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第一卷　古典主义时期

第一章　希腊文化

1．希腊文化的历史发展

2．人文主义的内容和特征

3．理性主义的兴衰史

4．唯美主义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5．城邦主义的没落

第二章　罗马文化

1．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渊源

2．希腊文化对于罗马文化的后期影响

3．理性主义的传承和发展

4．人文主义的重要性

5．民主法治思想的传播

6．古典文化的基石作用

第三章　凯尔特人

1．凯尔特人的发展历程

2．凯尔特人的宗教信仰

3．凯尔特人在欧洲的文化残留

4．凯尔特人的经济成就

第四章　日耳曼人

1．日耳曼人的历史进程

2．日耳曼人和基督教

3．日耳曼人的文化遗产

4．日耳曼人的社会建设

第五章　斯拉夫人

1．斯拉夫人的历史发展

2．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化

3．基督教文明对斯拉夫人的深远影响

4．斯拉夫人的文化贡献

第二卷　中世纪时期

第一章　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

1．罗马人的贡献

2．日耳曼人的贡献

3．基督教文明的贡献

第二章　西欧封建制度的特点

1．封建王权的普遍特征

2．封建王权的法制思想

3．封建王权的深刻含义

4．封建制度的基本特点

第三章　封建制和代议制的产生

1．《大宪章》制度的产生

2．《大宪章》的深远意义

3．议会制度的形成和特征

第四章　基督教与中世纪欧洲

1．基督教与欧洲文学

2．基督教与欧洲教育

3．基督教与欧洲科学

4．基督教与欧洲艺术

5．基督教与欧洲社会伦理

第五章　罗马帝国的绝响

1．罗马帝国和世界

2．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接触

3．基督教的产生历程

4．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融合

5．罗马帝国的悲惨末路

第三卷　文艺复兴时期

第一章　基督教会的大发展

1．古典文化的社会遗留

2．基督教在欧洲的大举传播

3．法兰克王国和基督教的融合

4．加洛林王国和文艺复兴前兆

5．基督学校的建立——修道院

第二章　环绕地中海的三大世界

1．上帝国度——东正派基督教的兴衰

2．盘踞西欧——公教派基督教的生存压力

3．十字军东征：东西方文化的大交融

第三章　欧洲社会的各类传统

1．欧洲封建政体的形成

2．国家形成前夕的欧洲社会

3．城镇文明对于国家形成的巨大作用

4．促成国家形式的最后元素——中央集权

第四章　欧洲人的自我意识

1．农村世界和城镇世界

2．欧洲社会的文化脉络传承与发展

3．现代化进程为何发源于西欧

4．希腊和罗马对欧洲文化的重要贡献

第五章　文艺复兴与欧洲文化发展

1．中世纪末的欧洲社会概况

2．西欧社会的文艺复兴史

3．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原因

4．文艺复兴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第四卷　新古典主义时期

第一章　新文化的出现

1．古典文化复兴和理性主义回归

2．东罗马帝国的沦亡和欧洲社会的统一

3．后文艺复兴时代的理性主义

4．意大利和整个欧洲

第二章　欧洲版图的扩张

1．现代化国家的初次成型

2．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3．大基督教时代的结束

4．印刷术带来的教育文化改革

5．欧洲人的文化意识

第三章　欧洲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1．朝圣和逃亡带来的文化融合

2．文化交融的常见形式

3．旅行者面临的艰难处境

4．旅行对世界观念和文化融合的作用

第四章　欧洲与文学

1．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产物

2．文化和政治的融合

3．文化界的“潜规则”

4．文化交流的几个知名群体

第五章　欧洲开始进入启蒙运动时期

1．理性主义的新发展

2．从经验主义到科技文明

3．漫长的等待

4．对立形态下的欧洲文化发展

第五卷　浪漫主义时期

第一章　自由与消费的普及

1．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

2．18世纪欧洲的人口状况

3．欧洲社会的精英阶层

4．文化对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作用

第二章　社会进步阶段的艰难

1．出现在欧洲大陆的革命浪潮

2．19世纪的欧洲政局

3．欧洲社会的集中换血

4．消费文化的飞速进步

第三章　欧洲势力向全世界的蔓延

1．欧洲和美洲的历史渊源

2．北美社会的自由主义理想

3．美国社会的发展和发展背后

4．欧洲势力在亚洲的延伸

第四章　欧洲社会的下坡路

1．科技文明和基督文明的更迭

2．基督教的末路和残留

3．“世纪末”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4．战火纷飞的年代

第五章　面向一个全新的未来

1．科学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2．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3．欧洲文化的时代变迁

4．欧洲步入新个性维度时代

欧洲文化简史

CONCISE HISTORY OF EUROPEAN CULTURE

邵嘉骥◎著

一部全球史视角下的西方文明发展史

一场西方社会形成与演变的文化盛宴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文化简史／邵嘉骥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113-4312-3

Ⅰ．①欧…　Ⅱ．①邵…　Ⅲ．①文化史—欧洲　Ⅳ．①K5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3942号

●欧洲文化简史

著　　者／邵嘉骥

责任编辑／毕　诚

责任校对／孙　丽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5.5　　字数／320千

印　　刷／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4312-3

定　　价／35.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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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和我们的始祖一样，欧洲人最早的文化也发源于部落时期，并且经过了漫长的时间衍变。在这一历史阶段，会出现少数智力或者体力占有明显优势（或二者兼具）的原始人，关于这类人的记载，主要出现于欧洲各国的传说和神话中，通常被称为“神明”。“神明”建立起基本固定的生活组织，即原始家庭，再随着原始家庭的不断生息繁衍和领土扩张，其势力也越来越大，这就逐渐形成了原始部落的规模。这些部落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渐形成独特的自身文化，比如最基本的语言和信仰等，这就是民族的产生渊源和基本释义。

至于部落或者说民族的壮大，实质上就是人口的增多。而人口增多除了能够带来强大的劳动力和战斗力以外，还会消耗大量的资源，比如最基本的食物，或者说食物的必须生产资料——土地。可想而知，土地的产出能力是有限的，比如一片森林能够产出100个人生存所需的食物（包括植物和动物），那么当这个部落超过100人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源抢夺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部落首领为了更好地维系内部和谐，同时也是为了加强自身统治地位，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向外扩张，也就是侵占其他部落的领地，这也是很多国家和民族对他国和其他民族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如此一来，资源的抢夺就从人与人之间，上升到了部落与部落之间。至于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资源抢夺，自然会变得越发激烈和血腥，而战胜方能够支配的资源，当然也会随之水涨船高。这样在经过了足够漫长的时间之后，就会形成一些异常强大的部落，并且会有很多被击败或者本身就很弱小的民族依附于它，这种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强大集团，就被称之为帝国。

与此同时，这种人类的进步模式还孕育了强大的游牧文明，这与我国的农耕文明完全不同，并且有别于蒙古帝国的陆地游牧文明，属于海洋游牧文明。一个最简单和最明显的历史证明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些大帝国，曾经对整个世界进行大肆掠夺。比如被残迫的美洲印第安民族和太平洋诸岛上已大量消失的原住民族等，都是拜西方的对外扩张和殖民政策所赐。在此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并且巩固自身获取既得利益的权力，欧洲帝国在对反抗者的武装力量进行残暴剿灭同时，还使用了文化武器对其臣民进行思想控制，这便使欧洲文化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当然，这只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大体发展脉络。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部落和部落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帝国和帝国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内部势力之间，都曾发生过各种各样的冲突、欺诈、奴役、屠戮、联合、分裂等等。然而，由于欧洲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化，以及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强大到足以主导整个欧洲秩序，欧洲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很多盛极一时的大帝国，但是随着这些帝国的灭亡，其孕育的欧洲文化也很快被历史尘封。所以，整个欧洲文化实际上时断时续，我们在进行探寻的时候，也无法以单纯的文化发展为线索，而需要更多地依循时间顺序来提纲挈领。

总而言之，跨越3000余年的欧洲文化史，总离不开对民族和帝国概念的解读，因为所谓的欧洲文化，实际上就是这两条主线文化交织相生的文化。如果非要把欧洲历史比作一部斗争史，那么在参与斗争的各个角色背后，除了民族色彩，也就只剩下了帝国光环。下面，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发展，来了解一下欧洲各大民族和帝国的兴衰罔替，并且从中解读欧洲文化在荒蛮时期的残暴，成长时期的艰险，辉煌时期的豪迈，以及衰落时期的无奈。

第一卷　古典主义时期

时间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476年，主体文化包括古希腊[1]文化和古罗马文化，其余还有凯尔特、日耳曼和斯拉夫三大民族的文化。所奉行的社会文化包括追求充足的物质条件和享受欢愉的精神生活等，强调个性解放和人性自由，后世学者将其统称为享乐主义。

代表人物有：苏格拉底、荷马、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

第一章　希腊文化

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之源，虽然孕育这一文化的希腊民族并没有崛起成为帝国，但是征服他们的罗马帝国却受益无穷。依靠希腊文化，罗马帝国在进行版图扩张的同时，得以对殖民地的人民进行思想控制，从而形成了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帝国，即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衰亡后，作为其延续政权的拜占庭帝国（亦称东罗马帝国），仍然对希腊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1．希腊文化的历史发展

希腊文化作为整个欧洲社会的文化奠基，虽然没有促成强大的帝国出现，但是也孕育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希腊民族。综合来看，希腊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荷马时代、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其中，荷马时代是希腊文化的萌芽阶段，大概只是出现了一些独具智慧的人群；古风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希腊文，希腊人的思维也开始归于理性；古典时代因为有文字作为承载，希腊文化取得长足进步；希腊化时代起源于亚历山大[2]对希腊民族文化的汲取，这再一次促成了希腊文化的新生。

下面，我们就来分别了解一下各个历史时期的希腊文化：

荷马　约公元前873年生

（1）荷马时代（公元前12～前9世纪）。顾名思义，这个时代以古希腊著名诗人荷马的名字命名，因为其作品《荷马史诗》对于希腊文化的影响实在太大。作品内容为神话故事，主人公都是神，或者半人半神，以及人世间受神宠爱的大英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希腊人已经开始思考终极问题，如人类的起源并且最终将这些问题归结为神的存在和作用。体现荷马思想理性的一面是，其笔下诸神并非万能，而是被赋予了丰富的人类特性。应该说，荷马笔下的神只是人类形象的拔高和放大，是对人们的精神指引，其中还难能可贵地关注到了人类自身力量建设，是希腊文化的一次重大进步。

（2）古风时代（公元前8～前6世纪）。这一时期的希腊文化开始茁壮成长，希腊人在继承了荷马的传统文化遗风的同时，还建立了共同的信仰、语言和诸多生活习惯，希腊文化开始以民族形式进行传承。很快，希腊文化孕育出了统一的文字，这让一直处于口头流传的《荷马史诗》落实到了文字上。由于文字的巨大推动作用，希腊文化开始出现早期的哲学思想，并且很快发展成为哲学流派，如欧洲最早的米利都学派。

（3）古典时代（公元前5～前4世纪）。这一时期希腊文化的发展进入繁荣期，一度出现了大批划时代的文化先哲。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他们又纷纷著书立说，从而将希腊文化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比如为后世所熟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这一文化大潮中的耀眼明星，他们为希腊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由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希腊的史学著作和戏剧作品也开始问世，并且立即受到希腊和全世界人民的热捧。

（4）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前1世纪）。随着马其顿王国的崛起，希腊文化传播的地域越来越广阔，尤其是在亚历山大灭亡了波斯帝国[3]之后，传统的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开始融合发酵，很快孕育出了更具生命力的新文化。这种文化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自然学科的进步，包括天文、地理、物理、数学和医学等，为现代自然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是希腊文化的系统整理，这一进步不仅表现在自然学科方面，而且表现在了社会学科，比如卡里马库斯（Callimachus）[4]著的《希腊图书总目》，是希腊最早的图书目录。

2．人文主义的内容和特征

虽然希腊文化经过罗马人的改造，但是其核心思想和文化精髓并没有改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人文主义的传承。所谓人文主义，就是对人性的开发和培养，并且强调以人为本的重要性，主张一切事物的建设都不能脱离人的需求，追求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并且提倡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人生价值。

人文主义的内容首先是“神人同形同性”。即人类的外形和性格是与神灵一致的，神灵也有七情六欲和尔虞我诈，现实主义诗人赫西俄德所著的《神谱》一书中，还完整叙述了神灵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并且阐明了每一位神灵的来历。在他的另外一部著作《工作与时日》中，还著明了人类和神灵具有共同的祖先，让他们成为了几乎和人类相同的族群。

其次，人文主义还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智者运动领袖普罗泰戈拉的名言）。即一切社会建设都必须以人的意志为中心，而非不可预知和不可触摸的神灵意志，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回归到了现实当中。与此同时，人文主义还强调了后天培养对美德建设的重要性，以此来鼓励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行使自己作为城邦国家公民的权利，以及履行自己作为城邦国家公民的义务。

接下来，人文主义认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即人类生下来就不可能与政治活动脱离干系，因为城邦作为一个政治产物，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而城邦是由村镇组成的，村镇是由家庭组成的，家庭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人自然具有政治属性。人文主义因此认为，城邦建设的最终和最高宗旨必须遵循人性需求，否则终将在人性的敲打下走向灭亡。

最后，人文主义还强调了“世界公民”的重要意识。由于城邦文明的没落，古希腊的先哲们不可不重新思考人类的未来，并且很快将目光拓展到了世界范围。如此一来，希腊文化便打破了自身和其他民族的界定，从而为希腊文化的兼容并蓄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随着欧洲社会的发展，以及各大帝国的轮番建立，注定了政治集团会以多民族的形式存在，因而契合了人文主义的这一特点。

除此之外，人文主义还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关注道德修养，二是主张智善合一。其中，道德修养包括心灵美和形体美，但是这种主张最初只适用于贵族阶层，奴隶阶层则注定与之无缘。赫西俄德对此进行了否定，并提出了适用于每个人的公共道德（正义）和个人道德（勤勉），并且强调只有正义勤勉的人才可以得到神灵庇佑；智善合一是指智慧和善良的结合，在苏格拉底看来，每个人的灵魂都有善恶之分，人类只有拥有了对善的识别能力，即拥有了善的智慧，才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是为智善合一。

总而言之，因为有人文主义的存在，希腊文化并没有将人和神进行明显的等级划分，最大的区别不过是神永生，而人会死亡。这样一来，不仅发挥了神灵的正面引导作用，同时也避免了人类对于神灵的盲目崇拜，从而有效规避了统治者利用神权来欺诈甚至残害人民。众所周知，欧洲社会的帝国政权自古就有“政教合一”的传统，当权者正是依靠神权对民众进行精神统治。而人文主义显然是与之背道而驰的，所以它能够存在并且得到长足发展，实属难能可贵。

3．理性主义的兴衰史

理性主义是指抛开感性认知，通过对已知事物的分析研究，去除事物的表象，从而得出正确和事实结果的主张。众所周知，人类从起源之初就开始了对自身和世界的思考，但是由于缺乏客观认知能力，很多一时无法解释的现象，都会被视为超自然现象，比如《荷马史诗》和《神谱》对于世界的解读都建立在神话基础上。随着对客观世界的认知逐渐提升，古希腊人很快开始了对世界的进一步研究，这便出现了后来居上的理性主义。

当然，感性认知到理性认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渡。因此，早期的理性主义学说中，会不时出现一些神明的影子，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逻辑思维能力。第一位对理性主义提出系统建设的人是巴门尼德[5]，他的学说主要包括两点，分别为意见和真理。巴门尼德认为，意见是建立在感知基础上的，因而不可靠[6]；而真理则是建立在理智思考的基础上，因而比较可靠。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开始把研究对象从自然领域转移到社会领域，主张人类必须通过认识自己来认识世界，如此才能最终得出真理。而完成这一重大学说转变的人，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提出的著名口号“认识你自己”，也成为理性主义的重要精神引领。在苏格拉底看来，对于国家和政府的研究非常重要，而对于自然和宇宙的研究则相对无用，并不值得投入过多精力。

从核心思想来讲，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因为只有具备了足够的智慧，才能认清世间万物的本性，从而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以及该怎样去做。而这个做的过程，就是美德的体现和获得过程，因而说美德和知识是无法分开的。对于通过感觉和经验认知事物，苏格拉底则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觉得此二者建立在非事实和非理性基础上，而只有对事实进行理性的分析研究，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智慧，并最终做出独具智慧的行为，从而让美德和智慧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继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对于理性主义的建设，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人的理性绝不能引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能引用理念，以及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最终归结到理念”。[7]从此之后，古希腊人对事物的认识开始去繁就简，力求透析事物本质，并且最终得出了科学系统的辩证法。之后随着理性主义的不断发展，古希腊人又开始对社会制度进行思考，并很快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

在这一时期，古希腊还出现了哲学研究的一代大师，他就是对希腊文化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亚里士多德，并且由他完成了古希腊哲学体系的完备建设，从而使理性主义的发展达到巅峰时刻。亚里士多德也因此被称为“最博学的人”，其学说也被称为“本体论”，即事物研究过程中，首先要确定一个本体，然后以这个本体为依据，去认知其他各种事物的差别，并且最终找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整个过程可谓充满逻辑性。从此，这种通过局部已确认信息推敲出整体理性轮廓的方法，也成为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而且其本身就是理性主义的产物。

亚里士多德死后，理性主义研究逐渐式微，古希腊文化的理性成分也逐渐褪去，直到中世纪以后被黑暗完全吞噬。

4．唯美主义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唯美主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对美的无限追求，至于可以无限到什么程度，在古希腊人看来，它的地位甚至可以超过智慧。放眼古希腊的戏剧、建筑和雕塑艺术等，美的体现几乎无处不在，对美的无限追求也成为古希腊民族的显著特征。

对于美的内涵解读，古希腊人认为和谐是其核心所在，而所谓和谐，就是处于对立面的事物能够协调存在。[8]比如一座大山以高峻为美，但是，如果没有低洼处的水流环绕，它的美就会逊色很多。很显然，这种观念对于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建设都存在巨大积极作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社会制度建设，即在西方社会，无论多么崇高的权力，都会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而在自然科学家眼中，大自然才是最和谐的，当然也是最美丽的。人类所谓的唯美主义，只能依循大自然的和谐，进行力所能及的升华和完善，如果破坏了大自然的和谐，不仅无法得到美，还可能会被自然规律所摧毁。

古希腊文化中，雕塑作品对美的解读尤其淋漓尽致，其中又以对人体的塑造最具代表。这些雕塑作品多以裸体示人，它们线条流畅，姿势优雅，比例极佳，无一处不体现着自然和谐的美丽气息。从这些雕塑中也可以看出，古希腊人在追求美的同时，也没有忽略自身的健硕要求，世界上出现最早，同时也最盛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发源于古希腊。而且这种观念早在荷马时期就已经存在，在他塑造的神灵形象中，全部都具有健美的体型，古希腊人也因此非常热爱体育运动，其身体素质一直被世人称道。

当然，唯美主义在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也开始关注心灵和智慧的重要性。苏格拉底就曾经说过，身体的美必须和心灵的美相结合，也就是拥有强健体魄的同时，还必须拥有智慧和道德，否则就会成为和动物一样的美。[9]换句话说，身体的美只不过是一种动物性的美，只有结合内心的美丽，包括对道德和智慧的修养，才能展现出属于人类的独特美，同时也能够让美变得更美，并且是越来越美。从此，古希腊人对和谐的解读，也从外部形态深入到了内外兼修，从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哲学境界。

特征方面，唯美主义首先被提升到了一个哲学高度，并且开始了系统的哲学研究。如最早的自然和谐，后来居上的人体和谐，以及巅峰时刻的精神与人体和谐，古希腊的文化大师们都建立了极为深刻的哲学体系。其逻辑之缜密，推理之严格，甚至在后来孕育出了一门专业的学科——美学。柏拉图对唯美主义同样作出重要贡献，他认为美是恒久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体现美的事物，从而奠定了美学的形成基础。亚里士多德则将美定义为“统一性”，认为事物不在多少，只要和谐统一就可以称为美，比如需要大量音符组成的乐曲，只有演奏者弹出和谐的韵律，才能够让听众领略到音乐的美好。

注重感觉是唯美主义的第二大特征，并且根深蒂固，几乎从古希腊文化的孕育之初就已经开始，这也让唯美主义一度被后世美学家抨击为形式主义和感觉主义的原因。但是古希腊人对美有着非同寻常的感知能力，并且极为享受美带给他们的精神愉悦。又因为古希腊人对美有着最权威的解读，他们始终对自己感知美的能力充满自信。这就如同一个优秀的枪手，必定掌握了全部既定的射击常识，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开枪时所凭借的也就成了一种感觉。因此，古希腊人所谓的感觉，其实是建立在足够丰富和成熟的思维逻辑上。

唯美主义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具有功利性，即美不是单纯用来看的，而是和人们的现实需求息息相关，这一点与后来近代唯美主义有本质的区别。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就曾提出美的无功利性，认为美只是单纯存在于人的感知层面，而不取决于人的事实需求。[10]古希腊人则认为，美的基石是实用，其余任何脱离这一原则的美都是虚假的、脆弱的，同时也是丑陋不堪的。对此，苏格拉底曾经说过，真正的美必须到劳动和生活中去寻找。但是柏拉图也给出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他认为仅限于感知层面的美，能够起到教育引导、缓解压力和提高修养的作用，对于美的传承同样具有积极作用，这也成为近代唯美主义的基本理论依据。

5．城邦主义的没落

群居特性决定了人类必须建立社会制度，古希腊人选择的是城邦形式，即一座中心城市周围环绕着诸多村镇，从而在某个地域形成一个组织有序的社会群体。由于生产力进步和社会文化发展较快，古希腊人建立的这一社会制度，在当时是最科学和先进的，同时也是最适合他们生存的。此后，城邦制度曾经受到外来势力的多次打击，古希腊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城邦，不惜出钱出力，甚至付出血泪代价。在这个过程当中，古希腊人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文化，并且不断推进城邦制度的完善，从而形成了最终的城邦主义。

城邦主义主要包含的内容为独立自主和自给自足，这也是古希腊人在当时最本质和最迫切的生存需求，城邦制度正是这种民众意志促生出来的自然产物，当然也就成为了古希腊人用生命捍卫的对象。然而，古希腊人捍卫城邦不过是一种具体行为，捍卫自由独立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正如柏拉图所说，为了满足彼此的需求，我们组成了城邦，任何有悖于这一目的的事物，都将成为城邦主义讨伐的对象。

其实，古希腊人之所以选择城邦制度，主要还有两方面的原因，分别为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其中，地理因素是因为古希腊所在的地区多山地河流，交通往来非常不便，大范围的贸易往来根本不可能；政治因素是因为古希腊人追求自由独立，为了避免受制于人，他们只好奉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而城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已经覆盖了足够广阔的地域，这便使社会分工成为可能，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因此得到充分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古希腊人眼中只有城邦概念，没有国家概念，或者说城邦在他们看来就是国家，独立自由也就成了古希腊人最基本的民族意识。

此外，由于城邦是古希腊人的集体生存模式，他们在担负责任的同时，也享有诸多个人权力。比如在政治方面，公民可以担任各种政府官职，有权参与立法和司法活动；经济方面，公民不仅拥有固定的土地资源，还享有城邦内各种产业的公共收益（如矿产和林产等）；税收方面，由于每一位公民都是城邦的主人，公民有权不纳税；宗教方面，公民可以参加任何相关的城邦活动；其余如津贴、扶助、福利和赔偿等社会保障，在城邦制度中都有体现。当然，成为城邦居民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如父母必须都是本邦居民等。

公民和城邦的天然绑定，也是城邦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这让公民和城邦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众所周知，城邦是由家庭组成的，而家庭是由个人组成的。按道理来说，公民应该先满足家庭需求，再依序满足城邦需求。但城邦主义却并非如此，而是直接绑定了公民和城邦的荣辱得失。也就是说，城邦居民身为父母者，就是所有城邦孩子的父母，身为子女者，也是所有城邦父母的子女，这正是古希腊哲学家所推崇的至善至美。

特征方面，城邦主义最显著的就是其封闭性。由于各个城邦都能够完成自给自足，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和其他城邦进行交流，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隔阂与对立。尤其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城邦土地的承载能力必然面临突破，城邦之间便会发生相互侵略和兼并，然后因为战争和疾病导致人口锐减，人们再恢复和平状态，在此过程中也会发生城邦面积的扩张和缩减情况。如此一来，就造成了整个古希腊民族的不断内耗，其斗争之残酷丝毫不逊于抵制外族入侵。

城邦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逐步走向情绪化。所谓城邦主义的情绪化，是指由于古希腊人对于城邦生活过于推崇和热爱，因而形成了高度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如此便形成了一种脆弱的、不稳定的民族情绪。再加上城邦公民手中都握有实权，一旦他们的民族情绪被煽动，就会迅速形成强大的破坏力。比如古希腊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伯罗奔尼撒战争[11]，不仅导致了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全面衰落，而且招致了马其顿王国的征伐，古希腊人最终也只能选择屈服。而斯巴达之所以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君主的专制程度较高。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马其顿王国对古希腊进行了讨伐，但是并没有对其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而在此之后，古希腊文化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随着马其顿王国征服波斯，还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来，古希腊被罗马帝国征服，由于其文化的先进性，很快开始在整个罗马版图内传播，希腊文化也由此开始谱写新的篇章。

第二章　罗马文化

罗马帝国虽然是一个强大的武装政治集团，但是其文化发展比较滞后。而希腊虽然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的武装力量，却在文化方面一直处于世界前沿。这样在罗马帝国武力征服了古希腊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对其文化进行大举吸收。换句话说，罗马人虽然在武力上征服了希腊人，但是希腊人也在文化上征服了罗马人。当然，罗马人并没有全盘照搬希腊文化，而是进行了一定的取舍和创新。

1．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渊源

罗马文化是希腊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二者共同组成了西方的古典文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希腊文化对于罗马文化的影响，最早是通过伊达拉里亚人[12]，该政权在当时往来于希腊和罗马之间经商，已经将希腊文化大量传播到罗马，这也让罗马人对希腊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向往。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张触碰到古希腊人的势力范围，并最终将希腊的城邦联盟击败。紧随其后，马其顿王国也被罗马帝国征服，臣服于马其顿王国的希腊城邦同时划入罗马版图，整个希腊民族从此被罗马帝国完全降服。

事实上，罗马文化对于希腊文化的传承，一方面是因为希腊文化被动进入罗马，另一方面也是罗马人主动学习的结果。首先，罗马帝国在征服希腊之后，将大量的希腊学者、典籍和工匠掠回罗马，这实际上相当于把整个希腊文化完全移植到了罗马；其次，罗马征服希腊之后，大量处于二三流的希腊学者失去生计，为了谋取生存，他们成批涌向罗马。虽然这些人大多修为欠佳，但是都非常积极努力，从而保证了罗马文化的文化底蕴和人才储备；最后，罗马贵族早在战争之前就有很多人到希腊游学，对于希腊文化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在后来也成为罗马文化的中流砥柱。

至于为什么是希腊文化传入罗马，而非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且传播得如此快速和有效，无外乎有三点原因：一是希腊文化在当时的欧洲具有绝对先进性，而征战四方的罗马人对此也具有充分认识；二是罗马民族有兼容并蓄的好传统，什么文化好或者什么文化有用，她们都会积极采纳；三是罗马民族已经通过伊达拉里亚人对希腊文化有了初步了解，甚至整个罗马社会都对希腊文化充满期待。这就让罗马帝国在征服希腊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与之近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希腊文化的传播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

具体来讲，罗马文化对于希腊文化的传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它们分别为：教育方面，罗马帝国几乎完全沿袭了希腊民族的教育模式，而且在教材的编写上也以希腊文化为基础；文学方面，虽然罗马帝国具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是直到征服希腊之后，才出现了一些本属于希腊的文学家；史学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继承情况基本相似；哲学方面，罗马人虽然在征服希腊之前没有自己的哲学家，但是在之后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哲学家，并且很快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艺术方面，罗马人虽然不懂艺术，但是他们非常喜欢艺术，因而不惜从模仿希腊艺术作品开始，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艺术。

当然，所有新生政权之所以能够取代旧有政权，都会有自己创新的东西存在，这一点罗马帝国也不例外。其中，政治体制的创新尤其值得观注。由于长期浸淫在丰富的文化当中，希腊的政治制度难免有一些完美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理性主义则只占据微不足道的地位，而罗马政治体制中的理性成分则占据主要地位。其次是法学创新。包括具体的法律条文和系统的法学理论，著名的《罗马法》就形成于这一时期。最后是科技创新。这里主要是指一些实用学科，如农业、医学、历法、天文和建筑等，至于一些理论性比较强的学科，罗马人则比较轻视，因此其科技水平长期停留在希腊城邦时代。

2．希腊文化对于罗马文化的后期影响

虽然希腊文化是罗马文化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罗马学者的后来居上，以及罗马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呼声日渐高涨，再加之罗马帝国对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博采众长，希腊文化对罗马文化的影响在后期已经很难再看到踪迹。但是从深远角度来看，罗马文化仍然与希腊文化脱不了干系，尤其是在文史哲等非实用性领域，由于罗马帝国缺乏相应基础，又未予足够重视，只能长期依赖于古希腊文化。

不过值得称道的是，罗马帝国居然完整延续了希腊文化的精神文明，比如对于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解读，尽管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并不突出，创新更是乏善可陈。但是没有创新不等于没有进步，在经历了希腊民族的百家争鸣之后，罗马人静下心来对已经存在的理论进行系统整理，同样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而且这种系统的整理，从某种程度上讲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比如托勒密对古希腊的“日心说”做出总结后，极大地完善了相关理论建设，虽然这一学说被后世学者证明是错误的。

和希腊民族一样，罗马帝国同样实行城邦制，但是与希腊不同，罗马帝国的城邦是相互沟通的，而且统归于中央政府进行管理。后来由于罗马版图的不断扩张，以及融入民族的日渐增多，罗马人开始赋予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从而使得古罗马版图内的所有城邦、民族和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够充分享受自由空间。罗马帝国的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广大公民的认可，这也让罗马帝国最终扩张为跨越欧、亚、非的庞大帝国，从而开启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帝国史先河。

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公民权只赋予本邦公民的希腊城邦制，罗马帝国的世界公民政策显然更具进步意义。而且这还只是表面行为，从更深层面来看，罗马帝国已经具备了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基本社会认识，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盛行埋下伏笔。然而，罗马帝国对于所有权利的赋予，都基于对象是合法公民，并不包括广大的奴隶阶级在内。因此，罗马帝国的社会意识和制度虽然有所进步，其基本社会矛盾却没有得到根除，而且即使在公民与公民之间，也并没有实现完全的自由和平等。

罗马共和国[13]末期，统治集团危机四伏，奴隶起义、格拉古兄弟改革和苏拉、凯撒的独裁等历史事件轮番上演，搞得罗马政权摇摇欲坠。然而“乱世出英雄”的历史规律再一次显现，这一时期的罗马共和国不仅出现了大批优秀学者，而且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政治家，从而推动了罗马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并且最终帮助罗马政权完成了精神建设，罗马也正式进入帝国独裁时代。其中最具代表的改观是城市的出现，以中心城市罗马为例，神庙、广场、宫殿、剧场和浴场等设备设施一应俱全，而且整个罗马版图内的城市基本都按照这个标准进行建造，这也让希腊文化又一次出现了闪光。

最后，文化方面的改革是最具重大意义的，罗马帝国的开创者奥古斯都推行拉丁文字，使希腊文化的光辉再一次隐没在罗马文化当中。而在艺术方面，罗马文化虽然也在追求美，但是更注重真实，并且为了真实不惜暴露丑陋。比如在著名的《角斗士》中，就塑造了一个真实丑陋的人物形象，罗马人也因此披上了朴实和现实的精神特质。

3．理性主义的传承和发展

亚里士多德　约公元前384年生

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相结合，是理性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长足进步，这也奠定了近代理性主义研究的基石。而所谓科学技术，亚里士多德曾经在他的《形而上学》中说道，就是研究一切事物起源，并且了解其起源原因的社会学科。由此可以看出，理性主义作为欧洲文化中重要的精神元素，始终发挥着与事实绑定的重要作用，这就有效避免了欧洲文化走上脱离实际的万丈深渊。比如在后来的中世纪时期，欧洲文化被神学完全垄断，最终打破这一黑幕的就是理性主义。

同一时期，理性主义不仅自身得到了划时代意义的进步，同时也促使人文主义的回归，成为文艺复兴的巨大源动力。众所周知，理性主义是与自然意识相一致的，因而与科学技术结合是一个必然，追寻理性和事实也就成了自然学科的宗旨。而奠定该学说的学者主要有两位，他们分别是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儿，二者也因此成为时代领军人物。其中，培根在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14]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并且建设出了全新的“科学归纳法”。他认为，科学归纳应该具有严谨的逻辑思维，从而衍生出缜密的程序和步骤，再加上一些必要的辅助措施，才能够得出理想的结果。

与此同时，培根还提出了对理性主义的度的掌控，认为关注不足会导致科学研究脱离实际，而关注太过又会给科学研究戴上沉重枷锁。这一点同样是理性主义的重要进步，因为在此之前，理性主义只是在单纯地衡量其他事物，其本身的理论体系往往经不起推敲。而从此之后，理性主义的应用则开始包括其本身的理论建设，理性主义从此迈入一个崭新的高度。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即培根已经看到了“以偏概全”在科学研究中的弊端，认为个人经验，尤其是某个局部甚至是知识点的经验，不能用来充当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依据，而是要经过仔细分析和反复推敲，并且最终经过实践检验之后，才能视为普遍的理论依据。

笛卡儿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科学演绎法”。该方法提出了前世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再结合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以及对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分析整理，推动了理性主义的再一次进步，笛卡儿也成为“唯理论”的创始人。该理论中，笛卡儿提出几个重要论点，首先是个人经验无法提供普遍知识（继承自培根）；其次是感性知识必须依靠理性知识去伪存真，然后才能成为科学知识；最后，只有理性知识创建出来的逻辑思维，才能认清事物的内在联系，并最终完成对世间万物的统一认识。

后世学者中，德国哲学家康德将人类的认知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类，并分别做出系统研究和分析，从而推动了理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康德也强调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揭示了理性主义和逻辑思维并不能穷尽大自然的全部奥秘。黑格尔则认为，理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校正经验（面向过去）和思想（面向未来）的统一性，如此才能够对世间万物的本质进行把控，实际上也是研究和运用世间万物的统一性。但是黑格尔将认识论、本体论和逻辑学糅合在一起，还将理性主义又一次推向新的高度，这也成为理性主义在传统阶段的最后闪光。

4．人文主义的重要性

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一样，也是欧洲文化的主要脉络，它的发展直接决定了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走向和高度。其代表人物如但丁、莎士比亚、卢梭和伏尔泰等人，都在强调每一位公民的自由、平等、价值和尊严的重要性，也是在强调人文主义的重要性。从古希腊奠定人文主义基石以后，人文主义便开始走上了更加深入的理论建设，并且提出了社会性、实践性和自然性三大论断，布克哈特[15]将其称为“人性的发现”。

莎士比亚　1564～1616年

作为一门人性研究学科，人文主义自然要将人性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个人自由。而对于个人自由的建设，当然会侵犯统治者的权威，至少也会给他们带去麻烦，因此在后来的社会制度发展过程中，统治者开始用神性来泯灭人性，借以巩固和方便自己的统治。然而，人文主义已经在欧洲人民心中生根发芽，这种徒劳无功的做法在进行之初就注定了失败，后来，欧洲人民通过斗争果然取得胜利，也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人文主义建设的信心，这就为人文主义的又一次蓬勃发展提供了大好契机。

与此同时，人文主义也体现在国家概念中，并且最终融入了国家建设。而对于国家的建设，英国哲学家穆勒指出，它应该集中体现每一位公民的个人意志。同理，一个国家的价值，也是其所有公民价值的总和。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建设是以泯灭其公民的个人意志为代价，甚至是以摧残其个人价值作牺牲，即使其最终的目的是积极的，并且最终的成功也来临了，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将是懦弱和藐小的。因为从本质上讲，统治者给予公民的不是自由和尊重，而是桎梏和驯服，处于这种国家机制下的公民，必定难以成就伟大的事业。[16]

当然，所谓的公民自由权，并非单纯强调自我意志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每个公民都必须尊重其他公民的意志，如此才能使自己的意志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就自由而言，只是不要盲目地相信权威，因为迷信权威必然导致被权威欺诈、愚弄，甚至残害。如此一来，人文主义就帮助欧洲人民创建了独立思考能力，并且最终形成了惯性的逆向思维方式。这不仅可以避免妄自尊大，侵犯他人利益，还能够避免被人愚弄，以及避免被他人侵占个人利益。

然而，在人文主义的发展史上，也曾不幸出现过矫枉过正的情况。比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欧洲人越来越坚信自己能够征服世界，因而不仅对世界各大民族和国家连年用兵，而且对于自然资源的索取也越发无度，造成的破坏和污染更是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文主义曾一度堕落为个人主义，对欧洲乃至世界文化都造成了巨大伤害，并且一直遗毒到了今天。如此一来，欧洲文化的传承者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或者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思考最终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激辩，而且这一激辩早在人文主义的发源时期就已经存在。

其实，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好或者绝对坏的事物，人文主义也不例外，最为关键的还是要把握好其中的度。比如人文主义中有对人性的关怀，但强烈的自我意识，也曾造成过一些不成熟的自我膨胀，如果没有理性主义的史制，最终只能落得害人害己的下场。但是无论如何，人文主义都是欧洲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我们想要了解欧洲文化，首先必须充分意识到人文主义的重要性。

5．民主法治思想的传播

在政治方面，希腊人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民主制度，这也促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雅典城诞生，并且其整个社会模式和政治理念都对后世形成了深远影响。罗马帝国在征服希腊之后，开始继承并发展其城邦民主制度，建立了更加先进的共和制度，实际上这是一种建立在罗马贵族基础上的共和制度，奴隶阶层仍然长期存在。至于二者最显著的特点，是对公民权力的充分关注，并最终让所有公民都参与到了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当中，从而保障了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

这里所谓的民主制度，虽然和近代民主制度有较大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该制度最核心的“三权分立”[17]、主权在民和人人平等原则，无论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还是近现代的西方国家，都是坚定的奉行者。当然，也有很多欧洲国家对民主和共和不屑一顾，甚至也建立起了极为强大的政治集团。但是从整条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些政权的存在都是极其脆弱和短暂的，只有那些意识到了民主制度重要性的政权，并且真正实施了相关民主政策，才得以让国家长治久安。

概而述之，欧洲的政治原则可以归纳为一个词——法制。这里的法制和东方民族的法治有本质区别，因为法治是统治者的一种政治工具，是完全为统治者进行政治服务的，不仅统治者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整个统治阶层都可以逍遥法外。而法制则完全不同，它是将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全部置于法律限制之内，包括处于最高政治地位的统治者，具体的方法就是对统治者的权力予以限定，并且将限定的权力交到所有公民手中。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权力便全部处于被牵制状态，每个人只有严格依照法律行事，才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和自由，社会秩序也因而变得井井有条。

其实，早在古希腊的梭伦[18]改革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成文的法律产生，并且在第一时间公诸于众，从而使法制观念深入民心。不过可惜的是，希腊人虽然建立了丰富的法制理念，但是并没有充分落实到社会建设中，最终收到的政治效果也十分有限。罗马人征服希腊并大幅扩张领土之后，迅速吸收了希腊人的城邦民主制度，并且在整个罗马版图内实行贵族共和制度，随后还将民主制度上升到了国家立法的高度，法制建设和法律推行因此被罗马人最先完成。后世的柏拉图也曾明确指出，法律是上帝赐予世人的福音，其社会地位是高于统治者的，如果法律成为统治者的政治工具，那么整个西方文明都将惨遭毁灭[19]。

此后，虽然罗马人又经历了与日耳曼民族和基督教徒的大融合，但是由于法制政策的成功推行，罗马人还是在欧洲占据了长时间的统治地位。对此，安徽大学原法学院教授，罗马法研究专家周枏先生认为，罗马人对于世界的征服可以分为三次，第一次是赤裸裸的武力，第二次是遮遮掩掩的宗教，第三次则是科学系统的法制。其中又以法制对世界的征服最彻底、最成功，同时也最长久，《罗马法》更是因此成为西方国家的法制建设的基础[20]。

6．古典文化的基石作用

古典文化主要可以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希腊文化的优美和典雅，另一种是罗马文化的庄重与和谐，并且这两种文化风格直到今天仍然在欧洲文化中清晰可见。如果放眼整个欧洲文化丛林，就会发现几乎所有文化都与这两者脱不开干系，有些甚至全盘继承了这两种文化风格。比如在中世纪时期，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新生的拜占庭文化融合，形成了最新的罗曼风格，其实就是对罗马文化的再一次归纳总结，源头仍然是罗马人创造的古典文化。

综合来讲，古典文化在罗马时期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进步，它们分别为：

（1）建筑方面。在统一的罗马文化大背景下，各地的建筑风格虽然略有不同，但本质上都与罗马建筑同出一源。比如举世闻名的巴伦迪建筑风格[21]，这一风格由于囊括了几乎所有地方风格，所以样式足够繁多，且各具特色，因而形成统一的艺术风格。如果仔细观看便不难发现，这些建筑中处处可见罗马建筑风格的痕迹，并且都是本质上的影响。至于原因，诸多地方政权虽然臣服于罗马，但大多保存了自己的独特风俗习惯，因此在主体上沿用罗马建筑风格之后，也会在细节处理上融入自己的特色，出现千差万别的细节也就不难理解了。

（2）绘画方面。虽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分为众多流派，但是古典文化中追求自然和谐的传统却一脉相承，并且各大流派都在尽可能地分析并开发出自然之美。而所谓自然之美，其实仍是以和谐为主要原则，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就是以研究事物的完美比例为毕生追求。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目标，身为画家的他不惜深入研究光学、解剖学、透镜学和数学，最终成为一代绘画大师。在他的名作《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女主人公的微笑程度就堪称绝美，这必然要归功于达·芬奇对和谐比例的不懈追求，以及对古典文化中的“和谐即美”原则的坚守。

达·芬奇　1452～1519年

（3）文字方面。尽管古希腊人是欧洲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但是他们同样注重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吸收，这其中就包括古希腊文字，而被吸收的对象称为腓尼基人。当然，古希腊人并没有完全吸收腓尼基文字，而是在吸收之后首先进行了改造，比如他们对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进行了重新划分，使之更适用于希腊语言的文法和发音。接下来，古希腊人还将腓尼基文字进行了简化，如“α”被他们简写成为“a”，这样就形成了最初的23个拉丁字母。中世纪以后，为了满足最新的文化和语言需要，罗马人又在原本的字母中选取“I”和“V”，分别进行异化，从而生出了“J”和“U”、“W”，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26个英文字母。

随后，文字成为欧洲文化的主要载体，然后随着罗马版图的大肆扩张，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各地，并且先后在整个欧洲、美洲和非洲生根发芽。再加上之后几个大帝国不断扩张和殖民，欧洲文化辐射到的地域便越来越广阔，如果抛开政治的原因不讲，欧洲势力的扩张及其文化的传播，对于全世界人民的文化进程，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章　凯尔特人

欧洲文化是所有欧洲民族共同孕育的文化，它虽然以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为主，但是欧洲大地上的其他民族同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们也孕育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并且在基督教盛行于整个欧洲大陆交际，成为整体欧洲文化的有机元素。其中最具代表的是三支文化，分别来自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在此，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凯尔特人，以及与他们有关的诸多历史文化。

1．凯尔特人的发展历程

凯尔特人发源于阿尔卑斯山北麓，是欧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虽然整个民族的存在形式比较松散，但是共同的语言还是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缺乏确切的文字记载，这个民族的起源时间和地点已经无从考证，但史学界经过研究确认，早期凯尔特民族的兴起得益于墓葬文明和铁器文明，即他们开始掌握了火化埋葬和冶炼铁器的方法。公元前8世纪，凯尔特人从基督徒那里学会了使用文字，他们的历史也随之进入文字记载时期，但是在此之前的历史，尤其是比较久远的历史，则只能从考古或其他民族的文字记载中获取。

公元前6世纪左右，随着希腊文化的蔓延，凯尔特人正式和欧洲主流文化接轨，这也成就了他们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有“古希腊史学之父”美誉的希罗多德曾在他所编著的《历史》一书中提到，凯尔特人生活在多瑙河源头地带，地处直布罗陀海峡以外。阿维努斯[22]还曾经在他的诗作《海岸》中提到凯尔特人的具体特征，如心高气傲、技艺高超、力量强大和不断扩张等。

由于接触到了希腊的先进文化，再加上自身的铁器文明，凯尔特人开始以严谨的部落联盟为组织，逐渐向四周扩张势力。经过近千年的不断努力，凯尔特人最终在中欧腹地占据了一席之地，范围包括今天的德国东南部，奥地利中部和匈牙利部分地区。接下来，凯尔特人以这片土地为中心，努力发展经济，不断向四面八方出击，势力越来越壮大。在这种情况下，古希腊人不得不注意到凯尔特人的存在，因而在古希腊的历史中，也有了关于凯尔特人的一些零星记载。

后来，凯尔特人的生存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古希腊人挤压，其中一部便迁徙到了今天的法国和比利时一带，其势力最终还扩展到了瑞士、荷兰、德国和意大利。罗马帝国建立以后，将这部分凯尔特人称为高卢人，高卢人和当地居民不断融合，最终占据了统治地位，因而成为了凯尔特人的又一个大本营。与此同时，另一支受到挤压的凯尔特人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岛，最终也成为那里的统治者。

此外，留守在中欧腹地的凯尔特人表现更是抢眼。他们首先翻过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北部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随着他们的进一步南下，最终与罗马人发生冲突。在此，凯尔特民族彪悍的一面表现出来，罗马人居然不堪重击，丢掉了罗马城。凯尔特人知道战争远没有结束，遂决定乘胜追击，大举向盘踞在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王国发动进攻。不过此时的希腊和罗马势力已经集结完毕，在他们的联合打击下，凯尔特人最终以落败告终，但是这次失败并没有影响到凯尔特人在中欧腹地的势力。

公元前3世纪前后，分散在欧洲各地的凯尔特人形成一股强大力量，成为罗马人征服世界的主要障碍，这也让罗马人开始集中力量对付他们。公元前225年，凯尔特人在特拉蒙（Telamon）战役中被罗马人击败，他们的辉煌历史也从此开始走向衰落。随后，原本属于凯尔特人的势力范围逐渐被罗马人掠夺，直到中欧腹地和高卢地区的陷落，生活在欧洲大陆上的凯尔特人最终融入了罗马文化。

到了公元前55年，罗马皇帝凯撒开始进攻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岛上的凯尔特人，但是他的进攻并未如愿。直到公元43年，才由另外一名罗马皇帝克劳迪率军登上大不列颠岛，但最终也只是占据了半壁江山。当时罗马人和凯尔特人以哈德良长城为界，长城以南属于罗马势力，长城以北仍然是凯尔特人的世界。公元407年，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深感鞭长莫及，终于放弃继续征服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岛上的凯尔特人。但是凯尔特人并没有因此获免于难，他们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就遭受了日耳曼民族的毁灭性打击，并且在公元6世纪左右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直到19世纪才重燃文化火种。

2．凯尔特人的宗教信仰

凯尔特人最早信奉督伊德教，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并且带有原始宗教的野蛮、血腥和迷信色彩。这和欧洲社会的文明进程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凯尔特人长期被希腊人和罗马人排挤，将其视为异教徒。基督教兴起之前，生活在欧洲大陆上的凯尔特人基本被罗马人消灭，因而他们所信奉的督伊德教也随之衰亡，残余的凯尔特人逐渐被基督教同化。但是仍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岛上顽抗的凯尔特人，却仍然信奉这种宗教，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并且灵魂不灭，所以尊崇万物又不怕牺牲，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岛上的生命力很强。

罗马人大举攻入不列颠之后，基督教文明也被带入了他们攻陷的势力范围，并且得到了快速传播。但是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并没有严格按照罗马人的意志进行，因此罗马人曾经几次对基督教进行“梳洗”，激烈的时候还会处死“极端”的基督徒。基督教传播到不列颠岛期间，也曾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这也是罗马人对基督教进行的第十次“梳洗”，当时皈依基督教的凯尔特人奥尔本、亚伦和朱利乌斯等人，就死于这次宗教迫害。值得庆幸的是，此后的基督教在不列颠发展顺利，并且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现象。

公元407年，罗马人因为不堪内外交困而撤出了不列颠岛，他们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随即陷入混战。不列吞人（凯尔特人一支）为了平乱，不得不求助曾经的对头罗马人，但此时的罗马人自顾不暇，一口回绝了不列吞人的出兵请求。不列吞人眼见如此，转而去求助盎格鲁人（日耳曼人一支），终于得偿所愿。但不列吞人此举可谓引狼入室，盎格鲁人之所以进入不列颠，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因此在平定了战乱之后，他们随即挥师北上，顺势对不列吞人发动了进攻。不列吞人大部分被杀戮，残余势力纷纷逃往更北面的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诸岛，这些人最终成为后来的英国人祖先。

由于盎格鲁人并不信奉基督教，因此之前在不列颠建立起来的基督教文明遭到毁灭，流传范围仅限于那些逃之的残余势力。其中最主要的地区在爱尔兰岛，由于一直未被侵略者染指，这里成了基督教火种的保护伞。据史料记载，最迟在公元431年左右，爱尔兰岛上的基督教组织已经初具规模，并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传教士，他就是后来被称为“爱尔兰守护神”的圣·帕特里克。为了完成使命，他的足迹踏遍了整个爱尔兰，所在之处唱福音、建教堂、医病患，整个爱尔兰岛迅速受到了一次基督文明的强大洗礼。如此一来，不仅凯尔特人成为了基督信徒，处于原始社会的其他爱尔兰民族，也直接进入基督教文明社会。

史学家分析认为，圣·帕特里克之所以能够传教成功，有三点原因：其一，正确的传教方式。即首先在爱尔兰岛的贵族阶层进行传教，然后在他们的认可和带动下，向全社会进行传播；其二，正确的突破点。爱尔兰岛上的各族人民虽然大多有自己的宗教，但是并非所有民族都坚决排斥基督教，有些民族甚至已经是基督徒，圣·帕特里克准确选择这些民族为突破点，逐渐打开了传播僵局；其三，正确的用人原则。传教过程中，圣·帕特里克不仅非常注重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而且主要依靠本民族人员对其民族进行传教，从而加大了沟通的效果。

总而言之，凯尔特人虽然没有被罗马人武力征服，最终还是被基督教文化融合。从此以后，凯尔特人和基督教文明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掌握了拉丁文，他们的历史也得以进入文字记载时期。又因为凯尔特人具有勇于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后来他们还成为基督教新一轮发展浪潮的急先锋，从而为全世界的文明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3．凯尔特人在欧洲的文化残留

凯尔特人虽然在罗马帝国的铁蹄下被屠戮殆尽，仅存的文化残余又几乎被日耳曼民族翦灭，但是在爱尔兰岛上，还是有一些凯尔特文化流传下来。只是这些文化要么被吸收，要么被改变，已经基本失去了凯尔特文化的标签，彻底融入了整个欧洲文化当中。比如最重要的宗教信仰，虽然基督教文明足够强大，但是由于凯尔特人对自身信仰的坚守，基督教还是做出了一些妥协。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节日（这也是全世界各民族的主要特征），具体为凯尔特人的亡人节，也就是后来基督教国家的万圣节[23]。

接下来，基督教还吸收了凯尔特人的神祇，并且以圣徒的形式沿用，从而促使更多的凯尔特人改信基督教。比如最著名的布里吉特女神，是凯尔特人眼中的医神、匠神和诗神。这是由于基督教进入爱尔兰后，为了表示对凯尔特人的尊重，基督传教士将布里吉特改头换面，转而包装成了基督教的圣徒之一。凯尔特人因而对基督教好感备生，甚至将基督教视为自己的兄弟，在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之后，基督教也就在凯尔特人之间流传开来。

再者，凯尔特人的童话故事也对基督教贡献颇大。这是因为凯尔特人没有文字记载历史，所以他们的历史只能口耳相授，代代相传。在此传承过程中，很多历史故事难免会生出夸大的成分，有些甚至彻底成为神话故事。但就是这些神话故事，在凯尔特人看来却是他们的历史文化，因而在他们之间传播得非常广泛。到了公元12世纪，凯尔特人的神话故事被系统整理出来，最终和希腊神话、北欧神话并列成为欧洲社会的文化源泉。

后来，凯尔特人的神话故事还成就了一部经典著作，即《亚瑟王传奇》，虽然完成它的人是英国作家杰弗里。作品中，主人公高文的性格明显与凯尔特人相似，后世学者还将他和凯尔特人的英雄库丘林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凯尔特精神的一种永驻。另外，按照凯尔特神话的传统叙事习惯，英雄人物总要偷取首领的某种神器，然后用来拯救世人，《亚瑟王传奇》显然遵循了这样的叙事风格，凯尔特文化对它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后来，经过不断发展，这部著作还融入了更多的内容和内涵，并且最终成为欧洲文学创造的重要取材对象。

同时，凯尔特人的社会遗产也对欧洲文化具有深远影响，比如闻名于世的苏格兰短裙和风笛。据史料记载，凯尔特人对于条纹斗篷非常钟情，他们认为这样的装束能够带给自己好运，后来该装束逐渐发展成一种古老的服饰，只不过条纹已经演变成了连续的大方格。众所周知，这种服饰是苏格兰人民的代表文化，而在苏格兰人眼中，这却是凯尔特人的文化标志。还有就是风笛，这种乐器虽然并非凯尔特人所创，但是在凯尔特民族流传甚广，后来也被苏格兰人继承，并且在民间最受欢迎。事实上，爱尔兰还有一种更流行的乐器——竖琴，它的创造者也是凯尔特人。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新兴的日耳曼民族并没有接受基督教文明，而是继续信奉自己的原始宗教。这样一来，基督教文明就有了灭亡的危险，整个欧洲文化也显露出衰退迹象。但爱尔兰岛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最终得以免遭日耳曼人攻占，并且由于岛上基督徒的努力，基督教文明在这里得以存活和崛起。欧洲大陆的动荡过去之后，爱尔兰岛上的基督徒随即开始四处传教，于是基督教文明的火种再次燃遍了整个欧洲大陆。因此，凯尔特人不仅在基督教文明中烙上了自己的印记，而且随着基督教文明的传播，也间接对全世界产生了影响。

4．凯尔特人的经济成就

虽然和希腊、罗马的社会文明程度始终存在一定差距，但凯尔特人仍建立起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且一度强大到能够与罗马人和希腊人比肩。而战争永远都离不开资源，具体来说就是离不开后勤保障，为此，凯尔特人也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不过和大多数原始部落一样，凯尔特人的经济力量主要也是建立在农业和畜牧业上，这种方式虽然比较落后，但是相对于之前的猎杀动物和采集野果，凯尔特人的经济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再加上他们天生勇武，其军事力量日趋强盛，这也为他们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综合来讲，凯尔特人的经济建设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具体内容分别为：

（1）农业方面。凯尔特人发动的军事行动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依托，并且早在部落发源之初，其农业生产技术就已经初具规模。在孕育了初期的社会文明之后，凯尔特人开始大量生息繁衍，人口数量的增长很快让他们的土地不堪重负，其生存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凯尔特人开始不断向外扩张领土，并且每得到一片土地之后，他们都会将先进的农业文明带到那里。

史料记载，凯尔特人具体种植的作物以大麦和小麦为主，其余如黑麦、燕麦等，也有大面积耕作，再有就是甜菜、亚麻和洋葱等作物。

（2）畜牧业方面。大概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高卢地区的凯尔特人首先开始了定居生活，经济方式开始向耕种和畜牧转型，这就标志着凯尔特人加快了其社会文明进程。当然，凯尔特人的经济模式并不单一，比如有些部落主要以耕种为生，有些部落主要以畜养为生，有些地方以放牧为生，当然同时都会夹杂其他方式。这是因为随着凯尔特人的扩张和分散，其生活区域的不同特性逐渐展现，这自然会让他们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不同特点。

史料记载，凯尔特人在这一时期主要养殖马、羊、牛、猪等家畜，其中又以马和羊为主。

（3）手工业方面。早在铁器文明发源初期，凯尔特人的手工业就已经基本成型，因为它不仅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而且生产单位也摆脱了家庭模式，形成了独立的劳动系统。比如最重要的铁器生产，凯尔特人就完成了开采、冶炼到加工的一系列流程建设，从业者也都是一些专职人员。此外，凯尔特人的冶炼技术还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比如在形成初期，他们只是掌握了沼铁矿[24]和露天铁矿的开采技术，后来又很快掌握了挖掘开采技术，并且冶炼技术也有长足进步。

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凯尔特人已经能够生产犁头、镰刀、钳子、锯条和剪刀等金属工具，再加上制革、制陶和制瓷，以及车辆制造技术等，凯尔特人顺利登上文明历史舞台。

（4）商业方面。手工业的出现，已经标志着凯尔特人存在剩余劳动价值，从而具备了商业活动的基本条件，手工业交换也成了凯尔特人最早的商业活动。并且由于各地区出产的经济作物不同，其手工业产品的种类也有差异，这就促成了商业活动在整个凯尔特民族之间的进行[25]，从而加强并促进了整个凯尔特民族间的交流。

史料记载，中欧腹地的金、银、锡制品，高卢地区的牲畜和皮革制品，以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珊瑚、象牙和玻璃制品，都是当时欧洲的上等商品和艺术品。凯尔特人的一些贵族成员，还与希腊人、罗马人进行贸易往来，从而获得了更加珍贵的商品和更加先进的商业文明。

（5）建筑业方面。凯尔特人的建筑文化虽然比较落后，但是也基本脱离了原始人阶段，在建筑的经济实用方面更是丝毫不亚于希腊人和罗马人。史料记载，凯尔特人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开始建造土木结构的居所，只是屋内通常不设家具，必要的床具也只是以干草铺底，上面覆盖兽皮。住宅之外，凯尔特人还会用栅栏圈出自己的院落，院内再挖掘地窖，用以储存食物和工具等。其余如家禽家畜，也圈养在院内，为了防止被野生动物偷食，他们还会将圈墙修筑得很高很陡，甚至附属这些围墙来建造自己的住所。

第四章　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主要生活在今天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虽然罗马人和希腊人将其视为蛮族，但是日耳曼人同样具有自己的文化，并且对整个欧洲文化的贡献也非比寻常。更为重要的是，日耳曼人是直接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力量，只不过后来被强大的基督教文明所吞噬，最终成为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日耳曼人的历史进程

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日耳曼人的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从而进入罗马人的视野。史料记载大概到了公元前330年，古希腊旅行家匹泰阿斯发现了日德兰半岛上的日耳曼人，后经确认，这些人是日耳曼民族中的哥特人，这也成为日耳曼民族最早的文字记载。而在此之前，日耳曼人还被希腊人和罗马人统称为凯尔特人，各个时期的学者都没有提到过日耳曼的名字。

至于日耳曼人的起源，后世学者普遍认为与铁器时代同期，其生活地域主要包括今天的北欧平原、丹麦和瑞典南部等地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日耳曼人基本成为独立民族，并且开始接触到地中海文明圈。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由于自然灾害频发，日耳曼人开始了大规模迁徙，并且在迁徙途中很快遇到陶里斯科人的抗击。陶里斯科人自知不是日耳曼人的对手，只是将希望寄托在背后的罗马帝国。可惜此时的罗马帝国已经是内外交困，因此他们的援军被日耳曼人一举击溃，日耳曼人从此开始了和罗马人的正式交锋。

在此之后，日耳曼人越战越勇，在转战过程中屡次击败罗马军队。然而，新生的日耳曼人毕竟羽翼不丰，此时仍不是罗马帝国的对手。到了公元前102年，日耳曼人果然经历了两次大败，随后便无奈结束了对罗马帝国的攻伐，转而退居高卢地区。由于此时的凯尔特人正陷于激烈的内战，日耳曼人坐收渔翁之利，最终取得了高卢地区的统治权。凯撒出任罗马帝国皇帝后，开始对高卢地区的日耳曼人进行征讨，但只是将其赶到了莱茵河右岸。后来的罗马皇帝继承凯撒遗志，对残余的日耳曼人持续进攻，使其处境越来越艰险。

不过，由于日耳曼人顽强抵抗，罗马帝国不得不最终放弃了对他们的剿灭，并且在公元1世纪末划出了一片土地给日耳曼人，日耳曼人从此有了充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此之后，罗马帝国对于日耳曼人开始采取守势，他们依山据险修建一些防御工事，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条长达550公里的长城，史称“日耳曼长城”。然而到了罗马帝国末期，罗马人的防范意识开始薄弱，防范行动也开始力不从心。他们不仅允许大量日耳曼人迁入长城以内，还在边军中任用了大量日耳曼人，其中不少都在后来升任罗马军队要职。

在这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中，罗马帝国逐渐式微，日耳曼人则日趋壮大。截至公元419年，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终于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王国[26]，并且在建立之前攻破了罗马城，使得罗马帝国威严扫地。到了公元411年，日耳曼人的两个分支[27]又在西班牙建立了汪达尔－阿兰王国和苏维汇王国，其中的汪达尔—阿兰王国也在后来攻破了罗马城，并且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在此之后，日耳曼人还分别建立了勃艮第王国、东哥特王国和伦巴德王国等，沉重打击了罗马帝国的腐朽势力。

这样一来，日耳曼人历时两个世纪，前后分化出十几个政治集团，并且分别建立了各自的王国。在与罗马帝国的激烈对抗中，虽然日耳曼人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是他们的民族也因此变得支离破碎，总体来讲有三个主要分支，包括西日耳曼人、东日耳曼人和北日耳曼人。其中，西日耳曼人主要包括法兰克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等；东日耳曼人主要包括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等；北日耳曼人包括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等。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之后，西日耳曼人和东日耳曼人逐渐融合，成为现在的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人民的先祖，丹麦、挪威和瑞典人现在也有相应的国家存在。

2．日耳曼人和基督教

由于历史的文明进程不可阻挡，日耳曼人虽然击败了罗马帝国，但是最终还是被融入了整个欧洲文化，或者说被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基督教文明所吞噬。当然，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基督教文化也受到了日耳曼文化的影响，这也是日耳曼人积极努力的结果。再加上他们也对基督教进行了大力推崇，此前多神教和基督教平分天下的欧洲社会局面终告结束，欧洲文化从此进入基督教时期。不过和凯尔特人一样，日耳曼人在起源之初同样信奉原始宗教，后几经改变才成功信奉基督教。

大概在公元4世纪开始，东日耳曼人率先接触基督文化，这是文明对野蛮的同化，因而是自然而然的。但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东日耳曼人的统治者开始感到威胁，并且最终对基督教展开打击。不过，基督教在东日耳曼人心中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这使得东日耳曼人中的基督教势力很快推翻了原来的统治者，东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也随之大幅推进。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东日耳曼人信奉的是阿利乌派基督教，这被正统的罗马教廷视为异端，所以东日耳曼人信奉的也并非正统基督教。

后来随着东日耳曼人大举迁入罗马帝国，很快与当地信奉正统基督教的罗马人发生冲突，最终以东日耳曼人改信正宗的基督教结束。当然，在此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前文提到的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和伦巴德王国，就曾坚决信奉阿利乌派基督教，后来这三个国家被罗马帝国和正统基督教势力联合绞杀，残余势力被迫改变宗教信仰，这才使得东日耳曼人全部信奉了正统的基督教义。

西日耳曼人的正统基督教化也不顺利，即使连最早完成改变的法兰克王国[28]也同样如此。克洛维是带领法兰克王国走向基督化的统治者，但他最早信奉的却是多神教，并且其家人有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也有信奉阿利乌派基督教的。庆幸克洛维及时顺应了历史潮流，最终改信基督教，从而引领整个法兰克王国走向正统基督教化。接下来的历代法兰克国王采取武力和传教同时进行的方式，大肆扩张本国领土，最终成就了一个强大的法兰克王国。其余如爱尔兰王国[29]，也通过传教士和罗马教廷的不断努力，最终完成了正统基督教化。

北日耳曼人主要生活在北欧，他们是最后加入基督教世界的一支，同时也是最排斥基督教的一支。早在中世纪时期，北日耳曼人开始逐步侵入西欧，并且将基督教徒视为自己的首选劫掠目标。但是随着他们和当地居民的融合，基督教也开始对其产生影响，并且有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愿意加入基督教。可惜他们的信仰并不坚定，尤其是在他们回到北欧之后，很快就改回信奉多神教。

到公元826年，传教士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成功促成丹麦王信奉基督教。但是传教士还没来得及进行下一步举动，哈拉尔德就被赶下了王位，新国王仍然信奉多神教。这样直到整整1个世纪之后，传教士才成功促成另一位丹麦国王信奉基督教，从而打开了基督教在北欧传播的突破口。截止到公元12世纪，通过传教士的不断努力，北日耳曼人基本完成了基督教化。

综合来说，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有三个特点：第一，传教士都是先从统治集团打开突破口，然后依托他们对普通民众进行宗教传播；第二，日耳曼人在基督教化的同时，基督教也在日耳曼化，只不过前者比后者更加明显而已；第三，日耳曼人采取武力和传教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宗教信仰转变，是极为科学和实用的。如此一来，日耳曼人不仅加快了自身的文明进程，同时也促进了整个欧洲社会的文化建设，并且成功继承了基督教的文明成果。

3．日耳曼人的文化遗产

日耳曼人的社会文明进程虽慢，但他们在长期斗争生活中所总结出来的智慧，却是无与伦比的。斯塔夫里阿诺斯[30]据此认为，日耳曼人虽然毁灭了古典文明，但是也为新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如此才让欧洲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强大动力，并且最终能够向全球进行势力扩张。所谓“独特的就是文化的”，日耳曼人留下了如此独特的思想精神，也就注定为欧洲社会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综合来讲，日耳曼人的文化遗产共有四个方面，具体内容分别为：

（1）社会制度方面。日耳曼人留下来的社会制度主要有两个，一是亲兵制，二是马尔克制。其中，亲兵制是指国王将国家土地（也可以称为国王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兵，以此作为对他们的封赏，或者是给他们的劳动报酬。众所周知，土地是古代人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源，日耳曼人也不例外，所以土地是包括国王在内的每个人的梦想。当然，土地对于被封赏者而言，还存在着另一层含义，那就是荣誉。如果一个人有封地，那么他一定为国家或国王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他们的封地是世袭的，这也就奠定了受封者及其子嗣的贵族地位。

接下来是马尔克制，这其实就是一种基层农民的管理制度，用于最大限度地获取土地价值，可以简单理解为公社制度，俗称“吃大锅饭”。这一制度最早由法兰克人创建，具体来讲，就是国家把土地定义为公共财产，然后由集体共同付出劳动并统一收取回报，土地权力主要集中在公社。后来经过发展，土地的种植开始以家庭为单位，农民对土地具有使用权，按照规定年限进行土地的统筹和分配，但是劳动工具和非劳动产出资源则归公社所有，如矿产。

（2）法律制度方面。日耳曼人在法律制度方面的遗产为《日耳曼法》，这是日耳曼人在侵入罗马帝国势力范围后，结合罗马人和基督教文化，最终创立出来的法律规定。由于日耳曼人后来分成了若干分支，所以整部《日耳曼法》也就包括若干分支法典，包括西哥特人的《尤里克法典》、勃艮第人的《贡多巴德法典》和裘特人的《埃塞伯特法典》等。后来，《日耳曼法》成为西欧封建社会建设的法律基础，几乎每一部出台的法典都可以看到《日耳曼法》的影子，如《德国民法典》。

（3）艺术方面。主要包括文学和音乐，其中，文学主要继承自日耳曼人的神话传说，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北欧，其神话描述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比起其他民族的神话要略晚。不过到了公元7世纪以后，基督教文明传播到北欧，日耳曼人的神话传说统统被视为异端，因而大部分遭到焚毁。残存的作品被后世学者整理成《埃达》一书传世，对后世的德国和英国文学有深远影响，比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在开头描写了三个女巫，就是直接取材于北欧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另外的音乐同样如此，如瓦格纳的《神界的黄昏》，几乎是北欧神话的歌剧翻版。

（4）社会文化方面。如时间、节日和地名等。首先说时间，西方社会的很多时间都是用日耳曼神灵来命名的，比如星期二，就是以他们的战神提尔（Tyr）来命名的；其次是节日，以基督教的复活节为例，就是以日耳曼人的春之女神（即艾欧斯特）来命名的；最后是地点，由于日耳曼人最早信奉的是多神教，因而用于欧洲社会的地名就更加不胜枚举了，比如英国的旺斯代克、丹麦的欧登塞和瑞典的欧登斯堡等。

4．日耳曼人的社会建设

日耳曼人最先和罗马人接触的是苏维汇一支，当时的日耳曼人还处在氏族社会时期，基本上以畜牧和打猎为生，伴有少量的农业种植，生产力非常落后。农业方面，日耳曼人仍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方式，即使是一块比较肥沃的土地，耕种几次之后也不得不废弃，然后再去开垦新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日耳曼人长期过着病饿交加的日子，几乎在每个年龄段都会有大批日耳曼人死于伤病，平均年龄也只有35岁。

为了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和拓展生存空间，日耳曼人形成了初期的军事民主制度，社会组织也开始走向公社化，这就是上文中已经提到的“马尔克制”。在这种制度下，每一户日耳曼人从公社领取土地进行耕种，劳动产品为个人所得，同时他们也继续从事畜牧业，并且有所发展。到了公元1世纪左右，日耳曼人开始和罗马人进行贸易往来，双方各取所需，维系了一段为期不短的和平时期。随着生活水平的好转，日耳曼人的数量开始激增，但土地利用率却未能随之提高，因而他们长期陷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

铁器文明传入，对于日耳曼人的影响颇为深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犁头，这让日耳曼人的劳动效率得以显著提高。与此同时，日耳曼人和罗马人的贸易往来也在逐步加深，大迁徙开始之后，日耳曼人在其他民族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这极大地增加了他们与罗马人的交换资本，最终得到了罗马帝国的武器供应。再加上大迁徙过程中日耳曼人接触到了很多民族的先进技术，自然也全都学归己用。所以，日耳曼人在这一时期的农牧业、加工业、纺织业，甚至造船业，都有明显进步。

不过对日耳曼社会推动最大的，还是商业文明的传入。最早的时候，日耳曼人之间也有贸易往来，但是他们并不使用货币，而是直接进行货物交换。尤其是在长期的定居生活中，基本形成了实物交换的统一标准，社会各个行业几乎都参与到了这一活动中。在当时，日耳曼人最重要的商品是牲畜，因为牲畜不仅是商品，本身还是很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因此，牲畜在后来几乎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充当着货币所担负的功能。值得欣喜的是，日耳曼人在与罗马人长期接触的过程中，不仅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而且建立在畜牧业之上的加工业也有所发展，比如养蜂和织布等。

农业生产方面，由于日耳曼人生活的区域地质恶劣，光热不足，生产技术也比较落后，因而他们虽然付出了比罗马人更多的劳动，得到的回报却远不及罗马人。后来，日耳曼人学会利用休耕和施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曾一度满足自己的社会需求。但是这种需求的满足，再一次带来日耳曼人口数量的激增，土地承载能力的一再崩溃，终于促使他们向罗马人竖起了战刀。此外，日耳曼人的主要粮食作物一直是大麦，初期只是简单地熬成粥食用，后来发展到磨成面粉食用，并且一直发展到可以烘焙成面包。

总体来讲，日耳曼人的历史是贫穷和困苦的，他们最早生存的地方自然条件十分匮乏，后来因为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不得不开始四处迁徙。史料记载，日耳曼人的迁徙是从点到面的，也就是说，某个日耳曼人由于种种原因从原部落中脱离出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定居，然后原部落或其他部落也会有人因各种原因分离出来，这些人就会依附第一个定居的日耳曼人。这种社会最底层的迁徙，也成了整个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缩影，他们正是利用这样的方法，才最终完成了对罗马帝国的埋葬。

第五章　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是对使用斯拉夫语言的民族统称，他们也是罗马人眼中的“蛮族”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又分化为东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和西斯拉夫人。其中，东斯拉夫人主要是今天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祖先；南斯拉夫人主要是今天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祖先；西斯拉夫人主要是今天的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祖先。

1．斯拉夫人的历史发展

斯拉夫人的历史见诸文字较晚，已知最早的记载出自古罗马史学家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另一位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也曾在他的《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提到斯拉夫人，时间大概在公元1世纪，但此时的斯拉夫人被他们称作“维内德人”。在此之后，斯拉夫人从欧洲历史（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消失了将近5个世纪，直到公元6世纪才出现在拜占庭史学家普罗柯比的《战记》一书中。书中内容提到，斯拉夫人身形高大，衣衫褴褛，民风原始，并且没有固定的住所。这也成为斯拉夫人最早的直接文字描述，并且从此确定了“斯拉夫人（Slavs）”的称谓，概指整个讲斯拉夫语言的民族。

关于斯拉夫人的发源地，目前在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他们起源于多瑙河流域；一种认为他们起源于维斯图拉河与第聂伯河之间[31]。两种说法各有各的依据，长期争论不休，倒为斯拉夫人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但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历史证据被发掘出来，最终还是第二种说法略占上风。斯拉夫人正是在那里孕育了自己的民族基础，然后开始向外迁徙，并且最终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据史料记载，斯拉夫人的迁徙原因，间接也是因为自然灾害。这里之所以说间接，是因为自然灾害并没有直接发生在他们身上，而是直接发生在了日耳曼人身上，因此才有了日耳曼人的大迁徙。但是在他们迁徙之后，自然灾害终将会过去，而他们却没有再回来，这样就形成了大量的生存真空地带，紧邻这一地带的斯拉夫人自然要进行填补。在此过程中，斯拉夫人尝到诸多甜头，于是便开始向东、南、西三个方向大肆扩散。

公元5世纪，由于日耳曼人在大迁徙后留出大量生存空间，斯拉夫人首先开始向西迁徙，迅速占领了这些真空地带。在迁徙过程中，斯拉夫人共分为两支，一支进入奥得河与易北河流域，一支进入波西米亚平原。这些斯拉夫人与留守在当地的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以斯拉夫为主的全新民族，成为今天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的祖先。

紧随其后，留守的斯拉夫人看到迁徙能够带来如此多、如此大的好处，也开始进行大规模迁徙。但是他们的迁徙不能步人后尘，于是便调转方向，开始大规模向南扩散。这样一来，这部分斯拉夫人就注定会侵犯拜占庭帝国的利益，并且于公元523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随后，斯拉夫人持续对拜占庭帝国发动袭击，甚至一度冲击到君士坦丁堡[32]城下，形成了极为强盛的民族势力。与此同时，生活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民族，一一被斯拉夫人征服，这里也就成了斯拉夫人的天下，并且直接衍生出了今天的南斯拉夫人。

接下来，最后一部分留守的斯拉夫人也不甘落后，但此时向西和向南的通道已经被占据，因此他们只能向东进行扩张，从而进入了顿河与奥卡河流域，并最终占领了达拉多加湖畔和伏尔加河流域。这部分斯拉夫人不仅盘踞着斯拉夫人的大本营，而且在后来还得到了北亚的大面积领土，为今天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奠定了深厚基础。

如此一来，斯拉夫人的势力便覆盖了东到伏尔加河流域，西到莱茵河流域，南到巴尔干半岛的广大地域，从而接触到了当时欧亚大陆上最先进的文化科技。在这些先进文化科技的作用下，斯拉夫人的社会建设很快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他们对整个欧洲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尽管如此，斯拉夫人在当时仍然没有真正融入欧洲社会，他们在罗马人眼中始终属于不开化的“蛮族”，至于这种观念的转变，还要等到后来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化。

2．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化

据史料记载，斯拉夫人在信仰基督教以前，也信仰多神教。而且这一结论还得到考古学界的证实，再加上流传在斯拉夫人中的一些神话故事，说明他们不仅信仰多神教，而且对于植物、河流、部落，甚至数字，都有过崇拜。当然，斯拉夫人的这个信仰过程，也正是他们认识自然环境的过程，同时也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多一手资料。而基督教的传播，无疑加快了斯拉夫人的文明进程，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基督教化同样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对于斯拉夫人来说，这不仅代表着宗教信仰的改变，还代表着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

公元6世纪初期，斯拉夫人开始接触基督教文化，但这只是局部的，也是不成系统的。到了公元7世纪，西斯拉夫人在今天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建立萨摩公国，后来到公元9世纪，又发展成为大摩拉维亚公国。这个时候，基督教势力开始关注斯拉夫人，并且向大摩拉维亚公国派出了传教士。公元863年，被称为“斯拉夫人使徒”的基里尔和麦福迪兄弟进入大摩拉维亚公国传教，西斯拉夫人开始了系统的基督教化发展。公元10世纪初期，随着大摩拉维亚公国的灭亡，基督教的传播变得畅通无阻，西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化得以完成。

南斯拉夫人在进入巴尔干半岛后，长期夹在法兰克王国和罗马帝国之间受苦受难，如果他们持续信奉多神教，不要说发展自身势力，即使想要顺利生存下去也会成为奢望。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人虽然几经反复，总体还是在向着基督教化发展。公元865年，南斯拉夫贵族掀起了一次反对基督教的运动，但是很快就被基督教势力联合扑灭，这也标志着南斯拉夫反对基督教化的最后一股势力被彻底消解。截止到公元12世纪，虽然南斯拉夫人分属于不同的基督教派别[33]，但是已经全部接受了基督教文明的洗礼。

东斯拉夫人主要生活在大俄罗斯范围内，包括今天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他们同样在公元9世纪开始接触基督教文明。史料记载，东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文明的原因，是源于他们对君士坦丁堡的一次进攻失败。按照当时的宗教说法，是因为圣母玛利亚在战争中帮助了罗马人，东斯拉夫人只有同样信奉基督教，才能借助神力打败罗马人，至少不再让神灵偏袒敌方。实际上，当时的东斯拉夫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基督教会的巨大力量，因此想要利用基督教加强自身实力，所以这些统治者不仅没有阻止基督教传播，反而以身作则，带领人民改信基督教。

但是很可惜，东斯拉夫人的统治权在公元882年发生了非正常更迭，新的统治者夭折了这次东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化。然而，基督教化是大势所趋，违反历史潮流就是自取灭亡。到了公元10世纪，东斯拉夫人虽然已经成立了强大的帝国，但是也不得不接受基督教文明，因为这不仅能够和整个欧洲融为一体，也方便统治者对国内进行治理。到了公元988年，东斯拉夫统治者接受基督教洗礼，然后迎娶拜占庭帝国的公主，从此改奉基督教为国教，并强行要求全国人民信奉，整个东斯拉夫人随即完成基督教化。

后来，随着基督教本身的大分裂，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的斯拉夫人被形势所迫，也分别信仰了基督教的不同派别。其中，东斯拉夫人主要信奉基督教的东正教派别，西斯拉夫人主要信奉基督教的天主教派别，而南斯拉夫人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他们不但分别信奉以上两个派别，而且还有一部分在后来信奉了伊斯兰教。当然，这些都是出于历史和地域等间接原因，以及政治和军事等直接原因，但总体来讲，斯拉夫人还是以基督教为主要信仰。

3．基督教文明对斯拉夫人的深远影响

对于斯拉夫人的社会文明进程，基督教从中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尽管他们对基督教曾一度采取保守态度。在此过程中，基督教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先进性，从而最终完成了对斯拉夫人的征服。而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不同的是，斯拉夫人在完成信仰改变和建设的过程中，还经历了基督教自身的大分裂，这也间接增加了他们的选择和转变难度。但是和巨大的实际利益相比，这毕竟是不值一提的，因为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就等于接受了整个欧洲社会的先进文明，其中还包括来自东方的先进文明。

概括来讲，基督教文明对于斯拉夫人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具体内容为：

（1）政治。在接触基督教之前，斯拉夫人虽然是一个统一民族，但是由于信奉的是多神教，所以不同的民族分支之间信仰并不相同，有些信仰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相互之间也就存在着彼此的攻伐。基督教文明对斯拉夫人的洗礼，一举打破了多神教的这种弊端，如此不仅团结了整个斯拉夫民族，同时也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到整个欧洲社会。在此基础上，统治者也乐得坐享其成，因为宗教本身就是管理子民的最好工具，欧洲社会也自古就有政教合一的传统，只要宗教教义不侵犯他们的统治利益，信奉多神教还是基督教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2）文字。这一点对于斯拉夫人的帮助是建设性的，因为在此之前，斯拉夫人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字就无法记录语言，这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文化载体，文化发展自然变得举步维艰。而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不可能全部依赖口耳相授，书面文字也是必要的传播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斯拉夫人就需要识记文字，从而完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建设，斯拉夫人的历史从此进入文字记载时期。此外，由于大规模和长时间的迁徙活动，不同分支的斯拉夫人也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因此，斯拉夫人虽然具有统一特征，也知道彼此属于同一民族，但是他们之间的交流却成了问题。而基督教带来的统一拉丁文，旋即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而加强了整个斯拉夫民族的大团结。

（3）教育。接触基督教文明之前，斯拉夫人基本属于原始人，之所以能够在极度恶劣和凶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他们依靠的完全是强大武力。但是武力能够一时战胜敌人，却无法一直战胜敌人，更无法战胜所有敌人和自然环境。这就要求斯拉夫人必须具备足够的生存智慧，如果没有基督教文明的帮助，他们的生存智慧成长和成熟，无疑还要经历一个遥遥无期的过程。而斯拉夫人接受了基督教文明，自然也就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文明，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培养了大批斯拉夫神职人员，这对于整个斯拉夫民族的素质提高自然裨益良多，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斯拉夫人的生存智慧。

（4）艺术。这里主要是指分属于七大艺术[34]之一的建筑艺术。由于欧洲大陆多森林植被覆盖，所以原始斯拉夫人就地取材，建筑多以木质为主。基督教传入斯拉夫民族之后，他们的建筑开始转向砖石结构，不仅更加坚固实用，同时在美观和整洁方面也有很大进步。比如建造于公元10世纪末的圣母教堂，就是斯拉夫人学习基督教建筑的集中体现，说明这一时期的斯拉夫人已经掌握了比较高端的建筑文化。并且在此之后，斯拉夫人的所有建筑都开始受到基督教影响，无论是帝王的、官员的，还是普通百姓的。

4．斯拉夫人的文化贡献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必定会有一些特别的文化，这也是一个民族的定义所在，斯拉夫人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在与基督教文明发生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当中，属于斯拉夫的独特文化虽然越来越少，痕迹却并未完全抚平。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也文明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斯拉夫文化的影响，或者说斯拉夫人在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基督教也发生了一定的斯拉夫化。关于这一点，其实他们是与凯尔特人，以及日耳曼人如出一辙的，因而斯拉夫人也对基督教文明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首先，宗教文化。斯拉夫人最初所信仰的多神教，虽然和基督教比起来显得原始落后，却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比如一些多神教的神灵形象深入人心，即使是基督教信徒也很感兴趣，因此在经过基督徒的一番加工之后，这些神灵就成了基督教中的一些圣徒。如此一来，不仅加强了斯拉夫人对基督教的认同感，同时也丰富了基督教的圣徒形象。当然，面对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的多神教，基督教都采用了相同方法，可见这一方法是非常实用的。

比如《圣经·旧约》中提到的先知伊利亚，就取材于斯拉夫传说中的雷神形象，并且具有的法力也大体相同；再比如基督教中的魔鬼撒旦，与斯拉夫传说中的海神形象极为相似，也被认为是一种身份转变。

其次，社会民俗。众所周知，官方和民间的说法总会存在一定差异，这在欧洲的历史中也不例外。因此，虽然在正史记载中斯拉夫人已经完全皈依基督教，但是在民间却仍然有人信奉多神教。后来经过传教士的一再努力，这些民间的斯拉夫人也只是做出有限妥协，也就是既信多神教，又信基督教，宗教学界将其称为“双重信仰”。如此一来，基督教徒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即将这些民间斯拉夫信徒的信仰吸收进基督教，如此才最终完成了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化。

以谢肉节（即送冬节）为例，原本出自于斯拉夫人的神话当中，具体的内容大体为：代表春天的神灵战胜了代表冬天的神灵，然后将温暖和生机带给了人们，斯拉夫人以此来寓意送冬迎春。后来基督教传入，谢肉节仍然在斯拉夫人中大肆流传，并且最终促成了基督教信徒的太阳崇拜。

最后，神话传说。斯拉夫人的神话传说分为三大体系，分别为海斯拉夫神话、西斯拉夫神话和东斯拉夫神话，分别以生活在三大区域内的斯拉夫人命名。这些神话除了来自口口相传，在基督教徒的一些著作中，也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但是由于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曾长期受到斯拉夫人的多神教抵制，因此基督教信徒对于斯拉夫的神灵极为反感，大多将这些神灵塑造成反面形象。在这种情况下，斯拉夫人的相关神话就失去了客观性，对于斯拉夫人的原始生活研究价值便大为缩水。

后世学者为了进行文学创作，曾经对斯拉夫神话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发掘并校正了大量神话故事。而这些神话故事在出现之后，很快成为后世学者的创作素材，甚至直接促生出了一些全新的文学形式，为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　释

[1]　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是欧洲文明的主要发祥地。

[2]　马其顿王国的开创者，曾经征服希腊民族。

[3]　古波斯人建立的奴隶制帝国，位于伊朗高原，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

[4]　成书时任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同时也是著名的雕塑家。

[5]　古希腊哲学家。

[6]　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0～51页，德谟克利特著，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5月版。

[7]　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01页，德谟克利特著，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5月版。

[8]　见《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莱昂·罗斑著，陈修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58页。

[9]　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11页，德谟克利特著，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研究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5月版。

[10]　见《判断力批判》，第48页，康德著，宗白华、韦卓民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11]　雅典人领导的提洛同盟和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会战，最终以后者的胜利告终。

[12]　一说是吕底亚（位于今土耳其西北部）流亡政权，一说是东方移民政权，目前学界较倾向于后者。

[13]　罗马在进入帝国时代之前，曾有数百年的共和国历史，屋大维独裁之后才称为罗马帝国。

[14]　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

[15]　著名欧洲文化研究专家，奥地利人。

[16]　见《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63页，1997年版。

[17]　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

[18]　希腊人，生于雅典，是一名没落的贵族成员。

[19]　Plato，Laws，714B～715D，Lobe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0]　见《罗马法原论》（上），周枏著，第11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1]　见意大利米兰的圣安布洛吉大教堂。

[22]　罗马作家。

[23]　每年10月31日（万圣节前夜）、11月1日（万圣节）和11月2日（万灵节）。

[24]　也叫针铁矿，各种铁矿石风化形成，可以通俗地理解为铁锈。

[25]　包括位于中欧腹地、高卢地区、不列颠和爱尔兰岛的凯尔特人，以及零散分布在欧洲各地的凯尔特人。

[26]　即西哥特分支建立的西哥特王国。

[27]　即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

[28]　日耳曼人一支。

[29]　西日耳曼人的一支。

[30]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全球通史》一书。

[31]　今天的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北部，也被称为波列西耶地区。

[32]　拜占庭帝国的首都。

[33]　基督教主要分为基督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三大派别。

[34]　七大艺术：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绘画、建筑、雕塑。

第二卷　中世纪时期

时间从公元476年到公元1640年，主要奉行的是罗马天主教文化，主张人生而有罪，活着就是为了赎罪。如此一来，欧洲社会人民受到了极大的思想束缚，甚至连人性也一并受到摧残，文化上的进步更是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缓慢时期。为此，后世欧洲人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黑暗年代，诸多社会现象都被后世引以为诫，并且以最终推翻了这一时期为骄傲。

代表人物有：但丁、巴赫和贝多芬等。

第一章　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

对于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渊源，学界普遍认为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但是中世纪时期作为古典时期的传承阶段，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还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近代西方社会的政体建设，也从中世纪时期获得诸多裨益，如果对中世纪时期的社会文化不够了解，那么对于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也将难以深入解读。

1．罗马人的贡献

巴赫　1685～1750年

公元476年9月4日，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奥多亚塞[1]强迫退位，这标志着西罗马帝国[2]正式灭亡，同时也标志着欧洲古典时期的结束和中世纪时期的开始。然而，罗马帝国的统治虽然结束了，但罗马帝国创造的诸多文明却没有随之灭亡，这就必然要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在此，我们就必须提到罗马人创造的庇护关系和大庄园制度，以及整个欧洲社会法制建设的基础法——《罗马法》。

首先，庇护关系。罗马帝国末期，土地兼并现象日益加剧，虽然中央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严格限制了大地主阶层的土地面积，但是这些大地主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对抗中央政策，土地兼并根本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罗马公民沦为雇农，成为农奴或农隶。为了谋求生路，这些雇农不得不依附有势力的大地主，名义上是大地主庇护了他们的利益，这就是罗马帝国创造的庇护关系。此外，那些到边远地区开垦荒田的罗马人，为了免受蛮族掠夺，也会请求大地主的保护，条件是给出一定的赋税，这也是庇护关系的一部分。

如此一来，大地主阶层的势力便越来越壮大，以至于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并最终发展成为不可一世的地方势力。久而久之，中央政府的权力被地方势力严重削弱，而中央政府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局面已然形成，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成为时间问题。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为了让自己的统治苟延残喘，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不得不饮鸩止渴，将更大的权力下放到大地主阶层，希望依靠他们继续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其次，大庄园制度。这实际上就是庇护关系的升格与变种，即大地主阶级开始拥有自己的行政和军事权力，并且在领地四周筑起高高的城墙，用来武装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样一来，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城邦，中央政府的权力被进一步剥夺，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罗马帝国虽然几经文明进步，但基本上又回到了古希腊的城邦文明时代，只不过此时分布在罗马帝国领土上的各个城邦，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共主。

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官员仍然在为一己私利而蝇营狗苟，统治阶层已经腐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很快，那些仍旧依附于罗马帝国的城邦终于不堪重负，纷纷转头去依附地方势力，或者干脆自立门户，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面对这种情况，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也曾尝试过武装改变不利局面，可惜地方取代中央的历史潮流已经形成，他们的尝试行为犹如螳臂当车，丝毫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接下来，以地方势力为主的封建社会制度，终于可以宣告瓜熟蒂落。

最后，《罗马法》。《罗马法》的建设于公元6世纪完成，由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主持编修，这是一部臻于成熟的法律典籍，后世称之为《罗马法大全》。众所周知，罗马帝国在形成初期实行了数百年的共和制，公元前27年由屋大维（即奥古斯都）完成军人独裁之后，才称为罗马帝国。《罗马法》也充分显示出了这一社会变革，因而具有共和制与君主制双重特性。

虽然查士丁尼一再强调《罗马法》继承了共和制度，但是共和仅仅是一个外衣，建立君主专制法律体系才是他的最终目标。在《罗马法》中，他主张王权神授，大肆鼓吹王权至上，妄图形成个人崇拜。庆幸民主共和思想已经在欧洲人民心中扎根，因而出现了诸多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因素，最终并没有让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罗马法》中既可以找到人民共和思想，也可以找到君主专制思想，实际上是一部两种思想共存的法律典籍，这也为后世的学习和使用者提供了很大空间和张力，使得《罗马法》的生命力越发强大。

2．日耳曼人的贡献

除了罗马人之外，日耳曼人也对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建设功不可没。如果说罗马人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中思想建树颇丰，那么日耳曼人则是在行动上贡献良多。众所周知，由于发生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日耳曼人的分布变得越来越零散，最终分成了三大分支。其中每个分支又分成若干个小分支，并且始终处于分分合合的状态，可以说整个日耳曼民族并没有统一的联系。但是如果从民族特征来讲，他们的共同点却是一致的，而这些一致的共同点，也为中世纪欧洲的社会文明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崇尚武力。如果说蒙古人是天生的战士，那么中世纪日耳曼人就是天生的战争爱好者，这不仅因为战争是他们的生存手段，还因为战争是他们的精神需求。在当时的日耳曼人看来，人生需要用荣誉来证明价值，而荣誉又必须通过战争来获得，所以日耳曼人从来不允许自己的世界中没有战争。史料记载，日耳曼人在战场上发动冲锋时，通常都是由军事首领带头，如果首领有丝毫怯弱，就会成为他一生的污点。日耳曼人的普通战士同样如此，如果他们的军事长官在战场上牺牲，而他们却生还下来，那么他们的一生都将生活在耻辱当中。

其次，土地公有。日耳曼人的土地，是由国家公有的，国家下辖若干个公社，每个公社以人口数量的多少分得相应土地。然后再由公社分配到具体个人，标准是身份地位越高的人，得到的土地越多。实际操作过程中，那些首领身边的亲兵由于建功最多，自然会得到最好和最多的土地。但是这些人心中很清楚，自己只有建功疆场，才能保住已有土地，并且得到更多土地。因此，这些贵族都忙于政治军事，并不会亲自去种田，而是交给那些专业的农民或者农奴去负责，自己仅仅是坐享其成。与此同时，这些亲兵的封地还会经常变更，这样不仅能够防止受封者利用战功以外的方式拓展土地，也能够让更多平民看到战功所带来的荣誉和实惠。如此一来，日耳曼民族人人尚武，人人以建功疆场为毕生目标，上了战场之后自然勇猛无敌。

最后，自由民主。原始时期，日耳曼人的部落内部事务基本由长老裁定，而长老的产生，是由选举大会决定，至于选举大会，则是由部落中的所有成年男子共同组成。日耳曼人的王同样由选举大会产生，唯一的限制是必须从血统纯正的王族中选取，如果被选出的王表现欠佳，部落大会还有权将其废黜另选。在大迁徙过程当中，日耳曼人开始逐渐分散，很难再选举出统一的王，但是这种自由民主的选举意识和方法，还是在每一个部族之间实行，从而确保了每个部族的领导者都是最优秀的，以至于整个日耳曼民族始终具有较为优秀的领导者，其整个民族的势力自然越来越兴盛。

与此同时，日耳曼人不仅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以及具体的民主方式，而且在入主欧洲之后，还能够以其强大的武力保卫着这种民主，从而对整个欧洲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欧洲社会进入中世纪以后，日耳曼民族正值强盛时期，再加上他们对基督教文明的主动接触，民主作为其民族精神的核心，随即成为中世纪欧洲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日耳曼人对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对于近现代的西方民主建设更是青史可见。

3．基督教文明的贡献

对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形成，基督教也作为一股重要的参与力量，而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比如道格修斯就曾给皇帝写信，称皇帝的威严可以凌驾于全人类之上，但是在面对上帝的时候，则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颅。唯有如此，才能用虔诚感动上帝，从而得到上帝的庇护和指引。这种貌似为神明大唱赞歌的行为，实际上是神职人员在为自己揽取权力，因为所谓的神灵意志，必然要通过他们来具体传达实行，基督教的分权行为可谓志在必得，这就为封建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至于基督教对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具体贡献，主要包括二元政治思想和王权神授思想。

其中，二元政治思想是指将神权和王权分离开来，即主教和皇帝的权力分别由两个人来行使，再具体地说，就是将宗教权力和行政权力区别对待。在《圣经》当中，基督耶稣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即“凯撒[3]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当然，神权和王权也不是完全分开的，而是相互独立又相互结合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这两种权力能够和谐共处，它们彼此都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帮助，而如果这两种权力站在了对立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甚至祸延天下。

如此一来，罗马帝国的权力就被一分为二，由基督主教和帝国皇帝共同执掌，并且主教的权力还要略高于皇帝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分配，虽然容易导致双方的争权夺势，但是也为两种权力设置了天然限制，避免因为一家独大而出现独裁政权。果不其然，当基督主教将自己的势力培养丰满之后，立即与皇帝展开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这便出现了中世纪著名的神权与王权之争。后世学者虽然从中吸收并创造了诸多理论，但是从根本上来讲，都脱离不了二元政治思想的框架。

接下来是王权神授思想，即皇帝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皇帝是上帝的宠儿，从而赋予了皇帝统治天下的权力。从根本上来讲，这一思想还要追溯到日耳曼人的原始信仰，后来与基督教文明进行结合，才最终促成王权神授思想的产生。众所周知，日耳曼人的王权是建立在高贵血统、部落民选和王权神授三大基础上的。在入主欧洲以后，日耳曼人逐渐受到罗马文化和基督文化的影响，最终接受了王权神授的说法，相信王权是从上帝手中得到的。

公元6世纪，王权神授的思想空前高涨，几乎所有欧洲人都认为皇帝受上帝恩宠，从而在神的庇护和引领下统治臣民。这一时期，就算皇帝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能力，甚至没有把国家治理好，其权威同样不容侵犯，权力也不容质疑。因为那是上帝赋予的，即使要剥夺，也必须由上帝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虽然仍旧服从于王权统治，但是对神权的信赖则更高一筹，后来王权曾一度沦为神权附庸，皇帝也成为基督教统治天下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必须依赖地方势力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因而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到地方，这无疑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形成。

至此，促成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局面的最后一股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封建制度的大体轮廓也随之浮出水面。总体来说，希腊人提供了封建制度的雏形，罗马人继承并推进了封建制度，同时还完成了封建制度的法律建设。再加上日耳曼人的公有制和民主制融入，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得以完成基础奠定，并且再也难以撼动。

第二章　西欧封建制度的特点

公元9世纪，法兰克王国分裂和马扎尔人[4]入侵，导致西欧中央政权的彻底瓦解，整个西欧大陆陷入一片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方实权不得不各自为政，武装起来维护自身权益，这就为封建制度的形成打下基础，并顺利催促出了等级君主制和贵族代议制，最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封建王权。到公元13世纪，随着国家和民族概念的不断深化，封建王权时代随之寿终正寝。

1．封建王权的普遍特征

“封建”一词最早见于日耳曼语，原意为“牛”，后来发展成为“土地权”，最终确定为“采邑”和“封地”的意思。从今天的角度来讲，“封建”一词主要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封”，一个是“建”，联系起来就是“对封地的建设”，而建设者不仅包括握有实权的大地主阶级，还有统治者派往封地的代表，称为封臣。由此可以看出，封建王权的基本组成分为三个部分，即封赏者、被封赏者（包括地主和封臣）和用来封赏的土地。在这一制度中，国家实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包括底层民众的劳动力和统治者派往的代表，最终都成为了他们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

19世纪以后，学术界试图对封建主义做出一个完美诠释，并且最终形成了两派主流学说。一种学说认为封建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涵盖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并且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5]；另一种学说认为封建主义是纯粹的统治工具，只不过统治者从国家最高领袖变成了握有实权的大地主阶级。这一说法后来经过发展和延伸，认为大地主阶级所行使的权力，实际上是在仿效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并不具备个人或私人特性。两种说法并立而行，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但无论如何，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固定不变的，即统治者和大地主的关系是平等的，并且依靠信用和契约建立合作框架。具体来讲，统治者派出自己的代表（即封臣）与大地主接触，双方谈妥利益分割约定后，共同对领地进行治理，然后按照约定各取所得。在此，代表统治者利益的封臣究竟能够分得多少利益，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但总体来讲，时间上越往后，统治者的权威越低，获得的利益就越少；地域上越是远离中央，统治者的权威就越低，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少。

需要注意的是，封臣和大地主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实际上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他们始终在统治者和大地主之间摇摆。史料记载，曾经有个名叫伯尼埃的封臣，受命到自己家族所在的领地为官，由于交涉过程中争执较大，统治者最终派兵消灭了伯尼埃家族，并洗劫了伯尼埃家族的土地。这样一来，伯尼埃毅然决然地举起征讨统治者的大旗，并且最终成功杀死了统治者，尽管他曾经是统治者的臣属。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君臣关系，已经下降到了宗亲关系以下，甚至下降到了封臣和领主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下。

接下来，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封臣和地主之间的契约开始具有法律效力，如此便使得他们的关系进一步稳固下来。相关内容规定，如果某一方未能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对方有权力解除自己的义务，反之，则双方都必须尽心尽力为对方的权益负责。著名的《耶路撒冷法典》中就有一些具体规定，如封臣有义务在统治者那里维护大地主的安全；大地主有义务满足封臣的物质生活，等等。总而言之，封建关系的维系需要封臣和地主共同努力，因为其中一方的权力就等于另一方的义务，这就是中世纪欧洲封建王权的特征所在。

2．封建王权的法制思想

当日耳曼人与罗马人融合之后，他们的法制观念随即受到封建关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全新的封建法制思想，这就是封建法制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到公元11世纪，建立在日耳曼基本法上的封建法基本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也全部纳入了法律范畴之内。由此可以看出，日耳曼人的法制观念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指导精神，而封建法律又具体填充了日耳曼人的法制观念，双方最终共同完成了封建社会的法律建设。

具体来讲，封建法律主要是针对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关系，以确立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目标，用以维护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正常存在和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统治者培养了大批封建法律学者，这些人不仅为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后世的法律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尤其在法律精神方面的贡献最为关键。其余如法庭、诉讼、判决和执行等法律流程，也都在这一时期初步成型。

如《耶路撒冷法典》中就有规定，即使封臣触犯了法律内容，领主也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惩处。如果领主僭越法律，动用私人武力惩处封臣，那么封臣有权使用一切办法逃避惩处，甚至对领主进行反击。所做行为不仅不会受到法律制裁，还将受到法律保护，甚至赞扬；另一方面，如果领主违反了法律规定，封臣同样没有直接进行惩处的权力，而是必须按照法律流程逐步进行；最后，如果封臣和领主之间发生冲突甚至争执，那么必须服从当地法庭的调节，直到更高级别的官员和更具实力的领主介入解决纠纷，否则封臣和领主就要承担冲突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由此可以看出，法庭在封建法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也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诞生，那就是法制。在这里，封建统治者们充分意识到了法官的重要性，认为他们是契约精神的重中之重，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威和实力，就没办法维护法律的判决和执行。因此，在法庭上充当法官角色的人，通常都是一些实权人物或重要官员，其中很多甚至就是一些大领主和大封臣，并且有专业的法律团队为他们服务，或者他们本身就是资深的法律学者。

如此一来，在层层法制关系的积累上，封建法律维护封臣和领主平等关系的效力得以基本实现。如果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统治者和领主阶级之间的权谋产物，只是由于双方实力相当，所以基本保持了对等关系，这对于后世欧洲社会的法制建设极为重大。试想，如果当时的权力双方呈现一边倒局面，那么法律的制定也会严重倾斜于强势一方，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强者的统治工具，那样也就不会有欧洲社会后来的民主和自由精神了。

最终，如果有人认为判决存在不公，可以在判决之后向上一级法庭申请重新判决，并且这样的行为也很快被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这就是今天可以看到的“上诉”流程。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因为在同一级别的审判过程中，封臣或者领主一方可能处于劣势，那么最终的判决就可能有失公允，但是在上一级甚至更上一级的法庭中，这种优势或者劣势便可以得到有效平复，从而最终得出一个相对公平的判决结果。

久而久之，封臣势力和领主势力终于发现，他们在一系列的明争暗斗中谁都没得到好处，于是双方都成了斗争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尊重对方的合法权益，或者说尊重法律的权威地位，便成了整个社会的智慧和责任。道理很简单，一旦有人践踏了法律，那么人人都将视法律为无物，最初践踏了法律的人虽然可以短暂得到好处，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讲，他却失去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最高保障，同时也是最佳保障。有了这样的认识，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法律建设得以健康快速发展，并且最终为西方近代法制文明铺垫了道路。

3．封建王权的深刻含义

封建王权的确立，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契约精神，或者说必须严格符合国家法律，这一社会意识，在中世纪欧洲就已经基本形成。通常来讲，一个封建王权的产生，至少要符合三点要求：首先是上帝授命，也就是必要有宗教领袖的任命，这通常以教皇为国王加冕的形式来完成；其次是世袭制度，国王虽然可以选举，但严格限制在固定家族之内，而且是在国王出现了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否则都要严格按照世袭制度进行；最后是民主选举，至少也要由民众选举出来的代表进行选举。这类选举除了针对国王之外，还要选出各种重要职位，其余如大领主也是由内部选举产生的。

首先提出国王和人民关系平等的人是玛尼歌德[6]，他认为国王和平民之间也要建立起权力和义务。因此，国王被人民选举产生之后，需要为每一个公民主持正义，从而维持整个国家的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之间充满信任。如果国王做不到这一点，就等于未能履行自己的义务，人民可以将信任献给其他国王，具体来说，就是要结束或者推翻不合格的国王统治。后来，这一政治传统在西方国家得以长期沿袭，最终成为今天“总统弹劾制”的前身。

歌德　1749～1832年

法律的协商性也是封建王权含义的核心之一。按照规定，法律的制定应该服从民众的意志，而非统治者或者统治阶层的意志，否则就是违背契约精神。具体实施过程中，统治者只能授意法律机构拟定具体法律条文，然后交由人民修改、审议和投票，通过之后才能正式生效，即使国王也必须严格遵守。与此同时，法律的修改和废除同样需要经过严格程序，并且必须由国家的贤者参与其中，而这些贤者同样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以今天的美国为例，建国200多年也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次《修正案》，可见他们对契约精神的重视程度。

以腓特烈一世[7]为例，尽管他是罗马史上最强势的皇帝，但是在涉及国家法制建设的问题上，仍然将具体的权力交给了大臣会议，严格遵守了契约精神。当时，腓特烈一世正在与教皇激烈夺权，由于处在被动局面，身边的很多近臣都劝他独断专行，以此来一举扭转不利局面。但是腓特烈一世坚持自己的信仰，始终在符合契约精神的框架内行事，甚至做好了接受失败的打算。最终，腓特烈一世在斗争中大获全胜，不仅赢得了民众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教皇势力的充分尊重。到了中世纪末期，这种契约精神终于发展成为国家议会制度，即民众选举代表组成国家议会，再由国家议会审核最高领袖的提案，通过后方可实行。

最后，大家的事大家决定原则，也是重要的封建王权内涵。这一法制原则是为了最大限度让每个公民将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手中，从而避免在出现独裁统治者的时候，大举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后来这一法制原则经过法学家不断完善，还创造出了法学领域中的“同意”理论，即关乎集体利益的事情，要由集体共同来决定，至少也要交由集体推选出来的代表来决定。公元1295年，爱德华一世[8]将这个理论写进宪法，从此之后，“同意”理论从学术理论升格为国家法律，并最终成为西方社会一条伟大的法制原则。

4．封建制度的基本特点

封建制度确立以后，西欧社会长达6个世纪的混乱局面终于宣告结束，伴随而来的是焕然一新的法律文明和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伴随而生的还包括宗主权、附属权和契约精神等新生事物，这些都对后世欧洲的社会建设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而且封建制度不仅是中世纪欧洲的自然产物，同时还是欧洲人民主动学习和选择的结果。之所以说封建制度有别于希腊人的城邦制度，也有别于罗马人的共和制度，是因为它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国家权力的重心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封建制度是一种地方性政体，中央权力的辐射区基本只覆盖其直接管辖的领地，对于其他地方政权，中央政府能够行驶的权力是极为有限的。但是中央政权又是地方政权名义上的共主，因而地方政权又会允许一部分中央权利的介入，再加上各地方政权之间需要相互制约，中央权力虽然无法完全支配地方政权，却也是一股必不可少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在封建政体建设完成之后，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开始依据法律办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从此具备了法律约束力。

第二，地方政权各自为战。地方政权和地方政权之间虽然存在一些关系，但是他们又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俗和习惯等，并不存在真正的联合，更称不上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或国家。但是对于这些地方政权来说，毕竟有一个共同的领导，也就是中央政权。可是当这些地方政权的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中央政府这个共同的领导，就变成了大家共同的敌人。于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实权开始和中央割席而坐，从而出现了一批桀骜不驯的地方贵族，这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弥漫整个欧洲社会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君主专制就没有市场了，而各地方政权由于外部生存压力的缘故，也只能尽量满足内部人民需要，这就为民主制度的推行创造了丰沃土壤。

第三，公共权力私有制。封建制度无疑是私人权利的天下，共有权力或者说中央权力被推到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契约精神便由此开始滋生。用马克思的话说，“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或者都是政治领域。”[9]这就使公共权力最终归于私有制，封建社会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权力了。整个“国家”没有统一的军队，没有统一的税收，甚至没有统一的法庭，而只能是需要它们的时候临时推选出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历史现象，即统治者臣属的臣属，并非统治者的臣属，这就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制。

第四，私人契约形式的政治联盟。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分裂，国家的经济也自然走向了分裂，如此一来，领主与其附属势力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以契约形式来进行约束。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就成了一个由无数小集团组成的政治联盟，体制非常松散。然而，这些松散的政权又需要和中央保持联系，以确保自己不被其他政治集团所吞并，具体方式就是和中央委派而来的封臣缔结契约。这种契约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但是因为缔约双方都存在真实需要，所以契约的作用是存在的，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契约。

第五，权力多元化。封建制度下的国家权力，是相互重叠和相互缠绕的，想要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厘清，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刀切的国家政策能够让所有人满意，因而国家权力的分配最好是兼容并蓄的，这就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多元特点。所以，自封建制度形成以后，对整个社会的制约能力无处不在，没有哪个地方政权能够强大到足以和其他所有政权匹敌的程度，甚至没有哪个地方政权能够在所有地方政权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此一来，封建社会的权力越来越多元化，而处于这种多元化权力中的人民，也越来越具有独立性。

第三章　封建制和代议制的产生

众所周知，宪法是一种规定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并且对政府和公民具有同等效力，这就要归功于欧洲社会古已有之的契约精神。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统治者和地方实权之间的契约关系，逐渐演化成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这便是欧洲社会从封建制过渡到立宪制的历史契机，从而为近代欧洲的代议铺垫了道路。至于欧洲最早出现的代议制国家，当属英国。

1．《大宪章》制度的产生

罗马帝国从英格兰（即不列颠）撤兵之后，凯尔特人引狼入室，让日耳曼人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英格兰，从而导致了日耳曼人对不列颠的大肆入侵。到公元6世纪末，经过日耳曼人的一番冲击，整个英格兰出现了七个较大规模的政治集团，史称“七国时代”。公元9世纪中叶，丹麦人发动的大规模入侵，进一步打碎了不列颠岛上的政治集团，从而为封建制度的形成创造了历史契机。公元10世纪，由于社会权力日渐分散，诺曼底公爵[10]顺利完成了对英格兰的征服，并随即建立起了封建宪政制度，从而滞绊了英格兰社会的封建制度发展。

此时的英格兰，王权统治日薄西山，整个国家的权力以庄园形式存在，庄园主成为当时英格兰社会的实权者。这些庄园主对外、对上虚与委蛇，对内享有绝对的统治权，并且妄图一直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是随着诺曼王朝的势力逐渐深入，庄园主们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于是他们纷纷依附势力更大的庄园主，英格兰的社会权力因此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和加强，诺曼王朝立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最终不得不做出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庄园主们仍然将自己的命运紧紧握在自己手中，并且形成了一批不容忽视的地方政权，从而保住了封建制度的发展趋势。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英格兰政治体制，既包含大庄园主们的平民议会，又包含诺曼王朝的贵族议会。当然，主要的国家权力机构，还是以平民议会和贵族议会共同组成的议会为基础的，而实际上这是一种类似于聚会的政治活动。由于不伦不类，史学界甚至对此类政治活动的称呼都不一致，已知的称呼包括氏族大会、君主会议和宫廷会议等，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立法、政务和税收等，有时候还会讨论王位的继承问题。而且这种聚会也没有固定的时间，通常只要国王想要举行，就可以组织大家召开，到处充斥着散漫的自由气息。

不过很遗憾，由于统治者握有绝对的社会权力，英格兰社会的政治优势逐渐开始向王权倾斜，聚会上大多时候都是国王在唱独角戏。庆幸契约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大庄园主联盟不愿与统治者为伍，再加上他们手中握有实权，买统治者账的庄园主越来越少，直到国王的独角戏再也唱不下去。所谓绝对的权力必然滋生暴虐，面对大庄园主联盟的挑衅，英格兰统治者不仅开始大肆践踏法律的尊严，而且还在一步步蚕食庄园主的实际利益，以至于当时的法院判决一度成为统治者的私人工具。

此外，这一时期的英格兰封建制度还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统治者对自己制定的政策充满信心，并且让自己的喉舌进行了大肆吹捧；另一方面，国王又大举干涉议会的正常工作，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统治，导致当时的英格兰封建制度名存实亡。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压迫越严重，反抗就会越强烈。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后，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再一次陷入了无休止的持久战中，两败俱伤的教训再次出现。最终，正义终于还是战胜了邪恶，在整个欧洲社会的作用下，反对英格兰统治者的声音越来越高涨，势力也越来越强大，英格兰统治者不得不做出让步，并签署了限制其权力的法律制度——《大宪章》。

2．《大宪章》的深远意义

《大宪章》是英格兰统治者和贵族阶级（即大地主阶级）长期积怨和斗争的产物，形成过程和结果都具有非常典型的英格兰特色，同时也对后世欧洲社会的政治体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实际上，《大宪章》的出现也要感谢适当的历史契机，因为当时的国王为了进行东征[11]，只得将国家权力大举交给留守的贵族们，贵族们为了统一管理，最终形成了大议事会制度（即西方议会制度的前身）。在新一任国王约翰[12]上任之后，他的国王身份几乎成为空壳，并且由于他的激进行为，其领地已经在登基之前被大议事会剥夺。

约翰当然不甘心大权旁落，在登基之后随即展开了对贵族阶级的反抗，而他的具体做法就是大肆提高赋税。然而贵族们已经形成了足够强大的力量，这让约翰感受到了极其强大的政治压力，为了转移矛盾，他只好对法国发动战争，并借机再一次提高了赋税。眼看国家权力就要被约翰窃取，大议事会于公元1213年上表了一份宪法议案，要求约翰签署。而约翰不但没有签署，还利用教皇势力进一步削弱了贵族阶级的力量。

次年，约翰在法国的战事一败涂地，这迅速激化了约翰和贵族之间的矛盾，以致贵族军队于公元1215年攻占了英格兰首都伦敦，内战一触即发。此外，就连教皇势力也最终站在了贵族阶级一边，不断游说约翰做出让步。同年6月5日，无计可施的约翰只能放弃继续抵抗，答应和贵族阶级进行和谈，并且与泰晤士河边接受和签署了贵族们上表的宪法议案，是为《大宪章》的诞生过程。

《大宪章》首先规定了宗教势力不受国王管制，这就使宗教势力和行政势力得以分离开来，并且处于平行和对等的政治地位，这一点也暗合了基督教的政治二元论；其次，贵族在触犯法律之后，审判机构必须要有他的亲人（至少一名）组成，从而保障其最基本的人身权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国家税收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必须通过公民投票决定，从而将国家税收的立法分摊到了每一位公民手中。如此一来，至少要有半数以上的公民同意，税收政策才能实行，这就有效限制了国王的贪婪，以及避免那些单纯依靠提高税收来维持国家运转的无能国王上台。

政治方面，《大宪章》也在后来成为英格兰基本法和普通法的建设基础，是欧洲社会契约精神的合理化、法制化和书面化。从此以后，英格兰国家法律的颁布，不再单纯满足于国王的统治需要，而是国王和贵族（包括贵族和平民）商议的结果，这样形成的法律就具备了一个非常可贵的特点，即对法律的实施者（国王）和被实施者（民众）都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国王和民众的地位是平等的，民众需要一个管理者，国王履行管理义务，然后得到相应的管理权，并且置于全民的监督之下。当然，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力量，即司法，这也为后来西方社会的司法独立埋下了伏笔。

从此之后，《大宪章》在英格兰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公元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公元1676年的《人身保护法》，都直接来自《大宪章》的内容。即使到了500年之后的美国，其立国根本《独立宣言》中，也随处可以看到《大宪章》的痕迹。而贵族从国王手中得到了这样的政治权利，平民自然也就从贵族手中得到了这样的政治权利，以至于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成为西方社会的最高价值和追求，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3．议会制度的形成和特征

诺曼王朝的建立，使英格兰的封建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但是英格兰的封建制度虽然受到西欧社会影响，却有着自身独特的地方。这是因为当时的英格兰社会中，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占有压倒性优势，因此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君主专制帝国，但是民主共和是当时整个欧洲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是英格兰贵族阶级的强烈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最终建立起了一种混合制政体，最高级别的国家权力既不在国王手中，也不在贵族阶级手中，而是在国家议会手中，即大议事会。

众所周知，政治权力只有得到有效的制衡，才能保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在中世纪欧洲，大多数国王和贵族也看到了这一点，因而才有了国王和贵族联合执政的混合政体。这种政体在国王看来，属于略带封建特色的君主制；而在贵族看来，又属于略带君主特色的封建制。总之，双方都在尽可能地维系政治平稳，并且在此基础上努力拓展自己的权益空间。随着基督教文明的传播，以及贵族阶级强烈的正义诉求，“国家权力即公民权力”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这就为封建制度的全面到来创造了大环境，或者说打下了民意基础。

至于封建制度的维护工作，其实是由法律形式来规定的，司法权力也继宗教权力之后，成为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第三方势力。在当时，国家的司法长官虽然由国王任命，但是他在精神上要效忠自己的誓约[13]，在行为上要执行法律的规定，整个过程还有贵族阶级的监督，体现的仍是契约精神。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个别国王挑战这种处于制衡状态的权力体制，如上文中提到的约翰，但结果只能是战争和契约精神进一步发展，也就是《大宪章》的产生。

《大宪章》制定之后，贵族阶级不仅取得了权力斗争中的完胜，而且将契约精神落实成了法律条文，大议事会的地位也就此被确定了下来，是为中世纪英格兰议会制度的雏形。紧接着，司法系统开始从英格兰的政治体制中以法定的形式独立出来，法律内容在欧洲传统契约精神的作用下，很快成为国王和贵族阶级共同遵守的规定，司法部门的职位也必须要由法学者甚至是法学家担任。13世纪中叶，英格兰普通法学家布拉克顿在其《论英格兰法律和习惯》一书中就曾提到，当时的英格兰国家法律已经把治理权（即行政权）和审判权（即司法权）明确分离，国王任意妄为的独裁行径，在英格兰从此成为历史。

接下来，议会制度得到持续发展，并很快深入到了国王的财政事务上。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国王的财产分为私人花销和公共花销两类，分别用于国王的私人开支和国家议会开支。这样一来，国王的私人财产和国家的公共财产被彻底剥离开来，使得国王能够随意支配的财产受到严格限制，有效避免了随意挥霍甚至玩物丧志的国王产生。即使作为立国之本的税收，国王能够行使的权力也极为有限，比如后来改进版本的《大宪章》就有明文规定，除非有紧急情况，并且经人民同意，否则国王无权征收任何新税。当然，旧税的增加也必须经人民同意，具体来说就是国家议会必须有半数以上代表同意，从而使国家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人民的国家。

当然，《大宪章》以及之后的改进版本，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各种法律，最本质和最优越的地方在于民众推翻政府被置于合法地位。在今天直接演化为总统弹劾制。

第四章　基督教与中世纪欧洲

基督教文明对于整个欧洲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这一文明却来自希伯来人，只不过由希腊人和罗马人将基督教推向辉煌。众所周知，基督教的传播有效促进了整个欧洲大陆各支文化的交融，从而使整个欧洲大陆通过基督教有机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欧洲各支文化也反哺给了基督教文明很多养料，使得基督教的生命力越来越强盛，对于欧洲社会文明进程的推动力也越来越巨大。

1．基督教与欧洲文学

基督教文学兴起于公元4世纪左右，此时的基督教已得到罗马帝国的认可，再加上之前形成的强大民意基础，其发展速度可谓一日千里，很快便确定了中世纪欧洲文学的领军地位。如基督教信徒阿塔纳修斯的《圣安东尼传》，一改希腊和罗马文风，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英雄传记体裁，完美歌颂了基督教圣徒的事迹。在此之后，圣徒传记类作品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学的主流，很多取得了一定宗教地位的基督信徒，都会利用修传记的方式宣扬自己，希望能够借此使自己流芳百世。

散文和散文诗在当时也是重要的文学体裁，二者都成为后世同类著作的开山鼻祖，而说到具体的作品时，就不得不提到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这部著作虽然是以散文和散文诗的文学形式写就，但内容却是一部长篇自传，作者以入木三分的文笔刻画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一名基督徒对宗教信仰的极度虔诚。当然，这部著作最大的亮点还是文学手法，后世学者不仅从中学到了心理剖析和内心表露的技巧，甚至还学到了高深的美学理论。

另一种受到后世学者推崇的文学形式是诗歌，在当时以充满基督教色彩的赞美诗为主，几乎所有基督教信徒都能轻松吟唱大量作品。从创作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以古典韵律为格调，后来一直发展到公元6世纪，犹太裔的基督教信徒罗曼努斯将基督教的赞美诗推向高潮。而此时的基督教诗歌早已随着时代的潮流焕然一新，传世量也有了明显上升，并且这些作品在形式上更加简练和押韵，因而传唱度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基督教的历史著作大概出现在公元4世纪左右，比如被誉为“教会史之父”的尤西比乌斯[14]，就写成了欧洲第一本教会史著作——《教会史》。这部著作在欧洲文学史上也有很多亮点，比如大量运用历史真实资料，追求叙事的准确性而非文学性，以及突破了国家和民族的框架，从世界范围内记载了基督教的发展等。此外，尤西比乌斯还在书中提到“以人为本”的史学观念，强调历史的运转规律是神的意志转移，并且将此视为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因此暴露了时代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编年体史学著作也出现于这一时期，最早仍然是犹太人推动的这一历史进步，其记述对象同样为基督教历史。与东方编年体史学著作不同的是，欧洲编年体史学著作基本都是由半知识分子完成，作品主要针对的读者也定位在了普通大众上。这样一来，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作品内容，同时也让基督教的传播具有了更加深入和更广泛的民意基础。此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当中，作者还开始忽略文学修辞的重要性，转而关注民生和民权问题，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最后，由于基督教文化在中世纪时期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在后世欧洲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基督教文学的影子。比如英国史诗《贝奥武甫》、法国史诗《罗兰之歌》和芬兰史诗《卡列瓦拉》等，都在赞颂基督教圣徒方面不遗余力，基督教文学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2．基督教与欧洲教育

传播教义是任何宗教都避免不了的任务之一，基督教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在起源之初，基督教徒就开始四处奔走，游说民众皈依基督教，基督徒将此称为传福音。而实际上，这种传福音的行为，就是一种教育方式，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原始和常见的教育方式。总体来讲，基督教教育从家庭教育过渡到家庭和学校教育相结合，从神学教育过渡到神学与科学教育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教育制度，对后世欧洲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至于最早的基督教教育，是从教会人们敬畏上帝开始的，继而引导人们崇尚智慧，并且遵从上帝的教诲，实际上就是遵从基督徒的教诲。如此一来，建立起了一种学习基督教义的态度和通道，从而使基督教义的传播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基督教非常注重儿童的启蒙教育，孩子出生时就要接受神父的洗礼，以此来确定师徒关系，并且由施行洗礼的神父负责孩子一生的神学学习和宗教事务。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正统宗教之后，接受洗礼的新生儿扩展到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神父则普遍由孩子的父母充当，以至于后来的所有欧洲人或多或少都与基督教存在一定关联。

随着现代文明的兴起，学校成为欧洲社会的主要教育机构，但是最早出现的学校却无一例外都是神学学校，并且神学一直贯穿学生的整个教育过程。比如在罗马帝国，贵族的孩子通常首先进入学校进行语言培训，而在培训的资料当中，除了必备的欧洲古代经典著作以外，还会有很多基督教经典著作，比如最常见的《圣经》。此外，不论学生选择哪一门学科，也不论是在初级还是高级教育阶段，神学课都是必不可少的学科之一。

到公元6世纪，学校教育经历了无比繁荣的发展阶段后，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到了公元529年，查士丁尼大帝忽然宣布学校师生为异教徒，致使大量师生惨遭驱逐，作为中世纪欧洲学校教育两大中心（另一中心为亚历山大学院）之一的雅典学院，也遭到严重损毁。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开始担负起欧洲社会的全部教育责任，从而艰难维系着欧洲古典时期的文明火种，并且一直持续到整个中世纪的结束。而教会学校最早以培养神职人员为目的，因此基本只讲授神学知识，后来才加入了欧洲古典文学，并相继加入了哲学、天文和数学等科目。

此外，修道院学校也是中世纪欧洲重要的教育力量，尤其是处于欧洲东部的拜占庭帝国，几乎所有修道院都设有学校，其中一些规模较大的还设有分校。最初阶段，这类学校允许所有孩子入学，但是后来则只限于基督徒的孩子入学，并且这些孩子也要在将来成为基督徒。到了公元12世纪以后，基督教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势力，开始招收所谓的“外修生”，这类学生与专门供职于教会的“内修生”不同，在毕业之后可以到社会上供职。公元13世纪以后，随着学校教育的解禁，修道院学校和教会学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学校教育最终成为欧洲社会的主要教育力量，并且直接为欧洲近现代教育文明奠定了基础。

3．基督教与欧洲科学

在传统观念看来，宗教和科学分别代表着落后和先进的知识，很多著作中，它们甚至是两股完全相反的势力。而实际上，宗教作为一种思想统治工具，与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相矛盾的，何况统治者还可以用宗教的外衣对科学技术进行包装，从而使宗教更具神秘感。因此，欧洲科学自基督文明孕育而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在基督教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理性发展之后，人类智慧已经把神的意志推向了宇宙意识。

在希伯来人看来，人类是上帝的宠儿，因此对世间万物拥有处置权，认为这是执行神的旨意，只要心中对上帝充满敬畏即可。基督教无疑继承了这一观念，因而出现了大批基督徒科学家，他们热衷于探索神的意志，实际上就是在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和规律，所发展和研究的对象也正是科学技术。再加上古希腊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的影响，基督教虽然是一种宗教，但实际上在形成之初就已经融入了不可改变的科学血液，从而使科学理念贯穿了整个基督教的发展历程。

在基督徒看来，信仰上帝是首要的，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并且始终处于他的监管之下。但是在此基础上，任何通过理性思维获得的知识都应该被充分重视，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必然会存在一些常见的自然现象，基督教必须在宗教层面给出合理解释，而这种宗教解释最好是科学的、自然的。面对这些知识，基督徒甚至会到异教徒那里去虚心学习，然后说明这是神的旨意，从而发展基督教的理性学说，并维护整个基督教的权威性。比如当时社会的普遍思想认为，地球表面是平的，但是出身基督教的很多科学家却坚信地球表面是圆的，并且还计算出了赤道的大致长度。

而在理性（即科学）到来之前，欧洲大陆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迷茫时期。当时的人们认为整个世界都是混乱的，各种事物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已经出离了神的意志，或者说人类社会就是被神遗弃的一角。之所以人类会来到这里，是因为在神那里犯了罪，人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赎罪，所有发生在世间的灾难，也就成了神的降罪。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世纪中期，随着欧洲社会逐步稳定，理性也开始渐渐回归，再加上古希腊自然学科的滋养，理性思维和自然科学开始在基督教内部占具主要地位，从而建立起丰富的理论体系，经院学派就是这一学说的代表。

以经院学派的创始人阿贝拉尔为例，他不仅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12世纪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之一。阿贝拉尔曾经对150个神学问题进行反复论证，最终结合之前的神学理论成果，创造出了理性和宗教相协调的逻辑思维，为“经院方法”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实际上，阿贝拉尔在早期的学术观点中，就主张以科学的方法对待神学，具有显著的思辨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在阿贝拉尔看来，上帝虽然创造了自然万物，但是自然万物有自身的运转规律。所以人类需要信仰上帝，但是更需要了解世间万物的运转规律，也就是要了解各种科学知识。

4．基督教与欧洲艺术

基督教在孕育自身文明的同时，自然也孕育了一定的艺术文化，而这种由基督文明孕育而来的艺术文化，也在中世纪成为整个欧洲社会的艺术主流。后来，欧洲社会的艺术风格虽然日趋世俗化，但是其中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艺术风格仍然随处可见。大体来讲，基督教艺术主要包括音乐和绘画两个方面，对于整个欧洲艺术的影响，也主要存在于这两个方面。

（1）音乐。众所周知，基督教自起源以来，便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赞美上帝功德的唱诗，随着基督教的迅速传播，几乎回荡在欧洲社会的各个角落，后来都成为欧洲音乐文化的基础元素。而最早使用吟唱方式诵读赞美诗的基督徒，是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15]，同时他也是这一歌唱形式的开创者，具体为“轮流分唱”，随后很快成为其所辖教区内的规定曲目。与此同时，圣·安布罗斯还开创了“会众歌曲”的先河，被后世基督徒一直沿用至今。同时期的基督教父·圣奥古斯丁，还阐述了音乐对于基督教传播的重要性，认为语言本身是枯燥乏味的，歌唱的形式则可以让信徒更好地赞美上帝，从而更接近上帝。

公元6世纪末，格里高利[16]充分认识到了音乐的巨大作用，开始对当时已经流传于世的教堂音乐进行汇总整合，改编之后便形成了统一的“格里高利圣歌（也被称为‘格里高利歌调’或‘格里高利素歌’）”。具体采用五声音阶和单声调唱法，相对来讲节奏比较简单，伴奏与和声在当时也没有兴起，填词基本采用无韵散文。到了公元9世纪，格里高利圣歌已经流传到整个欧洲大陆，单调音乐形式也被发展到极致。所谓“量变终将引发质变”，到了公元10世纪以后，复调音乐形式随即宣告出现。又过了一个世纪，五线谱出现，人类从此进入能够准确识记音符的时代，五声音阶也发展成为六声音阶。

（2）绘画。基督教在起源之初是没有绘画艺术的，这是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处于地下活动，所有行为都必须尽量保持低调，而且上帝作为基督徒的共同信仰，实际上也无形可画，因为大家都相信上帝是无形的。后来，因为加入基督教的信徒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对于文字的识别能力有限，绘画示例的形式便在基督教内流行开来。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基督教绘画多以壁画形式出现，比如家庭或墓窟的墙壁上。此外，基督徒也会在棺椁上绘画图案，内容多与死亡、救赎有关，其中大量素材都取自《圣经》。

对于基督教来说，公元4世纪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因为基督教在这个世纪中不仅成为合法宗教，而且一举成为罗马国教。随着基督教势力的迅猛发展，基督教文化和艺术也随之繁荣起来，绘画艺术作为重要的宗教传播手段之一，自然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其中，欧洲大地上林立而起的教堂为基督教绘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因为每一座教堂的建立，都需要大量壁画嵌挂在墙壁上进行装饰，绘画的取材也开始突破《圣经》限制。公元500年以后，基督教绘画艺术经过蓬勃发展，终于具备了自身独特的个性，并从此屹立于欧洲艺术之林。

5．基督教与欧洲社会伦理

所谓伦理，就是指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理，当这些处理方式形成一定的规则之后，就有了社会伦理和后来的社会伦理学。由于基督教对于欧洲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所有基督教的宗教伦理对于欧洲的社会伦理来讲，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基督信徒来讲，其影响不仅是深入的，而且是贯穿一生的。概括来讲，基督教对于欧洲社会伦理的影响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具体内容为：

（1）生命观念。基督教伦理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帝赋予的，因此神圣而不可侵犯。在此观念进入欧洲大陆之前，欧洲的社会伦理则普遍比较漠视人性，堕胎、弃婴甚至杀婴行为极为普遍，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哲学家都是如此。即使到了数百年后，一些被基督教视为异教的宗教，仍然延续着这种残忍行为。基督教传播到欧洲大陆以后，坚决抵制角斗、堕胎、弃婴和杀婴等行为，这在当时也成为希腊和罗马贵族迫害基督徒的原因。

（2）平等观念。人生而自由平等是基督教的基本伦理原则，在基督徒看来，只要是信奉基督教的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因此，不管其种族、民族还是社会地位不同（包括奴隶在内），大家都是平等而自由的，并不存在天生的低贱者。而在基督教盛行于整个欧洲以前，欧洲人（尤其是欧洲贵族）普遍将奴隶看作一种私人财产，其价值甚至低于一些大型牲畜。后来，在奴隶制度和基督教共存的几个世纪，奴隶的境遇得到极大改善，最终也是因为基督教的努力，才成功废除了奴隶制度。

（3）婚姻观念。基督教具有十分先进和文明的婚姻伦理，着重强调了婚姻契约的严肃性，严厉谴责淫乱、通奸和同性恋行为。后来，奥古斯丁还对婚姻价值进行阐述，写成了奠定教会婚姻伦理的名著——《论婚姻的好处》，对整个欧洲社会的婚姻观念形成了深远影响。后世学者认为，欧洲社会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主要表现在婚姻关系中，这在基督教的作用下，最终也得到了有效解决。

（4）慈善观念。劝人向善是一个正义宗教区别于邪教的根本所在，基督教自起源以来，正是凭着慈善思想和行为，不绝如缕地感化着世人，才最终将欧洲社会的邪恶、残忍、不公和黑暗吞噬掉。在基督徒看来，上帝是仁慈而博爱的，他不仅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类，同时也将自己的仁慈和博爱赋予了人类，如果人类违背了上帝的仁慈和博爱，那么在死后就会被打入地狱。因此，基督教从诞生开始，其信徒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他人提供服务，如医疗、食物和精神辅导等。

（5）劳动观念。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体力劳动是一种最低层的工作，这种工作天生就是为奴隶准备的，而贵族则应该让自己得到尽量多的自由时间，用来思考一些关于人生和宇宙的问题。但基督教完全推翻了这一观念，认为劳动不仅可以创造财富，而且能够锻炼意志，是通向成功和梦想的不二选择。因此，对于基督徒来说，哪怕是再高级别的神职人员，每天也要保持一定的劳动量，并以此来引导更多的人来热爱劳动。

（6）经济观念。基督教可以将自己的财产施舍给世人，但世人却没有多余的财产施舍给基督教，尤其是在基督教兴起之初，经济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为了能够维持生计，基督徒也不得不从事一些经济活动，比如放贷给基督徒商人，然后从中获取利息。这样做虽然有悖于基督教的教义，但是在巨大的利益吸引和生存压力下，很多基督徒还是选择了妥协，只不过他们的商业行为更加合理，比如放高利贷的事情在基督徒中就很少出现。

第五章　罗马帝国的绝响

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之后，双方政治集团仍然不思进取，面对新生的政治力量都试图保存自身实力和消耗对方实力，最终招致悲惨的灭亡。东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西罗马帝国已于之前灭亡），曾经的罗马帝国版图上分裂成十个大小不一的王国，这些王国虽然各自为政，并且亲手埋葬了罗马帝国，但是都在争夺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地位，直到整个中世纪时代的结束。

1．罗马帝国和世界

公元2世纪左右，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张到极限程度，再也无力并且无心扩展自己的领土面积。而实际上，当时的罗马人并没有准确的领土概念，更没有绘制精确的地图，只知道罗马帝国占据了“全世界”，罗马城也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中心。至于那些罗马版图之外的人，则完全处于荒蛮阶段，有勇力但无智慧，从根本上来讲不足为虑。而罗马人对边境蛮族的这些看法，正如当年的希腊人看待他们一样，这也预示着罗马人的统治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

当时在罗马帝国边境作乱的，主要是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巴拉巴拉人”，因为罗马人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所以听他们说话都像是“巴拉巴拉”的怪叫，因而有此称呼。但是从史料中的一些记载来看，罗马人对于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的认识，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他们在记述凯尔特人的时候，称其身形巨大，易爆易躁，即使手无寸铁也敢发动冲击，强悍的形象让罗马人多少有几分忌惮。

而在谈到日耳曼人的时候，罗马人的记述显然出现了不同，更多是体现了他们的组织性。如相关史料记载，日耳曼人不与外族通婚，因此他们的血统非常纯正，几乎所有人的体形特征都如出一辙，像蓝色的眼睛、红色的头发和高高的鼻子等。此外，史料中还提到他们的性格特征，说他们行事坚硬强悍，能够在战场上经受巨大冲击（包括突然袭击），对于饥饿和寒冷的忍耐力难以想象，但是炎热和干渴又很容易将他们击败。

与此同时，先进的罗马文化也在影响着一些帝国边缘的蛮族。比如在中欧和南欧，就生活着大量凯尔特人，他们虽然保持着一些民族特性，但是在大部分的生活习惯上已经日趋罗马化。而在西欧和北欧，又有大量日耳曼人聚居，这是凯撒在对相关地区用兵之后，形成的民族混合局面。不过当时的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还没有形成文字，其历史只能根据考古和罗马史料进行发掘，因此准确性一直有待提高。后来经史学家确认，日耳曼人实际上是一个多分支民族，也就是对诸多部族的统称，因为他们在多年的迁徙过程中分散了。后来，凯撒用日耳曼人称呼他们，他们自己也以日耳曼人自居，才逐渐被划分为同一个民族。

社会组成方面，日耳曼人以部落形式聚居，每个部落有若干个姓氏，每个姓氏再由若干个家庭组成。平时，日耳曼人用这种编制放牧农耕，战时也利用这种编制行军打仗，总体来讲代价小、效率高，行动灵活自如。至于日耳曼人的军政大权，基本都握在贵族手里，并且这些贵族通常以神灵的化身自居。中层社会管理阶级的任免，同样奉行子承父业的世袭制，等级非常森严。而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则是日耳曼人在战争中俘获的奴隶，其他也包括一些依附他们的零星外族势力，其生存权利会比奴隶高出一些。

此外，日耳曼人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内部之间也会出现一些战争，这也以战争预演的形式，保持了日耳曼民族的强悍。自公元1世纪开始，日耳曼人的势力发展急速壮大，开始大举侵犯到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接下来，他们没有丝毫的迟疑，随即开始了对罗马帝国的大举冲击，并最终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覆灭。

2．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接触

为了壮大自身实力，罗马帝国曾疯狂向外扩张领土，同时也兼并被征服者的文化。但是由于当时的欧洲社会相对比较封闭，每个地区几乎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一些信奉多神教的民族，为罗马帝国提供了过多的宗教元素。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帝国的宗教实际上融入了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成分，其中就包括后来居上的基督教。由此可以看出，罗马人对于宗教的态度比较务实，在他们看来，只要有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任何宗教都是好的，这一点与基督教最终成为罗马国教是分不开的。

当然，罗马帝国有选择宗教的权力，各种宗教也有争取被选择的机会，因此众多宗教都在力争上流。而在这次百舸争流的历史大潮中，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边缘地区的一个宗教，最终脱颖而出，成为遍布近东地区[17]的庞大势力。站稳脚跟之后，基督徒充分利用罗马帝国建立的交通网络，迅速将基督教义传遍整个帝国版图。公元70年，罗马大军摧毁了犹太人建立的圣城耶路撒冷，日益强大的基督教随即从犹太教中脱离出来，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在此，基督教和犹太教相比，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改变，即从此开始招收非犹太裔门徒。

摆脱了传统以色列文化的束缚，基督教开始强调自身的特色建设。首先，基督教着重强调神的启示，以便对当时欧洲各民族形成普遍号召力；其次，基督教号召有罪的人进行悔改，而在此之前，只有贵族阶层才有此特权（或者说能够支付高额的悔改费用）；最后，寻求永生，这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基督教教义同时强调，哪怕是已经犯下了重罪的人，只要真心悔改，并且信奉上帝，最终都可以得到永生。基督教的以上几条教义，几乎完全契合了当时欧洲民众的内心诉求，这让基督教形成了极强的普适性，人们纷纷皈依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任何一股新势力的崛起，总会伴随着旧势力的阻挠，基督教也不例外。而那些旧势力攻击基督教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如基督徒都是底层贱民，不配拥有宗教信仰；基督徒不信奉罗马神灵和罗马教皇；相信身体和灵魂会在来世复活等；基督教的活动都在私下进行等等。不过，当时反对基督教的声音是比较有限的，大多数罗马贵族并没有对基督教予以足够重视，这也成为早期基督教迅猛发展的原因。但是很快，基督教的迅猛发展便引起了罗马贵族的警觉，在发现基督徒有自己的独特信仰后，罗马帝国随即将基督教列为非法宗教，并出兵镇压基督徒的各种抗议活动，大批基督徒以“敌视国家”罪被残酷处死。

公元197年，罗马学者德尔图良写成《护教学》一书，这是一部为基督徒进行辩护的著作，同时也是罗马人第一次真正地了解基督教，这对于基督教在欧洲社会的地位合法化功不可没。与此同时，基督教也发出了为自己抗争的声音，并且对罗马帝国的镇压采取了比较怀柔的策略。在基督徒的宗教观点中，基督教是一个普适宗教，他们拯救的对象是全世界人民，根本不存在国界的不同，因此也就没有了罗马和非罗马的区别。就这样，基督教开始真正进入罗马贵族的视野中，而基督教的一些基本特性，也开始引发罗马贵族更深一层的思考，基督教的命运由此开始产生微妙变化。

3．基督教的产生历程

众所周知，基督教来源于以色列文明，因此在探寻基督教文明之前，对于以色列文明的了解是有必要的。以色列是一个宗教国家，但是由于内部矛盾所致，很早便分裂为两个国家，位于北方的称为以色列国，南方的则称为犹太国，二者长期并存于世。公元前722年，两个国家都被亚述帝国所灭，犹太人从此沦为奴隶。公元前597年，巴比伦人赶走了亚述人，以色列人做奴隶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集体受到驱逐，被迫流落异乡。

由于已经形成深厚的民族文化，以色列人即使在长期的流亡过程中，也保持着强烈的民族特性，这也成为他们创造“千年复国”奇迹的原因所在。但是，流落异乡的犹太人虽然遭到排挤，却坚定地认为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因此，强烈的宗教信仰不但没有让他们反抗，反而使他们更加屈从。犹太人坚信，只要自己忍辱负重，总有一天上帝会派弥赛亚[18]来搭救他们。

然而，宗教信仰只能寻求精神上的安宁，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犹太人开始在世界各地经商，并且积累了大量财富。虽然大部分犹太人都是勤俭致富，但是由于他们属于外族，很多民族为了转移内部矛盾，都将矛头指向了他们，犹太人不但成为无辜的牺牲品，而且还被视为贪婪的魔鬼。就这样，犹太人一直挨到了波斯人赶走巴比伦人，由于波斯王在征服巴比伦人的过程中得到了犹太人的帮助，所以他允许流落各地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建国。

可是流落各地的犹太人虽然谨守民族特性，但多少还是吸收了各地区的文化，尤其是一些先进的文化。这样一来，在重建以色列国的思想观念上，重新聚拢的犹太人就出现了各种分歧。后来经过一番激烈对质，还是分成了传统派和革新派，二者互不相让，大有势不两立的决心。由于革新派吸收了希腊文化，并且取得了罗马帝国的支持[19]，所以一直都处于优势地位，但传统派有广大的民意基础，生命力也极为顽强。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犹太人又开始祈盼弥赛亚的降临，并且由这位新的弥赛亚带领以色列走向伟大复兴。

就在这样的社会期待下，一个来自木匠家庭的孩子在马厩中降生了，他就是后来的圣子耶稣。耶稣从小就表现出了弥赛亚的特质，人们甚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身边就聚集了一些追随者，并且人数规模始终在壮大。后来，犹太文化受到希腊文化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整个犹太统治阶层都已经被希腊文化征服。而耶稣却对传统犹太文化进行大力维护，因而形成了强大的感召力，最终被传统犹太人视为弥赛亚，同时也被当成了“犹太人的王”。

然而，耶稣势力的崛起，让罗马人感到了威胁，犹太贵族绝不允许耶稣颠覆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耶稣在经过审判之后，最终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时间大约在公元33年。但实际上，耶稣只是着力于推动精神感召，从而激活并发展了大量传统犹太文化，这才让聚集在他身边的信众越来越多。虽然耶稣没有留下文字著作，但是其信徒通过总结他的言行教诲，还是完成了初期基督教教义的体系建设，并先后完成了三部著作，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后来，三部福音书合成《新约》，又与《旧约》一起组成《圣经》，从而孕育出了一支新生的犹太文化。

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中，这支犹太文化经过后世追随者的不断完善，终于形成了一种服务于信念需求的神学文化，是为基督学，基督教也随之产生。

4．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融合

随着基督教的日渐强盛，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渐渐意识到一点，即基督教的发展是历史潮流，不可能因为自己的意志而发生转移。如果进行抵制，最终不但无法阻止历史潮流的发展，还可能会被历史潮流所吞没。再加上罗马人奉行的宗教利己政策，他们对原有宗教并无感情可言，如果基督教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巩固政权，这些统治者自然乐得顺应历史潮流。公元313年，已经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两位皇帝联合发布赦令，要求所有罗马帝国臣民停止对基督教的迫害。接下来，罗马帝国不仅给予基督教合法的宗教地位，而且还颁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基督教发展的政策，对于其他宗教则显然有打压的意图存在。

基督教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大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不仅迅速巩固了宗教地位上的平等，而且在教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而一个宗教的兴起，必然伴随着一批宗教的衰落，随着皈依基督教的信众越来越多，很多宗教失去了人气基础，他们或者被基督教吞并，或者自生自灭，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罗马帝国为了赢得基督教的好感，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统治，开始主动向基督教抛出橄榄枝，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已经仅剩下时间问题。

然而，在平息了外部矛盾，发展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逐渐趋于稳定的基督教居然在内部发生了分歧。最初阶段，分歧还可以通过更高级别的主教进行化解，但是随着利益关系的划分，基督教内部的矛盾显然在向着愈演愈烈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内斗也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继而影响到了罗马帝国的统治，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也在力图平息基督教纷争。史料记载，君士坦丁大帝就曾于公元325年召开并出席尼西亚会议，会议的参与者多达250名主教，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大洲、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面孔和语言，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基督教思想。

值得庆幸的是，这次会议的结果令人很满意，它不仅取得了基督教思想的统一，而且还在会后发布了《尼西亚信经》，从而确立了基督教的正统地位，民众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也从此进入规范化。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大帝接受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整个罗马贵族不论是出于政治利益，还是出于宗教信仰，也都纷纷皈依基督教。公元381年，另一位罗马皇帝狄奥多西颁布诏令，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诏令内容非常清楚地表示，任何基督教以外的信仰都属于异端，会受到神的谴责，也会受到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谴责，同时更是非法的。

当然，基督教繁荣得一蹴而就，也使很多异教和异族文化融入其中，尤其是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文化艺术，这也让基督教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一切变化。在当时社会，如果一个全新的事物出现，只有纳入基督教系统才能够得以宣扬，否则就会被宗教领袖判为“异端”，从事者被称为“异教徒”，下场只能是面临毁灭。再后来，罗马帝国推行宗教一元化政策，除基督教以外的一切大小宗教，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

5．罗马帝国的悲惨末路

众所周知，罗马帝国的建立存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基石，那就是数量极其庞大的奴隶阶层。比如在罗马帝国发展到最强盛的阶段，一座城市的奴隶数量往往要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就要求罗马帝国必须每年补充大量奴隶来维持稳定。而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发展到极致，再也没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奴隶的来源就成了一个巨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政治加经济问题，罗马帝国只好开放贸易，允许奴隶买卖，希望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弥补国内的奴隶需求缺口。

到了公元2世纪，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聚居在罗马帝国边境的一些民族部落开始大规模迁徙，其中一些直接闯入了罗马帝国的境内。这样一来，罗马帝国不仅失去了奴隶进口来源，还直接遭到了来自外族的冲击，社会根基立即被撼动。与此同时，罗马帝国内部的人口增长也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造成罗马帝国的统治从巅峰急转直下，眼看就要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沼之中。

公元4世纪末，日耳曼人一支（哥特人）受到匈奴人挤压，不得不强行侵入罗马境内，并迅速占据了西罗马帝国最富庶的广大地区，而西罗马帝国却完全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击。所以，这次成规模的外族入侵，给了罗马帝国一记重创，由此也可以看出，罗马帝国的军事实力早已大不如前。此后，侵入罗马帝国的这支日耳曼人，接受了基督教文明的洗礼，并且结合日耳曼文化形成了新的文明形式，随后还对整个西欧社会产生影响。

此外，罗马帝国的版图构成也是其迅速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在当时，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实际寄生在各地方政府之上，而且又将实权下放到了各地方政府手上，这就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产生了天然的裂痕。再加上各地方政权都奉行“天高皇帝远”政策，通信联系又只能依靠畜力传递，一旦受到外族冲击，很多地方政权都会主动脱离中央政府的掌控，然后割据一方称王称霸。而既然脱离了中央，各地方政权之间也就失去了相互协调和帮助的前提，这样在受到打击的时候，生死存亡就只能听天由命或独自拼命了，其下场可想而知。

就在罗马帝国内外交困的关键时刻，一场席卷全国的传染病忽然降临，迅速将罗马帝国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各地方政权仍然不知团结，而是仿效中央政权组织宗教势力，巩固实权统治，因而基督教的严密组织并没有因为时局动荡而遭到破坏。如此一来，基督教对于整个罗马帝国的掌控能力，一度超越罗马贵族，一些个别行省，甚至由当地主教直接出任领主。公元3世纪末期，罗马贵族做出垂死挣扎，被迫将帝国一分为二，从此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罗马贵族的这一决定属于十足的昏招儿，因为此举再一次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罗马帝国对地方政权彻底失去控制后，实际上处于边境的地方政权也失去了唯一的后盾和保护。为了寻求生机，他们不得不对境外民族施行怀柔政策，不断试图与之和谈。庆幸这些民族在得到了好处之后，大多停下了入侵的步伐，同时基督教文明也开始同化这些外族部落。可惜文化的传播速度总赶不上武力的扩张脚步，由于罗马军队日趋孱弱的表现，大片罗马土地沦入外族手中。接下来，外族在掠夺过程中得到好处，发动的进攻越来越频繁，进攻的目标也越来越巨大。

公元410年8月，日耳曼人一支（哥特人）攻破罗马城，罗马帝国的统治也就此成为历史云烟。

注　释

[1]　日耳曼武士，意大利第一个蛮族国王。

[2]　这里指西罗马帝国。

[3]　古罗马皇帝，共和国末期杰出政治家。

[4]　匈牙利民族主要分支。

[5]　代表人物为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

[6]　11世纪欧洲主教，思想家。

[7]　罗马帝国皇帝（公元1122～1190年），也被成为“红胡子”和“巴巴罗萨”。

[8]　英格兰第四任国王，公元1239～1307年在位。

[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4页，中共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0]　即后来的威廉一世，诺曼王朝皇帝，公元1028～1087年在位。

[11]　即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十字军东征。

[12]　英格兰国王，公元1199～1216年在位，也被称为“无地王”。

[13]　一种宗教形式。

[14]　凯撒利亚主教。

[15]　公元340～397年在位。

[16]　第64任罗马教皇，公元590～604年在位。

[17]　指地中海沿海，亚洲西南部和非洲东北部地区（伊朗和阿富汗除外），有时候还包括巴尔干半岛。

[18]　上帝的使者，音译为弥赛亚，意译为受膏者，即救世主。

[19]　当时罗马人已经赶走了波斯人。

第三卷　文艺复兴时期

时间从公元15世纪到公元16世纪，主要是指对古典主义的复兴，并且着重强调了人文主义的重要性。这场运动起源于意大利，发起于思想文化领域，在成型之后很快传遍整个欧洲大陆，并且扩展到各个学术领域。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文艺复兴的开端，是欧洲社会中古时期和近代时期的分界线，如果从社会性质来讲，也是欧洲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界线。

代表人物有：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等。

第一章　基督教会的大发展

罗马帝国虽然灭亡，但是基督教的元气却并没有遭到致命伤害，并且随着蛮族的接触和接受，基督教还得以发展壮大。又由于基督教和罗马帝国有过一段“蜜月期”，二者之间的文化早已水乳交融，所谓基督教的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罗马帝国的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希腊文化。也就是在这种文化遗留的基础上，开出了一朵文艺复兴的绚丽花朵，从而使欧洲文化得以继续发扬光大。

1．古典文化的社会遗留

如前所述，基督教最早只是从犹太教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宗教，但是基督教徒抓住历史机遇，最终完成了从小宗教到大宗教的角色转变。其间，经过仅仅3个世纪的发展，基督教的势力就已经遍布整个欧洲大陆，连罗马帝国都不得不主动拉拢，希望基督信徒能够进入罗马行政机关任职，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基督教信奉“一仆不侍二主”的宗教原则，认为宗教的“主”是上帝耶和华，不愿向罗马皇帝俯首称臣。

尽管如此，基督教还是仿照罗马帝国的行政编制，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系统。比如罗马帝国最高统帅称皇帝，基督教的最高领袖就称为教皇；再比如罗马帝国的地方统帅称领主，基督教的地方领袖就称为主教等。此外，基督徒还仿照罗马人的长方形会议室，建造了自己的教堂。罗马帝国末期，很多地方领主都无法有效控制社会局面，而基督教凭借强大的宗教势力，则普遍能够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至于基督徒的世界观，后世学者普遍认为是继承了希腊和罗马文化，并且直接来自奥古斯丁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由两个板块构成，即东部的亚洲（在当时只是亚洲的一小部分，相当于今天的近东地区）和西部的欧非两洲。之所以把欧非看作一个板块，是因为奥古斯丁认为欧非之间不过是经过了一条海流，并形成了一片海洋。而罗马帝国正是围绕着这片海洋而屹立不倒的伟大国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人们还没有形成欧洲的概念，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未被开发的世界还有很大。

当然，基督教对于罗马文化的继承，也做出了自己的修正。比如罗马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同样的物质所组成，并且所有物体都可以分解到最小的组成单位，即原子。而原子虽然已经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个体，但是其内部构造却非常复杂和完整，或者说原子同样是一个集合物体。人死之后，整个肉身分解成为原子（包括灵魂在内），全部消失不见。基督徒对此显然持反对观点，他们认为人的身体和灵魂是永生的，今生是前世的果和后世的因。而今生受难说明前世有罪，用一生（今生）或者几生的时间赎罪完成之后，就可以在死后得到神的指引和爱护，从而享受永生的快乐。

实际上，基督教徒并不愿花费太多的时间研究哲学问题，在他们看来，一切哲学问题都不复杂，皆可以归结为人性问题。而人性有善有恶，并且是趋向恶的方向，只要让每个人都遵从神的旨意，人性就能够趋向善的方向，整个世界最终就能够充满温暖和爱。这一观念的形成，同时也为整个欧洲提供了普世价值，让他们对身边人及整个世界都抱有同样的看法。罗马帝国的统治崩塌之后，基督教的组织也受到影响，尤其是处于各地方政权庇护下的主教，很快感受到了来自教皇的压力。为了抓住手中的权柄，这些地方主教一边巩固神权，一边努力糅合当地文化，从而促成了基督教文化和罗马文化的一次大融合。如此一来，后世基督教文化和罗马文化便交融在了一起，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局面，共同为近代欧洲的文明崛起谱写篇章。此后，随着罗马帝国的销声匿迹，他们共同创造的文化也被冠以基督教文明的头衔，一直传承至今。

2．基督教在欧洲的大举传播

罗马帝国灭亡的同时，也是诸多边境蛮族大举入侵的时期，这些蛮族虽然文化落后，但是武装力量极其凶悍，因此迅速占领了罗马帝国的大片领地。而这些蛮族在征服罗马土地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定居下来以后，也不可避免地被这片土地上的文明（即基督教文明，包括希腊和罗马文明）所征服。这些蛮族在罗马土地上建立起诸多王国后，无一例外地都开始接受基督教文明地洗礼，同时也在重复着罗马帝国的兴衰和灭亡。这样一来，诸多强大的蛮族政权虽然盛极一时，但最终都难逃衰落并融入整个基督教文明的命运。

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罗马帝国以及诸多蛮族部落的征战杀伐中，基督教乘着历史的风帆扶摇直上，最终在罗马帝国占据了绝对的宗教统治地位。应该说，无论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还是诸多蛮族政权的统治者，都不是心甘情愿接受基督教的，尤其是一些有着坚定民族信仰的蛮族，底层民众甚至不顾其统治者的政令，执意信奉自己的宗教。但是由于当时的欧洲社会（包括蛮族社会）宗教众多，相互之间的矛盾此起彼伏，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选择统一的宗教进行思想统治，基督教的传播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实，早在公元403年，基督教思想家普鲁登修就曾经说过，罗马帝国的社会体制建设，为基督教提供了最理想的传播条件，这就如同大河为轮船提供航道一样理想。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罗马帝国环绕地中海而生，继承了希腊文明之后，便以边界为界限划定了一个文明圈，从而孕育出了伟大的地中海文明。但是罗马帝国在武力和文化上统一了这个文明圈，在精神建设上却乏善可陈，这就相当于给基督教提供了一片干枯的草原，一经基督教火种点燃，整个文明圈便燃起了燎原大火。在此之后，即使是蛮族大举入侵，最终也会被这里的文明所征服，从而变成这里的人。

比如在公元4世纪，最早侵入罗马帝国的蛮族已经定居下来，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基本已经完成了罗马化和基督教化。这些蛮族建立的王国，对后来侵入罗马帝国的蛮族持明显敌对态度，尽管对方可能和他们同属于一个民族。所以在这一时期，如果有新的蛮族入侵，罗马教皇就会呼吁那些蛮族王国共同抵抗，而这些蛮族政权急于得到罗马政权的承认，同时也为了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被新来的蛮族侵犯，也乐于出兵相助。如此一来，就为基督教的传播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基督教提供了充足的生存空间，实际上就相当于基督教洗礼了一批又一批的野蛮民族。

当然，基督教的传播虽然孕育于罗马帝国文明圈，但是作为一种普世性宗教，他们的目标显然是全世界（在当时还仅限于亚洲部分地区和欧非大陆）。因此，在原罗马帝国版图内完成传播之后，基督教随即开始向更广大的欧洲社会扩展，基督教文明也很快成为了一个更加广大的文明圈，直到整个欧洲社会全部受到基督文明的洗礼。

3．法兰克王国和基督教的融合

对于侵入罗马帝国的蛮族来说，不仅有罗马帝国的政治框架可以借鉴，还有基督教的宗教框架可以引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国实非难事，法兰克王国（日耳曼人一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这种近乎复制的方法，又需要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结合自己的民族需求消化一番，因此在建国之后进行了长时间的政治努力。比如当时的法兰克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建立是非常致命的伤害，因为统治者的政令必须通过口头传达来完成。且不说传达的效率非常低下，即使是政令传播的准确性也时常令人大跌眼镜，往往一条政令传达到执行层后，已经没人能够弄懂最初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便意识到，文字成了国家运转的当务之急。但创造自己的文字，并且培养充足的师资力量，对于法兰克王国来说又是不现实的。于是，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天然的好老师，那就是基督教徒。这伙人四处传道，好为人师，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能够熟练使用文字。就这样，基督徒成为了法兰克人的老师，而他们在教授法兰克人文字的过程中，自然也会传播基督教义。

与此同时，由于基督教已经与罗马帝国进行了充分融合，也为法兰克人带去了先进的社会文化。比如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土地的政治模式，不但使法兰克王国建立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丰富的税收来源，也让法兰克人能够深入和细致地融入文明社会。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法兰克人作为征服者，不但没有把罗马人当成奴隶，反而对他们非常尊重，尤其是一些豪门望族，法兰克国王甚至会授予他们一定的政治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具有世袭特性。由此可以看出，法兰克王国的政治权力也开始下放到地方实权手里，这与罗马帝国的政治历史惊人相似，自然也埋下了法兰克王国灭亡的种子。

此时，在地中海文明圈内，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已经奄奄一息，随时有可能步入已经挖好的坟墓。至于那些纷纷兴起的地方势力，仍然在寻求更大规模的扩张，以便加强自己的政治势力，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被其他新兴势力吞并。在这方面，法兰克王国的做法还是值得一提的，而它的联盟方式也采用了罗马式的内部联盟。也就是将国家权力大肆下放到各地方政权手中，从而使他们大力支持中央政府的扩张行为，这让法兰克王国的领土一度扩张到极限，包括今天的法国、比利时、瑞士、荷兰、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大片地区，都在其版图之内。当然，法兰克王国在大肆扩张的同时，中央权力也被进一步架空，国家实权几乎全部落入地方政权之手。

如此一来，法兰克王国想要通过行政力量维系政权统一，就显得越来越吃力，对基督教的依赖程度也就越来越大了。与此同时，法拉克王国的统治者也皈依了基督教，并且认为自己追随了上帝的脚步，成为了上帝的子民。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法兰克人还以此为由，认为法兰克王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能够得到上帝的指引和庇护。然而，法兰克王国此时最大的忧患已经从外部转向了内部，各地方实权都在窥伺国王的宝座，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过一把国王瘾。因而，尽管法兰克王国从外表看起来依旧十分强大，内部却早已是风起云涌，基督教也根本无法阻止此次历史暗流的涌动。

4．加洛林王国和文艺复兴前兆

公元751年，法兰克人建立的墨洛温王国（即法兰克王国）已经日趋腐化，王国的统治者也已经陷入了任人摆布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连续三代掌握国家实权的丕平家族顺应历史潮流，夺取了墨洛温王朝的皇位，并且由丕平三世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加洛林王朝。公元800年，丕平三世得到罗马教皇的册封和加冕，成为查理曼[1]大帝，加洛林王国也从此升格为查理曼帝国。

查理曼是一位有建树的皇帝，他在帝国内推行基督教文明，重用高级神职人员在各地兴办学校，并且面向全社会招收学生（包括奴隶的子女）。查理曼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要用基督教化的生活方式，来规范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思想，从而建立起一个纯粹的基督教式国家，终极目的当然还是为了方便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史料记载，查理曼曾给一位修道院（当时社会的主要教育机构）院长下谕，让他们努力教授学生，使其能够言行得体，一心敬神，早日步入文明人的行列。

如果说之前的皇帝引入基督教是为了讨好教会，那么查理曼则是一位真正通晓基督教义的皇帝，而且他也是真心希望能够依靠基督教建立起一个理想的国度。此后的事实证明，查理曼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基督教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完成学业后纷纷进入查理曼帝国的政府系统，成为了整个查理曼帝国的中流砥柱。而且由于这些人的桥梁作用，查理曼帝国得以和基督教完成了进一步融合，从而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加强了社会的稳定和帝国的统治。

为了让学生有书可读，查理曼还曾派出官员到欧洲各地搜寻书籍，并统一集中到首都图书馆，登记造册后供教育机构取用。同一时期，查理曼帝国的第一部法典宣告完成，法兰克人从此进入法治社会时期。与此同时，查理曼为了加强本民族的自豪感，又命官员谱写了大批日耳曼英雄诗歌，其中大部分来源于日耳曼民族的口耳相传，当然也加入了一些当世学者的补充。而在这一系列的行动背后，都离不开基督教势力的鼎力相助，值得一提的是，查理曼帝国在日益基督教化的同时，基督教也发生了世俗化转变，二者实际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中和变化，这其中还包括希腊和罗马文化的融入。

在文化逐渐强盛起来的同时，查理曼也没有放松武力扩张的步伐，截至公元814年去世，查理曼已经征服了西欧的大片土地。即使在此之后，帝国的继承者仍然推行查理曼的武力扩张政策，并且得到了基督教的全面支持。直到公元14世纪，这轮扩张才在各种因素的联合阻止下宣告结束。后来，处于帝国边缘地带的各方势力，由于复杂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原因，长期处于动乱局面，直到今天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而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文艺复兴的前兆，是因为出现了大量学校，并且学校中的各学科发展也开始前所未有地繁盛起来。比如文法、修辞、哲学、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等，这些学科的设立，都在后来成为近代欧洲大学建立学科的基础模式。此外，教育的普及也自然推动了语言普及，从而促进了整个欧洲文化的一体化进程，从而出现了一次空前的社会文明大发展。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这次查理曼帝国的文化发展，实际上的幕后推手是基督教，而基督文化和罗马文化分出两源，此次文化潮流的形成，也就自然谈不上对欧洲古典文艺的复兴了（简称文艺复兴）[2]。

不过，这次文化潮流为社会发展带来的助益，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学者，甚至包括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都是有目共睹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开始祈盼能够有一轮大的文化冲击，一举将整个西欧社会推向文明和昌盛，欧洲人民对于文艺复兴的呼声，也就断断续续地开始出现了。因此，查理曼帝国的文化兴盛，虽然算不上是文艺复兴，却可以认为是文艺复兴的前兆。

5．基督学校的建立——修道院

修道院是基督教培养神职人员的机构，也就是用来培养基督教骨干力量的机构。上文中曾经提到，基督教奉行的是政教二元论，所以他们虽然和统治者形影不离，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立且完整的宗教组织。具体来讲，基督教会将一个国家分为若干个教区，每个教区设一名主教和一名副主教，二者共同主持教务。主教的上一级领导是总教，也被称为大主教，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宗教领袖。但是由于基督教同出一源（后来发生分裂），所以各国的总教或者说所有基督徒还有一个共同领袖，也就是教皇。

其中，各级宗教领袖都需要培植庞大的宗教势力，以推动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而他们所依靠的机构就是修道院。修道院最初起源于公元4世纪，由圣·帕克米乌[3]在尼罗河谷地创建了第一座修道院，在当时还只是一个用于基督徒隐居苦修的场所。此后，这一修道方式在基督教盛行的地区蔚然成风，如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等地，都在随后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修道院。史料记载，当时的修道院采用男女分开修行的方式，内部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司法和行政等事务由院长一应负责。

随着基督教文明的传播，修道院便开始在整个欧非大陆上出现，比如在当时的拜占庭帝国，修建于阿托斯山上的修道院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在当时社会的人们看来（包括贵族阶级），修道院几乎就是神灵居住的地方，因而社会民众对其普遍存有敬畏之心，即使发生战争，修道院内也总是风平浪静，从不会被战乱殃及。因此，人们对于进入修道院的向往，无异于超凡脱俗，进入神灵的世界。由此可以看出，修道院一直努力保持的神秘性和神圣性，也对基督教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元5世纪，罗马贵族本尼迪克特皈依基督教，他不满于基督教内部的争权行为，在卡西诺山上建造了一座修道院，仿照修道院最早出现的机缘，作为隐修之用。本尼迪克特不仅将这座修道院用于隐修，而且遵从最古老的隐修规则，一时间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楷模和光明。后来，欧洲各地纷纷按照本尼迪克特的做法修建并使用修道院，本尼迪克特所遵循的隐修规则还被命名为“本尼迪克特规章”，由此对修道院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由于和外界隔绝，对于奉行“本尼迪克特规章”的修道院而言，隐修士每天都有大量自由时间可供支配。最初，他们还将全部时间用来祷告和劳动，但是很快发现，祷告和劳动并不足以花费全部时间。于是，隐修士们便展开了各类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内容涵盖神学、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后来还出现了一大批能够编写各类学术著作的隐修士学者。这对于基督教的理论建设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帮助基督教走出了单纯的神学范畴，开始融入了一些社会学科。

如此一来，修道院就为后世欧洲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有些修道院在后来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中心；有些成为重要的图书馆；有些成为重要的博物馆；甚至还有些成为近代欧洲重要的大学和教育中心；当然，也有修道院延续了本初功用，至今仍然是欧洲社会重要的宗教中心。

第二章　环绕地中海的三大世界

罗马帝国没落之后，在其原本覆盖的文明圈内，兴起了三股比较强大的宗教势力，分别为东基督教、西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在政治和文化上分割了地中海文明圈，又因为地中海文明圈而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之间还有相互攻伐，从而错综缠绕着继承并推进了地中海文明。

1．上帝国度——东正派基督教的兴衰

东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虽然饱尝艰辛，但其统治阶层仍然致力于恢复罗马帝国辉煌时期的政治局面。到了公元5世纪以后，随着蛮族势力的日渐壮大，以及统治阶层的信心丧失和兴趣转移，东罗马帝国终于做出妥协，放弃继续征伐蛮族占领的地区，任凭他们去建立新的王国，然后一心经营东罗马帝国的建设和发展。

东罗马帝国定都拜占庭城，因而又称拜占庭帝国（后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成为东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据史料记载，君士坦丁堡是当时社会最辉煌壮美的都城，其奢华和富丽程度，比起昔日的罗马城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罗马帝国的皇宫尤其巍峨，整体建筑由分布在山顶上的多座建筑通体组成，大理石为主体建筑材料的宫殿连成一体，宛若上帝在人间建造的国度。此外，教皇宫的建筑规格和规模也不逊色，并且融入了更多的艺术元素，每个细节都可以代表当时欧洲的最高建筑水平。

后世学者认为，东罗马帝国是希腊和后希腊文化的正宗嫡传，对于基督教义的传承同样以正统自称，因此才有“正教派”的名称。应该说，东罗马帝国是一个真正的“政教合一”国家，几乎所有政事都与基督教纠集在了一起，其国家官员经常兼任神职人员，或者由神职人员监管行政事务。这也是基督教在东罗马帝国迅速壮大的原因所在，比如其领土内建造的修道院，无论从规模大小和奢华程度，还是从数量上来看，都是其他帝国及王国所不能同日而语的。

与此同时，东罗马帝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在当时，即便是最偏远的乡镇，也会设有公立小学，并且面向整个社会招收学生，这一点比起西欧社会要早整整1000年。在这种情况下，东罗马帝国的文化艺术得以空前发展，而且社会各界和男女老幼都有参与其中。最重要的是，东罗马帝国养成了尊崇学识和敬仰学者的社会风尚，因此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文明进程，对于整个欧洲和世界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6世纪，在查士丁尼主政期间，还将《罗马法》编纂成书，是为《查士丁尼法典》。此举不仅使《罗马法》流传下来，还促使当时的社会建设取得法律基础，从而将东罗马帝国的发展引向巅峰。然而很不幸，对于欧洲社会的政治和宗教集团而言，强大之后自行分裂几乎成为永恒的魔咒，这一次厄运降临到了东罗马帝国的头上。斗争的由头是“圣像崇拜”，即传统基督徒都对古圣徒的画像进行膜拜，但是新生的基督教势力却认为这是偶像崇拜，因而在他们的大力鼓吹下，圣像崇拜遭到了禁止。此举立即惹怒了修道院阶层，因为这实质上侵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并且最终由修道院阶层取得了胜利。

此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的伊斯兰势力日渐壮大，而东罗马帝国势力范围和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军事压力加大，就必须增加税赋，从而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普遍不满，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自此进入恶性循环阶段，覆灭的命运已然不可更改。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经过一番垂死挣扎的东罗马帝国终于寿终正寝。

2．盘踞西欧——公教派基督教的生存压力

大概从公元7世纪开始，“西欧”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受过教育的西欧贵族阶层，有很多人都开始致力于在宗教、文化和观念上建立起西欧的概念，以便和西欧的地理位置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东罗马帝国也急着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西欧各国为了保护共同的利益，也就开始团结在一起应对外敌。本来，由于东罗马帝国放弃征服西欧，西欧社会受到的压力减小，所以各蛮族王国虽然联合在一起，却没有形成统一政权。但是随着伊斯兰势力的崛起，西欧社会的整体压力日渐加大，这也让他们最终还是紧密团结在了一起。

在后来的历史中，由于欧洲人掌握了较为优势的话语权，所以伊斯兰势力的活动多数被定义为非正义的，甚至是野蛮粗暴的。但是后世学者认为，当时的地中海文明圈由三方势力分割天下，各方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拼死搏杀，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东欧（即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之间，以及发生在西欧和伊斯兰之间，同时也发生在东西欧之间，其程度丝毫不减。何况，当时的西欧社会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对外扩张成为社会必然选择，所谓正义根本就是空留笑柄。

随后，为了阻止伊斯兰势力的入侵，西欧社会的统治者主动跨过比利牛斯山，双方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展开正面交锋。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交锋一经开始便陷入胶着状态，直到数个世纪之后才宣告结束。而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也不难想象，因为在伊斯兰势力和西欧势力之外，还有一个东欧势力，二者为了不使其坐收渔翁之利，谁也不敢发动大举进攻。而东罗马帝国本来就没有对外扩张的想法，在成功抵御了西欧势力和伊斯兰势力的进犯之后，也就乐得关起门来搞建设了。

3．十字军东征：东西方文化的大交融

十字军东征，对欧洲和世界历史都起到重要影响，它不仅促进了欧洲社会的一体化进程，同时还接触到了东方的先进文明，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欧洲社会的。当然，这种传播是以强大的伊斯兰文明为中介的，因为这一时期的伊斯兰势力，已经通过陆上和海上交通和中国取得了联系，并发生了文明融合。

众所周知，东罗马帝国是以罗马帝国正统自居的，因此西欧各国在其眼中就是一群蛮族部落。而在西欧各国看来，尤其是在后来的查理曼大帝看来，称王称霸是终极目标，而挡在这个目标前的最大障碍，就是东罗马帝国，并且西欧同样继承了希腊和罗马文化，同时也受到基督教文明洗礼。所以，东西欧之间在政治思想上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没有伊斯兰世界的存在，他们甚至会进行一场你死我亡的竭力拼杀。但是，东西欧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联盟，那就是十字军东征。

说到十字军东征，还是由于西欧基督教势力的大力撮合。他们的观点很简单，虽然大家分属于不同政治集团，但是毕竟同属于西欧，而且共同信仰基督教。在基督教把进攻伊斯兰世界描述成基督徒的圣战之后，西欧各个政治集团的统治者果然都动心了。因而在公元1096年，一场由西欧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性进攻开始了，由于基督教为每名战士都佩戴了十字架，所以这支军队被称为“十字军”。

然而，尽管很多人参加十字军都是出于宗教信仰，或者说都是为了完成基督教所宣传的“圣战”目标，但实际上基督教和统治者都是各怀鬼胎。就基督教而言，之所以促成此次东征，真正目的是为了扩大其宗教影响力，具体来讲，就是要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伊斯兰世界，从而对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势力形成绝对优势，以便将来能够统一所有基督教势力。而对于统治者而言，其真实目的则是占领通往中亚的陆上商道，以及占领印度洋上的水上航道，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不尽的财富和权力。

就这样，十字军前前后后进行了几次东征，但是随着军事力度和战争决心的丧失，十字军取得的军事成果却越来越小。截至公元1291年，随着基督教在伊斯兰世界最后一个据点的沦陷，十字军东征随即宣告结束。后世学者总结认为，十字军东征虽然由宗教和政治野心促成，但是对于欧洲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它促成了“欧洲概念”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成。其次，也促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各自的发展创新。后来，十字军东征的过程被整理成史料，使后世学者充分认识到了欧洲社会的统一性和差异性，这也成为后世欧洲社会建设的重要依据和基础。

当然，十字军东征并非全是正面作用，其对于伊斯兰文化的冲击，对于伊斯兰世界和整个世界文化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伤痛。据史料记载，十字军在攻陷麦加后，放纵士兵进行了长达一周的烧杀抢掠，麦加的财富被洗劫一空，麦加的文化也被毁灭殆尽，十字军的行为和强盗没任何区别。

第三章　欧洲社会的各类传统

欧洲社会是个既统一又多元的社会，几乎每个民族甚至每个地域的人，都会保持着自己的传统。这是因为欧洲社会具有兼容并蓄的特性，宗教和统治者几乎允许每个人保持独立。久而久之，组成欧洲社会的元素越来越丰富，欧洲社会也越来越繁荣，欧洲文化也就变成了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因此，如果想要深入了解欧洲社会，不仅要对它的统一性进行研究，更要研究它的多元性。

1．欧洲封建政体的形成

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权力往往会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也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同时这个统治者也会成为不同程度的精神领袖。至于统治者获得土地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依靠武力扩张，包括吞并融合或直接屠戮消灭。而一个统治者既然可以通过武力扩张领土，其他统治者自然也能够通过武力夺取他的领土，只要他具有足够强大的武力。因此，国家概念在形成之初是模糊不清的，而且由于不断征战，这些国家的疆土面积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中，并不像今天这样稳定。

罗马帝国依靠武力确定疆土范围后，不但继承了希腊文明，同时也孕育出了自己的文明，但帝国武力却在日渐退化。最终，蛮族武装将中央政权冲击得支离破碎，帝国民众失去强有力的统一保护，不得不依附于比自己强大的势力，以期得到生存和发展。当然，强大势力也会要求依附者履行一定义务，比如缴税和服役等，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于臣民和国家的契约关系。与此同时，强大的势力也要谋求生存和发展，所以必须依附更强大的势力，如此逐级依附，就形成了封建社会体制。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契约关系的保持，前提条件是被依附者必须比依附者强大，甚至要强大得多。一旦被依附者势力衰败，就会被新兴的势力所取代，这就是当时欧洲社会政权交替频繁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罗马帝国及其后来诸多帝国、王国灭亡的原因所在。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制度还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并且成为当时整个欧洲的社会基础。客观来讲，这种社会制度虽然不够稳定，但是能够不断促生出时代强者，并淘汰掉已成弱者的夕日强者，对于保持欧洲社会的活力还是有所助益的。

久而久之，在社会民众的心目中不再有皇帝的概念，而只有领主的概念，领主也就相当于领地内的皇帝，他们大多会将政治、经济和宗教大权集于一身。对此，很多后世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这一时期的欧洲社会并不属于封建性质，因为封建制度是统治者“封”，而广大臣民“建”，但此时的欧洲社会却是自“封”自“建”，各地领主多有拥兵自重之嫌。关于这一点，后世学者并没有最终定调，而是将欧洲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划归封建主义，并将其视为封建主义的雏形，或者视为具有欧洲特色的封建制度。

而随着社会文明的再一次回暖，法律规定也开始将封建制度纳入国家系统中，从而让国王、领主和平民都能够有法可依。尤其是在新兴中央权力的推动下，领主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稳固，即获得中央的认可和支持也开始交出一部分权力统归中央，从而重新建立了国家概念。史料记载，这一时期又出现了贵族、领主和民众为国王作战的事件，同时国王也会给表现卓越者以封赏，其中就包括土地。也就是说，这些领主对国王是绝对效忠的，而他们得到领地并进行建设的过程，也就成为了正统的封建概念，相关内容在纳入法律制度后，也就成了封建制度，尽管接下来可能会有新一轮的政权更迭。

2．国家形成前夕的欧洲社会

从公元9世纪末开始，欧洲社会经过连年征战，蛮族的武装扩张终于在罗马文明的洗染下停住脚步。其中，弱小的蛮族被赶走，强大的蛮族定居下来，逐渐被罗马文化征服，并与当地人完全融合。如此一来，欧洲社会便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的相对和平时期，以至于人口数量大幅增加，手工业和农业得到快速发展，社会经济也开始逐渐复苏。又由于基督教会的积极奔走，虽然此时的欧洲社会缺少统一领导，但是《罗马法》却几乎成为普世性法典，在没有行政力量和武装力量帮助的情况下，基督教在这一时期承担了维护社会秩序的艰巨任务。

以西欧的加洛林王朝（即查理曼大帝）为例，这个由蛮族开创的王国，不仅推行《罗马法》，而且信仰基督教，除了个别的民族生活习俗之外，几乎与当年的罗马帝国如出一辙。最重要的是，加洛林王朝还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法制观念和社会制度，这让曾经的罗马遗民和社会精英无不感到亲切备至。接下来，在各地方实权的利益得到满足之后，蛮族政权在曾经的罗马帝国疆土上的统治，也就名正言顺了。

在充分掌握了宗教权力之后，基督教便开始努力改善欧洲社会的行政局面，或者说基督教想要利用宗教信仰对欧洲社会进行政治管理。比如，基督教将每周的第一天（即星期日）定为“主日”，规定无论是谁都不能在这一天发动军事进攻，否则就遭到上帝的遗弃，并且成为整个欧洲社会的公敌。由于基督教会的宣传和监督，这一规定得以不折不扣地实施，尤其得到了普通民众的热烈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会便决定趁热打铁，陆续出台了各种“圣日”，虽然名目不同，但实际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休兵止战。

此外，基督教还对战争过程进行了诸多限制，从而避免了一些过于血腥的场面出现。不过，仍然具有社会和时代局限的是，这些规定只限于基督徒之间的作战，异教徒并不包括在内。即使对于法律，基督教也做出了一些仁慈性的修改，尽量废除了一些严刑酷法，希望能够让世人在上帝的感召下趋向善良和美好。这些规定的出台，在最初阶段是毫无市场的，但基督教的优势就是具备充足耐心和时间，因此他们可以不绝如缕教化世人，即使遭遇挫折和失败，也会不惜重头再来。久而久之，基督教化的法律逐渐在欧洲社会推行，一种新的法律思想和法制观念，也就这样慢慢形成了。

社会方面，基督教首先将婚约置于一个崇圣的地位，认为这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契约关系，并且由神职人员认证婚约以及主持婚礼。基督教的这一做法，表面看是代上帝降福于世人，实际上却是更加牢固地将世人抓在手里。与此同时，基督教对社会的规范也没有侵犯政治集团的利益，再加上基督教已经具备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做法最终在欧洲社会得以全部实行。自此之后，基督教不仅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也有了规定的发言权，后来这一做法便成为欧洲社会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

截至公元11世纪，以家庭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政治构架初步完成，所谓“有家就有国”，再加上基督徒的一系列法制教化，欧洲社会形成国家的条件便趋于成熟。随后，欧洲社会的家族观念日趋淡化，家庭观念却逐渐强盛，从而为国家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3．城镇文明对于国家形成的巨大作用

早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欧洲社会的城镇就已经出现，只是当时的城镇还仅限于商业用途，并不涉及宗教和政治事务。因此，这一时期的所谓城镇，实际上就是一些村庄的贸易集散地，其本身也是一些村庄，只不过处于某个地区或几个村庄的中心位置。由于能够借助商业文明的发展，这些中心村庄通常会比较繁华，因而比较容易招致一些强盗和外族的掠夺，这就需要它们具有一定的自卫能力，于是便有了堡寨的形成，这就是城镇的雏形。当然，也有一些城镇和宗教、政治中心是重合的，而这不但不会阻碍该城镇的商业发展，还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而形成更大、更先进的商业城镇。

在和平的年代里，堡寨的防卫建设虽然会松弛下来，但是商业繁荣却能够得到长足发展；而到了战争年代，商业繁荣在日渐萎缩的同时，堡寨建设又会得到重视。就这样，在战乱与和平的年代交替过程中，欧洲社会不仅兴起了大批政治和宗教城市，同时也兴起了大批具有商业和经济属性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虽然基本奉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但是它们就如同一个个碉堡钉在欧洲大地上，只要能够进行统一管理，就能够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而公元11世纪欧洲社会的稳定，无疑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城镇的发展，因此在农业的基础上，一举产生了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主要从事者为犹太人）。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欧洲社会还没有形成工厂，家庭不仅是民众的基本生活单位，同时也是基本的工作单位。后来经过不断发展，生产规模较大的制造家庭开始留宿雇员，这种方式虽然解决了生产问题，却制造了生活问题。史料记载，当时的社会中下层民众，大多以学徒的形式常年寄宿在雇主家里，不仅受到严重的劳动盘剥，甚至连人身自由也会受到诸多限制。而留守家庭的妇女同样苦不堪言，他们不仅要照顾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有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甚至还要外出谋求生计。

然而，就是因为这一代人的坚持，欧洲社会成功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商业经济，城镇规模也得到了空前发展。从公元11世纪开始，坚守在欧洲大地上的城镇开始了脱胎换骨地改变，此时的农业虽然仍然是人们生活的重头戏，但是显然已经次居于商业之下，一座城镇中除了政治和宗教领袖外，大商人也开始跻身于备受尊敬的行列。随后，大商人开始和统治者走在一起，他们一方为了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一方为了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共同维系着城镇文明的发展。

如此一来，欧洲社会的商业发展便拥有了统治者的保护，贸易往来得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这就为商业经济时代的到来开辟了道路。尤其是对于蛮族政权来说，之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抢夺的东西，此时却可以通过经济方式轻松获得，他们的思想便从“上马得天下”变成了“下马治天下”。为了获得充足的生产力，统治者还规定，奴隶进入城镇工作一段时间后，可以获得自由民的身份。此举不仅再一次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改变了欧洲社会的构成模块，这样的社会现象，一方面预示着国家形式即将产生，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欧洲社会正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

4．促成国家形式的最后元素——中央集权

在国家形式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的社会权力基本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联合掌握，所谓中央政府只是名义上的国家象征。实际上，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行政制度，没有统一的法律制度，也没有统一的财政制度，税收基本上被截留在了大领主阶层。如果国王想要做一件事，那么他必须首先取得领主们的支持，否则根本无法实现。然而随着商业文明的到来，欧洲社会的整体联系不断得到加强，各地方政权为了寻求统一的规则，以便得到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权力，纷纷开始寻求更大范围的统一规则，这就促进了中央权力的生成。

在英格兰，由于各地方领主屡屡遭受北方蛮族的劫掠，他们不得不寻找一个强有力的靠山，而最好的选择当然就是英格兰的统治者——阿尔弗雷德大帝[4]。这位唯一获得“大帝”称号的英格兰国王，在位期间以勇武著称，曾带领英格兰民族成功击退了来犯的北欧海盗（即维京人）。而在此过程中，阿尔弗雷德自然也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声望，并且在不久之后，他又与维京人完成了民族融合，从而彻底统一了英格兰岛。公元1066年，依靠中央集权兴起的英格兰民族，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扩张野心，由诺曼公爵率军出征。而这个时候，几乎整个国家的权力都已经集中到了皇家手中，英格兰也成为这一时期首个完成中央集权化的国家。

而在此时的法兰西大地上，国王实际控制的地区仅包括首都巴黎即周边，领土面积甚至还比不上一些地方政权。庆幸法兰西国王并非碌碌无为之辈，他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军事、法律和经济手段，最终在整个国家范围内成功推行了一套税收政策，并迅速完成了国家财政制度的建设。有了钱，国王就可以扩充军事力量，而有了军事力量的保障，国王又可以获得更稳定和更多的财政收入。公元13世纪，崛起的英格兰开始入侵法兰西，在民族情绪和实际利益的驱使下，法兰西各地领主纷纷归附中央政府，法兰西就此完成了国家的中央集权化转变。

英格兰和法兰西这两个中央集权大国的兴起，让欧洲土地上的诸多王国如临大敌，同时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想要维持自己的权益，必须效仿这两个国家建立中央集权制。于是，德国、瑞典、丹麦、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相继完成中央集权化，其国力也迅速兴盛起来。不过和英格兰、法兰西不同的是，上述国家只是名义上的中央集权，不仅民众缴税很不情愿，而且一些社会性事务也仍然由基督教负责。但是随着大规模的外敌入侵，这些国家的地方政权和民众不得不将社会权力交给中央政府。如此一来，这些国家便真正完成了中央集权化，国家的形式也纷纷出现。

至于那些被渐渐削去权力的地方领主，在中央集权化的历史潮流下，也只好选择退而居其次，即进入中央政府任职。作为承认国王统治地位的条件，这些代表地方利益的领主获得国家议事权，并最终取得了国家重大事务（如立法）的投票权，也就是表决权。公元1215年，英格兰的领主阶级强迫国王承认《大宪章》，司法（法院）、立法（议会）和行政（国王）三权分立的国家形式终于出现，同时也是首次出现和真正出现，这成为英格兰和后来的英国走向辉煌的坚定基石。

第四章　欧洲人的自我意识

对于欧洲社会的研究，学者始终跳不开一个关键性问题，即欧洲人是否具有“欧洲人”的意识。使用传统的方式看待欧洲，还是用现代的方式认识欧洲，抑或使用民族和国家的方式进行分析，似乎都成为棘手的问题。而当我们真正翻开欧洲人的文化史之后，发现他们居然存在着一个如此明显的划分界限，那就是农村和城镇，而且这个概念划分一直持续到19世纪。

1．农村世界和城镇世界

欧洲人至晚在公元前5000年开始农业生产，并且直到公元19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农业人口从未低于70％。当然，农民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包括自耕农、雇佣农和奴隶，其中奴隶占主要成分。这些农民及其家人大多没有人身自由，即使冒着被处死的危险逃离故土，在其他地方仍然无法改变奴隶的命运。简言之，他们永远无法进入城市，进入到咫尺之遥的另一个世界。至于农民的生活，悲苦程度不言而喻，他们起早贪黑地工作，晚上甚至没有享受烛光的经济能力，并且一年到头如此，极少和外部世界进行接触。

而农民的生活困苦不堪，直接导致他们的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良，抵抗力非常虚弱，新生儿成活率低，人均寿命只有30岁，一场普通的流行性疾病就能夺走大量农民的生命。至于医治基本不可能，因为医生都住在城里，而且只为那些富有的城市人[5]看病。此外，公立学校也都在城市里，即便是一些乡间的私立学校，也不是农民的子女读得起的。所以，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直到公元19世纪，仍然有超过八成的欧洲人大字不识。因此，城镇在农民眼中既象征着美好，又象征着邪恶，既希望那个世界早点毁灭，也希望自己能够进入那个世界。

当然，如果是自耕农，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进入城镇，这就要感谢每周一次的城镇贸易活动。但是城镇对农民是有诸多限制的，比如天黑前要出城等。而且，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进城的农民往往一眼就能被市民认出来，然后对他们进行一番挑衅、侮辱和欺骗。但农民除了耕地之外，还经常会狩猎野兽，有些甚至和野兽进行徒手搏斗，因此对挑衅的市民拳脚相加是难免的。所以，当时欧洲的农民和市民一直保持着微妙和敏感的关系，总之，双方都把彼此看作另一个世界的人。

至于市民，最主要的特征是他们不耕种土地，而是依靠出卖劳动力和自制商品为生，当然也包括商人和金融家，还有官员和基督徒。因此，当时的欧洲城镇中林立着众多教堂、修道院、医院和学校等，这些机构服务于广大工商阶层，并且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越来越高，从而大举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城市文明进程。其中，手工业的发展尤其值得一提，在最初阶段，工匠的生产单位还是以家庭为主，但是很快就发展出了集群生产的规模，从而为后来的工业大生产奠定了基础。

商业文明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市民们开始不过是经营一些小商品，规模也非常有限，并且多以行商为主。随着商业文明的进步，货品的经营范畴越来越多样，而且销售的区域也越来越广泛，直到遍布整个欧洲社会的商业网建成。需要提出注意的是，欧洲社会也长期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妻子在家庭生活中逐渐成为丈夫的附属，尽管一些杰出的女性仍然为欧洲社会的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城镇中也有贵族和平民的区别。贵族们通常占据最好的居住地带，并且所有贵族都会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居所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甚至像宫殿一样富丽堂皇。而普通市民则居住在城市边缘，其居住地的外缘就已经是城墙，如果人数实在太多，市民中的破产者就必须搬到最恶劣的地区居住，即贫民窟。贫民窟的生活环境非常简陋，而且疾病盛行，犯罪丛生，和富人们的生活区比起来，又相当于是两个世界。

2．欧洲社会的文化脉络传承与发展

农民的生存环境和活动空间都很有限，他们对自己的小圈子了如指掌，同时又对这个小圈子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农闲时节，也会有一些民间艺人往来于各个村落之间，甚至往来于各个城镇之间，从而将外界的消息带入农村。但农民们通常会把这些内容当作“戏文”来听，并结合自己有限的认识进行消化，结果往往和事实相差千里。久而久之，农民为了寻求内心的安全感，就会对一些新鲜事物产生习惯性心理抵触，对于那些强行闯入其世界的陌生人和陌生事，也会被他们尽快和尽可能地驱离，以致他们最终走向了迷信。

据史料记载，欧洲社会的迷信流毒在公元16世纪末发展到极致，并且和当时的重男轻女思想媾和，认为一切疾病和灾难都是因为女人不守法所致，将那些不守法的女人称为“女巫”。比如在当时的中欧和北欧，有不少于4万人被活活烧死，而这显然是一种毫无科学依据和惨无人道的迷信行为。直到17世纪末，这类迷信思想才基本被清理干净，同时欧洲社会的文明也终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然而即便如此，当时欧洲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仍然普遍低下，大多数人把受教育仅仅当作识字和写字，即使是那些掌握文字的人，也基本只看过《圣经》一类的传统书籍。

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欧洲人普遍只关心自己目光所及的范畴，至于那之外的世界则完全是空泛和虚无的，则被他们看作是无聊的。至于曾经的希腊和罗马，以及远方的伊斯兰和地中海，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无异于另一个世界，至于更早的历史和更远的文明，他们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总而言之，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欧洲是什么根本无从谈起，一条河或者一座山，对于他们来说就已经是心理上的世界边缘了，谁也没有想过去更远的地方旅行。如果有陌生人和他们谈及“祖国”，这些农民最让人满意的回应，可能就是以为它指的是自己的村落。

对于某一地区的官员，同样不能指望他有太多见识，这些人通常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爬上权力宝座。只要有“保护者”许诺他们不用担心外界的危险，他们就会把目光完全放在领地之内，然后蝇营狗苟地去经营自己的各种收益，并且向许诺者奉上自己的“保护费”。如果某个农民家庭的子女当了兵，他可能会了解到整个国家的建制，但这样的人通常不会回到出生地，即使回去也基本无法改变现状，甚至必须遵守生长地封闭的、愚昧的和传统的社会观念否则便无法自立。

此外，由于欧洲民族过于繁多，小块地域之间就可能存在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就更谈不上整个国家的文化融合了。因此，欧洲各民族在迁徙过程中仍然保持着极大的封闭性，一旦定居下来，这些农民会立即恢复原来的生活状态，从而与外界再次失去联系，语言问题也就成为了不可逾越的沟通障碍。比如，当时的英国统治阶级就讲法语，其他各民族尤其是一些小部落的语言使用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为此，欧洲各国的中央政府始终在力推统一语言，并且直到19世纪各国实现文化大普及之后，才基本完成了统一语言的推广，很多欧洲人，尤其是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民，才终于知道国家的概念，以及知道自己属于哪国人。

因此，如果非要说欧洲社会有什么内在异同，主要还是从文化上进行分析，只有真正把握了这条脉络，才能把握欧洲社会的整体文化进程。概括来讲，欧洲社会的文化可以分为三个组成元素，首先是基督教势力；其次是行政组织；最后是工商阶级。尽管每种文化（或者说某股势力）在出现之初都受到排挤，也都曾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念，但是最终都融入到了整个欧洲社会的文明当中。

3．现代化进程为何发源于西欧

作为引领了世界历史走向的强大潮流，现代化究竟源于何时，又起于何地，一直是学界比较重视的研究课题。目前来讲，虽然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说法仍有疑义，但是起源于西欧的说法基本已成定论。于是，一个新的课题就摆在了人们面前——世界那么大，各类文明那么多，为什么偏偏由西欧社会引领了世界现代化进程呢？对于这个问题，后世学者普遍认为应该到历史中去寻找，并且认为现代化在西欧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由于种种历史（主要是文化史）原因所注定了的。

著名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说过，关于自然科学的一切理论和发展问题，都必须回到古代希腊人那里去寻找。英国著名诗人和哲学家雪莱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所有欧美世界的人民，其实都是希腊人。由此可以看出，现代化发源于西欧的原因，至少要追溯到欧洲社会的古典主义时期，也就是由希腊人所创造的社会文明。其文明随后被罗马人继承，又经过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世界传到西欧，其间还与东方的中国文明有过接触，这些文明的火种经过中世纪时期的长时间压制之后，注定要燃起文明复兴的熊熊烈火。

至于这些文明火种的具体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古希腊的科学猜想和技术发明。很多学者认为，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古代科学是天才的想象和创造，而现代科学则是全民参与的想象和创造，并且建立在大量的社会实践上。而事实表明，古代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同样关注社会实践，只不过这些实践经验被基督教文明所掩盖了。以天文科学为例，基督教的“地心说”在欧洲社会传承了千年以上，而哥白尼和更早的阿里斯塔克斯已经提出了“日心说”。后来，在天文界革命的带动下，西欧社会很快掀起了一阵科技革命，大批科技理论和成果得以与世人相见。

其次，古希腊的城邦制。这可能是历史和社会的自然产物，但是作为一种文明成果，它创造了伟大的“权力制衡”理念。在此之后的欧洲和整个西方历史中，任何个人或家族想要凌驾于社会权力之上，或者说想要得到不受制约的个人权力，都会被民众扣上一顶独裁的大帽子，因此直到今日，整个西方社会都很少出现独裁政权，即使有也必定是昙花一现。皇帝不能违背这一规律（见欧洲各国王室），宗教不能违背这一规律（见梵蒂冈教皇），资本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见现代西方各国）。

总而言之，除了一些已经用于实际生产的科技发明，更重要的是希腊人还留下了深厚的民主思想、理性的探索意志、强烈的开拓精神、敏锐的洞察能力和辩证的逻辑思维，这些都是求真务实，从而创造出现代科技文明的宝贵因素。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西欧作为古希腊文明的直接传承者和受益者，注定会成为科技创新和革命的摇篮，再加上西欧人的开拓进取精神，现代化首先出现在这里也就不足为奇了。

4．希腊和罗马对欧洲文化的重要贡献

大概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致，希腊开始出现城邦制度，即“城邦自治，联合称国”，是为联邦制国家的前身。到公元6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也进入尾声，庆幸这一时期的欧洲大陆上又兴起了一支重要的文化——基督教。这不仅让希腊和罗马文化（以下简称古典文化）得以传承，并且扩散和影响到了更大的社会范围。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基督教文化果然开始向北欧和东欧蔓延，即使在伊斯兰世界最强盛的时期，欧洲文化同样大行其道。到了公元16世纪，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基督教文化再次向世界范围大肆蔓延。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变数，那就是罗马帝国的出现。既然是“帝国”，说明它是一个独裁政府，这实际上也是罗马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罗马人开始建立的是共和制国家，在公元前27年才由奥古斯都完成独裁建设。帝国统治后期，由于自身的腐朽和蛮族的冲击，虽然罗马统治阶级企图利用基督教延续政权寿命，但最终还是竹篮打水。这一时期，帝国西部（即西欧）的日耳曼人逐渐强大起来，并且带来了淳朴的民主文化，一些保存着古典文化的罗马城邦，便趁机恢复了城邦文化。如此一来，一场推翻罗马帝国统治，并迎回古典文化的革命运动逐渐酝酿成型。

与此同时，欧洲的科技文明也在飞速发展，比如十字军东征引入的农具和马具，都大幅提高了欧洲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其余如风力和水力的应用，也开始在伊斯兰人的影响下被欧洲人重视起来，尤其以风车和帆船最为重要。而还有更重要的是，欧洲人掌握了指南针和火药的使用技术，再加上他们的开拓精神，欧洲的海上霸权地位就此奠定。

其次，欧洲的法制思想同样要归功于古典文化，包括《罗马法》、封建制度和后来的议会制度。而且，凭借勇敢的革新思想，当时的欧洲人还对古典文化进行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改变，当然其本质和内核是完全继承古典文化的，比如“权力制衡”思想。

再者，欧洲包括整个西方社会的神学和哲学思想也是一脉相承，包括犹太人的宗教思想、希腊人的哲学观念和罗马的法律制度，都是有机的组成部分。大概在公元5世纪初期，欧洲各国基本完成基督教化，并且由东正教和天主教分而治之。

接下来，科学和知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同样来自于古典文化。众所周知，宗教是一种解释宇宙万物的知识体系，但是在宗教之前，并且在宗教盛行的同时，欧洲社会的先贤从未放弃过另一种知识体系的探寻和建立，那就是科学。虽然在宗教盛行之前科学是孱弱的，并且被宗教压制多年，但最终还是由科学反败为胜，成为人类认识宇宙的主要依据。

但丁　1265～1321年

最后，古典文化还对后世欧洲产生了深远的艺术影响，主要包括文学和美术两方面。其中，古典文化的作家代表有卢克莱修、维吉尔、贺拉西和奥维德等，其余还包括大量的基督徒作家，以及仿效古典主义创作的但丁和乔叟等人；古典文化的美术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多描绘裸露人体，这让基督教徒难以接受，所以当时的美术作品很少流传下来，只有工匠阶层偷偷保存了少量雕塑作品，同样以裸体形象居多。

总而言之，文化是包罗万象的，因而近现代欧洲对于古典文化的继承也是五花八门。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欧洲文化，那么罗马人就创造了欧洲文化的保障制度，二者一主一辅，共同完成了欧洲文化的根基建设。当然，希腊和罗马，以及文化与科学，并不都是清清楚楚和明明白白的概念，甚至有很多问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但是，抛开这些历史和文化的细节不谈，整条欧洲文化的发展进程还是有一个主体存在的，因而无论是古典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可以进行分门别类地整理。而所谓文化，就如同种下一颗种子，只要环境允许，它就会茁壮成长，即使环境不允许，它也会蛰伏下来隐忍待发。

第五章　文艺复兴与欧洲文化发展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欧洲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如果放眼发展至今的整条欧洲文化史，文艺复兴无疑是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因为它不仅直接继承了欧洲古典文化，同时也直接开启了欧洲后世文化，从而对近现代欧洲的文化形成了承上启下作用。即使对于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文艺复兴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诚如上文所讲，现代化起源于欧洲，而后福泽整个世界。

1．中世纪末的欧洲社会概况

在罗马帝国行将就木的前夕，欧洲社会正发生着风起云涌的变革，尤其以商业文明促成了城市的大量出现，从而导致工商阶层的势力不断壮大。从社会性质来讲，欧洲即将完成一次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而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崛起，自然也需要一个新的文化阶层支持，这就为文艺复兴的到来提供了历史土壤。

公元11世纪前后，随着手工业和商业文明的长足发展，资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资本家出于对贸易安全、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的担忧，决定建造城防自卫。于是，旧城复苏和新城建造在欧洲大地上纷纷出现，城镇作为文艺复兴的社会基础，条件日趋成熟。

城市形成之后，马上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即统治权归谁所有。按道理来讲，城市既然是资本家修建的，那么统治者自然是资本家，但当时的资本家属于社会新生势力，大多数都寄居在宗主或领主的土地上。如此一来，资本家虽然能够统治城市，却需要依附于宗主或者领主势力，如此便就具备了天然的反宗教和反封建特性。

最初阶段，市民还仅仅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谋求自治权，但是由于阶级对立日益严重，他们能够收到的效果越来越微弱，最终只得举行示威游行甚至武装起义。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城市之间还会采取联盟和互助的方法共同行事，从而获得越来越大的势力和权力。以萨克森王朝[6]为例，其建国初期（公元10世纪）的城市数量还不到30座，公元12世纪增长到150座，到了公元15世纪，居然激增到2300余座，并且都结成了大大小小的联盟。

此外，商业文明在促成城市文明的同时，还促成了教育文明，也就是大学的出现。如此一来，商业社会的文化精髓得以集中传承和发展，对于商业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作为社会先进文化的聚集地，大学也成为思想先驱和革命先驱的摇篮，从而对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培养了大量人才，并最终促成了文艺复兴运动地出现。

2．西欧社会的文艺复兴史

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个帝国之后，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首先灭亡，西欧政权随即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社会发展从此进入黑暗时期。到了公元8世纪，查理曼王朝建立，西欧社会得以重新恢复秩序，社会文化也开始逐步兴起。众所周知，查理曼大帝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在他统治期间内，分布在西欧社会的各种文化得以充分融合，从而形成了一支全新的欧洲文化，史称“加洛林文化复兴”。

有了文化力量的支持，查理曼的帝国之路越走越顺，并最终征服了整个西罗马帝国曾经的领土。虽然查理曼政权的统治时间较短，但是这次帝国版图的扩张，还是对西欧社会的文化融合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并直接促成了欧洲社会的封建制度。其间，西欧社会的生产关系得到长足发展，尤其以“采邑”[7]制度最为成功，后世统治者多有效仿。

公元800年，完成帝国大业的查理曼前往罗马受封加冕，正式成为皇帝，查理曼帝国也终于有了几分当年罗马帝国的风采。与此同时，查理曼还充分利用基督教势力，在整个西欧社会大力推行基督教。当然，他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加强自身统治地位，由于实权在手，他的宗教权力得以凌驾于教皇之上，即使罗马教皇也不例外。

查理曼死后，他所建立的政权随即崩塌。值得庆幸的是，奥托王朝[8]作为继承者，不仅没有废弃查理曼的治国理念，反而继承和发展了查理曼时期的社会文化，史称“奥托王朝文艺复兴”。前文有述，此时的查理曼帝国分裂为三个小王国，分别为东法兰克王国（即今天的德国）、西法兰克王国（法国）和罗退尔帝国（意大利）。其中，奥托王朝就是东法兰克王国，也就是今天德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

奥托王朝的统治结束后，萨里安王朝继承统治权，社会文化仍然稳步发展。到公元12世纪，西欧文化的发展终于突破瓶颈，取得了空前成就的大发展，并且涌现出了大批优秀学者和大量跨时代作品，史称“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时期，除了全面继承和发展前朝文化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体意识的萌动，也就是后来自我意识的前身，这一因素最终促成了人文主义的回归，对文艺复兴的贡献之大可想而知。

总体来讲，12世纪是中世纪欧洲比较特殊的年代，在黑暗压抑的千年当中，它居然处处表现出活力和新生，这也成为后世学者反驳中世纪千年黑暗论的立脚点。而整个12世纪的文化复兴过程，被视为西欧社会从古典文化到基督文化的转变过程，当然也为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3．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原因

今天人们所说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指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间大概在公元14世纪前后。当时，意大利已经站在了欧洲文化发展的最前沿，继而引领整个欧洲社会发起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并最终促成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进步。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整个欧洲社会由意大利牵引，犹如一列飞速奔驰的火车，全速驶入了近现代文明世界。

后来，当学者们回顾整个文艺复兴过程的时候，已经可以清晰地总结出原因所在，总体来讲，包括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其中，外因是欧洲文化自古以来的深厚积淀，这就不得不再次提到古典文化的积极作用。在当时的人们眼中，古典文化是欧洲最繁荣的历史时期，后来因为基督教的桎梏才导致文化凋敝，所以当时的学者都抱着一种复古和回归的文化情怀。有了这样的外因环境，一旦出现合适的历史契机，文艺复兴运动自然会形成一条势不可当的洪流。

公元14世纪，意大利人率先嗅到时代变迁的气息，并且欣然接受了引领时代和历史走向的上帝之命。此时，虽然古典文化已经被搁置千年，但始终未在西欧民众的心中褪色，尤其未在意大利人心中褪色，随着历史文明进程的发展，古典文化的一些价值观念，逐渐被意大利人奉为信仰。如果一个人能够掌握古典文化（即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将被世人认作大学问家，受到极大的尊敬和推崇。

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在文艺复兴中的地位。因为它刚好处于东西方世界的交会处，自古就有贸易和文化往来的传统，随时能够汲取东西方文化之所长。文艺复兴前夕，意大利通过一些远程大宗贸易积累了巨额社会财富，为城市文明的兴起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养料。当然，阿拉伯的文化（包括中国的文化在内）也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比如来自我国的四大发明。

而除了外因之外，内因当然也很重要，这就要归功于意大利独特的社会环境。从公元14世纪开始，手工业和商业便在意大利沿海城市取得飞速发展，工商阶层（或者称市民阶层）不仅创造了城市文明，而且一举成为城市主体和统治阶层，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当时的意大利各个城市纷纷寻求独立自治，并且联合起来抵御反动势力，最终促生出了意大利北部最大的手工业城市——佛罗伦萨。

接下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民众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冲击，虚无缥缈的宗教许诺和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比起来，简直轻如鸿毛，意大利人很快做出了放弃前者选择后者的决定。就这样，资本主义取得了广大的民意基础，政客和教徒的根基也随即被撼动。再加上大学的兴办、语言的统一、学术的繁荣和充裕的财富，新的资产阶级一经产生就站稳了脚跟，意大利也因为独特的内因条件而中了头彩，幸运地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从此载入人类的光辉史册。

4．文艺复兴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历史的发展虽然看似悠悠漫长，但是关键之处往往只有几步，而这几步不仅是长期的历史事物发展所致，同时也将决定后续若干年甚至若干世纪的走向。显然，文艺复兴在欧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就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因为文艺复兴虽然起源于意大利，但是对西欧社会，对整个欧洲社会，乃至对全世界的文明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而说到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大体包括以下5个方面，具体内容为：

（1）人文主义的回归。众所周知，文艺复兴的核心就是人文主义的回归，这一思想主张每个人的内心诉求都必须得到关注，强调思想的解放和人身的自由等。意大利人在经过中世纪长达千年的个性压抑之后，对于人文主义的呼唤无疑是强烈的，因此他们不仅继承了古典文化中的人文主义，还将这一思想发挥运用得淋漓尽致。

（2）理性精神的复苏。人类是一种感性的动物，因此总难免依据感情行事，如此便非常容易做出错误判断，甚至包括一些非常低级的错误。为此，理性学家建立了大量逻辑思维方式，人们通过对这些方式的学习和应用，对世界的认识开始回归理性，实际上等于提高了自己的判断能力。

（3）新文化的产生。文艺复兴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复兴”，更在于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一种重新定义和解释宇宙人世的知识体系。具体来讲，意大利人在对古典文化进行一番研究之后，虽然发现了完全否定基督教义的论点，但是并没有急着对基督教进行全盘否定，而是找到了一个让基督教能够接受的双赢方案，即市民生活和教徒生活相结合。

（4）文化重心的迁移。文化复兴以前，欧洲文化的重心是神权研究，任何人不得质疑神的权威性，为了使神性得到伸张，可以随意压制甚至泯灭人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社会的文化重心转移到人性的研究上，从此开始了对人性的关怀和探索，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也开始围绕着这一点展开。

（5）欧洲观念的产生。这里主要是指历史观念和整体观念的产生，其中，历史观念是指将整条欧洲历史连成一线，并且找到发展和进步的规律，从而保证历史不会陷入止步甚至倒退的厄运；整体观念则主要是指地理上的认识，而且对于此时的意大利人而言，已经不仅限于欧洲大地的一体认识，同时也包括其他各大洲的土地。有了这两个概念，欧洲人也就有了欧洲人的概念和意识，同时也有了其余各大洲和整个世界的概念。

注　释

[1]　即丕平三世。

[2]　欧洲文化起源于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起源于希伯来文化。

[3]　群居修道（即修道院）的创始人。

[4]　公元871～899年在位。

[5]　这里的城市人包括一些富有的农民，确切地说是农场主，他们的产业在乡下，但居住则大部分在城市中，或者居住在极为奢化丽的乡村庄园中。

[6]　隶属于德意志封建王朝，又称利乌多尔芬格王朝，公元919～1039年。

[7]　国家以土地资源作为官员的工作报酬。

[8]　亦称萨克森王朝（公元919～1024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王朝，因开国皇帝名字得名。

第四卷　新古典主义时期

时间从公元17世纪到18世纪，主张复兴古典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文艺复兴之后的奢华气息，提倡清新、典雅、简约和恬静的艺术风格。新古典文化也属于一次复古运动，但是它和文艺复兴的侧重点不同，是古典文化另一元素的复兴，同时也是文艺复兴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该运动发源于今天的意大利罗马，并且很快传遍整个欧美世界，对后世西方艺术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代表人物有：培根、伏尔泰、海顿和莫扎特等。

第一章　新文化的出现

历史是处于不断进化当中的，既然是不断进化，就需要不断出现新的事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新思想。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解放，欧洲文化开始步入大发展时期，几乎每个人的思想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当很多人的思想联成一线时，新的思想潮流便随之形成，从而促生出令人耳目焕然的新文化。当然，新文化的产生，也不过是为了迎接更新的文化出现。

1．古典文化复兴和理性主义回归

莫扎特　1756～1791年

在大多数人看来，欧洲古典文化的复兴，至少要到公元15世纪才初露端倪。其实，自从古典文化形成之后，它便始终没有完全灭亡，只不过这种文化在社会上的流传和影响程度存在很大不同。比如在最式微的时代，古典文化可能仅仅是一些不入流学者的业余研究，但是作为一支历史悠久的并且是经过了历史检验的社会文明，古典文化的火种还是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样直到社会发展再次陷入茫然，大家重新对历史走向展开思考的时候，古典文化也就适时回到了历史舞台。

众所周知，罗马帝国不仅大举继承了希腊文化，还进行了罗马式的改造和发扬，从而形成完整的欧洲古典文化。后来基督教盛行于世，一度掌控整个欧洲社会，但是他们对于古典文化的处理，也仅仅是去除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成分。至于其他一些中立元素，尤其是有利元素，以及一些不具思想倾向的科技文化和艺术文化，基督教还是予以了很大程度的保留。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由于社会陷入一团混乱之中，古典文化在西欧遭到严重毁坏。但是很快便由查理曼开创了帝国基业，尽管后来一分为三，社会秩序还是得以基本维护，古典文化也得以持续生存下来，至少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流传了下来。而且，知识分子在古代欧洲毕竟处于社会精英阶层，由他们所产生的历史思考，往往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导向性，尤其是以蛮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知识分子往往会成为高级顾问之类的国家官员，他们对于古典文化的延续作用更大。

此外，这一时期的文化学者多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成果，同时又在新的时代面前展开了自己的思考，其中很多人甚至还是十字军的后代。他们从祖辈那里听到了宗教和政府之间的权力之争，同时又目睹了宗教和政府的奢靡，以及底层民众的劳苦悲惨，思考问题的角度便逐渐离开了宗教和政府利益。何况当时的社会学者大多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宗教信徒，尽管他们对两者并不反感，但是已经开始了对底层民众的关注，由此所产生的文化自然也开始回归理性层面。

与此同时，意大利富庶的社会经济仍然在持续发酵之中，除了最先出现的佛罗伦萨之外，威尼斯、米兰、乌比诺和罗马等城市也纷纷出现和兴起。由于加入了资产阶级这一社会力量，宗教和政府势力逐渐趋于世俗化，神灵和国王的地位都开始直线下降，个人的地位却随即稳步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西欧文化仍然把人性和神性结合在一起，但是人性显然已经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2．东罗马帝国的沦亡和欧洲社会的统一

在古典主义时期的欧洲大地上，主要活跃着三股势力，即传统的宗教组织和政府势力，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三股势力分别组成了自己的利益群体，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始终没有停止过，而忍受苦难最深重的当然还是底层民众。因此，在当时的欧洲社会，民众都在热烈祈盼和平年代的到来，所谓“乱久思治”，三大利益群体的领导阶层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而只要有一个合适的契机，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选择和平相处。

公元13世纪，虽然有些残忍，上帝还是给了欧洲人契机。这一世纪末叶，奥斯曼帝国兴起，并且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东罗马帝国。

公元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标志着东罗马帝国的统治正式落下帷幕。此举当然也触动了整个基督教世界，以至于教皇[1]立即号召基督教国家再次组成十字军，共同抵抗奥斯曼帝国的侵入。但是教皇心中也很清楚，此时的政府势力未必听从自己号召，新兴的资产阶层更有可能不买自己的账，所谓再次组成十字军的的号召，很可能成为一纸空文。由于充分认识到了这种情况，教皇并没有举起基督教的旗帜，而是抛出了“欧洲”的概念，从而最终取得欧洲各国的响应。

在这个过程当中，欧洲的文化自然也取得了融合与进步。当时，在奥斯曼帝国的武力威胁下，大批东欧古典学者逃亡意大利，这些学者为西欧带去正宗古典文化的同时，自然也促进了西欧社会的文化融合。再加上东欧古典学者早已大批进入意大利任教，古典文化在意大利的传播已成潮流，整个西欧社会的文化也在一步步趋同。这种情况，正是教皇、国王和资本家所乐于见到的，因为文化上的统一必然有助于国家的统一，从而促成整个欧洲的统一，如此也就促成了以上三股势力的和平共处。

这一时期，虽然欧洲社会的三股力量各怀鬼胎，甚至都想吞并其他势力而一家坐大，但最终还是陷入了相互制约的局面中。值得庆幸的是，此次社会潮流歪打正着地促成了欧洲社会文化统一，并且找到了古典文化这一共同立足点。公元1438年，希腊正教会和罗马公教会在佛罗伦萨举行首脑洽谈，基督教世界的融合随即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这种宗教上的融合，自然也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欧之间的社会文化交融，尤其是以东欧为正统的古典文化，大幅提升了西欧社会的文化高度。

3．后文艺复兴时代的理性主义

从公元15世纪开始，欧洲各领域的艺术家都开始感觉到一股时代新风的来袭，以至于整个社会都沐浴在一片万物新生的欣喜中。当然，这里所谓的新生，并非完全从无到有，而是一种脱胎换骨和吐故纳新后的成长。其整个过程不仅充满创造性，而且丝毫不失理智，是为古典文化中的理性主义。更为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建立在旧有知识上的创新，其精神内核与文化基础是不变的，只不过在适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必要的调整，这就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大背景。

据史料记载，理性主义的发展首先起源于知识分子阶层，继而扩展到建筑、雕塑、文学和音乐等领域，并且以美术成就最为突出。在此，当时学者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一切评判标准都能够随着经验的积累而更加准确，这便产生了和理性主义并驾齐驱的经验主义。在这种文化氛围的促使下，欧洲社会各领域知识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比如今天为人们所熟悉的飞机和坦克，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理论建设。

为了创造出更加繁荣的文明，意大利学者不仅穷经皓首地研究古典文学，还开始对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物进行发掘，并最终衍生出了一门全新的考古学科。如此一来，大量历史文物纷纷出土，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艺术作品，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原貌，同时也让古典文化更加全方位地展现出来。以人体雕塑艺术为例，中世纪时期的作品多数比例失调，看上去艺术感极差，而古典时期的作品不仅比例协调，而且经过了近乎完美的艺术处理，看上去美感十足。

然而，艺术表现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这种规则虽然不像宗教规则那样死板，但是作为一种美的标准，同样具有强制性。对此，欧洲学者认为，艺术虽然源于现实并且基于生活，但同时又必须高于现实和生活。所以，艺术并非生活的再现和具体化，而是经过加工和处理的艺术作品。这在宗教主题作品横行的当时，实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同时也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深刻影响。

与此同时，欧洲社会也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并且将语言文字视为重中之重。在当时欧洲学者看来，只有精通了语言文字，才能深入学习古典文化，并且和当代学者进行顺畅沟通。在此基础上，情商也是一名学者走向成熟的必要素质，因为文字和语言信息的真意往往在于弦外之音。如果天赋不够，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知识储备，以期在量变的促使下完成质变，从而成为一名合格的学者，这些都是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此次文化运动虽然传播甚广，影响也非常深远，但仍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当时有机会接受文明洗礼的人，只占社会总人口的绝小部分比例（即社会上层人士），其余绝大部分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社会中底层的人甚至连文字都不认识，自然也就谈不上接受文明洗礼了。

4．意大利和整个欧洲

公元15世纪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巅峰世纪，但是随着经济力量的削弱，意大利文艺复兴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物质基础，因此文艺复兴也开始走向末路。具体来说，当时的伊斯兰国家陷入一片战乱之中，直接导致意大利赖以生存的交通线和经济区遭受毁坏，与之相关的经济来源也随即断绝。其次，欧洲各国的主要经济对象开始转向北非，这样一来，意大利的“贸易中转站”地位终于不保，地理位置所造就的商业优越性也随之丧失；再者，随着新航道的开辟，欧洲人的海上贸易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意大利海上地理位置的商业优越性也随即消失；最后，荷兰的制造业水平在当时后来居上，从而使意大利丧失了最后一点商业竞争力。

综合上述原因，在各方面占尽优势的法国与荷兰开始崛起，并且迅速赶超意大利。紧接着，新兴势力开始争夺和瓜分意大利，如公元1494年的法国军队侵入，以及公元1527年德国雇佣军的入侵，都将意大利推向了毁灭的边缘，甚至连当时的意大利和整个欧洲中心——罗马城，也遭到侵略者的攻陷和毁坏。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创造的社会文化得以保存，并且一直延续到公元1660年，只可惜欧洲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早已不保。

与此同时，西班牙由于获得了美洲殖民地，而迅速提升了国力；德国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因商业文明的发展而经济繁荣；英国因为纺织业发达而步入富国行列；荷兰也因为粮食资源充裕而大发欧洲各国的灾难财。就这样，在经济条件得以充实和稳定之后，以上国家纷纷上演了和意大利如出一辙的文艺复兴运动，并紧随其后取得了思想上的划时代进步，从而大举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程。

在宗教方面，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开始走出修道院，到普通民众活跃和聚集的地方去传教，传统的基督教修行模式开始受到挑战。基督教高层虽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但是迫于历史潮流的强大压力，最终也只能选择不断妥协。如此一来，基督徒便以个人的形式开始在民间广为传教，从而开始了一种全新的传教方式，史称“现代虔诚”。在当时，德国与荷兰都游走着大量这样的基督徒，他们的做法也直接影响到了正统基督教的权益。

作为文艺复兴的一部分，这些基督徒同样以“人文主义”为旗帜，他们不仅对古典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而且还将基督教著作中的一些问题发掘出来，从而促使基督教完成历史性转变。基督教高层很清楚，这批基督徒远比科学家更可怕，因为科学家虽然否定基督教，但是他们的理论太艰深，而当时大多数社会民众连字都不识，所以对基督教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有限。而这些基督徒不仅深谙神学理论，还扎根市民阶层，所以非常易于笼络人心，这最终造成了正统基督教大量流失信徒，双方势力也就此站在了对立面。

第二章　欧洲版图的扩张

时至今日，很多学者仍然在研究一个问题，即欧洲人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驶向大海。是出于好奇心使然，是出于利益的驱动，还是因为犯罪或流亡？事实上，如果仅仅是某一个原因的作用，欧洲人可能永远都要规规矩矩地待在他们的故土上，但是当这些原因全部聚集在一起，他们驶向大海的命运便随之注定，而在整个不断探索和前进的历史过程中，欧洲的版图也在不断扩大。

1．现代化国家的初次成型

公元12世纪，地球表面经历了一次轻度降温，造成全球性降雨骤增，欧洲大陆的一些低谷地带被洪水淹没，大批农舍和农田沦为泽国。这对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当时欧洲社会来说，无异于一场致命的打击，粮食不足造成的大面积饥荒和战乱，让欧洲人民陷于水深火热。接下来，又因为上述原因造成了民众体质虚弱，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下降，以至于发生了大范围流行性传染病——黑死病[2]，致使欧洲数十万人的生命被死亡吞噬。

到公元15世纪，这次大范围降温终于过去，阳光日渐充足，肥沃的土地也逐渐裸露出来。又因为欧洲人口在大灾难中锐减，生存资源立即变得充裕起来，所以从这个世纪初开始，欧洲的社会经济（主要是农业）开始逐渐回暖，大批剩余的粮食充斥在市场上，从而奠定了商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与此同时，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开始增加，并且开始组建强大的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海上的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为社会发展积极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并且逐渐倾向于实用。当然，知识分子阶层也有一部分保守势力坚定地认为，知识是用来探寻人类社会终极问题的，是形而上学的东西，不能用在世俗方面的社会建设。而先进势力则认为知识要服务于大众，要为大家谋得切实的利益，要为社会创造财富。最终，先进势力取得发展优势，从而促生出了大批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不但拥有雄厚资本，还因为得到了部分政治权力，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欧洲社会商业文明的发展。

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欧洲社会的政府、宗教、贵族（领主）和商人开始角力，经过一番血腥冲突与和平谈判之后，终于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而中央集权制度一旦形成，也就有了国家形式的基本框架，从而使欧洲人首次有了国家和国际的概念。接下来，在知识分子阶层的努力下，欧洲社会的法制文明得到建设，不仅国家秩序全部纳入法律制度中，即使统治者的权力也受到法律限制。

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的先贤们仍在思考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并最终得出了一个科学结论，即国家存在要依靠强大的经济基础，而强大的经济基础又必须依靠强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工商阶级）。意识到了这一点，欧洲的先贤们就开始以此为依托进行社会建设，并最终将国家权力过渡到了中产阶级手中。如此一来，欧洲民众不仅能够全面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同时也激发出了无限的个人潜能，从而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快速发展，并最终促成了国家概念的初次成型。

2．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除了文化发展之外，科技发展同样对欧洲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重要作用。公元17世纪，英国著名学者培根就曾说过，科技发明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那些开创性的发明，比如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等，它们的无穷力量将改变整个世界。时至今日，这些科技文明成果的出现，已经改变了世界格局和历史走向，并最终使欧洲社会成为了世界主流，其征服和掌控世界的痕迹至今未消。

众所周知，文化要想取得生存和发展，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传播，因为只有传播的文化才是活的，才是发展和变化的。但是在15世纪以前的欧洲社会，文化传播的途径非常有限，基本上书籍的出品只能依靠手抄，尤其是一些蛮族的原始文化传播，甚至要靠口耳相传。而印刷术的出现，无疑大幅提高了文化传播的范围和速度，以及传播过程中的准确性，这就让欧洲社会的更多文化发生了碰撞，从而融合出更多的和更加先进的文化成果。

火药传入欧洲大约在公元14世纪，并且首先用于制造战争武器，包括火炮和弹药等。在此之前，欧洲战场上的主要力量为重装骑兵，这一兵种不仅需要体质极佳的战马和士兵，同时也需要大量资金打造和维护武器装备。有了火药之后，最简单和廉价的步兵有了强大武器，列阵迎敌的他们可以有效制约骑兵优势，因而骑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此，欧洲在大力发展火炮和弹药的过程中，还发展出了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那就是军工业，以及军工贸易，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到了公元16世纪，由于人口数量的回升，欧洲再一次进入资源紧张期。各国为了抢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不得不竭力加强军事力量。但生存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因而最终到了得不偿失的地步，即剩下的资源已经不足以供应各国发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集体向外扩张，也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于是，欧洲人毅然决定向外扩张，而且这次除了从陆路进发之外，还选择了海路作为第二渠道。

但海上交通与陆路不同，必须依靠丰富的航海经验才能保障基本安全，至少在航行途中要有参照物，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而当时的欧洲人为了生存必须向着未知海域进发，尽管大海上茫茫一片，四面连天，几乎没有任何参照物。于是，指南针就成了航海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没有它，欧洲人甚至根本无法完成这次对外扩张。最终，欧洲人不仅开辟了新航道，发现了新大陆，而且大幅推进了地理知识的发展，至少证明了地球是一个球体，因为只要朝着一个方向不断前进，最终就可以回到原点。

3．大基督教时代的结束

由于基督教会不遗余力地宣传，以及十字军东征的推动作用，基督教顺势取得了整个欧洲的社会权力，从而开启了大一统时代。其统治范围超越国家界限，将整个欧洲包含在内，因此还强化了欧洲人的文化一体概念。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15世纪末，由于基督教会的领袖墨守成规，其势力才开始日渐衰落。

然而，基督教并没有及时认清局势发展，直至批评的声音四起，行事风格仍然故我，因此招致了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的不满。终于，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通过对基督教早期文献的研究，对基督教的教义提出了质疑，此举立即撼动了基督教的正统宗教地位。接下来，由于马丁·路德积极奔走呐喊，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基督教的真实面目。原来，彼时基督教并没有把《圣经》的真正含义和价值展现给信众和世人，而是仅仅通过一些投机取巧的方法招摇过市，其中很多方法甚至具有十足的迷信导向。

所谓“绝对的权力必然滋生绝对的腐败”，此时的基督教利用手中权力已经向信徒收取税赋多年。此外，基督教甚至还发售赎罪券，让信徒花钱买平安，从而搜刮了大量钱财，宗教高层的生活因此得以奢靡无度。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大量神职人员的后代纷纷掌握宗教权力，这些人不学无术，品行恶劣，所作所为甚至让广大基督徒丧失信仰。面对这种情况，马丁·路德以人文主义为旗帜，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宗教改革运动，基督教的社会权力随即陷入分崩离析状态。

至于马丁·路德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方面要感谢印刷术的作用，使其思想得到了迅速和广泛的传播方式；另一方面，也要感谢各国君王的支持，正是因为他们开放了舆论通道，才给了基督教一个措手不及。而各国君王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基督教一家独大的时间太长，其间不可避免地侵犯了各国君王权益，而且积怨越来越深。所以，当马丁·路德发起改革运动的时候，各国君王立即决定顺应历史潮流，帮助马丁·路德完成改革运动，并顺势恢复自己的国家权力。

总而言之，此次宗教改革运动结束了基督教长达千年的大一统局面，从而使基督教分裂为各个国家政权的附属品，就此沦为政府的统治工具。虽然罗马教廷（即基督教总部）始终想着恢复大一统时期的统治，但实际上从他们失去民心的那一刻起，就已成奢望和徒劳。然而，即使是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势力同样好景不长，其命运和保守势力可谓大同小异。再加上知识分子努力兜售国家概念，并且在发动文化攻势的同时，还制定了各种法律条文，欧洲社会“教随国定”的历史局面随即形成，阻碍国家形式出现的最后一颗拦路石也就此消失。

4．印刷术带来的教育文化改革

到公元15世纪，欧洲社会能够接受教育的仍然仅限上层人士，其中甚至不包括官僚和武士阶层，因为他们只要执行上层人士的命令即可，不必拥有太多知识，尤其不必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然而，当时的社会民众要想得到一份神职工作（相当于今天的政府官员），没有丰富的学识是不行的，即使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如果不是出身上层社会家庭，也无法担任高级神职工作。与此同时，政府势力为了扩大自身权力，也在16世纪开始建设中央集权体制，这就使当时社会产生了大量人才缺口。

然而，由于教育成本过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毕竟只有少数，而且主要流向了宗教组织中。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势力的生存和发展就埋下了长期且深远的隐忧，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必定有一天会被宗教组织完全吞并。庆幸，印刷术及时到来，从而大幅减小了教育成本，使得能够读书的人越来越多，欧洲各国因而都拥有了充足的人才储备。随后，这些高等人才进入政治、金融、航运、商业和工业等领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明进程，并且主要壮大了政府势力。

如此一来，欧洲各国政府尝到了教育所带来的甜头，随即开始大力建设学校，以至于欧洲各国在15世纪到17世纪间出现了大量学校。比如在英国，之前讲法语的英国王室开始带头讲英语，并且统一了全国文字，还用英文做了官方语言。后来，英国又出版了英文版的《圣经》，最终统一了国内的宗教势力。其余如德国、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等国，政府势力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也先后完成了官方文字和语言的统一化。

然而，尽管印刷术出现已经促成了教育的大众化，但是欧洲各国的现代化教育之路实际上是非常缓慢的。至于原因，首先是因为教育人口的基数较小，即教师的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就算是这些有限的师资力量，其本身素质也非常低劣。史料记载，当时的大部分教师由神职人员充任，这些人文化程度很低，大部分只能阅读一本《圣经》，甚至不能理解其中的内容。而且这些教师也不把工作当回事，他们吸烟酗酒，甚至经常流连风月场所，国家给他们的工作待遇也比较差。

其次，无论是宗教组织还是政府势力，都不愿让学生接触思想读物，以防他们产生独立思想，从而最终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涉及思想的读物统统被列为禁书，即使未涉及思想的普通书籍内容也被一删再删，学生的思想文化程度自然可想而知。因此，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只能接受一些算术、写字和基本的阅读知识，大多学生只接触过唯一一本文化著作，甚至可以称得上思想读物，那就是《圣经》。

所以，尽管在公元15世纪初，欧洲社会已经基本完成教育体制建设，但是一直发展到18世纪，欧洲社会的文盲率依旧很高。其中，男性在80％左右，女性在90％，并且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一度处于停滞不前的局面。

5．欧洲人的文化意识

东罗马帝国的文化传播到西欧社会以后，基督教文化和古典文化的碰撞更加激烈，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整个欧洲文化的大融合。如此一来，欧洲人可以在他人的历史中得到更多历史信息，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关于自己和自己所在地区的历史信息。而这些记载又多半是夸大的，很多内容本身就是赞颂之词，其中甚至融入了一些神话色彩，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感情共鸣。如此一来，更多的欧洲民众找到了统一的文化源头，甚至找到了共同的祖先，欧洲文化就此开始趋于大统一和大融合。

当时（指公元15世纪），欧洲社会最活跃的两个文化区域包括：位于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以及位于西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比如这一时期之前的《罗兰之歌》[3]和《熙德之歌》[4]，以及之后的《鲁西塔尼亚之歌》（作者路易·德·卡蒙斯），都表现出了浓重的边塞风格和民族意识，对于军民的战斗意志都起到了极大振奋作用。

在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威胁，还出现了一部重要的《阿克里提克诗歌》。其中内容描写了一个基督徒姑娘嫁给了一个穆斯林，但是经过二人的生活融合之后，穆斯林最终皈依了基督教。还有同时期的《菊迪塔》（作者马可·马汝利奇）和《奥斯马》（作者伊凡·宫都利奇），都表现出了作者及当时军民对奥斯曼帝国的抵抗决心，从而加强了欧洲民众对基督教世界和欧洲社会一体概念的认识。当然，尽管当时的基督教作家非常努力，其作品也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但最终还是未能阻止奥斯曼帝国的攻陷。

在西班牙，国王[5]为了保持纯粹的民族意识，要求所有国民使用统一语言，并且要做到十足的纯正，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对于其他一些异族和异教，国王同样进行了强制同化，比如当时的摩尔人和犹太教，都在同化之列。如此一来，全体国民都开始与国家荣誉同在，甚至与国家命运共存亡，最终保住了欧洲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控制权。当然，国王此举能够得以完成，还要感谢一个强大外族的存在，也就是奥斯曼帝国。

总而言之，欧洲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虽然存在差异，并且它们也始终在强调这些差异的存在，甚至认为这些差异是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从根本上讲，欧洲文化的内核是相同的，至少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曾经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也就是基督教。当然，如果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欧洲文化都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即古典文化），或者最终归入了古典文化。从这一点来看，欧洲文化还是同根一源的，何况兼容并蓄又是其重要特点之一。所以，欧洲文化的分支越是与众不同，越能够说明欧洲文化的多元性，分支文化本身也就越属于欧洲文化。

第三章　欧洲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欧洲文化之所以能够如此精彩纷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社会的几次大规模人口流动。当不同的民族、国家和个人到了一个全新的地域后，首先接触和改变的就是双方文化，虽然征服者的文化占新文化的主体，但无论如何还是会留有被征服者的文化痕迹。随着几次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欧洲各地的文化形成一个个模块，并最终融合成一个整体。

1．朝圣和逃亡带来的文化融合

欧洲人（尤其是欧洲农民）具有非常强烈的故土情结，即使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而必须迁居他方，还是会思念故土一旦稳定下来，也不愿再次动迁。因此，直到公元19世纪时，大部分欧洲人的一生都会生活在自己的故乡，他们的脑海中也只有乡土概念，并没有欧洲和世界的概念。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欧洲人虽然也孕育出了自己的文化，但是由于语言和地域的限制，其流传范围往往非常有限，很多文化甚至只在一个家族内流传。此外，由于这些欧洲人大多属于文盲，他们的文化都是口耳相传，哪怕发生小规模社会动乱，也会造成令人遗憾的文化消亡。

当然，在固守乡土的欧洲人中，也有小部分发生了迁徙，这部分人在后来便成为带动整个欧洲文化融合的先驱。首先离开自己故土的是朝圣者，由于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每个信徒都认为上帝国是存在的，而圣城自然是全世界最接近上帝国的地方。只要到了圣城，即使不能进入上帝国，也能更好地接受宗教洗礼，从而更近地接触到上帝的光明。因此，到圣城做礼拜就成为了大量基督徒的毕生梦想，他们为此离开故土也就不足为奇了。

需要提出注意的是，当时欧洲人所去的圣城，并非耶路撒冷，而是罗马和圣地亚哥（位于西班牙）。这是因为耶路撒冷距离欧洲太远，并且大部分时间掌握在穆斯林的手中，基督徒到那里去十分困难。当然，即使是去罗马和圣地亚哥，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说，也是异常艰辛的。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和交通工具，他们大多只能徒步前往，很多人最终都不得不沦为乞丐，甚至死在朝圣的路上。

但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朝圣者离开故土，纷纷向圣城进发。据史料记载，公元1600年（每隔25年朝圣一次），从欧洲各地前往罗马的朝圣者达到50万人，而当时整个罗马城的人口不过10万。可想而知，这些来自远方的信徒在接近罗马城时，必定已经成群结队并疲敝不堪，但是在他们见到罗马城的那一刻，这一切便立即烟消云散。而在这些基督徒回到故土之后，一定会将自己的旅途经历大说特说，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前往圣城朝拜，这当然就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整体文化融合。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欧洲人的外出并非自愿，这些人大多是各地区的破产者，为了谋求生计才背井离乡。实际上，他们原本应该沦为奴隶，奴隶制退出历史舞台后，这些人虽然仍需在社会最底层挣扎，但至少已经有了基本的人身自由。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文化，同时也能够学习到各地区的先进文化，并且最终成为一个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将文明的种子撒遍所到各地。具体来讲，这些人的去向主要有三种选择，一是做佣兵，二是做水手，三是做劳工。

最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宗教流亡群体，他们就是犹太人。由于远离自己的故土，又不愿改信别人的宗教，并且始终保持鲜明的民族特性，犹太人被整个欧洲视为异教徒，长期在各国受到排挤、驱离和残害。值得庆幸的是，犹太人凭借顽强的民族精神最终生存了下来，虽然由于宗教上的孤立，他们未能在文化方面影响欧洲社会，但他们创造的制造业和商业文明，还是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2．文化交融的常见形式

如上节所述，虽然欧洲社会存在着诸多人口流动现象，并且这些人最终都起到了文化交融的作用。但是他们要么是为了朝圣，要么是为了谋生，要么出于被迫无奈，并没有一些人的流动是专门为了传播文化。那么，在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欧洲，是否存在主观意识上的社会文化交流，并真正取得了文化交融的成果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至于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群体，则是上层社会人士，包括领主、国王和巨商。由此也可以看出，相关文明的交融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涉及内容不会超越上层社会的文化范畴。

具体来讲，这种文化交融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内容分别为：

（1）商业形式。主要为大商人和金融家。商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领域，它似乎从来不以国界为限制，而且辐射的范围越广，商人得到的权益就越大，因此具有极强的文化传播能力。而且早在古希腊时期，商业文明就已经起步，只不过欧洲社会的发展始终在政府和宗教势力的掌控中，商业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西罗马帝国陷落之后，西欧分裂成若干小国，一些没有必要动用战争手段掠夺的资源，便开始以商业方式互通有无，从而促成了商业文明的大发展，并直接促生出了后来的查理曼帝国。

（2）外交形式。主要为外交使节，包括宗教使节和政府的。所谓政治，就是要不断扩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不断削弱别人的力量，而除了战争之外，联盟和孤立则是更有效和更常见的手段。为此，在新古典时期的欧洲大陆上，活跃着一批又一批的外交使节团队，他们积极游走于两种甚至多种政治集团之间，以促成两个政体间的联盟为目标，对于整个欧洲文化的融合自然功不可没。具体来说，当时的欧洲各国主要通过联姻方式促成政治联盟，一个政体中至少存在两种文化，相互之间的融合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3）学习形式。主要为学生和学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商业形式和外交形式虽然都是在传播文明，但它们一个在传播商业文明，一个在传播政治文明，对于真正的文化传播非常有限。只有学习形式的存在，才能真正起到促进整个欧洲文化大交融的作用。首先，欧洲各国的大学都招收各地学生，并最终发展到招收各国学生，这就让学生将不同文化带回了自己的祖国和故乡；其次，一些在故乡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为了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只能选择到其他地区和国家学习，从而促成大量和深入的文化交流。

最后，除了以上三种常见的文化交融形式外，自公元17世纪开始，欧洲社会还出现了单纯以享受生活为目的的外出旅行。只不过这一现象多数限于贵族阶层，并且他们的外出路程不会太远，时间也不会太长，对于整个欧洲社会的文化交融自然作用较小。当然，还有如哥伦布一样，受国家资助而前往海外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但是他们所促成的文化融合已经超出欧洲范畴，在此不做赘述。

3．旅行者面临的艰难处境

新古典主义时期，由于信息传播途径有限，欧洲人对世界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为了弄清自己的行程安排，旅行者在出发前必须查阅大量资料，其中主要以旅行手册（多数由前人的旅行日记改编而成）为主，再加以一些道听途说的内容，就成了旅行者的全部参考信息。此外，由于当时的交通工具匮乏，大部分人只能依靠徒步，偶然机会才能搭乘一些顺风车。即使贵族阶层也只有马车可坐，而且当时的交通线以土路为主，颠簸是难免的，大雨天还要和泥泞作斗争。

因此，当时的旅行家一旦踏上行程，归期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一些不幸流落荒岛的旅行家，甚至有挨过数十年岁月才偶然获救的。而在踏上行程之后，旅行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水土不服，因为不同地区的自然气候有很大差异，这对于从小生活在固定地区的一个人而言，是一个不小的健康挑战。而旅行者如果不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身体虚弱，那么不要说继续自己的旅程，很可能还会丢掉性命。尤其是一些自然灾害频发和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旅行者一旦不慎进入，很少有虎口脱险者。

在这种情况下，旅行者每到一个地方必须得到充足的休整，养精蓄锐之后方可上路。如果所到之处没有可供落脚的地方，就无法恢复体力，那么接下来的旅行自然会陷入困境。尤其对于后来的游学者来说，他们每到一处都需要拜访当地的大学者，如果没有同等身份的人介绍，通常很难如愿。久而久之，旅行者就开始使用一种普遍的旅行凭证——介绍信，以此来保障自己的旅行质量。据史料记载，17世纪的法国有一位叫作尼古拉·法布里·德·佩雷斯的学者，他就是因为年轻时游遍欧洲而得名，最终成为受人敬仰的大学者。

然而，拥有介绍信的旅行者毕竟只有少数，更多的旅行者由于出身贫贱，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食宿问题。为了保证自身安全，他们只能早起匆匆赶路，以便在天黑之前到达下一个安全的寄宿地。至于当时的寄宿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通常需要几个陌生人挤在一张床铺上休息，并且时常发生偷窃或抢劫事件，这让处于旅途中的人根本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即便如此，住店的费用仍然让很多旅行者发愁，露宿街头也是常见的事情。

旅行者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语言不通，这一点毋庸置疑，欧洲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即使同属于一个民族，在不断地迁徙过程中也会形成不同语言。如此一来，旅行者每到一地，必须想尽办法和当地人沟通，即使最简单的内容可能也要花费很大力气。至于他们具体听到了些什么，以及看到了些什么，由于这些人通常是不识字的文盲，大量信息已经无法考证。值得庆幸的是，一些贵族旅行者在著作中对贫困旅行者进行了零星记载，从这些内容来看，他们大多结队而行，每到一地便寻找向导为他们带路。

因此，这些人虽然生活在旅途中，但是能够真正交流的只有同行伙伴，实际上是一种半旅行和半封闭的状态。而对于贵族阶层的旅行者来说，自公元16世纪开始，他们便逐渐掌握了欧洲社会的三大流行语言，即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如此一来，即使到了不同的地区和国家，这些贵族旅行者也能够和当地人进行简单的沟通，如果长期居住下来，还可以进一步完成相互间的了解，他们也成了促进欧洲文化一体进程的主要力量。

4．旅行对世界观念和文化融合的作用

从15世纪开始，欧洲社会的文学领域开始出现旅行书简、旅行日记和旅行手册等旅行类作品，表明欧洲从这一时期开始，已经出现了大量旅行家，并且还有为数不少的贵族阶级，欧洲社会的文化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不过，旅行者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本民族或本地区的文化优越感，唯我独尊的现象四处横行，因而形成了互相蔑视的文化局面。在当时，法国人被批评为浮夸，意大利人被批评为低俗，德国人被批评为贪婪，西班牙人甚至被认为具有浓重的非洲气息，因而遭到其他欧洲国家的一致排挤。

除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外，欧洲南北部和东西部之间的文化观念，同样存在较大矛盾。其中，南欧认为北欧文化落后，东欧认为西欧文化粗俗，本来南欧和东欧应该是代表先进文化的，但是在北欧和西欧看来，这两个地区却充满了奢侈和迷信，社会风气也让他们无法接受。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欧洲社会还具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大多数学者和民众仍然陶醉在自视甚高的文化形态中。在他们看来，只有自己的文化是正统的，是需要得到传承和推广的，别人的文化则完全是不成体统的，是应该受到谴责和摒弃的。

然而尽管如此，欧洲人对于旅行的热情却日渐高涨起来，到公元16世纪，还掀起了一次全欧洲范围内的旅行热，并且一直持续到18世纪。面对这种情况，欧洲各国统治者都感受到了强大的外来文化压力，甚至认为别国都在对自己国家进行文化侵略。西班牙国王就在这一时期禁止本国学生外出求学，但同时欢迎其他国家的学生到本国留学。英国统治阶级也掀起了一场反对外出旅行的社会运动，尤其不支持本国人民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在德国，同样出现了一场来自文化界的运动，大力鼓吹旅行知识可以到书籍中寻找，旅行活动则完全是在浪费生命和金钱。

这类观点最终在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学术中得到发展，他认为外出旅行是必要的，是有助于整个欧洲文化的融合与发展的。但他主张旅行者（尤其是青年）必须在充分了解本国文化之后，才能去国外旅行，也就是去接受其他国家的文化。这样一来，就能够以自己国家的文化为主体，吸收或摒弃其他国家的文化，从而保障自己能够建立起科学的文化知识体系。对于这一观点，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也能够勉强接受，接下来也就将其推而广之了。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学者开始纷纷回到本国文化的书籍中，尤其是一些比较穷困潦倒的旅行爱好者，由于大量旅行作品的出现，他们得以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而这些学者和旅行家在书本中吸收了足够丰富的本国知识后，自然产生了更加强烈的交流和沟通欲望，因此便促成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欧洲人口流动和欧洲文化交融。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此时欧洲各国的学者，已经具备了比较理智和客观的思考能力，这对于欧洲文化的真正融合最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而促进了世界观念在欧洲人脑海中的形成。

第四章　欧洲与文学

众所周知，欧洲社会由几股不同的力量组成，这几股势力时而相互联盟，时而相互攻击，始终保持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局面。久而久之，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也厌倦这种无谓的纷争，开始努力寻找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力图从意识形态上消除各国之间的分歧。然而，在文化分歧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纠纷，欧洲文化的大一统也就成了一种口号和宣传，根本没有事实基础。

1．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产物

实际上，欧洲学者自古就在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即如何通过文化来区分自己人和外族人，并在后来衍生出一种宽容外族人的文化。这一文化的发展起初被抛给了基督教，基督教也因成功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而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可惜到了16世纪以后，强大的基督教内部开始分裂，自身问题已经让基督教疲于应对，帮助欧洲社会维持和谐繁荣的文化任务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学者开始改变以往的思路，将消极对待变成积极面对，尤其是对于一些和自身观点相左的思想，纷纷被学者们纳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可惜，学术研究只能把问题解决于学术层面，当各国君主的权威和利益受到侵犯时，所谓学术研究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比如在公元1589年，欧洲学者曾促成法国国王[6]发布《南特赦令》，但是后来，赦免对象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以致侵犯到了国王的利益，于是国王立即下令将这些人再次逮捕或驱离了法国。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真心希望打造统一的大欧洲，他们主张恢复古典文化时期的联邦制度，将中央集权改为民主共和。为此，基督教会甚至列出了一个具体的清单，分别给出了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具体的议会席位，甚至还给出了伊斯兰国家的席位。对于这出近乎闹剧的事件，当时的很多欧洲学者都无法接受，各国统治者也就更觉得荒唐了。但是这一文化却并没有因此泯灭，而是在此后的欧洲历史上被数次提出，并且最终促成了今天的“欧共体”。

如此一来，这一文化的具体内容也有了实际价值。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自由，因此必须具有强大的力量来保护自由，具体来说就是正义的力量，也就是国家军队等武装力量。在此，基督教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进步，即提出了关心并容纳非基督徒的观点，但条件是基督教必须站在正义的一方。事实上，这一进步有很大水分，因为正义与否的判断标准始终掌握在基督教手中，所谓异教徒要站在正义一方，实际上就等于站在基督教一方，那么这些所谓的异教徒也就成了基督徒。

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最初阶段还想和印第安人和睦相处，并得到了印第安人的热心帮助，体现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但是，由于利益矛盾的不断激化，欧洲人很快将枪炮对准了印第安人，而只有长矛和弓箭的印第安人自然不是敌手。因此，除大量被杀和被俘外，剩下的印第安人很快消融在了基督教文明当中，当初的理想社会也沦为殖民地，并最终蜕变成了今天的美国社会。

在此基础上，此次文化运动也关注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将其提高到了社会必要组成部分的高度。

2．文化和政治的融合

自公元16世纪开始，欧洲社会以民族单位建立起来的国家纷纷出现，国家概念和民族概念也就此重合在了一起。至于文化的发展，自然也要适应这样一种新形势，欧洲文化界不仅及时捕捉到了这一历史信息，而且迅速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和行动。在这一时期，一个很明显的社会现象，是学者开始向统治阶级靠拢，而统治阶级也需要文化巩固自己的权力，这就为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政治文化融合创造了大环境。

在此之前，欧洲学者还想着复兴古典文化，但是当他们放眼欧洲数百年的文化发展之后，发现当时的文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古典时期。因此，如果想要恢复古典时期的繁荣，就必须在古典主义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创新，这就是新古典主义文化诞生的历史契机。而且当时的学者也清晰地认识到，虽然统治者标榜文化是为了给政治加分，但是学术界同样可以利用这一点发展文化，从而与统治者达到一种双赢的目的。

随后，由于文化界的巧妙腾挪，文化发展很快被统治者纳入国家体制内，艺术学院、科技学院和大学等文化机构相继出现。作为交换条件，文化界也开始大肆帮助统治阶级装点门面，以加强统治者的权威。首先是篡改历史。所谓统治者，都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正统情结，于是文化界便开始按照统治者的意旨编写“正史”；其次是艺术发展。艺术虽然可贵，但艺术家也要吃饭，任何艺术形式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支持，而当时愿意并有能力资助艺术家的只有统治者，艺术家们创造出来的作品，自然也就不能违背统治者的意旨了。

在法国，统治阶级尤其善于利用文化光辉美化政治，并且将七大艺术[7]的学者全部纳入官僚体制，死死地将文化和政治绑在了一起，从而开了学者进入官僚体制的先河。比如在公元1635年建立的法兰西科学院，不仅成为整个法国的科研中心，也成为统治者对法国科学文化的控制枢纽，从而将整个法国的文化活动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逐渐趋于民族化。此外，德国也紧紧追随法国脚步，建立了很多学术机构，但时间上要略晚于法国。

英国的文化和政治融合后，主要促生了建筑和音乐艺术的繁荣，并且以复兴古典主义时期的艺术风格为标榜。这里之所以说标榜，是因为英国并没有盲从当时的艺术潮流，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加以流行艺术风格的选择和开创，实际上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当然，为了表现自己的文化正溯地位，英国的艺术风格也号称继承于古典文化，尽管它们的艺术风格实际上直接来自其他欧洲国家。

最后，俄罗斯为了摆脱自己的孤立地位，同样接受了新古典主义文化运动的洗礼，其最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在建筑方面，同时夹杂自身的民族特色。比如克里姆林宫的建筑风格，就带有明显的古典主义色彩，而宫墙外的圣巴西略教堂，又带有十足的俄罗斯民族风情。在公元17世纪末，俄罗斯统治者[8]还发起了一次规模浩大的识字运动，并仿照欧洲各国，开始兴建科学院和大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欧洲各国都在努力发展文化，但主要还是在发展自己的文化。以欧洲规模最大的法兰克福书市为例，到公元18世纪，只有不到4％的书籍使用欧洲通用拉丁文刊印，其余则全是民族语言和文字。

3．文化界的“潜规则”

游学和朝圣行为的兴盛，最终促生出一个跨越国界的文化平台，并且整个“平台”还希望促生出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大欧洲。然而由于国家轮廓的日益清晰，这些学者和艺术家最终还是被国家形式和民族意识隔断，基本上只能靠书信进行交流。如此一来，印刷术起到的作用就更大了，因为书信不仅可以传递信笺，还可以传递书籍等一应信息载体，从而保障了欧洲始终存在一个跨越国界的文化阶层。

在这些通信的学者中，有曾经谋面的，也有素未相见的，但只要进入这个文化阶层，就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学习和交流。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各国学者，少则与数十人保持书信联系，多则有数百人，往来信件经常堆满他们的书房。至于这些书信所辐射的社会范围，不仅十分广泛，而且极为深入，这是因为书信形式具有天然的匿名性，上到王公大臣，下到村野走卒，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自身观点。

此外，这些学者的通信大多具有公共性质，即某位学者收到信笺后，内容并不是给他一个人看的，而是给他所在的整个文化圈子，所以他们都会将信中内容公诸于众。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阻挠，学者之间的信笺传递也可能无法送达对方手中，比如政治审查或者气候阻隔等。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学者们通常会把同一封信复制若干份，然后寄往同一个文化圈子中的不同学者，以此来保障信息的及时传递。而且由于印刷术的出现，当时的书籍价格大幅下降，因而底层民众也具备了一定的购买能力，从而大幅促进了信息和文化的传播。

当然，促成这股文化潜流的还有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它就是资产阶级。商人是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存在的，由于文化界能够消耗大量文化商品，商人和学者的利益就绑在了一起，因而在学者和统治者的博弈过程中，商人至少在文化商品上站在了学者一边。其中，很多学者为了不被掣肘，本身就兼具了商人身份，后来还衍生出了一种文化商人的新概念，这对于新古典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

初期阶段，意大利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传播中心。这不仅因为威尼斯商人建立了覆盖整个欧洲的商贸网，还因为当时逃亡到意大利的东罗马帝国学者，带来了最纯正的古典文化，意大利因此成为古典文化的根据地，以及新古典文化的发祥地。后来，由于占领东罗马帝国的奥斯曼统治者不允许基督教出版书籍，所以东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只能到位于西欧的意大利求购，这无疑再一次加强了东西欧之间的文化交流，从而为整个欧洲的文化一体进行做好了铺垫。

后来，随着意大利经济的衰落，文化传播中心曾一度转向其他国家，如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总而言之，由于这股文化潜流的存在，欧洲社会不仅始终延续着正统文化（即古典文化）的传承，而且从未放弃过统一欧洲的伟大构想。

4．文化交流的几个知名群体

通信方式将欧洲各国的文化界连成一体后，学者之间的交流便从此开始，各种文化不以国界为限制，形成了一个文化层面的共和国。紧随其后，整个欧洲文化平台出现了几个文化群体，并且由他们共同组成了统一的欧洲文化。不得不说，当时欧洲各国的底层民众对外界知之甚少，很多国家和民族都带有盲目的傲慢，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充满偏见，如果不是这些学者积极奔走，他们之间很可能连基本的沟通都无法完成。

17世纪末，以克里斯逊·康斯坦汀·鲁姆夫[9]为首的文化群体首先成形，此人常年穿梭于荷兰和瑞典的政界高层，同时又与两国的文化界多有接触。鲁姆夫当时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帮助瑞典学者购买所需书籍，因为当时的瑞典在出版和印刷方面还比较落后，政府在书籍方面的禁令也比较严格，而且瑞典及周边国家常年处于战乱之中。如果没有政府背景庇护，即使从境外购得所需书籍，也很难安全带回国内，而鲁姆夫作为荷兰外交使节，则能够轻易办成此事。

与此同时，鲁姆夫与其他文化圈子也保持联系，其中就包括一位重要人物——斯拜·库伯[10]。库伯不仅是荷兰政界的高层官员，同时还是一名古典语言教授，在古典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深的造诣。库伯身边，聚集着大量文化学者，并且包括很多艺术学院、科技学院和大学里的教授。这些人不管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文化目的，都在不遗余力地帮助鲁姆夫搜寻书籍，然后再由鲁姆夫带去荷兰。

和鲁姆夫一样，库伯也和多个文化圈子保持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荷兰富商尼古拉斯·韦森。韦森虽然是一名商人，但本身具备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不仅收藏了各种书籍和文物，还将这些东西对外开放，从而为荷兰民众的文化教育作出杰出贡献。在韦森的资助下，荷兰学者得以拥有充足的物质条件，从而开始思考一些世界性的问题，并且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东方。

到了公元18世纪20年代，希腊著名学者尼古拉斯·马夫洛克达托斯与荷兰大学者尚·勒柯勒克开始接触，从而组建了一张全新的文化网络。其中，马夫洛克达托斯也拥有自己的图书馆，并且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古典文化，其学术研究成果也曾轰动一时。勒柯勒克主要成就在人文学科方面，同时也是当时欧洲难得的地理学家，其著作对后世的航海家提供了巨大帮助。

最后，在公元18世纪末期，荷兰藏书家格哈特·梅尔曼也组建了一个文化圈，同样受新古典主义文化影响很大。梅尔曼不仅是一位资深的藏书家，同时又是一位外交使臣，早年还曾到欧洲各地游学。其中，对梅尔曼影响最大的是西班牙著名学者格列高里欧·玛扬思·西卡斯，二人虽然一生未曾见面，却保持通信长达20余年，彼此之间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帮助。就这样，在国家概念日益强化的欧洲，却由各国学者组成了一个文化上的共同体，并且一直维持到19世纪初才宣告结束。

第五章　欧洲开始进入启蒙运动时期

启蒙运动是促成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最主要的文化特征是充满理性主义，这最终推动欧洲文化完成了全新阶段的蜕变。具体来说，此次运动不仅延续了较长时间，而且涵盖的领域也非常之广，科学、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和文学等无所不包。此外，启蒙运动还直接促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出现，同时也是新古典主义时期最重要的思想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后世文化发展。

1．理性主义的新发展

事实上，早在公元10世纪，一些欧洲学者就提出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圣经》。但是在基督教独揽社会大权的当时，这种言论一经出现就被彻底淹没，直到公元15世纪以后，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这一观点才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久而久之，在理性主义的不断作用下，一种依靠感知建立的判断标准，逐渐从依靠信仰建立的判断标准中分离出来，这就是经验主义的形成。

哥白尼[11]和伽利略[12]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他们通过理论建设和实践检验，成功推动了经验主义的发展。公元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一书，明确提出了“日心说”理论。由此可以看出，哥白尼在科学层面完全否定了《圣经》的价值，并且强调了数学在自然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性。公元1623年，伽利略发表观点，支持了哥白尼的理论，但此时距离哥白尼病逝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伽利略最终也被罗马教廷迫害致死。

哥白尼　1473～1543年

众所周知，信仰和理性自古以来便是一对天敌，千百年间，任何试图将二者调和的行为，都只能让它们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不得不放弃敏感领域（指天文领域）的研究，转而研究地质学，希望能够通过地层和岩层找到科学的立脚点，这在后来还促成了一门全新的学科——矿物学。可惜事与愿违，矿物学的研究进展极为缓慢，所以直到公元17世纪，绝大部分欧洲民众仍然被迷信所束缚，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科学家。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开始允许甚至支持一些科学家展开研究工作，前提是研究成果绝不能违反基督教义。但是，宗教和科学注定水火不容，基督教也很快发现自己的要求是天真的，因而再次禁止科学研究活动，并且对科学家进行迫害。在此基础上，基督教还授意一批学者展开舆论攻势，先前被迫害致死的一批学者都受到了批判。而针对哥白尼和伽利略的一些言论，当时甚至有学者对他们进行了辱骂，并且一再强调，《圣经》中句句是经典，字字是真言。

然而，真理容不得半点马虎，在越来越明显的事实面前，欧洲民众开始渐渐意识到宗教信仰的不堪一击，并且认识到科学成果才是脚踏实地的研究。如此一来，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理论开始逐渐被人们正视，并且成为后世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可惜基督教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即使遇到如此大规模的科学文化冲击，个别宗教文化杀毒还是不可避免地残留了下来，直到今日仍然没有完全肃清。

2．从经验主义到科技文明

经验主义是科技文明的理论指导，科技文明又是经验主义的具体实现，因而很多人分不清经验主义和科技文明的区别，经常将他们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不仅存在一个时间先后的顺序，而且还存在一个母体和衍生体的关系。换句话说，经验主义的不断发展进步，最终促生出了科技文明。或者说，科技文明是经验主义的产物，是欧洲文化的产物，并且成为今天欧洲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其实，早在公元16世纪，欧洲各国的学者就提出了经验主义的重要性，主张通过自己的经验去感知事物。后来，欧洲学者还养成了一种记录自己行为、思想和情感的习惯，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研究材料。很快，这种习惯完成了一个重要意义的学术转变，即人们开始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回忆和反思自己的过往，从而得出客观的行为指导，并最终归纳为系统的知识理论，这就是经验主义的运用和社会经验的形成。

如此一来，思想先进的欧洲学者就基本脱离了宗教束缚，以培根和笛卡儿[13]为例，他们继承了伽利略的科学理论，并根据经验主义完全否定了宗教的现实意义。其中，培根主要依靠实验的方法得出可靠理论，然后再以得出的理论总结出新理论，并且再次付诸实验；而笛卡儿则热衷于逻辑法则，尤其提倡数学方法的重要性，主张把数学逻辑当作一切科学理论建设的基础。二人的科学理论和科技成果都对后世形成深远影响，并且直接奠定了现代欧洲的科技文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全部社会文明。

后世的约翰·洛克[14]在宗教和科学之间选择中立，相对于笛卡儿的理论建设，他显然更进一步。约翰·洛克通过对儿童的观察和分析，写出了《人类理解论》一书，认为人类不带有任何天性，所有观念和原则都是后天环境造就的，或者说都是根据他的经验得来的。与此同时，笛卡儿的科学理论也在后世学者的推动下不断取得进步，从而将越来越多的问题摆在基督教面前，基督教的权威性越来越颜面扫地。

公元18世纪初，经验主义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业内学者的研究对象也已经上到宇宙天体，下到物理原子。到公元1704年，牛顿发表《光学》一书，内容重申经验主义的重要性，对实验和观测进行了更深层次的阐述，从而使欧洲社会的文化与宗教信仰渐行渐远。这一系列的科技文明发展，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充满信心，并无比坚定地投入到认知世界和宇宙的事业中去。

3．漫长的等待

从公元18世纪初期开始，欧洲人对于自身和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具有自信，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客观，或者说越来越接近上帝的意志。在此，欧洲人的信心并非没有任何依据，在经历了迷信时代和偏见时期之后，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客观看待和思考事物的能力。尤其是在欧洲的文化领域，众多学者宗师不仅具备了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培养出了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对于事物的判断，已经接近了真理的划分标准。

在当时，任何个人或机构发布的理论，都会在第一时间受到质疑，哪怕发布者具有无上的权威和地位。在此基础上，欧洲学者还开始对传统的知识进行推理，哪怕是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真理也不例外。此举不但让一些欺世盗名的妄谈怪论者无所遁形，同时也纠正了一些优秀学者的不慎失误，从而对欧洲文化进行了一次深层的整理的升华。而最重要的一点，无疑是欧洲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这种以历史经验和事实依据为判断标准的思想潮流，就是欧洲文化史上著名的思想启蒙运动。

公元1747年，法国学者拉美特利出版《人是机器》一书，其中内容明确提出了宇宙间根本没有圣灵存在，而只有相互作用下产生运动的各类物体。至于宇宙间最复杂的人类，实际上就是一种依靠燃料（即食物）运转的机器，只不过控制这台机器的人正是这台“机器自己”而已，这实际上将人类彻底物质化了。此言论一出，立即推翻了“神创造世界和神主宰世界（纯精神化）”的宗教言论，所以很快遭到了宗教势力的否定和反击，并且一直将争论持续到了今天。

此外，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茨还提出了一个折中言论，即物质和精神的一体概念，包括物质承载精神和精神成活物质。这一点，从生物的进化过程中可以看得出来，比如一些被传统观念认定为植物的东西，经科学检测后，会发现其具有意识活动，实际上就是动物。而一些被传统观念认为是动物的东西，从严格的科学角度来看，又可能没有意识活动，实际上就是植物。然而，莱布尼茨只是提出了一个科学构想，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他在生前已经十分接近这一目标。莱布尼茨死后，他的这一理论虽然长时间未得到发展，但是一直被后世学者所关注。

总体来讲，法国对于思想启蒙运动持最欢迎态度，因而促成了后来的法国大革命，这也使得法国成为当时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此外，由于这次文化运动的冲击，基督教的普世价值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动摇了欧洲人千百年来的世界观念和思维方式。公元1772年，法国出版了《百科全书》，其内容对世界万物进行了全新定义，在当时被称为最激进的一部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不管怎么说，此次文化运动还是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束缚，而这个被束缚的历史已经达到千年之久，对于欧洲人来说不可谓不漫长。

4．对立形态下的欧洲文化发展

法国在1789年完成大革命之后，君主专制时代随即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共和思想与体制。这次运动不仅对法国社会进行了一次大梳洗，而且还在整个欧洲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从而加快了其他欧洲国家走向民主革命的步伐。然而，在此时的法国社会，却发生了一件前后矛盾的事情，即先前支持革命的启蒙运动学者，在革命结束后却开始反对和抨击革命者。这是因为启蒙运动的学者始终在强调理性主义，但是革命者是很难保持理性的，所以在革命过程中造成了很多流血死亡事件。

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人物是必须提到的，他就是拿破仑。拿破仑出身行伍，带领法国人民完成了推翻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从而建立起了共和国，并且成为第一届统治者。然而，拿破仑并不甘心做一届统治者，而是希望终身为王，因此他重蹈历史的覆辙，当起了皇帝。随后，为了转移国内对他的不满情绪，拿破仑转而发起了对外扩张战争，可惜以惨败收场，并最终落得个被终身囚禁的结果。

其实，拿破仑的个人经历，就是当时欧洲社会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出欧洲社会的矛盾所在。一方面，欧洲人希望把一切新生的事物都纳入传统知识框架；另一方面，欧洲人又希望破除传统束缚，创造出更多和更辉煌的成就。最终，这一社会现象促生出了全新的文化流派，即把传统观念和科学知识相结合，也就是把浪漫主义和经验主义相结合，或者说把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相结合。

在此基础上，古典文化成为欧洲社会普遍接受的文化，这在后来也成为欧洲文化同出一源的佐证之一。公元1738年，罗马古城逐渐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这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民众的文化自豪感和归属感，从而加强了欧洲各国在文化上的互相联系。与此同时，欧洲学者为了表明欧洲文化的高贵血统，还将欧洲文化中的亚洲和非洲成分剔除干净。当然，这种剔除是有限度和保留的，至少不会破坏欧洲文化的完整性，因为其真正目的不过是为了抹去欧洲以外的文化痕迹是为了标明欧洲文化的先进。

后来，由于拿破仑的武力扩张和帝国统治给欧洲人带来了灾难，欧洲人对于罗马帝国也失去了好感，古典文化因而将重心转移到了古希腊文化。很快，古希腊文化不仅成为欧洲古典文化的代表，同时也成为民主共和的象征，并且最终被视为欧洲文化的摇篮。实际上，欧洲文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社会局面，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兼容并蓄与和谐多元的内核，这一特质在启蒙运动时期同样得以充分体现。

注　释

[1]　庇护二世（Pius Ⅱ），公元1405～1464年在位。

[2]　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因主要传播媒介为鼠类而得名。

[3]　法国英雄史诗，中世纪武功歌的代表作，作者不详。

[4]　西班牙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史诗，用西班牙方言写成，作者不详。

[5]　指当时的查理五世。

[6]　亨利四世。

[7]　即建筑、雕塑、美术、戏剧、音乐、文学和舞蹈。

[8]　指彼得大帝。

[9]　时任荷兰驻瑞典外交使节，驻地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10]　时任荷兰共和国总议会委员，兼代芬特尔市（荷兰中东部城市）市长。

[11]　波兰天文学家。

[12]　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

[13]　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

[14]　英国思想家和政治家。

第五卷　浪漫主义时期

时间从公元18～19世纪。所谓“抑久必扬，扬久必抑”，文化思想的发展进程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在经历了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理性主义之后，新一轮的人文主义于18世纪正式拉开惟幕。这次文化运动主要针对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理性主义提出，主张关注个人感情诉求，属于唯心主义流派。从艺术手法的角度来看，浪漫主义更注重内心诉求，并且主张对理想要毫无保留地追求，创作语言也要热情奔放，更要善于运用夸张和比喻手法。

代表人物有：歌德、雨果、罗丹和毕加索等。

第一章　自由与消费的普及

众所周知，繁荣的经济要由自由的消费带动，而自由的消费又必须有自由的消费制度保障。欧洲社会在浪漫主义时期的经济繁荣，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自由消费，尽管这种消费行为最终发展到挥霍浪费的地步，并且被基督教认定为一种道德犯罪，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疯狂消费的刺激，欧洲经济也不可能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欧洲社会的文明进程至少要被长期推迟，甚至出现倒退和消亡。

1．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

罗丹　1840～1917年

公元18世纪，欧洲社会的家庭生活仍然陷于朴素和原始当中，尤其在一些边缘的农村地区，很多家庭甚至到公元20世纪时，仍然过着家徒四壁的生活。据史料记载，德国在19世纪末曾经做过一份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当时的德国农村家庭普遍比较贫苦，只有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具。后来据后世的欧洲物质文化史记载，证实这一调查数据是可信的，而在此之前，史学界只关注一些重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运动，极少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大概从18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开始好转，尤其是在工商业日渐发达的促进下，他们的生活境况逐渐与贵族阶级缩小距离。但是贵族毕竟是贵族，就他们手中的财富和权力而言，主要功能就是和底层民众进行物质生活上的区分。因此，工商业的发达虽然提高了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但也将贵族阶级的生活条件推向了极致。

史料记载，当时的贵族阶层，不仅在吃穿用度上穷奢极欲，而且会花费大量资金购买毫无实用价值的商品。比如他们会住在面积很大的豪宅里，多数房间只是用来闲置，并且仍然放置很多富丽的家具，衣柜、大床、壁炉、地毯和名画等，让人眼花缭乱。当然，如果是对贵族生活非常了解的人，可以通过这些东西辨别出主人的富有程度和社会地位。而对于这些贵族而言，为了得到更多虚荣，自然要不顾一切地“烧钱”。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即相互攀比。而且这种风尚不仅限于贵族阶层，在他们的带动下，底层民众也开始醉心于炫耀，其中很多人甚至不惜债台高筑。如此一来，消费和超前消费就成了欧洲社会最流行的一件事，从而促成了社会财富快速流向资产阶级，包括已经被资产阶层腐化的统治阶级。比如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统治者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争奇斗艳”，官僚阶层也只知讨好统治者，完全没心思处理国家事务。

本来，统治阶级已经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知道如果持续这样下去，会造成国家根基的动摇。但是让人不解的是，当时的欧洲文化界却保持了集体的沉默，作为社会意识始终处于世人之前的思想家来说，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终于，随着统治阶级在资产阶层的糖衣炮弹下逐渐沦陷，文化界的真实意图终于显露出来。原来，超前消费表面上会危及国家安全，但实际上是危及当时的统治阶级安全，而当时的社会天平依然在向资产阶级倾斜，因为他们能够推动社会的继续发展。

总而言之，欧洲社会的工商业能够发展到18世纪，资本主义在整个欧洲的兴起就已成定局，资产阶级也注定要取代官僚阶级，成为欧洲社会新的统治阶级。

2．18世纪欧洲的人口状况

大概从公元17世纪开始，欧洲社会就结束了以氏族为单位的生活模式，转而由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在底层社会，青年男女结婚之后就要分离出原来家庭，当然在分离出去之前要先取得生存资源，通常是一块耕地。当父母年老之后，确切地说是失去劳动能力甚至生活能力之后，子女会将他们接到自己家中赡养，因而也会出现三世同堂的社会现象。但是这种生活单位是以夫妻为主体的，父母已经成为家庭的附属者，氏族单位的生活模式就此一去不返。

除了家庭之外，另一个有关人口的问题便是婚姻制度。在当时，虽然宗教和政府都在强调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欧洲民众的婚姻观念是非常混乱的。他们公开谈论性话题，以纯粹的享受目的进行性生活，很多生活贫困的女人很快沦为妓女。在当时的欧洲主要城市，比如巴黎、维也纳和伦敦等，都有多达数千人的妓女群体。这些妓女被人剥削是难免的，因而生活境遇通常比较凄惨，尤其是在年老色衰之后，这些妓女失去了仅存的生存资源，多数的下场都非常悲凉。

与此同时，当时的欧洲社会也没有普及足够的生理知识，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避孕，以至于堕胎现象非常严重。又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有限，尤其是在贫困边远山村，堕胎造成的女人死亡率也非常惊人。这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女性数量的锐减，从而造成弃婴、孤儿和单身汉的数量激增，这无疑又对女性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潜在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宗教组织和政府势力双管齐下，在道德和法律方面不断加强力度，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制度。就这样，欧洲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度基本形成，而婚姻制度的形成，自然也就维系了家庭单位的存在，以此保障了人口繁衍的基本条件。

18世纪中叶，另一个促进人口增长的原因是农业技术提升，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进步是肥料使用与开发。在此之前，欧洲农民普遍采用“轮种法”，即每个家庭都会将自己的耕地平均分成三份，然后每年只耕种其中的一块，其余两块耕地则完全荒置，用以保证土地的肥沃程度。因此，肥料技术的掌握，直接让欧洲社会的耕地面积扩大了三倍，而且还不包括每年新开垦的耕地数量。这样一来，欧洲的粮食产量随之大幅增加，从而促成了新一轮的人口数量增长。

最后，工商业的大力发展也对人口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它促成了人力资源的优化，从而解放了大量劳动力，这就让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思考时间，从而进行发明创造，在根本上提高了欧洲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其次，它也促成了医药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医生从官僚属性过渡到商人属性，开始以赢利为目的为全社会人看病。而在此之前，治病吃药几乎是贵族阶级的专利；最后，它还促使养老院和孤儿院等福利机构的出现，从而保障了那些失去父母抚养的孩子和失去子女赡养的老人能够正常生活。

因此，就18世纪而言，欧洲社会的人口数量还是呈现总体上升趋势的，而且人口素质也在稳步提高。

3．欧洲社会的精英阶层

所谓精英阶层，是能够影响甚至掌控国家权力的文化群体，当然也包括科技学者，也就是科学家。就18世纪的欧洲社会而言，主要包括两个这样的社会群体，一个是以贵族阶级为主的宫廷文化群体，另一个则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文化群体。大概从16世纪初开始，这两个互相隔绝的文化群体就开始了融合，并且在18世纪联合推动了一场文化运动，先后席卷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主要欧洲国家，最终促成了欧洲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其中，宫廷文化服务于中央政府，而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本身就是高官贵族。凭借国家赋予的权力，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可以掌握文化的潮流和走向，而且还将触角深入到了各个社会领域，具有极大的活动能量；其次是社会文化群体，这个文化群体原本是以私人为主的底层知识分子，但出于生存和发展需求，最终还是归附到了地方政府的羽翼下。因此，他们是服务于各地方政府的，并且相互之间存在联盟关系。此时，中央政府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众矢之的，宫廷文化也就自然成为社会文化的围攻对象。

本来，宫廷文化有国家机器做后盾，具有强大的贯彻力度，因而长期处于主流文化地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与地方政权的合作，社会文化逐渐具有了挑战宫廷文化的资本。然而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之后，各方势力都意识到了两败俱伤的危机，因而他们的斗争便转移到了文化领域，从而促成了这次文化大战，以及紧随其后的文化大融合。其间，文化先锋们提出了“知识就是权力”的口号，不仅赢得了各方社会势力的鼎力相助，而且还号召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

最终，这次运动促成了一种全新的知识交流方式——文化沙龙。这里所说的“沙龙”，是意大利语的音译，指空间比较大的客厅，通常都是在贵族家庭的豪宅之中。而“文化沙龙”，就是指在这样的客厅里举办的文化活动，其主办者基本都是这些豪宅的女主人。至于这些女主人，不仅要求其具有软强的交际能力，而且要求其身份必需特别，多数都是社会文化群体和宫廷文化群体的联姻对象。于是，参加文化沙龙的人也就包含了宫廷文化和社会文化两派学者，而且既然选择了在家中聚会，又有联姻在前，文化交融也就水到渠成了，这就促成了欧洲社会统一的精英阶层。

4．文化对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作用

欧洲文化自古就有民主和共和因子，分别来自古希腊的城邦文化和日耳曼人的选举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统治者的权力始终受到限定，一旦他们取得了绝对权力，各种社会力量就会与之斗争不已。自公元14世纪议会制度推行之后，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不甘心权力被限，截至公元18世纪，终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中央集权化。为了抵御这股政治潮流，欧洲各国的社会力量开始积极奔走，在新兴资产阶级的帮助下，最终扼制住了统治阶级的权力膨胀。

以英国为例，斯图亚特王朝通过不断蚕食的方式，逐渐排除了政治上的异己分子。值得庆幸的是，当统治者把魔爪伸向国家法律的时候，各方社会力量立即觉醒了。为了抵抗暴政，他们迅速结成联盟，并且取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最终阻止了统治者的专权行为，史称“光荣革命”。虽然此次革命未能完全实现英国的民主化，但毕竟使英国朝着民主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并沉重打击了统治者的权力欲，同时也鼓舞了民众追求和捍卫民主的勇气。

随后，孟德斯鸠[1]看到了“光荣革命”的价值所在，经过认真研究和思考，最终写成了《论法的精神》一书。在这本书中，孟德斯鸠正式提出了权力分割的理论，强调绝对的权力必定滋生绝对的腐败和无能。很快，他的理论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连欧洲各国的殖民地政府也引颈相看。其中，腓特烈二世[2]尤其赞赏孟德斯鸠的理论，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建立在普选基础上，从而得到全民支持，而不是在各种社会矛盾中拼命周旋。为此，腓特烈二世在建立不世之功的同时，也成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与此同时，法国也在酝酿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此之前，法国社会虽然存在着多方政治势力，但统治者具有绝对的权威。资产阶级加入战团之后，很快给统治者造成了一次严重的财政危机，其他各方政治势力眼见如此，立即群起发难，要求统治者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自知大势已去，遂决定顺应历史潮流，恢复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权制度，是为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具体时间在公元1789年。

此次文化运动不仅促成了政治文明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资本主义的进步，确切地说，此次文化运动最初正是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法国大革命的成功，也对其他欧洲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仍然以英国为例，不仅紧随法国完成了政治革命，还先于法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接下来，由于机械运转代替了手工劳动，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涌向新兴社会产业，从而制造出更多、更好的商品，并且刺激出新一轮的消费。如此一来，欧洲社会的经济发展便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在之后的数百年间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第二章　社会进步阶段的艰难

社会进程的推动，自古少有一帆风顺的，这是历史已经无数次验证过的事实。原因很简单，每一次历史发展的推进，都会伴随着改革阵痛，改革红利会福泽大多数人，也会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而这部分少数人，又往往是社会权力的掌握者，这也使他们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社会发展进程因而注定艰难。

1．出现在欧洲大陆的革命浪潮

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欧社会引起重大政治变革，然后波及中欧和东欧社会，从而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社会改革运动。在当时，欧洲社会主要活跃着保守派和新兴派两股势力。保守势力认为，社会秩序的混乱完全由新兴势力造成，因为必须恢复旧秩序才能维系社会稳定；而新兴势力则认为，社会原本应该向前发展，只是因为守旧势力的阻扰才发生混乱，因此必须加紧社会改革的步伐。最终，新兴势力作为历史潮流的顺应者，成功取得了此次斗争的胜利。

接下来，欧洲各国开始进入君主立宪制时期，这种社会体制虽然保留了君主制，但是国家权力却下放到了民众手中，实际上成了一种共和体制。比如，由全民参与通过的法律，不仅对所有社会民众具有统一的约束力，而且君主也不例外，他们甚至要靠率先垂范和以身作则来增加和巩固自己的权威。如此一来，欧洲社会秩序得以稳步恢复，社会发展也得以快速健康地进行，整个欧洲社会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气象。

与此同时，君主立宪制还有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改变，即国家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定。在此之前，经济、舆论和文化等行业，都是君主用来巩固自身权力的统治工具，因而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司空见惯。但是从此之后，经济、舆论和文化等行业，全部回归到了民众手里，具有了充分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各行业拥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发展进步变得一日千里，民众对于君主权力的限制力量也随之强大起来。

然而，除了保守派和新兴派之外，还有一股主张鲜明的政治派别，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派别，简称走社派。走社派思想同样来源于工业大革命的成功影响，他们对于保守派和新兴派的政见都持反对态度，认为政府的作用就是关注每一个人的需求，社会资源应该平均分配给每一位公民，因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财富也应该平均分配给每一位公民。这一政治思想虽然显露于20世纪，但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在当时西欧社会的城邦体制下，曾出现过一个同业公会，是为社会主义的雏形。后来，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以及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启蒙思想，都对社会主义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是保守派、新兴派，还是走社派，都充分肯定了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从而都肯定了工业发展的重要性，走社派甚至还提出了以工业领袖作为国家领袖的政治建议。就这样，工业在当时欧洲得到空前发展，并最终完成了工业机械化，引发社会劳动分工大变革，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得到解放，转而投入到更具挑战和更富创造力的社会活动当中。

2．19世纪的欧洲政局

大概从公元18世纪末开始，大欧洲的概念逐渐发生变化，各国统治者无力谋求征服整个欧洲，甚至无力征服其他国家，因而开始向民众灌输国家的概念，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已得权益。统治者首先使用的是民族手段，也就是以一个民族组建一个国家，或者以一个主要民族附加若干少数民族组建一个国家。如此一来，欧洲各国民众又有了一种判定自己和外人的标准，而既然有了自己的概念，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君主。于是，君主们在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就能够很容易地裹挟民众为其卖命了。

其次，统治者又开始大肆鼓吹国家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编写历史，从而进一步加深民众的国家归属感。在此之前，学术界曾经有观点认为，在民族和社会基础上，国家是政治的自然产物。统治阶级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很多强化国家概念的历史故事被纷纷发掘出来，甚至不乏一些是杜撰出来的。比如各个国家的战争英雄，他们都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而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很多人都付出了生命代价，但也因此在后世民众的心中得到无上荣耀。

接下来，统治者又开始在雕塑艺术上下功夫，具体做法还是标榜和传颂，这也从客观方面刺激了欧洲的雕塑艺术，并且在后世欧洲形成一种立碑塑像的习惯。比如铭记各类事迹的纪念碑，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几乎随处可见，碑文内容多为歌颂本国的英勇事迹。其余纪念各类人物的塑像就更加常见了，尤其以胸像（即截止到胸部的塑像）雕塑的技艺最高，作品多以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为题材。如此一来，被后人纳入雕塑选材的行列，自然也就成为在世者的奋斗动力和目标。

再者，文学作为传统的政治工具，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自然也不甘人后。比如欧洲社会的历史小说就出现于这一时期，该类作品多取材于本民族较为辉煌的历史片段，通过艺术处理再现历史的辉煌时刻，从而加强民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以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就是选取了俄国人民战胜拿破仑的历史过程，内容不仅塑造了俄国人民的伟大形象，而且还凸显了俄国人民独特的民族特性。

最后，音乐也是欧洲社会的重要政治工具之一[3]，这是因为恰当的音乐能够对受众情绪产生预期影响。比如公演于公元1830年的荷兰歌剧《波尔蒂奇的哑女》，就是通过完美的音乐舞台表演，激起了比利时人民的国家情绪，并最终促成了比利时从荷兰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再比如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4]，成功扫除了全国民众的颓靡之风，促使德国人又一次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国家建设中。

总而言之，对于当时欧洲各国的统治者而言，他们总是抓住一切因素和其他国家进行区别，从而将国家概念烙印在了每位公民的心上。

3．欧洲社会的集中换血

随着经济力量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不断加强，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也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除了世袭的统治阶级之外，商人、工程师、医生和律师行业中的佼佼者，都成为本行业的代表，从而形成了以行业和领域为单位的社会力量，进而参与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如此一来，除了国家政权之外，在经济、文化和艺术等方面，都开始由新兴的社会力量掌舵，而这些原本都是国家的统治工具，不可能参与政治活动。

另外一个根本性的社会变化，也得益于工业革命，那就是欧洲社会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确切地说是农村居民大批流入城市，从而逐步成为市民。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带来了重要的技术发展，其中包括交通工具的发展（比如铁路），将大批农民带进了城里。这不仅让农民开了眼界，改善了他们的经济条件，同时也为城市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此外，每个国家都需要建立规模庞大的军队，工业革命造成的大量劳动力剩余和转移，就为国家军队的建设解决了人力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教育事业同样在欧洲各国得到快速发展，接受基本教育（小学）成为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这是因为工业生产需要基本的技术操作，而技术操作又需要公民能够识别出相关文字，所以当时的欧洲各国才有这条规定。据史料记载，截至公元20世纪初，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已经基本扫除了文盲，即使是在边远的山村地区，文盲率也已经降到了50％以下，并且包括女性在内。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就容易多了，欧洲社会的文明进程也开始了加速发展。

19世纪初期，欧洲社会的女权思想开始逐步高涨，女性从报纸和书籍中读到为自身争取权利的思想，纷纷投入到精神领袖发起的运动中去。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多为女性倾诉不满情绪，从而引起更多女性关注和思考女权问题。事实上，当时的欧洲社会文化不仅束缚女性，男性同样受到压抑，这是社会文化服务于统治者的必然结果。因此，在女权运动日渐高涨的情况下，很多男性作家也开始借助此次运动抒发自己的不满，如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如此一来，欧洲各国存在的社会矛盾纷纷浮出水面，并且绝大多数都是以新兴的社会力量取得最终胜利，传统政治贵族受到的压力日益增大，社会权力也在逐渐缩减。在此，资产阶级逐步取得社会权力，他们通过各种方法让民众相信，资产阶级是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大家共同的敌人是贵族统治者和犹太商人。接下来，因为有人民大众的支持，资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当时的资产阶级确实代表着社会先进势力和人民大众利益。

4．消费文化的飞速进步

消费刺激经济，经济扩充实力，实力决定一切，这就是经济社会和商业文明的本质。其实，国家的建设最终还是要靠每个公民的努力，而所谓的经济社会，就是要以经济的手段促使民众为国家建设出钱出力，具体来说就是消费。比如一家公司在运营过程中要缴纳各种税款，个人在参与商业活动时（包括很多非商业活动），也要缴纳各种税款。因此，民众在社会活动中看似是为自己工作，实际上都是在为国家出力，而且一个人的收入越多，就越是具备消费能力，他能够为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就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民众消费能力和消费活力，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国家的重要经济参数。因此，公元19世纪的欧洲各国，都在努力提高本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并且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以期利用消费繁荣来带动经济繁荣。众所周知，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消费能力和活力是相对欠缺的，那么如何才能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活力呢？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把他们变成市民，而公元19世纪的欧洲各国正是这样做的。

接下来，民众一窝蜂似的涌入城市，对于城市资源造成了极大压力，包括空气、淡水和食物等公共资源。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不得不承受肮脏的空气、污浊的淡水、有毒的食物和焦躁的情绪，遥远的乡村反而成了人们理想的生活环境。因此，贵族阶层开始到农村游玩观光，甚至在环境优美的地方定居下来，并很快成为富人聚集的地方。但是普通民众却没有这种好选择，因为当时的欧洲民众每年只有几天假期，用来休息尚且不够，外出游玩就未免不切实际了。

为了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广大欧洲民众开始不断发起劳工运动，并最终争取到了充分的休息时间。有了充足的休息时间，再加上火车和自行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问世，欧洲人很快踏上了自己的游玩之旅，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消费方式——旅游。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热衷于旅行，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在假期该做些什么，所以只能到城市为他们准备的酒吧、妓院和赌场中去消磨时光。贵族阶级的文明程度对他们形成了天然的保护伞，至少他们不会做伤害自己的事情，但底层民众就不一样了，他们吸毒、酗酒、打架、斗殴、嫖娼、赌博，从而导致社会秩序越来越糟糕，尽管这同样属于消费范畴。

如此一来，政府就需要出面管理民众的空闲时光，包括禁止各种不良活动和组织各种有益活动。于是，体育运动和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开始进入底层民众生活，尤其是足球、篮球和排球这样的激情运动，往往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民众观看。这些运动不仅提升了民众在空闲时间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促成了又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在此基础上，公元19世纪的欧洲各国还发展出了很多文艺赛事，并且出现了剧院、音乐厅和体育场等文化娱乐场所，从而掀起了欧洲各国新一轮的消费热潮，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欧洲社会的经济增长。

第三章　欧洲势力向全世界的蔓延

从公元16世纪开始，欧洲人以商业力量开道，武装力量护航，一举拉开了向全世界进发的序幕。他们或者武装占领商品生产区，或者把商品生产所需材料运回大后方，势力越扩越大。到了公元18世纪70年代，太平洋岛屿大量成为欧洲各国的殖民地，这让他们最终抵达了大洋彼岸的美洲。在陆上，俄罗斯进行着尤其疯狂的扩张，他们先后征服西伯利亚各民族，最终通过白令海峡占领了阿拉斯加。

1．欧洲和美洲的历史渊源

欧洲社会发展到16世纪以后，人口增长再次达到历史峰值，各国发展都开始受到本国资源的限制。为了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各国统治者开始将目光纷纷投向海外，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就此具备了历史契机。公元1492年，哥伦布受到西班牙王室资助，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航行，终于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随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以下简称西葡两国）的势力开始侵入美洲，并且很快武装控制了大片殖民地。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西葡两国还对其他欧洲国家进行封锁，不允许它们到美洲开辟殖民地。这一时期，西葡两国的海上力量冠于欧洲列强，它们的政治企图因而得以实施。但是其他欧洲列强绝不甘心落于人后，为了谋求既得利益，它们巧妙地采取迂回政策，暗中资助那些反抗西葡两国侵略的原住民。如此一来，西葡两国用于控制殖民地的耗费越来越大，直到殖民统治已经入不敷出。

在这种情况下，西葡两国的统治者开始转变政治方针，改为扶植傀儡政权的方式，由原住民治理原住民。这一政策收到显著效果，无论从政治还是商业角度来讲，美洲的原住民都开始渐渐融入西方文明。到了公元18世纪，受思想启蒙运动影响，西班牙政府首先变自己的傀儡政府为藩属国，从而将商业力量以外的势力全部撤出，他们则作为宗主国，只在紧急时刻帮助藩属国保持政局稳定。随后，这一政策被其他欧洲殖民者效仿，北美洲的原住民进一步融入欧洲文化。

接下来，在欧洲各国政府的引导下，大批欧洲底层民众移民到北美洲，这些人也在后来成为欧洲各国对美洲殖民地的主要控制力量。然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发展，这些移民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力量，并最终决定和本国统治者分庭抗礼。随着“大西洋革命”的成功结束，北美13个英国移民政权联合取得独立，美国就此诞生。紧随其后，北美其他各国的移民者发动革命，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独立，美洲社会的统治权力开始从欧洲社会逐渐脱离出来。

大概到了公元20世纪初期，欧洲人尝到了移民的好处，再次兴起了一场移民热（也可称为殖民热）。但是，北美洲富饶的土地已经被先前的移民者占据，这一批处于欧洲社会更底层的民众，只好进入美洲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以下简称中南美洲）。但是有了北美移民者组建独立政府的前车之鉴，这批移民者未能得到政府支持，从而也就未能形成足够强大的社会力量。因此，他们所带去的欧洲文化，只是与当地原住民的文化平分秋色，最终形成了一种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共同组成的混合文化。

2．北美社会的自由主义理想

美国独立之后，北美洲除了存在其他一些欧洲列强的殖民政府外，实际上还存在大量未开垦的地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欧洲政府的明确禁令，划出了那些未开垦地区给印第安人生存；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的美国势力还比较弱小，无力也不必要对这些地区进行开发。但是随着美国势力的增长，对于这些未开垦地区进行开发，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

对于美国人的势力扩张，欧洲各国政府也属有心无力，因为此时的西欧社会正陷于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美国人眼见如此，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从而导致他们的社会文化也日趋自由起来。这样一来，就吸引了更多欧洲人前往美国，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这就为美国的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其余如一些不得志的贵族，或者一些在政治斗争中落败的贵族，以及大量受到严重盘剥的底层民众，都开始疯狂涌向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片乐土，甚至连空气中都充溢着自由的因子。

接下来，由于知识分子的进入，美国很快对欧洲各国展开了文化反击。公元1782年，海克特·圣约翰在伦敦出版《美国农夫信札》一书，将美国的自由主义火种引到欧洲。此书一经问世，立即被翻译成各种语言文字在欧洲传播开来，从而使美国的自由主义在欧洲社会被推崇到了理想的高度。尽管工业化很快也将席卷美国，自由的气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美国的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并且时至今日，自由主义仍然是美国社会的基本文化之一。

截至公元1870年，美国版图已经大致扩展到今天的规模，只是由于过度开垦和不适当开垦，造成了中部地区的大面积沙漠化。还好在东西海岸线上，美国的工业化已经宣告完成，从而跻身世界工业强国之列。在这一时期，整个美国被来自欧洲的移民填充严实，大批新移民只能继续生活在社会底层，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不能再带给他们梦幻般的境遇，越来越多的无产者游走在大街上沦为乞丐。

如此一来，移民到美国的欧洲人出现了一次回流潮，欧洲各国立即抓住时机，大肆宣传美国社会的黑暗和残酷。再加上当时一些不法分子往来欧美之间从事不法交易，比如惨无人道的奴隶贩卖，美国对于欧洲人的吸引力逐渐开始衰退。然而，宣传毕竟不如亲眼所见，尤其是对于那些从未离开过欧洲的底层民众来说，强烈地改变自身命运的内心诉求，还是促使一批又一批的欧洲移民来到美国。于是，欧洲社会底层民众的悲惨一面，也逐渐发生在了美国社会，尽管此时的美国社会仍然显现出一团朝气。

3．美国社会的发展和发展背后

美国建立之后，文化建设始终依赖于从欧洲的进口。即使在经济上，当时的欧洲各国也丝毫不输于美国。公元18世纪末，英国仍然被视为欧洲经济文化中心，美国的贵族子弟通常都要到那里接受教育，然后才能回到美国开展自己的事业，或者说建设自己的国家。到了公元19世纪，尤其是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的文化中心开始转移到巴黎。与此前的英国一样，美国社会的贵族阶层又把子弟送到巴黎学习，后来还将意大利纳入留学国家的范围之内。

如此一来，美国的文化便开始向欧洲靠拢，从而出现了一批热衷于传播欧洲文化的美国学者。受到这些学者的影响，移民美国的欧洲人后裔，开始了时代性的回访欧洲，这种行为表面上是探寻家族渊源，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回归。此外，由于这一时期的清教徒在美国社会影响日渐深重，美国人民的思想开始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束缚，他们回到欧洲寻求精神解脱，正如当年大批欧洲人前往美国寻找精神乐土一样。

在这次文化运动中，美国一些财富巨头的表现最为抢眼，比如为后世所熟知的钢铁大王卡内基、金融大王摩根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都曾耗费巨资购买欧洲各国的艺术品。为此，美国人在传统的欧洲人看来，充满了暴发户的气息，并且嘲笑他们是迷信金钱的财奴。然而对于这些传统的欧洲人来说，多少带有一点自欺欺人的成分，因为美国在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持下，不但能够轻松引进欧洲文化，还能够大力发展自身文化。而欧洲虽然在文化上仍然属于老资历，但随着经济的不断衰退，其文化发展注定要走向下坡路。

截至公元20世纪初期，美国的社会文化果然日渐繁盛，再加上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飞速进步，其国力已经隐隐有超过欧洲列强的趋势。因此，当时就曾经有欧洲学者预言，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既有充裕的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将来必定取代欧洲，成为新的世界经济文化中心，这一预言在今天自然已经得到证实。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美国在无比光鲜的一面背后，还有一面鲜为人知的阴暗色彩。

由于美国社会的发展速度过快，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不足，欧洲人的劳动力又比较昂贵，奴隶就成了美国资本家们的首选。然而，欧洲社会早已结束了奴隶时代，他们要到哪里去获取奴隶呢？很快，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非洲。在美国人看来，黑人既没有头脑，又体格健硕，简直就是天生的奴隶人种。如此一来，他们不仅在非洲掠夺各种自然资源，而且还大肆捕捉黑人，然后贩卖到美国做奴隶。史料记载，在美国社会的崛起过程中，至少有数百万黑人被贩卖到美国做奴隶，其余还有大量黑人在捕捉和运输过程中惨遭灭顶。

直到19世纪末期，美国一些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把黑人当作人类看待。但是即便如此，非洲文化在他们眼中仍然近乎原始，甚至认为对黑人进行教化的必要都没有。当然，美国和整个西方之所以不愿对非洲展开教化，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即非洲社会一旦受到欧洲文化洗礼，那么非洲人就不会再听任他们的欺骗和掠夺了。

4．欧洲势力在亚洲的延伸

在完成了对美洲的征服之后，欧洲人又在19世纪征服了非洲大陆。在此之前，澳洲大陆及其附属岛屿也已经纳入西方版图，甚至连亚洲的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也已经被殖民，东亚的日本同样被欧洲人染指。接下来，欧洲人就把目光投向了全世界唯一一片没有被他们征服的土地，也就是中国政府（指中国清朝政府）统治下的大片土地。

伏尔泰　1694～1778年

其实，早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就已经从阿拉伯世界获悉了中国的存在。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中国实际上只代表着瓷器、茶叶、香料和丝绸，那个处于遥远东方的国度，不仅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而且颇具几分神秘色彩。即使到了公元18世纪，欧洲学者仍然十分倾慕中国的文化，如法国著名学者伏尔泰，就曾公开指责法国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并且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津津乐道。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18世纪，在此之前，欧洲各国对中国的正常贸易中非但占不到一点便宜，而且还让大量白银从世界各地流入中国。到了公元19世纪初，英国在经过一番充足准备后，终于开始对中国进行非法贸易，他们以孟加拉国为跳板，大肆向中国走私输入鸦片。如此一来，中英两国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贸易纠纷，并最终升级为军事冲突。然而让英国人大跌眼镜的是，看似强大的中华帝国，居然如此不堪一击，以至于英国人顺利签署了一系列利己条约。

接下来，中英之间的此次事件在整个西方社会引起连锁反应，欧洲列强都开始馋涎中国这块大蛋糕。因而从公元1840年开始，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开始争相进入中国瓜分利益，中国政府最终沦为欧洲各国的统治工具。公元1854年，日本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但是由于资源比较匮乏，欧洲人并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日本。所以，日本人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后，成功保住了经济和政治的独立地位，并且在后来取得了一定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强大的中华帝国和神秘的东方文化，一举沦为欧洲人嘲笑的对象。尤其是那些曾经公开表示倾慕中国文化的学者，恨不能立即与之撇清关系。但是即便如此，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仍然充满诱惑力，这让欧洲学者趁着战乱到中国内地搜刮了大量珍贵文物，以至于中国学者在进行本国历史研究的时候，不得不前往欧洲各国。与此同时，欧洲学者也在加紧对印度的文化侵略，并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当然，在整个过程中，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化也与欧洲文化发生了融合，尤其是印度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对欧洲社会在20世纪兴起的“嬉皮士运动”和“新时代思想”都有直接影响。

第四章　欧洲社会的下坡路

欧洲社会的衰落，从各国建立之初就埋下了伏笔，至全盛时期终于全面暴露出来。但是即便如此，欧洲各国的经济文化实力仍在美国之上，世界经济文化重心也牢牢把握在欧洲人的手里。因此，欧洲文化的衰败本来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期间还会出现一些中兴运动，但是由于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从而将欧洲社会的经济文化一夜间焚烧殆尽。

1．科技文明和基督文明的更迭

公元19世纪中叶，欧洲社会在实证主义的作用下，开始进入实证科学时代。一些重大的科学发明和创新，以10年为基本单位轮番涌现，其中很多技术都可以直接应用于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从而大幅提高了欧洲社会的文明程度。比如在公元1846年，美国牙医莫顿开始使用麻醉剂；公元1867年，德国电气工程学家西门子发明电动机；公元1884年，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发明了汽油发动机；公元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明X光等。

当然，这些科技发明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同时，也加速了欧洲社会的高度融合，同时也将欧洲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以上述西门子公司为例，他们用电报的方式加速了信息的传输速度，一条电报从英国伦敦传递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此之前，信息的传递必须依赖邮递，同样从伦敦带一封信到加尔各答，至少要花费2个月的时间。很快，西门子公司接到俄罗斯、欧洲和美国的订单，从而将全部西方国家联系在了一起，这也让西门子公司一跃而成为当时实力最强大的商业集团。

与此同时，欧洲社会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弄清了人类从哪里来的问题。公元18世纪末，法国科学家布封和马克提出“有机物变异论”，并且在地质学家的佐证下，证明了人类是由原始的单细胞动物发展而来，只不过这个过程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漫长时间。同一时期，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提出了生物变异的说法，并于公元1859年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为了彻底破除基督教的精神束缚，达尔文又在公元1871年出版《人的祖先》一书，从而将人类和上帝彻底分离开来。

接下来，由于欧洲社会对全世界的急速扩张，不可避免地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各种不同文化，其中就包括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宗教文化。公元1890年到1915年，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连续出版12卷人类学巨著——《金枝》，从而对全世界的宗教文化进行了科学系统的阐述。书中内容提到，基督教和世界上大多数宗教一样，无论是教义还是仪式都如此，其最大的功用就是为人们创造一个精神乐园，从而帮助人类更好地存活于物质世界。而随着科技文明的不断发展，以及科技文明刺激下物质文明的日益进步，基督教的存在价值显然大幅缩水了。

最后，经过实证学家的调查，证明《圣经》中的很多内容都有后人添加和修改的痕迹，并非完全出自一人之手，也就更加不可能出自上帝之手。在此基础上，实证学家又开始调查耶稣的生平，并且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最终将其定义为一个优秀的革命领袖。如此一来，哥白尼的“日心说”摧毁了基督教的世界观，达尔文的“起源论”又摧毁了基督教的人生观，现在，实证科学家们又摧毁了它的价值观，基督教作为西方社会的传统精神文明支柱，终于回归到了它本该有的高度，即世界上众多宗教中的一种。

2．基督教的末路和残留

尽管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各方社会力量争相登上历史舞台，但波及范围毕竟只限于贵族阶层，最多包括贵族阶层直接统治的城市在内。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实际上的统治者仍然是基督教会，并且是从精神上进行着统治。不过从公元1860年开始，欧洲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趋势，大量农村人口疯狂涌入城市，这些人不但脱离了基督教的控制，而且不再受任何势力控制，成为当时欧洲社会极不稳定的一个群体。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开始与各国统治者联合起来，共同对城市底层民众实行精神管控，从而逐渐消除了这一社会隐患。当时，基督教和各国统治者主要以提高文化素质的方式，来完成底层民众和整个社会的融合，这就促成了欧洲文化的一体进程。截至19世纪末，欧洲文化的传播范围已经延伸到各国的殖民地，只不过受教育的人仅限于殖民地的贵族阶层，也就是各国在殖民地扶植的傀儡政权。

为了能够借助此次社会运动发展壮大，基督教也做出了一定的自身改变，即放弃了宣传上帝的权威性，转而将教皇推到了极高的地位。在文化方面，基督徒也开始吸收一些世俗文化，并且在后来形成了一种宗教主义文化。但是基督教的做法收效甚微，即使在一些宗教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家，随着物质文明的大力发展，人们也开始质疑宗教的权威性。此外，欧洲各国统治者都在极力谋求自己的权益，像基督教这种具有普世价值观念的组织，注定不会再受重用。

于是，如同很多逃亡者一样，基督教开始谋求自己的海外发展，当然也要借助欧洲各国的政治力量。而对于此时的欧洲各国而言，实际上正处在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首先，因为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它们不惜在欧洲本土刀兵相见；其次，因为共同的文化渊源，它们在殖民地又往往采取合作态度，并且直到今日，西方国家仍然经常以联军的方式出现。但是不论如何，这种合作的态度至少给基督教提供了发展空间，基督教的势力因而在欧洲以外得到大力发展。

当然，基督教的这次大规模发展，也促进了欧洲文化在海外的大融合，而且这种融合包括所有社会文化，从而最终促成了海外欧洲人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接下来，在国家形式的影响下，海外欧洲人开始考虑组建自己的国家。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定位，它应该是一个整体，又必须保持各自的特点。因此，最好的选择就是回到古希腊时期的联邦制政体，这就是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

3．“世纪末”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在完成了对中华帝国的征服之后，欧洲人的自信心得到空前提升，因而逐渐表现出了自己的优越感。在他们看来，欧洲的文化是先进的，欧洲的科技是强大的，整个世界理应由欧洲来主宰，这就是欧洲社会发展到鼎盛阶段之后的社会文化氛围。但是，任何事物发展到顶点之后，接下来所面临的就必定是走下坡路，欧洲社会自然也不例外，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欧洲社会的下坡路竟然会走得这么快。

由于完成了对全世界的征服，欧洲人消除了来自外部的矛盾。但矛盾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兀自转移，这一次，欧洲社会的矛盾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于是，欧洲各国之间的冲突逐渐公开化，原本在扩张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的竞争行为，此时也开始起到相反作用，以至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仇恨越积越深，最终只能靠战争手段来解决。接下来，欧洲各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准备工作，各种先进科技纷纷转化为杀人武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和最大程度的破坏力即将爆发出来。

人是一种群居动物，容易产生连锁反应是群居动物的主要特性之一。因此，当饥荒和瘟疫等大范围灾难降临的时候，最可怕的已经不是灾难本身，而是人们心中急速膨胀的恐惧心理。当然，相对于灾难带来的群体性恐惧，大规模战争显然更加可怕，所以在大战将至的欧洲社会，也就是公元19世纪末期，世界末日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欧洲人心头。

与此同时，更大程度的恐惧来自文化精神领域。公元1900年，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出版《梦的解析》一书，内容指出人的行为受下意识控制，也就是说不受理智控制。随后，弗洛伊德利用工作便利，收集了大量病症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持，从而让欧洲人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迷茫。放眼整个欧洲文化史，哥白尼否定了神对世界的控制，达尔文否定了神的存在，而弗洛伊德直接否定了人对自己的控制，当然也否定了人对世界的控制。

爱因斯坦　1879～1955年

紧随其后，美国犹太裔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认为时间、物体和运动是随观测者而相对存在的，并非绝对存在。后来，爱因斯坦还与比利时物理学家勒梅特，以及美国天文学家哈勃进行合作，证明了宇宙是在150亿年前由大爆炸产生的，这一理论立即推翻了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牛顿一手建立的物理世界观念。对于欧洲人来说，尤其是对于传统的欧洲人来说，他们的世界观又一次面临坍塌。

进入公元20世纪初期，欧洲社会似乎一切都陷入了不确定当中，这种现象甚至影响到了当时欧洲的艺术领域，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欧洲人的末日危机感。

4．战火纷飞的年代

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社会呈现三足鼎立局面，分别由英国、法国和德国掌控整个欧洲的社会权力。由于这三个国家都在海外具有广袤的殖民地，所以这场看似只有三个国家参与的战争，实际上对全世界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今，很多人都认为这次大战之所以会打响，是因为一次偶然的刺杀活动[5]，所以对此次刺杀事件多有评述。事实上，这次刺杀事件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由于英法德三国的连年军备竞赛，世界大战的火药桶早已填充完备，即使没有这次刺杀活动，也会因为其他事件而引发战争。

战争爆发后，局势的发展不再受任何一方控制，欧洲和全世界的力量接连被卷入其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三个国家都只能不断加注，从而使战火越烧越大。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欧洲还是一片天堂景象的话，那么此时的欧洲社会就完全变成了一幅炼狱图画。为此，欧洲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国家财富和社会文明，在战争机器的碾压下，全部化为齑粉，沃野千里的欧洲大地上，随处可以看到战火燃烧和浓烟滚滚。

与此同时，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大量流失，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有心收拾破碎河山，但眼前的事实却让他们接连不断地灰心。再加上战火随时可能燃烧到自己家门口，为了文化的传承和家人的安全，大批知识分子选择了逃亡海外。在这一时期，即使是一些得以出版的书籍，内容也大多是对国家命运的质疑，甚至是对国家命运的咒骂，这无疑加深了当时欧洲民众的末日阴影。

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付出几千万人伤亡的代价，最终却没有任何一方是胜利者。当时，欧洲社会满目疮痍，基本的生活物资得不到保障，大量民众家破人亡，百姓流离失所。幸免于难的欧洲学者不仅在想，曾经创造了无数辉煌和骄傲的欧洲文化，为何最终会将欧洲烧成一片焦土呢？欧洲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末日情怀在此时的欧洲人心头，已经积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欧洲学者果断将目光转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在那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蒸蒸日上的国家经济，都让当时的欧洲人羡慕不已。因为美国的欣欣向荣，欧洲学者很快一扫颓靡，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欧洲文化没有问题，只是欧洲各国的意识形态出现偏差。而且更让他们担忧的是，美国人已经开始坐收渔翁之利，大批美国军火商人穿梭于欧洲各国之间推销武器，从而大发横财。因此，欧洲学者们积极奔走呼吁，希望各国政府警觉美国的崛起，不要再自相残杀，可惜各国统治者充耳不闻。

对于这些统治者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会陷入僵局，不过是因为自己准备不足，只要自己准备充足，必定能够战胜对手。因此，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各国在试探对方底限的话，那么试探的结果就是无尽的仇恨和更深的矛盾，所以对于欧洲人民来说，更加激烈和残酷的战争还在前面等着他们。

第五章　面向一个全新的未来

进入20世纪，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之后，欧洲各国无论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实力方面，都已经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欧洲社会的内部矛盾也爆发了出来，这让欧洲社会瞬间走向了崩溃。但也就是这次崩溃，让欧洲人有了刻骨铭心的教训，再加上欧洲文化中的民主共和精髓，欧洲社会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终于开始了一次全新的发展历程。

1．科学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20世纪初期，欧洲社会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变革，但是工业文明毕竟只存在于几个比较大的城市，除此之外的广袤欧洲大地，仍然以农业经济和农业文化为主。当时，欧洲人民对于新生的工业文明成果大多持观望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些工业产品出现得太多、太快、太乱，以他们对世界仅有的认知能力，根本无法理清脉络。即使是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工业产品的更新速度也有些应接不暇，所以整个欧洲都在期待社会的发展脚步能够慢下来，或者说能够稳下来。

然而，代表工业文明（或者说城市文明）的知识分子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眼中，欧洲社会的发展还需要更快。因为所谓社会发展，是需要历史潮流推动的，而历史潮流的形成，显然要经过漫长的准备时间，所以欧洲社会必须紧紧抓住历史机遇。相对于代表农业经济文化的知识分子来说，代表工业文明的知识分子显然更有底气，因为从已经出现和正在发展的科技成果来看，他们足以完成历史交给自己的发展任务。

就在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逐渐融合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得到当时学者的大力推进，一举破除了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对世界的划分，转而将世界分成了大部分人眼中的世界和少部分人眼中的世界。其中，大部分人眼中的世界，是可以通过教育来进行普及的，并且只需日常的语言交流和思维逻辑就能够完成；而对于小部分人的世界来说，只有各文化科学领域的天才才能看到，这些人具有与众不同的思维逻辑，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完全靠数字进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能力无法通过教育来达成，只能是与生俱来。

很快，与众不同的思维逻辑和交流语言促成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学科——物理。进入20世纪，“原子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单位”这一理论被推翻，因为科学家已经意识到原子是由一个原子核和围绕着原子核的一些电子构成。也就是说，物理学家也不知道什么物质是绝对稳定的了，物理学解释世界的权威性受到了质疑。本来这一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很长时间，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欧洲各国用尽一切办法投入科技研发，以求最大限度谋求战争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学的发展也得到了充裕的物质基础，一系列新的技术突破和发明相继问世，从而奠定了物理学在所有社会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这也使物理学的发展重新开始左右社会进程。当然，物理学的发展也促生了更可怕的战争武器（比如令人谈虎色变的原子弹），从而使更多的人死于非命。庆幸在经过战争阶段之后，科学研究又回到了造福人类的道路上，但是相对于战争年代来讲，其发展速度也不可避免地放缓了。

2．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协约国和轴心国分别裹挟了当时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国家，以致几乎全人类都参与到了这场战争之中。战后，大规模的毁灭不仅降临在经济方面，同时也降临在文化领域，欧洲各国尤其遭到了近乎灭顶的磨难。站在满目废墟之上，欧洲学者不得不再次展开思考，为什么创造了文化和科技双料文明的欧洲社会，到头来却毁在了自己手中呢？

不等他们想清楚这个问题，欧洲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又开始了，并且早在二战过程中，这个裂痕就已经出现。这是因为俄国在1917年完成革命之后，内部已经趋于和谐统一，再加上大片的亚洲领土做后盾，其实力得以日渐壮大。经过二战之后，俄国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了建立和西欧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俄国在东欧笼络了大批盟国，借此在欧洲站稳脚跟。

与此同时，二战还推动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变革，即欧洲殖民主义的退化。由于连年内战，欧洲各国的殖民力度都在日趋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被殖民国家抓住历史机遇，纷纷脱离了原来的殖民统治，从而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如此一来，欧洲各国不得不依靠本土资源进行战后重建，而美国则有幸在二战中幸免，因为几乎没有一发敌国炮弹落在美国本土。于是，欧洲作为世界经济文化中心的时代随即结束，美国作为后起之秀，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3．欧洲文化的时代变迁

进入20世纪以后，欧洲社会的信息传播效率进一步得到提升，这一点对于民主进程的推进显然十分有利。一方面，大规模的意见调查可以使欧洲社会避开狭隘的个人主义，从而让大多数人的意见得到尊重，从而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可以让统治者的管理更加透明化，以此来避免独裁者的出现。1980年，美国就曾发起了一场名为《欧洲价值研究》的全民调查，包括北美国家和欧洲各国（因为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属于同源），就让美国得到了很多建设国家的判断和依据。

通过这项调查，欧洲学者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带来了极度的物质文明，并且已经到了过剩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争相攀比吃穿，以至于很快滑向了奢侈浪费的深渊，最终导致西方社会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却极度匮乏。为此，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组建文体俱乐部，希望可以让无所事事的人们走进文化艺术。但是，大多民众对文化艺术并不感兴趣，资本家也不希望工人们拥有太多知识和思想，所以这些学者的做法作用并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民众对于物质的需要空前高涨，广大工人阶层为了谋求生计失去了空闲时间，因而被资本家控制得更加牢固，知识分子对他们已经是针插不进。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渐恢复，欧洲人民的生活质量也随之水涨船高，再加上资本家的强力引导，消费成了欧洲民众在战后的主要活动。当时有学者甚至预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物质积累会达到民众需求的饱和，届时，社会阶级将自然而然地消失不见。

接下来，电视行业兴起于50年代，并且很快成为商业模式。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改变就是广告的出现，广大民众的消费开始受到有效引导，即疯狂购买那些电视广告中出现的商品。当然，电视里不能总是播放广告，还要有大部分时间用来播放电视剧，这便促进了当时欧美国家的影视文化发展。但这些影视作品既然要给广大群众看，就要符合群众需求，因而逐渐发展出了一种群众文化，并且由资本家直接控制。到了70年代末，欧美主要国家已经有九成以上家庭拥有电视机，影视文化对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进入80年代，欧洲社会的物质文明促进了公民福利待遇的提升，大家开始享受免费的医疗、养老和教育等社会保障。如此一来，欧洲民众的消费主义开始走向享乐主义，从而导致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并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而失业就意味着无法纳税，无法纳税也就无法享受各种社会福利待遇，而只能接受社会救济勉强度日。至此，欧洲社会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终于显出负面作用，越来越多的欧洲人陷入无所事事。至于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如何重现经济和文化复苏，已经成为欧美国家集体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

4．欧洲步入新个性维度时代

1951年，德国学者瓜尔蒂尼出版《现代的终结》一书，试图通过对欧洲历史的研究，来找到欧洲未来发展之路。结果，瓜尔蒂尼愕然发现，欧洲社会正在发展的现代群体文化，居然和欧洲的传统文化背道而驰。这是因为欧洲文化自古强调个性和自由，但是现代欧洲所奉行的群体价值却导致个性和自由被逐渐抹杀，而资产阶级还在口口声声地宣称——大众文化是为了保护个体文化。

由于科学技术的逐步发展，欧洲人的传统精神文化（即宗教文化）早已节节败退，而大众（指工人阶级）既然已经升格为社会主体力量，就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内容，这就势必导致欧洲文化的大众化，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世俗化。众所周知，在此之前的欧洲社会环境中，教会、学校和家庭都会对学生施压，要求他们学习宗教文化，遵守宗教信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将此上升至道德和素质的高度。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校和家庭，甚至部分教会都已经被资本家控制，宗教文化对于欧洲民众的影响也就日趋式微了。

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和全世界的文化接触，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关注其他宗教，比如佛教。当然，就目前阶段来讲，与佛教文化接触的欧洲人，基本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相互之间的交流和研讨也仅限于知识层面，关乎信仰问题则少之又少。何况，除了基督教文化之外，欧洲社会还有一脉传统的古典文化，也就是希腊—罗马文化，这就不得不再次提到欧洲文化的包容性，或者说多元性。比如对于同性恋的态度，目前已有西方国家选择接受，甚至允许他们组建家庭。

此外，欧洲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互联网影响，并且影响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不难想象，自互联网普及之后，所有文化都开始向短、平、快发展，似乎每个人都有应接不暇的文化要学习和掌握。事实上，任何拥有一台联网电脑的个人，都可以瞬间成为一个庞大的信息库，他所掌握的文化和信息，完全有可能超过一家个人机构和一个社会组织，甚至一个国家政府。这就让每个人的眼光都变远了，同时也让世界变小了，信息的传递和理解也变轻松了。如此一来，欧洲人对于文化的地域概念也就更加模糊了，当然也完全没有必要去弄清楚。

发展到今天，欧洲人对于文化和宗教的概念已经日趋淡薄。他们既不关心世界，也不关心欧洲，甚至不关心自己的国家，而只关心自己生活的城市或者乡村。对此，英国作家切斯特顿曾经说过：“只有本地的事情才是真实的。”因此，今天的欧洲人也许会关注一下全球大事，但是基本上只当作一些娱乐消遣，重视程度甚至不及一场足球赛事。于是，很多欧洲人都开始用“后现代”来解读当前欧洲文化，这一称谓虽然不致和传统欧洲文化割席而坐，但是一种全新的、多维度的和多元素的欧洲文化，已经在欧洲大陆上蔓延开来。

注　释

[1]　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

[2]　普鲁士国王，史称腓特烈大帝。

[3]　比如爱国题材的大型歌剧。

[4]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作品。

[5]　指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事件，时间在公元1914年6月28日。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扉页

版权页

前言

第一卷　古典主义时期

第一章　希腊文化

1．希腊文化的历史发展

2．人文主义的内容和特征

3．理性主义的兴衰史

4．唯美主义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5．城邦主义的没落

第二章　罗马文化

1．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渊源

2．希腊文化对于罗马文化的后期影响

3．理性主义的传承和发展

4．人文主义的重要性

5．民主法治思想的传播

6．古典文化的基石作用

第三章　凯尔特人

1．凯尔特人的发展历程

2．凯尔特人的宗教信仰

3．凯尔特人在欧洲的文化残留

4．凯尔特人的经济成就

第四章　日耳曼人

1．日耳曼人的历史进程

2．日耳曼人和基督教

3．日耳曼人的文化遗产

4．日耳曼人的社会建设

第五章　斯拉夫人

1．斯拉夫人的历史发展

2．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化

3．基督教文明对斯拉夫人的深远影响

4．斯拉夫人的文化贡献

第二卷　中世纪时期

第一章　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

1．罗马人的贡献

2．日耳曼人的贡献

3．基督教文明的贡献

第二章　西欧封建制度的特点

1．封建王权的普遍特征

2．封建王权的法制思想

3．封建王权的深刻含义

4．封建制度的基本特点

第三章　封建制和代议制的产生

1．《大宪章》制度的产生

2．《大宪章》的深远意义

3．议会制度的形成和特征

第四章　基督教与中世纪欧洲

1．基督教与欧洲文学

2．基督教与欧洲教育

3．基督教与欧洲科学

4．基督教与欧洲艺术

5．基督教与欧洲社会伦理

第五章　罗马帝国的绝响

1．罗马帝国和世界

2．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接触

3．基督教的产生历程

4．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融合

5．罗马帝国的悲惨末路

第三卷　文艺复兴时期

第一章　基督教会的大发展

1．古典文化的社会遗留

2．基督教在欧洲的大举传播

3．法兰克王国和基督教的融合

4．加洛林王国和文艺复兴前兆

5．基督学校的建立——修道院

第二章　环绕地中海的三大世界

1．上帝国度——东正派基督教的兴衰

2．盘踞西欧——公教派基督教的生存压力

3．十字军东征：东西方文化的大交融

第三章　欧洲社会的各类传统

1．欧洲封建政体的形成

2．国家形成前夕的欧洲社会

3．城镇文明对于国家形成的巨大作用

4．促成国家形式的最后元素——中央集权

第四章　欧洲人的自我意识

1．农村世界和城镇世界

2．欧洲社会的文化脉络传承与发展

3．现代化进程为何发源于西欧

4．希腊和罗马对欧洲文化的重要贡献

第五章　文艺复兴与欧洲文化发展

1．中世纪末的欧洲社会概况

2．西欧社会的文艺复兴史

3．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原因

4．文艺复兴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第四卷　新古典主义时期

第一章　新文化的出现

1．古典文化复兴和理性主义回归

2．东罗马帝国的沦亡和欧洲社会的统一

3．后文艺复兴时代的理性主义

4．意大利和整个欧洲

第二章　欧洲版图的扩张

1．现代化国家的初次成型

2．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3．大基督教时代的结束

4．印刷术带来的教育文化改革

5．欧洲人的文化意识

第三章　欧洲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1．朝圣和逃亡带来的文化融合

2．文化交融的常见形式

3．旅行者面临的艰难处境

4．旅行对世界观念和文化融合的作用

第四章　欧洲与文学

1．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产物

2．文化和政治的融合

3．文化界的“潜规则”

4．文化交流的几个知名群体

第五章　欧洲开始进入启蒙运动时期

1．理性主义的新发展

2．从经验主义到科技文明

3．漫长的等待

4．对立形态下的欧洲文化发展

第五卷　浪漫主义时期

第一章　自由与消费的普及

1．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

2．18世纪欧洲的人口状况

3．欧洲社会的精英阶层

4．文化对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作用

第二章　社会进步阶段的艰难

1．出现在欧洲大陆的革命浪潮

2．19世纪的欧洲政局

3．欧洲社会的集中换血

4．消费文化的飞速进步

第三章　欧洲势力向全世界的蔓延

1．欧洲和美洲的历史渊源

2．北美社会的自由主义理想

3．美国社会的发展和发展背后

4．欧洲势力在亚洲的延伸

第四章　欧洲社会的下坡路

1．科技文明和基督文明的更迭

2．基督教的末路和残留

3．“世纪末”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4．战火纷飞的年代

第五章　面向一个全新的未来

1．科学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2．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3．欧洲文化的时代变迁

4．欧洲步入新个性维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