，为冷战期间的宣传添砖加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会不断将乌克兰抵抗者称为“德意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以将乌克兰民族主义与德国法西斯绑定在一起。

为抹杀由来已久的文化边界，苏联当局同样投入了大量精力。1946年3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其代理人召集了一次乌克兰天主教会特别会议。与会者被迫解散教会，加入俄罗斯东正教会。这次会议没有主教出席，因为主教们早在一年前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雅尔塔会议之后不久，苏联就做出了摧毁乌克兰天主教会的决定，并在三巨头会议所确定的国界内实施。由于此时外喀尔巴阡地区尚未正式成为苏维埃乌克兰的一部分，乌克兰天主教会得以在那里继续存在了3年时间，直到1949年冷战开始时才被取缔。苏联怀疑天主教会在整体上都受梵蒂冈和西方势力的指使。一切体制上、宗教上和文化上与西方的联系都必须被切断，由此造成这个长久以来一直充当天主教西方和东正教东方之间桥梁的团体的毁灭。短短几年之内，超过500万名乌克兰天主教徒成了名义上的东正教徒。

到了1945年，通过武力手段获胜的苏联将其边界深深推进到欧洲中东部腹地。苏联人剽窃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蓝图，将名义上的乌克兰共和国加以扩展，囊括原属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各个乌克兰人传统聚居地区。

这些领土要求对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构成了新的挑战。1917年革命之后，通过承认乌克兰对往往为俄罗斯人所聚居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工业中心的主张，苏联当局已经将第聂伯乌克兰与苏联绑定在一起。在夺取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归于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奥匈帝国乌克兰人聚居地区之后，斯大林又将发展成熟的自治、议会民主、社群和民族自组织传统带进了乌克兰，而这些传统在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并不存在。此外，乌克兰的苏维埃当局还要面临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威胁——激进民族主义。这种潮流以拥有良好政治组织和自己的游击武装的乌克兰反抗军为代表。

苏维埃乌克兰和苏联对上述新领土的完全纳入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整合，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莫斯科还需要将民族主义反抗组织驱入地下，最终消灭他们，才能平定这些地区。仅这一过程就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这些地区要实现完全苏维埃化，还必须经历集体化和工业化的过程，此外还必须向这些地区的年轻人灌输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然而，即使在很长时间之后，苏联新获得的这些领土与欧洲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历史联系仍未断绝。苏联边界的西进让那些此前不属于苏联的乌克兰地区变成了国内的边境。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当局在这些地方实施的政策都与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政策不同。

苏联使用乌克兰这张牌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其对这一地区的占有合法化，还在于在这里实现苏维埃化。莫斯科重拾其20年代的乌克兰化政策，允许这一地区在政治和文化上实现乌克兰化后加入苏联社会。然而，由于对当地骨干群体不抱信任，当局对他们的吸纳进展相当缓慢，因此不得不从乌克兰的中东部地区调来乌克兰人。这拖延了整个地区的完全融合。同时，以乌克兰文化换取政治忠诚的做法也让乌克兰其他地区的俄罗斯化进程慢了下来。这种勉强的乌克兰化，以及前奥匈帝国（以及后来的波兰）境内高度发达的民族动员历史传统，再加上对民族主义反抗运动的记忆，让西乌克兰（尤其是加利西亚）在后来的整个苏联时期都成为乌克兰民族文化和政治运动的中心。

[1] 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德国陆军元帅，纳粹德国国防军中最著名的指挥官之一。

[2] Sydir Kovpak（1887—1967），苏德战争时期乌克兰抵抗力量的杰出领袖。

[3] Ukrainian Insurgent Army，存在于1942年至1956年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准军事组织，后来成为游击队，曾与纳粹德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各方作战。

[4] Roman Shukhevych（1907—1950），乌克兰政治家、军事领袖。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与纳粹合作的“夜莺”部队指挥官，后成为乌克兰反抗军最高司令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之一。1950年，他在利维夫附近遭到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工逮捕时开枪自杀。

[5] Nikolai Vatutin（1901—1944），苏联红军大将，曾担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和西南方面军司令，曾参与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会战、第聂伯河战役和基辅战役等。他于1944年2月29日在前线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伏击，重伤去世。

[6] Waffen-SS，纳粹德国党卫队下属的准军事部队，是希姆莱的精锐力量。

[7] Otto von Wächter（1901—1949），奥地利律师、纳粹德国政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担任克拉科夫地区总督和加利西亚地区总督，后被任命为法西斯意大利的德国军事政府首脑。

[8] Nina Petrivna Kukharchuk（1900—1984），赫鲁晓夫的第三任妻子尼娜·彼得雷芙娜·赫鲁晓娃的原名。

[9] Majdanek，今波兰东部城市卢布林附近的村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纳粹集中营所在地。

第五卷

独立之路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第24章

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

1945年4月的旧金山会议[1]承认了乌克兰的联合国成员地位，并将之视为创始成员。这将乌克兰的国际地位提高到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英国自治领，乃至比利时和巴西等主权国家比肩的程度。尽管如此，此时乌克兰距离取得国家独立以与其联合国成员地位的要求相称，还有接近半个世纪的路要走。在这条道路上，乌克兰为瓦解各个帝国并在帝国的废墟上创立新的民族国家做出了贡献。这一进程让全世界的独立国家数量从1945年的70个增加到今天的190多个。

尽管乌克兰拥有了联合国席位，地位也有了提高，但战争结束之际的乌克兰一片凋敝。从地图上看，乌克兰似乎已经跻身于战争的主要受益者之列——其领土增加了超过15%——然而这个共和国实际上却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它失去了多达700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15%还多。在剩下的3 600万乌克兰人中，约1 000万人流离失所，约700座城镇和2.8万个村庄已成废墟。乌克兰损失了40%的财富和超过80%的工农业设备。1945年，这个共和国的工业品产量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而农业产量也不过战前水平的40%。

乌克兰的工业基地已被苏联的焦土战术、德国人的去工业化和去城市化政策以及两军的激烈交战摧毁。在某些地区，乌克兰的建设甚至几乎需要从零开始。西方的顾问们建议说修建新厂比修复旧厂更容易，然而当局决定重建其在30年代曾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工厂。与从前一样，苏联将重工业置于优先地位。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其他领域都没有那么紧迫。

到了1948年，苏联与英美之间的战时同盟已经为莫斯科与西方之间的冷战取代。与西方在伊朗、土耳其和希腊的前哨一样，苏联对欧洲中东部地区的控制也变得岌岌可危。由于苏军已经部署在西至德国的地区，乌克兰不再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那样是一个紧邻西方敌人的边境共和国，然而其在整个苏联工农业生产力上的重要性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样巨大。为了应对许多人眼中共产主义东方和资本主义西方之间迫在眉睫的冲突，乌克兰必须生产武器、食品和士兵。对乌克兰人而言，这就意味着大量的枪炮和少得可怜的黄油。到了1950年，乌克兰已经恢复了其经济潜力，但它的农业生产拖了后腿，直到60年代才重新达到战前水平。

重建破碎的经济、重新安置受到震惊和创伤的社会，以及重建党对战争期间一度落入德国人及其盟友之手的地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是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中乌克兰的主旋律。在西乌克兰，也就是那些从前属于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省份，由于德国入侵之前苏维埃的统治只维持了不到两年时间，所谓恢复党的控制事实上是引入党的控制。这段时间里，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模式在整个乌克兰范围内得到（重新）执行。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再热衷于实验——斯大林主义在其晚期显然已经耗尽了革命激情。斯大林及其助手们所做的大部分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受到刚刚结束的战争和针对西方国家的备战（克里姆林宫相信战争很快就会到来）的影响。

扎波罗热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是战前苏联工业化的巨制之一，也是被苏联政治金字塔顶层人士赋予高度优先地位的重建项目。苏军在1941年撤退时，曾炸毁扎波罗热水坝的一部分。在1943年，当德国人打算完成苏军的未竟工作时，苏联人却挽救了这座大坝的残留部分——他们的间谍剪断了用来引爆炸药的线路。大坝和水电站的重建成为新任扎波罗热地区共产党首脑、未来的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工作重点。勃列日涅夫在1946年来到扎波罗热，发现这座水电站和那些环绕它修建的工业企业已成为一片瓦砾。“砖块和钢铁的缝隙里长出了青草。野狗的狂吠声从很远之外就能听见。周遭除了废墟一无所有。烧焦的树枝上挂着乌鸦的窝巢。”这是勃列日涅夫对1946年夏天他参观扎波罗热工业基地时的第一印象的回忆，“在内战之后我也曾看到过类似的景象，然而当时最令人恐惧的是那些工厂的死寂，此时它们却已完全化为瓦砾。”

根据一个政府委员会的报告，此时的扎波罗热市没有电力供应，也没有自来水。超过1 000栋公寓楼、74所学校、5家电影院、2所大学和239家店铺被彻底摧毁。然而莫斯科将勃列日涅夫派往扎波罗热的主要目的并不于重建城市，而是让那座水电站和被称为扎波罗热斯塔尔的钢铁厂重新运转起来。勃列日涅夫以创纪录的时间完成了任务。1947年3月，扎波罗热水电站开始发电。同年9月，钢铁厂生产出第一批钢材。为了奖励勃列日涅夫的功劳，克里姆林宫在1947年11月将勃列日涅夫从扎波罗热召回，提升他为邻近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乌克兰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勃列日涅夫离开扎波罗热时，此地已经在生产电力和钢材，然而仍是一片废墟。这就是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模式——工业企业优先。民众的苦难甚至死亡则被置之不理。

在其首次出版于1978年的回忆录中，勃列日涅夫提到了当时城市中的艰难形势，却对乡村的状况不置一词。1946年和1947年，乡村地区再次出现了规模堪比1932年和1933年的饥荒。近100万人在这场饥荒中死去。受灾最重的是乌克兰南部，包括勃列日涅夫领导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毫不意外，由于他自己身处高位，勃列日涅夫对当局这桩导致数十万公民饿死的新罪行缄口不言。另一名高官则拒绝保持沉默，他就是当时勃列日涅夫的上级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通过地下渠道流入西方，并于70年代在美国出版，然而苏联读者直到80年代晚期才能读到它。（与之相较，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在70年代的印数就达到近1 500万册。）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不仅描述了饥荒的景象，还描述了共和国领导层在救助受难者时所表现出的无能——在影响乌克兰人生死的问题上，莫斯科仍是唯一的决策者。

正如他对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的许多其他事件做出的解释一样，赫鲁晓夫将这场新的乌克兰饥荒归咎于斯大林。在这件事上，他无疑是找对了目标。1946年夏天，乌克兰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然而莫斯科当局仍从被战争和糟糕收成破坏的乌克兰乡村征粮。各个城市的再次工业化和苏联控制的东欧地区此时都需要粮食。斯大林向东欧输粮数以百万吨计，以使这些地区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保持运转。为阻止即将到来的灾难，赫鲁晓夫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要求像对城市居民一样给农民发放配给卡。他的请求被置若罔闻。此外更有人开始散布流言，指控赫鲁晓夫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因为他对他的共和国及其民众表现出了过度的保护。赫鲁晓夫很快就失去了斯大林的宠信，并遭到降职。尽管他仍保留了乌克兰政府首脑的职务，却失去了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的位置。他的新上司、乌共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接任者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20年代乌克兰化政策的推行者和30年代大饥荒的责任人之一。

卡冈诺维奇将自己在乌克兰的新使命视为加强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新古典主义诗人、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马克西姆·雷利斯基[2]成为卡冈诺维奇的意识形态政治迫害的主要受害人。他在媒体上被指控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并在1947年秋天被撤职。尽管斯大林很快就将卡冈诺维奇召回莫斯科，赫鲁晓夫也夺回了他的党内职务，对乌克兰文化界人物的攻击仍在继续。这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领域负责人安德烈·日丹诺夫[3]发起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日丹诺夫给苏联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纯”和“向西方献媚”等罪名。日丹诺夫发起的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包括俄罗斯讽刺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4]和乌克兰讽刺作家奥斯塔普·维什尼亚[5]。作家们在作品中只能描述一种冲突：好和更好之间的冲突。这等于捆住了讽刺作家的手脚。对意识形态异见者的搜寻范围从作家群体扩大到音乐家和历史学家群体。在乌克兰，迫害“民族主义者”的行为在1951年达到顶峰：这一年，《真理报》对杰出诗人弗拉基米尔·索休拉[6]写于1944年的爱国诗歌《热爱乌克兰》（“Love Ukraine”）发动了批判。当局寻求强化对从前德国占领区的控制，因此在战争期间有助于动员乌克兰爱国主义反抗德国侵略的作品如今被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

苏联将1941年到1945年间的苏德战争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由于苏联政权在战争中没有倒下，并击退了侵略者，因此这场战争为当局赋予了新的合法性。然而战争同样改变了苏联的政治版图，让民众获得了革命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力量。莫斯科重建意识形态统一性及中央集权水平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乌克兰这样的共和国尤其如此。进入50年代之后很长时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抗仍在继续。西乌克兰（尤其是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在战后多年仍处于事实上的军事占领状态，并受到与乌克兰其他地区不同的对待。

直到20世纪50年代，乌克兰反抗军仍在加利西亚乡间挑战苏维埃的统治，比东欧其他苏占区任何武装反抗力量坚持的时间都长得多。在1947年左右，乌克兰反抗军的指挥官们改变了战术，将大型部队拆分为不超过50人的小部队，后来又进一步拆分为不超过10人的小组。他们避免与人数优势巨大的苏军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保存力量，等待在他们看来随时可能发生的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新战争。与此同时，这些小规模反抗军部队仍为苏维埃当局带来麻烦。他们攻击共产党的代表，攻击国家机器，并破坏当局的农业集体化努力和当局通过教育系统实施的对当地的苏维埃化。当局则以镇压手段做出回应，其中包括对数十万被怀疑支持地下组织的乌克兰人的流放。

直到1950年春天，苏联安全部门才追查到乌克兰反抗军总司令罗曼·舒赫维奇的下落，并将他杀死。另一名指挥官接替了舒赫维奇的位置，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有组织的抵抗运动遭到大面积摧毁，而小股的地下部队彼此之间也失去了联系。一些反抗队伍设法穿过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境来到西方，在联邦德国加入斯捷潘·班德拉领导下的流亡民族主义者群体。1951年，为了搜集情报，英国和美国开始将班德拉组织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空投回乌克兰。作为回应，苏联加强了对班德拉和其他在德国的乌克兰流亡者领袖的暗杀努力，并在1959年秋天取得成功：一名苏联间谍用一支填充了氰化物的喷枪杀死了班德拉。刺客于1961年叛逃到西方，承认了其刺杀班德拉和在1957年刺杀另一名乌克兰流亡者领袖的行为。他在联邦德国法庭上的证词充分证明：杀害流亡者领袖的命令出自苏联政府的最高层。

在斯大林时代的最后几年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无论是真正的还是仅仅只是受到怀疑的——并非苏联宣传机构和秘密警察的唯一打击目标。就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犹太人在苏联的敌人名单上进入了前列。在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清洗行动中，犹太人就是受害者之一，然而直到40年代晚期，他们才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打击目标。这一转折与冷战的开始和以色列国的建立同步发生。此时苏联的犹太公民开始被怀疑为两面派，与西方站在一边反对他们的苏维埃祖国。

1948年1月，苏联犹太人领袖之一、著名演员和艺术指导所罗门·米霍埃尔斯[7]被杀害。当年年底时，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任娜[8]被投入了监狱。热姆丘任娜出生于乌克兰南部，是米霍埃尔斯的积极支持者。苏联媒体向所谓“世界主义者”（“犹太人”的隐语）宣战，将许多犹太人从党的机构和安全机构驱逐出去。乌克兰犹太人成为这场歧视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1952年，随着许多犹太医生的被捕，这场反犹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些犹太医生与他们的斯拉夫同事们一样，被控谋害包括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而事实上日丹诺夫在1948年死于自然原因。直到斯大林去世，这场反犹运动才被终结。苏联领导层为这场运动踩了刹车，并从监狱里释放了那些幸存下来的医生。然而，反犹主义仍在莫斯科、基辅和其他苏联中心城市的权力机关中阴魂不散。

约瑟夫·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他的去世宣告了苏联历史上最恐怖的年代的终结。他推行的政策将在接下来数代人的时间内对其继任者们和他们领导下的国家产生影响。反犹运动正是这些政策的诸多方面之一。去斯大林化将成为斯大林的继承者尼基塔·赫鲁晓夫主政时期的重要特征。然而，这位乌克兰共产党前领导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掌握党和国家的权力，进而开辟其反斯大林主义的路线。

尼基塔·赫鲁晓夫登上苏联权力之巅的历程始于1949年12月。当时斯大林将正在利维夫与民族主义地下组织作战的赫鲁晓夫召回莫斯科，并将他此前担任过的莫斯科地区共产党首脑职务交还给他。盛大的斯大林七十周年诞辰庆祝活动在赫鲁晓夫抵达莫斯科之后几天举行。在官方庆典上，斯大林让赫鲁晓夫坐在自己身边，而另一边则安排了从中国来访的贵宾毛泽东。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很快成为4名最有权力的苏联领导人之一。1953年6月，他策划了对其最危险的竞争者、安全机构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9]的逮捕行动。1955年2月，他除掉了贝利亚曾经的盟友、苏联政府首脑格奥尔基·马林科夫[10]。1957年6月，他又粉碎了斯大林的前助手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反抗。1958年3月，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首脑。他的成功离不开他在乌克兰的代理人的帮助：由于俄罗斯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党组织[11]，乌克兰共产党就成了全苏联最大的共产党组织（以人口计），因此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拥有最多的票数。

赫鲁晓夫慷慨地回报了他的乌克兰代理人，将他们召回了莫斯科。第一个回到莫斯科的是阿列克谢·基里琴科[12]。他是革命之后第一个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的乌克兰人。1957年，基里琴科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苏联权力第二大的人。赫鲁晓夫的门生们还包括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前党委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成了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就是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乌克兰党组织的另一个贡献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尼（乌克兰语作米科拉·皮德霍尔尼）[13]。他曾经担任乌共中央的第一书记，在1963年被赫鲁晓夫提拔进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以上这些人以及赫鲁晓夫的其他几十名门生也都将自己的代理人从乌克兰提拔到中央。斯大林在其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依赖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干部，赫鲁晓夫依赖的则是从乌克兰来的人。通过将乌克兰共产党的干部提拔到莫斯科的实权岗位上，赫鲁晓夫让乌克兰共产党精英阶层成为俄罗斯共产党[14]的新搭档以及管理苏联这个多民族帝国的政府首脑。这个阶层的成员们取得了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力，也在乌克兰内部事务的决策上获得了更多自主权。

从1954年1月的全苏联佩列亚斯拉夫会议（1654）[15]300周年庆典开始，乌克兰逐步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序列中取得了仅次于俄罗斯的光荣地位。这次会议批准将哥萨克国置于莫斯科沙皇的保护之下。党的官方宣传机构将它歌颂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重新统一”。这一口号植根于19世纪俄罗斯帝国那套“罗斯的重新统一”话语——它需要专制的俄罗斯国家的努力和保护才能实现。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一份特别文件——《关于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统一300周年的决议》（“Theses on the Tercentenary of the Reunification of Ukraine with Russia”），对这一口号在新形势下的意义做出了解释。这份文件以将俄罗斯人视为“苏联所有民族的领导力量”（这是1945年5月斯大林在庆祝苏德战争结束的宴会上祝酒时创造的说法）的斯大林主义政策为基础。它将乌克兰人提升为苏联第二重要的民族。根据这份文件的说法，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不同的民族，却因为历史和文化的缘故紧密联系在一起。

苏联当局下令为该纪念日建造一批纪念碑，并用“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统一300周年”这些冗长而别扭的字眼为许多机构命名，其中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所大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所大学由统领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在1918年创建，其时俄军已被赶走，乌克兰正处于德国控制之下。最为大方的象征性姿态则是俄罗斯联邦管辖的克里米亚半岛在1954年2月被移交给了乌克兰。此前10年，克里米亚鞑靼人由于被指控全体与德国人合作，被迁出了克里米亚。尽管官方宣传机构竭力把克里米亚半岛的移交描述为两个民族兄弟情谊的证明，这一行动的真实原因却没有那么浪漫。关键的原因在于地理因素。克里米亚半岛与俄罗斯之间被刻赤海峡隔开，却通过交通线与乌克兰本土连接在一起。战争、德国的占领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驱逐等事件破坏了克里米亚半岛的经济，其重建需要来自乌克兰的帮助。

克里米亚在1950年向国家上缴的粮食、烟草和葡萄数量分别只有1940年的五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从俄罗斯联邦来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定居者们无法适应当地的环境，对当地经济的重建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当赫鲁晓夫在1953年访问这个半岛时，沮丧的定居者们将他的轿车团团围住，要求得到援助。赫鲁晓夫从克里米亚直奔基辅，开始关于将克里米亚移交给乌克兰的谈判——他认为乌克兰有责任帮助这个陷于经济困境中的地区，也相信乌克兰的农业专家们知道该如何对付干旱和在干草原地区种出粮食。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代理人和莫斯科的同僚向他提供了支持。到了1954年2月，乌克兰、俄罗斯和全苏联的最高苏维埃已经签署了移交协议。

克里米亚成了乌克兰的一部分。这是乌克兰领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基于地理和经济考虑而非出于族群因素的扩张。在克里米亚的120万居民中，俄罗斯人占了71%，乌克兰人只有22%。新的安排以及来自乌克兰政府的投资和技术对这个半岛不无裨益。从1953年到1956年，克里米亚的葡萄酒产量增长了一倍，发电量则增长了近60%。不过，克里米亚经济的主要增长发生在下一个10年中，其原因是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修建——这条运河的第一期工程在1963年完成。随着工程在接下来的年头里继续推进，这条运河让第聂伯河总水量的30%得以进入克里米亚，灌溉了超过6 000平方千米的农业用地。此外运河还成为费奥多西亚、刻赤和苏达克的用水来源。

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于1956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秘密讲话为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的命运开启了一个新纪元。这位新领导人抨击约瑟夫·斯大林掀起的对党员的清洗运动违反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他并没有提到数百万非党员所受到的迫害，没有提到1932年和1933年的大饥荒，也没有提到对许多民族进行的整体人口迁移。随着赫鲁晓夫讲话启动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不断推进，许多乌克兰前领导人——如斯坦尼斯拉夫·科肖尔、弗拉斯·丘巴尔和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都获得了政治平反。乌克兰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的新名字）和乌克兰总检察院重新审查了近100万件政治恐怖受害者的案件，平反了近30万人。被控持乌克兰民族主义立场、参加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和与德国人合作等罪名的人所受的起诉和判决则仍然有效。不过，仍有数以万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地下组织成员从古拉格系统中被释放出来，那些幸存在世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主教和神父们也同样获释。这些人一经获释，克格勃就对他们中的大多数实施了监控。

赫鲁晓夫本人也是一名信徒——他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公开向他的人民和全世界宣布：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将在接下来的20年中奠定。用当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语来说，这就意味着生产大量消费品的能力，而当时苏联正处于消费品供应短缺之中。赫鲁晓夫还在党内通过了一份新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对这一确定了共产主义天堂降临日期的世俗宗教的推动与对传统宗教进行的斗争同步进行。战后在去斯大林化过程中，赫鲁晓夫对宗教团体实施了新的压迫政策，承诺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消灭宗教，还保证会在不远的将来在电视上播出最后一名宗教信仰者的镜头。20年代和30年代的反宗教运动得以复兴，成千上万的东正教堂、清真寺、犹太会堂和祈祷所遭到关闭。从1960年到1965年，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数量从8 207个下降到4 565个，减少了接近一半。乌克兰东部和中部的宗教组织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当局在加利西亚则更谨慎，不想因为关闭太多教会而驱使新改宗的东正教信徒们转投处于地下状态的乌克兰天主教会。

许多人都明白对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预言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段，然而斯大林式恐怖统治的结束、某些类别的政治犯的获释以及揭露斯大林执政时期阴暗面的作品得以出版（其中包括曾在1945年至1953年间沦为古拉格囚犯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6]的作品）等现象都制造出一种被称为“赫鲁晓夫解冻”的相对自由的气氛。在乌克兰，“赫鲁晓夫解冻”的标志是在斯大林统治晚期作品被禁的一批作家和艺术家重归公众视野，其中包括乌克兰最著名的电影制作人亚历山大·多夫任科[17]——他终于得以结束自己在莫斯科的流放状态，回到家乡重新开始工作。在40年代和50年代曾遭到批判的诗人马克西姆·雷利斯基和弗拉基米尔·索休拉也重新活跃起来。他们促进了新一代乌克兰诗人的成长，其中包括伊凡·德拉奇[18]、维塔利·科罗迪奇[19]和莉娜·科斯坚科[20]等“60年代”诗人中的领军人物。这一代诗人不断寻求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化的限制。

面对那些感到焦虑的干部，党的新路线则被包装成向“列宁主义原则”的回归。这意味着许多东西，其中包括终结对党政机关的清洗和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去中心化。这两项转变都令各地区和各共和国精英阶层的力量得到增强。乌克兰的干部们非常欢迎这样的新机遇。各地建立了负责经济发展的地方委员会（另一项向20年代政策的回归），这让乌克兰的当权者掌握了位于本国境内企业的90%以及全部农业设施。较之他们的前任，此时的当权者们独立于中央的程度大大提高了。从50年代初开始，乌克兰的管理者们就变成了当地官员，几乎不再有来自俄罗斯或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党政官员流入。地方干部们互相之间连接成一种裙带网络，而党机关第一把手的位置则由他（当时的党机关中很少有女性身影）对其上级的个人忠诚决定。乌克兰共产党的这张网络一直延伸到克里姆林宫，由此变得比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中的网络更加稳定和独立。

赫鲁晓夫的改革促进了苏联工业的惊人发展，也让苏联社会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他提出的五层廉价公寓（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公寓）建设计划改变了每一座苏联城市的天际线，让数以十万计的市民得以从临时居所和狭小的社区公寓搬进配备了暖气、自来水和室内厕所的独立公寓。在赫鲁晓夫时代，尽管大部分国家资源都流向了对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和西伯利亚自然资源的开发，乌克兰仍是新的工业增长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之一。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第聂伯河上又出现了三座新的水电站，改变了自然的河水流向，形成了巨大的人工湖，淹没农田和附近的矿山，并永久性地改变了当地的生态。为生产农业杀虫剂和大众消费品而建起的化工项目增强了乌克兰的经济实力，却也增加了乌克兰生态系统的压力。乌克兰还深深地参与到苏联的核计划和太空计划中。这两项计划都是伴随了几乎整个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的产物。铀矿在1648年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与波兰王室军队之间的第一次战役发生地附近的城镇若夫季沃季被发现并得到开采。欧洲最大的导弹工厂则兴建于附近的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乌克兰对苏联实现进入太空的突破同样贡献巨大。作为对这一贡献和乌克兰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序列中象征性地位的认可，第一名搭乘苏联火箭进入太空的非俄罗斯宇航员就是乌克兰人。这名宇航员名叫帕夫洛·波波维奇[21]，出生于基辅地区。他在1962年首次进入太空，并在1974年再次实现太空之旅。

可以预见，苏联的太空计划发展和军工项目并未为民众带来多少福利，反而让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濒临饥荒。这次食品短缺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农业生产遭遇了一系列旱灾。这一次，政府不再像1932—1933年间和1946—1947年间那样继续出口粮食，而是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从而避免了重复上述时期的灾难。这一举动成为与斯大林时代分道扬镳的标志。通过大幅提高农业产品的收购价（其中粮食价格提高了7倍），赫鲁晓夫努力减轻农民们的困境，增加集体农庄的生产效率。他还将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们的自留地削减了一半，认为这样可以让他们免于家中的额外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集体农庄的耕作。

然而赫鲁晓夫出于善意的政策没能带来他期待的结果。他继续保留着集体农庄应该种植什么作物以及如何种植的决定权，努力推动玉米产量的增长，然而玉米无法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官僚们所选定的地区生长，最终也没能长出来。赫鲁晓夫试图让农民获得更多休息时间，却因此削弱了自留地上的农业产出。从1958年到1962年，农民们个人拥有的家畜数量从2 200万头下降到1 000万头，减少了一半多。旨在增加生产力、提高乡村地区生活水平的改革反而让城市中的农业产品价格飞涨：黄油的价格增长了50%，肉类价格则增长了25%。50年代成为许多城市居民记忆中失去的天堂，而农民们则更喜欢60年代。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身边小圈子的成员们（包括他来自乌克兰的门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尼古拉·波德戈尔尼在内）通过一场政变将赫鲁晓夫赶下了台。赫鲁晓夫为苏联带来改革，却没有多少苏联公民为他说好话。他们反而充分利用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提供的机会，公开对这位被推翻的领袖和他的经济政策提出抱怨，因为他的经济政策让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让农业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

苏联的新领导人们发动政变的部分原因在于担心赫鲁晓夫会将经济困境归咎于他们，并剥夺他们的权力。他们决定放慢脚步，废除了地区经济委员会，在莫斯科重建全国性的政府部门，将之作为苏联经济的主要管理机构，从而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不过他们并未触动处于高位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由此将农业从斯大林时代的收入来源变成了一个不断需要新补贴的经济黑洞。集体农庄中的农民们的生活从来不易，此时也有了小小的改善，然而他们的生产效率并未能提高。此外，新领导人们一直没有恢复农民的自留地份额，而是继续压制农业领域中个人的积极性。与赫鲁晓夫一样，他们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官方目标，却又担心私有财产和个人积极性带来的威胁。

赫鲁晓夫下台了，接替他成为党的第一把手的是缺乏理想主义色彩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这使得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明天”宣传运动逐渐降温，斯大林时代那种对公共讨论的管制也得以恢复，高压政治卷土重来。作为转变的信号，新的领导层逮捕了两名在西方出版作品的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22]和尤里·丹尼尔[23]，并以从事反苏活动的罪名起诉他们。逮捕发生在1965年秋，即赫鲁晓夫被解职之后一年。1966年年初，这两名知识分子被分别判处7年和5年苦役。这场审判意味着“赫鲁晓夫解冻”寿终正寝。

在乌克兰，逮捕行动始于1965年夏天，比上述事件还要早上几个月。基辅和利维夫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解冻”时期开始进行文学和文化活动，如今却成为克格勃的目标。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早期活动家叶乌亨·斯维尔斯丘克[24]在后来将他们的活动定性为一场为“年轻的理想主义……对真理和正直的寻觅……以及对官方文学的拒斥、抵抗和反对”所驱动、主要发生在文化领域的运动。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关注乌克兰民族及其文化的命运，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进行论争，不断挑战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和“重归列宁主义”运动所设定的限制。这一点在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第一批“萨姆维达夫”（samvydav，俄语读作samizdat，意为“自行出版”）作品之一《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篇文章写于1965年针对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的第一次逮捕行动之后不久，作者是年轻的文学批评家伊凡·久巴[25]。文章认为斯大林主义的苏维埃民族政策已经脱离了列宁主义方向，成为国际主义的敌人，并为俄罗斯沙文主义所绑架。

当局在政治上越来越僵化，对各种形式的反对也越来越不能容忍。然而，在乌克兰，“赫鲁晓夫解冻”却并未随着第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被捕而结束，并在某些方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点至少在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的复兴上体现得十分明确。这场复兴运动拥有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彼得罗·谢列斯特[26]。谢列斯特出身于乌克兰东部哈尔基夫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在20年代加入共产党。与同时代的民族共产主义者们（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获得平反，还在60年代的乌克兰受到纪念）一样，谢列斯特相信自己的主要任务不是听从莫斯科的命令，而是推进乌克兰的经济发展，并支持乌克兰的文化。此时俄语给乌克兰语造成的压力与日俱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乌克兰语学校的学生数量就不断下降，而俄语学校学生所占的比例却从1939年的14%升高到1955年的25%，在1962年更是超过了30%。

这样的数据让彼得罗·谢列斯特感到不安。他主导了一场新的乌克兰身份认同建构运动。这种身份认同以乌克兰在击败德国侵略中做出的贡献和其在苏联中提高的地位为傲，将对社会主义实验的忠诚、乌克兰本土爱国主义和对乌克兰历史文化的推崇融为一体，堪称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苏维埃身份认同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罗马尼亚乃至外喀尔巴阡地区形成的民族认同的结合。尽管苏维埃元素在这种身份认同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却也不得不做出调整，在文化上变得比在别的情况下更有乌克兰色彩，变得更加自信。

这一时期莫斯科的政治局势与20年代颇有相似之处，让谢列斯特得以回归民族共产主义理念，并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仍长期保有实践这种理念的能力。与20年代一样，60年代有许多政治派系参与到对党和政府的控制权的争夺中，来自乌克兰共产党干部的支持在莫斯科变得十分重要。当时勃列日涅夫集团正面临以克格勃前首脑亚历山大·谢列平[27]为首的干部集团的竞争，谢列斯特乐意以向勃列日涅夫提供支持来为乌克兰换取有限的政治和文化自治权。这一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在1972年走向终点。其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将谢列平边缘化，决定开始对付谢列斯特。后者在1972年被调往莫斯科。尽管谢列斯特仍是位于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因他的著作《啊，乌克兰，我们的苏维埃故乡》（O Ukraine, Our Soviet Land）而被批判为倒向民族主义，因为这本书充满了对乌克兰历史和乌克兰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成就的骄傲之情。

勃列日涅夫以他的忠实党羽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28]替代了谢列斯特。谢尔比茨基来自勃列日涅夫的家乡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派在莫斯科和基辅排挤了其他乌克兰干部，对党和国家机器的控制越来越牢固。随着谢列斯特离开乌克兰，他的追随者遭到清洗，而乌克兰知识分子群体也受到攻击。“民族共产主义”作品《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的作者伊凡·久巴由于他在1965年的这篇作品，被判5年劳改外加5年国内流放。米哈伊洛·布莱切夫斯基[29]和其他许多研究1917年之前的乌克兰历史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哥萨克时期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学者被逐出了乌克兰科学院等机构。克格勃补上了它在彼得罗·谢列斯特掌管乌克兰时无力完成的任务。然而，高压措施所能做的仅限于此，并且总会结束。下一次，当乌克兰共产党精英阶层和乌克兰知识分子建立起反抗莫斯科的共同阵线时，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团结在重归列宁主义理想的口号之下。

[1]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指1945年4月到6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起草《联合国宪章》。

[2] Maksym Rylsky（1895—1964），乌克兰诗人，曾获列宁奖和斯大林奖。

[3] Andrei Zhdanov（1896—1948），斯大林时期主管意识形态的苏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曾被斯大林属意为其继承人。

[4] Mikhail Zoshchenko（1894—1958），苏联讽刺作家。他对社会现象的讽刺使他在20世纪20—30年代广受欢迎，但自1946年日丹诺夫批判后，他的作品不能出版，只能从事翻译工作。

[5] Ostap Vyshnia（1889—1956），原名帕夫洛·胡本科，乌克兰讽刺作家。

[6] Volodymyr Sosiura（1898—1965），乌克兰抒情诗人。

[7] Solomon Mikhoels（1890—1948），苏联犹太演员、莫斯科国家犹太剧院的艺术指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在1948年被斯大林下令暗杀。

[8] Polina Zhemchuzhina（1897—1970），苏联犹太裔女政治家，莫洛托夫之妻。

[9] Lavrentii Beria（1899—1953），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长期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的权力斗争中失败，遭到撤职并被秘密处决。

[10] Georgii Malenkov（1902—1988），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在斯大林去世后曾短时间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并于1953年3月5日至1955年2月8日期间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在1957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1961年被开除党籍。

[11] 1990年之前，俄罗斯没有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其地区党务由苏共中央直接负责。

[12] Oleksii Kyrychenko（1908—1975），苏联政治家，在1957年至1960年间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13] Nikolai Podgorny（Mykola Pidhorny，1903—1983），乌克兰裔苏联政治家，曾在1957年到1963年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65年至1977年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4] 此即苏共。

[15] 见本书第10章。

[16] 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苏联-俄罗斯著名作家、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其作品有《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

[17] Oleksandr Dovzhenko（1894—1956），苏联电影编剧、制片人和导演，被视为苏联早期最重要的电影制作人之一和苏联电影蒙太奇理论的先驱之一。

[18] Ivan Drach（1936年生），乌克兰诗人、编剧、文学评论家和政治家，乌克兰人民运动的创立者之一。

[19] Vitalii Korotych（1936年生），乌克兰作家、记者。

[20] Lina Kostenko（1930年生），乌克兰女作家、诗人，1987年舍甫琴科奖获得者。

[21] Pavlo Popovych（1930—2009），苏联宇航员。他是苏联第四位和全球第八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

[22] Andrei Siniavsky（1925—1997），俄罗斯作家，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

[23] Yulii Daniel（1925—1988），苏联作家、诗人、翻译家，持不同政见者。

[24] Yevhen Sverstiuk（1928—2014），乌克兰文学和社会批评家，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

[25] Ivan Dziuba（1931年生），乌克兰文学批评家、社会活动家，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曾任乌克兰文化部长（1992—1994年在任）。

[26] Petro Shelest（1908—1996），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63—1972年在任）、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1964—1973年在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72—1973年在任）。

[27] Aleksandr Shelepin（1918—1994），苏联政治家、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克格勃首脑（1958—1961年在任）。

[28] Volodymyr Shcherbytsky（1918—1990），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政治家，曾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65—1972年在任）和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72—1989年在任）。

[29] Mykhailo Braichevsky（1924—2001），乌克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

第25章

再见，列宁

1982年11月15日，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公民们都紧紧盯着他们的电视机屏幕。每个频道都在播放一条从莫斯科发出的消息：苏联领导人、众多外国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的莫斯科人都聚集在红场上，送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个统治这个超级大国长达18年的乌克兰人。他身患慢性病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几天前在睡梦中死去。许多从不知有其他领导人的电视观众难以相信“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为了世界和平不知疲倦的战士”——这是官方宣传机构对他的颂词——就这样走了。他的老人政治冻结了苏联社会向上的活力，让所有改变的希望破灭，似乎拥有让时间停止的力量。对此，官方使用的术语是“稳定”。很快勃列日涅夫时代就将被人们称为“停滞时期”。

在1966年到1985年的20年间，乌克兰的年度工业增长率从8.4%下降到3.5%，而表现向来不佳的农业的增长率则从3.2%下降到0.5%。这还只是官方数字，在一个充斥着虚假报道的时代里没有太多意义。现实的情况更为严峻。苏联越来越依赖其通过向海外出售石油和天然气获得的硬通货。在70年代初，当苏联和西方的工程师们还在忙于修建将天然气从西伯利亚和中亚送往欧洲的管道时，产自乌克兰达沙瓦[1]和谢别林卡[2]的天然气被运往中欧而不是国内消费者家中，以换取硬通货。随着这些气田的枯竭，乌克兰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天然气进口国。

赫鲁晓夫曾向苏联民众承诺他们将会生活在共产主义时代。这一承诺从未变成现实，并已被当局的宣传家们彻底遗忘。苏联人生活水平的下降有如自由落体，仅仅当世界油价高企时才会稍微减缓。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之时，精英阶层和大众中的虚无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种虚无主义不仅针对共产主义，也针对“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词取代了共产主义成为官方对苏联社会形态的定义。随着勃列日涅夫的灵柩被放进克里姆林宫围墙附近新开掘的墓穴，克里姆林宫的钟楼报出下一个时辰，礼炮也齐声鸣放，宣布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到来。激进的改革尝试、急剧的经济下滑和强大苏联在政治上的分崩离析都将在这个新时代出现。在这个崩解过程中，乌克兰将走在前列，迎来自己以及其他那些不那么具有决定性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在那些站在列宁墓前的主席台上为已故的勃列日涅夫致祷词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一个人显得与众不同，他就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此时是11月，天气寒冷，然而满头银发的谢尔比茨基为了表达对勃列日涅夫的敬意，一直没有戴上帽子。谢尔比茨基在其政治生涯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勃列日涅夫的代理人，因此有理由感到悲伤。在勃列日涅夫意外辞世之前，克里姆林宫内部已有传言说勃列日涅夫会在即将到来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宣布辞职，将权力移交给谢尔比茨基，以此保证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派在这个国家的领导集团中的优势地位。谢尔比茨基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本地人，在被调往基辅前就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共产党首脑。然而勃列日涅夫死在了全会召开之前。新任的党的第一把手是克格勃前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3]。安德罗波夫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派毫无瓜葛，很快就会对勃列日涅夫的党羽们展开腐败调查。

葬礼之后，谢尔比茨基将会返回乌克兰，在那里韬光养晦，以求平安渡过这段叵测的时间。身体状况良好的他此时才64岁，在政治局成员中算得上是年轻人。他的直接竞争对手们年龄都比他大，健康状况也不佳。此外，在他执掌乌克兰共产党最高权力的时期，谢尔比茨基已经建立起一个忠于自己的代理人群体。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4]去世，而他的继任者康斯坦丁·契尔年科[5]于1985年3月病逝。谢尔比茨基活到了他们去世之后，然而此时他攀上莫斯科权力之巅的机会已经过去了。由尼基塔·赫鲁晓夫建立、由勃列日涅夫加强的俄罗斯-乌克兰上层之间的合作关系此时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新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上台。他精力过人，与乌克兰共产党机构没有任何关联。戈尔巴乔夫的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他在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混居的北高加索地区长大，从小就对乌克兰民歌耳熟能详，然而他首先是一位苏联爱国者，对俄罗斯之外的任何加盟共和国都没有特别的感情，并将勃列日涅夫的盟友们在各加盟共和国创建的代理人网络视为对他的权位和他上台伊始就启动的改革计划的威胁。

那条在此前30年中不断将乌克兰干部向莫斯科输送的传送带很快就停止了运行。戈尔巴乔夫从俄罗斯各地区调来新人，其中包括后来击败他的鲍里斯·叶利钦[6]。1986年12月，戈尔巴乔夫打破了自斯大林去世以来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默契——每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首脑都必须是本地人，且须来自本地第一民族。他将俄罗斯人根纳季·科尔宾[7]“空降”到哈萨克斯坦，替换了忠于勃列日涅夫的哈萨克人丁穆罕默德·科纳耶夫[8]。与叶利钦一样，科尔宾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位于乌拉尔山区的工业城市叶卡捷琳娜堡）的党组织培养出来的官员，与哈萨克斯坦从无关系，也不曾在那里工作。他的任命让哈萨克学生们走上街头，掀起了苏联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暴动。

1986年4月，距基辅不到70英里（约113千米）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在乌克兰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技术灾难。此后不久，莫斯科的新领导集团与乌克兰领导层之间的裂痕就公开化了。提议将核能带到乌克兰的是乌克兰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而当时担任乌克兰共产党首脑的彼得罗·谢列斯特希望为乌克兰迅速发展的经济提供新的电力，在60年代努力鼓吹这一方案。1977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开始并网发电时，包括“60年代”领军人物之一伊凡·德拉奇在内的乌克兰知识分子都对乌克兰进入核能时代表示欢迎。对德拉奇和其他乌克兰爱国者而言，切尔诺贝利意味着乌克兰向现代化更进了一步。然而，德拉奇和其他热情的核能鼓吹者没有留意到：这个项目的运行权力掌握在莫斯科手中，而电站大部分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来自乌克兰之外。乌克兰从切尔诺贝利获得电力，却对核电站内部事务几无发言权。与苏联其他所有核设施以及乌克兰大部分工业企业一样，这座核电站归属苏联政府部门管辖。这座核电站与在这里发生的那次事故都以俄语对附近那座城市的拼写命名，并为世界所知——也就是切尔诺贝利（Chernobyl、俄语Чернобыль），而非乌克兰语的乔尔诺贝利（Chornobyl、乌克兰语作Чорнобиль）。

1986年4月26人，由于一次失败的涡轮机测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直到此时，乌克兰领导人们才突然意识到他们对自身的命运以及这个共和国的命运多么缺乏掌控。一些乌克兰官员被邀请加入中央政府负责处理事故后果的委员会，却几乎没有发言权，只能听从莫斯科以及莫斯科派出的现场代表的指令。他们负责组织核电站周围30千米范围内居民的重新安置工作，却不被允许将事故的规模和它对自己同胞健康的威胁告知全体乌克兰人。这个加盟共和国的政府对乌克兰命运掌控权的有限程度在1986年5月1日早上变得昭然若揭。这一天发生了风向改变，原本向北和向西的风向转为向南，使辐射云飘向乌克兰首都。这座城市拥有超过200万人口，而辐射状况正在发生快速变化。考虑到这一点，乌克兰当局试图说服莫斯科取消原计划的国际劳动节游行，却没能成功。

5月1日，当党的组织者们让组成队列的学生和工人走上基辅大街，准备开始游行时，共和国领导人中有一位非常引人注目地缺席了，那就是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在五一节游行时迟到。当他乘坐的豪华轿车最终出现在基辅的主要街道和游行的核心路段赫雷夏蒂克大街时，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发现谢尔比茨基流露出明显的不安。“他告诉我：要是你搞砸了这次游行，就请直接退党吧。”这位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对他的助手们说。没有人不明白这句话里那个没被提到名字的“他”是谁——整个国家里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威胁将谢尔比茨基开除出党，那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尽管辐射水平正在快速上升，戈尔巴乔夫仍旧命令他的乌克兰下属照常执行任务，以向全国和全世界显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而切尔诺贝利的爆炸也不会威胁到民众的健康。谢尔比茨基和其他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却觉得除了听从莫斯科的命令之外别无选择。游行按原计划举行，他们只能将它从四个小时缩短到两个小时。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反应堆的爆炸和部分熔毁将约5 000万居里的辐射量释放到大气中，这相当于500颗广岛原子弹释放出的辐射量。仅在乌克兰就有超过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受到辐射污染，比整个比利时的面积还要大。光是反应堆周围的隔离区面积就达2 600平方千米。爆炸发生后一周之内，有9万多居民从隔离区被疏散出来，其中大部分人从此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近5万名核电站建筑工人和运营人员居住在普里皮亚季城。这座城市至今仍处于遗弃状态，成为一座现代的庞贝城和苏联最后岁月的纪念碑。在普里皮亚季城中建筑物的墙上，至今仍能看到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共产主义建设者们的肖像，也能看到赞美共产党的口号。

在乌克兰，有2 300个定居点和超过300万人受到辐射尘的直接影响，因依赖第聂伯河和其他河流水源而受到这场爆炸威胁的人口则有近3 000万。这次事故对乌克兰北部的森林地带也是一场灾难。这里是乌克兰最古老的定居区域，千百年来当地居民一直在这里躲避来自草原的入侵者。现在这些曾让人们免于游牧民族伤害、曾为1932—1933年大饥荒幸存者提供食物的森林却变成了毁灭之源。树叶成了辐射源，而辐射这一看不见的敌人让人无从躲避。这是一场世界级的灾难，而乌克兰是除了毗邻的白俄罗斯之外对这场灾难感受最为痛切的地区。

辐射影响了从党的领导层成员到普通大众的每一个人，因此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让乌克兰党内和社会各界对莫斯科及其政策的不满急剧增长。当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动员乌克兰人面对这场灾难的后果并打扫中央留下的烂摊子时，许多人不禁要问自己：为何他们要拿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生命来冒险？他们在餐桌旁抱怨中央的失败政策，向他们信任的人吐露失望情绪。然而乌克兰的作家们不愿保持沉默。在1986年6月的一次乌克兰作家协会会议上，许多在10年前曾为核能的到来欢呼的人，开始将它谴责为莫斯科用来控制他们的国家的工具。伊凡·德拉奇是引领这场攻击的人之一。他的儿子是基辅一所医学院的学生，在事故后不久就被派往切尔诺贝利——没有接受合格的培训，也没有防护设备——并因受到辐射而中毒。

切尔诺贝利的灾难让乌克兰觉醒了，让人们开始思考诸如加盟共和国与中央的关系和共产党与民众的关系这样的基本问题，并促成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多年死寂之后的第一场公共大讨论——这个社会正在努力夺回自己的发言权。“60年代”的领军人物站在了这场运动的最前列，他们中包括作家尤里·谢尔巴克[9]。谢尔巴克在1987年年末成立了一个环保团体，后来发展成为绿党。环保运动将乌克兰视为莫斯科行为的牺牲品，因此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乌克兰最早的民族动员形式之一。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不仅让乌克兰共产党领导层与他疏远，还让拥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充满民族意识的知识阶层动员起来反对身为统治上层的前者。结果证明，乌克兰的这两个彼此冲突的群体——共产党体制内集团和新生的民主反对派——将会在对莫斯科统治集团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反对中找到共同利益。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许多方面都称得上是“60年代”的领军人物。他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运动的影响，也受到苏联和东欧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60年代宣传的社会主义改革理念启发。1968年“布拉格之春”[10]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兹德涅克·姆利纳日[11]正是戈尔巴乔夫5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读书时的室友。戈尔巴乔夫与他的顾问们希望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让它变得更有效率，“对用户更友好”，或者如1968年苏联入侵之前布拉格人所说：要创造一种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首先从“加快”苏联经济发展着手。这不需要根本性的改革，却强调对现有机构和资源进行更有效率的利用。然而此时的苏联经济能加快的只有衰落的速度。正如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笑话所说：“我们曾站在深渊边缘，不过从那以后我们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加速”的话语很快就让位于“改革”政策，这要求莫斯科的各部放弃决策权，并且不像赫鲁晓夫时代那样将之转交给各地区和各加盟共和国，而是交给各个独立的企业。这令中央的官僚机构和各地的领导人感到头痛，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更让他们寝食难安。如今下层也可以对他们发出批评，并且受到莫斯科媒体的鼓励。“改革”政策在一开始让这位新领导人和他的改革派观点获得了来自知识分子和城市知识阶层的支持。这些人已经受够了勃涅日涅夫时代对公共生活的控制和官方宣传中的谎言。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从社会下层进行政治动员创造了机遇。在乌克兰，那些60年代和70年代的异议者刚刚从古拉格系统中被放出来不久，就成为利用这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气氛的先锋。1988年春，他们建立起“改革”时期乌克兰第一个公开的政治组织——乌克兰赫尔辛基同盟[12]。这个同盟的大部分成员此前都属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包括其领导者、在莫斯科接受律师训练的律师列夫科·卢基扬年科[13]在内——他在监狱里和国内流放中度过的岁月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是一个创建于1976年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以监督苏联政府履行1975年夏天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所确定的人权义务为己任。如果说赫尔辛基小组和后来的赫尔辛基同盟的许多成员在60年代时都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期待恢复“列宁路线”的民族政策的话，那么1972年彼得罗·谢列斯特被调离乌克兰和同期发生的逮捕行动则让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彻底破灭。赫尔辛基运动为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人权理念，其中包括个人和民族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权利。

在“改革”时期的头几年，对民族文化尤其是语言的保护是业已被动员起来的乌克兰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乌克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组织就是乌克兰语言（保护）协会。这个协会创建于1989年，而到了当年年底，它已经拥有15万会员。乌克兰知识分子们认为乌克兰民族的根本——乌克兰的语言和文化——正在受到威胁。其中语言受到的挑战尤其突出。根据1989年的普查结果，乌克兰5100万人口中有73%是乌克兰族，然而这部分人中只有88%声称乌克兰语为他们的母语，而将乌克兰语当作常用语言的更是只有40%。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进程——当乌克兰人从乡村迁入城市，他们在文化上就被俄罗斯化了。截至80年代，大部分乌克兰城市的人口仍以乌克兰人为主（像顿涅茨克这样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城市是极为少见的例外），然而，除了位于西乌克兰的利维夫之外，所有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常用语言都是俄语。乌克兰语言协会希望逆转这一进程，将那些不常说乌克兰语却自称乌克兰人并认为自己的子女应当说乌克兰语的人当作首要的宣传目标。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到了80年代晚期，苏联往往被描述为一个不仅未来不明确、连过去也不明确的国家。与其他非俄罗斯民族一样，乌克兰人努力尝试恢复被苏联官方史学和宣传掩盖数十年之久的历史。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的历史著作重新进入了公共空间，印数达到数十万册，成为这场“恢复”运动的起点。作品得到重印的还包括20年代的一批作家和诗人——他们是所谓“被砍头的乌克兰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其中许多人没能活过30年代的恐怖时期。与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记忆协会[14]在乌克兰也成为挖掘“大清洗”时代斯大林政权的罪行的领导者。在这一方面，乌克兰知识分子们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属于他们祖国的故事要讲。其中第一个故事就是此前被当局完全掩盖的1932—1933年大饥荒，第二个故事则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反抗军战士们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进行的武装抵抗苏联运动。

大饥荒是乌克兰东部记忆的一部分，而民族主义抵抗和暴动则是西乌克兰的特征，然而某一历史叙事想象的复活却能将东部和西部联合起来，那就是关于哥萨克历史的故事。彼得罗·谢列斯特在1972年被调离之后，当局曾对历史学家和作家群体中所谓的“亲哥萨克派”进行了一次清洗，将对哥萨克历史的兴趣等同于民族主义思想的表达。此时，随着官方历史世界观的崩溃，哥萨克神话重回公众视野。没错，正如勃列日涅夫的宣传家们所认为的，这一神话的确与民族主义思想紧密相关。

乌克兰活动家们——其中许多人来自加利西亚和西乌克兰——在1990年夏天组织了一场“东进”，即对第聂伯河下游地区扎波罗热和哥萨克遗迹的一次大规模朝圣活动，旨在“唤醒”这个加盟共和国东部地区民众的乌克兰身份认同。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成千上万的民众动员起来，并普及了另一版本的乌克兰历史——与那个在仍旧十分亲共的南乌克兰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版本不同。第二年，原本反对这次“东进”的当局决定加入日渐崛起的哥萨克神话潮流，在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都举办了哥萨克历史纪念活动，却没能收获期待中的政治红利。党和党的信用正在急剧崩溃之中。

“得有多白痴才会想出‘改革’这个词？”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时，谢尔比茨基对他的下属们说道。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对基辅的访问中要求经过克格勃筛选的民众向地方领导层施加压力。谢尔比茨基当时在场，他转向自己的助手，指向自己的脑袋，暗示戈尔巴乔夫头脑混乱，并问道：“那他到底还有什么人可依赖呢？”1989年9月，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对勃列日涅夫政权在政治局中的最后遗老——谢尔比茨基本人——发动进攻了。他在当月来到基辅，告知当地共产党领导层：苏共中央政治局已经表决同意将谢尔比茨基赶出政治局。于是乌共中央委员会也别无选择，只能免去谢尔比茨基的第一书记职务。不到半年，谢尔比茨基选择了自杀：他无法面对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结，也无法面对他一生维护的那个政治和社会体制的终结。

在不止一个意义上，1989年都是乌克兰政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首先，随着第一次半自由的苏维埃议会选举，大众政治得以兴起；其次，第一个大众政治组织“人民改革运动”[15]得以出现，这个被简称为Rukh（运动）的组织的成员数量在1989年秋天就达近30万，到1990年年底又翻了一倍还多；最后，曾被斯大林政权赶入地下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也在这一年被合法化，其成员数以百万计。1990年，新的乌克兰议会选举更是戏剧性地改变了乌克兰的政治版图。民主派代表们组成了被称为“人民会议”的党团。尽管“人民会议”的成员仅占议会代表总数的四分之一，却改变了乌克兰政治的基调。同年夏天，乌克兰议会追随波罗的海诸加盟共和国议会和俄罗斯议会的脚步，宣布乌克兰为主权国家。这次宣言并未确定乌克兰退出苏联，却将乌克兰法律置于苏联法律之前。

中央无力制止各加盟共和国对自己主权的确认。苏联改革之父戈尔巴乔夫此时自身难保。共产党上层已经离他而去，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知识阶层也不再支持他。他的经济改革让整个经济体系失去了平衡，让产量数据出现螺旋下降，并让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共产党巨头们认为这场改革威胁他们的权力，被他们认为注定失败，并将进一步让他们的地位难保，因此对之十分不满。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们则认为这场改革还不够激进，实施得也过于缓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相互敌对的群体将戈尔巴乔夫，进而将整个中央视为共同的敌人。对主权和最终的完全独立的追求成为这些在乌克兰政治光谱中处于对立的势力实现合作的平台。

由于历史的原因，乌克兰各个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大众动员模式。在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布科维纳——也就是基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被划归苏联的地区——大众动员模式更接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遭苏联吞并的波罗的海诸国的模式。在这些地区，从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打着民主民族主义的旗号，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并取得了地方政府的控制权。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共产党中的精英集团尽管满心疑虑，却仍不肯放弃权力——由于戈尔巴乔夫的缘故，他们的继续存在取决于他们在共和国议会和地方议会中赢得选举的能力。当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选举56岁的沃里尼亚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16]为其新主席时，这名新领导人来自西乌克兰的事实看上去仍无足轻重。然而时代正在发生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让议会在政府体系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分支。到了1990年年底，老谋深算的克拉夫丘克已经成为乌克兰权力最大也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他是唯一能与正在兴起的、主要植根于西部地区的反对运动对话的乌克兰官员，在共产党上层集团中也有相当多的支持者——这些人谋求乌克兰的政治和经济自治，被称为“持主权立场的共产党人”。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克拉夫丘克展现出真正的政治才能。他在各个议员群体中游刃有余，操纵议会向取得主权并最终取得独立的方向前进。克拉夫丘克遭遇的第一次能力考验发生在1990年秋天。由于受到立陶宛在当年3月宣布独立的警示，也由于其他加盟共和国中日渐兴起的独立运动，戈尔巴乔夫屈服于来自其政府中强硬派的压力，默许了对民主自由化的反击。在乌克兰，占议会多数的共产党通过了一条法律，禁止人们在议会大厦附近示威，并批准逮捕了议会中人民会议的一名成员。然而事态的演变让共产党强硬派们大吃一惊。1990年10月2日，数十名来自基辅、利维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学生冲进了基辅城中的十月革命广场（后来的独立广场，又被称为“玛伊当”[17]）开始绝食抗议。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乌克兰政府总理辞职以及乌克兰退出新的联盟条约谈判——那是戈尔巴乔夫为挽救苏联而提出的方案，将赋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大的自治权。

面对学生的绝食，当局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反应。政府出动了警察以驱散抗议者，基辅市议会却允许抗议继续。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绝食抗议者增加到150人。当政府组织其支持者驱赶学生时，近5万名基辅人来到广场上保护绝食的学生。很快，基辅的所有大学都开始罢课。抗议者们向议会进发，占领了议会大厦前的广场。一方面受到街头抗议的压力，一方面被克拉夫丘克和议会温和派劝说做出让步，议会中占多数的共产党最终决定让步。他们允许学生在电视上提出自己的诉求，还解除了参与新联盟谈判的政府首脑的职务。这是乌克兰学生和整个乌克兰社会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1990年10月在基辅市中心发生的事件在后来被称为“第一次玛伊当”。第二次玛伊当将会出现在2004年，第三次则会在2013年和2014年发生。

1991年8月1日，美国总统乔治·H. W.布什从基辅飞往莫斯科以促成乌克兰留在苏联内部。此时乌克兰的政治团体因目标不同已分为两派。持民族民主主义立场的少数派希望完全独立——乌克兰国内的独立呼声在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之后日益高涨。议会中占多数的共产党人想要的则是在一个改革后的联盟中拥有更大的自治权——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戈尔巴乔夫尝试用武力阻止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共和国的独立行动，却在1991年年初遭到失败。随后他呼吁用全民公投来决定联盟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公投于1991年3月举行，投票者中有70%支持成立一个经过改革的新联盟。戈尔巴乔夫也重启了与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谈判——谈判对象包括俄罗斯的鲍里斯·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试图说服他们组成更松散的联盟。他与这些人于1991年7月下旬达成协议，然而乌克兰却不打算签字。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他的代表团主张的是另一种解决方案，即由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组成一个邦联，而乌克兰的加入需要满足它自己提出的条件。

在对乌克兰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布什选择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他的讲话被美国媒体称为“软弱的基辅讲话”，因为这位美国总统竟然不愿支持乌克兰民族民主主义派代表们对独立的追求。布什倾向于让波罗的海诸国独立，但仍将乌克兰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结为一体。他不愿在世界舞台上失去一个可靠的伙伴——戈尔巴乔夫和他所代表的苏联。此外，苏联出现不受控制的解体的可能性也让布什和他的顾问们感到担忧，因为这可能导致各个拥有核武器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除了俄罗斯之外，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土上都有核武器部署。布什在对乌克兰议会的演讲中呼吁他的听众放弃“自杀式的民族主义”，并避免将自由与独立混为一谈。占多数的共产党人对布什的演讲表示热烈欢迎，而占少数的民主派则感到失望：华盛顿、莫斯科和乌克兰议会中的共产党代表结成的联盟对乌克兰的独立构成了巨大障碍。谁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月结束之前，乌克兰议会竟以几乎一致通过的方式选择了独立。到了11月底，原先担心这个后苏联国家（post-Soviet state）出现混乱和核战争的白宫也对这次投票表示了支持。

促使乌克兰议会中的保守派代表改变想法，乃至在后来让整个世界改变想法的，是1991年8月19日强硬派在莫斯科发动的反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这次政变事实上在前一天开始于乌克兰，更准确地说，是在克里米亚——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此地避暑。8月18日傍晚，政变者出现在位于福罗斯[18]附近的戈尔巴乔夫的海滨别墅门口，要求他实行军事戒严。戈尔巴乔夫拒绝签字，迫使他们自己采取行动。第二天，政变者们在克格勃首脑、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的领导下，宣布全苏联进入紧急状态。以克拉夫丘克为首的乌克兰领导层拒绝在乌克兰实行紧急状态措施，然而与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截然不同，他们没有对政变提出反对。当克拉夫丘克呼吁乌克兰人民保持冷静时，叶利钦却带领他的支持者走上街头，并在军队与抗议者之间的第一场流血冲突发生后迫使军队撤出了莫斯科。政变一方的犹豫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这场政变开始之后不到72小时就结束了，政变者们也遭到逮捕。莫斯科人走上街头，庆祝自由战胜了独裁，也庆祝俄罗斯战胜了苏联中央政府。

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却无法夺回他的权力。事实上他已成了另一场政变的牺牲品。这一次的政变领导者是叶利钦，他利用中央的衰弱，开始了俄罗斯接管联盟的过程。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撤回将自己的亲信任命为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队首脑的命令，并中止了苏联共产党的活动，这让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只能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俄罗斯正在成为联盟的实际控制者。这一意外的转折让1991年8月之前仍希望成为联盟一部分的各共和国对联盟失去了兴趣。此时乌克兰成了脱离联盟的领导力量。

1991年8月24日，也就是叶利钦接管联盟政府之后一天，乌克兰议会就独立问题举行了投票。“鉴于1991年8月19日的政变为乌克兰带来的致命威胁，也鉴于乌克兰千年以来的国家建构传统，”由列夫科·卢基扬年科（古拉格系统中服刑最长的囚犯，此时的乌克兰议会成员）起草的《独立宣言》这样写道，“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庄重宣布乌克兰从此独立。”投票结果出乎包括卢基扬年科在内的所有人意料：346名代表赞成独立，5人弃权，只有2人反对。1990年春天议会第一次会议以来一直反对独立的共产党多数派似乎消失了。克拉夫丘克和他的“持主权立场的共产党人”团体由于没有反对政变而遭到反对派的抨击，选择了向民族民主主义者靠拢，还将强硬派也一并带了过来——后者感到自己被莫斯科背叛，而且受到叶利钦对党发动的攻击的威胁。当投票结果出现在屏幕上，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议会大厦外聚集的人群也陷入了狂喜：乌克兰终于独立了！

卢基扬年科的宣言在提到乌克兰国家的千年历史时，指的是由基辅罗斯所开创的传统。事实上，他的宣言是20世纪以来乌克兰人的第4次宣布独立的尝试：第一次于1918年发生在基辅及随后的利维夫；第二次是在1939年的外喀尔巴阡；第三次是在1941年的利维夫。以上的独立尝试都发生在战争时期，最后都以悲剧收场。这一次的结果会有不同吗？答案将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揭晓。全民公投定于1991年12月1日举行，与之前确定的第一届乌克兰总统选举在同一天。这次公投将会确认或推翻议会选择独立的投票结果。公投方案的重要性体现在不止一个方面。在8月24日，这个方案让占议会多数的共产党人中那些对独立心存疑虑的人选择了投下赞成票，因为他们的投票毕竟还不是最终决定，仍有可能在将来被推翻。此外，公投还为乌克兰提供了一个脱离联盟同时又不与中央发生公开冲突的机会。在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3月举行的前一次公投中，约70%乌克兰人选择留在一个经过改革的联盟内，然而这一次公投将让乌克兰彻底独立出来。

戈尔巴乔夫相信支持独立的乌克兰人绝不会超过70%，叶利钦却没有这样的信心。1991年8月底，也就是乌克兰议会投票选择独立之后不久，叶利钦就吩咐他的新闻秘书发出一份声明：如果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俄罗斯将有权对这些共和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提出质疑。叶利钦的新闻秘书暗示克里米亚和包括顿巴斯产煤区在内的乌克兰东部将成为可能的争议地区，如果乌克兰坚持独立，它将面临被分割的威胁。随后叶利钦又派出了以他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兹科伊[19]将军为首的高级代表团，以迫使乌克兰扭转立场。然而乌克兰人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让鲁兹科伊两手空空地回到莫斯科。恐吓没能奏效，而叶利钦既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也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来兑现他的威胁。

1991年9月，乌克兰进入了一个政治新纪元。6名候选人参选总统，而且这6人在竞选中都支持独立。克拉夫丘克说服克里米亚当局暂时搁置将克里米亚半岛从乌克兰独立出来的计划，留待另一次公投来决定。民意调查显示：在所有民族团体和所有地区，独立的支持率都在上升。俄罗斯人和犹太人是乌克兰最大的两个少数民族群体，分别有超过1 100万人和近500万人，而这两个团体也都表达了对乌克兰独立想法的支持——在1991年11月，有58%的乌克兰俄罗斯人和60%的乌克兰犹太人支持独立。少数民族也开始拥护乌克兰的国家路线。他们对莫斯科比对共和国的首都表现出了更多的担忧和疑虑，这是1918年不曾出现的现象。

1991年12月1日，各种族群背景的乌克兰人都走进投票站决定他们的命运。面对投票结果，哪怕是最乐观的独立派也感到难以置信——投票率高达84%，其中支持独立的选民超过90%。西乌克兰地区走在了前面：加利西亚的捷尔诺波尔州有99%的投票者选择独立。然而中部、南部乃至东部也并未落后太多。中部的文尼察州、南部的敖德萨州和东部的顿涅茨克州的独立支持率分别高达95%、85%和83%。哪怕是克里米亚，支持独立的选民也超过了半数：塞瓦斯托波尔有57%的人选择独立，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独立支持率也有54%。（当时克里米亚人口中俄罗斯人占66%，乌克兰人占25%，而不久前刚刚开始返回故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只占1.5%。）在中部和东部，许多人既投票选择独立，也支持克拉夫丘克竞选总统。克拉夫丘克在普选中赢得了61%的选票，在除加利西亚之外的所有地区取得多数。加利西亚地区的胜利则归于利维夫地区政府首脑、在古拉格系统中被囚禁多年的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20]。乌克兰选择了独立，将其未来托付给一名被许多人认为既能在乌克兰众多宗教派别和民族之间取得平衡，也能在这个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历史和独立未来之间取得平衡的候选人。

乌克兰的独立投票宣告了苏联的终结。公投的参与者们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历史。那些尚依附于莫斯科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也因乌克兰而获得解放。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在白俄罗斯贝拉维察森林[21]的一座狩猎屋里与克拉夫丘克会面，最后一次尝试说服克拉夫丘克签署一份新的联盟条约。克拉夫丘克拒绝了，并将包括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在内的乌克兰各州的公投结果告知叶利钦。叶利钦只得退却，他告诉新当选的乌克兰总统：如果乌克兰不打算签字，那么俄罗斯也不会签。叶利钦曾不止一次向美国总统解释说：如果联盟中缺少了乌克兰，俄罗斯就会在数量和选票上被各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加盟共和国压倒。乌克兰和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一个联盟如果既没有乌克兰也没有俄罗斯，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对别的加盟共和国没有吸引力。于是，三位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在贝拉维察创建了一个新的国际性政治体，即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中亚各共和国于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苏联从此不复存在。

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在国家电视台发表了他的辞职讲话。苏联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元老院[22]的旗杆上降下，被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代替。基辅选择的国旗则为蓝黄两色，其中不再有对莫斯科与基辅之间关系的象征。不同的乌克兰政治力量曾在各种情势下进行过4次失败的独立尝试，而今却不仅结成一体，还获得了独立，从此走上自主道路。几个月前还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帝国已烟消云散，一个新的国家已经诞生。从前的共产党上层与年轻而雄心勃勃的民族民主主义领袖们携手创造了历史，让乌克兰成为欧洲最后一个帝国的掘墓人。现在，他们还需要找到办法，创造一个未来。

[1] Dashava，今乌克兰西部利维夫州城镇。

[2] Shebelynka，位于今乌克兰东部哈尔基夫州。

[3] Yurii Andropov（1914—1984），苏联政治家、苏共中央总书记（1982—1984年在任）。

[4] 原文作12月，有误。

[5] Konstantin Chernenko（1911—1985），苏联政治家、苏共中央总书记（1984—1985）。

[6] Boris Yeltsin（1931—2007），苏联和俄罗斯政治家、俄罗斯首任总统（1991—1999年在任）。

[7] Gennadii Kolbin（1927—1998），苏联政治家，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86—1989年在任）。

[8] Dinmukhamed Konayev（1912—1993），苏联政治家，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64—1986年在任）。

[9] Yurii Shcherbak（1934年生），乌克兰作家、编剧、政治家、传染病学家，曾任乌克兰环保部长（1991—1992年在任）和乌克兰驻以色列、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大使。

[10] Prague Spring，发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始于1968年1月5日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布拉格之春”导致苏联及华约成员国于当年8月20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1] Zdeněk Mlynář（1930—1997），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布拉格之春”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是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的有力支持者和智囊。

[12] Ukrainian Helsinki Union，乌克兰共和党的前身。“赫尔辛基”一词来自1975年37个国家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达成的《赫尔辛基协议》。1976年创立的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Ukrainian Helsinki Group）和1988年创立的乌克兰赫尔辛基同盟都主张苏联政府应实现《赫尔辛基协议》中对人权的保护。

[13] Levko Lukianenko（1927年生），乌克兰政治家，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

[14] Memorial Society，在多个苏联加盟共和国活动的历史和人权组织，致力于记录和公开苏联时期的历史，同时也关注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人权问题。

[15] The Popular Movement for Perestroika，乌克兰右翼政党，现名“乌克兰人民运动”。

[16] Leonid Kravchuk（1934年生），乌克兰首任总统（1991—1994年在任）。

[17] Maidan，基辅独立广场的简称，为乌克兰语“广场”（Майдан）一词的拉丁字母转写。

[18] Foros，克里米亚半岛南岸城镇。

[19] Aleksandr Rutskoi（1947年生），俄罗斯政治家、军人，曾任俄罗斯历史上唯一联邦副总统（1991—1993年在任）。他在1993年的莫斯科十月事件中被捕，后于1994年获得大赦。

[20] Viacheslav Chornovil（1937—1999），乌克兰政治家，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当代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领袖之一。

[21] Belavezha Forest，亦作比亚沃韦扎森林（波兰语作Białowieża），横跨波兰和白俄罗斯两国，是欧洲现存唯一的原始森林。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总统舒什克维奇在此签署协议，宣布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22] Senate building，位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的一座建筑，修建于1776年至1787年，最初是俄罗斯帝国的立法机构所在地，现为俄罗斯总统府的办公地点。

第26章

独立广场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讲话标志着苏联的正式终结，然而它的解体过程在那一天才刚刚开始。苏联的遗产不仅是凋敝的经济，还有一套社会经济基础结构，还有军队、思想方法，以及被共同的历史和政治文化绑在一起的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无论取代这个失落帝国的是一个由真正独立国家组成的联合体，还是一个新版本的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政治体，其结果都不会是理所当然。戈尔巴乔夫辞职之后，新当选的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他的助手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包括说服他们的俄罗斯同侪不要让独联体变成苏联的化身。这并非易事。

1991年12月12日，在俄罗斯议会批准独联体协议之际，鲍里斯·叶利钦对议会发表讲话说：“鉴于当今的局势，唯有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体才能让那个在许多个世纪中建立起来、如今却几近丧失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空间得以存续。”2014年3月，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叶利钦的继承者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他的前上司的这番话做出了响应：“在独联体诞生之初，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共和国都有许多人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新的主权联盟。”然而，就算当时乌克兰有一部分人这样想，他们也没有进入乌克兰议会，因为乌克兰议会在1991年12月20日发表了一篇立场相反的声明：“因其法律地位，乌克兰是一个独立国家，受国际法之约束。乌克兰反对将独联体变成一个拥有自身管辖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国家结构的做法。”

无论叶利钦的意图为何，乌克兰在独立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并打算利用独联体建立的协商机制来讨论“分手”的条件，而不是“复婚”的条件。俄罗斯将独联体视为一个重新整合后苏联时代空间的工具，乌克兰则坚持从莫斯科完全独立出来。1993年1月，乌克兰拒绝签署《独联体宪章》（Statute of the Commonwealth），因而没有成为这个它在两年前参与创建的组织的正式成员，这让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浮出了水面。乌克兰将在经济方面积极参与独联体的统筹和行动，但在军事方面则不会如此。《独联体宪章》从未得到乌克兰的签署。在整个90年代期间，基辅方面还多次拒绝与其他独联体成员国签署各种共同安保协议。在苏联武装力量的将来、核武器库控制权以及苏联黑海舰队处置方案等问题上，基辅都与莫斯科有着严重的分歧。

乌克兰领导层在早些时候已经决定以驻扎在乌克兰境内的苏联陆军和海军部队为基础，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海军。波罗的海诸国要求苏军离开，并从零开始创建自己的军队，而乌克兰人却不能这样做：驻扎在乌克兰的部队规模庞大，拥有超过80万名官兵，并不打算自愿离开。他们无处可去，因为俄罗斯当时已经被数以十万计从中东欧地区回归的部队人员的安置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为获取完全的主权，那些中东欧国家正在脱离莫斯科的影响范围，并一去不返。

乌克兰领导层把转化苏联军事力量为乌克兰部队的任务交给了时年47岁的科斯坦丁·莫洛佐夫[1]将军。他当时是驻扎在乌克兰的一支空军部队的司令，在1991年秋天成为乌克兰首任国防部长。莫洛佐夫出生于东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有一半俄罗斯血统，但他在1991年12月6日（贝拉维察会议和独联体成立之前不久）宣誓忠于乌克兰，将自己的命运与乌克兰独立的前景联结在一起。1992年1月3日，第一批苏联军官向独立的乌克兰宣誓效忠。乌克兰对80多万人苏联陆上武装力量的接收在1992年春天全部完成。军官们可以自由选择效忠乌克兰并留在军中服役或迁往俄罗斯或其他苏联地区。驻乌苏军部队中总计有7.5万俄罗斯人。大约1万名军官拒绝宣誓，选择了退役或调往他国。苏军中的普通士兵和士官各自返回家乡——无论他们来自何处。新兵则都从乌克兰招募。

1992年1月，苏联黑海舰队各部也开始宣誓效忠乌克兰。然而黑海舰队司令伊戈尔·卡萨托诺夫[2]上将命令所有人员登船，并离港出海，给乌克兰对黑海舰队的接收造成了一个大问题。这在1992年5月导致了俄乌关系上的第一次主要危机。当年9月，两国总统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达成协议，决定对黑海舰队进行分割，从而避免了两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然而分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支拥有超过800艘舰艇和近10万人军人的舰队一度完全处于莫斯科的控制之下。俄罗斯在1995年将舰队中18%的舰艇交给乌克兰，却拒绝离开塞瓦斯托波尔。1997年，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为俄国舰队（包括300多艘舰艇和2.5万名军人）2017年之前继续在塞瓦斯托波尔驻扎提供了法律支持。尽管乌克兰在对黑海舰队的争夺中落败，协议却为签署保障乌克兰领土完整的俄乌友好条约奠定了基础。双方在1997年签署条约，然而俄罗斯议会却花了两年时间才将之批准。随着这一过程的结束，乌克兰与其俄罗斯邻居和前帝国主宰的“和平分手”似乎终于得以完成。

到20世纪90年代末，乌克兰已经解决了它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和领土问题，创建了自己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并在外交和法律上奠定了加入欧洲政治、经济和安全组织的基础。长久以来，让乌克兰成为欧洲民族和文化大家庭的成员一直是乌克兰知识分子们心中的梦想——从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米哈伊洛·德拉霍玛诺夫到20世纪20年代的民族共产主义领袖米科拉·赫维列沃依都是如此。1976年，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的第一份正式宣言中就体现了这样的欧洲观点。“我们乌克兰人生活在欧洲。”赫尔辛基小组宣言的开篇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乌克兰是联合国的正式创始成员，却未能受邀参加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然而，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们仍旧相信苏联在赫尔辛基承诺的人权义务同样适用于乌克兰。因为坚持这样的看法，他们被投入监狱，在古拉格系统中或国内流放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乌克兰在1991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出现，让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就机制上而言，独立意味着乌克兰可以加入欧盟，与其苏维埃历史分道扬镳，也可以对其经济和社会进行改革，并抵消莫斯科对其前属地依旧拥有的巨大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乌克兰主权的完全实现与其加入欧洲国家大家庭的追求紧密地联结了起来。在这一系列彼此相关的任务中，乌克兰精英阶层的政治技巧、乌克兰各地区的统一以及关于乌克兰与其最大和渊源最深的邻国俄罗斯之间兄弟关系的苏联时代话语都将受到考验。

1994年1月，在美国的调解下，乌克兰与西方签署了一项协议，成为乌克兰与西方的政治关系正式开启的标志。根据协议，乌克兰放弃了它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就其潜力而论，那是世界上第三大的核武器库。同年12月，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在布达佩斯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向作为无核国家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尽管基辅有许多人认为放弃核武器不够审慎[ 2014年，曾在《布达佩斯备忘录》（Budapest Memorandum）中承诺保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俄罗斯却试图分裂乌克兰，佐证了这些怀疑者的看法]，但这一做法在当时仍可以带来重大利益：曾经拒绝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乌克兰终结了其在国际上的事实孤立状态，并成为接受美国外援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

1994年6月，乌克兰政府与欧盟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这是欧盟与后苏联国家之间达成的第一个此类协议。同年，乌克兰成为独联体正式成员和参与成员中第一个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NATO，北约）达成和平伙伴关系[3]协议的国家。北约是西方国家在1949年冷战开始之际为保护西欧不受苏联威胁而建立的军事同盟，如今却开始改造自身。它开始在机制上与从前的东欧敌手（包括俄罗斯在内——在乌克兰与北约签署和平伙伴关系协议之后一个月，俄罗斯也签署了同样的协议）建立沟通桥梁。1997年乌克兰与北约又签署了特殊伙伴关系纲领，进一步加深了与北约的合作，并在基辅创建了一座北约情报中心。1998年，乌克兰与欧盟在四年前签署的合作协议生效。情况看起来令人乐观。然而，乌克兰知识分子关于让乌克兰成为欧洲国家一员的理想仍面临着巨大障碍。这些障碍大多来自乌克兰自身。

与许多后苏联国家一样，在其获得独立之后的头五年，乌克兰遭遇了因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导致的巨大政治危机，并一直忙于解决总统府与议会这两个诞生于苏联最后岁月的政治动荡中的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俄罗斯在1993年9月解决了这一矛盾：当时叶利钦总统命令坦克向俄罗斯议会大厦开炮，俄罗斯副总统和议长也被控煽动反对总统的政变，遭到当局逮捕。叶利钦的顾问们改写了宪法，对议会的权力进行限制，将其变得更像是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橡皮图章，而非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乌克兰则以妥协的方式解决了总统与议会之间暴露出来的矛盾。克拉夫丘克总统同意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并在选举中失利。1994年夏天，他与他的继任者前总理列昂尼德·库奇马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后者曾是一名火箭设计师，并担任过欧洲最大的导弹工厂的领导。

在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中，乌克兰不仅成功做到了第一次让两名总统职位的竞争者交接权力，还保留了竞争性政治制度，并在法律上为一种可行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1996年，库奇马总统修改了苏联时期的宪法，但他是在与议会的合作中完成这一任务的，而议会也仍在乌克兰政治进程中保有其重要地位。乌克兰在民主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地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乌克兰的早期和晚近历史共同留下的遗产。它体现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种种差异，在议会中得以表达，在政治角力场中以协商的方式得到解决。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成为复兴的共产党的根据地，而持民族民主主义立场、由前古拉格系统囚犯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领导的“人民改革运动”中则有大量来自从前属于奥地利和波兰的西乌克兰地区的议会代表。然而，无论谁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其多数地位都是某种联合协议的结果，并必须与难以满足、不愿合作的反对派打交道。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能强大到将另一个团体摧毁或迫使其出局的程度。那段时期的乌克兰民主往往被称为“当然的民主”（democracy by default），并被证明是一件好事。在后苏联地区，完全出自政治设计的民主难以维持很长时间。

前殖民地官员往往会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情结。基辅的精英阶层在面对其俄罗斯同侪时也是如此。一开始他们会以俄罗斯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挑战。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俄罗斯模式在乌克兰行不通——乌克兰与俄罗斯是不同的。这一点在乌克兰的宗教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乌克兰东正教会曾负责苏联地区60%的东正教社区，然而到了1992年它已经分裂为四个派别：脱离地下状态的希腊天主教徒、仍处于莫斯科管辖下的东正教徒、从属于独立的乌克兰东正教基辅牧首区的教徒，最后还有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它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同样不承认莫斯科的权威。克拉夫丘克总统尝试仿照俄罗斯对莫斯科牧首区的做法，将基辅牧首区转为事实上的国教会，却没能取得成功。库奇马总统的选择则是莫斯科牧首区下属的乌克兰东正教会，而他的努力同样遭到失败。

在21世纪来临之际，乌克兰的政治舞台仍如其刚刚宣布独立之后那样呈现出多样性。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也只能是它的差异化程度比从前更甚。最终，各股政治势力不得不接受现实：俄罗斯式的政治解决方案大部分时候都不适用于乌克兰。库奇马总统在2004年他第二个任期将近结束之际出版的一本书中对此做出了解释。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乌克兰不是俄罗斯》（Ukraine Is Not Russia）。

乌克兰政治进程的民主性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其宣布独立后陷入的灾难性经济衰退。民主也往往因此受到指责。跟这种衰退比起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期乃至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看上去都像是失去的天堂。从1991年到1997年的6年间，乌克兰的工业产量下降了48%，国内生产总值（GDP）则惊人地缩水60%。最严重的衰退发生于1994年（这一年的GDP较上一年减少了23%），正是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和与欧盟签署第一份协议的那一年。这样的数据堪与美国在大萧条时期遭遇的衰退相比（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工业产量下降了45%，GDP则下降了30%），而在严重性上则更有过之。

20世纪90年代的乌克兰遭遇了巨大困难。这10年接近尾声之际，近半数乌克兰人表示自己的钱几乎不够买吃的，而生活水平相对舒适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到3%。这种状况导致了更高的死亡率和更低的出生率。乌克兰的死亡率在1991年首次超过出生率。10年后，乌克兰政府进行了独立后首次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数据为4 840万，比1989年最后一次苏联人口普查所得的人口数5 140万少了300万。

乌克兰再一次成为人口对外迁移的源头。为了赚得在国内无法挣到的收入，许多人长年累月在国外工作。他们的主要目的地包括富有石油和天然气财富的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和欧盟地区。另一些人则一去不返，乌克兰犹太人是这些人中的先行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80年代被禁止离开苏联，成为所谓“不准离境者”（refuseniks）。当局拒绝向这些人发放离境签证，将他们从大学开除，不允许他们进入政府工作，让他们成为二等公民。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离开了，而离开的人数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从1989年到2006年，超过150万名苏联犹太人离开了他们所在的国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乌克兰犹太人。从1989年到2001年，乌克兰的总人口下降了约5%，而乌克兰犹太人的数量则令人震惊地减少了78%，从48.73万人下降到10.55万人。Paypal（贝宝）公司的共同创始人马克斯·列夫琴[4]一家和WhatsApp（瓦次普）公司共同创始人扬·库姆[5]都在这一时期离开了乌克兰。然而犹太人并非唯一希望离开的族群。许多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其他族群的成员同样向外迁移。此外，乌克兰还是来自独联体其他地区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非法移民的中转站。

造成这种急剧经济衰退的原因不胜枚举。苏联经济的崩溃不仅破坏了连接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纽带，也宣告了苏联军方采购的终结。由于拥有高度发达的军事工业体系，乌克兰在这方面遭到的损失尤为惨重。与俄罗斯不同，乌克兰没有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来缓和这种打击。此外，挺过了苏联经济崩溃并成为乌克兰政府预算主要资金来源的乌克兰冶金工业体系完全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不得不接受这种宝贵商品不断走高的价格。然而，导致乌克兰经济衰退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乌克兰亟须一场经济改革，政府却裹足不前，并继续通过释放信用和发行更多货币的方式对亏损的国有企业进行补贴。通货膨胀不可遏抑，在1992年达到了惊人的2 500%，最终将经济送上了急速下滑的轨道。

独立之后的最初几年，乌克兰政府不愿放弃对苏联时期的工农业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而这些企业对国家补贴的需求越来越高。当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它们时，在议会中却遭到反对。反对者大多是被称为“红色主管”的大型企业管理者。1995年，议会让6 300个国有企业免于私有化，此时已实现私有化的工业企业数量尚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私有化第一阶段以向全民发行票券的方式实行。“红色主管”们从这种方式中获益甚多。他们拥有了资产，却几乎没有可用于投资的资源，而缺少投资和重组的私有化无法振兴乌克兰的经济。到了1999年，近85%的乌克兰企业已转为私有，而它们的产值却不足全国工业总产量的65%。全国工业企业中有半数处于亏损状态。企业不论大小，最终都落入苏联时代的管理者和在政府中有关系的人手中。这些人维护垄断，限制竞争，让经济危机变得愈发严重。

乌克兰需要新的资产所有者和一个新的管理阶层来让经济走出泥潭。一个年轻、富于野心、冷酷无情的商人群体应运而生，满足了这两种需求。这些人与苏联时期的旧式计划经济没有瓜葛，而是在“改革”时期的经济乱局和20世纪90年代的黑帮斗争中出人头地。与俄罗斯的情况一样，这些人在乌克兰被称为“寡头”。寡头们成了私有化第二阶段的主要受益者——这一阶段国有资产的出售价格仅为其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寡头们的财富不仅来自创新和冒险，也来自逢迎、贿赂和跻身于“红色主管”阶层的努力。由于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急剧衰退，冶金工业成为90年代和21世纪初乌克兰最为有利可图的领域。在这段时间，全国超过半数的工业产值都来自东部的四个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矿，是乌克兰最主要的出口商品钢材的产地。

顿涅茨克集团的首脑里纳特·阿赫梅托夫[6]是新一代“钢铁大亨”群体之一。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取得了一家名为Lux的公司的领导权，而在当局眼中，这家公司兴起于犯罪活动，并与犯罪组织仍有关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大部分冶金工业资产则被两名本地商人瓜分：一为与库奇马总统家庭联姻的维克多·平楚克[7]，一为乌克兰首家大型私有银行的创立者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8]。其他人同样参与到这场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私有化盛宴当中。尽管私有化进程有着腐败甚至往往是犯罪的色彩，但这场乌克兰经济的“寡头化”正好与经济衰退的结束同时发生。新千年伊始，乌克兰也进入了快速的经济复苏。不论是好是坏，寡头们都成为这个新的成功故事中的重要角色。

乌克兰工业私有化的大部分进程发生于列昂尼德·库奇马总统（1994—2004年在任）的任期中。库奇马本人就曾是“红色主管”中的一员。作为这场最终让寡头们受益的私有化进程的主持者，他也从寡头们那里得到经济和政治支持。1999年，库奇马将自己包装成唯一能击败共产党人的总统候选人，赢得了他的第二个任期——此时共产党人正利用经济衰退和困境来谋求重新崛起，并试图对民族民主主义派别进行分化。库奇马的主要“右翼”对手、人民重建运动领袖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则在离大选仅有数月时死于一场可疑的车祸。在他始于1999年的第二个任期中，库奇马成为新兴寡头群体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最高仲裁者。他还尝试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力，并让议会边缘化，然而没能取得想要的效果：乌克兰毕竟不是俄罗斯。

2000年秋，反对派领袖、乌克兰社会党首脑亚历山大·莫罗兹[9]公开了库奇马的一名卫士在其办公室取得的秘密录音，让库奇马走上了下坡路。这份录音记录了库奇马与涉及私有化密谋的地方官员之间的交易、他的受贿行为和他压制反对派媒体的企图。录音中提到了31岁的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10]——网络报纸《乌克兰真理报》（Ukraïns’ka Pravda）的创办人。库奇马希望将他抓起来送往俄军与叛军作战的车臣地区。2000年11月[11]，贡加泽的无头尸体在基辅附近的一座森林中被发现。法庭一直未能证实库奇马参与了这起谋杀，但听过那份被公开的录音的人坚信总统曾命令内政部长对这名记者实施威胁和绑架。

这起在乌克兰被称为“库奇马门”的丑闻成为乌克兰政局的转折点。它终结了总统府中正在出现的威权主义倾向，并暴露出总统政策中的腐败一面——在其第一个任期，库奇马曾因解决黑海舰队争端、保住克里米亚、说服俄罗斯承认乌克兰国界、让乌克兰转向西方以及实施被拖延已久的私有化等成绩而受到赞誉。此时这位总统却被证明还是一名骗子，甚至可能是杀人犯。包括前民族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乃至共产党人在内的反对派以“乌克兰不要库奇马”为口号，发起了一场政治运动。公民们对这场号召取缔政治和经济腐败的运动做出了积极响应。此时苏联时期的受教育阶层已被经济崩溃消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新生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已经厌倦了官员的腐败、对政治活动的镇压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乌克兰需要改变。

库奇马挺过了录音丑闻的直接打击，但已无力阻止各种政治活动的兴起。领导库奇马政府反对者的新生力量不是像苏联时期那样来自政治体制之外，而是来自内部。那些希望终结政府腐败、改善乌克兰与西方之间因“库奇马门”而受损的关系并启动加入欧盟计划的人将维克多·尤先科[12]奉为他们的领袖。尤先科时年47岁，相貌英俊，曾担任政府总理。他来自东北部农业地区，与乌克兰东部那些政治和经济集团之间没有瓜葛。

维克多·尤先科曾在经济复苏之初主持过经济工作。在其1999年12月至2001年5月的短暂总理任期内，尤先科与他的副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13]堵住了让寡头们得以逃税的漏洞。他降低了中小企业的税负，让乌克兰经济中很大一部分走出了阴影，并让国家财政收入得以增长。这反过来又让尤先科政府有能力支付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在尤先科的监管下，乌克兰的GDP停止了下滑，在2000年实现了6%的强劲增长，而同期的工业产值也增加了12%。在接下来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增长态势还将继续。尤先科在“库奇马门”事件期间被解职，随即成为“我们的乌克兰”党的领袖。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我们的乌克兰”党赢得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民众选票。

当年9月初，在选举中领先的尤先科突患重病。由于诊断结果不明确，尤先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的助手们将他送往维也纳的一家诊所。维也纳的医生们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这位“我们的乌克兰”党候选人的病情系被人下毒所致。这种毒药十分特别，是一种只有几个国家生产的二噁英[14]。正确的诊断挽救了尤先科的生命。尽管面容被毒药破坏，还需要依赖大量服用药物来减轻剧痛，尤先科仍然回到了竞选的道路上，并获得了更多支持。

2004年10月底，乌克兰公民们走向投票站，从24名总统候选人中选择自己的总统。尤先科的得票数处于领先，亚努科维奇则紧随其后。两人都赢得了近40%的选票，并进入了第二轮投票。那些未能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的支持者们大多都选择支持尤先科。11月21日，第二轮投票结束后，独立的出口民调显示尤先科占据明显优势，赢得了53%的民众选票，而亚努科维奇的得票率只有44%。然而，当受政府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公布官方计票结果时，大多数乌克兰选民都瞠目结舌：根据官方结果，亚努科维奇的得票率为49.5%，超过尤先科的46.9%。这是官方舞弊造成的结果。根据从亚努科维奇竞选团队成员之间的电话讨论中截获的信息，他们对选举委员会的服务器动了手脚，篡改了发往基辅的选举结果数据。

尤先科的支持者们被激怒了。约20万基辅人来到玛伊当（基辅的独立广场），对选举舞弊提出抗议。这成为“橙色革命”的开端——其名得自尤先科竞选阵营官方所使用的代表色。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抗议者不断从乌克兰其他地区赶来，让抗议集会的参加人数膨胀到50万。电视台的摄像机将独立广场上的抗议画面传遍了全世界，让欧洲的观众自己发现了乌克兰，让他们第一次不是仅仅将乌克兰视为一个地图上的遥远角落。这些画面清楚地证明：乌克兰民众想要自由和公正。欧洲和整个世界不能袖手旁观。在选民的支持下，欧洲政治家们介入了乌克兰危机，在其解决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关键的人物是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15]。他说服库奇马总统支持宪法法院的决定——官方的选举结果因舞弊而无效。

2004年12月26日，乌克兰人在两个月内第三次走向投票站选举他们的新总统。不出预料，尤先科赢得了52%的选票，超过亚努科维奇的44%。这个结果也接近第二轮选举中的独立出口民调数据。“橙色革命”如愿以偿。然而这位总统是否能兑现革命的承诺，打败裙带资本主义，将这个国家从腐败中解放出来，让它跟欧洲走得更近呢？尤先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他的乌克兰变革之路要借助欧盟来实现。

尤先科总统将外交政策置于优先地位，并曾向他的一名助手透露说：加入欧盟是值得一生努力的目标。乌克兰的外交官们竭力将“橙色革命”为乌克兰在西方带来的正面形象转化为资本，打算赶上欧盟扩大化这趟列车，这是因为2004年欧盟吸纳了10个新成员国，其中有7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或加盟共和国。然而乌克兰太迟了，列车已经离站。尽管欧洲议会在2005年1月投票批准与乌克兰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将考虑在未来将其吸纳为成员，在扩大化问题上拥有决定权的欧盟委员会却更加谨慎。欧盟委员会没有对乌克兰开启入盟谈判，而是向它提供了一份加强合作的方案。

历史的火车头没有将刚刚经历“橙色革命”的乌克兰像其一些西面邻居一样带进欧盟，这有几个原因，而其中一些超出了基辅所能控制的范围。德国和欧盟其他主要利益攸关者对已经发生的扩大化将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怀有疑虑。雪上加霜的是，他们还对乌克兰的“欧洲国家”地位提出了质疑。然而，乌克兰未能加入欧洲民主国家俱乐部的最主要原因来自乌克兰自身。后“橙色革命”时代的乌克兰国内矛盾重重，政府的政策既有重大成功，也有惊人的失败。

新政府结束了对政治反对派的迫害，并赋予公民和媒体言论自由。在经济方面，乌克兰的表现比可能的预期还要好。从2000年到2008年，尽管乌克兰经济受到全球衰退的冲击，其GDP仍然增长了一倍，达到4 000亿美元，并超过了1990年（苏联的最后一个完整年份）的水平。然而，就生活和经商环境而言，尤先科政府没能把乌克兰变成一个更加公平的地方，对猖獗的腐败现象几乎无能为力。首先，尤先科阵营在2004年同意的宪法修改虽然取消了舞弊的大选结果，却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难以管理。根据亚努科维奇支持者们所要求并为尤先科所接受的宪法修正案，总理不再由总统任命，而是由议会选举产生。从此总理成为乌克兰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独立角色。无论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足够的权力来独自推行改革，而尤先科在与他曾经的革命盟友、此时的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取得共识的问题上也举步维艰。

在尤先科任期结束的2010年年初，乌克兰已经弥漫着对他的执政的失望情绪。他与季莫申科之间的对立让乌克兰政坛变成了一出无休无止的肥皂剧，也损害了乌克兰的改革和加入欧盟的事业。总统努力普及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记忆，并大力颂扬与苏联政权做斗争的乌克兰反抗军战士，希望以此建立一种强大的乌克兰国家认同，却未能将这些努力转化为选举中的普遍支持。这种历史记忆的政治实际上让乌克兰社会陷入了分裂。尤先科向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追授“乌克兰英雄”称号的行为尤其引起争议。“班德拉事件”不仅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也在基辅和利维夫的自由派知识阶层中引发了强烈的负面反应，并在乌克兰和它的欧洲友人之间造成了隔阂。当时的观察员们认为尤先科的确打算将乌克兰带入欧洲，然而他心目中的那个欧洲仍滞留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而非21世纪初。

不光是乌克兰，整个后苏联地区都没能跟上时代的节奏。它们仍在努力实现从帝国臣仆到独立国家的转变，而中欧国家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很快，乌克兰就陷入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将让我们回想起19世纪的许多问题，会引发外国的干预、战争、领土兼并，乃至将世界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的想法。它会考验乌克兰保持独立的决心，也会对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基本元素提出挑战。

[1] Kostiantyn Morozov（1944年生），乌克兰首任国防部长（1991—1993年在任）。

[2] Igor Kasatonov，苏联及俄罗斯海军将领，退役时为俄罗斯海军第一副司令。

[3] Partnership for Peace，1994年1月，北约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与中欧、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的方案。

[4] Max Levchin（1975年生），乌克兰出生的IT企业家，网络支付公司Paypal（贝宝）的创始人之一。

[5] Jan Koum（1976年生），乌克兰出生的IT企业家，通信软件公司WhatsApp（瓦次普）的创始人之一。

[6] Rinat Akhmetov（1966年生），乌克兰商人、寡头、乌克兰SCM控股集团创始人和主席。

[7] Victor Pinchuk（1960年生），乌克兰商人、慈善家、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的女婿。

[8] Igor Kolomoisky（1963年生），乌克兰犹太商业寡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前州长。

[9] Oleksandr Moroz（1944年生），乌克兰政治家、乌克兰社会党创始人之一，曾两度担任乌克兰议长（1994—1998、2006—2007年在任）。

[10] Heorhii Gongadze（1969—2000），格鲁吉亚裔乌克兰记者。他于2000年9月16日被绑架失踪，同年11月，警方在基辅州的一座森林中发现疑似他的无头尸体，是为“贡加泽案”。时任总统库奇马涉嫌因录音丑闻而指使这起事件。

[11] 原文中作9月，有误。

[12] Viktor Yushchenko（1954年生），乌克兰前总理（1999—2001年在任）、前总统（2005—2010年在任）、2004年至2005年年初乌克兰“橙色革命”领袖。

[13] Yulia Tymoshenko（1960年生），乌克兰女政治家、商人、前总理（2005、2007—2010年在任）。她是乌克兰“橙色革命”的领袖之一。

[14] Dioxin，一类有机化合物的简称。尤先科体内验出的二英为四氯双苯环二英（TCDD）。

[15] Aleksander Kwaśniewski（1954年生），波兰政治家、前总统（1995—2005年在任）。

第27章

自由的代价

2014年2月20日清晨，博赫丹·索尔察尼克（Bohdan Solchanyk）搭乘火车从利维夫来到基辅。他是一名28岁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新锐诗人，在利维夫的乌克兰天主教大学任教，并正在华沙大学的一名导师指导下写作一篇关于选举实践的博士论文。索尔察尼克在2月的这个寒冷冬日踏上了基辅火车站的地面，但他旅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学术研究。此时基辅没有举行选举，却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在2008年写下诗歌《我的革命在何方？》（“Where Is My Revolution?”）时，索尔察尼克就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他在诗中吐露了他这一代人对“橙色革命”在2004年许下却从未兑现的承诺的失望情绪。

此时的乌克兰已经发生了一场新的革命。2013年11月下旬，数十万人再次涌上基辅街头，要求改革，要求终止政府腐败，并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索尔察尼克感到他应该与基辅的抗议者们站在一起。2月20日是他第四次投身到这场革命当中，也会成为他的最后一次。抵达基辅仅仅几个小时之后，索尔察尼克和其他数十人丧生于狙击手枪口之下。索尔察尼克的死亡将让他成为“神圣百人”中的一员——事实上在2014年1月到2月被杀害的抗议者超过了100人。这场屠杀抹去了22年来乌克兰政治大体上的非暴力色彩，并在乌克兰历史上翻开了戏剧性的新一页。乌克兰人在苏联解体时以和平方式赢得了民主，在1991年12月以选票赢得了独立，然而此时它们都陷入了不仅需要言语和游行还需要武器来保卫的境地。

导致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遭到大规模屠杀的诸多事件发端于2010年2月维克多·亚努科维奇——2004年独立广场抗议行动的主要目标——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这位新总统上台伊始就着手改变政治游戏规则。他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威权政府，因此他竭力将尽可能多的权力集中到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成员手中。他强迫议会取消了2004年修正案，将更多权力赋予总统府，由此修改了宪法。随后，在2011年夏天，他主导了一场审判，将他的主要政治对手、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投入了监狱——罪名是她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有害于乌克兰经济的天然气协议。在将权力集中于己并让政治反对派陷入沉默或退缩之后，亚努科维奇与他任命的官员开始专注于让统治集团变得更加富有。短短时间内，亚努科维奇、他的家族成员和他的党羽手中就积聚起巨额的财富，将多至700亿美元的资金汇入国外账户，由此威胁到乌克兰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到了2013年秋，乌克兰已经处于债务违约的边缘。

随着反对派遭到镇压或收编，乌克兰社会再度将希望系于欧洲。在维克多·尤先科总统执政期间，乌克兰已经与欧盟就签署一份联系国协议（association agreement）展开了谈判，协议内容包括创建一个自由经济区以及放宽对乌克兰公民的签证政策。乌克兰人的希望在于：协议一旦签署，就能挽救和加强乌克兰的民主机制，对反对派的权利提供保护，并将欧洲的商业标准引入乌克兰，以制约发源于国家权力金字塔最顶端的猖獗腐败现象。一些寡头对总统及其团伙日益增长的权力感到恐惧，希望通过建立透明的政治和经济规则来保护自己的资产，因此对与欧盟的联系国协议表示支持。大型企业也希望能进入欧洲市场，而且它们还担心一旦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关税同盟，自己就会被俄罗斯竞争者吞噬。

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协议定于2013年11月28日在维尔纽斯举行的欧盟峰会上签署。然而，就在峰会召开前一个星期，乌克兰政府突然改变了方向，提出推迟签署联系国协议。亚努科维奇来到了维尔纽斯，但拒绝签署任何文件。如果说欧洲领导人们对此感到失望的话，那么许多乌克兰人感受到的则是愤怒。政府违背了其一年来许下的承诺，让乌克兰加入欧洲的美好愿望受到挫折。那些在玛伊当扎营抗议的男男女女所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情绪。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在政府宣布拒绝签署协议后于11月21日傍晚来到这座广场。亚努科维奇的助手们试图尽快结束抗议，以免引发一场新的“橙色革命”。11月30日夜间，防暴警察对在玛伊当扎营的学生发动了野蛮的攻击。乌克兰社会无法容忍这样的行径。第二天，超过50万基辅人——其中包括被警察殴打的学生的父母和亲友——涌入基辅市中心，将玛伊当及周边地区变成了一个不受腐败政府及其警察力量控制的自由王国。

这场运动一开始只是加入欧洲的呼吁，如今却演变为一场“尊严革命”。它将各种彼此歧异的政治力量——从主流政党中的自由派到激进派，乃至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2014年1月中旬，在为时数周的和平抗议之后，流血冲突开始爆发。冲突一方是警察和政府雇用的暴徒，另一方是抗议者。暴力于2月18日达到高峰，在3天内造成77人死亡，其中有9名警察，68名抗议者。屠杀在乌克兰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引发了巨大震动。招致国际制裁的可能性迫使乌克兰议员们把对总统报复的恐惧抛在一边（许多议员担心制裁同样会损及自己的利益），通过了禁止政府使用武力的决议。议会站在了亚努科维奇的对立面，防暴警察也撤出了基辅市中心，这迫使亚努科维奇于2月21日夜间逃离了革命的基辅。玛伊当上一片欢腾：暴君已经逃跑，革命已经胜利！乌克兰议会投票罢免了亚努科维奇的职务，任命了代总统，并组建了一个由反对派领袖们领导的新临时政府。

基辅发生的抗议是由外交政策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群众动员，这并不寻常，也让政治观察员们感到震惊。抗议者们希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反对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

俄罗斯主导乌克兰的想法是独立广场上发生抗议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他从2000年就开始领导俄罗斯政府，先是作为总统，然后作为总理，接着再次成为总统——曾在公开谈话中将苏联的解体定性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在他于2012年重返总统办公室之前，普京曾宣称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是他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与1991年时一样，这个空间缺少了乌克兰就将是不完整的。普京在2004年和2010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都支持亚努科维奇。他希望后者能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那是未来更全面的后苏联国家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基础。亚努科维奇对俄罗斯做出了妥协，将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租期延长了25年，但他并不急于加入任何由俄罗斯主导的联盟。相反，为了抵消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影响和野心，亚努科维奇慢慢地倒向与欧盟的联合，并准备签署协议，然而他的尝试没有成功。

俄罗斯在2013年夏天做出回应，对乌克兰发动了一场贸易战争，并将本国市场对部分乌克兰商品关闭。俄罗斯在阻止乌克兰倒向西方的努力中使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胡萝卜包括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50亿美元的贷款，以使资金匮乏、腐败丛生的乌克兰政府免于迫在眉睫的债务违约。第一笔钱在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欧盟联系国协议之后汇入乌克兰，然而独立广场（玛伊当）上的抗议让克里姆林宫改变了计划。乌克兰安全部门在后来进行的一次调查称，那些在独立广场上开枪的狙击手打死了对立双方的数十名人员，并最终导致了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倒台。

2月26日夜，也就是4天之后，一群身着无标识军装的人夺取了克里米亚议会的控制权。据说，在他们的保护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作用下，一位亲俄党派的领袖成为克里米亚的新总理——该党在前一次议会选举中仅获得4%的选票。随后俄军与行动之前至少一周就从俄罗斯联邦遣入克里米亚的雇佣兵和哥萨克部队一道，在当地招募的民兵配合下将乌克兰军队封锁在他们的基地内。当乌克兰新政府正忙于控制此前忠于亚努科维奇的警察和安全部队之际，克里米亚的新政府仓促组织了一次决定克里米亚命运的公投。新政府切断了乌克兰电视频道的信号，阻止乌克兰报纸向订户投递，并对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进行大肆宣传。公投的反对者——其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克里米亚鞑靼人——遭到恐吓或绑架。

2014年3月中旬，克里米亚公民被要求前往投票站决定是否与俄罗斯重新统一。这场公投的结果让人想起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投票——那个时代公布出来的投票率高达99%，而支持官方候选人的票数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组织者声称这一次有97%的选民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当地官员上报的亲俄选票数量甚至高达注册选民人数的123%。克里米亚新政府公布的投票率为83%，但根据俄罗斯总统府下辖的人权委员会的说法，只有不足40%的注册选民参加了投票。3月18日，也就是公投之后两天，普京号召俄罗斯议员们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实现历史的正义——此举可以部分弥补苏联解体为俄罗斯带来的损失。

基辅的乌克兰政府并不承认这次公投，却对之无能为力。由于国家仍处于“尊严革命”的政治混乱所造成的分裂之中，乌克兰政府不愿冒战争的风险，遂下令让其军队从半岛撤离。俄罗斯联邦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曾在车臣长期作战，并在2008年执行了俄国对格鲁吉亚的战争，而乌军多年来一直资金不足，也没有战争经验，无法与前者抗衡。此外，基辅还忙于阻止莫斯科在乌克兰国内其他地区制造的动荡。克里姆林宫要求实现乌克兰的“联邦化”，其内容包括每个地区都拥有对中央政府签署国际协议的否决权。俄罗斯想要的不仅是克里米亚，它还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从上到下各个社会阶层进行操纵，力图阻止乌克兰向欧洲靠拢。

顿巴斯是乌克兰经济和社会问题最多的地区之一，作为从前属于苏联、现今属于乌克兰的铁锈地带[1]的一部分，顿巴斯依赖中央的大量补贴才能维持其日薄西山的煤矿产业。该地区的主要中心顿涅茨克是唯一一座俄罗斯人口占相对多数的乌克兰大城市——其俄罗斯族人口占比达48%。许多顿巴斯居民仍对苏联理念和符号怀有感情，还保留着象征当地苏联身份认同的列宁纪念碑（“尊严革命”期间，乌克兰中部的列宁纪念碑大部分被夷为平地）。正是通过对其掌控的乌克兰东部选区的动员，通过对东部与中部（更不用说西部）之间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差异的强调，亚努科维奇总统的政府才得以上台并维持权力。亚努科维奇政府声称东部占统治地位的俄语正受到来自基辅的威胁，而当地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如此——据称它因西乌克兰那些乌克兰反抗军的赞扬者而处于危险之中。语言上的分裂和历史上的对立的确在乌克兰东部和西部之间造成了芥蒂，然而政客们为了赢得选举，将这一分歧夸大，使之远远超出了其实际上的重要性。这种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创造了良好的土壤。

2014年4月，许多准军事部队出现在顿巴斯地区。到了5月，这些部队已经控制了当地大部分中心城镇。被罢免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利用其残存的政治关系和丰富的财政资源在自己的家乡制造动荡。这位流亡总统雇用的团伙对支持基辅新政府的人发动攻击，而腐败的警察则向这些团伙提供潜在受害者的名字和住址。当地上层也参与进来，为首的是乌克兰的巨富寡头里纳特·阿赫梅托夫，被罢免的亚努科维奇是他的生意伙伴。他们的目的在于以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分别对应顿巴斯工业地区的两个州）为名，将顿巴斯变成自己的领地，以保护他们不受来自基辅的革命性变革的打击。然而他们失算了。到了5月底，他们对当地的控制权已经落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当地激进分子之手，而这些人发起了一场反对寡头的革命。与基辅的情况一样，顿涅茨克人同样受够了腐败。然而不同的是，许多顿巴斯人将希望寄托在俄罗斯而不是欧洲身上。他们想要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种苏联时代的国家计划经济和社会保障。如果说基辅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们将自己的国家视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那么东部的亲俄暴动者则以一个更广大的“俄罗斯世界”的成员自居，并将他们的斗争视为对受到堕落的西方欧洲威胁的东正教价值的保护。

乌克兰失去了对克里米亚的控制，顿巴斯陷入了混乱，而俄国人还在哈尔基夫和敖德萨施加影响。这让乌克兰社会再次动员起来。包括许多曾参与过独立广场抗议的人在内，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加入了军队和新组建的志愿部队，向俄罗斯主导的东部叛军开战。由于政府只能为士兵们提供武器，乌克兰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志愿者组织。他们四处募捐，购买给养并送往前线。乌克兰社会负担起了乌克兰国家无法履行的责任。根据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的数据，从2014年1月到3月，乌克兰成年人口中支持独立的比例从84%上升到90%。希望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人口比例则从2014年1月的10%下降到同年9月的5%。即便是在顿巴斯地区，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也认为他们的家乡是乌克兰国家的一部分。从2014年4月到9月，顿巴斯地区被调查者中支持顿巴斯独立或加入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的比例从不足30%上升到超过40%，但从未达到多数。这种状况让大部分亲欧乌克兰人怀有保住这些领土的希望，但也表明建立一种共同的国家认同将会多么困难。

乌克兰选民们在2014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展示出了他们的政治团结，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将彼得罗·波罗申科[2]选为总统。49岁的波罗申科是乌克兰最显赫的商人之一，曾经积极参与独立广场上的抗议活动。随着推翻亚努科维奇造成的合法性危机的结束，乌克兰终于可以开始应对公开的和潜藏的侵略活动。7月初，乌克兰军队取得了第一次大胜，解放了斯拉维扬斯克[3]——这座城市曾被著名的俄国指挥官、前军事情报机构中校伊戈尔·吉尔金（斯特列尔科夫）[4]作为自己的总部所在地。为了阻止乌军的前进，俄罗斯人铤而走险，开始向反政府军提供包括防空导弹在内的新装备。

8月中旬，分裂主义者建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处于溃败边缘之际，莫斯科加强了进攻力度，将正规军与雇佣军一道派上了战场。克里姆林宫让这两个自立的共和国免于崩溃，却没能实现原先那个建立“新俄罗斯”的计划——计划中的“新俄罗斯”是一个东至顿涅茨克、西至敖德萨、由俄罗斯控制的政治体，将能为俄罗斯提供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陆上通道。此外，俄罗斯也没能阻止乌克兰加强与西方的政治经济联系。乌克兰拒绝放弃任何领土，也拒绝放弃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融入西方的目标；俄罗斯则拒绝任由乌克兰脱离其势力范围；而西方虽然关注国际边界受到的威胁，却在何为遏制俄国人的最佳策略问题上陷入了分歧。这一切让乌克兰东部的战争变成了一场结局遥遥无期的漫长冲突。

截至2015年春末，顿巴斯地区的战事已经夺去了近7 000人的生命，并造成超过1.5万人受伤。逃离家园的人数则多达近200万。此外，随着那些不被国际承认的顿巴斯地区共和国逐渐进入“封冻冲突”[5]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境，约400万人被困在这片无主之地上。为了融入欧洲的前景，这样的代价是否过于高昂了？也许是的。然而，在当下的这场冲突中，受到威胁的是乌克兰及其大部分民众与欧盟所共享的价值观——民主、人权和法治，而不仅仅是可能的欧盟成员国地位。除此之外，乌克兰的国家独立和乌克兰民众自由选择其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也面临危机。许多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人民一直在这样的价值观和理念激励下追求自己的和民族的自由。

乌克兰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它在保卫自己的统一和主权的同时还需要对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法律体制进行改革。然而它在这项任务上取得成功的希望也在不断增加。乌克兰人民的创造性和决心是这种希望的最大前提。2015年夏，乌克兰经济发展部发布了一个面向国际投资者的乌克兰宣传片。这个国家的传统优势——农业——在宣传片中得到了强调。乌克兰拥有的肥沃黑土占全球总量的33%，还是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然而，乌克兰的智力资源更令人印象深刻：乌克兰全国的识字率当前已达到惊人的99.7%，可能是全球教育水平第四高的国家。每一年，乌克兰的高等院校都培养出64万名毕业生，其中13万人主修工程学，1.6万人主修信息技术，5 000人主修航空航天技术，这令乌克兰成为中东欧地区的软件工程中心。

对乌克兰而言，它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继续存在、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以及它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基础，都因俄乌冲突而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因这场冲突而同样陷入疑问的还有乌克兰的民族建构道路的性质——其中包括历史、族群、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在乌克兰政治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问题。这个国家的公民来自不同族群，说不同的语言（尽管往往可以自由切换），属于不同的教会，居住在各个迥然不同的历史地区。这样一个国家不仅要抵抗一个军事上强大得多的宗主帝国的进攻，还要抵抗后者对所有说俄语或信仰东正教的人提出的忠诚要求。它是否有成功的可能？

俄罗斯想要以语言、地区和族群边界来影响乌克兰。尽管这种策略在部分地区起了作用，但乌克兰社会主体仍旧团结在这样的理念周围：乌克兰人是一个行政和政治上统一的多语言、多文化国家。这一理念从乌克兰遍布荆棘，甚至往往是悲剧性的内部分裂历史的教训中得来，其基础则是乌克兰的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许多个世纪以来的共存传统。

[1] Rust belt，指曾经工业繁盛后来陷入衰落的地区。

[2] Petro Poroshenko（1965年生），乌克兰企业家、总统（2014年至今在任）。

[3] Sloviansk，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城市。

[4] Igor Girkin（1970年生），常被称为斯特列尔科夫（Igor Strelkov，意为“射手伊戈尔”），俄罗斯格鲁乌（GRU，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退役中校。他是2014年乌克兰东部反政府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顿巴斯人民军指挥官。

[5] Frozen conflict，指活跃的武装冲突已经平息，却尚未达成和约或政治解决框架的局势。

结语

历史的意义

2014年3月18日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胜利日，此时正是这位61岁的俄罗斯总统的第三个任期。当天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地点是克里姆林宫中建于沙皇时代的圣乔治大厅——用来会见外国代表团和举行最隆重的国家仪式的地方。这位总统在演说中请求聚集于此的俄罗斯联邦议会成员通过一条关于将克里米亚纳入联邦的法律。他的听众们不止一次对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样的反应意味着这条法律无疑会在第一时间通过。三天之后，联邦议会即宣布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俄乌之间各条约和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1]曾对乌克兰的主权给予了保证。在乌克兰看来，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行动。然而在演说中，弗拉基米尔·普京将这次吞并视为历史正义的胜利。普京的论证在本质上也的确是历史的和文化的。他将苏联的解体称为对俄罗斯的剥夺，不止一次将克里米亚称为俄罗斯国土，将塞瓦斯托波尔称为俄罗斯城市。他指责乌克兰当局漠视克里米亚人民的利益，并曾在近期试图侵犯克里米亚人的语言和文化权利。普京声称：正如乌克兰有权脱离苏联，克里米亚也同样有权脱离乌克兰。

在乌克兰危机中，历史不止一次成为借口，也不止一次遭到滥用。它不仅被用来对危机参与者进行宣传和鼓动，也被用来为对国际法、人权乃至生命权本身的侵犯行为辩护。尽管俄乌冲突的爆发出乎意料，让许多被波及的人猝不及防，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丰富的历史指涉。姑且不论对历史证据的宣传式利用，至少有三种植根于过去的过程如今正在乌克兰同时上演：其一是俄罗斯在17世纪中叶以来莫斯科所取得的帝国范围内重建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努力；其二是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涉及其中（后者往往被地区边界所分割）；其三则是基于历史和文化断层的争夺——这些断层使得冲突参与各方将这场冲突想象为东方与西方的竞争，想象为欧洲与俄罗斯世界的竞争。

乌克兰危机让世界想起18世纪晚期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并吞以及俄国在南乌克兰所创建的那个没有存在多久的帝国省份“新俄罗斯”。让关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帝国扩张的记忆浮出水面的，不是那些尝试将当下俄罗斯的行为描述为帝国主义行为的外界观察者，而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混合战背后那些理论家——“新俄罗斯”方案的提出者。他们所寻求的，是以帝国征服和在克里米亚鞑靼人、诺盖鞑靼人和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故乡建立俄罗斯统治为基础，发展自己的历史意识形态。在将塞瓦斯托波尔视为俄罗斯光荣之城的修辞中，这种努力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修辞是一个植根于1853—1856年间克里米亚战争（那场战争对俄罗斯帝国而言是一场灾难）的历史神话，它将族群多样的帝国军队在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时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归于俄罗斯一族。

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以及创立敖德萨共和国和哈尔基夫共和国（这两座城市也同为设想中的“新俄罗斯”的组成部分）的尝试同样有其历史根源，可以上溯到苏俄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1918年3月）。当时布尔什维克们在这些地区创建了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共和国和顿涅茨克-克里维伊里赫苏维埃共和国——这些共和国自称独立于莫斯科，因此不在条约限制范围之内。新的顿涅茨克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借用了1918年的顿涅茨克-克里维伊里赫共和国的部分符号——与从前那个共和国一样，如果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和支持，他们的这个新“国家”就没有机会兴起或者维持下去。

对俄罗斯帝国历史和革命历史的引用已经成为为俄罗斯对其周边保持扩张心态提供辩护的史学话语的一部分，然而这次冲突背后的历史动因却来自更晚近的时期。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其关于“收回”克里米亚的演说中曾回忆起苏联迅速而出人意料的解体过程。这场解体才是乌克兰危机最为直接的历史背景。当下的俄罗斯政府一直声称乌克兰是一个人为创造的国家，而乌克兰的东部领土是苏俄赠送给乌克兰的礼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克里米亚一样。根据这种历史叙事，唯一血统纯正因而拥有历史合法性的政治体就是帝国——早先的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联。俄罗斯政府努力反击和打压任何贬低帝国合法性的历史传统和记忆，比如对1932—1933年间乌克兰大饥荒或1944年苏联迁移克里米亚鞑靼人等事件的纪念活动。2014年5月，俄罗斯当局在克里米亚宣布禁止公开纪念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移70周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今天的俄罗斯似乎走上了部分帝国前身的老路：哪怕在失去帝国很久之后，它们仍对之依恋不舍。苏联的崩溃让俄罗斯精英阶层对帝国和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切齿痛心，并将这场崩溃想象为一次由西方的恶意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等愚蠢竞逐权力的政客所导致的偶然事件。对苏联解体的这种看法让他们难以抵挡重写历史的诱惑。

俄乌纷争还让另一个植根于历史并在历史中分叉的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就是现代俄罗斯民族和现代乌克兰民族尚未完成的民族建构进程。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为“援助”顿巴斯地区独立势力所做的辩护宣传，是在保护俄裔居民和整个俄语群体的旗帜下进行的。这种将俄语与俄罗斯文化乃至俄罗斯民族性画等号的观念，是许多前往顿巴斯的俄罗斯志愿者世界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对俄罗斯民族性的这种解读存在一个问题：尽管俄裔居民的确在克里米亚人口中占据多数，也是部分顿巴斯地区重要的少数族群，但在他们设想中的“新俄罗斯”地区，占人口多数的仍是乌克兰裔。尽管俄罗斯及分离主义者的宣传对许多乌克兰人有某种吸引力，这些乌克兰人中的大多数仍然拒绝将自己归于俄罗斯或归为俄罗斯族——哪怕他们还在继续使用俄语。这是“新俄罗斯”方案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一方案的始作俑者却对它的失败感到十分意外。

将乌克兰人视为俄罗斯民族之一部分的观点可以上溯至近代俄罗斯民族孕育并诞生于“俄罗斯（而非罗斯）万城之母”基辅的起源神话。1674年首次出版的《略要》（那部由寻求莫斯科沙皇庇护的修士们编撰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2]第一次在俄罗斯提出了这一神话，并加以传播。在帝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人都被视为“小俄罗斯人”。这种视角容忍乌克兰民间文化和口头方言的存在，却不允许它成为高级文化或近代文学。1917年革命之后，乌克兰人开始被承认为一个文化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独特民族，这对“小俄罗斯人”视角形成了挑战。然而，2014年发生的危机却基于“俄罗斯世界”理念。对乌克兰人而言，这与苏联时代的做法相比也是一种倒退。对未来“新俄罗斯”民族建构的设想，没有在更广泛的俄罗斯民族内部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族群留出空间。这很难说是一种漠视或一种因战争热度导致的偏颇。就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不到一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曾在一次有记录的谈话中声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属于同一个民族。2015年3月18日，他在纪念吞并克里米亚一周年的演说中又重复了这种看法。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民族建构道路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转向这样一种观念：创造一个单一而非分散的俄罗斯族，并以俄语及俄罗斯文化为基础联合各东斯拉夫民族。乌克兰则成为这种模式在俄罗斯联邦以外的第一个试验场。

这种新的俄罗斯身份认同模式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紧密相关，由此对乌克兰的民族建构事业构成了重大挑战。从19世纪诞生之初开始，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就将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化视为自己的核心，但它也从一开始就允许其他语言和其他文化的使用。被许多人视为乌克兰民族精神之父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的俄语作品即可作为这一点的例证。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早已成为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准则，将来自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人纳入乌克兰民族的范畴。这对俄乌纷争的过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克里姆林宫所期待的不同，俄罗斯的举动未能得到俄军直接控制地区（指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部分地区）之外俄罗斯族居民的支持。

根据声誉卓著的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俄罗斯族占乌克兰总人口的17%，而调查对象中仅有5%的人认为自己只是俄罗斯人，其余则认为自己既是俄罗斯人，也是乌克兰人。此外，那些仅将自己视为俄罗斯人的调查对象往往也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事务的干涉，拒绝将自己与普京政府的立场捆绑在一起。“乌克兰是我的祖国。俄语是我的母语。我希望来拯救我的人是普希金，希望普希金而不是普京来让我摆脱这悲伤和动荡。”基辅的一名俄罗斯居民在其脸书（Facebook）上写道。莫斯科和受俄罗斯支持的叛军大力宣传那种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俄罗斯东正教结合起来的“俄罗斯世界”理念，将之视为独立广场抗议者们所提出的亲欧选择之外的一个选择。这反而令1991年以来乌克兰人和犹太人组成的亲欧联盟变得更加牢固。“我早就说过，乌克兰人与犹太人的联合是我们的共同未来的保障。”一名独立广场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自己的脸书上如是说。

乌克兰在历史中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却又因过去的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所造成的诸多地区分界线而陷入分裂。乌克兰中部稀树草原和南部干草原之间的分界线成了北方农业地区与南方蕴含丰富矿藏的草原上各中心城市之间的一条多孔边界。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分界线在17—18世纪间推至第聂伯河，随后又后撤到加利西亚，令人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国界。在从前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地区中，加利西亚有别于曾大部受匈牙利人统治的外喀尔巴阡和前摩尔达维亚公国省份布科维纳。在从前俄罗斯帝国的地盘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归于波兰的沃里尼亚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苏联的波多里亚不同。此外，曾由波兰统治的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与曾属于哥萨克国的左岸地区之间存在差别，而哥萨克人地区与18—19世纪间俄罗斯帝国在集权化过程中所殖民的地区也有所不同。这些地区上的各种边界又共同构成日常生活中更喜欢说乌克兰语和更喜欢说俄语的人群之间的分界线。

实际上，乌克兰的地方主义比上文中的描述更为复杂。前哥萨克国占据的传统哥萨克地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南乌克兰省份米科拉伊夫在族群构成、语言使用和投票行为等方面与克里米亚更是迥然不同。然而，尽管存在以上各种差异，乌克兰各地区彼此之间仍然紧密相连。这是因为上述诸多边界尽管在历史上曾十分清晰，却几乎不可能在今天重新建立起来。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张由各种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交会地区连成的网络。它将各个不同地区连缀在一起，让这个国家保持统一。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一条将克里米亚同与之相邻的南乌克兰各地区分隔开来的清晰文化边界，而顿巴斯与其他东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历史地区中没有一个表现出脱离乌克兰的强烈意愿，而这些地区的精英阶层也没能将当地民众动员起来支持脱离。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确出现了这种动员，但那只是俄罗斯干涉带来的后果。

在“尊严革命”发生的同时，乌克兰出现了一场推倒剩下的列宁纪念碑的运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有500多座列宁纪念碑被摧毁。这是一次与苏联时代历史的象征性决裂。在顿巴斯的反基辅叛军中仍有许多人维护从前的苏联价值观，但俄罗斯的雇佣军和志愿军带来的则是另一种支配性理念。与著名的俄国指挥官伊戈尔·吉尔金一样，这些人来到顿巴斯是为了保卫“俄罗斯世界”价值不受西方打击。在这样的语境下，他们将乌克兰视为腐朽西方价值——如民主、个人自由、人权，还有（尤为不可接受的）少数性取向团体权利等——与传统俄罗斯价值之间的战场。按照这种逻辑，乌克兰人的头脑只是被西方的宣传蒙蔽了，而俄罗斯人有责任为他们带来光明。

对俄乌冲突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知识传统当中。尽管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将俄罗斯对欧洲文化的参与排除在外的近代俄罗斯历史，但同样真实的是：许多世纪以来，俄罗斯要么与西方隔绝，要么与中欧和西欧国家发生冲突。哪一套历史经验最能够定义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呢？俄罗斯知识界中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旷日持久，始于19世纪。这场争论将两种观点对立起来：一种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一部分；另一种则视俄罗斯为一种负有世界责任的独特文明。当下，亲斯拉夫派和反西方派的继承者们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

对乌克兰而言，其独立主张则从来都有一种亲西方的色彩，这是乌克兰历史经验的产物：作为一个国家，乌克兰正位于东西方分界线上。这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界线，是中欧帝国和亚欧大陆帝国的分界线，也是这些帝国的不同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地处几大文化空间交界地带的状况让乌克兰成为一个接触区，在这里持不同信念的乌克兰人可以学会共存。这种状况也催生了各种地区分界，使之为当下冲突的参与各方所利用。乌克兰向来以其社会的文化混合性（hybridity）著称，近来更是因为这种混合性而备受推崇。然而，在面临一场“混合战”之际，一个民族在保持统一的前提下到底能承受多大程度的混合性？这是当下的俄乌冲突将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乌克兰的亲欧革命发生于冷战结束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却借鉴了冷战时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共有的对欧洲西方的想象，在某些时候甚至将这种想象变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宗教。“尊严革命”与这场战争在乌克兰社会中引发了一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新定位。2014年1月到同年9月，乌克兰人中对俄罗斯持正面态度的比例从80%下降到不足50%。同年11月，民意调查中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者的比例已达64%（在2013年11月，这一比例仅为39%）。2014年4月，只有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到了当年11月，这一比例已超过50%。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战争的体验不仅将大多数乌克兰人团结起来，还让这个国家在感情上更倾向于西方。

在历史上，战争的冲击、失败的耻辱以及国土沦陷的伤痛都曾被当作增强民族团结和塑造强烈民族认同的工具。18世纪下半叶波兰被瓜分使得这个国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却成为近代波兰民族主义形成的开端。19世纪初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入侵导致了泛日耳曼理念的兴起，并促进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激发法国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的民族想象的，正是对战败和国土丧失的记忆。被羞辱、战伤累累的乌克兰似乎正遵循着这样的普遍模式。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在顿巴斯引发战争，并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引发动荡。这不仅在乌克兰，也在整个欧洲造成了一种危险的新局面。无论当下乌克兰危机将走向何方，乌克兰的未来、东欧-西欧（俄罗斯-欧盟）关系的未来，进而至于整个欧洲的未来都将有赖于危机的解决。

[1] 见本书第26章。

[2] 见本书第12章。

致谢

我要感谢吉尔·尼瑞姆为我的手稿找到了一个优秀出版社，感谢拉拉·海默特热情而勇敢地接受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挑战，也要感谢她的基本图书出版社团队——尤其是罗杰·拉布里，是他们让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我要感谢米洛斯拉夫·尤尔科维奇为手稿编辑了不同版本，感谢我的妻子奥莱娜对本书的批评和最终的支持，感谢弗拉基米尔·库里克和罗曼·普罗齐克纠正书中那些不应出现的错误，感谢我的研究生梅根·邓肯·史密斯在我的课程“欧洲的边境——1500年后的乌克兰”中的出色助教工作——我正是在这一课程中对本书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检验。我要感谢在2014年秋季学期中选修这门课程的哈佛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他们的课堂问题、邮件以及在课程网站上的提问和评论都让他们对本书有所贡献。最后，我还要感谢在我漫长的历史学家和教师生涯中帮助我弄明白本书应该和不应该讨论哪些问题的每一个人。本书的任何瑕疵无疑都不是他们的责任。

附录A

大事年表

世界史：约公元前45000年，人类到达欧洲南部。

约45000—43000 BC 狩猎猛犸的尼安德特人在乌克兰修建他们的居所。

约42000—40000 BC 多瑙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区的人类驯化了马匹。

约4500—3000 BC 掌握了泥塑和彩陶技术的库库特尼-特里波里新石器文化诸部落在多瑙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区定居。

世界史：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

1300—750 BC 小说中“蛮王柯南”的故国辛梅里安王国在乌克兰南部黑海大草原上建立统治。

750—250 BC 斯基泰骑兵将辛梅里安人赶出这片地区。

750—500 BC 希腊人在黑海北岸建立起贸易殖民地。在希腊人的想象中，诸如亚马逊女战士之类的神话人物生活在北方的乌克兰草原上。

世界史：公元前753年，传说中的罗马城建立时期。

512 BC 波斯的大流士大帝穿过黑海大草原，试图击败斯基泰人的军队，没有成功。

约485—425 BC 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希罗多德认为斯基泰部落和斯基泰人分属不同的阶层，其中包括斯基泰王族和农业斯基泰人。后者是林草混交的边境地区的定居部族。

250 BC—250 AD 萨尔马提亚人从斯基泰人手中夺取了这片草原。

1—100 AD 罗马人在希腊殖民地建立统治。斯特拉波将顿河视为欧洲的东部边界，将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划入欧亚分界线的欧洲一侧。

世界史：约公元30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250—375 哥特人击败萨尔马提亚人，在乌克兰地区建立统治。

375—650 迁徙时期：匈人、阿瓦尔人和保加尔人穿过黑海大草原。

约551 历史学家约达尼斯将斯科拉文人和安特人这两个斯拉夫人部落的活动地区确定为多瑙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同一世纪早些时候，安特人因攻击罗马帝国而见诸史册。

650—900 哈扎尔汗国从乌克兰地区的斯拉夫人部落中收取贡赋。

世界史：800年，查理大帝被加冕为罗马皇帝。

838 西方文献中首次提到罗斯维京人。

860 罗斯人首次从黑海北岸进攻君士坦丁堡。

950 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都斯记述了与罗斯人的贸易以及既被用于贸易也被用于战争的第聂伯河-黑海通道。

971 拜占庭皇帝约翰·齐米斯基斯在多瑙河上会见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协商拜占庭与罗斯之间的停战问题。

989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围困克里米亚的拜占庭要塞克松尼索斯，迎娶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并宣布其个人和国家都皈依基督教。

1037 基辅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完成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造。这座教堂是罗斯都主教座堂，也是罗斯第一座图书馆所在地。

世界史：1054年，基督教会在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分裂。

1054 基辅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去世。他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欧洲的岳父”，因为他将自己的女儿分别嫁给了许多欧洲王室成员。他的去世标志着基辅罗斯解体的开端。

1113—1125 王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暂时恢复了基辅罗斯的统一。他推动了中世纪乌克兰历史的主要记载来源《古编年史》的写作。

1187—1189 一名基辅编年史作者首次使用“乌克兰”一词描述东至佩列亚斯拉夫、西至加利西亚的草原边境地区。

世界史：1215年，英格兰国王约翰颁布《大宪章》。

1238—1264 曾被教皇加冕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公丹尼洛通过挑拨东方的金帐汗国与西方的波兰和匈牙利等王国对立，取得对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他是利维夫城的建立者。

1240 蒙古军队攻陷基辅。乌克兰进入金帐汗国的势力范围。

1241—1261 匈牙利国王夺取外喀尔巴阡地区。

1299—1325 罗斯都主教将其驻地从被蒙古人摧毁的基辅迁往克利亚济马河河畔的弗拉基米尔，随后又迁往莫斯科。加利西亚则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都主教区。

1340—1392 强盛一时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分裂。加利西亚归于波兰，而沃里尼亚和第聂伯河地区归于立陶宛大公。

世界史：1347年，黑死病肆虐欧洲。

1359 立陶宛和罗斯的军队在锡尼沃迪河之战中挑战金帐汗国对乌克兰草原的统治。乌克兰大部分地区成为立陶宛大公国的一部分。

1386 立陶宛大公约盖拉迎娶波兰女王雅德维加。这是立陶宛社会上层改宗天主教的开端，也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逐步实现统一的开端。

1430—1478 立陶宛大公国的罗斯（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精英阶层反抗大公国的天主教统治者的歧视政策。

1492 乌克兰哥萨克人首次见于历史记载。

1514 立陶宛大公国和莫斯科大公国争夺前基辅罗斯地区期间，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王公在奥尔沙之战中击败莫斯科军队。

世界史：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

1569 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之间通过卢布林联合创建波兰-立陶宛联邦。通过联合，波兰建立起对乌克兰的统治，而立陶宛则保有白俄罗斯。两个东斯拉夫人地区之间出现了第一条行政边界。

1581 第一部教会斯拉夫语《圣经》全译本在奥斯特里赫出版。

1590—1638 哥萨克人在哥萨克叛乱时期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

1596 通过布列斯特联合，东正教基辅都主教区的一部分归于罗马教廷。这使联合教会（后来的希腊礼天主教会）从东正教会分裂出来，直至今日。

1632—1646 基辅都主教彼得·莫希拉创建基辅学院（后来的基辅莫希拉学院），按照天主教皇教改革的原则改革自己的教会，并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东正教《正教信条》。

1639 法国工程师和制图家纪尧姆·勒瓦瑟·德·博普朗绘制出他的第一份乌克兰地图。这份地图反映了当时乌克兰草原边境地区的垦殖状况。

世界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

1648 哥萨克军官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发动反抗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起义。起义导致波兰地主被驱逐，犹太人被屠杀，并创造了一个被称为酋长国的哥萨克国家。

1654 哥萨克军官们承认莫斯科沙皇的宗主权，引发莫斯科与华沙对乌克兰控制权的漫长争夺。

1667 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将乌克兰沿第聂伯河一分为二，分别归于莫斯科沙皇国和波兰。这引发了由统领彼得罗·多罗申科率领、反抗两大强国的哥萨克起义。

1672—1699 奥斯曼人统治右岸乌克兰。

1674 基辅洞穴修道院的修士们出版了《略要》。这部历史文献将基辅置于罗斯君权和罗斯民族的中心位置，呼吁东斯拉夫人在宗教、王朝和民族上统一起来，以应对来自波兰和奥斯曼帝国的威胁。

1685 基辅都主教区脱离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管辖，归于莫斯科牧首管辖区。

1708 因俄罗斯人对哥萨克权利的侵害，哥萨克统领伊凡·马泽帕起兵反抗彼得一世，与率军来袭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结盟。

1709 俄军在波尔塔瓦战役中获胜，导致哥萨克统领一职的废除以及哥萨克国自治权的削减。

世界史：1721年，《尼斯塔德条约》[1]的签署让俄国成为欧洲强国。

1727—1734 哥萨克统领一职暂时恢复。丹尼洛·阿波斯托尔担任统领。

1740年代 犹太拉比以色列·本·埃利泽（更常见的称谓是巴尔·谢姆·托夫）在波多里亚城镇梅德日比日聚集学生和追随者，教授哈西迪教义。

1764—1780 作为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中央集权改革的一部分，哥萨克国被废除。

1768 波兰贵族的巴尔同盟及“海达马基”[2]农民起义在右岸乌克兰地区引发对联合教会信徒和犹太人的屠杀。

1775 俄国在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取胜，随后废除了第聂伯河下游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军。

1783 俄国吞并克里米亚。

世界史：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1772—1795 波兰被瓜分。加利西亚归于哈布斯堡帝国，右岸乌克兰和沃里尼亚归于俄罗斯帝国。

1791 叶卡捷琳娜二世创建犹太人“定居范围”，禁止从前居住在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人迁入俄国腹地。乌克兰成为“定居范围”的一部分。

1792 俄罗斯帝国再次赢得对奥斯曼人的战争，巩固了对乌克兰南部的控制。

1798 波尔塔瓦贵族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出版作品《埃内伊达》。这是第一部用近代乌克兰语创作的诗歌，催生了近代乌克兰文学。

1812 乌克兰哥萨克人加入俄罗斯帝国军队，对拿破仑作战。

1818 第一部乌克兰语语法著作出版。

1819 迅速兴起的城市敖德萨成为自由港，吸引来新的商业和新的定居者。

1830 波兰人的起义导致波兰地主阶层与俄国政府对乌克兰农民忠诚的争夺。

1834 沙皇尼古拉一世创建基辅大学，从此俄国开始着手将基辅改造为俄罗斯帝国认同的堡垒。

1840 艺术家及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出版诗集《科布扎尔》。他被许多人视为乌克兰民族之父。

1847 米科拉·科斯托马罗夫起草了初生的乌克兰民族运动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乌克兰人民的起源之书》。在宣言中他呼吁创建一个以乌克兰为中心的斯拉夫联邦。

世界史：1848年革命。

1848 “民族之春”[3]动摇了哈布斯堡帝国。波兰和乌克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得以兴起。乌克兰人以罗塞尼亚最高议会为核心团结起来。帝国当局决定解放农奴。

19世纪50年代 加利西亚出现石油开采工业，将德罗霍贝奇地区变成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油田之一。

1854 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联军登陆克里米亚，围困了塞瓦斯托波尔，并在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修建了乌克兰国土上第一条铁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失去了其黑海舰队。

世界史：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

1861 俄罗斯帝国对农奴的解放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开明改革改变了乌克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局面。

1863 受到新一轮波兰起义和“全俄罗斯民族”出现分裂风险的警醒，俄罗斯帝国内政大臣彼得·瓦鲁耶夫发布了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禁令。

1870 威尔士实业家约翰·詹姆斯·休斯抵达南乌克兰，在此建立起冶金工厂。这成为顿涅茨河工业盆地兴起和俄罗斯劳工移民流入乌克兰的开端。

1876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埃姆斯上谕》，对乌克兰语的使用实行进一步限制。基辅大学的年轻历史学教授米哈伊洛·德拉霍玛诺夫移居瑞士，在那里为乌克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19世纪90年代 对土地的渴求加快了奥属乌克兰地区农民向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速度，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俄属乌克兰地区农民向北高加索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迁移。

1900 哈尔基夫的律师米科拉·米可诺夫斯基阐述了乌克兰政治独立的理念。加利西亚也出现了类似思潮。

1905 俄罗斯帝国发生的革命终结了对使用乌克兰语的禁令，并使政党的创建成为可能。革命浪潮导致俄罗斯国家主义和反犹迫害的兴起。肖洛姆·阿莱汉姆离开基辅前往纽约。

世界史：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乌克兰成为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德国之间的战场。

1917 俄国君主制的崩溃让乌克兰国家的创建成为可能。建国的领导群体是乌克兰革命议会“中央拉达”中的社会主义者。

1918—1920 俄属和奥属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政府宣布独立，但在与布尔什维克俄国和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这两个更强大的邻国的战争中失败。

20世纪20年代 苏维埃乌克兰的民族共产主义时代。

1921—1923 苏俄、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瓜分了乌克兰地区。

1927—1929 布尔什维克当局实施大规模的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这些政策旨在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

世界史：1929年，“黑色星期五”引发美国大萧条。

1932—1933 由于人为原因导致的饥荒，近400万乌克兰人被饿死。这场饥荒在今天被称为“霍洛多摩尔”。

1934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刺杀了波兰内政部长布洛尼斯拉夫·皮尔拉基。这成为乌克兰社会对波兰统治越来越强烈的不满以及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兴起的征兆。

1937 斯大林主义的“大清洗”达到顶峰。在“大清洗”中，数十万人被处死，上百万人被送进古拉格系统劳改营。

世界史：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签署导致苏联对此前属于波兰的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属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的占领。此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地区的乌克兰活动家们宣布了一次短命的独立，随后这一地区归于匈牙利。

1941 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导致乌克兰被德国和罗马尼亚占领，并成为大屠杀的主要发生地之一。数百万不同族群背景的乌克兰人丧生。

1943 苏维埃重归乌克兰，重建了共产主义统治，并在西乌克兰地区开启了苏联安全部队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武装之间的漫长战争。

1944 克里米亚鞑靼人被控与德国人合作，从克里米亚被驱逐到中亚地区。

1945 雅尔塔会议为新的波兰-乌克兰边界赋予了国际合法性，使利维夫归于乌克兰，并让乌克兰得以成为联合国成员。同年晚些时候，莫斯科迫使布拉格政府同意将外喀尔巴阡地区划归苏维埃乌克兰。

1946 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被废除。其领袖们被控遵循梵蒂冈的反共政策，并与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保持联系。

世界史：1948年，冷战揭幕。

1953 斯大林的去世终结了正在兴起的反犹主义运动，也终结了对被控犯有民族主义错误的乌克兰文化人物的迫害。

1954 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主导下，克里米亚从俄罗斯被划归乌克兰，以促进这一半岛地区的经济复苏。这是因为克里米亚的复苏有赖于乌克兰大陆地区提供资源。

1956 去斯大林化运动开启。乌克兰共产党领导阶层成为俄罗斯领导集团统治苏联的助力。

1964 尼基塔·赫鲁晓夫被推翻，终结了当局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让步。斯大林时代晚期的政治原则得以部分恢复。

20世纪70年代 苏联进入停滞时期。其特征为经济增长放缓，社会问题增加。

1975—1981 受到《赫尔辛基决议》鼓舞，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为保卫人权而组织起来。赫尔辛基小组的许多成员被克格勃逮捕，并被投入监狱。

1985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启动旨在改善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1986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让人们开始追问中央政府在这场环境灾难中的责任，并导致苏维埃乌克兰第一个大众政党绿党的形成。

1990 第一次竞争性的乌克兰议会选举产生了一个议会反对派。该议会在同年宣布乌克兰是苏联内部的一个主权国家。

世界史：1991年，苏联解体。

1991 在莫斯科的一次失败政变之后，乌克兰12月1日的独立公投对苏联造成了致命一击。其他加盟共和国也效仿乌克兰脱离了苏联。

1994 在乌克兰将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移交给俄罗斯之后，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共同承诺保障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1996 新宪法保障民主化自由，在总统府和议会之间实行分权，使议会成为乌克兰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1997 俄罗斯与乌克兰签署边界协议，承认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乌克兰则将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租借给俄罗斯。

2004 对政府腐败和俄罗斯干涉乌克兰选举进程的广泛抗议引发了民主化的“橙色革命”。以总统维克多·尤先科为首的持改革立场的亲西方政府得以上台。

2008—2009 乌克兰表达了加入欧盟的意愿，申请参加北约成员行动计划，并成为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的成员。

2013 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贸易战争，迫使乌克兰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的政府放弃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在乌克兰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后来被称为“欧洲独立广场运动”（Euro Maidan）和“尊严革命”。

2014 基辅街头的抗议变得暴力化。乌克兰议会罢免了总统亚努科维奇。俄罗斯则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将军队和给养送入顿巴斯地区，由此发动对乌克兰的混合战。

2015 俄乌冲突造成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东西方关系危机。

[1] Peace of Nystad，俄国与瑞典于1721年9月10日在芬兰西南部的尼斯塔德签署的和约。

[2] Haidamaky，指18世纪中右岸乌克兰地区反对波兰统治的农民叛军。

[3] Spring of Nations，1848年革命的别称。

附录B

乌克兰主要历史人物表

1054年前的基辅大公

赫尔吉（奥列格、奥列赫）（？—约912年在位）

英格瓦（伊赫尔、伊戈尔）（？—约945年在位）

奥丽哈（奥丽加、赫尔加）（约945—962年在位）

斯维亚托斯拉夫（962—972年在位）

亚罗波尔克（972—980年在位）

弗拉基米尔大帝（980—1015年在位）

“恶棍”斯维亚托波尔克（1015—1019年在位）

“智者”雅罗斯拉夫（1019—1054年在位）

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诸统治者（1199—1340）

罗曼大帝（1199—1205年在位）

哈利奇的丹尼洛（1205—1264年在位）

列夫一世（1264—1301年在位）

尤里一世（1301—1308年在位）

安德里和列夫二世（1308—1325年在位）

博莱斯瓦夫-尤里二世（1325—1340年在位）

宗教和文化领袖（1580—1648）

伊凡·费多罗夫（约1525—1583），1581年奥斯特里赫版《圣经》的出版者。

康斯坦蒂（·瓦西里）·奥斯特罗斯基王公（1526—1608），沃里尼亚大贵族，东正教改革的推动者。

伊帕季·珀提（1541—1613），联合教会的创立者和都主教。

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约1577—1633），宗教论辩家、第一部教会斯拉夫语语法著作作者。

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约1582—1622），哥萨克统领、东正教会的支持者。

彼得·莫希拉（1596—1646），东正教改革家、基辅都主教（1632—1646年在任）。

哥萨克诸统领（1648—1764）

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1648—1657年在位）

伊凡·维霍夫斯基（1657—1659年在位）

尤里·赫梅尔尼茨基（1659—1663年在位）

帕夫洛·捷捷里亚（1663—1665年在位）

伊凡·布柳霍维茨基（1663—1668年在位）

彼得罗·多罗申科（1665—1676年在位）

德米安·姆诺霍赫里什尼（1668—1672年在位）

伊凡·萨莫伊洛维奇（1672—1687年在位）

伊凡·马泽帕（1687—1709年在位）

伊凡·斯科罗帕德斯基（1708—1721年在位）

丹尼洛·阿波斯托尔（1727—1734年在位）

基里洛·罗苏莫夫斯基（西里尔·拉苏莫夫斯基）（1750—1764年在位）

艺术和文学人物（1648—1795）

因诺肯季·吉泽尔（约1600—1683），基辅洞穴修道院掌院（1656—1683）、《略要》（1674）的出版者。

内森·汉诺威（？—1663），犹太教法学者、卡巴拉主义者、《绝望的深渊》（Abyssof Despair，1653）一书的作者。

萨米洛·维利奇科（1670—1728），哥萨克官员和历史学家。

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基辅学院院长、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的顾问。

犹太拉比巴尔·谢姆·托夫（？—1760），犹太教哈西迪派创始人。

赫利霍里·斯科沃洛达（1722—1794），哲学家、诗人、作曲家。

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1747—1799），哥萨克军官、俄罗斯帝国大臣、哥萨克国历史学家。

民族“启蒙者”（1798—1849）

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1769—1838），《埃内伊达》（《埃涅阿斯纪》的仿作）作者。

亚历山大·杜赫诺维奇（1803—1865），外喀尔巴阡地区牧师、诗人和教育家。

塔德乌什·查茨基（1765—1813），克列梅涅茨学院的创办者（1805）。

马尔基安·沙什科维奇（1811—1843），诗人、年鉴《德涅斯特河的水泽仙女》（1836）的出版者之一。

米科拉·霍霍里（尼古拉·果戈理）（1809—1852），小说家、乌克兰历史和文化的推动者。

塔拉斯·舍甫琴科（1814—1861），艺术家、诗人、作家，常被视为乌克兰民族之父。

雅基夫·霍洛瓦茨基（1814—1888），历史学家、民族志学者、年鉴《德涅斯特河的水泽仙女》的出版者之一、亲俄运动领袖。

米科拉·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乌克兰民族运动第一份政治章程的起草者。

官员和实业家（1800—1900）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埃马纽埃尔（1766—1822），法国保王党人、敖德萨总督（1803—1814年在任），通常被视为敖德萨城的建立者。

尼古拉·列普宁-沃尔孔斯基（1778—1845），俄国军事指挥官。他在担任小俄罗斯总督（1816—1834年在任）期间推动改善农奴的生存状况，并反对削减哥萨克人权利。

弗朗茨·施塔迪翁（1806—1853），奥地利政治家。他在担任加利西亚总督（1847—1848）期间解放了农奴，并促进了乌克兰人的政治动员。

约翰·詹姆斯·休斯（1814—1889），威尔士实业家、尤兹夫卡城（今顿涅茨克）的建立者、顿涅茨河盆地工业地区兴起的开创者。

普拉东·谢梅连科（1821—1863），实业家。他资助出版了塔拉斯·舍甫琴科作品《科布扎尔》的一个版本。

拉扎尔·布罗茨基（1848—1904），实业家、慈善家。他资助建立了基辅最大的犹太教会堂。

斯坦尼斯拉夫·斯捷潘诺夫斯基（1846—1900），企业家、政治家、《加利西亚的悲惨状况》（1888）的作者。他在加利西亚引入了蒸汽钻探法，推动了加利西亚石油工业的发展。

政治和文化活动家（1849—1917）

米哈伊尔·尤瑟佛维奇（米哈伊洛·尤瑟佛维奇）（1802—1889），教育家，乌克兰爱国者运动的早期支持者。他推动了1876年《埃姆斯上谕》的出台。

米哈伊洛·德拉霍玛诺夫（1841—1895），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思想家，乌克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创者。

伊斯梅尔·伽斯普林斯基（伊斯梅尔·伽斯皮拉里）（1851—1914），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复兴的领袖。

伊凡·弗兰科（1856—1916），诗人、作家、时评家，加利西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创者之一。

米科拉·米可诺夫斯基（1873—1924），律师、政治活动家，乌克兰独立理念的早期宣传者。

作家和艺术家（1849—1917）

尤里·费德科维奇（1834—1888），诗人、民俗学研究者，以其关于布科维纳生活的故事而著名。

利奥波德·里特尔·冯·扎赫尔-马索克（1836—1895）[1]，记者、作家。他创作了许多关于加利西亚的浪漫故事。

米科拉·李森科（1842—1912），作曲家，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的创始人。

伊利亚·列宾（1844—1930），现实主义画家，以其史诗画作《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回答》（Reply of the Zaporozhian Cossacks，1891）知名。

肖洛姆·阿莱汉姆（所罗门·拉比诺维奇）（1859—1916），杰出的意第绪语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为《卖牛奶的台维》，后被改编为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

赫奥尔希·纳尔布特（1886—1920），平面艺术家、乌克兰美术学院的创立者之一、1918年乌克兰国徽的设计者。

1917—1921年乌克兰革命人物

叶乌亨·彼得鲁舍维奇（1863—1940），律师、政治活动家，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18—1919）首脑。

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1866—1934），杰出的历史学家，乌克兰革命议会（1917—1918）“中央拉达”主席。

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1873—1945），一个显赫哥萨克家族的后裔，俄罗斯帝国军人，1918年任乌克兰统领。

西蒙·彼得留拉（1879—1926），记者、政治活动家，“中央拉达”军事事务总书记、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指挥部首脑。

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1880—1951），畅销作家，在1917年至1919年间任乌克兰政府首脑。

涅斯托尔·马赫诺（1888—1934），无政府主义革命家，乌克兰南部一支农民武装的司令（1918—1921年在任）。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记者、作家、《红色骑兵军》（1926）作者。

尤里·科茨乌宾斯基（1896—1937），乌克兰作家米哈伊洛·科茨乌宾斯基之子，布尔什维克，1918年进入乌克兰的红军部队的指挥官。

文化复兴人物（1921—1933）

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1872—1933），共产党官员、乌克兰化运动的推动者，在大饥荒后自杀。

帕夫洛·狄青那（1891—1967），从象征派转向社会主义现实派的杰出诗人。

亚历山大·多夫任科（1894—1956），编剧、导演、苏联电影蒙太奇理论的先驱。

济加·韦尔托夫（戴维·考夫曼）（1896—1954），纪录片制作先驱，其最著名的作品——包括《持摄像机的人》（The Man with a Movie Camera，1929）在内——摄制于乌克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和反面人物（1939—1945）

安德烈·舍普提茨基都主教（罗曼·亚历山大·玛利亚·舍普提茨基）（1865—1944），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首脑（1901—1944）、加利西亚社会领袖。

西迪尔·科夫帕克（1887—1967），苏联游击队指挥官。

米哈伊洛·基尔波诺斯（1892—1941），红军将领、1941年基辅保卫战的指挥官。

埃里希·科赫（1896—1986），东普鲁士纳粹党总管（1928—1945）、乌克兰总督（1941—1943）。

尼古拉·瓦图京（1901—1944），苏联将领、红军第一乌克兰方面军指挥官。

奥托·冯·瓦赫特（1901—1949），纳粹德国的加利西亚地区总督。

罗曼·舒赫维奇（1907—1950），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之一、乌克兰反抗军总指挥（1943—1950）。

斯捷潘·班德拉（1909—1959），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及其西欧和北美地区分会的领袖。

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1938—1990）

尼基塔·赫鲁晓夫（1938—1949）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1925—1928，1947）

列昂尼德·梅尔尼科夫（1949—1953）

阿列克谢·基里琴科（1953—1957）

米科拉·皮德霍尼（1957—1963）

彼得罗·谢列斯特（1963—1972）

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1972—1989）

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1989—1990）

乌克兰异议运动领袖（20世纪60—80年代）

列夫科·卢基扬年科（1927年生），律师、政治活动家。他是《乌克兰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一生中超过25年时间在狱中和国内流放中度过。

格奥尔基·文斯（1928—1998），浸信会牧师、宗教活动家。他曾两次被捕并被苏联法庭宣判有罪，最终于1979年被逐出苏联。

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1937—1999），记者、60年代乌克兰异议运动的记录者，曾被关押在苏联监狱和集中营中。

穆斯塔法·杰米列夫（1943年生），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运动领袖，曾6次被捕，在苏联劳改营和国内流放中度过多年。

塞门·格鲁兹曼（1946年生），精神病学家、人权活动家。

乌克兰总统（1991—2015）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1991—1994年在任）

列昂尼德·库奇马（1994—2005年在任）

维克多·尤先科（2005—2010年在任）

维克多·亚努科维奇（2010—2014年在任）

彼得罗·波罗申科（2014年至今在任）

[1] 本书第15章中利维夫治安长官利奥波德·冯·扎赫尔之子。

术语表

中央拉达（Central Rada）——中央会议，1917—1918年间的乌克兰革命议会

海鸥（chaiky）——哥萨克人使用的长船

指挥部（Directory）——1919—1920年间的乌克兰革命政府

杜马（dumas）——一种用于演唱的乌克兰史诗

古别尔尼亚（Gubernia）——俄罗斯帝国对省份的称呼

海达马基（Haidamaky）——匪帮，是对18世纪右岸乌克兰地区平民起义参加者的称呼

统领（hetman）——哥萨克指挥官（源自德语中的Hauptmann）

酋长国（Hetmanate）——存在于1649年至1764年间及1918年的哥萨克国家

库尔巴尼（kurbany）——墓葬堆

库尔库勒[Kurkul’，俄语作“库拉克”（kulak）] ——一个含义宽泛的用词，是苏维埃政权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富裕农民的称呼

玛伊当（Maidan）——意为“广场”，是对基辅市中心独立广场以及2004年、2013年和2014年发生在那里的革命事件的简称

州（Oblast）——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省份的称呼

俄塔曼（otaman）——哥萨克官员

拉斯科尔尼奇（Raskol’niki）——旧信徒（Old Belief）教会的成员

萨姆维达夫（Samvydav）——苏维埃乌克兰时期自行出版的异议文学

沃伊沃达（voevoda）——罗斯时代和莫斯科大公国/沙皇国时代的军事指挥官

雅尔力克（yarlyk）——蒙古可汗向各公国授予的有条件统治许可

扎波罗热（Zaporozhians）——16世纪时在第聂伯河险滩下游建立自己基地的哥萨克人

延伸阅读

导言 关于乌克兰历史的综述

Dmytro Doroshenko, A Survey of Ukrainian History, with introduction by O.Gerus, upd. ed. (Winnipeg, 1975); Mykhailo Hrushevsky, A History of the Ukraine (New Haven, CT, 1940; Hamden, CT, 1970); idem, History of Ukraine-Rus’, vols. 1, 6–10(Edmonton and Toronto, 1997–2014); Ivan Katchanovski et al.,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Ukraine, 2nd ed. (Lanham, MD, 2013);Paul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Westport,CT, 2008); Paul Robert Magocsi, A History of Ukraine, 2nd ed. (Toronto, 2010); idem,Ukrain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Toronto, 2007); Anna Reid, Borderland: A Journey Through the History of Ukraine (London, 1997); Orest Subtelny, Ukraine: A History,4th ed. (Toronto, 2009); Roman Szporluk, Ukraine: A Brief History, 2nd ed. (Detroit,MI, 1982);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3rd ed. (New Haven,CT, 2009); Serhy Yekelchyk,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New York, 2007).

第一卷 黑海边境

Paul M. Barford, The Early Slav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Eastern Europe (Ithaca, NY, 2001); David Braund, ed., Scythians and Greeks: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Scythia, Athens and the Early Roman Empire (Exeter, UK, 2005); Martin Dimnik, Mikhail, Prince of Chernigov and Grand Prince of Kiev, 1224–1246 (Toronto,1981); idem, The Dynasty of Chernigov, 1146–1246 (Cambridge, 2003); Simon Franklin and Jonathan Shepard, The Emergence of Rus’, 750–1200 (London, 1996); Edward L.Keenan, Josef Dobrovský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gor’ Tale (Cambridge, MA, 2003); Jukka Korpela, Prince, Saint and Apostle: Prince Vladimir Svjatoslavic of Kiev (Wiesbaden,2001); Omeljan Pritsak, The Origin of Rus’, vol. 1 (Cambridge, MA, 1981);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Reimagining Europe: Kievan Rus’ in the Medieval World (Cambridge, MA,2012); Renate Rolle, The World of the Scythians (London, 1989).

第二卷 东方与西方的相遇

Ludmilla Charipova, Latin Books and the Eastern Orthodox Clerical Elite in Kiev,1632–1780 (Manchester, UK, 2006); Brian L. Davies, Warfare, State and Society on the Black Sea Steppe, 1500–1700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 Linda Gordon, CossackRebellions: Social Turmoil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Ukraine (Albany, NY, 1983);Borys A. Gudziak, Crisis and Reform: The Kyivan Metropolitanate,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Union of Brest (Cambridge, MA, 1998); DavidA. Frick, Meletij Smotryc’kyj (Cambridge, MA,1995); Iaroslav Isaievych, VoluntaryBrotherhood: Confraternities of Laymen in Early Modern Ukraine (Edmonton and Toronto, 2006); The Kiev Mohyla Academy. Special issue of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8, no. 1–2 (June 1984); Paulina Lewin, Ukrainian Drama and Theater in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Edmonton, 2008); Jaroslaw Pelenski, The Contest for the Legacy of Kievan Rus’ (Boulder, CO, and New York, 1998); Serhii Plokhy, The Cossacks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Ukraine (Oxford, 2001); idem,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Cambridge, UK, 2006); Ihor Ševčenko, Ukraine Between East and West: Essays on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 (Edmonton and Toronto,2009); Frank E. Sysyn, Between Poland and the Ukraine: The Dilemma of Adam Kysil,1600–1653 (Cambridge, MA, 1985).

第三卷 帝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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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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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独立之路

Anne Applebaum, Between East and West: Across the Borderlands of Europe (New York, 1994); Omer Bartov, Erased: Vanishing Traces of Jewish Galicia in Present Day Ukraine (Princeton, NJ, 2007); Yaroslav Bilinsky, The Second Soviet Republic:The Ukraine After World War II (New Brunswick, NJ, 1964); Marta Dyczok, TheGrand Alliance and Ukrainian Refugees (New York, 2000); idem, Ukraine: Movement Without Change, Change Without Movement (New York, 2000); Andrea Graziosi,Lubomyr A. Hajda, and Halyna Hryn, eds., After the Holodomor: The Enduring Impactof the Great Famine on Ukraine (Cambridge, MA, 2013); Bohdan Harasymiw, Post Communist Ukraine (Edmonton and Toronto, 2002); Askold Krushelnycky, An OrangeRevolution: A Personal Journey Through Ukrainian History (London, 2006); Taras Kuzio, Ukraine: 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 Borys Lewytzkyj,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Soviet Ukraine, 1953–1980 (Edmonton, 1984);Paul Robert Magocsi, This Blessed Land: Crimea and the Crimean Tatars (Toronto,2014); David Marples,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Chernobyl Disaster (New York, 1988);idem, Ukraine Under Perestroika (Edmonton, 1991); idem, Stalinism in Ukraine in the 1940s (Edmonton, 1992); idem, Heroes and Villains: Creating Nation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Ukraine (Budapest, 2007); Kostiantyn P. Morozov, Above and Beyond:From Soviet General to Ukrainian State Builder (Cambridge, MA, 2001); Alexander J.Motyl, Dilemmas of Independence: Ukraine After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1993);Olga Onuch, Mapping Mass Mobilization: Understanding Revolutionary Moments in Argentina and Ukraine (New York, 2014); Serhii Plokhy,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2014); William J. Risch, The Ukrainian West:Culture and the Fate of Empire in Soviet Lviv (Cambridge, MA, 2011); Gwendolyn Sasse, The Crimea Question: Identity, Transition, and Conflict(Cambridge, MA, 2014);Roman Szporluk, 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CA, 2000); Catherine Wanner, Burden of Dreams: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Post-Soviet Ukraine (University Park, PA, 1998); idem, Communities of the Converted: Ukrainians and Global Evangelism (Ithaca, NY, and London, 2007); Amir Weiner, Making Senseof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Fate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Princeton,NJ, 2001); 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A Minority Faith(Cambridge, 1997); idem,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and London,2005); Kataryna Wolczuk, The Moulding of Ukraine: The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 (Budapest, 2001); Sergei Zhuk, Rock and Roll in the Rocket City: The West,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Soviet Dniepropetrovsk, 1960–1985 (Washington, DC,Baltimore, and London, 2010).

结语 历史的意义

John-Paul Himka, “The History Behind the Regional Conflict in Ukraine,” Kritika 16, no. 1 (2015): 129–136; Volodymyr Kulyk, “Ukrainian Nationalism Since the Outbreak of Euro Maidan,” Ab Imperio, no. 3 (2014): 94–122; Edward Lucas, The New Cold War:Putin’s Russia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 (New York, 2014); Alexander J. Motyl, Imperial Ends: The Decay,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Empires (New York, 2001); Richard Sakwa,Frontline Ukraine: Crisis in the Borderlands (London, 2014); Andrew Wilson, Ukraine Crisis: What It Means for the West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2014).

图1 公元前770—前100年的希腊人定居点（本书插图系原书插图）

图2 公元980—1054年的基辅罗斯

资料来源：Zenon E. Kohut, Bohdan Y. Nebesio, and Myroslav Yurkevich, Historica Dictionary of Ukraine (Lanham, Maryland; Toronto; Oxford: Scarecrow Press, 2005).

图3 公元1100年左右的罗斯诸公国

资料来源：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Rus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图4 公元1300年左右的金帐汗国

资料来源：Paul Robert Magocsi, A History of Ukraine: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0), p. 117, map 10.

图5 16—18世纪间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疆界

资料来源：Encyclopedia of Ukraine, ed. Volodymyr Kubijovych and Danylo Husar Struk, vol. IV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

图6 1650年左右的哥萨克乌克兰

资料来源：Mykhailo Hrushevsky, History of Ukraine-Rus’, ed. Frank E. Sysyn et al., vol. IX, bk. 1 (Edmonton and Toronto: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 Press, 2005).

图7 18世纪50年代的哥萨克国及其周边地区

资料来源：Zenon E. Kohut, Russian Centralism and Ukrainian Autonomy: Imperial Absorption of the Hetmanate, 1760s—1830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xiv.

图8 瓜分波兰

资料来源：Paul Robert Magocsi, A History of Ukraine: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0), no. 25, p. 3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美）浦洛基著；曾毅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ISBN 978–7–5086–7118–5

Ⅰ. ① 欧… Ⅱ. ① 浦… ② 曾… Ⅲ. ① 乌克兰－历史－通俗读物 Ⅳ. ①K51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4318号

THE GATES OF EUROPE By Serhii Plokhy

Copyright © 2015 by Serhii Plokh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n imprint of Perseus Books, LLC, a subsidiary of Hachette Book Group,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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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

著者：[美]浦洛基

译者：曾毅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63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5–775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审图号：GS（2019）119号

书号：ISBN 978 –7–5086–7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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