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世界声誉的幽默讽刺大师契诃夫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马克·吐温齐名，他们被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本书收入《变色龙》、《万卡》、《第六病室》、《套中人》、《带小狗的女人》等25个短篇佳作。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中等阶层的“小人物”的平凡生活，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手法，从独特的角度，对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作了有力的揭露和鞭挞，对小市民的庸俗、贪欲、投机钻营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对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寄予深切的同情。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促人深思，发人深省，既让你感到酣畅淋漓的痛快，又让你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些短篇小说具有永恒的魅力，可谓传世经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色龙／（俄罗斯）契诃夫著；汝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2011.8重印）

（译文名著精选）

ISBN 978-7-5327-5243-0

Ⅰ．①变…　Ⅱ．①契…②汝…　Ⅲ．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Ⅳ．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0668号

A．П．Чехов

ХАМЕЛЕОН

变色龙

〔俄〕契诃夫　著　汝龙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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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09,000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6,001-9,200册

ISBN 978-7-5327-5243-0/I·3007

定价：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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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安·巴·契诃夫（1860—1904）出生于俄国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和家属不再做农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亲到了塔甘罗格市，成了一名店员，十余年后他自己开了一家小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们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说自己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七六年，作家的父亲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为躲债他悄悄前往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亦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甘罗格，他靠做家教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度过了三年相当艰辛的生活。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近郊的沃斯克列先斯克和兹韦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这无疑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有良好的影响。

一八八〇年三月九日幽默杂志《蜻蜓》第十期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

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写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钉子上》、《一个文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普利希别耶夫军士》。契洪特的这些优秀幽默短篇小说的内容深刻、形式完美。《钉子上》和《一个文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强者倨傲专横，弱者低头哈腰。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们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寒暄之间当了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顿时“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于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告诉读者，在沙皇俄国将军家中的一条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楚美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老百姓却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人世的一面镜子，在百余年后今天在一些“现代人”身上还有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六年间，契诃夫的视线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痛苦和不幸。《歌女》描写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耻地凌辱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苦恼》是契诃夫在早期创作中实现的一次思想和艺术的飞跃，它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十分强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以说是《苦恼》的姐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家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不大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予他“普希金奖金”。从发表“第一篇小东西”到荣获“普希金奖金”前后相隔仅八年半时间，俄国文坛上鲜为人知的契洪特变成了彼得堡的“红人”契诃夫。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笔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剧本《伊凡诺夫》中，契诃夫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一八九〇年春，身体羸弱的契诃夫万里迢迢穿过西伯利亚，前往沙皇政府流放和惩罚犯人的萨哈林岛。这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这里契诃夫亲眼目睹种种野蛮、痛苦和灾难，这使他日益疏远甚至否定那曾经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也使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的《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并开始纠正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尊医嘱迁居黑海边的雅尔塔。在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病、疗养和游览。一九〇一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初为止，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而这正是他后期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思想前提。他的小说和戏剧创作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差》、《在峡谷里》等作品所描绘的是当时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蛮，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这些作品也反映了劳动者的自发的不满和反感。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和《樱桃园》也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它提高了工农业生产力以及科学和技术水平，但同时也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灾害和苦难。《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对此作了契诃夫式的反映。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一直是庸俗习气的审判者，高尔基称他是“庸俗的仇敌”。在《约内奇》、《醋栗》、《挂在脖子上的安娜》等晚期作品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笔触暴露庸俗，剖析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〇五年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契诃夫在许多作品中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尽管《套中人》、《醋栗》、《带小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公差》、《新别墅》、《农民》、《新娘》等作品中描绘的是极不相同的生活现象，但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洋溢着民主精神，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契诃夫作为一名医生，一贯热心公益事业，关心人民疾苦，为穷苦农民免费治病。可是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一九〇四年六月，他的病情恶化。他在妻子奥尔迦·克尼碧尔的陪伴下前往德国的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菌夺去了年仅四十四岁的杰出的艺术家的宝贵生命。

契诃夫是世界文坛上一位罕见的艺术家。他的小说经受了百年的时间检验，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这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的着眼点总是平凡的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作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诗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这种独树一帜的心理刻画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短篇小说的体裁特征不允许他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作细致多面的直接描写和刻画，于是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契诃夫在创作实践中一直遵循这个原则，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能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具体和深刻的印象。这是契诃夫对世界文学宝库所作的一大贡献。

真挚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诃夫小说的另一特色。契诃夫不仅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丑恶现象的抨击。他在作品中真诚地抒发自己的情思，但又做得异常巧妙。他总是把抒情流露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即安插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与人物性格已经替抒情流露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另外借景抒情也是契诃夫在小说中经常使用的方法。

契诃夫小说还有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简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为求作品能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的另一个见解是：“在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比说过头好。”“小说里所短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正因为他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所以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感到回味无穷。

综上所述，足见契诃夫创立了一种崭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它形成于一八八六年，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这种抒情心理短篇小说体裁形成之后，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日趋完美，获得巨大的艺术概括力。

契诃夫离开人世已经百年，他的小说已经经受住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瑰宝和珍贵遗产。

契诃夫将永远和进步人类在一起！

朱逸森

二〇〇五年夏

目录

译本序

喜事

她走了

钉子上

在理发店里

劝告

胖子和瘦子

变色龙

假面

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苦恼

在法庭上

万卡

幸福献给亚·彼·波隆斯基

第六病室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套中人

醋栗

关于爱情

约内奇

出诊

宝贝儿

公差

带小狗的女人

在峡谷里

新娘

喜事

那是夜里十二点钟。

米佳·库尔达罗夫神色激动，披头散发，飞也似的跑进他父母的住宅，急急忙忙在各个房间里走进走出。他的父母已经躺下睡觉了。他妹妹躺在床上，正好读到一本长篇小说的最后一页。他那些在中学里读书的弟弟们已经睡着了。

“你从哪儿来？”父母惊讶地说。“你怎么了？”

“哎呀，你们别问了！我可再也没有料到！是啊，我再也没有料到！这……这简直叫人没法相信呢！”

米佳哈哈大笑，在圈椅上坐下，他幸福得站不住了。

“真叫人没法相信！你们再也意想不到！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吧！”

他妹妹从床上跳下地，把被子披在身上，走到哥哥跟前。那几个中学生醒过来了。

“你怎么啦？你脸色都变了！”

“我这是因为高兴，妈妈！要知道，现在全俄国都知道我了！全俄国呀！以前只有你们知道世界上有个十四等文官(1)德米特里(2)·库尔达罗夫，可是现在全俄国都知道了！妈妈！啊，上帝！”

米佳跳起来，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然后又坐下。

“可是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你说清楚啊！”

“你们生活得像野兽一样，报纸也不看，根本不注意报刊的消息，可是报纸上有那么多值得注意的东西！要是发生一件什么事情，马上大家就都知道了，没有一件事能瞒住！我多么幸福啊！啊，上帝！要知道，报纸上只登有名的人物的事情，可是现在一下子把我的事情也登出来了！”

“你说什么呀？登在哪儿了？”

爸爸脸色发白。妈妈看一眼圣像，在胸前画十字。中学生们跳下床，只穿着短短的睡衣，走到他们哥哥跟前。

“是啊！报纸上把我登出来了！现在全俄国都知道我了！您，妈妈，把这张报纸留起来做个纪念！以后我们偶尔可以把它拿出来读一下。您看看！”

米佳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报纸来，递给父亲，伸出手指头戳一戳用蓝铅笔勾出来的地方。

“您念吧！”

父亲戴上眼镜。

“您倒是念啊！”

妈妈看一眼圣像，在胸前画十字。爸爸嗽一嗽喉咙，开始念道：

“‘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间十一时十四等文官德米特里·库尔达罗夫……’”

“你们看见了吧，看见了吧？往下念！”

“‘……十四等文官德米特里·库尔达罗夫从小布龙纳亚街科济欣大楼的酒店内走出，业已喝醉……’”

“这就是我同谢苗·彼得罗维奇一起刚喝完酒。……一切都写得很细致！您继续念吧！往下念！你们听着！”

“‘……业已喝醉，失足滑倒。当时有尤赫诺夫县杜雷基纳亚村农民伊万·德罗托夫赶雪橇一辆，停在附近。该文官恰巧倒在马旁，马即受惊，跳过库尔达罗夫身上，并拖住雪橇从该人身上轧过，沿街奔驰，雪橇上有乘客一名，乃莫斯科二等商人斯捷潘·卢科夫也。嗣后该马由看门人拦住。库尔达罗夫起初人事不省，当即送往警察分局，由医师验伤。该人脑后撞伤……’”

“这是车杆碰了我的后脑壳，爸爸。往下念！您再往下念！”

“‘……该人脑后撞伤，唯不严重。该项事故业已具文呈报，受伤人已予以治疗。……’”

“医生叮嘱我用浸过凉水的毛巾压在后脑壳上。现在您念完了吧？啊？就是这样的！现在全俄国都传遍了这件事！您把报纸还给我！”

米佳抓住那张报纸，把它叠起来，塞在口袋里。

“我要跑到玛卡罗夫家去，拿给他们看一看。……另外还得拿给伊万尼茨基一家人看一看，拿给娜达丽雅·伊万诺芙娜、阿尼西姆·瓦西里奇看一看。……我要跑了！再见！”

米佳戴上有帽章的制帽，神色得意，喜气洋洋，跑出门外，到街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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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帝俄时代最低一级的文官。

(2) 德米特里为本名，米佳为小名。

她走了

他们刚吃过饭。他们觉得胃里舒舒服服，不住张嘴打哈欠，由于甜蜜的睡意而开始眯缝眼睛。丈夫点上雪茄烟，伸了个懒腰，在躺椅上躺下。他妻子在他的头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嘴里发出猫叫般的呜呜声。……两个人都感到幸福。

“你讲点什么事吧……”丈夫打个哈欠说。

“可是给你讲点什么好呢？嗯。……哦，对了！你听说没有？索菲雅·奥库尔科娃嫁给那个……他姓什么来着……嫁给冯·特兰勃了！这才是笑话！”

“这怎么会是笑话呢？”

“可是要知道，特兰勃是坏蛋！这个人简直是流氓……那么不要脸！一点原则也没有！不顾廉耻的丑八怪！他从前在一个伯爵的庄园上做总管，发了财，如今在铁路上工作，偷公家的钱。……他把妹妹的财产抢到了手。……一句话，又是流氓又是贼。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怎么能跟他一块儿过呢？！我真纳闷！那么一个有道德的姑娘，不料……干出这样的事！换了是我，说什么也不嫁给这样的家伙！哪怕他有百万家财也白搭！就算他漂亮得不得了，我也要对他啐口唾沫！我可不能想象我的丈夫竟然是坏蛋！”

妻子跳起来，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那对小眼睛气得冒火。……她的真诚是明显的。……

“这个特兰勃简直是畜生！一个女人肯嫁给这样的先生，实在是糊涂到家，也庸俗到家了！”

“原来是这样。……那种人，不消说，你是不肯嫁的。……嗯，是啊。……那么，要是现在你知道我也是……流氓呢？……那你会怎么办？”

“我？那我就丢开你！我连一秒钟也不会跟你待在一起！我只能爱正直的人！要是我知道你干过的坏事哪怕只赶得上特兰勃的百分之一，我也会……一刀两断！到那时候就再见(1)！”

“原来这样。……嗯。……你这个人呀。……我以前倒没看出来……嘻嘻嘻。……一个娘们儿撒起谎来，脸都不红一下！”

“我根本就没撒谎！你做一件坏事试试看，到那时候你就明白了！”

“我何必再试呢？你自己心里明白嘛。……我比你那个冯·特兰勃厉害得多呢！……相形之下，特兰勃不过是小小的蚊子罢了。……你瞪大了眼睛？这真奇怪……”他顿一顿。“我挣多少钱薪水？”

“一年三千。”

“那么我一个星期以前给你买的那串项链值多少钱？两千。……不是这样吗？还有，昨天的连衣裙又是五百。……别墅的租金是两千。……嘻嘻嘻。……昨天你爸爸苦苦哀求，从我这儿拿走一千。……”

“可是，彼耶尔，要知道，你还有其他的收入……”

“还有马车。……家庭医生。……女衣店的账单。前天你打牌输了一百卢布。……”

丈夫坐起来，用拳头支着头，列出一大篇罪状。他走到写字台跟前，拿出好几种物证来给他妻子看。……

“现在你，孩子他妈，可以看出来，你那个冯·特兰勃跟我相比，简直不足挂齿，无非是个摸口袋的扒手罢了。……再见！去吧，以后你别再指摘人了！”

我讲完了。也许，读者还要问一句：

“那么她丢下丈夫走了吗？”

是的，她走了……然而是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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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法语，此处指断绝关系。

钉子上

一群十二等文官和十四等文官刚下班，在涅瓦大街上慢腾腾地走着。今天是斯特鲁奇科夫的命名日，他正带着他们到他家里去举行命名日宴会。

“马上我们就要大吃一顿了，诸位老兄！”过命名日的人想象着吃喝的乐趣，说。“我们可要大吃特吃了！我的好妻子已经把馅饼烤好。面粉是昨天傍晚我自己跑去买来的。白兰地已经有了……是‘沃隆佐夫斯基’牌的。……我妻子恐怕已经等急了！”

斯特鲁奇科夫住的地方非常远。他们走啊走的，最后总算走到了他的家。他们走进穿堂。他们的鼻子闻到馅饼和烤鹅的香味。

“你们闻到了吗？”斯特鲁奇科夫问，高兴得直笑。“脱掉大衣吧，诸位先生！把皮大衣放在那口箱子上！卡嘉在哪儿呀？喂，卡嘉！全班人马都到齐了！阿库丽娜，你来帮着各位先生脱大衣！”

“这是什么？”这群人当中有人指着墙上问道。

墙上有一颗大钉子，钉子上挂着一顶新制帽，带着亮晃晃的帽檐和帽徽。文官们面面相觑，顿时脸色发白。

“这是他(1)的帽子！”他们窃窃私语道。“他……在这儿！？！”

“是啊，他在这儿，”斯特鲁奇科夫含糊其辞地说。“卡嘉在招待他。……我们走吧，诸位先生！我们到外面小饭馆里去坐坐，等他走掉再回来。”

这群人扣上皮大衣的纽扣，走出去，懒洋洋地往一家小饭馆走去。

“你家里所以有鹅的气味，是因为你家里正好坐着一只鹅(2)！”档案副管理员放肆地说。“必是魔鬼把他支使来的！他很快就会走掉吧？”

“很快就会走掉。他在我家里至多不过坐两小时。哎，我饿了！等他走了，我们先喝一杯白酒，吃点鲱鱼。……然后我们再喝上一杯，诸位老兄。……喝完第二杯以后，那就得马上吃馅饼。要不然胃口就差了。……我的女人烤的馅饼好得很。白菜汤也烧好了。……”

“你买沙丁鱼了吧？”

“买了两听。还买好四种腊肠。……我妻子，大概，也饿了。……不料他闯来了，魔鬼！”

他们在小饭馆里坐了一个半钟头，为摆样子而各自喝下一大杯茶，然后又往斯特鲁奇科夫家里走去。他们走进穿堂。先前的那种气味更浓了。文官们从半开着的厨房门口望进去，看见一只鹅和一碗黄瓜。阿库丽娜从炉子里取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又不顺利，诸位老兄！”

“怎么回事？”

文官们的肚子痛苦得缩紧了：饥饿可不是舅妈(3)啊，然而可恶的钉子上却挂着一顶貂皮帽子。

“这是普罗卡契洛夫的帽子，”斯特鲁奇科夫说，“我们走吧，诸位先生！找一个什么地方去等一等。……这个人不会坐很久的。……”

“这么没出息的家伙倒有这样俊俏的老婆！”客厅里响起一个沙哑的男低音。

“傻瓜就是交好运啊，大人！”一个女人的说话声附和道。

“我们走吧！”斯特鲁奇科夫哀叫道。

他们就又往小饭馆走去。他们要了啤酒。

“普罗卡契洛夫是个有势力的人物！”那群人开始安慰斯特鲁奇科夫说。“他在你妻子那里坐上一个钟头，往后你……就有十年的造化呢。这是运气来了，老兄！何必伤心呢？用不着伤心。……”

“就是你们不说，我也知道用不着伤心。问题不在这儿！我不痛快的是我的肚子饿得慌！”

过了一个半钟头，他们又到斯特鲁奇科夫家里去。那顶貂皮帽子仍然挂在钉子上。大家只得又退下阵来。

一直到傍晚七点多钟，钉子才解除负担，他们也才能动手吃馅饼！可是馅饼干瘪了，白菜汤不烫了，鹅烤焦了，总之斯特鲁奇科夫的前程破坏了一切！不过呢，他们吃得倒是满有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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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暗指他们的上司。

(2) 在此是骂人的字眼：蠢货。

(3) 俄国谚语，意谓“饥饿无情”。

在理发店里

早晨。还不到七点钟，玛卡尔·库兹米奇·勃列斯特金的理发店就已经开门了。店主人是个小伙子，年纪二十三岁上下，没有漱洗，肮里肮脏，然而装束却是入时的。他着手打扫。其实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打扫的，他却干得出汗了。他在这儿用抹布擦一下，在那儿用手指头挖一下，在另一处又找到个臭虫，把它从墙上拂落下来。

理发店又小又窄，有点不干净。墙壁是用圆木垒成的，上面糊着壁纸，像是马车夫褪色的衬衫。墙上有两个窗子，窗玻璃不透亮，淌着泪水。两个窗子中间有一扇小房门，门板很薄，开关的时候嘎吱地响，显得那么虚弱。房门上方拴着小铃，被潮气侵蚀得颜色发绿，往往无缘无故，自己就颤抖起来，发出病态的丁零丁零声。一堵墙上挂着镜子，您照照那面镜子吧，它会用最无情的方式把您的相貌往四下里扯歪！大家就是对着这面镜子理发和刮脸的。旁边有张小桌子，也像玛卡尔·库兹米奇本人那样没有清洗，肮里肮脏。桌上放着各种东西，梳子啦，剪刀啦，剃刀啦，价钱便宜的扑粉啦，价钱便宜而且掺了很多水的花露水啦，应有尽有。其实，整个理发店合起来，也不过值五枚三戈比铜币而已。

这时候，房门上方，病态的小铃发出尖叫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走进理发店里来，身上穿着熟皮的短皮袄，脚上蹬着毡靴。他头上和脖子上围着一条女人的披巾。

这个人是艾拉斯特·伊万内奇·亚戈多夫，玛卡尔·库兹米奇的教父。从前他在宗教法院里做过看守人，现在住在红池附近，干钳工的活。

“玛卡鲁什卡，你好，亲爱的！”他对专心打扫的玛卡尔·库兹米奇说。

他们接吻。亚戈多夫拿掉头上的披巾，在胸前画个十字，坐下来。

“路好远啊！”他说，呼哧呼哧地喘气。“这是闹着玩的吗？从红池一直要走到卡卢加门呢。”

“您近来好吗？”

“不好，孩子。我得过一场热病。”

“您说什么？热病！”

“热病。我躺了一个月，心想我要死了。我就受了临终涂油礼。现在头发倒又长出来了。大夫叫我理发。他说还会生出新头发，很硬的头发呢。我心里可就寻思了：我到玛卡尔那儿去一趟吧。与其去找别人，还不如找亲人的好。亲人又理得好，又不要钱。路略微远了点，这是实情，不过话说回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当是出来遛个弯吧。”

“遵命。请！”

玛卡尔·库兹米奇把脚跟并拢(1)，指一指椅子。亚戈多夫就坐下，照着镜子，看来对镜子里那副面容倒很满意：镜子里现出一张歪脸，两片卡尔梅克人(2)的嘴唇，一个扁扁的宽鼻子，两只眼睛移到脑门上去了。玛卡尔·库兹米奇拿过带黄色污斑的白床单来披在顾客的肩膀上，开始用剪子喀嚓喀嚓地剪头发。

“我给您剪得光光的，准保露出头皮来！”他说。

“那个自然。要把我剪得像个鞑靼人(3)才好，像炮弹壳才好。那样头发才会长得密实些。”

“大妈近来可好？”

“还可以，马马虎虎。前些日子她给少校太太接过生。他们给了她一个卢布。”

“哦。一个卢布。您揪住您的耳朵！”

“我揪住了。……可别剪着我的耳朵啊，当心。哎哟，好痛！你在拔我的头发了。”

“这没关系。干我们这一行，免不了要出这种事。那么，安娜·艾拉斯托芙娜近来可好？”

“我的女儿？挺好，欢蹦乱跳的。上个星期，星期三，我们把她许配给谢金了。为什么你没有来？”

剪子的喀嚓喀嚓声停下来。玛卡尔·库兹米奇放下胳膊，惊慌地问：

“把谁许配人家了？”

“安娜呀。”

“这怎么可能？许配给谁了？”

“许配给谢金了，也就是普罗科菲·彼得罗夫。他的姑妈在兹拉托乌斯千斯基小巷里给人做女管家。那是个挺好的女人。当然，我们都挺高兴，谢天谢地。过一个星期就要办喜事了。你要来啊，咱们喝上几杯乐一乐。”

“可是怎么能这样呢，艾拉斯特·伊万内奇？”玛卡尔·库兹米奇说，脸色苍白，神情惊讶，耸起肩膀。“这怎么可能呢？这……这说什么也不行！要知道安娜·艾拉斯托芙娜……要知道我……要知道我对她有了情分，我已经有了意。怎么能这样呢？”

“就是这样嘛。我们没费多大的事就把她许配人家了。男的是个挺好的人。”

玛卡尔·库兹米奇的脸上冒出冷汗来了。他把剪子放在桌子上，举起拳头揉鼻子。

“我已经有了意……”他说。“这不行，艾拉斯特·伊万内奇！我……我爱上她，而且求过婚了。……连大妈都答应了。我素来敬重你们，简直就把您当成我的亲爹……给您理发素来没要过钱。您一向沾我的光不少，当初我爸爸去世，您拿走过一张长沙发和十卢布，后来没还给我。您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记得的。不过，你怎么配做新郎呢，玛卡尔？难道你也能做新郎？又没有钱，又没有地位，你这个手艺又没有什么出息。……”

“那么谢金有钱？”

“谢金在劳动组合里入了股。他放出去一千五的债，都有抵押品。就是嘛，孩子。……你说这些话也罢，不说这些话也罢，反正那件事已经生米做成熟饭。要挽回也不成了，玛卡鲁什卡。你就给你自己另找个新娘吧。……天无绝人之路。好，你理发吧！干吗这样闲站着呢？”

玛卡尔·库兹米奇沉默不语，站在那儿呆呆地不动，随后从口袋里取出一块小手绢，哭起来。

“哎，何必呢！”艾拉斯特·伊万内奇安慰他说。“别哭了！这个人啊，哭天抹泪的，倒像个娘们家！你先理完我的发，然后再哭也不迟。你把剪子拿起来！”

玛卡尔·库兹米奇拿起剪子来，茫然看了它一分钟，随后却失手把它掉在桌子上。他的手不住发抖。

“我没法干活！”他说。“现在我没法干活，我浑身没力气了！我是不幸的人啊！她也不幸！我们相亲相爱，彼此已经说定，可是现在给坏心肠的人毫不留情地拆散了。您走吧，艾拉斯特·伊万内奇！我看见您就受不了。”

“那我明天再来，玛卡鲁什卡。明天你再理完我的发。”

“行。”

“你消一消气吧，明天我再到你这儿来，一大早就来。”

艾拉斯特·伊万内奇的半个头剪光头发，露出头皮，像是苦役犯(4)。他的头保持这种样子是不妥的，然而又无法可想。他就拿起披巾来围上他的头和脖子，走出理发店。这时候店里只剩下玛卡尔·库兹米奇一个人，他就坐下，继续轻声哭泣。

第二天一大早，艾拉斯特·伊万内奇又来了。

“您有什么贵干？”玛卡尔·库兹米奇冷冰冰地问他说。

“你把我的头发剪完吧，玛卡鲁什卡。还有半边头发没剪呢。”

“那就请您先付钱。我不能白理发而不拿钱。”

艾拉斯特·伊万内奇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到现在为止，他的头上还是半边头发长，半边头发短。花钱理发，他认为是奢侈，他就等着剪过发的半边脑袋上自己生出头发来。就连在婚礼上喝酒的时候，他也还是这副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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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示敬礼。

(2) 俄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一般是厚嘴唇，高颧骨。

(3) 鞑靼人一般剃光头。

(4) 帝俄时代，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苦役犯被迫剃光半边头发。

劝告

这扇门，是通到房间里去的最平常的门。它用木料做成，涂着平常的白漆，安着普通的门钩，然而……它为什么这样威严呢？它大有奥林匹斯山诸神在此的气概！(1)门里边坐着……不过，这不关我们的事。

门外有两个人站着谈话：

“谢谢，先生！”

“这是给您的，给您的孩子买点牛奶喝吧。这是因为我给您添了不少麻烦，马克西姆·伊万内奇。要知道，这件事拖了三年，可不是闹着玩的。……请您原谅，这点小意思太少。……可是请您出点力，老兄！”他顿一下。“我，恩人，想对波尔菲烈·谢苗内奇表一表谢意。……他老人家是我的大恩人，我的事全得靠他做主。……我应该送他一点礼才对……比方说，两三百卢布。……”

“送他……几百？！您在说什么呀？您疯啦，亲爱的！您在胸前画个十字吧！波尔菲烈·谢苗内奇可不是这样的人。……”

“他不要？这就可惜了，先生。……要知道，我这是出于真心，马克西姆·伊万内奇。……这可不能算是什么贿赂。……这是真心诚意的馈赠……报答他付出的过分的辛劳。……要知道我不是没有心肝的人，我懂得他的辛苦。……如今谁还会光为了挣薪金而管这种麻烦事呢？嗯。……就是这样。……这不是受贿，而是所谓合法的收受礼物。……”

“不，这不行！他是那么一种人……那么一种人！”

“我知道他老人家，马克西姆·伊万内奇！他是大好人！他的心地极其善良，他的灵魂充满博爱……和仁慈。……他待人那么亲热。……他瞧着你，就能深深地打动你。……我白日黑夜为他祷告。……可就是我这件事拖得太久了！哦，不过这也没什么。……我很想对他表一表谢意，报答他的种种美德。……比方说，三百卢布。……”

“他不会要。……他性格与众不同！很严格！您不要急着去找他。……他为人出力，操心劳神，晚上睡不着觉，可是关于谢意什么的，他根本不会要。……他就是立下了这样的规矩。而且说实在的，他要您的钱干吗？他自己就是财主嘛！”

“多么遗憾。……我一心想对他表一表我的心意！”然后他压低声音说：“再者，我那件事要能有点进展才好。……要知道这件事已经拖了三年，老兄！三年了！”然后他大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心里愁得很，我的恩人。……拜托您吧，老兄！”他顿一下。“三百上下，我是能办到的。……千真万确。……哪怕眼下，我都拿得出来。……”

“嗯。……是啊。……该怎么办呢？”停顿一下。“那我就劝您这么办。……假如您真想为他的恩惠和操心表一表谢意，那么……遵命，我去对他说。……我去告诉他就是。……我可以劝劝他。……”

“劳驾，老兄！”随后是长时间的沉默。

“谢谢。……他会给您面子的。……只是您不要给三百卢布。……您不要拿这么一丁点钱去麻烦他。……对他来说，这点钱等于零，等于什么也没有……等于一股气。……您就给他一千吧。……”

“两千！”房门里边有人说。

现在这出戏闭幕了。但愿没有人认为这件事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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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林匹斯山是希腊神话中诸神聚居的地方。

胖子和瘦子

尼古拉铁路(1)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相遇：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胖子刚在火车站上吃过饭，嘴唇上粘着油而发亮，就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身上冒出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火车上下来，拿着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他身上冒出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站着一个长下巴的瘦女人，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高身量的中学生，眯细一只眼睛，是他的儿子。

“波尔菲利！”胖子看见瘦子，叫起来。“真是你吗？我的朋友！很久没见面了！”

“哎呀！”瘦子惊奇地叫道。“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这是从哪儿来？”

两个朋友互相拥抱，吻了三次，然后彼此打量着，眼睛里含满泪水。两个人都感到又惊又喜。

“我亲爱的！”瘦子吻过胖子后开口说。“这可没有料到！真是出乎意外！嗯，那你就好好地看一看我！你还是从前那样的美男子！还是那么个风流才子，还是那么讲究穿戴！上帝啊！嗯，你怎么样？很阔气吗？结了婚吗？我呢，你看，已经结婚了。……这就是我的妻子路易莎，娘家姓万增巴赫……她是新教徒。……这是我儿子纳法纳伊尔，中学三年级学生。这个人，纳法尼亚(2)，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在中学里念过书！”

纳法纳伊尔想了一会儿，脱下帽子。

“我们一块儿在中学里念过书！”瘦子继续说。“你还记得大家怎样拿你开玩笑吗？他们给你起个外号叫赫洛斯特拉特(3)，因为你用纸烟把课本烧穿一个洞。他们也给我起个外号叫厄菲阿尔特(4)，因为我喜欢悄悄到老师那儿去打同学们的小报告。哈哈。……那时候咱们都是小孩子！你别害怕，纳法尼亚！你管自走过去，离他近点。……这是我妻子，娘家姓万增巴赫……新教徒。”

纳法纳伊尔想了一会儿，躲到父亲背后去了。

“嗯，你的景况怎么样，朋友？”胖子问，热情地瞧着朋友。“你在哪儿当官？做到几等官了？”

“我是在当官，我亲爱的！我已经做了两年八等文官，还得了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我的薪金不多……哎，那也没关系！我妻子教音乐课，我呢，私下里用木头做烟盒。很精致的烟盒呢！我卖一卢布一个。要是有人要十个或者十个以上，那么你知道，我就给他打个折扣。我们好歹也混下来了。你知道，我原来在衙门里做科员，如今调到这儿同一类机关里做科长。……我往后就在这儿工作了。嗯，那么你怎么样？恐怕已经做到五等文官了吧？啊？”

“不，我亲爱的，你还要说得高一点才成，”胖子说，“我已经做到三等文官。……有两枚星章了。”

瘦子突然脸色变白，呆若木鸡，然而他的脸很快就往四下里扯开，做出挺畅快的笑容，仿佛他脸上和眼睛里不住迸出火星来似的。他把身体缩起来，哈着腰，显得矮了半截。……他的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也都收缩起来，好像现出皱纹来了。……他妻子的长下巴越发长了。纳法纳伊尔挺直身体，做出立正的姿势，把他制服的纽扣全都扣上。……

“我，大人……很愉快！您，可以说，原是我儿时的朋友，现在忽然间，青云直上，做了这么大的官，您老！嘻嘻。”

“哎，算了吧！”胖子皱起眉头说。“何必用这种腔调讲话呢？你我是小时候的朋友，哪里用得着官场的那套奉承！”

“求上帝饶恕我。……您怎能这样说呢，您老……”瘦子赔笑道，把身体缩得越发小了。“多承大人体恤关注……有如使人再生的甘霖。……这一个，大人，是我的儿子纳法纳伊尔……这是我的妻子路易莎，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新教徒。……”

胖子本来打算反驳他，可是瘦子脸上露出那么一副尊崇敬畏、阿谀谄媚、低首下心的丑态，弄得三等文官恶心得要呕。他扭过脸去不再看瘦子，光是对他伸出一只手来告别。

瘦子握了握那只手的三个手指头，弯下整个身子去深深一鞠躬，嘴里发出像中国人那样的笑声：“嘻嘻嘻。”他妻子微微一笑。纳法纳伊尔并拢脚跟立正，把制帽掉在了地上。三个人都惊喜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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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一条铁路，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名。

(2) 纳法纳伊尔的爱称。

(3) 希腊人，公元前356年放火烧掉了以弗所（小亚细亚）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因而闻名。

(4) 希腊人，公元前5世纪，为波斯军队带路，出卖同胞，引敌入境。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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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龙(1)

警官奥丘美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个小包，穿过市集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个警察，生着棕红色头发，端着一个粗箩，上面盛着没收来的醋栗，装得满满的。四下里一片寂静。……广场上连人影也没有。小铺和酒店敞开大门，无精打采地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像是一张张饥饿的嘴巴。店门附近连一个乞丐都没有。

“你竟敢咬人，该死的东西！”奥丘美洛夫忽然听见说话声。“伙计们，别放走它！如今咬人可不行！抓住它！哎哟……哎哟！”

狗的尖叫声响起来。奥丘美洛夫往那边一看，瞧见商人彼丘京的木柴场里窜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跑路，不住地回头看。在它身后，有一个人追出来，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开怀的坎肩。他紧追那条狗，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抓住那条狗的后腿。紧跟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喊声：“别放走它！”带着睡意的脸纷纷从小铺里探出来，不久木柴场门口就聚上一群人，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

“好像出乱子了，官长！……”警察说。

奥丘美洛夫把身子微微往左边一转，迈步往人群那边走过去。在木柴场门口，他看见上述那个敞开坎肩的人站在那儿，举起右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给那群人看。他那张半醉的脸上露出这样的神情：“我要揭你的皮，坏蛋！”而且那根手指头本身就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丘美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闹出这场乱子的祸首是一条白毛小猎狗，尖尖的脸，背上有一块黄斑，这时候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前腿劈开，浑身发抖。它那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恼和恐惧。

“这儿出了什么事？”奥丘美洛夫挤到人群中去，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干吗竖起手指头？……是谁在嚷？”

“我本来走我的路，大人，没招谁惹谁……”赫留金凑着空拳头咳嗽，开口说。“我正跟米特利·米特利奇谈木柴的事，忽然间，这个坏东西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指头咬一口。……请您原谅我，我是个干活的人。……我的活儿细致。这得赔我一笔钱才成，因为我也许一个星期都不能动这根手指头了。……法律上，官长，也没有这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遭狗咬，那还不如别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好。……”

“嗯！……好……”奥丘美洛夫严厉地说，咳嗽着，动了动眉毛。“好。……这是谁家的狗？这种事我不能放过不管。我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看看！现在也该管管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等到罚了款，他，这个混蛋，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畜生放出来有什么下场！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叶尔德林，”警官对警察说，“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得打死才成。不许拖延！这多半是条疯狗。……我问你们：这是谁家的狗？”

“这条狗像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说。

“日加洛夫将军家的？嗯！……你，叶尔德林，把我身上的大衣脱下来。……天好热！大概快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懂：它怎么会咬你的？”奥丘美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它身子矮小，可是你，要知道，长得这么高大！你这个手指头多半是让小钉子扎破了，后来却异想天开，要人家赔你钱了。你这种人啊……谁都知道是个什么货色！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魔鬼！”

“他，大人，把他的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拿它开心。它呢，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无聊的人，官长！”

“你胡说，独眼龙！你眼睛看不见，为什么胡说？大人是明白人，看得出来谁胡说，谁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说话。……我要胡说，就让调解法官(2)审判我好了。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如今大家都平等了。……不瞒您说……我弟弟就在当宪兵。……”

“少说废话！”

“不，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察沉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半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大人。……”

“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里的狗都名贵，都是良种，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毛色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下贱货。……他老人家会养这样的狗？！你的脑筋上哪儿去了？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道会怎样？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赫留金，受了苦，这件事不能放过不管。……得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警察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一条狗。”

“没错儿，是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嗯！……你，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怪冷的。……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在那儿问一下。……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派你送去的。……你说以后不要把它放到街上来。也许它是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猡都拿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践死。狗是娇嫩的动物嘛。……你，蠢货，把手放下来！用不着把你那根蠢手指头摆出来！这都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来问问他吧。……喂，普罗霍尔！你过来，亲爱的！你看看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费很多工夫去问了，”奥丘美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多说了。……既然他说是野狗，那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继续说，“可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前几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狗。他老人家的哥哥却喜欢。……”

“莫非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符拉季米尔·伊万内奇来了？”奥丘美洛夫问，他整个脸上洋溢着动情的笑容。“可了不得，上帝啊！我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阵吧？”

“住一阵。……”

“可了不得，上帝啊！……他是惦记弟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那么这是他老人家的狗？很高兴。……你把它带去吧。……这条小狗怪不错的。……挺伶俐。……它把这家伙的手指头咬一口！哈哈哈！……咦，你干吗发抖？呜呜……呜呜。……它生气了，小坏蛋……好一条小狗。……”

普罗霍尔把狗叫过来，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丘美洛夫对他威胁说，然后把身上的大衣裹裹紧，穿过市集的广场，径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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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蜥蝎类动物，其肤色随环境不同而改变。

(2) 帝俄时代的保安的法官，只审理小案子。

假面

某城社交界俱乐部里正举办一个旨在慈善性募捐的假面舞会，或者按当地小姐们的称呼，就是化装舞会(1)。

那是夜间十二点钟。有的知识分子没参加跳舞，也没戴假面（他们一共有五人），在阅览室里围着大桌子坐定，把鼻子和胡子凑到报纸上，看报、打盹儿，不过按照京城报纸派驻本地的记者，一个颇有自由派倾向的先生的说法，他们是在“思考”。

从大厅里传来卡德里尔舞曲《纺车》的乐声。仆役们不时从房门前面跑过去，脚步声咚咚地响，手里端着的餐具叮当作声。阅览室里却异常安静。

“这儿似乎会方便点！”忽然传来一个压低的、暗哑的说话声，仿佛是从火炉里发出来的。“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伙伴们！”

房门开了，一个矮小结实的男人走进阅览室里来，身穿马车夫服装，头戴插着孔雀毛的帽子，脸上蒙着假面。跟着他走进来的是两个戴着假面的女人和一个端着托盘的仆役。托盘上放着一个大肚瓶，里面盛着甜酒，另外有三瓶红葡萄酒和几个玻璃杯。

“到这儿来！这儿也凉快点，”男人说，“你把托盘放在桌子上。……你们坐下吧，小姐们！热—乌—普—里—阿—拉—脱里蒙特朗！(2)你们，诸位先生，让开……不用待在这儿！”

男人的身子摇晃一下，他伸出手去把桌上几本杂志拂落到地上。

“把托盘放在这儿！你们这些看报的先生，让开。现在不是看报和研究政治的时候。……把报纸丢开！”

“我想请您安静点，”一个知识分子隔着眼镜看看戴假面的男人，说。“这儿是阅览室，不是饮食部。……这儿不是喝酒的地方。”

“为什么不是喝酒的地方？莫非桌子会摇晃，或者天花板会塌下来？怪事！不过……现在没有闲磕牙的工夫！把报纸丢开。……你们已经看了一会儿，也就够了。你们不看报也已经聪明得很。再者看报伤眼睛。不过主要的是我不愿意你们看报，就是这么回事。”

仆役把托盘放在桌子上，把餐巾搭在胳膊肘上，在门口站住。两个女人立刻开始喝葡萄酒。

“天下居然有这样的聪明人，反倒认为看报比喝酒好，”插孔雀毛的男人给自己斟了一杯甜酒，开口说。“依我看来，你们这些可敬的先生，喜欢看报是因为没有钱买酒喝。我说对了吧？哈哈！……他们老是看报！喂，那上边都写着些什么？戴眼镜的先生！您读到些什么呀？哈哈！哎，别看了！你别装模作样！还是喝酒的好！”

插孔雀毛的男人略微欠起身子，从戴眼镜的先生手里夺过报纸来。那一个脸色发白，后来又转红，惊愕地看看其他的知识分子，那些人也惊愕地看他。

“您得意忘形了，先生！”他面红耳赤地说。“您把阅览室变成了酒馆，您竟然胡作非为，夺去我手里的报纸！我不容许！您不知道您在跟谁打交道吧，先生！我是银行经理热斯加科夫！……”

“我才不来管你是不是热斯加科夫呢！喏，这就是我对你的报纸所抱的敬意。……”

男人举起报纸来，把它撕成碎片。

“诸位先生，这是怎么回事？”热斯加科夫喃喃地说，愣住了。“这真奇怪，这……这简直难以想象。……”

“他老人家生气了，”那个男人说，笑起来。“哎呀呀，我害怕！就连我的腿都打哆嗦了。听我说，诸位可敬的先生！咱们把玩笑放在一边，我实在不高兴跟你们闲磕牙。……我想单独跟这些小姐待在这儿乐一乐，所以我请你们不要碍手碍脚，走出去。……请吧！别列布兴先生，滚出去！你干吗皱眉头？我叫你出去，你就乖乖地出去！快着点，要不然，瞧着吧，说不定你就要挨揍！”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孤儿院会计主任别列布兴涨红脸，耸起肩膀问。“我简直不明白。……一个无耻之徒闯到这儿来……忽然说出这种话来！”

“什么叫无耻之徒？”插孔雀毛的男人叫道，生气了，一拳头捶在桌子上，震得托盘上的杯子跳起来。“你在跟谁说话？你以为我戴着假面，你就可以对我胡说八道？好一张利嘴！我叫你出去，你就出去！银行经理，你趁早滚出去！大家都走，一个混蛋也别留下！滚蛋！”

“别忙，我们马上就会看见结果的！”热斯加科夫说，激动得连眼镜都冒汗了。“我要给您点颜色看看！喂，去把值班的主任叫到这儿来！”

一分钟后身材矮小、头发棕红的主任走进来，上衣翻领上有一条天蓝色细带，由于跳舞而气喘吁吁。

“请您出去！”他开口说。“这儿不是喝酒的地方！请到饮食部去！”

“你这是打哪儿跳出来的？”戴假面的男人问。“难道是我叫你来的？”

“我请求您不要‘你，你’地称呼我，请您出去！”

“你听我说，老兄：我给你一分钟时间。……由于你是主任，是大人物，那你就拉住这些戏子的胳膊，把他们带出去。要是这儿有外人，我这些小姐就不高兴。……她们就会受拘束。我既花了钱，总希望她们自由自在点。”

“显然，这个霸道的家伙不明白他不是在牲口圈里！”热斯加科夫叫道。“把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叫来！”

“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整个俱乐部里传遍呼喊声。“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在哪儿？”

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是个老人，穿着警官的制服，立刻就来了。

“我请求您从这儿出去！”他声音沙哑地说，瞪起吓人的眼睛，动了动染过色的唇髭。

“哎呀，吓死人了！”那个男人说，乐得哈哈大笑。“真的，吓死人了！居然有这么可怕的人，叫上帝打死我吧！他的唇髭活像猫胡子，眼睛瞪得老大。……嘻嘻嘻！”

“我请求你少说废话！”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用尽气力叫道，浑身发抖。“滚出去！我要叫人把你拉出去！”

阅览室里乱哄哄，闹得不可开交。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脸红得像虾一样，不住嚷叫、跺脚。热斯加科夫大嚷大叫。别列布兴大嚷大叫。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大嚷大叫，然而戴假面的男人那深沉而又暗哑的男低音却盖过所有的声音。由于这场轩然大波，跳舞中断了。人们从大厅里纷纷涌到阅览室来。

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为了显显威风，就把俱乐部里的警察统统叫来，他自己坐下来写呈文。

“写吧，写吧，”假面人说，不住把手指头伸到钢笔底下去。“现在叫我这个可怜人怎么得了？我这个可怜虫呀！您何苦断送我这个孤儿哟？哈哈！嗯，要写就写吧！呈文写好了吗？全写完了？好，现在你们瞧着！——一——二——三！！”

男人站起来，挺直全身，摘掉脸上的假面。他露出他的醉脸，瞧着大家，欣赏他所造成的效果，然后在圈椅上坐下，心花怒放地哈哈大笑。他也确实造成了非同小可的影响。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张皇失措地面面相觑，脸色煞白，有的人搔后脑壳。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嗽了嗽喉咙，就像一个人无意中做了一件很大的蠢事似的。

大家认出这个暴徒就是当地的大财主，工厂主，世袭的荣誉公民皮亚季戈罗夫，以喜欢闹事和热心于慈善事业闻名，而且正如当地报纸不止一次说过的，对教育事业充满热爱。

“怎么样，你们出去不出去？”皮亚季戈罗夫沉默片刻后，问。

那些知识分子沉默着，一言不发，踮起脚尖从阅览室里走出去，皮亚季戈罗夫等他们走后就关上门。

“你一定早就知道他是皮亚季戈罗夫！”过了一会儿，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抓住一个把酒送进阅览室去的仆役，摇撼他的肩膀，压低喉咙，用沙哑的声音说。“为什么你不说出来？”

“他老人家不许说，先生！”

“不许说。……我把你这混蛋关起来，坐一个月牢，你才会明白什么叫‘不许说’。滚开！！你们呢，诸位先生，也真是妙极了，”他扭过脸去对那些知识分子说。“你们居然造反！你们就不能从阅览室里走出去十分钟！现在就请你们来喝这锅粥吧。唉，诸位先生，诸位先生啊。……我可不喜欢这样，真的！”

那些知识分子在俱乐部里走来走去，垂头丧气，心慌意乱，自觉有罪，喁喁私语，仿佛预感到大难临头似的。……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听说皮亚季戈罗夫“受了委屈”，生了气，她们就大气也不敢出，分头回家。跳舞停止了。

夜里两点钟，皮亚季戈罗夫从阅览室里走出来。他喝醉了，脚步蹒跚。他走进大厅里，在乐队旁边坐下，在音乐声中昏昏睡去，后来悲哀地低下头，打起鼾来。

“别奏乐！”主任对乐师们摇着手说。“嘘！……叶戈尔·尼雷奇睡着了。……”

“请问，要把您送回家里去吗，叶戈尔·尼雷奇？”别列布兴低下头，凑着大财主的耳朵，问道。

皮亚季戈罗夫努出嘴唇，像是要吹掉脸上的苍蝇似的。

“请问，要把您送回家去吗？”别列布兴又问一遍，“再不然，要不要把您的马车叫来？”

“啊？谁？你……你有什么事？”

“该送您回家了。……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

“我要回……回家。……送我回去吧！”

别列布兴高兴得眉开眼笑，动手把皮亚季戈罗夫搀起来。别的知识分子也跑到他跟前，愉快地微笑，把世袭荣誉公民扶起来，小心地送到马车那边去。

“要知道，像这样愚弄一大群人，只有演员和天才才办得到，”热斯加科夫把他扶上马车，快活地说。“我简直吃了一惊呢，叶戈尔·尼雷奇！我一直到现在还要笑。……哈哈。……我们这些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团团转！哈哈！您相信吗？就是在戏院里我也从没这么笑过。……滑稽透了！我一辈子都会记住这个使人难忘的夜晚！”

把皮亚季戈罗夫送走以后，那些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放心了。

“他临走还握一下我的手呢，”热斯加科夫说，很满意。“这就是说，万事大吉，他不生气了。……”

“上帝保佑他吧！”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叹道。“他是流氓，是下流坯，可是要知道，他又是慈善家！……真没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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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法语。

(2) 读音不准的法语，意义不明。

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利希别耶夫军士！您被控在今年九月三日用言语和行动侮辱本县警察日金、乡长阿里亚波夫、乡村警察叶菲莫夫、见证人伊万诺夫和加甫利洛夫，以及另外六个农民，而且前三个人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受到您的侮辱。您承认犯了这些罪吗？”

普利希别耶夫是个满脸皱纹的军士，生着一张好像有刺的脸。这时候他垂下两条胳膊，两只手贴着裤缝，用闷声闷气的沙哑嗓音答话，咬清每个字的字音，仿佛在下命令似的：

“老爷，调解法官先生！当然，根据法律的一切条款，法庭有理由让双方陈述当时的各种情况。有罪的不是我，而是另外那些人。这件事全是由一具死尸惹出来的，祝他的灵魂升天堂！三号那天我跟我妻子安菲莎正在心平气和、规规矩矩地走路，可是抬头一看，却瞧见河岸上站着一大群各式各样的人。我要请问：老百姓有什么充分的权利聚在一起？这是什么缘故？难道法律上写着人可以成群结伙吗？我喊道：‘散开！’我就动手推那些人，叫他们散开，各回各的家，我还吩咐乡村警察揪着他们的脖子把他们赶走。……”

“容我插一句嘴，您根本就不是县里的警察，也不是村长，难道驱散人群是您的事？”

“他管不着！他管不着！”从审讯室的各个角落里响起人们的说话声。“他闹得人没法活了，老爷！我们受他的气有十五年了！自从他离开军队回家以后，大家就恨不得逃出村子去才好。他骑在大家的脖子上！”

“正是这样，老爷！”村长作证说。“我们整个村子都在抱怨。说什么也没法跟他一块儿生活下去了！不管我们抬着圣像游行也罢，办喜事也罢，或者，比方说，出了什么岔子，他处处都管，嚷啊叫的，吵吵闹闹，老是要人家守规矩。他拧小伙子的耳朵，暗地里监视娘们儿，生怕出什么事，好像他是她们的公公似的。……前几天他跑遍全村各户人家，吩咐大家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根本就没有一条法律准许唱歌。”

“请您等一下，回头您还有机会发言，”调解法官说，“现在先让普利希别耶夫继续讲下去。您接着说，普利希别耶夫！”

“是，先生！”军士声音沙哑地说。“您，老爷，多承指教，说驱散人群不是我的事。……好。……可要是乱了套呢？难道可以容许老百姓胡闹吗？法律上有哪一条写着老百姓可以由着性儿干？我不能容许，先生。要是我不把他们赶走，不管他们，还有谁来管？谁都不懂什么叫做真正的规矩，全村子，老爷，可以说，只有我一个人才懂得该怎么对付那些老百姓，老爷，我什么都懂。我不是庄稼汉，我是军士，是退役的军需中士，在华沙的司令部里当过差，这以后，不瞒您说，我堂堂正正退了伍，进了消防队，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我又离开消防队，在一个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当过两年看门人。……所有的规矩我都懂，先生。可是庄稼汉是普通人，什么也不懂，应当听我的话，因为我是为他们好。比方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我驱散人群，可是在河边沙地上却躺着一具从水里打捞上来的尸首。我要请问，他有什么理由躺在那儿？难道这合乎规矩？本县的警察是管什么的？我就说：‘你，本县的警察，为什么不报告长官？也许这个淹死的人是投河自尽的，可也许这件事里头有西伯利亚的味道呢(1)。说不定这是犯刑事罪的杀人案。……’可是县里的警察日金满不在乎，只顾抽他的烟。他说：‘这个人是谁，在这儿指指点点的？他是打哪儿来的？’他说，‘难道缺了他，我们就不会办事？’我就说：‘既然你站在那儿，满不在乎，可见你这个傻瓜就是什么也不懂。’他说：‘昨天我就已经报告区警察分局长了。’我就问：‘干什么报告区警察分局长？这是根据法典里哪一条？像淹死啦、吊死啦，和这一类别的案子，难道能由区警察分局长办？’我说，‘这是刑事案子，民事诉讼嘛。……’我说，‘眼下得赶紧派专人呈报侦讯官先生和法官先生。’我说，‘你首先就得打个报告，送到调解法官先生那儿去。’可是他，县里的警察，一直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这样。大伙儿都笑，老爷。我敢为我的供词发誓。这个人就笑过，那一个也笑过，日金也笑过。我说：‘你们干吗龇着牙笑？’不料县里的警察说：‘这样的案子不归调解法官管。’我一听这话，简直火冒三丈。警察，你不是说过这话吗？”军士转过脸对县里的警察日金说。

“说过。”

“大家都听见你当着所有老百姓的面说出这种话来：‘这样的案子不归调解法官管。’大家都听见你说过这种话。……我，老爷，顿时火冒三丈，甚至都吓坏了。我就说：‘你再说一遍，混蛋，你把你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他就把那句话又说一遍。……我走到他跟前。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调解法官先生？你是警察局的警察，居然要反对官府？啊？’我说：‘你知道吗？要是调解法官先生高兴的话，他们就能因为你说过这话而认定你行为不端，把你送到省里的宪兵队去。’我说：‘你知道调解法官先生们会因为你说出这种有政治色彩的话而把你发配到哪儿去？’可是乡长说话了：‘调解法官根本就不能管他职权以外的事。只有小案子才归他审。’他就是这么说的，大家都听见了。……我就说：‘你怎么敢藐视官府？’我说：‘喂，你不要跟我开玩笑，要不然，老兄，事情可就要不妙。’当初我在华沙，或者在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当看门人的时候，一听见有什么不成体统的话，就往街上瞧，看有宪兵没有。‘老总，’我说，‘你到这儿来。’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地报告他。可是在这村子里，你去跟谁说呢？……我心里的火就上来了。我看见如今的人又放肆又犯上，心里就有气，我就抡起胳膊来给了他一下子……不过，当然，不是打得很使劲，而是正正经经而又轻轻地随手给了一下，让他不敢再用那样的话说老爷。……县里的警察却给乡长撑腰。……于是我也打县里的警察。……这一下子就乱打起来了。……我是一时性起，老爷，嗯，不过话说回来，不打人也不行。如果你见了蠢人不打，你的灵魂就背上了罪过。何况这是为了正事……出了乱子。……”

“容我插一句嘴！出了乱子自有人管。县里的警察、村长、村里的警察就管这种事。……”

“县里的警察不能样样事都管到，而且警察又不如我这么明白事理。……”

“可是您要明白，这不关您的事！”

“什么，先生？这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奇怪，先生。……人家胡闹，却不关我的事！那该怎么样，要我称赞他们还是怎么的？喏，他们对您抱怨，说我不准唱歌。……可是唱歌有什么好处？放着正事不干，他们却唱歌。……还有，他们养成风气，晚上点起灯坐着。应该躺下睡觉才对，可是他们又说又笑。我已经记下来了！”

“您记下了什么？”

“记下谁点起灯坐着。”

普利希别耶夫从衣袋里取出一张油污的纸片，戴起眼镜，念道：

“‘点了灯闲坐着的农民计有伊万·普罗霍罗夫、萨瓦·米基福罗夫、彼得·彼得罗夫。大兵的寡妇淑斯托罗娃同谢苗·基斯洛夫私姘。伊格纳特·斯威尔巧克行巫术，他的妻子玛芙拉是巫婆，每到夜间就去挤别人家奶牛的奶。’”

“够了！”法官说，然后开始审问证人。

普利希别耶夫军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惊讶地瞧着调解法官，那个法官分明不是站在他这一边。他那对暴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红。他看了看调解法官，看了看证人，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何以调解法官那么激动，何以从审讯室的各个角落里时而响起抱怨声，时而响起抑制的笑声。法官的判决他也不理解：坐一个月的牢！

“这是什么缘故？！”他说，大惑不解地摊开两只手。“根据哪一条法律？”

他这才明白过来：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如何也没法活下去了。他脑子里满是阴郁沮丧的思想。然而临到他从审讯室里走出去，看见农民们在那儿互相拥挤和谈话，他却拗不过老习惯，把两只手贴在裤缝上，用沙哑的气愤声调嚷道：

“老百姓，散开！不许成群结伙！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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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谓“这可能是凶杀案”；在帝俄时代，杀人犯要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苦恼

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1)……

暮色昏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约纳·波达波夫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态、它那瘦骨嶙峋的身架、它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像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干。它多半在想心思。不论是谁，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儿来，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停的喧嚣、熙攘的行人的旋涡当中来，那他就不会不想心事。……

约纳和他的瘦马已经有很久停在那个地方没动了。他们还在午饭以前就从大车店里出来，至今还没拉到一趟生意。可是现在傍晚的暗影已经笼罩全城。街灯的黯淡的光已经变得明亮生动，街上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赶车的，到维堡区(2)去！”约纳听见了喊声。“赶车的！”

约纳猛地哆嗦一下，从沾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到维堡区去！”

为了表示同意，约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撒下来。……那个军人坐上了雪橇。车夫吧嗒着嘴唇叫马往前走，然后像天鹅似的伸长了脖子，微微欠起身子，与其说是由于必要，不如说是出于习惯地挥动一下鞭子。那匹瘦马也伸长脖子，弯起它那像棍子一样的腿，迟疑地离开原地走动起来了。……

“你往哪儿闯，鬼东西！”约纳立刻听见那一团团川流不息的黑影当中发出了喊叫声。“鬼把你支使到哪儿去啊？靠右走！”

“你连赶车都不会！靠右走！”军人生气地说。

一个赶轿式马车的车夫破口大骂。一个行人恶狠狠地瞪他一眼，抖掉自己衣袖上的雪，行人刚刚穿过马路，肩膀撞在那匹瘦马的脸上。约纳在赶车座位上局促不安，像是坐在针尖上似的，往两旁撑开胳膊肘，不住转动眼珠，就跟有鬼附了体一样，仿佛他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儿似的。

“这些家伙真是混蛋！”那个军人打趣地说。“他们简直是故意来撞你，或者故意要扑到马蹄底下去。他们这是互相串通好的。”

约纳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约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

“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约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

“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哟。”

“你拐弯啊，魔鬼！”黑地里发出了喊叫声。“你瞎了眼还是怎么的，老狗！用眼睛瞧着！”

“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微微欠起身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伛下腰，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把套靴踩得很响，互相诟骂，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

“赶车的，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约纳抖动缰绳，吧嗒嘴唇。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一个卢布也罢，五戈比也罢，如今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有乘客就行。……那几个青年人就互相推搡着，嘴里骂声不绝，走到雪橇跟前，三个人一齐抢到座位上去。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该哪两个坐着，哪一个站着呢？经过长久的吵骂、变卦、责难以后，他们总算作出了决定：应该让驼子站着，因为他最矮。

“好，走吧！”驼子站在那儿，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对着约纳的后脑壳喷气。“快点跑！嘿，老兄，瞧瞧你的这顶帽子！全彼得堡也找不出比这更糟的了。……”

“嘻嘻……嘻嘻……”约纳笑着说。“凑合着戴吧。……”

“喂，你少废话，赶车！莫非你要照这样走一路？是吗？你想挨揍吗？……”

“我的脑袋痛得要炸开了……”一个高个子说。“昨天在杜克玛索夫家里，我跟瓦斯卡一块儿喝了四瓶白兰地。”

“我不明白，你何必胡说呢？”另一个高个子愤愤地说。“他胡说八道，就跟畜生似的。”

“要是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我说的是实情。……”

“要说这是实情，那么，虱子能咳嗽也是实情了。”

“嘻嘻！”约纳笑道。“这些老爷真快活！”

“呸，见你的鬼！……”驼子愤慨地说。“你到底赶不赶车，老不死的？难道就这样赶车？你抽它一鞭子！咑，魔鬼！咑！使劲抽它！”

约纳感到他背后驼子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他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驼子骂个不停，诌出一长串稀奇古怪的骂人话，直骂得透不过气来，连连咳嗽。那两个高个子讲起一个叫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的女人。约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

“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咳了一阵，擦擦嘴唇，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你赶车吧！诸位先生，照这样的走法我再也受不住了！他什么时候才会把我们拉到呢？”

“那你就稍微鼓励他一下……给他一个脖儿拐！”

“老不死的，你听见没有？真的，我要揍你的脖子了！……跟你们这班人讲客气，那还不如索性走路的好！……你听见没有，蛇妖(3)？莫非你根本就不把我们的话放在心上？”

约纳与其说是感到，不如说是听到他的后脑勺上啪的一响。

“嘻嘻……”他笑道。“这些快活的老爷……愿上帝保佑你们！”

“赶车的，你有老婆吗？”高个子问。

“我？嘻嘻……这些快活的老爷！我的老婆现在成了烂泥地啰。……哈哈哈！……在坟墓里！……现在我的儿子也死了，可我还活着。……这真是怪事，死神认错门了。……它原本应该来找我，却去找了我的儿子。……”

约纳回转身，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样死的，可是这时候驼子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声明说，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约纳收下二十戈比以后，久久地看着那几个游荡的人的背影，后来他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大门里，不见了。他又孤身一人，寂静又向他侵袭过来。……他的苦恼刚淡忘了不久，如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约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这种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

约纳瞧见一个扫院子的仆人拿着一个小蒲包，就决定跟他攀谈一下。

“老哥，现在几点钟了？”他问。

“九点多钟。……你停在这儿干什么？把你的雪橇赶开！”

约纳把雪橇赶到几步以外去，伛下腰，听凭苦恼来折磨他。……他觉得向别人诉说也没有用了。……可是五分钟还没过完，他就挺直身子，摇着头，仿佛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似的；他拉了拉缰绳。……他受不住了。

“回大车店去，”他想，“回大车店去！”

那匹瘦马仿佛领会了他的想法，就小跑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约纳已经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边坐着了。炉台上，地板上，长凳上，人们鼾声四起。空气又臭又闷。约纳瞧着那些睡熟的人，搔了搔自己的身子，后悔不该这么早就回来。……

“连买燕麦(4)的钱都还没挣到呢，”他想。“这就是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

墙角上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站起来，带着睡意嗽一嗽喉咙，往水桶那边走去。

“你是想喝水吧？”约纳问。

“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儿子死了。……你听说了吗？这个星期在医院里死掉的。……竟有这样的事！”

约纳看一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一点影响也没看见。那个青年人已经盖好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老人就叹气，搔他的身子。……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他的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地谈一下这件事。……应当有条有理，详详细细地讲一讲才是。……应当讲一讲他的儿子怎样生病，怎样痛苦，临终说过些什么话，怎样死掉。……应当描摹一下怎样下葬，后来他怎样到医院里去取死人的衣服。他有个女儿阿尼霞住在乡下。……关于她也得讲一讲。……是啊，他现在可以讲的还会少吗？听的人应当惊叫，叹息，掉泪。……要是能跟娘们儿谈一谈，那就更好了。她们虽然都是蠢货，可是听不上两句就会哭起来。

“去看一看马吧，”约纳想，“要睡觉，有的是时间。……不用担心，总能睡够的。”

他穿上衣服，走到马房里，他的马就站在那儿。他想起燕麦、草料、天气。……关于他的儿子，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不能想的。……跟别人谈一谈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摹他的模样，那太可怕，他受不了。……

“你在吃草吗？”约纳问他的马说，看见了它的发亮的眼睛。“好，吃吧，吃吧。……既然买燕麦的钱没有挣到，那咱们就吃草好了。……是啊。……我已经太老，不能赶车了。……该由我的儿子来赶车才对，我不行了。……他才是个地道的马车夫。……只要他活着就好了。……”

约纳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

“就是这样嘛，我的小母马。……库兹玛·约内奇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

约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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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宗教诗《约瑟夫的哭泣和往事》。——俄文本编者注

(2) 地名，在彼得堡。

(3) 俄罗斯童话中长有双翅的蛇身怪物是凶恶和强暴的象征。

(4) 马的饲料。

在法庭上

某县城有一幢官府的深棕色房子，平时，地方自治局执行处，调解法官会审法庭以及掌管农务、酒类专卖、军事的衙门和其他许多衙门，轮流在那儿开会。这一天是秋季那种阴云密布的日子，地方法院分院巡回到此地，在那所房子里开庭审案。当地一个官员讲起上述那幢深棕色房子，俏皮地说：

“这儿又有尤斯季齐雅，又有波丽齐雅，又有米丽齐雅(1)，完全成了贵族女子中学。”

然而，大概，正如谚语所说的，“七个保姆反而带出个瞎眼的孩子”，这所房子外貌阴森，好比营房，旧得快要坍了，里里外外的设备一点也没有舒适的影子，弄得新来的、没有官职的人见了，无不感到吃惊，心里发闷。甚至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它也好像被浓重的阴影覆盖着。每到月光明亮的夜晚，树木和小民房就连成一大片阴影，沉入安宁的睡乡，唯独它高踞在朴实无华的景物之上，凭着它那堆石头，压得人透不出气来，有点荒谬而不合时宜，破坏了周围普遍的和谐；它没有睡觉，仿佛过去犯下种种不可饶恕的罪恶，如今无法摆脱沉痛的回忆似的。房子内部完全像个谷仓，一点也不招人喜欢。看起来也真奇怪，那班风度优雅的检察官、委员、首席贵族，在自己家里往往因为屋里有一点淡淡的煤烟味，或者地板上有一块小小的污斑就大吵大闹，如今在这儿，通气窗嗡嗡地响，冒烟的蜡烛发散着刺鼻的气味，污黑的墙壁老是挂着水珠，他们反倒满不在乎了。

地方法院九点多钟开庭。审讯毫不迟延地进行，显然要加紧办完。案子一个个提出来，结案很快，就跟不唱诗的日祷一样，因此那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人脸像春汛的潮水般奔流过去，人们的动作、发言、灾难、真情、假话也一闪而过……任何人的头脑都不能由此得出具体而完整的印象。……临到下午两点钟，已经办完很多案子：两个犯人被判做苦工，一个享有特权的犯人(2)被判褫夺公民权，关进监狱，一个犯人宣告无罪释放，一个案子延期审理。……

两点钟整，庭长宣布审问“农民尼古拉·哈尔拉莫夫被控杀害妻子”一案。法庭仍然由审讯上一案的法官们组成，只有辩护人的位子由新人接替，他是预备法官，年纪很轻，没有胡子，穿一件礼服，纽扣发亮。

“带被告！”庭长下命令道。

可是被告事先已经押来，这时候往被告席走去。他是个高大壮实的农民，年纪大约五十五岁，头顶完全光秃，蓄着棕红色大胡子，毛茸茸的脸上露出冷漠的表情。他身后跟着一个矮小孱弱的兵，荷着枪。

差不多就在被告席旁边，押解兵出了一点小岔子。他忽然脚底下一绊，手里的枪掉下来，可是他没容它掉下地就抓住，枪托猛地砸在膝盖上。旁听席上响起了轻微的笑声。这个押解兵满脸涨得通红，大概是因为砸痛了，或者因为自己笨手笨脚而害臊。

法庭上先是照例问明被告的姓名、籍贯等，调换陪审员，传唤证人，带领他们宣誓，这以后就开始宣读公诉状。书记官肩膀狭窄，脸色苍白，身子瘦弱，因而制服显得很肥，他脸颊上贴着一块膏药，这时候用低沉的男低音读起来，读得很快，就像助祭念经的声调那样不高也不低，仿佛生怕累坏他的胸肺似的。法官桌子后面的鼓风机就来给他帮腔，不住地嗡嗡响，两种声音合起来，给法庭的寂静平添上一种催人入睡的麻醉性质。

庭长还不算老，面容极为疲倦，眼睛近视，这时候坐在圈椅上，纹丝不动，把手掌放在额头旁边，仿佛在挡住阳光，不让它照到眼睛似的。他在鼓风机和书记官发出的嗡嗡声中想自己的心事。临到书记官略为停顿一下，换口气，开始念新的一页，他忽然全身一震，用暗淡无光的眼睛看一下众人，然后低下头去凑近旁边法官的耳朵，叹口气问道：

“您，玛特威·彼得罗维奇，是在杰米扬诺夫旅店里住着吧？”

“对，在杰米扬诺夫那里住。”法官回答说，也全身一震。

“下一回，大概我也要在那家旅店住了。上帝保佑，季皮亚科夫旅店里简直没法住！通宵吵吵闹闹，乱哄哄的！脚步声啦，咳嗽声啦，孩子哭哭啼啼。……不像样子！”

副检察官是个丰满而富态的黑发男子，戴着金丝边眼镜，留着一把梳理整齐的漂亮胡子，这时候坐着不动，好比一尊塑像，用拳头支住脸，在读拜伦的《该隐》。他眼睛里充满读得入神的表情，眉毛惊讶地越扬越高。……他偶尔往椅背上一靠，冷漠地瞧着前面出神，过了一分钟，又埋下头去看书。辩护人用铅笔没削过的一头在桌子上划来划去，偏着头沉思。……他那年轻的脸上没有别的表情，只有呆板而冷漠的烦闷，这样的表情只有那些每天必得坐在同一个地方，看见同样的脸和同样的墙的小学生和职员们才会有。他过一会儿就要发言，可是这丝毫也不使他激动。再者，他的发言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是根据上司的指示，按照沿用已久的陈词滥调把它写成的，自己都觉得它毫无光彩，枯燥乏味，过一会儿，在陪审员面前，他会不动感情、有气无力地把它念完了事，这以后就坐上马车，冒着雨，经过泥泞的道路，去火车站，回到城里，然后很快又接到命令要到某县去，再宣读新的发言……实在无聊！

被告先是焦躁不安地对着袖口嗽喉咙，脸色煞白，可是不久那寂静、那无处不在的单调、那烦闷也感染他了。他呆板而恭敬地瞧着法官们的制服，瞧着陪审员们疲乏的脸，平心静气地䀹着眼睛。原先他关在监狱里，一想起法庭的环境和审讯就提心吊胆，如今他倒十分放心了。他在这儿遇到的情形跟他原来预料的全不一样。他头上本来压着杀人致命的罪名，可是他在这儿却没碰见恐吓的脸、震怒的目光、关于严惩的响亮语句，更谈不到有人来关心他那不同寻常的命运。坐在上面的法官，谁也没有把长久而好奇的目光停在他身上。……阴暗的窗子啦，墙壁啦，书记官的声音啦，副检察官的姿态啦，一概浸透了官场的淡漠，冒出凉气，仿佛杀人犯无非是普通的办公用具，或者那些审问他的都不是活人，而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上帝才知道是由谁开动着的机器罢了。……

那个放宽心的农民却不明白：这儿的人对生活的戏剧和悲剧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就跟医院里的人看待死亡一样，而且正是这种机器般的冷漠无情，才包藏着他的处境的惨痛和无望。看来，他即使不是温顺地坐着，而是站起来，开口恳求他们，声泪俱下地央求他们大发慈悲，沉痛地忏悔，绝望地死去……这一切也还是会在早已麻木的神经和习惯上撞得粉碎，就跟海浪撞在岩石上一样。……

等到书记官念完，庭长不知什么缘故摩挲着他面前的桌子，眯细眼睛久久地瞧着被告，然后懒洋洋地转动着舌头问道：

“被告，您承认六月九日傍晚犯了杀害妻子的罪行吗？”

“不承认，老爷。”被告站起来，回答说，抓住他衣服的前胸。

这以后法庭匆匆忙忙着手审问证人，一连审问了两个农妇、五个农民和一个调查过案情的乡村警察。这些人身上都粘着泥浆，他们步行很久，又在证人室里一直坐等，早已筋疲力尽，神色沮丧而阴郁。他们的供词一模一样。他们供道：哈尔拉莫夫像大家一样，跟他的老太婆相处得“不错”，只有喝多了酒才动手打她。六月九日太阳下山的时候，有人发现老太婆倒在穿堂里，头盖骨破裂，身旁一摊血里丢着一把斧子。大家就找尼古拉，要把这个灾难通知他，可是他既不在家，也不在街上。大家就开始在村子里找他，跑遍所有的农舍和酒店，都没找到他。他失踪了，到第三天，他却在乡公所里出现，脸色苍白，衣服破烂，周身发抖。人们就把他绑起来，关押在看守所里。

“被告，”庭长对哈尔拉莫夫说，“您能向法庭说明一下发生凶杀案以后那两天您在什么地方吗？”

“我在野外走来走去。……什么也没吃，什么也没喝。……”

“如果您没杀人，那为什么躲起来呢？”

“我吓坏了。……我怕吃官司。……”

“哦。……好，坐下吧！”

最后一个受审的是给死去的老太婆验尸的县医生。他把他还记得的验尸报告里的话以及今天早晨他到法庭来的路上想起来的话对法庭陈述了一遍。庭长眯细眼睛瞧着他那身乌黑发亮的新衣服，瞧着他讲究的领结，瞧着他活动的嘴唇，听他讲话，可是不知怎的，却有个懒洋洋的想法在他头脑里自动冒出来了：“现在大家都穿短上衣，为什么他做了件长的呢？为什么偏穿长的而不穿短的呢？”

庭长身后传来皮靴慎重的响声。这是副检察官走到桌子这边来，要取一个文件。

“米哈依尔·符拉季米罗维奇，”副检察官低下头凑着庭长的耳朵说。“这个柯烈依斯基办理的侦讯工作马虎得出奇。被告的亲哥哥他没审问，村长他也没审问，那所小屋的情形也没有写清楚，一点也看不懂。……”

“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庭长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叹口气。“他老朽了……不中用了！”

“顺便说一句，”副检察官继续低声说，“请您注意旁听席上第一排右边起第三个人……论相貌像是个戏子。……他却是当地的大财主。有将近五十万家当呢。”

“是吗？从外表倒看不出来。……怎么样，老兄，我们要退庭休息一阵吗？”

“审完这一案再休息吧。”

“随您的便。……哦？”庭长抬起眼睛瞧着医生说。“那么您认为她是当场毙命的？”

“是的，由于脑部受到严重的损伤。……”

医生讲完，庭长就瞧着副检察官和辩护人中间的那块空隙，问道：

“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副检察官眼睛没有离开《该隐》，否定地摇一下头。可是辩护人出乎意外地活动起来，嗽了嗽喉咙，问道：

“请您说一下，大夫，凭伤口的大小能够判断……判断犯人的精神状态吗？换句话说，我是想问一下：伤势的轻重能否使人有权利认为被告处在感情激动的状态？”

庭长抬起睡意蒙眬、神色淡漠的眼睛瞧着辩护人。副检察官丢下《该隐》，瞧着庭长。他们光是呆呆地瞧着，既不微笑，也不惊奇，更不困惑，他们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也许吧，”医生迟疑地说，“如果考虑到犯人……呃呃呃……用斧子劈下去的力量……不过……对不起，我不大明白您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辩护人提出问题却没有得到回答，再者他觉得也无须回答。他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这个问题本来是不知怎么钻进他头脑里来的，只因为受到寂静、烦闷、鼓风机的嗡嗡声的影响，才从舌头上滑出来了。

法庭叫医生退席，开始检查物证。头一样检查的是一件农民长外衣，袖子上有一块深棕色的血迹。法庭审问这块血迹的来源，哈尔拉莫夫供道：

“老太婆去世大约三天前，片科夫给他的马放血。……我正好在那儿，喏，当然，我就帮了帮忙，这才……这才把衣服弄脏了。……”

“可是刚才片科夫供述，他不记得放血的时候有您在场。……”

“我不知道。”

“坐下吧！”

他们开始检查那把使老太婆死于非命的斧子。

“这不是我的斧子。”被告申明说。

“那么是谁的呢？”

“我不知道。……我没有斧子。……”

“庄稼人一天也不能没有斧子。您的邻居伊万·季莫费伊奇跟您一块儿修理过雪橇，他供述这正好就是您的斧子。……”

“我不知道。不过，我敢当着上帝起誓，”哈尔拉莫夫往前伸出一只手，张开手指，“……我敢当着真正的造物主起誓。我以前什么时候有过斧子，现在可记不清了。以前倒真是有过那么一把，好像比它小一点，可是我的儿子普罗霍尔把它弄丢了。在他当兵的大约两年前，他去砍柴，跟伙伴们喝开了酒，就把它弄丢了。……”

“好，坐下吧！”

这种自始至终的不信任，这种不愿意听他讲话的态度，惹恼了哈尔拉莫夫，他怄气了。他开始䀹眼睛，颧骨上泛起红晕。

“我敢在上帝面前起誓！”他伸直脖子，继续说。“要是您不相信，那就请您问我儿子普罗霍尔吧。普罗霍尔，斧子哪儿去了？”他猛地转过身对着押解兵，忽然用粗声粗气的男低音问道。“哪儿去了？”

这真是沉重的一刹那！所有的人都好像蹲下去，或者矮了半截似的。……凡是法庭里的人，头脑里统统像闪电似的掠过同一个吓人的、令人无法相信的想法：这可能是不祥的巧合吧。没有一个人敢壮起胆子瞧一瞧押解兵的脸。人人都宁愿不相信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听错了。

“被告，同看押人讲话是不允许的。”庭长赶紧说。

谁也没看见押解兵的脸，恐怖像肉眼看不见的人，戴着面具，飞过法庭。民事执行吏悄悄离开位子站起来，踮起脚尖，张开胳膊稳住身子，走出法庭去了。过了半分钟就传来兵士换岗所常有的那种脚步声和响声。

大家就都抬起头来，极力装得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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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述三个词原意是“司法、警察、军事”，但其读音颇像俄国女人的名字。

(2) 指贵族身份的犯人。

万卡

九岁的男孩万卡·茹科夫三个月前被送到靴匠阿里亚兴的铺子里来做学徒。在圣诞节的前夜，他没有上床睡觉。他等到老板夫妇和师傅们出外去做晨祷后，从老板的立柜里取出一小瓶墨水和一支安着锈笔尖的钢笔，然后在自己面前铺平一张揉皱的白纸写起来。他在写下第一个字以前，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回过头去看一下门口和窗子，斜起眼睛瞟一眼乌黑的圣像和那两旁摆满鞋楦头的架子，断断续续地叹气。那张纸铺在一条长凳上，他自己在长凳前面跪着。

“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雷奇！”他写道。“我在给你写信。祝你圣诞节好，求上帝保佑你万事如意。我没爹没娘，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

万卡抬起眼睛看着乌黑的窗子，窗上映着他的蜡烛的影子。他生动地想起他的祖父康司坦丁·玛卡雷奇，地主席瓦烈夫家的守夜人的模样。那是个矮小精瘦而又异常矫健灵活的小老头，年纪约莫六十五岁，老是笑容满面，䀹着醉眼。白天他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或者跟厨娘们取笑，到夜里就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庄园四周走来走去，不住地敲梆子。他身后跟着两条狗，耷拉着脑袋，一条是老母狗卡什坦卡，一条是泥鳅，它得了这样的外号，是因为它的毛是黑的，而且身子细长，像是黄鼠狼。这条泥鳅倒是异常恭顺亲热的，不论见着自家人还是见着外人，一概用脉脉含情的目光瞧着，然而它是靠不住的。在它的恭顺温和的后面，隐藏着极其狡狯的险恶用心。任凭哪条狗也不如它那么善于抓住机会，悄悄溜到人的身旁，在腿肚子上咬一口，或者钻进冷藏室里去，或者偷农民的鸡吃。它的后腿已经不止一次被人打断，有两次人家索性把它吊起来，而且每个星期都把它打得半死，不过它总是能养好伤，又活下来了。

眼下他祖父一定在大门口站着，眯细眼睛看乡村教堂的通红的窗子，顿着穿长筒毡靴的脚，跟仆人们开玩笑。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不时拍手，缩起脖子，一会儿在女仆身上捏一把，一会儿在厨娘身上拧一下，发出苍老的笑声。

“咱们来吸点鼻烟，好不好？”他说着，把他的鼻烟盒送到那些女人跟前。

女人们闻了点鼻烟，不住打喷嚏。祖父乐得什么似的，发出一连串快活的笑声，嚷道：

“快擦掉，要不然，就冻在鼻子上了！”

他还给狗闻鼻烟。卡什坦卡打喷嚏，皱了皱鼻子，委委屈屈，走到一旁去了。泥鳅为了表示恭顺而没打喷嚏，光是摇尾巴。天气好极了。空气纹丝不动，清澈而新鲜。夜色黑暗，可是整个村子以及村里的白房顶，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烟子，披着重霜而变成银白色的树木、雪堆，都能看清楚。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快活地䀹着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出来，就好像有人在过节以前用雪把它擦洗过似的。……

万卡叹口气，用钢笔蘸一下墨水，继续写道：

“昨天我挨了一顿打。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拉到院子里，拿师傅干活用的皮条狠狠地抽我，怪我摇他们摇篮里的小娃娃，一不小心睡着了。上个星期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动手收拾，她就捞起那条青鱼，把鱼头直戳到我脸上来。师傅们总是耍笑我，打发我到小酒店里去打酒，怂恿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我。吃食是什么也没有。早晨吃面包，午饭喝稀粥，晚上又是面包，至于茶啦，白菜汤啦，只有老板和老板娘才大喝而特喝。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娃娃一哭，我就根本不能睡觉，一股劲儿摇摇篮。亲爱的爷爷，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带着我离开这儿，回家去，回到村子里去吧，我再也熬不下去了。……我给你叩头了，我会永远为你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不然我就要死了。……”

万卡嘴角撇下来，举起黑拳头揉一揉眼睛，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会给你搓碎烟叶，”他接着写道，“为你祷告上帝，要是我做了错事，就管自抽我，像抽西多尔的山羊那样。要是你认为我没活儿干，那我就去求总管看在基督面上让我给他擦皮靴，或者替菲德卡去做牧童。亲爱的爷爷，我再也熬不下去，简直只有死路一条了。我本想跑回村子，可又没有皮靴，我怕冷。等我长大了，我就会为这件事养活你，不许人家欺侮你，等你死了，我就祷告，求上帝让你的灵魂安息，就跟为我的妈彼拉盖雅祷告一样。

“莫斯科是个大城。房屋全是老爷们的。马倒是有很多，羊却没有，狗也不凶。这儿的孩子不举着星星走来走去(1)，唱诗班也不准人随便参加唱歌。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些钓钩摆着卖，都安好了钓丝，能钓各式各样的鱼，很不错，有一个钓钩甚至经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鲶鱼呢。我还看见几家铺子卖各式各样的枪，跟老爷的枪差不多，每支枪恐怕要卖一百卢布。……肉铺里有野乌鸡，有松鸡，有兔子，可是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打来的，铺子里的伙计却不肯说。

“亲爱的爷爷，等到老爷家里摆着圣诞树，上面挂着礼物，你就给我摘下一个用金纸包着的核桃，收在那口小绿箱子里。你问奥尔迦·伊格纳捷耶芙娜小姐要吧，就说是给万卡的。”

万卡声音发颤地叹一口气，又凝神瞧着窗子。他回想祖父总是到树林里去给老爷家砍圣诞树，带着孙子一路去。那种时候可真快活啊！祖父喀喀地咳嗽，严寒把树木冻得喀喀地响，万卡就学他们的样子也喀喀地叫。往往在砍树以前，祖父先吸完一袋烟，闻很久的鼻烟，讪笑冻僵的万卡。……那些做圣诞树用的小云杉披着白霜，站在那儿不动，等着看它们谁先死掉。冷不防，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野兔，在雪堆上像箭似的窜过去。祖父忍不住叫道：

“抓住它，抓住它……抓住它！嘿，短尾巴鬼！”

祖父把砍倒的云衫拖回老爷的家里，大家就动手装点它。……忙得最起劲的是万卡喜爱的奥尔迦·伊格纳捷耶芙娜小姐。当初万卡的母亲彼拉盖雅还活着，在老爷家里做女仆的时候，奥尔迦·伊格纳捷耶芙娜就常给万卡糖果吃，闲着没事做便教他念书，写字，从一数到一百，甚至教他跳卡德里尔舞。可是等到彼拉盖雅一死，孤儿万卡就给送到仆人的厨房去跟祖父住在一起，后来又从厨房给送到莫斯科的靴匠阿里亚兴的铺子里来了。……

“你来吧，亲爱的爷爷，”万卡接着写道，“我求你看在基督和上帝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吧。你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人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郁闷得没法说，老是哭。前几天老板用鞋楦打我，把我打得昏倒在地，好不容易才醒过来。我的生活苦透了，连狗都不如。……替我问候阿辽娜、独眼的叶戈尔卡、马车夫，我的手风琴不要送给外人。孙伊万·茹科夫草上。亲爱的爷爷，你来吧。”

万卡把这张写好的纸叠成四折，把它放在昨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他略微想一想，用钢笔蘸一下墨水，写下地址：

寄交乡下祖父收

然后他搔一下头皮，再想一想，添了几个字：

康司坦丁·玛卡雷奇

他写完信而没有人来打扰，心里感到满意，就戴上帽子，顾不上披皮袄，只穿着衬衫就跑到街上去了。……

昨天晚上他问过肉铺的伙计，伙计告诉他说，信件丢进邮筒以后，就由醉醺醺的车夫驾着邮车，把信从邮筒里收走，响起铃铛，分送到世界各地去。万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筒口。……

他抱着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来，过了一个钟头，就睡熟了。……在梦中他看见一个炉灶。祖父坐在炉台上，耷拉着一双光脚，给厨娘们念信。……泥鳅在炉灶旁边走来走去，摇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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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基督教的习俗：圣诞节前夜小孩们举着用箔纸糊的星星走来走去。

幸福

献给亚·彼·波隆斯基

一群羊在草原上一条名叫“大路”的宽阔道路上过夜。看羊的是两个牧人。一个年纪已经八十上下，牙齿脱落，脸皮发颤，他伏在路旁，肚皮朝下，胳膊肘放在满是尘土的车前草叶子上；另一个是年轻小伙子，生着浓密的黑眉毛，还没有长出唇髭，身上的衣服是粗麻布做的，这种布通常是做廉价的麻袋用的。他躺在那儿，脸朝上，两只手枕在脑袋底下，眼睛向上仰望天空，银河正好横在他的脸上边，那儿有许多睡眼惺忪的星星。

这儿不光有两个牧人。离他们一俄丈远，在笼罩着大路的昏暗中，现出一匹乌黑的、上了鞍子的马，马旁边站着一个男人，穿着大皮靴和短上衣，倚着马鞍，多半是地主家的管事。凭他那挺直不动的身材，凭他的气派，凭他对待牧人和马的态度来看，他是个严肃稳重而且自视很高的人，就连在黑暗里也可以看出他带着军人的风度，举止之间流露出高高在上的尊严迹象，这是经常跟地主们和总管们周旋得来的。

那些羊睡着了。曙光已经开始布满东方的天空，在这灰白色的背景上，可以看见这儿那儿有些没有睡觉的羊的身影。它们站在那儿，低下头，在想什么心思。它们的思想纯粹来自辽阔的草原和天空的印象，来自白昼和黑夜的印象，枯燥而郁闷，这些思想大概重重地压在它们心上，使它们对一切都淡漠无情，如今它们就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既没留意到有生人在场，也没留意到牧羊犬的不安。

昏沉、凝滞的空气里满是夏天草原夜晚必然会有的单调的闹声。螽斯不停地叽叽叫，鹌鹑在唱歌。在离羊群一俄里远的小山沟里，流着小河和生着柳树的地方，有些幼小的夜莺在懒洋洋地打唿哨。

管事下马原是要向牧人们借个火儿点烟的。他沉默地点上烟斗，吸完一袋烟，然后一句话也没说，胳膊肘倚着马鞍，沉思了。年轻的牧人根本不理他，仍旧躺在那儿，看着天空。老人却对管事打量很久，问道：

“您好像是玛卡罗夫庄园上的潘捷列吧？”

“就是我。”管事回答说。

“我看就是嘛。我先没认出您来，可见您要发财了(1)。上帝把您从哪儿打发来的啊？”

“从科维列夫斯基区来。”

“那儿很远啊。你们那儿的地是按分成的办法佃出去的吗？”

“按几种不同的办法。有的是分成，有的是收租钱，有的是收瓜。说实在的，我刚才到磨坊去了一趟。”

有一只又大又老的灰白色牧羊犬，浑身毛茸茸，眼睛和鼻子旁边生着一圈圈毛，极力装出不在乎有生人在场的样子，心平气和地绕着那匹马走了三圈，可是忽然间，它出人意外地朝着管事的后背扑过去，发出气愤、苍老、嘶哑的吠声，其余的狗也忍不住从原地跳过来。

“去，该死的！”老人叫道，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来。“叫你咽了气才好，鬼东西！”

等到那些狗平静下来，老人就恢复原先的姿势，用从容的口气说：

“在耶稣升天节(2)，柯维里村的叶菲姆·日美尼亚死了。晚上可别讲这种事，谈这样的人是罪过的。他是个坏老头子。您大概听说了。”

“不，我没听说。”

“我说的是叶菲姆·日美尼亚，铁匠斯捷普卡的舅舅。这一带的人都认识他。哼，那是个该死的老头！我认识他有六十年了！自从赶走法国人的沙皇亚历山大给装在大车上从塔甘罗格运到莫斯科的那年(3)起，我就认识他了。我们一块儿去迎接过去世的沙皇，那时候大路不通巴赫穆特，而是从叶绍洛夫卡通到戈罗季谢，眼下的科维利从前净是些大鸨的窠，每走一步就能碰到一个大鸨窠。那当儿我就已经瞧出来日美尼亚身上有邪气，有鬼附了他的身。我留意过：要是一个庄稼人老是不开口说话，净干些老太婆的杂务事，一心要孤孤单单过日子，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叶菲姆卡(4)呢，从年轻的时候起就老不开口，闷声不响，斜着眼睛看人，他好像总绷着脸，摆架子，就跟公鸡见了母鸡似的。到教堂去也好，跟小伙子们到街上去玩也好，进酒店去喝几杯也好，都不合他的口味。他老是一个人坐着，再不然就跟老太婆们小声谈天。当初，他年轻的时候，就干照料蜂房或者看守菜园子的活儿(5)。有时候，有些好人到他的菜园去，他的西瓜和香瓜就吱吱地叫。有一回，他钓起一条狗鱼，当时有外人在场，那条鱼哈哈哈地笑起来了。……”

“这种事是有的。”潘捷列说。

年轻的牧人翻个身，扬起黑眉毛，定睛瞧着老人。

“那么你听见过西瓜吱吱叫？”他问。

“求上帝怜悯，听倒是没听到过，”老人叹道，“不过人家都这么说。这没有什么稀奇。……只要魔鬼起了意，就连石头都会吱吱叫。农奴解放(6)前，我们那儿的山岩呜呜地叫了三天三夜呢。这可是我自己听见的。那条狗鱼笑，是因为日美尼亚钓上来的不是狗鱼，是魔鬼。”

老人想起一件什么事来了。他很快地起来，跪在地上，仿佛怕冷似的缩起脖子，急躁地把手揣在袖管里，像快嘴的女人那样用鼻音嘟哝着：

“上帝啊，拯救我们，怜悯我们！有一回我顺着河边走到新巴甫洛夫卡村去。天起了风暴，好大的暴风雨，求圣母天后保佑吧。……我赶紧使出全身气力往前走，一看，路边荆棘丛中（当时荆棘生得正旺）有一条白牛走出来了。我心想：这是谁家的牛？为什么魔鬼把它打发到这儿来了？它一边走一边摇尾巴，还呜呜地叫！可是，那当儿，老兄，等我追上它，走近前去一看，原来它不是牛，却是日美尼亚。我嘴里念着：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7)！我在胸前画十字，他呢，瞧着我，嘴里念念叨叨，一个劲儿翻白眼。我害怕，怕极了！我跟他并排走着，不敢对他说一句话。雷声隆隆地响，天上亮出一条条闪电，柳树朝着河水弯下腰去，猛然间，老兄，一只兔子穿过这条道路(8)……要是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罚我不得好死。它跑啊跑的，忽然站住，口吐人言：‘你们好啊，庄稼汉！’走开，你这该死的！”老人对那条长毛狗叫道，它又绕着马走来走去了。“巴不得你死了才好！”

“这种事是有的，”管事说，仍旧倚着马鞍，没有动。他用低抑而发闷的声音说话，只有沉思的人才那样。

“这种事是有的，”他带着深思的、有把握的口气又说一遍。

“嘿，那真是个坏透了的老头子！”老人接着说，不再那么激烈了。“农奴解放以后，大约过了五年，他在村社办公处挨了一顿打，他为了发泄怨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使科维利全村的人都染上了白喉症。那一回死的人，数都数不清啊，多极了，就像闹了一场霍乱。……”

“可是他是怎么叫人染上病的呢？”年轻的牧人沉默一会儿以后问。

“谁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这用不着什么大聪明，只要起了意就行。日美尼亚用毒蛇的油害人。这法子可厉害，别说吃了那油，就是闻一闻那气味，也会送命哟。”

“这话没错。”潘捷列同意说。

“那时候年轻人都想打死他，可是老年人不答应。把他打死可不行。他知道有个地方藏着宝贝。除了他，谁也不知道。这宗宝贝是经人念过咒的，所以你找着了也看不见，可是他看得见。有时候他顺着河岸或者树林走，灌木丛底下和山岩底下就会冒出小火苗来，小小的火苗，小小的火苗。……那些小火苗好像是从硫黄里冒出来的。我亲眼见过。大家本来料着日美尼亚会把那地方告诉人，或者自己动手挖出来，他呢，俗话说得好，却像狗一样自己不吃，又不让人家吃，就这么白白死了：自己没有去挖，也没指点别人去挖。”

管事点起烟斗来，那光一刹那间照亮了他的长唇髭和严厉、庄重的尖鼻子。一个个小光圈，从他手上跳到便帽上，越过马鞍跳到马背上，消失在马耳朵旁边的鬃毛里了。

“这一带是有许多宝贝。”他说。

他慢慢吸进一口烟，往四周扫一眼，把目光停在东方发白的天空上，补充了一句：

“一定有宝贝。”

“这还用说！”老人叹道。“凭种种苗头，可以看出有宝贝，可就是没有人去挖，老兄。谁都不知道真正在哪儿，再者，到了如今这年月，所有的宝贝大概都经人念过咒了。要想找着它，看见它，就得会画符，年轻人，缺了符不顶事。日美尼亚倒有那道符，可是难道你能从他这个秃头鬼那儿要到手？他把那东西藏得严严的，叫谁也拿不到哟。”

年轻的牧人往老人那边爬过两步，用拳头支住脑袋，定睛看着他，目光一动也不动。他的黑眼睛闪出孩子气的恐怖和好奇的神情，在曙光里，这神情似乎使他那粗眉大眼的、年轻的大脸往左右两边伸展，变得扁了。他紧张地听着。

“就连圣书里都写着这一带有许多宝贝呢……”老人接着说。“这是没话可说……错不了的。新巴甫洛夫卡村有个老兵，在伊万诺夫卡村见到过一张字条，这张字条上印着藏宝的地点，甚至印着有多少普特(9)重的黄金，装在什么器具里，按理，有了这张字条早就该得着那宗宝贝了，可就是那宗宝贝经人念过咒，谁也没法拿到手。”

“可是，老爷爷，为什么没法拿到手呢？”年轻的牧人问。

“这里头必定有缘故，那个兵没有说。……那宗宝贝经人念过咒了。……总得有一道符咒去破它才成。”

老人讲得入了迷，仿佛对那个过路的人吐露衷曲似的。他不习惯讲得多，讲得快，因此，说话就结结巴巴，带着鼻音。他觉得光说话还不够，就极力活动脑袋、手、瘦肩膀来装点那些话，他一动，他身上那件粗麻布衬衫就皱出褶子，滑到肩膀上，露出乌黑的后背，那后背是经过日晒，再加上他年老，才变黑的。他把衬衫拉下来，可是它立刻又缩上去了。最后老人好像给那件不听话的衬衫弄得失去了耐性，跳起来，苦恼地说：

“幸福倒是有的，可是它埋在地里，那还有什么用呢？财宝白白地给糟蹋了，一点好处也没有，就跟谷壳或者羊粪一样！年轻人，幸福本来很多，多极了，给全区的人分也分不完，可就是没有一个人看得见！大家料着老爷们会把它挖出来，或者政府会把它拿走。老爷们已经动手挖古墓了。……他们必定闻出味儿来了！他们瞧着农民的运气眼热！政府也在暗自打主意。法律上有这么一条，说是农民找到宝贝就得上缴官府。哼，你等着就是，你在做梦！宝是有的，可就不给你们！”

老人轻蔑地笑出声来，往地上一坐。管事注意地听着，同意他的话，不过从他身体的姿态，从他的沉默可以看出，他并不觉得老人对他讲的那些话有什么新奇，他早就反复思量过，而且比老人知道的多得多。

“老实说，那种幸福，我这辈子已经找过十来次了，”老人说着，不好意思地搔着后脑勺。“我找的地方没有错，可是大概碰上的都是经人念过咒的宝贝。我父亲也找过，我哥哥也找过，可是连影子都没有找着，结果没有得到幸福就死了。我哥哥伊里亚（如今他已经去世，祝他升天堂吧）受一个修士指点，说是在塔甘罗格的要塞里有个地方有三块石头，在那底下埋着宝贝，又说这宗宝贝经人念过咒，那当儿，我记得是三八年，在马特韦耶夫古陵附近住着一个亚美尼亚人，他卖符。伊里亚就买下符，带着两个小伙子，一齐到塔甘罗格去了。可是，老兄，他们走到塔甘罗格的要塞一瞧，不料那地方站着一个兵，手里拿着枪哩。”

在笼罩草原的宁静空气里传来一个响声。远处有个什么东西突然砰的一响，随后碰着石头，滚过草原，发出“嗒嗒嗒嗒”的声音。等到声音消失，老人就带着探问的神情瞧着呆站在那儿满不在乎的潘捷列。

“这是一个吊斗脱了环，掉进矿井里去了。”年轻的牧人想了一会儿说。

天已经亮了。银河黯淡，渐渐像雪那样融化，失去了轮廓。天空变得朦胧而混浊，谁也看不清那是万里无云呢，还是盖满了云，只有东方那一带明朗发光的鱼白色和这儿那儿残存的星星，才使人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清晨的头一阵微风无声无息，小心翼翼地拨动大戟草和去年杂草的棕色茎干，沿着大路掠过去了。

管事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摇了摇头。他用双手抖搂一下马鞍，摸了摸马肚带，仿佛下不了决心骑上马似的，又停下来沉思了。

“是啊，”他说，“你的胳膊肘倒是离你挺近，可就是咬不着它。……幸福是有的，可就是没有本事找着它。”

他扭过脸来对着牧人。他那严厉的脸上现出忧郁和讥诮的神色，就跟失意的人一样。

“是啊，人就这么白白地死了，始终没有看见幸福，没有看见它是什么样子……”他慢条斯理地说，抬起左脚踏上马镫。“年轻点的人也许还等得到那一天，我们呢，却应该丢开这些心思了。”

他摩挲着沾满露水的长唇髭，沉甸甸地骑到马背上，带着仿佛忘了一件什么东西或者有话还没有说完的样子，眯细眼睛看着远方。在淡蓝色的远方，在最后一个高冈跟大雾融成一片的地方，没有一样东西在活动。在地平线上和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这儿那儿耸立着一些作守望用的土台和坟丘，看上去严峻而死气沉沉。它们凝滞不动和悄无声息的样子，使人感到时间的悠久和大自然对人的冷漠无情。哪怕再过一千年，死掉亿万的人，它们也仍旧会像从前那样立在那儿不动，一点也不怜惜死者，丝毫也不关心活人，谁也不会知道它们为什么立在那儿，它们包藏着草原的什么秘密。

醒过来的白嘴鸦一声不响，孤零零地分别在土地上空飞翔。这些长寿的鸟的懒洋洋的飞翔也好，每天准时重来的清晨也好，草原的一望无涯也好，其中都看不出有什么意义。管事冷冷一笑，说：

“多么辽阔呀，求上帝保佑我们！你去找幸福吧，看你怎么找得着！这地方，”他压低喉咙，做出严肃的面容，接着说，“这地方准保藏着两份财宝。这两份财宝老爷们是不知道的，不过年老的农民，特别是兵，却知道得清清楚楚。这儿，在这个山冈上一个地方，”管事用马鞭往旁边一指，说，“很早很早以前有些强盗打劫过一队运黄金的人。黄金是从彼得堡运到彼得皇帝那儿去的，他正在沃罗涅日建立海军。强盗打死那些赶大车的，把黄金埋在地下，可是后来他们自己也找不到了。另一份财宝是我们的顿河哥萨克埋藏的。在一二年(10)，他们从法国人手里抢到许许多多各种金银财宝。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听说官府要夺取他们的金银。他们这些好汉不甘心把财物白白缴给官府，就索性埋在地下，至少可以让子孙们得到，可是那些东西究竟埋在什么地方，就不得而知了。”

“这些财宝我听说过。”老人阴郁地嘟哝了一句。

“是啊，”潘捷列又沉思起来，“就是嘛。……”

接着是沉默。管事深思地瞧着远方，笑一笑，拉一下缰绳，仍旧现出仿佛忘了一件什么事或者有话没有说完的神情。那匹马不乐意地迈步走动了。潘捷列骑马走了一百步光景，坚决地摇一下头，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用鞭子抽一下马，那匹马就奔驰起来。

这儿只剩下两个牧人了。

“他是玛卡罗夫庄园上的潘捷列，”老人说。“他一年挣一百五十卢布，吃东家的伙食。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醒来的羊（它们一共有三千头上下）闲着没事做，不大乐意地吃着那些低矮的、被人踩倒的青草。太阳还没升上来，不过人已经可以看清所有的高冈，远处那个耸起尖顶的萨乌尔墓好像一朵云。如果爬上陵墓，就可以在那儿看见像天空一般平坦无边的平原，看见地主的庄园、日耳曼人和莫罗勘教徒(11)的田庄、乡村。远视眼的卡尔梅克人甚至可以瞧见城市和铁道上的火车。只有从那陵墓上，才可以看见世界上除了沉默的草原和古老的坟丘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那种生活是跟埋藏着的幸福以及绵羊的思想没有关系的。

老人在身旁摸到他那根“牧杖”，那是一根长木杖，顶上有一个钩。他站起来，思索着。在年轻的牧人脸上，那种孩子气的恐怖和好奇神情还没消散。他正处在他刚听到的故事的影响下，焦急地等着新的故事。

“老大爷，”他站起来，拿着自己的牧杖，问道，“你哥哥伊里亚怎么对付那个兵来着？”

老人没听清他问的话。他呆呆地瞧着年轻的牧人，努动着嘴唇回答说：

“我啊，山卡，一直在想那个兵在伊万诺夫卡村见到的字条。我有一句话没对潘捷列说，求上帝跟他同在吧，其实字条上写明了地方，那个地方就连娘们儿家都找得到。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就在富饶谷，在山谷像鹅掌那样分出三条山沟的地方，在中间那条山沟里。”

“怎么，你去挖吗？”

“我打算去碰碰运气。……”

“老大爷，你找到了财宝，打算拿它怎么办呢？”

“我吗？”老人笑着说。“哼！……只要找着了，那我……我就叫大家都看看我的本事。……哼！……我知道该怎么办。……”

至于找到财宝后会拿它怎么办，老人答不上来了。今天早晨提到他面前来的问题他大概从未想到过，这还是生平第一次，不过，凭他那轻慢而淡漠的脸色看来，他并不觉得这个问题有什么要紧，值得去考虑。这时候，山卡的头脑里又生出一个疑团：为什么只有老人才找财宝？人间的幸福对这些每天都可能衰老得死掉的人究竟有什么用呢？可是山卡不能把这个疑团变成一个问题提出来，老人呢，对这个问题恐怕也是答不上来的。

巨大的红日出现了，四周围绕着淡淡的薄雾。宽条的阳光还带着凉意，倾注在沾着露水的青草上，向四周伸展开去，平铺在大地上，带着欢乐的样子，仿佛极力要证明它不厌烦它的工作似的。银白的蒿子、猪葱的蓝花、黄色的山芥菜、矢车菊合在一起，花团锦簇，把阳光化成它们自己的微笑了。

老人和山卡分开，站在这群羊的两头。两人站在那儿发呆，一动也不动，瞧着地下，思索着。老人没丢开有关幸福的想法，山卡呢，想着夜间他们讲的那些事。使他产生兴趣的倒不是幸福本身，那是他不需要，也不理解的，使他产生兴趣的是人间幸福那种离奇的、类似神话的性质。

有一百头羊惊跳起来，在一种不可理解的恐怖中，像是得了暗号似的，一齐从羊群里往旁边冲出去。一时间，山卡仿佛也受到羊的枯燥而郁闷的思想的感染，同样生出不可理解的兽性的恐怖，冲到一边去了，不过他立刻醒悟过来，叫道：

“呸，疯子！你们疯了，该死的！”

太阳开始烘烤大地，预示溽暑会来得很久，谁也阻挡不住，于是一切夜间活动和发出声音的活东西就都沉入半睡半醒的状态了。老人和山卡各自拄着牧杖，立在羊群两端，一动也不动，像是苦行僧在祷告。他们聚精会神地思索着。他们不再留意对方，各人生活在各人的生活里。那些羊也在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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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

(2) 基督教节日，在复活节后第四十天。

(3) 1825年11月，亚历山大一世在塔甘罗格去世。“赶走法国人”指1812年的俄法战争。

(4) 叶菲姆的小名。

(5) 这在俄国农村中是轻体力劳动，老人们才干这种活儿。

(6) 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

(7) 这是祈求保佑的祷告辞。

(8) 按照俄国迷信的说法，这是不祥之兆。

(9) 1普特等于16.38公斤。

(10) 指1812年的俄法战争。

(11) 从俄罗斯正教分离出来的一个教派，主张每个教徒都有独立解释《圣经》的权利，取消教会和祭司，反对举行仪式，提倡“自我修道”，在家祈祷。

第六病室

1

医院的院子里有一所小屋，四周生着密密麻麻的牛篣、荨麻和野生的大麻。这所小屋的房顶生了锈，烟囱半歪半斜，门前的台阶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上的灰泥只留下些斑驳的残迹。小屋的正面对着医院，背面朝着田野，中间由一道安着钉子的灰色院墙隔开。那些尖端朝上的钉子、院墙、小屋本身都带着阴郁的、罪孽深重的特殊模样，那是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有的。

如果您不怕被荨麻扎伤，那您就顺着通到小屋的羊肠小道走过去，看一看里边在干些什么吧。推开头一道门，我们就走进了穿堂。这儿沿着墙，在炉子旁边，丢着一大堆医院里的乌七八糟的东西。什么褥垫啦，破旧的长袍啦，长裤啦，细蓝条子的衬衫啦，无用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破烂堆成了垛，揉得很皱，混在一起，正在霉烂，发出一股闷臭的气味。

看守人尼基达，牙齿中间衔着烟斗，老是躺在这堆破烂上。他是一个退役的老兵，衣服上的领章已经褪成红褐色。他的脸严厉而枯瘦，眉毛下垂，这给他的脸平添了草原看羊狗的神情。他鼻子通红，身量不高，外貌干瘦，青筋嶙嶙，然而气度威严，拳头粗大。他是那种头脑简单、讲求实际、肯卖力气、愚钝呆板的人，这种人在人间万物当中最喜爱的莫过于秩序，因而相信，对他们是非打不可的。他打他们的脸，打他们的胸，打他们的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相信缺了这一点，这儿的秩序就不能维持。

随后您就走进一个大而宽敞的房间，如果不把穿堂计算在内，整所小屋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间。这儿的墙壁刷了一层污浊的浅蓝色涂料，天花板被烟子熏黑，就像不装烟囱的农舍一样。事情很清楚，这儿到了冬天，炉子经常冒烟，煤气很重。窗子的里边装着铁格子，样子难看。地板灰色，只是粗粗地刨了一下。酸白菜、烛芯的焦味、臭虫、阿莫尼亚味，弄得屋子里臭烘烘，这种臭气一开始就给您仿佛走进动物园的印象。

房间里摆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有几个人在床上坐着和躺着，穿着医院里的蓝色长袍，按照古老的方式戴着尖顶帽。这些人是疯子。

这儿一共有五个人，其中只有一个是贵族出身，其余的都是小市民。最靠近房门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留着棕红色的、发亮的唇髭，眼睛里带着泪痕，坐在那儿用手托着头，瞧着一个地方呆呆地出神。他一天到晚心绪愁闷，摇头，叹气，苦笑。他很少参与别人的谈话，对于人家问他的话，他照例不回答。临到饭食端来，他就随手拿起来，吃下去，喝下去。根据他那痛苦、剧烈的咳嗽声，他那骨瘦如柴的模样，他脸颊上的红晕来判断，他正在开始害肺结核病。

在他旁边的是一个矮小、活泼、很好动的老人，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头发黑而拳曲，像黑人似的。白天他在病室里散步，从这边窗口走到那边窗口，或者在自己的床上坐着，照土耳其人那样把腿盘在身子底下。他无休无止地像灰雀那样打呼哨，轻声唱歌，嘻嘻地笑。到了晚上，他也表现出孩子气的欢乐和活泼的性格，那时候他下了床，祷告上帝，也就是伸出拳头来捶自己的胸口，用手指头抠门。这是犹太人莫依塞依卡，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毁，他就发了疯，成了呆子。

第六病室的全体病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允许可以从小屋里走出去，甚至走出医院到街上去。他享受这样的特权由来已久，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老病人，又是安分而不伤人的呆子，已经成为城里的小丑。他走到街上去，被小孩和狗团团围住，这种情形城里人早已见惯，不足为奇了。他穿着破旧的长袍，戴着滑稽的尖顶帽，趿拉着拖鞋，有的时候光着脚，甚至不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商店的门口站住，讨一个小钱。这个地方给他克瓦斯(1)喝，那个地方给他面包，另一个地方给他一个小钱，因此他照例吃饱了肚子，满载而归。凡是他带回来的财物，尼基达统统抢走，归他自己享用。这个兵干起这种事来很粗暴，怒气冲冲，把犹太人的口袋兜底翻过来，还要上帝作证，赌咒说他从此再也不让犹太人上街了，在他看来，世界上最坏的事莫过于破坏秩序。

莫依塞依卡喜欢帮助人。他给同伴端水，在他们睡觉的时候给他们盖被，答应他们说，他会从街上给他们每人带一个小钱回来，给他们每人做一顶新帽子。他还用调羹给他左边的邻居，一个瘫痪病人喂食物。他这样做不是出于怜悯心，也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模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不知不觉地受了他的影响。

伊万·德米特利奇·格罗莫夫是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于贵族，在法院里担任过法警，是十二等文官，害着被虐狂。他要么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么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仿佛在锻炼身体似的，很少坐着不动。他老是有一种模糊和不明确的担心，为此总是焦躁、激动、紧张。只要穿堂里有一点点窸窣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就会抬起头来倾听：莫非这是有人来抓他？莫非人家在找他？遇到这种时候，他脸上就现出极其不安而憎恶的神情。

我喜欢他那张颧骨突出的宽脸，它老是苍白、愁苦，像镜子那样映出他被挣扎和不断的惧怕折磨着的灵魂。他的悲苦的脸色是奇特的、病态的，然而清秀的面容虽则印着深刻真诚的痛苦，却聪明，显出文化修养，他的眼睛射出热情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他本人，殷勤，乐于帮助人，对一切人，除了尼基达以外，都异常体贴。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他总是赶紧从床上跳下来，拾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总是跟同伴们道早安，临到躺下睡觉，又向他们道晚安。

除了经常的紧张状态和愁眉苦脸以外，他的疯病还有如下的表现。傍晚，有的时候，他把身上短小的长袍裹裹紧，周身发抖，牙齿打战，开始很快地从这个墙角到那个墙角，在床铺之间走来走去。看起来，好像他得了厉害的热病。他往往突然站住，瞧着他的同伴，据此可以看出，他想说些很重要的话，然而分明考虑到谁也不会听他讲话，理解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摇着头，继续走来走去。可是不久讲话的欲望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就放任自己，热烈而奔放地讲起来。他的话讲得杂乱、急促，像是梦呓，断断续续，常常使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从这一切，从他的话语和声调里却可以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您就会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人。他那些疯话是难以写在纸上的。他谈到人的卑鄙，谈到践踏真理的暴力，谈到将来人世间会有的美好生活，谈到窗上的铁格子，这使他随时想起强暴者的麻木和残忍。结果他的话就成了由许多古老而还没过时的歌所合成的一首杂乱无章的集成曲了。

2

大约十二年或者十五年以前，城里有一个文官格罗莫夫，住在大街上他自己的一所房子里。他家道殷实，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万。谢尔盖在大学里读到四年级，得了急性结核病，死了。这次死亡似乎是开了个头，此后就有一连串的灾难忽然降到格罗莫夫的家庭里。谢尔盖下葬后过了一个星期，老父亲由于伪造文书和盗用公款而受审，不久得了伤寒，在监狱的医院里去世。那所房子以及所有的动产都被拍卖，伊万·德米特利奇和他的母亲简直无以为生了。

原先，在父亲生前，伊万·德米特利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学里读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对于贫困是一点概念也没有的，然而现在他却必须一下子改变他的生活。他不得不从早到晚去做收入菲薄的家教，做抄写工作，结果却仍然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回去供养母亲了。这样的生活伊万·德米特利奇受不了。他灰心丧气，身体虚弱，就放弃学业，回家去了。在这儿，在这个小城里，他托人情谋到县立学校的教员职位；可是他跟同事们意见不合，学生们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不干了。他母亲死了。他失业有半年之久，光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当了法院的法警。这个职务他一直做到因病被解职为止。

他素来没有给人留下过健康的印象，即使在念大学的那些青春岁月里也是如此。他一向面色苍白，身子消瘦，容易感冒。他吃得很少，睡得也差。他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就头晕，发歇斯底里病。他一向乐意跟人们交往，可是由于生性暴躁、多疑，跟任何人都没有亲近过，一个朋友也没有。他谈起城里人，素来看不起，认为他们的粗鄙愚昧和浑浑噩噩的兽性生活恶劣可憎。他讲话用男高音，响亮、激昂，总是怒气冲冲、满腔愤慨，或者兴奋、惊讶，不过他永远是真诚的。不管别人跟他谈什么，他总是归结到一点：在这个城里生活沉闷而乏味，社会上的人缺乏高尚的趣味，过着暗淡无光、毫无意义的生活，用暴力、粗鄙的淫乱、伪善使这种生活增添一些变化。坏蛋吃得饱，穿得好，老实人却忍饥挨冻。这个社会需要学校、立论正直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讲演、知识力量的团结；必须使得这个社会认清自己，大吃一惊才行。他批评人们的时候总是加上浓重的色彩，而且只有黑白两色，任何其他的色调都不用。依他看来，人类分成老实人和坏蛋，中间的人是没有的。关于女人和爱情他总是谈得热烈、着迷，可是他一次也没有恋爱过。

尽管他立论尖刻，脾气急躁，城里人却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称他为万尼亚(2)。他那天生善于体贴别人、乐于助人的性格，为人的正派，道德的纯洁，以及他那破旧的礼服，病态的外貌，家庭的不幸，总是在人们心中引起美好的、热烈的、忧郁的感情。此外，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在城里人看来，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里类似一部供人查考的活字典。

他读过很多书。他往往在俱乐部里坐着不动，兴奋地揪着稀疏的胡子，翻阅杂志和书籍。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咽，几乎来不及嚼烂。应该说读书是他的一种病态的嗜好，因为他不管碰到什么，即使是去年的报纸和日历，也一概贪婪地抓过来，读下去。他在家里老是躺着看书。

3

有一次，那是秋天一个早晨，伊万·德米特利奇竖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走着，穿过小巷和后街，到一个小市民家里去，凭法院的执行票收钱。他心情阴郁，他每到早晨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小巷里，他碰见两个戴着镣铐的犯人，由四个荷枪实弹的押解兵押送着。以前伊万·德米特利奇是常常碰见犯人的，他们每一次都在他心里引起怜悯和别扭的感情，然而这一次相逢却在他心里留下一种特别的而且奇怪的印象。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镣铐，照这样子由人押着走过泥地，到监狱里去。他到小市民家里去了一趟，正走回家去，却在邮局附近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官，那人打了个招呼，跟他一起在街上走了几步，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这件事可疑。他回到家里，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整天没有离开过他的脑子，一种无法理解的内心不安的感觉妨碍他读书和集中注意力。他傍晚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睡不着觉，老在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关进监狱里去。他知道他没犯过任何罪，而且可以保证，将来也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偷盗；可是偶然间，无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吗？而且受人诬陷，还有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可能发生吗？是啊，无怪乎人民历代的经验教导我们说，谁也不能保证不讨饭和不坐牢(3)。从目前的诉讼程序来看，审判方面的错误是很有可能发生，不足为怪的。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或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生等，时间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因而即使自己不愿意，也不能不用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当事人，在这方面，他们同在后院宰牛杀羊而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和毫无心肝的态度的情况下，为了剥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刑，法官只需要一件东西：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法定手续，就算大功告成——法官就是因为办那些手续才领薪俸的。事后，在这个离铁道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小城里，你去寻求正义和保护吧！再说，既然社会人士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而一切仁慈行为，例如无罪释放的判决，却会激起不满和报复情绪；那么，就连想到正义不也显得可笑吗？

早晨伊万·德米特利奇从床上起来，心惊胆战，额头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可能被捕了。他暗想：既然昨天那些沉重的思想这么久没有离开他，可见他的想法不无道理。那些思想的确不可能无缘无故地钻进他的脑子里来。

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窗前：这不会平白无故。喏，有两个人在房子附近站住不动，也不说话，为什么他们不说话呢？

从此，伊万·德米特利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凡是路过窗口和走进院子里来的人，都像是暗探和间谍。中午，县警察局长照例坐着双套马的马车经过街上，这是他从城郊他的庄园到警察局去，可是伊万·德米特利奇每一次都觉得他的马车似乎走得太快，他的脸上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看来他是急于去报告，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罪犯。每逢大门外有人拉铃，或者有人敲门，伊万·德米特利奇就打冷战，每逢在女房东家里遇到生人就焦虑不安，碰见警察和宪兵就微微地笑，嘴里打呼哨，装得满不在乎。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等着被捕，可是他又像睡着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和吐气，好让女房东以为他睡熟了。要知道，如果他睡不着觉，那就意味着他的负疚的良心在折磨他，而这是了不起的罪证啊！事实和常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胡闹，都是变态心理，而且如果把事情往大处看，那么被捕入狱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只要良心清白就行；然而他越是清醒而有条理地思考，他那内心的不安就越是强烈，越是痛苦。这倒近似一个故事：有个隐士打算在密林里为自己开辟一小块空地，他越是用斧子砍得起劲，那片树林却长得越密，越盛。最后伊万·德米特利奇看出这没有用处，就丢开思考，索性完全听命于绝望和恐惧了。

他开始离群索居，避开人们。他以前就已经厌恶他的工作，而现在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就变得更不能忍受了。他生怕一来二去会上当受骗，人家趁他不备往他的口袋里塞进贿赂去，然后再去揭发；或者他自己一不小心在公文上出了个类似伪造文书的错误，或者丢失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在别的时候他的思想从没像现在这样灵活多变过，他每天想出成千种理由来认真担忧他的自由和荣誉。不过另一方面，他对外界，特别是对书籍的兴趣却明显地削弱，他的记忆力大大地变差了。

春天，雪化了，有人在峡谷里墓园附近发现了两具部分腐烂的尸体，是一个老太婆和一个男孩，都带着被害致死的迹象。城里人不谈别的，一味议论这两具尸体，议论尚未查明的凶手。伊万·德米特利奇怕人家以为这是他杀死的，就在街上走来走去，面带笑容，可是遇到了熟人，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口口声声说再也没有比杀害弱小和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不过这种做假很快就使得他厌倦，他略加思索，便认定，处在他的地位，他最好还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待了一整天，随后又待了一夜和一个白天，实在冷得厉害，等到天黑就像贼似的悄悄溜回他自己的房间去了。他在房间中央一直呆站到黎明，一动也不动，侧耳倾听。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就有几个砌炉工人来找女房东。伊万·德米特利奇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为翻修厨房里的炉灶而来的，可是恐惧却告诉他说，这些人是警察，假扮成砌炉工人。他悄悄走出寓所，心惊胆战，没戴帽子，没穿上衣，顺着街道跑下去。狗汪汪地叫着，在他身后追上来，后边什么地方有个农民不住地喊叫，他的耳朵里风声呼啸。伊万·德米特利奇觉得好像全世界的暴力在他的背后聚齐，追着他不放似的。

有人把他拦住，送回家去，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关于他以后还要讲到）吩咐在病人的额头上放冰袋，给他喝桂樱叶滴剂(4)，然后忧虑地摇摇头，走了，临走时对女房东说，此后他不再来了，因为不应该搅扰发了疯的人。由于伊万·德米特利奇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就被送到医院，他在那儿被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里。他夜间睡不着觉，发脾气，惊扰病人，不久就由安德烈·叶菲梅奇下命令转送到第六病室。

过了一年，城里人已经完全忘记伊万·德米特利奇，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敞棚底下的雪橇上，被小孩们陆续偷走了。

4

伊万·德米特利奇左边的邻居，我已经说过，是犹太人莫依塞依卡，他右边的邻居则是一个农民，满身肥肉，胖得几乎滚圆，面容呆板，毫无表情。他是个不动的、贪吃的、不爱干净的动物，早已丧失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他那儿经常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刺鼻的臭气。

尼基达给他收拾的时候，总是狠命打他，使劲抡起胳膊，一点也不顾惜他的拳头。在这种时候，可怕的倒不是他挨打，对这种事是能够习惯的；可怕的倒是这个没有知觉的动物挨了打却毫无反应，既不发出任何声音，也不做出任何动作，连眼睛也毫无表情，而只是身子稍稍摇晃几下，好比一个沉重的大圆桶。

第六病室的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小市民，以前邮局里的拣信员。他是个矮小、精瘦的金发男子，相貌和善而又略带调皮的神情。根据他那对聪明的、平静的、明亮而快活地看人的眼睛来判断，他胸有城府，心里藏着一件很重要、很愉快的秘密。他在枕头底下、褥子底下藏着点东西，从来不拿给任何人看，倒不是因为怕人抢去或偷走，却是由于害臊。有的时候他走到窗子跟前，背对着同伴们，把一个什么东西戴在胸口上，低下头去看。要是这时候你走到他跟前，他就会发窘，赶紧把胸前的那个东西扯下来。不过要猜破他的秘密，却也不难。

“您向我道喜吧，”他常常对伊万·德米特利奇说，“他们呈请给我颁发带星的斯坦尼斯拉夫二级勋章了。带星的二级勋章是只颁发给外国人的，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却愿意为我破例，”他含笑说道，大惑不解地耸了耸肩膀，“嘿，老实说，我可真没料到！”

“我对这类事一点也不懂。”伊万·德米特利奇阴郁地声明说。

“不过您可知道我迟早会领到什么勋章？”以前的拣信员调皮地眯细眼睛接着说。“我一定会领到瑞典的‘北极星’。像那样的勋章是值得费点力气去张罗的。一个白十字和一条黑丝带。漂亮得很。”

大概其他任何地方的生活都不及这所小屋里单调。早晨，病人们除了瘫子和胖农民以外，都到穿堂里去凑着一个大木桶洗脸，用长袍的底襟擦干。这以后他们用锡杯子喝茶，茶是尼基达从主楼取来的。每人只准喝一杯。中午他们吃酸白菜汤和麦粥，傍晚吃午饭剩下的麦粥，算是晚饭。空闲的时候他们就躺着，睡觉，瞧着窗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每天都是这样。就连往日的拣信员也老是谈那些勋章。

第六病室里很少见到新人。大夫早已不接收新的疯人，而且喜欢访问疯人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很少的。理发师谢苗·拉扎利奇每隔两个月到小屋里来一次。他怎样给疯人剪发，尼基达怎样帮助他做这件事，每次醉醺醺和笑嘻嘻的理发师光临，病人们怎样闹得乱七八糟，这我们都不准备谈了。

除了理发师以外，谁也不到小屋里来看一看。病人们注定一天到晚只看得见尼基达一个人。

然而近来医院的主楼里却散布着一种相当奇怪的流言。

传说大夫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

5

奇怪的流言！

从某一点来看，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纪很轻的时候笃信宗教，准备干教士的行业，一八六三年中学毕业后有心进神学院；可是他的父亲，一个医学博士和外科大夫，刻薄地嘲笑他，干脆声明，如果他去做教士，就不认他做儿子。这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自己不止一次地承认，他对医学以及一般的专门科学素来并不爱好。

不管怎样，他读完医学系以后，没有去做教士。他并不显得笃信宗教，刚做医生的时候就跟现在一样不像是宗教界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而粗俗，像庄稼人一样。他的面容、胡子、平顺的头发、结实笨拙的体格都使人联想到大道旁边小饭铺里那种吃得发胖，放量喝酒，脾气很凶的老板。他面容严厉，脸上布满细小的青筋，眼睛很小，鼻子发红。他高身量，宽肩膀，因而手脚也大，似乎一拳打出去，就能致人死命。然而他脚步轻，走起路来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在狭窄的过道上遇见人，总是先停住脚，给人让路，说一声“对不起！”而且他的说话声不像意料中的那样是男低音，却是尖细柔和的男高音。他的脖子上生着一个不大的肿瘤，妨碍他穿领子浆硬的衣服，因此他老是穿着亚麻布或者棉布衬衫。总之，他的装束不像个大夫。一套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衣服他照例到犹太人的铺子里去买(5)，穿在身上就像旧衣服那样又旧又皱。同一套衣服，他看病也穿它，吃饭也穿它，出外做客也穿它。然而这不是出于吝啬，却是因为他对仪表全不在意。

安德烈·叶菲梅奇当初到这个城里来上任的时候，这个“慈善机构”的情形糟极了。病室里，过道上，医院的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杂役、助理护士以及他们的孩子都跟病人一起睡在病房里。大家纷纷抱怨，说蟑螂、臭虫、老鼠闹得人不得安宁。外科病室里，丹毒从没绝迹过。整个医院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堆放着土豆。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一律勒索病人的钱财。据说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一个老大夫，把医院里的酒精偷偷卖出去，而且罗致助理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城里人清楚地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况，甚至说得言过其实，不过大家对这些情形却满不在乎。有的人还为之辩护，说医院里躺着的只有小市民和农民，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比在医院里还要糟得多，你总不能供他们吃松鸡啊！还有人辩护说，单靠本城的经费而缺少地方自治局的资助，是没有力量办好医院的；谢天谢地，医院虽差，总算有了一个。至于成立不久的地方自治局，不论在城里还是在城郊，都不开办诊疗所，推托说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视察医院以后，得出结论，认为这个机构道德败坏，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依他的看法，当前所能做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回家去，关闭医院。可是他又考虑到单凭他的意志是办不成这件事的，况且这样做也无益；如果把肉体的和精神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那也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以只好等它自己消灭。再者，如果人们开办医院，容忍它存在，那就可见他们需要它。偏见和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坏事和丑事都是需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们就会转化为有益的东西，犹如畜粪变成黑土一样。人世间没有一种好东西不是在创始之初有其丑恶的一面的。

上任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待乱七八糟的情况分明相当冷漠。他只要求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室里过夜，购置了两个柜子的医疗器械，至于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外科的丹毒等，仍旧保持原状。

安德烈·叶菲梅奇非常喜爱智慧和正直，然而他缺乏坚强的性格，不相信他有权利在自己四周建立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下命令、禁止、坚持，在他是根本办不到的。看上去，仿佛他起过誓，永远也不提高嗓门，不发号施令似的。说一句“给我这个”和“把那个拿来”，在他是困难的。每逢他想吃东西，他就迟疑不决地咳嗽几声，对厨娘说：“最好给我喝点茶……”或者“最好开饭吧”。至于对总务处长说，不要再偷东西，或者把他赶走，或者索性取消这个不必要的寄生的职位，在他是完全没有力量做到的。每逢人家欺骗他，或者奉承他，或者送来一份明明是假造的账单要他签字，他的脸就涨得像虾那样红；他虽然觉得于心有愧，但还是在账单上签了字。每逢病人向他抱怨说他们在挨饿，或者抱怨说助理护士态度粗暴，他就发窘，惭愧地嘟哝说：

“好，好，我以后调查一下。……多半这是误会。……”

起初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很勤奋。他每天从早晨起到中午一直给人看病，动手术，甚至接生。女人们说他工作用心，诊断很灵，特别是儿科病和妇女病。然而时间一长，这个工作由于单调，显然无益而使他感到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看，加到三十五个了，后天又加到四十个，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干下去，可是城里的死亡率却并没有降低，病人仍然不断地来。从早晨起到吃中饭为止，要对四十个门诊病人认真有所帮助，那是体力上办不到的，于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结果就成了骗局。一年接诊一万二千个病人，说得干脆点，那就是欺骗了一万二千个人。至于把重病人安置在病房里，按科学的规定给他们治疗，那也不可能；因为规定倒是有的，科学却没有。如果丢开哲学，像别的医生那样一板一眼地按照规定办事，那么为此首先就需要洁净和通风，而不是污秽，需要有益健康的食物，而不是酸臭的白菜汤，需要优秀的助手，而不是盗贼。

再者，既然死亡是每个人的正常而合理的结局，那又何必阻止他们死亡呢？如果一个小商人或者文官多活五年或者十年，这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认为医学的目标就在于用药品减轻痛苦，那就不能不引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第一，据说，痛苦足以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第二，人类要是真的学会用药丸和药水来减轻痛苦，那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到现在为止，人类在宗教和哲学里不但找到了避免一切烦恼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以前受到极大的痛苦，可怜的海涅因为瘫痪而卧床好几年，那么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辽娜·萨维什娜之流为什么就不该生病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空虚，要是再没有痛苦，那就会全然空虚，像阿米巴的生活一样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这些想法压倒，心灰意懒，从此不再每天到医院去了。

6

他的生活是这样过的。早晨他照例八点钟光景起床，穿好衣服，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到医院去。那边，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在狭窄幽暗的过道里坐着，等候看病。杂役们和助理护士们在他们面前跑来跑去，皮靴把砖地踩得咚咚响。消瘦的病人们穿着长袍走过此地。死尸和装满秽物的器皿也从这儿抬过去。小孩子啼哭，过堂风吹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于发烧的、害肺痨的和一般敏感的病人是一种折磨，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候诊室里，他遇见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那是个矮胖子，他的肥脸刮得精光，洗得干干净净，态度温和、沉稳，穿着肥大的新衣服，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倒不如说像枢密官。他在城里私人行医，生意兴旺，他系着白领结，自认为比大夫精通医道，因为大夫根本不私人行医。候诊室的墙角上有个神龛，其中放着一个大圣像，面前点着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一个高烛台，蒙着白套子。墙上挂着主教的肖像、圣山修道院的风景照片，一圈圈干枯的矢车菊。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教，喜欢庄严的仪式。圣像是由他出钱设置的。每到星期日，由他下命令，要一个病人在候诊室里大声念赞美诗，念完以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亲自提着手提香炉走遍各个病室，摇炉散香。

病人很多，时间却少，因此他的工作只限于简短地问一问病情，发给一点药品，例如氨搽剂或者蓖麻油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那儿，用拳头支着脸颊，沉思着，然后随口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下，搓着手，偶尔插一句话。

“我们生病，受穷，”他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祷告仁慈的上帝。是啊！”

在诊病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做任何手术。他早已停止做手术，一见到血就激动得难受。每逢他不得不扳开孩子的嘴，为了看一下喉咙，而孩子哭哭啼啼，伸出小手招架的时候，他的耳朵里便嗡嗡地响，头发晕，泪水涌上他的眼睛。他连忙开个药方，摆一摆手，让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他诊病的时候，病人畏畏缩缩，说话没条理，再加上庄严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坐在旁边，墙上挂着照片，二十多年来他一成不变地问那些话——这一切不久就使他感到厌倦了。他看过五六个病人以后就走了。他走后，其余的病人由医士独个儿诊治。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家里，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早已不私人行医，现在不会有什么人来打搅他，就立刻在书房里桌子旁边坐下，开始看书。他读很多的书，总是读得津津有味。他的薪金有一半都用在买书上，他寓所里六个房间倒有三个房间堆满了书籍和旧杂志。他最喜爱的是历史和哲学著作，关于医学，他只订了一份《医生》，而且总是从后面看起。这种阅读每一次都是毫不间断地持续几个钟头，他并不感到疲劳。他读书不像以前伊万·德米特利奇那样快，那样急，而是读得慢，钻得深，常常在他喜欢的或者不理解的段落上停顿一下。书本旁边总是放着一小瓶白酒，另外有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盐渍苹果，直接放在粗呢桌布上，没有盛在碟子里。每过半个钟头，他眼睛不离开书，斟上一杯白酒，喝下去，然后不用眼睛去看，用手摸到那根黄瓜，咬下一小截来。

下午三点钟，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门前，嗽着喉咙说：

“达留什卡，最好开饭吧。……”

吃过一顿做得很差、不干不净的中饭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他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把胳膊交叉在胸前，思索着。钟敲了四下，后来敲了五下，他仍然在走动和思索。有的时候厨房的门吱吱嘎嘎响起来，达留什卡那张睡意蒙眬的红脸从门里探出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您喝啤酒的时候了吧？”她操心地问。

“不，还没到时候……”他回答说，“我要等一会儿……我要等一会儿。……”

通常，将近傍晚，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全城居民当中只有跟这个人交往还没觉得厌烦。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以前是个很富有的地主，在骑兵团里服役，可是后来破了产，到老年为贫穷所迫而到邮政部门工作。他的外表活泼健康，蓄着浓密的白色络腮胡子，风度文雅，嗓音响亮好听。他心眼好，感情重，可是脾气躁。遇到邮局里有的顾客提出抗议，或者对某件事不同意，或者只不过议论一下，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就会涨红脸，浑身发抖，用雷鸣般的声音嚷道：“闭嘴！”因此这个邮政机构早就出了名，是个谁都怕去的衙门。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认为安德烈·叶菲梅奇颇有教养，心地高尚，因而尊重他，爱他，而对其余的居民却态度高傲，就像对待自己的部下一样。

“我来了！”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说。“您好，我亲爱的！恐怕我已经惹得您厌烦了吧，啊？”

“正好相反，我很高兴，”大夫回答他说。“我见到您总是高兴的。”

两个朋友在书房里一张长沙发上坐下，默默地吸一会儿烟。

“达留什卡，给我们拿点啤酒来才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他们仍然默默无言地把第一瓶酒喝完，大夫在沉思，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则面露快乐活泼的神情，像是有一件很有趣的事要讲似的。谈话总是由大夫开头。

“多么可惜啊，”他缓慢地轻声说，一面摇着头，眼睛不看对方的脸（他从来也不直视人家的脸），“真是可惜极了，尊敬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我们城里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够聪明而有趣地谈谈天的人，他们也不喜欢谈天。这在我们就成了很大的苦事。甚至知识分子也不免于庸俗，我可以断言，他们的智力水平丝毫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对。我同意。”

“您自己也知道，”大夫继续慢条斯理、一字一句地轻声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的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以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没有趣味的。智慧在兽类和人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暗示了人类的神圣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代替了实际上不存在的人类的不朽。由此看来，智慧是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我们在四周却看不见，也听不见智慧，可见我们的快乐被剥夺了。不错，我们有书，不过这跟活跃的谈话和交往截然不同。如果您容许我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话，那么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完全对。”

紧跟着是沉默。达留什卡走出厨房，带着茫茫然的悲痛神情，在门口站住，用拳头支住脸，想听一听。

“唉！”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叹道。“对现在的人的智慧，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他就讲起过去的生活有多么健康，快活，有趣，从前俄国有多么聪明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荣誉和友谊有多么高尚的看法。他们借出钱去不要借据，认为朋友有难而不伸出手去援助是一种耻辱。而且从前有什么样的出征、冒险、交锋，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啊！还有高加索，那是多么惊人的地区！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常穿上军官的衣服，每到傍晚独自骑马到山里去，向导也不带。据说她跟山村里一个小公爵有了风流韵事。

“圣母啊，母亲啊……”达留什卡叹道。

“那时候人们怎样喝酒！怎样吃饭啊！而且有多么激烈的自由主义者！”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听进去。他在思考什么事，不时呷一口啤酒。

“我常常盼望有些聪明人，跟他们谈谈天，”他忽然打断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的话说。“我的父亲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硬要我做医生。我觉得要是当时我没听从他的话，那我如今就处在智力活动的中心了。大概我会做大学某个系里的教员吧。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变动无常的，可是您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对它有偏爱。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好像关在一个牢笼里，逃不出去似的。确实，他从无生命转为有生命的东西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由某种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什么？他要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对他说不清，或者说些荒唐的话。他敲门，门却不开。后来，死神来找他了，这也是违背他的意志的。因此，犹如在监狱里人们被共同的不幸联系着，由于聚在一起而感到轻松些一样，在生活里也只有在喜爱分析和归纳的人们凑在一起，交流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借此消磨时间的时候，人才能不觉得自己被关在牢笼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慧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

“完全对。”

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瞧着对方的脸，放低了声音，讲讲停停，继续谈着有智慧的人以及跟他们的谈话。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注意地听他讲话，同意道：“完全对。”

“那么您不相信灵魂不朽吗？”邮政局长突然问道。

“是的，尊敬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怀疑。不过，话说回来，我又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永远也不会死似的。哎，我心里想，老家伙，你也该死了！可是我的灵魂里有个小小的声音在说：‘你别相信，你不会死！……’”

九点钟过后不久，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走了。他在穿堂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是命运把我们打发到多么荒僻的地方来了！最恼人的是我们不得不死在这个地方。唉！……”

7

安德烈·叶菲梅奇把朋友送走以后，就挨着桌子坐下，又开始读书。傍晚，以及后来的夜晚，四周一直很安静，没有一点声音来干扰。时间也似乎停住，跟大夫一起屏息不动，瞧着书本；仿佛一切都不存在，只有那本书和带绿罩子的灯了。大夫的农民般粗俗的脸渐渐开朗，在人类智慧的活动面前现出感动而着迷的笑容。啊，为什么人类不能长生不老呢？他想。为什么要有脑中枢和脑回，为什么要有视力，话语，自我感觉，天才呢？所有这些岂不都是注定了要埋进土里，最后跟地壳一起冷却，然后随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几百万年，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吗？为了冷却，然后旋转，大可不必把人以及人的高尚的、近乎神的智慧从虚无中引出来，然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再把它化为泥土。

这是新陈代谢！然而以此代替不朽来安慰自己，那是何等怯懦！自然界所发生的这种无意识的变化过程比人的愚蠢还要低下，因为愚蠢毕竟还含有知觉和意志，而那种过程却是根本什么内容也没有的。只有在死亡面前恐惧多于尊严的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说，他的尸体迟早会生成青草、石头、癞蛤蟆的。……在新陈代谢中见到不朽，那是奇怪的，就跟一把珍贵的提琴被砸碎，毫无用处以后却预言装提琴的盒子会有光辉的前途一样。

等到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思索一会儿。处在刚从书本上读来的优美思想的影响下，他无意中回顾一下他的过去和现在。过去是可憎的，还是不想为妙。可是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正当他的思想随同冷下去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大夫住宅旁边的大楼里，人们却在疾病和肉体方面的污秽中受着煎熬。也许有人睡不着觉，在跟虫子作战，有人受着丹毒的传染，或者因为绷带扎得太紧而呻吟。也许病人们在跟助理护士打牌、喝酒。每年有一万二千人受着欺骗，医院的全部工作如同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盗窃、争吵、诽谤、裙带关系上，建立在卑劣的庸医骗术上。医院像以前一样，仍然是个不道德的机关，对居民的健康极其有害。他知道在第六病室的铁格窗里尼基达殴打病人，也知道莫依塞依卡每天到城里去乞讨。

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来医学发生了神话般的变化。当初他在大学里念书，觉得医学不久也会获得像炼金术和玄学那样的命运，可是现在他夜里读书的时候，医学却感动他，在他的心里引起惊奇，甚至赞叹。真的，它射出了多么出人意外的光辉，发生了什么样的革命啊！多亏防腐剂，伟大的皮罗戈夫认为甚至在将来(6)都不能做的手术，如今也能做了。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师都敢于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了。至于剖腹术，一百例中只有一例造成死亡。结石病已经被人认为是小事，甚至再也没有人为它写文章了。梅毒已经可以得到根本治疗。还有遗传学说，催眠术，巴斯德(7)与科赫(8)的发现，以统计为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国的地方自治局医疗事业！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医疗法，跟过去相比，无异于十足的厄尔布鲁士(9)。现在不再往疯子头上泼冷水，也不再给他们穿紧身衣，而是用人道主义态度对待，而且据报纸上的消息说，甚至为他们演剧、办舞会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按现代的眼光和风尚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恶劣的机构也许只可能在离铁道二百俄里的小城市中出现，在那种地方，市长和所有的市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把医生看做术士，对医生必须相信，不能加以任何批评，哪怕他把烧熔的锡灌进人的嘴里去也得相信他。换了在别的地方，社会人士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狱(10)捣得稀烂了。

“可是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说。“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有防腐剂也罢，有科赫也罢；有巴斯德也罢，可是事情的实质丝毫也没有改变。患病率和死亡率依然如故。他们给疯子办舞会、演戏，然而仍旧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可见这一切都是废话和瞎忙，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然而悲哀和一种近似嫉妒的感觉却不容他漠不关心。这多半是由于疲劳吧。他那沉甸甸的头向书本垂下去，他就用两只手托住脸，想让它舒服一点，暗自想道：

“我在做有害的工作。我从人们手里领了薪金，却欺骗他们。我不正直。不过，话说回来，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县里的文官都是有害的，都白领薪金。……可见我不正直不能怪我本人，而要怪时代。……我要是晚生二百年，就会成为另一个人了。”

等到时钟敲了三下，他就熄掉灯，走到卧室去。他并不想睡觉。

8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表示慷慨，议决在地方自治局医院开办之前，每年拨出三百卢布作为补助金，供城内医院增加医务人员之用。为了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县医生叶甫根尼·费多雷奇·霍包托夫受聘到城里来了。他还很年轻，不满三十岁。这是个高身量的黑发男子，高颧骨，小眼睛，大概他的祖先是异族人。他来到城里，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只有一只又小又破的手提箱，还带着一个难看的年轻女人，他称她为厨娘。这个女人有个吃奶的婴儿。叶甫根尼·费多雷奇头戴有遮檐的制帽，脚穿长筒皮靴，冬天身穿短皮袄。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主任交上了朋友，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把别的文官叫做贵族，躲着他们。他的整个住所里只有一本书，就是《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11)。他去看病人，也总是带着这本书。每到傍晚他就到俱乐部去打台球，可是不喜欢打牌。他在谈话当中很喜欢使用这类字眼：“无聊之至”，“废话连篇”，“你别故布疑阵”等等。

他每星期到医院里来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完全不用消毒方法，用拔血罐放血，这些都惹得他气愤，然而他并没有引用新的办法，生怕因此得罪安德烈·叶菲梅奇。他认为他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是个老滑头，怀疑他有很多钱，私下里嫉妒他。他恨不得占据他的职位才好。

9

春季三月底的一天傍晚，那是地上已经没有积雪，椋鸟在医院的园子里歌唱的时候，大夫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到大门口。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塞依卡带着战利品回来，走进院子。他没戴帽子，光脚穿着短筒套鞋，手里拿着一小包施舍品。

“给我一个小钱！”他对大夫说，冷得发抖，微微地笑。

安德烈·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绝任何人，就给了他一枚十戈比硬币。

“这多么不好啊，”他暗想，瞧着莫依塞依卡的光脚以及又红又瘦的足踝。“瞧，脚都湿了。”

这在他的心里激起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嫌恶的感情，他就跟在犹太人后面往小屋走去，时而看一下他的秃顶，时而看一下他的足踝。大夫一走进去，尼基达就立即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起来，挺直身子。

“你好，尼基达，”安德烈·叶菲梅奇声音柔和地说，“发给这个犹太人一双皮靴才好，要不然他会感冒的。”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务处长。”

“劳驾。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好了。你就说这是我提出的请求。”

从穿堂通到病室去的门敞开着。伊万·德米特利奇在床上躺着，用胳膊肘把身子支起来，不安地听着生疏的说话声，忽然认出了大夫。他气得周身发抖，跳下床，脸色通红而凶恶，眼睛瞪得很大，跑到病室的中央。

“大夫来了！”他叫道，哈哈大笑。“总算来了！诸位先生，我给你们道喜，大夫大驾光临了！该死的坏蛋！”他尖声叫道，跺一下脚，气得发狂，以前病室里谁也没见到他这样暴怒过。“打死这个坏蛋！不，打死都不解恨！把他淹死在粪坑里才好！”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就从穿堂探头往病室里看一眼，声音柔和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万·德米特利奇叫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跟前，急忙把身上的长袍裹裹紧。“为什么？你是贼！”他憎恶地说，努出嘴唇，仿佛要啐唾沫似的。“骗子！刽子手！”

“请您安静一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负疚地微笑着。“我向您保证，我从没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可能说得过火了。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您安静一下，我请求您。如果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说一下：您为什么生气？”

“那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您有病。”

“对，有病。可是要知道，有成百上千的疯子在自由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涂得分不清疯子和健康的人。可是为什么我，还有，喏，这些不幸的人，必须像替罪羊似的替大家关在这儿？您、医士、总务处长和所有你们这些医院里的混蛋，在道德方面不知比我们之中每个人要卑下多少，可是为什么关在这儿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这是什么道理？”

“这跟道德方面和道理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关在这儿，谁就只好待在这儿，谁要是没关在这儿，谁就到处溜达，就是这么回事。讲到我为什么是大夫，而您是精神病人，这既与道德无关，也讲不出道理来，纯粹是由于简单的偶然性而已。”

“这种废话我不懂……”伊万·德米特利奇声音沉闷地说，在他的床上坐下。

尼基达当着大夫的面不便搜查莫依塞依卡，于是那个犹太人便把一块块面包、纸片、小骨头摊在他自己的床上。他仍然冷得发抖，嘴里用唱歌般的音调很快地说着犹太话。大概他以为他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伊万·德米特利奇说，他的嗓音发颤。

“我办不到。”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您来判断一下吧，如果我把您放了，这于您有什么好处呢？您出去吧。城里人或者警察会把您抓住，送回来的。”

“对了，对了，这倒是实话……”伊万·德米特利奇说，擦着他的额头。“这真可怕！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伊万·德米特利奇的说话声和年轻聪明的面容，以及他那种愁苦的面容。他想对这个青年人亲热点，安慰他一下。他就在床上挨着他坐下，沉吟一下，说：

“您问该怎么办。处在您的地位最好是从这儿逃走。然而可惜，这没用处。人家会抓住您。社会在防范罪犯、精神病人以及一般不稳当的人方面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非住在这里不可。”

“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必要。”

“一旦有了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关在里面才成。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的人。您等着吧，到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绝迹的时候，就再也不会有这种铁格窗，不会有这种长袍了。当然，那样的时代是迟早要来的。”

伊万·德米特利奇冷笑。

“您在说笑话了，”他眯细眼睛说，“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达这样的老爷们，跟未来毫不相干。不过您可以放心，先生，美好的时代会来的！让我用俗话来表白一下我的想法，您尽管笑我吧，反正新生活的曙光会大放光芒，真理会胜利，于是，我们的街上就会有盛大的节日！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掉，可是，别人的后代会等到的。我全心全意地祝贺他们，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啊！求上帝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万·德米特利奇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站起来，向窗子那边伸出手去，声调激动地继续说道：

“我从这铁格窗里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啊！”

“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觉得伊万·德米特利奇的动作像在演戏，同时又觉得很喜欢。“监狱和疯人院将来都不会有，真理会像您所说的那样胜利，然而要知道，事物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界的规律依然如故。人们如同现在一样，还是会生病，衰老，死亡。不管将来有多么灿烂的曙光照亮您的生活，可是到头来您还是会躺进棺材，被人钉上钉子，丢进墓穴里。”

“那么永生呢？”

“哎，算了吧！”

“您不相信，可是呢，我却相信。不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里还是伏尔泰的书里，有个人物说：要是没有上帝，人们就应当造出一个来(12)。我深深地相信，如果没有永生，那么伟大的人类智慧迟早会把它造出来。”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微笑着，“您相信，这是好事。人有了这样的信心，哪怕幽禁在四堵墙当中，也能生活得很快乐。您以前在什么地方受过教育吧？”

“是的，我上过大学，可是没有毕业。”

“您是个有思想和爱思考的人。在任何环境里您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入的思考，那种对人间的无谓纷扰的全然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比这更高的幸福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呢。您哪怕在三道铁栅栏里生活，也能享受这样的幸福。第欧根尼(13)住在木桶里，可是他比天下所有的皇帝都幸福。”

“您那个第欧根尼是蠢货，”伊万·德米特利奇阴郁地说。“您干什么跟我谈第欧根尼，谈什么理解生活？”他忽然生气了，跳起来说。“我爱生活，热烈地爱生活！我得了被虐狂，经常恐惧得厉害，然而有些时候我的心里却充满对生活的渴望，在那种时候我总害怕自己会发疯。我非常想生活，非常想！”

他激动得在病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压低了嗓音说：

“每逢我想望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会生出种种幻觉。似乎有些人走到我跟前来了，我听见说话声和音乐声，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树林里或者海岸上散步，我那么热切地渴望纷扰，渴望忙碌。……请您对我讲一讲，外边有什么新闻吗？”伊万·德米特利奇问。“外边怎么样？”

“您想知道城里的情况呢，还是一般的情况？”

“哦，您先给我讲一下城里的情况，然后再讲讲一般的情况。”

“好吧。城里乏味得难受。……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谈谈天，也听不到任何人说出有意思的话。没有什么新来的人。不过倒有一个年轻的医生霍包托夫不久以前来了。”

“居然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来了。他怎么样，是个俗物吗？”

“是的，他是个没有教养的人。您要知道，这真奇怪。……根据一切迹象来判断，在我们的一些大城里，智力并没有停滞，而是在活动，也就是说，那边一定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次从那儿派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些叫人看不上眼的人。这个不幸的城啊！”

“是啊，这是个不幸的城！”伊万·德米特利奇叹了口气，说道，随后又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情况怎么样？报纸和杂志上有些什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暗下来。大夫站起身，立在那儿讲国外和国内人们写了些什么文章，目前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思想潮流。伊万·德米特利奇注意地听着，提出些问题，可是忽然间，仿佛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大夫。

“您怎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伊万·德米特利奇粗暴地说。“躲开我！”

“这是为什么？”

“我跟您说：躲开我！干吗追问？”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耸肩膀，叹口气，走出去。他走过穿堂的时候说：

“最好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尼基达。……气味难闻极了！”

“是，老爷。”

“多么招人喜欢的年轻人！”安德烈·叶菲梅奇心里想着，走回他的寓所。“我在此地住了这么久，他似乎是头一个可以谈谈天的人。他善于思考，所关心的也正是应该关心的事。”

他读书以及后来躺下睡觉的时候，一直在想伊万·德米特利奇，第二天早晨醒来，想起昨天同一个聪明而有趣的人相识，就决定一有机会再到他那儿去一趟。

10

伊万·德米特利奇仍然按昨天的姿势躺着，两只手抱住头，腿缩起来。旁人看不见他的脸。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睡着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利奇嘴对着枕头说，“第二，您算是白忙了：您休想从我的嘴里掏出一句话来。……”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狼狈地嘟哝说，“昨天我们谈得那么融洽，可是忽然，不知什么缘故，您怄气了，一下子不谈下去了。……多半是我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或者讲出了不符合您的信念的想法。……”

“哼，居然要我相信您的话！”伊万·德米特利奇说，欠起身来，讥诮而不安地瞧着大夫。他的眼睛是红的。“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侦察、刺探，可是在这儿您无能为力。我昨天就已经明白您来的目的了。”

“奇怪的想法！”大夫含笑说。“那么您以为我是密探吧？”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密探也好，大夫也好，都是一回事，反正是派来刺探我的。”

“哎，说真的，请原谅我直说，您可真是个……怪人！”

大夫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不以为然地摇头。

“不过，就算您说得不错，”他说，“就算我在阴险地套出您的话来，好把您告到警察局去，他们就逮捕您，审判您；可是难道您在法庭上和监狱里，会比待在这儿更糟？如果您被判终身流放，甚至服苦役，难道那就比关在这个小屋里更糟？我觉得不见得更糟。……那么您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

这些话看来对伊万·德米特利奇起了作用。他放心地坐下了。

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平日，在那种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在自己家里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什卡问他是不是到喝啤酒的时候了。外面没有风，天气晴朗。

“我饭后出来散步，喏，您看，我就顺便走到这儿来了。”大夫说。“现在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万·德米特利奇问。

“是的，三月底。”

“外面满地是泥吗？”

“不，不很烂。园子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现在要是能坐上四轮马车到城外去兜兜风，那才好呢，”伊万·德米特利奇说，揉揉他的红眼睛，仿佛半睡不醒似的，“然后就回到家里，走进温暖舒适的书房……找个好大夫治一下头痛。……我已经很久没有照普通人那样生活了。这儿真糟！糟得叫人受不了！”

他经历过昨天的激动以后，感到疲乏，无精打采，讲话不起劲了。他的手指头发抖，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头痛得厉害。

“温暖舒适的房间和这个病室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安宁和满足不是在人的外部，而是在人的内心。”

“这话怎么讲？”

“普通人是从身外之物，也就是从马车和书房，期待好的或者坏的东西，而有思想的人却在自己的内心期待这些东西。”

“您到希腊去宣传这种哲学吧，那儿天气暖和，弥漫着酸橙的香气。这种哲学却跟这儿的气候配不上。我跟谁谈起第欧根尼来着？莫非就是跟您谈过？”

“是的，昨天跟我谈过。”

“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处，那边没有这些东西也已经够热的了。管自睡在木桶里，吃橙子和橄榄好了。不过，要是他有机会到俄国来生活，那么，慢说十二月里，就是五月里也会要求到房间里去住。恐怕他会冷得缩成一团呢。”

“不。对寒冷，如同对所有的痛苦一样，人能够全无感觉。马可·奥勒留说：‘痛苦乃是一种生动的痛苦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种概念，丢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散。’(14)这话是中肯的。大圣大贤或者单纯地有思想和爱思索的人，其所以与众不同，恰恰就在于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

“这样说来我就是个呆子，因为我痛苦，不满足，对人的卑劣感到惊讶。”

“您不该这样说。如果您多想一想，就会明白所有这些使我们激动的身外之物都是多么渺小。人应当力求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于此。”

“理解……”伊万·德米特利奇说，皱起眉头。“什么身外之物啦，内心啦。……对不起，这我都不懂。我只知道，”他说，站起来，气愤地瞧着大夫，“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是啊！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就必然对一切刺激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见到卑劣，我就用忿怒来回答；对于肮脏，我就用厌恶来回答。依我看来，实际上这才叫生活。机体越低级，它的敏感性就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越弱。机体越高级，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呢？您是大夫，却不懂这类小问题！为了蔑视痛苦，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人就得弄到这般地步才成，”说着，伊万·德米特利奇指了指满身脂肪的胖农民，“或者，必须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炼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活。对不起，我不是圣贤，也不是哲学家，”伊万·德米特利奇气愤地继续说，“那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也不善于讲道理。”

“刚好相反，您讲起道理来很出色。”

“您所模拟的斯多葛派(15)哲学家们是些了不起的人，然而他们的学说远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停滞，没有前进过一步，将来也不会进展，因为它不切实际，脱离生活。它只在以研究和品味各种学说消磨生活的少数人当中获得成功，而大多数人却不能理解它。凡是宣扬漠视富裕、漠视生活的舒适、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从没享受过富裕，也从没享受过生活的舒适；对他们来说，蔑视痛苦无异于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感觉以及在死亡面前的哈姆雷特式的恐惧构成的。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觉：人可以因这种生活而苦恼，憎恨它，可是不能蔑视它。是啊，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绝不可能有前途。从开天辟地起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断进展着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伊万·德米特利奇忽然思路中断，停住口，烦恼地擦额头。

“我本来想说一句重要的话，可是我的思路乱了，”他说，“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对了！我想说的是这个：有一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给一个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那么，您看得明白，即使斯多葛派也对刺激作出了反应；因为要做出这种舍己为人的慷慨行动，就必须有能够愤慨和怜悯的灵魂才成。我在这儿，在这个监狱里，已经把我学到过的东西统统忘光了，要不然我还能想起一点什么来。那么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是哭泣、微笑、忧伤、气愤，甚至苦恼。他并没有带着笑容去迎接痛苦，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个杯子离开他(16)。”

伊万·德米特利奇笑起来，坐下。

“姑且假定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自己的内心，”他说，“姑且假定人必须蔑视痛苦，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吧。可是您有什么理由宣扬这些呢？您是圣贤？是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可是每个人都应当宣扬它，因为它是合情合理的。”

“不，我想知道为什么您自认为有资格议论理解生活，蔑视痛苦，和诸如此类的事。莫非您以前受过苦？您懂得什么叫痛苦？请容我问一句：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不，我的父母是厌恶体罚的。”

“可是我的父亲却死命地打过我。我的父亲是个性情专横、害着痔疮的文官，鼻子很长，脖子发黄。不过我们还是来谈您吧。您有生以来，谁也没有用手指头碰过您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把您打得死去活来，您健壮得像牛一样。您在父亲的羽翼下长大成人，由他出钱供您读书，后来又一下子谋到了这个俸禄很高而工作清闲的职位。二十多年来您住着不花钱的房子，由公家供炉火，供灯烛，供仆役，同时又有权利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工作多少就工作多少，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没关系。您天生是个疲沓的懒人，因而极力把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来惊扰您，免得您动一动。您把工作交给医士和其他的坏蛋去做，自己却在温暖而清静的地方坐着，积攒钱财，阅读书籍，以思索各种高超的无聊问题为乐，而且，”说到这儿，伊万·德米特利奇瞧了瞧大夫的红鼻子，“喝酒。一句话，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只在理论上认识现实生活。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那理由很简单：一切皆是空虚啦，外界和内心啦，蔑视生活、痛苦和死亡啦，理解生活啦，真正的幸福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方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多管闲事呢？让他去打好了，反正这两个人迟早都要死的，况且打人的人在打人这件事上所侮辱的并不是挨打的人，却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不像样子的，然而喝酒也是死，不喝酒也是死。有一个村妇来了，她牙痛。……哼，那又有什么关系？痛苦乃是痛苦的概念，再说人生在世免不了生病，大家都要死的；因此，娘们儿，去你的吧，不要妨碍我思考和喝酒。一个青年来请教该做些什么事，该怎样生活。换了别人，在回答以前总要想一想，可是您的答案却是现成的：努力去理解吧，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吧。可是这种神话般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当然，答案是没有的。在这儿，我们被关在铁格子里，长期幽禁，受尽折磨，然而这挺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室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好惬意的哲学：什么事也不干，良心却清清白白，觉得自己是个圣贤。……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17)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就是这样！……”伊万·德米特利奇又生气了。“您蔑视痛苦，可是您的手指头被房门夹了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叫起来了！”

“也许我不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温和地微笑着。

“得啦，哪能呢！喏，要是您一下子中了风，或者有个混账或蛮横的家伙利用他的地位和官品当众侮辱您，而且您知道他这样做了仍然可以逍遥法外；到那时候您才会明白叫别人去理解和寻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这话很有独到之处，”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快活地笑着，不住地搓手。“您对概括的爱好使我感到又愉快，又吃惊。多承您刚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了一番，简直精彩得很。我得承认，跟您谈话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好，我已经听完您的话，现在也请您费心听我讲一讲。……”

11

这次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钟头，显然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此每天都到小屋去。他早晨到那儿去，午后也去，近黄昏的时候，他又常常在跟伊万·德米特利奇谈天。起初伊万·德米特利奇见着他觉得有点拘束，疑心他不怀好意，公开表示反感；不过后来却跟他处熟，他的生硬的态度就换成了傲慢、讥诮的态度。

不久医院里就传遍流言，说是安德烈·叶菲梅奇大夫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医士也罢，尼基达也罢，助理护士也罢，谁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到那儿去，为什么在那儿一坐几个钟头，谈了些什么，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行动显得古怪。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常常发现他不在家，这种情况在以前从未有过。达留什卡也惶恐不安，因为大夫不再按一定的时间喝啤酒，有的时候连吃饭都来迟了。

有一次，那已经是在六月底，霍包托夫大夫有事去找安德烈·叶菲梅奇，却发现他不在家，就到院子里去找他，在那儿，有人告诉他说老大夫到精神病人那儿去了。霍包托夫走进小屋，在穿堂里站住，听见了这样的谈话：

“我们永远也谈不拢，您要叫我改信您那种信仰是办不到的，”伊万·德米特利奇愤愤地说。“您完全不熟悉现实生活，您从没受过苦，却像负泥虫(18)那样靠别人的痛苦生活。可是我从生下来那天起直到今天都在不断地受苦。因此我要坦率地说，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高明，比您在行。您不配开导我。”

“我根本就无意于要您改信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带着惋惜对方不愿理解他的心意的口气。“问题不在这儿，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过苦而我没受过苦。痛苦和欢乐都是暂时的，我们不谈这些，去它们的吧。问题在于我和您都在思考，我们看出彼此都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不管我们的见解怎样分歧，这一点却把我们联系起来了。但愿您知道，我的朋友，我多么厌恶那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愚钝，我每次跟您谈话却又多么高兴！您是聪明人，我感到跟您在一起很快活。”

霍包托夫把门推开一条缝，往病室里看了一眼。戴着尖顶帽的伊万·德米特利奇和安德烈·叶菲梅奇大夫并肩坐在床上。疯子愁眉苦脸，打哆嗦，颤巍巍地裹紧身上的长袍；大夫则耷拉着脑袋，坐在那儿不动，他脸面通红，束手无策，心情忧郁。霍包托夫耸耸肩膀，冷冷地一笑，跟尼基达互相看一眼。尼基达也耸了耸肩膀。

第二天，霍包托夫跟医士一起来到小屋里。两个人站在穿堂偷听。

“看样子，我们的老爷子头脑完全发昏了！”霍包托夫说着，从小屋里走出去。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庄重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叹道，小心地绕过水洼，免得弄脏他擦亮的皮靴。“老实说，尊敬的叶甫根尼·费多雷奇，我早就料到会这样！”

12

此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气氛。杂役、助理护士、病人等，一遇见他就用疑问的目光瞧着他，然后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往常他总是喜欢在医院的园子里遇见总务处长的女儿玛霞小姑娘，现在他带着笑容走到她跟前去，想摩挲她的小脑袋，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她从他身边跑掉了。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听他讲话，也不再说：“完全对”，却带着莫名其妙的慌张神情支吾道：“是啊，是啊，是啊……”同时若有所思而忧伤地瞧着他。不知什么缘故，他开始劝他的朋友戒掉白酒和啤酒；然而他是个感情细腻的人，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是用种种暗示，时而讲起一个营长，那是个极好的人，时而讲起军团里的神甫，也是个挺不错的人，说是他们都常喝酒，得了病，不过后来戒了酒，病就完全好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包托夫来过两三次。他也劝他戒酒，而且无缘无故地建议他服用溴化钾(19)。

八月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的一封信，约他去谈一件很重要的事。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市政府，在那儿碰见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校长、市参议员、霍包托夫，另外还有一个体态丰满、头发金黄色的先生，经过介绍，他才知道这是位大夫。这位大夫有着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人的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的养马场上，现在凑巧路过这个城。

“这儿有一份申请书，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等到大家互相打过招呼，围着桌子坐下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喏，叶甫根尼·费多雷奇说，主楼里的药房嫌小，应当搬到偏屋去。这当然没有问题，搬去未尝不可，然而主要的问题在于那所偏屋需要修缮了。”

“是的，不修缮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沉吟一下说。“比方说，如果把院角上的偏屋改作药房，那么这工程至少(20)要用五百卢布。这是一笔没有效果的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十年前我就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低声说，“我认为这个医院若是保持现状，那么，它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种超过负担能力的奢侈品。它是在四十年代建成的，不过要知道，那时候的条件跟现在不同。这个城市把过多的钱花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上。我想，换一种办法，用同样多的钱就可以办两所模范的医院。”

“那我们就来采取另一种办法好了！”市参议员赶忙说。

“我已经呈报过，把医疗部门移交地方自治局办理。”

“是啊，您把钱交给地方自治局，它可就塞进腰包里去了。”金黄头发的大夫笑着说。

“照例如此。”市参议员同意道，也笑起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暗淡无光的眼睛瞧着金黄头发的医师，说：

“我们应当公道才对。”

又是沉默。茶端上来了。军事长官不知什么缘故显得很窘，隔着桌子碰了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道：

“您完全把我们忘掉了，大夫。不过您是修士：既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们这班人来往一定觉得没意思。”

大家讲起正派人在这个城里生活感到多么乏味。没有剧院，没有音乐，最近俱乐部里的跳舞晚会上，女人倒有二十名上下，男舞伴却只有两名。青年男子不跳舞，一直聚集在小卖部附近，或者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眼睛不瞧任何人，缓慢而低声地讲起城里人把精力，把心灵和智慧耗费在打牌和造谣上，不善于而且不愿意把时间用在有趣的谈话和读书上，不愿意享受智慧所提供的快乐，这是多么可惜，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有趣，才值得注意，其余的一切都是低级、鄙俗的。霍包托夫注意地听他的同事讲话，忽然问了一句：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月几号？”

霍包托夫和金黄头发的大夫听到回答后，就用一种自己也觉得不高明的主考人的口气盘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星期几，一年共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否住着一个出色的先知。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脸红了，说：

“是的，他是病人，然而是个有趣的青年人。”

此外他们没有再问他什么话。

等到他在门厅穿上大衣，军事长官就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叹口气说：

“我们这些老头子到退休的时候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从市政府里走出来，心里才明白这是一个奉命考查他的智力的委员会。他回想向他提出的各种问题，脸红了，而且现在，不知什么缘故，有生以来第一次沉痛地为医学惋惜。

“我的上帝啊，”他回忆刚才医生考问他的那些问题，暗自想道，“要知道他们还是前不久才听过精神病学的课，参加过考试，可是怎么会这样一窍不通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

他生平第一次感到受了侮辱，生气了。

当天傍晚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来看他。这个邮政局长没有打招呼，照直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两只手，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亲爱的，我的朋友，请您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的真诚的好意，把我看做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他不容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口讲话，继续激动地说：“我因为您有教养，心灵高尚而喜爱您。您听我说，我亲爱的。科学的规定不容许那些大夫把真相告诉您，然而我要照军人那样实话实说：您的身体可是不好啊！请您原谅我，我亲爱的，不过这是实情，所有您四周的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刚才叶甫根尼·费多雷奇大夫对我说，为了有利于您的健康，您务必要休息一下，散散心。完全对！好极了！过几天我就要度假，出外去换换空气。请您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儿走吧！我们按老章法，一块儿出去吧。”

“我觉得身体完全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沉吟一下说，“我不能走。请您容许我用别的方式向您表明我的友情吧。”

丢开书本，丢开达留什卡，丢开啤酒，出外走一趟，既不知道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全然打破了已经建立二十年之久的生活秩序，这种想法他一开头就觉得稀奇古怪。然而他想起刚才在市政府里的谈话，以及从市政府出来，在回家的路上体验到的沉重心情，于是认为暂时离开这个城，避开那些把他看做疯子的蠢人，也未尝不可。

“那么您究竟打算到哪儿去呢？”他问。

“到莫斯科去，到彼得堡去，到华沙去。……以前我在华沙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岁月。多么惊人的城啊！我们去吧，我亲爱的！”

13

过了一个星期，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建议，要他休养一下，也就是要他提出辞呈。他毫不在乎地照着做了。再过一个星期，他就和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坐上邮车，动身到最近的火车站去了。天气凉快，晴朗，天空呈蔚蓝色，远处的景物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儿离火车站有两百俄里，坐马车走了两天，路上歇过两次夜。每逢驿站上的人给他们端来茶，而茶杯却没洗干净，或者套车的时间长了一点，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总是涨红了脸，浑身发抖，嚷道：“闭嘴！不准争辩！”他坐上马车，就一刻也不停地讲他从前到高加索和波兰王国去的旅行情况。有多少奇闻，有什么样的遭际呀！他大声讲话，同时瞪起一对惊讶的眼睛，弄得人可能以为他在说谎。此外，他一面讲话，一面朝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上喷气，对着他的耳朵哈哈大笑。这惹得大夫很不自在，妨碍他思考和聚精会神。

到了火车站，他们为省钱而搭乘三等客车，坐在一个禁止吸烟的车厢里。乘客有一半是上流人士。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很快就跟所有的人认识了，从这个座位移到那个座位，大声说，不应该在这样糟糕的铁路上旅行。简直是上当！骑马赶路，那就大不相同了：一天走它一百俄里，赶完了路还觉得身体健康，精神抖擞呢。讲到我们收成不好，那是因为平斯克沼泽地带排干了水。总之，一切都乱七八糟。他激昂慷慨，大声说话，不准别人开口。这种无休无止的唠叨，再加上高声大笑和富于表情的手势，使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腻烦。

“我们两个人到底谁是疯子？”他懊恼地暗想。“究竟是我这个竭力不惊扰乘客的人呢，还是这个自以为比此地所有的人都聪明有趣因而不容人消停的利己主义者？”

在莫斯科，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穿上没有肩章的军服和有着红色镶边的长裤。他戴着军帽，穿着军大衣上街，兵士们见着他都立正行礼。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才感到他是这样一个人：他身上原有的贵族风度中好的一面已经消磨殆尽，只剩下了糟糕的一面。他喜欢有人伺候他，甚至在完全不必要的时候也是如此。火柴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自己也看见了，却嚷着要仆役给他拿火柴来。他当着女仆的面只穿着内衣走来走去也不感到难为情。他对待听差，哪怕是老人，也一律以“称”称呼(21)，一旦火气上来，就骂他们蠢货和混蛋。依安德烈·叶菲梅奇看来，这都是贵族派头，然而令人讨厌。

首先，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把他的朋友领到伊维尔教堂去。他热烈地祷告，磕头，流泪，等到祷告完毕，就深深叹一口气，说：

“即使你不信神，可是祷告一下，心里总还是踏实点。吻圣像吧，我亲爱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很窘，吻了吻圣像。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努出嘴唇，摇着头，小声祷告，泪水又涌上了他的眼睛。后来他们到克里姆林宫，观赏“炮王”(22)和“钟王”(23)，甚至伸出手指头去摸一摸。他们欣赏莫斯科河南岸市区的风景，到救世主大教堂和鲁缅采夫博物馆去了一下。

他们在捷斯托夫饭店吃饭。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把菜单看了很久，摩挲着络腮胡子，用那种素来觉得到了饭馆如同到了家那样的美食家的口吻说：

“我们倒要看一看今天你们拿什么菜来给我们吃，安琪儿！”

14

大夫走路，观看，吃饭，喝酒，然而他只有一种感觉：恼恨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他巴望躲开朋友，休息一下，离开他，藏起来，可是那个朋友却自认为有责任不让他离开身边一步，给他想出尽可能多的娱乐办法。到了没有东西可看的时候，他就用聊天来给他解闷。安德烈·叶菲梅奇隐忍了两天，可是到第三天向他的朋友声明说，他病了，打算在家里待一整天。朋友说，既是这样，那么他也留下。确实必须休息一下，要不然，两条腿要吃不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在长沙发上躺着，脸对着沙发背，咬紧牙关，听他的朋友热烈地向他断言，法国迟早一定会把德国打得落花流水，说莫斯科有很多骗子，说凭马的外貌不能判断它的优点等等。大夫开始感到耳鸣和心悸，然而为了照顾朋友的情绪，他下不了决心要求朋友走开或者闭嘴。幸好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觉得待在旅馆房间里闷得慌，饭后就出去溜达了。

剩下安德烈·叶菲梅奇一个人，他就感到可以完全休息了。躺在长沙发上不动，感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那是多么愉快啊！缺了孤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堕落的天使之所以背弃上帝，大概就是因为他渴望获得天使们没有领略过的孤独吧。安德烈·叶菲梅奇本来打算思考最近几天来他所见到和听到的种种事情，可是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

“他请了假，跟我一块儿出外旅行原是出于友情，出于慷慨，”大夫烦恼地暗想。“但是，再也没有比这种友情的保护更糟糕的事了。本来他倒像是个又善良，又慷慨，又快活的人，不料却乏味得很。乏味得叫人受不了。同样，有些人平素说的倒都是聪明话和好话，可是到头来却叫人觉得他们原来是些蠢人。”

这以后一连几天，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病了，不肯离开旅馆的房间。他躺在那儿，脸对着长沙发的靠背，碰到他的朋友用聊天来给他解闷，就苦恼不堪，碰到朋友不在，就休息养神。他恼恨自己不该出门，恼恨他的朋友变得越来越唠叨、随便。他有意把他的思想引到严肃高尚的轨道上去，却无论如何也办不到。

“这就是伊万·德米特利奇所说的现实生活在惩治我了，”他暗想，气恼自己的浅薄无聊。“不过呢，这也不要紧。……等我回到家里，一切就会跟先前一样了。……”

在彼得堡，情况也是一样：他接连几天没有走出旅馆房间，一直躺在长沙发上，只是为了喝啤酒才起来一下。

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老是催着要到华沙去。

“我亲爱的，我到那儿去干什么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恳求的声调说。“您一个人去吧，请您让我回家吧！我求求您！”

“那可说什么也不成！”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抗议道。“那是个了不起的城。在这个城里我度过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岁月！”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坚持自己主张的性格，就勉强动身到华沙去了。到了那儿，他不走出旅馆房间，躺在长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那些怎么也听不懂俄国话的仆役们的气；而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却照例健康，高兴，精神饱满，从早到晚在城里闲逛，寻访他的老相识。他有好几次没在旅馆里过夜。有一天不知他在什么地方过了一夜，一大早回到旅馆里来，心情极其激动，脸色通红，头发蓬乱。他从这个墙角到那个墙角，来回走了很久，嘴里喃喃自语，后来住了步，说：

“名誉第一啊！”

他又走了不多一会儿，抱住头，用悲惨的声调说：

“是啊，名誉第一啊！当初我居然起意到这个巴比伦(24)来，真是该死！我亲爱的，”他对大夫说，“请您藐视我吧：我赌输了！您给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卢布，默默地把钱交给他的朋友。那一个仍旧因为羞臊和愤怒而满脸通红，没头没脑地赌了一个不必要的咒，戴上帽子，走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在一把圈椅上颓然坐下，大声叹一口气，说：

“我的名誉总算保全了！我们动身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城里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多待。骗子！奥地利的间谍！”

两个朋友回到他们自己的城里，那已经是十一月，街上铺着厚厚的积雪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已经由霍包托夫大夫接替。他仍然住在原来的寓所里，等着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腾出医院里的寓所。他称为厨娘的那个丑女人已经在一所偏屋里住下。

城里正在传布有关医院的新流言。据说那个丑女人同总务处长吵了一架，总务处长在她的面前下跪，讨饶。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城的第一天，就不得不找房子搬家。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羞怯地对他说，“原谅我提一个唐突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存项？”

安德烈·叶菲梅奇默默地数一下他的钱，说：

“八十六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慌张地说，没有听懂大夫的话。“我问的是您一共有多少存项。”

“可是我已经跟您说了：八十六卢布。……此外我就一个钱也没有了。”

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认为大夫是个正直高尚的人，不过仍然猜想他至少有两万存款。可是现在他听说安德烈·叶菲梅奇成了乞丐，没有钱维持生计，就忽然不知什么缘故哭起来，拥抱他的朋友。

15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小市民别洛娃的一所有三个窗子的小房子里住下来。这所小房子，不把厨房计算在内，只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窗子临街的房间由大夫住着，达留什卡和女房东以及三个孩子则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有的时候女房东的情夫来过夜，那是个醉醺醺的农民，夜里吵吵闹闹，吓得达留什卡和孩子们心惊肉跳。每逢他来了，在厨房里坐下，开始要酒喝，大家就都感到不舒服。大夫出于怜悯，就把啼哭的孩子们带到他的房间里来，让他们在地板上睡下，这使他得到很大的乐趣。

他照旧八点钟起床，喝完茶后坐下来读他旧日的书籍和杂志。他已经没有钱买新的了。不知道是因为那些书都是旧的呢，还是也许因为换了环境，总之读书不再深深地吸引他，却使他感到疲劳了。为了不致在无所事事中消磨时间，他给他的书开列了一个详细的书目，在书脊上粘贴小小的签条，他觉得这种机械而烦琐的工作倒比读书有趣。这种单调而烦琐的工作不知为什么弄得他的思想昏睡，他什么也不想，时间过得很快。甚至跟达留什卡一块儿在厨房里削土豆皮，或者捡荞麦粒中的麦屑，他也觉得有趣。每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总是到教堂去。他靠墙站着，眯细眼睛，听唱诗，想起父亲，想起母亲，想起大学，想起各种宗教，他的心平静而忧郁。事后他走出教堂，总是惋惜礼拜式结束得太快了。

他两次到医院里去找伊万·德米特利奇，想跟他谈天。可是那两次伊万·德米特利奇都异常激动、气愤。他要求大夫不要来打搅他，因为他早已厌烦空谈了。他说，他为他的全部苦难只向那些该死的坏人要求一种补偿：单身监禁。难道就连这一点他都会遭到拒绝？那两次安德烈·叶菲梅奇跟他告别，祝他晚安的时候，他都没好气地哼一声，说：

“滚你的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不知道他该不该去第三次了。不过他心里是想去的。

以前在吃过中饭后的那段时间里，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思考；可是现在他从吃完中饭起到喝晚茶为止，一直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靠背，陷入怎么也无法克制的卑俗的思想中。他想到他工作了二十多年，却没领到养老金，也没领到一次性的补助金，不由得愤愤不平。不错，他工作不勤恳，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论工作勤恳与否，是一律都领到养老金的。当代的公道正在于官阶、勋章、养老金不是按照道德品质和办事才干发给的，而是只要工作过，不论工作得怎么样，都统统照发的，那为什么唯独他要成为例外呢？他已经一贫如洗了。他不好意思走进小铺，瞧着老板娘了。他买啤酒已经欠下三十二卢布。他也欠小市民别洛娃的钱。达留什卡偷偷卖掉旧衣服和旧书，还对女房东撒谎说，不久医师就会收到很多很多钱。

他生自己的气，因为他这次旅行花掉了他积蓄下来的一千卢布。这一千卢布留到现在会多么有用啊！他气恼的是人家不容他平静地生活。霍包托夫认为他有责任偶尔来拜访这个有病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却觉得他处处讨厌：那张胖胖的脸、那妄自尊大的恶劣口气、“同事”那两个字、那双长筒皮靴。最讨厌的是他认为给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病是他的责任，而且自以为他真的在给他医病。他每一次来访都带着一瓶溴化钾药水和一些大黄药丸。

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来拜访他的朋友，给他解解闷。他每次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里来，总是装出随随便便的样子，不自然地扬声大笑，开口向他保证说，他今天气色好得很，又说谢天谢地，事情在好转；其实，由此可以断定，他认为他朋友的情形已经毫无希望了。他仍然没有归还他在华沙欠下的债，不免含羞带愧，感到紧张，因而极力大声发笑，说些诙谐的话。现在他的奇闻轶事仿佛讲不完了，这无论是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还是对他自己来说都成了苦事。

有他在座，安德烈·叶菲梅奇照例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了牙听他讲话。他的心上压着一层层的沉垢，他的朋友每来拜访一次，那些沉垢就长高一层，好像就要涌到他的喉头了。

为了扑灭这些卑俗的思想，他赶紧思忖：他自己也罢，霍包托夫也罢，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也罢，迟早都要死的，在自然界连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要是想象一百万年后有个精灵飞过地球，在空中翱翔，那它就只会看见黏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不论是文化还是道德准则，都会消灭，连杂草也生不出来。那么在小铺老板面前害臊也好，渺小的霍包托夫也好，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的惹人难受的友谊也好，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都琐琐碎碎，无聊得很。

然而这样的想法也已经无济于事。他刚刚想象一百万年后的地球，穿着长筒皮靴的霍包托夫或者不自然地哈哈大笑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就从光秃的峭壁后面闪出来，他甚至可以听见含羞带愧的低语声：“在华沙欠下的那笔钱，好朋友，我过几天就还给你。……一定。”

16

有一次，那是吃过中饭后，安德烈·叶菲梅奇正在长沙发上躺着，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来了。恰巧，这个时候霍包托夫拿着溴化钾药水瓶也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费力地爬起来，坐好，两条胳膊撑在长沙发上。

“今天，我亲爱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开口说，“您的脸色比昨天好多了。您精神焕发了！真的，精神焕发了！”

“是时候了，是复原的时候了，同事，”霍包托夫打着哈欠说，“拖那么长时间，恐怕您自己也感到腻烦了。”

“咱们会复原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快活地说。“咱们会再活一百年的！没错儿！”

“一百年倒活不了，不过二十年总还行，”霍包托夫安慰道，“没关系，没关系，同事，您不要灰心。……别胡思乱想啦。”

“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哈哈大笑说，拍了拍朋友的膝盖。“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来年夏天，求上帝保佑，咱们到高加索去，骑着马，走遍各处，哟！哟！哟！等到从高加索回来，瞧着吧，说不定咱们还要大办喜事呢，”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说，调皮地䀹了䀹眼睛。“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亲爱的朋友……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忽然感到沉垢涌上了喉头。他的心开始怦怦直跳。

“这是庸俗！”他说，很快地站起来，往窗子那边走去。“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说的话俗不可耐？”

他想温和而有礼貌地继续说下去，可是违背他的本意，忽然捏紧拳头，高高地举到头顶上边。

“别烦我！”他叫道，嗓音都变了，满脸通红，周身发抖。“出去！你们俩都出去！你们俩！”

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和霍包托夫站起来，先是困惑地瞧着他，后来害怕了。

“你们俩都出去！”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嚷道。“蠢材！愚人！我不稀罕这种友谊，不稀罕你的药品，蠢材！庸俗！可恶！”

霍包托夫和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张皇失措地面面相觑，退到门口，走进穿堂。安德烈·叶菲梅奇抓起那瓶溴化钾，朝他们背后扔过去，药水瓶摔在门槛上，砰的一声碎了。

“滚蛋！”他用哭泣的声音叫道，跑到穿堂去。“滚！”

客人走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像发烧那样颤抖着，在长沙发上躺下，反复说了很久：

“蠢材！愚人！”

等到他冷静下来，他首先想到可怜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此刻一定羞愧难当，心里难受，这一切真可怕。这样的事以前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头脑和分寸感到哪儿去了？对事物的理解和哲学家那样的冷静到哪儿去了？

大夫心里羞愧，又怨恨自己，通宵没能睡着，早晨十点钟光景就动身到邮局去，向邮政局长赔礼道歉。

“以前发生的事，我们就不要再提了，”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大为感动，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叹口气说。“谁再提旧事，就叫谁的眼睛瞎掉。留巴甫金！”他忽然大叫一声，声音那么响，吓得所有的邮务人员和顾客都打了个冷战。“端一把椅子来。你等一下！”他对一个农妇嚷道，她正把手伸进铁格子里来，递给他一封挂号信。“难道你没看见我在忙着？我们不去回想旧事了，”他继续温柔地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我恳求您，坐下来吧，我亲爱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摩挲自己的膝头，然后说道：

“我心里一点也没生您的气。害病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明白。昨天您发了病，把我和大夫吓坏了，事后关于您我们谈了很久。我亲爱的，为什么您不肯认真地治一治您的病呢？难道可以这样吗？原谅我出于友情坦诚相告，”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小声说，“您生活在极其不利的环境里：地方狭小，不干不净，没人照料，没钱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和大夫一起热诚地要求您，请您听从我们的劝告：住到医院里去吧！那儿又有卫生的食物，又有照应，又能治病。叶甫根尼·费多雷奇，我们背地里说一句，虽然是个粗俗的人，不过精通医道，对他倒是可以充分信赖的。他已经向我保证过，说他会给您治病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真诚的关怀和忽然在邮政局长脸上闪光的泪水感动了。

“尊敬的朋友，您不要相信那些话！”他把手按在胸口上，小声说。“不要相信那些话！这都是骗人！我的病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二十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却是个疯子。我根本没有生什么病，无非是落在一个魔圈里，出不来了。我反正无所谓，我准备承担一切。”

“住到医院里去吧，我亲爱的。”

“我无所谓，哪怕到深渊里去也没关系。”

“请您保证，好朋友，您处处都听叶甫根尼·费多雷奇的安排。”

“好吧，我保证就是。不过我要再说一遍，尊敬的朋友，我落进了一个魔圈里。现在一切，甚至我的朋友们的真诚的关怀，也只能引导到同一种下场：我的灭亡。我正在走向灭亡，而且我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好朋友，您会复原的。”

“何必再说这种话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气愤地说，“很少人不在一生的结尾经受到我现在经受到的这种情况。临到人家对您说您的肾脏不好，心房扩大，而您开始治病，或者人家说您是疯子或者罪犯，总之临到人家忽然注意您，那您就该知道您落进了一个魔圈里，再也出不来了。您极力要逃出来，结果却陷得越发深了。您就听天由命吧，因为任何人力都已经无法挽救您了。我觉得就是这样。”

这当儿铁格子那边挤满了顾客。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愿意碍人家的事，就站起来，开始告辞。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再一次取得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诺言，然后把他送到大门口。

当天将近傍晚，霍包托夫出乎意外地到安德烈·叶菲梅奇家里来了。他穿着短皮袄和长筒皮靴，用一种仿佛昨天没发生过什么事的口气开口说道：

“我是有事来找您的，同事。我来邀请您：您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参加会诊吗，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心想霍包托夫一定是要他出去走走，散散心，或者真是要给他一个挣钱的机会，就穿上衣服，跟他一块儿走出去，来到街上。他暗自高兴，总算有个机会把昨天的错处弥补一下，从此和解了，就心里感激霍包托夫，昨天的事霍包托夫连提也没有提到，分明原谅他了。真没料到这个没有教养的人竟会这样体贴人。

“那么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在我的医院里。我早就想请您去看一看了。……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病例。”

他们走进医院的院子里，绕过主楼，往那所住着疯人的小屋走去。不知什么缘故，他们走这一路却没有交谈。他们一走进小屋，尼基达就照例迅速站起来，挺直身子立正。

“这儿有一个病人肺部得了并发症，”霍包托夫跟安德烈·叶菲梅奇一起走进病室里，低声说。“您在这儿等一下，我去一去就来。我去取我的听诊器。”

说完，他就走出去了。

17

天色已经暗下来。伊万·德米特利奇在他的床上躺着，把脸埋在枕头里。瘫子坐着不动，轻声哭着，努动嘴唇。胖农民和旧日的拣信员在睡觉。屋子里一片寂静。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伊万·德米特利奇的床上坐下，等着。可是半个钟头过去了，走进病室里来的却不是霍包托夫，而是尼基达，怀里抱着一件长袍、一套不知什么人的衬衣衬裤和一双拖鞋。

“请您换衣服，老爷，”他轻声说，“这是您的床，请您到这边来，”他指着一张分明是刚刚搬来的空床，补充道。“不要紧，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全明白了。他一句话也没说，走到尼基达指点的那张床边，坐了下来。他看见尼基达站在那儿等着，就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觉得很难为情。然后他穿上医院的衣服。衬裤很短，衬衫却长，长袍上带着熏鱼的气味。

“您会复原的，上帝保佑吧。”尼基达又说一遍。

他把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衣服抱在怀里，走出去，随手关上房门。

“反正都一样……”安德烈·叶菲梅奇思忖着，害臊地把身上的长袍裹一裹紧，觉得他穿上这身新换的衣服，像是个罪犯。“反正都一样。……穿礼服也罢，制服也罢，这件长袍也罢，都一样。……”

可是他的怀表怎么样了？侧面衣袋里的笔记本呢？还有纸烟呢？尼基达把他的衣服拿到哪儿去了？从此以后，也许直到死，他已经不会有机会穿长裤、坎肩、长筒皮靴了。起初，这一切显得有点古怪，甚至无法理解。尽管安德烈·叶菲梅奇直到现在还相信在小市民别洛娃的房子和第六病室之间没有什么差别，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无聊而空虚，然而，他的手却在发颤，腿发凉，一想到不久伊万·德米特利奇会起床，看见他穿着长袍，就不由得心里害怕。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一会儿，又坐下。

在这儿他已经坐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了，厌烦得要命。难道能在这种地方住一天，一个星期，甚至像这些人那样住上几年？是啊，他已经坐了一阵，走了一阵，又坐下了。不妨再走一走，看看窗外，重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可是以后又怎么样呢？一直照这样像个木头人似的坐着想心事吗？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可是立刻又坐起来，用衣袖擦掉额头上的冷汗，觉得他满脸都是熏鱼的气味。他又走来走去。

“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误会……”他说，大惑不解地摊开两只手。“这应当解释一下。这必是发生了误会。……”

这时候伊万·德米特利奇醒来了。他坐起来，用两个拳头支住他的脸颊。他啐了一口唾沫，然后懒洋洋地瞧一眼大夫，起初分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不久他那张带着睡意的脸就露出恶毒而讥诮的神情来了。

“啊哈，把您也关到这儿来啦，亲爱的！”他眯细一只眼睛，用带着睡意的沙哑声调说。“我很高兴。您本来吸别人的血，现在人家却要吸您的血了。好得很！”

“这是发生了什么误会，”安德烈·叶菲梅奇说，给伊万·德米特利奇的话吓坏了。他耸耸肩膀，又说一遍：“必是发生了什么误会。……”

伊万·德米特利奇又啐一口唾沫，躺下去。

“该诅咒的生活！”他嘟哝说。“叫人痛心而抱屈的是，这种生活不是以我们的苦难得到补偿而结束，也不是像歌剧里那样以礼赞结束，却是以死亡结束。几个杂役走来，拉住死尸的胳膊和腿，拖到地下室去。呸！不过那也没关系。……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就要轮到我们过好日子了。……将来我要从那个世界里到这儿来显灵，吓唬这些坏蛋。我要把他们吓得白了头。”

莫依塞依卡回来了，他见到医师，就伸出手来。

“给我一个小钱吧！”他说。

18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窗子跟前，瞧着旷野。天色已经黑了。在右边地平线上，冷冷的、发红的月亮升上来了。离医院的围墙不远，至多一百俄丈开外，矗立着一所高大的、围着石墙的白房子。那是监狱。

“这就是现实生活！”安德烈·叶菲梅奇暗想，心里害怕。

月亮也罢，监狱也罢，围墙上的钉子也罢，远处焚尸场上的火焰也罢，全都可怕。他身后响起了叹息声。安德烈·叶菲梅奇回过头去，看见一个人胸前戴着亮闪闪的星章和勋章，微笑着，调皮地挤眼睛。这也显得可怕。

安德烈·叶菲梅奇认定，月亮和监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勋章是就连神志健全的人也戴的，人间万物早晚会腐烂，化为黏土；然而他忽然满心绝望，伸出两只手抓住铁格子，用尽全力摇撼它。坚固的铁格子却纹丝不动。

后来，为了摆脱恐惧，他走到伊万·德米特利奇的床边，坐了下来。

“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我亲爱的，”他喃喃地说，身子发抖，擦掉冷汗。“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

“那您就谈哲学嘛。”伊万·德米特利奇讥诮地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对了，对了。……有一回您说俄国没有哲学，可是人人都谈哲学，连小人物也谈。然而要知道，小人物谈哲学，对谁也没有害处啊，”安德烈·叶菲梅奇说，那声调仿佛就要哭出来，引起别人的怜悯似的。“可是，我亲爱的，您为什么发出这种幸灾乐祸的笑声呢？如果小人物不满意，怎么能不谈哲学呢？一个有头脑、受过教育、有自尊心、爱好自由、具有神的相貌的人，却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到这个肮脏而愚蠢的小城里来做医生，一辈子跟拔火罐、水蛭、芥子膏打交道！欺骗，狭隘，庸俗！啊，我的上帝！”

“您在说蠢话了。要是不愿意做医生，那就去做大臣好了。”

“不行，干什么都不行。我们软弱啊，亲爱的。……以前我全不在乎，活泼而清醒地思考着，可是生活刚刚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泄气了。……我们软弱啊，我们不中用。……您也是这样，我亲爱的。您聪明，高尚，从母亲的奶里吸取了美好的激情，可是刚刚走进生活就疲乏了，害病了。……我们软弱啊，软弱啊！”

随着黄昏来临，除了恐惧和委屈的感觉以外，还有一种没法摆脱的感觉时时刻刻煎熬着安德烈·叶菲梅奇。最后他才想出来这是他想喝啤酒，想吸烟。

“我要走出去，离开这儿，我亲爱的，”他说，“我要叫他们在这儿点个灯。……这样我受不了……我不能忍受下去。……”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房门跟前，开了门，可是尼基达立刻跳起来，挡住他的去路。

“您上哪儿去？不行，不行！”他说。“是睡觉的时候了！”

“可是我只出去一会儿，在院子里散会儿步！”安德烈·叶菲梅奇慌张地说。

“不行，不行，这不许可。您自己也知道。”

尼基达砰的一声关上房门，用背抵住门板。

“可是就算我出去一趟，这会对谁有害处呢？”安德烈·叶菲梅奇问，耸耸肩膀。“我不明白！尼基达，我一定要出去！”他用颤抖的声调说。“我要出去！”

“您不要捣乱，这不好！”尼基达告诫说。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万·德米特利奇忽然叫道，跳起来。“他有什么权利不让人出去？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儿？法律上似乎明白地写着，不经审判就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自由！这是暴力！专横！”

“当然，这是专横！”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受到了伊万·德米特利奇的叫声的鼓舞。“我必须出去，非出去不可！他没有权利！我跟你说，放我出去！”

“听见了吗，愚蠢的畜生？”伊万·德米特利奇叫道，举起拳头敲门。“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残暴的家伙！”

“开门！”安德烈·叶菲梅奇喊道，周身发抖。“我要你开门！”

“你尽管说吧！”尼基达在门外回答说。“随你去说吧！”

“你至少去把叶甫根尼·费多雷奇叫到这儿来！你就说我请他来一趟……来一会儿就行！”

“明天他老人家自己会来。”

“他们绝不会放我们出去！”这当儿伊万·德米特利奇继续说。“他们要把我们在这儿折磨死！啊，上帝，难道在另一个世界里真的没有地狱，这些坏蛋会得到饶恕？正义在哪里？开门，坏蛋，我透不过气来了！”他用沙哑的声音嚷道，用身子使劲撞门。“我要把我的脑袋碰碎！杀人犯！”

尼基达很快地开了门，用双手和膝盖粗鲁地推开安德烈·叶菲梅奇，然后抡起胳膊，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好像有一股带咸味的大浪兜头冲下来，把他拖到床跟前。他的嘴里也真有咸味，大概牙齿出血了。他仿佛要从大浪里游出去似的，挥舞着胳膊，抓住什么人的床架，这时候，他感到尼基达两次打他的后背。

伊万·德米特利奇大叫一声。大概他也挨打了。

随后一切都静下来。淡淡的月光从铁格子里照进来，地板上铺着像网子一样的阴影。这是可怕的。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来，屏住呼吸：他战战兢兢地等着再一次挨打。仿佛有人拿着镰刀，扎进他的肉体，在他的胸中和肠子里搅动了几下。他痛得咬枕头、磨牙。忽然，他的头脑里，在一片混乱当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和不能忍受的想法：这些如今在月光下像黑影一般的人，这些年来一定天天都在经受这样的痛苦。这种事他二十多年来怎么会一直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他不懂痛苦，根本没有痛苦的概念，因此这事不能怪他；可是他的良心却像尼基达那样执拗、无情，这使得他从后脑壳到脚后跟都变得冰凉了。他跳起来，想用尽气力喊叫一声，赶快跑过去打死尼基达，然后打死霍包托夫、总务处长、医士，再打死他自己，可是他的胸膛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他气喘吁吁，撕开胸前的长袍和衬衫，扯碎，然后一下子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了。

19

第二天早晨他头痛，耳鸣，感到周身不舒服。他想起昨天自己的软弱，并不觉得害臊。他昨天胆怯，甚至怕月亮，而且真诚地道出了以前万没料到自己会有的那种感情和思想，例如，他想到小人物爱发议论是由于不满足。但是，现在他什么也不在意了。

他不吃不喝，躺着不动，沉默不语。

“我无所谓了，”当有人问他话的时候，他想。“我不想回答。……我对什么都不在意了。”

中饭后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来了，带来四分之一俄磅(25)的茶叶和一俄磅水果软糖。达留什卡也来了，在床旁边站了整整一个钟头，脸上现出呆板的悲伤神情。霍包托夫大夫也来看望他。他带来一瓶溴化钾药水，吩咐尼基达烧点什么东西熏一熏病室。

将近傍晚，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中风而死。起初他感到猛烈的寒颤和恶心，仿佛有一种使人恶心的东西浸透他的全身，甚至钻进了手指头，由胃里涌到头部，淹没了眼睛和耳朵。他的眼睛所见到的东西都变成了绿色。安德烈·叶菲梅奇明白他的末日到了，想起伊万·德米特利奇、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和成百万的人都相信永生。万一真会永生呢？可是他并不想永生，他只想了一下就过去了。昨天他在书上读到过的一群异常美丽优雅的鹿，如今在他的面前跑过去，后来一个农妇向他伸出一只手，手上拿着一封挂号信。……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说了一句什么话。随后一切都消散，安德烈·叶菲梅奇永远失去了知觉。

杂役们走来，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抬进小礼拜堂里去。在那儿他躺在桌子上，睁着眼睛，晚上月光照着他。早晨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来了，对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雕像虔诚地祷告一番，把他前任的上司的眼睛合上。

第二天安德烈·叶菲梅奇下葬了。送葬的只有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和达留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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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国的一种用麦芽或黑面包等制成的微酸清凉饮料。

(2) 伊万的爱称。

(3) 俄国谚语。

(4) 一种镇静剂。

(5) 那儿的货物价钱便宜。

(6) 原文为拉丁语。

(7) 巴斯德（1822—1895），法国生物学家，化学家，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8) 科赫（1843—1910），德国细菌学家。细菌学的奠基人，结核杆菌发现者。

(9) 大高加索山峰最高峰，在俄罗斯境内。

(10) 14—18世纪法国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

(11) 这篇小说发表于1892年，因此那些“最新处方”已经相当旧了。

(12) 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在《寄语论三名觊觎王位者的新书的作者》（1769）一文中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当把它造出来。”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一个人物之口引用了上述的话，并且增补了一句：“而且确实，人类造出上帝来了。”——俄文本编者注

(13) 第欧根尼（锡诺帕的）（约前404—约前323），古希腊哲学家、犬儒派主要代表之一。关于他的生活，有很多传说保留下来。据说，这位哲学家奉行极端的禁欲主义，住在木桶里；而且他还大白天提着灯寻找有权利称为人的人。——俄文本编者注

(14) 在契诃夫的故乡塔甘罗格的契诃夫私人图书馆里保存着《马可·奥勒留·安敦尼皇帝自省录》一书，上有契诃夫的很多批注。此处的一段话即引自该书。——俄文本编者注

(15) 古希腊罗马哲学学派，认为智者应该顺应自然，清心寡欲，晚期斯多葛派宣扬唯心主义的宿命论观点。

(16)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第36节。

(17) 指伊斯兰教或印度教的沿街乞讨、靠人施舍为生的修道士。

(18) 一种水稻害虫。

(19) 一种镇静剂。

(20) 原文为拉丁语。

(21) 有些有教养的人对仆人也称呼“您”。

(22) 炮王：1586年铸造的大炮，重40吨，炮身长5.34米，口径890毫米。原为保卫克里姆林宫而铸造，现放在克里姆林宫内。

(23) 钟王：1733—1735年铸造，重200余吨（连同钟耳高6.14米，直径6.6米），现放在克里姆林宫内。

(24) 借喻“乱糟糟的城”，典出《旧约·创世记》。

(25) 俄国采用公制前的重量单位，1俄磅等于409.5克。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1

婚礼以后，就连清淡的凉菜也没有。新婚夫妇各自喝下一杯酒，就换上衣服，坐马车到火车站去了。他们没有举行欢乐的结婚舞会和晚宴，没有安排音乐和跳舞，却到二百俄里以外去参拜圣地。许多人都赞成这个办法，说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已经身居要职，而且年纪已不轻，热闹的婚礼或许显得不大相宜了。再者，一个五十二岁的官吏跟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姑娘结婚，音乐就叫人听着乏味。大家还说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之所以想出到修道院去旅行一趟是因为特意要让年轻的妻子知道：就连在婚姻中，他也把宗教和道德放在第一位。

人们纷纷到车站去给这对新婚夫妇送行。一群亲戚和同事站在那儿，手里端着酒杯，专等火车一开就嚷叫“乌拉”，新娘的父亲彼得·列昂契奇头戴一顶高礼帽，穿着教员制服，已经喝醉，脸色很苍白，不住地端着酒杯向窗子那边探过身去，恳求地说：

“安纽达(1)！阿尼雅(1a)！阿尼雅，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

阿尼雅从窗口低下头来凑近他，他就对她小声说话，一股酒气熏着她，喷向她的耳朵，结果她什么也没听明白。他在她脸上、胸上、手上画十字；同时他的呼吸发颤，眼睛里闪着泪光。阿尼雅的兄弟，那两个中学生，彼嘉和安德留沙，在他背后拉他的制服，局促不安地对他耳语说：

“爸爸，得了。……爸爸，别说了。……”

火车开了，阿尼雅看见她父亲跟着车厢跑了几步，脚步踉跄，杯子里的酒也洒了，他的面容多么可怜、善良、惭愧啊。

“乌——拉！”他嚷道。

现在只剩下这对新婚夫妇在一起了。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瞧一下包房，把东西放到架子上，然后微笑着，在年轻的妻子对面坐下。他是个中等身材的官吏，长得相当丰满，挺胖，保养得很好，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却没留上髭。他那剃得光光、轮廓分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像是脚后跟。他脸上最有特色的一点是没有唇髭，只有光秃秃的、新近剃光的一块地方，那块地方渐渐过渡到像果冻一样颤抖的肥脸颊。他风度尊严，动作从容，态度温和。

“现在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情来了，”他微笑着说，“五年前柯索罗托夫接受二等圣安娜勋章，去向大人道谢的时候，大人说过这样的话：‘那么您现在有三个安娜了：一个挂在您的纽扣眼上，两个挂在脖子上。’这得说明一下。当时柯索罗托夫的太太，一个爱吵架的轻佻女人，刚刚回到他身边来，她的名字就叫安娜。我希望我接受二等安娜勋章的时候，大人没有理由对我说这种话。”

他那双小眼睛含着笑意。她也微笑，可是一想到这个人随时会用他那潮湿的厚嘴唇吻她，而且她没有权利拒绝，就觉得心慌。他那胖身子只要微微一动，就会吓她一跳，她觉得又可怕又恶心。他站起来，不慌不忙地从脖子上取下勋章，脱掉上衣和坎肩，穿上长袍。

“这样就舒服一点了。”他在阿尼雅身旁坐下来说。

她想起举行婚礼的时候多么痛苦，那时候她觉得不管神甫也好，来宾也好，总之教堂里所有的人，都用忧郁的目光瞧着她，暗自思忖：这么一个可爱、漂亮的姑娘为什么，究竟为什么嫁给这么一个没有趣味、上了岁数的人呢？就在今天早晨，她还因为一切布置得很好而高兴，可是后来在举行婚礼的时候，现在坐在火车车厢里的时候，她却觉得做错了事，上了当，荒唐可笑了。现在她跟一个阔人结了婚，可是她仍旧没有钱，她的结婚礼服是赊账缝制的。今天她父亲和弟弟来给她送行，她从他们的面容看得出来，他们身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今天他们有晚饭吃吗？明天呢？不知什么缘故，她觉着眼下她不在家，她父亲和那两个男孩坐在家里正在挨饿，就跟母亲下葬后第一天傍晚那样感到凄凉。

“啊，我是多么不幸！”她想，“为什么我那么不幸啊？”

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是个庄重的、不惯于跟女人打交道的人，他挺别扭地搂一搂她的腰，拍一拍她的肩膀；而她却想着钱，想着母亲，想着母亲的死。她母亲去世以后，她父亲彼得·列昂契奇，一个中学里的图画和习字教员，喝上了酒，紧接着家里就穷了。男孩们没有皮靴和套鞋穿，她父亲给告到民事法官那儿，有个法警跑来查抄家具……多么丢脸啊！阿尼雅只得照料喝醉的父亲，给弟弟补袜子，上市场。遇到有人称赞她年轻漂亮，风度优雅，她就觉得全世界都在瞧她那便宜的帽子和靴子上用墨水染过的窟窿。每到夜里她就哭，心里充满不安的、摆脱不掉的思想，老是担心她父亲很快就会因为他的嗜好而被学校辞退，那他会受不了，于是也跟母亲一样死掉。后来，他们认识的太太们出头张罗，替阿尼雅找个好男人。不久她们就找到了这个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他既不年轻，也不好看，可是有钱。他在银行里大约有十万存款，还有一个租赁出去的祖传田庄。这个人循规蹈矩，很得上司的赏识。人家对阿尼雅说，要他请求大人写封信给中学校长，甚至给督学，以免彼得·列昂契奇被辞掉，那在他是毫不费力的事。……

她正在回想这些事，却忽然听见音乐声飘进窗口来，掺杂着嗡嗡的说话声。原来火车在一个小车站上停住了。在月台后面的人群中间，有一架手风琴和一把声音刺耳的廉价提琴正奏得热闹，军乐队的声音从高高的桦树和白杨后面，从浸沉在月光中的别墅那边传来。别墅里想必在举行舞会。城里人遇到好天气，总要到这儿来透透新鲜空气，如今他们正和别墅的住客们在月台上走来走去。这当中有一个又高又胖的黑发男子，他是个富翁，是所有的消夏别墅的房东，姓阿尔狄诺夫。他生着一双暴眼，脸长得像亚美尼亚人，穿一身古怪的衣服。他上身穿一件衬衫，胸前没系扣子，脚上穿一双带马刺的长筒靴，一件黑斗篷从肩膀上耷拉下来，像长后襟似的一直拖到地面上。两条猎狗跟在他身后，用尖鼻子嗅着地面。

眼泪仍旧在阿尼雅的眼睛里闪光，可是她现在不再回想她母亲，不再想到钱，不再想到她的婚姻了。她跟她认得的中学生和军官们握手，欢畅地笑着，很快地说：

“你们好！你们生活得怎么样？”

她走出去，站在两个车厢中间的小平台上，让月光照着她，好让大家都看见她穿着漂亮的新衣服，戴着帽子。

“为什么我们的火车在这儿停下来？”她问。

“这儿是会让站，”别人回答她说，“他们在等邮车开来。”

她发现阿尔狄诺夫在看她，就卖弄风情地眯细眼睛，大声讲法国话。于是，因为她自己的声音那么好听，因为她听见了音乐，因为月亮映在水池上，又因为阿尔狄诺夫，那出名的风流男子和幸运的宠儿，那么热切而好奇地瞧着她，还因为大家的兴致都很好，她忽然觉得快活起来。等到火车开动，她所认识的军官们向她行军礼告别，她就索性哼起从树林后面的军乐队那边传来的波尔卡舞曲了。她一面走回包房，一面觉得方才在那小车站上好像已经得到保证：不管怎样，她将来一定会幸福的。

这对新婚夫妇在修道院里盘桓了两天，然后回到城里。他们住在公家的房子里。每逢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出去办公，阿尼雅就弹钢琴，或者郁闷得哭一阵，再不然就在一把躺椅上躺下来，看小说，或者翻时装杂志。用午饭的时候，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吃得很多，谈政治，谈任命、调职、奖励，谈到人必须辛苦地工作，家庭生活不是取乐，而是尽责，还说，每个戈比都节省着用，卢布自然就会来了，又说他把宗教和道德看得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他手里捏紧一把餐刀，像拿着一把剑似的，说：

“各人都应当有各人的责任！”

阿尼雅听着他讲话，心里害怕，吃不下去，通常总是饿着肚子从桌旁站起来。饭后她丈夫睡午觉，鼾声很响，她就出门去看她家里的人。她父亲和弟弟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瞧她，仿佛刚才在她进门以前，他们正在指摘她不该为钱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枯燥无味的男子似的。她的窸窣作响的衣服、她的镯子、她周身上下那种太太气派，使他们觉得拘束，侮辱了他们。他们在她面前有点窘，不知道该跟她谈什么好，不过他们还是像从前那样爱她，吃饭的时候她不在，还会觉得不习惯。她坐下来跟他们一块儿喝白菜汤，喝粥，吃那种有蜡烛气味的羊油煎的土豆。彼得·列昂契奇用发抖的手拿起小酒瓶，斟满一杯酒，带着贪馋而憎恶的神情匆匆喝干，然后喝第二杯，第三杯。……彼嘉和安德留沙，那两个眼睛很大、脸色苍白的消瘦的男孩，夺过小酒瓶来，着急地说：

“喝不得了，爸爸……够了，爸爸……”

阿尼雅也不安，央求他别再喝了。他却忽然冒火，用拳头捶桌子。

“我不准人家管我！”他嚷着。“顽皮的男孩！淘气的姑娘！我要把你们统统赶出去！”

不过他的声音流露出软弱和忠厚，谁也不怕他。饭后他总是仔细地把自己打扮一番。他脸色苍白，下巴上因为刮胡子不小心而留下一个口子。他伸长瘦脖子，在镜子前面足足站上半个钟头，着意修饰，一会儿梳头，一会儿捻黑唇髭，周身洒上香水，把领带打成花结，然后戴上手套和高礼帽，出门去做家教了。如果那是假日，他就待在家里绘画或者弹小风琴，那架琴就嘶嘶地响，咕咕地叫。他极力想弹出匀称、和谐的声音，边弹边唱；要不然，就向男孩们发脾气：

“可恶的东西！坏蛋！你们把这乐器弄坏了！”

每到傍晚，阿尼雅的丈夫就跟那些同住在公家房子里的同事们打牌。在打牌的时候，那些官员的太太也聚到一起来，她们都是些长相难看、装束不雅、跟厨娘一样粗俗的女人。于是种种诽谤的话就在这房子里传开了，那些话跟这些太太本身一样的丑恶和粗俗。有时候，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带着阿尼雅到剧院去。在幕间休息时，他从不放她离开身边一步，挽住她的胳臂走过走廊和休息室。每逢他跟什么人打过招呼，就立刻小声对阿尼雅说：“他是五等文官……大人接见过他……”或者说，“这人家道殷实……有房产。……”他们走过小吃部的时候，阿尼雅很想吃点甜食，她喜欢吃巧克力糖和苹果糕，可是她没有钱，又不好意思向丈夫要。他呢，拿起一个梨，用手指头揉搓一阵，犹豫不定地问：

“多少钱一个？”

“二十五戈比！”

“好家伙！”他说着，把那只梨放回原处。不过，不买东西走出小吃部又不像话，他就要了瓶矿泉水，自己把一瓶全喝光，眼泪都涌到他眼睛里来了。在这种时候，阿尼雅总是憎恨他。

有时候，他忽然满脸涨得通红，很快地对她说：

“向那位老太太鞠躬！”

“可是我不认识她。”

“没关系。她是税务局长的太太！我说，你倒是鞠躬啊！”他固执地埋怨道。“你的脑袋又不会掉下来。”

阿尼雅就鞠躬，她的脑袋也果然没有掉下来，可是这使她难过。她丈夫要她做什么她就做，同时她又恼恨自己，因为他把她当作最傻的傻瓜那样欺骗她。她原是只为了钱才跟他结婚的，不料现在她比婚前更缺钱。早先，她父亲至少有时候还给她一枚二十戈比银币，可是现在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偷偷拿钱，或者向他要钱，她都办不到。她怕她丈夫，她在他面前发抖。她觉得她灵魂里仿佛早就存在对这个人的畏惧似的。从前她小时候总是觉得中学校长是世界上顶威严可怕的一种力量，好比乌云似的压下来，或者像火车头似的开过来，要把她压死似的，另一个同样的力量是那位大官，这是全家常常谈起，而且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大家都害怕的一个人。此外还有十个别的力量，不过没那么可怕，其中有一个是中学教师，他上髭刮得光光的，严厉，无情。现在，最后来了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他连相貌都长得像校长。在阿尼雅的想象中，所有这些力量合成一个力量，如同一只可怕的大白熊，威逼着像她父亲那样的弱者和罪人。她不敢说顶撞的话，勉强赔着笑脸，每逢受到粗鲁的爱抚，被那种使她心惊胆战的搂抱所玷污，还要装出快乐的神情。

只有一回，彼得·列昂契奇为了要还一笔很讨厌的债，大着胆子向他借五十卢布，可是那是多么受罪啊！

“好吧，我给您这笔钱，”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想了想，说。“可是我警告您，往后您要是不戒酒，我就再也不帮您忙了。一个在政府机关里做事的人养成这样的嗜好是可耻的。我不能不向您提起人人都知道的事实：许多有才干的人都是被这种嗜好毁掉的，然而他们一戒掉酒，也许能逐渐成为头面人物。”

随后是一长串复合句：“为此……”，“由于这种情况……”，“鉴于上述种种”，可怜的彼得·列昂契奇受了侮辱而十分苦恼，反而更想喝酒了。

男孩们总是穿着破靴子和破裤子来看望阿尼雅，他们也得听取他的教训。

“各人都应当有各人的责任！”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对他们说。

他不给他们钱。可是，他给阿尼雅买戒指、镯子、胸针，说是这些东西到了急难的日子自有用处。他常常打开她锁着的五屉柜，查看一下那些东西还在不在。

2

这当儿，冬天来了。还在圣诞节以前很久，当地报纸就发布消息，说一年一度的冬季舞会“定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贵族俱乐部举行。每天傍晚打完牌以后，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总是很兴奋，跟那些官太太们小声交谈，担心地打量着阿尼雅，随后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走上很久，想心事。最后，一天晚上，夜深了，他在阿尼雅面前站定，说：

“你应当做一件跳舞衣服。听明白没有？只是请你跟玛丽雅·格利戈列芙娜和娜达里雅·库兹明尼希娜商量一下。”

他给了她一百卢布。她收下钱，可是她在定做跳舞衣服的时候并没有找谁商量，只跟父亲提了一下。她极力揣摩她母亲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参加舞会。她那故去的母亲素来打扮得最时髦，老是为阿尼雅忙碌，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跟洋娃娃一样，教会她说法国话，教会她出色地跳玛祖卡舞（她在婚前曾做过五年家庭女教师）。阿尼雅跟母亲一样会用旧衣服改成新装，用汽油洗手套，租用贵重的首饰(2)穿戴起来。她也跟母亲一样善于眯细眼睛，娇声娇气地说话，做出妩媚的姿态，必要的时候装得兴高采烈，或者做出忧伤的、叫人琢磨不透的神情。她从父亲那儿继承了黑色的头发和眼睛、神经质、经常打扮得很漂亮的习惯。

在动身去参加舞会的半个钟头以前，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没穿礼服，走进她的房间，为的是在她的穿衣镜前把勋章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他一见她的美貌和那身新做的轻飘衣服的灿烂夺目，不由得着了迷，得意地摩挲着他的络腮胡子，说：

“原来我的太太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原来你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啊！安纽达！”他接着说下去，却忽然换了庄严的口气。“我已经使你得到了幸福，那么今天你也可以办点事来使我得到幸福。我请求你设法跟大人的太太认识一下，向她靠拢！看在上帝的分上，求你办一办！有她出力，我就能谋到高级呈报官的位子！”

他们坐车去参加舞会。他们到了贵族俱乐部，门口有看门人守着。他们走进前厅，那儿有衣帽架、皮大衣，仆役们往来穿梭，袒胸露背的太太们用扇子遮挡着过堂风。空气里有煤气灯和士兵的气味。阿尼雅挽着丈夫的胳臂走上楼去，耳朵听到音乐声，眼睛看着大镜子里给许多灯光照着的自己的影子，心头不由得高兴起来，就跟那次月夜下在小车站上一样感到了幸福的预兆。她带着自信的心情高傲地走着，第一回觉得自己不是姑娘，而是成年的女人，她不自觉地模仿故去的母亲的步态和气派。这还是她生平第一回觉得自己阔绰和自由。就连丈夫在身旁，她也不觉得难受，因为她跨进俱乐部门口的时候，已经本能地猜到：老丈夫在身旁不但丝毫也不会使她减色，反而会给她平添上一种男人十分喜欢的、引得人心痒的神秘意味。在大厅里，乐队已经在奏乐，跳舞开始了。经历过公家房子里的那段生活以后，此刻处在亮光、彩色、音乐、闹声的包围之中的阿尼雅向大厅里扫了一眼，暗自想道：“啊，多么好啊！”她立刻在人群里认出了她所有的熟人，所有以前在晚会上或者游园会上见过的人，所有那些军官、教师、律师、文官、地主、大官、阿尔狄诺夫和上流社会的太太们。这些太太有的浓妆艳抹，有的袒胸露背，有的漂亮，有的难看，她们已经在慈善市场的小木房和售货亭里占好位子，开始卖东西，替穷人募捐了。有个身材魁伟、戴着肩章的军官（她还是当初做中学生的时候在旧基辅街跟他认识的，现在想不起他的姓名了）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请她跳华尔兹舞。她就离开丈夫，翩翩起舞，马上觉得自己好像在大风暴中坐着一条小帆船随波起伏，丈夫已经远远地留在岸上似的。……她热烈而痴迷地跳华尔兹舞，接着跳波尔卡舞，然后跳卡德里尔舞，从这个舞伴手上飞到另一个舞伴手上，给音乐声和嘈杂声闹得迷迷糊糊，讲起话来俄国话里夹几句法国话，发出娇滴滴的声音，不住地笑着，既没有想到她的丈夫，也没有想到别的人，别的事。她获得男子们的垂青，这是明明白白的，而且也不可能不这样。她兴奋得透不过气来，猛然抓紧扇子，觉得口渴。她父亲彼得·列昂契奇穿一件有汽油味的、揉皱的礼服，走到她面前，递给她一小碟红色冰淇淋。

“今天你真迷人，”他快活地瞧着她说，“我从没像今天这么懊悔过，你不该急急忙忙地结婚。……何必结婚呢？我知道你是为我们的缘故才结婚的，可是……”他用发抖的手拿出一卷钞票来，说：“今天我收到做家教的薪水，可以还清我欠你丈夫的那笔钱了。”

她把小碟递到他手里，立刻就有人扑过来，转眼间就把她带到远处去了。她从舞伴的肩膀上望出去，看到她父亲搂住一位太太，在镶木地板上滑行，带她在大厅里回旋。

“他在没有喝醉的时候多么可爱啊！”她想。

她跟原先那个魁伟的军官跳玛祖卡舞，他庄严而笨重，像一具穿着军服的兽尸，一面走动，一面微微扭动肩膀和胸部，十分勉强地踏着拍子，仿佛他非常不想跳舞。她呢，在他四周轻盈地飞舞，用她的美貌和裸露的脖子打动他的心。她的眼睛兴奋地燃烧着，她的动作充满热情。他却变得越来越冷淡，像皇帝发慈悲似的向她伸出手去。

“好哇，好哇！……”旁观的人们说。

可是魁伟的军官也渐渐地来劲了。他开始活跃起来，兴奋起来，已经给她的妩媚迷住，满腔热火，动作轻快而充满活力。她呢，光是扭动肩膀，调皮地瞧着他，仿佛她已经是皇后，而他是奴隶似的。这当儿她觉得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瞧他们，大家都呆住了，而且嫉妒他们。魁伟的军官还没来得及为这场舞向她道谢，忽然人群让出一条路来，男人们有点古怪地挺直身子，垂下双手贴在裤缝上。……原来，燕尾服上挂着两颗星章的大人向她走过来了。是的，大人确实向她走过来了，因为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她，脸上现出甜蜜的笑容，嘴唇努动着，好像在咀嚼什么东西似的，他每逢看见漂亮女人总要这样。

“真高兴，真高兴……”他开口了。“我要下命令罚您的丈夫坐禁闭室，因为他把这样一宗宝贝一直藏到现在，瞒住我们。我是受我妻子的委托来找您的，”他接着说，向她伸出手来。“您得帮我们的忙。……嗯，对了。……应当照美国人的办法……发给您一份美女奖金才对。……嗯，对了。……美国人。……我的妻子等得您心焦了。”

他带她走到小木房那儿，去见一位上了岁数的太太，那太太的脸的下半部分很大，与上半部分不成比例，因此，看上去好像她嘴里含着一块大石头似的。

“帮帮我们的忙吧，”她拖长声调，带着鼻音说。“所有的美人儿都在为我们的慈善市场工作，只有您一个人却不知为什么在玩乐。为什么您不肯帮我们的忙呢？”

她走了，阿尼雅就接替她的位子，守着银茶炊和茶杯。她这儿的生意马上就兴隆起来。阿尼雅卖一杯茶至少收一个卢布，硬逼那个魁伟的军官喝了三杯。那个生着一双暴眼睛、害着气喘病的富翁阿尔狄诺夫也走过来了。他不像夏天阿尼雅在火车站看见的那样穿一身古怪的衣服，而是跟大家一样穿着燕尾服。他两眼盯紧阿尼雅，喝下一杯香槟酒，付了一百卢布，然后喝点茶，又给了一百，始终没开口说话，因为他害气喘病而透不过气来。……阿尼雅招来买主，收下他们的钱，她已经深深相信：她的笑容和目光一定能给这些人很大的快乐。她这才明白，她生下来是专为过这种热闹、灿烂、有音乐和舞蹈、获得许多崇拜者的欢笑生活的。她许久以来对于那种威逼着她、仿佛要把她活活压死的力量的恐惧，此刻在她看来显得可笑了，现在她谁也不怕，只是惋惜母亲已经去世，要是母亲如今在场，一定会为她的成功跟她一块儿高兴的。

彼得·列昂契奇脸色已经发白，不过两条腿还算站得稳，他走到小木房这儿来，要了一小杯白兰地。阿尼雅脸红了，料着他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她已经因为自己有一个这样穷酸、这样平凡的爸爸而觉得难为情了）；可是他喝干那杯酒，从他那卷钞票里抽出十卢布来往外一丢，一句话也没说就尊严地走了。过了一会儿，她看见他跟一个舞伴参加跳轮舞(3)，这时候，他脚步已经不稳，嘴里不断地嚷着什么，弄得他的舞伴十分狼狈。阿尼雅想起三年前他在舞会上也这样脚步踉跄，吵吵嚷嚷，结果被派出所长押送回家睡觉，第二天校长威吓他，说要革掉他的差使。这种回忆来得多么不是时候啊！

等到小木房里的茶炊熄灭，疲乏的女慈善家们把自己的进款交给那位嘴里像含着石头的、上了岁数的太太，阿尔狄诺夫就伸出胳膊来挽住阿尼雅，走到大厅里，那儿已经为全体在慈善市场服务的人们准备好了晚饭。吃晚饭的不过二十来个人，可是很热闹。大人提议干杯：“在这堂皇的餐厅里，应当为今天市场的主体，也就是那些廉价食堂的成功而干杯。”陆军准将提议“为那种就连大炮也要向之屈服的力量干杯”，大家就纷纷举起酒杯跟太太们碰杯。那气氛真是欢乐极了！

临到阿尼雅由人送回家去，天已经大亮，厨娘们上市场了。她高高兴兴，带着醉意，脑子里满是新印象，累得要命，就脱掉衣服，往床上一躺，立刻睡着了。……

当天下午一点多钟，女仆来叫醒她，通报说阿尔狄诺夫先生来拜访了。她赶快穿好衣服，走进客厅。阿尔狄诺夫走后不久，大人就来了，为她参加慈善市场工作而向她道谢。他带着甜蜜的笑容瞧着她，嘴里像是在咀嚼什么东西，吻她的小手，请求她准许他以后再来拜访，然后告辞走了。她呢，站在客厅中央，又吃惊又迷惑，不相信她的生活这么快就起了变化，惊人的变化。这当儿，她的丈夫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走了进来。……现在他站在她面前，也现出巴结的、谄笑的、奴才般的低声下气神情了，这样的神情在他遇见权贵和名人的时候她常在他脸上看到。她又是快活，又是气愤，又是轻蔑，而且相信自己无论说什么话也没关系，就咬清每个字的字音，说：

“滚开，蠢货！”

从这时候起，阿尼雅再也没有一个空闲的日子，她时而参加野餐，时而出去游玩，时而演出。她每天都要到凌晨才回家，在客厅地板上睡一觉，过后却又动人地告诉大家，她怎样在花丛底下睡觉。她需要很多的钱，不过她不再怕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花他的钱就跟花自己的一样。她不央求他，也不硬逼他，光是派人给他送账单或条子去：“交来人两百卢布”，或者“即付一百卢布”。

到复活节，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领到了二等安娜勋章。他去向大人道谢的时候，大人放下报纸，在圈椅上坐得更舒服一些。

“那么现在您有三个安娜了，”他说，看着自己的白手和粉红色的指甲，“一个挂在您的纽扣眼上，两个挂在您的脖子上。”

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出于谨慎，举起两个手指头来放在嘴唇上，以免笑得太响。他说：

“现在我只巴望小弗拉基米尔出世了。我斗胆请求大人做教父。”

他指的是四等弗拉基米尔勋章。他已经在想象他将来怎样到处去讲自己这句一语双关的话了。这句话说得又机智又大胆，真是妙极了。他本来还想说句同样妙的话，可是大人又埋下头去看报，光是对他点了点头。……

阿尼雅老是坐着三驾马车到处游逛，她跟阿尔狄诺夫一块儿出去打猎，或是演独幕剧，或是出去吃晚饭，越来越少去找家里的人。现在他们吃饭没有她来做伴了。彼得·列昂契奇酒瘾比以前更大，钱却没有，小风琴早已卖掉抵了债。现在男孩们不放他一个人上街去，总是跟着他，生怕他跌倒。每逢他们在旧基辅街上遇见阿尼雅坐着由一匹马驾辕、一匹马拉套的双套马车出来兜风，而阿尔狄诺夫代替车夫坐在车夫座上的时候，彼得·列昂契奇就脱下高礼帽，想对她叫喊一声，可是彼嘉和安德留沙拉住他的胳膊，恳求地说：

“不要这样，爸爸。……得了，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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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 安娜的爱称。

(2) 原文为法语。

(3) 一种民间舞蹈。

套中人

误了时辰的猎人们在米罗诺西茨果耶村边上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住下来过夜。他们一共只有两个人：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姓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契姆沙-希马拉依斯基，这个姓跟他完全不相称，全省的人就简单地称呼他的本名和父名伊万·伊万内奇。他住在城郊一个养马场上，现在出来打猎是为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而中学教师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Π伯爵家里做客，对这个地区早已非常熟悉了。

他们没睡觉。伊万·伊万内奇是个高而瘦的老人，留着很长的唇髭，这时候在门口坐着，脸朝外，吸着烟斗，月光照着他。布尔金在房里干草上躺着，在黑暗里谁也看不见他。

他们讲起各式各样的事。顺便他们还谈到村长的妻子玛芙拉。她是一个健康而不愚蠢的女人，可是她一辈子从没走出过她家乡的村子，从没见到过城市或者铁路，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灶，只有夜间才到街上去走一走。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布尔金说。“那种性情孤僻、像寄居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少的。也许这是返祖现象，是退到从前人类的祖先还不是群居的动物而是孤零零地住在各自洞穴里的时代的现象，不过，也许这只是人类性格的一种类型吧，谁知道呢？我不是自然科学家，探讨这类问题不是我的事。我只想说像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是稀有的现象。喏，不必往远处去找，就拿两个月前在我们城里死去的一个姓别里科夫的人来说吧，他是希腊语教师，我的同事。当然，这个人您一定听说过。他与众不同，不论什么时候出门上街，哪怕天气很好，他也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装在套子里，怀表也总是装在灰色的麂皮套子里，等到他取出小折刀来削铅笔，他那把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的。就连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似的，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绒衣，耳朵里塞上棉花，一坐上出租马车，就吩咐车夫把车篷支起来。一句话，在这个人身上可以观察到一种经常的和不可遏制的意图，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套子，以便同人世隔绝，不致受到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使他经常心神不定。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称赞过去，称赞从来没有过的事物。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际上对他来说也无异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使他借以逃避现实生活。

“‘啊，希腊语多么响亮，多么美！’他说，做出甜滋滋的表情。仿佛为了证明他的话似的，他眯细眼睛，举起一个手指头，念道：‘人(1)。’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套子里。只有政府的通告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明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清清楚楚。通告上禁止中学生晚上九点钟以后上街，或者某一篇文章要求禁止性爱，他就觉得清楚明确：这是禁止的，那就够了。至于批准和允许的事，他却觉得含有可疑的成分，含有某种模糊而没说透的东西。城里批准成立了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就摇着头，轻声说道：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就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各种对于规章的破坏、规避、偏离的行为，虽然看来同他毫不相干，却使得他垂头丧气。如果做祈祷的时候有个同事来迟了，或者中学生顽皮捣乱的事传到他的耳朵里来，或者有人看见女校的女学监很晚同一个军官在一起，他就激动不安，老是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在教务会议上，他简直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老是顾虑重重、疑神疑鬼，而且发表纯粹套子式的论调，说什么如今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青年人都品行恶劣，又说什么教室里吵吵闹闹，‘哎呀，千万别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还说什么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开除，那就好了。后来怎么样呢？他唉声叹气，满腹牢骚，苍白的小脸上架着一副黑眼镜（您要知道，那张脸很小，跟黄鼠狼一样），把我们都降服了，我们就让步，扣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关进禁闭室里，最后到底把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都开除了事。他有一种古怪的习惯，常常到我们的住处来访问。他来到一个教师家里，就坐下，一言不发，仿佛在暗中侦察什么事似的。他坐上那么一两个钟头，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他把这叫做‘和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显而易见，到我们家里来闷坐，在他是不好受的，他所以到我们家里来，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作为同事所应尽的义务。我们这些教师都怕他。甚至校长也怕他。您看怪不怪，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极其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然而这个永远穿着套鞋和带着雨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控制在他的手中，足足有十五年之久！其实何止是一所中学？全城都受他的控制！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在星期六不搞家庭演出，因为怕他知道。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样的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十年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周济穷人、教人识字。……”

伊万·伊万内奇想开口说话，咳嗽了一声，可是先点燃烟斗，看了看月亮，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

“是啊。有思想的人，正派人，既读过屠格涅夫的书，又读过谢德林的书，还读过巴克尔(2)等人的书，可是遇事就屈服，忍让。……问题就在这儿。”

“别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布尔金继续说，“而且同住在一层楼上，房门对房门。我们常常见面，我知道他的家庭生活。他在家里也还是那一套：睡衣啦，睡帽啦，护窗板啦，门闩啦，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还有‘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吃素对健康有害，可是又不能吃荤，担心人家会说别里科夫在斋期里不持斋；于是他就吃用牛油煎的鲈鱼，这固然不能说是素食，然而也不能说是斋期禁忌的菜。女仆他是不用的，因为担心别人会对他有不好的想法。他就雇了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儿做厨师，名叫阿法纳西，傻头傻脑，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从前做过勤务兵，好歹会做一点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在门旁站着，把胳膊交叉在胸前，老是深深地叹着气，嘟哝那么一句话：

“‘如今他们这种人多得不行啊！’

“别里科夫的卧室小得像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躺下睡觉，总是蒙头盖上被子。房间里又热又闷，外面的风吹动关紧的房门，火炉里嗡嗡地响，从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他在被子里心惊肉跳。他生怕会出什么乱子，生怕阿法纳西来杀他，生怕小偷溜进来，后来通宵做惊慌不安的梦。早晨我们一块儿到中学去的时候，他心情烦闷，面色苍白。看得出来，他所去的那个人数众多的中学惹得他全身心地害怕和厌恶。对他这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跟我一块儿走路，也是一件苦事。

“‘我们的教室里吵得很凶，’他说，仿佛极力为他的沉重心情寻找解释似的。‘简直不像话。’

“后来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您猜怎么着，还差点结了婚。”

伊万·伊万内奇很快地朝堆房里扫了一眼，说：

“您开玩笑了！”

“真的，不管多么奇怪，他的确差点结了婚。我们学校里调来了一个新的史地教师，名叫米哈依尔·萨维奇·柯瓦连科，是小俄罗斯人(3)。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姐姐瓦连卡。他年纪轻，身量高，皮肤黝黑，两只手挺大，凭他的面相可以看出他用低沉的声音说话，果然他的嗓音好比是从大桶里发出来的：卜，卜，卜。……她呢，年纪已经不轻，大约有三十岁了，可是身材高高，而且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简直不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活泼极了，很爱热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扬声大笑。她动不动就发出一连串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记得，我们初次真正认识柯瓦连科姐弟是在校长家里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死板板的、又紧张又沉闷、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做应公差的教师中间，我们突然看见一个新的阿佛洛狄忒(4)从浪花里钻出来了：她走来走去，双手叉着腰，扬声大笑，引吭高歌，翩翩起舞。……她带着感情歌唱《风在吹》，后来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再唱一支，她把我们大家都迷住了，甚至别里科夫也包括在内。他挨着她坐下，甜滋滋地微笑着说：

“‘小俄罗斯的语言那么柔和，那么动听，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

“这话使她感到得意，她就带着感情对他恳切地讲起在加佳奇县他们有一个田庄，妈妈住在田庄上，那儿有上好的梨，上好的甜瓜，上好的卡巴克(5)！小俄罗斯人把南瓜叫做卡巴克，而把酒馆叫做希诺克，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可好吃啦，可好吃啦，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啊听的，忽然大家灵机一动，生出了同样的想法。

“‘要能撮合他们结婚才好，’校长太太轻声对我说。

“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大家这才想起来，原来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有成家。这时候我们才感到奇怪：不知怎的，他生活里的这样一件大事，我们以前竟一直没有理会，完全忽略了。总的来说，他对女人采取什么态度呢？这个重要的问题他是怎样替他自己解决的？以前这件事根本没有引起过我们的兴趣，也许我们甚至不承认这样的想法：一个不问什么天气总是穿着套鞋而且睡觉总要放下帐子的人，也会爱上一个什么人。

“‘他早就过了四十岁，而她也三十了……’校长太太解释她的想法说。‘我觉得她肯嫁给他的。’

“在我们内地，由于闲得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人们做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而这是因为大家不去做必要的事。是啊，比方说，这个别里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象他会结婚，那我们又为什么突然要给他撮合婚事呢？校长太太啦，学监太太啦，我们中学里所有的女士们啦，都活跃起来，甚至变得好看多了，好像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剧院里定了一个包厢，我们一看，原来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连卡，手里拿着一把扇子，眉开眼笑，幸福得很。别里科夫坐在她的身旁，身材矮小，拱起背脊，仿佛他是被人用钳子硬夹到这儿来的。我在家里办晚会，太太们就要求我务必把别里科夫和瓦连卡请来。一句话，机器开动起来了。看来瓦连卡并不反对出嫁。她在弟弟那儿住得不大快活，他们成天价吵架和相骂。比方有这样一个场面：柯瓦连科在街上走着，高身量，结实，穿一件绣花的衬衫，帽子里有一绺头发钻出来，耷拉在他的额头上，一只手里拿着一捆书，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姐姐跟在他的身后，也拿着书。

“‘这本书你一定没看过，米哈依尔里克(6)！’她大声争辩道。‘我跟你说，我赌咒，你根本没看过这本书！’

“‘我跟你说，我看过！’柯瓦连科嚷道，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顿得咚咚响。

“‘哎呀，我的上帝，米哈依尔里克！你发脾气干什么？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问题。’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柯瓦连科嚷得越发响了。

“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他们也照样互相争吵。这样的生活大概惹得她厌烦，她巴望有自己的小窝了，再者年纪也应该顾到，这时候已经没有选择对象的余地，好歹嫁出去就行，即使嫁给希腊语教师也将就了。况且我们的小姐们大多数都不问嫁给谁，只要能嫁出去就好。不管怎样，瓦连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表示明显的好感了。

“而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到柯瓦连科家去，就跟常到我们家来一样。他到了他家里，就坐着，一言不发。他沉默着，瓦连卡就给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双黑眼睛沉思地瞧着他，或者忽然发出一连串笑声：

“‘哈哈哈！’

“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外人的怂恿总要起很大的作用。所有的人，同事们和同事的太太们，都向别里科夫游说：他应该结婚了，他的生活里没有别的缺陷，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都向他道喜，带着一本正经的脸色说出各式各样的俗套子，例如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再者瓦连卡长得也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庄，主要的是，她是头一个对他亲热恳切的女人。于是他头脑发昏，认为他真的该结婚了。”

“喏，到了这一步，就应该把他的套鞋和雨伞拿掉了。”伊万·伊万内奇说。

“您要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他把瓦连卡的照片放在他的桌子上，他老到我这儿来谈瓦连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他也常到柯瓦连科家里去，可是他的生活方式丝毫也没改变。甚至刚好相反，结婚的决定好像对他起了有害的影响，他瘦了，脸色苍白了，似乎更深地钻进他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7)·萨维希纳我是喜欢的，’他对我说，淡淡地苦笑一下，‘我知道人人都非结婚不可，然而……这件事，您要知道，来得有点突然。……应当好好想一想才是。’

“‘有什么可想的呢？’我对他说。‘您自管结婚就是了。’

“‘不成，婚姻是终身大事，应当先估量一下马上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免得以后闹出什么乱子来。这件事弄得我六神不安，我现在通宵睡不着觉。老实说，我害怕：她和她弟弟的思想方式有点古怪，他们议论起事情来，您知道，有点古怪，她的性情又很活泼。一旦结了婚，以后说不定就会惹出什么麻烦来。’

“于是他没求婚，老是拖延，招得校长太太和我们学校里所有的太太们大为烦恼。他老在估量马上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差不多每天都跟瓦连卡一块儿散步，也许认为这是处在他的地位理应做的吧。他常来找我谈家庭生活。要不是忽然出了个大笑话(8)，到头来，他多半会求婚，于是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就办成了，而在我们这儿，由于烦闷无聊，由于无事可做，像那样的婚姻多得不可胜数。必须说明，瓦连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别里科夫的头一天起就痛恨他，对他不能容忍。

“‘我不明白，’他耸动着肩膀对我们说，‘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跟这个告密的家伙，这个惹人讨厌的丑八怪相处。哎，诸位先生，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你们这儿的空气恶劣极了，简直会活活把人闷死，难道你们算是导师，教师？你们是官僚，你们这儿不是学府，而是城市警察局，有一股子酸臭气，像在警察亭子里一样。不行，诸位老兄，我跟你们一块儿再生活一阵，就到我的田庄上去，捉虾，教小俄罗斯的孩子们读书。我是要走的，你们跟你们的犹大留在这儿吧，叫他遭了瘟才好。’

“要不然他就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声音时而低沉，时而尖细。他摊开两只手，问我：

“‘他为啥跑到我这儿来坐着？他要干啥？他一直坐在那儿发呆。’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个外号叫‘吸血鬼或蜘蛛’(9)。当然，关于他的姐姐瓦连卡准备嫁给‘蜘蛛’的事，我们对他绝口不谈。有一次校长太太对他暗示说，要是能让他的姐姐嫁给像别里科夫那么一个稳重而且为大家所尊重的人倒很不错，他就皱起眉头，嘟哝说：

“‘这不关我的事。她哪怕嫁给一条毒蛇也由她，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您听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那么一个促狭鬼画了一幅漫画，上面是别里科夫在走路，穿着套鞋，卷起裤腿，带着雨伞，臂弯里挽着瓦连卡，下面的题词是：‘恋爱中的人’。那神态，您知道，画得像极了。那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教师们、宗教学校的教师们、文官们，每人都收到一张。连别里科夫也收到一张。这张漫画弄得他难堪极了。

“我们一块儿从房子里走出去，那天恰好是五月一日，星期日，我们全体教师和学生，约好在中学校里集合，然后一同出发，步行到城外小树林里去郊游。我们一块儿走出去，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有的人多么坏，多么恶毒！’他说，他的嘴唇发抖。

“我甚至怜惜他了。我们走着，忽然，您猜怎么着，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后面跟着瓦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满脸通红，十分疲乏，然而兴高采烈，欢欢喜喜。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天气真好，真好，简直好得要命！’

“他们两个人走远，不见了。别里科夫的脸色从发青转为发白，好像愣住了。他站定下来，瞧着我。……

“‘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要不然，也许是我的眼睛骗了我，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难道这还成体统？’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去骑吧。’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道，对我安然的态度感到惊讶。‘您在说什么呀？！’

“他大为震动，不愿意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一直心神不定地搓着手，打哆嗦，从他的脸色看得出，他身体不舒服。他没等到下班就走了，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而且他没吃午饭。将近傍晚，虽然户外已经完全是夏天的天气，他却穿上厚衣服，慢腾腾地往柯瓦连科家里走去。瓦连卡不在家，他只碰见了她的弟弟。

“‘坐吧，请，’柯瓦连科冷淡地说，皱起眉头：他脸上带着睡意，饭后刚刚打了一个盹儿，心绪极其不佳。

“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说：

“‘我来找您，是为了解除我心中的负担。我心里沉重得很，沉重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张漫画，把我和另一个同我们俩都很亲密的人画成可笑的样子。……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我没有为这种嘲笑提供任何口实，刚好相反，我的一举一动素来是合乎正人君子的身份的。’

“柯瓦连科坐在那儿生闷气，不说话。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继续用悲哀的声调小声说：

“‘另外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谈。我已经工作多年，而您还刚开始工作。我认为我作为年长的同事，有责任向您提出忠告。您骑自行车，而这种游戏对教育青年的人来说是完全不成体统的。’

“‘为什么呢？’柯瓦连科用低沉的声音问。

“‘这难道还要解释，米哈依尔·萨维奇？难道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么学生还会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只能头朝下，用脑袋走路了！既然政府的告示里没有写着准许做这种事，那就不能做。我昨天吓了一大跳！我一看见您的姐姐，我的眼前就一片漆黑。一个女人或者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说实在的，您究竟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向您提出忠告，米哈依尔·萨维奇。您年轻，有前途，一举一动必须非常慎重，非常慎重，可是您那么随便。啊，太随便了！您经常穿着绣花衬衫，手里拿着些书在街上走，现在又骑什么自行车。关于您和您的姐姐骑自行车的事，校长会知道的，然后就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什么好下场吗？’

“‘讲到我和我的姐姐骑自行车，这不关别人的事！’柯瓦连科说，面孔涨得通红。‘谁要来管我家的事，我就叫他滚蛋。’

“别里科夫脸色煞白，站起身来。

“‘如果您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我就不能继续谈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的面前提到上司的时候万万不要说这种话。您对当局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说了当局什么坏话吗？’柯瓦连科问，气愤地瞧着他。‘劳驾，请您不要打扰我。我是个正直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谈话。我不喜欢告密的人。’

“别里科夫心神不定，着起慌来，动手很快地穿上大衣，脸上露出害怕的神情。要知道，他还是生平第一次听见这样粗鲁的话。

“‘您要说什么都随您，’他从门厅走到楼梯口，说。‘只是我要向您预先声明：说不定已经有人把我们谈的话偷听了去，为了免得我们的谈话被人曲解，闹出什么乱子来，我得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大体上报告校长先生。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你报告去吧！’

“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猛地一推，别里科夫就一路滚下楼去，他的套鞋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楼梯高而且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偏巧他滚下楼的时候，瓦连卡走了进来，还带来两位太太。她们站在楼下，呆呆地瞧着他，而这对别里科夫来说比什么都可怕。看来，他宁可摔断脖子，摔断两条腿，也不愿成为笑柄：这样一来，就会弄得全城都知道，难免会传到校长和督学的耳朵里，‘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人家又要画出一张漫画来，到头来他就只能奉命辞职了。……

“等到他站起来，瓦连卡才认出是他，瞧着他的可笑的脸、揉皱的大衣、套鞋，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扬声大笑，声音响得整个房子都能听见：

“‘哈哈哈！’

“这一连串响亮而清脆的笑声就此结束了一切，结束了婚事和别里科夫在人间的生活。他没有听见瓦连卡说了些什么，而且什么也没看见。他走回家里，首先从桌子上撤掉瓦连卡的照片，然后躺下来，从此再也没有起床。

“过了三天光景阿法纳西到我家里来，问我要不要去请大夫，因为，据他说，他的主人有点不对头。我就到别里科夫的屋里去。他躺着，放下帐子，盖着被子，一声不响：不管问他什么话，他光是回答一声‘是’或者‘不’，别的什么都没说。他躺在那儿，阿法纳西在他旁边走来走去，脸色阴沉，皱起眉头，深深地叹气，从他身上散发出白酒的气味，就像从酒馆里发出来的一样。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大家，也就是两个中学和宗教学校的人，都去送他下葬。如今他躺在棺材里，他的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他在庆幸他终于装进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是啊，他实现了他的理想！在他下葬的时候，老天似乎也在对他表示敬意，天色阴沉，下着雨。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连卡也去送丧，等到棺材放进墓穴里，她哭了一阵。我发现小俄罗斯女人只会哭或者笑，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

“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这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路上，面容庄重，愁眉不展，谁也不愿意露出高兴的心情，而那种心情，在很久以前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每逢大人出了家门，我们在花园里跑上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自由之际才体验过。啊，自由呀，自由！哪怕有享受自由的一点点影子，哪怕有那么一线希望，就使得人的灵魂生出翅膀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园里回来，心绪极好。然而一个星期还没过完，生活就又照先前一样，仍然那么严峻、令人厌烦、杂乱无章了。这样的生活固然没有经政府的告示禁止，不过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许可呀；情况并没有变得好一点。确实，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类套中人还不知有多少活着，而且将来还不知会有多少呢！”

“问题就在这儿，”伊万·伊万内奇说着，点上了烟斗。

“那样的人将来还会有多少啊！”布尔金重复了一句。

中学教师从堆房里走出来。这人身材不高，却挺胖，头顶完全光秃，他的黑胡子长得几乎齐到腰上。有两条狗跟着他一块儿走出来。

“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他抬头看，说道。

这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往右边瞧，可以看清整个村子。一条长街伸展到远处去，有五俄里光景。一切都进入安静而深沉的睡乡，一点活动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人甚至不相信大自然能这样安静。人在月夜见到广阔的村街和村里的茅屋、干草垛、睡熟的杨柳，心里就会变得安静。村子在安心休息，隐藏在朦胧的夜色中，避开了操劳、烦恼、痛苦，显得温和、凄凉、美丽，看上去似乎连天空的繁星也在亲切而动情地瞧着它，似乎人世间已经没有坏人坏事，一切都很好。左边，村子到了尽头，便是田野，可以看见它一直伸展到远处，直到地平线，这一大片田野沉浸在月光里，也没有一点活动，没有一点声音。

“问题就在这儿，”伊万·伊万内奇又说一遍。“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极其拥挤的城里，写些不必要的公文，老是玩‘文特’，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至于我们在懒汉、无端兴讼的家伙和愚蠢而闲散的女人当中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也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喏，要是您乐意听的话，我就来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布尔金说，“留到明天再讲吧。”

他们俩就走进堆房，在干草上躺下。这两个人刚盖好被子，正要昏昏睡去，忽然听见轻微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个人在离堆房不远的地方走路，走了不多一会儿就停住了，可是过一分钟又来了：吧嗒，吧嗒。……狗汪汪地叫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路。”布尔金说。

脚步声渐渐听不见了。

“自己看着别人作假，听着别人说假话，”伊万·伊万内奇说，翻一个身，“于是自己由于容忍这种虚伪而被人骂成蠢货；自己受到委屈和侮辱而隐忍不发，不敢公开声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边，反而自己也弄虚作假，面带微笑，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做个不值钱的小官罢了，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

“哦，您这是扯到别的题目上去了，伊万·伊万内奇，”教师说，“我们睡觉吧！”

大约过了十分钟，布尔金睡着了。可是伊万·伊万内奇不住地翻身，叹气，后来索性起来，又走出去，在门口坐下，点上了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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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希腊语。

(2) 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

(3) 乌克兰人的旧称。

(4) 希腊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相当于古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她生于海中，以美丽著称。

(5) 在俄语中，“卡巴克”（kaбak）的意思是“酒馆”。

(6) 米哈依尔的小名。

(7) 瓦尔瓦拉是上文瓦连卡的正式名字。

(8) 原文为德语。

(9) “吸血鬼或蜘蛛”是乌克兰作家克罗皮夫尼茨基（1840－1910）所著的一个剧本的名称。——俄文本编者注

醋栗

从大清早起，整个天空就已经布满了雨云。空中没有风，不热，可是闷，每逢晦暗的阴天，雨云挂在田野的上空，久久不散，看样子要下雨而又不下的时候，往往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已经走得很疲劳，他们觉得田野好像没有个尽头似的。前面远处，隐约可以看见米罗诺西茨果耶村的风车，右边有一排土冈朝前伸展，越过村子，消失在远方。他们俩都知道那是河岸，那儿有草场、碧绿的柳树、庄园。如果站在一个土冈上眺望，就可以看见同样辽阔的田野和电报线，远处的一列火车像是一条毛毛虫在爬。遇上晴朗的天气，从那儿甚至可以看见城市。如今在没风的天气，整个自然界显得温和而沉静。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对这片田野充满热爱，两个人都在想：这个地方多么辽阔，多么美丽啊。

“上一次我们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布尔金说，“您打算讲一个故事来着。”

“对了，当时我原想讲讲我弟弟的事。”

伊万·伊万内奇深深地叹一口气，点上烟斗，预备开口讲故事，可是正巧这时候天下雨了。过了大约五分钟，雨下大了，空中乌云密布，很难预测这场雨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站住，考虑起来。他们的狗已经淋湿，站在那儿，夹着尾巴，深情地瞧着他们。

“我们得找个地方避一避雨才成，”布尔金说，“我们到阿列兴家里去吧。那儿很近。”

“那我们就去吧。”

他们就往斜下里拐过去，一路穿过已经收割过的田地，时而照直走，时而往右拐，直到走上一条大道为止。不久就出现了杨树、园子，然后是谷仓的红房顶；河流闪闪发光，顿时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大片水，有一个磨坊和一个白色浴棚。这就是阿列兴所住的索菲诺村。

磨坊在开工，那响声盖过了雨声，水坝在颤抖。那儿，大车旁边，站着几匹淋湿的马，低下了头。人们披着麻袋走来走去。这儿潮湿，泥泞，憋闷，看上去河水冰凉，凶险。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已经感到周身潮湿，不清爽，不舒服，他们的脚由于沾着烂泥而发沉。他们走过水坝，爬上坡，往地主家的谷仓走去，一路上都没讲话，好像在互相生气似的。

在一个谷仓里，簸谷的风车轰轰地响。仓门开着，门里冒出一股股灰尘。阿列兴本人就在门口站着，这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身材高而丰满，头发很长，与其说像地主，不如说像教授或者画家。他穿一件很久没有洗过的白衬衫，拦腰系一根绳子算是腰带，下身没穿外裤，只穿一条长衬裤，靴子上也沾满了泥浆和麦秸。他的鼻子和眼睛扑满灰尘，变得乌黑。他认出了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分明很高兴。

“请到屋里去吧，两位先生，”他含笑说道。“我马上就来，用不了一分钟。”

这是一所两层楼的大房子。阿列兴住在楼下两个拱顶房间里，窗子很小，从前原是管家们居住的。屋里陈设简单，有黑面包、便宜的白酒和马具的气味。楼上的正房里他难得去，只有客人来了，他才上去。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在房子里遇到一个使女，是个年轻的女人，长得那么美，他们俩不由得同时站住，互相看了一眼。

“你们再也想不出来我见着你们多么高兴，两位先生，”阿列兴跟着他们走进门厅，说。“这可是万万没想到！彼拉盖雅，”他对使女说，“给客人们找几件衣服来换一换吧。顺便我也换一下衣服。只是我先得去洗个澡，我好像从春天起就没洗过澡。两位先生，你们愿意到浴棚里去吗？也好让他们趁这工夫把这儿收拾一下。”

美丽的彼拉盖雅那么殷勤，样儿又那么温柔，她给他们送来了毛巾和肥皂。阿列兴就和客人们到浴棚里去了。

“是啊，我已经很久没有洗澡了，”他一面脱衣服，一面说。“我的浴棚，你们看得出来，是挺好的，这还是我父亲修建的，可是不知怎的，我总也没有工夫洗澡。”

他在台阶上坐下，给他的长头发和脖子擦满肥皂，他四周的水就变成棕色了。

“是啊，我看也是……”伊万·伊万内奇瞧着他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我已经很久没有洗澡了……”阿列兴不好意思地又说一遍，又往自己身上擦肥皂，他四周的水变得像墨水那样的深蓝色了。

伊万·伊万内奇走到外面去，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冒着雨，抡开了胳膊游泳。他把身旁的水搅起了波浪，睡莲就在水波上摇晃。他游到河中央水深处，扎一个猛子，过一分钟又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再往远处游去，老是钻进水里，想触到河底。“哎呀，我的天哪……”他反复说着，游得很痛快。“哎呀，我的天哪……”他游到磨坊那儿，跟几个农民谈了一阵，再游回来，到了河中央就平躺在水面上，让他的脸淋着雨。布尔金和阿列兴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可是他还在游水，扎猛子。

“哎呀，我的天哪……”他说。“哎呀，求上帝饶恕我吧。”

“您也游得够了！”布尔金对他喊道。

他们回到房子里。等到楼上的大客厅里点上了灯，布尔金和伊万·伊万内奇都穿上了绸长袍、暖和的便鞋，坐在圈椅上，阿列兴本人也洗了脸，梳好头，穿着新上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显然因为换了干衣服、轻便的鞋子，身上温暖、洁净而感到满足，美丽的彼拉盖雅不出声地在地毯上走着，温柔地微笑，用盘子端来了加果酱的茶——一直到这个时候，伊万·伊万内奇才开口讲故事。仿佛听他讲话的不光是布尔金和阿列兴，连那些藏在金边镜框里平静而严厉地瞧着他们的老老少少的太太和军人也在听似的。

“我们一共弟兄两个，”他开口说，“我，伊万·伊万内奇，和弟弟尼古拉·伊万内奇，他比我小两岁。我学技术，做了兽医，尼古拉从十九岁起就已经在税务局里工作了。我们的父亲契姆沙-希马拉依斯基本来是个世袭兵(1)，不过后来当上了军官，给我们留下了世袭的贵族身份和一份小小的田产。他死后，那份小田产抵了债，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的童年是在乡间自由自在地度过的。我们完全跟农家的孩子一样，白天晚上都待在田野上，树林里，看守马匹，剥树皮，钓鱼等等。……你们要知道，谁一生当中哪怕只钓到过一次鲈鱼，或者秋天只见过一次鸫鸟南飞，看它们怎样在晴朗凉爽的日子里成群飞过乡村，那他就再也不想做城里人了，他一直到死都会向往那种自由的生活。我的弟弟在税务局里老是惦记乡下。光阴一年年地过去，他老是坐在一个地方不动，老是写同样的公文，心里所想的老是一件事：怎样能到乡间去。他的这种苦恼渐渐成为一种明确的愿望，一种梦想，但求在河边或者湖畔买下一个小小的庄园。

“他是个善良温和的人，我喜欢他，可是这种一辈子把自己关在自家的庄园里的愿望，我却是素来不同情的。人们常常说：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土地(2)。然而要知道，需要三俄尺土地的是死尸，而不是活人。现在还有人说，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向往土地，盼望有个庄园，那是好事。可是要知道，这些庄园跟三俄尺土地差不多。离开城市，离开斗争，离开生活的忙乱，走得远远的，躲进自己的庄园里，这不是生活，这是利己主义、懒惰，这也算是一种修道生活，然而是毫无功绩的修道生活。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自然界，在那广阔的天地中人才能表现他的自由精神的全部品质和特点。

“我的弟弟尼古拉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幻想将来怎样吃自己家里的白菜汤，那种令人馋涎欲滴的香气弥漫在整个院子里，怎样在碧绿的草地上吃饭，在阳光下睡觉，一连几个钟头坐在大门外的长凳上，眺望田野和树林。农艺书和日历上一切有关农艺方面的意见给他乐趣，成了他心爱的精神食粮。他还喜欢看报，可是专看报纸上这一类广告：某地有若干俄亩土地，连同草场、庄园、小河、花园、磨坊和活水池塘等一并出售。他的头脑里就画出花园里的小径、花卉、水果、椋鸟巢、池塘里的鲫鱼，总之，你们知道，诸如此类的东西。这类想象的画面因他所见到的广告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不知什么缘故每一张画面上都一定有醋栗。他不能想象一个庄园，一个饶有诗意的安乐窝会没有醋栗。

“‘乡村生活自有它舒适的地方，’他常常说，‘人可以在露台上坐着，喝喝茶，自己养的小鸭子在池塘里泅水，空中弥漫着好闻的气味，而且……而且醋栗长熟了。’

“他常描画他的田庄的草图，而每一次他的草图上都离不了那么几样东西：（一）主人的正房，（二）仆人的下房，（三）菜园，（四）醋栗。他拼命节省，不让自己吃饱喝足，上帝才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活像个叫花子；他不断地攒钱，存在银行里。他成了财迷。我一瞧见他就痛心，常常给他点钱，遇到过节也总给他寄点去，可是他就连这点钱也存起来。要是一个人打定了主意，那你就拿他没办法了。

“若干年过去，他调到另一个省里去了。他年纪已经过了四十，可是仍旧读报上的广告，攒钱。后来我听说他结婚了。他仍然打定主意要买一个有醋栗的庄园，娶了一个年老而难看的寡妇，对她一点感情也没有，只是因为她有几个钱罢了。他跟她生活在一起也仍然十分吝啬，害得她半饥半饱，把她的钱存在银行里而写在他的名下。早先她的丈夫是个邮政局长，在他那儿吃惯了馅饼，喝惯了果子酒，可是跟第二个丈夫一块儿过日子却连黑面包也吃不饱。她过着这样的生活，开始憔悴，不出三年就干脆把灵魂交给了上帝。当然，我的弟弟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她的死要由他负责。金钱好比白酒，能把人变成怪物。从前我们城里有一个病得快死的商人。临终前，他叫人端来一碟蜂蜜，把他所有的钞票和彩票就着蜂蜜一股脑儿吞下肚去，叫谁也得不到。有一次我在火车站检查畜群，正巧有个马贩子失足摔在火车头底下，压断了一条腿。我们把他抬到急诊室里，血不停地流着，真是吓人。可是他却一个劲儿地要求把他的腿找回来，老是放心不下：原来那条压断的腿所穿的靴子里有二十个卢布，千万别丢失才好。”

“您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布尔金说。

“我的弟媳死后，”伊万·伊万内奇沉吟了半分钟，继续说，“我弟弟就着手物色一份田产。当然，哪怕物色五年，到头来也还是会出错，所买的和所想望的迥然不同。我的弟弟尼古拉通过经纪人买下了一个抵押过的庄园，占地一百十二俄亩，有主人的正房，有仆人的下房，有花园，可是没有果园，没有醋栗，没有池塘和小鸭子。河倒是有的，不过河水是咖啡色的，因为庄园的一边是造砖厂，另一边是焚尸场。可是我的尼古拉·伊万内奇倒也不怎么伤心，他订购了二十墩醋栗，栽下，照地主的排场过起来。

“去年我去探望他。我心想我去看看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弟弟在信上称他的庄园为‘楚姆巴罗克洛夫芜园’，又称‘希马拉依斯科耶’。我是在午后到达那个‘又称希马拉依斯科耶’的。天很热。到处都是沟渠、围墙、篱笆、栽成行的杉树，弄得人不知道怎样才能走进院子，应该把马拴在哪儿。我往正房走去，迎面遇到一条毛色棕红的肥狗，活像一头猪。它本想吠一声，可是又懒得开口。从厨房里走出一个厨娘，光着脚，身体挺胖，也活像一头猪。她说主人吃过饭后正在休息。我走进屋里去看我的弟弟，他正坐在床上，膝部盖着被子。他老了，胖了，皮肉松弛，他的脸颊、鼻子和嘴唇往前突出，眼看就要像猪那样呼噜呼噜地叫着，钻进被子里去了。

“我们互相拥抱，流下了眼泪，这是因为高兴，也是因为忧郁地想到，从前我们都年轻，现在两个人却白发苍苍，快到死的时候了。他穿上外衣，领着我去看他的庄园。

“‘哦，您在这儿过得怎么样？’我问。

“‘还不错，感谢上帝，我过得挺好。’

“他已经不是往日那个畏畏缩缩的、可怜的小职员，而是真正的地主老爷了。他已经在这儿住惯，觉得蛮有味道了。他吃得很多，常到澡棚里去洗澡，身子发胖，已经跟村社和两个工厂打过官司，遇上农民不称呼他‘老爷’，就老大的不高兴。他煞有介事地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老爷派头十足，不是实实在在地做好事，而是装腔作势。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好事呢？他用苏打和蓖麻子油医治农民的一切疾病，每到他的命名日，就在村子中央做感恩祈祷，然后摆出半桶白酒来请农民喝，认为事情就该这么办。哎，那可怕的半桶白酒！今天这个胖地主拉着农民们到地方行政长官那儿去，控告他们把牲畜放出来踏坏他的庄稼，明天遇上隆重的节日，却摆出半桶白酒来请他们喝，他们一面喝酒一面喊‘乌拉’，喝醉了的人就给他叩头。生活好转、饱足、闲散，往往在俄国人身上培养出最为骄横的自大心理。尼古拉·伊万内奇以前在税务局里甚至不敢有他自己的见解，可是现在他所讲的话却没有一句不是至理名言，而且是用大臣那样的口吻讲出来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老百姓来说还未免言之过早’，‘总的来说，体罚是有害的，不过在某些场合却是有益的，不可缺少的。’

“‘我了解老百姓，善于对付他们，’他说，‘老百姓都喜欢我。我只要动一下手指头，他们就会把我所要办的事统统给我办好。’

“所有这些话，请注意，都是带着聪明而善良的笑容说出来的。他把‘我们这些贵族’，‘我以贵族的身份’这类用语反反复复说过二十遍，分明已经不记得我们的祖父是个庄稼汉，父亲是个兵了。我们的姓契姆沙-希马拉依斯基实际上十分古怪，可是现在他却觉得它响亮，高贵，颇为悦耳了。

“然而问题不在他，而在我自己身上。我想对你们讲一讲我在他的庄园里盘桓了不多几个钟头，我自己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傍晚我们正在喝茶，厨娘端来满满一盘醋栗，放在桌子上。这不是买来的，而是他自己家里种的，自从栽下那些灌木以后这还是头一回收果子。尼古拉·伊万内奇笑起来，默默地瞧了一会儿醋栗，眼泪汪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拈起一个果子放进嘴里，瞧着我，露出小孩子终于得到心爱玩具后的得意神情，说：

“‘多么好吃啊！’

“他贪婪地吃着，不住地重复道：

“‘嘿，多么好吃啊！你尝一尝！’

“果子又硬又酸，可是正如普希金所说的，‘我们喜爱使人高兴的谎话，胜过喜爱许许多多的真理’(3)。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梦想显然已经实现，他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想望的东西已经拿到手，他对他的命运和他自己都满意了。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总不免带点忧郁的心情，如今我亲眼见到了幸福的人，我的心里却充满了近似绝望的沉重感觉。夜里我心头特别沉重。他们在我弟弟的卧室的隔壁房间里为我铺了床，我听见他没有睡着，常常起床，走到那盘醋栗跟前拿果子吃。我心想：实际上有多少满足而幸福的人啊！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压抑的力量！你们来看一看这种生活吧：强者骄横而懒惰，弱者愚昧，像牲畜一般生活着，周围是难以忍受的贫困、憋闷、退化、酗酒、伪善、撒谎。……然而，所有的房屋里和街道上却安安静静，心平气和。住在城里的五万人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大叫一声，高声说出他的愤慨。我们看见一些人到市场去买食品，白天吃喝，晚上睡觉，他们说废话，结婚，衰老，安详地把死人送到墓园里去；可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隐在暗处什么地方进行着的生活里的惨事，我们却没看见，也没听到。一切都安静太平，提抗议的只有不出声的统计数字：若干人发了疯，若干桶白酒被喝光，若干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世道分明是必要的；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逍遥自在，仅仅是因为不幸的人沉默地背负着他们的重担，而缺了这样的沉默，一些人想要幸福就办不到。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每一个满足而幸福的人的房门边都应当站上一个人，手里拿着小锤子，经常敲着门提醒他：天下还有不幸的人，不管他自己怎样幸福，生活却迟早会对他伸出魔爪，灾难会降临，例如疾病、贫穷、损失等。到那时候谁也不会看见他，不会听见他，就像现在他看不见，也听不见别人一样。然而拿着小锤子的人却没有，幸福的人生活得无忧无虑，生活中细小的烦恼微微激动着他，就像风吹杨树一样，于是天下太平。

“这天晚上我才明白我也满足而幸福，”伊万·伊万内奇站起来，继续说。“我在吃饭和打猎的时候也教导别人该怎样生活，怎样信仰，怎样管好老百姓。我也说学问是光明，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目前对普通人来说，能读会写也就足够了。我说自由是幸福，缺了它如同缺了空气一样，是不行的，然而应当等待。是的，我常这样说，可是现在我要问：为什么要等？”伊万·伊万内奇生气地瞧着布尔金，问道。“我问你们：为什么要等？根据什么理由？人家对我说，不能一下子就把样样事情都办成，每一种理想在生活里都是逐步地、到适当的时候才实现。然而这话是谁说的？有什么证据足以证明这话是正确的？你们引证事物的自然规律，引证社会现象的合法性，可是我，一个有思想的活人，站在一道沟面前，本来也许可以从上面跳过去，或者搭一座桥走过去，却偏偏要等着它自动封口，或者等着淤泥把它填满，难道这也说得上什么规律和合法性？再说一遍，为什么要等？等到没有力量生活了才算？可是人又非生活不可，而且也渴望生活！

“我一清早就离开我弟弟的家，从那时候起，我在城里住着就感到不能忍受了。那种安静而太平的气氛使我苦恼。我不敢瞧人家的窗子，因为现在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围住桌子坐着喝茶的情景更使人难受的了。我已经年老，不适宜作斗争，我甚至不会憎恨人了。我只是心里悲伤，生气，烦恼，每到夜里我的脑子里各种思想纷至沓来，弄得我十分激动，睡不着觉。……唉，要是我年轻就好了！”

伊万·伊万内奇激动得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反复地说：

“要是我年轻就好了！”

他忽然走到阿列兴跟前，先是握他的这只手，后来又握他的那只手。

“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他用恳求的声调说，“不要心平气和，不要让自己昏睡！趁年轻、强壮、血气方刚，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应当有。如果生活有意义和目标，那么，这个意义和目标就断然不是我们的幸福，而是比这更合理、更伟大的东西。做好事吧！”

所有这些话伊万·伊万内奇都是带着可怜的、恳求的笑容说的，仿佛他在为他自己请求什么事似的。

后来这三个人在客厅里各据一方，在三把圈椅上坐下，沉默了。伊万·伊万内奇的故事既没满足布尔金，也没满足阿列兴。金边镜框里的将军们和太太们在昏光中像是活人，低下眼睛瞧着他们，在这样的时候听那个可怜的、吃醋栗的职员的故事是很乏味的。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很想谈一谈或者听一听高雅的人和女人的事。他们所在的这个客厅里，一切东西，不论是蒙着套子的枝形烛架也好，圈椅也好，脚底下的地毯也好，都在述说现在从镜框里往外看的那些人从前也在这儿走过路，坐过，喝过茶，而且美丽的彼拉盖雅目前正在这儿不出声地走来走去，这倒比任何故事都美妙得多呢。

阿列兴非常想睡觉。他一清早两点多钟就起床料理农活，现在他的眼皮合在一起了，可是他生怕他不在，两位客人会讲出什么有趣的事，就没有走掉。至于刚才伊万·伊万内奇所讲的故事是否有道理，是否正确，他却没有去细想。两位客人没谈麦粒，没谈干草，没谈焦油，而是谈些同他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他心里暗暗高兴，希望他们继续谈下去才好。……

“可是到睡觉的时候了，”布尔金站起来，说，“请允许我向你们道晚安吧。”

阿列兴道了晚安，回到楼下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两位客人留在楼上。他们俩被人领到一个大房间里去过夜，那儿摆着两张旧式的雕花大床，房角上挂着刻有耶稣受难像的象牙十字架。他们那两张凉快的大床已经由美丽的彼拉盖雅铺好被褥，新洗过的床单发散着好闻的气味。

伊万·伊万内奇不声不响地脱掉衣服，躺了下来。

“上帝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他说，拉过被子来蒙上了头。

他的烟斗放在桌子上，冒出浓重的烟草味。布尔金很久没有睡着，心里一直在纳闷，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股刺鼻的气味是从哪儿来的。

雨点通宵抽打着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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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19世纪中叶的俄国，兵士的儿子出生后便记入服兵役的名册。——俄文本编者注

(2) 指墓穴的长度。

(3) 引自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英雄》一诗，但引文不确切。——俄文本编者注

关于爱情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仆人端来很可口的小馅饼、虾、羊肉排；我们正吃着，厨师尼卡诺尔走上楼来，问客人们中饭想吃什么菜。这个人中等身材，胖胖的脸，小小的眼睛，胡子刮光，看上去他的唇髭好像不是剃掉而是拔掉的。

阿列兴说美丽的彼拉盖雅爱上了这个厨师。由于他是个酒徒，脾气暴躁，她就不愿意嫁给他，只同意这样同居下去。他呢，笃信上帝，宗教信仰不允许他照这样同居下去；他要求她嫁给他，要不然就不肯再同居；每逢他喝醉了酒，他总是骂她，甚至打她。他喝醉酒的时候，她就躲到楼上去哭，于是阿列兴和仆人们就不走出家门，为的是在必要的时候好保护她。

大家开始谈到爱情。

“究竟爱情是怎样产生的，”阿列兴说，“为什么彼拉盖雅不爱上另外一个在内心和外貌方面更配得上她的人，却偏偏爱上尼卡诺尔这个丑八怪（我们这儿大家都叫他丑八怪），个人幸福的问题在爱情里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这都不得而知，关于这一切，要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到目前为止关于爱情，只有一句话可以算得上是无可辩驳的真理：‘这是个极大的秘密’，至于此外人们关于爱情所写和所说的话，那都不成其为答案，只是把至今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罢了。某种解释看来似乎适合某一种情况，然而却不适合另外十种情况，依我看来，最好是对每一种情况分别加以解释，不要一概而论。像医生们所说的那样，每个情况应该分别处理。”

“完全正确。”布尔金同意道。

“我们这些俄国的正派人对这些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却有一种偏爱。通常人们美化爱情，给它装点上玫瑰和夜莺，而我们俄国人却用那些要命的问题来装点它，而且所选择的往往是其中最没有趣味的问题。当初在莫斯科，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我有过一个生活伴侣，一个可爱的女人，每一次我把她搂在怀里，她心里却在想我一个月会给她多少钱，现在一俄磅牛肉卖什么价钱。同样，我们爱着别人的时候，也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问题：这样做是不是正直，是聪明还是愚蠢，这场恋爱会闹到什么下场，等等。这种情形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不过这会败人的兴，使人不满足，惹得人生气，这我却是知道的。”

看样子他像是要讲一件事。凡是生活孤独的人，心里总是藏着点什么，很想一吐为快。在城里，单身汉往往特意到澡堂或者饭馆里去，目的仅仅在于谈天，有的时候会把很有趣的事情讲给澡堂工人或者堂倌听，而在乡下，他们照例是在客人面前吐露他们的衷曲。此刻，从窗口望出去只看得见灰色的天空和被雨水淋湿的树木，在这样的天气是没有地方可去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只有讲话和听别人讲话了。

“我在索菲诺住下来经营田产，已经很久了，”阿列兴讲开了头，“自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按我所受的教育来说，我不是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按我的素质来说，我喜欢坐在书斋里工作，然而当初我到这儿来的时候，这个田庄已经欠了一大笔债；我父亲借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在我的教育方面花了很多钱，所以我就决定不走，就在这儿工作，直到债务还清为止。我作了这样的决定，就开始在此地工作，不过说老实话，心里未尝不感到厌恶。这儿的土地出产不多，为了使农业经营不致赔钱，就得利用农奴或者雇农的劳动，而这两种情况差不多是一样的，要不然，就得照农民的做法来经营我的田产，也就是亲自下地干活，带着全家人一起干。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不过那时候我没有考虑得这样仔细。我连一小块土地也没有放过，我把附近村子里所有的农民和农妇都找来，我这儿的工作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我自己也耕地、播种、收割，同时又觉得乏味，厌恶地皱起眉头，好比乡下那种饿得发慌、溜进菜园里去吃黄瓜的猫；我浑身酸痛，一边走路，一边就睡着了。起初我以为我能够很容易地使得这种劳动生活和我的文明的习惯同时并存；我想，要做到这一点只要在生活里保持一种外部的秩序就行了。我在楼上的正房里住下来，吩咐仆人在早饭和午饭以后给我送咖啡来，咖啡里加上蜜酒，晚间我上床躺下以后就看《欧洲通报》(1)。可是有一天我们的教士伊万神甫来到，一下子把我的蜜酒都喝光了，《欧洲通报》也给神甫的那些女儿拿了去。在夏天，特别是在割草的季节，我没有工夫回到家里上床睡觉，往往就在板棚里，在雪橇上，或者在哪个守林人的小屋里睡上一觉，这样一来，怎么还谈得上看书呢？渐渐地，我搬到楼下来住，开始在仆人的厨房里吃饭了；我往日的奢侈生活就此完结，保留下来的只有当年伺候过我父亲的这些仆人，我不忍心辞退他们。

“我在这儿住了没有几年，就被选为当地的荣誉调解法官。有时候我得坐车到城里去参加调解法官会审法庭和地方法庭的审讯，这倒能使我散一下心。在此地一连住上两三个月而不到外地去，特别是在冬天，那么最后人就会想念黑色的礼服了。在地方法院里既有礼服，又有制服，还有燕尾服，大家都是受过一般教育的法律工作人员，要谈天也可以找到伙伴。平时在雪橇上睡觉，在仆人的厨房里吃饭，这时候却坐在圈椅里，身穿干净的衬衣，脚蹬轻便的靴子，胸前挂着表链，那是多么惬意啊！

“在城里，人们亲热地接待我，我也乐于结交。在所有的熟人当中，跟我交情最好，而且说实话，也最跟我合得来的，就是地方法庭的副庭长卢加诺维奇。你们俩都认得他，这是个极可爱的人。我们之间的结交是在审完那个著名的纵火案以后开始的，审讯连续进行了两天，我们都累了。卢加诺维奇瞧着我，说：

“‘您听我说，到我家里吃饭去吧。’

“这是出人意外的。因为我跟卢加诺维奇相交还浅，只是公事上的接触罢了，我一次也没有到他家里去过。我连忙回到旅馆里，换了一身衣服，就赶去吃饭。在那儿我有机会认识了卢加诺维奇的妻子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那时候她还很年轻，不过二十二岁，半年以前刚生过头一个孩子。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要我说明她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惹我喜欢的地方，我也说不清了，可是当时，吃饭的时候，我却是十分清楚的；我看到了一个年轻的、漂亮的、善良的、有知识的、迷人的女人，一个我早先没有碰到过的女人；我立刻觉得她是一个亲近的、早已熟识的人，仿佛那张脸，那对殷勤而聪明的眼睛，我以前小时候在我母亲的五屉柜上放着的那本照片簿上已经见过似的。

“在那个纵火案里，被告是四个犹太人，人们认定他们是同谋犯，而依我看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吃饭的时候我很激动，很痛心，现在我记不得我讲过一些什么话了，只是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不住地摇头，对她的丈夫说：

“‘德米特利，怎么会这样的呢？’

“卢加诺维奇是个好心肠的、朴实的人，像这样的人坚定地抱着一种看法，认为人一旦受审，那就必定是有罪，谁对判决的公正有所怀疑，谁就只能按照法定手续用书面提出，而万万不能在吃饭时候，在私人间的闲谈里表达出来。

“‘我和您没有放过火，’他温和地说，‘所以您瞧，我们就没有受审，没有关进监狱啊。’

“他们夫妇俩极力要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从一些小事上，比方说从他们俩一起烧咖啡，他们彼此只要说半句话就能互相会意的情形看来，我可以推断他们生活得融洽、和睦，喜欢招待客人。饭后他们俩一起弹钢琴，后来天黑下来，我就回去了。这是在早春时节。后来整个夏天我都是在索菲诺度过的，不曾离开过，我连想一想城里的工夫都没有，然而在那些日子里，那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人的形象却一直跟我在一起；我没有想她，可是她那轻盈的影子却印在我的心上了。

“到了晚秋，城里举行了一次为慈善事业募捐的戏剧演出。我走进省长的包厢（我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被邀请到那儿去的），一眼看见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跟省长夫人坐在一起，于是那美丽的模样，那对亲切可爱的眼睛又对我产生不可抗拒的、使人震动的印象，产生了那种亲近的感觉。

“我们并排坐着，后来就走到休息室里去了。

“‘您瘦了，’她说，‘您生过病吧？’

“‘对了。我的肩膀受了寒，到下雨天我就睡不好觉。’

“‘您好像没精神的样子。春天您来吃饭的时候要显得年轻得多，也活泼得多。那一回您精神振奋，讲了许多话，十分有趣，老实说，我简直有点给您迷住了。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夏天我常常想起您，今天我动身到剧院里来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会见到您。’

“说着，她笑了。

“‘可是今天您好像没精神的样子，’她又说一遍，‘这就使得您显老了。’

“第二天我在卢加诺维奇家里吃早饭，饭后他们坐车到他们的别墅里去料理一下在那里过冬的事，我跟他们一起去了。我又随同他们回到城里，午夜在他们那儿，在安静的家庭环境里喝茶，壁炉生上了火，年轻的母亲老是走出去看一下她的女儿睡熟没有。这以后，我每次进城就一定要到卢加诺维奇家里去。他们跟我处熟了，我也跟他们处熟了。我照例不经仆人通报就走进去，就像他们家里的人一样。

“‘谁啊？’远处一个房间里传来柔和的说话声，我听起来十分悦耳。

“‘是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来了。’女仆或者奶妈回答说。

“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总是带着忧虑的神色出来见我，每一次都要问：

“‘为什么您这么久没有来？出了什么事吗？’

“她的目光、她那只向我伸过来的优美高贵的手、她那条家常穿的连衣裙、她的发型、她的说话声、她的脚步声，每一次都在我的心里留下崭新的、在我的生活里不同寻常的、了不起的印象。我们常常谈得很久，也常常沉默很久，各人想各人的心思，要不然她就给我弹钢琴。要是他俩都不在家，那么我就留下来等着，跟奶妈闲谈，跟孩子玩耍，或者到书房里去，躺在一张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看报；等到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回来，我就到前厅里去迎接她，从她手里接过来她所买的种种东西，不知什么缘故每一次我都像小孩子那样满心热爱、得意洋洋地抱着那些包裹。

“有一句俗话说：乡下娘们儿没有操心事，就买口小猪来养着，自找麻烦。卢加诺维奇家的人本来没有操心的事，他们就跟我交上了朋友。要是我很久没有到城里去，那一定是我生病了，或者出了什么事，他们俩就十分担心。他们看到我这样一个受过教育、通好几国语言的人不从事科学或者文学工作，却住在乡下，像踩着轮子的松鼠那样忙个不停，干很多的活，却老是穷得连一个小钱也没有，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他们以为我很郁闷，如果我说话，发笑，吃东西，那也只是为了掩盖我的痛苦，甚至在我快活的时候，在我情绪畅快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他们的追根究底的眼光在盯着我。每逢我真的心情沉重，某个债主把我逼得很紧，或者我的钱不够，无法支付到期的欠款时，他们总是特别使人感动。夫妇俩走到窗口去交头接耳，商量一阵，然后他走到我面前来，带着严肃的神色说：

“‘如果您，巴威尔·康斯坦丁诺维奇，眼前缺钱用，那么我和我的妻子请求您不要客气，把我们的钱拿去用吧。’

“他激动得耳朵都涨红了。有一回，他也像那样在窗口和妻子交头接耳地商量一阵以后，就走到我跟前来，耳朵发红，说：

“‘我和我的妻子恳切地要求您收下我们的这点礼物。’

“他就拿给我一副袖扣，一个烟盒，或者一盏灯；为此我也从乡下派人把打死的飞禽、牛油、花束给他们送去。顺便提一句，他们俩很有钱。当初我常常向别人借钱，而且不大选择对象，哪儿借得到就在哪儿借，然而任什么力量也不能促使我向卢加诺维奇夫妇借钱。可是何必谈这些呢！

“我心里很苦。不论在家里也好，在田野上也好，在板棚里也好，我总是想着她，我极力要了解这个年轻、美丽、聪明的女人的秘密，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枯燥乏味、几乎是个老头儿的人（她的丈夫已经四十多岁了），还跟他生下了孩子；我也极力要了解那个枯燥乏味的人，那个好心肠、朴实的人的秘密，他总是讲些没趣味的老生常谈，在舞会和晚会上总是挨近那些稳重的人，没精打采，显得是个多余的人，脸上现出温顺、冷漠的神情，仿佛是人家把他运到这儿来出售似的，而他却相信他有权利享受幸福，有权利跟她生孩子；我苦苦地要了解为什么她遇见的恰恰是他而不是我，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里必须产生这样可怕的错误。

“我每一次到城里去，总是从她的眼神看出来她在盼望我；她自己也对我承认说，从早晨起她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她料着我要去了。我们谈了很久，沉默了很久，可是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说穿我们的爱情，而是胆怯地、严密地把它掩盖起来。我们害怕那些足以泄露我们的秘密的事情。我温柔而深切地爱着她，可是我左思右想，问我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克制我们的爱情，那么这种爱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难以想象，我这种温柔、忧郁的爱情会突然粗暴地破坏她丈夫、她孩子、她一家的幸福生活，而他们是十分爱我，十分信任我的。这样做正当吗？她固然会跟着我走，可是走到哪儿去呢？我能把她带到哪儿去呢？假如我过着美好、有趣的生活，比方说，假如我在为祖国的解放战斗，或者是个著名的学者、演员、画家，倒也罢了，可是照眼前的情形看来，这无非是把她从一个普通而平庸的环境里拉到另一个同样平庸，或者更平庸的环境里去罢了。而且我们的幸福能够维持多久呢？万一我害病了，死了，或者干脆我们不再相爱了，那她怎么办呢？

“她显然也在这样考虑。她想到她的丈夫，想到她的孩子，想到她那爱女婿如同爱儿子一样的母亲。如果她放任她的感情，那么，她就得要么说谎，要么说实话，然而处在她的地位这两种办法是同样可怕而不相宜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折磨她：她的爱情会给我带来幸福吗？她的爱情是否会把我这种本来已经沉重的、充满种种不幸的生活弄得更加复杂？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够年轻，跟我不相配，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也不够刻苦，而且精力也不足。她常对她丈夫说，我需要娶一个聪明贤德的姑娘，做我的好主妇和助手，不过她又立刻补充说，像这样的姑娘全城未必找得到一个。

“一晃就过了好几年。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每逢我到卢加诺维奇家里去，女仆就殷勤地微笑，孩子们嚷着说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叔叔来了，搂住我的脖子，大家都欢欢喜喜。他们不明白我的心情，以为我也高兴。大家把我看做一个高尚的人。大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感到有一个高尚的人在房间里走动，这就给他们对我的态度平添上一种特别的魅力，仿佛我一来，连他们的生活也纯洁多了，美丽多了似的。我和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常常一块儿到剧院去，每一次都是走着去的；我们并排坐在池座里，肩膀挨着肩膀，我默默地从她的手里接过望远镜来，同时感觉到她贴近我，她是我的，把我们拆散是不行的，可是由于一种古怪的误会，我们走出剧院以后却像陌生人那样互相道别、分手。关于我们，城里人已经议论纷纷，天晓得他们说了些什么话，不过，他们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随后那几年，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常常出门，有时候到她母亲那儿去，有时候到她妹妹那儿去；她常常心绪恶劣，对生活感到不满意，觉得生活已经毁了，在这种时候她就不愿意看到她的丈夫、她的子女。她已经在医治神经衰弱症了。

“我们沉默着，始终沉默着；有外人在场，她总是对我生出一种奇怪的反感；不管我说什么，她老是不同意我的话；如果我在争论，她就站到我的对方那一边去。我失手弄掉了什么东西，她就冷冷地说：

“‘我给您道喜。’

“如果我跟她一起到剧院里去，却忘了带望远镜，她事后就会说：

“‘我早就知道您会忘记。’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总之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或迟或早要结束的。离别的时刻到了，因为卢加诺维奇奉派到西部的一个省里去做法庭的庭长了。家具、马车、别墅都必须卖掉。我们坐车到他们的别墅里去，以及后来往回走，频频回头，最后看几眼花园和绿色房顶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凄凉，我心里明白：事到如今，我要告别的不仅仅是这个别墅了。大家已经作出决定，到八月底我们要把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送到克里米亚(2)去，那是医生要她去的；不久以后，卢加诺维奇就要带着孩子们到西部那个省里去了。

“我们一大群人去给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送行。等到她已经跟她的丈夫和孩子告别，离开摇第三遍铃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跑进她的包房，为的是把她差点忘掉的一个筐子放到行李架上去；而且也需要告别。临到在这儿，在这个包房里，我们的眼光碰到一起，我们俩都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力量，我搂住她，她把脸贴在我的胸口上，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我吻她的脸、肩膀、沾着泪痕的手，啊，我跟她是多么不幸啊！我对她说穿，我爱她。我心里怀着燃烧般的痛苦明白过来：所有那些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虚妄啊。我这才明白过来：如果人在恋爱，那么他就应当根据一种比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过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东西来考虑这种爱情，否则就干脆什么也不考虑。

“我最后吻她一下，握一下她的手，我们就分别了，从此不再相见。火车已经开了。我坐在隔壁一个包房里（那儿空着没人），在那儿一直哭到火车开到下一站。然后我就步行回到索菲诺村。……”

在阿列兴讲话的时候，雨已经停住，太阳出来了。布尔金和伊万·伊万内奇走出去，站在阳台上，从那儿可以看见花园和眼前在阳光里如同镜子一样发光的水面的美景。他们欣赏着，同时惋惜这个生着善良聪明的眼睛、坦诚地对他们叙述往事的人真的在这儿，在这个大庄园里转来转去，像松鼠踩着轮子那样忙碌着，却不去干科学工作或者别的什么工作，使他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他们想到他在包房里同她告别，吻她的脸和肩膀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女人的神情该多么悲伤。他们俩都在城里看到过她，布尔金甚至跟她相识，认为她长得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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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文学与政治月刊。

(2) 俄国南部一个疗养地。

约内奇

1

每逢到这个省城来的人抱怨这儿的生活枯燥而单调，当地的居民仿佛要替自己辩护似的，就说，正好相反，这个城好得很，说这儿有图书馆、剧院、俱乐部，常举行舞会，最后还说这儿有些聪明的、有趣味的、使人感到愉快的人家，尽可以跟他们来往。他们还提出图尔金家来，说那家人要算是顶有教养，顶有才能的了。

那一家人住在本城大街上自己的房子里，离开省长的官邸不远。伊万·彼得罗维奇·图尔金本人是一个胖胖的、漂亮的黑发男子，留着络腮胡子，常常为了慈善性的募捐举办业余公演，自己扮演老年的将军，咳嗽的样儿挺可笑。他知道许多趣闻、谜语、谚语，喜欢开玩笑，说俏皮话，他脸上老是露出这么一种表情：谁也弄不清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说正经话。他的妻子薇拉·约瑟福芙娜是一个身体瘦弱、模样俊俏的女子，戴着夹鼻眼镜，常写长篇和中篇小说，喜欢拿那些小说当着客人朗诵。女儿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一个年轻的姑娘，会弹钢琴。总之，这个家庭的成员各有各的才能。图尔金一家人殷勤好客，而且带着真诚的纯朴，兴致勃勃地在客人面前显露各自的才能。他们那所高大的砖砌的房子宽敞，夏天凉快，一半窗子朝着绿荫蔽日的古老花园，到春天就有夜莺在那儿歌唱。每逢家里来了客人，厨房里就响起叮叮当当的菜刀声，院子里散布一股煎洋葱的气味，这总是预告着一顿丰盛可口的晚餐就要开出来了。

当德米特里·约内奇·斯塔尔采夫大夫刚刚奉派来做地方自治局医生，在离城九俄里以外的嘉里日住下来的时候，也有人告诉他，说他既是有知识的人，那就非跟图尔金家结交不可。冬季里，有一天，他在大街上经人介绍跟伊万·彼得罗维奇相识了。他们谈到天气、戏剧、霍乱，随后伊万·彼得罗维奇就邀他有空上自己家里去玩。到春天，有一次正逢节期，那是耶稣升天节(1)，斯塔尔采夫看过病人以后，动身到城里去散散心，顺便买点东西。他不慌不忙地走着去（他还没置备马车），一路上哼着歌：

在我还没喝下生命之杯里泪水的时候……(2)

在城里，他吃过午饭，在公园里逛一阵，后来忽然想起伊万·彼得罗维奇的邀请，仿佛这个念头自动来到他心头似的，他就决定到图尔金家去看看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您来啦，好哇，好哇！”伊万·彼得罗维奇说，走到门外台阶上来迎他。“看见这么一位可爱的客人驾到，真是高兴得很，高兴得很。请进。我要把您介绍给我的贤妻。薇罗琪卡(3)，我跟他说过，”他接着说，同时把大夫介绍给他妻子，“我跟他说过，按照罗马法，他可没有任何理由老是待在医院里，坐在家中，他应该把公余的时间用在社交上才对。对不对，亲爱的？”

“请您坐在这儿吧，”薇拉·约瑟福芙娜说，叫她的客人坐在她身旁。“您满可以向我献献殷勤。我丈夫固然爱吃醋，他是奥赛罗(4)，不过我们可以做得很小心，叫他一点也看不出来。”

“哎，小乖乖，你这宠坏了的女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温柔地喃喃说道，吻了吻她的额头。“您来得正是时候，”他又转过身来对客人说，“我的贤妻写了一部伟乎其大的长篇小说，今天她准备大声朗诵一遍呢。”

“让，”薇拉·约瑟福芙娜对丈夫说，“叫人给我们拿茶来。”(5)

斯塔尔采夫由他们介绍，跟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见了面。她长得很像母亲，也瘦弱、俊俏。她的表情仍旧孩子气，腰身柔软而苗条。她那已经发育起来的处女的胸脯，健康而美丽，叫人联想到春天，真正的春天。然后他们喝茶，外加果酱、蜂蜜，还有糖果和很好吃的饼干，那饼干一送进嘴里就立刻化掉。等到黄昏来临，别的客人就逐渐来到，伊万·彼得罗维奇用含着笑意的眼睛瞧着每一个客人，说：

“您来啦，好哇，好哇！”

然后，大家都到客厅里坐下来，现出很严肃的脸色。薇拉·约瑟福芙娜就朗诵她的长篇小说。她这样开头念：“寒气重了……”窗子敞开着，从厨房里传来菜刀的叮当声和煎洋葱的气味。……人们坐在柔软的、深深的圈椅里，心平气和。在客厅的昏暗里灯光十分亲切地闪烁着。眼前，在这夏日的黄昏，当谈笑声从街头阵阵传来，丁香花的香气从院子里飘来的当儿，寒气浓重的情景和夕阳的冷光照着积雪的平原和独自赶路的行人的情景就不容易捉摸了。薇拉·约瑟福芙娜念到一个年轻美丽的伯爵小姐怎样在自己的村子里办学校，开医院，设立图书馆，怎样爱上一个流浪的画家。她念着现实生活里绝不会有的故事，不过听起来还是很受用，很舒服，使人心里生出美好宁静的思想，简直不想站起来。……

“真不赖……”伊万·彼得罗维奇轻声说。

有一位客人听啊听的，心思飞到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去了，用低到刚刚能听见的声音说：

“是啊……真的……”

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在邻近的市立公园里，有一个乐队在奏乐，歌咏队在唱歌。薇拉·约瑟福芙娜合上她的稿本，大家沉默五分钟，听着歌咏队唱《松明》，那支歌道出了小说里所没有的、现实生活里所有的情趣。

“您把您的作品送到杂志上发表吗？”斯塔尔采夫问薇拉·约瑟福芙娜。

“不，”她回答。“我从来不拿出去发表。我写完，就藏在柜子里。何必发表呢？”她解释道。“要知道，我们的钱已经足以维持生活了。”

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吁了口气。

“现在，科季克(6)，你来弹个曲子吧。”伊万·彼得罗维奇对女儿说。

钢琴的盖子掀开，原先放在那儿的乐谱翻开。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坐下来，两只手按琴键，然后使足力气按，按了又按，她的肩膀和胸脯颤抖着。她一个劲儿地按同一个地方，仿佛她不把那几个琴键按进琴里面去就不肯罢休似的。客厅里满是铿锵声，样样东西，地板啦，天花板啦，家具啦……都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正在弹一段很难的曲子，那曲子又长又单调，它之所以有趣，就因为它难。斯塔尔采夫听着，幻想着许多石块从高山上落下来，一个劲儿地往下落，他巴望着那些石块快点停住，别再落下来才好。这时候，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紧张地弹着，脸儿绯红，劲头很大，精力饱满，一绺鬈发披下来掉在她的额头上，那模样很招他喜欢。他在嘉里日跟病人和农民一块儿过了一冬，现在坐在这个客厅里，看着这年轻的、文雅的、而且多半很纯洁的人儿，听着这热闹的、冗长的、可又高雅的乐声，这是多么愉快，多么新奇啊。……

“嗯，科季克，你以前从没弹得像今天这么好过，”当女儿弹完琴，站起来的时候，伊万·彼得罗维奇眼里噙着泪水，说，“死吧，丹尼斯，你再也写不出更妙的作品了。”(7)

大家都围住她，向她道贺，表示惊奇，说他们很久没听到过这么好的音乐了。她默默地听着，微微地笑，周身显出得意的神态。

“妙极了！好极了！”

“好极了！”斯塔尔采夫受到大家的热情的感染，说。“您是在哪儿学的音乐？”他问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在音乐学院吗？”

“不，我正在准备进音乐学院，眼下我在家里跟萨甫洛芙斯卡雅太太学琴。”

“您在这儿的中学毕业啦？”

“哦，没有！”薇拉·约瑟福芙娜替她回答。“我们请了家庭教师。您会同意，在普通中学或者贵族女子中学里念书说不定会受到坏影响。年轻的女孩子正当发育的时候是只应该受到母亲的影响的。”

“可是，我还是要进音乐学院，”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

“不，科季克爱她的妈妈。科季克不会干使爸爸妈妈伤心的事。”

“不嘛，我要去！我要去！”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逗乐地说，耍小孩脾气，还跺了一下脚。

吃晚饭的时候，轮到伊万·彼得罗维奇来显才能了。他只用眼睛微笑着，谈着趣闻，说俏皮话，提出一些荒谬可笑的问题，自己又作出解答。他始终用他独有的奇特语言高谈阔论，这种语言是他长期练习说俏皮话形成的，显然早已成了他的习用语：什么“伟乎其大”啦，“真不赖”啦，“一百二十万分的感谢您”啦，等等。

可是这还没完。等到客人们酒足饭饱，心满意足，聚集在门厅，拿各人的大衣和手杖，他们身旁就来了个仆役巴甫鲁沙，或者，按照这家人对他的称呼，就是巴瓦，一个头发剪短、脸蛋儿圆鼓鼓的十四岁男孩。

“喂，巴瓦，表演一下！”伊万·彼得罗维奇对他说。

巴瓦就摆出架势，向上举起一只手，用悲惨的声调说：“苦命的女人，死吧！”

大家就哈哈大笑。

“真有意思。”斯塔尔采夫走到街上，心里想。

他又走进一家酒店，喝点啤酒，然后动身回家，往嘉里日走去。一路上，他边走边唱：

在我听来，你的声音那么柔和，那么娇弱……(8)

走完九俄里路，上了床，他却一丁点倦意也没有，刚好相反，他觉得自己仿佛能够高高兴兴地再走二十俄里似的。

“真不赖……”他想，笑着昏昏睡去。

2

斯塔尔采夫老是想上图尔金家去玩，不过医院里的工作很繁重，他无论如何也抽不出空闲的时间来。就这样，有一年多时间在辛劳和孤独中过去了。可是有一天，他接到城里来的一封信，装在淡蓝色的信封里。

薇拉·约瑟福芙娜很久以来害着偏头痛；最近，由于科季克天天闹着要进音乐学院，那病就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了。全城的医生都给请到图尔金家去过，最后就轮到了地方自治局的医生。薇拉·约瑟福芙娜写给他一封令人感动的信，信上求他去一趟，解除她的痛苦。斯塔尔采夫去了，而且从此以后便常常上图尔金家去。……他果然给薇拉·约瑟福芙娜略微帮了点忙，她已经对所有的客人说，他是个不同凡响的、医道惊人的大夫。不过，现在他上图尔金家去，却不再是为了医治她的偏头痛了。……

那天正逢节日。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坐在钢琴前弹完了她那冗长乏味的练习曲。随后他们在饭厅里坐了很久，喝茶，伊万·彼得罗维奇讲了个逗笑的故事。后来，门铃响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得上门厅去迎客人。趁这一时的忙乱，斯塔尔采夫十分激动地低声对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

“我求求您，看在上帝面上，别折磨我，到花园里去吧！”

她耸耸肩膀，仿佛觉得莫名其妙，不明白他要拿她怎么样似的。不过她还是站起来，去了。

“您一弹钢琴就要弹上三四个钟头，”他跟在她的后面走着，说，“随后您陪您母亲坐着，简直没法跟您讲话。我求求您，至少给我一刻钟的工夫也好。”

秋天来了，古老的花园里气氛宁静而忧郁，林荫道上覆盖着发黑的树叶。暮色降临得早了。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没看见您，”斯塔尔采夫接着说，“但愿您知道那是多么痛苦就好了！请坐。请您听我说。”

在花园里，他们俩有个流连的地方：一棵枝叶繁茂的老枫树底下的一条长凳。这时候他们就在长凳上坐下来。

“您有什么事？”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用办公事那样干巴巴的口吻问。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没看见您了，我有这么久没听见您的声音。我想念得好苦，我一心巴望着听听您说话的声音。那您就说吧。”

她那份娇嫩，她那眼睛和脸颊的天真神情，把他迷住了。就是在她的装束上，他也看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妩媚，由于朴素和天真烂漫的风韵而动人。同时，尽管她天真烂漫，他又觉得她很有头脑，又有见识，与她的年龄不相称。他能够跟她谈文学，谈艺术，想到什么就谈什么，还能够向她发牢骚，抱怨生活，抱怨人们，不过，在这种严肃的谈话中间，有时候她会忽然没来由地笑起来，或者跑回房里去。她跟这城里差不多所有的女孩子一样，看过很多书（一般说来本城的人是不大看书的，此地图书馆里的人说，要不是因为有这些女孩子和年轻的犹太人，图书馆尽可以关掉）。这使得斯塔尔采夫极其满意，每回见面，他总要兴奋地问她最近几天看了什么书，等到她开口讲起来，他就听得入迷。

“在我们没见面的那个星期里，您看过什么书？”他现在问。“请您说说吧。”

“我一直在看皮谢姆斯基(9)写的书。”

“究竟是什么书呢？”

“《一千个农奴》，”科季克回答。“皮谢姆斯基的名字真可笑，叫什么阿历克塞·菲奥菲拉克地奇！”

“您这是上哪儿去啊？”斯塔尔采夫大吃一惊，因为她忽然站起来，朝房子那边走去。“我得跟您好好谈一谈才行，我有话要说。……哪怕再陪我坐上五分钟也好，我央求您了！”

她站住，好像要说句什么话，后来却忸怩地把一张字条塞在他手里，跑回正房，又坐到钢琴前面去了。

“请于今晚十一时，”斯塔尔采夫念道，“赴墓园，于杰梅季墓碑附近相会。”

“哼，这可一点也不高明，”他暗想，清醒过来，“为什么挑中了墓园？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明明白白的：科季克在开玩笑。说真的，既然城里有大街和市立公园可以安排做相会的地方，那么，谁会正正经经地想起来约人三更半夜跑到离城那么远的墓园去相会？他身为地方自治局医生，是个有头脑的稳重的人，却唉声叹气，接下字条，到墓园去徘徊，做出现在连中学生都会觉得可笑的傻事，岂不丢脸？这番恋爱会弄到什么下场呢？万一他的同事听到这种事，会怎么说呢？这是斯塔尔采夫在俱乐部里那些桌子旁边走来走去的时候心中的想法，可是到十点半钟，他却忽然动身上墓园去了。

他已经买了一对马，还雇了一个车夫，名叫潘捷列依蒙，穿一件丝绒的坎肩。月光照耀着。空中没有一丝风，天气暖和，然而是秋天的那种暖和。城郊屠宰场旁边，有狗在叫。斯塔尔采夫吩咐把自己的车子停在城边一条巷子里，自己步行到墓园去。“各人有各人的怪脾气，”他想，“科季克也古怪，谁知道呢？说不定她不是在开玩笑，倒真会来呢。”他沉湎于这种微弱空虚的希望，有点飘飘然了。

他在田野上走了半俄里路。远处，墓园现出了轮廓，漆黑的一长条，跟树林和大花园一样。白石头的围墙显露出来，大门也看得见了。……借了月光可以看出大门上的字：“时候要到……”(10)斯塔尔采夫从一个小门走进去，头一眼看见的是宽阔的林荫道两边的白十字架、墓碑以及它们和白杨的阴影。四外远处，可以看见一团团黑东西和白东西，沉睡的树木垂下枝子来凑近白石头。这儿好像比田野上亮一点；枫树的树叶印在林荫道的黄沙土上，印在墓前的石板上，轮廓分明，跟野兽的爪子一样，墓碑上刻的字清清楚楚。刚进来那会儿，斯塔尔采夫被他看到的情景惊呆了，这地方，他还是生平第一次来，这以后大概也不会再看见：这是跟人世不一样的另一个天地，月光柔和美妙，就像躺在摇篮里似的，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生命，无论什么样的生命都没有，不过每棵漆黑的白杨、每个坟墓，都使人感到其中有着奥秘，预示着一种宁静、美妙、永恒的生活。石板、残花、连同秋叶的清香都在倾吐着宽恕、忧伤、安宁。

四周一片肃静。星星从天空俯视这深奥的温顺。斯塔尔采夫的脚步声很响，这跟四周的气氛不相称。直到教堂的钟声响起来，而且他想象自己已经死去，永远埋在这儿了，他这才感到仿佛有人在瞧他。一刹那间他想到这不是安宁和恬静，只是由虚无所产生的不出声的愁闷和断了出路的绝望罢了。……

杰梅季墓碑的形状像个小教堂，顶上立着一个天使。从前有一个意大利歌剧团路过这个城，团里有一个女歌手死了，人家把她葬在这儿，造了这个墓碑。本城的人谁也不记得她了，可是墓门上边的长明灯反映着月光，好像在燃烧似的。

这儿一个人也没有。当然，谁会半夜上这儿来呢？可是斯塔尔采夫等着。仿佛月光给他的热情加温似的，他热切地等待着，暗自想象亲吻和拥抱的情景。他在墓碑旁边坐了半个钟头，然后在侧面的林荫道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帽子，等着，想着这些坟墓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妇人和姑娘，她们原先美丽妩媚，满腔热爱，每到深夜便给热情燃烧着，浸沉在温存抚爱里。说真的，大自然母亲多么歹毒地耍弄人！想到这里觉得多么委屈啊！斯塔尔采夫这样暗想着，同时打算呐喊一声，说他需要爱情，说他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等着爱情。由他看来，在月光里发白的不再是一方方大理石，却是美丽的肉体。他看见树荫里有些人影羞怯地躲躲闪闪，感到她们身上的温暖。这种折磨叫人好难受啊。……

仿佛一块幕布落下来似的，月亮移动到云后面，忽然间四周全黑了。斯塔尔采夫好容易才找到门口（这时候天色漆黑，而秋夜总是这么黑的）。后来他又走了一个半钟头光景才找到停车的巷子。

“我累了。我的脚都站不稳了。”他对潘捷列依蒙说。

他舒舒服服地在马车上坐下，暗想：

“唉，我这身子真不该发胖！”

3

第二天黄昏，他到图尔金家去求婚。但是事不凑巧，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在自己的房间里，一个理发匠正在为她理发。她准备到俱乐部去参加跳舞晚会。

他只好又在饭厅里坐着，喝了很久的茶。伊万·彼得罗维奇看出客人有心事，烦闷，就从坎肩的口袋里掏出一封可笑的信来，那是由管理田庄的一个日耳曼人写来的，说是“在庄园上所有的开关已经毁坏，黏性自墙上掉下”(11)。

“他们大概会给一份丰厚的嫁妆。”斯塔尔采夫想，心不在焉地听着。

一夜没睡好，他发觉自己老是发呆，仿佛有人给他喝了很多催眠的甜东西似的。他心里昏昏沉沉，可是感到高兴、温暖；同时，头脑里仿佛有一块冰冷而沉重的东西在张嘴争辩：

“趁现在时机不迟，赶快罢手！难道她可以做你的配偶吗？她娇生惯养，撒娇使性，天天睡到下午两点钟才起床；而你呢，是教堂执事的儿子，地方自治局医生。……”

“哎，那有什么关系？”他想。“我不在乎。”

“况且，要是你娶了她，”那块东西接着说，“那么她家的人会叫你丢掉地方自治局的工作，住到城里来。”

“哎，那有什么关系？”他想，“要住在城里就住在城里好了。他们会给一份嫁妆，我们可以挺好地成个家。……”

最后，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终于来了，穿着袒胸露背的舞会服装，看上去又漂亮又利落。斯塔尔采夫看得入了迷，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光是瞧着她傻笑。

她告辞。他呢，现在无须再在这儿待下去了，就站起来，说是他也该回家了，病人在等着他。

“那也没法留您了，”伊万·彼得罗维奇说，“去吧，请您顺便送科季克到俱乐部去。”

外面下起了小雨，天色很黑，他们只有凭着潘捷列依蒙的嘶哑的咳嗽声才能猜出马车在哪儿。车篷已经支起来了。

“我在地毯上走，你在说假话的时候走……”伊万·彼得罗维奇一面搀他女儿坐上马车，一面说。“他在说假话的时候走。……走吧！再见！”

他们坐车走了。

“昨天我到墓园去了，”斯塔尔采夫开口说。“您啊，好狠心，好刻薄。……”

“您真到墓园去了？”

“对，我去了，等到差不多两点钟才走。我好苦哟。……”

“您既不懂开玩笑，那就活该吃苦。”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想到这么巧妙地捉弄了一个爱上她的男子，想到人家这么热烈地爱她，心里很得意，就笑起来，可是忽然惊恐地大叫一声，因为这当儿马车猛地转弯驶进俱乐部的大门，车身歪了一下。斯塔尔采夫伸出胳膊去搂住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腰。她吓慌了，就依偎着他，他呢，情不自禁，热烈地吻她的嘴唇和下巴，把她抱得更紧了。

“别再闹了。”她干巴巴地说。

过了一会儿，她不在马车里了。站在俱乐部灯光辉煌的大门边的一个警察用难听的口气对潘捷列依蒙嚷道：

“你停在这儿干什么，你这呆鸟？快把车赶走！”

斯塔尔采夫坐车回家去，可是不久就又回来了。他穿一件别人的晚礼服，戴一个白色硬领结，那领结不知怎的老是翘起来，一味要从领口上滑开。午夜时分，他坐在俱乐部的休息室里，迷恋地对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

“噢，凡是从没爱过的人，哪儿会懂得什么叫做爱！依我看来，至今还没有人真实地描写过爱情，那种温柔的、欢乐的、痛苦的感情恐怕根本就没法描写出来。凡是领略过那种感情的人，哪怕只领略过一回，也绝不会打算用语言把它表白出来。不过，何必讲许多开场白，何必渲染呢？何必讲许多好听的废话呢？我的爱是无边无际的。……我请求，我恳求您，”斯塔尔采夫终于说出口，“做我的妻子吧！”

“德米特里·约内奇，”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想了一想，现出很严肃的表情说，“德米特里·约内奇，承蒙不弃，我感激得很。我尊敬您，不过……”她站起来，立在那儿接着说，“不过，请原谅我，我不能做您的妻子。我们来严肃地谈一谈。德米特里·约内奇，您知道，我爱艺术胜过爱生活里的任何东西，我爱音乐爱得发疯，我崇拜音乐，我准备把我的一生献给它。我要做一个艺术家，我要名望、成功、自由。您呢，却要我在这城里住下去，继续过这种空洞无益的生活，这种生活我受不了。做一个妻子，啊，不行，原谅我！人得朝一个崇高光辉的目标奋斗才成，家庭生活会永远缚住我的手脚。德米特里·约内奇，”（她说到他的名字就微微一笑，这个名字使她想起了“阿历克塞·菲奥菲拉克地奇”。）“德米特里·约内奇，您是个聪明高尚的好人，您比谁都好……”眼泪涌上她的眼眶，“我满心感激您，不过……不过您得明白……”

她掉转身去，走出休息室，免得自己哭出来。

斯塔尔采夫的心停止了不安的悸跳。他走出俱乐部，来到街上，首先扯掉那个硬领结，长吁了一口气。他有点难为情，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没料到会遭到拒绝），他不能相信他的一切梦想、希望、渴念，竟会弄到这么一个荒唐的结局，简直跟业余演出的小戏里的结局一样。他为自己的感情难过，为自己的爱情难过，真是难过极了，好像马上就会痛哭一场，或者拿起伞来使劲敲打潘捷列依蒙的宽阔的背脊似的。

接连三天，他什么事也没法做，吃不下，睡不着。可是等到消息传来，说是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已经到莫斯科去进音乐学院了，他倒定下心来，照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

后来，他有时候回想以前怎样在墓园里漫步，怎样坐着马车跑遍全城找一套晚礼服，他就懒洋洋地伸个懒腰，说：

“唉，惹出了多少麻烦啊！”

4

四年过去了。斯塔尔采夫在城里的医疗业务已经很繁忙。每天早晨他匆匆忙忙地在嘉里日给病人看过病，就坐车到城里去看病。这时候他的马车已经不是由两匹马而是由三匹系着小铃铛的马拉着了。他要到夜深才回家。他已经发胖，越来越胖，不大愿意走路，因为他害上了气喘病。潘捷列依蒙也发胖。他的腰身越粗，他就越发悲凉地叹气，抱怨自己命苦：赶马车！

斯塔尔采夫常到各处人家去走动，会见很多的人，可是跟谁也没有深交。城里人那种谈话，那种对生活的看法，甚至那种外表，都惹得他不痛快。经验渐渐教会他：每逢他跟一个城里人打牌或者吃饭，那个人多半还算得上是一个和气的、善意的，甚至并不愚蠢的人，可是只要把话题一转到吃食以外的事，比方说，转到政治或者科学方面去，那么，此人就会茫然无知，或者说出一些愚蠢或者恶毒的议论来，弄得他只好摆一摆手，走掉了事。斯塔尔采夫哪怕跟具有自由思想的城里人聊天，比方谈到人类，说是谢天谢地，人类总算在进步，往后总有一天可以取消公民证和死刑了，那位城里人就会斜起眼睛来狐疑地看着他，问道：“那么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在大街上随意杀人？”斯塔尔采夫在交际场合，遇到喝茶或者吃晚饭的时候，说到人必须工作，生活缺了劳动就不行，大家就会把那些话当做训斥，生起气来，反复争辩。虽然这样，可是那些城里人还是什么也不干，压根儿不干，对什么都不发生兴趣，因此，简直想不出能跟他们谈什么事。斯塔尔采夫就避免谈话，只限于吃点东西，或者玩“文特(12)”，遇上谁家有喜庆的事请客，他被邀请去吃饭，他就一声不响地坐着吃，眼睛瞧着自己的盘子。筵席上大家讲的话全都没意思、不公道、无聊，他觉得气愤、激动，可是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老是瞧着盘子，保持阴郁的沉默，城里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傲慢的波兰人”，其实他根本不是波兰人。

像戏剧或者音乐会一类的娱乐，他全不参加，不过他每天傍晚一定玩三个钟头的“文特”，倒也玩得津津有味。他还有一种娱乐，那是他不知不觉渐渐迷恋上的：每到傍晚，他总要从衣袋里拿出看病赚来的钞票细细地清点，那是些黄的和绿的票子，有的带香水味，有的带香醋味，有的带神香味，有的带鱼油味，有时候所有的衣袋里都塞得满满的，约莫有七十卢布，等到凑满几百卢布，他就拿到信用合作社去存活期存款。

在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走后的四年中间，他只到图尔金家里去过两次，都是由薇拉·约瑟福芙娜请去的，她仍旧在请人医治偏头痛。每年夏天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都回到父母身边来，可是他没跟她见过一回面，不知怎的，两回都错过了。

不过现在，四年过去了。在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有人送一封信到医院里来。薇拉·约瑟福芙娜写信给德米特里·约内奇说，她很惦记他，请他一定去看她，解除她的痛苦，顺便提到今天是她的生日。信后还附有一笔：“我附和我母亲的邀请。科。”

斯塔尔采夫想了想，傍晚就到图尔金家去了。

“啊，您来啦，好哇，好哇！”伊万·彼得罗维奇迎接他，只用眼睛微笑着，“Бонжурте”(13)。

薇拉·约瑟福芙娜老得多了，头发白了，她跟斯塔尔采夫握手，装模作样地叹气，说：

“您不愿意向我献殷勤了，大夫。我们这儿您也不来了。我太老，配不上您了。不过现在有个年轻的来了，说不定她运气会好一点。”

科季克呢？她瘦了，脸色变得苍白，可也更漂亮、苗条了；不过现在她是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是科季克了，她失去了旧日的朝气和天真烂漫的神情。她的目光和举止有了点新东西，一种惭愧的、拘谨的味儿，仿佛她在图尔金家里是做客似的。

“过了多少个夏天，多少个冬天啊！”她说，向斯塔尔采夫伸出手去。看得出来，她兴奋得心跳；她带着好奇心凝神瞧着他的脸，接着说：“您长得好胖！您晒黑了，男人气概更足了，不过您大体上还没怎么大变。”

这时候他也觉得她动人，动人得很，不过她缺了点什么，要不然，就是多了点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可是有一种东西在作梗，使他生不出从前那种感觉来了。他不喜欢她那苍白的脸色、新有的神情、淡淡的笑容、说话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就连她的衣服，她坐的那把安乐椅，他也不喜欢了。他忆起过去几乎要娶她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他也不喜欢。他想起四年以前使得他激动的那种热爱、梦想、希望，他觉得不自在了。

他们喝茶，吃甜馅饼。然后薇拉·约瑟福芙娜朗诵一部小说，讲的是生活里绝不会发生的事，斯塔尔采夫听着，瞧着她那美丽的白发，等她念完。

“不会写小说，”他想，“不能算是蠢。写了小说而不藏起来，那才是蠢。”

“真不赖。”伊万·彼得罗维奇说。

然后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坐下来弹钢琴，弹了很久，声音很响。等到她弹完，大家费了不少工夫向她道谢，称赞她。

“幸好我没娶她。”斯塔尔采夫想。

她瞧着他，明明希望他请她到花园里去，可他却一声不响。

“让我们来谈谈吧，”她走到他面前，说。“您过得怎么样？您在做些什么事？境况怎么样？这些日子我一直想到您，”她神经质地说下去。“我原本想写信给您，想亲自上嘉里日去看您。我已经下决心要动身了，可是后来改变了主意，上帝才知道现在您对我是什么看法。我今天多么兴奋地等着您来。看在上帝面上，我们到花园里去走走吧。”

他们走进花园，在那棵老枫树底下的长凳上坐下来，跟四年前一样。天黑下来了。

“您过得怎么样？”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问。

“没什么，平平常常。”斯塔尔采夫回答。

他再也想不出别的话来。他们沉默了。

“我兴奋得很，”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用双手蒙住脸，“不过您也别在意。我回到家来，多么快活。看见每一个人，我那么高兴，我还没有能够习惯。这么多的回忆！我觉得我们说不定会一口气谈到天明呢。”

现在他挨近她，看着她的脸、她那发亮的眼睛，在这儿，在昏暗中，她比在房间里显得年轻，就连她昔日那种孩子气的神情好像也回到她脸上来了。实际上，她也确实带着天真的好奇心瞧着他，仿佛要凑近一点，仔细看一看而且了解一下这个原先那么热烈、那么温柔地爱她、却又那么不幸的男子似的，为了那种热爱，她的眼睛在向他道谢。于是他想起以前那些事情，想起最小的细节：他怎样在墓园里走来走去，后来快到早晨的时候又怎样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他忽然感到悲凉，为往事惆怅了。他的心里燃起了火星。

“您还记得那天傍晚我怎样送您上俱乐部去吗？”他说，“那时候下着雨，天挺黑。……”

他心头的火星不断地燃烧起来，他要诉说，要抱怨生活。……

“唉！”他叹道，“刚才您问我过得怎么样。我们在这儿过的是什么生活哟？哼，简直算不得生活。我们老了，发胖了，泄气了。白昼和夜晚，一天天地过去，生活悄悄地溜掉，没一点光彩，没一点印象，没一点思想。……白天，赚钱，傍晚呢，去俱乐部。那伙人全是牌迷，酒鬼，声音嘶哑的家伙，我简直受不了。这生活有什么好呢？”

“可是您有工作，有生活的崇高目标啊。过去您总是那么喜欢谈您的医院。那时候我却是那么古怪，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钢琴家。其实，现在凡是年轻的小姐都弹钢琴，我也跟别人一样地弹，我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那种弹钢琴的本事就跟我母亲写小说的本事一样。当然，我那时候不了解您，不过后来在莫斯科，我却常常想到您。我只想念您一个人。做一个地方自治局医生，帮助受苦的人，为民众服务，那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热烈地反复说着，“我在莫斯科想到您的时候，您在我心目中显得那么完美，那么崇高。……”

斯塔尔采夫想起每天晚上从衣袋里拿出钞票来，津津有味地清点，他心里那点火星就熄灭了。

他站起来，要走回正房去。她挽住他的胳膊。

“您是我平生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人，”她接着说，“我们该常常见面，谈谈心，对不对？答应我。我不是什么钢琴家，我已经有自知之明。我不会再在您面前弹琴，或者谈音乐了。”

他们回到正房，斯塔尔采夫在傍晚的灯光下瞧见她的脸，瞧见她那对悲哀、感激地审视着他的眼睛，他觉得不安起来，又暗自想道：“幸亏那时候我没娶她。”

他告辞了。

“按照罗马法，您可没有任何理由不吃晚饭就走，”伊万·彼得罗维奇一面送他出门，一面说。“您这态度完全是垂直线。喂，现在，表演一下吧！”他在门厅对巴瓦说。

巴瓦不再是个孩子，而是留了上髭的青年了。他摆出架势，向上举起一只手，用悲惨的声调说：

“苦命的女人，死吧！”

这一切都惹得斯塔尔采夫不痛快。他坐上马车，瞧着从前为他所珍爱的黑暗的房子和花园，一下子忆起了那一切情景——薇拉·约瑟福芙娜的小说啦、科季克的热闹的琴声啦、伊万·彼得罗维奇的俏皮话啦、巴瓦的悲剧姿势啦，他心想：全城顶有才能的人尚且如此浅薄无聊，那么，这座城还会怎么样呢？

三天以后，巴瓦送来一封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写的信。信中说：

您不来看我们。为什么？我担心您别是对我们变了心吧。我担心，我一想到这个就害怕。您要叫我安心才好，来吧，告诉我说，并没发生什么变化。

我必须跟您谈一谈。您的叶·图。

他看完信，想了想，对巴瓦说：

“伙计，你回去告诉他们，说今天我不能去，我很忙。就说过两三天我再去。”

可是三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去。有一回他坐着车子凑巧路过图尔金家，记起来他该进去坐会儿才对，可是转念一想……还是没有进去。

从此，他再也没到图尔金家里去过。

5

又过了好几年。斯塔尔采夫长得越发肥胖，满身脂肪，呼吸困难，走起路来脑袋往后仰了。每逢他身体肥胖，满面红光，坐上铃声叮当的三套马车出门，同时，那个也是身体肥胖、满面红光、后脑勺上堆着脂肪的潘捷列依蒙坐在车夫的座位上，两条胳膊向前平伸，仿佛是木头做的一样，而且向过路的行人嚷着：“靠右，右边走！”——那真是一幅动人的图画，别人会觉得这坐车的不是人，却是一个异教的神。在城里，他的业务忙得很，连歇气的工夫也没有。他已经有一个田庄、两所城里的房子，而且正在物色第三所更加合算的房子。每逢他在信用合作社听说有一所房子打算出卖，他就毫不客气地走进那所房子，走遍各个房间，也不管那些没穿好衣服的妇女和孩子惊慌失措地瞧着他，却用手杖戳着各处的房门，说：

“这是书房？这是卧室？那么那是什么房间？”

他一面说着，一面气喘吁吁，擦掉额头上的汗珠。

他有许多事要办，可是仍旧不放弃地方自治局的职务。他贪得无厌，凡是可以赚钱的机会都抓住不放。在嘉里日也好，在城里也好，人家已经简单地称呼他“约内奇”：“这个约内奇要上哪儿去？”或者，“要不要请约内奇来会诊？”

大概因为他的喉咙那儿长着几层肥肉吧，他的声调变了，他的语声又细又尖。他的性情也变了，他变得乖僻，易怒。他给病人看病，总是发脾气。他急躁地用手杖敲着地板，用他那种难听的声音嚷道：

“请您光是回答我问的话！别说废话！”

他单身一个人。他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他对什么事也不发生兴趣。

他住在嘉里日的那些年月里，只有对科季克的爱情是他唯一的欢乐，恐怕也要算是最后的欢乐了。每到傍晚，他总上俱乐部去玩“文特”，然后独自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吃晚饭。伊万，侍者当中年龄最大、最老练的一个，伺候他，给他送上“第十七号拉斐特”酒。俱乐部里每一个人，主任也好，厨师也好，侍者也好，都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想尽方法极力迎合他，要不然，说不定他就会忽然大发脾气，拿起手杖来敲地板。

他吃晚饭的时候，偶尔回转身去，在别人的谈话中插嘴：

“你们在说什么？啊？说谁？”

遇到邻桌有人提到图尔金家，他就问：

“你们说的是哪个图尔金家？你们是说有个女儿会弹钢琴的那一家吗？”

关于他，可以述说的，只有这些了。

图尔金家呢？伊万·彼得罗维奇没有变老，一丁点儿都没有变，仍旧爱说俏皮话，讲趣闻。薇拉·约瑟福芙娜也仍旧兴致勃勃地朗诵她的小说给客人听，念得动人而朴实。科季克呢，天天弹钢琴，一连弹四个钟头。她明显地见老了，常生病，年年秋天跟母亲一块儿上克里米亚去。伊万·彼得罗维奇送她们上车站，车一开动，他就擦眼泪，嚷道：

“再会啰！”

他挥动他的手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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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正教十二大节之一，在复活节后第四十日。

(2) 引自诗人杰尔维格的诗《悲歌》，经另一诗人雅科夫列夫编成歌曲。

(3) 薇拉的爱称。

(4)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所著剧本《奥赛罗》中的男主人公。他疑妻不贞，杀死了她。

(5) 原文为法语。

(6) 叶卡捷琳娜的爱称。

(7) 据说，这是波将金公爵在俄国作家冯维辛的喜剧《纨袴少年》初次公演以后对该剧所作的评价。丹尼斯是冯维辛的名字。——俄文本编者注

(8) 引自普希金的抒情诗《夜》，由作曲家鲁宾斯坦谱成歌曲。引文与原文稍有出入。——俄文本编者注

(9) 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

(10) 参阅《新约·约翰福音》，第5章，第28节。

(11) 意思是：“门锁都坏了，墙上的泥灰剥落了。”

(12) 一种牌戏。

(13) 把法语bonjour（您好）音译成俄语，又故意加上俄语的字尾，意在开玩笑。

出诊

教授接到李亚里科夫工厂发来的一封电报，请他赶快就去。从那封条理不清的长电报上，只能看懂这一点：有个李亚里科娃太太，大概就是工厂的厂主，她的女儿生病了。教授自己没有去，派他的住院医师柯罗辽夫替他去了。

那儿离莫斯科有两站路，出了火车站还得坐大约四俄里路的马车。有一辆三套马车已经奉命在车站等候柯罗辽夫了。车夫戴着一顶插着孔雀毛的帽子，他对大夫所问的一切话都照军人那样高声回答：“决不是！”“是这样！”那是星期六的黄昏，太阳正在下山。工人们从工厂里出来，成群地到火车站去，他们见到柯罗辽夫坐着的马车就鞠躬。黄昏、庄园、两旁的别墅、桦树、四周的恬静气氛，使柯罗辽夫看得入迷，这时候，在假日前夜，田野、树木、太阳，好像跟工人一块儿准备休息，也许还准备着祷告呢。……

他生在莫斯科，而且是在那儿长大的。他不了解乡村，素来对工厂不感兴趣，也从没到工厂里去过。不过他偶尔也看过讲到工厂的文章，还到厂主家里拜访过，跟他们谈过天。他每逢看见远处或近处有一家工厂，心里总是想，从外面来看，那是多么平静，多么安宁，而在内部，做厂主的大概是彻头彻尾的愚昧，昏天黑地的自私，工人做着枯燥无味、损害健康的苦工，大家吵嘴、灌酒，满身的虱子。而此刻，那些工人正在战战兢兢、恭恭敬敬地给四轮马车让路，他在他们的脸上、便帽上、步态上，看出他们浑身肮脏，带着醉意，精神不安，心慌意乱。

他的车子驶进了工厂大门。他看见两边是工人住的小房子，看见女人的脸，看见门廊上晾着被子和衬衫。“小心马车！”车夫嚷道，却并不勒住马。那是个宽广的大院子，地上没有长青草。院子里有五座彼此相距不远的大厂房，各有一根大烟囱，此外还有一些货栈和棚子，样样东西上都积着一层灰白色的东西，像是灰尘。这儿那儿，就跟沙漠里的绿洲似的，现出一块块可怜相的小园子和管理人员的住房的红色或绿色房顶。车夫忽然勒住马，马车就在一所重新粉刷过的灰色房子前面停住了。这儿有一个小花园，种着紫丁香，花丛上积满尘土。黄色的门廊上有一股浓重的油漆味。

“请进，大夫，”好几个女人在过道里和门厅里说，同时传来了叹息和低语的声音。“请进，我们盼您好久了……真是烦恼。请您往这边走。”

李亚里科娃太太是一个挺胖的、上了岁数的太太，穿一条黑绸连衣裙，袖子样式挺时髦；不过从她的面容看来，她是个普通的、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女人。她心神不宁地瞧着大夫，犹犹豫豫，不敢对他伸出手去。她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头发剪短，戴着夹鼻眼镜，穿一件花花绿绿的短上衣，长得清瘦，年纪已经不轻了。女仆称呼她赫莉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柯罗辽夫猜想这人是家庭女教师。大概她是这家人里顶有学问的人物，所以受到嘱托来接待这位大夫吧，因为她马上急急忙忙地开始述说得病的原因，讲了许多琐碎而惹人厌烦的细节，可是偏偏没说出是谁在害病，害的是什么病。

大夫和家庭女教师坐着谈话，女主人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地等待着。柯罗辽夫从谈话里知道病人是李亚里科娃太太的独生女和继承人，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名叫丽扎。她害病很久了，请过各式各样的大夫治病，而从昨天晚间到今天早晨，她整夜心跳得厉害，弄得一家人全没睡觉，担心她会死去。

“我们这位小姐，可以说，从小就有病，”赫莉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用唱歌似的声音说，屡次用手擦嘴唇。“大夫说她神经有毛病，她小时候害过瘰疬病，大夫把那病闷到她心里去了，所以我想毛病也许就出在这上面。”

他们去看病人。病人已经完全是个成人，身材高大，可是长得不漂亮，像她的母亲，眼睛同样小，脸的下半部分也太宽。她躺在那儿，头发蓬乱，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她给柯罗辽夫第一眼的印象是：她好像是个不幸的穷人，多亏别人慈悲，才把她收留在这儿。他不能相信她就是五座大厂房的继承人。

“我来看您，”柯罗辽夫开口说，“我是来给您治病的。您好。”

他说出自己的姓名，跟她握手，那是一只难看的、冰凉的大手。她坐起来，显然早已习惯让大夫看病了，裸露着肩膀和胸脯，一点也不在乎，听凭大夫给她听诊。

“我心跳，”她说，“通宵跳得厉害极了……我差点吓死！请您给点什么药吃吧。”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

柯罗辽夫诊查过后，耸耸肩膀。

“心脏挺好，”他说，“一切都正常，一切都没有毛病。一定是您的神经有点不对头，不过那也是十分平常的事。看来，就是这神经性的发作也已经过去了，您躺下来睡一觉吧。”

这当儿，有人把灯送进卧室里来。病人看见灯光就眯细眼睛，忽然双手捧着头，号啕大哭起来。于是难看的穷人的印象忽然消散，柯罗辽夫也不再觉得那对眼睛小，下半个脸过分宽了。他看见一种柔和的痛苦表情，这表情是那么委婉动人，在他看来她周身显得匀称、柔和、质朴了，他不由得想安慰她，不过不是用药，也不是用医生的忠告，而是用亲切、朴实的话。她母亲搂住她的头，让她贴紧自己的身子。老太太的脸上现出多么绝望、多么悲痛的神情啊！她，做母亲的，抚养她，把她养大成人，花尽心血，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她身上，让她学会法语、跳舞、音乐，为她请过十来个教师，请过顶好的大夫，还请一个家庭女教师住在家里。现在呢，她不明白她女儿为什么流泪，为什么她这么愁苦，她不懂，她惶恐，她脸上现出抱愧、不安、绝望的表情，仿佛她忽略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有一件什么事还没做好，有一个什么人还没请来，不过究竟那人是谁，她却不知道。

“丽桑卡(1)，你又哭了……又哭了，”她说，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我的乖孩子，告诉我，你怎么啦？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吧。”

两个人都伤心地哭了。柯罗辽夫在床边坐下，拿起丽扎的手。

“得了，犯得上这么哭吗？”他亲切地说，“真的，这世界上任何事都值不得这么掉眼泪。算了，别哭了，这没用处。……”

同时他心里暗想：

“她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我们工厂里的大夫给她溴化钾(2)吃，”家庭女教师说，“可是我发觉她吃下去更糟。依我看来，真要是治心脏，那一定得是药水……我忘记那药水的名字了……是铃兰滴剂吧，对不对？”

随后她又详详细细解释一番。她打断大夫的话，妨碍他讲话。她脸上带着操心的神情，仿佛认为自己既是全家最有学问的人，那就应该跟大夫不断地谈下去，而且一定得谈医学。

柯罗辽夫觉得厌烦了。

“我认为这病没什么大碍，”他走出卧房，对那位母亲说。“既然您女儿由厂医在看病，那就让他看下去好了。这以前他下的药都是对的，我看用不着换医生。何必换呢？这是普普通通的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从容地讲着，一面戴手套，可是李亚里科娃太太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他。

“现在离十点钟那班火车只差半个钟头了，”他说，“我希望我不要误了车才好。”

“您不能留在我们这儿？”她问，眼泪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了。“我不好意思麻烦您，不过求您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她接着低声说，朝门口看一眼，“在我们这儿住一夜吧。她是我的命根子……独生女。……昨天晚上她把我吓坏了，我都沉不住气了。……看在上帝面上，您别走！”

他本来想对她说他在莫斯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说他家里的人正在等他回去，他觉得在陌生人家里毫无必要地消磨一个黄昏，再加一个通宵是件苦事，可是他看了看她的脸，就叹一口气，默默地把手套脱掉了。

为了他，客厅和休息室里的灯和蜡烛全点亮了。他在钢琴前面坐下来，翻一会儿乐谱，然后瞧墙上的画片，瞧画像。那些画片是油画，镶着金边框子，画的是克里米亚的风景，浪潮澎湃的海上漂浮着一条小船，一个天主教教士拿着一个酒杯，那些画儿全都干巴巴，过分雕琢，没有才气。……画像上也没有一张美丽的、顺眼的脸，尽是些高颧骨和惊讶的眼睛。丽扎的父亲李亚里科夫前额很低，脸上带着洋洋得意的表情，他的制服像口袋似的套在他那魁伟、粗俗的身子上面，胸前戴着一枚奖章和一枚红十字章。房间里的布置显得缺乏文化素养，华丽的陈设也是偶然凑成，并不是精心安排的，令人感到不舒适，就跟那套制服一样；地板亮得刺眼，枝形吊灯也刺眼，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起一段故事，讲的是一个商人去洗澡的时候，脖子上挂着一枚奖章。……

从前厅里传来耳语声，有人在轻声打鼾。忽然，房子外面传来刺耳的、时断时续的金属声，那是柯罗辽夫以前从没听到过的，现在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这响声在他的心里引起奇特的、不愉快的反应。

“看样子，怎么也不该留在这儿住下……”他想，又去翻乐谱。

“大夫，请来用饭！”家庭女教师低声招呼他。

他去吃晚饭。饭桌很大，上面摆着许许多多凉菜和酒，可是吃晚饭的只有两个人：他和赫莉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她喝马德拉酒(3)，吃菜很快，一面戴起夹鼻眼镜瞧他，一面说话：

“这儿的工人对我们很满意。每年冬天我们工厂里总要演剧，由工人自己演；他们常听到有幻灯片配合的朗读会，他们有极好的茶室，看样子，他们真是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对我们很忠心，听说丽桑卡病重了，就为她做祈祷。虽然他们没受过教育，倒是些有感情的人呢。”

“你们家里好像没有一个男人。”柯罗辽夫说。

“一个也没有。彼得·尼卡诺雷奇已经在一年半以前去世，剩下来的只有我们这些女人了。因此，这儿一共只有我们三个人。夏天，我们住在这儿，冬天呢，我们住在莫斯科或者波梁卡。我在她们这儿已经住了十一年，跟自家人一样了。”

晚饭有鲟鱼、鸡肉饼、糖水水果，酒全是名贵的法国葡萄酒。

“请您别客气，大夫，”赫莉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面吃着，一面说，同时攥着拳头擦嘴。显然，她在这儿过得舒服极了。“请再吃一点。”

饭后，大夫被人领到一个房间里，那儿已经有人为他准备好床铺。可是他还没有睡意。房间里闷得很，而且有油漆的气味，他就披上大衣，出去了。

外面天气凉爽，天空已经现出微微的曙光，那五座竖着高烟囱的大厂房、棚子、货栈在潮湿的空气里清楚地显出轮廓。这天是假日，工人没有做工，窗子里漆黑，只有一座厂房里还生着炉子，有两扇窗子里透出红光，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偶尔裹着火星。院子外边，在远处，有青蛙在呱呱地叫，夜莺在歌唱。

他瞧着厂房和工人在其中睡觉的棚子，又想起每逢看见工厂的时候总会想到的种种念头。尽管让工人演剧啦，看幻灯片啦，为他们请厂医啦，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良措施啦，可是他今天从火车站来一路上所遇见的工人，跟早先他小时候，在没有工厂戏剧和种种改良措施那当儿看到的工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作为医生，善于正确判断那种根本病因无法查明，因而无法医治的慢性病，他把工厂也看做一种不正常现象，其原因也不清楚，而且没法消除。他并不认为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种种措施都是多余的，不过，他把它们看得跟医治不治之症一样。

“当然，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他想，瞧着暗红色的窗子。“一千五百到两千个工人在不健康的环境里不停地做工，做出质地粗劣的印花布，半饥半饱地生活着，只有偶尔进了小酒店才会从这种恶梦里渐渐醒过来。另外还有百把人监督工人做工，这百把人一生一世只管记录工人的罚金，骂人，行事不公道，只有两三个所谓的厂主，虽然自己一点事儿也不干，而且看不起那些糟糕的印花布，却坐享工厂的利益。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利益呢？他们在怎样享受呢？李亚里科娃和她女儿都不幸，谁瞧见她们都会觉得可怜，只有赫莉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那个戴夹鼻眼镜的、相当愚蠢的老处女，才生活得舒服。这样看来，这五座厂房里所以有那么多人做工，次劣的花布所以在东方的市场上销售，只是为了叫赫莉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可以吃到鲟鱼，喝到红葡萄酒罢了。”

忽然传来一种古怪的声音，就是吃晚饭以前柯罗辽夫听到的那种声音。不知是谁，在一座厂房旁边敲着金属板。他敲一下，可又马上止住那震颤的余音，因此成了一种短促而刺耳的、不畅快的响声，听上去好像“坚儿……坚儿……坚儿……”然后稍稍沉静一会儿，另一座厂房那边也传来同样断断续续的、不好听的响声，那声音更加低沉：“德雷恩……德雷恩……德雷恩……”敲了十一回。显然，这是守夜人在报时：现在是十一点钟了。

他又听见第三座厂房旁边传来的声音：“扎克……扎克……扎克……”于是所有的厂房旁边，随后，木棚背后和大门外全都发出了响声。在夜晚的静寂里，这些声音好像是那个瞪着红眼的怪物发出来的，那怪物是魔鬼，他在这儿既统治着厂主，也统治着工人，同时欺骗他们双方。

柯罗辽夫走出院子，来到空旷的田野上。

“谁在走动？”有人用粗鲁的声音在门口对他喊了一声。

“就跟在监狱里一样……”他想，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走到这儿，夜莺和青蛙的叫声听起来比较清楚了，人可以感到这是五月间的夜晚。车站那边传来火车的响声。不知什么地方有几只没睡醒的公鸡喔喔地啼起来，可是夜晚仍旧平静，周围的一切恬静地睡着了。离工厂不远的一块空地上，立着一个房架子，那儿堆着建筑材料。柯罗辽夫在木板上坐下来，继续思索：

“在这儿觉得舒服的只有女家庭教师一个人，工人做工是为了使她得到满足。不过，那只是表面看来如此，她在这儿不过是个傀儡罢了。这儿主要的角色是魔鬼，一切事都是为他做的。”

于是，他想着他不相信的魔鬼，回过头去眺望那两扇闪着亮光的窗子。他觉得，仿佛魔鬼正在用两只红眼睛瞧着他似的，那魔鬼就是建立强者和弱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可知的力量，造成了这个现在无法纠正的大错误。强者一定要妨害弱者生活下去，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可是这种话只有在报纸的论文里或者教科书上才容易使人了解，容易被人接受；而在纷扰混乱的日常生活中，在编织着人类关系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琐事细节中，那条法则却算不得一条法则，却成了逻辑上的荒谬，因为强者也好，弱者也好，同样为了他们的相互关系而受苦，双方都不由自主地屈从着某种来历不明的、处于生活以外的、人类所不理解的支配力量。柯罗辽夫就这么坐在木板上想心事，他渐渐生出一种感觉，仿佛那个来历不明的神秘力量真就在自己附近，瞧着他似的。这当儿，东方越来越白，时间过得很快。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仿佛万物都死绝了似的，在黎明的灰白背景上，那五座厂房和它们的烟囱样子古怪，跟白天不一样。人完全忘了那里面有蒸汽发动机，有电气设备，有电话，却不知怎的，一个劲儿地想着水上建筑(4)，想着石器时代，同时感到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粗暴的、无意识的力量。……

又传来那响声：

“坚儿……坚儿……坚儿……坚儿……”

十二下。随后沉寂了，沉寂了那么半分钟，院子的另一头又响起来：

“德雷恩……德雷恩……德雷恩……”

“难听极了！”柯罗辽夫想。

“扎克……扎克……”另外一个地方又发出了断断续续的、尖锐的、仿佛很气恼似的声音，“扎克……扎克……”

为了敲响十二点钟，前后一共要用去四分钟工夫。随后大地沉寂了，又给人那样的印象，仿佛四周的万物都死绝了似的。

柯罗辽夫又稍稍坐一会儿，就走回正房去，可是在房间里又坐了很久，没有上床睡觉。隔壁那些房间里，有人在低声说话，可以听到拖鞋的啪啪声和光脚走路的声音。

“莫非她又发病了？”柯罗辽夫想。

他走出去看一看病人。各个房间里已经完全亮了，一道微弱的阳光射透晨雾，照在客厅的地板上和墙上，颤抖着。丽扎的房门开着，她本人坐在床边一张安乐椅上，穿着长袍，没有梳头，围着披巾。窗帘放下来。

“您觉得怎么样？”柯罗辽夫问。

“谢谢您。”

他摸摸她的脉搏，然后把披在她额头上的头发理一理好。

“原来您没有睡觉，”他说，“外面天气好得很，这是春天了，夜莺在歌唱，您却坐在黑地里想心事。”

她听着，瞧着他的脸，她的眼神忧郁而灵敏。看得出来她想要跟他说话。

“您常常这样吗？”他问。

她动一动嘴唇，回答说：

“常这样。我几乎每夜都难受。”

这当儿，守夜人开始在院子里报时：两点钟了。他们听见：“坚儿……坚儿……”她打了个冷战。

“打更的声音搅得您心不定吗？”他问。

“我不知道。这儿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心神不定，”她回答说，沉思起来。“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心神不定。我听出您的说话声音里含着同情。我头一眼看到您，不知什么缘故，就觉得样样事都可以跟您谈。”

“那我就请求您谈谈吧。”

“我要对您说说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病，只是我心神不定，我害怕，因为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比方说，要是有个强盗在他窗子底下走动，那他也不会不心慌。常常有大夫给我看病，”她接着说，眼睛瞧着自己的膝头，现出羞答答的微笑，“当然，我心里很感激，也不否认看病有好处，可是我不想跟大夫谈话，而盼望跟一个亲近的人谈谈心，跟一个能了解我，能向我指出我对或者不对的朋友谈心。”

“难道您没有朋友吗？”柯罗辽夫问。

“我孤孤单单。我有母亲，我爱她，不过我仍旧孤孤单单。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孤独的人老是看书，却很少开口，也很少听到别人的话。对他们来说，生活是神秘的；他们是神秘主义者，常常在没有魔鬼的地方看见魔鬼。莱蒙托夫的塔玛拉(5)是孤独的，所以她看见了魔鬼。”

“您老是看书吗？”

“对了。您要知道，我从早到晚，全部时间都闲着没事干。我白天看书，到了夜里脑子里空空洞洞，没有思想，只有些阴影了。”

“您夜里看见什么东西吗？”柯罗辽夫问。

“没有看见什么，可是我觉得……”

她又微微地笑，抬起眼睛来瞧大夫，那么忧郁、那么灵敏地瞧着他。他觉得她信任他，要想诚恳地跟他谈一谈，她也正在那样想。不过她沉默着，也许在等他开口吧。

他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话才对。他清楚地觉得，她得赶快丢下这五座厂房和日后可能会继承到的百万家财，离开那个夜间出巡的魔鬼；他同样清楚地觉得，她自己也在这样想，只等着一个她信任的人来肯定她的想法罢了。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怎么说呢？对于已判决的犯人，谁也不好意思问他，为了什么事情判的罪；同样，对于很有钱的人，谁也不便问他们要那么些钱有什么用，为什么他们这么不会利用财富，为什么他们甚至在看出财产造成了他们的不幸的时候还不肯丢掉那些财产；要是谈起这种话来，人照例会觉得难为情，发窘，而且会说得很长。

“怎么说才好呢？”柯罗辽夫暗自考虑着，“而且，有必要说吗？”

他没有率直地把心里想的话谈出来，而是转弯抹角地说：

“您处在工厂的主人和富有的继承人的地位，却感到不满意，您不相信您有这种权利，于是现在，您睡不着觉了，这比起您感到满意，睡得酣畅，觉得样样事情都顺心当然好得多。您这种失眠是令人起敬的。不管怎样，这是个好兆头。真的，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些话在我们父母那一辈当中是不能想象的；他们夜里并不谈话，而是酣畅地睡觉，而我们，我们这一代呢，却睡不好，感到苦恼，谈许许多多话，老是想判断我们做得对不对。然而，到我们的子孙辈，这个对不对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看起事情来会比我们清楚得多。再过上五十年光景，生活一定会好过了，只是可惜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要是能够看一眼那时候的生活才有意思呢。”

“我们的子孙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么办呢？”丽扎问。

“我不知道。……大概他们会丢开一切，走掉吧。”

“上哪儿去呢？”

“上哪儿去吗？……咦，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啊，”柯罗辽夫说，笑起来。“一个有头脑的好人有的是地方可去。”

他看一看表。

“可是，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他说，“您该睡觉了。那就脱掉衣服，好好睡吧。我认识了您，很高兴，”他接着说，握了握她的手，“您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好人。晚安！”

他走回自己的房间，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马车停在门前，大家都走出来，站在台阶上送他。丽扎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头发上插一朵花，身上穿一条白色连衣裙，好像过节似的。跟昨天一样，她忧郁地、灵敏地瞧着他，微微笑着，说着话，时时刻刻现出一种神情，仿佛她要告诉他——只有他一个人——什么特别的、要紧的事情似的。人们可以听见百灵鸟在鸣啭，教堂里钟声叮当地响。厂房的窗子明晃晃地发亮。柯罗辽夫坐着车子出了院子，然后顺着大路往火车站走去，这时候他不再想那些工人，不再想水上建筑，不再想魔鬼，只想着那个也许已经离得很近的时代，到那时候，生活会跟这宁静的星期日早晨一样的光明畅快。他心想，在这样的春天早晨，坐一辆上好的三套马车赶路，晒着太阳，该有多么愉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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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丽扎的爱称。

(2) 一种镇静剂。

(3) 大西洋上葡属马德拉群岛出产的一种加度葡萄酒。

(4) 指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建在木桩上的水上房屋。

(5) 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中的女主人公。

宝贝儿

退休的八等文官普列勉尼科夫的女儿奥莲卡(1)坐在当院的门廊上想心事。天气挺热，苍蝇老是讨厌地缠住人不放。想到不久就要天黑，心里就痛快了。乌黑的雨云从东方朝这儿移动，潮湿的空气时不时地从那边吹来。

库金站在院子中央，瞧着天空。他是剧团经理人，经营着“季沃里”游乐场，借住在这个院里的一个厢房内。

“又要下雨了！”他沮丧地说，“又要下雨了！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像故意跟我捣乱似的！这简直是要我上吊！要我破产！天天要赔一大笔钱！”

他举起双手一拍，接着朝奥莲卡说：

“瞧！奥尔迦·谢苗诺芙娜，我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恨不得痛哭一场！一个人好好工作，尽心竭力，筋疲力尽，夜里也睡不着觉，老是想怎样才能干好，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首先，观众就是些没有知识的人，野蛮人。我为他们排最好的轻歌剧、梦幻剧，请第一流的讽刺歌曲演唱家，可是他们要看吗？你当是他们看得懂？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哟！给他们排庸俗的戏就行！其次，请您看看这天气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下雨。从五月十号起下开了头，接连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一个六月。简直要命！看戏的不来，可是租钱我不是照旧得付？演员的工钱不是也照旧得给？”

第二天傍晚，阴云又四合了，库金歇斯底里般地狂笑着说：

“那有什么关系？要下雨就下吧！下得满花园是水，把我活活淹死就是！叫我这辈子倒霉，到了下辈子也还是倒霉！让那些演员把我扭到法院去就是！法院算得了什么？索性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好了！送上断头台就是！哈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那一套。……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话，有时候眼泪涌上她的眼眶。临了，他的不幸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脸色发黄，头发往两边分梳，用尖细的男高音说话，说话时撇着嘴。他脸上老是带着沮丧的神情，可是他还是在她心里引起一种真挚的深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早先，她爱她爸爸，现在他害了病，坐在一个黑房间里的一把圈椅上，呼吸困难；她还爱过她的姑妈，往常她姑妈每隔两年总要从布良斯克来一回；这以前，她在上初级中学的时候，爱过她的法语教师。她是个文静的、好心的、体贴人的姑娘，目光温顺、柔和，身体十分健康。男人要是看到她那丰满、红润的脸蛋儿，看到她那生着一颗黑痣的、柔软白净的脖子，看到她一听到什么愉快的事情脸上就绽开的天真善良的笑容，就会暗想：“是啊，这姑娘挺不错……”就也微微地笑。女人呢，在谈话中间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忽然拉住她的手，忍不住满心喜爱地说：

“宝贝儿！”

这所房子坐落在城郊的茨冈居民区，离“季沃里”游乐场不远，她从生出来那天起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经写明，这房子将来归她所有。一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乐场里乐队的奏乐声，鞭炮噼噼啪啪地爆响，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他的命运打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她的心就甜蜜地缩紧，她没有一点睡意了。等到天快亮，他回到家来，她就轻轻地敲自己卧室的窗子，隔着窗帘只对他露出她的脸和一边的肩膀，温存地微笑着。……

他向她求婚，他们结了婚。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道：

“宝贝儿！”

他幸福，可是因为结婚那天昼夜下雨，沮丧的神情就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们婚后过得很好。她掌管他的票房，照料游乐场的内务，记账，发工钱。她那红润的脸蛋儿，可爱而天真，像在放光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子里，时而在小吃部里，时而在后台闪现。她已经常常对她的熟人说，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最重要、最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戏剧，只有在戏剧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享受，才会变得有教养，变得仁慈。

“可是观众懂得这层道理吗？”她说，“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昨天晚场我们演出《小浮士德》(2)，差不多全场的包厢都空着；要是万尼奇卡(3)和我换演一出庸俗的戏剧，那您放心好了，剧院里倒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准备上演《地狱中的奥菲欧》(4)。请您过来看吧。”

凡是库金讲到戏剧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她也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因为他们无知，对艺术冷淡。她参加彩排，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的行为。遇到本城报纸上发表对剧团不满的评论，她就流泪，然后跑到报馆编辑部去疏通。

演员们喜欢她，叫她“我们万尼奇卡”，或者“宝贝儿”。她怜惜他们，借给他们少量的钱。要是他们偶尔骗了她，她只是偷偷地流泪，可是不向丈夫诉苦。

冬天他们也过得很好。整个一冬，他们租下本城的剧院演剧，只有短期间让出来，让给小俄罗斯剧团，或者魔术师，或者本地的业余爱好者上演。奥莲卡发胖了，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库金却黄下去，瘦下去，抱怨亏损太大，其实那年冬天生意不错。每天夜里他都咳嗽，她就给他喝覆盆子花汁和菩提树花汁，用香水擦他的身体，拿软和的披巾包好他。

“你真是我的心上人！”她抚平他的头发，十分诚恳地说，“你真招我疼！”

到大斋节(5)，他动身到莫斯科去请剧团。他一走，她就睡不着觉，老是坐在窗前，瞧着星星。这时候她就把自己比做母鸡。公鸡不在窠里，母鸡也总是通宵睡不着，心不定。库金在莫斯科耽搁下来，写信回来说到复活节才能回来，此外，他还在信上交代了几件有关“季沃里”的事。可是到受难周(6)前的星期一，夜深了，忽然传来令人惊恐不安的敲门声，不知道是谁在使劲捶那便门，就跟捶大桶似的——嘭嘭嘭！睡意蒙眬的厨娘光着脚啪嗒啪嗒地踩过水洼，跑去开门。

“劳驾，请开门！”有人在门外用低沉的男低音说。“有一封你们家的电报！”

奥莲卡以前也接到过丈夫的电报，可是这回不知什么缘故，她简直吓呆了。她用颤抖的手拆开电报，看见了如下的电文：

伊万·彼得罗维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应如河殡葬请吉示下。

电报上真是那么写的——如河殡葬，还有那个完全讲不通的字眼“吉”。电报上是歌剧团导演署的下款。

“我的亲人！”奥莲卡痛哭起来。“万尼奇卡呀，我的心上人，我的亲人！为什么当初我要跟你相遇？为什么我要认识你，爱上你啊？你把你这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哟？……”

星期二他们把库金葬在莫斯科的瓦冈科沃墓地；星期三奥莲卡回到家，一走进房门，就倒在床上，放声大哭，声音响得隔壁院子里和街上全听得见。

“宝贝儿！”街坊说，在自己胸前画十字，“亲爱的奥尔迦·谢苗诺芙娜，可怜，这么难过！”

三个月以后，有一天，奥莲卡做完祷告走回家去，悲悲切切，十分哀伤。凑巧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从教堂回家，跟她并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木材场的经理。他头戴草帽，身上穿着白坎肩，坎肩上系着金表链，那样儿与其说像商人，不如说像地主。

“万事都由天定，奥尔迦·谢苗诺芙娜，”他庄重地说，声音里含着同情的调子，“要是我们的亲人死了，那一定是上帝的旨意，遇到那种情形我们应当忍住悲痛，顺从命运才对。”

他把奥莲卡送到门口，和她告别，就往前走了。这以后，那一整天，她的耳朵里老是响着他那庄重的声音，她一闭眼就仿佛看到他那把黑胡子。她很喜欢他。而且她明明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过了不久，就有一位她不大熟悉的、上了岁数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刚刚在桌旁坐定，就立刻谈起普斯托瓦洛夫，说他是一个可靠的好人，随便哪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乐于嫁给他。三天以后，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门来拜访了。他没坐多久，不过十分钟光景，说的话也不多，可是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通宵都没睡着，浑身发热，好像害了热病，到第二天早晨就要人去请那位上了岁数的太太来。婚事很快就讲定，随后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和奥莲卡婚后过得很好。通常，他吃午饭以前待在木材场里，饭后就出去接洽生意，于是奥莲卡就替他坐在办公室里，算账、卖货，直到黄昏时候才走。

“如今木材一年年贵起来，一年要涨两成，”她对顾客和熟人说，“上帝保佑，往常我们总是卖本地的木材，现在呢，瓦西奇卡(7)只好每年到莫吉廖夫省去办木材了。运费好大呀！”她接着说，现出害怕的神情，双手捂住脸，“好大的运费！”

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觉得生活中最要紧、最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什么“梁木”啦，“圆木”啦，“薄板”啦，“护墙板”啦，“箱子板”啦，“板条”啦，“木块”啦，“毛板”啦等等，在她听来，这些词儿包含着某种亲切动人的意味。……夜里睡觉的时候，她梦见薄板和木板堆积如山，长得没有尽头的一串大车载着木材出了城，驶往远处。她还梦见一大批十二俄尺长、五俄寸(8)厚的原木竖起来，在木材场上开步走，于是原木、梁木、毛板，彼此相碰，发出干木头的嘭嘭声，一会儿倒下去，一会儿又竖起来，互相重叠着。奥莲卡在睡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就对她温柔地说：

“奥莲卡，你怎么了，亲爱的？在胸前画十字吧。”

丈夫怎样想，她也就怎样想。要是他觉得房间里热，或者现在生意变得清淡，她就也那么想。她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遇到节日总是待在家里。她就也照那样做。

“你们老是待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熟人们说，“你们应当去看看戏才对，宝贝儿，要不然，就去看看杂技也好。”

“瓦西奇卡和我没有工夫上剧院去，”她郑重地回答说，“我们是干活儿的人，我们哪儿顾得上去看那些胡闹的玩意儿。看戏有什么好处呢？”

每到星期六，普斯托瓦洛夫和她总是去参加彻夜祈祷，遇到节日就去做晨祷。他们从教堂出来，并排走回家去的时候，脸上总是现出感动的神情。他们俩周身都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她的绸子连衣裙发出好听的沙沙声。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酱，然后又吃馅饼。每天中午，在他们院子里和大门外的街道上，总有红甜菜汤、煎羊肉或者烤鸭子等等喷香的气味，遇到斋日就有鱼的气味，谁走过他们家的大门口，都不能不犯馋。在办公室里，茶炊老是沸腾，他们招待顾客喝茶，吃面包圈。夫妇俩每个星期去洗一回澡，并肩走回家来，两个人都是满面红光。

“还不错，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上帝，”奥莲卡常常对熟人说，“只求上帝让人人都能过着像瓦西奇卡和我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每逢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廖夫省去采办木材，她总是十分想念他，通宵睡不着觉，哭。有一个军队里的年轻兽医斯米尔宁租住在她家的厢房里，有时候傍晚来看她。他来跟她谈天，打牌，这样就缓解了她的烦闷。特别有趣的是听他谈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结过婚，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因为她对他变了心，现在他还恨她，每月汇给她四十卢布，作为儿子的生活费。听到这些话，奥莲卡就叹气，摇头，替他难过。

“唉，求上帝保佑您，”在分手的时候，她对他说，举着蜡烛送他下楼。“谢谢您来给我解闷儿，求上帝赐给您健康，圣母……”

她学丈夫的样，神情总是十分端庄，稳重。兽医已经走出楼下的门，她喊住他，说：

“您要明白，符拉季米尔·普拉托内奇，您应当跟您的妻子和好。您至少应当看在儿子的分上原谅她！……您放心，那小家伙心里一定都明白。”

等到普斯托瓦洛夫回来，她就把兽医和他那不幸的家庭生活低声讲给他听，两个人就叹气，摇头，谈到那男孩，说那孩子一定想念父亲。后来，由于思想上某种奇特的联系，他们俩就在圣像前面跪下叩头，求上帝赐给他们儿女。

就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在相亲相爱和融洽无间中平静安分地过了六年。可是，唉，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场里喝足热茶，没戴帽子就走出门去卖木材，得了感冒，病倒了。她请来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病，可是病越来越重，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奥莲卡又成了寡妇。

“你把我丢给谁啊，我的亲人？”她送丈夫下葬后，痛哭道。“现在没有了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好心的人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人吧。……”

她穿上黑色的丧服，缝上白丧带，不再戴帽子和手套了。她不出大门，只是间或到教堂去或者到丈夫的坟上去，老是待在家里，跟修女一样。直到六个月以后，她才摘掉白丧带，打开百叶窗。有时候可以看见她早晨跟她的厨娘一块儿上市场去买菜，可是现在她在家里怎样生活，她家里的情形怎样，那就只能猜测了。大家也真是在纷纷猜测，因为常看见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跟兽医一块儿喝茶，他对她念报上的新闻，又因为她在邮政局遇见一个熟识的女人，对那女人说：

“我们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有了很多疾病。常常听说有些人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或者从牛马身上染来了病。实际上，对家畜的健康应该跟对人类的健康一样关心才对。”

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显然，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换了别人，这种行为就会受到指摘，不过对于奥莲卡却没有一个人会往坏处想，她生活里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谅解。他们俩的关系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没对外人讲，还极力隐瞒着；可是这还是不行，因为奥莲卡守不住秘密。每逢他屋里来了客人，军队里的同行，她就给他们斟茶，或者给他们张罗晚饭，谈牛瘟，谈家畜的结核病，谈本市的屠宰场。他呢，忸怩不安，等到客人散掉，他就抓住她的手，生气地轻声说：

“我早就要求过你别谈你不懂的事！我们兽医之间谈到我们本行的时候，你别插嘴。这真叫人不痛快！”

她惊讶而惶恐地瞧着他，问道：

“可是，沃洛杰奇卡(9)，那要我谈什么好呢？”

她眼睛里含着眼泪，搂住他，求他别生气。他们俩就都快活了。

可是这幸福没有维持多久。兽医随着军队开拔，从此不回来了，因为军队已经调到很远的地方去，大概是西伯利亚吧。于是剩下奥莲卡孤单单一个人了。

现在她简直是孤苦伶仃了。父亲早已去世，他的圈椅扔在阁楼上，布满灰尘，缺了一条腿。她瘦了，丑了，人家在街上遇到她，已经不像往常那样瞧她，也不对她微笑了。显然好岁月已经过去，落在后面。现在她得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熟悉的生活，关于那种生活还是不要去想的好。傍晚，奥莲卡坐在门廊上，听“季沃里”的乐队奏乐，鞭炮噼噼啪啪地响，可是这已经不能在她心头引起任何反响了。她漠然瞧着她的空院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盼望，然后等到黑夜降临，就上床睡觉，梦见她的空院子。她固然也吃也喝，不过那好像是出于不得已似的。

最最糟糕的是，她什么见解都没有了。她看见她周围的事物，也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对那些事物没法形成自己的看法，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任何见解，那是多么可怕呀！比方说，她看见一个瓶子，看见天在下雨，或者看见一个乡下人坐着大车走过，可是她说不出那瓶子、那雨、那乡下人为什么存在，有什么意义，哪怕拿一千卢布给她，她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当初跟库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一块儿，后来跟兽医在一块儿的时候，样样事情奥莲卡都能解释，随便什么事她都说得出自己的见解，可是现在，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样。

渐渐地，这座城向四面八方扩张开来。茨冈居民区已经叫做大街，在“季沃里”游乐场和木材场的原址，已经造起了一座座新房子，出现了一条条巷子。光阴似箭！奥莲卡的房子发黑，屋顶生锈，板棚歪斜，整个院子长满杂草和荆棘。奥莲卡自己也老了，丑了。夏天，她坐在走廊上，她心里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烦闷，充满苦味。冬天，她坐在窗前瞧着雪。每当她闻到春天的清香，或者风送来教堂的叮当钟声的时候，往事就会突然在她的脑海里涌现，她的心甜蜜地缩紧，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可是这也只有一分钟工夫，过后心里又是空空洞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黑猫布雷斯卡依偎着她，柔声地咪咪叫，可是这种猫儿的温存不能打动奥莲卡的心。她可不需要这个！她需要的是那种能够抓住她整个身心、整个灵魂、整个理性的爱，那种给她思想、给她生活方向、温暖她那日益衰老的心灵的爱。她把黑猫从裙子上抖掉，心烦地对它说：

“走开，走开！……用不着待在这儿！”

日子就照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没有一点欢乐，没有一点见解。厨娘玛甫拉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七月里炎热的一天，将近傍晚，城里的牲口刚沿街赶过去，整个院里满是飞尘，像云雾一样，忽然有人来敲门了。奥莲卡亲自去开门，睁眼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原来门外站着兽医斯米尔宁，头发已经斑白，穿着便服。她忽然想起了一切，忍不住哭起来，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非常激动，竟没有注意到他们俩后来怎样走进房子，怎样坐下来喝茶。

“我的亲人！”她嘟哝着说，快活得发抖，“符拉季米尔·普拉托内奇！上帝从哪儿把你送来的？”

“我要在此地长住下来，”他说，“我已经退伍，离职后上这儿来试试运气，过一种安定的生活。况且，如今我的儿子应该上中学了。他长大了。您要知道，我已经跟妻子和好啦。”

“她在哪儿呢？”奥莲卡问。

“她跟儿子一起在旅馆里，我这是出来找房子的。”

“上帝啊，圣徒啊，就住到我的房子里来好了！这里还不能安个家吗？哎呀，上帝啊，我又不要你们出房钱，”奥莲卡着急地说，又哭起来，“你们住在这儿，我搬到厢房里去住就行了。上帝啊，我好高兴！”

第二天，房顶就上漆，墙壁刷白粉，奥莲卡双手叉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命令。她的脸上现出旧日的笑容，她的全身充满活力，精神抖擞，仿佛睡了一大觉，刚刚醒来似的。兽医的妻子到了，那是一个又瘦又丑的女人，头发剪得短短的，现出任性的神情。她带着她的小男孩萨沙，他是一个十岁的小胖子，身材矮小得跟他的年龄不相称，生着亮晶晶的蓝眼睛，两腮各有一个酒窝。孩子刚刚走进院子，就追那只猫，立刻传来了他那快活而欢畅的笑声。

“大妈，这是您的猫吗？”他问奥莲卡。“等您的猫下了小猫，请您送给我们一只吧。妈妈特别怕耗子。”

奥莲卡跟他讲话，给他茶喝。她胸膛里的那颗心忽然温暖了，甜蜜蜜地收紧，仿佛这男孩是她亲生的儿子似的。每逢傍晚，他在饭厅里坐下，温习功课，她就带着温情和怜悯瞧着他，喃喃地说：

“我的宝贝儿，漂亮小伙子。……我的小乖乖，长得这么白净，这么聪明。”

“‘四面被水围着的一部分陆地称为岛。’”他念道。

“四面被水围着的一部分陆地……”她学着说，在多年的沉默和思想空虚以后，这还是她第一回很有信心地说出她的意见。

现在她有自己的意见了。晚饭时候，她跟萨沙的爹娘谈天，说现在孩子们在中学里功课多难，不过古典教育也还是比实科教育强，因为中学毕业后，出路很广，想当医生也可以，想做工程师也可以。

萨沙开始上中学。他母亲动身到哈尔科夫去看她妹妹，从此没有回来。他父亲每天出门去给牲口看病，往往一连三天不住在家里。奥莲卡觉得萨沙完全没人管，在家里成了多余的人，会活活饿死。她就让他搬到自己的厢房里去住，在那儿给他布置一个小房间。

一连六个月，萨沙跟她一块儿住在厢房里。每天早晨奥莲卡到他的小房间里去，他睡得正香，手放在脸蛋底下，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她不忍心叫醒他。

“萨申卡(10)，”她难过地说，“起来吧，乖乖！该上学去啦。”

他就起床，穿好衣服，念完祷告，然后坐下来喝早茶。他喝下三杯茶，吃完两个大面包圈，外加半个法国奶油面包。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因此情绪不佳。

“你还没背熟你那个寓言哪，萨申卡，”奥莲卡说，瞧着他，仿佛要送他出远门似的，“我为你要操多少心啊。你得用功读书，乖乖。……还得听老师的话才行。”

“嗨，请您别管我的事！”萨沙说。

然后他就出门顺大街上学去了。他身材矮小，却戴一顶大制帽，背一个书包。奥莲卡没一点声息地跟在他后面走。

“萨申卡！”她叫道。

他回头看，她就拿一个海枣或者一块糖塞在他手里。他们拐弯，走进他学校所在的那条胡同，他害臊了，因为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他回过头来说：

“您回家去吧，大妈。现在我可以一个人走到了。”

她就站住，瞧着他的背影，眼睛一眨也不眨，直到他走进校门口不见了为止。啊，她多么爱他！她往日的爱恋从没有像这一回那么深；她的母性的感情越燃越旺，以前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忘我地、无私地、欢乐地献出自己的心灵。为这个头戴大制帽、脸蛋上有酒窝的旁人的男孩，她愿意交出她的整个生命，而且愿意含着温柔的眼泪愉快地交出来。这是为什么？谁说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她把萨沙送到学校，就沉静地走回家去，心满意足，踏踏实实，满腔热爱。她的脸在最近半年当中变得年轻了，带着笑容，喜气洋洋，遇见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对她说：

“您好，亲爱的奥尔迦·谢苗诺芙娜！您生活得怎样，宝贝儿？”

“如今在中学里念书可真难啊，”她在市场上说，“昨天一年级的老师叫学生背熟一则寓言，翻译一篇拉丁文，还要做习题，这是闹着玩的吗？……唉，小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开始讲到老师、功课、课本，她讲的正是萨沙讲过的话。

到两点多钟，他们一块儿吃午饭，傍晚一块儿温课，一块儿哭。她安顿他上床睡下，久久地在他胸前画十字，小声祷告，然后她自己也上床睡觉，幻想遥远而朦胧的将来，那时候萨沙毕了业，做了医生或者工程师，有了自己的大房子，买了马和马车，结了婚，生了子女。……她睡着以后，还是想着这些，眼泪从她闭紧的眼睛里流下她的脸颊。那只黑猫躺在她身旁，叫着：

“喵……喵……喵。”

忽然，响起了挺响的敲门声。奥莲卡醒了，害怕得透不过气来，她的心怦怦地跳。过半分钟，敲门声又响了。

“这一定是从哈尔科夫打来了电报，”她想，周身开始打颤，“萨沙的母亲要叫他上哈尔科夫去了。……啊，上帝啊！”

她绝望了，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她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比她更倒霉的人了。可是再过一分钟就传来了说话声：原来是兽医从俱乐部回家来了。

“唉，谢天谢地。”她想。

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慢慢地落了下来，她又觉得轻松了。她躺下去，想着萨沙，而萨沙在隔壁房间里睡得正香，偶尔在梦中说：

“我揍你！滚开！别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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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尔迦的爱称。

(2) 法国作曲家埃尔维（1825—1892）所作的轻歌剧。——俄文本编者注

(3) 库金的名字伊万的爱称。

(4) 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1819—1880）所作的轻歌剧。——俄文本编者注

(5) 指复活节前为期四十天的斋戒，以纪念耶稣在荒野绝食。

(6) 基督教节日，在复活节前的一周，纪念耶稣受难。

(7) 瓦西里的爱称。

(8) 1俄寸等于4.4厘米。

(9) 符拉季米尔的爱称。

(10) 萨沙和萨申卡都是亚历山大的爱称。

公差

法院的代理侦讯官和本县的医生坐着雪橇到瑟尔尼亚村去验尸。在路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雪，兜了很久的圈子，结果他们不是按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在中午，而是在黄昏，天色已经黑下来的时候才到达目的地。他们在地方自治局的一所小木房里停下来过夜。在这儿，在地方自治局的这所小木房里，凑巧摆着那具尸体，地方自治局的保险公司代理人列斯尼茨基的尸体。这个人三天以前来到瑟尔尼亚村，在地方自治局的这所小木房里住下，叫人送来茶炊，然后就十分出人意外地开枪自杀了。他是在桌子上茶炊旁边放好各种凉菜以后才了结性命的，这种情况有点蹊跷，使许多人有理由怀疑是凶杀案。这就需要验尸了。

那位医生和侦讯官在穿堂抖掉身上的雪，顿着脚，他们身旁站着乡村警察伊里亚·洛沙津，他是个老人，手里拿着小小的铁皮灯，给他们照亮。有一股浓重的煤油气味。

“你是什么人？”医生问。

“巡警……”乡村警察回答说。

他就是在邮政局里也是这样签名：巡警。

“证人们在哪儿？”

“大概喝茶去了，老爷。”

右边是一个干净的房间，“客房”，或者老爷住的房间，左边是一间杂屋，里面有一个大炉子和一张高板床。医生和侦讯官以及跟在他们身后、把那盏小灯举得高过头顶的乡村警察走进那个干净的房间。这儿的地板上，有一具长长的尸体，一动不动地躺在桌腿旁边，身上盖着白被单。在那盏小灯的微弱光线下，除了白色的盖布以外还可以清楚地看见一双新的胶皮套鞋。这儿的一切都阴森可怕，叫人看了不舒服：那乌黑的墙壁、那寂静、那套鞋、那纹丝不动的尸体。桌上放着早已凉了的茶炊，茶炊四周放着一些纸包，大概包着凉菜吧。

“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开枪自杀，这样做多么不通人情！”医生说。“既然起意要往脑门子里射进一颗子弹去，那就该在自己家里，一个什么堆房里下手才是。”

他依旧戴着帽子，穿着皮大衣和毡靴，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他的旅伴，侦讯官，在他对面坐下。

“这些歇斯底里患者和神经衰弱患者都是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医生苦恼地接着说。“要是一个神经衰弱患者跟您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他就把报纸翻得沙沙响；要是他跟您一块儿吃饭，他就跟他的妻子吵架，并不因为您在座而有所顾忌；要是他起意开枪自杀，他就在村子里，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自杀，为的是给大家多惹些麻烦。这些老爷在各种生活环境中都只顾自己。只顾自己！就因为这个缘故，老人们才十分不喜欢我们这个‘神经的时代’。”

“老人们不喜欢的事儿多着呢，”侦讯官打着哈欠，说。“您该对老人们指出从前的自杀和现在的自杀有什么样的区别。从前的所谓上流人自杀，是因为盗用公款，现在呢，却是因为厌倦生活，苦恼。……哪种好一点呢？”

“厌倦生活啦，苦恼啦，不过您会同意，他本来可以不在这个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自杀的。”

“真倒霉，”乡村警察说，“真倒霉，简直是受罪。老百姓很不安心，老爷，他们已经有两夜睡不着觉了。孩子们哇哇地哭。该给母牛挤奶了，可是女人们不敢到牛棚里去，害怕。……她们生怕那位老爷在黑暗中显灵。当然，她们是些蠢娘们儿，可是有些男人也怕。天一黑，他们就不敢单身走过这所小木房，总是成群结队地走。证人也是这样。……”

医生斯塔尔琴科是一个中年男子，留一把黑胡子，戴着眼镜，侦讯官雷仁生着淡黄色头发，年纪还轻，两年前刚在大学毕业，与其说像个文官，不如说像个大学生。他们俩坐在那儿，不说话，沉思默想。他们因为来得太迟而懊恼。现在他们得等到天亮，只好在这儿过夜了，可是此刻刚五点多钟，他们面前有漫长的傍晚，然后是漫长的黑夜，烦闷无聊，不舒服的床，蟑螂，晨寒；他们俩听着阁楼上和烟囱里哀号的暴风雪，想到这一切跟他们所希望过的以及从前所梦想过的生活多么不同，想到他们俩和他们的同代人隔得多么远，那些人如今正在城里灯光明亮的街道上行走，没有注意到坏天气，或者这时候正准备着到剧院去，或者坐在书房里看书。啊，现在只要能够在涅瓦大街或者在莫斯科的彼得罗夫卡走一走，听一听悦耳的歌唱，在饭馆里坐上一两个钟头，他们情愿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啊。……

“呜—呜—呜—呜！”暴风雪在阁楼上歌唱，外面有个什么东西在恶狠狠地砰砰响，大概是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门外的招牌吧。“呜—呜—呜—呜！”

“您爱怎么样随您便，反正我不愿意留在这儿，”斯塔尔琴科站起来，说。“现在才五点多钟，睡觉还嫌早，我要坐车出去一趟。冯·达乌尼茨住得离这儿不远，离瑟尔尼亚村不过三俄里路。我要坐车上他家去，在那儿消磨这个傍晚。警察，去对马车夫说不要把马卸下来。那么您怎么样呢？”他问雷仁。

“我不知道。大概躺下睡觉吧。”

医生把身上的皮大衣裹裹紧，走出去了。可以听见他在跟马车夫讲话，那些冻僵的马脖子上的铃铛颤动起来。他坐车走了。

“你，老爷，在这儿过夜可不合适，”乡村警察说，“到那边房间里去吧。那边不干净，不过反正住一夜，对付得了。我马上到庄稼汉家里去取一个茶炊来，给它生上火，然后我给你铺上点干草，你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了，老爷。”

过了不久，侦讯官坐在那间杂屋里一张桌子旁边喝茶，乡村警察洛沙津站在门口讲话。这是个六十开外的老人，身量不高，很瘦，背有点驼，白发苍苍，脸上现出纯朴的笑容，眼睛里含满泪水，老是吧嗒着嘴，好像在吃糖似的。他穿一件短皮袄，脚上穿一双毡靴，一根拐棍总不离开他的手。侦讯官的年轻显然引起他的怜惜，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跟侦讯官亲热地讲话。

“乡长费多尔·玛卡雷奇吩咐我说，区警察局长或者侦讯官一到，就得报告他，”他说，“那么，事情既是这样，我现在得走了。……这儿离乡里有四俄里路，正碰上暴风雪的天气，这雪下得好大啊，大概最早也得午夜才能走到。听，呜呜地叫呢。”

“我用不着乡长，”雷仁说，“这儿没有他的事。”

他好奇地瞧瞧老人，问道：

“告诉我，老大爷，你当乡村警察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吗？足足有三十年了。农奴解放(1)以后过了五年我就当差，那你就算一算嘛。从那时候起我就每天跑路。人家有假日，我呢，老是东奔西走。外头已经是复活节，教堂里敲着钟，基督复活了，可我还是背着个背包赶路。一会儿到地方金库去，一会儿到邮局去，一会儿到区警察局长家里去，一会儿到地方自治局去，一会儿到税务局去，一会儿到执行处去，一会儿到地主老爷家里去，一会儿到庄稼汉家里去，反正各个正教徒的家里我都去过。我带着邮包啦，传票啦，税额通知书啦，信件啦，各种单据啦，表格啦。是啊，好老爷，如今时兴这么一种表格，要填数目字，有黄的，白的，红的，每位老爷，或者神甫，或者富裕的农民，每年必得填十来回：种了多少，收了多少，黑麦有多少俄石(2)或者多少普特，燕麦有多少，干草有多少，还有，你知道，天气怎么样，各式各样的虫子也得写上。当然，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只是公事罢了，可是我就得东奔西跑，发表格，然后又东奔西跑，把表格收回来。比方说，眼前这位老爷就用不着开膛破肚，你心里明白，这是白费劲，不过把手弄脏罢了，可你还是得辛苦一趟，老爷，跑到这儿来，因为这是照规矩办事，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就为这些照规矩办的事走了三十年。夏天倒还不要紧，暖和、干燥，冬天或者秋天就不舒服了。有的时候我差点淹死，有的时候差点冻死，什么事儿都出过。有些坏人在树林里抢走我的背包，有的人揍我，我还吃过官司。……”

“为了什么事吃官司？”

“为了诈骗。”

“怎么诈骗呢？”

“是这样的，你知道，文书赫利桑甫·格利果利耶夫把别人的木板卖给包工头；你知道，他这是骗钱。我也给牵连到这个案子里去了，因为他们打发我到饭馆里去买酒；其实，文书并没有分钱给我，连一杯酒都没有请我喝过，可是我穷，人家看我这模样，就认为我大概是个靠不住的人，没出息的人，我们俩就都给带到法院里去了。他坐了牢，我呢，上帝保佑，总算宣告无罪，给放出来了。法庭上念了这么一个公文。他们都穿着制服。我是说那些法庭上的官儿。我跟你说吧，老爷，我们这份差事叫没干惯的人去干，那真倒霉透了，简直要人的命，可是我干起来，倒也没什么。不出去跑，反而会腿痛。待在家里，那在我反而更糟。待在乡公所里不出去，就得给文书生火啦，给文书送水啦，给文书擦皮鞋啦。”

“你挣多少钱薪水？”雷仁问。

“一年八十四个卢布。”

“恐怕总还有点外快。这总有的吧？”

“哪儿有什么外快！这年月老爷们很少赏酒钱。这年月老爷们变得凶了，动不动就生气。你给他送公文去，他生气，你在他面前脱掉帽子，他又生气。他说，‘你走错了门，’他说，‘你是个酒鬼，嘴里有一股葱臭味，’他骂你笨蛋、狗崽子。当然，和气的老爷也有，可是从他们手里哪儿拿得到什么钱？他们光是耍笑你，给你起各式各样的外号。比方拿阿尔土兴老爷来说吧，为人倒还和气，看上去挺清醒，有头脑，可是一见着我，就嚷开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起了个怪外号。他说你这个……”

乡村警察说了几个字，可是声音很低，听不清楚。

“什么？”雷仁问。“你再说一遍。”

“行政人员！”乡村警察大声又说一遍。“他早就这样叫我，有六年了。你好，行政人员！不过我也不在乎，随他去叫吧，求上帝保佑他。有的时候，某位太太吩咐人给我一杯酒喝，一小块馅饼吃，我呢，就为她的健康干杯。庄稼汉倒大半都肯给我点什么，庄稼汉是厚道人，敬畏上帝：有的给一小块面包，有的给点白菜汤喝，有的请你喝一杯。乡长总是在饭铺里请人喝茶。刚才那些证人也出去喝茶了。他们说：‘洛沙津，你替我们待在这儿守着吧。’他们每个人都给我一个戈比。他们不习惯，害怕。昨天他们也给了我十五个戈比，还请我喝了一杯。”

“莫非你就不害怕？”

“害怕，老爷，不过要知道，这是我分内的事，我的差事嘛，那就不能躲开不管了。今年夏天我押着一个犯人进城去，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好狠哪！好狠哪！四下里是田野和树林，你能躲到哪儿去？眼下这件事也是这样。这位列斯尼茨基老爷，我还记得他这么高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认得他父亲，也认得他母亲。我是涅多肖托瓦村人，列斯尼茨基老爷家离我们不过一俄里路，甚至还不到一俄里，我们两家的田界紧挨着。列斯尼茨基老爷有个姐姐，是个老处女，敬畏上帝，心地仁慈。主啊，让你的奴隶尤丽雅的灵魂安息吧，让它永生吧！她没有出嫁，临死把她的全部财产分了，把一百俄亩土地送给修道院，把两百俄亩土地送给我们，涅多肖托瓦村社的农民，来纪念她的灵魂，可是她的弟弟，那位老爷，却把那张纸藏了起来，据说放在火炉里烧掉了，把所有的土地都霸占了。你知道，他当是这于他有好处，可是，不行啊，你等着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靠了弄虚作假是混不长的。后来这位老爷有二十年没有到神父那里去忏悔，你知道，他不进教堂的门了，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忏悔，他的肚子胀破了。他胖得不得了。他的肚子一下子就胀破了。后来少东家，也就是谢廖查(3)，欠下了债，他的财产全给人家拿走抵了债，有多少就拿走多少，一点也没剩下。他呢，学问又不大，什么事也不会干。他舅舅当地方自治局执行处的主席，心里寻思：‘把他，谢廖查，弄到我这儿来当个代理人，让他做保险代理人，这个工作比较简单。’可是少东家脾气高傲，也想把日子过得有气派，有排场，自由自在，所以，你知道，要他坐着一辆破板车在全县跑来跑去，跟庄稼汉谈话，他就觉得难受了；他走来走去，眼睛老是瞧着地下，瞧啊瞧的，一句话也不说；你对着他的耳朵叫一声：‘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他就回过头来说一声：‘啊？’随后又瞧着地下了。现在呢，你瞧，他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干掉了。这不像样子，大人，不对头。谁也不明白这个世道是怎么回事，慈悲的上帝啊。当然，你父亲有钱，你穷，你心里难过，不过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总得将就着活下去嘛。从前我也过得好，老爷，我有两匹马，有三头奶牛，养着二十来只羊，可是临了只剩下一个背包，而且就连这个背包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如今在我们涅多肖托瓦村里，说句老实话，那就数我的房子最糟了。当初莫凯伊用过四个听差，眼下莫凯伊自己做了听差。彼特拉克本来有四个雇农，现在彼特拉克本人成了雇农。”

“那么你是怎么穷下来的呢？”侦讯官问。

“我那些儿子死命地灌酒啊。他们那种灌法简直没法说，说了你也不信。”

雷仁听着，心想：他雷仁迟早总会回到莫斯科去，而这个老人却要永远留在此地，老是东奔西跑。他雷仁在这一生中不知还会遇见多少这种破衣烂衫、很久不梳头的、“没出息”的老人，在这种人的心里，一枚十五戈比的钱币、一小杯酒以及对于在这个世界上靠弄虚作假混不长的深刻信念，是以某种方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后来雷仁听腻了，他就吩咐拿干草来铺床。客房里摆着一张铁床，上面有枕头，有被子，本来可以把那张床搬过来，可是那个死人在床边差不多躺了三天（他临死以前也许在床上坐过），现在要睡在那张床上就会不舒服了。……

“现在刚七点半钟，”雷仁看一下表，暗想。“这多么可怕呀！”

他不困倦，可是又没有事情可做，无法消磨时间，他就躺下去，盖上毛毯。洛沙津收拾茶具，进进出出跑了好几次，吧嗒着嘴，不住地叹气，老是在桌子旁边走动，最后拿着他那盏小灯，走出去了，雷仁在后面看着他那又长又白的头发和伛偻的身体，心想：“活像歌剧里的魔法师。”

天黑下来了。大概月亮藏在云后面，因为窗子和窗框上的雪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呜—呜—呜！”暴风雪唱着。“呜—呜—呜！”

“老—天—爷啊！”阁楼上有个女人哀叫着，或者听起来像是那样。“我—的—老—天—爷啊！”

“砰！”外面有个什么东西敲着墙。“哗啦！”

侦讯官细听一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女人，那是风在吼叫。他觉得冷，就把皮大衣盖在毛毯上面。他渐渐暖和过来，心里想：这一切，暴风雪啦，小木房啦，老人啦，躺在隔壁房间里的尸体啦，这一切同他所希望过的生活相隔多么远，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陌生，微不足道，没有趣味啊。假如这个人是在莫斯科或者莫斯科近郊的一个什么地方自杀，而必须进行侦讯工作，那就会有趣味而且意义重大了，睡在尸体旁边的房间里也许甚至会害怕；可是，这儿，在这个离莫斯科有一千俄里远的地方，这一切就好像换了样子，这一切都算不得生活，算不得人，而只是像洛沙津所说的那种“照规矩”存在着的东西而已，这一切在记忆里连一丁点的痕迹也不会留下，他雷仁一坐车走出瑟尔尼亚村，马上就会忘光。祖国，真正的俄罗斯，是莫斯科，是彼得堡，而这儿是内地，是移民区。每逢你渴望着大显身手，扬名天下，比如做一个专办特别重大案件的侦讯官或者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做一个上流社会的社交家，那你就一定会想到莫斯科。如果要生活，那就要在莫斯科，而在这儿，你什么也不会想望，很容易听天由命，做个默默无闻的角色，在生活里只巴望一件事，那就是赶快走掉。于是雷仁幻想自己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跑来跑去，到熟人家里去拜访，会见亲人和同学。他想到他现在才二十六岁，即使过五年或者十年才能脱离此地，到莫斯科去，那也还不算迟，前面还有整整一辈子的生活在等待他，他的心就甜蜜地缩紧了。等到他的思想开始紊乱，他渐渐落入迷迷糊糊的境界，他就想象莫斯科法院里的长廊，想象自己起立发言的样子，想象他的姐妹们，想象一个乐队不知什么缘故老是这样吵闹：

“呜—呜—呜！呜—呜—呜！”

“砰！哗啦！”这声音又响起来。“砰！”

他忽然想起有一次在地方自治局执行处跟一个会计员讲话，有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的先生走到办公桌跟前来。这人生着一对黑眼睛，一头乌发，眼神很不愉快，就像午饭后睡得过久的人一样，这种眼神破坏了他那秀气而聪明的面容。他穿的那双长筒靴跟他不相称，显得很粗糙。会计员介绍说：“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

“原来他就是列斯尼茨基……就是他……”雷仁现在明白了。

他回想列斯尼茨基的低微的说话声，想象他走路的样子，觉得现在自己身旁好像就有一个人在照列斯尼茨基的步态走动似的。

他忽然害怕起来，他的心凉了半截。

“是谁？”他惊恐地问道。

“巡警。”

“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我，老爷，是来问一声。您刚才说用不着找乡长，可是我担心，他也许会生气的。他本来吩咐我去一趟。要不要去一趟？”

“走开！我厌烦了……”雷仁懊恼地说，又盖好毛毯。

“他也许会生气的。……我去了，老爷，祝您在这儿睡得舒服。”

洛沙津走出去了。穿堂里响起一些人的咳嗽声和低语声。大概证人们回来了。

“明天早点让这些可怜的人走吧……”侦讯官暗想，“天一亮，我们就动手验尸。”

他刚昏昏睡去，忽然又响起什么人的脚步声，不过这脚步声并不胆怯，而是又急又响。房门砰地响了一声，然后是说话声，划火柴的声音。……

“您睡了？您睡了？”医生斯塔尔琴科匆忙而生气地问道，一根连一根地划亮火柴，他全身都是雪，身上冒出一股寒气。“您睡了？起来，我们到冯·达乌尼茨家里去。他打发马车来接您了。走吧，在那儿您至少可以像人那样吃顿晚饭，睡一觉。您瞧，我亲自来接您了。马是好马，我们不出二十分钟就可以到了。”

“现在几点钟？”

“十点一刻。”

雷仁睡意蒙眬，很不痛快，穿上毡靴和皮大衣，戴上皮帽，外加长耳风雪帽，跟医生一块儿到外面去了。严寒已经过去，然而刮着刺骨的大风，顺着街道卷起一股股雪花，这些雪花仿佛吓得正在逃跑似的。围墙旁边和台阶上都积起高高的雪堆。医生和侦讯官坐上雪橇，周身雪白的车夫弯下腰去，给他们扣上车毯。他们两个人都觉得暖和了。

“走吧！”

他们坐着雪橇穿过村子。“‘掘开一道道松软的垄沟，’(4)……”侦讯官一面瞧着拉边套的马怎样迈动着四条腿，一面懒洋洋地想道。所有的小木房里都点着灯火，仿佛是大节期的前夕似的：农民们都没有睡，害怕那个死人。车夫阴郁地沉默着：大概刚才站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门口的时候，等得厌烦了，如今也在想那个死人吧。

“刚才在达乌尼茨家里，”斯塔尔琴科说，“他们听说您留在这所小木房里过夜，就都责怪我为什么没有带您一块儿去。”

在村口转弯的地方，车夫忽然扯着嗓门大叫一声：

“让开路！”

有一个人闪过去了，他已经从大路上走开，站在齐膝的雪中，瞧着这辆三套马的雪橇；侦讯官看见一根弯柄拐棍、一把胡子、一个斜挂在腰间的包，他觉得这人好像就是洛沙津，甚至觉得他在微笑。这个人闪现了一下就不见了。

这条路先是沿着树林的边沿向前伸展，后来就变成一条宽阔的林间通路了。他们眼前闪过一些老松树，闪过一片小桦树林，闪过一些高高的、有节疤的、年轻的橡树，它们孤零零地立在一片不久以前刚砍掉树林的空地上，可是很快一切都在空气中，在雪雾中混成一片了。车夫说他看见一片树林，可是侦讯官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那匹拉边套的马。风朝着他们的脊背吹来。

忽然马停住了。

“喂，怎么啦？”斯塔尔琴科生气地问道。

车夫一句话也没说，从车夫座位上下来，开始绕着雪橇快跑，他跑的圈子越来越大，离雪橇也越来越远，好像他在跳舞似的，最后他跑回来，坐上雪橇，往右转弯。

“迷路了还是怎的？”斯塔尔琴科问。

“没—什—么。……”

他们走到一个小村子，那儿一点灯火也没有。又是树林，田野，又迷了路，于是车夫跳下雪橇，跳舞。这辆三套马的雪橇在一条黑暗的林荫道上跑着，跑得很快，那匹烈性的拉边套的马碰击着雪橇的前部。在这儿，树木呼啸着，那响声叫人害怕，天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辆雪橇仿佛正在冲到一个深渊里去似的。突然间，门口和窗子里的明亮灯光射进人的眼帘，好意的、忽高忽低的狗叫声、人的说话声响起来。……他们到了。

他们在门厅里脱掉皮大衣和毡靴，楼上有人在弹钢琴，弹的是《一小杯克利科酒》(5)，可以听见孩子们在顿脚。来客立刻感觉到在古老的地主宅子里常有的那种温暖的气氛，在这种地方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人们总是生活得温暖、干净而舒适。

“这才好，”冯·达乌尼茨说，握一下侦讯官的手，他是个胖子，脖子粗得惊人，留一把络腮胡子。“这才好。欢迎欢迎，跟您认识很高兴。要知道，我跟您好歹还要算是同行呢。从前我做过副检察长，然而时间不久，总共只有两年，后来我到这里来料理家事，就在这儿逐渐年老起来。一句话，老家伙了。欢迎欢迎，”他接着说，显然在压低嗓门，免得说话声太响；他和客人们一起走上楼去。“我的妻子不在了，死了。让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几个女儿。”说完，他回转身去对楼下大声嚷道：“吩咐伊格纳特，明天早晨八点钟以前把雪橇备好！”

他的四个女儿都在大厅里，她们是年轻的姑娘，相貌俊俏，都穿着灰色连衣裙，头发也梳成同样的款式；她们的表姐也年轻，招人喜欢，带着几个孩子。斯塔尔琴科已经跟她们认识，就立刻请求她们唱个歌，有两位小姐口口声声说她们不会唱歌，也没有乐谱，反复地说了很久，后来那位表姐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她们就用发颤的嗓音唱了《黑桃皇后》里的二重唱。《一小杯克利科酒》又弹奏起来，孩子们就跳跳蹦蹦，顿着脚打拍子。斯塔尔琴科也跟着跳。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孩子们道过晚安，去睡觉了。侦讯官笑着，跳卡德里尔舞，向小姐们献殷勤，而心里暗自想着：莫非这是一场梦吗？本来是地方自治局小木房里那间杂屋，墙角上一堆干草，蟑螂的沙沙声，使人厌恶的贫苦环境，证人的说话声，大风，暴风雪，迷路的危险，可是忽然间有了这些明亮、华美的房间，钢琴的声音，美丽的姑娘，头发拳曲的孩子，欢乐而幸福的笑声，他觉得这种转变像是神话；而且这样的变化居然能在三俄里的距离以内，在一个钟头之内发生，简直叫人难于相信。乏味的思想妨碍他欢乐，他心里老是在想：这一带地方的生活算不得生活，而是生活的断片，一鳞半爪，这儿的一切都是偶然的，不能由此得出什么结论来；他甚至为那些姑娘惋惜，她们在此地，在穷乡僻壤，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内地生活着，日后就在此地了结她们的一生，而在文化中心，就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一切都可以理解，都合情合理，比如任何自杀案都是容易明白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桩自杀案，它在普遍的生活进程中具有什么意义，都可以加以说明。他认为：如果在穷乡僻壤，在这儿四周的生活是他所不理解的，如果他看不见生活，那就意味着这儿根本就没有生活。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谈到列斯尼茨基。

“他留下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斯塔尔琴科说，“如果我能做主，我就要禁止神经衰弱患者和一般神经系统不健全的人结婚，我要剥夺他们繁殖他们这类人的权利和条件。在世界上生下一些神经有病的儿童是犯罪。”

“这是一个不幸的年轻人，”冯·达乌尼茨说，轻轻地叹气，摇摇头。“一个人事先得怎样地左思右想，经受怎样的痛苦，才能最后下定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年轻的生命啊。每个家庭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不幸，而这是可怕的。这种事是难于忍受的，难堪的。……”

所有的姑娘都默默地听着，现出严肃的脸色，瞧着她们的父亲。雷仁感到他也得说几句才对，可是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就光是说：

“对了，自杀是一种不良现象。”

他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睡觉，躺在一张软和的床上，盖着被子，下面铺着一条新洗干净的细布床单，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并没有感到舒适；也许这是因为医生和冯·达乌尼茨在隔壁房间里长时间地谈着话，同时上边，天花板上面，烟囱里，暴风雪也像在地方自治局小木房里那样喧嚣，那样悲凉地哀叫：

“呜—呜—呜！”

达乌尼茨的妻子两年前死了，他直到现在还不能忘情；他不管说什么，每一次都要提起他的妻子，在他身上，检察官的影子已经一点都没有了。

“难道将来我也会弄到这个地步吗？”雷仁想，隔墙听着他那低抑的、仿佛孤儿似的声调，昏昏睡去。

侦讯官睡得不安稳。屋里热，不舒服，在睡梦中他觉得自己不是在达乌尼茨家里，不是躺在一张软和干净的床上，而是仍旧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躺在一堆干草上，听着那些证人压低嗓门说话。他觉得列斯尼茨基好像就在近处，离他十五步远。他在睡梦中又想起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那个黑头发、白脸、穿着扑满灰尘的长筒靴的人，怎样走到会计员的办公桌边。“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后来他梦见在田野上，在雪地里，列斯尼茨基和乡村警察洛沙津仿佛在肩并肩地走路，互相搀扶着，暴风雪在他们头上飞舞，风吹着他们的后背，他们一边走一边唱着：

“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

老人活像歌剧里的魔法师，这两个人确实在唱，仿佛在剧院里似的：

“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你们那儿温暖，你们那儿明亮，你们那儿舒适，我们却在严寒里，在暴风雪里，在深深的雪地里奔走。……我们不曾有过安宁，不曾有过欢乐。……我们肩负着我们和你们的生活的全部重担。……呜—呜—呜！我们往前走，我们走啊走，走啊走。……”

雷仁醒了，在床上坐起来。多么混乱的噩梦啊！怎么会梦见保险代理人和乡村警察在一块儿呢？多么荒唐呀！这时候雷仁的心怦怦地跳着，他坐在床上，用两只手抱住头，觉得那个保险代理人和那个乡村警察在生活里确实有一种共同点。他们在生活里不就是肩并肩走着，互相搀扶着吗？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然而有意义的、必要的联系，甚至在他们和达乌尼茨中间，在所有的人中间，在各式各样的人中间，也有这种联系。在生活里，甚至在最荒凉的穷乡僻壤，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一切事情都充满一个共同的思想，一切事情都有同一个灵魂，同一个目标，要理解这一点，光是思考还不够，光是推断也不够，大概还需要有一种洞察生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显然不是人人都有的。只有把自己的生存看做偶然的人，才会认为那个不幸的、伤透了心的、自杀的、医生称之为“神经衰弱患者”的人和那个一生当中天天为人奔走的老农民，是偶然现象，生活的片断；而把自己的生活看做整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并且理解这一点的人，则认为他们是这个神奇而合理的整体的一部分。雷仁这样想着，这是一个早已深藏在他心里的思想，只是现在才在他的意识里充分而清楚地显现出来罢了。

他躺下去，开始昏昏入睡；忽然，又梦见他们在一块儿走，唱着：

“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我们承受生活中最深重的苦难和哀痛，而把轻快和欢乐留给你们，让你们在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可以冷静而头头是道地议论为什么我们受苦和死亡，为什么我们不像你们那么健康和满足。”

他们歌唱的内容也是以前他想到过的，不过这个思想在他的头脑里不知怎的总是隐藏在别的思想背后，胆怯地闪现一下，好比大雾天气里远处的一个灯火。他感到他对这桩自杀案和那个农民痛苦负有责任。这些人顺从自己的命运，承受生活中最沉重最黑暗的一切，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这是多么可怕呀！一方面对这些熟视无睹，一方面又巴望自己在幸福满足的人们当中过一种光明而热闹的生活，不断地渴望这样的生活，这就无异于渴望新的自杀案，渴望那些被劳动和烦恼压倒的人或者那些软弱而被抛弃的人一个个地自杀。关于他们，人们只有偶尔在晚饭桌上谈起，有的人心烦，有的人讥诮，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去帮助他们。……接着，又唱起来：

“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

仿佛有个什么人用小锤子敲他的太阳穴似的。

一清早他就给嘈杂声惊醒了，头很痛；隔壁房间里，冯·达乌尼茨正在大声对医生说：

“您现在不能走。您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您不要争了，最好去问一问车夫吧：这样的天气就是给他一百万，他也不肯送您走。”

“可是只有三俄里路啊。”医生用恳求的声调说。

“哪怕半俄里也不行。说不行就是不行。您坐上车子，一出大门，就是漆黑的地狱，不出一分钟就会迷路。随您怎么样，反正我无论如何也不放您走。”

“这场暴风雪到傍晚大概就停了。”一个正在生炉子的农民说。

医生在隔壁房间里开始讲到严峻的自然环境对俄罗斯人的性格的影响，讲到漫长的冬季限制活动的自由，阻碍人们智力的发展。雷仁烦躁地听着这些议论，瞧着窗外在围墙那边积起的雪堆，瞧着布满整个肉眼看得见的空间的白色雪尘，瞧着那些时而拼命向右弯、时而向左弯的树木，听着风的呼啸和砰砰的响声，阴郁地想：

“哎，从这种天气哪儿引得出什么大道理来呢？暴风雪就是暴风雪，如此而已。……”

中午他们吃早饭，然后在这所房子里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们站在窗前。

“列斯尼茨基还躺在那边呢，”雷仁暗想，瞧着旋风卷起的雪尘在雪堆上发狂般地打转。“列斯尼茨基还躺在那边，证人也在等着呢。……”

大家谈到天气，谈到暴风雪照例只闹两天两夜就停了，很少超过两天。六点钟大家吃午饭，然后打牌，唱歌，跳舞，最后吃晚饭。这一天过去了，他们上床睡觉。

夜间，将近黎明，风雪停了。早晨人们起床，看着窗外，光秃的柳树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枝子衰弱地搭拉下来，天色阴沉，没有一丝风，仿佛大自然在为自己的胡闹羞愧，在为那些疯狂的夜晚，为了放纵自己的感情而羞愧似的。从早晨五点钟起，车子已经套上马，马儿排成纵列，站在台阶边等待着。等到天色大亮，医生和侦讯官就穿上皮大衣和毡靴，跟主人告别，走出来。

在台阶旁边，跟车夫并排站着的是那个熟悉的“巡警”伊里亚·洛沙津，他没戴帽子，肩上斜挂着一个旧皮包，周身是雪，面孔通红，汗水淋淋。一个听差走出来要扶客人上雪橇，给他们盖腿，他严厉地瞧着洛沙津，说：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老家伙？走开！”

“老爷，老百姓心里不踏实……”洛沙津说，满脸洋溢着纯朴的笑容，他终于看到他等了那么久的客人，分明很满意。“老百姓心里很不踏实，孩子们哇哇地哭。……他们以为你们又回城里去了。……发发慈悲吧，我们的恩人。……”

医生和侦讯官什么话也没有说，坐上雪橇，到瑟尔尼亚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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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

(2) 旧时俄国体积单位，散体物：1俄石等于209.91升；液体：1俄石等于3.08升。

(3) 谢尔盖的小名。

(4) 引自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第5章，第2节。——俄文本编者注

(5) 原文为法语。

带小狗的女人

1

据说在堤岸上出现了一个新人：一个带小狗的女人。德米特利·德米特利奇·古罗夫已经在雅尔塔生活了两个星期，对这个地方已经熟悉，也开始对新人发生兴趣了。他坐在韦尔奈的售货亭里，看见堤岸上有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在走动，她身材不高，戴一顶贝雷帽；有一条白毛的狮子狗跟在她后面跑。

后来他在本城的公园里，在街心小公园里遇见她，一天遇见好几次。她孤身一个人散步，老是戴着那顶贝雷帽，带着那条白毛狮子狗；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就都简单地把她叫做“带小狗的女人。”

“如果她没有跟她的丈夫住在这儿，也没有熟人，”古罗夫暗自思忖道，“跟她认识一下，倒也不坏呢。”

他还没到四十岁，可是已经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了。他结婚很早，当时他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如今他妻子的年纪仿佛比他大半倍似的。她是一个高身量的女人，生着两道黑眉毛，直率、尊严、庄重，按她对自己的说法，她是个有思想的女人。她读过很多书，在信上不写“ъ”这个硬音符号，不叫她的丈夫德米特利而叫吉米特利；他呢，私下里认为她智力有限，胸襟狭隘，缺少风雅，他怕她，不喜欢待在家里。他早已开始背着她跟别的女人私通，而且不止一次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一讲起女人几乎总是说坏话；每逢人家在他面前谈到女人，他总是这样称呼她们：

“卑贱的人种！”

他认为他已经受够了沉痛的经验教训，可以随意骂她们了，可是话虽如此，只要他一连两天身边没有那个“卑贱的人种”，他就过不下去。他跟男人相处觉得乏味，不称心，跟他们没有多少话好谈，冷冷淡淡，可是到了女人中间，他就觉得自由自在，知道该跟她们谈什么，该采取什么态度；甚至跟她们不讲话的时候也觉得很轻松。他的相貌、他的性格、他的全身心有一种迷人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使得女人对他产生好感，吸引她们；这一点他是知道的，同时也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把他推到她们那边去。

多次的经验，确实沉痛的经验，早已教导他说：跟正派女人相好，特别是跟优柔寡断、迟疑不决的莫斯科女人相好，起初倒还能够给生活添一点愉快的变化，显得是轻松可爱的生活波折，过后却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非常复杂的大问题，最后情况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可是每一次他新遇见一个有趣味的女人，这种经验不知怎的总是从他的记忆里消失；他渴望生活，于是一切都显得十分简单而引人入胜了。

有一天将近傍晚，他正在公园里吃饭，那个戴贝雷帽的女人慢慢地走过来，要在他旁边的一张桌子那儿坐下。她的神情、步态、服饰、发型都告诉他说，她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已经结过婚，这是头一次到雅尔塔来，孤身一个人，觉得在这儿很寂寞。……那些关于本地风气败坏的传闻，有许多是假的，他不理会那些传闻，知道这类传闻大多是那些只要自己有办法也很乐意犯罪的人们捏造出来的；可是等到那个女人在离开他只有三步远的那张桌子边坐下，他就不由得想起那些关于风流艳遇和登山旅行的传闻，于是，来一次快当而短促的结合，跟一个身世不明、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女人干一回风流韵事这样的诱人想法就突然控制了他。

他亲切地招呼那条狮子狗，等到它真走近，他却摇着手指头吓唬它。狮子狗就汪汪地叫起来。古罗夫又摇着手指头吓唬它。

那个女人瞟他一眼，立刻低下眼睛。

“它不咬人。”她说，脸红了。

“可以给它一根骨头吃吗？”等到她肯定地点一下头，他就殷勤地问道：“您来雅尔塔很久了吧？”

“有五天了。”

“我在这儿可已经待了两个星期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光阴过得很快，可是这儿又那么沉闷！”她说，眼睛没有看着他。

“讲这儿沉闷，这不过是一种惯常的说法罢了。一个市民居住在内地城市别廖夫或者日兹德拉，倒不觉得沉闷，可是一到了这儿却说：‘唉，沉闷啊！哎，好大的灰尘！’人会以为他是从格林纳达(1)来的呢。”

她笑起来。后来这两个人继续沉默地吃饭，像两个不认识的人一样，可是吃过饭后他们并排走着，开始了一场说说笑笑的轻松谈话，只有那种自由而满足的、不管到哪儿去或者不管聊什么都无所谓的人才会这样谈天。他们一面散步，一面谈到海面多么奇怪地放光，海水现出淡紫的颜色，那么柔和而温暖，在月光下，水面上荡漾着几条金黄色的长带。他们谈到炎热的白昼过去以后天气多么闷热。古罗夫说他是莫斯科人，在学校里学的是语文学，然而在一家银行里工作；先前他准备在一个私人的歌剧团里演唱，可是后来不干了，他在莫斯科有两所房子。……他从她口中知道她是在彼得堡长大的，可是出嫁以后就住到C城去，已经在那儿住了两年，她在雅尔塔还要住上一个月，说不定她丈夫也会来，他也想休养一下。至于她丈夫在什么地方工作，在省政府呢，还是在本省的地方自治局执行处，她却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连她自己也觉得好笑。古罗夫还打听清楚她名叫安娜·谢尔盖耶芙娜。

后来，他在自己的旅馆里想起她，想到明天想必会跟她见面。这是一定的。他上床躺下，想起她不久以前还是个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还在念书，就跟现在他的女儿一样，想起她笑的时候，跟生人谈话的时候，还那么腼腆，那么局促不安，大概这是她生平头一次孤身一个人处在这种环境里吧，而在这种环境里，人们纯粹出于一种她不会不懂的秘密目的跟踪她，注意她，跟她讲话。他想起她的瘦弱的脖子和她那对美丽的灰色眼睛。

“总之，她那样儿有点可怜，”他想着，昏昏睡去了。

2

他们相识以后，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一天是节日。房间里闷热，而街道上刮着大风，卷起灰尘，吹掉人的帽子。人们一整天都口渴，古罗夫屡次到那个售货亭去，时而请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喝果汁，时而请她吃冰淇淋。人简直不知躲到哪儿去才好。

傍晚风小了一点，他们就在防波堤上走来走去，看轮船怎样开到此地。码头上有许多散步的人；他们聚在这儿，手里拿着花束，预备迎接什么人。这个装束考究的雅尔塔人群有两个特点清楚地映入人的眼帘：上了年纪的太太们打扮得跟年轻女人一样，将军很多。

由于海上起了风浪，轮船来迟了，到太阳下山以后才来，而且在靠拢防波堤以前，花了很长时间掉头。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举起带柄眼镜瞧着轮船，瞧着乘客，好像在寻找熟人似的；等到她转过身来对着古罗夫，她的眼睛亮了。她说许多话，她的问话前言不搭后语，而且刚刚问完就马上忘了问的是什么，后来在人群中把带柄眼镜也失落了。

装束考究的人群已经走散，一个人也看不见了，风完全停住，可是古罗夫和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却还站在那儿，好像等着看轮船上还有没有人下来似的。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已经沉默下来，在闻一束花，眼睛没有看古罗夫。

“天气到傍晚好一点了，”他说，“可是现在我们到哪儿去呢？我们要不要坐一辆马车到什么地方去兜风？”

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这时候他定睛瞧着她，忽然搂住她，吻她的嘴唇，花束的香味和潮气向他扑来，他立刻战战兢兢地往四下里看：有没有人看见他们？

“我们到您的旅馆里去吧……”他轻声说。

两个人很快地走了。

她的旅馆房间里闷热，弥漫着一股她在一家日本商店里买来的香水的气味。古罗夫瞧着她，心里暗想：“在生活里会碰到多么不同的人啊！”在他的记忆里，保留着以往一些无忧无虑、心地忠厚的女人的印象，她们由于爱情而高兴，感激他带来的幸福，虽然这幸福十分短暂；还保留着另一些女人的印象，例如他的妻子，她们在恋爱的时候缺乏真诚，说过多的话，装腔作势，感情病态，从她们的神情看来，好像这不是爱情，不是情欲，而是一种更有意义的事情似的；另外还保留着两三个女人的印象，她们长得很美，内心却冷冰冰的，脸上忽而会掠过一种猛兽般的贪婪神情，她们具有固执的愿望，想向生活索取和争夺生活所不能给予的东西，这种女人年纪已经不轻，为人任性，不通情理，十分专横，头脑不聪明，每逢古罗夫对她们冷淡下来，她们的美貌总是在他心里引起憎恨的感觉，在这种时候，她们的衬衣的花边在他的眼睛里就好像鱼鳞一样了。

可是眼前这个女人却还那么腼腆，流露出缺乏经验的青年人那种局促不安的神情和羞羞答答的心态；她给人一种惊慌失措的印象，好像忽然有人出其不意地来敲门似的。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这个“带小狗的女人”，对待刚发生过的事情的态度有点特别，看得十分严重，好像这是她的堕落，至少看上去是这样，而这是奇怪的，不恰当的。她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她的长头发忧伤地挂在她的脸的两边，她带着沮丧的样子呆呆地出神，好像古画上那个犯了罪的女人(2)。

“这是不好的，”她说，“现在您要头一个不尊重我了。”

房间里的桌子上有一个西瓜。古罗夫给自己切了一块，慢慢地吃起来。在沉默中至少过了半个钟头。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神态动人，从她身上散发出一个正派的、纯朴的、生活阅历很浅的女人的纯洁气息。桌子上点着一支孤零零的蜡烛，几乎照不清她的脸，不过还是看得出来她心绪不好。

“我怎么能不再尊重你呢？”古罗夫问。“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

“求上帝饶恕我吧！”她说，眼睛里含满泪水。“这是可怕的。”

“你仿佛在替你自己辩白似的。”

“我有什么理由替我自己辩白呢？我是个下流的坏女人，我看不起自己，我根本没有替自己辩白的意思。我所欺骗的不是我的丈夫，而是我自己。而且也不光是现在，我早就在欺骗我自己了。我丈夫也许是个诚实的好人，可是要知道，他是个奴才！我不知道他在那儿干些什么事，在怎样工作，我只知道他是个奴才。我嫁给他的时候才二十岁，好奇心煎熬着我，我巴望过好一点的日子，我对自己说：‘一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我一心想生活得好！我要生活，生活。……好奇心燃烧着我……这您是不会了解的，可是，我当着上帝起誓，我已经管不住自己了，我起了变化，什么东西也没法约束我了，我就对我的丈夫说我病了，我就到这儿来了。……到了这儿，我老是走来走去，像是着了魔，发了疯。……现在呢，我变成一个庸俗下贱的女人，谁都会看不起我了。”

古罗夫已经听得乏味；那种天真的口气，那种十分意外而大煞风景的忏悔惹得他不痛快。要不是她眼睛里含着泪水，人家就可能认为她是在开玩笑或者装腔作势。

“我不明白，”他轻声说，“你到底要什么？”

她把她的脸埋在他的胸脯上，偎紧他。

“请您相信我的话，务必相信我的话，我求求您……”她说，“我喜欢正直、纯洁的生活，讨厌犯罪，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老百姓说：鬼迷了心窍。现在我也可以这样说我自己：鬼迷了我的心窍。”

“得了，得了……”他嘟哝说。

他瞧着她那对不动的、惊吓的眼睛，吻她，亲热地轻声说话，她就渐渐平静下来，重又感到快活，于是两个人都笑了。

后来，等他们走出去，堤岸上已经一个人影也没有了，这座城市以及它那些柏树显得死气沉沉，然而海水还在哗哗地响，拍打着海岸，一条汽艇在海浪上摇摆，汽艇上的灯睡意蒙眬地闪烁着。

他们雇到一辆马车，就到奥列安达去了。

“刚才我在楼下门厅里看到你的姓，那块牌子上写着冯·季杰利茨，”古罗夫说，“你丈夫是德国人吧？”

“不，他祖父好像是德国人，然而他本人却是东正教徒。”

到了奥列安达，他们坐在离教堂不远的一条长凳上，瞧着下面的海洋，沉默着。透过晨雾，雅尔塔朦朦胧胧，看不大清，白云一动不动地停在山顶上。树上的叶子纹丝不动，知了在叫，单调而低沉的海水声从下面传上来，述说着安宁，述说着那种在等候我们的永恒的安眠。当初此地还没有雅尔塔，没有奥列安达的时候，下面的海水就照这样哗哗地响，如今还在哗哗地响，等我们不在人世了，它仍旧会这么冷漠而低沉地哗哗响。这种持久不变，这种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和死完全无动于衷，也许包藏着一种保证：我们会永恒地得救，人间的生活会不断地运行，一切会不断趋于完善。古罗夫跟一个在黎明时刻显得十分美丽的年轻女人坐在一起，面对着这神话般的环境，面对着这海，这山，这云，这辽阔的天空，不由得平静下来，心醉神迷，暗自思忖：如果往深里想一想，那么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唯独我们在忘记生活的最高目标，忘记我们人的尊严的时候所想和所做的事情是例外。

有个人，大概是看守吧，走过来，朝他们望了望，就走开了。这件小事显得那么神秘，而且也挺美。可以看见有一条从费奥多西亚来的轮船开到了，船身被朝霞照亮，船上的灯已经熄灭。

“草上有露水了。”在沉默以后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说。

“是啊。该回去啦。”

他们就回到城里去了。

后来，他们每天中午在堤岸上见面，一块儿吃早饭，吃午饭，散步，欣赏海洋。她抱怨睡眠不好，心跳得不稳；她老是提出同样的问题，一会儿因为嫉妒而激动，一会儿又担心他不十分尊重她了。在广场的小公园里或者大公园里，每逢他们附近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他就会突然把她拉到自己身边，热烈地吻她。十足的闲散，这种在阳光下的接吻以及左顾右盼、生怕有人看见的担忧，炎热，海水的气味，再加上闲散的、装束考究的、饱足的人们不断在他眼前闪过，这一切仿佛使他更生了；他对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说，她多么好看，多么迷人，他火热地恋着，一步也不肯离开她的身旁，而她却常呆呆地出神，老是要求他承认他不尊重她，一点也不爱她，只把她看做一个庸俗的女人。几乎每天傍晚，夜深了，他们总要坐上马车出城走一趟，到奥列安达去，或者到瀑布那儿去。这种游玩总是很尽兴，他们得到的印象每一次都必定是美好而庄严的。

他们在等她的丈夫到此地来。可是他寄来一封信，通知她说他的眼睛出了大毛病，要求他的妻子赶快回家去。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就慌忙起来。

“我走了倒好，”她对古罗夫说，“这也是命运注定的。”

她坐上马车走了，他送她去。他们走了一整天。等到她在一列特别快车的车厢里坐好，等到第二遍钟声敲响，她就说：

“好，让我再看您一回。……再看一眼。这就行了。”

她没有哭，可是神情忧伤，仿佛害了病，她的脸在颤抖。

“我会想到您……念到您，”她说，“求上帝保佑您，祝您万事如意。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您也别记着。我们永远分别了，这也是应当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该遇见。好，求上帝保佑您。”

火车很快地开走，车上的灯火消失，过一会儿连轰隆声也听不见了，好像什么事物都串通一气，极力要赶快结束这场美妙的迷梦，这种疯狂似的。古罗夫孤身一个人留在月台上，瞧着黑暗的远方，听着螽斯的叫声和电报线的嗡嗡声，觉得自己好像刚刚睡醒过来一样。他心里暗想：如今在他的生活中又添了一次奇遇，或者一次冒险，而这件事也已经结束，如今只剩下回忆了。……他感动、悲伤，生出一点淡淡的懊悔心情；要知道，这个他从此再也不能与之见面的年轻女人跟他过得并不幸福；他对她亲热、倾心，然而在他对她的态度里，在他的口吻和温存里，仍旧微微地露出讥诮的阴影，露出一个年纪差不多比她大一倍的幸福男子的带点粗鲁的傲慢。她始终说他心好、不平凡、高尚；显然，在她的心目中，他跟他的本来面目不同，这样说来，他无意中欺骗了她。……

这儿，在车站上，已经有秋意，傍晚很凉了。

“我也该回北方去了，”古罗夫走出站台，暗想。“是时候了！”

3

在莫斯科，家家都已经是过冬的样子了，炉子生上火，早晨孩子们准备上学、喝早茶的时候，天还黑着，保姆就点一会儿灯。严寒已经开始。下头一场雪的当儿，人们第一天坐上雪橇，看见白茫茫的大地，白皑皑的房顶，呼吸柔和而舒畅，就会感到很愉快，这时候不由得会想起青春的岁月。那些老菩提树和桦树蒙着重霜而变得雪白，现出一种忠厚的神情，比柏树和棕榈树更贴近人的心，有它们在近处，人就无意去想那些山峦和海洋了。

古罗夫是莫斯科人，他在一个晴朗、寒冷的日子回到莫斯科，等到他穿上皮大衣，戴上暖和的手套，沿彼得罗夫卡走去，每逢星期六傍晚听见教堂的钟声，不久以前的那次旅行和他到过的那些地方对他来说就失去了一切魅力。他渐渐沉浸在莫斯科的生活中，每天津津有味地阅读三份报纸，但却说他不是本着原则读莫斯科报纸的。他已经喜欢到饭馆、俱乐部去，喜欢去参加宴会、纪念会，有著名的律师和演员到他的家里来，或者他在医生俱乐部里跟教授一块儿打牌，他就觉得光彩。他已经能够吃完整份的用小煎锅盛着的酸白菜焖肉了。……

他觉得，再过上个把月，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在他的记忆里就会被一层雾盖没，只有偶尔像别人那样来到他的梦中，现出她那动人的笑容罢了。可是一个多月过去，隆冬来了，而在他的记忆里一切还是很清楚，仿佛昨天他才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分手似的。而且这回忆越来越强烈，不论是在傍晚的寂静中，孩子的温课声传到他的书房里来，或者在饭馆里听见抒情歌曲，听见风琴的声音，或者是暴风雪在壁炉里哀叫，顿时，一切就都会在他的记忆里复活：在防波堤上发生的事、清晨以及山上的迷雾、从费奥多西亚开来的轮船、接吻等等。他久久地在书房里来回走着，回想着，微微地笑，然后回忆变成幻想，在想象中，过去的事就跟将来会发生的事混淆起来了。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没有到他的梦中来，可是她像影子似的跟着他到处走，一步也不放松他。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她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显得比本来的样子还要美丽、年轻、温柔；他自己也显得比原先在雅尔塔的时候更漂亮。每到傍晚她总是从书柜里，从壁炉里，从墙角里瞅他，他听见她的呼吸声、她的衣服的亲切的窸窣声。在街上他的目光常常跟踪着来往的女人，想找一个跟她长得相像的人。……

一种强烈的愿望折磨他，他渴望把他这段回忆跟什么人谈一谈。然而在家里是不能谈自己的爱情的，而在外面又找不到一个可以谈的人。跟房客们谈是不行的，在银行里也不行。而且谈些什么呢？难道那时候他真爱她吗？难道他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的关系中有什么优美的，富于诗意的，或者有教育意义的，或者干脆有趣味的地方吗？他只好含含糊糊地谈到爱情，谈到女人，谁也猜不出他的用意在哪儿，只有他的妻子扬起两道黑眉毛，说：

“你，德米特利，可不配演花花公子的角色啊。”

有一天夜间，他同一个刚刚一块儿打过牌的文官走出医生俱乐部，忍不住说：

“但愿您知道我在雅尔塔认识了一个多么迷人的女人！”

那个文官坐上雪橇，走了，可是突然回过头来，喊道：

“德米特利·德米特利奇！”

“什么事？”

“方才您说得对：那鲟鱼肉确实有点臭味儿！”

这句话平平常常，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惹得古罗夫冒火了，他觉得这句话不干不净，带有侮辱性。多么野蛮的习气，什么样的人啊！多么无聊的夜晚，多么没趣味的、平淡的白天啊！狂赌，吃喝，酗酒，反反复复讲老一套的话。不必要的工作和老套头的谈话占去了人的最好的那部分时间，最好的那部分精力，到头来只剩下一种断了翅膀和缺了尾巴的生活，一种无聊的东西，想走也走不开，想逃也逃不脱，仿佛关在疯人院里或者苦役连(3)里似的！

古罗夫通宵没睡，满腔愤慨，然后头痛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晚上他睡不稳，老是在床上坐起来，想心思，或者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他讨厌他的孩子，讨厌银行，不想到什么地方去，也不想谈什么话。

在十二月的假期中，他准备好出门的行装，对他的妻子说，他要到彼得堡去为一个青年人张罗一件什么事，可是他动身到C城去了。去干什么呢？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他想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见面，谈一谈，如果可能的话，就约她出来相会。

他早晨到达C城，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一个很好的房间，房间里整个地板上铺着灰色的军用呢子，桌子上有一个蒙着灰色尘土的墨水瓶，瓶上雕着一个骑马的人像，举起一只拿着帽子的手，脑袋却打掉了。看门人给他提供了必要的消息：冯·季杰利茨住在老冈察尔纳亚街上他的私宅里，这所房子离旅馆不远，他生活优裕、阔气，自己有马车，全城的人都知道他。看门人把他的姓念成“德雷迪利茨”了。

古罗夫慢慢地往老冈察尔纳亚街走去，找到了那所房子。正好在那所房子的对面立着一道灰色的围墙，很长，墙头上钉着钉子。

“谁见着这样的围墙都会逃跑，”古罗夫看一看窗子，又看一看围墙，暗想。

他心里盘算：今天是机关不办公的日子，她的丈夫大概在家。再者，闯进她的家里去，搅得她心慌意乱，那总是不妥当的。要是送一封信去，那封信也许就会落到她的丈夫手里，那就可能把事情弄糟。最好是相机行事。他一直在街上围墙旁边走来走去，等机会。他看见一个乞丐走进大门，于是就有一些狗向他扑过来，后来，过了一个钟头，他听见弹钢琴的声音，低微含混的琴音就传过来。大概是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在弹琴吧。前门忽然开了，一个老太婆从门口走出来，后面跟着那条熟悉的白毛狮子狗。古罗夫想叫那条狗，可是他的心忽然剧烈地跳动起来，他由于兴奋而忘了那条狮子狗叫什么名字了。

他走来走去，越来越痛恨那堵灰色的围墙，就气愤地暗想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忘了他，也许已经在跟别的男人相好，而这在一个从早到晚不得不瞧着这堵该死的围墙的年轻女人的处境里原是很自然的。他回到他的旅馆房间里，在一张长沙发上坐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吃午饭，饭后睡了很久。

“这是多么愚蠢，多么恼人啊，”他醒过来后，瞧着乌黑的窗子，暗想：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不知为什么我倒睡足了。那么晚上我干什么好呢？”

他坐在床上，床上铺着一条灰色的、廉价的、像医院里那样的被子，他懊恼得挖苦自己说：

“你去会带小狗的女人吧。……去搞风流韵事吧。……你可只能在这儿坐着。”

这天早晨他还在火车站的时候，有一张用很大的字写的海报映入他的眼帘：《艺妓》(4)第一次公演。他想起这件事，就坐车到剧院去了。

“她很可能去看第一次公演的戏。”他想。

剧院里满座。这儿如同一般的内地剧院里一样，枝形吊灯架的上边弥漫着一团迷雾，顶层楼座那边吵吵嚷嚷；在开演以前，头一排的当地大少爷们站在那儿，把手抄在背后；在省长的包厢里头一个座位上坐着省长的女儿，围着毛皮的围脖，省长本人却谦虚地躲在门帘后面，人们只看得见他的两条胳膊。舞台上的幕晃动着，乐队调音花了很长时间。在观众们走进来找位子的时候，古罗夫一直在热切地用眼睛搜索。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也走进来了。她坐在第三排，古罗夫一眼瞧见她，他的心就缩紧了，他这才清楚地体会到如今对他来说，全世界再也没有一个比她更亲近、更宝贵、更重要的人了。她，这个娇小的女人，混杂在内地的人群里，一点出众的地方也没有，手里拿着一副俗气的长柄眼镜，然而现在她却占据了他的全部生命，成为他的悲伤，他的欢乐，他目前所指望的唯一幸福；他听着那个糟糕的乐队的乐声，听着粗俗、低劣的提琴的声音，暗自想着，她多么美啊。他思索着，幻想着。

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一同走进来、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身量很高的年轻人，留着小小的络腮胡子，背有点驼；他每走一步路就摇一下头，好像在不住地点头致意似的。这人大概就是她的丈夫，也就是以前在雅尔塔，她在痛苦的心情中斥之为奴才的那个人吧。果然，他那细长的身材、他那络腮胡子、他那一小片秃顶，都有一种奴才般的卑顺神态，他的笑容甜得腻人，他的纽扣眼上有个什么学会的发亮的证章，活像是听差的号码牌子。

头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她丈夫走出去吸烟，她留在位子上。古罗夫也坐在池座里，这时候就走到她跟前去，勉强做出笑脸，用发颤的声音说：

“您好。”

她看他一眼，脸色顿时发白，然后又战战兢兢地看他一眼，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她双手紧紧地握住扇子和长柄眼镜，分明在极力支撑着，免得昏厥过去。两个人都没有讲话。她坐着，他呢，站在那儿，被她的窘态弄得惊慌失措，不敢挨着她坐下去。提琴和长笛开始调音，他忽然觉得可怕，似乎所有包厢里的人都在瞧他们。可是这时候她却站了起来，很快地往出口走去；他跟着她走，两个人糊里糊涂地穿过过道，时而上楼，时而下楼，眼睛前面晃过一些穿法官制服、教师制服、皇室地产管理部门制服的人，一概佩戴着证章。又晃过一些女人和衣架上的皮大衣，过堂风迎面吹来，送来一股烟头的气味。古罗夫心跳得厉害，心想：“唉，上帝啊！干什么要有这些人，要有那个乐队啊。……”

这当儿他突然记起那天傍晚他在火车站上送走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的时候，对自己说：事情就此结束，他们从此再也不会见面了。可是这件事离着结束还远得很呐！

在一道标着“通往梯形楼座”的狭窄而阴暗的楼梯上，她站住了。

“您吓了我一大跳！”她说，呼吸急促，脸色仍旧苍白，吓慌了神。“哎，您真吓了我一大跳。我几乎死过去了。您来干什么？干什么呀？”

“可是您要明白，安娜，您要明白……”他匆忙地低声说，“我求求您，您要明白……”

她带着恐惧、哀求、热爱瞧着他，凝视着他，要把他的相貌更牢固地留在她的记忆里。

“我苦死了！”她没有听他的话，接着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想您，只想您一个人，我完全是在对您的思念中生活着。我一心想忘掉，忘掉您，可是您为什么到这儿来？为什么呢？”

上边，楼梯口有两个中学生在吸烟，瞧着下面，可是古罗夫全不在意，把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拉到身边来，开始吻她的脸、她的脸颊、她的手。

“您干什么呀，您干什么呀！”她惊恐地说，把他从身边推开。“我们两个都疯了。您今天就走，马上就走。……我凭一切神圣的东西恳求您，央告您。……有人到这儿来了！”

下面有人走上楼来了。

“您一定得走……”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接着小声说，“您听见了吗，德米特利·德米特利奇？我会到莫斯科去找您的。我从来没有幸福过，我现在不幸福，将来也决不会幸福，决不会，决不会！不要给我多添痛苦了！我赌咒，我会到莫斯科去的。现在我们分手吧！我亲爱的，好心的人，我宝贵的人，我们分手吧！”

她握一下他的手，开始快步走下楼去，不住地回头看他，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她也确实不幸福。……古罗夫站了一会儿，留心听着，然后，等到一切声音停息下来，他就找到他那挂在衣帽架上的大衣，走出剧院去了。

4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真的动身到莫斯科去看他了。每过两三个月她就从C城去一次，告诉她的丈夫说，她去找一位教授治她的妇女病，她的丈夫将信将疑。她到了莫斯科就在斯拉维扬斯基市场住下来，立刻派一个戴红帽子的人去找古罗夫。古罗夫就去看她，莫斯科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有一回，那是冬天的一个早晨（前一天傍晚信差来找过他，可是没有碰到他），他照这样去看她。他的女儿跟他同路，他打算送她去上学，正好是顺路。天上下着大片的湿雪。

“现在气温是零上三度，然而下雪了，”古罗夫对他的女儿说，“可是要知道，这只是地球表面的温度，大气上层的温度就完全不同了。”

“爸爸，为什么冬天不打雷呢？”

关于这个问题他也解释了一下。他一边说，一边心里暗想：现在他正在去赴幽会，这件事一个人都不知道，大概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公开的，凡是要知道这种生活的人都看得见，都知道，充满了传统的真实和传统的欺骗，跟他的熟人和朋友的生活完全一样；另一种生活则在暗地里进行。由于环境的一种奇特的、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凡是他认为重大的、有趣的、必不可少的事情，凡是他真诚地去做而没有欺骗自己的事情，凡是构成他的生活核心的事情，统统是瞒着别人，暗地里进行的；而凡是他弄虚作假，他用以伪装自己、以遮盖真相的外衣，例如他在银行里的工作、他在俱乐部里的争论、他的所谓“卑贱的人种”、他带着他的妻子去参加纪念会等，却统统是公开的。他根据自己来判断别人，就不相信他看见的事情，老是揣测每一个人都在秘密的掩盖下，就像在夜幕的遮盖下一样，过着他的真正的、最有趣的生活。每个人的私生活都包藏在秘密里，也许，多多少少因为这个缘故，有文化的人才那么恓恓惶惶地主张个人的秘密应当受到尊重吧。

古罗夫把他的女儿送到学校以后，就往斯拉维扬斯基市场走去。他在楼下脱掉皮大衣，上了楼，轻轻地敲门。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穿着他所喜爱的那条灰色连衣裙，由于旅行和等待而感到疲乏，从昨天傍晚起就在盼他了。她脸色苍白，瞧着他，没有一点笑容，他刚走进去，她就扑在他的胸脯上了。仿佛他们有两年没有见面似的，他们的接吻又久又长。

“哦，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他问。“有什么新闻吗？”

“等一等，我过一会儿告诉你。……我说不出话来了。”

她没法说话，因为她哭了。她转过脸去，用手绢捂住眼睛。

“好，就让她哭一场吧，我坐下来等着就是。”他想，就在一把圈椅上坐下来。

后来他摇铃，吩咐送茶来，然后他喝茶，她呢，仍旧站在那儿，脸对着窗子。……她哭，是因为激动，因为凄苦地体验到他们的生活落到多么悲惨的地步；他们只能偷偷地见面，瞒住外人，像窃贼一样！难道他们的生活不是毁掉了吗？

“得了，别哭了！”他说。

对他来说，事情是明显的，他们这场恋爱还不会很快就结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越来越深地依恋他，崇拜他；如果有人对她说这场恋爱早晚一定会结束，那在她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说了她也不会相信。

他走到她跟前去，扶着她的肩膀，想跟她温存一下，说几句笑话，这当儿他看见了他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

他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他不由得感到奇怪：近几年来他变得这样苍老，这样难看了。他的手扶着的那个肩膀是温暖的，在颤抖。他对这个生命感到怜悯，这个生命还这么温暖，这么美丽，可是大概已经临近开始凋谢、枯萎的地步，像他的生命一样了。她为什么这样爱他呢？他在女人的心目中老是跟他的本来面目不同，她们爱他并不是爱他本人，而是爱一个由她们的想象创造出来的、她们在生活里热切地寻求的人，后来她们发现自己错了，却仍旧爱他。她们跟他相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幸福过。岁月如流，以往他认识过一些女人，跟她们相好过，分手了，然而他一次也没有爱过；把这种事情说成无论什么都可以，单单不能说是爱情。

直到现在，他的头发开始白了，他才生平第一次认真地、真正地爱上一个女人。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和他相亲相爱，像是十分贴近的亲人，像是一对夫妇，像是知心的朋友。他们觉得他们的遇合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他们不懂为什么他已经娶了妻子，她也已经嫁了丈夫；他们仿佛是两只候鸟，一雌一雄，被人捉住，硬关在两只笼子里，分开生活似的。他们互相原谅他们过去做过的自觉羞愧的事，原谅目前所做的一切，感到他们的这种爱情把他们两个人都改变了。

以前在忧伤的时候，他总是用他想得到的任何道理来安慰自己，可是现在他顾不上什么道理了，他感到深深的怜悯，一心希望自己诚恳，温柔。……

“别哭了，我的好人，”他说，“哭了一阵也就够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想出一个什么办法来吧。”

后来他们商量了很久，讲到应该怎样做才能摆脱这种必须躲藏、欺骗、分居两地、很久不能见面的处境。应该怎样做才能从这种不堪忍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呢？

“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做呢？”他问，抱住头。“应该怎样做呢？”

似乎再过一会儿，解答就可以找到，到那时候，一种崭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不过这两个人心里明白：离着结束还很远很远，那最复杂、最困难的道路现在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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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格林纳达岛，位于西印度群岛中向风群岛南部。

(2) “犯了罪的女人”此处指“抹大拉的马利亚”。据《圣经》载，她本是个妓女，因受耶稣感化，忏悔了过去的罪恶。她的形象在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中曾多次出现。

(3) 俄国19世纪惩罚士兵流放边远地区的单位。

(4) 在当时俄国流行的一个由英国作曲家琼斯（1861—1946）创作的轻歌剧。

在峡谷里

1

乌克列耶沃村坐落在一个峡谷里，因此从公路上和火车站上只能看见村里教堂的钟楼和棉布印花厂的烟囱。过路的人一问起这是什么村子，就会听见人家说：

“这就是那个教堂执事在丧宴上吃光鱼子的村子。”

有一回，在厂主柯斯丘科夫家里的丧宴上，一个年老的教堂执事在各种凉菜中间一眼看见上等的鲟鱼子，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人家用胳膊肘碰他，拉他的衣袖，可是他好像因为吃开了胃而变得麻木了，一点感觉也没有，只顾吃。他把鱼子都吃光，而那一罐子有四俄磅光景呢。从那以后好多年过去了，那教堂执事早已去世，可是鱼子的事大家却还记得。不知因为这儿的生活十分贫乏呢，还是因为人们除了这件十年前发生的小事以外不知道注意别的事，总之，人们一提起乌克列耶沃村就没有别的事可讲了。

这个村子里没有断绝过热病，就连在夏天也是满地泥泞，特别是靠近围墙的地方，老柳树从围墙上向下弯曲造成的宽阔树荫里。此处永远有一股工厂垃圾和用来给花布加工的醋酸的气味。那些工厂，三个棉布印花厂和一个制革厂，并不在村子里面，而是在村边，离这儿有一段路。那都是些小工厂，三个厂合起来也不过四百个工人。制革厂常常使得小河的水发臭；垃圾污染草地，农民的牲口害炭疽病，于是制革厂奉命关闭。这厂子表面看来算是关闭了，其实在秘密地开工，这是得到县警察局长和县医生默许的，因为厂主按月送给他们每人十卢布。全村只有两所像样的房子，是用砖砌成，用铁皮铺顶的。其中有一所是乡公所，另外一所在教堂正对面，是两层楼房，里面住着一个从叶皮方搬来的小市民格利戈里·彼得罗维奇·齐布金。

格利戈里开了一家食品杂货店，不过这只是摆摆样子而已，实际上却贩卖白酒、牲口、兽皮、原粮、猪，碰上什么他就卖什么。比方说，国外需要喜鹊毛做女帽，他就买卖喜鹊，每一对赚三十戈比。他买下树林，出售造房用的木材，他放钱生利，总之，他是一个善于谋利的老头子。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阿尼西姆在警察局侦缉队里做事，很少在家。小儿子斯捷潘做生意，帮助父亲，可是要希望他帮很大的忙是不行的，因为他身体弱，耳朵聋；他的妻子阿克辛尼雅是个相貌俊俏、身材匀称的女人，遇到节日总要戴上帽子，撑起阳伞。她起床早，上床迟，成天价提起裙子，跑来跑去，弄得钥匙叮当响，忽而到谷仓去，忽而到地窖去，忽而到小铺去，老齐布金高兴地瞧着她，眼睛发亮。遇到这种时候，他总是觉得遗憾：她没嫁给他的大儿子，却嫁给耳朵聋的小儿子，小儿子分明不会欣赏女人的美丽。

老头子素来喜爱家庭生活，他爱他的家庭胜过世上的一切，特别喜爱做暗探的大儿子和小儿媳妇。阿克辛尼雅刚刚跟那聋子结了婚，就显出她精明强干，对谁可以赊账，对谁不可以赊账，她心里清清楚楚。她保管钥匙，甚至信不过她的丈夫。她拿过算盘来，打出一片噼啪声。她像庄稼汉那样察看马的牙齿，她老是发笑或者喊叫。不管她干什么，说什么，老头子总挺感动，喃喃地说：

“真有你的，儿媳妇！好一个美人儿，小娘子。……”

他本来是个鳏夫，可是儿子婚后过了一年，他自己忍不住，也结婚了。人家给他找了一个姑娘，住在离乌克列耶沃村三十俄里的一个村子里，名叫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她是好人家出身，年纪不算轻了，可是长得美丽、大方。她一住进楼上的小房间里，这所房子里的一切东西就都变得明亮起来，仿佛所有的窗子都安上新玻璃似的。圣像前面的油灯开始放光，桌子上铺了雪白的桌布，窗台上和花圃里出现了花，结着红苞，吃饭时候也不是合用一个钵，而是各人面前有各人的盘子了。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脸上挂着愉快而亲切的微笑，仿佛房子里样样东西都在微笑似的。乞丐、男香客、女香客开始走进院子里来，这种事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窗下传来乌克列耶沃村的村妇们那种哀诉的、唱歌般的说话声和喝醉酒而被工厂开除的、衰弱干瘦的庄稼汉抱愧的咳嗽声。瓦尔瓦拉周济他们钱、面包、旧衣服，后来她在这儿住惯了，就开始把铺子里的东西也送出去。有一回聋子看见她拿去四分之一俄磅的茶叶，这使他不放心了。

“妈在这儿拿去了四分之一俄磅茶叶，”事后他告诉父亲说，“这笔账记在哪儿呢？”

老头子没答话，站着不动，想了一想，眉毛动弹着，然后上楼看他妻子去了。

“瓦尔瓦鲁什卡(1)，要是你，亲爱的，要铺子里的什么东西，”他亲切地说，“你尽管拿好了。随便拿吧，不必犹疑。”

第二天聋子跑过院子，对她招呼道：

“妈，倘或您要什么东西，您就来拿吧！”

她这种布施显得有点新鲜，有点轻松愉快的意味，就跟圣像前面的油灯和那些小小的红花蕾一样。在斋期前最后一次荤食日或者一连三天的当地本堂节日(2)当中，商店里总是把腐臭的腌牛肉卖给农民，那种肉冒出那么浓的臭气，就连站在肉桶旁边都会让人受不了。他们从醉汉手里收下镰刀、帽子、老婆的头巾，作为抵押品，工人们喝了低劣的白酒，昏昏沉沉地倒在泥地里打滚。罪恶积聚着，像雾那样停留在空中，每逢这种时候，人要是想起那边房子里有一个文静的、穿得整整齐齐的、跟腌牛肉或者低劣的白酒没一点关系的女人，心头就会稍稍轻松一些。在那种沉重的、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她的施舍起着机器中安全阀的作用。

齐布金家的日子过得忙忙碌碌。太阳还没出来，阿克辛尼雅就已经在穿堂洗脸，鼻子里发出嗤嗤的声音，厨房里茶炊沸腾着，呜呜地响，好像预告着要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似的。老人格利戈里·彼得罗维奇穿一件长长的黑上衣，一条印花布裤子，一双亮晃晃的长筒靴，那么干净，那么矮小，在各房间里走来走去，靴后跟踩得噔噔响，活像一首著名的歌里的老公公。商店门开了。等到天色大亮，就有一辆轻快的二轮马车停在台阶边，老头子矫健地坐上车，把他那顶大便帽拉到耳朵边，谁瞧见他都不会说他有五十六岁了。他的妻子和儿媳妇送他上车。老头子身穿讲究而干净的礼服，马车上套一匹值三百卢布的又大又黑的雄马，每逢这种时候，他不喜欢农民们到他面前来请托什么事，诉什么苦情。他憎恨农民，讨厌他们。要是他看见有个农民站在门口等他，他就生气地嚷道：

“你为什么站在这儿？躲我远远的！”

或者，如果那是一个乞丐，他就叫道：

“上帝会养活你！”

他坐着车子办事去了。他妻子穿一身黑衣服，系一条黑围裙，打扫房间，或者在厨房里帮忙。阿克辛尼雅在店里做买卖，这时候院子里就可以听到酒瓶和钱币的叮当声，她的笑声和喊叫声，被她得罪的顾客气愤的说话声；同时还可以看得出，白酒已经在那边，在店里偷偷地出售了。聋子也坐在店里，要不然就不戴帽子，把手插在口袋里，在街上走来走去，心不在焉地一会儿瞧着农民的小木房，一会儿瞧着上面的天空。他们一天在家里大约喝六道茶，坐下来吃四顿饭。到了傍晚，他们就把进款算清，登在账上，然后酣畅地睡觉。

乌克列耶沃的所有三家棉布印花厂跟厂主住宅都用电话联系，那三家厂主是赫雷明家年长的一辈人，赫雷明家年轻的一辈人和柯斯丘科夫。乡公所里也安一架电话，可是不久那架电话就给臭虫和蟑螂爬满，打不通了。乡长是个半文盲，写起公文来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大写。可是他看见电话坏了，却说：

“得，现在我们没有了电话，可就有点困难了。”

赫雷明家年长一辈人经常跟年轻一辈人打官司，有时候年轻一辈人自家伙里起内讧，也打官司，于是他们的工厂便停工一两个月，直到他们讲和为止。这种事总是使乌克列耶沃村的居民们很高兴，因为每次吵嘴总会引起许多流言蜚语。到了节日，柯斯丘科夫和赫雷明家的年轻一辈人就坐上车子出去兜风，马车在乌克列耶沃村里疾驶，把小牛压死。阿克辛尼雅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她商店附近的街上溜达，她那浆硬的裙子沙沙作响，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就把她拉上车去，仿佛硬把她架走似的。然后老齐布金也坐车出来，为的是炫耀他的新马。他带着瓦尔瓦拉一块儿坐在车上。

坐车兜风以后，到傍晚时分，人们都躺下睡觉了，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的院子里却有人在拉贵重的手风琴，如果那天晚上有月亮，人们听了乐声，心里就会觉得又激动又快乐，乌克列耶沃村就不再像是个泥坑了。

2

大儿子阿尼西姆很少回家来，只有遇到大节期才回来一趟，可是他常托同乡带回礼物和家信，信是托别人代写的，字迹优美，每回都是用书写纸，看上去像是正式的呈文。信上满是阿尼西姆在谈话里素来不用的词语：“双亲大人，兹奉上花茶一俄磅，以满足大人生理上之需要。”

每封信的下边都好像是用损坏的笔尖歪歪扭扭地写着：“阿尼西姆·齐布金。”下款底下又是那笔优美的字：“侦探”。

那些信经人大声念过好几遍，老头子听得很感动，兴奋得涨红脸，说：

“瞧，他不愿意待在家里，却去干念书人的营生了。好的，随他去吧！各人有各人的行业！”

在谢肉节(3)以前，有一天下了一阵夹雪子的大雨，老头子和瓦尔瓦拉走到窗前去看雨，忽然看到阿尼西姆从车站坐着雪橇来了。他来得完全出人意外。他走进门来，神色不安，好像有什么事使他提心吊胆似的，后来，在他待在家里的那些日子里也始终是这样子；同时，他又保持满不在乎的态度。他并不急着要走，好像给革掉了差使似的。他回来，瓦尔瓦拉倒很高兴，她老是带点狡猾的神情瞧着他，摇摇头，叹口气。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天？”她说。“啧啧，这小伙子已经二十八岁了，可还是个光棍儿，没有牵挂。唉，啧啧。……”

她的那些轻柔、平稳的话在隔壁房间里听起来就像是“啧啧啧”的声音。她开始跟老头儿和阿克辛尼雅小声交谈，他们的脸上就也现出狡猾的、鬼鬼祟祟的神情，仿佛他们串通了要搞什么阴谋似的。

大家决定要给阿尼西姆办喜事了。

“唉，啧啧！……弟弟倒早就结婚了，”瓦尔瓦拉说，“可是你仍旧没个伴儿，就跟集市上的公鸡一样。这成什么话？唉，啧啧，求上帝保佑，结婚吧，然后随你的便，管自出外去当差好了，让老婆留在家里做个帮手。小伙子，你过日子没有一点章法，我看你已经把什么章法都忘了。唉，啧啧，你们这些城里人呀，全有罪哟。”

既然齐布金家的人要结婚，那么，大家就得给他们这些有钱人挑最好看的新娘。他们给阿尼西姆也找了一个俊俏的姑娘。他自己呢，长着一副不招人喜欢的、不起眼的相貌，尽管身体单薄而且病态，个子矮小，面颊却很肥满，好像他把腮帮子鼓起来似的。他不眨眼，但目光尖利，胡子棕黄色，稀疏，每逢他想心事，他老是把胡子塞进嘴里去嚼。此外，他常常喝酒，这从他的面容和他的步态就看得出来。可是他一听说他们已经给他找到一个很漂亮的新娘，就说：

“哦，行，我自己也不丑啊。应当说，咱们齐布金家的人都长得漂亮。”

靠近城边有个托尔古耶沃村。最近，这个村子有一半已经并进城里去，剩下来的一半仍旧算是村子。在并出去的那一半里面，有一个寡妇住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她跟她妹妹同住。这妹妹很穷，白天出去打零工，她有个女儿名叫丽巴，这个姑娘也出去做零活。托尔古耶沃村的人们已经在称道丽巴的美貌，可是她那赤贫的家境却吓退了一切人。大家认为只有鳏夫或者上了岁数的人才肯不顾她穷而跟她结婚，或者索性不结婚而跟她同居，她母亲跟着她也就有吃有喝了。瓦尔瓦拉听媒婆说到丽巴，就坐车子到托尔古耶沃村去了。

后来，在那姑娘的姨妈家里照规矩安排了相亲的仪式，备了凉菜和葡萄酒。丽巴穿一件特地为相亲做的粉红色新衣服，一条鲜红色的缎带在她头发中间像火焰一样发光。她又瘦又弱，脸蛋儿没有血色，面貌柔媚、秀气，由于在露天工作，她的皮肤黝黑；脸上老是挂着羞怯而忧郁的笑容，眼睛带着孩子气看人，显出信任和好奇的神情。

她年轻，还是个小姑娘，乳房还看不大出来，不过她可以结婚了，因为已经到了年纪。她长得确实美，只有一点不招人喜欢，就是她那双像男人一样的大手，现在那双手没事可做，垂在那儿，好比两只大螯。

“没有嫁妆，我们倒不在乎，”老头儿对姨妈说，“早先我们给我们的儿子斯捷潘也娶了个穷人家的姑娘，现在我们不知该怎样称赞她才好。在家里也罢，在店里也罢，她都是把好手。”

丽巴站在门口，好像要说：“随您怎样摆布我就是，我相信您。”她母亲普拉斯科维雅，这个打零工的女人，躲在厨房里，胆怯得一动也不能动了。当初她还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她在一个商人家里擦地板，那商人发火了，对她跺起脚来，她十分害怕，吓傻了，从此她一辈子心底里老存着害怕的感觉。她一害怕，胳膊和腿就总是发抖，脸颊抽搐。她坐在厨房里，极力听客人们在说什么话，不断地在胸前画十字，用手指头按住前额，瞧着圣像。阿尼西姆微微有点醉意，推开厨房的门，毫不拘束地说：

“您坐在这儿干什么，亲爱的妈妈？您不来，我们觉着闷得慌呢。”

普拉斯科维雅战战兢兢，用手按着干瘪的胸脯，回答说：

“哪儿的话，求上帝保佑吧。……您心真好，老爷。”

相亲以后，婚期说定了。这以后，阿尼西姆在家中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吹着口哨，或者忽然想起什么事，就变得心事重重，一动也不动地凝神瞧着地板，仿佛目光要钻到地下深处去似的。他知道自己就要结婚，而且那么快，定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却没露出高兴的样子，也不打算去看新娘，光是不断地吹口哨。他所以结婚，显然只因为他父亲和后妈要他这样做，又因为村子里有这样的风俗：要儿子结婚，好让家里添一个帮手。他走的时候，一点也不匆忙，总之他一举一动都跟先前几次回来的情形不同。他显得满不在乎，说出来的话也不对头。

3

在希卡洛沃村住着做裁缝的姐妹俩，她们是鞭身派(4)教徒。婚礼的新衣服就交给她们做，她们常常来量尺寸，喝很久的茶。她们给瓦尔瓦拉做一条棕色连衣裙，镶黑花边和玻璃珠，给阿克辛尼雅做一条淡绿色的连衣裙，配上黄色前胸和曳地长后襟。等到裁缝做完活，齐布金却不付她们工钱，只给店里的货物。她们愁闷地走了，手里提着她们完全不需要的几包硬脂蜡烛和沙丁鱼。她们走出村子，到了野外，就在一个土坡上坐下，哭了起来。

举行婚礼的三天以前，阿尼西姆回来了，从头到脚一身新。他穿着发亮的胶皮套鞋，没扎领结，却系着一根红细带，上面挂着小珠子。他肩上披着一件大衣，没把胳膊伸进衣袖里去，这件大衣也是新的。

他在圣像前面庄重地祷告一番，然后向父亲问安，送给他十个银卢布和十个半卢布银币，送给瓦尔瓦拉也是同样的一份。他送给阿克辛尼雅的是二十个四分之一卢布银币。这份礼物特别可爱之处在于所有的钱币仿佛是精选出来的，一律是新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阿尼西姆极力要显得庄重严肃，绷紧了脸，鼓起腮帮子。他嘴里冒出酒气来。他大概每到一个火车站就到小吃部去一趟。这个人仍旧带着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那种不得体的气派。然后，阿尼西姆跟老头儿一块儿喝茶，吃点东西。瓦尔瓦拉把那些新卢布放在手心上翻来覆去地看，同时问起那些在城里生活的同乡。

“谢谢上帝，他们都不错，他们过得挺好，”阿尼西姆说，“只是伊万·叶戈罗夫家里出了点事：他的老婆子索菲雅·尼基佛罗芙娜去世了。她害的是痨病。他们为了让她的灵魂安息而办了丧宴，是从包办酒席的人那儿定来的。每客两个半卢布。还有真正的葡萄酒。我们的同乡，几个庄稼汉，也去了。叶戈罗夫为他们也叫了两个半卢布一客的饭菜。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吃。庄稼汉哪儿懂得什么口味！”

“两个半卢布呀！”老头儿说，摇摇头。

“可不是！那儿又不是乡下。比方说，你走进一家饭馆想吃点东西，叫了这样那样的菜，带上三朋四友，一块儿喝上一通酒。一眨眼工夫，天就已经亮了。对不起，你得替每个人付三四个卢布才成。要是跟萨莫罗多夫在一块儿，那他饭后喜欢喝上一杯掺白兰地的咖啡，可是，先生，上等白兰地要六十戈比一小杯呐。”

“这全是随口乱说，”老头子惊叹地说，“这全是随口乱说！”

“现在我老是跟萨莫罗多夫在一块儿。替我给你们写信的就是这个萨莫罗多夫。他写得好极了。妈，”阿尼西姆快活地对瓦尔瓦拉继续说，“要是我告诉您萨莫罗多夫是个什么样的人，您才不会相信呢。我们大家都叫他穆赫塔尔，因为他跟亚美尼亚人一样，周身上下一片黑。我把他看透了。妈，他的事儿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这点他自己也明白，就老是跟着我，难舍难分，现在我们真是拆不开打不散了。他好像有点怕我，可是离开我又活不下去。我上哪儿他也上哪儿。妈，我长着一对真正厉害的眼睛。我在旧货市场上一眼看见一个农民在卖一件衬衫。‘慢着，这衬衫是偷来的！’果然不错，那衬衫真是偷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呢？”瓦尔瓦拉问。

“也说不出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长着那样的眼睛呗。我并不知道衬衫的来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就那么心血来潮了：这东西是偷来的，就是这么的。我们侦缉队里那些同事常常说：‘嘿，阿尼西姆打山鹬去了！’那意思是说去找贼赃了。对了。……偷是谁都会的，可是要想保住贼赃，那就难了！世界挺大，可就是没有地方藏贼赃。”

“上个星期我们村里龚托列夫家给偷走了一只公羊和两只小母羊，”瓦尔瓦拉说，叹了口气，“却没有人去把它们找回来。……唉，啧啧。……”

“那有什么？我可以去找。这没什么，我办得到。”

结婚的日子到了。那是四月里一个凉快、晴朗、快活的日子。从一清早起，人们就坐着由两匹或者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在乌克列耶沃村里来来去去，铃儿叮叮当当地响，车轭和马鬃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绦带。白嘴鸦给车马声闹得心慌意乱，在柳树林里呱呱叫，椋鸟也提高嗓门，不停地叫唤，好像为齐布金家办喜事感到高兴似的。

屋里桌子上，已经摆满长条的鱼、整只火腿、填馅的家禽、一盒盒的熏鲱鱼、各种各样盐腌和醋渍的吃食、许多瓶白酒和葡萄酒，空气里弥漫着熏腊肠和酸龙虾的气味。老齐布金在桌子旁边走来走去，靴后跟嘎吱嘎吱地响，拿着两把刀子互相磨着。大家不断地喊住瓦尔瓦拉，向她要这样要那样。她呢，样子慌慌张张，上气不接下气，不断地在厨房里跑进跑出。厨房里面，柯斯丘科夫家的厨师和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雇用的女厨子从天亮起就在干活了。阿克辛尼雅头发烫过，只穿着紧身胸衣，没穿连衣裙，脚上穿一双嘎吱嘎吱响的新皮鞋，一阵风似的跑过院子，只看见她那光光的膝头和胸脯闪过。各处热热闹闹，可以听见骂人和赌咒的声音。行人在敞开的大门口站住，一切东西都使人觉得马上就要发生一件大事了。

“他们坐车去接新娘啦！”

马车铃儿叮叮当当响着，出了村子很远才消失。……到两点多钟，人们奔跑起来，原来铃声又响了，他们把新娘接来了！教堂里挤满了人，圣像前的枝形烛台已经点亮，唱诗班按老齐布金的意思照着乐谱歌唱。辉煌的亮光和鲜艳的衣服弄得丽巴眼花缭乱。她觉得，歌手响亮的嗓音仿佛锤子似的敲击着她的脑袋。她生平第一回穿的紧身胸衣和皮鞋夹得她疼痛。她的面容看上去仿佛是在昏厥以后刚清醒过来似的，她呆呆地瞧着，却什么也没看明白。阿尼西姆穿一身黑礼服，脖子上没扎领结，却系了一条红绳，心事重重，瞧着一个地方出神，每逢歌手高声唱起来，他就赶快在胸前画十字。他心里感动，想哭出来。这个教堂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熟悉；从前有一个时期他那已故的母亲常带他上这儿来领圣餐，有一个时期他在儿童唱诗班里唱歌，每个圣像，每个角落，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呢，他结婚了，为了遵守规矩而必须娶妻子，可是现在他没想这些，不知怎的，他竟不记得而且完全忘了他的婚事。眼泪使得他眼睛看不见圣像，心里堵得慌。他暗自祷告，祈求上帝让那个在劫难逃的灾难，即使不是今天，也会在明天降在他身上的灾难，好歹放过他去，就跟天旱的日子里雨云掠过村子却不落下一滴雨来一样。过去已经积下那么多的罪，多得到了没法摆脱、无可挽回的地步，就连要求宽恕也不合情理了。可是他仍旧恳求宽恕，甚至大声哭出来，不过谁也没理会，因为他们以为他喝醉了。

有一个孩子用惊慌的声音哭着说：

“好妈妈，带我离开这儿吧，亲妈妈！”

“不许说话！”司祭叫道。

新婚夫妇从教堂回家去，人们跟在他们后面跑着。小铺旁，大门边，院子里，窗子下，也都围满了人。村妇们来唱喜歌。合唱队早已站在前堂，拿了乐谱等着，年轻的夫妇刚刚跨进门槛，他们就提高嗓门，用尽力气齐声唱起来；特意从城里叫来的一个乐队也开始奏乐。顿河香槟酒已经盛在高脚杯子里，送过来。木匠兼包工头叶里扎洛夫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儿，眉毛生得那么密，弄得眼睛也差点儿看不见了，他对新婚夫妇说：

“阿尼西姆和你，孩子，要相亲相爱，要按上帝的意思过日子，孩子们，求圣母不要抛弃你们。”他伏在老头子的肩膀上，呜呜地哭了。“格利戈里·彼得罗维奇，咱们哭一场吧，高兴得哭一场吧，”他用尖细的声音说，然后突然哈哈大笑，用响亮的男低音接着说。“哈哈哈，你又添了个好儿媳妇！她呀，处处都合格，处处都光溜溜的，没一点杂音，整个机器都没毛病，螺丝钉多得很。”

他是叶戈里耶夫斯克县人，可是从年轻时候起就在乌克列耶沃村的工厂和县里做工，已经在这儿住惯了。多年以来，大家觉得他一直是这么老，一直跟现在一样又瘦又高，多年以来，大家一直管他叫“拐杖”。也许因为四十多年来专门在工厂里做修理工作吧，他判断每个人和每样东西的时候总是在结实上面着眼：看看是不是需要修理。他在饭桌边坐下来以前，先试了好几把椅子，看它们结实不结实，他还摸了摸鲑鱼。

喝过顿河香槟酒以后，大家在桌边坐下来。客人们谈天，移动椅子。歌手在穿堂唱歌，乐队奏乐，同时，村妇们在院子里齐声唱喜歌，结果造成一种可怕的、乱七八糟的声音，闹得人头昏眼花。

“拐杖”坐在椅子上扭动身子，胳膊肘碰着他身旁的人，妨碍人家谈话。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他急促地嘟哝着。“阿克辛尼雅宝贝儿，瓦尔瓦拉宝贝儿，咱们太太平平、和和睦睦地过日子吧，我亲爱的小家伙。……”

他酒量小，此刻只喝了一杯英国白酒就醉了。这难于下咽的白酒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一喝就昏醉，仿佛一闷棍把人打晕了似的。舌头开始转动不灵了。

在座的有本地的教士、带着妻子一同来的工厂职员们、商人、从别的村子来的饭馆老板。乡长和乡里的文书也并排坐在那儿，他们已经一块儿干了十四年，在这段时期里，每逢给人签署文件，或者在放人走出乡公所以前，总要把人诈骗一下或者侮辱一下；如今他俩养得肥头胖脑，仿佛他们在欺诈里泡得太久，连脸上的皮肤都有了一种特别的骗子色彩。文书的老婆是一个斜眼的瘦女人，把她所有的孩子都带来了，她像一只猛禽似的斜着眼瞄准菜盘，凡是她的手够得到的都被她统统抢光，放进她自己的或者孩子的衣袋里。

丽巴坐在那儿不动，好像变成了石头，仍旧现出在教堂里的那副表情。阿尼西姆自从认识她以后还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因此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她的嗓音是什么样儿；现在，他坐在她身旁，始终闷声不响，只顾喝英国白酒，等到喝醉了才开口，跟坐在对面的丽巴的姨妈说：

“我有个朋友，姓萨莫罗多夫。他这个人很特别。论身份，他是个非世袭的名誉公民，能说会道。不过我把他看透了，姨妈，这他也知道。请您跟我一块儿为萨莫罗多夫的健康干杯吧，姨妈！”

瓦尔瓦拉筋疲力尽，心慌意乱，绕着桌子走来走去，劝客人吃东西。她明明很满意，因为菜有那么多，全都那么丰富，现在谁也不能挑剔他们了。太阳落下去了，可是酒宴还在继续，客人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喝什么，他们讲的话也休想听得清，只有在乐队的乐声偶尔停下来的时候，才可以清楚地听见外面有一个村妇嚷着：

“你们吸饱了我们的血，强盗，叫你们不得好死！”

到傍晚，大家和着乐声跳舞。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带着他们自己的酒光临了，其中有一个在跳卡德里尔舞的时候，两只手各拿一个酒瓶，嘴里还衔着酒杯，逗得大家都笑了。卡德里尔舞跳到一半，他们忽然蹲下身子跳起来。穿绿衣服的阿克辛尼雅像电光似的闪现着，她的长后襟扇起一阵风。有人踩坏她衣服后襟的皱边，“拐杖”就嚷道：

“喂，他们把墙脚板扯下来了！孩子们！”

阿克辛尼雅生着天真的灰眼睛，那对眼睛难得眨巴一下，她脸上老是带着天真的笑容。她那对难得眨巴的眼睛、长脖子上的小脑袋、苗条的身材，都有点蛇的样子；再加上绿色的衣服，黄色的前胸，唇边露出微笑，看上去活像春天从嫩嫩的黑麦田中挺直身子昂起头来瞧着行人的一条毒蛇。赫雷明家的那些人对她的态度随随便便。很明显，她跟他们当中年纪较大的一个早已打得火热了。可是她那聋丈夫却一点也没看出来，他压根儿就没瞧她。他坐在那儿，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正在吃胡桃。他咬开胡桃壳的声音响得很，听上去跟放枪一样。

可是，看哪，老齐布金本人走到房中央来了，他挥动手绢，表示他也要跳俄罗斯舞了。于是从房里各处，从院子当中的人群里，响起一片嘈杂的赞叹声：

“他自个儿也出场了！自个儿！”

瓦尔瓦拉跳舞，可是老头子光是挥动手绢，跺靴后跟。院子里的人互相推搡着，往窗子里看，十分高兴。一时间，他们宽恕了他的一切——他的财富和他对他们的欺侮。

“跳得好哇，格利戈里·彼得罗维奇！”那群人叫道，“对，跳吧！你还能行呐！哈哈！”

这场舞直跳到深夜一点多钟才散。阿尼西姆踉踉跄跄走过去跟乐师和歌手们一一告别，送给他们每人一个新的半卢布银币。老头子身体倒没摇晃，不过走起路来也还是有一条腿下脚很重。他一面送客人们出去，一面对每个人说：

“办这场喜事花了两千卢布哪。”

大家走散的时候，有人丢下自己的旧外衣，穿走了希卡洛沃村的小饭馆老板的好外衣。阿尼西姆忽然冒火，嚷起来：

“别忙！我马上就会找到它！我知道是谁偷的！别忙！”

他跑上街去追人，可是人家拦住他，带他回家，把这个醉醺醺、气得满脸通红、满头大汗的家伙推进屋里，扣上了门。在那屋里，姨妈已经在给丽巴脱衣服了。

4

五天过去了。阿尼西姆准备好动身，就走上楼去向瓦尔瓦拉告辞。她房间里圣像前面的灯都亮着，空气中弥漫着神香的气味。她本人坐在窗口，正在用红毛线打袜子。

“你在我们这儿住得不久，”她说，“大概你觉得腻味了吧？唉，啧啧。……我们过得挺好，样样东西我们都有，而且很多。我们把你的喜事办得挺像样，挺风光，老头子说用了两千卢布呢。一句话，我们生活得跟商人一样，只是我们这儿很乏味。我们净欺负老百姓。我的心都痛了，我亲爱的。我们把他们欺负得好厉害啊，我的上帝！我们做马生意也好，卖什么东西也好，雇工人也好，处处都要骗人。骗了又骗。铺子里的素油又苦又有臭味，就连人家的煤焦油都比它强。可是你倒说说看，难道我们不能卖好油吗？”

“各人有各人的行业，妈。”

“可是我们将来都得死，不是吗？哎哟哟，你真该跟你爸爸谈一谈才好！……”

“您自己跟他谈才对。”

“算了吧，算了吧！谈呢，我倒是对他谈的，可是他也跟你一样，说什么各人有各人的行业。你想，将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人家会管你干的是什么行业吗？上帝的裁判可是公道的。”

“当然，人家不会管的，”阿尼西姆说，叹一口气，“可是您知道，反正上帝是没有的，妈。哪儿会有人来管呢！”

瓦尔瓦拉惊奇地瞧着他，扬声大笑，举起两手轻轻一拍。由于她真诚地对他的话感到惊奇，而且睁大眼睛瞧着他，把他当做怪人一样，他发窘了。

“也许上帝是有的，只是信仰没有罢了，”他说，“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觉得很不自在。就像从母鸡身子底下拿到一个鸡蛋，鸡蛋里面有只小鸡在叽叽叫一样，我的良心也忽然叽叽叫起来，我在行婚礼的时候，老是在想：‘上帝是有的！’可是我一走出教堂，就全完了。再者，究竟有没有上帝，我怎么知道呢？我们从小就没受过这样的教育。娃娃还在娘怀里吃奶的时候，就只是受到这样的教育：‘各人有各人的行业’。要知道，爸爸也不信上帝啊。您先前说龚托列夫家的羊给人偷走了。……我已经找着了，那是希卡洛沃村的一个农民偷的。他偷了羊，可是爸爸得了羊皮。……这就叫做信仰！”

阿尼西姆眨巴着眼睛，摇摇头。

“乡长也不信上帝，”他接着说，“文书也不信，就连教堂执事也一样。至于他们上教堂、持斋，那也只是为了免得人家说他们的坏话，而且防备万一，说不定真有‘最后审判’的一天呢。如今大家都说世界末日好像已经来了，因为人变得软弱，不尊敬父母，等等。这全是废话。妈，依我的看法，毛病全出在人们昧了良心。我看得很透，妈，我明白。要是人家有一件偷来的衬衫，我一眼就看得出来。比方说，有一个人坐在小饭馆里，您还当是他在喝茶，没什么，可我呢，不但看见他在喝茶，还看见他没有良心。你可以走上一整天，却碰不见一个有良心的人。这原因完全在于他们不知道有没有上帝。……好了，再见，妈。希望您好好活下去，身体健康，别记着我的坏处。”

阿尼西姆在瓦尔瓦拉面前跪下来。

“我为了样样事情感激您，妈，”他说，“我们家有了您，得了很大的好处。您是一个很正派的女人，我对您很满意。”

阿尼西姆十分感动地走出去了，可是又回来，说：

“萨莫罗多夫把我牵连到一桩麻烦事里面去了：我要么发一笔大财，要么完蛋。要是出了什么事，那就求您务必安慰爸爸，妈。”

“唉，何必说这种话？唉，啧啧。……上帝是仁慈的。你呢，阿尼西姆，对你老婆也该心疼一点才好，可是现在你们俩却绷着脸，大眼瞪小眼。说真的，你至少也该露个笑脸啊。”

“是啊，她也真是个怪物……”阿尼西姆说，叹口气，“她什么也不懂，老是不讲话。她年轻得很，那就让她慢慢长大吧。”

一匹高大壮实的白毛公马已经拉着一辆二轮马车停在门廊外面。

老齐布金跑了几步，一纵身上了车，英姿勃勃地坐下，拿起缰绳。阿尼西姆吻瓦尔瓦拉，吻阿克辛尼雅，吻他的兄弟。丽巴也站在门廊上，一动也不动，眼睛瞧着别处，仿佛她不是来送他，而是无缘无故，凑巧站在那儿似的。阿尼西姆走到她面前，用嘴唇轻轻碰了碰她的脸蛋儿。

“再见。”他说。

她没有瞧他，却现出一种古怪的笑容。她的脸颤抖起来，不知怎的，大家都可怜她了。阿尼西姆也一蹿跳上了马车，挺起身子，两手叉腰，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美男子。

他们坐着车子上坡，出了峡谷，阿尼西姆不断回过头去瞧村子。那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日子。牲口还是第一回给人赶到外面来，村姑和村妇们穿着过节的衣服在牲口旁边走着。一头褐色的公牛在哞哞地叫，由于得到自由而高兴，用前蹄刨着地。四面八方，上上下下，都有百灵鸟在歌唱。阿尼西姆回过头去看一眼那座端正的白色教堂（它最近才粉刷过），想起五天前怎样在那里面祈祷，又看一眼绿色房顶的学校，看一眼从前他常在里面游泳和钓鱼的小河，他的胸中就激荡着喜悦，他恨不得地下忽然升起一堵墙来，不容他再往前走，让他永远伴着过往的岁月才好。

到了火车站，他们走进小吃部，各人喝了一杯烈性白葡萄酒。老头子伸手到口袋里摸钱包，打算付钱。

“我请客！”阿尼西姆说。

老头子感动地拍拍他的肩膀，对小吃部的服务员眨一眨眼，好像说：

“瞧，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儿子。”

“你应当留在家里做生意才对，阿尼西姆，”他说，“对我来说，你是个了不起的宝贝！我会把你从头到脚镀上金呢，好儿子。”

“这是办不到的，爸爸。”

白葡萄酒有点酸，而且有火漆的气味，可是他们又各喝了一杯。

老齐布金从火车站回到家里，一下子竟认不出他的儿媳妇了。丈夫刚刚坐着车子出了院子，丽巴就变了样儿，忽然高兴起来。她换上一条早先穿过的旧裙子，光着脚，把袖子卷到肩膀上，擦洗穿堂的楼梯，用银铃般的尖嗓音唱歌。她端着一大盆脏水走出去，抬头看太阳，露出孩子气的笑容，那样儿好像她也是一只百灵鸟似的。

一个老工人正好走过门口，摇摇头，嗽了嗽喉咙。

“是啊，格利戈里·彼得罗维奇，上帝给你送来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他说，“她不能算是娘们儿，简直是一宗宝贝！”

5

七月八日，星期五那天，外号叫做“拐杖”的叶里扎洛夫和丽巴，从喀山村回来，这天是当地教堂纪念喀山圣母的节日，他们刚才是去那儿做礼拜的。丽巴的母亲普拉斯科维雅在他们身后很远的地方走着，她老是落在后面，因为她有病，气喘。天色已经将近黄昏了。

“啊，啊，啊！……”“拐杖”一面听丽巴讲话，一面惊奇地说。“啊，啊！……真的吗？”

“我啊，挺爱吃果酱，伊里亚·玛卡雷奇，”丽巴说。“我坐在我那小屋里，老是喝茶呀，吃果酱呀。要不然我就跟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一块儿喝茶，她常常讲点打动人心的事儿。他们有许多果酱，四罐子呐。‘吃吧，丽巴，’她说，‘由着性儿吃吧。’”

“啊，啊，啊！……四罐子呢！”

“他们过得可阔气啦。喝茶的时候还吃小白面包，还有牛肉，要吃多少就有多少。他们过得可阔气啦，不过我在他们那儿总觉着害怕，伊里亚·玛卡雷奇。唉唉，我好怕哟！”

“你怕什么呢，孩子？”“拐杖”问，他回过头去看普拉斯科维雅落得有多远。

“结婚以后，我先是怕阿尼西姆·格利戈里奇。阿尼西姆·格利戈里奇并没怎么样，也没欺负我，只是他一走近我，就有一股寒气跑遍我的全身，钻进我所有的骨头里。我通宵睡不着，老是发抖，祷告上帝。现在呢，我怕阿克辛尼雅，伊里亚·玛卡雷奇。她也没怎么样，老是笑嘻嘻的，不过有时候她瞧一眼窗外，眼神却那么凶，射出绿光，就跟关在畜栏里的羊眼睛一样。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撺掇她：‘你家的老头子，’他们说，‘在布乔基诺有一块地，大约有四十俄亩，’他们说，‘那儿有沙土，有水，所以你，阿克秀莎(5)，’他们说，‘在那儿盖一个砖厂吧，我们来合股经营就是。’现在的砖价是二十卢布一千块。那是赚钱的生意。昨天吃午饭的时候阿克辛尼雅就对老头子说：‘我打算在布乔基诺盖个砖厂，我自己做点生意。’她一边说，一边笑。格利戈里·彼得罗维奇的脸可就沉下来了，看得出来，这想法不中他的意。‘只要我活着，’他说，‘那就不能分家，我们得守在一块儿。’她瞧了他一眼，暗自咬牙。……油煎饼端上来了，可是她不吃！”

“啊，啊，啊！……”“拐杖”惊奇地说，“她不吃呀！”

“还有，您倒说说看，她有什么时候睡觉啊？”丽巴接着说。“她刚刚睡了半个钟头，就跳起来，这儿走走，那儿走走，看庄稼汉们放火烧什么东西，偷什么东西没有。……她真可怕，伊里亚·玛卡雷奇！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喝过喜酒以后，没有回去睡觉，却一块儿坐车到城里去打官司了。大家都说这大概是阿克辛尼雅闹出来的。有两个兄弟答应给她盖一个造砖厂，可是第三个生气了；他们的工厂就此停工一个月，我的叔叔普罗霍尔没活儿可做，挨门挨户地要饭。‘叔叔，趁这工夫，您应该去种地，或者砍柴，’我对他说，‘何必丢脸呢？’‘庄稼活我已经丢生了，’他说，‘我什么也不会干了，丽宾卡(6)。’……”

他们在一片新生的山杨小树林旁边站住，歇歇气，等普拉斯科维雅。叶里扎洛夫早就在做小规模的包工活儿，可是买不起马，总是徒步走遍全县，什么也不带，只带一个小口袋，里头装着面包和洋葱，他大踏步地走路，两只胳膊来回摆动着。同他一块儿走路是很难跟得上的。

树林进口处立着一个界桩。叶里扎洛夫碰一碰它，看它结实不结实。普拉斯科维雅喘吁吁地走到他们面前来了。她那布满皱纹、老是神色惊恐的脸，这时候却快活得放光，今天她跟别人一样到过教堂，后来赶了一趟集，在那儿还喝了梨汁克瓦斯呢！这在她是少有的，现在她甚至觉得今天是她生平第一回过得满意的一天。他们休息了一阵，三个人并排走着。太阳已经在落下去，斜阳射进树林，树干发亮。前面隐约传来了人声。乌克列耶沃村的姑娘们早就走在他们前头了，可是她们一直留在树林里没走，多半在采蘑菇吧。

“喂，姑娘们！”叶里扎洛夫叫道，“喂，美人儿！”

回答是一片笑声。

“‘拐杖’来了！‘拐杖’！老辣根！”

回答也是笑声。然后树林落在后面了。可以看见工厂的烟囱顶，钟楼上的十字架发亮：这就是“教堂执事在丧宴上吃掉所有的鱼子”的那个村子。现在他们差不多要到家了，他们只要下坡，走进那大峡谷就成了。丽巴和普拉斯科维雅本来光着脚走路，这时候就在草地上坐下来穿鞋；包工头叶里扎洛夫也和她们一起坐下来。要是从上面往下瞧一眼，乌克列耶沃村和它的柳树、白教堂、小河就显得美丽、平静，只有工厂的房顶碍事，主人为了少花钱而把房顶涂成一种暗淡无光的古怪颜色。他们可以看见对面山坡上有黑麦，东一垛，西一捆，到处乱放着，仿佛是让暴风吹散的；而那些新割下来的麦子则一排排地躺在那儿。燕麦熟了，这时候给太阳照得跟珍珠母一样发出反光。这时候正是农忙季节。今天是节日，明天是星期六，他们割黑麦，运走干草，随后是星期日，又是假日。每天远处有隆隆的雷声。天气闷热，看起来像要下雨。因此，现在每个人瞧着这片田野都会想：求上帝保佑我们及时收割完庄稼才好。大家觉得高兴，畅快，同时却又着急。

“如今割麦子的工人真能挣钱，”普拉斯科维雅说，“一天挣一卢布四十戈比呢！”

人们纷纷从喀山村的市集回来：村妇啦，戴新帽子的工人啦，乞丐啦，小孩子啦。……时而有一辆大车驶过去，扬起灰尘，车后跟着一匹没卖掉的马，那匹马仿佛因为没被卖掉而暗自高兴；时而有一头母牛由人牵着犄角走，它却拼命耍着牛脾气；时而又过去一辆大车，车上坐着些醉醺醺的农民，把腿耷拉下来。一个老太婆领着一个头戴大帽子、脚穿大靴子的男孩走过去；天气炎热，又加那双沉甸甸的、不容膝头弯曲的靴子，那男孩疲惫不堪，不过他还是用足气力不断地吹一个玩具喇叭。他们已经走下斜坡，转弯上了大街，可是喇叭声仍旧听得到。

“我们的厂主好像完全变了……”叶里扎洛夫说，“这可真糟！柯斯丘科夫生我的气。‘飞檐上用的薄板太多。’‘怎么太多？该用多少就用多少，瓦西里·丹尼雷奇。我又没拿它们就着粥吃到肚子里去，那是薄板啊。’‘你怎么可以跟我这样说话？’他说，‘你这蠢货！废物！别忘了形！’他嚷着说，‘是我提拔你做工头的。’‘这也没什么稀罕！’我说。‘当初我没做包工头的时候，我也天天有茶喝啊。’‘你们全是痞子……’他说。我没言语。‘我们在这个世界是痞子，’我心想，‘到了那个世界，你们就是痞子喽。’哈哈哈！第二天他软下来了。‘你别因为我说的话记恨我，玛卡雷奇，’他说。‘要是我说话有过火的地方，’他说，‘那你也得明白，我到底是一等商人，比你地位高，你应当闭嘴才是。’‘您是一等商人，我是木匠，’我说，‘这话不错。可是圣徒约瑟(7)也是木匠啊。我们这行业是正当的，连上帝都喜欢。要是您愿意做比我地位高的人，那也随您，瓦西里·丹尼雷奇。’后来，我是说在这次谈话以后，我心想：‘到底谁地位高啊？一等商人呢，还是木匠？’一定是木工，孩子们！”

“拐杖”想了想，补充道：

“是这样的，孩子们。谁干活，谁能忍，谁就地位高。”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浓雾在河面上，在教堂的围墙里，在工厂四周的空地上升起来，白得跟牛奶一样。这时候，黑暗很快地降临了，坡下面已经有灯火在闪烁，看上去，那片浓雾好像掩盖着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似的。也许，在这一刹那间，生来穷苦、准备照这样过一辈子、除去惊恐而温柔的灵魂以外把一切都献给别人的丽巴和她母亲会隐约地感到：在这广大神秘的世界里，在生命世世代代无穷的延续中，她们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比某些人上流吧。她们坐在坡上挺痛快，幸福地微笑着，却忘了她们还得走下斜坡回家去。

末后，她们回到了家。收割工人坐在小铺附近和大门外面的地上。乌克列耶沃村的农民们素来不肯到齐布金家来干活，他们只好雇外乡人。如今在黑地里看上去，坐在那儿的人仿佛长着又长又黑的胡子似的。小铺开着门，从门口可以瞧见聋子在里面跟一个男孩下跳棋。收割工人轻声唱歌，声音低得差不多听不清，或者大声要求发给他们前一天的工钱，可是雇主不发给他们，生怕他们明天走掉。老齐布金脱掉上衣，穿着坎肩，跟阿克辛尼雅坐在门廊前面桦树底下喝茶。桌子上点着一盏灯。

“老大爷！”收割工人在门外叫道，好像要嘲弄他似的。“哪怕发给我们一半工钱也好啊！老大爷！”

立刻传来了笑声。然后他们又唱起来，声音低得差不多听不清。……“拐杖”也坐下来喝茶。

“喏，我们去赶集来着，”他讲起来，“我们寻欢作乐，痛快极了，孩子们，赞美上帝吧。可是出了一件不好的事儿：铁匠萨什卡买烟叶，喏，给了店老板一个半卢布的银币。不料那半卢布银币是假钱，”“拐杖”接着说，往四下里看一眼。他本想小声说话，可是却用一种低沉的、嘶哑的声音讲起来，弄得人人都听得见。“原来那半卢布银币是假钱。人家问他这钱是哪儿来的。‘这是阿尼西姆·齐布金给我的，’他说，‘他是在我去吃喜酒的时候给我的，’他说。他们就把警察叫来，把这人带走了。……注意啊，格利戈里·彼得罗维奇，可别出什么事儿，别惹出什么闲话来。……”

“老大—爷！”那个声音又在门外嘲弄地叫道。“老大—爷！”

随后是沉默。

“啊，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拐杖”很快地嘟哝着，站起身来。他困了。“好了，谢谢您的茶，您的糖，孩子们。到睡觉的时候了。我垮了，我的脊梁有点腐朽了。哈哈哈！”

他一面走，一面说：

“我大概到死的时候了！”

接着，他就呜呜地哭了。老齐布金没有把茶喝完，不过还是坐了一会儿，想心事，从他的面容看来，他好像是在听“拐杖”的脚步声。“拐杖”已经顺着大街走远了。

“铁匠萨什卡多半是胡说。”阿克辛尼雅猜中他的心事，说。

他走进房里去，过一会儿拿着一包东西走回来。他打开包，卢布闪闪发亮，都是些簇新的钱币。他拿一个，用牙咬了咬，往托盘上一丢，然后又丢一个。……

“这些卢布果然是假的……”他说，瞧着阿克辛尼雅，好像困惑莫解似的。“这都是当初阿尼西姆带回来，算作他的礼物的。你，孩子，拿去，”他小声说，把包塞在她手里，“拿去丢在井里。……去它的吧！小心，可别张扬出去。千万别出什么岔子才好。……把茶炊拿走，灯熄掉。……”

丽巴和普拉斯科维雅坐在板棚里，瞧着灯火一个个地灭了，只有楼上瓦尔瓦拉的房间里，有些蓝色和红色的圣像前的油灯还亮着。安宁、满足、神秘的空气从那儿飘下来。普拉斯科维雅对女儿嫁了阔人这件事始终还没习惯，每逢她来到这儿，总是怯生生地缩在穿堂里，脸上现出恳求的笑容，茶和糖就给她送到那儿去。丽巴也不习惯，丈夫走后就不在自己的床上睡觉，随便在哪儿倒头就睡，或是在厨房里，或是在板棚里。她天天擦地板，洗衣服，觉得自己像是来打短工的。现在，她们做完礼拜回来以后，就到厨房里去跟厨娘一块儿喝茶，然后她们走进板棚，在雪橇和矮墙中间的地面上躺下来。那儿挺黑，有套包子的气味。正房四周的灯全熄了，然后她们听见聋子关上店门，收割工人们在院子里打点着睡觉了。远处，在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的家里，他们正在拉那贵重的手风琴。……丽巴和普拉斯科维雅开始昏昏地睡去。

她们给什么人的脚步声惊醒了，月亮正在明晃晃地照着板棚。门口站着阿克辛尼雅，手里抱着她的被褥。

“这儿也许凉快点……”她说，然后走进来，几乎就躺在门口，月光照亮了她的全身。

她睡不着，深深地叹气，热得翻来覆去，差不多把身上所有的衣服全脱掉了。在迷人的月光下，这是个多么美丽、多么倔强的动物啊！过了不大工夫，又传来了脚步声：老头子穿一身白，在门口出现了。

“阿克辛尼雅！”他叫道，“你在这儿吗？”

“怎么？”她生气地回答。

“我刚才叫你把钱扔在井里。你扔掉没有？”

“哪有这样的事，把一大笔钱扔在水里！我已经把它发给收割工人了。……”

“啊呀，我的上帝！”老头儿叫道，又惊讶又害怕。“你这个胡闹的娘们儿。……唉，我的上帝！”

他举起两只手来一拍，走出去了，一面走，一面不住地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阿克辛尼雅坐起来，心烦得长叹一口气，然后站起来，收起铺盖，抱着走了。

“你为什么把我嫁到这个人家来啊，妈！”丽巴说。

“人总得结婚，女儿。那不是我们做得了主的。”

一种没法慰藉的悲痛几乎抓住她们的心。可是她们觉得，好像有人在高高的空中，从那布满星斗的蓝天里瞧着下界，看见了乌克列耶沃发生的种种事情，注视着。不管罪恶有多么强大，可是夜晚仍旧安静、美好，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里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同样恬静美好的真理。人间万物，一心等着跟真理合成一体，如同月光和黑夜融合在一起一样。

于是她俩放了心，互相依偎着，睡着了。

6

早就传来消息，说是阿尼西姆因为伪造和使用假钱而被关在监牢里。好几个月过去了，大半年过去了，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开始了。家里的人也好，村子里的人也好，对阿尼西姆关在监牢里这件事都已经习惯了。谁要是晚上走过这所房子或者这个小铺，就会想起阿尼西姆关在监牢里；每逢乡村墓地里响起钟声，不知怎的，也会使人想起他在坐牢，等候审判。

仿佛有个阴影罩住了这所庭院似的，正房变得阴暗了，房顶生了锈，那扇沉甸甸的、包着铁皮的店门上，绿漆退了色，或者用聋子的话来说，就是“起茧子”了。老齐布金自己也好像变得阴暗了。他的头发和胡子很久没有修剪，看上去乱蓬蓬的。他也不再一纵身跳上马车，也不再吆喝乞丐：“上帝才养活你们！”他的精力衰退了，这在各方面都看得出来。人们已经不大怕他，警官虽然仍旧按期接受他的贿赂，可是却把他的铺子告了一状。老头子已经三次被传到城里去，为了卖私酒而受审。由于证人没有出庭，这案子不断地拖下去，老头子给搞得筋疲力尽了。

他常坐车去探望儿子，请律师，递呈文，赠给某个教堂一面神幡。他送给囚禁阿尼西姆的监狱看守一个银制的茶杯托，珐琅上刻着字：“灵魂知分寸”。另外他还送了一把长的小匙子。

“没有人替我们张罗一下，好好张罗一下，”瓦尔瓦拉说，“唉，啧啧。……你应当去求一位老爷给主要的长官写封信才好。……至少可以让他交保释放嘛！……何必折磨那小伙子呢？”

她也难过，可是却长得更胖更白了。她照旧点亮自己屋子里圣像前面的油灯，监督着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用果酱和苹果软糕招待宾客。聋子和阿克辛尼雅在铺子里做生意。一个新的事业正在进行，那就是布乔基诺的砖厂。阿克辛尼雅差不多天天坐着马车上那儿去。她亲自赶车，每逢遇见熟人，总是伸出脖子去，活像嫩黑麦中间的一条蛇，天真而谜样地笑着。丽巴在大斋以前生了个娃娃，现在老是逗着娃娃玩。那是个一丁点儿大的、瘦瘦的、可怜巴巴的小娃娃，奇怪的是他居然会哭，会看，居然算是一个人，甚至起了个名字叫尼基福尔。他躺在摇篮里，丽巴走到门口去，向他鞠躬，说：

“您好啊，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然后她连忙跑到他身边去吻他。接着她又走到门口去，鞠躬，说：

“您好啊，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他呢，举起他那两条小小的红腿。他的哭声和笑声混在一起，跟木匠叶里扎洛夫一样。

临了，审判的日子确定了。齐布金提前五天动身赶去。随后，传说有些奉命作证的农民被传去了，他们的一个老工人也接到传票，动身赶去了。

审判是在星期四。可是星期日已经过去了，齐布金还没回来，一点消息也没有。到星期二将近黄昏，瓦尔瓦拉坐在敞开的窗口，留心听着：老头子回来没有。丽巴在隔壁房间里逗她的娃娃玩。她用双手托住他，把他往上举，欣喜地说：

“你会长得挺大，挺大！将来做个庄稼汉，咱们一块儿去打短工！一块儿去打短工！”

“得了，得了！”瓦尔瓦拉生气地说。“亏你想得出，要打什么短工，傻孩子！他将来要做商人的！……”

丽巴轻声唱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忘了，又开口说：

“你会长得挺大，挺大，将来做个庄稼汉，咱们一块儿去打短工。”

“瞧，她又说起来了！”

丽巴把尼基福尔抱在怀里，站在门口，问：

“妈妈，为什么我这么爱他？为什么我这么怜惜他？”她用发颤的声音接着说，泪水在她的眼睛里闪闪发亮。“他是什么？他是怎么一个人？轻得像一片羽毛，一小块面包，可是我爱他，把他当做真正的人那样爱他。对，他什么事也不会做，话也不会说，可是我凭他的小眼睛完全明白他要什么。”

瓦尔瓦拉竖起了耳朵：晚班车到达火车站的响声传到了她这儿。老头子来了吗？她不再听丽巴讲话，也没弄明白丽巴说了些什么，没理会时间怎样过去，光是周身发抖，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她看见一辆大车装满农民，辘辘响着，很快地滚过门前。那是从火车站回来的证人。大车经过小铺的时候，老工人跳下车，走进了院子。她听见院子里有人招呼他，问他话。……

“判决褫夺公权，没收所有的财产，”他大声说，“流放西伯利亚，判处六年苦役。”

她看见阿克辛尼雅从小铺后门走出来，她本来在卖煤油，一只手拿着一个瓶子，一只手拿着一个漏斗，嘴里衔着几枚银币。

“公公在哪儿？”她咬字不清地问。

“在火车站，”工人回答，“‘过一会儿，等到天黑一点，’他说，‘我再回去。’”

等到全家都知道阿尼西姆被判了苦役，厨娘就在厨房里忽然哀号起来，就像哭死人似的，她自以为这样做才合乎礼节：

“阿尼西姆·格利戈里奇啊，漂亮的小鹰啊，你这样一走，撇下我们有谁来管哟。……”

那些狗惊恐地叫起来。瓦尔瓦拉跑到窗口，忧愁地走来走去，用尽力气提高嗓音，吆喝厨娘：

“闭嘴，斯捷潘尼达，闭嘴！看在基督分上，别折磨我们！”

她们忘了烧茶炊，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有丽巴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仍旧把全副心思都用在娃娃身上。

临到老头子从火车站回来，她们都没再问他什么话。他跟她们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在各个房间里走进走出；他没吃晚饭。

“没有人出头张罗一下嘛……”瓦尔瓦拉等到房间里只剩他俩的时候，说。“我早就说过你应该去请托一位老爷才对，当时你不听。……应该递一份呈文上去。……”

“我想过办法的！”老头子摆一摆手说。“阿尼西姆判罪以后，我去找过那位替他辩护的先生。‘现在没法子了，’他说，‘时机太迟了。’阿尼西姆自己也这样说，时机太迟了。不过我走出法庭以后，仍旧请了个律师，而且预先付给了他一笔钱。我等一个星期再上那儿去。这要托上帝的福了。”

老头子又一声不响地走遍各个房间。等到他回到瓦尔瓦拉身边，他说：

“我一定病了。我的脑袋有点……迷迷糊糊。我的思想乱了。”

他关上门，免得让丽巴听见，接着轻声说：

“我担心钱。你还记得阿尼西姆在结婚以前，就是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里，给我一些新的一卢布和半卢布的银币吗？当时我把一部分钱收在一个包里藏起来，另外的钱我拿来掺和在自己的钱里了。……当初我叔父德米特利·菲拉狄奇——但愿他到了天国——在世的时候，常到莫斯科或者克里米亚去办货。他有个妻子，她趁他出去办货，常常勾搭别的男人。他们有六个孩子。叔叔一喝醉酒，就笑着说：‘我怎么也分不清哪个是我的孩子，哪个是别人的孩子。’你瞧，这种脾气称得起是马马虎虎。我呢，现在也就是这样分不清我的钱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我眼里，它们好像全是假的。”

“别胡说了，求上帝保佑你！”

“我在火车站买票，付了三卢布，心想别是假钱吧。我害怕。我一定是病了。”

“这是不消说的，我们都在上帝的手心里。……唉，啧啧。……”瓦尔瓦拉说，摇摇头。“这倒应当想一想，彼得罗维奇。……保不住会出什么事，你到底不是青年人了。你一旦去世，可别让人日后欺侮你的孙子才好。啊，我真担心他们会亏待尼基福尔，欺负他！他只能算是没爹了，他娘又年轻，傻头傻脑。……你应当给那可怜的小男孩留下点什么，哪怕把布乔基诺那块地给他也好，真的，彼得罗维奇！你想一想吧！”瓦尔瓦拉继续劝他。“那孩子挺好看，而又可怜！明天你出门一趟，立个遗嘱吧。何必再拖呢？”

“我把孙子也忘了……”齐布金说。“我得去看看他。那么你是说孩子长得不错？嗯，好，让他长大吧。求上帝保佑！”

他开了门，弯起手指头，招呼丽巴过去。丽巴就抱着娃娃走到他面前来了。

“要是你需要什么，丽宾卡，你开口好了，”他说，“想吃什么就尽管吃，我们绝不吝惜，只要你身强力壮就好……”他在娃娃胸前画十字。“好好照应我的孙子。我儿子不在了，不过总算留下了一个孙子。”

眼泪滚下他的面颊。他呜咽起来，走开了。不久以后，他上了床，在一连七夜没睡好以后，他沉酣地睡着了。

7

老头子进城去待了没多久时间。有人告诉阿克辛尼雅说他进城是到公证人那儿去立遗嘱的，说他已经把布乔基诺，就是她烧砖的地方，留给他孙子尼基福尔了。她得到这个消息是在早晨，那时候老头子和瓦尔瓦拉正坐在门廊附近一棵桦树底下喝茶。她就关上铺子的正门和后门，把她所有的钥匙收在一起，使劲往老头子的脚边一扔。

“我再也不给你们干活了！”她大声嚷着说，忽然放声痛哭。“看来，我不是你们的儿媳妇，而是雇工！大家都笑话我，说：‘瞧，齐布金家找了个多好的女雇工！’我可不是你们雇来的！我既不是叫花子，也不是什么下贱货，我有爹有娘。”

她没有擦眼泪，满含泪水的眼睛紧盯老头子，那双眼睛带着凶光，由于气愤而歪斜。她的脸和脖子一齐涨红，绷得很紧，因为她用足了气力嚷叫。

“我不愿意再给你们卖力气了！”她接着说。“我累死了！讲到干活儿，讲到成天价坐在店里，讲到深更半夜偷偷出去私运白酒，那就都该我做；可是讲到分地，却只分给那苦役犯的老婆和小鬼！她是这儿的女主人，太太，我成了她的女仆！那就索性把样样东西都给她，这囚犯的老婆，让她活活噎死才好，我呢，回家去！你们另外去找傻瓜来吧，你们这些该死的强盗！”

老头子生平从没骂过或者责罚过他的子女，甚至从没想到过他家里的人会对他说粗鲁的话，或者做出不恭敬的举动。这时候他怕得很，就跑进房去，躲在立柜后面。瓦尔瓦拉慌得什么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光是挥动两只手，好像在赶走蜜蜂，免得被蜇似的。

“啊，圣徒！这是什么意思啊？”她害怕地嘟哝着。“她在嚷什么呀？唉，啧啧。……人家都听见了！小声点吧。……唉，小声点吧！”

“你们既然把布乔基诺给了苦役犯的老婆，”阿克辛尼雅接着叫嚷道。“那现在索性把样样东西都给她就是，你们的东西我一样也不要！滚你们的蛋！你们这儿的人是一帮土匪！我看得多了，我看够了！你们抢劫来来往往的行人，不管老的还是少的，你们一律抢劫，这群土匪！是谁没有领执照就卖酒？还有假钱呢？你们的箱子里装满了假钱，所以现在再也用不着我了！”

这时候敞开的门口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往院子里瞧。

“随人家来看吧！”阿克辛尼雅嚷道。“我要让你们丢尽脸！我要叫你们让羞耻活活羞死！我要叫你们趴在我脚跟前求饶！喂！斯捷潘！”她招呼聋子。“咱们马上回家去！咱们去找我的爹娘，我不要跟囚犯们住在一块儿！收拾一下就走！”

当院的几根绳子上晾着衣服，她一把拉下她那些仍旧潮湿的裙子和短上衣，丢在聋子的胳膊上。随后，她大发脾气，在院子里那些晾着的内衣旁边跑来跑去，把所有不是她的衣服都扯下来，丢在地上，用脚踩脏。

“哎呀，圣徒啊，拦住她吧！”瓦尔瓦拉哀叫着。“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把布乔基诺给她吧！为了基督的缘故，给她吧！”

“嘿！好一个娘们儿！”门口有人说。“居然有这样的娘们儿！她撒泼，好厉害！”

阿克辛尼雅跑进厨房，那儿正在洗衣服。只有丽巴一个人在洗，厨娘到河边用清水过衣服去了。洗衣槽里和炉子旁边的锅里冒着热气。厨房里闷热，由于弥漫着水蒸气而昏暗。地板上还放着一堆没洗过的衣服，尼基福尔躺在这堆衣服旁边的一条长凳上，举起他那两条小小的红腿，这样即使摔下来，也不会摔伤。阿克辛尼雅走进来的时候，丽巴正巧从那堆衣服里拿出阿克辛尼雅的衬衣放进洗衣槽里，已经伸出手去拿桌子上摆着的一只盛满开水的长柄勺。……

“拿过来！”阿克辛尼雅说，仇恨地瞧着她，从洗衣槽里抽出衬衣来。“不准你碰一碰我的衣衫！你是囚犯的老婆，应当识相点，应当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东西！”

丽巴瞧着她，惊慌失措，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她忽然瞅见阿克辛尼雅落到小孩子身上的目光，就蓦地明白过来，周身麻木了。……

“你夺去了我的地，那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

说罢，阿克辛尼雅就抓起那个装满开水的大水勺，往尼基福尔身上一泼。

这以后，厨房里发出乌克列耶沃村人从没听见过的一声尖叫，谁也不相信像丽巴那样一个又弱又小的人儿会发出这样的叫声。接着，院子里忽然静下来。阿克辛尼雅默默地走进正房，唇边带着她平素那种天真的笑容。……聋子不断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双手抱着衬衣，然后他一言不发，不慌不忙地重又把一件件衣服挂起来。在厨娘从河边回来以前，谁也不敢走进厨房去看一看出了什么事。

8

尼基福尔给送到地方自治局的医院里去，将近黄昏，他死在医院里。丽巴不等人家来接她，就用小被子包起尸体，带回家去了。

这医院是不久以前新建的，安着大窗子，高高地坐落在一座山上，在夕阳照耀下，整所房子发亮，好像里面着了火似的。山下有一个村子。丽巴顺着大路走下坡去，还没走到村子，就在一个小池塘旁边坐下来。有一个女人牵着一匹马来饮水，马却不肯喝。

“你还要怎么样呢？”女人轻声对马说，没了主意。“你还要怎么样呢？”

一个穿红衬衫的男孩坐在水边，洗他父亲的靴子。此外，村里也好，山上也好，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了。

“它不喝……”丽巴瞧着那马，说。

后来，女人牵着马，男孩拿着靴子，都走了。一个人也看不见了。太阳盖上金黄和火红色的锦缎，躺下睡觉了。长条的云，红的、紫的，铺满天空，保卫着太阳的安宁。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只大麻鸻在叫，声音哀伤而低沉，好像一条关在板棚里的母牛在叫。这种神秘的鸟叫声每年春天都听得见，可是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儿，住在什么地方。在山顶上医院附近，在池塘边的灌木丛中，在村子后边，在四周的田野里，夜莺婉转地啼鸣着。杜鹃数着什么人的年纪，数啊数的就乱了套，又从头数起。池塘里那些青蛙气冲冲地彼此呼喊，拼命地叫，人甚至能听得清那些话：“你就是这种东西！你就是这种东西！”好热闹啊！这些生物这么唱啊嚷的，仿佛是故意要在这春夜吵得谁也睡不着觉，好让大家，就连气愤的青蛙也包括在内，爱惜而且享受每一分钟。要知道生命只有一次啊。

一弯银白色的新月在天空照耀，星星很多。丽巴不记得自己在池塘旁边坐了多久，可是等到她站起来往前走，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已经睡着，一点灯火也没有了。大概还得走十二俄里路才能到家，可是她十分乏力，也没法动脑筋去想该怎样走。月亮时而在前面照耀，时而在右边照耀。那只杜鹃仍旧不断地叫唤，嗓子已经叫哑，而且带一点笑音，仿佛在嘲弄她：“喂，注意啊，你要迷路了！”丽巴加紧步子走去，脑袋上的头巾丢了。……她瞧着天空，心想：现在她孩子的灵魂在哪儿呢？它究竟在跟着她走呢，还是高高地在繁星中间飘荡，不再想到他母亲了？啊，夜里在旷野上走路是多么孤单啊，特别是听着四周的歌声，自己却唱不出来，处在不断的欢呼声中，自己却高兴不起来，而那同样孤单的月亮，不管时令是春天还是冬天，不管人们活着还是死去它都不在心上，只顾从天空望着下界。……心里痛苦的时候，没有人做伴是难受的。要是她母亲普拉斯科维雅，或者“拐杖”，或者厨娘，或者某个农民跟她在一起，那就好了！

“布—布！”大麻鸻叫道。“布—布！”

忽然清楚地传来人的说话声：

“套车，瓦维拉！”

在她前面，道路旁边，烧着一堆篝火：火焰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堆红炭在发亮。她可以听见马在嚼草。黑暗中显出两辆大车的轮廓，一辆车上有一个大桶，另一辆比较矮的大车上有些麻袋。另外还显出两个人影，一个牵着一匹马去套车，一个手抄在背后，一动不动地站在火边。有一只狗在车子附近狺狺狂吠起来。那个牵着马的人站住，说：

“好像有人顺大路走过来了。”

“沙利克，不准叫！”另一个人吆喝狗。

从声调听得出来，这另一个人是个老头儿。丽巴站住，说：

“求上帝保佑你！”

老人走到她面前，停了一停才回答说：

“你好！”

“你们的狗不咬人吧，老爷爷？”

“不咬，走吧。它不会碰你的。”

“我本来在医院里，”丽巴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的儿子在那儿死了。现在我把他带回家去。”

老人听了这些话，大概觉得不痛快，因为他走开了，匆匆地说：

“没关系，我的好人儿。这是上帝的旨意。你别磨蹭啊，小伙子！”他对他的旅伴说。“你倒是快一点啊！”

“你的套包子没有了，”青年人说，“我没看见。”

“瓦维拉，拿你简直没办法！”

老人拾起一小块炭，对它吹了吹，它只照亮了他的鼻子和眼睛。后来，他们找到了套包子，他就带着那点亮光走到丽巴跟前，瞧她一眼，他的目光流露出怜悯和温情。

“你做娘了，”他说，“凡是做娘的都心疼自己的孩子。”

他说完，叹口气，摇摇头。瓦维拉往火上丢了点东西，把火踩灭，四周立刻很黑了。眼前的景象消失了。跟先前一样，只有田野、繁星点点的天空、鸟儿那种吵得彼此睡不着觉的鸣叫声。秧鸡好像就在烧篝火的那个地方啼叫。

可是过了一分钟，那两辆车子、老人、高高的瓦维拉，又可以看清楚了。车子上了路，吱吱嘎嘎地响着。

“你们是侍奉神的人吧？”丽巴问老人。

“不是的。我们从菲尔萨诺沃来。”

“刚才你瞧我一眼，我的心就松动了。那小伙子也挺斯文。我当你们一定是侍奉神的人呢。”

“你要上很远的地方去吗？”

“到乌克列耶沃村去。”

“上车吧，我们把你送到库兹缅基。到了那儿你就照直往前走，我们就往左拐弯了。”

瓦维拉坐上那辆载着桶子的大车，老头子和丽巴坐上另外一辆。车子慢腾腾地走着，瓦维拉的车子在前面。

“我的小儿子受了一天的罪，”丽巴说，“他睁着一对小眼睛瞧我，什么话也没说。他想要说话，可又不会说。上帝啊！天上的圣母！我难受得老是倒在地上。我站啊站的，就倒在床旁边了。告诉我，老爷爷，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孩子临死前要受那么大的苦？大人，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受过了苦，犯的罪就得到了宽恕，可是一个小孩子，没犯过什么罪，为什么也要受苦呢？为什么呢？”

“谁知道呢！”老人回答。

他们坐着车默默地过了半个钟头。

“人总不能样样事情都知道：怎么样啦，为什么啦，”老人说，“鸟儿注定了不生四个翅膀，只生两个，因为有两个翅膀也就能飞了。所以人也注定了不能样样事情都知道，只能知道一半或者一半的一半。人为了生活该当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

“我还是走路轻松一点，老爷爷。此刻我的心抖得什么似的。”

“不要紧，坐着吧。”

老人打个哈欠，在嘴上画十字。

“不要紧……”他又说一遍。“你的苦恼还算不得顶厉害的苦恼。人的寿命是长的，往后还会有好日子，也有坏日子，什么事都会来的。俄罗斯母亲真大呀！”他说，往左右两边看了一看。“我走遍了俄罗斯，什么都见识过，你相信我的话吧，好孩子。将来会有好日子，也会有坏日子。早先，我做过我们村子的代表，到西伯利亚去，到过黑龙江，到过阿尔泰山，在西伯利亚住过，在那儿垦过地，后来想念俄罗斯母亲，就回到家乡来了。我们走着回到俄罗斯来，我记得我们有一回坐渡船，我啊，要多瘦有多瘦，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冻得发僵，啃着面包皮。渡船上有一位过路的老爷——要是他下世了，那就祝他升天堂——怜恤地瞧着我，流下了眼泪。‘唉，’他说，‘你的面包是黑的，你的日子也是黑的。……’等我到了家，正好应了那句俗话：家徒四壁。我有过老婆，可是我把她留在西伯利亚，她葬在那儿了。所以我就做长工过日子。你猜怎么样？我告诉你吧：打那时候起，我过过苦日子，可也过过好日子。眼下，我却还不想死，好孩子，我还想再活上二十年呢。这样说来，还是好日子多。我们的俄罗斯母亲真大哟！”他说，又瞧了瞧两边，还回头看了一眼。

“老爷爷，”丽巴问，“人死了，他的灵魂在人世间还要待上多少天？”

“谁知道呢！这得问问瓦维拉，他上过学。眼下，学校里什么都教。瓦维拉！”老人招呼他。

“啊！”

“瓦维拉，人死了，他的灵魂在人世上还要待多少天啊？”

瓦维拉勒住马，等到马站住才答话：

“九天。我叔叔基里拉死后，他的灵魂在我们的木房里还待了十三天呢。”

“你怎么知道？”

“炉子里一连十三天有敲敲打打的声音嘛。”

“哦，行了。走吧，”老人说。看得出来，他一点也不相信那些话。

到了库兹缅基附近，大车拐弯，上了大道，丽巴就照直走下去。这时候天已经亮了。她走下坡，进了峡谷，乌克列耶沃村的农舍和教堂蒙在雾里。天气很冷，她觉得那只杜鹃仿佛还在叫似的。

丽巴回到家的时候，牲口还没放出来，大家都在睡觉。她就在门廊上坐下，等着。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老头子，他只瞧了她一眼，就立刻明白出了什么事，好久说不出话来，光是吧嗒嘴唇。

“唉，丽巴，”他说，“你没保护好我的孙子。……”

瓦尔瓦拉给叫醒了。她举起两只手合起来一拍，痛哭起来。她立刻动手给孩子穿洗。

“他是个挺好看的娃娃……”她说。“唉，啧啧。……你只有一个孩子，可是就连这一个也没保护好，你这蠢东西。……”

早晨做了安灵祭，傍晚又做一回。第二天下葬。举行葬礼以后客人们和神甫们吃了许多东西，狼吞虎咽，仿佛许久没有吃过东西似的。丽巴伺候他们吃饭，神甫举起一把叉着腌蘑菇的叉子，对她说：

“不用为娃娃伤心。这样的娃娃总要上天堂的。”

直到大家告辞以后，丽巴才真切地体会到现在尼基福尔已经不在，而且再也不会活过来了。她明白过来，就痛哭不止。她不知道跑到哪个房间里去哭才好，因为她觉得孩子一死，这所房子里已经没有她待的地方，她没有理由再在这儿待下去，她变成一个多余的人了；而且别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喂，你号什么？”阿克辛尼雅忽然在门口出现，大叫一声，为了参加葬礼，她穿得一身新，脸上扑了粉。“闭嘴！”

丽巴想止住哭，可又止不住，反而哭得更响了。

“你听见没有？”阿克辛尼雅嚷道，狂怒地把脚一顿。“我在跟谁讲话？滚出这所房子去，从此不准上门，你这苦役犯的老婆！滚出去！”

“算了，算了，算了！……”老头子慌慌张张地说。“阿克秀莎，小声点，我的好人。……她哭，这也是人情之常。……她的孩子死了。……”

“人情之常……”阿克辛尼雅模仿他的话说。“姑且让她在这儿住一夜，明天可别让我再看见她的人影！人情之常！……”她又模仿他的话说，接着，笑嘻嘻地往小铺那边走去。

第二天一清早丽巴就回到托尔古耶沃村她母亲的家里去了。

9

现在小铺的房顶和前门涂过油漆，明晃晃的，就跟新的一样，窗子里照旧开着鲜艳的天竺葵。三年以前在齐布金家里和院子里出过的事，差不多给人忘光了。

老头子格利戈里·彼得罗维奇仍旧跟从前一样算是主人，不过实际上一切事情全由阿克辛尼雅掌管；她买东西，卖东西，不管什么事，不得到她的同意就办不成。砖厂经营得挺好；由于修铁路需用砖，砖价已经涨到二十四卢布一千块了。村妇和村姑用大车把砖运到火车站，装进火车，干这样的活儿一天赚二十五戈比。

阿克辛尼雅跟赫雷明家年轻的一辈人搭伙经营，他们的工厂现在叫做赫雷明兄弟公司了。他们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饭馆，那架贵重的手风琴已经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这个饭馆里奏乐了。邮政局长也在做一种什么生意，常常到饭馆去。火车站站长也一样。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送给聋子斯捷潘一块金表，他常从衣袋里拿出那个表，放到耳朵旁边听一听。

村里人都说阿克辛尼雅有很大势力。不错，每逢她早晨坐上马车到自己的砖厂去，脸上挂着天真的笑容，漂亮、幸福，以及后来到了砖厂，在那儿发命令，人都会感到她有很大势力。家里也好，村里也好，砖厂里也好，人人都怕她。遇到她上邮政局去，邮政局长总是赶忙站起来，对她说：

“请您赏光坐一会儿，克谢尼雅·阿勃拉莫芙娜！”

有一回，一个上了岁数、装束时髦的地主，穿一件细呢料的长外衣和一双长筒漆皮靴，卖给她一匹马，跟她谈啊谈的，谈得入了迷，竟迎合她的心意，按照她说的低价，把马卖给了她。他跟她握了很久的手，瞧着她那快活、狡猾、天真的眼睛，说：

“对您这样的女人，克谢尼雅·阿勃拉莫芙娜，不论您喜欢什么，我都愿意满足您。不过，请您说一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单独相会，没人来打搅我们？”

“那随您的便，什么时候都行！”

这以后，这个上了岁数的花花公子差不多天天坐着车到饭馆来喝啤酒。啤酒挺难喝，苦得跟艾草一样。地主摇着头，可是仍旧喝下去了。

老齐布金已经不管生意上的事。他身边不带钱了，因为他怎么也分不清真钱和假钱，可是他一声不吭，绝不对任何人提到这个弱点。不知怎的他变得健忘了，要是人家不给他东西吃，他也不开口要。家里人已经习惯了，吃饭时候总不记得找他。瓦尔瓦拉常常说：

“昨天我们那口子又没吃东西就上床睡了。”

她满不在乎地说这句话，因为她也习惯了。不知什么缘故，无论冬夏，他总穿一件皮大衣，只有遇到很热的天气才不出门，坐在家里。他照例穿着那件皮大衣，掩上衣襟，竖起衣领，在村子里溜达，顺着大路到火车站去，或者从早到晚坐在教堂门口附近的长凳上。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行人向他鞠躬，可是他不理，因为他跟先前一样，仍旧不喜欢农民。要是人家问他话，他总是合情合理、客客气气地回答，不过答话很简单。

村子里传播着流言，说是他的儿媳妇把他从自己家里赶出来了，不给他东西吃，说是他靠施舍活着。有人听了高兴，有人替他难过。

瓦尔瓦拉长得越发胖，皮肤也越发白了。她仍旧在做好事，阿克辛尼雅也不来过问。现在，果酱多得很，他们还没吃完，新果子就又收下来了。果酱凝成糖块，瓦尔瓦拉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差点哭出来。

大家已经开始忘记阿尼西姆了。有一天他来了一封信，是用诗体写的，写在一大张像呈文样的纸上，而且仍旧是先前那一笔好字。显然他的朋友萨莫罗多夫跟他在一块儿服刑。在那些诗句下面，有一行字却是用难看的、几乎认不清的笔迹写的：“我在这儿一直害病。我很痛苦，看在上帝分上帮帮我吧。”

有一回，那是秋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将近黄昏，老齐布金坐在教堂大门附近，竖起皮大衣的衣领，只有鼻子和帽檐还看得清。这条长凳的另一头坐着包工头叶里扎洛夫，跟他并排坐着的是学校看守人亚科夫，他是一个脱了牙齿、大约七十岁的老头儿。“拐杖”和看守人正在聊天。

“孩子应当养活老人，供老人吃喝……孝敬爹娘，”亚科夫气愤地说，“她呢，一个做儿媳妇的却把公公从自己家里撵出来了。老头子没吃没喝，上哪儿去好呢？他三天没吃东西了。”

“一连三天啊！”“拐杖”吃惊地说。

“他就这么坐着，老是一句话也不说。他已经变得衰弱了。何必闷声不响呢？告她一状就是，反正法院也不会夸奖她。”

“法院夸奖谁？”“拐杖”没听清，问道。

“什么？”

“那娘们儿不错，她也算卖力气了。干他们那行生意，不那么办就不行……我是说，不能不犯罪。……”

“他打自己家里给撵出来了，”亚科夫接着气愤地说，“你得自己挣下钱，买下房子，然后才能撵人啊！嘿，你想想看，真有这样的女人！简直是瘟疫嘛！”

齐布金听着，一动也不动。

“不管是自己的房子也好，别人的房子也好，只要暖和，娘们儿不骂人，那都一样……”“拐杖”说着，笑起来。“我年轻时候，很疼我的娜斯塔西娅。她是个文文静静的小女人。那当儿她老爱说：‘买所房子吧，玛卡雷奇！买所房子吧，玛卡雷奇！买匹马吧，玛卡雷奇！’她临死，还一个劲儿地说：‘你买一辆轻便马车吧，玛卡雷奇，免得自己走路。’我呢，什么也没给她买，只给她买过蜜糖饼。”

“她的丈夫又聋又笨，”亚科夫接着说，没听“拐杖”的话，“十足的傻瓜，活像一只笨鹅。他能懂什么？拿根棍子照准鹅脑袋打下去，它也还是不会懂啊。”

“拐杖”站起来，要回家了。亚科夫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走，边走边谈。等他们走出大约五十步路，老齐布金也站起来，跟在他们后面蹒跚地走着，他迈步不稳，好像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村子已经笼罩在薄暮的昏暗里，那条大路蜿蜒地爬上坡去，好比一条蛇，太阳只照到大路的上半部了。老太婆们从树林里回来，身边带着小孩子。她们提着装满乳菇的篮子。村妇和村姑成群地从火车站回来，她们已经在那儿把砖装进车厢了。她们的鼻子和眼睛下面的脸颊上布满红色的砖屑。她们在唱歌。领头走着的是丽巴，眼睛望着天空，用尖细的嗓音唱着，声音发颤，仿佛在得意，在高兴：谢天谢地，白天总算过去，可以休息了。她母亲，打短工的普拉斯科维雅，也夹在人群里，手里拿着一个包袱走着，跟往常一样，一边走，一边喘气。

“你好，玛卡雷奇！”丽巴一看见“拐杖”，就说。“你好，亲爱的！”

“你好，丽宾卡！”“拐杖”叫道，挺高兴。“姑娘们，娘们儿，爱这个阔绰的木匠吧！哈哈！我的孩子们，孩子们！（‘拐杖’鼻子一酸，哭出来了。）我亲爱的小家伙！”

“拐杖”和亚科夫往前走去，可以听见他们在谈话。他们走后，人群遇见了老齐布金，大家忽然静下来。丽巴和普拉斯科维雅稍稍落在大家的后面。等到老头子跟她们走到并排，丽巴就深深地一鞠躬，说：

“您好，格利戈里·彼得罗维奇！”

她母亲也鞠躬。老头儿站住，没说话，瞧着她俩。他的嘴唇颤动，眼睛里满是泪水。丽巴从母亲的包袱里拿出一块麦米馅饼，递给他。他接过去，吃起来。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大路上半部的阳光也消失了。天黑下来，凉下来了。丽巴和普拉斯科维雅往前走去，她们在自己胸前画了很久的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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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瓦尔瓦拉的爱称。

(2) 东正教教堂往往用重大事件、神话人物或教会名人来命名，并以发生该事件的日子或该人的生日作为本教堂的节日。

(3) 大斋前的一星期，这时候可以吃荤食肉。

(4) 从俄罗斯正教会分离出来的精神基督派的一支。

(5) 阿克辛尼雅的爱称。

(6) 丽巴的爱称。

(7) 约瑟，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为耶稣的养父，大卫的后裔，业木匠。

新娘

1

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光景，一轮明月照着花园。舒明的家里刚做完晚祷，那是祖母玛尔法·米海洛芙娜吩咐做的。此刻，娜嘉走到花园里去待一会儿，她看见大厅里饭桌上正在摆冷盘，祖母穿着华丽的绸衫忙忙碌碌。大教堂的大司祭安德烈神甫在跟娜嘉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谈什么事，这时候隔着窗子望过去，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不知怎的，显得很年轻。安德烈神甫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站在一旁，注意地听着。

花园里安静、凉爽，乌黑而宁静的阴影铺在地上。人可以听见远处，很远的地方，大概是在城外吧，有些青蛙在呱呱地叫。谁都可以感觉到五月，可爱的五月来了！你深深地呼吸着，不由得会想：如今，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别处，在天空下面，树林上方，远在城外，在田野上，树林里，春天的生活正在展开，神秘，美丽，丰富，神圣，而这种生活是软弱而犯罪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不知什么缘故，人恨不得哭一场才好。

她，娜嘉，已经二十三岁了。她从十六岁起就热切地巴望着出嫁，现在她终于做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就是在窗子里边站着的那个人的未婚妻。她喜欢他，婚期已经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她并不高兴，夜里也睡不好觉，兴致提不起来。……厨房是在正房的地下室那一层，从敞开的窗口可以听见那儿的人很忙，刀子叮当地响，安着滑轮的房门砰砰地开关，从那儿飘来烤鸡和醋渍樱桃的气味。不知为什么，她觉得整个生活似乎会永远像现在这样过下去，没有变化，没有尽头！

这时候有一个人从正房里走出来，在门廊上站住。这人叫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称萨沙，他是大约十天前从莫斯科来这儿做客的。很久以前，祖母的远亲，贵族出身的穷寡妇玛丽雅·彼得罗芙娜，生得矮小，消瘦，多病，常到祖母这儿来请求周济。她有个儿子，就是萨沙。不知什么缘故，大家一提到他，都说他是出色的画家。等到他的母亲去世，祖母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就把他送到莫斯科的科米萨罗夫斯基学校里去读书。大约两年以后他转到绘画学校，在那儿差不多读了十五年，才勉强在建筑系毕业，可是仍然没从事建筑工作，却在莫斯科的一家石印工厂里做事。他几乎每年夏天都到祖母这儿来，照例病得很厉害，住在这儿休息和养病。

现在他上身穿着扣上纽扣的常礼服，下身穿着底边已经磨坏的旧帆布裤子。他的衬衫没有熨平，周身上下显出没精打采的样子。他很瘦，眼睛大，手指头又长又细，留着胡子，肤色发黑，可是仍旧漂亮。他跟舒明一家人处得很熟，就像亲人似的，他觉得在他们家里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在这儿所住的房间早就叫做萨沙的房间了。

他站在门廊上，看见了娜嘉，就走到她跟前去。

“你们这儿真好。”他说。

“当然好。您应该在这儿住到秋天再走。”

“是的，大概会这样的。也许我在你们这儿要住到九月间呢。”

他无缘无故地笑起来，挨着她坐下。

“喏，我正坐在这儿，瞧着妈妈，”娜嘉说，“从这儿望过去，她显得那么年轻！当然，我妈妈有弱点，”她沉默一会儿，补充说，“不过她毕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是的，挺好的女人……”萨沙同意说。“您的母亲，就她本人来说，当然是个很善良、很可爱的女人，可是……该怎么对您说好呢？今天一清早我偶然到你们的厨房里去了一趟，在那儿有四个女仆干脆睡在地板上，床也没有，被褥不像被褥，破破烂烂，臭气熏人，还有臭虫，蟑螂。……二十年前是什么样，现在也还是什么样，一点变化也没有。哦，讲到祖母，求上帝保佑她，她那么大的年纪，不能怪她了。可是要知道，您的妈妈恐怕会讲法国话，参加业余演出吧。想来她总该明白的。”

萨沙讲话的时候，常常把两根瘦长的手指头伸到听话人的面前去。

“不知怎么，这儿的样样事情我都觉得奇怪，看不惯，”他继续说，“鬼才知道为什么，这儿的人什么事也不做。您的妈妈成天价光是走来走去，像个公爵夫人似的，祖母也什么事都不做，您呢，也是如此。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娜嘉去年也听到这些话，似乎前年就听到过。她知道萨沙一开口就是这一套。以前这些话使她觉得可笑，可是现在，不知什么缘故，她听着却感到气恼了。

“这些话都陈腐，早就叫人听厌了，”她说，站起来。“您该想点比较新鲜的话来说才好。”

他笑了，也站起来，两个人往正房走去。她身量高，美丽，苗条，现在跟他站在一起显得身体健康，衣服华丽。她感觉到了这一点，不由得怜惜他，而且不知什么缘故，觉得不自在。

“您说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她说，“喏，您刚才讲到我的安德烈，可是要知道，您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去他的吧，您的安德烈！我正在为您的青春惋惜呢。”

他们走进大厅，大家已经坐在那儿吃晚饭了。祖母，或者按这家人对她的称呼，老奶奶，长得很胖，相貌不好看，生着两道浓眉和唇髭，说起话来声音很响，从她说话的声调和口气，就可以看出她在这儿是一家之主。她的财产包括集市上的几排商店和这所古老的、有圆柱和花园的房屋，可是她每天早晨总要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别破产，一面祷告一面还流泪。她的儿媳，娜嘉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生着金黄色头发，腰带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神甫是个牙齿脱落的瘦老头儿，脸上总带着那么一种表情，好像他打算说什么很逗笑的话似的。他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嘉的未婚夫，长得丰满而漂亮，头发拳曲，样子像是演员或者画家。他们三个人在谈催眠术。

“你在我这儿再住一个星期，身体就会复原了，”老奶奶转过身去，对萨沙说，“不过你得多吃点。瞧你像什么样子！”她叹口气说。“你那样儿真可怕！真的，你简直成了浪子。”

“把父亲所赠的资财挥霍掉以后，”安德烈神甫眼睛带着笑意，慢腾腾地说，“就跟不通人性的牲口一块儿去过活了。(1)……”

“我喜欢我的爸爸，”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拍一下他父亲的肩膀。“他是个非常好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萨沙忽然笑起来，用餐巾捂住嘴。

“这样说来，您相信催眠术？”安德烈神甫问尼娜·伊万诺芙娜。

“当然，我也不能肯定说我相信，”尼娜·伊万诺芙娜回答说，脸上带着极其严肃，甚至严厉的神情，“可是必须承认，自然界有许多神秘而不可理解的事情。”

“我完全同意您的话，不过我还得加上一句，宗教信仰为我们大大缩小了神秘的领域。”

一只很肥的大火鸡端上桌来。安德烈神甫和尼娜·伊万诺芙娜继续他们的谈话。钻石在尼娜·伊万诺芙娜的手指头上发亮，后来，眼泪在她眼睛里发亮，她激动起来了。

“虽然我不敢跟您争论，”她说，“不过您会同意，生活里有那么多无法解答的谜！”

“一个也没有，我敢向您保证。”

晚饭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万诺芙娜弹钢琴为他伴奏。他十年前在大学语文学系毕业，可是没有在任何地方做过事，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应邀参加为慈善事业而举办的音乐会，在城里被人称为艺术家。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演奏，大家沉默地听着。桌子上的茶炊轻声滚沸着，只有萨沙一个人喝茶。后来钟敲十二下，小提琴上忽然有一根琴弦断了，大家笑起来，于是忙忙碌碌，开始告辞。

娜嘉把未婚夫送走以后，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她同母亲都住在楼上（楼下由祖母住着）。楼下大厅里的灯火开始熄灭，可是萨沙仍然坐着喝茶。他素来按莫斯科的风气，喝很久的茶，一回要喝七大杯。娜嘉脱掉衣服，在床上躺下后，很久还听见楼下女仆们在收拾房间，老奶奶在发脾气。最后一切都静下来，只是偶尔可以听见萨沙在楼下他自己的房间里声音低沉地咳嗽。

2

娜嘉醒过来，大概是两点钟左右，天开始破晓了。守夜人远远地不知在什么地方打更。她不想睡了，而躺着又觉得床上太软，不自在。如同过去五月里的那些夜晚一样，娜嘉在床上坐起来，开始思索。可是她所想到的一切跟昨天晚上一样，单调，没意思，令人腻烦，无非是想起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怎样开始追求她，向她求婚，她怎样同意，后来渐渐开始尊重这个善良而聪明的人。可是现在离婚期不过一个月了，不知什么缘故，她却开始感到恐惧和不安，就像有一件什么不明白的苦恼事在等待她似的。

“滴克笃克，滴克笃克……”守夜人懒洋洋地敲着。“滴克笃克。……”

从古老的大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见花园，稍远处是丁香花丛，花开得正盛，这时候却带着睡意，冻得软绵绵的。迷雾又白又浓，缓缓地往丁香花丛那边飘过去，想要盖没它。远处的树上有些带着睡意的白嘴鸦在叫。

“我的上帝啊，为什么我的心这样沉重！”

也许每一个即将做新娘的人在结婚前都有这样的感觉吧。谁知道呢！莫非这是萨沙的影响？要知道，萨沙近几年来，年年都说这样的话，就像背书一样，而且他讲的时候显得那么天真、古怪。可是为什么萨沙仍然不肯离开她的头脑呢？为什么？

守夜人早已不打更了。在窗下和花园里鸟雀开始喧闹，花园里的迷雾已经消散。四下里一切东西都被春天的阳光照亮，好像洋溢着微笑似的。不久，整个花园给太阳照暖，让阳光爱抚着，苏醒过来了，露珠在树叶上像钻石那样放光。古老而且久已荒芜的花园这天早晨显得那么年轻、华丽。

老奶奶已经醒来了。萨沙粗声粗气地咳嗽起来。可以听见茶炊端到楼下来了，还有椅子的搬动声。

时间过得很慢。娜嘉早已下床，早已在花园里散步，然而早晨还在延续。

后来尼娜·伊万诺芙娜露面了，泪痕斑斑，手里拿着一杯矿泉水。她对招魂术(2)和顺势疗法(3)感兴趣，读很多的书，喜欢谈她心里产生的怀疑。所有这些，在娜嘉看来，似乎包含着深刻而神秘的意义。这时候娜嘉吻了吻母亲，跟她并排走着。

“你怎么哭了，妈妈？”她问。

“昨天晚上我开始看一个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老人在一个什么地方工作，不料上司爱上了他的女儿。我没有读完，不过读到一个地方忍不住流泪，”尼娜·伊万诺芙娜说，呷一口杯子里的矿泉水。“今天早晨我想起来，又哭了。”

“这些天我心里烦得很，”娜嘉沉默了一会儿说，“为什么我夜里睡不着觉呢？”

“我不知道，亲爱的。每逢我晚上睡不着觉，总是死命闭紧眼睛，喏，就照这样，想象安娜·卡列尼娜(4)，想象她怎样走动、说话，或者想象古代历史上的一件什么事情。……”

娜嘉感到母亲不理解她，而且也不可能理解。她生平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甚至觉得害怕，想躲起来。她就走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下午两点钟，他们坐下来吃午饭。那是星期三，是斋日，因此给祖母端上来的是素的红甜菜汤和鳊鱼粥。

为了跟祖母逗着玩，萨沙又吃他的荤菜汤，又吃素的红甜菜汤。吃饭的时候他一直说笑话，可是他的笑话都笨拙，总是带着教训的意味，结果就完全不可笑了。每当他说俏皮话的时候，总要举起他那又长又细、跟死人一样的手指头，因而使人想到他病得很重，也许不久于人世了，人们就会为他难过得要命。

饭后，祖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休息。尼娜·伊万诺芙娜弹了一会儿钢琴，然后也走了。

“啊，亲爱的娜嘉，”萨沙开始了照例的饭后闲谈，“要是您听我的话就好了！那就好了！”

她坐在一把古老的圈椅里，背往后靠着，闭上了眼睛。他在房间里从这个墙角到那个墙角慢慢地走着。

“要是您出外去上学就好了！”他说。“只有受过教育的、崇高的人才有意思，只有他们才合乎需要。要知道，这样的人越多，天国来到人间也就越快。到那时候，你们的城市就会一点点地趋于毁灭，一切都会翻个身，一切都会变了样子，像是施了魔法似的。到那时候这儿就会有宏大而富丽堂皇的房屋，有美妙的花园，有奇特的喷泉，有优秀的人。……然而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最重要的是，我们所了解的群众，像现在那样的群众——这种恶劣的现象，到那时候就不会存在，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信仰，人人都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再也不会有一个人到群众中去寻求支持。亲爱的，好姑娘，您走吧！您该向大家表明，您厌恶这种一潭死水似的、灰色的、有罪的生活。您至少也该对您自己表明这一点才对！”

“不行，萨沙。我就要出嫁了。”

“哎，算了吧！何必结婚呢？”

他们走进花园，在那儿溜达了一会儿。

“不管怎样，我亲爱的，必须仔细想一想，必须明白，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不干净，多么不道德，”萨沙继续说，“您要明白，就拿这一点来说吧，您、您的母亲、您的祖母，都什么事也不做，那就意味着，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吞吃别人的生命，难道这种事干净吗，不肮脏吗？”

娜嘉本想说：“是的，的确如此，”她还想说，她明白这一点，可是她的眼睛里出现了泪水，她忽然默不作声，整个心发紧，走回她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将近傍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他照例拿出小提琴来，拉了很久。一般说来他不大说话，喜欢拉小提琴，也许这是因为在演奏的时候可以不必讲话吧。十点多钟，他告辞回家，已经穿上了大衣，却拥抱娜嘉，开始贪婪地吻她的脸、肩膀、手。

“宝贝儿，我亲爱的，我的美人啊！……”他喃喃地说。“啊，我多么幸福！我快活得神魂颠倒了！”

她却觉得这种话她早已听过，很早很早就听过，或者在书里读到过……大概是在长篇小说里，在一本旧的、破破烂烂的、早已丢掉的小说里读到过。

萨沙坐在大厅里的桌子旁边喝茶，用五只长长的手指头托着茶碟。老奶奶在摆纸牌卦，尼娜·伊万诺芙娜在看书。圣像前的长明灯里，火苗噼噼啪啪地爆响，一切都似乎宁静而平安。娜嘉道了晚安，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她躺下来，立刻就睡着了。可是如同昨天夜里一样，天刚亮，她就已经醒来了。她不想再睡觉，心头不安而沉重。她坐起来，把头枕在膝盖上，想到她的未婚夫，想到婚礼。……不知什么缘故，她想起她母亲并不爱她故世的丈夫，现在一无所有，完全依靠她的婆婆，也就是老奶奶过活。娜嘉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出来她为什么至今一直认为她母亲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寻常的地方，为什么一直没有看出她是个普通的、平常的、不幸的女人。

萨沙在楼下也没有睡着。可以听见他在咳嗽。娜嘉暗想，他是个古怪而天真的人，在他的幻想里，在所有那些美妙的花园和奇特的喷泉里，都使人觉得有些荒唐可笑的东西；然而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天真，就连这种荒唐可笑，却又有那么美，以致她一想到要不要出外去求学，就有一股凉爽之气沁透她的整个心灵和整个胸膛，使她感到欢欣和兴奋。

“不过还是不去想它的好，还是不去想它的好……”她小声说。“不应该想这种事。”

“滴克笃克……”守夜人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敲着。“滴克笃克……滴克笃克。……”

3

萨沙在六月中忽然感到烦闷无聊，准备回莫斯科去了。

“我在这个城里住不下去，”他闷闷不乐地说，“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我一吃饭，心里就腻味：厨房里肮脏得不像话。……”

“再住一阵，浪子！”祖母不知为什么小声劝道，“婚期就在七月！”

“我不想再等了。”

“你本来打算在我们这儿住到九月呢！”

“可是现在我不想再住下去了。我要工作！”

这年夏天正巧潮湿而阴冷，树木湿漉漉的，花园里的一切显得阴沉沉的，垂头丧气，人也确实不由得想工作。楼上和楼下的房间里响起陌生女人的说话声，祖母的房间里有缝纫机的响声，这是在赶做嫁妆。光是皮大衣就给娜嘉做了六件，其中最便宜的一件，据祖母说，也值三百卢布！这种忙乱惹恼了萨沙，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闷气；可是大家仍然劝他留下，他就答应七月一日以前不走。

时间过得很快。彼得节(5)那天吃过午饭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跟娜嘉一块儿到莫斯科街去，再去看一下早已租下来，准备供这对新婚夫妇居住的房子。房子是两层楼，可是眼下只有楼上刚装修好。大厅里有亮晃晃的地板，漆成细木精镶的样子，有维也纳式椅子，有钢琴，有小提琴的乐谱架。空中弥漫着油漆的气味。墙上挂着金边镜框，里面装着一张大油画，画的是一个裸体女人，她身旁有一个断了柄的淡紫色花瓶。

“一幅美妙的画呀，”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尊敬地赞叹了一声。“这是画家希什马切夫斯基的作品。”

旁边是客厅，有圆桌子、长沙发和蒙着鲜蓝色套子的圈椅。长沙发的上方挂着安德烈神甫的大照片，头戴法冠，胸前佩着勋章。后来他们走进放有餐柜的饭厅，再走进卧室里。这儿，在昏暗中，并排放着两张床，看来，人们在布置卧室的时候，认定这儿将来永远美满，不会有别的情形似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娜嘉走遍各个房间，一只手始终搂住她的腰；她呢，感到衰弱、负疚，憎恨所有这些房间、床铺、圈椅，那个裸体女人惹得她恶心。她已经清楚地觉得，她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了，或者她从来就没爱过他；可是这话该怎样说出口，对谁去说，说出来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她都不明白，而且也不可能明白，虽然她整天整夜都在想着这件事。……他搂住她的腰，讲得那么亲切而自然，他在自己的这个寓所里走来走去，感到那么幸福；可是她却处处只见到庸俗，愚蠢的、纯粹的、使人不能忍受的庸俗。他搂住她的腰的那只手，她也觉得又硬又凉，像铁箍一样。她随时随地都准备逃跑，痛哭一场，从窗口跳出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她走进浴室，在这儿伸出手去碰了碰安在墙上的水龙头，忽然间，水流出来了。

“如何？”他说，笑起来。“我吩咐人在阁楼上做了个水箱，能装一百桶水，喏，我们现在就有水用了。”

他们穿过院子，然后走到街上，雇了一辆出租马车。尘土飞扬，就像浓重的乌云一样，看样子，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你不觉得冷吗？”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问，尘土吹得他眯细了眼睛。

她不作声。

“昨天，你记得，萨沙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他沉默片刻，又说。“嗯，他说得对！对极了！我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也没法做。我亲爱的，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甚至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会戴上安着徽章的帽子，到机关里去当差，我就会那么厌恶？为什么我见到了律师，或者拉丁语教师，或者市参议会委员，就觉得那么不自在？啊，俄罗斯母亲！啊，俄罗斯母亲，你的身上至今还背负着多少游手好闲、毫无益处的人啊！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身上啊，受尽痛苦的母亲！”

他对他什么事也不做这一点，得出了概括性的结论，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等我们结了婚，”他继续说，“我们就一块儿到乡下去，我亲爱的，我们要在那儿工作！我们买下不大的一块地，有花园，有河，我们就一块儿劳动，观察生活。……啊，那会多么好！”

他脱掉帽子，头发让风吹得飘扬起来。她呢，听着他讲话，心想：“上帝啊，我想回家！上帝啊！”他们快要到家的时候，追上了安德烈神甫。

“瞧，我父亲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高兴地说，挥动着帽子。“我喜欢我的爸爸，真的，”他说，付清车钱。“他是个非常好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嘉回到家里，一肚子的气，身子也不舒服，心里想着整个傍晚都会有客人，那就得跟他们周旋，做出笑脸，听小提琴，听各种废话，一味谈婚礼。祖母在茶炊旁边坐着，神气活现，穿着华丽的绸衣，现出高傲的神态，她在客人面前好像总是高傲的。安德烈神甫带着调皮的笑容走进来。

“看见您玉体安康，不胜快慰。”他对祖母说。很难弄明白他这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说的。

4

风敲打着窗子，敲打着房顶。呼啸声响起来，家神在火炉里凄凉郁闷地唱歌。时间是夜里十二点多钟。家里人人都已经睡下，可是谁也没睡着。娜嘉随时觉得楼下似乎有人在拉小提琴。忽然砰的一声响，大概是一块护窗板被吹掉了。过了一会儿，尼娜·伊万诺芙娜走进来，身上只穿着衬衫，手里拿着蜡烛。

“这是什么东西砰的一响，娜嘉？”她问。

母亲把头发扎成一根辫子，脸上露出胆怯的笑容，在这个风雨之夜显得老多了，丑了，矮了。娜嘉想起不久以前她还认为她的母亲不同寻常，带着自豪的心情听她讲话，可是现在她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那些话，凡是她记起来的话都那么软弱无力，不必要。

火炉里响起几个男低音的歌声，她甚至仿佛听到：“唉，唉，我的上帝！”娜嘉坐在床上，忽然使劲抓住自己的头发，放声痛哭。

“妈妈，妈妈，”她说，“我的亲妈，要是你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就好了！我求求你，恳求你，让我走吧！我求求你了！”

“到哪儿去？”尼娜·伊万诺芙娜问，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床上坐下。“要到哪儿去？”

娜嘉哭了好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让我离开这个城吧！”她最后说。“不应该举行婚礼，而且也不会举行婚礼了，你要明白！我不爱这个人。……这个人我连谈都不愿意谈到。”

“不，我的亲人，不，”尼娜·伊万诺芙娜吓坏了，急忙说道。“你镇静一下，你这是心绪不佳。这会过去的。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多半你跟安德烈拌了几句嘴吧，可是小两口吵架，不过是逗着玩罢了。”

“得了，你走吧，妈妈，你走吧！”娜嘉痛哭起来。

“是啊，”尼娜·伊万诺芙娜沉默了一忽儿以后说。“不久以前你还是个孩子、小姑娘，可是现在已经要做新娘了。自然界是经常新陈代谢的。你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母亲和老太婆，你也会像我似的有这么一个倔脾气的女儿。”

“我亲爱的好妈妈，要知道你聪明，你不幸，”娜嘉说，“你很不幸，可是你为什么说些庸俗的话呢？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呢？”

尼娜·伊万诺芙娜想说什么话，可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哽咽了一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那些男低音又在火炉里响起来，忽然变得吓人了。娜嘉跳下床来，赶紧走到母亲房间里去。尼娜·伊万诺芙娜躺在床上，泪痕满面，身上盖着浅蓝色的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

“妈妈，你听我说！”娜嘉说。“我求求你好好想一想，你就会明白！你只要明白我们的生活多么庸俗无聊、有失尊严就好了。我的眼睛睁开了，我现在全都看清了。你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要知道，他并不聪明，妈妈！上帝啊，我的天哪！你要明白，妈妈，他愚蠢！”

尼娜·伊万诺芙娜猛地坐起来。

“你和你的祖母都折磨我！”她说，哽咽一声。“我要生活！要生活！”她说着，用拳头捶了两下胸口。“给我自由！我还年轻，我要生活，你们却把我变成了老太婆！……”

她伤心地哭起来，躺下去，在被子里蜷起身子，显得那么弱小，可怜，愚蠢。娜嘉走到自己的房间里，穿好衣服，在窗子旁边坐下，开始等待早晨。她通宵坐在那儿思考，外面不知什么人一味敲打着护窗板，发出呼啸声。

早晨，祖母抱怨说，一夜之间风吹落了花园里所有的苹果，吹断了一棵老李树。天色灰蒙蒙，阴沉沉，显得凄凉，屋子里暗得简直可以点起灯来。大家都在抱怨冷，雨点抽打着窗子。喝过茶后，娜嘉走到萨沙的房间里，一句话也没说，在墙角上一把圈椅跟前跪下，用两只手蒙住脸。

“怎么啦？”萨沙问。

“我受不了了……”她说。“以前我怎么能在这儿生活的，我不明白，我想不通！我看不起我的未婚夫，看不起我自己，看不起这种游手好闲、毫无意义的生活。……”

“哦，哦……”萨沙还没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说道。“这没什么。……这挺好。”

“我已经厌恶这种生活了，”娜嘉继续说，“我在这儿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此地。看在上帝分上，您把我带走吧！”

萨沙惊讶地瞧了她一会儿。他终于明白过来，高兴得跟小孩子一样。他挥舞胳膊，用鞋踏起拍子来，仿佛高兴得在跳舞似的。

“妙极了！”他搓着手说。“上帝啊，这多么好！”

她抬起充满爱慕的大眼睛瞧着他，连眼皮也不䀹一下，像是中了魔似的，等着他马上对她说出什么意义无限重大的话来。他还什么话也没对她说，然而她已经觉得在她面前正展开一种她以前不知道的、新的、广阔的情景，她已经充满期待地望着它，准备面对一切，甚至不惜一死了。

“明天我动身，”他想了一想，说，“您到车站去送我。……我把您的行李装在我的皮箱里，车票呢，由我给您买好。等到第三遍铃响，您就上火车，我们就走了。您陪我到莫斯科，然后您一个人到彼得堡去。您有身份证吗？”

“有。”

“我向您发誓，您不会遗憾，也不会后悔，”萨沙热烈地说，“您去吧，去念书吧，然后就随命运把您带到任何地方去。您把您的生活翻个身，一切就都会改变。主要的是把生活翻个身，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那么，我们明天一块儿走？”

“啊，对！看在上帝分上！”

娜嘉觉得她很激动，心头从没这样沉重过，觉得从现在起一直到动身，她会一直伤心难过，痛苦地思索；可是她刚刚走回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在床上躺下，就立即睡着了，而且睡得那么香，脸上带着泪痕和笑容，一直睡到了傍晚。

5

出租马车叫来了。娜嘉已经戴上帽子，穿好大衣，这时候就走上楼去，为的是再看一眼母亲，再看一下她所有的东西。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在还有余温的床铺旁边站了一会儿，环顾一番，然后慢慢地走到母亲房间里去。尼娜·伊万诺芙娜在睡觉，房间里静悄悄的。娜嘉吻了吻母亲，理一下她的头发，站了两分钟光景。……然后她慢慢地走下楼去。

外面正下着大雨。出租马车支起了车篷，停在门口，上下都淋湿了。

“马车里只坐得下他一个人，娜嘉，”祖母看见女仆把皮箱搬上车去，说。“这样的天气去送人，这又何必呢！你还是留在家里的好。瞧，这雨好大呀！”

娜嘉想说话，却没能说出口。这时候，萨沙把娜嘉扶上车去，用车毯盖在她的腿上。随后他自己在她身旁坐下。

“一路平安！求上帝保佑你！”祖母在门廊上喊道。“你，萨沙，到了莫斯科，要给我们写信来啊！”

“好。再见，老奶奶！”

“求圣母保佑你！”

“啊，这天气！”萨沙说。

娜嘉直到这时候才哭起来。现在她才明白她是走定了，而先前她跟祖母告辞，她瞧着母亲的时候，却还不相信真会走。别了，这座城！她忽然想起了一切：安德烈啦，他的父亲啦，新寓所啦，裸体女人和花瓶啦，所有这些东西不再使她担惊受怕，心头沉重，却显得幼稚、渺小，不住地往后退去，越退越远。等到他们在车厢里坐好，火车开动，那整个过去，原本那么巨大、严肃，如今却缩成了一小团，而宏大宽广的未来，这以前她一直没大留意过，现在却铺展开来。雨点敲打着车厢的窗子，从这里望出去，只能看见碧绿的田野、电线杆和电线上的鸟雀纷纷闪过去。突然，欢乐的心情使得她透不出气来，她想起她在走向自由，出外上学，这就好比很久以前人们所说的“出外去做自由的哥萨克”一样。她又是笑，又是哭，又是祷告。

“这就好了！”萨沙得意地微笑着说。“这就好了！”

6

秋天过去了，随后冬天也过去了。娜嘉已经非常想家，天天想念母亲，想念祖母，想念萨沙。家里的来信，口气平静而和善，似乎一切都已经得到宽恕，被人忘却了似的。五月间，考试完毕后，她健康而快活地动身回家，中途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下，去看萨沙。他跟去年夏天一样，留着胡子，头发散乱，仍然穿着那件常礼服和帆布裤子，仍然睁着美丽的大眼睛，可是病容满面，疲惫不堪。他显得又老又瘦，不断地咳嗽。不知什么缘故，娜嘉觉得他好像乏味、土气了。

“我的上帝啊，娜嘉来了！”他说，快活地笑起来。“我的亲人，好朋友！”

他们在石印工厂里坐了一阵，那儿满是纸烟的气味，而油墨和颜料的气味浓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后来他们走到他的房间里，那儿烟雾腾腾，痰迹斑斑，桌子上有一个凉了的茶炊，旁边摆着一只破盆子，上面放着一小块黑纸，桌子上和地板上有许多死苍蝇。这儿处处都可以看出萨沙把他个人的生活安排得马马虎虎，漫不经心，十分藐视舒适。要是有谁跟他谈起他个人的幸福，谈起他个人的生活，谈起对他的爱，他就会一点也不了解，反而会笑起来。

“没什么，一切都顺利，”娜嘉匆匆地说，“妈妈秋天到彼得堡去看过我，说祖母不生气了，只是总到我的房间里去，在墙上画十字。”

萨沙看上去很快活，可是不时地咳嗽，说话声音发颤。娜嘉一直凝神瞧着他，不明白他真是病得很重，还是只不过她觉得如此。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您病了！”

“不，没什么。病是有病，可是不算厉害。……”

“啊，我的上帝，”娜嘉激动地说，“为什么您不去看病呢，为什么您不保重身体呢？我宝贵的、亲爱的萨沙，”她说，眼泪夺眶而出，这时候，不知怎的，她的脑海里浮现出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裸体女人和花瓶、她的整个过去，而现在她的过去却像童年时代那么遥远了。她哭起来，因为萨沙在她的心目中已经不像去年那么新奇，有见识，有趣了。“亲爱的萨沙，您病得很重。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使您不这么苍白、消瘦。我欠着您那么多的情！您甚至无法想象您为我做了多少事，我的好萨沙！实际上您现在是我最贴心、最亲近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了一阵。自从娜嘉在彼得堡过了一冬以后，现在萨沙、他的话语、他的笑容、他的整个形象，在她看来，已经陈旧、落伍、早已过时，而且，或许已经埋进了坟墓。

“我后天就动身到伏尔加河沿岸去旅行，”萨沙说，“嗯，然后就去喝马乳酒(6)。我很想喝马乳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妻子跟我同去。他妻子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一直在鼓动她，劝她出外去读书。我要她把生活翻个身。”

他们谈了一阵，就坐车到火车站去。萨沙请她喝茶，给她买苹果。等到火车开动，他就露出笑容，挥动手绢，甚至从他的腿都可以看出来他病得很重，未必会活得很久了。

娜嘉中午到达她故乡的那座城。她从车站出来，坐上马车回家去，觉得街道很宽，房屋却又小又低，街上没有人，只遇见一个德国籍的钢琴调音师，穿一件棕黄色的大衣。所有的房屋都好像蒙上了尘土。祖母已经完全衰老，仍然很胖，相貌难看，这时候伸出两条胳膊搂住娜嘉，把脸放在娜嘉的肩膀上哭着，很久不能分开。尼娜·伊万诺芙娜也老多了，丑多了，好像瘦了点，可是仍然像以前那样束紧了腰带，钻石戒指仍在她的手指头上发亮。

“我亲爱的！”她说，周身发抖。“我亲爱的！”

后来她们坐下，默默地哭着。看得出来，祖母和母亲都感到过去已经一去不返，无可挽回了：社会地位也罢，往日的荣誉也罢，邀人做客的权利也罢，已经统统不存在了。这就像在轻松而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夜间警察突然闯进来，大搜一通，原来这家的主人盗用公款，制造伪币，于是那轻松而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告终一样！

娜嘉走到楼上去，见到了原来的那张床，原来的那些挂着朴素的白色窗帘的窗子，窗外仍然是那个花园，浸沉在阳光里，充满欢乐，鸟语声喧。她摸摸她的桌子，在桌边坐下来，思索着。她吃了一顿丰美的中饭，喝茶的时候吃了些可口的、浓浓的凝乳，可是总好像缺了点什么，房间里显得空荡荡，天花板低矮了。傍晚她躺下睡觉，盖上被子，可是不知怎的，觉得躺在这暖和而又很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尼娜·伊万诺芙娜走进来待一会儿。她坐下，像个罪人似的畏畏缩缩，小心谨慎。

“哦，怎么样，娜嘉？”她沉吟一下，问道。“你满意吗？很满意吗？”

“满意，妈妈。”

尼娜·伊万诺芙娜站起来，在娜嘉胸前和窗子上画十字。

“你瞧，我开始信教了，”她说，“你知道，现在我在研究哲学，一直在思考，思考。……现在对我来说，有许多事变得非常清楚了。首先，我觉得，全部生活应当像透过三棱镜那样度过。”

“告诉我，妈妈，奶奶身体怎么样？”

“似乎挺好。那一回你跟萨沙一块儿走了，你发来了电报，祖母读完电报，就当场晕倒了。她一连三天躺着不动。后来她老是祷告上帝，哭泣。现在她没什么了。”

她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滴克笃克……”守夜人在打更。“滴克笃克，滴克笃克。……”

“首先应当让全部生活像透过三棱镜那样度过，”她说，“那就是，应当把有意识的生活分成最单纯的因素，就像分成七种原色一样，每种因素都应当分别加以研究。”

尼娜·伊万诺芙娜另外还说了些什么话，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娜嘉都没听见，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来了。娜嘉已经在家里住惯了。祖母忙着张罗茶炊，深深地叹气；尼娜·伊万诺芙娜每到傍晚就讲她的哲学，她在家里仍旧像个食客，每用一个小钱都得伸手向祖母要。家里有许多苍蝇，房间里的天花板似乎越来越低了。老奶奶和尼娜·伊万诺芙娜不出门，因为怕遇见安德烈神甫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嘉在花园里散步，又到街上去溜达，她瞧着房屋，瞧着灰色的围墙，觉得城里的一切东西都早已衰老，这时，只是在等待着结束，或者在等待着一种崭新的、充满活力的生活开始。啊，但愿那光明的新生活快点来吧，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大胆地面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自己正确，心里高兴，自由自在！这样的生活迟早会来！眼下，祖母的家里弄成这样一种局面：四个女仆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只能住在地下那一层，住在一个肮脏的房间里，可是总有那么一天，这所房子就会片瓦无存，被人忘掉，谁也记不起它来。……只有邻居院里的几个顽皮的男孩来给娜嘉解闷：她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他们就敲着篱墙，笑着讥诮她说：

“新娘哟！新娘哟！”

萨沙从萨拉托夫(7)寄来一封信。他用活泼的、歪歪扭扭的字迹写道：他的伏尔加河之行十分圆满，可是他在萨拉托夫害了点小病，嗓音哑了，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她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心里充满一种类似确信的预感。而且她觉得不愉快，因为有关萨沙的预感和想法不像以前那样使她激动了。她热切地想生活，想到彼得堡去，她和萨沙的交往固然很亲切，然而毕竟成了遥远的过去了！她通宵没睡，早晨在窗边坐下，倾听着。楼下果真响起了说话声，惊慌不安的祖母正在着急地问话。后来有人哭起来。……娜嘉走到楼下，祖母正站在墙角那边祷告，她的脸上满是泪痕。桌子上放着一份电报。

娜嘉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很久，听着奶奶哭泣，然后拿过电报来，看了一遍。电报上通知说，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称萨沙，昨天早晨在萨拉托夫害肺结核去世。

奶奶和尼娜·伊万诺芙娜一同到教堂里去安排做安魂祭。娜嘉又在房间里走了很久，思索着。她清楚地意识到，她的生活已经按萨沙的心意翻了个身，现在她在这儿觉得孤单，生疏，谁也不需要她，而这儿的一切她也全不需要，整个过去已经跟她割断，消失，仿佛已经烧毁，连灰烬也随风飘散了似的。她走进萨沙的房间，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别了，亲爱的萨沙！”她想道。于是在她面前出现了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还不明朗，充满着神秘，然而在吸引她，召唤她。

她走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动手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向家里人告别，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座城，而且觉得，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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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典出《圣经》，见《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至三十二节。

(2) 一种迷信活动：招回死者的灵魂与活人通信息。

(3) 用极微量药物（这种药物如用大剂量反会导致本病）来治疗疾病的方法，18世纪末由德国医生哈内曼首创。

(4) 列夫·托尔斯泰的同名长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

(5) 基督教节日，在7月21日。

(6) 马乳酒有治疗肺结核的功效。

(7) 俄国伏尔加河下游的一个城名。

责任编辑／吴健平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www.yiw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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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目录

喜事

她走了

钉子上

在理发店里

劝告

胖子和瘦子

变色龙

假面

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苦恼

在法庭上

万卡

幸福献给亚·彼·波隆斯基

第六病室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套中人

醋栗

关于爱情

约内奇

出诊

宝贝儿

公差

带小狗的女人

在峡谷里

新娘

后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