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序

- 天 道 沧 桑

- “抵达更高的富庶与文明”

- 一部敬天大书

- 一、长河生死恋（1）

- 一、长河生死恋（2）

- 二、大峡谷洗礼（1）

- 二、大峡谷洗礼（2）

- 三、补偿画外音（1）

- 三、补偿画外音（2）

- 四、一场算账风波

- 五、峡江不眠之夜（1）

- 五、峡江不眠之夜（2）

- 五、峡江不眠之夜（3）

- 一、艰难的抉择——投 石 问 路

- 一、艰难的抉择——两 难 相 权

- 一、艰难的抉择——河谷总动员

- 一、艰难的抉择——浩荡移民潮

- 二、出省语言培训班

- 三、电话录音当说客

- 四、家产重量30吨

- 五、凄风苦雨8小时

- 六、最后的外迁移民

- 七、心灵上永远的根（1）

- 七、心灵上永远的根（2）

- 七、心灵上永远的根（3）

- 一、一个最底层的移民人

-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1）

-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2）

-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3）

-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4）

-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5）

- 三、郑小林含泪送乡亲

- 四、自古忠孝难两全

- 五、县长的移民日记（1）

- 五、县长的移民日记（2）

- 五、县长的移民日记（3）

- 六、移民·乡长和狗

- 七、一句话的终身情

-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1）

-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2）

-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3）

-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4）

-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5）

- 九、“豆花酒”的震撼（1）

- 九、“豆花酒”的震撼（2）

- 一、三峡花钱知多少？（1）

- 一、三峡花钱知多少？（2）

- 二、女赌王以身试法

- 三、鬼城一封匿名信（1）

- 三、鬼城一封匿名信（2）

- 四、副县长被免职

- 五、“不检点”的做法

- 六、鸡脚杆上刮油人

- 一、尘封的幕后新闻（1）

- 一、尘封的幕后新闻（2）

- 二、精心策划的采访阴谋

- 三、三峡颠覆供电格局（1）

- 三、三峡颠覆供电格局（2）

- 四、从“县太爷”惊梦说起（1）

- 四、从“县太爷”惊梦说起（2）

- 五、库区山清水澈的隐忧（1）

- 五、库区山清水澈的隐忧（2）

- 五、库区山清水澈的隐忧（3）

- 六、一个地质大师的心愿（1）

- 六、一个地质大师的心愿（2）

- 七、直面175米水岸线（1）

- 七、直面175米水岸线（2）

- 一、移民身份之“哥德巴赫猜想”（1）

- 一、移民身份之“哥德巴赫猜想”（2）

- 一、移民身份之“哥德巴赫猜想”（3）

- 二、前清移民与三峡移民（1）

- 二、前清移民与三峡移民（2）

- 二、前清移民与三峡移民（3）

序

三峡库区有一个美丽的小岛，岛上的桂圆树、黄葛树蓊密葱郁，远远望去，就像一颗硕大的绿宝石，镶嵌在江渚之中。这个叫坪西坝的小岛，寄托着我童年的梦幻和理想。

2006年的春节，我来到这个小岛的最高处，在母亲坟前，拼命地燃放烟花爆竹，借以寄托我无尽的哀思；面对母亲的坟墓，我长拜不起……

因为，三峡还要涨水，再过几个月，这个美丽的小岛和岛上的美丽将被淹没，坪西村的建制将在地区行政版图上永远消失，过去的一切将不复存在……

岁月峥嵘，记忆犹新，我经历过峡江地区的混沌、愚昧，饱尝过三峡地区的贫穷、饥馑；在三峡地区面临历史大变革的惶恐、躁动期，我关注过三峡工程的论证，有过惆怅、失望，也有过惊喜、希望。这些年来，我见证了三峡百万移民大搬迁、大安置的每一步艰难历程，百万移民的跨世纪壮举，常使我寝食难安，心绪难平……

多少次，我想拿起笔来，记录长江三峡和三峡移民，记录这美丽的悲壮和悲壮的美丽。因为，我的血液、我的骨髓流淌着“长江情结”，作为“移民”的儿子，作为移民中的一员，在国情、亲情、乡情面前，多少都会有一些使命感和沉重感，我不写，谁写？

但每一次写作念头萌动，我都在两种莫名其妙的 “自我挤压”之下辍笔。

一是我天生懈怠、闲散，“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但工作的特殊性质，又注定我命中要与血浓于水的移民和政府打交道，立场、职责、道德底线告诉我，必须找到一个结合部，写出的文章，是厚此薄彼？还是非此即彼？要做出“明智”的选择，起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是三峡工程问题由来已久，交织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就像一个个硕大无朋的历史漩涡，哪怕是水性极佳的“浪里白条”，陷入漩涡之中最多扑腾几秒钟，也会被无情地卷入浪谷深渊。学识粗浅的我，尽管多年在长江、在三峡、在移民区“厮混”，脑袋却始终难以开窍，只能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不是不敢面对，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尽管三峡每一次蓄水都牵动着我的神经，水位从90米、135米、156米，到提前一年涨到175米……每一次，我都因“底气”不足而放弃。

中国政府兴建浩大的三峡工程，从开工之时起就有一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豪情。百万移民搬迁也是成竹在胸，早就可以宣告“胜券在握”。从官方2005年的统计报表上看，三峡库区鄂、渝两省市搬迁的移民已超过100万。2006年10月，三期水位蓄水达到156米；2008年11月，水位将达到划定的最高水位线175米，肯定不会出现不少人所预言的“水撵人”的窘迫之境。

不是说三峡百万移民是世界超级难题吗？从1997年大规模搬迁到2005年，短短几年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百万移民大搬迁的“跨世纪壮举”，这难道不是“大书特书”的好时机吗？

我沉思，但仍然选择了放弃。

我的不惑之年，应该是文学创作的金色年华，但鬼使神差，我却把人生精力最旺盛的一段时光，变成了一次长达7年多的“卧底体验生活”的行动。

“卧底”地方：重庆市移民局；

公开身份：一名处级干部；

岗位职责：移民生存技能培训、移民干部政策培训、移民后期生产生活扶持；

活动范围：三峡库区各区县、乡镇、村组；

“卧底”时间：7年多；

“卧底”动机：总惦记着写一本关于三峡和三峡移民的书。

库区各级移民部门的同事，除极个别人外，没有人知道我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卧底志愿者”，因而在工作中、生活中，从库区决策层到移民众乡亲，他们什么事都不回避我，总是把掏心窝的话对我说。

经历了百万移民大搬迁的日日夜夜，我很快就被这场伟大的三峡移民运动“同化”和“感化”，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有一百个理由可以提笔。但是，我经过反复的掂量，还是一次次选择了放弃。

放弃是容易的，但镌刻在脑海的记忆，却怎么也无法抹去……

20世纪末期，三峡农村移民重新分配承包土地，我也参加了这项“一平二调”的土地调整的复杂工作。移民指着那一片片即将淹没的良田沃野，掬着一捧水，捧着一把土，噙着泪向我诉说的那一桩桩、一件件、一幕幕，移民伤感、质朴的情感令我至今难以释怀。

我理不出头绪，仰首问天：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当看到掀起三峡地区大移民浪潮的同事们，一个一个忍辱负重、忍饥挨饿，一个个挨骂、挨揍，他们恪尽职守，忠诚于国家意志，在移民搬迁安置中尝尽了人生的滋味，他们之中不少人在岗位上累瘦、累垮，直至累得吐血而亡，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潸然泪下……

咬咬牙，我还是放弃。

放弃是一种美丽、一种勇气。我聊以自慰。

?但真正触动我、促使我最终拿起笔来的却是不经意的两个瞬间。

一是现在有一种“时髦”的观点：三峡已成功实现了百万移民的搬迁，世界超级难题似乎已在“谈笑间灰飞烟灭”。我总感到这是在有意无意间回避百万移民们的生存状态：三峡库区产业空虚，移民就业困难；三峡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移民搬迁之后安稳致富难度极大，库区水淹之前的设想与水淹之后的严峻现实，都使人愁肠百结，忧心如焚。

按照官方权威统一口径，三峡移民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搬得出”；第二步是“稳得住”；第三步才是“逐步能致富”。

三峡移民从1985年开始试点，1993年正式实施。公允地说，为按时完成三峡按期蓄水的“死命令”，库区各级政府多年来都处于焦头烂额、殚精竭虑的高度紧张状态，艰难地实现了百万移民“搬得出”的宏大目标。

走完第一步，时间跨度竟长达20多年。

当今社会，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以人为本”，人民大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在今天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移民搬迁后的生产、生活状态，已受到了整个社会和世界的极大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三峡工程而产生的百万移民今后的生存状态，已成为检验三峡工程是否成功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百万移民从“搬得出”，走进了“稳得住”，这一段更为艰辛、复杂、充满各种变数的未知历程，还会走多少年？

因为，移民生产、生活的安稳，不仅仅关系到百万移民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长江三峡库区一大片土地和百万移民朝夕相处、同吃同住的1000多万库区群众和库区社会的安宁。由于各种历史关系和复杂矛盾的长期积淀，峡江河谷地带已成为一个由特殊人群聚集的水库移民社会，这是社会经济稳定大局中一个特别不容忽视的特别区域。

三峡工程，是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接壤时期的一个产物。工程一上马，就如同炮弹出膛，烈焰升空，在政府的精心运作下，一切很快变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百万移民进行史无前例的大搬迁，也变成中国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行动，并成为一种历史进程的必然。

因此，在“不可逆转”和“历史发展必然”的前提下，百万移民迁徙之后的命运，就被提到了一个被社会各阶层“强烈关注”的高度。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库区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执行者，从三峡移民搬迁的第一天开始，也在苦苦寻觅移民、抚民、安民之策。

安置百万移民，就是特殊时期的一项极为复杂的安民过程。

激发创作欲望的另一个瞬间，是我在巫山遭遇的一次停电，听到县城移民的一句“街骂”：龟儿子，只要不停电、不摸黑，我还是“同意”修三峡大坝，老子搬家也值了……

移民竟使用了“同意”二字，我隐约感到移民也有了一种油然而生的豪情。这说明，时代在变，政府各个层面、老百姓和移民本身对三峡工程的思考都在发生着巨大改变。

出现这种写作激情的冲动，对于常常处于“狐疑不决”的我来说，竟是生命中一次前所未有的颠覆。因为，对发生在长江三峡地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不能漠然、盲视、以至失语。

三峡百万移民运动，是在一个特殊大背景下产生的历史必然，我带着一种沉重感写三峡移民的过去和现在，或许也是我个人命中注定的另一种必然。

于是，我从一次次放弃中重新寻找过去，重新思考现实，重新组合文字，并从7年的“卧底”体验生活状态之下浮出水面，公开身份是一名挂职作家，还是在移民部门工作，还是那些我熟悉的移民，还是在梦绕情萦的长江三峡……

三峡工程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生态学等方面来看，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也是一个“资源禀赋”极为充裕的宝库。无论什么人，都可以从其中找到自己的需求，找到自己的是非判断，并做出相应的基本评价。

中国政府决定兴建三峡工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利大于弊。因此，在利大于弊的交织中，从一个局部来进行利弊评判，几乎都不会有太大的过错。比方说，环境生态主义者看三峡，你能说他错了？比如军事专家、地质专家看三峡，你能说他错了？比如航运专家、水电专家看三峡，你能说他错了？比如移民故土难离，不愿搬迁，你能说他错了？比如移民工作者推行“依法搬迁”，你能说他错了？……

也许，所有的人对每一个局部的评判都是对的。因为，走进三峡，就走进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哲学世界。

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林黛玉，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万个人心中的三峡移民，也同样有一万个不同的版本。

因此，我决定拿起笔来，写出我一个人眼中的三峡百万移民。

天 道 沧 桑

——评重庆作家岳非丘长篇报告文学《安民为天》

刘云生

重庆作家岳非丘创作的大型报告文学《安民为天》，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江三峡百万大移民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表现了三峡干部群众感人的奉献牺牲精神，高扬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旋律，对三峡库区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刻敏锐的理性沉思， 是一部视野开阔、时代感强、极富历史感和思想深度的力作，是近年来同类题材作品中少有的突破和重要的收获。

若干年前，三峡移民已成为文艺创作的热点，佳作迭出。影响大的作品，就有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行动》、黄济人的长篇报告文学《命运的迁徙》、陆大献的长篇小说《家园》、大型方言话剧《移民金大花》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艺术角度表现了今天被人们广为传颂、历久弥新的三峡“移民精神”，突出了移民群众和移民干部的奉献和牺牲，尽写移民离开故园的依依惜别，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援手，他们的事迹感人肺腑，精神义薄云天。今日，高峡平湖，沧海桑田，大规模移民工程主体即告结束。蓦然回首，人们在见证这场波澜壮阔大移民真实全面的历史的同时，总是不断地期待着对这一历史事件所昭示的社会意义有更加深刻的提炼，有更加敏锐警策的沉思，重庆作家岳非丘创作的大型报告文学《安民为天》①正是一部在上述方面给予我们答案和启示的力作。

历史是由一系列文化和环境的挑战和应战组成的。三峡工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蓝图上，是少有的惊世骇俗的大手笔。向时代报告当代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书写当代“史记”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光荣与梦想。岳非丘九十年代中期，三峡库区大规模移民工作正式展开后，即从作家、长江航运媒体记者的岗位调任移民局充当“卧底”。他既是在一线奔波的基层移民干部，又是与高层移民官员有过深入交流的知名作家、资深记者，获悉不少高层决策的真相内幕，还是老家在淹没区、和移民有着骨肉亲情的“移民之子”。他幸运地集数种身份为一体，资源独特，其他作家难以企及。这使他在记录这项重大国策执行的复杂过程中得天独厚。作品洋洋洒洒，三十八九万字的篇幅，从篇首讲述移民的“长河的生死恋”，到第七章“移民启示录”中围绕移民问题现实与历史的宏大穿梭，直至结束壮写重庆直辖市设立，搅动了全国战略的大格局。整部作品，在资讯的海量收集和对事实的充分尊重中生成真实的基础。作品涉及的人物，上至中央省部委领导，下至基层干部、移民群众，长长的队列，在同类作品中罕见；处处有极富心理冲击力的精雕细刻，令人感动和敬佩。高屋建瓴的情理抒发，让人心神飞越，荡气回肠。那些精确到小数点后若干位的琐事实录也在理性的思考下熠熠生辉，作家看翡翠于蓝苕，细腻精微；掣鲸鱼于碧海，磅礴广远。读罢，切切实实地让人们感受到峡江汹涌、激情燃烧，事业豪迈！政府与百万三峡移民上下一心，“扣响命运之门”的伟大迁徙，在民族负重昂然崛起进程中，获得了更加广阔和深远的意义。

李鹏同志曾指出：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移民。这远不是一个技术和工程的命题。主管移民工作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甘宇平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政府对百万移民安置工作的重视超过了三峡工程本身，因为人民是最重要的。”②正是为了国家明日的富庶和人民的安康，我们的事业才会焕发出这么巨大的动能和热能。在三峡移民中，党中央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安民、抚民、惠民、富民的执政理念，各级移民干部无私奉献，践行实施中央决策，确保了三峡工程移民顺利进行。移民工作千头万绪、复杂繁难，矛盾尖锐，要让百万大移民中每一样工作珠联璧合、人人满意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作家坦言，这是在写“这美丽的悲壮和悲壮的美丽”。重庆移民局局长刘福银概括得十分生动形象，“移民事业好事多磨，移民干部四面楚歌。”（p160）三峡移民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历经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对个人权益的认识、对个人命运的认识，已远远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五六十年代。改革开放新的精神主题就是鼓励人们积极地追求个人合法权益，保护合法的个人自由和财富。因此，以往计划经济年代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靠意识形态的教育的做法，在今天的移民工作中难以真正说服群众。百万大移民，本质上是为了共和国的现代化腾飞，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在具体工作中，政府与移民“对立”多于“统一”。移民干部们多是生于兹，长于兹，甚至和移民有着乡情乡谊的普通人，他们能够真正理解移民“舍小家，顾大家”的牺牲。深知，唯有全部的奉献付出，在国家和乡亲们之间才能尽其两全。正是如此，他们工作才显得悲壮艰难，他们中的优秀典型都透着对移民群众的火热真情和无私奉献。作为“高层移民人”，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长漆林，当过公社书记，“不握纤手，常握茧手”，善于和老百姓交流沟通。和“火气大”的移民深夜“煮酒论短长”，得到移民信赖，靠的是实事求是，对群众困难的高度理解。甘宇平同志温和、幽默、谐趣，对麾下工作要求严格，对三峡地区早就存着“特殊感情”，库区老百姓“一不小心就能碰见他”。“最底层的移民人”，云阳县牌楼村村支部书记叶福彩，是本村唯一应该外迁而无法迁走的人，他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临终的遗言是让自己埋在村里175米水位线上的高地，坟头向着滚滚长江。刘福银领导的移民工作“四面楚歌”，很大部分因为他工作中自我加压，他认为移民工作慢半拍，就是历史的罪人。他已身患绝症，却不自知，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长眠时，年仅53岁。无数移民干部“宁可苦自己，也绝不误移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把生命、智慧熔铸在移民事业中，他们践行“以人为本”，“在库区就是移民为本：安民为天，移民就是头上的天。”(p259)他们是政府安民立政的擎天柱，爱民护民的风雨伞 。

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中总是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参与和敏锐的观察与思考。《安民为天》中，作家用心发掘提炼移民工作中发生的变革，在一些纷纭变幻、五光十色，看似难以定性的新活事件中，寻找那些对我们政治生活、对我们社会文明进步有益的精神、事件和人物，让日常生活细节隐含的意义彰显出来，深化三峡移民的政治历史意义。作家比较了历史上移民的经验得失，充分肯定了前清移民“湖广填四川”的成功经验。清统治者在移民中对移民宽，对官吏严，在“爱养百姓为务”的前提下，多以“抚绥而安全”为本。在移民过程中采用了“凡流寓者情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p288）移民中体现可贵的“民本”思想，确保了移民的基本成功。今天，人民政府领导三峡移民远比前清移民复杂，在移民过程中，除了同样建立基本的官员激励处罚机制，还全方位地制定一系列“吹糠见米”的扶持政策。将“民本”“民生”与“民主”结合起来，让每个移民的积极性得到发挥，让移民群体这个超复杂有机体的每一个细胞激活，真正做到民安、民惠。江心岛二十位移民代表到北京和部委领导面对面开“算帐会”，“讨价还价” ；云阳县钱良财“依法”将30吨石墓碑作为“私有财产”运走；依法保障刑满释放的青年移民的合法权益，他被家人抛弃，政府却专门为迟来的他一人做“特殊的安置”等等，这些看似特殊的事件后面是移民工作体现出的现代执政理念：“依法移民”，引导移民群众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用法律公平地维护每一个移民的利益。学者熊培云在《物权，寻找文明的坐标》一文中论述：“承认个体的物权，归根结底，就是承认个体自治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秩序，缔结坚实的社会之网，借此抵达更高的富庶与文明。”③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人民性、民主性。作家将三峡大移民的施政与法治中这些点滴真实蕴含的意义提炼高扬出来，让人们看到人民性、民主性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实在的发展和充实，给“历史天道”赋予了现代的普泛价值，这足见作者的深刻、敏锐！

“犹嫌天工欠神巧，锦绣河山重剪裁。”比自然景观沧海桑田变化更深刻的是库区经历着巨大社会变迁，大规模的社会重组和功能再造。三百万移民被称为“一道世界级的难题”。移民工程千头万绪，安民惠民任务艰巨。对此，负责移民的决策者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移民之初，甘宇平“一直萦绕脑际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重庆库区各级政府认识到三峡移民的紧迫性、复杂性、风险性。”（p34），亲历移民工作数载，岳非丘对于这种复杂性、风险性更是有着深切的感受，理性的沉思。作品中，他或借专家访谈阐述，或是总结历史上移民经验教训，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度，对这个超大型的复杂工程进行了理性的沉思，择其关键，可以梳理为三大方面：

首先，三峡移民造成的震荡，首当其冲的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有一种逻辑推理就这么简单，为了赢得现代化发展的良机，为了更多的发电，为了航运抗洪，为了长江的环境生态，三峡必须建超级电站，要建超级电站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移民，要移民就会有局部牺牲，用局部牺牲去换取整体的发展，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但是，也有人提出，难道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就可以忽视移民的权益？政府为了社会公益事业就可以牺牲一部分人利益？其实，从政府推行的“前期补偿，后期扶持”的承诺和兑现来看，就是要减少移民的损失。但是仅靠国家扶持的做法，力度依然不够。制定政策措施，减轻落在移民头上牺牲和代价，尚有更大的可操作空间。原来的大三峡山清水澈，修建电站后，三峡水库自净能力下降，那些三峡水库的受益者，是不是都应该为三峡的清澈买一份单？作品还探讨了重庆移民局专家陈联德“乌鸦反哺”库区移民，“业主”补偿的观点，“对于以防洪、发电或以灌溉为主的公益性水库，不应该由库区移民做出牺牲，而应该由受益的群体或者全社会出资按市场给移民补偿。”（p331）此类观点有相当的合理性。

其次，是三峡移民后库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当下，库区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发展主要来自国?几十年的巨额投入，随着工程完工和大规模移民结束以后投入会逐年减少。怎样由“官办经济”转变为自我发展的“民办经济”，真正造就库区自身的经济繁荣？作家毫不讳言库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条件差，社会事业发展落后，这些问题矛盾和问题，有些受到原有基础条件的制约，需要通过长期不懈地努力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来解决，有些是在三峡库区移民之后出现的新问题，比如库区生产业空心化，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移民就业和生计问题突出。作家对此有相当深入的分析和揭示，将库区“民生”问题放置在更加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来剖析，表现了作家的忧思广虑。

最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结合起来。这位在江风涛声中历炼多年，写过全国获奖作品《江入大荒流》《只有一条长江》的“长江之子”，对母亲河饱含深情，一番言论，掷地有声，令人警醒：

长江这条母亲河的伟大之处，就是她有着超越我们所能理解的奇迹。只把长江当作一种生产能量的生产因素，就会陷入一种无法逃脱的混乱。不论使用滔滔江水发电、饮用、灌溉，还是用江水养育鱼虾蟹龟，这些看似蕴藏量极大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非“千金散尽还复来”。（p275）

再如，在库区新建了几百座少则几千，多则数十万人口城镇，新城镇建设规划基本上是按照平原地区的现代化开发模式，大挖大填是这类规划的必然产物，完全可能孕育出地质隐患。三峡老城历史悠久。古人建城大多因地制宜，依山就势，长江两岸的城市能历经了几百乃至上千年的考验，是因为城镇与复杂的地质地形环境能相互协调、倚靠。处理地质环境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对自然地形地质的保护与改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互协调还是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可达到稳妥可靠；相互冲突，必将诱发更多的地质灾害。人类为了自身发展，不断地改造自然，但如果不敬畏自然，遵从自然规律，那么大自然对人类自傲的惩罚是严厉的。近年来库区不断发生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已经给人们敲响警钟！

上述三个方面，显示了三峡库区在获得发展的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库区存在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问题矛盾，实际上是表现了现代性中理性的复杂困境，矛盾真相的展示充分表现了机会和危险并存的风险社会的特征，是近代以来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有两个：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更加复杂和分裂。现在的风险与古代的风险不同，是现代化、现代性本身的结果。风险社会的风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生态的和技术的风险。面对这种困境，人们只能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③在三峡移民库区建设中，领导决策者们对解决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和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国务院三峡办主任蒲海清说：“移民工作为什么现在感到难度大？因为现在我们的观点是‘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党中央强调‘以人为本’，我们就要考察移民的生存、发展，还要致富，所以难度大了。还有，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要规划，怎么去规划，怎么去绿化，怎么考虑改善环境，怎么保证水质等等。”（p274）相信在今后的库区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古老神奇的三峡库区一定能在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安民为天》叙事上是成功的，这基于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与相应表现方式的成功互动。如果说“安民”是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主旋律。那么在其他章节，特别在第七章的“水库移民启示录”以后的全景展示、历史鸟瞰中，呈现了社会生活的多维内容，则为主题的丰富与深化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使作品的思想空间极富张力。其间，“民主”与“民生”将“安民”的主题具体化，犹如交响乐主题的展开、再现与深化，将“安民”的现实视野和美好愿景表现得更加深沉广阔、更促人警省。作品结束，作家将三峡移民中立政安民的理念用时下人们熟知的建设“和谐社会”阐述得十分贴切：

“和谐”这两个中文字，我们的祖先创造它时，就赋予了特殊含意。把这两个字拆分开来，细细咀嚼一番不难发现：“和”竟是由“禾”与“口”这两个字组成的：禾，就是五谷、粮食；要有雨露滋润，禾苗才会茁壮生长。口，就是指人，人的口生来就要吃饭；人人有饭吃才称之为“和”。笼而统之说，这个简简单单的“和”字，却蕴涵着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吃饭穿衣问题。

谐，则是由“言”与“皆”组合而成，也含有一个口字，其意是指除了要吃饭，还要说话；皆，就是“人人都要”之意。人人都要说话，人人都能发表自己的见地，这是社会民主政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果库区百万移民父老乡亲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人人有事做有活儿干，人人有话也能说出来，那一定是一个和谐的库区、和谐的社会。(p401)

这里，我们要赞美祖国文字的伟大神奇，她如此巧妙地把古代先哲的政治智慧与现代文明的普?价值融为一体。“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民治为先，安民为天”。今天的“民本天道”更多寄寓的是社会关系中各方都能平等对话、自由表达、求同存异、融合互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理想，《安民为天》展示的不仅是属于三峡库区、属于明天的美妙希冀，而且也正在变成现实中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正以此全力以赴地构筑一幢宏伟的社会文明大厦，让每个人都团聚在这遮风挡雨的大厦之下，共享民族富庶美好的明天！

注释：

①《安民为天》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以下注明页码出处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②新华重庆网“我国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甘宇平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2003年06月10日。

③熊培云：《物权，寻找文明的坐标》，《读者参考丛书》第75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

④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的再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年第4期 第46-51页。

“抵达更高的富庶与文明”

——岳非丘长篇报告文学《安民为天》纵论

张叹凤

摘要：《安民为天》是一部反映长江三峡百万大移民的报告文学。作者参与移民工作七年，著述十年，从中国人特有的故园情切入，表现三峡移民感人的奉献精神与“抵达更高的富庶与文明”的这一本质进程，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可喜可鉴的文学重要收获。

主题词：报告文学　故园情　移民　语言

作者简介：张叹凤，原名张放，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我的朋友岳非丘写出一部三十七、八万字的大书名《安民为天》，反映三峡库区百万移民题材，这是一部十分典型的报告文学。我足足用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将之读毕。在成都牧马山麓一个借来的小房间里，我采用躺卧的读姿，那种感觉像是举着一匹砖头。“心潮逐浪高，”眼前呈现的是说不完的长江三峡……

岳非丘这个名字颇奇怪，他曾告诉我，那是他父亲——长江三峡边上的一位小学校长，对高山长河的某种诠释，当然也是对孩子的希冀。岳非丘长年供职长江航运，是一名资深记者，他写出过在全国获奖的文学作品《江入大荒流》《只有一条长江》等，是重庆市有代表性的知名作家。九十年代中期三峡库区移民工作正式展开后，他调任移民局，做一名宣传法规、讲解政策的基层干部，用他的话来说是“卧底”体验。七年“卧底”，十年著述，这部《安民为天》倾注了他多少心血与感情，自不待言。

非丘的老家即在三峡库区175米标志线下一个小岛镇上，即属淹没区域，他母亲的坟茔在那儿，他写到他从繁重细琐的移民工作中抽身去辞别母墓那段，犹能体现作者与书中内容血脉相连的骨肉亲情关系：

我母亲的坟墓就埋葬在小岛的最高处，离我儿时居住的学校只有100多米的距离。每逢春节，我的兄弟姐妹四家共12口人，都要到岛上扫墓，插上香烛，鸣放鞭炮，以祭奠不幸早逝的母亲。

三峡就要涨水了，全岛大部分将被淹没，只剩最高处的小学校和母亲墓地周围一小块陆地。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开始，随着三峡工程三期水位日益临近，坪西坝的父老乡亲们将根据移民规划，全部搬迁出这个美丽富饶的小岛。

……

母亲的坟墓迁不迁呢？我们兄弟姐妹四家人常常讨论。按三峡有关移民政策法规的规定，埋了15年以上的坟墓可以迁，也可以不迁。

我向长眠在这个岛上已经30多年的母亲行了三鞠躬礼之后，转眼望了望这个四周还是静悄悄的岛屿，心里泛起了一阵复杂的潮水……

……

我把手中的矿泉水当酒洒在坟前，没有带香烛、纸钱，便把手中的笔记本撕下几页，当做钱纸点燃，然后，我双膝跪下，向母亲做最后一次叩拜……(P368.369)

我有些遗憾母亲一节还抒发不尽，非丘在电话中稍作沉吟说：“自己的事篇幅不允，要写的实在太多……”是的，他这部《安民为天》副题《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的历史启示》，分９章４９大节，是一部三峡移民工程的全方位系统资讯以及历史建档，她的统计学价值不独反映在每一个数字小数点后的精确，更在人心细微知著，人性淋漓尽致，是闪耀着现代精神与知识科学文明、和谐社会之光的一部新的移民史与移民文化研究。

关于三峡工程意义说得太多，我想非丘这部著作的文本价值与意义，侧重在发掘中国移民情感与移民文化，刻画故园情与故园别这一老而又老的情结，使之在三峡库区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表现出非同凡响的新异的感染力。类如“舍小家，为国家。”“移民兄弟作奉献，我们怎么办？”“民治为先，安民为天！”这样简单朴实的道理或口号因在鲜活事例的照映下，也足以令人泪流满面，为崇高情义所折服。非丘七年间日记笔记纤毫不遗，为这部书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依据。他更懂得文学的魅力在于表现人性以及人与自然、与社会的依存关系。读过他这部书的一位朋友将之形容为“催泪瓦斯”，不错，无论他写大家的如江船上移民在汽笛声中群体哭别故园拜别故园的情景，或舍身为民无私奉献的基层干部英雄，还是他写小家如自己去拜别母坟，或如移民张三李四与故旧实物以至一群家禽、一只家犬那种生死之别，离奇际遇，皆取自实端，不多渲染，即在文学摇撼性情的力量之中。

非丘在结构这部长篇初时也曾作了苦苦的思索与彷徨，甚至几度放弃，他自己就写到，一位高层领导曾在前线会上当面呵斥他，说：“据我所知，你的笔应该有一尺多长！为什么没有看到你写过一篇移民搬迁的文章呢？”（P３３页）他写到当时他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大题材固然提供了思想的空间，但千头万绪、纷繁万象的事件，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契机与突破口，使行文如长江行运，壮阔而不失机理，显然作者是经过了长期的求索，否定之否定。我感到他最终从故园感情这个中?人特别深厚的传统心理依存与寄托入手，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诗眼与灵魂。这使他的厚著，如《文心雕龙》神思篇所形容：“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中国人的故园情探讨起来是一个大的话题，《诗经》很大篇幅都在抒发对故园的思念以及离别之苦。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安居乐业，依恋故土。这甚至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农耕文化。如“狐死必首丘，池鸟思旧渊。”“叶落归根。”“游子悲故乡。”这类名句数不胜数。除了历史上重大事件被动的（有时甚至是强制的）迁徙（如《安民为天》中专章讨论到的中古客家人与清初湖广填四川），中国人一般是所谓“生于斯老于斯”，祭祖传宗的观念非常强固。非丘书中对三峡居民的历史探究很是仔细，三峡人由清初迁入，依山傍水而居，胼手胝足，世业相传，凡三百多年就基本未曾动摇。长江流域，既是中国文明的发详地，也是中国人逐土而居的乐园。二十世纪初叶英国人翟里斯在《中国概述》中有一段描写颇为生动可鉴：

我们遍游各省，见到众多的人杂乱地聚居在一起，他们甚至在木筏上建房子，种植花草。人口是如此的稠密，以致地球上某些地方恐怕会因此缺乏充足的人口居住。我们考察了五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以及居住在其间的五千万人口，钦佩一切能够耕种的土地在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

顺长江而下，一个个整洁而富饶的村庄连接不断地呈现在眼前，居民们的面容及其举止表明，他们是那种乐观而勤劳的人，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到知足。而当我们涉足尼罗河两岸数十公里，靠近一个重要的村落时，所见到的却是数百堆浅灰色的泥潭，根本不像是有人迹的地方。①

长江三峡居民的故园也许并不算中国最富饶美丽的地方，但《安民为天》中以大量篇幅采写了移民那种对故园“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一条大河波浪宽……我家就在岸上住”的血浓于水的故乡依恋与自足情结。长江三峡库区移民看起来仅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居住民外迁运动，其实是对固有家园文化以及传统定势的一种挑战，或说是割舍、放弃。其间难度之深度广度，可想而知！称为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其尤不为过。

海德格尔说过：“异乡人所踏上的道路是一条离开古老的、蜕化了的种类的道路。”“所谓异乡的，根本上却意味着，前往别处，在去往……的途中，与此前保持的东西相悖。”故而：“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②非丘的专著是报告文学，但书里仍然潜在与渗透着这种哲学精神。将三峡移民迁往别处，迁往异乡，弄不好就像抽去他们的灵魂一样，使其躯壳在别处游荡。非丘使用大量笔墨探讨与总结这种移民、安民、富民、新民的合理模式与办法，也毫不保留地披露了返迁即移民回流的事例乃至详细数量，如：

“我们做了统计，2005年6月份以重庆为例，大概有6800多人回到库区，占重庆139832名外迁人口的4·9％；到9月份，再统计的时候，剩了6204人，下降到4·4％，这说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又进一步做分析，在这6000多人中，有1565人在库区打工，库区正在搞建设，所以他们有活儿干；还有842人回库区经商，有的移民这几年做煤炭生意，男方在安置区浙江、上海等地负责接货、推销，女方带着孩子呆在库区批发煤炭，像这一类搞经营的人，这个是政策上允许的，还有1476人就是投靠亲友，比如，有一些老人跟着大儿子生活，三个儿子有两个外迁了，他在接收地住了一阵后又想小儿子了，或者想他在库区的女儿了，就回到库区来住。这种情况有1600多人。真正说由于当地关系没有处好，或者接收地个别问题没有解决好，或者在过程当中有一些遗留问题，回到库区的大概就1000多人，对这部分人，我们现在要求是继续着力解决好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尽力动员他们还回到安置地去工作、生活。”（P309）

对于百万移民总量来说，这个返迁数的低概率是令人震服的，其间国家安置与优惠政策、各地移民干部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移民自身更新观念、做出奉献的自觉行为，均彪炳有书。

这是一部移民史，也是一部移民史诗！

尼采在探讨悲剧理论时说过一句：“或许能够用一个抽象公式来表达：一切现存的都兼是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在两种情况下有同等的权利。”③三峡移民也存在这样一种悖论，移民政策、法规是动态的，是在尝试中不断更新与完善的。即便完善的事物，也未必没有遗憾和缺失。因为搬迁本身就意味着付出与牺牲。岳非丘有一次去说服一位叫“老张”的“钉子户”时，“老张”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移民干部做的很多事，四句话就可以概括完。”在非丘保证听了不生气后，“老张”抛出：“这四句话是：淹我的地，拆我的房，挖我的祖坟，赶走我的老娘！”（P171页）可谓掷地有声，足让听者一时无语。

175米的水位线标准，将长江三峡许多陆地重新整合和计算，涉及到有的住户需要外迁，有的住户不需要外迁。这就形成事实上的兄弟离析、子女远别。安置地分别为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北迄新疆、黑龙江，南到广东、海南，东及福建、山东，不少大家族从此天涯毗离分散，或许就是从此永别。这场迁居大革命，是国家现代化工程的要求，也是时代与?族跨越式发展的要求。道理好讲，但真正设身处地，任何人都不难体会作为中国人特有的那份乡愁与情怀，从而理解与同情作者笔下的那份凝重与敬畏。

北岛有诗：“在母语的防线上/奇异的乡愁/垂死的玫瑰。”（《无题——在母语的防线上》）④表现人离开语言环境的可怖与无助。海德格尔说：“惟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无论如何，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⑤三峡移民虽然远离故土，仍在国内，仍在大的母语圈。但华夏之大，乡音睽隔不通，有若异端天壤。《安民为天》第二章第二节《出省语言培训班》，写巫山县大昌镇500移民在移民局的号召组织下开班同时学习普通话、广东话、客家话，为迁徙广东博罗县作准备。教师更是打起灯笼才觅来的，因为要求教师不仅要掌握以上三种语言范式，还要懂得巫山本地方言，才好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满镇人呀呀学语，四管齐下，直从一二三四五报数学起。那情景可想而知，难度可想之大。像这样富有喜剧笔墨的情节和岳非丘特别擅长的富有川东俏皮生活气息的方言俚语，在书中比比皆是，很好地增强了文学语言的张力，也使情节格外具有感染力与精致性。

毕竟这场移民运动说到底是正剧、喜剧而不是悲剧。库区移民，就本质而言，是追寻和提升美好生活的开始，是体现个体与集体经济价值以及保障原住民财富增长的行为手段。三峡库区每一家、每一位移民都得到了国家相对合理妥善的安置与尽可能的经济补偿。岳非丘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生动而详尽地例举了许多经济补偿类别与个案，以及分歧的终结。其间情实全都有案可稽，有录备忘，人物姓名俱全，各项数字精确到小数点。

学者熊培云在《物权，寻找文明的坐标》一文中论述：“承认个体的物权，归根到底，就是承认个体自治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秩序，缔结坚实的社会之网，借此抵达更高的富庶与文明。照休谟的理解：‘分立的财产得到承认，标志着文明的开始。’”⑥三峡库区移民是在国家物权法公布前就开始的一项宏伟工作，之所以能够“安民为天”，工作做到善始善终，力求巨细不遗，正是很好地履行了国家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所谓“分立的财产得到承认，”除了精神的力量外，移民工作很好地落实移民财产补偿、移居扶持与生活水平的转变、提升，是很关键的施政步骤与法治行为。正如非丘《后记》里所指出：

我国有8万多座水库，产生水库移民2300万人左右，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据。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国家产生的水库移民都不会如此之众。因此，说我国是一个水库移民大国并不为过。如何安置好数以万计的水库移民，让他们安心、安稳、安泰，这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是一种长期的考验……

《安民为天》正是这样一部探索之作，纪实之作，献策献智乃至呼吁之作。“千秋万代事，民治为先，安民为天！”书中首尾贯穿着这样的精神与呼唤，我以为，这也是作者“卧底”体验生活作为当事人七年、著述十年最深最大的收获与感受。

移民，安民，富民，全民，这部书正是这样一组主弦律，紧扣时代脉搏，回荡时代强音，令人读罢心潮难平。在当前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三个代表、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代化进程中，《安民为天》一书内容尤有启迪性与样品意义。毫无疑问，这是近年文坛难能可贵的一部扛鼎之作，一座历史的丰碑。

2007、8、12于成都四川大学

①转引自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第88页

②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第3版第33页75页

③尼采《悲剧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81页

④《北岛的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第197页

⑤出同②见第1页

⑥见（《读者参考》丛书第75辑学林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

一部敬天大书

——简评报告文学新作《安民为天》

老谭

岳非丘从事报告文学创作，从不以多产、快手见长，而以精品、力作著称。《长河精英》（与人合著）、〈江入大荒流〉、《只的一条长江》等作品，不仅发表时曾经饮誉全国，而且迄今耐人品读。似乎销声匿迹十几年后，当重庆直辖十年之际，他又推出新作《安民为天》，重新迸发出覃思异彩。

自村峡工程启动以来，反映移民迁徙、移民命运的报告文学已然不少，其间不乏动人佳构。在别人已经取得的成绩的题材领域内，要想有新的发现，新的开掘，新的拓展，对于任何作家都是一个挑战。岳非丘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从角色定位到情感积蓄，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融入者。作为一个三峡库区“移民”的儿子，一个在三峡上上下下的航道和岸上投入黄金年华的文化人，一个三峡移民工作特殊的“卧底”，他的“长江情结”是一笔独特资源，其它作家难以企及。由此出发，注定了他能够无所矫情地汇通移民群众、移民干部和移民大局。把自己所说的亲情、乡情、国情水乳般溶在一起，而又赋予他这样一个作家主体的体验、感悟和思考，从而寻求、探究和表达出时至当下，他已经认识到的，却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样意识到的“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的历史启示”。

十年辛苦不寻常。就作品论作品，岳非丘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字里行间，确乎充溢着使命感和沉重感。整部作品九章三十七万字，前五章约占五分之三的篇幅，与其它已有的大多数同一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一样，是在“写三峡移民的过去和现在”，是在写移民迁徙的牺牲称移民工作的艰难，是在写“这美丽的悲壮和悲壮的美丽”。有所区别于其它作品的是，其间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绝大多数来源于他这个“卧底”作家的亲经亲历，亲为亲见，而非时过境迁的采访得来的二手资料。由于他已融入移民社会，上至省部级官员甘宇平、漆林，中经各级移民干部张大明、郑小林，下至各形各色的移民个体如：温定军、熊德国、覃敬民、邱令军、熊仁清、冉振爱……等，他都写出了鲜活事迹和鲜明个性。尤其不同凡响的是，在写这些亲经亲历、亲为亲见的过程中，毫不牵强地，势所必至地，他把移民和安民合而为一。作品命名为《安民为天》，不但以之夯实了事理基础，而且从中彰显出逻辑必然。

这以前，广为人知的三峡移民精神表述，突出了移民群众和移民干部的牺牲和奉献，其时代意义将勿庸置疑，长久弥新。然而其间也遗留下另外一面，就是如何看待、如何处理百万移民的基本人权、即生存权和发展权。党中央、国务院逐步调整和完善移民思路。确定了“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创新移民模式，既体现了注重以人为本，尊重移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把安民当作移民工作的生命线、试金石。而其所以然，确是经历了前期移民工作的成功的经验和挫困教训，岳非丘写作中并没有回避矛盾。对就地后靠，对外出务工，对补偿人口和经费的计算等诸多矛盾，他都作了既不刻意的掩饰，又讲究分寸得宜的表述。从中引出的必然答案，就是第六章中一位移民干部的一句话：“安民才是最本质的东西。”这个移民干部只是众多移民干部的一个代表，但那一句话足以表明，前五章以及后四章中写的那么多的极具形象的移民工作，根本旨归就在“安民”。集中和概括了基层移民干部的正确认识，党中央、国务院高屋建瓴，提炼出了那三句话的移民政策，把让移民安定、安稳、安康、安泰当作移民工作的生命线和试金石，精炼一点说就是“安民为天”。岳非丘这部报告文学新作，最值得珍视的新发现、新开掘、新拓展，就在于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中宣示了“安民为天”这一主题思想，并对之作出了颇为生动、颇为厚重的形象演绎。

相比较于前五章，《安民为天》的后四章在思想内容上更着力求索历史启示，在表述形式上则相应地更挥洒理性议论和衷情抒发。如果说第六章的“三峡触动神经”还多在形而下的事体层面，那么，第七章的“水库移民启示录”就更进一步切入了形而上的事理层面；一个“身份猜想”，两组“移民对照”，五个“复杂话题”，一份“水库移民备忘录”和一场关于“乌鸦反哺”之说的探讨，都将三峡移民话题推到广阔和深远。循之进入第八章“以河流的名义”和第九章“拨动安民和弦”，又回到三峡库区和三峡移民，而“安民”的现实视野和愿景勾画，却更寥阔，更深沉，更奋进也更促人警省，言虽尽而意未了。掩卷之余，除了感动和感佩，更强烈的还有心灵震撼和社会沉思。

“安民为天”，就到底，就是敬畏和遵循历史天道，任何国家行动都不能忽视社会责任，这一历史天道决非只适用于三峡移民工作，而是具有普泛价值。惟其如此，岳非丘的报文学新作《安民为天》堪称一部传播敬天思想的文学大书，值得引以为珍。

一、长河生死恋（1）

一、长河生死恋

吴淞高程175米，是长江三峡工程划定的最高水位线！

在这条水岸线之下，有100多万老百姓的土地、房屋已被或将被淹没，他们不得不含泪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

100多万人别离故土，一幕幕真挚、悲怆、催人泪下的瞬间，在175米水岸线下，构成了当代中国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永远定格在历史的胶片上……

1992年，秭归71岁的谭德训带领自己的子孙，亲手拆掉了自己的十几间明亮的大瓦房，成为因三峡工程搬迁的第一户移民，三峡工程的第一铲土就在他的房前开挖……

91岁高龄的谭德珍老人是秭归县外迁移民中最年长的一位，12岁进入三峡，在80年的生涯中，她与这块土地生死相依，结下了深情。背井离乡的那一刻，老人眼眶里贮满了泪水。乡亲们为了安慰老人，用滑竿抬着老人，并把她的红木棺材也一起送上船……

巫山一位老奶奶搬迁到外省去安家，家人劝她，做好的棺材寿木这一次就不要搬走了，可老奶奶坚持要把她的棺材一同搬走。她唠叨着说，身子骨老了，这一去就永远回不了三峡，棺木都是用三峡的木料做的，死了睡在老家的棺材里，才算真正的叶落归根，才算回到老家巫山……

听了老奶奶的诉说，家人落泪了，移民们落泪了，县移民局送行的冯光锌科长一行人眼里也泪光闪闪。古时有将军“抬棺决战”，留下多少“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故事；今有三峡移民“抬棺远行”，蕴含着无尽的感伤、悲情和苍凉。

老奶奶亲眼看着自己的棺材抬上了运输船，然后回望家乡一眼，一抹眼泪，才让儿子背着她登上了远行的轮船。

一位年轻的农家媳妇临别故乡时，身背农药喷雾器，不停地向柑橘树喷洒农药。她眼里噙着泪水，不停地哽咽着。就要离开承包多年的柑橘林了，可树上还挂着青青的橘果，自家收获无望，能让别人来收获，能让前来给河道清障、砍掉这片橘林的人们，摘上几个橘子吃也好啊！

她最见不得橘子树上长虫子，更舍不得离开这片青青的橘林。

她最后一次给橘树打药，用极其平凡、朴素的方式，默默地履行着一个农家媳妇的最后职责。给橘树打完药，她依偎在一棵橘树前啜泣，泪水长流……

10分钟后，她同全家一起搬走，永远离开了三峡。

在湖北库区，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告别故园时，抱住门前的一棵树号啕大哭，儿女们怎么劝也劝不住。这棵树是她当年出嫁时栽种的。这棵树，是她的希望，是她的梦想，是她的全部精神寄托和见证生命历程的象征，因为，这棵树已伴随她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春秋寒暑。

此一去，她将永远失去这棵树了……

失去的，又难道仅仅是一棵树吗？

一位农村移民在搬迁时，已把杂七杂八家什、耕牛、猪崽儿拉上了路，他突然说忘了一件事，叫家人停了下来，回转身来到已是一片废墟的家门前，他神情木然地站着，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突然，他伸长脖子，向着家乡空旷的山野“啊——啊——啊——”地大吼起来，对面的山崖立即荡漾起一连串“啊啊啊”的回声。此时，两行泪水如喷泉般奔涌出来……

他任泪水汩汩地流够了，一捋衣袖擦干了眼泪，回到了等待他上路的家人中间。家人问他忘了啥事，他哽咽着回答说：“没有事了，没有我们的事了，可以走了，可以往新家走了！”

…………

有的移民离开家园时，特地把录音机装上电池，塞上一盘磁带，让悠扬的歌声在河谷中飘荡：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是美丽的地方

是我生长的地方

…………

峡江涛声依旧，长夜耿耿难眠。

秭归县城历史上经历过7次搬迁。这一次，移民们在搬迁之前的春节，把在外地工作的人和打工仔、打工妹全部通知回家，在老城过最后一个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

秭归移民在搬到茅坪镇之前，搬家的车队围着旧城的路转啊转啊，车队徘徊了好几圈，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故土难离，是中国人的传统情结。2001年8月18日，重庆巫山县大昌镇93岁的外迁广东的移民郑英章，远近的人都叫她三奶奶。离别的日子，这位老人在空寂的堂屋里不停地挪动着小脚，缓缓地走近与她朝夕相处了70多年的土灶台、木门槛，还有院子里的枣树，用颤巍巍的双手不停地摸啊摸。说服三奶奶外迁广东的孙子马正伦，正躲在不远处的柏树下偷偷地流泪。送别时，一声声“三奶奶”的呼唤在岸边响起，亲朋好友在挥手之间泪如雨下。

10天后的8月28日，巫山县大昌镇移民外迁安徽省。陈宗玉是大昌镇青云村的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在短短4年时间里，她的婆婆和丈?相继生病去世，对本已贫寒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面对年幼的孩子和体弱多病的公公，她做出了终身不嫁的承诺，独力撑起这个苦难的家。

临行前，陈宗玉起了个大早，来到后山坡，为丈夫和婆婆的坟茔添上一撮新土，用泪水向丈夫和婆婆诉说衷肠。在坟墓前，陈宗玉哭得肝肠寸断，前来劝慰的邻里乡亲无不为之动容。

然后，陈宗玉一抹泪水，背着公公一步一步走向远方……

移民怀揣着老家的门牌号，带着家乡的泥土、三峡石、蔬菜种子、黄葛树苗、柑橘苗……离开故乡。

云阳县高阳镇红庙村50多岁的移民冉以奎，种了300多株佛手树、柑橘树，办有小酒厂。政府动员他外迁，老伴为此哭肿了眼。他心一横：“哪方水土不养人，我们走吧！”

冉以奎走了，这个村26位冉姓移民跟着他迁往陌生的远方。

重庆库区95岁老人杨祥国，带着54个子孙永远离开了故土。

地处长江三峡最后一峡的新滩镇西陵小学，搬迁之前上最后一课。老师走进教室就泪水长流，他真舍不得离开这所小学啊。这次搬迁到100多里远的地方，与其他学校合并之后，小学旧址就永远沉没在江底之下，西陵小学就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

老师教过《最后一课》的课文，没想到自己今天开口的第一句是：“同学们，我们今天在这里上最后一课……上最后一课……”随后就再也讲不下去了。

老师落泪了，孩子们落泪了……

离别课堂时，老师和孩子们噙着泪水，紧攥拳头，在这即将变为废墟、瓦砾，最后被漫漫江水吞噬的西陵小学，面对群山、峡谷和流淌的江流举手宣誓：

我们是三峡的孩子，

我们要永远铭记——

三峡是我们的母亲……

峡谷长廊里，突然荡起一阵撕肝裂胆、撼人心魄的回声：

我们是三峡的孩子——

我—们—是—三—峡—的—孩—子

我—们—是—三—峡—的……

长江三峡在峡江子孙的心中，永远是圣洁而美丽的故园。江水淹没了他们的土地和房屋，但永远淹没不了他们的心志。

庞大的移民送行队伍在缓缓前行……广播里响起一位随父母一起外迁的小学生给家乡送行的父老乡亲写的一封信：

我的故乡在三峡，我家住在万州区太龙镇向坪村4组。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我们举家迁到江苏省如皋市。

在这绿树成阴的夏日里，在这即将远行之际，各级领导和父老乡亲都来了，都来为我们送行。在此，我们对你们的深切关怀和深情厚谊表示由衷的感谢！

彩旗在为我们飘扬，欢歌在为我们高亢。我们作为三峡库区儿女，即将告别故土，告别家园，心情怎能不激动和留恋呢？故乡的山水我都眷念着，一草一木都珍爱着，忘不了亲友和师长，更舍不得一起上学的小伙伴……

是老师教我知识和懂得道理，是同学们和我一起上学、念功课、做游戏……这种童年里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我又怎能忘怀？

我们祖祖辈辈都生长在三峡，三峡是我们的故乡，我们又怎能忍心分别呢？

尽管故土情难分难舍，但他乡也有发展机遇。我们应擦掉眼泪，高高兴兴地去，在那安居乐业。我们尽管有暂时的困难，但会得到新家当地领导和各界朋友的关怀和支持……

小移民临别时的稚嫩感言，纯洁无瑕，使人看到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送行的人群无不为之感动……

走向远方的三峡移民，无论在任何地方见到任何人都会坦荡地说：“我来自雄奇壮丽的长江三峡，是三峡百万移民中的一员。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我多么贫穷，多么富有，我永远记得离开故乡的日子，因为，那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天……”

三峡移民搬迁之前，都要去祭扫祖坟。按规定，175米最高水位线下的坟墓，埋葬不满15年的，一律要求迁走，因为埋葬时间短的坟墓留在江底会污染长江。埋葬了15年以上的坟墓才有迁与不迁的灵活性。

三峡移民迁祖坟的场面极为悲壮。

中国人，谁不看重自己的祖坟？

湖北三峡坝区的移民在迁移将被淹没的祖坟时，几代人在坟墓前先跪拜，然后呈上供品，供品有祖先喜欢吃的肉、白酒、蔬菜、水果等，再点燃香烛，再跪拜，口中念念有词，一般是给长眠的祖先讲明迁坟的理由。当动手挖坟时，哭声震天，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重庆库区巫山县的移民迁祖坟时，几百人在祖坟前长跪不起……

迁坟到新址掩埋，仍按巴、楚各地古老的风俗程序进行，这程序是严格的、繁琐的，令人伤感而悲戚。

移民老王说，近十年来，农村续家谱之风很是盛行，迁移祖坟，是一件令人心碎而又无法回避的伤心事。移民之初，首先得迁走祖坟，谁愿意将祖先之墓长期沉没在江中？倘若将来儿孙们问起祖坟在哪里，我们怎么向子子孙孙交代？

2006年2月25日下午，巫山县大溪乡的405位移民告别故土，迁往500公里外的铜梁县安家。84岁的老人李在英，带着祖孙4代9口人外迁。临走时，她跪在老伴的坟墓前告别，老泪纵横：老头子啊，水要淹来了，我们一家就要搬走了……

一、长河生死恋（2）

移民老杨家的祖坟在175米水位线以上。三峡二期蓄水，他家的一部分土地已被江水淹没，三间住房和一间猪圈屋已全部拆除，住了三代人的屋宅只剩下一堆残砖剩瓦。

临走前，老杨砍了一根竹子，用竹篾编成三间正屋和一间猪圈屋的框架，然后用白纸糊成自家房屋的样式。他把一家4口人带到祖坟前，放上供品，点燃香烛，跪在坟前哭诉：“爹爹啊，你留下的房子要淹了，土地也要淹了，可修三峡是为了国家发财（展），国家发了财，大家才发财啊；你的儿孙一家人都搬迁得好远好远啊，清明节、腊月间，再也不能给你上香磕头了，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能来看望你了……”

老杨哭诉着，点燃了“纸糊的房子”，他的老伴、儿子和女儿在他身后齐刷刷地跪下，望着吱吱燃烧着的火苗，一家人肝肠寸断，泪水如决堤的海……

“纸房子”很快烧完了，变成了一堆灰烬。突然，一阵峡风吹来，灰烬卷绕腾空而去……

老杨站起来，把全家人的钥匙一一收在自己手中，然后在坟墓上掏出一个泥洞，把钥匙全部放了进去，小心翼翼地掩上泥土。

“爹爹啊，土地也淹了，房子也拆了，家里什么也没有了，你修的房子也‘烧’还给你了，只剩下几把钥匙，这是你辛辛苦苦创下的全部家业，现在全部还给你、全部都还给你了……”

老杨一边深埋着钥匙，一边揩着怎么流也流不完的眼泪。

埋好钥匙，两代人分两批作最后的叩拜。

“爹爹，我们走了！”

“爷爷，我们也走了！”

祭祀完毕，老杨一捋袖子擦干眼泪，带着一家四口走向陌生的远方……

移民们的情愫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离开原有的生活空间之后，必将改变原来的生存状态。他们为了体现和服从国家意志，为大家而牺牲了自己的小家，每一家告别故园的移民，几乎都要举行一个仪式，这仪式虽说简单朴素，但震颤人心，极具悲壮色彩。

2004年8月3日凌晨5点，重庆开县镇安镇歇马村的移民，与邻居进行着最后的告别。村里年龄最大的一位80多岁的老太婆赶来送行。她拉着移民王端珍的手，难以置信地问：

“走了，你们真的……就这样都走了？”

“您老多保重，我还要回来看你。”王端珍说。

“你们去的山东，是在啥地方啊？”老太婆喃喃地问。

“在东方，在太阳升起的地方……”眼睛红红的王端珍指着渐渐泛白的天际。

“出太阳的地方，离家好远、好远哦？”老太婆从未出过远门。

“是很远、很远、很远……”王端珍说着眼泪就扑簌簌往下掉。

在镇安镇政府驻地，乡亲们全都聚集在镇政府的大院里，与816名外迁山东的移民依依惜别、拥抱、痛哭……

2001年6月24日，400多名移民外迁江苏。当长航“江山4号”轮为移民拉响告别的汽笛时，移民们心如刀割，眼泪夺眶而出，移民们在甲板上齐刷刷跪下来，对着家乡磕头。轮船薄薄的钢板在移民额头的猛烈磕碰之下，发出一阵阵令人断肠的颤栗……

轮船经过故陵沱时，一群移民冲进驾驶室，要求船长把船速放慢，并拉响汽笛告别故园。因为临行前有约，岸上有移民亲友们在等待，向他们作最后的告别，还因为，移民想留住飞逝的时间，多看看故乡一眼。船长、大副含泪答应了移民兄弟的请求，让轮船在江流中作短暂的停留。岸上聚集了数百名送行的亲人，移民和亲友挥着手，相互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姓名……

船岸之间，泪飞如雨，江水顿时涨潮……

汽笛悲咽，一声比一声长，声声撕肝裂胆……

移民吴顺禄的家在半山腰，房前屋后种了不少的橙树，那些树今年长得出奇的旺，叶子肥大油绿，果实离成熟还早，但已经长到一个半斤重了，也是油绿绿的。可吴顺禄一家人却高兴不起来，他们的房子在三峡库区水位线以上，水淹不着，但他们的田却将全被淹没，他们于是选择了外迁。2001年8月23日，吴顺禄老两口连同3个儿子，共计3户11口人启程迁往山东广饶。他老伴一手握一只青橙，一路上都泪流满面……

一位老大爷在忠县码头上船的时候，坚持不让女儿搀扶，甩开她伸过来的手，拄着拐棍，坚定地一步步走向跳板，他要用自己的跛腿，一颠一簸地独自走完离开故乡的最后一段陆地……

忠县首批赴山东的三峡移民150户共610人，分别来自忠县的甘井、涂井和洋渡三个镇。早在启程之前两天，各乡镇连同村里的干部就挨家挨户转悠，给移民分发早就写好的行李运到山东省哪市哪镇哪村谁谁谁收的布条，行李的大小尺寸、重量都有规定，一户4个布条。县里早就嘱咐过，山东那边房子盖好了，有床，有煤气灶，以及锅碗瓢盆一应俱全，移民只需带些被褥、衣物就行。

在轮船起锚、汽笛长鸣的那一瞬间，船甲板上挤满了人群，先是沉默，不转眼地盯着渐渐远去的码头，眼泪流满每个人的脸庞，不知是谁终于控制不住哭出了声，忽然间哭声响成一片……

喇叭里传来播音员甜美的声音：“正是由于你们的无私奉献，三峡工程才有了一个又一个惊世的创举，全县人民感谢你们。乡情割不断，亲情永不分；道一声珍重，祝你们平安！”

龙角镇张家村移民张德贵，今年已66岁，是又淹土又淹住房的“双淹户”。他带着老伴和儿子、儿媳、女儿7口人一起外迁。几年来，儿子、儿媳、女儿在外地打工，老两口在家侍弄几亩果园和一个半亩鱼池，四季都能卖水果，一家子每年收入可达5万元。望着远去的故乡山水，老张若有所失地喃喃自语道：“我们走了，可果园的无核葡萄都快熟了啊……”

2006年6月20日，开县移民徐云祥起了个大早，他在屋前屋后不停地转悠着，走到旁边的小溪边掬一捧水喝下，把故土的深情埋在心里，然后带着一家老小向邻里乡亲抱拳依依惜别，才一步三回头地坐上了外迁的大客车……

老家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步阶梯，都在作撕心裂肺的告别。一个老人吹起了唢呐，向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的乡亲们传递依依惜别之情，唢呐声咽，如泣如诉，音调悲怆、抑郁、苍凉……

三峡库区最早的一次移民大规模搬迁是在1996年8月27日。当时，长江截流在即，移民搬迁进入异常紧张阶段。秭归县157户580人迁往几十公里外的宜昌市號亭区落户安家，宜昌市政府全力支援这次移民大搬迁，动员了300多辆大卡车，敲锣打鼓，披红挂彩来到移民村帮助移民搬家。

车队为方便江对岸的移民搬家具杂件，特地把车停在了香溪河的河滩地段。

俗话说，破家值万金。移民们的水缸、木桶、石磨、家具全都要搬，拆下来的陈砖旧瓦也要搬走。当他们把畜生拉上车时，一头头黄牛挣扎起来，哞哞直叫，移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怎么也弄不上车去。

移民说，别说人不愿走，牛也不愿走，人恋栈，马恋槽啊。移民们折腾了半夜，好不容易才把家什搬上了车。

谁知，上游突降暴雨，顷刻间，山洪形成铺天盖地的巨浪狂涛，咆哮着向河谷地带倾泻而来，装满移民家具杂物的100多辆车脱离了突如其来的险境，59辆大卡车躲闪不及，被巨浪撞了个正着，全部浸泡在滔滔洪水中；有的车辆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有的车被无情的洪水冲得东翻西滚……

500多名移民心如刀剜，泪如雨下，他们的哭声、喊声和浪涛的喧嚣声在漆黑的雨夜中响彻整个香溪河谷。

秭归县委书记汪元良指挥着抢险，他脸上已分不清雨水还是泪水。拖车来了，吊车也来了，用钢缆、纤绳把车拴住、拉住，不让洪水把移民的财产冲走；机关干部、司机和移民们含着眼泪，与无情的洪水拼搏了7个小时，人人累得精疲力竭……

从北京赶到三峡库区，专门拍摄大批移民搬家镜头的三峡出版社社长刘文敏先生，在见巨浪狂涛吞噬着移民们多年含辛茹苦积累起来的微薄家产时，禁不住潸然泪下……

苍天啊，你为何不长眼啊？

洪水啊，你为何这样不义？

刘文敏用颤抖的手不停地揿动着快门，拍下了三峡移民搬迁中极为珍贵的一组镜头。

秭归是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故里，香溪是王昭君的家园，在移民们搬家，就要离开秭归、香溪的时候，莫非是屈原吟诵的雷电撼动了天庭？莫非是昭君离家的眼泪溢满了香溪河谷？

难道是屈原、昭君要用这特殊、盛大的洗礼为移民们壮行？

移民对着大地说：是昭君在挽留，是屈原在挽留啊！

移民对着苍天说：是昭君在送行，是屈原在送行啊！

屈原不是离了家，到了新的地方么？

昭君姑娘不是离开了家，到了很远、很远的第二故乡么？

屈原是峡江地区最古老的移民，他不离开秭归，也许就只能写写《橘颂》等多愁善感的作品；可他一离开秭归，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才写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万古传颂的《离骚》；完成了他人生最为壮美的诗篇。

昭君姑娘也是移民，她不离开香溪，或许只能成为一个不为人知的农家媳妇，可她一离开香溪远赴塞上，用血与泪开创出一片新天地，才成为深晓民族大义、为人们几千年传颂的女中英豪。

人类发展史重要的一页，就是由无数移民的悲欢离合，无数移民的辞旧迎新所写就的。社会发展若没有移民，历史就会残缺一页。

三峡工程产生移民近140万人，沿江本地就近安置120多万人，湖北、重庆已有19万多三峡移民噙着泪水离开故土，远迁他乡。他们像一粒粒蒲公英的种子，随着搬迁大潮，飘向大江南北，飘向长城内外，在25个省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二、大峡谷洗礼（1）

二、大峡谷洗礼

重庆涪陵区，吴淞高程137.10米，在175米水位线下淹没37.9米，产生移民约11万人。

张洁蓉是涪陵清溪镇联丰村的移民，也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她40多岁，脸上镌刻着岁月的风霜，一见人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很难想象这是一位“铁娘子”般的硬朗人物。

张洁蓉告诉我说，在兴建移民新村道路、移民搬家修房子的关键时刻，她遇到一个“横蛮人”，这个“横蛮人”坐在施工现场，哭吼着要与炸药雷管共存亡。有人是来看热闹，有人在一旁讥讽，还有人幸灾乐祸。施工现场一大群人都怔怔地盯着张洁蓉。

眼看施工就要受阻，张洁蓉心急如麻，情急之下大叫一声：“炸，炸死人我负责！”于是，几根在炮眼中的导火绳点燃了，绿色的火焰咝咝地燃烧了起来。“横蛮人”一见真要炸死他，吓得号啕大哭，连滚带爬地躲开了。

趁这个间隙，张洁蓉使个眼色，施工人员赶紧填充炸药、雷管，赶快起爆。

原来，张洁蓉事前知道有人要闹事，就叫爆破人员在炮眼中只装导火绳，不装雷管和炸药，她要试一下这个“横蛮人”是否真的想“壮烈牺牲”。

张洁蓉回忆起自己苦心孤诣导演的一幕，心潮久久难平……

云阳县城，海拔85.13米，按175米蓄水，江水上涨89.87米，是三峡库区8座全淹的县城之一，全县产生移民近16.5万人。

10多年主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刘海清和县移民局局长黄道辉给我算过一笔账：从1998年开始，平均每天要完成投资73万元，平均每天要动迁33人，一年要动迁1.3万人，全县要动迁近17万人，任务极为艰巨。移民工作这活儿的艰辛、苦涩，只有从事过三峡移民工作的人，才深谙其中艰涩的滋味。

1997年4月23日，对刘海清来说，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清早，5支施工队伍开进了新县城杏家湾小区，8点正，刘海清一声令下“开工”，人声鼎沸，机声隆隆，新区沸腾起来！

这时，一些不明情况的村民进拆迁场地捣乱。一妇女先是提着刀，后又举着斧头大叫大闹，不许拆迁房屋。有的村民把小孩放在挖掘机要通过的柑橘树上，死活不让施工人员把小孩从柑橘树上抱下来……

紧接着，是拆迁27家移民户的房屋。拆迁的第一家，就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这家人担来臭烘烘的大粪，胡乱泼洒在房前屋下，不准拆建人员上房；刘海清一边指挥工作人员踩着粪便上楼拆房，一边叫人抬出家具、杂物，并叫摄像机把抬出来的东西一一录下，当着户主的面登记造册。

可是，在迁走大肥猪时却犯了难，没有猪圈，猪往哪里放？总不能把村民的肥猪牵去卖了吧。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猪圈，才把大肥猪牵出了拆迁房。

拆除了一家、两家、三家……拆最后一家两楼一底的时候，房内一位患病的60多岁的老太婆又叫又骂，又抓又咬，横竖不肯搬家，哭喊着说要和房子共生死存亡。是继续拆迁，还是就此罢手？

不拆这一家，前面拆的26家又怎么看？继续拆，闹出人命来可不是什么好事。就这样僵持、对峙了一会儿后，刘海清决定先等1个小时，让她家自己拆除一块预制板，算是给对峙的双方下一个台阶。

谁知，这位老太婆突然晕倒在地。情况十分紧急，刘海清咬咬牙，一边指挥小车送老太婆去卫生院抢救，一边指挥继续拆除房屋。一些工作人员和村民怀着复杂的心情，泪水涟涟地拆着房屋……

“要逼死人命么，出了这么大的事，谁来负责？”一些村民吼叫起来。

“我负责，今天出了任何事，都由我负责！”刘海清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

事后，这位老太婆反省说：“搬到新房子去住都不愿意，自己真是老糊涂了哟。”

当了7年县移民局长的黄道辉说，县、乡、镇、村的干部对处理这些突发事件，心态格外复杂。一方面，要严格掌握依法拆迁的政策尺度；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的移民，都是家乡的父老乡亲！一些土生土长的乡、村干部，移民乡亲们还一泡屎一泡尿拉扯过，是看着他们横揩鼻涕竖抹泪长大的。话说轻了，没人理睬；话说重了，年纪大的乡亲给你一阵呵斥臭骂，使你颜面扫地下不了台。

重庆库区巫山县一位乡长在督促移民搬家时，移民一肚子火无处发泄，唾沫“呸呸呸”地吐了乡长一脸，最后还叫乡长抬石磨，不抬走石磨一家人就不搬。乡长只好一捋袖子，擦掉脸上的唾沫，吭哧吭哧地为移民抬着沉重的石磨上路……

“惩罚”了乡长，移民才骂骂咧咧地搬了家。

乡长对此深有感触地说：“移民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但不是人做的工作。不是人做的工作还得做好，不然就里外不是人，上下不是人！”

在城镇建设中，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会为居民拆迁伤透脑筋，更何况是百万移民的大拆迁、大搬迁、大安置呢。

毫不隐晦地说，在175米水位线?，在湖北的秭归、兴山、巴东，重庆的巫山、奉节、云阳、开县、忠县、丰都、长寿、涪陵、万州等地，都发生过多次“火药味十足”的冲突。三峡任何一个全淹或半淹的县城、乡镇，在拆迁中对峙的故事，就足可以写一本令人扼腕叹息的长书。

如果说百万移民在搬迁中到处“莺歌燕舞”，只是凭干部嘴上说说、苦苦劝劝、“做好思想工作”就搬了家，这绝不是事实。如果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和对抗，就绝不是世界超级难题，更不是实事求是。

三峡百万移民，为了三峡又岂止流下百万滴泪水？

175米是一道艰涩的水岸线，是一道警戒线、搬迁线，更是全国人大代表举手通过的一道“法律线”。

世界上做任何事都会有代价，三峡水库所产生的100多万移民，就是这个时代付出的一种沉重的代价！

我在库区从事移民工作多年，在大搬迁的艰难岁月，几乎每一天都有移民到政府和移民局上访。如果偶尔一天没有移民来访，信访接待人员还幽默自嘲为“不正常”。

移民上访、集访，主要是对补偿政策、搬迁法规、安置方式不认同和不理解。

巫山县江东村有一位移民，参加了县移民局组织到海南国营农场劳务输出的试点，主要工作是半夜起来割橡胶。他吃不下这份苦，钱在海南用完了，就带着全家人回到巫山县城，向移民部门提出，要求本人到移民局工作，几个不大的孩子要移民局负责供养至大学毕业，直到参加工作。这些无理的要求当然遭到了拒绝。这位移民在县移民局又骂又吵，闹翻了天，还几次殴打移民局的干部。他见县里不解决，就带着3个孩子，到北京找到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把几个孩子往办公室一扔就跑开了。孩子太小，要吃奶粉，晚上又突发高烧，移民局的干部只好连夜把孩子送到医院看病……

折腾了几天，还是巫山县派人把这位移民一家领回了三峡。

开县丰乐镇副镇长万功成在和移民谈拆迁补偿时，一位练过“武功”的移民突然发急，一把抓住他，二指弓拳直抵咽喉命门。万功成无法摆脱，当时脸青面黑呼吸困难，一下就瘫倒在地……

我在参与极其复杂的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发现移民干部和移民发生“摩擦”时，移民干部完全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库区这么多年来，不少移民出手“教训”了移民干部，但没有移民干部出手“教训”过移民的事情发生。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三峡工程，论证长达半个世纪，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安置三峡百万移民。这是一个令全世界都为之瞠目、充满悬念的沉重话题。

在三峡不上不下、不三（三峡省）不四（四川省），一拖几十年后，突然之间，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很多人看来，百万移民并没有成为三峡工程的“主角”。三峡移民，不就是搬搬家么？谁都知道，搬家，总是越搬越好嘛，不然哪来“乔迁之喜”一说？

三峡工程的最大难点，就是必须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环境容量中完成百万人的大搬迁，并妥善地安置下来，进而实现长江三峡库区社会的长治久安。

对世界来说，三峡百万移民是疑点：移民数量如此之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人均GDP尚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是“打肿脸充胖子”，还是真有这个财力兴修这样的超级电站？

对中国普通民众来说，三峡工程是热点：大坝工程建设投资500亿元，移民资金400亿元（均是1993年价），是全国人民一分一厘凑起来的血汗钱，能否用好、管好，是否真用到了移民群众身上，能否用到刀刃上？

更有人议论，一个小项目就会倒下一个干部，这个共和国头号工程，各类资金达数千亿的投入，这么多的项目，又会倒下多少干部？这些，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

对三峡库区各级政府来说，移民搬迁之后，生活质量能不能有所提高或不低于搬迁前的水平，移民们的生产、生活状态，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都存在巨大变数，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也是未曾经历过的巨大考验。

三峡移民为什么难？在此不得不多用一点笔墨来阐述。

《辞海》对移民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是把迁往国外永久定居的人叫移民；这种“移民”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也相当熟悉了，拿“绿卡”，考“托福”，其乐融融。中国人自愿到世界各地去“大串联”，这叫自愿移民或主动移民；另一种解释是：较大量的、有组织的人口迁移，国际上通常把这种移民叫非自愿移民。非自愿移民一般是由于躲避战争、自然灾害或大型开发项目所产生。从这一点看，三峡百万移民是大型开发项目产生的，应属非自愿移民的范畴。

二、大峡谷洗礼（2）

非自愿，就是不乐意、不情愿。试想，在现代社会，让几十万、上百万的人群离开过去的生活空间，改变原有的、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生存轨迹，这容易吗？仅仅是说服、动员和给经济补偿就能让百万人风平浪静，无怨无悔吗？

一部分人认为，在贫穷的地方搞移民搬迁很容易，但事实是，越是贫穷，搬迁就越不容易。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三峡地区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金窝窝哟，银窝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窝……

一首风靡全国的流行歌曲叫《我热恋的故乡》是这样唱的：

我的家乡并不美

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

住了一年又一年

生活了一辈又一辈

…………

亲不够的故乡土

恋不够的家乡水

…………

在各类歌曲中，人类对家乡忧伤的咏唱占了很大的比例。任何人要离开家乡，感情上都很难接受。何况是由一个浩大工程产生的一百万非自愿移民。

全国人大常委考察组在考察三峡后提出的报告认为：移民问题是三峡工程中最复杂、最困难，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李鹏总理则直截了当地说：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移民！

在移民开始之初，“穷惯了”的库区官员的注意力集中在向三峡投放大笔资金上，认为这是改变穷乡僻壤的历史机遇。部分区、县官员认为三峡移民搬迁，就像田园诗般风光和小桥流水般浪漫，找几块地方，建几个小城，修一幢幢房屋，建百来个集镇，然后把100万人搬进去就行了，严重低估了三峡百万移民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时任四川省省长的肖秧在一次移民干部会上把这种糊涂认识批评一通之后，几乎是怒吼说：我警告你们，就是把一百万头猪赶走也要出事，何况还是搬迁一百万人！这一百万人就是在座各位的父老乡亲！

这句振聋发聩之语道出了百万移民的艰难，也使我铭心刻骨，终身难忘！

非自愿移民达100多万，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工程项目都罕见，长江三峡地区发生的这场水库移民运动，恐怕在世界上也算得上空前绝后了。

翻开我国水利建设几十年的历史，虽然修了上万座水库，但找不到安置水库移民通行的、权威的、可操作的法律依据。

世界上安置工程移民最通行的、最权威的说法是：移民安置的政策目标是“为移民提供补偿资金和从项目中受益的机会，保证移民提高或至少恢复他们以前的生活标准”。

但是，如果用现代眼光看，这几句话似乎有点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三峡地区是贫困县“扎堆”的地方，以前不少移民一日只吃两餐，家里穷得“锅儿吊起敲得当当响”，这种落后的生活标准，也值得去“恢复”？

搬迁，就是搬家、迁移、迁徙。让不愿搬家的人搬家，不管怎么说，都是对移民感情上的伤害，而这种伤害，不管用多少金钱都无法补偿。因为，对感情的伤害，是用世界上任何东西也无法补偿的。

参照国际惯例，我们制定的三峡移民政策是：前期补偿，后期扶持。首先是使移民“搬得出”、“安得稳”，然后帮助他们逐步致富。

但是，仅是“搬得出”就不容易，说服移民搬迁就令人头痛不已。

重庆库区忠县洋渡镇，是长江边上一个繁华的水码头。一天，几个县、乡移民干部去沿江村三组劝说移民搬迁。移民远远看到几个干部向村口走来，就四散奔逃，一眨眼工夫就不见了踪影。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干部们白天吃闭门羹，就晚上打着电筒上移民家谈心。仍然是一次又一次上门碰鼻，一次又一次碰得灰头土脸。

万州区一位移民干部老周是我的同事，他负责劝说一家移民搬迁，可移民老是躲着他，编出各种借口不和他见面。今天要给庄稼淋粪，明天要去赶场，后天看病走外婆家，一句话就是“老子没空”。

这家移民有一条看家狗叫“耷耳”，开始还汪汪地咬他，老周去的次数多了，有时还专门带点东西丢给它吃，“耷耳”就错把他当成主人的亲朋好友，看见老周来了就直摇尾巴撒欢。

“唉，我和移民的看家狗都混得很熟了，可移民却和我越来越陌生……”老周说完，对我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移民老李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席话：“以前我有事去找乡镇干部请示，话还没说几句就给打断了，找了几次都说是没空，把我搓磨（折腾）够了。现在他们来找我，我也没空，叫他们也尝尝‘没空’的味道。以前是我求他们，现在轮到他们求我了，这也叫风水轮流转嘛。”

“你说的是另外一回事，那你到底搬不搬家呢？”我问他。

“想通了，说好条件，在白纸黑字画押后我才搬。修三峡工程我支持，这是国家的大事。不搬还不是要遭‘依法移民’、‘强制搬迁’，敬酒不吃吃罚酒也不合算噻。但是，对那些看不顺眼的干部，我还是要‘搓磨搓磨’，让他们也尝一点求?的‘辣子汤’，让狗日的也长长记性。”

其实，像移民老李这样对村乡干部工作作风很不满的人，在移民中是少数，但如此紧张的干群关系却值得深思。

重庆市移民局的一位处长，曾在一个移民大县当过副县长。2000年春节前，他和20多位文物专家乘船到忠县石宝寨考察。他刚下船，就见河滩上人群飞奔，抬滑竿的、卖水果的、做生意的四散奔逃。后来，当地老百姓告诉他，这些在江边旅游区做生意的人，误以为是“官船”来人整顿江边的旅游市场。

这件事，使处长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们的政府机关干部还和老百姓隔着一层膜。

库区大多数移民不愿搬迁的原因，主要还是损失太大、补偿过低和故土难离。水库移民搬迁难，在全世界都是通病，“打起摆子都是一样抖”，谁都对“非自愿移民”感到头疼不已。

我在三峡库区搞移民工作多年，常听到移民各种各样的议论：

“不怨天，不怨地，谁叫你淹了我的地？”

“土地是命根子，地淹了，就是把饭碗踢飞了啊！”

“我本不愿搬家，是你要我迁移。”

“你动员我们搬走，你为啥不迁到外地去？”

“要移民，就得讲好价钱，就得拉开架势谈判，谈一次不行，就谈两次、三次……”

“谈不好，水涨起来我也不搬家。”

“社会主义不允许饿死人，总不至于允许淹死人吧。”

“搬迁可以，但我们要地种，要吃饭，要生存，这些基本的要求不算太高吧。”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了几十年，我就记住一句：损坏东西要赔；现在，你们不说‘赔偿’，只答应‘补偿’，别他妈欺侮我们文化程度不高，别用这些字眼来糊弄我们。”

“你们的政策说‘前期补偿，后期扶持’，后期怎么扶持？给10块钱叫扶持，给100块钱也叫扶持，要等到何年何月？后期是不是遥遥无期？”

“政策上说，三峡移民资金400亿，湖北、重庆的移民拢共120多万人，算下来一个移民应分3万元哩。可挪到我们头上，咋只有1万多元呢？剩下的钱是遭狗吃了，遭猫抓了？还是他妈的全给‘腐败’掉了？”

“老子就是城墙上的麻雀——吓大了胆的！”

各种说法和牢骚10多年来一直在峡江河谷弥漫……

李鹏曾经说过：“三峡移民和‘退田还湖’的移民不一样，‘退田还湖’也是把人迁走，建立小集镇，但阻力并不大，因为受了水灾，移民们觉得原先的地方不安全，而且移出来后在没有大水的情况下，田地可照样种，庄稼照样收。而三峡移民则认为自己是为国家做贡献，所以要求国家给予更多的扶持，难度比较大。”

是的，从三峡库区的情况看，部分移民确实抱有“不是疮，也不是癣，而是癞（赖）”的心态，他们对搬迁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加之现实政策的补偿标准，远远低于移民心中的期望值。

移民搬迁、安置牵涉到每一个移民家庭，牵涉到众多社会集团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如果100个移民搬迁，安置了99人，完成了任务的99%，老师给学生打分，也应该打99分，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但纳入移民工作来考核，这99%的业绩就是完全不及格！省市、区县、乡镇、村组上上下下都要“挨板子”。

搬迁百万移民，区、县政府都有一些“狠招”，这就是让干部的“乌纱帽”与移民搬迁挂钩，使干部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其位都得绞尽脑汁去做移民的工作。否则，既丢“乌纱帽”又丢人，还拖累单位目标任务。我的不少同事为完成这移民任务，不得不多次请移民户“当家的”喝酒、勾兑感情；自己掏腰包补贴不说，还帮他们解决子女上学、就业等实际困难，不断“拿热脸去贴冷屁股”。

库区还有一个“秘诀”，也是动员搬迁时广为采用但又心照不宣：通过单位办公经费节约，或干部捐款集资，用感情加额外的钱把移民“劝”走。有钱的单位好说，为了移民嘛；没钱的“清水衙门”却苦不堪言。这种补偿政策之外的“土政策”之所以秘而不宣，是因为一碗水必须端平，否则引发移民攀比，按下葫芦浮起瓢……

搬迁百万移民，难呐！

三、补偿画外音（1）

三峡175米水位线下的淹没的补偿，是百万移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焦点，也是谈论、争论最多的复杂话题。

由于补偿事关成千上万移民的切身利益，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调查淹没损失补偿时，出现过许多旷日持久、惊心动魄的争执。移民区一些现实中的补偿纠纷，小说家也难以虚构出来，但生活中却实实在在发生。

重庆巴南区清溪乡有一道河湾，傍依河湾边有一堆巨礁伸向江中，这里，江面狭窄，水流湍急，形成一个天然的鱼道。这地方叫“舀鱼坊”，是牌楼村、鱼藏村、垢坝村三村相邻之地。世居在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在这巨石上“舀鱼”。

“舀鱼”，是长江上游、三峡宜昌以上独有的一种特殊的“行当”，人们是利用川江在江边形成的激流，把“舀子”（用手捞的小网）伸进激流中，专捞迎着激流上蹿的鱼儿。

乘船过川江，沿途可见这道独特的风景线。

倘若运气好，捞几下就可能捞起鱼来，大的几十斤，小的也有几两。倘若运气背，也有半天、一天捞不着一条鱼儿的。但“近山识鸟音，近水识鱼性”，世居在川江边的人们深谙其道。

“涨水舀鱼，退水捞虾，不涨不退，捞个鸡巴”，世居此地的农民如是说。每到涨水的节令，牌楼村、鱼藏村、垢坝村里的人们就喜滋滋地到“舀鱼坊”去排队“舀鱼”。凡是参与“舀鱼”的农户，机会均等，每人舀99下，当地人都不喜欢舀100下，最忌讳“百”，因为在三峡库区，“百”与“白”谐音，担心“白舀”了。

其实，“舀鱼坊”是不会“白舀”的。这里是一条鱼儿通行之路，迎着激流上蹿的鱼儿还真不少，村里的人每年都从江里“舀”出了不少鱼，长江生态没遭破坏时，一年多则可舀出两三万斤，少则也能舀上八九千斤。世居在这里的农民靠江吃江，硬是从江中舀出了不少“酱油盐巴钱”来。

重庆近郊的移民大镇木洞镇原镇长郑继荣，50多岁，头发中已长出了不少白发。他曾在清溪乡当过多年的党委书记。他对我说：“历史上相邻的几个村子，为争在‘舀鱼坊’舀鱼的权利，不知闹过多少矛盾，不知发生过多少斗殴流血事件。清朝、民国时期多次发生械斗和打群架，几代人结下了‘世仇’。我当乡党委书记时也发生过好几次村民打斗事件。计划经济时期，清溪人民公社曾组织农民到‘舀鱼坊’去舀鱼，舀到鱼就送到附近的场镇去卖，所卖的钱归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土地实行承包后，‘舀鱼坊’纠纷不断。1986年春天，牌楼村、垢坝村各纠集四五十人，手拿锄把、青杠棒在‘舀鱼坊’大打出手。村民流血事件发生后，我急忙去制止、调解。‘舀鱼坊’这个金窝窝归谁，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办法，我只好对两个村各打50大板，卖鱼的钱归乡里集体所有。”

说起十几年前的往事，郑继荣仍历历在目。

对淹没直接损失的补偿，上面制定有政策法规，有红头文件，有标准，可以“比着箍箍买鸭蛋”，可间接损失就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简单，可以说间接损失是说不清楚的事，可以一律不补偿；说复杂，移民就要与你论理：什么叫间接损失？衡量间接损失的标准是什么，凭什么不给予补偿？

还有该补多少？怎么补？啥时补？啥该补？啥不该补？不少移民总认为这是“糊里又糊涂，说也说不清楚”的事情。

在移民们看来，“舀鱼坊”既是直接损失，又是间接损失。

重庆巴南区移民局的段恒荣，是移民系统的“老移民”了。1992年在调查淹没损失补偿时，他曾在清溪乡附近住过9天。有一天，他与长江水利委员会参与调查的陆望明、马恩一道路过“舀鱼坊”，当时，有一些农民正排队舀鱼。陆望明说：“老段，咱们打赌，恐怕舀100下，也舀不起来一条鱼。”老段说：“好，咱们数一数。”

结果，只舀了4下，就舀起来一条鲜蹦活跳的鲤鱼，一称，4斤多重。陆望明和马恩连叹此地的神奇。

1999年4月24日，重庆市移民局喻凌处长和我去渝北区验收农村移民土地调整。一进入移民区，见山野间挂着鲜红诱人的樱桃，农民正哼着山歌采摘。杜甫曾在现今的三峡库区吟诗一首，大赞红樱桃：

西蜀樱桃也自红，

野人相赠满筠笼。

数回细写愁仍破，

万颗匀圆讶许同。

三峡库区虽贫瘠，充满野性，但原生态的自然味很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也颇有几分悠闲、自在。

当我和洛碛镇镇长王怀清、渝北区移民局科长邓万寿来到与“舀鱼坊”相邻的渝北区洛碛镇土湾二社时，看见打鱼汉子冯达国的房前屋后挂满了渔网。这位脸上呈黧黑色的汉子心情沉重，说起自家被淹没的良田肥土，话语哽咽，仿佛心在流血。他拿出重新分配的土地证，让我们进行了仔细查验。为避开土地被淹的伤心事，我们就和他聊起了打鱼的事。

“你一年打多少鱼？”

“不好说，碰运气噻。”

“河边的小船是哪家的？”

“是我打鱼用的小机船。”

“有船肯定能打不少鱼？”

“一年要搞两三千块钱。”

“你咋个不到‘舀鱼坊’去打鱼呢？”

“那地方好啊，昨晚上‘舀鱼坊’就舀起来13条大鱼。我不敢去哟，不是我们村的地盘，我去了要挨整。”

“要挨整？”

“是啊，人家舀了几百年，从来不准外人去舀鱼。”

“你也是本地人嘛，怎么是外人？”

“外村人就是外人。”

冯达国说完破涕为笑……

兴建三峡工程，大坝一拦，水就涨了起来，“舀鱼坊”淹掉后，激流消失，鱼路也没有了。实实在在算起来，村里人的收入是要少一大截，这对农民来说，确实是难以接受的。

问题是：“舀鱼坊”淹了，给村民造成了损失，该不该补偿？

按有关移民政策，对自然资源不会给补偿。因为“舀鱼坊”没捞起来鱼，在长江其他河段会被其他渔民捞起来，以所有长江渔民的收入为计算单位，渔民的收入并没有减少。可村民们对此解释颇有微词，他们认为：“整条长江渔民的收入不是我关心的事。问题是我减少了收入，就该补偿给我。”很长时间，村民们扭住移民局来参加调查的徐江、段恒荣等人纠缠不休。

在兴建葛洲坝电站时，也遇上过此类情况。三峡中的西陵峡河段的新滩、泄滩、崆岭滩，是川江著名的连在一块的三大滩险。航运界说：“新滩泄滩不是滩，崆岭才是鬼门关。”

1985年，新滩大滑坡，半座山体坠入江中，激起的巨浪狂涛达百米高，所有的行轮都堵在新滩之下。当时我到新滩采访时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这儿有一家新滩渔业社，有40多户人家，150人，祖祖辈辈世居在新滩、泄滩附近，靠打鱼为生。20世纪70年代，这家渔业社一年差不多要从峡江里打出六七十万斤鱼来。

俗话说，虾有虾痕，鱼有鱼路，长江在这里变窄了，激流在这里拥挤起来，鱼儿喜往滩上纵跳，往新滩的激流穿驶而过。新滩两岸是一条川江远近闻名的鱼路。新滩渔业社那些粗犷的打鱼汉子们，常常面对江流，端着酒，咧开嘴敞怀大笑，为大自然慷慨的馈赠感到无比自豪无上荣光。

葛洲坝电站蓄水，新滩、泄滩淹没了，激流消失了，鱼儿不再冲滩跃水，渔民们从梦中惊醒过来，平静有序的浪漫生活，被修电站的人们捣成了一锅糨糊。

找政府去，还我鱼来！不是说“政府政府，衣食父母”么？

100多号人找到了秭归县政府，打鱼汉子们流着泪诉说无鱼可打的痛苦和生计的日益窘迫。

县政府纵有通天本事，也无法还出鱼来，于是就提供了几条路供渔民们选择：上山开荒、种柑橘、种粮食，或迁到其他地方去……

可几十年来，这些汉子的生存本领和劳动技能就只会两个字：打鱼，其他活儿一律不会干，弃水登陆地，无法求生存。

后来，政府想到了这些汉子既然会在惊涛骇浪中打鱼，就必然会撑篙摇橹，谙熟水性，何不组织成一支水上运输队呢。

思路一打开，办法就出来。

就这样，政府请县航运公司接纳了新滩渔业社的打鱼人，并补偿了30多万元移民资金。没离开江流，没离开故土，还是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还是颠簸在波峰浪谷之上，移民们仍可以听艄公的号子，看船上的白帆……

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比较单纯，只要是国家搞建设需要，做出些牺牲还是可以接受的。更重要的是，葛洲坝移民量小，而三峡移民达浩浩百万之众。

核定三峡移民的补偿，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会发生。就拿重庆巴南区清溪乡的“舀鱼坊”来说，移民的心里很不平衡，书本上的道理、法规叫人心不服，口也不服。

他们的依据和推理是：工厂企业淹了就要补偿，“舀鱼坊”的礁石出经济效益，邻近几个村祖祖辈辈、家家户户都受益，“礁石”就相当于村办企业，企业淹掉了，怎么能不补偿呢？要是不修三峡工程，不是照样可以捞些“酱油盐巴钱”么？大道理是管大家的，可不能伤害我们移民一家一户的小家啊。

长江水利委员会参与核定、调查淹没实物指标的工程师们，他们用双脚丈量三峡沿岸的大片土地，用双手测量每一幢房屋和桥梁、道路、工厂……忍饥受冻、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其艰辛程度常不被人所理解。有的地方不但不欢迎，还放狗出来咬人。被三峡工程不上不下搞迷惑了的人们，讥讽工程师们又在“空搞灯”，是在做“狼来了”的把戏。谁知，这一次三峡工程真的就上马了。

由于牵涉到移民与移民之间、移民与非移民之间的利益调整，少不了分歧和争吵，无论如何解释，移民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伤害，无论如何也应该由三峡电站给予补偿。

像这样的争论、僵持、对峙，有时会难耐地持续好多天。

我到涪陵了解移民情况，区长姚建泉告诉我说，老城区的28户移民因火灾烧了房子，因这些房子反正要淹没、要搬迁，政府就出面把这些移民提前安置到新城区去住新房子，这本是一番好意，但移民们却不领情，理由是新城区还没形成市场，买菜、买米、孩子上学、看病求医都不方便。

重庆市移民局副局长欧会书说，在三峡库区，几乎各个区、县都存在同样的问题，移民在沿江的码头、街边，在“吊脚楼”等老居民区，摆一个小小的烟摊、三尺柜台、五尺门面，就可以舒舒服服、轻轻松松、无忧无虑地养活一家人。但搬到移民新城区，由于市场人气未聚，商业环境没形成气候，没有人流，就没有顾客。从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码头街市，搬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新市场，移民们有一种从天堂跌入地狱的恐慌感，收入少，生活水平自然会大幅度下降。这也是移民受了间接损失，不愿提前搬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库区，新县城、集镇的占地面积是旧城的2至3倍，商业门面是旧城的6至10倍，每一平方米的销售额肯定会比原来少一大截。

开县移民局党组书记陈能文告诉我说，农民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对城镇居民来说，商业门面就是他们生存条件中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且是不少居民唯一的生产资料。门面淹没了，可以还一个门面给移民，可商业口岸潜在的价值，可不是简单的数学关系。

在云阳新县城几条宽阔的大街上，几乎不见多少行人。在县公安局大门外，一个中年移民在门口撑起一把大伞摆了一个烟摊。我观察了差不多1个小时，也没去打扰他，我知道他会向我诉说什么，感叹什么。在库区，几乎所有的移民都会向我“重复昨天的故事”。这1个多小时，我没看见一个人去买烟，生意相当清淡。可以肯定，这个摆烟摊的小生意人的买主就只是县公安局的干警们。

云阳县高阳镇镇长周道君告诉我说，镇上1万多移民迁到外地之后，新集镇的人气骤减。街头上做生意的人都是“左手卖给右手”，意思就是你卖给我衣服，我卖给你粮油，都是街坊邻居在卖过去买过来。以前集镇在水码头边上，是交通要道，坐船去双江镇的人很多，现在搬到山上，二级公路修通了，水码头的交通优势已荡然无存，消失殆尽，社会消费也都“战略转移”了。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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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偿画外音（2）

涪陵遭火灾的28户移民，后来移民局说破了嘴皮，政府又给每平方米住房补助了100元，移民们才勉强同意提前搬迁到新区去住，当然，好长一段时间生活是很不方便的。

对移民来说，要离开原有的、熟悉的生活环境，改变原有生活形态，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三峡移民补偿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由国务院总理签署的《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第22条这样规定：“按原规模、原标准或者为恢复原功能（以下简称‘三原标准’）复建所需要的投资，经核定后列入移民经费，扩大规模和提高标准需要增加的投资由有关单位自行解决。”

移民房屋的补偿经费，是按结构、面积、用途而定，桥梁、道路、电线电杆等公共专业设施是按“三原标准”补偿，都是以1993年5月末的价格标准核定的，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以后每年乘以物价变动指数；雷打不动，风吹不动，不得越“雷池”半步，再哭再闹也不会多给。

移民认为，给“原标准”的补偿金建房，就恢复不了“原标准”。

移民的补偿标准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标准？移民们为何对“一刀切”的补偿标准难以理解？三峡移民区的淹没情况复杂，实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以不包括征地、场平和基础设施配套的房屋直接工程造价为例，让我们了解1993年规定的部分补偿标准，也就不难理解移民的苦衷了。

农村房屋每平方米：砖混结构补偿185元；砖木结构补偿134元；土木结构补偿100元；附属房补偿50元。

集镇居民房每平方米：砖混结构补偿223元；砖木结构补偿179元；土木结构补偿125元；附属房补偿57元。

镇单位住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452元；砖混结构补偿284元；砖木结构补偿202元；土木结构补偿140元；附属房补偿57元。

镇单位公建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474元；砖混结构补偿306元；砖木结构补偿215元；土木结构补偿140元；附属房补偿57元。

县城居民房每平方米：砖混结构补偿246元；砖木结构补偿186元；土木结构补偿131元；附属房补偿57元。

县单位住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484元；砖混结构补偿310元；砖木结构补偿212元；土木结构补偿149元；附属房补偿57元。

县单位公建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520元；砖混结构补偿349元；砖木结构补偿219元；土木结构补偿149元；附属房补偿57元。

市居民房每平方米：砖混结构补偿258元；砖木结构补偿195元；土木结构补偿138元；附属房补偿57元。

市单位住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508元；砖混结构补偿326元；砖木结构补偿223元；土木结构补偿156元；附属房补偿57元。

市单位公建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546元；砖混结构补偿367元；砖木结构补偿230元；土木结构补偿156元；附属房补偿57元。

市工矿生产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604元；砖混结构补偿404元；砖木结构补偿284元；土木房补偿159元。

市工矿生活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571元；砖混结构补偿329元；砖木结构补偿226元；土木结构补偿159元。

县工矿生产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575元；砖混结构补偿385元；砖木结构补偿270元；土木结构补偿151元。

县工矿生活房每平方米：框架结构补偿487元；砖混结构补偿313元；砖木结构补偿215元；土木结构补偿151元。

（注：土木结构的偏房每平方米补偿从70元至96元不等；砖木结构的偏房每平方米补偿从101元至144元不等。）

…………

请注意，前面提到的“农村房屋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偿185元”，“集镇居民房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偿223元”；在沿江的集镇，农民和居民，墙挨着墙，屋挨着屋，同在一个屋檐下，修房子时采用的是同样的材料，同一种结构，居民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要多38元。农民们对此牢骚满腹，怒气冲天。

“这不是他妈的明摆着欺侮咱农民吗？”

“农民要比居民少一根肋巴骨吗？”

“你们摸到良心说，这样补偿合理吗？”

“半夜吃桃子，只知道拣软的捏，欺侮农民，算什么好汉？”

“翻你们的祖宗三代，谁他妈的不是农民啊！”

“没有农民种粮养猪，你们吃个锤子！”

移民干部遇到此类不可理喻的情况，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面对移民们的讥诮和诘问，只能是“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了。

其实，不少移民干部，也有自身的难言之隐，因为，他们也是城市居民，劝移民搬家，被移民称为“站起说话不腰疼”，自己搬家，才知道“火石烙到了脚背”。

前面提到的“县城居民房每平方米：砖混结构补偿246元，县单位住房每平方米：砖混结构补偿310元”，住房为同样一种结构，居民的房子要比单位的房子每平方米要少64元。又是一种无法理论的矛盾。

重庆市移民局杜华山处长在库区督促集镇移民搬迁时，到移民家做动员，移民老陈夫妻见到他突然双膝跪了下来，泪水像珠子似的往下掉。这一下使得他猝不及防，杜华山慌忙扶起夫妻俩。

移民老陈经营的旅馆是私人旅社，也按“单位补偿”进行了计算，因“单位补偿”比“个人补偿”的标准要高，但他经营多年的“码头”没有得到补偿。老陈这个所谓的“码头”，只是一个可以暂时泊靠小船的地方，他也花力气砌了石板路，挖开了一条小路。由于地处旅游热线，的确是他一家多年的生财之道。凭着这个旅馆和“码头”，他家的资产也发展到了几十万元。可水一涨到156米，全家搬迁之后就断了原有的财源，他们什么也没有了。

长江水利委员会1992年核定的补偿标准，天王老子也不敢动。杜处长对此也只能是一声叹息。他用了很多语言劝慰移民老陈夫妻，但他也知道，道理讲得再多也显得苍白无力。

老陈这一家，失去的不仅是旅馆和“码头”，还有他们祖祖辈辈习惯生活的“原生态”。

民以食为天，解决吃饭是前提。移民说，没填肚子的东西，就是住皇帝老子的宫殿还是会天天做噩梦。涪陵敦仁移民小区的李文虎告诉我说：“以前住乌江大厦，住的是89平方米的房屋。搬到移民小区前，街道组织‘抓阄’分房子，谁知手气不好，一下抓到106平方米的房屋，多补了17平方米的钱，我多年的积蓄一下就花光了。一家3口人，女儿患小儿麻痹症，老伴去了重庆当保姆，我常常是一个人在家，住着106平方米的房子很是孤单。如果不搬迁，我的负担就没有这样重。现在住新的移民小区，买菜不便宜，以前1元能买到的菜，现在要1.2元。我原是船上的轮机员，退休后每月工资422.3元。”

“抓阄”，是库区政府和移民都认可的“世界公平法”。移民搬迁、分房、分土地、迁往何处等等都要靠“抓阄”来解决。有的移民户前后要“抓阄”七八次。

58岁的许以光对我说：“我是自谋职业者，地地道道的纯居民。以前经营餐馆，早、中、晚餐都卖，一家6口人，除养活自己一家人之外，还每月上缴100多元的税费。搬迁前，住房条件太差，房子又破又漏，每当刮风下雨，家里就有四五个脚盆接房子上的漏水，家里是稀泥，出门也是稀泥。搬迁后，住房条件全面改善，我们也很感谢政府。但是，我住的房子60.5平方米，实际量起来只有54平方米，6个多平方米给‘公摊’了，说是过道也要算给我。过道是大家走的，为什么要摊给我？我以前住的房子从来就没有公摊。说是淹多少平方米就还多少平方米，也没说要包括‘公摊’啊，对这个狗日的‘公摊’面积，我就是有些想不通。”

丰都县移民局的一位干部告诉我说：“移民搬迁，别说移民有想法，我们也有想不通的地方啊。比方，就拿我家来说，一家3口，在旧县城住着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子，如果不是水要淹来，也可以住上10多年甚至一辈子的，现在整座县城全部淹没，我也得搬到江对面的新县城去。一‘抓阄’，新房子比旧房大二三十平方米，好是好啊，可就是钱受不了。搬迁到新房子，只要简单装修一下，加上贴的钱，少说也得多花好几万元哩。何况，居民的补偿，比单位的补偿还要低一大截，你说城市居民能没想法吗？”

在补偿清算中，是有一些合情合理但又不合法的问题。

农村移民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只淹土地，不淹住房，有这种情况的移民叫“单淹户”；另一种是又淹掉土地又淹掉住房的移民，叫“双淹户”。

一位曾任水利部门副总工程师的移民干部对我说，一般兴修水库，一俟决定下来，就会发布“封库公告”。主要的意思是告诫居民、村民不要在水位线下修房子。全国人大通过兴修三峡电站，也算是国家发布的最大的“封库公告”。长江水利委员会1992年核定移民的补偿标准就是法律依据，三峡水库淹没线下不允许修房屋，否则不给补偿。

但是，从1992年到2006年其时间跨度是15年，移民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常言说，树大发丫，儿大分家，移民们当年只有几岁的儿女，都是挤在一床睡觉，长到一二十岁了，不得不分开，这就要建房子。当年10多岁的小伙子，10多年后就是二三十岁的大男人，要结婚娶媳妇、生孩子。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对农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这也得建房子。

基层政府只好根据移民一家一户的实际情况批准其修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这类房子的批准权限一般在县级政府。1992年后批准建的房屋都叫“临时房”，这“临时”也太长了，差不多都是10多年的跨度。但是，当水涨起来，移民根据政府安排搬到高处建房。但1992年后建的、住了10多年的房子就不给补偿了。尤其是移民迁往外省市县安家扎根，当年核定的房屋补偿金，要随移民带往新居住地建房，而在原居住地1992年后建的房子却不予补偿。在这个问题上，移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因此闹一些情绪也是不难理解的。何况，淹没补偿标准有限，与移民们期望值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忠县移民局发展扶持科科长郭胜是个长得比较帅气的小伙子，他告诉我说，1992年后，库区不仅仅修有移民的“临时房”，还修有学校、操场、道路，以及公共设施，如电线电缆、有线电视网、天然气管道等。1992年前的给补偿了，而1992年后的就不给补偿，同样的公共设施，有的补有的不补，也是移民搬迁中一件比较头痛的事情。

程功勋，个头不高，脸色黝黑，是奉节县移民局副局长，他认为，在复杂的补偿问题中，由于身份不同造成补偿单价不同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移民反映的功能用房与普通用房补偿一样的价钱，电梯拆除下来也不能再用了，再恢复功能房，就得重新买电梯。对这类问题，移民局也不好解释。

长江三峡工程是实行的开发性移民，对移民的损失是实行“前期补偿，后期扶持”，因此，“补偿”肯定不能等同于“赔偿”。

原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移民专家傅秀堂曾说过一句话，“补偿”，还包含了通融和谅解的意思。

四、一场算账风波

这是地处长江中心的一个孤岛，建制是一个村，三个社，一年有三季四面环水，三峡水库涨水到156米之后，就形成了终年四面环水。

按长江水利委员会1992年调查的淹没实物指标计算，这个孤岛淹没各类耕地园地约2100亩，淹没房屋面积约31000平方米，240多户人家，安置移民人口为1179人。这个孤岛在三峡水库涨水到175米后还将剩400亩土地和20多户人家。

但问题也就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孤岛不是全部淹没，在高处留有一个“尾巴”。按规定，淹没线175米，迁移线177米以上是不给补偿的。移民有意见，政府头痛。剩下没有补偿资金的20多户人家怎么办？

江心只剩“屁股”大块地方，四周漫漫大水，而且处在主航道上。村民就医、子女上学、买米买菜都要涉水过河，出了安全问题谁负责？

政府一咬牙，决定这个村得全部迁走，让他们自己联系到附近城集镇安置。无移民资金补偿部分，由政府勒紧裤腰带，先掏钱给村民补上。

三峡库区没涨水之前，有100多个江心孤岛，而这个江心孤岛是全库区最为富饶的一个村庄。孤岛比较富裕的成因主要有三：一是得“水”独厚的气候条件，在江风的吹拂下，庄稼一般要比当地早熟半个月，这在市场价格上有极大的优势；二是孤岛都有大批季节性河滩地可耕种，这些河滩地一般是折半计算，或者就没有计入过承包地；三是江心孤岛物产尤为丰富，盛产桂圆（龙眼）、柑橘、花生、芝麻、烟叶、草莓、榨菜等高附加值的农副产品。

生活在江心孤岛的村民，其生活水准与当地农民比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上苍恩赐的风水宝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岛上还有不成文的风俗，姑娘一般找对象只在本地，把姑娘留在生活富裕的岛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可岛上资源有限，人口越来越多。

三峡要涨水，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江上孤岛的村民陷入巨大的震荡，平静优裕的生活一下被搅了个七零八落，人人都有一种失落感和恐慌感。

而移民补偿资金的标准对他们来说，就显得难以接受。

从2002年开始，他们多次到区、市，甚至北京上访。

他们反映的主要问题：一是土地补偿标准低；二是补偿土地面积不足；三是要求将村组副业（村办榨菜厂）按工矿企业补偿；四是龙眼树应作为特种果木予以补偿；五是要求按外迁移民对待；六是要求淹没线上的土地按《土地法》征地补偿；七是要求对移民购房、经商、入学等出台优惠政策；八是要求提前享受后期扶持；九是淹没线上房屋、学校、高压线补偿偏低；十是要求公布1992年调查实物指标的原始依据。

单从移民反映的问题来看，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这个江上孤岛的移民兄弟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三峡移民补偿标准对整个三峡库区是“一刀切”，是“黄鳝泥鳅扯成一样长”，是“一碗水端平”的产物，而不是针对部分“情况特殊”的社、村、乡、县。

于是，书记、镇长带着工作组进驻江心孤岛，夜以继日地做移民的工作，一住就是3个月。

第四个月，工作组突然“升格”，由一位区领导任组长，带着100人入驻江心孤岛，专门调了一艘轮船停泊在岛上作为工作船。

开会、谈心、做工作，干部编组、分户、落实责任；同时动员在城区机关工作的江心孤岛籍的干部、职工、教师回村做三亲六戚的政策解释工作。

由于移民反映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土地补偿标准偏低这个问题上，无论怎样思想攻心，政策解释，他们始终认为算的账不正确，不对味。于是，“撒向孤岛都是怨”，工作组挨骂，给工作组做饭的移民还差点没挨一顿好揍。

半个月过去了，移民搬迁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于是，双方进行公开算账。参加算账会的有村移民代表和村社干部12人，重庆市移民局、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区审计局、区司法局、镇政府和当地新闻单位的记者等等。通过几天的公开算账，村移民代表对算账的结果和199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查的原始资料没有提出大的异议。

当区、镇政府认为通过算账已达到“风平浪静”的目的时，谁知，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了，移民认为算账不公平，组织几十人到北京找到了国务院三峡办，要求再一次公开算账。

于是，第二次算账会的阵容和规模可以说空前强大，也可能是三峡移民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高规格的算账会。

参加这次算账会的有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市移民局、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和镇政府等单位的负责人。移民方认为第一次参加算账的代表只有12人，太少，于是增加一倍，选出了24名代表，并“取消”了村干部作为代表的资格。

此次算账会在一家四星级酒店进行，是一次“真刀真枪”的移民补偿算账会。翻文件本本，拿规章制度，找原始依据，查实物测量……

算账结束后，村民选出来的24名代表傻眼了：其结果与第一次算账结果一样，而且比三峡库区“一刀切”的补偿标准还高出一大截，生产安置费补偿标准超出库区人均7000元的上限标准，高出部分是当地政府给这个江上孤岛的优惠政策。移民仍然不服，坚持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算的账才是正确的账，区政府算的账，是一笔“糊弄人的账”。江心孤岛的“具体情况”，就应该“具体对待”。

一个要“具体对待”，一个搞“一刀切”。移民大队人马与算账大队人马对峙、僵持，并擦出了一阵阵“火花”……

移民们提出来的补偿标准偏低的问题也是事实。因为《土地法》规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费标准和移民安置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这就是说，三峡库区土地补偿标准，是按《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1991年2月15日国务院令第74号）执行的，该《条例》第二章第五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三至四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每亩年产值的二至三倍。大型防洪、灌溉及排水工程建设征用的土地，其土地补偿标准可以低于上述土地补偿费标准。”

一句话，库区淹没土地补偿标准，就是取《土地法》颁布的下限标准。而《土地法》是把水电工程“排除在外”的。

移民大惑不解：同样是征用土地，为何标准不一样？到底是《条例》这个规章大，还是《土地法》这个法大？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对移民普遍提及的这个敏感问题，都是“缄口不言”，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沉默。

在库区的实际情况是：政策与政策打架，法规与法规吵嘴的事经常发生。

在城市征地拆迁中，房屋的补偿单价包括房屋的直接造价、基础设施配套和区位价值，补偿价一般略高于该房屋折旧后的市价。而移民迁建时，对淹没单位及居民只补偿房屋的直接造价，什么征地、基础设施配套、区位价值等等全是由地方政府统一规划和安排。

库区移民大规模搬迁，往往是和城市的发展结合进行的。由于主客观原因，地方政府肯定不会只建原面积的住房和原面积的商业门面，新房、新楼、新街建好之后，居民的区位商业价值必然会发生重大改变；部分居民的区位商业价值变高了，部分居民的商业口岸价值变低了，变高了的则“暗暗窃喜”，欢呼命运之神的青睐；变低了的则“怒发冲冠”，死活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因此，要动员全部移民搬迁，其难度可想而知。

这种事，上帝也无法“一碗水端平”。

社会要发展，人们生活需求也不断提高。三峡库区淹没的房屋中，土木结构、砖木结构占大多数，砖混房屋只有三分之一。而移民的新建房屋，几乎全部是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仅用补偿的移民资金建新房子肯定不够，何况每户移民还会扩大一点住房面积呢。

当然，用有限的移民补偿资金，去构筑梦中的天堂也不现实。

按照国际惯例，对于大型工程引起的移民，本应由工程项目来负责安置。但由于三峡水电工程是世界级的超大型工程，鉴于这个工程的独有性和特殊性，国家定下调子：三峡移民是政府行为。

政府行为，就是国家意志。是公民，就得服从国家意志。

2006年初，我去这个孤岛时，岛上已空无一人。

闹过算账风波的移民后来全部搬迁走了，他们含着泪水，带着心灵的创痛和算账后的困惑，永远离开了这块富饶的土地。当地移民干部告诉我，岛上绝大部分移民搬进城当居民，打工、当保姆、卖菜、开小馆子、做小生意，重新寻找谋生技能……

我们可爱的三峡百万移民，为体现国家意志、服从国家意志，舍去小家，想着大家，为了国家，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一流的水电工程、高耸的三峡大坝，不是用钢筋混凝土筑成，而是由百万移民一幕又一幕的悲欢离合浇铸而成！

五、峡江不眠之夜（1）

“在库区，你一不小心就会碰见甘宇平。”库区各级政府官员和移民均有此幽默之说。

甘宇平曾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在任时一直分管三峡移民工作；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府顾问。年龄、职务发生变化，但他仍然在移民工作一线奔波、忙碌、操劳。

在三峡库区，移民乡镇的干部和不少移民群众都认识甘宇平。凡是他到过的集镇、乡村，连村主任、村支书和许多移民他都能当面一一叫出姓名来。

从1992年到2006年8月，他到三峡移民区一共500多次。

在甘宇平身上，有两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

一次是在移民大规模搬迁进入极为艰难时期，甘宇平在重庆市政府二楼会议室，召集移民局处以上的干部开夜会，研究解剖移民中的难题。当晚会议的“风向标”是“批评为主”，当然谈不上“表扬为辅”。他在会上口头出题考试，叫局长、处长一个个回答移民搬迁中遇到的问题。这个夜晚的会议气氛严肃、凝重。在考了几位处长和局长之后，他突然指着我话锋一转说：“据我所知，你的笔应该有一尺多长！为什么没看到你写过一篇移民搬迁的文章呢？”

我当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一声喝问使我噤若寒蝉，满脸苦涩。他公开点名批评，差点当众戳穿我这个“卧底”体验生活的秘密。事后我想，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受到省部级领导人在公众场合公开点名批评。批评的“级别高”，当然也就具有纪念意义。

这一夜，有几位移民干部泪如雨下，彻夜难眠……

这些年我在移民部门“卧底”体验生活，搜集一手资料，担任的是处级干部实职，自然没少跑移民区，也多次随甘宇平到库区检查、督导移民工作。但最令我难忘的一次，是他从四川省副省长的位置，奉调到四川省重庆市任副市长的第二天，就直奔三峡库区，这一次我与他同行10多天……

大江截流前，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在长江三峡。

三峡库区到处都是施工现场，拆迁、修路、建房、挖掘文物……整个库区热火朝天，成为当时中国最大规模拆迁的“梦工场”。

甘宇平调任重庆市副市长时已临近1997年春节。他刚一上任就心急火燎往库区赶，说直白一点，就是对秋后大江截流前的一次真刀真枪的“督战”。

夜色浓重，峡江两岸黑黢黢的，不见半点星光。渔政10号轮的两盏探照灯刺破长空，像两把巨剪，突突地撕铰着天穹上下黑黢黢的幕幔。渔政10号是一艘240马力的小船，这种类型的小船在滩多水急的川江夜航，真叫人惴惴不安。

船舱里，甘宇平半眯缝着眼睛，两手交叉伸进袖筒，默默地忍受着凉飕飕江风的侵扰。随行的10多个区、县负责人，七歪八倒地斜靠在船舱里，他们都疲倦极了。

刚上船，甘宇平就开始听奉节县县长陈孝来汇报，然后再讨论，把摸黑赶路的时间也利用起来，可船上唯一的休息舱下面就是机舱，轰隆隆的机声震耳欲聋，震得甲板瑟瑟直抖，吵得人心烦意乱，说话得扯开嗓子吼才听得见。甘宇平无奈，只得叫大家熟悉材料，到了奉节县再听汇报。

窗外，风大浪急，船急速地颠簸，摇晃得让人直想呕吐。

夜航川江，没有丝毫的诗情画意，甘宇平只有一个字：急！大江截流，水就要呼呼上涨，能不急吗？

这些天来，甘宇平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重庆库区各级政府认识到三峡移民的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风险性。认识不到位，思维就滞后，行为发生偏差，就会铸成大错。

在大江截流、水位涨至吴淞高程90米之前，整个重庆库区得搬迁156个工厂、31个集镇和22432名农村移民；从1998年到2003年，重庆库区平均每年得搬迁8万—9万移民。倘若移民任务欠账，拖了整个三峡工程的后腿，怎么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

在世界水利史上，三峡百万大移民，既是亘古未有的，也是空前的一项浩大工程。三峡淹没范围之广，涉及人口之多，搬迁实物量之大，时间跨度之长，都是世界罕见的。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曾对甘宇平发过感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世界上百万人口以下的国家有30来个，你们三峡要搬迁100多万人，相当于在搬迁一个国家啊。”

三峡百万移民，是跨世纪的壮举，也是创世纪的难题。移民搬迁虽说到2009年就结束，但整个世界的目光，将会长期关注三峡百万移民搬迁后的生存状态。

“轰隆”一声巨响，渔政10号轮船头猛地向上一翘，又突然横空砸下，全船的人像安了弹簧片似的猛地蹦起来。

“真是惊心动魄啊！”甘宇平把头探出舱外，望了望此伏彼起的浪峰，回过头来对我说。

这航道我是很熟悉的。20世纪80年代初，云阳县的鸡扒子河段，曾发生震惊中外的山体大滑坡，有半座?大面积堕下江中，把河面挤得很窄，江水在这里觅不到出路，形成每秒6—7米的流速，河面激流如喷射般汹涌，轮船上行至此，要拴上碗口粗的钢丝绳施绞，方能缓缓上滩。而下行的轮船则要通过艰辛的航行，才能驶过这一段惊涛骇浪的航道。当时，我在《长江航运报》当记者，做过“大战鸡扒子一百天”的报道，对这里的航道、水势、山形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离云阳县城不远的张飞庙，当地人说是护佑过往船只的神庙。船工、纤夫常到张飞庙祭拜，乞求一帆风顺，一路平安。

传说清康熙年间，河道总督张鹏翮乘船回家省亲途经张飞庙，口吐狂言：吾辈乃文臣，岂有拜武将之理。张飞闻言大怒，气得吹胡子瞪眼，马上就吹送逆风30里，张鹏翮所乘船只3日无法行走。最后，他备齐三牲三果上庙拜祭了张飞，船才顺风快帆，使他平安抵家。至今，张飞庙的石壁上仍有张鹏翮题的感谢张飞的诗：“铜锣古渡蜀江东，多谢先生赐顺风，愧我轻舟无一物，扬帆载石填崆峒。”

三峡库区的交通很不方便，两岸危崖高耸，四处沟壑纵横。有一首当地民歌为证：

川江天险滚滚波浪翻，

三十六座鬼门关，

七十二座断魂滩……

我们所乘的渔政10号轮，要经过的恶水险滩就有一二十处。我知道，船长、大副白天驾船尚要全神贯注，夜航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准确地说，用这种小马力的拖轮做甘副市长的工作船是有几分危险的，至少不合适，但甘宇平坚持要摸黑赶路，也不顾什么危险不危险了。

甘宇平这次行程是检查涪陵、丰都、石柱、万县、忠县、云阳、奉节、巫山等10个区、县的移民工作进度。

这些年来，三峡库区的人们似乎也习惯了“上面来人”，到三峡调查研究的中央首长，谁也记不清来了多少人。有一条伟大长江在这里，有一个壮丽雄奇的三峡在这里，有三峡工程产生的百万移民在这里，中央的领导人差不多都得来。

中央领导人频繁到三峡调查研究百万移民问题，引起了中外不少人士的猜测。

果然，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出台：将四川一分为二，组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原四川所承担的三峡移民任务全部移交给重庆，原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由重庆代管。

在船舱里，甘宇平正整理笔记。我瞅准这个间隙和他聊起中央决策重庆直辖的事。他说：“你打破沙锅问到底，鄙人现在也是无可奉告，过个三年五载再说吧，我一定会告诉你。”

他一下就堵住了我的嘴，我心里虽然嘀咕却也表示理解。在组建直辖市这个敏感时期，他不便透露更多的情况。

在库区督促、检查了几天移民搬迁工作，甘宇平的心情如长江的波涛一样起伏不平……

三峡移民工作从1985年就开始试点，经8年试点之后，1993年正式移民。客观地说，三峡移民在探索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经验教训不少，存在的疑难问题也很多。面对三峡移民日趋突出、日趋尖锐的矛盾，政府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怎样组织领导、发动百万移民群众搬迁，怎样变“被动移民”为主动移民，怎样才能保证大江按时截流、蓄水、发电，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甘宇平思考起三峡移民问题，常常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寝。

前两天，万州区汇报了他们移民搬迁的头绪，总结出了“立足发展，移民优先，量力而行”的三个原则，同时倡导四个优先，即：低水位优先，能源建材工厂优先，技改组合优先，避险救灾优先。这几个原则和“优先”，对尚处于纷繁复杂的移民搬迁有特殊的指导意义。对此，甘宇平肯定了这个探索成果，并感到有几分欣慰。

在万州区，甘宇平检查一处移民工地，发现有人借支援安置移民之机，硬生生想多占土地。这行为，说是“敲诈”也不过分。

土地问题，说穿了是对基本国策的认识态度问题。

三峡库区的人口环境容量本来就十分有限，重庆库区要淹掉几十万亩良田沃土，这几十万亩土地从何而来？不珍惜耕地，不爱护土地，就是渎职。

甘宇平发现，库区确实存在“列强”想瓜分土地的问题。他在工地上措辞激烈、尖锐地说：“如果你们不立即纠正，我就向江泽民、李鹏‘参’上一本。这些多要土地的人，是‘叫花子进朝门，得一尺进一丈啊’！”

甘宇平生性温和、幽默、谐趣，平时很少有人看见他动怒，这次他在工地上大发雷霆，可算“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呜——”汽笛一声长鸣，甘宇平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他站起来，把眼光投向一片漆黑的舷舱外。

突然，船的航速慢了下来。

多年的江上生涯告诉我：小轮的机舱出事了。我急速跑下舷梯，到机舱一看，两个轮机工正忙得满头大汗，一部主机坏了，只有一部主机在吃力地转动。小马力拖轮单机夜航川江，不但违章，而且是极其危险的。

此时，离奉节县城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航程。奉节县县长陈孝来心急火燎地打电话调监督艇来护航。大约隔了半个小时，监督艇突突地驶了过来，与渔政10号轮捆绑在一起航行。这样就增强了船的稳定性，也算增加了安全系数，区、县负责人悬吊的心才回到了胸口。

呜——呜——，汽笛两声长鸣，发出了抵港信号，前方奉节县城一长串灯火儿，像天上的繁星，不停地眨着眼睛，热情地?唤着疲惫不堪的渔政10号轮。

被称为三峡咽喉的夔门上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两岸黑糊糊的桃子山，快到奉节港了，人们心里升腾起一阵暖意。

五、峡江不眠之夜（2）

奉节县城不大，但旁边的白帝城却享誉中外，三岁小儿也会朗诵“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诗句。记得有一次，一个40人的日本旅游团，在乘船路过白帝城时，竟齐声朗诵李白的这首诗，令我感动不已。

白帝城传诵着令人伤感和令人扼腕叹息的三国故事。游人走进白帝城，在“刘备托孤”的大型群塑面前，谁都会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感慨，心灵会感受到历史的强烈震撼，耳畔会鸣响起《出师表》中的名句：“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白帝城下右前方的河滩，是著名的古迹八阵图，传说当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误入诸葛亮布下的八阵图，在乱石滩中迷了路，左冲右突仍无法突围，幸得诸葛亮岳父黄承彦指点迷津才脱险。

水八阵图是川江著名的滩险，它的正前方有一堆令人魂飞胆丧的礁石叫“对我来”，1958年毛泽东主席视察三峡，下令炸掉了顽石。但这里水势至今仍然汹涌紊乱，幸亏我们乘坐的渔政10号轮有监督艇捆绑着护航，不然，还真担心滑下滩去。

到奉节县二招待所“皇思楼”歇下，已是晚上11点多钟。

我无法瞌睡，补记完当天的日记，便与重庆电视台的记者姚渝下楼来。在“皇思楼”旁的甘夫人墓前，我们惊奇地发现，甘夫人墓前的老枯树竟长出两枝新绿。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是甘夫人又相思刘皇叔了。这枯树名叫相思树，已经是好多年不发芽了，或许相思太苦，才在寒冬长出新绿。

在这三国历史文化遗址的老县城，甘宇平给县里提出要求，抓住三峡移民发展机遇，就是要“借势下徐州，动脑筋想办法，扎扎实实打好移民搬迁攻坚战”。

这些天来，甘宇平带着区县委负责人白天检查移民工地，晚上不是摸黑赶路长途跋涉，就是听各地汇报，常常工作到夜阑人静。随行的记者戏谑说，这叫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在云阳县，甘宇平带着一拨人检查了新县城的建设情况，还到故陵镇故陵村看望了移民。移民刘三毛显得有些黑瘦，他在沈阳当过兵，回到家乡后，用积蓄的5万多元盖了两楼一底的新居，楼上做卧室，楼下开了一家五金店，还买了一台客货两用车，一年的收入在1万元以上，小日子过得挺红火。

甘宇平在刘三毛宽敞的新居里对大家说：“这家移民，一、二、三产业都有哩，有意思，诸位要思考思考。”

刘三毛急忙抓住“机遇”，叫媳妇抱着小儿子，一家三口就在新居拥着甘宇平照了一张相。

“快到春节了，我提前给你们拜年！”甘宇平对移民双手抱拳地说。

刘三毛很激动，甚至有些哽咽。

在去云阳双江大桥的路上，遇上了农家办喜事的一对新人，新娘胸前佩戴着一朵精巧的红花，脸上露出甜甜的笑靥。跟在新娘后面的嫁妆有彩色电视机、录像机、大红花被盖、梳妆台等物品。

三峡人坦率，性情耿直，姑娘出嫁也不例外，有啥嫁妆也得露在外面；一路走，一路吹吹打打，引得路人驻足，引颈观看，好不羡慕。

当新郎新娘得知市领导甘宇平到移民区来了，睁大眼睛，惊喜地向甘副市长一行人招手。

吉庆的日子有贵人到，真是喜上加喜啊。

我们一行人前往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西沱镇，在长江的渡口等了1个多小时，库区交通就这现状：

“一条大河波浪宽，两岸望得脖子酸”；

“车到山前没有路，车到江边等车渡”；

“水是水，山是山，对面能说话，相逢得半年”。

一长串车辆排在忠县车渡，驾驶员们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一筹莫展，纷纷走下驾驶台来与人吹牛谈天。甘宇平也利用闲暇与一年轻卡车驾驶员聊起长途运输来，一直等到车渡船靠岸。

石柱县地处峡江腹地，是全国最大的长毛兔生产基地，全县圈存长毛兔200多万只，年产兔毛800多吨。这个县还是全国闻名的黄连生产基地，具有很多天然优势。

石柱县有37公里长江水岸线，西沱镇是石柱县伸进长江中的一个大镇。按照三峡工程175米高程蓄水计算，全县将淹没的范围涉及一个区、三个乡、两个镇，淹没土地8150亩，房屋33.3万平方米，全县共有移民8465人，移民补偿资金2.715亿元。

江边离县城87公里。年轻的县委书记洪天云只有33岁，他热情相邀，非要甘副市长带的这拨人去县城看一看，给干部们讲一讲新直辖市的历史使命。

于是，车队驶上了去石柱县城的山路。

我们乘坐的几辆“三菱”吉普在蜿蜒的山路疾驶起来，沿途扬起阵阵经久不散的尘埃。我望着车窗外起伏的山峦，思绪回到了昨天在忠县的一幕……

甘宇平对在忠县巡视的情况是比较满意的。

在山东对口支援忠县的一家设备厂，他听取了年轻厂长罗继明的汇报。厂里说打算先安置移民50人，等厂里条件好了，一共可安置150名移民。甘宇平听了很高兴，连连夸这个山东人有志不在年高；见电视台记者在一旁摄像，他便打趣地叫记者一定把这条新闻发出来，给厂里“变相”打个广告，也算是对山东省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一点酬谢。

忠县有一个火电厂、九个水电站属淹没搬迁企业。这十家企业实行组合大搬迁，建立了忠县火电厂，总投资1.3亿元，其中移民资金4000多万元，要求1997年第一台机组发电。

在沸腾的工地上，甘宇平撞见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工地指挥长黄龙泉。这伙计喝得醉醺醺的，突然见了甘宇平有些不知所措。甘宇平没有直接批评，而是笑吟吟地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说，伙计，中午是多喝了一点啊。他对一旁的总工程师说，办公室主任是一个万金油角色，协调各方关系还可以，技术上、工程质量就要靠总工程师了啊。他建议县长、书记悬赏，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工程按期完成就奖，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当然，完不成还得重罚。

忠县罗家桥是一座漂亮的石拱桥，长142米，宽18米，全是由整整齐齐的青条石砌成。忠县人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只花了228万元就修好了石桥。甘宇平说，他陪同国务院三峡建委副主任郭树言到库区，看了此桥都很满意，也感慨万分：要是三峡库区都能这样就地取材，都像这样艰苦奋斗，何愁百万移民搬不出啊。

在巡视忠县白桥溪大桥时，我被大诗人白居易的塑像迷住了：他手拿一本诗书，仰视着新县城方向。白居易曾任忠州刺史，在忠县住过一段日子，并在这里写出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他奉旨还京离开忠县时，写了一首题名长得罕见的诗——《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诗中曰：

别僧山北寺，

抛竹水西楼。

郡树花如雪，

军厨酒似油。

时时大开口，

自笑忆忠州。

今天，在忠县大半座县城被淹之时，三峡人还不忘记给这位大诗人塑像。白桥溪大桥200多米长，共投资移民资金800多万元，是连接新、旧县城的一条重要通道。

令人惊奇的是，这座大桥桥头的拱跨下，却有一幢青砖楼房。房顶离桥拱只有两三米的距离。

忠县移民局长介绍说，修建这座大桥时，原计划桥下的建筑全部拆除，可桥下丝厂的宿舍要价太高，县移民局和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丝厂还是不愿拆迁。迫于无奈，工程技术人员经过精心设计和测算，设计出只拆一层楼，桥拱跨过房顶的方案。这样，就只赔偿了一层楼。节约了20多万元移民资金。

谁知，桥修好之后，车从桥面过，噪声吵得人心烦，住在宿舍的工人骂科长，科长怨厂长，留下一连串笑柄。后来，我在担任大江截流《三峡工程百万移民五年成就展》的总编辑时，把这个有趣的故事编成了一组照片，供人们品味、观览。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来看展览，他在这组照片面前说，这个真实的故事很有典型意义，教育了建设拆迁中的“钉子户”，也教育了很多人。

甘宇平叫随行的记者拍了大桥的录像，让其在电视台曝曝光，借媒体进行监督。库区部分人有一种错误倾向，一谈到移民工程就伸手要钱，移民资金成了“唐僧肉”，这家工厂或许就是想多要一点移民资金。

汽车的油门猛然轰鸣，开始爬坡了，甘宇平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他推开车窗，吸了吸旷野清新的空气，把眼光投向巍巍群山……

石柱县是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受淹的18个区、市、县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甘宇平对这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可以说是一往情深。他以前就多次到过黔江和石柱县城。黔江地区所辖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五个国家级贫困县，是出了名的“穷棒子合作社”。

有一句流传百年不衰的民谣：“养儿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

为什么要“走一遭”？就是去体验贫困、穷苦和艰辛恶劣的生存环境。这句民谣虽然没有唱到石柱，实际上石柱的“境遇”也是“大哥莫说二哥，几个县差不多”。

原国务院三经办主任李伯宁曾组织拍摄了酉、秀、黔、彭、石和三峡库区的贫困状态，取名为《穷山的呼唤》。这部电视片在北京引起了轰动，许多老革命家和老将军看后老泪纵横……

穷啊，黔江地区的贫困现状和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是触目惊心的。1988年，这个只有278万人口的地区，贫困人口达190万，有4万多人住岩洞、窝棚，105万人饮水困难，还有近60万人患地方病，4万多适龄儿童无法上学……

五、峡江不眠之夜（3）

贫困如狰狞魔影，如彤彤阴云紧紧笼罩在人们心头。

甘宇平很小就知道“走一遭”的民谣，然而对黔江贫困艰辛感触最深的却是1992年一次打电话的经历。当时，他在成都打电话给黔江地委、行署，通知一件极为重要的事。电话打了两天，好不容易打通，可嘈杂之声震耳欲聋。这次长话令他大伤脑筋，叹喟不已。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人们已把信息波轻而易举地送上了月球、太空，而黔江这贫困的地方，却是“电话没有走路快，电报一送一麻袋”，邮局送的报纸成了“抱纸”。

1994年4月11日，他专程去黔江邮电局和西山通信中心，指示要尽快把通信搞上去，通信不上去，怎么脱贫？

1994年的春节，甘宇平率四川省委、省政府代表团去拜年，慰问金的统一规定只有10万元。他知道这10万元实在是太微薄了，无法向黔江地区5个贫困县的父老乡亲交账；便叫一些厅、局从扶贫的角度组织了一些物品和支援项目，专门列了一张单子，其中就有交通厅下拨支援一大笔修路费。多家筹资“买单”，他心里才踏实了些。

“要致富，先修路，少生娃儿多栽树，外加有一个小水库。”甘宇平这一句口头禅，也算是对贫困地区的嘱咐。

这次去拜年的经历，甘宇平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被撞击感：走四川所属的黔江地区，由于道路状况极端恶劣，政府代表团得绕道一大圈从湖北走，这恐怕是中国各省市罕见之怪现象。

甘宇平告诉我说：“我作为四川省的副省长，去自己的地盘办事，结果走到贾志杰（时任湖北省省长）同志的辖区上去了，你想我当时的心情是何等沉重？”

然而，使甘宇平心情更为沉重的是：当他率领慰问团车队冒着雨雪严寒，在结冰、陡峭的山路上，历经千辛万苦，像蜗牛般爬行了一天之后，抵达黔江已是夜晚10点多钟了。他和代表团的成员们没有想到，欢迎的人群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站在零下七八摄氏度的雨雪中，像一群苦难的雕塑伫立在街道的两旁；少先队员们嘴里呵着雾气，用冻得通红的小手，在雨雪中挥着花环，齐声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慰问团的成员们面对此情此景，一个个禁不住潸然泪下……

甘宇平的眼睛也濡湿了，他摘下眼镜，揉了揉发酸的鼻头，强忍着就要涌出眼帘的泪水，带着沉重的心情，挪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向人群：“别让孩子们受冻，乡亲们，快回家去吧……”

这一幕，时常在甘宇平脑海里叠印出来。每当讲起这些在贫困地区的工作经历，他都要动一番感情。

黔江地区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就因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才落下贫穷的痼疾。

打通要塞，连接外界，摆脱贫穷，发展经济，黔江人不知盼了多少年。为修路，不知流了多少血，洒了多少汗，不知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石柱县委书记洪天云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是一个具有现代经济头脑的年轻人。为打通石柱出长江口87公里的通道，曾组织全县1万多民兵修筑公路，硬是要在刀削斧劈般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通往江边的公路来。从新建段赵家桥至西沱移民开发区，有23.6公里的天险路段。这段路有104个涵洞，9座桥梁，需填土79.4万立方米，砌挡土墙13.3万立方米，需总工日199.8万个。施工紧张阶段，人们举着火把，挑灯夜战，吃在工地，睡在工地。洪天云与大伙儿一起同甘共苦，很多时候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民兵们看见书记都这样“玩命”，全都豁了出去。突击黑风口路段，3000多民兵腰系绳索，悬空开山凿石，头上是万仞峰，脚下是百丈崖，半山腰上，只见铁锤飞舞，尘埃弥漫，那一个个半山飞旋的身影，那声嘶力竭的吆喝、铁锤铿锵的奏鸣和飞扬的土家号子，构成了石柱儿女向贫穷抗争、向命运挑战的一幅幅壮烈图景……

经过70多天的苦战、恶战，石柱人硬是在鸟都站不住脚的山崖上，开凿出一条二级公路来。

甘宇平有一次曾对当时任交通部长的黄镇东报告说：“湖北的树，湖南的路，四川什么也没做；黔江可是赵世炎和刘仁的故乡啊，要改变行路难的状况，得请交通部‘慷慨解囊’才行啊。”

甘宇平到交通部，一次就办一件事，决不“狮子大张口”。黄镇东部长十分感慨地说，老甘这个人哪，每次来北京到交通部就只办一件事，不解决也不好办。三峡库区移民的事，就得优先解决啊。

也许是黄镇东对三峡有特殊的感情，他为改变三峡库区恶劣的交通办了不少实事。几年后，他被中央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

眼前，黔江地区5个县的交通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江边的西沱镇到石柱县城的87公里山路，有很长一段已经铺上了水泥。冬春之交，石柱人正忙碌着搞农田基本建设，沿途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

我们的车辆穿过一片松林坡，翻过山垭口，在一个人声鼎沸的工地上停了下来。石柱县委书记洪天云介绍说，这里叫龙沙河，龙沙乡的农民们正抓住农闲时机修筑一条长5公里、宽25米的人工河道。龙沙乡的党委书记项炳臣拖着疲惫的身躯走了过来，他披着一件旧毛领外衣，几天没睡觉，眼睛红红的。乍一看，项炳臣酷似一部老电影里的英雄王成，形也似，神也似，叫人暗暗称奇。

县委书记洪天云告诉我说，前几天，一位老乡抱病参加修筑这条人工河，由于劳累过度，倒在工地再没醒过来。人们给他送的挽联是：“热血洒遍龙沙河，敢叫日月换新天。”场面很是感人。

这里的老乡对乡党委书记项炳臣评价很高，很是敬佩和信赖这位带头人。修筑这条人工河，他们的口头禅是：上对江泽民（负责），下对项炳臣（负责）。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的乡党委书记。土家山寨民风淳朴，老百姓表达情感的方式独特，语言也质朴得惊人。

“汽车跳，石柱到，又伦敦（轮蹲），又纽约（扭腰）。”离开工地，车上不知谁人这样打趣说。我们从忠县出发，经过近100公里的颠簸，终于到达了石柱县城。

甘宇平下车来双手叉腰扭了扭问我：“这几天，你觉得味道怎么样？”“报告，味道好极了。”我嘴里虽这么说，可这一路实在是叫人胆战心惊。清朝陈广文有诗为证：“武陵峰万仞，突兀镇黔江”，“眼中全县小，脚底乱山降”。我们一路劳顿奔波，此行到石柱，沿途万丈悬崖，车轮边就是茫茫云海，谁不知生命诚可贵呢？

晚上9点，黔江地区、石柱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以及县部委办局负责人汇集在政府会议室，黔江地区叶欣专员、石柱县委书记洪天云汇报了黔江的经济状况和移民有关问题。

开完会回到招待所，已是夜阑人静了。

土家山寨的夜空是灿烂美丽的。我第一次到石柱，不愿放弃领略民族风情的机会，便一个人在街上迎着阵阵的凉风踽踽而行……

在石柱这一天，可谓是马不停蹄，风尘仆仆。甘宇平在石柱检查了沿溪镇青石砌成的近40米高的江堤，检查了西沱移民开发区、生化厂和已栽种16000株夏橙的移民果园，还走访了辽宁锦州对口支援三峡地区的药厂。药厂流动资金紧张，仍坚持优先安置100多位移民就业，甘宇平对此表示满意，因而在晚餐时，平时不喝酒的他还兴趣盎然地小酌了几杯。

能不高兴吗？当然高兴。在当前这种紧迫的形势下，还有什么事比搬迁安置好移民更值得高兴的呢。安置好移民，就是安民啊。还有，这次到石柱，甘宇平耳闻目睹了这块神奇土地的巨大变化。

几个月前，也就是1996年5月，国务委员陈俊生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精神，率国务院有关部委30人，和省委、省府40多人组成了70多人的联合调查组，用10天时间抽查了5个县、10多个村、100多户人家。深入细致的调查结果令调查组大为震惊：经过8年的扶贫和自身苦干，这个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从1988年的235元增至823元，人均占有粮食从299公斤增至508公斤，65万群众解决了吃水问题，4万多住岩洞、窝棚的山里人搬进了新居，基本消灭了地方病，农村适龄儿童绝大多数能就近上学了。

这一神奇的变化，令陈俊生和调查组都感慨不已。

陈俊生1996年5月14日在调查结束后的干部大会上讲：“《诗经》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们的地委书记税正宽（后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讲，‘兴黔之举在于实’，我改了两个字，‘兴黔之举在于苦干’。‘苦干’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黔江这地方山大沟深，我昨天讲，山外青山还是山，只见石头不见田，所以就得靠‘苦干’来解决。”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这的确是“黔江精神”的真实写照。

为官一任，苦干一场，造福一方。据介绍，在与贫困决战的8年中，有3名厅局级干部、10名县处级干部在带领民众与贫困苦斗中流过血、负过伤，有3名县处级干部为脱贫把一腔热血全洒给了这片土地，至今长眠在荒山野岭……

甘宇平在石柱干部大会上讲，石柱为啥会成为全国有名的长毛兔基地？书记、县长为啥叫“兔书记”、“兔县长”？大家想一想。我强调一个观点，三峡移民是政府的大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责，发扬“黔江精神”，打好移民搬迁的攻坚战。

石柱的隆冬之夜，寒气袭人，甘宇平热情的话语却使人心里暖融融的。讲毕，他站了起来，双手抱拳，躬腰拜年，向大伙儿致以新春的祝福。石柱县政府会议室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飞出窗外，飞向旷野，飞向深邃、广袤的夜空……

第二天清晨，“三菱”车又开始急行军，爬山路，蹚水路，赶到石柱县和丰都县的交界处，涪陵区政府的领导王耘农（后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赶来接住甘宇平一行人。

在丰都兴义镇，听了镇党委汇报，检查了移民安置房，看望了几户移民，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涪陵区南沱镇，一边检查新建场镇建设，一边在工地听镇长的汇报，之后又行色匆匆地赶往涪陵联丰村。

联丰村支部书记张洁蓉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女干部。她三四十岁的模样，疲惫的脸色微显蜡黄，但看起来却分外精神。她见重庆市的领导来了，不紧不慢吐出一串数据：联丰村有515户人家，土地1462亩；8个合作社中，有4个社涉及移民搬迁，受淹81户计318人，淹没土地384亩，淹没房屋2190平方米。张洁蓉口齿清楚，数字概念准确，汇报语言简练，大家都夸她是个明白人。

村长陈双义也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虽有几分腼腆，却豪气冲天，他是个生产榨菜的专业户，收入颇丰。他说，村里正想法选一个省市级的科研项目，不搞就不搞，要搞就搞好的项目，“Y”（重庆土话“差”或“孬”的意思）的项目坚决不搞。

联丰村的移民工作搞得很有特色，在移民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村党支部组织大伙儿筑路修房，依托沿江公路修了一排移民房，这些房子全都是新崭崭的，不少移民正忙碌着搬家。

从这些天沿途耳闻目睹的情况看，库区安置农村移民已经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不管是巫山县的安坪乡，还是涪陵的联丰村，都形成了“江边一条路，路边一排房，房前工商业，房后种果粮”的安置模式。

甘宇平对陪同检查的王耘农说，以前，对涪陵工业搬迁结合技改的认识较深，涪陵的工业搞得很有声势、很有起色，在整个三峡库区都有典型意义。这次检查了农村移民安置的路子，对涪陵的移民工作又有了新的认识。

涪陵地处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是三峡工程的重点淹没区。著名的古代长江水文站——白鹤梁就在城区长江边的长石梁上。

晚上，涪陵区政府会议室灯火通明，甘宇平白天检查了城区和一些移民工地，晚上又听汇报。这是他出任重庆市副市长第一次到三峡库区检查工作的最后一站。开会前，他告诉我说，他要把这十几天来的思考讲一下，回到重庆马上向市委报告。

涪陵区区长聂卫国（后任新疆建设兵团政委、中央候补委员）一脸憔悴，满面倦容。我注意到，他汇报时桌前放了几包餐巾纸；这几天，他改写移民工作的材料，通宵达旦地工作，休息少，劳累过度，患了重感冒，清鼻涕长流，因而不得不一边汇报一边擤鼻子。他汇报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三峡移民任务艰巨，前期补偿资金偏紧，不能叫移民部门孤军深入，政府要挂帅，要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

王耘农接着汇报了涪陵的移民工作进展情况。

甘宇平听得很仔细，他认为，聂卫国和王耘农的汇报有深度，理论上也有一定的高度。他说，涪陵为移民工作勾画的蓝图，对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有实践意义。

我这次跟甘宇平10多天，一直仔细观察他。我发现，他视察移民工作，发现麾下干得离实际要求有差距，就眉头紧锁，缄口不言，然后在会上或婉转、或尖锐地批评一通；如果见工作干得有创造性，干出了名堂，且业绩不错，他自然会眉头舒展，妙语连珠。

涪陵的对口支援抓得虎虎有生气，甘宇平说：“浙江省对口支援涪陵是很有成效的，我心里很感动。在北京开会时，碰见了浙江省省委书记李泽民，用自助餐时，我就主动为浙江省的领导端盘子，这也算是对人家对口支援省市的一点酬谢嘛。”

“库区人多地少，农民外出打工有传统，我们政府要坚决支持。”他说，库区的农民是“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三个月休闲，三个月挣钱”。别小看三峡库区这些外出打工的民工，用当年打工者的话说是“一根扁担两只筐，收入超过胡耀邦”啊。

谈到库区的投资环境时，甘宇平感叹说，有几个省市的同志向我反映，一到库区，才发现该通的不通（公路），该漏的不漏（马桶），该响的不响（电视机和音响设备），该办的不办（管、卡、压），该免的不免（乱收费）……

“我到过新加坡，新加坡的航空公司可以说拥有世界第一流的服务。我曾问一位空姐，你们的服务为啥这样周到？空姐回答说，总统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太小，资源太少，不做好服务不行啊。想想人家，看看自己，我们三峡库区不做好服务，不改善投资环境行吗？”

谈到库区旅游时，甘宇平说，他有一次陪中央首长到库区视察，在石宝寨，发现旅游产品很少，而且还全是外省市生产的。他说他到过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那里的旅游产品高、中、低档全有，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我们三峡库区有著名的天下一绝——天坑、地缝，有享誉中外的大、小三峡。每年到小三峡的旅游人数就达100多万人，因无旅游产品可买，平均每人只花了100多元钱，乘船进峡的一张船票就差不多100元。游客们的钱没留下来，只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

涪陵的经济发展在重庆和西部地区都算一个奇迹，一个小小的地区，竟有几家上市公司。甘宇平对此深有感触。他讲资本运作时打比方说，国际、国内资本是海洋，上市公司就是一架抽水机，库区如何利用资本营运、扩张，为移民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这里面的学问如大海一样深啊。

回到下榻处，已是晚上11点，我见甘宇平房间的灯还亮着，走近一看，他正蹲在沙发边，伏在茶几上起草祝贺丰都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贺信。丰都是三峡库区全部淹没、需全部搬迁的8座县城之一，建长江大桥，就是为县城从长江南岸搬到北岸作基础准备。

甘宇平说，因要赶回重庆向市委汇报，库区在大江截流之前“打好移民搬迁总体仗”，不能去参加盛大的通车典礼，写封贺信，也算聊表心意，尽一份职责。

我回到房间，记好当天的日记，点燃一支烟，出门伸伸懒腰，透透空气。峡口的远方传来两声长长的汽笛声，从武汉开来的轮船发出了要停靠码头的信号。“夜半钟声到客船”，寂静的江流开始喧闹起来。

此时，城区的灯火已经稀疏、消落了，我看见，甘宇平房间的灯光还亮着……

三峡移民区，长夜漫漫，人难眠，峡江难眠。

一、艰难的抉择——投 石 问 路

投 石 问 路

1999年8月12日，重庆酷热难耐。

傍晚8点，菜园坝火车站，人声鼎沸。

重庆库区4个县的864名移民已在候车室排好队，准备登上前往新疆的移民专列。每一个移民胸前都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姓名、性别、迁出地的地址和迁入地“新疆建设兵团某师某团某营某连”的地址。

市长、秘书长、移民局长等政府要员都到站台为移民送行。但令人奇怪的是，如此“高规格”的送行，却没有安排鲜花、彩旗和欢送的人群，也没有多少新闻记者前来捧场，只有火车吭哧、吭哧的沉重喘息，给这趟移民专列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我汗流浃背地穿行在人群中，忙着拍照片。很快，我的镜头对准了一家移民，户主叫黄承奎，34岁，一家5口人。他最小的女儿胸前挂的牌上写着姓名：黄亚林；年龄：5个月。这一家子来自夔门康乐镇上坝村3社。

按官方统一口径的表述：这864名三峡移民是前往新疆“劳务合作，过渡移民”。而我心里则非常清楚，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大规模组织三峡移民迁往外省的一次“投石问路”行动。

候车室有不少细心的旅客，他们也发现了与“外出务工”不相符的重要细节：务工不可能带着古稀、耄耋老人和孩子同行。

移民队伍中就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孩，母亲用一个挂篮把孩子挂在胸前排队候车，母亲的胸牌系在脖子上，婴儿的胸牌就系在挂篮上。由于天气闷热，年轻的母亲额前的汗水如珠子般往下掉，她一边擦着汗，一边用手给婴儿扇着微细的风……

移民干部蒋为中对我说：“婴儿出生不到两个月，全家都要走，她不可能一个人留在库区，这可是一幅移民舍小家、为大家，令人感佩不已的图像啊！”

市长、移民局长把移民专列护送团团长郭晓峰、副团长陈刚等人叫到面前，一再叮嘱旅途中的注意事项。

在移民陆续上车时，我和护送移民进疆的移民干部付远全、冯志华、李银国、曾道平、夏涛、杨盛金、赵德斌等人一一告别。由于我不能随移民专列到新疆，我就请他们做好日记，回来给我讲“移民旅途中的故事”，当然也说了“一路平安”之类的祝福语。

21点15分，火车鸣响启程的汽笛，这批来自开县（154人）、忠县（226人）、云阳（324人）、奉节（160人）四个县的864名移民启程前往新疆。

送别的人挥挥手，移民泪湿站台……

移民乘了一天的船到重庆，转乘专列经过4天4夜的旅程，于8月16日18点53分进入乌鲁木齐站，然后又分乘汽车、火车分赴新疆建设兵团下属的各个连队。

这批移民在新疆主要从事摘棉花及其他零活。

这一次“投石问路”行动，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社会舆论沸沸扬扬，还是一石击破水中天，打开一个移民搬迁的突破口？是成功还是失败？谁的心中也没底。

这864名移民到底是到新疆临时打工，还是永久定居？当时社会各界、中外传媒均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果然，移民专列还没到达新疆，各种报道就出现在报刊、电视和各大网站上。让移民走出夔门，在世界上都是极为敏感、复杂的话题。

政府组织这批移民到新疆打工、摘棉花、干零活的真实愿景又是什么呢？事情还得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说起……

当三峡库区就近后靠安置移民全面启动之后，紧迫感触动了重庆库区开县的农村移民。他们在确认漫漫江水将永远吞噬他们的房屋和土地之后，就开始掂量自己的生存之道，琢磨着为自己找一块新的栖息之地。

三峡水库移民分散在水库两侧约2000公里长的狭长地带内，涉及19个县（市）的331个乡，淹没35万亩耕地和7万亩柑橘。三峡的土地淹了，可外出打工的移民发现，库区之外却有不少土地荒芜、闲置着，他们看着既心痛又眼馋，于是就试探着联系县外、省外的亲朋好友。当地政府认为土地长期撂荒也不是办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同意移民迁到“耕者有其地”的地方定居了下来。

这种由移民个体自作主张、自己联系定居点的迁移方式，叫自主外迁。这是由三峡移民创造的、政府后来肯定的、一个也将载入三峡移民史的特殊词汇。

库区自主外迁的移民从一个到几个，从一家到几家，一天天增多起来。几乎同时，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的移民，也和开县的移民一样，“悄悄地”进行着自主外迁，并逐步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三峡移民开始噙着眼泪走西口、闯关东、下湖北……

三峡工程上马，大量土地被淹，峡江人口环境容量成为中外关注的一大焦点。管理层也在不停地思考：百万移民是全部就地、就近安顿下来？还是走出夔门寻求新的安置模式？

从1985年移民试点到1998年以前，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安置方式基本上是就地后靠。三峡工程库区100多万移民，按当时国家制定的三峡移民政策，60多万城市和城镇移民全部在新城市和新城镇安置，40多万农村移民主要采用“以土为本”的办法，通过开垦荒山荒坡、调整原有土地、改造贫瘠坡地等手段，将移民后靠安置。

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这40多万农村移民一人开垦一亩地，就要新开40多万亩荒山，这大片土地又从何而来？

曾经，在对待移民是否外迁问题上，库区管理层一直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难以启齿。

就因为几十年来，水库移民外迁的教训举不胜举，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修的众多水库来看：移民外迁之日，就是移民返迁的开始，几乎所有的水库无一例外。

水库移民成规模返迁回老家，是中国水库移民从没有走出来的一大怪圈，其风险性更是难以估量。

三峡库区各个管理层都相当清楚，当初之所以让移民全部就地后靠安置，就是担心移民形成返迁大潮。

三峡库区政府机关、移民部门的办公桌上，都放有中国水库移民外迁方面的资料，不管是公开的和不宜公开的各种书籍、材料、通报和水库移民方面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一位移民干部直言不讳地说：“在水库移民问题上，很多时候的经验全是他妈的无稽之谈，相反，很多教训才对三峡移民工作有用。”

每当我读到水库移民返迁的一部部“辛酸史”，心中都像塞进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就拿丹江口水库来说，移民返迁共计10万人次，占41万移民的26%左右。移民返迁主要有五次大的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期间，库区河南淅川县向青海省移民2.2万人，结果到1961年底返迁1.5万人。第二次发生在1968年，湖北省荆门县的河南淅川移民与荆门老居民发生武斗，导致1万余人大返迁。这些返迁移民是1966年、1967年分两批迁入荆门的2.5万移民中的一部分。第三次发生在1969年至1970年间，宜城、襄阳、沔阳、随州、嘉鱼、京山的丹江口水库移民又有约2万余人返迁。1973年、1981年先后又发生第四、第五次移民返迁，每次返迁人数均超过4000人。

再看看黄河著名的三门峡水库，一共搬迁移民41万人，规模较大的移民返迁行动，前后算下来就达17次之多。其中一大原因是水库设计的水位线下调，原计划淹没的土地大部分没被淹没，被库区驻军和农场职工占用。移民要求返迁态度强硬，行动坚决，写下了黄河移民大返迁的一部艰辛的血泪史。后来经国家批准，库区驻军和农场职工退还30万亩土地，安置返迁移民15万人。

新安江水库移民涉及安徽省歙县，浙江省淳安县、建安县，共移民30.9万人。移民从1958年全面搬迁，但是不久就出现返迁，仅1960年就有2000多人返迁。1961年到1964年又有6000多人返迁。几年后就有2万余人回流库区。另外，从1961年到1970年间，又有8万多人从浙江的安置地重新迁到江西抚州、九江、吉安3个地区的16个县及安徽省的一些县中重新安置；也有少部分移民重新迁入浙江其他地方安置。

山东平湖水库产生移民27万多人，省内安置15万余人，东北三省安置11万人左右，还有1.3万人投亲靠友，分布在全国25个省市。但从1963年开始，移民陆续返迁。到1973年，总计有20多万人返回库区，返迁率竟高达80%。

河南陆浑水库是20世纪60年代在黄河支流伊河上修建的大型水库，该水库移民4万多人，先后经历了三次搬迁安置，每次搬迁后都有返迁。1960年水库兴建时，移民迁移安置采取不打乱生产队建制的方式，生产队集体层层上靠库区周边附近的社队，结果至1961年底移民几乎全部返回库区。1962年5月，洛阳决定对返库移民进行第二次迁移安置，仍采用集体层层上靠的办法安置，结果大部分移民又陆续第二次返回库区定居。1973年7月，洛阳不得不决定进行第三次移民，迁移安置方式有：就地后靠，嵩县县内近迁，外迁到偃师、伊川、汝州、汝阳4县（市）安置区进行分户插队安置。也许是事不过三吧，第三次安置效果较好，但是仍有部分移民滞留库区。

从以上几个水库的移民情况来看，移民外迁他乡是“轰轰烈烈”开始，但最后仍以大部分移民返回库区而告终。

在这么多充满血泪的历史教训面前，谁不对移民外迁畏惧三分？

10多年来，三峡水库百万移民是就地后靠安置，还是外迁安置？上上下下属于“争论无果”的迷茫状态。

但是，三峡移民就地后靠的生存窘态，还是把移民外迁这一谁都不愿碰的、且毫无胜算的超级难题推到了库区各级政府面前。

湖北库区秭归县县委书记汪元良掐指算了一笔账，全县43万人，有50多万亩土地，包括海拔2000米以下的所有土地。如果世居江边的4万多农村移民全部就地后靠安置，“两个人吃一个人的饭”，人均只有2分地。海拔超过600米的地方，移民说什么也不愿去。加之秭归地处峡谷深处，山高坡陡，行路困难，移民即便是去了也难以生存。

县委、县政府对大批无地安置的移民忧心如焚！

农民无地不农，无地不安，无地不稳！不管是古时候陈胜、吴广和李自成、张献忠的揭竿而起，还是现代打土豪、分田地，无数血与火涤荡的历史证明，农民失去土地、无法生存，往往是引发社会动荡和剧变的前奏。农民几千年的血泪史换来了一个朴素真理：土地，不仅仅是教科书上说的生产资料，还是农民的立身之本，是农民的命根子。

汪元良找到宜昌市市委书记罗清泉（后任湖北省省长）大倒苦水：秭归县无论如何也无法安置自己县里的移民，移民必须外迁。罗清泉听了当即拍板，就在宜昌市所辖的14个县（市）安顿秭归的移民。

于是，经过精心的谋划，1995年4月20日，秭归县香溪镇官坪村移民开始了迁出本县到外县安置的历程……

巴东县有10268名需要生产安置的农村移民，但大量土地被淹之后，竟有3353名移民根本无土地安置。没有土地，还叫农民吗？农村移民没有土地，就会变成一群“无业游民”。

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三峡农村移民没有土地，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干出来？巴东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制订出一份“不敢公开”的计划，提出了对3353名农村移民的“消化”办法，就是让移民出县不出省，外迁安置1500人，投亲靠友1853人。当时高层的三峡移民政策倡导就近、就地、后靠安置，这份在省内大规模迁移三峡移民计划也处于一种“地下状态”。

有了秭归移民率先迁到外县安置的先例，管理高层也没过问，湖北省又“悄悄”批准了巴东县的这份“悄悄”的计划。

湖北省认为这样做也有充分的道理。因为，三峡移民管理运行体制是“中央统一领导、分省（市）负责，县为基础”，自己省内的移民自己负责安置。把巴东的三峡移民迁到几百公里外的地方安置，还是在本省之内，符合“分省负责”的要求。

“各自打扫门前雪”，也是一种责任制。

这种既可以叫外迁，又可以不叫外迁的做法，也是严峻的现实给逼迫出来的。湖北人的聪明，“九头鸟”的智慧，又一次在政策框架下机智地展示了出来。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麻雀飞过也留有影子。不论是移民发明的自主外迁和地方政府“悄悄的行动”，还是惊动了管理层。

不过，这一次管理层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大动肝火”，也没有缄默不语，而是决定因势利导，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在重庆江津市搞外迁移民试点，另一种方式就是以“劳务输出”的形式，组织三峡移民到海南、新疆、黑龙江、山东等地打工。

政府的真实意图是：如果移民经过一段时期打工，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最后愿意留下来定居，则由当地政府提供各种便利，库区政府就拨给移民补偿资金，这部分移民也就可以“销号”了。

重庆组织864名移民举家迁到新疆务工，由于是“投石问路”，还是显得比较谨慎。为让到新疆的这批移民有一个逐步适应期，他们在三峡老家的房子不拆除，移民承包的土地也不划转给别人。

试点的一大特点就是：期望成功，也允许失败。

200多位巫山农村移民，在政府组织下到海南国营农场打工割橡胶……

开县政府也组织了200多位移民到黑龙江打工，主要方式是在黑油油的土地上种粮……

但是，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移民在生活习惯、劳动方式、生产技能等方面很快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几个月后，移民就不再愿意在遥远的地方“务工”，开始举家迁回库区。

到黑龙江种地的有23名移民表示愿意定居下来，其余全部回到了库区；到新疆务工的800多名移民中，除10多人愿意留下打工挣钱，其余都回到了忠县、云阳、奉节、开县各地的老家；到海南割橡胶的200多名移民，只剩一个人愿意留下，其余全部返回到了巫山峡谷。

这一次“投石问路”，并没有出现“一石击破水中天”、打开移民外迁突破口的理想状态，反而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移民工作一下陷入了困局、难局。

原水利部门的一位资深专家戏谑说：这一次“喝开水还是烫了嘴”，叫三峡移民外迁的人，还是“闭上嘴巴的好”。

“不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对移民外迁的风险性估计不足，当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花了那么多冤枉钱，该谁买单？谁来负责？”

“新疆、黑龙江、海南岛，这三个地方可都曾是古时候的‘流放地’啊，虽然土地多，有活干，但移民会怎样想？他们是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三峡移民，而不是流放者！”

一位对水库移民问题颇有研究的专家认为，主张移民外迁的理由是库区的环境容量太小，但从我国许多移民返迁的案例来看，库区的环境容量很大程度上与移民外迁无关，因为移民涉及到人，这种迁徙行为是人类社会学中的一个复杂课题，不能认为移民外迁就真能解决库区环境容量的矛盾。

初试锋芒，出师不利，加之社会上的众说纷纭，无情的事实给移民外迁浇上一盆冷水，从头淋到脚，冷得人钻心的痛、透心的凉。

移民迁往新疆试点失败了，这次投石问路必然会在三峡百万移民史上永远“记录在案”。但是，从唯物主义“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来看，正是管理层吸取了这次移民迁往新疆的教训，才有了后来的移民惊心动魄外迁大潮！

一、艰难的抉择——两 难 相 权

外迁碰壁，试点失败。

就在新疆、黑龙江、海南的移民返回三峡老家的同时，库区部分后靠移民的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水库移民的风险性又从另外一个层面凸现出来。

巫山2000多名移民原来居住在海拔100米左右的河谷，随着水位一截一截的上涨，迁到175米水位线以上的200米的地方之后，他们的“原生态”随即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于往后靠的地方崖高坡陡，沟壑纵深，土地贫瘠，庄稼收成骤减，不少移民在陡坡上开垦的小块荒地，戏称为“大字报地”、“屁股大块地”、“一顶草帽就能遮住的地”。土地分散，移民生产困难。以前担着两桶粪走几十米、一两百米就可以浇淋庄稼，现在要跨沟溪过河，绕行几百米甚至绕几公里才能到达耕种地。

涨水之后交通的不便，还造成了部分移民就医难，孩子上学难，生产交易难等等，后靠安置出现的种种矛盾也使当地政府焦头烂额。

就地后靠安置的移民，虽然可以“听艄公的号子，看船上的白帆”，但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摆到政府的面前：如何生存下去？

库区人口环境容量压力大增，而就地后靠移民的生存环境又遭遇空前的挑战。就地后靠安置难，外迁安置也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移民工作又一次陷入了两难境地。

但是，外迁新疆试点失败之后，管理层并没有轻言放弃外迁的打算，仍在总结经验教训，忙忙碌碌寻觅安置移民之策。

护送移民到新疆务工的陈刚回到库区之后，一直苦苦琢磨移民外迁问题。他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水库移民返迁也折射出当时的时代背景。水库移民返迁情况复杂，但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一是返迁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兴建的水库的移民之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移民返迁人数一直居高不下，但到了70年代末期，社会逐渐走向稳定，移民返迁人数就降了下来。这说明，中国社会动荡是移民返迁的重要诱因，而社会稳定是移民搬迁安置的重要基础。二是1984年、1986年，中央出台了要求抓紧处理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系列政策，极大地稳定了人心，使水库移民返迁人数急剧减少。这说明正确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兑现，才是安置移民、减少移民返迁的一大前提。

移民到新疆、黑龙江虽然出师不利，但从中也透露出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接收移民的地方，与移民的生活习性差异太大，收入并不比留在三峡老家好，当地的耕作制度也不尽相同……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难相权取一难。

三峡淹没的大多是良田沃土，倘若让移民都守在库区后靠的山坡上，挤在自然条件恶劣和少得可怜的土地上耕种，大家都得备尝生活的艰辛，又怎么谈得上维护移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中央政府决定，三峡农村移民必须外迁一部分。由政府组织的外迁移民，不再去西北部地区，主要迁往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土地资源相对充足的中部以及受益于三峡工程的长江中下游诸省市。

这一次，中央高层的态度非常明确，三峡移民不是外出务工，而是迁到居住地永远定居下来。

让10多万三峡移民从祖祖辈辈的繁衍生息地迁到外省市安家落户，是三峡移民政策的一次重大的调整，也是历史性的转折。

1998年12月末，朱镕基总理在宜昌召开的三峡移民工作会上，要求受益于三峡工程的长江中下游各省、市，必须接纳和安置三峡移民。他从上海、浙江、江苏、湖北……挨个儿点着省长、市长的姓名，叫他们接收三峡移民的任务。

朱镕基总理鲜明的个性，省长市长们是清楚的。他上任伊始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说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总理指出，要坚持多种方式移民的方针，要因地制宜，把本地安置与异地安置、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政府组织与自找门路结合起来。特别要制定鼓励外迁的政策，对到外地投亲靠友的移民，当地政府应予以积极接纳；对集体搬迁到库区外、省外的移民，有关政府应热情欢迎、协助定居、开发。

各省市的省长、市长纷纷表态：要为党中央、国务院和三峡库区排忧解难，一定要安置好三峡移民。

上海表态说：谁都知道上海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迁出容易迁入难，50多年来从没接收过外来的大量人口。第一次就要接收5500名三峡移民（上海共接收7500名三峡移民），在人口拥挤的中国第一大都市算是“破天荒”。但是，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三峡是全国人民的三峡。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经济发展了，应该以实际行动支援三峡工程，接收三峡移民。

广东省表态说：我们沿海已经富裕起来了，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的三峡移民，如果按国家补偿的移民资金标准来修房子，按?地居民的生活水准，是肯定不够的。试想，如果移民修的房子不如当地居民的房子好，就是歧视移民，我们脸面无光，也对不起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的三峡移民。

湖南省表态说：湖南是水库大省，安置水库移民有丰富的经验。尽管本省还要安置五强溪水库的20多万移民，但还是要接受安置三峡移民的艰巨任务。

安徽、江西、四川等省都是并不富裕的中西部地区，但这些省、市从全国一盘棋的大局出发，还是鼎力支援三峡工程，接收安置了成千上万的三峡移民。

300年前的“湖广填四川”是把移民迁进来，而现在是要把移民迁出去，而这一进一出却有天壤之别，世界上无任何模式可资借鉴。

中央政府强力推动，国家机器快速运转，三峡库区外迁移民开始在重庆江津市试点，先从出县不出省（市）安置开始，逐渐推向全国。

1999年10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在重庆江津市召开三峡工程库区农村移民外迁现场会，会议由吴邦国副总理主持。

上海市、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浙江省、江西省等11个省市的省长、市长们都到江津试点现场查看了移民安置的情况。吴邦国副总理对江津的试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现场会上做了安置好外迁移民的重要讲话。至此，11个省市接收、安置重庆库区外迁农村移民工作全面启动。

全国11个省市明白，接收三峡移民，已成为一件“通天”的大事，而且是无条件、无价钱可讲的。这些兄弟省市也深知安置水库移民的苦楚，有的省市虽然背地里嘀咕：本地水库都有几十万移民没安置好，遗留问题很多，但仍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表示要接收和安置好三峡移民。

面对朱镕基总理、吴邦国副总理的苦口婆心，面对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省长市长们谁又能说半个“不”字呢？

三峡移民政策调整，移民外迁，是世界上比较敏感的话题。一些西方媒体认为，把水库移民迁到外地，牵涉到“人权”问题，并借此讥讽中国政府的水库移民政策。

“兴建三峡工程之初，不是说移民就地后靠、就近安置么，怎么一下要大规模迁往外地呢？”

“移民外迁，三峡移民政策全变了。”

“中国政府的政策真是变得太快了，真叫人捉摸不定。”

其实，变与不变，是一个简单、朴素的逻辑关系。事物天天在变，世界天天在变。哲学上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万事万物无一不是在运动、嬗变之中。

可是，移民自主外迁是一回事，由政府组织外迁又是一回事。当政府高层决定移民外迁的政策出台之后，各地具体实施起来，才知道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容易和简单。

移民自主外迁，是自个儿在自愿的基础上，先到接收地“相亲”，接收地同意划拨土地、上户口，算是“两情相悦”之后，才迁出库区安家定居。重庆的开县、巫山、云阳、奉节、万州等区县和湖北的巴东县、兴山县等地，一般都是单家独户，最多几家几户零零星星地迁徙，移民称之为“婚姻自由”，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对象”。

移民自主外迁的行动，体现了移民“舍小家、为国家”的博大胸怀，也得到了政府的充分肯定。但是，这种自主外迁的方式，一是规模小、迁出人数不多，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库区土地不足的沉重压力；二是移民自己联系迁出地的时间较长，而三峡工程是按期蓄水、按期发电，百万移民必须在蓄水时间表规定的时间内，及早搬迁出水位线。

由政府组织的移民外迁与部分移民自主外迁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国家政府选定三峡工程受益的省市和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安置三峡移民，是公开的、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中央指定移民接收地，库区各级政府立即“上门认亲”，迁出地和接收地立即开展热火朝天的移民迁移对接工作。

三峡移民从自主外迁到由政府组织外迁，从“投石问路”、“半遮半掩”到大规模组织外迁，走过了一条不平坦之路。

但是，三峡人能不能走出夔门，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从地理上看，重庆成为中央直辖市之前，地处著名的“四川盆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年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自成一统的生存习惯，已演变成为一种相当顽固的“盆地意识”。

历代统治者都感叹“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也与封闭的地理条件造成的“盆地意识”有关。

库区各级政府动员了上万干部下乡，对移民做了大量的搬迁劝说工作，而移民却认为是“指腹为婚”，不了解对方情况就“结婚出嫁”，是他妈的“隔着口袋买猫”，是“叫瞎子跳崖”，是……

“我本想迁到湖南，那里有我的亲戚，可镇政府却要我迁到江苏，不迁了。”

“我本想迁到广东，县里却要我迁到浙江宁波，我在广东打工多年，听得懂一些粤语了，现在要重新学说浙江话，从小我就晓得‘宁波官话’听不懂。我不迁了，不迁了。”

“我本想迁到山东，政府却要把我迁到上海。我就留在三峡不迁了，我就不相信三峡涨水会把我淹死了！”

…………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移民群体中，种庄稼的行家里手，想搬迁到承包地多的省份；多年做小生意的、打工的移民又想搬迁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各种想法，各种议论开始在库区河谷弥漫。

外迁是移民群众发明的，政府顺应移民意愿，制定了一揽子移民的外迁政策，鼓励移民迁出库区定居。可再好的政策，也是“宋江难结万人缘”，不少移民表示故土难离，不愿外迁他乡；甚至以前已准备自主外迁的移民，也表示“看看再说”也不愿迁走了。

移民外迁工作又一次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三峡大坝是按期蓄水，等不得，拖不起，移民不及早迁走怎么行？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知道情况后发出话来：三峡库区外迁移民工作如果不按时启动，就把移民迁出地、各省市移民接收地的县长、县委书记统统叫到我办公室来，我找他们一个一个谈话！

吴邦国副总理语惊四座，再次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坚强决心。

一、艰难的抉择——河谷总动员

巫山县大昌镇人多地少，按照安排，镇里的一部分移民就地后靠安置，一万多移民迁到广东、安徽等地安家落户。

全镇搬迁的总动员，绝不亚于一场紧张的“战争动员令”。

市移民局副局长欧会书带着一大群处长和巫山县的机关干部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联合工作组，进入大昌镇挨家挨户进行劝说搬迁和移民补偿政策的宣讲。

《关于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农村移民出市外迁安置资金构成的发放的通告》贴满街头……

安置地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拍成的碟片在街头农舍放映……

新家的基础设施条件、经济状况、农作物耕作方式、教育、卫生、医疗等移民关心的问题也制成小册子在发放……

整个集镇这里开大会、那里开小会，干部分片分组、承包到人。喊话筒、扩音器、高音喇叭和鼎沸嘈杂的人声，在这个千年古镇汇成一道强大的信息流：父老乡亲们，为了建三峡电站，你们必须搬迁！

巫山县外迁移民中年龄最大的叫郑英章，93岁，是大昌镇兴隆村人，村民尊敬地称她为三奶奶。这位老人在大昌镇有一个幸福的家，四世同堂，合家欢乐。而动员她外迁广东的正是她的孙子马正伦，马正伦是镇政府的武装部长，作出这样的选择无疑是痛苦的。作为孙子，马正伦却不能把年迈的奶奶留在大昌镇安度晚年，一家人从此分隔千里，血浓于水的亲情又怎能割舍？

“奶奶，广东那边挺好的，搬到那边去吧。”

“我都是快入土的人了，还要搬家到那么远的地方？”

“你过去后，我会经常来看您的。”马正伦哽咽着劝说奶奶。几经反复，奶奶为了孙子能完成“移民任务”，点头同意了。

在库区每一个地方，凡是与移民搬迁地有亲朋好友关系的政府机关人员和基层干部，动员亲友和家人带头搬迁是他们必须完成的一项“死命令”。这种责任就是“军令状”，是非此即彼的不二选择。

市移民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郎诚，其丰富的感情世界并不像政策法规那样“刻板”。在大昌，他面对移民，劝说移民搬迁，并不惧移民法规与移民期望值差异太大而理屈词穷，但在移民朴实、难以割舍的亲情乡情的感染下，常禁不住热泪盈眶……

郎诚站在一张木凳上向移民们分发《长江三峡工程移民条例》，一会儿就发了100多本，移民们了解政策的渴望心情可想而知。不少移民围着他咨询移民政策。

一位40多岁的移民走到郎诚面前，向他伸出一双手说：

“你看看我这双手，是种庄稼的手吗？”

“没有一点茧巴，一看就不是种庄稼的手嘛。”郎诚笑着回答说。

“是的，我20年没种过庄稼了，现在要外迁到安徽去种庄稼，我怎么习惯？我怎么生活？”

“你20年没种地，在大昌靠什么生活？”

“拣鹅卵石、开馆子、搞旅游就能生活得很好。”

郎诚一时语塞，他遇到的这位移民的特殊情况，政策的说服力有限。一双20年没种庄稼的手，现在要到安徽重新拿锄头镰刀，这绝不是生活习不习惯那么简单。

一位40多岁的妇女挤到郎诚面前说：“我在大昌多年都是搞旅馆。现在有80多张床铺，又不属于1992年制定的政策补偿范围，现在我们要迁走，这些财产又搬不到安徽去，白白损失了叫人好心痛，我们一家人几天几夜没睡觉，你看我眼睛都哭肿了啊！”

又一位中年移民扯开嗓子几乎是吼叫着对郎诚说：“我自己投资12万元打造的一条驳船，在小三峡一直搞运输，现在要迁走，我的驳船又啷个办？”

…………

移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在大政策的框架之内。三峡移民的产生过程和迁徙过程的复杂性，任何前瞻性的政策都无法预料，何况政策方面并不是没有缺陷。三峡移民政策从制定以来都在不断地修正、补充、完善。

移民的诘问从另一个方面启发了郎诚。

他从巫山回到重庆之后，在起草的《重庆市实施“长江三峡移民条例”办法》中的第59条增加了如下内容：“按照国家规定，不予补偿的外迁移民原有的固定资产，可采取拍卖、租赁及转让等方式处置，迁出地的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给予帮助，依法减免有关税费。”重庆市出台的这个文件，饱含着重庆库区许多移民工作者的心血，也是中国地方政府出台的第一部“移民法规”。

20年的移民搬迁、安置告诉我们，三峡移民运动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当初对困难的设想远不如实际遇到的困难多。一个矛盾出现，就有可能诱发一连串问题。因此，地方政府不断地完善各种工作制度，及时补充、调整政策，是使移民工作能够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

忠县有一个富饶的小岛叫塘土坝，岛上一个村、三个社，人口1000多人。由于这个岛最高处海拔168米，三峡工程最终蓄水是175米，加上两米的“风浪线”就是177米了。二期蓄水到135米，就要淹没90%的耕地和75%的房屋。因此，小岛上的全部人家都得搬迁。

移民政策调整后，岛上近700人符合迁往外地的条件。从2000年10月到2001年4月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干部们反复动员、劝说，跑烂了鞋子说破了嘴皮，但没有一个人报名外迁。移民工作陷入了僵局。

兴建三峡工程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坝，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国际国内招投标，定工期、定时间，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化、信息化、程序化大规模地调度指挥生产，工程的工期、时间都是电脑缜密计算决定的，到时就完工，到时就截流，江水就会潮涌般地往上涨。

时间不等人，水火不留情。移民不搬迁，肯定会影响到三峡蓄水。于是，县里抽调了31名干部组成工作组，由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带队，于2001年5月11日浩浩荡荡进驻岛上。

当天晚上召开村民大会，绝大多数人不到场，来开会的都是七老八十岁的老大爷、老太婆和孩子，工作组的人开口说一句，老大爷就说十句，老太婆就流着眼泪拉拉杂杂说上100句……

第二天找移民，家家都关门闭户，不见人影。家里有人，也是一根“抵门杠”堵着，你总不敢“破门而入”吧。

工作组并不气馁，家里找不到人就到田间地头去找。偶尔远远看见一个人，还没打招呼，那人就跑得更远，眨眼间就不知躲藏到哪儿去了。一连几个白天黑夜，村民们与工作组玩着“捉迷藏”、“逮猫猫”的游戏。

工作组想了一着：利用放电影的机会宣传移民政策，村民们该来了吧，凭以往的经验，岛上放电影绝大多数人都会来看。于是，晚上在岛上的空坝上扯起银幕，放响歌曲，可是到场的人少得可怜，几乎都是孩子。几个村民还指桑骂槐地叫骂着把看电影的孩子拉回家。

工作组人员自己办食堂，几十人集体在村里的小礼堂打地铺睡觉，一人打呼噜，所有人睡不着。睡不着就坐起来彻夜商量，绞尽脑汁琢磨怎么接近移民、接触移民、劝说移民，三峡要蓄水，移民总得按时搬迁。

这个小岛上的村民不会种粮食，都是种蔬菜为生，收入较高，也比其他村社富裕。祖祖辈辈在这小岛上生活，突然迁到外地，生产、生活咋习惯？生活是不是真有保障？谁又能一时说得清楚？

原来说好了不搬到外地，屙一泡尿的工夫就怎么变了？还是这些干部，还是那几张嘴？还是那嘴上的两张皮，横说竖说，东说西说，说啥都有理？好像道理总在干部的嘴上。移民普遍都有担忧、畏惧心理，人人“心有千千结”。

疑虑不消除，疙瘩不解开，移民就绝不会搬迁。

政策宣传，攻心为上。工作组在岛上三个社的中心地带架设了6只高音大喇叭，早、中、晚播放《三峡工程移民条例》，宣传安置条件、补偿标准和迁往外省安家的种种好处。外省接收地的干部也不远千里来小岛，在喇叭里介绍当地的生活、收入情况。调查摸底、出告示、办专栏、发资料、开“院坝会”、开“田坎会”、交心谈心……

经过近三个月艰涩的说服动员，7月30日才全部落实了小岛移民的安置方式：近700人迁往外省安家落户，其余几百人在本地迁出小岛就近安置下来。

劝说移民搬迁不易，就是移民答应走之后，临启程前也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债权债务的处理就发生了很多纠葛，而这些事不处理好，就是车停在门口，移民也不会上车。

开县厚坝镇芦塘村移民李中洲一家人，原定2004年7月23日启程外迁湖南省定居。眼看就要启程，李中洲却向镇村的干部们怒吼着说：“不外迁啦，老子拿不到该拿的钱就不走啦！”

事情原委既简单又复杂。

2003年底，李中洲与同村的移民赵定国发生一起人身伤害纠纷，官司打到法院。法院审理后判决：赵定国赔偿李中洲3290.72元。判决生效后，不服气的赵定国两手一摊：没钱。李中洲便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于赵定国的家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官跑了多次，还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没拿到钱，我凭什么要走？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拿不到钱，不单是我一家不外迁，还有我的亲戚朋友一共20多人也不会外迁。既然他赵定国要耍赖，我也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看你把我啷个办？”李中洲气呼呼地放出话来。

其实，李中洲说的不是没道理，乡镇也说了，法院也判了，拿不到赔偿的钱，说得再多也顶个屁用。乡镇村社干部都找李中洲做说服工作，话一开口，又觉得理屈词穷，因为，道理在李中洲一边。

随着外迁移民启程的日子临近，李中洲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情绪极不稳定，谁要劝他搬迁，他就会给谁一顿劈头盖脸的乱骂，然后态度鲜明地表示：赔偿不到位，拿不到该拿的钱，坚决不外迁。

县乡村社干部们都明白，如果李中洲等20多人不随大队移民搬迁，将会影响这次大队移民的顺利迁徙行动，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21日上午，开县法院再次派出两位法官前往厚坝镇芦塘村找赵定国，可赵定国像“遁地鼠”一样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找不到也得找，掘地三尺也得把他找出来。移民干部、村社干部一起出动，凡是赵定国可能藏匿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不见踪迹。有人提出，干脆把赵定国的移民补偿金扣下一部分用来赔偿给李中洲，法官?同意，因为，即或是强制执行，也得当事人签字画押。

功夫不负有心人，晚上9点，终于在赵定国亲友家中找到了他。经过做艰苦的思想工作，晓以厉害，一直到深夜，赵定国才表示，愿意用自己尚未能领取的移民补偿金作为赔偿款。

此时，时针已指向凌晨零点15分，为确保大队移民预定启程时间，法官立即与厚坝镇移民办取得联系。很快，移民办就把钱送了过来，法官连夜将钱交给了李中洲。

李中洲从法官手中接过3290.72元钱，激动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他当即表示：“没想到深夜了法官还会把钱送过来，法院和政府说话算话，我也说话算话，请你们放心，我和亲友们绝不耽搁外迁，绝不给家乡丢脸，绝不给三峡移民丢脸！”

第二天上午，李中洲和20多位亲友一道，挥泪告别故园，随大队移民踏上了迁往湖南之路……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农民在遭遇生存危机和遇到重大疑难问题时，总是敢于挣脱桎梏，挺身而出。

发明土地承包制的是农民！

三峡库区主动迁移到外地定居、谋生的也是农民！

伟大的中国农民，虽然往往生活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中，但他们常常是用博大的胸怀，容纳了各种不幸；他们常常用最简单的方法，为国家和政府解决了大量头疼的问题。

从1999年试点到2006年6月20日止，重庆库区巫山、开县、奉节、云阳、万州、忠县、丰都、涪陵等8个区、县中，每年都有上万移民泪别故园，奔向陌生、遥远的第二故乡……

一、艰难的抉择——浩荡移民潮

2004年6月22日，在库区政府强有力的倡导和统一组织之下，长航集团重庆公司出动5艘“江山号”大客轮，满载着万州、开县、忠县、云阳等地的3000多外迁移民，从库区出发，浩浩荡荡向长江中下游地区驶去。

这批移民将分别安排在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区落户，航程分别是三天、四天和五天。这是三峡移民外迁人数最多的一天，是三峡库区移民外迁最集中、规模最大的一天，也是三峡百万移民的搬迁史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一天。

运送移民到省外安家，对铁路、公路、水运部门来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出不得丝毫差错的政治任务。

长航集团重庆公司总经理王华说：“公司作为长江上最大的‘国家船队’，已精心运送了5万多外迁移民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安家。”每一次运送外迁移民，他都要检查船舶，对船员千叮万嘱，在四五天的航程中，必须确保航行的安全。每一批移民平安抵港，都要自发地给船员留下一封封滚烫的、错别字很多的感谢信。可以说，在一次又一次的移民运输过程中，移民与长江海员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移民外迁他乡，有很多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准带“活物”与移民同车同船。所谓“活物”，就是移民在家喂养的狗儿猫儿等家养宠物。

移民外迁出省，从长江三峡到黄河之滨，最近是几百公里，最远是几千公里，要经过几天几夜的车船劳顿，尤其是在当年禽流感肆虐的日子，谁能保证这些动物不患上疾病或传染疾病？

移民搬迁远行之前，把鸡鸭猪羊都卖掉了，但狗儿猫儿就不同了，这两种动物最通人性，也是与移民朝夕相处、感情最深的伙伴。带走吧，不允许且不说，旅途也实在不方便。不带走吧，又实在舍不得。于是，移民为了带走猫儿狗儿，费了不少心机，与护送干部、运输部门还产生过不少矛盾和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一次，有5艘大客轮运送几千移民，王华又一次来到了云阳港。这一批移民外迁江苏省。

谁知就在移民上船之时，部分移民把十几只狗儿猫儿都带到了港口，并表示，如果不让其带走猫狗，移民就绝不上船，要与自己心爱的猫狗“患难与共”。

几个蹲在岸边的移民吼叫起来：“不让它们上船，我们就不走了，回家去！”

这一下可急坏了护送移民的县长、移民局长和乡镇村干部，好不容易做通了移民的思想工作，谁也没想到会在狗儿猫儿身上出了岔子，而且是出在上船的节骨眼上。

护送干部说是人畜混装，违反交通运输规定，如发生禽流感，上级责怪下来谁都吃罪不起。而移民说护送干部是不通人情，不讲人性，离开故乡的最后时刻还要“卡”他们。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双方难耐地僵持着，谁也不让谁。

王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提出一个折中办法，专门在轮船的底舱为猫儿狗儿腾出一间“专舱”来，既解决人畜混装的矛盾，又满足了移民情感上的需求。客轮以前装客人，底舱里也会放一些装鸡禽之类的笼子。

于是，船员们紧急行动起来，把一间底舱腾了出来，并打扫得干干净净，移民们才抱着猫儿、牵着狗儿上了船。

就在一位移民要把自家养的一条叫“黑二”的大黑狗牵上船时，这条又高又大的黑狗怎么也不上船，主人用绳子使劲拉、边打边骂也无济于事。大黑狗不知哪来的力气，双脚使劲蹬着跳板，拽着主人一步一步往岸上退。

这位移民一边往船上拉，一边哭喊着：“‘黑二’，走啊，你不跟我们走啷个办？快走啊，走啊……”

狗都不愿离家，何况是人？

这是“狗不嫌家贫”在三峡库区最生动、最真实的诠释。

趸船上、船栏边的几百移民见“黑二”不愿离家，一个个都潸然泪下……

好不容易，这位移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黑二”拉上了大轮船，并把它牢牢地拴在了“专舱”。

猫儿狗儿上了船，这点小小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移民们开始排队上船，他们在护送干部的搀扶下，挥泪走上跳板，走进船舱，走向遥远而陌生的土地……

那几个在岸边吼着要回家的移民，与岸边送行的众乡亲拥抱、告别，然后也一捋衣袖擦掉眼泪，踏着沉重的步子，跟着大队移民乡亲上了轮船。

船上服务员、水手、二副、大副、船长目睹移民离家感人至深的一幕，无不泪水涟涟。

王华在船栏边哽咽着对船员们说：“希望大家永远记住眼前这一幕，三峡移民‘舍小家、为国家’的伟大胸怀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移民刚上船，还沉浸在别离家乡的悲戚之中，天气又热，第一天吃不下多少东西，一定要多煮点稀饭……”

王华一声令下，船长挥泪拉响了起锚的汽笛。轮船呜咽、悲鸣着犁开波涛汹涌的大江，掉头向大江东缓缓驶去……

当轮船驶过蜿蜒曲折的峡江河谷进入中下游平原，江面陡然变得宽阔起来，眼前豁然开朗。当年李太白一出三峡就触景生情，除了写出《早发白帝城》这一首妇孺皆知的诗章，还吟出了“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千古名句。

江上微风习习，波光粼粼……

另一艘“江山号”客轮的船舱里，忠县移民局的老杨和几个移民干部、移民围坐在一块看电视。电视里在播出留学生学成归国的故事，这一下撩开了移民们的思乡之苦，一场论争就此开始，移民们连珠炮似的向老杨发问：

“喂，老杨你看，国外条件都那么好了，留学生还是要回来，故土难离的观念，中国人哪个没有嘛？”

“留学生都不愿离家，还把我们弄走……”

“留学生那么高的文化，还是故土难离。你说说，留学生为啥要回家？我们为啥要离家？”

…………

移民这一问还真把老杨呛住了。他心里直嘀咕：电视台也是凑闹热，移民离家泪痕未干，偏偏在这个时候播故土难离的电视节目。但面对移民咄咄逼人的提问，不回答肯定不行。

他说：“乡亲们提的这个问题相当有水平，我也表示赞同。留学生们放弃优越的物质条件回国，正是热爱自己祖国的表现。每一个中国人热爱祖国就应像热爱自己的家乡一样。中国的国土，就是我们的故土，只要在中国国土上过日子，也仍然是在故土上生活。换句话说，移民搬迁，还是算没离开故土。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移民乡亲舍弃小家，为了国家，还是在祖国这个大家庭里嘛。”

对老杨“赋予故土新的含意”的解释，移民们睁大眼睛，似懂非懂，明知老杨巧舌如簧，“偷换概念”，却气得一时语塞，也找不出更多的理由来驳斥他，但总感到有些不甘心。

“你真是树枝上的麻雀都哄得下来，劝我们搬到省外，当然比说服麻雀要容易得多。你说是不是？”

“我晓得移民干部都能说会道，大道理小道理说起来嘴巴像吐枇杷核一样快，一个二个说的道理，比唱的戏文还要好听哩。”

“不管你啷个说，留学生都要回家，我把新家安顿好了，还是要回三峡做生意！”

“留学生是‘留洋’回国，我是‘留省’回家，你敢把我咋的？”

“回家！回家！到外省安顿好了就回家！”

“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电视里都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回家！”

几个移民指着电视机吼叫了起来。

移民的这个问题一下把老杨逼到悬崖边上，他很快清了清嗓子说：“莫吼莫吼，大家来抽支烟，消消火气。我也说句老实话，如果大家在新家赚了钱，像留学生一样回来投资、做生意，政府欢迎，我也举双手赞成。但是，你们要是回来修房子、分田分土，就麻烦了。大家都摸到良心手拍胸膛想一想，新家乡已经给你们建了房子，分了土地，兄弟，你不可能‘屙尿擤鼻涕——两头都想捏住’啊？”

老杨说了一句库区最为流行的歇后语，移民又气又笑。

“老杨，将心比心，要是叫你也搬到省外去，你走不走？”

“只要叫我走，我更没有理由不搬。”老杨语气坚定地说。

“你是政府官员，叫你走你不走，是不是怕饭碗踢飞了？”

“移民乡亲们算是理解我了，比方说，政府叫我这次来送大家，我敢说半个‘不’字？我也怕饭碗踢飞了嘛。”

“在船上，我看你们护送干部一个个态度好得很，一个个忍气吞声像‘龟儿子’一样，我们不会闹事的，你放心吧。”

“看来你们移民干部也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哟。”移民七嘴八舌地“数落”着老杨，心里感到十分惬意。

5艘大客轮一同从三峡库区出发，移民们挥泪告别雄奇壮丽的三峡，告别“截断巫山云雨”的三峡坝区，一同通过葛洲坝船闸，一同驶向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一天，三峡大移民惊动了长江两岸的城市、港口、乡村……凡是船队过往之处，两岸的群众无不驻足观看，向移民船队投去钦敬的目光；过往的大小轮船纷纷让出航道，并拉响一长声汽笛，向永远离开故土的移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5艘大船到达武汉，排成一字纵队破浪前驶，长航集团总经理刘锡汉赶到调度室，拿起高频电话向船长逐一询问安全情况，叮嘱必须万无一失，服务、伙食方面一定要善待移民乡亲。

移民船队经过的长江沿途港口，都是威风凛凛的监督艇领航、护航。各地用最高的礼仪，最安全的措施，一路呵护着远行的移民。

移民们为自己能享受“国宾级”待遇深感自豪，到了新家，都不忘向新的乡邻大大地“炫耀”一番。

十几万移民走出夔门，或许，这才是梦真正的开始……

二、出省语言培训班

二、出省语言培训班

外迁的移民，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困扰。由于语言不通，移民与当地民众交流困难、参加市场交易困难、打理生产生活困难，融入当地社会生活更困难。

在决定移民外迁他乡之初，不少政府官员认为语言交流应该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一经实践检验，才发现严重低估了语言障碍对移民生活的重大影响。

海德格尔说：“唯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无论如何，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三峡移民远离故土，虽然在大的母语圈内，但华夏之大，乡音暌隔不通，有若异端天壤。更何况，外迁的10多万人是在三峡地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外迁移民所到的外省市农村，大部分地方都说方言，还有的地方甚至听不懂普通话。重庆市移民局的一博士到福建去，他也听不懂当地方言，临走时用普通话问当地人怎样买车票，当地人直晃脑袋听不懂，最后还是靠写字才解决了问题。

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没有语言交流，就处于一种“隔离状态”，时间一久，准会“隔”出一大堆毛病来。

我在移民部门从事移民干部政策培训和移民生产、生活技能培训工作。移民老乡告诉我说：人，不怕苦、不怕累，就怕语言不通，更怕孤独。

2000年4月5日，巫山县为大昌镇首批外迁广东博罗县的562名移民举办了语言培训班。大昌古镇罩在薄薄的雾霭中，虽然是个难得的晴天，但大宁河谷的冷风飕飕吹过来，在空旷的院坝上参加语言培训的移民还是有些打冷战。

大昌镇也没有一间教室能容纳几百人，语言培训课只能在空寂的院坝里进行。一块黑板，几张高低不齐的课桌和几条高低不齐的板凳，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露天课堂。

巫山县移民局培训办公室主任孔祥中、谭英和从广东请来的“老师”，在院坝里惴惴不安地等着移民的到来。办这样的语言培训班他们也有一定的担心，情绪十分激烈的外迁移民们会不会参加语言培训？

不一会儿，青年移民刘其财抱着孩子来了，涂发清也抱着孩子来了，68岁的老移民袁发江也来了，右手残疾的移民彭德平也来了，大婶、大娘、大嫂、大爷、大叔、大哥都来了……年纪最小的只有六七岁，年岁最高的已是耄耋之年。

首次外迁广东博罗县500多名移民中，一下子老老少少竟来了200多人。

老师是个70出头的老人，叫岑振峰。孔祥中告诉我，为找老师，县移民局煞费苦心，也颇费周折。外迁的三峡移民都是农村人，年龄参差不齐，文化水平偏低，因而对老师的要求就特别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第一，要懂普通话，这个不难；

第二，要懂广东话，这个稍难；

第三，要懂客家话，因为外迁移民去的是广东博罗，那儿主要是客家族。客家话在全国都属难懂的方言，这个难度就有点大了；

第四，还要熟悉巫山本地的方言。

如果不懂巫山本地话，老师听不懂学生的话，就无法与这些特殊的“学生”交流。移民听不懂老师的话，会导致移民外迁情绪起伏波动。这几个条件综合在一起，老师就难找了。寻找“合格”老师的过程极为艰难，本地没有，就到外地找，颇费一番周折，才在广东找到了符合这些条件的岑振峰老先生。

岑振峰老先生在漆黑的木板上写上几句，然后在扩音器里教一句，几百名老幼移民就吼着念一句。“一、二、三，个、十、百、千、万”，还教一些日常用语，如“吃饭、喝水、锄头”等等。客家话对数字的读法，使移民们感到十分惊恐，他们真搞不懂，广东话、客家话怎么与外国人说的话一样，一句都听不懂。那儿还真是中国吗？

移民们开始跟岑振峰老先生念着生涩的“课文”。

右手残疾的移民彭德平为了记下老师的“板书”，伏在讲台前用左手艰难地一笔一画记着笔记；一位刚做母亲的妇女左手怀抱婴儿喂奶，右手做记录。刘其财、涂发清各抱一个孩子，一边哄着孩子，一边跟着岑振峰老先生学广东话和客家话。

68岁的移民袁发江学了像“外国话”的语言，内心激动，他对孔祥中说：“原来往后山搬我有些想不通，良田肥土淹了，自己还得掏出一大砣（笔）钱到半山腰去开荒建房。国家为我们想尽了办法，安排外迁到广东这样富裕的地方，儿子去看了也满意，我们全家8口人都外迁，算是把一切交给广东了。原来不会说广东话，也听不懂客家话，现开始学，回家再照笔记练习，到广东博罗就不会摸黑（搞不懂）了。真感谢你们移民局想得周到啊！”

移民们此时的心绪格外复杂，跟着老师念起陌生的外地话，念着念着就泪如雨下……

一个中年妇女怀中的孩子哭声越来越大，惊扰了上课“秩序”。她本来就焦躁不安地跟着老师念“课文”，此时似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啪！啪！几个巴掌就打在孩子的屁股上，不准孩子再哭泣。

孩子挨了揍，仿佛懂了母亲的意思，用嘴狠狠地咬着自己的小手指，拼命抑住哭声，只是哽咽、抽搐，任泪水如潮水般涌上面颊……

孔祥中急忙过来劝慰这位妇女：“孩子是不懂事的，你不要这样打啊！”

几个小时的培训，很多移民是噙着泪花上完这一课的。眼看马上就要搬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过日子，问路怎么问？牲口咋吆喝？生意咋做？赶集买卖咋讨价还价？连话都不会说，别人的话又听不懂，到一个听不懂“人话”的地方，日子该怎么过？

孔祥中50多岁，是个老移民干部，看到即将迁走的大昌移民扶老携幼刻苦学基础日常生活用语的感人场面，内心感受极为复杂，他几次走到院坝旁边，悄悄揩去泪水。谭英是库区有名的摄影家，他不停地用照相机、摄像机记录下这个世界上最为特殊的语言培训班的场景，一边拍一边擦拭着眼角的泪。他对我说，他要保存好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画面。

大昌移民搬迁到广东之后的反馈信息表明：他们认为市政府、县移民局组织的“出省语言培训班”很符合实际，虽然几个小时不可能学得太多，但对新故乡的陌生话语有了初步的了解。迁到第二故乡前学学“外省话”，对移民的人生来说，是一次会永远铭记于心的特殊培训课。

这不是移民国外的“托福”培训，而是世界上最为特殊、最震撼人心、充满悲壮感的三峡移民“出省语言培训班”！

三、电话录音当说客

2002年，36岁的张涛被选为涪陵区百胜镇紫竹村党支部书记。从接手“村官”这一天起，张涛最大一块心病就是本村的移民。

三峡水库蓄水之后，紫竹村3个社被淹没450亩良田沃土。

紫竹7社100多号人，被淹掉100多亩土地，加之沿江公路、学校占地，全社只剩下18亩土地，人均只得一分多地；紫竹6社也是100多村民，被淹没土地109亩，加之修粮站、修医院、建场镇占用大量土地，全社只剩下15亩土地，也是人均只有一分多地了；紫竹4社的情况也头疼，全社被淹没120亩地，只剩下47亩，人均也不过两三分地；淹得最惨的移民户，一家人只剩下一分多地。移民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把移民安顿好，让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地，是张涛心中一直惦记、最为操心的一件大事。

得知上级批准涪陵区农村移民2004年一部分外迁浙江省，张涛先是高兴了一阵子，他打的如意算盘是：一部分移民外迁，一部分人迁到涪陵城里，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农民手中有地，心中才不慌。但是，他去劝说移民外迁浙江，初试锋芒就碰了个鼻青脸肿，移民都不愿离开土生土长的紫竹村。

不是住在长江边上的人，不可能理解移民对大江深深的依恋！那上下穿行的轮船的悠扬汽笛声，是居住在江边人们最美、最动听的音乐；那集群而飞的江鸥、奔流不息的长江、星星点点的渔火，才是人间最美丽的景色。

张涛没去过浙江富阳，只是从资料上了解一些情况。在劝说移民外迁时一急，就说富阳有一个“富”字，肯定是一个富庶之地。移民表示：浙江省肯定是个好地方，可安置我们移民的富阳好不好还不能确定。地名有一个“富”字，这并不能说明那地方就富裕啊。就在紫竹村下游方向的黄金镇，也是一个移民乡镇，可那儿不仅挖不出一两黄金，还是“穷得起锅巴”的一个地方。

且不说富和穷，那地方有山吗？有一条一年四季从家门口流过的大江吗？我们紫竹村，离涪陵城不过20多公里，不论是赶场、进城、上街，“赶车眯缝一会眼睛、打个瞌睡就到了”，浙江富阳市有这么方便吗？再说，浙江人说话都听不懂啊，谁不热爱自己的家乡？

张涛生于1967年，在涪陵12中高中毕业后，当过村文书、会计，后又就读涪陵师范学院大专班。他脑瓜灵活，办法多，自己开了一个榨菜加工厂，还在场镇上开了一个饭馆，是党员中的致富带头人。村民们也对这个“看着长大的娃儿”很信任。但要劝说乡亲们外迁他乡，不少移民看见他就躲了起来。

按理说，移民从峡江迁到浙江，是“落到福窝窝”里，是从“糠箩篼跳进了米箩篼”。全国各地对口支援三峡，浙江省被中央安排支援涪陵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著名大企业娃哈哈集团在涪陵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佐证，不少浙江的企业落户涪陵之后，发展迅猛。且不说别的，就是浙江人带来的观念，对涪陵经济的发展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全国人民谁不知道浙江省是个好地方？江南水乡，鱼米之乡。富阳市是省会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离杭州市区仅仅30多公里，谁不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

张涛整天在村辖区的4、6、7三个移民社转悠，挨家挨户地说服、动员移民外迁：“乡亲们，水淹了只有一分多地，不迁走怎么活啊？”

“淹了就到你屋里吃饭，你是支书，你有吃的我们就有吃的。”

“淹了怕个屁，我就不相信政府会让人饿死！”

“搬迁到天远地远的，鬼大爷才晓得那地方是个啥模样？”

“你说恁个多，你啷个不迁到外省去？”

“浙江人个个是雷锋？好的地方都让给移民？我才不信哩。”

…………

张涛说一句，移民就回应几十句。尽管他说得口干舌燥，在3个移民社走得鼻塌嘴歪，上气不接下气，仍然没一个移民愿意离开故园。自己带头外迁吗？可自己家已在永安场镇修了房子。在本地建了房的移民如果再外迁，就会浪费移民补偿金，因此，凡是建了房的移民都不允许外迁，这是重庆市移民局的硬性规定。可移民们不管这些事，说了一大堆闲言碎语，认为张涛当了支书就变了脸，还说“他龟儿子狡猾狡猾”的，自己提前搬迁，提前建房，原来是“钻政策的空子”，实际上是为了躲避外迁。

说一千道一万，移民就是不报名外迁。区移民局黄杰科长、百胜镇分管移民的袁闯副镇长等人一天要打好几次电话问有无移民报名外迁。真是比“催命鬼”还催得凶。他每一次接电话，几乎都说着同样的话：“目前……还是没有移民报名，移民实在不愿走啊！”有时放下电话，他真想大哭一场。

他一次又一次地上移民家，一次又一次当“说客”，天天走村串户，可移民还是“纹丝不动”。

他没想到自己一接手村支书，就摊上个移民外迁这块“烙铁”。更为气恼的是，自己还向上级部门拍了胸膛并承诺：不把本村的移民安置好，完不成本村的移民任务，就自动“下课”。他有些后悔血气方刚时说的话，甚至后悔自己一家搬迁太早了，不然的话，他就可以带头外迁到浙江搞发展……

张涛急得双脚直跳，茶饭不思，他一晚一晚地失眠了。这道关口不迈过去，“下课”是小事，不当这个“村官”自己还可以安安心心做生意。可上级、乡里四邻怎么看？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自己的脸面还往哪儿搁？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独脸不能丢啊。他想起了前任分管移民工作的副镇长况守川，他在检查移民房屋拆迁时，被一堵轰然倒下的土墙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自己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比起为移民搬迁而牺牲的况副镇长，还有不少的差距。

移民们不相信他说的话，就因为他所说的和移民局、镇政府说的几乎完全一个样，什么“天堂啦、苏杭啦，浙江人会赚钱，是中国最富的省区之一，经济很发达”等等，还是千篇一律老一套，还是“卖同样的嘴皮子”。

症结在哪里？谁能说服移民呢？能不能找一个人来帮助他说服移民？也许他的话比他这个“村官”更具有说服力。想到半夜，他猛一拍脑门，想起了6社的一个移民家庭中，有一个比自己小两岁的移民，他叫晏斌，正在浙江绍兴市打工，当“泥水匠”。

绍兴市离富阳市并不远，何不叫他先去看一看呢？叫他去了解一下情况，给移民讲一讲浙江富阳市的生产、生活、环境等等，不是比自己“卖嘴皮子”更具有说服力吗？

他与晏斌通了电话，说明了情况，叫他从绍兴市赶到富阳市，去几个接收移民的乡镇看一看，路费由镇政府出；如果镇政府不出这笔钱，他就私人出。开始晏斌不同意，后来经不住同乡同社一起长大的张涛一再拜托，抹不开情面，晏斌还是答应了张涛的要求。他放下手中的活计，从绍兴赶往富阳市，在灵桥镇、里山镇、大源镇、富春街道办事处等四五个乡镇转悠了几天。

等待是苦涩的煎熬，等待也可能是无言的结局。

盼了几天，终于盼来了晏斌的电话。他说，没想到富阳这地方真好，有一条比家乡的长江段还要宽的河流，有山、有水，而且是青山绿水；公路也是沥青路，经济条件好，也好打工；他同时向张涛提出要求，自己一家要迁到浙江富阳去安家落户。

“你一家要迁富阳？”

“是的，这边打工方便，挣的钱也多一些。”

“晏斌，莫慌，你慢点说，我准备一下。”

“你准备啥子嘛？”

“我把你说的用录音机录下来，好不好？”

“哦，录就录嘛，我反正说的是实话。”

“对的，你一定要实说，你这几天在富阳看到啥，问到啥都说，当地的收入情况，经济发展情况，你再说一遍。”

…………

放下电话，张涛一下激动起来，长出了一口气，他把微型录音机拍了拍，又把两人的对话听了一遍又一遍，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着。外迁的地方好不好？浙江富阳好不好？听听移民晏斌从现场发回的“现身说法”。张涛为自己创造的录音对话感到有几分得意。

第二天，他把村里的移民秦大军、张淑林、秦大国等五家移民户请到自己家里来听晏斌“来自浙江富阳市的现场报道”。听完晏斌一板一眼的情况介绍，他们表示，晏斌是他们看着“擤一把鼻涕屙一泡屎”长大的娃儿，“相信他龟儿子不敢对家乡人说假话”。

第一批移民听完录音走后，张涛又喊第二批七八家移民来听……6社的移民听了，7社的移民又自动跑来听，一传十，十传百，几个社的移民都跑到张涛家来听录音电话。晏斌从富阳带话回来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紫竹村、百胜镇和涪陵区。

移民们坚决不外迁的立场终于“动摇”了，他们向张涛表示可以考虑报名外迁。

张涛没想到自己的这一“发现”竟收到了奇效，立即把自己的做法向移民局、镇政府作了详细汇报。镇政府分管移民工作的袁闯副镇长听后当即表示：“马上把晏斌请回来，给他报销路费，让他回家‘现身说法’做移民的思想工作，他说的话可比我们说的话管用啊。”

10天后，晏斌一路风尘赶回涪陵，一露面就被焦灼不安的移民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张涛干脆把晏斌请到自己开的饭馆里坐了一整天，几十户移民挨个向他提问题。多年在外打工、见多识广的晏斌都一一做了回答，他说：“你们不搬到浙江，没得后悔药哟！”

坚冰终于消融，结扣终于解开。张涛决定趁热打铁，他与移民局、镇政府的干部和移民户主一道去浙江富阳，为移民一家一家选择建房的宅基地，一块一块选土地，并用摄像机把富阳的周边环境、移民的住宅点一一拍摄下来。这一次浙江之行，他一共拍了三盒磁带，带回村里，又放给移民们看。

46岁的移民况国权是个“泥水匠”，他勤劳、吃得苦，忙着打工挣钱，没空去富阳看房子。他看着张涛带回的录像，指着画面中一块宅基地说：“就在那里修房子。我相信张涛的话，他为安顿我们移民操了很多的心。”

2004年8月11日，涪陵区百胜镇紫竹村113位移民和其他移民一道，挥泪告别家门口的滚滚长江，启程前往浙江省富阳市，在灵桥镇、里山镇、大源镇、富春街道办事处等地安了家。

事后证明，移民在富阳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2006年7月21日，张涛在电话中告诉我说，紫竹村的移民一部分外迁，一部分迁进集镇，一部分迁进了涪陵城，总的来说，这些移民都安顿了下来。他心里也踏实了。只是由于紫竹村建制调整，现在全村村民已达到2973人，作为村支书，要忙的事太多，已顾不过来开饭馆了，现在只保留了自己的榨菜加工厂。

这位村官还兴奋地告诉我说，他收到了外迁移民况国权从浙江几千里外给他邮寄来的一盒龙井茶，还说这茶是他亲手采摘加工的。看到紫竹村的移民们在他乡过得好，他总是百感交集，也甚感欣慰。

涪陵区移民局黄杰科长评价说，涪陵的外迁移民较少，只有1000多人，但要启动移民外迁这个程序，同样是费尽了周折，尝够了酸甜苦辣。区移民局的秦德平副局长和外迁办干部，到移民接收地的浙江一呆就是152天。移民不愿外迁的原因很简单，从整个库区来看，除了重庆主城区，涪陵的经济状况相对要比其他区、县要发达。村支书张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一手妙棋解开了外迁移民的“结扣”，为涪陵启动外迁移民工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家产重量30吨

1999年5月的一天，云阳县普安乡丰河村移民钱良财起了个大早，天不亮就约了几个大汉来到张飞庙老码头，把自己事先用车拉来的“货物”往船上的底舱抬。他的这批“货物”很特别，除了他的家具，还有200块沉重的石碑，每块石碑100多公斤重，一块石碑上船要两个大汉使劲抬，200块石碑就有近30吨重。

乡移民办主任王满一下就傻了眼：“我的天老爷！你一个人就装这么重，其他移民的家具还装不装？”

“这是我的私有财产，搬家之前你们干部就说了的，财产要随人走，怎么屙一泡尿的工夫就变了？”钱良财擦着汗珠，一脸不高兴地说。

由于这是三峡库区移民外迁工作的试点，此时此刻，叫他不装走也是不可能的，王满和护送的移民干部们对此也无可奈何。

从严格意义上讲，钱良财装运的这批石碑应该叫碑石，上面没有刻字，是做墓碑的石块。钱良财是一位石匠，三十七八岁，长得人高马大，成年累月打石头，练就了一身蛮力气。

前些日子，他作为外迁对象，全家被安排迁到江津市油溪镇安家，他在去移民接收地油溪镇考察时发现，当地人“仙逝”之后，要到几十公里远的地方去买碑石。这一发现使他兴奋不已，就产生了到新家开一个石碑门市部的想法。三峡老家附近的石料不错，就赶在搬迁之前挥锤抡钎打了一些碑石，然后又拿钱买了一部分，凑足200块碑石，随家具一路搬迁。

云阳县是移民大县，地处库区腹地；江津市地处库区上游最尾端，同属重庆库区，两地水路相隔500公里，乘船逆江而上要航行四天四夜。当时移民外迁处于试点阶段，移民搬家怎样搬？要搬多少东西？都不太清楚，没多少经验。所以，试点期间移民愿搬多少就搬多少，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乘船，可多装一些家什。

钱良财，真不愧自己带有“钱财”二字的姓名。他本来就打算到了新家做石碑生意，可租车租船装石料要花一大笔运费，成本增加，收入肯定减少。随全家搬迁时多装一些石料，省下一大笔运费就是增加的利润，何乐而不为之？

就在钱良财挥汗如雨，“嗨哟嗨哟”地往船上抬石料时，一同搬迁的移民开始“闹龉龃”、有意见，纷纷找到王满诉说心中的愤懑和不平：

“王主任，钱良财心恁个黑，你们护送干部管不管？”

“他一个人就装几十吨，船都压下去一尺深了。”

“早晓得的话，我猪圈屋的几块石板都应该搬走。”

“我家的‘搭斗’都没搬，肥料也没装完，他反倒装一船石头。”

“我家拆下的砖瓦也要搬过来，一碗水还是要端平嘛。”

“船上装200名移民和护送干部，他龟儿子装200块墓碑，不吉利，预兆都不好，出了事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

王满对钱良财惹出的麻烦和移民的议论感到哭笑不得，他只有不停地解释，做一些劝阻工作。

云阳县移民局党组书记付远全熟悉钱良财这个人，而且到过他的家。钱良财有经商头脑，在云阳老家都是出了名的。这次他趁搬迁之机搭一船碑石，就是他商业脑袋一次精心“预谋”的行动。

王满虽然心里很窝火，但也打心眼里佩服他善于“抓住搬迁机遇”的机智和狡黠。后来，护送干部专门为运输的安全问题开了一次会，船长再三保证绝对安全，轮船才拔锚启碇……

经过四天四夜艰难的航行，200名移民到达了江津市油溪镇。卸货时，当地来欢迎移民到新家的人群，看到钱良财搬来的“家具”，一个个都吓得直吐舌头。

外迁移民试点在江津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库区十几万移民开始大规模迁往十多个省市……

重庆市移民局外迁办公室主任王兴于认为，钱良财在装运自家的“私有财产”问题上也为库区各级政府和移民接收地提了个醒，也变成外迁移民试点的一个重要“成果”。后来，各区、县对每一户外迁移民家具的重量、体积都做了一定的规定。大卡车，两家人共用；小卡车一般都是一家装一车；人和货物不允许混装。

古人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对移民搬迁，重要的就是要“一碗水端平”。钱良财一家搬迁，就运走近30吨重的货物，他这种“别出心裁”的做法，在百万移民搬迁的众多故事中，也算是一个特例。

五、凄风苦雨8小时

2000年6月3日，忠县移民局局长杨文祥带着外迁移民去湖南省落实土地和建房。此行有5辆大客车，载着240位外迁移民户主和20名护送干部。

车队从忠县出发较晚，在重庆市境内行驶，似乎一切都还顺利。

进入湖北境内，乌云翻腾，燕子低飞，真可谓“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一会儿天空就像灌满了墨汁。当车队行驶至湖北恩施地区一个狭长的山谷时，老天爷突然发怒，一阵雷鸣电闪之后，狂风挟着暴雨倾泻而下，公路前方的山崖崩裂、坍塌，泥石流哗啦啦地冲上沟里的公路，行进在路上的大小车辆均被堵塞在山沟之中。

杨文祥指挥着把移民车队停到安全地带，已是凌晨。大雨如注，四周漆黑一团，在大山深沟的公路上，除了在雨雾中能看见受阻车辆的朦胧灯光，什么也看不见。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前面有垮塌的山崖，后面有一大串车辆堵塞，移民车队就被夹在中间，不能前行，也不能后退。移民被困在车上，显得十分无助，也很无奈。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暴雨丝毫没有停歇之意。前方传来消息：山还在崩，岩还在坍，泥石流还是一阵阵奔泻……

第一次带240位移民到湖南建房的杨文祥，心里也直犯嘀咕：妈的！真是“学剃头就遇上个络腮胡”！

白天遭遇堵车，时间就很难熬，晚上被堵在车内，还要经受暴风骤雨的袭扰，分分秒秒更是难忍、难耐、难熬。车上的移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先是面面相觑，“张丞相望李丞相”，一阵难挨的沉默之后，一位移民叹了一口气说：“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啊。”一句话触动大伙儿的伤心事，移民们你一句我一句开始埋怨，情绪波动起来。

“进门看脸色，出门看天色，狗日的也不请个八字先生算个日子看个天气预报什么的，早走一天晚走一天也不会遭这个罪！”

“天下雨就是天哭啊！天老爷不让我们走，这是天意，逆天而行怕不得好死哟！”

“跟移民局这些人一路走，看来倒八辈子的大霉！”

“要是修不通路我们啷个办？就在车上过夜呀？”

“今晚在车上睡瞌睡，玩的啥子‘洋格’哟？”

“又冷又饿，睡得着个锤子！”

“我真是上辈子作了啥子孽啊……”

“不迁湖南了，下车、下车，回忠县！”

“弄到这个鬼地方来，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肠子都饿巴背了，弄点吃的来啊，老子不想当饿死鬼！”

…………

“乡亲们，‘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出都出门了，还是等一等。当地政府已知道移民车队受阻，正在摸黑抢修公路。等雨停了路修通了我们就走。”不管移民如何发牢骚，杨文祥和护送干部总是满脸堆笑地解释和劝慰。

移民远离故土，一出门就遇到山崩地陷、泥石流阻路，向护送的干部发点牢骚，骂几句娘，都是人之常情，也是可以理解的。雷暴一个接一个，大雨倾盆，雨点大得“蛤蟆都睁不开眼睛”。

三四个小时过去了，前方的路还是没有修通。

杨文祥把护送干部叫到一旁，布置了几种应急预案。他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移民车队不能乱，村社组织不能乱，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移民的安全，带的面包、饼干等干粮，要先让给移民吃，不让移民忍饥受冻，各乡镇村社干部要千方百计安抚好移民乡亲，共同渡过眼前这场危机。

杨文祥把眼前的困境称之为“危机”不是没有道理。重庆市2000年下达给忠县外迁移民的任务，就是当年必须完成1950位移民的安置工作，这是“死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此项工作刚刚启动，全县还处于小心翼翼的摸索阶段。作为局长，带着240位移民到外省建房，在县里也是“第一个吃螃蟹”。

这批移民都是男人，是户主，在家庭里是说话算话的当家人。移民干部跑断脚杆，磨破嘴皮，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说服到湖南看地建房，没想到半夜三更抛锚在荒郊野外，倘若途中一个人离开，就意味着全家再不会答应外迁，前期所做的所有工作就前功尽弃。

布置完工作，杨文祥回到车上点燃一支烟，一看时间已是凌晨3点。车窗外，风一阵紧一阵，斜飘的雨丝如鞭子般抽打着杨文祥的心。此时，他希望雨赶快停，前方的道路尽快修好，如果几百人的移民车队迟迟不离开这个险恶的山沟，几个本来就不愿外迁的、情绪火暴的移民真不知会弄出一些什么事来。

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带着一个庞大的移民车队，来到一个“抓起石头打天都打不着”的山沟过夜，作为移民局长来说，注定是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雨也小些了，蜷缩在车上的人们早已是饥肠辘辘。一宿没合眼的杨文祥把大部分护送干部都叫下车来，民以食为天，首要问题就是大家赶快弄些吃的来。

杨文祥和护送干部们冒着雨，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泥泞的小道，去附近找寻农家为移民煮饭。200多移民和20多个护送干部吃饭，一两家农户肯定煮不出来。他们先后找了20家农户，才把煮饭的事安排停当。几百人吃饭，就要几百个碗和几百双筷子，农家人怎么也凑不出来，杨文祥只好派人到附近的场镇买了些饭盒、筷子。

当地农家人听说是三峡移民要吃饭，倾其所有，把家里仅有的肉、菜都拿了出来。杨文祥付了钱，和农家把饭菜装成一份一份提到车上，大多数移民甚是感动，他们接过热腾腾的饭菜，不停地向护送干部致谢。而就在这时，一位脾气十分火暴的移民，把杨文祥递过来的一盒饭菜“啪”的一下扔到地上：“恁个孬的伙食，简直就是一碗猪食！我不吃，饿死也不吃！”

“我也吃不下，一晚上都怄气，气都气饱了！”一个心里窝着火的移民把饭盒往旁边一撂，饭菜洒了一地。

“一荤一素，还炒了仔姜肉丝，伙食不孬哟。”

“人家护送干部去弄饭，一个个都累得鼻塌嘴歪的，周身还被稀泥巴糊得像‘泥鼓牛’，你不吃啷个对得起人家呢？”

几个移民发牢骚，几个移民劝慰。

杨文祥向那个赌气不吃饭的移民递过一支烟说：“兄弟，我们忠县人说‘饭吃礼节烟吃饱’，不吃饭就抽一支烟，消消火气，走到有馆子的地方，我请你敞开肚皮打一顿牙祭。”

几位无端发火的移民看到一身泥浆的移民局长和疲惫不堪的护送干部，口气软了下来。移民们吃过早饭，已是上午9点。

前方的道路抢修通了，马达开始轰鸣，车辆开始蠕动，死寂的山谷里响起一阵欢呼声。

“出发！”杨文祥一看表，车队已被堵塞了8个小时。

事后杨文祥告诉我说，运载三峡库区外迁移民的车队、船队，不论是走几百公里或几千公里，在全国各地政府的特别关照下，都是浩浩荡荡，通行无阻，从未遭遇过人为的堵车堵船。只有天老爷才敢在湖北恩施地段对移民车队“罚站”8小时，在库区10多万外迁移民的运输途中，也仅此一例了。

杨文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事都可能会淡忘，但移民车队在搬迁途中的夜晚，在凄风苦雨中堵塞8个小时，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只有护送过大批移民外迁并亲身经历过当时的复杂环境，才能品出这8个小时的苦涩和艰辛；因为，这是我们与移民血肉相连、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8个小时！”

六、最后的外迁移民

2004年8月28日，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长漆林、奉节县移民局长孙开武，把居住在夔门附近的879位移民送到了江西省浮梁县安家落户，标志着三峡地区跨省外迁移民的安置工作全面结束。

2006年6月20日，当4728位重庆开县移民迁到重庆合川市安家，由中国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外迁移民工作画上了句号。

为了见证库区近17万外迁移民工作全面结束的历史时刻，我两次赶到开县去护送最后外迁的移民。

早上6点30分，在镇安镇政府所在地，14辆大客车披红戴绿，上面贴着欢送移民远行的各种标语。交通警、医疗人员、村组护送干部和前来欢送外迁移民的乡亲们挤满了镇政府大院的院坝、台阶。

又一批移民要远行，临别时，移民与众乡亲邻里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不少人恋恋不舍地拉着手，不少人相拥而泣。

两个近60岁的妇女牵着一个五六岁左右的小移民说：“去新家要习惯，嘎嘎（外婆）会经常来看你的。”她说完已泣不成声，只是一个劲地抹泪。小移民开始有点不知所措，只是茫然地望着眼前这陌生的一切，但很快受到“嘎嘎”的感染，似乎明白了很难再看到“嘎嘎”，眼睛里涌出晶莹的泪滴。

真可谓“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开县移民局党组书记陈能文告诉我，镇安镇这次外迁的近500名移民与前几次外迁有很大的不同，以前是迁到广东、湖南等地，这一次不迁出省，就在500多公里远的合川市，因此，移民没有语言障碍，心里也就少了些“远离故土”的悲戚。

8点，运载外迁移民的14辆大客车编队依次出发，1号车走前面，14号车走后面。1—10号车的移民安排在合川的云门镇，11—14号车的移民安排在合川的渭沱镇。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辆为移民开道的交警车。陈能文是此次护送移民的总指挥，他的车走在交警车之后，是指挥、控制整个车队车速的关键。

以往，运送移民在长途行程中出过一些麻烦事，就是因为没按编号秩序行车，司机手脚麻利程度不同，因而在高速路上快慢不一。加之其他客货车有时也挤进移民车队“沾光”，有时会乱了阵脚。指挥车走在前面，可以从反光镜里看到后面车队行进的情况，如遇移民晕车、解手、生病等特殊情况，可以通过对讲机告诉车队，指挥车就放慢速度，因而保证了车队阵形不乱，移民也很安全。

我坐在陈书记的指挥车里，一边看他指挥，一边与他聊起了护送外迁移民的种种轶闻趣事。

与庞大的移民车队同行，能真切感受到库区政府护送外迁移民的良苦用心。每一辆车里有一名医生和几名乡镇、村组护送干部，在这漫长的行程中，使移民感到放心，不孤单。老家有什么忘了的事，移民只要一提出来，就能在车上马上得到答复和解决。

移民的家具、杂物一般是提前一天出发，一辆大货车供两家移民使用。家具上都贴有专用的布条，上面写着迁出地的县乡镇村组的移民姓名和迁入地的县乡镇村组的门牌号，不得出半点差池。

但有时也会出一些令人想象不到的“纰漏”。

前几天，合川市合阳办事处五仙村接收从开县迁来的一批移民中，有一个移民叫周文才，由于从老家到新家只有一天的路程，他就把一只叫“黄二”的狗放在笼子里，先随装运家具的大卡车提前一天到了500公里外的新家。谁知搬运人员装卸家具时惊扰了它，一不小心，“黄二”挣脱笼子的羁绊，眨眼之间跑得无影无踪。

村社的干部和乡邻一下就傻了眼，很是着急，如果第二天周文才带着离愁别绪来到新家，下车第一眼看不见自己心爱的“黄二”，其失落、沮丧之情可想而知。

合川移民局长朱明宇知道后怒从心头起：“简直是乱弹琴！这不是一条狗的事，是移民到新家的心情问题。说了多少次移民无小事，这是小事吗？谁把狗弄丢了谁就得找回来！”

移民局长发火，村、组干部自知理亏，更不敢多言。于是，就发动村民漫山遍野寻找周文才的这只狗，并“悬赏”100元钱，谁找到“黄二”，就奖励给谁。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找“黄二”的行动开始了，村民们找遍了四周的山岭沟壑、村庄院落、屋前屋后和旮旯角角，谁也没找到这只狗。

周文才第二天到了新家，听说“黄二”被搬家时搞丢了，心里“鬼冒火”，一脸阴沉，满肚子委屈。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很不吉利之事，迁到新家第一天就失去了自己的“亲密伙伴”，真不知接下来的日子还会发生什么怪事。

谁知，就在晚上，“黄二”像是从地缝里冒出来似的，突然出现在主人面前摇着尾巴撒欢。

宠物失而复得，周文才鼻头发酸，眼睛也濡湿了，他很是感慨地对邻居说，真没想到“黄二”这么聪明，它熟悉家具的味道，它不会走远，它会忠诚地看守自己的家。

经过大货车长途跋涉，受到惊吓的?黄二”已是快两天没进食了，它周身泥泞，肮脏。周文才抱着历经“劫难”的小狗亲个不停，百感交集地说：“‘黄二’，这两天你饿瘦了……”

朱明宇局长听到移民的狗失而复得，高兴得逢人便讲狗的聪明。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移民的家具运到新家之后，接收地移民部门和村组的干部就组织村民卸下来放进移民家中，使晚一天出发的移民一踏进新家门槛，第一眼就能看见自己的家具物品和宠物。

在组织外迁移民的过程中，库区各级政府煞费苦心，其组织之强大，纪律之严密，分工之细致，时间计算之准确，安全保障措施之完善，在“政府机器”高效率运转之下，其缜密的运输体系和保障机制堪称世界之最。

在我们护送移民的途中，车队行进两三个小时后，都要在加油站停车休息。每一次停车，陈能文总是第一个冲下车，招呼几个护送干部跑到厕所边站定，当起了厕所“守门员”。由于人多，厕所拥挤，只准女移民如厕，男移民一律到旁边“自行解决”，几百个男人同时在野外撒尿，那场面可以说“蔚为壮观”。也只有三峡外迁移民车队，才可能出现这样罕见的“风景”。

每一次长途跋涉护送移民乡亲，陈能文都是神经绷紧到末梢。送到目的地后，每一次与乡亲分手，他心中总是充满愧疚和难舍之情。

从库区迁往外省市的移民全都是农民，祖祖辈辈几代人都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峡江地区，不少移民都是第一次乘火车、坐轮船和长途汽车。移民长期生活在江边，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赶场卖鸡鸭蛋换盐换油，大多是乘船过渡，男女老少对惊涛骇浪是见惯不惊。因而，移民一般都不会晕船，但一坐车就晕。老太婆、老大爷、小孩子一上车就感到天旋地转，晕得一塌糊涂，没走出几里地便哇啦啦一阵呕吐，连黄胆汁都吐了出来。

陈能文说，一次移民外迁湖南省，一位移民一上车就晕倒了，由于身体太差，一吃东西就呕吐，不得不在车上输液，3天走了2000多公里，为移民输液的吊瓶就一直没离身。

这次迁到合川，只有500多公里的路程，车队中途三次在加油站休息，主要是解决吃喝拉撒问题。出发之前，每一个移民都发了面包和水，但不少移民说就是不习惯吃面包，到了休息的加油站，移民就要买方便面来泡开水吃，因此，车队不得不稍事停留。

车队每一次小憩，我都看见不少下车的移民“严重呕吐”。

移民老张牵着孩子在路边呕吐，小孩吐得十分难受。他告诉我说，坐车就是受“洋罪”，一家四人同行，三个都晕车。

晕车有时也会有连锁反应，在同一个车上，一个移民晕车，就会“带动”一群移民呕吐。这个时候，移民就特别思念家乡，不离开故土，不坐这么远的车，就不会受晕车的“洋罪”。

我只好安慰他们说，这里离新家已经不远了，再咬牙坚持一下吧。

车队经过近9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了移民安置地，晕得脸青面黑的移民下了车，才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他们三三两两在合川各级干部的带领下直奔自己的新家。

2006年6月18日晚上9点，在合川的晚上，我和钓鱼城办事处党委书记唐昌贵、主任罗卫去看望移民。在公路边的移民安置点，我看到一位83岁的硬朗老人在洗脚。她没听见我们和她打招呼。这是她到新家的第一天晚上，她坐在矮板凳上，低着头，不停地在脚盆里搓洗着自己的一双小脚……

我们在一旁问这问那，都是她儿子、儿媳代为回答。

她没有答理我们。从老人沉默不语中能够感受到，她在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远离故土，内心所忍受的苦楚和忧伤，绝非一般年龄段的人能想象得出来。

我和陈能文、付征庶、张杰等人看望了十几户住进新居的移民。移民刚到新家的时候，是判断移民家境好孬的最佳时机，移民所有的“家当”都零乱地堆放在屋子中间，从床、小木凳、小桌子到米、油、面条等等，在众人眼前一览无余。有多少值钱的家当，是“光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我发现，在这一个月中开县迁出的4000多名农村移民中，好多人早就“不事农桑”。

路上，一位身着红衣白裤的女移民很是抢眼，竟开着自己黑色的小轿车，与庞大的移民车队同行。迁到新家后，当地的村民围在漂亮的小轿车旁啧啧地称赞个不停。这位“红衣女移民”瞅了一眼我胸前“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开县2006年外迁移民运送护送干部”的胸牌，有些怅惘地对我说：新居就在公路边，出脚也还方便，只是自己还得建一个车库。说完，她迈着天然弹性的步伐飘然而去。

天啊，这真是开县的农村移民么？我心里暗暗吃惊。

我有些迟疑地向一旁的陈能文求证，他说：“外迁对象只能是农村移民，这是政策红线，谁敢越雷池一步？在我们县城周围的小平原，富裕的农村移民多得很，有时连我这个当地土生土长的人，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靠土地生活的农村移民，就让他们办‘自谋职业’不是更好吗？”我说。

“但她说是靠土地生存，认为土地里还是能刨出金娃娃，移民不办自谋职业，总不能强迫人家嘛。再说，农民就不能穿好一些？你可不能凭衣帽取人啰。”陈书记说。

其实，开县农村移民办自谋职业几乎成为一阵飓风，不少人都不要土地，在城里买了房子，凭双手在找饭吃。县城旁边的丰乐镇就有1000多移民体谅政府困难，办了“自谋职业”的手续。

一家开县移民姐妹落户到合川市钓鱼城办事处。到新家的当晚，我和办事处唐书记和罗主任去看望她们。这家姐妹介绍说，她家在开县办得有碎石场，还有几辆跑固定线路客运的中巴车，资产已超过百万元。

“家财万贯，不如薄艺一身”。移民李从宝2006年6月6号从开县迁到合川，9号就开始杀猪卖肉，茶馆、童装店也同时开张营业。

开县丰乐办事处是县城边上的一个移民大镇，移民人数之多、搬迁任务之重，在库区移民乡镇中“排行老三”。我和县移民局的几位同事在检查外迁移民装运家具的时候，来到丰乐长长的街上，几家移民正在挥汗如雨地忙着装车。从街上人们的穿着打扮和言谈举止来看，没有人会相信生活在这条街上的竟是农家人。他们迁到外地去“改行”种庄稼，他们那一双双已经没有茧巴的手，能行么？

在这批迁到合川的移民中，家境殷实的移民不少，有两家移民有中巴客车，一家移民有两辆农用车，还有一家移民有一辆黑色小轿车。

家境贫寒的移民，除了破旧的家具日用品，堆放在屋子中间的四五个硕大的泡菜坛子就格外显眼，在三峡库区不少地方，曾有“一坛泡菜吃半年”之说。

移民老张家的坛子就有十几个。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都是干咸菜，还有两坛泡菜。老张告诉我说，搬迁前考虑到搬到新家一时半会还种不上当地菜，就多准备了些咸菜和泡菜。

我们一家一家地挥手告别移民，说一些祝福的话。移民们称护送干部是他们的“娘家人”，分别时他们眼圈发潮，声音哽咽。

我们回到返程车旁，突然，陈能文叫住司机老肖，把车上为自己路途上准备的干粮——一袋面包、几盒牛奶递给老肖，特地嘱咐只送给那家有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小女孩的妇女。

“这家移民生活很困难，但都是我的开县老乡啊。”陈能文说着眼圈有些发红。

我们打开车窗，向移民们挥挥手，老肖鸣响喇叭，车轮开始缓缓地滑动，慢慢地离开了外迁移民安置地。

一路上，我们几个人都沉默不语……

我记住了三峡百万移民运动中的一个历史时刻：公元2006年6月20日，长江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由政府组织的最后一批外迁移民宣告结束！

从这一天起，库区不可能再有成千上万的移民远离故土了，此情此景，三峡不会再有。突然，我感到胸中哽咽着一种沉重的东西，眼睛涌上一层水雾……

从1999年到2008年，前后10年，在政府机器的高效运转之下，三峡移民大规模走出夔门。重庆库区迁出地仅政府就共动用汽车16489辆，轮船339艘，火车45列次。运送如此多的外迁移民，动用如此多的交通工具，并做到了安全、快捷、有序，不伤一人，不掉一人，不亡一人，安全事故为零，这也算是水库移民史上一次长途迁徙的伟大奇迹！

七、心灵上永远的根（1）

故土对长江三峡外迁的移民来说是什么？是童年在沙滩上的嬉戏；是少年时代捡鹅卵石打水漂的缤纷梦想；是青壮年时“哥是川江长流水，妹是川江水上波”铭心刻骨的初恋。故乡的一湾流水、一草一木和缕缕清凉的江上清风，才是他们情感上的真正故园，才是他们心灵上的永远的根。

贺国强在重庆任市委书记时就指出，移民工作关系着库区的长治久安，关系着工程成败，而移民工作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他说，三峡工程作为工程问题不大，因为它是个物；移民是涉及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复杂，也最难，主要是思想工作。移民祖祖辈辈住在这里，他的亲戚朋友都住在这里，现在一旦要他搬迁，要他离开故土，故土难离这个思想根深蒂固。

重庆市移民局郎诚处长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三峡移民迁到了外地，是在一马平川、四通八达的平原地区。一位当地老乡和新来的移民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说：

“是你们三峡老家好还是这儿的新家好？”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我们老家好啊！”

“听说，你们老家出门就爬坡，走起来可吃力了，咱们的家出门就坐车，多方便。”

“我们老家有山、有水，一年四季都是青山绿水。你们这儿有山么？没有；有水么？也没有。一眼望去，什么都没有啊。”

老乡被移民一口“呛”住了，一时语塞。

“不管我现在怎样，将来如何，我都认为没什么地方比我们三峡老家好！”移民说完，眼眶已贮满泪水。

郎诚说到这儿的时候，还若有所思地叨念：老家有山……有水……有水……有山……

是的，三峡移民不论走到哪里，都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老家。其实，对家的依恋，并非三峡移民的专利，而是人性共同的主题。一首著名的世界民歌《可爱的家》就这样对“家”进行了忧伤的咏唱：

纵然游遍美丽的宫殿

享尽了富贵荣华

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想念我的家

好像天上降临的声音

将我轻轻召唤

我走遍天涯海角

都怀念我的家

家——啊——

可——爱——的——家——

我走遍天涯海角

都怀念我的家

…………

巴东的三峡移民从山区搬迁到平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平原上“太阳最晒人，雨水最淹人，蚊子最咬人，泥巴最粘人，冬天最冷人，生活最吓人”。

“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突然离开自己的故土，移民在面对新的环境、新的面孔、新的口音、新的习俗的时候，往往会涌出绵绵的思乡之愁，尤其是中、老年移民，更是苦恋着三峡老家。

一个搬到北方的移民，在冬天不会生取暖炉时，想起了老家：老家多好啊，不生炉，不烤火，四季如春……

一个移民因为不会做面食而多掺了水，瓷盆里的面粉搞成了一锅粥，他不习惯长时期吃面条、馒头，端起碗就想起了老家：老家多好啊，上顿下顿都是喷喷香的大米饭……

一位移民不会种北方的小麦，蹲在土坷中噙着泪水想起了老家：老家多好啊，种庄稼不用这么麻烦，光是种蔬菜一年就卖上万元……

一位移民送孩子上学，一年交了1000多元的学费，他想起了老家：老家多好啊，孩子上学一年只缴300多元……

移民在新家，烧饭用液化气，这烧的可是血汗钱哪，这时候想起了老家：老家多好啊，烧包谷秆、烧杂草柴火，一年下来不用花一分钱……

新家用的是自来水，洗菜、淘米，喝一口白开水都要花钱，这时候不能不想起老家：老家多好啊，煮饭用的是井水、河水，也不花一分钱……

到医院看病抓药，不知为啥医药费这么贵，同样的药方，在贫困的老家可不用花这么多的钱……

到福建、浙江、江苏的部分三峡移民，一闻到海鲜味就头晕脑涨，他们不明白，这么腥的东西当地人咋吃得津津有味？他们还是喜欢吃腊肉、腊排骨、腊香肠……

春节到来之前，一位移民按照老家的习俗买回一头肥猪，按三峡老家的方法腌制腊肉，可没想到新家的气候与三峡老家有着天壤之别，结果他腌制的肉全部发臭发黑，花了那么多的钱，他心痛得泪水长流，这时候，他想起了老家……

一位在老家时常走家串户、四处拉家常，几个大院都听得见她声音的移民大娘，到了陌生的地方由于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几个月目不窥户，足不下楼，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沉默不语的人。晚上看重庆卫视，想起了三峡老家……

移民进入陌生的环境，就要抛弃原有的生活形态，从头学习和掌握一种生活技能。开县移民李从宝搬迁到500公里外的合川安家，他在老家从事屠宰鲜销业，应该说500公里并不远，同样属于重庆市，同样是杀猪卖肉。然而，到了新家，市场给他上的第一课是：消费者不买“带骨肉”，只买?剔骨肉”，这无异于给他当头一棒，卖了10多年的肉，从不剔骨头，别看从肉中剔除骨头事小，费时费工不说，剔得不好，肉就没有“卖相”，这也还得从头学起。这时候，容易想起开县老家……

说起在新故乡生活的变化，巴东外迁移民向国刚说，以前听惯了川江号子和轮船汽笛声，搬迁前一家住在神农溪起漂点，主要从事造船、拖船和旅游等服务业，一年下来有2万多元的收入。他拉着自己的小儿子说，生活要靠自己调整，过去住在长江边，进出都是爬坡上坎的，过江赶集全是自己撑船。如今来到了“平阳大坝”（意指地势平坦的地方），他这双习惯于撑船掌舵的“老胳膊老腿”，首先得学蹬人力三轮车。

由于迁到外地的都是文化不高的农村移民，他们面对新的生存环境，不得不付出新的代价，而有些代价在他们看来是极为沉重的，或者是不应该付出的代价。

来到新家的三峡移民，在老家穷山恶水的生存环境中，练就了驾驭摩托车的本领，他们在陡峭坎坷、一蹦三跳的崎岖路上行走自如，其技术不亚于摩托车的赛车手，但一来到平原地区，却感到大不习惯，并把老家“不优秀”的一面带到了新家。比如，一部分移民兄弟交通意识比较差，不习惯戴安全帽，有的竟然穿着两片拖鞋就骑着摩托车飞奔……

在这短短的几年中，各省市都发生过多起交通事故，移民死伤都有，这个时候，有的移民看到亲人丧生于车祸，就想起了老家，因为，如果不修三峡电站，不搬迁到外地，一家人仍在三峡老家，这个车祸可能避免。

开县渠口镇上马村支部书记朱宏宝，是重庆直辖市第一届人大代表。他说服亲属、好友全部外迁到湖北省安家落户。不幸的是，迁到湖北的亲人因车祸、生病，几乎每一年都有一个亲人去世，他每一年都要赶到湖北办丧事。他“舅老官”的两个孩子因父母亲去世后无人管，他就把两个孩子从湖北接到自家养起来……

“朱宏宝家境并不宽裕，他用自己博大的胸怀接纳了移民亲友的不幸，默默无语地为政府排忧解难。”开县移民局党组书记陈能文去上马村看望他时，深为朱宏宝的义举所感动。

七、心灵上永远的根（2）

生活习俗和经济问题引发移民的思家情绪是普遍的。移民对新环境、第二故乡的认同，却是一个深层次的情感话题，这与适应新的生活习惯、新的生活方式似乎无关，因为在移民大脑里，对故乡的眷恋始终统治着他们的情感。

落户移民有人回三峡老家，总是不忘替乡亲们捎上一些花椒、麻辣酱和腊肉，他们固执地认为，“人老才乖，姜老才辣”，这些东西还是老家的好。

一些移民告诉我说，一方面，他们喜欢新家的经济条件，渴望在新环境中赚取比老家更多的经济收入，但另一方面，在新环境中感到心灵上始终难以安居，因此，对故乡的怀念也羁绊着部分移民的适应步伐，妨碍着他们对移入地社会的认同。

外迁移民小张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他对送行的移民干部蒋卫中有些伤感地说：

“我们是一个大家族，有30多个人，虽然分了家，但都在附近住，犁田、栽秧、打谷、施肥等庄稼活都是相互帮衬，一家有事，大家都去照应。尤其是红白喜事，一大家子几十口人相聚一堂，周围的乡亲邻居都羡慕得不得了。过年过节，大家走亲戚家串门，你初二来吃汤圆，我初三去烙糍粑，他初四去拜年……甚至赶场、买化肥、买猪饲料都是邀邀约约一块走。现在，我们这个大家族被分别安置到湖北、湖南、江苏和重庆的江津市安家落户，一个大家庭就这样七零八落，真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重逢，想起来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父亲母亲辈、爷爷姥姥辈迁得太远，恐怕是一辈子都见不到面了……”

小张说着说着眼泪就扑扑地往下掉……

蒋卫中也不知说什么来安慰这位情感质朴的小伙子，只是默默无语地听他诉说。为了兴建三峡工程，移民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除了淹没的房子、土地，还有失去的亲情、乡情、友情。而这些“情”，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无法补偿的。

现在，外迁到其他省市的移民大部分人都入乡随俗，都不回三峡过年了。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一些移民回三峡探亲，看到老家的炊烟、水田，眼泪就哗哗直掉，哪一个移民不是“近乡情怯”？

真是“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

从重庆到山东的三峡移民有一万多人，他们带着自己的饮食习惯、乡俗土语以至秉性融入山东，慢慢地了变成“山东人”，但传统文化之于他们是独特而不会消失的，不仅不会消失，还必然会反过来与当地的传统相碰撞，相融合。

我的表弟徐来，是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老师。他出生在重庆，10岁左右从重庆去了山东威海，现在已是一个活脱脱的山东大汉，有山东人的一副大嗓门。2006年春节，他回到重庆，给我讲威海接收三峡移民，也讲“三峡移民专列”的故事，许多人坐上由济南开到重庆的直达火车，是“沾了三峡移民的光”。

闲谈中，徐来表弟分析了山东人和重庆人的区别。他说：重庆人和山东人说话都是大嗓门，但有本质的不同，山东人表示“五”时，把一个大巴掌伸到你面前：“五！”而重庆人却是五指并拢来，拿到嘴前，还把身子倾向你，手腕上钩地轻轻地对你说：“五。”但山东人和重庆人都很坦诚，是一根肠子通屁股的性情直率的人。

在生活中，他对重庆人和山东人有三个方面的比较：一是攒钱，二是花钱，三是赚钱；重庆人讲究很好地生活着，而山东人则讲究为什么活着。

重庆人赚了钱来必先讲究吃喝玩乐，他们认定身心健康是一切之本，所以，只有吃好、喝好、玩好才能保持工作的动力，才能有“本钱”去挣更多的钱。山东人恰恰相反，一分一厘都要存起来，自然是省吃俭用，想的是以后生了病咋办？家里买房、盖房咋办？娶媳妇、嫁女咋办？反正哪样也缺不得钱，总是想着存钱以防后患，满脑子的忧患意识。两相比较，山东人善于攒钱，重庆人善于花钱。

那么，谁善于赚钱呢？重庆人有足够的精明，并且吃苦耐劳，仿佛小小身躯里蕴含着无限能量。关键还是生活观念上，重庆人只认目的，相信劳动致富，干活不分高低贵贱，都是为自己赚钱。所以，再苦再累的活——无论是打零工、擦皮鞋、掏阴沟都有人干。

那么，山东人的皮鞋是谁在擦？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山东蒙阳红生态农业集团响应对口支援三峡的号召，到库区发展石榴产业。总裁孙义富一次在巫山对我说，山东当地人都是自己擦皮鞋，掏阴沟等脏活都是一帮外省人在干。山东人有时可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即或赚再多钱，他也不会给人擦皮鞋。尤其在农村，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愿出外打工，乡土意识浓。攒些钱还往往先把大门装修一番，哪怕吃糠咽菜，也不能让人瞧不起。这也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生活观念。

其实，移民搬迁到新家与在老家时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再穷也得把房子修好装好，最怕的就是被当地人瞧不起。在当今这个社会，谁会瞧得上一个穷人？“越穷越光荣”的时代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在我看来，重庆人活得实际得多。山东人劳作一辈子都给儿女做牛做马去了，给他们盖房、买房，再把媳妇给他娶进家；重庆人对儿女成人后的事就不如山东人那样的操心，上学或者出外打工，自己赚钱自己盖房、买房，自己有本事自己娶媳妇，没本事就打光棍呗。

重庆和山东，当然还有一些传统上的笼统区别，像重庆爱吃麻辣火锅，山东人喜欢吃大蒜；重庆人矮小，山东人高大之类的区别就不再赘述，观念上的差别才会真正产生碰撞、融合。也许在当地生活久了，重庆人会觉得山东人实在，原来自己可以活得更有责任感些；山东人也会觉得重庆人聪明，原来自己可以活得更舒适些。

搬迁之前，移民小李的一个窝心事就是，他原所在的村集体资金有几十万元，这笔钱是全村村民十几年的积累，由于以前从未想到过要迁走，关于这笔钱怎样分配也就没有明确的说法。搬迁之前，小李找村里商量了几次，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这些钱他们都出了力，但没办法分到手，一搬家就可能要不到了。

像小李这种情况，在库区很多，有的地方解决得好，有的还悬而未决。在移民接收地，同样的问题又冒了出来。一些接收移民地方的村民也提出了一个问题，移民来了成为新的村民，村里原有的集体资金究竟有没有他们的份儿？原住居民当然反对，因为这些钱是他们积累的，外迁移民有补偿，有国家给的政策。一进村来就拿“干股”肯定不合适。可是，怎样不伤和气、合情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很多地方仍然没有一个可以操作的办法。但老是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在一些接收地，农村养老保险已经搞了好几年，而三峡移民基本上都没有保险。移民进入当地后，这项工作搞不好，将极大影响移民的安定。一些条件较好的省市由当地市财政出钱，给移民搞了保险，解决了移民的实际问题。可在另一些地区，依旧被类似的问题困扰着，当地财政紧张，缺“人民的币”，想给移民办也是手长衣袖短。

三峡百万移民的难题，难就难在有层出不穷的问题出现，是一个不停“运动”中的难题。以前认为是难点，现在成了非难点；以前认为是容易的事，一下又变成难题；难题总是此起彼伏，就像峡江变幻莫测的波涛。

湖北、重庆外迁的19万多移民中，最多的省市1万多人，少的也是六七千人，还有部分自主外迁的移民，分散在全国的25个省市，如何安置、安顿好这部分移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据接收地移民局官员介绍说，移民的心理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怕他们躺在“移民身份”上不谋自立工作，生活工作中处处以“移民身份”搞特殊，依赖政府，不仅当地人会排斥，而且融合的难度也会加大。毫不夸张地说，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事关外迁移民工作的成败。

出钱搭屋，置田种地，这些事情都可以通过政策和投资做到，但文化、语言、生活习惯上以及感情上、身份上的融合，还有血缘、地缘意识的根深蒂固，要融入当地社会，则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

对于故乡无法割舍的关注和思念，常使他们产生一种莫名的惆怅，难以言状的失落，使他们很难在情感上完全“同化”于新环境之中。

有的三峡移民，几十年生活在山坡陡峭的峡江深谷，猪、羊等禽畜都是在山上“敞放”，从没使唤过耕牛。到了平原地方架牛耕地，牛一甩头、一瞪眼，吓得哇哇直叫，扭头撒腿就跑。跑了一会儿，发现牛并没动武的意思，才跑回来蹲在田坎上暗自垂泪……

重庆开县移民黄凤国到了属同一语系的湖北省，但语言交流仍有困难。在老家耕田，对牛喊“退”，对湖北的牛得大声武气地喊“缩”；对重庆的牛喊“转头”，对湖北的牛就要喊“过来”……

语言是一条被低估的巨大的沟壑，是融入当地社会的一大障碍。“乡音未改鬓毛衰”，指的就是语言问题。

在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福建等地方，移民得像小学生一样从一、二、三、四、五……个、十、百、千、万学起。

语言不通，与当地人交流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在“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谁又会耐着性子，听一个外来的陌生人说着一大堆听不懂的话呢？不少外迁移民伤感地表示：要迈过语言这一大关隘，恐怕要等到下一辈人了。

从奉节到福建晋江西滨镇安家的300位移民，刚到晋江，他们几乎无一人能听懂当地方言，也不太适应当地的环境，上了年纪的人不知多少次梦回到千里之外的白帝村老家。移民感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说闽南话。”

七、心灵上永远的根（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李能平的家族在奉节袁梁村居住了8代，他不会说普通话，福建的众多方言令他头痛不已，倒是他妻子聪明，她说：“听不懂就写字吧，话说出来不一样，中国字总是一样的噻。”

再难也要学，不说闽南话，怎么能成为货真价实的福建人？又怎么融入当地社会？西滨镇政府想了一妙招：移民要安置得稳当，还得“从娃娃抓起”，让三峡来的小移民最先学会闽南话。

于是，西滨小学、西滨中学专门为小移民进行了闽南话培训。小家伙与大人们就是不一样，接受新鲜语言反应很快。放学回家，摇身一变，又当起“语言老师”，把从培训中和课堂上学到的闽南话教给了父母。

孩子当老师，父母很规矩地学，学不好还要挨“脑壳笨”的训斥。每当大人到菜市场买菜，到商店购物，孩子们就当起了“随身翻译”。

忠县的不少移民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学不会，但要让下一代讲一口流利的闽南话，“要等我孙子长大后，才与村里人没什么区别”。

江苏省海门市，也是一个富饶的地方，由于三峡库区与江苏相距太远，地理环境差别很大，两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语言、风俗习惯等都有很大的差异。

为了确保三峡外迁移民能够尽快融入当地的生活环境，江苏各三峡移民迁入地党委、政府都组织群众中的骨干分子、移民干部、乡村干部等开展“四帮一”活动。所谓“四帮一”，就是有4个当地干部群众对移民进行帮扶。外迁移民到家后，这些干部群众都主动上门介绍当地情况，并带领这些移民到附近的市场、商场等地方看看，教他们怎样买菜、怎样砍价等。当地党委、政府还专门制作了亲情联系卡，上面写着帮扶干部的姓名和电话，以及包括当地医院、镇办公室等在内的常用电话号码。

语言不通是外迁移民面临的第一大难关。移民办负责人说，暑假期间，他们组织当地的中小学教师，到每户移民家中，教他们说普通话和当地方言，使他们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当地群众顺利交流，为移民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奠定基础。

从巫山到安徽长丰县水湖镇的三峡移民，一开始对语言环境有一种怯生生的“恐惧感”。

安徽人说的“照不照”，移民听了一头雾水，什么叫“照不照”？后来才知道是“行不行”的意思。

在安徽，还有一个笑话，当地人与移民交流，要他“杠家”，移民一听：“什么，你们要‘抄我的家’？”后来才弄清楚，“杠家”就是回家的意思。

江浙地区有一则语言引出的笑话。当地村社干部神色欣喜地向几个移民介绍本地改革成功的经验，很认真总结了两点：一靠政策好，二靠机遇多。但这一句很普通的方言，移民却误认为是“一靠警察（政策）好，二靠妓女（机遇）多”，直听得眉头发皱，心惊胆战，一脸羞愧。

他们的理解是：这里的发展原来是靠妓女多啊。警察好，不就是装老好人，不管这档子事吗。这样羞耻的话，当地干部也敢大言不惭地讲，原来这里的经济发达靠这样瞎搞啊。

“哼！原以为搬进了金窝窝，没想到摊上个淫窝窝！”移民当时就恼怒起来，当面质疑这种有伤风化的“搞法”。

移民一急，说出来的全是三峡土话，讲得唾沫飞，村社干部一时半会没听清楚，也不知动了移民的哪一根毛，绊了移民的哪一根筋。后来双方费尽周折才明白是误会，一拍脑门，肚子都笑痛了。

到上海崇明岛的移民朱祥玉第一次找邻居借菜秧苗儿，说了很长时间邻居还是听不明白。他急得没有办法，只好把对方拉到菜秧地里一阵比画。最后才搞清楚事情的原委，双方都又好气又好笑。

三峡移民外迁到了生存地，双方说的话，双方像听“外语”。但不管是“上海阿拉”，还是“江西老表”和福建“客家人”，他们在听移民讲述问题时，都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并把当地方言改成一字一句的普通话，确实让移民们深受感动。

每当移民有困难时，各地总是伸出一双双热情的手。安置三峡移民是国家大事，要安置稳、安置好却需要从小事做起，而且要做大量琐碎烦心的小事。

一个迁到安徽的中年移民，原在老家是赶场天做屠宰鲜销生意，因为语言无法交流，到了新家之后流着泪改了行。

移民金泽武以前在三峡杀猪卖肉，来到浙江长兴县夹浦镇吴城村后感到不习惯，思想上有情绪，语言上有隔阂，三天两头嚷嚷着要回三峡老家。村里、镇里干部轮番做工作，后来就连县长杨献国也出面亲自来挽留。老金感动了，答应留下来，重操旧业，杀猪卖肉。

村党支部书记孔有明，为三峡移民稳定地安置下来，可以说是操碎了心。为了把金泽武留下来，每天清晨，他都要起个大早，陪着移民金泽武杀猪卖肉。

“孔书记，是你在卖肉？”

“不是，是帮移民老金。”

“那……我买一块肉。”

“老金初来乍到，听不懂本地方言，你要多多关照。”孔书记几乎对每一个来买肉的村民重复着这样的话。

这位村支书又当“翻译”又当推销员，买肉的人就自然不少，村民们常常照顾这位远方来的三峡移民的生意。金泽武说：“有孔书记在这里，事情就好办多了。在这儿杀一头猪就有百把块钱收入，比三峡老家好赚钱哩。”

三峡移民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比较起来，在生活水平、精神状态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落差”。长兴县县委书记吴水霖表示，县里将尽可能为移民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确保移民能逐步致富，让移民“来得放心，住得安心，生活顺心”。

这位县委书记说的“落差”还真说到了要害处。稍有历史、经济概念的人都知道，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16世纪初期，当三峡地区大多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时，“资本主义”就开始在长江下游地区萌芽。

三峡移民迁到外地是否会沦为新的贫困者？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各地政府绞尽脑汁扶持移民，采取一系列抚民、安民措施，为的是让移民感到“人间也有真情在，除却巫山也是云”。

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在静寂无声的月夜，幽独的异乡，千里游魂，万般思绪，寄托着柔肠寸断的思乡。在一年的重要节日里，移民们都无一例外地想起了老家，三峡长河里的滴滴泪水，瑟瑟秋风中的声声抽泣，演绎着多少惆怅的怀想。多少人今夜无眠，拿起电话与老家亲人通电话，总是“独怅然涕下”……

2006年的春节，迁到江浙地区的一位移民给老家的移民局长打电话，礼节性拜年之后说：

“在老家，你催促我搬迁，我骂过你，但你为我们移民做了很多事，我从心里感谢你。我们一家现在很安心住在新家乡，但说句心里话，还是不习惯。主要是语言不通，出门就像出国一样，一句话都听不懂，东西买不回来，生活不方便。还有就是住在三楼上，长期沾不到地气，人就离开了地球，走路像踩在棉花上，周身都轻飘飘的，久而久之，就生了些毛病出来……”

移民在电话里抽泣、哽咽了一会说：“真想老家三峡啊，现在真说不准，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不能给你打电话，我就变成了孤魂野鬼，不能叶落归根了……尽管如此，我们在新家没丢人，没有返迁回老家，也算没有给你丢脸……”

移民局长放下电话，泪水涌上眼帘……

一、一个最底层的移民人

三峡百万大移民，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话题，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无论谁谈起三峡移民，心情都不会太轻松。移民工作者忠诚地推行国家意志，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把移民迁走并妥善安置下来，他们付出的代价也同样惊人。

云阳县高阳镇是库区的移民大镇，全镇17000名移民，迁到外地安家落户的就超过10300人。牌楼村是高阳镇的第一移民大村，共有移民2181人。年近六旬的叶福彩是牌楼村的老支部书记。村主任向道现50多岁，瘦瘦的面庞，看上去显得有些疲乏。他给我讲述了一个最底层的移民工作者的故事：

叶福彩，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人。我和他共同工作了近20年，是村里的“老搭档”。

说起叶福彩，我总想起他临终前那揪心的一幕：那天，我正为几个移民搬家，突然接到叶支书病危的消息，我顾不得一身泥水，匆匆赶到他的病床前，看到几天前还给我交代移民工作的老支书，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他用眼神示意我，仿佛有很多话要对我说。我赶忙把耳朵凑到他的嘴前，倾听他最后的话。他说：“道现，我没有完成……移民任务，我实在不想死。”

说服移民搬迁，不亲身经历就不知道有多难。我们牌楼村12组的陈从清，是村里外出了名的“不近人情”的人，性格暴躁，是我们移民工作中的一根“傲杠”。那一天叶支书和我来到陈家动员外迁时，话刚出口，陈从清忽地从椅子上蹦起，两眼瞪得比鸡蛋还大，他冲着我和叶福彩大吼：“姓叶的，废话少说！我不搬，看你啷个搞？大不了老子坐牢！”吼完，扬长而去。

第二天，我俩又去找陈从清，刚到院坝，“砰”的一声，陈从清锁上大门，甩下一句话：“没空！要搬，你们帮我搬！”

见此情景，我呛得直摇头，叶支书给我打气：“癞子的头不好剃，但也要剃；功夫用到，火候掌握好，肯定能剃。”

第三天，叶支书在街上找到陈从清，赶忙上前赔笑、递烟、点火，左一声兄弟，右一声兄弟，从移民政策到牌楼劣势，从外地的经济发展，到风土人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陈从清走到哪儿，叶支书就撵到哪儿，好话不知说了多少筐，磨破了嘴皮说弯了腰，可陈从清还是不理、不睬、不搬。

一天傍晚，老叶又去陈从清家，刚到院坝边，老叶就冲着屋里叫着陈从清的名字。陈从清正想躲藏，突然，看到叶支书难受地抱着肚子蹲在地下，哇地吐出一口鲜血……

就是这口鲜血，要了叶福彩的命。

陈从清一下吓傻了，叶支书为说服他搬迁，从苦口婆心到口吐鲜血，就是铁石心肠也为之动容。

陈从清连忙上前扶起老叶：“老支书，您一番好意，我懂……我搬，我一定搬！”

叶支书生病了，我劝他要注意身体，可他总说没事。就这样，一连两个月，老支书拖着病弱的身子，走村串户，宣传动员。罪，没少挨；气，没少受。但不理解的移民一见叶支书，不是躲，就是吵，有的躲不了，干脆就放狗咬。皇天不负苦心人。从老伴、侄女、三亲六戚到其他移民，“堡垒”被一一攻破。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死神离他越来越近……

2000年7月22日，牌楼村首批外迁移民要远赴湖北草埠湖了。看到老叶的身体一天天虚弱，我便和他商量：“您得抽个时间去做检查了。”他什么也没有说，揣上几瓶药便匆匆上路了。

到了草埠湖，一些移民情绪大，确实有点不通情达理。5组的移民彭友发借口宅基地与承包耕地远，口口声声要打道回府。叶支书为他的事，一边白天黑夜找他谈话做工作，一边又与当地干部商量尽力为他调地；费了不少力为他调好了地，哪知他又提出耕地面积不足。叶支书一把拉着彭友发来到地头，硬是用脚一步一步亲自为彭友发丈量土地。在火辣辣的太阳暴晒下，叶支书脱掉鞋子，挽起裤腿，沿着地边均匀地迈开了脚步：一步、两步、三步……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身子一次次剧烈地晃动。他迈出的脚步越来越沉重，数数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当数到“362”时，只见叶支书粗气大喘，汗湿全身，佝偻的身子晃动了几下，扑通一下栽倒在地头……

做人的工作做到这种份儿上，就是铁也要被熔化啊。在对接工作结束后的酒席上，彭友发端起酒杯，流着泪说：“老支书，对不住您！我……干了这杯！”说罢一饮而尽。

叶支书当时有几分激动，他高举酒杯说：“乡亲们，我原本不敢喝，但今天，这酒，我一定要喝！一来感谢你们对移民工作的大力支持，二来祝你们早发家，早致富，给家乡争光，干！”

酒刚下肚，他难受地捂住了肚子，无力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了。大伙都要他到医院去看看，他语气低沉说：“老毛病，不要紧的。”

对接工作完成了，大伙儿都催着老叶早点回家上医院，可老叶说：“难得来一次，我们去看看住在草埠湖郑家坡的那些老?计吧。”1998年，我们村自主外迁的17户移民到了郑家坡。我劝他：“老叶，算了吧，都病成这样，不去，老乡也会理解的。”他执意不肯，说：“移民是‘嫁出去的女儿’，但不是‘泼出去的水’呀。我这个当支书的，该去问声好，鼓一把劲嘛。”他一手捂着胃部，一手拄着木棍，来到郑家坡，挨家探望询问，看到家家摆设齐备，了解到移民周传明还当上村干部的情况，他高兴地拉着周传明的手说：“传明啊，要带领乡亲们勤劳致富，为家乡争光！等三峡的回水到了家门，一定要坐船回来看看，啊？”乡亲们看到叶支书病成这样，还大老远走来看望，都禁不住热泪盈眶，临别时，乡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

这次湖北之行，他强忍剧痛硬撑了5天。5天啊！现在都不敢想他是怎么扛过来的！去年我在草埠湖碰到彭友发，他一回忆起叶支书，说起那些往事，本来不善表达感情的他却是泪流满面。

回来后，镇领导和我都多次催促叶支书去大医院做检查，他一边答应着，但拆房、退地、搬迁，千头万绪的移民工作让他实在没法抽出身。

在一次给移民拆房时，他的胃病再次发作，痛得不省人事。当镇党委书记赶到时，发现刚苏醒的叶支书正蜷缩一团。书记眼睛濡湿了，他板起面孔大吼：“我以镇党委的名义宣布：你马上停止工作，赶快治病！”

8月14日，叶支书被镇里的乡亲强行送到了万州三峡中心医院。看着诊断书上的“胃癌晚期”，我心如刀绞。在医院的日子里，叶支书念叨最多的，仍是村里的移民工作。每一次我去医院看他，他都要强撑起身子，细致地询问每一户每个移民。

老伴劝他：“人都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就不能少操点心？”

他说：“其实我早就晓得我没几天活头了，可牌楼村的移民还没有迁完啦！我心里……急呀！”

我知道，这是老支书心未尽，情未了啊。

2001年1月10日，那一天，寒风呼啸。叶支书在居住了33年的老屋里，走到了生命尽头。弥留之际，他仍在劝说守候在病床边的家人：“老伴呀！我不能……陪你外迁到江津了……但你一定要带头……领着孩子们迁走……”

老伴强忍住内心的悲痛说：“老爷子呀，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放心吧，我一定迁到江津去。”

“道现，你代我提个小小的请求，我死后，能不能把我埋在村里的175米水位线上……坟头要向着大江……”

与我搭档了20年的叶福彩大哥，给我留下最后一句话，就这样走了，走得很远、很远、很远……

向道现讲述着故事，已是泪湿双眼。

给叶福彩送行的那天清晨，高阳镇所有镇村干部和牌楼村近千名乡亲臂戴青纱，手捧白花，为叶福彩送行。当这位老支书的遗体被安放在墓中的刹那，号啕声、呜咽声响成一片，人们趴在墓沿、跪在地上、蹲在田里声嘶力竭地哭喊：“叶大哥啊，你说好和我们一起外迁的，可你一个人偏偏留下了啊……”

高阳镇牌楼村的移民任务完成了，叶福彩是唯一一个应该外迁而无法迁走的移民，他留守在故乡的土地上，留守在三峡175米水位线上，留守在一座面向滚滚长江的坟墓里……

向道现迁到江津慈云，被选为了社区支部副书记。每年春节，他都要返回故乡，给叶福彩烧上一炷香，敬上一杯酒，添上一捧土，说上一会话，把他生前惦记的一些移民乡邻的生活现状告诉他。

叶福彩，是一个用生命践行三峡移民工作的人。

重庆市移民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欧会书1992年就从事移民工作，他无限感慨地告诉我说，三峡移民精神产生于百万移民的无私奉献和伟大的牺牲精神，产生于移民工作的伟大实践。广大移民干部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真正想移民之所想，急移民之所急。许多移民干部长时间蹲在移民村、社，与外迁移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护送移民外迁途中，移民干部带头让出好的船舱、铺位给年老、生病的移民，自己则睡在统舱，坐硬座，用真情感化了移民。

移民干部识大体、顾大局，“宁可苦自己，决不误移民”，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熔铸于三峡移民事业。有不少基层移民干部在奔赴移民区的路上出车祸以身殉职，有的长期带病工作，有的积劳成疾，有的眼睛都瞎了；有的身染沉疴，最后倒在了移民工作岗位上……

他向我列举了不少移民工作者的事迹：

一心为移民的奉节县移民局副局长、全国“十佳公务员”冉绍之就是整个库区移民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为给移民找一块平缓的坡地，在30多公里的江岸来回跑了5趟，每10天磨破一双鞋……

忠县监察干部张兰权是做外迁移民思想工作活活累死的……

巫山县的冯春阳是在做移民外迁动员工作时被山洪激流卷走牺牲的……

云阳县街道的向思风大姐，苦口婆心走街串户说服移民搬迁，也是累死在工作岗位上……

涪陵百胜镇的副镇长况守川，在检查移民拆迁旧房时，被轰然倒下的土墙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还有不少去移民区路上出车祸以身殉职的移民干部……

“不管是在告别家园时对故乡投下深情一瞥的移民群众，还是在死神降临时仍然念念不忘乡邻搬迁的基层移民干部，都同样让我热泪盈眶。我知道，这些普通、善良、真实可敬的人们，在三峡工程胜利竣工的盛大典礼上，可能不会提到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移民运动中，用信念、热血、生命为百万移民作出最为生动的实践，将使我永远感铭！”

欧会书说起这些在三峡移民岗位上与他共事多年的伙伴、战友、同事和百万移民，心情格外沉重，眼睛濡湿……

长江三峡岁月的变迁，沉淀的是历史，生动的是实践，而凝结的则是一种永远昭示后人的三峡移民精神！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1）

我这些年来搜集移民素材，自然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底层的移民群众和从事移民工作的管理者。

漆林，是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在移民搬迁进入攻坚阶段出任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局长，是各级移民局长中最大的头儿。库区的移民干部和移民，背地里都幽默地称漆林为“库头”。

漆林对这种叫法并不感到恼火，他甚而认为：“当面叫‘库头’也行，谁不知‘库头’就是‘裤头’？基层移民工作实在是太难了，让他们图个嘴巴快活，也算我做的一点贡献吧。”

这位部级官员为何对称谓一点都不在乎？一种说法是：一个人如果不在乎自己的称谓，他还会在乎什么？另一种说法是：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个性有关。熟悉漆林的人都知道，他从农民中走来，本身就是一位“群众语言大师”。“库头”与“裤头”等戏谑之词，在他脑海的“语言辞库”中，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罢了。

我考证了以上两种说法，发现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但我更相信前一种分析，干了三峡百万移民搬迁安置这活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当了一种难当的官，漆林还会在乎其他别的什么呢？

漆林从事三峡移民工作已有10多个春秋寒暑，库区移民搬迁的区、县全都留下了他的“脚板印”。对走遍库区千沟万壑的漆林来说，“脚板印”这三个字，远比“足迹”更具有个性特征和时代特征。

不在库区留下几千行“脚板印”，就不算真资格的移民干部。

库区各级移民干部无不幽默地说：只要远远看到一个光头的人，八九不离十准是漆林局长又到库区来了。

漆林常年在库区奔波，留下许多话题和谈资，其中一个引起我兴趣的传说，是关于一双鞋子的故事。

1997年，他13次到三峡基层，在库区蹲了149天，鞋子跑坏了两双。有人看到“库头”穿着一双掉了线、裂了口的鞋子在库区跑上跑下，就给他买了一双鞋子送去，谁知竟挨了他一顿劈头盖脸的批评。

“把鞋子拿走！鞋子坏了得自己买。”漆林并不是婉言谢绝，而是沉下脸来直言奉上，一点不给送鞋人留情面。

好心送鞋子的人当时就闹了个大红脸。

还有一次，库区一位同事给他送来一件衬衫，他同样沉下脸叫秘书退了回去。还是甩下一句老话：“衣服、鞋子都得自己买。”

如果认为漆林不谙人情世故，那就是不了解漆林。曾经，他的一位朋友给他和一位同事送来两小坛泡菜，他竟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还连夸这位朋友“会办事”。本来应是“资源共享”，可他却对同事说：“对不起，哥们儿，这两坛泡菜我‘独吞’了。”

漆林最爱吃酸的、辣的和臭豆腐干，一吃就是“几十年”，也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习惯。

一位移民干部私下向我嘀咕说：基层移民干部跑烂几双鞋子倒是司空见惯，可北京来的一位部级领导干部，穿着一双掉线裂口的鞋子在移民区跑来跑去，这难道真是一种“工作上的需要”？漆林在大学是学法律的，后来又读研究生，用法律术语加流行语来评说，这会不会有一种“作秀的嫌疑”？

漆林这种个性的人会“作秀”吗？他真需要“作秀”吗？

我后来见到漆林，把有人质疑他“作秀”一说斗胆抛给他，他笑着对我说：“那可能是你的认为吧，我从来都不‘作秀’！”

翻开漆林的人生履历表，或许就能找到些许答案。

漆林是湖北黄冈人，4岁多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关了半年多，后被共产党的部队营救出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在读大学的漆林因为反对打砸抢，反对迫害老干部，被“造反派”抓去关进了监狱，后来还是武汉军区下一道命令，“造反派”才把他放了出来……

漆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革委”政工组工作。当时为了培养干部，省委领导决定把一批年轻人下放到基层磨砺。按照组织的安排，他到黄冈乡下当了农民，后来成长为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地区司法局局长、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湖北省计委主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局长……

从漆林几十年走过的人生历程来看，他不是“坐直升飞机”扶摇直上的干部，而是从大别山麓的田间地头，一步一个脚印走向北京的省部级领导人。

漆林的经历，总与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家庭有关。他父亲叫漆先庭，出身雇农，年轻时打长工，是鄂东地区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母亲林友先，出身贫苦。两人都是老红军。

出身于“红色家庭”，童年经历诸多苦难，打自幼年、青年时代，漆林心中就积累了鲜明的爱恨情仇。熟悉他的库区干部和移民都知道，他性情直率，敢作敢为，有话敢说，一根肠子通到底，绝不会拖泥带水。在工作中，如果谁把他交代的事慢了半拍，他会大发脾气。

2002年，库区一批干部到?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挂职，漆林问万州移民局的周一川：“你们在北京挂职过得还算习惯吧？”

“漆局长，在北京过得一点不习惯，老想着回库区。”周一川对局长也来了个实话实说。

“你小子看来说的是真话，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实话。你要是说喜欢呆在北京就是假话了。”漆林不仅没批评他，还表扬了他一番。

从少年、青年两次入狱经历，从农民的儿子、公社党委书记到国务院的一名部级干部，漆林始终关心生活在底层的农民群众。这些年来，他在库区悄悄地供养着两个农村失学女童，每年都要寄几次钱供她们生活、读书，并承诺一直供到她们能自食其力为止。

在库区的耳濡目染，漆林感慨很多。从整个三峡库区看，绝大多数移民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为建设三峡工程，默默地做出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他们行为憨厚、语言朴质，搬迁中有许多故事感人至深。

他的秘书透露说，漆林虽身在北京，但最爱看的还是农村题材的电视剧。这与他长期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长期关注“三农”问题有关。每当他在电视中看到农民的艰辛苦涩，看到库区移民“舍小家、为国家”的义举，有时竟情不自禁，泪流满面……

漆林对母亲很是孝顺。父亲去世后，孝敬母亲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对他的教育很是严厉，从不娇生惯养。他这个部级干部还是老红军出身的母亲用棍子给打出来的，母亲总认为“棍棒之下出孝子”，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就应该挨打，挨了打才容易“长记性”。他当了县委书记之后都还挨过母亲的揍。

漆林讲起自己当了“县官”还被母亲训导的往事，仿佛变成了一个天真顽皮的孩童。他眼里闪烁着一种温馨、幸福的辉光，长时沉浸在母爱的回忆之中。

在与漆林长时交谈中，我发现：

一句“农村移民是重中之重”，是他的口头禅；

一句“鞋子坏了得自己买”，是他真实的内心独白；

一句“万事民为先，百事孝为先”，是他的行为准则；

一句“一肩承受着党和政府的重托，一肩承载着百万移民的希望”，是他的责任感。

在鄂渝两省市三峡地区的移民局长中，有股级、科级、处级、厅级，而漆林则是级别最高的移民局长。在国务院，他是一名部级干部，要代表国家机关指导、管理三峡库区百万大移民的搬迁安置工作；要协调中央各部委和湖北、重庆两省市的关系；还要直接面对各级移民干部和普通移民群众。一句话，他这高层的移民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2）

人，既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又要维护移民群众的利益。

这些年来，漆林曾陪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吴邦国、邹家华等中央领导到库区考察移民的搬迁安置。在重庆，他曾向邹家华副总理非常详细地算过一户移民搬迁中的损失和隐性损失。中央领导人心中都非常清楚，仅靠三峡淹没的补偿资金，不能使库区富起来，因此，除了从三峡发电中提取一部分钱来扶持库区外，还号召中央各部委、全国各省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

在研究对口支援方针政策时，他陪同邹家华副总理和三峡办的几位同志从晚上一直研究到凌晨5点，才确定了“优势互补，互利互惠，长期合作，共同发展”四句话。这16个字，最后成为10多年来对口支援工作的框架性政策。

1997年11月8日这一天，三峡坝区艳阳高照，晴空万里，隆重的大江截流仪式进行到高潮，江泽民总书记在重庆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等人陪同下登上了坝区坛子岭。总书记望着浩浩荡荡的截流大军，询问了一些枢纽工程的建设情况。总书记对漆林说：“你们搞移民工作是一项很艰难的事，恐怕觉都睡不着吧。我在上海工作时搞扩建火车站，1000多户人要搬迁，一个星期就开了两次会专门协调这个事。移民搬迁中的矛盾要及时处理。”

1998年4月16日，江泽民在重庆乘“神州号”轮到库区考察，船在涪陵停了下来。总书记到联丰村考察移民搬迁情况，看到一排漂亮、整齐的移民房，兴致很高，他和联丰村支部书记张洁蓉聊起家常，还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小张，我问你，你说什么东西拿钱都买不到？”最高层的总书记出题考最基层的支部书记。

面对总书记提出的问题，张洁蓉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愣了一下回答说：“人的思想是拿钱买不到的吧。”

总书记笑了笑说：“不对，应该是空气，空气才是拿钱都买不到的，我说的对吗？”

“对对，我怎么没想到呢。”张洁蓉也笑了起来。

总书记在涪陵区会议室听了汇报之后，把漆林叫到身边说：“我今天有一件事不满意，你看涪陵的会议室有多豪华？沙发椅子都很高档啊。现在库区搞建设，一方面资金有困难，但我看有的地方不是量力而行，想‘一锹挖一口井’，会议室这么豪华，我是有意见的。”

漆林了解情况后向总书记汇报说：“涪陵为了接待总书记，专门从宾馆借了些沙发和椅子过来，临时布置了一个会议室。涪陵方面也表示接受批评，马上物归原主。”

“原来是这样，也没有这个必要吧。”江总书记听后才放下心来。

在船上，漆林被安排住在江总书记房间的旁边。在库区一路考察，总书记对库区移民生活和移民搬迁工作都十分关心。

漆林喜欢读书，涉猎广泛，天文地理文史哲都喜欢。到库区工作，一有时间他就叫人找来县志，晚上睡之前读一读，为的是掌握当地历史变迁，好对症下药开展工作。

到库区督察移民工作，漆林“不握纤手，常握茧手”。他住星级宾馆，也住一般招待所，但有个惯例，总得有几晚宿在农村移民家中。他这种“我行我素”的做法，叫当地政府头痛不已，同行的部下更是暗暗叫苦。“库头”都住农民家，司长、处长自然也“没好果子吃”。

1999年的冬天，漆林到了巫山县大昌镇，从北京跟随他来的干部每人分别住一户农村移民家。一位同行的处长住进一位农村移民家中，尽管移民的房子是新的，但所有的窗子都没安装玻璃，可以说是“空气流通，八面来风”。由于河谷低洼地带空气潮湿，移民的被盖是潮湿的，毯子是“滋润”的，房间是冷冰冰的，晚上还遭遇刺骨寒风的袭击，处长冷得直打哆嗦，只好坐起来裹着被盖，一个晚上都蜷缩在漆黑的夜中……

第二天，处长向他提出：“局长，咱今后就别住乡下了吧？”

“你们这帮小子，到了库区就别‘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不到移民家了解真实情况，怎么决策？”

处长嘴上这么说，其实是担心漆林，年近花甲之人，身子骨是否真挺得住？北方来的官员们，只要冬天到库区，很多人都会患感冒。因为，库区的冬天，潮湿、阴冷，室内室外是一样的温度。

漆林曾就宿在大昌镇里的招待所里。这个地方能称为招待所，是夸大了“招待功能”100倍的叫法，房间没有厕所，没有水龙头，更谈不上空调，连洗脸洗脚得端着盆子，到街边的公用水龙头接水。

就在大昌的晚上，他研究了巫山县志，知道这个古镇在康熙七年时就是一个“县衙门”所在地，是一个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来并入巫山县。小镇历史悠久，情况复杂，又是全淹全迁镇，移民搬迁比其他地方要困难得多。

每当春节临近，漆林都要到移民区去慰问、看望移民，也住在移民家中，但?不在移民家过年，哪怕是忙到腊月三十，他也要赶回家去。他知道，如果留在移民家过年，就会惊扰当地一大群干部和移民，“非但不安民，反而扰民”。

库区不少移民干部评价说，漆林有农民吃苦耐劳的传统，有农民质朴、善良的心地，由于当过公社书记，更懂得农民“狡黠的智慧”。好像农民在想什么，他心里就在琢磨什么。

漆林喜欢潜入底层调查的工作作风和跳跃性的思维，很多人都感到“跟不上趟”。

有一年，他到宜昌移民中搞调查，专门把湖北省移民局长刘俊生、宜昌移民局长李德刚、重庆市移民局副局长陈联德等人叫来，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小官员，共有二三十人同行。

车队进了离宜昌很近的一个叫龙宝的村，一会儿，100多名移民像从地缝中冒出来似的，一下就围住了车队。移民看到是北京来的官员，越说越带劲，越说越激动。

漆林就叫移民在院坝围成一个圈子，一个一个反映情况。几个移民火气大得惊人，什么路没修好，水井没打，该发给移民的补偿资金没拿到手等等，一下说了很多问题。

漆林先叫随行的移民局长、当地政府官员们一个一个现场回答移民提出的问题，现场解释移民政策。他认为这既可以考察当地的干部对移民政策法规的了解程度，又能了解移民和当地政府发生冲突的真实缘由。

移民小郑发言时眼睛瞪得像鸡蛋大：“为什么安置时说的是好地，落实到我们头上全变成了河滩地、坡地，分到手的田也全是烂冬洼？”

移民老李说：“我的补偿金，我让给了我弟弟，是因为我弟弟供养着母亲，可还有500元钱没补上，是不是被贪污了？不想拿了？”

漆林是一位孝子，被眼前这位很有孝心的移民感动了，他发话说：“500元钱得给这位很有孝心的移民补足，当场给补上！”

漆林记下了所有移民的发言，他最后说：“我把我的名片发给你们移民代表，还要发几个电话磁卡。移民有啥意见和建议，就请你们这些移民代表给我写信，或直接打电话向我反映，好不好？”

漆林用农民最熟悉的语言，向移民讲解国家的移民资金筹措的复杂过程，解释了移民提出的疑惑，最后竟获得了移民的阵阵掌声。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3）

接过漆林的名片，几个火气大的移民没想到，这么容易就直接找到国务院的移民局长，作为最底层的移民，也算一下就能“通天”了。刚刚还是“红眼睛绿眉毛”的模样，一下就觉得扬眉吐气起来。

随后，漆林住进了“火气较大”的移民小郑家，和他就移民搬迁问题来了一个“煮酒论短长”，并和小郑一连干了三杯火辣辣的白酒。“酒后吐真言”，这话一点不假，小郑什么掏心窝的话都对漆林说，二人促膝长谈到深夜两点多钟才歇息下来。后来，这位小郑成了当地的移民群众代表，常给漆林写信、打电话，还主动去给四邻的移民做工作，成为当地最具说服力的搬迁带头人。

当地政府对漆林一行在宜昌遭遇移民“围攻”深感过意不去，甚至有几分惶恐，可漆林却感到不枉此行，非常满意。

带着一大群干部到移民村，而且故意弄得“声势浩大，呼前拥后”。当时就有人认为，漆林是湖北晋京的官员，带着大队人马到移民村，是在玩一种“衣锦还乡”的派头？还是他真不知道这样做会被移民群众围住吗？

漆林如果不知道移民会找上门来，他就不是漆林。

漆林对同行的麾下说：“我当过公社党委书记，还怕和农民、移民打交道？说得脱，就走得脱；否则，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说明我们的工作中出了问题，不是移民政策宣传解释不到位，就是有些事不符合移民群众的意愿。”

掏钱给移民买电话磁卡的黄建国处长打趣说：“局长，这次给移民代表发电话磁卡的钱谁给报销啊？”

“不报销你就找我报销，你们这帮家伙也不算一笔账？发给几个移民代表电话磁卡，一张电话卡不过几十元钱，用很少的钱，我在北京就能及时了解很多真实情况，这笔账合算得很呢。再说，我这种做法就是叫地方的移民干部给我‘悠着点’，倘要胡来，随便搪塞我，小心移民打电话告状。”

我们一些地方的官员，到基层总是静悄悄的，生怕群众围住小车走不脱，生怕群众知道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殊不知这种人为的“隔膜”，恰恰制造了紧张空气，也阻碍了干群关系的融洽与和谐。

2002年，2000多名移民从重庆库区迁到长江中下游某省的一家国营农场，当地农场把移民补偿金拿去为老职工办了养老保险。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未经移民同意，就自作主张动用移民的钱办养老保险，移民上访不断，动静闹得不小，从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上千人，纷纷上门要求政府给个说法：农场凭什么花移民的钱？

漆林闻讯，当即和副局长宋原生从北京赶往事发现场。

当地政府没有安置水库移民的经验，更没见过移民这架势，顿时慌了神，一地方官员提出两位局长最好不要到现场去，实在要去，就提出派大量警力到现场“协助”处理问题。

漆林一听就火了：“共产党怕老百姓，还算什么共产党！”

漆林对安置移民过程中激化矛盾的做法历来都很反感。他认为百万移民是一群可爱、可敬的人，无数事实也证明，这么多年来，政府和移民之间，还有什么事不能通融、协调？只有真诚的对话，才是走向和谐的基础。

漆林、宋原生赶到农场的所在地，看见5层楼上全都站满了怒气冲冲的移民。在农场一个破旧的大礼堂里，两位局长与“剑拔弩张”的1000多名移民面对面恳谈起来。

首先，他让移民把陈述的意见和要说的话都说完，这是他每一次面对移民的习惯。他一边听一边记在笔记本上。

在听了移民激动的述说和提出的诸多条件之后，漆林动情地说：移民资金是“高压线”，是全国人民的血汗钱，是移民搬迁之后恢复生产、生活的重要支撑和依靠。动用移民资金搞养老保险，就是“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是“踩了红线越了雷池”，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任何挤占、挪用移民资金的行为都违规违法。农场移民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他责令当地：必须迅速把侵占的移民资金如数退还！

漆林的旗帜鲜明的表态，使在场的移民感动不已。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对移民说：“我作为移民局长，今天和大家推心置腹讲几句。在接收三峡移民的10多个省市中，每一个地方由于经济条件、耕作习惯、生活方式的不同，在移民大政策相同的情况下，这儿给移民子女减免学费、减免家电安装费，那儿给移民发锑锅、棉被、菜油、面条等生活物品，发了的地方，移民就很满意，还跟我说‘就差没发老婆了’。但没发的地方心里就不平衡了。在信息畅通无阻的今天，不少移民都有手机，家里也安有电话。加之大家说的‘天下移民是一家’，各地给移民发放物品的信息被误传为‘国家又增加了补偿’，这使得你们农场的移民心存怨气，还推理说：当地既然敢把移民补偿金拿去搞保险，不知还克扣了多少应该发给移民的补偿？我认为，你们这次提的有几个要求是过分了，明明没有的补偿政策，以讹传讹，也被你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移民兄弟来到当地，既来之，则安之，就要适应当地的条件，不能跟发达地区比，不能跟城市比，更不能跟发达国家比，人比人，气死人，你们说是不是？……”

一位姓李的移民说：“以前听说还有这补偿那补偿的，我们又没拿到手，就怀疑又被当地克扣和贪污了。仔细一想，上头（政府）怎么会三天两头给补偿呢？又没谁见到过正式的红头文件，接了几个移民老乡的电话，‘捡到封皮就以为是信’，一下就信以为真了。今天才发现，自己很幼稚，容易轻信传言。漆局长的批评在理，我们服啊。”

另一位王姓的移民说：“我们听说北京来了人，劲头更大，还准备扩大事态，两三千移民都要赶来讨个说法。听了漆局长解释，才知道我们也有不少错误的地方，把理说通了，我们气也顺了，只要农场把挤占的移民资金还了，其他的要求我们也不提了。请漆局长放心，我们也不会再闹了。”

“小孩见了娘，无事哭三场”。移民面对从北京来的移民局长，就像见了亲人，谁短谁长，谁热谁凉，叨叨絮絮讲了很多很多，漆林、宋原生都耐心地听、耐心地解释。移民正当的诉求，当场肯定；过分的要求，当即否定，还给予批评。

漆林从中午1点谈到晚上7点多钟，离开时，1000多名移民群众响起一阵掌声……

离开农场，漆林的心像打翻了五味瓶，久久平静不下来。在多年的安民实践中，漆林悟出了“两个到位”：一是库区各级干部的工作要到位。给移民把道理讲清楚，为什么要修三峡？为什么要搬迁？为什么移民补偿资金有限？这些都事关移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广大移民群众是明事理的，政策宣传到了位，思想工作做到家，移民才会“舍小家、为大家”。二是我们的政策和资金必须到位。如果我们的政策公布了不及时到位，移民就会认为你又在说假话，又在骗人，又在“忽悠”百姓，久而久之，就会失信于民，这将是一幅非常可怕的图景。

农场发生的事再次说明，“两个到位”并没有到位，敢把移民资金拿去办养老保险，就违背了移民资金管理的硬性规定。失信于移民，是他这个高层的移民局长最感痛心之事。

漆林这些年来从不回避移民信访，每次到库区，只要不是开会，他几乎天天都要和移民见面。“移民局长如果怕与移民面对面，还当什么狗屁移民局长？”

漆林能用农民的语言与农民交流，这仅是他丰富经历的一个棱面。他的“语言禀赋”，在库区也广为流传，我也是早有耳闻。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4）

1997年2月底，漆林到“长江委”督察移民规划。有一番话讲得“长江委”同志们心里热乎乎的。他说：“长江委为三峡库区移民规划做了大量的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几代人做了努力，很感谢！无论是工程设计还是库区移民规划工作，长江委对三峡工程所做的贡献，都将永载史册，我由衷地钦佩……长江委是三峡工程的主力军，是国家最基本的依靠队伍，是三峡工程最有权威的发言人。但是，你们的工作成果分量很重，希望你们拿出的成果更要慎重……”

漆林几句话把“长江委”的地位和作用就勾画了出来，“长江委”不少人称他是一个鼓动家和演说家。

而我直接领略他的语言才华，则是在1998年4月14日、15日，在重庆雾都宾馆小会议室，两天与漆林近距离“亲密接触”，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漆林的这一次库区之行，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刚闭幕，中央新一届政府刚完成换届，库区干部普遍担心政策会有所变化，因而心事重重、思想波动；而大江截流之后，百万移民又必须尽快启动大规模搬迁……

“两会”一结束，他就从湖北溯江而上，沿途住移民家、调研移民生计、督察移民搬迁、听库区基层政府汇报。在库区的10多天里，他睡眠没有一天超过六个小时，到重庆是最后一站。

漆林是全国政协委员，就在这一次全国政协、人大会议期间，委员、代表们关于三峡移民的提案、议案就有15个。他感触最深的是“两会”代表非常关注三峡移民，渴望加快移民搬迁进程，并希望新一届中央政府拿出更强有力的举措解决好三峡百万移民问题。

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江泽民到重庆代表团座谈时指出，重庆直辖市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搞好三峡移民工作。

重庆库区移民任务占整个三峡库区85%，动迁移民超过100万人。从全国一盘棋，长江一条链，三峡一个点的全局战略高度来考虑，从建设长江经济带、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来看，中央的意图很明白，新组建的重庆直辖市，第一要务就是妥善安置好三峡百万移民。

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移民，而百万移民的重点在重庆。

按照国务院三峡建委的要求，“两会”结束之后，他到库区系统地搞一次移民问题的调查研究，总结得失成败，然后正式向国务院的新任领导人作一次汇报，给国家决策提供更多的依据。这是漆林此次库区之行的目的之一。

但是，作为高层的一位移民局长，不能不看到一个严峻的现实。那就是从大江截流之后，两省市移民搬迁不到10万人。由于一期水位涉及的大多是洪水期就要淹没的河滩地，移民人数并不多。但在“两会”中，部分委员和代表们也对此不解，不少人认为三峡工程已正式开工五六年，用了那么多亿元人民币，为什么移民人数还不到10万人？个别人甚至算了一道“数学题”：平均1年不过搬迁了1万多人，如照此推算，100万人不也得搬四五十年？

“两会”期间，漆林也成了新闻人物，他不停地回答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问题。这正应了古哲学家庄子的“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博者不知，知者不博”的老话。漆林就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无论怎样解释，委员和代表还是难以理解。

除了在“两会”上受气，这次深入库区调查，漆林还听到了各个层面的诸多议论。

移民系统的干部普遍担心中央政府换届之后，国务院三峡管理体制会不会变。以前的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是由国务院总理李鹏担任，副主任由副总理和一批正部级领导干部担任，现在朱镕基总理还会担任主任吗？以前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中央各部委有50个，现在政府裁掉一大堆部、委、办、局，重新组建的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还会一如既往地支援三峡库区吗？国务院精简了不少机构，三峡建设委员会会被精简掉吗？移民局会被精简掉吗？即或是不精简，其职能会不会转变？如果这些发生变化，国家对三峡移民区的一系列的政策又如何保证其连续性？……

作为一个高层的移民人，漆林心里是明白的，三峡工程既然开了工，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新的中央领导一定会采取强有力措施帮助解决三峡百万移民问题。但是，库区各级政府和移民干部一接触到具体问题就感到棘手，因为他们的担忧也并非全无道理。

前些日子，漆林陪一位中央领导到三峡考察。在轮船上，中央领导对国家银行的一位副行长谈到扶持三峡库区每年15亿元的联营专贷问题，这位副行长回答说三天后答复。可事实是，三个月过去了，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可这又能怪谁呢？银行已转向商业化发展，“自己的稀粥还没吹冷”呢，又怎能顾得上别人？

可库区却认为是以前制定的政策无法兑现，是又在“忽悠”人！

在重庆，他与市移民局长刘福银通了通气，与重庆市委、市政府交换了工作意见之后，决定用两天的时间在市移民局召开处长以上的干部会，听听局长、处长们的情况反映，要求面对移民搬迁中的实际困难，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市移民局刘福银局长就如何完成二期水位移民任务提出意见和建议，一口气汇报了10个大问题，每一个大问题还夹着若干小问题，大小问题相加，问题在50个以上。

漆林一边听一边记，生怕记漏了一个问题。

因为，三峡移民这道世界级难题，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复杂问题组成的、无人解破过的“超级方程式”。发现问题，把问题研究透彻，才能为破解难题奠定一定的基础。

这两天，漆林与在移民第一线摸爬滚打的处以上干部探讨移民进程中遇到的棘手问题，综合在库区半个月的调查，他发现了许多问题，既有移民政策上的盲点，也有实际操作上的难点。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在紧迫的形势下，如何组织、发动移民大搬迁。

“一期水位，‘狼’没来。二期水位，才是真正的‘狼’来啦！百万移民搬迁的大决战开始了！”漆林用了这样的开场白。

漆林说，有人认为中央领导人不知道移民搬迁的艰辛，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失误”。中央领导集体一直都在关心着三峡移民，库区政策不仅会有连续性，还将会有更多优惠政策出台。他希望库区移民干部对中央政府换届不要有疑虑，要一门心思放在移民大搬迁上。

大江截流，一期水位90米，二期水位135米，三期水位156米，四期水位175米，长江之水分阶段地猛涨起来，大量农村耕地要淹没，大量的工厂要搬迁，大量的移民得按时搬迁。一期水位移民，5年多搬迁不到10万人，而从1998年开始，一年就得搬迁10万人，如果出现水撵人，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

漆林坦言，就在这次“两会”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对移民人数太少、搬迁进度不快的疑问，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刺激”。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5）

他说，在湖北督察移民工作，一位干部知道他是从湖北晋京的官员，就当面指着他的鼻子骂：你当官了是不是？以前你在湖北工作，我还很尊重你，但现在我恨死你了！

恨也罢，骂也罢，漆林都认了。是啥虫，就得钻啥木。

漆林说，移民干部总得要人来当，移民的活儿总得要人来干。这也是一项“千秋功罪，后人评说”的特殊事业。库区各级政府、各级移民局长，谁不是骑在老虎背上、坐在火山口上？干上移民这活儿，绝对没有任何退路可言，因为稍有闪失，就会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不算湖北库区的移民，重庆库区从二期水位开始，每年都要搬迁八九万人，我也知道困难重重。”

漆林为了启动重庆库区移民大搬迁的程序，他从改革的大背景讲到三峡百万移民……

他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哪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就连西方记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20多年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瞩目的”，是“令人惊奇的”，是“创造出了伟大奇迹的一个发展中国家”。

漆林话锋一转说，但是，我们得有清醒的头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把容易改的、大家都受益的、风险小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改革了，这也是改革前期推行得比较顺利的缘故。但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发展，一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暴露了出来，而难度大的、风险大的、要损害部分受益者的既得利益的改革却慢慢地沉淀下来。

改革是循序渐进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具体的做法是先易后难，先“吃肉”，再“啃骨头”，攻坚阶段就是“喝汤”。

在改革初期，因为三峡工程不上不下，库区生产基本上处于“维持状态”。国家投入少，没有形成规模化的产业。加之三峡地区的封闭和观念的落后，在别人“吃肉”的时候，三峡地区没有摊上多少“肉”吃；在别人啃骨头的时候，也没能啃到几根“骨头”；在别人大碗大碗“喝汤”时，才急着抢一点“汤”喝。现阶段，“骨头”啃完了，“汤”也喝得差不多了，但却要在国家级贫困县连片的三峡峡谷中，进行史无前例的百万移民大搬迁、大安置，移民工作的困难可想而知。

“我也想过，如果是在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搞移民搬迁，困难肯定会小一些，比如长江三角洲一带，16世纪资本主义就开始萌芽，经济基础肯定比库区好得多。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经济地理关系，国家的投入再多，也总有个限度。”

漆林提醒说，改革的攻坚阶段，人们的希望值高了，移民的期望值也比以前有所提高。因而，用有限的移民资金搞移民搬迁，每一步进程都注定充满艰辛和苦涩，作为移民干部，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这位农民的儿子、“公社书记”出身的局长，讲起中央一连几个“1号文件”，言辞中饱含着对农民的深情。

他说，推行土地承包到农户，解放了束缚多年的生产力，一下就调动起千军万马的热情，中国很快就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这种速度所产生的奇迹，令全世界叹为观止。

但是，我们从唯物主义出发来认识事物，用“红头文件”在农村所创造的、发展迅猛的伟大经济奇迹，只能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一次。

库区现在搞建设，搞移民搬迁安置，一方面靠“红头文件”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还得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还要大量的项目支撑，而且要用赚钱的项目来支撑移民区的经济，这才是要害。因为，库区经济的发展，关系到移民的生存状态，维系着百万移民甚至包括下一代人的命运。

漆林提出了他这些天来的思考：

如果我们还认为靠一纸文件就能解决三峡百万移民问题，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如果我们还沿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安置水库移民的办法……

如果三峡移民区的生活水平长期低于邻近的非移民区……

如果库区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如果不下工夫保护三峡生态和治理污染……

如果库区地质灾害不能得到有效遏制……

如果不在移民“稳得住”上下一番苦工夫……

如果……

从劝说移民离家，他讲到了古时从三峡出走的屈原和王昭君；从组织移民搬迁，他借用了老子、庄子的一些哲学思想……

漆林的讲话极富感染力，他用一连串的“如果”警醒着在座的干部们：犯重复性的错误，就会形成“错误惯性”，甚至会铸成历史性的大错。

我参加了这两天的会议，但无法用更多的笔墨叙述移民区主要问题的来龙去脉，在会上，只感到眼睛发花，耳朵发炸，头皮发麻，腰杆酸胀，用一句重庆土话说：脑花都给搅散了……

我在想，这位国务院的部级官员一年在库区跑149天，两双鞋子都跑裂口，头发也几乎脱落光了，局级、处级、?级干部们又该跑多少天？县、乡镇、村的移民干部们，是不是得天天在移民家过了？

在会上，我除了认真记笔记，忙里偷闲，也一直琢磨着漆林这个名字。

漆林与麒麟同音，麒麟是儒家传说中的一种吉祥图腾。漆树成片的地方就叫漆林。我记得，漆树流出来的生漆液还是一种营养剂，能治愈皮肤皲裂、红肿等病症。古时在生漆液中掺些小麦粉揉在一起，就叫“麦漆”，把它贴在患处疗伤效果甚佳。

三峡工程动工、百万移民搬迁，峡江这片土地肯定会有一些震荡和“皱裂”，移民搬迁前后需要休养生息，也需要“疗伤”。安排一个叫“漆林”的人当移民局长，莫非是历史的一种巧合？

我依稀记得，古时有一个漆树成林的地方，伟大的哲学家庄子曾当过卑微的“漆园吏”，主要就是管理生活在底层的割漆农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哲学故事，就是他在漆树林中的观察所悟。漆林的“爵位”与“漆园吏”自然是天差地别，但也有相同之处，都是管理着生活在底层的人群……

我本想问“库头”一句，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父亲，在战争年代为他取了漆林这两个字的姓名，是否也暗含着一个特别的故事。可是，在严肃、沉重、令人窒息的会议气氛中，提出如此“浪漫主义”的问题显然荒唐可笑。

因为我看到，在谈到移民区极为复杂的情况时，已经戒烟多年的漆林，总是眉头紧皱，不时拿起一根烟在鼻子上嗅……

三、郑小林含泪送乡亲

2006年6月18日，是重庆直辖9周年的日子，当天的气温达到36度，我和郑小林同车护送366名移民外迁到合川安家落户。

郑小林的块头不小，长得敦敦实实，虎虎生气，他原在开县县委办公室工作。2000年县里大规模移民搬迁正式启动，县里号召县属机关干部到移民工作的一线去。他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后，第一个报名，被分配到丰乐镇担任分管移民工作的党委副书记。

丰乐镇共有人口25000人，但规划安置移民就达16000人，是和库区高阳镇、大昌镇并列的“三大移民重镇”。在车上八九个小时，我们边走边摆“龙门阵”，谈到移民工作的滋味，郑小林感慨万千。下面是他讲的在移民工作中的几个小故事：

在6年的移民工作中，很多事历历在目，可以说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我曾把一个废弃的养鸡场当成移民建房的“指挥部”，在那里一住就是三个月……

我曾当过“孝子”，为移民披麻戴孝，端灵守夜……

我也曾当过“不孝之子”，让年迈的老母独自一人安葬我死去的小弟……

我曾当过“敢死队长”，在滔滔洪水中与移民结成生死兄弟……

我也曾在移民外迁的路上经历了生死考验，至今还留有车祸造成的累累伤痕。我从县里的机关选择到基层做移民工作，我无怨无悔。我要实践一句话：“宁愿吃得千般苦，只要移民信政府。”

2001年春节刚过，我和另外两名干部率领40名移民户主赴四川自贡建房。由于移民是白手起家，可以说要什么缺什么。没有住处，我就带领移民打扫了一个废弃养鸡场，买捆稻草打地铺。没想到养鸡场鸡虱成堆，咬得我们奇痒难忍，无法入睡。移民心情烦躁，更思家乡，竟打起了外迁的“退堂鼓”。为了宽慰他们，我就买来花生，煮上面条，陪他们聊天，为他们打气，帮每家每户建房搞策划、当参谋，把鸡棚当成移民建房的“指挥部”。那些日子，移民想啥我想啥，移民缺啥我帮啥，终于，我负责的移民建房点第一个破土开工。

8月初，离移民搬家只有5天时间了，井泉村62岁移民查天才突然去世。一时传闻四起，并牵扯到外迁上，弄得人心惶惶。我既悲痛又担心，心急火燎地赶到查大爷家，像办理自己父亲的丧事一样忙里忙外。为了稳定查家及附近移民的情绪，取得他们对外迁的理解和支持，在办理丧事期间，我与查大爷的儿子一道从火葬场捧回骨灰盒，按照乡风乡俗，如同亲儿子一样为他披麻戴孝，哭丧守灵。我用一腔真诚告慰亡灵，安抚移民背乡离井的忧伤。

移民被我的真诚深深打动，村里一位老人说：“我活了70多岁，没看到哪个书记给别人当孝子。”查大娘更是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流着泪对我说：“郑书记，事实证明你和我们移民坐的是一条板凳啦，我们明天就搬家。”

在实践中，我慢慢地悟出一个道理：做移民工作必须时时刻刻与移民心心相印，血脉相通！

2002年8月29日，水东村移民祁和军拆卸煤气时不慎失火，造成10人烧伤的重大事故。当时，物品护送已启程，另一批移民已到了四川省开江县，得知消息后我火速赶回。4名重伤员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必须转往重庆市区的大医院，当务之急就是筹集60万元医疗费用。伤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我想到了家中准备送女儿到重庆读重点高中的3万元钱。我哄妻子和女儿说，你们先等一等，我护送伤员去重庆后，就到学校去给女儿报名。当晚，3万元钱被我悄悄打进了医院的账户。伤员被抢救过来了，而女儿却失去了去重庆读重点高中的机会！

我常常在想，作为一名移民干部，不仅要让移民群众在平时的工作中能看得见，在关键时刻更要豁得出去。

2004年9月4日，开县遭遇了200年一遇的特大洪灾，有800多名不愿转移的群众被洪水围困，情况十分危急。我火速率领12名机关干部、警察和民兵组成“敢死队”，自任队长，用绳索相连，搭成人梯，把移民一个一个从楼顶上背出来。突然一声巨响，离我们不到10米远的一家制药厂发生了爆炸，火光照红了河面，滚滚浓烟弥漫整个城郊上空，但没有一个队员退缩。在最后5分钟里，我带人搜救，7位移民全被救了出来。就这样，我和移民在滔滔洪水中结成了生死兄弟。

说到生死兄弟，我的心至今不能平静，或许今生今世永远也不会平静。

2003年9月9日，是我率领镇干部前往安徽芜湖市考察移民安置点的日子。凌晨4点左右，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把我从梦中惊醒。电话里传来母亲的哭声：“小林，你快回来，你弟弟昨晚病情加重，已经走了！”我的大脑嗡的一声，顿时一片空白。

带着悲痛的心情和纷乱的思绪，我不知是怎么赶回老家的。我父亲早在10多年前就去世了，我们兄弟俩就是母亲全部的希望和寄托。他这一走，今后就老母亲一人在家。我还记得当时向母亲开口?：今天我必须出差！一回到家里，我找来村支部书记和四五个亲戚，商量送兄弟上山的办法。在母亲同意后，我突然跪在母亲面前，愧疚的泪水夺眶而出：“妈，相信儿子，今后我一定好好尽孝，让你安度晚年。但是，今天我要带人去安徽考察移民安置点，我是领队，不能请假……”

我跪在母亲面前，离她很近，看到母亲浑浊的泪水不断线地流下面颊，揩了又流，流了又揩。她说：“你这辈子千万不能再生病，再出事了，记住，要平平安安地活着！”

临走时，我在弟弟的遗像前上了一大把香说：“兄弟从此永别，小弟一路走好，大哥下次回来后，一定到坟头陪你痛痛快快喝几盅你最爱喝的老白干。”

到芜湖考察安置点时恰逢中秋节，座谈会上，双方干部对移民安置点存在较大分歧，会议一时陷入僵局。同行的一位干部动情地讲了我弟弟的事。他说，今天是万家团圆的日子，我们出差为移民选择安置点不能与家人团聚也算不了什么，可郑镇长的兄弟是今天下葬！他为了什么？他是把外迁移民当做同胞兄弟啊！一席话说得所有在场的干部为之动容，市移民办罗主任当场表态：明天重新选点！罗主任和陆副主任还送我一首小诗：“八月十五月儿圆，移民干部团聚难。手足情深永相别，遥送小弟入青山。”

母亲要我“平平安安活着”的嘱托一直在我耳边萦绕，也许，母亲对儿子的牵挂和感悟是最有发言权的，移民实际工作中本身就有一些不确定性。

一次，我负责的沿滩区的移民工作已处于紧张的建房阶段，但邻近荣县的两个移民安置点还迟迟不能破土动工，镇党委书记要求我赶赴荣县。通过两天两夜的艰苦努力，移民与接收地政府意见终于达成一致。天快黑了，我顾不上吃饭，又挤上中巴车往沿滩区赶，因为第二天我要去联系移民建房的墙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快速行驶的中巴车突然冲下10多米高的山崖，我一下子就被摔昏过去。当我醒来时已是在送往荣县人民医院的途中。后来才知道，我当时头倒栽在稀泥里，是身边一位难友把我从泥里拉出来的，他当时以为我已经不行了。

医院确诊结论出来了：脑震荡、骨折、多处软组织损伤。移民得知了消息，他们凑了钱，打出租车连夜赶到医院来看我，每天2人轮流陪伴护理。细心的移民还为我买来土鸡在工地上熬好汤，专门到30公里外的医院一勺一勺地喂我。在病床上，我忧心如焚，自己是来帮移民建房的，怎么能反而成为移民的负担？我不能躺在医院了，我必须到第一线去。在确定大脑不需要手术后，我拖着一拐一瘸的腿又回到了移民建房工地。

有了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亲身体验，我想，我是赚回来的！我活着，真的活着，移民视我为亲人，我活着更应该好好为移民兄弟多做一点实事！

为移民，郑小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重庆直辖9周年的这一天，郑小林送走了丰乐镇的最后一批外迁移民。从此后，他不可能再这么大批大批地送走自己的乡亲了，因此，这个日子对他来说，具有一生的纪念意义。

四、自古忠孝难两全

2004年6月22日，阳光普照，风和日丽，满载外迁移民的“江山19号轮”汽笛一声长鸣，轮船离开万州港，移民站在甲板上，望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峡江故土，泪如泉涌……

挥手告别故土的一瞬，是撕肝裂胆的痛楚。轮船的甲板上、舷梯上站满了移民，他们谁都不想进舱，为的是多看看万州这块养育了他们的土地。

就在移民们沉浸在告别故土的悲戚之中时，张大明在四楼的后舱主持召开了第一团部工作会。移民护送团各分团负责人、各专业组负责人、船长、政委等人都参加了会议。张大明在会上强调：这次护送的对象是万州区第一批迁往外省市的1000多名移民，因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接着讲了几个必须高度警觉的问题。

只有细心的人才会发觉，张大明疲惫、浮肿的脸上，怎么也难以掩盖住一种巨大的忧伤和悲痛。

开完会，张大明从四楼的廊道穿过眼眶潮红的移民群，抬腕看了看表，时间指着10点20分。妻子李晗怎么还不来电话？莫非……他不敢往下想了。

江风扑扑吹了过来，他把住船栏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以缓解一下起伏不安的心潮……

6月21日中午12点35分，他的父亲去世，而此时离运送移民的轮船开船的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

父亲虽身染沉疴，病入膏肓，但突然离开人世，却使张大明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头一天晚上，为陪伴已处在弥留之际的父亲，张大明一宿没合眼。6月21日早上5点，他从医院赶到五桥、百安坝等地，送走了50辆满载移民物资的车队。8点30分，又赶紧召开了移民外迁之前最后一次准备会。

张大明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就匆匆赶到医院。他跪在父亲遗体前作最后的告别时说：“爸，你走得真不是时候啊，明天移民就要出发，我得去送移民，我是这次护送移民的总团长，不去不行啊。我不能送你上山（火化）了，请原谅你的儿子不孝，请原谅你的儿子不孝啊。”

他悲恸万分地给父亲诉说着，希望父亲冥冥中能听懂儿子的话语。

“你去吧，家里有我和你媳妇，你爸知道你去送移民也会同意的。”母亲在一旁掩盖住悲痛对张大明说。

“大明，你看妈都同意了，爸的后事由我来办，你放心，我会替你尽孝。”妻子李晗对他说。

两个女人，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妻子，她们的话很平常、很普通，但却是那样深明大义；张大明听后心如刀剜，眼泪如决堤之水，夺眶而出。

张大明是万州区五桥管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库区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后任万州区移民局副局长），主要负责把五桥6000多名移民迁到江苏等5个省市，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有多沉重。从2003年3月开始，他就全身心投入到移民工作中，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夜以继日地组织干部深入太龙等7个乡镇，摸查移民情况，宣传移民政策，解决移民难题。并先后带领移民干部奔赴上海、广东、江苏、湖南、江西等5个省市开展对接工作，与接收移民地政府共同研究、协商和解决外迁移民的诸多疑难，很快在规定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外迁移民销号工作。

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准备护送外迁的279户1124位移民到江苏南通市的关键时候，父亲却溘然长逝。

是送移民到新家还是送父亲上山（火化）？他眼前浮现出几天前的一幕：当父亲神智还较为清醒时，他在病榻前给父亲说过要去护送万州首批迁往江苏的移民。当时父亲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他并点了点头说：“去护送移民，莫担心我……”父亲的大义，母亲和妻子的支持使他义无反顾，决定去护送移民。

近两年，自从外迁移民的任务分配、布置下来，他就没有一时的空闲。作为分管这项工作的负责人，要与接收移民的省市县衔接各项纷繁复杂的工作，要去考察移民的建房，解决移民的土地分配、孩子上学等诸多棘手的问题。外迁移民的衔接工作，大都是由迁出地和迁入地双方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对话、直接拍板，尤其是直接抓的分管领导，都向上峰立了“军令状”，容不得半点懈怠，更出不得半点差错。他与江苏南通市多次衔接，情况和人员都比较熟悉。

张大明，40多岁，长得轮廓分明，有一张刚毅果敢的脸，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这张脸长得“很男子汉”。身边的同事评价他说，在指挥和处理外迁移民的复杂矛盾中，张大明也很“男子汉”。

就在外迁移民“大部队”就要出发之前，父亲却在这个时候离别人世。作为孝子，不能为父亲送行已是“大逆不道”，更使他无法放心的是，与父亲相濡以沫半个世纪，处于极度悲痛中的母亲。

他走后，送父亲到殡仪馆火化和照顾母亲的事就全交给了妻子。临走时妻子说：“家里的事我会处理好，你就放心、安心地把移民送到新家，不要挂记家里，父亲一火化完就给你打电话。”

第二天早上8点30分，外迁移民的?轮船到了15码头。港口到处悬挂欢送移民的标语，挥泪告别家乡的移民，搬迁家什的吆喝，使港口比平时多了几分喧哗。万州区委书记、区长来了，护送移民的干部全都来了，自发来欢送移民的群众站满了江岸码头，不少移民和乡亲站在江岸合影留念，然后挥泪辞别。

万州共有8000多名外迁移民，今天是首批移民出行的日子。热烈而隆重的欢送仪式后，张大明手持半导体喇叭，声嘶力竭地指挥着外迁移民依次排队上船。区委书记、区长和移民干部们都为张大明不送父亲送移民这种精神所感动，他们上前与张大明握手，表示了真诚的慰问和感谢。

江风吹拂，轮船破浪行驶。挤在船廊走道上的移民仍在依依不舍地指点着故乡的江岸。

张大明从三楼来到四楼，不时和移民乡亲打着招呼。一个移民叫住他说：“张主任，你今天穿得好喜庆啊。”

“是的，这么多乡亲迁到新的家，是乔迁之喜嘛。”张大明微笑着回答说。

昨晚，当母亲和妻子支持他去护送移民时，他却为穿什么衣服犯了愁。如果按习俗穿戴，应该穿黑色或白色的衣服，作为孝子，臂膀上还要戴一个“孝袖”。可是，移民们知道了会怎么看？连自己的父亲都不“送”，肯定是一个不肖子孙。移民外迁到新的家乡，是移民们的大喜日子，按习俗穿戴，移民们会不会认为“晦气”？思前想后，张大明决定最好不惊动移民，他上身着红色的短袖T恤衫，下身穿着牛仔裤，看上去喜庆、热烈，人也显得格外精神。

真是自古忠孝难两全！常言说，父亲是山，母亲是河，可老百姓是头上天啊，移民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张大明作为总团长，也是这次护送外迁移民两艘大客船的总指挥。轮船要经过五天四夜的航行，不安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航行安全问题，移民搬迁前的问题，安置后的问题，都有可能在这几天内“冒”出来。上峰指示，移民所提出来的问题，必须在移民到达新家之前解决。

护送这1124位移民，两艘船上船长就派了6个，县一级的负责人5个，还有130多名基层干部，近40名公安干警和医务人员。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护送外迁移民是出不得半点事的，任何一点小事，就可能使移民外迁工作的努力付诸东流。

11点，手机响了起来，妻子李晗终于打来了电话。

妻子告诉他父亲遗体火化的后事办得很顺利，许多领导和同事都到父亲灵堂敬献花圈。由于担心过度悲伤的母亲经受不了打击，没有让她去为老伴送行……

张大明心中悬吊着的一块石头落了下来，想起父亲此时正在去“天国”的路上，泪水涌上眼帘。他遥望天际，双手合掌，对着长江滚滚的波涛，哽咽着说了一句：“爸爸，恕儿子不孝；爸爸，你走好，你走好啊……”

正如张大明所料，五天四夜的航程是不平静的。移民们上船的第一天，由于搬家辗转劳累，从小船转到大船，加之告别故土的伤悲，显得极度疲惫。第二天移民们开始回忆、议论纷纷。第三天，两艘船的移民就迁坟补偿是否公平提出问题，不少人“情绪激昂”起来。好在护送的100多名干部及时做了解释，很快消除了误会。

当几个“有情绪”的移民得知张大明没有给父亲送行，而是专门来送移民乡亲，自己却为芝麻大点小事“闹龉龃”，顿感过意不去，他们很快就不吱声了。第四天，移民们开始憧憬新家的新生活，盘算着如何做生意发家致富，几天都充满离愁别绪的船舱里，偶尔才有了一点欢声笑语……

第五天早上7点，朝霞满天，两艘大客轮安全抵达江苏南通港，码头上锣鼓铿锵，鞭炮齐鸣，当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张大明看见，与他衔接工作的南通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袁镜波来了，副市长吴晓春来了，移民办主任杨雪涛来了……他们与其他移民干部通电话中得知“总团长”张大明父亲去世的消息，都感动不已。吴晓春副市长见到张大明就拉着他的手说：“你不送父亲送移民，我们要号召南通市的移民干部向你学习！”

279户1124位移民在南通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走入了各自的新家。

张大明去看了4个移民新家庭，每走一家，他对移民的住房和安置条件都感到满意。但是，“相见时难别亦难”，离开移民新家时，每一位移民都紧拉着这位相处了五天四夜的“总团长”痛哭着不忍放手。有一家移民在送他走时，竟拉着他的车门不放，还流着泪追赶着车跑了一程又一程……

每告别一个移民，就像撕开肉一样的感觉，铁骨铮铮的张大明都是泪流满面。他从移民的泪眼中，读懂了乡音、乡亲，读懂了人间真情，读懂了生离死别……

五、县长的移民日记（1）

巫山县县长王超记录的工作日记有一大摞。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选录了他护送外迁移民到广东省肇庆市安家落户的四天四夜。这极为平常的四天四夜，在近20多年破解百万移民这道世界超级难题的过程中不过是飞逝的一瞬间，但却是真实记录库区基层政府、干部与移民血肉相连的四天四夜……

2001年8月2日　晴天

明天，我县首批赴广东的908名移民，就要从大昌镇启程前往肇庆市了。

为了确保这次护送任务的圆满完成，县委、县府成立了指挥中心，下设护送、安全、医疗、宣传、后勤、货运八个小组，并抽调了40名护送干部。副指挥长、县移民局长早已和护送队员们一起蹲点大昌。中午开完会后，我急匆匆地来到礁石岩码头，赶上了前去迎接移民的船队。港监所所长王江宁告诉我，八条旅游船已经全部进行了安全检查，召开了船工会，要求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游船公司总经理张启汉说，运送移民是件光荣的事，船队也要有好形象。我们要把船舱清洗得干干净净，挂彩旗，贴标语，喜气洋洋地接送移民。果然，精心打扮的船队在碧绿的水面上形成了一道瑰丽的风景线。

站在船头，侧望县城，灰色的老城与明亮的新城形成鲜明的对比。135米、175米两块巨大的淹没线标识牌，像两块红色的警示牌。顺着135米望过去，心里一阵阵发紧。再过517天，整座县城、7个集镇都将搬迁一空；再过700天，这一切都会永远消失，化作一片汪洋。

巫山县是重庆库区的首淹首迁县，移民搬迁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仅外迁就达23000人，今年必须先完成外迁10000人的任务。市委书记贺国强、市长包叙定明确要求，移民是一项政治任务，不允许伤一个人、丢一个人、损坏一件家具，任务十分艰巨。

船到大昌镇南门码头，已是下午5点多钟。镇政府会议室里烟雾腾腾，镇委书记刘敬安、镇长王祖乾正在与县移民局长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原来情况报告，镇上几个小青年扬言今晚是最后一晚，要放点起身炮，砸乡政府的牌子。大家研究了应急方案，从福田、官阳派出所抽调5名干警加强夜间巡逻，护送干部再深入到各移民家中聊天，了解情况，做好稳定工作，保证明天能顺利出发。乡镇干部的眼里都布满了血丝，许多同志都是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大昌是一座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古城，过去曾是巫山县的县城，一直到公元1670年才并入巫山县。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全县80%的土地都是坡度为25度以上的山地，许多地方连草都不长。唯独这大昌坝子一望无边，大宁河水灌溉着千亩良田，是巫山的“小成都”。记得中学时与同学们打着背包来到这里，走青石板路，访温家大院，印象最深的就是“到了大昌，不想家乡”。加上这几年小三峡旅游资源的开发，也带动了大昌镇的经济发展。一个小摊、一只小船都足以让全家人养家糊口。所以移民不愿走，动员工作的难度很大，而且是一年之内就要外迁5000人。县委、县府在全县乡镇班子中精心挑选，把骡坪镇委书记刘敬安调来当书记，把大溪乡党委书记王祖乾调来当镇长，同时抽调部分县级部门的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他们都是责任心强、能吃苦的干部，以身殉职的冯春阳同志就是一位典型代表。

冯春阳去世的那片河滩离南门码头不远，一簇簇芒子草在河风的吹拂下颤颤抖抖，像在对每一位来者讲述着那悲壮的一幕。7月30日，冯春阳与队员甘惠明一起去青云村途经这里，突然遭遇山洪，洪水把冯春阳围在了河滩中心，他一手紧紧地揪住芒子草，一手挥舞着雨伞，大声呼救。咆哮的洪水吞噬了他的声音，漫过了他的头顶。一个人的生命就在这瞬息之间结束了，想起来就像做梦一样。我与冯春阳同志认识很早，在小学打乒乓球时，他就是我的业余教练。他的工作单位是很不起眼的防疫站，但是城里的人大都认识他，亲切地称他“冯二哥”。去年底县里组建移民工作队时，他对我说，这个移民是世界级的难题，也很有意义，我也快退休了，让我去试一试。他一去就是8个月，跑烂了解放鞋，乡移民办公室的出勤表上记载他只休息了10天。

6月26日政府从旧县城搬到新县城，办公室通知他这个行政科长赶回来。照完全体人员的合影后，我拉住他的手说，来，冯二哥，我俩照一张合影。他是一个十分热爱生活的人，爱好集邮、采集三峡石。他乐于助人，把工作当做快乐，他把自己的名字改名为冯徽山，安徽的徽，巫山的山。他说他要圆满完成任务，才对得起自己那张老脸。我没有想到，一个月之后他就离开了这个活生生的世界，这张照片也成了他生前的绝照……

从河滩回到镇上，已是晚上8点多钟。家家户户都敞开着大门，透射出昏黄的灯光，更显出小镇的古老。我和工作队员、县林业局副局长何光荣等人一起来到大昌村但茂福的家。老但?大昌镇上有名的人物，平时喜欢读书看报，又走南闯北跑过不少地方。去年下半年国家移民局局长漆林来镇上开座谈会时，听了他的发言，连声称赞大昌出能人，移民政策比一些干部还钻得透。老但很爱穿着打扮，经常戴顶博士帽。今晚第一眼见到他时我差点没认出来，蓄个平头，打着赤膊，穿一条短裤，手捧个茶杯坐在门口。我问老但今晚酒喝好没有，他说以往晚上都要喝酒，恰恰今天我就不喝酒，这心里硬是闷得难受。平时说起走还不觉得，这一下真的要走了，心里还是有些过不得，就像猫的爪子在抓，我怕越喝越难受。我在这条街上呆了60多年，这房子住起也舒服，舍不得离开呀！就是想找人吹一吹，摆一摆，你们来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今后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少了，到了广东，你们就是娘屋的人了，很想你们多来看看。听着这些朴实的话语，看着老但忙前忙后地递烟、端茶，我的心里一阵发热，人心都是肉长的，人与人之间都是有感情的呀！

临别出门时，隔壁屋前坐着的一位中年汉子一步上来攥住我的手。我猛然一惊，以为遇到一个闹事的，办公室小罗也赶紧上来护住我。他大声叫道，我晓得你是县长，你看了老但，啷个不来看我，你是看不起我，我在旁边等你好久了。我闻出他身上有股酒味，赶紧解释说，不是不来，是想一家一家地走过来。他一下打断了我的话，你莫骗我，那么多家你走得完吗？我那里有七八家在一起，走，去摆一摆。拐过一小弯才到他的家，果然门口坐着十来个打赤膊的男人。他又是一声吼，我给你们把县长拉来了。何局长告诉我，他叫杨道成，大昌村的村民，是一个老党员，前几天还专门去村党支部交齐了党费。老杨对着何局长说，今天当着县长的面，我只请你们工作组办好一件事，就是把我的组织关系早点转过去，如果我人过去了，组织关系还没有过去，我是要找你们麻烦的。我原来还以为他要借着酒兴提出一些难题，万万没想到他要求的是办好党组织关系。看他那憨厚、鲁莽的样子，根本不是说大话、假话的人，他全是说的心里话。我深切体会到，老杨是对共产党有着朴素的感情，把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看得很重，有点为此骄傲、自豪。

重庆电视台记者李凯见我们谈得亲热，建议在他家门口照张合影。这个建议太好了，老杨也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笑了，他说我从小生下来就住在这间屋里，还从来没有在家门口照过相，更没有与县长照过相，光着上身照要不得。他赶紧从屋内找来一件白色背心穿在身上。于是，我俩手拉着手在他即将离开的老屋门前留下了一张合影。

8月3日　晴天

清晨6点多钟，窗外就吵闹起来，移民陆续向河边汇聚。

货车已提前于7月31日出发。28台东风大卡车满载着移民的货物，经巫山、宜昌、枝城、常德、益阳、长沙、湘潭、衡阳、宜章、清远、广州，最后分别抵达四会市和大旺开发区，总行程有2000多公里。货物组由大昌镇武装部部长马正伦任组长，警车开道，随时与指挥中心保持联系。移民们随身携带的只是路途上必备的生活用品，不少小移民还带着猫儿、狗儿。

河边的高台是一片树林和草地，在两棵树之间拉起了一条横幅：大昌镇外迁广东移民欢送会。从远处接来一根电线，连上了高音喇叭，喇叭里反复播放着《祝你平安》的歌曲。移民们按照8个大队24个中队依次排列，密密麻麻站成一片，只有举牌的人看得出队列，后面就分不出队形了，送行的亲朋好友也都混合在一起，到处是依依惜别、催人泪下的场面。一位妇女硬要把一张50元的人民币塞给一位老人，老人哭着不接；样子很相似的一对姐妹抱在一起失声痛哭，旁边的人拉也拉不开；一个男人吧嗒着纸烟，几乎是烟不离嘴……

太阳冉冉升起，把整个河滩染成金黄，增添了几分壮美的色彩。当刘敬安书记代表大昌镇党委、政府，我代表县委、县府讲完简短的欢送词后，大昌镇镇长王祖乾宣布了出发的口令，顿时鞭炮齐鸣，鼓乐喧天，古老的大昌镇焕发出从未有过的青春。

各队队长在前面举着队牌，牌上写着对方接收点的地名，每个移民胸前佩戴着红色的移民牌，注明了哪个村哪个组、姓名、年龄。工作人员都怀揣一本22页厚的搬迁实施方案，上面有组织机构、行程、路线、移民、货物编组、中转环节的具体安排、干部及移民须知、护送干部名册、轮船舱位平面图等，细致到每个小时干什么、每个人做什么，大家开玩笑说，这可以载入巫山移民志里。虽然在考虑总方案时把什么情况都想尽想绝，但毕竟由于人员太多，不少人一辈子都还没有坐过轮船、火车，难免会随时出现一些意外情况，自从担

五、县长的移民日记（2）

任起护送指挥长那时起，我就开始提心吊胆。

果不其然，我正站在6号船接送移民时，6号船与7号船的连接处突然传来一声尖叫，转身一看，一位50多岁的妇女已经半身掉进水里，双手紧紧揪住船舷，一位男子抓住了她的双臂，大声呼救，我赶紧跨上前去一把拖起了落水者。原来是过船挡板时一不小心踩在了船舷边，固定守候的工作人员刚好把一个小孩扶进了舱室，造成了空当。我的心一阵紧缩，要是一掉下去就流入船船相连的船肚，施救都无法进行，真是苍天保佑啊！

8时30分，所有移民上船完毕，我在开道船上引航，王镇长在最后一条船压阵，各条船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像一条彩色的长龙向县城驶去。

11时，船队准时到达礁石岩码头，早已守候在这里的县委书记王爱祖、人大主任卢祖政、政协主席徐鹏挥手致意。金萨克乐队和中老年腰鼓队服装艳丽，格外醒目，洋溢着喜庆色彩。移民们在这里换乘江渝10号轮前往宜昌港。当我站在船舷边侧望同船的移民时，他们都含着泪水向渐渐远去的巫山挥手再见！

按照预定方案，待移民安顿好后马上召开队长会，研究在船上的注意事项。我们把二等舱休息室作为指挥中心的办公室，很有点战争影片中前线指挥部的味道。8个大队长中有两位女同志，一位是计生办主任李美桂，一位是镇党委委员尚魁萍。两位女同志很有特点，李主任是风风火火，尚委员是文文静静。《巫山导报》曾专门以“巾帼展风采”为题，报道过李美桂的先进事迹。李美桂的丈夫几年前不幸去世，一个人拉扯着不满十岁的小孩。自从担任光明村移民工作组的组长后，经常是很晚才回家，女儿以方便面为主食，拖得面黄肌瘦。今年4月的一天，李美桂依然像平时一样晚上9点多钟才从村里回来，但女儿却不见了，多方打听没有下落。她心急如焚，从乐门口找到八角丘，始终不见人影，她就坐在街心的石梯上静静地等待。到了10点多钟，女儿单薄的身影终于出现在街头，李美桂跑过去抱住女儿，忍不住泪如雨下。这次为了护送移民，她又把女儿寄居在朋友家，她说等护送移民任务完成后，再好好地陪陪女儿。

各大队通报情况后，一致认为船上最大的问题是安全问题。比如100多个小孩基本上都没坐过轮船，喜欢在船舷边跑动，有的还可能把船栏杆当成家里的梯子，可以随便爬上爬下；比如有的小孩对水龙头感到很好奇，自己去接开水；比如晚上轮船夜泊宜昌港时，会出现兜售食品的小贩，稍不注意，小贩跳上船来个顺手牵羊等等。会议决定，把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分队负责，各司其职，同时在广播里播出不准小孩出舱室，不准小孩打开水的注意事项，8名干警分成两组人员昼夜值班，医护人员对特殊护理对象进行身体检查。

开完会后心情较为轻松，移民局长递来一支香烟。我本来不会抽烟，但两年多的县长经历让我养成了一点坏习惯，高兴时抽支烟。一支烟还没抽完，尚委员匆匆地赶来报告，说部分移民情绪激动，闹着要冲驾驶台。原来是兴隆村的移民对舱室安排有意见，提出为什么其他村的人住四等舱、三等舱、二等舱，兴隆村的人住的是五等舱，这明明是一碗水没端平欺侮人。轮船不能再往前开，就是到了宜昌也不会下船。其实在考虑运输方案时早就明确了移民都不住五等舱，就怕出现不平衡，引发矛盾，但直到临出发的前几天，原本预定在广东打工直接去接收点的几十人一下都回到大昌，与大队伍一起走。这一下就打乱了计划，不同意一块走显然不行，再另行安排船只也不现实，只有把五等舱利用起来，没想到竟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船方积极配合，腾出10个船员室安置五等舱的移民。所有护送干部全都让出舱室，指挥中心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都住进了五等舱。

五等舱设在全船的最底层，门外的铁挡板较高，所以光线很暗。一个大舱里密布着八排三层床铺，由于空间小，坐在底铺上的确直不起腰。县公安局副局长龚正国、县经协办副主任李元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好和衣躺在那里。我选了一个靠门边的位置，江风吹在身上，十分凉爽。灯光昏暗，看不见席子的颜色，只觉得有些油腻，睡了没一会儿，就感到身上发痒，一下起了六七个小疙瘩，可能是跳蚤之类的小害虫。一看板壁上爬着两只偷油婆，两眼一闭，眼不见为净。正迷迷糊糊中，旅游派出所指导员杨跃进拍醒我，说老罗看你来了。罗光红就是下午闹得较厉害的领头人。他开口就说对不起，我做错了，请你们原谅，我也不是为自己，主要是为那些老人和娃娃，我向你们保证，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接收地，我兴隆村的人不再说半个不字，保证协助你们做好护送工作。我赶紧对跃进说，快去买点啤酒和花生米来。我和老罗、正国、元华等拿着酒瓶频频碰杯，共同度过这个难忘的五等舱之夜！

8月4日　晴天

早?7时30分，船抵宜昌港。

县外迁办吴永树早已来宜昌打前站。宜昌市政府为了协助我们做好转运工作，专门召开了港口、火车站、交警、运输公司等部门的协调会，由一位副秘书长亲自督办。码头、车坝都是专用，一组移民上一辆客车，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近千人拖儿带母的大部队，从码头到火车站上车完毕只用了1个多小时，连同行的干警都自我赞誉是军事化的行动。

列车于10时16分准时发车。

这是一趟特别的移民专列。襄樊铁路分局为了完成好这次的运送任务，专门派出了以一位副段长为组长，巡警队长、厨师长、播音领班为成员的工作组，连乘务员都是从全局选调的。列车也是最好的旅游专列，粉黄色的外壳，舒适的软座，每节车厢都挂着白底红字的标语：“向三峡移民学习”，“移民们辛苦了”等等。考虑到部分移民的身体状况，还加挂了两节硬卧车厢。我们把指挥中心设在餐车里，各种情况都在这里汇总。

移民开始都十分满意，有的在外打过工的移民说，从来还没有坐过有空调的火车。但不平静也是从不平衡开始的。

按规定，把特护对象安进了卧铺车厢，有的却说要有陪伴，结果是年轻体壮的也睡上了卧铺。有的甚至在小孩屁股上揪一把，弄得哇哇大叫，也说是生病了，必须睡卧铺，病人也一下增加了几十人。住进卧铺车厢的又嫌中铺、上铺高，晃动大，睡在里面脑壳昏，非要住下铺。车厢里一时沸腾起来，这里叫，那里闹，有的还嚷着不走了，要下车。列车长叫崔虹，是个女同志，见到这个场面有点着急了。移民局长说我们已经被闹习惯了，慢慢来想办法解决，于是紧急会议又定出了几条：一是所有病人全部由随行医生检查，确定病情是真是假，由医生出具住卧铺的手续；二是取消全部陪伴，由医生进行直接护理；三是护送干部一个不进卧铺车厢。按照三条由公安干警逐个清理，足足用了三个小时，才将事态平息下来。

五、县长的移民日记（3）

晚上8时余，经侦队副队长许三峡来餐厅报告情况。我看他手里拿着秤砣，神色有点紧张，心想又不是好事情了。原来大昌镇一位叫刘光禄的移民，多次向镇政府反映1992年长江委调查实物指标时，将他家的三口石灰窑登记掉了，非要政府给他补起来。王镇长解释说漏统漏登是个大问题，正在积极向上反映，镇里一时无法解决。刘光禄不服，临走之前把家里90多岁的老母亲背到乡政府大吵大闹，后来做通工作了，这才上路。他在车上又与王镇长相遇，正好喝了几口酒，几句话不投机又闹了起来。干警前去劝阻，他把双手一伸，你把我铐起来嘛，我要下车，我要回去。他乘干警不注意，摸起邻座的一个秤砣，准备砸窗跳车，被许队长扑上去，一下按住了他的双手。指挥中心马上又召集全体干警开了紧急会议，要求加强夜间巡查，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对刘光禄采取缓和的办法，先请熟悉他的护送队员赵宁章做工作，了解真实情况，然后我再出面。赵宁章与他谈得较为融洽，说他也想跟我摆一摆。有的干警劝我不要去，怕他临时有反复。我说只要以心交心，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刘光禄坐在5号车厢靠门边的位置。他正用双手捶打着胸膛，他说心里难受，3口石灰窑不补给我，我想不通，那是我的心血。从旁边他亲戚的嘴里了解到他上半年刚死了妻子，心情一直不好，还有个坏德性就是喝酒后把不住。我反复给他说明现在补偿到不了位的原因，讲广东的好处。他说我晓得广东比大昌好，对接时我就看起了那个地方，我主要是怕这一走今后就补不到这个钱了。我说安排专人给你落实。他连连点头，催我快休息，他不会再闹了。

回到餐车已是11时，餐车里仍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副镇长谢云明正与几个工作队员一起算账，医药、运输等费用明早下车前要与移民结算清楚。移民局长、李主任在商定明天下午的具体方案。宣传部副部长王峻带着宣传组的同志忙着给列车的工作人员写感谢信。好几位同志的声音已经嘶哑，说不出话来，卫生局党委书记向明查看一圈后，要求王镇长、李主任马上输液，药水瓶就挂在窗帘的挂钩上。他俩就靠着窗户，闭着眼睛，也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

护士林丽轻轻地推着针头，生怕给他们带来疼痛。此时此刻，更多的护送队员正坐在各个车厢里与移民在一起，移民睡了，他们还大睁着眼睛，因为指挥中心的要求是：坚守最后一晚，确保安全抵达！

8月5日　晴天

车到广东大沙站，正是清晨7时40分。肇庆市委常委、副市长黄会方、广东省三峡办吴军雄主任早已到达现场。到大旺开发区的移民，当即登上了前来迎接的客车。四会市就地举行了简短而热烈的欢迎仪式。

当我站在主席台上，望着台下护送干部那一张张憔悴、疲惫的脸庞时，泪水再也忍不住了，顺着眼角悄悄地流了下来，多好的干部啊！去做一做移民的发动工作，来当一当移民的护送使者，就能够更加深刻地领悟到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就能够经受一次实实在在的党性锻炼。一路走来，他们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干的全是琐碎的小事，可就是他们，让大家平平安安。

我使足了全身力气，高声宣布：巫山县大昌镇203户700位移民于2001年8月5日平安、顺利到达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

四会市市长梁驹从我手中接过了交接牌，他那响亮的声音在大沙火车站回响：广东省四会市正式接收巫山大昌700名移民为四会市民！

锣鼓喧天，乐号齐鸣。移民乘坐客车分赴各个安置点。

我随着四会市委书记龙红辉来到了城中街道办事处，这里一共是31户104人。今年上半年我来时还是一片空地，现在已是崭新的移民小区。一幢幢房屋间隔有序，色彩亮丽，小道上铺着地砖，路旁栽着花草，简直就像一个别墅小区。城中街道办事处举行了分发钥匙的仪式，每喊到一位房主，就安排一位帮扶干部手拉手走进新房。有的移民还开不来需要转几下的防盗锁，帮扶干部就帮助打开新门，这场面让人想起少年时同学之间相互找朋友的美好情景，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温馨。

货车也开到了，打开车门，每车都装得实实在在。虽然临走时还专门规定了货物的体积，但移民还是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什么都想带来，木柜里有棉絮、衣服，还有面条、洋芋等。广东的干部都帮着下货。气温起码在38摄氏度左右，广东干部很少做过挑抬的活路，他们吃得消吗？果不出所料，有好几位干部在帮助移民下货物时竟当场晕倒在地。

晚上，各个点都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团圆饭。有的是在移民的家里，有的是在街面上，城中街道办事处就选在办事处前的一个大坝子里。30多张桌子一并排开，帮扶干部与移民联系户同桌而坐，我和龙书记及广东省计委的伍巡视员坐在一桌。

龙书记代表四会市委、市府致了欢迎词：移民们来到四会后，就是四会人了，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们共同建设美好的新四会。

按照安排，龙书记讲完后就该我讲了，讲什么呢，纵然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此时的感受。我现在只想喝酒。一个酒字触动了我。

我倒上一杯白酒，站到了麦克风前：我今天很高兴，我今天想喝酒、想敬酒。我今天要敬三杯酒。第一杯酒敬给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的各级领导，你们为了安置好三峡移民，克服了重重困难，让出了好土地，建起了新楼房，而且在生产发展方面也制定了具体的帮扶措施。我们的移民在这里安家落户，我这个三峡里的父母官一百个放心，你们是在以实际行动实践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今天我看到的一切，都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完成这百万移民的人类壮举。第二杯酒我要敬给在场所有胸前戴着牌子的工作人员，你们待我们的移民像亲人一样，让我们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许多同志在帮助移民搬运家具时都昏倒了，你们是最辛苦的人。第三杯酒我要敬给大昌镇的父老乡亲。作为县长，我要感谢你们多年来对家乡建设所做的贡献。现在你们为了支持国家的三峡工程，从三峡来到了广东，三峡是个好地方，广东更是个好地方，希望你们继续保持发扬三峡人勤劳质朴的好传统，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辛勤劳动，尽快走上致富的道路，愿你们今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当我饮下这杯酒时，我发现同行护送干部的眼里都噙满了泪花。明天，我们就要踏上返家的归途，我不知道他们此时在想些什么，但我坚信一点，大家都会永远记住这次护送任务，有的人还可能把它作为人生一个新的起点……

六、移民·乡长和狗

我多年在移民部门“卧底”体验生活，有很多难忘经历，而一些平常的故事却叫我彻夜难眠……

“糖块”，是移民冯文化的一条棕黑色的小狗。

移民外迁不允许带“活物”同行。迁出当地，但不迁出重庆市的部分移民，考虑到迁到新家路程并不远，就偷偷用编织袋、竹笼把猫、狗藏起来，放在搬运家具的货车中运到新家。

万州区长坪乡绿山村三社的移民冯文化，房屋处在175米水位淹没线下，大部分土地也要被淹掉。乡里就安排他一家四口人全部外迁，并定于2006年4月28日迁到璧山县正兴镇文家村三社安家。

临走前的下午，由于很多东西无法搬走，冯文化就租了一辆车，准备把无法带走的东西搬到长坪乡樊家村6社妹妹冯海燕家。

正在收拾家具的时候，棕黑色小狗“糖块”似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它一直围着家具转来转去地嗅，怎么也不停歇下来。

“糖块”怎么办？已读初二的大女儿冯雪琴眼睛有些湿润。

“嘘——”冯文化打一声呼哨，“糖块”像一道棕色的闪电一下就蹿到他面前，不停地摇着尾巴撒欢。

吹口哨呼唤“糖块”，是冯文化呼唤小狗的一大嗜好。不管在屋前屋后，坡上坡下，赶场上街，他的口哨就是一种特殊的号令。锄地时累了，一声口哨，“糖块”会带给他欢乐；坐在田埂上歇息，一声口哨，“糖块”会为他消除疲劳。他耕田脚上糊了一腿稀泥，“糖块”会一口一口地舔舐，直到把他腿上的泥舔干净为止……

可是，这一次举家远迁，无论如何也无法带走可爱的“糖块”。冯文化和妻子蒲东芬商量了几个晚上，决定把“糖块”送给妹妹冯海燕喂养。他们担心全家迁走后，聪明的“糖块”循着山路找回来，房子在175米淹没线下，人一搬走就会立即拆除。所以，他们选择在晚上送走“糖块”，装进笼子之前，还特地蒙上它的眼睛，过了溪沟，转了几个圈子，还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它送到冯海燕家。

考虑到“糖块”到新家不习惯，冯文化就让读二年级的小女儿冯雪娇住在妹妹家两个月，把这一学期读完再到璧山的新家。

2006年4月28日，冯文化和妻子蒲东芬、大女儿冯雪琴挥泪告别即将淹没的房屋和土地，先是乘船到了万州，然后换乘大客车直奔新家。这一天，长坪乡有200位移民外迁。万州区移民局周一川科长、长坪乡乡长冯天荣等30名护送干部一路同行。400公里距离不算太远，从万州出发，四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璧山县正兴镇各个移民安置点。

小“糖块”被蒙着眼睛，晕头晕脑地到了新主人的家。冯海燕怕它跑了，就用一根铁链子拴着，它不止一次想挣脱锁链，可使尽力气也是徒劳。应该说，以前冯海燕经常到哥哥家“走人户”，近几天她又到哥哥家帮忙拾掇家什，它对冯海燕也很熟悉。

第一天，“糖块”没见到主人，只是汪汪地叫着，呼唤着自己的主人。叫累了，它就伸长脖子、竖直耳朵，希望听到主人那熟悉的脚步声，尤其希望听到主人一声尖厉的呼哨……

见不到主人，听不到口哨声，“糖块”开始“绝食”了。

两天、三天……过去了，“糖块”仍不吃东西。它不明白，主人为何要把它送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更不相信主人会弃它而去。

“哥，‘糖块’不行了，它几天都不吃……”冯海燕几乎是哭喊着给哥哥打电话。

“你给它弄点好吃的。”冯文化搬到新家就安了电话。听到妹妹说“糖块”不吃东西，泪水夺眶而出……

“那……你叫雪娇喂它试一试？”

“它也不吃，你以前喂它要吹口哨，我又不会吹……”

冯文化以前呼唤“糖块”吃饭，总是要吹几声口哨，搬到新家的头几天，他有时习惯性地打一声尖厉的呼哨，想起“糖块”已经留在了三峡老家，总是泪湿眼帘。

大女儿冯雪琴失去了“糖块”，整天就像丢了魂似的，想起“糖块”就泪如雨下，到附近镇上中学去上课，眼眶也都是红红的。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给了她无尽的关爱。可放学回到家，看不见还在老家读书的妹妹，看不见也是家中一员的“糖块”，便躲进自己的房间蒙着被子哭泣。她不明白，迁到新家为什么就不能带着小“糖块”呢？

冯文化从小喜欢养狗，在远近都出名。有一条狗他竟养了17年。妻子蒲东芬看到丈夫和女儿思念小狗，一连几天也都是以泪洗面。她对冯文化说：咱们去买一条狗吧，家里没有狗，一家人都不习惯。

冯文化很快去买了一条棕色的小狼狗来喂养，颜色和“糖块”也差不多。家里有了这条小狼狗，他才有了些欢愉。一连哭了几天的大女儿雪琴才开始有了一点笑容。

“糖块”已经四天没进食，汪汪的叫声已经有些嘶哑，尤其是夜晚，它那拖着长音的声声哭号，如泣如诉，令冯海燕一家人心都碎了。渐渐地，它的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知道自己将来会死去，而动物永远不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死去。“糖块”再聪明，怎么也不相信主人会离它而去。

冯海燕没了办法，就强迫给它灌食，可“糖块”倔犟地扭着头死活也不进食。第五天，7岁的小主人冯雪娇才强迫它进了点食，也许，小主人还在，主人还会回来，这成为“糖块”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糖块”虽然只是一条狗，但“饿死不食周粟”的感人故事在附近的村民中迅速传开了。长坪乡乡长冯天荣知道后陷入了沉思，一连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

安排迁往璧山县的200名移民，冯天荣对每一家都很熟悉，因为每一个移民安置点的住房都是经他一一选定的。他清楚记得，冯文化的住家原来在公路后面一点的地方，是他和璧山县正兴镇一起协商，才决定把住房建在公路边上。

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糖块”送还给冯文化。之所以说这种做法“大胆”，是因为他的身份不同。作为乡长，作为公务人员，他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移民外迁不准带“活物”同行，也不准带更多的杂件。这次迁到璧山县的移民，规定每一个人所带的东西不能超过2立方米，冯文化一家四口人，可以带8立方米的家用物品。

移民外迁搬家，如果不做出相关规定，移民会把撮箕、扫把和沉重的石磨都搬走，家破值万金，很多东西都是舍不得丢弃的。1999年外迁移民试点期间，就发生了一家移民外迁时就装了近30吨货物的“事件”。

长坪乡民风淳朴，移民们也按每一家的容积规定装运家什杂件。几百人搬迁也十分顺利，这使乡长冯天荣十分感动。

被淹掉房子、土地的“双淹户”冯文化一家，搬家时泪别故园，没能带走已与他相处三年的伙伴小“糖块”，就是自觉执行了不多装、不人畜混装的“有关规定”，表现了一个淳朴农村移民的理智和胸怀。

作为乡长，如果去为外迁移民冯文化送小狗，就是一种职务行为。但作为同乡，就是一种个人行为。正好，在重庆通讯学院读大学一年级的女儿冯洋打来电话，说是放暑假之前要搬一些东西回家。他决定休息日去一趟重庆，顺便把倔犟的小“糖块”也带上。从长坪乡到冯文化的新家，高速路只要四个多小时。

2006年6月30日是一个周末，下午，冯天荣搞完庆祝活动，就和要到重庆办事的乡干部李军一道，驱车前往璧山县正兴镇。

临行前，冯海燕把小“糖块”抱了过来，还特地在它的脖子上挂上一条彩带。冯文化读二年级的小女儿冯雪娇也随行，离开爸爸妈妈两个月了，这位小移民还从未见过自己的新家。临行前，冯乡长给雪娇买了饮料，又特地给小“糖块”买了几根火腿肠。

当天，我调查三期水位清库验收情况刚回重庆，听闻此事后，就立刻在高速路口“截住”冯乡长一同赶往璧山。上车一看，冯雪娇晕车，吐了一地，一条链子拴着的小“糖块”在一旁依偎着。冯乡长说，他还给移民汪琴带了一只搬迁时没有带走的猫儿。

冯乡长告诉我说，长坪乡是万州区最上游的一个移民乡，对面就是名满天下的石宝寨风景区。199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查，全乡共有移民2714人，淹没土地2940亩，由于淹没的全是河滩上的良田熟地，先后有1447名移民迁到湖南、湖北和重庆市内的璧山县等地。冯文化就是乡里最后一批外迁的移民。

晚上7点多钟，当冯乡长带着猫、狗和小雪娇来到移民安置点时，冯文化早就守候在公路旁。

车一停下，冯文化把小“糖块”抱下车来，对着它打了一声响亮的呼哨，小“糖块”像是回应似的对着他汪汪地叫了几声。我看见，晶莹的泪水一下就贮满这位男人的眼眶。老家的乡长为他送来朝思暮想的“糖块”，他激动、哽咽，说话也语无伦次……

突然，小“糖块”摇晃着头，挣开冯文化的手，像发了疯似的拖着链子直奔新家而去。

“它要撒尿了。”冯文化眼睛红红地说。

果然，小“糖块”在它从未见过的新家门前的一堆碎石上撒了一泡尿。它用这种独特的、只有它自己才懂得的记忆方式，永远记住了主人的家，它不愿再离开主人了……

“啊，‘糖块’也真乖巧，在车上四五个小时都没有拉屎撒尿。不然，我要洗车了。在车上，‘糖块’只是闻了闻我给他买的火腿肠，还是绝食哩。”冯天荣感慨万分地说。

我走进冯文化的新家，听他讲着他与小“糖块”的许多难忘的往事，他的妻子在一旁站着，半个小时一直在陪着流泪。大女儿冯雪琴激动得抱着小“糖块”，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起来……

移民安置点沸腾起来了。“娘家的乡长来看望大家，给冯文化送来了女儿和狗儿，移民汪琴的猫儿也带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会儿工夫，冯文化门前就围了一大群移民和村民。

当冯天荣听他们说当地没有种柏树的习惯，而移民们在三峡每一年都要用柏树枝熏腊肉，冯天荣说：“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柏树苗来，就种在这门前做我们长坪乡的纪念树吧。”

从乡长冯天荣的身上，我看到了人性光辉的闪烁，也看到了基层干部一颗挂记着外迁移民的心。

告别冯文化等几家移民，我们驱车赶往重庆。冯文化一家四口激动得泪水涟涟的画面，却叠印在我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小“糖块”这只小狗拼死也要跟随自己的主人，以倔犟的行为抗争，赢得了人类的尊敬，在冯天荣乡长的护送下终于回到了主人身边。

我想，移民冯文化从今天起，又可以习惯地吹着欢愉的口哨，那一道“棕色的闪电”一定会出现在他面前！

七、一句话的终身情

“宁可苦自己，决不误移民！”这句话的发明者叫陈刚，他是重庆市移民局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

是“决不误移民”，还是“决不负移民”？在这句话中，是用“误”字好？还是用“负”字好？我和陈刚探讨。

“你就是这样书呆子气。作为移民干部，移民的事是不能‘误’的，更不能‘负’移民了。”陈刚揶揄我说。

陈刚人年轻，干劲大，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作狂”。在移民搬迁的大决战最艰苦的日子里，不是到库区移民搬迁的一线，就是几天几夜“泡”在办公室里工作。“宁可苦自己，决不误移民”之语，就是他在岗位实践中最为深切的一种感悟。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句话竟被市移民局充分肯定下来，并在各种场合加以引用和提倡，最后成为库区移民工作者的一种“工作要求”和“工作精神”。

从库区的省部级领导人、区县负责人，乡镇、村社上万名干部的口中，谈到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说这句话。

陈刚是个喜欢读书的人，他最欣赏黄宗羲“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天下最大事，莫非万民之忧乐”这一段话。他写过不少诗歌、散文，从大学毕业以来写得最多的还是公文，颇有些咬文嚼字的功底。

他没想到“宁可苦自己，决不误移民”之语，竟会比他的诗文流传得更广，并成为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佳句。

1999年的冬天，陈刚在办公室整理向国务院三峡建委汇报的移民政策执行情况，突然口吐鲜血，被送进医院急救，才发现长期加班加点地工作，饱一顿饿一顿，胃黏膜已被磨穿了孔，开始渗血……

我在医院病床上见到了陈刚，这位小伙子仍然咬着牙陪我说话，表现出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临走时还不忘幽默地感叹一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也偏废……”

1999年8月，864名移民到新疆务工试点，他承担了护送移民的艰巨任务。当移民专列从重庆开出之后，他就没有睡过一宿安稳觉。四天四夜的旅程，他与移民同甘共苦，移民没有水喝，他自己渴着；移民的孩子哭泣，他想方设法地哄孩子入睡；移民诉说思家之苦，他陪着移民流泪……

几天不平凡的旅程结束，把移民送到了目的地，他与移民结下了深厚感情。离别时，一位40多岁的移民拉着他的手，泪眼婆娑地要跟着他回三峡。他对移民说：“老哥，你先在这里打工吧，多挣些钱再说，我有机会一定来看你……”

“相见时难别亦难”，陈刚告别移民乡亲离开新疆时，止不住热泪横流……

这次进疆护送移民，他记下了一大摞日记。

2003年初，他调到重庆合川市委组织部工作，竟主动要求担任“移民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变成了一个地方的“官”，但仍然念念不忘三峡移民。

他坦言：不管工作如何变动，移民已成为他的“终身情结”。

合川地处渠江、涪江、嘉陵江三江交汇处，离重庆50公里，不属于三峡库区，但接收外迁移民的任务却十分繁重。库区的忠县、开县的移民迁到合川就有七八千人，相当于一个省接收的外迁移民数量。

合川的10个乡镇都接收了三峡移民。这些接收移民的乡镇长、书记以及移民办的干部，由于以前压根儿没接触过三峡移民工作的复杂程序，那些晦涩难懂的移民政策法规，他们一看起来就感到“头晕目眩”，花了很大工夫，十天半月也不能全弄懂。

一次，我到合川调查，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对我说：“陈刚调来前是重庆市移民局的处长。他了解移民，懂得移民政策法规，搞得不好就会被他问个‘张口黄’。”因而，接收移民的乡镇，都有点惧怕这位“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移民郭代华是一个长得精瘦、精明强干的建筑工人，多年在广东等地打工，阅历广、经验丰富。2006年6月从开县迁到合川古楼镇的当晚，他在新建的房子这里敲敲那里打打，然后说这房子有质量问题，与图纸也有很大的出入，表示全家不搬进去，并闹着要回开县。他这一说不打紧，同时迁来的十几家移民与他的意见“保持高度一致”，纷纷表示不搬进“有问题的房子”，都要回开县去。

移民的房子如果真有问题这就不是一件小事了！

陈刚当即找建筑方面的行家里手来进行鉴定，结果是“可能多掺了几钵沙”。移民外迁到新的定居点，对新家都有一种警惕和天然的“排斥性”。房前几堆土坷没清理，房后阴沟也有泥渣，稍微有点问题就“扩大化”。移民总是担心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会被人欺侮，被人瞧不起。其实，这也是移民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陈刚找到郭代华说：“老乡，如果房子有问题，我是合川移民领导小组副组长，我肯定是‘猫抓糍粑脱不倒爪爪’。你们来到了新的故乡，肯定是要有一个适应期，大家要相互理解。群众有困难找警察，你有事就找陈刚，我们交个心，怎么样？”

几句话说得郭代华心里暖融融的。

郭代华不知陈刚是啥子官，但这个人说的话在理，听着心里舒坦。他搬进了新家，其他移民见状也随后跟着搬进了新家。

后来，陈刚和郭代华成了很知心的朋友。移民有什么想法，思想有什么波动，郭代华都会及时给陈刚打电话诉说。

在古楼镇，陈刚走访了十几个外迁移民家庭，与移民攀老乡、认故邻，问这问那，很是细致周道。他感慨地对同行的乡镇村社干部说：“三峡移民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很大，很不容易啊。我们移民工作者，行事一定要思移民之忧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句应该是移民干部的立身之本啊。”

由于陈刚对移民干部要求很严，乡镇干部的移民工作也做得细致多了。个别移民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乡镇干部总是耐心地解释；移民合理的诉求，总是能够及时得到解决。

在合川，陈刚给我讲了一件事。

2006年6月18日，366名外迁移民经过八九个小时、500多公里的颠簸，才到达合川市。各级领导干部把移民们迎进新家，乡镇村社干部、乡亲邻里忙碌着给移民们张罗新家的第一顿晚饭。

晚上8点多钟，合川市钓鱼城办事处党委书记唐昌贵、主任罗卫二人请护送移民的一群干部在嘉陵江边的一个“农家乐”吃饭。

刚端起碗不久，唐昌贵突然对办事处主任罗卫说：“糟了，我想起一件事，快走，我们马上到各个移民安置点去。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各个村、社干部，马上买蚊香，附近商店没有，就派车进城买，务必要给每一家移民送去蚊香。”

于是，才把移民迎进新家的唐书记和罗主任，匆忙扒了几口饭，一抹额头的汗珠，又赶往移民安置点。

唐书记、罗主任叨念着一个晕车十分严重的移民大嫂，虽然卫生院院长、医生一直在现场照料和守候，但悬着的心仍然放不下来。唐书记、罗主任买了些水果，驱车首先来到了晕车的移民的家。

这位晕车的移民大嫂斜躺在长条椅上，正在输液。下午刚到新家，合川市委书记、市长和办事处书记、主任都来看望她、关心她。没有想到这么晚了，办事处唐书记、罗主任又拎着水果来了。她感动得有些哽咽：“新家的政府对我们移民这么好，真的没想到啊……”

当天迁到钓鱼城办事处的移民就有100多人，唐书记、罗主任每到一个移民安置点，都询问是否给移民买了蚊香。有的移民正和乡亲吃饭，书记、主任就敬上一杯酒；有的移民吃完饭和新结识的乡亲拉家常，书记、主任就送一句真诚的祝福；移民到新家的第一餐饭，第一个夜晚，融合在浓浓的亲情中……

移民老李得知书记、主任晚饭都没吃上几口，又赶到各个移民安置点检查是否买了蚊香，检查当晚的生活安排，心里很是感动。老李对我说：“看得出来，新家的政府是记挂着我们移民的啊。”

逐一走完移民安置点，已是晚上11点。

陈刚提起这件事很是感慨，他说：“合川从没有三峡移民到接收三峡移民、安置移民，从茫然不知所措到熟悉各种搬迁安置程序，是一个极为艰苦、非常不易的过程。现在担心移民晚上被蚊子叮咬，这说明我们的基层干部心细了，作风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陈刚说，百万移民的搬迁安置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安民的过程，而安民之紧要，就是安顿好移民，安抚好移民，让移民生活过得安稳、安泰。移民的事是由千千万万的琐碎小事组成，这些小事，在移民个体中、移民家庭中就是大事，从这个方面来讲，也就是说：移民无小事！

2006年6月20日上午，陈刚到古楼镇与移民党员一起庆祝“七·一”。在座谈中，他引用了大文豪苏轼的诗句“我心安处即故乡”，并把这一句诗作为对移民党员的要求。他说：“移民中的党员到了新的故乡，自己首先要心静，心静自然少忧烦；党员安下心来，移民才会安心。”

他把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手机号码告诉了在座的每一个移民党员。“组织部是党员的家，移民党员有事要及时给‘家里’打电话。”

2006年7月的一天，移民郭代华在搬进新家后不久，就给陈刚打电话说，还有修猪圈屋的事要陈刚顺路时过来看一看。陈刚不知是什么事又恼了这位移民。当他赶到郭代华家，这位精明强干的移民却笑逐颜开地说没什么事，主要是想请陈刚喝酒。

陈刚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老哥子，你要喝酒，我请你喝嘛，但今天不行。你快点把猪圈修好，到广东去打工挣钱。你多挣些钱回来我才喝你的酒，行不行？”

“好的，好的，我隔几天就走，就是想看你，听你说说话，心里才舒坦，才踏实。”郭代华的脸上笑出一个开心的括号。

见移民没事，陈刚风风火火地走了……

“宁可苦自己，决不误移民！”陈刚就这样实践着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1）

2006年1月12日晚上9点，重庆市政府二楼会议室。

副市长一走进来就脱了外衣，对市政府副秘书长谭大辉说：“移民局的两位局长怎么还没来？”

市移民局发展扶持处处长黄道辉回答说：“徐江副局长正从万州区火速往回赶，已经快到重庆了；欧会书副局长正在市委开会，晚一点就赶过来。”

市监察局、就业局、财政局、劳动保护局等相关部门的局长们早在副市长到来之前就端坐在会议室。

晚上召开紧急会，就是研究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高金榜、宋原生带队到库区考察移民生计问题后，对后期扶持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之前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要求重庆市在16日拿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并向国务院三峡办报告。

移民搬迁后的生计问题、就业问题，是库区最为头痛的事，可以说不能拖、不能等、十万火急。因此，参加晚上紧急会议的各部委办局的负责人就显得有些惴惴不安。

偏偏这个时候，移民局这个唱主角的没到场。副市长对移民局办公室主任余棋林很是冒火地说：“快打电话催一催嘛，这么多的人等移民局，像什么话！”

会议通知太突然，徐江副局长接到通知时，正在200多公里之外的万州区部署安置农村移民工作。而欧会书副局长也在市委开会不能脱身，加之原来通知晚上10点开会，后来又通知提前到晚上9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该来的还没来。副市长有些不耐烦了，他一挥手说：“马上派人把欧会书叫来！我知道，坐在前排的是区、县长，他是坐在后排的。何蕾，快快去把他叫过来。”

看到市长发火了，在座的人噤若寒蝉，市政府秘书何蕾伸了伸舌头，撒腿就往外跑。

时间就这样难挨地过去了10多分钟……

“移民局的人到哪去了？”一脸愠怒的副市长，突然发现已到会议室的几个人也消失了，这一下更是火上浇油。

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原来，移民局参加会议的几个人，已不敢面对副市长的“脸色”，呆呆坐在会议室里不挨批才怪哩。他们全都蹲在门外，一个接着一个地给两位局长打电话。

要在平时，市政府开会迟到几分钟就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得向全市公开通报批评。曾经，参加市政府会议迟到者，市长就叫媒体公开曝光。汪洋书记来到重庆工作，大抓会风，可以说在全市引发了一场“会议地震”。一次，市里召开全市性的一个会议，迟到、早退、稀拉、聊天、打瞌睡等恶劣的会风让人大跌眼镜。于是，没参加会议的单位和个人得写出检查，迟到的和没参加讨论的也得写出检查，连参加会议、在会场上打瞌睡的人也记录在案，自然也逃不了写检查，作出深刻反省。这一次，全市就有几十个单位被公开点名批评。

拿着人民的俸禄开会，怎能马虎懈怠？

副市长也知道，移民局就只有两个副局长离重庆近一点。临时通知晚上开会，从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库区赶回来，迟到也是迫不得已的事。研究移民后期扶持问题，是库区安民、抚民之要，这一台戏，本来就该移民部门唱主角，“没有红萝卜还真不能成席”。

副市长发火不是没有道理，晚上开会先拿出个初步意见，明天晚上王鸿举市长还要主持研究一次，还要听取区、县政府等方面的意见，再做修改。

晚上10点，两个局长一前一后赶到会场，会议开始对三峡移民的后期扶持建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讨论……

市政府的会议一结束，两位局长又带着移民局的同事赶回发展扶持处办公室。欧会书副局长口述，向荣兵、董建平就打字，其紧张忙碌程度，有点像战争年代在战场上“口授电文”。徐江副局长抱来一大堆长江委的资料，他一边写一边按计算器计算。涉及到移民生存大计问题，几乎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一点不敢马虎大意。

当两位局长和同事们写完建议和汇报，已是凌晨3点半钟。

第二天，还是晚上，还是市政府那幢楼，会议室由二楼改在了七楼。市长王鸿举主持讨论了移民后期扶持问题。9个主要移民区、县的负责人谈了对移民进行后期扶持的建议和意见。再以市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写出正式报告。

这几天的时间是以半天为单位计算的。几经修改的报告，大年三十上午要送到市长王鸿举手中，正月初八，过年上班的第一天，市委书记汪洋要主持召开会议“最后定夺”，然后再报给国务院审批。

这几天，重庆正在开“两会”，事情多得叫人心忧。副市长发一发火是可以理解的。白天要面对“两会”代表，晚上要研究移民的扶持生计问题。

一连几个晚上开会、研究问题都是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这几天的讨论我都参加了。当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家时，望着宁静的星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三峡移民才不叫人如此揪心和操心？什么时候百万移民的生活才会安稳下来？什么时候移民部门的同事才不会如此操劳？

2008年8月15日7点，市长王鸿举早早来到了办公室，他批了几个文件后就听市移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欧会书汇报四期移民验收的情况。突然，他插话分别问起移民群众的一株果木、一株柑橘树、一株桂圆树的补偿价格和对移民执行补偿的情况。欧会书1992年就参加了库区实物指标淹没调查，对移民果林苗木的赔偿价格是烂熟于心并倒背如流。王鸿举市长深有感触地对欧会书说：“你搞了十多年的移民工作，看来已经成为真正的移民专家了。”

当时，我也在场。一个中央直辖市的首席行政长官，关注移民群众补偿的一株一苗，也是我在库区工作多年所罕见。

三峡实施百万大移民，移民工作者肩负两大职责，一方面必须忠诚地推行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必须做好安民、抚民工作，不得有丝毫的懈怠。

水库移民的复杂性、艰巨性、风险性和长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项极富魅力、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在三峡库区，不少优秀干部、仁人志士或被“难题”诱惑、或被指派到移民战线工作，一干就是10年、20年。一个移民干部戏称，在三峡移民这个岗位干活儿，瘦狗也得熬出三斤油来。

在1997年大江截流前夕，市移民局把办公室移到了最前线。

那天，我清楚记得，当我拿着一叠材料，气喘吁吁地跑到移民局找局长，走遍三层楼，别说局长，就是处长和一般干部也不见半点影儿；推开打字室一看，打印机、复印机、电脑全都不翼而飞。正惊愕间，留守的吴德明处长告诉我说，全局的人都走了，办公用具拖了几车到最前沿去了。

在移民最紧张的时候，移民局办公楼静悄悄，这使我想起了一句极富哲理的谚语：台风的中心是平静的。

因为，一切都在移民第一线紧张地进行。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2）

大江截流之前，国家派专家到库区验收，这是真刀真枪对移民工作的查验，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和虚假。重庆库区三个县要接受国务院三峡建委的验收，是真是假、是钢是铁，验收了才晓得。

市移民局长刘福银说，平时说三峡移民工作干得如何如何，也许没人与你论争，但国务院组织专家走村串户的验收，就是动真格儿，就像丑媳妇一样，你平时可以遮遮丑，但总有一天你得撩开面纱见见公婆。

在巫山、奉节、云阳三个一期水位涉及的县，刘福银佝偻着瘦弱的身躯，喘着粗气，艰难地挪动着步子，在江边、码头、移民家中挨门逐户地走访、查验。

他终于累趴了，可累趴了还得硬撑着，发高烧输液，就躺在担架上指挥。他嗓子变得嘶哑，说不出话来可还得说，实在说不出来他就写在纸上，或用手比画。

为治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其佳话流传千古而不衰。现在搞三峡移民，也是因为治理长江中下游的水患，库区的区长、县长、移民干部多过家门而不入的事实在是不胜枚举，因为太多、太平常，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不是大禹，这些平凡的姓名也不会流传千古。往事只能如烟，一切都会过去，只有三峡百万大移民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才会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在移民进入135米水位的紧张阶段，移民局规定：处级干部一年必须有120天在移民第一线——区、县、乡镇、村工作。处长们下去发现了什么问题，做了什么事，解决了多少疑难，叫基层签字、出证据，处长们回到单位凭“据”报销。

叫基层签字，这主意出自于重庆市一位市长的“拿来主义”。一次，市长接待世界银行的官员，结束时，世界银行的官员们拿出一张单子叫他签字，说是回去后才能凭据报销旅差费。这办法是世界银行的头头脑脑们为避免麾下走形式主义、走过场的一种好办法。市长就把这办法“推荐”给了移民局。

据统计，市移民局的几位局长1998年、1999年在库区一线研究解决问题都在150天以上。局长带头，处长们谁也不敢懈怠。

移民局后勤中心分管车队的副主任何伯泉告诉我说，移民工作的艰辛，驾驶员最有发言权。一辆吉普车，在库区一年就跑了7万公里，你算一算，平均每天要跑多少公里？

重庆市移民局副巡视员刘渝春，原在移民区当副县长时，就分管移民工作，干事总是心细如发，后调到市移民局当办公室主任。1998年，他统计了一组数据：全年收到文件2751个；发出文件200多个；编发《简报》、《移民要情》100期；仅局办公室就收发传真3000多（份）件；复印各种文件资料30多万页。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把这些纸张连起来，足足有84公里长。此外，移民局全年接待、陪同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中央各部委、各省市人员及其他各类往来业务人员近3000人次（平均每天就接待8—9人）。

这个数据太惊人了。如果其他部门，准会认为炮制“文山会海”，全国罕见，理应受到严厉的制止和批评。公正地说，这些文件，我也细细研究过，也认真“炮制”过，只有极个别文件可以省略，而绝大多数文件、要情、调研材料是三峡移民干部的汗水、泪水和心血凝成的。就因为库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作为代表政府机关主持移民工作的部门，对库区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必须做出“快速反应”。

刘福银说：移民工作如果慢半拍，就是历史罪人。

重庆市移民局有81人。有人开玩笑说，唐僧师徒携手去西天取经，一路上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折磨，才见到了释迦牟尼，取到了真经；三峡移民搬迁要搞十几年，看来也要经过“八十一难”才能取到“真经”。刘福银局长是“师傅”，处长是“徒弟”，“徒弟”偷懒，“师傅”就会念紧箍咒。

“只要一干上移民局长这活儿，就像‘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李善联今年50出头，在三峡库区的忠县干了近9年的移民局长，由于多年在基层摸爬滚打，谙熟三峡移民业务，且能言善辩，1998年调到市移民局当了信访处的头儿。他生性豁达，语言诙谐，由于与移民、农民有许多共同语言，处理移民群众上访也比较顺利。被库区的移民干部推举为“库区语言大师”。

他说：“当移民局长这些年来，我的感觉有四句话可以概括：爬不完的坎坎坡坡，说不尽的酸辣苦涩；移民事业好事多磨，移民干部四面楚歌。”

在实际工作中，移民局长还得跑田坎，四处奔波，为水、电、气、路、土地求爹爹告奶奶，求左邻右舍高抬贵手，不要乱收费，多给移民群众方便。结果是常把周围的关系全给弄僵了。李善联苦笑说：“移民局长真是‘屎肠子做裤腰带——臭了周围一圈啊’。”

王海群是湖北秭归县移民局长，他说：“三峡工程是建设者的汗水，移民工作者的苦水，移民的泪水和烈士的血?共同铸就的一座无言的丰碑。”

移民工作实在太辛苦，从动员移民外迁到资格审查，从到外省市联系移民关系对接，到护送这些故乡人到“第二故乡”安家，每一步都有大量的艰辛细致工作要做。哪怕费尽心机让移民全家搬着家什到了江边，移民突然想起有些政策法规没弄清楚，就可以突然决定不搬了，要“说好了才上船”。

万州区副区长欧阳祖辉，高个子、大块头，满头青丝，给人一种虎虎生威的感觉。他当了移民局长后白头发就多了起来，当了副区长，还是分管移民工作。“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头”。由于10多年来一直没日没夜地干移民的活儿，他的满头青丝很快消失殆尽，变成了一个早生华发、饱经沧桑的人！库区不少熟悉他的人都会背地里发出感叹：欧阳祖辉的头发，见证移民工作的艰辛苦涩。

从2000年开始，开县移民局党组书记陈能文就率队到外省市搞移民对接工作，为移民选取土地、选取宅基地建房。当时移民外迁还处于摸索、试点的紧张阶段，不能有半点延误，更出不得半点差错。如移民认为房子的选点高了或者低了，房子的朝向不对，有碍“风水”，只要移民一提出来，他就和接收地政府协商。任何一点小小的失误就可能使外迁移民工作受阻。把移民的房子、土地落实了，他又回到县里护送外迁移民。开县外迁移民多，已超过3万人。他一次次地把移民乡亲分别送往湖南、湖北、广东、四川以及重庆合川等地，行车里程超过40万公里。由于长时间坐车在省内外往返，他患上了极为严重的肛肠疾病，身上随时都揣有一大叠卫生纸，留下了终身的痛苦。

迁出地的干部是这样地艰辛工作，而迁入地的移民干部也同样为安置移民煞费苦心。

山东省胶南市三峡办主任王利森为了使忠县204名移民到胶南顺利安家落户，曾先后6次到三峡。虽说是到三峡，但他迄今也没有去三峡风景区观览一下驰名中外的中华奇观。他到三峡是在忠县联系移民对接工作。在忠县甘井镇，他深入移民家中，耐心介绍胶南的情况，苦口婆心劝说三峡人到山东去生活，直到将移民全部安全地迎到了新家。

江西省永修县三峡移民办干部熊思文，从1999年从事移民工作，6年来永修县300多户移民的家都留下了他的脚印。从生产生活、小孩教育、外出打工等，他为移民做过许多实事，移民们提起他无不交口称赞。

江西靖安县移民办副主任黄爱民，主管移民建房等技术性工作。他对移民建房质量精益求精，天天蹲在工地，皮肤晒得黝黑。他对移民怀有宽容的胸怀，不管大事小事，总是千方百计满足移民的要求，即使有的移民提出过分要求，一时解决不了，他也耐心解释，从不动气发火。有一次，一些移民到办公室反映安装自来水的事，这是一个提出多次但无法解决的问题。后来移民动手推搡移民办干部，黄爱民见状去劝解，脑门上挨了七八拳没有还手。他敦实的个头，要打肯定不会吃亏。他说，我不能出手，因为我是移民干部，他是移民。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3）

2002年，是三峡工程二期移民的决战阶段。

向天文是巫山县巫峡镇枣阳工作站的总支部书记，负责辖区内三个村的移民工作。巫峡镇组织外迁移民到安徽考察，向天文为了说服移民乡亲搬迁，不知说了多少话，不知说了多少个日日夜夜。4月30日，他本已经说通了三户移民，并说好晚上9点在巫山码头上船出发，但一直等到12点，移民还没来。显然，移民“变卦”了。一同前往考察的移民干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天文二话没说，拿上手电筒，深夜赶往几十里外的东坪村做工作。

凌晨，他用嘶哑的声音从东坪村向带队人打来电话：“他们……同意了，我带着他们马上就来。”由于说话说得太多，从6月起，向天文感觉喉咙很不舒服，他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嘶哑，以至后来每天工作进展只能写在纸条上传递。同事李冬梅劝他到大医院检查一下，他说：“哪有时间哟。由于移民任务太紧，每位干部都是分片包干的，担子都不轻，别人想顶我的担子也顶不了啊。”外迁移民对接任务顺利完成后，接下来就是护送移民到外迁地。两个月来，向天文先后护送了三批移民远到广东三水、安徽长丰等地，长途奔波，辛苦异常。一次，向天文奉命送外迁移民的户籍资料到安徽长丰。火车到站时已是深夜12点，他独自一人抱着宝贵的材料在火车站坐到天亮。

8月底，最后一批移民外迁到广东省高明市，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他仍坚持要送完这批移民。在家人的坚持下，他到重庆西南医院检查，经诊断是淋巴癌晚期。

12月的一天，弥留之际的向天文喃喃地对妻子说：“我负责的移民乡亲全都走完了，是不是……我也得——走——了？”

是的，移民们搬走了，向天文也完成了交给他的移民任务，他疲惫至极，合上了眼睛，他也走了，永远地走了，走向那不知有多么遥远的天堂……

2008年3月30日，为见证开县旧县城的东河大桥的爆破，我来到开县，县移民局长祁美文见面就给我讲了肖圣平的故事……

肖圣平是开县丰乐街道水东村支部书记。作为首批外迁移民，他和两个儿子一道被安置到四川自贡落户。但他本人“搬走”的仅仅是户口，人却留了下来，因为极为复杂的移民工作需要他留下来，就这样，他成了一名体制外的“专职”基层移民干部。

根据安排，水东村启动第一批移民外迁。动员会开了，拆迁通知也贴了，全村600多户2000余人却没有人行动，照常犁田割草、种豆卖菜，搬迁的事好像忘到了九霄云外。

水东村位于县城东边，实际上一过东河大桥便进了县城。这里是开县周遭的富庶之地，交通便捷，土地肥沃，莫说做生意、开工厂，就是种蔬菜，一年下来也有好几万元的收入。让村民永远离开这块富庶之地，其难度可想而知。

几个月过去了，移民没动静，县移民局就找到老肖商量，没想到他拿出厚厚一本笔记和移民局“讨价还价”。笔记本是肖圣平几个月来挨家挨户走访的记录，哪家房屋面积多少、人口多少、补偿多少以及移民生产生活状况全记在上面。肖圣平翻开记录说，移民的具体困难请政府想办法解决。

祁美文到移民局工作，就被这个村支书的工作方式吸引，后来跟着老肖跑了几趟，总结出了三个“很”：很累，很管用，很实际。他把老肖当成了自己的老师。移民难，难在移心，而肖圣平的心本身就在移民那里，移民想什么他最清楚。

农村的白天是忙碌的。老肖怕耽误移民的事情，往往选择晚上登门。还有的人家是白天故意躲了，可晚上回来却被老肖逮住。老肖串门，手里总提着一瓶酒，一袋花生，和移民乡亲唠家常、摆“龙门阵”，从家里摆到县里，从东河村摆到三峡……

肖圣平的工作目标就四个字：搁平捡顺。有时候男人那里搁平了，媳妇却不干，她们跳起双脚来骂老肖的爹娘。老肖对女人的骂一律嬉皮笑脸对待，久了，媳妇们送了个外号给他，叫肖（笑）脸皮。他自嘲说，公仆就是公婆，啥事儿都得操心，还得挨媳妇骂。

和移民喝酒，谈心，挨骂……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一次喝醉了，老肖给村民许诺，说往后移民的生计问题国家要管、要扶持。

移民不相信，认为他是喝高兴了打胡乱说。

没过多久，国家果真就出台了移民后期扶持政策。他对移民说：“以为我是扯草草堵笆篓——随便搪塞你们？嘿嘿，我看得准。”

移民笑他：“龅牙齿咬跳蚤——碰巧咬准了一回。”

从2001年开始，老肖经过长达七年的“深夜串门”生活，该搬迁的移民全部按时搬走了。2002年送外迁移民到岳池县，为了让移民与当地老乡和村干部加深感情，尽快融入当地生活，他依照当地风俗，和长辈、哥嫂们连续干了很多杯老白干！

2006年9月，时值百年干旱，酷热难当，肖圣平在企业搬迁动?会上晕倒在地。

2007年4月13日，肖圣平在西南医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在经受晚期肝癌长期痛苦折磨后，他临终时对老伴说了两个字：莫哭；对前来看望的县长陈远辉和县移民局长祁美文说了三个字：劳烦了。

他生前为移民说的话太多，而临终遗言就这五个字。

2008年3月24日，肖圣平静静地走了，终年57岁。

老肖去世的当晚，在四川自贡等着他去相聚的老伙计们来到他儿子肖开初家动手搭了个灵位，守了一夜的灵。这一夜，移民们喝了很多酒，也给老肖灵前洒酒，说了很多有关老肖的事情，有让人哭的，也有让人笑的，最后很多人醉了，抱在一起号啕大哭。

曾经世代为邻的乡亲们听到老支书去世的消息后，从四面八方赶回开县为他送行，岳池的、自贡的、德阳的、泸州的、安徽的……那些天，老支书的坟前堆满了香纸，坟烟一直飘到山下的东河边。

2008年3月31日，连接水东村和县城的东河大桥在巨大的爆破声中拆除。

在炸完大桥的第二天，就是国家法定的第一个清明节。祁美文带着两小瓶老肖生前喜欢喝的酒，来到水东村175米水岸线上的一堆新的坟茔前，点燃了蜡烛。祁美文与老肖一边“喝酒”，一边说话，他讲了许多闷在心中而作为移民局长又不能对老肖说的话，心情极为沉重，一时泪眼模糊……

祁美文讲的故事使我感动，第二天，我和《今日重庆》记者叶小勇、张乃玉来到肖圣平的坟前，一同祭奠这位备受百姓念叨的底层移民干部……

离开老肖的坟茔，我一直在想，在我们国家政权的词典里，有一个不是官却真正是官的称谓，那就是书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记干的就是书写、记录等活儿，直译过来就是文书、文秘之类的卑微职员。为什么会选择“书记”作为各阶层的官员的称谓？是不是担任“书记”，仍应像“位卑”的文秘职员一样对老百姓谦恭些、亲近些，并实打实地用生命、鲜血、汗水为百姓“书写、记录”一点值得记忆的事情？

我想：肖圣平就是这样的人！

我身边的移民干部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熔铸于三峡移民工作，不少人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死者已已矣，生者长凄凄。”他们为三峡工程建设所做出的超乎常人的牺牲，峡江两岸青山作证，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4）

2006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到库区视察移民工作。甘宇平向她汇报时，说到移民工作的艰辛很是动情：“重庆市移民局的一位副局长周金华双眼瞎了，局长刘福银得了晚期癌症，再也无法工作了……”

2006年9月7日，重庆市政府常务会上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授予刘福银“移民功臣”的称号。

消息在日报上发表之后，重庆库区移民部门的同志都感到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是一个活着的人，按照“盖棺论定”的传统习惯，一个省级人民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绝非偶然。

事情很快得到了证实，刘福银已生命垂危，在重庆西南医院已完全处于昏迷状态之中。

9月11日，这是一个被世界标志为一场灾难的日子。凌晨，刘福银在极端痛苦中走向了永远的天国。

1996年重庆直辖之前，四川省的三峡移民任务全部交给重庆市。为保证移民工作的连续性，刘福银被指派到重庆市移民局担任局长。谁知他这一来就是10年，却无法再回到故乡。他那佝偻、瘦弱的身子，在各种重压之下终于倒了下来。

他才53岁，走得太早了。

我去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看到他在鲜花丛中睡得很安详、很沉稳。他不用再操劳了，10年的移民工作干累了，现在终于可以好好地睡了，永远睡了。

后来我才知道，刘福银根本不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更不知自己生命将尽，没给单位和亲属留下任何一句遗嘱，只留下无言的悲情。

一个热爱着生活的人就这样离开了生活……

2007年10月初的一天，重庆日报记者张国勇打来电话，他说他接到一封刘福银儿子的来信，看了之后心情极为沉重，想约我谈谈。刘福银作为市移民局长，生前和他的关系一直不错。张国勇是日报社专门跑三峡移民的记者，多年来跑库区的稿子，和移民群众、移民干部都结下了深情厚谊。

张国勇一见面就塞给我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刘福银的儿子刘曦追忆父亲的文章。刘曦想找一家报社发表。这一下张国勇就犯了难，因而心情不佳。我拿过信看了后也一时无语：

追忆我的父亲刘福银

父亲：

您走了，您被病魔无情地夺走您壮志未酬的身躯；您走了，您走在库区百万移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中，您走在重庆直辖十周年大庆的前夕；您离开了深爱您的亲人们已365个日日夜夜了……亲人们想您，库区移民想念您，您听见了吗？

您是一位农民的儿子，一生中当过知青，任过生产队长，先后从事过高校工作，共青团工作，宣传工作，党委工作，农业工作，移民工作，任县处级干部6年，厅级干部工作19年，多岗锤炼，阅历丰富，具有很强的宏观决策和综合协调能力……

您在从事三峡移民工作的14个年头里，为攻坚“三峡移民这个世界级的难题”，您钻研移民政策，借鉴中外移民经验，在移民安置、后期安置、后期扶持、库区经济发展，在移民工作的规划设计中、城镇迁建、工程监理、计划财务、审计监督等领域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实施办法。您一贯遵循以大局为重，一切工作从移民利益出发的原则。有几句话，您时常挂在嘴边：“宁可苦自己，决不误移民”；“移民工作无小事，事事都是敏感事”；“移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在这十余年里，您有大半时间是在跑库区，常与移民同吃住，深入移民迁建单位和移民群众，对每个阶段的工作进度都有最直观和真实的把握。通过现场办公及时地了解并解决移民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倡导建立了移民群众公开接待日制度，对移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您都亲自过问阅批，力求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您被库区干部和群众誉为“贴心人”。在您从事三峡移民工作的岁月里，您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平均每月不足五天。您常对我说：“三峡工程，成败在移民！党和人民赋予了我如此重大的责任，我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三峡工程的进程，直接影响到库区百万移民的生计。”

亲爱的父亲，您虽然离开了我们，您的思想，您的作风，您倡导的“三峡移民精神”仍然影响着广大的移民干部，使库区移民的后期生活扶持正在健康有序地推进。此时此刻，儿子想起您，更加爱您，更悲痛莫名……您走了，您的后人一定按照您的遗愿努力奋进，一切从大局出发，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使三峡移民精神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父亲，您在天国祈福我吧！

刘　曦

2007年9月

我理解一个儿子对深爱着的父亲作出的评价，在父亲逝世一周年写出悼念文章也是尽中国传统的孝道之情，也理解张国勇犯难的苦衷。张国勇是记者，记者是报社的，可报社不是记者的。此文要在报纸上发表，是张国勇和媒体都不能一时定夺之事。

后来的一天晚上，我邀张国勇和电视台多年跑移民稿件的记者欧学光一起小酌，谈了很多移民工作者的故事，三人“把酒凌虚”，醉眼蒙眬，想起库区许多地方已“物是人非”，都有“叹滚滚英雄谁在”的悲壮情怀！

开县档案局长陈显安，领受了负责一部分移民外迁的“军令状”之后，2000年带领外迁移民去接收地泸州修建房屋。那地方离城区较远，没地方住，就在窗户透风、屋檐飘雨的旧鸡圈里垫上干谷草，和建房的移民一起住了下来。白天，他和移民选宅基地、运砖瓦水泥沙石。晚上，跳蚤横行，蚊子成群，他们就不停地和“要把人抬走的蚊子”抗争。一天，陈显安累倒了，赶去医院看病，就在输液的时候，传来十几个闹情绪移民跑到火车站，买了车票要回家的消息。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5）

陈显安二话没说，拔掉输液的针头，心急火燎地赶到车站劝阻移民，这些移民因建房地点不满意，闹着要回家。他知道，移民如回到家，就不可能再外迁了。他拖着孱弱的身子向移民保证，建房地点可以调整，并一再请大家相信他一次。终于，移民们被陈显安的诚挚感动了，10多个移民又回到建房的工地。

万州区玉安居委会支部书记邓永清为移民早日富裕，用自家房产作抵押，贷款修通了玉安进城的公路，但日夜操劳的邓永清却积劳成疾，左眼永远失明了……

其实，移民干部对忙碌、劳累、奔波，什么都能忍受，不怕辛苦，就怕“心”苦；心里面的苦楚无法诉说，无处倾诉，所干的一切得不到理解，得不到认可，那么，所干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湖北省移民局局长汪元良是三峡的“土著人”。他出生在秭归，生长在秭归，工作在秭归；22岁当村支书，而后任区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2000年调省里当移民局长。

秭归全县移民补偿资金24.1亿元。汪元良提出：尽管是计划经济移民，但也得按市场规律办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用改革的办法搞好全县移民搬迁。为节省资金，他把县委、县府、人大、政协这“四大班子”集中在一起办公，把中医院、西医院、卫生、防疫等单位也集中在一块，同时决定“高中进城，初中进镇，村办完小”，再穷也不能穷了读书的孩子。

秭归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新县城搬迁之后，全城面貌一新。县城从原来的0.7平方公里变成了4平方公里；原7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变成了140万平方米；原5000瓦的用电量变成了2万千瓦；原日用5000吨水变成了1.5万吨；原10个电视频道变成了20个；原主干道最宽9米变成了55米……

秭归成功的搬迁，被誉为“库区搬迁第一城”，但各种流言蜚语也在峡江弥漫起来。有人提出对秭归县城的规划只有2.2平方公里，现在超了规模，要处分汪元良。可汪元良说：“超一点规模是从发展的角度考虑的。秭归县在移民搬迁中，共搬迁83座桥，修了很多房子、道路，这些年来移民工程没塌一道坎，没垮一幢房，没倒一个干部，凭什么处分我？”

有的移民干部在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各式各样的检举信、揭发信、控告信就会像雪片般飞向上级有关部门。用几毛钱的邮票去整治一个人，在恰当的时机，在要调动或重用你的时候，这些捕风捉影的信常常会起到奇妙无比的作用。等到“组织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后，提拔之事已是水过三秋、无可奈何花落去矣！

“语言大师”李善联也糊里糊涂“挨过一锅铲”，充当了其中的一例。当把他的事调查清楚之后，细心的甘宇平副市长在一次移民局长会上专门提起此事：“李善联同志是受委屈了。”这位脸上、额前布满沧桑的50多岁的汉子，听到副市长这么一说，禁不住泪水长流……

或许是他受过无端的委屈，受过莫名其妙的伤害，深知“莫须有”这三个字的诡谲；或许他是库区的“语言大师”，又对三峡移民业务特别熟悉，市里就把他提升到移民局信访处当了头儿。

诚然，我们应该看到，极个别的干部，在其位并不是真心实意谋其政，而是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巧妙地转换成自己向上攀升的砝码，苦心孤诣地为自己营造向上攀升的小氛围、小气候；只唯上，不唯实，说假话，说空话；干工作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不敢坚持原则；出了问题一推六二五，二推三六九，脚底擦油——溜得比谁都快。叫这种人搞移民工作，由于擅长唯上，欺骗性大，隐蔽性强，当然只会留下一个后患无穷的烂摊子。

我们有的机关干部，到库区就指手画脚，从不深入民众中调查研究，给库区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这毕竟是少数人。

开县是一个移民大县，县城将全淹没，移民补偿资金达35亿元。分管移民这一摊活儿的副县长在移民战线干了多年。不知咋的，一大堆信件飞到了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他利用手中权力为儿子谋私利：承包工程、贪污受贿、作风败坏，一肚子坏水。各式各样的闲言碎语、蜚短流长，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里，像幽灵一样地弥漫着、游荡着，足以淹没任何一个人的心志。

上级派李善联率队调查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揭发信上的事是捕风捉影。他在给市委、市政府的调查处理意见中，建议有关领导在适当的场合讲一下调查的结果，以利于这位副县长开展工作。

1999年元旦刚过，重庆市委、市政府召开库区的区县书记、区县长会议，传达朱镕基总理视察三峡库区的有关精神，心细如发的甘宇平副市长一句“你受委屈了”，使在座的这位副县长泪流如注。

这位副县长的儿子在调查组查清楚父子俩没问题之后，为避嫌和远离是非的漩涡，悲愤之中，一气之下辞去了公职。

移民干部也喜欢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理解啊?理解万岁。

库区有一个全淹县的老移民局长，属兔，由于劳累过度，头发脱落得太多，前额过分宽阔。他32岁当区委书记，1990年5月调任县移民局长，一干就是10多个年头。多年来，他有个记笔记的好习惯，上午做啥，下午做啥，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说：“当移民局长比吃肥肉还腻，比吃醋还酸，比吃黄连还苦。这大半辈子，爹妈死后我掉过两次泪，可当移民局长却有三次伤心落泪的经历。”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曾多次向县长、书记赌咒发誓：谁要再当移民局长，就是你们的儿子、孙子！

咒也赌了，牙齿也痛了，可移民局长就像上了磨的骡子，只要枷在颈上，绳在磨上，就只能推着沉重的石磨原地兜圈子……

他曾向政协委员们汇报移民工作情况和移民局长的苦楚，谁知政协委员们听了后不仅没有丝毫“同情心”，还向政府建议说：我们希望他还当一届移民局长。

区、县移民局长这官儿，不大不小，老百姓都管得了，有点像“戴着镣铐跳舞”，想当的又轮不上，不想当的偏偏又卸不掉。这位局长说，我只有一个信念，相信共产党不会整共产党自己的好人。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伤心处”。我在库区工作多年，和各地移民局的局长、副局长都很熟悉，竟没有发现一个在工作中不掉泪的移民局正副局长。

一位移民干部对我发牢骚说：移民部门是啥？是各部、委、办、局中的一员，请注意，是一员；别他妈的想精想怪，想歪了理儿。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中，区、县、乡、镇长，才是大爷。人生一盘棋，世事如棋局。走棋的规则是：“车走直路炮打山，马走斜日相飞田，卒子过河横竖走，士相不离老帅边。”在一盘棋中，省市区、县乡镇，就是车马炮，可以长驱直入，攻城拔寨；部委办局，就是士和相。士相只能呆在老帅指定的半径行事，其职责就是不得越雷池一步。卒子过河还可以横竖走哩，我们这些区、县移民局，有时连卒子都不如啊。用组织部门的话说，区县乡镇叫“主干线”，我们理所当然就是“支马路”了。车马炮是“官”，士相就是“僚”，官说的话，“僚”就得照办。当然，参谋参谋还是可以的，但是，库区移民搬迁如战场，参谋的话，最多只能说3遍，说多了就是不懂规矩。

在三峡移民区，移民局是矛盾中心的漩涡，如地方行政长官要把移民区的公路修宽一点，说这样更利于经济发展，不管有没有计划，就叫移民局拿钱。拿么，把钱用完了移民没移走怎么办？不拿么，闲言碎语满天飞，说这个移民局长眼光短浅，思想保守，观念陈旧，眼睛里根本没有当地政府。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移民局长？移民局长解释说怕违规、违纪，有的官员就说，既不要违规，又不要违纪，反正你得给我拿出钱来。弄得移民局长啼笑皆非，苦不堪言。其实，许多地方超规模的建设，根本不是移民局长弄出来的事儿啊。

在移民局长这个岗位上“存活”下来的人，肯定是一个“不简单的家伙”，最少也是个“人中极品”。因为，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最主要的矛盾就是补偿资金的问题，说穿了就是一个“钱”字。钱多，事情就好办；钱少，事情就难办。

在库区，移民局长都掌管着几亿、几十亿移民资金，如果一个县城搬迁，县里的所有部门、企业、事业单位都得求他，虽说资金是淹没单位自个儿的，但依照投资流程，钱是先批、后批，还是多批、少批？权力就在局长手中。

比方说，移民是按四期水位来进行的，搬迁的资金也是按不同水位时期划拨。有的单位本是四期水位才给搬家资金，但企业在发展中找到了一个战略合作伙伴，急需用钱先进行搬迁和技术改造。这就要移民局向上直至国务院三峡办求得支持，提前使用移民资金，这可不是小事，因为移民资金是全国人民一厘一厘积蓄起来的。因此，移民局长在管理、使用移民资金上花去了大量精力。

在三峡库区，移民局长这个官是十分敏感的，由于监管着大额的移民补偿金，担负着移民及时搬迁、库区社会重组和功能再造的重任，其作用、其影响力往往超过当地的财政局长。组织部门在考虑移民局长人选时常颇费踌躇。选得对，是地方的福音；选得不好，可能会给地方的政治、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造成巨大的灾难。

我“卧底”多年可以见证，移民干部中绝大多数是优秀的，更不乏为移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英人才。

一次，一位在中央媒体工作的朋友和我小酌，听我讲述三峡移民和移民干部的故事，他沉吟半晌说：“看来，三峡移民做出的巨大牺牲被社会严重低估了，而共产党今天还有这么多的好干部也被社会严重低估了啊！”

他这话令人深思……

九、“豆花酒”的震撼（1）

库区基层政府和移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哲学上的“对立统一”关系。在从20世纪移民试点到2006年长达20年的“对立统一”中，双方为着既相同而又有所不同的目的、目标，在旷日持久的思想冲突、行为冲突、利益冲突中，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故事。

移民之初，移民干部到库区工作，移民们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上面来的人”。移民“异样的眼光”就是无助、无奈、不信任或者是嗤之以鼻，当然也充满了期待、渴盼和希望。日子一久，移民渐渐发现“上面来的人”还多少做了一些移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移民干部也并不完全是“不受欢迎的人”。

也许，历经20年久而久之的冲突和对抗，双方渐渐演变成“一条道上的人”，移民干部对移民有了感情，移民就产生了“接近性”，摆谈之中不乏幽默也不乏尖酸刻薄。

我在库区工作中碰到一位较熟悉的移民老张。临近晌午，他非要拉着我吃“豆花饭”，说说心里话。我推脱不得，便和他在路边店坐了下来。两大碗白花花的豆花儿，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烧白”，一瓶老辣的江津“白干”，还炒了一碗“藤藤菜”。

二两酒下肚，他的话就多了起来。

“你到了我们这穷乡僻壤，没啥吃的，只有把你当成‘三白干部’打整（对付）了。”

“三白……？啥子叫‘三白干部’？”我疑惑不解地问。

“我们这儿说的‘三白干部’指的是乡镇这一级的干部。”

“你是说乡镇干部白吃、白喝、白拿？”我马上有点神经质地意识到，我应该主动付这一餐饭钱。

“不是的，‘三白干部’说的是‘吃烧白，喝白干，打白条’的意思，主要指乡镇一级干部。”

我听了就笑起来。乡镇干部成年累月工作在最底层，走村串户，吃的是烧白，喝的是白干，打白条给农民的事当然也“时有发生”。老张几句话就把乡镇干部的工作生活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令我捧腹喷饭。

“现在还兴打白条？”

“以前给农民打白条很普遍嘛。现在乡镇给我们农民打白条少了，给自己‘打白条’倒多了起来。听说乡镇机关干部的工资都有几个月没发了，不晓得是不是以前给农民打白条作孽太多，现在轮到该给自己打白条了。你说，这是不是风水轮流转？是不是上天给作孽人的报应？”

老张说的还真没错，库区绝大部分乡镇几十年来由于无工业，无商业，税收很少，都是“吃财政饭”，拖欠乡镇机关干部工资几个月、半年的都有，更莫说报医药费了。很多乡镇都是“欠了一屁股的债”，不断向上级政府借钱来发工资。2006年1月，我曾和移民局的干部到库区检查移民后期扶持项目，一个乡镇机关干部向我感叹：现在教师的工资不能欠，农民的白条不敢打，只有打自己的白条了。

“乡镇不给农民打白条，给自己打白条，这说明乡镇干部思想作风转变了嘛。”我辩解说。

“咦，想一想也是这个理吧。来，就为你说的作风转变，干！”

老张呷了一口酒，剔了剔牙，有些迟疑地说：“说实话，不给农民打白条还是很难的。比方，我们种的青菜头，卖给榨菜加工厂，还是打白条，说是要等把加工好了的榨菜卖掉后才拿得到现钱，这不是打白条又是啥？”

“老张，干！这你就说得不对了，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榨菜加工厂全是老板的，又不是政府的，你这一板子打到政府的屁股上，可能打错了哟。老板不拿钱，你就不卖给他噻。”

“但是……还是有打白条的，比方说，淹我房子和土地的移民补偿金，政府就打了白条，现在都没拿到手。你是移民局来的，我正好向你反映反映。”

“你的房子是几期水位要淹？”我明知故问。

“三期水位。”

“现在淹了你的房子没有？”

“没有。”

“淹了你的土地没有？”

“也没有，我现在还在耕种呢。”

“对了，你的东西还没有损坏，怎么会补偿给你钱呢？”

“上头老叫我们移民提前搬迁，可没有钱我怎么搬呢？”老张一下就涨红了脸。我急忙安慰他，并讲了移民资金的筹措、分配，低水位先给钱，高水位稍微往后一点给，移民资金决不会打白条等等。

“哈哈，原来你是吓唬我呀？国家为三峡移民凑分分钱还是不容易，移民补偿的钱来路又这么复杂，我还以为到银行随便取呢。”

我喝着高度的老白干，感到有点微醉，他却是越喝越清醒。我问他能喝多少，他说喝七八两脸不红心不跳，还说不管是啥子人，能不能喝酒他一眼就可以看出个八九不离十。

“那你看我是能喝多少酒的人？”

“你呀？能喝一斤六七两酒吧。”

“老张，这你就大大地看走眼了，实话跟你说，我顶破天也只有二三两的酒量。”

“我没说错啊，我说的一斤六七两就是一斤?留’七两。你想一想，一斤‘留’七两，不就是你自己说的二三两么？”

我一听就笑了起来，很是佩服他这巧妙的借用和狡黠的智慧。

我和他在“豆花酒”中越喝越高兴，说话也没了遮拦。“龟儿格老子”等库区的“库骂”也脱口而出。在谈到移民干部白天晚上都督促拆房、建房、砍树、迁坟的事时，他突然话锋一转，用调侃的语调对我说：

“你们移民干部做的很多事，四句话就可以概括完。”

“四句话就能把我们概括完？不可能吧。”

“我说了你千万莫怄气哟！”

“我不生气，你说嘛。”

“这四句话是‘淹我的地，拆我的房，挖我的祖坟，赶走我的老娘’！”

“天啊，是这四句话？”我心中掠过一种无比强烈的震撼。

九、“豆花酒”的震撼（2）

平时能说会道的我，在这位移民兄弟面前一时语塞，就像当头挨了一闷棒，只觉得眼冒金星。

我不知是辩解还是喃喃自语，作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解：“修水库是要淹地，搬迁是要拆房子，不挖祖坟就会污染长江，土地淹了，你老娘亲也得跟着迁走啊……”

“淹地、拆房、挖祖坟、赶走老娘，你摸到良心说说，你们移民干部做的这四件事，是不是社会上最缺德的事？”

“是的……是最缺德……的事，不过，你要晓得，我们许多移民干部总是先带头挖掉自己的祖坟啊。”我心中掠过一阵悲凉。

“连自己的祖坟都要挖，不是‘更缺德’吗？到了丰都阴曹地府，恐怕牛头马面、大鬼小鬼都不准许你们过奈河桥呢。”

“为啥不让我们过奈河桥？没这么严重吧。”

“你在人间做的缺德事太多，到阴间不说清楚就过不了奈河桥，过不了奈河桥就要打下十八层地狱受罪，来生转世就投不了人胎哟。”

坦率地说，这位移民兄弟说的真不差，移民干部白天晚上都忙着干的这四件“缺德事”还真是移民搬迁中的主要工作。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这都是最不能容忍的事。难道，在移民的眼中，我们真是比恶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一群没心没肝、丧尽天良的人吗？

“兄弟，你莫打胡乱说，移民干部也是摸到良心做事。你也说说，我们为啥要做这些‘缺德事’呢？还不是为了体现国家意志？再说，我们做这些事容易吗？这些年来，为三峡移民，死了多少移民干部？好多人得了重病？好多人成了终身残废？”说完我气呼呼地自嘬了一口酒，这酒好苦、好涩。

“哎呀，你莫生气，你莫生气嘛。也不全怪你们，再说，端人碗还得服人管，上头叫你们做，你们也没办法。再说，现在到处都缺电缺水的，不修三峡（电站），国家又啷个办？”

移民老张说得对，评价移民工作者做的事，每一个视角都不尽相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都可以从中找出自己的答案。或许，真是“千秋功罪，后人评说”了。

老张见我沉思不语，又安慰了我几句。

路边店的这一顿“豆花酒”，老张对移民干部评价的四句话，对我的灵魂是一次永生难忘的震撼。

其实，移民干部也是人，也是充满感情的动物。

一天，忠县、云阳、开县800多名农村移民举家迁往外地，他们告别即将淹没的故土，乘船来到了繁华的重庆朝天门，将换乘火车去新的故乡。在别离重庆前，我和市移民局的处长喻凌、何伯泉去送外迁移民。

在轮船的顶楼上，两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在嬉笑打闹。突然，孩子的母亲走过来把两个孩子拉到船舷边的栏杆处酸楚地说：“孩子，快看一看啊，以后看不到了啊，这儿叫重庆，是你们的家，好漂亮好漂亮的重庆啊，可是我们要走了，你们要多看几眼，要永远记住，美丽的重庆是你们的家，重庆——才是——你们——真正——的——家——啊——”

母亲说完，已是泣不成声，泪如雨下……

是的，在长江、嘉陵江两江环抱、山水夹峙的重庆，这么漂亮的家乡，为什么要离开呢？这一去要多少时候才能回到家门口？两个小女孩当然不知离开家乡的酸楚，可母亲心里知道，这一去，有可能一辈子都再难回来。

面对此情此景，喻凌处长也动了真情，他不忍再看下去，拉着我到一旁擦拭泪水。区、县、乡、镇、村、组的移民干部去送移民外迁，或去探望在异乡已定居的移民，与移民告别时，情绪极为复杂，心情格外沉重，无一不哽咽唏嘘，潸然泪下……

巫山移民局后扶科长冯光辛说：“许多外迁移民在公证员的公证下，取消了自己在当地的户籍和一切证明，在最后签字的那一刹那间，很多移民的泪水如断线的珠子，不断线地往下流。在这一刻，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不是巫山的人了！而我在一旁也陪着移民泪水长流……”

云阳普安乡移民干部王满说：“做了很多思想动员工作，移民终于答应外迁了，但他们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求我同他们一起吃一顿告别饭。我前后去移民家吃了两次告别饭，心里一直哽噎着，怎么也吃不下，心里发堵，再也不敢去吃了……”

奉节移民干部肖高学多次送走移民，他说：“说起在码头上送别移民的事，我不想提起也不愿再提起。每一次移民离别，轮船没有一次正点开过，送别的乡亲该下船时不下船，该上船的移民又不上船。那一瞬间，我才知道生离死别的真正含义。人们就这样紧紧地拉在一起、抱在一起。我只好咬着牙，横下一条心，将送行的乡邻和远走的移民拉开，那感觉，就是撕开身上的肉……”

几乎每一个移民干部说起和移民发生的各种冲突和故事，总是充满复杂的感情。只要是人，怎能不通人性？

一、三峡花钱知多少？（1）

初冬，武汉同济医院住院部12楼病房。

手臂刚动了小手术，挂着绷带，面庞清癯、瘦削的漆林接受了我的采访。简单问候之后，直奔主题。

笔者（以下简称笔）：漆主任，社会上有一句最为流行的调侃语：说起钱就不亲热了。但三峡工程花的钱是不能不说的，是要进行“秋后算账”的，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漆林（以下简称漆）：这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这是必须向全国人民和纳税人交代清楚的一件大事情。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明的是，三峡工程的账不仅仅是“秋后”才算，有的账“秋后”算就晚了。我可以非常明白地告诉你，几任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国务院三峡办等管理层经常都在算这笔账。

笔：你出任移民局局长之前，担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一直分管三峡工程的计划和资金，照此推理说，你是权威人士。现在，不少纳税人仍有许多困惑：建设三峡的钱从哪里来？到底又花了多少钱？还会花多少钱？国家财力真能承受建这样一个超级电站吗？

漆：是的，不仅是国人担心，当时外国人也普遍不相信。1994年国务院三峡办组团访问美国，我是团长；美中友好协会高规格接待，我们去了白宫、国会等地方。当时，美国的金融界、企业界不少人提出三点质疑：一是中国修建电站的技术过不了关；二是中国没钱，国力财力难以承受；三是百万移民难以安置稳妥。一句话，美国人要插手三峡工程，没有美国人参与建设三峡电站就不行。

笔：美国人是不是已习惯当世界“老大”，什么事都想插一杠子？

漆：这只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之一。还有一点就是美国人仍有“萨凡奇情结”，他们一直惦记着萨凡奇1944年在长寿县城写出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这是长江三峡水电大坝的第一个设计方案。所以，他们也多了一个为萨凡奇圆梦的理由。

笔：美国一部分人对三峡问题一向都“反应激烈”，还插手三峡干吗？

漆：就因为投资三峡回报率很高，利润很诱人，他们也承认这一点。美林证券公司直接提出要求控股，这当然遭到了拒绝。但我们仍然同意他们担任融资顾问，后来在钓鱼台国宾馆签约，我代表中方签字。记得我第二次访问美国，美国金融专家史蒂文森仍然提出要插手三峡工程。我当时和他争辩得很激烈，他当时有些不客气地说：“从你的话中，我听出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当即针锋相对地回答：“从你的话中，我也听出你是一个共和党员，共产党员和共和党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世界观、价值取向却有很大的差异。”当时翻译愣了一下，问我怎么翻，我说照原话直译，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美国访问的所有情况，我都向国务院、三峡建委领导及时作了汇报。

笔：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税制改革之前，各省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央财政还是比较紧张的，要拿出近千亿元投资三峡，钱从哪里来？

漆：从今天来看，中央政府当时的决策可以说是高瞻远瞩的。李鹏同志为三峡工程的筹资花了不少精力，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功不可没。在他的提议下，我国从1993年起，设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基金，除西藏自治区、贫困地区的排灌用电外，每度电加征3厘钱用于三峡工程建设，在此基础上，1994年又增加1厘钱，即每度电征收4厘钱；从1996年2月1日起，直接受益、将要受益和经济发达地区的16个省、市，每度电加征到7厘钱，其他地区仍按每度电4厘钱征收。这就解决了三峡工程筹资问题。从这一点上讲，三峡工程建设需要的钱，是全国人民一分一厘积攒下来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全国人民当然有权力知道：血汗钱用到了哪里？

笔：投资三峡的钱，社会上流传很多个版本，从几百亿元到几千亿元都有，这怎么回事呢？

漆：这是一个动态过程。90年代初，长江委测算是570亿元，后来邹家华副总理向全国人大汇报是750亿元，国务院三峡建委成立时是900.9亿元。

笔：不少人说长江委是带着“任务”给三峡工程算账，也就是说先有一个数据，再测算枢纽工程、移民淹没补偿，是这样吗？

漆：你前面已说了，国家税收制度改革以前，经济处于“治理整顿”的艰难时期，国家财力的“状态参数”可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在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投资过大，全国人大肯定是难以通过的。你说长江委带着“任务”去测算，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也不可能测算时心中一点没数吧。

笔：三峡工程原说好的只花900亿元，一说已突破2000亿元，一说1800亿元，又一说1600亿元，叫人一头雾水，莫衷一是。建三峡工程之初人们就说建三峡电站是投资的“无底洞”，对吗？

漆：这是理解上的误区。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三峡工程三期蓄水到156米，大规模发电后，已有了不菲的收入，就不需要国家再投资了。到2005年，?峡工程的总体投资也就1600亿元左右。你所说的几个数据成因有三点：一、由于三峡工程是一个动态性的特大工程，因而计算法也是动态的，有利息的变化，有汇率的变化，有物价指数的变化，这三大变化就会造成数据不同；二、算账的方式不同，角度不同，时间不同，得出的数据也不尽相同；三、不可预见的投入增加，比如：滑坡引起的地质灾害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维护等方面都需要增加投入。现在库区的每一个区、县和大部分乡镇都要建污水处理厂，这也是要增加很多投入的。因此，三峡工程投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笔：听说2002年7月17日，朱镕基同志在宜昌会议上提出，三峡库区还要增加400亿元用于治理地质灾害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有这件事吗？

漆：有这事，这也是动态的。我告诉你，淮河这些年环保治污就用了600多亿。三峡水库的库容大、库岸管理复杂，治理污染、加强环保生态建设，远远比淮河更为艰巨。多投入一点钱，让库区山清水秀，是为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笔：你从湖北省计委主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到三峡建委移民局长，都是管计划、管投资、管钱。这些年来，移民资金的管理花了你多少精力？这可是个全国人民都高度关注的焦点话题啊！

漆：是的，我出任移民局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移民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并逐步建成了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和网络。

一、三峡花钱知多少？（2）

笔：听说你上任伊始，就为资金管理的事处理了不少人？

漆：是的。我1996年2月兼任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长，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规章制度。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复杂。因为当时对移民资金的管理、使用有一种理想化、天真浪漫的认识，有人提出把移民资金拿去搞开发，滚动增值，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可实际上是越滚动钱越少，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1992年成立了一家中国三峡经济发展总公司，下面建立了30多个分公司，100多个子公司，遍布全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海南岛到黑龙江，都有这家公司的经济活动。这个公司打着“三峡牌”，骗取银行贷款80多亿元。可以这样说，我当移民局长，正是百万移民大搬迁全面启动的艰难时期，可处理这件事的遗留问题却耗费了我的大量精力。

笔：听说这家总公司和子公司都很有背景，来头不小，牵涉到很多干部和干部亲属。你一上任就动了真格儿的，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你不怕得罪人吗？

漆：当然会得罪人，我都记不清办公室被这些公司的人冲击过多少次了。我对每一个人说：“鄙人秉公办事，实事求是，所欠的钱必须一笔笔清算。”

笔：移民资金是比枢纽工程资金更为关注的一大焦点话题，因为涉及到亿万纳税人和每一个移民群众。

漆：三峡库区移民资金量大，一个县就有移民资金二三十亿。我说过，库区的贫困县，也许几十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除了枢纽工程的投资，几百亿移民资金是很诱人的一座金山银山啊。库区也有不要命的人钻进了“方孔之眼”，绞尽脑汁贪污、窃取移民资金。

笔：金钱能锈蚀权力，也能腐蚀政府机关的清廉，使得人们对库区不少干部不得不打上问号：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在我接触的各类社会人群中，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记者、政府官员、私营业主、下岗工人、农民等无一不关心惩治腐败。库区发生的贪污、窃取、挪用工程资金和移民资金是怎么回事？政府、移民部门又是怎么监管这么多钱的？

漆：我出任移民局局长之后，由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签发的关于移民资金管理监督的文件不下100个。比如说，保证移民资金安全运行“约法三章”、“四个监督”等等，后来经实践检验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笔：能详细介绍一下其中的内容吗？

漆：可以，我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约法三章”是：一、移民资金不准用于与移民无关的任何项目；二、不准随意调整大项，需要调整的，必须报经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和移民开发局批准，否则，开户行停止拨付资金，同时追究当事人的行政责任，造成损失的要追究法律责任；三、不准挪用移民资金用于行政开支、盖楼堂馆所、购买豪华汽车。“四个监督”是：接受各级人大、政协的监督；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财政审计与检查；接受移民群众的监督；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库区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也制定了不少规章，如湖北、重庆两省市在政策的制定上，也突出了“以移民为本”的思想，尽量把补偿量化到移民个人。凡是移民自己能办的事，一律由移民自己办。

笔：请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分管三峡工程时，在谈到移民资金的管理时有一句精妙的譬喻：移民资金是高压线，碰不得，但库区还是有“带电作业”的！据我所知，社会上很多双眼睛“觊觎”移民资金，库区也发生了一些窃取移民资金的案件。你能不能透露一下这些案件的具体数据？这些年来，库区的“带电作业”者有多少？

漆：从移民工作1985年试点到2002年止，库区发生大小违法违纪案件一共500多起，有200多人受到法律严厉惩处。重庆的移民干部在违法违纪人员中占18.4%，湖北的移民干部占14.3%。我要说明两点：一是与同等资金量的犯罪统计比较，移民资金远远低于其他资金，移民干部占的比例也很小；二是尽管“比例很小”，但贪污一分钱也是严重的事件，也不应该发生，我作为移民局长，常对此深感不安。从已发生的这些案件来看，主要类型是工程发包、工程承包过程中的肮脏交易，一些手中有权的官员，在金钱面前迷失方向，把黑手伸进了移民工程。几个年轻有为的干部，刚刚提拔，椅子还没坐热，就被抓起来关进了牢房，这是令人痛心之事。

笔：一位经济学家有一种观点，腐败也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令人愤怒的成本”，穷国、富国、大国、小国无一例外有这种“成本”的支出。这种“成本”过高，国家和人民大众就不会容忍。因此，各国政府都采取强硬措施控制这种“成本”的增长。这些年来，政府有多少强硬措施控制这种“成本”？

漆：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对腐败有很多种评价和说法，但在惩治腐败的问题上，世界各国的态度可以说是保持了高度一致，而?都高悬着一把把法律之剑?这些年来，国务院加大了对移民资金的监管力度。在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内设立了一个副部级的监察局，另外，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机构，都有专门的部门和专人介入移民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和审查。这些部门每年都要深入到三峡库区移民乡村进行执法大检查，用国家权力的铁锤去打击移民搬迁中的腐败。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三任总理多次指示，对贪污、窃取移民资金的人一定要依法严惩，绝不姑息迁就！

笔：社会上不少人说，移民资金是“唐僧肉”，谁都想吃。但仔细咀嚼《西游记》就不难看出，很多想吃“唐僧肉”的并不是“妖魔鬼怪”，而是一些“正神”，大多是来自李老君、观世音、如来佛、玉皇大帝身边的各路神仙。这些“正神”出身名门望族，神通广大，有吃“唐僧肉”的手段和法术。真正的“妖魔鬼怪”一般是吃不到“唐僧肉”的，因为有孙悟空手持金箍棒一路保护着哩。

漆：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以偏概全，伤害了库区广大干部的积极性。我要说明三点：一、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并不是库区才有的“专利”；二、这些年来库区大量的例证说明，我们对几百亿移民资金的监管模式是比较成功的，有很多宝贵经验值得总结；三、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三峡工程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实际上也是加强反腐败斗争的全过程！

笔：谢谢，祝您早日康复！

二、女赌王以身试法

1999年1月23日夜晚，对重庆市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愤怒、忧心如焚的寒夜。

当夜22时，万州区委、区政府向重庆市委、市政府发了一份紧急传真，内容是：万州区移民局出纳王素梅，女，36岁，利用工作之便，自开空白支票若干张，骗取移民行政管理费180多万元，用于参加赌博团伙一掷千金的豪赌。这位胆大包天的“女赌王”案发后已被捉拿归案。

这份传真送到了市委书记张德邻的案头。他急速把传真件批转给市长蒲海清，副市长王鸿举、甘宇平，政法委书记陈邦国，市政协主席张文彬和各位书记阅示。

他批示说：“对此案，当务之急是追回赃款，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对有关犯罪人要在查清事实后，依法严惩。

“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三令五申，要求我们要加强移民资金的管理，加强纪检、监察工作，严防发生犯罪案件。如今发生这样大的利用工作之便盗窃移民管理费的犯罪案件，我们各级领导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检查，汲取教训，改进工作。要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书面检查。”

市委书记作完批示已快23时。

23点30分，市移民局党组召开紧急会议。然后，党组会扩大到所有的正、副处长。当我和睡眼惺忪的处长们赶到移民局时，才知道万州发生了严重的移民行管费盗窃案。移民行管费，就是移民干部的工作经费。

几位党组成员眼睛红红的，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心情格外沉重，因为，问题出在移民系统内部，教训极为沉痛。

人们有理由问：移民局是怎样抓移民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的？移民局是怎样抓干部职工教育的？移民局用的什么人？用一个赌红了眼的赌徒去当掌管大量现金的出纳，这不是用一只穷凶极恶的老鼠去监守粮仓吗？

是监管机制不健全吗？不是。从中央到地方，设立直接监督移民资金使用的部门，从副部级一直设立到科股级。各种措施、各种手段都用上了，就是要维护移民资金使用的严肃性，担心移民资金出了问题，不好向全国人民交代，不好向纳税人、交电费的人和支持三峡工程建设的人交代。

党组扩大会从深夜一直开到凌晨……

市委书记的批示是很明确的，“各级领导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夜，一个个电话飞向库区各区、县移民部门，市移民局党组成员星夜兼程，分别于第二天分点、分片召开了区、县移民局长紧急会议，传达了市委的有关指示精神。

很快，公安机关抓获了赌博团伙，100多万移民资金也一分不少如数追回。但是，这个案件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难以挽回的影响。

甘宇平对我讲了一个细节，“女赌王”王素梅在交代了问题之后，对看守她的干警说：“都快过年了，我的问题也都说清楚了，我该回单位上班，该回家过年了吧？”

王素梅这个法盲，真是可笑、可悲、可叹！

赌博真是万恶之源啊！她36岁，在本命之年因赌博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

可是，“王素梅案件”发生不久，以“鬼城”闻名天下的丰都县又“闹鬼”了。

三、鬼城一封匿名信（1）

1996年3月，宋原生就任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副局长（现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主要的业务是指导重庆、湖北两省市三峡移民工程的规划、咨询、监理、建设管理、科研等工作。

1999年4月6日，宋原生主持的移民工程质量年度检查工作在宜昌启动。参加检查组的有移民局、建委、水利、地质、质检等方面的单位和专家，将对移民在建工程的地质安全、前期准备、合同、设计、招投标、施工、监理、验收，以及有形建筑市场建设等方面在执行中是否合规合法作重点检查。

在宜昌南湖宾馆召开的会议上，宋原生强调：移民工程成败的重要环节之一是质量，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三峡工程的成败！移民工程的质量情况，将折射出许多方面的状况，如地方政府管理效率，移民部门是否“讲学习、讲政治”，贯彻政策规定和质量意识水平，建筑市场是否有序规范，群众和社会各界是否满意，行业风气中是否讲正气。他一再强调了必须按照国务院基础设施质量工作会议的精神和要求来开展工作。

此前，重庆市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彩虹桥垮塌事件。

宋原生有记日记的习惯，在这一天的笔记本上，他记着这样的字句：“质量检查，首先是为了肯定成绩，增强信心，巩固提高；而不是不见成绩，只找问题。当然，发现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4月7日，他带领检查组向巴东县出发，召开座谈会，检查文件资料，深入工地察看。一路向上游各县行进。

4月10日下午1点，宋原生一行乘“飞鸿号”水翼船到达丰都老县城。在6个小时的路途中，宋原生回顾几天的工作，在笔记本上记录了这样的字句：“此次检查，不在于检查出几个问题工程，而在于发现管理上的不足、漏洞，制度上的不合理之处，以及不利于质量保证方面的管理缺陷。”

宋原生个头不高，脸色微黑，瘦瘦的体形，显得精明强干。他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踏上丰都的码头。刚下船，他就眺望隔江的、正在抓紧时间兴建的新县城。看得出来，他对移民工程的进展相当关注。上了岸，检查组立即在董副县长和李副县长，以及移民综合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配合下，开始审看资料。

11日上午，在小雨中，宋原生一行到工地检查了寨子沟大桥、龙河大桥、丰都大酒店、统建住宅等重点工程。他们爬脚手架，下基础坑，工作态度严肃认真。“房子不修好，移民就不会搬迁，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他的言行被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1日下午，在听取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汇报后，他强调实行项目监理的重要性，要求地方更多地从政治上、业务上支持社会监理工作，要求质检站履行好职责，要求搞好县建设委员会监督与移民监理之间的协调。

12日上午，检查组召开内部会议，对丰都的情况进行小结。重庆市移民局负责人张洪光充分肯定了检查工作的意义。在座11位同志针对丰都的情况，做了实事求是的发言，也对丰都大酒店没有执行监理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工作似乎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中午，宋原生回到所下榻的丰都宾馆三楼的一个套间，刚进房间，电话似乎感应到他的进门，铃声便急促地响了起来。

“你是国务院三峡建委下来的？”

“是的，我是宋原生。请问你是谁？”

“我有重要情况向你检举揭发。你们到丰都，让你检查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工程，有问题的工程没有给你们检查。国土局长黄发祥发包的丰都建材综合市场，项目由私人设计，质量低劣，梁上全是裂纹裂缝；有的领导支持亲属炒移民安置区的土地。你们会去检查吗？”

“我会去的，你对自己说的事情负责吗？怎么让我相信你？”

“你看了就知道了。”

“那么你是谁？”

“我不能告诉你。”

简短的通话就这么结束了。

这个神秘的电话在宋原生脑海里搅起了阵阵涟漪，是谁在观察着检查组的行踪？而且对检查组的举动了解、计算得这么精确？宋原生感到背后有许多神秘的眼睛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个神秘电话的背后一定是对移民工程的关注，是对不良现象的厌恶，也许，这还是这次移民工程检查中的一个意外的“收获”。

宋原生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专业，曾经在原国家建委、国家计委工作22年。毕业实习时，他就曾经与另外三个同学一起，发现了上海闵行锅炉厂主厂房施工中的重大错误，使得施工各方及时修改方案，避免了更大损失。多年来，他参与重大建设工程管理，理论与实践结合，有很强的责任心。

宋原生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喜欢写诗，把诗作为抒发自己情感的载体。在他北京住所附近有一座1576年建的古砖塔，俗称玲珑塔，几百年了，历经风雨、地震，仍然屹立。看到古代匠人的杰作，他曾感慨赋诗一首：

夕阳塔影看玲珑，

莲座金刚古刹松?

剥落泥佛经浊雨，

牵飞沙燕舞清空。

追年四百迎凤辇，

逝月五千伴民棚。

伟迹因何逢盛世，

玩砖弄瓦两袖风。

诗言志，在诗中能读出他对古代建筑匠人对质量追求的赞扬，也抒发出“玩砖弄瓦两袖风”的清廉志向。这次到库区，就是检查移民工程的质量，他对粗制滥造的工程尤为深恶痛绝。

1997年大江截流之前，胡锦涛同志在考察三峡工程时就强调，要把工程质量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针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培训，切实把好材料关、技术关，不断完善质量监督和保证体系，高水平、高质量地建设好二期工程。

1998年12月，朱镕基到三峡考察时强调，三峡工程是“千年大计，国运所系”，质量是三峡工程的生命，质量责任重于泰山。他还告诫说：任何一点马虎都会遗祸子孙！

1999年初，在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质量工作会议上，朱镕基强调：“抓好工程质量管理，是当前经济工作中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各地方、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坚持严格要求、严格制度、严格管理、严格责任，要以对国家、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扎扎实实把工程建设质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宋原生的笔记本上，记着中央领导人关于工程质量的指示。

三、鬼城一封匿名信（2）

谁知一到丰都鬼城，就有人向他举报新县城的工程质量问题，而且矛头直指县国土局的工程。这位“神秘人”到底是什么背景？他为何不愿透露姓名，为何不愿直接见他，为何做出神秘兮兮的样子……这里有什么鬼？他暗中思量，要把事情搞清楚，表面上不动声色。

下午开会前，他叫县移民局准备一辆车，也不说有什么用。到4点钟，他立刻结束会议。他要求重庆市移民局副局长陈联德、监理中心主任刘俊林一起上车。车开出院子，他要求向左转。此时他才告诉同行的人，马上过江到新县城工地，检查新县城建材综合市场。

雨还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工地格外湿滑。

建材综合市场是一座三层建筑，冷冷清清，大门木板是用铁钉封死的。宋原生果断地踹开两条木板，首先钻了进去。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顶层的每一道梁上，隔20厘米距离就出现裂缝。直观估计，他判断是钢筋混凝土梁的配筋不足，致使裂缝过早出现。从柱子的牛腿承重处存在许多压碎的现象，说明混凝土抗压能力严重不足。这是一个豆腐渣工程，而且是一个应该报废的工程！

在场的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中央三令五申严厉惩治对工程弄虚作假，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移民工程的情况下，竟有人敢在一个县城造出这样的“豆腐渣工程”！

宋原生仔细检查着这个粗制滥造的建筑物，感到一阵阵心痛，当即要求刘俊林尽快摸清情况。

神秘举报电话证实了事实的准确性，宋原生对打电话的人已经有了几分信任，他隐约觉得这位神秘的举报人一定还会来找他。果然，他回到房间不久，电话铃响了。

“请问领导，你到市场去看了吗？”

“看了，你说得对，工程质量是有严重问题。”

“我有一封检举揭发信。请你亲自交给朱镕基、尉健行和中纪委，行吗？”

“当然可以，只要你说的都是事实，只要你对自己说的负责，你说交给谁我就能交给谁。你到底是谁，希望能告诉我。”

“……我是质检站的人，但不便告诉你姓名。”

“那你的举报信怎么给我？”

“你晚上在不在房间？”

“我晚上要开会，大约晚上8点散会，我在房间等你好不好？”

“好的。”

宋原生以为，双方有了信任感，这个约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晚上的会，他只是谈部分移民工程监理不到位，要求丰都县刻不容缓拿出整改措施，并对库区移民工程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晚上8点，他宣布散会。

回到房间，他没有开电视，守着电话机，聆听着门外的动静，等待这个神秘人的叩门或电话。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在静寂无声之夜，这每一分一秒都显得如此漫长。几分钟过去，这位神秘人没有出现。是改变主意了？还是在门外踌躇？他打开房门看了看，廊道上空空如也。在案件举报中，一般人都不愿说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真实单位，遮遮掩掩，其实也是举报人的一种自我保护。

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宋原生迅速接听电话，神秘人的声音传出了听筒：

“你是宋局长？”

“是我，我在等你。”他听出了神秘人的声音。

“我已经把举报信送到你卧室的桌子上了，一共是三封信，你看了吗？”

“没有看到。你不要放电话，我去看看有没有。”宋原生回到房间还没有来得及进卧室，也就不知道有没有。果然，他在卧室内发现了三封没有封口的信，赶快回到了电话机旁。

“我拿到信了，你愿意到我房间来谈吗？”

这位神秘人说了一声“再见”，电话就断了。

展开一封信，神秘人揭露的事，时间、地点、人物都非常具体，可信度很高。从程度看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在三峡库区发生这样的事件，是对人民犯罪，是决不允许的，是不能容忍的。肆意犯罪和主张正义之间，一定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宋原生抑住愤怒的思绪，冷静一想，神秘人为了交这三封举报信，做了这么多的努力，这么谨慎，那么被举报人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对其恨之入骨，一定会想法弄毁这些信。在这些犯罪分子的后面，很有可能布有一张黑幕。他在房间里踱着步子，寻思着下一步的行动。对伤害库区人民利益的事，就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一定要尽快撕毁这张黑幕！

回想这次到丰都前前后后的工作，他知道自己的行踪是被人严密关注着的，什么时间到丰都，几时入住宾馆，几时开会，几时回到房间，他去没去检查建材综合市场工程，这个神秘人一清二楚。

神秘人为维护正义而关注着他的行踪。那么，犯罪的人会不会像丰都鬼城的鬼魅一样，也时时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呢？宋原生知道，黑幕之下一定有黑手，凡是涉“黑”的案件，几乎无一例外都充斥着暴力手段。想到这，几分寒意袭上身来，?下最要紧的就是保护好检?信。今晚住这个房间会平静、会安全吗？他把信件放进了贴身的衣袋，和衣而卧，一夜无眠。

4月13日用过早餐，宋原生将检查组的日程重新作了调整，宣布自己改变行程：不去重庆。上午10点40分，他搭乘“金山号”水翼快艇，顺江而下，晚上7时，赶到宜昌。14日，乘飞机回到北京。一路上心急火燎，风风火火，正可谓“朝辞白帝，暮宿京城”。

宋原生向国务院三峡建委副主任郭树言、移民局局长漆林紧急汇报。郭、漆二人当即指示：严查到底，严惩不贷！

紧接着，三峡建委监察局局长何文彬、移民局党组纪检组长卢纯一行飞抵重庆，向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通报了情况。很快，一张张天罗地网由此撒开，三峡库区一个震惊中外的大案浮出水面——丰都县国土局局长黄发祥贪污移民土地出让金1000多万元。

丰都黄发祥案件发生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对此进行了曝光，许多媒体也用大篇幅进行了报道，在三峡库区上下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重庆的街头巷尾议论的内容更是丰富。事情过去了多年，但“黄发祥事件”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至今仍在社会上留存。

2004年11月，国务院三峡办主任蒲海清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过去反对建三峡工程，有相当一部分人就讲，说我们建一个工程就倒下一批干部，三峡工程花2000多亿不知道要倒下多少干部，比如说‘黄发祥事件’，对我们就有很大的教育。”

丰都鬼城一副对联云：

血咸泪酸口甜手辣莫道人间无苦海

金黄银白眼红心黑须知头上有青天

四、副县长被免职

2005年11月14日下午，重庆阴雨绵绵。

市移民局三楼会议室里，局长刘福银从市委二届八次全委会上赶回来，紧急召开全局处级以上干部大会，在传达相关精神和部署三期水位移民工作之后，刘福银的话语突然沉重起来。

他谈到了在“全委会”上受到了一种刺激。开县在孤岛调查中出现了假户口的问题。区、县委书记不是这个问他，就是那个问他，弄得他一时应接不暇，大伤脑筋。

原来，1992年进行淹没调查时，对海拔177米以上库区孤岛并未作出处理。2005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受国务院三峡办指派，对三峡库区的孤岛淹没后的剩余部分进行实物指标调查，并重新做出孤岛人口搬迁规划。

真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开县为了多报一点搬迁人口，多“争取”一点移民补偿金，就给孤岛上的住户增发了一个假户口本，使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其实，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也太小儿科、太低级了，县里报的人口就能算数吗？市移民局还没派出专门人员调查核定，孤岛规划也尚未编制，国务院三峡办还没审查批准，可以说，县以上的任何一道关口都无法通过。群众举报之后，事情很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开县出现假户口是咋回事？新华社的电讯稿全文是这样描述的：

重庆市严肃处理开县造假移民户口的行为

新华社11月11日电　重庆市委日前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严肃处理开县在三峡移民工作中通过造虚假移民户口，套取国家移民补偿资金的行为，并对主要责任人开县县委常委、副县长熊圣中作出了免去党内外职务的组织处理。

近日，新闻媒体披露了重庆开县在三峡库区移民搬迁过程中造虚假移民户口，套取国家移民补偿金的问题，引起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据重庆市纪委介绍，开县造假移民户口的行为引起了国家三峡建设委员会和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关领导立即作出了严肃查处的批示。重庆市移民局、监察局、公安局组成联合调查组于当天即赴开县展开调查。目前已基本查清开县发生的为多争取移民补偿资金造假移民户口的问题。重庆市委日前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对开县在移民工作中发生弄虚作假问题的主要责任人熊圣中，免去其开县县委常委、委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并由重庆市纪委、监察局组织调查组，进一步深入调查。

重庆市委还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在三峡移民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中，都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禁任何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行为。

移民区又出事了，而且是集体造假套取移民补偿金，副县长免职，这是多好的新闻？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一下就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并在库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市长王鸿举在会上对刘福银说，开县这次出现的假户口问题，要吸取深刻教训。造假，怎么建设“诚信重庆”？市长的尖锐批评，使他心里感到难受。重庆人讲诚信是出了名的，古时的巴蔓子将军为了兑现一种诚信，不惜用自己的人头换取三座城池。

开县孤岛户口造假事件，“意念”上是想多套取一部分补偿资金，但由于“作案未遂”，不但没拿到一分钱，反而被媒体“捅了一刀”，遭到了市长直截了当的、措辞极为严厉的公开批评，还上升到了损毁“诚信重庆”的高度。

事情发生在基层政府，刘福银不得不代表移民局作出深刻检讨。

就在刘福银为开县之事焦头烂额时，云阳县一个乡镇的群众把匿名电话打到了市移民局信访处：云阳一个乡镇有外迁假移民！

不是移民就被安排外迁，这还了得？

在这个节骨眼上，真是“祸不单行，福无双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倘若这事情调查后属实，三峡移民区就闹热了。

刘福银说：“这个时候我真感到痛苦到了极点！这个信息报不报？怎么报？要知道移民区发生的任何事，迟报、漏报、虚报都是大事，这些信息有层层领导签字把关，并且是以最快的方式报到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的办公桌上。如果这个信息是属实的，后果极为严重；如果是讹传，后果也是极为严重。”

在库区，对这种信息必须迅即处理，就是立马采取措施。刘福银派出信访处、外迁办岳阳、李银国两位处长急赴云阳，在匿名电话举报的乡镇认真调查。还好，群众反映的是1992年后建房的有关补偿政策的执行问题，刘福银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五、“不检点”的做法

移民资金的使用，从中央到省市县，几乎每一年都要进行层层大检查，为的是保护移民资金有效使用。

2000年春天，市移民局又一次检查移民培训资金的使用情况，重庆库区分为两个移民资金检查组。我和审计处的几个同事在一个组，我担任组长，检查的范围是库区腹地万州区、巫山县、云阳县、奉节县和开县的移民培训资金的使用情况。临行前，刘福银、陈联德、欧会书等几位局长交代检查重点时，对我是百般叮咛，千般嘱咐，我亦深知此事非同小可，自然不敢马虎懈怠。

检查培训费的使用，就是翻账本本，查看哪些列支合理，哪些不该开支，用到移民技能培训上有多少钱。发现问题不过夜，立马纠正。

每到一个县，我都和审计处的同志认真工作，白天翻账，查找问题，晚上总结，第二天和区、县移民局交换意见。10天过去了，检查组没有发现资金使用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做账不规范的情况还时有发现，很快就纠正了。从我内心来讲，还是很高兴的，因为移民部门总结多年的经验教训，对移民资金的管理已有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有一个县专门从审计局调了一名副局长担任移民局的副局长，主要职责就是管好用好移民资金，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办法。

有一天，检查组发现几笔几百块钱的“点歌费”竟在培训费上开支，科目上写的是在县电视台上点歌，“点歌人”竟是县里有头有脸的单位——“四大班子”之一。点歌的原因是祝贺“搬迁、开业”之类的喜事。虽然钱不多，但这是违规的。凭什么叫移民局出钱点歌？移民培训费虽然不是移民补偿资金，也叫移民资金，主要用于移民生产、生活技能培训和移民干部的培训。

就是这个县，在搬迁县城的选址规划和使用土地中，开口闭口都说“四大班子决定的”，为此，国务院三峡办主任郭树言、移民局长漆林曾批评说：国家的土地，县的“四大班子”有什么权力决定？

用移民培训费点几首歌，钱虽不多，但不是小事，起码是“移民资金是高压线”这根弦在脑海没有绷紧。我和几个同事商量后，决定请县移民局马上开会。我讲了市移民局几位局长对这次检查的叮嘱，也讲了他们耳朵都听起茧子的移民资金使用规范问题，对这些资金使用“不检点”的做法进行了分析。最后县移民局长亲自抓落实整改办法。

回到重庆，我写出了10多天移民资金检查情况汇报。几位局长在区、县移民局长会上对移民资金安全运行情况感到满意，但对用移民培训费“点歌”一事，用了极为严厉的措辞进行批评。

我多次到库区，移民问得最多的还是移民自个儿该拿到手的补偿资金。一次，我和涪陵区移民局副局长徐本栋到南沱镇检查移民承包地的重新分配。在刚搬迁的镇政府门前，还没来得及和镇长、书记和镇移民办的同事们到办公楼上去查验土地证，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就冒出100多名愤怒的移民，把我们团团围住，七嘴八舌说着很多事。他们反映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移民搬迁时，补偿资金不能及时发到移民手中，还有一些移民政策兑现不够及时等等。

这个镇是我的老家。在全部搬迁的江心小岛坪西坝村、在石佛村、在镇上的几所中小学等重点移民村社，我生活了20年。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梦绕情萦的故乡。

很多乡亲虽和我20多年不曾见面，但他们还是一眼认出了我。

我的父亲从20多岁起在镇里当老师、校长，40多年教了三代人。在场的移民中就有不少人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有我儿时在江边嬉戏的伙伴和同学。他们的眼神，也许我永生永世不会忘记，那是愤懑、惊异、鄙夷、无奈、焦灼、忧虑、渴盼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目光。

我是坐着小车来的，而且还有乡镇负责人陪同，以如此形式的“衣锦还乡”，留给乡亲们的自然是恶劣印象：“上面来的人”果然是高高在上。

我把移民乡亲们请进了镇政府的会议室，我和徐本栋副局长与移民面对面对话，并请移民乡亲们先说说情况。

移民们提了近十个问题，我一条一条地记录下来。主要意见是：移民在搬家、修房子的关键时候拿不到钱，可又有人拿到了钱！建集镇有钱，搬工厂有钱，修路也有钱，就是移民搬家建房子还拿不到属于自己的补偿资金！听说移民的钱叫镇政府的人给贪污了，这究竟是不是事实？……

移民还表示，镇政府个别人的解释“不可信”，现在要向我这个市移民局来的人正式“讨个说法”。

一位移民不客气地对我说：“你的父亲生前教育我们做人、做事要诚实，希望你今天回答问题也要诚实。”

“承蒙乡亲们的信任，现在我逐条逐条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我当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移民干部政策法规方面的培训，对一些移民政策当然是烂熟于心，没想到在这里全派上了用场。我向乡亲们仔细介绍了国家对移民资金的筹?、调拨和极为复杂的分配程序，列举了移民资金在库区不能及时到位的多方面复杂情况。一方面移民资金有年度投资流程安排；另一方面要分轻重缓急，比方说，水位低的先搬迁就先补偿，水位高的后补偿。南沱这个新集镇的征地、场平、基础设施配套工程要先搞，然后大家才可以建房子。请大家放心，南沱镇移民的钱，一定会用到移民身上，发到大家手中。

“听说我们移民的钱是镇政府的人给贪污了，没有钱发给我们，就扯草草堵笆篓——搪塞我们，这是不是事实？”

移民对于自己的补偿金最为担心。用库区的一句俗话说：“金子是金，拿到手才放心。”库区部分移民没拿到钱，首先就怀疑钱被人贪污和挪用，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据我所知，南沱这个移民大镇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为的是提前搬迁、提前建房，提前让移民落户为安。但是，由于资金划拨的流程复杂，补偿金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移民手中。

面对乡亲们的质疑，我回答说：“乡亲们，如果真是镇政府的人贪污了，就证明这些贪官污吏们就太没有‘水平’了。补偿给移民的钱，一般来说贪官是不会去动的，因为这太过于明显、太恶劣。移民资金是叫花子的米——有‘颗’数的。比方说，移民张三淹的屋房补偿金是两万元，李四淹猪圈补偿金是500元，补偿花名册记得一清二楚，谁敢去动一分？因为这些钱是张三和李四的血汗钱、救命钱，再愚蠢的贪官也不会直接把魔手伸向移民某一个人或某一家人。库区是发生过贪污移民资金事件，但主要是在工程承包、发包上贪污受贿。我以人格担保，在三峡库区，10多年来还没有发现过移民个人的补偿金是被谁谁贪污了。退一万步说，就是被‘没有水平’的贪官给贪污了，政府也会负全部责任。南沱镇处于中、高水位线，你们积极主动提前搬迁是好样的。一句话，补给移民家人的钱，绝不会少一分一厘，只是早拿到手和迟拿到手的问题。你们移民没拿到补偿金，不是镇政府不给，是上面的资金没有拨下来。我的姑姑岳龙芬一家就是睦和村的移民，也和大家一样没有拿到补偿金。我说的是真心话，是大实话，请乡亲们放心吧。”

乡亲们似乎听明白了我的解释，不少人频频点头。

徐本栋副局长接着也对移民资金的发放程序作了一些解释。

当乡亲们离开的时候，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我们对移民资金的相关政策的解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部分人仍然是半信半疑：鬼才相信，国家修这么大的工程，还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钱么？

六、鸡脚杆上刮油人

2004年初，广东惠州市发生了一起极其恶劣的事件，当地为从三峡巫山县来惠州安家落户的移民兴修房子，竟修出了一幢幢豆腐渣工程！

住进房子的移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惠州市检察院反映，他们居住的安置房，出现基础下沉、梁体分裂、漏水等严重质量问题。

这还得了？移民的住房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就是一件通天的大事。惠州市检察机关立即调查取证，移民反映的情况属实。

2月29日，惠州市委书记柳锦州作出批示：要求检察机关立即对移民安置房屋出现重大质量问题进行彻底清查，并作出严肃处理。

惠州市检察院和惠阳区检察院迅速抽调相关人员组成“2·16”专案组，对涉及的有关职能部门、乡镇相关人员、设计承建工程人员进行调查询问。专案组查阅了专项资金账册、建设合同，对涉及的13个镇的移民房屋进行拍摄，并委托惠州市房屋安全鉴定所和省有关部门，对惠阳区13个移民点共263间房屋的质量问题进行质量安全鉴定。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批移民住房鉴定结论为B级危房！

专案组的同志在无情的事实面前心情格外沉重。

移民舍小家、为国家，为兴建三峡电站做出了巨大牺牲。从三峡的巫山县千里迢迢来到广东，竟有人在为他们修的住房中做手脚。这无异于在“古佛脸上剥金，鸡脚杆上刮油”。

移民的心在汩汩流血，刚搬到新家就受到一次伤害。他们愤怒了！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在移民的离家之痛未愈的伤口上，又心狠手辣地撒上一把盐？

专案组的调查大网很快收束，惠阳区移民办主任、区三峡移民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何光胡，就是移民安置房屋建设工程中涉嫌重大玩忽职守的犯罪嫌疑人。

何光胡身为接收地的移民办主任，在工程建设中违反政策规定，未进行工程公开招标，也无报建等手续，也未履行领导职责，对工程建设实施未进行有效监督管理。同时，何光胡还在工程中捞取好处，受贿人民币38万元。

惠州这批B级危房，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人民币500万元。仅维修资金就需277万元。惠州市委、市政府责成惠阳区对三峡移民房屋进行了全面修缮。移民的房子是修好了，但增添了不少麻烦，更重要的是移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

惠阳区当地的乡亲说，用豆腐渣工程安置三峡移民，就是丧尽天良！其行为比禽兽不如。

移民工程进行了这么多年，管好用好移民资金的教育已经普及到凡是有三峡移民的乡村社，都知道移民资金是全国人民的血汗钱，是移民生产、生活的主要依靠，是和救灾资金一样的性质，是救命的钱，任何人都不许乱动一分。可悲的是总有人钻进钱眼里铤而走险。

朱镕基总理在部署移民外迁时告诫说，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部门面对外迁移民“绝不允许层层收费，借机自肥”。何光胡胆大妄为，把魔手伸向外迁移民，自然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治。

社会上有一种推论说，三峡地区有很多的钱投入，移民局有很多钱，是个有钱单位，移民干部大都是些贪官污吏，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也贪。有时竟惊愕地用一种“审视贪官污吏”的目光打量移民干部。这种看法是“抓起篙杆打一船人”的说法，是以偏概全，严重挫伤了移民干部的积极性，因为移民干部中的败类毕竟是极少数。

一、尘封的幕后新闻（1）

一位从北京来的资深记者，伫立在重庆移民局的门口，凝望着白底黑字的“重庆市移民局”匾牌。几分钟后，他才缓缓挪动脚步上楼，开始他极不平常的采访。

移民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郎诚接待了记者。

郎诚在三峡库区移民大县的奉节县当过县委副书记，还在万县市政策研究室供过职。他40多岁，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年龄。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这几天正组织一期水位移民验收，他忙得焦头烂额，晕头转向，累得身心交疲，从他略带紫色的面容看，不是缺血就是缺氧，说话也有气无力。

这位记者说：“以往，我到移民机构采访，看到‘移民’这两个字的英语单词，心里就产生一种躁动、渴望、兴奋，但在‘重庆市移民局’这块匾牌面前，一点没有兴奋的感觉；只要一想起三峡百万移民的离去，心情就沉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一会儿，电话铃响了起来，《中国青年报》记者小徐、小吕到移民局采访，怕采访扑空，先打个电话。

北京来的资深记者刚走，小徐和小吕又进入了办公室。两位记者被郎诚和他所介绍的移民情况吸引住了，也为移民工作者全身心投入三峡百万移民做出的牺牲所感动。二人执意要请客，要慰劳慰劳三峡移民干部，于是，晚餐就成了这般景象：北京来的记者到重庆采访，反而请重庆人吃“重庆火锅”，弄得郎诚一边吃一边表示歉意。

对中外新闻媒体来说，三峡百万移民是新闻的焦点问题，百万移民充满悲欢离合的大搬迁过程，他们的过去、现在、将来的生存状态，将会有层出不穷的新闻出现。有人贪污移民资金是新闻，移民工程质量问题是新闻，三峡库区发生滑坡事件是新闻，甚至一个移民伤风打喷嚏也可能成为新闻，都值得舆论界去聚焦、去跟踪、去关注和披露。

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的人认为，三峡炒（他妈的）这么热干吗？不就是（他妈的）修一座水库么？这些年来，全国有很多地方受洪涝洗劫，遭水灾的那些人，修房子、搬房子都很积极。水涨起来，人搬走就行了。以前，咱们国家也修过大水库，也有过移民，三峡移民咋就这么难呢？

重庆市移民局发展扶持处王满发牢骚说，一次，他护送移民外迁，车在途中“抛锚”，与过路车发生了一点小擦挂。车也没伤，人也没伤，没想到才一会儿，七八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像从地缝里冒出来似的，围着车子又是拍照，又是采访，本来芝麻大点屁事，非要弄出“移民车队发生车祸”的天大新闻来。

1999年7月16日，一家报社头版头条刊出了一篇《三峡移民贩子见利忘义，库区百名移民叫苦不迭》的报道。相隔一两日，另几家报纸也用大黑标题、醒目篇幅刊登了内容相同的文章。几家媒体的同时聚焦，在三峡库区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上众多目光盯住了事情发端地——湖南省当阳市和重庆市巫山县。

这篇文章（后来还有系列报道），主要是描述巫山县29户移民自愿迁到湖北当阳的一系列不幸遭遇……

主动外迁的移民利益受到了伤害，这还了得？

巫山县的“县太爷”王超，以前担任过《万县日报》的总编辑。以前搞舆论监督是监督别人，现在作为地方官被别人监督，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才明白。写此报道的人可能疏忽了一点，一不小心遇见一位资深同行。王超一看此报道，第一感觉就发现“有诈”，当即指令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调查。

结论是：移民贩子不是贩子，移民资金没有流失，移民身份合理合法，这批自主外迁的移民安居乐业。

可这种“想当然……或许有……”的报道，却如同在三峡的激流中投下一块巨石，激起了一阵阵涟漪，久久难以平静。

三峡移民牵涉面广，阶段性和政策性很强，如果在宣传口径、宣传分寸上把握欠妥，就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种豆不一定能收获豆，种瓜不一定收获瓜，这也是唯物主义的精髓。

库区一个县在抓先进性教育中，部分干部发挥先进作用，主动把街头位置较好的、容易聚集人气的门面，让给移民经营。当地日报把这个“让移民得实惠”的例子刊登了出来。这本是一篇不大起眼的消息，但却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街上好地段的门面毕竟不多，并不能照顾到每一个移民，没有得到好门面的移民就气吁吁地找上门来，理直气壮地问：“同样是移民，为什么他们得到实惠，我没有得到实惠？”不少人要求政府“说个聊斋”（意即说清楚）出来，不然就不依不饶……

湖北省一位移民局长曾介绍过他的“深刻体会”。他说，他看到一篇写三峡“库区行”的文章，觉得写得不错，就邀请那位写“库区行”的资深记者到另一大型水库去写一写移民的生活现状。

有新闻写，这位记者欣然前往。

走水库、访农家、看田畴，记者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采访，写了水库移民如何科学种水稻，如何网箱养鱼，如何勤劳致富和如何使自己的小日子日渐红火的创业过程……

这篇以人物、以事实为依据的长篇通讯发表后，赢得了各方好评。好的通讯，就像“苹果饱含着果汁”。

不想才过了几天，一大群外迁他乡的移民拿着报纸找到了移民部门，他们要求再搬迁回水库来住。

“不是说人多地少么？”

“不是说不外迁就没法过日子么？”

“他们不外迁，是祖坟埋得好些吗？”

“让我们搬走，他们在库区搞发展、发财，是哪儿的天理？”

“叫我们迁走，移民局完全是‘半夜吃桃子专拣的捏’！”

…………

一、尘封的幕后新闻（2）

移民们又嚷又吵，不依不饶，横说竖说要求搬回水库。

移民干部们傻了眼，没想到一篇报道竟弄出这么多事来。局长啼笑皆非，一脸无可奈何。他苦笑着说：“移民区的宣传报道，看来是豆腐落在灰里面，吹也吹不得，拍也拍不得啊！”

这位局长的感触是颇有代表性的，三峡库区几乎每一个区、县政府都吃过宣传上的苦头。

一家报纸在外迁移民的补助费中写上了5000元，这本是国家政策给外迁移民的补助，问题在于这家报纸刊发的是一条过时新闻，记者写的是一年前的消息，又加之写得含糊其辞。这下麻烦就惹大了，外迁的移民以为政府又给外迁移民增加了5000元。迁到外省的部分移民拿着报纸回到家乡讨说法：人在人情在，人走两丢开，是不是当地政府扣了5000元？人走了这钱就不发了？

好说歹说，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2001年1月7日下午，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到万州区周家坝慰问演出。这次组织到移民区演出可以说是大腕云集，阵容空前强大，倪萍、王刚、李谷一、郁钧剑等等悉数到场。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刘伟在合说的相声《三峡说三》中一不小心“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国家对每个移民人均投资3万元。”移民认为国家对每个移民的安置费补偿金就有3万元，这一下在移民区炸开了锅。

真是无巧不成书，云阳县的移民恰恰又在年初回家领到了生产安置费的“价差部分”，移民就以为每人还有1万多元的安置费要陆续发放下来。移民补偿资金的“价差”是以1993年5月的价格计算的，国家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每一年的价格都不一样。过了八九年后，1万元的补偿金就变成了1.5万元甚至更多。

不少移民看了演出很是兴奋，但随之而来的是有些气恼和愤怒。

此时节正是动员外迁移民的关键时期，“克扣”移民款，良心何在？于心何忍？移民表示不迁了，纷纷找当地政府说理：

“你们以为瞒得过吗？你们政府的人不说实话，李金斗就说了‘实话’，移民人人都有3万元，怎么发到我手里只有一万多元？”

“移民资金总共400亿元，100多万移民，从大数上看也是平均每人3万元啊！”

“是不是被当地政府贪污了？”

…………

重庆移民局信访处长李善联很善于积累群众语言，也非常喜欢刘伟、李金斗说的相声。当时他在现场看了演出，一听到说“3万元”这个词心里就一阵发紧。他听说这台节目正月初五要向全国转播，就和政策法规处的郎诚处长商量，立即给央视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这台节目后来转播时删去了“3万元”这一句。

这场“李金斗风波”闹了些日子，移民们也都是通情达理之人，听政府人员作了些解释，也就慢慢平静了下来。

万州一位移民很是幽默地说：“李金斗是说相声的，他说了不算数，说对了也不算数，说错了也不算数！”

新闻理论中有一句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其实，在记者的眼中，不管是“狗咬人”，还是“人咬狗”，都可以变成新闻。国内的不少记者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面前，不得不采取“迂回”的方式进行采访报道。而个别西方记者到库区采访的视角完全不同，他们能把一些零碎的、残缺不全的素材写得很生动，也很逼真，从单纯的新闻业务看，也足以叫人叹为观止了。

在库区多年新闻大战中，当然也不乏“想当然”和捕风捉影者。大江截流的前夕，国内外记者蜂拥而至。几个西方记者来到重庆采访，外事办公室和市移民局接待了他们。

一位记者问：“听说三峡有10万移民住帐篷，是真的吗？”

市移民局的一位官员回答说：“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大江还没有截流，水还没淹起来，移民们全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先生听说有人住帐篷，我肯定地回答你：是有，不过，那是到三峡的旅游者，是一批自愿住帐篷的、自找‘罪’受的旅游者。”

一名记者问：“据说重庆库区1997年的外迁移民已有几千人上了路，三峡有很多离乡背井的民工出走，请问这是否已成为事实？”

市移民局的这位官员回答说：“库区不是几千人的问题，而是有几十万、上百万人外出打工。家住三峡库区，外出务工致富，这是移民自己的事，我们无法也无权干涉。不过，有些事请记者先生心细一点，我们鼓励、提倡外迁，很多省、区也欢迎移民去安家落户，但不要把外迁的移民和外出务工者给弄混淆了。”

泰国水利、水电代表团从武汉溯江而上，参观了三峡大坝和移民区，到了重庆之后，市政府在人民宾馆宴请。

副市长向客人介绍了三峡移民的情况，并鼓励泰国朋友到移民区投资，享受优惠政策。

席间，一个脸色黑黝黝的泰国人突然发问说：“我们修水库，移民不愿搬迁，我们只好叫人搬石头去砸房子，以撵?移民。你们三峡工程这么大，那么多的移民，怎么办？总不可能也搬石头去砸吧？”

陪同的移民干部回答说：“三峡地处巫山大山脉，有的是石头，但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搬石头去砸我们的移民。用一句中国的俗话说，搬起石头只能砸自己的脚。”

泰国朋友笑了笑坦诚地说：“看来，我们修水库搬石头去砸移民，等于是砸了自己的脚。”

席间众人皆大笑起来。

二、精心策划的采访阴谋

赵春远，如果光听他的名字，加上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不看衣着长相，很难想到他是外国人。

他的真实职业是某国的一名记者。

2000年的金秋时节，赵春远只身来到长江三峡。他此行公开的身份是一个普通的旅游者，持有个人旅游护照。

三峡截流之前，由于中外旅行社在世界范围内“联袂”上演了一幕“告别三峡游”的喜剧，前来“告别”三峡的中外游客如过江之鲫，三峡沿线各旅游景点的宾馆、床位纷纷告急。旅行社早就把船票瓜分了，重庆的“黄牛党”也趁机“爆炒”旅游票价格。

像赵春远这样“孤独”的旅游者，一般是不容易搞到船票的。但这并难不倒一个职业记者。他找到一家旅行社表示，自己多出一点手续费，以自费旅游者的身份加入了一个以中国游客为主的旅游团。

当轮船进入三峡之后，游客们都被雄奇壮丽的峡江景色所吸引，而唯独赵春远不太感兴趣。他一路上打听三峡工程和三峡移民的事。他一再说是造物主给了中国的三峡，并称赞三峡工程很了不起。这些话也赢得了同行的中国游客的好感。

但在库区腹地的一个著名的旅游点，他突然向带旅游团的导游提出，家中有急事，要提前结束三峡的旅程，并说他下船之后乘车赶往重庆，再转乘飞机回国。

他下了船，见并没有人在意，就向附近的一个移民村走去。不费吹灰之力，他就找到了离江边最近的一个农家院落。这家户主姓杨，是又淹土地又淹房子的移民。

“你们是三峡移民吗？”赵春远问。

“是啊，你是……”50多岁的老杨疑惑地看着他。

“我是×国的游客，到三峡来旅游。”

“啊，是老外呀，请坐请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杨以三峡人特有的热情，端出凳子放在坝子中间。

“你们的房子要淹吗？”赵春远坐下之前递过一包香烟。

“房子是要淹的，谢谢你的烟。”老杨喜滋滋地接过香烟说。

“土地也要淹吗？”

“是的。你问这些干吗？是记者呀？”

“我不是记者，是自费旅游者。我对你们三峡移民搬家感到好奇。我们也经常搬家，提个包就走，从不带家具，你们搬家要带家具吗？”

自以为是“中国通”的赵春远知道“欲速则不达”这句话，开始“循循善诱”，一切正按着他设计的圈套进行着。

“你们老外真懒啊，搬家不带家具怎行？”老杨说。

“这么好的地方，你们愿意搬走吗？想得通吗？”

“不搬不行的，水要淹来了，想不通也得搬啊，还不是为了修三峡电站。”老杨是个直性子人，也是实话实说。

“老大爷，我要是能看到你们搬家就好了。”

“搬家有啥稀奇，有啥看头？你们外国人真是没事可干啊。”

老杨被这个年轻的老外说得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这样吧，老大爷，你找几个人搬家给我看一看，我每一个人给100块钱，好不好？”

老杨以为又碰见了财神爷。

一年前三峡旅游高峰时节，导游小姐带来过三个高鼻子老外，硬要到他家的地里挖红苕，剥莴笋菜，老外不相信绿叶藤地下会长出大个大个的红苕。三个老外轮流挥锄，挖出一个红苕就大声叫好，然后抱着粘满泥巴的红苕照相、合影。导游小姐说，老外在船上吃饭时，对薄薄的莴笋片很感兴趣，觉得亮晶晶的，质感很好，感到不可思议。所以非要找个地方看一看，莴笋这种蔬菜是怎么长出来的，也算增加一点“见识”。

老杨从地里拔出莴笋，淘掉泥，剥了皮，当场就削出了亮晶晶的莴笋片。几个老外伸手就抓来吃，他们吃着什么作料也不沾的莴笋片，乐得叽叽哇哇地叫个不停。导游小姐告诉他说，这些老外对中国的高楼大厦、洋房街道一点不“感冒”，但对挖红苕、刨花生、亲手摘下树上的橙子橘子等“农家乐活动”却兴趣盎然。

三个老外临走时，给了他200元钱作为补偿。后来，老杨逢人便吹嘘说，老外的见识看来也不行，连红苕、莴笋都没见过。打那以后，老杨就盼望再来几个老外来搞“农家乐”。

眼前这个老外更奇怪了，居然想看搬家。这段时间库区到处都有移民搬家，有啥稀奇？这次是不是又碰见财神爷了？一个人给100块钱？找四五个人假装搬一会儿家，不就是四五百块钱进账了吗？这可相当于养两头肥猪的利润啊，老杨心里盘算着。

“真是一人100块钱？”老杨还是有点不相信地问。

“是的，你找五六个人搬家也行，只是假装搬一会儿家，我拍几张照片做个纪念就给钱。好不好？”

“好的好的，就我们家4个人搬吧。”老杨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等好事不想更多的人来分一羹。

老杨把老伴、儿子、儿媳叫了过来，把锅碗瓢盆收了一大堆，用背篼装了起来。然后把被盖捆好，又把柜子里的东西腾?，反正是假装搬家，轻一些就好搬一些，老杨一边收拾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怎样省力。

“搬好远的路才算数？”老杨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不远不远，搬个一两百米远就行了，不过要爬一段坡。我先给200元，搬完后再给200元。”

老杨把200元揣进兜里，就组织一家人开始“搬家”。背的背，抬的抬，扛的扛，赵春远跟着“搬家队伍”走，不停地拍着照片。

突然，赵春远大声喊叫着停下来。原因是老杨一家人搬家竟然没流汗水，一路上还嘻嘻哈哈的，照片拍出来“太不真实”了。他像电影导演给演员说戏一样，要求老杨“搬家”时一路上要汗流浃背，额头上要有汗水珠儿，眼睛要有泪水，表情要沉重，就像真的离别家园一样悲伤……不然，就少给200元钱。

这下可把老杨给难住了，本来就是搞着玩的，怎么流得出眼泪？要是真到了永远离开家乡的日子，不用他说，全家人都会难过得流泪。但想到还有200元没拿到手，只好和家人沉下脸来搬着“沉重”的家具向村外走去……

正在这时候，乡里的移民办主任和社长过来了，他们是来动员移民迁往外省安家的。远远看见的情景让人觉得好生奇怪，移民的房子都没建好，老杨一家怎么会搬家？何况，老杨还对补偿有意见？

老杨说，他是在为一个老外搞“旅游表演节目”，收几个劳务费。

…………

赵春远的真实身份暴露，他精心策划的新闻也就此流产。按照外交辞令的说法，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三、三峡颠覆供电格局（1）

2005年9月2日晚，我在巫山县和分管移民工作的赵刚副县长、移民局冯光锌科长等人一行，赶往重庆市人大移民督导组下榻处。

半路上，突然停电，刚才还是灯火通明的县城，一下坠入漆黑的深渊，街道上、大商店、小门面的老板和沿街休闲购物的居民，顷刻之间陷入恐慌和躁动之中。我们不得不驻足。居民们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几个居民从我们面前骂骂咧咧地走过：

“龟儿子哟，又停电了，啷个办？”

“啷个办？只有凉拌（办），摸‘黑猫’噻！”

“离三峡电站恁个近，还他妈的停电。”

“嘿嘿，这就叫‘灯下黑’，你狗日的懂不懂？”

“听说十几个省红眼睛绿眉毛盯着三峡发的电，你巫山一个小小的县城算个？”

“那也不一定，我们最挨边三峡电站，又是移民区，癞子跟着月亮走——总要‘沾光’噻。”

几个人影晃晃过去，又过来朦朦胧胧几个人。

“格龟儿子的，只要一停电，老子心里就发毛，娃儿的作业啷个办？马上就要考试了呀。”

“要是不修三峡（电站），恐怕停电还要凶险得多哟。”

“只要永远不停电，我还是同意修三峡大坝，老子搬家也值了……”

他竟用了“同意”二字！

我回到下榻处，久久不能入睡。巫山是全淹县城，搬到新县城的居民都是三峡移民。移民们的“街骂”和种种议论犹如一块巨石投进我的心海，击起一阵阵久久不散的涟漪。

移民的“街骂”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他们在用另外的眼光看待三峡工程，虽然三峡修电站淹了他们的房子和土地，但停电、缺电的窘迫已使移民的态度也有了惊人的改变。

在这个地球上，万事万物都在嬗变之中，移民们的态度变了，那么，我们对三峡大坝本身和百万移民的认识和理解，是不是应该更深入一些呢？

修三峡大坝有诸多综合效益，排列前三的主要效益是：一、防洪；二、发电；三、航运。防洪标准是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由于还没经过特大洪水的检验，防洪效益目前并未完全显露出来，但三峡工程二期水位一蓄水，发电、航运所产生的巨大效益却令人惊叹不已。

重庆长航的贺明松是一位中年汉子，从水手到船长，从船长到（人事部、劳动部颁发聘书的）高级船长，几十年来，都是和川江激流险滩打交道。

他告诉我说，三峡大坝蓄水前，上自重庆江津兰家沱下至湖北宜昌全长729公里的长江干线航道，是历史上川江最为艰险的山区天然航道，航道弯曲狭窄，礁石密布，滩多水急，流态紊乱，泡漩汹涌，自古以来被人们视为畏途。

蓄水之后，航道维护尺度提高。以前弯、窄、浅、险等航道条件大大改善，丰都至鳊鱼溪河段维护水深从2.9米提高至3.2米、3.5米、4.0米，现为4.5米；航宽由60米提高至100米，现为150米；弯曲半径由750米提高至1000米（青石洞950米）。

贺明松原来驾驶2640马力的拖轮，在川江一般只能拖2000吨货物，现在三峡工程二期水位135米，川江忠县以下部分河段宽度已达600米以上，船队拖运已达到9000吨，涨到156米，轻轻松松就可突破10000吨。

“万吨船队是什么概念？”我问他。

“按一列火车拖30节车厢，一车厢满打满算装60吨计算，一列火车就装1800吨左右。一个万吨船队就相当于六七列火车啊。作为船长，在波平如镜的湖面上驾驶着万吨船队乘风破浪，是何等的威风凛凛！”

贺明松说着惬意之情溢于言表。

“我多年在川江上奔波劳碌，长期与航道、航标、信号台、控制河段、绞滩站打交道，深谙川江之险。三峡水库蓄水后，随着急流险滩的消失，绞滩设施‘光荣’退出历史舞台。原枯、中、洪水期设置的8处绞滩站、4处助拖站于2003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135米前全部撤除。目前坝前156米运行时，三峡大坝至铜锣峡河段现仅有黄草峡通行控制河段在开班，如该控制河段在非汛期不执行通行指挥，则整个三峡库区无通行控制河段，船舶可畅行。”

几百年来，能在“三十六座鬼门关，七十二座断魂滩”的川江上当船长，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准，就是从重庆到宜昌600多公里的航道上，要记住不同季节、不同水位、不同岸线的一万多处礁石危崖，一本航道图要翻烂成“油渣”模样，记住岸边所有的“石头”，才可能当上川江船长。

“航道的改变，这是川江水手们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还是托三峡工程的福啊！”贺明松对此十分感慨。

长航集团重庆公司总经理王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登陆艇”的电报员，他告诉我说：“现在蓄水了，我们航运企业尝到的甜头就是燃油减少，成本大幅度降低，原来高耗能的拖轮和客船也不能再用了，现在得重新造船，把‘油老虎’全部淘汰掉。”在三峡说起航运效益?谁都会伸出大拇指称赞三峡工程，这是不争的事实。

《长江航运报》记者邹光明，曾是川江大型拖轮的一名领航员，但他谈起这个话题却有些忧心忡忡：“当初大坝船闸设计时，出川物资一年还不足1000万吨，预计2030年可通过能力达5000万吨。但蓄水之后，航运条件大大改善，川江主航道已没有恶水险滩，拖轮的拖带能力增加3倍，水运综合成本降低1/3。可是，现在经济迅猛发展，2005年，出川物资就达到了5000万吨。可大坝就两个船闸，将来怎么办？长江是黄金水道，如果运输不畅，‘黄金’二字就打了折扣。当然，这个问题已得到国家高层的关注。如果再修一个船闸，保证出川物资能顺利通过5000万、8000千万吨，才是真正的黄金水道，现在经济发展很快，这是几十年前不曾预料的事。”

三峡目前体现出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就是发电。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最为紧要的时候，在中国缺电的最为关键的时候，三峡电“忽如一夜春风来”，使常年缺电的地区“久旱逢甘霖”。

从现实来看，我们的油田被慢慢地掏空，煤矿一个又一个被挖光，天然气大为减少，地大物博的国家在“弹指一挥间”，被多出来的几亿人吃得地大物“薄”。资源紧缺、能源告急的警号在大地上长鸣起来，全国大多数省市都拉闸限电。资源相对丰富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也同样陷入了拉闸限电的怪圈，缺电、停电、停水、停气、停产……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省市能源紧缺的紧急报告如雪片般飞向北京，飞向中南海。

居民被停电和停水，企业就停产。长江金三角地区，不少企业是分时用电，你每周一、三、五用电，我二、四、六用电，哪怕你是生产金砖银瓦，国外的订单催得你头皮发麻，也得遵循这个“停电游戏规则”。

据央视报道，浙江省义乌市有4万家企业，一个月内连续17天遭遇大停电，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厂长、经理、老板们欲哭无泪。

缺电的地方大多集中在那些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都在缺电魔影的笼罩之中。

三、三峡颠覆供电格局（2）

缺电、缺电、缺电，全国有一半以上的省市缺电，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缺电的日子越来越多并成为一种“习惯”，当生僻、晦涩的电业专业术语成为报纸版面的常用语，汉语言文字的丰富性就有了另一种苦涩的解释。

一是“迎峰度夏”。乍一听，多富有诗情画意的意境啊，迎着扑扑微风，度过炎炎夏日。实际上意思是说“迎接用电高峰，渡过夏天这个难关”。

二是“移峰填谷”。这听起来多么像是“愚公移山”这个成语的谜面。其意思是电不够用，电力部门限制用电但不拉闸，实际是“剜肉补疮”，是“拆东墙补西墙”，是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缺电，严重危害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浙江杭州统计，平均每度电可以创造产值22.44元人民币，仅浙江一省就缺电750万千瓦以上，直接GDP损失1000亿元人民币！其隐性损失更是不可估量：成百上千的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安全生产埋下隐患，投资环境和城市形象蒙上阴影。据专家测算，如果从2000年的开始缺电计算，5年来“电荒”给国民经济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缺电，还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城市居民被推进难以忍受的高温酷热之中；农村抗旱播种因无电而造成“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牲畜因为没电而缺水活活地渴死，或活活地冻死；贫困地区的少年学生，在昏暗的油灯和蜡烛光中艰难地做家庭作业……

温州一位姓陈的老板，到重庆投资搞商业地产，他告诉我说：“到重庆投资，看中的主要是用电，目前重庆虽然也停电，但要比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要好得多，还没有分时用电。三峡工程修好了，机组都发电了，移民区肯定要优先用电，优惠用电，我提前来占一块市场，也算沾沾你们三峡移民的光。”

“你就能肯定三峡移民区用电会有优惠？”我问他。

“我是这样想的，在一个大电站的周围当然有得‘电’独厚的优势，不可能三峡大坝自个儿照得雪亮雪亮的，周围的移民区一片黑黢黢的啊，用你们重庆土话说，这搁得平吗？”

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他们的超前思维和抢占市场的意识，不得不叫人钦佩。

2005年9月5日，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和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到云阳县检查移民工作，一位香港的商人提出要投资云阳数十亿元，条件是电价要低于市场价。在重庆政界有“数字脑袋”之称的黄奇帆给他算了一笔账，只答应在税收上实行优惠，因为三峡电是国家统一分配，电价也不是重庆市可以说了算的。

这位港商所投资的是一种高耗能项目，他的眼珠子后面也藏着一架算盘：三峡用电方便，三峡电应该便宜，能减少巨额成本。

几个月后，消息传来，三峡工程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已放出话来，大坝电站每年要给移民区提供一部分优惠电，以实际行动支持移民区的经济发展。

自从三峡发电之后，供电就成为多方瞩目的焦点。

从库区来看，常停电的地方不仅只是重庆的巫山、奉节、云阳等地，湖北移民局的干部告诉我说，被称为“水电之城”的宜昌市，也经常遭遇停电，更是“灯下黑”了。原因是，三峡生产的电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给10多个省市，三峡总公司只有生产的职责，没有分配的权力。

三峡电价便宜，谁不想便宜的事？有人算过一笔账：三峡全面发电之后，将对半个中国的电力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力。

各省市争三峡电可以说争得头破血流，兄弟反目。每个省市都有一万个理由要电力支撑。以前曾声称不要三峡电的重庆、四川、贵州等省市，现阶段肠子都悔青了，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负责分配三峡电的国家发改委，面对长江经济带10多个“闹电荒”的省市，虽说有轻重缓急，但总得撒点“胡椒面”吧，都在长江流域，都要发展经济，何况，中国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古训！

三峡电，已牵动大半个中国的神经！

诚然，缺电原因很多，有的官员用行政辞令来解答公众的疑惑，“归功”于“经济增长快、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有的专家认为：“几年来未上常规火电项目，总量欠缺，是缺电的主要因素。”重庆市移民局副局长陈联德分析说，中国是一个能源匮乏的国家，人均石油资源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1.1%，人均天然气资源占4.3%，人均煤炭占55.4%，人均水能资源占55.1%。缺能源、缺淡水是中国目前的两大矛盾。水电是可再生的能源，也是中国较多的资源。目前，已开发可开发的22.3%，而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占90%以上，美国占44%，印度占26.2%，均高于中国。

陈联德认为，从中国的能源现状来看，还是应该大力发展水电。任何一项工程都是有利有弊的，只要利大于弊，就应该上。人类要发展，就得动脑子想办法。“一切不准改变?就是形而上学。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只有退回到原始社会去。

全国缺电、停电，闹电荒，正在成为仅次于“非典”、“禽流感”的一场社会公共危机！而要应付、缓解这个社会公共危机，三峡电功不可没。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某一文明的幸存，取决于它是否能成功地应付各种精神和物质的挑战。他一再坚持这样的观点，历史是由一系列文化和环境的挑战和应战组成的。

由缺电而想起三峡和三峡百万移民，这种变化是很多人都始料不及的。今天我们上上下下对三峡工程的认识，似乎都在悄悄地改变。

因为，三峡工程以其博大的内涵，使人们又有了新的认识。

背井离乡的三峡百万移民兄弟姐妹，用自己一代人、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牺牲作为一种代价，为国家和整个民族赢得了健康发展的良机。

当年为“姓资姓社”问题纠缠不休时，邓小平以卓越的眼光和睿智一锤定音：不争论。正是这一句“不争论”，才使中国经济迎来了几十年的迅猛发展。

停电时，有多少人想起三峡？

分电时，有多少人想起三峡？

用电时，有多少人想起百万移民做出的巨大牺牲？

人类要改变自身的发展轨迹，或者为着政治、经济的目的，或者为着某种生存环境的需要，就得付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代价。三峡库区进行规模性的移民，在20多年时间有100多万人离家动迁，就是已经付出的沉重的代价之一。

换句话说，这是用一种代价换取另一种代价。

今天，我们无法回避，不得不面对威胁我们生存、发展的能源危机。在这个关键时候，三峡电站这个跨世纪的工程，为我们民族负重前行的路上点燃了一盏希望的明灯。

兴建三峡工程，是国家从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是推行跨世纪战略，从几百年、上千年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来考虑的。因此，如何认识三峡百万移民的表象和本质，如何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度，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把做出巨大牺牲的三峡移民搬迁完、安置好，让他们在新的环境中安居、安心、安稳、安康是一件天大的事。

以人为本，在库区就是以移民为本；安民为天，移民就是头上天。

四、从“县太爷”惊梦说起（1）

巫山是一个叫人爱做梦的地方。

巫山县的县长王超，长得眉清目秀、斯文儒雅，我认识他已很多年了。他告诉我，他选择回到民风淳朴的家乡当父母官，完全是缘于对这片山水的痴情和热爱。

王超说，质朴的巫山人，有江流一样奔放的性格，也有大山一样坦荡的胸怀。“文化大革命”中，巫山人千方百计保护他父亲，有一段铭心刻骨、没齿难忘的往事。在那个荒唐的岁月，他父亲被“造反派”关起来了，处境极为艰难，多日不见半点油荤，身体每况愈下，生活处于极端困难之中。送饭时，巫山人偷偷把肉藏在“包谷饭”里，躲过“造反派”监视送进“牛棚”。父亲在“包谷饭”中吃到了肉，增添了一种勇敢地活下去的力量。

王超学的是水文专业，原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常年和水库、移民、库岸、电站打交道。当他知道故乡将成为世界闻名的超大型大水库，就寻思着回家乡效力。经多次申请，他调回了梦绕情萦的故乡。受父亲的影响，他心中始终贮存着一个想法：回家乡工作，为自己，也为父亲报答巫山人的舐犊之情、养育之恩。

王超在忠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期间，他充分利用自己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过的“资源优势”，多次率队到武汉找到老领导和老同事，共同谋划县城、集镇移民搬迁的系列规划。他认为，用有限的钱为库区办更多的事，就得从规划这个基础工作抓起，才能为全县移民大规模搬迁创造有利条件。

从忠县调到巫山当县长，正是巫山县城发生大滑坡的1999年。他眼睁睁地看着码头、道路和一幢幢房屋滑向长江边，老县城的聚鹤街一带发生崩岸之后，牵连着聚鹤、登龙两街道慢慢地下坠。县城很多地方的街道都有裂缝，几条严重皱裂的街道，车辆都无法通行。用地质专家的术语说：整座县城都处在容易崩塌的“坠覆体”上。

当时县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加快新县城的建设，早日搬迁，让县城的居民脱离“体滑”的威胁。

别看巫山地处著名的巫山山脉，在兴建新县城的工地上，竟找不到一块像样的石头。县里不少企业、单位新修房子，地基浇铸就深达二三十米，一下就花光了淹没补偿资金。

王超面对如此恶劣的地质条件也苦不堪言。他说，在巫山浇铸一幢房屋地基所花的钱，在平原地区，足足可以建成一幢高楼……

移民搬迁工作本来就难，但每一个地方还有不尽相同的特殊性。巫山、云阳、奉节三县的恶劣地质条件对移民工作更是莫大的考验，不亲手接触，就不知其中的艰辛和苦涩。

王超告诉我说，三峡的地质灾害是一个严峻课题。从历史上看，巫山山脉并没有发生过大的地震，但都处于滑坡地带。在新县城修房子，筑牢地基是防止地质灾害的重要举措，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他按体制内的有关程序，征得重庆市委组织部的同意之后，专程到武汉找到他的老上级——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傅秀堂，恳求派出一名地质专家，到巫山县担任科技副县长。

一般来说，科技副县长大多来自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主要任务是指导全县运用科学技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王超请地质专家担任副县长，专门负责治理地质灾害，这在中国1640多个县中绝无仅有，也算是独此一例了。

我多次到巫山，也曾目睹过暴雨之后，山洪挟裹着泥石流，从陡坡上直接冲进县城街头的景象。每当下大雨，旧县城的居民都吃不香，睡不宁，处于惴惴不安和惶恐之中。

巫山1999年8月发生的大滑坡，惊动了重庆、北京！中央和市政府多次指示，一定要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全县城机关干部和居民都紧急动员起来了，24小时对山体滑坡、街道裂缝进行监视、测控。

在巫山紧张而特殊的工作环境中，王超的脑海里全是“泥石流”、“坠覆体”、“沉降段”、“崩滑堆积”、“坡岸失稳”等地质专业术语。这正应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老话，2000年1月12日那天他到福田镇检查工作之后，由于工作太晚，就在镇里住了下来，睡觉前他还打电话询问了县城对地质灾害监视的情况，并向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蔡剑侠一再叮咛，万万不可放松对地质灾害的警惕……

入夜，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巫山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狂风暴雨的袭击，一会儿就山崩地裂，泥石流从山上倾泻而下，街道、房屋、工厂、商场一个接一个地垮塌下来，移民们哭着、喊着在泥石流中挣扎，哭喊着逃命，整个县城顷刻之间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之中……作为县长的他，指挥着政府机关人员一起在泥石流中抢险救人，还有什么比移民的生命更为重要呢。一会儿，泥石流的漩涡卷走了十几个移民，一些他熟悉的移民被山洪冲走了，眼前灾难的惨烈景象使他大声痛哭……

王超从梦中醒来，大汗淋漓，惊魂未定，但仍在梦境的悲痛之中，他不相信地揉了揉眼?，才知道真是做的一个噩梦。

噩梦醒来，并不一定是早晨。王超坐在床上，又给县政府办公室蔡副主任打电话，直到确认县城没发生滑坡才放下心来。但这一个晚上，他再也无法入眠。

他和重庆著名记者赵君辉聊起了噩梦，聊起了巫山恶劣的地质条件。他对记者说，作为巫山县的县长，最大的心愿就是加快对地质灾害的治理，让老县城的几万居民立马搬到安全的地方。只有老百姓睡得着、睡得香，县长才能睡个安稳觉。记者被王超深深的民生情结所感染，把他的这个噩梦写进了“重庆日报内参”，并作为文章的开头。

一个资深的职业新闻人认为，他看过不少“内参”，也写过不少“内参”，但把一个移民大县县长的噩梦写进省级党报的“内参”，这是记者在特殊工作环境中捕捉到的一则特殊新闻，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王超也没想到记者会把他讲的这个梦写进“内参”。

为什么王超给记者讲移民搬迁工作时，一句也不讲县里取得的“伟大的成绩”？为什么只给记者讲地质灾害和自己的噩梦？一个七尺男儿又为什么会为泥石流卷走的百姓而失声痛哭？

一个长期生活在峡江河谷复杂地形的“土著”，又经过多年在水利部门的耳濡目染，成为移民大县的“县太爷”之后，每天都处在规划选址、挖掘地基、治理滑坡、防止泥石流和加快移民搬迁的矛盾和漩涡之中，心中贮存了太多太多的担心和“非稳定感”。长期复杂的工作环境，使王超清醒地认识到：三峡地区不消除地质灾害，就会给城镇迁建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王超的噩梦经过“内参”的传播，迅速传遍了库区上下。

重庆市委副书记李学举（现任民政部长）看了“内参”后不久，到巫山检查移民工作，对王超的这个噩梦很是感慨，他对王超留下一句极为精彩的评价。他说：“作为一名干部来讲，做梦，比打呼噜要好啊。”

李学举副书记分管组织、干部工作，这一句带有几分幽默的话，却意味深长，发人深省。我们一些地方官员吃得香，睡得着，呼噜震天响，过着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日子。这些人的梦中，还会牵挂着被称为“衣食父母”的老百姓吗？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常常到巫山做一些调查。

一次我为移民政策培训的事到巫山。当晚11点多钟，王超赶到旅馆来看我。他与我一见面就聊起了忠县和巫山的移民规划，聊起了两个移民大县完全不同的情况。谈得最多的还是巫山街道的裂缝、滑坡和新、旧县城“两个大摊子”都在同时治理地质灾害。最后，他竟要我第二天在全城搬迁动员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这一下把我吓了个半痴半憨，我不善言辞，说话木讷，从未在大场合讲过话，更不要说要面对几千上万人了。

他说：“你来了，我就得抓你的‘壮丁’。”

“我一介布衣，完全不具备在全县搬迁动员大会上讲话的资格。更何况，我没得到重庆市移民局的授权。”我一脸惶恐地推诿。

“我知道你是体验生活，是‘卧底’积累写作素材，但我需要借助上级机关的人讲话鼓一把劲，说得更直白一点，不是需要你，而是需要重庆市移民局处长这个身份。”王超态度强硬，不依不饶，非要“赶鸭子上架”。

“那……我能讲什么？”

“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巫山移民搬迁已进入攻坚时期，困难再大我也不怕，当前全面发动群众，让全县群众树立信心，振奋精神，万众一心与地质灾害作斗争。哎呀，我不多说了，你准备一下讲话稿，我还要去巡夜。”

“这么晚了巡什么夜？”

“检查几个滑坡街道的监控情况。伙计，光是嘴上说忧国忧民还不行，还得负责县城移民安全，安民才是最本质的东西。”

王超匆忙地来，又风风火火地走了。

我陷入了一阵沉思，这个看起来眉清目秀的汉子，前后不过几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在忠县、巫山这两个移民大县当“县太爷”每天都要面对移民。也许，正因为肩上的担子沉重，人才会自然而然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才会有旺盛的精力和充足的精气神。

第二天，全城动员搬迁大会上，我照着稿子念了5分钟，这是我在库区“卧底”中唯一的大胆“造次”。

离开巫山后，我老受“县太爷惊梦”的影响，心里也一直挂记着多了解一些地质情况。终于有了机会，我在重庆范庄宾馆与一位面目清癯、和蔼的老人进行了几次长谈。

这位老人叫崔政权，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地质专家，库区上下政府、乡镇、移民部门和移民都尊称他为“崔大师”。

四、从“县太爷”惊梦说起（2）

在三峡建设前后，崔政权几乎走遍了库区的每一个将被淹没搬迁的集镇，是一个真正寄情于三峡山水之间的老专家，也是三峡库区地质问题方面具有最终裁决权的权威人士。

对巫山、奉节、巴东等地的地质条件，我除了当面请教过“崔大师”，也同他一同到库区各地巡察过。

透过历史这面镜子可以看到，三峡地区是地质灾害的多发地区。我在长江“漂泊”多年，且不说“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就是20多年来，我在三峡地区亲身经历的地质灾害，想起来总令人惶恐不安。

在自然运动状态下，三峡地区曾多次发生过多种类型的地质事件，在我记忆中就有：

1982年7月的云阳鸡扒子滑坡，长江断航一周；

1985年6月的秭归新滩崩滑，摧毁新滩镇；

1992年8月的巴东县城后山泥石流，泥石流直冲街道；

1994年4月的武隆县白麻鸡冠岭崩塌，直接经济损失1100万元，乌江断航半年之久；

1995年6月的巴东县城二道桥沟崩滑和同年10月的三道沟滑坡，两次崩滑事件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

1998年8月的巫山曲尺滑坡，破坏数栋新建移民房；

1998年8月重庆巴南麻柳嘴滑坡，摧毁一个生产队；

1999年8月的巫山县城聚鹤街一带崩岸，摧毁聚鹤、登龙两街道沿江一带建筑；

2000年7月的云阳头塘滑坡，原县城至新县城公路中断半月之久；

2001年1月的云阳西城后山基岩滑坡，其堆积体于今年6月下滑，直接摧毁治理工程和数栋建筑；

2001年5月的武隆县城北仙女路崩滑，摧毁八楼一底楼房，损失惨重。

…………

在这些已经发生的地质灾害中，“崔大师”分析说，现在，沿江两岸所有城镇都有几百乃至千年的历史，它们多数处在复杂的地形地质环境中，经历了无数次地质灾害的袭击，但它们由小到大逐步建设扩大至今。这些城镇能够生存并发展到今天，最根本的一条是我们的古人遵循了因地制宜，依山就势的准则。而库区新建城镇的规划，基本上按照的是平原地区的现代化开发模式，大挖大填是这类规划的必然产物，也有可能孕育出更多的地质隐患。

“崔大师”选用了“有可能”这样的词汇。

从历史上看，人类活动诱发并潜伏下来的地质隐患，从潜伏期到爆发期，可持续几年乃至几十年上百年。

武隆县城2001年5月发生崩滑事件，就是对边坡不合理开挖而诱发的崩滑，潜伏期仅两年。巴东县城后山1992年8月发生的泥石流事件，经科学分析证明，是20世纪50年代滥砍滥伐造成的后果，这股泥石流从诱发到爆发，潜伏期长达40年。

这是自然界对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行为的严厉惩罚。

移民大搬迁这些年来，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重庆市移民局，在地质问题上不敢有任何的懈怠和马虎。先后和“崔大师”一起办了很多次“预防地质灾害培训班”，各个移民乡镇都派专人参加了培训。2001年，“崔大师”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综合勘测局的地质专家到库区各地巡查，给各区县政府官员有针对性地讲当地的地质条件和地质灾害预防，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涪陵区，副区长刘主生、移民局长张念鲁和移民乡镇干部50多人听了“崔大师”的讲座。

在云阳县，县委书记王显刚率“四大班子”、县计委、建委、国土局、移民局以及乡镇长、移民站长等100多人听了讲座。

在奉节县，也是“四大班子”领导人以及乡镇300多人听了专门的地质灾害讲座。

各地的移民部门都举办了地质讲座，近百个移民乡镇的干部聆听了专家的情真意切的“教诲”……

“崔大师”对此甚为欣慰。他认为：“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事，说明地质问题在库区建设中的重要性已深入到乡镇，相信在今后的建设中，一定会把地质问题放在首位。”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来看，三峡库区移民资金静态投资400亿元，用于地质灾害的处理只有6亿元左右。在库区的规划阶段，长江水利委员会综合勘测局以“崔大师”为首的地质专家，对三峡蓄水涉及的1100个滑坡、坍岸调查之后，做出了初步处理方案，前期估算投资为28亿元。

但这点经费仍然是处于“节约型框架”内的初期估算。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大规模的移民搬迁，三峡水库蓄水之后，库区对地质灾害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2001年7月，朱镕基在三峡工程移民会议上强调指出：加强对崩滑体等地质灾害的监测和治理，是关系到库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子孙后代的大事，刻不容缓，必须在水库蓄水前抓紧治理。对治理工程项目，要快调查、快规划、快立项、快审批、快实施，做到科学论证，简化程序，加快进行。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到2002年，两年安排40亿元专项治理资金。

中央政府决定，由国土资源部全面负责库区的滑坡治理，明确了职责，投入进一步加大。第一期整治库区地质灾害投入了40亿元，第二期整治预计还要投入80亿元。从大规模增加的投入可以看出国家政府对治理库区地质灾害的坚强决心，这一举措同时也告诉库区人民，与滑坡、沉降等地质灾害的斗争，将会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工作。

王超闻知此讯，高兴地邀请了几位朋友小酌。席间，他高兴地讲述了一件往事。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现任职务）卢纯到巫山检查移民搬迁，在码头上，他一下船就紧紧握住王超的手说：“你就是王超呀？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我相信，时间将会证明，你做的梦将会越来越有价值！”

作为资深移民官员的卢纯，为什么会在当时就这样评价王超的梦，是不是他当时已经知道了国家将会加大对库区治理地质灾害的投入？用“你的梦越来越有价值”这句话作一隐晦的预言呢？

五、库区山清水澈的隐忧（1）

每当三峡水库蓄水，我都要沿着江边去走一走，看一看，哪一块我熟悉的岸边小径被淹掉了，哪一处我儿时嬉戏的河滩永远沉没在江底……

2006年9月20日，三峡大坝开始第三次大蓄水，水位10天左右，从135米一下蹿升到156米！

我决定再次去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每一次蓄水，库区沿江渔民是最兴奋的一群人。因为，在江水上涨期，每一天要涨两三米高，大片陆地变为一片汪洋。云阳张飞庙搬迁后，前来供奉的人越来越多，香火比以前更旺。当地不少移民说，与“逐步能致富”不同的是，张飞通过移民搬迁后一下致富了，而且是“一夜暴富”，是库区最为富裕的一个“移民”。

住在张飞庙附近的老渔民李成生，几十年来习惯于江上打鱼。他是个京戏迷，每天兜儿里揣一个小收音机听戏。他告诉我说，他不喜欢唱三国故事中的《空城计》，怕的是打了一天的鱼，还是“空舱”。有一次劳作一天下来，一条鱼也没打着。后来他才明白是早上撒网时，不小心哼了几句《空城计》，后来他就再也不哼这一段戏了。

同样是三国故事，他最喜欢哼唱《甘露寺》中的唱段：

三弟翼德心情陡，

丈八蛇矛贯咽喉，

曾破黄巾兵百万，

虎牢关前战温侯，

当阳桥前一声吼，

吼断桥梁水倒流……

他说，三峡水库每次增加蓄水之初，就是江水倒流！虽说“当阳桥”在湖北，可在这里总能听到张飞庙的将军一声怒吼，江水才会倒流。

水域一下变得宽阔起来，鱼虾蟹龟兴奋得“意乱情迷”，都一时找不着北。习惯了顺着江流冲浪的鱼儿，没有水流、岸线作为前行的路标，昏头昏脑地在江边乱蹿。这正是李成生等渔民大网大网捞鱼的季节。李成生说：“真是托张将军的福，鱼群在江中，肉眼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就是张将军显灵！移民搬迁之后张飞庙香火更加旺盛，就是他“屡屡显灵”护佑百姓，当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

蓄水的那几天，李成生一天就能打上一两百斤鲜鱼。

库区蓄水之前捞鱼并不容易，江流中有起伏的波浪、诡谲的泡漩作掩护，一年四季很难看见成群之鱼。川江沿岸自古就有“打鱼摸虾，饿死全家”之说。

蓄水之后，江面平缓下来，鱼群的活动失去浪涛的遮蔽，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渔民每当看见江面出现鱼群，“眼珠子就要蹦出眼眶来”。

库区蓄水，李成生等渔民总要高兴一阵子，环保人士却深为担忧。

一位资深环保人士说，江水倒流，岸线变型，鱼群迷路，江岸的“原生态”发生巨大变化。蓄水初期，渔民大网大网捞鱼，说是鱼虾群的灾难也不为过。

奉节移民局肖高学科长说，二期水位蓄水那几天，奉节城的长江鱼的价格大跌，肥头、水米子、鲶鱼、青波、扁头、鲟鱼、黄腊丁等长江名贵鱼类，比平时要便宜一半多。鱼太多，鱼价就狂跌。

江中鱼群逃不过渔民的大网，岸边其他小生灵更是在劫难逃。“水漫金山”发生后，沿江岸边到处都可以看到山蛇、老鼠、野兔、蚯蚓、蚂蚁等数百种生灵集体仓皇逃生的悲壮场面。尤其是蚯蚓，在江边几乎密密麻麻，让人踩不下脚。

按照蓄水计划，移民搬迁之后，被淹没的地方，要进行一次全民动员的“清库”行动，房屋要全部爆破、拆除，坟墓要搬迁，垃圾要处理，粪池要用生石灰消毒，树木要砍伐，礁石要炸毁，凡是影响航道的障碍物都得清除……

库区蓄水前的灭鼠，简直就是一场艰苦的“人民战争”，每一个县每次蓄水，都要灭掉几万只老鼠。但是，老鼠太多，不管人们怎么灭，也只是灭掉一小部分。水涨起来，隐匿在洞穴的老鼠“浮出水面”，争相逃向岸边，可躲在洞穴中的毒蛇、乌梢蛇、菜花蛇、青蛙等，水一淹起来才知道是灭顶之灾。

蓄水期，我曾看见一条菜花蛇挣扎着游向岸边，但游不了多远就被汹涌而来的浪涛吞噬了。

在库区，几乎每一地方，都能听见人们讲述蓄水之后，生灵大逃亡的各种版本的悲壮故事。江水上涨的几天，是江边生灵万物的紊乱期、惊恐期，低洼之处就是死亡的渊薮。

江水平静下来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江面成堆的漂浮物。

金秋时节，我和移民局的赵处长、高副处长来到小三峡上游，乘小飞船从大昌古镇出发，转瞬间就进入了江水不再流淌的河面，江上漂浮物一堆一堆向小飞船涌来。有好几次，漂浮的残渣裹住螺旋桨，我们不得不在江中停下来，清理掉螺旋桨上的水草，小心翼翼躲避着漂浮物破浪前行。

一路上我们看见，大宁河上不少的清漂船只正在打捞江上漂浮物。真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啊，大宁河以前只要上游不下雨，平时清澈透亮，可见鱼翔浅底，虾鳖遨游。濯清的大宁河水围绕雄奇的大山，成为长江三峡一大旅游胜地。而现在，大宁河出长江段的河流已不流了，江上的漂浮物汇成了一座座垃圾山。

在没修大坝前，沿江很少有人“清漂”，只有葛洲坝库尾有一支终年打捞江上浮物的专业队伍。现阶段，在库区，尤其是江水不流的河段，巫山、云阳、奉节、万州……已经

有了一支庞大的“清漂”大军。他们严寒酷暑都在江上劳作，终年与河面上的那些沉渣浮滓打交道。

可是，那些漂浮物似乎永远也捞不完……

五、库区山清水澈的隐忧（2）

2008年11月，三峡大坝试验性蓄水到172米，我到库区沿江调查，发现支流、河汊大量漂浮垃圾涌入水库江面，在干支流交汇处、回水沱、溪湖河湾等区域聚而不散，不仅造成视觉污染，而且对水质环境影响极大。云阳县每天出动船只在长江干流就有41条，每天打捞漂浮物有200多吨。巫山、奉节、万州、涪陵、开县、奉节等区县的移民局负责人告诉我说，库区腹地每天打捞的漂浮物均在200—300吨，清漂工作量比蓄水之前增大了2至3倍。

蓄水之后，江边还会流传着很多闻所未闻的故事。

在巫山县，移民局水库科长给我讲了一个令我毛骨悚然的故事。清漂工人把漂浮残渣打捞上船到岸边装车运走，残渣上常潜伏着毒蛇。这些冬眠的毒蛇本来龟缩在洞里，水一涨起来就慌不择路，四周江水茫茫，只有沉渣浮滓可以暂时栖身活命。清漂工人在清理渣滓时，一不小心就会被隐藏的毒蛇咬伤。

在巫山，毒蛇咬伤清漂工人的事件就发生过七八起。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群“特殊移民”。三峡水位涨至156米，大宁河比135米又上涨了21米。生活在小三峡的猴群也第二次成为“后靠搬迁移民”。

小三峡，是国内十大名胜风景区之一，生长在两岸的猴群是游客的刺激点和兴奋点。游人在如诗如画的峡江长廊中，看见奔跑的猴群，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千年奇景重现。

善待猴群，就是善待人类自己。精心呵护猴群，让黄金旅游线名至实归，成为当地政府和旅游部门的神圣职责。

在小三峡，每隔一两天，人们就能看见有一个中年汉子撑着小船来到猴群居住地。他在山坡上撒上一摊包谷，打一声呼哨，猴群就会如约而至，来到包谷面前饱餐一顿。撒包谷的地方，就成为猴群几十年一贯制的“公共食堂”。

三峡一期水位涨到90米，猴群的“公共食堂”没受影响。二期水位涨到135米，猴群的“公共食堂”就被淹掉了。中年汉子只好在另一块地方重开一个新“食堂”。可猴群对新“食堂”怀有一种恐惧感，总是怯生生地试探几天，才会到新“食堂”就餐。

猴群常常对着江面发呆，它们不知道自己的“食堂”为何会节节升高，更不明白这河水为何要呼呼地上涨……

江水涨到175米，在小三峡生活了几百年的猴群，全部成为三次后靠的“特殊移民”。人们还得对它们进行第三次“生活安置”。

如何平等地对待自然、与自然及周边生灵和谐共处，有效防止人类中心话语权被滥用，如何认识和保护库区蓄水之后复杂的生态系统，是无法回避更不容忽视的严峻课题。

1998年12月28日至30日，三峡库区一连几天阴雨绵绵。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部委办负责人在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市长蒲海清和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等人的陪同下，在长江三峡库区调查研究了3天。这是他担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后，第一次对三峡枢纽工程和库区移民工作进行专题调查和视察。

这次调查之后不久，国务院对库区移民政策进行了两个重大调整：一是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农村移民外迁安置；二是加大库区搬迁工矿企业结构调整的力度。

这是三峡移民从1993年开始以来，对移民政策的重大调整。

朱镕基特别强调妥善处理移民外迁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他说，要防止污染，保护山林，保持水土，防止乱占耕地。对25度以上的坡地，要停止开垦，已开垦的要有计划有步骤退耕还林；25度以下的坡耕地，要建成高标准梯田。要努力实现库区经济建设、移民安置、生态环境建设的协调发展，为中华民族留下青山绿水，把库区建设成经济繁荣，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型经济区。

让移民处迁，为的是解决库区人多地少矛盾、改变移民生存环境；对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则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的强硬举措。

重庆库区淹没搬迁涉及1599个企业，如果按原来的政策规定，也允许按原样复制搬迁。但库区陈旧落后的东西太多，水泥厂、砖厂、窑厂、小化工、小五金……这些产品落后、设备陈旧、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资不抵债的企业，搞得乌烟瘴气的，按原样搬迁，将会形成新的亏损源、污染源。

如果全部就地后靠安置，照原样“克隆”出1599个企业，库区必将会出现一幅非常可怕的污染图景……

决策层希望通过企业结构调整，重新组合成200个左右的企业，这意思很明白，保护三峡的生态环境，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杜绝新的污染源，关闭1000多家企业，就是用一种代价换取另一种代价。

2001年7月l7日，朱镕基总理在国务院三峡工程移民暨对口支援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三峡工程是一个整体，防治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建设，是三峡工程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妥善安置库区移民，改善库区生态环境，是千年大计，国运所系的大事。”

库区实行“两个调整”，就是要还大地青山绿水，还江河碧波万顷。高层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为的是恢复和重建三峡长廊的生态秩序。不管将来如何评价三峡工程，“两个调整”非凡的历史意义必将载入史册。

坦诚地讲，国家对三峡地区控制污染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增加了很大一部分投入。到2005年，三峡库区及其上游主要控制断面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III类标准；到2008年，基本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II类标准或III类标准。库区生态环境也在逐步改善，但每达到一个环境指标都要付出惊人的代价。

我们生存的地球，在宇宙上空看起来是“水球”，但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缺水。

由于污染加剧，水资源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我国已有400多个城市缺水。长江水已成为10多个省区和“南水北调”、“北水南调”、“东水西调”等等调水方案“觊觎”的重大目标。

长江充盈、沛然之水，已成为中国经济一条重要的生命线。

这次到巫山之前，我在水库管理部门看到一份令人忧心忡忡的清单，三峡成库之后，重庆库区形成水库面积863平方公里，而库岸线却长达4450公里。加上湖北库区是6000多公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相当于流经中国18个省市的一条长江的总长。要在这么长的距离进行复杂的环境保护、复杂的库岸维护、复杂的水域面积的管理，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这些年来，人们对江河管理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也并未提到一定的高度来对待，这是长江沿岸不争的事实。

一条长江贯穿大地，县、区、省、国家部委都有专门管理机构，“九龙戏水”、政出多门的现状并未得到多大的改观。比如说，本地污七八糟的污染事件都难管，上游地区污染了的水流到下游来该谁管？这种污染事实是谁都无法管。如果谁都不管，就会流下去污染下一个地区……

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长漆林在和我谈到三峡生态系统时，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他说：“三峡成库之后，如何加强地质灾害治理、遏制污染源、治理水污染和加强生态工程建设，将是极为严峻的课题。”

库区属生态环境高度敏感和脆弱地区。由于库区绿化带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森林覆盖率不到30%，水土流失约占幅员面积的63%，是国家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长江的生态史上看，没建三峡大坝之前，泥沙淤积、森林减少、水土流失、化学污染等伤害长江的重大生态污染事件已发生过多次，这是经济发展史中已经付出过的惨痛生态代价。

五、库区山清水澈的隐忧（3）

人作为社会主体，在与环境的关系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如果撇开主体而就环境论环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发现什么问题就去治理什么问题，那就必将陷于捉襟见肘的恶性循环之中。

库区已建成的几十个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但由于生产成本太高，普遍存在运行困难。2005年就亏损2.3亿元以上。到2008年三峡蓄水至175米，亏损仍在继续，没有任何改观。库区从管理机关到移民群众，对我都不避讳这样一句话：库区修好的污水处理厂因没钱运转，只有整天“晒太阳”。

有人说，三峡蓄水之后，库区除了要应付种种污染的挑战，还有几千公里水岸线，加之一时蓄水，一时放水，库岸有近40米的消落地带，水退之后，臭气熏天，蝇蚊乱飞……这是不好对付的一大新生污染源。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就是没有建大坝，三峡沿岸也有几十米的消落地带，也是臭气熏天，也是蝇蚊乱飞，但只要江水一涨起来，滔滔江水就把这些污染净化掉了。

问题是，三峡成库之后最大的变化在于湖面波平如镜，曾经一泻千里的江水不再流动奔涌，江河的自净能力就下降了，污染自然加剧。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世界所有河流为人类创造的伟大奇迹。

人口爆炸，环境恶化，这是真正的两大世界级难题，人类至今也没找到有效办法来对付日益增多的污染，上上下下仍在“上下求索”。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在深入调查后将我国的生态现状概括为：先天不足，并非优越，人为破坏，后天失调；局部有改善，整体在恶化；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环境质量每况愈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为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近年来，我国的强沙尘暴逐年攀升，泥雨酸雨面积不断扩大，内陆水质污染日趋严重，沿海赤潮有增无减。资料显示，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等七大水系均程度不同地遭受污染。

水资源是国家社会公共所有，水资源的受益人应该是全国人民大众。库区的不少人认为：库区的民众应该在环境污染和恢复生态功能方面做出牺牲和贡献，为国家保护好三峡水库这“一池清水”。但事实是，真要让三峡长廊保持山清水秀，绝非是三峡库区尽心尽力就能做好的事。

大凡到过三峡大坝的人，都会被工程恢弘、博大的气势所震撼，站在坛子岭上，一种“当惊世界殊”的民族自豪感会油然而生。

国务院三峡办主任蒲海清说，三峡工程做得很漂亮，很不错。移民工作为什么现在感到难度很大？因为现在我们的观点是“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十六大提出“以人为本”，我们就要考虑移民的生存、发展，还要致富，所以难度就大了。还有，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要规划，怎么去绿化，怎么考虑改善环境，怎么保证水质……

2007年，海南省委书记汪啸风接替蒲海清任国务院三峡办主任。他在三峡调查后坦言：三峡工程建设和管理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并提出要全面推进“动力三峡、生态三峡、文化三峡、和谐三峡”建设。

在三峡库区175米试验性蓄水后，许多人认为，兴建三峡电站，进行浩大的百万移民工程，是国家的需要，是民族的需要。为了减轻洪水对长江中下游——中国最富庶地区的危害，为了索取“一江春水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的能源，为了消除航道上所有的滩险，为了长江的环境生态，为了……三峡必须兴建超级电站，要兴建超级电站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移民，要移民就会有局部牺牲，用局部牺牲去换取整体的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逻辑推理就这么简单。

也有人提出，难道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就可以忽视移民的权益？政府为了社会公益事业可以牺牲一部分人利益？其实，从政府推行的“前期补偿，后期扶持”的承诺和兑现来看，就是保证移民的利益。

大道理，往往涉及大局。

大道理，也“大有大的难处”。

库区的部分干部和移民群众，也时常流露出一些牢骚和可以理解的情绪，淹没损失最大的、牺牲最大的库区，在短期来看，并非是受益最大的地区。

那么，照此推理，直接受益的、受益最大的省区，是否可以承担一部分移民任务呢？这曾是三峡移民区各级干部欲言又止的事。但近年的事实是，受益的省市已接收了19万三峡移民，库区“头痛”的安置容量问题已大大得到缓解。可是，三峡水库的环境保护问题，又一次紧迫地摆在了世人面前。

世界各国公认的移民补偿标准，就是水库移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降低，并且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同步提高。也没有一个国家认为，水资源创造的价值应该百分之百地归当地居民和移民所有，因为，在世界上?何一个地区，水资源都属国家所有。

三峡移民是可爱的一群人，我在库区采访多年，从来没有遇见一个移民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他们只是对自己移民前后的生活进行简单比较，而没有移民提出根据三峡电站为社会创造了多少价值来考虑自己的补偿诉求。

三峡是全中国的三峡，长江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母亲”为了子孙后代防洪，为了应付步步紧逼的能源危机等等修了电站，她自身付出了很多很多，她的自净力、免疫力是下降了，作为子孙，难道不应该尽一份孝道？那些三峡水库的受益者和吸吮着长江奶汁的子孙们，是不是都应为三峡的清澈买一份单呢？

三峡水库的生态环境，关系到国家淡水战略储备库的安全，关系到库区人民的生存与发展。

保护好水资源，让大三峡山清水澈，不仅是库区人的一个梦想，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期待。谁忽视生态环境，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我们搞经济建设交了很多学费之后，才弄懂的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三峡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今天，完善和恢复生态机能，重建三峡生态秩序，是必须面对而又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

国务院三峡办移民管理咨询中心处长梁福庆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三峡百万移民工作的忠实践履者，曾参与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他公开提出过一个“大手笔”建议，在三峡工程100多万移民的基础上，再实施生态移民20万人。库区许多人也有此想法，并视之为解开移民生产难、生活难、就业难的“结扣”之一。

历史的脚步总是在蹒跚前行过程中引发时代变革。

人类在农业文明时代的认识是天定胜人，所谓“靠天吃饭”、“生死在命，富贵在天”、“天就是老爷”等宿命思想根深蒂固。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认识发生很大的变化，一种高境界就是超越自然、超越国度，站在全人类的范围内看问题，但可惜的是常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界的主人和自然界的主宰。今天的信息革命才使人们在痛苦挣扎中惊醒过来：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并不是自然界的中心，而仅是自然界中普通的一员。

长江这条母亲河的伟大之处，就是她有着超越我们所能理解的奇迹。只把长江当做一种生产能量的生产因素，就会陷入一种无法逃脱的混乱。不论是用滔滔江水发电、饮用、灌溉，还是用江水养育鱼虾蟹龟，这些看似蕴藏量极大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非“千金散尽还复来”。

我们应该明白：水资源，总是有限的。

我们更应该记住：看似浩瀚博大的长江，仅仅是一项不可替代的有限资本！

六、一个地质大师的心愿（1）

三峡大坝175米试验性蓄水，是三峡工程重要的历史节点。

从2008年6月到12月，在开县、巫山、云阳、奉节、万州、忠县、涪陵、长寿、渝北、江津、江北等库区淹没地，我奔走了半年……

在三峡新建的城镇群落和水岸线之间穿行，想起一个人，我总有些伤感。这个人就是“中国工程勘察大师”、长江委综合勘测局总工程师崔政权老先生（本章《从“县太爷”惊梦说起》曾提起过他）。“崔大师”有一个愿望，就是175米蓄水之后到库区各地走走。可惜，他太累太累，走向了天国，没能等到三峡库区蓄水到175米这一天……

我和“崔大师”第一次相识是在重庆市第二招待所，受市移民局副局长陈联德的指派和委托，我和同事张宏接待了他，曾和他有过几次铭心刻骨的长谈。

“崔大师”皮肤黝黑、面容清瘦、身体单薄，但有一双深邃、智慧的眼睛。我和这位学识渊博、语言严谨，而又十分谦和的学者交谈，有一种“坐从日暮唯长汉，语到天亮竟未眠”的感受。

“崔大师”走了的消息传到库区，三峡人泪水涟涟、思绪如潮。秭归县的老百姓要给“崔大师”树碑，巴东县的父老乡亲要为“崔大师”立传，奉节县的人民要为“崔大师”铸一尊铜像……

“山矮人高，心清水浊”，这是库区人对崔政权地质大师的评价。

细细算来，崔政权在库区工作完成了三峡库区迁建新址选择和地质论证初勘、详勘报告1000余万字、图纸10000余张，并在选址上为三峡库区新城镇建设避免了几十亿元损失。

几千年来，长江孕育了三峡两岸的土地，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奔腾不息的文明，可是复杂的地质环境也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崔大师”告诉我说，三峡地质条件不好，要为新建的、庞大的城镇集群找到家园很不容易。

三峡工程开建之初，崔政权带领长江委地质人员对三峡库区20个县（市）150余处可供建城（镇）部位进行了全面考察，跑遍了5600公里库区淹没线附近的山山水水，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地质调查和勘测，摸清了移民城镇选址的地质情况，终于为三峡百万移民找到了适合居住的家园！

我在移民部门搞培训工作期间，也曾几次陪同崔政权老先生到库区各地巡讲预防地质灾害，也多次和库区地质工作站的专业人员一起听他讲课，看他自己拍摄的地质幻灯片……

三峡库区每一个新建的城镇，都有他的足迹。蓄水期我每到一地，眼前老是浮现出“崔大师”瘦削的身影，睹物思人，可惜斯人已去……

三峡蓄水满库运行，库区人对我谈到地质灾害，挂在嘴边的总是“‘崔大师’说，‘崔大师’曾说，‘崔大师’还说……”。我想，这应该是库区人民对这位逝去的科学家最为深切的缅怀。

“崔大师”走了，但他的分析、预见却像警钟一样在我耳边回响：“三峡水库水位达到175米，全年达到175米水位满库运行共有4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一年有100多天，浩荡的江水有充分的时间渗入库区两岸的坡岸，特别是容易浸入覆盖层的岸坡中。三峡地区长江两岸洪、枯水位区间的侵蚀是长期的历史过程（结果），水位变幅在30米左右，出现频率是百年一遇。三峡水库运行水位的变幅也是30米。但出现频率是一年。换句话说，在三峡水库运行期间，江水对两岸的侵蚀强度比自然洪水对两岸的侵蚀强度强100倍！”

我曾请教“崔大师”谈蓄水之后的最大变化。他说，1998年的洪水水位低于1981年7月洪水水位6米左右，但由于历时近3个月的浸泡，诱发库岸崩滑的地方就有126处。换句话说，这次大洪水所诱发的地质崩滑事件，比短时间百年一遇洪水所诱发的崩滑事件要多得多。

“崔大师”对三峡地质情况的分析，我在调查175米蓄水期间的地质变化情况时得到验证……

在巫山县城，我看到环湖路受水位猛涨影响，多处出现路面沉陷、开裂。2008年11月25日，距离县城两公里的巫峡口长江北岸山体发生崩塌，总体积5万立方米的山体坠入江中，产生的巨大波浪使县城附近的船只剧烈摇晃……

巫溪县移民局局长贺毅告诉我说，11月22日凌晨，距长江口约50公里的巫溪县境内发生滑坡，滑坡量约40万立方米，约10万立方米坠入支流大宁河中……

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告诉我，受影响和可能受影响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因为，人命关天，安民为先。

2008年11月6日，我来到“诗城”奉节县。这是“崔大师”生前操碎了心的地方。奉节县委常委孙开武说，崔政权不是奉节人，但他以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敢于负责的献身精神，为奉节新县城的建设作出卓越贡献，我们要把崔政权写入《奉节县志》，让他名垂青史。

县城旁的支流梅溪河右岸的卧龙岗，是库区著名的滑坡地段，一号滑坡的大部分和二号滑坡的中、前部已被库水淹没。如果滑坡体一下垮塌下来，奉节县城唯一的进出通道将被中断。

我站在这个庞大的滑坡体面前，尽管当天阳光灿烂，但心中仍很忧郁。当年新县城的选址困难重重，从国家部委到县里都有过激烈的论争。最后选择建在这里，实在是“从矮子中挑将军”的无奈之举。

“崔大师”坦言，在三峡复杂的地形地质环境里，要建设百余座人口规模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的现代化城镇、上万农村居民点，开垦耕地以及修建县际、乡际公路等，还有不断地改造原来的地形地质条件的各种工程开工，也有可能诱发新的地质问题，但到底有多少地质问题会悄悄潜伏下来，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

2008年11月初，我来到全淹全迁的开县新县城，这是“崔大师”多次踏勘、为全县16万移民找到的新家园。

县移民局党组书记陈明辉正在巡库，他告诉我说，175米试验性蓄水之后，开县已成为一江大湖，沿岸到处是老百姓在乐滋滋地观水、戏水，煞是怡然自得。以前和他争辩、“死个舅子”都不相信水要涨起来的移民，现在见到他就无话可说了。同时，陈明辉也忧心忡忡地告诉我说，新县城高回填库岸长达42公里，县城库岸已有几处因蓄水造成沉陷，局部地方硬化的街道、房屋也出现裂纹，他很担心蓄水后，回填库岸经长期浸泡，局部地方也会有安全隐患。

我想起“崔大师”曾对我说过：地质环境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对自然地形地质的保护与改造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相互协调还是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可达稳妥可靠的目标；相互冲突，必将诱发、潜伏众多的地质隐患。

从三峡地区以往发生的一系列地质灾害来看，还没有一起较大的地质灾害是因为三峡库区蓄水所造成，因为，库区大约一半的水岸线还没有1981年特大洪水的水位高。但是，库区蓄水到175米长时间满库运行，就与短期洪水淹没完全不同，而新淹没的地方还有很多不曾预料的情况。

在离重庆主城不远的渝北区洛碛镇，副镇长刘天才告诉我：洛碛镇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镇街下面修了很多防空洞，地质状况复杂，因175米蓄水浸泡可能导致水位线上的房屋塌陷，政府已组织避让搬迁，转移群众1419人。

175米试验性蓄水前，重庆市市长王鸿举把市移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欧会书专门叫到了办公室，他叮嘱库区涨水之后要重视淹没的煤矿企业问题。他说虽然煤矿企业已搬迁或关闭，但由于煤矿经过多年开采，洞底已掏空，江水灌进坑道浸泡山体，可能会引起坍塌，产生新的地质灾害。他要求市移民局做一个调查，采取措施防止报废煤矿引发地质灾害。

六、一个地质大师的心愿（2）

王市长还特别提醒：库区对三峡地区蓄水之后地质灾害的认识，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在库区看到177米至182米临江房屋楼群，伸一根渔竿就能在江中钓鱼，部分房屋因江水浸泡变形、裂缝。有的还处在滑坡体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在丰都县，十直镇纪委书记秦毅告诉我：受蓄水影响，有新的地灾隐患出现，十直镇撮箕口、大河嘴等地均有滑坡险情，部分房屋变形，院坝裂口，基础塌陷。全镇房屋裂口有59户，滑坡地带5处。这也是以前没想到的事。

长寿区移民局局长陈会明告诉我：蓄水后，凤城街道喻家湾部分房屋拉裂变形，龙溪河运输桥至出水口、长江新桥至川维厂沿线滨江路建设段、重庆钢铁公司江岸、槽房社、将军滩等处都有滑坡隐患。

重庆市水库管理局的王兴于处长对我说：“随着三峡工程蓄水满库运行，每年由175米降至145米运行，库水反复涨落必将对库岸稳定造成影响，打破地质环境的平衡，局部地方会引发新的地质灾害，只有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调整，才能使地质系统达到新的平衡。水库高水位蓄水的前1—3年为引发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试验性蓄水期肯定会发现一些问题，但试验性蓄水期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预料和掌控之中。”

我曾和“崔大师”就水电开发可能引起地质灾害进行过讨论。

“崔大师”认为，社会上很多人认为地质灾害是因为水电开发引起的。提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谁都知道，在我们所处的地质环境中，地质灾害是自然界一直存在、并时常发生的，并非是修了水坝才引起地质灾害，不修水坝就不会产生地质灾害。但是，水电开发肯定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水文地质条件的改变，有可能诱发地质灾害，这也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因此，在进行大规模的水电开发之前，经过深入、细致的地质勘探工作，要把潜在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这才是科学、求实的态度。

“崔大师”在三峡库区有很多神奇的传说，最著名的版本就是他在巴东的两次准确的预言……

巴东县城是三峡库区自然、地质灾害发生最为频繁的地方。1992年，新县城已基本建成，投资近两亿元。5月份，崔政权第一次去考察，对县领导说的一句话如晴天霹雳：“巴东新县城建在了一个滑坡体上。这一带决不能再建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隔一个月，也就是6月10日清晨5时45分，新址果然发生了崩滑，体积46000立方米，死亡5人。

8月6日，崔政权考察巴东三道沟，又发现了险情。他对随行的副县长说：“赶紧将这一带的单位和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带，这一带近期将要发生滑坡。尤其这座油库要搬走，否则滑坡下来引起大火，将引发特大灾害！三峡地区是世界舆论比较敏感的地区，你们敢承担这个责任吗？”

有了“崔大师”第一次的准确预言，副县长听了感到事态严重，他马上表态说：“我们立即采取措施，政府马上组织疏散。”

副县长指着离疏散带不远的一块地方，那上面有商店和住房，惴惴不安地问崔政权：“那一带需不需要疏散？”

崔政权回答：“那一带不受影响，不必疏散。”

两个月后，也就是10月29日，三道沟果然发生滑坡，泥石流倾泻而下，摧毁了209国道170米道路、70米港区码头、3个单位和3户农户房屋。由于预报准确，防范措施有力，无一人伤亡，油库起火的灾害也避免了。

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巴东！

巴东政府官员和老百姓在滑坡现场呆若木鸡，预言成为事实，“崔大师”让搬走、疏散的地段果真发生滑坡，而附近他没让搬迁避让的商店、住房却安然无恙！

就此版本，我曾当面称他是“神人”，是“神机妙算信如神”的地质诸葛亮。他回答说：“三峡地质情况万分复杂，巴东的事说准了，纯属偶然、纯属巧合吧。地质工作者是人，不是神，我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啊。”

他这种谦逊谨慎、虚怀若谷的胸怀，令我特别感动。

我在巴东、秭归、巫山、奉节、云阳、涪陵、万州等地，到处都能听到“崔大师”为百万移民找家园的动人故事。

“崔大师”认为：三峡工程因移民百万而受全球关注，而库区人口1500万，其中海拔400米以下居民近千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三峡库区到处都是人。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规模不大的地质事件都人命关天。用专业用语讲就是：三峡库区几乎所有地质事件都可能成为环境地质问题。所以，实质性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库区两岸这么多人的安居乐业的问题。

我认为，可以这样分析“崔大师”的这一番话：库区海拔400米以下住着1000多万人，如果扣除水位线175米和两米的风浪线，也就是说在水位线上200多米高的河谷内，挤挤挨挨住着1000多万人口，这的确是人命关天，也将是历届政府如何面对的一件大事。

三峡工程开建之前，沿江那些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旧城镇大多建在滑坡体上，灾害频繁。正是三峡工程的兴建，使库区13座县（市）城、129座集镇大搬迁，才使库区人摆脱了地质灾害的困扰。

“崔大师”说：“三峡库区地质工程是‘通天工程’，任何一个闪失都会在国际国内引起巨大反响！”

“崔大师”生前每年要巡查库区两三次，行程数千公里，攀高坡，下沟谷，足迹踏遍三峡库区的每个角落……他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历经千辛万苦，为的就是让三峡百万移民有一个安稳的家园。

记得有一次在万州，我和同事张宏听他讲完课，回到下榻的房间，他拿出电脑放地质灾害的有关幻灯片给我看。接着，他提出一个设想，就是在三峡地区建一个国家级的地质博物馆。这在经费相当紧缺的移民搬迁之初，这个前瞻性的设想令我大为惊诧：我算老几？他怎么会向我这个庶民百姓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

他反复强调说：“三峡地区堪称地质博物馆，三峡地区地质构造十分复杂，除了火山活动、冰川和破坏性地震活动外，几乎囊括了所有地质问题。”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走到哪里就呼吁到哪里。不管是政府高官还是库区移民，不管你有权无权，他见人就直抒己见，发出倡议，实则是为建一个国家级的三峡地质博物馆大造舆论。

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完成崔政权大师的这个遗愿！

七、直面175米水岸线（1）

175，是三峡库区人耳朵听出茧子的一个阿拉伯数字。

移民从1985年试点、1993年正式启动到2008年百万移民全部搬迁出175米水岸线，屈指一算已经过了23年。

迎接175米蓄水！

决胜175米搬迁！

一切为了175米！

…………

可是，175米水岸线到底是啥模样，谁也没见过。

库区上上下下扯开嗓子喊“狼来了”，一喊就是23年，生理和心理也难免有些疲惫。实事求是说，对175米水岸线的认识，库区少数干部和部分移民仍存疑虑和侥幸心理：江水真的会一下涨这么高吗？

当三峡库区蓄水到172米这一天，我在巫山县看到了令人担忧的一幕。

在进出小三峡的大宁河口，横跨江岸的旧龙门大桥并没有如期拆除，江水已离桥面不到10米，旅游船从长江口已无法进入风景幽深的小三峡。

这个旧龙门大桥是103国道连接湖北、福建、广东等地枢纽，每天有2000多辆往来穿梭的车流量。大桥建成21年，接待中外游客1500多万人，可以说是功勋卓著。

早在三峡库区四期蓄水几个月前，巫山县委就组织交通局、公安局、建委、龙井乡、巫峡镇等5个单位多次召开协调会，要求蓄水之前按期拆除旧龙门大桥。可直到库区蓄水，大桥仍未拆除，支流的船出不来，干流的船又进不去。眼看“巫山红叶节”就要到了，中外游客只好“转船”进小三峡。龙门大桥没有如期拆除，形成了事实上的阻航、碍航，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巫山县委书记管洪“冲冠一怒”，5个单位的头儿被停职。

由于新桥要2009年夏天才能修好，留着旧桥也是方便车辆交通和人群过往。这些原因也成为受处分干部的推诿之词。

其实我知道，他们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压根儿不相信“江水真的会涨这么高”，不相信“狼”的来势竟如此凶猛。如果不是心存侥幸，谁又会拿自己的“乌纱帽”开玩笑？

5个干部受到处分之后，原计划用3个月才能拆除的大桥，只用13天就拆除了。2008年11月22日，旧龙门大桥被炸毁，政府急急从万州调来车渡船恢复交通。

干部不相信“狼来了”的毕竟是极少数，移民不相信“狼来了”的却大有人在。蓄水到吴淞高程175米，对他们来说难以想象：“三峡水一下要涨几十百米高，鬼大爷才相信？”

2008年11月，我调查三峡175米试验性蓄水情况，长寿水位已达到175米，这一次“狼”真的来了，城郊移民全都一下慌了神。

说175米水位要淹没土地，说了23年，移民们都是将信将疑，有的移民认为是政府要开发土地，找个说法早点把人撵走。还有一部分移民心头有一架算盘：水淹之前两头经营，种一季算一季，这是政策优惠，多享受些时间何乐而不为？我记得，长寿区移民局的左永祥、余泽虎、梅万泉等人曾对这批城郊移民说得口干舌燥，可谁都不相信水要淹、“狼要来”。

长寿区城郊的农民，人均两三分地。我到长寿复查为移民调整土地的落实情况时，区移民局农安科长魏来告诉我说，长寿城郊的农村移民，尽管是农民，但早就与城镇融为一体，人均只有几厘地。他们不会种粮食，都是种蔬菜为生，家家都是种蔬菜的“高手”，一年种几季蔬菜下来，日子就能过得相当滋润。

我敢说，这是我在三峡地区少见的一批最为富裕的菜农。装上蔬菜开着车40分钟就到重庆主城，还可以卖个好价钱。谁都知道，农村移民多是“弱势群体”，这几千农村移民与库区其他移民比较，就是一个庞大的“优势”群体。

水淹之后，耕地没了，怎么生存？更令人心焦的是，这几千农村移民无土地安置又不愿意外迁他乡。

在复查调整土地时我就知道，太少的土地，怎么调整？

移民局长陈会明一见面就对我说：“这批城郊移民土地被淹后，基本无土地种植，失去收入来源，凤城街道三洞村1、2、3、6、7、8组村民都找到移民局，纷纷要求办保险。”

这次蓄水期，我到库区发现了很多关于不相信“狼来了”的故事。

有的造船业主，习惯性把河滩当船坞，江水猛涨上来，没造好的半成品船就泡在了、淹在了水中，只有等水退了之后再捞起来……

有的企业因为麻痹大意，不知水涨得太快，机器泡了汤，车间变成了龙王殿……

有的大型工厂建江边码头，大水一来，陆上工地变成了水下工程……

有的船停在泊位，水位陡涨起来，守船的水手猝不及防，一觉醒来，才发现船已漂在水中央……

三峡水库开始175米试验性蓄水是2008年9月28日，报纸、电台、电视都大规模宣传过。江水开始是慢腾腾地上涨，一天上涨不到一米，库区不少地方的移民还埋怨：“这种涨势，不知啥时候才看得到175米？”谁知10月底11月初的几天，长江上游地区猛下大雨，江水一天就陡涨四五米高，?相信“狼来了”的人们就一下乱了阵脚。

我在库区看到，一些淹在水中的柑橘树，成为这次蓄水期的一景。本来，这些柑橘树在清理库底之前就应清除，但当地百姓看到树上挂满橘果，实在舍不得马上砍掉，村社干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让移民在水淹之前多收几个果子也好。说到底，还是不相信江水一下就涨这么高。

三峡水库试验性蓄水到175米，使库区周围交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方佳军告诉我说：蓄水期江面增宽，航道改变，一些驾船人迷失航道，水上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隔山容易隔水难。只有亲临蓄水之后的库区，才会有真切的体验。

三峡水库与其他水库明显不同，湖北丹江口水库、浙江千岛湖、北京密云水库都是湖泊型水库，而三峡水库平均宽度只有1576米，是一个典型的狭窄型水库。三峡库区水一涨，淹没沿岸的众多支流、河沟、小桥、石磴桥等百姓日常交通线，“行路难”就一下凸现出来。

我来到因“朝辞白帝彩云间”诗句而名声大噪的奉节县白帝镇，副镇长覃斌告诉我：175米蓄水以后，镇里有4个社700多人感到出行难，学生每天要走十几公里路，然后过河到学校上学，政府很担心学生的安全。

三峡水库蓄水之后，库区移民生产、生活、上学、赶集、交易、求医等方面均增加了较大的运行成本。

长寿除了土地被淹的城郊移民找移民局，还有水淹之周边的交通陷入困境的移民也找上门来。区移民局陈会明局长告诉我说，蓄水之后，城郊一个村里死了人，由于道路全被淹没，死尸运出去火化很困难，就打电话通知移民局来人把死尸背出去，不然就要闹事。后来，移民干部说破嘴皮，村支书也鞍前马后出面协调，才做通了移民的工作。

陈会明还告诉我说：“桃花溪路堤、龙溪河路堤、长乐桥、长春桥、走马溪桥、巨梁沟桥、袁家沱桥、晏家河大石溪桥、跳磴桥原道路、旧桥淹没，周边区域共8000多群众生产生活及出行不便。政府不得不抢建临时通道方便群众出行，已租用船只6艘接送群众，一个多月，就产生费用100多万元。”

库周的交通问题，蓄水到175米之后就会一一凸现出来。

江边老路、沿江港口散装货场地、泊锚设施、码头库岸都沉入江底，部分涵洞、桥梁受淹受损，影响了库区群众的出行。虽然当地政府出资租船、搭建临时桥梁在干支流接送两岸群众，但库区群众仍反映出行难。

在峡谷高深的库区腹地巫山县，与湖北交界处的碚石镇有一个村，三峡水库蓄水之后，2000多名移民就地后靠安置。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山坡上，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对外交通，形成极为罕见的“七无”地带，移民的贫困生活状态可想而知。县政府很想从扶贫的角度来解决移民的问题，但苦于手中无钱，一时难以想出彻底根治贫穷的良方。

七、直面175米水岸线（2）

2006年7月，在一次专门调查中，县移民局一位副局长表示，现在正考虑对这部分移民进行第二次安置，只要筹到钱，立马就启动二次搬迁，这属于扶贫性质的搬迁。他还说，移民生活不安稳，政府和移民部门也没法睡安稳觉。

巫山县与湖北库区的秭归相邻，两地从1992年就开始安置移民。巫山地处三峡核心地带，山高坡陡，是典型的峡谷地貌。移民们种了几百年的肥田沃土淹掉后，只有到山上去耕种贫瘠的土地。巫山的碚石、青石、跳石三个地方移民后靠生产可以说困难重重。

巫山碚石镇与湖北临界，人均只有两分薄地。土地离移民居住地近一点的有3公里，最远的有6公里，挑一桶粪去淋庄稼要走半天。不难想象，移民担着两个粪桶到几公里之外去淋庄稼，一路上会是何种心境……

“地无三尺平，房屋挂山腰”。库区腹心地带的云阳、奉节、巫山、巴东等沿江地带基本找不到可用土地。耕园地严重不足使相当一部分后靠移民难以靠土地维持生计。重庆库区近30万后靠安置的农村移民中，人均耕地仅0.55亩，其中很大一部分土地因坡度大、地力贫瘠，基本失去利用价值。

巫山县培石乡乡长吕岱介绍说，村民谭少权曾试着下种10斤小麦，结果收获14斤。由于这些土地的坡度大都在25度以上，2005年开始便退耕还林，全靠220元一亩的补偿款过日子。

三峡水库蓄水之后，由于临江177米水位线上坡岸稳定性发生变化，土地损失较大。岸边土地被江水反复浸泡，涨水和退水反复冲刷，淹没线上土岸发生滑坡、坍塌，土地流失严重，部分农田难以复耕。

渝北区洛碛镇副镇长刘天才从事移民工作多年，我曾和他一起搞“一平二调”，为移民调整土地。这次蓄水，镇政府周围的沙地就差不多坍塌了200亩地。这些坍塌、损失的沙地，以前是重庆市有名的优质大棚蔬菜基地。这里人均土地少得可怜，土地“平调”时矛盾就多。他说：“每一年蓄水，沙地都会有新的损失。”

云阳县养鹿乡是移民大镇，地处支流澎溪河边。

2008年11月7日，我和云阳移民局水库办的马祥胜主任到养鹿乡调查175米蓄水情况。乡移民办主任熊道明是个老移民工作者，曾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在波平如镜的河边，他忧心忡忡地告诉我说：“蓄水前，这里是个小河沟儿，枯水季节移民群众从桥上过河，洪水期间只花两毛钱过河。而蓄水之后，江面增宽，过一次河就需要两块钱。移民生产、生活、上学、赶集、交易、求医等增加了很大的运行成本。”

在养鹿乡，还有一件事使我大为吃惊。蓄水之后，由于交通不便，农村移民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学校“住读”，于是就发现一种在农村从未听说过的词汇——“陪读”。在库区农村传统习惯中，“陪读”是一种极为“奢侈”的行为。

蓄水之后，养鹿乡的农村学生上学、放学每天往返就得花4元钱，这是农村人负担不起的一笔费用。况且过河渡船不是每时每刻都有，大约要一两个小时才开一班。熊道明介绍，养鹿乡中心校就有128位老人在镇街租房子，陪着近300名农村孩子住在学校读书，每周回家一次。

为了孩子的教育，农村人也不得不出钱来租房子“陪读”。

三峡进行试验性蓄水期间，我和忠县县领导杨文祥、移民局副局长王华安、水库科科长李道成等人来到洋渡镇中心校。副校长秦廷华拉着一个叫李东的小同学告诉我说：现在的水涨到172米，李东同学到我们学校的距离10公里，要走两个小时。家长为了这些小朋友能够安心读书，就到场镇来租房子“陪读”。这所中心校就有100多农村学生有家长陪读。

在库区各地，我见到了不少因交通不便在校“陪读”的老人……

蓄水到172米，河湖港汊大量的取水口被淹没，库区不少地方还发生饮水困难。奉节县白帝镇取水口、开县水厂取水口、长寿城区3个集镇抽水站均被淹没。处于三峡库区支流回水末端的10个场镇1万多农村群众生活生产用水受到影响。政府一边安排发放消毒药片进行水处理，一边组织铺设临时引水管道解决群众用水难问题。

寻找新的水源，解决移民的饮水问题，很快成为当地政府蓄水之后“安民抚民”之第一要务。

水是生命之源。以前，移民祖祖辈辈居住在峡江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首先选择的条件就是居住地必须有几口水井。三峡库区涨水把大量的水源淹没之后，移民搬迁到高山坡地，并不是俗话所说的“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守着浩瀚的一江大水，怎么会没有水喝？守着“金饭碗”，怎么会像叫花子一样讨饭？这种疑惑来自享受着空调、喝着自来水的城里人。不要忘记，三峡地区大多是山高地陡贫寒的农村，大多数农民千百年来的饮用水，从来不会花一分钱，更不会计入他们算盘中的生活成本。如果在江中抽水，水泵、水?、水站、抽水机、消毒剂、制水、管理、运行成本等一系列问题又冒了出来，谁来为这笔新增的支出买单？

这次的库区之行，我感慨很多，因为175米水岸线惊天动地的大淹没，造就了一个世界罕有的人间湖泊，而硕大无垠的湖区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三峡枢纽工程的质量，也检验着移民工程的质量。

一位从事移民工作的高官对我说：175米水位还是一面“照妖镜”——大坝牢不牢？新建房屋的地基稳不稳固？坡岸线有没有豆腐渣工程？移民搬没搬完？库底清理是不是彻底？是人是妖，175这面镜子一照便知分晓！

官方对蓄水之后可能引发的问题保持着相当高的警惕。在175米试验性蓄水期间，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国务院三峡办、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交通部、水利部、三峡工程总公司、长江水利委员会均派人到三峡库区对试验性蓄水进行安全监测和指导。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汪啸风、副主任卢纯、宋原生、雷加富等人蓄水期数次到三峡巡库，我在库区多次与他们不期而遇。

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坦言：试验性蓄水期间，库区无水撵人现象、无人员死亡、无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无疫情发生。由于蓄水前各项工作准备到位，最大限度减少了损失。可以说库区社会总体稳定，水库运行也是总体平稳，经受了三峡试验性蓄水的历史性考验！

随着江水的上涨，那些守候在长江边千百年的古老城镇，那些我都走过几次、几十次的港口码头，那些激发过墨客骚人万丈才情的山川，还有那些镌刻着江河历史的偷水孔栈道、孟良梯栈道、瞿塘峡栈道、大宁河栈道等等，从此永沉江底！

回望峡江的眼神，我总是百感交集！

一、移民身份之“哥德巴赫猜想”（1）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叙三峡时引用一句话说：“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不知这位终生痴情于河流的历史老人，是否想到过三峡这片多情的山水，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汇期，会发生一次惊动世界的百万大移民运动。

三峡工程到底会产生多少移民？如果精确到个位数，这绝不是一个简单就能回答的问题。在人类已把文明信息送到广袤太空的今天，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可以算得来加减法，为什么在移民进行了一二十年后，库区上下还一直为此事头痛不已？

重庆一位分管这项工作的市移民局长神情黯然地对我坦言：“对移民身份的清理和界定，对移民人数的确认，我多年来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每一次统计完移民人数，这位分管局长心里就发紧。

为什么一说起库区移民人数，分管局长就会产生“壮士一去不复返兮”的悲壮情怀？

从北京到重庆，从库区各级政府到普通老百姓，包括全国的纳税人，谁都有权利向移民部门喝问：今天一个数字，明天一个数字，三峡移民到底是多少？

这些年来，移民人数的确定、移民身份的清理，库区上上下下不知统计过多少次。我在移民局从事过移民生存技能培训，搞过移民生产、生活的后期扶持，这些工作都与移民人数休戚相关。可以这样说，涉及三峡移民的区县、乡镇、村组每一项工作，都离不开移民身份、移民人数。

但是，我每一次看到移民人数的统计，精确到个位数、十位数，甚至百位数的数据都不尽相同。

这里面到底藏有什么玄机和奥秘？我也不止一次陷入沉思。

按199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查测算，三峡库区鄂、渝两省市在册淹房移民总数是857503人，这是以分单位、分户调查的统计表为原始依据。但是，三峡移民是一个时间跨度长达17年的工程，搬迁对象在17年中是不断变化着的。

按照官方专业、准确的描述，人口自然增长每年按12‰计算12年，淹没线上因功能调整需随迁县城10%、集镇5%；城集镇迁建区占地移民城市按每平方公里800人、县城按700人、建制镇按600人计算，1997年两省政府批准的动态建房人口为1105613人，动迁总人口数为1208766人。

在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由于“要致富、进水库”的思想作怪，2005年，经两省市移民局统计，总的动迁人口达130多万人！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偷偷发笑。库区移民计划远远没有库区的实际变化快。

库区在近20年的跨度中，移民的变化到底有多大？难道真的就无法记录无法统计吗？当我面对这些“不尽相同”的数据时，常常是“丈二和尚摸不到脑瓜”，茫然不知所措。

首先，从库区人口婚姻上看，嫁进移民区的多，嫁出去的少；有的女人在很远的地方找了一个男人，不但不嫁出去，还搞了个“倒插门”，反而引了一个“移民女婿”进来，一个移民一下就变成了3个移民。有一移民家有3个女儿，就搞了3个“倒插门”，还美其名曰更新观念，移风易俗，提倡男子汉“嫁”到女人家去。

一位姓李的“移民女婿”笑嘻嘻地对我说：“库区有优惠政策，谁不想沾点光？一晃10多年过去，孩子上大学都要加5分呢，说来不怕你笑，我还要‘勤快’一点，‘辛苦’一点，赶紧和老婆弄一个娃娃出来。不然，政策一变，娃娃高考加5分就泡汤了。”

这位“倒插门”的女婿想的很实在：早栽秧、早打谷，早生娃娃早享福。尽情享受移民优惠政策，岂不快哉乐哉？

近年来，库区超生子女不少，城镇不少，农村更为“猖狂”。这些“超生游击队”四处出击，防不胜防，人口统计漏掉不少，但只要一统计移民身份，又从“缝隙”里冒了出来。这也是移民人数发生很大变化的原因之一。

在新增的移民中，新出生的人口和占地移民占了很大的比例。

忠县移民局副局长杨盛金对我说，这些年来为弄明白移民人数，真是费不尽的力，操不完的心，上级没完没了的批评，群众没完没了的质疑，可一百多万人确实是一个运动着的变数啊。

他打了一个比方说：“请一个数学家去河滩上数一大群鸭子，如果数得一个不差，我手板心煎鱼给你下酒！”

为什么数不清？就因为它是一个运动着的、变化着的群体。

在199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查时，农村移民是这样算的，淹没房屋的移民都有记录在案，有名有姓，一家几人等等，这是有据可查的一群人。但他家被淹的土地，却是记在农业社的账上，这不是对他家的“歧视”，因为，他只是土地的经营承包者，被淹土地是以社为单位计算。

《淹没调查细则》规定：凡是淹没土地的村社，都统计了淹没土地的亩数，但没有登记土地承包者的姓名。

为什么不登记姓名？这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　我在库区某县一个严肃的场合，听到“县领导”愤怒地质问：“张三、李四、王二哥各淹了多少地，造一个花名册，这不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吗？这么容易做的事都不做，移民局不是一群饭桶就是一群草包！你们这样不负责任，就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行为！”

在遭受上峰呵斥的时候，在座的人个个噤若寒蝉，面面相觑。谁都明白，在这种时候顶嘴，无异于火上浇油，肯定“死得脆”！

这不是登记、不登记的问题，关键是怎么登？如何登？都不是这位“县领导”想象的那样容易简单。

比方说，一户农民有6个人，有6亩土地，三峡涨水淹掉他家3亩地也记录在案。但如果要登记移民人数，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

问题一：他全家6口人都算移民？还是只算3个移民？

问题二：如果只算3个移民，是儿子算移民还是老子算移民？

问题三：如果非界定不可，是由政府界定还是由他家界定？

问题四：如果由政府界定，凭什么介入他的“家务事”？

问题五：如果由他家自己界定，时间是十天半月还是一月两月？

问题六：如果时间拖不起，三峡水库又如何保证按时蓄水？

…………

一、移民身份之“哥德巴赫猜想”（2）

移民身份和移民人数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数学，而是充斥着各种矛盾，牵扯到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复杂问题。

比方说，一个农业社淹了一半的耕地面积，那么，这个社是算一半的移民，还是全社都是移民？

如果只算一半，这一半中谁家是移民？谁家又不是移民？

如果有一家是6口人，只淹掉两分地，又怎么算移民人数？

如果硬要按落实到人头上计算，家中就会产生谁是移民，谁不是移民的纷争。搬迁的时间就会一拖再拖，不仅会耽误三峡水库按期蓄水，而且还会造成家庭不睦，父子反目，兄弟阋于墙。

一个工厂只淹掉一个车间，这个车间只有30名员工，而全厂有200名员工，是全厂都算是移民，还是一个车间算是移民？

一个搬迁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无情冲击下，不得不宣布在一个黎明前“死去”，这个“经济合作组织”消失之后，职工作鸟兽散，人去楼空，这部分人还算不算移民？

一个淹没企业的员工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换成新职工，是新职工算移民？还是老职工算移民？政府给移民企业的优惠政策和相关待遇，是该老职工享受还是该新职工享受？

…………

为弄清移民身份、移民人数复杂的成因，我在库区各地走啊，走啊，不知奔波了多少趟，不知求教了多少人，可是越走越苦恼，越听越糊涂，结果还是似是而非，似懂非懂，使得我不得不仰天长叹：三峡移民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我先后请教了重庆市移民局的欧会书副局长、陈联德副局长、徐江副局长、李善联处长、涪陵区移民局的黄杰科长、丰都移民局的李忠德科长、忠县移民局的杨盛金副局长、巫山县的冯光辛科长、奉节的程功勋副局长、开县移民局陈能文书记等人，我之所以有针对性地请教这部分移民干部，是因为他们大多都参加过199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三峡水库淹没实物指标的大调查，知道三峡移民身份形成的前因后果。

在三峡库区，不管是重庆还是湖北，上上下下都有一种说法，1992年4月4日是一道“时间的硬杠子”，凡是参加过199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三峡水库淹没实物指标调查的人，都是搞移民工作的“老师傅”，是库区移民工作的绝对中坚力量。

丰都移民局后扶科长李忠德，是“库区第一高人”，他身高2.03米，站在他面前，我才发现自己竟是多么的矮小。他年龄不大，但却是一个“资深”移民工作者。从学校出来就分配在忠县移民局工作，参加过199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对库岸淹没损失的调查和计算。后来在丰都找了一个身高1.84米的姑娘，为照顾夫妻关系就调到了丰都县移民局。他干过农村移民安置，后又从事移民后期扶持工作。

著名诗人舒婷写三峡神女峰有一名句：神女峰不高，但需要仰视。我和他的谈话，就一直在我的“仰视”和他的“俯视”下进行。

他说：“追根溯源，造成移民身份、移民人数超级复杂的原因，还是补偿资金、政策、待遇、利益分配问题。”

巫山县曾经有一则新闻惊动了整个三峡库区，在计算移民人数时，统计报表里出现了小数点，如3.4个移民，0.3个移民等等。

天哪，这算哪门子事哟！移民都是一个一个的，未必把人砍为几半截来计算？这也太残忍、太不人道了吧。如果让西方记者们知道了，绝对算得上是一则轰动整个世界的新闻。

为什么会把一个活人搞成“零点几个”人？“小数点移民”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产生的背景又是什么？带着种种疑惑，我又一次来到巫山调查。

原来，“始作俑者”是移民补偿金的计算和分配方式。

计算农村移民的补偿，在库区的政策是相同的。移民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就考虑到必须“同库同策”，否则，将会惹出一大堆麻烦事。但由于三峡移民的管理体制是“县为基础”，各区、县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因而在计算方式上也存在一定的区别。

从严格意义上讲，移民土地的产权仍属集体所有，他们只是承包经营者。一个农业社淹地移民数量，是按淹没耕园地的面积占该社耕园地总数的比重来确定的。这就是说，如果一个社淹掉1/3的耕园地，则社员总人数的1/3算为淹地移民。

重庆在具体实施中规定，淹地人口要取整数，优先秩序为：双淹户、淹房户、淹地多的户。重庆库区还规定，每一个农村移民至少可领到1万多元（1993年5月末静态补偿7000元加上物价指数）的生产安置费。

巫山县在确定淹地移民时，各家各户争先恐后当移民，乡镇村社难以做通思想工作，就按群众的要求进行计算，用每户实际淹没耕园地的面积除以人均耕园地面积来确定移民人数，即生产安置人数，这就是“小数点移民”的形成原因。

比方说，一个社淹掉100亩土地，政府算上12年的增长人口，给了120个生产安置指?，情况就特别复杂。移民老王家4口人，共承包土地4亩，淹掉2亩，就折算成2.4个人，按此计算，可领取2万多元的生产安置费。这就是产生“小数点移民”的缘由。

这个例子如果让某些记者来写稿，或许就变成了一则“有鼻子有眼”、有理有据的新闻，我不妨为“别有用心的记者”代拟一稿：

主标题：三峡库区惊现“小数点移民”

副标题：巫山移民官员层层克扣移民补偿资金

本报讯（记者×××）记者某月某日前在重庆市巫山县××乡镇××村采访，发现移民老王一家4个移民在花名册上变成了2.4个移民。用“小数点”把一个人进行肢解，是继三峡大坝出现裂缝之后移民工作发生的一大裂变。

老王一家4口人都是移民，共承包土地4亩，土地被淹掉了2亩。老王告诉记者说，他没有拿到4个人的移民补偿金。乡政府和村干部把他家4个活生生的人“砍成”了2.4个人。

在三峡库区，移民生产安置费的发放，是按每人1993年5月静态补偿7000元计算的，加上多年的价差补助，实际每人可拿到1.1万元左右。照此计算，老王一家4个人的生产安置费应该是4.4万元左右，可老王拿到手的只有2.64万元，还有1.76万元就被县、乡、村的移民官员层层克扣和贪污了。

一、移民身份之“哥德巴赫猜想”（3）

当我把这条“代拟稿”交给一位资深新闻人看，他感叹说：真是一条事实准确、条理清楚，无懈可击、无一句废话的新闻！如果拿到世界范围参加评比，极有可能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当我把这条“代拟稿”给一位资深移民干部看，他说：“这是一条混淆视听的新闻！除了专业水库移民工作者，一般读者可难辨真假啊！”

其实，一个农业社的移民全部就地后靠，出现“小数点移民”问题不大，也好解决。但在移民外迁他乡的过程中，就大大增加了移民的人数。比如：张三家有4人，生产安置1.3人，李四家有3人，生产安置1.7人，两家人都要求外迁到其他省市安家，接收移民的省市肯定要给这两家人划7个人的承包地，而迁出地肯定得付7个人的生产安置费。这也是移民人数不断膨胀的又一个原因。

因为移民有立即兑现的移民补偿金和后期扶持政策，库区才出现“社社争当移民，家家争当移民，人人争当移民”的复杂情景。

站在移民的角度思考，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农村移民界定难，城市移民身份界定也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我在调查中发现，移民身份不界定清楚，移民人数就无法统计出来。

城镇人口计算，一般是以居民的居住地街道办事处为准。但由于牵涉到部分企事业单位的淹没补偿，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比如说，一个企业单位有200人，这200人中有50人的“集体户口”在单位，还有150人的户口就分布得“五花八门”，有的在父母处，有的在媳妇处，分散在城市的各个地方。还有的职工甚至户口都没在本地。有的城市移民由于住宅被淹，居委会报表上有他的名字，但在单位上的在册人数就只占一个“人头”，没有他的姓名。

统计口径不同，移民人数就不同。

淹没搬迁的企事业单位，一般都有在册人数，然而，时过境迁，企业关停并转、破产、重组、转产，不少企事业单位已面目全非。有的企业还“活着”，职工从几十人变成了几百人，也有减裁冗员的企业，人数从几百上千人变成了几十人，但人还在，这些人算不算是移民，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事。

比如说，大中专学生读书，小伙子参军，娶进嫁出，犯人劳改等等，所在地的户口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没准儿以上列举的这些移民，户口一迁走，就不是移民，可大中专学生读完书又回家乡，参军后复员回家，劳改犯刑期满回到原籍等等人群，以前户口在本地就是移民，户口一转走又不是移民，现在户口转回来，你说他们还是不是移民？

2006年7月24日，我在丰都县移民局了解移民身份情况，李忠德科长告诉我说，丰都三个移民乡镇有刑满释放人员9人。这些人，有的被判3年，有的被判两年，他们以前是移民，被判刑后又不是移民，现在回来了，又变成了移民，我们都安置了。如果加上读大中专、参军、复员、婚进婚出、生老病死等因素，就可以想象移民人数的变化震荡之频繁。

由此可见，移民人数的增减，长期都在变化着、运动着。

而统计尺度不同，移民人数就大不相同。

移民身份、移民人数为什么会成为库区最为复杂、最头痛的问题？其实，只要想一想人口普查时，政府机关人员倾巢而出，白天登记，晚上敲门统计，还会有“漏登漏统”的人，移民人数调查，则远比人口普查更为复杂，也更为艰难。

前几年，经常有人问我，移民局一天都在昏忙，三峡库区到底移民多少人？现在移了多少？还有多少没移？将来移民是多少人？国家拿钱支持库区，库区是不是一个无底洞？

斗胆妄言：移民身份、移民人数在很多年后，仍将是三峡库区的“哥德巴赫猜想”。

我到库区的丰都、忠县、奉节、开县、巫山县等县调查发现，几乎天天都有人为移民身份和补偿问题找政府和移民局。

国家政府对百万移民承诺的八个字是“前期补偿，后期扶持”。在平时的工作中，也允许出点误差，移民人数却不能出误差，少一个漏一个都不行，就算你不去找移民，移民就会登门造访，找你讨个说法。移民的道理很简单，我的地被淹了，房也淹了，我说补偿少了，你也不会多给，但总得给我补偿吧，后期扶持，谁又敢少我一份？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子工业并不发达，计算机在当时的库区政府还是稀罕之物。如果当时能在库区上下都建立一整套的电子档案，不管移民身份如何变化，今天对移民人数的确认和管理就不会太犯难。

2006年5月，国家高层透露一个数据，三峡工程产生的移民人数将会在140万人左右。

截至2006年3月21日，重庆库区经过几个月对移民身份的核实和清理，统计数据为113.8万人。这是一个历尽艰辛而又十分不易的统计结果。

移民身份界定和移民人数的清理，是政府关注、移民关心、必须?纳税人说清楚的一件大事。

“剪不断，理还乱，独自轻许几声怎么办？”我搞了7年多的移民工作，对移民人数成因的了解还是“半罐子水”，总体感觉上仍然是稀里糊涂，半醒半醉。苦笑之余，一副自嘲的对联倏地冒出脑海：

上联：前期补偿，前期是你找移民搬家；

下联：后期扶持，后期是移民找你算账；

横批：难得糊涂。

二、前清移民与三峡移民（1）

移民，在我国也算历史悠久，从先秦时期就有了较大规模的移民。从历史上看，三峡地区的移民活动在2000多年中从未停止过。但是，当代三峡百万移民的时代背景、目的意义却非同一般，它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伟大的移民运动，古时候的任何移民运动与今天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

三峡地区历史上发生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就是人们嘴里常唠叨的“湖广填四川”。当时的“湖广人”，泛指从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江西、安徽、河南等地进入巴蜀地区的移民。

进入巴蜀地区的移民在移民运动的前期，有很大一部分是非自愿移民。当时的清政府组织移民进川垦荒，采取强迫措施，抓人入川，一抓就是几十人、几百人。用绳索捆住手、拴住脚，像北京的冰糖葫芦一样连成一串，由扛着红缨枪、大刀的官兵押解入川。

被押送的移民途中大小便，要向押送的官兵报告，请求解掉捆手的绳索，叫“解手”，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这种叫法就沿袭了下来；至今，在四川和重庆，不管是农村院落的赤脚农家人，还是大城市西装革履的潇洒者，都习惯把大、小便称之为“解手”，而且有“解大手”和“解小手”之分。

当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移民们为了求生存、求发展，走山路，蹚河流，历经千般辛苦、万般磨难才进入巴蜀地区。他们在官兵的督促下垦荒耕田，用智慧和力量，用血与泪、灵与肉，谱写出了一部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创业史，为巴蜀的经济复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清朝政府为何要开展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呢？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不妨看看清政府移民的缘由。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十九年，清军连续37年与张献忠义军、吴三桂叛军，在巴蜀土地上进行围剿与反围剿。长时间残酷的拉锯战，使人口骤减。据史料记载，清军曾六次杀进成都，六次杀进重庆，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血流成河。

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是福建入川的移民后裔。他在《我的童年》中记述了战争与移民的关系：“……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互相厮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在那样广大的地面，因而空出了许多吃饭的地方来。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满为患的东南，便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运动向西发展。现在的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是些外省的移民……”

明末清初，战争、瘟疫、灾害恰似一胞孪生怪胎。由于战争异常残酷，致使尸骨横陈，蝇蚊遍地，瘟疫很快流行、蔓延起来。

顺治四年，巴蜀大地连续三年遭受罕见的大旱灾，烈日高悬，赤地千里，饿殍盈野，人口一下骤减到历史最低点。据史书记载，当时四川这个泱泱大省，仅仅只有60多万人口。

面对“有可耕之地，无可耕之人”的凄凉景象，清政府倡导、组织、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移民入川运动。

移民运动之初，非自愿移民占了绝大多数。“湖广”和江西、广西、广东、河南、安徽等省督抚“奉旨行事”，不管你是否愿意，捆上双手就押解到四川。

日子久了，被强行押解进入巴蜀的移民越来越多。

这些移民在经历远离故土的大悲大恸之后，不得不面对现实，直面人生。无论多么艰难困苦，还得顽强地生存下去。

很快，这些“湖广人”惊奇地发现，巴蜀大地原来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正如官府宣传的一样：是一个富饶之乡，是天府之国。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回了老家。

于是，移民运动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政府的倡导下，在垦荒种粮、减免税赋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之下，经商者、开发者、逃荒者、避祸者、避难者、避乱者、从军者，纷纷从各地如潮水般涌入巴蜀大地，摇身一变成了“川耗子”。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戏谑地称四川人、重庆人为“川耗子”，其实这也是移民文化的一种积淀。当年，由“湖广”地区迁入四川的移民返回老家探亲，因为来自三国时期的“蜀国”，不知姓名的当地人就称其“老蜀”，这位叫“张老蜀”，那位叫“王老蜀”，老蜀就是老鼠，声调平仄都一样，老鼠的俗名叫耗子，所以，四川人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川耗子”。

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历史和现实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湖广填四川”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罕见的、规模巨大的、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移民运动。这是清王朝政府为了使全国的政治生态、人口生态、经济生态取得均衡而发动的一场省际移民运动。

而当代三峡百万移民，则是由共和国的头号工程项目——三峡工?的开发而产生的大规模省际移民运动。简言之，它是项目开发性移民。它的直接目标，就是为国家的经济复兴奠定基础。

“湖广填四川”时的移民，挥泪远离故土，谁都不相信到了巴蜀地区会有好日子，谁都认为命运会从此“坠入地狱”。但作为清王朝来讲，进行这次大规模移民，实际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恢复生产的一次规模性的经济运动。

前清时期，清政府组织了10多个省区移民走进巴蜀大地。而三峡移民是大部分就近安家立业，政府组织一部分移民走出去，在10多个省区安家落户。古代移民从10多个省市来，当代移民又回10多个省市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

清王朝的移民政策执行人主要是地方官员，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自上而下，层层贯通，落实到基层就是州官、县官的职责。地方官员几乎包揽了赋税征解、治安教化、防灾赈荒、发展生产等事务，在处理纷繁复杂的移民具体工作中，州官、县官的身影无处不在。

由于地方官员与中央政府所处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地方官是站在对所辖的行政区划负责的角度看问题；而中央政府则是面对国家的统筹发展，从整体上综合考虑问题；很多时候会以一省一区的不平衡换取国家的大体平衡。

州县官员的身份更利于接近民间生活，更能体察民情，他们看到的问题是最直接的，也可能是最真实的。因此，由州县官来负责移民工作是一种可以运行的体制。更何况有“天下之治始乎县”之说。

“湖广填四川”是清政府组织、倡导、并“一竿子插到底”的运行体制，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叫“政府行为”。

二、前清移民与三峡移民（2）

三峡移民工作的运行体制是：“中央统一领导，分省（市）负责，县为基础。”重点突出了县一级政权的作用，这也是“政府行为”。

清王朝为搞好移民运动，要求州官、县官把解决移民的衣食住行当做主要任务，把是否妥善安置好移民，作为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在今天看来，仍有不少借鉴意义。

前清时期，顺治、康熙、雍正几个皇帝，为鼓励从事“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官员，制定了一系列奖惩办法。

康熙皇帝即位后，除遵照顺治制定的规定外，还对自督、抚至州、县、卫、所各官员许诺，如能增加开垦土地者，则予以奖励。并对一年内无开垦者罚俸半年的处分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补充规定。

康熙七年，全国早已取消招移民授职，但康熙十分重视从史书上获取历史经验教训，采取了“宽平公正，因时制宜”的治国方略，特准许巴蜀地方文武各官招移民复业，每招100家记录一次，400家加一级，500家加两级，600家加三级，700家以上不论俸满即升。

皇帝一倡导，地方官自然不甘落后，纷纷依据“中央政策”的框架，因地制宜出台了一系列助推移民运动开展的政策。

四川巡抚张德地提出了更加积极的奖励官员的办法：“臣更有请者，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六十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

张德地身为地方官员，深知移民垦荒的紧迫性。由于措施得当，成效显著，后被“中央政府”授予工部尚书头衔。

蔡毓荣在担任四川湖广总督五年间，由于招徕移民有功，在康熙十三年，以“以招民垦荒功，加兵部尚书”职。

此外，四川巡抚年羹尧，保举蓬溪知县徐缵功，因其在任内安插移民1200多户，功劳得到后人的认可。新津县知县常久经，原是陕西洋县进士，后任职于新津县，因其招徕移民垦荒，体恤民苦，民众称誉为有“真父母之铭”，因而以突出的政绩流传后世。

但是，随着移民政策的实施，大批移民进入了巴蜀地区之后，移民进程中的许多矛盾就暴露了出来。康熙年间，一官员对“招民三百例即升官”的政策提出疑问，如果地方官员为了升官发财，只图虚报招民垦荒的成果，那么由此产生的沉重税赋最终会落到农民头上，其结果是官员得利百姓遭殃。当时，种种徇私舞弊、发移民财的官员不是少数。

清朝初期，全国各地开垦的荒地征收赋税均是“三年起科”。所谓的“起科”，就是征收新垦荒地的钱粮赋税的起始时间。

到了康熙年间，下诏对入川移民实行“五年起科”；到了雍正元年，为鼓励对山区荒地的开垦，特别规定“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乾隆五年，皇帝又颁旨：“零星土地听民开垦，永免升科。”这几代皇帝所颁布的优惠赋税政策，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充分调动了移民的积极性。

但是，这个政策也有负效应。不少移民进入巴蜀地区开荒之前，把老家的田产地亩悉数变卖，等到5年“起科”优惠政策期满之时，移民就回到湖广地区要回自己的房屋地产，由此而引起的争讼很快波及到湖广和四川省。官场有舞弊，移民也有不少人钻政策的空子，这两类情况相当普遍。

尽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出了不少问题，但清王朝对移民采取冷静而宽容的态度，以安定为本，以“抚绥而安全”为基本前提。但对“地方官吏，坐视百姓之远徙异乡，而不知轸念，断不可不加惩戒”。

对移民宽，对官吏严，也是当时清政府在移民运动中的一大特色。即或是修改和调整移民政策，也是在“以爱养百姓为务”的前提下进行，对百姓充满了体恤和关怀之意。

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只有两个：一是元朝，蒙古族统治中国97年；二是清朝，满族统治中国达268年。这是一个史学家、社会学家仍在不断研究的课题。为什么一个少数民族，能在一个以汉族为绝大多数的国度统治200多年？除了军事上的强悍和历史机遇之处，这与前期几位皇帝治国安邦的策略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清朝的几位皇帝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出现极为复杂的局面时，提出了“安民为先”、“裕民为上”、“便民为要”的治蜀方略，这不能不说是当时执政者的一大奇迹。

清王朝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皇帝皆是铁腕人物，采取的也是铁腕政策。他们从强迫移民开始到自发性移民、主动移民的大潮形成，也是颇费周折、煞费苦心。

从史料中看，“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持续了100多年，除前期“武装解送”移民进入巴蜀，后期绝大部分是主动移民。这些移民对恢复巴蜀经济，医治战争、瘟疫、灾害留下的创痕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创造历史上著名的“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分析一下300年前的移民运动不难看出，要大规模迁移非自愿移民，政府必须唱主角，没有政府的“铁腕儿”，几乎不可能进行大规模非自愿移民；而要把被动移民演变为主动移民，这是在政府一系列“安民”措施的作用下，移民认为比原来故乡生活好，所以才鼓动更多的移民进入四川。移民能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生存、生活下去，绝非两三年、七八年就能做到。真正让移民扎下根来，使移民在生活质量上必须有所改变，这又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

由于把官员们的政绩、升迁、奖惩与移民垦荒结合了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官员的热情和积极性。有的地方官为组织男、妇移民全力垦荒种地，竟做起了托幼等后勤工作：“男妇出耕，送幼子于署，官为视弄之，至夜引回。”为帮助移民，官府当做托儿所幼儿园，负责煮饭喂孩子，这在当时民见官就“下跪作揖”的封建王朝，真是不可想象的一番景象。

清王朝移民运动的一个有力主张，就是要迅速恢复移民的生产、生活，不论是移民还是政府，“剃头挑子一头热”不行，还得“两情相悦”。

今天，我们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峡大移民，重庆市政府制定的奖惩规则与古人有惊人的巧合。如重庆市市长、副市长分别与区、县长和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区长、副县长签订了责任状，完成任务则奖，完不成任务则实行惩戒。

三峡移民从1985年试点，1993年正式开始移民算起，要到2008年才能结束，时间长，跨度大。如果一个人大学毕业之后就从事移民工作，到2008年移民搬迁结束，他的“娃儿也大学毕业了”。但是，搬迁结束只是“移民工作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移民搬迁过后的稳定、发展，逐步走向安康，却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重庆市政府为保证移民工作的连续性和移民干部的相对稳定性，防止在任的地方官员突击使用移民资金，把移民任务抛给后来人，政府对移民区的干部许诺，凡是移民干部政绩突出者，可以实行提职不离岗，仍干移民工作的老本行。

二、前清移民与三峡移民（3）

2005年，就有开县移民局党组书记陈能文、奉节县移民局局长孙开武、忠县移民局局长杨文祥等人提职不离岗。后来长寿区移民局局长陈会明提为副厅级，也还是干的移民活儿。

当然，要执行这些规定也有难度，有的人就不理解甚至大为光火。一位教授公开提出质疑，社会在进步，干部已搬掉铁椅子，废除终身制，重庆库区的移民干部提职不离岗，是不是一种变相的终身制？

三峡百万移民是一个超大型的复杂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讲，移民官员和移民是构成这个工程的主要细胞。要激活细胞，调动积极性，把“被动型”的移民变为“主动型”的移民，则需要更多地研究如何刺激百万移民这个大细胞。

古时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清王朝为大量招徕移民，安定和安置好移民，使被动入川的移民向主动移民过渡，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安民”、“惠民”的优惠政策。

如对土地所有权的确认就是一项有力举措。康熙二十九年，清王朝制定了“凡流寓情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这一“招法”，收效大为显著，入川移民络绎不绝。雍正六年，“中央政府”又细化、补充了土地所有权的规定，给移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三峡库区在安置农村移民之前，就大规模调整土地，虽说是“一平二调”，但让每户移民都有一块属于自己耕作的土地。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了移民“无地不稳”的做法。让农民“耕者有其地，居者有其房”，对稳定库区农村移民的基本生活，发挥了“一块奠基石”的作用。

清王朝还在移民户籍权、子女入学、考试等方面为移民提供诸多便利。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鼓励移民安家落业，拥有户籍权，可及时在四川赶科赴考，并优惠“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弟子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

今天，中央政府也为三峡库区的教育提供了诸多优惠和便利条件，移民区的子女高考一律加5分，使不少徘徊在高考分数线边缘的移民子女，转瞬间破涕为笑，并昂首挺胸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

2004年6月25日中午，长航“江山19号”轮满载外迁移民驶过波光粼粼的南京长江大桥，移民子女谭俊考上大学的消息在船上不胫而走。

搬迁之前，谭俊家住重庆市万州区太龙镇龙门村1组，这次要外迁到江苏省通州市川港镇川北村15组。因此，在填报高考志愿时，谭俊就毫不犹豫地首选了南京的一所大学，因为，这里离新家乡近一些。

轮船自22日上午从万州港启碇，谭俊一家人泪别故乡之后，都惦记着高考成绩的事。重庆市为了方便移民在外迁过程中查询高考成绩，专门开通了手机短信息查分系统，并在第一时间把高考信息告知这些迁徙途中的移民考生。

多少次查询，多少次等待，谭俊在24日凌晨0点45分才收到了高考成绩。他实际得分449分，比重庆市划定的一般本科分数线低一分，但是，国家为移民子女加5分的政策就使他跃上了一般本科的录取线。

24日晚，重庆划定分数线，25日凌晨0点55分，谭俊就收到了详细信息。于是，他激动得泪水涟涟地频频给同学发短信息，告诉同学们他可以读一般本科啦。

在船上，最高兴的要数万州区移民局局长钟吉鹏，他到404房间来对谭俊一家人不停地恭喜，他提醒太龙镇的干部说，明天谭俊到江苏新家后，一定要好好为他庆祝一番。

对移民局长来说，还有什么比移民子女考上大学更高兴呢？

涪陵区移民老孙的孩子高考差4分上录取线，加上5分就超过录取线1分。他说，正是这5分“救了孩子的命”。

库区不少移民家庭、移民考生享受到了高考政策的优惠。我在库区上下采访，许多移民提起这项优惠政策就赞不绝口。别小看这5分啊，他改变了多少移民子女的命运？减去了多少移民心中的忧烦？

清王朝入关一统江山之后，是一个新生的政权，在当时可以说是“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决策层可以说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移民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清王朝上下都知道，要让从异乡迁到巴蜀地区的移民多“拓荒种地”，安心生产，让其生存条件迅速得到改善，就要实行一系列的政策倾斜和强有力的扶持。首要的就是减免赋税吸引移民和稳定移民的生活，让移民搬到新家后，家庭经济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喘息期”。

为安置好移民，官府还提供牛种、口粮、补贴银子等经济方式，全力抚助移民。

顺治皇帝准许“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民开荒，酌量补还价值”。

雍正五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就两湖、两广、江西等地逃荒者已达数万户的实际情况，奏“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雍正皇帝迅速批准，并调拨10万银两入川应用。

第二年春天，户部又批准四川巡抚张德地疏奏，对入蜀开垦荒地的移民人户“应给牛种口粮，照滇省之例，每户给银十二两，仍令五户环保……所领牛种价银，统于原籍地方官迄赔，免其在川扣还”。

每户给12两银子，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直接把扶持移民的银两发到户，对激励人心、深入持久地开展移民运动“恢复山河经济”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前清的移民政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政府根据各个时期移民运动发展的不同特点，不断地调控移民政策，倾力扶持移民，使移民之浪潮跌宕起伏，多姿多彩。

我们今天进行三峡百万大移民，除了已基本建立奖励移民官员的激励机制，还要从鼓励移民搬迁安置和生活稳定的实际出发，制定出一些使移民群众能瞧得见的、摸得着的、“能够吹糠见米”的扶持政策。

前清移民运动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激活每一个细胞，绝非小事。调动每一个移民的积极性，没有“大动作”是不行的。

史学家认为，清王朝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这次移民运动把我国人口空间移动的特点、格局和规律表现得最为充分，对巴蜀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完成了一次重塑。其错综复杂性、文化多元格局与丰富多彩性特点的形成，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

借鉴前清时期移民运动的经验，对今天如何妥善地安置三峡百万移民，是一项值得认真探究的重大课题。

从重庆库区来看，历史上就有六次大移民，而这六次移民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秦国鼎盛时期，兴兵灭亡了巴蜀。当时秦国大约有5万移民进入巴蜀地区，这是史书上记载的第一次移民运动。

第二次移民大约是在西晋末年，北方人举家南迁，陕、甘等地成千上万移民离乡背井，携妻带子，翻越秦岭，经长途跋涉后抵达巴蜀，开始垦荒种田，养家糊口。

第三次移民发生在北宋初年。

第四次移民发生在元末明初。

第五次移民就是著名的前清时期“湖广填四川”，这次移民运动延续了100多年，川东地区就接纳移民95万人，移民总数180万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在重庆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这种“杂交”文化的延续。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对移民个人和移民区，是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机会。政府开展的移民运动，政府就会“给银子”、觅良策，这实际上就给移民地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第六次移民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三省以及全国各地的“非自愿移民”为躲避战争，如洪流般地涌向四川。据统计，当时四川、重庆的移民超过700万人。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集中了全国各阶层的不少英才，同时也集中了大量难民。躲避战争的人们除了带来了金银细软，还带来了生产技术、谋生手段和各种风俗文化。各地的语言、各地的饮食、各地的衣着、各地的言谈举止，无不相互影响着、渗透着，使中国各地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在重庆形成了一次空前的大交流、大融会。

一般来说，“杂交”总是好的，“杂交”总有优势。

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移民也不失为一种促进经济发展、重塑社会的特殊方式。但是，还要制定出一系列安民政策，做到利民、惠民，才能使社会稳定发展。

Table of Contents

序

天 道 沧 桑

“抵达更高的富庶与文明”

一部敬天大书

一、长河生死恋（1）

一、长河生死恋（2）

二、大峡谷洗礼（1）

二、大峡谷洗礼（2）

三、补偿画外音（1）

三、补偿画外音（2）

四、一场算账风波

五、峡江不眠之夜（1）

五、峡江不眠之夜（2）

五、峡江不眠之夜（3）

一、艰难的抉择——投 石 问 路

一、艰难的抉择——两 难 相 权

一、艰难的抉择——河谷总动员

一、艰难的抉择——浩荡移民潮

二、出省语言培训班

三、电话录音当说客

四、家产重量30吨

五、凄风苦雨8小时

六、最后的外迁移民

七、心灵上永远的根（1）

七、心灵上永远的根（2）

七、心灵上永远的根（3）

一、一个最底层的移民人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1）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2）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3）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4）

二、一个高层的移民人（5）

三、郑小林含泪送乡亲

四、自古忠孝难两全

五、县长的移民日记（1）

五、县长的移民日记（2）

五、县长的移民日记（3）

六、移民·乡长和狗

七、一句话的终身情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1）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2）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3）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4）

八、移民干部众生相（5）

九、“豆花酒”的震撼（1）

九、“豆花酒”的震撼（2）

一、三峡花钱知多少？（1）

一、三峡花钱知多少？（2）

二、女赌王以身试法

三、鬼城一封匿名信（1）

三、鬼城一封匿名信（2）

四、副县长被免职

五、“不检点”的做法

六、鸡脚杆上刮油人

一、尘封的幕后新闻（1）

一、尘封的幕后新闻（2）

二、精心策划的采访阴谋

三、三峡颠覆供电格局（1）

三、三峡颠覆供电格局（2）

四、从“县太爷”惊梦说起（1）

四、从“县太爷”惊梦说起（2）

五、库区山清水澈的隐忧（1）

五、库区山清水澈的隐忧（2）

五、库区山清水澈的隐忧（3）

六、一个地质大师的心愿（1）

六、一个地质大师的心愿（2）

七、直面175米水岸线（1）

七、直面175米水岸线（2）

一、移民身份之“哥德巴赫猜想”（1）

一、移民身份之“哥德巴赫猜想”（2）

一、移民身份之“哥德巴赫猜想”（3）

二、前清移民与三峡移民（1）

二、前清移民与三峡移民（2）

二、前清移民与三峡移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