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CONTENTS

译者前言

中文版序言

英文第三版序言

导论

第一部分　古典模式

第一章　古典民主：雅典

政治理想和目标

制度特征

古代民主的排他性

对古代民主的诘难

第二章　共和主义：自由、自治和积极公民

同质政治的衰落和重新崛起

共和主义的再造

共和主义、选举政府和人民主权

从公民生活到公民荣誉

共和国和公意

公共的和私人的

第三章　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发展：赞同和反对国家

权力和主权

公民身份与宪政国家

分权

派系问题

负责性与市场

自由和民主的发展

专制权力和畸形发展的国家的危险

代议制政府

妇女的屈从地位

关于“政府目的”的相互竞争的观点

第四章　直接民主和政治的终结

阶级和阶级冲突

进化的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两种国家理论

政治的终结

各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

第二部分　20世纪的理论变异

第五章　竞争性精英主义和技术专家政治观

阶级、权力和冲突

官僚制、议会和民族国家

竞争性精英民主

处于十字路口的自由主义民主

民主的最后踪迹？

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古典的”民主对现代的民主

一种技术专家政治观

第六章　多元主义、合作资本主义和国家

团体政治、政府和权力

政治、共识和权力的分配

民主、合作资本主义和国家

积累、合法化和政治的限定领域

正在变化的代议制形式

第七章　从战后稳定到政治危机：政治思想的两极分化

合法的民主秩序还是压迫性政权？

超载国家或合法性危机

对危机理论的评价

法律、自由和民主

参与、自由和民主

第八章　苏联解体以后的民主

历史背景

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更新的必要性和“自下而上”的民主？

第九章　协商民主

理性与参与

民主理论的局限

协商民主的目标

什么是健康的公共理性？价值中立及其批评

协商民主的制度

价值多元主义和民主

第三部分　今天民主的含义应该是什么？

第十章　民主自治

民主的诉求

自治原则

制定原则

古典民主理论的遗产和20世纪的民主理论

民主：一个双重的过程

民主自治：相容与相悖

第十一章　民主、民族国家与全球体系

民主的合法性与疆域

区域性和世界性趋势：新旧比较

主权、自治与分离

在更加全球化的时代重新考虑民主：世界主义模式

一种乌托邦方案？

参考书目

对话中西，

理论经典和前沿的巡览

剖析当下，

了解我们自身处境的利器

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1951年出生，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政治学教授，在国际关系领域也卓有成就。他和吉登斯一起都是著名的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的创立者之一。

他所关注的是当今国际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话题，如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国家与公民社会建设、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等问题。作为当今政治理论领域多产的作家之一，他近年出版的著作主要包括：《批判性理论导言：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to Habermas, 1989）、《政治理论与现代国家》（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m State, 1989）、《民主的模式》（Models of Democracy, 1987第1版，1996第2版，2006第3版）、《民主与全球秩序》（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1995）、《全球转变：政治、经济与文化》（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1999）、《全球化与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 2002）、《世界大同主义：一种辩护》（Cosmopolitanism: A Defence, 2003）、《全球协议：华盛顿共识之外的社会民主主义选择》（Global Covenant: The Social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2004）等。

后现代主义书系

POSTMODERNISM

Models of Democracy

［英］戴维·赫尔德　著　燕继荣　等译

王浦劬　校　燕继荣　审

民主的模式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权）图字：01-98-0304

Copyright David Held 1996

Chinese Edition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998

版权由戴维·赫尔德所有。中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的模式／（美）赫尔德（Held, D.）著；燕继荣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

ISBN 978-7-80109-216-8

Ⅰ．民…　Ⅱ．①赫…　②燕…　Ⅲ．民主－模式－研究　Ⅳ．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6585号

民主的模式

出版人　　和　龑

责任编辑　高立志　王忠波

特约编辑　詹　黎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236　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6（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毫米　1/16

字　　数　420千字

印　　张　24.75

版　　次　1998年2月第1版，2008年12月第3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译者前言

摆在您面前的是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所著《民主的模式》（Models of Democracy）最新修订版的中文译本。戴维·赫尔德是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政治学教授，是当今政治理论领域多产的作家之一。他所关注的是当今国际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话题，如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国家与公民社会建设、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等问题。近年来，他出版的著作主要包括：《批判性理论导言：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to Habermas, 1989） 、《政治理论与现代国家》（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1989） 、《民主的模式》（Models of Democracy, 1987第一版，1996第二版，2006第三版）、《民主与全球秩序》（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1995）、《全球转变：政治、经济与文化》（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1999）、《全球化与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 2002）、《世界大同主义：一种辩护》（Cosmopolitanism: A Defence, 2003）、《全球协议：华盛顿共识之外的社会民主主义选择》（Global Covenant: The Social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2004）。

《民主的模式》自1987年初版后，于1996年和2006年经过两次修订再版。作为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纲领性总结，《民主的模式》在国际政治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迄今为止，可以见到世界主要语种的不同翻译版本。大陆中文译本最早于1998年被纳入中央编译出版社“新世纪学术译丛”出版发行，2004年又作为“民主理论的必读之书”再版。现在，我们根据2006年英文最新修订版本再次翻译出版。

《民主的模式》的最新版本根据近十年来全球政治的重大变化作了广泛而重大的修订和更新。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本次修订中，作者增加了“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章，对有关民主问题的最新学术成果作了系统阐述和评论，从而将民主讨论从仅仅关注怎样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引向如何改善公民参与质量的问题上来。毫无疑问，探讨民主问题的这种新视角和新观念，对于中国知识界深刻领会民主的含义以及中国探索民主化的新路径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与先前的版本一样，《民主的模式》最新修订版将有关民主理论发展线索的清晰勾勒与原创性的深入的学术阐释相结合，势必进一步强化它作为“民主理论必读书目”的重要地位，相信关心政治、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读者会大受裨益。

《民主的模式》中文译本最早由燕继荣、方向勤、白平浩、秦立彦共同翻译，王浦劬译校。本次修订版本的翻译在参照先前译本的基础上，根据作者所做的修订，进行了重新翻译。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张宁、吴红民、张建明参与了部分翻译工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志忍教授、李强教授、美国Texas A&M University布什学院刘新胜研究员、美国James Madison University政治系助理教授杨溢博士、美国Tufts University的Taylor Salditch女士等，对于攻克语言难点提供了帮助；中央编译出版社高立志编辑进行了文字编辑和耐心细致的注释校对，在此一并予以感谢！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互联网以及MSN这样的技术为本书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电子邮件和网络沟通软件的使用，使我们在遇到阅读和表达障碍的时候，可以向朋友们即时发出求助，不管他们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借助网络工具，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这种尝试或许可以作为学术翻译的经验提供给正在或将要从事此类工作的学界同仁。不过，无论如何，必须坦言，尽管做了种种努力，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相信谬误之处依然在所难免，恳请您多加批评并不吝赐教。

燕继荣

2008年8月8日

中文版序言

《民主的模式》带领读者走上了一个特别的旅程，从公元前5世纪古代雅典的公民大会，到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再到18世纪启蒙时代的法国，而后到19世纪“代议制政府时期”的欧洲和美国，最后到20世纪的自由民主时代。此书还涉及当代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特别是共产主义在中欧和东欧的挫折，以及正对民族国家构成挑战的全球化现象。沿着这一旅程，读者会发现：什么是民主？民主生活的含义是什么？民主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然而，《民主的模式》力图探讨这样一些问题：首先，考察现实中各种不同的民主模式；其次，阐述一系列尚未解决的根本问题；最后，探索当代思考民主问题的种种可能途径。可以期望的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民主的模式》会对最终必然不受限制地思考所有有关政治的问题所作的讨论作出一定的贡献。

本书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在许多方面对当代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正在快速地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即使不是发展最快的，也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之一。这会把中国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至少有两个特点需要中国公民加以思考：

第一，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较为强大的国家，中国在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下正在发展。仅在20年以前，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不到所有国家的三分之一。自从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民族国家可以被视为这样或那样的民主国家。也就是说，它们已经拥有了选举制度，它们尊重选举的权利和义务，它们的政府随着公民选举意愿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在一个各主要方面都变得更加自由民主的世界上，中国必须在政治上谋求发展。当然，正如本书所明确阐述的那样，自由主义民主并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但是，自由主义民主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所有否定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提出了挑战，并给它们造成了压力，使它们明白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对它们的公民承担更多的责任。

第二个要强调的事实是，在当今世界变得更加一体化，各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比以前更为广泛和紧密的时候，大部分自由民主的国家，以及大多数非民主的政府，都努力声明自己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正如更多的国家在寻求建立国家民主一样，一些将会影响我们所有公民未来——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福利问题未来——的最为强大的力量，正在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实际上，一方面，我们更要以不同的形式承认我们作为单个共同体和国家之成员的特殊性和独特性；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承认，我们必须与所有其他国家的人一起生活、生存和合作。那么，现在，我们将如何与他人合作？一般而言，“合作”被运用在国家间的谈判之中。在谈判中，各国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必须对他国给以适当的关心，这一含义至今未变。但是，还存在一些其他可能性。本书最后一部分在“世界性民主”这一标题下就描绘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世界性民主承认在各国内部需要深化民主，需要将各种形式的民主责任扩展到各国疆域之外。

《民主的模式》力求展示民主遗产的当代相关性，并对它的长处和局限性作出评价。《民主的模式》认为，民主遗产的重点在于对公共事务公开讨论、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适当更换这一原则（如果不是全部取代），就可以使政治生活更加合理。无论如何，今天必须承认，在地方各个共同体、城市和工厂进行直接而深入讨论的同时，也必须使讨论通过国家层面代表制度的改革来展开，还必须使讨论在完全超越国家范围的、跨国的或世界性的基础上进行，这一论点正是《民主的模式》中文版的核心。

戴维·赫尔德

1997年3月

英文第三版序言

概括一个国家一段时期的文化特征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民主的模式》第三版却完成于一个尚未定形的时代。9·11事件以及随后的阿富汗战争（2002）和伊拉克战争（2003）已经在全球引起了一阵波动。民主，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看起来相对没有麻烦的制度，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安全的挑战，反恐战争，以及拟用强力改变伊拉克和中东国家政权的尝试一直伴随着普遍的不安。这些不安包括：民主能否给他们国家的公民带来安全？他们能否在动乱的时代保持繁荣？为他们植入的理想能否一方面充分地阻止内在的普遍失望和冷漠，另一方面有效地抵抗那些外在的不惜滥用暴力的凶残对手？日益抬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因素，以及其他地区基督教和犹太教原教旨主义人群的发展，提出了关于当代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政教分离的问题，以及民主应对其根本观念——人类自由平等，且有自决和政治选择能力——所面临挑战的可能性问题。一个显著的危险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人们对于最为重要的安全问题的担心会不会破坏民主带来的一些重要成果及其所预设的一些权利和自由。还有另外一个危险，即那些反对政教分离、反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分开的文化与宗教力量将会视“民主”为他们的敌人。

在我最近出版的其他书中，如《全球协议》（Global Covenant, 2004年出版），我已经分析了上述一些趋势和反应。在《民主的模式》中，我的目的是要阐明为什么民主在人类事务中如此重要？为什么民主带来如此多的争论？为什么民主尽管脆弱，但它仍是所有可能的统治方式中最好的一种？民主虽然不是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万能药，但是它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合法性原则——“人民的同意”——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如果要让一种富有魅力且令人信服的民主观念在新的世纪广为流传，那么，理解这一原则以及它引发的许多争论就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当前时期的这些难题很容易让人忘记这样一点：如果过去曾经有过一个民主的时代，那么，它的状况其实也就是今天所见到的样子。曾经在几十年前还被认为固若金汤的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在中欧和东欧崩溃了。就其本质的许多方面而言，民主看起来不仅在西方已经非常的稳固，而且，作为一种适当的政府模式，在西方以外的地区也大体上得到了广泛的采纳。民主的过程和程序已经在世界的主要地区得到巩固。20世纪70年代中期，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可以被称为权威主义国家。现在，这一比例已大幅降低，不足三分之一的国家仍然为权威主义国家，而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急剧地增长。民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标准。

因此，民主这一由古及今的传奇似乎相当令人满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公民基本上能够控制公共决策者，而公共决策者本身在一个确定的疆域范围内代表着他们的选民——“人民”的利益。然而，民主的传奇故事并非总以这样的发展为结局。虽然遍及中欧和东欧的民主运动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一如南非等其他地区政治制度的转变一样，但是，这些事件也为民主的思想和实践留下了许多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作为一种理想，还是作为一种政治现实，民主在一些问题上仍然颇有争议。民主的一些关键性术语语义尚不明确，含义尚不统一，其中如“政治参与”的确切含义，“代表”的意义，公民在可能的政治抉择中进行自由选择的范围以及民主社会成员的性质等。

这些都是非常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也是许多当代政治论争的症结所在。然而，即使是这些重要的问题，也并不足以表明当今民主思想和民主实践的全部问题。因为，要切合当代民主的含义，就必须考察另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民主的“内在的”或“内部的”特征，而且涉及它的“外在的”特性和后果。因为在新的千年，政治具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出现了一些超越国家民主界限的问题。经济的全球化进程、环境问题以及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问题，逐步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事务。于是，国家民主的性质和限度不得不与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重新加以考虑，也就是说，这种重新考虑必须与人类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权力运用的跨洲界或地区间规模的变化相联系。

当然，世界性问题的出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尽管它们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高，但是，许多问题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有些甚至数百年。既然东西方旧日的对抗已经结束，那么，区域性和世界性问题，如艾滋病的传播、“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逃避国家司法权限的财政资源的流失、毒品交易、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等，就被提上国际政治日程的紧迫地位。但是，在何种问题上、如何以及根据何种标准来就上述事务作出决定，依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就正在出现的区域性和世界性问题所作的民主理论方面的探索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尽管民主理论已经详细地考察和讨论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对于民主的挑战，但它并没有认真地就民族国家本身是否能够继续处于民主思想的核心地位提出疑问。由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关系的急剧发展以及国家与国际力量和进程的明显交叉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广泛的探讨。

现在，民主思维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既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现实的。《民主的模式》一书，一如1987年初版时一样，具有两个基本的目的：第一，介绍对民主的种种主要阐释，首先是那些从古希腊发展到今天的西方传统的阐释；第二，批判性地阐述后来产生的各种民主思想，以便回答本书结尾所直接提出的问题：民主在今天应当意味着什么？这是1996年出版的本书第二版的目标。为了确保这些目标的全面实现，在许多方面对原版作出修订是十分必要的。《民主的模式》需要修订，以便将第一版中既未分析也未预测到的一些政治转变纳入其中。此外，《民主的模式》需要修订，也是为了审视过去十年中在政治思想领域所形成的重大研究和学术成就，这些研究和成就已经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们对古典民主遗产以及当代政治思想和观念的理解。最后，《民主的模式》需要修订，还因为作者已经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这些变化在新的版本中将会得到很好的反映。

一系列相似的问题在第三版后还会出现。考虑到新的政治变化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世界，第三版已经更新。考虑到一些新的理论性和历史性作品已经改变了我们解释早期政治传统的角度，第三版已经更新。此外，在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的争辩过程中，对民主的思考也产生了新的变革。因此，第三版增加了新的一章，专门讨论协商民主（第九章）。协商民主关注的是民主推理的质量和政治行动的正当性。协商民主理论关注公民权利的发展，关注如何鼓励“精炼的”和“深思的”政治偏好，关注独立于他人判断的政治理性。这些重要的观念值得用单独的一章认真加以分析。

《民主的模式》前两版，是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所开设的“民主：古典时代到现代”一课的系列丛书之一。我在开放大学的许多同事对它们提出了详细的看法。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唐娜·迪肯森（Donna Dickenson）、布拉姆·杰本（Bram Gieben）、戴维·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戴维·波特（David Potter）、托尼·麦克格鲁（Tony McGrew）和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他们对本书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此外，在前两版的写作过程中，我从其他大学的朋友和同事们的评议中也获益匪浅。我要感谢戴维·比瑟姆（David Beetham）、理查德·贝拉米（Richard Bellamy）、约翰·邓恩（John Dunn）、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约翰·基恩（John Keane）、乔尔·克里格（Joel Krieger）、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约翰·B. 汤普森（John B. Thompson）。

时间过去将近20年了，开放大学的这一课程已经取消，但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仍然把《民主的模式》当作对民主思考的入门性著作来使用。在第三版的写作过程中，吉连·迈克布莱德（Gillian Mcbride）在搜集关于协商民主的文献过程中，给我很大的帮助，而且当我有新的想法时，他随时都是我忠实的听众，我非常感激他。安·波恩（Ann Bone）、尼尔·戴克特（Neil de Court）、布雷夫尼·奥康纳（Breffni O'Connor）、玛芮安尼·路特（Marianne Rutter）、吉尔·慕托利（Gill Motley）、休·波普（Sue Pope）、艾伦·麦金莱（Ellen Mckinlay）以及安·德塞拉（Anne DeSayrah）等人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都为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在此，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应当特别感谢我的父亲Peter Held，并把第三版献给他。他是一个精明而善于思考的公民，也是我的一个伟大的支持者和讨论者。

最后，我想如同前两版一样感谢我的孩子，罗莎（Rosa）、乔舒娅（Joshua）和雅各布（Jacob），因为他们不仅具有良好的公民品质——正义，而且使我明白：在政治之外，还有一种更美好的生活。

戴维·赫尔德

2005年8月

导论

民主思想的历史是奇特的，而民主实践的历史则是令人困惑的。

有这样两个重要的历史事实。第一，今天，政治领导人们，尽管其观点迥异，但都无一例外地标榜自己为民主人士。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把自己说成是民主制度，而这些制度彼此之间无论是在言论还是在行动方面都常常迥然不同。民主似乎使现代政治生活变得合法化了：因为一旦宣称它是“民主”的，那么，法规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似乎就是合理和正当的。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从古希腊到现在，大多数政治思想家曾经尖锐地批评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从历史上看，对民主的普遍信奉只是一个非常晚近的现象。

第二，今天，尽管许多国家可以被称为民主国家，它们的政治制度史却显示了民主安排的脆弱性，仅仅20世纪欧洲的历史就清楚地表明，民主是一种非常难以创造和维持的政府形式：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差点儿一起要了它的命。民主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得以演进，但也经常成为这些斗争的牺牲品。本书的要旨在于阐述民主思想，但在探讨这一思想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与民主思想和实践的历史相去太远。

“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16世纪由法语的démocratie引入英语。“民主”（democracy）由demokratia演变而来，其基本含义为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民主是指一种既区别于君主制、又区别于贵族制的政府形式，在这种政府形式中，人民实行统治。民主需要这样一种政治共同体，在其中，人们享有一定形式的政治平等。“由人民来统治”（Rule by the people）看似一个语义明确的概念，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民主思想的历史十分复杂，而且，它以充满各种互相冲突的概念和广泛的分歧为特征。

民主定义所存在的问题来自于这个短语中的每一个要素，即“统治”（rule）、“由……统治”（ruled by）和“人民”（the people）。现在首先来讨论“人民”（the people）这一概念：

●谁才能够被认为是“人民”？

●为他们所设想的参与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条件有助于参与？参与的阻力和动力、为参与所付出的代价和所得到的利益对等吗？

“统治”（rule）的含义也引发了许多的疑问：

●对统治的范围应当如何作广义的或狭义的解释？或者说，什么是民主活动的适当领域？

●如果说“统治”包含着“政治”，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它是否包含着：（a）法律和秩序？（b）国家间的关系？（c）经济？（d）家庭的或私人的领域？

“由……统治”（ruled by）具有服从的义务吗？

●“人民”的统治必须服从吗？服从的义务和不同的意见应当被置于何种地位？

●对于那些公开而又主动的“非参与者”来说，允许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在什么条件下民主政体有权强制自己的某些人民或那些合法统治领域之外的人？

可能的分歧并非仅限于此。因为，从古希腊到今天，在有关成功的“人民统治”的一般条件或首要条件的问题上，也一直存在着根本不同的观点。比方说，在实行民主之前，人民必须要识字吗？一定水平的社会福利是维持民主制度所必需的吗？在国家紧急状态或战争状态下，民主还能继续吗？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都说明，民主的含义存在着或者将永远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都企图将“人民”的外延局限于某些集团：如有财产的人、白人、受过教育的人、男人、具有特殊技能和职业的人、成年白人、成年人等。什么才算作“人民”的“统治”？人们持有各种不同的概念和论据。正如一位评论家概括的那样，这些不同的观点可能包括：

1．所有的人都应当参与立法、公共决策、法律应用以及政府行政过程，就此而言，所有的人都应当参与统治。

2．所有的人都应当作为个人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换句话说，参与制定公共法律和决定公共政策事务的过程。

3．统治者应当对被统治者负责，换言之，他们应当向被统治者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而且，被统治者可以免去他们的职务。

4．统治者应当对被统治者的代表负责。

5．统治者应当由被统治者来选择。

6．统治者应当由被统治者的代表来选择。

7．统治者应当为被统治者的利益行动。〔1〕

上述不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为民主辩护的不同方式所造成的。为民主辩护的理由在于，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它最可能实现下列一个或多个基本价值或利益：公正的权威、政治平等、自由、道德的自我发展、共同利益、公正的道德妥协、考虑到每个人利益的约束性政策、社会效用、需求的满足、有效的决策。各种不同的观点相互冲突的历史蕴含着这样一种斗争：民主究竟意味着人民的某种权力（即公民从事自我管理和自我规制的一种生活方式），还是意味着一种决策的手段（即一种使通过选举而掌握权力的代表们所作的决定合法化的手段）。民主的范围应当是什么？它所适用的生活领域是什么？或者换言之，民主是否应当被明确地界定在维护其他重要目标的范围之内？

这些都是难以解答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可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某些观点更具有吸引力，但是，本书的首要任务在于分析各种不同的民主形式，而不在于解决这些问题。在集中阐释民主的主要形式的同时，本书还将展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政治选择。但是，还要说明的是，这些选择并没有以简单而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民主的历史通常含混不清，部分的原因在于这一历史依然活跃异常，而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民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2〕。此外，说明这样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一如所有此类看法一样，得益于民主历史中一种特别的立场，亦即这样一种信念：民主的思想和实践只有在我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得到推广和深化才能最终得到保护。对于我所坚持的这一观点及理由，我希望能够稍后再予以准确说明。但它确实表明，对某些民主理论家，我必然比别人寄予更大的同情。

本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展示了民主的四种古典模式：即古代雅典的古典民主（classical democracy）思想，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自治共同体的概念［包括保护型共和主义（protective republicanism）和发展型共和主义（developmental republicanism）两种形式］〔3〕，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也分为两个部分，即保护型民主（protective democracy）和发展型民主（developmental democracy）］，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民主理论。第二部分探讨了最近引起激烈政治争论和冲突的五种民主模式：竞争性精英民主（competitive elitist democracy），多元主义民主（pluralism），合法型民主（legal democracy），参与型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和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第三部分考察了民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并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民主在今天应当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以及国家与社会日益紧密的联系中，通过观察民主在当代社会的相关性而展开的。

这样，《民主的模式》一书的内容跨越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民主问题一些初始概念的提出，到近两千年中这一思想的被遮蔽，再到文艺复兴以及16世纪后期自由主义反对专制与极权国家的斗争中民主观念的逐渐再现，尔后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对民主思想的重新阐发，直至当代各种观点的冲突。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主的模式》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民主在西方的发展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民主的不同形式的发展历史正是一定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形成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在西方的具体体现最为明显。有关民主本质的争论一直特别强烈地反映在欧洲和北美的知识传统中，尽管并非每一个有关民主本质的重要争论都起源于欧洲和北美〔4〕，或者说，并非每一个争论都只有在欧洲和北美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阐释。虽然本书的重点在于西方的民主传统，但是，其他政治区域的重要思想流派也会在后面加以介绍。〔5〕作为以下各章的核心，民主的各种模式及其一般关系反映在图Ⅰ中。民主的不同模式可以被合理地划分为两大形式：直接的或参与的民主（direct democracy 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一种公民可以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制度）和自由的或代议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 or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一种在“法治”的框架之下通过选任的“官员”来“代表”公民的利益和／或观点而实行统治的制度〔6〕。这些大致的分类有时可被用来把许多不同的模式归为一类。但是，它们只能在非常有限的基础之上加以运用。因为，本书的一个目的在于阐释和评价有关民主问题的种种争论，这些争论远比上述两种一般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例如，尽管古典民主、发展型共和主义、直接民主以及参与民主都可以归于“直接民主”这一类型之下，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何在？如果仅仅把眼光集中在“直接民主”这一类型之上，就有可能忽略它们之间的重大分歧，这些分歧证明，存在着一种更加复杂的分类体系。这样的看法也适用于区分自由主义民主的“不同形式”。因此，图Ⅰ所列的术语将得到普遍运用，这些术语所应用的背景会澄清有关本书所讨论的民主形式的种种混乱，以及不同民主形式之间的相似性和不同性。〔7〕

图Ⅰ　民主的不同模式

民主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充满斗争的历史。民主理论的领域充满着广泛的思索和争论。如果要把握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民主讨论的含义——它的种种关键性概念、理论和命题——就要既理解它的历史，又理解它的种种争论。为了理清这一领域的概况，《民主的模式》对有关民主问题的各种重要立场和论点以及关于这些立场、观点的批判性反思作了概述。然而，尽管本书的涵盖面非常广泛，但需要强调的是，它所涉及的问题仍然是有所选择的。在阐述四种古典模式（及其变形）的时候，我以这样一种设想为指导原则：尽可能广泛地探讨那些最核心的思想和理论，而不是仅仅对所有模式作浮光掠影的概览。因此，我并没有对在某些人看来于民主理论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些政治传统，如无政府主义，加以分析。另外的不足在于：我本打算尽可能详尽地论述民主思想中每一种重要理论轨迹的发端（origin）、渊源（source）和背景（context），但是，限于篇幅，又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尽管我已经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努力对每一种模式作出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此外，或许还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我所选择的只是那些在我看来对于古典的和／或当代的政治论争具有核心意义的“民主模式”。

有关本书所采纳的研究方法以及作为这一研究方法前提的种种假设，我还有三个问题需要予以特别说明：首先是有关“模式”这一概念。〔8〕我在此使用这一术语是指一种理论架构，这一架构旨在展现和解释某种民主形式的基本要素及其关系的基本结构。公共生活或整套制度的某一方面只有在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中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所以，模式也就是有关政治领域及其确立的经济和社会等诸方面根本条件的概念和通则所组成的复杂的“网状结构”。

此外，正如我们不久将要看到的，民主的模式必然包含着描述解释性命题（descriptive-explanatory statements）和规范性命题（normative statements）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也就是有关事物如何和为什么如此的命题与有关事物应当如何的命题之间的一种平衡。古希腊的理论家们在提供一种统一的伦理学、政治学和有关人类活动条件之学问的时候，往往力图使他们的著作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而许多“现代”理论家们，从霍布斯（Hobbes）到熊彼特（Schumpeter），都主张从事一种他们认为非规范性（non-normative）的真正“科学”的活动。霍布斯将道德和政治截然分开，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理论的传统。在他看来，政治分析是一种建立在明确的原则和严密的推理之上的“公民科学”（civil science）。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社会科学的兴起（特别是有关“政府”的学科以及社会学的兴起），为这样一种观点提供了推动力，即民主研究必须以科学的追求为基础。“科学方法”为解释民主的含义带来了显著的变化。但是，“科学”并没有处处取得对于“哲学”的胜利，探讨民主理论的纯粹经验性方法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而且，撇开政治分析中使用的所谓方法不谈，在所有的民主模式中，人们所发现的往往是描述性和规范性命题的相互糅合。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

有的民主理论家已经足够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理论成分是如此的混杂；有的理论家还没有看到这一点，甚至否认这一点。那些以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假设为出发点的人，力图拒绝承认他们正在进行价值判断。那些以现存的就是不合理的假设为出发点的人，则极为注重其道德理由（同时努力证实这是可实现的）。而在这两种极端的选择中，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领域。〔9〕

在考察过去、现在或许将来的民主模式的时候，研究每一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可取之处、对民主得以实现或可能实现的社会特性所作的假设、有关人类政治潜能的基本概念，以及如何为其观点和偏好进行辩护是非常重要的。要对这些不同的模式作出评价，我们必须对各种理论主张的特点和内在联系、经验性命题的适当性以及各种方案的实践性给以关注。

其次，在阐述各种形态的民主模式时，我努力排除我的个人“偏见”，以便使这些模式得到准确的阐释。但是，任何“阐释”都包含着解释，这种解释的具体结构是由概念（concepts）、信念（beliefs）和标准（standards）所组成的。这种框架并不构成理解的障碍，相反，却与理解的过程合为一体。因为被我们引入阐释过程中的这种框架，决定着哪些是我们所“看到”、所注意和注明的重要问题。由此可见，对事物所作的任何一种特殊的阐释都不能被视为对某一现象的正确或终结的理解，每一种现象都可以从新的角度给以新的解释。所以，对事物的阐释永远面对着新的挑战。在行文中，我所关注的问题、标准和信念——所谓的“偏见”——确实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来。我相信，最值得辩护和最有吸引力的民主模式是那种公民基本上可以将其对决策的参与和协商扩大到一系列广泛领域（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模式。但我并不认为，任何一种既有的模式本身，可以对该民主形式存在的条件、特点或原理提供令人满意的说明。我对“民主模式”的评价不仅要考虑民主已经是和现在是什么，而且还要考虑民主可能是什么。

最后，在集中分析上述所有民主思想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这些思想本身是形成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相反，一般而言，我相信，只有当这些思想与某些有利的历史条件和结构性力量相结合时，它们才会对改变制度形式的性质和运作过程产生足够影响。然而，这一命题本身还需要缜密的证明。因为在某些确定的条件下，特定的政治思想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又会产生富于戏剧性的后果。思想在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使人对它难以概括。但是，不管“思想”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如何，对民主模式的考察总有它自己的理由，在我们这样一个对政治生活诸多方面普遍存在着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倾向的世界上，尤其如此。在这样的世界上，考察政治——民主政治——如何使公民更为有效地构造和组织他们自己的生活比以前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然而，如果不紧密联系民主思想、实践和制度的发展和命运，就很难看到完成这一任务的可能性。

所以，以下章节具有四个总体性的目标：第一，就其核心思想和广泛的历史条件介绍主要的民主模式；第二，通过与以往模式的比较，阐述每一种民主模式的特点；第三，从批评家的批评和本书所阐发的一般性观点两个方面出发，探讨每一种民主模式的优劣短长；第四，作为本书的结论，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范本”，尽管在这一“范本”中还有深层的问题需要解决。在本书中，我自始至终都力求保证读者能够有机会对各种争论和观点作出独立的思考，但很显然，我也希望能够使读者对我阐发的批评性观点产生兴趣。《民主的模式》既是一本导论，又是一本阐述性著作。它会引导读者从城邦国家走向民族国家，最终走向国际政治和全球转变的领域。因此本书所讲述的民主的历史，也正是政治共同体的性质以及我们今天和将来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可能性发生根本变革的历史。

注释

〔1〕　见Lively，1975，第30页。

〔2〕　见Williams, R. 1976: Keywords. London; Fontana/Croom Helm．第82—87页。

〔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共和主义概念都是民主的，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专门探讨了一些关键性的概念以及它们与民主的关系。

〔4〕　见Bernal，1987；Springborg，1992。

〔5〕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起源于某些特殊文化和民族的思想，其实用价值并不仅限于这些文化和民族的范围之内，自决（self-determination）和自治（autonomy）这样的说法并不能简单地根据它们初始的社会背景来作出评价（请阅第九章和第十章）。

〔6〕　在九章中将会看到，协商民主力求打破这一制度。

〔7〕　还有一些术语方面的疑难问题值得一提。在诸种政治传统中，至少就西方政治思想而言，自由主义可谓最为核心的一种传统。所以，牢记这样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现代”西方世界首先是自由的世界，只是在后来，经过广泛的争论，才成为自由民主的世界。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并非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是民主主义的，反之亦然。然而，自由主义的发展被纳入到自由主义民主的发展之中。因而，当我在行文中把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视为可以区分的政治思想模式时，我也经常使用“自由主义”这一术语，特别在后面的一些章节中，来指涉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我希望这样的行文不至于给这些术语造成任何语义的混乱。

〔8〕　在澄清“模式”含义的过程中，我得益于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的著作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而“保护型”和“发展型”民主的概念则来自于他的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1966）、Democracy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1973）和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1977）。但是，我将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发展这些思想。

〔9〕　Macpherson，1977，第4页。

第一部分　古典模式

第一章　古典民主：雅典

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许多相互敌对的社区中，雅典是最具创造性和最为成熟的“城市国家”（city-state）或城邦（polis）〔1〕。雅典的发展及其超乎寻常的“民主”生活方式确立的原因，并不是这里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但是稍加说明还是大有必要的。

从公元前800年到前500年，城市文明在希腊世界慢慢形成。此时，许多联系紧密的小型社区环绕在海岸线上，而在遥远的内陆地区，这种社区却甚为鲜见〔2〕。起初，这些城市被当地的一些家族所控制，后来，常常是在暴力冲突之后，逐步被“氏族”和“部落”等级制所统治。一位评论家把这些城市描述为“农民和地主的主要聚居地。尽管当时这些典型的小城镇通常包括了全部乡村人口居住的周边地区，但农田耕作者却是居住在城里，他们每天出城种地，日落则返回城里。”〔3〕土地的开发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这些具有特殊地理优势的沿海城市的发展，从而使一些沿海城市进入了持续繁荣的时期。

早期城市国家的政治连续性由于“暴君”或“专制君主”的出现而中断（公元前650—前510）。这些“暴君”或“专制君主”代表了那些通过占有土地或贸易而暴发起来的人们的利益。氏族和部落的秩序让位于专制制度。但是，由于社会力量不断重新组合和联盟，这些制度的稳定性还很脆弱。一部分人的财富在增长，与此同时，贫困阶级，特别是那些没有土地或拥有少量土地和财产的人们的状况却得不到改善。人口的增长给特权阶层增加了压力，激烈的社会斗争连续发生。在城市复杂而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妥协经常被用来维持权力的平衡。妥协，不仅在雅典，而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十分常见，它促成了一种由小所有者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同时，它也加强了中小农场主以及其他类型的农民在经济上的自主性〔4〕。这些群体的地位由于军事组织的重要变革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而这样的军事组织曾经使较为富裕的农民成为共同体防御的核心〔5〕。对城市国家将来的政治结构产生影响的也许正是这一变革，而非其他变化。

随着奴隶制的扩大，在数量上不断增长的独立公民的活动范围也在急剧扩大。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矿业、农业和某些手工业奴隶制经济的形成，“带来了希腊城市文明的骤然繁荣……与奴隶制劳动力形成对比的是，现在，自由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6〕希腊城市社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和巩固。“自己人”（公民）和“外人”（奴隶和其他所有来自别的社会而定居下来的人）有着明确的界限。随着有助于公共行政和人口与资源控制的识字率的提高（尽管古代社会首先保留的是一种口头文化），这种认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随后，城市国家的“宪法”实现了革新，这改变了已经数代相传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条文〔7〕。很明显，在6世纪中期，第一个“民主”政体产生于开俄斯岛（Chios），尽管在它之后具有自己特殊风格的其他民主政体也很快就形成了。当雅典作为这种发展顶峰而出现时，给所有自由公民以投票权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已经深入到整个希腊文明中〔8〕。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早期民主政体的产生并不是某些单一事件的结果，相反，它们的发展是数代连续变化过程的产物。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正是这些变化过程导致了一种民主政体的产生？

这是一个答案很不明确的棘手问题。在一个孕育了民主生活方式的联系紧密的小型社会中，经济上和军事上独立公民的出现或许是最值得重视的因素〔9〕。政治变迁发生在以地域和社会来划分的共同体中，这种共同体是由数千人聚居于城市的中心或周围的乡村而形成的。〔10〕在这些共同体中，交流比较容易，新闻传播很快，特殊的社会经济安排会产生直接的效果。政治责难和政治责任问题几乎不可回避，而大型的复杂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政治参与的难题尚未提上日程。这些因素——政治的规模、政治的复杂性和政治的异质性——在民主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将要指出，古希腊民主的最终消亡，并不意味着丧失了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实际历史可能。然而也不该忘记，即使在雅典，“人民”（demos）也完全是由严格的雅典血统的自由成年男性组成的。〔11〕

政治理想和目标

雅典的民主发展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渊源〔12〕。它的政治理想——公民平等、自由、对法律的尊重和正义——已经影响了西方的政治思维，尽管某些核心思想，诸如人类是由享有各种“权利”的“个体”（individuals）所构成的这一现代自由观念，并不能直接追溯到雅典。然而，考察过其思想和文化的希腊伟大思想家们，包括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399），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13〕，他们对雅典的遗产并不是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的。在他们的论著中，对有文字记载的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作出了某些最富挑战性并具有永恒价值的评价。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并没有哪个古希腊民主理论家能够让我们从其著作和思想中了解古典民主政体（polis）的细节和为之辩护的理由。我们所具有的有关这种繁荣文化的记载，只是由一些零散的记载拼凑而成的，其中包括持批评立场的“反对派”的著作以及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发现。

雅典民主的理想和目标在雅典的永久公民、总督和政治家伯利克里（Pericles，公元前约495—前约429）的一篇著名的葬礼演说词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这篇演说词是由30年后的修昔底斯记录下来的，他很可能对其进行了重新编排。演说词高度赞美了雅典政治的强大和重要〔14〕，其中有两段话值得特别注意：

我要说，我们的政府体制并不是对我们邻邦制度的照搬。那主要是我们自己的模式，而不是模仿他人的模式。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度，是因为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全体人民的手中。在解决个人争端的问题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优先推举某人去担任公共职务的时候，推举他的原因不是由于他是特定阶级的成员，而是由于他所具有的真实才能。只要具有为国家服务的能力，没有人会由于贫穷而在政治上一文不名。另外，正如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和开放的一样，我们彼此相处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不会计较我们的邻居以他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也不会对他投以任何冷峻的目光，尽管那算不上真正的伤害，但那仍然会伤害人的感情。对于我们的私人生活，我们持宽容态度，但在公共事务中，我们坚守法律。这是因为法律要求我们深深地敬畏。

我们服从于我们推举到权威地位上的人，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用于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以及那些公认如果违反就是耻辱的不成文法。

……在我们这里，每个人不仅关心个人事务，而且关心国家事务：即使那些总是忙于自己事务的人也熟知一般的政治生活——这是我们的特点；我们并不认为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是一个只想着个人事务的人，我们只是认为他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事情要做。我们雅典人，都是自己人，我们作出我们的决策，或者对某些决定展开适当讨论。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在语言和行为之间存在着矛盾性。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在结果尚未适当讨论之前就匆匆地付诸行动。〔15〕

从这些演说词中可以得出几个重要的结论。伯利克里描述了这样一种共同体，在其中，全体公民能够而且应该参与创新和维护公共生活。从形式上说，公民涉入公共事务不会有来自等级和财富方面的任何障碍。人民（demos）掌握着主权，也即最高权威，以实施立法和司法职能。雅典的“公民”概念就具有公民共同承担这些职能、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含义。然而，正如伯利克里所言：“我们并不认为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是一个只想着个人事务的人；我们只是说他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事情要做。”

雅典民主以普遍信奉公民美德（civic virtue）的原则为特征：人们献身于城市共和国，私人生活隶属于公共事务和公共的善（common good）。虽然如伯利克里所说，为了人们能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享受生活，宽容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公”与“私”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雅典民主还倾向于认为，“个人美德与公民美德是一回事情”〔16〕。个人只有在城邦中，或者只有通过城邦（polis），才能恰当地实现自我，并过上一种高尚的生活。因为在城邦中，道德与政治完全融入了政治共同体的生活之中。在这种共同体中，公民具有权利和义务，然而，这些权利并不是个人与生俱来的属性，这些义务也不是由旨在维护某种结构以保护个人目的的国家强制赋予的〔17〕。相反，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与他的身份密切相连的，这些权利与义务来自于他作为公民的身份：即这些权利与义务是一种“公共”的权利和责任。与后来的自由观念相反，雅典民主要求人数众多的政治共同体，这一点并不被看做是对人们自治能力的破坏，而是被视为对人们自治能力的肯定。根据雅典的观念，政治秩序被看成是体现和实现公民本质的工具〔18〕。过一种圆满而美好的生活只有在城邦（polis）之中才有可能。

国家与社会、专业化官员与公民、“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现代性划分起始于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而不是雅典城市国家政治哲学的内容。因为雅典城市国家崇尚一种公民积极参与自我管理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治人者也会受他人治。全体公民聚集一处，讨论、决定和制定法律。直接参与，这不仅是政府的原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则。政府过程本身建立在伯利克里所谓“适当讨论”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公民大会人人享有平等发言权的、自由而无所限制的讨论会上〔19〕。据此，古代民主体制可以被看成是这样一种体制，它力图使不同背景和属性的人们能够“通过政治的互动作用来表达和交流他们对善的理解”。〔20〕它要求各项决策和法律建立在信服即说服力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仅仅建立在风俗、习惯或武力的基础之上。（在政治学理论领域内，公众协商的重要性长久以来一直没有被人们再次重视。关于此问题见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九章）国家的法律也就是公民的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伯利克里才说：“我们维护法律”。法律与专制（tyranny）并存，所以，自由（freedom）包含着对法律的尊重。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雅典人从不认为自己完全无所限制，他能够十分明确地区分仅仅在他人专断意志下所受的限制和法律规则的限制之间的不同。法律规则的限制必须得到尊重，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自我强制。”〔21〕如果法律合理地产生于公共生活结构之中，那么，它就具有要求人们服从的合法性。由此可见，法治、正当程序以及宪法程序的观念在雅典城市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最早的阐述。

雅典人似乎为他们“自由而开放的”政治生活而深感自豪。在这种生活中，公民可以发展和实现自己的各种技能。显然，并非每一个人都有指挥和领导的才能，比如统领陆军或海军的能力，雅典人承认人们的能力和擅长各有不同。但是，当伯利克里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城邦对希腊来说是一种训导（education）”时，他所说的首先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我们每一个公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展示自己是自己的当然主人，而且能够非常体面、非常充分地展示这一点”。〔22〕凭借着自己的独立性、地位、教育、艺术、宗教，最重要的是对城邦公共生活的参与，个人可以实现其各种“物质能力”和公共的善的目标或目的。而保障和实现公民在城市国家中的恰当角色和地位，正是正义之所在。

对古代民主最杰出的描述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撰写于公元前335年到前323年之间）。该书在考察各种“合法”而持久的统治形式时，提供了民主体制的详细解释，尽管那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所不赞成的一种统治模式（实际上，他认为民主“违背”了良好政府的原则）。它分析了民主的“种种理由、道德标准和目标”，还清楚地谈到了许多古希腊民主政体的主要特点。以下两段也许是古典民主制度最恰当和最简略的表述。它对民主制度的论述值得详加引述：

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自由。人们不断地提出这一命题，其含义在于，只有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才能够分享自由，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民主制度都具有实现其目标的自由。“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是自由的一个构成要素。实际上，民主的正义观念指的是数量上的平等，而不是基于个人能力的平等，〔23〕这种观念一旦占了上风，那么，多数必然成为主宰。不管多数的决定最终如何，它都意味着正义。因为他们会说，对每一个公民来说，那是平等的。这样的结果是民主政体中穷人比富人拥有更多的主权权力，因为他们占有多数，而多数的决定是至高无上的。所以，这是自由的一个标志，是所有的民主派为他们的制度制定的一条明确的原则。另一条原则是，按照你所喜欢的方式来生活。因为他们认为，按你所喜欢的方式生活是自由的一种功能（function），相反，不按你喜欢的方式生活则是受奴役的一种功能。这是民主政体的第二个明确的原则。尽可能地“不受任何人的统治”或至少轮流地实施统治的思想就来自于这一原则。这（“轮流统治”）正是对基于平等基础上的自由的一大贡献。

由上述这些原理和原则产生了民主政体的如下特点：（a）官员由所有人在所有的人中选举产生。（b）每一个人对所有人的统治和所有的人对每一个人的统治。（c）官职通过抽签而产生，没有丝毫经验和技能方面的要求。（d）出任官职不受任何财产资格的限制，或者说财产资格只是一种最不重要的因素。（e）一个人不会两次担任同一官职，或者极少如此，这极少的例外只能与战争相关。（f）短暂的任期对于所有的官职或尽可能多的职务来说是适用的。（g）陪审团成员来自全体人民，并且审理所有的或大部分事务，例如，最为重要且事关重大的事务，诸如那些影响宪法、选票核算和个人协议的事务。（h）公民大会对每一件事情，或者至少对一些最重要的事情拥有主权的权威，官员对任何事情都不具有主权权力，或者只对尽可能少的事情拥有主权权力……（i）在公民大会、法院和办公机构服务的报酬（至少对于办公机构、法院、委员会和公民大会的最高会议，或要求一起进餐的办事机关来说）都是统一的。（j）正如出生、财富和教育是寡头政治的明显标志一样，出生卑微、收入低下、职业普通被视为民主政体的典型特征。（k）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可以永久地保留他的官职，如果一个职务在上次变更之后一直没有变更，就要剥夺它的权力，通过抽签的方式在所有挑选的候选人中选择新的执掌权力的人。这些都是民主政体的共同特征。〔24〕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于信仰民主的人来说，自由和平等具有必然的联系。自由具有两个标准：（1）“轮流统治和被统治”（ruling and being ruled in turn）；（2）“按照个人选择的方式生活”（living as one chooses）。为了使第一条标准成为政府的一项有效原则，平等是必需的，因为没有“数量的平等”，“多数派”就不可能成为主权者。“数量的平等”，如平等地共享统治实践，被古典民主派认为是可能的，因为：（1）为了使公民不因参与政治而降低生活水平，参与会得到财政补贴；（2）公民具有平等的投票能力（voting power）；（3）公民在原则上具有担任官职的平等机会。由此可见，平等是自由的实践基础，它也是自由的道德基础，因为人们应当平等地共享统治权的信念证明了自由的第一条标准（“轮流统治和被统治”）是正当的。当坚决赞成这种平等与第二条标准所衡量的自由（“按照个人选择的方式而生活”）相冲突时（正如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许多人所指出的），民主人士坚持认为，要使一个公民的自由不会不正当地干涉另一个人的自由，就必须对选择的自由给予一定的限制。只要每个公民都有“轮流统治和被统治”的机会，那么，平等的风险就可以降到最低，而自由的两个标准也会得到满足。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古典民主离不开自由，而自由也离不开严格的政治平等——这一事实使他对民主表示出很大的保留，尽管他关于人是政治的动物，只有在城邦之内，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断言对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参阅第二章）。

制度特征

亚里士多德在第二段中所描述的民主制度进一步表明了古代民主的基本特性。毫不奇怪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视为灵感的源泉。他们所勾勒的理想的民主程序模式，即1871年的巴黎公社，与雅典民主制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图1—1显示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基本结构。〔25〕

图1—1　古典民主模式：雅典

选举方法：

（A）每个部落从其不同的行政区中推举50个委员。每个行政区按照其规模向500人会议推举候选人作为他们在该机构和其他机关的“代表”。候选人的初选采用抽签的办法。被抽中的人将参加类似“弹子”一类的游戏。最终的候选人将根据“弹子法”而后再抽签的方式产生。这种方法被认为是为了给每个人以平等的出任官职的机会。官职的任期不长（一般为一年），而且在短期之内不准再次当选。所有选举产生的官员一如人们参加定期的公民大会一样，都被支付一定的报酬。

（B）10人军事将军是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他们有资格再次当选。

（C）委员会委员由500人会议成员轮流担任，任期约为1个半月。

全体公民组成雅典核心的最高权力机构，即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年举行40余次，法定人数（即正当或有效处理事务所要求出席的最低人数）为6000人。所有重大的问题，如维护公共秩序所需的法律结构、财政和直接税收、流放问题以及外交事务（包括评估陆军和海军的运行状况、缔结盟约、宣战与媾和）等，都要提交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考虑和决定。公民大会决定雅典国家的政治职责。人们相信只有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解决问题，因而总是力求一致（homonoia）；与此同时，产生意见重大分歧和个人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公民大会允许按照多数原则对一些棘手的问题以正式投票表决的方式加以解决。投票表决既是一种明显解决不同意见的方式，又是一种使问题的解决方案合法化的程序性机制。也许是希腊发明和使用了正式的投票表决程序来使面临冲突的决定合法化。但是，理想的状态仍然是达成共识，而且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即使多数赞同的问题也被付诸投票表决〔26〕。

公民大会过于庞大，以至于难以准备自己的日程和起草法案，也不能成为一个吸纳新的政治创见和建议的核心机构。一个由500人组成的评议会负责组织和提出公共决策；同时，辅之以一个较为合理的50人委员会（任期为一个月）。该委员会由一位主席负责（他担任此职只有一天）。法院建立在与公民大会相似的基础之上。城市的行政职能由若干“推事”（magistrates）来执行，而这些职位是由一个10人理事会所拥有的，因而其个人权力甚为分散。几乎所有这些“官员”都是由一年一次的选举来决定的（每个人一生中至多只能担任两次）。而且，为了避免专制政治或与直接选举相关的委托关系（clientage）的危险性，采用了各种各样的选举方法以维护政治行政首脑和国家体系履行其职责，这些方法包括轮流执政、抽签或抓阄，以及直接选举。

古代民主的排他性

雅典民主的特别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排他性之上。古典城邦（polis）以统一性、一致性、参与性、公众协商性和非常严格的公民资格为标志。国家深入到公民生活之中，而公民人数仅占人口总数的很小比例。公民不仅共同从事一些活动，如行政、军事、法律制定、法律诉讼、宗教仪式、比赛和节日庆典，而且还共同监督和控制在国家生活中根本不起什么作用的大多数人口。在前一类事务中，雅典政治文化是成年男性文化。只有年过20的雅典男子才享有积极公民的资格。古典民主是一种父权制民主，妇女没有政治权利，她们的公民权利也非常有限（尽管已婚妇女在后一方面要比单身妇女好得多）。古典民主的成就是与政治上不承认妇女（和儿童）工作和家务劳动直接相关的。〔27〕

雅典还有大量没有资格参与正式程序的居民，其中包括那些其家庭数代以前就迁居雅典的“移民”。然而，最大一类政治边缘化的人口恐怕还是奴隶。据估计，在雅典伯利克里时代，奴隶和自由民的比例至少是3∶2，奴隶的人口为8万—10万〔28〕。奴隶的使用几乎遍及农业、工业和矿业，以及家庭事务等所有领域。雅典的奴隶制和民主制似乎是不可分割的。雅典的政治生活基础在形式与实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裂痕。古典的政治平等概念与所有成年人“平等权力”（equal power）的思想相距甚远。政治平等只是那些具有平等地位的人们（男性且在雅典出生）所享受的一种平等，而且，即使如此，正如我们将要简要说明的，地位平等也并不真正意味着施加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传说中的民主是与人们所说的“公民专制”紧密相连的。

由此看来，我们究竟能不能合法地将雅典政制视为民主政制还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至少应当提出来。毫无疑问，古代雅典政治建立在一种非常不民主的基础之上。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正如芬利所指出的，“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之间的选择是“一种寓意深刻的选择”，即使“多数人”只是人口中的少数，但各集团为自己极力争取并为之而残酷战斗的种种“权利”，仍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29〕所以，无论是对雅典民主的显著成就，还是对它明显的局限性，都需要给予正确的评价。

如果暂时将有关城市共和国严格限制的成员资格问题以及由此而必然产生的种种紧张和冲突放在一边，而集中考虑这种新的民主秩序的一些内在特征的话，人们就会关注雅典政治的革新形式所产生的一些重大难题：无法超越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局限性。有据可考的历史很难使我们了解古代民主的实际经历和活动。有关古代民主种种最具有强制性和最为消极的特点，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吸引人的描述来自于色诺芬（Xenophon）的著述〔30〕。在以下的引文中，他阐明了许多制度性特征，色诺芬的著作在对大约发生于公元前406年的一系列事件和争论的描述（或编撰）中，也曾对这些制度特征予以详细说明。他的阐述既说明了雅典所确立的明确政治义务——公民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实际过程，也指出了其难题产生的某些根源。引文的精华部分涉及了雅典海军的一次著名胜仗，这次胜仗却使许多胜利了的水手丧生。负责此次远征的人被指责没有必要把水手们留在残破的小船上从而使他们被淹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其他许多解释一样，不应忘记的是，这个故事是由某个远不赞同民主思想的人所编写的。但它似乎依然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政治生活，因而值得重新阐述。

远征归来，人们撤销了除科侬外所有将军的职务。两位参加战斗的将军普罗托马霍斯和亚里斯托耶内没有返回雅典。当其他六位将军，即伯利克里（著名的伯利克里的儿子）、戴奥密敦、莱西亚、亚里斯多克拉底、色拉西洛斯和伊拉西尼底斯到达的时候，当时的一位最为知名的政治家、战争救济基金负责人阿基得墨斯提议对伊拉西尼底斯处以罚金，并将他送上法庭……法庭作出决定，伊拉西尼底斯应当被送去监禁。之后，将军们在一次评议会上对此次战斗和风暴的袭击作了陈述。提摩克拉底提出，应当把这些将军拘禁起来，并将他们提交公民大会讨论。于是，评议会决定对他们实施监禁。

后来，召开了一次公民大会。在这次公民大会上，许多人，特别是特拉门尼，对将军们发起了攻击，说应当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营救遇到海难的人们……为此，每一位将军都为自己作了辩护发言——他们并没有像法律所要求的那样得到发表演说的机会。他们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他们自己驾船去追赶敌人，而把搭救遇难船只的任务交给了一些相当能干并在过去担任过将军职务的船长……如果必须有人受到指责的话，那么，除了那些被分派了此项工作的人外，没有谁应为营救工作的失败而受到指责。他们补充说：“我们不能作出错误断言，以为他们该受责备完全只是因为他们现在正受到我们的控告。我们坚持认为，强烈的风暴使营救工作无法进行。”为此，他们提供了舵手以及其他许多水手作为证人。他们以这些看法来说服公民大会；在公民大会上，许多人都站了起来，表示应当释放他们。但是，最后决定，此事应当延期至另一次公民大会来决定，因为当时时间已晚，无法计票，而且评议会应该起草一份提案，提议他们应当受到何种审判。

在这之后，Apaturia节来临了。在这个节日，做父亲的要与他们的家庭团聚。于是，特拉门尼及其追随者在节日上有机会安排许多身穿黑衣、剃着光头的人出席公民大会。他们装扮成死者的同僚，引诱卡利克森诺斯攻击评议会上的将军们。尔后，公民大会开始。在这次公民大会上，评议会提交了在卡利克森诺斯的鼓动下所产生的提案。在以下条文中决定：“鉴于上次公民大会已经听取了对将军们的指控以及将军们为自己所作的辩护，现在所有雅典人将为此而进行公民表决；公民面前摆放两个缸，每一位公民投票之时，主持人将宣布：如果谁认为将军们在营救赢得海战胜利的人们的失败中犯有错误，就将自己的票投入第一个缸中，如果谁不这样认为，就将选票投入第二个缸中。如果最终确定他们确实犯了错误，那么，他们将被判处死刑，并交给十一人小组〔31〕执行，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

之后，一个人走上前来讲道，他由于抱着一只面粉桶而得救，那些正在沉没的人告诉他，倘若他得救，就应当向人们报告，将军们没有成功地营救为他们的祖国而战斗的勇士。

接着，一张提出一种非法建议的传单递交给了卡利克森诺斯；皮西亚纳克斯之子欧利普托利墨斯和其他几个人是这张传单的起草人。一部分人表示同意这张传单的建议，但大多数人叫嚷说，不允许人民做他想做的事是极其荒唐的。利基斯科斯就此话题建议说，除非收回这张传单，否则，提交这张传单的人也应当像将军们一样由投票来作出判决。于是，在一片叫喊赞同的围攻当中，他们被迫撤回了传单。

后来，一些主持会议的委员会成员宣布，他们不会使提案付诸表决，因为它是非法的。卡利克森诺斯再次跳上讲台，对他们提出了与针对欧利普托利墨斯的相同指控。人们叫喊，如果拒绝对提案实行投票表决，他们就应该受到起诉。这使委员会的成员深感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成员都同意对提案进行投票表决，只有索夫龙尼斯克斯的儿子苏格拉底除外。苏格拉底表示，他不能做任何与法律相悖的事情。

这时，欧利普托利墨斯从座位上站起来，为将军们作了如下的辩护：

“雅典的人们，我走上这个讲台，一方面要谴责伯利克里和戴奥密敦，尽管伯利克里是我的同族，而且是我所深爱的人，而戴奥密敦是我的朋友；另一方面要为将军们辩护；再一方面是为了提出看来符合整个社会最大利益的一些规则……我所倡导的是一种使你既不会受我也不会受其他任何人误导的行为规则，它能够使你在惩罚犯错误的人时采取富有智慧的行动，并且，使你无论以集体方式还是以个人方式对他们实施你所赞同的惩罚。我的建议是，你们应当给他们至少一天的时间来为他们自己辩护，以便你们根据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判断来作出决定……雅典的人们，请给这些人以合法的审判……给他们每个人以分别的审判。如果这一程序得到遵守，那么，雅典的人们，按照你们的决定，那些有过失的人将遭受极刑；那些没有过失的人将获得自由；那些没犯任何错误的人将不会被处死。你们所遵守的应是给他们以合法审判的虔诚要求和你们自己的誓约……究竟是什么令人畏惧的原因迫使你们要如此匆忙地采取行动呢？……”

发表上述演讲之后，他提议按照坎农诺斯的法令对他们进行分别的审判；而评议会的提案是，应当通过一次性投票对他们所有的人作出判决。当决定对这两种提案进行举手表决时，开始人们作出了赞同欧利普托利墨斯建议的决定。但是，当门尼克里按照誓约提出反对的理由（坚称欧利普托利墨斯的提议的非法性——译者注）时，又重新进行了表决。这次表决通过了评议会的提案。这样，他们对参加过战斗的8位将军进行表决。结果对他们不利，回到雅典的六位将军被判处了死刑。

不久之后，雅典人对这一判决感到愧悔。通过表决他们对那些欺骗了大家的人提出控诉，要求他们在被提交审判之前提供担保人。卡利克森诺斯亦是受控者之一。另外的四个人也被提起控诉，他们受到了担保人的监禁。但是，在后来的内乱中，他们在提交审判之前逃跑了。卡利克森诺斯（后来）返回了……城邦，但是，谁都讨厌他。最后，他由于饥饿而死。〔32〕

色诺芬的故事强调说明了官员和公民对公民大会的责任，人民对发号施令的官员的控制，广泛而公开的辩论，群众大会的决策，以及雅典城市国家的其他种种特点。它还说明了下列诸种因素是如何形成这样一种复杂的参与体系的：充分的参与对演讲才能的依赖性；相互竞争的领袖集团之间的冲突；非正式的沟通和密谋渠道；力图推进即刻实行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规则的强有力的反对派的出现；公民大会容易受一时激情所支配的弱点；全民公决的某些不稳定的基础；以及由于缺乏对于情绪性行为的某些制约的制度机制而具有的普遍的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可能性〔33〕。后来，为防止产生无法挽回的匆忙决定，许多制度性制约机制在雅典民主结构中建立了起来。这些变化力图在人民主权和保护业已颁布的法令和程序的宪法框架之间实现平衡，尽管它们是否能够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尚值得怀疑（即使该程序本身能够存在，它也面对着极具破坏性的反对者）。

雅典政治似乎具有极端的紧张性和竞争性。而且，执掌公民大会和评议会的人往往是那些具有“高贵”出身或等级的人。他们是家境富裕的精英，拥有充裕的时间来维护他们的联系，追求他们的利益。因为权力不是通过稳固的宪法和政府体系构建起来的，所以，政治斗争经常以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方式出现，往往以流放或处死反对派从而在肉体上排除异己为结束〔34〕。人们很容易夸大这些斗争的发生频率，过分强调色诺芬的故事解释雅典政治的代表性，从而忘记了雅典曾经享有较为长期的政治稳定这一事实。而且，人们还很少从政治体系内部运作的角度来解释雅典的政治稳定性，而更多地则是从它作为一个成功的“征服国家”的历史角度给予解释。〔35〕成功的军事战争伴随了雅典的发展，在雅典的历史上，没有战事和军事冲突的年代很少。而且，军事上的成功几乎为所有阶层的雅典公民都带来了物质利益。毫无疑问，随着胜利的持续，军事上的成功有助于在他们之中形成可能相当稳固的共同基础。

对古代民主的诘难

尽管雅典民主不可能使所有的公民具有同样的能力，但是，雅典的公民享有参与公民大会、在大会上发表意见，以及担任公共官职的平等权利，这就足以使雅典一些最为著名的批评家，其中包括柏拉图，深感沮丧。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对民主的指责值得花一点功夫详加叙述，因为它包含了对民主的种种批评。假如民主不只是被看成定期表决，那么，这些批评就不会是无的放矢的。即使根据合法民主人士（legal democrats）的观点，民主只意味着投票，这样的批评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柏拉图的青年时代笼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阴影之中。这次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城市的衰亡，领袖、道德和法律标准的沦丧在公元前399年审判和处死苏格拉底的案件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柏拉图的幻想破灭了。他越来越认为，政治控制必须被置于少数人手中〔36〕。他反对四种制度形式，即寡头制（一种以斯巴达军事贵族为模式的统治体系）、财阀制（财富的统治）、民主制（人民的统治）和僭主制（独裁统治），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讨论民主问题时，柏拉图的核心观念都来自于他在雅典的基本经历。在全面批判上述所有四种制度形式的同时，他特别斥责了民主政制。他把民主定义为一种社会形式，这种社会“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确保每一个体都可“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作为模式”。〔37〕根据柏拉图的观点，这种对“政治平等”和“自由”的崇尚是民主的标志，也是它最可悲的特点之根源。

民主具有一系列互相联系的缺陷〔38〕。这些缺陷在《理想国》论及有关船长和一种“巨大而有力的动物”看护人这两个著名隐喻中得到了展现。首先需要从船长的故事讲起。

请设想有一队船或一只船，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船上有一个船长，他身高力大超过船上所有船员，但是耳朵有点聋，眼睛不怎么好使，他的航海知识也不太高明。船上水手们都争吵着要替代他做船长，都说自己有权掌舵，虽然他们从没学过航海术，都说不出自己在何时跟谁学过航海术。而且，他们还断言，航海术是根本无法教的，谁要是说可以教，他们就准备把他碎尸万段。同时，他们围住船长强求他，甚至不择手段地骗他把舵交给自己；有时他们失败了，别人被船长同意代为指挥，他们就杀死别人或把别人逐出船去，然后用麻醉药或酒之类东西把高贵的船长困住；他们夺得了船只的领导权，于是尽出船上库存，吃喝玩乐，他们就照自己希望的这么航行着。不仅如此，凡是曾经参与阴谋，狡猾地帮助过他们从船长手里夺取权力的人，不论是出过主意的还是出过力的，都被授以航海家、领航、船老大等等荣誉称号，对不同伙的人，他们就骂是废物。其实，真正的航海家必须注意年、季节、天空、星辰、风云，以及一切与航海有关的事情，如果他要成为船只的真正当权者的话；并且，不管别人赞成不赞成，这样的人是必定会成为航海家的。如果不是事实如此的话，那些人大概连想都没想到过，在学会航海学的同时精通和实践这一技术是有可能的。你再说说看，在发生过这种变故之后的船上，一个真正的航海家在这些篡了权的水手中会被怎样看待呢？他们不会把他叫做唠叨鬼、看星迷或大废物吗？〔39〕

“真正的航海家”代表着具备必要技术和技能的“少数人”，他们强烈主张合理的统治，因为民众（大众）往往以冲动、情绪和偏见来处理其事务，他们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知识来从事可靠的航行。也就是说，他们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知识来进行政治判断。另外，他们所钦佩的领导人是一些马屁精，因为，“只要他转而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40〕所有那些“与群众相混同并想得到大众欢迎的人”可以直接“比作水手”。〔41〕在民主政制中，没有专门的领导阶层，领袖人物取决于人民的喜好，因此，他们的行动在于维护他们自己的名誉和地位。他们默许人民的要求，以及把政治策略建立在可“销售”的东西之上，这就使政治领导能力受到了削弱。对于种种慎重的判断、艰难的决定、令人不悦的抉择，以及使人难堪的事实，人们一定会尽力回避。民主使智慧边际化（Democracy marginalizes the wise）。

此外，主张自由和政治平等与维护权威、秩序和稳定是相互矛盾的。从短期来看，个人自由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并不顾其能力和贡献而要求享有平等的权利，会产生一种诱人的多样化社会。然而，从长期来看，其结果则是纵欲，是纵容破坏对于政治和道德权威的尊重。年轻人将不再敬畏他们的师长；他们会不断地向其长辈发起挑战，而后者又会“像年轻人一样行事”。〔42〕简言之，“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到最后……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43〕称“傲慢为有礼，放纵为自由，奢侈为慷慨，无耻为勇敢”。〔44〕错误的“快乐平等”支配着“民主人士”的日常生活。由此，社会的凝聚力受到了威胁，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政治则由于派性争论而成为一团迷雾。每个派别为自己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利益而斗争，由此必然引起的是派别利益间的尖锐冲突。于是，对共同体的善和社会正义的广泛义务就变得不再可能了。

这种事态常常导致无休止地玩弄阴谋和花招，以及长期的政治不稳定：即一种充斥着毫无止境的欲望和野心的政治。所有的人都声称代表共同体的利益，但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只代表自己，他们不过是为了自己所渴求的权力而已。柏拉图认为，那些拥有资源的人，不管这种资源来自财富，还是他所具有的权威地位，都会发现他们必定处于别人的攻击之下；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冲突将变得异常激烈。他争论道，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很可能会瓦解。“物极必反”，所以，“极端的自由，人们可能会走向极端的征服，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45〕在这种派别斗争中，人们会要求领袖人物提出一些特殊的目标，而且，那些受欢迎的领导人很容易提出“个人保镖”的要求，以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攻击。借助于这样的帮助，那些受人民拥护的斗士就为攫取“国家统治权”迈出了一步。当民主陷入争端和冲突的时候，民众的斗士被视为具有先见之明和坚定方向的人，他们提出平息所有反对派的许诺。因此，支持自己所选择的暴君就成为一种诱人的抉择。然而，一旦拥有国家权力，暴君们当然就会形成一种只顾自己的习性。

对于柏拉图来说，暴政本身并不是解决民主问题的可靠方案。暴君们很少成为“真正的航海家”。第二个著名的隐喻涉及的是一种“巨大而有力的动物”（也即民众）。柏拉图清楚地表明，对于一个看护人来说，要了解如何控制一种动物，仅研究其性情、需求和习性是不够的。要正确地对待和训练一种动物，重要的在于了解造物主的口味和愿望，“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46〕简单地说，柏拉图的观点是，在哲学家（一种统治阶级）实行统治之前，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因为他们受过充分的教育和训练，只有他们才具有成熟的才能，按照“智慧的原则”协调生活的各个要素。柏拉图追随苏格拉底，相信“美德即知识”；也就是说，无论对于个人还是集体来说，“美好的生活”是一种目的性的现象：在任何既定的时刻，它都以不同的状态独立地存在，而且，它可以通过系统的研究来加以把握。正是哲学家所获得的严格的知识，证明他是执掌权力最为合适的人选。正是他按照最为有利的方式来安排事务的能力，表明政府的原则也就是文明的专制主义原则。

柏拉图的详细观点无须我们在此赘述，它足以使人明白，他在《理想国》中所阐述的观点是由他力求回答“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所引发出来的。柏拉图的出发点是一种自然的劳动分工论，在这种分工中，不同的个人可以找到自己的适当角色（大体说来，可分为统治者、武士和劳动者）。柏拉图为哲学家所规定的任务在于研究这种分工，（1）以激励适合每一种分工的特殊美德（智慧、勇气和节制），（2）以保障每个人发挥其正确的功能。个人和国家被认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这一整体健康发展，人们在这一整体之中就可发挥其各自的功能，满足其需要，实现自我，因而得以生活在一个有效、安全、强大的国家之中〔47〕。在这种情形下，正义就可获胜，美好的生活就可以得到实现〔48〕。

值得记住的是，在柏拉图的观点中，或者更一般地说，在古希腊思想中，国家所保障的自由除了指个人能够实现他在世界上的角色之外，对于个体本身来说并没有多少意义。正如一位评论家正确地指出：这样一种理论“与按照（作为‘个体’的人之间的）契约或协议来描述社会关系的理论以及进而认为国家主要在于维护选择自由的理论截然不同”。〔49〕后一种观念从17世纪开始在自由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观念一定会受到柏拉图的诅咒。他为“公”“私”和谐一致的思想辩护，认为国家在于保障公民实践其天职的基础。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阐述的观点在后来的著述中，特别是在《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得到了修正。这些著作承认，在与理想国家相对的现实国家中，如果没有人民的某种形式的同意和参与，统治就不可能维持。法治作为一种限定执掌“公共”权力的哲学王之合法权限的方式，其重要性也得到了肯定。非常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种将君主制与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国家”的理论。这种理论预先提出了后来亚里士多德和文艺复兴时期共和主义者发展的若干观点。〔50〕柏拉图甚至发明了一种比例投票制。类似的比例投票制后来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人的著作中也得到了阐述。但是，柏拉图并没有系统地阐发这些思想，他只是把民主制的要素引入理想的统治体系概念之中。他的尝试与一种全新的民主模式完全是两码事。

古典的民主模式（见模式Ⅰ）以及对这种模式的批评，对西方现代政治思想都产生了一种持久的影响：前者是许多民主思想家灵感的一个源泉，后者则是对民主政治之危险性的一种警告。然而，无论是民主模式，还是对这种模式的批评，在古代城市国家生活之外都不具有直接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影响力。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及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繁荣时期，民主模式本身才被重新引入欧洲的政治思想当中，尽管在卢梭以及后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公民直接参与的思想在许多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新评估、阐发和倡导。与希腊其他政治思想家的批评指责一样，柏拉图的批评在近期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正如一位评论家正确指出的那样：他有关民主政制之道德局限性的论述“从来没有被超越”。〔51〕如何认真地对待他的批评意见，并把它运用到其他民主模式上，这是我们以后必须面对的事情。当然，在精神上与柏拉图相似的各种观点已经具有了极大的历史意义。正如一位民主理论的批评家所正确强调的那样：“政治思想家的巨大优势在于……一直不断地指出民主宪法的堕落性、民主政治的无序性和民主品性的道德腐败性”。〔52〕直到18世纪初期，那些著书立说详细记载自己观点的人，很少有谁认为民主是组织政治生活的一种理想方式。

随着帝国、强大国家以及军事强国的兴起，雅典民主走向了衰落。雅典民主的衰落既可以归因于内部的因素，也可以归因于它海外运气的变化。雅典国家所赖以建立的生产制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奴隶的劳动。特别是劳雷奥思银矿的开采，为大量的谷物进口积累了资金。〔53〕这种经济结构难以应付内部和外部的动荡和冲突的局面。而且，国家的民主性质似乎又从根本上强化了这一脆弱性。因为缺乏一种官僚核心，或者至多在“政府”内部只有一些松散协调的制度性分工，这为管理经济、扩大贸易以及疆域增加了难度。此外，由于战斗技术、武器装备以及雇佣军使用等方面的变化增加了战争的成本，所以，如果不从根本上破坏它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就很难集中有效地协调规模更大、种类更加繁多的军事力量。〔54〕相比之下，那些组织更加广泛、更有权威性的国家却并不存在这种困难。所以，雅典和其他希腊城市一样，最终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而被一个竞争性的帝国和政权所兼并。

小结：模式Ⅰ　古典民主

论证原则：

为了实现自由而轮流的统治和被统治，公民应当享受政治平等。

主要特征：

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司法活动；

公民大会享有最高权力；

最高权力的范围包括城市的所有公共事务；

公共职务候选人的多种选择方法（直接选举、抽签和轮流执政）；

普通公民与公共官员所享有的特权没有区别；

除与战争有关的职位以外，同一个人不能两次以上执掌同一官职；

所有人的官职都是短期的；

出任公职需要付费。

基本条件：

附带农业腹地的小城市；

为公民创造“自由”时间的奴隶经济；

为男子提供出任公职自由的家务即妇女劳动；

公民资格仅限于很少部分人。

雅典城市国家与罗马共和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55〕它们所形成的主要是一种面对面式的社会和口头形式的文化；二者都有人民参与政府事务；二者几乎都不具有集中的官僚控制体系。此外，二者都力求培养一种深刻的公共责任感，即一种公民美德或对“共和国”——公共领域的各项事务——负责的传统。在这两种政体中，国家的诉求对于公民的个人诉求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先性。但是，如果说雅典是一个民主共和国，那么，相形之下，当代学者一般认为，罗马基本上是一种寡头体制。尽管罗马思想家的著作中（特别是西塞罗的著作中）包含了希腊的国家概念，尽管罗马的政治共同体包括了公民出身的农民和获得解放的奴隶，但是，精英人物稳固地支配着罗马政治的所有方面。罗马军事史——作为它扩大疆域和不断征战的特别记录——有助于解释罗马如何以及为什么一方面能够在形式上实行人民参与，而在另一方面又使人民的控制十分有限。尽管如下一章所见，罗马在传播各种自我管理的思想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但那是来自古代世界希腊古典传统的遗产，特别是雅典民主模式的遗产，在民主思想和实践的历史上，不同思想的相互渗透是十分重要的现象。

第二章　共和主义：自由、自治和积极公民

在古代雅典，公民是指参与“裁判和担任公职”的某些人。〔56〕成年自由人的公民资格，意味着参与公共事务。这一经典的定义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表明，可能除了代表和公职的担任者以外，在古希腊很难确定现代民主制中公民的位置。当代政治限制了积极参与的范围，这一点已经被看做是最不民主的〔57〕。第二，古希腊对于公民资格的看法，在其形成期间和形成以后，几乎没有在任何人类共同体中引起共鸣〔58〕。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古代民主制是相当不规则的政体。那种认为人是一种政治秩序的积极公民，是其国家的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统治者的温顺的服从者的观点，从最原始的人类公社到早期的文艺复兴和绝对专制主义的灭亡，都缺乏支持者。本章将从文艺复兴时期共和主义传统的文献和实践开始，集中考察积极公民思想的复活问题。但是，在探讨这一重要的政治发展之前，有必要对某些因素进行阐述，这些因素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共和国积极公民”的理想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失落得如此长久。

同质政治的衰落和重新崛起

积极公民理想的存在，是在政治活动中并通过政治活动予以确认的，这一理想为什么在西方衰落，是一个很难予以充分解释的问题。但是，十分清楚的是，同质政治的对应物是基督教信仰的同质信任（homo credens）；虔诚的信徒取代了必须进行积极裁判的公民〔59〕。有人认为，基督教的产生，有效地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生活中驱除了世俗的考虑，尽管这种看法是一种误导，但是，它无疑把权威和智慧的来源从公民（或者“哲学王”）转移给了另一个世界的代表。基督教的世界观把政治活动的基本原理从城邦学说转化为神学框架。人怎样才能在生活中与上帝沟通的问题，取代了古希腊文化认为人注定是在城市中生活的看法〔60〕。古希腊认为，城邦是政治的善的体现者，而基督教的世界观却与此恰恰相反，它坚持认为，善在于对上帝意志的服从。基督教在欧洲几个世纪中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释上帝的意志，如何把它与世俗的权力体系结合起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粉碎了单一宗教真理的观念。

人们为了过一种富裕的生活，应该接受某种统治和目标，基督教当然没有忽视这方面的问题。虽然基督教是强加给许多人类共同体的，但是，如果不是它所具有的价值和精神能够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具有吸引力，它是不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的〔61〕。此外，认为基督教完全不关心古代社会各国至关重要的种种理想，那也是错误的。比如，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政治平等的理想，尽管这一理想存在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基督教断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表示，在一个人类共同体中，没有人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特权。在一个极少有剩余产品、人民大众生活接近温饱或者处于温饱线之下的社会中，只有以这一基督教箴言为基础，才能维持全社会政治平等的价值。〔62〕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宗教平等观至少是保持人们向往较为美好的生活的方法。很显然，基督教被人们用来证明包括奴隶制和农奴制在内的各种制度的合理性。但是，它内在地具有相互矛盾的因素，其中一些因素后来成为使它自身陷入困境的根源。

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书写作于公元410—423年，该书常常被看做有关教权高于世俗权力的最权威的论述。奥古斯丁坚信，教会的历史就是“上帝在尘世的进军”，真正的基督教徒不应关心“现世生活”问题，这些看法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上帝之城》写作于罗马帝国衰落的初期，它忠告人们要把“对于世俗的欲望”的缰绳交给“对于天堂之都的欲望”，上帝的光芒可以指引信徒“获得永恒的幸福，这种永恒的幸福是未来的前提”。

中世纪没有产生对于民主政治本质的广泛思考，或者说没有形成丰富民主政治哲学的系列教科书和著作。而且，尽管欧洲有一些重要的政治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重要的民主制度〔63〕。无疑，许多当代政治理论以欧洲为中心的特性，使人们不能正确把握中世纪欧洲之外的重要发展，而且大量论述散落在历史记录之中。但是，在13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问世之前，教父们，尤其是奥古斯丁对于政治思想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些影响是说明为什么政治思想相对停滞的重要因素。〔64〕

阿奎那（1225—1274）重新考察了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之间的区别，他力图把重新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该著作在西方佚失了若干世纪，到13世纪中叶由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与基督教的核心教义结合为一体。阿奎那著作中的许多内容是不确定的，其中的一种看法是，尽管君主制是最好的统治形式，但也不应该赋予它无限的权威。按照他的观点，自然法是“永恒法”的一部分在人类理性上的体现，君主制的统治只有坚持自然法，才是合法的。因为国家没有权力解释宗教教义，所以，教会可以“裁决”统治者。此外，如果自然法一再遭到侵犯，那么，反抗统治者就是正义的。因此，尽管阿奎那主要关心的是基督教共同体的发展，但是，他预见到了自由主义民主传统发展的核心——有限政府的思想。

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中世纪的社会观是一个整体，这种社会观认为，社会是神的意志确定的“巨大的存在链条”中的等级序列，因此，从这种社会观中很难发现有关世俗政治权力的现代思想。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神权政治立场是唯一的理论选择，不存在任何其他“政治理论”。〔65〕基督教欧洲的统一首先依靠的是这些权威，这个秩序被人们称之为“国际基督教社会”秩序，这种看法是很有意义的。〔66〕人们认为，国际基督教社会首先是由基督教构成的，它指望上帝作为解决争端和冲突的权威，其主要的政治观点是宗教教义，它过分夸大了关于人类社会普遍性的假设。直到西方基督教世界遭到了挑战，尤其是遭到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宗教改革引起的冲突的挑战，现代国家的思想才得以产生，新型政治管理普遍发展的基础才得以确立。

在中世纪的欧洲，主导经济的是农业，对于任何剩余产品，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主张。一种成功的主张构成了创立和保持一定程度政治权力的基础。在基督教王国的背景下，随着集镇和城市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发展出了王国、公国和公爵领地的复杂网络。城市和都市联邦的基础是贸易、制造业以及较高程度的资本积累。它们形成了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常常享有特许状规定的独立的统治制度。这其中最著名的有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和锡耶纳（Siena）城市国家，但是，在全欧洲，有几百个城市中心得到了发展。尽管这些中心本身并没有决定统治的模式或政治的统一性，但是，它们是市民生活和政治思想中一种新的特殊道路的基础。在意大利，尤其如此。

共和主义的再造

11世纪末，共和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复苏。这时，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共同体无视教皇和帝国的法律控制权，创立了自己的“执政官”（consult）或“行政管理者”（administrator），管理自己的司法事务。〔67〕到12世纪末，这种执政制度被一种政府所代替，这个政府由管理理事会组成，理事会由行政官（podestà）主持，他拥有行政和司法的最高权力。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佛罗伦萨、帕都亚、比萨、米兰、锡耶纳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都有这种理事会，到12世纪末，这些城市有效地使自己变成了独立的城市国家或城市共和国。〔68〕而且，行政官是选举产生的职位，具有严格限定的任期，首先对理事会负责，最终对该城市的公民负责。担任这一职务的是男子，他拥有可纳税的财产，在其任职地出生或者连续居住。图2—1描述了这种制度安排的总体结构。

图2—1　城市共和国：政府的改革

选举或者选择方法：

（A）具有投票权的公民共同抽签，决定谁担任理事会成员。

（B）理事会通常抽签建立一个选举委员会（20人），由该委员会考虑合适人选主持理事会；向理事会提交的候选人有三名，理事会具有最终决定权。当选官员从城市获取薪水，任期一年，任满后至少三年不能直接在理事会任职。

资料来源：据斯金纳的资料改编。

比起雅典的古典民主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来，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和创造性。但是，如果考虑到封建欧洲的权威结构——它具有相互交织的主张和权力的复杂网络，那么，这些发展还是很明显的。之所以说这些发展是很明显的，是因为如同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说的那样，“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必须把政府看作上帝赋予的统治形式，而它们代表了对于这些看法的挑战”。〔69〕因此，毫不奇怪，在现代欧洲和美国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它们激励了并不断激励人们向专制和极权的统治者提出疑问，而后者一直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着决定国家事务的合法权力。不过，需要记住的问题是，这样的共和国在多大程度上才能被看做民主制度〔70〕。

如同在雅典一样，公民是由高度排他性的一群人组成的，在许多情况下，被提名为理事会行政官的人起初是贵族。这种状况的通常后果是，被排除在外的那些公民动员起来组成他们自己的若干理事会和机构，从而使社会不稳定。这种后果转而加剧了政治冲突，常常造成暴力和混乱。（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描述了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之间的战斗，可以算作对于这种情况的最著名的叙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后来的政治理论家试图研究这些经历，却仅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尽管这些共和国具有原始古典的精神，但是，它们的结果却是混乱和软弱无力。因此，他们主张必须回到强有力的君主政府去。威尼斯是作为自治政体一直存在到18世纪末的唯一的城市共和国，其他共和国早在这之前就被一种新的世袭权力制度取代了。

剩下的第二个问题与把“民主”一词用于城市共和国直接有关。在这些共和国发展的第一个世纪中，其支持者并不了解这一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于13世纪中叶重新问世之前，民主并没有成为欧洲政治语言的内容。后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用法，民主一词带有贬义，逐步与暴民政治联系到了一起；政府谋求的是穷人的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民主是一种权力形式（这就预见到了后来19世纪对于民主政府的怀疑），在这种权力形式下，“普通人民”会变得专制暴虐，力图拉平一切社会差别，获得特权〔71〕。事实上，与其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共和制是一种民主政治形式，还不如说它们是贵族共和制。无疑，在这些共和国的辩护者中，基本上没有人把它们称之为“民主”共和国，而且如果认为他们的政府是“民主”政府，他们可能会感到不愉快。此外，需要指出，现代民主政体强调普选权、所有成年人具有反对其政府的权利和担任公职的权利等等，就此来看，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与现代民主政体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见第三章）。

尽管如此，在基督教君主制盛行的背景下，城市共和国制度创造了提供自治可能性的重要范例，许多论文和教科书提供了这种新政治的知识，并对它们进行了研究，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城市共和国对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城市共和国标志着在古典主义以后的政治思想中，第一次有可能体现和发展自决和人民主权的思想；这些共和国不仅在意大利具有广泛影响，而且在宗教改革的浪潮和17、18世纪政治进程的复苏中，对整个欧洲和美洲都具有广泛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共和国的核心是政治共同体的自由，这一自由仅仅取决于它对该共同体本身的责任，而不是权威。自由的基础是自治以及公民参与管理其公共事务的权利，当然，这种参与是在一个宪法框架内进行的，该框架为主导性社会力量规定了特定的角色。按照这一看法，公民自由的内容是他们公开追求自己选择的目标；最高的政治理想是一种独立的、自治的人民的公民自由。共同体在整体上“必须保持终级最高权威”，其赋予各种各样统治者或行政长官（magistrates）的“地位，不得高于选举产生的官员”，〔72〕共同体为促进其本身的利益而立法，这些“统治者”必须确保这些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因为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治者，而是正义的“代理人”或“执行者”。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生活的独特发展，促使人们对于政治权力、人民主权和市民生活形成了新的看法。尽管许多城市共和国可以把它们新的信仰的根源上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是，古罗马共和国对于促进它们思想的形成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它们看来，古希腊的民主制常常是不稳定的，其内部争吵不休、软弱无力，古罗马与之不同，它形成的统治模式不仅把自由与美德结合到一起，而且把自由与市民的荣誉和军事力量结合到了一起。古罗马提供了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它把政治参与、荣誉与征服联系到一起，因而可以摧毁君主政体中形成的如下看法，即国王享有对其服从者的个人权威，只有国王才能保证法律、安全和权力的有效实施。在这种背景下，对于许多共和国来说，“自由意味着摆脱暴君的专制权力，意味着公民通过参与政府管理其公共事务的权利。‘美德’意味着爱国主义、公共精神，意味着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或家庭利益之上的英雄意志”。〔73〕

共和国很大程度上利用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萨罗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前35）、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等人的经典著作，尤其是他们关于古罗马共和国历史和庆典的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在《论共和国》一书中，西塞罗提出了关于如何构建政府以便在总体上服务于公民共同利益的看法：

共和国（res publica）是人民的事务（populi res）；人民并不是以什么方式形成的一个个男子的集团，而是出于对法律和权利的一致同意，出于参与彼此有利的事情的愿望而结合为一体的众多男子的结合。〔74〕

萨罗斯特把古罗马的崛起与其自由成就联系到一起，认为当市民的美德盛行时，公民最能够成功地追求其自身的荣誉。确实，他热情洋溢地写道：“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旦获得其自由，整个国家（罗马）会获得何等迅速的发展；正是这种对于荣誉的向往，抓住了人们的心”。〔75〕李维在其《罗马史》中认为，共和国权力的扩展，可能是与对权威、宗教和世俗的尊重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全体人民“思想的温良、公正和高贵”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当市民的美德控制了宗派主义时，这种精神状况就可以维持，这就是说，当公民为了公共利益而从事公共事务成为社会的主流，而在公共事务中追求个人利益这种腐败的政治活动成为支流时，这种精神状况就可以得到维持。尽管罗马的伟大是与其公民的美德联系在一起，但是，有些著作家认为，这种伟大也是与它的制度平衡，尤其是与其混合宪法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混合宪法为一切在公共领域活动的社会力量规定了一种角色——尽管这是一种受限制的角色，企图以此抑制宗派主义，我们在后面还要讲到这一混合宪法。

尽管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传统几乎像一切政治思想传统一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统一体。事实上，可以把它明确区分为两个共和主义流派，一个被称为“市民人文共和主义”，另一个则被称为“市民”或“古典共和主义”〔76〕，不过，我将把它们称之为“发展式”共和主义和“保护式”共和主义。我之所以使用这两个术语，是因为它们足以包括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中体现的政治自由和政治参与的不同方式。如同我们将要指出的那样，这些术语抓住了这些传统内部与外部的重要区别。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发展型共和主义理论家强调的是政治参与对于作为人的公民的发展的内在价值，而保护型共和主义理论家强调的则是它对于保护公民的目的和目标即他们的人身自由的工具意义。发展型共和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古典民主遗产的要素，是古希腊城邦哲学家们的命题，尤其突出的是，它们把政治参与和城邦的内在价值用作自我实现的手段。按照这种看法，政治参与是美好生活的必要组成内容。与此相反，保护型共和主义理论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及其历史的影响，这一理论强调的是，如果仅仅依靠什么主要集团的政治参与，无论这个集团是人民，是贵族，还是君主，公民的美德面对腐败都是相当软弱无力的。因此，保护型共和主义理论家们强调认为，要想使全体公民的人身自由得到保障，公民参与集体决策对于全体公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图2—2　共和主义类型

注：所列的人物，是按照其对于两种主要的共和主义的基本取向含义划分的，而且一些关键人物在此与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在这两个流派之间，也有许多杂交产品，而且在每一个流派内部的政治理论家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差别。著作家们有时会在这些分析类型之间变动。

—→本章所讨论的每个共和主义流派中的政治思想家

…→跨越两种共和主义的影响模式

与后来的思想流派结合在一起的影响模式

*在第三章中讨论

**在第四章中讨论

直到18世纪卢梭的著作问世，发展型共和主义大概才得到最详尽的阐述，尽管如此，在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的著作中，它也得到深刻的阐述。与此同时，沃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也提出一些重要的批评性见解。保护型共和主义可能与马基雅维利有着最紧密的联系，虽然这一看法也是后来的孟德斯鸠和麦迪逊等人阐述的。图2—2概括了这两种共和主义。以其发展年代为序，下面我们将着重首先讨论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

共和主义、选举政府和人民主权

文艺复兴时期共和主义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布鲁纳通·拉蒂尼（Brunetto Latini，卒于1294年）、卢卡的托勒米（Ptolemy of Lucca，卒于1327年）和雷米兹·德·吉罗来米（Remigio de' Girolami，卒于1319年）等不同思想家的研究〔77〕。但是，只是在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著作中，尤其是他的《和平的保卫者》（Defensor pacis，发表于1324年）中，人们才可以发现早期关于选举政府和人民主权重要性的最杰出的叙述。马西利乌斯力图驳斥教皇拥有“完全充分的权力”的看法，建立世俗统治者对于教会的权威。他认为，法律应该由“全体人民或人民中较为强大和优秀的一部分人”制定，其方式是他们在全体大会上表达其意志〔78〕。神法的教谕和宗教仪式的实行，应该对僧侣的权力予以限制。马西利乌斯倡导一种选举政府控制之下的世俗政体，在这一过程中，他全然反对教会的传统权力和王权统治的流行观念。如同该书的一名翻译者正确指出的那样，《和平的保卫者》“是一部当时的顽固派为之战栗的著作。当教皇、红衣主教和著作家们仅仅关心保持社会秩序，想要谴责异端邪说时，他们却因为从‘该死的马西利乌斯’那儿获得其思想而受到人们指责。做一个信奉马西利乌斯的人被看做颠覆者，这有点像在若干世纪后热衷于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一样”。〔79〕实际上，当时马西利乌斯被教皇约翰十二世说成异端，从而被迫逃往纽伦堡。

在马西利乌斯的思想中，有三个主要的命题〔80〕：第一个命题的内容是强调公民共同体原则上是理性的产物，是人享有其最本质的欲望即“完美的生活”的基础。按照这一学说，共同体的第一部分都可以按照它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作用来定义，而政府则是确保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正当手段，政府应该是一种管理功能，如果正确行使，这种功能就意味着所有的公民可以生活得很好，并且实现他们面前的机会。如果政府运行的目的是共同利益，而不是单个派别或集团的私下利益，那么就表明这种功能得到了正确行使。这里的单个派别或集团，就是众所周知的“普通大众”，按照马西利乌斯的说法，是指农民、手工业者和金融家。马西利乌斯在“有节制的”（temperate）统治形式和“有问题的”（diseased）统治形式之间作了区分，其区分的标准主要是看它们是否代表公共利益行事。

第二个主要命题是从马西利乌斯的以下判断中引出来的，这一判断是，因为人类事务中可能破坏政治结合的斗争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政府的工作是永无休止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强制权威的有效使用，对于共同体的安定和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相互竞争的权威（首先是教会与国家的权威）是治疗法律和秩序的破坏性因素的良方。单一的强制权威是公民结合得以生存的条件。有效统治的基础是强制权威的有效采用。好政府与其说是产生于着力追求美德的共同体，还不如说产生于依靠强权支持管理公共利益的统治者。

这些看法看起来似乎与共和国共同体的概念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如果不考虑作为马西利乌斯的《巨著》一书主题的第三个命题，就不能对其含义进行充分阐述，这个命题是，共同体的最终“立法者”或者合法政治权威的来源是“人民”。人民的意志是检验共同体所取的目标是否得到正确解释的关键，是合法采用强制权力的唯一基础。制定法律的权威属于“全体人民”，只有他们才有权威决定法律。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公民共同体中，法律和秩序的来源是“人民或全体公民，或其中的主要部分，这些人在公民大会上用固定的词语，通过本身的选择和意志发布命令和作出决定：人作为公民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违背者要处以罚款或给以世俗的惩罚”。〔81〕当权威和力量被正确采用，即在公民同意的基础上采用时，就是合法的采用。

在马西利乌斯看来，人民的意志比一个人（国王或君主）或少数人（贵族）的统治更能有效地保证政府服务于公共利益。许多人制定的法律，比其他统治形式制定的法律更具有至上地位，更能够得到支持。它们之所以是至上的，因为当个人根据其他人的观点和目的公开检验自己的观点和目的时，他们不得不对之进行修改，并迁就其他人的观点和目的。如同马西利乌斯所解释的那样，“因为没有人会故意伤害自己，所以，多数的统一较好地说明了法律的公共效用。任何人都可以看清楚，所提出的法律是否更多地倾向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倾向于其他人或共同体的利益，并且可以对此提出抗议”。〔82〕因此：

制定法律的权力不能属于一个人，因为这个人会由于疏忽或者故意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制定糟糕的法律，更多地寻求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共同体的利益，所以这个法律是专制的法律。出于同样的原因，制定法律的权力不能属于少数人，因为他们非常可能像以上所说的那样，错误地为某些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为公共利益制定法律，这种情况体现于寡头政治之中。因此，恰恰出于相反的原因，制定法律的权力属于全体公民，或其中主要的一部分人，因为，既然所有的公民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公正衡量，没有人会故意伤害自己或故意希望自己获得不公正，那么，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所希望的是一种按照公民的公共利益行使的法律。〔83〕

由公民制定并服务于公民的法律，创立了一个可以维持良好秩序即公正的共同体的法律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体就可能是一个安定的共同体，因为通过公民同意所制定的法律是公民感到有义务遵守的法律。如果每个人都参与“对自己强行实施法律”，那么，法律就会被“每个公民好生看待”。〔84〕

马西利乌斯的这些观点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公民都必须同时进行统治。相反，他主张的政府概念并不同于图2—1中描述的政府概念，后者牢固确立人民主权的地位，创立了一个自治理事会，并且通过选举确定了城市生活的“统治者”和“行政管理者”，这些人的职责是维护面向全体公民利益的法律。从原则上来讲，所有公民都可以担任公职，并转而享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马西利乌斯得出结论认为，“当选的国王”统治着“较为志愿的服从者”，仅仅选举方法本身，就可以获得“最好的统治者”，并进而获得一种合适的正义的标准。最后，马西利乌斯坚持认为，尽管“统治者”必须维护这一“合适的标准”，他们却是作为代表担任公职的。因此，那些当选者“不是，而且不可能是绝对意义上的立法者，而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立法者，而且在某些时候，他们与主要立法者即全体公民的权力是一致的”。〔85〕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是在人民权力基础上担任其职务的，如果他们不能贯彻公共利益，就可以罢免其权力。

马西利乌斯与古雅典民主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一样，把公民看做“参与市民共同体的人”，他们或是参与管理，或是参与政权的“讨论或司法运行”。〔86〕公民身份是一种手段，公民借此参与以共同利益的实现为取向的共同事业，政治参与是实现这种利益的工具。马西利乌斯也与其前人一样，坦率地指出，“按照这个定义，儿童、奴隶、外国人和妇女不是公民，尽管把他们与公民区分开来的方式是不同的。”〔87〕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希望更详细地说明为什么这些群体是“以不同的方式”被排除在公民之外的。但是，马西利乌斯提供的唯一较为详细的议论涉及的对象是作为公民儿子的男孩，恐怕任何人都会认为，他们将会被永远排除在公民之外。马西利乌斯断定，“公民的儿子是最具有潜在可能性的公民，所缺乏的只是时间。”〔88〕那些拥有可纳税财产、在其城市出生或长期居住的男子具有公民资格，但是，其他人则不具有这一资格，这一问题显然无需详细解释。

此外，马西利乌斯关于公民资格的看法与其同时代的其他人十分相似，他认为，政治参与仅仅适用于小规模的共同体——城市共和国的自治政府。很少有共和主义者考虑过共和国政府与广袤的疆域的关系，后来的共和主义思想家如孟德斯鸠等人才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见第三章）。而且没有人提倡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形式即自由主义民主完全相似的制度和程序，因为这种自由主义民主的原则包括所有成年人在内〔89〕。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者不容置疑地认为，人民政府是服务于在其区域共同体中拥有既定（以财产为基础的）利益的人们的自治形式，只有他们才能够享受和发展公共关系的网络和这一网络形成的职责。

马西利乌斯的人民主权学说中也谈到了以前的统治——教会和国王——所主张的无限权力，因为人民主权“是一种绝对专制主义，其基础是任何价值、集团或制度都处于人民意志的权力之下”。〔90〕从原则上来讲，“人民”的权力是一元的，不受制约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均衡的。换言之，后来的自由宪政主义者和主张现代政体原则上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分离的人们所热切表达的观点，在马西利乌斯的著作中并不存在，他并不支持这样的看法，即政治权力要想有效地运行，就必须是公正的和受限制的，以便能够清楚地区分国家权力与那些受委托负有国家责任和主持国家事务的人的权力。城市共和主义者及其代表人物相信具有公民荣誉的人的判断，相信古代自治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他们来说，自治政府是一种受信任的“俱乐部成员”之间的直接民主形式，他们并不像充满怀疑的时代的人们那样来看待人民统治的本质，而在充满怀疑的时代，人们对于所有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和节俭都持怀疑态度。

从公民生活到公民荣誉

到马西利乌斯出版《和平的保卫者》一书时，选举政府制度在帕多瓦已经衰落，并且被世袭统治所取代。内讧和派别纷争已经成为帕多瓦政治的特点，其他许多城市也具有同样特点。要想在意大利共和国生活的不稳定环境中维护共和主义的理想，就必须提出独特的令人信服的看法。既然古典共和国已经衰落和失败，那么，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古典城邦的价值如何和以什么方式才能适应并得到维护，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很少有人比马基雅维利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更加透彻。马基雅维利把选举政府和参与政治的种种形式与公民福祉和公民荣誉联系到了一起。由于马基雅维利的出生地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时期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在佛罗伦萨可能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形成这种联系。马基雅维利在研究古代世界的政治理论和新兴欧洲政治秩序的政治理论这两个方面都具有坚实的基础，因此，他能够为共和主义传统——即保护型共和主义——提供说明，他的研究力图在公民参与中找到独立、自治和为荣誉努力的条件之所在。佛罗伦萨的政治文化体现了许多这方面的思想，从而为他的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背景。

马基雅维利通常被看做现代国家政治的第一个理论家，他在两本至关重要的著作中，力图探讨怎样才能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力之间的适当平衡，这两本著作是《君主论》和《论李维的前十书》。长期以来，《君主论》一直被视为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贡献，这导致了对他著作的很大误读。正如有当代学者所指出，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论李维的前十书》上，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形成一种在许多方面令人信服的不同立场〔91〕。马基雅维利认为，对于古代史的研究表明，有三种主要的政府形式，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制度天生就是不稳定的，而且势必产生退化和腐败的循环。在一些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具有相同思想的段落中，马基雅维利认为，经过最初的积极发展时期，君主制势必退化为暴政，贵族制退化为寡头政治，民主制退化为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势必再次向君主制回归。当创建古代民主制的一代人去世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不尊重个人，或者是不尊重官员，每个人为所欲为，种种暴行层出不穷。结果是必然的：或者因为某些善良的人的建议，或者因为必须以某种方式克服这种无政府状态，君主的权力再次得到了恢复。而且由此开始一步一步地又转回到了无政府状态。所有的共和国都经历了这种循环，无论它们是自治的共和国，还是非自治的共和国。〔92〕

马基雅维利直接把雅典看做退化的民主的典型，因为它不能使自己免遭“上层阶级的傲慢”和“普通大众的放纵”的侵害。〔93〕他认为，政治世界通常是变动不居、潜伏着混乱的世界。

与其前辈马西利乌斯及后来的霍布斯和洛克不同，马基雅维利并不相信存在着什么确定的组织原则（比如，一成不变地把国家看做有助于个人的美好生活，或个人的自然权利），不相信表达和维护这种原则是政府的任务。并不存在什么安排政治生活的自然的或神赋的框架。相反，政治的任务在于在世界上创立秩序。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就是为赢得权力、利用权力和保持权力而展开的斗争。因此，作为社会的主要构成要素，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突出地位。与柏拉图以来的许多其他思想家一样，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的共性”就是自私自利、懒惰、充满怀疑和不受到必要的限制就不会做任何善事〔94〕。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人民会支持政治秩序，并委身于国家？或者以较为马基雅维利的方式来提出问题，美德——为了追求公民的荣誉而做一切必要之事的意愿——如何灌输给人民呢？〔95〕

马基雅维利认为，对于公民的美德教育来说，有两个制度设施是至关重要的，即法律的强制实施和鼓励宗教崇拜。前者的特点在于，它是使人民把共同体利益置于他们自身利益之上的基础：法律可以“使公民向善”。但是，法律的善恶如何区分呢？只要历史地研究一下人们如何运用法律培育公民的文化和崇高性，就可以揭示问题的答案。所有单一的政府构成形式的不稳定性表明，只有一种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要素结合到一起的政府体制，才能促进那种作为美德之基础的文化。按照马基雅维利的看法，这种政府的最好范例是古罗马：古罗马的“混合政府”（在制度设置上有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论坛）与古罗马持久的荣誉成就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马基雅维利不仅仅是通过历史分析途径得出这一重要结论的，他的逻辑思维在理论上也具有创造性。“混合政府”是为了弥补单个政府形式的缺陷而构建的，它最有能力在对立的集团利益之间，尤其是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不应该与后来的国家权力分立主张以及建立在政党竞争基础上的代议制政府主张混为一谈。但是，他的观点是这些主张的先驱，预见到了这些理论主张的一些重要方面。如果富人和穷人能够被纳入政府过程，而且他们的利益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职位分工找到合法的表达途径，那么，他们就被促使达成相互妥协。由于十分在意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会极力确保不通过任何损害自己利益的法律。这些努力的结果，可能使所有各方最终达成一致形成一系列法律。马基雅维利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传统观念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社会反对力量和不同政见者的存在，并不会对所有可能的良好和有效的法律构成侵害，而恰恰是它们的前提〔96〕。根据这一看法，马基雅维利得出了惊世骇俗的结论：自由的基础不仅在于有一个自治政权和一种参与政治的意愿，而且在于冲突和分歧，通过这些冲突和分歧，公民可以促进和捍卫其利益。

马基雅维利的写作衬托的是16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展开竞争和战争的背景，因此，他的看法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认为如果共同体不能享有自由，那么，它们就不会在“主权和财富”方面取得什么进展。无论专制制度是外部权力强加的，还是“本地”专制者强加的，只要在这种制度之下，城市或国家从长远来看都会发生退化。相反，如果一个共同体享有自由，那么，它就可能兴旺发达。马基雅维利希望他所出生的城市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状况，也希望将来统一的意大利能够呈现这种状况。马基雅维利力求强化这样的观点（并非始终如一地），（具有派别纷争的）古雅典和（具有元老与平民之间冲突的）古罗马，是享有自由并在较短时期内得到“迅速发展”的城市的典范。

但是，保护自由并不仅仅靠一部混合宪法：“永恒的警示”。自由总会面临种种威胁，这些威胁一方面来自一些派别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来自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一部混合宪法对于抑制派别利益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应对竞争国家之挑战的最好途径则是在自己被遏制之前遏制别人。因此，扩张政策是保护集体自由的必要前提：诉诸武力是保持自由所必需的条件。在论述这些观点时，无论谈到国内还是谈到国外，马基雅维利始终把国家或者共同体的目的放在个人目的之上；“国家的理性”高于个人的权利。一个人的职责首先是公民身份所要求的那些职责。但是，马基雅维利把对于公民生活首要地位的这种经典性强调与“权力政治”的要求直接联系到了一起，由此产生了当代较为“流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不择手段的政治和对于权力的疯狂追求高于个人利益和私人道德。因此，马基雅维利预见到了自由主义的某种困境（见第三章），最终以一种典型的反自由主义的方式解决了这些困境，这就是社会的存在高于一切，为了保存社会，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政治生活是含糊不清的。人们在创造自由和政治稳定时，不可能总是诉诸法律和尽可能少地动用武力。马基雅维利无疑偏好自由而不是专制，但是，他认为，后者常常是保持前者的必要条件。他的判断游离于赞赏自由、自治的人民和赞赏能够创立和保护法律的强有力的领袖之间。马基雅维利力图把这些偏好结合为一体，其途径是区分以下两方面不同的政治：一方面是创立国家或者使国家摆脱腐败所必需的那种政治，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一旦得到正确创立，保持国家所必需的那种政治。对于后者来说，民主的要素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前者来说，民主是很不适宜的。

尽管如此，一般说来，马基雅维利认为，在欧洲现实政治环境中要维持“自由政府”，即使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对于多谋善断的君主来说，显然有必要强制推行其国家观和社会观，尽其所能地创立秩序与和谐。自由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扩张以确保其存在的条件。好国家首先是安全和稳定的国家。因此，尽管我们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可以发现民主理论的萌芽——民主可以保护被统治者免受统治者压迫，并防止被统治者相互压迫——可是从他的思想的其他方面来看，这些萌芽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进一步说，当我们谈到马基雅维利为民主政府的要素辩护时，必须弄清楚它意味着什么〔97〕。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按照当时的标准，他是一名民主主义者，这就是说，他并不仅仅是从富人和＼或贵族参与公共事务的角度来看待政治参与的。与古希腊民主主义者以及诸如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一类的许多共和主义思想家一样，马基雅维利期望的是将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包括其中的政府过程。“人民”或公民就是那些具有“独立的”手段、被认为在公共事务中有实质性利益的人们。但是，外国人、劳工、侍者、“依靠他人生活的人”，以及所有的妇女和儿童，不能被认为具有这种利益〔98〕。公民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国家中具有利害关系”，具有明确的本地血统。公共事务就是他们的事务。而且，马基雅维利的“自治共同体”的概念，绝不是包含许多现代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核心要素（这些民主要素包括不分阶级、种族和性别而确立的个人权利，大多数人的统治等）的民主概念。尽管如此，他对于政治的独特理解，他把自决与自我保护紧密联系到一起，都标志着政治思想的根本转折。表Ⅱ—a对此作了概括，该表把保护型共和主义与卢梭（1712—1778）著作中关于发展型共和主义的基本思想作了对比。

小结：模式Ⅱ—a　保护型共和主义

论证原则：

政治参与是个人自由至关重要的前提；如果公民不自己统治自己，他们就会被别人统治。

主要特征：

“人民”、贵族和君主之间的权力平衡，这种平衡是与一个混合宪法或混合政府联系在一起的，它规定所有的主导政治力量都要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制，包括选举执政官或者代表担任统治委员会职务，来实现公民参与。

促进和维护其利益的竞争性社会集团。

言论、表达和结社自由。

法治。

基本条件：

小规模城市共同体。

保持宗教崇拜。

妇女、“依靠别人生活者”、劳动者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这就扩大了男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

敌对的政治社团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共和国和公意

如上所述，保护型共和主义者认为，政治参与是自由的必要条件，一个自治共和国必然要求对于政治过程的参与。自由的特征是：能够参与公共领域，个人考虑服从于公共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上使个人与集体福祉不断得到扩大的机会。卢梭特别重申了作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社会成员而参与城邦政治的重要意义。他与其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共和主义先驱们一样，其立场介于古典民主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之间。但是，他写作的年代是与文艺复兴时期极为不同的18世纪，在重申这一立场时，他所面对的不只是国王的绝对专制主义主张，还有与之截然对立的自由主义主张。卢梭出生于日内瓦这样一个小城市共和国，他想要为之辩护的是一种“集会政治”的思想，在这种集会政治下，人民可以迅速聚合到一起，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轻易地”了解其他公民。卢梭认识到，这种民主只能适用于小型国家，而他的许多理想条款由于世界商业网络的扩展、工业的发展、国家规模的扩大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复杂问题而不可能得到实现。尽管如此，他发展了共和国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与新的公民权利与责任观相联系，他的观点即使不是最激进的，也是最激进中的一种。我们之所以有必要考察卢梭的立场，不仅因为他的思想是重要的，而且因为他对于法国大革命期间流行的思想具有很大影响（尽管还存在歧义），至少在某些学者看来，他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主要对立思想——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很大影响。关于卢梭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我们将在第四章展开讨论〔99〕。

卢梭被人们描述为“18世纪的马基雅维利”。〔100〕他把自己所偏好的政治制度称之为“共和制”，强调对于公共领域的义务和责任的核心地位。实际上，卢梭关于“共和国”恰当形式的考虑，显然得益于其共和主义先驱。他与马基雅维利一样，是“民主”观念的批评者。他把这一观念与古雅典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古代雅典本身不能被确认为一种政治理想，因为它没有把立法与行政功能之间的明确分工组合起来，因此导致了不稳定、两败俱伤的争斗和面临危机时的优柔寡断。而且，卢梭与其先驱一样，特别强调他对于合理政府形式的设想与罗马共和国遗产之间的连贯性（虽然事实上，人们并不难看到与雅典遗产相连续的因素）。不过，卢梭似乎很推崇马基雅维利，称马基雅维利为“一名绅士和好公民”，但是，他也把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看做他那个时代现实存在的共和国权力结构的某种妥协。至少在其关于理想的政府形式的理论论述中，卢梭不想作这种妥协，他对“共和国”的恰当形式进行了解释，正如人们所见，这些解释在许多方面具有独特性。

卢梭的经典著作《社会契约论》出版于1762年，在这部著作中，他探讨了在市民政府产生之前，人类如何沉湎于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时期，人类从根本上说是平等的，他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过着一定程度上孤独的但是自由的生活。然而，生存所遭遇的种种障碍——个体的软弱无力，自私的欲望，共同的痛苦和自然灾害，使人们脱离其原始状态，创造新的制度。如果人类不“改变其生存方式”，他们就会“灭亡”。〔101〕他们逐步意识到，只有制定法律，建立强制实行法律的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合作制度，才能保证他们的生存，发展他们的本性，实现他们的理性能力，充分享受他们的自由。因此，人们通过制定“社会契约”而结合到一起，这种契约为相互理解和一致奠定了新的基础，它们“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人们通过这种契约，创造了按照法律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这些法律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提供一切机会保证发展每个人的能力。〔102〕由此而形成的公共结合“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103〕对于卢梭来说，根本的问题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104〕

卢梭认为，就理想状态来说，个人应该参与直接制定法律，通过这种法律管理其生活。他肯定了积极的、参与的公民观念：全体公民应该结合在一起，决定什么对于共同体来说是最好的，并且制定合适的法律。被统治者应该是统治者。按照卢梭的看法，自我管理的思想本身就是目的；为参与安排公共事务提供机会的政治秩序，不应该仅仅是国家的产物，而更应该是将国家事务与普通公民义务整合一体的一种社会构成方式。卢梭本人坚决反对人们在马基雅维利之后对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与人民所作的区分。（虽然他承认，这种区分和限制，无论对于使用“政府权力”还是对于政府权力本身都是重要的，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对于他来说，主权来自人民，应该由人民掌握。他的一段名言是：

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英国人民自认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105〕

公民的角色，是个人所能够期望的最高角色。设想中的公民对权力的行使是自由得以维持的唯一合法的方式。公民必须既要创造“公意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又要服从公意的指导，这种公意就是共同形成的公共利益的概念。卢梭承认，关于“共同利益”的看法是不同的，而且他也接受了多数统治的规定：“投票的大多数是永远可以约束其他一切人的。”〔106〕但是，人民只有积极参与表达“公意”，他们才是主权者。

为了把握卢梭的观点，把“公意”（general will）与“众意”（will of all）区分开来是重要的。按照他的看法，共同利益并不等于个人爱好和愿望的简单相加。公民有义务服从在共同同意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法律和管理制度，因为他们必须服从根据他们对于共同利益的理解而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这是一种自由选择的义务，是全体公民按照心目中的共同体福祉所接受的义务，这种义务构成了“政治权利”的基础。

卢梭在独立与自由之间进行了严格的区分：

许多人企图把独立与自由混为一谈：这两件事具有本质的区别，以至于它们是相互排斥的。每个人在做他乐意和他愿意做的事情时，无疑常常就是在做令别人不愉快的事，这不是一种人们正确称谓的自由状态。自由主要不在于根据一个人自己的快乐去行事，而在于不屈从他人的意志和快乐。它也在于不使其他人的意志和快乐屈从于我们自己。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他人的主人，他就是不自由的，而且甚至统治也就是服从。〔107〕

独立意味着不管他人的立场和意志而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相比之下，自由是通过参与形成和创立公意而获得的，这种公意创立了公民之间的平等，使全体公民可以享有“同样的权利”。

卢梭并没有简单地将“同样的权利”理解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一切政治规则平等地适用于每个公民。他坚持认为，从法律上讲，政治权利平等，但是，这种平等权利由于财富和权力的巨大不平等而不能得到保障。卢梭认为，财产权是不可侵犯的，但是，这种权利，仅限于维持个人物质保障和思想独立所需要的财产数量。如果经济上不需要依附于人，公民就不必害怕形成自己的判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能够发展和表达观点而不用担心自己的生计会受到威胁。卢梭希望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收买另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108〕只有经济状况的广泛相同，才能防止因利益的巨大差异而引发有组织的派系争端，这种派系争端必然破坏公意的形成。但是，卢梭并不是人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绝对平等的倡导者；他清楚地认识到，平等“绝不是指权力与财富的程度应当绝对相等；而是说，权力将终止暴力，非凭借权威和法律的美德而不得行使”。〔109〕

卢梭赞成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立法和行政功能明确区分开来，前者属于人民，后者属于“政府”或者“国王”。人民组成立法会议，形成国家权威；“政府”或者“国王”（由一个或若干执行者或行政长官组成）执行人民的法律。〔110〕这样的政府之所以必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人民需要一个政府协调公共会议，充当沟通工具，起草法律，实施并维护法律制度。政府是公民同意的结果，而且只有完全按照“公意的指示”行事时，它才是合法的。如果它不照此行事，那么，就可以废除和改变它，因为它的构成人员或是直接通过选举，或是通过抽签选择产生的。

模式Ⅱ—b概括了卢梭的共和政府观念，这种政府观念在许多方面都代表了力图把共和主义传统与自由和参与直接联系起来的神圣理想。而且，卢梭所锻造的合法政府原则与按照集体利益进行自我管理的原则之间的联系，不仅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原则——首先是古代政体的政治原则构成了挑战，而且对后来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原则也提出了挑战。因为他的自治政府的观念是最激进的观念之一，就其核心思想而言，这个观念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一些关键性假设，特别是对认为民主不过是偶尔向公民负责的某种特定国家的名称这样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但是，卢梭的思想并不是一个完整连贯的体系，也不是一副可以直接交付使用的药方。他对于人口众多的大规模复杂社会所引起的一些问题作了评价，但并没有尽全力去探究这些问题。此外，卢梭本人决不认为历史会以实现其民主理性模式而告终。他也不认为历史会向着更好的生活方向发展，相反，他对启蒙运动的进步观持怀疑态度，认为人类脱离自然状态以后，会放纵各种政治和经济力量，助长竞争和自利行为，从而使“文明”付出高昂的代价〔111〕。“进步”带来的不平等，其典型的结果是腐败和社会不公。卢梭的看法似乎是，如果能够建立合乎道德的民主政治共同体，那么，这种共同体必须克服这些不平等，然而，这种前景好像不可能。

小结：模式Ⅱ—b　发展型共和主义

论证原则：

为了每一个人都不是其他人的主人，为了所有人在自己决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能够享有同样的自由，获得同样的发展，公民必须享有政治和经济的平等。

主要特征：

立法功能与行政功能的分离。

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会议，制定法律。

理想的状态是全体一致同意，但是，当发生分歧时，实行多数同意的投票规则。

行政职位由“执行长官”或“行政管理者”掌握。

行政人员或者由选举产生，或者由抽签产生。

基本条件：

非工业化的小共同体。

财产为许多人分散地拥有；公民资格的依据是财产拥有，即它是一个独立生产者的社会。

妇女从事家务，以便男子可以自由地从事非家务性工作和政治活动。

但是，卢梭所坚持的共同体政府的民主本性却很难落实，因为他自己对于这个政体施加了许多限制。首先，他把所有妇女都排除在“人民”即公民之外，同时，他看来也把所有穷人排除在这个行列之外。妇女之所以被排除在外，是因为妇女与男子不同，她们的正确判断能力被“过度的感情”所蒙蔽，所以，在面对政治挑战时，她们“需要”男子的保护和引导〔112〕。穷人之所以被排除在外，是因为公民资格是以少量财产资格（土地）和／或不依赖他人生活为前提的〔113〕。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人们认为，卢梭主张的民主模式，终究是带有专制内容的模式〔114〕。这种批评的依据是，在个人的目标和欲望面前，多数人是十分强大的，“人民主权”可以轻易地摧毁“个人主权”。〔115〕问题在于，卢梭不仅认为少数人应该同意多数人的决定，而且对于民主的多数的范围并未加以限制。事实上，他认为，公民教育应该在个人意志与公共利益之间架起桥梁，而共同信仰应该通过“公民宗教”予以实行。〔116〕尽管这个看法所提出的问题没有与卢梭整体思想形成根本的冲突，但是，人们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没有充分考虑“公共权力”对于“私人生活”各方面的威胁〔117〕。（在本章的下一节和以后几章中，我们还要对此进行讨论。）

卢梭主要考虑的是，在一个非工业化的共同体中，民主的前景可能是什么。这个共同体的典型就是他十分推崇的他本人的出生地“日内瓦共和国”。他对于民主的看法具有蛊惑性和挑战性。但是，在18世纪末，一种完全不同的变革——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并开始对传统的共同体生活造成破坏，民族国家迅速确立，卢梭的民主观并没有与这样一种环境下的政治内容系统联系到一起。联系这种发展来思考民主本质的任务留给了其他人。在进行这种思考时，许多人认为，卢梭的思想是乌托邦，并且＼或者与“现代条件”没有关系。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并不是所有民主理论家都持这种看法的。如同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那样，有一些政治思想家重新回到了共和主义传统的核心“道德”上，这个核心“道德”就是公民“永远不要信任国王”，“如果我们希望确保政府按照人民的利益行事，那么，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我们人民充当我们自己的政府”。〔118〕对于现代政治中民主的主导模式——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性评价，可以显示这种道德具有何等的持久生命力。但是，在讨论这种核心道德之前，有必要先从概念框架出发对共和主义思想的含义进一步展开探讨，而公民资格（citizenship）的概念正是共和主义概念框架的一个基本要素，迄今为止它还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公共的和私人的

正如一位批评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共和主义思想历史的“恶劣症状就是轻视妇女”。〔119〕但是，要在下面提到一个特别的人物，她挺身而出，反对“男性潮流”，她开拓性地探讨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互联系的本质，她就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研究并没有提出一种自治共同体或者民主政府的新模式，但是，人们通常认为，她的研究对于分析民主的可能性条件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这些研究对于迄今为止所讨论的思想传统的长处和局限性提出了新的看法。

沃斯通克拉夫特研究了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和激进主义在全欧洲的扩展，与此同时，她发现卢梭的著作中有许多值得推崇的内容。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事件和卢梭提出的问题的启发，撰写了一部十分著名的社会和政治理论的小册子《女权辩护》（写作于1791年，出版于1792年）。这本小册子在她所进入的激进圈子中受到相当热烈的欢迎（这个小圈子包括威廉·戈德温和托马斯·潘恩），但却引来了其他人的极端轻蔑和嘲笑〔120〕。事实上，《女权辩护》从一开始就在受到欢迎的同时也受到了批评，其原因在于它所提出的核心观点，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著作问世之前，这种观点很少在政治理论中被再次讨论，而且，在那以后，连同密尔关于妇女问题的著作，都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本应被看做一个重要的民主理论家，但她却很少被这么看。

沃斯通克拉夫特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自由与平等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她与卢梭一样，认为所有不得不“考虑花费每一文钱的后果”的人，不可能享有心灵和思想的自由。〔121〕她与卢梭一样，认为“这个世界的邪恶”的根源是过分尊崇财产和财产拥有者。只有摆脱贫穷和摆脱财富世袭制度，才有可能形成积极的、有着丰富的知识的公民，财富世袭制度使统治阶级有一种权威感而不需要接受理性或美德的检验。沃斯通克拉夫特坚持认为，尽管贫穷使人变得残酷无情，但是，享受其他人创造的财富，却会使人傲慢自大，养成游手好闲的习性。人的天赋只有使用才能得到发展，“除非有某种启动的必要”，否则，人的天赋很少会得到使用。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卢梭一样，认为如果公民要想获得对其世界的启蒙性理解，如果要想由理性和正确的判断来支配政治秩序，那么，就需要在社会中创立更多的平等。在一段勇敢无畏的论述中，她宣布：

不合理的等级差别使文明变为祸害，它把世界上的人分为骄奢淫逸的暴君和狡猾妒忌的依赖者两部分，这两个等级的人，几乎同等地趋于堕落，因为人们所尊敬的不是履行与人生有关的责任，而是地位，而当人们没有尽到责任的时候，爱情就不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巩固德性。〔122〕

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卢梭和共和主义传统有着广泛的不同，她不能接受政治思想中把妇女和儿童的利益置于“个人”即男性公民的利益之下的发展主线。沃斯通克拉夫特对于把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合为一体的任何想法都持批评态度，她对于卢梭关于男性和女性之间正确关系的描述，关于否定妇女在公共生活中作用的看法也持批评态度。虽然她并不是第一位质问为什么个人自由和平等的学说不适用于妇女的人，但是，她比她之前的任何人都更加深入地分析了这一问题，而且她的分析也是她之后若干代人都难以达到的。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来，不对政治解放问题进行探讨，不仅会伤害单个妇女和男人的生活平等，而且会伤害理性和道德本身。按照她的看法，男女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假设（关于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异）和不公正的制度（从婚姻契约到国家中直接缺乏女性代表）的基础上的。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话来说，这种状态是人类努力完善本性和维持幸福的“破坏者”。如果现代世界要想摆脱暴君，那就不仅必须与“天赋王权”斗争，而且必须与“天赋夫权”斗争。由于具有这样的看法，因此，当时许多人把《女权辩护》看做是警世钟，就毫不奇怪了。

当时，人们普遍把妇女看做是软弱无力、性情多变、“缺乏主见”、感情用事、“胸无大志”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对于这种看法持否定态度，她认为，妇女是令人同情的造物，这是由塑造她们的方式所造成的。问题不在于妇女的能力，而在于她们的教育和环境明显的不完备。妇女在家庭事务中孤立无援，发展机会又受到严格的限制，她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民的能力不断受到打击和破坏。妇女学习的是“女性的理想”，时时处处强行要求她们恪守这些理想；人们教育她们要温柔贤良、举止优雅、清心寡欲。妇女的生活地位使她们不能履行公民的职责，其结果是使她们极其卑微渺小。比如，“女士”的地位和教育似乎被设计为发展一种“关在笼子里”的必要品格：“除了舒翎剔毛，装模作样地在笼子里跳来跳去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固然她不需要劳动就可以丰衣足食，但是这都是用她们的健康、自由和德行作代价换取来的。”〔123〕简言之，妇女是什么，她们能够成为什么样，这些都是人为的和历史的安排造成的，并非自然差异的产物。

因此，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有必要按照大多数向专制权力挑战的思想家所接受的“几条简单原则”来重新思考政治关系。〔124〕人类比“野蛮的造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能够理性思维，能够通过经验积累知识，能够过一种有美德的生活。人类能够也有权利按照理性和道德原则安排其存在，人类能够理解世界并努力完善其本性。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对于这些经典的启蒙学说的援用与其几乎所有前辈的区别，在于她既用这些学说反对激进主义思想家的“男性主义”假设，又用它们反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男性主义”假设，无论男子还是女子，都是上帝的造物，都具有理性能力，这种能力常常被“男人的言论和行为”所否定。〔125〕沃斯通克拉夫特公开宣布，“假如抽象的男人权利能经得住讨论和辩解，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妇女的权利也不会害怕同样的考验”。〔126〕她认为，如果妇女要想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是有效的（作为公民、妻子和母亲），那么，她们必须首先履行其作为理性存在物的责任。

妇女要想尽可能地履行其职责，仅仅像某些17和18世纪的人所认为的那样，通过改变其教育的性质来改变其地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各种各样的专制权威会窒息理性的规则。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段值得记忆的名言是，恰恰正是“这种遗祸无穷的主权，使文明的进步变成了祸害，使人头脑不清，是非不明”。〔127〕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大多数批评，直接指向所有依靠继承来的财产和爵位制度获得权力和权威的人们。她特别严厉地批评了三种制度性群体：贵族、教会和军队。他们拥有特权，懒散怠惰，并且／或者胡乱想出一些名堂，“财富、懒惰和愚蠢”产生了一种腐败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压迫妇女，而且压迫“各阶层”劳动群众。〔128〕因此，如果想牢固确立理性的统治，就必须改变整个政治制度，“（假如它可以被客气地称为制度的话）这种制度就在于增加依赖者和制定那些旨在压榨穷人、养肥富人的捐税”。〔129〕沃斯通克拉夫特宣布，只要不在“社会上建立高压制度”，“两性就会各安其本分”。〔130〕

妇女和男子要想享有自由，就要享有追求自己选择的目标以及履行社会、政治和宗教义务的机会和条件。应该指出，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一观点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建立了深刻的联系：即在公民资格和参与政府的可能性与很大程度上基于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所形成的对于这种可能性的障碍之间，建立了深刻的联系。她认为，如果不对私人关系领域进行重构，政治进步即使可能，那也是微乎其微的。而如果没有统治制度本质的重大转变，就不可能对“私人关系领域”进行令人满意的重构。此外，她极力表明，“除非认识（理性）扩大了心灵”，否则，私人的职责（即对于那些最亲密的人的私人职责，无论他们是成年人还是儿童）“永远不可能正确地得到充分履行”，在“男人的专制”寿终正寝之前，公共美德不可能得到正确的发展；因为“公共美德仅仅是私人（美德）的聚合”，而妇女的解放则是理性和道德秩序中的自由的关键条件。

沃斯通克拉夫特极力主张的实际变化是一种全民的教育制度，妇女新的就业机会（“妇女可以是医生和护士”）以及虽然“我可以毫不在乎”，但是，妇女在“政府的考虑中”应该有“直接的分量”。伴随着这种变化，妇女可以逐步享有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机会：“假如她在履行她的公民的责任，她个人就不必需要民法的保护；她在丈夫活着的时候不需仰仗他的恩惠来维持生活，在他死后也不靠他的遗产来赡养；因为一个人要是自己囊空如洗的话，他怎么能慷慨大方？要是自己没有自由，他怎么能有德行？”〔131〕如果妇女拥有必要的财政手段维持自己的生活，并且对于其他人的福祉有所贡献，那么，她最终就可以成为政治生活的平等成员。社会和政治秩序就会转向妇女和男子的利益，那时，秩序就不是建立在权威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理性本身的基础上了。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研究对于说明社会与政治过程的相互关系，进而对于重新评价民主的条件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20世纪，也很少有人像她那样敏锐地探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如何直接穿越这两个领域而损害了两个领域中的生活质量。她的观点的激进内容，对于妇女和男子都可以直接参与的民主在怎样复杂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发展提出了新问题。在沃斯通克拉夫特之后，很难想象政治理论家可以忽视对于男子和妇女参与民主政治的不同条件的研究。但是，很少有人按照这一思路进行探讨〔132〕。之所以如此，一定程度上如同沃斯通克拉夫特所理解的那样，是因为男子在政治和学术机构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她的思想本身是含糊不清的。

首先，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研究与她之前的卢梭和她之后的密尔的研究不同，她没有探讨一种具有明显特点的民主模式。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观点艰难地回旋于洛克《政府论》（下篇）以来的自由主义原则与更为激进的参与民主的原则之间。［关于洛克的《政府论》（下篇），我们在下一章将进行讨论。］她在《女权辩护》中说，另一部探讨她所分析的政治含义的著作不久就要写成，但不幸的是，这部著作从来也没有问世。令人遗憾的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关于政府和国家的正确作用的看法并不清楚。虽然她常常讲到要扩大妇女（和劳动男子）对于政府的参与，而且明确主张扩展这些权利，可是，这些观点对于政府的形式和边界的含义，却没有任何详细的阐述。就对于这些含义的理解来说，它们的指向是不同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指向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另一方面则指向相当革命的民主思想〔133〕。

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她的著作的相关读者划了一个令人相当惊奇的边界，这个边界使人们更加难以弄清她的立场：“我以更坚定的语气对女同胞们说，我特别注意中间等级的妇女，因为她们似乎最具本色。”〔134〕撇开她所说的妇女“最具本色”是什么含义不谈（“最具本色”这一短语与她在其他一些地方对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的强调是矛盾的），这里产生的问题是，她是否仅仅为中产阶级妇女的权利辩护。虽然这样一种立场在当时是相当激进的（如同沃斯通克拉夫特自己指出的那样，这之前大多数关心妇女地位的作者一般都仅仅关心上层阶级“女士”），但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她把她的学说的含义限于中间等级。当她写道：解放了的妇女将有“一个女仆代她担当了辛勤的家务劳动”，她的这种限制就变得更加明显。〔135〕尽管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许多观点与全体妇女的状况有着很大的相关性，但是，她看来并没有把它们运用于全体妇女：事实上，解放了的妇女似乎需要女佣。这种看法的进一步的证据体现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关于“贫穷阶级”的妇女（和男子）的讨论中，这些人命中注定从事家务劳动或者体力劳动，如果他们要获得一些启蒙，那么，甚至在改革了的社会中，也需要慈善事业的关心和特殊的教育〔136〕。

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了对于民主的任何考虑将来必须强调的核心问题，即民主并不认为“个人”仅仅是男人。如前所述，在那些实际强调这些问题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后来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他力图把关于性别的考虑结合进关于自由主义民主观点的一种新观点之中。当然，密尔的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应该牢牢记住，即使是密尔，也并没有尽力探讨提出性别问题对于民主的含义。只是当代女权主义问世以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许多思想的相关因素和含义才开始得到充分评价（见第七和第十章）。

共和主义：总结性思考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从多种角度关注“自治政府”的问题，这对17和18世纪的英国、美国和法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建构公民生活，如何维持公共生活，这些问题成为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和政治实践者面临的问题〔137〕。但是，不同的背景产生了相当不同的结果。在英国，共和主义思想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虽然它们常常被君主和宗教观念支配的强大的本土思潮所困扰。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是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138〕。在美国，共和主义的观念仍然争论不休，但是，它们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积极公民的理想的含义也发生了改变。在围绕着美国宪法展开的争论中，一些美国的“开国之父”拒绝古代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力图为一个拥有众多人口、广袤疆域和复杂商业网络的国家重新设计一种新的共和秩序〔139〕。在革命的法国，共和主义思想仍然是最高思想，而且已经成为向旧的君主秩序发起严厉挑战的部分，但是，即使在法国，共和主义思想也经历了多次变化，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的轨迹从人民革命发展为恐怖之后，它们变得更加广为人知了。

尽管背景各不相同，但是，思想发展的共同之处是，反对把依赖具有美德的公民和公民的克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更加强调认真定义和界定政治领域的必要性，在市民社会中释放个人的能量，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提供一种新的平衡，并通过法律和制度予以规定。随着时间的变化，依据共和主义传统所解释的自由的基本含义也发生了变化；自由越来越不能唤起一种公共的或政治自由的感觉，即“人民在政府中分享权利”的感觉，而越来越多地唤起一种个人的或私人自由的感觉，即“保护，尤其通过立法机构保护个人权利不受政府的任何侵犯”。〔140〕古老的词汇有了新的含义，而且在其他政治语言和传统的思路下得到了新的阐述。这些政治流派的长处和不足，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

第三章　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发展：赞同和反对国家

许多极为复杂的历史变革促成了现代自由和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形成。君主和其他等级之间为争夺合法权威的领域而进行的斗争；农民对于过重的赋税和社会徭役的反抗；贸易、商业和市场关系的扩展；技术变革，尤其是军事技术的变革；民族国家君主制的巩固（尤其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文艺复兴文化影响的日益增长；宗教冲突及其对天主教普世诉求的挑战；教会和国家的冲突——这些都在现代自由和自由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以下内容将对这些发展因素予以考察，但在此之前，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下“绝对专制主义国家”这个概念。

从15世纪到18世纪，欧洲存在着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政体（political regime）形式：法国、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俄国以及其他地区的“绝对君主制”；英国和荷兰的“立宪”君主制和共和制〔141〕。这两种政体在概念和制度上存在着重要差异，虽然就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历史来看，一些差异与其说是实际上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我们对立宪国家将简略地作一讨论，但首要的重点是绝对专制主义。

绝对专制主义标志着一种国家形式的出现，这种国家形式的基础是：较小较弱的政治单位被吸收进更大更强的政治结构中去（16世纪初，欧洲有大约500个多少具有独立性的政治单位）；统驭一个统一地域的能力得到强化；财政管理的变革和扩展；施于某一地域的严密的法律和秩序体系（与军事力量的日益集中系在一起）；以及在一个单独的最高权力首脑辖驭下的较为持续的、统筹的、有效的“治理”〔142〕。尽管绝对制君主的实际权力常被夸大，然而这些变化的确表明了自上而下的“公共权威”的实质性增长。当然，绝对主义统治者往往声称他们对国家事务有合法的个人决定权。路易十五就是坚持此观点的最有名的君主：

最高权力存诸吾身，法庭之存续与权威皆归于吾一人，那……权威只能假吾之名以行——因为立法权只归吾一人所有……整个公共秩序维系于吾一人之身，因为吾才是其最高监护者。……国家之权益和福祉……与吾本为一体，尽可安歇于吾之手掌矣。〔143〕

绝对制君主自称是人类法律事务的绝对权威。尽管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个律令被认为来自上帝之法。国王的合法性建立在“神圣权利”的基础上。

绝对制君主处于一个不断集权的统治体系的顶峰，它声称享有最高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力：最高权力或君权。这个体系在宫廷生活的规章和礼仪上得到了体现。但是，与宫廷相联系，也发展起了一种新的行政建制，包括开始了永久官僚制和常备军。如果说17世纪的法国君主代表了绝对制宫廷的最高典范，霍亨佐伦王朝统治下的普鲁士则提供了“大臣原型”的最佳范例〔144〕，这些“原型”加强了国家对当时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活动的促进和管理。绝对专制主义帮助开启了一个创建国家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缩小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文化差异，而扩大了国家之间的差异〔145〕。

针对这些变化，有一种解释认为，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越来越有能力收集和贮存有关社会成员的信息以及与此相关的监控民众的能力〔146〕。随着国家最高权威的扩展和行政中心变得更加强有力，集权就不仅仅存在于最高层。因为行政权力的增强也同时增加了国家对社会关系各种协作形式的依赖；国家已不再可能只通过强制手段处理其事务，并维持其机构和活动。其结果是，在治者与被治者之间产生了一种更大的双向互动关系，此种双向关系愈益彰显，下层群体影响治者的机会就越多。总之，绝对专制主义在其自身内部创造和发展了一种新的国家权力形式，它同时对国家权力也造成了一种限制——宪政和（最后）强大的群体对政府过程自身的参与。

现代国家的直接来源是绝对专制主义和绝对专制主义创造出来的国家间的体系。在把政治权力集于手中并寻求创造一个核心统治体系的过程中，绝对专制主义为民族国家和世俗权力体系开辟了通道。但在所有那些能有助于激发人们思考国家的合适形式的发展因素中，新教改革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新教改革不仅仅对教皇在欧洲的权威和权限提出了挑战，它还以激烈的方式对政治义务和服从提出了质疑。究竟应当效忠于谁——天主教会、一个新教领袖，还是特定的宗教派别，这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16世纪下半叶蔓延于欧洲并在德国三十年战争中得以集中爆发的宗教教派斗争，使得宗教成为一种主要的分裂力量〔147〕。日趋明显的是，国家权力应与统治者维护某种信仰的责任分离开来〔148〕。这一结论本身就为各相竞争的宗教所造成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出路，这些宗教都试图获得中世纪教会拥有的种种特权。

当然，并非仅仅是宗教改革引发的争斗对政治思想有着持久的影响。因为在路德与加尔文的教义中，包含着作为“个人”的人所没有解决的核心概念。在新的教义中，个人被设想为自己直面上帝这位一切行为的最高裁判者，并对上帝意志的解释和实施直接负责，这是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概念。首先，它把个人从教会直接的“制度支持”中解放出来，并在此过程中，进而激发了把个人看作“自身命运的主人”的观念，这一观念成了后来政治思想的核心。此外，它直接认可了所有领域中世俗活动的自主性，并认为它们与道德和宗教活动并行不悖。〔149〕这一发展，与宗教之间以及宗教与世俗权力之间的斗争所引发的政治变革的力量一起，构成了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的本质的主要新动力。

伴随着非欧洲世界的发现，欧洲人日益意识到可能存在着多种社会和政治的安排，这使得前面所说的动力增添了新的力量。欧洲与“新大陆”的关系，非欧洲人的权利的本质，成了讨论的热点〔150〕。这使得关于政治的本质可以有多种理解的看法明朗起来〔151〕。当然，这些理解所实际采取的方向，与具体欧洲国家的背景和传统直接相关。欧洲各地以不同方式体验着政治正在变化的本质。这些过程和事件引入了一个政治反思的新时代，其意义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在现代西方政治思潮中，国家这个理念经常与一个能管理和控制某个既定社会的、非人格的、具有特权的法律或宪法秩序的观念相联系。这种观念尽管在古代（尤其在罗马）即有其最早的体现，但直到16世纪晚期它才成为人们的主要关注对象。它并不是中世纪政治思想的构成内容。当政治权利、义务和责任与宗教传统、君主权力和财产权的封建制紧密相连的时候，一个非人格并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秩序的理念——一个由法律加以限制的权力结构，它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分离，它对一个国家具有最高管辖权——会取得支配性地位。同样，只有当上述那些制度的强制性影响减弱的时候，人是“个人”或“人民”，而且拥有其国家的公民权这种观念才会畅行无阻。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这种思想传统中，有两种是十分重要的：即，前一章讨论的共和传统，和以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和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霍布斯标志着从服膺绝对专制主义向反对暴政的自由主义转变的一个有趣的转折点。相形之下，洛克明确代表着自由主义宪政传统的发端，这一传统从18世纪以来，成了变化着的欧美政治结构的主线。

明确自由主义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它是个有争议的概念，而且它的含义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在这里，它指的是面对暴政、绝对专制主义体制和宗教不宽容时，努力坚持选择的自由、理性和宽容等价值〔152〕。自由主义一方面对僧侣和教会权力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对“专制君主”的权力提出挑战，力求对两者权力加以限制，并确定一个独立于教会和国家之外的私人领域。这种理念的核心目标是把政治从宗教控制下解脱出来，把市民社会（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工商业生活）从政治的干预中解脱出来。自由主义逐渐地与以下观点联系在了一起：个人在宗教、经济和政治事务中，事实上，在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事务中，应当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偏好。尽管不同的自由主义“变体”对这一目标有不同的解释方式，但他们在倡导把宪政国家、私人财产和竞争性市场经济作为协调个人利益的核心机制方面都是一致的。值得强调的是，在最早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信条中，个人被看做是“自由且平等”的，拥有“自然权利”：生而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开宗明义，我们也不能不指出，这些“个人”指的是男人〔153〕。一般说来，拥有财产的男性个人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且这些新式自由首先是给那些新兴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男子的（他们直接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杰出的思想家们大都认为：男子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统治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作为非人格的、由法律加以约束的权力结构的国家概念与有关国民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新看法。问题在于：“主权国家”是如何与被认为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来源的“人民主权”联系到一起的？大多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都面临着如何在强力和正义、权力和法律、责任和权利之间寻求平衡的难题。尽管国家必须垄断强制性权力，以便为“自由贸易”、工商业和家庭生活的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但它的强制性和管理性职能必须加以限制，以便于国家结构不干涉公民个人的政治和社会自由，不干涉他们在彼此的竞争中追求各自的独特利益。

为了更充分理解自由主义的实质，应当详细考察一下它的发展。只有理解了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它所提出的主权、国家权力、个人权利和代议机制的性质，才有可能理解18世纪和19世纪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基础。本章将分别考察两种这样的模式：“保护型”民主和“发展型”民主。它们同前一章所介绍的共和模式的一些方面明显相似。保护型民主认为，考虑到人类事务中对私利的追求和以个人为动机的选择，防止他人控制的唯一手段是创立负责任的制度；发展型民主断言，政治参与本身就是一个人们想要的目标，且是一个（如果不是唯一的那个）培养积极的、信息灵通的、有责任感的公民的核心机制。在这两种思路中，都可以发现共和主义因素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把握其中所蕴含的早期自由主义思想的特殊根源，两者皆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因此，这一章将转向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尤其是近代有关君主和僧侣权力的性质和范围的早期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霍布斯具有至关重要（可能有点模棱两可）的地位。

权力和主权

在其巨著《利维坦》中，霍布斯把人类描绘成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者，总是在寻求“最大的快乐”，并像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寻求强有力的地位以确保实现他们的目的。霍布斯强调说：“全体人类存在着一个基本倾向，即对权力的无休无止的渴望，只有死亡才能使其终止。”〔154〕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种认为人类可能会彼此信任和尊重、信守契约并在政治上合作的观念，似乎确实遥不可及。然而，在英国内战前景下写作的霍布斯试图说明：对私利的孜孜以求并不一定也不应该引发无休止的战争和冲突。为了证明这一点并确立国家的适当形式，他引入了一种“观念实验”。在此有必要简略地考察一下这种“实验”，因为在审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时，它以最尖锐的形式揭示了一些有可能存在的问题。

霍布斯设想了这样一种局面，在那里个人处于自然状态——亦即没有一个“公共权力”或国家来实施规则，限制人们的行为，人们享有“自然权利”，可以使用所有手段保护自己的生命，做想做的任何事，反对想反对的任何人，并“占有、使用和享受他（他们）想获得并能获得的一切”。〔155〕因此，人们之间存在着永久的生存斗争，亦即霍布斯的名言“每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个人发现生活是“孤独、穷困、肮脏、野蛮和短暂的”，因此，为了防止互相伤害和过早死亡，更是为了确保生活更加舒适，要求人们遵守某种自然法或自然规则。自然法是在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人也会同样行事的条件下，个人与他人的交往中必须遵循的东西〔156〕。霍布斯谈到这种自然法时指出：“它们浓缩为一句对智力最不济者来说也简单易懂的话，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7〕他所谓的自然法的确有许多含混之处（尤其是它们与上帝的意志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与我们此处的讨论直接相关。因为在霍布斯看来，关键问题在于：在何种条件下，个人能彼此足够信任，以至于他们“放弃他们的所有权利”，以确保他们安全和和平的长期利益能得以实现？当在某些情况下，破坏这个契约会对自己有利，人们应当如何达成默契？人群之间有必要达成一致，以确保对他们生活的管理，但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霍布斯的论点可以简单概括为：个人必须自愿放弃他们自我管理的权利，并让渡给一个强有力的单一权威，这个权威被授权代表他们行事，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同时这么做，那就为有效的政治统治以及长期的安全与和平创造了条件。一种独特的权威关系——主权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将被创造出来；一种独特的政治权力——亦即最高统治者或主权——将得以确立，因此，作为主权者的个人或集体，便可以合法、公正地行使国家权力。主权者的国民有义务和责任服从主权者，因为“主权者”的机构是他们约定的产物，而“主权”不过是这种约定职位的属性，而非占据这种职位的个人〔158〕。

强调以下内容是重要的，即在霍布斯看来，尽管主权是永存不废的，不可分割的，因而是绝对的，但是，它却是由人民赋予的权威所确定的。国家发号施令的权利和国民服从的义务皆来源于“同意”，即来源于如果真有一个社会契约，个人必将会达成一致的情境。虽然在霍布斯关于国家的概念里没有我们称之为代议制的论述，但他实际上主张人民通过主权者进行治理。主权者是他们的代理人：“当一群人被某一个人所代表时，他们就成为一个人。”〔159〕霍布斯认为，通过主权者，很多声音和利益能够变为“一个意志”，而所谓的主权国家也就意味着这样一个联合体。这样，他的立场就和那些坚持政府必须经过同意、反对“君权神授”，甚至更加广泛地反对传统权威的人们站在一起，但是，他的结论却与他们主张必须建立某种人民主权或民主的代议制政府的观点截然相反。〔160〕

霍布斯的立场乃是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开端，这个理论强调既要确立个人自由，又要确立足够的国家权力以确保社会和政治秩序。它对自由主义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正像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一样，他的贡献中交织着深刻的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双重因素。说它是自由主义的，是因为霍布斯所关注的是一个能让人性得以体现的最佳环境，希望参照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世界，来解释或导出社会和国家的最佳形式；而且，他以一种新的方式强调，制定协议或契约所达成的“同意”（consent），不仅对规范人类事务、确保社会一定程度的独立和选择，而且对这种规范的合法化即正当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霍布斯的观点相当程度上也是非自由主义的：他的政治结论强调，必须由一个实际上全能的主权者来创制法律，确保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所需的条件。霍布斯实质上并没有要求他的国民去制定一个契约；他只是要求他们在假定已存在这样一个契约的前提下，承认随之而来的各种义务的合理性〔161〕。他关于这些义务的观念彻底打破了个人诉求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并使之向后者倾斜。现代国家的主权建立起来了，但是公民独立行动的能力——即便是有“优越地位”和殷实财产的男性公民——却急剧萎缩。霍布斯寻求一个免于国家干预的市民社会领域，以使贸易、商业以及家长制家庭得以在其中繁荣滋长。但是他的作品终究没能清楚地提出成功地限制国家行动所必需的概念或制度。

公民身份与宪政国家

霍布斯认为：个人只有在一个不可分割的权威的命令统治下，才能寻求到彼此之间“和平而舒适”的生活，而约翰·洛克对这个论断的著名反驳开创了整个保护型民主传统的先河。他就此指出：“这就是认为人们竟如此愚蠢，以至于他们注意不受狸猫或狐狸的可能搅扰，却甘愿被狮子所吞食，并且还认为这是安全的。”〔162〕换言之，很难相信，彼此之间没有充分信任的人们，竟会信任一个全能的主权者来照看他们的利益。洛克赞同英国1688年的革命和其解决方式，它对王权施加了某种宪法上的限制。他摒弃那种在所有领域都高踞在上的强大权力的观念。对他来说，“政府”制度可以被看做，也应当被看做保护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工具”，这就是说，政府的存在是保护个人权利的，这些权利由上帝的意志设定，被法律奉为神圣〔163〕。

同霍布斯一样，洛克认为，先有被赋予了自然权利的个人的存在，然后才有政治世界的建立。同霍布斯相似，他关心合法的政府应采取何种形式，关心实现安全、和平和自由的条件。但他考虑这些问题的途径却与霍布斯根本不同。在重要的《政府论》下篇中（首次发表于1690年），洛克首先假设，个人最初处于一种自然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164〕这个自然状态，这个人类结合的基本形式，是一种自由状态却并非“放肆状态”。个人受对上帝的义务的约束，受自然法的支配。自然法（其确切含义很难在《政府论》中发现）指明了基本的道德原则：个人不应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应互相保护，不应侵犯彼此的自由。自然法可以被人类理性所把握，但它创自上帝，那个“无限智慧的造物主”〔165〕。

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是自由而且平等的，因为理性使他们有推理能力，使他们能遵循自然法。而且，他们享有自然权利。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和执行自然法、反对侵略者的权利是先验存在的。如同尊重他人权利的义务一样，个人有权安排自己的劳动并拥有所有权。尽管洛克也在狭义上使用“所有权”一词来专指对物品的排他的使用权，但是，他的“所有权”主要指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166〕。

洛克认为，恪守自然法保证了自然状态不是一种战争状态。然而，在自然状态中，个人的自然权利却不能永远得到保障，因为存在着某些“不便之处”：不是所有的个人都充分尊重别人的权利；当每个人都有权执行自然法时，“法官”就太多了，从而对自然法含义的理解就互相冲突；当人们松散地组织在一起时，他们易于受到外来的侵略。人们所遭受的主要“不便之处”可以归结为广义的所有权的规定不当，广义所有权指“生命、自由和财产”。所有权先于社会和政府而存在；对所有权进行规定的困难，是迫使“同等自由的人们”建立社会和政府的关键原因。这样，对自然状态之缺陷的补救办法是建立一种协议或契约，以此创建一个独立的社会，其次形成一个“公民组织”或政府。这两种协议间的区别很重要，因为它清楚地表明：权威是由社会中的个人赋予政府的，其目的是为了追求被治者的目标；如果这些目标没有能得到正确代表，最终的裁判者是人民——公民，他们不仅可以废除他们的代理人，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废除现存的政府形式本身。

应当强调的是，在洛克看来，政府机器的形成并不标志着国民的所有权利都转移到了政治领域。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利（立法权和行政权）被转移了，但整个过程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政府遵循它的基本目标：保存“生命、自由和财产”。主权即决定政治权力恰当行使的能力，最后仍保留在人民那里。立法机关作为人民的代理人，依照自然法来制定规则，执行机关（洛克把司法机关列入执行机关）实施法律体系。这种分权很重要，因为：

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他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167〕

这样，社会的完整性和最终目标就要求一个其“公共权力”依法受到限制和划分的宪政政府。洛克相信，合适的方式是，立宪君主拥有行政权，议会拥有立法权，尽管他并不认为这是政府可能采取的唯一形式，而且他的观点与有关政治制度的另外一些观念也并不相悖。

政府通过个人的“同意”来统治，政府的合法性也由个人“同意”来维持。“同意”是洛克的著作中一个关键而又难解的概念。它可以被解释为只有个人的持续不断且主动积极的同意，才足以确保（人民有）服从的义务，即确保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168〕。但洛克似乎认为，个人的同意只对合法的公民政府的最初建立具有关键作用。在那之后，“同意”就来自于“人民”的代表以多数原则做出的决定，只要这些被治者的代理人，遵守起初的社会契约和契约义务来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169〕如果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人民就有义务服从法律。但如果那些治者以一系列残暴的政治行为蔑视了契约的条文，洛克认为，旨在建立新政府的暴动则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正义的。

在洛克看来，政治活动是工具性的，这就是说，它为自由提供框架或条件，以便在市民社会中实现个人的私人目标。一个政治共同体或政府的建立，是个人为了保证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得不承受的负担。这样，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的身份，即公民身份，同时赋予了个人以责任和权利，义务和权力，限制和自由〔170〕。相比于霍布斯的观点来说，这是个十分重要而激进的看法。因为它开启了现代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最重要信条之一，即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公民才最终是自己利益的最佳裁判，因而，必须在其管辖范围和实际活动方面对政府予以限制，以确保每个公民所可能拥有的最大自由。就大多数方面来说，是洛克而不是霍布斯的理论奠定了自由主义发展的基石，并为大众代议制政府的传统铺设了道路。同霍布斯相比，洛克对实际政治的影响是相当大的〔171〕。

洛克的著作似乎是同时指向几个方向的。它们提出了下述问题的重要性：保障个人权利、人民主权、多数统治、国家内部分权、立宪君主制和议会政府的代议制。这些问题都直接预见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民主政府的主要方面，也预见到了现代代议制国家的核心原则。但即使在论述最为精彩的地方，这些思想中的大部分也只有雏形，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洛克没有预见到民主代议制政府的许多关键性成分，比如竞争性政党，政党统治，不分阶级、性别、肤色和信仰而维护政治自由〔172〕。在洛克的论述中，立法机构的定期选举，更不消说普选，并不是合法政府或经“同意”的政府的必要条件。〔173〕而且，对于政治在多大范围内能干预人民生活，公民的不服从在什么情况下是合理的，他也未能做出进一步的详尽论述。他认为，拥有政治权力是基于人民的“委托”，并且是为了人民，但他并没有正确指明谁可以算作“人民”，在什么条件下“委托”可以被赋予。尽管洛克无疑是自由主义首要的伟大的倡导者之一——尽管他的著作明显促进了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政府的发展——然而，像他的许多前辈一样，如果不加以仔细限定的话，他是不能算作一个民主派的〔174〕。

分　　权

人们常常认为，尽管洛克进一步考虑了代议制政府的原则，但是，恰恰是法国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更好地理解了实现代议制政府的重构所必需的制度上的革新，这种说法有些道理。孟德斯鸠从来没有证明他对于有限政府的偏好是正当的。从广义上来说，他是洛克的追随者，是他所说的自由、宽容和节制的典型的“英国”观念的倡导者。他声称，这些观念在英国宪法那面“自由的镜子”中得到了令人赞服的表述。他对绝对专制主义政府（尤其是路易十四的政府）强烈不满，以此为背景，他进一步专注于如何确保一个代议制政体致力于实现自由，并且能最大限度地限制腐败和对特权的不可容忍的垄断。洛克很少提到公共权力应具有什么特征才是合意的，或很少提到公共权力的组织方式，而孟德斯鸠则对这个问题倾注了相当多的精力。他分析了自由的各种条件，但最突出的一个条件是关于宪法如何能够为国家行为设置神圣不可侵犯的限制〔175〕。

孟德斯鸠倡导把立宪政府作为保障（成年的、男性、拥有财产的）个人权利的核心机制。尽管他相信有一个既定的、不可变更的自然法，他的著作却对一种实在的法律制度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这就是，确立一种正式的、设计明确的法律结构以规范公共和私人生活。他强烈地为这样一种思想辩护：应该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在承认个人利益受到保护的同时，允许个人施展自己的才能和精力。孟德斯鸠肯定地认为，“总是有一些人以出身、财富或荣誉著称”，他们“有权制止平民的侵犯”。〔176〕他也肯定地认为，许多人（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和没有殷实财产的人）处于“如此卑微的地位，以至于被认为没有他们自己的意志”。但他的著作依然决定性地提出了一个立宪国家的观念，这个国家对内维持法律和秩序，对外则提供防卫、反对侵略。尽管他没有直接使用“立宪国家”这个术语，但他论述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权力结构的“非个人化”，以免受个人和集团之滥用。

孟德斯鸠十分仰慕古典城邦〔177〕。他极为推崇投身于政治共同体生活的积极公民的理想和深切的公民责任感，正是这种理想和责任感，给古代社会带来了勃勃生机，但他认为，导致古代社会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繁荣的基本条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应该由自己来统治自己，所以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然而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178〕

控制着大片国土的国家的出现，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扩展产生了一股社会和政治异质化（heterogeneity）的不可逆转的潮流。试把古代和当代希腊加以比较：“爱好政治的希腊人，生活在平民政治之中，知道品德的力量是唯一支持他们的力量。今天的希腊人则仅仅同我们谈工艺、贸易、财政、财富，甚至谈奢侈。”〔179〕孟德斯鸠认为古代和现代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特定的地域，紧密相连的社区，简朴的经济，对美德的关注和促进积极公民的公民纪律；后者是地域辽阔的民族国家，中央集权的官僚等级制，松散相联的商业社会，财富的不均和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孟德斯鸠所偏爱的政府形式是英国立宪君主制模式的国家制度。他如此考虑是想把基于稳定、荣誉和光荣而建立的君主政体同一个更为宽泛的制衡制度联系起来。他再次阐明了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把个人私利和公共福利结合起来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他试图通过制度手段找到一种既照顾公共生活中不同集团的利益，又不牺牲共同体整体自由的途径。

孟德斯鸠对英国宪法的解释也遭到了许多批评：人们认为它既不特别准确，也没有什么创见。然而他所发表的观点却很有影响力，对于新政治共同体的创立者来说尤其如此，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美。〔180〕尽管希腊古典哲学家，还有马基雅维利和洛克，都领会到“混合政治”或“分权”对维护自由的意义，但是，只有孟德斯鸠把“混合政治”或“分权”作为其说教的核心。国家必须组织起不同实力“集团”的利益代表，这就是说，它必须是“混合政体”，保持君主、贵族和“人民”地位的平衡。他认为，没有这种代表性，法律必然会偏向于特殊的利益，政府一定会停滞，政治秩序从长期来看也是脆弱的。按照孟德斯鸠的看法，贵族对维护君主和“人民”之间的有效平衡是不可或缺的，君主和“人民”，如果听任其自行其是的话，都易导致专制。但个人的自由和温和的政府首先依赖于反对压迫的特别防卫手段：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我们可以有一种政制，不强迫任何人去做法律所不强制他做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做法律所许可的事。〔181〕

孟德斯鸠比洛克更加细致地区分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他坚定地认为：“如果同一个人或同一团体，不论是贵族还是人民，同时行使这三权，即立法、执行公共决定和裁判个人案件的权力”，就不会有名副其实的自由。在《论法的精神》著名的第六章中，孟德斯鸠辩称，在现代条件下，只有在国家内部精心地建立一套制度化的分权与制衡，自由才有其基础。在此之前，混合政府的理论通常意味着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的有限“参与”。通过由三个不同的机关公开行使合法权力的宪法设计，孟德斯鸠重新打造了“混合政府”的思想，并且为之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混合政府至关重要，因为，一方面，它试图削弱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威；另一方面，确保一个“有道德”的政府更多地以分权制衡的制度为基础，而更少地以英雄式的个人或公民纪律为基础。

行政权应归于君主。孟德斯鸠推理说，政府的这个分支机构需要迅速反应，所以由一人执掌优于多人执掌。一个“光荣的行政者”的特征是：果断的领导，政策创新，有效地推行法律，对重要事务保持清醒头脑的能力。因此，行政者应当有权否决无法接受的立法（即被认为将侵害行政权的立法），规定立法机关的会议（会议时间和会议长度），控制军队，因为“从事物的最本质来讲，军队的事务更在于行动而不在于思虑”。另一方面，君主的权力必须在法律中加以限制。为此，要使立法机关不仅有权讨论政策，增补并修改法律，还有权使行政者为其非法行为负责，并通过保留对国家财政基础的控制权来限制行政者的权限，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有权解散军队，或者以年度经费来控制军队。所有这些，孟德斯鸠都声称是从他那个时代的英国宪法中获得的。他还从英国宪法中找到了把立法机关分为两院的依据：一个给世袭贵族，另一个给“人民”的代表，这两院一个是贵族院，一个是“人民”院。后者由定期选举产生的、作为选民利益委托人的杰出个人所组成（他们对选民做出反应，但不对选民负责）。在两院之间，所有“有价值”的观点和利益将得到尊重。贵族有权保有否决法律的权利，而“众议院”则有立法创制权。司法权必须与这两权相分离。洛克曾认为司法权是行政权的一支，但孟德斯鸠认为，司法独立对保护个人权利是极为重要的：没有独立的司法权，人们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集行政者、法官和陪审员于一身的可怕权力——那么，他们的权利则必定得不到保障。

孟德斯鸠对分权的分析既不系统也不十分连贯〔182〕。例如，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确切限度就很含糊。然而，他对这些问题的阐述比他的任何一位前辈都深入得多。而且，他的洞察力使他能够清楚地解释，为什么拥有广大国土的政府所带来的风险——屈服于专制或强势利益的风险——可以被克服。孟德斯鸠知道，“在一个大的共和国里，因为有庞大的财富，所以就缺少节制的精神”，“公共的福利就成了千万种考虑的牺牲品”。〔183〕但他认为，分权可以为“无节制的财富”设立根本障碍；如果分权在一个“联邦共和国”（指建立在较小的政治单位基础上的共和国）得以确立，那么，就可能在享有由城市共和政府所带来的一些政治自由的同时，保持充分的法律和政治能力，以抗拒“内部的腐败”和“外部的敌人”。〔184〕

孟德斯鸠的政治著作的重大意义在于他提出了如下命题：在一个人人均有野心并把自己的特殊利益置于他人之上的社会中，必须创立一些制度来把这种野心转换成良好有效的统治〔185〕。通过把分权制度化，并在国家内部为互相竞争的集团和相互冲突的派系提供一个论坛，孟德斯鸠认为自己为现代世界展现了一种最实用、最有价值的政治安排，这种安排合理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由男子所掌控的国家政治所组成，而“私人领域”则包括经济、家庭生活、妇女和儿童。正如前文所恰当指出的那样，对他来说，自由的发达，不是因为人有自然权利，或是因为人们对于统治者过分压迫的反抗，而是由于权力的分配和组织方式使得任何受惑滥用权力的人都会发现，在他的道路上存在着法律的限制〔186〕。

但是，在讨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时，孟德斯鸠最终并未为保护私人创造性领域建立适当的理论和机制。他花费了巨大精力，试图联系地理、气候和历史条件来探讨政治结构的变化。在他看来，这些因素决定了民族和国家的法律、习俗和实践的特性。政治可能性既受到地理—气候因素限制，也受到权力的组织方式限制。这一论断听起来的确合理，但它在协调下面两种观点时产生了一系列困难：观点之一是宪政可以有相当大的变化范围，观点之二是政治生活是由超越具体人控制的自然和历史环境所决定。其次，孟德斯鸠自由观的核心存在着一个根本难题。他写道：自由“是有权做法律允许的任何事”。人们在法律的框架内，可以自由从事活动。但如果直接联系法律来定义自由的话，就不可能顺理成章地认为自由依赖于法律的改变，或法律本身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意味着专制。尽管孟德斯鸠拥护一些重要的制度革新，但对于平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两难处境，他提供了一种偏向于前者，即立法者的正式解决办法。从民主的角度来看，如果立法者对人民负责，他的立场会易于为人所接受。但孟德斯鸠认为可能的选举人很少；他并不认为立法者或代表是对选民负责的人；他赋予君主包括解散立法机关在内的巨大权力。此外，他忽略了对洛克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重要问题：如果有必要，公民有权废除其“代理人”或变更政府形式。在孟德斯鸠的思想中，被治者始终对治者负责。

保护型民主理论：简介与详述

自从霍布斯以来，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个（如果不是唯一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以合理合法地追求私利为特征的世界上，政府应如何维持，应采取何种形式。杰出的理论家霍布斯完全偏离了古典城邦的种种假定，只有一个强有力的保护型国家才能尽可能减少公民自行其是时所面临的危险。洛克对这个观点的修正具有决定意义：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可以认为，统治者会主动地为公民自由地追求其利益提供一种适当的框架。洛克和孟德斯鸠以彼此相异而又互相补充的方式认为，必须对合法认可的政治权力加以限制。但这些思想家都没有进一步发展他们的观点，得出今天看来至少是他们的逻辑结论。自由的保护要求在所有成年人之间实现一定形式的政治平等，即，一种在形式上保护个人利益免受国家或其他公民的任意行为侵害的平等的能力。只有当这一观点得到系统发展时，保护型民主的理论才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尽管在此已经申明。在17和18世纪的政治著作中，可以找到这一理论的许多核心要素的原形和极为简要的分析。

现在我们将集中讨论对保护型民主理论的两个经典表述：美国宪法的关键设计师之一麦迪逊（James Madison, 1751—1836）的政治哲学；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两位关键代言人——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和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 1773—1836）的观点。在他们的论述中，保护型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基本上得到了最重要的表述：治者必须通过政治机制对被治者负责（政治机制指无记名投票、定期选举、政治代表候选人之间的竞争等），这些机制为公民选择、认可和控制政治决策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手段。他们认为，通过这些机制，在权力和权利、权威和自由之间可以达到一种平衡。尽管决定性的问题，即究竟谁可以被算作“个人”，想象中的政治参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英美世界仍未得到澄清或解决。

派系问题

在《联邦党人文集》（1788年出版）的一系列杰出的文章中，麦迪逊把霍布斯、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最主要的论点演绎成了一个连贯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战略。麦迪逊遵循霍布斯的传统，承认政治是建立在私利基础之上的。他遵从洛克的观点，认为建立一个受到法律限制，并最终对被治者负责的公共权力来保护个人自由是很重要的。他遵照孟德斯鸠的看法，把分权原则看做形成一个合法国家的核心。但是，他本人的立场，可以从他对古典民主的评价中获得最好的把握。因为在他的思想中，古典民主如果不是被完全摒弃的话，那也是遭到了彻底的批评，而整个共和主义传统留下来的线索——尤其是它对私利对于公共生活腐蚀的关注，它的反君主的核心和它对混合政府的倡导——得到了重新表述，并与对自由的强调结合到了一起。

孟德斯鸠仰慕古代共和国，却认为它们的“精神”被“现代化”的力量所破坏。与孟德斯鸠不同的是，麦迪逊对古代共和国和它们的精神都持极度的批判态度。他的论断与柏拉图类似，有时甚至显得更加严厉，因为他判断的基础是霍布斯对人性的假设。在他看来，“纯粹民主”（他的意思是指“为数不多的公民组成的社会”，这些公民亲自集会并管理政府）总是不宽容、不公正、不稳定的。在这些国家的政治中，多数公民感受到的共同情感或利益，一般会形成政治判断、政策和行动。而且，一切“意见交流和意见一致”的直接性毫无例外地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牺牲弱小党派或可憎的个人的动机。”〔187〕结果是，纯粹民主呈现一片“混乱和纷争的局面”，总是不能与“个人安全或财产权相容”。这样，“它们普遍地寿命短促，灭亡惨烈”也就不足为奇了。麦迪逊严厉声讨“赞成这种政府的理论政治家”，他们“错误地认为，如果使人类在政治权利上完全平等，同时他们就能在财产、意见和情感上完全平等。”〔188〕从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的历史证明，这些假设离事实远得很。

异议、争论、相互冲突的判断、利益纷争、互相敌对和竞争的派系的不断形成，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现象的动因已经“深植于人性之中”。〔189〕能力和本领的多样化，错误推理和判断的可能，对迅速形成一种观点的热望，对不同领袖的追随，以及对广泛的不同目标的欲望——所有这些因素都对解释何为重要问题以及何为利益时形成一致性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理智和自爱密切联系在一起，使理性和情感之间产生了一种交互的影响。在公民美德得以公开宣扬的地方，它基本上成了掩盖人们不停地追求私利之动机的面具。寻求显赫、权力和利润是人类生存不可避免的构成要素，它们一向：

把人们分为各种党派，煽动他们彼此仇恨，使他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为公益而合作。人类互相仇恨的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致在没有充分机会表现出来时，最琐碎、最怪诞的差别就足以激起他们不友善的情感和最强烈的冲突。〔190〕

麦迪逊认为，敌对和党派争斗最普遍、最持久的根源一直是“财产的种种不平等分配”。那些拥有财产和没有财产的人总是在“社会中形成截然不同的利益”。对于财产作用的这种强调，自从柏拉图以来，就成了许多最杰出的政治理论家的共识。（尽管有趣的是，倒是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民主主义者最频繁地抛弃这一观点。）在麦迪逊手中，对于财产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所有国家都划分为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阶级，这些阶级被“不同的情感和见解所激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后来试图通过主张消除其根源的方式（即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来解决阶级冲突所带来的政治问题。与他们不同，麦迪逊认为，任何这类企图都是毫无希望和不现实的。即使“开明政治家”能大幅度减少财产拥有和分配方向的不平等——他们能否做到这点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因为人类总会重新创造出不平等模式——也不会因此造成利益的一致。因此，麦迪逊总结说，我们得到的推论是，要想从党派争斗中解脱出来，“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方法才能求得解决”〔191〕。党派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的问题就是遏制党派问题。

关于“党派”，麦迪逊指的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192〕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找到一些办法，把“不同的互相干扰的利益”纳入“政府的必然的正常运行中去”，以此来对它们进行约束。麦迪逊主张建立强有力的美利坚国家，作为反对暴政的保障和控制“派系暴力行为”的手段，但这个国家必须按照代议制原则组织起来，政府必须定期面对全体公民的评判，即面对为更换领导人而实行的公民选举。麦迪逊的看法有时似乎表明，他把公民权看做一个普遍的范畴，适用于全体成年人，无论其性别、肤色和财产拥有量如何。然而，尽管他认为合法拥有选举权的人要多于洛克和孟德斯鸠所接受的人，但考虑到他的写作时代，实际上他不可能支持把选举权扩展到妇女、没有财产的白人工人和黑人奴隶。实际上，他在一些著作中就简要表达了对于选举人口的范围予以限制的观点。然而，他明确认为，一种具有联邦结构和分权体系的“大众政府”的形式，不仅能缓和派系引起的最坏后果，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它能使公民参与到保护自己利益的政治过程中去。

少数利益集团所引起的政治问题可以由投票箱来解决，“这就是使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193〕然而，党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往往发生在某一个党派成为多数派的时候。因为那时，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大众政府的形式本身使这样一个集团能够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导情感或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或其他公民的权利”。我们通常所说的“多数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只能由特定的宪法安排来加以控制。在这些安排中，政治代议制和庞大的选民团体是至关重要的。

政治代议制牵涉到把政府永久地移交给“由其他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它意味着，代表作为选民的代理人，可以自行作出决定，自行判断其选民的利益是什么以及这些利益怎样才能最好地得以实现。〔194〕麦迪逊认为，这样一种制度很重要，因为大众的观点“经过公民选举这一中介环节”，可以得到“升华和扩展”。代议制政府克服了“纯粹民主”的弊端，因为选举本身使公共问题得以澄清，而那些能够顺利通过这个政治过程而当选的少数人，可能将胜任其职，并有能力“洞悉国家的真正利益所在”，即全体公民的利益所在。但光有代议制统治还不足以保护公民，因为它自身无法阻止当选者蜕变成强有力的剥削集团。在这一点上，麦迪逊与“纯粹民主”的总体精神正好相反，他就公共事务的“规模”问题，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一个“广袤无垠的共和国”，拥有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是非压迫性政府的一个基本条件。他给出了几点理由：首先，议员的数量必须达到某一水平，以防止少数人的小阴谋集团。〔195〕更重要的是，如果“合适人选”的比例无论在小共和国还是大共和国中都是一定的，后者将拥有多得多的“合适人选”以供选民挑选。进一步说，在一个大国中，代表将由更多选民选出，这些选民更有可能发现“不合格的候选人”。而且，在经济建立在追求私欲基础上的大国中，必然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差异，因而，无论在选举人还是被选举人中，很少有机会形成一个暴虐的多数。〔196〕尽管在大国中，代表会逐渐变得远离公众且非人格化，可是，将互相交叉的社区联合在一起的联邦宪法可以抵消这一弊端：“重大的共同利益提交给国家立法，地方的和特殊的利益提交给各州的立法机关。”〔197〕最后，如果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合法权力在全国和在地方都得到了划分，那么自由将受到最好的保护。

麦迪逊对派系政治的关注，和他对如何把私人利益和公共福祉结合起来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共和主义观念的启发。这个观念强调说，有必要在政治上和制度上塑造一种对公共领域的信奉。在这种框架下，他不仅把代表和一个强有力的联邦国家的作用消极地解释为由于直接民主的不可取性而采取的手段，而且积极地将其解释为旨在建立一种政治形式的一些制度工具，这种政治形式最可能在公共生活中形成严肃的思考和有效的决策。但他对一个广袤无垠的共和国的论述，不应当同早期的对公民生活和公共领域的经典论述混淆起来。现在，理论焦点已不再是积极公民在政治共同体生活中是不是具有合法地位，而是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合法追求如何实现和政府首先作为促进这些利益的手段如何构建。尽管麦迪逊试图寻找一些明晰的途径，来调和特殊利益和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但他的立场却表明，保护型共和派和民主派观念密切相联〔198〕。因此，他把联邦代议制国家看做汇集个人利益、保护个人权利的关键机制。他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个人和财产的安全可以得到保证，政治可以和巨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相容，这些民族国家具有贸易、商业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模式。可以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把麦迪逊的观点概括如下：

只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大陆般领土的主权民族政府，才可以确保非压迫性的大众统治。对于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免受地方多数派的暴政来说，一个共和制的利维坦是必要的。广袤无垠的共和国不仅仅是一种使大众统治适应新的政治现实的手段，而且是一个弥补小的大众政体的政治中深层次固有缺陷的本质上可取的纠正措施。〔199〕

麦迪逊对派系的关注和他想要保护个人免受强力集体侵害的想法，从某些方面看是一种尚未明确的设想。一方面，它就大众政府的原则、程序和制度，以及防止大众政府免受冲动的、非理性行为（不论这行为来源如何）侵害的必要性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对民主持批评态度的人们也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大众政权”如何保持稳定，如何使代表负责任，应如何理解“政治游戏的规则”，以及应以何种方式遵循这些规则，这些都是应当合理地予以考虑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只考虑这些问题而不顾其他问题，就很容易与一种不一定正确的保守主义想法联系到一起，这种想法试图找到一种办法，首先保护“拥有者”（少数人）免受“无有者”（其余的人）的侵害。如同所有批评民主的人和几乎所有的保护型民主的理论家一样，麦迪逊坚持拥有私人财产的自然权利。这个权利的基础依然是神秘莫测的，（正如我们将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解开的恰是这个谜。只要多数派不利用国家政策的工具来反对少数派的特权，麦迪逊还是赞同大众政府的。不管麦迪逊的辨认多么新颖和富有意义，他无疑都是一个很不情愿的民主主义者。在这方面，他与杰瑞米·边沁和詹姆斯·密尔一样。出于我的考虑，他们将一并得到讨论。

负责性（accountability）与市场

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方法给边沁和密尔留下了印象，他们坚持世俗化的方向。他们认为，像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误导人的哲学假想物，它们无法解释公民利益、信仰和对国家的责任的真实基础。他们认为，通过掌握实际人类行为的原始的、不可约减的因素，可以发现这个基础。他们理解人类的关键是这样一个命题：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欲望，避免痛苦。简单说来，他们的观点如下：人类的主导动机是实现欲望，将满意或功利最大化，将痛苦最小化；个人试图从其所欲求的一切对象上获取最大功利，社会就由这样的个人组成；个人利益总是彼此冲突，因为如霍布斯认为的那样，“支配人性的一个伟大法则是”使“人类的人身和财产服从于我们的欢乐”。〔200〕既然那些治者将自然地与被治者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如果想要避免政府的制度性滥用，政府就必须直接对全体选民负责，让往常被召集的全体选民来确定他们的目标是否得到了实现。

保护型民主的理论在他们的论述中得到了最清楚的阐发〔201〕。对边沁和密尔来说，自由主义民主制是与一个确保治者对被治者负责的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通过民主政府，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方式来产生与公共利益，即由个人组成的大众的利益相称的政治决策。边沁就曾写道：“民主……有代表性的目标和结果是……确保它的成员不受那些官员的压迫和劫掠，这些官员是民主国家雇佣来保卫自己的。”〔202〕这就要求民主政府保护公民免受政治权力的专横使用的侵害，不管该政治权力是君主、贵族还是其他集团行使的。因为公共领域中滥用权力的诱惑即腐败的行为如同地心引力一样普遍。只有通过选举、秘密投票、政治代表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分权、出版、言论和公开结社的自由，“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才能得以维持。〔203〕

边沁、密尔和所有为功利主义辩护的人，为自由民主国家提出了最明晰的理由之一，即这样的国家能够提供必要的条件，使个人不受专制政治干涉而追求其利益，自由地参与经济贸易，能在市场上交换劳动和产品并由个人支配资源。这些思想构成了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核心：当个人在市民社会中，依据经济竞争和自由交换的规则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国家应扮演仲裁人或裁判的角色。定期的选举、君主权力的废除、国家内部的分权，加上自由市场，将导致所有公民获得最大利益。自由选举和自由市场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一个关键的前提假设是：只有当个人在竞争性交换中互相发生作用，追求自己的功利而国家的干预维持在最低限度时，集体的福祉才能在生活的许多领域得以恰当地实现。

但是，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又有其另一面。他们倡导“最低限度国家”，其管辖范围和权力都应受到严格限制；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的理论事实上又信奉某种形式的国家干预，比如控制不服从者的行为，不论这些不服从者是个人、集团还是阶级。那些向财产安全和市场社会提出挑战的人，威胁了公共福祉的实现。功利主义者以公共福祉的名义，提倡一种行政权力的新体系，来进行“人身管制”，监狱系统是这个新时代的标志。而且，凡是“自由放任”不足以确保最佳可能结果的时候，国家就有理由进行干预，来重新确立社会关系和制度的秩序。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政策和制度的产生，只有在其全都维护功利原则时，才是合法的，这就是说，只有当它们通过精确计算，而直接有助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时候才是合法的。边沁和密尔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可以为公共福祉辩护的唯一科学的评判标准。在这个框架内，政府应追求四个次级目标：保护工人，并使工人因了解他们将得到其劳动果实而感到安全，由此帮助提供生计；人们有通过工作来满足自己需求的“自然的冲动”，政府确保对此不设政治障碍，以此来帮助实现富足；赞成平等，因为物质产品的持续增殖并不能给其拥有者不断带来更多的幸福（功用递减法则）；维护个人物品和财富的安全。〔204〕这四个目标中，最后一个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没有生命和财产安全，个人就没有动力来工作并创造财富，劳动力将不充足，商业无法繁荣。因此，既然公共政策和法律中，存在着在“平等”和“安全”之间选择的必要性，前者就必须让位于后者。〔205〕如果国家追求安全（以及其他可与之相容的目标），边沁认为，公民从自身利益考虑就会服从国家。

功利主义及其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的融合，具有十分激进的锋芒。首先，它代表了对过分集中的政治权力——尤其是对于此前无可非议地强加于公民社会的管制——的一个决定性的挑战。自由主义对国家权力的不断挑战，在这方面具有持久的意义。第二，功利主义促成了一种关于政治的本质和作用的新观念，它为以下制度提供了辩护：由选举所控制的国家有选择地进行干预，以便使公共福祉最大化。例如，边沁就支持对义务教育、低限度工资和疾病救助实施计划。功利主义遗产对福利国家政治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必须强调指出，边沁和密尔关于民主政治的合法参与者和民主政治的合法范围的观念，与一般自由主义传统的典型的限制性观点有很多一致之处：“政治”、“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仍然是男性的领域，尤其是有财产的男性的领域。从霍布斯到边沁和密尔，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家长制结构，及其与财产分配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例如，在考虑选举权的范围时，边沁和密尔曾经为排斥妇女人口和大部分劳动阶级找到了依据，尽管事实上他们的许多论断恰好指向普选权。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在选举权问题上，边沁变得比密尔激进得多，在晚年，他放弃了早年关于男性选举权的限制，尽管他仍然对妇女政治参与的适当范围保留了一些限制。

边沁和密尔的思想被恰当地称作“现代工业社会的民主奠基模式”〔206〕。他们对民主的论述将民主确定为管理社会的合乎逻辑的需要，这个社会摆脱了绝对权力和传统；在这个社会中，个人有无限的欲望，形成了一个大众消费团体，致力于获得个人的最大满足。因此，民主成了促进这些目标的手段。民主自身的目的并不在于，比如，培养和教化全体人民。如此一来，边沁和密尔的观点同整个保护型传统一起，至多代表了一种很不完整的民主理论，或这种理论的一个方面〔207〕。

何为民主政治？尽管在雅典式民主和文艺复兴的共和主义传统中，政治的范围延伸到城市共和国的所有共同事务，但是，保护型民主的自由主义传统（在模式Ⅲ-a中加以小结）却创造了一种更为狭义的看法：政治被等同于一个或若干政府的世界，等同于向政府提出要求的个人、派系或利益集团的活动。政治被视为社会中一个特定、独立的领域，一个与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相分离的领域。按照自由主义传统，政治首先意味着政府的活动和制度。这种看法的明显后果是，有关组织经济或有关婚姻中对妇女施暴这类问题，典型地被认为是非政治问题，是市民社会中私人之间“自由”契约的产物，而不是一个公共或国家事务。〔208〕这是一种十分有局限性的看法，后来遭到了人们的摒弃。注意到这一点之后，我们还应特别强调：保护型民主的自由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受压倒一切的政治权威侵犯的自由观念（即所说的“消极自由”）从16世纪以来，形成了对欧洲旧国家政体的抨击，并且对日益发展的市场社会提供了完美的补充。因为市场自由在实践中意味着让个人在生产、分配和交换中的能动性来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但消极自由的概念还与另外一种观念即在多种方案中进行选择的理论相联系。自由的一个核心因素来自于（人们）追求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行动路线的实际能力（“积极自由”）。我们已讨论的自由主义传统没有系统地发展这一观念，尽管詹姆斯·密尔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 Mill, 1806—1873），探索了一些相关问题，我们下一步就来考察他的著作。但是，认为政治平等，即公民保护自身利益的形式上的平等资格是自由的必要条件，这是一种政治平等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中却包含着一种固有的平等主义的理想，这种理想给自由秩序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209〕。因为只有个人才能最终决定他们需要什么，因而，他们的利益在原则上具有同等分量，所以，个人的利益必须受到平等保护——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两个问题：难道所有的成年人（不分其性别、肤色、信仰和财产）不应该为保护其利益，而采取有同等分量的方式吗？这就是说，他们不应该拥有更普遍的选举权和公民权吗？人们难道不应该考虑一下，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机制真正能平等地保护个人的利益吗？即，自由主义民主能造成政治权力的平等分配吗？

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是19世纪和20世纪为扩大选举权而进行的斗争的核心。许多自由民主主义者的理论可以用来抨击现状，揭示民主原则实际在多大程度上未得到应用。第二个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其他激进传统的核心。尽管朝着形式上的政治平等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前进，“真正的自由”却被大规模的不平等铲去了基础，这种不平等是植根于私人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种立场所提出的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的考察，但模式Ⅲ-a没有直接处理这些问题，这一点毫不足怪，因为这个模式的最后关注点在于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的合法性。

小结：模式Ⅲ-a　保护型民主

论证原则

公民需要治者的保护，也需要彼此的保护，以确保治者所采取的政策符合公民的整体利益。

主要特色

主权从根本上讲在于人民，但是委托给了代表，他们可以合法地实施国家职能。

定期选举、秘密投票、派系、候选领导人和党派之间的竞争、多数统治，这些是确立治者（对人民）负责的制度性基础。

国家权力必须是非人格化的，即，受到法律限制的；这个权力还必须分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以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或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首先是与言论、表达、结社、选举和信仰相联系的那些自由的形式，来保障自由免于任意对待，保障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一宪政的核心。

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即，国家行动的范围一般严格限制于创立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允许个人追求私人生活，不受暴力、不可接受的社会行为和不必要的国家干预的威胁。

互相竞争的权力中心和利益集团。

一般条件

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发展。

私人拥有生产资料。

竞争性市场经济。

家长制家庭。

相对于市民社会而言，国家权力和规模的扩张。

广袤的民族国家的疆域。

注意：这个模式，如同本书中其他模式一样，展示了这一传统的一般概况；它并不想，也无法准确地代表我们所考察过的理论家的特定立场和他们之间的许多重要分歧。

自由和民主的发展

如果说边沁和詹姆斯·密尔是勉强的民主派，力图创造一些观点为民主制辩护，那么，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是一位民主的明确倡导者，他关注的是在人类的全部行为领域中，个人自由达到什么程度。对他来说，自由民主的或称代议制的政府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为追求个人满足设置了一些边界，而且因为它是个性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坚持认为，参与政治生活——选举、参与地方的行政管理和陪审事务——对引起人们对于政府的兴趣，从而对于为信息灵通、不断成熟的（男性或女性）公民和一个充满活力的“发展政体”创立基础都是至关重要的。同他之前的卢梭和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密尔认为，民主政治是道德自我发展的主要机制〔210〕。个人能力的“最高的和谐的”扩展是一个核心问题。〔211〕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使他鼓吹任何形式的直接民主制或非代议制民主。我们将看到，他对所有这样的观念都持极端怀疑态度。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基本上为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确定了方向。在他写作的时期，关于英国政府改革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密尔竭力维护一种政治生活的观念，这种政治生活观念的特征是：增进了的个人自由，较为负责的政府，不受腐败行为和过于复杂的规定阻碍的有效率的政府行政管理。在他看来，对这些理想的威胁来自许多方面，其中包括竭力抗拒变革的“既有制度”；那些试图强行使改革步伐超出其所受的训练和普通承受力的新的社会阶层和集团的要求；面临日益发展的工业国家所产生的多种压力，有可能把自己的管理权限扩张到合理限度之外的社会机构本身。密尔对这些问题展开的讨论，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已经成为当代民主思想核心的许多问题。

密尔讨论自由的独特方法，在甚有影响的名著《论自由》（1859）中得到了清楚的体现。这篇论文旨在阐发并捍卫这样一个原则，该原则将确立“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212〕这一问题很少被那些鼓吹直接民主形式的人探讨。密尔意识到，对于个人生活的某些管理和干预是必要的，但他力图对任意的、基于私利的干涉加以限制。他对这一核心观点作了如下阐述：

目的是要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者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能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213〕

只有当一个行动（或不行动）——不论其是有意还是无意——“牵涉到别人”并只有当其“伤害”到别人的时候，对个人自由所采取的社会或政治干预才是合理的。干涉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卫。在那些只“牵涉自身”，即只关涉到个人本身的行为中，按道义来说，自由是绝对的，因为，“对于个人自己，对于他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214〕

实际上，密尔的原则绝不是“非常简单”，它的含义和内容并不清楚。比如说，究竟什么构成了“对别人的伤害”？不适当的教育会造成伤害吗？财富和收入的极不平等会造成伤害吗？黄色出版物会造成伤害吗？但是，暂且把这类问题搁到一边，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密尔的论述中，他的原则对于与自由民主政府相关的许多至关重要的自由都进行了辩护。这些至关重要的自由是：首先，思想、感觉、讨论和出版的自由（解除“意识的内在限制”）；其次，趣味和追求的自由（“按照我们的性格来设计生活计划”）；第三，结社自由，当然，条件是不对他人构成伤害。那“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215〕对密尔来说，自由的原则在人民和政府权力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通过这一原则在一些不同的自由中的具体体现，就可以勾勒出人类自由的“适当区域”，从而勾勒出公民为控制自己的生活所必然要求的行动领域。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一自由，公民才能发展并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的范围和方向。而且，他指出，现时治者和人民的行为普遍与他的理论相悖；除非对这些坏习俗建立起一个“坚固的道德信念的屏障”，否则，随着国家为对付现代社会的压力而扩张，将会发现对于公民自由越来越多的侵犯。〔216〕

专制权力和畸形发展的国家的危险

如果我们像密尔那样，把他的立场放到他的以下两点看法的背景下予以考虑，那么，密尔的立场的独特性就会变得十分清楚，他的这两点看法是：其一，“专制权力”的不可接受的本质（在他的有生之年，专制权力仍被许多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以各种面目加以鼓吹）；其二，由于国家为了努力控制复杂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而发展得过于迅速，从而造成对公民自由越来越大的侵犯的可能。密尔坚持认为，大量证据表明：一个畸形发展的国家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217〕

在《代议制政府》（1861）中，密尔批判了绝对专制主义国家（他将其称为“绝对君主制”），并且，更广泛地批判了对政治权力的专制性运用，他的理由在于，绝对专制主义国家和政治权力的专制运用从长期来看是无效率和行不通的；其次，其自身是不合理的。面对所有那些鼓吹专制权力形式的人，密尔辩称，只有在以下这些特殊并且不现实的条件下，才能使专制权力遵行道义并明智地履行政府职责，这些条件是：绝对君主或独裁者不仅是“善良的”，而且是“无所不知”的；关于政府的每一部门的行为和运转，随时随地都有详细的信息；在如此广大的领域内，对所有问题都能给予有效的关注；有能力“敏锐地选择”公共行政管理所需的全部人员。密尔认为，维持这样一种安排所假定的“才能和精力”超出了常人的能力，因而，从长远看，所有形式的绝对权力都是不可行的。但是，即使为了辩论的缘故，我们也能找到适合绝对权力的超人，那么我们难道想要“一个具有超人的精神活力的人管理着精神上消极被动的人民的全部事务”吗？〔218〕密尔的回答是毫不含混的“不”。因为任何政治体系，如果剥夺了个人“就他们自己的生命发表意见的权利”，也就破坏了人类尊严的基础，威胁了社会的正义，剥夺了人类享受“从他们的活动中得出最大量的有益后果的最佳环境”。〔219〕

绝对权力会威胁人类尊严，因为，如果没有机会参与有关自身利益的事务的管理，就很难发现自己的需求，很难形成一种经过试验和检验的判断，很难在知识上、实践上和道德上发展精神的卓越。对决定自身生存条件的积极参与，是培育人类理性和道德发展的主要机制。（绝对权力之所以会）违背社会正义，是因为与任何未经选举产生的“代表”所能做到的相比，人民都是对其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更好的维护者。防止忽视个人权利的最佳保障措施是，他或她能够经常性地参与表达这些权利。最后，当人们致力于解决那些影响他们自己或整个集体的问题时，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可能会产生富有想象力的解决办法和成功的战略。简言之，参与社会和公共生活削弱了消极服从的基础，促进了普遍繁荣，“从事于促进普遍繁荣的个人能力愈大，愈是富于多样性，普遍繁荣就愈达到高度，愈是广泛普及”。〔220〕

密尔从这些看法中得出的结论是：其管辖范围和权力大小受到自由原则严格限制的代议制政府，和从总体上支配着经济关系的自由放任原则，是“自由的共同体”和“辉煌的繁荣”的根本条件。〔221〕在进一步评论密尔关于“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和“理想上最好的经济形式”之前，我们首先集中研究一下他所认为的对这些理想形式的一个当代的重大威胁：“多数暴政”和政府权力的膨胀，这将对我们有所启发。

从大众政府到官僚制的威胁

多数暴政的可能性所带来的问题已经在许多不同背景下提出：它既是古典民主和共和主义的批评者直接关注的对象，也是保护型民主的拥护者直接讨论的问题（麦迪逊）。但是，法国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在这一点上对密尔产生了最大影响。在其主要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辩称，成年人逐渐取得了选举权，民主得到了普遍扩展，这产生了消除所有个人社会条件广泛差别的过程。声称代表人民的政府不可避免地反对旧等级和旧秩序的特权，实际上是反对一切传统和等级制的形式。这些发展，在托克维尔看来，从根本上威胁了社会自由和个人独立的可能性。他所研究过的许多现象之一，就是政府越来越多地作为一个侵犯性的管理机构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在“民主革命”中，国家成了一切冲突的核心，成了关于生活几乎所有方面的政策交战的地方。由于人们假定国家本质上是一架“善良的机器”，因而把国家看做公共福利和进步性变化的保障。托克维尔认为，这种假定是严重错误的，如果不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反驳，它将成为向公共行政管理者的“指令”俯首称臣的一个途径。〔222〕

这个问题是密尔加以讨论的事务之一，他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1）现代的政府机器随着每一种功能的增加（交通、教育、银行业、经济管理）而膨胀。

（2）随着政府的膨胀，越来越多“积极而有野心”的人开始依附和＼或依赖于政府（或一个企图获得政府机器统治权的政党）。

（3）由政府任命并付薪的人数（绝对的和相对的）越多，对政府的职能和人事的控制越是集中，对自由的威胁就越大。因为，如果这些趋势不予以遏止，“即使一切所谓出版自由和平民的立法组织也不足以使这个国度或任何国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之国”。〔223〕

（4）进一步说，行政管理机器变得越是有效率，越是科学化，自由受到的威胁就越大。密尔雄辩地把上述论点概括为：

试想，假如凡需要组织协调或需要以广大和全面的见解来从事的社会事业，其各个部分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又假如政府的职司普遍都由最能干的人来充任，那么，一国中所有扩大起来的文化和实践出来的智慧，除掉那些纯思考性的以外，势必都集中于一个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而群体中其余的人势必只注目在它身上来谋求一切：一般群众要做什么，须求它指导和指挥；有能力和有大志的人们则向它谋求个人的升迁。于是，谋求钻进这个官僚机构，钻进之后又谋求步步高升，就成为大家进取的唯一目标。〔224〕

但这些论点并非他的论断的全部。关于畸形发展的政府机器对“大众”的特殊影响，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考虑：

（5）如果行政权力无休止地膨胀，公民——由于其缺乏实际经验和信息——将变得越来越消息闭塞，无法制约并监督行政权力。

（6）政府问题上的任何创意，除非它仍与“官僚机构的利益”一致，即使它仍来源于公众的压力，也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

（7）全体人民对国家官僚的依附将愈加彻底，并将延伸到官僚机构成员自身，“因为治者自己也成为他们的组织和纪律的奴隶，这不亚于被治者之成为管治的奴隶”。〔225〕组织生活的例行公事取代了个人自己的“力量和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和政府机构进步的可能遭到窒息。

密尔是这样表达这最后一点的：

他们既已经结成一个队伍，运用着一个和所有制度一样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则来进行的制度，这个官吏团体便不免在经常的诱引下逐步落入惰性相沿的例行公事之中，或者，假如他们有时也厌弃那种老马推磨的作风的话，又猝然陷入这个团体的某一领导成员所偶然幻想出来的没有完全经过验证的、不成熟的见解里面。要遏止这两种貌似相反实则密切相联的趋势，要刺激这个团体的能力使其保持高度水准，唯一的条件是应对这个团体外面的有同等能力的监视批评负责。因此，要在政府之外保有某些手段来形成这种能力，并给以对重大实际事务做出正确判断所必需的机会和经验，这是必不可少的。〔226〕

代议制政府

那么，密尔认为什么才是“理想中的最佳政体”呢？一般说来，密尔提倡一种生机勃勃的民主制，来抵消一个畸形发展的、过多地进行干预的国家所产生的危险。看起来，他在民主和官僚制之间划了一条清楚的界限：民主制可以对抗官僚制。这种一般的表述给密尔造成了两难处境，正如它给所有的自由派和自由民主主义者造成了两难处境一样。从这个表述中产生了几个疑问：首先，应当有多大程度的民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多大部分应当以民主的方式予以组织？其次，参与公共生活的要求造成了对治者进行民主控制的基础，在一个复杂的大社会中，如何使这种参与要求与技术性行政管理的要求协调一致？民主与技术性、专业化的政府是否相容？第三，国家行动的合法界限是什么？相对于集体行动来说，个人的正当行为范围是什么？密尔对上述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值得我们简略回顾。

按照密尔的看法，古希腊关于城邦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是无法维持的。他认为（与整个自由主义传统一致），自治或通过公开集会进行治理的观念，对任何一个超过单个小镇的共同体来说，都纯粹是愚蠢的想法。除了人口数量很少的地方，人们只能参与为数很少的公共事务。除了纯粹由数量引起的难题之外，对于人们何时集会、在哪里集会，还存在着明显的地理和物理上的限制：这些限制条件在一个小共同体中是难以克服的；在一个大的共同体中，它们根本就不能克服。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中，协调和管理所引发的问题，其复杂性都是任何古典的或直接民主不可逾越的。而且，当政府是全体公民的政府时，总有这样一种危险，即最有智慧和能力的人会湮没在多数人的无知、无能和无经验的阴影中。这种危险可以由在公共事务中的经历如投票、陪审和对地方政府的广泛参与等来逐步消除，但是，这种消除的程度是有限的。因此，在现代条件下，“理想上最好的政体”是代议民主制，在此制度下，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227〕

代议制以及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具有明显的优点：它提供了借此监督和控制中央集权的机制；它建立了一个充任自由的守护者、论证和辩论的核心的论坛（议会）；它通过选举竞争，利用领导者的才智为所有人的最大利益服务。密尔认为，除了代议制政府之外，没有任何可取的其他方案，尽管他意识到代议制政府需要付出某些代价。他写道，今天，代议制民主和新闻报纸是“和古雅典及古罗马集会的广场真正同等的东西，虽则不是在一切方面都适合的同等物”。〔228〕在一个领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复杂社会中，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是有限的，这虽令人神伤，却也不可避免。

然而，密尔终究不太相信选民和被选举人的判断力。尽管他认为，普选权很关键，但是，他却不遗余力地推荐一种复杂的“多元投票制”（plural voting），以便使群众、工人阶级、“平民阶级”没有可能使政治秩序服从于他们所简单标明的“无知”。既然个人能做多种不同的事情，而且只有极少数人发展了自己的全部才能，那么，一些公民比别人对政府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密尔如此考虑问题并推荐多元投票制，可是，他的一些观点的说服力却是令人遗憾的。所有成年人都有一票，但更聪慧、更有天赋的人比无知者和低能者有更多的投票数。他就此写道：

重要的是，被治者中每一人都应在政府中有发言权……一个绝对不能参与政治事务的人，不能叫公民……但每一个人都应有同等的发言权吗？这就是个完全不同的主张了，依我看来……这一主张是明显错误的……没有一个人在涉及自身的任何事务中，不愿让一个更有知识和智慧的人来管理他的事务，反倒让一个欠缺知识和智慧的人来管理。一个人如果被迫把自己的利益同时交托给两个人的话，那么，他决不会不愿让两个人中那受教育更多更有素养的人的发言权更有力量。〔229〕

密尔把职业地位看做分配选票时的粗略指南，并以此来调整他的民主观念：那些最有知识和技能的人（他们位居那些报酬更丰厚、最有特权的工作岗位），其票数不应当少于缺乏知识和技能的人，即工人阶级。〔230〕但是，为防止“操纵阶级”（the operative classes）的统治，就此而言，防止有产阶级谋取私利的统治，即防止最危险形式的政治愚昧，防止最狭隘方式的阶级立法，出路不仅在于避免这种事态发生的投票制度，而且在于对政府中专业人员的保障。这一点如何得到确保呢？

密尔认为，“对政府事务的控制和实际去做这些事务，其间有根本的区别”。〔231〕如果人们不想处理每一件事，控制就会增强，效率也会提高。政府事务要求有技能的从业人员。选民对政府事务干涉越多，代理人和代表团体对日常行政管理干涉越多，降低效率、混淆行为责任的界限、损害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的风险就越大。只有意识到大众控制和效率的基础迥然相异时，才能得到这二者的益处：

要把这些好处结合起来，除了把保证前者的职能从要求后者的职能分开别无其他办法。通过把控制和批评的职能和事务的实际管理分开，并把前者交给多数人的代表，同时为后者保证在对国民的严格责任下得到经特别训练又有经验的少数人所具有的知识和实践的智慧。〔232〕

议会应当把个人任命到行政职务上去；它应当提供一个表达欲望和要求、进行辩论和批评的核心论坛；它应当作为国家同意或许可的最后一关。但它不应当管理或制定法律的细节，因为它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专门能力。〔233〕

按照这样的理解，代议制民主就能把负责任和职业化及专门技能结合起来。它能结合官僚制政府的长处而避其短处（表3—1）。这种短处被民主注入政府的活力所抵消。密尔对民主和技术性政府都很看重，并坚持认为二者互为条件，没有哪一个可以单独实现。而如何在这二者中实现平衡，他认为是“政府艺术”中最艰巨、最复杂而又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表3—1　密尔所认为的官僚制政府的优缺点比较

问题在于，哪些生活领域是民主国家可以或应该干预的？国家行动的适当界限是什么？密尔试图通过个人自由原则来清楚地阐明这些问题：自卫——防止对任何公民的“伤害”——是行为自由的终极顶点。国家活动应当在范围上受到限制，在实践中受到约束，其目的是确保每一个公民尽可能拥有最大自由。这一自由可以通过代议制民主同自由市场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结合予以保证。在《论自由》一书中，密尔说到，自由放任理论的基础与自由原则的基础一样坚实。他认为一切对贸易的限制，就其作为限制来说，都是邪恶的，并且是无效的，因为它们并没有产生人们想要的结果，即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所有人的最大经济收益。尽管密尔的理论中有许多含混不清之处（例如国家干预以保护危险岗位上的工人的说法），但《论自由》的要害在于：实行市场经济交换和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是保证个人权利最大限度地实现包括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在内的重要有益结果的最佳途径。在其他主张中（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原理》，首次出版于1848年，但在1852年的第三版中进行了重要修改），密尔对自由放任原则的辩护就有些犹豫不决了。他提出了大量论述，支持政府为解决“协调问题”而进行干预，并提供像教育这样的公共产品。

无论如何，密尔的观点在于，最大限度地削弱国家的强制权力和管制能力。这个观点可以称之为自由民主制的“动态和谐平衡”的观念：动态的，因为它为个人自由地自我发展提供条件；和谐的平衡，因为基于平等交换基础上的竞争性政治和经济关系，明显地使得对社会的控制在很多方面都变得多余了。专断而暴虐的权力形式不仅作为原则问题遭到挑战，而且竞争也使这种形式不必存在了。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竞争产生了“唯一自然而合理的社会组织：根据功过而进行的组织……每个人都处于他应得的位置上”。〔234〕从长远来看，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产生了经济效率和经济平衡，而代议制原则又为保护自由提供了政治基础。

妇女的屈从地位

如果说密尔承认政治首先等同于政府和政府活动的领域，等同于清楚地区分国家和社会的必要性，那么，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脱离了自由主义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对男性的假设，而把妇女算作“成熟的成年人”，具有“自由且平等”的个人权利。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有必要予以讨论，因为它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反思共同对妇女和男子参与民主的条件提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自由主义传统一般不假思索地认为，不受国家干预的“私人世界”是一个非政治的世界，妇女的地位理所当然地在这个领域。因此，相对于政治和公众来说，妇女处于一种完全边缘化的地位。尽管密尔在什么是公共问题什么不是公共问题上坚持一种严格的看法，但是，他却没有把“性别”差异（男性—女性）用于政治—非政治的二分法上。〔235〕

在（直到最近）很大程度上遭到冷落的《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一书中，密尔像他以前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直接批评了关于妇女本性的观念，这些观念只建立在妇女在家庭中、感情中的作用和其对家庭生活的责任基础之上。如果妇女传统上被男子（而有时也实际上被妇女本身）按照上述角色来定义的话，那是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她们的生活和活动范围都受到了限制。妇女在家庭、工作、生活和政治中对男子的服从是“在思想和实际方面……旧世界……留下的唯一遗迹”。〔236〕尽管许多人声称权利的平等已经实现，但是密尔断言，仍然存在着一种“原始的奴役状态”，它并未失去其“残酷无情的渊源的污点”。〔237〕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基于暴力”之上的，尽管这种关系的那些最“残忍的特征”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温和，“最强者的法则”仍在“土地的法则”中得以神圣化。〔238〕自从洛克摒弃了那种认为某些男性拥有固有的、自然的统治权的观念之后，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要确立被治者的同意，以作为确保强力和权利之间平衡的手段。但是，男子是妇女的“天然”主人这一观念却普遍地未遭到质疑。密尔得出结论说，妇女的地位是个人自由、平等的正义和机会均等原则的一个完全不合理的例外，而在这个世界上，权威和特权应直接与功德相联系，而不应与制度化了的暴力相联系。

《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无疑赞成给予妇女选举权，但还不止于此，它也不仅仅是密尔《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等著作中的理论的延伸，尽管它的许多方面内容确实是得自那两本书。密尔的立场在自由民主主义者中间之所以是独树一帜的，是因为他坚持认为，如果性别不平等继续存在，人类幸福、自由和民主就不可能实现。妇女的屈从地位“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239〕首先，它使人们低估了妇女在历史上的作用而高估了男子的重要性，因而对男子和妇女如何设想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歪曲的效果：男子的能力几乎总是被捧得过高，而妇女的能力则几乎处处遭到贬低。按照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又进一步导致了妇女和男子的人格的片面、单向发展。妇女在某些方面遭到“强迫的压制”，比如说，变得过于自我牺牲；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受到“不自然的鼓励”，比如说，寻求不间断的（男性的）赞同。另一方面，男子首先变得追求自我利益，具有攻击性，浮夸虚荣，并成了对自己意志的崇拜者。两种性别尊重功德和智慧的能力都被腐蚀了。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男子认为自己是不受批评的，妇女则默许对他们的判断，而这对政府和社会来说是普遍不利的。

一个男孩……如果他在这样的信念中长大成人：自己无任何成就，不费丝毫力气，尽管他可能是人类中最轻浮、最空虚或是最无知、最迟钝的，只因他生而为男性，就正当地比人类半数中的每个人都优越，其中或许包括一些他每时每刻都感觉到的比他真正优越的人；然而即使他全部行为习惯地听从一位妇女的指导，可是如果他是一个蠢人，这位妇女也会认为她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能力和判断上同他平等的；如果他不是一个蠢人，他干得更坏——他明白她比自己优越，然而他相信，尽管她优越，他仍有资格发号施令，而她必须服从。这种教育对这孩子的性格必然产生什么影响？〔240〕

性别间的不平等剥夺了社会中一个巨大的才能储备库。如果妇女能同男子一样，自由施展她们的才能，并得到同样的奖赏和鼓励，“可用于很好管理人类事务的智慧总量”将增加一倍。〔241〕

持久的针对妇女的不正义行为消耗着人类的活力：

加在他们同类的任何人的行动自由上的每个限制都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类幸福的主要源泉干涸，使人类对个人生活有意义的一切东西，在觉察不到的程度上黯然失色。〔242〕

对密尔来说，只有男性和女性在所有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彻底平等”，才能为人类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方式创造合适条件。密尔运用许多自由主义的关键原则来反对国家和社会的家长制结构，他指出，如果没有妇女的解放，人类的解放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在密尔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也得出这一结论，而无数其他未经记录的妇女也无疑早就得出了这一结论，但像密尔那样地位的人倡导这一结论，还是很引人注目的。〔243〕《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对男性统治的毫不妥协的抨击，可能是该书相对于密尔其他著作，比如，相对“学术上可接受”的《论自由》来说名气不大的主要原因。但是，虽然这种抨击很激进，它却并非没有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之处。应予以强调的有两点：首先，整个论断很别扭地与密尔关于自由的狭窄观念并存一处。自由原则可以被用来证明重建经济和儿童抚育制度等许多国家创意的合理性，以便妇女能得到更好的保护而免受不平等所引起的“侵害”，并将有机会发展她们自己的利益。然而，密尔似乎不是这么解释自由原则的。他所为之辩护的新政策，尽管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但却有局限性。这些新政策包括给予妇女选举权，改革婚姻法以加强妇女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并提出一些建议以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密尔加诸于合法的国家行动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可以由他下面的这个信念来予以解释，即妇女一旦有了选举权，将处于一种有利地位来详细辨识她们的自由所需的条件。这个地位之所以有利，是因为如果妇女的“解放”由现存政治机构负责的话，这种解放将被传统的家长制利益所扭曲，妇女必须享有平等权利以能够探索自己的能力和需求。另一方面，密尔之所以没有详尽地考虑采取更具有干预色彩的战略，可能是因为这些战略将侵犯个人决定何为自己最佳利益的自由。个人必须不受政治和社会阻碍，来选择如何安排他们的生活——当然，前提是他们的选择不对别人造成“伤害”。但这个限制性条款大大削弱了密尔学说的政治意义，因为它使得强有力的（男性）处于一个强大地位，而以自由或行动自由的名义抗拒变革。

其二，密尔没有对家庭分工进行任何详尽的分析。如果没有家庭责任的共同分担，妇女积极追求自己选择的行动路线的能力就会遭到很大削弱。在阐述他对于妇女的角色的基本观点时，密尔假设：即使存在着“事物的公平状态”，绝大多数妇女仍会理所当然地只选择结婚、抚养孩子和照管家务“作为她努力的第一个目标”。〔244〕如果不详尽探讨男子照看孩子和料理家务的义务，探讨他们必须适应的不合理的特权的丧失（这些问题我们后面会再提到），就无法充分地分析人类自由和民主参与的条件。但是尽管密尔在这方面有疏漏（他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这种疏漏，沃斯通克拉夫特本人对母性的敬意使她间或对父亲的责任采取多少不加任何批评的态度），他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所作出的贡献，以及这本书对整个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并且更广泛地说，对于政治思想的影响，其重要性无论怎样夸张都是不过分的。

关于“政府目的”的相互竞争的观点

根据密尔的说法，自由和民主创造了人类“杰出”的可能性。思想、讨论和行动自由是发展独立头脑和自主判断的必要条件，它们对于形成人类理性至关重要。而反过来，理性的培养又促进并维持了自由。代议制政府对保护和促进自由和理性是不可或缺的。代议制使政府对公民负责，并能产生有能力追求公共利益的更明智的公民。因此，代议制政府就不仅是发展自我认同感、个性和社会差别——多元社会——的一种手段，并且其自身就是一个目的，即一种至关重要的民主秩序。如果妇女参与政治的一切障碍都已清除，“人类的发展就很少有什么障碍了”。模式Ⅲ—b以宽泛的语言概括了密尔的立场。

小结：模式Ⅲ—b　发展型民主

论证原则

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不仅对于保护个人利益是必要的，而且对于造就一种信息灵通的、负责的和发展的公民也是必要的。

政治参与对于个人能力的“最高的和谐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书单分享

- 书友学习交流

网站：沉金书屋 https://www.chenjin5.com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电子书打包资源分享

- 学习资源分享

主要特征

人民主权和普选权（以及“按比例”分配选票的制度）。

代议制政府（民选领袖，定期选举，秘密投票，等等）。

宪法制约，以确保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国家权力内部的分工，确保对个人权利的张扬，这些权利首先是指与下列自由相联系的权利，即思想、感觉、趣味、讨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和追求个人选择“生活方案”的自由。

议会和公共官僚机构明确地分离，即当选者的功能与专业行政管理人员（专家）的功能分开。

公民通过投票、广泛参与地方政府的工作、进行公共辩论和陪审，来参与政府的不同部门的工作。

基本条件

独立的市民社会，最小限度的国家干预。

竞争性市场经济。

私人占有并控制生产资料，同时进行“社区”试验或合作所有制形式的试验。

妇女的政治解放，但大体保存传统的家庭内部分工。

民族国家体系，民族国家之间具有成熟的关系。

注意：重要的是应该记住，密尔是在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论）并在许多方面发展了这个传统，因而，发展型民主的几个特色和条件与模型Ⅲ—a类似。

在《代议制政府》将近结束的地方，密尔这样总结了“政府的目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以及个人之间的公平审判，是社会的头等需要，也是政府的首要目的。因此，如果这些事情能交给不是最高的负责机关，那么除战争和条约外，就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了。”〔245〕人们不禁要问，这一观点是否表示密尔在力图“调和不可调和之物”。〔246〕因为，密尔的作品试图把人身和财产、平等正义、一个足以强大到能制止或发动战争并能遵守条约的国家都联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实际上，密尔的著作造成了对它的多种解释，这些解释不仅涉及书中的重点，而且关系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制的根本政治意义。至少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值得强调：

首先，密尔把主张民主制的观点和“保护”现代政治世界不受“这种民主制”侵害的观点纠合在了一起。尽管他极力批评收入、财富和权力的重大不平等（尤其在晚期著作中，他意识到这些不平等遏止了大多数人——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充分发展），但是他远未达到信奉政治和社会平等的程度。实际上，密尔的观点可以被称作一种“受教育的精英主义”，因为这些观点明显地力图为那些有知识、技能和智慧而获得特权地位的人们辩护。简言之，为那些现代形式的哲学王辩护。社会中的政治领导角色被分配给知识分子阶级，在密尔的选票分配制度中，他们有强大的投票权力。密尔之所以得出以上看法，是因为他强调教育在自由和解放中作为关键力量的重要性。这个立场充分关注所有个人的道德完善，但同时又认为实质性的不平等是合理的，其目的是让教育者能够教育无知者。这样，密尔提出了支持自由民主国家的一些最重要论述，同时也提出了在实践中阻碍其实现的一些观点。

其二，密尔有关自由市场的政治经济和最低限度国家干预的观点，预见到了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见模式Ⅶ：合法型民主，第七章）。根据这一立场，法律制度应当使公民的自由最大化——首先保证他们的财产和经济的运作，以便他们可以不受阻碍地追求自己选定的目标。对个人自由的有力保护使“适者”（最能干的人）发达，并保证一定程度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从长期来看，这会使所有人受益。

其三，尽管密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坚持以下观念：在互相竞争的个人目标和生活方式之间，自由国家应保持中立（应让人人尽可能地自由），但是，他的一些观点却可以用来为“改革主义”或“干预主义”的政治观念辩护（见第六章）。因为，密尔的自由民主国家在保障人民权利时有积极的作用，其方式是颁行保护少数民族等团体并提高妇女地位的法律。而且，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密尔的自由主义原则，即如果我们探讨一下合法采取政治干预以防止对别人的“侵害”的那些情况，我们就至少拥有成熟而全面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观念。职业健康和安全，维持普遍健康状况，使人们免于贫困（实际上，从20世纪初开始福利国家所关注的所有领域），都可以包含在为防止侵害而采取的合法国家行动的范围之内。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密尔就采取了这么一种思路，并且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不仅应当有很多例外情况，而且所有工人都应当体验一下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的有教育意义的效果。他当然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个人私有制原则将是也必然是主要的所有制形式。尽管如此，他却提倡在实践中试验不同的所有制类型，以有助于找到“对人类的进步”最有利的形式。〔247〕综合起来看，可以认为这些观点是民主的干预主义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思想的最早论述。〔248〕

总结性评论

从古典时期到17世纪，民主大体上是和公民在集会中、在公共集会地点聚在一起相联系的。到18世纪后期，它开始被看做公民通过民选代表的中介来参与决定集体意志的权利。代议制的自由民主理论从根本上转变了民主思想的参照系：相当大的公民团体施加于民主的有效限制实际上已被消除了，而这些限制曾是如此之多的批评（反民主）者所关注的焦点。代议制民主现在可以作为既负责又可行的治理方式而得到赞美，它有能力在广袤的国土上和漫长的时间跨度内保持稳定。〔249〕正如“代议制度”的一位伟大倡导者潘恩所说的那样，通过“把代议制嫁接到民主上”，就创立了这样一个政府体系，它能容纳“所有不同的利益和各种领土和人口范围”。〔250〕詹姆斯·密尔写道，代议制民主甚至可以被夸赞为“现代的伟大发现”，在代议制民主中，“所有的困难，不管是思辨的还是现实的，都可以找到其解决办法”。〔251〕因此，平民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就摆脱了它传统上与小国和城市的联系，把自己扩展成了正在崛起的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的合法信条。但是，究竟谁能被算作一名合法的参与者，或一个“公民”或“个人”，在这个新秩序中他或她的角色究竟是什么，在我们本章考察的保护型或发展型民主的重要理论中，这些问题仍然不清楚，或者未得到解决。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一般是通过工人阶级和女权主义活动家的广泛并经常受到镇压的斗争，才在一些国家中真正实现了普选权。他们的成就在像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中仍然是很脆弱的，而且在实践中，诸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前的许多非洲裔美国人这样一些群体，就没有得到普选权。但是，通过这些斗争，公民权应当对所有成年人平等适用的观念逐渐确立了起来；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许多理论都可用来攻击当时的制度，揭示在何种程度上，平等政治参与和平等地被代表的原则和理想还没有实现。只有随着所有成年男性和女性都实际取得了公民身份，民主才开始具有其当代的明确形式；一系列的规则和制度，使得大多数公民可以最广泛地参与选择代表，而只有代表能作出政治决定（即影响到整个共同体的决定）。

这些规则和制度包括民选政府；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每个公民在选举中的投票有同等分量；所有公民，不论他们在种族、宗教、阶级、性别等方面有多大差别，都具有普选权；人们对于广泛的公共事务具有关心、获得信息并表达己见的自由；所有成年人有权反对政府，有权担任公职；结社自主——公民有权结成独立的社团，包括社会运动、利益集团和政党〔252〕。在这些意义上被理解的代议制民主的巩固，是20世纪的现象，甚至应当说是20世纪后期的现象（见第八章）。因为只有在20世纪的近几十年，自由的代议制政府才在西方牢固地确立，并在西方以外的地区，被原则上广泛采纳为一种合适的政府模式。〔253〕

第四章　直接民主和政治的终结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毫不留情地抨击了“中立的”自由主义国家和“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思想。在工业资本主义世界，国家从来不可能是中立的，经济也从来不可能是自由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可以声称代表全体公民行事；可以承诺维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促进个人之间的“平等公正”，并以此证明自己的主张是合法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承诺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人身安全”与阶级社会的现实是矛盾的。在阶级社会里，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机会、工作、健康、寿命，本质上是由他或她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把失业者，或者工厂里在危险条件下从事单调和无报酬工作的工人的地位，与少数占有和控制生产财富、过着程度不同奢华生活的富有者的地位进行比较后，怎么还可能相信保护“人身安全”的承诺呢？在存在大量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国家对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正”的承诺又有什么意义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都出生于德国，但工作生涯主要是在英国度过的——明确地否定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观点。尽管这里主要探讨马克思的著作，但为了理解他们两人对政治、民主和国家的认识，有必要把握他们对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财产关系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本质等问题的总体看法。只有揭示他们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人们才可以充分了解他们对自由主义民主命运的认识，以及他们一贯主张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

阶级和阶级冲突

人类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个体是处于相互竞争中的；个体有选择的自由；政治是保护个人利益，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舞台；民主国家是制度机制，它为市民社会发挥个人积极性和“政府过程”追求公共利益提供了法定的框架：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民主传统首先关注的问题。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否认人们有不同的能力、欲望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他们抨击把个人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作为分析政治生活及其最可取的组织形式之起点的观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54〕个人仅仅存在于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之中，他们的本质只能被看做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在历史和政治过程中活动的人，不是单个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生活在与他人的特定联系中的人类，他们的本质是通过这些联系来确定的。一个个体，一个社会行动，或者一种制度（实际上，人类生活的任何方面）只能根据它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历史发展的相互作用，也就是紧密联系的诸因素的动态和变化的过程来解释。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理解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关键，是阶级结构。〔255〕他们坚持认为，阶级分化并不是一切社会形态都存在的：阶级是历史的产物，在将来是要消亡的。最初的“氏族”社会形态是无阶级的。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没有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生产是以公共资源为基础进行的，生产活动的成果是在全公社进行分配的。阶级的划分只是在剩余产品出现后才产生的，因为这时依靠他人的生产活动来生活的非生产者阶级的出现成为可能。那些能够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阶级关系必然是剥削性的，意味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利益的分化。而且，阶级的分化具有内在的冲突性，并且经常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

引人注目而且有必要首先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实际上没有谈到过阶级剥削和对妇女的剥削之间可能存在的交叉关系。然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这部著作中，他试图从本质上把性别统治的起源与私有制，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联系起来，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反过来又被视为国家产生的条件。恩格斯认为，最初的社会形态是母权制的：女子比男子更有权。但随着私有制的形成，这种性别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尽管总体来看，恩格斯对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论述并不是很清楚，但他把它与私有制，进而与阶级的出现直接相联系，因为男子承担起了保护继承权的责任。因此，在恩格斯的分析中，性别剥削被解释为阶级剥削的分支。

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挣钱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这就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256〕

恩格斯很自然地从这一观点中引出了进一步的结论：随着对资本主义以及因此对阶级分化的超越，性别剥削也将消失。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克服性别剥削扫清了道路，因为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妇女的主要剥夺形式——被排除在平等就业之外——将通过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雇佣劳动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在未来社会，平等参与生产将成为实现其他方面平等的基础。〔257〕在种族不平等问题上，恩格斯和马克思也持类似的看法。在他们看来，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机制或“动力”。

进化的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为了正确地理解历史的发展，有必要分析人们是怎样并不总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因为这些条件是“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258〕正如马克思指出，要掌握“全部历史的基础”，就要认识人们所能掌握的资源、所支配的生产技术，以及作为前辈努力的结果而存在的社会形态，怎样制约了人们的创造活动。忽略这一系列过程，就是忽视人类存在的真正基础。而阐明这些过程，也就是揭示每个时代人类交往的不同形式，以及政治的可能性的条件。

“社会构成”和“生产方式”这两个基本概念，有助于揭示历史过程（尽管只有后一个概念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使用过）。社会构成意味着构成一个社会的关系和制度的网络。这个网络是由包括特定的经济类型、权力体制、国家机构和文化生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结合而成，而所有这些现象相互之间又有明确的联系。马克思认为，这些相互联系是可以通过分析“生产方式”而予以揭示的。生产方式规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决定了榨取和占用剩余产品的主要方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现代西方社会或社会构成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们的特征是以“剩余价值”的方式，即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以高于他们的工资创造价值，并且被资本所有者占有，来榨取剩余产品。资本拥有者和出卖劳动力者的分野确定了现代剥削和冲突的基础，并且确立了社会和政治的主要关系，即阶级关系。“资本家”拥有工厂和技术，而雇佣劳动者，或者“靠工资为生者”则没有财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口的绝大部分成为雇佣劳动者，他们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计。

然而，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复杂组合。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含义在表4—1里做了简要说明。而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关键性的，围绕生产关系构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具体关系和组织［表4—1里的1（b）和（c）］。这些关系和组织实际采取什么形式（例如，工会的结构形式）则服从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各阶级之间斗争的平衡。生产力则由那些在生产过程中被直接采用的东西构成。

表4—1　生产方式的要素

1．生产关系

（a）社会的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资本关系

（b）次要（或间接）生产关系，即劳资组织、家庭生活方式

（c）政治派生关系，即国家、教育制度，也就是为（a）和（b）服务的一系列关系和制度

2．生产力

（a）生产资料，即生产的物质手段或工具

（b）技术手段

（c）运用于生产中的自然和人力资源

（d）劳动组织，主要由1（a）、（b）、（c）决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一些最著名的著作中，详细阐述了以依次相连的发展阶段思想为基础的历史观。这些阶段是以不同的生产方式来区分的，其改变是由经济“基础”来推动的，特别是由不断扩展的生产力，和围绕着社会财富分配展开的阶级斗争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如何理解这种相互作用或动态过程，在这里并不是最重要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互作用提出了一种以周期性革命变革为标志的进化过程的历史观（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序言）。这种对历史发展的解释是（从恩格斯到布哈林和斯大林等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它包含了人类社会经过原始公社到古代、封建、资本主义和（最终）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五个发展阶段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到来前的最后一个主要阶段。在新秩序里，自由和平等的理想最终将得以实现：共产主义。分析他关于国家和民主生活的观点之前，有必要指出他为什么把资本主义视为剥削和“不自由”的最后阶段。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清楚地表明了为什么他认为支持一个新政治组织形式不仅可取而且可能。他的看法可以概括为如下要点（尽管不可避免地采取了简化的形式）：

1．现代社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它是一个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产品的生产主要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和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长期需求和欲望。

2．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它在生产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为统治集团和阶级利益服务的信仰、价值和实践体系）都处在矛盾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导致一系列冲突和危机。

3．资本主义的基础逐渐“从内部”受到削弱，这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结果。经济易于受到政治商业周期的伤害，这种周期就是繁荣之后紧随着经济活动的急剧萧条。繁荣是由需求的增长引发的，这些需求会使工厂主增加生产。随着生产的扩大，就业人数增加，失业人数减少。随着失业人数减少，收入分配上的阶级斗争加剧，因为工人成为更有价值的财产并且可以利用紧缺的劳动力市场。为了保持竞争力并降低生产成本（由于工资率上升和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成本上涨），雇主以（新技术形式）资本替代劳动力，生产能力迅速提高。由于所有的生产单位都处在竞争之中而且互相隔离，结果是生产和生产能力过剩。危机爆发（经济活动呈下降或衰退趋势），生产倒退，工人被解雇，失业增加，工资率下降，直到“供给”和“需求”趋于平衡，周期又重新开始。

4．此外，在衰退期间，弱小企业被更能够“经受”恶劣经济条件的大企业挤垮。生产大量产品的寡头和垄断正是以这种方式逐步取代了企业相互竞争的“自由”市场，换句话说，经济生活“集中”的趋势是必然的。这种集中的趋势被马克思称为经济的逐渐“集中化”，这里主要指的是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活动的扩展以及整个经济合作的加强。这些集中化的过程逐渐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社会本质，削弱了单个企业竞争的机制。而且，商业和金融企业之间持续增强的互相依赖充其量只是保证了经济的虚弱平衡，因为任何大的动乱或破坏都可能影响整个制度。例如，大型企业或银行的破产显然会对众多运转正常的企业，对整个社会，进而对政治稳定产生影响。图4—1以简要形式说明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259〕

5．作为这些发展的组成部分，阶级斗争无论是从一时的经济周期性发展趋势的特点来看，还是从更长远更一般的意义上来看，都变得更加激烈。孤立的工人与其雇主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因为雇主不仅可以解雇工人，而且如果发生任何持续性冲突也能利用巨大的劳力资源。工人发现，个人对利益的追求不仅是徒劳的，甚至是自己砸自己的脚。因此，集体行动的战略是追求基本需求（即，提高物质利益，支付日常生活，满意的工作）的唯一基础。只有通过集体行动，个人才能为实现满意的生活创造条件。最终，工人认识到，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才能得到自由。为实现自由和幸福的集体斗争是工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如果他们的“共同利益”要得到提高，也就是说，如果要实现个人自由发展、资源的公正配置和社会的平等，就必须推进和发展集体斗争。

图4—1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马克思的理论试图确立：（a）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固有特征；（b）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c）存在着经济日益集中化的明显趋势，导致极度脆弱的经济“平衡”；（d）社会分化为阶级是危机产生的前提，而由于权力根据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在雇主和雇佣劳动者之间不断变化，阶级斗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6．劳工运动的发展是实现革命的手段。工人从工厂及其工会学到的经验教训，成为把他们的行动扩展到国家领域的基础。在“代议制民主”的机构中，组织政党的合法权利使得成立向统治秩序挑战的社会主义组织成为可能。通过这样的挑战，就可以形成革命。马克思显然认为，在有强烈民主传统的国家（如英国），革命过程可以是和平过渡，但在别的地方则很可能爆发暴力冲突。

7．作为一种政治理念的共产主义，除了产生于圣西门（1760—1825）、傅立叶（1772—1837）、欧文（1771—1858）等人著述中的“空想社会主义”传统外，还有一些相互联系的根源。例如，它产生于工人为赢得尊严和支配自己生活的日常斗争，产生于资本主义允诺创造稳定的经济发展和实际上不稳定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产生于建立自由、平等、公正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失败，产生于尽管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资本家对利润的占有——的基础上，但它却是人类迄今创造的最社会化的制度形式这一矛盾。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前社会形态所没有的范围上实现了每个人的合作和相互依靠。共产主义是这一原则向新社会类型的符合逻辑的扩展。

两种国家理论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政府实质上是行不通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下，生活的民主管理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认为，必须改变社会的基础，以创造“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为了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持这种看法，有必要考察他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地位——它的作用、功能及局限性的。

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传统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可以声称代表整个社会和公众，而不是代表个人的私人目标和利益。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声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幻〔260〕。国家捍卫“公众”或“社会”似乎表明：阶级是不存在的，阶级关系不是剥削性的，阶级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差别，这些利益差别主要不是表现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上。马克思说的国家是包括从行政和立法到军队和警察的全部政府机构，它根据保护个人自由和捍卫他们的财产权利的原则，形式上以同样方式对待每个人，从而可以“中立地”行事，但它产生的后果却不是公正的，也就是说，它不可避免地要维护有产者的特权。由于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已经不中立了。国家通过立法、行政和监督，强化了其结构和活动，并使之法规化，由此进入了经济生活和财产关系的领域。因此，国家在整合和控制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起着核心作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就意味着国家在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剥削中起核心作用。自由主义“最低限度”国家的概念，实际上是直接与强烈信奉某种干预的思想相联系的，这种干预就是抑制向由所谓自由市场造成的不平等挑战的行为：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实际上必然是强制性的或强力国家。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由“自由和平等”市民构成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理想是矛盾的。马克思承认，一般说来，追求普选权和政治平等的运动具有重大进步作用，但由于阶级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对许多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选择范围的一系列限制，使它的解放潜力受到严重削弱。

而且，马克思坚持认为，自由主义关于私有和公有、市民社会和政治领域之间存在明显区别的主张是值得怀疑的。现代权力的主要根源——生产资料私有制——显然被非政治化了，这就是说，它被专断地视为似乎完全不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被认为具有非政治性，据此，生产资料的拥有和控制者与必须靠工资谋生者之间的巨大分裂，也就被视为随意的个人比较的结果，而不是涉及国家的问题。但是，由于捍卫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国家不可能摆脱市民社会的权力关系，而只作为超越所有特殊利益的机构，即作为“公共权力”为“公众”服务。相反，它深深地陷在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并与特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而且，这种结合的维持，无视（原因下面还要作进一步论述）人民“代表”的政治观点和公民权的程度。

马克思关于阶级和国家关系的观点，至少有两层含义。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做详细区分，但为了分析方便，区分它们是必要的。第一层含义，以下称之为观点1，强调在一般意义上，国家，特别是官僚机构，可以有不同形式，并且在短时期内其权力基础无须直接与统治阶级联系，或处于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之下。按照这一看法，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对统治阶级的权力独立；它的组织形式和运转动力可以不直接来源于阶级力量的结构：它们拥有“相对自主性”。第二层含义，即观点2，在马克思著作中无疑是主要的：国家及其官僚机构是阶级工具，它们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协调分裂的社会。观点1当然更复杂和微妙。两个观点下面都要详细阐述，首先从观点1开始，因为它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表述得最为详细，而且突出暴露了观点2在论述政治和国家问题时存在的狭隘和不足。

马克思涉足有关国家权力的理论问题最初是从批判黑格尔（1770—1831）开始的。黑格尔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对马克思的一生产生过重要思想影响。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认为，国家一方面提供市民社会相互作用的理性框架，另一方面（通过有限的代议制形式）提供参与“普遍政治意志”形成的机会，就有可能解决个人之间的激烈冲突。随着时间流逝，现代国家已经成为法、文化和国家认同的核心和所有发展的总基础，通过对国家的认同，市民可以克服市民社会的无政府竞争状态，找到统一的真实基础，仅凭借国家，市民就可以实现“合理存在”。〔261〕

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归于“注重自己利益”活动的领域，在这里，追求自身利益是完全合法的，尽管一直存在着自身利益的范围，但只是在个人逐渐从宗教、种族和强制性政治约束下解放出来的情况下，一个完全确定的市民王国才会出现，这个过程的核心是自由市场的扩大并伴随着对传统的侵蚀。但黑格尔坚持认为，自由市场和更一般意义的市民社会的含义，仅仅依靠把人类行动视为追求私利的理论，是不能得到恰当把握的；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把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抽象为人类动机和行为的普遍理论，是完全错误的。黑格尔把追求物质财富视为实现人类需要的基础，但正如他的一位阐释者所指出的那样，他认为，“在追求私利的背后，隐隐呈现着市民社会偶然性和独特性的内在根由。”〔262〕因为市民社会是“互相联结”的部分利益的联合体，其基础既是不同的需求，又是法律制度。法律体制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并因此为抑制个人暴行提供了一个机制。市民社会存在的前提，是承认“一般利益”只有通过加强法制和国家有意识的指导才能实现。〔263〕国家的历史清楚表明了对理性（合理）地追求生活的强烈渴望，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国家是使市民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自由的基础。它摆脱了暴政，代表了理性和自由的潜在结合。

国家的实际公共机构组织决定着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享受自由。黑格尔推崇（尽管有所保留）普鲁士国家，他把普鲁士国家正确地划分成三个独立部分——立法、行政和王权，这三个部分共同体现“普遍看法和意志”。对他来说，国家最重要的机构是官僚机构，在这个组织中所有特殊利益一方面服从于一个有等级的、专门化的、专业化的与和谐的制度，另一方面服从于竞争和非中立的国内外压力。〔264〕然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并没有向国家，特别是官僚机构本身提出疑问〔265〕。

官僚机构是“国家的意识”。马克思与黑格尔以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人的观点明显不同，他把官僚这一国家官员的核心视为国家中“特殊的闭关自守的集团”，它通过秘密和奥秘扩大其权力或能力。〔266〕单个官僚通过“官僚政治的信仰声明”——考试制度——以及政治统治集团的变化而进入这个闭关自守的集团。接着，官僚的职业变得十分重要，被动顺从于更高权力者成为一种必要，而且，国家利益成为“特殊的私人目的”。但国家的目标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实现，竞争也没有得到保护。〔267〕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

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客观存在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268〕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批判，其中对一个观点的批判特别尖锐。黑格尔所说的“国家的绝对普遍物”，在马克思看来，除了“官僚机构”和“没有解决的冲突”外，别无他物。马克思对官僚政治的结构和组合性质的强调有重大意义，因为它突出了这些组织的“相对自主性”，并预示了在也许是他关于国家的最令人感兴趣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将加以详细阐述的观点。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详细分析了1848至1852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权力在法国的崛起，分析了行政机构是如何首先以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代表为代价而聚积权力的。研究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那些把国家看做面临混乱时的“普遍利益的工具”、“道德共同体”或“仲裁者”的观点。马克思强调指出，国家机构同时是一个市民社会的“寄生机体”和政治行为的自主的源泉。因此，在描述波拿巴政权时，他写道：“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269〕国家被描绘成能够形成市民社会，甚至剥夺资产阶级控制国家的能力的一整套庞大的体制。马克思认为，国家是来自社会的某种自治体：政治结果是复杂的联盟和宪法安排相结合的产物。

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分析指出，国家代理人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市民社会的统治阶级利益协调政治生活。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社会力量相对平衡的时候），行政机构有能力做出政治创议和协调变化。但甚至在讨论这一观点时，马克思所注重的，是本质上作为一种强制力量的国家。他特别关注作为监督机制的信息网络的重要性，关注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如何与其削弱威胁社会现状的社会运动的能力联系到一起。而且，与国家的镇压职能相结合的是它维持一种信仰——现存制度不可侵犯——的能力。因此，马克思认为，国家远非表达公共利益的基础，而是把普遍目的演变成私人利益——国家守护者和领导者的利益——的另一种形式。

由于对波拿巴所能做出的政治创议存在最终的制约，他不可能把社会引入重大危机，而现在对任何国家的法律或行政机构来说也都存在这种最终制约。马克思得出结论（这些结论成为他全部学说的核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不可能脱离对这个社会，首先是对拥有和控制生产过程者的依靠。无论何时，当经济出现危机时，这种依靠便显现出来，因为经济组织创造了国家机构赖以生存的物质源泉。从长远看，国家的全部政策不得不与工厂主和商人的目标相一致，否则市民社会和国家本身的稳定将受到危害。因此，尽管波拿巴篡夺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治权力，但他却要保护资产阶级本身的“物质力量”，因为这是税收和贷款的主要来源。因此，无论波拿巴在台上作何选择，他都要维护资产阶级的长期经济利益并为它未来的直接政治权力的复兴奠定基础，在这点上他与资本主义社会任何其他的政治家没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抨击了认为财产分配游离于政治权力构成之外的观点。当然，这种抨击是马克思遗产的核心内容，而我把它称为观点2。在他的所有政治文章，特别是在诸如《共产党宣言》这样更富论战性的小册子中，马克思（实际上和恩格斯）坚持认为，国家的直接基础是统治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国家是在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270〕按照这种表述，国家直接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服务，国家作为自主的政治行动的场所的概念为强调阶级权力的观点所取代，这种强调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的口号说明：“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个公式并不意味着国家是由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它也许对资产阶级各阶层来说是独立的〔271〕。然而，国家基本上是以依靠社会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者为特征的，仅仅是在调停资本的不同阶层（例如，工业家和金融家）之间和“国内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压力之间的冲突的范围内，才实际体现“独立性”。国家以公众和普遍利益的名义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

因此，马克思关于阶级和国家关系的看法有两层意思（这两层意思常常是互相联系的）：第一层意思，认为国家拥有一定程度独立于阶级力量的权力。第二层意思，认为国家仅仅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上层建筑”。观点1已经着重论述过了，因为它在两层意思中更深刻〔272〕。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即使这个观点也远非完善的，它仍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充分阐明。国家权力的基础是什么？主权只是一种幻觉吗？政治官吏发展了的真正利益是什么？政治家在多大范围内具有主动性？政治家的自主行动能力有长远的政治意义吗？即使是在自由主义民主安排的框架内，国家除了与阶级力量的联系以外就没有普遍的关系吗？观点2甚至问题更多：它假定国家是特定（或者是人们更通常说的“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组织，并且不容置疑地认为阶级统治的事实与政治生活的变迁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马克思关于国家和阶级政治的著作留下了一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重点论述。

但是，马克思的著作表明，他把国家对于划分为阶级的社会的控制看得多么重要。而且，他的著作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对国家行动的重要限制。如果国家干预削弱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它就同时削弱了国家的物质基础。因此，国家政策必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一致，或者，换一种说法：自由主义民主的制约——私人资本积累的要求所产生的制约——一直在限制着政策选择。如果要使经济发展得到维持，私有财产和投资制度产生的客观要求必须得到满足。如果这个制度受到威胁（例如，竞选上台的政党决心促进更大的平等），经济混乱就可能很快出现（例如，资本投资就会流向海外），而政府的信誉可能急剧下降。〔273〕因此，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就可以无须直接接管而进行统治，这就是说，它可以施加决定性的政治影响而无须在政府中有代表。这种思想仍然在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和其他人的争论中占主导地位（参阅第五章和第六章）。马克思主义者据此认为，资本主义民主的自由纯粹是一种形式，不平等从根本上削弱了自由，并且使大多数公民的自由仅仅是名义上的。资本才是起统治作用的。

政治的终结

在面临利益冲突时，国家不是起着解放者、保护者或仲裁者的作用，而是为市民社会所束缚。马克思写道，不是国家支撑着社会秩序，而是社会秩序支撑着国家。马克思不否认自由的可取性，它还远未达到。他承认，自由主义者反对专制主义和暴政的斗争，自由民主主义者谋求平等的斗争，是争取解放的重大进步。但他认为，在人类剥削仍在继续（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并得到国家支持和维护的情况下，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自由意味着首先和主要是资本的自由，那么自由就不可能实现。实际上，这种自由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条件处在资本主义私人投资压力的公然支配下，它意味着屈从于少数富人的经济决定，而这些决定是不会考虑任何普遍的代价和利益的。它意味着自由被缩小为资本主义的竞争自由，大多数人对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完全屈从。

马克思把这种状况（我认为，他的全部研究生涯都关注这种状况，尽管对此有争议）称为一种“异化”。也就是说，大多数人与他们的劳动产品，他们的劳动过程，他们的人类同类以及他们的基本能力——马克思把这称为他们的“类存在物”——相分离。〔274〕由于这种状况，劳动产品被私人占有并被雇主在市场上出售；工人几乎不能支配生产过程和他们的生活条件；人们处在相互对立的竞争和占有之中；而男人和女人都有可能丧失他们主动的、创造的能力——人们可以有目的和有意识地“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马克思关于人类本质的理论，尽管在某些重要观点上与密尔的看法相同，但与自由主义思想以理性的、策略的、追求私利的个人为核心的观点却有根本区别。对马克思来说，不是单个人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而是集体的创造性相互作用在社会中起作用，人的本质首先是社会的。马克思以“类存在物”作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特征。因为人不仅是由本能驱动的，他们不是像大多数动物那样，以被动的方式适应环境。人类可以而且必须积极地、有目的地、创造性地把握他们的生存环境。因此，创造性和对环境的支配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一个人在对经济和政治环境只能最低限度支配的情况下从事单调和无报酬的工作，就被降低到只能静止地适应环境的状态。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动物成了人而人则成了动物”。

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自由”市场的核心地位，从而有效地把自由限制在少数人手里；他们使剥夺人类能力、威胁人类“类存在物”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合法化。只有把平等放在核心的地位（如卢梭的自由观所试图做的），并且首先关注所有人的平等自由（卢梭的观点最终没有谈到）的自由观念，才能恢复人们“创造他们自己历史”的必要权力。在马克思看来，自由需要社会和国家的完全民主化；只有消灭社会阶级并最终废除一切形式的阶级权力，自由才能实现。

马克思是如何预测革命后的未来的呢？尤其是，他是如何看待民主和国家的未来的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摧毁以后，政治权力又应该如何组织呢？这些问题一经提出，困难就产生了。马克思很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状况做详细论述，他反对勾画未来发展蓝图，他把这比作是给政治想象力穿上“紧身衣”。“未来的乐章”不可能也不会事先谱好，相反，它只会产生于消除现存秩序矛盾的斗争中。这个斗争的参加者在解释未来中必定会发挥同等作用。然而，尽管这是马克思的一般立场，他还是经常对“自由平等”社会可能出现的情况加以论述。〔275〕

我将马克思用以阐述其主张的框架称为“政治的终结”。政治的终结（或者说是国家时代的终结）意味着政治生活将发生变化，而与已为人们熟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再相同。也就是说，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用于确保阶级统治长存的体制特征将被解除。工人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一种新的管理形式的出现。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写道：“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276〕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的方式时写道：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的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77〕

随着资产阶级的毁灭，将不再需要“有组织的政治权力”。

这一观点的核心内容可以表达如下：

1．既然国家的产生是以社会和经济关系为基础的；

2．既然国家维护和体现生产关系的结构，并且不能决定它们的形式和性质；

3．既然作为一种工具或组织，它使社会与统治阶级的长久利益保持一致；

4．既然阶级关系决定权力的主要方面，决定国家及社会中的冲突发展的轴线；

5．那么，当阶级最终消灭之时，所有的政治权力也失去存在的基础，而国家以及作为一种特殊活动的政治也将不再发挥作用。

阶级与国家密不可分。而正是因为现代国家如此众多的机构是统治阶级的附属物（保护财产的法律结构，抑制冲突的强制力量，支撑帝国主义扩张的军队，以及为从政者服务的机构和奖励制度等等），因此，革命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国家权力并加以利用。“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278〕“社会的主人”不会变成为招之即来的“仆人”，因此，“废除”国家和使“政治终结”的斗争就是“由社会改造国家”的斗争。

马克思不仅仅把“政治的终结”与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胜利相联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最终消除物质匮乏相联系，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自由的追求是直接与物质匮乏相联系的。确保自然不受破坏，缓解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压力，以及从事自己选择的活动的时间，都是自由的基本条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而“掌握自然”，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资本主义的胜利表现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建立以及生产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迅速扩大以及相伴而来的经济增长看做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当然，这种进步的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剥削制度。生产关系的剥削制度既是资本主义成功的条件，也是它必然灭亡的条件。经济发展充满危机的性质、停滞的趋势，特别是不断形成的使大多数居民受苦和堕落的条件，从长远来说损害了资本主义成就的性质。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既为自由开辟了发展前景——生产资料的现代化为自由创造了物质前提，同时又阻碍了自由的实现。

反对资本，争取“政治终结”的斗争，促使资本主义的历史成就急剧发展。一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打破，人类发展的根本障碍将不复存在。马克思设想争取“政治终结”的斗争将经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1917年）一书中，则把这两个阶段分别称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279〕由于列宁的用法与马克思两个阶段的含义是一致的，因此，为叙述方便，这里加以采用。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政治解放的阶段，表4—2归纳了这两个阶段的主要特征。〔280〕下面我将集中论述马克思对未来国家权力和民主的看法，但正如表4—2所试图做的，把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放到他对社会演变的全面认识之中去考察，是必要的而且令人感兴趣的。

马克思认为，革命后的直接任务之一，是建立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威，以便克服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人类发展的限制。由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掌握的国家，必须改变经济和社会关系，同时捍卫革命，防止资产阶级秩序复辟。但是，国家管理经济的社会权力（例如，管理大型工厂和投资资金）的扩大，必须要与实现“主权国家”对于“主权人民”的无限责任相一致。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拥有对既定疆界的最高权力和行政法律，但与“自由主义国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在其一切活动中必须对它的居民负有全部责任。此外，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是必须尽快地成为“最低限度”国家：一个无需强制力量协调和指导社会生活的机构。

马克思通常把为实现共产主义斗争的过渡阶段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专政”建立于革命时期并将随着共产主义的到来而“消亡”。马克思赋予“专政”什么含义呢？通常人们使用这个词的含义是：一个小的革命集团或政党的必要统治，根据它对于群众利益的理解改造社会。这种根本上是列宁主义的看法与马克思的一般观点是有区别的。马克思并不在通常的含义上使用该词，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是指由那些既不占有也不支配生产资料，占人口大多数的成年人对社会和国家的民主支配。当然，问题在于，马克思是怎样理解由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对国家和社会的民主支配的呢？

我认为（尽管不是所有学者都同意），马克思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模式产生之后才提出“废除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281〕1871年巴黎发生了一场大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数千巴黎工人冲上街头，推翻了他们视为旧的腐败统治机构，尽管这场运动最终被法国军队所镇压，但马克思认为它是“新社会的曙光”。这次起义为一系列卓越的制度创新和新统治形式的设计提供了足够的时间。马克思对公社做了详细描述，值得大段引述：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

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像他们的先驱者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务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要负责任，并且可以罢免。

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做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将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物；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负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的，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大家都很清楚，企业也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一般都懂得在适当的位置上使用适当的人，万一有错立即纠正，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282〕

表4—2所列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五个方面概括了引文的主要内容。“自由主义”国家的“机器”将被公社的组织取代。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管理”的所有方面将是完全负责的：人民的“共同意志”将占主导地位。最小的社区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选举代表参加更大的行政单位（地区，城市），这个组织依次又向更大的行政地区选举代表（全国代表团）。这种安排以作为直接或委托民主的“金字塔”结构而著称。所有代表都是可以罢免的，受他们的选民约束并组织成为直接选举产生的委员会“金字塔”。

因此，后资本主义的国家将完全不同于代议制政府。议会造成了统治者和他们的代表之间令人无法接受的障碍。马克思认为，一次投票时常不能完全保证人民观点得到充分的表达。直接代表制则克服了这个困难，因为它克服了由分权原则导致的国家权力缺乏责任的根本缺陷。分权原则使国家机构处于选民的直接控制之外。所有国家机构都必须在单一的直接负责任的机制范围之内。只有当这一点实现时，“已经和希腊人一同离开了世界，而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则消失在天国的幻境之中”的自尊心、自由才会逐渐恢复。〔283〕尽管马克思的直接民主模式在许多方面与古代雅典的模式不同，与卢梭的自治制度观点也不同，但不难看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模式力图恢复这些观点的合理遗产，以对抗自由主义传统的潮流（见第一章和第二章）。〔284〕

表4—2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

马克思总是强调社会和国家的演化是一个缓慢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经过长期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285〕但这种斗争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因为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和国家将完全合一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人们将共同管理他们的共同事务，所有要求将得到满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将是一致的。在这个物质充裕和自我管理的社会里，国家将彻底“消亡”。政府、立法和司法机关将不再需要。作为国家机构，他们是以假定社会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和这些冲突必须加以控制为基础存在的。但在共产主义，所有阶级残余都将消失，冲突的基础也将不复存在。而且由于人们的物质需要将得到满足，私有制也不再存在，维护“法制和秩序”的力量也将消失。在一般共同体生活和工作中，仍需要协调的工作，但这无须通过建立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来实现。伯特尔·奥尔曼详细地改造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把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行政官员任务的看法与“交通指挥”、“帮助人们到想去的地方”相联系。〔286〕行政官员或协调官员将通过选举过程“任命”。马克思把这一过程描述为“公共事物”，即非政治事务。既然每个人对基本的公共政策看法一致，那么选举很可能就是没有争议的并且成为保证行政事务轮换的唯一机制。因此，马克思认为，“政治的终结”将得到实现。

各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演化成为至少三个阵营，这里将分别称作“自由意志论者”〔287〕、“多元主义者”〔288〕和“正统派”（即马克思主义者）。每一个集团（或马克思主义流派）都程度不同地自称是马克思的传人。〔289〕我认为他们都可以做这样的表述，因为正如马克思评论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那样，他本人也许就曾试图“调和不可调和的思想”。他设想后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一个所有工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通过（1）民主管理社会；（2）政治的终结；（3）有计划地使用资源；（4）高效率生产；（5）更多的闲暇时间，自由和平等将得到结合。但是，民主管理社会与计划相容吗？实行直接民主的公社模式与制定一系列协调一个复杂的、大规模社会的决定的决策过程相容吗？高效率生产与逐渐消除劳动分工相容吗？马克思设想所有“自由和平等”的工人将充分参与直接民主制度，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将如何发挥作用呢？客观存在又究竟如何得到保证呢？如果有人坚决反对公社中央的决定，会发生什么呢？假如持不同政见者是少数人，他们有捍卫自己的观点这样的权利吗？如果人们只是对最佳的行动路线意见不一致，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不同的年龄、地区或宗教集团之间持续存在利益差别，会发生什么呢？如果联合的新形式不立即发挥作用，或者长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又发生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发生分裂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思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结果（参阅前面对卢梭的探讨）。

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不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他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看做一个扩展国家资源的长期过程，尽管这个国家是一个改造过的国家。但自由意志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只要把他的观点解释为对所有形式的劳动分工、国家官僚机构和独裁主义领导（无论是由“右派”还是由“左派”建立的）的一贯批判，才能充分理解这种观点。他们坚持认为，马克思试图把平等和自由的理想纳入他的为社会主义（以及公社模式）斗争的观念中，因此，建立非强制秩序的目标必须体现在用以建立这种秩序的手段中。如果斗争不是民主地组织起来，不利用公社或委员的组织，那它在新型的专制权力可以利用的决策方式面前，就是软弱无力的。在反对国家和资本的斗争中，政治的终结——一种充分的民主生活——需要一个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运动。总之，自由意志论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马克思是社会和国家民主演变的斗士，一贯批判等级制度，集权的所有形式的详细计划。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必须创造一种群众运动，该运动不受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腐败的影响，向所有现存权力提出挑战。自由意志论马克思主义者明确表明，不可能与国家有任何联合或妥协，因为到处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的“权力凝结”和“权力工具”。〔290〕

相反，多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认为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在不同的国家会发生不同的情况。多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他把国家机构视为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或“相对自主”）统治阶级的观点，强调利用这些机构反对资本利益的重要性。在自由主义民主传统已经牢固确立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要利用这种传统资源——投票箱和竞争性政党制度，第一步赢得对国家的控制；第二步，用国家去重构社会。“投票箱”原则不应抛弃，因为如果人们无视过去争取政治解放斗争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就不可能指望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秩序。自由意志论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反对国家和政党，多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们的立场不同，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刻含义在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党可以而且必须在国家中取得合法和安全的地位，以便改造政治和社会制度。

此外，多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自由意志论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马克思关注的把强制权力降低到最低限度的问题一定不能仅仅解释为阶级关系问题（而马克思通常总是这样来阐明）。男人对女人的控制权，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控制权，所谓“中立”的行政人员或官僚对所辖人口的控制权，都是必然要面临的问题，而其包含的意义，包括所有利益差别的含义，都是不能根据阶级来解释的。而且，多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将来“匮乏的结束”——如果能够设想的话——会受到对资源配置的不同看法的限制。不能想象人们对政治优先权，例如关于公共消费的目标（生产投资、一般消费、住房、教育计划）或者关于这种消费的适当配置（假定不同地区和人口的不同群体，年轻人、老年人、病人等有不同的需要），会持有一致看法。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民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政党进行的定期选举和竞争利益的调动必定发挥主要作用，所有上述原因，都是自由民主派提出的原因。为了给不同的思想和纲领创造生存空间，防止掌权者“自身演变为僵化的和不可更替的官僚”，必须要有撤职的可能性（这个观点经常根据民主的“参与”模式予以详细阐述。见第七章的第八个模式）。

最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意志论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强调现代代议制国家是一支按照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控制社会的“特殊镇压力量”。自由民主国家也许造成社会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假象，但这仅仅是一种假象，因为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得到保护。周期选举一点儿都不会改变这个过程〔291〕。因此，国家不能仅仅通过民主运动来接管和控制，它的强制机构必须被占领和打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从列宁到毛泽东）关注掌握和控制权力的问题，他们始终认为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需要由纪律严明的革命干部组成的“职业”领导人。只有这样的领导人才有能力组织捍卫革命，反对反革命力量，部署生产力的发展和指导社会改造。由于所有根本的利益差别都是阶级利益差别，由于工人阶级利益（或立场）是社会的进步利益，由于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这一利益必须得到清楚和明确的表达，因此，必须要有革命的政党。党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工具——尽管发生了1989—1990年的中东欧剧变，但今天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持这一观点（见第八章）。

因此，人们也许会说，尽管马克思向现代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国家思想提出了最深刻的挑战，就自由和最终“无国家的”社会提出了最具说服力的观点（用第四种模式概括）。但他的观点的含义仍是不明确的，从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解释。马克思留下了模棱两可的遗产。但需要考虑的是，这种模棱两可是否根源于更根本的困难，这个问题后面还要做更详细的论述。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经济组织不能被看做非政治性的，生产关系是权力性质和分配的核心，但由于它把经济和政治生活直接相连（即使在把国家看做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它的价值最终是有限的。由于把政治权力归为经济和阶级权力，并且提倡“政治的终结”，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就倾向于把某些问题作为次要问题，或者将其排除在公共议程和政治生活本身之外。那些归根到底不能归为阶级关系的问题，都是如此（后一章将作深入探讨）。典型的例子是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某个种族集团对另一个种族集团的统治，一些宗教组织对另一些宗教组织的统治，以及工业、消费和能源利用形式对自然的统治（导致生态问题）。其他核心问题包括公共行政官员或官僚对他们的“庇护者”的控制权和大多数社会组织中的“权力资源”（协调和控制人类活动的能力）的作用。

然而，陷入困境的不仅是把重要问题次要化的做法，因为政治的含义和合法政治参与的基础也都是有争议的。多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论点，包括如果不是所有利益差别都可以归为阶级的差别，如果实质上关于资源配置的意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为不同的政治战略和纲领的产生和争论创造制度空间就是至关重要的。为了防止掌权者——我们说的是居于公社金字塔顶端的人——自身演变成不可更换的政治领导人，就必须采取特别的政策，以便有可能罢免其官职。政治包括对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协商，这种讨论和协商不可能按照完全“客观的标准”进行，因为这种标准由什么构成和如何实施本身就是激烈争论的问题（甚至科学哲学也因为持续争论什么标准适合于解决对立的理论观点而闻名）。此外，如果利益差别巩固了政治信念的差别，那么为公共事务的争论和决策制定一系列程序和机制就是至关重要的（参见第九章）。当然，马克思捍卫选择那些代表地区观点和利益的人的选举的作用，这些代表被任命来表达特定的观点，而且如果他们在这方面做不到，就要被罢免。他知道能够罢免代表的实际重要性。但这样的立场是完全不够的。

马克思关于“政治终结”的观点的根本问题是，这种观点不能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把任何重要政治分歧视为“正当的理由”，也就是作为政治组织的一个平等成员的个人或集团有权拥有一种看法并就此进行协商。〔292〕实际上，马克思关于政治终结的思想是要在全体公民中否定政治的合法性。革命后，存在着只能有一种真正的“政治”形式的明显危险，因为任何根本意见分歧的存在不再有正当理由。阶级的结束意味着任何争论的合法基础的结束：只有阶级利益才是不可调和的。很难不认为这一观点的内核是对政治的独裁主义形式的癖好。不再有从制度上鼓励和容忍对公共事务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的空间；不再有从政治制度上促进持反对立场的集团和政党形成的场所；不再有动员不同的政治观点的范围。

由于没有公开表达意见的制度领域，没有保护它的自主和独立的程序，公社结构被赋予几乎是无限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证通过选举进到最高权力的人的行为受到监督和制约。人们无需承认个人是追求私利的，而这正是洛克对霍布斯国家观进行批判，或者J. S. 密尔捍卫自由，反对畸形发展的政府的威胁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因此，马克思显然过低地估计了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关于人们面临集中的国家权力时，如何确保批评自由和行动自由即选择和多样性问题的意义，尽管这不是说传统的自由主义对问题的表述和解决是令人满意的。在下文，我将进一步提出，普遍利益问题可以讨论，意见分歧可以通过持久的争论和解决分歧的明确程序予以解决的社会生活领域，是公共生活的必要的制度特征〔293〕，但古典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充分把握这个前提（参见第九章和第十章）。

简要概括：模式Ⅳ　直接民主和政治的终结

马克思没有提出恰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理论，尤其是恰当的制度结构理论。如果把政治制度归纳为一种没有区别的类型，归纳为一种没有明确划分的组织，那么权力就会凝固成一种等级形式。马克思倾向于设想将来的新政治机构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的，完全透明和公开变化的。正如一位批评者恰当地指出的那样：

这是……一种巨大的冒险，这个冒险“在一个最有可能的世界里”着手建立国家将是可能的。这个冒险的不利因素是巨大的。它不仅要求没有1917年后俄国（经济不发展、革命孤立于其他社会主义运动，周围敌对力量压迫、战争和内战导致的缺乏资源等）罕见的无助条件——尽管那些条件本身在一个长时期里巧合地合力促成了必要的模式，它还要求没有所有的政治冲突，所有的经济问题，所有的社会矛盾，所有的不充足、自私或者单纯的人类情感和动机，所有的个性，所有的消极性。总之，他要求没有政治。〔294〕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历史特征是如何规定恰当的政治目标与如何在常常与马克思设想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政治战略之间存在深刻冲突，这一历史证明这种称心如意的冒险是行不通的（见第八章，对这些观点作了扩充）。但这丝毫不表明一定程度上得到马克思鼓励和恰当限定的其他冒险不合算——远非如此。

注释

〔1〕　我经常用“城市”国家（city-state），有时也用“城市共和国”（city-republic）来解释希腊语中的“城邦”（polis），有关某些学者喜好使用“城市共和国”的理由将在后两章中作出说明。

〔2〕　见Finley, 1963～1973; P. Anderson, 1974a，第29—44页。

〔3〕　P. Anderson 1974a，第29—30页。

〔4〕　见Hornblower, 1992，第3—4页。

〔5〕　见Mann, 1986，第197—204页。

〔6〕　P. Anderson, 1974a，第36—37页；cf. Dickenson, 1997，第二章。

〔7〕　见Finley, 1975。

〔8〕　cf. Hornblower, 1992，第1—2页。

〔9〕　cf. Finley, 1983; Mann, 1986，第七章；Dunn, 1992，第一—三章。

〔10〕　在公元前5世纪，即城市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雅典的公民为3万—4.5万人。

〔11〕　公民权很少被授予非雅典人，除非经过主要的主权机构公民大会的同意。

〔12〕　参阅Finley, 1983; Bernal, 1987。

〔13〕　参阅Jones, 1957; Farrar, 1992。

〔14〕　见Finley, 1972。

〔15〕　Pericles'Funeral Oration, in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145, 147。

〔16〕　见Lee, 1974，第32页。

〔17〕　见Sabine, 1963，第16—17页。

〔18〕　Farrar, 1992，第37页。

〔19〕　Finley, 1973b，第18—19页。

〔20〕　Farrar, 1992，第38页。

〔21〕　Sabine, 1963，第18页。

〔22〕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第147—148页。

〔23〕　伯利克里关于民主的平等原则的概念指的是一种承认人们的功绩有所不同的平等。而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民主的平等观念是指条件和结果的平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这两种平等概念的讨论是对这一重要区分的最早的表述（见Aristotle, The Politics，第195—198页）。

〔24〕　Aristotle, The Politics，第362—364页。

〔25〕　雅典民主的这一基本结构由一系列规范制度（如高等法院、长老会等）发展而来，并且与这些制度并存。这些制度规定了它的时代特征，而且甚至在公元前320年后期雅典民主消亡之后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见Hornblower, 1992）

〔26〕　见Mansbridge, 1983，第13—15页。

〔27〕　雅典本地的自由女性只有出于家族目的才被当作“公民”来看待，她们不能参与政治，她们的公民资格不过是生育公民子孙的手段。见Dickenson, 1997，第二章。

〔28〕　Andrewes, 1976; P. Anderson, 1974a。

〔29〕　Finley, 1983，第9页。

〔30〕　见Rodewald, 1974。

〔31〕　本文译者将十一人小组解释为“每年由抽签产生的十一人委员会，他们专管罪犯和执行死刑等事务”。见Rodewald, 1974，第128页。

〔32〕　Xenophon, History of Greece1.7, in Rodewald, 1974，第2—6页。

〔33〕　See Rodewald's helpful remarks, 1974，第1—2、19页。

〔34〕　Finley, 1983，第118—119页。

〔35〕　所有这些观点都是由芬利（Finley）所提出的。

〔36〕　Lee, 1974, pp. 11ff。

〔37〕　柏拉图：《理想国》，1986年商务印书馆版，第332、333页。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在此论及男性公民时，实际上把“个体”等同于“所有的人”。

〔38〕　见Lee, 1974，第27—30页。

〔39〕　柏拉图：《理想国》，第235—236页。

〔40〕　柏拉图：《理想国》，第333页。

〔41〕　同上，第236页。

〔42〕　同上，第341页。

〔43〕　同上，第341页。

〔44〕　同上，第337页。

〔45〕　柏拉图：《理想国》，第342页。

〔46〕　同上，第242页。

〔47〕　见Ryle, 1967。

〔48〕　见Annas, 1981。

〔49〕　Sabine, 1963，第49页。

〔50〕　“混合国家”的思想运用不同的组织原则来实现彼此制约的目的，以达到各政治力量间的平衡。这种思想在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柏拉图可能是第一个详细阐述这一思想的人，尽管这一点还尚待确认。“混合国家”或分权理论在以后考察马基雅维利、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思想时再作讨论。

〔51〕　Dunn, 1979，第17页。

〔52〕　Corcoran, 1983，第15页。

〔53〕　引自P. Anderson, 1974a，第一、二章；Hansen, 1991。

〔54〕　见Mann, 1986，第223—228页。

〔55〕　见Finley, 1983, pp. 84ff。

〔56〕　Aristotle, The Politics，第169页。

〔57〕　见Finley, 1973b。

〔58〕　cf. Bernal, 1987。

〔59〕　Pocock, 1975，第550页。

〔60〕　同上，第84页。

〔61〕　见MacIntyre, 1966，第九章，第114—120页。

〔62〕　MacIntyre, 1966，第114—115页。

〔63〕　见Poggi, 1978，第二章。

〔64〕　cf. Coleman, 2000。

〔65〕　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仍然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因为尽管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在15世纪就消失了，但是，在公元800年，教皇利奥三世恢复了这一称号，并把它传给了法国皇帝沙勒迈恩（Charlemagne）。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被一代代德国皇帝所采用，虽然从比较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它具有帝国的含义，但是，在不同的时期，这一称号的实际意义是很不相同的。在其鼎盛时期，神圣罗马帝国表现了这样一种企图，即在天主教会的庇护下把四分五裂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统一为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基督教帝国，并实行中央集权。这个帝国联邦政体从德国到西班牙，从北部法国到意大利。但是，这个帝国的实际世俗权力，一直受到两方面限制，一方面是封建欧洲复杂的权力结构，另一方面是天主教会。

〔66〕　Bull, 1977，第27页。

〔67〕　见Skinner, 1992，第57—69页。

〔68〕　如果说民主思想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公平或合法地限制权力制度，把权力制度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分离，权力制度对于特定的领域具有最高司法权，那么，最好认为它是16世纪后期的发明。

〔69〕　Skinner, 1992，第57页。

〔70〕　同上，第58—60页。

〔71〕　cf. Aquinas, De regimine Princepum，第2—82页。

〔72〕　Skinner, 1989，第105页。

〔73〕　Canovan, 1987，第434页。

〔74〕　Dere Publica，第124页。

〔75〕　The Conspiracy of Catiline，第179页。

〔76〕　见Skinner, 1986。

〔77〕　见Rubinstein, 1982。

〔78〕　教皇“充分权力”的学说在13世纪和14世纪得到了阐述。它一般是说，教皇作为基督的代表，掌握着凌驾于一切世俗要求之上的权威；教皇是世俗事务和精神事务的最高统治者。尽管这种说法是有争议的，但是，对于这种学说的准确含义进行争论，在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马西利乌斯关心的问题是在统治的各个方面限制教皇的权力的范围。见Defensor Pacis，第29—49页。

〔79〕　Gewirth, 1980, p. xix。

〔80〕　见Gewirth, 1951, 1980。

〔81〕　Defensor pacis，第45页。

〔82〕　同上，第47页。

〔83〕　Defensor pacis，第48—49页。

〔84〕　同上，第47页。

〔85〕　同上，第45页。

〔86〕　同上，第49页。

〔87〕　同上，第46页。

〔88〕　Defensor pacis，第46页。

〔89〕　Skinner, 1992，第63页；以及第三章。

〔90〕　Gewirth, 1980, p. xli。

〔91〕　见Gilbert, 1965; Pocock, 1975; Skinner, 1981。

〔92〕　The Discourse，第108—109页。

〔93〕　同上，第110页。

〔94〕　同上，第200—201页，第256—257页。

〔95〕　在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一问题，在探讨这一问题的答案时，我遵循的是斯金纳对于马基雅维利有关这一问题的著作所作的令人敬佩的分析。

〔96〕　Skinner, 1981，第63—66页。

〔97〕　见Plamenatz, 1963，第36—40页。

〔98〕　见Pitkin, 1984。

〔99〕　见Colletti, 1972。

〔100〕　Pocock, 1975，第504页。

〔101〕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102〕　同上，第23页。

〔103〕　同上，第25—26页。

〔104〕　同上，第23页。

〔105〕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5页。

〔106〕　同上，第139—140页。

〔107〕　From Letter8, Oeuvres Complètes de J. J. Rousseau, quoted in Keane, 1984a，第255页。

〔108〕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9—70页。

〔109〕　同上，第69—70页。

〔110〕　卢梭提出了另外一些制度性的看法，比如，关于“法律的给予者”的看法，在此我们对此将不展开讨论（见《社会契约论》，第53—59页，第69—70页。）

〔111〕　cf. Masters, 1968; J. Miller, 1984。

〔112〕　见Rousseau, Émile, esp. book V; Pateman, 1985，第157—158页。

〔113〕　见Connolly, 1981，第七章。

〔114〕　见Berlin, 1969，第162—164页。

〔115〕　同上，第163页。

〔116〕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0页。

〔117〕　见Harrison, 1993，第四章。

〔118〕　Skinner, 1992，第69页。

〔119〕　Phillips, 1991，第46页。

〔120〕　见Kramnick, 1982; Taylor, 1983; Tomalin, 1985。

〔121〕　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84页。

〔122〕　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第186页。

〔123〕　同上，第70页。

〔124〕　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第15页。

〔125〕　同上，第16—17页。

〔126〕　同上，第11页。

〔127〕　同上，第22页。

〔128〕　同上，第248页。

〔129〕　同上，第185页。

〔130〕　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第13页。

〔131〕　同上，第188页。

〔132〕　见Pateman, 1988。

〔133〕　见Taylor, 1983，第1—7页。

〔134〕　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第5页。

〔135〕　同上，第183页。

〔136〕　见Kramnick, 1982，第40—44页；Vindication, pp. 273ff。

〔137〕　见Pocock, 1975; Ball, 1988，第三章；Rahe, 1994。

〔138〕　见Pocock, 1975, PartⅢ; Wootton, 1992。

〔139〕　cf. Ball, 1988，第三章；Rahe, 1994，第3—18页。

〔140〕　Wood, 1969, pp. 608—609; and, for a discussion, Ball, 1988, pp. 54ff。

〔141〕　见Mann, 1986，第十四章。

〔142〕　Poggi, 1978，第60—61页。

〔143〕　Schama, 1989，第104页。

〔144〕　Poggi, 1990，第48页。

〔145〕　Tilly, 1975，第19页。

〔146〕　Giddens, 1985, 6第14—15页，198ff; cf. p. Anderson, 1974b，第15—42页。

〔147〕　见Sigler, 1983。

〔148〕　Skinner, 1978，第352页。

〔14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

〔150〕　见Sigler, 1983，第53—62页。

〔151〕　见S. Hall and Gieben, 1992，第六章。

〔152〕　cf. Macpherson, 1966; Dunn, 1979; Pateman, 1985; Rahe, 1994。

〔153〕　见Pateman, 1988。

〔154〕　Leviathan，第161页。

〔155〕　同上，第1部分第13—15章。

〔156〕　见Plamenatz, 1963，第122—132页。

〔157〕　Leviathan，第1部分第14—15章。

〔158〕　cf. Benn, 1955; Peters, 1956; Skinner, 1989, pp. 112ff。

〔159〕　Leviathan，第220页。

〔160〕　关于这个主题的充分讨论，见Held, 1995，第2章。

〔161〕　Leviathan，第728页；见Macpherson, 1968，第45页。

〔162〕　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7—58页。

〔163〕　见Dunn, 1969, Part3。

〔164〕　洛克：《政府论》（下篇），第5页。洛克在这样的辩论中，为后人开辟了一条重要的路径。

〔165〕　Two Treatises，第311页。

〔166〕　cf. Macpherson, 1962; Plamenatz, 1963; Dunn, 1969。

〔167〕　洛克：《政府论》（下篇），第89页。

〔168〕　Plamenatz, 1963，第228页。

〔169〕　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讨论，见Lukes, 1973，第80—81页；Dunn, 1980，第36—37页。

〔170〕　Laslet, 1963，第134—135页。

〔171〕　见Rahe, 1994，第291—311页。

〔172〕　cf. Laslett, 1963，第123页。

〔173〕　洛克几乎肯定不会对一个严格基于男性成年人所拥有的财产的选举权持有异议。参见Plamenatz, 1963，第231、251—252页；Dunn, 1969，第10章。

〔174〕　cf. Dunn, 1980，第53—77页。

〔175〕　见Bellamy, 1996。

〔17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9页。

〔177〕　见N. O. Keohane, 1972。

〔178〕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8页。

〔179〕　同上，第20页。

〔180〕　有人认为，“美国共和主义者把孟德斯鸠的一些理论当作圣旨一般”，他们可以背诵这些理论的核心要点，“仿佛教义问答一样”。看来，这种说法并非夸张，见下文对麦迪逊的论述。

〔18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182〕　见Pangle, 1973; Ball, 1988，第52—53页；Bellamy, 1996。

〔183〕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24页。

〔184〕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31页。

〔185〕　见Krouse, 1983，第61—62页。

〔186〕　Plamenatz, 1863，第292—293页。

〔187〕　麦迪逊（J. Madison）：《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页。

〔188〕　同上，第49页。

〔189〕　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46页。

〔190〕　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46页。

〔191〕　同上，第48页。

〔192〕　同上，第45页。

〔193〕　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48页。

〔194〕　这种对于代议制政府的看法有时被称为“独立”理论，因为它强调，当代表在一个显著的程度上独立于公民而行动时，代表才能最佳地服务于公民，它与“代表”的代议制不同，后者一般是由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倡导，在“代表”的代议制中，代表们应当忠诚地反映选民的最切近的看法和利益。见Pitkin, 1967，第七章。

〔195〕　麦迪逊很快又补充说，议员数量也不应过多，否则有可能产生“乌合之众”的混乱局面。参见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49页。

〔196〕　这个论点对二战后“多元主义”传统有深远影响。

〔197〕　见The Federalist Papers, 1966，第10篇第22段。（中译本有误）

〔198〕　cf. Wood, 1969; Pocock, 1975，第522—545页。

〔199〕　Krouse, 1983，第66页。

〔200〕　见Bentham, Fragment on Government, 1960。

〔201〕　见Macpherson, 1977，第二章；cf. Harrison, 1993，第六章。

〔202〕　Bentham, Constitution Code，第1卷，第47页。

〔203〕　见Bentham, Fragment on Government; and J. Mill, An Essay on Government。

〔204〕　见Bentham,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Code。

〔205〕　见Principles of the Civil Code，第1部分第11章。

〔206〕　Macpherson, 1977，第42—43页。

〔207〕　见Pateman, 1970，第一章。

〔208〕　尽管希腊思想中的政治观念很宽泛，完全不能明确地认为，希腊人会着手处理这些问题见Okin, 1991; Saxonhouse, 1991。

〔209〕　见Mansbridge, 1983，第17—18页。

〔210〕　cf. Macpherson, 1977，第三章；Dunn, 1979，第51—53页。

〔211〕　雅典本地自由女性只有在延续家谱的意义上才被看做“公民”；她们并不能参与政治活动。她们的公民资格只是实现生育公民子孙之目的的工具。

〔212〕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213〕　同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10页。

〔214〕　同上，第10页。

〔215〕　同上，第13页。

〔216〕　同上，第五章。

〔217〕　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密尔反对绝对专制主义的理论与当代反对集中计划的可能性的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他反对庞大、臃肿的国家的理论也类似于今天对这同一问题进行争论的许多方面。

〔218〕　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页。

〔219〕　密尔广泛批评了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的许多假设，这些假设是由他的父亲和边沁本人直接介绍给他的（他有一段时间做过边沁的秘书），但他肯定了功利原则是决定何为正义目标，何为正确的基本标准，他拥护这个原则并未使他毫不含糊地应用这一原则。参见Ryan, 1974，第4章；Harrison, 1993，第105—112页。

〔220〕　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4页。

〔221〕　同上，第三章。

〔222〕　托克维尔提出了一系列起缓冲作用的力量，包括政府各方面的分权；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形成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强有力的独立社团和组织；培育一种尊重自由精神的文化；为阻止过分集中的权力行使而设置一些障碍。密尔基本上采取了托克维尔的“多元主义社会”的观念，尽管他批评了托克维尔的若干观点（见J. S. Mill, 'M. de Tocqueville on democracy in America'）。

〔223〕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0页。

〔224〕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1页。

〔225〕　同上，第122页。

〔226〕　密尔：《论自由》，第123页。密尔所引用官员控制社会的例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帝国的可悲状况”，沙皇本人“也无力反对那个官僚集团”：他能“把那个集团的任何一人放逐到西伯利亚，但他不能脱离他们或违反他们的意志而进行统治”（见《论自由》，第121页）。

〔227〕　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8页。

〔228〕　同上，第10页。

〔229〕　‘Thoughts on parliamentary reform’，第17—18、20—22页。

〔230〕　《代议制政府》中有证据表明，密尔把多元投票看作是一种过渡性教育措施，当群众达到了道德和智力上的更高标准时，它最终将被一人一票制所取代。但为什么后来那些握有几张选票的人愿意放弃它们，其原因没有充分地给以解释。

〔231〕　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0页。

〔232〕　同上，第82页。

〔233〕　实际上，密尔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建议道，议会只应拥有对一个非选举产生的专家委员会提议并草拟的法律的否决权。

〔234〕　Vajda, 1978，第856页。

〔235〕　cf. Siltanen and Stanworth, 1984，第185—208页。

〔236〕　密尔：《妇女的屈从地位》，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2页。

〔237〕　密尔：《妇女的屈从地位》，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59页。

〔238〕　同上，第255—281页。

〔239〕　同上，第255页。

〔240〕　密尔：《妇女的屈从地位》，第331—332页。

〔241〕　同上，第334页。

〔242〕　同上，第352页。

〔243〕　有些学者认为，密尔的立场有许多应归功于哈丽特·泰勒。她是他多年的朋友，并从1851年起直到他1858年逝世是他的妻子，然而另一些学者声称，应归功于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著作《人类之一半的呼吁》（Appeal of One Half of the Human Race），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825年。

〔244〕　密尔：《妇女的屈从地位》，第300页。

〔245〕　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6页。

〔246〕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247〕　见《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和密尔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文，该论文首次发表于1879年。

〔248〕　实际上，在接近生命结束的时候，密尔开始更多地把自己看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见密尔：《自传》，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873年版）。

〔249〕　Dahl, 1989，第28—30页。

〔250〕　Paine, The Rights of Man, in Paine, 1987，第281页。

〔251〕　quoted in Sabine, 1963，第695页。

〔252〕　见Bobbio, 1987，第66页；Dahl, 1989，老221—233页。

〔253〕　见Held, 1993d。

〔254〕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版，第1卷，第1页。

〔255〕　吉登斯和赫尔德的《阶级、权力和冲突》（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一书，第12—39页，对此问题作了全面论述。

〔25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版，第4卷，第72页。

〔257〕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恩格斯的观点在今天很难立住脚。恩格斯用以证明社会存在母权制阶段的证据很值得怀疑。现代人类学似乎提供不出存在过一个女人统治男人的社会的单个实证例子，尽管在不同的社会，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确实有很大差别。恩格斯所揭示的私有制与男性统治之间的关系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直接关系似乎不存在。

〔258〕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版，第1卷，第585页。

〔259〕　实际上，在可利用的二手文献中，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

〔260〕　见Maguire, 1978，第一章。

〔261〕　黑格尔《历史哲学演讲录》对这个观点作了简明陈述。

〔262〕　Avineri, 1972，第147页。

〔263〕　Hegel, Plilosophy of Right, pp. 147ff。

〔264〕　Philosophy of Right，第132、179、190—191、193页。

〔265〕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第41—54页。

〔266〕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中文版，第1卷，第301页。

〔267〕　同上，第303页。

〔268〕　同上，第302页。

〔269〕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版，第1卷，第675页。

〔270〕　见《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序言。

〔271〕　见Miliband，1965。

〔272〕　见Draper，1977；Maguire，1978；Perez-Diaz，1978。

〔273〕　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的，自由主义政治具有一种独特的“否定特征”，它趋向于避免危机和消除对制度的威胁方向：“换句话说，不是趋向于实际目标（即，特定的价值选择），而是趋向于解决技术问题。”（Habermas，1971，第102—103页）

〔274〕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版，第1卷，第40—53页。

〔275〕　这些论述都是一些散落的段落，只有几处较为长些，著名的段落在下列著作之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哲学的贫困》（1847）；《共产党宣言》（1847）；《法兰西内战》（1871）；《哥达纲领批判》（1875）。

〔27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版，第1卷，第194页。

〔277〕　同上，第294页。

〔278〕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版，第3卷，第117页。

〔279〕　马克思或多或少倾向于交替使用这些词语。

〔280〕　在制定表4—2时，我利用了许多原始材料，主要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以及三本出色的研究著作提供的二手材料：德雷珀的《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Draper，1997），奥尔曼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改造》（Ollman，1977）和穆尔的《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选择》（S. Moore1980）。

〔281〕　恩格斯持这种看法：例如，见1875年3月他给倍倍尔的信。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见阿伦特的《论革命》（Arendt，1963）和安韦勒的《苏维埃》（Anweiler，1974）。阿伦特认为公社只是被马克思设想为“在促进革命的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暂时措施。在我看来，公社至少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提供了一种明确的模式。

〔28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版，第3卷，第55—57页。

〔283〕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中文版，第1卷，第409页。

〔284〕　有理由指出，如果人们认为在国家范围内制约代表的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立得住脚的话，那么把公社制度称作高度的间接民主形式也许更恰当。这个不同观点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在这章的后面我将探讨它提出的一些问题。然而，我发现“直接民主”这个词更有助于刻画试图把地方自治与原则上可以直接撤换代表的代议制度结合起来这种统治形式的特征。当然，“直接民主”是否比本书探讨的其他民主形式更能被接受，则是另一个问题（见第九章和第十章）。

〔285〕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版，第3卷，第60页。

〔286〕　Ollman，1977，第33页。

〔287〕　见Mattick，1969。

〔288〕　见Poulantzas，1980。

〔289〕　尽管这三个集团很重要，但它们并没有完全包括声称是马克思继承人的各种不同的革命运动、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以及许多较小的政治集团和组织的理论家和活动家的各式各样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多样性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而是相当分裂的。

〔290〕　见Held，1989，第五章。

〔291〕　见Callinicos，1991。

〔292〕　坡兰对列宁关于“政治终结”观点的出色研究证实了我自己对马克思关于这一理论的最早论述的评价。见Polan，1984，第77—79、125—130、176页。

〔293〕　见Habermas，1962。

〔294〕　Polan，1984，第129—130页。

第二部分　20世纪的理论变异

第五章　竞争性精英主义和技术专家政治观

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卡尔·马克思和许多其他19世纪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思想中，充满了一种乐观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人类在科学、理性和哲学的指导下，能够创造这样一种生活，其特征是人们的能力和自我管理的合作形式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与和谐的”发展，尽管关于自我管理的含义是什么，无疑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相形之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探讨民主前景的人们却对未来持相当悲观的看法，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不仅在于人们感到一个技术发达的文明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消极特征，而且在于他们感到即使出发点最为良好的政治行动，其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

本章将集中讨论马克斯·韦伯（1864—1920）和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的著作，他们对于政治生活具有相同的看法，即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几乎不存在民主参与和个人或集体发展的空间，而且已有的任何空间，都由于强有力的社会势力的不断侵蚀而受到威胁。这两位思想家都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必然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他们的研究倾向于确定一种严格限定的民主概念，认为民主充其量不过是选择决策者并制约其过分行为的手段。这种观念与保护型民主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见第三章），但是它的论述方式却相当独特。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的首要内容，极其深刻地阐述了一种民主的新模式，我将这一模式简称为“竞争性精英主义”。韦伯很少直接描述这种模式，但是他论述现代社会本质和结构的许多著作都谈到了民主的这种可能性。韦伯被称为“绝望的自由主义者”。〔1〕他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经济和政治诸多方面的发展正在削弱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本质内容，即选择的自由和追求不同行为路线的自由。他关注的正是这个时代中个人自由的条件。他逐步认识到，即便是自由主义者的信条，现在也已不再为人们所赞同。尽管他坚定地信奉个性和社会差别的理想，但是，他也担心在一个组织不断扩大的时代，无论这些组织是企业、工会、群众性政党，还是民族国家，这些理想是否还具有生命力，他特别关心自由主义价值在他所出生的德国的命运。

他之前的那些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倾向于把理想的政治组织形式看做现实政治组织的特征，韦伯与他们不同，他和马克思一样倾向于采用一种相反的思路：从对实际现象的描述一解释性思考出发，评估各种相互竞争的政治选择的可行性。但是，韦伯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这种“可行性”研究不会也不可能详细说明人们应该做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研究是价值中立的。但是，就他的著作来看，很显然，“是”和“应该是”纠缠在一起的方式，比他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他认为，任何一种科学，无论是物理学，还是他所致力于研究的新的社会学学科，都不能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一问题。但是，他看来显然与他之前的其他理论家一样，使“表面的历史必然性变成了实证性理论特征”。〔2〕这样，他对民主理论的根本性转变产生了影响。他所概括的现代性的过程特征，使他对于政治和民主的适当形式形成了一种相当特殊的看法。

在强权和公理、权力和法律、专家统治和人民主权之间寻求平衡，是自由的二难困境，韦伯试图对这一困境予以重新阐述。他认为，追求这一目标所引起的问题，是现代生活不可避免的内容，只有从社会主导趋势出发，才能充分理解这些问题，这些社会主导趋势包括自由主义本身及其另一种主要选择——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那些趋势〔3〕。韦伯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表明他对于自由主义学说进行了根本修正，这些修正对英—美世界特别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美世界的政治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它们也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最为持续有力的挑战。虽然这种挑战绝非所有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它的意义之所以如此重大，是因为它论述并评估了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标准必须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它实际上是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的一种特殊综合，这种综合使韦伯的著作获得了力量，但是，至少在形式上韦伯是极不赞成进行这种综合的。

阶级、权力和冲突

韦伯问道，在一个日益承受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敌对支配的世界里，在一个对于个人的作用施加种种限制的大规模组织（无论这种组织的类型如何）蓬勃发展的世界里，应该怎样理解自由呢？韦伯承认马克思所说的许多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实质，虽然他坚决否认这意味着他赞同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如果说按照对于平等和自由的看法来判断，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是一种成问题的社会经济制度，那么，根据韦伯的说法，社会主义（就其社会民主或布尔什维克的外表来看）甚至更加乏善可陈。为了理解他的总体立场，有必要指明他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之间的某些重要区别。

首先，韦伯承认激烈的阶级斗争存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资本家和工薪阶级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许多工业资本主义的特征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他承认，阶级是建立在财产关系之上的经济关系的首要“客观”特征，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相伴而生的是大量没有财产而靠工资谋生的工人，他们不得不向资本的拥有者出卖其劳动以维持生计。然而，他不赞同剩余价值理论，因而提出了“边际主义”经济学以代替剩余价值理论，由此从非剥削的角度来定义阶级。根据韦伯的观点，阶级是由劳动和商品市场上享有同样“生活机会”的个人聚集而成的。阶级不是集团，虽然它们出于共同的阶级利益可能采取集团行为。这就是说，共同的市场地位造成经济利益，阶级出于这样的经济利益可能采取集团行动。

韦伯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可能的和可取的，因而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冲突更加多样化的观点。他坚决不同意那种认为可以把这种冲突分析简化为阶级分析的观点。在他看来，阶级仅仅构成权力分配和权力斗争的一个方面。他所说的“身份群体”，〔4〕如果不比政党和民族国家更重要，那至少也与它们同样重要。群体团结、种族共同体、权力崇拜或者民族主义的情感形成了一种热诚，这种热诚是现代社会权力和冲突形成和变化的绝对核心内容。虽然阶级和阶级冲突是重要的，但它们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其次，韦伯认为，就其起源来看，工业资本主义是西方的特有现象，是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殊价值和活动模式的组合〔5〕。这种“西方性”（Western-ness）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性化”特征，即超出了经济企业本身的某些东西。理性化是一种渗透于资本主义社会每一项重要社会制度中的现象。在韦伯的著述中，“理性化”并不是一个得到明确阐述的概念。但是，它的核心含义是指把一种技术性的算计态度延伸到越来越多的活动领域，它是科学程序的典型体现，并且在专门知识和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的越来越多的作用中得到实际体现〔6〕。

现代世界的理性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侵蚀了那些试图对于“人生的意义”提供一种准确解释的信仰体系的可靠性。在全球所有理性化发展的地方，宗教信仰如同强调自然或人类事务的一种固定安排的政治和哲学学说一样，让位于一种更具有变通性的世界观。“人们可以通过算计来把握生活”的工具价值和坚定信念，不可逆转地破坏了认为世界是一个“魔园”，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力量支配”的场所的观点。〔7〕韦伯对这一过程的看法好恶兼而有之。一方面，这个世界越来越“知识化”，这一过程把人们从神学和形而上学虚妄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理性化也标志着韦伯所称的“醒悟力”（disenchantment）的丧失。在一个日益受到科学和技术理性支配的世界中，世界上已不再有任何“世界观”能够合法地命令集体一致同意；消除各种可能的生活态度之间的“冲突”的传统基础，已经在根本上遭到削弱。韦伯认为，今天，对于“在彼此敌对的上帝中我们应供奉哪一位”这一问题，除了个人的选择之外，已不存在任何终极的正当理由。判断和决定哪一种是可以赞成的最合适价值，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他不无伤感地写道，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使知识之树枯萎殆尽”。

尽管从一个角度来看，韦伯的立场代表着“对个人主义的崇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又代表着对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根本偏离，如前所述，这种自由主义传统最初形成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的个人主义基础〔8〕。因为在一个具有不同的价值的时代，没有人可以被看做是客观正确的，也不可能坚持认为政治生活的基础是一种既定的或者一致同意的道德。韦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自由主义政体的辩护只能建立在程序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强调自由主义政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促进理性化世界中“价值竞争”和“选择自由”的一种机制。对于实现这一目的即维持一种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来说，民主是一种必要的制度安排的关键要素。

第三，韦伯认为，理性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官僚制的扩展。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及“官僚制”时，他们指的是国家公务员和官僚机器。韦伯则更广泛地使用了这个概念，认为它是一切大规模组织的特征，这些大规模组织理所当然地将国家包括在内，此外，它们还包括工业企业、工会、政党、大学和医院。他同意马克思的看法，认为由于官僚不对受其决策影响的广大民众负责，因此官僚制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尽管如此，他坚持认为，官僚统治的问题比马克思所设想的远为普遍，而且除了限制官僚制本身的扩展之外，别无他法超越官僚统治，尤其是不存在任何“超越国家”的可能。在韦伯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就所带来的后果，可能与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预言恰恰相反，因为它包含了官僚统治的扩展。关于统治，韦伯的意思是指“一种由各种各样的动机和强制手段所维持的上级和下级的结构”，它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其中最有效的一种是官僚行政。〔9〕虽然他并不认为官僚制造成的压迫性统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认为，现代政治必须找到一些抑制和限制它发展的方法。他绝对相信：如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意味着全体公民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直接的和平等的管理，那么它们就是过分天真和危险的误导性学说。

官僚制、议会和民族国家

国家，特别是官僚组织，构成了社会之上的“寄生”体，这是马克思和许多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信奉的一种见解。但是，权力集中的行政管理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韦伯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对直接民主不具有实践性的评价得出这个观点的。

如果群体的发展超出了一定的规模，或者行政管理的功能变得过于困难，以至于不可能通过任何人员的更替得到令人满意的履行，那么，人们就可能设计一种抽签或者选举的方法。庞大的组织的管理条件完全不同于那些小团体中依托于邻里或个人关系的管理条件……管理任务的日趋复杂，其范围的充分扩展，逐渐使那些经过培训的人具有技术优势，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有利于至少一部分官员的连任。因此，由于管理的原因，总是有可能产生一种特殊的、持久的结构，这种必然性意味着统治的实行。〔10〕

韦伯并不认为直接民主〔11〕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相反，他相信直接民主在满足下列条件的组织中可以得到运行：

1）这个组织必须是区域性的，或者其成员的数量是有限的；2）这些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必须没有很大的差异；3）行政功能应该比较简单和稳定；4）……必须有目的地进行最低限度的人员培训。〔12〕

直接民主要求所有参与者的相对平等，其关键条件是最低限度的经济和社会差别。因此，从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贵族政体中，从美国的某些城镇中，以及从精心选择的职业群体如大学教师中，人们可以找到这种“治理”形式的范例。然而，现代社会的规模、复杂性和极大差异性，使得直接民主绝对不宜作为政治管理和控制的一般模式。

韦伯认为，直接民主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统治，但是，在一个异质社会中，直接民主会造成毫无效率的管理、令人讨厌的无能和政治的不稳定，并且最终急剧增加暴戾的少数人统治的可能（如同柏拉图和其他批评家所述及的古典民主一样）。这种少数人的统治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缺乏技术上有效的管理而造成了协调真空。此外，直接民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也使其特别不适应现代政治：其政治代表的方式阻碍了政治协商谈判和妥协的可能性。如果直接民主是由一种委任的或者“奉命的”代表的等级制构成的，这一点就特别明显（见第四章中的模式Ⅳ）。如果代表是要解决冲突，平衡相互抵触的利益，制定那些足够灵活地适应易变的环境的政策，那么，他们就必须要有一定的范围，而直接的委任则破坏了这一范围。〔13〕直接民主制没有合适的机制来协调派别斗争。

把管理的本质问题与国家机器的控制问题混为一谈，是一种误导〔14〕。按照韦伯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国家的阶级本质问题与权力集中的官僚行政是否是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必然特征问题混为一谈，由此而混淆了管理的本质与国家机器的控制问题。列宁对于“打碎”国家的信奉，可能是对这两类不同问题不加区分的最明显的例子。此外，韦伯反对一切认为可以直接从阶级活动的角度来解释现代国家组织的看法。为了理解他的立场，有必要了解他的国家概念。

韦伯给现代国家下了一个最重要的定义，他侧重强调国家发展史的两个不同要素：领土和暴力。现代国家与以前的国家不同，以前的国家为经久不息的派别纷争所困扰，而现代国家则有能力在一个既定的疆域内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它是一个与其他民族国家而不是与它自己人口中的武装部分具有设防关系的民族国家。韦伯强调指出：“无疑，暴力肯定不是国家的正常的或唯一的工具——没有人这样认为——但是，暴力却是国家专属的工具……国家是一种人统治人的关系（并且人们通常应该补充说，它是男人统治女人的关系），是一种由合法的（即被认为是合法的）暴力手段维持的关系。”〔15〕国家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维持和谐或秩序。在私人资本主义社会，这方面的根本内容是保护财产秩序，促进本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尽管绝不是所有的秩序问题都可以简化为这两点的。国家的一整套机构和制度是与垄断强制力的要求根本一致的，如果这种垄断遭到削弱，那么，政治秩序必然难以经受危机。

然而，在韦伯的国家定义中有第三个关键术语：合法性。国家的基础是对于物质强制力的垄断，这种垄断的合法性（即维持基础）来源于对于这种垄断的正当性和／或合法性的信仰。韦伯认为，习俗、传统和领袖人物卡里斯玛式的个人魅力过去曾经普遍是权力的唯一基础，今天，人们已不再遵从这种权力所造成的权威了。相反，今天人们普遍服从的依据，在于“合法性”，在于对建立在合理产生的规则基础上的法规和实用“权限”的有效性的信仰。〔16〕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主要是“法理性权威”，即信奉一种“法律规则的法典”（code of legal regulations）。这样，现代国家的活动受着法制的制约，这是一种复杂的制约过程。一方面，法制意味着国家官员必须按照正当的合法程序的原则来处理其事务，而另一方面，它意味着作为“公民”的人们为了维护这些原则，必须尊重国家的权威。现代国家的官员可以要求人们服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可能拥有任何特殊魅力，尽管这一点有时可能确实非常重要，而是因为他们当时所拥有的权威来自于其得到人民同意或至少是普遍接受的职位。

在国家机构中，最重要的是行政管理机构：一个由任命的官员操作运行的庞大的组织网络。虽然这种组织在历史上的许多时候和许多地方对于国家是必不可少的，但在韦伯看来，“现代规模的国家具有专业化的行政管理，经过专门训练的公务员和建立在公民概念基础上的法律，只有西方国家才是这样的国家。”这些制度起源于古代和东方，但是在那里它们从来没有能够得到系统的发展。〔17〕

韦伯认为，现代国家不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它产生于资本主义之前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为理性化的行政管理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这种管理是一种以法理性权威为基础的官僚制。韦伯认为，今天，公共行政和私人管理正日趋官僚化。这就是说，下列组织结构在发展：按照权威金字塔排列的职位等级结构；非人格化的成文程序规则；对于每个官员所掌握的强制手段的严格限制；根据其专业训练和资格而不是根据恩惠进行的官员任命；明确划分出的要求专任雇员的特殊任务；以及更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所有制”与官员的分离。〔18〕

最后一点需要作一些展开说明。韦伯认为，马克思关于“工人被剥夺了对于生产资料的控制”的观点超出了生产领域本身而具有普遍意义，他把这种观点与现代社会中官僚政治的普遍扩展联系到一起，认为“对于工人的剥夺”是所有官僚组织的特征，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应该把对于工人的这种“疏离”（alienation）理解为行政管理集权化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因素。处于官僚组织的低层次上的个人必然会失去对他们所从事工作的控制，他们的工作是由处于高级指挥阶层中的那些人决定的。此外，官僚制势必成为非人格的力量。当它们管辖和限制所有那些受其约束的人们时，无论这些人是官员还是委托人，它们的规则和程序都是在与自己的生命较量。而且，官僚的决策是“僵硬的”和“缺乏灵活性的”，常常（而且必然）忽视个人的特殊情况。总之，按照韦伯的观点，官僚制构成了一个“钢铁般坚硬的笼子”，绝大多数人注定要在这个笼子里度过其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与以前相比，这是一种不得不支付的代价，是人们为生活于经济和技术发达的世界中所获得的利益而支付的代价。

对于现代公民来说，不存在创造“非官僚”管理的任何合理途径。因为实际上在每一种可以想见的情况下，官僚制都是“绝对必需的”。〔19〕人们只能在“官僚制与对于行政管理领域的一知半解之间”进行选择。韦伯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了官僚制扩展的原因：

官僚组织发展的根本原因，始终在于它对于任何其他组织形式具有绝对的技术优势。充分发展的官僚机构与生产的非机械模式相比，精确、迅速、清晰、通晓公文、连贯严谨、整齐划一、严格服从，且相互扯皮减少，物力、人力成本降低，这些被认为是严格的官僚行政管理的典型特点。〔20〕

随着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日趋复杂和多样化，官僚行政管理变得更加重要。

由于实行现代经济制度，由于公民人数众多，因而产生了协调的问题，韦伯把官僚制的绝对必要性与这种协调问题联系到了一起。对于经济企业的发展来说，一种可预知的政治和法律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它，企业就不能成功地经营其业务，处理自己与消费者的关系。只有官僚制才能长期保证组织的有效性和持久性，而这种有效性和稳定性对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是必不可少的。公民人数众多这一事实本身，就会使对于国家的要求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增加。新获得选举权的人不仅在诸如教育和健康等方面对国家提出更多的要求，而且要求在具有同样需求的人们之间实行同等待遇：即“依据算计的原则处理事务”而不“考虑特殊的人”。〔21〕对于实现这一目的来说，行政管理任务的标准化和程式化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对政府越来越多的要求既有国内方面的，又有国际方面的；要求越多，就越需要专家型的行政管理对这些要求进行细致的解释和处理：

很明显，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庞大的现代国家绝对必须以官僚制为基础。国家越大、它的权力越大，就越是如此……与外部冲突的范围越广泛，内部统一管理的需要越迫切，这一特征就越不可避免，官僚结构也就越会逐步获得其发展途径。〔22〕

尽管由官僚治理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官僚具有专门知识、信息并接近机密，因而他们必然掌握重要的权力。韦伯认为，这种权力会变得具有绝对优势。政治家和各种各样的政治行动者会发现，自己要依赖于官僚制。对于韦伯来说，核心问题（如果不是他关心的全部问题的话）是官僚权力如何才能得到制约。他深信，如果缺乏制约，那些并不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野心勃勃的官员或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以及那些组织起来的资本家和大地主）就会从公共组织中优先获得好处。此外，在国家紧急状态时期，就不会有有效的领导：官僚通常与政治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能担负决定性的责任。他们没有经过综合考虑技术标准、经济标准与政治标准的训练，从结构上来讲，官僚制也不是为此而设计的。但是，韦伯解决官僚化泛滥问题的方案，并不仅仅依靠个别政治家的创造性。谈到德国时，他主张有一个强有力的议会，这个议会能够为强有力的领袖创造一个竞争性的训练场所，而且能对公共的官僚制和私人的官僚制起到平衡作用〔23〕。

考察韦伯对于社会主义的批评，可以进一步弄清他的政治立场。他认为，废除私人资本主义“仅仅意味着……国有化或社会化的企业的最高管理将变成官僚制”。〔24〕废除市场就是废除一种与国家相抗衡的关键力量，因此，对那些控制着资源的人的依赖将会增强。变革和社会的流动性产生于市场：它是资本主义活力的真正源泉。

如果私人资本主义被废除，剩下的就只有国家官僚制的统治。现在，私人官僚制和公共官僚制并存不悖，在一定情况下，它们也可能会互相对抗，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而到那时，这两种官僚制就会被合并成一个单一的等级结构，这将与古埃及的情形相似，而且它将以远为理性并因而难以打破的方式出现。〔25〕

尽管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官僚制国家的“发展”趋势，但是，他认为，这种发展本身与议会制政府和政党制度一起，形成了官员篡夺国家权力的最好障碍，社会主义决非统治的终结，它将不可避免地以一种严密的官僚形式重铸统治，最终以团结一致的虚假名义禁止一切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合法表达，官僚国家将单独统治。韦伯的批评的要点无疑是有预见性的（参见下文以及第七章和第八章）。

竞争性精英民主

韦伯主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议会政府和竞争性政党制度，他的依据与19和20世纪的许多自由主义者类似。不过，他对于这种制度化关系的辩护，却是建立在一些新的观点上的。在考察其观点的某些局限性之前，有必要探讨一下他的民主模式，即他认为既是必然又是可取的模式。

为什么议会制政府是至关重要的，韦伯就此陈述了几条理由。首先，议会在政府中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公开性。作为一个辩论公共政策的论坛，它确保各种竞争性的观点和利益具有表达的机会。其次，议会讨论的结构、辩论的实质和高超的雄辩术，以及必须能够“令人信服”的要求，都使得议会成为一种对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进行检测的场所；领袖人物必须有能力动员舆论，提出一种合理的政治纲领。第三，议会为既定的立场提供了谈判的场所。政治代表的决策标准不同于官僚程序和市场运行的逻辑。他们能够使政策选择为具有相互冲突的利益的个人和团体所知晓，由此创造可能妥协的机会。他们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压力以及为赢得选举和使国家顺利发展而采取的战略，有意识地阐述种种目标。因此，议会是保护价值竞争的至关重要的机制。

不过，议会的作用不应该被神化。韦伯认为，把议会看做讨论、协商和辩论的中心，看做明确阐述权威性政治纲领的场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现代议会事务本质的曲解。如果说议会曾经是“理性的中心”，那么，现在已不能再作这样自信的判断了。与J. S. 密尔等人的观点不同，韦伯认为，选举权和政党政治的发展已逐渐破坏了关于议会的古典自由主义概念，那种概念认为议会是一个依据理性思考确定国家政策，并且仅仅按照公共的或普遍的利益来引导国家政策的场所。虽然从形式上来讲，议会是制定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唯一合法机构，但是实际上，政党政治是最有势力的〔26〕。大众选举权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生活的动力，把政党放到了政治事务的中心。

只有把握现代政治党派的本质，人们才能充分理解19和20世纪选举权扩展的含义。选举权的扩展远不能保证“人民主权”。韦伯认为“人民主权”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观点，它主要是与新型职业政治家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随着选举权的扩展，“成立大型政治社团机构”日趋必要。这些社团和政党致力于组织人民代表。韦伯坚信，在所有大于农村小区的社区里，政治组织都必然是由对政治管理感兴趣的人管理的……如果完全没有这种管理模式，很难想象大的组织中的选举会怎样进行。事实上，这意味着拥有投票权的公民划分为政治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27〕

选举权的扩展不可抗拒地意味着组织选民的政治组织的扩展，除了国家紧急状态和战争时期之外，这些选民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化和分裂的。多元的社会力量竞相对公共事务施加影响。为此，这些力量需要动员资源，积聚必要的资金，招募追随者并努力赢得人们对它们事业的支持。但是，在组织过程中，它们越来越依赖那些长期在新的政治机构中工作的人们。这些机构为了实现运行效率，会越来越官僚化。政党的目标也许在于实现“理想”的政治原则和纲领，但是，如果它们的活动不以实现选举成功的一整套战略为依据，那么，它们就注定是徒劳的。因此，政党越来越变为从事和赢得选举的首要工具。竞争性政党的发展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议会政治的本质。政党机器扫除了传统的关系，把自己确立为政治忠诚的中心，由此取代了其他的结构而成为国家政治的关键性基础。支持政党路线的压力甚至施加于当选的代表，“在规范意义上”，代表变成了“仅仅不得不说‘是’的人”。〔28〕韦伯论述中的关键性步骤可以概括为图5—1。

韦伯坚持认为，官僚化的发展多少意味着政治组织低层次上的那些人的自主性的不断减少，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米歇尔斯（Michels）的著作持批评态度。而米歇尔斯把这种趋势概括为“寡头铁律”的公式，很大程度上却是从韦伯那里得来的。〔29〕米歇尔斯从以下方面阐述了“寡头铁律”：“正是组织，造成了当选人对于选民、受托人对于委托人、受权人对于授权人的统治。谁讲到组织，他就是在讲寡头。”〔30〕韦伯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官僚化不仅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也是与政治民主化的程度，与有才能的领袖人物的产生一致的。

图5—1　政党制度和议会影响的侵蚀

事实上，现代政党强化了领袖的重要性。领袖必须被理解为大规模组织的必然伴生物，这些大规模的组织要求确定的政治方向，要求选区的民众具有起码的消极性。这种消极性一定程度上是现代官僚世界的产物。但是，尽管韦伯对其外部特征的分析正确解释了群众之所以消极的原因（他们很少有重要的机会参与制度化的生活，这就是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使这种参与有意义）。韦伯本人倾向于认为，造成这种状况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就是大多数选民并没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在其著名的论文《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中，他认为群众的“情感”并不是理解或判断公共事务的合适基础。他似乎认为，选民不能一般地区分政策，而只能对可能的领袖作一些选择。因此，他把民主描述为可能的领袖人物的检验场所。民主有如“市场”，有如一种制度化的机制，它淘汰竞争选票和权力的斗争中的最弱者，确认最强者。他写道，就当前来看，人们只有在“具有（政党）‘机器’的领袖民主与没有领袖的民主，即没有使命感的职业政客的统治之间”进行选择。〔31〕

韦伯认为，现代代议制民主是“公民投票的领袖民主”：之所以是“公民投票的”，是因为西方国家（英国、德国、美国）例行的选举越来越难以与偶然的对于政府的直接信任（或不信任）投票区别开来；之所以是“领袖的”，是因为在这样的选举中，至关重要的是特定的领袖集团，即政治精英的声望和信誉。韦伯甚至把当代民主描述为“恺撒主义”。民主并不是那种作为全体公民进一步发展基础的民主，它至多只能被看做确保政治和国家领袖富有效率的关键机制。就承担选择功能和（通过选举）使被选择者合法化来说，民主是绝对必要的。如同一位评论家所正确指出的那样，“韦伯之所以倡导民主，是因为在现代官僚社会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民主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动力和领袖。”〔32〕而且如同另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韦伯之所以对代议制抱有热情，并不是因为他关心民主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相信，国家的伟大在于它能够发现能干的领袖”。〔33〕韦伯主要考虑的是，确立能够并愿意保持权力和声望的卓越领袖。

韦伯很大程度上是从强权和权力出发，来解决强权与公理、权力与法律之间的冲突的。尽管他坚定地信奉“法治”，但是，他认为，民主过程的重要性在于，它确立了一种“选举的独裁”。韦伯明确断言，这是一种趋势。他的这一断言的依据在于，产生这种趋势的社会条件是不可逆转的，而且这样一种制度具有特定的好处。他充分意识到，自由的个人主义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时代应该释放个人的才能，但是，他认为，在今天，却不得不以个人的才能为代价。今天，已不再可能平等地保护所有个人的行动和创造的自由。相反，自由主义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护“最高权力”的主动性的范围。

韦伯关心的是，如何理解政治权威、训练有素的领袖、有效的行政管理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责任之间的真正平衡，以及如何才能实现这种平衡。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他决不认为，能够淘汰无能的领袖的选民是无足轻重的。不过，这实际上是他赋予选民的唯一作用。一方面是政治权威，另一方面是对人民负责而又不把太多的权力交给人民，人们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在就此进行阐述时，韦伯坦率地坚持古典自由主义民主传统，这一传统一贯力图保护并限制公民的政治权利。但是，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看，他却改变了这一传统。因为他阐述了一种严格限定的民主新模式。这种模式之所以是限定的，是因为他把民主看做仅仅是为确定合格的政治领袖提供途径；这种模式之所以是限定的，还因为韦伯以十分怀疑的态度看待选民的作用和扩大政治参与的可能途径；虽然他认为选举制度为选民提供了某些保护伞，但是，他的新模式仍然是限定的，因为他坚持认为，这种保护的衡量标准，只能看它能否革除官员的无效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如同我们前面所正确强调指出的那样，韦伯的著作，“更多地是处于大众政治和官僚组织时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一系列发展的出发点上，而不是处于其终结点上；我们应该更多地把他看做一位先驱者，而不是一名‘模仿者’。”〔34〕

韦伯的著作既向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向那些预见有可能创立没有官僚制的自治社会的人们提出了挑战。虽然某些政治理论家，尤其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大多相当草率地忽视了他对于现代世界的悲观评价，但是，这些评价无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韦伯的著作写于斯大林主义时代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之前，如前所述，这些著作具有相当的预见性。在一个具有高度复杂的国家和国际制度的世界上，他力图重新评价自由主义民主的本质，这些努力极大地回应了许多人的观点，这些人认为社会的根本重组是不可能的。

处于十字路口的自由主义民主

韦伯担心的是，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政治生活，都会被理性化的官僚行政管理制度引入歧途。针对这种可能，他竭力倡导私人资本主义、竞争性政党制度和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等抗衡性力量，所有这些力量，能够防止国家官员造成的政治统治。在以这种方式提出其观点时，韦伯政治思想的局限性变得十分明显：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些关键性见解和原则看来都被搁在一边了。因为领袖人物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权力政治占据了优先地位，所以，政治力量和阶级力量巨大不平等的重要性降低了。这种优先性把强权与公理之间的平衡最终交给了“恺撒式”的政治领袖去判断，而这些领袖深深陷于国家与经济官僚之间的竞争之中，这种状况近乎危险地承认，甚至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信条在当代也不再能够维持了。很明显，只有那些“上升到顶层”的人们才具有自称是“自由和平等的”个人的可能。人们可以把这种情况判定为对于经验性趋势的一种“现实主义”的评估，或者认为这是把某些社会和政治发展变成了不合理的理论特点。我认为，后一种看法是正确的。

韦伯假定，官僚制的发展，使得位于管理最高层的人们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这种假定使他忽视了那些处于服从地位的人会怎样扩大他们的权力。在现代官僚制中，对于那些“按规定处于服从地位”的人来说，似乎存在着他们攫取或重新获得控制其组织任务的极大“余地”（比如，设置障碍使集中决策难以收集到关键性信息）。〔35〕官僚制可能强化从“下层”瓦解的可能性，并且为绕过等级式的控制扩大空间。韦伯并没有正确地揭示内部组织过程的特征及其对于其他政治领域的发展的意义。〔36〕

进一步说，韦伯对于“服从者”的权力的低估是与另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毫无保留地接受广大公民的“消极性”——他们显然缺乏知识，不愿意投身和参与政治。韦伯对此所作的解释具有二重性：很少有人既能够从事政治，又对政治感兴趣；只有有才能的领袖，加上官僚式的管理和议会制度，才能驾驭现代政治的复杂性、问题和决策。这一看法存在着几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和后面的几章中探讨这些问题。

首先，谈到选民能够区分不同的领袖集团而不能根据政策的优劣做出决定时，韦伯的说法是含糊不清的，而他的立场一定程度就建立在这种含糊不清的说法上。根据什么才能给这种说法以令人满意的辩护呢？如果人们认为选民不能透彻地把握政治上重要的问题，那么，当选民根据其能力和想象力选择具有不同主张的政治领袖时，人们为什么应该相信他们的判断呢？认为选民能够选择领袖，而无视这一点对于更广泛地（或者更高地）估计其综合能力的含义，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实际上是武断的。

其次，韦伯认为，人民已经与“行政管理手段的所有”相疏离，这一看法可以理解为正在引起有限参与政治或者不参与政治的恶性循环。图5—1中的虚线，表明了政治上“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之间的区别，这一状况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参与政治的重要机会而不是天生的“消极”或“情感”造成的。人们掩饰使妇女不能积极参与政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并使之合法化，并且常常以这种方式把妇女的服从与天生的“消极”或“情感”联系到一起。大量证据表明，对于许多人来说，政治意味着一种活动，他们对于这种活动的感觉是犬儒主义、怀疑主义和缺乏信心的综合〔37〕。许多人对于政府的事务和国家政治并不理解，也缺乏持久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最接近权力和特权核心的人（尤其是统治阶级的男性）是对于政治生活最有兴趣的人，也是对于政治生活最有用的人。尽管如此，最可能的情况是，那些对于政治缺乏兴趣的人之所以缺乏兴趣，恰恰是因为他们经历的政治是“遥远的”政治，因为他们认为政治与他们并不直接相关，或者说，他们没有力量影响政治进程。

特别重要的是，对于（无论哪一种）决策的参与越广泛，它与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问题的联系就越紧密，那些受其影响的人们就越相信他们对于决策的投入会真正有用，这就是说，他们对于决策的投入会得到与其他人的投入同样的重视，而且不会被那些掌握着更大权力的人搁置一旁或忽视〔38〕。这一结论特别符合那些以批判态度考察某些政治参与的条件的人的口味，这些人包括古典民主的倡导者（他们所强调的是，要参与政治，必须有必要的时间和足够的资源），（保护型和发展型）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强调指出，如果公民没有参与的途径或机会而被排斥在政府事务之外，那么，就很可能损害共和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经济权力的集中造成了平等参与政治的极大障碍），以及男子统治制度的批判者（他们指出，“私人”和“公共”生活中劳动的性别分工，妨碍了绝大多数妇女充分参与地方和国家政治）。因此，非常有必要探讨一下是否有可能打破图5—1中的恶性循环以及造成有限参与或不参与的恶性循环的一切其他制度环境。韦伯忽视了这种可能性，过分性急地否定了其他民主模式，偏颇地认为敌对的领袖集团之间的竞争是历史向人的意志和价值斗争开放的唯一通道。

如韦伯所说，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绝对规模，使得集中的政治控制和决策成为必然。韦伯对于这一问题的阐述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这决不顺理成章地意味着集中的政治组织的形式和局限性就如韦伯所描述的那样。韦伯假想了一个官僚不断发展的模式。尽管全盘否定这个观点是愚蠢的，但是，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已经证明与韦伯的“官僚制的逻辑”所表明的情况有很大差别〔39〕。此外，由于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选举制度，因此存在着许多不同形式的代议制民主，这些形形色色的选举制度是需要详细阐述和评估的。韦伯对于中央或者地方的可能的政治组织类型和形式，并没有予以充分的探讨。

尽管如此，韦伯在分析公共（和私人）组织的内部运行，研究官僚化的趋势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还是为人们理解政府和官僚制作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列宁主义者，强调国家活动、组织形式和阶级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韦伯的研究工作提出了相反的看法〔40〕。与阶级力量因果决定论相反，韦伯认为，私人管理与公共行政管理在结构上是相同的，这一观点是重要的。如同他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传统不断发展的思想认为，可预见的专业性管理是实现其他重要目标的必要条件，这些目标包括：在管理公共事务时消除专断性、任意性和过分的政治庇护；以公开的程度处理日常问题，召集董事会或议会来处理或解决若干问题；确立比较明确的公共规则，使人们能够调查决策和决策过程是否合法。如果没有这种可预见的专业性管理，那么，公共事务就会像韦伯正确指出的那样，陷入派系内斗的困境，根本不能决定迫切的公共问题，至少在若干方面类似于柏拉图所认为的古典民主。当然，这种管理的形式尚待进一步研究。

韦伯的著作对于英美世界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具有重要影响。它们促进了一系列变化和发展，其中有两种理论是值得注意的，它们是熊彼特发展的民主理论（它直接探讨了韦伯关于公民投票选举领袖的民主的观点的若干内容）和实证性的民主理论，或者说“多元主义”（其出发点就是韦伯关于权力多元性的看法）。虽然这些发展从不同角度深入阐述了韦伯的思想内容，但是，它们也都清楚地指明了韦伯政治思想中的相互矛盾之处。以下我们就探讨熊彼特的著作，多元主义则在第六章探讨。

民主的最后踪迹？

熊彼特出生于奥地利，后来生活在美国，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他力图发展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民主模式。他对古典时期以来的政治理论主流持反对态度，力图使关于公共生活的本质的思考脱离他所认为的过分思辨和任意的规范性偏好。他的主要任务是解释性的：说明实际的民主是如何运行的。他想创造一种理论，用他的话来说，这种理论远比现有的模式“接近生活的真实”。虽然这个目标并不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标志着与传统——比如，边沁、马克思和韦伯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的传统——彻底分道扬镳，但是，他的许多研究确实修正了公认的民主观念。他的经典性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对于战后民主理论的发展，尤其对于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民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虽然他自己的主要学科是经济学，但是，该著作对于经济学的影响并不引人注目。）后来，熊彼特关于政治领袖和选民如何行动并相互影响的学说，成为许多社会科学家力图探讨和阐述的内容〔41〕。

熊彼特对于实证性的关注不应该毫无保留地接受。就马克斯·韦伯来说，其著作显然是规范性的。熊彼特的庞大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内容是考察社会主义在西方逐步代替资本主义。〔42〕他的民主理论既集中关注一系列特别具体的问题，又维护一系列关于“民治”政府合适形式的特定信条。这些信条与战后两个最主要的自由主义民主制（英国和美国）的实际结构之间表面的一致性，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熊彼特及其追随者能够把它们看做民主制度的最“现实主义”的体现。此外，卢梭和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都提出了更多参与的民主的设计，熊彼特则对此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许多西方评论家和政治家的看法，他们认为，“过分的”参与会动员人民而带有极大的危险：他们记忆中留下的最主要的经历，无疑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标志着纳粹德国出现的群众集会。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熊彼特的民主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一些学者认为，熊彼特关于民主、政党组织和官僚制的许多思想与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的思想毫无二致。尽管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是，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熊彼特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韦伯。无疑，熊彼特通俗地解释了韦伯的一些思想，但是，他也在许多令人感兴趣的方面发展了这些思想。

关于民主，熊彼特认为它意味着一种政治方法，即实现政治——立法和行政——决策的一种制度安排，其方式是某些特定的个人由于成功地获得了人民的选票而决定一切事务的权力。民主生活是以政党面貌出现的相互竞争的领袖为了获得统治的委托权而进行的斗争。民主并不是平等的承诺所标榜的一种生活方式，也不是通过广泛参与实现人的发展的最佳条件，民主制度下公民的选票，就是相当程度上直接定期选择并授权给代表他们行事的政府的权利。民主可以服务于各种目的，比如，追求社会正义。但是，熊彼特认为，重要的是，不能把这些目的与民主本身混为一谈。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决策与采取决策的合适形式，是彼此独立的两个问题，决策和决策者的实际合法性的条件，是由定期选举竞争性政治精英创造的。

如同保护型民主的理论家所强调指出那样，民主的本质是公民能够以一个政府代替另一个政府，从而防止政治决策者把自己变成不可移易的力量。只要政府能够改变，只要选民可以在（两个以上）明显不同的政党纲领之间作出选择，暴政的危险就可以得到制约。民主是一种机制，尽管它使实际的公共政策由少数富有经验和才能的人制定，但是，它却使普通的百姓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愿望提上日程。韦伯的著作透彻地分析指出，如果个人的愿望各式各样，而且对于政府的要求必然各不相同，那么，人们就会要求这个机制进行筛选，鉴别哪些要求能够形成“最适合于作为各种各样个人要求的整体的一种决策”，或者哪些要求可能形成“最不适合这种整体的决策”。〔43〕民主不过是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如果民主是一种产生领袖并使之合法化的制度安排，那么，它与民主的古典含义——“人民的统治”至多只有极为模糊的联系。熊彼特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

民主并不是指，也不可能指，按照“人民”和“统治”这两个词的明显的意义说的人民确实在那里统治的意思。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定义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成：民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44〕

这是一个面对事实的问题：

如果我们想规规矩矩地正视事实，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民主政体中，政治不可避免是一种事业生涯。而这又意味着承认各个政治家具有特定的职业利益，承认政治职业作为一种职业，具有特定的集团利益。把这个因素插进我们的理论中去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立即可以不再感到奇怪，为什么政治家们老是不能为他们本人有联系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效劳。谁要是还没有认真体会某个最成功的政治家所说的：“实业家所不了解的是，我看待选票，正和他们看待钱财一样”这句话的意思，直到决不忘掉这句话的程度，谁就是在政治上还没有脱离幼稚园阶段。〔45〕

熊彼特强调说，这不是一种“毫无价值或玩世不恭的”政治观。相反，“毫无价值或玩世不恭的”是：尽管完全了解一种利益即那些处于负责岗位上的人的利益将会比其他的利益优先得到实现，可是，仍然假称民主可以成为仅仅由“共同利益”引导的一种自我管理的共同体。民主是一种选择机制，它不仅与这种虚假的说法恰恰相反，而且为使那些处于负责岗位上的人民受到制约创造最低限度的必要条件。

熊彼特与韦伯一样，认为“人民主权”的观念极其令人可怕地含糊不清，并且毫无用处。只有把“主权国家”与“主权人民”明确区分开来，并且严格限制后者的作用，才能成功地统治复杂的现代世界。有时很难理解（稍后我将回过头来谈这一问题），为什么熊彼特仍然信奉人们所说的民主思想的最后痕迹——所有成熟的成年人的定期投票。他对于普通公民的政治能力和知识能力估计很低。他对于后者的描述使人们想起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下的居民的场景，但是，霍布斯与熊彼特不同，他一直就不是民主主义者。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熊彼特受到G. 勒·蓬等群体心理学家的影响，认为选民通常软弱无能，易受强烈的情感冲动支配，不能理智地独立作出决定，易受外部势力的左右。他特别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环境，人们聚集到一起听收音机，这里存在着最低限度的参与感，低水平的思考力，对于非逻辑的影响的较大敏感，“企图在这种状态下引导他们走向理性论证，只能更加煽起他们的兽性”。〔46〕对于那些忙碌于日常生活的人民来说，政治就好像一个“虚无的世界”：“大的政治问题在典型公民的心理经济中所处的位置，在正常状态下是和业余时间的各种兴趣（还够不上称为嗜好）和不负责任的闲扯相等的。”〔47〕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以及许多受过教育的人接触公共事务时，其考虑问题的特点是缺乏正确的判断。熊彼特坚持认为，教育并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人民不能被拉上楼梯。”为什么呢？国内外事务中的大多数问题与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是如此遥远，以至于他们很难有“一种现实感”。在商业的世界中，人们按照惯例衡量各种不同的行动路线的风险，与此不同的是，选民与政治世界的距离使得同样的判断任务十分困难：“危险也许不见得会成为事实，即使免不了也不见得会那么严重。”〔48〕由于没有立即参与所造成的责任感，因此持续存在的只有冷淡。这样一来，典型的公民就以“一种幼稚的方式”讨论和分析政治：“他又成了原始人了”。〔49〕由此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后果：第一，非理性的成见和冲动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所谓普通公民对于政治的贡献；第二，“公共意识”（Public Mind）极易受到“别有用心的”集团的损害，这些集团包括追求私利的政治家、商人，或者“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者”。

无论人们是把古代雅典的政治哲学、共和主义（其保护型和发展型的变种）的政治哲学看成里程碑，还是把自由主义民主（它亦有保护型和发展型的变种）的政治哲学看做里程碑，很显然，“民主理论”基本上经过了一个完整的回路：从为一系列十分坚实的基础作辩护（这种基础能够证明对于一种民主生活的信奉是正当的）到似乎主张对民主的反对者作出全面让步。熊彼特对于民主的看法，充其量也只能是支持最起码的政治参与：一种能够被认为足以使竞争性的政治精英的统治权合法化的参与。

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熊彼特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看法得益于马克思和韦伯〔50〕，与马克思一样，他强调工业资本主义具有不断发展和充满活力的性质。与马克思一样，他断言更大的企业必然主导商品生产和分配。而且，与马克思一样，他相信，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终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这个社会是建立在它无法解决的矛盾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完全可能让位于一种新的经济秩序，无论这种新的经济秩序实际上怎么称呼，它都将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

尽管如此，熊彼特仍然是一名勉强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必须被理解为一系列社会趋势的结果，它本质上是一种预言，而不是一种伦理的理想。此外，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财产的社会所有或国家所有。毋宁说，它首先是一种方案，即在大企业支配的经济背景下，以有效的方式解决使国家产出最大化这一技术问题的方案。熊彼特否认马克思赋予阶级和阶级冲突的核心作用。他认为，全部阶级分析都是一种“偏见的温床”，“革命的高调”会在相当程度上使人误入歧途。〔51〕社会主义的真正内容是对于资源的计划——一种允许中央权威控制生产体系的制度模式。按照这种解释，社会主义就像韦伯所断言的那样，未必是与民主相容的。熊彼特有一种看法对于后来的混合经济理论家和福利国家理论家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他认为，只要从“普选、政党、议会、内阁和首相”的角度，即从确立合法领袖的制度的角度来定义民主，那么，民主就是处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秩序的政治事务的最合适和最方便的工具。

与韦伯一样，熊彼特认为，把理性的、算计的态度用于更多的生活领域，对于现代社会的本质产生了重要影响。与韦伯一样，他断言，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理性化的过程”。而且，他也赞成韦伯的观点，认为理性化是一个复杂的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个世界要求公正的、可操作的规则；只有“专家政府”，才能在承担管理和控制任务时操纵国家行政管理机器；而且只有严格限定的民主模式，才能在当今的环境下得以维持。但是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远非资本主义加上严格限制理性化扩展的民主制，它本身将不断遭到“技术过程”稳定发展的侵蚀。

与大规模企业的发展相伴而生的，是私人和公共部门中理性化的官僚管理形式的扩展，中央不断加强对于一系列迄今为止受市场直接支配的现象的控制，其中包括革新、产出、价格和投资。因此，有组织的或有计划的经济发展，逐步代替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官僚式的管理显然积极地推动着这种发展，无论对于现代工业制度不断发展的规模，还是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组织来说，它都是至关重要的。如同熊彼特所写的那样：

我这个人就不能设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组织会采取任何一种并非庞大而支配一切的官僚主义结构的形式。我所能设想的任何其他可能性，都会带来失败和崩溃。这吓不倒那些已觉察到经济生活的官僚主义化——甚至是一般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已达到了什么程度，并且懂得怎样从这个题目周围的词令的灌木林中砍出一条路来的人。〔52〕

官僚制既不会威胁社会主义，也不会威胁民主；相反，它是对于这两者的必然补充。社会主义雇佣的是具有良好声誉和传统的十分完备的官僚制的公职人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是一种成功的经济组织形式。官僚化是现代管理和民主政府的基础，无论其经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熊彼特与韦伯不同，他坚持认为，官僚制与民主是完全相容的，而且从原则上来讲，民主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组织是一致的。

在此，我们无须探讨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细节，虽然他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的看法已经在图5—2中列出。他认为，把握现代民主的背景的关键在于：首先，由于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资料的不断集中，市场的力量遭到了削弱；其次，管理的理性化和官僚化的趋势不断发展；第三，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对于资源进行计划的必要性不断增长；第四，无论官僚制还是民主制，对于管理一种“中央集权的”经济来说，都是重要的。

图5—2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熊彼特理论的核心内容

“古典的”民主对现代的民主

熊彼特明确否定“古典的民主学说”，正因为如此，他主张“领袖的民主”或者“竞争性精英主义”。他就此解释说，这是一种达成实现共同利益的政治决策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为了实现人民的意志而集合到一起的个人，以此使人民自己决定问题。就此来看，这种学说提出了一种奇特的理论混合物，它把各种差别很大的模式组合到了一起，其中涉及功利主义和卢梭主义，而且我认为，还涉及某些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结合的观点。这一观点中包含着他认为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应该抛弃的“古典学说”；包含着我已经努力揭示的一系列“古典”模式。熊彼特对于竖立一个“稻草人”的做法进行了正确的批评，然而，他的批评过分自信地提出了一系列偏好于“竞争性精英主义”模式而排斥其他模式的理由，因此值得深入探讨〔53〕。

熊彼特的批评一开始就抨击了“共同的幸福”的观念，即关于“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通过理性论证的力量能够同意”的观念。他认为，这种观念既是误导性的，也是危险的。之所以说它是误导性的，因为人民不仅有不同的要求，而且有不同的价值观。个人与群众不太可能有共同的目的，即使他们有共同的目的，他们对于实现某种特定目的的合适方式的看法可能也是大相径庭的。在经济分殊化和文化多样化的现代社会中，对于共同的幸福必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解。在原则和政策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可能仅仅通过诉诸“一个无所不包的共同意志”来解决。而且，这种分歧也不可能通过理性的观点来沟通。熊彼特论述这一问题的方式与韦伯一样，他认为，之所以如此，因为“终极价值超出了简单的逻辑的范围”。人们对于生活应该怎样和社会应该怎样有着各种竞争性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差异。此外，从政治上来看，减少这种差异也是危险的。如果有人假定存在着共同的幸福，并且断言它是理性的产物，那么，他仅仅在消除各种派别纷争和非理性的纠葛方面迈出了一小步。仅仅是“派别性”和“非理性”的反对者，就可能被合理合法地搁置一边或忽略不计。如果他们坚持反对的立场，甚至“他们自己的幸福”也会对他们形成制约。这种共同的幸福的观念是民主理论不可接受的内容。〔54〕

法律或政策必须以“所有人的意志”为基础，这未必是卢梭或马克思民主观的内容。但是，即使我们把“所有人的意志”看做“大多数人的意志”，也决不能保证“古典的民主”将实现“人民的实际要求”。熊彼特反对“古典学说”的第二个观点是，非民主机构的决策也许在某些时候比“民主的决策”更能为人民普遍接受，因为这样的机构可以利用其独特的立场，来制定首先是相关各方不能达成一致，或者因难以承受其损失而拒绝的政策。他引用19世纪初法国波拿巴·拿破仑强加的宗教协定作为以独裁手段制定令人满意的政策的经典范例，而且熊彼特还认为，这种政策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无疑对于所有各方都是有利的。按照他的看法，这个例子决不是孤立的，因此，“如果作出了在长期内证明能满足一般人民的成果的话，那么古典的民主学说所设想的民享政府和民治政府的检验标准往往是不够用的”。〔55〕

熊彼特反对“古典遗产”的最后一个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为著名：它直接抨击“大众意志”的本质。他运用前述群体心理学家的理论及其关于利用广告成功地形成消费偏好的观点，坚持认为“大众意志”（或“人民意志”，或“投票者意志”）是一个社会观念，它很少具有独立的或理性的基础。利用广告的例子是很有意义的。做广告者显然能够塑造对新产品的“需求”和再度激发对于老产品的兴趣，这就可以证明“个人”的愿望和选择具有敏感性和可操纵性。这种“个人”愿望和选择的起源显然是社会性的，而且从个人的角度看，它是“超理性的”。这不是说做广告者什么都可以卖，如果产品想保持吸引力，那么，它就必须具有某种长远的“使用价值”。但是，这是说顾客愿意接受做广告者的影响，做广告者利用重复的力量，利用潜意识（努力把人们的一种完全超理性的、常常是两性之间的本性愉快地召集到一起），就可以造成最深刻的影响。〔56〕

消费领域至少提供了检验反现实的预兆的惯常途径（产品符合人们的期望吗？），不幸的是，在政治生活中，情况却不是这样，国家和国际事务远离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这就使他们很难就各种竞争性的意识和政策作出正确判断。而且，个人的普遍敏感性和他们面对利益集团压力的脆弱性，削弱了他们进行政治思考的独立基础。此外，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认为，“自主的人们”是或者可能是“主权国家的”权力的来源，也是对于这一权力的制约，而政治家越来越多地不断使用做广告者的技术，就会进一步损害人们对于这种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观点的任何一种信仰。按照熊彼特的看法，人们在政治生活中面临的主要是“人为的”而不是“天然的”大众意志。在今天的现实中，“古典民主”的共同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它的推动力”。〔57〕

这种状况有许多令人担心的结果：政治问题、政治选择和“方案”，可能是由不同的压力、销售技巧和花招造成的；时尚和狂热可以支配大众心理；政治不稳定可能迅速成为常态。在商业领域，日常的实际消费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私自利的“销售者”牺牲消费者利益的风险，可是，在公共生活领域，这种风险却极高。尽管熊彼特并不想完全抛弃林肯关于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的名言，但是，他坚持认为：

历史是由一连串可以完全改变事变进程的短期形势组成的。如果所有的人民在短期内是可以一步一步地被“牵着鼻子”走到他们真正不想要的某种状态中去，又如果这不是我们想要忘却就能忘却的例外事例，那么，事后诸葛亮式的常识就丝毫也不能改变这样一件事实，即在现实生活中，人民既未提出问题也未决定问题。〔58〕

熊彼特由此得出结论，他认为，为了避免当代政治的最糟糕的危险和风险，“热爱民主的人们”必须清除其头脑中“虚构的”假设，清除那些民主的“古典学说”的命题。他们首先必须摒弃以下观念，即“人民”对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有正确的和理性的看法；选民只能通过直接的行动或者选择实现其意志的“代表”，来对这样的看法施加影响；决定权是民主的主要因素。如果“人民”不能被看做“决定者”或“统治者”，那么，他们至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角色呢？按照熊彼特的看法，“人民”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政府的生产者”，是选择“谁能够决策”的一种机制。〔59〕因此，应该把民主理解为一种政治方法，作为选民的人民运用这种方法定期在可能的领袖人物之间进行选择。因此，“竞争性精英主义”是最实用、最有效和最合适的民主模式。

熊彼特认为，政治家的行为类似于争夺顾客的企业家的活动。政府的统治权完全属于那些支配着“市场”的人们。正如投票者并不能确定当时的核心政治问题一样，他们对于候选人的选择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选择什么人的决定因素，是支配着担任官职标准的规则，是实际站出来的候选人的主动性以及这些站出来的人背后的强大势力。政党对于实际的选择形成了进一步的限制。有人认为，政党是“在其全体党员一致同意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这一看法是诱人的。但是，熊彼特（与韦伯一样）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理性化：是一种向政党的自我想象的投降。所有的政党都信奉特定的原则和纲领。但是，我们不能按照这些原则和纲领来理解政党。政党之所以在实际担任职位方面具有同样的记录，在实际政策方面具有一系列同样的政策，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作用就好像发明出来为了赢得竞争权力的斗争的“机器”。人们之所以要发明这些机器，是因为一般的公民不能协调他们自己的政治活动：

政党和制定政策的政治家是因选民群众除一窝蜂而外不能有所作为这一事实而应运产生的，政治家乃是一种规划政治竞争的力量，恰如同业公会是一种规划商业竞争的力量一样。政党经营和政党广告的心理技术、口号和进行曲之类并不是附件。它们是政治的精义所在。（操纵选区的）政治老板也是如此。〔60〕

政党和核心政治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事实上选民们除了画圈打钩之外，并不能从事任何其他活动。它们力图控制政治竞争，这完全与贸易协会的相应活动一样。政党管理、政党广告、标语口号和进行曲的心理技术，并不是附属装饰品。它们是政治的实质性内容。政治老板也是如此。

投票者的角色仅限于接受或者拒绝一个或者另一个“老板”。这个“老板”提供秩序，并且能够驾驭政治的复杂性；选民的投票为随后的政治活动提供合法性。

代表与选民之间的明确劳动分工是相当可取的：“议会外面的选民定要尊重他们选出来的政治家间的分工。他们一定不要在两次选举之间太随便撤回他们的信任，一定要了解，一旦他们选出一个人来，政治行动就是这个人的业务而不是他们的业务了。”〔61〕选民不仅不应该试图就其代表应该干什么发号施令，而且不应该试图影响他们的判断：“例如用信件和电报轰击他们的做法——都应归入这一禁令。”〔62〕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公民政治参与的唯一手段，是讨论和必要的投票。在他看来，当领袖人物能够不受“幕后操纵”地确定公共政策的议程时，民主才最有可能是有效的。

任何形式的民主都可能成为行政管理无效率的滋生地。即使作为确定领袖的制度性安排，为了争夺政治优势地位，为了使公共政策适应于政治家的长远利益而展开的不断的斗争，也会使民主妨碍良好的管理（比如，管理经济，以便增加再次当选的可能）。如同其他许多可能的困难一样，这些风险是现实的。但是，如果我们了解民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能令人满意地运行，那么，就可以把这些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按照熊彼特的看法，这些条件是：

1．政治家必须具有很高的才能。

2．对立的领袖（和政党）之间必须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政治问题范围之内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受制于有关国家政策总体方向、合理的议会方案内容和普遍的法律事宜的共识。

3．必须存在“具有良好的声望和传统”并受过良好训练的独立的官僚，以协助政治家处理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的各方面事宜。

4．必须存在着“民主的自我控制”，即在诸如选民与政治家混淆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在所有问题上过分地批评政府，以及不可预测和极端的行为等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识。

5．必须有容忍不同意见的文化能力。

当这五个条件存在时，民主的方法就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是，熊彼特强调指出，“民主方法在动乱时代是处于某种不利地位的”。〔63〕如果人们顽固地坚持种种利益和意识形态，并不打算妥协，这种状况通常就标志着民主政治的终结。

熊彼特认为，他对于民主的思考，具有许多其他理论所没有的明显长处。它为区别民主政府与其他政府提供了有效的标准；它充分承认了领袖的核心作用；它肯定了政治竞争的重要性——即使这种竞争并非十全十美的；它指明了怎样才能创立和驱逐政府。此外，这个理论特别指明了大众愿望的本质而没有夸大其意义。熊彼特还认为，他的理论澄清了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如果这意味着“存在私人自治的领域”，那么，民主的方法要求，每一个人原则上都可以自由地竞取政治领袖职位。因为这一要求要想得到实现，那么“所有人”必须“有相当程度的讨论自由”，这就需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进一步来看，熊彼特理论的一方面重要内容就在于指明，只要政治的观念不被无限延伸，那么，民主和自由不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相容，就是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相容。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政治的观念不可能无限延伸，因为人们认为经济处于政治的直接控制领域、政府活动和制度的世界之外。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社会主义者的否定，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经济的权力关系是“政治”的核心构成内容。但是，尽管社会主义的观念具有说明问题的长处，可是，熊彼特指出，它也提出了若干严重的问题：它没有严格限定政治的范围和界限，因此使所有活动领域都处于政治的直接干预和控制之下。他强调指出，“民主”并不是这一问题的答案。此外，“民主化”国家和社会的思想把一切政治权威归于公民，其依据是“古典民主观”的幻想；在现代世界，它是一个危险的误导性思想。因此，只有把民主理解为“竞争性精英主义”，只有民主成功运行的五个条件得到实现，民主与社会主义才是相容的。社会主义民主将要求广泛的官僚制，要求把政治从一切技术——行政管理事务中清楚地区分出来。虽然熊彼特的政治观并不清楚，但是，按照他的观点，政治显然应该等同于政党竞争，等同于制定法律和政治的过程，这一切确立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基础设施”。熊彼特认为，人们不可能预测到，社会主义民主是否能够长期令人满意地运行。但是，有一点是他绝对确信的：“古典民主观”奉为神圣的那些思想永远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未来，无论其真正的前景是什么，都与那些思想毫不相干。

一种技术专家政治观

熊彼特的理论指明了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许多公认的特征：政党之间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公共官僚的重要作用；政治领袖的重要意义；现代政治对于大量广告技术的运用；选民受到大量信息、书面材料和消息的持续影响；以及尽管有大量的信息和材料，但许多选民对于当前的政治问题仍然信息不灵，难以表达确切意见。这其中的许多思想成为50年代和60年代初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核心内容，并且为人们所进一步研究〔64〕。虽然值得指出的是，许多人承认，熊彼特对于民主的描述具有根本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研究的结果在此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直接强调指出熊彼特的若干理论立场和经验性观点。

纵观熊彼特关于民主的思考，其中有两点看法是可以提出探讨的：“古典民主理论”基本上是无稽之谈，因为它是“不切实际的”；它只能被一个“竞争性精英”模式所代替。出于诸多理由，可以认为这两点看法是值得怀疑的。第一，如同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并不存在“一种古典的民主理论”，而存在着许多“古典的”模式。熊彼特关于古典遗产的看法是令人迷惑不解的。〔65〕第二，熊彼特主张，以具有充分根据的、有经验依据的、能够考虑到当代民主一切重要因素的另一种设想，来代替一种“不切实际的”模式。一切全面彻底的主张都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以下的批评表明，“另一种选择”并不能够考虑到现代民主生活的一系列重要的方面。第三，竞争性的领袖模式决不能穷尽民主理论中的一切合理的选择。与韦伯一样，熊彼特并没有研究各种不同的民主形式和政治组织形式。比如，他没有考虑竞争模式的各个方面如何才能与更具有参与性的方案结合起来，这些方案包括使人们有机会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以促进和形成政策，和／或通过多数人投票进行决策，和／或选举代表担任特定职务〔66〕。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熊彼特对于“古典民主”的抨击，是建立在“一种范畴性错误”基础上的。如同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他错误地假定，关于当代民主本质的经验性证据，可以直接用来作为基础，反驳古典模式奉为神圣的规范性理想，如政治平等和平等参与的理想。如同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代社会没有实现这些目标，这本身并不能表明它们天生就不具备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如果说‘古典民主’……尚不存在，那么，并不因此证明它不可能”。〔67〕卢梭和马克思这两位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他们对于民主的理想看法，基本上是对于他们当时的世界的抗争。他们的著作的许多观点在此无须赘述，这些观点是批评当时的世界的。此外，他们也认识到了使现实转向更为“民主”的方向存在的主要障碍。今天，人们可以指出，实现某些政治理想是人力所不及的，或者说实现它们的斗争包含着如此大规模的动荡，以至于它们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实现，或者说它们表现为相互矛盾的目标，因此，某些政治理想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熊彼特的抨击却完全不同。他发表的并不是这种议论。他所做的是，按照他写作的时代西方盛行的一系列程序、实践和目标，来确定民主和“实际”政治可能性的范围。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并没有正确评价那些批评现实的理论，这种理论所阐述的关于人性和社会安排的看法，明确否定现状，力图证明一系列另外的选择的可能性是合理的〔68〕。

此外，熊彼特广泛反对“古典的遗产”，这种反对几近达到明确抨击单个行为者思想的程度，而这一思想自从16世纪后期以来，一直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全部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内容就是认为人是作为“个人”存在的，这些个人可以是其政治秩序的积极公民，而不仅仅是他人权力的服从者。熊彼特承认，个人在消费和私人生活领域可以是“积极的”，但是，他基本上否定政治领域中存在这种能力。他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大众意志”是“人为的”，个人面对“超理性的”力量是软弱无力的，这就抨击了人可以通过理性和选择来运用权力的思想，进而抨击了人作为单个人存在的核心思想。

无疑，有关人的任何令人满意的看法，其最基本的内容是人“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行动”。这种关于人的看法假定，“人具有充分的理解力”。人是有目的的人，他或她的活动是有理由的，而且如果需要，他或她能够合乎逻辑地阐明这些理由。强调人怎样才能够采取有见识的行动，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种理解力是无限的。如果人们对于其行动的条件可能只有肤浅的理解或不理解，那么，这些条件就会限制人的理解力。认识到社会力量如何塑造了个性，这一点固然至关重要，但是不完全贬低人的思想也是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不认为人是有理解力的、能够作出政治选择，那么，这就是认为“人民”作为“统治者”所需要的一切，只是一些工程师的才能，他们能够在使人类事务秩序化方面作出正确的技术决策。熊彼特的“竞争性精英”不过是从这种技术专家政治观走出的一小步，这种技术专家政治观既是反自由的，也是反民主的。

熊彼特对于人的本质的疑虑，对于人民的能力的低估，引起了韦伯思想中同样存在的许多其他问题。如果认为选民不能对于迫切的政治问题形成合理的判断，那么，为什么应该认为他们能够区分不同的领袖人物呢？人们根据什么认定选举的判断是正确的呢？如果选民能够评价相互竞争的领袖人物，那么，他们肯定就能够理解至关重要的问题，能够区分相互对立的纲领。进一步说，熊彼特的先决条件是，存在着一群能够进行政治决策的政治领袖。可是，除非人们毫无根据地断言，有一批富有才能、坚韧不拔的人在从事政治，他们具有高度的理性，充分认识到公共生活的“现实”问题，能够作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否则，很少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能够支持熊彼特的看法。我们记得，熊彼特认为，大多数人不想，没有兴趣，因而也不能思考政治的内容，其原因之一是政治的内容与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距离遥远。但令人奇怪的是，熊彼特并没有详细阐明“政治的内容”，如果人们想就此进行定义，那么，它肯定包含大多数人民所关心的事情，如健康与教育，环境恶化与再生，战争与和平，就业与失业，不平等与社会冲突。很难认为这些事情是“远离”日常生活的，准确地说，它们是作为公民的大多数人民每天面对的基本问题。而且，它们是人民可能有强烈看法的那些问题。不探讨这些看法的相关因素，就会进一步振振有词地把政治看做“方法”，就会轻率地停止探讨民主的最合适的形式。

以上问题是与另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熊彼特往往夸大人为制造“大众意志”的程度。虽然社会科学中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大众传媒、政治制度和其他的官方“社会化”机构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但是，也有证据表明，不应该夸大它们的力量。因为，很显然，人民的价值、信仰和他们思考问题的实际框架，并不简单地反映着强有力的机构的烙印。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复杂的。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得不对熊彼特的看法予以重要的限定。很少有证据证明，人民的政治态度完全是由他们“从上面”接到的信息形成的。一般说来，现有的证据既指明了人民对于政治上强有力的、具有动员性的支配性机构的普遍道德同意，也指明了在许多劳动人民中，普遍存在着价值差异和明显的意见分歧，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各种不同的态度，而不是一种一致的“人为”的立场。“发表”于政治生活和大众传媒中的观点，与日常经验、当地传统和社会结构有着复杂的相互交织关系〔69〕。

在熊彼特看来，民主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它可以使掌权者的地位合法化。但是，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能够默认一种竞争性的民主制度是合法性的标志吗？定期的投票能够使一种政治制度合法化吗？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熊彼特假定，投票内含着一种信仰，即某政体或政治制度已经得到人民承认，或者已经被合法化了。但是，对于合法性的这种看法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它不能区分接受或者服从、许可或者同意某些事的不同原因。我们之所以接受或者服从，是因为：

1．对某些事别无选择（服从命令或者强制）。

2．对于现有的政治环境基本或完全没有考虑，我们按照惯例行事（传统）。

3．我们对于选择不胜其烦（冷漠）。

4．虽然我们不喜欢某种状态（它并不令人满意，而且更不是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们不能想象有什么实际不同的状况，所以，我们接受命运的安排（实用主义的顺从）。

5．我们对于事物的现状不满，但是，为了确保其他目的，我们依然附和现状；我们之所以默认，因为从长远来看，这对我们有利（工具性的接受，或者有条件的同意）。

6．就我们在某个时候所处的环境和可利用的信息来看，我们认为，对于作为个人或某个集体的成员的我们来说，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合适的”，它是我们真正应该或者必须做的（规范性同意）。

7．它是一种理想状态——比如，我们对于全部情况都很了解，而且完全可以认真考虑其他人的环境和要求——我们将同意去做（理想的规范性同意）。

这些区别是分析性的：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不同类型的同意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我所说的一种“理想的规范性同意”，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达到的状态。但是，“理想的规范性同意”的思想是令人感兴趣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基准，我们可以以此来评估那些以实用主义态度接受规则、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人，如果在其活动的某个时候他们获得了更好的知识和信息，他们是否还会像过去那样行事〔70〕。

诸如投票一类的活动所表明的接受，具有不同的可能含义，熊彼特的分析不仅没有对于这些不同含义予以区分，而且实际上为人们怀疑投票式的政治参与是否应该等同于“合法性”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理由。按照熊彼特自己的论述，竞争性的民主制度通常可以使处于强有力的政治地位上的人们控制和歪曲公民的政治意志。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不是在否定它本身合法性的条件吗？熊彼特的研究并没有认真考察据说是公民赋予合法性的环境，这就是说，公民在特定的环境下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正当的、有价值的。〔71〕权力和合法性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方式比熊彼特的分析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

熊彼特认为他的民主理论阐明了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按照他的看法，民主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人原则上都可以自由地竞争政治领袖的职位。这种参与的条件是讨论自由和言论自由。因此，可以认为，无论如何，这种看法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不正确的。首先，许多人并没有可能担任政治职务，这不仅因为他们并不享有讨论的自由，而且因为他们事实上并不具备必要的资源（无论这些资源是时间、组织技能、金钱，还是资本）。很显然，绝大多数群体根本就没有任何手段在国家这个舞台上与那些拥有和控制着大量经济资源，或操纵着强有力的政治机器的人们竞争。有些群体不能使用进行任何一种政治动员的起码设施。前面曾讲到“有限的参与”或者“不参与”，这些“参与”的实际条件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熊彼特并没有对此进行分析。虽然熊彼特甚至承认，如果政治的主动性没有实现的机会，那么，即使人民面对着积极的政治参与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他们也可能会变得无动于衷，但是，他与韦伯一样，并没有考察不参与的恶性循环。有效的参与，既取决于政治意愿，又取决于实施不同的行动路线的实际能力（资源、技能和知识）。

最后，熊彼特的主张中值得予以评论的是，他的民主模式提出了一个基本上是“竞争性的”制度。如同一位批评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更正确的是，这个模式是“求大于供”的模式。这就是说：

只有一些卖者，一些政治商品的提供者……在卖者如此少的地方，他们就不需要而且也不会像处于充分竞争的制度中那样，对于买者的要求作出反应。他们可以确定价格，确定将要提供的商品的范围。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创造……（他们自己的）要求。〔72〕

在熊彼特的民主制度中，唯一的充分参与者是政党和政治职位中的政治精英。普通公民的作用不仅受到严格限定，而且常常被看做顺利进行“公共”决策的不必要的妨碍。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限制了“竞争性精英主义”主张的民主性。除了纯粹“防止独裁”的看法之外，它并没有什么民主性。〔73〕如同最后四章将要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考虑。如果它仅仅是专制与竞争性精英主义（政治垄断或者供不应求）之间的一种选择，那么，后者当然是可取的。但是，民主思想的丰富传统表明，这些并不是开通的唯一道路。熊彼特与韦伯所探讨的民主模式，要不就是全体公民控制公共事务，要不就是竞争性精英，除此之外，他们过于草率地放弃了对于民主理论和实践中其他可能模式的探讨。熊彼特与韦伯一样，指出了现代政治中的重要趋势——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发展，掌权者确定政治日程的能力的增强，精英对于国家政治的控制的加强，并且不加区别地把它们纳入僵硬的模式，据此认为最终只有一种特定的民主模式适用于当代。模式Ⅴ对这些观点作了小结，总起来看，这些观点是对于现代政治最令人迷惑不解、疑虑重重的分析。

小结：模式Ⅴ　竞争性精英民主

论证原则：

选择熟练的、具有想象力的、能够进行必要的立法和行政决策的政治精英的方法。

为防止政治领袖的过分行为而设置的障碍。

主要特征：

具有强有力行政能力的议会制政府。

对立的政治精英和政党之间的竞争。

政党政治支配的议会统治。

政治领袖为中心。

官僚制：一个独立的、经过良好训练的行政系统。

对于“政治决策的有效范围”的宪法的和实际的限制。

基本条件：

工业社会。

政治和社会冲突的非统一模式。

信息不灵和／或感情用事的选民。

容忍不同意见的政治文化。

经过技术训练的熟练的专家和管理者阶层的形成。

国家之间争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和优势地位的竞争。

注：这一模式概括了韦伯和熊彼特观点的主要内容。

第六章　多元主义、合作资本主义和国家

熊彼特的理论很少关注个体公民与当选领袖之间的地带，认为公民在一个以精英的竞争性冲突为特征的世界中是孤立无援、软弱无力的。这种论述很少注意社区联合会、宗教团体、工会和商业组织这类广泛存在于人民生活中，并且以复杂的方式把人民的生活与形形色色的制度联系起来的“中介”团体。仅仅从这方面来看，熊彼特的理论也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

人们普遍称之为实证性民主理论家或“多元主义者”的一派政治分析家，力图通过考察“团体政治”的动力，来弥补这一缺陷。多元主义者探讨了选举的竞争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活动之间的关系，认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实际竞争程度和使竞争各方满意的程度，远远超过熊彼特模式的看法。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民主灵活和开放的结构，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西方人们高度服从于主导性的政治制度。多元主义者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政治研究中获得了支配地位。尽管他们今天的影响已不如当年那样广泛，但是，他们的研究对当代政治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误以为，多元主义是对于西方民主的肤浅的和／或狭隘的意识形态解释，但是，这一传统却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

虽然人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影响多元主义的许多线索，但是，却没有彻底地探究多元主义的知识渊源。熊彼特的批评认为，约翰·密尔等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中提出的古典民主理想和代议制政府的概念是“不切实际的”，他的批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多元主义接受了熊彼特的主要观点，认为区分民主与非民主的标准，是选举领导人的方式（方法）。而且，他们从实证的准确性出发，断定选民比民主理论家普遍认为的更加冷漠，更加信息不灵，单个的公民对政治过程很少有什么直接影响，代表常常才是“民意的炮制者”。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权力集中于竞争的政治精英手中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遵从韦伯的看法，把权力配置的多个决定性因素也就是多个权力中心的存在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他们进一步展开了韦伯的思想，向认为固定的精英集团（或阶级）在政治生活中占有绝对核心地位的学说提出了挑战。

尽管熊彼特和韦伯的研究是多元主义最主要的来源，但是，多元主义的知识参照系却首先是由两个思想流派确定的：美国民主理论中麦迪逊主义的遗产和认为人们必然要竞相追求利益满足的功利主义观点。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是最早的和最杰出的多元主义的阐述者，按照他的说法，麦迪逊提供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合理性”。〔74〕许多自由主义者按照麦迪逊的特定角度，首先关心的是“派别问题”（Problem of factions）。与上述自由主义者不同，多元主义者特别关心的是这样的过程，即在争夺权力时个人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力量结合成团体，结合成团体以后又产生了什么影响。他们与麦迪逊一样，强调认为，在人们需求的大多数产品短缺、复杂的工业制度使社会利益分化并且造成需求多样化的世界上，派别——或者用他们的现代术语来说，“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是“自由结社的必然伴生物”。与麦迪逊一样，他们承认，政府的根本目的是保护派别追求其政治利益的自由，而防止单个派别破坏其他派别的自由。但是，与麦迪逊不同的是，多元主义者认为，派别不会对民主结社造成威胁，它们是稳定的结构性来源，是民主的核心体现（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多元主义者都同意这种看法）。对于多元主义者来说，不同的竞争性利益的存在，是民主的均衡和公共政策顺利发展的基础〔75〕。他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是，正如经济的内容是个人使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一样，政治的内容就是若干个人使他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因此，功利主义认为活动于市场和政治的竞争性交换关系中的个人，是追求利益最大满足的人，这种特定的看法也是分析问题的前提条件〔76〕。

现代竞争性世界的特征是利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多元主义者承认，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政治生活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古代雅典民主、卢梭的共和国以及卢梭或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民主理想。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世界无疑是“不完美的”。但是，人们不应该这样来衡量。相反，人们应该运用“描述性的方法”来分析这个世界，这种方法考虑到社会科学家共同称之为民主的所有民族国家的不同特点和实际运行状况。〔77〕多元主义者的目的是描述民主制的实际运行，评估其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他们把自己的民主理论标之为“实证的民主理论”，是对于民主政治现实进行的描述——解释性探讨。面对所有不顾自身所处的环境，一味主张特定理想的思想家，多元主义者与韦伯和熊彼特一样，是“现实的”和“客观的”。因为多元主义者对于这些思想家的批评在许多方面与孟德斯鸠、麦迪逊、密尔、韦伯及熊彼特的批评大体一样，所以，我们以下集中讨论多元主义者对于民主的实际理解。

团体政治、政府和权力

有几种多元主义理论已经得到了详细阐述，但是，我的考察将从杜鲁门（Truman）和达尔的著作中公认的“经典观点”开始〔78〕。今天，尽管许多政治家、记者及大众传播媒介的一些人似乎仍然毫无保留地接受这种观点，但是，却很少有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全盘接受这种观点，尽管如此，它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多元主义的一些最初的阐述者已经发展了多元主义，而且多元主义的一种新的变种，通常被称为“新多元主义”或“批判多元主义”，也已得到了创立。在后面几页中，我们将对后一种模式进行讨论。

古典多元主义观点的本质内容，来自于对西方民主中权力分配的研究。关于权力，多元主义者一般认为，它是一个人面临反对时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如同达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的‘权力’，是对于一种……现实关系的描述，比如A拥有的以某种方式控制B的反应的能力”。〔79〕A的行为能力，取决于A所具有的手段，尤其取决于A与B之间的资源的相对平衡。多元主义者强调指出，资源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类型；财政手段不过是资源的一种，而且可以被轻易地超越，比如，具有坚实群众基础的反对者就可以轻易地超越它。很显然，在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教育、医疗保健、收入和财富等不平等），而且并非所有的团体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各种资源，更不用说获得平等的资源。但是，几乎每个团体都具有在民主过程中可资利用而造成影响的某些有利条件。不同的团体具有获得不同资源的机会，因此，特定团体的影响在不同的问题上一般也是不一样的。

按照多元主义的看法，权力是按照非等级制和竞争方式来安排的。它是代表不同利益的许多团体之间“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过程”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这些团体如商业组织、工会、政党、种族集团、学生、狱吏、妇女集体和宗教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可能是围绕诸如社会阶级、宗教或种族等特定的经济和文化“裂痕”而构成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社会力量势必改变其构成成分，变换其关心的问题，转变其立场。因此，国家或地方层次上的政治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并不（也不可能）像洛克、边沁和卢梭以不同的方式所想象的那样，反映了在基本政策问题上团结一致的“公众”所迈出的“庄严步伐”。达尔强调说，即使在选举中获得了数量上的多数，也并不能“由此推断，除了算术意义的体现，多数还有什么其他意义……数量上的多数并不意味着能够采取任何协调行动：构成数量上多数的不同组成部分只是使行动具有了手段。”〔80〕政治输出是政府的结果，而且最终是力图在团体的竞争性要求之间进行调停和裁定的行政执行者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体系或国家越来越难以与讨价还价的起落和利益的竞争性压力相区分。实际上，当某个政府部门本身争夺稀缺资源时，有时恰恰被人们看做另一种利益集团。因此，虽然民主政府的决策并不能使所有利益都能够得到完全满足，但是，这种决策中包含着相对较小的团体的需求之间稳定的交换和这些需求的满足。

在经典的多元主义模式中，并不存在什么单一的强有力的决策中心。既然权力本质上是分散在整个社会之中的，既然存在着多元的压力点，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竞争性政策制定和决策中心。那么，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中，怎样才能实现均衡或稳定呢？按照另一位早期的团体政治分析家戴维·杜鲁门的看法：

只有高度惯例化的政府活动才会显示稳定性……而且这些可能取决于立法机构的成员，一如它们取决于主要行政官员一样……如果环境和战略考虑允许，那么，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就会使该结构的一个部分反对另一个部分。因此，政府在某个时期的总体模式代表了一种错综复杂、变化无常的关系，随着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利益的力量和立场的变化，这种关系在力量和方向上也会发生变化。〔81〕

杜鲁门认为，民主制之所以能够实现相对的稳定性，其原因在于实际存在着一种“错综复杂、变化无常的”关系。麦迪逊假定，社会中各种各样不同的利益，（通过把宗派性的多数分化为派别）可以保护民主政体，防止“宗派性多数的专制”，杜鲁门从这个假定出发，认为派别之间“成员身份的交叉”是一个重要的附加性解释变量。用杜鲁门的话来说，既然“还算正常的”全体人民在具有不同利益——甚至相互对立的利益——的团体中拥有多重团体成员的身份，那么，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可能总是过于软弱，并且内部分化，以至于不能保证具有与其规模和目标相称的力量。公共政策的总体方向，是由对于政府的一系列相对不一致的影响造成的，这些影响是由相互竞争的力量从各方面施加的，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实施过分的影响。不从利益冲突的角度，而仅仅根据特定政治家努力的程度来看，公共政策形成于“民主的框架”之内。〔82〕

这并不是说，选举和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在决定政策的过程中就无足轻重。对于确保政治代表“多少对普通公民的偏好有所反应”来说，它们还是至关重要的。〔83〕但是，仅有选举和政党，并不能确保民主国家的均衡。如果要想维持民主的过程，如果要想促进公民的目标，那么，不同类型和规模的积极团体的存在，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有些公民既不积极参与政治，也不真正关心政治。按照多元主义的框架在北美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投票研究表明，投票者对于政治常常怀有敌意，漠不关心，对于公共问题不甚了了。研究证据表明，不到三分之一的选民对于政治抱有“浓厚的兴趣”〔84〕。但是，这并不能作为证据，来反驳自由主义民主，首先是美国的多元主义特征。因为经典的多元主义认为，只有从“古典民主”的抽象理想出发，才会认为这些发现是不幸的。在今天的世界上，人民具有建立组织的自由，他们有机会积极推进利益集团的要求，有权利通过投票使他们不满意的现政府下台。人民决定是否参与政治过程和制度，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某种程度的消极或冷漠，也许对于政治体系稳定和持续发展有积极作用。广泛的参与很可能导致社会冲突日益加剧、不正常的分裂和狂热逐步升级，就如人们在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斯大林的苏联所看到的那样〔85〕。此外，参与不足也可以得到相当积极的解释：其原因可能是信任统治者〔86〕。如同一位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冷漠也许反映了民主是健康的”。〔87〕如果这样认识问题，那么，规范性和实证性的合二而一（通常体现在有关民主的论述中，但是，也是在这些论述中常常遭到否定）就是十分明显的。经验的民主理论家认为，无论公民参与的程度如何，多元主义民主都是一项重要的成就。实际上，“民主”似乎并不要求所有公民高度积极的参与；没有这种参与，它照样运行得很好。

正是达尔，也许比其他人更多地力图阐明“多元主义民主”的确切本质。与杜鲁门以及许多其他论述多元主义传统的人不同，达尔坚持认为，把两种看法分开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1）如果竞争性选举制度以团体的多元化或在许多问题上感觉相当满足的多个少数派的存在为特征，那么，民主权利将受到保护，严重的政治不平等将不只是在法律或宪法的安排中得到避免。（2）经验证据表明，至少某种政体，比如美国和英国政体，可以满足这些条件。达尔关心的是，究竟谁有权力支配什么资源（因此，他对美国城市政治的著名研究的标题就是：“谁统治？”）。他发现，权力被有效地肢解了，因而无法聚积；社会中代表不同利益的形形色色的团体都享有权力，并且进行着权力交易。“谁统治？”揭示了力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多元联盟。无疑，当不同的利益推进各自的派别主张时，围绕着政策结果存在着严重的冲突，通过政府官员进行利益交易的过程，却造成了一种“竞争性均衡”的趋势，产生了一系列从长远来看总体上对于公民有利的政策。

按照达尔的看法，至少，“民主理论所关心的是普通公民对于领袖实施高度控制的过程”。〔88〕他认为，经验的研究表明，如果以两个机制来制约政治家的活动范围，这种控制就可以得到维持。这两个机制是：定期选举和政党、团体和个人之间的政治竞争。他强调指出，尽管选举和政治竞争不会在任何重要的意义上对于多数人的政府有什么帮助，但是，“它们可以极大地扩大少数人的规模，增加少数人的数量，扩展少数人的类型，而这些少数人的偏好，是领导人在进行政策选择时必须予以考虑的。”〔89〕他还认为，如果充分把握了这一点的含义，那么，就可以最终揭示政治理论的首要主题，即专制与民主的本质区别。

自由主义刚刚取得对于往日国家“绝对权力”的胜利，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就开始表露出对于正在上升的人民权力的担心，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麦迪逊、德·托克维尔和J. S. 密尔等全都关心多数统治对于自由的新的威胁：民主所承诺的好处可能由于“人民”本身在行动中一致反对少数而遭到削弱。在达尔看来，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专制的多数是不可能的，因为选举表达的是各种竞争性团体的偏好，而不是一个稳定的多数的愿望。民主的支持者无需担心“过分强有力的派别”。相反，达尔所说的“多头政治”（polyarchy）——在大多数成年人中公开争取选举支持的一种状态——确保了团体利益之间的竞争：为民主提供了保护。因此，他写道：

现实世界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多数，更不必说“特定的”多数是否会通过民主的程序把它的意志专制地强加于一个（或“特定的”）少数。其实更接近现实的问题是，由于多数成年人或选民的消极服从或完全一致，而使得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少数在多大程度上将会挫败彼此的野心。……如果对民主（或多头政治）与专制的过程加以区别有什么议论要发的话……这种区别就在于（近似于）若干个少数派的政府与一个少数派的政府之间的区别。比起一个独裁的政治过程来，多头政治的特征就是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少数派的数量、规模和差异，而这种少数派的偏好将影响政府决策的结果。〔90〕

一个政体的民主特性，是由多个团体或者多个少数的存在来保障的。实际上，达尔认为，民主可以定义为“多个少数的政府”（minorities government）。民主过程的价值在于“多个少数反对派”的统治，而不在于建立“多数的最高权力”。韦伯和熊彼特对于人民主权概念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尽管他们提供的是另外一些理由。

达尔强化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构成了政策结果，并确立了一个政体的民主性质。无论其间有何差别，几乎所有的经验民主理论家都认为以下看法是正确的，即认为民主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它们造成了利益集团政治的丰富内容，并且通过影响和选择政治领袖的竞争，使多个少数的统治成为可能。按照达尔的判定，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也是与大多数自由主义民主实际上相类似的状态。

尽管多数很少实行统治，但重要的是，它们毕竟还在“统治”，这就是说，它们决定着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框架。因为就其持久存在的意义来讲，民主政治是在一定共识的范围内运行的，这一共识范围是由以选民为主体的政治上表现活跃的社会成员的价值所确定的。如果政治家超出这个共识而步入歧途，或者不顾选民的期望而积极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那么，在争取职位的任何新的竞标中，他们几乎肯定会失败：

我们通常所描述的民主“政治”不过是个玩笑，只反映了表面现象，显现了表面的冲突。通常在社会当中就政策问题所达成的根本共识，先于政治而存在，并隐藏于政治之后，被政治所包裹，对政治产生制约且构成政治的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共识，那么，任何民主制度都不能长期经受选举和政党竞争无休止的折腾。有了这种共识，有关政策选择的争论，不过是在广泛领域已经达成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系列选择之间的争论。〔91〕

熊彼特认为，民主政治最终是由竞争性精英驾驭的，达尔与熊彼特不同，他与许多其他的多元主义者一样坚持认为，民主政治的根基在于规定政治生活变量的一种价值共识。确实，通常有一些政治家或政治精英对于一个国家的方向具有深刻的影响，但是，只有联系他们与之相“和谐”的该国政治文化，才能正确地理解他们的影响。

一个运行着的多头政治的社会前提是：有关程序规则的共识；有关政策选择范围的共识；有关政治活动合法范围的共识。这些前提是形形色色压迫性统治的最深刻的障碍。这些共识越是广泛，民主就越能够得到保障。一个社会针对专制的防护，首先体现在非宪法因素中〔92〕。达尔绝不否认权力分立，立法、行政、司法和行政官僚之间制衡制度的重要性。宪法规则在决定一个政治体系中优势团体和劣势团体有多大分量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达尔认为，比起非宪法规则和实践来，宪法规则对于民主的成功发展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他得出结论认为，只要民主的社会前提完好无损，那么，民主就总是“一种强化共识，促进缓和，保持社会和平的比较有效的制度”。〔93〕

达尔的立场并不是要求均等地分配对于政治决策的控制；它也绝不要求所有的个人和团体都具有同等的政治“分量”。此外，他明确承认，组织和制度可以具有“它们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如同韦伯所预言的那样，可以使它们偏离其成员的愿望和利益。社会政治中存在着一种“寡头政治的趋势”：官僚结构可能僵化，领导人物可能变成公共或私人部门中不负责任的精英。因此，公共政策可能向拥有最良好的组织和最充分的资源的某些利益集团倾斜；它可能向某些政治上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倾斜；而且它可能由于政府本身的不同部门之间的激烈对抗而发生倾斜。作为一个过程的政策制定总是受到大量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这些因素包括激烈的政治竞争、选举战略、稀缺资源以及有限的知识和能力。民主决策必然是按等差数列增长的，而且常常是前后脱节的。但是，经典的多元主义观点并没有充分探讨这些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更没有深究这些问题的含义。因为多元主义观点的核心前提——多个权力中心的存在，不同利益的分化，团体之间权力相互抵消的明显倾向，约束国家与社会行为的“超然”共识，国家作为派别仲裁人和裁判员的角色——并不能最终说明或解释为什么现实世界存在着权力。影响和资源分配的系统不均衡。对于这些问题的充分考虑是与经典多元主义的假设和话语不相容的。

政治、共识和权力的分配

竞争性精英主义者的著作片面强调“精英政治”，过分强调政治家塑造当前生活的能力，相形之下，经典多元主义提出的利益集团政治的观点，可以说是对“精英政治”的矫正。多元主义正确地强调指出，相互作用、竞争和冲突的特定模式通过多种方式“渗透”于、也即嵌入当代国家的组织、行政管理和政策之中。选举限制和利益集团政治意味着，除了战争和国家的其他紧急状态之外，政治领导人独立于社会需求的压力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几乎总是要打折扣的。如果不认真考虑这种复杂的背景，作为一系列制度的民主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但是，多元主义强调民主的“经验”性，这就强化了一定程度上由韦伯和熊彼特所造成的民主思想的困境。多元主义者按照通常所说的西方“民主”即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践和制度来定义民主，而且关注的只是那些据说公民可以由此控制政治领袖的机制（定期选举和压力集团政治），他们既没有系统考察也没有系统比较竞争性民主模式的论证原则、主要特征和基本条件。一些主要的多元主义著作家的作品常常从对于民主的一种描述—解释性考察滑向一种新的规范性理论〔94〕。他们的“现实主义”，就是按照西方政体的实际特征来想象民主。在以这种方式考虑民主时，他们修改了民主的含义，并且使民主思想的丰富历史屈从于现状。关于公民参与的本质及其适当程度、政治统治的正确范围、民主管理最合适的领域等问题，从古代雅典到19世纪的英国一直都是民主理论的内容，现在却都被搁在一边，而回答的仅仅是当前实践中的一些问题。由于这种缺陷，民主的理想和方法变成了现行民主制度的理想和方法。既然甄别不同民主理论的批评标准是其“现实主义”的程度，那么，那些背离当前民主实践，或者与这种实践不十分和谐的模式，就可能被认为是经验上不精确、“不现实”和不可取而排除在外。

在经典多元主义的语境中，人们不可能对如何丰富民主的公共生活这样的问题展开足够的讨论。对于公民在多大程度上不了解和／或不关心政治的研究成果的运用，极其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因为经典的多元主义者把这些研究发现仅仅看做一种证据，由此证明极少的参与对于民主的成功运行是何等必要。对于他们来说，大量公民，比如非白人公民的有限参与或者不参与并不是什么棘手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理论框架所提供的讨论并不认为这种现象可以用来否定西方政治是民主政治。经验性的研究成果再次不恰当地成为合理的理论解释。

当然，问题仍然在于：作为对于“现实”的一种研究，多元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令人满意的？达尔主张，对此进行评价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出发点是进一步考察最终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潜在的价值共识。熊彼特认为，对于一种竞争性选举制度的默许伴随着一种对于该制度的合法性的认可，而达尔则认为，这种服从来自于支持该政治制度的深层政治文化。最著名的多元主义的研究是阿尔蒙德（A. Almond）和维巴（S. Verba）的《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1963年），该研究通过对于政治态度的比较性的全国抽样调查，开始直接探讨现代西方政治文化是不是这种支持的来源。该项研究的成果值得稍作论述。

按照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看法，如果一个政权要想长期存续，“它就必须被公民看做合适的政府形式”。〔95〕在他们看来，民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精英和非精英”的承认的。〔96〕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的方法，是把个人是否对于其国家及其政治制度表示了自豪感作为衡量认可或者合法性的适用指标。但是，这里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指出：第一，尽管事实上英国被看做民主的堡垒，但是在英国的问卷应答者中，只有少数人，即46％的人表示了对于其政治制度的自豪感（这个数字在美国之后位列第二）。第二，如同一般的多元主义者的做法一样，阿尔蒙德和维巴对于合法性的衡量是不成熟的。因为它并没有区分自豪的不同可能含义及其与合法性的十分含糊的联系。比如，一个人可能表示对于议会民主的自豪或者赞成，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议会民主的实际运行状况与其可能的运行状况同样良好，或者意味着议会民主是最合适的、最好的或最可以接受的政府形式。一个人可能表示对于某些事物的自豪，而实际上是希望它发生变化。阿尔蒙德和维巴并没有调查这种可能性，但他们的研究可能是多元主义关于政治态度的最重要的研究。第三，阿尔蒙德和维巴似乎错误地解释了他们自己的数据。只要仔细揣摩一下《公民文化》一书所提供的证据，就不仅可以发现，在英国一类的民主制中共同价值信仰的程度极低，而且可以看出，根据唯一的（间接的）社会阶级的衡量指标——问卷应答者所受正规教育的类型——来看，工人阶级表达的看法往往反映了阿尔蒙德和维巴所说的“极端不信任和疏离感”。〔97〕阿尔蒙德和维巴没能解释他们自己的数据所显示的不同社会阶级和不同性别之间政治取向的系统差异，而是绕开了这个问题。

有人对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研究积累的大量实证资料作了一番调查，由此确认，在经典多元主义形成时期的英国和美国，价值共识在相当程度上并不存在〔98〕。这项调查表明，中产阶级（白领和专业劳动者）在总体上比工人阶级（体力劳动者）表现出更多的信仰连贯性和价值一致性。就工人阶级具有的共同价值来说，他们更多的是敌视现有制度，而不是支持这一制度。阶级之间的“差异”要多于其“共识”。此外，如果人们考察一下“政治的有效性”，即人们对其影响政府的能力的估计，也可以发现阶级之间的重要差异：中产阶级常常比工人阶级具有更大的信心。工人阶级表现出与统治的政治制度的很大距离和对于这些制度的不信任。如同第五章所指出的那样，从总体上来说，对于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民主规范”的强烈忠诚，看来是与社会经济地位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关于价值共识的许多研究是含糊不清和难以解释的。关于信任，这里所涉及到并且可以说的是，有关广泛忠诚于一个共同价值体系的任何说法，都需要以十分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多元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可以进一步证明这种看法。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国内冲突和对抗日趋激烈，这种状况很难用多元主义的框架来理解。社会的总体趋势是经济增长缓慢，失业增加，公共财政严重困难，工业冲突登峰造极，城市内部和种族冲突危机，在这种背景下，种种挑战发展而成“法治”和公共制度。

1968—1969年发生的一些事情成为分水岭〔99〕。反对越战的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大量与新左派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团体，改变了政治的进程：这是一个明显的政治多极化的时代。人们要求和平，要求把民主权利扩展到工厂的工人和地方社区，要求解放妇女，反对种族主义。恰恰是这些问题，形成了战后伦敦和华盛顿的空前的抗议局面，并且把法国带向了1968年5月革命的边缘。新的社会运动看来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所维护的几乎一切都持反对态度。它们认为，传统的政治制度僵化保守、专制极权，根本没有道德、精神和人文灵魂。尽管人们会夸大这些运动的连贯性和它们得到支持的程度，但是，人们很难夸大它们粉碎经典多元主义前提的程度。在多元主义看来，60年代末的事件和状况完全是差强人意的，而且肯定是始料不及的。此外，尼克松时代的水门丑闻期间，美国民主的核心暴露出腐败与欺骗交织一处，使得“公开的和受信任的”政府的思想进一步信誉扫地〔100〕。

经典的多元主义之所以不能正确说明西方政治的特点，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认识权力和权力关系的方式存在致命的问题。巴克拉克（Bachrach）和巴拉兹（Baratz）对于多元主义的权力概念提出了颇有分量的批评。多元主义认为A对B的控制构成了权力，但是，巴克拉克和巴拉兹却注意到，权力的行使可能已经决定了A对B实施控制的（明显）例证。他们接受了萨特斯奈德（Schattschneider）关于“偏见的动员”（mobilization of bias）的观点，正确指出，个人或团体可以通过“设置或强化某些障碍，使人们难以公开表露政策冲突”来行使权力。〔101〕换言之，A可以通过参与一种非决策过程来控制B的行为：

如果A参与了影响B的决策，那么，权力无疑就得到了行使。但是，如果A致力于制造或强化社会政治价值和制度实践，而这些价值和实践又把政治过程的范围限定于不会对A造成损害的那些公共问题，那么，权力同样得到了行使。如果A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B实际上就不可能在其解决问题的方案中提出任何会对A的偏好造成严重损害的问题。〔102〕

巴克拉克和巴拉兹的批评是有重要意义的，他们不仅注意到事情发生时（决策）权力的配置方式，而且注意到了事情似乎没有发生时（没有决策）权力的部署方式。巴克拉克和巴拉兹采取的立场是按照个人行动或不行动来把握权力，但是，这种看法却过于简单了。因为如同卢克斯（Lukes）在分析权力的概念时所发现的那样，“一个制度的偏向，不仅是由一系列个人选择的行为来维持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由社会和文化造成的团体的行为模式和制度实践来维持的。”〔103〕如果从个人排除阻力、实现其意志的能力出发来定义权力，那么，就会忽略集体力量和社会安排。因此，毫不奇怪，多元主义不能把握阶级之间、种族之间、性别之间以及政治家与平民百姓之间的那些权力不对称，而这种权力不对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所说的“共识政治”之所以衰败的深层原因。

经典的多元主义还存在着不少其他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都在于它没有正确把握权力的本质和分配。多个权力中心的存在，并不能保证政府（1）完全平等地聆听它们的声音；（2）除了与这些中心的领导沟通之外，还能做些其他什么事情；（3）除了受处于强有力地位的人影响之外，还会受什么其他人的影响；（4）就所讨论的问题采取什么行动；如此等等〔104〕。尽管经典的多元主义者认识到了这其中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探讨这些问题对于分析权力分配和政治责任的含义。此外，我们在讨论熊彼特对于政治参与的条件所作的分析时已经指出，很显然，许多团体并不拥有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与强大的院外集团组织或社团的影响展开竞争的资源。许多团体并不拥有政治动员的起码资源。与此相反，多元主义者对于政治参与的条件的分析，却非常幼稚。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看法，即许多多元主义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如此渴望确认战后西方民主的成就，以至于他们不能对许多可能的异议给以重视。

一些重要的“多元主义者”，其中包括达尔，现在已经接受了部分反对意见。事实上，由于多元主义理论在观念和经验上都存在着问题，因此，经典的多元主义实际上已经分化为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学派和学术倾向，尽管一种新的“新多元主义”立场的轮廓已经形成〔105〕。这是一种显著的理论进步，在达尔的著作中，它体现得尤其明显。

民主、合作资本主义和国家

在《经济民主的前言》中，达尔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对于自由的主要威胁并不像托克维尔等人所预言的那样，已经变得与平等的要求——消除社会差异和政治差异的多数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在平等和自由之间，可能存在着矛盾，但是，一般说来，平等并不是与自由相抵触的。事实上，对于自由的许多基本的挑战来自于不平等，或者来自于某种自由，即，“积累无限经济资源的自由和把经济活动组织在按照等级原则支配的企业之内的自由。”〔106〕现代所有制和对于企业的控制，与形形色色不平等的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这些不平等都对政治自由的程度构成了威胁。如同达尔所指出的那样：

所有制和控制促成了公民在财富、收入、地位、技能、信息、对信息和宣传的控制、接近政治领袖的机会以及一般可预见的生活机会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存在于成年人之间，而且存在于未出生的人、婴儿和儿童之间。在获得所有应得的资格之后，这些差异就会转而使公民之间作为政治上平等的一员参与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机会产生巨大的不平等。〔107〕

与《民主理论的前言》完全相反，达尔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作出了重大让步（虽然他在许多时候并不承认这一点），他断言，现代“合作资本主义”倾向于“产生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巨大不平等，以至于造成对政治平等、因而也对民主过程的严重侵害”。〔108〕

但是，这些侵犯的本质超出了经济不平等的形成和直接影响之外。因为如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政府按照利益集团所期望的方式行事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今天，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一类的新多元主义者也承认了这一点〔109〕。私人积累的要求，形成了对于西方政府和国家制度的制约，这些制约形成了对于政策选择的系统的限制。私人投资和私有财产等制度，提出了一些客观的要求，如果要想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就必须满足这些要求。如果这些安排受到威胁，经济混乱就会随之发生，政府的合法性就会遭到削弱。换言之，为了在一个自由民主的选举制度中保持权力，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确保私人部门的赢利和成功：这种赢利和成功的基础是资本积累的过程，而私人部门是出于自身的目的而保持这一过程的。林德布洛姆就此解释说：

由于市场制度的公共职能掌握在实业家手中，那么当然，就业、物价、生产、增长、生活、技能、个人的经济保障等等，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政府官员不能对实业家如何发挥职能漠不关心。衰退、通货膨胀，或其他的经济危机，都可以使一个政府垮台。所以，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照看实业家们履行他们的职责。〔110〕

一个政府的政策必须遵循一定的政治议程，而这种议程至少是有利于即偏向于私人企业制度和合作权力的发展的。

因此，民主理论面临着一种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远比托克维尔和J. S. 密尔想象的严重，远比经典的多元主义理论家们认为的复杂。政治代表发现，如果选民希望减少合作资本主义对于民主和政治平等的消极影响，那么，要实现这一愿望，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民主植根于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中，这个制度把一种“特权地位”系统地赋予了商业利益。按照达尔的看法，所有有兴趣探讨民主制度中全体公民原则上的自由与实际的自由之间关系的人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他认为，人们对于民主的信奉只有在认识到除非社团权力发生重大转变，否则自治便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当代时期才能得到维持。这就可以引出进一步的结论，即自治的权利要高于生产资料的权利。要实现政治自由的承诺，就要建立一种广泛的合作型的所有制和企业控制制度；这就是说，把民主原则扩展到车间和一般经济生活中去。达尔克服民主的经济障碍的方法，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这里强调的重点是，按照达尔和林德布洛姆等人的看法，利益集团不能被看做必然平等的，国家不能被看做所有利益之间的中立的仲裁者：商业社团对于国家具有不均衡的影响，因此对于民主的结果也具有不均衡的影响。

上述看法表明，需要进一步考察国家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如果国家的部门，首先是国防一类对选民较少负责的部门被纳入许多大型制造业的利益结构，那是毫不奇怪的〔111〕。但是，新多元主义强调指出，如果就此认为民主制度受着与之相互作用的各种经济利益集团的直接控制，则是相当错误的。“国家的管理者们”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即他们的工作声望和稳定性，他们部门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更可能发展自己的目标。政治代表和国家官员可以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或者一系列强有力的竞争性利益集团，他们关心的是强化（扩展）国家本身，并且＼或者确保特定的选举结果。民主的政治家不仅致力于满足市民社会中各种居于支配性地位的集团的利益，而且致力于贯彻政治战略，即以牺牲其他问题为代价而把某些问题提上日程；动员或削弱共同体的一些特定部门；满足或者忽略特殊的要求；激发或减少选举事项。正是在这些过程的背景下，新多元主义认识到，既定的政治利益和官僚结构的发展具有复杂的可能结果和危险性，常常使人们必须分析“谁实际获得什么，什么时候和如何获得的”。尽管商业利益具有突出的地位，可是，新多元主义者们并没有认真描绘出一幅现代民主政治基础的力量和关系的确定图景。他们仍然持有经典多元主义的基本信条，包括对于自由主义民主如何造成了一系列的压力集团、一系列不断变化的要求、一系列最终不确定的政治可能性的看法。此外，他们仍然把自由主义民主看做权力垄断的和僵化的国家发展的关键性障碍：他们认为，竞争性政党，开放的选举领域和高度警觉的压力集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任何其他国家权力模式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政治责任（political accountability）。模式Ⅵ对于经典多元主义和新多元主义的观点作了小结。

小结：模式Ⅵ　多元主义

随着时间的流逝，民主究竟是什么和究竟应该是什么，可能成为更加复杂的问题。多元主义的发展轨迹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关民主的特点和理想性质的理论在不断变化。在多元主义的框架内，关于民主的基本原则、主要特征和一般条件的许多核心问题，比以前更具有公开讨论的余地。令人感兴趣的是，应该指出，对立的理论观点，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积累、合法化和政治的限定领域

在政治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理论流派已经对多元主义提出了进一步的批评，它们是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科学家对现代政治制度中“合作主义”趋势重要性的评价。〔112〕下面，在粗略地勾勒这些发展的同时，我不仅要考察它们对于多元主义和民主理论讨论的意义，而且还要阐明主要作者之间的种种争论。我将主要关注新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讨论，因为对于我们在此所作的讨论来说，它比合作主义的贡献更有意义。不过，在本章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思考多元主义及其批评者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之前，我们也会对后者进行一些讨论。

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对于分析民主和国家权力重新产生了显著的兴趣〔113〕。如同第四章努力表明的那样，马克思留下了含糊不清的遗产，他从来没有把他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看法与他关于国家可能具有重要的政治独立性的认识完全统一起来。列宁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压迫性，当然也没有解决这种含糊性，而且他的著作在斯大林清洗和苏维埃国家兴起（和衰落）之后，似乎已经不再引人注目（参阅第8章）。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都对政治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卢卡奇（Lukács）、科希（Korsch）和格拉姆西（Gramsci）都对阶级保持权力的许多复杂而微妙的方式进行了探讨——但是，直到6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新考察。这项工作最初是从对于实证的民主理论的抨击开始的。因此，从这种抨击谈起，无疑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新马克思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民主之外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已得到了明显的发展，我们在后面，尤其是在下一章中将对此进行考察。

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1969年）一书，是推动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重要著作。在指出西方社会国家的核心地位不断提升的同时，他力图一方面重新评价马克思所说的阶级与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评估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经典多元主义模式。他不同意把国家看做社会利益之间仲裁者的观点，认为：（1）现代西方社会中存在着一个拥有和控制着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2）这个阶级与强有力的机构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机构包括政党、军队、大学和传播媒介；（3）这个阶级在各级国家机器中，尤其是在“支配性位置”上，拥有与其他阶级不成比例的代表。公务员和公职人员的社会背景（绝对来自于商业和财产的世界，或者来自于职业中产阶级），他们的特殊利益（一帆风顺的职业道路），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完全接受他们活动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都意味着，即使不是全部，那也是大部分国家机构实际上是“保持和保护资本主义……固有的权力和特权结构的至关重要的特定因素”。〔114〕米利班德坚持认为，资产阶级具有高度的凝聚性，它们对西方政府和国家制度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能够确保它们总是拥有“控制社会的工具”。但是，他坚持（维护前面所说的马克思的第一个立场）认为，国家为了使政治有效率，就必须有能力以规范的方式把自己与统治阶级派别分离开来。政府的政策甚至是与资产阶级的眼前利益直接相悖的。他还尖锐地指出，在特定情况下，国家可以取得对于阶级利益的高度的独立性，比如，在国家处于危机时，就是如此。

在提出这些论点时，米利班德首先就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那些人在政治上所处的核心地位发表了一系列看法，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看法在若干年后被新多元主义者认为是似是而非的。但是，他反复强调阶级是决定民主政治和国家行动的结构性核心因素，这标志着他的立场与后来的达尔等思想家的立场相去甚远：强调国家的资产阶级特性，表明不同观点之间会产生“共鸣”，但并未达成“一致”。因为新多元主义者坚持的是韦伯的看法，而韦伯强调的是阶级关系和政治过程的相互关联，而不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的独立变化。米利班德的主要批评者尼科斯·波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更加明确地指明了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别。

波朗查斯侧重研究了国家行动的自主范围，力图以此进一步阐明马克思的第一个立场。他认为米利班德采用的是“主观主义的”方法：力图通过“人际关系”探讨阶级与国家的关系，而他对这一方法持否定态度。如同波朗查斯所说：“即使资产阶级的成员直接参与国家机构和政府，它也不是问题的重要方面。”〔115〕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会使资本主义国家保护资本主义生产的长久体制，而漠视其负有责任的更为广泛的问题。

波朗查斯认为，要把握这些结构性因素，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一因素。更具体地说，国家的职能必须是确保（1）统治阶级的“政治组织”，因为竞争的压力和直接利益的差异会使统治阶级不断分裂为“阶级派别”；（2）工人阶级的“无政治组织”，因为生产的集中会使工人阶级威胁统治阶级的霸权地位；（3）非主导性生产方式产生的阶级的政治“再组合”，因为这些阶级处于经济和政治的边缘，它们可能采取反国家的行动。〔116〕

因为统治阶级很容易分崩离析，所以它们的长期利益需要一个集权的政治权威来保护。只有这种权威具有对不同派别的特殊利益的“相对自主性”，国家才能维持。但是，国家究竟具有什么自主性，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波朗查斯强调说，国家并不是能够明确其方向的统一实体；它是一个冲突和分裂的竞技场，是“阶级力量的凝结”。〔117〕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自主性，取决于阶级和阶级派别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斗争的激烈程度。至少在其早期的著作中，波朗查斯坚持认为，权力是“实现阶级利益的能力”，国家机构是“权力中心”，但是，阶级“拥有权力”。相对自主性是“在阶级斗争的权力关系中”“移交”给国家的。〔118〕

因此，现代自由民主国家既是市民社会中无政府竞争的必然结果，又是这种竞争和分工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一支力量。它的按等级构成的官僚机器，以及它的选举产生的领袖，都力图构建国家的统一并代表这种统一——“人民国家”，同时力图分化瓦解集团政治（至少分化瓦解那些可能威胁现存秩序的一部分“集团”）。国家不仅记录社会经济现实，而且通过规范它的形式，强化它的力量，来介入社会经济现实的实际构建。

但是，波朗查斯关于阶级、政治权力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存在许多问题。他赋予国家某种自主性，同时又认为，所有的权力都是阶级权力。〔119〕除了这种前后矛盾之外，他还严重低估了国家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对此作出反应的自身能力。仅仅从“消极”的角度看待国家，即仅仅关注国家如何极力稳定资本主义经济企业，如何极力防止可能的革命影响和发展，其结果是严重低估工人阶级、其他团体和社会运动影响国家进程和组织的能力。国家实际介入了“阶级关系的矛盾”，就此而言，它也不可能仅仅是“现状的维护者”。此外，波朗查斯强调认为，国家是“阶级力量的凝结”，这种看法意味着他对于国家的看法缺乏完备的内在定义，或者缺乏制度区别，忽视了制度是如何运行的，精英、政府官员和议会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

克劳斯·奥芬（Claus Offe）向米利班德和波朗查斯的学说提出了挑战，并且企图修改这些学说，从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引起了有关民主、阶级和国家权力的争论〔120〕。在奥芬看来，国家既不是波朗查斯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国家”（由阶级权力决定的国家），也不是米利班德所认为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使政治权力一定程度上脱离当前阶级利益的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把它内部的差异变成了一系列的部门，奥芬正是从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这一看法出发，坚持认为，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卷入资本主义矛盾的方式。按照他的看法，这种状况有四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私人拥有资本是经济企业的根本基础；但是，经济的所有制并不产生直接的政治权力。第二，通过私人积累形成的资本，是国家财政的物质基础，这些财政是通过各种各样财产税和所得税获得的。第三，国家的基础在于收入的来源，这些来源并不是由国家本身直接组织的，它们储备在国有企业中。因此，国家在推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具有一种一般性“利益”。这种利益并不是来自于国家与这类资本的联盟，而是来自于国家对于维持其自身存在条件的普遍关心。第四，在自由民主国家，政治权力不得不让位于赢得大众选举的人。这种制度有助于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私人积累的财富是国家的首要基础，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

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特点，使它处于一种结构性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国家必须维持积累的过程和资源的私人占有；另一方面，它必须认定自己是阶级利益的公平的仲裁者，并由此使其权力合法化。国家与经济的制度性分离，意味着国家的基础在于组织有利可图的生产而形成的资源。一般说来，积累过程形成的资源处于“国家的组织权力之外”，因此，保护资本主义经济活力，就是保护“国家制度性的自身利益”和所有行使国家权力的那些人的利益。奥芬正是以这种看法，使自己既区别于米利班德，又区别于波朗查斯，而接近于新多元主义的观点。如同他指出的那样，“国家制度性的自身利益并不是来自于特定的政府与对于积累感兴趣的特定阶级的联盟，也不是来自于对于国家权力的执掌者‘施加压力’以实现其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121〕就其自身来说，国家的利益在于维持积累。

政治权力的性质是以双重方式决定的：一是民主和代议制政府的正式规则，它们决定了获取政治权力的制度形式；二是积累过程的物质内容，它确定了成功政策的界限。鉴于政府必须要赢得选举，而且要拥有实施政策的财政资源，它们不得不加强干预以处理经济问题。然而，日益强化的干预压力与资本主义对投资自由的关注和坚决抵制国家控制生产过程的努力（例如，企业家避免“过度管制”的努力）是相矛盾的。

因此，现代国家面对许多对立的需求：它必须在既不损害私人积累，又不破坏对于市场是稀缺资源的公正分配者的信念的条件下维持积累过程。经济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经济实施政治控制，就要冒险向整个社会秩序的传统合法性基础发起挑战：自由主义的信仰是共同利益存在于追求各自目标的私人之中，而来自于“公正”国家的干预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如果国家必须实施干预，那也必须把对于资本繁荣的优先考虑掩饰起来。所以，奥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定义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a）它对于积累的排外性；（b）它为积累所承担的必要功能；（c）它对积累的依赖性；和（d）它掩饰和否认（a）、（b）和（c）的功能。”〔122〕

令人感兴趣的是，尽管新多元主义并不看重奥芬定义中（d）所提出的那种问题，但是，许多新多元主义思想家仍然能够欣然接受（a）—（c）。林德布洛姆、达尔和奥芬的观点集中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西方民主政治对于私人资源的依赖性；自由民主国家支持（必然倾向于）“社团议程”的程度；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限制或制约民主运行的广度。尽管奥芬把国家的核心作用归结为阶级对立的调停者，并且比林德布洛姆和达尔更多地关注阶级问题，但是，他们都肯定这样的看法，即“国家管理人”可以不受经济和社会压力而享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也就是说，不能仅仅联系社会经济因素来理解国家，或者说，不能仅仅将国家简化为社会经济因素。

尽管如此，奥芬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大量著作强调把国家看做一个“反应机制”。他认为，如果他关于现代国家的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很难想象，资本主义社会有哪个国家能够同时履行这个定义中的功能，并且成功地维持长久。”〔123〕为了考察这一假设，奥芬研究了国家行政的本质，尤其是着力研究了国家采取有效行政行为的能力。奥芬认为，因为当代政府实行的许多政策不简单是补充了市场活动，而实际上是取代了市场活动，因此，行政当中所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据此，奥芬提出了一种有趣的看法，这种看法与合作主义相类似，按照这一看法，国家常常会有选择地偏向于某些人，如具有主导地位的合作集团和有组织的劳工，这些人的服从和支持对于现存秩序的稳定和连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进一步认为，这些“战略性力量”的代表会通过议会之外的非正式的谈判过程，逐步解除对于政治稳定的威胁。因此，自由民主国家在努力保持现有制度安排的连续性时，势必倾向于既有强大利益之间的妥协，不过，这种妥协常常是以牺牲年轻人、老年人、病患者、无组织者和非白人团体等弱势团体的利益为政治经济代价。按照奥芬的看法，因为国家关心的是维持资本主义机制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总体制度秩序，所以，我在前面提到的大量人口不参与或有限参与的条件就会不断再生。

奥芬的分析中有许多重要的内容，其中包括这样的观点，即关键性的政治问题，只有禁止它们发生，或者把它们转移到其他领域，才能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中予以“解决”。这其中的一些内容，我们将在下一章集中讨论“民主的危机”的理论时予以考察。在此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相对于米利班德和波朗查斯的研究来说，奥芬的研究长处在于他对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的分析。米利班德和波朗查斯“消极地”认为，国家在功能上是与资本或者资产阶级相互联系的，而奥芬特别关注国家是怎样陷入阶级对立的，这就克服了米利班德和波朗查斯的看法的某些局限性。奥芬的研究指明了各种力量怎样从各个方面作用于国家，使其提供的一系列政策和服务不仅有利于资本，而且有利于工人阶级中某些很好地组织起来的人们。劳工运动的历史，就是不断努力弥补雇主与受雇者之间权力差别之缺陷的历史。其后果是，国家采取了提高社会工资、扩大公共福利、加强民主权利以及改变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平衡等一系列政策。奥芬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社会斗争在国家和政策结果的本质上“打上了烙印”。他正确指出，尽管国家依赖于资本积累的过程，但是，经济、社会和选举的多重限制，意味着国家绝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明显的代理人。在这些相互冲突的压力中，政府通过持续不断的操纵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掩饰民主国家的片面性和依赖性。此外，这种操纵经常以牺牲社会中最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我相信，强调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这些问题可以看做“经验性民主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此而言，解释现有民主运行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但是，奥芬低估了政治代表和行政人员作为政治战略有效代理人的能力，进而对于民主和国家的理解产生了偏差。虽然他表面上承认这种能力，但是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他常常参照功能性需求来解释国家政策的发展和限制（这些功能性需求对于满足资本和劳工、实现积累和合法化是必要的），这种倾向使他贬低了“战略性智力”，而这种战略性智力是政府和国家机构经常表现出来的，而且在对议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不同行为模式进行历史和比较评价时表现得特别明显。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缺陷是，他忽视了制度安排的不同形式，而正是这些不同形式的制度安排，构成了不同国家的“民主”。〔124〕这些安排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重新创造出来的？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它们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这些差异的结果是什么？对于正确评估民主的模式来说，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正在变化的代议制形式

有一派政治分析家力图通过研究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产生来克服民主理论中的这些缺陷。虽然大多数“合作主义”的思想家已经高度概括了其研究发现的重大意义，但是，鉴于他们给出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方向，所以，再次予以强调还是大有益处的。首先，20世纪经济的变化，导致了比较集中的经济权力，这种权力使私人资本在与劳工进行斗争时往往占据上风。面对反抗的劳工力量，资本通常可以转移投资中心，使工作机会较为稀缺，削弱劳工实现要求的能力。一定程度上由于要应对资本权力，一定程度上也由于现代经济的绝对复杂性，劳工运动本身变得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官僚化、越来越专业化。无论在资本一方还是在劳工一方，都产生了强大的组织，这些组织在市场上进行对抗，彼此都可以而且力图破坏对方的打算。在这种变化产生之前，曾经存在多种经济和社会团体竞相施加政治影响，正如多元主义所想象，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正如合作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所认为，不管哪种民主理论模式，只要它还认为“许多不确定的、多样的、自发的、竞争的、非等级化的和自决的……群体”追求各自不同的利益，那么，它在今天就不再有效了〔125〕。

人们的期望和需求在不断增长，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种背景下，资本和劳工（分别通过拒绝投资和罢工行动）破坏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能力，向国家提出了更为严重的管理问题。不过，尽管阶级力量影响了国家，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控制国家。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幅阶级统治的政治图景，而合作主义理论家们关注的却是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集权现象，以及国家通过政治整合的创新战略克服这些集团引起的问题的种种努力。因此，当代合作主义被定义为：

一种利益代表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具有选举权的个体被组织成一定数量的各自独立的、负有义务的、等级制的和具有不同功能的团体（如果国家不进行组织，那也一定予以承认或许可），并赋予它们在各自领域内特定的代表垄断权，以便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其领导人的选择和需求与支持的表达。〔126〕

合作主义安排一般涉及雇主、劳工和国家“三方”关系，它最终是由后者来掌控。

按照合作主义的观点，国家的支配能力已经提高，这就使它能够为经济和政治事务构建一个框架。作为拥有“代表垄断权”——与国家官员讨价还价的直接渠道——的回报，主要利益集团（如英国的工会大会）的领导人可以为一致同意的政策提供支持，并让他们的成员也保持一致的立场。虽然各方之间的大多数讨论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在幕后和公共视野之外进行的，但是，谈判政治沿着比较严格、比较正规的路线，变得井然有序。一些关键的组织参与解决迫切的问题，可以获得对其成员较为有利的解决方案。这样，合作资本主义的安排就是一种确保主要工会、商会及其各自的选民支持的政治策略。

在合作主义的文献中，对于上述变化有一些不同的说明〔127〕。但是，对于本章的内容来说，这些不同，并不如三方关系所造成的政治后果重要，这个后果就是，随着后自由主义、合作主义时代的到来，一种新的政治结构已经形成。有三个重要的看法需要提出。第一，传统的代议制已经逐步被以三方主义（tripartism）为基础的决策过程所代替。议会作为政策表达和同意的最高核心的地位已遭到破坏；经由议会通过议案，比以前更多地成为一种仅仅是加盖橡皮图章的过程。第二，议会或地方代表已不再是表达和保护利益的主要形式。虽然代表的古典模式（以议会成员的形式）仍然存在，但是，政治和经济管理的最重要的工作，却是由功能性的代表，即来自企业、工会和国家部门的代表实施的。超议会的政治过程逐步成为决策的核心领域。第三，以地方为基础的代表，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的代表了，参与政策发展的范围急剧缩小。政治参与成了有组织的精英的保留地。总之，经济变化、政治压力和组织发展，破坏了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公民的权力。新的“灵活”的谈判途径代替了较为复杂的立法机制和公共权威。由于这些过程而边缘化的那些人，比如，失业者和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家可能会持反对态度，鼓动“未经批准”的抗议运动。但是，从总体上看，合作主义思想家们倾向于认为，新的制度程序促进了主要的社会派别之间的联合。图6—1显示了合作主义看法的主要步骤。

合作主义思想家指出的趋势，无疑是值得一提的。对于西方民主来说，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参与统治过程具有重要意义〔128〕。合作主义者集中关注的是关于公共问题的超议会谈判模式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效地指出了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说明形式上的代表结构的有限效果和反复讨论的议会机构的有限范围。如果说人民主权存在着弱点，那么，它应该部分地依据合作主义思想家的看法来得到解释。但是有几点限制应该依次讨论：

图6—1　合作主义和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被破坏

首先，认为议会讨论和创制的范围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限制的思想，应该受到谨慎对待，正如从马克思到韦伯，从列宁到达尔的大多数政治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很显然，议会历来是在实际限制的范围内运行的。这个范围确实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是，不能据此认为代议制的效率和权威近年来已经受到极大削弱。此外，虽然合作主义理论揭示了战后政府运行的若干重大变化，但是，除宏观经济政策之外，如果有的话，很少有哪个领域会成为三方协议的主题，即使在宏观经济政策范围内，除了收入政策，很少有其他符合“合作主义者”的看法。几乎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可以假定，功能性代表实际上已经取代了政党和议会的作用。而且，就合作主义安排发展变化的程度而言，它仍然是脆弱的，因为它所要求的确保劳工整合的一系列条件很难形成，这其中包括：

1．劳工运动中存在着一种有利于对宏观政策中的结构性或再分配措施进行“合作管理”的态度；

2．存在着有利于启动三方管理的相应的国家制度；

3．工会协调工人阶级运动的权力制度化；

4．劳工联盟拥有足够集中的决策权力以约束单个行业工会；

5．工会中精英的影响可以确保普通成员遵从经过协商的政策。〔129〕

广泛的合作主义安排，仅仅在少数的几个国家得到了实行，其中突出的有奥地利、荷兰和瑞典；在其他国家，许多条件仍然不成熟，在英国这样一些国家，只有在很短的时期具备这样的条件〔130〕。

在50年代到70年代初的经济发展时期，三方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极为光明的前景。那些年的繁荣无疑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所有的关键性利益都可以在战后的政治中予以协调。经济的繁荣，意味着经理、劳工以及政策的实施者可以找到共同努力的范围，找到使大家都满意或有可能满意的基础。相形之下，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许多国家经历的严重经济困难十分尖锐地表明，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共同基础是有限的，在核心的经济问题上，以谈判和妥协意愿的存在为前提的制度，其实施前景是暗淡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后来许多民主理论主要关心的问题急剧转向“民主的危机”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见第七章）

建构合作主义安排的努力，本身已经促成了70年代中期以来民主理论所面临的某些压力。合作主义战略体现了对于某种强有力的或占有主导地位的集团的偏向。这种偏向削弱了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s）对于选举／议会的支持，然而，它们的支持是政府稳定所必需的。三方主义把某些问题提到政治议程的前列，因而必然要把其他问题排除在外或使之边缘化。更重要的是，政党制度和集体协调会议是某些沟通冲突的传统制度，而强制实行三方主义战略，就会破坏这些制度的可尊重性和可接受性。因此，如同某些合作主义者指出的那样，新的安排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促进反对运动的形成。这些反对运动的基础是那些被排除在关键性既定政治决策过程之外的人，比如关心环境问题的普通工人，反战运动的推动者，妇女运动、区域性运动或全国性运动的积极分子〔131〕。

合作主义安排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主的特点，这种安排不仅要确保那些允许真正讨价还价的有组织的主导性利益之间的权力平衡，而且要确保一切相关利益和观点以某种方式参与决策过程。无疑，它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它们阐明了一种新的代表形式，就此而言，它们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有趣但也有限的发展。无论如何，合作主义制度的出现，无疑是值得考虑的另一种因素，也是使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的真正控制进一步偏离普通公民的另一种力量。

民主理论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今天，政治分析中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之间的差异，几乎与传统的思想家之间的差异一样多。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已经逐步重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高度集中，作为许多要素之一，对于民主生活所造成的限制。近期内最优秀的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于自由主义代议制进行了重新评价，确认不能仅仅从阶级的角度，而是应该联系选举过程的动力、利益集成的变化模式和团体的竞争压力来理解国家的活动。此外，坚持规范标准是新多元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共同的追求。虽然前者确认代议制民主具有持久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也承认，高度集中的私人经济权力会对民主生活造成不可容忍的伤害。直到前不久，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普遍打算重新思考他们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信奉。但是，这一点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对东西欧国家扩张的反动，也是作为对东西欧国家扩张的挑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民主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以及独立于国家和政党而组织其活动的集团和代理机构的重要性作出了重新评价。在这些评价中，某些自由主义民主改革的意义，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肯定。关于这些改革，我们将在第七章和第八章详述。

尽管如此，即使最好的当代民主模式也有许多局限性，因为它们首先关注的是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尽管马克思主义者扩展了政治的概念，信奉生产的权力关系，但是，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正确考察过与性别和种族统治有关的有限参与或不参与政治的恶性循环，也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深入思考过沃斯通克拉夫特这样的人的研究对于民主理论的含义。这种偏见和片面性无疑表明，关于民主的当代模式的研究仍然具有局限性。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多元主义以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方法考察一切问题似乎都以这样的看法为前提，即政治等同于国家的公共领域和＼或经济关系，后者是政治活动和研究的恰当领域。因此，“私人”关系的世界，由于公民的要求和机会是不均等的，将不予考虑。究竟应该如何克服这一缺陷，同时把民主理论的主要传统的一些最重要的看法统一起来，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七章　从战后稳定到政治危机：政治思想的两极分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5年被许多人描述为一个认同、笃信权威和合法性的时期。漫长的战争似乎造成了人们对于新时代的强烈愿望和期盼，这个新时期将以大西洋两岸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进步性变革为标志。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1953年加冕时，至少200万人走上大街庆祝，2000多万人观看了电视，近1200万人收听了广播，这一切都进一步给人留下了这个社会达成了共识、达成了战后社会协议的印象〔132〕。君主政体代表传统和稳定，而议会象征责任和改革。在美国，全体公民的爱国忠诚似乎已经完全确立。一位评论家的评论反映了大多数公众的意见：

美国已经是而且将继续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在这里，允许公众广泛参与社会和政治政策的制定，其程度超过任何其他地方。人们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对于被引向一个更绿的草原不感兴趣。〔133〕

战后，从右翼到左翼的政治评论家都注意了对社会核心制度的广泛支持。右派（中欧和南欧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和左派（东欧的共产主义）的政治暴行使人们更加信奉这样一个世界，即由干预主义国家所调控和管制的自由企业的世界。另外，冷战所施加的巨大压力把一切所谓“体面”的政治都限定在民主制的核心范围内。哈尔西（A. H. Halsey）对此一时期的英国政治评论道：“自由、平等和博爱都得到了发展。”充分就业、不断增长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使这段时间成为一个“高度纯粹向上流动、大众富裕程度缓慢发展的时期。强烈的政治认同的潮流涌动持续了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134〕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认同的存在得到了学术研究的强烈支持，如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一书就认为，西方主要民主国家拥有对其政府体系高度发达的忠诚感、对政治权威的强烈服从感以及以信任和自信为内容的公民态度。〔135〕

以下内容界定了“新政治”观的边界：致力于政治和经济改革、尊重立宪国家和代议制政府、在保持政策维护国家或公共利益的同时积极鼓励个人追求自身利益。这些看法的深层观念在于：国家是促进个人和大众“福祉”的最佳手段。政府可以保护公民免受任意侵犯，帮助弱者，由此为所有人创造更广泛的机会。整个50和60年代，几乎所有的政党都认为，他们在任期间应当采取干预行为，以削弱那些不公平地拥有特权的人的地位，并帮助贫困者改善处境。只有一个体现关怀和公平、专业化和专门技能的“人道国家”的政治，才能创造条件，使每个公民的福利和利益能够与所有人的福利和利益和谐共存。

这种福利的或“社会民主的”或“改革的”政治观，可以在发展型民主的思想和原则中找到根源（参见第三章）。但是，它在现实政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主义国家政策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表达。那些年，迅速的经济增长资助了看起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但是随着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活力的衰退，福利国家开始失去其吸引力，遭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抨击（左派认为它几乎没有真正削弱特权者和豪强者，右派则认为它代价太高，威胁到个人自由）。许多不同政党的政治家，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工联主义者，力图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稳定政治环境的工业企业家，曾一度形成支持福利国家的利益联盟，现在，这一联盟开始瓦解。国家究竟应当“向后转”还是“向前走”，成了激烈争论的题目。在这一过程中，福利国家开始变得缺乏统一的思想基础。拥护扩大国家管理范围的人们赞成个人权利，同时主张认真引导国家行动来为所有人提供更多的公平和正义，这样，他们为一个公民社会中迅速膨胀的政府干预计划铺平了道路。问题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政府行动的理想形式和界限却很少论及，因此，至少某些人会认为，这种缺陷可能会在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助长家长作风、官僚制和等级制。这一点对于民主的本质和动力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本章将进一步考察有关自由的民主之本质的争论。首先考虑两组观点：第一组涉及战后年代社会“认同”的特点（有关“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单面社会”的命题）。第二组则与认同的被侵蚀破坏和60年代后期以来不断扩大的“民主的危机”有关（“政府超载”和“合法性危机”理论）。每一组观点都清楚地反映了战后政治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依次探讨这两组观点的过程中，我将提供有关背景知识，以利于读者更深入了解民主政治的实际状况和新增加的两个民主模式：“合法型民主”，这是新右派的模式；“参与型民主”，这是新左派的模式。图7—1勾勒出了这些看法之间的大致关系，并把它们同前几章中讨论过的相关模式联系起来（它也提供了一个简要的图示，从中可以找到我将在第九章中专门讨论的“协商民主”的位置）。

图7—1　民主模式的理论轨道

关于术语应用，应当提出一句简短的警告。新右派和新左派的许多观点并不新，有些观点早在它们作为新右派或新左派的观点而引人注目之前就已经发展起来了（有些可以从前面章节所讨论的理论立场中辨识出来）。然而，新右派和新左派出现的环境有助于给这些“旧”观点以新力量。而且，环境还促进了观点自身的革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右派某种性质上是在与60年代末70年代初崛起的新左派运动的激烈对抗中出现的（新左派运动大致指各式各样的左派团体、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平运动）。60年代后期以来，民主的政治理论出现了某种复兴，尽管这种复兴是以观点的极度分化为标志的。

合法的民主秩序还是压迫性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与社会的相对和谐给思考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的异乎寻常的动荡——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的政治分析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的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试图对这种状况作出解释。其中一个杰出的学派按照古典多元主义的框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命题。这个命题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众媒体、主要政党、官方政治圈子中和劳工运动的许多组织中所表达的观点极为一致。另一个小得多的学派则表述了极为不同的看法，它对于事件的解释与国家经济、文化的主要机构之间很少一致，尽管它对于60年代的学生和新激进抗议运动有很大影响。这个学派按照一个修订后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分析认为：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end of ideology）实际上意味着一个高度压迫性的秩序：“单面社会”（one-dimensional society）。〔136〕

利普赛特（Lipset）是运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词的最著名的倡导者之一，关于这一术语，利普赛特指的是知识分子、工会和左派政党越来越不支持他所说的“红旗高扬”。所谓“红旗高扬”，即马列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目标。〔137〕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有：根据东欧政治制度的记录，马列主义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正在衰亡；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已被解决。更具体地说，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划分左派右派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缩减为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国家所有和经济计划的问题”，“在每一个国家，无论哪一个政党控制国内政策，实际上已没有太大的差别”。他认为，所有这些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的基本政治问题已经解决：工人已获得政治公民权；保守分子接受了福利国家；民主左派认识到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带给自由的危险多于它能解决的经济问题。〔138〕遵循与阿尔蒙德和维巴类似的思路，利普赛特肯定地说：对于普遍政治价值——赞同平等、成就和民主程序——的基本认同使现存政治和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因此，西方民主国家将享有这样的未来：稳定发展，阶级和党派之间政治观点融合，冲突渐趋消失。这些判断得到了诸如英国的巴特勒（Butler）和斯托克斯（Stokes）这些研究特定政治文化的学者的支持。

“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家们提出的对政治生活的解释被马尔库塞所摒弃，他使“单面社会”的观念广为人知。但奇怪的是，如前所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试图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在战后年代出现的政治和谐现象。

马尔库塞指出：多种力量的组合协助着现代经济的管理和控制。他的分析由此开始。首先，他指出，生产资料的惊人发展，其本身就是资本不断集中的结果；科学技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机械化和自动化趋势不断加强；管理逐渐演变成越来越大的私人官僚制。其次，他强调指出，作为国家干预的结果，对自由竞争的管制日益增多，这既刺激和支持了经济发展，又导致了公共官僚制的膨胀。第三，他描述说：冷战和永远存在的核灾难的可能性，造成了持久的战争威胁，它与国际事件一起引起国家重心的再调整。简言之，马尔库塞认为社会的主导趋势将导致建立庞大的私人和公共组织，它们可能将吞没社会生活。

这种事态的一个重要后果，即马尔库塞所谓的“非政治化”：由于对技术、生产力和效率的过分关注，政治和道德问题被排斥于公共生活之外。大小企业为利润而对生产的执著追求，以及国家在经济增长名义下对此给以的无条件支持，极大地限制了政治议程。此外，这些力量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公共事务变得只关注于讨论不同的手段，因为目的已经确定了，那就是生产更多的东西。非政治化源自“工具理性”的传播，这就是说，在既定目的之下，人们所关注的是不同手段的有效性。

马尔库塞认为，从属阶级和少数派的文化传统被制造“包装文化”的大众传媒所淹没，这进一步加剧了上述事态。大众传媒模式的构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懈追求扩大消费的广告业的利害关系所设定的。他认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错误的意识”：人们不再考虑或了解什么是他们的真正利益的一种认知状态。马尔库塞确实分析了与这一事态相反的一些趋势，但至少在《单面人》（One-Dimensional Man）（1964）中，他主要强调的是：富足和消费主义风潮（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造成了顺应的、被动的、默从的行为方式。从熊彼特到利普赛特，他们都对政治秩序进行了描绘，认为政治秩序基于同意和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针对这一看法，马尔库塞强调，政治秩序得到了意识形态和强制力量的支持。“人民统治”的想法仍然不过是一个梦想。

相对其总体主张而言，上述理论的具体内容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尽管它们有许多分歧——无论这些分歧集中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但“意识形态终结”和单面论的理论家们都特别强调：（1）社会各阶级和集团的高度服从与整合；（2）政治和社会系统的稳定因此而得到加强。前两章的讨论表明，对这两种观点都应提出质疑。关于政治态度和个人看法的调查研究表明：1945年后，既不是一个“共有价值”系统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统治”系统简单赋予了民主以合法性。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而且，有关社会共识的理论文献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也就是这些文献问世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这一复杂性更加明显地突显出来。60年代和70年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使有关战后政治和谐与持续繁荣的简单图景大打折扣。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繁荣遭到质疑，以为大众默认即意味着政治合法性的这一幻想也遭到了质疑。

经济困难的增加，1973年的石油危机，布莱顿森林（Bretton Woods）国际经济秩序的瓦解，西方许多国家的经济紧缩，福利国家费用支付上的种种难题，对执政党日益严重的失望情绪，选举人对政治家们的许诺的怀疑：所有这些迹象表明，政治体系内部和政治体系的基础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难题〔139〕。尽管国家已变得极为复杂，但总体上看，它远不像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铁板一块，也远不能发出明确的指令；它享有的合法性也不能达到“意识形态终结”的倡导者们所估计的水平。60年代末，几乎没人否认意见分歧风行社会；中间立场（主要是中产阶级和高层阶级）的确定性和信心正在消失；工人阶级中某些阶层有条件的或作为手段的同意，似乎已让位于失望和冲突。

“意识形态终结”论和“单面”论都不能正确解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经济和政府政策的不稳定，以及战后年代出现的持续并不断升级的紧张和冲突状态。尽管这些现象最终并未造成对国家的颠覆性打击（除了在法国，事件已发展到临界点，不过这还可以讨论）和对一种新式民主的断然倡导，但是它们确实对政治秩序的基础本身构成了严重考验。随着60年代的逝去，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危机似乎仍在不断发展。这一危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它的各方面应如何加以分析？它的根源和原因是什么？

超载国家或合法性危机

什么是危机？我们必须区分局部危机（或有限度的不稳定阶段）和可能导致社会转型的危机。前者指的是类似政治—经济周期的现象，它牵涉到经济活动的繁荣和衰退，已成为现代经济的长期特征；后者指的是对一个社会的核心或其组织原则的破坏，即对决定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变动的范围和界限的那些社会关系的腐蚀或毁坏。这里将第二种危机称之为“有可能导致转型的危机”，它包括对政治秩序核心本身的挑战。

与50年代和60年代初谈论“整合”、“社会共识”和“政治稳定”的那些政治分析家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研究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政治分析家得到的几乎是全然相反的印象。这一时期的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的工作关注于“社会共识的瓦解”、“民主的危机”和“政治经济的衰退”。本节将简要展示两种截然不同的危机理论——这些理论试图解释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从代议机关到行政机构的整个现代国家体制的影响。二者的对比，仍是主张多元政治理论前提的作者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的作者的对比。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两类作者都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者”；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作为其出发点的理论。

第一类，从多元论前提出发，可以被称之为“超载政府”理论家；第二类，从马克思主义前提出发，发展出了“合法性危机”的理论。讨论“超载政府”的作者包括布里顿（Brittan）、亨廷顿（Huntington）、诺德豪斯（Nordhaus）、金（King）、罗斯（Rose）和彼得斯（Peters）。发展出“合法性危机”理论的作者则有哈贝马斯和奥芬，他们的基本立场我们已经表述清楚了。〔140〕出于本章的宗旨，我们不必探究这些作者所作的分析的全部细节，或他们之间侧重点有何不同，而只要对于两种观点的大致的一般性结论予以概述就足够了。

应当强调的是，对现代民主国家面临的危机的这两种不同解释都集中在“导致转型”的危机的可能性上。但是，当超载理论家认为它对自由民主制国家有危险而发出明确警告（并提出了遏制和控制的建议）的时候，“合法性危机”的理论家却认为，这既造成了政治的两难困境，也提供了进步性重大变革的可能性。还值得注意的是，超载理论在党派的政治圈子中有影响，并且在大众传媒中得到了广泛讨论；而合法性危机理论则主要集中于若干个政治分析家的范围内，尽管它们在一些学术圈子中具有影响力。

为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将对每种理论的主要论点加以陈述。下面我们就简要讨论一下每一个论点，其中一些主要观点将与政治实例联系起来。

超载政府

1a．多元主义出发点：“超载国家”理论家常以权力分散来刻画权力关系：许多代表着不同利益的并互相竞争的集团分享权力并进行权力交易。因此，政治输出是多种过程和多种压力的结果，政府努力对种种需求加以调节和仲裁。

1b．战后的市场社会，加之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早期成功，提高了大众富裕程度，并成就了战后年代的普遍繁荣，比如，消费品、新住宅、电视和娱乐业的空前发展。

2．与此相应，与高标准的生活相联系，人们的期望也提高了，比如，年收入和福利的增长，学校和高等教育的充足供给。

3．人们的期望因其心目中权威和地位的下降而进一步增强。这本身就是财富增长、“免费”社会福利、健康和教育（破坏了个人的能动性和责任感），以及承诺多于实际的平等主义（egalitarian）和以功过来判断人（meritocratic）的意识形态之结果。

图表7—2　超载政府：自由民主福利制度的危机

4．在这种背景下，社会集团学会了如何对政治家和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其努力满足他们的特殊利益和野心，例如，高工资（大多数就业者）、夕阳产业部门的工作保护（一些工会）、高利率（储户）、低利率（借贷人，包括国内企业）、低价格（消费者阶层）、高价格（一些工商组织）。

5．为最大限度地获取选票，政治家们过于经常地许诺超出自己能力的东西，有时还许诺满足互相矛盾的、因而是不可能满足的多种要求：政党间的竞争造成了许诺越来越大的螺旋怪圈。

6．因此，人们的期望愈加增强；政党被视为达致同一目标，即更高生活水平的互相竞争的手段。

7．在政府里，由于害怕失去未来的选票，政党都过于频繁地采取和稀泥战略。例如，为使经济走上“正轨”或为对付“年轻反叛者”而应采取的“坚决行动”，即使曾经有过，也很少付诸实施。

8．和稀泥战略和行政管理人员对私利的追求导致了（健康、教育、产业关系、环境保护等方面）国家机构越来越臃肿且比例失调。“无个性”的官僚机构得到了发展，而它们常常无法实现最初为之设计的目标。

9．面对诸如管理项目成本不断增长这类问题，国家愈加无力实施有效的管理。公共开支变得太大，而通货膨胀不过是这类问题的一个症状。

10．随着国家的膨胀，它逐渐破坏了个人创造性的领域，即“私人自由活动”的空间。

11．由此造成了恶性循环（见图7—2），它只能被置民主之压力和需求于不顾的“坚毅”、“果断”的领导所打破。

国家的合法性危机

超载理论家大体认为，对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有效管理来说，民主制度的形式和运作过程基本上已失灵（dysfunctional），这种观点基本上和新右派（the New Right）一致（实际上，一些“超载国家”的理论家已成了新右派观点的鼓吹者，尽管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相形之下，合法性危机理论家们则认为：只有集中考察阶级关系和资本加诸于政治的限制，才能为理解危机倾向奠定正确基础。他们这种理论的要点如下：

1a．马克思主义出发点：尽管政党遵循民主和代议制程序的正式规则竞争公职，但由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私有资本积累形成的资源，从而使政党的权力受到严重的限制。国家采取的决策，从长远来讲，必须是与工商（资本主义）利益相吻合的，而同时又必须在所有（阶级）利益中貌似中立，以便保持广大选民的支持。

1b．经济是通过社会化生产的资源的私人占有组织起来的（即通过人们之间互相依赖的复杂网络进行生产）。组织生产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在战后维持了20年的繁荣。

2．但是，这样的经济先天就不稳定：经济增长时常被经济危机所破坏。制度内部的变化（政治—商业周期处于波峰波谷时的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和＼或外部的影响（比如，因国际政治事件而造成的原材料短缺）不得不认真予以对付。

3．因此，要想维持当前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就会不断要求实施广泛的国家干预。国家的主要关注点成了（通过负责社会福利、社会治安、法律和秩序的机构）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处理阶级对抗。国家必须为确保势力强大的集团，尤其是工商社团和主要的工会的默认和支持而采取行动。

4．为避免经济和政治危机，政府对于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和公民社会领域承担起了责任，比如，救助困难中的工业企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大公司或银行的破产对于许多表面上状态良好的企业，对于整个社区，从而对于政治稳定都有影响。

5．为胜任自身日益多样化的角色，政府和国家就不得不经常扩大管理机构（比如，扩大文官组织），这就使其自身内部日益复杂化。这种日益复杂性，转而增加了对于合作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需要越来越大的国家预算。

6．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和金融市场的贷款维持自身财政，但它又不可能以干预资本积累过程和威胁经济增长的方式来维持财政。这些限制造成了公共财政几乎永久性的通货膨胀和危机的局面。

7．国家在其所面临的系统的限制之内，无法创造适当的政策策略，结果造成了政府政策与计划持续变化和失灵的模式［例如，对经济采取的“先停火，后起动”（stop-start）方法，财政或货币政策的轮流使用］。哈贝马斯和奥芬将其称为“理性危机”或“理性管理的危机”。由右翼政党控制的国家，唯恐主要抗议集团的力量造成大规模动乱，因而不能大幅度削减开支。由左翼政党控制的国家不能有效实行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政策，因为工商业信心会被破坏，经济可能遭到严重削弱。因此，不同立场的政府周而复始，政策则变化无端。

8．国家对于经济和其他领域越来越多的干预，使选择、计划和控制问题变得引人注目。“国家之手”比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明晰可见，易于了解。公众看到，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都被政治化了，即落入了国家（通过政府）的力量控制范围之内。这种发展，转而刺激了对国家的更大要求，比如，要求参与和要求决策咨询。

图7—3　合法性危机：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

9．如果这些要求在可行的各种方案内不能满足，国家就会面临“合法性和激励危机”。围绕收入、对工区的控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性质和质量这类问题展开的斗争可能会超出现存经济管理和政治控制机构的范围。

10．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个“强国家”：它置秩序于任何其他事务之上，它压制异议，有力地化解危机。30年代末和40年代，中南欧的威权国家（authoritarian states）就击碎了多种形式的反对。我们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再次出现的可能，或者，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代议制政府逐步使用越来越“铁腕”的策略。

11．如果（10）中两种情况之一发生，就可能启动恶性循环。（见图7—3）

12．然而，不能排除制度根本转型的可能性：它不可能是一个颠覆推翻国家权力的事件的结果，而更可能是一个过程，即现有秩序的再生产能力的持续削弱和另一些制度逐步出现，这些制度如：把更多工业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的国家机构；依据需要而不是利润而持有更多资源的国家组织，民主延伸到工区和地方社区。

对危机理论的评价

对于这两种认为自由民主制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危机的理论，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呢？超载政府和合法性危机的理论家之间存在着许多明显分歧，其中一些分歧将在下面讨论到。然而，它们看起来仍有一个共同线索，这个线索可以得到笼统的概括。首先，政府权力，或更宽泛地说，国家权力，指的是采取有效政治行动的能力。因此，权力是行动者在制度和集体范围内采取行动并将这些制度和集体资源应用于选定目标——即使制度安排限制了它们的活动范围——的工具。第二，民主国家的权力最终依赖于（大众）对它的权威的承认（超载理论家），或依赖于合法性（合法性危机理论家）。第三，国家权力（其测量尺度是看国家解决其所进口面临的要求和困难的能力）已被逐步削弱。自由民主制国家日益变得残缺不全或软弱无力（超载理论家），或缺乏理性（合法性危机理论家）。第四，由于国家权威或合法性下降，国家采取决定性行动的能力已遭到损害。对超载理论家来说，政府和社会集团之间产生“紧张”关系的原因可能在于过度的需求，而过度的需求首先与期望值的增加和尊敬程度的下降有关。另一方面，合法性危机理论家集中考虑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如何破坏了从未受到质疑的传统价值观和规范，如何使更多事务政治化，即把这些事务置于政治争论和政治冲突之中。

尽管奥芬和哈贝马斯的研究重点明显在于合法性，但无论超载理论家还是合法性危机理论家都认为，面对着日益增长的需求，国家权力已遭到了削弱：前者认为这些要求是“过分的”，后者认为它们实际上是国家陷入各种矛盾的必然结果。但二者都认为，国家权力和政治稳定随着价值和规范模式的变化而变化。这两种理论提供了许多富于洞察力的重要见解，同时也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现代民主国家的权威和合法性是不是已被削弱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人们有理由讨论有可能导致转型的越来越大的政治危机？国家是否越来越经不起政治和社会动荡？

对于贯穿于超载理论和合法性危机理论的“共同线索”有三个基本反对意见。首先，还没有明确的经验证据来支持有关上述时期国家权威或合法性确实存在日益恶化的危机的观点。第二，国家权力正在遭到削弱的现象并不明显。超载和合法性危机理论家都倾向于把现代国家看做事物可以从中通过的“空”盒子。这从根本上低估了国家源于，例如，它的官僚机关、行政管理和强制机构的自身能力和资源。最后，尽管特定的政府在公民不赋予它合法性时可能会变得脆弱，但是，国家自身却未必就会崩溃或瓦解。对以上每一种观点，都值得简要地依次加以评论。

为解决自由民主国家的权威或合法性是否从60年代末开始遭到削弱这一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政治制度得以被接受的不同基础。对于这些不同的基础，我们在第五章中已经作了简要概述。这些不同基础的类型如下图所示：

根据一些政治和社会分析家（如熊彼特）的理论，公民服从统治或法律这一事实就意味着政治或政治制度已被接受，即已被合法化。但正如第五章所指出的，这种关于合法性观念的问题在于，它并未考虑人们服从命令、遵从统治、或对某事表示同意或赞成所可能具有的不同基础。在下面的讨论中，“合法性”这一术语只用于上图中的第6和第7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合法性”意味着，人们之所以遵守和服从统治和法律，是因为他们的确认为统治和法律是正确的并值得尊敬。合法的政治秩序就是得到国民规范性认可的秩序。（尽管第6类和第7类之间的差别是重要的，我们并不打算停留在这一问题上。“理想的规范性同意”这个想法将只在第十章中直接用到。）

值得强调的是，表中的第5类情况可以有多种解释，它可以被认为是合法性的弱化形式，但因为服从或赞同是“工具性的”或有条件的，所以我们将不认为它意味着合法性。因为，当承认它是作为工具的时候，它意味着现状之所以被容忍，或之所以被遵从，是为了确保其他预期目标。如果这一目标没有达到，那么原先的状况就不会继续得到人们的服从，最大的可能是，它所得到的服从要少得多。

对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价值共识或共同的政治态度和信仰体系这种说法，许多作者持批判态度。他们的研究普遍揭示了中上层阶级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肯定态度。然而，他们同时也指出，这种态度“没有在分层等级结构中向下传递太远”。在一些工人阶级团体中，异议和不满很普遍，它们的认同更多地属于“工具性的”或“有条件的”认同，而不是合法性认同。国家、议会和政治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合法的或“值得的”，在很大程度上与阶级有关。〔141〕

这是个新现象吗？抑或，它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国家权威（超载理论家）或合法性和动力性（合法性危机理论家）存在日益严重的危机吗？似乎没有什么证据来支持这些观点。首先，如第六章中论述的那样，战后年代，合法性是否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被广泛赋予（政府），这是值得怀疑的。第二，尽管异议和冲突普遍存在，人们并不能明显看出一种大规模的反抗力量已经成长起来，并将导致要求对政治决策过程的更多参与，产生对现有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广泛置疑。第三，许多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对传统政治形式持有广泛怀疑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但并未产生选择其他政治制度的明确要求：除了一些相对边缘性的群体如学生和一些公民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之外，并没有哪个群体对于可供选择的方案形成清晰的概念。不平等、特权和失利常被看做仅仅是个人行动和运气不佳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和经济结构性决定力量的结果。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同个人主义文化相联系，促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能代替现存制度的其他方案，即使有，也是极少的。而且，由于变化着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了个人身份，所以，人们的期望将集中在特定的商品和服务上，而很少关注比较广泛的政治问题。但是，如何解释那些冲突的迹象，也即（前文提到的）那些对资源和权利的分配方式所提出的严峻挑战呢？

简而言之，并非意识形态的终结被“逆转”了，或者并非单面社会崩溃了，也并非国家权威因需求过度而突然衰落了，或者也并非合法性遭到破坏了，而是现有的政治环境和／或经济条件以及／或历任政府对未来利益的承诺，有时不能抵消许多人的愤世嫉俗、怀疑主义和对传统政治的冷漠。人们经常表现出来的不信任态度转化为一系列政治行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类行动中有些十分激烈，例如，新左派发起的反对越战的斗争；另一些则相对分散，如关于削减公共部门经费问题上的冲突。人们不喜欢政治家，尊重地方人士，尊重普通群众的常识，拒绝“专家”建议，这些行为预示了确实可能存在着与政府敌对的立场，正如确实存在力图重申国家权威的五花八门的其他政治运动的萌芽一样。敌对和冲突并不奇怪：对于现状的有条件的赞同或“工具性”的接受，潜伏着不稳定性，而这正是因为这种赞同和接受是有条件或“工具性”的。

当与国家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困难相联系，与未来的工场（workplace）关系、城市内部区域和环境等问题的紧张形势相联系时，上述考虑，确实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政治和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在没有明确一致的价值观的情况下，政治秩序如何维持？显然，不会单纯地由合法性提供“黏合剂”，来把自由民主政治“黏合”或“捆绑”在一起。

只要政府和国家有能力获取对于现存秩序的延续至关重要的集体（例如，富有实力的金融界、极其重要的工业组织、关键经济部门的工会、占主导地位的选举团体）的默认和支持，“公共秩序”就能够维持，它的瓦解只有在“边缘”地带才有可能。在这里，“转移战略（Strategies of displacement）”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把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最糟糕后果分散给最软弱无力的集团；同时，安抚那些能够最有效地调动公众诉求的集团。这并不是说，政治家或行政管理者们一定想要或有意要把经济问题的最坏后果转嫁给社会中某些最软弱、最无力的集团。但是，如果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或者（以我们一直使用的术语来说），如果民选政府一般都力图确保现有秩序尽可能地平稳延续（即尽力获得支持，扩大经济机会，扩大其政策范围），那么，他们除了安抚那些最强有力、最能有效调动资源的人以外，几乎别无选择。历任政府所采取的战略既包括安抚，也包括对经济危机后果的不均等分散。政府和国家维持上述战略的政治能力——源于政府的主要执行部门和国家行政核心机构对于资源的集中支配——不应当被贬低。例如，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许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变得最为软弱无力的人们，遭遇了英国政治体系面临的危机所带来的最坏的后果。这些人包括：年轻人（他们的就业前景恶化）；非白色人种（他们的工作机会、住房和基本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困难）；单亲家庭（他们经常发现自己陷入贫穷—依附的循环之中）；残疾人和病人（因为公共部门经费削减，他们能得到的服务急剧减少）；穷人（其数目剧增）和那些住在特别偏远的地区的人们。

那么，超载理论和合法性危机理论又有何贡献？对它们应如何加以评价呢？尽管超载理论家们指出许多不同集团通过提出要求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由我的上述分析可见，无论是他们的出发点——经典多元主义前提——还是他们对国家权力和冲突问题的诊断，都不能令人满意。哈贝马斯和奥芬勾勒出的模型恰恰说明，需要有一种极为不同的出发点，而前面一些章节提供的材料突显了社会分层集团（其划分标准之一是阶级）对政治生活的变动和不稳定性的意义。一般说来，哈贝马斯和奥芬对国家陷入冲突的方式所作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他们对产生“理性管理危机”的压力所作的分析亦是如此。但他们后来对合法性和合法性危机的可能蔓延的集中论述，却难以令人信服。哈贝马斯和奥芬都没有充分估计到，从整体上看，当代社会的多数抗议行为都具有偶发性、零散性和“无方向性”。确实有许多特别针对某一问题的活动，也有众多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强大的社会运动。人们对已往的民主政治也怀有深深的疑虑。但是，对现存制度是否有可替代的方案，人们也抱有相当的疑虑。这些疑虑不应被简单视为让许多人对某些社会主义思想失去信任的“冷战”态度的遗产。人们不仅对究竟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制度持有疑虑，而且对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总体的政治方向也表示怀疑。因此，反国家的立场由可能变为现实，与此同时，其他各种政治运动，如新右派（the New Right），也会如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自由民主制方向的重新关注让位于对民主本质的全新思考。

法律、自由和民主

新右派（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基本上持这样一种观点：像经济生活一样，政治生活是（或应当是）个人自由或个人自主的事情。因此，一个自由放任或自由市场的社会，加上一个“最低限度的政府”，就成了主要目标。新右派的政治纲领包括：使市场向越来越广的生活领域延伸；创立一个不“过多”地参与经济和提供机会的国家；削弱某些集团（如工会）通过压力达成自己目标的力量；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执行法律，维持秩序。〔142〕

70年代末和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的政府基于同新右派和一些“超载政府”理论家相似的理论，主张“撤退国家”（rolling back of the state）。他们坚持认为，由于力图满足集团政治中那些人之要求的国家官僚机构的数量激增，个人自由已遭到削弱。他们之所以持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他们本身信奉的是经典自由主义教义，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个人独自在互相竞争中努力追求各自的目标而国家最少干预时，集体的福祉（或称所有个人的福祉）才能很好地实现。当然，这种把市场看做经济和社会规制核心机制的态度，在自由主义的历史上还有另外一层更大的意义：主张应由一个“强国家”（strong state）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以保障企业、贸易和家庭生活的繁荣。换言之，这种战略既限制了国家活动的范围，同时也扩大了国家的某些权力。

从根本上说，新右派关注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对国家权力的民主使用，促进反对“民主”的“自由主义”事业。自由主义和民主的错综复杂关系，在这种对立中得以清楚地显示；这种对立强烈地提醒人们，自由民主制的民主成分只是经过广泛斗争才得以实现，而且其成就仍然是相当脆弱的。为理解新右派的思想，值得简要考察一下促成新右派形成的两位作者：诺奇克（Robert Nozick）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如果简单地给诺奇克贴上新右派发言人的标签，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的著作的政治涵义有点模棱两可，而哈耶克则可能是新右派的领军人物。然而，在西方存在越来越“多管闲事”的福利国家而东欧存在“1984”式国家（直到90年代这样的国家解体）的年代，他们两人都致力于强化自由主义。对他们来说，当代国家是个庞大的“利维坦”，它威胁着自由的基础，因而必须大幅度“撤退”（rolled back）。这种观点的思想基础，我们稍后加以阐述：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把他们和新左派的主要人物放在一起来讨论。〔143〕

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1974）一书中，诺奇克提出一系列论断，意味深长地重新阐述了从洛克到J. S. 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开始便提出这样的假设：除个人以外，不存在任何社会或政治实体——“只有单个的人，过着他单个的生活。”〔144〕他推论说，凡规定特殊优先或社会普遍分配模式的基本原则，不可能是正义的。个人在彼此间竞争性交换中通过不受阻碍的行动随时展开谈判是人力和物力资源唯一合法的组织方式（或排序方式）。因此，只有那些支持自由体系的制度，即有助于维持个人自治或个人权利的制度，才是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权利”意味着“各种边界”，这些边界界定了个人合法活动的范围，没有“本人许可”，不得跨越。〔145〕诺奇克遵循洛克的思想，认为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是我们能合法谈论的唯一权利，这些权利独立于社会之外，首先包括个人在不干预他人权利的情况下，追求其自身目标的权利。诺奇克认为，追求个人目标的权利与财产权和资源积累权密切相关（即使这意味着相当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如果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最初都是以正义的手段获得的，并且＼或者是成熟、有知识的个人之间公开和自愿交易的结果，那么财产所有权和对个人劳动成果的分配权就是完全合理的。

关于“最低限度国家”或“乌托邦框架”，即同保护个人权利相对应的政治权力最少干预的形式，诺奇克提出了许多观点。他试图证明，由于国家可能“侵犯”个人不受强制而做某事的“权利”，因此没有什么比“最低限度国家”功能更多的国家在道义上可以得到证明。在诺奇克看来，个人是极其不同的。不可能有对所有人来说都完美无缺的共同体，因为存在着广泛不同的乌托邦概念。他发人深思地写道：

维特根斯坦，伊丽莎白·泰勒，伯特兰·罗素，托马斯·默顿，约吉·贝拉，阿伦·金斯伯格，哈里·沃尔夫森，梭罗，凯西·斯坦格，毕加索，摩西，爱因斯坦，休·赫夫纳，苏格拉底，亨利·福特，伦尼·布鲁斯，巴巴·拉姆·达斯，甘地，埃德蒙·希拉里爵士，雷蒙德·卢比茨，释迦牟尼，弗兰克·西那特拉，哥伦布，弗洛伊德，诺曼·梅勒，埃因·兰德，特德·威廉斯，托马斯·爱迪生，H. L. 门肯，托马斯·杰斐逊，拉尔夫·埃利森，博比·费西尔，埃玛·戈德曼，彼得·克鲁泡特金，你，你的父母。真有一种对所有这些人来说都是最好的生活吗？〔146〕

问题在于，截然不同的期望如何予以协调？个人和团体如何向他们选定的目标迈进呢？根据诺奇克的观点，我们必须摒弃这样的想法，即乌托邦代表着所有社会和政治安排中唯一最佳的观念。毋宁说，能在其中进行乌托邦试验的社会或国家，其本身就应被看做乌托邦。乌托邦是各种乌托邦的框架（framework），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自愿地结合起来，在理想共同体中追求并努力实现他们自己认为的美好生活的观念的地方；但是在那里，任何人都不可以把自己的乌托邦观念强加给别人”。〔147〕换句话说，乌托邦是为自由和试验而准备的框架；是“最低限度的国家”。〔148〕

诺奇克认为，这样一种框架是“自由的、放任的”。只有个人能够判断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对他们来说，国家对他们生活的干涉越少越好。这样，“最低限度的国家”与周密的计划、对资源进行积极再分配、“强迫某些人去帮助另一些人”是大相径庭的。当国家成为促进平等——不管这种平等是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的工具时，它就超出了自己的合法行动界限。那么，自由民主国家在未来的正当角色是什么呢？按照诺奇克的看法，它似乎只应当是一个“保护构”，用来反对暴力、盗窃、诈骗和违约。国家应保持其对暴力的垄断，以便能在领土范围内保护个人权利。在乌托邦框架中，这一任务总起来就是：推动框架的运行，对社区之间的冲突予以裁判，保护个人离开某个社区的权利，并在国家防御和对外关系中，做人们要求它做的一切事务。

在诺奇克的著作中，个人自由、民主和国家三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并且应该是什么，并未得到澄清，但哈耶克则直接论述了这一问题。尽管哈耶克原则上支持代议制民主，但是他从当代“大众民主”的变化中看到了根本性的危险。这些危险分两类：其一，一种武断的、压迫性的多数统治的倾向；其二，多数人统治逐渐被多数的代理人的统治所替代。这两点在从柏拉图到熊彼特的政治理论中都曾提到，但哈耶克特别深入地探讨了这两个问题，他把这两点视为重建“自由秩序”之要求的内容。这一自由秩序，我将称之为“合法民主”（legal democracy）。

在哈耶克看来，除非人民（demos）在其行动中受到一般规则的制约，否则，无法保证它的意见是有益的或明智的。对“教条主义民主派”来说，“多数”所追求的事物“是视其（多数人统治）为良好的充分依据……多数的意志不仅决定什么是法律，而且决定什么是好法律”。〔149〕这种对民主的“迷信”导致了这样的错误观念：“只要权力是经过民主程序授予的，它就不可能是专横的。”〔150〕哈耶克认为，民主决不是永远正确或确定的。与熊彼特类似，他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一个专制统治之下常常比在某些民主政治下有更多的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自由——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想见的，在一个由极其整齐划一的和极其教条主义的多数所支配的政府之下，民主政府可能和最坏的独裁制度一样的暴虐”。〔151〕实际情况是，“民主的控制可能防止权力成为专断，但并不是只要有民主存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152〕只有对“权力的限制”和“权力的来源”作出区分，才有可能防止政治专断。

如同新“福利秩序”所清楚表明的那样，专断的政治权力问题与实现计划和管制社会的种种企图混杂在一起。无论是官僚还是议员，这些公众代理人们以“共同目标”或“社会福利”的名义，试图通过国家的经济管理和对资源的重新分配来重塑社会。但是，作为对J. S. 密尔反专制权力批评的呼应，哈耶克认为，无论这些努力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其结果都是强制性政府（coercive government）。它之所以是强制的，是因为知识必然是有限的。即便是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对他们的需求和愿望都所知甚少，更何况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我们怎么去衡量他们各不相同的目标和偏好。任何想要系统管制个人生活和活动的努力，必然是压迫性的，是对自由的侵犯：它否定了个人拥有其目标的最终判断权。哈耶克指出，这并不是说不存在“社会目标”，社会目标可定义为“个人目标的重合”；这只是说，“社会目标”的观念应当局限在“公众意见一致”的领域之内，这样的领域为数甚少，并将永远如此。同诺奇克的看法相同，哈耶克认为，只有在明确“手段可以用来实现许多不同的目标”时，公民间的一致意见才有可能〔153〕。像诺奇克一样，他将这些手段广泛地视同为能够为协调个人活动提供一种稳定的、可预见的框架的非强制性、非指令性的组织。尽管只有个人才能决定其需求和目标，但是组织——首先是像国家这样的组织——原则上却能够推进个人成功地追求其目标的进程。那么如何能确保组织的这种作用呢？

哈耶克的核心观点是要在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作出特别的区分。用他的话来说，“自由主义是有关法律应该是什么的观念（a doctrine about what the Law ought to be），而民主则是有关以何种方式确定什么将成为法律的观念（a doctrine about the manner of determing what will be the Law）。”〔154〕当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多数接受的东西才应在事实上成为法律”是合理的，其目的是要“说服多数来遵守某些原则”。〔155〕只要有一些普遍原则来限制多数人和政府的行为，个人就不必害怕强制权力。但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民主与自由就会陷入根本的冲突之中。像许多其他新自由派一样，哈耶克明确表示，如果民主意味着“不受限制的多数意志”，那么他不应被算作一个民主派。〔156〕

在“法治”得到尊重时，而且只有“法治”得到尊重时，强制性权力才会受到限制。在陈述其观点时，哈耶克严格区分了法律和立法（law and legislation）：前者基本上是一些固定的普遍规则，它们决定个人行动的条件，包括宪法准则；后者指法律结构的日常变更，这是大多数政府的事务。只有当国家权力由法律所限制时，公民才能享有自由。这就是说，以一些规则限制国家权力，这些规则指明了国家行动范围的界限——这些界限所依据的是个人拥有发展自己的观点和爱好、追求自己的目标、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禀赋的权利。洛克的格言：“法律的尽头是暴政的起点”，以及洛克的观点：正确制定的法律能够约束政府，以保证“生命、自由和财产”构成了哈耶克著述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为个人得以决定如何使用其能量和资源提供了条件。因此，法治就成了对强制权力至关重要的限制，成了个人自由的条件。只有“合法的民主”才可能令人满意地将自由置于其中心位置。

哈耶克认为，民主本身不是目的；毋宁说，它是一种手段——一种实用工具，人们借助于它有效地保障最高政治目的：自由。因此，如同拥护民主的理论家们所正确主张的那样，对民主的运作必须加以限制；民主政府应当接受对其合法活动范围的限制。政府的立法范围受到，而且必须受到法治的限制。如同哈耶克所解释的那样：

法治……意味着对立法范围的限制：它以公认的正式法律为一般准则，既防止直接为特定的人而立法，又拒绝使任何人为了这种差别待遇而使用政府强制权力的立法。它并不是指每件事都要由法律来规定，而是指：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先知道的方法来行使。……法治的主要应用是否像在某些国家一样，由权利法案或宪法条文加以规定，或法治原则是否仅仅是一种牢固的、既定的传统，这都关系不大。但是有一点是很容易明白的，不管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对立法权力任何公认的限制都意味着承认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可侵犯的人权。〔157〕

立法者不应干涉“法治”，因为这种干涉一般会导致自由的削弱。

最后，哈耶克的“合法民主”勾勒了一个自由市场社会和“最低限度国家”的轮廓。他并没有把这种秩序称为“自由放任”，因为任何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公民社会和私人生活的构成。实际上，他认为“自由放任”一词是对自由秩序赖以建立的原则所作的极具歧义和误导性的描述。问题在于国家如何和为何参与限制经济和社会事务。为了同法治相协调，国家干预必须限于提供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可以成为个人追求其不同目标的工具。政府只有在执行广泛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普遍规则时，才可以合法地干预公民社会。哈耶克在下面这一点上毫不含糊：设定一些规则来规定人们应当如何使用自己的手段，这与自由、民主秩序是相抵触的。如果政府干涉人们决定自己目标的能力，它就会成为强制性的。关于这样的强制，哈耶克列举的主要例子是那些试图改变特定的人们的物质状况或强制执行分配或“社会”正义的立法。分配正义经常把得失观念强加于人。它要求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分配资源，仿佛这个中央权威竟然知道人们的努力应当得到怎样的回报，人们应当如何行动。然而，个人的服务价值只能由其伙伴在一个不干涉其知识、选择和决定的决策体系中，并通过此体系予以正确判定。只有一种机制能够足以敏感地决定基于个人的“集体”选择，那就是自由市场。在宪政国家的保护下，没有任何体系能像自由市场的运用一样，提供一种有活力、创新力和反应力的集体选择机制。

自由市场的运作并非总是十全十美的，但哈耶克坚持认为，它的好处要远大于它的弊端。自由市场体系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尤其是，市场能够确保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没有中央权威指挥的情况下实现决策协调；确保每个人利用其可支配的资源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且无须一个声称自己知道经济如何运转的精英阶层就可以确保一种复杂的经济得以发展。政治作为一种决策体系，同市场相比，永远是一种极不完善的选择体系。因此“政治”或“国家行动”应保持在最低限度，保持在一个“超自由”（ultra-liberal）国家的运作范围内。〔158〕偏离这一规定，即偏离我们在模型Ⅶ中概括的“合法民主”的模式，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压制性官僚政府”的产生。

小结：模式Ⅶ　合法型民主

论证原则：

多数原则是一个保护个人免受政府侵害和维护自由的有效、合意的方式。然而，由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一样，是一个个人自由和主动性的问题，因而多数统治必须由法治加以限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多数原则才能明智地、公正地发挥作用。

主要特征：

宪政国家（其模式基于英美政治传统的特色，包括明确的分权）。

法治。

国家对公民社会和私人生活的最低限度干预。

最大活动范围的自由市场社会。

基本条件：

在自由原则指引下的有效的政治领导。

最大程度地限制过度的官僚管理。

对利益集团，尤其是工会的角色加以限制。

国际自由贸易秩序。

最大程度地限制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的威胁（如有可能，将其彻底根除）。

然而，像前些章中试图表明的那样，现代“官僚政府”膨胀的原因，远比哈耶克提供的分析复杂得多。哈耶克在这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思想，尚有若干主要难题。首先，他的自由市场秩序的模式（更广泛地说，新右派的模式）在相当程度上与现代组合资本主义体系（Corporate Capitalist System）并不相符。认为现代社会接近于，或者将逐步接近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基于平等的基础而相互满足的世界，这种想法至少是不现实的。因为，不仅市场经济系统地复制着权力和资源很大程度上的不均等，而且，自由民主政府自身也在维持着这种不均等（新多元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日程的“偏向”，已经被除了新右派之外的几乎所有当代民主理论流派所意识到。一般来说，自由主义，尤其是新右派，把市场的形象描绘为一个“非权力”调节机制，这样一来他们就忽略了经济力量在与民主的联系中被扭曲的本质。今天，“自由市场”的现实状况是：市场形成具有复杂的模式；形成了共同垄断或独家垄断的结构；组合权力和跨国公司成为必需；许多商业银行追求短期效益；区域性权力集团处于敌对状态。在这个世界中，根本无法使人可以断然维持这样一种说法，即市场完全是自由的，是反应灵敏的集体选择的机制。

无疑，新右派关于国家“撤退”的战略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政治支持（直到并包括过去的十年），在英美世界尤其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只是因为它成功地动员了对于干预主义福利国家的许多制度长期存在的怨愤、不信任和不满。这并不是说，那些对福利国家的某些方面心存不满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新自由派。毋宁说，它突出强调了一些证据，包括低收入集团和妇女在内的人们，都由于福利国家制度所造成的待遇而产生了明显的不满；它们还表明存在一种倾向性，即认为（福利国家）提供的好处太僵硬、太家长式，并太具官僚色彩〔159〕。新右派成功地从政治上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声称：一般来说，这是“大众民主”的自然结果，具体来说，这是干涉性社会主义政策的自然结果。尽管70年代末和80年代，社会民主党无疑因（新右派的）这一进攻而遭到挫折，但是新右派的战略也不可能持续长久。

得出这一结论，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全凭市场来解决资源生产和分配的基本问题，这就完全忽略了许多经济和政治困难的深层根源：比如，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相当规模冲突的根源；贸易机会在一些国家遭到削减，却在另外一些国家得到保护和有计划的扶植；大规模国际资金流动的形成，会迅速破坏国家经济和政策的稳定；以及超国家的全球问题的发展，包括全球变暖，臭氧层遭到严重破坏，有毒污染物到处扩散（见第十一章）。此外，把国家干预的界限向后收缩意味着扩大一国之内和跨国的市场力量的势力范围，意味着削减传统上向那些最贫穷的人和最无力的弱者提供保护的那些服务。就此而言，所面临的困难，在北方、南方、东方、西方都是如此。“法律和秩序”问题上升到了政治日程的首位，这部分地反映了（国家）有必要遏制这些政策所引发的必然后果。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新右派对自由的诉求，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其设计方案中原则和实践之关系的实质。如同哈耶克和诺奇克所表述的那样，这种诉求无疑是强有力的，但是它却是建立在一个受到严格限定和有争议的自由观念基础上的。尽管事实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政治、社会和种族的不平等是考虑现代社会自由的本质的核心，但是由于把一切“分配”问题都定义为与法治相悖，因此，有关这些不平等的问题都不被当作政治分析和考察的恰当内容。此外，尽管“法律”和“立法”之间的区别在很多方面是重要的——从洛克到J. S. 密尔的思想家们已就此阐述了全部理由，但是，哈耶克理论中的这种区别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种区别的作用是把某些关键事项从政治中驱除出去，好像它们不是政治行动的合适主题。这种把一系列问题从民主考虑中剔除出去的努力如果获得成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民主探讨和民主控制的范围。而且，有证据表明，在这个世界上，阶级、文化、性别、地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并且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因此，如果我们不考虑比哈耶克的分析远为宽泛的条件，我们就难以理解，自由——发展自己的兴趣、观点、才能和目标的自由——如何能够得到实现。正是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者和近些年来的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他们对自由信条的最有力的批评：享有自由不仅仅是享有法律面前的平等——尽管这无疑是重要的，而且是指有能力（即物质和文化资源）采取不同的行动路线。尽管当代自由主义的一些流派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程度），但是，新自由主义者们确实没有认识到它。自由的类型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在下面及本书的最后部分将重新提及。

参与、自由和民主

哈耶克和诺奇克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广泛意义上的新右派运动，对国家行动的形式和界限的讨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使国家、公民社会和下属民众间的关系再次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因此，关于这一关系的正确特性的观念，正如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观念一样，再次争论不已。但新右派当然不是有权继承自由这个字眼的唯一流派。从60年代末至今，新左派给这个词汇表又加上了一些深刻的主张。

新左派，同新右派一样，由不止一个政治思想流派构成：它至少包括像卢梭那样的（发展）共和主义所激发的思想，无政府主义者和以前被称为“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见第四章）。许多人对左翼民主和自由观念作出了再次表述，但下文的重点将放在两个人物上，他们对重新考虑民主的参照术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两个人是帕特曼（Carole Pateman）和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尽管他们的基本观点迥异，但是有一些共同的出发点和信念。他们共同代表一种民主模式，我将把它简单称作“参与型民主”。参与型民主的术语经常被用于涵盖从古雅典到某些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系列民主模式。这样的用法从多方面来看未必是不准确的，但在这里，这个术语有更狭窄的涵义，以便把它与我们迄今为止讨论的其他模式区分开来。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参与型民主”是左派相对于右派的“合法民主”的主要对抗模式。（无政府主义或称左派自由主义立场，尽管并非不引人注目，却只吸引了少量的支持者，其原因下面将简要说到。）值得强调的是，新左派模式主要不是为反击新右派而发展起来的。尽管最近以来，新右派的存在使新左派的观点更加鲜明，但后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60年代的政治动荡，左派阵营内部的争论以及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遗产的不满。

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对当代自由民主制中个人“自由和平等”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如帕特曼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自由平等的个人”比自由主义理论所认为的要少得多。〔160〕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实际上应当加以仔细考察的是男性与女性之间，黑人与白人之间，工人、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之间，各种族群体之间的现存关系能否得到正式认可的那些权利在现实中的真正实现。某些权利的正式存在虽然并非不重要，但是如果这些权利不能被真正享有，它们就只具有很有限的价值。对自由的评价依据必须是现实可行的、在国家和公民社会的领域内能够展现的自由。如果自由没有具体的含义，不是具体的自由，就很难说自由对日常生活有什么深刻意义。

从霍布斯到哈耶克，自由主义者很少考察这些问题。尽管发展民主的理论家是个例外，但是即使他们也未能系统地探讨权力和资源的不平衡是如何影响日常关系中的自由和平等的。如果自由主义者认真对待这样的追问的话，他们会发现，由于缺乏复杂组合的资源和机会，许许多多的个人受着一系列的限制，而不能积极参与政治和公民生活。前文曾提到的有限或不参与的恶性循环直接说明了这一观点。阶级、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可以被合法要求的个人“自由和平等”。

此外，清楚地划分“公民社会”和“国家”这种自由主义观念对自由主义的主要信条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但是，按照帕特曼的看法，这种区分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如果国家是同日常生活的组织和活动相分离的，那么有理由把它看做一种特别的工具——一个“保护骑士”、“仲裁人”或“法官”，公民理应尊敬并服从它。但如果国家深陷于日常生活的这些组织和活动之中，那么那种声称国家是“独立权威”或“受约束的不偏不倚的力量”的说法就受到了严重威胁。帕特曼的判断像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多元主义者一样，认为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参与维持和复制日常生活的不平等，因而，它鲜明的忠诚立场的全部基础就是可疑的。就公共权力的本质、“公”“私”之间的关系、政治的恰当范围、民主政治的适当权限的所有问题来说，这是令人担心的。

如果国家在常态下相对于社会既不是“分离的”也不是“公正的”，那么很显然，公民不会被看做“自由和平等的”。如果“公”和“私”以复杂的方式缠结在一起，那么作为确保实际参与“统治”过程的各种力量的责任，选举将永远是一种不充分的机制。而且，既然国家和公民社会“纠缠在一起”，如果说还有未被“政治”触及的“私人生活”领域的话，这样的领域也是很少的，这就尖锐地提出了民主管理的正当形式问题。民主控制应采取何种形式，民主决策的范围应有多大，就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然而，传统左翼对这些问题直截了当的反应，我们应慎重地加以对待。传统左翼思想家们一般都承认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根本性难题。所以，他们力图发展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生硬并列的立场。例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和压迫性国家的发展视为“落后”经济的特定结果，而且还将其追溯至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新左派思想家认为，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关于代议制民主可以被普通公众民主的组织一举取代的信念是错误的。尤其是列宁，当他简单地把代议制民主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的时候，他误解了代议制民主的本质。在这种典型的列宁主义观点背后，是对于社会中存在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观点的怀疑，这一怀疑是根本错误的。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民主制度间的全部关系，不仅应该参照东欧社会主义的历史，而且应该参照社会民主派改革设想中的道德沦落，予以重新参考。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导致了对“社会”工程的鼓吹，越来越多的政策只是在社会和经济安排的范围内做了些较为细微的调整。国家的规模和权力则相应膨胀，破坏了社会民主政治一度曾有过的主张。那么前面的路应该是怎样的？不能以直接民主制或自我管理简单地代替国家，因为如同马克斯·韦伯所预言过的那样，直接民主制和自我管理留下了一个协调真空，这个真空将会由官僚机构迅速填补。新左派的著作中常常强调说，有两类变化对于西方和东方政治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必须民主化，其途径是使议会、国家官僚机构和政党更加开放和负责任；而地方层次（通过以工厂为基础的政治、女权运动、环保组织）的新的斗争形式必须确保社会同国家一样遵守那些能确保它负责任的秩序。

麦克弗森的著作大体上与上述基本观点一致，尽管他尤其重视参与型民主的观点，认为这是走向一个更加民主的未来的关键。麦克弗森重新评估了自由民主制传统的若干内容，并由此得出他的一些理论看法。J. S. 密尔提出的一些论断对他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但是麦克弗森认为，公民只有直接不断参与社会和国家的管理，自由和个人发展才能充分实现，这样他就激进地曲解（twist）了密尔的观点。

麦克弗森总是直率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复杂社会里，有没有可能把民主的领域从对选举的定期参与扩大到对生活各领域的决策的参与。他承认，大规模的社区的协调问题是相当艰巨的。如同J. S. 密尔正确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那也很难想象有什么政治体系，每次公共问题一出现，全体公民都能参与面对面的讨论。但是，上述考虑并不意味着社会和政府体系不能转变。麦克弗森所主张的转变基于这样一种体系，它把竞争性政党和直接民主的组织联合起来。社会中总会有一些问题和重大利益上的分歧，围绕着这些会形成政党，只有政党间的竞争才能保证政府中的人员对治下的各阶层人民有最基本的反应。然而，政党体系本身应基于不那么严格的等级原则来加以重新组织，使政治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更能对他们所代表的组织中的人负责。如果按照直接民主制的原则和程序使政党民主化，如果这些“真正的参与政党”是在一个立宪体制内运作，而这个体制又由工区和地方社区的完全自治的组织予以补充和限制，那么参与型民主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麦克弗森看来，只有这样一个政治体系，才能真正实现那些十分重要的自由民主制的价值：享有自由的平等权利和自我发展。

尽管麦克弗森承认，由于各种根深蒂固的利益的作用，实现参与型民主的障碍是很难克服的。不过，“参与型民主”的观念在他的作品中仍然多少有些模糊不清。而如果想使参与型民主成为一种令人信服的观点，关键在于更加充分地阐明参与型民主的基础和特征。在一段更为详细地阐明扩大民主参与范围的论述中，帕特曼引用卢梭和J. S. 密尔的一些基本观点，他认为：参与型民主能促进人类发展，强化政治效率感，弱化人们对于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具有知识并能够对政府事务更有兴趣的公民。在帕特曼看来，对工区的民主式控制加以革新的研究，尽管各方面并不是一清二楚的，但是这些研究取得的证据表明：在大多数自由民主制国家中典型地出现的对政治效率的冷淡和麻木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被打破，其途径是：使民主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即把民主控制的范围扩大到大多数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些关键的制度中去。〔161〕

如果人们知道存在着有效地参与决策的机会，他们就会认为参与是有价值的，就会积极地参与，并且会相信集体决定应当具有约束力。相反，如果人们不断被边缘化，或被代表的程度很低，他们就可能认为：他们的观点和偏好很少得到认真对待，很少被平等地与其他人的观点和偏好相权衡，很少在一个公平或正义的过程中得以评估。这样，他们几乎找不出什么良好的理由能让他们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过程，并把这个过程看做是有权威的。

只要自我决定的权利只适用于政府范围，那么，民主的含义不仅如熊彼特所理解的那样只限于偶尔的定期投票，并且民主在决定许多人的生活质量方面作用甚微。为了使自我决定权得到实现，民主权利需要从国家扩大到经济组织和社会中的其他重要组织。现代社会的结构，使公民的政治权利必须由工作和社区关系领域内的同样权利加以补充，这一点变得至关重要。

同麦克弗森一样，帕特曼否认这样的观点，即在把代议民主制度搁置一边时，直接民主制可以广泛沿用于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完全的政治和社会的平等可以通过各领域的自我管理来实现。仅就工区民主来说，它就必须与一些复杂问题相权衡，这些问题涉及不同类型的技术和劳工的可获得性（availability），资源和市场不稳定的协调性——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会限制民主的程序和选择。由于所有主要社会组织都采用了民主机制，工区民主所面临的问题会变得十分复杂。在这些组织内部和它们之间一直存在着资源分配、决策之间相协调的困难、时间的压力、观点的差异、利益的冲突以及如何把民主的需求协调于其他重要的目标如效率和领导等问题。此外，帕特曼也承认韦伯和熊彼特的观点，他说：“普通公民对于国家层次的所有决定，是否永远会像人对于自己家附近的有关事宜的决定那样感兴趣，是值得怀疑的。”〔162〕因为我们拥有的资料说明——除了人们通过参与才学会参与这一事实之外——人们最感兴趣的，并可能会较好地把握的，是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和事务。帕特曼认为，尽管直接民主的形式在像工区这样的地方是适用的，但是，我们却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正如竞争性精英主义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在国家政治中公民的角色将总是非常受限制的。

比如说，在一个3500万人的选区中，个人的角色几乎完全在于选择代表。即使他（她）在复决中投了一票，他（她）对结果的影响也是极其微小的。除非关键政治单位的规模大幅度缩小，否则这样的现实不会改变〔163〕。

自由民主制的许多核心制度——竞争性政党、政治代表、定期选举——都将是一个参与性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直接民主和对于最接近的地方的控制，辅之以政府事务中政党和利益集团的竞争，这些可以最为现实地促进参与型民主的原则。

帕特曼强调指出，不应误解对竞争性精英主义者所作出的让步。首先，在现代条件下，只有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地方层次的决策，才能实现对日常生活过程的真正控制。其次，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诸如工作地点这类地区中广泛的参与机会，会大幅度改变国家政治的背景（context），个人将有多种机会学习资源生产和控制中的重要事务，这样，他们就能较好地判断国家问题，评判政治代表的表现，并在有机会的时候参与国家范围的决策。“公”“私”之间的联系由此将得到较好的理解。第三，无论在地方还是国家层次，真正参与性社会的结构都应当保持开放和流动，以便人们能试验并学习新的政治形式。这一点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迄今为止，关于广泛参与的可能性和效果的证据材料还很有限，没有足够信息能把一种制度模式举荐在其他所有制度模式之上；人们只进行过很少的一些试验，而且任何固定的“蓝图”都有可能轻易地变成寻求变化而开出的压迫性处方。参与性社会必须是一个实验社会，迄今为止，私人资本、阶级关系和其他的力量分布的非偶然性的不均匀，施加给人们以刻板的制度，参与性社会是能够在对这种制度加以大幅度改革过程中进行实验的社会。帕特曼认为，“正是这个理想，这个在政治思想中有悠久历史的理想，在人们视野中消失了”。但是我们可以拥护把自由作为自我主宰的经典的理想，它的制度内涵必须加以彻底修正（参考第二章）。帕特曼得出结论说，人们仍可以拥有一个现代的、非教条式的民主理论，“其核心部分保留着参与的观念”。〔164〕在模式Ⅷ中可见对于参与型民主的主要特征的小结。

小结：模式Ⅷ　参与型民主

论证原则：

享有自由的平等权利和自我发展只能在“参与性社会”中才能实现，这个社会培植政治效率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心，有助于形成一种有足够知识能力的公民，他们能对统治过程保持持久的兴趣。

主要特征：

公民直接参与对于包括工区和地方社区在内的社会中关键制度的管理。

重新组织政党体系，使政党官员直接对政党成员负责。

“参与性政党”在议会或立宪制内运作。

保持一种开放的制度体系，以确保试验政治形式的可能性。

基本条件：

通过物质资源的再分配，直接改造许多社会团体的不佳资源基础。

在公共和私人领域，最大限度地削减不负责任的官僚权力（如有可能的话，将其彻底消除）。

开放的信息体系，确保充足信息条件下的决策。

重新审查照顾孩子的规定，以便妇女同男子一样具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

注意：这个模式主要取自麦克弗森和帕特曼理论的核心部分。

如前所述，新右派的“合法民主”不代表一个合理可行的未来，拥护它的政府将陷入严重的困难之中。同样我们也提到，新右派模式不合理地把一系列“分配”问题排除在积极考虑之外。但是，如果个人要实现“自由和平等”，如果民主是一种为人们提供平等机会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模式的现象，就不能不强调分配问题。新左派的思想家们直接思考了分配方面的许多问题。因此，重要的是要问一下，他们的模式是不是令人信服和可以为之辩护的，如果说新右派的观点不尽如人意，新左派的观点是不是就代表了一个更为合理可行的未来呢？当然，新左派模式表述了一些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由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提出，它们强烈要求一个更具参与性的社会。但是，它也遗留了不少根本性问题而未加以解决，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中，在人们已不满于“幻想政治”的时代，这是个尤其尖锐的问题。

麦克弗森和帕特曼都试图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些见解结合起来并加以重塑。尽管他们的努力有助于使政治讨论离开那似乎永无休止也永无结果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但是他们对一些根本问题却所谈甚少，比如，经济实际上应当如何组织；经济应当怎样与政治工具相联系；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如何与直接民主制的制度相结合；行政组织的管辖范围和权力应如何加以限制；家居生活和照顾孩子的设施应与工作有怎样的关系；那些在政治体系中希望“放弃选举权”的人应该怎么做，或不断变化的国际体系所提出的问题应当怎样加以解决。此外，他们的讨论忽略了他们的“模式”如何才能实现的问题，忽略了过渡阶段的全部事务，而且忽略了由于他们的“模式”的应用而导致一些人某些方面状况的恶化（即那些其现状使他们能够决定别人的机会的人），这些人可能作出何种反应，他们应当被怎样对待。而且，麦克弗森和帕特曼倾向于假设人们普遍想要扩大对其生活的民主控制范围。但如果他们并不想这么做，那又怎样呢？如果他们不想成为民主理性的奴隶呢？或者，如果他们“不民主地”运用民主权力——限制或终止民主呢？

这都是些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指望每个理论家都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之所以对“参与型民主”提出这些重要问题恰恰是因为这种民主理论的版本不仅鼓吹一套程序，而且鼓吹一种生活形式。如同第十章将要更详细地讨论到的那样，参与型民主的理论家们不仅正确地探讨了民主原则对社会的组织结构的含义，而且探究了它对国家组织结构的含义。但是，这却使他们易于受到批评。尤其是，使他们易受这样的攻击：他们试图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解决个人自由、分配问题（社会正义问题）和民主程序之间的极为复杂的关系。他们集中考虑集体决策的合法性，并且把民主变得高于所有其他问题，因此他们倾向于在民主协商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阐明这些关系。正是在批评这一立场的过程中，新右派思想家们达到了最令人信服的程度。民众（demos）改变政治环境的权力应不应该予以限制？个人和少数派的自由的本质和范围，应不应该由民主决策来决定？应不应该有明确的宪法原则来确保并限制民主运行？新右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因此看出了个人自由、集体决策与民主制度和程序之间存在严重冲突的可能。相形之下，新左派没有系统处理这些问题，而是过于匆忙地把它们搁在一边。〔165〕当把各个层次的民主当作应该实现的主要社会目标的时候，新左派思想家依赖于“民主理性”——一个明智、良好的民主意志——来决定公正的和积极的政治产出。一种本质上民主的民众能够予以信赖吗？人们能够假定“民主意志”是明智而良好的吗？能够假定“民主理性”会占上风吗？从柏拉图到哈耶克，在谈到这一问题的良好理由时，至少停顿了片刻。

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新右派直接承认民主政治具有不确定的结果，进而创造了许多政治资本，例如，“本意良好”的民主福利国家，其结果就说不清楚。他们强调指出，民主导致官僚制，繁冗公事程序，监视，和对个人选择的过度干涉——这些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事情，这些话准确概括了一些与现代国家的某些部分经常接触的人们的实际经验，这些经验未必会令人们对集体决策持更乐观的态度。这样，新右派就对关于集体管理的合适界限的讨论作出了贡献，而如果人们要想正确地为一个更具参与性的模式辩护，就必须加入这场讨论。与左翼思想家迄今所作出的让步相比，这种讨论可能不得不向自由主义传统作出更多的让步。问题在于：个人如何才能是“自由和平等”的，如何才能享有平等机会参与决定支配着他们生活的制度，而同时又不把个人自由和分配问题的重要事务交付给民主程序的不确定结果？这个问题构成了第十章的主题。但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首先评估一下苏联共产主义的解体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正如民主如果是合法的，那么它应当是可以探讨和协商的观念一样。（分别见第八章和第九章）

第八章　苏联解体以后的民主

1989年底和1990年初席卷中欧和东欧的剧变，促成了一种喜庆的气氛。自由主义民主被看做进步的代表，资本主义被看做唯一可行的经济制度。一些政治评论家甚至借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历史的终结”来称颂西方对其他政治和经济选择的胜利。在此之前，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分裂，一个被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冲突和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政治经济压力搞得四分五裂的世界，打破了自由民主世界中对稳定和进步的自我陶醉。而现在，对民主理性和市场取向的思想的信仰似乎又可以重新恢复了。

1989—1990年期间发生席卷中欧和东欧的转型，由于1991年8月俄罗斯的事件——群众普遍反对8月18—21日的政变图谋——而得到了进一步加速发展，本章旨在探讨围绕着这种转型的含义而提出的种种看法。西方民主已经胜利了吗？自由主义民主已经最终取代了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的合法性了吗？意识形态的冲突终结了吗？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日益明显的是，有关1989年的争论并不仅仅是关于那一年的事件以及随后而来的一系列事件的争论，其重要性也不仅仅限于这些事件本身。它也是关于当今政治世界构成过程和结构的特性和形式的争论。本章将侧重从微观的角度，就民主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提出一些关键性问题。本章不提出另一种民主模式，但是，将对民主的变化背景进行探讨。这种探讨构成了本章的主要内容，它强调的是这样的问题：今天，民主应该意味着什么？

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对1989年和那一年的事件的历史背景进行简要的考察。第二节集中讨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在后来关于横贯欧洲的政治剧变的讨论中，他的著作常常被人们引证，在英美世界中，尤其如此。福山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已经消逝，自由主义是仅存的可靠的政治哲学。第三节侧重探讨阿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的著作，他当时就对福山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卡利尼科斯把东欧的剧变解释为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胜利，这一胜利使马克思主义与直接民主在今天更加具有相关性，而不是相反。本章结束时，将对这些不同的观点如何看待政治的善、民主的作用和本质作一小结，1989年以及那以来的事件，已经迫切地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日程。

历史背景

政治体制的变化在1989—1990年横贯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其中包括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从任何角度来讲，这种变化都是震撼全球的。他们在欧洲内外形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亢奋感，如同卡利尼科斯正确指出的那样：

远在那些受到直接影响的国家之外的人们都突然感到各种可能都会发生。战后世界似乎不可变易的许多设置突然消失了——柏林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前不可改变的假设，比如欧洲将永远在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分裂状态，突然破灭了。〔166〕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民主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明确分野，已经开始消失。超级大国之间的激烈对抗模式可能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的主要现实，现在几乎一下子就改变了。如果不把这种变化看做以前的共产主义集团内部事务的一种根本变化（或者一系列根本变化），并且更广阔地看，如果不把这种变化看做国际秩序中的根本变化（或者一系列根本变化），那么，很难说什么东西可以在本质上称之为根本性变化了。

但是，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尽管“根本性变化”一词似乎准确地描述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广泛的、急剧的和出人意料的转变，描述了这些变化中人民走上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柏林、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城市街头的异乎寻常的活动，但是，它却使人们忽视了这些变化的动力和1989年以前的过程。虽然“根本性变化”一词不断被人们用来指称1989—1990年的事件，但是，应该记住，这些变化的根源却由来已久。重大的政治变化起初发生在80年代初的波兰，稍后又发生在匈牙利。在1989—1990年的“戏剧性”事件发生之前，共产党人在波兰的选举中失败，一党制的原则在匈牙利被放弃，它提醒人们，如果确实有必要，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中的变化充其量只有在缓慢和平稳发展的情况下才是可以承受的。

80年代后期中欧和东欧的这些缓慢但重要的变化的支持力量，是米哈依·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发动的改革过程。正是克里姆林宫战略性思维中的转变，可能构成了这场剧变的最直接的原因，〔167〕其他的原因还包括公民社会中共产主义力量和苏联集团经济的逐步弱化。尤其是苏联决定用“西纳特拉主义”（Sinatra即容许各国选择发展和繁荣的道路的政策：“走你自己的路”）代替勃列日涅夫主义（即如果必要，运用强力保护东欧“社会主义成果”的政策），这一决定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生存能力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广泛而深远。“西纳特拉主义”取消了红军或华沙条约干预的威慑，不同意运用强力制服大规模动乱，从而有效地抽掉了东欧共产主义的基础。东德的发展是这方面的典型。当匈牙利开放它与奥地利的边界时，引发了东德向西德的大规模移民，东德内部的压力迅速加大，不断发生于莱比锡及其附近城市的示威游行日益激烈。东德当局没有像惯常那样诉诸武力，而是企图通过批准经过新开放的柏林墙进入西德来平息叛逃的群众。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东德当局对原本已十分棘手的局势失去了控制，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破坏无遗。

1989—1990年国家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指出三个方面的压力也许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的战略性思维会发生变化，而且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些变化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首先，苏联经济没有与世界经济制度结合为一体，这种状况可以使它在短期内，避免遭受为使生产力达到具有竞争性水平所带来的压力和不稳定，而具有竞争性水平的生产力则是在国际分工中发挥持续作用所必需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却使它软弱无力，缺乏竞争力，在技术革新方面，这种情况尤其突出。集中管理的经济过分依赖进口技术和国外资金和投资，即使在其发展的最好时期也趋于僵化而相对缺乏灵活性，找不到使经济良好运行的途径。第二，与这种状况相伴而生的是重新出现的地缘政治压力，这种压力是由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尤其是在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推动下）冷战的加剧造成的。在新一轮军备竞赛中，越来越复杂的武器系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竞赛给苏联的财政、技术和管理资源造成越来越大的负担。冷战的代价对于双方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是，它的特定结果是耗尽了苏联经济脆弱的组织和基础。

第三，前几十年，在苏联集团中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和分裂，由此导致了压制匈牙利（1956）、捷克斯洛伐克（1968）和波兰（1981）不同政见者的大规模镇压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在短期内有效地压制了抗议活动，但是，它们却没有持久地防止公民社会中不同政见者、社会运动和独立组织的繁衍。80年代波兰的变化，尤其是团结工会的形成，绝不是整个东欧发生的事情的集中体现，波兰状况形成的原因在于它特殊的种族和民族的同一性，天主教会的势力和波兰土壤中对于妨碍其发展和统一的外部力量的强烈的敌视感。但是，它们是正在发展的特定民主压力的标志，这种压力“击退国家”，创立一个独立的公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公民可以摆脱直接政治指令，从事自己选择的活动。在整个80年代，团结工会力图创立独立的信息、文化交流和社会关系网络，来培育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它重新确定并扩展了民主的社会运动的含义，同时，极大地削弱了国家控制的政治变革的吸引力。

以上的论述绝不是对1989年以来的重要事件和发展的透彻分析。不如说，它是要作一种历史的勾勒，为本章的主要问题提供一种背景，这个问题是：考察这种根本性变化的含义是什么，它们对于民主及其未来有什么启示。

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

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又面临着日本经济的挑战，直到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即将到来的苏联内部的变化之前，他们在70年代后期心理上明显笼罩着阴云。80年代大量的学术出版物，使这种阴云益发浓重，这些出版物包括罗伯特·基奥恩（Robert Keohane）的《霸权之后》（After Hegemony，1984）和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1988），它们记录了美国的（相对）衰落，探讨了这种衰落对于世界政治和政治经济的含义。它们指出，美国的军事力量与生产力和财政收入增长能力之间越来越不成比例，经济对抗破坏了生产力和财政收入增长能力，同时，它们对美国的未来，对这种衰落对于西方防御和稳定的影响发出了警告。很少有人预见到，对于80年代末苏联急剧衰落的评价，必然会抵消这些忧虑。

弗朗西斯·福山的论文“历史终结了吗？”（1989）和“答我的批评者”（1989—1990）是我们以下讨论的重点。这两篇论文的发表以及他后来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终结者》（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的出版，不仅重新确定了与早期关注美国从霸权地位衰落相反的看法，而且以一种自信和确定的语气，进一步重新确立了西方价值具有无比优越性的信心。福山是美国国家政策规划部副部长，他不仅庆祝“西方的胜利”，而且，如他所说，庆祝“历史就这样终结，这就是说，这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结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普遍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168〕在报刊杂志和更广泛的选举媒介中，福山的预言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尽管他的看法遭到很多批评，但是，在对福山持批评态度的人中，大部分人似乎承认，他的“主要观点——在世界意识形态市场上，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现在缺乏有竞争力的反对者——确实是难以批驳的”。〔169〕

福山的预言重新引起了50年代和60年代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早期争论。但是，后来的争论集中在西方的衰落对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意义，集中在仅仅是政府干预和支出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的政党分歧上，就此而言，福山的命题在哲学上和政治上都更进了一步。它有四个主要内容：第一，它明显强调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是历史的动力。福山吸取了黑格尔的某些精神，认为历史可以被理解为意识或意识形态发展阶段的连续过程，这就是说，历史是一系列政治信仰的连续过程，这些信仰包含着对于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基本原则的不同看法。这种连续过程代表着人类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从片面的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比如支持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意识形态，向着具有更加普遍性内容的意识形态发展。按照福山的判断，今天，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一发展的最后阶段。

第二，历史之所以已经终结，是因为意识形态冲突实际上已经终结。自由主义是最终胜利的意识形态。福山指出，这一看法的核心“是这样的认识，即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关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的明显共识”。〔170〕20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对立者或者已经失败，或者正在失败。今天的主要挑战者——像穆斯林一类的宗教运动或今天东欧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仅仅表现了局部的或不完整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支持，它们信守的信仰是不能维持的。从长远来看，无论宗教信仰体系，还是民族主义信仰体系，都没有提供替代自由主义的完整的另一种选择，因此，它们没有“普遍”意义。只有自由主义民主，加上经济组织的市场原则，才构成了“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171〕

第三，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所有冲突的终结。冲突可以有各种来源，实际上也会有各种来源，这其中包括各种各样（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民族主义者和宗教集团；闭关自守于历史之中或者历史之前的人民或者集体。这就是说，他们仍然处于自由主义世界“之外”（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说他们仍然是“内部的局外者”（那些身处自由主义世界中，但是还没有充分感受到自由主义必然性的人们）。此外，也存在着世界发展两极化的危险，这种两极化尤其可能发生在“后历史”的自由主义社会与具有其他传统的、尚未现代化的社会之间。福山坚持认为，这种两极化肯定会引起激烈的斗争，但是，它们不会导致可以替代自由主义的新的系统的政治和社会正义思想。

第四，福山对于“历史的终结”并不是完全没有相互矛盾的看法的。他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时期”。〔172〕人类想象的大胆飞跃和为了重大原则进行的勇敢斗争，将不复存在；政治将成为市场调节过程的扩展；为了满足顾客要求而进行经济管理和解决技术问题，将代替理想主义。总之，福山重新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命题（尤其突出的是这些命题对普遍信仰体系前提的陈述以及对于普遍性的批评），他断言，一度为了统治世界的地位而相互斗争的人类解放的勇敢、英雄、“伟大的故事”已经讲完了。然而，尽管他的言论明显带有遗憾地提到了这一点，可是，他对于自由主义一般还是表现出了乐观主义的看法。今天，意识形态的共识既不是“完全普遍的，也不是自动自发的”，但是，它的存在“程度要高于过去一个世纪的任何时候”。〔173〕“自由主义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是清晰的历史进化模式的最后阶段〔174〕。

福山的著作被广泛称颂为“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教科书”。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为80年代西方主要的政府，尤其是里根和撒切尔政府的许多陈词滥调提供了精致的论证。它们强化了新自由主义新右派的预见，这些观点预言社会主义将消逝，市场和最低限度政府是唯一合法和可行的未来。但是，如果认为福山的观点与这些新右派完全一致，那就错了。一种以一般政治预言为基础的泛泛政治见解并不需要仔细梳理，即使它的大部分细节中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

但是，人们对于福山的观点提出了严重的疑问。首先，自由主义不能简单地被看做一个整体。如前所述，有约翰·洛克、杰瑞米·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人确立的不同的自由主义系统，它们对于个人的存在、自主性、人的权利和责任、政治共同体的正确本质形式，都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福山并没有系统地分析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他也没有对人们应该在它们中间如何选择提出任何看法。这是一个明显的空白，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争论的场所。〔175〕

此外，福山也没有探讨自由主义民主中“自由”的内容和“民主”的内容之间是否存在着紧张甚至是矛盾的关系。这就是说，自由关心的是个人权利，或者“不允许任何人穿越”的“自由阵地”；民主关心的是对于个人和集体行为的控制，是公共责任。福山没有探讨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紧张甚至矛盾的关系。〔176〕那些就此进行深入探讨的作者，已经在相当不同的方向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平衡问题上，福山究竟采取什么立场，是不清楚的。此外，并不存在无可争辩的民主形式。即使自由主义民主也具体化为各种各样不同的制度类型，比如，威斯敏斯特模式（即议会政治模式——译者注）和联邦模式，这就使得对于公共生活的任何自由主义诉求无论如何也是不清楚的。福山实际上没有分析民主的全部含义及其可能的变种。

福山对于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和市场机制的确认，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假设是，如果去除了各种各样的“不完美”（比如，工资和价格的“连带性”），那么，市场基本上是自我平衡和“利益清晰的”。他认为，市场本质上是协调的“非权力”机制。因此，他忽视了探讨这样的问题，即在某种程度上，市场关系本身就是可以限制和制约民主过程的权力关系（见第六章关于新多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他没有进一步探讨收入、财富和机会中的一系列不平等是否是由市场关系的现有形式造成的，这种现有形式的市场关系就是最低限度管制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他没有考察一种特殊的自由，即积累无限的经济资源的自由，是否向全体公民能够享有政治自由的程度即公民在政治过程中平等活动的程度提出了挑战。不考察这种挑战，就可能忽视当今世界上对于自由的一种重要的威胁；这种威胁并不像德·托克维尔和J. S. 密尔等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产生于对于平等的要求，而是产生于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侵犯了政治自由和民主政治。

而且，尽管福山注意到了全球秩序两极化的危险，但是，他并没有考虑到，所有制和控制的不平等程度与生活机会的严重不平等造成了利益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引起西方内部及西方与“发展中世界”之间价值、原则和信仰即意识形态的冲突。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关于经济制度本质和选择可取的经济组织形式的不同“意识形态”考虑之间，都存在着斗争的可能性，福山低估了这种可能性。比如，以下看法就并非不证自明的：现有经济制度可以为非洲和其他地方正因为饥饿而面临死亡的千百万人创造基本的生活条件，或者为这个星球上面临着全球可能变暖和维持生命的自然资源不断遭到毁灭的全部人口提供基本生活条件。远非不证自明的还有：现有经济制度是与把所有人视为“自由和平等”的自由主义本身的关心一致的。如果缺少这样的一致性，那么，人们可以假定，随着人们进一步探求“更加公正”和“更加安全”的经济秩序，自由主义就会继续面临着各种非难。事实上，当前，反全球化运动和社会公正运动已经将这些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此外，福山自己对于意识形态冲突的潜在根源的考虑是没有说服力的。他对于意识形态特点的论述是成问题的，撇开这一点不谈，他对民族主义和宗教运动，特别是宗教原教旨主义持续不断所持的看法，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比如，他认为，伊斯兰教不是一种普遍的诉求，因此，它不是政治意识形态；它的诉求仅限于穆斯林世界。但是，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糟糕的问题。出于同样的理由，可以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自由主义本身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因为它不能引起一种普遍的诉求；归根结底，它对于穆斯林世界，或者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此外，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环保主义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一类的社会运动产生的某些政治争论源远流长，这些根源也没有予以考察。

最后，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看法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因为这些看法不仅忽视了西方民族国家内部和外部在自由主义和关于政治利益的自由主义观念上仍然存在争论，而且忽视了我们并不能充分了解世界上各种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所有主要根源将是什么，不论这个世界是由偶然的、不可预见的和无法估计的事件所构成的，还是由明确的因果轨道和有限的制度变迁模式所定型的。我们的所知，基本是建立在已发生的事件基础上的，即基本是建立在过去之物而不是将来之物基础上的。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用黑格尔来驳斥福山，因为正是黑格尔提醒哲学家们：“只有黄昏降临时，智慧之神的猫头鹰才展开翅膀。”〔177〕我们并不能指出，可以动员群众和使新型的政权合法化的新的正统学说是仁慈的还是强制性的。20世纪的永恒启示之一肯定是：历史没有终结，人类进步的成就仍然是极其脆弱的，无论人们如何定义和把握它。民主的实际形式和构成很可能将一代一代持续争论下去。

“9·11”事件及其影响足以证明这样的事实：“9·11”后的世界与福山的预测大相径庭。原教旨主义绝不是仅在伊斯兰世界抬头。伊斯兰教团体、基督教团体和犹太教团体等的活动正改变着世界政治争论的话语。已经确立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观念相混合的系统正在逐步发展，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发展还相当迅速。除此之外，西方全球化的方案也不仅面临着反全球化运动的挑战，而且遭到一些激进的伊斯兰教团体的明确反对。从喀布尔和巴格达到纽约、马德里和伦敦，政治暴乱和恐怖主义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多。自由与民主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历史远没有终结，我们可能刚进入另一个新的开始。我将在第十一章再回头讨论这些问题。

马克思主义更新的必要性和“自下而上”的民主？

如前所述，经典的和当代的自由主义理论普遍认为，必须予以认真考察的问题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不同的种族团体之间的现有关系是否允许形式上承认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缺乏各种各样的资源和生活机会，在积极参与政治和公民事务方面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如果福山一类的自由主义者认真考察以上这些问题，他们必然会对广大人民群众有更直接的理解。

阿历克斯·卡林尼科斯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的强有力的辩护者之一，他探讨了以上的相关命题，认为自由主义民主的承诺已经破产。他按照意大利政治理论家诺伯特·博比（Norberto Bobbio）的看法，认为这些承诺是：（1）政治参与；（2）负责任的政府；（3）发表不同意见和改革的自由。他认为，“实际存在的自由主义民主”在全部这三个问题上都是失败的，其显著标志在于：存在着大量的消极公民（相当数量的合格公民在选举中不投票）；非选举产生的权力中心侵蚀并代替了议会制度（其典型的特征是官僚权威、功能性代表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的扩大）；对于国家行为、尤其是对于资本主义逐步改革的可能性存在着实质性限制（比如，资本流向海外是对具有强有力的社会改革纲领的当选政府的持续威胁）〔178〕。

在这种背景下，卡林尼科斯力图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直接民主模式辩护，并企图重新确立其地位，他的论据是：民主只能来自于“下层”，来自于工人阶级的自发活动。卡林尼科斯断言，在马克思的教科书中，在“20世纪苏维埃民主和工人委员会的丰富传统”中，可以找到与自由主义民主不同的民主选择。由此可见，支配了苏联历史的斯大林主义可以被看做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卡林尼科斯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非革命的力量，它在20年代末建立了一个反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这就是说，在这个政权中，国家官僚抽取剩余价值，控制资本积累，履行曾经由有产阶级承担的角色。斯大林使1917年10月在列宁领导下迅速建立起来的激进的工人民主无法实行。因此，在卡林尼科斯看来，不能把1989年斯大林主义的消失看做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他坚持认为，失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度歪曲。1989年获胜的不是“民主”，而是资本主义。东欧变化的结果将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重新组织，使东欧的技术官僚精英可以把他们的经济完全与世界市场结合为一体，促成国家向全球资本主义转变。

卡林尼科斯抨击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等式。他认为，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和列宁有“本质区别”。〔179〕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实践所认可的制度，其特征不仅不是一个人的统治，也不是“对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等级性有组织的控制，不是处于党和国家机关顶点的狭隘的寡头政治”。〔180〕此外，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些内容，为理解斯大林主义政权的终结提供了基础。按照卡林尼科斯的看法，有三个命题具有特别的相关性：首先，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丰富和发展的内容，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发展的根本冲突出发，从既调节又加剧这种冲突的阶级之间的根本冲突出发，探讨了时代的转变。这种探讨为理解斯大林主义秩序的逐步崩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框架。

第二，在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著作中，存在着理解斯大林主义特定性质和演变的基础。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标明了斯大林主义政权中支配着官僚制和国营工厂的剥削统治阶级与并未有效地控制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斯大林主义政权走向了“深深的危机”。尽管中欧和东欧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结合为一体暂时解决了这一危机，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矛盾可能导致将来更大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

最后，在确定人类解放的纲领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种与东西方现有的阶级统治政权不同的方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与此同时，它坚持马克思所提出的一种观点，即“绝大多数的、为了绝大多数的利益的自觉的独立运动”。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观，它完全不同于苏联和东欧集团中一度通行的统治形式，也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西方被阉割了的民主。无论国家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民主，都没有提供使人民权力获得自由的政治纲领。参与型民主的纲领也是如此，它根本没有特别指出资本的经济权力，以及由此对民主政治转变构成的主要障碍。尽管麦克弗森和帕特曼等思想家对自由主义作出了让步，但是，卡林尼科斯坚持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框架在所有的基本方面都具有当代意义。

现时代是由一个单一的、统一的经济体系构成的，它以剥削与不平等为标志。“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与自我均衡的市场神话不同，它的特征是：经济权力的集中；公司的发展不受单个民族国家的控制；以生产过剩、无政府和浪费为内容的周期性危机；西方内部贫穷的存在，以及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生活机会的极大差异；失控的资本主义积累正以使全球变暖等方式对人类生活造成威胁性影响。按照卡林尼科斯的判断，“资本主义已经日暮途穷”，现在是重新实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民主的时候了。〔181〕

如同第三章所指出的那样，按照19世纪和20世纪的自由主义传统，政治常常被等同于政府的领域和公民与政府领域的关系。如果这个等式成立，如果政治被看做与经济或者文化相分离的领域，那么，政治的大部分核心内容就要被排除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马克思主义特别尖锐地批评这种观点，坚持认为当代权力的根本来源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主义对此所持的非政治化看法是不能接受的。如同卡林尼科斯强调指出的那样，这一批评提出了若干重要问题：首先，是否可以认为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不具有政治性？由此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权力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是政治的构成要素？但是，甚至用一种比较灵活的看法，假定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那也产生了若干问题。马克思主义力图联系经济和阶级权力来理解政治，拒绝把政治看做一种自成一类的（sui generis）活动，但是，它本身也倾向于把某些问题边际化，或者排除在政治之外。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化为与阶级相关的问题，参与型民主主义者和协商民主主义者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因此，如果像卡林尼科斯那样把资本主义秩序看做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切方面基本都包含在其中，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重要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制度排列的某些机制（比如现代国家制度、代表原则）和某种社会关系（比如性别不平等和种族歧视）就已经存在了，在政治的形成和构成中，它们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这其中的含义之一就是说，生产方式和阶级分析过于狭窄。虽然不应该认为阶级和阶级冲突分析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生产和阶级关系具有最重要地位的看法应该被抛弃。

就此提出的还有另外一些问题，如果并非所有的利益差异都可以简化为阶级，如果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比如关于资源配置的不同看法，都可以来自于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和社会地位，那么，就有必要为不同的政治战略和纲领的形成和争论创造制度空间，1989年以来中欧和东欧的许多社会运动就是这么做的。实际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空间，人们就很难看到公民如何才能积极参与决定他们自己联合的条件。政治包含着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协商和谈判，这样的讨论、协商和谈判不可能按照完全公平的或者“客观的标准”进行，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本身就不需要争辩的标准。因此，民主和代议制的形式和本质需要进一步具体详细阐述。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阐述，就不可能正确区别公众商议与决策的领域。自由主义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在面对政治权力时，如何确保批评和行动即选择和分歧的自由，虽然这决不意味着对于这一问题的传统的自由主义看法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而马克思主义一直低估了自由主义所关心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抹杀所有的个人差异。马克思的学说中有许多值得推崇的内容，这其中特别是他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所有人的自由发展”是一致的看法。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并没有为支持这一理想提供多少适用的基础，或者说，问题来源于没有把政治看做自主的领域。如前所述，绝非偶然的是，马克思并没有系统研究过“公共权力”、对于权威的合法性要求、过分集中的政治权力的威胁、责任问题等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在探讨阶级关系中的社会决定力量时，取消了这些现代自由主义的核心问题。如何理解、体现和培育“个人差异”的问题，遭到了严重忽视。卡林尼科斯认为，尽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冲突仍将存在，但是，由于“没有贫穷和不平等”，这些冲突将大大减少，并将逐步被谈判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所制服。这种看法甚至使卡林尼科斯坚持认为后资本主义秩序是没有物质差异的，而我们看不出这种看法有什么真正的合理性。如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看法一样，卡林尼科斯的看法突出强调的是政治的终结——严重的利益差异和解释差异的终结。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包括民族主义、宗教、环保主义一类的社会运动，以及从不均衡发展和偶然的结果到行为的无意识的影响等其他形形色色的原因。但是，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诉诸“民主的自我组织”的革命机制的发展，并不足以掩盖这些挑战和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案究竟是什么？在哪里？如何解决呢？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应该把斯大林主义仅仅看做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案的偏离，看做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毋宁说，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范畴强调阶级的核心地位、强调无产阶级的普遍立场、强调政治完全植根于生产的“深层结构”，虽然它绝非这一“深层结构”的唯一可能结果，其他各种各样社会结构、集体、机构、认同、利益和认识对于政治的作用，遭到了严重低估。这绝不意味着，斯大林主义是1917年革命的必然产物，那场革命的命运的决定性条件是十分复杂的。但是，这确实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没有很好地理解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所关心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和限制问题。这种理解的不准确，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必然有机组成部分。

有人认为，在苏联失败的仅仅是斯大林主义，或者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政体，这种看法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有人认为，失败的不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而是我所说的“国家管理的社会主义”，这种看法进一步强化了前面值得商榷的看法。国家管理的社会主义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有前东欧集团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西方取向于民族化和国有制纲领的社会民主政权。我绝不想低估这些形式之间的重要差异，不过，虽然存在着这些重要差异，它们仍然有某些共同之处：所有这些国家管理的社会主义都是与中央控制的官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管理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之所以没有激进的诉求，恰恰是因为它首先不像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那样，认识到国家行动应该有可取的形式和限制。

总之，“社会主义的危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比“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深重。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思考。我认为，人们有重要的理由怀疑传统社会主义纲领的某些主要内容。

小结：政治的善的问题

东欧剧变无疑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苏联解体和共产主义在全欧洲的撤退，不仅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而且可能是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这一变化的余波遍及全球的政治制度和传统信仰。

对于这场剧变以及它对于当今世界的影响的不同看法，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并没有终结，意识形态没有死亡。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其近代形成时期就有不同的根源，它们今天仍然是具有活力的传统。虽然自由主义如今占据着明显的支配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各种各样的分支流派并没有日暮途穷。在最近的争论中，把美国作为一个帝国的观念又被重新肯定。不过，我认为，这两种传统在一些基本的方面都存在缺陷。这些基本的方面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政治的善，或者一个人在当今政治中如何确定“美好的生活”。这是福山和卡林尼科斯已经谈到的问题（无论他们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此，它为我们把本章的前几节内容汇合到一起提供了有用的基础。

按照福山的看法，要想获得美好生活，就要在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上，逐步重新构造现代世界。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一样，是或者必须是个人自由和创造的问题，它越接近这种状态，人们就越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政治的善已经实现了。个人在本质上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只有他或她能够追求或者努力实现自己选择的目标和个人利益时，个人才是自由和平等的。如果个人有资格获得特定的权利，或者自由得到了尊重，法律面前全体公民是平等的，那么，平等的正义就可以得到保持。在西方和东方，南方和北方，人们关心的主要是，创造和维护一个“自由和平等”的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而妨碍这种发展的政治障碍降低到最低限度的世界。

卡林尼科斯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此相反，他们更加普遍地为特定的社会或集体目标和目的的合理性辩护。他们认为，要认真地对待自由和平等，就要向以下看法提出挑战，即只有实际上不干涉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受限制的或者最低限度的国家中的个人，个人才能实现这些价值。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统治的世界上，不可能实现平等、自由和正义；只有通过斗争，确保生产资料社会化，即服从于确保社会控制的集体需要和程序，才能实现这些理想。只有前者，才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所有人的发展”相一致。

虽然中欧和东欧的剧变把民主问题提上了全球各国政治的首要日程，但是，无论是福山还是卡林尼科斯，都没有正确地考虑民主本身的内容和本质。福山的著作确定的是个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伦理学说，因此最终侵蚀了民主。面对政治管理，民主的责任问题让位于个人自由的绝对必要性。在卡林尼科斯的著作中，阶级、阶级冲突和生产的范畴代替了对于民主进行透彻分析的必要。尽管自由主义民主近来似乎得到了巩固，在各种各样的著作、演说中普遍使用民主，20世纪末的各种政权都在实践中努力倡导民主，但是，民主仍然没有成为这些思想家们进行政治思考和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为自由主义民主欢呼，还是认为它纯粹是一种规范机制或“空壳”，都为评估民主的长处和缺陷提供了有用的参照。民主使现代政治生活具有了一种“合法性的味道”。但是，在什么条件下，人们才可以有理由认为政权是合法的，什么时候人们才可以合理地声称民主的职责依然是不明确的。第九章将重新评估这一问题。第九章还会提出关于民主“质量”的问题，这就是在何种程度上，民主反映和表达了赋有见地并经受公共检验的判断，这种判断形成的制度环境也将得到讨论。

第九章　协商民主

当代民主政治经常为一种焦虑所困扰，即当确立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应负有的责任及扩大民众参与公共生活各方面范围的时候，政治可能就沦为既少见识又不明智的民众的统治。这种担忧是柏拉图对民主前途感到绝望的核心原因，对此，他在关于船长的故事和如何控制一个强大的庞然动物的寓言中作了详细说明。以前，人们这样理解多数人的统治：他们一方面追求不受约束的欲望和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无知和短见。这导致一些人认为民主是极度危险和错误的企图，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尽可能通过宪法结构和机制对民主的范围进行审慎界定并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如果柏拉图是第一个阵营中的典型思想家，那么麦迪逊和熊彼特则是第二个阵营中的典型思想家。民主的历史既包含着对专制统治和家长政治终结的庆祝，也充满着对多数暴政的担忧。

当然，民主的历史反映了对其涵义进行准确定义的艰苦斗争，至今为止，经过检验的民主模式揭示了不同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关于对民主的思考，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参与有它自身的价值，它是自我实现的基本模式；另一种观点把民主政治理解为保护人民防止专制统治和表达人们偏好（通过各种集合的机制）的一种手段。从古典民主主义者和发展型共和主义者到发展型自由主义者和参与型民主主义者，政治约定都得到了赞赏，因为它培养了政治功效的意识，产生了对共同问题的关注，培养了有能力追求公共利益的知识渊博的公民。在这里，民主是公民美德的展现，民主政体是自我实现的工具。无疑，大多数民主思想家反对这种理解，他们把民主理解为保护公民防止统治者及彼此伤害的工具，以及确保一种健康政治结构的存在以产生熟练且负责任的精英来做出重大公共决策的手段。根据这种观点，民主是手段而非目的；它有助于保护公民自由以及为公民追求自我选择的目标而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物品（法治、选举政治、社会保障措施、安全）。

从表面上看来，至今存在的八种民主模式似乎为民主新的变革性思考留下的空间很小。它们似乎在两个维度上涵盖了所有可能的政治领域：政治平等和公民权扩大到所有成年人，以及民主范围扩展到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上。然而，大约在最近二十年左右，也出现了一种新的（第九种）模式：“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个术语首先被约瑟夫·贝塞特（Joseph Bessett）使用。然而，现在这个术语被应用到广泛的领域。协商民主的主要鼓吹者用它来标识一种致力于改善民主质量的政治途经。改善政治参与的性质和形式，而不只是增加政治参与的机会，这正是它的问题所在。协商民主经常把当代民主，不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直接民主，该画为：个人冲突，名人政治，口水政治以及赤裸裸地追求个人利益和野心。与之相反，他们拥护有见地的辩论、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理性与参与

协商民主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是：民主过程和制度是否应该建立在那些政治参与者实际的或经验性的意志上，或者是否应该建立在被称为“理性”的政治判断的基础上。协商民主主义者重视精致的和反思性的偏好。当然，一旦有人强调这一点，定义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和奥瑞什·普罗伊斯（Ulrich Preuss）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对他们而言，一种‘理性的’或‘开明的’政治意志或判断需要满足三个标准：“理想上它应该是一个整体同时是‘关注事实的’（fact-regarding，相对的是无知和教条的）、‘关注未来的’（future-regarding，相对的是缺乏远见的）及‘虑它的’（other regarding，相对的是自私的）”〔182〕。政治判断出现错误，往往是因为这些判断没有满足其中一个或多个标准，也即，他们失败是因为他们无知且／或短视且／或自利。问题是，民主理论是否应当把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偏好当作完全成形和合理的，或者，是否应当把政治思考引向有关“政治意志”（political will）的性质问题上，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经过公平检验的“政治意志”是否就是唯一正当或合法的。

一旦这些问题确定，柏拉图以来的人们对民主所采取的批判立场就得以成立，他们担心民主包含着沦为最底层普通大众统治的可能性，而且，民主必然导致精致的、深思熟虑的政治判断的缺失。协商民主主义者的问题是，对于各种偏好的深思熟虑，是否一定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否一定要取悦于柏拉图？或者，那是否能够导向一种关于民主如何运转的新的创新性观点？理论的困境通过以下方式呈现出来：强调公共利益的观念是否比强调特定个人偏好集合的观念更多一些民主性？或者说，这一点是否能够联系严肃认真的公共辩论和深入的商讨来说明？就奥菲和普罗伊斯来说，核心观点可以直接解释为：“在参与和理性之间不存在正相的线性关系”。民主理论面临的挑战，既不是简单思考如何增加有权参与政治的人数，也不是简单考虑怎样扩大民主可以合法延伸的真正领域。今天民主理论面临的挑战，是要考虑导入一种程序，这种程序鼓励明确表达审慎思考的、连续一贯的、从具体情境中概括的、社会公认的和合理的各种偏好。

伯纳德·曼宁（Bernard Manin）对协商民主主义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了很好的解释，他写道：“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对于自由理论和民主思想的普遍看法：合法性的源泉不是个人先定的意志，而是它的形成过程，即协商本身”。协商民主主义者主要的论点是：告别任何有关固定偏好的概念，代之以一种学习过程，在此过程中并通过此过程，人们为了形成一种明智且理性的政治判断，在相互理解的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问题并不在于简单接受有关理性的一种抽象的和预想的标准，而在于承认政治就是一种开放和持续的学习过程，这种过程强调了“教师”和“课程”的作用，并且，学习过程本身决定了学习什么的问题。换言之，协商民主的过程并非将人们的判断和过程视为一种既定的东西，而是有效地质问：这些判断和过程是否符合学习的适当标准？如果不是，应该如何改进？

正如奥菲和普罗伊斯所提出的：“它看起来是思考制度安排和程序的一项非常新颖的工程，它会形成选择性压力以支持人们在不断思考和开放学习的过程中形成偏好，反对由于环境、僵化的信仰和自欺欺人的观念所形成的固定不变的偏好。”所以，协商民主主义者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例，即他们主张没有任何价值或特定的观点能够自我宣称是正确和有效的，除非它们得到了证明和检验。甚至，个人的观点也需要通过考虑他人观点——道德的观点——的社会对抗来得到检验。

合理的推论就是现代民主的制度设计必须建立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这条原则要求，在政治和公民社会中，民主理论家和其他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要把重点放在偏好形成以及学习的那些环境和程序上。它需要我们采取“偏好形成、辩护乃至精练的多视角模式”。我们为什么要采纳我们所采纳的观点，以及我们是否能够在有许多人且有着相反偏好的复杂社会背景下来为这些观点辩护，这成为关注的焦点。民主理论必须直接关注宪法性设计，这种设计有助于把公开了解和检验公民观点的机会内化到政治本身的进程中来。民主理论要提高公民权的质量需要通过

鼓励各种精心思考和深思熟虑的偏好，而不是“自发的”和情境偶发的偏好。深思熟虑所形成的偏好……是一个人的观点与其他观点有意对抗的结果，或者说，是公民经过反思而通过他或她自己的观点发现观点多样化的结果。这种反思是由这样的安排所促成的：通过补充更具对话性质的必要的参与方式，使个人意见更受重视，以克服投票站独自投票行为的不足。〔183〕

这样，争论的结果是，民主理论不仅需要考虑人们形成和检验其观点和意见的背景，而且还需要考虑民主国家中运行的既能强化现有观点又能帮助创造新观点的各种机制。如此说来，民主理论一定要有一个转变，即从仅仅关注宏观的政治制度转变为考查公民社会中各种不同的背景要素，这些背景中的某些要素可能会妨碍协商和辩论，而某些要素可能又会培育协商和辩论。

民主理论的局限

对当代政治生活缺陷的特别关注，促使协商民主主义者产生了大量的思考。詹姆士·费斯金（James Fishkin），作为协商民主的先锋人物，痛斥了今天围绕选民、政党精英主义和统治集团而普遍存在的对公共生活的冷漠和毫无兴趣。当代民主展示了“在政治上平等但相对不称职的大众和政治上不平等但相对比较称职的精英之间的一种被迫选择”。历史趋势向着更大程度的形式平等发展，使公民权扩展到以往被排除的群体，但通常所“伴随的是民众的不参与和冷漠”。尽管投票扩大到先前无公民权的群体，但是投票率却下降了。当代民主的辩论一般是肤浅的、孤陋寡闻的和欠考虑的；投票者展示了这样一种与政治过程无关、痛苦地疏远和脱离、或自满的感觉。媒体所渗透的选举政治的世界，普遍强调的是政治家的个性特征，而不是对政策的关注。原声播放代替了辩论，明星闪耀代替了原则性的政治争论，选择候选人“多少有点像我们挑选清洁剂一样”。

费斯金认为，统治美国和欧洲政治的精英们也与广泛的政治辩论过程及问题日益相脱离。民意测验、利益群体和其他市场工具被用来调整政策以适应现存的观点和利益而不是去探索巩固政策的原则，也不是用来商讨政策方向，这样，政策过程就受到了侵害。精英们试图通过预测他们的选举人来驾驭政治。在古典民主理论和自由民主理论中发现的富有理性、辩论和公正的公共领域的理想遭到了一些倚赖民意测验数据的精英和政党的破坏，他们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解释和操纵这些数据。正如费斯金所指出，“得以控制领袖的公众意见被取代了，反映在民意测验中并由领袖和媒体共同塑造的各种偏好经常反复，这些偏好未经充分严格的检查，也没有充分的信息和检验来表明任何有意义的大众控制”。政治日益肤浅，被媒体所掌控，无论是观念，还是高质量的领导都日渐平庸和空洞。

费斯金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描述响应了熊彼特对民主的解释——断言民主政治过程就是精英人物面对弱势的、易受影响的选民所展开的一场斗争，也回应了韦伯将代议制民主视为具有恺撒主义倾向的“公民投票选择领袖”式民主的描绘，但是，他并没有明确承认或赞赏他们的观点。相反，他将这些观点当作号召人们富有想象地重新思考民主问题的基础，希望提供一种新型的参与，这种新型的参与，不仅给公民以更多的权力，同时允许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深入地行使这种权力。在这一点上，他与许多当代政治思想家站在了一起。约翰·厄尔斯特（John Elster）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厄尔斯特关注于选举政治如何通过集合个人偏好来产生赢家和输家的问题。他认为，这个过程所包含的理性概念，更加适用于消费者选择，即市场关系，而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公众集会或讨论的政治场所，因为这种场所被许多庞杂的理性所支配。将集体决策简约为个人偏好之集合，

体现了市场消费行为与论坛政治行为的混淆。消费者主权的概念是可取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消费者仅在影响他自己的不同行动步骤之间作出选择。然而，在政治选择情境中，公民被要求表达他对不同状况的偏好，而这些不同状况还会影响他人。〔184〕

消费者的选择是自虑的，追求的是满足其个人需要与愿望的目标和来源。相反，政治选择是虑他的，用J. S. 密尔的术语来说，是“涉他行为”，因为它可能“伤害”他人。简言之，消费与政治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只影响个人的选择，后者是一种塑造和影响他人偏好和生活机会的选择。如果集体决定对后者来说是有效的、合法的和正当的，那就要由健全的公共理性来塑造——接受公共辨认和质询。

约翰·德雷泽克（John Dryzek）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著述，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日益占统治地位的工具理性——纯粹形式上的、工具—目的理性——采取了广泛的批评。他认为工具理性的扩展导致了官僚体制和权力集中于技术精英手中，他们把政治看做专家而非公民的特区。专家试图把复杂问题分解成易于处理的各个组成要素，不考虑其他因素和更加广泛的政治背景而孤立地进行处理。这阻碍了政府研究中形成一种复杂的整体方法，这种方法必须建立在对政治的非工具性、社会取向研究途径的基础之上。另外，工具理性激励人们把他人当作实现目的的工具，这破坏了人作为自由、平等和有活动能力的公民的观念。当自由主义民主只承认个人观点和利益，并试图凭借不定期的选举来集中个人选择以实现专家自由行为的合法性时，德雷泽克则认为，公共问题要求将决策质量变为辩论和公共论坛的核心议题；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偏好不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选择，而是要随着争论过程中所“发现的普遍利益”的变化而不断加以修正。

当代最主要的批评理论家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为这种立场提供了重要的根据。哈贝马斯认为，理性不仅需要被看做个人用来操纵由个别要素和对象所组成的世界的工具，而且也要被认为是确保社会行为协调的手段。作为社会协调的手段，它可以被视为指导我们活动的标准，并能够成为辩论和交互质问的主题。这一模式的理性与向他人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的观点是分不开的。对于德雷泽克而言，现有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之不足，只有通过强化推理或交谈的理性能力才能得到克服，因为这种理性能力允许我们形成集体方案以解决现代社会我们所面临的从养老金危机到环境恶化的种种集体问题。

对民主进行反思并不意味着回到既有的直接或参与式民主模式上来。协商民主主义者所认为的自由主义民主的许多局限性在直接或参与式民主模式中也会存在。实行面对面政治决策的理想以及试图将这种观点推广到所有不同形式的直接的或参与式民主的尝试之所以受到怀疑，有三个方面的理由：首先和最明显的是，这种理想在一个高度复杂和分化的社会里不可能得到实现。J. S. 密尔及韦伯对直接民主的批评可以在这里得到回应。第二，在一个小的共同体中，面对面决策的理想化本身就属于用错了地方，因为一个小的、相对同质的共同体所潜在的种种不足——高度一致、不宽容和政治的个人化——在任何形式的直接政治生活中都有再生的危险。正如费斯金所揭示的，小规模民主“更易于专制”，因为它“更容易煽动群众行为”。第三，参与的增加并不能解决参与质量的问题。参与民主主义者并未关注具体协商的不足。参与本身并不能修正这种不足，而实际上在大众社会中它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大众公共协商的能力是可疑的，在人们不能真正运用权力的时候而给予其权力是有问题的。……有时，刺激大众可能更易于导致煽动行为”〔185〕。

对大众直接参与的批评也可在那些希望采用协商观点的当代共和主义思想家那里发现。例如，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认为，制度建构能够使个人避免直接面对统治的危险，也就是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避免受到专横的干涉。他所关心的问题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断增加的参与可以强化恰好是共和主义者试图避免的各种专制。在他看来，给予全体选民直接控制政策问题的权力，并不能改善政治反思和辩论的质量，相反，它有可能成为各种权力中最专制的一个，这种观点被乔舒娅·科恩（Joshua Cohen）的著作所强化。他小心翼翼地把对协商民主理想的分析从选举者的集合和直接民主的理想中区分开来。在早期有关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命题中，他宣称，他在认为直接民主是协商民主最好的制度体现这一观点中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直接民主本身所需要的并不是协商，协商民主不能完全被描绘成另外一个版本的直接参与型民主模型。

协商民主的目标

协商民主，广义言之，“是一系列观点中的一种，根据此观点，自由和平等的公民进行协商是合法的政治决定和自我管理的核心”。政治合法性不是以投票箱或多数人的统治为主要议题，而是以有可辩护性的理由、解释和说明的公共政策为主要议题。关键目标是通过协商过程把个人偏好转化为支持公共审议和检验（public scrutiny and test）的立场。

由于如下原因，协商可以克服私人观念的局限和提高公共决策制定的质量：第一，通过共享信息和集中使用知识，公共协商能够转变私人的观念并且提高他们掌握复杂问题的能力。人们可以逐渐理解他们在以前的情境中未曾重视的因素，如与公共问题相互关联的各个方面，或采取特定行动或意图等方面的特定影响。第二，公共协商能够揭示特定偏好的形成如何可能与部分利益进而与维护意识形态目的相关。在这种情形下，协商能够揭露并不代表多数利益的特定观点的单方面性和片面性。它也能暴露“适应性偏好”——也即，通过减少某人的期望来使其适应看似固定不变的环境所形成的偏好——的缺陷。科恩把这些看成是“对于从属环境的心理调适”。上文所分析的基于“传统”或“实用主义默许”而接受政治统治秩序的形式可能为此提供了例证。在这种条件下，协商展现了公共生活中一种开放的，不断变化和充满活力的“意见形成”过程的重要性，因为它有助于揭露社会上各种歪曲的观点，为更加彻底的理解奠定基础。

第三，公共协商可以用“理性的表达方式来代替利益的表达方式”。协商可以提高集体判断能力，因为它不仅关注信息共享和意见交换，而且还关注观点的推理和辩论检测。费斯金强调，在公共协商中，“参与者必须愿意去考虑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所提供的各种论点”。简言之，协商民主主义者希望加强民主秩序和制度的合法性，通过导入协商要素去提高民主生活的质量和改善民主结果。对一些协商思想家而言，这种质量为这样的主张提供了根据：协商民主是民主程序的最好概念，因为它能产生“最好”的决定，也即，产生能够被严格检验和证明的因此也是最具合法性的结果。公共理性的协商交流创造了一种合法治理的新原则。

协商民主确立了一种独立的政治理念。科恩为此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说明，他认为民主社团应该被设想成这样一种组织，在其中“正当化条款和联合的条件通过公共辩论和推论而形成”，并且，在此秩序中，公民“一旦他们建立起自由公共协商的框架，就应当将他们的基本制度视为合法的制度”。根据这种立场，如果不受预设标准和要求的限制，协商就是自由的。在协商的理想条件下，正如哈贝马斯所言，“除更好的辩论能力外，没有任何影响力能够得到实施”。政党被要求“陈述其提出方案、支持或反对方案的理由”。公民不能只是表述他们的偏好而不去寻求公开论证。为了使理想有效，公民需要享受免受不平等权力、财富、教育和其他资源歪曲影响的自由。重要的是达成理性的协议而不是通过强迫操纵或交易而产生结果。这种典型要求公民享有形式和实质的平等。协商民主建立在政治辩护的观点之上，也即，它通过平等公民间的自由协商而进行。为了使之变成可能，各种制度必须都作出相应调整。

什么是健康的公共理性？价值中立及其批评

根据协商民主的观点，制定公共政策可以有更好的方法，也可以有更坏的方法。在本书所涉及的众多可以考虑的方法中，有两种观点在此必须予以说明，那就是：中立主义及其批评者的观点。对它们的考查有助于我们描绘就健康的公共理性如何构成所形成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确定判断某一事情为正确或正当的依据。假如我们可以成功地揭示这些判断标准，那就可以建立指导或规范公共生活原则的关键基础。

中立主义的观点

协商民主主义者不把公民的偏好简单地视作既定的或者预设的东西，相反，力图创造一些方法以检查公共问题上的各种看法。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协商程序，为“预期理性地接受最终结果”奠定结构性的基础。这样一种程序可以被设想用于广泛的公共领域，在那里，经过公正协商，人们可以考虑各种观点，形成集体判断。公正中立意味着在做出正确决定之前，应对所有的观点进行公开辩论和评价。公正中立并不意味着仅仅遵循自利的准则，不论它是基于阶级、性别、种族或国籍中的哪一种考虑。符合中立标准的政治决策应当是经得起辩论的，它应该通过所有受决策重大影响的群体和政党平等参与的公开辩论而产生。中立主义者并没有假定所有相关群体总是都能参与紧急性事务的公共辩论（虽然在原则上这可能是可取的）。他们只是假定一个令人满意的协商过程必须能够检测与所有可能相关的观点和利益相左的那些论点，因而必须符合兼容并包与不偏不倚的标准。

要检测各种偏好和利益是否正当，就要“站在他人观点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聚集于这种“社会观点”的努力，可以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哈贝马斯的最佳演说状态（ideal speech situation）、布莱恩·巴里（Brian Barry）关于中立主义推理的表述中得到当代最明白、最详细的阐述。这些阐述共同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将中立的道德观点形成概念，从而对实践理性或道德理性的具体形式作出评价。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可能会被视为相当不现实或吹毛求疵的。但是，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中立主义的全部论点就是，如果或当一个人提出有关根本的……标准的问题，他的诉求所面对的应当是一个任何个人、群体或国家在这里都没有特殊身份的法庭”。在这个法庭面前，“我相信这是事实”、“我想得到它因为我喜欢它”、“甚合吾意”、“我认为这是公平的”、“那属于男性特权”、“那是我国最大利益之所在”，这些建议不会被信手拈来用于解决问题，因为所有的主张和原则都必须从广泛的社会观点的角度加以辩论。这里，“社会观点”是一种开放的、可以辩论的批评性观点，它可以把我们的思想集中在能够理性地达成一致意见的各种观点、标准和规则之上。

中立主义者理性原则为确立普遍认同的立场提供了一种参照系，同时，它将任何原则上不被所有人采纳的观点和做法视为不当而予以抵制。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套无人能够理性地予以拒绝的原则和规则，以促使人们达成自愿的和信息广泛的意见一致。为了满足这一标准，可以实施一些特定的测验，其中包括对以下问题进行评估：是否所有的观点都被予以考虑；是否所有党派都能够抛开其现有或将来的社会地位，平等地接受公开合理的结果；是否有人处于他人不可接受的强制地位，或者，如果能颠倒的话，行为（或不作为）的始作俑者也无法接受的强制地位。

中立主义者的理性原则既不能为应该指导制度发展的最好的道德原则提供一种简单的推理依据，也不能为能够克服政治生活之缺陷的一系列理想原则和条件提供推理依据。相反，它应该被视为检验各种观点和原则及其论证形式的探索。它所关心的是面对新的挑战和新的质疑而在理论对话中所采用的理性拒绝的过程。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说理论交谈是“无效的”。

首先，中立主义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奥劳拉·奥内尔（Onora O'Neil）最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从这一意义上说，中立主义理性原则是批评局部和片面观点、缺乏普遍性的原则、规则和利益的基础，也是表明正义并非将行为、生活或制度建立在不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上的根据。但它能阐述一种更具确定性的观点吗？中立主义者确信无疑。

例如，他们认为，在中立主义的框架中，那些（对未被满足的迫切需求）造成严重伤害的个人或集体的社会安排，不会因为一种特定的身份、文化认同、种族背景或国籍——事实上，不会因为任何特定社会团体，如果它们根本不顾及人类自治、发展和福利的核心条件——而轻易地获得支持。每一种活动领域都构成并实质上确定了一部分人的生活预期和生活机会而对他人有所不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任何安排，其缺陷在一种政治联合的行动结构中将被暴露出来。而且，这些缺陷遭到中立主义理性原则的否决，进而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如果人们不能确知其未来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认同，就不大可能找到为特定的排他性程序和机制进行辩护的理由。这些用以辩护的结构不能令人简单苟同，在面对中立主义检验时显得不堪一击。除非有另外的论据予以支持，否则，对特定群体和人群造成严重伤害的社会机制和程序面对中立主义的要求将明显“掉价”。

中立主义理性原则是思考由权力不对称、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明显的偏见所导致问题的基础，它为探究人们可能认为正确的、正当的或值得尊重的规则、法律和政策提供了一种方法。它承认合法性概念有显著不同：一是作为对既有社会经济安排表示默认（acquiescence）的合法性；二是作为对“公正性”（rightness）或“正确性”（correctness）表示认可的合法性——政治秩序之所以被认可，是因为它是作为中立主义理性原则的结果而为人们所接受的秩序。后者不应该被设想为政治和社会理解可有可无的要素，而应当被视为任何试图领会特定社会关系和制度所享有的支持和合法性之本质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理性形式，就不能对作为“接受”（acceptance）的合法性和作为“公正”（rightness）的合法性作出区别。因此，它是把基于传统、实用主义默许或迫于时务而表示同意的服从与经过协商人们基于对正确和值得尊重的事务的思考所形成的服从区别开来的基础。

应当强调的是，对于公正理性的追求是一种社会活动，即使它被当作唯一的理论训练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写的：

判断的能力依赖于与他人之间达成一致的潜在可能性，而在做出判断时，思维过程是活跃的，它不是我和我自己的对话，而是始终且首先在与他人、与我知道自己必须最终与之达成一致的人之间进行预期交流中的自我发现，即使我单独做出决定也是如此。这种拓展了的思维方式……在严格孤立或孤独的状态下不能发挥作用；它需要考虑他人的立场，并将他人的观点纳入思考当中；离开他人，它就永远没有发挥的机会。

对中立主义原则展开争论的目的在于与所有那些其不同境况深受紧迫问题影响的人们达成预期的一致。当然，作为“预期的一致”，它是集体或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一种假定的归属。同样，对其有效性的最终检验有赖于当代生活中将对话扩展到所有能够包括的人当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为分析之便所建议使用的解释才能转变为人们真正的理解或者同意。重要而成熟的意见必须与公共辩论及协商政治结合起来（详见下文）。

对中立主义的批评

中立主义理性原则被用来概括权力关系，检验良好论证的力量所在。但是，它作为一种理性形式，被批评者认为在其有关良好论证之构成的概念上过于抽象和狭隘。古特曼（Amy Gutmann）和汤普森（Dennis Thompson）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他们反对这样的观念：正确条件下——不受强制和权力关系约束——的协商是实现法律和公共政策合法化所必需的。他们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依据非常抽象的辩论原则对在根本不可实现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协商予以说明，而是要在对“非理想”状态下的协商本质和含义给以更好的把握。他们并不认为，像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这样的人物对此作了什么贡献。

正如韦伯所言，两个“相互打架的上帝”（warring gods）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冲突。古特曼和汤普森相信，人类事务中公共选择问题上的冲突也不会消除，利己主义的政治人不会通过协商而变成一个利他主义者。实际上，正如利他主义之不足和有限为人类政治所固有一样，“价值的不相容”和“理解的不完整”也为人类政治所特有。进一步言之，我们不能指望解决所有的或者哪怕是大多数的道德冲突，因为“道德分歧（moral disagreement）是我们必须学会去生活的条件，而不单单是在通往正义社会的道路上需要克服的障碍”。这曾经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所有将道德冲突及差异简单归结为社会经济利益之结果的政治和社会理论的错误所在。法律和政策问题上的冲突不能简化为自利的结果，因为公民的“道德理解（以及这种理解的缺乏）也是构成其利益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立主义无助于说明如何处理诸如以下问题的道德冲突：堕胎是否应该合法化？学校宗教教育的合理限度在哪里？对失业者提供福利的恰当水平是什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每一个这样的或其他大量的案例中，问题的解决并不能诉诸事实（因为事实是否被认为与问题相关取决于预先的概念选择），也不能诉诸相关的概念分析（因为那些概念本身也会引起争议）。中立主义要求进行一般的理性交流，以便解决争端，找到不同主体之间能够达成集体一致的立场。但是，恰恰被当作“一般理性”（general reason）的东西或能够达成一致立场的想法本身将必然引起争论。

古特曼和汤普森认为，中立主义使道德绝对主义成为必然：中立主义理性人在寻求或确定更好的论点时，不承认反对者可能具有较好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立场。在迫切关注的问题上的所有争论各方，都可能具有可靠的理由，在面对中立主义检验时并不打算改变他们的观点。所以，像古特曼和汤普森这样的协商民主主义者强调承认下面一点非常重要：对话者不一定因为自身缺乏理性、盲目自利或愚不可及而达不成一致。相反，协商各方应该在决定其行动路线之前，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理由；如果他们不能找到这样的理由，他们也应该寻求一种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调解办法。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论证（public justification）要求，“公民应当提供为他人所能接受的理由，而这些人出于相似的动机也应当去寻找可以为他人接受的理由”。他们把这一原则称之为互惠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他们的论证让人想起奥菲（Offe）和普罗伊斯（Preuss）的观点。公民应当追求一种相互证明和相互协调的理性形式。

有位评论家曾经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古特曼和汤普森为协商所提供的核心观点：

不能指望（协商）可以解决所有的道德冲突问题，但是，公民首先有一种庄严义务，向所有人做出可以接受的辩护，这可以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而且，就这些问题所进行的协商也会使这些问题得到澄清。如果经过澄清依然存在问题，而且不能被当作是误解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应当寻求一种与反对立场调和的方案。对于调和方案的追求表明，公民彼此相互尊重，并应通过相互尊重来展示“公民的诚实”——即避免别有用心的或伪善的言论——和“公民的宽容”——各个党派应当努力开放思想，承认双方争论问题的严肃性。〔186〕

古特曼和汤普森将这种立场称之为寻求“道德分歧的经济学”。公民应当追求这样的辩论：尽可能减少来自反对立场的否决，避免由于反对立场的存在而产生不必要的冲突。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找到个人理解和所反对的其他公民立场之间的会合点。对于大多数存有争议的议题来说，只有在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方法之后，才应该诉诸表决。

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也提醒人们注意协商理性单一模式的危险性。统治集团（dominant groups）具有自己习以为常的推理方式，它们常常将这种推理方式“视为标准的、普遍的和唯一的理性模式”。在西方国家，这种情况是通过将文化和历史思维的特定形式视作个人发表言论并为众人所闻的现代的或民主的方式，即“自由平等的”协商方式而产生的。结果，形成一种争论的冲突模式（a conflictual model of argument），这种模式以战胜对手而不是寻求相互理解与妥协为导向。中立主义模式倡导一种凌驾于其他所有理性形式之上的单一形式，因而无法认识到它自身也是特定的文化、社会和语言实践与认同的产物。如果中立主义倾向于通过“更好的辩论力量”来寻求一致，那么，一些声音将会被认为不强烈、信息不充分或非理性而不予考虑，沉默也将随之而来。

塔利的批评积极强调了不同的理性实践植根于独特的社会实践与规则、地方辩论的项目和风格，以及每个人彼此适应的惯用方式。他认为，这些获取知识的文化和历史形式以及在地方事务中明白“know-how”是各主体之间真正开展多种协商的基础，更确切地说，构成了以下协商形式的基础：

提出问题和倾听他人意见，陈述一个理由、一个故事、一个案例、一种比较，为思考而做出一种手势或者打一个比方，展现而不是表述或表达异议，服从或挑战，采纳一种观点并告知他人，提出建议或接受别人建议，为他人讲话或让他人代言，阻碍或拖延议程以及佯装糊涂，用沉默、打断发言来表示异议，为达成妥协而努力，有条件或无条件地赞同……以及编造协商语言游戏的其他不计其数的相关或不靠谱的行为。〔187〕

提出一种观点并告之于众有很多方式，但中立主义理性原则甘愿将所有这些方式都排除在外，而一意孤行地去寻找所谓合理的方式。塔利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他的支持基于赞赏多种推理和论证方式，而不是基于协商的单一形式。对他而言，合法的政治秩序是一种不断“调和”或“谈判”的秩序，它总是允许通过对话提出质疑——这是一种思想和行动上的批评实践，它可以防止政治僵化和制度惰性。根据他的判断，“民主协商首要的也许是唯一普遍适用的原则，就是‘永远倾听对方的声音’（audi alteram partem），因为对方总有需要聆听的意见”〔188〕。

对于民主协商的中立主义理想原则的进一步批评来自艾里斯·杨（Iris Young）。她为批评这一理想原则提供了许多理由。首先，中立主义理想编造了一种假象，因为它基于这样的假设，认为人们在参与协商的时候可以超越其特性。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处于特定的环境中，任何人都不能完全对此视而不见地采取一种非个人的和不带感情色彩的立场。其次，中立主义理想“压制不同意见”，正如塔利所指出，它力图将各种不同而又复杂的理性形式简化为一种简单的理性模式。第三，它错误地将世界上可能存在的多样化观点简化为一个——一种声称可以为“所有理性的主体所采纳”的观点。与此相反，杨建议“倡导一种共融政治”（a politics of inclusion），以培养“一种非单一成分之公众的理想”。这种理想不会预先假设参与者为了能够融入共同体而放弃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认同，相反，它会寻求在公共生活中承认并有效代表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

在杨看来，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这一点：

·建立有效的公共基金以促进社会群体特别是边缘群体的自我组织化；

·实行政策建议的群体分析和群体动议以确保所有议程得到明确表达；

·确保决策者对所有群体负责，在他们协商的过程中，将群体观点纳入考虑的范畴；

·承认那些深受某些问题影响的群体在相应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否决权（如妇女对生育权政策的否决权，或土著居民对土地使用政策的否决权）；

·改变大众文化，以便好辩的理性模式得到其他沟通模式的补充，如祝贺、讨论和叙述。这将有助于发现那些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不被注意的经验和需求，也有助于发现使之得到明确表述的不同方式。〔189〕

杨最近力图强调，在她的民主模式中，并非所有群体（如青少年亚文化群）都将拥有特别代表，只有“结构性的群体”，即那些因共同的社会地位而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无力表达其群体自由和社会正义之观念的群体，才应该拥有特殊的代表〔190〕。公共生活需要把能够表达其关心和利益的“不同境遇下的声音”囊括进来。杨认为，政党政治利益代表的一般机制必须在公共协商中通过群体观点代表（the representation of group perspectives）来予以补充。这可以借助许多不同的手段来实现，如，在正式的政治制度之内或之外的一些关键性的政治委员会中实行代表配额制，在立法机关设置备用坐席以作为临时措施来促进边缘化的群体参与政治。〔191〕

对中立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坚持认为，协商民主中健全的公共理性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方式。但是，中立主义不会因为这些指责而被击倒在地。首先，他们接受理性形式多样性的观点，也就是说，这并不能构成一个新发现。关键不在于强调多样性本身，而在于，并非所有的公共理性形式都是同等有效的，如果相信政治生活能够由各种关注事实、未来和他人的精制化的（refined）和深思熟虑的（reflective）偏好所驾驭的话。假如政治决断需要在其产生的过程中并通过其产生的过程而得到合法化，那我们就得对强制性同意和非强制性同意、强化权力畸变的同意和公开与自由沟通中形成的同意做出区分。只有后者才能提供走出社会冲突泥潭的正确方向。

此外，中立主义并不必然认为政治可以或者能够摆脱利己主义特性。相反，为了把直接反映私利的观点和能够实现主体间一致的意见区别开来，它要求人们对某些特别行动所影响的一切相关利益做出权衡——不能武断地假设自己的观点正确而随意践踏他人的观点。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区分自利的主张和追求其他理性的人们在共同的环境下予以认可的争论或行动，他就会采用不同的理性类型，中立主义从形式上对这些理性类型做出了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中立主义并不妨碍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它坚持认为，行动的理由，如果要让自己具有合法性，必须为所有各方认为合理而予以接受，不管他们在相关行为链中处于何种地位。政治哲学必须要分清合法与不合法的公共决策程序之间的界限。公共合法性要求，一系列行动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以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理性为基础。当然，在实际协商过程中公民是否会照此行事还远未可知；他们拥有并依赖许多不同的权力和行动资源。然而，中立主义坚持，政治哲学家们不应当混淆行为的正当基础与仅仅是认同和自利性策略行为未经证明的断言。

在公共生活中，任何公共理性模式都可能受到操纵，中立主义也不例外。当统治集团或政治精英为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而试图根据其特定的文化和历史品性来界定一个良好公民的概念，并把他们已经确立的讨论规则奉为政治辩论的恰当形式的时候，显然就会存在使他人边缘化而陷入沉默的危险。这种结果既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所以，当主流观点的反对意见被认为是党派的、非理性的和纯粹自利的而遭到拒绝的时候，那可能是因为公共辩论的主导形式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宣称是不偏不倚的主张在公共讨论中完全可能被人操纵利用，转而支持既有的规则体系。这种状况不能算作反对中立主义观念本身的论据，而应该被看做反对其单边主义应用的根据。事实上，任何这样的批评都预设了这样的前提：意识形态会在非意识形态观点面前暴露其真实面目；一种被扭曲的公共领域与真正中立的公共领域观念根本不同。〔192〕

协商民主的制度

中立主义者和其批评者之间的分歧可能在协商民主主义者如何理解其方案的问题上继续分道扬镳。然而，不管如何争执，他们对现存的自由主义民主形式的许多方面都抱有怀疑态度——批评它过分重视私人利益，提出公共利益的集合概念（将公共利益视为个人偏好之总和），高度信赖工具理性，未能将公共决策的质量置于辩论的中心。当自由民主主义者倾向于把私人偏好视为既定不变的东西的时候，协商民主主义者则对之提出质疑，着重关注能够提供更好论证、为行动提供更好辩护、并尽可能使利益普遍化的政治机制和社会实践。协商民主主义者对民主可能的制度结构表达了一些重要且崭新的见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建议补充并丰富了既有的民主程序，提高了民主生活的质量，而无需假定政治参与达到古典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参与民主主义者所要求的很高水平（如果不是在抗议运动或革命时期，这种水平是很难达到的）。（在此前的讨论中，我们对1989-1990年“天鹅绒革命”之后政治能量的消耗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参阅第八章）

对于协商理论家而言，协商程序对民主来说至关重要。它是将民主政治从对利益的被动表达、在信息确定条件下的坐而论道和即时的选择态势转化为一种更加精制和深思熟虑的程序的手段。正如费斯金明确指出，“政治平等离开协商便毫无用处，因为它相当于讨论权力而不考虑权力应该如何实施”〔193〕。但是，协商既非无所不能，也非一无用处；问题在于如何为现代民主增加协商的成分。为此所提出的建议包括，导入协商性民意测验制度（deliberative polls），协商日制度（deliberative days）和公民评议会制度（citizens' juries），扩大投票反馈和公民沟通机制，改革公民教育以提高公民审慎选择的能力，建立公民团体和组织的公共基金以支持其参与协商政治。

协商性民意测验和协商日

像所有的民意测验一样，协商式民意测验需要根据人口随机选择代表样本，作为“整个选民的缩影”。但是，普通的民意调查所测验的是“在假定选民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他们在想什么”；而协商性民意调查被用来显示的是，“如果假设公民能够深入参与协商过程，那么，他们将想什么”〔194〕如何组织这样的民意测验？设想的办法是，将根据人口随机选择的代表样本集中到一个地方，用几天的时间就一个共同关心的紧迫事务展开协商。在协商之前，先要对样本成员的观点进行民意测验。协商通常包括两个环节：先由相关问题的专家阐释和提出问题；然后，参与者之间展开辩论以期获得更具公共正当性的结论。在此之后，再对每个人进行民意测验，并对协商前后的民意结果进行比较。通常而言，协商过程可以改变参与者的看法，因为不同观点的理由和根据经受了人们的认真考虑而为大家所熟知，而且参与协商的每个人都会对其他人的意见和论据予以考虑。

协商性民意测验除对参与者产生直接影响外，如果协商结果能够得到很好的宣传（也许可以通过广播和电视），普通大众也会受到激励，更加认真地考虑他们自己的观点。协商性民意测验的倡导者之一詹姆斯·费斯金相信，协商性民意测验比普通的民意测验会更有影响力，因为它反映了选民“深思熟虑的判断”（reflective judgment）。它的结果具有特别的“可取性”，它告诉我们，如果给他们以广泛思考和利用信息的机会，这就会是公众思考的结果〔195〕。官方的政治代表倾向于从精英当中选拔，而且屈从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参阅第六章）；与官方代表不同，协商性民意测验的对象是民众意见的代表，他们按照古典民主所推崇的主要选举办法——抽签的方式产生，这确保了每个人都有同样被选中的机会，不管他们在社会分层当中所处的位置如何（参阅第一章）。每个人都可能有被选中的机会去参与，而每个人又都可以与他人轮流互换。所以，协商性民意测验的倡导者将之视为两种重要理想的结合：协商和政治平等。雅典式古典民主的要素（轮流参与和公开辩论）与代议制民主的要素（政治平等、公众性和公开讨论）相结合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制度机制〔196〕。

设计协商性民意测验并非要取代自由式民主政治制度，而是要使之得到支持和补充。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它都被应用于广泛的公共问题之上。从欧美经验中所得出的证据一般都支持这样的主张：协商确实使参与者的偏好发生了重大转变。例如，在美国的一项民意测验中，那些最初反对电力价格上涨的参与者们，在了解了电力价格与更高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水平相关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另一项民调发现，当得知用于外援的资金在国家财政预算中相对较少时，抵制外援的人们改变了他们的看法。还有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如果更好地理解了社会支出预算，并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享受社会公益而有的人并不享受社会公益，人们也会改变自己对于合适的税收水平的立场〔197〕。然而，鲜有证据表明，宣传协商性民意测验的结果会对大多数投票者产生积极影响，尽管倡导协商的人坚持认为，协商性民意测验的制度化——使协商成为公共生活惯常的特征——最终会矫正其他人的行为。

在此之后，费斯金和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试图通过花费几个整天的时间来就重要议题召开公共讨论会议，以克服协商性民意测验公共效力的不足。最初，这项建议的目的是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建立“协商日”500个样本量的公民被集中在当地学校和市政大厅，用整天的时间来协商候选人的选择。当地和国家广播和电视辩论也介入其中成为协商活动的议程。协商的结果和协商前后人们偏好的变化（以及发生变化的主要理由）也在当地和全国进行公布和宣传。为了防止有人因经济方面的考虑而不愿参与协商活动，阿克曼和费斯金建议设立“公民补贴”，如，每天每人150美元。协商日将努力使尽可能多的人们参与到政治判断的慎重思考当中来。

阿克曼和费斯金认为，在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上协商日的常规应用，可以提供公共辩论的质量，强化票决制度的基础，使政客们脱离“简单宣讲”式的文化传统，转而在更加长久、更加广泛的实践中关注政策偏好的理由（以期能够经得起公共质询的检验），同时，扩大党派和非党派人士的“信息基础”，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作用。因此，值得期待的是，一个日益有见地的公民社会，一个可以预期公共责任的日益负责的政治阶层，将有助于“公民文化的真正复兴”〔198〕。

公民评议会

公民评议会的运转基于和协商性民意测验相似的基础，它同样假定，在适当的协商环境中，公民能够就复杂的公共问题做出深思熟虑的决定。这种假定在民主理论的语境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与竞争性精英主义者和合法性民主主义者所发现的对人的能力的悲观主义评价形成了鲜明对照。公民评议会被用来就广泛存有争议的问题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这些问题包括城市设计与规划的各个方面，福利改革和社会支出水平，竞争性的预算要求，医疗优先权，能源生产技术和合理的价格政策选择，包括使用GM作物在内的农业优先权〔199〕。

公民评议会由公共机构召集，只要已经权衡相关证据并考虑了争论各方的观点，就可以对紧迫议题做出评估并提出政策优先建议。正如在协商性民意测验中一样，协商是由专家见证人和论据检验指导下进行的。公民评议会的目的在于促使人们就身边事务达成一致，并使之融入正式的决策程序之中。到目前为止，公民评议会只是扮演建议的角色，它们还不能被当作正式决策的替代物。但是，公民评议会经常得出与选举产生的代表所持观点大相径庭的惊人意见。例如，美国一个有关医疗改革的公民评议会一致倾向于实行综合医疗保险，并倾向于让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司法机构的工作人员享受他们向全国推行的医疗保险政策的同等待遇。尽管如此，还是有相当的证据证明，许多国家的政府（包括公民游说团体）对利用公民评议会来创建一种有利于公共辩论和政治决策的信息广泛的环境很感兴趣。

扩大投票反馈和公民沟通机制

提高公共协商质量的一个更大的试验领域在于强化核心公共问题的投票反馈机制〔200〕。投票反馈机制被用于改善决策者和公民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新的投票反馈机制可以将由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建造的电视网络、有线网络和计算机网络与地方政府和全国性制度结合起来。它的目的也在于改进公民赖以做出政治判断的程序，强化职业政治家赖以了解民意和优先选项的机制。现实的例子包括：允许公民访问公共论坛，在满足起码的支持条件下利用电子邮件将某些问题列入公共议程，使用互联网特别“公告板”来发起辩论或就某些棘手问题开展民意调查，以及提供更加详细和专门化的电视和广播网准入权，以便开拓公共讨论和信息供给的新领域。

其他可能的领域还包括使用互联网产生重要的社会或卫生保健问题的公共解决方案。互联网一直被用来提供集体设计和一些软件系统及电脑游戏发展的空间。为什么它不能被非政府组织、政府或国际机构用来使深受公共紧急事务（交通拥堵、保健医疗或安全问题）影响的人们实现“know-how”、并用以产生自下而上且经受基层检验的创新方案呢？信息技术可以为公共问题的辩论创造场所，为参与思考并为之设计解决方案创造新的途径，为政策实施创造新的形式。公民也可以超越国界去参与跨国公共问题和方案的讨论过程，因为他们乐意参与当代社会广泛的挑战性事务，不管是艾滋病（HIV/Aids）和环境恶化问题，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施以新的援助模式的问题。

新技术可以用来增强公民与政府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人们会根据两种机制的不同起源而对电子政府（e-government）和电子民主（e-democracy）做出区分。前者通常被描述为“自上而下”（top-down）的（与信息传播、改善代表途径等问题有关），而后者被描述为“自下而上”（bottom-up）的（与创建用于讨论和协商的新的公民论坛以及实现动员和行动的新的场所有关）〔201〕。当这种区别具备一定分析价值的时候，许多民主政府开始主动将一些重要文档挂在网上（如，特别检察官就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向国会提交的报告），通过使用基于网络的信息来促进公众对于社会政策权利的理解，而搜集选民对于一系列公共问题的意见可以让政府更敏感与负责。尽管如此，数字技术在完善公民沟通方面最为显著的民主潜力可能在于，通过创建在线的公共论坛，加强公民之间的横向沟通。协商论坛的例子中包括明尼苏达州的电子民主和加利福尼亚州的DNet，二者都促进了有关公职候选人的辩论和评价；还有广泛关注及旨在促进公众讨论全球问题的英国OpenDemocracy. net，以及许多活跃分子的网站，它们所关注的问题——从环境恶化到2003年年初的反伊战争——几乎无所不包。

通常，强化选民反馈和公民沟通的试验提供了在既有的自由主义代议制模式中深化政治参与的途径。它为那些能够使用新型沟通工具的人们从事公共参与活动创造了新的机会。同时，它也大体上优化了公共辩论的范围和性质。实质性的沟通增加了广泛论证的维度，这是从柏拉图到熊彼特的人们所不曾设想的。协商参与的成本降低了，而可能参与的范围扩大了。当然，由此导致的实际政治变迁的程度如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本文提及的最后一种机制涉及就地方或全国范围内关乎全民利益的政策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的范围。那会把新的沟通渠道与实际决策选择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大体而言，只要获得最低限度的支持（比如说，3％选民的签署），公民就可以发起全民投票。这种“最低限度”需要根据公投对于治理过程和效力（theprocess and efficacy of governance）的影响而做出修改。但是，公投的范围可以考虑从纯粹的咨询人员到提供否决意见或者能够为公共政策积极贡献创意的人们。此外，如果这样的公投能够与协商性民意测验或协商日的运用联系起来，那么，它就能成为记录最新的富有见地的民主意见的有力工具。

公民教育和协商机构的公共基金

协商民主主义者希望新的协商参与形式不仅能够促进直接参与者的反思，而且也能对那些接触“协商积极分子”的人们——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产生影响。他们期待，让一些公民重新参与政治将促进广泛的网络联系，最终促成一种影响深远的公民参与文化〔202〕。根据古特曼的观点，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有一种强大的公民教育计划以帮助培育公共理性和政治选择的能力〔203〕。

公民教育需要融入每一个儿童从小学到中学乃至更高阶段的学习过程当中。如果“理性来自他人观点”的意识不能与生俱来，则可以通过游戏和正式的公民学习来获得。学会将自我欲望和利益置于他人的欲望和利益的背景之下，应该成为每个儿童教育的基本内容。能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理解他人、事实和未来的可能性，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一定的智力训练（mental discipline）——首先要求的是将自己目前的看法置于与他人观点相比较的现实之中的能力。

运用多重视角模式来形成、捍卫并完善自己的偏好和判断，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对认知的强烈挑战，需要通过学校教育、终身学习以及自觉置身于改变自己观点的情境中来实现。建立一种通过彼此了解来提高理解能力、开阔眼界的教育体系，是民主的大众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公民社团公共基金，积极推动协商实践是一些协商民主理论家所强烈支持的。直接或间接支持终身学习，调和传统和文化，拓展个人为其行动而提供并交换理由的能力，对于创造一种成功的协商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协商政治既要求提供充足的公民教育计划，又要求建立广泛的公共论坛以帮助“提升公民职责和权力的质量”，即创建一种支持精致而深思熟虑之偏好的大众文化。在协商民主看来，公民坚持“运用公共理性”的能力——为其行为找到公共合理性的解释，将被置于制度设计和发展的核心地位〔204〕。

这里，仍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适宜于改变人们偏好的大众文化中，协商可以或应该在何处发生？迈克尔·萨乌德（Michael Saward）在检索各种文献所提及的选项后，强调存在多种协商的可能性：

·在一些特设的小型论坛上，由小样本量的人口代表参与辩论并就某些议题进行表决（协商性民意测验或公民评议会等）

·在政党内部

·在国会或其他议会机构

·在诸如欧盟治理结构中的超国家委员会

·在私人或志愿者协会

·在法院

·在各种“受特别保护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等特定公共领域，换言之，在社会中受压制的群体中〔205〕

协商民主主义者是将协商理解为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补充或完善，还是把协商设想为可以取而代之的另一种民主模式？协商主义思想家对此各执一词。对于“何人协商”与“何处协商”的问题，答案也是五花八门。对于费斯金这样的人来说，凭借协商性民意测验和协商日，协商可以成为更新现代代议制民主的一条路径。而对于杨和德雷泽克这样的人来说，协商是转变民主模式、建立激进主义政治新的话语体系——一种协商的、参与的政治秩序——的方式。至于在何处进行协商以及大众参与的范围如何，协商主义思想家之间有着一致的看法，因此不再成为问题。主张协商作为自由制度补充的理论家，倾向于把它看成是改善现有政治制度质量的方法；而对于那些坚持把协商视为理性改革模式的理论家来说，协商可以被导向许多不同的场景，从小型论坛和邻里协会到国民议会和跨国性的组织安排，他们倾向于把它解释成一种新的激进主义的民主模式。

价值多元主义和民主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展现了已有的正统观念，尽管对于所有传统的解释都是可争论和可修正的。协商民主所以能够在其中突显出来，是因为它代表了大约近20年的主要思想观点，因此能够更好地体现研究和讨论的进程。为了与本书的结构和呈现方式保持一致，它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通过模型-Ⅸ展现出来。但是，具体的描述还尚不明确，其原因如上所述。

图表-Ⅸ　协商民主

本章已经探讨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影响着协商民主观念的一致性：为什么要协商？什么时候可以断定协商是成功的？何人以及应该在何地协商？如前所述，在协商主义文献中决不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且人们为之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立场和意见。如果不同观点还可以汇集到某一点上的话，那就是在第一个问题上：“为何协商”？它们都会强调以下要素：完善而成熟的主张应当成为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决策质量应该成为公共辩论的核心；政治理性与面对他人而做出辩护的思想不可分开；增强论证的合理性对于寻找解决集体问题的最佳方案是至关重要的。其他问题的答案由于问题含义不同而存在着分歧。中立主义者及其批评者在关于公共理性的性质以及如何断定其实现与否的方面存在着争议。人们在确定协商是否成功的标准问题上并没有取得普遍的一致意见。据我判断，中立主义者并没有被它们的批评者所击败。更需要承认的是，符合相互辩护要求的中立主义和转变大众判断的理想并不能调和反映社会差异的所有诉求；因为中立主义采取明确的立场，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道德和政治价值，所以，它与可能危及个人自由和平等一类的群体诉求是不相一致的〔206〕。这种矛盾的程度取决于人们在本体论上究竟是视个人优先还是群体优先。立场和值得考虑的推论在此产生了矛盾（稍后我所阐述的论点认为，道德或平等个人主义超越群体要求而成为当今民主形式的核心内容。群体的诉求相对于个人权利和自由而言被解释成是第二位的。参阅第十章和第十一章）。

在谁应该参与协商以及应该在什么场合参与协商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这犹如一道光谱，在光谱的一端，协商理论家正在寻求能够更好地理解国会和宪法法院真实发生的事情，力图将公共理性和相互辩护的应用范围扩大至代议制民主的一些新的领域。在光谱的另一端，推理性民主被视为通过促进公共领域——其中，任何人没有令人信服的主张和思想就不能拥有权威——的发展来克服自由主义民主之不足的一种方法；不应该存在能够阻碍所有有关当事人参与的制度；不应该有任何规则和规定可以永远不受挑战〔207〕。简而言之，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不应该受到本身超然于民主责任之外的任何正式的或宪法性规则的压制。

目前，协商民主是否构成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一种“范式的改变”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然而，我认为，有理由做出判断：它使民主思考步入了新的轨道。尽管在古典民主理论、发展型共和主义和发展型民主理论中可以找到对于协商和公共理性的关注，但是，将其真正置于理论核心地位的是协商民主理论家。协商民主专注于民主理性的质量和为行动所提供的辩护，它将合法性的一种创新性概念置于政治反思的核心地位。至于它最终究竟是丰富和增加了现代代议制民主的要素，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代议制民主模式，这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尽管协商民主理论家对于价值多元主义和道德分歧的评估截然不同，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承认多元和分歧是日常政治生活的永恒特性。对于中立主义者来说，价值的分歧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通过开放和无偏见的辩论来予以检验和评估。他们的批评者却将价值多元主义视为既定的东西，试图通过多种多样的论证实践来找到参与者相互调解的模式。沃尔登（Jeremy Waldron）对这两派观点都持批评态度，他表达了这样的关心：价值分歧是如此深刻——即使在稳定的民主政治当中也是如此——以至于公民不仅在日常道德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在更加深刻的正义问题上也是如此〔208〕。他的论点是，正在发生的道德分歧显示，协商并不能取代多数票决（majority voting）而成为决策程序。相反，有关深层次道德分歧的协商应作为通向权威性（即票决的）集体决策的跳板（a stepping stone）。沃尔登坚持认为，自由主义民主的程序原则具有独特的优势，那就是，它为公民接受和服从实际上并不同意的某些决定——即，通过某种公平的程序所形成的决定——提供了很好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失败的少数只是屈从于投票的结果，而不是屈从于胜者的判断〔209〕。

这种批评有说服力但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在像古特曼和汤普森这样的人看来，看法一致并不是集体决策所必需的。此外，协商民主最近被再次描述为以选举为间隔的公共协商的连续过程。根据这种观点，在承认争论一定会继续下去的同时，把多数人的观点解释为特定选举时期争论达成平衡的标志是有道理的〔210〕。所以，在协商理论发展的关头，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最为稳妥的：对于协商民主的协商将会继续下去！协商民主在多大程度上被理解为民主的创新模式，或者被理解为代议制民主方式的变化而发挥作用，这仍然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注释

〔1〕　见Mommsen，1974，pp.95ff。

〔2〕　见Krouse，1983，第76—77页。

〔3〕　见Beetham，1985。

〔4〕　身份群体的基础是消费关系，所采取的形式是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分离的“生活方式”。韦伯认为，在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身份群体（以封建财产或印度的种姓为形式）是支配性的因素。尽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正逐步被阶级关系所掩盖，但是，身份群体资格绝没有失去其意义。

〔5〕　见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第57—58页。

〔6〕　见Giddens，1972，pp.44ff。

〔7〕　Weber，‘Science’，第139页。

〔8〕　见Weber，‘Science’，第三章；Beetham，1985，pp. 4ff。

〔9〕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vol. Ⅰ，p. xc；vol. Ⅱ，pp. 941ff。

〔10〕　Economy and Society，第2卷，第951—952页。

〔11〕　关于“直接民主”，韦伯是指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决定。按照本书的理解，它将包含模式Ⅰ、模式Ⅱ—a、模式Ⅱ—b、模式Ⅳ和模式Ⅷ的一些要素。

〔12〕　Economy and Society，第2卷，第949页。

〔13〕　见Economy and Society，第1卷，第289—290、292—293页；第2卷，第948—952、983—987页。

〔14〕　见Albrow，1970，第37—49页。

〔15〕　‘Politics’，第78页。

〔16〕　‘Politics’，第79页。

〔17〕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第232页。

〔18〕　Economy and Society，第1卷，第220—221页。

〔19〕　同上，第1卷，第223页。

〔20〕　Economy and Society，第2卷，第973页。

〔21〕　韦伯写道：官僚制“越发达，就越非人性化”，它就越会成功地从官方的生意中彻底清除干扰算计的爱、恨和一切纯粹个人的、非理性感情因素。（见Economy and Society，第2卷，第975页。）

〔22〕　Economy and Society，第2卷，第971页。

〔23〕　见Mommsen，1974，ch. 5。

〔24〕　Economy and Society，第2卷，第1402页。

〔25〕　同上，第1卷，第143页。

〔26〕　见Mommsen，1974，第89—90页。

〔27〕　Economy and society，第99页。

〔28〕　同上，第106页。

〔29〕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见Roth，1978，pp. lxxi，xcii。

〔30〕　Political Parties，第365页。

〔31〕　‘Politics’，第113页。

〔32〕　Mommsen，1974，第87页。

〔33〕　Albrow，1970，第48页。

〔34〕　Beetham，1985，第7页。

〔35〕　Giddens，1979，第147—148页。

〔36〕　此外，人们并不能在他的著作中得到关于国家不断发展的官僚集权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究竟具有什么性质的满意解释。在他关于不同社会的官僚化模式的论述中，他并没有说明某种官僚过程与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在多大程度上相关或受其影响。总之，国家、官僚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没有得到清楚的说明。

〔37〕　见Held，1989，第四章。

〔38〕　见Pateman，1970；Mansbridge，1983；Dahl，1985，1989；Saward，2003；Beetham，2005。

〔39〕　见Crozier，1964；Albrow，1970；Giddens，1979。

〔40〕　见Wright，1978，第四章。

〔41〕　见Berelson et al., 1954；Dahl，1956，1961；Almond and Verba，1963；Sartori，1987。

〔42〕　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以集中权威控制生产资料和生产本身的制度模式，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经济事务属于公共领域而不属于个人领域的原则问题”。

〔43〕　Macpherson，1977，第78—80页。

〔44〕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5—356页。

〔45〕　同上，第356—357页。

〔46〕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2页。

〔47〕　同上，第326页。

〔48〕　同上，第326页。

〔49〕　同上，第328页。

〔50〕　见Bottomore，1985，第三章。

〔51〕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页。

〔52〕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7—258页。

〔53〕　见D. Miller，1983，第137—141页。

〔54〕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4页。

〔55〕　同上，第320页。

〔56〕　同上，第322页。

〔57〕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9页。

〔58〕　同上，第331页。

〔59〕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6页。

〔60〕　同上，第354页。

〔61〕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68页。

〔62〕　同上，第369页。

〔63〕　同上，第370页。

〔64〕　见Duncan and Lukes，1963，for a critical survey。

〔65〕　Pateman，1970，第17页。

〔66〕　见D. Miller，1983。

〔67〕　Parry，1969，第149页；见Duncan and Lukes，1963。

〔68〕　Duncan and Lukes，1963。

〔69〕　见J. B. Thompson，1984，1995。

〔70〕　cf. Held，1995，第七一九章。

〔71〕　在第六章、第七章和第九章，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一问题，在本章结束时，我将就此稍作评论。

〔72〕　Macpherson，1977，第89页。

〔73〕　同上，第90—91页。

〔74〕　Dahl，1956，第5页。

〔75〕　见Held and Krieger，1984。

〔76〕　见Elster，1976。

〔77〕　Dahl，1956，第63页。

〔78〕　见Truman，1951；Dahl，1956，1961，1971。

〔79〕　见Dahl，1956，第13页。在多元主义的文献中，还有其他的权力形式。达尔本人也把权力看做“A成功地使B做他不愿意做的某些事情”（Dahl，1957；cf. Nagel，1975，pp. 9-15）。达尔起初的定义强调的是行使权力的实际能力，他后来的定义强调的是行使权力的实际后果，多元主义的权力定义的根据是对于当前事件的控制：问题是消除B对于A的意志或目的的直接抵制。

〔80〕　Dahl，1956，第146页。

〔81〕　Truman，1951，第508页。

〔82〕　同上，第503—516页。

〔83〕　Dahl，1956，第131页。

〔84〕　see, e. g. Berelson et al., 1954; Campbell et al., 1960。

〔85〕　see, Berelson, 1952; Berelson et al., 1954; Parsons, 1960。

〔86〕　see Almond and Verba, 1963。

〔87〕　Lipset，1963，第32页。

〔88〕　Dahl，1956，第3页。

〔89〕　同上，第132页。

〔90〕　Dahl，1956，第133页。

〔91〕　同上，第132—133页。

〔92〕　Dahl，1956，第134—135页。

〔93〕　同上，第151页。

〔94〕　见Duncan and Lukes，1963，第40—47页。

〔95〕　Almond and Verba，1963，第230页。

〔96〕　同上，第102—103页。

〔97〕　Almond and Verba，1963，第268页。

〔98〕　Mann, 1970。

〔99〕　S. Hall et al., 1978。

〔100〕　Mclennan，1984，第84页。

〔101〕　cf. Schattschneider，1960。

〔102〕　Bachrach and Baratz，1962，第949页。

〔103〕　Lukes，1974，第22页。

〔104〕　Lively，1975，第20—24，54—56，71—72，141—145页。

〔105〕　见Mclennan，1984，1995。

〔106〕　Dahl，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1985，第50页。

〔107〕　同上，第55页。

〔108〕　但是，达尔对于“官僚社会主义”持有同样的看法，而没有作进一步探讨。见Dahl，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1985，第60页。

〔109〕　Lindblom，1977；cf. Dahl，1985，第102页。

〔110〕　Lindblom，1977，第122—123页。

〔111〕　见Duverger，1974。

〔112〕　这里所说的“合作主义”趋势，是指重要的工人领袖、企业和国家组织之间以加强其组织地位作为交换条件来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正式的和或非正式的、超议会的安排的不断形成。

〔113〕　见Jessop，1977。

〔114〕　Miliband，1969，第128—129页。

〔115〕　Poulantzas，1972，第245页。

〔116〕　Poulantzas，1973，第287—288页。

〔117〕　Poulantzas，1975。

〔118〕　Poulantzas，1973，第335—336页。

〔119〕　在其最后一部著作《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State，Power，Socialism，1980）中，N. 波朗查斯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作出了努力，从而使这部著作成为他最成功的著作。尽管这部著作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我并不认为它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

〔120〕　见Frankel，1979；Keane，1984b。

〔121〕　Offe and Ronge，1975，第140页。

〔122〕　Offe，1975，第144页。

〔123〕　Offe，1975，第144页。

〔124〕　奥芬本人在其近期的著作中突出指明了这其中的许多缺陷。这些著作考察了东西欧民主政治的发展，对民主政治的本质和前景提出了新的看法。

〔125〕　Schmitter，第93页；见Held and Krieger，1984，第12—14页。

〔126〕　Schmitter，1974，第93—94页。

〔127〕　e. g. Winkler, 1976; Schmitter, 1979; Panitch, 1980。

〔128〕　见Middlemas，1979，第381页。

〔129〕　Adapted from Held and Krieger，1984，p. 14。

〔130〕　见Lehmbruch，1979；cf. Williamson，1989。

〔131〕　Offe，1980。

〔132〕　Marwick，1982，第109—110页。

〔133〕　Hacker，1976，第68页，引自Margolis，1983，第117页。

〔134〕　Halsey，1981，第156—157页。

〔135〕　Almond and Verba，The Civic Culture，1963，第166—167页。

〔136〕　注意，除非予以标明，否则两个学派的作者所谈论的都是发达工业国家中的趋势。

〔137〕　Lipset，1963。

〔138〕　Lipset，1963，第442—443页。

〔139〕　见J. Cohen and Rogers，1983；Held，1984；Krieger，1986。

〔140〕　超载理论和合法性危机理论所探讨的均是自由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理论的倡导者认为它们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和许多国家，尽管，应当指出，合法性危机理论用来解释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比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更能给人以启示。

〔141〕　这些著作集中关注的是英国公众的政治态度，并对照参考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个关注可能显得有点狭窄，但英国是个十分有趣的案例，因为它是如此经常地被作为多元主义模式的楷模。然而，我们应牢记的是，关于人们对国家和议会制度的政治态度的研究还不广泛，许多地方常常不尽如人意。

〔142〕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若认真推论起来，这个纲领的最后一条与前两条并不一致，实际上保守主义内部，尤其是新右派内部，那些断言个人自由和市场是终极目标的人，与那些由于害怕过度自由放任政策带来的社会后果因而认为传统、秩序和权威最重要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和谐状态，他们在近来的政治生活中十分有影响。

〔143〕　尽管诺奇克的思想比哈耶克的思想形成要晚（后者的多数著作都是在新右派没有兴起之前写成的），我还是先讨论诺奇克的观点，因为他的观点对于我们目前考虑的中心问题能提供一个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背景。

〔144〕　Nozick，1974，第33页。

〔145〕　同上，第325页。

〔146〕　Nozick，1974，第310页。

〔147〕　同上，第312页。

〔148〕　同上，第333—334页。

〔149〕　Hayek，1960，第103页。

〔150〕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1页。

〔151〕　同上，第70页。

〔152〕　同上，第71页。

〔153〕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第65页。

〔154〕　Hayek，1960，第103页。

〔155〕　同上，第103—104页。

〔156〕　Hayek，1982，第39页。

〔157〕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2—83页。

〔158〕　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

〔159〕　See West et al., 1984; Hyde, 1985; Dominelli, 1991。

〔160〕　Pateman，1985，第171页。

〔161〕　Pateman，1970，第104页。

〔162〕　同上，第110页。

〔163〕　Pateman，1970，第109页。

〔164〕　Pateman，1970，第110—111页；cf. Barber，1984。

〔165〕　这并不是说这些问题并未被意识到。

〔166〕　Callinicos，1991，第8页。

〔167〕　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具有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并且对于苏联的目标和可能方案持不同看法的新生政治代的权力已经形成。

〔168〕　Fukuyama，1989，第3页。

〔169〕　Mortimer，1989，第29页。

〔170〕　Fukuyama，1989/1990，第22页。

〔171〕　同上，第23页。

〔172〕　Fukuyama，1989，第18页。

〔173〕　Fukuyama，1989/1990，第22页。

〔174〕　福山宣称，历史的终结将犹如“狗的生活”。他有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论述：“一只狗，终日在太阳底下安然睡觉，因为它对自己的样子没有任何不满。它根本不用操心其他的狗会比它做得更好，或者它作为狗的生涯会有什么不景气，抑或狗会受到来自世界某个遥远的地方的压迫”。如果人类进步能够得以持续，“人的生活将变得与狗的生活相似”（Fukuyama，1992 p. 311）。

〔175〕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终结者》中，尤其是该文的第三部分，比较充分地强调了这其中的某些问题，在那里，他比较深入地阐述了他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哲学人类学和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但是我认为，这些阐述最终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176〕　Berlin，1969，第164页。

〔177〕　Hegel，Philosophy of Right，第13页。

〔178〕　Callinicos，1991，第109页。

〔179〕　Callincos，1991，第16页。

〔180〕　同上，第15页。

〔181〕　Callinicos，1991，第106、134—136页。

〔182〕　Offe and Preuss, 1991，第156—157页。

〔183〕　Offe and Preuss, 1991，第170页。

〔184〕　Elster, 1997，第33—34页。

〔185〕　Fishkin, 1991，第21页。

〔186〕　McBride, 2004，第39页。

〔187〕　Tully, 2002，第223页。

〔188〕　同上，第218页。

〔189〕　Young, 1990, pp.184—185页；2000, pp.56ff。

〔190〕　Young, 2000, p.97。

〔191〕　Young, 2000, p.150; cf. Phillips, 1995。

〔192〕　McBride, 2004，第87页。

〔193〕　Fishkin, 1991，第36页。

〔194〕　同上，第81页。

〔195〕　Fishkin, 1991，第18页。

〔196〕　见Beetham, 2005，第137—140页。

〔197〕　见Ackerman and Fishkin, 2003。

〔198〕　同上，第25页。

〔199〕　Beetham, 2005，第140页。

〔200〕　Adonis and Mulgan, 1994

〔201〕　Beetham, 2005，第150—155页。

〔202〕　Ackerman and Fishkin, 2003，第25页。

〔203〕　Gutmann, 1987; See also Gutmann and Thompson, 1996。

〔204〕　见Cohen and Rogers, 1992。

〔205〕　Saward, 2003, pp.123-124。

〔206〕　McBride, 2004，第104页。

〔207〕　Dryzek, 1990，第41—42页。

〔208〕　Waldron, 1999a, 1999b。

〔209〕　Waldron, 1999a。

〔210〕　见Lafont, 2006。

第三部分　今天民主的含义应该是什么？

第十章　民主自治

关于民主的现代含义的争论导致了民主模式的极端多样性：从关于政府的专家治国论观点，到以广泛政治参与和协商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的概念。在探讨由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所产生的问题中，第三部分将尝试勾勒另一种民主观。那么，这样的尝试有充分的根据吗？

有若干理由说明为什么对现存民主模式进行批评性的评估并寻求其他可能的立场是重要的。首先，我们不可能逃避政治，尽管许多人试图这么做。无论是否明确承认信奉某种政治观点，我们的行动都要以规定我们方向的国家与社会的特定框架为条件。冷漠的做法回避不了政治，只能是听任其自然发展而已。其次，如果我们打算涉及民主问题，我们就必须考虑，为什么对这么多人来说，某事一旦公认为“政治”声明，就足以使它几乎立即信誉扫地。今天，政治通常是与追求私利的行为、伪善以及为兜售一揽子特殊政策而进行的“公共关系”行为相联系的。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现代世界的问题并不由于放弃政治就可以得到解决，而只有采取能够使我们更有效地塑造和组织人类生活的方式来发展和改造“政治”，这些问题才能予以解决。我们无法选择“没有政治”。

第三，对政治的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确立“统治制度”替代模式的可信性和可行性，并且表明如何才能把这些制度与社会和政治领域一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相联系，就可以创造克服政治不信任的机会。要想使声名狼藉的政治形象重现光彩，就需要有设想可替代安排的政治想象力。第四，我们不可能对现存的民主政治模式满意。在本书中，我们已经看到，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可以简单地采纳任何一种模式，无论这种模式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从不同的政治思想传统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简单罗列不同观点，或者使不同观点彼此互相争斗，这种倾向是不会有所收益的。

下面，我将详细论述二种超越各种现有观点争论而发展起来的战略思考。有必要强调，下面提出的观点并不是联系紧凑而成系统的思想，而是一些有待进一步考察的想法。它试图对今天民主的含义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作出一种看似合理的回应。这种回应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将联系我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结合形式即民族国家来探讨各种争论。当然，自从自由主义民主产生以来，这种结合一直是现代民主关注的核心问题。但是，随着地区和全球关系与力量——从环境变化和安全挑战到经济生活逐渐扩展为地区和全球网络——的加强，将来它是否还能在政治生活中独居核心地位，已成为日益被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第十章将以民族国家为背景探讨今天民主的含义应该是什么，并开发一种我称之为“自治民主”的模式（模式Ⅹ—a）。第十一章对这种组织架构的恰当性提出质疑，并尝试探讨民族国家的民主如何必须通过地区和全球范围的民主联合（democratic associations）予以补充。我把这个思想称为“世界民主”（模式Ⅹ—b）。模式Ⅹ—a和模式Ⅹ—b可以看作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然而，如果这两个方面要最终使人信服，就需要进行比这里所能提供的更为详细的论述。〔1〕

第十章以考察对民主的持续诉求以及为什么这个思想依然处于激烈争论之中为开始。以此为背景，联系不同民主政治理论传统所共同关注的一系列问题——什么是自由或自治性质的核心问题以及人们如何把这种价值观与其他重要的政治问题协调起来——来揭示它们的主张和与之对立的主张。这一章指出，现代民主方案的核心存在一个共同原则，我把这一原则称为“自治原则”，这个原则可以为设想和构建一个新的更健全的对民主的认识提供支点。然而，这一原则要想在政治生活中得到牢固确立，就必须与各种各样的制定条件，即体制和组织的必要条件相联系。这其中的一个看法是，没有任何一种主要的现代民主思想传统能够充分把握这些条件。在揭示这些条件可能是什么的过程中，第十章提出了一个民主政体的新概念，第十一章将根据国际和跨国关系和过程做进一步的探讨。

民主的诉求

民主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部分在于除了由“人民”本身产生的政治利益之外，它原则上拒绝接受任何关于政治利益的思想。从早期自治共和国追求人民主权的要素，到19和20世纪为实现真正的普选权而进行的形形色色的斗争，主张公共生活应具有更大责任性的倡导者一直寻求确立认可和控制政治决策的令人满意的手段。所关注的问题一直是抵制由君主、诸侯、领袖或“专家”决定政治结果的权力，极力主张对于决定公共问题和利益的同意进行“检验”。当他们坚持参与、代表和责任的恰当原则、规则和机制时，一直是把民主作为赋予政治决定合法性的机制来予以支持的。在东欧1989年到1991年的剧变中，自决原则和政府行为必须得到（人民）同意的原则再次向“个人”统治原则，或者，在东欧的特定情况下，向“一党”统治原则提出了挑战。民主再度被推崇为制约国家权力、协调相互竞争的个人和集体计划、使重大政治决策具有责任性的方式。此外，政治环境往往由多元的身份、文化形式和利益要素所构成，而每一种要素表达了不同规定性的政权制度，在这种环境下，民主被看做为容忍、争论和协调差异提供了基础。

在下面两章里，我指出民主应被优先视为政治的善的概念，因为它至少在理论上提供了一种以公平和正义的方式商讨并调解价值和价值争议的政治和生活的方式。民主是唯一的“最高”或“总体的”表述，它可以合法地设定现代各种相互竞争的表述。但是，究竟为什么应该这样呢？在一些人认为民主代表了历史的终点，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民主的现存形式只是一种骗术的时代，民主的意义何在呢？

民主的思想是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体现了自由、平等和公正等诸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而且它是可以联系和协调相互竞争的种种顾虑的一种价值。它是一种指导取向，有助于为详细说明不同的规范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创立基础。民主并不以不同价值的一致为先决条件，毋宁说，它只是为把价值相互联系起来并把解决价值冲突放到公开参与公共过程之中提供一种方法，它只是被用来为这一过程本身的形式提供特定的保护。民主主张中更深刻的因素就蕴藏在这里。

应该强调的是，把民主定义为政治的善——按照“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契约和政治协商来定义“美好生活”——并发展这种看法的努力，并不会为解决所有不公正、邪恶和危险现象提供灵丹妙药。但它为捍卫涉及一般事务的公共对话和决策过程提供了良好基础，并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制度途径。我不认为“民主”是所有问题的答案——远远不是——但是，如果阐述和运用恰当，可以认为民主设计了一种变化的方案，在这种方案中或通过这种方案，那些迫切的实质性问题将比在其他政权之下得到更好的机会予以考虑、争论和解决。应该如何理解这个观点呢？我将通过探讨现代自由主义者，尤其是新右派思想家以及他们的批评者的某些主要观点（这些主张是我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论述的重点）来阐述这个问题。讨论将扩大到本书已经探讨过的包括协商民主在内的其他传统。在这一过程中，我采用的方法将包括试图把许多政治思想流派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即个人自决与集体自决如何协调的问题概念化，并指明如何才能而且实际上也必须把这些流派的观点融合成为一种新的看法，从而更好地解决这个基本问题。

自治原则

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一般都把自由和平等的目标与个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伦理学说相联系。按照他们的观点，现代民主国家应该为公民提供必要的条件，以使他们能够追求自己的利益；应该坚持法治以保护和培育个人自由，使每个人可以发展他自己的目标，而同时没有人能够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看法强加给他人。当然，这种观点是自洛克以来自由主义的核心信条：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公民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和最终的判断者；国家是个人为确保他们自己的目标所不得不承受的负担；而且国家必须在范围上受到限制，在实践上受到制约，以确保每个公民最大可能的自由。自由主义一直而且仍然首要关心的是，建立和捍卫一个“自由平等的”、个人能够在最低限度的政治障碍下发展的世界。〔2〕

相形之下，从马克思主义者到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则捍卫特定的社会或集体手段和目标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真正追求自由和平等，就要抵制认为人民实际上可以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最低限度国家中自行实现这些价值的看法；只有通过斗争确保社会及其政治组织的民主化，即遵从保证最大限度负责的程序，才能牢固确立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只有这种程序才能最终保证削减所有形式的强制权力，以便人类能够“自由平等”地发展。尽管新左派思想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作家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他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是，揭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协调一致的条件。这是一个根本的共同目标。

当然，新右派的观点与他们的左派批评者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二者理论的主要构成要素根本上是不一致的。因此，指出他们都主张把专断权力和管制能力降到最低限度，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他们都担心无孔不入的权力网络扩展到社会，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堵塞它的所有毛孔”。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批判大多数国家行为所具有的官僚主义、不公正和通常所见的压迫性特征。而且，他们都关注发展人们的能力、欲望和利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通过这种一般和抽象的方式，他们集中表达了对于使人得以“自由和平等”发展所需环境的关注。

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一观点，就是，那些希望建立一个以成年人自由和平等关系为特征的世界的传统，都表达了这样一种关心，即如何确保：

1．为所有人创造发展其本性和体现其不同特性的最好环境（包括尊重每个人的不同能力以及他们学习和提高其潜力的设想）；

2．防止任意使用政治权威和强制权力（包括在不对他人造成潜在和明显“伤害”的所有事务中尊重个人隐私的设想）；

3．公民参与决定他们联合的条件（包括尊重个人有能力形成合理观点的假设）；

4．扩大经济机会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包括个人最有可能实现其目标以从物质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负担下解脱出来的设想）。

换句话说，无论是“合法的民主”理论家，还是“参与的民主”理论家，他们都有一系列共同的渴望。而且，像J. S. 密尔和马克思这样不同的思想家，以及18和19世纪大多数试图阐明“主权国家”和“主权人民”的恰当关系的理论家（本书已讨论过），都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的渴望。

“自治”或“独立”的概念把这些渴望联系在一起，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们具有如此广泛的共同性。“自治”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可能的行动路线行动的能力。显然，如果像中世纪的世界观所认为的那样，政治权利、责任和义务仅与财产权和宗教传统紧密相连，那么，“自治”的人的思想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见第三章）。如果人们的政治身份由他们的社会分类（男人＼女人，黑人＼白人，本地人＼外地人）或地位（贵族＼农奴，地主＼农民）所决定，那么这种思想也不可能得到发展。但是，随着使中世纪观念发生根本转变的种种变革的到来，整个欧洲形成了对于政治权威、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及限制的广泛关注。

自由主义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个人是“自由和平等”的，能够决定并证明他们自己的行动，能够承担自己选择的义务。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自治领域的扩大，成为享有自由和平等的一个（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标志。尽管自由主义者并不经常探讨个人生活的实际环境，即没有探讨人们如何通过复杂的关系和制度网络相互联系，但他们都坚定地相信，合理的政治秩序必须是人们能够摆脱任意动用政治权威和强制权力，发展他们的本性和兴趣的秩序。尽管许多自由主义者远未宣布，个人要想“平等和自由”，他们自己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但是，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揭示在什么条件下个人能够决定和规定他们自己相互联合的结构，并确定这种条件的极端重要性——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所关心的问题，尽管他们两人与自由主义者对这个核心问题的解释无疑是不同的。

使人们关心现代政治思想中自治问题的广泛热望，可以用一个一般原则——“自治原则”来重新表述。〔3〕这个原则可以表达如下：

特定的政治框架形成并限制着个人可利用的机会，在这个框架范围内，个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因而承担同等的义务，这就是说，只要他们不用这种框架来否定别人的权利，那么，他们在深入思考自己的生活条件的过程中就应该是自由和平等的。〔4〕

自治原则是区分合法权力的原则，它表达了对民主认同之基础的关注。但是，如果要充分把握它的含义，仍有许多要素需要进一步阐述。这些要素可以用以下简要方式予以说明：

1．人们在形成其生活和机会的政治框架中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一观念原则上意味着他们应该享有平等的自治权——即，政治行动的一种共同结构——，以便他们能够作为自由和平等的行动者追求个人和集体的方案。

2．“权利”的概念意味着资格，无需冒专断或不公正干涉的风险而实施行动的资格。权利界定了独立行动（或不行动）的合法范围。它既赋予能力（即为行动创造空间），又施加限制（即对独立行动设定限制条件以免它剥夺和侵害他人的自由）。因此，权利具有结构的维度，既给予机会，又赋予责任。

3．在决定自己的生活条件时，人们应该是自由和平等的，这一思想意味着他们应该能够参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平等地参与的有关紧迫的公共问题的争论和审议的过程。在这个框架内，合法的决定不是一个必须根据“所有人的意志”做出的决定，而是所有人在政治过程中协商的结果。由此看来，民主过程与大多数人统治的程序和机制是一致的。

4．这一原则所规定的限制条件——个人权利需要保护——表达了对立宪政府的同样要求。自治原则既指明了个人必须是“平等和自由的”，也阐明了“多数”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通常来说，必须要有制度安排，即宪法规则和保护措施，来保护个人或少数人的立场。

5．群体需求或群体需要（如男人或女人的要求，殖民者或土著民的要求，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的要求）相对于个人权利和自由来说，永远居于第二位。因为整体性的或者同类性质的要求经常会被夸大，而个体的差异则常常被忽视。但是，在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公共讨论仍然要求群体的需求应当被听到，并被审查，它的可推广性也应当得到检验。

关于个人权利需要得到明确保护的观点，反映了从洛克到哈耶克的传统自由主义立场。哈耶克对“权力来源”和“权力限制”的区分重申了自由主义观点，正如诺奇克声称自由意味着人们不能把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一样。自由主义者一直认为，“强者的自由”必须受到限制，尽管他们在谁构成“强者”的问题上无疑总是有分歧的。对一些人来说，“强者”包括那些具有特殊途径可以获取某种资源（政治的、物质的和文化的）的人，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强者”则是人民群众本身。但不管怎样来设想个人自由的恰当性质和范围，自由主义者都信奉个人“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认为需要创建制度安排来保护他们的立场，即，他们所信奉的自治原则的观点。

（正统派或其他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新左派理论家能够赞同自治原则吗？从第四、第七和第八章所探讨的基本含义来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确立一种在后资本主义政治秩序中“不应该允许任何人逾越”的“自由之边界”（权利、文化目标、客观利益，或者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名称来称呼它们）的理论。恰恰在这个意义上，左派对民主政治的看法并没有对国家，尤其是民主政府的现状和未来作出恰当的评价。它对未来的主要看法是，未来的“乐章”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事先谱写。理论一直探讨的是现存的或可能的“统治过程”，就此而言，它们在许多方面是有缺陷的。然而，问题不应该停留在这里，因为有人认为这个看法是误导性的。马克思试图揭示一个非剥削社会——一个根据使“所有人的自由”最大化的需要来安排的秩序——的主要条件，他的论述的前提是：这个社会能够严格保护自己，防止任何人企图使生产资料和决策权再次从属于私有制。在左派思想家的看法中，同样的假设显然也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他们著作的许多段落，都相当明确地表述了这种看法。但这些蕴含在字里行间的思想都没有得到发展。如果要有力地维护参与型民主，那就需要一种有关“自由之边界”的详尽理论，以及关于保护“自由之边界”的必要制度安排的详细论述。自治原则的概念是激进民主模式的必要前提，但这些模式对这一观点既没有充分强调，也没有加以发展。自治原则也是关注每个人和所有人类平等的道德立场和平等的政治价值的各种协商理论的一个前提，不管这一点是否得到正式的阐释。

自治原则的地位如何呢？这个原则应该被视为现代民主思想所有传统的必要前提，因为它是政治设计的核心原则，这种政治设计专注于个人自由选择、决定并维护他们自己的行动、承担自己选择的义务、享有政治自由和平等的基本条件的能力。自治原则是所有已经而且仍在继续优先培育“自治性”或“独立性”的那些政治形式的基本的和不可或缺的要素。〔5〕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说明这一点，并从根本和高度抽象的原则上表达其意义，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个原则的全部含义不可能独立于确定它的条件来阐述。不同的政治传统也许会给“自治”以优先地位，但对于如何确保它，以及最终如何解释它，却看法迥异。

阐明一个原则的“制定条件”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如果最可取的民主形式的理论要充分合理，就必须涉及理论和实践问题，涉及哲学以及组织和制度问题。没有这种双重关注，就会造成对原则的任意选择和关于这些原则的无休止的抽象争论。对原则的思考，如果不考察其实现的条件，就只具有道德的意义，而难以说明这些原则的实际意义。反之，对社会制度和政治安排的思考，如果不考虑其安排的适当原则，就会仅仅理解其机能，而很难使我们对其适当性和可取性作出判断。〔6〕

带着这种双重关注，我将提出这样的观点：一系列不同的民主理论能对进一步正确理解自治原则的创设条件有所贡献。在此，我们所做的工作并不是要论证这一原则：因为，首先，表明其意义的理由已经得到了阐述，它应该被视为现代民主思想主要流派的一条基本原理。其次，要对它进一步论证，就要联系它的实现条件，对它的含义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为简便起见，下面的讨论首先将集中在古典共和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主要问题上。在这个背景下，引用共和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共和主义是可以与这样的自治原则相联系的一种“现代”政治传统。它应该被更恰当地看成是中世纪晚期（或现代初期）在人们普遍关注自治、权利和对公共权力加以限制之前就发展起来的传统（见第二章和第三章）。但是，以下内容，尤其是在考虑自由、参与、协商和适当的统治形式之间的联系时，会多次提到它的许多见解。下面集中讨论的是从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到卢梭的发展型共和主义传统，这一传统造就了政治共同体、自治和民主之间的密切联系。其他思想流派引起的民主理论的复杂性并未改变既有争论的基本结构，尽管它们确实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讨论。简言之，在以下的内容中，我将论证，只要（1）利用共和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内容；（2）明确认识这些总体性观点的局限性；（3）将这些观点与其他民主传统的见解联系起来，就可以正确阐明自治原则的创制条件。

制定原则

表10—1提供了思考问题的起点，这个表格（尽管形式相当简单）概括了发展型共和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这些观点的意义在第二章至第八章中已经阐明。有充分的理由表明，需要认真对待这三种传统的若干主要论点，以及若干主要方案。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采取这种折中的方式，自治原则就可以得到恰当的理解。首先，共和主义对君主和国王权力的怀疑，自由主义对所有形式的政治集权的怀疑，以及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权力的怀疑，三者之间具有互补性，正确评价这种互补性是甚为重要的。仅仅关注这些理论中的任何一种，就会否定实现自治原则的可能性。然而，正确评价这些怀疑观点的互补性，当然不过是重新评价民主思想遗产的一般起点；还必须记住，每一个传统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主要由马西利乌斯和卢梭表述的共和主义，所关注的是建立一种自治秩序——一种参与政体，其中，共同体是至高无上的，并以自由和参与之间的根本联系为前提。共和主义者认为，公民的自由直接取决于对政治事务的参与，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种理想的积极公民的创新性看法（见第二章）。此外，他们认为，政治的善只有通过政治的相互作用和协商才能充分把握，因此，必须把自治视为社会成就而不是个人品性。这些观点被认为是确认政治参与对于维护自由具有核心价值的重要遗产。然而，这些观点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充分说明，如果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公民意志薄弱（即，缺乏公民美德或制约）及政治制度软弱无力，将怎样确保这种参与式政治。尤其是在一个由具有大量人口，其成员之间的空间和时间距离甚为遥远的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世界上，特别是在独立的城市地位逐渐衰弱的情况下，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正是在这方面，共和主义观点在自由主义的反对面前软弱无力。也正是通过揭示这些弱点，自由主义显示了其最深厚的力量（见第三章）。

然而，自由主义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多权力中心和一个以公开性、争论性和多元化为标志的世界的推动力面对“自由市场”、私人资本积累制度的结构和规则的现实却大打折扣。自由主义的主要薄弱环节之一，是把市场视为“非权力的”的协调机制。因此忽视了新多元主义者指出的经济权力在与民主发生关系时的歪曲性质。透彻分析这一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力量的核心所在。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观点又由于把政治权力简化为经济权力而受到削弱，因而忽略了参与型民主主义者指出的政治集权的危险和政治责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的具体化，表现为集权化的官僚主义国家的发展；它声称代表进步政治力量的主张也因为东西方社会主义实践与官僚主义、监视、等级制和国家控制相联系而失去了光泽（见第四章和第八章）。因此，必须对共和主义关于参与制度的可能性的论述进行审查，必须对自由主义关于市场和经济权力性质的看法提出质疑，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性质的认识予以批评性的评价。

表9—1　发展型共和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信条

因此，有必要指出，共和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同样存在着局限性。一般说来，这三种政治传统仅仅探讨了不负责任的国家和经济权力对参与民主生活所施加的阻碍，并强调了这些障碍如何重要，除此之外，它们并未探讨参与民主生活的其他障碍。在这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狭隘的“政治”观念。在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中，政治等同于统治者的事务或政府的领域。这种等同导致了巨大的政治范围，首先是生产和再生产关系领域，被排除在政治视野之外。在自由主义的学说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当然，共和主义主要是在小城市、手工业工人和贸易飞地以及农村经济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它产生于工业革命和大规模商品生产扩展之前，它没有预见到伴随这种变化而来的政治上的许多困境。然而，正如第二章指出的，共和主义坚持的中性政治观显然被忽略了，尽管它有时在公共领域对妇女有明显的敌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尽管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具有重大意义，但它的价值最终是有限的，因为它假定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从主权的性质到组织权力的发展，全部问题的症结都没有得到正确理解（见第四章、第八章和第九章）。

这些传统中的狭隘的“政治”观念意味着实现自治原则的主要条件一直不在人们的视线之内：例如，如果不想使民主的结果不断向经济上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人们倾斜，那么，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对私人控制生产资源和金融资源加以必要的限制（自由主义没有充分说明）；如果妇女打算享有政治行动的共同结构，那么，在住房和孩子哺育组织中应进行哪些必要的改革（共和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充分说明）。（当然，这不是说，在这三种传统中没有一位思想家关注这些问题，而只是说他们的分析构架不可能充分说明这些问题。）为了把握自治原则充分制度化所必需的不同条件，需要一种比这些思想模式中的政治概念更加广泛的“政治”概念。

我认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即社会代理人、机构和制度维护或改变其社会或物质环境的能力。它涉及支撑这种能力的资源，涉及构成这种能力并影响其实施的力量。因此，政治是一种存在于所有集团、制度、社会内部及其之间，并跨越公共和私人生活的现象。它体现在围绕资源的使用和分配而展开的协调、协商和斗争的全部活动之中。它体现为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所蕴含的全部关系、制度和结构。政治创立了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又以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它是社会问题发展的核心，又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集体模式。因此，可以说，尽管政治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首先是关于私有（private）的概念是否与它相容（后面还要涉及这个问题）——但它有效地标明政治本质上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维度，与任何特定的“场所”和制度并无关系。

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理解政治，那么，阐明自治原则的创制条件，“首先”就要说明公民参与决定与他们自身关系重大的问题的条件。强调政治联系需要以其成员自由和理性的同意为条件，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在于不同结果之间相互的可辩性（justifiability），强调用疑问的眼光观察信息广泛的参与需要具备的条件，所有这些都为思考民主增加了一种新的维度。它所增加的是这样一种见解：如果民主就在于使人们形成一种精炼的、深思熟虑的偏好，如果民主就是允许不同的主张和意见面对所有受其影响的群体展开辩论，那么，改善公共领域的品质，就需要将重点从构建一套汇集各种偏好的机制转向构建检验这些偏好并追求那些关注事实、他人和未来之偏好的机制上。

因此，有必要努力造成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政治生活——按民主和协商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原则上是所有人生活的中心内容。那么，这种状态能得到更明确的阐述吗？

古典民主理论的遗产和20世纪的民主理论

如果上述观点能够被接受，那么，自治原则的实现将需要建立一种集体深思的决策制度，这个制度允许公民参与对他们有重要影响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事务。由达尔所提供的富有影响的案例表明，要使这样一种制度是充分民主的，它就必须符合下列标准：

1．有效的参与——公民必须有足够和平等的机会来形成他们的偏好，就公共议程提出问题，并表述其赞成一种而不是另一种结果的理由；

2．有见识的理解力——公民必须享有充分和平等的机会，以发现和确认什么样的选择最有利于实现他们的利益；

3．在决定性阶段的平等投票权——确保每个公民在集体决策的决定性阶段的判断与其他公民的判断分量相当；

4．议程的控制——人民必须有机会决定什么问题可以或不可以通过符合上述三个标准的程序进行决定；

5．包容性——为所有成年人提供公民权力，使其在政体（polity）中合法地拥有一席之地（即只有过路人和访问者可以被排除在外）。

为了有助于详细说明民主决策的一般条件，可以对这些标准作进一步考察。

如果公民不能享有“有效参与”和“有见识的理解”的条件，那么，民主过程中有许多类公民将被边缘化的问题就不可能克服，或者有限参与和不参与的恶性循环就不可能打破。因为如果缺乏这些条件，公民就没有有效地进行集体决策的讨论手段或参与渠道。如果平等投票权没有实现，那就没有可以平等地考虑公民的观点和偏好，并提供决策程序来解决他们分歧的机制（虽然公民的观点和偏好未必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影响投票决策制度）。如果“政治议程”的“最终控制”不掌握在公民手中，那么“由人民统治”就只是名义上的，而熊彼特的技术专家政治观就很可能成为今天的程序。如果人民中不包括所有成年人（除了那些暂时访问政治“单位”的人，无论这些单位是民族国家，还是小规模的联合体。那些“大脑残废或有严重犯罪记录的人无疑也可以合法地排除在外”），那么，很明显，将不会建立“平等参与”的条件。总之，人民要想是“自由和平等”的，就必须满足上述标准。如果任何一条标准遭到破坏，那就很难认为人们能够平等，正如达尔所指出的，“任何不能满足一个或多个标准的过程，怎么可以被视为充分民主的呢”。〔7〕

然而，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包括：在什么条件下公民才能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有效的参与并协商的机会，也即享有政治行动的共同结构？如果要实现自治原则，怎样才能以保证集体决策的方式使这一原则制度化？不幸的是，这些问题没有直接的答案。首先，承认民主的中心地位，确认它与许多社会领域有关，这并不就是要承认任何在本书中已探讨的那些民主模式，这些模式声称民主是合法组织一般生活结构的唯一方式。已经阐述的理由表明，这些模式的观点和特点都不能简单加以接受。

在一个关系密切的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的古希腊模式，不可能超越时空而予以“扩展”采用。它是在城市国家的背景和“单一社会”的条件下产生的，这种背景和条件是它成功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高度分殊化的环境下，很难想象这种民主模式不经根本修改就可以成功运用。而且，在涉及古典模式时，人们应该牢牢记住，一种非人格化（合法限制）的公共权力，以及不同的权力中心，是民主秩序的根本特征。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这种“非人格化权力”的最合适的形式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类型的结构？它应该如何发展？

对于马西利乌斯和卢梭倡导的民主模式的反思，以及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随者倡导的民主模式的反省，进一步强化了这些问题的意义。可以指出，在小规模的共同体中，获得公民资格的人数有限，政治是面对面进行的，所以马西利乌斯和卢梭的激进共和主义民主主张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可以成功地得到实施。他们把妇女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无疑将有助于减少社会分殊化引起的政治问题的规模，当然，这也是以永恒的“男人天赋权利”为前提的。但即使对于模式Ⅱ—b可以运行其中的环境不加以任何限制，该模式也不可以直接采纳。因为，即使为了维护个人或少数人的自由，如何限制“民主”的范围，以及如何使公民围绕意见分歧和利益问题而展开争论和决策建立一个恰当的空间和程序仍然是一个问题。（模式Ⅱ—a：保护型共和主义由于强调管理是防止他人控制的主要手段，因此，也可以作同样的看法。）韦伯的评论是，完全直接参与的制度只有在成员有限的联合体中才能实行，在这些联合体中，相关的成员具有相同的观点、技能水平和社会地位，他们面对的行政功能是简单而稳定的。这种评论是很有说服力的（见第五章）。

上述看法的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民主观。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允许相互斗争的派别、团体或运动之间进行调解、谈判和妥协，但是，这种制度安排的适用性却经不起严格的批评。除非我们可以确信，对于这种政治过程的需求可以很快得到化解，这就是说，除非我们相信这样一个世界是合理的，在这个世界中，不仅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弗洛伊德（Freud）、艾米纳姆（Eminem）和我们本地的共同体成员具有同样的生活观念，而且所有阶级和集团冲突的基础业已消失，否则，直接民主本身就不是一种值得一试的事情。看来，人们不得不建立的是一种促进不同的观点之间讨论、争论和竞争的制度，是一种容忍各种运动、压力集团和／或拥有促进其利益的领袖的各种政党形成的制度。

参与型民主制的情况如何呢？虽然参与型民主制认识到了与上述三种模式相关的许多问题，因此无疑代表了高于上述三种模式的一种进步，但是，参与型民主模式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其中包括如何保障它自身存在的条件。此外，尽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我们是通过参与学习参与的，而且参与有助于培育卢梭、沃斯通克拉夫特和J. S. 密尔所主张的那种积极的公民，但是，这种证据绝不意味着参与的增加本身将带来协商和人性发展的复兴。此外，人们应该问一问，仅仅参与本身是否会形成一致的、可取的政治结果；在个人自由、分配问题（社会公正）和民主决策之间存在着一系列潜在的紧张关系。正如协商民主理论家所提醒的，这些问题只有当参与的质量本身得到检测之后才有可能解决。然而，参与民主从总体上说并没有解决协商民主的缺陷。

政治参与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保障，这种法律框架为自治原则的制定提供保护和支持。自治原则必须优先于任何形成无限参与的目标。进一步而言，如果政治参与只是表达固定的或既定的偏好，而未能解决商讨问题，那么，在现有的民主安排方面，它将遭到协商民主理论家们的反对。因此，一个复杂的民主制度构建计划是必需的。

重塑民主制度

因此，从一开始，人们就不可回避地必须承认一系列基本的自由原则的重要性。大体上说，这些原则包括：公共权力的“非人格化结构”，有助于保证和保护权利的宪法，国家内外权力中心的多样化，促进不同政治纲领竞争和争论的机制。总起来看，就是确认自由主义根本信念，即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分离（separation）必须是任何民主政治秩序的主要特征。任何设想国家可以取代“公民社会”或相反“公共社会”可以取代国家的民主模式，都需要高度警惕。

仅仅在自由主义的历史中，“公民社会”的概念就有多种解释。此外，有一种深刻的看法认为，公民社会从来不可能与国家分离；后者通过提供全面的社会法律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前者。但是，以下看法并非是不合理的：公民社会是由家庭事务、经济领域、文化活动和政治互动等社会生活领域构成的，而社会生活则是由国家直接控制之外的个人和集团之间私下或自愿安排组织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社会保留了其基本特征。这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8〕照此理解，这一观点的内容可以重新表述如下：按照高度激进的民主模式（模式Ⅰ、模式Ⅱ—a、模式Ⅱ—b、模式Ⅳ、模式Ⅷ）的倡导者的看法，高度集权的代议制国家制度必须被看做创制立法、实施权利和义务、制定新政策、抑制特定利益之间必然冲突的必要措施。代议制选举制度，包括议会制和竞争性政党制度，是赋予这些活动权威性并协调这些活动的有机内容。

然而，指出这些观点不是要接受任何一种自由主义模式。承认关于民主国家具有必要的保护、缓解冲突和再分配功能的观点是一回事，而接受从边沁到熊彼特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规定又是另一回事。同样，同意民主对于有知识和信息灵通的公民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一回事，而认为民主的作用必然就是J. S. 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的作用又是另一回事。前面已讨论过，每一个主要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都存在深刻的问题。因此，为了使国家机构成为有效且可以协商的和可靠的公共生活管理者，就不得不对这些模式进行重新思考，并在许多方面进行宪法性改造。

自由主义民主的拥护者首先倾向于关注民主政府的恰当原则和程序。通过关注“政府”，他们使人们的注意力离开了对下述关系的全面考察：形式上的权利与义务和实际的权利与义务；承诺把公民看做是平等和自由的与实际上平等和自由都是不充分的；公众表达的意见与形成深思熟虑的观点的条件；原则上把国家视为独立的权力与国家介入日常生活中不平等的再生产；把政党视为连接社会和国家的桥梁的组织与这样的政党（及其领导人）无法形成一系列权力中心；把政治作为政府事务与否定这一概念的权力体系。没有一种自由主义民主模式能够一方面正确阐释政治行动共同结构的可能条件，另一方面正确说明可以控制实际上塑造日常生活的力量的统治制度。民主参与与协商的条件，民主控制的形式，民主决策的范围——所有这些问题在自由主义民主传统中都没有充分提出。总之，问题是双重性的：被自由主义民主模式所误解或认可的公民社会的结构（包括生产和金融财产的主要形式，性别和种族不平等）不会为平等投票、有效参与、恰当的政治理解和对于政治议程的平等控制创造条件；同样，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结构（包括经常不负责任的庞大官僚机构，以私人资本积累需要为基础的制度，以及主要为自己再次当选而操心的政治代表），也不会创造一种能够恰当规制“公民”权力中心的组织力量。

民主：一个双重的过程

这些观点具有深刻的含义：在今天，民主要想繁荣，就必须被重新设想为一个双重的现象：一方面，它牵涉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公民社会的重新建构。〔9〕只有认识到一个双重民主化过程的必然性，自治原则才能得以确定。所谓双重民主化过程（a process of double democratization），就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互相依赖着实现转型。这一过程的前提是必须接受以下原理和观念：其一，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划分必然是民主生活的核心特征；其二，决策权力必须不受资本和其他资源的私人流动所施加的不合法的限制。但是，要认清这两个观念的重要性，当然就得认识到有必要对它们的传统涵义作出新的解释。

制定自治原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家行为的方式和限度与公民社会的方式和界限。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国家政策可以如何、以何种方式变得更加负有责任（accountable）？“非国家”活动能够如何、以何种方式民主地予以重新组织？详尽地探讨这些问题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显然至关重要的是，要想全面阐述自治原则的创制条件，我们就应在迄今为止所做的讨论上加上一些制度性细节。下面的内容只是一个极其简要的概述，算是深入思考的一个议事日程。

在北方和西方，对政治制度进行民主化主要限于改革选择政党领袖的程序和改变选举规则的问题上。所提出的其他问题包括：对所有获得最低限度支持的政党都给以公共基金资助；媒体时间真正开放并更加公平地予以分配；信息自由（比如在英国，取消许多关于国家机密的规定）；行政事务下放到地区；面对僵化、集权的国家决策，保卫并强化地方政府的权力；尝试使政府机构对其“消费者”更负责任，更加服从。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想找到国家制度民主化的恰当战略，就必须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讨论。但如果我们不正视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上述这些问题都不会构成对政体民主化的决定性贡献；这个更基本的问题（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章和第九章已陈述过）就是：民主公共生活的必要条件（公开辩论、理性协商、开放权力中心、普遍的政治参与等）如何才能与维护法治、调解争端、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国家制度（从行政主管到各分支部门）相协调？“主权国家”和“主权人民”的要求如何能同时得到满足？换言之，问题在于在国家之上确立公民的最高主权，但同时，反对把立法和执行权——以及普遍意义上的国家权力——托付给不受限制的人民权力，因为这种托付可能会威胁到自治原则，威胁个人和少数人的自由，并威胁到公共理性的质量（参见第九章）。国家诚然需要民主化，但为了使民主保持作为在原则上尊重并强化全体公民之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形式，国家的某些独立或中立的权力也应当得到保护和发展。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呢？

在许多国家，“政府”的界限在服从公众审查、议会审议和司法过程的宪法或者权利法案中有明确定义。这一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于自治原则来说更是如此。然而，自治原则要求联系更加广泛的问题来重新评估对于“公共权力”的这些限制，而不是一般地像迄今为止那样仅仅被当作一种先决条件。如果人们要自由和平等地决定其生活条件，并在为之提供并限制其机会的特定架构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那么，他们必须能够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实践上享有一系列权利。这必须有一个在广泛领域既限制又强化集体行动的“权利体系”。

如果公民拥有作为公民而积极行动的实际权力，也就是说，当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许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并把民主参与视为权利的时候，民主才是名副其实的。应当特别强调的是，这一系列权利不应当像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所理解的权利那样（见第三章）仅仅被视为凌驾于国家之上或与国家相对抗的、已经积累起来的对权利和特权的私人要求范围的扩展。它也不应当被简单地看做旨在缓解机会不平等的再分配性福利措施，即许多福利国家理论家所理解的权利。它应当被视为民主的统治观念本身的一个必然结果和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明确所有公民平等自治，即形成政治行动的共同结构所需条件的一种方法。如果人们选择了民主，就必须选择让一个彻底的权利和义务体系运转起来——这些义务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必须尊重他人的平等权利，并确保他人享用政治活动的共同结构。

这样一个体系应包括什么内容？首先，宪法和权利法案应将自治原则视为神圣原则，明确规定与国家决策过程相关的各项平等权利。这不仅包括平等的投票权，而且还包括享受有效参与、深入了解和领会政治议程的平等权利。如此广泛的“政治”权利必然进一步带来与再生产儿童保育、健康和教育相关的一系列广泛的社会权利，也会促进确保民生自治具有充分的经济和财政资源的经济权利。没有强有力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公民就不可能充分享受到与国家有关的种种权利；如果没有“国家中的”权利，新型的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将一步步破坏社会和经济自由的实施。

此外，这种权利体系还应当明确公民彼此之间的义务以及国家对公民团体的责任，这些责任是任何特定的政府所不能无视的（除非有宪法修正程序的明确许可）。因此，从原则上来讲，国家的权威将得到明确的限制；它的自由行动的能力将得以界定。例如，妇女的生育自由权就必然意味着：政治共同体不仅有责任提供必要的医疗或社会设施来防止或促进怀孕，它还有责任提供物质条件以使要孩子的选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选择，这样就为实现妇女的“自由和平等”确实创立了一个关键性条件。儿童抚育的权利则必然意味着政治共同体有责任提供充足的儿童抚育设施，因而，这一权利将会限制公共开支选择。承认这些权利具有优先性，是为实现妇女在工作中和在更广泛的公民生活与政治生活框架内的平等机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男性和女性为了使他们能在可能的行动路线之间作出选择而享有的对经济资源的权利，将使国家有义务关注采取何种办法能更加公平地安排财富和收入。这些经济资源可以通过下面这种方式获得：不论其从事的是领取工薪的劳动还是家庭劳动，全体成年人都应取得有保证的收入。针对后一类型（即从事家庭劳动的成年人）的战略应加以谨慎处理；这些战略将牵涉到集体地或社会化地进行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这方面的内容是错综复杂而且远非明白清楚的。然而，如果没有某种最低限度的资源基础，许多人将依旧易受伤害，依旧高度依赖于别人，依旧不能充分地进行独立的选择，不能追求形式上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些不同的机会。〔10〕因此，“法治”必须涉及有关分配的核心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否则就将阻碍自治原则和民主的实现。

因此，依照这个设计来看，作为民主的政治共同体的平等成员的权利，即公民权，不仅意味着国家有责任确保在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而且意味着公民应当有实际能力（健康、教育、技能和资源）来利用他们面前的机会。这样一个宪法或权利法案将大幅度增强公民针对国家而采取的行动，以纠正对于公民自由的不合理侵蚀。它将使国家向议会倾斜，议会向公民倾斜，而同时又将为政治共同体确定独立的定向点。因此，它将是一个对公民和对政治机构进行授权的法律体系。当然，“授权”并不因此得到保障，没有哪个法律体系能单独提供这种保障。但它将规定那些（只要是能最有效地施加压力的）个人、团体或运动为之奋斗的权利：这些权利可以通过公开的法庭加以检验。〔11〕

尽管这样一个法律框架对于界定一个民主的共同体是至关重要的，但却不足以使政治权力产生更大的流动性和更大的责任性。如果政治权力不仅仅是从一群政客手里转入另一群政客手里（尽管它是通过新的方式和新的活动领域来操作的），那么，公民对政治的实际参与就必须进一步深化。而且，如果公民在原则上既应享有自治的权利，又拥有有效实施这些权利的能力，那么如何实现后者就需要进一步说明。但是，既然从古典共和主义到参与型民主制这些公民直接参与的模式都不能简单适用于当今世界的全体公民，那么，政治参与还能够深化吗？一个授权的立法体系怎样才能通过强化公民以及公民的地方性和全国性代表之间的沟通、协商和决策渠道而予以完善呢？此外，如果得到强化的政治参与是信息充分的参与——直接与决策过程的质量相关的参与，那么，应该如何实施政治权力就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深刻的理解和有效的参与，对于创造一种信息充分的分享政府管理的可能性都是不可或缺的。

以这种方式来分析民主的本质，并不仅仅试图弄清楚一个有助于在政治交易中向公民授予权力的理论框架。正如第九章所阐述的，在欧洲和北美关于可供选择的公共协商会议和程序的讨论中，民主的界限和可能的民主形式正在成为关键话题。协商性民意调查，协商日，公民评议会，一些电子政务和电子民主机制，新的公民教育创新，用以支持公共协商和协商团体的公共基金，所有这些都是新的思考。这些思考关注的是：如何提升公民权利和如何培育有远见和深思熟虑的政治偏好的发展（参阅模式-Ⅸ）。协商民主公共空间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可以被直接采纳或“输入”到所有国家，而是因为它们承认有必要打破有限参与或不参与的恶性循环，同时认为，信息充分的参与（informed participation）问题是未来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没有协商民主的新创意，就很难看出国家的民主化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际上如何获得长期的进步。

从一定程度上讲，所有这些对于组织公民社会的寓意是十分清楚的。鉴于公民社会自治包含着破坏有效的集体决策的因素，所以，必须对之予以关注。一个民主的国家和民主的公民社会与那些强有力的社会关系和组织都是不相容的，因为这些关系和组织凭借自身运转的基础，系统地歪曲民主的争论和结果。这里的问题是：如何削弱公司限制和影响政治议程的权力，限制强有力的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不论这些利益集团代表的是特定的产业还是关键性产业部门的工会），削弱某些社会集团（比如某些宗教群体）以其他社会集团为代价而享有的系统性特权。因而，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民主化发展必须互为条件。

在这种条件下，必须采取一些策略来打破公民社会中旧有的权力格局，并且创造新的条件，使公民能对自己的事务享有更大的控制权。要使个人自由和平等地决定自己的生存条件，就必须实现社会领域的多样化——比如说，由社会调节的企业、独立的通讯媒介和健康中心——这些领域允许其成员控制手中的资源，而不受来自国家、政治机构或其他第三方的直接干预。这些领域的组织模式可以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直接参与的观念中学到不少东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公开（面对面）集会的制度或授权代议的制度（delegated representative）找到了其最合适的应用领域。当达到协商标准时，公民社会的许多“单位”可以接近或达到直接民主能够繁荣的条件。但是，对这样的组织结构我们应当采取一种试验性的眼光。民主理论的状况和我们对于激进的民主试验所拥有的知识，不允许我们对何为组织性变革的最佳策略作出完全自信的预见。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未来的乐章”只能通过实践来谱写。不同类型的民主的本质和形式，以及它们相对于不同社会和政治条件的适用程度，都需要进一步考察。

围绕着一个“双重民主化”的过程来制定自治原则，这就产生了一个我称之为“民主自治”（或“自由社会主义”）的国家与社会的模式。模式Ⅹ—a概括了这一模式的原则和特点。这个模式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综合起来可能会创造出在当代环境下捍卫和发展民主的条件。在下一节，我们将进一步详细论述这一模式。

小结：模式Ⅹ—a　民主自治

注：必须强调的是，此处的民主自治的制度性特征是以完全尝试性方式列出的。它涵盖了一系列民主决策的形式和选举方法。

关键的缩写指的是：

DP：特定的公民对一个组织的管理的直接参与（direct participation），包括公开集会、地方性复决权和授权代表制。

PR：以“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为基础选举代表。

SR：以“统计学代表制”（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为基础选举代表。（即，那些在统计学上能代表包括性别、种族这样的关键性社会类目的一个样本）

民主自治：相容与相悖

如果民主生活只涉及周期投票，那么，人们的活动场所就被限定在公民社会的“私人”领域，而他们的行动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能够控制的资源。这样，公民将很少有机会去作为“公民”，作为公共生活的参与者而行动。民主自治试图通过给人们创造机会，塑造他们的“作为公民的能力”来纠正这种状态。假如说民主自治模式的目标和总体结构已经清楚，还必须指出的是，仍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而每一个问题本身又提出了一系列广泛的值得考虑的事情。在此，对这些问题的观察就等于进一步承认所提出的论点需要更加详细的思考。我相信，每一个问题都能在民主自治模式的框架内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理，但不能说它们在这里都能得到充分的讨论。

参与：一种义务？

自治原则指出：全体公民都有权参与和协商公共事务。有待讨论的是有关“合理分享”政府过程的规定。当然，这种“分享”观念对于雅典民主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对他们而言，政治美德（political virtue）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有权参与城邦政治最终决策的同义词。自治原则保留了“积极公民的理想”，它要求人们应当被承认在政治生活中有权利和机会去行动。然而，承认一项权利是一回事，而说每个人，不论选择如何，都必须实际参与公共讨论和活动则是另一回事。参与并不是必需的。根据协商民主的主要倡导者的观点，协商民主的前提是，公众支持的立场应该能够得到检验，得到所有受到重大影响的人的赞同。但协商民主并不以所有的人必须或能够参与讨论为前提。人们认为，自古代社会结束以来，一项最重要的消极自由就是“脱离政治的自由”（freedom from politics），而这一自由也是当代民主传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民主自治确实与我们传统中的这一要素是一致的。公民可以作出判断，在某些情况下，广泛的参与是不必要的。他们如此判断有其非常合理的原因，其中包括，他们确信自己的利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显然，所有的法律体系都明确了一系列义务，民主自治的法律体系也不例外。义务显然存在于民主自治模式之中。在许多情况下，公民有必须接受民主决定的义务，除非能证明这些决定损害了他们的权利。但参与公共生活的所有方面并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在民主自治的框架内，公民有过自己生活的权利，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论点当然又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民主自治模式究竟要求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公民究竟应该接受什么义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能合法地拒绝这些义务？如果说一项决定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公民就有权拒绝它，那么，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应采取什么样的对抗手段才算合理合法？这些仅仅是一个需要充分说明的民主自治模式必须面对的诸多问题中的几个问题。

政治与私域：何为“私”？

如果说民主自治与私域的观念是相容的，那么这个私域的观念究竟是什么？与那些对政治生活的较为狭窄的看法不同，我们的讨论要求我们必须有一个广义的政治概念，其中包括所有的权力体系，而权力又被理解为“变化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尽管这一政治概念对于正确说明冲击并影响民主生活的一系列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也带来了许多难题。熊彼特曾正确地警告说，“无边界”的政治观念没有在政治组织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之间提供一个清晰的界限。使政治与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一样广泛，就使这些领域开放从而受到公共管制和控制。熊彼特认为，这样的政治观念将极大地诱惑那些掌权者，无论其为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他们都会试图控制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指出，广义的政治概念在实践中往往与自由的收缩联系在一起。这又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尽管广义的政治概念对于充分考虑民主所引发的问题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但必须联系民主的合理限度这一概念来对它进行认真的思考。在此，我们的观点是，政治参与的原则可应用于一系列广泛的领域。然而，这些原则并不一定适用于我要称之为“私密的领域”（sphere of the intimate）。也就是说，它并不一定适用于这种情况：人们过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产生对他们周围的人构成系统性伤害的后果。正如密尔的“侵害”原则（principle of harm）一样，这里所使用的“私密”概念也需要认真说明和辩论。亦如密尔的“侵害”原则一样，也很难找到对它进行说明和辩护的令人满意的理由。但无论如何，考察这些理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必须找到明确的标准，把公共和政治领域同私密领域分离开来，确定在私密空间采取的合理立法行动应当有什么限制。在这一领域仍需进行相当的理论探索。

公共决策：谁参与协商？谁统治？

我们可以把不同的民主类型看做一个从地方到全国的连续集，地方民主以直接的参与过程为标志，而人口众多的更大区域则越来越多地使用代议机制。相对于高度分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直接参与民主制的可能性在社区和工区无疑会大大增加。然而，协商理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众多的人口能够进行双向同步交流，在这一发展的影响下，一种把参与型民主与自由代议制民主简单并列到一起的做法现在开始流行起来。既然参与型民主的技术可行性的方方面面就在眼前，它的优点就应该加以重新考察。正如一位评论家最近指出的，把多种直接民主都看做只能通过“要么接受要么拒绝而没有其他余地的公民投票”来实现，这种看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如同自由的代议制民主一样，直接民主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制度形式。〔12〕尽管这些形式中的某一些遭到激烈反对，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出，比如说，在一种基于政党的协商式直接民主中，选民应能够首先在竞争的党派中考虑并选举出执政党；其次，选民应能够召开一个议会性集会，针对执政党提出或倡导的立法建议进行争论和直接的投票。这样一个政治体系要保持稳定，需要一组复杂的规则和程序付诸实施，但这些规则和程序从原则上讲不是很难确认的。在实践中，当然有大量问题有待解决，在本书写作时，这些问题显然在广泛的讨论当中。

突出的问题有：如果公民对于有争议的公共事务取得了新的协商和决策的直接权力，那么政治代表和公民的角色应如何予以重新定位？咨询程序的扩展和决策机制之间应如何取得平衡？如果通过扩展公民陪审员、复决权等，把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更多地结合起来，那么，什么机制和制度能确保独立的审议和选举程序？这些程序应如何令人满意地加以审查和控制？由谁来提出那些提交给公民团体的问题？公民创制和否决法律的权利应当如何平衡？相对于其他重要的政治价值比如公平（fairness）、效能（efficacy）和效率（efficiency），这些问题又当如何考虑？我们必须在民主自治的框架之内，对这些新规则、新技术和新程序采取一种试验性的看法；对任何一个问题的教条主义都可能会削弱我们那些需要保护和培育的政治传统的某些内容——比如说关于中立的、有节制的政治权威的观念，维护许多至关重要的自由民主的权利和义务的观念（见第三章）——同时又未必会取得新的有效的政治资源。

在经济生活中巩固民主：重组市场？

民主受到某些强有力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组织的挑战，这些关系和组织在其运行基础的作用下，会偏转或扭曲民主过程和输出。因而，如果民主想取得胜利，必须把经济领域的关键团体和组织与政治制度重新连接起来，从而使它们成为民主过程的一部分。它们应当在其运作方式中，采用一种与民主相容的由各种规则、原则和实践过程所组成的结构。这个结构的可能性取决于经济团体和组织是否在一致同意的和既定界限的框架内运转。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如何把民主的原则、规则、程序和民主自治纳入公司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经济组织的组织规则和程序中去。

要维持民主过程和民主关系，公司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必须符合民主自治的要求，这一规定的必然结果是：尽管公司追求的是策略性目标，但是它必须在一个框架内运作，这一框架不违背把雇员和顾客作为自由的、平等的个人来看待的要求。但这究竟应该怎么加以设想？应该由什么来构成这一框架？政治行动的共同结构如何才能被纳入公司和市场关系？

首先，有必要区分不同的财产类型，尤其是区分生产资料和金融财产与消费资料（用于私人消费的物品）。自治原则要求我们严格探讨有关生产资料和金融财产的结构问题，但却当然不一定非得严格探讨与我们日常生活的消费品相关的问题，不论这些消费品是衬衫、洗衣机还是个人电脑。对消费资料的权利应该与对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的权利分离开来。卢梭是首先有力地提出这一论点的人之一。近来，达尔又犀利地提出了这一论点，他断言，我们不能从“确保对身上穿的衬衫或口袋里的现金的权利跳到要求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股份的这一基本的道德权利，并因此跳到持股者合法拥有的标准所有权（standard rights of ownership） ”。〔13〕有利于“标准的所有权”的选择，就是反对政治平等和政治行动的共同结构的选择。如果政治平等是一项道德权利，那么，要求在控制生产和金融资源的条件方面有更大的平等也是一项道德权利。承认有必要改变所有制和对生产与金融系统的控制的某些方面，对于建立一个开放的、公正的政治议程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对经济资源的私人控制和使用没有明确的限制，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就不可能得到满足。

但是，关于所有制和经济产品控制的恰当形式，还有一些更复杂的问题。人们有可靠的理由对私人所有制和国有制形式的高度集中提出批评并表示担心（见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七章）。其他的选择，比如说合作所有制形式则牵涉到由工作群体（work groups）来集体拥有企业，它可能会比单一的国有或私有制更能与民主自治相容。但是，关于社会所有制或合作所有制的完全令人信服的例证还有待提出。一些需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包括：一个企业的本质和边界究竟是什么？所有的现存企业都必须分化成小单元（一个彻底不现实的期望）以使合作所有制得以实施吗？除了通过市场，应以什么方式考虑消费者的偏好，应如何估量这些偏好？合作所有制的要求如何能同民主控制和／或有效管理的要求完全协调一致？〔14〕所有制形式以及对不同形式的试验，正如它们对政治权力的分配具有不同意义一样，需要更加严密的考察。

民主自治：同一的暴政？

追求民主自治原则和政治行动的共同结构，是否一定意味着国家应该永远以一样的方式对待所有人？国家输出（outcomes）很可能对个人是不平等的，而且理应如此。从民主自治的角度来讲，确保一些条件来使个人作为公民而扮演积极的角色，这要求对不同类别的人采取不同类别的策略和政策。首先，应当不平等地对待那些目前控制着大量生产资料和金融资产而又只有最低限度的公共负责精神的人。但问题不止于此。比如，如果妇女要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不仅她们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典型环境必须加以改变，而且男子对诸如工作、收入和参与文化活动的传统特权也应当被削弱。这种双重的政策过程——改善最弱小者的条件，同时限制最强大者的活动范围和环境——将适用于许多以一系列的不平等（从财富和性别到种族和民族）为特征的领域；在此可以表明，这类不平等破坏或人为地限制了他人对民主协商和民主决策的追求。

但是，在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创造更大的平等是否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将意味着人们必须而且应当最终全都做一样的事情，从事一样的活动，在一样的条件下生活——简言之，人们是不是要变得一样？追求政治活动的大众结构，是不是在追求一种按专制思维方式设想出来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所有人都被缩减到同样的地位，进行同样的活动。无疑，我们认为，如果特权者的特权限制了别人参与的可能并否认了别人从事民主活动的能力，那么，信奉民主自治必然意味着削减这些特权。但它并不涉及对个人、社会、文化和（某些方面的）经济“差别”的攻击，而且它与这种攻击是势不相容的。民主自治模式存在的理由是增加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中能做的选择和能够得到的益处，这一社会不把大批公民置于永久的从属地位；不使大批公民受完全外在于他们控制的力量所支配。而且，既然广泛的普遍的政治条件已经确立，正确且唯一的正义原则就不再是不断进一步追求这些条件。在自治原则所设定的框架内，由公民自己来考虑和决定产品与服务究竟应当怎样分配将成为一个问题。

但是，必须再次强调指出，这些问题还需要做更多的理论工作。如果政治平等和民主生活要求更大程度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平等，那么，就要更认真地阐明社会正义原则的确切本质，更详尽地考察这些原则的范围。尽管民主自治模式明确限定国家行动的配置方向，但是，究竟以何种方式按照何种优先顺序来进行限制，仍然有待进一步阐述。而且，政策所涉及的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详细地思考。必须开发一些新型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实施这些政策的新方法。问题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或改变世界，而在于探索使世界变化的正当且可行的方法。

民主自治：有限自治？

显然，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政治体系中，公民能够享受的自由程度都是有限的。民主自治模式与本书讨论的许多其他模式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从根本上信奉这样一个原则，即绝不允许某些个人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享有自由，在这里，“别人”可能指多数公民或相当数量的少数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自治模式所预想的自由观念，在某些方面只为个人提供了较小的活动范围。如果自治原则得以实现，某些人将，比如说，无法污染他人的环境，无法积累不受限制的巨额资源，无法以自己情人或妻子的事业为代价追求自己的生活机会。在民主自治的框架里，人们的自由将与别人的自由不断融合。因此，尽管某些人某些方面的行动范围会受到进一步限制，但别人的行动范围则会得到根本的扩展。

上述观点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意味着生活机会的这样一种根本变革一定会导致劳动分工的结束，专门技能将不再有其作用。正如一位批评家正确指出的那样：“一个自称不要专门技术的政治未来一定是白痴的允诺，或最不诚实的允诺。”〔15〕民主自治模式将会而且必须完全容纳那些选择发展特定才能和技术的人。这些选择所需要的条件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要选择。此外，民主自治模式明确设想，在政府中存在着集中化决策（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民主自治并不铲除所有权威，也不铲除那些提供熟练的、可靠的行政管理的机构。韦伯认为，这些机构对于防止公共事务变成派系之间内部争斗的混乱局面从而完全丧失解决急迫的集体事务之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他的这一看法是十分重要的（见第五章）。但是这类机构的形式和结构应当加以变革。如果我们自称知道应该怎样变革，以什么确切的方式变革，那我们就错了。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地考虑和讨论可能出现的政治组织的类型和形式，考虑它们与市场的关系，而市场是在一个具有广泛责任的框架内运行的。

合法性：民主自治会产生政治合法性吗？

像我们在第五章到第七章所论述的那样，当今的政治秩序，不是共同的价值观体系，或对国家权威的普遍尊敬，或合法性，或与之相反的简单暴力所造就的。毋宁说，它根源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和活动之间结成的互相依赖的复杂网络，这些制度和活动分割了权力中心，造成了多种应当依从的压力。国家权力是这些结构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但并不是唯一的关键变量。

在当代环境下，政府的“不稳固”（precariousness）与两个因素相关：其一，国家和国际条件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其二，人们对于现存的制度安排，包括自由的代议制民主的有效性的不关心、不信任和怀疑。对国家形式上的控制来讲，自由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形式上的控制机构和实际的控制机构的不相符合，声称人民拥有的权力和人民有限的实际权力的不相符合，议员们的允诺和他们的实际表现的不相符合，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对这种不相符合的认知促成了一些强大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包括女权运动、环境运动和反全球化或称社会正义运动，它们要求并将继续要求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更多的自治领域。这些运动又给其他具有相关目标的人们提供了动力，这些人包括从劳工运动和公民社会的某些成员到某些革新性政党的成员。但是，有许多因素分化着反对派力量，在这样的影响下，当然很难预言这些运动能否成功：因为政治生活的“平衡”总是依赖于辩论协商和冲突，所以，仅仅从目前情况看，是无法轻易看出其结果来的。

在第五章里我们引入了“理想的规范性同意”（ideal normative agreement）的观念；它是指同意遵守规则和法律，其前提在于，它们是我们在理想状态下所同意的规则；在理想状态中，我们拥有所缺乏的全部知识，并有机会来讨论别人的要求。这个观念是有用的，因为它提供了开展一项“思维试验”的基础，通过这个试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将如何解释自己的需求，在毫无拘束地认识和讨论的条件下，他们将考虑什么样的规则和法律是合理的。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在什么条件下，人们才会遵守他们认为正确的、合理的、值得遵循的规则和法律。它结合了某些协商民主理论家的争论，这些协商民主理论家试图找到一种可替代的原则以解决社会和政治秩序与公平要求之间的冲突。大致考察一下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问题和证据，我们可以认为，一个完全意味着生产和复制权力与机会的系统性不平等的政治体系，除了那些直接受惠的集团外，将很难获得其他集团的持久支持（战争情况可能是个例外）。或者，更加雄辩地说，只有一个把改变这些不平等置于核心地位的政治秩序，才能享有长期的合法性。通过双重民主化过程得以实现的自治原则，会成为这样一个政治秩序的基础。追求政治合法性，追求一个以尊重权威和法律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着追求民主自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如此看来，如果这种以解析方法提出的观点要成为民主对话的内容并涵盖它想要解释的所有问题，那么，批评性反思就必须与公共讨论和协商政治联系起来。只有这样，一个理论模式才能经过公民的理解和实践而变成现实。

第十一章　民主、民族国家与全球体系

如前章所述，现代民主理论存在这样一种核心假设，即，认为在政治决策者和政治决策的接受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均衡”和“对等”的关系。实际上，这一假设是根据以下两个关键的假设提出的：第一，在参加投票的公民和他们原则上所能使之承担责任的决策者之间存在着均衡和对等的关系；第二，在决策者的“输出”（种种决策和政策等）和他们的选民——从根本上说，即一定范围内的“人民”——之间存在着均衡和对等的关系。

在整个20世纪，民主理论集中关注的是，民主程序的组织和文化背景以及这种背景对于“多数统治”的运作所产生的影响。从竞争性精英主义理论的发展，到古典多元主义的论述，或者到激进的思想家对这些思想的批判，现代民主理论的焦点都集中在培育或阻碍一国民主生活的诸种条件方面。此外，现代民主理论家和批评家认为，“一个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的命运”主要掌握在它自己手中，一种完善的民主理论可以通过考察该民族国家各种“行动者”（actors）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得到发展。

在有关民主争论的中心，是以前被认为无需争论的“主权”概念。一般来说，民族国家的主权并不成为什么问题。人们认为，国家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它只服从自己必须作出的妥协和在其疆域之内活动的各种角色、机构和力量以及其他政府和国家的代理和代表所施加的种种限制。很显然，与其他许多社会和政治理论一样，19和20世纪的民主理论一般把民族国家之外的世界视为一种既定不变的世界。一些关于社会和政治变迁的重要看法认为，社会转型（societal transformation）主要根源于社会的内部过程。人们设想，变迁一如以往那样，是通过“内在于”某一特定社会结构并主导其发展的种种机制而发生的。民主的政治理论家们很少考察被认为“外在于”民族国家的世界——如世界经济的动力，跨国联系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法本质的变化，也根本没有透彻地考虑它对于民主的含义。直到现在，主张民主自治的理论也很少触及这些问题。

作为对第十章所提问题的补充，以下章节将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讨论的焦点将集中在民主的“另一面”：民主与世界体系的相互关系。本章从分析国家政治与区域〔16〕力量和全球力量交互作用的某些特殊方式开始。以此为背景，我将对民主正在变化的形式和范围作出评价。本章的主要目的，是阐述民主思想面临的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最后一节将对民主在世界体系中的含义的变化，以及民主自治理论如何必须加以重新改造以包容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全球网络作出评价。

民主的合法性与疆域

仅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参照系而推导出的政治理论的局限，如果考虑到多数原则的范围和效率，会变得愈益明显。这就是说，争取最大数量选票的决策原则应该是世界普遍通行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是当代民主概念的核心，也是主张民主政治决策所以有价值或所以合法的基础。然而，多方面的问题也会因此而生。首先，是因为“多数”的许多决定，或者更确切地说，“多数”的代表所作出的许多决定不仅影响（或潜在地影响）着其共同体，还影响着其他共同体的公民。

举例来说，在边境地区建立核工厂的决定，可能是一个不顾邻国公民风险和后果而又未征求他们意见的决定。为抑制通货膨胀或稳定汇率而提高利率的决定，总是被视为一项“国家”的决定，尽管它可能会引起国际经济的变化。允许砍伐雨林的决定，可能会造成远远超出政治决策者所能负责的疆域之外的生态破坏。这些决定，以及有关诸如安全、购买武器装备和艾滋病等问题的种种政策，一般被看成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威的合法范围内的事情。但是，在一个区域性和国际性紧密联系的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有关国家决策实体自身与他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互尽义务的问题。

诸如欧洲联盟（EU）、世界贸易组织（WTO）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准区域性或准超国家性组织的决策给民主的合法性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因为这些决策缩小了有关国家的“多数”决定的范围（对于这些决策稍后再作讨论）。由共同体恰当地实行自我统治并决定自己的未来的思想，也就是民主政体的核心思想，在今天看来就是有疑问的思想。民主理论中任何认为当今政治关系是或可能是一种“均衡”或“对等”关系的简单假设，都是可以质疑的。

上文所提供的有关政治决策和结果具有区域性和全球性相互联系的例子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各种古典民主思想和当代民主思想的核心。19世纪和20世纪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普遍认为，人民的同意使政府和国家体系合法化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民主主义者关注的是，作为个体公民表达其政治偏好和公民整体定期授予政府制定法律、规制经济和社会生活权威的机制的投票箱。但是，经由选举获取同意的思想，特别是自愿同意的和有争论的相关选区是一个地域限定的共同体或国家的概念，在考虑到国家、地区和全球性相互联系，考虑到所谓的“相关共同体”（relevant community）是有争议的之后，立即就成为可以质疑的了。

在诸如使用非再生资源、处理核废料、控制资金流动、贸易规则或艾滋病等问题的决策上，到底谁的同意是必需的？谁的参与是正当的？什么样的选区是恰当的：国家的？地区的？还是国际的？决策者必须向谁证明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他们应当向谁负责？此外，对于大多数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没有任何民主股本（stake）的广大民众可能产生的生死后果来说，政治生活中采用的合法决策规则的思想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地域构成了人们能否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决策之基础（尽管这种参与可能是有限的），但是，这些决策的后果以及其他政治共同体和机构的决策后果往往超出了一国的疆界。这一事实的含义不仅给同意和合法性的范畴带来了麻烦，而且为所有主要的民主思想，如选民的本质、代表的意义、政治参与的适当形式、协商的领域，以及作为保障服从者权利、责任和福利的民主国家的相关性，都带来了麻烦。实际的治理过程看来“正在避开”民族国家的范畴。区域性和世界性的相互联系对民主理论与实践种种核心问题的传统性国家解决方案提出了疑问。

区域性和世界性趋势：新旧比较

对于当今时代的看法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悖论：从非洲到东欧，从亚洲到拉丁美洲，越来越多的人拥护“人民统治”的思想。但是，只有在民主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形式其真正功效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才会这样。随着人类一些重要活动领域日益在区域或全球层面上被组织起来，民主的命运，特别是独立的民主民族国家的命运遇到了难题。

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反对意见，即，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相互联系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很长时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基本上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相互联系的政治意义。此种异议强调，各种形式的全球性的密切联系开始出现于16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初始发展和现代国家兴起之时（参阅第三章）。此外，可以认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在现代时期相互交织，国内政治通常必须在国际政治的背景之下得以理解，而前者通常又是后者的来源。然而，认为现代国家、现代经济以及社会结构中存在某些因素具有连续性是一回事，而认为这些因素的形式和动力诸方面并没有什么新变化则是另一回事。因为，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差别，一方面，军事行动会影响某些城镇、农村的中心地带和边区，或者会影响与许多地理分散的城市相联系的特定贸易路线的发展；另一方面，包括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在内的国际秩序超出了任何单一国家（甚至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控制。特定国家对于跨国联系和通讯网络的发展影响有限，而国际组织和国际体系的巨大发展限制了最强大的国家的活动范围。全球军事秩序的发展，全球安全挑战（当今时代的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增加，都可以改变各国政府及其公民可资利用的政策范围。尽管贸易路线和军事扩张可以在一个长长的因果环链中把遥远的居民联系到一起，可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发展在通过交互作用和协调的多重网络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距离观念。今天，在一个充满物资和资本运动、信息流动、文化交流和人口迁移的世界上，简言之，即在“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政治显示了它惯常具有的不确定性。

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是指人类组织和活动的空间形式在活动、相互作用以及权力运行方面转向跨洲或跨区域方式的变化。它包括各种社会关系和制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强化和深化，比方说，一方面，日常活动日益受到地球另一面所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地方集团或社区的实践和决策可能会引起全球的强烈反响。

全球化在今天至少包含着两种不同的现象：第一，它表明，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正在向世界范围转化；第二，它表明，在国家与社会内部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水平和层次已经大大提高。现代全球体系的新特点在于，各种社会关系在新的活动层面并通过这些新的活动层面——技术、组织、行政和法律层面——不断扩展，并且使以现代通讯网络和新的信息技术为介质的相互联系方式逐步加强。根据各种关系和联系网络的广泛性，各种流动的强度和涉入程度（the intensity of flows and levels of enmeshment），以及这些现象对特定共同体的影响，可以区分全球化的不同历史形式。

全球化既不是一个单一的条件，也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最好把它看成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涉及不同领域的行为和互动，包括经济、政治、技术、军事、法律、文化和环境等领域。每一领域都包括不同的关系和活动模式——对于其他领域来说，每一领域都有其完全不同的逻辑和含义。对全球化的一般解释并不能从一个领域简单地推测另一个领域将要发生的事情，另外，民族国家本身，不管它是否为民主国家，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纳入到地区性和全球性潮流当中。全球化对于个人、团体和国家的不同意义取决于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它在特定权力集团中的处境，它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与主要国际组织的关系等。例如，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同样地与世界经济实现一体化，所以，某些国家的政治结果可能受到国际进程的严重影响，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各种地方性或国家性力量可能仍然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导致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也就是说，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导致一种以同质或统一的社会和政治的不断发展为标志的世界秩序。因为，全球化既可以产生分化的力量，也可以产生统一的力量。产生分化或分裂趋势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不同模式的发展，可能会扩大影响特定地区人民的发展范围。全球化创造着新的变化和变迁形式，进而削弱旧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但不一定建立新的规则体系。为了进一步分析全球化对民主以及民主的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影响，我们有必要从对这一概念化问题的一般关心转向考察各种活动和相互作用的不同领域及过程。

主权、自治与分离

民族国家展现了持久的生命力，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单个的民主民族国家的主权结构依然不受诸如国家、国际和跨国力量及关系交互作用的影响，相反，它很可能表明各种力量和限制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民族国家在形式上所要求的政治权威的范围与国家和经济体系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现实实践及结构之间的一系列“分离”（disjuctures）现象，进而描述民主的民族国家主权权威的确定范围和性质。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认为民主国家原则上能够决定自己未来的思想，与认为世界经济、国际组织、地区性和全球性制度、国际法以及军事联盟将促成和限制单个民族国家之选择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分离现象。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外在的”分离现象上。但是，应当强调的是，所列举的现象只是一些简单的描述，因而既有不完整性，又缺乏系统性。它只是用来表明这样的问题，即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在许多关键领域对政治机构施加限制，民主政体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这些问题已经解决，就可以用来探讨国内和国际民主的本质和前景了。

在一国之内，主权只有在被“更高的”或＼和独立的而且会削弱决策之合法基础的权威形式所取代的时候才会受到损害。考虑到这一点对于评价各种分离现象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权界定了一个共同体内的政治权威，这种政治权威在一定的地域之内有权决定其统治的结构以及种种规则和政策，并据此实行统治（见第三章）。然而，在思考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时，需要区别主权（sovereignty）——在有限地域上实施统治的权力，和国家自治权（autonomy）——民族国家所拥有的独立表达和实现政策目标的实际权力。〔17〕实际上，国家自治指的是民族国家不受国际和跨国限制，并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由这种区别可见，种种外在的分离倾向反映了一系列的过程，这些过程改变了一定地域内民主决策者所作决策的范围和性质。在此要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在国家自治权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主权还依然保持其原有的完整性吗？或者，现代国家是否已经实际上面临着主权的丧失？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将列举那些直接涉及欧洲各国的各种过程和关系作为例证。〔18〕因为这些国家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我也将把讨论扩展到其他地区。

分离之一：世界经济

在国家形式上的权威与实际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分离倾向，这种分离倾向在很多方面限制着国家政治权威实施的能力（power）和范围（scope）。

1．在全球经济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核心要素：一定程度上由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而引发的生产的全球化和金融事务的全球化。跨国公司（MNCs）胸有成竹地制定和实施它们与世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市场和分配计划。即使跨国公司明确地以国家为根据地，它们的利益也首先体现在国际利益之中。诸如银行一类的金融组织在规模和发展方向上也日益走向了全球化；无论在伦敦、东京，抑或纽约，它们几乎能够对各种发展动向进行实时监测并作出回应。新信息技术在所有金融和商业组织中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各经济单位——货币、股票、“期货”等等——的多变性。

2．战后时期，贸易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世界贸易不仅在区域内有所增长，而且在区域间也保持着发展的势头。更多的国家，如印度和中国，被纳入到迅速扩展的贸易安排之中，更多的人和国家受到了这种安排的影响。如果世界各地关税障碍得到进一步克服，那么，这些趋势有可能会继续下去。此外，在过去的25年中，全球金融流量得到了惊人的增长。现在，对外交易额达到了每天超过万亿美元。〔19〕许多此类金融活动充满了投机性，并导致了（股票等）价值的变动，这种变动可以通过决定资产价值基础的基本原则的变化而得到说明。而且，跨国公司目前的产量超过世界产量的1/4，出口额占世界的80％，国际贸易额占世界的1/3。它们对于技术的传播是十分重要的，它们是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20〕另外，跨国公司也深刻地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它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最有利的资本市场上通过提高投资额来对利率的种种变化作出反应。它们可以把对雇佣劳动的需求转移到具有极低雇佣成本的国家。而且，在工业政策领域，特别是在技术政策领域，它们可以将其活动转移到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地方。

3．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通讯与交通方面的技术进步正侵蚀着目前相互孤立的市场的界限，这些市场界限曾经是独立国家经济政策的必要条件。市场和社会正变得彼此更加敏感，即使它们仍保持着各自不同的特性。20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单独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施其经济政策还是一个尚未有定论的问题。推行一种整体的经济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已经发生变化。例如，虽然有许多理由说明凯恩斯主义在今天可能不再灵验，但是，一个最为根本的理由在于，面对全球劳动分工和货币体系，单个的政府要干预和管理自己的经济，其难度要大得多。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制度背景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它曾经为整个西方世界国际经济和国家经济的安排提供了可以操作的框架。但是，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以及其他事件之后而出现的战后“自由主义共识”（liberal consensus）的解体，管理一国经济并“抵抗”国际经济潮流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假如以目前国际货币和债券流量来衡量，一国追求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汇率战略所付出的代价会急剧增加。

4．当然，国家经济计划失控在所有经济部门和社会领域中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一样的：某些市场和某些国家可以通过重建市场边界或恢复市场“分隔”，通过将国家法律的范围扩大到各种国际活跃要素之上，通过为协调政策而采取与他国合作的方针等手段，使自己孤立于跨国经济网络之外。此外，随着围绕若干经济中心（其中有欧洲市场、美国、太平洋沿岸和日本）的经济活动的展开，世界经济不同部分的区域化为对市场趋势实行某些管制提供了空间。政治与经济之间所存在的特别紧张性可能在不同的地域各不相同，而且在不同地域之间，如西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之间，也会各不相同。所以，还不能简单地说，国家经济的思想已被取代。然而，无论如何，生产、金融以及其他经济资源的全球化无疑正在向单个国家（不管它是不是民主国家）控制自己经济未来的能力提出挑战。至少，政府选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似乎出现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影响着它们的自治能力；认为主权国家决定自己未来的思想与以国家、地区和全球经济力量相互作用为标志的现代经济环境似乎也产生了一种分离的倾向。

分离之二：国际政治决策

主权国家理论与当代全球体系相分离的第二个明显的领域在于大量旨在处理跨国活动（贸易、交通、对海洋的利用等）和集体政策问题的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regime）和国际组织的交互作用，这些新型政治组织在数量上的增长反映出：跨国联系在迅速扩展，国内和国际政策的交互渗透日益加强；大多数国家对于采取某种国际治理和规治方式来处理集体政策问题具有相同的愿望。

1．国际组织和跨国组织的形成已经使世界政治决策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新型的多边和多国政治被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建立的是别具一格的集体决策方式，这些集体决策涉及政府、国际政府组织（IGOs）、形形色色的跨国利益集团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1909年，有37个国际政府组织，176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可是到了1996年，有4667个活跃的国际政府组织，25260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在19世纪中叶，国际政府组织每年召开两三次会议或大会，如今，是每年约4000次。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首脑会议或1995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的参加者的范围之广和种类之多，都是与此类会议初期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的。

2．在多种多样的国际机构和组织中，有一些主要关注技术性问题：万国邮政联盟、国际通讯联盟、世界气象联盟和许多其他组织就是这样的组织。这些机构追求高效和无可争议的工作——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提供的服务是个体民族国家所提供的服务的扩展。由于它们的任务已经明确界定，它们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新鲜创举。而处在相反的一端的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联合国（UN）这类组织。这些组织主要关心规则和资源的管理与分配这些更加核心的问题，它们具有高度的争议性和政治性。这些组织与那些小规模的、以技术为基础的机构不同，它们处于为争夺政策控制权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焦点上。尽管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并不相同，但是它们多年来却全部受益于某种“权威巩固”（entrenchment of authority），这赋予了它们某些进行干预的决定性权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就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例证。它遵循某种特定的经济政策路线，一直坚持以削减公共开支、使货币贬值、削减由政府资助的社会福利项目等作为其向某一国政府贷款的条件。应当记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通常是应一国之内的政府当局或特定政治派别的要求而实施的，并且常常首先承认独立国家的政策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范围（即，，在这个最低限度范围内，独立国家的主权是不可侵犯的——译者注），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不能被直接理解为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即便如此，主权国家的观念是国家政治和政治制度的核心，它与国际层次上的决策本质之间还是产生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紧张关系。国际层次上的决策的本质提出了一些严重问题：在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这些机构的运作规则的限制下，一个共同体（community）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决定自己的政策和方向？

3．关于国际组织所引发的问题，欧洲联盟提供了另一个重要例证。由于欧盟有权制定可以施加于其成员国的法律，所以，尽管它的组织结构中的一些因素存在着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它达到的影响和效率是，它比任何其他国际机构都适合于贴上“准超国家”（quasi-supranational）的标签。在欧盟的机构中，部长会议具有独特的地位，因为它可以调动强有力的法律工具（主要是“规定”、“指令”和“决定”），从而使部长会议可以制定并颁布政策。在这些法律工具中，“规定”（regulations）是最有名的，因为，无论成员国后来进行怎样的谈判或行动，“规定”都具有法律的地位。因此，欧盟的成员国不再是自己国土内唯一的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应当牢记的是，欧盟的权力来自于成员国“自愿转让”的某些主权内容，基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30年的统治地位和欧洲在亚太地区与许多国家的激烈的经济竞争，这种“转让”事实上有助于欧洲民族国家的生存。简言之，同许多国际组织一样，欧盟既提供了机会也提供了限制。在许多国内外事务领域，其成员国保留着最终的和最普遍的权力。而在这些领域的某些方面，欧盟本身似乎也加强了成员国的选择权。然而，在欧盟内部，主权也同时被严格划分了：任何认为主权是体现于一国之内的、不可分割的、无限制的、排他的、永恒的公共权力的观念都过时了。（为了使欧盟的决策制定变得顺畅，2005年欧盟决定引入新的宪法，但法国和荷兰投了反对票，虽然如此，但我们不要忘了，在此之后，欧盟的组织机构仍然是精巧的。）

4．所有这些发展的结果是，纯粹以国家为中心的“高层次政治”（high politics）的国际体系向新型的地缘统治（geo-governance）转变。也许，从主权国家观念的最核心部分——国家安全和防务政策中，我们可以获得有关这种转变的一个最有趣的例子。大多数国家越来越强调集体防务和合作性安全。防务所必需的巨额开支和技术要求，以及防务所造成的国内负担，都成为强化多边和集体防御的制度和国际军事合作与协调的促动因素。各国之间目前日益密切的技术联系对国家安全和国家武器采购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挑战。今天世界上一些最先进的武器系统，例如战斗机，依靠来自许多国家的零部件。〔21〕与防御武器生产的跨国化相联系，军事技术已经实现了全球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激增使所有国家都处于不安全的处境中，也使“盟友”与“敌国”的观念本身不易辨明。

当然，以上任何一点都不是要否定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国力的复苏，它试图建立一个“快速联盟”（在阿富汗比在伊拉克成功些），也不是要否定布什追求单边主义政策。美国（联合中国）能够对抗上述所有的集体安全问题，并且毫无疑问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停行动。如果必须单独行动，美国也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对战争。然而，它却很难赢得和平，单边主义政策已经被证明是一项不得人心的政策。没有其他国家广泛的合作，没有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合作，传统的军事力量是很脆弱并容易被击败的。今天，阿富汗的许多地区又一次落到了军阀和毒品大王的手里，伊拉克正陷入激烈的内部军事叛乱。在这些情形之下，用强大的武力来逼迫他们寻求合作和联合可能效果甚微。在一个民主和全球化的时代，当处理国际问题和不同民族间问题的时候，单独行动既不能获得合法性也不会成功。

分离之三：国际法

国际法的发展把个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置于新的法律管制体系之下。国际法承认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权力与限制、权利与责任，尽管这些权力与限制、权利与责任未必有强制性执行机构做后盾，但却具有深远的影响。

1．从国际社会的形成之初，就有两个法律规则被用来支持国家主权：“司法管辖豁免权”和“国家机构豁免权”。前者规定：“一国不得因在其主权范围内的行动，在另一国的法庭上受到起诉。”后者规定：“如果某个个人作为本国代理人行动时破坏了另一国的法律，并被送上那另一国的法庭，他不应当被认作‘有罪’，因为他不是作为个人在行动，而是代表一个国家在行动。”这些规则的基本目的是在所有对外政策事务中保护政府的自主性，防止国内法庭对其他国家的行为进行裁判（任何国内法庭都无权这样做）。其惯例性的结果是，各国除了只受“政治的艺术”制约外，可以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际承认的、对国家主权的法律支持越来越遭到西方法庭的质疑。尽管最通常的情况是，当受到考验时，“国家主权”是赢家，但是，国家主权和国际法之间的冲突已经很明显，而从长远看，这种冲突将如何得以解决仍毫无眉目。

2．在战后年代的所有国际性权利宣言中，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欧洲公约（1950）尤其值得注意。与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1948）和此后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明显不同的是，欧洲的动议（initiative）如其前言指出的，关心于“采取初步措施来集体地实施联合国宣言中的某些权利”。欧洲的动议致力于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大规模的法律革新：这个革新在原则上使公民个人可以起诉本国政府。欧洲国家现在已接受了这一公约的一项（选择性）条款，这一条款允许公民直接向欧洲人权委员会起诉，欧洲人权委员会把案件提交给欧洲部长会议委员会，然后，在部长会议委员会三分之二多数同意的情况下，提交给欧洲人权法院。尽管这个系统远非简洁明了，并在许多方面存在问题，但是据称，这个系统同欧盟引进的法律变革〔22〕一起，使国家不再“随意处分自己的公民”。

3．传统的民族共同体成员资格，即公民资格是赋予个人的权利和责任，这种公民资格的观念与国际法中产生的新型的自由和义务的观念之间存在着鸿沟，这种鸿沟可以由纽伦堡国际法庭的裁决得到进一步证明。纽伦堡国际法庭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规定：当保护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的国际规则与个别国家的法律相冲突时，每一个人必须违背国家的法律（除非没有“道德选择”的余地）。纽伦堡国际法庭的法律框架，标志着现代国家法律方向的一个极为显著的变化，因为这个法庭的新规则向军事纪律原则提出了挑战，从而在最敏感的部位即军队内部的等级关系上颠覆了民族国家的主权。

4．国际法是数量众多并不断变化的规则和准规则的体系，它是国际秩序中共存和合作的基础。国际法传统上承认并支持主权国家组成国际社会的观念，并把这一观念作为人类政治组合的“最高规范性原则”。〔23〕近几十年来，国际法的主体、范围和来源都受到了质疑，人们的观点已开始反对认为国际法是并且应当“只是国家间的法律”这一信条。〔24〕处于这个观念转换核心的是两种看法的冲突，一种代表着国家体系，另一种代表着不同于国家体系的另一个世界秩序的组织原则，即，一个跨国或全球（Cosmopolitan）共同体。然而，这两种看法之间的冲突远未解决，而且许多原教旨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冲突重新加剧，在布什执政下的美国重新追求地区性政治利益，欧盟的计划方案面临2005年宪法被否定而变得脆弱，这些都表明：代表一种世界秩序新原则的看法至少看起来是很仓促得出的。

分离之四：文化与环境

还有一个分离牵涉到，一方面是这样一种观念，它认为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文化中心，有能力培育并支持国家认同感，为人民提供安全的环境；另一方面是各国在媒体和环境力量领域所发生的相互联系的变化。

1．媒体和文化领域的全球化现象，其证据很复杂也不确定。大量的研究仍有待开展。但我们仍可指出近年来一些明显的发展。英语，作为精英文化的主导语言，已扩展到全世界，它现在已成为工商业、计算机、法律、科学和政治中的主导语言。电讯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十分迅速：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现在，国际电话业务增长了5倍；跨国电缆联结（cable links）大幅度增长；卫星联结（satellite links）数量激增；而国际互联网（Internet）大大促进了国内和跨国之间纵向和横向通讯能力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有实力的多国媒体集团开始发展起来，比如莫道克帝国（Murdoch empire）、Sony集团和贝塔斯曼集团（Bertelsmann）。此外，旅游业也得到巨大发展。例如，在1960年，有7000万国际游客，到90年代中期就超过了5亿。在电视和电影业也存在类似的趋势：欧洲票房收入的60％到90％来自外国电影（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大体上是美国统治的天下）。

2．上述例证或类似情况的累积影响，并不意味着会形成一个单一的由媒体引导的全球文化，事实远非如此。但是，综合起来看，这些发展现象确实意味着：在国内外存在着许多通讯和媒体的新形式，它们以新方式把各国和各民族联系起来。因此，各国政治领导人想要维系一个民族文化变得更加困难。例如，有国家曾试图限制进入和使用国际互联网（Internet），但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3．然而，环境问题以及这类问题提出的挑战，却是人类组织与活动中发生全球性转变的最明确、最鲜明的例证，它们对民族国家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民主政治的效率从最根本上造成了某些压力。有三类有待解决的问题：

（a）首先是有关全球公共财产——环境系统的基本元素——的一些共同问题。环境公共财产的最明确例子是大气、天气系统和海洋，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有全球变暖现象、臭氧层枯竭和对全球公共财产的普遍污染。

（b）第二类全球环境问题包括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挑战。这一类问题中极重要的例证包括生物多样性问题，以及对某些物种的生存本身的威胁。

（c）第三类问题是跨国界的污染，比如酸雨和河流污染物。更触目惊心的例子来自核能工厂的厂址和运作的问题，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污染。

4．环境问题的逐步升级和公众日益关注这一问题的结果是，一个文化和政治全球化的相互联系的过程已经形成。这一过程的标志有：新的文化、科学和知识网络的出现；牵涉到跨国组织和跨国问题的新环境保护运动的形成；像1992年巴西全球首脑会议上所达成的那种新机构和公约的形成。当然，并非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全球性的。这样的理解是很错误的。但是，环境在物理上和生态上的变化——环境问题在程度和范围上的变化——正普遍地影响着整个人类事务。

总结：民主和全球体系

全球秩序，以及民族国家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尽管一个全球相联的复杂格局已明显地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近来国内事务无疑已经进一步“国际化”，国际框架内的决策已进一步增强。国际关系和跨国关系已经改变了当代主权国家的权力，关于这一点，具有确凿无疑的证据。全球化进程已使政治远不再是从前那种首先单纯地围绕国家和国家间事务的活动。

上文所述的“分离”揭示了一系列力量，这些力量通过模糊国内政治的界限，改变政治决策的条件，改变国家政治的制度背景、组织背景和政府的法律框架及行政管理实践，混淆民族国家自身所负责任和义务的界限，而限制了政府和国家的行动自由。仅仅这些过程就可以使下列陈述显得合情合理：国家运作于一个空前复杂的全球体系中，这不仅改变了它们的自治性（其方式是改变政策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平衡），而且逐步侵犯了它们的主权。任何一种把国家视为无限制的、不可分割的公共权力形式的观念都站不住脚了。在今天，人们必须认识到，主权本身已经在国家、地区、国际等机构之间进行了分割，而且主权本身的这种多元性也限制了主权。

现代的主权民主国家理论，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激进主义的，其思想前提都在于认为存在着一个能正确地管理自己并决定自己的未来的共同体。而全球相连的格局的本质和当代国家所不得不处理的事务，从根本上对这个思想前提提出了挑战。民族共同体根本不能孤立地“设计”其政府的行动、决定和政策，而它们的政府自身也根本不能简单地决定对它们的公民来说，什么是对的或适宜的。民主的含义，尤其是民主自治模式的含义，必须联系着一系列互相交叉的地方性、地区性和全球性结构和过程来进行重新思考。尽管人们可以从当代互动网络的表面变迁中得出结论，认为今日的政治共同体没有明显的层次区别，在边界处也没有界限，这无疑是错误的，但多边的互动网络和权力体系一直在塑造着政治共同体。因此，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这一看法的命运将会如何？民主政治利益应在哪个合适的地点（locus）得以体现？如果处于当代政治讨论核心的因素（无论其为一个人、一个集团还是一个集体），被置于一系列相互交叉的力量、发展和共同体之中（国内的、国际的和跨国的），那么政治的确切“归宿”，尤其是民主自治模式的“归宿”，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更加全球化的时代重新考虑民主：世界主义模式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一方面，有一些明显的趋势，由于它们的共同作用，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外的民主和责任受到了削弱。现有情景表明，权力日益集中于多国资本（生产和金融资本）的手中，国家在全球市场过程和力量面前其作用不断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之下，民主政治面临的危险是，它将日益沦落成为一种为迎合市场趋势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工具。与此同时，联合国为超强国家所操纵，它的许多运转执行能力软弱无力（或者完全缺乏），它的组织资金缺乏，各项计划日益依赖于少数国家的财力支持，许多环境政策（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缺乏，所有这些都表明民主在全球层面上效力和成果有限。多边体制的形成受到少数强国的严重支配，这一趋势在未来的若干年中还将进一步强化。这种状况表明，全球政治格局将日益显著地在全球经济优先和“俱乐部驱动”（club-driven）或行政主导（executive-led，如G1，G7，G8集团）〔25〕的多边主义之下形成。

另一方面，不同于上述事态的另一种政治选择可能就是：在国家、地区和全球网络内深化和扩展民主。这一进程可以被称作在世界主义基础上对民主自治的巩固——或者简称为“世界主义民主”。这将包括，在地区和全球的层面发展行政管理能力和独立的政治资源，以作为地方和国家政治的必要补充。例如，可以强化像欧盟这样的地区性机构的行政管理能力和责任，同时，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内试图巩固和发展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民主系统本身的行政管理能力和责任。世界主义民主将不需要逐个削弱国家的能力，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试图巩固和发展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民主制度，以作为对民族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的必要补充。这种民主观念的基础是：一方面承认民族国家仍然有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主张以另一层面的管理作为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制约。

世界主义民主的要义在于创造新的政治机构，这个机构将与国家体系并存，但在一些明确界定、无疑具有跨国和国际影响的活动领域，将比国家具有优先地位。此外，有待解决的不光是在形式上创立新型民主制度的问题，还包括在原则上，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创建公民参与和协商制定决策的广泛途径的问题。这种民主观念应当如何理解？这要求我们重新提起前文中关于应当把民主看做一种双重过程的论述，同时要求我们重新估计这个过程适用的恰当范围。因为，如果本章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民主不仅在有限的地域而且在广大的国际社会都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民主就必须不仅是一个国家事务，而且是一个跨国事务。简言之，在今天，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必须与一个扩展了的民主制度和机构的框架联系起来。

（实现世界主义民主）有两个明显的必要条件：首先，应当重新建构责任制度的地区界限，以便使诸如货币管理的某些方面、全球贸易系统的规则问题、环境问题、安全问题的某些因素、通讯的新形式等超出民族国家控制的事务，能够被更好地置于民主控制之下；其次，应当重新考虑地区性和全球性管理职能机构的角色和地位，以便它们能提供公共事务中更连贯、更有效的焦点问题。集中讨论世界主义民主模式的制度成分，可以详细阐明满足以上两个必要条件的（制度）基础。

一个世界性的政体需要为民主公共论坛建立一个覆盖城市、民族国家、地区和更广阔的跨国秩序的网络空间。在全球和区域层面上，它需要创造有效且有责任的政治、行政与管理能力以弥补国家和地方层面上的能力不足。这就需要：

1．创建一个所有国家和机构参与的权威性会议（assembly）——一个改革了的联合国大会或者是它的一个补充机构。全球会议关注的是那些紧迫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与平均寿命和生活机会有关的核心问题，比如健康和疾病问题，食物供应和分配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和削减核武器问题，化学和生物武器问题。它的任务在于为法治、民主原则和人类机构繁荣的最低条件制定法律框架和必要的标准与制度。〔26〕

2．建立可行的区域性议会和政府框架（如在拉美和非洲）。提高已经存在的机构（如欧盟）的责任以使其决策能够被认可并被接受为合法且独立的区域和国际性规则的来源。

3．开放政府间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E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功能，由大众进行审查并向公众公布议程。这些机构的活动不仅应当透明化，而且应当接受公开审查（可能应当在选举监督委员会，或者运行中的协商论坛，或者来自选区的代表不同利益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而且它们应对区域和全球性的会议负责。

4．在目前政府间组织执行能力软弱或者缺乏执行能力的地区，比如在环境和社会事务突出的地方，建立新的机制和组织。新创建的全球政府机构负责处理如贫困、福利和与之相关的重大事务，以弥补以市场为导向的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权力和影响的不足。

5．提高国内和跨国公民社会组织的透明性和责任性。要避免两种潜在的破坏性因素，第一，某些团体能够过度地表达自己，第二，非国家行为体与政府间组织以及其他主要政治团体间的合约关系缺乏透明性。一方面，必须努力寻找方法以提高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内部的行为规范和运行方式的质量，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提高它们在与政府间组织和其他重要政治团体交往中表达自己的能力，同时也要提高它们影响全球政策过程的能力。在全球政治中，要避免发达国家的意见不公平地得到二次表达（一次通过他们的政府，一次通过非政府组织）。应当特别关注和支持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6．在优先处理全世界关注的核心问题出现争议的时候，应绕开民族和民族国家，在区域或全球层面上诉诸公民投票。这会涉及许多不同种类的公民投票，包括公众代表的投票，在特殊政策领域内利益相关且具有影响力的群体代表的投票，决策者和国民议会立法者代表的投票。

7．发展法律执行能力和强制能力，包括维持和平和实现和平的能力，帮助处理严重的区域和全球性安全威胁的能力。当人类基本权利和民主权利面临紧迫而粗暴的挑衅时，强力是必需的。正如霍布斯所说，“没有利剑作后盾的契约只是一纸空文”。

与上述变革相联系，世界主义民主模式要求巩固一系列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公民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权利和义务，其目的在于为民主决策提供形式和限制。这就要求：首先，这些权利和义务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议会和全体会议的选举中，得到庄严的确定。其次，应当扩大国际法院的影响力，以便团体和个人具有有效的途径就关键性权利的颁布和实施情况对政治权威提起起诉，不管这些关键性权利是否与政治有关。

如果说迄今为止民主的历史和实践都以与地点和处所相关的观点（城市共和国、社区、国家）为核心，那么，未来的民主将以国际或全球范围为核心吗？如果是，那这个中心到底会在哪里？我认为，关注这样的结论，就误解了当代全球化现象的本质，误解了我们此处所作的一论述。借用一个短语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同跨越时空的社会联系的横向扩展一样，地方的变革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27〕当地方集团发现自己受到国际势力或不适当、无效率的政治制度阻碍时，它们就会提出地区和地方自治的新要求。尽管这种情势显然充满了危险，也充满了派系政治加剧的风险，但它们也预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地方层次上强烈的参与性和协商性民主开始复苏，以作为我们所设想的维护全球秩序的大会的补充。这就是说，它们预示着一种城市、国家、地区和全球网络式的民主结合的政治秩序。在这样一种秩序中，自治原则将在多样的权力点上，在跨越多样的空间范围内得到巩固。

这种民主构想的主要特征列之于模式Ⅹ—b中。这一模式分别从短期和长期的政治应用角度展示了可能的变革设计。它并不提供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以明确的倾向性拟定了可能的变革方向。

小结：模式Ⅹ—b　世界主义民主

注：世界主义民主的制度要求，以及主要改革问题的复杂程度，在此只是初步列出。

一种乌托邦方案？

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政治权力已经被重新改造和装配。它已经扩散到民族国家之下、民族国家之上和与民族国家相平行的一些组织之中。政治权力是多面的和多层次的。全球化使世界上众多的人口生活在重叠的团体之中。人们生活的机会受国家、国际和跨国活动的影响。在国际法中，民主和人权作为价值已经被确立。新的区域和国际法庭已经建立，以审查一些对人权进行粗暴践踏的行为。跨国运动，跨国代理机构和跨国公司是全球性公民社会建立的第一步。这些和其他一些相关的发展为世界性民主发展奠定了基础。世界性民主并不一定要从头做起，它可以把20世纪已经确立的法律和制度作为台阶来寻求发展。

显然，有许多悲观的理由。全球化不只是把全球的人们和国家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而且还产生了一些新的对抗形式。沟通的全球化并不仅仅使人们之间相互理解变得容易，而且也强化了人们之间的不同和这些不同的形式和原因。在“跨国城镇”中，居于支配性地位的政治游戏仍然是地缘性的。种族优越论、原教旨主义、右翼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政治再一次在世界各地，而不是仅仅在西方抬头。然而，政治的范围和本质已经改变。像民族文化和传统一样，全球性民主也是一项文化和政治工程，只是有一点不同——我们最好调整自己以适应区域和全球政治时代。但是，在世界各地公共领域中，赞同这种观点的理由还没有阐发出来，我们也不想在此冒险讨论这个问题。

增加一些对于“9·11”事件的思考并指出它意味着什么是十分重要的。不同时在恰当的场合指出这一点，人们就不会接受将责任与正当权利放在生活的同一领域——犹如防御设施中既要考虑安全又要寻求政治合作。如果就像今天全球秩序的发展倾向一样，政治和安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责任与正义长期割裂，那么全球和平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将前景暗淡。与反对政治暴力和任何形式的强权政治一样，人们普遍赞同反对恐怖主义依赖于他们相信，有一种合法的、特定的方式来及时地为他们伸张正义。没有对公共制度的这种信心，要取得与恐怖主义和不宽容斗争的胜利是异常困难的。

在“9·11”事件、当前美国单边主义姿态以中东和其他地区不顾一切的暴力事件迭起的背景之下，赞同世界性民主可能出现的主张犹如藐视地球引力或认为可以水上行走一样荒谬。假如我们只能在必须立即采纳和根本不采纳全球政治原则和制度之间作出选择，那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是，目前已经远不是为追求现代国家而努力的霍布斯时代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多边主义和国际法的发展已经为世界秩序提供了支柱。这是进一步巩固全球政治原则和制度的基础。而且，政治团体的联合能够使取得的成绩进一步发展。保证遵守多边主义秩序和人权制度的欧洲各国的联合，美国一些自由主义团体在国际事务中对于多边主义和法治原则的支持，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为争取更加自由公平的贸易准则而展开的斗争，从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到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等非政府组织争取更加正义、民主和平等的世界秩序的斗争，跨国性社会运动对于当前全球化性质和形式所提出的抗议，所有这些经济力量都渴望有一个更加稳定和更加可控的全球经济秩序。

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这些团体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然而，它们共同关心的重要领域有利于强化多边主义，有利于建立新的制度，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有利于规制全球市场，有利于深化责任，有利于保护环境，有利于改善每天使成千上万的成年男人、妇女和儿童遭到屠杀的各种社会不公正现象。当然，这些力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团结在这些目标周围，克服由于地缘政治和地区经济利益而确立的强烈的敌对倾向，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赌注是较高的，但如果追求全球政府的愿望能够逐步实现，其对人类安全和发展的回报也是相当可观的。

近些年来对民主的关注大大增强，但这些关注几乎总是用“自由主义民主”来设想“民主”的，它们假定民主只适用于“政府事务”（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则没有一席之地），并假定民族国家是民主的最合适的载体。本书对这种说法提出了疑问，并试图为政治思考和协商确定一个新的议程。当然，确定一个新日程表并不能解决民主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全部历时久远而又深奥复杂的问题。但至少值得希望的是，在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如何深化和扩展民主的议题已经被提了出来。如果民主制度仍想在今后几个世纪里保持其实用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则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书目

Abercrombie, N., Hill, S. and Turner, B. 1980: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Ackerman, B. 1989: Why dialogu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6.

Ackerman, B. and Fishkin, I. 2003: Deliberation day. In I. Fishkin and P. Laslett (eds), Deba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xford: Blackwell.

Adonis, A. and Mulgan, G. 1994: Back to Greece: the scope for direct democracy. Demos, 3.

Albrow, M. 1970: Bureaucracy. London: Pall Mall.

Almond, A. and Verba, S.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mond, A. and Verba, S. (eds) 1980: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Anderson, P. 1974a: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Anderson, P. 1974b: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Andrewes, A. 1967: The Greeks. London: Hutchinson.

Annas, J. 1981: 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Republ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Anweiler, O. 1974: The Soviets. New York: Random House.

Aquinas, St Thomas: De regimine principum. In Aquinas: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A. P. D'Entrèves. Oxford: Blackwell, 1948.

Archibugi, D. and Held, D. 1995: Cosmopolitan Democracy: An Agenda for a New World Order. Cambridge: Polity.

Arendt, H. 1963: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Aristotle: The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1.

Astell, M.: Some Reflections upon Marriage. Dublin, 1730.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7 vols. London: Heinemann, 1957-72.

Avineri, S. 1972: 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chrach, P. and Baratz, M. S. 1962: The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4).

Baldwin, T. 1992: The territorial state. In H. Gross and T. R. Harrison (eds), Cambridge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all, T. 1988: Transforming Political Discourse: Political Theory and Critical Conceptual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Barber, B. 1984: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rnett, A., Ellis, C. and Hirst, P. 1993: Debating the Constitu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Constitutional Reform. Cambridge: Polity.

Barry, B. 1989: Theories of Justice.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Barry, B. 1995: Justice as Impar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ry, B. 1998a: International society from a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In D. Mapel and T. Nardin (eds), International Society: Diverse Ethical Perspectiv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rry, B. 1998b: Something in the disputation not unpleasant. In P. Kelly (ed.), Impartiality, Neutrality and Justi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Barry, B. 2001: Culture and Equality. Cambridge: Polity.

Bauman, Z. 1991: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 Polity.

Beer, S. 1969: Modern British Politics. London: Faber.

Beer, S. 1982: Britain against Itself. London: Faber.

Beetham, D. 1981: 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Socialist Register, 1981. London: Merlin Press.

Beetham, D. 1985: 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Beetham, D. 1991: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London: Macmillan.

Beetham, D. 1993: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tization. In D. Held (e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orth, South, East, West. Cambridge: Polity.

Beetham, D. 1994: Conditions for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60.

Beetham, D. 2005: Democracy. Oxford: Oneworld.

Beitz, C. 1979: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llamy, R. 1996: The political form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rights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44(3), special issue.

Benhabib, S. 1992: Situating the Self. Cambridge: Polity.

Berm, S. I. 1955: The uses of sovereignty. Political Studies, 3.

Bentham, J.: Constitutional Code, book Ⅰ. In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vol. Ⅸ, ed. Jeremy Bowring. Edinburgh: W. Tait, 1843.

Bentham, J.: Fragment on Government, ed. W. Harrison. Oxford: Blackwell, 1960.

Bentham, J.: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Code. In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vol. Ⅰ, ed. Jeremy Bowring. Edinburgh: W. Tait, 1838.

Bentham, J.: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11 vols, ed. Jeremy Bowring. Edinburgh: W. Tait, 1838—43.

Berelson, B. 1952: Democratic theory and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6(autumn).

Berelson, B., Lazarfeld, P. F. and McPhee, W. 1954: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rlin, I. 1969: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rnal, M. 1987: Black Athena, vol. 1.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Bessette, J. 1980: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majority principle in republican government. In R. A. Goldwin and W. A. Schambra (eds), How Democratic is the Constitution?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Bessette, J. 1994: The Mild Voice of Reas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American National Govern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bbin, N. 1987: Which Socialism? Cambridge: Polity.

Bobbin, N. 1989: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Cambridge: Polity.

Bohman, J. 1996: Public Deliberation: Pluralism, Complexity, and Democracy,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German Social Though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ohman, J. 1998: The coming of ag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6.

Bomstein, S., Held, D. and Krieger, I. (eds) 1984: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Europ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Bottomore, T. 1985: Theories of Modern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Bradley, H. 1995: Fractured Identities. Cambridge: Polity.

Brittan, S. 1975: The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of democra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

Brittan, S. 1977: Can democracy manage an economy? In R. Skidelsky (ed.), The End of the Keynesian Era.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Brock, G. and Brighouse, H. (eds) 2005: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osmopolit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R. and Scase, R. (eds) 1991: Poor Work.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dge, I. 1993: Direct democracy: setting appropriate terms of debate. In D. Held (e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orth, South, East, West. Cambridge: Polity.

Budge, I. 1996: The New Challenge of Direct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Bull, H.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Bumheim, I. 1985: Is Democracy Possible? Cambridge: Polity.

Bumheim, J. 1986: Democracy,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world system. In D. Held and C. Pollitt (eds), New Forms of Democracy. London: Sage.

Butler, D. and Ranney, A. 1994: Referendums around the World. Basingstoke: Macmillan.

Butler, D. and Stokes, D. 1974: Political Change in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Callinicos, A. 1991: The Revenge of History: Marxism and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s. Cambridge: Polity.

Callinicos, A. 1993: Liberalism, Marxism, and democracy: a response to David Held. Theory and Society, 22.

Campbell, A., Converse, P., Miller, W. and Stokes, D.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Caney, S. 2001: Cosmopolitan justice and equalizing opportunities. In T. Pogge (ed.), Global Justice. Oxford: Blackwell.

Canovan, M. 1987: Republicanism. In D. Miller, J. Coleman, W. Connolly and A. Ryan (eds), 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Caportorti, F. 1983: Human rights: the hard road towards universality. In R. St I. Macdonald and D. M. Johnson (eds), Th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Cassese, A. 1986: International Law in a Divided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assese, A. 1988: Violence and Law in th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Cassese, A. 1991: Violence, war and the rule of law. In D. Held (e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Chodorow, N. J. 1989: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tic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Cicero: De re publica, trans. G. H. Sabine and S. B. Smith as On the Commonwealth.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29.

Cliff, T. 1974: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London: Pluto.

Cohen, J. 1989: 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A. Hamlin and P. Pettit (eds), The Good Polity: Norm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 Oxford: Blackwell.

Cohen, J. and Rogers, I. 1983: On Democracy. New York: Penguin.

Cohen, J. and Rogers, J. 1992: Secondary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20(4).

Cohen, I. and Rogers, J. 1995: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London: Verso.

Cohen, J. L. 1982: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Cohen, J. L. and Arato, A. 1992: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oleman, J. 2000: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lletti, L. 1972: 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 New Left Books.

Connolly, W. 1981: Appearance and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oper, R. J. 1986: Economic Policy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orcoran, P. E. 1983: The limits of democratic theory. In G. Duncan (ed.), Democr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ward, R. 1983: Patriarchal Precedents: Sexuality and Soci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Cox, R. W. 1987: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ranston, M. 1968: Introduction. In J. -J.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Harmondsworth: Penguin.

Crompton, R. 1993: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Crozier, M. 1964: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London: Tavistock.

Dahl, R. A. 1956: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ahl, R. A. 1957: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ural Science, 2(3).

Dahl, R. A. 1961: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hi, R. A.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hl, R. A. 1978: Pluralism revisited. Comparative Politics, 10(2).

Dahl, R. A. 1979: Procedural democracy. In P. Laslett and J. Fishkin (eds),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Fifth se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hl, R. A. 1985: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Dahl, R. A.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 Tocqueville, A.: Democracy in America, 2 vols. London: Fontana, 1968.

Devine, F. 1993: Affluent Workers Revisite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Devine, P. 1988: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Cambridge: Polity.

Dickenson, D. 1997: Property, Women and Politics: Subjects or Objects? Cambridge: Polity.

Dominelli, L. 1991: Women across Continents.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Draper, H. 1977: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I.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Dryzek, J. 1990: Discursive Democracy: Politics, Policy, and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ryzek, J. 2000: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 Liberals, Critics, Contes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ncan, G. 1971: Marx and M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ncan, G. and Lukes, S. 1963: The new democracy. In S. Lukes (ed.), Essay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Dunn, J. 1969: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nn, J. 1979: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Face of the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nn, J. 1980: Political Obligation 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 Essays in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nn, J. 1990: Interpreting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Polity.

Dunn, J. (ed.) 1992: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 508 BC to AD 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verger, M. 1974: Modern Democracies: Economic Power versus Political Power. Hindsale, IL: Dryden Press.

Edwards, M. and Zadek, S. 2003: Governing the provision of global public goods: the role and legitimacy of nonstate actors. In 1. Kaul et al. (eds), 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isenstein, Z. R. 1980: The Radical Future of Liberal Feminism. New York: Longman.

Elster, J. 1976: Some conceptual problems in political theory. In B. Barry (ed.), Power and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John Wiley.

Elster, J. 1989: Deliberation and constitution making. In I. Elster (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ster, J. 1997: The market and the forum: three varieti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J. Bohman and W. Rehg (e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ngels, F.: Letter to A. Bebel, March 1875. In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Engels, F.: 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Falk, R. 1969: The interplay of Westphalian and Charter concep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In R. Falk and C. Black (eds),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vol. 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lk, R. 1975: A Study of Future Worlds. New York: Free Press.

Farrar, C. 1992: Ancient Greek political theory as a response to democracy. In J. Dunn (ed.),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 508 Bc to AD 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eatherstone, M. 1991: The Body, Social Processe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Figgis, J. N. 1913: Churches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Longman, Green.

Fine, B. and Harris, L. 1979: Rereading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

Finley, M. I. 1963: The Ancient Greeks.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nley, M. I. 1972: Introduction. In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nley, M. I. 1973a: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Finley, M. I. 1973b: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Finley, M. I. 1975: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Finley, M. I. 1983: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shkin, J. 1991: Democracy and Deliberation: New Directions for Democratic Refor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ucan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London: Allen Lane.

Frankel, B. 1979: On the state of the state: Marxist theories of the state after Leninism. Theory and Society, 7(1-2).

Franklin, J. H. 1978: John Locke and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aser, N. 1997: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Justice Interruptus. London: Routledge.

Frieden, J. 1991: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4).

Friedman, J. 1989: The new consensus. Part 1: The Fukuyama thesis. Critical Review (3-4).

Fukuyama, F.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16.

Fukuyama, F. 1989/90: A reply to my critics. National Interest, 18.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Fukuyama, F. 1995: Trust. London: Hamish Hamilton.

Gadamer, H.-G. 1975: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Sheed and Ward.

Galbralth, J. K. 1994: The good society. Guardian, 26 January.

Gamble, A. 1996: Hayek. Cambridge: Polity.

Gewirth, A. 1951: Marsilius of Padua and Medieval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ewirth, A. 1980: Introduction. In Marsilius of Padua, Defensor pacis.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 1972: Politics and Sociology in the Thought of Max Weber. London: Macmillan.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

Giddens, A.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I. London: Macmillan.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vol. II of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 1993: Modernity, history and democracy. Theory and Society, 22.

Giddens, A. 1994: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 1998: The Third Way. Cambridge: Polity.

Giddens, A. and Held, D. (eds) 1982: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London: Macmillan.

Gilbert, F. 1965: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Women's Conceptions of the Self and Mora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lpin, R.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urevitch, P. 1978: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4).

Gray, J. 1993: Beyond the New Right. London: Routledge.

Green, P. 1981: The Pursuit of Inequali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Gutmann, A. 1987: Democratic Educ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utmann, A. 1999: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majority rule: reply to Waldron. In H. H. Koh and R. C. Slye (e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utmann, A. and Thompson, D. 1996: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Habermas, I. 1962: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Neuwied: Luchterhand.

Habermas, J. 1971: 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 London: Heinemann.

Habermas, J. 1973: Wahrheitstheorien. In H. Fahrenbach (ed.), Wirklichkeit und Reflexion. Pfüllingen: Neske.

Habermas, J. 1976: Legitimation Crisis. London: Heinemann.

Habermas, J.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Cambridge, MA: Polity.

Habermas, J. 1988: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Habermas, J. 1990: Discourse ethics: notes on a program of philosophical justification. In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Habermas, J. 1993: 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 In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bermas, J. 1996: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Hacker, A. 1967: Power to do what? In W. Connolly (ed.), The Bias of Pluralism. Chicago: Atherton.

Hacker, K. and Dijk, J. 2001: Digital Democracy. London: Sage.

Hall, P. 1986: Governing the Economy. Cambridge: Polity.

Hall, S. 1983: Themes and questions. In The State and Society, 3(7).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Hall, S. 1992: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 Hall, D. Held and A. McGrew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Cambridge: Polity.

Hall, S. and Gieben, B. (eds) 1992: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I. and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London: Macmillan.

Hall, S., Held, D. and McGrew, A. (eds) 1992: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Cambridge: Polity.

Halsey, A. H. 1981: Change in British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nsen, M. H. 1991: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Oxford: Blackwell.

Hardt, M. and Negri, A. 2000: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rison, R. 1993: Democracy. London: Boutledge.

Hartmann, H. 1976: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Signs, 1(3). Also in A. Giddens and D. Held (eds),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London: Macmillan, 1982.

Hayek, F. 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ayek, F. A. 1976: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ayek, F. A. 1978: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ayek, F. A. 1982: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3.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egel, G. W. F.: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Hegel, G. W. F.: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 M. Kno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Held, D. 1980: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to Habermas.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1983: Central perspectives on the modern state. In D. Held et al. (eds), States and Societies.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Revised and reprinted in D.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89.

Held, D. 1984: Power and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In G. McLennan, D. Held and S. Hall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Cambridge: Polity. Revised and reprinted in D.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89.

Held, D. 1986: Liberalism, Marxism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public policy. In P. Nolan and S. Paine (eds), Re-thinking Socialist Economics. Cambridge: Polity. Revised and reprinted in D.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89.

Held, D. 1989: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1991a: Democracy,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global system. In D. Held (e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1991b: Introduction. In D. Held (e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1991c: The possibilities of democracy: a discussion of Robert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Theory and Society, 20.

Held, D.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 Hall and B. Gie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1993a: Democracy: from city-states to a cosmopolitan order? In D. Held (e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orth, South, East, West.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1993b: Liberalism, Marxism and democracy. Theory and Society, 22.

Held, D. 1993c: Anything but a dog's life? Further comments on Fukuyama, Callinicos and Giddens. Theory and Society, 22.

Held, D. (ed.) 1993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orth, South, East, West.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1995: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2002: Law of states, law of peoples. Legal Theory, 8(1), pp. 1-44.

Held, D. 2004: Global Covenant: The Social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and Keane, I. 1984: Socialism and the limits of state action. In J. Curran (ed.), The Future of the Left.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and Koenig-Archibugi, M. (eds) 2004: American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and Krieger, J. 1983: Accumulation, legitimation and the state. In D. Held et al. (eds), States and Societies.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Held, D. and Krieger, I. 1984: Theories of the state: some competing claims. In S. Bornstein, D. Held and J. Krieger (eds),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Europ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Revised and reprinted in D.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89.

Held, D. and Leftwich, A. 1984: A discipline of politics? In A. Leftwich (ed.), What is Politics? Oxford: Blackwell. Revised and reprinted in D.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89.

Held, D. and McGrew, A. 2002: 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and Pollitt, C. (eds) 1986: New Forms of Democracy. London: Sage.

Held, D. and Thompson, 1. B. 1989: Social Theory of Modern Societies: Anthony Giddens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ld, D., McGrew, A., Goidblatt, D. and Perraton, J.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Hill, T. 1987: The importance of autonomy. In E. Kittay and D. Meyers (eds) Women and Moral Theory. Towata: Roman and Allanheld.

Himmelfarb, G. 1989: Response to Fukuyama. National Interest, 16.

Hinsley, F. H. 1986: Sovereignty,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rst, P. Q. 1989a: Endism.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3 November.

Hirst, P. Q. 1989b: The Pluralist Theory of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Hirst, P. Q. 1990: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its Limits. Cambridge: Polity.

Hirst, P. Q. 1994: Associ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Hobbes, T.: Leviathan, ed. C. B. Macpher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Hoffman, S. 1982: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state in Western Europe toda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1(1, 2).

Hont, I. 1994: The permanent crisis of a divided mankind. Political Studies, 42, special issue.

Hornblower, S. 1992: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ancient Greece. In 1. Dunn (ed.),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 508 BC to AD 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 1975: Post-industrial politics: how benign will it be? Comparative Politics, 6.

Hutton, W. 1995: The State We're In. London: Jonathan Cape.

Hyde, M. 1985: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legitimation crisis and future directions. Research paper.

Ignatieff, M. 1978: A Just Measure of Pain. London: Macmillan.

Jessop, B. 1977: Recent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4).

Jessop, B. 1990: State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Jones, A. H. M. 1957: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Blackwell.

Jordan, B. 1985: The State: Authority and Autonomy. Oxford: Blackwell.

Jowell, R. and Airey, C. (eds) 1984: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London: Gower.

Kaiser, K. 1972: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s a threat to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R. O. Keohane and I. S. Nye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m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avanagh, D. 1980: Political culture in Great Britain. In A. Almond and S. Verba (eds),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Keane, J. 1984a: Public Life and Late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ane, J. 1984b: Introduction. In C. Off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Keane, J. (ed.) 1988a: Re-discovering Civil Society. London: Verso.

Keane, J. 1988b: Socialism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Verso.

Kegley, C. W. and Wittkopf, E. R. 1989: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Kelly, P. (ed.) 1998: Impartiality, Neutrality and Iusti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Kelly, P. (ed.) 2002: Multiculturalism Reconsidered. Cambridge: Polity.

Kennedy, P.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Unwin.

Keohane, N. O. 1972: Virtuous republics and glorious monarchies: two models in Montesquieu's political thought. Political Studies, 20(4).

Keohane, R. O. 1984a: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m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 O. 1984b: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risis of embedded liberalism. In J. H. Goldthorpe (ed.),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 O. and Nye, J. S. (eds) 1972: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 O. and Nye, J. S. 1989: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nd edn. Boston: Little, Brown.

King, A. 1976: Why Is Britain Becoming Harder to Govern? London: BBC Publications.

Kolko, J. 1988: Restructuring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Pantheon.

Korpi, W. 1978: 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Kramnick, M. 1982: Introduction. In M. Wollstonecraft,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Krasner, S.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rieger, J. 1983: Undermining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rieger, I. 1986: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 Decline. Cambridge: Polity.

Krouse, R. W. 1983: Classical images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Madison and Tocqueville. In G. Duncan (ed.), Democr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font, C. 2006: Is the ideal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oherent? In S. Besson and J. L. Marti (e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Aldershot: Ashgate.

Larsen, I. A. O. 1948: Cleisthen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t Athens. In M. R. Konvitz and A. E. Murphy (eds), Essays in Political Theory Presented to George Sabine.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Laski, H. 1932: Studies in Law and Polit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Laslett, P. 1963: Introduction. I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 D. 1974: Introduction. In Plato, The Republic. Harmondsworth: Penguin.

Lehmbruch, G. 1979: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class conflict, and the new corporatism. In P. C. Schmitter and G. Lehmbruch (eds), Trend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New York: Sage.

Lenin, V. I.,1971: Stat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ewin, M. 1988: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London: Verso.

Lewis, P. 1990a: The long goodbye: party rul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land since martial law.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6(1).

Lewis, P. 1990b: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Coexistence, 27.

Lijphart, A. 1984: Democrac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indblom, C. E.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Lipset, S. M. 1963: Political Man. New York: Doubleday.

Lively, J. 1975: Democracy. Oxford: Blackwell.

Livy: History of Rome, vol. XIII, bks XLIII-XLV, trans. A. F. Schlesing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Locke, J.: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Luard, E. 1977: International Agencies: The Framework of Interdependence. London: Macmillan.

Lukes, S. 1973: Individuali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Lukes, S.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Lukes, S. 1985: Marxism and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Bride, C. 2003: Self-transparenc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8.

McBride, C. 2004: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 review. Paper.

McDonald, F. 1986: Novus Ordo Seclorum: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McGrew, A. G. 1992: Conceptualizing global politics. In A. G. McGrew, P. G. Lewis et al., Glob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McGrew, A. 2005: The logics of globalization. In J. Ravenhill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hiavelli, N.: The Discours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3.

Machiavelli, N.: The Princ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

Malntyre, A. 1966: 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 New York: Macmillan.

McLean, I. 1986: Mechanisms of democracy. In D. Held and C. Pollitt (eds), New Forms of Democracy. London: Sage.

McLean, I. 1991: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and systems of voting. In D. Held (e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McLennan, G. 1984: Capitalist state or democratic polit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Marxist and pluralist theory. In G. McLennan, D. Held and S. Hall (eds), The Idea of the Modern Stat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McLennan, G. 1995: Plura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Macpherson, C. B. 1962: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cpherson, C. B. 1966: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pherson, C. B. 1968: Introduction. In Hobbes, Leviath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Macpherson, C. B. 1973: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cpherson, C. B. 1977: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dison, J.: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Madison, J.: Reflecting on representation. In Marvin Meyers (ed.), The Mind of the Founder: Sources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ames Madis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3.

Maguire, J. M. 1978: Marx's Theory of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in, J. T. 1973: The Sovereign States: 1775 - 1783.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Mandel, E. 1972: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2 vol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anin, B. 1987: On legitimacy and deliberation. Political Theory, 15(3).

Marnin, B. 1994: Checks, balances and boundaries: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the constitutional debate of 1787. In B. Fontana (ed.),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n, M. 1970: The social cohe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 Also in A. Giddens and D. Held (eds),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London: Macmillan, 1982.

Mann, M. 1973: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 London: Macmillan.

Mann, M.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sbridge, J. J. 1983: 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Mansfield, S. 1980: Introduction. In J. S. Mill,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Arlington Heights, IL: AHM Publishing.

Marcuse, H.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Margolis, M. 1983: Democracy: American style. In G. Duncan (ed.), Democr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shall, T. H. 1973: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Marsilius of Padua: Defensor pacis (The Defender of Peace), trans, and ed. A. Gewirth.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edition consulted,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rwick, A. 1982: British Society since 1945. Harmondsworth: Penguin.

Marx, K.: Capital, 3 vol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0.

Marx, K.: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0.

Marx, K.: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New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Marx, K.: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Marx, K.: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T. B. Bottomore (ed.), Early Writings. London: C. A. Watts, 1963.

Marx, K.: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Marx, K.: Letter two from the 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ücher, 1843. In Collected Works, vol. 3.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5.

Marx, K.: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Marx, K.: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Marx, K.: Value, price and profit. In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Marx, K. and Engels, 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Selected Works, vol. 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Marx, K. and Engels, F.: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0.

Masters, R. D. 1968: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Rousseau.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ttick, P. 1969: Marx and Keynes. Boston: Porter Sargent. Meyers, M. (ed.) 1973: The Mind of the Founder: Sources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ames Madis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Michels, R.: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Middlemas, K. 1979: Politics in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xperience of the British System since 1911. London: André Deutsch.

Miliband, R. 1965: Marx and the state.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London: Merlin Press.

Miliband, R. 1969: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Mill, J.: An Essay on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Mill, J.: Prisons and prison discipline. In Essays on Government. London: J. Innis, 1828.

Mill, J. S.: Autobiography, ed. John Jacob Co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873.

Mill, J. S.: Centralisation. Edinburgh Review, CXV, 1862.

Mill, J. S.: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H. B. Acton (ed.), Utilitarianism,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London: Dent, 1951.

Mill, J. S.: Essays on socialism. In Geraint L. Williams (ed.), John Stuart Mill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1976.

Mill, J. S.: M. de Tocqueville on democracy in America. In Geraint L. Williams (ed.), John Stuart Mill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1976.

Mill, J. S.: On Liber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2.

Mill, J. 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ollected Works of J. S. Mill, vols II and III.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Mill, J. S.: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ed. S. Mansfield. Arlington Heights, IL: AHM Publishing, 1980.

Mill, J. S.: Thoughts on parliamentary reform. In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Reprinted Chiefly from the Edinburgh and Westminster Reviews.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yer, 1868, vol. 3.

Miller, D. 1983: The competitive model of democracy. In G. Duncan (ed.), Democr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D. 1989: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iller, D. 2000: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Miller, J. 1984: Rousseau: Dreamer of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odelski, G. 1972: Principl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Mommsen, W. J. 1974: The Age of Bureaucracy. Oxford: Blackwell.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Chicago: William Benton, 1952.

Moore, H. 1987: 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 Cambridge: Polity.

Moore, S. 1980: Marx on the Choice between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rgenthau, H. 194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Morse, E. 1976: Moder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Mortimer, E.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Marxism Today, November.

Moss, L. 1982: People and government in 1978. Prepared for a Joint Meeting of Applied Statistics and Social Statistics Committees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April).

Mouffe, C. 1992: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London: Verso.

Mouffe, C. 2000: The Democratic Paradox. New York: Verso.

Nagel, J. H. 1975: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ordhaus, W. D. 1975: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2.

Nordlinger, E. A. 1981: 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ove, A.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Macmillan.

Nozick, R.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Oxford: Blackwell.

O' Connor, 1. 1973: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Offe, C. 1975: The theory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and the problem of policy formation. In L. Lindberg, R. Alford, C. Crouch and C. Offe (eds), Stress and Contradiction in Modem Capitalism.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Offe, C. 1979: The state, ungovernability and the search for the 'non-political'.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tat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February). Reprinted in C. Off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1984.

Offe, C. 1980: The separation of form and content in liberal democratic politics.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3. Reprinted in C. Off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1984.

Offe, C.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Offe, C. 1985: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Offe, C. 1996a: Modernity and the State: East, West. Cambridge: Polity.

Offe, C. 1996b: Varieties of Transition: The East European and East Ger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Polity.

Offe, C. and Preuss, U. 1991: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moral resources. In D. Held (e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Offe, C. and Ronge, V. 1975: Theses on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New German Critique, 6. Reprinted in C. Off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1984.

Okin, S. M. 1979: 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kin, S. M. 1991: Philosopher queens and private wives: Plato on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M. L. Shanley and C. Pateman (eds),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Oilman, B. 1971: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ilman, B. 1977: Marx's vision of communism: a reconstruction. Critique, 8 (summer).

O'Neill, O. 1991: Transnational justice. In D. Held (e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O' Neill, O. 1996: Towards Juastice and Virt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ppenheim, L. 1905: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London: Longman.

Paine, T.: The Rights of 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

Paine, T. 1987: The Thomas Paine Read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Pangle, T. L. 1973: Montesquieu's Philosophy of Liberalism: A Commentary on 'The Spirit of the Law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anitch, L. 1976: Social Democracy and Industrial Militan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nitch, L. 1980: Recent theorizations of corporat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1

(2).

Parker, N. 1983: Democracy and revolution. In The State and Society, 2(3).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arry, G. 1969: Political Elit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Parsons T. 1960: Voting and the equilibrium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In E. Burdick and A. J. Brodbeck (eds), American Voting Behaviour. Glencoe: Free Press.

Pateman C. 1970: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teman C. 1971: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Pateman C. 1980: The civic culture: a philosophic critique. In G. Almond and S. Verba (eds), The Civic, 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Pateman C. 1983: Feminism and democracy. In G. Duncan (ed.), Democr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teman C. 1985: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A Critique of Liber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ateman C. 1988: The Sexual Contract. Cambridge: Polity.

Pelczynski, Z. A. (ed,) 1985: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rez-Diaz, M. 1978: State, Bureaucracy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Peters, R. S. 1956: Hobb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Pettit, P. 1999: Republican liberty, contestatory democracy. In I. Shapiro and C. Hacker-Cordon (eds), Democracy's Val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ttit, P. 2003: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discursive dilemma, and republican theory. In J. Fishkin and P. Laslett (eds), Deba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xford: Blackwell.

Phillips, A. 1991: Engendering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hillips, A. 1993: Must feminists give up on liberal democracy? In D. Held (e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orth, South, East, West. Cambridge: Polity.

Phillips, A. 1995: The Politics of Pres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hillips, A. 1999: Which Equalities Matter? Cambridge: Polity.

Pierson, C. 1986: Marxist Theor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ierson, C. 1991: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ierson, C. 1995: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The New Market Socialism. Cambridge: Polity.

Pitkin, H. F. 1967: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itkin, H. F. 1984: Fortune is a Woman: Gender and Politics in the Thought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lamenatz, J. 1963: Man and Society, vol. 1. London: Longman.

Plant, R. 1985: Welfare and the value of libert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3).

Plant, R. 1992: Citizenship, rights and welfare. In A. Coote (ed.), The Welfare of Citizens. London: IPPR/Rivers Oram Press.

Plato: The Law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

Plato: The Republic.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Plato: The Statesma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2.

Pocock, J. G. A. 1975: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ggi, G. 1978: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Poggi, G. 1990: The Stat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Cambridge: Polity.

Polan, A. J. 1984: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Pollitt, C. 1984: The state and health care. In G. McLennan, D. Held and S. Hall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Cambridge: Polity.

Potter, D., Goldblatt, D., Kiloh, M. and Lewis, P. (eds) 1997: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oulantzas, N. 1972: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R. M. Blackburn (ed.),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Readings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Fontana.

Poulantzas, N.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Poulantzas, N. 1975: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Poulantzas, N. 1980: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Verso/New Left Books.

Rahe, P. A. 1994: Republics Ancient and Modern, vol. 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a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wls, J. 1985: Justice as fa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4(3).

Rawls, I. 1993a: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awls, J. 1993b: Reply to Habermas. In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awls, J. 1999: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In S. Freeman (ed.),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dewald, C. (ed.) 1974: Democracy: Ideas and Realities. London: Dent.

Rose, R. and Peters, G. 1977: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overload. Glasgow: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Roth, G. 1978: Introduction. In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2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th, G. and Schluchter, W. 1979: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usseau, J. -J.: Émile. London: Dent, 1974.

Rousseau, J. -J.: The Social Contrac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Rubinstein, N. 1982: Political theories in the Renaissance. In The Renaissance: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London: Methuen.

Ruggie, L G. 2003: Taking embedded liberalism global: the corporate connection. In D. Held and M. Koenig-Archibugi (eds), Taming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Rutland, P. 1985: The Myth of the Plan. London: Hutchinson.

Ryan, A. 1974: J. S. Mil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Ryan, A. 1983: Mill and Rousseau: utility and rights. In G. Duncan (ed.), Democr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yle, G. 1967: Plato.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 6. New York: Macmillan.

Sabine, G. H. 1963: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Harrap.

Sallust: The Jugurthine War/The Conspiracy of Catilin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3.

Sandel, M. (ed.) 1984: Liberalism and its Critics. Oxford: Blackwell.

Sartori, G.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Saward, M. 2003: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Saxonhouse, A. 1991: Aristotle: defective males, hierarchy, and the limits of politics. In M. L. Shanley and C. Pateman (eds),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Scanlon, T. 1982: Contractualism and utilitarianism. In A. Sen, T. Scanlon, and B. Williams (eds),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anlon, T. 1998: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Schama, S. 1989: Citize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Schattschneider, E. F. 1960: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Rinehart and Winston.

Schmitter, P. C. 1974: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Review of Political Studies, 36 (1).

Schmitter, P. C. 1979: Modes of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and models of societal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0(1).

Schumpeter, 1.: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6.

Sen, A. 1981: Poverty and lami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piro, J. 1999: Enough of deliberation: politics is about interests and power. In S. Macedo (ed.), Deliberative Politics: Essays on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klar, J. 1969: Men and Citizens: A Study of Rousseau's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gler, J. 1983: Minority Right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Siltanen, J. and Stanworth, M. (eds) 1984: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Hutchinson.

Skinner, Q. 1978: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inner, Q. 1981: Machiavell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kinner, Q. 1986: The paradoxes of liberty. In S. McMurrin (ed.),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inner, Q. 1989: The state. In T. Ball, I. Farr and R. L. Hanson (eds),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inner, Q. 1992: The Italian city-republics. In J. Dunn (ed.),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 508 BC to AD 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oboul, A. 1962: 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 2 vols.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Spencer, M. E. 1979: Marx on the state. Theory and Society, 7(1-2).

Springborg, P. 1992: Western Republicanism and the Oriental Prince. Cambridge: Polity.

Sweezy, P. 1942: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Taylor, B. 1983: Eve and the New Jerusalem. London: Virago.

Taylor-Gooby, P. 1983: Legitimation deficit,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Sociology, 17(2).

Taylor-Gooby, P. 1985: Attitudes to welfar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0(4).

Taylor-Gooby, P. 1988: The future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public attitude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policy under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4 (1).

Thompson, D. and Gutmann, A. 2003: Deliberative democracy beyond process. In I. Fishkin and P. Laslett (eds), Deba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xford: Blackwell.

Thompson, J. B. 1984: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Cambridge: Polity.

Thompson, J.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Thompson, J.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Thompson, W. 1970: Appeal of One Half of the Human Race, Women, against the Pretensions of the Other Half, Men, to Retain them in Political, and Hence in Civil and Domestic Slavery. New York: Source Book Press.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Tilly, C. (ed.) 1975: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omalin, C. 1985: Mary Wollstonecraft. Harmondsworth: Penguin.

Truman, D. B. 1951: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Tully, J. 2002: The unfreedom of the modems in comparison to their ideal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Modern Law Review, 65(2).

UIA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2002: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01/2002: Vol. lB (lnt-Z). Munich: K. G. Saur.

Vajda, M. 1978: The state and socialism. Social Research, 4 (November).

Waldron, J. 1999a: Legislation, authority, and voting. In Law and Disagre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dron, J. 1999b: Rawls's Political Liberalism. In Law and Disagre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lace, W. 1994: Rescue or retreat? The nation state in Western Europe. Political Studies, 42, special issue.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2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Weber, M.: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3.

Weber, M.: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Weber, M.: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1.

Weber, M.: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West, P., Illsey, R. and Kelman, H. 1984: Public preferences for the care of dependency group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8 (4).

Whiteley, P. 1981: Public opinion and the demand for social welfare in Britai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0(4).

Williams, G. L. (ed.) 1976: John Stuart Mill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Williams, R. 1976: Keywords. London: Fontana/Croom Helm.

Williamson, P. J. 1989: Corporatism in Perspective. London: Sage.

Winkler, I. T. 1976: Corporatism.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17(1).

Wollstonecraft, M.: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2.

Wood, G. S. 1969: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Wootton, D. 1992: The Levellers. In J. Dunn (ed.),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nrney, 508BC to AD 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E. O. 1978: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Young, I. 1990: Justice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Young, I. 2000: Inclusion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oung, I. 2001: Activist challenges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Theory, 29.

哲学与社科类图书书目

尼采文集

后经典文丛

全球化系列

社科类

注释

〔1〕　赫尔德《民主和全球秩序：从近代国家到世界统治》（Held, 1995）一书，特别是其中第三和第四部分，对这个问题有更详尽的论述。

〔2〕　除非指出相反的意思，否则“自由主义”在这里是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意味着自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

〔3〕　见比瑟姆《超越自由主义民主》（Beetham, D., 1981），科恩和罗根斯《论民主》（Cohen, J. and Rogers, J., 1983），他们的著作有助于促进下面提出的观点。

〔4〕　我已经提出了对这一原则的看法，见《民主的模式》第一版（1987）和赫尔德的《民主、民族国家和全球制度》（Held, 1991）。

〔5〕　见Held, 1995，第七章，此书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述和发展。

〔6〕　因此，有必要重申，对本书所提出的每个民主模式的阐述，都是与它的一般的、有时明确的、但通常是包含的条件相联系的。

〔7〕　达尔（Dahl）：《经济民主的前言》，剑桥政体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民主及其批评者》，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参阅赫尔德的《民主和全球秩序：从近代国家到世界统治》（Held, 1991c）中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

〔8〕　公共和私人概念通常直接与国家／公民社会的区别相联系。尽管意义相近，但两对概念的指向性不一致。下面我还要论及“公共”和“私人”问题。

〔9〕　在形成这个论点时，我要向约翰·基恩（Keane）致以谢意。本章这一部分的某些观点在我与他合写的论文《社会主义和国家行为的限制》（1984）中已经讨论过，尽管他也许并不同意我在这里所做的某些方面的详尽阐述。而且，应当注意到，重新确定“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努力，不仅受到许多东西方思想家的著作的影响，而且受到东西方社会运动的影响，这些社会运动使这一努力成了它们日程的核心因素。

〔10〕　或者，如加尔布雷斯（Galbraith）所大胆指出的那样，“首先有一个绝对的、不可逃避的要求，那就是，良好……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收入来源。如果这不能产生于市场体系中……它就必须来自于国家。我们不要忘记，没有比身无分文更强烈地限制公民自由的了”。见Galbraith, 1994，第2页。

〔11〕　大多数国家的现存司法体系不可能为监督这样一个司法过程提供有充分代表性的人员安排。我们将不得不寻找另外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可能会使司法团体由选自全体人口的一个“统计学意义上有代表性”的样本构成，即，它将在统计学意义上代表关键性的社会范畴（性别、种族、年龄）。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司法团体不如现存的司法机构更有能力做出独立判断；却有许多理由让我们相信，这样的司法团体对于如何理解人权这一特定问题的判断将更能代表大众的意见。

〔12〕　I. 巴奇（I. Budge）：《直接民主：确定争论的合适条件》，载D. 赫尔德编：《民主的前景：北方、南方、东方、西方》，剑桥政体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149页。

〔13〕　Dahl, 1985，第74—75页。

〔14〕　可能会有人反驳说：上面的论述没有考察下面这一问题，即：私有财产和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对于实现一系列重要目标——例如效率和创新——是否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我们没有篇幅来研究这一反驳所涉及的问题，但达尔考察了这些问题并对许多问题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

〔15〕　Dunn, 1979，第19页。

〔16〕　我所谓的区域是指这样一组民族国家，它们处于同一地域，共同关心某些问题，这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可能使它们通过成员资格具有特别限定的组织（如欧洲联盟）实现彼此合作。

〔17〕　“国家自主”的概念不应当与前面所定义的自治原则相混淆。广义言之，前者是指国家实现政策目标的能力，而后者主要指在形成这些政策的适当方式和方向的过程中公民讨论或参与的范围，它是政治合法性的一条原则。主权是连接这两种观念的中介，因为主权为代表政治共同体而行动并在一定意义上尊重该共同体提供了富有权威和合理合法的基础。

〔18〕　有关对影响这些国家的地区性和全球性趋势的详细而缜密的解释请阅戈德布拉特（Goldblatt）等人的《全球流动与全球转化》。我在后面对许多例证，特别是有关贸易、财政和多国合作，以及文化发展和环境问题的说明得益于这部著作以及戈德布拉特、麦克格鲁（McGrew）和佩莱顿（Perraton）的引导。

〔19〕　外汇流通量对贸易额的比例急剧增加，在过去的13—14年中，从11∶1（美元）急增至近60∶1（美元）。这也就是说，外汇市场每60美元的流通量，只有1美元的实际贸易额。

〔20〕　尽管有证据表明，许多最大的跨国公司的销售和利润仍然在国内，但是，这主要应归因于拥有巨大国内市场的美国公司的影响。国内销售和利润的比例对于非美国公司，特别是对于那些高技术公司来说，要低得多。

〔21〕　关于这一点，我感谢安东尼·麦克格鲁（McGrew）的许多有趣的讨论。

〔22〕　Caportorti, 1983，第977页。

〔23〕　Bull, 1977，第140页。

〔24〕　见Oppenheim, 1905，第一章。

〔25〕　G7即七国集团，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成。G1是以驾驶为主题的，全新模式的高级私人俱乐部。G7全称是主要工业民主国家集团，1997年俄罗斯加入G7，G7变为G8。

〔26〕　对全球会议的授权范围达成一致意见是很困难的，尽管并不缺少合理的框架和模式。当然，授权的范围和运行的规则至少在将来需要得到广泛认同，而且应在由各种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全球宪法会议上产生，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国家、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公民团体和社会运动。由不同层次的团体所组成的全球协商的进展，表达了一个最美好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创建一个合法的有责任且经得起考验的全球政府。这里有三个核心问题需要提出：第一，全球政府代表的是国家还是公民？第二，代表的原则是什么？一国一票，还是比例代表制？或者是把两者混合起来？第三，全球会议行为的适当范围和界限是什么？这些问题容许有不同的合理答案，但每一种情况都必须考虑和衡量全球宪法会议所提出的不同利益要求，例如，关于代表的产生，是根据人口还是根据经济力量来决定？或者是由两者共同决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争议。新的全球会议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将依赖于它是否牢固地建立在同意的原则上并包含广泛的选举。将来，全球会议的构成，很可能在理论观念和现实制约两者相互妥协中产生。因此，与其构想全球会议本质和形式的蓝图，不如强调全球宪法会议的合理过程，通过它，很多问题能够得到讨论和解决。

〔27〕　Giddens, 1990，第64页。

后现代主义书系

后现代主义辞典　王治河　主编

后现代主义文化　［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著

后现代主义理论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　著

后现代主义精神　［美］大卫·雷·格里芬　著

后现代主义科学　［美］大卫·雷·格里芬　著

民主的模式　［英］戴维·赫尔德　著

合法性与政治　［法］让-马克·夸克　著

艺术的法则　［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

实践与反思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

地方性知识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　著

历史的真相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　著

理解大众文化　［美］约翰·费斯克　著

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英］安吉拉·默克罗比　著

白银资本　［德］贡德·弗兰克　著

驯服偶然　［加］伊恩·哈金　著

现代性之隐忧　［加］查尔斯·泰勒　著

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　［法］阿芒·马特拉　著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美］雷迅马　著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　著

实在界的面庞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　著

从结构到解构　［法］弗朗索瓦·多斯　著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　［法］德里达、［中国］张宁　著

出 版 人：和　龑

丛书策划：高立志

封面设计：奇文雲海视觉传达

www.qwyh.com

作为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纲领性总结，《民主的模式》自1987年初版后在政治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被誉为“民主理论的必读之书”，于1996年和2006年经过两次修订再版。呈现读者面前的这个中文本是根据2006年英文最新修订版本再次翻译出版的。

最新修订版根据近十年来全球政治的重大变化作了广泛而重大的修订和更新。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者增加了“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章，对有关民主问题的最新学术成果作了系统阐述和评论，从而将民主讨论从仅仅关注怎样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引向如何改善公民参与质量的问题上来。毫无疑问，探讨民主问题的这种新视角和新观念，对于中国知识界深刻领会民主的含义以及中国探索民主化的新路径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书将有关民主理论发展线索的清晰勾勒与原创性的深入的学术阐释相结合，相信将使关心政治、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读者大受裨益。

Models of Democracy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作者简介

扉页

版权页

译者前言

中文版序言

英文第三版序言

导论

第一部分　古典模式

第一章　古典民主：雅典

政治理想和目标

制度特征

古代民主的排他性

对古代民主的诘难

第二章　共和主义：自由、自治和积极公民

同质政治的衰落和重新崛起

共和主义的再造

共和主义、选举政府和人民主权

从公民生活到公民荣誉

共和国和公意

公共的和私人的

第三章　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发展：赞同和反对国家

权力和主权

公民身份与宪政国家

分权

派系问题

负责性与市场

自由和民主的发展

专制权力和畸形发展的国家的危险

代议制政府

妇女的屈从地位

关于“政府目的”的相互竞争的观点

第四章　直接民主和政治的终结

阶级和阶级冲突

进化的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两种国家理论

政治的终结

各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

第二部分　20世纪的理论变异

第五章　竞争性精英主义和技术专家政治观

阶级、权力和冲突

官僚制、议会和民族国家

竞争性精英民主

处于十字路口的自由主义民主

民主的最后踪迹？

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古典的”民主对现代的民主

一种技术专家政治观

第六章　多元主义、合作资本主义和国家

团体政治、政府和权力

政治、共识和权力的分配

民主、合作资本主义和国家

积累、合法化和政治的限定领域

正在变化的代议制形式

第七章　从战后稳定到政治危机：政治思想的两极分化

合法的民主秩序还是压迫性政权？

超载国家或合法性危机

对危机理论的评价

法律、自由和民主

参与、自由和民主

第八章　苏联解体以后的民主

历史背景

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更新的必要性和“自下而上”的民主？

第九章　协商民主

理性与参与

民主理论的局限

协商民主的目标

什么是健康的公共理性？价值中立及其批评

协商民主的制度

价值多元主义和民主

第三部分　今天民主的含义应该是什么？

第十章　民主自治

民主的诉求

自治原则

制定原则

古典民主理论的遗产和20世纪的民主理论

民主：一个双重的过程

民主自治：相容与相悖

第十一章　民主、民族国家与全球体系

民主的合法性与疆域

区域性和世界性趋势：新旧比较

主权、自治与分离

在更加全球化的时代重新考虑民主：世界主义模式

一种乌托邦方案？

参考书目

后现代主义书系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