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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字的故事

0 登高丘·望远海

1 字的黎明

2 造字的困境暨文字生产线的出现

3 象形的字

4 指事的字及其他抽象符号

5 转注·假借·不再创造的新文字

6 找寻甲骨文里的第一枚时钟

7 最本雅明的字

8 低贱的字和一页完整的性爱生产图示

9 可怕的字

10 奇怪的字

11 简化的字

12 死去的字

13 卷土重来的图形字

阅读的故事

前言

0.书与册 一间本雅明的、不整理的房间

1.好书是不是愈来愈少了？ 有关阅读的持续问题

2.意义之海，可能性的世界 有关阅读的整体图像

3.书读不懂怎么办？ 有关阅读的困惑

4.第一本书在哪里？ 有关阅读的开始及其代价

5.太忙了没空读书怎么办？ 有关阅读的时间

6.要不要背诵？ 有关阅读的记忆

7.怎么阅读？ 有关阅读的方法和姿势

8.为什么也要读二流的书？ 有关阅读的专业

9.在萤火虫的亮光中踽踽独行 有关童年的阅读

10.跨过人生的折返点 有关四十岁以后的阅读

11.阅读者的无政府星空 有关阅读的限制及其梦境

12.数出7882颗星星的人 有关小说的阅读

13.作为一个读者

附录1 从狩猎到农耕——我的简易阅读进化史

附录2 书街，我的无政府主义书店形式

附录3 有这一条街，它比整个世界还要大

世间的名字

富翁

拉面师傅

少尉

棋士

书家

医生

烟枪

骗子

老人

男高音

编辑

神

哥哥

聋子

英雄

主播

网球手与吟游诗人

术士

同学与家人

小说家

在台北·世间的名字

读者时代

序 书是一本一本读的

一根盐柱和一个达尔文故事：读冯内古特《加拉巴哥群岛》

清明世界，朗朗乾坤：像孔子的阿城

入戏的观众：我读格雷厄姆·格林

我所知道最温柔的炼狱：谈格林的《问题的核心》

唯物者本雅明

契诃夫，一双最干净的小说眼睛

一个失落的实体世界：从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说起

多余的人：读屠格涅夫《罗亭》

最好的时光：阅读侯孝贤

从种族一神到普世一神：读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

恶的魅力：读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橘子》

乌托邦之路：从柏拉图到莫尔

一百年后重读梅特林克的《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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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故事/唐诺著.—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558-4

Ⅰ.①文…　Ⅱ.①唐…　Ⅲ.①汉字通俗读物　Ⅳ.①H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577号

书　　名：文字的故事

作　　者：唐　诺

责任编辑：沈　宇　张　隽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0558-4/I·979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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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故事》的缘起，是作者读《说文解字》未能过瘾，转而到甲骨文中寻找中国文字原貌，谁想因爱成痴，于是有了这个由文字和故事构成的美丽世界——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么？也许我们在里面待得太久，已经感官麻木了。而唐诺，一个游手好闲的漫游者，随手拾起散落在历史途中的文字碎片，抹去上面的灰尘，拨弄它们发出“叮当”的脆响……于是记忆部分复活，古老的灵魂被召回那么一点点，历史和当下碰出火花。我们有幸跟随作者进入一座座歧路花园，希望找回与文字曾经亲近的感情，以支撑我们脆弱的智慧……

唐诺，本名谢材俊，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曾从事出版工作，现为自由读书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著有《世间的名字》《在咖啡馆遇见十四位作家》《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唐诺推理小说导读选》《球迷唐诺看球》等。

这本书，献给我的老师朱西宁先生，一个信任文字却也怀疑文字、但终究用文字工作一辈子的小说家。

我相信他一定喜欢这个题材的。

0　登高丘·望远海

这本小书，就让我们从这个漂亮的字开始。

这是整整三千年前的字，甲骨文，彼时商代的人把它刻在牛的肩胛骨或龟的腹甲上头留给我们(我们这么说是不是太自大了点?)，奇妙的是，时隔这么久，我们居然还不难看懂它，这其实是有理由的，和中国文字黏着于具象的有趣本质有关系。

首先，它里头很清楚有个“人”字， 在其上端头部特意地加以夸张，尤其是眼睛的部分，形成一个的  样子(也就是甲骨文中的“臣”字，意思是随时得睁大眼，非常戒慎戒恐的人)，最终，这个伸直身子、睁大眼睛的人还踩上高处，也许是一方大石，也许是个小圆丘甚至更高海拔的某山头，怔怔看向远方。我们当然不会晓得数千年前引颈于广阔华北平原的这个人到底在看什么，有可能是打猎的人正贪婪看着远远的麋鹿成群；有可能是家中妻子有点焦急地等出门的丈夫回来；也极可能只是谁谁不经意走上某个高处，却忽然发现眼前的风景和平日看的不一样了，不由自主地驻足下来；更有可能就只是很平常的，像我们今天任谁都有过的，看着眼前，发发呆，让时间流过去，光这样而已。

人站高处，会忍不住驻足而望，这好像是某种人的本能，也因此，几乎每个此类的观光景点都会设置瞭望台什么的，甚至投币式的望远镜，看得更远。

这让我想起童年时一个朋友过早的浪漫想法，说他很想哪一天有机会站到一个四面八方无遮拦的大平原之上，可以看到整个地平线圈成一个漂亮的正圆形——那是一九七年以前的往事，当时我们还在宜兰念小学，兰阳平原是个三角形的小冲积扇，三面山，一面太平洋，我们四分之三的视野总是被雪山山脉和中央山脉的余脉给挡着，看不了太远。事隔十三年，不知道老友这个梦想究竟实现了没?

说真的，就一个已经存留了超过三千年的字而言，“望”这字的确还活得极好，生气勃勃。有些字会死去，有些字会在长时间的使用中改变了用途，变得形容难识，“望”字却一直到今天还存留着最原初那个引颈看前方的基本意思。

比方说，同样强调官能知觉的另一个甲骨字， ，大耳朵的人，旁边再补上一个代表“口”的符号，意思原来大概是听觉敏锐、可以而且愿意聆听从嚣闹到幽微各种声音的人，让我们想到诸如古希腊苏格拉底这样四下探问、倾听一切、因而反倒如德尔斐神谕所说变成最智慧的人。我们晓得，在人的五官之中，视觉是最方便、最能直接使用的一种，听觉则不是如此，它得更专注才行，因此需要投注进去更多人的意识；而且还得仰赖接听之后的分辨，因此更得大量牵动内心的既有积存记忆，以进行排比、分类和判别。所以说，听觉好的人总比视觉2.0的人更给我们敏锐、睿智、天纵英明的稀有况味，以为不是人人能为之，尤其愈早期愈是如此。在狩猎的时刻，他能比一般人更早察觉兽群何在或危险临身(比方说我们都在电影里看过那种趴在地上、一只耳朵贴地听声音的厉害印第安人)，他更可能在那种泛灵崇拜、天地山川鸟兽虫鱼皆有鬼神的时代，成为能聆听万物隐藏声音乃至于神灵启示的人，于是，在那个“古之大事，惟祀与戎”的时代，这个大耳之人有机会逐步神圣起来，被视为某种天启式的领袖人物，这个字遂也脱离了原初的素朴现实意思，伟大起来，成为我们膜拜对象的某专用指称。

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也还用的“圣”字，从听觉转到智慧，再到最终的德行无瑕不可逼视，一路往抽象、概念的世界走去不回头。

相对的，走上高处睁眼而望，只要健康，无需天赋异禀，是绝大多数人能做而且常常会做的事，所以仍好端端留在我们日常生活行为之中。而且，就像了不起的阿根廷盲诗人博尔赫斯(显然正是一个比较接近“圣”而不是“望”的人)所说的，愈是具象，愈是现实，它愈有机会被装填入更多的情感、心思以及想像。于是，大耳朵的“圣”字升天而去，成为伟大的字、宗教的字；大眼睛的“望”字则留在平凡的生活里头和我们脆弱的人日日相处，成为诗的字。

好，既然如此，就让我们顺着这样的诗之路再往前走一点，看看可否像这个站上山头的人，多看到些什么。

同样也是诗人博尔赫斯所说的，尽管我们在字典辞典里总是看到诸如“望者，看也”这样的解释方式，但事实上，每一个字都是独一无二的，并没有任何两个字存在着完完全全的替代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字可以百分之百重叠在另一个字上头，因为每一个字都有它不同的造型长相，不同的起源，以及最重要的，在长时间中的不同遭遇。这不可能相同的历史遭遇，给予了每个字不可能相同的记忆刻痕，不可能相同的温度、色泽和意义层次。

比方说，“望”字就比单纯的“看”字要多了不少东西，包括动作、意识和观看焦点，以及因此迟滞而带来的时间暗示，这不论从字的原初造型或实际使用都分辨得出来。

甲骨文中我没找到“看”字，但我们可用“见”字来替代——“见”字有两组造型，这种情形在形态尚未稳定的甲骨文阶段很常有。一是 ，坐着睁大眼睛的人；另一是 ，站着睁大眼睛的人。或坐或站，意象皆极其单纯明白。(但“看”字的篆字造型倒挺漂亮的， ，眼睛上遮一只避开光线认真凝视的手，显然也比单纯的“见”要有内容。)

相照之下，“望”字就有趣许多了。不管是起始于有意识的走上高处瞻视，或原本并无目的的信步意外驻足，我们都很容易察觉出，它事实上是包含了一连串的动作以及最终的静止，时间便在其间迟滞下来了。而且，“望”字只有外表的动作，没有触及任何内在的情绪，因此，这个时间因为不涉及特定意义的指涉而暂时空白了下来，它遂如老子所说的“无”，是未着色、未有意义存留的虚空，可以供我们装载东西于其中，因此，我们便可用以置放某些忽然多出来的心思、情感以及想像。

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望”字也是进行中、尚未完成的“看”。未完成是因为我们尚未看清楚，或看清楚了但尚未想清楚整理清楚，或甚至我们想看到的某个对象事实上还没出现或永远不会出现，因此，除了眼前事物清晰显像于我们视网膜之上的自然生理作用外，“望”，于是还有着“期盼”、“凝视”、“等待”乃至于“失落”、“孤独”的意义层次。

所以说，博尔赫斯一定是对的，字和字怎能在不损伤的情况下彼此快意互换呢?怎么可能互换之后不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线索和情感暗示呢?

读老中国那种某某征东、某某扫北的武打式平话小说时，战将出马亮相，说书的人总喜欢在此节骨眼停格下来，卖弄意味十足地来个所谓的“有诗为证”，这里，我们也仿此为“望”字找一首诗作为收场。

这是李白的诗，仔细看活生生像对准着这个甲骨文而书写的——“登高丘，望远海。六鳌骨已霜，三山今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

六鳌，是神话里六只神龟，负责扛住岱舆、员峤两座东海之上的仙山使之不漂流，人的肉眼，如何能“看”神话世界里，“看”已然朽坏漂流历史里的种种呢?于是，傻气的李白便只能这么无限期地站下去，看转换成等待，直接硬化成 的图像。

其实，另外一首也很好，出自我同样最喜欢的诗人苏轼，它其实是夹在《前赤壁赋》文中的一段仿楚辞极其华丽的歌谣，以柔婉的期盼代替李白那种绝望的等待，而且苏轼显然是好整以暇坐着的，坐在夜游的船头叩舷而歌，辛苦划船的另有其人——“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说真的，尽管坐船的人这样是有点不知划船人的疾苦，但说用兰和桂这样带香气、毋宁用于祭祀降灵的柔质植物作为船桨，马上就让我们警觉起来这似乎不再是寻常的舟船泛于寻常的江上，然后，兰和桂的船桨一触江水，水上倒映着的月亮哗的整个碎开来，化为金色江流滔滔而下，你这样子溯江而上，再不容易分清楚，是赤壁的江水呢，还是一道着上了金光、还有着汩汩流淌声音的时间大河?

也许，你就是得把时间推回到屈原的、宋玉的楚民族幽邈时代，到那个神灵和人杂处不分的尚未除魅时间，李白和苏轼所等待的，才有机会像《九歌》中说的那样翩然降临是吧。

1　字的黎明

这是个老实讲很奇怪的字，它由两个部分组合而成，上边是个代表太阳的“日”字(甲骨文因为是用刀刻于龟甲牛骨之上，因此不容易出现漂亮的圆形)，下边稍小那个也同样是个“日”字，天有二日，是三千年之前天有异象被人们忠实记录下来了呢，还是造字的人们花脑筋想表示什么?

在进一步谈下去之前，这里我们好像有个问题，一个大哉问的正经问题，非得先问问不可，这其实是非常令人头痛不知从何讲起的——文字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或者说，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

老实说，如果可以的话，这里我们真很想直截了当地回答：是个奇迹——其实这样子的答复，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不负责任。

新石器时代的矛盾

有关这个问题，中国人狡猾地躲闪了几千年之久，办法是把它推给一个叫仓颉的人。把发明文字的荣光连带所有疑问全数堆到一个人身上，这当然不会是真的。今天，我们一般倾向于相信，文字是在长段时间中逐步演变发展成的，不管它是起源于结绳或刻痕的记忆，还是在行之更久远的语言和图绘之间缓缓找出稳定的意义关联，都牵动着众多的人，这些人所分居的众多地点，以及因此不可免的诸多时间，绝非一时一地一人的事。

吊诡的是，传说神话只供参考，文字的起源终究还得由文字自身来回答，也就是由我们手中所能掌握的文字或未成文字的“类文字”来想办法回溯，意思是，用文字的“有”来回推文字的“无”，就像要人用今生去回推他的前世一般，如此强人所难，其中便不免得装填众多江湖术士式的、无以查证的猜想。

我们有什么呢?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漂亮的甲骨字， ，就是今天的“昔”字，往昔，从前，逝去的时光，它的下方仍是个“日”字，可怜巴巴的日字，上头压着壮阔汪洋的大水，漫天盖地的水淹过日头的心版魔幻意象，如同小说家马尔克斯笔下的画面(或现实些，是观看角度所导致的写实图像，但无论如何相当骇人)，商代的人以此来表达他们对远古的记忆存留，充满美感，充满哲学况味，也充满启示力和想像力(比方说我们极容易联结到黄河桀骜不驯的泛滥，商人的历次迁都逃水，鲧禹父子方式和下场互异的治水行动，乃至于治水和专制政体有机牵联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论述云云，事实上，我还读过一本虔信基督徒的书，断言这就是《圣经·旧约》中天降洪水四十天诺亚方舟的记载，并据此坚持即便中国文字的发明，亦直接归于上帝耶和华)，但非常遗憾，就终究得几分证据讲几分话的文字起源问题，却是个很糟糕的状态——记忆湮渺，只留一片鸿蒙的汪洋。

我们常说甲骨文是中国所发现最早的文字，大致的时间是距今三千年到三千五百年的晚商时期，但甲骨文却不会是最早期的文字。事实上，它相当成熟，不论就文字的造型、文字的记叙结构来看都是这样。更具说服力的是形声字在甲骨文中所占的比例意义——形声字是中文造字的最进步阶段，让大量的、快速的造字成为可能(这我们往下还有机会谈)，于是，聪明的文字学者遂把形声字当文字的碳同位素般作为时间检视的标的——有人估出，在已可辨识的一千多个甲骨文中，形声字的比率已接近百分之三十了，这毫无疑义说明甲骨文已昂然进入造字成熟的晚期阶段了。

甲骨文之前我们有什么?很少很少，就只有一些陶器瓶口部位的刻痕、记号或花押而已。其中，最光彩焕发的是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所挖出来大口缸陶器的美丽记号， ，形象上是重山之上有云，太阳傲然浮于云上的图像。这个单独存在的记号，我们很难讲它就是文字，因为文字如蜜蜂，它难以落单存活，毋宁更有可能是陶器主人的专属记号，或部族的族徽(私有制或原始共产制?)，但还是有学者乐观地说，这个记号很可能正是“旦”字的原始字形，是山居的大汶口人所看见日升山头时云上的光灿黎明图像(若然，显然不是个太早起的部族)，遂用为人名或族名。

这是多久前的事呢?大约四千年到四千五百年前的事，也就是说，从这个孤独的、可疑的美丽“旦”字，距离我们所谓文字发明已然成熟到接近完成的甲骨文，只一千年左右的时间；更是说，在这仅仅一千年我们文字记忆完全空白的极短时间之中，中国文字的发展事实上忽然马达启动并高速运转开来，而且还偷偷地进行，不是躲藏在这么久以来还挖掘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的隐密地点，就是使用易腐易烂不留犯罪证据的书写记录材料，直到有了相当成果才好意思展示在牛骨和龟甲上头，给我们惊喜，事情会是这样子吗?

希望事情不真的是这样。但说真的，如此诡异的发展样式，似乎一直是古生物史、古人类史乃至于考古学常出现的发展图像：一、很奇怪，在最最关键之处之时的环节，不知为什么总是失落；二、更奇怪，这最最关键处的“跳跃”，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挤在一段极短极窄的时间之中。

仿佛，人类一直异于禽兽几稀地默默游荡在广漠的大地之上，达几百万年之久，然后，忽然只花几千年时间就什么都会了，会使用文字记录自己已发了几百万年的声音，会使用数学抽象地计算看了几百万年的脚下大地和头上星体甚至不为什么明白而立即的需要，会用物理学的角度重新看待他们已相处相安几百万年再熟悉不过的事物而觉得兴味盎然，会使用圆形的、只一点接触的转轮来制陶( ，陶，美丽的象形字)，汲取井水( ，录，即辘轳，另一个美丽的象形字)，用于车子，学会织布，还开始一阵胡思乱想，想一些眼前根本不急但又自认为兹事体大的东西。

这像个奇迹，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法国了不起的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也这么说过，称之为“新石器时代的矛盾”——如果要在这全面启动的神秘现象中找出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我个人直觉地会把文字的发生和发展当最可能的候选人。我们可以想像，文字如同明矾，它让有声的语言以及无声的思索和想像可能沉淀下来，有了文字，人类的思维和表述便挣脱开时间的专制统治，可以不再瞬间飘失在空气之中，从而开始堆积，让思维和表述有了厚度；它扩大了语言联系的延展力，包括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距离，人的灵感、发现和发明，以及更重要的，人的困惑(也就是持续思考的最重要根源)，可以更不孤独，有着更稳固更持续更绵密对话的可能；还有，它让人抽象地长时间思维，从此有了中途的歇脚反思之处，有了可回溯修补的航标，从而，思维得到整补，可放心大胆地再往前走，再深入，一再越过原有的边界，而不虞迷失回不了头。

粗鲁点来说，有了文字，人类于是得到了一种全新而且全面的保存形式，可以把记忆、对话、思维置放于一己的身体之外，这个新的储存仓库比我们的身体更耐久，因此不会随我们失忆、老去以及死亡而跟着灰飞烟灭。

记忆、对话、思维挣脱了人的躯体而独立存留，这当然是有风险的，用我们顶熟悉的现代语言来讲，这其实就是异化，让人逐步丧失主体性位置的异化。

确实如此。对某些敏感容易激愤的人，尤其是崇尚素朴自然、对人类文明轰轰然线性向前始终忧心放不下的人(如老子、庄子都是这样的人，不管他们是否真是单一个人，庄子尤其针对这个讲了不少美好的寓言，包括混沌被凿开七窍却因此而死云云)，总不无道理地把文字的出现和使用敌视为人的最重大异化，甚至人全面异化不回头的开始。但同一件事温柔点来看，这却也是人的再一次“陌生化”，包括对相处了数百万年已成理所当然的外在世界，包括原本“力大不能自举”的自身，整个因熟悉而已呈现停滞重复的世界因此全面地“再新鲜化”而重新剧烈转动起来，因着记忆、对话和思维位置的转移而得到新的视野、新的图像，并赋予新的解释。

我女儿便有过极类似的经验——当然不是说她如此古老参加过新石器时代这么一场，而是她小学某年生日时我买过一具最阳春型的显微镜给她当礼物，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你便看到她想尽办法找任何可到手的东西弄小弄薄来看，包括家里每一只猫狗的毛，院子里的花瓣树叶，蚊子苍蝇各色昆虫的各种部位，积了两三天的浑浊雨水，还有她自己的鼻屎、脚皮以及口腔内刮下的细胞等等，这整个程序非得走完一遍至再次丧失新鲜感为止。

这轰轰然的一场，在中国人的传说记忆中说的是，相传仓颉造了文字，“鬼夜哭”，究竟是惧怕人类从此得着巨大的、除魅的力量而哭呢，还是悲悯人类走上不归路而哭没讲清楚，总而言之是发生大事情了——这种不清不楚一直是非文字式记忆的特色，它总得把事实加以戏剧化、神话化才得到口耳相传、穿透时间的续航能力。

当然，也许你会说，南美的玛雅人就始终没依赖过文字的力量，人家还不是照样建构出辉煌如黄金的文化来?造成参天的金字塔，有着了不起的宗教、帝国统治能力和工匠技艺，还拥有动人的高山农业技术，以及二次大战美军才据此学会并运用于战场的精彩食物脱水技术。

无论如何，我们手中仅有的那个来自大汶口的美丽记号， ，毋宁更像个诗意十足的隐喻，日出山头，文字的曙光乍现，也许它真的就是个“旦”字是吧!

灿烂的图像

好，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我们的天有二日之字来了。当然，后羿射九日的故事终究只是个神话罢了，三千年前同样也照好人也照歹人的太阳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差别不大，因此，底下那个较小较模糊的太阳不是真的，而是太阳的水中倒影而已，至于什么样的时候太阳和它的分身倒影这么亲近呢?一天有两次，一是日出时分，另一是日落时分。会是哪一个呢?

答案似乎非常简单，华北平原东低西高，黄昏日落，人们看到的会是“太阳下山了”，因此，甲骨文中代表黄昏的字是这样子的， ，太阳不偏不倚地掉入草丛堆里，这就是今天也还健在的“莫”字。只因为古时候的夜间照明昂贵而不便，日落之后能摸黑进行的事委实不多，因此，基于经济理由而非道德劝诫，这个“莫”字遂延伸出“不要”、“不能”、“不可”的意思，最终还逼得原先代表日落黄昏的“莫”又莫名加个太阳的意符以示区别，即今天我们用之不疑的“暮”字——绕了一圈，同样也是两个太阳。

黄昏另有其字，因此这两个太阳的字是日出，仍是“旦”字，后来才把下方的太阳倒影给取消掉，代以较一般性的地平线横杠，是比较方便也较具普世性格，但当然还是那个带着单一一地具象染色的字漂亮，有质感，而且留着较多想像线索——要不就是长居东海之滨的人们造出来的字，要不就是有人曾经不意在日出时分立于海边(捕鱼?捡拾货币用的海贝?或制盐?还是如传说中舜的耕于东海之滨?)，曾经震慑于那一幅灿烂无匹的景象深驻心中不去，以为只有这个才足以代表死亡般的长夜终于要过去，全新一天重又来临的美好图像。

如果你问我，觉得甲骨文中哪一些或哪一类的字造来最精致漂亮，那当然就是我们到此为止看过的“望”、“旦”、“莫”、“昔”这个阶段的造字——大体上，这是造字概念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文字开始要由较被动、较直接摹写天地山川鸟兽虫鱼等自然实物的纯粹象形阶段，乍乍探入到抽象事物和概念表述的这一微妙阶段，中国古来，把这一阶段的字称之为会意字，揭示一种大家能一看恍然、心领神会的字。

往下，我们会一再引用这类字，只因为，某种意义而言，甲骨文之美，依我个人认为，说尽在于会意字可能太夸张了，但十之八九在此大概是跑不掉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追根究底是因为人通常很懒，好逸恶劳，舒服的日子只会打盹，浑浑噩噩地愈过愈没精神，脑子休息得比躯体还彻底，因此，美好些的东西如萨义德讲的，不容易在如此适应良好的舒适状态发生；但这个能懒就懒的人毕竟还是挺了不起的，一旦困难临身危险临身，他很快就整个人动员起来，包括他已知的身体知觉和心灵意识，甚至包括他自己都不晓得拥有、沉睡在体内幽微某处的潜意识和想像力，精神抖擞——正因为这样，后来一些较敏锐也较看得起自己的人，便小心不让自己太陷入舒适昏睡的日子里去，客观困境不存在时，他们会自苦，给自己不断制造难题，甚至制造些永远不会真正解决、因而长驻不去的难题，好让自己停留在始终清醒的状态，以至于我们“正常”的旁人看他们甚至会有一点神经兮兮的奇异感觉，就像我们看日本人祈大愿下大决心时会选个风雪凛冽的冬日，找一道还未冻结成冰柱的大瀑布，裸身让冰水当头击打一般，依李白的讲法，这叫“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好，造字的人碰到什么很大难关才精神抖擞起来呢?碰到一个方便直接摹写的具象事物已差不多告一段落，一堆抽象的、无法直接摹写的事物和概念愈积愈多(因为在只用声音抽象表述的语言中早已存在并予以命名，毕竟，语言早百万年已出现并使用)，已到不想办法解决不行的时候了。我们可以想像得出来，这会是成功造字(即象形的造字)以后再一次碰到的一个巨大的困难——是一个创造的断裂鸿沟，得想法子跳跃过去；也是一个歧路，要勇敢作出抉择。中国文字便是在这个阶段(甲骨文所挣扎创造的阶段)和其他文明简单回归声音、从属声音、步上纯抽象符号的发展殊了途，凶险未卜地踽踽而行。

这一阶段，用甲骨字的造型来表述，恰恰就是“行”这个字， ，很清楚是指道路，而且是个十字路口——当然，后来“行”被转注为偏动词意味的行走之意，遂使中文丧失了表述十字路口的单字，倒是我们的东邻日本自己搞出个象形兼会意的特有怪字，辻，念成tsuzi，也是一个姓氏(埼玉西武职业棒球队曾经有个很棒的二垒手就姓这个，让台湾的播报员总支支吾吾不知如何是好)，大概是当时家居十字路口繁忙地点的平民简单据此为姓，一如井上、山中、田边一般。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造字的高升太阳照在这分歧的十字路口，大致是怎么一种光景。

2　造字的困境暨文字生产线的出现

这个甲骨字是“夢(梦)”，人们最日常、最长相左右的神秘经验，而且，如果你认真回想一下，人似乎有一种本能要将梦中的事告诉别人，因此，总得要想出个字来表述它——我常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可怕，一是不会讲笑话但偏要讲的人，另一则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梦一五一十告诉别人的人。

但这个我们睁开眼就连一阵烟也没，立即消逝无踪的无形无状东西究竟要如何具体画出来呢?商代的人的办法是这样子的： 是床的符号，床上躺一个睁大眼睛的人，用人在沉睡之中仍仿佛睁着眼、看到事物的样子来表达；有时，这个睁眼说瞎话的人还一手不安伸至喉部心口之处，仿佛做一个挣扎不舒适的噩梦；也有把床上之人易为长发老人(甲骨文中的老人用长发来表述，显然初民是不太作兴理发这回事的)，意思好像说，老人经历的事情多，积累的麻烦多，再加上身体衰弱较承荷不住，因此夜睡多梦，这一点，和孔子感慨自己再梦不见周公证明老去不大一样。

就一个无形无状、无远弗届、不受物理时空限制、不受人理性管辖的抽象飘忽之物而言，甲骨文的“梦”字绝对是漂漂亮亮地完成任务——就像我们讲过的，历经困难的成果总是比较结实比较美好，造字如此，人生种种如此，好像就连恋爱也如此。

但同样的，漂亮的成果也总令我们神经质起来，这次侥幸得手，但下回还一样做得到么?每一次都要煞费苦心，这样的事究竟我们能做几次不力竭呢?有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呢?

象形字的终点

造字从象形开始，这没问题，树木就画成 ，水流就画成 ，不能熄灭的火就画成 ，鸟兽虫鱼比较麻烦，但照画。这够让人忙一阵子了，一般而言，新生事物的进展总是这样，解开一个关键点，跟着享受一个顺流而下的舒适过程，直到下一个关键点再到来为止，呈现这样脉冲形态的进展节奏。

一定比想像还快的，看似眼花缭乱的眼前世界，原来这么经不起这样深耕密植的摹写(同样的事你可去问个小说作家，他一定有着类似的感慨，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好像撑不了几篇小说题材)，两三下就画得差不多了；而且人们也一定很快发现，原来我们肉眼可见的世界，较之于我们的思维，显得如此单薄而且疏阔，我们好多重要无比、非想非说非写不可的东西，原来都不呈像在肉眼可见的世界之中。

一个抽象但撞起来让人鼻青眼肿的高墙就这样拦在造字的人们面前。

尤有甚者。造字的人还会很快发觉，除了众多难以捕捉的抽象概念之外，在原先具象摹写的世界里也一定有新的麻烦跑出来，那就是具象事物的再分割和细腻辨别的问题。

我们知道，所有的木本植物都大致长(木) 的模样(当然，喜马拉雅雪杉为了不让积雪压断树枝，其实很聪明地长 的模样)，正如所有的草本植物也都大致长 (禾)的模样，但放眼过去，老天，植物其实有多少种类啊(在生物学的老分类概念里，植物是在最高阶的“界”这一个层级，往下可一路再细分门、纲、目、科、属、种六阶，不计其数的意思)啊?不管是基于功能性的不同使用目的，或非功能性的纯观看、纯感受、纯思维目的，如此再分割再认识的要求必然推动文字的进一步细腻表述。但困难在于，除非你退回图画式的精细绘制，就像我们在早期人类学报告里看的那种精致手绘新种植物图鉴，光用符号式的线条根本难以表现如此细微的差异。更何况，植物还算好，碰到水流或石头的分类要怎么办?它们彼此间的差异更隐晦更不在外表形态上头，是你就算愿意费心费力去画都不可能做到的事。

还有，是单一物件自身的再分割和标示问题。我们晓得，在初民从采集、狩猎缓缓过渡到初期畜牧、农耕的自然经济生活形态之中，人们得辛苦对付的，是生活物资取得不易的问题，而不是垃圾的堆积及其处理的问题，因为东西很少是无用的(垃圾的最简明释意就是无用之物，有时也包括人)，凡是可食的，现代人看起来再可怕都得是食物，而今天很多人没其他菜肴配食根本无法空口下咽的稻粱(大米和良质小米)，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日一直代表着“精致美食”，人有时委屈自己天性求官出仕，所求的也不过就是餐餐有稻粱可吃而已(“为稻粱谋”)；实在有毒不能吃的部位，通常会转为药材使用；无法入药，至少还能当燃料，当建材，当装饰品(骨头、石、蚌壳云云)，甚至做货币使用。金文中的“嬰(婴)”字， ，是个花工夫的象形字，仿佛可看图感受到造字写字者的温柔爱意，表现疼爱的方式，便是在小小人头发上一口气装饰着珍稀(可做货币)的四枚蚌壳。

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中有一段如此让人读起来心酸的实录，那是他深入巴西内陆对南比克瓦拉人食物的描述：“家庭食物来源主要是依赖妇女的采集活动。我常和他们一起吃些令人难过的简陋食物，一年里有半年时间，南比克瓦拉人就得靠此维生。每次男人垂头丧气地回到营地，失望而又疲惫地把没能派上用场的弓箭丢在身旁时，女人便令人感动地从篮子里取出零零星星的东西：几颗橙色的布里提果子、两只肥胖的毒蜘蛛、几粒小蜥蜴蛋、一只蝙蝠、几颗棕榈果子和一把蝗虫，然后他们全家便高高兴兴地吃一顿无法填饱一个白人肚子的晚餐……”

既然每一个部位都是有用的、珍贵的，你便得为它们命名标示。

事实上，有关初民对同类物件的再分类再分割，以及单一物件各部位的认识、利用和标示，我们还可以从列维斯特劳斯另一部名著《野蛮人的思维》中抄一些令人咋舌的资料：

菲律宾群岛的哈努诺人认为土生植物品种里头的总数中有百分之九十三都是有用的。

美国南加州沙漠地带的柯威拉印第安人，在这片看似荒凉不毛的土地上，熟知六十多种可食植物和三十八种具有麻醉、兴奋或医疗效用的其他植物。

哈皮族印第安人知道三百五十种植物，纳瓦霍族知道五百多种植物，南菲律宾群岛的萨巴农人植物名词超过一千个，哈努诺人的植物名称将近两千个。

在特瓦语中，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每个部位几乎全身，都有明确的名称。他们在对树木或作物的叶子作形态学的描述时，运用了四十个名称，对一株玉米的不同部位竟用十五个不同的名称来表示。

布利亚特人对熊肉有七种不同的医疗用途，熊血的用途有五种，熊脂肪的用途有七种，熊脑的用途有十二种，熊胆的用途有十七种，熊皮的用途有两种。卡拉尔人还在冬季快结束时收集冻结的熊便，用来治疗便秘。

从抽象事物的堆积，到具象事物的再分类再分割，如此大军压阵而且里外夹击，看来象形字这下是在劫难逃了。

回归声音与实像的坚持

语言怎么解决这样的困境呢?让我们回想一下——事实上，用声音而不是线条造型来命名的语言根本就没意识到如此的断裂困境，管你具象抽象，管你要怎么进行细部分割，它一视同仁赋予一个独特的、不和他者混淆的声音就行了，非常简单方便。文字的发展，能否从这里找到困境突围的启示呢?

应该可以，既然我们已经晓得了，这个困境系起自于抽象概念的无实像可摹写，以及实像细微差异的难以摹写，最直接的方式便是放弃和实像的继续纠缠，干脆把自己彻彻底底放空掉，仿声音一样让自身变成纯粹的符号，不是也就和语言一般，当场就把困境给变不见了吗?——这个聪明的方法，便是拼音文字的出现，它是文字的谦卑(或说自我矮化，甚至投降，随便你)脱困之道，它回头依附强大、灵动而且行之久远的语言系统，退居成纯粹的语言记录工具，顺应语言的发展逻辑行动，语言一完成命名，文字便如影随形模仿这个声音跟上去。惟一得花点心思的，便是找出一组简明的记录声音方法就行了，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字母的声音记录符号系统，它多少随着不同地区人们的发音差异和不同时间的语言变化而有所参差，得作些微调。比方说今天的英文便只二十六个拼音符号，造型、发音乃至于数量和俄文、希腊文皆有些许差异，日本人笨拙些，用到了五十个音，但其原理和发展逻辑是一样的。

大约所有的文字系统都在这阶段转了向(我不晓得有没有例外)，古埃及尤其是率先走上这道路途的先驱者之一。今天，我们在纸莎草上面看到比方说一只美丽的鸟 ，可能只代表了一个类似a的发言，和任何翱翔于尼罗河上的禽类一点点关系也没有，那种以为可以看图说话、想卖弄点小聪明的人会死得很难看——后来古埃及拼音文字的破译，便因此误导而耽搁了几百年。

这里，中国文字有种些(或笨些顽固些)，不屈服地留在实像世界中继续拼搏，其结果便是甲骨文中特别“肥大”的会意字和指事字，一个人类造字的特殊短暂时期，也是人类造字最美丽的时期，几乎每一个字都像一幅画，一个来自极细腻观察和极惊人想像力的创造成果，值得一个个用画框框起来存留观赏。

但如此一个一个拼了老命造出来的字，却也说明了中国人还没找到一个更方便、更一劳永逸的大量造字方法，毕竟，不这样不算真正解决了困境。

造字的最终解答

中国人对造字的最终解答，就是形声字的发明和使用，到此为止。

自古以来，中国人习惯把造字之法归纳为六种方式，统称之为“六书”，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这老分类其实是个还算周全准确的不坏整理方式，当然仍有武断(哪种分类在概念边界上不武断呢?)和疏阔之处，像今天不少学者便倾向于主张，应该把后两者假借和转注给排除出造字范畴之外，以为假借和转注其实并没造出新的字来，只是将原来既成的字作更大效能的应用，因此，假借和转注毋宁只是“用字法”，而非“造字法”，这是很有道理的计较和概念厘清。

把转注和假借给排除出去，便剩下象形、会意、指事和形声四个，这里如果我们尝试为中国的大造字活动画上一道时间的纵轴，如此，会意和指事很自然会被归并为一组，而得到这样子的造字图像来：一、 摹写既存实像的象形阶段；二、 尝试表述抽象概念的指事会意阶段；三、大量造字的文字生产线出现，也是大造字完成的形声阶段。

要小心眼多说明两句的是，这种时间性的概念分期，事实上，每个阶段总是交叠的、犬牙参差的，并非切割性地彻底完成一个再进入下一个，但这样的阶段发展大致是可信的，更重要的是，阶段的分割比原先六书的水平排列，能凸显出大造字过程之中的思维变化和两次创造瓶颈，也同时可清楚看出因应如此困境的两次漂亮跳跃。

形声字到底是什么?像“江”、“河”、“松”、“柏”这些都是形声字，它包含两个部分，一个代表它的意义和属性，我们称之为意义符号(意符)，另一个代表它的声音，我们称之为声音符号(声符)，因此，每当有一个新事物新概念需要新的文字来记录来表述时，造字的人只要快速判断出该事物该概念的基本属性分类，和石头有关的加个 (石)，和道路行走有关的加个 ，和感受情绪有关的加个 (心)，然后，再依据它的发音，在既有的文字中找到一个相同声音或近似声音的填进去，由此，便很快出现一个你要的新字，一个形声字。

形声字的最根本概念是“组合”，而不是重新创造，形声字不再追求新的造型绘制，而把既有的字当制作材料(内地称之为“构件”，构成要件)来堆叠，玩积木一样，因此，有了形声字，那些一个个捶打、订制似的会意字和指事字便告一段落了，就像工厂生产线取代了手工业一般，造字的人也就从专业技艺工匠乃至于充满想像力的艺术家，一变而成生产线旁依操作手册装配的高效率女工。

据统计，甲骨文中形声字的比率为27.24％，而发展到秦代的小篆阶段，形声字的比率当场暴增到87.39％。

当然，事情一般不会赶尽杀绝到完全不出例外的。比方说，大唐的一代女性武则天便是个新会意字的创造人，像她自取的名字“曌”(音照)，便是日月并明双双高悬天空的无尽光明异象，当时她规定只有她一人能用，而果然历史上只有她一人用过，还有大地的“地”字，她老姊不懂造字原理以及文字长期演变的复杂性，嫌原字毫无道理，自己重问大地是什么?不就是山是水是土吗?因此又把“地”字改成三明治式的“埊”。这样轰轰烈烈的一人造字法没进行几个就掰不下去了，自然，这些因一人意志而生的字，亦随着一人武则天死去，张柬之重新迎回唐中宗而跟没发生过一样。

武则天是个好皇帝，但当她误以为政治权力可位移到文化创造的场域同样有效运作时，便不免丑态毕露死状甚惨了，这样的出糗，在中国历代的掌权者中，她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即使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地区，我们还在亲眼目睹诸如此类的事每天发生。

有关武则天这个日月并明的“曌”字，这里我们歇下脚再多讲个故事，这是我从学者邹晓丽的书里看来的——相传骆宾王执笔写《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把这个“曌”字写成了极近似、一不小心就会忽略的新字“瞾”，一般以笔误即可带过，但以骆宾王的才学，为什么会在如此天大事情上写错一个最重要的字呢?邹晓丽以为骆宾王是故意的。

怎么故意法呢?这就牵涉到“目目”这个字。《说文》中训为“左右视也”。我因此特地去查了金文，在目目父丁簋找出来这个我一看果然是最狞猛、最具威吓之力的字， ，就两只大眼睛，直直瞪视着你，胆小些的人会做噩梦的——据研究，这是个象形字，原是摹写肉食性、掠食性猛禽的那对利眼，用以表述某种鹰隼类的飞禽，后来因此再补上鸟的意符“隹”而成为形声字“瞿”，也就是瞿秋白的姓氏这个字，而这个字的下一步演化就是加上“忄”(心)的意符，而成为恐惧的“惧”。

也就是说，你要吹牛造字说自己日月照临得天独厚，我就顺势把你贬为一只凶狠嗜血的扁毛畜生。这是懂文字的人对不懂文字的人一种拐弯抹角的修理法。

日月会同时出现，但不会并明，有太阳时，月球只是一抹苍白的鬼影子而已，这我们今天抬头可见。造字的初民所看到的也一定是相同的景象，因此，初民要表达“明亮”这个感受时，他们用的不是只在梦中(或权力欲中)才出现的异象，而是——“明”字的甲骨文是 ，没任何太阳的影子于其中，月亮旁边那个圆形的东西是镂着窗花的窗子(可能是破损的大陶罐口转用嵌入的)，他们极聪明极温柔地用暗夜里的和美光华来表达明亮，极可能来自人一梦醒来后看到月光从窗户流泻到床头地上的冰凉似水颜色。这是不寐清醒的人所惊异的最温柔风景，后代的李白说，这会勾起乡愁的。

把肉汁封存起来

形声字不仅不再创造出文字的新造型，也把作为组合构件的原有造型进一步概念化、符号化。比方说同样是水，像会意的“涉”字， ，上下是两个脚印的符号，中间则是这双脚的拥有者要小心踩过的浅浅河水，这水是真的，有具象质感的，真的会弄湿双脚的；又如象形的“洲”字， ，原意是直接摹写悬浮于河水中央的小岛，这里我们同样如亲临现场，目睹河水汹涌流过孤立小洲的模样。但到得形声字，不管说是江河海溪涧，这里，同样的水符号便仅仅是个概念而已，是一种松弛的分类，告诉我们这字所指称的事物或概念和水有某种关联，如此而已。

要快要方便，就非得牺牲点美不可，这从来都是不好两全的尴尬事。

喜欢有规则可依循，渴望万事万物秩序井然的人，其实也可以尝试用类似的角度来看待形声字的发明：这是中国造字史上首次，亦是终于找到一个堪称完整、清晰、稳定的秩序出来。

这个秩序大体上是，它抹去一部分具象的乐趣，空洞化为声符，以此声音符号回头和一路命名无碍的语言重新取得亦步亦趋的稳定勾联，让动力十足、什么也阻挡不了的语言确实扮演此一文字生产线的发动机角色，中国的此一造字列车遂从此轰轰然开动起来；另一方面，它用分类学的秩序概念来面对万事万物(这方面是拼音文字完全让渡掉的)，保留住一部分事物的外在形态、轨迹和内在本质印象，好好封存在另一侧的概念符号亦即意符之中(仿日本著名料理节目的经典名句语法及其概念：“把松坂牛排表面快速煎至焦黄，让肉汁封在里面。”)让万事万物各从其类——因此，当一个字不太熟识地忽然跳到我们眼前时，我们可从声符去尝试它的声音(“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没有中间自己编”的民粹式声符理解方式)，从意符去感受它的属性，更敏感更多心的人并且由此可寻回这个字的可能经历和记忆，甚至回到最原初的始生之处之时。

这个留存形象的分类秩序产物，用文字世界的通俗称谓来说便是“部首”，你从小查字典通常得先通过的玩意儿，然后才是扳手指头算清楚另一侧声符的正确笔画，好找到众里寻他的那个字。

这里要附带提醒一下的是，由于甲骨文造型的左右上下并不固定(更夸张还曾有过两个字三个字并一起的，比方说， ，小臣； ，四祖丁； ，五十； ，十二月)，加上日后随机选择的不全然制式性演化结果，我们今年“意符即部首，通常置于左边”的大而化之认定，就不是百分之百正确。比方说“錦(锦)”字，固然有些夸富宴式织锦，号称杂入贵金属细丝如黄金一类的，但一般而言，布帛才是它的真正属性归类，而“金”是它的声音摹拟；还有“視(视)”字，它是感官之字而非祭祀之字，因此有大眼睛的“見(见)”才是属性部分，而发“示”的读音。

不革命的文字系统

从造字的整体变革概念来说，中国的形声造字不是一场革命，不是引进一个全新的、全然替代性的造字系统，如拼音文字般把原先既有的字全消灭掉，所有的文字都得依据声音再重造一次。形声字在既有的文字体制内改革，基本上保留了已有的象形、会意和指事之字，大家和平共存，一起继续奋斗。

少了拼音革命的中国文字系统，遂成为人类最奇怪最独特的文字系统，可以骄傲，也可以唏嘘哀叹。

当然，历史机运境遇和诸多意识形态所引发所牵动的好坏问题，骄傲或哀叹问题，自有其有情可原以及无聊不值一提的其他理由(如国族至上意识)，不去理它，这里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实际上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在实际操作上头会有哪部分方便和困难?对我们的思维、沟通和记忆会产生什么样的启示和限制(我们知道，文字绝不是全然透明的工具，它也会回头影响到我们的思维云云)?

首先，不是文字系统的内在性格使然，而是历史机运的偶然结果，中国文字的独特本身就会是个很明白的麻烦。独特，就是不同，就是断裂，这在多年之后，尤其是和其他文字系统的接轨愈加成为必要之时，便显露出更多的扞格误解以及比较昂贵费事的转换转译过程，这在西风东渐的近一两百年间我们尤其感同身受。

特别是这一两百年间，拼音文字系统是站强势文化那一边，很多相应的配备原本就是根据它的文字特性量身定制(如打字机、编码索引系统、电脑键盘等等)，很多领先的观念和新发明的事物原本就是这个拼音文字系统的社会所拥有的，不幸站失败者阵营的中国文字，于是被迫得转身、调适并重新学习，套着失败者的囚衣。

还好这个过程并没想像中的长，也没想像中的困难，很多认真的人在其间做出了正确的贡献，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能顺利转换的已转换完成(如电脑键盘)，不能转换的纳入拼音文字以为辅助(如电脑程式语言)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憾，我们使用阿拉伯数字不也好长一段时日了，不也方便愉快而且心情自然得很吗?

比较难以消灭的反而是我们对中国文字的怀疑问题，多少认定中国文字是比较不进步的。

以古埃及文字为例

完完全全从实像解放出来的拼音文字，质量轻，符号透明，运动阻力也相对变小，是完美的语言记录工具；但完美工具化的同时，文字也非得将自主性完全让渡出来不可，彻底钉住语言，语言一起变化，文字就跟着第一时间变化，亦步亦趋。

快速反应的文字，因此也是容易死去的文字。

我们知道，在爱迪生成功存留并重现“玛莉有一只小羊”这句话而发明了留声机之前，人类是长期在没有记录声音设备的情况下使用文字的。由于声音是短暂的物理现象，非常容易起变化，甚至流失，因此，语言有着本质性的极不稳定特质，容易来，也容易去，纵轴的时间会带来变异，横轴的空间也会形成区隔。比方说写《语言的死亡》一书的作者大卫·克里斯托便估计过(一九九七年)，全世界约有六千种不同语言，而且以每个月两种的飞快速度持续死去。

语言起了变化，依据原来声音拼成的文字便会出现辨识的麻烦，麻烦的程度不一定，从照眼即可认出的微差到非专业研究者无以辨识不等，这端看语言的变异幅度大小和历史的机运而定(比方说是否存留变化的必要环节可供回溯云云)；而语言一旦灭绝了，则文字当然跟着集体覆亡，成为神秘的记号，无人可解的密码。

这样的文字集体覆亡故事，人类历史一再上演过，其中最著称也最戏剧性峰回路转的是古埃及文字。

古埃及文字大致可追溯到五千年前，好生生存活了约三千五百年之久，在“5000—3500”的一千五百年前左右灭绝。直接促成了它死亡的凶手是基督教，原因是基督教要消灭所有异教徒的东西，因此借着罗马帝国的强大力量，硬把古埃及文字给废了，而代以由二十四个希腊字母外加六个埃及俗体字母(为补足希腊字母所无法拼出的埃及语言特殊发音部分)所构成的所谓卡普特文，往后数百年，埃及语言遂在和古埃及文字脱钩的状况下持续累积自然的变异，逐渐演变成改称之卡普特语的新语言。到十一世纪后回教力量兴起，进入埃及，又再次重演了当年基督教那一套，将卡普特语和文字一并给去除，于是，古埃及文字的不绝如缕联系遂正式宣告断绝，进入漫长的沉睡期。

沉睡多久呢?一直沉睡到十九世纪，在这长达八百年的岁月之中，代代有好奇之人对这种神秘美丽的文字发生兴趣，努力一窥究竟，甚至不止一回留下自以为是的解码译本，但个个铩羽，终究无法真的唤醒并释放出禁锢于神秘符号中的信息。一七九九年，事情才忽然有了极戏剧性的转机，拿破仑派遣到埃及的随军学者，偶尔在罗塞达一地找到一块有碑文的石板，系西元前二世纪托勒密王朝时代的告谕文字，为了让彼时统治阶级的希腊人、埃及本地行政官僚和一般识字民众全看得懂，碑文分别以希腊文、古埃及象形文和俗体字写成。这块仿佛从天上掉下来的神石，等于是凭空搭建出一道由希腊文连通起来的解码桥梁，果然真的成为古埃及文字的破码关键之物——今天，我们习惯就称之为“罗塞达石”，高一百一十八公分，宽七十七公分，厚三十公分，重零点七五吨，为黑色玄武岩质材，如今安放在大英博物馆内。我女儿也有一块，手掌大小，树脂质材，由大英博物馆授权复制，她去过大英博物馆识得这块著名的黑石板，也清楚这段历史，两年前偶尔在神户异人馆区的小卖店架上被她一眼认出来，遂不得不买给她，浪费了我大约六百块台币。

即便罗塞达石自天而降，等于提供了一份现成译本，但古埃及拼音文字之谜还是多拖了一段时间，到一九二四年才由法国人商博良正式破译——原因很简单，罗塞达石并未附带录音机录音卡带如今天语言教学的有声书，声音一天不找回来，所有因声音而成立的拼音文字便无法复活，罗塞达石的译文也就无法利用来重建古埃及的字母，好供我们拿来解读保存在古埃及神庙、坟墓和众多纸莎草纸上的文字。

关键的声音在哪里找到?在神圣化所冻结的宗教祈祷文中——非常幸运。幸运之一是托勒密王朝用的是演变后的卡普特语，可供我们回溯原初的古埃及语；幸运之二是卡普特语尽管已在十一世纪死去，死了整整八百年，但基督教卡普特教派却顽固地将它存留下来，用不可改动分毫的祈祷文完整留下来，熟悉卡普特祈祷文的商博良便在这个意想不到的角落里，找到他最需要的神圣牌老式录音机。

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艰辛、漫长、磨人心智、耗资千万但幸运惊险的故事，可写成煽情小说或拍成好莱坞式电影。差不多同样艰辛、漫长、磨人心智、耗资千万也幸运惊险的故事，还有古爱琴海线形文字B的破译复活，但缺了最终幸运惊险的是线形文字A和古印度文字，至今还死在那里。

相较起来，甲骨文的发现和理解过程(并不存在破译问题)就平淡乏味多了，它迟至一八九九年才发现，一发现就差不多看懂了，追溯得回当时的发音当然更美满，但念不出来好像也关系不大，你光看图样，还是多少看得出字里面的人在制陶还是钓鱼。

文字和语言的分离

某种拼音文字的集体死去再集体复活的故事，毕竟只是太戏剧性、太偶发的历史大事，反而不能真正代表这两组不同造字概念文字系统最深远、最有意义的影响，所谓深远、有意义的影响通常偷偷作用在平常日子里，一点一滴起着有机变化。

形声字以声符(一半的自己)和声音挂钩，但这只是有限度的挂钩，它既保留另一半的实体概念意符，又不驱除更具象方式呈现的之前已成造字，这些具象“物质”的保有，赋予它重量，让它另一头钩住事物实体，产生较大的阻力摩擦力抓地力，无法如抽空完成的拼音文字那般轻灵，因此，声音无法全面性拉动它控制它，也因此声音的移动改变，它也就无法快速反应，在第一时间改变自身拼写造型方式，随便你要说它沉稳，或说笨重。

这个特质，使文字和语言不呈现亦步亦趋的单轨式函数关系，文字受声音牵扯，影响重大，但仍保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发展路径，这必然会进一步形成文字书写和生活语言的某种程度分离现象，是某种准双轨式的关系。就像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我们所熟知中国文字和日常语言的分离现象，当时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之等人以为这是中国人的食古不化，今天我们晓得关键在于中国文字的如此本质。

中国文字和语言分离的总体横剖面便是——在中国文字的统治疆域之中，随时并存着千种万种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的差异可以大得不得了，别说是无法顺利沟通了，完全听不懂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它们却一直共用同一种文字，于是这些天南地北说不同语言的人念一样的书，承接一样的历史经验与成果，可以通过文字全面对话，尽管他们之间语言的断裂程度可能远大于比方说今天两个西欧国家，他们之间可能有高山大河的天然地形阻绝而不相往来，长达几百几千年各活各的，按理说应该各自岔开方向发展愈离愈远才是。

回头来看，中国的漫长历史之路真是蛮奇特的，要说自然地形分割自成单位它有(如四川，如长江天堑自古有之)，要讲语言差异各说各话它有，要论生活习俗因地而异它也有，甚至于在历史过程中既成事实的分裂一样代代不绝，但最终它总像某种所谓的记忆合金一样，还是非得再收拢回单一国家不可，和欧洲的历史经验完全不一样——这当然是历史思维的一个大题目，不可能简单地解释，但我个人相信，这个万世一系的单一文字系统应该是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此种文字之下，《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看来就不可能成立了——话说上帝为阻止人们联合起来建造高塔直通天庭，会威胁到神的地位，遂使坏变乱人类的语言，人类果然从此分裂。这个神话是向着拼音文字的历史来的，对西方之前之后的历史可能有极其惊人的洞视能力和预言能力，但拿到中国来却完全不适用，对付中国人得多一番手脚，还要把不随语言而转的文字一起给毁了才行。

以颜色为例

有关中国文字和拼音文字的差异，我们点到这里就可以停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再比下去很容易出事的——这一类我们出生前就有、不是我们所能决定，又比我们活得久、非我们的意志所能改变的东西，像语言文字，像身材肤色，像出生地点和种族谱系，小心一点是不会有错的。

谁好谁坏，那又能怎样呢?毕竟，我们是被抛掷到这个文字系统里来的，当然，你可以花一番心思和财富，把自己重新抛掷到另一个文字系统去，很多移民的人这么做过，不然比较聪明而不至于有碍健康的方式毋宁是，学会跟这个文字相处，享受它独特且最美好的面向，可能的话作极大化的利用。

这里，我们来看有关颜色的字。

对读小说的人而言，一谈到有关颜色的字，很难不想到朱天文的著名长篇小说《荒人手记》，尤其是第八十九页到第九十二页有关红绿两种颜色缤纷命名的演出。原文太长，不便引述，但这里还是忍不住抄一小截——艾背绿、嘉陵水绿、嫩荷绿、纺织娘绿、水绿、绣球绿、螳螂绿、豌豆绿、玉髓绿、青菜绿、巴黎绿、青梅绿、萤石绿、秧绿、莴苣绿……

写小说，使用文字的人很清楚，当你面对颜色，大剌剌的红橙黄绿蓝靛紫是不能用的，也不够用的。这在今天与其说是颜色，不如讲是颜色的概念分类，是物理学光的波长和频率的显像记录，因此，是一种“没染色、没光泽、没层次”的颜色字。用什么来染色、来髹上光泽赋予层次呢?朱天文说用嘉陵江水、用螳螂、用玉髓、用稻秧，用这些天地山川和大自然有生之物的颜色，这是人眼人心和颜色相遇的开始——实物，是颜色之初。

然而，即便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如果我们不让它们只是red、yellow云云的拼音文字逐字翻译，纯粹回到中国文字自身，我们会看到它们本来就是实物，或至少记忆着实物，只是被我们习焉不察抹去了而已，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再加嘉陵江水或稻秧来增添其色泽。

在甲骨文时代，颜色可能还没真正从人认知它所在的实物分离出来，比方说天色、山色、水色、草色云云就够了，像今天较纯粹的颜色之字，黄， ，原来是玉片串组的装饰之物，究竟是声音假借而来，或是玉片泛黄的天然色泽联想转注过来，不得而知；白， ，说真的我个人始终没看懂是什么，只能勉强猜测和嘴巴有关，嘴巴有何白色之物?一是有可能和黄色搞混的牙齿(在没牙膏的时代)，另一比较好玩，是《说文解字》所说口鼻喷出的水质热气，这在天气较冷的地点和季节，白色的雾气的确是非常生动可喜的捕捉；赤， ，大火烤人的画面，颜色的转注清晰不过；朱， ，原本只是树干(株)，可能先借用给矿物染料的丹朱之类东西再转注成颜色，而成为中国的染色之始；最有趣的是黑， ，这字是金文，但看样子应该有甲骨字才是，可能只是没能保留下来，画像是个黥面的人，脸上线条纵横，而且墨汁淋漓，因此，“黑”字最早的内容，可能该说成诸如“黥面的深浓颜色”。

颜色要开始分离独立出来，关键可能在于人要主动制造颜色而不再只被动接受自然颜色，这鲁莽一点说就是与染色有关的工艺发展。这里，我们再回头来举红橙黄绿蓝靛紫为例，其中“黄”和“橙”就是实物，“蓝”可能是和草木染料如茜草有关的造字(见后代司马相如的《青赋》中那段蓝色染料经济作物的惊人描绘)，“靛”是“青”的形声字及其再分割，而所剩七分之三颜色的“红”、“绿”、“紫”三者，则全是“纟”字边的形声字，颜色的实物秘密就好好封存在字的意符里。

这里，我们便见识到了形声字不完全弃守实像的可喜力量了，它保留着一道可靠的回溯之路，坚定通向一个丰美且非虚拟的颜色宝藏——你顺此线索找到《说文解字》的“纟”字边文字聚落，就像走到京都的丝织之乡西阵一般，在沙沙如流水如落雨的好听声音中，不止红绿紫，更多我们已遗忘的颜色，都在美丽的织锦布帛上闪闪发光。

“絹(绢)”，麦颜色；“緑(绿)”，帛的青黄颜色(显然他们从实务中知道，混同青黄两色纺丝会呈现绿色，下同)；帛的白青颜色；“絑(朱)”，纯粹的赤色；“絳(绛)”，大红色；“纁”，浅绛色；“縉(缙)”，帛的赤色；“緹(缇)”，帛的丹黄颜色；“縓(quán)”，帛的赤黄颜色；“紫”，帛的青赤颜色；“紅(红)”，帛的赤白颜色；“總(cōng)”，帛的青色；“紺(绀)”，帛的深青杂赤颜色；“(qí)”，帛的苍艾色，“緇(缁)”，帛的黑色；“纔(才)”，帛的雀头颜色綏剡；“ (tǎn)”，帛的骓(苍白)色；“綟( )”，帛的草染色，等等。当然，还有好些不同的五彩染织颜色。

请注意，这些颜色之字的释义，大多数还保留了染此颜色的丝帛，如此和实物不分离的颜色，织锦布帛本身的质感赋予它们光泽和层次(《说文》还附带这样层次性的释文：“一染谓之縓，再染谓之赬(赪)，三染谓之纁。”)，草木染、矿物染、动物染的不同染料又保留了气味——这样携带着不同的光泽、层次甚至气味，才是这些颜色之字最原初饱满的存在。

染色的气味有故事为证——相传齐景公喜欢紫色衣服，造成臣民仿效而紫色布料腾贵起来，聪明狡猾的晏子便利用紫色染料的气味，建议齐景公逢人就说他讨厌紫色衣服的恶臭，果然一夕之间就顺利平息了价格膨胀。

一个最美丽的形声字

因此，尽管在美学上略有损伤，不再能如象形、指事尤其是会意，但形声字还是很漂亮的，只要我们看久一些，动点脑子，加一点想像力，它就不再是没自主性的纯粹符号，而有寓言的味道。

最美丽的形声字是哪个呢?我个人会选“星”字——星星原来的象形字是“晶”字， ，用三颗明亮的大星代表满天星斗，形声字造出来新的“星”字， ，让沉寂的文字星空叮叮发出声音，而把原来的“晶”字保留给一种光亮的、闪逝的状态描述。

声音的部分，造字的人准确选了个“生”字， ，这是草木萌生的美丽会意字。这里，小草被移植到浩浩星空之下，景象辽阔而温柔，你仿佛还可看见草叶上露珠的微光，一种有着细碎轻脆声音的微光。

3　象形的字

理论上，这应该算是个象形字，摹写的是会让彼时初民惊惧但并非不常见的自然景象，那就是集中于夏日水分暴烈蒸发、乌云密布、即将降下滂沱之雨的天空闪逝画面，由此冻结成文字。其中有雲(云)的符号 (云，雲字的原形)，有悍厉撕裂天空的长蛇状闪光，还有三个有趣的 字符号，当然不会是地上的田地忽然跑天上去了，这是这个字最有趣的部分。

因此，这个字就是“雷”字，会打死人，给牛羊树木带来死亡，也会降下丰沛雨水带来生命，若依卡西尔所主张初民蓦然惊惧深印心间的“瞬间神”概念(卡西尔以为诸神的起源正在于此)，它显然还会带来宗教、生命本体的反思及其他。

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字更象形更忠于自然景象一点，那甲骨文的确摹写了另一个造型 ，把 这个不易解的符号换成实体性的豆大雨点；如若一定要精准抓住打雷闪电且尚未下雨的山雨欲来的迫人画面(雨一降下，人心的确有随气压改变瞬间纾解宣泄开来的明显感受，如魔咒解除)，好聚焦雷电的暴烈，不让雨水模糊了分散了注意力，那甲骨文中还是有另一个我以为更漂亮的造型， ，其中符号 是不得不有点抽象化的光点瞬间冻结摹写，这招在甲骨文不止一回用到，像我们前面提过的“晶”( )和“星”( )两字，便以此代表星芒或星子。

这两个用雨点、用闪光的更象形之字，有人讲同样就是“雷”字，也有人硬要区隔开来说这应该是“电”字原形，老实讲这没什么关系，这类同源异字的再分割现象不算少见(比方说以下我们还会看到，“育”和“毓”字也是这样，原来都是女性的生产实况摹写)，一般都是因应着后来的需要和实际使用随机而生。

是什么?如果你去过外双溪乃至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馆应该有机会看到，比方说造字之前的彩陶上头，这就是称之为“雷纹”或“雷鼓文”的图案，和云纹水纹山纹等等一样，先已经图案化了、抽象化了或说几何线条化了，没那么素朴象形。

从这里来看，我们还可以不算附会地说， 字中的云纹，似乎也有了图案化的倾向，原本的云字姿态要自然一些舒卷一些，更像它在天空的样子。

也就是说， 这个字，有颇象形的闪电画面，加上半象形半图案化的云纹，再加上已成象征符号的雷纹，这三者古怪拼贴而成，若硬要讲这是个象形字，也是个充满后现代概念的象形字。

这里，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同样出现在天上的字，比上面那个拼贴的“雷”字更是魔幻的、想像的。 ，这是彩虹的“虹”字，中间那尺蠖状的弯弧没问题，和你我看到的一样，但两头的怪东西是什么?有人讲这是龍(龙)的头部写生(龍， ，虽然有人说这是扬子鳄一类生物的变形，有人说是某种恐龙脊椎化石的想像还原，但基本上这已是个很魔幻的象形字了)，也就是说，天上的虹，对造字的人来说，是一条巨大的七色两头龙，渴了正低头吸着水。

正是这样造出来的 字，制约了往后重造的新形声字“虹”，让它以“工”的类似发音，从属于尺蠖所属的“虫”类。于是，在中国的造字心灵中，天上彩虹不是光影折射的自然景观，而是美丽壮阔的生命，是一只时时造访的神圣大龙，比起《圣经》中它是上帝和诺亚老爹的盟誓见证，是人和神灭绝性大战的停战协定兼核子限武谈判，想像力走得更远一些。

但这龙头部分无疑是画虫添头的行为，系来自于想像的眼睛而不是肉体的眼睛，是带着神话传说而来的象形字；或者倒过来讲，是魔幻写实，如哥伦比亚籍的伟大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自辩之言：“我的小说(针对人们所指称的所谓‘魔幻写实’)，每一行都有写实的基础。”

老材料与新造字

这样，我们大概就警觉起来了，象形字绝非简单无意见的造字，也许绝大多数的最终呈现方式，看起来就只是我手写我眼地乖乖摹写自然山川鸟兽虫鱼而已，但这只是因比重关系浮在海面之上羞怯安静的冰山可见部分而已，我们只要稍稍把头往下探，马上就会发现麻烦和危险了：一种狰狞而美丽的麻烦和危险等在那儿，它十分之九的巨大部分藏于水面下，愈是航行于文字海洋的老练水手愈懂得害怕。

我们先来看两组数字，让数字说话：一、据估计，人类生命史上的所有语言系统，仅仅百分之五产生了文字(当然，你可以说后来这百分之五的子裔主宰了这个星球，遂使文字涵盖着今天绝大部分的地表，并不断造成没文字的人们及其语言死去)。二、语言，存在业已三五百万年了，大自然慷慨给予我们声带，使得声音的有效和持续使用不会太晚于人类的存在时间。但文字从象形开始，却远远不及万年，时间比率最多只有百分之一，在这期间，眼睛可见的自然山川鸟兽虫鱼从未短少过，尽管样子容或有点差异，是什么阻挡了人们“自然而然”去摹写它们呢?或者应该讲，后来是发生了什么事，启示人们要大梦初醒般开始摹写它们呢?

其实，正确地来说，人类对自然的摹写并不自象形文字开始，而是一种独立的、不与语言接轨的图画。像我们说过彩陶上的图像花纹；像比方说美国西南方纳瓦霍族(没有文字)先民画在新墨西哥州巨大岩壁上，如今被盗猎的白人一块一块切下来运走贩卖的狩猎或仪式图像；或者更有名的，法国南方的拉斯科洞穴壁画，估计距今一万五千年到两万年左右，其中最醒目最漂亮的，是一匹桀骜不驯的橘色大马(橘色，是因为受制于他们的染料颜色)，生动且野性淋漓，尽管被猎人追捕，屁股上还插着箭。看它长相，应该就是一匹如假包换的高地马(这是我爱马成痴的女儿教我的)。

从彩陶上已呈几何线条化的图像，我们可知道其来历的源远流长，因为山、水、云、雷的样子不会一开始就以此种“提炼完成”的成熟美学样态表现出来，而是枝叶细节长时间剥蚀的结果；而纳瓦霍印第安人的岩壁图画和拉斯科的地底洞穴图画更让我们骇异，这些古远美丽的画作绝不是无心的、偶然的。像拉斯科，我曾经看过一部科学影片，是科学家从头记录他们用彼时可能的工具配备，试图穿越时间重建绘图当时的经过种种，这事的艰巨、耗时和危险，可能比其成果更让人印象深刻。人要下到曲折无光的地底洞穴之中，在简陋少量、黯淡冒烟而且火光持续跳动的动物性油脂“照明”之下，用他们事先有备而来、辛苦调制的颜料(包括矿物磨碎提炼的有色颜料，混合了可堪黏附崎岖岩壁上的植物性黏着原料加入的口水云云，而拉斯科洞画的安然存留至今，说明他们的颜料研发成果斐然)，这才预谋地，缓慢地，让自己心中那幅灿烂的图像，一点一滴一丝一毫地浮现于这个无光的奇怪地点。有趣的是，这些宛如锦衣夜行的了不起古老画家却留下了自己的手印，看起来还是ego不小，颇有艺术家的自觉和自恋——无论如何，这绝不可能如今天我们兴之所至，把纸笔拿出来就可以的行为，而是心中蕴蓄着某种炽烈的、宗教一类的强大驱力，才可能一个个难关打通、付诸实践的艰辛大事情。

从这些简单的事实，我们便该把人无心地、被动地摹写自然的天真图像给弃去，顺带地，我们也应该由此对造字人的基本形象有所调整——他们绝不是初来乍到，如童话中睡美人般睁眼第一次看世界那样的人们，相反的，他们之前已和地球相处了几百万年之久，已经用过非文字式的图像一再摹写过眼前的世界，也知道用绳结或刻痕来封存记忆，因此对某类和某种程度的符号使用并非全然陌生。此外，他们使用语言已有数百万年时间，极可能，也断续思索了几百万年时间。因此，在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和疏疏密密的星空底下，已有他们口传耳闻、代代增添修饰的神话和传说，对他们自身的处境，以及和自然界的关系作了程度不一的猜想、询问甚至相当的“结论”，他们大概也一定有自己的音乐和舞蹈，这是另一种情感和思维的载体和符号云云。是带着这些东西而来、并非两手空空的人们造的字，创造出一种和他们的老语言接轨松紧程度不一的新的符号系统来，而面对造字启动这样未曾有过的新工作，他们势必也像列维斯特劳斯的修补匠一般，一再回头检视自己已有的各式材料，只要堪用，自然毫不吝惜拿出来用做造字原料。

因此，“雷”字的田形符号是老材料，“虹”字的吸水龙头也是老材料。

还有没有呢?应该还很不少。

比方说，数字的记叙方式，一般认为便来自于古老契刻的记忆，因此“一”画一杠，“二”画两杠，“三”画三杠，“四”呢对不起仍然画四杠而成为 ，到“五”才有了契刻的省时兼易辨识(不必傻傻去数)符号性处理，刻成为 ，同理，“六”则刻成为 ……

其次，则是结绳记事的应用，像甲骨文的“兹”字作 形，或“系”字，作 等等，有可能只是绳索织线的直接摹写(我比较相信此说)，但也有人坚信这正是昔日结绳记事的符号保留。

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是甲骨字对骨头的呈现方式。我们谁都看过海盗旗吧，画一个有着三处黑色窟窿和森森白牙的头骨，下面则交叉着两根哑铃状的长骨，应该就是我们为数两百多块骨头中最长的大腿骨部分。

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图像的讯息传递，你得找出最特别、最照眼明白的部分，才能降低“误读”的机率，如果你穷极无聊想用比方说耳朵里某个奇形怪状的小骨头来表现，担保你十个人看有十种答案。

甲骨文的“骨”字不少，大致皆做 形，肉眼第一感几近不可解，但我们来看由此所衍生“死”字的其中一个造型 ，左方很清楚是一个哀痛逾恒的跪着的人，低头对着右边的朽骨，用此种方式来表达死亡毋宁是很奇怪的很魔幻的。因为一来时间感十分诡异，人要死成这副德性需要多长时间的剥蚀?不客气来说，左边那个人的哀伤也应该“很人性”地淡漠了才是；二来朽骨的存留，较容易保有的仍是头骨、脊椎、肋骨和四肢部位这些大件的，因此我们可以讲这个死去的人死得极抽象极符号，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死法而不是十九世纪大写实主义的死法。

答案何在呢?我想，除非彼时的人有着不同于我们的“共识”，皆符号化地认定骨头的表现方式就是这样子。而这个共识又从何而来呢?应该就是来自对骨头使用于占卜行为的熟悉，也就是说，甲骨文的骨头早早放弃了写实，而以甲骨文本身为典故来造字——听起来像个绕口令。

我们就来看“占”“卜”二字。“卜”字先来，它是骨头上出现的裂纹(烧炙的或自然的)，呈 。“占”字更好玩，是为 ，是块状的骨头上的裂纹，再加上“口”的会意，说明还是得有通灵的人一旁解兆，作为神界和人界的翻译者。

此外还有“祸”字，仍表现了死亡的意象，而呈 ，注意仍是平板状骨头，而视觉焦点仍是卜状的裂纹。

因此，我们或多或少就晓得了“死”字中的亡者为什么长那样子，尤其是 上方的天线状诡异图像，极可能不是骨头的任何树枝状残余，而是添加上去的抽象性裂纹符号，彼时人们一看到这个，便完全明白下面那块就是代表亡者的骨头，而不是木板房屋什么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海盗旗式骷髅一般。

也因此，有关造字起源的种种猜测，除了不负责任地推给仓颉一人而外，其他还有诸如“契刻说”、“结绳说”、“占卜说”、“八卦说”等等，但我个人宁可相信，这些都是大造字前人们的经历和成果，只要还用得上，都会被纳入造字的工程之中——就实质层面来说，这些成果直接化为建构的材料，就像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就思维层面来说，这漫长的摸索经历，积淀为记忆，改变了或说整体构成了人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彼时造字的人们是有备而来，有着为期达数百万年的准备。

从脚印开始

把契刻、结绳、占卜等等都降成汇为大河的支流百川，这当然也没能解决造字之所以启动那个最要紧但总是失落的环节，这一难题仍在，而且极可能还会一直存在下去，像个永恒的谜，但不能妥帖解决并不意味着不能再认真想下去，或说想也是白想没有意义——我们人生现实的诸多难题，像爱情、家庭、宗教以及生死等皆不见终极答案，可是想还是要想，否则就叫做虚无。

中国古来的一则造字神话，便是对着此一难题来的，我们可以从《说文解字》中找到，那是记在段玉裁的序文之中：“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别相异也，初造书契。”这里，最有趣的讯息是，大造字的最原初启示，不是某一头奇异的兽，某一只罕见的鸟，或某个突如其来的特殊事物实体，而是事物鸟兽走过留下的痕迹，留下的脚印。你如果是一名有经验够水准的猎人，不难从遗下的痕迹和脚印，回溯到这个已不在眼前的实体，知道它的大致长相、块头大小、何时行经这里、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像美国当代著名推理作家东尼·席勒曼笔下的两名印第安纳瓦霍族神探乔·利风副队长和吉米·契警员，他们都是一流的追踪专家，在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的岩山沙漠之间，他们甚至可以不要脚印，只要从灌木丛或某株野草野花被踩过被啃过被碰撞过的样子，便能告诉你这是人、鹿、土拨鼠、叫Coyote的当地特种野狼或他们视为比人更伟大更高阶的野牛，何时从此地通过。“每一种活物留下的痕迹都不同”，这就是印第安追踪专家对“知分理之可别相异也”的翻译——惟一的差别是纳瓦霍人没因此造字，他们属于那只有语言的百分之九十五大多数。

有造字而且可能还是最早造字的北非古埃及人，无巧不巧的是他们也把造字的功劳推给单一的对象。他是传说中名叫图特(Thoth)的神，图特神人身，但有一个朱鹭的鸟头，左手拿书版，右手执笔，掌管知识和魔法，并教导埃及人写字、计算以及制定历法——有学者从图特的造型推断，这正是古埃及人从尼罗河岸边软土上的鸟类脚印得着启示开始造字的神话变形。我们无从判断这个推论对不对，但我个人很喜欢其间所传递出的同样讯息及其巧合。

造字，尤其是作为造字开端的象形字，于是不那么依样画葫芦，不那么理所当然直接摹写，其间的这样曲折思量，某一部分解释了它为何“迟到”了数百万年时光。

当前台湾最好学博学，也最聪明犀利(这两样是连动的，年纪愈大你就愈晓得是这样子，绝不侥幸)的年轻文学评论者兼小说家黄锦树，曾准准地指出来，在文字和指称的事物实体之间，有一个“转喻”的过程。

以下，我们尝试地来解释文字这个必要的转喻。

共同记忆

文字的指称力量，通常不展现于所要指称的实体就好端端杵在眼前之时——当满天闪电雷声交错纵横之时，当雨后黄昏那一道七彩斑斓的彩虹又弯过天际之时，当麋鹿成群正撒开它们精致削细美好的四脚奔跑之时，你不真的需要文字，你真正需要的是手指头食指，这是《百年孤独》里新马康多村建造之前马尔克斯写的：“世界太新，很多事物还没有名字，必须伸手指头去指。”

然而，太多太多次了，我们最需要它在，好让我们方便伸手指出来时，它却总是躲藏缺席，“当我最需要你的那一刻，你在哪里?”——如此悲愤，便不仅仅是哀恸的被放鸽子情人所独有的心情。

这时怎么办好?这时你就得要有某种“咒语”，好叫唤出隐身于彼此记忆中那个共同的东西，如同阿拉丁召唤出神灯中的精灵一般。

因此，文字是咒语，叫唤出记忆；文字是谜题，让听者猜出答案；文字是譬喻，让接收讯息的人从已知去导出未知；文字是履霜而知坚冰至，一点寒霜，不必真等到完整的冬日夹带漫天冰雪而来，就让人在心头重建出白色雪国模样而打起寒战——文字可以什么都是，就不必要是指称事物彻彻底底、纤毫毕露的摹写，它的讯息接受者，不是只长一对眼睛的怪物，而是有记忆而且会思维的人，他多少会联想，会触类旁通，会在一个图像一个讯息进入眼底那一刻，脑子像磁石般自动吸来数量不一深浅程度不一的其他相关图像和讯息，他不是脑子空空或甚至没脑子的笨蛋。

在文字的转喻过程之中，记忆，尤其是发文者和受文者共同的、重叠的那一部分记忆，是最重要的，这是文字讯息的交易场所，异质的、未知的、陌生的讯息在这里被“兑换”为彼此同质的、已知的、熟稔的通用讯息，一如异国的货币被兑换成本国的通货一般，转喻，就是在这里完成。

也因此，当这个共同记忆愈大愈深厚，文字负载的所需讯息量就可以相对地减低，文字也就能愈节约地使用——我们不难在生活中听到或自省到诸如此类的对话，比方说发生在寻常夫妻双方之间：“那个结果你今天有没有去跟那个谁要?”“没有啊，因为我才要去就接到电话，说照原先那样就可以了，其他三个人应该不会再坚持要那样。”这个顺利完成一切必要沟通的两句家常对话中，所有最关键的讯息部分，包括要的东西、要东西的对象、忽然打电话的人、最原初的处置方式、另外三个人是谁、其意图改变的处理办法，乃至于整个事件的呼之欲出图像，全是代称的，节约的，对旁人(未拥有如此共同记忆者)而言隐藏的方式来表述，但对这对夫妻而言，一切再坦白不过，像摊好在太阳光下无一丝疑义。

然而，也正因为异质陌生未知的讯息得仰赖共同记忆的转换，难免令我们警觉起来，这所谓共同的记忆是完全重叠密不透风的吗?你记忆中的绿色和我记忆中的绿色是完全一样的吗?另外，逸出共同记忆之外那一部分残余的、得用想像力来补满的讯息和图像，你想的和我想的会一样吗?是不是一定有转换不过来的碎屑掉落于缝隙之中呢?——这些怀疑看来都是对的、必然的，这正是文字无能为力的地方，也是文字传递讯息沟通讯息途中不可能消除的“测不准原理”式误解，它大多数时候难以察觉，但不会自动消失，而是安静堆叠起来，在能量累积足够时爆发出来，以变动地形地层的方式改变文字的发展和使用形貌，当然，也往往以同样暴烈的方式发生在自以为彼此了解、彼此坦诚没秘密没欺瞒的甜蜜夫妻之间，莫名其妙忽然造成家居方式及其形貌乃至财产分配的可怖剧变。

文字密码

理解文字的转喻和共同记忆的依存关系，我们便不难理解乃至于可以坏心眼操控文字所隐含的权力本质部分了——它最极致的一端便出现所谓的“密码”。密码其实便是一种对共同记忆的操控魔术，它以秘密的约定方式，把某一部分共同记忆建造起来并封闭，好排他性地独占这个共同记忆，让转喻私有化，让讯息只容允许的少数人拥有，从而寡占讯息所必然携带的权力。最需要也最会操弄密码的，在人类漫漫历史之中，一是以战争为权力争逐手段的人，用于战阵之中好从权力斗争场域中脱颖而出；另一则是宗教的祭司僧侣，用以隔离世人，好独享上帝的启示乃至于人间的知识。这绝非偶然或者巧合，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权力的如此操控方式由来已久，如果你想要找出人类历史上最狡猾最残酷最对权力不知餍足者，很简单，顺此文字逻辑找到并瞄准这两个领域就行了，绝不可能漏失掉什么。

有关权力和讯息的依存、共生、替换关系，在今天已是常识，不用我们引述新马批判理论，不用读罗兰·巴特，只要看电影就行了。杨紫琼所演邦德女郎的“007”《明日帝国》中，那位仿默多克的丧心病狂报业巨子所洋洋自称的便是，以前权力依靠的或者是飞机坦克原子弹，如今则是“讯息”——当然，电影中绝不允许他得胜，一定要死得很惨。比较有趣的是，取名“明日报”的，不管在好莱坞的虚构英雄剧场，或在台湾的人生现实之中，皆不约而同以垮台收场，不晓得这是狂妄冒犯上帝的惩罚呢，还是人们意图控制不可知明日必然失败的某种历史隐喻?

这样共同记忆所形成的文字密码意义，若我们把它降到文学上来，便容易得到多少有点令人灰心的图像——文学的书写，从文字的选择那一刻起，事实上，你已相当程度地将眼前的人划分开来。像昔日出埃及的摩西面对滔滔红海一般，一边是和你的书写有着基本共同记忆可解码的人，另一边则是不具共同记忆如东风射马耳的人，沟通和断裂在同一刻发生，这也难怪好的文学一直有“瓶中书”的苍凉感受，把讯息封存瓶中，留给远方你不识不知的有缘共同记忆之人，这可以不必有丝毫权力独占的意识，不必有任何倨傲之心要分别人的贵贱智愚，而是文字讯息的密码本质，你选择使用文字传递，它便不待你发动，自己去分割受众，自己去找寻解密对象。

愈来愈难解码的文字

在文字的如此密码光谱之中，一般性的使用文字当然在最底层，希冀它的解密作业最简明易行——因此，它所赖以建构文字的共同记忆基础，得竭尽可能求其最大、最普遍，最好是所有人的最大公约数。尽管理论如此，但彻底不遗漏一人的最大公约数是不存在的，因此，文字的辨识仍得仰赖学习，好补充漏失的记忆分享，而学习失败的终极例子，便是丝毫不具解码能力的所谓文盲。

这极可能便是文字始生的象形字，和单纯的实物写生绘图最大差别所在：象形字是文字，不需要完整交代纤毫不漏的图像，它是痕迹，是脚印，是线索，是密码，只要快速地、节约地捕捉到完整事物或概念最独特、最不易混淆的部分就可以了，但这个特色得是寻常人等照眼可看出来，最好就是周遭熟悉的事物(最大共同记忆)，因此，上看日月星辰，俯察鸟兽虫鱼，文字很方便从这个所有人共有的、重叠的，万一还看不懂等明天日出有光亮时还来得及指给他看的东西开始。

四只脚的兽类之中，牛的特色他们判断是那一对大角，因此甲骨文只处理这个，不及身体和四肢， ；同样的，羊也是那对角，但长法不同，因此甲骨文分别为 ；此外，马的特别之处是它的聪明大眼睛和风中飞扬的鬃毛，因此 ，四肢方面简化成两肢也就交代了事信息完整了；鹿又是角，但它是壮丽的树叉形状， ，也一样只用两只脚。

天上的月亮，最特别是自古难全的阴晴圆缺现象，造字的人当然不会选用它最饱满最神气的浑圆时刻去跟更浑圆更光亮的大太阳竞争，也不会选用“月亮像一根眼睫毛”(港产名小说家钟晓阳语)的乍乍纤细新月时分故意混淆视听，他们用西瓜切片式的半圆形状， ，只因为这才是月亮在自然界实物形态上最特殊、最单一标志的商标图像。

但这明白易懂的眼睛第一感图像部分数量极有限，很快会用完，边际法则的作用，逼象形字不得不往较精致、也解码者日稀的寂寞路上走去，这是没办法的事。

这里我们只举一个实例说明，我们晓得，人自身的甲骨文形象是 ，而小一号的“小人”则可用稀疏的头顶黄毛来表现，这就是“子”字， ，今天的漫画、卡通小小孩造型也还是这样子，(这里一定要大家看一个“子”的金文字，出自利簋，是我个人所见过最可爱的字， ，如何?是不是可爱翻了?)但更小一号的，初生不久的婴儿怎么办?于是，我们便看到甲骨文被逼出一个准确美丽的字来(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那就是“兒(儿)”字， ，这是眼睛不可见的实像摹写，其特色所有负责任的为人父母者都晓得，那就是初生小儿头颅骨的囟门部分未合拢，生物学者说那是因为人类演化出的巨脑，在胎儿出生后仍未停止生长，因此颅骨相对地开放，留着铜板大的空隙，在头皮顶下，软软的，可感觉出血脉的舒张跳动。

这个“儿”字，事实上已到达象形字的边界了，用中国的老文字分类概念来说，是暧昧立于象形和会意的边界，再往前一步，人的肉眼便再不能依赖了，得更倚靠人的思维，也就是说，对人们共同记忆的部分得更苛求更讲究了，这是文字发展的宿命。

也许我们应该这么解释好些：文字的日益艰深，其实是因为使用文字的人们，总有一部分人不想停留下来，他们试图扮演思维的探险家，想知道得更多更精致，于是，像个忠心耿耿、打死不跑好伙伴的文字也被拉动向前，舍命相陪，并不惜抛下那些不持续堆叠更多记忆的不思不看之人，好负责传递更多更精致更不易解码的新讯息；但也在此发展同时，文字自身逐步理出秩序，建构成系统，并开始大量在这个系统内自己堆积意象和符号的记忆，形成一个个文字自己的掌故。因此，对置身此一文字系统之中，熟稔这系统发展及其游戏规则的人而言，原先既成的文字成品又变成新的共同记忆，变成新造文字的材料和解码的新线索，文字遂可以利用这些“多出来且持续增加”的文字共同记忆，对造型即线索一步一步再简化，就像云不必再画那么完整那么传神拟真， 大家就都看懂了，雷也不必再费神仔细重现， 也就够了，只要小心别和田地搞混。

基本上，文字并不耽美，它是很务实的实用主义者。

如此，便构成文字发展的“里外不一”的有趣特质——就内在讯息层面看，文字一路朝更难处走；就符号外形而言，文字的长相又一路简化。有关文字的简化，我们留到本书稍后再谈。

莫奈的眼睛

塞尚曾如此赞叹过印象派绘画大师莫奈：“莫奈就那对眼睛，但那是多么无以伦比的一对眼睛!”——我个人常觉得好玩的是，有关印象派挑战古典绘画那一堆绘画史的革命性(当时)理论，好像整个可以移过来解释象形文字。

在甲骨文的世界之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带着睁大眼睛符号的字(也因此这本书才从登高望远的 字开始)，视觉不只是人最清晰、最普遍、最直接的感官，而且应该就是感官之始(概念意义上)，还是我们思维材料的最大供应商。我总是好奇彼时造字的人们那对贪婪的、因造字启动而发现新视角新用途且惊喜于原来这么好用的眼睛究竟看到些什么，扫描到什么?更好的是，彼时文字的高度象形存留(不只在纯粹的象形字中)，又相当忠实地、有些甚至如印象派准确捕捉那一瞬地把眼睛看到的东西刻下来传给我们。

感激莫名，无以为谢。

无以伦比的莫奈眼睛，这当然不会是眼科医生对1.5、2.0视力的健康式赞叹(事实上我们晓得莫奈晚年白内障，严重到需要标示好的颜料签条来选颜色)，我在想，也可能不仅仅是莫奈对空间中构图的选择和最美好视觉焦点的捕捉而已，而是这对眼睛神奇地望向时间，准确地在连续的、绵密的、不分割的、从不为任何人犹豫过任一弹指任一刹那的时间之流中抓一个数学点，让它硬是停顿下来保存下来——如此接近奇迹的时间之眼才值得赞叹，才能抗衡并让《圣经》中上帝耶和华的夸夸大话“除了我，谁能令日头停止?”成为牛皮。

众所皆知，莫奈的印象派不是静态无意见的写生，不是“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的恒定风景摹写，他们强调光影变化，强调事物之一瞬，在广漠的时间长河之中他们只取那惊心动魄的一刹那。

这个和时间的英勇搏斗企图，才是印象派最坚实深沉的哲学基础，借由最短、最不稳定的光影捕捉，这不仅顺利联结上人类思维乃至于一切文学艺术驻止流光存留美好的终极渴望，而且还进一步通过具体而尖锐的实践予以彰显。然而，也就在这尖锐的交锋之处，一个文学艺术的亘久时间矛盾也同时被放大了出来：你如何耗时地去抓住那几乎不占时间的一点?

你意念才动，尚来不及提笔蘸好颜料，炫目的光影已离开了，云层再次舒卷了，风也止息了，河里的渡船又向下游移了两分。这个“说时迟那时快”的两种时间矛盾，我记得小说鬼才张大春曾认真思索并专文论述过(收在他《小说稗类》一书中，但不记得哪一辑，他实在写太快太多了)，然而，在小说之中也许不易察觉得如此矛盾，到印象派手上却不得不浮现到人皆可见的迫切地步上来。

因此，印象派强调当下眼睛所见的真实(以抵抗画想像式的《圣经》历史人物肖像)，但他们真正画的只能是记忆——记忆是时光列车的第一个停靠站，乘客由此才能转车到诗到小说到历史到绘画雕刻。也因此，印象派的画家不一定要晒得很黑很小麦色肌肤，有资格当耐克球鞋或某运动饮料广告代言人的健美型人物，他们好生守护住心中那幅光影明迷的瞬间之画像，小心保护一个不能熄灭的火种一般，还是可以回家到自己画室里，再一笔一画好整以暇并从容修改地在夜间灯下画出来。要不然你想，以秀拉那种不调色的点画法要搞多久啊?

莫奈的眼睛，于是正如生理学家告诉我们的，仍有神经联结到了大脑，以及哲学家所相信的，联结到至今谁都还不晓得在哪里的所谓心灵——一方面，他的眼睛表现极称职，是个好的材料供应商，但真正厉害的是指引着眼睛的脑子和心灵，还有，我们最不可及变魔术一样的双手，有些记忆画面，老实讲我们也有也惊异过也难忘过，但一不小心就画成更“进步”的抽象画。

是的，不是从眼睛直接通到双手，这两站之间没直达车，一定要绕道脑子和心灵，在那里积淀成为记忆整补成最美好的图像，这个必要的转车就是黄锦树讲的转喻过程，眼睛输送来的原始浑然材料在此挑挑拣拣(有时自动化到几不可察知)，舍去一些多余、重复、无关紧要的，对其中最好最有加工增值潜质的好好琢磨。非常喜欢绘画且对绘画技艺情有独钟的列维斯特劳斯也这么讲，他相信即便是技艺，重要的仍是脑子，其次才轮到双手(“人手比起人脑，仍是个拙劣的工具”)；他也强调“逼真画”绝不是眼睛所见实物的单纯摹写，而是画家和绘画对象的“主体客体的合一”，通过这个必要的合一(在记忆里)，单纯扁平的风景遂有了焦点有了意志，从而深邃起来，可以用二次元的画布传递三次元的画面，以及四次元的思维讯息，是这样才完成了一幅好画，观者眼睛看到一幅画，也同时察觉、感受甚至心领神会存在画中的讯息。

非现实之物的现实主义

如此，我们或许就更理解了“雷”字和“虹”字何以打开始就以这怪异长相出来，也让造字之始的所谓“象形字”意义深沉起来正确起来——生物学者告诉我们，人眼的物理构造没变，不一样的地方源自于人的内心深处脑子和心灵，当然它不是唯心的，而是眼前客体和内心思维记忆的叠合，眼睛所投射的干净素朴线条遂有了变化，开始模糊起来，摇曳生姿起来，甚至冒犯我们地扭曲变形起来。这样的不尽忠于眼前实像当然是有意的，在摹画者的知觉之中的，就像最初摹写彩虹那个人不可能不晓得他其实添加了不在眼前的两端龙头，但对摹画者而言，这样的选择变形添加却极可能是“很自然”的，他认为这才对，才完整，才负责忠实，他从头到尾没讲一句他要象形，讲他只使用他知觉中只占一小部分的视觉而已，象形是我们事后方便贴给他们的，既非造字原则也不是美学标准。

因此，如果“象形”这个标签有问题，会误导我们的认知，会因小失大，我个人建议我们当下就可以取消它丢开它。

这便碰到“真实”和“实在”的麻烦认识论问题了。这里我们只再说一次，造字之始，是艰辛且开天辟地性的创造大事，造字的人心中有事不能解，不只是想当个拍照留念的悠哉游客而已——这不足以驱动他们，他们的想望和野心明显要比这大多了——他们就连物象之外那些没形没状的，眼睛功能不足看不到的，甚至一闪而逝的东西也想一并给抓下来，而在他们所身处那样一个万物俱灵的现实里，这些满天飞舞却肉眼“几乎”不可得见的东西，的确远比今天我们所相信的要多，也要“真实不疑”。

看结果好了，看结果出来的成品有时也是个情非得已的好办法：你喜欢科幻电影片头那种典型的仿照相繁星画面呢?还是凡·高星光古怪旋动流转的《星夜》呢?老实说哪个更“真实”且淋漓地抓住我们和抬头满天亘古星图的心悸感受的无可言喻命运联系呢?

有眼睛是很好的，是无上恩赐，但除此而外，我们也还有其他有意义而且精致的知觉，没必要让两只眼睛单独得胜而遂行专制统治。

加西亚·马尔克斯又是另一个好结果，他同时也是“眼睛和我们长不一样”的人——据他自己回忆，他眼睛的改变从最早的童年时光就开始了。他诞生在外祖父母所居的阿拉卡塔卡镇大宅之中，跟内战英雄的上校外祖父和满脑子鬼神迷信的外祖母长大。外祖父跟他讲哥伦比亚乃至于整个拉丁美洲的无止无休革命暨内战传奇，让他浸泡在真实的死人之中；外祖母则为了让她这位日后拿诺贝尔奖的小外孙乖乖坐椅子上不乱跑，不断用形形色色的鬼故事吓他，各种鬼魂，各种凶兆，在茉莉花香气和蟋蟀鸣叫声中，小马尔克斯看过带着死亡信息的黑蝴蝶飞进屋里，看过做弥撒途中忽然腾空而起的神父，看过和活人一般无二地住屋、起居、活动的安安静静死人，以及黑夜一到，便满空气中来来往往的阴魂幽灵。

这是什么?马尔克斯自己下的定义是，“非现实事物的现实主义”，或者是，“十分合情合理的非现实”。为他写传记的萨尔迪瓦尔注释得非常好，他说：“(这是)神话、传说、信仰、迷信构成一种与客观现实本身同样强大抑或比它更为强大的准现实框架，并且决定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所以在他的作品中，‘现实’这一概念的内涵将要扩大，将要变得较为复杂，他为这种现实所承担的作家责任也将随之扩展和变得较为复杂。”

而最重要的，这就是《百年孤独》。

4　指事的字及其他抽象符号

这里，让我们来料理一下指事字的问题。指事字是甲骨文中最稀少的字种，但真的有它很好玩的地方，那就是纯抽象指事符号的发明和应用。这个抽象符号的存在，说明了文字要探入抽象概念表述的某种程度艰辛，得无所不用其极才有机会克服，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执着于具象表达的老中国人并不真的那么死板，不知变通。

指事符号通常是个小横杠“-”，就像电脑荧光屏上出现的游标一样，应我们目光的焦点不同跑来跑去，灵活得很。

上头那一组三个甲骨字，一看就晓得都和木本的树有关系，事实上，把它们三个并列一起，便构成了一幅诸如小学生课本里树木的构造图解及其称谓，小游标跑到 ，也就是大树顶端，要我们只看此一部分时，这个字是“末”，指的是树梢枝丫；小游标回到正中央， ，这个字成了“朱”，意思是树干部位，也就是“株”的原形字；等小游标再降至最底部时， ，又变成了“本”，以此类推当然意思是树根。

今天，这三个字虽然全被转注或假借走了，但走得不远，还很容易追得回来。

小游标回应着指示功能的必要，倒也没有非一定表现为横杠不可，比方讲最具代表性的是这个字， ， 是“刀”的象形字，小游标斜斜跑到最锋利割人的地方，这个字即是“刃”字，意思正是刀锋；又比方说这个字， ，小游标干脆一分为二，分别指在人形符号的两腋之下，这就是今天的“亦”字，“腋”字的原形，后来被假借走了，却莫名其妙费了好一番手脚才重新得到失落的专属指称——这过程重建起来大致是这样子的：“亦”先是作为声符，结合了 ，也就是月亮的意符，组合成新的形声字 ，这就是“夜”字(占人生时光整整一半的“夜”字，居然这么晚才出现，并不表示古人的天体循环有何不同，可能只说明照明未发达的早期，日落之后无光的漫漫长夜是的确存在但毫无生活实质意义，无须赋予专属的标示；当然，也可能彼时这段做不了事的暗黑时光有另外的文字代表，比方说甲骨文中有一个充满虔诚意味的字， ，是人恭敬跪着迎接月亮的漂亮之字，这就是今天仍大致保有着原来意思的“夙”字)，之后再以这个“夜”字为声符，加肉体符号“月”( )字为意符，而重新诞生出这一波三折的全新“腋”字出来。

更有趣的是，这个“腋”字是有着月亮的符号没错，但却不是我们一眼看到的月字边，那是肉体符号在字形变化时造成的，真正的月亮已化入字中再形容难识了。

提到“亦”字，就一定会让我想起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字， ，当然这个字并非指事字，而是漂亮的会意字——在同样人的双腋之下，画上纲目疏张的织物类符号，一方面显现那种清凉通气的轻薄麻、葛一类的夏衣，同时又准确无比标示在人身最积汗难受的腋下，这个字就是“爽”，实至名归，一看就神清气爽、一派自在清凉无汗的舒服样子，三千年之前的字，直接可在今天搬上电视屏光幕做夏日冷气或冰品一类的广告。

曲线式指事符号

再来则是弯曲成曲线以求更精确的指事游标。

先看这个字： ， 是手，指示游标呈曲线告诉我们要的是这一截，大致是我们的小臂部位，于是这个字成了“厷”字，也就是“肱”的原形字，三折肱而成良医，闽南语翻译是打断手骨颠倒勇。

同样的情形是这个字：尻，臀部也，屁股也，用甲骨文重建出来是 ，同样道理同样手法曲线游标括住我们所要传达的部位，这个“尻”字，认识的人已愈来愈稀少(另一个几乎和它形成对称的形声字“屌”则比较幸运，因为被纳入流行语使用而复活，转注为“很棒”、“很厉害”的洋洋自得意思)，死期已然不远，往后，我们可能只能在东邻日本见到它，那是北海道外海的一个小孤岛，名叫利尻岛，产日本最好的云丹(海胆卵)和昆布，你从北海道最北的稚内搭船，航程中一路有海鸥伴你而飞。

此外，还有一个稍有争议的指事字， ，曲线游标准确括在人的中腹部这一截，这就成了身体的“身”字，应该就是“腹”、“肚”这些稍后形声字的原初指称——但要命的是，另有一个“身”字的甲骨文在腹部中空之处加了一小点而变成了 形，于是抽象的指事符号遂当场变成实体性的鼓胀肚皮而怀起孕来了，也就是所谓身孕之意的另一种“身”字(闽南语至今仍这么说)，于是，老子所言“吾之有大患唯吾有身”，本来是哲学睿智况味十足的话语，是人对自身肉体存有的深沉反思及其超越，这下子堕落成了teenage年轻莽动男孩女孩玩火后的绝望发现：“我完蛋了，我猜我怀孕了。”

小点的三态变化

当然，所谓六书只是中国大造字告一段落之后的尝试性分类解释，而且还是在没见到甲骨文状况下的相当程度猜测性分类解释，既非先设的造字指导原则，事实上也不尽完备与准确，比方说，像甲骨文中尚存在着另一些抽象性的符号，却很难被归并为上述的指事符号，这些往往更异想天开的符号，不仅更现代感，甚至还卡通化，令人莞尔。

得提醒一下的是，并非所有甲骨文中的小点小杠都是抽象符号(我们说过，甲骨文因系刀刻，圆形不圆，小点小杠也往往很难分别)，它往往是滴落或飞溅的小水滴，包括血水，比方说画成 的“祭”字，小点就是手拿肉块祭祀时滴下的血水；包括雨水，比方说画成 的“雨”字，以及我们已看过的、更传神好一幅雷雨割破天空云层沛然刷洗下来的“雷”字， ；包括井水，比方说杠杆原理省力汲水工具发明的图式证据， ，“录”字，活生生一个架在水井上的汲水辘轳模样，井水四溅；还绝不夸张的包括口水，这个有趣的字画成这样子， ，是一个跪坐的人张大嘴讲话的模样，口沫顺势横飞，当然不雅到一种地步，这个字就是“次”字，大致是指控性的“低级”之意，如果你也有幸挨过，想必同样印象良深难以抹灭。

小点除了液态的水之外，也可以是固态的，比方说画成 的“稻”字(禾旁是日后才添加的意符)，很清楚容器盛不下的满而溢小点是米粒；也可以是气态的，比方说画成 的“香”字，便是谷类煮食时逸出的香气，是永远饥饿状态下的小学放学回家路上最闻不得的美好气味；还有 ，“磷”字，是人形周遭散发出来的鬼气森森磷光，想来不大可能会是个好好活着的人。

传送到耳朵和皮肤之字

让我们重新回到抽象符号来——老实说，后代尝试用指事符号来归类，真的是小看了造字的自由不羁及其华丽的想像力。

来看这个字： 。

这个基本上可称之为异想天开创造成的甲骨字，左边的 是个鼓(但甲骨文中的“鼓”字，得加上手持鼓槌击打的图像，而成为 )，至于右边的三个斜斜小点，究竟该不该称之为抽象符号呢?它是鼓敲击起来的声波振动，我们肉眼不可得见，但耳膜乃至于皮肤表层的末梢神经可是清楚接收得到，造字的人把空气中透明的震动声音，奋力地刻画成实像显现出来。

这个字就是“彭”字，鼓声，《诗经》里也借用为车辆或马匹大规模开拔的嘈杂声音，我们今天同样拟声地写成“嘭”，用在波涛的击打声音则改用“澎”，原来的字失去了所有的意义，最终只存留于姓氏之中。

“六书”之中，它该归属哪一类，不是指事，不是形声，说是会意嘛有点勉强，毋宁最接近象形，一个“耳朵听见的象形字”或者“皮肤感知的象形字”。

鼓声是一种有着普世性感染力量的动人声音，不晓得是因为它极可能就是人类最早的发声乐器(而且好像没有哪个民族没这玩意儿的)，从而神秘地叫唤出来我们最亘古最原初的，如荣格所称的集体乡愁记忆呢，还是因为我们基本生物结构的关系，它模仿或偶合的正是我们生命象征的心跳声音，因此，我们由此而来的血脉奔流节奏，很容易地就跟上鼓的震动声音而同步合拍——中国的《礼记》对于如此的效应有着极精准的体认和明文记载，说“鼓声欢，欢以立动”，的确这彭彭响起的声音会让人血液循环蓦然加速起来，不自觉站起身，知道一定有什么事要开始了，比方一次狩猎行动，一次战争，或今天更多人感同身受的，迪斯科舞厅或者摇头吧里又一场大汗淋漓的热舞开始了。

鼓是开始，可能惟一的例外是清心修行的佛寺庙宇，他们倒过来，清晨敲钟，薄暮击鼓，我的老师告诉过我：“钟声令人起悠深之思，而鼓声则是充实的存在和行动。”看来，这些得道的高僧们，上班时要求的是宁静杳远的心思，倒是下班后也跟我们一样，鼓声彭彭，有一种活过来的感觉。

无论如何，今天我们重看这个三千年前的有趣鼓声之字，尤其是那三个震动符号，想必只会觉得会心亲切，不会有丝毫陌生之感，因为这正是今天卡通影片和平面漫画最惯用的手法，我们从小和它一路相处过来，只是不晓得原来它如此古老，足足存活了三千年以上。

眼睛的错觉之字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卡通更漫画的字，这是从许进雄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学来的。

在甲骨文的世界之中，人依靠双脚行走的三态变化，其中最基本、最安步当车的一种正是“步”这个字，甲骨文做 ，草鞋步鞋草鞋步鞋两脚交替向前迈；也有再加上道路符号而成为 (左右脚哪个在前无关宏旨)，开大门走大路。

要是真有急事想走快一点，便成为“走”这个字，这个字在甲骨文中没出现，但稍后的金文仍形态清晰可识， ，大步向前疾走的人左右手也跟着大幅摆动起来。这个快步而行的“走”字，从声音到字义还在今天的闽南语中好生生保存着，闽南语基本上没有后来替代的形声字“跑”，一路沿用这个古老的字。

更快比方说有猛兽或债主或盛怒的老婆在后追杀时怎么办?于是这原本就奋力迈步的人遂再加速成为如此没命狂奔的样子， ，这就是今天的“奔”字。此字的创造精髓当然就是最底下那三个脚印符号——当然不是人因此变成脚很多的蜈蚣或脚更多的倍足纲马陆，这个多脚的影像绝非实存，却很显然正是造字者真的肉眼所见且忠实予以记录，它一不吊诡二不神秘，就只是源自于影像的视觉暂留现象，因为我们眼睛反应不够精确灵活的错觉所形成的。但说起来也还好有这么个缺陷存在，否则我们今天看的电影电视或电脑游戏迫力十足的三D影像画面将失去一切神奇魔力和效果，我们看到的只会是一格一格分割如漫画书的画面，那很多人晚间和假日的悠悠时光就不晓得该如何是好了。

同样的麻烦：“奔”这个字，我们该说它是会意字或指事字或形声字吗?不可靠的《说文解字》说它从夭卉声，当然是胡说八道，我以为它仍应该算眼见为凭的象形字——如果说， 是“耳朵所听见的象形字”或“皮肤感知的象形字”，那这个 字一定可称之为“眼睛看错的象形字”，不是吗?

5　转注·假借·不再创造的新文字

上头这一排四个字分别是“东”“西”“南”“北”的甲骨字，在谈下去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广告。

我个人之所以注意到这四个字，是看了许进雄先生一本精彩绝伦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这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绝妙好书，任何对中国文字有兴趣的人，以及到现在为止还想不出中国文字有何乐趣可言的人都应该买来看，定价五百八十元，但保证物超所值，使用后不满意我个人愿意负责原价回收，包买包退——事实上，我个人买来随手给人的已不止十本之多，我猜，同样极力推销此书的文化学者詹宏志所购买的也应该不下这数字，往下，我们还会不断提到许进雄先生此书之中的动人发现和洞见。

好，有史以来最诚实的广告先告一段落，这里让我们先回到“东西南北”来。

用东西南北来做三百六十度方位的四个基本定点，是相当普世性的方位标示方式，但这不是实存的，而是人的发明——这个发明当然还是有其漏洞，一方面是因为据以发明的日升日落位置、北极星不动所在和牵引磁针的地球磁极之间有着微差云云；另外，东西南北是二次元扁平世界的方位标定，如同欧式几何的缺陷一般，当它应用于三次元的非欧几何实存世界时，难免会出现麻烦，你一定听过非欧几何的所谓球面和马鞍面，所以才会出现你若立身于南极点上，不论朝哪个方向走去都是向北走的诡异事情。

当然，就我们正常人的正式生活来说，东南西北有个一二度的微差是可忽略，而位于“南国以南”的奢侈南极点也不会人人能去时时会去的，因此，东西南北仍是堪用且有效的。只是，我们其实并不一定仰靠它们来指引我们生活中的行动方向，尤其是住城市的人。高楼大厦挡住了人的望远目光，平直的地平线成了城垛状高低起伏的所谓城市天际线，太阳只在窄窄的头顶天空才可能瞧见，日出月落之事离开我们的生活起居，正式被划归到休闲旅游的范畴(“让我们到玉山或花莲海滨看日出”)，本来就不是最亮的坚定北极星更可能一辈子只听过没看过——更有效指引我们方向的是人工建物的道路和各个建筑地标，东西南北究竟何在好像只剩周休二日打麻将的人还会操心。

但也并非所有的城居人口都这样子，比方说，北京人(当下的，不是五十万年前活着、先是国宝后来消失的那个头骨)还是习惯东西南北的，我猜，这跟北京城存在太久太重要有关系，方位标定准确的东南西北城门制约了往后城市的道路系统和生活动线，遂进一步沉淀到人的意识和语言之中——有回，我们一干人等闲谈起此事，正巧北京来的学者戴锦华教授也在座，戴教授接腔道：“是啊，在咱们北京，丈夫半夜炕上翻了个身，推了下老婆：‘你往南边靠靠。’”

依许进雄先生的解释，东， ，像两端束紧的某种袋子，在尚未开发出纸袋和塑料袋的当时，可能是动物的中空胃袋；西， ，像个藤类材质编织而成的篮子；南， ，像悬吊起来的铃或钟，乐器类的；至于北， ，两人相背之状——其中只有“北”字还算追溯得回来，这个字应该就是“背”字的原形，后来被抢来作为方位符号，只好在原字之下加个“月”的肉体符号以示区隔。

尽管来路已蓝缕，有四分之三我们再追不回原初，但借助甲骨文形象的存留，至少我们可看出并断言，这四个字的造型和方位的可能联想完全扯不上关系，甚至都是人造之物而未有自然界天地山川的任何线索。

这里，我们来谈转注字和假借字，如今从造字六书中被逐出的东西——只是，我个人以为，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得独立地来认知。

转注的意义延伸

我们说，形声字不再创造出新的字形，而是用组合的方式来创造新的字；假借和转注则根本连新的字都不再出现，而是原有文字的废物利用，因此，没有“造”，只有“用”，这样的斤斤计较其实是有意思的。

什么是转注?转注基本上是文字原初意义的辐射，通过引申、联想而延展出新的意义和使用方式来，就好像日落黄昏的“莫”字转成不宜，十字道路的“行”转成动态的行走甚至再进一步延伸为人的举止作为一样，文字的转注，在原意和新意这两者之间，保持着意义上不绝如缕的牵联——当然，在文字的长期使用之中，一个字极可能历经了太多次的一再转注，再加上文字发展过程中惯见的、使用者对于意义的误解误用乃至于单纯的写错字，形成意义上的“断桥”，再无法重建这道旅程，以至于我们今天难以辨清，究竟是文字的重复转注而迷路，或仅仅只是单纯的假借而跳跃。

也有些字，我们则从一开始就不容易分清楚，它究竟有没有原初的单一素朴意思存在而经历了意义的转注，还是它本来就极聪明地懂得用生活中的具象事物来表达一般性的抽象意念。

我们就来看原初的“初”字吧，在甲骨文中它极具形象， ，左边的 是象形的交衽衣服，也就是“衣”字，右边则是一把刀，它究竟原是裁制衣服的专用步骤指称呢，还是用“第一刀”的概念传达“开始”的一般性意义呢?还有，像甲骨文中的“即”和“既”这两个字，若依原始的字形来看应该是两个反义字，它们分别长成这样子： ， ，左边的 就是称之为“豆”的当时食器。两字的差异只在于右侧跪坐的人形，是正向或背向而已，因此它们有可能原来只是进食过程中开始和结束这两个程序的专属指称，可再转注成“靠近”和“完成”的抽象概念意义，也有可能造字之初就处心积虑借助这每日得做两次(商代当时，据考证，一日吃两餐)的熟悉行为，对准了来表达如此的抽象概念。

用博尔赫斯的赖皮话来说(当然博尔赫斯本人不是真的赖皮，他是谦逊，我们才真的赖皮)，还好我们不是专业的教授学者，不必花脑筋负责解决这样专业但无趣的问题，我们只要享受这些原始具象字形和今天我们理解的抽象意义之间的美好联系就行了——想想看这多好，原来“即”字的“靠近”意思之中，空气中飘漾着这么好闻的味道，饭香时节午鸡啼，连公鸡都违背职业守则跟着热闹叫起来；而“既”所表达的“完成”，更有一种酒足饭饱，从而放眼过去世界一派安乐和平的好景象不是吗?

假借的意义跳跃

至于假借，则比起转注要野蛮许多了，它是字的无偿借用，借用时并不考虑到意义的必要勾联，而只根据该字的声音，把文字直接当声音的记录工具来用，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及使用过程之中最接近西方拼音文字抽象式记录语言(即声音)的方法。

因此，说借用实在是太客气了，至少是帮派兄弟上门或政治人物跟公营行库贷款的那种借用方法，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这其实就是一种篡夺，另一种文字使用的绑架，借了当然不会还回去不说(台湾俗谚有云：“借钱要还谁敢借?”)，善良些的还可以两个意义并存留点余地，更多的情况是干脆把原来的意思整个抽空掉，而形成现今使用意义和原初造字形态完全脱钩的断裂现象。

“东西南北”，每一个字都是这样，以下，我们多找几个比较漂亮但横遭掠夺的字来看，如通俗故事中那种命运坎坷的红颜薄命情事，它们不像转注字给我们一道“原来如此”的漂亮轨迹，而是一种不相称、不知从何而来的诡异纵跳，像读一首意义不明的诗。

“來(来)”，今天常用而且谁都懂的字，它原来长的样子是 ，漂亮款摆的禾类植物，据研究就是麦子。

“萬(万)”，一样常用而且一样谁都懂的字，但它原来却是一只狞猛美丽的动物， ，蝎子，可再转注成某种天赋异禀的女性同胞，草字头是从它那两支漂亮大螯演化而成的。这个字被掠夺之后，原字被加上“虫”的意符而为新的形声字，也就是蜂虿的“蠆(虿)”字，有毒会蜇人的，但今天也差不多不用了。

“改”，不懂这字的人请举手，但谁知道它本来是个除害的勇敢举动呢?在甲骨文时它呈 ，左边的三角头活物是禁得住生物学验证的一条毒蛇，右边则是有人手持棍棒作击打之状，这是早期之人家居生活“与蛇共舞”状态下经常得做的危险之事，不像今天通常只打电话给地方消防局的人来处理(奇怪，台湾地区各县市消防局负责捕蛇吃蛇的例行业务究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舊(旧)”，难写但仍是常用易懂之字，它原来的字形更漂亮， ，《说文》中许慎告诉我们就是一只猫头鹰，全世界摆设性、收藏性玩偶造型最常取用的生物，不管是木头、塑胶、陶瓷或铸铁。想害别人，你一可劝他办出版社(现在可能要改成网络相关行业)，二可劝他收集猫头鹰造型的玩偶，包准他破产。

当然，今天我们袭用代表猫头鹰的“梟(枭)”字仍是个漂亮的字，是枝头上神气蹲踞着的一只大鸟，尽管多数大小、颜色、性格各异的鸟都有停立树梢的习性，但造字的人仍准确记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画面仍是这只看起来沉静、若有所思、仿佛看穿一切如森林中第一智者的猫头鹰。

不再造字的两大主角

这就是转注和假借的大致意思，以自然和强横不一的应用来替代重新辛苦造字，以手中既有的有限文字，奋勇来表述更多生生不息的、可理解为无限繁衍的具体事物和抽象概念。因此，转注和假借一刻也没真地停止过，到我们谈话的此时此刻都还随时随地发生，毕竟，新的事物和新的概念以及语言不断发生，文字有义务得适时跟上。比方说，今天我们本来已经完全不用的“糗”字，被同音假借而如人子复活，用来表述人的尴尬出丑洋相，也用以表述动词的揭短嘲讽攻讦之意，而它的原意本来是某种干粮，行旅征战带身上的，原本并不多人晓得；至于“您真太逊了”的“逊”字，是不行、不称头、上不得台盘乃至于年纪一到欲振乏力的现代贬辞，大致可理解为原来谦卑、坐小伏低之意的延伸翻转(很多德行，在价值观不同的异质社会中，可能猪羊变色为弱点，这已是常识，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已经揭示了这点)——因此，“糗”是假借字，“逊”是转注字。

转注和假借，早在大造字犹如火如荼那会儿便已正式启动，却在大造字很快(历史时间刻度意义下的“很快”)告一段落的千年悠悠时光中更加勇猛奋进，联手支撑起文字表述的全部重责大任来。我们想想看，尤其是这后来的千年时光，还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动不断加速、新事物新概念新名词的产生也随之不断加速的时间，我们却只零落断续地产出完全不成比例的寥寥有数形声字(且大体集中于化学元素表上)，如钸、铱、氘、氚云云，其余都得仰靠假借和转注来支应，由此可见转注和假借有多重要，怎么可以让它们语焉不详地附诸六书的骥尾而轻言视之呢?

列维斯特劳斯的“修补匠”

作为表述材料的文字数目已不再增多，但新的工作要求不停冒出来，这种景况，让我们想到列维斯特劳斯聪明的“修补匠”譬喻。

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修补匠，指的大体上是稍早社会中那种背一口箱子或推辆车子挨家挨户替人修补家具杂物的行脚工匠，他的工具加上使用的材料，就只那口箱子或那辆车子所能携带的那么多而已，但他可能接获的工作却五花八门，完全看顾客的需求而定，床、桌椅、篱笆、窗户云云——这种兜售的、行脚的修补匠，大约在台湾一九六年代之前也有，游走于彼时的小乡小镇之中，农村大概就不必了，一来因为家家相隔太远不划算，二来农家的修护性工作大概都自己动手，当然，DIY的修护实质方式和修补匠相去不远。

修补匠怎么工作?每当一件工作来临，他总得先回头检视并挑选自己既有且仅有的这些参差不齐材料，他先往后看，再前瞻，修护的工作本质是“堪用”，而不是完美再现，“一块特殊的立方形橡木可当做一个楔子来补足一块不够长度的松木板，它也可用做一个支座来衬托一件旧木器的纹理和光泽的美观。”

列维斯特劳斯说：“他(修补匠)的工具世界是封闭的，他的操作规则总是就手边现有之物来进行的，这就是在每一有限时刻里的一套参差不齐的工具和材料，因为这套东西所包含的内容与眼前的计划无关，更与任何特殊的计划都无关，它是以往出现的一切情况的偶然结果……换言之，用‘修补匠’的语言说，因为诸零件是根据‘它们终归会有用’的原则被收集或保存的。这些零件都没有太专门的性能，对于并不需要一切行业的设备和知识的‘修补匠’来说，是足以敷用的，但对每一种专用目的来说，零件却是不齐全。”

这个“修补匠”概念及其论述，本来列维斯特劳斯是用来谈“野蛮人”的神话建构的，但——未来工作的不透明、不可预见，因此无法也无力事先备妥所有的准确材料。新工作来临时的第一步，先回头往后看，从有限的既有材料挑拣。手中材料是偶然的结果。修护工作堪用但不可能完美的本质宿命——这些毫无问题可一整块移过来说明文字使用的处境。

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这些是我们箱子里车子上所能装下的全数有限材料，而转注和假借就是我们的文字修补术，我们操持这个行当已达数千年之久，而且看起来还得一路行走吆喝叫卖下去，不会有了结转业的一天。

有钉痕的文字

如此的有限文字和无限指称对象的全然不均衡状态，逼使文字得不断地重复使用，不断通过转注延伸到相邻的意义，不断通过假借跳跃到遥远不相干的事物，这使得文字无法纯净地守护住最初的单一意思，而是内在意义的不断堆叠和外在意义的无休止试探，文字遂高度地歧义，高度地不稳定，同时存在着固态的黏着、液态的漫涣和气态的扩散，这也是我们对文字又爱又恨，总烦恼并惊奇于无法精准掌握住它的一大部分原因。

至于爱恨的比例还是有差别的，其中幸与不幸我猜多少和行业有关吧。如果你是讲究精确、透明、努力寻求干干净净表述文字的人诸如科学工作者或法令研究者，那文字这种闪动不居的不稳定本质大概会让你恨得牙痒痒的(当然，律师这个不讨人喜欢的行业可能好些，这种文字歧义不稳定所拓开的操作空间，增加他们甚多为自己寻求更美好生活的可能)，像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绝大部分物理学者便是这样，他们心目中最完美的表述形式便是E=mc2这样的东西，宇宙的广袤深沉奥秘，就这么明朗干爽、毫不拖泥带水地好好装进才三个字母、一个等号加一个数字符号的方程式中。爱因斯坦本人尤其向往这样的世界，他称之为“大理石纹理的世界”，平坦光滑，一是一二是二，如《圣经·创世记》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

相对于这个光与暗分开的好世界，爱因斯坦受不了的便是那种漫涣的、偶然的、随机的、意义崎岖起伏的烦人真实世界，爱因斯坦称之为“木头纹理的世界”。

然而，文字的世界，修补匠人所居并执业所在之地，基本上便是木头纹理的世界。

修补匠所挑选的堪用材料，既然都是已经使用过的(如人类学者鲍亚士所说的，“好像神话世界被建立起来，只是为了再被拆毁，以便从碎片之中建立起新世界来。”)，这拆下来重新使用的木头上面自然会留存着旧有的钉痕、沟槽和其特殊弧度，不可能彻底地加以刨光去除。快被这种符号的意义堆叠及漫射逼疯掉的罗兰·巴特曾作过如此英勇但脑筋稍嫌不足的尝试，意图找寻某种纯净的、“不受污染”的书写材料，但我们从头到尾晓得，修补匠的箱子里并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相较于气急败坏、放眼四望世界图像已变得恐怖无比的罗兰·巴特(巴特说：“我站在那儿，面对着大海；当然，大海本身并不负载任何讯息，沙滩上呢，却是存在着那么多的记号学材料!旗帜、标语、广告牌、衣服，甚至日晒赤褐的皮肤，对我来说都是讯息。”)两眼无法视物、但心思清明的博尔赫斯就讲得非常好，他说并没有完美字典的存在，人间绝不曾也不可能有这么一部收有一切所需文字的超级大字典，以一对一对应着我们现实世界的一切可能事物，但凡我们的情感，我们所不断翻新的概念和造物，以及我们一闪而逝的心思念头，都很方便能在这本字典之中查到并快快乐乐表述出来——不，没这等好事，如果一定要说有这样一部字典存在，它也只可能存留在渴望表述、渴望把新发现更完整、更精确告诉他人的热忱人心之中，但它永远不可能编纂修订完成，因为它在现实世界所能搜集到手并保有的总只是数量有限的文字。

满满是烦人钉痕、沟槽以及原有弧度形状的老文字，换个职业换个心思看，不一定是全然的坏事一桩，这些“带枪投靠”的文字成为一种已知，赋予了某种特别的对话开启可能以及启示。我记得清末民初的金石书画奇人齐白石愈到晚年愈不挑拣篆刻的石头，甚至以使用劣石为乐，石头中饱含的杂质沙粒在下刀时自然崩落，形成某种不待技艺操控或甚至说根本不是技艺操控所及的天成蚀刻美学效果，通过这些在自然时间中总容易因风因雨因冷热胀缩因流光冲刷而整块掉落的杂质沙粒，金石家的雕刀于是有机会幻化成大自然通过亿万年岁雕蚀天地山川的神工鬼斧。这是一种时间的召唤和时间的凝结，一种时间的奇异招魂术，“或就是卡尔维诺的用语，一种时间操弄的魔法。”

也就是说，这老文字上的每一处钉痕、每一条沟槽、每一分弧度，都记忆了这老文字的悠悠不灭经历，它可能陪过屈原寻访找最终的答案而形容枯槁但沾一身香气，也可能坐过庄子翼若垂天之云大鹏之背扶摇直上九天，和司马迁并肩看过并嗟叹繁华落尽江山无常，和曹操一起横过槊，和李白一起醉过酒，和杜甫一道挨过刮风漏雨的漫漫长夜和饥肠辘辘，或甚至被刚强正直的颜真卿或柔美如兰花叶片的赵孟给或淋漓或端正书于白纸之上……这些记忆彼此拉扯跳跃，自动形成一种意义的光晕，在你今天奋力寻求精确的核心意义同时，老文字如管仲口中的老马一样自己找到出路，或如杰克·伦敦笔下的大狼一样召唤声息相通的同类——这个不待你发动的效应，是文字使用中“看不见的手”，如亚当·斯密在经济世界中精妙绝伦的发现，老文字，一样有类似的动人效应。

每个字，本身就是一个意义的“群”，一个蓄积典故穿梭时空的机器，这是在它不断的重复使用之中，尤其是不断通过转注的延展和假借的跳跃所得着的、所自然生长出来的，这带来了更丰腴更多面向层次的隐喻力量，而你通常要做的，只是选中对的文字，其他更多的事它会自己完成，让你比方说写成一叶，自然秋意满林薄。

我们这就来看看这个“葉(叶)”字吧。我刻意地查了一下，蓦然发现甲骨文并没留下这个字(但我仍直觉地相信，这字必定早早已被造出来)，但在金文的时代，字形仍保留得很鲜活，想像得出原初之模样： ，或者， 。不是表现叶脉为视觉焦点的单片叶子，而是一整株枝丫舒展开来的大树，顶端那儿生长着接收阳光热能行光合作用，以供应这棵树生长所需营养的叶片。

《辞源》里，叶字的最主要解释当然就是这个，称之为“植物的营养器官之一”(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事物，一经这样正经八百的解释，总很陌生很滑稽，这是一种倒过来的、以未知来说明已知的有趣解释方式)，除此而外，叶还是“花瓣”，是“书册中的一页”，是“时期”(如大唐中叶)，是“轻小之物”(如苏轼的“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或如小说家张大春在京都旅途中送我的一首七言绝句的末两句：“买得轻舟小如叶，半容人坐半容花。”)，还有，叶破音为“啬”，是春秋时楚国的大邑，以及姓氏。

从这些漫射伸延的意义，这个字导引我们走去的，便不仅仅是秋天而已，我们还会想到时间和历史的记录书写，想到小舟任江湖的无羁自由，一种回到本源的亘古乡愁，以及某种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大自然柔婉生死循环。宋代赵蕃的白发诗有这么两句：“叶落归根莫漫悲，春风解发次年枝。”诗虽然很不怎样，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6　找寻甲骨文里的第一枚时钟

我们腕上的手表或墙上的钟，三百六十度的完整圆盘分割成十二等分，是设计师显身手的地方，典雅点用罗马数字，现代点用单纯的光点，至于那些削凯子的，尤其是卖给兄弟或收规费的警察的，则镶上钻石好表示身份，但最原先还是阿拉伯数字的1到12。

我们说过，甲骨文中的会意字是我个人所知人类最美丽的文字符号，比起古埃及尚未拼音化之前的漂亮象形字，还多了面对抽象性事物和概念的某种知性之美，某种富想像力的惊异，我于是想做一件疯狂的事——我有没有机会找出甲骨文中丈量时间的会意字，最好有十二个，来完成一具商代的甲骨钟呢?

先说结果，这个尝试显然是失败的，除了人力不可抗拒的文字湮灭流失之难题而外，其实失败得非常有道理。不是说彼时的人没时间感，不需要丈量时间来规划自己的作息，而是说时间的丈量方式，最初(最初是指体系性建构的天文学到来之前)总是素朴地随生活的实际律动，因此，我们一天分割成两次十二小时，一小时六十分，一分六十秒的方式，不见得是他们需要的。

天不从人愿，我还是觉得非常可惜，原来还以为会找出钟表史上最美丽的符号及设计，甚至申请专利，卖给欧米茄、浪琴这些大公司赚一大笔钱。

上头那一排字，头尾的“旦”、“莫(暮)”二字我们已看过了，问号悬空的部分先搁着，于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便只剩两个。其中 是“昃”字，我们今天已不常见它了，但甲骨文时我们看其长相却意思非常清楚，它是太阳开始偏西，把人影给斜照拉长的样子；至于 则是“昏”字，太阳和人的相对位置就更低了，已降至人脚下，它们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明明白白写在脸上”，就是图画中的样子——对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类而言，只要好天气，这是人们每天都会经历、一看就懂的景象，像我个人，马上就想起小学放学后背着大书包踩自己长长的影子走回家那副情景，而且这才第一次想到，如此想起来，原来我念了六年的宜兰力行国小在我家的偏西边。

这些字都有会意字的真实太阳符号存在(不同于形声字的日符往往只是概念)，而且都以具象的图画坚定地表述时间，这样来看，这些字就更漂亮了。

最先看到太阳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我们尚未开发出大量的太阳替代用品(钟表、暖炉暖气、热水器、烘干机……)之前，太阳和人的关系亲密多了，也好太多了，不像今天，尽管理智上我们更心知肚明太阳对我们的重要性，包括人类几乎一切热能的来源不管取自石油、电力、荤素食物等等，其实都直接来自太阳或间接由太阳长期储存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里，但不想那么多时，太阳愈来愈变成个讨厌的东西，它你看，我们已习惯用一点尊敬意味也没有的“它”来代称会晒得你很热，会令你变黑得花很多钱很多时间美白回来，还听说会致癌的紫外线不留情扫射你。

但曾经，它是大电力公司、大食品供应商、大家电业者的众多生活资源提供人，它还扮演伟大的智者哲人，启动人的思维，或干脆就是个神，光明、智慧和创造不息的神。

让我们假设自己是彼时的初民，我们睁开双眼，我们看到的会是什么呢?

我想，大概用不着太费神找信而有征的证据证明，对早期的人类而言，太阳不仅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一定是排行在前，率先被人们察觉、思索乃至于开始敬畏起来(是卡尔维诺还是本雅明所说的人埋在同一事物里想久了，总会出现神秘主义的倾向)的巨大存在——它高悬头顶，又亮又热，而且每天跟你相处，恒定得很；偏偏它又不稍停歇地动着，而且不像云朵那样暴乱随兴，非常规律有耐心，一定有着某种不挠的意志和目的，而且它还每天躲起来一半的时间，不晓得哪里去了，而它不在时不仅我们行动为之瘫痪，而且天地漆黑，世界变得多么可怖；然后人们想必也很快察觉出来，它好像和我们的生存(包括我们赖以生存的动植物之存活)有着愈想愈严重的牵连；我们可以用火去想像附会它，但为什么它却又不像我们的火那样不成形体形状而且短暂?它凭什么永不熄灭?哪天真熄灭了会出什么事?……

举目可及，却深邃难言；光朗明白，却又神秘异常，绝对是人开始想东想西的绝好材料，这里，族繁真的难以备载，我们建议大家可去考察每一个初民部落的宗教信仰，应该是全无例外才对，太阳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神，而且就算不是统治一切的主神(如埃及如日本)，人气排名也摔不出三名之外(如希腊的阿波罗)。

这里，我们暂时只取它天行健自强不息这部分特质。太阳恒定、规律、可察觉的移动方式，让人可据此安排生活作息，这也顺理成章让它因此成为人类的第一枚时钟。

失败之道

我们知道，时间不是具象可见之物，甚至不知道该说它是否真的存在，它毋宁更接近我们对于事物变化的速度和频率的某种知觉，必须整理出一组稳定可丈量的秩序，它才从变动不居的万事万物中显像出来，像阿拉丁故事里禁锢于神灯中的巨人精灵一般，驯服为我们所用。

但在眼前万事万物包括自己的器官身体毛发，各自以或彰或隐、或稳定或暴烈的不同频率不同速度奔赴向前的众声喧哗之中，彼时只仰仗肉眼辨识的人们，当然不可能也没必要一下子就找出诸如石英振动频率之类的来作为时间整理的依据。太阳会是其中最方便看出变化及稳定节奏的第一选择，其次则是同样稳定变化且滔滔不息的流水。但太阳很明显比流水多了两大优势，一是它的变化方便丈量，比方说我们可通过它和人相对位置变化乃至于日影长短来测得；另一则是它同时扮演天地照明之灯的特质，使它的变化和人的素朴日常作息同步，不像“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你不可能伸脚入同一条河流两次”的悠悠流水，虽说流水的基本造型毋宁更接近我们对时间的形态感受，但流水召唤起来的是另一种哲学的、生命本体的时间感，而不是可丈量，让人在家居生活工作中一回头就知道今夕何夕的时间刻度。

然而如此说来，我们找寻甲骨文时钟的英勇行动也就未免太伤感情了点，图像残缺不成规律不说，尤其从日出东方的“旦”一口气就跳到日影已然偏斜的午后，光阴白驹过隙，这隙缝也未免太窟窿了一点不是。

因此，我们才主观武断地在其中加入两个问号，把位置先给保留了下来。我猜，很多人的第一感想可能跟我一样，想到“旦”字后头应该填入个“晨”字，不是又有日符、时间的标示又正正好对吗?——不，很令人懊恼的是，甲骨文中的确有“晨”，但问题它长成这个样子， ，上方是双手的符号，下头的 (即辰字)则是蚌壳类动物，大概意思是很朱子家训式地要你手持蚌刀(初民的简陋耕具)，一大清早就下田耕作之类的来代表清晨时光，因此，这里头完全没移动投影的太阳，那是双手万能的符号在文字变化长路之中错误转变而成的(这在文字史上极常见)。

懊恼可以，但惭愧则大可不必，因为就连千年以来被中国人视为文字学不动教科书《说文解字》的原作者许慎都一样在同时间同地点栽了跟头。许慎找了个篆字， ，并洋洋训以高悬人头顶的解释，完全不管指称的时间根本不对。纯就字形来说，许慎这个字，一副天地之大只剩一日一人当头对决的燠热景象，如果甲骨文能有这个字那就更好了，我们可以直接拿来塞入预留给正午的那个空缺之中，并由此推断它就是“午”字原形。

某种意义而言，许慎的诸多错误是值得同情的，最致命之处在于他没见过甲骨文，所能依据的文字是稍后的篆字，而篆字线条的独立美学化，很多字已和原初的实像有了相当程度的脱离，往往倒过头来成为解释的陷阱，这提醒我们在参考《说文解字》时非得审慎小心不可。

《说文解字》最具代表性的错误是“武”字，这是许慎直接袭自《左传》的被骗实例。相传春秋时南方楚地如日升般崛起的年轻雄主楚庄王曾根据此字作过一场辞义兼美的洋洋洒洒演绎，以为“武”字正是由杀人的“戈”和高贵的心理克制“止”所合成，从而相信“武”的真正精髓是“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云云，一句话，也就是“武”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武”这类如今大家都会的文字禅理。许慎照单全收如此解释，这就是“止戈为武”之所由来。

但你若看到甲骨文的“武”字就当下破案了， ，上头是“戈”没错，“止”字一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个脚印，代表“步伐”、“移动”，因此，这字可能是某种军事性舞蹈，也就是相当普世性且不乏一路承传至今那种兼含了祭神、祈福、夸兵、记功和实际操兵演练的所谓战舞，如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阵乐》，如陕北一带豪放淋漓的腰鼓舞，或如喜欢英式橄榄球的球迷都晓得且巴巴等着看的，当今全球首强新西兰全黑队上阵前，总仪式性地跳一段战舞鼓舞士气并威吓敌手(通常是南非羚羊队或澳洲袋鼠军)，这是他们学自土著毛利人的传统战舞。

也就是说，这个没那么哲学沉思意味反倒手舞之足蹈之的“武”字，毋宁更倾向于声音相系的“舞”字，差别只在于道具不相同，甲骨文的舞字原是 ，是舞者双手持着饰有流苏一类的鞭状之物，这就是今天已被假借而去的“無(无)”字，因此才又加上舞步图解说明的脚印符号以示区分，而成为“舞”。

“武”字的另一可能解释没这么锣鼓喧天，而是小心戒备(戒，两手持戈 状)的“行军”或“巡逻”之意，这我们可从它另一个添加了道路符号的甲骨造型看出来， 。

当许慎和后来千年以降的中国人只能用篆字危哉险哉解释文字的同时，这些一翻两瞪眼的甲骨文在哪里呢?答案有两处，一是还活生生埋在地底深处，另一是硬生生被另外一些中国人吃进肚子里——极长一段时日，甲骨文的惟一功能据说是有效的刀创药，磨成粉来用的，这既不夸张也不稀罕，很多考古学的重要物证都曾有类似的贡献，像扬子鳄或恐龙化石的所谓“龙骨”也曾经是乡间医生的好药材，大概有补充钙质防止骨质疏松的效果。一直要迟至一八九九年，金石学家王懿荣生病，不意在他的药材中发现刻有文字的残骨，凭他的职业敏感惊觉到事情不对，甲骨文才由医学院转学到文学院。

回过头来。

代表正中午，日头当空没有投影的“午”字，甲骨文简单画成 或 ，学者解释这是立杵之象，由此转为日正当中之意，但一来意义转折暧昧，再来没有我们钟表设计所需要的具象美学效果，碍难考虑。

其实我个人最想放进来的却是完全不相干的字， ，也就是“众”字，这个字本来是不需要有太阳的，因为两人为“从”三人为“众”(但两人若呈 状则是变化的“化”字，一个最马戏团杂技的字)，纯粹就意义的功能表达已经完足了。事实上，就夜间不好活动的商代社会来说，这不用说也一定发生在白天，否则它就可能会被误解为另一个恐怖吓人的意思，因为太像已故港星、专演抓鬼道士“九叔”的林正英电影里那种夜间赶路的两手平伸“跳动”画面了。

谁为“众”字画蛇添足地加了一个大日头于顶上呢?这人一定是个艺术家。日头没功能意义，却为这个抽象的表述带来可感的温度和色泽，让三人为众有了一派热闹熙攘乃至于挥汗燠热的蒸腾气象，如同春秋时晏婴出使楚国时历历如绘的齐都临淄城市街景象(临淄城的遗址早已挖掘出来了，其规模大小和配备果然和晏子所夸称的相去不远)。

陶罐上最耗心力时间的那些美丽花纹有什么用呢?青铜器上最困难因此最容易铸造失败的那些装饰配件又有什么用处?这是艺术工作者的胜利，却也是艺术工作者的亘古脆弱和悲哀。它们都这么华丽而且重要，好像没这些，器皿本身也就不成立了，但同时却又完全没用完全不相干。我们若像个威权者以民粹反智的方式来穷问到底的话，是的 ，就够了，那个漂亮的头顶太阳总是可省略的。

此外，还有一个字也不错， ，图像中乍看是个人和他的倒影，但很遗憾底下的可能不是人影，而是一棵大树顶端展开的枝桠，这个字是“乘”，原是人迎风站在树上耍帅的样子。

谁需要什么样的时间刻度?

悬空的字依然悬空在那里，我们一开头就讲过，这可能是技术问题，我们想望的那几个字仍等在地底或绝望消化在某人肚子里；更可能是本质问题，商代的初民并不打算完整地造出这枚钟表，他们并不真需要如此绵密有秩序的时间刻度。

需不需要，直接和彼时的生活作息节奏有关，而这个所谓的生活作息节奏，我们又可以从所从事的工作(不见得只是纯经济性的劳动)的不同窥见出端倪来。比方说，物理学者如今所需的时间刻度可能是最精微的，分子原子乃至于众多更小粒子的反应、观测和控制时间动不动得用到百万分之秒一类的；田径或球类选手计较小数点以下两位左右的秒数，计程车司机的神经和马表二到四分钟(地区有别)抽动一次；学校老师和学生以小时为基本分割；上班族一般麻痹成半天型的早中下午；罪犯、凶手、律师和法官以月起跳，然后以一年三年七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乃至无期徒刑的一整个人生为计算单位和范畴；宗教的神父牧师法师僧侣智者倾向用一次一次人生来思考和清算(但他们要求的捐款单位愈来愈倾向以“亿”为单位)；考古学者几十几百万年；地质学者上亿；最长时间刻度的使用者绕一大圈又转回物理学者，搞天文物理的学者，他们是Million、Billion的所谓“亿万又亿万”(著名科学作家卡尔·萨根著作中文译名，好书)，不如此无法窥探宇宙的生成和末日；至于诗人不在此内，他们只是时间的迷失者，他们不太懂怎么使用刻度丈量时间，只笼统地反复使用诸如“亘古”、“永恒”之类的无能泛称，把时间再次还给流变不息的万物。

彼时犹在造字的人们通常从事些什么?

采集。(采， ，用手采摘植物的可食可用果实和根茎)

渔猎。(渔， ，以钓竿钓鱼)

畜牧。(牧， ，持杖放牧牛羊)

农耕。(农， ，在林边林中隙地，以原始蚌刀开辟整理耕地)

我们得说，这些都是艰辛的事耗时的事劳动成果菲薄乃至可疑难以控制的事，但都不是忙碌不可开交，乃至于需要抢时间分秒的事。

我自己三十年以前在宜兰县五结乡孝威村过过农村的生活。我知道，农人是辛苦(尤其是种稻的水田除草)，但辛苦并不等于忙碌，事实上，种田的生活节奏，系根据植物的生长速度和变化来安排，急不得，更不能揠苗助长，因此，你需要的更多毋宁是耐心和等待。

一般而言，所谓的农忙就集中在一季稻中的两三次三到五天时间，特别是从草绿如地毯的秧田把密密长起来的稻秧移到正式的水田去，这就是插秧，不能拖的，否则会彼此妨碍生长；然后是收成时动员全体甚至得雇人一天五餐饭地抢割，否则雨水一来就有发芽不可食的麻烦。

其余的漫漫时日，你就只能摸摸弄弄，养养鸡鸭和猪，打打小孩，忧心雨水并看着太阳不疾不徐地移动，太阳下山后，那更是什么事也都没得做，要不就坐谷场讲讲鬼故事或村里其他人家长短(农村生活很难有隐私)，要不早早上床睡觉了事——农家一般的确是黎明即起没错，但人若晚上七八点就睡，第二天四五点起床，怎么扳手指头算都还是足足八小时只多不少。

说来台湾还是种两季稻的地方，不像华北基本上一年一收，而且水田生长的所谓水稻又远比旱地的麦子高粱要费事折腾人，此外，台湾的冬天日头较长又不冰不霜，不像偏北四季就是四季的大陆型气候，草木说停止生长就停止生长，冰雪漫天盖地，你只有好生等待来春雷响叫醒万物复生。

这样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用不着精密时间刻度的，就像我孝威村外婆家只一枚老钟毋宁“跟上时代”的夸耀成分远大于实用，很难算清说清你的工作时数究竟多少。事实上，除了睡觉，就连工作和休闲都不好分割，比方说和我表哥到堤防外兰阳浊水溪钓鱼摸虾一下午究竟是游手好闲还是辅助性劳动以增加晚餐桌上菜肴?人就是这样浸泡在不分割的时间中，在不分割的劳动和休闲之中，这里，有充分的余裕生养出故事、传说、歌谣和各式手工技艺来，如本雅明所说的人类说故事传统技艺的两大根源之一(另一是伴随行商从天涯地角背回的商品而来)。

畜牧的故事

如果说，农耕的劳动节奏根据的是植物的生长速度和变化，那畜牧的劳动节奏显然根据的是动物的生长速度和变化——那更是不需要急，也急不来的。

甲骨文的时代，人们养些什么呢?牛和羊是最温驯的，采取放牧，因此牧的字形又作 ，赶的换成羊；又作 或 ，加上道路符号以标示公共空间，让它们吃野生的青草，等天黑再收工回家拴好，图像于是变成了 或 ，这两个字都是“牢”。

马的野性强， ，长脸，聪明的大眼睛加猎猎飞扬的鬃毛，始终介于驯服和不驯服之间，不是寻常人家所能操控管理的，属于专门专职性的特殊畜养和训练，不纳入彼时自然经济体制的家常畜牧之中，毋宁更倾向归属于和国家部族有关的军事工业。这样的情况延长相当久远一段时日，秦汉隋唐地一路贯穿下来，因此，中国古来对危险事物的描述，经常取用驭马的类比，而善于养马驭马的人或氏族如造父，也就成为有特殊历史地位和声名的重要人士和氏族。

甲骨文中养马的字是 ，这个字独立成为“廄(厩)”，而不一般性地并为“牢”，显然是清楚意识到豢养的人事时地和牛羊有本质上的差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记录。

比较一波三折的是猪， (豕，原来的猪字)，这原来是勇猛狂暴的动物，像台湾地区和日本小岛之上，野猪都是初民敬畏的对象，日本的战国武士甚至“立志做一头猪”，头盔甲胄都要取野猪为象征，当然不是自谦好吃懒做肥胖肮脏，而是如宫崎骏动画《幽灵公主》里那种不畏死的战斗精神。因此，猪的相关甲骨文显示它最早是狩猎的对象，像今天的“彘”字，楷书字形中还忠实保留了“矢”字，致死的弹头还好好保留在尸体之中，原来摹写成 ，一箭贯穿猪体，这字我们本岛的老阿美人大概一看就懂，并油然忆起往日时光，会掉眼泪的。

猪的驯养，关键可能就在这个有趣的甲骨字， ，这是“豖”字，这是一头横遭去势的太监之猪，生殖器和本体已然分割完成，不再发情，没力比多支撑的勇悍斗士遂像泄了气的气球般，变成——呃，变成跟猪一样。

这个大自然界最弗洛伊德的动物，从此就成了家居型生物，不抵抗，自暴自弃地猛吃发胖， ，家，我们最温暖的地方，离乡游子怀念落泪的对象，猪于是快快乐乐地在此落地生根下来。

至于犬， ，是忠心耿耿且自己懂得打理自己的动物，据动物学者的研究(如劳伦兹博士的《当人遇见狗》)，和人的结交相处时间最长，生活融入最深，虽说偶尔也得牺牲供应肉食，但基本上它是朋友、雇工和经济性生财工具，可帮忙畜牧和田猎。因此，甲骨文中的“兽(兽)”字是 ，还不是概念性的四足动物通称，而是狩猎工具展示图，包括一枚田网和一头好猎犬，由此会意出狩猎之意。( 字另一个解释很有趣， 是人类最早取用的丫形树杈武器，然后在树杈两端绑上锋利的石片以增加杀伤力，则成为 ，这还不够，后来又在柄身捆上石块，以为捶击之用，才成为 。)

还有美丽的鹿， ，还优游在野地田间，会成群来偷吃庄稼，尤其在时局不好、田圃乏人管理的逃难时刻，这就是“麋鹿生于郊”的乱世图像。然而，鹿是初民恨之牙痒痒的动物，却也是远远看去最美丽的动物，尤其是那对大叉角，因此，“丽(丽)”字的甲骨文以鹿为模特儿，，强调的便是这对得天独厚的大鹿角。

我们总结一下：鹿在田野，想照料不可得；狗是玩伴兼工作同仁，不用照料；马是特殊对象，一般照应不起；牛羊驯服，管理容易，如《说苑》书中杨朱所言，三尺童子一竿在手，上百牛羊要东往东要西往西，毫无困难；只有猪比较费事，因为太好吃了，还好它并不挑食。

狩猎的故事

狩猎和采集一般配合着进行，只因为不如此很难单独养活人，如我们前面引述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书中印第安人男打猎女采集的悲伤画面。

大自然之中，如果你偶尔也看Discovery或《国家地理》杂志频道有关非洲狮群和猎豹的猎食求生影片就都知道，这些肉食性的猎者并不像上天赋予它们尖牙利爪和一身强力肌肉那么神气那么吃香喝辣，相反地，它们几乎是长期性地处于饥饿之中，好不容易打到一只倒楣或身体有病有伤的羚羊暴吃一顿，但由于没冰箱没处理肉类长期保存的技术，只好把吃剩的残骸交由土狼、秃鹰、苍蝇以及微生物料理(其中，只有美洲狮会将剩下的肉埋到土里，改天再来吃)，之后，便又是长达数日的挨饿期。

我们也会注意到，这类的大猫型掠食动物，几乎都是暴冲式的短跑健将(猎豹是地球上陆跑速度的纪录保持者)，但都不具备长跑的耐力。这是因为猎食行为的需要，不管是集团性的狮子或单干户的猎豹，它们猎食时需要的是耐心、冷静和等待，缓缓地接近猎物，只有在短暂追捕那片刻时间，才爆发力十足地冲刺开来。

无怪乎，这些大自然最强悍的猎手，看起来总是懒洋洋的，从没忙碌的样子，老实说，也没什么好忙碌的——一种悠闲又挨饿的合成影像。

人在自然界中，作为一个猎食者，他的位阶本来不高，但随着猎食工具的发明和不断改良，他急剧地上升到再无物可威胁的高处，从甲骨文中，我们大致可看出并相信，彼时的人们已经有能力对付并制伏任何强大的兽类了。我们先来看两个其实和狩猎无关的字。

首先是“戲(戏)”字，今天我们大体上划归小儿领域的“戏”字，其实最原初记录的是一样危险刺激的死亡游戏： 其中，那头身上有斑斓花纹又张血盆大口的 ，就是华北的兽王老“虎”，老虎所面对的则是作为武器的“戈”，人持戈在围场内斗虎为戏，商代人所玩的正是日后罗马人在竞技场迫害早期基督徒的游戏(老虎换成狮子)；还有更狠的， ，看出来是徒手搏虎，这个字是“虢”，后来只留在氏族名号之中，一方面大概如此暴虎冯河之事没人做了，另一方面大概也彰明这个氏族曾有祖先能徒手搏虎，比喝醉酒被迫上阵的大宋打虎英雄行者武松早了两千年。

有关狩猎工具，我们已看过用钓竿钓鱼，还有田网和猎犬，还有什么呢?

鱼类当然还能撒网一家伙打尽，“渔”字的另一造型正是这样， 。

兽类基本上如射野猪所显示的，投掷器是弓， ，弹药有两种，一是“矢”， ，另一则是“弹”， 。此外，设陷也是一法，“阱”字的甲骨文是 ，画一只大眼大角的鹿掉落陷阱的悲惨(或欢乐，端看你站哪边)图像。

鸟类的捕捉方式，甲骨文可就详细了，最原始用徒手来抓， ，这是“隻(只)”，“獲(获)”字的原形，转注成计算单位；也可以用系了绳索方便回收的箭矢来射， ；用网也行， ，画一个张手向着鸟儿撒网的猎人；还有一个大概是类似屏东恒春那儿抓黑嘴伯劳烤了卖的“鸟仔踏”死亡陷阱，图形是 ——用箭、用网和用鸟仔踏这三个捕鸟的字，我们不晓得怎么念，也找不到由此演绎出来的字(也有可能“抓法有异，结果相同”地全并入到“只”字里头)，但意思我们却是完全明白的。

只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只代表鸟兽虫鱼怕你，并不就代表你能有效率且大量地捕获，事实上，爬上猎食链最高阶的人们，并未能挣脱类似狮子猎豹的食物供应不稳定处境，并更受到季节、天候、地形等等不可控制自然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笑人懒惰、缺乏恒心毅力的俗谚，其实更接近猎人生活的无偏见描述。

打猎，的确有某种武勇的、落拓的、自由不羁的境界非常诱人，但境界要靠时时饿肚皮来支撑想想还是挺不智的(你在比方说契诃夫小说中看过哪个猎户是过好生活不狼狈的，或应该讲，就只有那些衣食无忧的王公贵族地主富豪才打得起猎)，也因此，这种生活方式要由畜牧和农耕来替代——这代表人们对更稳定食物供应的寻求，也代表人们走向一种更忙碌的生活方式，或说更有事可忙并乐于有事可忙的生活方式。

什么样的有闲与创造

后来的人们普遍相信，人的发明创造起自于劳动，某种集体协力的、声歌相和的、又悲苦又欢乐的忙碌劳动(如拉纤)，这当然是窄化到直接可称之为错误的讲法。这上头，他们的永恒导师卡尔·马克思比他们睿智，也远比他们勇敢正直，马克思以为发明创造的真正根源是闲暇，而不是无厘头地把所有最光荣但不能当饭吃的桂冠全堆到劳苦大众头上。

但马克思的“有闲创造说”大体上的参考架构是古希腊式的，如伯奈特以奥林匹克运动会(希腊当时的，不是今天全世界四年一次这种)为喻所说的，“最低等是场边贩卖的小贩，中等的是场中竞技的运动员，最高等的是闲坐观赏、无所事事的人。”——马克思以为，在生产力犹低落的古时，是社会广大底层的人负担了社会整体的生计(当然不是自愿的，没什么人那么笨)，从而有机会让一小部分人的时间心力解放出来，可以悠闲地看星空，研究鸟兽虫鱼和芸芸众生的不急之事。就像彼时的雅典，劳动之事主要丢给受苦的广大外族奴隶，于是像泰勒斯这样四体不勤的人便可以整天抬头对着天空冥思，还不小心一脚踩入井里头，被一旁来自色雷斯的女佣所窃笑。

但如此的希腊模式还是简易了些，更不见得能线性回溯到更从前，回溯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更全面更辉煌的发明创造时日。

真正让人类忙起来的关键，极可能是很后来交换经济社会的产生和确立，劳动的成果可化为商品形式出去，并转变成货币不朽不坏(不是真的不朽不坏，如《圣经》所言的“盗贼偷窃、蛾子朽坏”，或如经济学家的通货膨胀分析)储存下来，这样，劳动本身遂不再受限于生产的生物性满足，可多多益善，几乎是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有止境的反倒是人肉体和精神的承受极限，这就是忙碌，“事情没做完一天”的忙碌。

人的忙碌，尤其在工业革命后机器决定劳动节奏的时刻正式到达巅峰，人可以悲惨地一天工作达十八小时甚至以上。马克思和一干可敬的社会主义前辈所立身、所亲眼目睹的便是这样的社会，他们由如此的骇人景象察觉出很多历史真相，但当然也受限于如此强烈的真实经验，多少对于更古更落后生产力更低下的人类社会有着线性回溯的错误印象(古代的奴隶，如此推论下来，可能一天得工作三十小时以上?)。

大造字时代大体上仍活于自然经济底下的人们，他们的悲苦不来自忙碌，相反地，他们的悲苦往往还是因为无事可忙，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受着太多无力克服的自然因素所层层限制(如天光、气候、季节、植物动物生长条件和速度、地形地物云云)，就像契诃夫到俄国流放苦役犯的库页岛考察的《萨哈林旅行记》中所描述的，当地严寒的天候和贫瘠的土壤令人们无计可施，往往只能仰靠俄国政府饿不死饱不了的口粮苟活，他们在生存线上下挣扎，但绝望的是，他们同时完全无事可做。

也就是说，闲暇并不总和富裕、衣食无虑共生，它也和饥饿穷困共生，凡·高如此，本雅明如此，马克思本人更是如此，我想，大造字时代那些伟大的无名发明者大概多少都如此。

全新表面

至此，我们也有我们无事可做的绝望——甲骨文的时代没我们想望的那枚钟，他们不需要如此神经质时时提醒自己时光流逝不等人，如《爱丽丝梦游仙境》中那只时时看表、总怕赶不上什么的兔子，没什么事不能等明天再做，包括吃饭。

山不转我们人就识时务直接转了，这里，我们偷个更长的时间刻度来装饰我们的钟面表面，有点勉强，但还是漂亮非常——那就是“春”、“夏”、“秋”、“冬”，四季的命名文字，我们可安放在3、6、9、12的位置。

“春”，基本上是形声字，树木的意象分类加“屯”字的声音，却漂亮得不像形声字， 。只因为“屯”( )字本身就是草木萌生穿土而出的美好摹写，因此组合起来，反而正好是森林之中一根颤巍巍新芽伸向风中的动人景象(像宫崎骏《风之谷》的最后一个镜头)，有时，还加上太阳照进来的一束光柱，有更好的打光效果， 。

“夏”字没甲骨文，我们只能偷个周代金文来用(正因为甲骨文没此字，才让民国初年的疑古学者以为抓到把柄，悍然断言夏朝是虚构的朝代)： 。这个篆字较费解，但我以为许进雄先生的解读最为漂亮，他猜测这是个祈雨的巫者，脚下的脚步符号，记载了干旱夏日一场虔诚的祭神之舞。

“秋”字一直到小篆之后才简化成今天火烧禾叶的样子， ，这是我个人记忆中最好闻的味道，也是我个人以为台湾这个四季不分明的岛屿上最秋天的味道。但甲骨文的原形，纯就美学来说，无疑更漂亮， ，上头是一只吃庄稼的蝗虫，下头是火，这极可能是作物成熟季节以火驱赶蝗虫的记忆，很有重量感和生活质感的一个记忆。

“冬”字造型很简单， ，有说是草木凋零不垂的样子，也有说就是结冰的图示(金文“冰”字作 )，无论如何都是冬日万物停止生长，大家再无事可做，只能整理整理今年并瞻望下一个年头的冷冷时日。

从这四个字来看春夏秋冬，便不再是透明的抽象时间刻度了，倒像印象派后期画开始出现庶民生活的四幅画，我相信，这会是个很好的表面。

7　最本雅明的字

每隔一阵子，就会有某报某版面或某杂志当世纪性伟大专题策划来问你一个无聊问题：如果你流落荒岛(或甚至世界末日)，而你只能携带一本书，那你会带哪一本?

我当然晓得他们要问的，无非只是你最钟爱的、最愿意长相左右的那本书的名字而已，但这种装模作态的问法不知怎的总让人生气，或至少没什么好声气，都流落荒岛了都世界末日了，人倒楣绝望一至于斯，还乔张作致带本书干吗?有这个余裕多带点罐头什么不好吗?甚至带点氢酸钾还可能实用些，我没吃过，但据说瞬间致命并不痛苦，而且死后两颊红润并不太难看，嘴巴还留有苦杏仁的味道。

好吧，如果注定流落荒岛或明天就世界末日，你只能带一个甲骨字，那你会带哪一个?我想我会带走上面那个乍看起来怪怪的字——一个大眼睛，置放于行道通衢的十字路口，东张西望，一个漫步的字，一个游手好闲者的字，一个最本雅明的字。

此地有这么个人，他在首都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丢失，被它鄙弃，被它踩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收集起来。他仔细审查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他把东西分类挑拣出来，加以精明的取舍；他聚敛着，像个守财奴看护他的财宝，这些垃圾将在工业女神的上下颚间成形为有用之物或令人欣喜的东西。

一个文人与他生活的社会之间的同化作用就随一种时尚发生在街头。在街头，他必须使自己准备好应付下一个突然事件，下一句俏皮话或下一个传闻。在这里，他展开了他与同事及城市人之间的全部联系网，他依赖他们的成果就好像妓女依赖乔装打扮。在街头，他把时间用来在众人面前显示其闲暇懒散，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的行为像是告诉人们，他已在马克思那儿懂得了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众人面前延长闲暇时间对于认识他自己的劳动是必须的，这使它的价值变得大得简直让人难以捉摸。

这两段漂亮非凡的话，前面是波德莱尔讲的，他是本雅明最钟爱的、并赖以展开他著名“资本主义/城市/游手好闲者”论述的诗人；后面则当然出自于本雅明本人之口，今天很多喜欢他的人照眼就看得出来，历史上没哪个人曾用这种方式去理解马克思，把马克思的严正“劳动价值论”拿来这样子使用。

本雅明是谁?对我个人而言，他是整个二十世纪人类最敏锐最神秘最自由的心灵，他不写诗不写小说不从事专业的哲学、历史学术著述，因此他不是诗人小说家或哲学家历史学者，本雅明超越了这些，或者说他流体性地穿透了智识所有这些分工和自觉，某种意义来说，他是人类最后一个完整的心灵，一个心智世界的游手好闲者，一个，我们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文人。也正正是因为他的不可归类，人类现实社会的运作机制很难登录他承认他，使得他“或多或少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并或多或少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本雅明同时也是我个人最心痛、最可惜的一个心灵(排名次于他的是，因肺病四十四岁就死去的旧俄伟大小说家契诃夫，然后才是凡·高，凡·高多少是“烧完”才举枪自尽的)，他的左翼兼犹太人身份，使他在二次大战期间受尽盖世太保的追捕迫害，最终贫病交加，于一九四年绝望自杀于法国、西班牙边境，才四十八岁，正是他思想理应最成熟的时刻——光光是为了本雅明，你就足以和战争，尤其是国族种族的疯狂战争，永远划清界限，永远站在它的反侧。

本雅明生前，知道他价值的举世只有布莱希特等寥寥一两人，他的著述文字系以“遗作”的形式留给世人，而且要好几十年下来，人们才一点一滴开始恍然起来，对这个世界的真实进展和人们的处境而言，戏剧性一点来说，本雅明毋宁更像个只存在远古传说中的先知，他提早把洞见写了下来，封存在白纸黑字之中，等待我们半世纪以后的后知后觉之人。

但本雅明大概不会晓得，三千多年前，中国人也提前造了这样一个游手好闲的字，镌刻在甲骨之上，像预告了他的论述和发见。说真的，我最好奇的是，本雅明要真看到这样一个如在眼前的老汉字时会怎样，他会哈哈大笑吗?他脸上会出现怎样一种表情?

眼花缭乱

这个本雅明的字，很遗憾，后来不该打赢的人打赢了，为它装填了密不通风的乏味意思，这个字就是今天的“德”字，除了用在励志性的命名(人名、店名、公司行号之名)而外，寸步难行。

但看过它最原初长相的人，绝不会同意儒家，尤其是宋代以降的儒家，那种森严伦常式的解释。它明显是徘徊驻足于人来人往的大街之上，自由、闲舒，明显地对眼前这一切充满了童稚般的干净好奇。

这里，我们于是需要再来看另一个字，好清洗一下腐朽的不佳气味，而且，我个人乐于相信，这种可能就是 字的下一步反应，下一个表情。

，仍然是睁大眼睛，四周环以闪烁的光点，是个眼花缭乱的字，也是一个通常只置身于大街之上才出现的字。居家周遭的一切太过熟悉了，熟悉到透明，不可能生出好奇，从而引发不了如斯的反应；乡间田野的风景又太辽远固定了，变化迟缓殊少意外，它让人心倾向于平和，而不是目不暇给的悸动。

这个眼花缭乱的字，今天的正楷写成“嚚”，音银，就使用上而言大概已经算是个死去的字了，它最后一次的使用，极可能是形容舜帝的母亲。父顽母嚚，父亲粗鄙无赖，母亲坏嘴搬弄，正是这对了不起的天作之合夫妻，因为宠爱小儿子象，遂持续地迫害孝顺的儿子舜，演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宗有名有姓、罪证确凿的家暴案件。但老天有眼动物有情，舜耕田时小至鸟儿大至大象都来帮忙，其中出最大力气犁田的是大象。

中国华北有象吗?那时候有，因为彼时的华北气温比现在高，降雨量比现在丰沛，因此地表景观也远比今天青葱苍翠，就像《诗经》里描绘的那样子，因此，象是可安适生存的，甲骨文留下铁石一般的证据：象， ，长鼻长牙，特征明确；还有犀牛的“兕”或“犀”字(两字同源)， ，更清晰强调它那只最终令它倒楣甚至因此在中国绝种的大独角。其中，象由于性情温和又聪明通人，可能还是最早驯服的耕地动物，甲骨文的“为(为)”字， 便是人手牵着大象长鼻子的画面，用来表示有所作为有此事功的意思。

因此，帝舜的块肉余生故事虽可能只是传说，但其中的经验细节却是有根有据的，至少就大象帮忙耕田这高潮一幕。

好，“嚚”字也成了不堪的意思，但我怀疑这是文字转换变易过程之中出了岔子，生出了误解，其过程可能是这样子的： 字在线条化为篆字之时，形状上成了，于是原先感官焦点所在的大眼睛隐晦成为“臣”字，倒是本来闪动的光点符号变形成为“口”字(口字符号在甲骨文中通常会刻成 形，而不会像光点符号呈菱形矩形，更不会因势翻转，就像我们看过的“占”字， )。于是，原初那个惊喜目眩的好画面消失了，变成四张大嘴巴团团包围的可怖景象，那当然就是舜母“碎碎念”注册商标的绝佳描摹了。

也因为这样，我个人还相信，原本 字的下一反应，应该就是今天仍使用中的“囂(嚣)”字，是一个从眼睛的缭乱，再内化为脑子里消化不良的晕眩发展——“嚣”没甲骨字，篆字写成 ，我们晓得，中间替换的“頁(页)”字，甲骨字为 ，形态是跪坐的人，夸大其头部，原来就是“頭(头)”字的原形，所以说今天我们和头部有关的一些字，仍忠实保留“頁”的意符，比方说“頭”(发豆声)、“顔(颜)”(发彦声)、或“顧(顾)”(回头，发雇声)云云——因此，“嚣”字应该可重建为甲骨文的 形。

感官的位移

问题既然扯开了，我们就顺势解决一下，让本雅明先等着。

感官从眼睛跑到嘴巴，从脑袋跑到嘴巴，这种感官的位移现象，的确在文字发展过程中更无可置疑地存在，我们这就来看两个跑到鼻子去的实例——

首先是“聞(闻)”字，甲骨文仍是夸大局部器官的方式表现： ，大耳朵的跪坐之人。但今天，除了封存在古诗中如“闻君有二意，故来相决绝”或“闻听双溪春尚好”之外，白话使用的闻字差不多已完全跑到鼻子的嗅觉机能领域去了——其实就连“聞”字中的“門(门)”形，也是莫名其妙变化出来的，原先并没有这种躲门边偷窥偷听的三姑六婆暗示。

真正和鼻子、和嗅觉有关的甲骨字，敏感些的人其实很容易察觉出来，都会有“自”的符号存在：自， ，象形的鼻子；至于嗅觉的“嗅”字，甲骨文则聪明地把个超大鼻子安装到嗅觉最灵敏的狗头上去，成了 ，也就是“臭”字，但这字后来堕落成专用的不好气味，因此原字又添加“口”的意符(又弄错了，想来是个感冒只能用嘴呼吸的傻瓜)而成为嗅。

此外，我们今天所惯用的“味道”一词，“味”这个带着“口”字意符的后来形声字，当然本来是隶属于舌头所管辖的味觉部分(舌， ，为着强调舌上的血管经脉和口水，这个舌字遂狞猛起来了，倒像某种昆虫或外星怪物的口器，也像一株雨中的盆栽。由此，我们还能找到一个外形更不雅的甲骨字， ，“飲[饮]”字，一个伸长脖子和舌头喝酒或喝水的人)，但也大致移往鼻子去了——当然，味觉和嗅觉的紧密联结不好分割，让这部分的感官混淆和位移较情有可原，我们都晓得，享用美食时鼻子的慷慨参与有多重要；而且，我们多少也亲身体验过，重感冒鼻子不通时，吃起东西来有多没劲多没“味道”。

诸如此类的奇奇怪怪错误你在意吗?坚持要更正吗?来不及了也不必了，老实讲，“积非成是”本来就是文字发展“正常”的一部分，文字一直在持续的误解、误读和误写的状况下蜿蜒前进，像收受种种异物、种种污染的大海，安静地吸纳它们积淀它们分解它们。当然，每一代也都有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试图英勇斧正，甚至动用到公权力来规定哪个字一定要哪样写才行，包括“部分”的“分”字到底有没有人字旁，“計畫(计画)”畫字要不要让它带一把锋利割人的武士刀(指“劃[划]”)，“拚”和“拼”到底是不是两个从发音到意思都不一样的字云云，这些分辨和努力或都正当行之成理，每隔一段时日整饬一下也是好事，文字通常也不会反抗默默接受指摘并承受，但同时它仍固执地继续犯错，继续走自己难以阻挡的路。

甲骨文大街

好，睁大眼睛、眼前光影缭乱的游手好闲者，如文字般持续漫步于属于他的通衢大路之上，我们就跟着他的眼睛也张望这路上的一切吧。

首先，这路是怎么来的呢?路，当然是人走出来的。

但这句包含着浓浓教训况味的睿智人生俗谚，极可能只说对了一半，最早最早的路也许是鸟兽走出来的，人尾随其后——比方说较具开路之力的兽群，甲骨文中有个今天我们不再用的字 ，是羊群走过的画面；也通常有蛇， ，这个字就是蛇字的原形“它”，惟“它”字较常被引用的是另外一型的 ，一条可能是被无意踩到或骚扰的蛇忍无可忍瞄准人脚的一触即发画面(人不惹蛇，通常蛇也不惹人，因为人并非它的食物)；然后，便是追逐之事的发生了，今天的“逐”字源于追赶野猪的 ，但甲骨文中，被追赶的还有鹿、大象、狗等其他造型，只要有肉，无所不追，追着追着，路就清楚踩出来了，于是金文以降的“逐”字，便添加了道路的符号，呈现出 的模样来。

但这时候的道路还太荒芜，属于猎人，而不是游手好闲者。他需要路况更好、人群更聚集、景观更热闹的大路，因此，他得耐心等待这自然的道路被人为地加工——甲骨文的“建”字和“律”字，可能是同源之字，呈 模样，或再加脚印符号让此一信息更加清晰的 ，是手握一管毛笔(当时就有毛笔了，不待日后秦朝大将蒙恬的发明，后来出土的战国时代毛笔也绝非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规划道路打算开工整建的模样，这个气象万千的“建”或“律”字，为我们存留了当时十大建设之类的宏伟证据。

“你建好它，他们就来了。”——新的大路之上，仍然有牛羊走着，但注意这回后面跟着持杖放牧的人(“牧”字我们看过，但还有加道路符号的 或 )，你跟他们后头，趣味盎然，有某种不期而遇的愉快心情(“逆”字， )；你也轻松地就越过某个背着人迟迟而行的(“遲[迟]”字， ，一个因背负着另一个人而步履沉重的人)，但路上并非都是快乐的画面，也有人押着可怜的奴隶不知要往哪儿去，你注意到这名奴隶脚上还系着绳索，防止他逃跑，因此举步维艰，很快就消失在你背后再看不到了(“後[后]”字， ，绳索加脚步的会意字)。

路旁还有跪着祭拜或正进行某种仪式的虔敬之人(“御”字， ，原意被假借之后已然遗失了)，此外，也有甚多不愿走路的人，不管是基于实际的身体考量，或仅仅只为着夸示身份地位，乘坐双人抬着的舒适肩舆(“輿[舆]”字， ，或“興[兴]”字， )；道路上也来来往往走着各式各样华丽的车子(“車[车]”字， 、 、 、 、 )；路旁停着的车子旁边，有人正待登车，另外一人手持垫脚之物协助他(“登”字， )——还好当时这些手工打造、式样装饰个个不同的车子数量仍相当有限，速度也不快，不会威胁到闲步的人，只增加眼前的景观和速度节奏变化而已，就像本雅明所讲的，马车的大幅度兴起，在伦敦街头抢去了走路的空间，但在巴黎还好，没侵犯到人行的步道上来，仍为游手好闲者留着余地。

也正如巴黎的游手好闲者需要拱廊街，需要百货公司和柜窗一样，这道甲骨文的新大街两旁也有了变化，长出了式样、功能和意义不一的建筑物来，有可能是占地较广大、权力掌握者所居并行使权力的宫室(“宫”， )，也有大概是作为祭祀所在的庙堂(“享”， )，还有高出一般人居室的大型豪宅(“京”， ，“高”， )，人形的屋顶原是避免积存雨雪的必要设计，却也因此割开天空的浑圆完整。这些屋子开着双扇或单扇的门扉(“門[门]”， ，“户”， )，并有着可容不经意窥见室内的窗子，窗子还可能是陶质的，饰着漂亮的窗花筛选光影(“冏”字， )。

居处和人口这么密集起来，做生意的人当然也就跟着来了，这是人口集中、分工渐趋细腻后必要出现的局部性交换经济，他们用实物性的斧斤(“斤”， ，斧头的原型，后来也因此转注成度量衡的单位，完整记录了如此的交易经历)和远方的美丽海贝(“貝[贝]”， ，后来成为有关商业活动的文字最重要的构成附件，如“買[买]”、“賣[卖]”、“貨[货]”、“貸[贷]”、“質[质]”云云)作为交易媒介。这个新兴的经济活动看来是有力量有前景也有当下利润的甲骨文中的“得”字呈 ，在大路之上一手拿着海贝的图像，我想，这是正当商业所得，而不是靠运气捡拾而来或凭技术窃取而来。退一步来说，如果在这道大街上那么方便捡拾到或窃取到珍稀的海贝，那也未免太热闹、进展太快了，这并非不可能，只是这还要等上好一段时日，等大街更热闹、有更多人前来，在人挤人的摩肩接踵时候才差堪想像。

游手好闲者，关心的与其说是商业的发展前景和历史意义这些迢迢的东西，真正吸引他目光的毋宁还是眼前的活动本身和大街的变化。这里，有附近的农人、猎户和工匠贩售游手好闲者熟悉的本地生活产品，像把这地区的活动和其结论作总结性的呈现，偶尔也会有陌生的远方行商顺大路而来，展示一些从没见过的动物和货品，这种时候，总吸引了最多人的驻足和问询，是大路之上不定期的自发性节庆，这些奇怪不知道名字的商品和贩售者本身都隐藏着一个个没听过的故事，源生于一个个没听过的地点和经历。陌生行商的介绍说明几乎总是夸大的、诱骗的、荒诞的，用这些价值的不明添加物把眼前这个可见可信的、大小恒定的实物给装填饱满起来——《山海经》大约便是大街市集的如是产物，奇怪的山，奇怪的河，奇怪的土地，生长着奇怪的草木土石和鸟兽，每一个自然物都拥有呼之欲出的可信核心实体，但它们，尤其是外表线条，又总是变形的、扭曲的、闪动不居的，一种又荒诞又具象真实的存在，是行商狡猾的魔幻写实作品。

于是，人来人往的实体大街便也成了某种隐喻了，它通向外头不可知的世界，也通向外头不存在的世界；载运过来外头不可知的物和人，也同时带来外头并不存在的物和人。

声音的杂沓起落，让被包围的游手好闲者脑子缭乱起来，就像我们说喧嚣的那个“嚣”字的样子，而他脑子一下子装不下的众多讯息便继续在空气中扩散、纠缠，并随机化合——有行商的夸夸吹嘘，还有因此引发起来更杂乱无秩序的惊叹、感想和评论即席发表乃至于争议，此外，尚有其他贩售者不甘示弱的相应叫卖声音，有车行的声音，人和牛羊行过的脚步声音和随尘土一蓬一蓬而起的话声和叫声，可能还有一直持续着不受干扰的流水般织布声音(“經[经]”， ，装好经线的漂亮纺机模样)，有街边作坊的叮叮敲打声音(“攻”， ，在某种器物或作台上敲打)，甚至还有新起的工事房屋正进行中，加进来夯土的沉沉实实低音(“築[筑]”， ，夯打的字，夯土时外层先用木板层层固定，填土其中，再一段段夯实，这个虽是稍后的金文，但仍保有用大锤夯打的生动模样，至于竹字头，看起来只是个美丽的背景)，以及挥汗工人协同使劲时高亢拔起的吆喝歌声。

本雅明说这样的大街总是危险的，总会通向犯罪——取代咬人脚跟之蛇这种自然性危险的，有人和人聚集的小不忍斗殴(“鬥[斗]”， ，两个因出手扭打而头发散乱、肢体扭曲的人)，大街上也出现诱捉小孩的贩售人口歹徒(“俘”， ，抓落单小儿于大街之上的可怖之字)。

当然自然性的灾变威胁一直是存在着的，尤其是华北著名的水患，甲骨文的“衍”字， ，便是如此可怖的景象，街道瞬间成为洪水之路，淹没一切。

当时，这自然的威吓力量是比战争杀戮更可怕的毁灭者，因此，中国最早的筑城动机不因战争，而是防水。夯土的城墙呈斜角的缓坡状，毋宁更该视之为堤防，城墙还要有人巡逻照看，甲骨文的“衛(卫)”字是 ，四个大脚印环着四面城墙，这是个有正经事在身的勤苦之人，和我们无所事事的漫游者恰成对比。

百年孤独的游手好闲者

这个大水漫过街道的“衍”字，把我们带到另一个也是新建的村庄聚落，另一道可堪比拟的新主街，同样游手好闲者徘徊不去之地——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所在的马康多主街，就在跨国香蕉公司罢工事件整整三千人以上被屠杀、装火车运走并予以湮灭之后，一连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二天的雨，淹去一切，就是此字的光景。

想起马康多这条街，这里有些不安和疑虑就容易清理了。

三千年前的一条不知名的新大街有什么好逛的，有什么好眼花缭乱的呢?——对习惯于亚洲式商店街名品店，习惯于日式百货公司或购物中心“瞎拼美学”的人而言，别说是三千年前尘土飞扬的贫穷大街，就连巴黎香榭大道或伦敦的哈洛斯皇家百货公司(没错，和英国黛安娜王妃一起飞车撞死的就是该百货公司的小开)，你乍见都难免觉得土，难掩闻名不如见面的失望。才不过几年前，我曾和一位友人一道走进欧陆最大飞航转运中心的大城之一法兰克福的最大百货公司，就在主车站正面大街之上，完全见识到德国人的朴实不被流行商业时潮拉动的特质，我那位台南出身的友人回头苦笑：“这跟我记忆里二十年前台南市那种所谓的百货公司几乎一模一样，我乡愁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我们挑拣半天，只能在那儿买一把双立人牌精钢大菜刀回来送岳母大人，你还是只能相信德国人的制钢工业技艺，觉得自己手中这沉甸甸的致命玩意儿，分明就是虎式坦克或豹式坦克的一部分。

但你同时也心里清楚，这里仍是该城最繁华发光的所在，那里更朴实生活的人们假日开心闲逛的所在，节庆时候慷慨犒赏自己和家人的所在，附近年轻“三九少年”(纽约名作家张北海对teenager一字的绝佳译词，十三至十九岁)冶游不归、得回家编谎话胡弄父母的所在。

比现实多一点点什么，这就蒸腾成炫目的光晕，对游手好闲者来说这就够了。游手好闲者，正如我们说过，不是马克思口中富裕的有闲阶级(这种人通常疏懒在家)，正如他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奢侈购买，他也没太遥远多余的空想好支撑他目光的有限贪婪。某种意义而言，游手好闲者是很务实的，他不能脱离大街闭目冥思，一切从眼见为信开始。

因此，每一代每一地，贫穷或进步，契诃夫写的苦役犯萨哈林(即库页岛，俄国流放罪犯之地)或波德莱尔的大革命时代巴黎街头，都有属于它的游手好闲者的踪迹，就连我小时候宜兰五结乡外婆家的小小孝威村也一样存在着被村民摇头叹为败家子的远房伯父游荡者(但小孩都非常喜欢他，做一人高的风筝，到宜兰浊水溪空手抓鲤鱼云云)，而《百年孤独》中上校的父亲、马康多的建造者老约瑟·阿加底奥·布恩迪亚便是个最华丽的游手好闲者。

他的游手好闲者纪录，从马康多才只二十栋砖房时就展开了。每年三月，会有一户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前来，搭帐篷，展示新奇玩意儿，笛子和小鼓响声震天。他先用骡子和两头山羊和那位胡子硬邦邦、双手像麻雀的胖吉卜赛人梅尔魁德斯换来两块大磁铁，想吸出地底的黄金，结果只吸出一套十五世纪的甲胄；下一个三月，他又用磁铁外加三枚殖民地金币和吉卜赛人换到放大镜，用阳光来点火，弄得自己烫伤化脓，还差点动手烧房子；接下来是几张葡萄牙地图和观象仪、罗盘针、六分仪等航海用具，他遂正式放弃了所有的家庭义务，夜夜在院子观察星星，还为了找出研判正午的方法差点中暑，最后在一个十二月星期二午餐时候跟家人宣布：“地球是圆的，跟橘子一样。”再来是炼金实验室，然后是假牙，最终他拿出工具清理地面，说服村人开出一条路来，好让马康多村能通向世界，通向一切新发明——路最后通向大海，约瑟·阿加底奥·布恩迪亚绝望地发现，原来马康多被水四面八方包围着，哪里也去不成通不到。

在这段时日里，他的妻子欧苏拉和小孩“则在菜园里种香蕉、水芋、葛根、山药和茄子，忙得背脊都快断了”；而在他老去、发疯被绑在院子里的板栗树干并终于死去之后，马康多的大街仍继续生长，更多生养众多的村民，更大群的新吉卜赛人，马戏团杂耍和真的飞在天上的飞毯，卖淫的妓女，新建的教堂和背后联结了教皇和整个教廷的神父，官吏和背后动乱战争的哥伦比亚夺权政府，自动钢琴和意大利人，当然还有殖民掠夺兼商业掠夺的美国香蕉公司。

然而，这道令谁都眼花缭乱的大街其真面目是怎样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回归本源》简体版书中附有一张印得模模糊糊的照片，标名“蒙塞尼奥埃斯佩霍大街”，五六米宽的路面(看不出营建质料)，疏落平凡的几栋屋子，两根电线杆和凌空横过大街的电线，茂密生长的树丛，路上有个骑脚踏车的人，还有两名游戏的小孩——这就是马康多大街的原型，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外祖父祖母家的热闹大道，哪里都一样有的普通小乡小镇主街。

对炫目于今日大街的我们而言，两块磁铁、一个放大镜、几张老地图加一套残缺的航海仪器究竟能召唤我们什么，勾起我们什么奇异的心思呢?但对于另一个时间另一条大街上探头探脑的漫步者来说，这可能就足够是一个窗口，一把钥匙，一张进入另一个无以言喻世界的门票了——正如同未来世代的人，极可能也会奇怪我们何以这么容易满足，这么容易激动，所谓的东京原宿表参道不就是又土又落后、什么也看不到的一条老街吗?

而我个人以为人类小说史上最华丽的《百年孤独》起始于什么意象呢?大家都晓得，起始于一块再平凡不过的冰块，忽然展示于哥伦比亚这道没冰没雪的炎热大街之上：“多年后，奥瑞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枪毙行刑队，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找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是新吉卜赛人来那一次，以笛声、鼓声和铃铛声前导，带来孟斐斯贤者最新最吓人的发明，也同时带来梅尔魁德斯死于新加坡海滩的消息。冰块展示于号称是原属于所罗门王的帐篷中，除了入场费三十里拉之外，摸一次冰块还得每人多付十里拉，年幼的奥瑞里亚诺一摸立刻缩手：“好烫。”而老约瑟·阿加底奥·布恩迪亚则手搁冰上好几分钟，还前后摸了两次(也付了两次钱)，并大声惊叹：“这是我们当代最伟大的发明。”

8　低贱的字和一页完整的性爱生产图示

日本大阪，有一道我很喜欢的路，是联通当地两大交通枢纽梅田和难波的宽敞干道御堂筋，旅日女歌手欧阳菲菲所唱的《雨中的御堂筋》说的便是这条道路。你若取道填海所造成的关西空港，转崭新又比较划算快速的南海电铁(在日本，有其他选择时尽量别坐又昂贵又没效率的日本国铁JR，这是有强大经济学理论支撑的)，通常你下车的终点大站就是御堂筋南端的难波，由此开始两排高大美丽的银杏直直伸向北边天际——秋天选对季节时一天干干净净的金色，却是由一小片一小片玲珑小扇子状的叶子参差疏叠而成，比印象画派秀拉的点绘法要自然不造作；其实初春叶子刚出芽成形时也非常好，新绿得透明而疏朗，抬头照见天光云影人世悠悠，你站在路旁吃六五円大骨头熬制的庶民风金龙拉面，人生很容易就满足。

很难想像这样温柔长相的银杏树，却是植物中狞猛无比的树，它会分泌化学物质攻击邻近树种，而且没有天敌，从恐龙时代一路存活到现代。

在御堂筋平直如矢又宽广的人行道上，你偶尔低头会看见这个城市的专用地砖，一定有一片是甲骨文或金文模样的古汉字，正是这个 字。这字后来演化成为“不”字和“丕”字两个，其中“不”字被假借走了，成为掌权说最后一句话者如父母、老师、政府以及漂亮女生最爱用的一个字；“丕”字还好，尽管并不活跃(大致只存活于成语之中，意思并未顺利移植到现代白话文来)，但仍存留了“大”的肯定美好意思，我猜，就因为这个意思，才连缀上大阪市，遂被借用为这个城市的代表符号。

但这个字最原初应该就是个象形字，摹写的是花的雌蕊受完粉膨大起来，原先诱虫用的美丽花瓣功成身退，为节省营养已萎去的模样，也就是植物办完一切手续、专心制造下一代的模样。是个和性有关的字。

和此字最接近最相干的还有另一个甲骨字 ，一样是膨大起来的子房，有时还细心添加内部种子成为透视图模样， ，也有人指出这其实就是女阴，这个字是“帝”，转注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文字。

尽管，在不久前很长一段时日之中，所谓初民的生殖崇拜被弄得很夸张，抱此论述的人疑神疑鬼，形态的联想已到随时随地触景生情的令人厌烦地步(只要高兴乐意，有哪些形状躲得开阳具和女阴的附会呢?)，但初民对生殖一事的正面凝视基本上是信而有征的，这不奇怪，某种意义而言，这是无可替代的生物本能。

甲骨文，如是我闻地为这个留下完足的记录。

大道之始的两个象形字

这里，我们先不从生殖，绕个路，用较素朴的角度来查看初民如何看待生物性的必要行为，在人为文化未予以着色以前，这可以是非常坦然的，殊无不洁可言——更何况，我们还有大哲人庄子理论支撑，庄子说，大道并不总显现在最高的地方，相反地，你得往下看，看蚂蚁，看粪便，这叫“每下愈况”，意思是大道在愈低下处愈明白，“况”正是明白的意思。后来，这个成语被错用为“每况愈下”成为贬意，用来形容台湾今天的政经情势发展及其处境和相应的政府能力，这种错读错用是文字(以及语言)发展途中常见的，我们不妨用看待生物基因突变的方式来看它，它也是造成语言文字变异漫涣的来源之一，不尽然是坏事。

好，我们就奉庄子之名从粪便谈起。

便，是“方便”的简称简写，依舒适程度之别又粗分大小两种，但其实完全没触及此一行为和具体物件本身，而是一种隔空抓药式的客套话。那粪呢?这是甲骨文中已然存在的字，是个非常精致耐心的行为写生图， ，左手持畚箕或篮子类的东西，右手所拿的 是清扫工具，也就是扫帚，小点可能是冒出的气味，也可能是犹待扫起的碎屑之物。因此，正确来讲应该是清理清扫的意思(这个原初的意思到后代的文言还存在)，也和我们今日习称的物件不相干，我们今天从线条变异后的楷体“糞(粪)”去看图说话，可能会产生又有米(概念分类或材料来源)又有田(运作之简陋场所)的错误联想，纯属巧合。

造字的初民没这么扭捏躲闪，这上头他们不仅写实，甚至是自然主义的： ，就是个“尿”字(当然，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可能不乐意如此的男性父权造字观点)， ，就是个“屎”字。

今天，这两个字就连小学生幼稚园生都认得，也是我们每天必须进行的行为，但有趣的是，不论是口说的语言抑或手写的文字，绝大多数的现代人，一年之中可能难能使用个两次，而且，似乎教育程度愈高、愈有教养或身份地位的人愈少用。你记得你上回写过说过这两个字是什么时候?哪样光景呢?

我们说，从每日必要的生物性行为，到语言文字的高度隐晦，改变的当然不是行为的消失乃至于生物结构的变化(生物学者说我们和万年之前的克鲁马农人的生物相异性不到百分之一)，而是人的意识出现了计较，而这个意识改变的关键大体上又根源于人类社会的变化——怎么样的变化呢?简单说，就是芸芸众生之中，有一小部分的人地位身份忽然高贵神圣了起来。高贵神圣的理由一开始可能是有真实依据的，包括人的勇敢和天赋能力，能在狩猎和争战之中得胜，包括人的智慧和特异功能，能聆听启示教导一般人，但一来勇气和智慧不是人眼可见之物，需要再找某些更显露于外、更能一眼就看出高贵低贱差别的清楚特征，二来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尤其当第一代奇魅型高贵之人把由此挣来的支配权力和地位传交给第二代时，勇气和智慧云云往往是最无法实质转移的东西，遂不得不成为家长式的支配，对这些一生出来就高贵但内在贫乏零蛋的二代之人而言，外表可见形态的不同于一般凡民便成为更迫切的需要了，因此，住的房子得长得不一样，穿的衣服得长得不一样，行为举止都得不同于常人，最终就连语言文字的使用都要刻意分割开来，中国的《礼记》，便是这么一部意图分辨细腻差别的大全之书。

用《圣经》的宗教语言来说，这叫“分别为圣”，要先分别，才能显现出崇高神圣出来。分别的方式一向采上下两条路线合击并进，上面一条路是积极性的追求，“做一般人不能做的事”，是一种夸富宴式的分别方式；下面一条路则是消极性的禁忌，“不做一般人能做的事”，是一种弃绝生活底层、挣开生物性必要行为的方式。

这样的“做”与“不做”，落在文字语言的实践之上，便成了“使用你无法使用的语言文字”和“不使用你仅能使用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在禁忌型的分别方式尤其要紧，毕竟，你能吃别人吃不起的食物，住别人住不起的房子，浪费人家浪费不起的财货，这都不难，但你不真的能改变自己和一般人相同的生物结构，不做吃喝拉撒之事，于是，你只能用语言用文字去加以遮盖。

语言文字于是生出了贵贱，生出了阶级，这并不是语言文字的初始本质，这是它长大后交友不慎才染上的恶习。

知道语言文字的贵贱色彩、阶级色彩是派生的，真正的原始根源在于人生活着的社会分割出贵贱、区隔成阶级，如此，语言文字的考查便有可能再多出一个积极性的指示用途了，我们倒过头来有机会从语言文字使用和禁忌的幅度及其内容，警觉出，印证出，甚或尝试丈量出这个社会的这方面真相来。

像我们读旧俄的一干伟大小说，特别是以法俄战争为书写背景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总不断被对话中大量出现的法语打断(翻译者为保留原味，通常采取原法文加注释的方式呈现，让不懂法文的人得翻前顾后非常烦)。我们晓得，这是彼时欧化的帝俄上流社会区隔开一般平民农奴的时尚，但值此拿破仑挥军入侵、面临亡国危机的时刻，还如此遍在地、肆无忌惮地满口“敌人”的语言，由此我们窥见的阶段分割意识及实质程度，还是非常骇人的。

又比方说今天的台湾，在一些只供高官巨贾出入的排他性俱乐部(排他，正是非常重要的分割方式之一)，里面使用的高贵语言往往是至今不衰的英文和慢慢当令起来的日文。我一位外语能力差不多是零蛋的朋友，某回因偶然机缘误入其中一晚，回来信誓旦旦地跟我讲，整整三小时的时间，他没听到任何一句他听得懂的话——由此，我们也可察觉出台湾今天的政商结构有多强固难以撼动。

你说这太荒谬吗?一点也不荒谬，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在他《语言与社会生活》一书中，还说到一个更荒唐的历史实例。陈原说，几百年前的英语是不大说“裤子”(trouser)这个字的，因为上流社会那些虚伪的人认为不雅，会令人想入非非，所以非得讲不可时便成了：“我买了一条不能够描写的东西(indescribables)。”或“他穿了一条绝不可提及的东西(one-must-not-mention-'ems)。”

裤子都不行了，更何况屎尿之物。

逃遁与追赶

因此，我们可合理地怀疑，“粪”字之所以早早转注从而取代了“屎”字，极可能便源自于如此语言文字的分割效应——当我们不宜直接讲那有形有状之物，便只好委婉地说“就是那些你每天要费心清理掉的脏东西嘛有没有”，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我们近取乎身回想自己的人生经验极可能都有极类似的记忆。打从小时候开始，学校老师和家中父母总也会谆谆告诫我们，哪些话哪些字眼是绝不可说出口的，造次如此颠沛如此，否则就得刷牙漱口打嘴巴拉舌头——于是我们很奇怪学了一些理论上终身不可一用的文字语言，就跟人类费尽心思和财力物力发明一堆永远不可使用的核武器一般。

然而要命的是，语言文字这样子的腾挪诡计保用不了多久的，通常会很快被语言文字另一个常见的有趣效应给抵消掉，那就是，语言文字和它所表述指称的事物，在重复使用的过程中，会逐步靠近密合起来，像磁石相吸一般，随着两者间距离的消失，原来的暗示、象征、隐喻便再无容身的空间，并在这两者完全重叠之际，让如此语言文字的诡计归于消灭。于是，我们再看到讲到这个原是隐喻性的“粪”字，脑中那个一手清扫一手承接的勤勉画面便被替换掉了，和原始的“屎”再没分别了。

如此，我们好容易才割开的距离给消灭掉，有教养的语言文字躲藏重又陷落成粗鄙不文的大白话，这时，语言文字便只能再往外逃，它可能羞怯地改用执行地点来代称，比方说如厕；或更文雅的以事成后的身心舒畅感受来代称，比方说方便。但一样保用不了多久，那个讨厌的有形实体又如影随形跟上来，因此，我们便只能费尽心思把地点的指称再加以遮盖，叫“洗手间”、“盥洗室”(盥， ，在皿中洗手，最原初可能是进食程序的一部分，而不是随时随地的日常行为)，以及尽可能美好的，“化妆室”。

这个永不止息的“逃遁/追赶”关系，如生物世界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的生存竞赛，最终，会将语言文字追赶到几近是再也无路可逃的死巷子里，最终，语言文字只能用“缺席”来作终极性的抵抗，它把自身彻彻底底给放空掉，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让实体和气味再无一物可沾惹，于是，我们会听到尤其是更文雅的女性说，“我去一下——”，“我告退一下——”，甚至只是一个点头加一个深挚解人的微笑——语言文字的极致是沉默，老子会这么说，维特根斯坦也会如此说。

“凡不知道的，都应该沉默。”这是维特根斯坦最终的叮咛，这里，我们说“知道的更应该沉默”，凡是对语言文字的如此效应有基本理解的人都当如是行，千万别不识趣且心热地追问“你要去哪儿?”“要不要我陪你去?”“是不是有什么急事我帮得上忙?”云云，逼急了，难保你会返祖性地听到：“去拉屎啦，行了吧!”

如此，人类辛苦了上千年时光便瞬间化为泡影。

柳暗花明的故事

语言文字和所它所指称事物的靠近、密合、重叠、间隔的距离消失，说者的隐喻和听者的想像皆失去空间，语言文字扁平透明，不再暧昧，不再辐射着光晕，这便是语言的“物化”，或心平气和来说，语言的“钝化”。

这里我们再歇下脚，来说一个“柳暗花明”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是日本京都靠鸭川的白川通，四月樱花祭。

这一截的白川通是京都三大古街重建的成功范例之一，我第一回去时还十分破败，两岸的酒馆皆把脸转过去背向它，因此像一道后巷，其中最有名的料亭“白梅”还在跨水圳(白川不是河，是人工的琵琶湖引水渠道)、连通白川通的小石桥上放着看汉字就知道是“危桥，年久失修”的警告标志。

第二回，烟尘蔽天，根本走不进去，穿制服绑头巾的工人正在整建，大块大块的厚青石板叠在路旁。

然后，便是第三回的四月樱花祭了，地上的青石板步道平坦好走，正朱色的木头栅栏新上了漆，日式宫灯形状的路灯矮矮站在树丛里放暖暖的光，路旁，有大概是地方歌谣戏曲研究会的几名穿和服少女在弹三味线和古琴，游人如织如水川流不息，当然，那些曾背弃它不顾的酒馆又全转回身来，重新把正门开向白川通，好招揽触景生情的日本鬼子酒客，完全是《东京梦华录》里所描绘，而且很可能在记忆中修整过才那么繁华如梦的景象。

白川通原本就间杂而且密密实实长着老吉野樱、老垂樱和高大漂亮的老杨柳。你知道四月樱花漫天盖地开起来的那样子，就算是夜晚只有暖黄的灯光，还是眼前一片光亮透明，就像我旅居日本的老师讲的，“阴天都成了晴天”——一直到那天晚上，我才真的看到原来“柳暗花明”是这么漂亮的风景，一个你使用达四十年之久的无味成语，原来还原回来是这样“樱花亮起，杨柳黯去”的明灭层次风景。

我于是想到，一个学中文的老外，在乍乍知道这个老成语时，看到的景象一定远比我们多，他们在“绝处逢生”之类的抽象意思之中，惊觉到其中居然有flower，有willow，还有如《圣经·创世记》里的光和暗，不像我们熟门熟路地直接进入指述的抽象意义中，千年习用下来早已鸟不语花不香，只是纯粹工具性的符号而已——他们看到的会是一幅漂亮的画，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疲惫的成语。

难怪博尔赫斯在谈诗时，会兴味盎然地立刻谈到字源学，难怪温和如卡尔维诺在谈文字使用时会显得那么气急败坏到接近愤怒：“我觉得人类最特出的才能——即用字遣词的能力——似乎感染了一种瘟疫。这种瘟疫困扰着语言，其症状是缺乏认知和临即感，变成一种自动化反应，所有的表达化约为最一般性、不具个人色彩而抽象的公式，冲淡了意义，钝化了表现的锋芒，熄灭了文字与新状况碰撞下所迸放的火花。”

从卡尔维诺这段少见的严厉话语中我们知道，对文字钝化效应的对抗之道，在于“临即感”，在于不让它流于抽象性的自动化，这是一种对实感的再认知再把握，并非一定要回字源学的文字之初不可——然而，回到文字的始生，却是refresh文字的一条很好道路，它有机会召唤回文字被乍乍铸成或说被如此使用的原初“惊异”，这个惊异联结了彼时生长它的现实土壤和具体图像，带着尚未被消灭的强大隐喻想像力量，中国人说得最好的是庄子的“新发于硎”，硎是磨刀石，宝剑刚刚才辛苦磨好，犹带着闪亮的火花和锐利无匹的锋芒。

更何况，博尔赫斯的回溯字源只能找到掌故，而在中国文字的字源里，我们往往还多出了具体的图像。

生产指南

好，往下我们便重新回到具象的文字来。

在谈指事字时，我们已看过了一个暧昧于指事、象形和会意之间的“身”字，它其中一个“肚子里有东西”的造型 ，说明它可能早早就有“怀孕”的意思。

当然，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说到怀孕生子，这是生物性的本能传种繁衍大事，人什么时候在这颗蓝色小行星出现，这事就摆明了存在多久，绝非日后谁才发明发展出来的新方法或新抽象概念，因此，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必然对此知之甚详。事实上，有关怀孕，甲骨文中还有一个更明白、更没争议的字，长这个样子， ，或更扼要的， ，超声波照射之下可清楚看出胎儿已完全成形(但看不出是男是女弄璋弄瓦)，这就是正格的“孕”字。

再来，便是瓜熟蒂落的妊娠过程重要实录了，甲骨文中有一堆造型精微的大同小异之字：或作 ，婴儿由母亲臀后头部先出的素朴顺产图示；或骇人些带着血水而下， ；还有连同母亲子宫开口加助产士接生双手的巨细靡遗画面， ；也有只局部性重点强调的特写镜头， 。前三者大致演化成后来的“毓”字，特写那个则成了“育”字，这两个字原本同是生产过程的揭示，今天则只薄弱保留着声音的连接。

如果我们更具学习精神地把局部特写给放大处理，画面便成为 状，是助产士双手掰开子宫接生的样子(是否有难产的麻烦不得而知)，这是个“冥”字，可能是这字后人看起来刺激了些，遂从生产过程说明书中被完全剔去，而转注成幽黯深奥并烙印着不洁乃至于死亡的贬意。

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冥”，而是“棄(弃)”，“弃”的甲骨文画成 ，再清楚不过了，是双手拿着畚箕把带血水的初生小儿粗暴倒出去的写生图。当然我们可自我安慰，这字里头的小儿可能只是死婴，合当丢弃，但问题是“弃”字还有另一个更骇人的造型， ，右边加了手握绳索的图像，用以绞杀初生的小儿——我们当然晓得，在生活物资不丰盈且医学不发达的初民生存世界中，这可理解为某种变形的家庭计划堕胎行为，用以处置有缺憾养不活的或有困难无法养活的小儿，但终究还是令人触目惊心。

好，比较幸福活下来的小儿，母亲便有义务得授乳了，甲骨文的“乳”字是 ，极精巧的一个字，怀中的小儿张大口如嗷嗷黄口小鸟般让人心疼，而且我们也可注意到，这个象形字还添加了指事的小横杠符号，特别标示在焦点所在的母亲胸脯部位。至于辛苦授乳的母亲，体形当然有了变化，甲骨文中的“母”字作 ，是“女”字 的变形，刻意地夸张膨大的乳房部位，产出“比牛奶更好”的婴儿食品。

只是，小儿除了要生要养要保护(保， ，漂亮的背小孩图像)之外，还得要教。甲骨文育儿指南的最后一页便是这个“教”字， ，其中最醒目是右半边手持棍棒高高举起的图像(至于小孩头顶的 符号，许进雄先生以为代表的是打绳结的这项古老技艺，以概括小孩的基本教育课程)，从这个抵赖不了的具象文字来看，至少三千年前中国人便堂而皇之进行体罚教育了，罪证确凿。

但看过了令人悲伤的“弃”字之后，如此有限伤害的数字我们也就不计较了，毕竟，比起那个可能是十年以上最低本刑的骇人罪行，打打自家小孩，可能就只是斥责了事或缓刑结案罢了。

花的儿女

如此明朗坦白面对男女生育大事及其相关零附件，对初民而言，是普世性的，绝非中国人所独有，这对今人已经是常识了。像甲骨文中著名的“且”字，“祖”字的原形，画成 ，当然就是个如假包换的阳具，和女阴代表的“帝”字相辉映，差别只在于男主内女主外而已——用阳具代表祖先，是“吃果子拜树头”的感恩不忘本呢，还是祖上无德，除此道具而外没什么值得后人崇拜追忆的呢?

玩笑归玩笑，其实我们晓得，就生物而言，交配传种繁衍这是最重要的大事，甚至严重过个别生命本身的存活(你一定在Discovery频道看过鲑鱼英勇溯河产卵死去的影片实录，那样忍受激流巨石撞击一身残破不退的壮丽画面)，因此，此事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才合理，而不是隐匿不宣，是以生物进入发情期时，或散布强烈的气味(据生物学家研究估算，一只发情的雄蛾，其气味足以吸引四亿只雌蛾)，或饰以鲜艳的颜色，或直接让性器官肿大起来以便目标明显可辨识，只因为在生物护种竞争上失误不得。

显花植物尤其极致，当配种的时刻来临，它们把性器官高高举起在最显眼的位置，搭配以一切想得到做得到的手法，包括最美的色彩、最扑鼻的香气(或臭气，如非洲的大王花，只因为它借吃腐食的蝇类传粉)，最浓郁的甜蜜，惟恐你看不见、闻不到或不愿靠近，无所不用其极只为着传达一个讯息：“快来，我在这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追求性解放的美国女孩男孩，之所以自喻为“花的儿女”，高唱“到旧金山别忘了戴朵花在头上”，其典故便在此。

当然，这方面动物和植物稍有不同。动物有短暂隐匿的需要，那就是交配正式进行这段时间，但究其原因，倒不是什么害羞不害羞的问题，而是值此节骨眼的一刻，动物(植物则当然无所谓，反正它本来就不会跑)会丧失绝大部分的自卫和逃遁能力，是最脆弱的时刻，像我们小时候抓雷公蜻蜓就最清楚，蜻蜓交配时最容易逮到，而且一次两只，这无关教养和文化水平，而是实质性的生死问题。

由此，我们不难了解，《圣经》中说亚当夏娃开始不好意思裸身，要用无花果叶子把性器官给遮起来，系发生在被蛇引诱，吃了“分别善恶”之树的果子，“眼睛明亮了起来”之后，这很显然是文化性省思开始的隐喻，而不是最原初生物性本能行为的记叙。最早人类遮盖住生殖部位，其原意应该是功能性的保护措施，而不是礼节，所要保护的是传种繁衍最重要却又脆弱易受损的工具，当然不是面子。

奔者不禁

性禁忌严重起来是很以后的事，福柯说欧洲的性禁忌高峰要迟至十七世纪左右，同样地，中国也要到宋明两代这段期间，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我们来看巴尔扎克在他小说《米农老爷》中的一段话：“可怜的巴黎女人，为了你小小的浪漫，你可能喜欢默默无闻。可是公共场所的马车往来都要注册登记，写信要清查邮戳，信寄到了之后又得再次核对收件的印章，住房也相应要有牌号，这样，整个国家的每一小块土地都登录在册了，在这种文明之下，法国女人怎么可能随心所欲呢!”——这里，巴尔扎克不经意地为我们揭示出来，原来即便是某种道德的、形而上意识方面的禁忌，最终还是要动用到社会的物质性工具的，就好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邮戳、印章、牌号乃至于各式各样的清查登录簿册，要等到这种种的社会配备齐全起来，这一类的禁忌也才可能真正森严起来绵密起来，让置身其间的人无所遁逃于天地。早期社会身份的差异性分割意识，其力量只够开启它，绝对不足以完成它。

宋明，尤其是稍后的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专制君王时代，这可以无关君王自身的善恶良窳(尽管明太祖朱元璋真的不是个什么玩意儿)，而是吏治系统的完整，愈见成熟的统治技术，宋代以降儒家主张的单一性、压倒性获胜并在外僵固为钳制读书人的八股科举，往内封闭为准宗教的严厉道德伦常系统(人类历史上好像没什么主张禁得住如此程度的大获全胜而不出大麻烦的，不管它曾经多睿智多悲悯多柔软开放)，国家特务机构的建立和快速滋长，宰相的废除和帝王的亲领政事，还包括巴尔扎克所提到的，全面土地登录的所谓“鱼鳞图册”和全面人口清查的所谓“黄册”的完成——是这些东西，而不是(不止)人的恶意欲念，才让人对人的全面压制成为可能，包括形而下的人身行为言论，更形而下的苛捐杂税，以及性禁忌。

因此，愈早朝愈古代也就愈封闭愈禁忌的想法绝对是一种迷思，严厉是一个缓缓建造的过程，要耗用上千年的漫长时光，你才能一步步控制住辽阔疏放的天地山川，人为地予以封闭起来，如此，你也才控制得住散落在天地山川之中的人。

比方说，读《左传》的人，多少都会惊讶于彼时男女之事的“随便”，最精彩的当然是一代美人的夏姬，但诸如齐国的几代公主也不遑多让。事实上，孔子本人便是野合所生，历代的儒者也无法讳言这个。名小说家钟阿城来台湾短暂居住期间，有一回谈起这一话题，阿城说这是再自然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他下放云南时，当地的少数民族尚保有类似的仪式行为——他们定期举行仪式性的聚会狂欢，舞蹈歌唱加上酒类的麻醉催情效应，收场便是男女一对对各自带开，自行找地点制造该部族的小孔子。阿城判断，这个安排的原意，极可能是生产的鼓励，人口的增加，对部族的扩展、现实生活的劳动人手乃至于对于死亡以诸多方式暴烈袭来的有效对抗，以护种繁衍而言，都是非常要紧的。

年轻时发神经病念《礼记》(其实很好看，张爱玲还说不亚于读《红楼梦》)，最喜欢里头讲二月万物方生、春情勃发的时刻，男女一事“奔者不禁”。当时以为是礼法建构者的开明，懂得在对的时间刻意地开放出一个对的缺口给年轻人走，现在才晓得这是上古男女之事的记忆存留——二月私奔的男女，礼法不加禁止，我们之前已看过“奔”这个字的原来样子，就是那个快得仿佛同时跑出三个脚印符号或甚至是三条腿的古怪象形字，的确得把握时机跑快一些，开个玩笑来说，二月最短，一年漫漫就只这么二十八天，稍纵即逝，一错过到时又要老老实实等一整年。

9　可怕的字

春秋时孔子师门的第一手记录之书《论语》，说实在的，绝对是一本自由、有趣、动人而且充满想像力的好书，对话活泼饱满而且层次分明，人物生动性格呼之欲出，这里，作为录音机使用的文字发挥了很好的力量，表现一流，我们喜爱文字的人真应该为它鼓掌喝彩。

此外，就两千多年前书写不方便因此语多简略的彼时文本而言，它意外地悠闲宽裕；更好的是它还是“非官方”的，让文字的使用权力以及当下历史的记述和随之而来的解释权力释放到民间来，不先有人做成这么困难的破冰之事，很难想像往后一二百年时间会是思维这么自由这么狂野奔放的漂亮光景，再后来尽管不行了，但历史的著述和解释权力仍有相当一部分从此长留民间，收编不回去，不完全受制于愈来愈强大的统治者；还有，民间对时政的谈论和批评习惯和力道一样也没完全消失，成为甚富意义的思维传统。

我个人一直奢望用小说来重建孔子师生一群人，尤其是他们一边自在谈论他们的、一边一个一个国家敲门走过的那般奇特光景，对当时大体上人人僻居一隅、国与国之间尚未接壤留着大片空白地带的实况而言，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队伍，光这外表形态，便可以为很多人带来惊异、恐慌、想像、传说以及启蒙，就像《百年孤独》的吉卜赛人之于马康多村民，梅尔魁德斯之于约瑟·阿加底奥·布恩迪亚。

只可惜后来我们一直用不自由、不有趣、不动人的方式来读它，让它成为“圣书”——神圣，用安伯托·艾柯的忧虑来说，是一种快干漆式的快速凝固，这原本是一种保护，不受虫蛀，不让时间蚀落变化，得到某种不会坏去的标本，但自由和想像，尤其是非有自由和想像伴随不可的思维，都是时间流淌变化中的产物，在这里非窒息不可。

因此，我很愿意建议人们重读《论语》，也许三十岁之后吧，一方面离开学校久了，那种标准读法淡忘了，可干干净净地重新见面；另一方面人情世故复杂起来也丰盛起来，对人世忧患种种有质地真实的感受(《论语》同时也是乱世忧患之书)——当然，前提是你得保有某种对智识的热望。

不从圣人之徒(也就是规格小一号的圣人)的标准，而从人的标准来看，孔子有不少很棒的学生，能力、性情以及缺点各异，看得出老师是个谦逊、平等、有自信(这三者往往共生)因此鉴赏力准确宽阔的人，没要他们长一个样子，更没要他们全都长成自己的样子。

后来，这些各形各状的学生被历史抛掷到比他们一己之力更大的现实乱世之中，下场不一，有的软弱屈服，有的默默无闻从此消失，也有不少做到了一定的事有相当成就，当然也有命运乖蹇的，其中下场最不好的，大概是勇敢、正义感十足、天资不高但乐观开朗的子路，他出仕卫国，在一场骨肉相残的政变中死去，还被剁成肉酱。因为这个不幸的掌故，中国历代的读书人无不认得这个字“醢”，原本是某种肉类食品，今天超市或二十四小时方便店货架上随时可买到的广达香公司产品，也是拿坡里意大利面的主要食材，但因为这场悲剧，这个字成为一则历史。

但从甲骨文来看，“醢”字一开始并不真的是食物而是可怕的酷刑，从上面的字形很清楚可看出来，这里被置放于大臼之中的不是食物，而是个绝望的人，上方是双手持大杵的刽子手，活生生把人锤打成肉酱，血水四溅。

还好我们这些很喜欢子路的人可安慰自己，子路当然是死后才被野蛮剁成肉酱的，人死如灯灭，痛苦在死亡完成的那一刹那已然远去了——但我们无法安慰自己，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人系活着经历这一场(不到相当数量不足以支撑这个字的造成)，尽管我们并不认得他们。

哀矜勿喜

甲骨文中有好些个这样可怕的字，像一张张档案纪录照片，忠实地为我们封存了此类无可辩驳罪行的呈堂证供一直到今天，也揭示着彼时人们生存挣扎的残酷一面，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思来看待呢?功能学派的学者如马林诺夫斯基或要我们穿透残酷的行为表象，睿智地把我们的思维聚焦到其功能上头，去理解此类行为于彼时彼地社会建构及其运作维修的必要性(我们的确不好否认刑罚的功能及其必要)；文化相对学派的人类学者如米德则提醒我们稍安勿躁，记得在这种时刻最该保持冷静、谦逊和中立，别以我们同样受一时一地制约的价值去妄加评断甚至覆盖时空不同的社会云云。诸如此类压抑我们最素朴正义感和最普遍人性价值的思维警觉，虽然可议，不周延，用学术工业的标准来说也都“过时”了，但仍有他们的一见之得，有其斑斑历史的可理解线索和进步意义，因此便也罢了；反应比较奇怪的是我们中国的一批民初学者，他们摆明了对这些字的欢迎，眉飞色舞，只因为这些字证实了老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黯黑和腐朽不堪，而且打开始就“整组坏去”，更重要的还为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存在找到证据，因此可作为很好的开路机，辟一条坦坦大道，好让他们把早已备好待命的整套马克思历史解释给像迎神拜会般迎进来。

实在太开心了，因此忘记了“苟得其情，则哀衿而勿喜”其实并非某阶段阶级社会的特定意识形态产物，而是一个深刻的、具普遍意义的好的人性提醒，它没要阻挡我们去勇敢正视最不堪的真相，也不像所谓“理解一切就可原谅一切”的道德异化伪宽容，它只殷殷提醒我们可别忘了自己是个人，而不是丧失主体性的充做另一种意识形态(革命主张的、国族意识的、敌对力量的)的奴仆和工具。

我们这里让“醢”字领军，以为这组可怕甲骨字的带头者，不见得是因为它手段最凶狠、带给受害者的痛苦指数最高(虽然它其实正是如此)，而是因为“醢”字是为残酷而残酷，除了勉强可找到威吓性的功能性薄弱解释而外，再找不到其他任何理由可让人这么来对待另外一个人。杀人不过头点地——这是甲骨世界中可见最仇恨最残忍的一个字，带着狞笑。

其他的可怕之字并不这样，它们的残酷多少有迹可循。

杀老／杀小

有一种残酷你最心生不忍，因为充当刽子手那一方，心里极可能并不好受。

这里我们来看一组相对的两个字。其中一个我们在谈生育时已看过，是那个手拿绳索绞死初生婴儿，再以畚箕把带血水死婴倒掉的“弃”字；另一头的另一个字，则是我们从许进雄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学来的“微”字，甲骨文画成 ，其中左边的 是甲骨文中代表老人的固定图像，以人发随着岁月流逝长长丈量时间，用为表述方式( ，“老”和“考”的同源甲骨字，在此处多加一根助行的拐杖好凸显人的衰老蹒跚)，右边则是有人手拿棍棒的图样。老人不是小孩不是兽类，因此这里不是施行必要体罚的教育之事(“教”， )，也不是驱赶至水草丰美之地的畜牧之事(“牧”， )，而是棒杀老人，和“弃”字遥遥相向，但意义相近的残酷人口控制行为。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一个甲骨造型的关系，太具震撼力破坏力了，许进雄在书中小心翼翼地为它找一堆证据，从五十万年前北京周口店出土原人头颅骨的创痕，到新旧石器时代各遗址的死亡人口年岁统计，再到民俗学者搜集到手的各种传说故事，最终还拿出《楚辞·天问》中“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坠”的屈原昔日大哉问之一，用这个掌故中夏禹之子，也就是传说中夏代第二任贤君夏启的杀母神话以为补充证据——再说一次，去买许进雄的《中国古代社会》来看，台湾商务印书馆，五百八十元。

巧的是，这一组两字的人伦惨剧，背后居然都连缀到中国远古的两位贤君(也使罪证更加可信)。“弃”是周代开国先祖，传说中他正是得神护佑的不死弃婴出身；而“微”字则如上所述是夏启，当然这个神话原来说的是夏启从幻化为石头的母亲身体爆裂开来而出生，因此才叫“启”，这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神话样式，很容易联想到其他各民族的同类型神话，也有颇为固定的哲学解释，比较心平气和或比较生理学的还原方式，了不起只是启母生产过程的不顺利，得剖腹取子或甚至母体因而致死云云的神话变形。

杀死老的跟小的，这原是大自然的专利，老去的动物丧失了猎食(肉食性)和逃逸自保(草食性)的能力，本来就难以存活；初生的生命，数量一般总远大于大自然所需、所允许的数量，这是生物护种的人海战术老策略，本来就是敢死队般只打算确保其中一小部分能躲开环境的敌意好存续下去。今天，很多人所赞颂、所矢志学习的大自然生生不息秩序，本来就是靠死亡机制来修护不坠的，其中有些“智慧”并不难知也不难模拟，没那么深奥伟大，只是我们不忍做、不愿意做，没那份硬心肠依样做出来而已，因此我们得痛苦地另辟蹊径，找其他我们做得出来的替代解决方法。

大自然天地不仁的处置，由人来代理执行，包括老去生命的不安乐“安乐死”，包括初生生命的延迟避孕术，我们便以为是残酷的，尽管我们也同时不忍。

这个大自然的生生不息秩序，既然根源于大自然的悭吝本质，根源于生存资源的稀少和必要争夺，对应于它的杀老杀小行为，便无法仰靠人的“道德觉醒”一下子终结，而是生存环境和技艺的有效改善，让饭更够人吃，同时，帮老人和小儿找出存活的价值。

至少从周代开始，这个问题已有大体根绝的景况，一方面因为生产增加，养得活更多人口；另一方面，社会持续分工，人的价值不再完全地、单一地受困于“寻找/制造”食物的纯经济功能。人要祭祀，要料理人群社会诸多麻烦争端，要写诗做文章，要思考生命意义，这时老人便有用起来了，他以吃盐比你吃饭多的时间老伙伴姿态出现，靠他的阅历、知识和记忆取得不可让渡的存在价值(我想起自从我老祖母辞世之后，家里的祭祖拜神之事就程序紊乱，很多时候得用猜的或用“准”的)，因此，从周代的存留文本来看(某部分记实，某部分是著述者的理想)，老人反而取得崇高无比的地位，要人服侍要人扶持，能单独食肉衣帛，就连君王都得保持礼貌接受教诲。

犀利、霸气十足的孟子，曾说过一段温柔无比的话，而且如果我没记错，至少在不同时间场合讲过两次，这是绝佳的人类历史乌托邦风景描绘，没一般乌托邦那样空洞、天马行空且僵固意识形态的不好气息，极其现实极其开朗，仿佛伸手可及可立即执行：“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

相对来说，小儿的命运际遇就艰辛一些，它的价值不在当下而在未来，这个价值延迟本质，使得它的命运除了跟当下的急迫物质条件绑在一起而外，还得受未来预期的乐观悲观心理所牵制；而在历史现实之中，它显然还始料未及遭到其他意识形态渗入的迫害，那就是父权社会运作底下，纠缠着人的愚昧偏见、宗法制度、财产继承制度的讨厌意识形态，因此，杀婴之事绵延较久，时有所闻，尤其是女婴。

这里，我们应该能马上警觉到，纯功能性的、现实性的杀戮尽管残酷，但比较起来目标清晰手段利落，不需要有目的之外的折磨(除非手法太拙劣的失误)，真正让人感到残忍的永远是意识形态所衍生的神圣杀人理由和仇恨无限上纲心理，人类历史上大量的、残酷的、非现实需要的杀戮，你一定可清楚看见一旁意识形态带着狞笑的支使，其中数量最大、手段最狠的就是宗教和国族意识。也因此，人间残酷的真正高峰不在意识形态方兴未艾、杀老杀小的甲骨文时日(不会完全没意识形态的“资助”，否则“醢”字便无由出现)，而是始自于得胜之后的基督教，并在宗教改革、国族意识持续高升的往后数百年一路攀爬而上，用福柯的话来说是，他们不是要你死，而是就要你不死。刽子手最了不起的技艺便在于，如何在不终结人生命的情况之下，让痛苦尽量延长并极大化。

想看这种究极技艺演出的人，可去买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书，还可从福柯书中所引述的历史酷刑实录文本追进去，看人类疯狂起来会到何种地步。

我们同时也应该清楚警觉到，既然老人和小儿得以存活的最大关键，在于现时生存物资的充裕，因此，这类行为便很难完全根绝。一旦现实状况转恶，求生不易，老人难保再次被饿死打杀，而小儿不仅丢弃，更可废物利用“易子而食”。这种反噬脉冲式在不好的时代全面复活，也始终局部地存留在谋生不易、自然条件恶劣的人间一角。

死者／活者

经济性的杀人之外，还有战争的、刑法的杀人。

因部落的、国族的冲突而杀人一直少有道德负担，甚至是光荣的、受人景仰的，因此，这类的字不必像棒杀无助老人的“微”字那样，羞愧地躲到“微弱的”或“幽微隐藏”的两个转注洞窟里去藏起来，这种杀人，是制造英雄和伟人的最重要机制。

这种群体冲突的杀人方式，最根底处有生存资源争夺的“必要”动机，辅以群体共生的自然情感，这就是国族意识的真实原型。正因为国族意识非凭空发明，而是随时可回头在这基本人性和人的处境找到方便的支撑，它才这么难以对付，一直享有相当程度的“道德豁免权”，刀起头落，不亦快哉。

来吧。甲骨文中首先有中箭受伤的人， ，箭矢由人腋下穿入，这个字是“疾”，因此它是受害者一方的字，而不是加害者一方的字，表述的是“受伤”而非“杀戮”；再来是“伐”字， ，很清楚用兵器的戈( )割取人头的图像；从“伐”字，我们可立刻跳接到下一个镜头“馘”字，这个斩首示众、今日还好已鲜少用得上的字摹写成 ，把伐下来的人头得意地悬挂在凶器之上；如果你嫌不清楚，那就点进画面予以放大，这局部重要图像清晰出来就是“縣(县)”， ，“悬”字的原形(加“心”的意符，是转注成悬念、悬挂的唯心论走向)，很清楚可看到绳索或被害者的头发充当挂索，眼睛怒睁不一定是含恨不瞑目，这只是造字老伎俩，用单眼来代表整颗脑袋，但也因此造型更骇人。

“馘”字的楷书也可写成“聝”，这个变形不自楷书始，而是秦的小篆阶段就有了，显然作为实战杀戮高手的秦人的确有pro级的水准，深知其中奥妙——战阵中杀人，又要存留立功证据，又要不妨碍持续的行动，弄个皮球大的脑袋挂身上的确不方便，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只取固定一边的耳朵，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现代。

这不仅现代，更是古老，甲骨文中的“取”字， ，和我们见过手拿宝贵海贝 的“得”字同形而异物，拿的正是战利品的敌人大耳朵，格调不同，但价格可能可以互换，心情上也可能同等程度愉快。

然后便是那些活逮不杀的人了，当然也包括犯罪但罪不至死的人，这些活罪难逃的人大概都供做奴仆使用，但在发配使用之前，有些手续得先办一下。

有些得先弄瞎他一只眼睛。据学者研究，瞎掉一眼，对经济性的劳役之事不至于有太大影响，但反抗作乱的能力则因此大伤，因此，在不顾及受刑者的真实感受情况下，是很有效的管理方法。甲骨文中，这个残酷的处置俘虏或犯人的方式有三形，看来应用的情形相当普遍，一是“臧”字， ，以戈刺眼；一是“民”字， ，以针刺眼；然后是“ ”字， ，手持尖物刺眼。

有些则目标低些，瞄准鼻子。这是“劓”字， ，其实这个楷书的保持状况相当良好，意义也如当初完全没走样，就是一个象形的鼻子配一把象形的刀，除了拿刀割鼻子之外，还真掰不出其他什么解释出来。

状况进一步轻微的，或说进一步人道的，则是所谓的“黥刑”或“墨刑”。这种在人的脸上“留下记号”的处置方式，重点不在肉体的折磨痛楚，而是分别，也就是让某一部分人脸上永远洗不掉地写着“我是坏人”，“我是奴隶”，散落于芸芸众生之间，很方便辨识和管理。它的最终成果，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刻画得更仔细更传神的金文字，这就是今天我们用为颜色的“黑”字，取自铸子叔黑臣簠， ，这是一个人，脸部夸大好让我们看到上头墨汁淋漓的纵横线条，还四下滴落。

要让脸上线条永远不去，像我们小时候不乖被某些变态老师用毛笔沾墨汁在脸上写字画×是不够的，得用刻的，让线条深陷到不会剥落再生的表皮组织以下才行，这便需要较特殊的执行工具，这个工具在甲骨文中便是“辛”字，，形状像一把长木柄的雕刀，末端大概是扁平状的锋刃，并加指事符号的小横杠于其锋刃来强调，就像今天玩金石篆刻所用的那种，我们顺着“辛”的符号往下寻找，便能找到一些脸上有记号的人。

很奇怪，在皮肤上刺字画图这项技艺和喜好，人类会得很早，而且极普及(看看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或台湾的阿美人)。信基督教的人会说这项技艺系直接袭自上帝，第一个刺字工匠就是上帝耶和华，挨刺的正是人类的第三个人，也就是亚当夏娃的大儿子该隐，人类第一桩谋杀案的凶手，上帝因此在他脸上留下不可抹消的记号，理由是要其他人不要再伤害他。但想当然耳，该隐的罪恶印记也从此跟随他，令他不管何时何地都脱不去凶手的身份，都被隔离，都等于犹在服刑。

脸上有字的首先便是“妾”， ，一个言简意赅的聪明利落造字，用一把墨刑雕刀和一名象形女子直接结合起来，来表达脸上黥字充做劳役用的可怜妇女；然后是“(僕)仆”， ，更证据确凿的一个字，摹写一个受过黥刑的人正在倒垃圾的模样。请注意此人的右脚，很明显短了一截，且有流苏状的记号存在，说明脚的长短不齐是有意的，绝非图形刻画时的无心失误，这让我们联结上另一个字，另一种刑罚，“殺(杀)”， ，一样的长短有别，一样脚上的记号(换成左脚，这无妨)，这极可能就是斩去单脚足踝的“刖刑”，战国名将孙膑挨的就是这个，汉文帝时淳于意的孝顺女儿缇萦冒死上书要对付的也是这个——斩去一脚，得穿义肢式的特殊鞋子(齐景公时曾因此类肉刑过滥而造成此类鞋子供需失调而价格腾贵起来)，但行动还是不方便，因此只能做些看门敲钟打杂倒垃圾一类的琐事。

事实上，厉害无比的许进雄先生还搜到金文里去，他又多找出“童”字， ，这是个形声字，其中的“東(东)”只是声符不具意义，图像的重点在雕刀的“辛”和其下的大眼睛，不晓得是雕刀也做刺眼之用呢(功能上当然不成问题)，还是以刀代表墨刑、以眼代表刺眼的广义性表述受刑服役的年轻小儿呢?

另外，不从刑罚角度来表述的贱民还有“奚”字，这个字在甲骨文中也屡屡现身，线条有微差，男女有分别，但主旨相同，我们只需要看其中一个就行了， ，一只手拉住用绳索捆绑的人，这不自由的人当然也是罪犯或奴隶。

还有几个较暧昧的字。一是“宦”， ，监牢里一只监视的老大哥眼睛，当然这负责监视者可能是身份正常的受命小吏而已，但以囚徒监视囚徒、以奴隶管理奴隶是这个古老行业的可敬传统，效果良好，沿用至今，因此“宦”的真实身份也不妨放进来；如此，便又再跑出来我们看过的“臣”字， ，也可以在眼珠上加一小点强调而成为 ，不再被关起来的大眼睛，顺同样逻辑和操作实际经验，我们可以当他是服刑表现良好、调出来处理其他工作诸如例行行政文书业务什么的，已挣得一部分人身自由的罪犯奴隶，这也是此一传统屡见不鲜的。

再往上升就到“宰”字， ，小雕刀又出现了，这回置放于家里，当然，这可以解释为有刻人面孔、生杀予夺权力的掌权宰制之意；但“宰”同时也是人，是一种工作身份，也不妨可看成受刑人进一步受到主人的信任，正式进入家中担任管家执事的重任。

还有，但差不多也够了。

满街奴隶

于是，对想在中国远古找奴隶的人而言，这真是大成功大丰收的一趟旅程。“民”是奴隶，“臧”是奴隶，“妾”、“仆”、“童”、“奚”也全是奴隶，不止这样，作威作福的吆喝小吏“宦”也是奴隶，老实分工办事的中级官员“臣”也是奴隶，必要时连一人之下，指挥号令的“宰”都可能是奴隶，真要这么无限上纲下去，连万兽之灵的神物“龙”和万鸟之王的神物“凤”看起来，奇怪都有奴隶的气味或说血缘基因。龙的样子我们看过， ，你看它头角部位不也挺像我们找寻的那把小雕刀吗?还有美丽神奇的凤， ，它的头冠部分不也一样很像小雕刀吗?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民——依甲骨文造型翻译出来，叫“莫非奴隶”。

这样奴隶叠奴隶，积木般堆起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某些人想望中那个严密的、无所遁逃的古代奴隶制度，包括那些持戈的、拿利针的、操作小雕刀的、拉住绳索的，都一样转身隶属于此一制度之中，于是自由的人所剩就很少很少了——一一删除之后，好像就只剩下那个万民之上的可恶君王一个，或规模小些，可恶的部族家长一个而已。

今天，我们当然已清楚知道事情不是这样，历史的可信图像不是这样，考古的实际证据显示不是这样，但整整落后一百年的不实臆想总还会有人会信的，就像落后上千年的、宇宙世界万物和人类的始生的确一如《圣经·创世记》一字不差描述的那样子，这一样到今天仍不少人坚信不疑(我们当然不反对用寓意的柔软角度读《圣经》的创世记录，那事实上非常有意思)。这谁也没立即有效的办法，神话信仰一如卡西勒所说也不是哲学论辩所可能拆毁的，只有交由时间，让民智一点一滴进展来料理。著名的科学专栏作家卡尔·萨根将他的书命名为“魔鬼盘据的世界”，书名所指称这个仍被各式各样蒙昧愚见所统治的世界，不在远古，而是现今，不僻一隅，而是全体。

然而，从甲骨文的角度来看，差不多所有关于人的称谓果然差不多被奴隶所占领了，广大的自由人之字在哪里?

“我”之命名

自由人在哪里?自由的人如何命名?答案其实很简单：不需要刻意的命名，去凸显自身的自主无所隶属，因为它是常态，是主体，是“我”，它只需要最平凡的泛称，最没有表情的记号，因此，它就只是“人”， ， ， ，或立或坐，或正面或侧面，简简单单的人。

以今天我们对命名一事的诸多讨论和理解而言，这其实已接近是结论或说是常识了——命名是由他者开始，是察觉到异样的、特殊的存在，借由一个称谓，一个专属的符号，将它从万事万物交织而成的混沌状态给分别出来。因此，命名同时也是界线的赋予，就像小孩画画时常用(黑色，因为通常是最清晰不妥协的分割)线条将天上的云、山脉、房屋、桌椅和其上的水果杂物云云加以框边，好让彼此不相渗透混淆。而我们晓得，除非在某种光影的对比情况下，真实物体的黑边往往并不存在，因此，它并非来自视觉的模拟，而是内心的分类投射，我们要它单独跳出来，无意识里仿佛有一根手指头坚定地指着它，就是它，像《圣经·创世记》中上帝为昼和夜命名时所做的一样：“把光和暗分开。”

命名所赋予的界线，基本上是个半透明层，隔绝了内外，但并非从此封闭不动，就像单细胞生命和它的薄薄细胞膜一样，它可以主动吸收它认为的养料，也可能被异物渗透或暴烈入侵。因此，这个界线又是可移动的，向内或向外，形成意义范畴的扩张或减缩，但不可以消失，界线一旦消失，命名也就跟着泯灭了，一度被命名的该物也重新沉没于原初的混沌之中。因此，界线必须存在，尽管我们几乎永远无法确定界线的真实位置，这造成我们想为任何命名找百分之百完美定义的困难，不管它是“人”、“爱”、“时间”、“忧愁”云云，也就是圣奥古斯丁曾经说过的：“当你不问我时，我很清楚知道时间是什么；一旦你真问我，我却完全说不出来它是什么。”

所以，名小说家也是名记号学者艾柯说，生命，是从有了界线开始。

相对于他者，“我”这个主体却是个浑然的存在，视觉等等感官和思维的拥有，使我在六尺之躯的物理结构之外，同时也拥有一种非物理的、广漠时间空间的流动本质和穿透本质，这种“万物因我而存”，或谦逊点，“万物同我而存”的“合一”感，让“我”太像个不成形状的、四下流窜的原生质，不容易架起界线，分割内外，命名遂反而被延迟下来。

界线要如何出现呢?和万物命名那种“要有光，就有光”的利落方式不同，“我”的界线则是“被迫”的——“我”不死心地试探，持续地渗透，从而一再地撞到他者命名完成之后所竖起的界线之墙，自东往西，由南而北，“我”遂四下借用四面八方他者的既成界线，一点一滴的，一截一段的，大致收拢成自身克难式边界并不得已承认之，这才完成自身初步的命名。

也因此，“我”的初阶段命名，总是笼统的、过大的、非特征性片面指称的(“我”习惯用万物的某个别特征来为万物命名并记忆，但由于“我”对自身的全面性了解和掌握，使它无法忍受沿用这样挂一漏万的命名方式对待自身)，带着一种天真未解世事的自大。

就像美国西南最大印第安之国纳瓦霍，他们当然不一开始就称自己印第安人或纳瓦霍，他们叫自己Diné，勉强翻译出来就只是很笼统的“人民”或“人”之意；他们称自己世居这块四面圣山(相传由神和“第一个男人”仿地底之前一个世界所建)所围拥的荒漠土地为Dinetáh，意思也一样就只是“土地”。中国之自称“中国”的自我命名大致上也是这样子，“中”是个相对的、因他者的存在甚至包围才得以标示的命名，相对什么?相对于东西南北那些你得承认他们独立存在、不受你管辖拥有、不随你意志而动、不能再骗自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异国；而这些异国异族所居的人形活物，我们也可毫无犹豫命名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类的，而我们自身仍只是单单纯纯的人。

日本的天皇也是至今没姓氏的(姓氏的起源也是人的一种再区分命名)，堂而皇之的理由是日本当年开国时系由天孙下凡统治，本质是神，是根本不必也不可有姓氏的日照大神子裔。但其实一直不必有姓是因为日本极特殊的历史，搞不好还是人类历史独一无二的，日本的天皇从没被推翻没被更替过(被杀被囚被侮辱被看不起是常有)，万世一系，石上生青苔，没有对照的他者存在，因此就可以不必命名区分。像中国就没办法维持这混沌的自大，因为一再改朝换代，谁也不再拥有命名之初的本质性至高无上，尊贵只是风云际会一时一地的，平等才是人世间的最终极本质，因此别自欺欺人了，趁还可以赶快为自己找个神气些而且别人肯承认袭用的好姓氏好命名，你不自己来，就换别人为你命名了。

小说中，第一人称的“我”也是不必有名有姓的，我们后来得知他的种种，往往是借由他人之口讲出来的，甚至借由他人和“我”的诸多交织纠葛关系透显出来的——除非像比方说中国老戏曲的那种老手法，上台人物总先要来一段自我告白，交代自己姓啥名啥、何方人氏、年龄大小、婚姻暨家庭状况、做何营生以及正在烦恼何事云云，让民初那批乐于讥笑旧中国的读书人多一事可挖苦，说从前的中国人可真是健忘，每天早上醒来都得先把自家资料复习一遍。

笼统的“我”的命名通常不会是命名的完成，而通常会持续地挤压而收束下来——受什么挤压?受“硬实”的他者。随着新命名的不断发生，所呈现的景观会有点像城市的成长，新的人为建物不断占领闲置的空地，“我”的空间便不断萎缩，最终它不能再幻想自己是所有无主土地的领主，它只是特定房屋、特定一方土地的所有权者，和众生基本上共存于某种平等的地位。

“我”的命名过程，大致便是这样一个由上而下、由膨风而紧缩、由模糊而清晰、由惟我独尊而众生平等的坠落过程，这同时也是“我”自我反思自我发现的过程，借由他者坚实的存在，推人及己，认清自己。

原初那个神气不可一世的命名可能还存留下来，像“中国”，但意义已因界线的改变而政变，沿用不察，只是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符号中的一个而已，平行列举，依字母顺序排行索引；或者有新的主体命名(如新国家的建立)，在平等的现实景观中，你当然依然可以叫唤自己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漂亮名字，在不冒犯不侵扰别人的命名条件下，但我们晓得，通常它会顺服历史的线索或结论，沿用(容或小小的变形，动点手脚)既成习惯的称谓。方便行事，而喜欢追根究底的人往往会发现，这个自我命名的真正来历常来自他者，因历史的偶然而成立，就像两百年前新大陆移民英勇独立建国，而他们的“美利坚”，原来只是一位西班牙老船长的名字而已。

10　奇怪的字

到此为止，我们看过了聪明的字、美丽的字、下贱的字、可怕的字、异想天开的字，因错看错觉而生的字，甚至还有预告了三千年后本雅明论述的字，燕瘦环肥贤智愚庸，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奇怪的字。

这个字是“尾”，尾巴的尾，我记得当时我乍见这个字的甲骨造型时几乎当场傻住了，它画的居然是一个人，臀后伸出一根美丽的长尾巴来，怎么会想用这方式来表述尾巴呢?自然界有尾巴的动物俯拾可得，为什么要找上在进化路途上早已和尾巴告别的人类自身呢?

当时我心中瞬间浮起来的有两个画面，或更准确来说，两段文字。

首先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是老约瑟·阿加底奥·布恩迪亚因斗鸡事件杀人并出发建造马康多村之前，彼时他和欧苏拉刚结婚，但因为他们是表兄妹，而两边家族几百年杂婚，便曾有生出“大蜥蜴”的可怕先例，“欧苏拉的一位姑姑嫁给约瑟·阿加底奥·布恩迪亚的叔叔，生下一个儿子，终身穿松垮的袋形裤，独身活到四十二岁，流血致死，因为他生来就有一根状如螺旋锥的软骨尾巴，尖端还带一小撮毛。这段猪尾巴不容许任何女人见到，后来一位屠夫朋友好心帮忙，以大菜刀替他切除，他竟因此而送命”——也因此，新婚后一段时日，两人的夜间活动变得很滑稽，欧苏拉总要穿上帆布、皮绳外加铁扣的贞操裤，以防丈夫强暴她，每晚，“夫妇常惨兮兮厮斗几个钟头，扭打似乎取代了欢爱。”

其二，是内举不避亲，朱天心为年幼女儿《学飞的盟盟》中的《盟盟的马儿》一文，这篇短短的文字记录了当时女儿的内向和对马的喜爱：“如此容易不好意思、怕人注意、更怕人讪笑的盟盟，好天气时，每天仍然骑着马儿上山。秋天的时候，入山前的基本动作是：折两枝盛开的五节芒或狼尾草，一枝插在外公的裤腰上，一枝插在自己的裤腰上，摇摇摆摆更是两匹俊美的大马儿了。山路上，遇到同校的同学喊她，她一脸严肃地谢绝同学的邀约：‘现在不行，我要去放马吃草。’”

于是，对我个人而言这个字漂亮起来鲜亮起来了，见字如见人，它帮我带回来遗失在十年之前某处时光缝隙之中那个傻气认真、才念幼稚园的女儿。

随机选择

然而，究竟是大蜥蜴一样的布恩迪亚家族近亲通婚的畸形儿呢，还是秋日午后插着五节芒或狼尾草的女儿昔日呢?

理智来说，答案可能接近后者。我们稍加留心绝不难看出来，字中那个怪人所生长的奇怪尾巴，其实我们应该觉得似曾相识，类似的图形也出现过“無”字那个人的手上，这里帮大家回忆一下，免得还要费劲去翻找——无，即“舞”的原形字， ，这个大剌剌起舞的人，双手拿的，不就是我女儿裤腰上插的五节芒或狼尾草?不就是“尾”字怪人的怪尾巴吗?

因此，我们似乎可合理地推断，这不是真的尾巴，以返祖般地记忆人类的从来之处，或悲伤地牢记一则曾有的人伦惨剧以为戒，而是某种人造物，可装卸的，大约仍是节庆或祭祀时的某种装扮。

但问题仍在。尾巴四处都有，干吗要如此曲折兼吓人，找个人造物来以假乱真呢?今天，我们以事后之明来说，不得不感受到造字者的苦心积虑和细腻，在我们所见过的动物象形甲骨字中，有着漂亮卷曲长尾巴的大概是虎( )和犬( )，但这尾巴理所当然地长在“对的动物”的“对的位置”，太对了，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区隔出来，让看字的人把目光焦点顺利转到尾巴部分而不是一整只动物呢?当然，借助指事符号的横杠游标或曲线游标是可行的办法，可是造字的人们没选这条路，他们信心满满地从第一感的实存世界跳出来，选用更奇特、更惹人惊愕从而不得不看到那根怪异尾巴的造型来固着讯息，我不晓得其他看到此字的人怎么想，至少我个人真的很服气，服气他们大胆且生动的想像力。

春江水暖鸭先知，拌嘴的人会说，鹅也先知，鱼也先知，青蛙水蛇螃蟹包括精致滑翔于水面的水蜘蛛无不先知，为什么造字的人厚此薄彼，非要选用这种表达而不选用另一种表达呢?

这就是造字的随机性——岂止造字而已，我们整个人生也充斥着如此的随机性，你得时时作出抉择，有时无关好坏也根本没办法考虑太多太久远之后的可能成败利钝，恋爱如此，婚姻如此，人生诸多大事很少不在这种前途不透明却又得迫切作出决定的状况不奋勇前进。

在街道呈棋盘状的大台北市坐过计程车的人想必都有类似的经验，你很清楚自己想去的地方，然而，当计程车司机客气问你走哪条路线好时，你心里知道这其实没差，会到就好，因此，有人干脆认准其中一条到底平息麻烦，有人服膺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稿中所提到的相信专家的上海搭车经验，推给司机作选择，我个人是后面那种人，我的回答总是“方便就好，看哪条路线好跑就哪条”。

造字的选择大体上便在类似目标明白，但抉择介于有道理的认知和无须非有道理不可的偶然机遇中完成。比方说“公平”这一抽象概念，老实说，我们抬头可见的长短一致或平坦的东西如地平线应该不至于太少，而中国文字中的“法”字从水，用水由高就低的流体特质就是个相当漂亮的选择，我们很容易想到，水不仅在形态上呈现所谓的水平，而且它仿佛还存在着某种意志(我们现在当然晓得是地心引力在作怪)，会让不平趋于平坦，从而让公平的概念、法的概念不仅仅是静态无味的描述，而隐含了动态的矫正、分配之类线索；而在古埃及，同样的概念，他们随机选用的则是当地某种鹰类的飞羽，用这个长短一致且纹理清晰分明的自然之物来代表公平，并兼有着强劲有力、能支撑高飞冲天的漂亮意象。

当然，早些时中国的“法”字比较麻烦，写成“”，字里面明显藏了一只很像鹿的动物，这据说是一种单角的神羊，名叫廌，又叫懈豸。据说皋陶(包青天之前中国的法官代表人物)治狱时犯人有罪时就叫神羊用角触他什么的，这有点语焉不详，老实说我个人从来也没真的听懂过，这极可能关系着一则遗失的传说或历史典故，让我们眼见呼之欲出的满满讯息硬是封锢起来，非常可惜，饶是如此，它左边一样借用水的意象和特质仍是非常非常明白的。

后脚站立的动物王国

最原初意象的选择可以是任意的、随机的，但一旦选择确定，往下据此而来的发展便得受到这个选择的制约，就像你在空白的平面上任意选一个点当坐标原点意思一样。

有关这个任意性和制约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书中，许进雄先生曾问到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甲骨文中的四脚野兽总是站起来?像用后脚直立起来似的。

这让我想到英国推理小说最特别的一代女杰约瑟芬·铁伊关门之作《歌唱的砂》书中以诗呈现的大谜题：“说话的兽/静止的河/行走的石/歌唱的砂/看守着这道/通往天堂之路”——这首奇怪的诗被留在凶杀的火车卧铺车厢里，逗人遐思。

当然，不管有多少人殷殷期盼，天堂从没有降临过世间，在造字时代的中国自不例外；而动物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之上的演化亦没发生太动人的奇迹，因此，也从没有过一个高智慧、直立行走的神秘动物王国如小叮漫画故事在此存在过。

这些马、豕、兔( )、象、虎、犀牛等等何以一个个站起来呢?答案再无趣不过，许进雄的答案是受到书写工具的制约——彼时甲骨文的主要书写工具乃是日后沿用的竹简，以毛笔沾墨汁书写其上，正因为竹简狭长形态的制约，中国这些寻常兽类只好虚拟地走上梦幻的进化之路。

有关甲骨文的书写工具问题，许进雄有各种角度的漂亮证明，好奇的人可直接去买《中国古代社会》阅读，这里，我们只摘出甲骨文宛如目击证人拍照的部分——“聿”，笔的原形字， ，是人手持毛笔的画面；“書(书)”， ，拿毛笔沾墨汁的画面；“畫(画)”， ，持笔画出图样，最早可能和织布有关；还有，我们已见过的“建”， ，气魄十足地进行大路兴建规划工作。另外，“册”，最早代表书籍的字(闽南语今天还这么念，“读册”)， ，标准用绳子穿成的竹简模样；“典”，重要的书籍文本资料， ，双手恭敬捧着一叠竹简的模样；然后是“删”，弄错了要予以去除的意思， ，是书册之旁再放一把小刀，这小刀不是刻字用的，而是拿来削去写错的部分重写，也就是最早的橡皮擦、立可白云云。

这其实非常非常合理，制造业不发达的彼时人们，所选择的日常书写工具，必定得是方便、易得、取材不虞匮乏的自然材料，所以古埃及用纸莎草，印度用当地某种大树的大叶子，古巴比伦遍地黄砂，则用水和成泥版在上头写他们的楔形字——相对来说，牛的肩胛骨和大龟的腹甲实在是太昂贵太昂贵的珍稀材料，也正是它们的珍稀难得才保证了它们的神圣力量，而成为权力拥有者独占的问卜工具，问重要无比(掌权者以为的)的国之大事，事实上，在《左传》中还有灵龟国之重宝引发觊觎的记载，而周代的蔡，据说就是负责保管掌理周天子占卜所用龟甲的重要诸侯。

如果甲骨文时代的一般性书写工具真的是甲骨，那我们得祷告千万别出现像托尔斯泰这样才华洋溢、格局恢宏的大小说家，否则一部《战争与和平》还没写到拿破仑出兵攻俄，中国的牛只和乌龟就已宣告绝种，我想谁都不乐见这样的情形发生。

好，用竹简，但竹简为什么不能摆横了来写呢?事实上许进雄也跟着这么问，但没为什么，事实上就是没有，彼时中国人二选一决定了直式书写，这个任意的、随机的结果，相当程度制约了往后的字形发展，也相当程度制约了中国人往后数千年的书写习惯，甚至在发明了其实可以高兴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纸张之后，仍乖乖地由上而下由右至左，甚至还仿昔日竹简画上垂直线条自我设限(如十行纸、笔记本等)，一直到西风东渐洋文已传入多年后的今天，横式书写才在宿老凋零殆尽的情况下缓缓抬头，不再被斥为异端媚外。

托尔斯泰的历史图像

随机的、任意的选择，以及选择成立之后的有效制约，或应该更正确地说，众多的、无法追踪记录掌握的随机选择，以及因之而来无法追踪记录掌握的有效制约，在如此麻烦景况下蜿蜒前进的文字发展轨迹像什么?我们刚刚提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也许真的最像托尔斯泰在这部伟大小说中为我们揭示的人类历史图像。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为我们揭示一个谁都茫然的战争图像，战争太大，人太小，即便你亲身参战，但战斗一起，左边不知道右边，前面不知道后面，所有的人，所有的机遇，所有的瞬间抉择全参与了作用，谁也没能力看到、听到、记忆到、记录到、串连到足够的可用资料来建构正确的认知，从而作成正确的解释。不管你是白刃交加的第一线士兵，因为你只被那寥寥几个想杀你的敌人困住，救死不及，无暇他顾，也不管你是统帅全军的拿破仑或库图佐夫，你真正管得到的就帐篷里那几个一样焦急无知的幕僚，你只能等待战斗的结果并名不副实地一肩承受，战胜的荣光，或战败的屈辱。

甚至，战斗收场的胜负判别往往也是荒谬的。双方旗鼓相当，杀敌人数也可能相当，但忽然一方“觉得”自己打输而败退，另一方忽然看到对手逃逸而本能地乘胜追击，输的人不晓得自己怎么输的，赢的人更茫然自己就这样赢了。

托尔斯泰相信因果，每个人、每个偶然、每个当下的抉择都参与了、制约了最终结果，但因果之链存在，却不等于我们可以弄懂它，因为原因的数目无限大，而每个个别原因的效果又无限小，因此，历史惟有通过这无限原因的“积分”才可能明晰。但这又是做不到的，历史不是数学，你无法搜集、记录、整编这无限大的原因加以运算，而且每个原因又是不等值、不均匀的，无法建立算式。

从托尔斯泰这样“腐蚀性极强”(以赛亚·伯林说的)的历史怀疑论图像，可跳接百年后坏脾气哲学家卡尔·巴柏的结论：任何自称找到历史规律、知道历史必然走向的人，要不是个疯子，就一定是个骗子。

生病的意符

说到疯子骗子，这里打岔一下，我们习惯听说也习惯跟着说这样的文字归纳性解释：“子是男子的美称”，因此，孔子是美好的孔姓男士，庄子是美好的庄姓男士。这没问题，但准此要领，那是不是说疯子也就是发神经异想天开的好男儿，而骗子则是爱说谎爱编不实故事的可敬男性呢?除非这用来指称以想像力为体、以编故事为用的可敬小说家如张大春才差堪成立，否则所谓的“美称”可能是不尽然的，此外，还有痞子、傻子，以及已经涉及人身攻击的秃子、聋子……

因此，我个人宁可相信，在最原初，子就只是男性的泛称，甚至更素朴更广泛的，人的基本泛称(造字用字，的确如女性主义者所指控的，有甚多男性观点主宰之处，比方说“人”的造型不管或立或卧， 或 ，都暗示了男性，女性则要特别另创造型，摹写成 ，这是彼时的历史实然，文字只负责留下罪证而已)，不必然表达敬意，也不必然心怀鄙视，然而在历史的长期使用过程中，一部分“子”字遇到好人家向上提升，另一部分命运乖蹇向下沉沦，一个红海两边分开，遂有好子，也有坏子。

文字发展，便在如此有效因果又随遇而安的作用下，不可能测准，甚至制造笑话而习用不知，你可以斤斤计较，像个讨厌的人(比方说“好好先生”明明原来是骂人的贬辞，你怎么可以用来恭维可敬的自家父亲和国文老师呢?)，也可以沿用不疑，做个快乐的猪。

这里，我们再来看两个形声意符的意外转向，两个都不是我们太喜欢的“部首”，生老病死，人生永恒而真实的苦难其中两大项，生病的“疒”和死亡的“尸”。

有关“疒”的字，我们其实一大早就见过一个，那就是“夢(梦)”( )，睁大眼睛在睡觉时还看到东西的人，这个“疒”，在最早的甲骨造型其实摹写的就只是一张有床脚的床而已， ，后来才补上“木”的意符而正式写成“牀”或“床”——这里，因为文字线条化演进的偶然结果，后代的我们遂看不到“梦”字里头的 成分，一如“牀”字也同时演化成“广”字边的“床”一样。

梦是不是病呢?或说有没有疾病的暗示，在弗洛伊德出现之前?可能有此联想，但更主要的，可能是神秘的、启示的宗教性洞见或预兆，这大多人谈过，不在这里麻烦。这里，比较明确的桥梁仍是具体的床本身，在甲骨文中，“疾”字的造型基本上有两组(“病”是形声字，出现较迟，亦未在甲骨之上现身)：一是中箭， ；另一组比较精彩，以床为基本场景，躺着各形各状冷汗或鲜血直流的人，如 ，以及怀孕的女人， 。

然后，这个卧病于床的人可能就此挂了，遂成为另一个甲骨字的这款模样， ，“葬”字，当然，床上的死者是已经符号化的朽骨替代尸身，不真的把人置放到如此地步不加处理。

甲骨文时代，在床上的活动记录差不多就这么多了。挣扎的梦、卧病的身体和死去的人，大概也因为这样，文字中 这个意象遂沾染着相当程度的不详，暗示着痛苦和死亡——于是，一张静止的床，半合理半魔幻的，成了中国人肉身变异、衰竭、死亡的象征。

这个今天我们很可能得说“病字边”人家才听得懂的“疒”形部首，字典里正确的读音仍忠实地念成“牀”，它的形声新字在周代的篆字大量出现，随便收集都有好几十个，包括劳累的“疲”、“瘏”，各个不同部位化脓生疮的“疕”、“疡”、“疥”、“痔”、“癰”，长痱子的“疿”，顽癣的 ，疖子的“痤”，头痛的“瘠”，腹病的“疛”，热病的“疢”，寒病的，关节炎的“痹”，肿瘤的“瘕”，无伤口肿起的“疻”，创口愈合不了的“痄”，恶臭之疾的 ，酸痛的 ，当然也有不幸中之大幸的小病“疵”，更好的病愈逃过一劫的“瘥”和“瘳”，此外，也还有一堆不好追踪，但并非不能猜测的病名和疾病相关文字如

绝对不是说周人比商人体弱多病，这只是医学有了长足进步的直接证据，尽管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外部之疾远多于内部，对病征的注视远胜于潜在病因，但总比甲骨字的卧床等死强一些。

更命运悲惨的意符

更倒楣的，相较之下，是“尸”，中国文字中最命运乖蹇的意符。

“尸”字本身大致有两种解释，一是很高贵的神像神主。尽管祭神如神在，但面对虚空而拜终究有点无聊，因此就连最痛恨偶像的基督教都要偷渡个符号性的十字架，乃至于具体的耶稣受难雕塑什么的立圣坛之上，让膜拜者情感得到焦点。尸便是这个，由人替代神杵在那里，供人祭拜，但基本上它只是祭祀用标竿，不是乩童那种三太子、城隍爷附身得来点马戏团特技什么的，这个安静站好的替代品什么也不必做，大概也因此才演绎出“尸位素餐”这句今天我们仍时时拿来恭维政府官员的成语；“尸”字的另一种解释很简单，就是尸体。

得胜的是哪一个呢?常识来看当然是简单的那一个，死亡的那一个——傻傻地当神像神主这个祭拜传统逐渐不传(老实说，这种以活人扮演死者的仪式行为，本身也多少透显了死亡的意象)，“尸”的神圣性解释当然也就跟着隐没了；倒是“尸”、“屍”同音，字形又一脉相承，因此不管是异字同音的自然而然简并作用，或是较难写的“屍”字以较易写的“尸”字为书写简体，总而言之，死亡赢了。

但天可怜见，这绝对是意外，绝对不是原意，我们从甲骨文的原始造型(如“尾”字)来看，这“尸”明明就只是个人而已，和其他字的人形没丝毫不同，一样顶天立地，好好一个活生生的人。

其实，我们从文字演化的实际成果来看，“尸”的符号意义，并不真的就是死亡，死亡是它最终的单字意义，以及我们对这个字从声音到形态的自然联想。“尸”字的符号意义，难以名之，姑且可称之为“人身的形而下部位及其产物”。

“尸”字符号的真正霉运不是成为一具尸体，而是求死不能，一路直往涸厕污秽之地坠落的际遇。我们知道，有人形符号的字在甲骨文中大约是数量最大的一组，而在演化到篆字→隶字→楷字时，别人大体都顺利变身为“亻”或“人”形，也有相当一些化入其他线条中消失不见(如“昏”字， ，我们见过的，原来那个仿佛一脚踩住太阳的气概万千人形，演化成为“氏”字)，就只有寥寥这么几个孤独走这道路，幻化为“尸”( → → →尸)，偏偏变成“尸”的字不雅的比例相当的高，“尾”字说来已经是其中很文明的了，等而下之，有器官组的“尻”、“屌”、“屄”等，以及排泄组的“屁”、“屎”、“尿”等。

众恶归之，“尸”形符号当然没得罪谁，搞鬼的仍是那一个，文字演化中随机的、偶然的无尽意外。

文字的离心力量

偶然，乃至于错误的不稍歇渗入且不断对文字的发展起重大作用，这是文字本质里的邋遢成性，但也是文字的自由——有洁癖、太讲求秩序的人，基本上，很难忍受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文字是建立于共同记忆的符号，由因之而生的契约而成立，它的确有爱干净、寻求秩序分明的天性。这个明朗而且生活习惯良好的部分，构成了文字的坚实核心，也是那些爱干净、爱秩序的文字使用者(比方语文老师，他们所学、所负责的便是文字的每日清理打扫工作)最珍惜的所在，因此，能力所及，他们会在课堂不断教导纠正我们哪个字其实是错的，意思不是这样的，不该这么念的，不该这么写这么用的，还会利用个人的闲暇投书报纸来指摘来呼吁。而且，每隔一段时日有其中某人或某一部分人掌权时，往往便会促生一次文字的全面统一工作(如秦朝小篆的“书同文”，这我们在往下《简化的字》时再谈)。这种隔一阵子来一次的文字大扫除是必须的，不过度刚愎肃杀的话也是好的，让符号和意义的关系再确认，文字稳定、放心，像复杂道路网络整理出清楚的标示，开车驰骋于意义之乡的人不迷路。

但扫地的人都知道，扫干净了仍然还会脏乱，这种事没一劳永逸这回事。

正常的文字总体图像差不多总是这副样子：一个可靠、秩序井然的坚实核心，外围一圈模糊、紊乱、屡屡是意外和错误的灰色地带，不是谁要它长这德性，而是因为文字得永远是未完成的系统，以此衔接着更外头那个永远在生长、永远处于流变之中的总体现实世界，那个意义的混沌大海。文字的界线，如我们谈过的，只能是半透明层，因此，在它努力汲取意义之海的资源维生同时，也就得一并承受意义波涛的持续拍打冲击，就像讨海生活的人家——有点常识的人都晓得，保留邻海这一圈空地任它自由荒芜是必要的，傻瓜才想占领它盖房屋别墅，那叫做明白而立即的灾难。

而这圈不强加占领的自由土地，尽管有凶险(看报纸我们知道每年总要卷走淹死定额的玩水之人)，却往往是最美丽、最吸引人来的地方，生态狞猛但复杂强大，因此生意勃然，辛苦劳力讨生活的人来，弄潮嬉闹的人来，谈恋爱的人来，无事游手好闲的人来，实在厌倦于拥塞沉闷城居生活、不想再满眼人工建物的人来，也许还夹杂了少数较敏锐较勇敢的研究者于其中——我们稍稍站远点看，就很容易看得出来，它包围了坚实的文字核心，仿佛一圈似成形未成形的光晕，非常漂亮，像凡·高《星夜》那般旋动流转。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保护偶然和错误的，而不是保护秩序的。自由一方面是怀疑论者悲观主义者，它根本性地怀疑秩序的终极能耐，打死不相信谁能预见未来一切变化，从而先画好完美秩序蓝图等在那儿；但自由另一方面却乐观勇敢且体贴入微，它肯定偶然和错误的价值，它勇敢进入偶然和错误的风浪之中，捡拾几乎只在偶然和错误之中生存的想像力，并转身慷慨赠与它所不信任的秩序，以为他日更好秩序更新生长的建构材料。

这就是文字系统的离心力部分，相对于文字系统的统一向心力并予以平衡。没有这个自由的向外离心力量(假设的，不会真的发生)，文字会被森严的秩序统治而不断内聚，这像垂死星球的重力缩陷现象，不断往内缩陷，从而又不断增加引力产生更大的缩陷力量，最终，就连宇宙中最轻灵、最自由的光子都无法逃逸，这就是我们都听过的“黑洞”，完全无光的所在，满天星体中最可怖的现象。

全世界最美丽的尾巴

自由和完美绝不相容，因此文字统一工作背后所隐藏那个完美文字的终极奢望，于是也绝不可能——文字是一个不会有终极完成的符号系统，只要时间还在发生作用，外面的世界还更迭变化，意义的海洋一天不枯竭不静止，文字便得保持开放，继续尝试(并犯错)，继续做事情，不能关门休息。

而文字核心的统一部分，恰好是文字系统中“暂告完成”的静止部分，要用静止的文字去对付奔流不息的意义，这不就是“刻舟求剑”的老故事吗?——这个由傻瓜实践出来的聪明故事(你看，傻瓜会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故事，没骗你吧)，为我们揭示一个有意思的画面，那就是，文字系统像一艘平稳不易察觉、漂流于意义大海的船，你试图在移动的船身刻下固定的记号，只因为我们并未察觉，在那一刻我们事实上已同时动身离开。

要如何对付移动中的意义如捕捉一只振翼而飞的鸟呢?首先，你就得让文字也跟着动起来不可。这至少有两个面向，一是文字本身的轻灵弹性，不能要求它拖着沉重的装备，既成的文字成果供给它材料，但发现合用趁手就勇敢拆下来，因为你此刻的身份是猎人，而不是博物馆管理员；一是文字必须保持在现实世界之中，保持在意义的第一线，在这里，你才能找到如卡尔维诺所说的，点燃意义的火花。

火花是个很好很准确的意象，为什么?因为文字终归不相等于它所表述的事物、概念和意义，文字只是线索、谜题、痕迹和密码，功能就像炸药的引线，你在这头要能打得出火花，那一头的意义才能灿亮爆炸开来。

文字只是线索、谜题、痕迹和密码，这些玩意儿都只是为着引导解开最终的意义而存在，因此，它不仅不需要视为神圣，更是可舍弃的——我们喜欢甚至尊敬并学习好的文字，从这层意义来看，是因为它是好线索和好谜题，精准打出彼时的火花，我们倾慕的正是这份富想像力的聪明。但在漫长的解码猜谜过程中，如果它赖以成立的共同记忆部分，已因现实情境的改变而流失、湮灭、失忆，让线索中断痕迹不再可辨识，那你就得换一套人家猜得到的新线索、谜题、痕迹和密码。

唯名论的毛病便在于跳过了文字的线索意义，直接误认文字就等于指称的事物本身，于是谜题遂不可更动不允许替换，迟早上了神圣的供桌，这正是文字的异化——而唯名论的预备军，正是那些清扫文字久了、相信哪个东西一定只能置放在哪里才叫“纯正秩序”的顽固之人。

被广漠无垠意义海洋包围的小小文字孤岛，不断遭受意义波涛的拍打侵蚀，也不断听见意义潮声的召唤。它的工作多且沉重，往往力不从心(这不必看张大春揭短文字的一篇篇小说，我们都知道文字是个满身缺憾的符号系统)，步履紊乱在所难免，它需要的东西可多了，至少包括勇气、坚毅和想像力，而不只是满口怨言、絮絮叨叨不停的负责扫地之人而已。这些扫地的往往不晓得，他们所誓死捍卫的美好成品和秩序，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些勇敢、自由、富想像力因此不可能太爱干净的人捕猎回来的，他们当时在捕猎的间不容发时刻，耳旁可能也一样响着“纯正文字”、“纯正文字”的烦人声音。

就连我们这个愈看愈漂亮的 也是如此——这谁都知道是假的，是错的，纯正的尾巴哪长这里，哪长这样子。但这真的是一条好尾巴，有卡尔维诺要的火花，一下子就抓住你眼睛，全世界再难以找到的一条最美丽最独一无二的尾巴。

11　简化的字

上头这三个字基本上是同一个字，差别首先只在使用它们的时间不相同，到目前为止，中间那个“塵”字我们和它相处最久，但也许最后那个内地简化的“尘”字会后来居上也说不定——我们应该可以讲这是“尘”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其次，它们的差别在于我们一目了然的笔画问题：过去高达三十九画，现在是十五，而未来只有六——这使我想起小学时的一则笑话，说两个捣蛋的小小孩被老师罚写自己姓名一百遍，其中一个马上“哇”一声嚎啕大哭起来。老师说：“他都很勇敢不哭，你哭什么?”哭小孩悲从中来说：“可是他叫丁一，我叫欧阳宏耀。”是的，人生而不平等，包括姓名笔画在内。

最该嚎啕大哭的那个“ ”字我在甲骨文中没找到，但我几乎敢勇于断言这绝对是当时就造好的字，只有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把字给造成这副鬼样子，这么难写，以及，这么漂亮。

只有那个时代的人，有疏阔的时间刻度，闲着也是闲着，一辈子难能写大字几个，才可以好整以暇地用一整幅画，只为传达这一个字的意思——我们说过，这自由不羁的鹿，是彼时人们美丽的象征，三头大鹿这样同时受惊撒腿奔跑起来，这样震撼而且生动的画面，若说要传达的是“飞塵(尘)蔽天”的壮丽意思便也罢了，但如果搞了半天，要我们看的只是悬浮在空中的微粒状小尘埃，说整幅画的视觉焦点就在这里，这实在有点太扯了。

这里，让我大胆来权充那种绘画技艺周全，但没名气可能也没足够原创性的某某画家，帮忙修复《最后的晚餐》或某一幅被神经病疯子泼油漆或用刀割裂的名画一般，也把这个遗失的甲骨字给重建回来，应该大致是这个模样吧， ——我想，这是一幅记忆之画，而且猜测应该出自于某一位敏感且有运动家气度的失败猎人之手。狩猎追逐(逐， ，猎者脚步紧紧跟在一只野猪之后，当然，正如我们讲过的，追赶的猎物可代换为象和鹿等其他兽类)那说时迟那时快的电光时刻，是不可能暂时停格下来画好再继续追捕；而如果追捕成功，从人性来说，胸中的画面又会被丰收的极乐景象给update掉。因此，便只有最终眼睁睁看着三头美丽大鹿绝尘而去，这个景象才驻留下来，魂萦梦系，而且非告诉别人，甚至想办法有图为证，否则那几天就难吃难喝难睡了。

在我们小时候乡下，每个人都有几条差点钓到、甚至拉出水面看到它样子才脱钩掉回河里去的鱼，这些令人扼腕的鱼据悉总是最大的，每个钓鱼的人心版中都拓印着好几条这种传说中的鱼。

但对于后来并没参与创造的，只跟着依样画葫芦的文字使用者却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所能分享的不是昔时的美好图像，却是咬牙切齿的书写麻烦，甚或嚎啕大哭的书写惩罚，看来这最好解决一下——反正不管是飞尘蔽天的壮丽景象，或仅仅是名词指称的颗粒状小尘土，单一只鹿没命跑起来难道尘土就不飞扬，为什么非要搞个三鹿成群不可?这里，理性得胜，感情退缩回幽黯洞窟之中，于是，一只鹿的“塵”字遂正式取而代之。

再然后，时间飞也似的来到一九四九年，内地遂全面性地简化文字。这回，还是不怎么好写的“塵”字也没能躲过，这只幸存了上千年的鹿遂成为简单会意的字“尘”，小小的泥巴粒子。

其实每时每刻在进行

“尘”字的一字三折，套句名小说家张大春的用语，只是“一个字在时间中的奇遇”，以此作为文字简化的样板，其实文字简化绝非这样千年一次的时间跳跃行为，毋宁是绵密的、随时随地发生的，概念上比较接近连续而不是暴冲；此外，作为文字一员的“尘”字也不是什么得天独厚的文字简化选民，而是和其他所有文字伙伴并肩走上一去不返的历史简化之路，最多只是大家运道不同遭遇不同，简化得并不均匀而已。

因此，“ ”→“塵”→“ ”无疑是个太过简易的方程式，至少至少，我们其实应该把它强化成大致这个样子：

如此一来，我们便看到中国文字的几个简化大阶段了，其中 是两周的大篆，图像开始向线条演化了；再来 是战国到秦代的小篆，线条开始均匀起来，条理化起来，好像线条已找到自身的美学形态，隔离了实像；再来 是秦汉之后的隶书，曲线基本上已拉直成横线和直线，出现所谓“蚕头燕尾”书写方式的偏扁形字体；而“塵”则是魏晋之后的真书，也就是楷书，更就是台湾地区持续使用中国文字的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认准的“尘”字正体。

“实像”→“曲线构成”→“垂直/水平构成”，这和荷兰知名抽象画家蒙德里安的演进方式完全一样，他的“树”、“教堂”、“风车”和“海浪/防波堤”系列无不如此。

然而严格来说，这些大阶段的文字简化分割，基本上都是追认性质、整理性质的，文字的简化，是先在使用过程中自然且连续性地发生，到差不多已转变完成，才由政治、社会的掌权者予以正式确认，必要时，并颁行新字体的标准版本，来一次必要的统一。

包括我们印象里最有统治自觉的、最使用政治强力的秦朝“书同文”文字改革，也是整理的性质大过于创新——秦的小篆改革，之所以比较特别，主要是多了一种历史的偶然原因，那就是西周的武装殖民扩张政策(诸侯分封)，到几百年后的春秋战国割据分立，使得原先虽不严谨，但基本上同属一支的文字，隔离性地各自线条化数百年之久，因此，到得战国后期，已明显看得出各国的差异了，比方同一个“马”字，我们今天可看到的景况便是——

面对这个逐步扩大，但尚未构成辨识性困扰的文字差异现况，以战胜国之姿君临天下的秦，当然非要做点事不可，于是他们当然以秦的文字为主，要大家向中看齐——后来我们把小篆看成秦相李斯的纯发明，并以此整体构成秦始皇贬古重今、把传统一家伙打烂丢弃的革命形象，至少就文字这面来说不全然是事实，我们可以相信主事的李斯有某种程度的判断和调整自主空间，加进某些自己的发现创造是可思议的，参酌某些其他各国的文字演化造型或灵感也是可思议的，毕竟李斯是个有相当实力的书家(彼时文字学者和书家应该是二而一的、不分割的)，他亲笔的泰山刻石小篆，那可真的是漂亮得不得了的字。

但无论如何，这不是全然由上而下、行于社会的实况和需求之先的改革，更不是意识形态主导的改革。秦的文字改革绝对有现实的迫切需要，而这需要的确是以文字自身为主体的。

埋于自身的种子

简化其实时时在进行，处处在进行，那是因为文字演化结构性的无可避免，我们仿马克思的句法，文字自身即埋藏了自我简化的种子，它就是自身复杂性的掘墓人。

埋藏在哪里呢?埋藏在文字扎根所在的共同记忆土壤里——我们谈过，文字是脚印，是痕迹，是线索，是密码，如果共同记忆这个部分堆积得愈多愈广，我们所赖以解码的线索需求也可相对地降低，而文字在实用过程中，本身就为使用者堆叠了更多的记忆，从而更节约更快速地完成沟通，因此，除非尚有其他目的(审美的、夸示的)，否则书写者不用精致费事地去画三只鹿，观看者也不用傻等那么长时间才看懂你要干吗，这种文字使用自身所必然形成的你知我知掌故，也就必然驱赶文字的持续简化、线条化、符号化。

因此，文字的由繁趋简走向是普世性的，每一种文字系统都一样，简到什么地步呢?简到就符号本身已发生混淆，得靠情境和上下文的线索辅助，才能堪堪支撑住解码需求的地步还持续进行不休。比方说英文世界的字首缩写简化方式便在近几十年内大量且加速地出现，你得仰靠其他配合文字的辅助乃至于文字外的线索(语气、表情、个性理解、日前的谈话、存款数字的变动与否、信用卡账单等等)，才能知道你家老婆大人所买的CD，究竟只是几十(夜市盗版)几百(店里正版)块钱的新歌专辑呢，还是大家得坐下来恳谈一番说好下不为例的昂贵克丽丝汀·迪奥的某套装某皮包某名家设计珠宝?

这个普世性的文字简化趋向，也一样在每个文字系统促使两种甚或两种以上繁简不同书写方式同时并存的现象——比方说，古埃及文便同时存在三种书写方式，最麻烦的一种希腊文称之为Hieroglyphic，意思是“神圣的”，主要使用在庙宇、纪念碑或坟墓壁上，这是最美丽也最费事的图形字体，目的不是要传递日常信息，而是虔敬、美观的展示性需要；其次一种希腊文称之为Hieratic，意思是“教士的”，使用于纸莎草的书写上，可能因为主要是宗教性的祭文或赞美诗，这是较简化较快速的行书字体；最后一种希腊人称之为Demotic，民间的、大众的，出现的时间稍晚(堆叠文字自身掌故的必要延迟时间)，字体也最马虎，看起来只是零乱不堪的点线而已，这就是古埃及文的通俗字体，用于一般的行政记录文书上。

中国也这样，小篆和隶书重叠相当一段时日，主要是秦的大征服行动和苛刻法令，在短时间制造出太多奴隶来，迫切需要一种更快速更简化的书写字体来应付日常文书作业，这就是隶书之所由来和得名的原因，是小篆统治时代的通俗字体并在他日扶正；另外，在楷书为主体的阶段，中国人同时又发展出书写起来更快更方便的行书和草书，就像古埃及的三种字体并存一般；还因此促生了东邻日本的两套字母系统，规矩板正的片假名，用于庄重的专有名词，以及稍后出现可龙飞凤舞的平假名，用于日常书写。

两种逆向行驶

这里，我们得稍停一下，解决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在文字简化不归路上的一次例外反挫，以及因中文造字方法变化所意外带来的由简趋繁逆向潜流。

今天，我们所看到中国文字中最难写、最图像化的阶段，其实不是甲骨文，而是以西周为主体的铭文金文，其中有相当多的字简直是返祖性地又画起工笔画来了。

比方说甲骨文中作为装酒容器的 (“酉”字)，在师酉簋上的金文 就好看多了，纹路漂亮，线条的弧度也柔和自然。

比方说甲骨文中的鱼， ，刻画的只是个不至于辨识困难的鱼形而已，但同样是鱼我们来看凤鱼鼎上面的， ，身上的鳞片，胸鳍和腹鳍，头和嘴的构造等等一应俱全，而且还画鱼点睛。

还有我们已看过的车子，这里挑一辆甲骨文出品最豪华的， ，但到了买车觚上则成了这么一辆， ，或者是来自叔车觚的另一辆， ，三辆车并排停一起，真是裕隆速利1200和劳斯莱斯以及奔驰的对比。

但，干吗走回头路呢?

其实从上述古埃及文字三种字体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同理猜到可能的答案——铭文金文是刻在重大青铜器上得以留存下来的文字，这不是正常的书写，而是表功、分封、权力的移转灌顶所用的，因此，它考虑的不是文字的素朴表述功能及时间的节约考量，而是展示、夸耀，甚至刻意地愈繁复愈好，这才配得上辛苦铸成的青铜宝器，也才能和日常书写分别开来，让人一看就晓得是神圣、郑重且不常有的大事发生。这正是文字穿起燕尾服、戴上高顶礼帽参与权力大游戏的乔张作致。

所有的神圣游戏差不多都是这么玩的，它不容改变，而是存留最原初的模样(因此铭文金文极可能部分展示了甲骨文之前更古的文字造型)；它不要方便，甚至刻意地繁琐，烦死你为止，好像人不因此吃点苦头便不足以彰显你的虔敬；它就是要浪费时间、浪费到你心痛甚至妨碍生计也在所不惜，你的寸阴寸金不花在此事难不成还有哪里更神圣的用途吗?

事实上，古埃及负责书写这类神圣文字的书家，还会因为整体美学的配置平衡考量，不惜破坏正常文法，略去某个字母，垫进无意义不发音的符号——文字在这里是祭品，牺牲正是祭品的别名，没什么好说的。

此外，铭文金文的书写空间，是准平面式的铜器表面，既实质性地解放开竹简的狭长形态制约，在心理上又不受制于因此而成书写习惯的狭长字体，因此，它奔放开来，是长是扁是直线是弯弧，但以美观为依归。

因此，铭文金文的趋繁反挫行径，其实并未逸出我们对文字简化的基本理解之外。它是特殊用途，因此特殊手工打造而成的神圣文字，在它如孔雀般缓缓亮起羽毛同时，周代人在竹简上心平气和书写的，仍是持续简化中的凡俗字体。

至于文字变化的趋繁潜流，我们指的是形声字的新造字方法，这是一种把既有文字当积木玩的堆叠式方法，二合一当然会让文字笔画升高，像“鞭”、“璐”、“撻(挞)”、“瀕(濒)”等等，但还好堆叠不会无限制地进行下去，毕竟声符的表音部分是可自由选择，造字写字的人也没必要自讨苦吃找难写的，我们从实际的造字成果来看(翻翻字典就可以了)，堆叠大致停在最多三层的地步如三明治，因此事情远比想像中的不严重，一些笔画最多最整人的字，事实上并非形声字，而是更早的象形字或会意字，只因为当时他们无须太警觉时间(有更多时间和更少的书写机会)，只专志尽力表述自己心中的淋漓图像就可以了。

比方说“铸”字，甲骨文就画得极仔细， ，是双手把熔好的金属溶液倒入容器之中；或者像烧火煮东西的“爨”字，这个字甲骨文没留下来(应该有)，我们只能看小篆， ，很清楚，下头是手持木材生火的画面，上面还有双手料理煮物的图样，巨细靡遗。

不成立的算术

相较起来，内地这最终一次的文字全面简化作为，于是显得很特别——最特别之处在于它其实不像因势整理，而是大刀阔斧的主动出击。

直截了当的原因当然仍是时间，认真学习的时间，书写使用的时间，涓涓细流汇为百川，百川东注成汪洋，数亿人口这样子聚沙成塔下来，听起来是很动人的加法演算。

但加法再动人，光这样素朴的时间节约观念，中国人古来至少讲了上千年，老实说绝对不足以支撑起这样排山倒海的空前壮丽行动，还得有其他更多理由、更多胸中怀抱的加入不可，非得有更强力的意识形态为这个作为行动标的物的“时间”加以革命着色不可。

时间，最简单的革命着色方法，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间表：过去的历史解释，未来的进步天国，以及如火如荼的革命当下，串成一道时间的必然法则，时间，惟有被纳入这条单向的线性路程，才得到意义，才成为革命的重要盟友，革命的重要资源。盟友或资源，就算只有一分一毫，哪是可以浪费遗失的呢?

简化前简化后，究竟能实际地省下多少时间呢?这不容易算准确，最直接原因便在于每人书写速度不同，每天书写的字数不同，因人而异。就以我个人这样，朝九晚五在出版社当编辑，每天又得写三千个字左右(实际可用的写稿字数加废稿)的人来估算，我因简体字所省下的时间，一辈子加总起来，大概还不够让我睡一场“睡到自然醒”的午觉——更何况，从实际行为来说，我们写字真正所耗用的时间，常常不取决于你的书写速度，而是思考速度，因此，少个两笔三画通常毫无意义。

更何况，我们日常书写，鲜少乖乖地一笔一画写正楷体，我们用的本来就是自然简化后的行书体。

午睡不足的时间要怎么让它变大呢?最直接就是在乘数上动脑筋，把它乘以大陆数亿人口就一下变得很大了——但这种变大方式有意义吗?可利用吗?还是只从不够一个人睡一场午觉变成不够每个人睡一场午觉而已呢?懂热力学第二法则的人都晓得，当能量均匀散落在广大空间时，能量往往是毫无意义的(不是不存在)，原因是你无法有效回收，或者说回收这些能量你得耗用远大于如此所得的能量，也因此，这条著名的法则才令人沮丧，甚至说明宇宙末日的必然存在，只是我们等不到而已。

还好另有一个更大的乘数存在，很方便就在手边，那就是——当我们把文字简化想成是一劳永逸的革命，是我们这一代辛苦一次，可“子子孙孙永宝用”(“子”， ，头长三根黄毛的小儿；“孙”， ，挂小儿臂膀上更小的、还不成个人形的“小儿的小儿”，很幽默的一个造字)，这个乘数就因永恒而成为无限大了。我们都晓得，乘数无限大，被乘数只要是大于零的正数，不管多微小多看不见，积也一定是无限大，这是历史上的革命家、宗教家玩不厌的数字诡计，奉永恒之名，所有当下的不合理都自动成为合理。

“在永恒面前，这一切算得了什么呢?”这是一代投手贺侠舍在创下大联盟棒球史上最长不失分纪录后的虔敬谦卑之言，面对永恒，我们于是也不好再斤斤计较，尽管我们知道其间有很多漏算，包括不使用文字的众多文盲没因此省下时间，得整笔扣除；包括所有使用文字的人得重新学习，先就得投资一大笔可观的时间；包括所有过去的文字资料都某种程度密码化了，需要转码转译的大量工夫……

然而，永恒有来吗?没有，来的是电脑，才不过几十年时间，用笔书写的文字，逐步被按键输入的电脑文字所替代，笔画的繁简多寡遂失去了意义——对那些相信自己掌握未来的人而言，历史永远是爱开玩笑的小恶魔，但历史如若有知，可能也觉得纳闷，怎么搞的教训你们这么多次了，你们怎么总是学不会谦逊，学不会为不透明的未来留点余地呢?

于是，如火如荼的文字改革，其成果遂和同样如火如荼的大炼钢、深耕密植一样——其实若真要省大笔时间，哪需要动文字脑筋，最简单、最正常、最不伟大地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就行了，从怠工、喝茶、聊天打屁、午睡等等，把流失在其间的大量时间叫回来，节省下来的何止文字简化的万倍兆倍(绝不夸大)。也许，革命家的定义就是做大事不做小事的人，和我们这些极可能一辈子碰不到任何一件大事的凡人有分别。

文字与莱布尼茨

文字简化成效没有，但成果已成历史事实，再难以逆转回去。

在这方面，文字是没什么风骨可言的标准“西瓜党人”，趋炎附势，永远选大边的站，如果说十几亿的绝大多数中国文字使用者投简体字的票，那简体字就是现在到可见未来的主流民意，文字就向着这个转向。

这是中国文字的空前浩劫吗?倒也不需要这么想。我们晓得，文字发展，始终不保留地正面开向历史的偶然机运，这个偶然机运，包括了众多的任意武断乃至于错误(误想、误解、误读、误写、误传……)，合理的东西对它有意义，荒谬的东西它一样吞下化为发展材料。真的，煽情一点来说，文字是极坚忍世故的动物，在蜿蜿蜒蜒的长时间历史蜕变存活过来，它一点也不脆弱，看过的、参与过的、直接受创过的历史大场面可多了，保证它比你坚强，而且还一定比你长命百岁，你得善待它，不是因为要保护它，而是只有这样它才开放给你最丰富的讯息；你苛刻它，老实说也于它无损，你只是封闭了自身程度不等的沟通渠道，有些话它因此不会告诉你，变成呆子笨蛋的也不会是它，而是你。

如果要在历史的实存人物中，找一个性格和行为方式最像文字的人，我个人想到的是启蒙时代最聪明但也最狡猾的莱布尼茨。相较于正直、坦白无隐，但笨，因此饱受宗教迫害的同时代哲人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是标准的软体动物，表里完全是两个人。现实中，他依附教会贵族，写不痛不痒的烂文章，完至是不入流的御用学者样子，但私底下，他睿智、坚强而且数十年思索著述不懈。几乎所有莱布尼茨的重要著述都以遗稿的形式和世人见面，而他的诸多洞见完全超越了启蒙时代的规格，比同代任何认真聪明的人走得更远，而且何其远，两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仍屹立鲜活繁富，充满启示，从哲思的“单子论”到数学的“微积分”云云，一点也没有那个时代脑筋简单的天真样子，如我们今天读斯宾诺莎乃至笛卡尔。

文字的狡狯一如莱布尼茨，在每隔一段时日总要发生的统一文字豪宴中，它一定乖乖出席，曲意配合，讲固定而僵化的话，还一身光鲜拍照留念，这些看得到的档案照片，包括李斯小篆范本的泰山刻石，东汉蔡邕隶书范本的五经刻石，当然也包括内地颁行的《简化字总表》。

但文字不会驻留在豪门夜宴中不去，它本性喜欢游山玩水，人间四下浪荡。在如此场域，它一身大布衣衫，如鱼得水地对话，找新材料新线索并持续思索创造，不会停止，也从不怕把自身弄得形容褴褛难识，而且在这里，它最常做也最乐意做的，正是回头嘲笑豪门夜宴的空洞虚伪。

没有教士和君王贵族真能控制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比他们任谁都聪明，因此，怎么会有哪一个世俗的掌权者能控制文字呢?

12　死去的字

这个字是我从许进雄先生的书里看来的，我手中其他的甲骨文资料和书籍里都没有，大概是因为已无法辨识而予以省略——其实这样子的字非常多，在为数五千的甲骨文中，我们可辨识的据说才一千多。

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已然死去的字，成为朽骨和残骸，占到甲骨文三分之二的数量，这样的比例我们通常会称之为“绝大多数”，可用来做民主社会最困难的决定，包括修改宪法，还有罢免总统副总统。

然而，这种方式死去的甲骨字是什么意思?像我们这个头戴饰着流苏穗子大面具之人的字，我们是不晓得它叫什么，要怎么转换为现存使用的文字，并且不知道如何在往后的实际书写表述时再用它，但我们并不是真的对它一无所知，这个栩栩如生的造型，三千年后不经任何介绍和我们乍然相遇，谁都还是多少看得出它大概是什么，想传达些什么——这大概是个巫者或者舞者(这两者极可能非常重叠，在当时)，于祭祀仪式或乐舞时刻(这也极可能是同一件事)，戴上面具，粉墨登场。

气宇轩昂，气概逼人，死后还是这么美丽生动。

二十八个有关马的文字

我们前面讲到过一种文字的死亡状况，如一度死去的古埃及文字，如到今天还全无一丝生命迹象可言的古爱琴海线形文字A(线型文字B这个系统，一如古埃及文字，幸运而漂亮地救活过来了)，以及镌刻于数千枚图章之上，距今约五千年的铜器时代印度文字等等。

这类拼音文字的死法是集体地死去，灭绝地死去，一切讯息戛然中止，一丝也不再透露，只留下大片的文字废墟，构成一个美丽、诱人，却诡谲不已的谜样画面，你知道其中必然有完整合理的讯息，一页历史，一段祷辞，一则神话传说，或竟只是平凡的日常琐事乃至于物价和货物品名的备忘记载。当它们用另一种文字来更替时，都可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看就懂的，但现在它们却永远被封存起来，禁锢于奇特的符号之内，像地底的特洛伊，像火山灰厚厚覆盖的庞贝古城，甚至像从安地列斯冰冷山顶蒸发而去的玛雅王国，或传说中沉入海底再不会浮现的亚特兰提斯。

但这里我们要说的这种文字死亡，没这么戏剧性，不是这种某文字国族的集体沉睡或神秘覆亡，而是个别的、经常性的死亡——概念上，我们并非完全看不懂它，只是因为它失去了效能，不再活络于我们的口语书写之中，毋宁就像蜂王完成交配之后的无用雄蜂，被驱赶出蜂巢，只能一只只死去。

失去效能，通常源自于我们生活实况的变化，某些旧事物某些昔日的概念因此从历史退场，于是，和这些事物这些概念密实相连共生的某一部分文字遂跟着退场死去。

举实例可能好说清楚一些——我女儿从小就爱马成痴，如今才刚上高一，骑马的年龄倒也积累到四五岁了，小时候有回我和她心血来潮，翻翻《辞源》找了有关马的字，猜我们找到什么?

女儿如获至宝地完成了一张表，感觉很像是得到一串五彩缤纷却又无用的玻璃珠链子——

馵(音zhù，亦作“ ”)膝以上为白色的马。

駂(音ｂǎo)，黑白杂毛的马。

駓(音pī)，毛色黄白相杂的马。

駮(同“駁”［驳］，音bó)，毛色青白相杂的马。

駰(音yīn)，浅黑杂白的马。

駱(音luò)，白身黑鬣的马。

騂(音xīng)，赤色马。

駠(同“騮”，音liú)，赤色黑髦尾的马。

駹(音máng)，面额白色的马。

駽(音xuān)，青黑色的马。

騏(骐，音qí)，青黑色，纹路如棋盘的马。

騅(骓，音zhuī)，黑白相间的马。

騢(音xiá)，赤白杂色马。

騟(音yú)，紫色马。

騜(音huáng)，黄白色马。

騵(音yuán)，赤毛白腹的马。

騧(音guā)，身黄嘴黑的马。

騩(音guī)，浅黑色的马。

騮(骝，音liú)，黑鬣黑尾的红马。

驃(骠，音piào)，黄色有白斑的马。

驄(骢，音cōng)，青白杂毛的马。

驔(音diàn)，黄脊的黑马。

驊(骅，音huá)，赤色骏马。

驈(音yù)，胯间有白毛的黑马。

驒(音tuó或tān)，毛色呈鳞状斑纹的青马。

驖(音tiě)，黑色马。

驤(骧，音xiāng)，后右足白色的马。

驪(骊，音lí)，黑色的马。

总共二十八个字，标示出二十八种毛色各异的马，或更正确地说，二十七种，其中“駠”和“騮”应该是同义异形之字；或者我们也可怀疑同是纯黑的“驖”和“驪”究竟是否相同的黑色，但无论如何够精细了，而且皆以一个单字就完成说明；今天，我们看专门制作百科、图鉴的英国DK所编纂的寰宇式搜罗《马图鉴》(由台湾猫头鹰出版公司取得授权印行，这是我女儿另一本不离手的宝书)，其精密科学式的毛色分类亦不过是“灰、蚤点、帕洛米诺、栗、红栗、肝色般的深栗、蓝花、红花、黑、骝、浅骝、亮骝、黄褐、骝棕、棕、灰斑、斜斑”十七种而已；至于我们一般生活口语中，大概黑马、褐马、花马、灰马、白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白马，除非是白化症的基因有问题之马，否则最多只到浅灰的地步，这也是我女儿教我的)就这几种最大剌剌的通用颜色分类。

名小说家阿城给了我们另一个实证——阿城“文革”期间下放过内蒙，他说，养马养了成千上万年的蒙古人跟你讲哪匹马时，外地人根本就弄不清他们指的是眼前众多马群中的哪一匹，这正是不同生活形态之下的不同语言焦点凝视现象，逼使他们得用更简捷的语言、更精密准确的分割单位，好在最短的时间内辨识出更细微的差异。对捕马养马万年之久，马就等于是财富、等于是生存之倚仗的蒙古人而言，因语言而导致的失误是最划不来的，也是生活中付不起的昂贵代价，太多的时候，根本没那个美国时间让你比方说“有没有?就那匹黑的，刚刚跑第三的，现在被红的挡住了，又出来了，额头有白毛的，不是不是，是矮一点那匹，你说的那匹尾巴颜色比较浅，我讲的是——”等你们双方沟通完成，这群野马老早跑到贺兰山去了。

俄国的绝顶聪明文学评论家巴赫金说得很好，在他一篇谈托尔斯泰小说的文章中，他讲：“语言是社会习俗的印记。”——的确是这样子没错，语言因应着社会的实际需求而生，它不可能凭空存在，也不可能提前存在。比方说“巧克力”(或朱古力)或“雷达”，在语言的另一端，一定联结着已先一步实存的某个事物或某个概念，因此，它是事物或概念的印证，是踪迹和脚印，思维的侦探由这里便可追出来背后那具体存在的东西。

语言的派生本质，也使得某个新事物或新概念发生时，我们便得铸造出新的语言才得以表述它(尽管新语言的铸造，如列维斯特劳斯的修补匠概念，总是用的老材料)，而新语言在开始时往往是暂用的、粗糙的、不经济的描述性称谓，因为语言此时还不确定这个新事物或新概念的真正存活能力，是否这只是个立即消灭的、无须郑重其事予以命名的一时现象。这是一段新事物新概念和语言的讨价还价时间，根源于语言的节约本质(因此，语言的范畴总略小于实存的事物和概念范畴)。等语言确认了此一新事物或新概念的确是个健康的胎儿，大致可养活生长下去并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语言便会正式登录它，给予正式的、安定的名字，甚至精确经济地凝结成一词一字的表达方式，这才算真真正正地纳入到稳定的语言疆界之中。

这现象有点像寻常家庭里有某个成员开始交友恋爱到结婚的过程牵动和变化，新成员开始于“那个娇小个子的、眼睛大大的”的不确定描述性称谓，到“那个台塑龙德厂当会计的”，到“我家老大的女朋友”，到开始出现名字的“刘丽真”，到正式成为老婆的“丽真”或媳妇的“阿真”，这是一个新成员进入到一个既有家庭的常见延迟现象。

相较于语言，文字的铸造成本更高，铸造过程更费事，因此，文字更悭吝也更要耐心等待，而文字的范畴也更远小于语言的范畴(有语言而未成文字的现象比比皆是)——理论上，不管是以字母拼音的其他文字系统或中国形声造字的出现，文字皆已获取了立即性记录语言的能耐，然而，在实际的操作领域之中，要将飘浮在空气中借音波传递的语言，正式冻结成固态的文字，讨价还价的时间总得更长，也就是说，文字会等到语言王国中的新成员安定地存活一段时日，自身强壮到一定程度，才能进一步升等到文字的较严苛领域之中，就像你得年满十八岁它才相信你可上战场或年满二十岁才有是非判断力投票选举一般。

从文字铸造成本的角度来看，“实存世界/语言世界/文字世界”的相对大小比例是起变化的、非固定的，大致上我们可以这么说，愈在早期，造字的成本、书写的成本、资讯传递和取得的成本等等愈大，文字世界的总体范畴相对地也就愈小，因此，它就更审慎、更节约、更耐心等待新事物和新概念的存活能力和影响力，不到这些事物或概念已深植人心，并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被认知被应用，并不轻易造出字来因应，于是，文字的社会习俗印证意义遂更强大更清晰，证据力更值得信赖，之于历史考证乃至于考古学意义重大。

为什么马的毛色需要这么精密而且这么经济方式(皆以一字完成)的再分割，因为马很重要，或者说很昂贵很有价值，而且绵亘很长一段时日——这种始终介于驯服和不驯服之间、鬃毛飞扬、聪明与野性淋漓兼具的美丽动物(多像个梦寐难求的情人!)，主要使用于交通(尤其远程的)和军事，而我们晓得，从春秋以降，华北一地生活的暴烈融合以及权力争逐，乃至于汉代以后的持续北进西进，马的重要性一路往上攀升，养马育马驯马成为最早的策略性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是权力取得和维护的倚仗，甚至最终还意识形态化为某种权力和国族荣光的象征(比方汉武帝便可以为几匹传说中的好马出动二十万大军去抢夺)。我们看冷战时期的美苏军备竞争，尽管飞机、坦克、弹道飞弹、核兵器距离一般人家计甚为遥远不相干，平日不能协助耕地开路，灾难发生也无法用来造桥救人，但掌权的人仍眼也不眨地砸下大钱，慷慨得不得了。

文字因社会习俗之生而生，也会因社会习俗之死而死，这是很公平的。

这正是这二十八匹美丽的马的死亡方式。社会的现实产生了变化，交通工具有了新的发明，战争杀人的器械和方式日日更新且更形强大，现实的马从现实世界除役下来，文字的马便也得跟着一并在文字的国度里死去——当然，它们皆未消失，而且还好端端保有鼎盛时代的声音和意思，我们若想知道也只要回头找《辞源》就全都有了，因此，它们毋宁更像阁楼上，床底下无用的、招尘的、古老不再好玩的旧玩具，安上电池或再旋紧发条可能都还会动，但昔日玩它们的小孩已长大了，有了新玩具了，如同西洋老民歌Puff中那只曾陪小小孩在幻想中扬威七海、但最终被遗留洞窟之中泪如雨下的龙。

严格来说，二十八种马中，倒有个两三匹因为历史的其他偶然因素活了下来，比方说，黑白相间的“骓”，这是因为有悲剧英雄人物项羽骑一匹如此花色的忠心耿耿骏马，这才让它挣扎存活于历史书和戏曲戏剧之中；又比方说，黄色有白斑的“骠”，大概因为神骏武勇的关系，遂被转注为强悍有气魄的意思而继续存在；此外，还有白身黑鬣的“骆”，它则叛离马的王国，躲到另一种动物身上去，骆驼，成为今天二十八种“马”字中最健在、辨识性最高的一个。

习俗来习俗去，事物来事物去，概念来概念去，现实的一切毫不间歇地变动不居，因此文字的死亡便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是持续的、频繁的死亡，如此数千年时光死下来，真正的文字死亡总数量其实庞大无比，我们翻历代的辞书，比方说较近的《康熙字典》《辞源》，稍远的《说文解字》，乃至于所能找到最最古老的甲骨文编纂，很容易发现，我们所抄出来这二十八个有关马之毛色的字只是文字尸体所堆成的冰山一角而已，大部分的文字已然死去，或说至少也死过了一次，只是通过假借或通过转注得以借尸还魂的方式存在(如我们提过，漂亮猫头鹰的“舊[旧]”，麦子的“來[来]”，打蛇的“改”，蛇咬人的“它”，扒子宫接生的“冥”，敲死无用老人的“微”，在十字路口东张西望的“德”，跪在路旁进行祭拜的“御”等等等等，这倒真的不是开玩笑的用法，是真的如讣闻所说的族繁不及备载)；也有像被封存在琥珀中的虫尸一般，失去意义，亦完全不再使用，只冻结于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之中，比方说那个鼓声振动的有趣“彭”字就是这样。

女儿所珍爱的这份二十八个马旁之字的单子像什么?通体来看，我觉得很像一份汽车年鉴或型录之类，想想，在遥远遥远的将来，如果人类使用更进步的交通工具继而令汽车从地球上完全绝迹，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奔驰、富豪、BMW、捷豹、莲花、野马、爱快罗密欧、保时捷、法拉利、雷诺、奥斯丁、福斯、凯迪拉克、绅宝等等，摆在一起不就是未来某人手中一张这样眼花缭乱又莫名其妙的清单吗?他们也一定极不可思议，在我们这个世代，很多才四五岁的幼稚园小男生光看外形就分得清是上述哪种车子(我好几个朋友的儿子都有此等能力，奇怪是小女孩很少有)，一些年轻人更是哪个年份、哪种型号、性能如何、马力大小、有何种配备连同价格都随时可以背给你听，就像我们今天不可思议干吗把马的花色分这么细一样。

海市蜃楼的玉之王国

往下，我们再看中国文字世界中，一个璀璨王国突然建构起来，以及最终崩毁的奇特故事。

这是中国文字世界中玉的王国。首先，我们得话说前头的是，这个故事有个很悲哀很寒酸的前提，那就是早期中国历史舞台所在的华北，主体是一大片黄土冲积平原，因此，矿产基本上是相当贫乏的，可以称之为宝石的东西(比方说摩式硬度九以上的刚玉)更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没有，我们广泛称呼的玉，严格来说只是一些比较美丽的石头而已，在石头中不小心杂进了铬、铁、锰、钛、铜等金属元素而跑出鲜艳动人的颜色来，以及少量的比方说电气石或软玉云云。

藏宝石宝玉的地点要往南去，到差不多要越出中国今日国界的滇越高山纵谷地带，那里据说有翠(即祖母绿)的璞石沿江冲下来，但矿脉并未真的找到；真正精彩的要再往南，比方说中南半岛上有红宝、蓝宝和橄榄石矿等，而印度半岛更多，还有金绿宝石，石榴石和黄玉等等，也难怪这些地方的历史和宗教，我们印象里总是珠光闪耀，弄得人睁不开眼似的。

在甲骨文的时代，玉在华北这块土地上应该不怎么重要，因为和玉有关的文字只有寥寥几个，大致上就是“玉”， ，玉片用绳线串起来的模样；“璞”， ，一幅手执工具，一旁置放篮子，在山里奋力挖掘玉石的漂亮写生图；而若有美好收场，则是下一幕的“弄”字， ，摹写的则是玉石挖出之后爱不释手的玩赏翻看模样(看来秦穆公嫁给吹箫仙人萧使的女儿取名弄玉，还真禁得住文字学的考验)；此外，还有“黄”、“章”二字，也就是后来加上玉字边的“璜”、“璋”二字原形，甲骨文分别是 和 ，都是初民身上常见的普世性珠链状饰物的造型，但严格来说，此一串烧形饰物的质材内容倒不见得非玉石不可，但凡漂亮些的、稀罕些的，甚至某种传说或宗教相关之物(比方说猛兽的齿爪可能会带给人某种强大的灵力)都可以串，因此，可以是动物骨头或齿爪，是美丽纹路的木片或木头珠子，是甲壳类的壳蚌什么的，但这里我们依后代文字的追认，没意见全归属于玉的国度来好了，只因为差不多就这些个字了。

我们谈过，文字的出现通常不会是偶然的，它是社会习俗的印记，特别是造字不易、书写不易的甲骨文时代，造字写字成本的昂贵更增强其习俗印记的意义，因此，有时用最笨的方法，数一数各类文字的数量多寡，其实是很富意义的，很直接可察觉出此类事物和彼时实际生活的关系深浅。

五个“玉”字(我可能有所遗漏，比方说“玨”字， ，玉字乘以2，两串玉的模样，但漏不了几个)，一个是通称，两个是挖掘过程的实录，另两个是最原始最自然的利用方式，交易之事与它无关，也嗅不出什么权力气息来。

在此同时，比方说我们展示过带着 道路符号的甲骨字(而且只展示了一部分而已，以 为意符的形声字更是一个也没用到)，数量便相当可观，达数十个之多，让我们可因此相信主街上人们的活动已相当像回事，并据此压缩时间、半魔幻半写实地重建一道想像大街的时光之旅。

然而，在这片挖不出什么像样玉石的贫瘠大地上，就以寥寥几个“玉”字做种，往后不过千年左右的时间，有关玉的文字却快速地增殖、扩张，海市蜃楼一般忽然在荒漠不毛的土地上浮起一个熠熠发亮的、纯粹用玉石打造出来的壮丽王国。

仍然是用算的，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书中，总共搜集了一百五十一个和玉直接相关的篆字，其他有“玉”字躲藏其中以为辅助性附件的字尚不在计算之内。我们一翻到书的这一部分，在一个总题意味的“玉”字带头之下，马上扑面而来就是连续十七个标示为“玉也”的字，有“璙”、“瓘”、“璥”、“琠”等等；跟着则是形制不同、用途各异的各种分门别类的玉，有祭祀用途的“璜”、“琮”等，有行政事务用途的“琥”、“瑁”等，有随身佩戴的“璬”、“珩”等，有镶嵌于衣帽器物之上的“珌”、“”等，当然也有丧事用途的“珥”、“琀”等；再来则是“莹”、“满”、“玧”、“瑕”等，玉的不同颜色；“琢”、“琱”、“理”等，加工治玉的字；“玲”、“瑲(玱)”、“玎”、“琤”等，玉所发出的各种清朗声音；最终还包括一个为数达二十七字的庞大集团，有“瑀”、“玤”、“玪”、“琚”、“璓”等，理论上它们都不够资格称之为玉，而是“石之似玉者”，是这个王国的次等公民。

其他还散落着一些碎玉般的字于其间，比方说代表玉器的“瓃”字，玉的美丽光华的“瑛”字，还有其实就是珍珠(蚌中阴精)的“珠”字，以及和珍珠一样同属有机性宝石的“珊”、“瑚”二字。

除了甲骨文一路传下来那几个原始的玉之字外，这日后才冒出来的，几乎全数是形声字。

单独命名

这个成员一百五十一名，又寒酸又琳琅满目的王国，其实非常好看，大多数是你非常陌生，人生活几十年完全没见过的字，却也有几个烂熟到极点的字，从没想过它的原生地在此，而且原来的意思这么漂亮，出身高贵。

首先，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玉的声音这一部分，总共有六个，“玲”、“玱”、“玎”、“琤”、“琐”、“瑝”，由于都是形声字，事到如今我们还能根据每个字右半的声符部分，来试着唤回当时人们所听到的玉的敲击撞击声音，其中除了“琐”字窸窸窣窣听不真切之外，其他都清越且余音袅绕，难怪当时中国人那么爱听，佩玉在身上的成文理由(见《礼记》)之一便是举手投足间会有这样的好声音相伴——其中“玲”字尤其令人惊艳，这个已在文字使用死去多时，又因在女性名字中太频繁出现而令人完全丧失感觉的字，仔细一模拟才恍然它原本是多干净如银铃的好声音。

再来，是“玫”、“瑰”二字，在rose尚未进口并篡夺这个名字之前(蛮早的，起码是唐代，白居易的诗有“玫瑰刺绕枝”的句子)，它们原本就是连体婴，《说文》说是火齐珠，还有另一说是“石之美者”，原来如此。

然后，你也会替当时的中国人觉得“大家辛苦了”，十七个“玉也”的字对抗二十七个“石之似玉者”的字，我们今天不晓得他们究竟如何在这一堆其实水平不高的群体中，分别出只一线之隔的玉和石?是有一套客观的总体鉴定规格呢，还是见招拆招地信赖个别专家的当下判别?此较能确定的是，固然今天对宝石的认定并没有总体范畴的数学线边界存在(意思是没宝石和普通石头的分割)，而是以钻石、红宝石、祖母绿、海蓝宝石、黄水晶等各种不同化学元素、不同结晶方式的个别归类呈现，但从价格的标准来看，这些“玉也”和“石之似玉者”极可能只是四十九步和五十一步的差别而已，毋宁都更接近一些有着美丽色泽和纹路的石头，你在专卖矿石的店不太花钱就可买到。我个人所知在日本京都的拱廊商店街寺町京极就有一家很棒的如此卖店，应有尽有，但里头更吸引人的毋宁是一些更奇奇怪怪的化石，有猛犸(长毛象)的毛，恐龙的粪便，号称活化石的鲎鱼标本，都几百日币就买得到，比较贵的是呼应电影《侏罗纪公园》那种埋着远古虫尸的琥珀(“琥”原是刻成虎状的玉，发兵用的)，还有黑色的沉沉铁质陨石，其中一把陨石做成的小刀，缕刻漂亮的花纹，印象里卖二十多万日币。

话说回来，石头也罢，玉也罢，干吗得搞二十七种加十七种名字呢?和马的毛色分类不同的是，这些不同的玉石之字应该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来源分别收集来的——在部分犹可考据的暧昧不明情况下，我们还算知道哪个字系来自《诗经》、来自《左传》、来自《楚辞》或来自《山海经》云云，但麻烦在于这些“玉”字闪耀于古文本中时，通常是举例的、帮腔的，只用来制造文章所需气氛，堆叠成一个又漂亮又有美德的现场所用，并未揭示它们的真正长相和内容，因此，极可能许慎本人也是如是我闻地照抄，不甚了了，只能从文章上下和意旨去大致判别它们究竟是令人向往心痒的宝玉，还只是鱼目混珠的可恶石头(此类的玉石之辨譬喻方式，是中国古来论述玩了数千年不倦的游戏)。

其中许慎明显有把握的有两个：一是“璠”，这字及其身世简介来自《左传》，很明确指的正是单个的玉，是鲁国的重宝；另一是“珣”，也是单个的玉，资料则来自《周书》，是东方夷人所有的令人垂涎宝贝。

因此，为什么在如此贫乏的现实土地会生出这么多“玉也”的字，我个人怀疑，尽管并非全体，但其中大多数的字大概不是概称不是类别，而是专有名词，指的是独一无二、就那一颗特别的玉。

之所以这么猜测，我们晓得命名是有成本代价的，造字更相对地昂贵，但某些个别事物有价值到一种地步之后，它就有机会取得被单独命名的特权，像某些餐厅、俱乐部的VIP室一般，只供他老兄一人趺坐；或像百货公司的橱窗一样，只摆单一一样昂贵产品，还用聚光灯特别照它，备极尊荣。

人类历史上，很多宝石做到过这样的事：有自己的单独命名，有自己的完整记录，乃至于历史完整谱系，从万事万物中单独被拣选展示出来，如亚伯拉罕，如基甸。

比方说你喜欢的那颗四四点五克拉，以其不祥的传奇历史名闻于世的HOPE蓝钻，此钻因其切割后最初购得的主人亨利·菲力·Hope得名，它在害遍了历届主人后，目前收藏于华盛顿史密桑博物馆。

FLORENTINE钻，重一三七点二七克拉，美极了的金黄色钻，双玫瑰式切磨成一二六瓣面，是最有名的意大利宝石，相传最初由法国公爵所拥有，后来辗转落入奥国国王手中，最后随奥匈帝国的灭亡而不知所终。不用说了，它大约像一只异教神像的眼，兀自闪着冷冷的光辉，在某一架王公贵族散落的枯骨堆中吧。

Star of the South，南方之星，重一二八点八克拉，是一名巴西女奴在矿场无意中发现的，不用说，它的发现，使她因此重获自由。

CUBAN CAPITOL，重二三点零四克拉，我觉得最美的一颗圆形切割的金黄钻，采自非洲矿场，不过它并不是镶嵌在任何珠宝首饰上，而是被嵌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一处人行道上，以做军事指标的用途。/钻石与革命/钻石与卡斯特罗。

EUREKA，原重二一点二五克拉，雀黄色，它的发现，吸引并开启了无数争相前往南非开采矿石的人潮。

以上欲罢不能、愈抄愈开心的单颗钻石记叙，出自朱天心的短篇小说《第凡内早餐》。

和权力勾结

当然，放牛班也是有第一名的，台湾的职业棒球队自己关起门来打，一样每年都会有冠军(而且还有两个，比美国日本还多)，因此，中国的单个玉区隔开石头，取得自己的专属命名和单一辨识，这不足为奇。但光这样好像解释不了玉的字这样如雨后春笋般从各地冒出来，时间又这么密集这么短。

一定发生了什么特别一点的事，两周这根本不到千年的时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想，是发生了和权力挂钩的不好之事，高贵之物和污秽之物在此正式结盟。我们晓得，在稍前的商周，象征统治权力的是那种大件的青铜器，包括大鼎大盘大钟等等，但青铜有工匠技艺的时代局限性，当历史朝向铁器移动，工匠的锻冶铸造技艺及其工具配备自然跟着向铁器靠拢，如此，不大可能在忽然需要时，马上铸造出久已不行的昔日水平大青铜器，于是权力的象征物也必须转向，重新找适合的广告代言人。

玉就上来了，从个人爱不释手的饰物，到宗教性的圣物灵物(祭天地四方的璧琮到送死的琀珥等等)，进一步现身到现实政治权力舞台的正中央。“问鼎于中原”，语言文字没敏感到处处跟着翻新，但周秦之后，这个鼎其实已不是真的鼎了，它就只是统治权力象征物的代称，实质上它已更换成玉了。

自然，权力象征物的选定是郑重的，候选者本身得具备某种和权力相衬的、亲和的醒目特质才行。大青铜器是壮丽、强大、威吓，恐龙般的巨大身躯暗示了背后惊人的人力、物力、技术能力和动员力；而玉虽然没这么夸富吓人，但仔细想想也许更好，首先玉基本上不是人造物，而是天地山川精魂之所孕生，是大自然钟爱荟萃的结晶，人没制造它，只发现它，让它从砂砾岩块中分别出来；此外，它更可亲，伴随人身已久，时时摩挲，愈见光华——玉比大鼎少了军事威吓，却多了哲学省思，很切合尤其是东周以后的思维论述氛围。

儒者更是整箩筐赋予玉权力哲学基础的人。他们从修身的观点、哲王的观点津津乐道玉的种种美德，包括玉的温润，就像君子的温暖亲民好脾气；玉的表面条纹，就像君子条理清明、分辨万事万物的智慧；而玉又是易碎的，因此要小心守护，人身难得，大法难闻，佩玉的人要举止宜当，行皆中节(配合那六种玉的敲击声音)，就像君子的修身自省一样得时时戒慎戒恐……

一堆。但好玩的是，纯从今天宝石鉴定的观点来看，温润也好易碎也好，那都是因为摩氏硬度的明显不足；至于有触目可见的纹路，那一定是混有杂物，质地不纯的缘故。这两样恰恰好是今天宝石估值的最严重弊病，双方的认知差距一百八十度相反，真令人莞尔。

也因此，尽管中国古来的主流思维，在最终极处总是推崇朴实天成浑然的美好元质，但玉基本上还是拿来雕的，一匹蜷卧的骆驼，一枚晶莹的苦瓜；反倒是西洋的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瓣面切割只为处理光线，折射聚拢成“火辉”，让宝石干净透明的本质自己说话，幻化成眼睛里的一道彩虹。

更因为这样，时至清朝缅甸一带的祖母绿进入中国，我们简直不知如何对付这刚硬之物才好(硬度七点五)，所有数千年承传改良下来的治玉工具、配备和技术全束手无策，如磐石不动，一直磨蹭到慈禧时才找出方法，但仍然不是梨形切割、卵形切割或八角形切割，而是搞成一对手环，戴在老太婆权倾天下的手腕上。

小说家如是说

这个建于不毛土地、先天极不良的宝玉之国，终究是撑不下去的——内地改革开放之后，跑陕甘一带旅游，很讶异便宜买到夜明珠、夜光杯，并不死心蒙棉被看看是否真有微光发出，并自此对唐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嗤之以鼻的人(如我家二哥)，也都一样相信会这样。

玉自身会碎裂(比方西汉末王太后拿玉玺砸王莽时那样)，权力的附加价值会因历史的机遇变化而消失，儒者加持的智慧财部分会因人类思维的转向而瓦解，而作为权力象征物的玉，更本来就得一并承受权力损耗品的最终宿命，在权力长时期争逐的大游戏中，它们会毁破，会散失，会劣币逐良币原理地被人紧紧收藏而不再现身，更会因战乱杀戮或陪伴权力主人而静静沉埋，复归于无尽大地。

名小说家阿城爱讲一段汉初历史，那是刘邦死后吕后掌权时，地处最南边的南越王意图造反，吕后的对付之法是马上全面断绝玉的供应，让他建构不起带奇魅权力象征的称帝必备行头(印章、冠冕服饰、仪仗队云云)，最终，南越王被迫发死人坟茔以搜刮地府之玉，显然双方全都熟悉游戏规则，全在玉上头下惊人的工夫，比发兵打仗还要紧。

阿城也准确指出，所以为什么后来中国的烧瓷工业这么重要而且发达，又都是不计成本盈亏的国营事业，由皇帝本人出任董事长，因为无瑕的白瓷，所尽力模仿的正是大自然供应不足的玉，就是人造玉，背后还候着一整组统治权力理论。

名小说家骆以军跟着补充，所以北宋时辽兵入关，为什么要掠走整座官窑配备和所有熟练窖工，他们也被启示这就是天命权力所在，游戏规则这么写，战胜者自然要把权力给取走。你若循此谱系不懈追下去，便会越过鸭绿江(多像美丽宝石之名)到朝鲜，再越过对马海峡以屹于日本，最终便联结上今天爱玉爱瓷(惟不爱权力)的骆以军夫妻最爱看的日本宝物估价节目“开运鉴定团”。

风露想遗民

玉的权力王国在现世终结，玉的字当然也跟着死去，跟着迭失离散，这没半点意外。

亡国通常总有遗民，流亡者哪里去了呢?——朱天文华丽苍凉的名短篇小说《世纪末的华丽》恰恰是绝好的隐喻，尤其是小说收尾的那一段话更神似预言：“湖泊幽邃无底洞之蓝告诉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论和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以重建。”

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玉的遗民之字的确是这样子没错，它们抽空意义，只存留文字自身的声音、气味和色泽，藏身在女性的美丽名字活下来，我们看到“瑛”、“玲”、“珩”、“琳”、“瑜”、“琼”、“璇”、“瑗”、“莹”、“珍”、“瑶”、“珠”……

但说从这里再重建可能就太乐观了，毕竟这个居住于女子名字中的文字花圃(不好再称王国了)可能还持续在瓦解流失之中——我个人每年都会读读大专联考榜单，有趣地看每一个名字，你会发现许多有趣的变化更迭(比方说我这个世代的吕姓人家，辈分可能正值“学”字，叫吕学什么的多得不得了)，包括玉的字在持续消退之中，疼初生孙女、念过古书翻字典命名的老祖父死去，这一代，取而代之的是“容”、“庭”、“妤”、“语”、“涵”、“彤”等等琼瑶(琼瑶自己是玉字取名那一代的，证明她已古老了)小说乃至偶像剧中的空灵文字。

有一个玉字子裔逃来最远，尽管它仍明晃晃把昔日之玉就挂身上随时可见，但我们每天每时擦身而过，不知怎么就是不容易认得它的出身，它曾经也是得小心呵护的美丽圆形之玉，这个字就是“球”，逆向跑入雄性世界，一身大汗淋漓，和迈克尔·乔丹、桑普拉斯、阿格西、老虎·伍兹、小葛瑞菲、麦奎尔、邦斯、铃木一朗站一道，只手就撑起另一个更昂贵更夺目的普世性王国来。

13　卷土重来的图形字

这些“字”，倒没被刻在龟甲牛骨之上，而是印在一方约一尺长半尺宽的肉色塑料板上——那正是此时此刻我用以书写这家咖啡馆的所在楼层配备指示图，就贴我右手边五米远的杉木板隔墙上，其中——

：所在位置

：公共电话

：灭火器(图形为红色)

：逃生方向

：消防栓(亦为红色)

：缓降梯

诸如此类的各种图形图示，还充满我们生活之中，而且有增加的意思，传递给我们某些极必要的讯息，像厕所在哪里，该到哪边结账，此处不能左转否则罚钱，对不起前方有车抛锚请小心，这个位子请保留给老弱妇孺，为了你自己的生命请不要抽烟云云，挺方便的，往往要啰啰嗦嗦讲好半天的话，一目了然，用个图就说清楚了。

它们不是一个字，而是一个词或一段话；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情节、一个故事——这让我们想到最早先的图形文字，可能就有类似的能力和容量，因此，我们这本书一开头对那个静静立于高处凝视的 字种种胡思乱想，可能不全然只是一厢情愿的鬼扯。当时，字的总数比较少，每个字和每个字的距离比较宽，因此每个字所实际拥有的使用坪数也就势必大一些。当时的文字建筑整体景观，想起来还真的颇类似于当时的人居建筑景观。

这里，我们要问，文字会不会回到图形去?回到单位信息负载量更大、更一目了然的视觉图形去从而令文字逐步萎缩并在遥远的未来复归于鸿溟呢?

有限文字的真相

太遥远的我建议我们不用去想，想太遥远常常是意图牺牲当下的美丽借口，或至少拒绝当下的就事论事讨论，这并不健康，所以十九世纪俄国最聪明、最自由的心灵赫尔岑才说，太遥远的目标不是目标，是欺骗，有意义的目标必须近一点——若非想不可的话，可考虑更严重更有意义的，比方说地球的末日和宇宙的终结云云。

就我们视线可及且有意义的未来而言，我个人的答案是不会，文字的形态在往简化的方向走，文字的表述能力却不断在往精微艰深的方向走，这在在都是有原因的。

首先，我们当然记得，具象图形的文字顺利发明出来之后所碰到第一次的断裂困境和飞跃，便在于文字要勇敢进入没图形可依循的抽象概念之中，中国文字用会意和指事搏斗了一段艰难时光后发展出形声的快速造字法，西方(广义的)的文字则起了彻底重来的拼音革命，这个四五千年前的史实，说明文字再不能回头地走上不归路。

然而，具象摹写的图像回不去，约定的图形难道就不行吗?比方绿灯通行红灯禁止尽管并非全无人的正常心理线索，但基本上其实源于约定和习惯。

这个疑问的答案大致上是这样子的，文字，尤其是脱离物象的拼音文字，本来就是约定性图形，但约定性的图形有个极严重的麻烦，那就是它的数量总是有限的，人怎么绞尽脑汁就是创造不出足敷使用的不同图形来，而且图形和图形之间还得存在必要的秩序和联系，否则无法记忆学习。

这让我们想起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朽》来。小说开始于一个手势，一个不意在游泳池看见的美好手势，让小说家心动而创造出阿涅丝这个美丽女子来，像希腊神话中女神阿芙洛狄特(即维纳斯)从水中冉冉而生——昆德拉紧接着说，“手势远比人精巧”，地球上生养存活过的人何止亿亿万万个，但亘古以来手势就那么几种。这是对的，手势的确就那么几种，符号就那么几种，概念性的图示就那么几种。

要用符号数量的有涯，来成功表述事物及概念数量的无涯，我们不能不赞叹文字的确找出了最聪明最省力也最具续航力的办法来，那就是数学排列组合的数量极大化方式。而且他们事实上做得更好，他们还顺便解决了声音的问题，让两个系统有机会合一，彼此支援，我真的不确定，换在今天我们是否有机会做得更漂亮一点。

即便发展出这么聪明有效的方法，理论上文字已可毫无困难地无限繁衍下去，但我们眼前的文字实况显然并不是这般光景。相较于复杂万端的现实世界，相较于我们绵密灵动的思维，尤其是那些闪电般亮起、消灭的种种层出不穷印象和念头，文字仍显得很笨、很重、很疏漏而且很不够用，也就是说文字的系统性无穷潜力并不能真正展现出来，它仍然是有限地，左支右绌地试图表述意义的无限。

冤有头债有主，所以说，这不尽然是系统本身的问题，而是系统操作者的问题，不尽然是文字本身的潜力、弹性和延展性、可塑性，真正关键之处还在于使用文字的人。

人有什么问题?首先，我们可能得确认一个大前提的事实，那就是，联结着半天生半自我演进改良的语言，文字，极可能就是人类创造物之中最庞大、最复杂、最望不着边际的一种，我们终身学习，但我们每个单一个人对这个集体发明堆叠成果的庞然大物，理解永远是片面的、局部的、有时而穷的，以这样有限的理解程度，希冀能释放出整个系统的可能无穷力量出来，这如何可能呢?

人本身的局限性，在和文字打交道的每一个环节都几乎暴露无疑——我们的命名能力是有限的，捕捉能力是有限的，造型能力是有限的，描述和理解能力是有限的，以及最终最决定性的，我们的记忆能力更是有限的。我们从头到尾就只是有限存在的人，一向拙于应对无限的东西，就跟古希腊的数学家老苦恼于无限的问题一样。

命名能力的有限，是我们只能有限使用文字的起点，这里我们稍稍解释一下，并作为说明的实例。文字开始于命名，这是承接自语言的，命名的理想状态是万事万物都能赋予它一个独特的、不相混淆的声音，更理想是关系程度不同的事物之间，声音和声音既分别，又能有反映其关系远近的程度不同的勾结和联想。但我们的声带构造和想像力显然没这么厉害，它们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最明显的有问题结果就是相同声音以及类似声音的命名层出不穷，这种命名混淆现象，背过英文单字的人想必都有一番惨痛的经验，这在转化记录成文字时可稍加补救，运用不同造型(中文)或拼音方式(如英文)来作视觉分辨的区隔，但只能算亡羊补牢，意思说没关系没关系还来得及，其实就只是很体贴很有礼貌的来不及了。

克服我们的声带和想像力局限本来是有方法的，也某种程度使用了，那就是把声音加长(多字的、多音节的)，声音变异的回身余地自然加大，得以去除重复，但加长同时也就带来致命性的副作用，直接造成文字的复杂难识，不断增加我们记忆的负担——这里，我们便看到了我们有限记忆的决定性阻挡力量，让很多原则上可行的方式都撞墙走不下去。

我们说过，命名的有限只是实例之一，最终仍是记忆问题，这是文字的决定性两难困境——文字表述完最简单、最明确、最和我们直接相关的事物，它无可避免地要往难的、幽微不彰的、和我们距离遥远的路途走，但我们的记忆容量和记忆意愿却愈来愈难能配合，于是，文字愈往前走，跟得上的人就愈见稀少，解码所赖以成立的共同记忆也愈见流失，文字的密码倾向也愈见明显。

翻翻《辞源》或《牛津字典》，你真会一再惊讶人类创造完成的文字数量何其庞大，而这不过是可考的、意义追溯可及的部分而已，而我们每个人会使用的，又只是这个部分的一小部分而已，其余的只能任它们堆叠闲置在那儿等死，其中当然有相当一些，如我们在“死去的文字”所说的，因生活实况的改变而失去了功能，但老实说也还有相当数量仍堪用如新，只是我们不晓得不记得了。

终归来说，一个无限大的工具箱是不可想像的，我们背不起这么沉重的箱子；就算拼死命背起来也没用，我们一样不可能搞得清楚每件工具的性能及其操作方式。因此，这无关文字系统的腾挪转化能力，而是人的有限存在和他所面对的无限存有老问题，这个很为难的处境，聪明的人很早就发现了，孔子称之为以有涯逐无涯，他老先生的感想非常明确非常素朴真实，那就是——累坏了，真的累坏了。

没文字的喜悦

因此，转身向图像，现在也许该说影像才对，人类巧妙利用了视觉暂留这不易察觉的眼睛微小缺陋，成功将单片图像连续起来，并日新月异改进之中，让这个比文字还古老得多的表述形式，有着全新的样式、负载能力和魅力，非常受欢迎并不断投以希冀。

但老实说，这不因为影像有什么超越文字负载能力的特异功能，魅力的最大来源反而是因为它的简单，这是面对文字艰深走向的懒怠反动，是累坏了的人想坐下来休息，尽可能不思不想。

影像和文字最根源处的不同，便在于影像努力模拟、重现事物的原来完整面貌，而不像文字只是精简记录了事物的线索和痕迹，因此，影像很明显少掉了一个编码解码的过程，让脑子和心灵的必要参与程度减轻，这对亘古以来始终保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性的懒怠人们，的确是比较舒服的。但舒服永远是要付出成本的，就像坐飞机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票价大大不同一样，舒服的影像就得让自己停留在有形有状的视觉世界里，也就是我们所拥有、所面对完整纵深世界最表皮那薄薄的一层，影像世界华丽但不可能深奥，比方说影像世界中号称最深奥一级的导演柏格曼，那种深奥是相对于其他影像成果比较而说的，习惯于文字表述穿透能力的人来看，柏格曼的所谓深奥程度还非常非常轻浅。

我个人因生活偶然机缘的关系，身边有不少用文字工作的小说家和用影像工作的导演编剧，其中甚至不乏有两种工作身份轻度渗透和重度重叠者，我们难免会比较文字和影像的讯息负载能力，大致的结论是，一部正常长度的电影大约只勉强到一篇短篇小说的程度而已。

因此，有关影像可否或会否取代文字的问题是没必要太当真。这里，我个人以为比较有意思的讨论可能是——这样好了，让我们从两名文字的绝顶魔术师，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意大利的卡尔维诺说起。

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都对电影感兴趣，且投注了相当时日在里头。马尔克斯比较热衷，他年轻办报时就长期写影评，成名并进入中年之后，更积极想用电影形式工作过，不止出售小说版权改编成电影，还自己写剧本，《百年孤独》写作之前那几年墨西哥城旅居岁月，他算是大半个人泡在电影世界里；相对于马尔克斯的一度狂热、意图拿电影作为一种表达形式，温和的卡尔维诺则一直冷静保持在一般观众的位置上，卡尔维诺显然较早洞穿影像的稀释负荷力本质，并不以太严肃的心情对待，因此他对战后作为辉煌艺术表达形式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没太多好话(“忽而敬仰，时常赞欢，但从没爱过它。”)，他津津乐道的反而是战前那些金碧辉煌但浅薄不堪的美国片，当时他每天看两部电影，借此“逃避”那段不安岁月(源于外在残破社会，以及自身的青少年期)的苦闷，并作为瞻望外头世界的想像窗口(“满足我对异乡、将注意力移到另一个空间去的渴望，我想这个需求主要与想要融入世界有关。”)。

有关卡尔维诺这段一天看两部电影的年轻日子，最有趣的事情是，由于看电影是偷溜出来的，或骗父母说到同学家念书，因此非得在“正确”的时间回家不可，这使得卡尔维诺错过了很多电影的结尾，悬空在那里，得等几十年后一切已物换星移才有机会看老片补上。这个经验又使我想到另一桩卡尔维诺更小年纪看报上美国漫画的回忆，那是他还不识字时，无法通过漫画中人物的对话来正确串接这四格画面，同样孤立悬空在那儿。但我们知道，长期悬挂于此种失重状态是很难忍受的，人被迫得用自身的想像力去填补缝隙，好让联系完成，便于安置，因此，电影结尾、四格漫画联系的未完成，反而成为卡尔维诺想像力放开四蹄自由自在奔驰的空地。

以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这样敏感于、长期沉浸于、甚至早已习惯文字精微深奥表述性能的人而言，他们不会不很快察觉出影像外表华丽但能力有限的疏漏本质，但有时候疏漏往往是好的，它让意义暂时缺席，至少不单一确定，这是一种(尤其对熟稔于文字的人)取消文字压迫的渴望，是一种文字的无政府主义。

让我们回到最早说过的影像和文字“建筑景观”比较上来。文字的建筑景观比较像城市，在意义的土地上鳞次栉比，密实相连，这是文字最主要的责任，我们创造它使用它，本来就要它让意义明确，锁牢意义像尽力锁紧螺丝钉一般，要它持续分割再分割意义，努力不留缝隙，不放过意义的最小可能表述单位云云，然而，文字表现得愈尽职出色，单位意义愈明确，意义占领的点愈小，意义和意义之间的缝隙愈小，意义的路径也就不免愈单一，意义的秩序也就不免愈森严，甚至被决定，用单一性的正确来决定——当一个笼罩我们的秩序总是正确的，不容许犯罪，甚至于根本没存在犯错这回事，你的思维空间、再参与空间就完全没了，你只能依循，只能配合，不再是个自主的人，因此，你如果还想当个人，就得想办法从这里挣脱出来。

相对地，影像的建筑景观却像乡村，两点相隔甚远，中间闲置着无力处理的大片空地，空气流通，凉风习习，我们常说两点构成一线，那是指单一的、所谓“意义正确”的直线而言，两点之间只一条直线，却容许无限多的曲线，空间愈疏阔，曲线的弧度和姿态也就可能愈好看，而想像力的滑翔轨迹从来都是曲线而非直线，它喜欢大空间，愈大愈好。

因此，迷人的不见得是影像自身，而是文字的暂时撤除，意义的暂时不明，世界还原为原初的浑然状态。正确一隐没，可能性就浮起来，两点间联系的安全逻辑一消失，接替它的便是危险的猜测、幻想、传说、诗歌和神话。其实人类亘古以来就是这么看待头顶上星空的，从亚洲，从欧洲，从美洲和非洲，从极北的西伯利亚，也从极南的拉丁美洲合恩角，人们在疏落的明亮星点之间任意画相连的线，也同时把最好的神话给挂上那里。

有时候，没文字真的是好的，就像老子庄子讲的那样。

保护保卫自己

从这里，我们便可以比博尔赫斯“没有完美字典”的提醒更多一分警觉——文字不可能完美，而且可能就连建构完美文字的野望都最好不要有，因为这个不切实际的负荷会让文字紧张、保守，想走安全排他的路，不去想可能性的问题，而可能性正是文字带给我们思维视野最好的恩赐礼物。意义的单一性正确寻求和表述从不是文字的惟一任务，那只是它日常部分；在思维持续挺进的世界中，在诗的世界中，在一切文学的世界中，它是人们冒险旅行忠诚且任劳任怨甚至任谤的好伙伴，它寻求事物的痕迹并帮我们存留，进而成为我们对广大世界和幽微记忆的有效叩问方式，里头有尝试的成分，于是一定也就有可以用后即弃的成分，更一定会有失败的成分，最终，文字还可以是某种消耗品。

我们太意识到完美，自由必然就相对萎缩了，从而丧失了勇气和活力。文字的确需要勇敢一些、生猛一些、不温良恭俭让一些，更重要的，要潇洒不在意一些，意义新土地新疆界的探勘工作是艰巨的事，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通常得一试再试，很难一次就成功；如此，文字也才敢于在需要它不在时堂堂皇皇缺席，让我们偶尔可回过头来看见没文字的世界原初完整面貌，不埋头迷失在意义分割、被文字拉动的迷宫之中。

把完美渴望带来的紧张拿掉，我们当场就轻松许多，更知道怎么面对今天影像对文字来势汹汹的威胁与要挟了。

我们知道影像不具备真正的负载能耐，可取消并替代文字，但并不是谁都知道，他们会不会作出错误的选择呢?不是人性中原来就有“劣币逐良币”的自然倾向吗?就算文字不被集体性消灭，大规模的萎缩不是非常可能吗?一代一代只盯着电视、盯着电脑屏幕看的小孩成长上来，他们不是会丧失理解和使用文字的能力吗?我们需不需要保护文字?

这的确是个严重而严肃的大问题，但我个人以为真正需要保护的不是文字，也不晓得如何让文字蜕变为供人瞻仰嘘吁的古迹列入保护，我比较关心的是，文字的萎缩甚至消灭，究竟呈现的后果真相是什么?

谈严重严肃的事顶好从笑话开始——中国人有这么一个可怜的老笑话，说有某人因盗窃被抓入官府治罪(打个几十大板什么的)，回头邻人问他犯了何罪，“我拿了人家一小截绳子。”

“拿个绳子干吗大惊小怪报官呢?”

“不，绳子另一头还拴着一头牛。”

文字可以只是绳子，不告取走或丢弃都不是什么大事，大事是绳子另一端拴着的那头大牛。

我记得是二三十年前，日本文部省作了个“文字去中国化”的小小改革，把常用汉字大举削减，想当然耳遭到删除的是深奥一些的、不实用一些的、比较思维比较诗的文字，比方说“长”和“修”大致意思相等，那就只留通用性的“长”，干掉较文雅较富想像力的“修”云云，便有学者忧心起来反对，担心此类文字所代表所存留的较深奥思维也一并被删除掉，日本人会变笨——他们看到的，不是绳子，一样是绳子拴着的牛。

文字当然是可删除可消灭的，这样的事在文字历史上暴烈地发生过，也不为人察觉地默默发生过，文字是很驯服的动物，不会抵抗，更不会让我们看到示威请愿围厂抗争的画面，但我们自己得想清楚后果，如果我们不是真有能力找到一条更好或至少能力相当的绳子(我个人高度怀疑)，好保持不让牛跑掉，那最好更当回事面对——不是“保护文字”这种日行一善的心情和规格，这会使我们错估形势，也错估用力的程度和焦点，需要保护的当然不是文字，而是保护我们不变笨、不会一代一代地白痴化下去。

我们常想一些听来高贵动人但其实很好笑的口号，就像环保的人爱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云云，好像地球很可怜很脆弱，肥皂泡泡一样，人稍一不慎，不细心加以呵护，就可能轰然爆破化为乌有——事情的真相是，这颗宇宙微尘的蓝色小行星，估算业已存留五十亿年之久，坚实牢靠，至少比任何人任何其上的生命都强韧，在长达五十亿年的悠悠岁月中，生命历经各种幅度不一的劫毁，物种来物种去，它还是向太阳背太阳，不疾不徐依自己节奏转动运行，我们人怎么作恶多端，所能毁灭的只是某些个物种以及我们自己所堪堪能生存的环境而已，那只是地球的外在部分样貌，而不是地球的本体，在可思议的将来，会先毁灭的也一定是人类，不会是地球，它只是会再换一种样貌，接纳其他的生命形式继续存在，甚至不改变它在宇宙绕圈子走的步伐节奏，不信你去侏罗纪问问恐龙，如果可能的话。

所以别美了，真正需要努力去保护的，绝不是地球，而是我们自己；同样的，真正需要努力保护的，绝不是文字，同样只是我们自己——我们脆弱的生命，还有，脆弱的智慧。

“文”和“字”

一本书，我想，最好在比较好的心情，比较美好的事物和比较美好的话语中结束，如果未来的光景不是那么有把握美好，何妨，我们就回去最早。

文字，“文”和“字”，最早究竟是怎样的字呢?——“文”的甲骨字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夸张出他的胸膛部位，为了匀出空间，让我们看得清楚他胸前美丽的文身图样，这种把人体自身当画布当雕刻材料的事起源甚早，也甚为普世，隐藏着宗教的、生命对话意义的意涵；“字”可能来得稍迟，因为它所代表的行为，联结的是稍为晚出的社会性结构，至少我们没能在甲骨文中找到，这是个金文；，图像的焦点是一个小儿，站在象征家庭的符号之下，合理的解释是一个命名的仪式，把可以正式视为家族一员的新生命，带领到天地祖先面前，通过命名的确认，让他成为我们希冀生命永恒承传和循环的一部分。

美丽的文身图画，以及郑重其事的命名，这就是“文”和“字”最原初的内容，历经时间的磨蚀、联想和转注，不一定有助于今天我们对文字的再思索和再理解，但我们也隐隐察觉到其中的奇异联系，微弱地穿越过漫长的三四千年时间，抓不太住，但你知道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的故事/唐诺著.—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557-7

Ⅰ.①阅…　Ⅱ.①唐…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580号

书　　名：阅读的故事

作　　者：唐　诺

责任编辑：沈　宇　张　隽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0557-7/I·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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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本来是善意的，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诚实的。

这个原初的善意，至今仍保留在每一篇章的题名里头，比方说书读不懂怎么办、没时间读书怎么办云云。这些篇章名如同一架侏罗纪的恐龙化石骸首，证明它千真万确存在过——

它原本，不仅试着要劝诱人阅读，还想一个一个极实际地帮人解决阅读途中可能遭遇的常见难题，想得很美。

然而，真写下去之后，我总是骇然地发现，这些阅读的寻常难题，尽管本身往往只是个不难去除的迷思而已，却无可回避地总是联通着阅读巨大的、本质性的困境，你要假装这根本困境不存在吗？要看着每一个相信你的好人傻傻走到此处一头撞上去狼狈不堪吗？果真阅读的灰头土脸地狱是用善意铺成的对吗？然后我们可以凉凉地站一旁一手指他另一手捧腹哈哈大笑可以这样吗？

我只能诚实地去正视，去描述，并无可奈何地把自己有限的思考、有限的因应解决之道给“提供”（或应该用“暴露”）出来；也把这本仍叫“阅读的故事”一书，写成了“自己仔细想清楚到底要不要阅读的故事”。

如斯状态下，我近些年来断续的、好心情定下的一些有关阅读的文字，便只能让它们全数凋落化为尘土（只勉强保留了“书籍构筑成人的基因之海”这个我以为蛮美丽的想法，因为舍不得）；更麻烦是，我得另外找思考路径，甚至找完全不同以往的“形式”，因为原来那些兴高采烈的路及远能力有限，我势必得另辟蹊径，甚至把自己逼入某一个陌生的书写形式里头，看看这样有没有机会叫出来过往叫不出来的新东西——如果我们人的思维形状真的像他们所说跟冰山一样，我们总还有一些我们自己并不知道的记忆、思维材料乃至于潜能是沉在意识的海平面底下。

我一直相信困难对人的强大作用力量，我也一直相信人甚至得自讨苦吃，记得一阵子就把自己逼到某种孤立无援的绝境里去。

这就是《迷宫中的将军》之于这本书的意义及所扮演的角色——我试着在每一个话题开始时，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美好（但极节制）文字带我走一小截，有时它线性地伸手指出一道隐约可见的往下思考路径，有时它直接无情地跳到远方某处，在那儿闪闪发光，引诱你想办法突围寻路去和它会合；有时候它什么也不做，它只给你一个温暖的好心情，给你一个“世界”而已，为你在蔓草丛生的前行路上，召唤来加勒比的自由海风，还有马格达莱纳河的带着死亡新鲜腥气和汩汩时间的流逝计算声音。

为什么是《迷宫中的将军》这一本呢？这当然不是任意选择的，它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但老实说，我抓取时并没想太多，只好把它归诸于某种偶然或者说人生命中无尽的鬼使神差。如今，我想的是，如果不是《迷宫中的将军》，而是契诃夫，是纳博科夫，甚至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那事情又会如何？又可能叫出什么不大一样的东西？我相信，换某一本一样非常非常好的书，这个书写尝试仍是可以成立的，它们俱是来不及实现因此可惜隐没的他种无尽可能，只是这一刻长途跋涉过来人有点累了，暂时还思考不起，想休息打个盹而已。

我只记得，我直觉地不想选用和“阅读”一事距离太近的好书，文论的，议论的，我直觉地希望是一部小说，我感觉某种空间是我需要的；还有，有些具体的、独特的、有经验材料细节的东西也是我需要的，我不得不依赖并诉诸某种程度的想像，好对抗我对阅读一事根本困境的思维空白，而想像，是活在实体世界里的。

这本《阅读的故事》，如果可能，我希望它第一个读者是我昔日的同事黄秀如小姐，她理应是这本书的编辑人，但偶然和我个人书写的迟滞，让这书和她擦身而过，如今秀如转到一家更好的出版公司任职。但季札一般，我一直耿耿于怀最原初的承诺，尽管这个可能性也隐没了，但我仍希望她第一个读，也好让我提心吊胆地问她：“怎样，依你看这本书还可以出吗？”

0.书与册　一间本雅明的、不整理的房间

“书”和“册”，如今都是名词了，指的同样的东西，通过思索、书写、编辑、印制，到装订完成，然后我们花两三百块钱购得，便合法拥有了它。当然，取得的方式不限定购买，也可能来自赠与，如果来自书写者本人，通常在扉页那儿会附带着签名和一两句谦逊但不必太当真的话；如果是来自买书花钱的长辈或友人，则往往添加了某种看不见的期盼或要求，使得这本书沉重起来，仿佛是个非实践不可的义务，阅读此书也变得意有所指了。还有，比方像我个人这样浸泡在出版这没出息的行业超过二十年的人，便生出了另一种“取得/拥有”的特殊方式，本质上接近某种特权（一种微不足道到“国税局”都不屑一顾的可笑特权），形式则介于赠与和盗窃之间，通常我们就直接称之为“拿”，“那本新书你拿到了没有？”“有空哪天到我们出版社来我拿给你。”……于是，便顺流而下还有另一种较天地不容的取得方式，那就是真真正正的偷了，纯技艺性的，其来历几乎和书册的历史等长，也因为盗窃的标的物是书，遂让它成为所有同类行为中最高贵最不好谴责入罪的一种，这就是书的动人力量。

其实，原来“书”的意思是书写，动词的，从甲骨文的原形看是一手执毛笔正待蘸墨汁的生动模样，也正是我们前述“思索、书写、编辑、印制，到装订完成”此一制造过程的浓缩描绘；其产出物才是“册”，甲骨文清楚显示它就是竹简，纸张发明出来之前中国人的独特记录记忆形式，曾经有诸多了不起的人都靠此物来学习、取得知识并再加工增值传递给他人。比方说庄子讲北方大海里的大鱼鲲和大海上的大鸟鹏之间的变身神话；讲智慧永不具备特定形状的流体本质和时时被容器暂时决定其外表样式的分类洞见；讲至今仍让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惊异并津津传颂的“庄周/蝴蝶”美丽寓言，便都曾经装载在这些素朴简易的熏干竹片之上绑好成“册”，一路辗转穿透时间和空间到二十世纪的阿根廷和意大利。因此，竹子曾经是上千年时间里中国最聪明的植物，是智慧的守护神，严重参与过最重要的智慧铸造和传布大事，尽管现在它又静静复归成最原初那种修长、细弱、清凉、碧翠如烟的漂亮模样。

有趣的是，从普遍的制造流程来看，“书”先于“册”，有制作的“书”才能有阅读的“册”，然而，从个别人的一生实践行为来看，“册”却往往先于“书”，我们得从“册”中贪婪学习并将别人辛劳所得的思维战果据为己有，到某一个特殊时刻，如蓄积的水漫过堤岸，奋而提起毛笔沾好墨汁，大书特书——“书”与“册”的这个吊诡先后顺序，我们把镜头拉远来看，图像就清楚地呈现出来，它是个链子状的构造，你的“册”接榫了前个人的“书”，你的“书”又串连了后个人的“册”，由此绵绵地贯穿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里，我们把今天其实都已成名词、已成可替换同一物指称的“书”与“册”既分割又并列，则是想组合出另一幅美好的图像，如传说中瓦尔特·本雅明的书房模样！——你看，楷字的“书”像不像一摞横放叠起的书呢？“册”字则是直立陈列的，像书架上乖乖排好的书。有恣意横摆，有直立积尘，有正在阅读着顺手置放乃至于一扔的书，有先买下来等待时日才开启的书，更有看完用完复归沉睡的书，这参差出一个动态的、进行中的自由而邋遢的阅读生态模样出来，把我们只白纸黑字读过、无缘亲临其中的本雅明书房真实成像出来。

宛如野放牛羊的书

瓦尔特·本雅明的书（用“藏书”二字好像不妥），谁都晓得，和他大半辈子的寒碜经济处境很不同，很多还是名贵的珍本珍版，从拍卖场里败家子般跟有钱人比举手来的。他一生珍视书，已完全到恋物癖的地步，又是人类所知最好的读书人（该不该用“之一”呢？），却不是一般所谓的珍惜典藏，而是任凭它们堆叠散落，像野放的牛羊。于此，本雅明有一套状似懒汉的动人哲学陈述，他以为这正是对书的解放，把它们从“有用”的市场秩序分离出来，置于人的关怀之下，让书回复自由，回复自身的丰厚、浑圆和完整。由此，本雅明接上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让人削减成劳动力、让人单维度工具化的著名控诉，只是，事情到本雅明身上就会这么诗意，这么舒服。

不想收拾书房便也罢了，干吗要把话讲到这种地步呢？但这样的小题大做有时会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人类一些最动人的发见，常常便从神经质的小题大做出来的。

这里，且让我们庸俗地、实物性地解释一下本雅明。写《阅读史》的加拿大人曼古埃尔曾试举这么个例子：“我们若是把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存档在‘小说类’的条目之下，那么它就是一本幽默的冒险小说；若是将它放在‘社会学’的条目之下，则变成一部对十八世纪英国的挖苦研究；如果将它放在‘儿童文学类’的条目之下，则是一部关于侏儒和巨人和会说话的马的有趣寓言；假使放在‘异想类’的条目之下，则变成科幻小说的先驱；若是放在‘旅行类’的条目之下，则是西方旅游文学的典范之一。”——曼古埃尔的结语是（很明显他那一刻心里一定想着本雅明），所有的分类都是割裂的、排他的，专横对待完整的书和完整的阅读活动，强迫好奇的读者、机警的读者去把书给拯救出来。

这里，我们其实还可以为《格列佛游记》再多考虑一个分类试试——如果我们把此书不小心划归到“生物学”的条目之下，那我们又会得到什么？著名的生物学者兼顶尖的专栏作家古尔德极可能这么告诉我们，这将成为一部完完全全是胡思乱想的一本书。因为生物的大小尺寸绝不是任意的，更不能只是外表的单纯放大缩小而已，外表大小的变化，直接牵动了生物内部整个结构的重新全面调整，更严重牵动了生命本身和周遭环境生态的绵密配合。于此，古尔德举了一堆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听懂的有趣虚拟实例。比方说，由于体积的增加速度远大于表面积以及单纯长度的增加速度（体积三次方而表面积只二次方，长度更只一次方），因此，格列佛碰到的巨人除非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物，否则它将脆弱到不堪一击。“我们绝不能再比现在高出两倍，否则只要轻轻跌一跤，铁定头壳开花。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头撞在地上所产生的动能，将比现在大十六倍到三十二倍，而且我们双脚早就无法支撑膨胀了八倍的体重。”至于格列佛所遇见的袖珍小人，他们势必得活在一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受不同力学支配的古怪世界。“一个像蚂蚁大小的人可能可以穿上衣服，但表面附着力将使他脱不下来。还有，这个蚂蚁般的小人根本不可能在洗澡时淋浴，因为水的表面张力会限制水滴形成的大小，对蚂蚁小人来说，每颗喷出来的水滴就像一个个大石头一样。即使这个小人终于把身体弄湿了，但若他还想用浴巾擦干身体，那可就糟了，因为他的身体会永远黏在浴巾上面拔不下来。此外，他不但不能倒水，也不能点火（因为一个稳定的火源至少有好几厘米）。或许他可以把金子打成很薄很薄的金箔来做书本，但表面附着力将使得他没办法翻动这本书的任何一页。”

这个玩笑或说“错误”的分类，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分类的破坏或者解放，而我们也都看到了，只要有诸如古尔德这样精彩的知识、想像力和脑子，即便是荒谬一至于斯的分类，同样可以联结到或说跳跃到演化史和生命的奥秘，通往一个意想不到的、极其丰饶美丽的思维世界，如此，我们怎么舍得不想方设法破坏那种单调的、惟一正确的专横分类，甚至试着破坏一下我们书房的窗明几净，好把书册，当然也连同我们自己，一并给解放出来呢？

当然，本雅明的这番论述，我想，我们绝无意因此指称那些有良好居家生活习惯的人就不会是好读者。事实上，如果你恰好是那种处女座型的、总保持书架清爽有秩序的好人如小说家朱天文（朱天文是个好读者），你大可把本雅明的话当隐喻来读。最多，也许每隔一段时日，当你想换换书房气氛或想劳动筋骨出出汗时，可考虑把你的书改改排列方式，让它们彼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下，不一样的书籍图像，也许会捎来不同的阅读灵感或阅读心情也说不定。至少，可让阅读不那么理所当然，不那么早有结论。

毕竟，这里我们谈的是“阅读的故事”，关怀的只是阅读，其他的，等哪天我们谈“打扫的故事”时再好好来研究来讨论。

保卫一个书房

一般而言，我们的书房总在整理与不整理、秩序与随机性凌乱的光谱中间，就像我们人的本性，总有寻求秩序的渴望，却同时对秩序的不耐和不舒适，也想挣脱和超越。

我个人的经验是，我是光谱中较偏向本雅明的，不那么认真整理书（我不好意思说整理书房，因为它多功能的同时也是我睡眠和诸多家居活动之所），一批新书进来，它们会“暂时”堪称体面地排列于书架上外形或基本概念相近的旧书中，如小心客气迁入的新住户，可能是同一作者、同一出版社、同一约定俗成学科或领域、同一种版本或装帧形式云云随机而定，也可能如买不起房子租赁而居的哪里挤得下哪里容身。本雅明式的“拯救”或说房间局部整洁的“破坏”并没马上在这阶段就觉醒且姿态强硬地展开，真正的“拯救/破坏”作业得等到这批书真正被阅读才启动开来，自然的、绵密的、难以抵御的启动。相对于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的分类秩序，阅读活动却是游击队，它真正厉害之处在它直接源生于芜杂的生活行为本身，充分了解而且完全融入于房间的整体生态，利用了每一可能的缝隙，因此，充满着不易察觉的渗透力和颠覆力。阅读一经启动，很快的，而且总是为时已晚的，那些好好直立架上的“册”，便花开花谢一般纷纷掉落地板我伸手可及之处而成了“书”的横行模样，自由奔放而且怡然自得到让原本宰制它们的人寸步难行，得谦卑地请它们挪动两分好找出一个可供躺下来睡觉的地方。

涧户寂无人，纷纷自开落。自由果然要付代价的没错，不管是支持它的人，抑或抵御它的不识趣之人。

我是讲真的，尽管我很喜欢本雅明不分类整理书的动人论述，但我个人其实非常欣羡那些又能读好书又能长期维持书房书架整齐有序的心思清醒安定之人。我说清醒，是因为他们在反复进出书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似乎那么收放自如；说安定，是因为他们好像总能井然有序地一本书念完再念下一本，而且极有余裕地在每天临睡前结束一本书好将它归还书架的从来之处。我以为这真的是很难坚持的。一方面，阅读的时间节奏并不和我们生活作息节奏同步，更不易随日夜更迭乃至于钟表的硬生生时间秩序而分割，它流水般漫涣过日月季节年岁，参差并抵触着我们的上下班、三餐饮食以及睡眠，更多的时候，它只能在你不支睡去或匆忙赶赴的状况下就地存放；另一方面，阅读本身既会沉溺而且多跳跃（这经常是同一件事），你会在一本书进行途中因为必要或心血来潮翻开另一本书结果流连忘返而一路岔开去，你也极可能习惯以一本书调剂另一本书的同时进行好几本书的阅读，你更可能因为每天心情的微妙变化而换本书读读，你也会因为书写一篇文字或专注追逐某一个疑问非得同时动用到一二十本书不可云云，太多诸如此类情况了。总而言之一句话，阅读很难干净地画上句点，它总是进行中、运动中，方方正正的固体书籍方便收拾安放，但书籍一旦变易成流体性的阅读时，我们的书架就不易存放了。

分类或说秩序，究竟是自然的抑或文化的，这曾经是势均力敌的争议题目。时至今日，我们大致可清楚看到“宛如两列火车对开，逆向直前”的轰轰然诡异图像（此一火车意象系借用围棋神人吴清源对棋局的著名描绘）——从学理上来说，大致是一道缓缓倾斜向人为文化的持续轨迹，因此，在有道理可讲的思维领域之中，此一问题业已退缩成诸如“分类秩序究竟有多少自然成分？”比方说依质子数目整整齐齐排列成的原子周期表，的确天成的井然有序；又比方说生物学“界门纲目科属种”的老分类法，依古尔德之见，最底层“种”的分割的确是有深刻的生物性基础，严重关系着基因、染色体和生殖繁衍的首要大事，至于其上的“界门纲目科属”则大致上是人为的一种分门别类结果，主要由欧洲人独特的文化性视角所偶然决定（我们再比方说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便可看到各个部落社群的不同生物分类法）。然而，从现实界的实用一面来看，我们却再清楚不过看到另一道完全逆向的发展轨迹，分类秩序随着社会负荷的持续加重（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升要求云云），社会组织的相应日趋庞大而固着下来且不断进行再分割，壁垒森严到仿佛成为“准自然”。这里，不仅仅是我们置身其中（先你存在，而且在你死后还存在）往往习焉不察的问题而已，即使你时时警觉，但你抗拒的这个庞然大物，一方面它手握极其严酷的奖惩机制，你不把自己纳入此一秩序之中，把自身“多余”的部分毅然削去好乖乖扮演一个“有用”的人，你极可能连一己的存活都成问题，那个不整理书房、不到五十岁就自杀死去的本雅明一生便是个悲伤的实例。另一方面，森严分割之后的个别领域，又各自深向发展自成封闭性的天地，有外人难能窥知的一套专业游戏规则、语言符号和经验细节，像日本最后的世界级数学天才冈洁便感慨地断言，往后数学原理的再发现已几乎不可能了，因为“桥太远了”，人光是要弄懂数千年来如山堆叠的数学成果，熟练地掌握其语言符号，进而看清楚其边界，得有两个不可缺的要件，一是天才，二是长寿，冈洁说，这两样很幸运我都有，但也就只能走到这里而已。

也就是说，分类秩序，有自然基础那当然更好，可让它美丽而且更理直气壮，如果没有，那也无伤，反正它早已是某种巨大无匹的“现实”，而且是不断在扩张中的现实。

每一个真正诚实认真的心灵都承认，这几乎是难以对抗的，遑论撼动或消灭。马克思是最后一个乐观的人，但失败得很难看。到本雅明，尽管他终自己一生拒绝被分类、被纳入秩序之中，但他负责任能跟别人主张的，也就只是个小小的书房，广大世界里一个仅有的“私人空间”，你能拥有并有机会保卫的阵地就这么丁点大，你的意志只在这四壁图书中有效。

伟大的世界革命退缩成这样子，真让人不晓得语从何起，但本雅明无疑更理解我们寻常之人的艰难处境，更同情我们的能力限制，没硬要我们舍命去追逐我们做不到的事，因此，他的话又是可实践的。

树枝状的阅读路径

不进行世界革命，我们于是就得分割自己，牺牲一定比例的自己，去安抚那个秩序大神。历史里绝大多数的人都这么做，米开朗基罗不见得喜欢教会交代他的每一幅累人壁画，莫扎特得应付宫廷宴会的乐曲舞曲，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犹是几幅心中的画面的很长一段时日里，做过一堆情非得已乃至于邋遢的琐事，一度还四下推销百科全书，不见得比你我随兴自由——而这些人，都曾经某种程度地改变了这个看来麻木不仁的无趣世界，人类历史也的确在这样半妥协半决志的讨价还价中跌跌撞撞前进，不必然非赌那种全有全无的绝望一击不可。

我们每天得打交道的大世界，是个以分类分工有效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它是目的性的，甚或功利性的，它只认可它要的我们某一部分，要求我们扮演“有用”的人（就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的制式结尾：“我们要用功读书，将来做个社会上有用的人。”），因此我们朝九晚五，为有用而辛苦劳动，其余时候，如果我们够聪明不就应该让自己复原成无用（非工具化）而舒适、自由、完完整整的人吗？人世间，大概并不存在一种无穷尽、可无限提领的绝对自由，我们的有效自由，通常相对于限制，因着我们对限制的领会而得以掌握，因着我们对限制的料理而争得，这里限制，限制之外就是自由。

书册横行，我们己所不欲推己及书，不给予它们特定的分类位置，而是让它们随阅读活动的展开不断找到它们最舒服、最恰当的容身之处，关怀的是书，实则真正解放的是阅读的我们自己。而这所谓的舒服恰当位置必是复数形式的，一直变换着的，因为真正的阅读活动和单线的专业学习（可视为朝九晚五的延伸或加班，或至少为扮演某种有用的人作积极准备）并不一样，它比较像马克思革命后分工市场瓦解、天国降临的“上午写诗下午钓鱼”准乌托邦描述，顺从自己真正私密喜好的指引而不是顺从社会对你的认定、期待和命令，而人的兴趣、好奇心以及他多种且各自辐射的感官能力从来就不会是单维度的。我可以想像一个完全没有书的家庭画面，我个人这大半辈子过来也亲眼目睹过如此实况，比方说我偶尔回宜兰朋友亲戚的家，老实说那并不可怕，你多少只是感慨今夕何夕民智未开并真实地为他们忧心而已；但我真的没办法想像只存放单一一类书册的书房画面，那种荒凉感，还有你登时浮上心头那种书房主人完全被社会威吓、摧毁的模样，就个阅读者来看，真的是全世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我记忆里有过一回，那是内地才开放时我踏入北京海淀区的新华书店看到的。

顺从自己私密喜好所指引的阅读必然是跨领域跨分类的，今天李嘉图的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明天钱锺书辛辣缺德的小说云云，这是人完整生命的自然体现，也是如此体现所剩无几的实践场域。

然而，这本书和下本书，今天的书和明天的书，其实并不尽然只是跨领域的随机性、断裂性纵跳而已，其间仍存在着或松或紧、或死生攸关或漫涣联想的联系，这联系可以只属于阅读者一个人，几乎是全然自由的。几年前，我个人曾拟过一个轻微恶心但原意真诚良善的阅读活动slogan：“下本书在哪里？下本书就藏在此时此刻你正阅读的这本书里。”只是，这本书究竟如何呼唤那本书呢？它们彼此怎么搭建起联系的？怎么样的联系？这几乎是没法说准没法说清楚的，因为它顺从的是阅读者各个不同的人心而不是一组固定的社会分类时，它便很像两点之间非限定直线的连接一般，理论上有着无限多种可能了——有时，阅读如米兰·昆德拉讲的被一个真实的疑问给“抓住”了，悬宕着心在书的世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我，而一个质地真实的、有意义的问题通常不会正正好在某一本书中有不留缺憾的全部答案。更要命是，真实的问题几乎总是跨学科跨领域的（比方说你去一趟上海，好奇地想追问一下这个苏醒中的历史名城的今昔，掂量掂量它的未来，于是你要的东西既是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地理的，还是文化的、民俗的、时尚的，甚至还得重读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小说，以及侯孝贤的电影《海上花》），而且，它还一定带着追问者本人独特的心事、视角和微妙温差，染着此时此地的现实色泽。因此，我们这么说好了，你要的那种独特答案总散落在数以十本百本的不同书里，一个念头一点疑惑，你把它丢进书里，很容易它就摇身变成一趟旅程，你可以像战国的屈原那样不顾形容枯槁地追它一辈子誓不甘休，当然你也可以像东晋日暮途穷放声大哭的阮籍般随时喊停。在书的世界，你是佛利曼自由人，由你自己说最后一句话，只要你禁得住逗引，不好奇答案也许正正好就在下一本书里。

当然，更多的时候事情没这么严重，你可能只是恰然没意见地翻看一本书而已，并不像脚踩风火轮索命而来的复仇使者般进入书的世界，然而，疑问的陷阱仍然轻易让你摔进去，就跟某些可敬的女士逛百货公司逛精品mall的惯常经验几乎一模一样，进去前你什么也不缺什么都不需要，出来时却整整两大袋——每一本像回事的书，对阅读者而言，都不仅仅只是原书写者的自问自答而已，它必然同时揭示了一个世界，对乍来的阅读者而言一个陌生程度不同、疑问程度不同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处处是空洞处处是缝隙，时空的缝隙（你可能念的是三千年前古希腊人一次传说中的壮丽远征）、视角的缝隙（神经质的弗吉尼亚·吴尔夫和你一定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看事情的方式也肯定跟你不同）、语言符号的缝隙（蔓越莓、覆盆子、番红花、迷迭香等等我们有多长时间只在翻译小说中见过并想像它的样子和滋味、香味）、知识的缝隙（黑体辐射到底是什么东西、重力陷缩又是什么东西）、经验的缝隙（在西伯利亚太阳不沉落的白夜睡觉会不会很奇怪）云云，每一个都足以令你心生惊异好奇，你不追则已，一不小心你就会由此缝隙又掉到另一本又一个不同世界的不同书中。是的，就跟爱丽丝追那只兔子掉入不思议世界一样，半个世纪前列维斯特劳斯同样用过这个爱丽丝例子，对抗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东西，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样的摔落，是人躲开外面那个无个性、让所有人趋于一致的无趣世界的有效自救之道。

疑问，不管生于阅读前抑或阅读中，都真实地启动着阅读；同时，它往往还是阅读踏上这旅途时仅有的地图。书的世界因此线索而生长出独特的路径，向着你一个人展开它一部分的面貌。这展开的样子基本上是树枝状的，今天的古生物学者用图像绘出生物的演化史便是这种形状，他们称之为“演化树”，不断地随机分枝分岔，自然也多有走上歧路发展不下去的灭绝部分。生物学者用此演化树来更替过去阶梯状拔升的演化图示，少了对抗斗争，却多了摸索尝试和失败，这当然是比较对的样子，因为生命的自然秩序从不会是单线的、整饬的、完美对称的，它一定保有着摸索尝试时留下的凌乱脚迹，以及失败的不堪样子，正因为有这么多样的摸索尝试和失败，古尔德说，才恰恰见证了生命在几十亿年演化路途上的复杂、艰辛、认真、充满想像力和真真实实的壮丽，令观者动容。古尔德因此把他的一本书命名为“生命的壮阔”。

阅读，是生命的活动，走的当然也是这样子的生命之路。

三个话题，一本托克维尔

我们又提到了“秩序”二字，在我们抵抗分类的书房里——是的，秩序的幽灵无孔不入，仍时时飘荡在我们书房空气之中，这我们难以完全消灭，但只要我们做得对，我们便有机会在我们书籍的地盘上驯服它，让它像禁锢在神灯里的巨人精灵般，长相吓人，却贴心地问我们：“主人，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全世界几乎每个人都曾梦想有这么个神灯精灵，在这个世界尚未说服我们的年幼时光。

分类秩序的难以消灭，是因为它原来是我们叩问浑沌世界的方法，是我们思维展开的路径及其必要组织方式。彻底的自由，绝对的无序，说起来境界迷人，但在实践上不仅仅是书房里某一本书找不到的问题而已，而是思维根本就无从发生无法踏出任一步，这让我们想到翁贝托·艾柯在《玫瑰的名字》书中神学模样却记号学实质的探问：“如果说上帝是全然自由的，这和讲他是不存在的，有不同吗？”

因此，书册横七竖八的书房，秩序不仅还在，而且还非在不可，只是它不该只有一种，一治而不复乱（这是中国古来最糟糕的幻想之一），而是依着阅读者层出不穷的疑问一次又一次建构起来的。不同的疑问，组合了不同的书群，改换并呈现新的秩序面貌，当疑问中止、失败或暂时被搁置沉睡，书就回归成无用而自由完整的本来面目，本雅明的面目。

历史资料阙如，我们无从得知本雅明是不是真的永不收拾他随意置放的书册，但我个人是会整理的，每隔一阵子总得整理个一次，也许说是“搬动”更对一些——近些年来，每写一篇文章（这几年来我个人疑问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之前我总得先找出一批和书写题目相干的书，有新买新读的，也有因此书写得重读的旧书，但这个事前的模糊想像和预备的书单永远不够，随着书写的进行、疑问的展开，总随机地从书架上吸下来更多的书到地板上，一旦文章完成，疑问暂告一段落（疑问从不曾真正解决过），地板上的书便是山洪暴发的骇人景象，完全是霍布斯所说放任自由的必然可怖结果，霍布斯就是太怕这个，才转头拥抱那有森严秩序的怪物国家。

旧文章去，新文章来，地板上的书便得搬动更换了，这其实是很惆怅的一刻，你曾和一本书如此专注地相处并对话，它也不吝地将某个美好无匹的面向开放予你，但此刻它又再次阖上了，像再找不到入口山洞的桃花源，咫尺天涯。当然，你心里明白，他日某一个新的疑问袭来，它仍会像闻听正确咒语再次打开的禁锢之门，但不可能是原先这道路径、这幅图像了，它成了一本不一样的书、不一样的世界，却似曾相识。

最近一次，我结束了有关契诃夫和屠格涅夫小说的书写，知道接下来的文章题目和美国神迹似的大法官制度及其两百年动人历史有关，于是原来的《巴赫金全集》、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自传《往事与随想》、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以及诸如昆德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的一堆精彩文论云云，连同一卡车旧俄小说家的全集，便得让位给诸如《杰斐逊传》、《伊甸的号角》、《联邦党人文集》、《不得立法侵犯》、《宪政与权利》、《第一个新兴国家》、《法意》和《利维坦》等书了。奇怪有一本我猜想一定用得着而且日前才又匆匆读过的书怎么也找不到了（这是不分类不收拾书房的必要代价，但可以忍受），那就是昔日法兰西了不起政论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册，我手中的版本还是早年美国今日世界出版社的原初中译本，大学时在光华商场的旧书摊很便宜买到的——今日世界出版的一些大美国观点的书，对我个人，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有相当特殊的启蒙意义，是我们年轻时踮脚瞻望外头世界的一个奇异窗口，因为它由美国老大哥在背后撑腰，彼时对言论出版神经质管制的国民党政府就是管不到这里来，于是我们漏网般可念到像《论美国的民主》这样直接讨论民主政治的书、《湖滨散记》这样无政府主张的书、《美国工会制度》这样有左翼联想的书，当然，还有《白鲸》以及福克纳、海明威的小说。

最终，托克维尔的这部书还是在地板上找到，压在十六巨册的契诃夫全集最底下。我翻开有狗耳折页的地方，上卷第三十三页第十行，有我用红笔画的线，是一句这样的话：“作者的真诚，提高了他语言的力量。”这原是托克维尔用来讲十七世纪初刚刚上岸的清教徒史话的，在面对新大陆只有上帝没有亲友故乡的无垠土地，当时的史家摩尔顿以极虔敬的宗教语言记忆了这段历史，托克维尔给予的赞美之辞。

原来如此。我当初之所以留它在地板上还刻意做了注记，心里想的大概是契诃夫素朴但真诚明澈的文字吧。但后来实际的书写过程之中，心思一定被偶然引上别条道路去了，没真的用上这句话，还完完全全给忘了。

顺此记忆再溯源而上，我想起再之前写奥尔特曼电影《谜雾庄园》的引介文字讨论贵族与仆役阶层时，也引用了托克维尔此书的另一段话。那是托克维尔谈到原住北美的印第安人时的一番感慨，他说印第安人贫穷、无知，但绝不卑劣，因为他们平等而自由。托克维尔精彩地指出，贫穷无知的人之所以陷入卑劣的悲悯境地，通常来自于他们得和富裕文明的人接触相处，他们心生不平，却不得不卑微地仰赖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存活，这令他们自卑，更时时激怒他们。因此，“人们在贵族国家比在别处粗鲁，在华丽的城市比在乡区粗鲁。”

我开心不已地顺势再读一次托克维尔，他在我想契诃夫时和我对过话，在我谈英国贵族阶级社会时给过我启示和印证，如今在美国违宪审查的宪法守护神大法官制度的此一疑问上头，仍得持续参与持续发言。同一本书，连着三个天南地北的话题，在足球场上，这样神奇的演出，我们称之为“帽子戏法”。

熄灯睡觉时，托克维尔这回就躺在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上头，我明天伸手可及之处，托克维尔的任务未了，它还“有用”，暂时还不可回书架上，回复它完整自由的本来面貌。

1.好书是不是愈来愈少了？　有关阅读的持续问题

那是给将军读的最后一本完整的书。他是一个沉默而贪婪的读者，不管在战争间歇还是在爱情生活之余都是这样，但他读书没有一定的顺序和方法。他每时每刻都要阅读，不管在怎样的光线下。有时他在树下散步时读，有时他在赤道直射的阳光下读，有时在马车沿着石子路走时的阴影里读，有时在吊床上一边口授信件一边摇晃着读。一位利马书商对他藏书的数量之多和种类之齐全深感惊讶，他的藏书一应俱全，从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到看手相的专著，什么都有。在年轻时代，由于受到他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的影响，他阅读了大量浪漫派作家的作品，而且至今他依旧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籍。由于他理想主义的狂热性格，读起那些书来犹如阅读自己写的作品。在他整个余生中，他始终充满读书的激情。最后他读遍了所有手头的书籍。他没有什么偏爱的作家，各个不同时代的作家他都喜欢。他的书架上总是塞得满满的，卧室和走廊最后都变成了垒满书籍的夹道，散乱的文件日益增多，堆积如山，直至使他生厌，只好到卷宗里去寻求安慰。他从未把自己全部的藏书和文件读完过。当他离开一个城市的时候，总是把书籍交给他最信赖的朋友照管，尽管他再也不会知道那些书的下落了。漂泊不定的戎马生涯使他从玻利维亚到委内瑞拉两千多公里的路途上都留下了书籍和文件的踪迹。

在他开始失明之前，有时也让他的书记官帮他阅读，最后，他由于讨厌眼镜给他带来的麻烦，便完全由书记官代劳了。但是与此同时，他对阅读的兴趣也逐渐减退，像每次一样，他总把原因归之于客观。

“问题是好书愈来愈少了。”他常常这样说。

在这段文字中，这位被称之为将军而不名、用书籍铺设起两千多公里征战路途的阅读者是西蒙·玻利瓦尔，是昔日拉丁美洲的大解放者。他把殖民已几百年之久的西班牙人彻底赶出这片南半球的三角形大地，最终是要建造一个完整巨大的统一大南美国，但后面这个太宏大也太浪漫的历史大梦在他生前就告破灭了，玻利瓦尔确实拿下过整块大陆（当然包括了奉他之名的自发行动形式），然而转头各方割据力量又将它拆解开来，逐步形成今天诸国林立的样态。比起来，西班牙人易与，真正难对付的是这块大陆不曾有过的一统记忆，要凭空创造一个不存在且无线索的想像说服所有不可能听懂的人，就像书末玻利瓦尔自己绝望的说法：“美洲是难以驾驭和统治的，进行革命等于在大海上耕耘，这个国家将无可救药地落在一群乌合之众的手中，之后将被形形色色的、令人难以察觉的暴君所掌握。”

玻利瓦尔自己也只活到四十七岁而已，差不多就是我们“文字共和国”里两位了不起公民契诃夫和本雅明辞世的年纪。他流亡的最后一趟旅行始于哥伦比亚的高冷首都也是他钦选俯瞰整个大南美国首都的波哥大，沿马格达莱纳河向海而行，戛然止于有加勒比海温暖洋流和海风拂拭的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乡间别墅。据说，他临终行忏悔礼的最后一句不怎么忏悔的话是：“他妈的！唉！我怎样才能走出这座迷宫啊！”哥伦比亚籍的伟大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他的这本《迷宫中的将军》，书名出处便是这个，内容也是这一趟马格达莱纳河十四天的最后死亡旅程。当然，对所有非南美洲人如我们而言，安安静静的《迷宫中的将军》小说中寂寞死去的玻利瓦尔，显然要比昔日叱咤不可一世的玻利瓦尔本人要真实可感，而且完全可断言，必定随着空间的展开以及时间的流逝更加如此，这就是书的力量。

随着满身痼疾的玻利瓦尔在小说中再次航行这趟旅行，书末当然是悲伤的，但如果我们也念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另一短篇《你好，总统先生》，看南美洲层出不穷流亡到欧陆，缓缓腐朽于异乡的一个个统治者，你也会对玻利瓦尔没能横越大西洋到伦敦感到释然多了。

玻利瓦尔，据加西亚·马尔克斯讲，从年轻时的贪婪阅读者最终消退了下来，不再读书了，他自己找的理由是，“问题是好书越来越少了。”事实上，这句话我们听来一点也不陌生，它也经常是我们不阅读或不再阅读时会跟别人讲也会跟自己交代的一句话，我相信，这句话最实际的功能是让我们心情好一些。但它会不会也是真的呢？

就让我们从玻利瓦尔的这句话开始吧。

影响书好书坏的因素

书的世界广大如海，我们每一个个人依自己的际遇和选择，都只能局部性地和书相见相处，其间总会有些诸如遇人不淑的不幸情事发生，这种个人特殊经验和整体真实图像之间的种种参差背反，说起来没完没了，我想，比较正确而且公平的方式，还是得先整体地、宏观地来。

好书是不是真的愈来愈少了呢？应该不会，这是有恒定的结构性理由的。当然，我们从供给面来看，书籍从书写到制作到出版，的确有其不稳定的一面，没办法完全用固定生产线作业加品质管理这套工业机制来控制。然而，好也好在它不全然被纳入这套作业系统之中，始终保有一定程度的手工技艺特质，这使得书长得不一样，使得书自由，包括书写这一端的自由，并由此衍生阅读另一端的自由，在愈来愈强控制、个人独特性泯灭的工业体制之下，这是所剩不多值得我们认真保卫的自由。

不稳定，恰恰说明了自由的健康存留。因此，从宏观的供给面来看，说好书愈来愈少，一如说好书愈来愈多，大体上都不是恰当的，因为它只是不稳定，不稳定用曲线画出来是某种上下起伏震荡的不规则图形，而不是持续上升或下探的漂亮线条。如果我们还好奇怎么个不稳定法，再进一步探究书籍出产的最根源处，也就是人的心灵，包括人的思维，人的理解、人的想像力及其不满，我们不难发现，在历史的时间之中，其轨迹往往是松紧交替的脉动式节奏，而不是均匀平滑的流水般进行。因为个别心灵在孤独面对一己独特性的思考同时，也或彰或隐地联系着所有同时间的个别思维，在过往累积的思维成果之上，组合成一个大的对话，一个思考交替作用的场，这个普世性对话或场的存在，对个别心灵固然是个制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难以超越或甚至不容易意识到的所谓“时代限制”），却也是思考材料和启示的不断供应者，更提供了思考的基本视野和焦点。因此，一个人的瞻望和困惑，往往也是他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瞻望和困惑，用不尽相同的语言和不尽一致的尝试路径在突围。在某一个特别聪明、或特别幸运、或特别鲁莽偏执的人冲出一个缺口之前，这个对话或说这个场，往往会有一段时间仿佛停滞下来一样的沉闷、焦躁并持续堆积压力。一旦缺口打开，清风吹入，一个全新视野摆在所有人面前，这些像被困在压力锅里流窜的强大力量，便像觅得生路般冲决而出，这就是丰收季节的来临了，是思维兑现为实际成果的好时光，如踩中节时繁花盛开。

比方说，念物理学的人都晓得，历代了不起的物理学家，从外表行为来看，往往还真像追逐流行时尚乃至于当红歌手乐团的少男少女一般，一段时间谁都在谈粒子，忽然又集体跑到场论里去，再一转眼大家又开口闭口都是弦。如此一窝蜂的乍看可笑现象，当然不免也掺杂有弄潮的成分，但其实更有着深沉而严肃的思维理由在，我们通常称此为“思潮”，思考的集体样态像持续拍岸又退回的海潮，一波起一波平，有波峰有波谷。

书籍记录着思维的如此轨迹，同时也是如此思维成果的最主要载体，因此，它的供应遂也不得不跟着波涛起伏，某一段时日好书倾巢而来像来不及似的，接下来却又跟雨老下不来般闷得人心慌。

当然，除开这种根源性的肇因于思维本身的不稳定特质而外，还有另一种较严重影响书好书坏的因素，那就是一时一地的特殊社会条件，就像我们的气候晴雨受到四季更迭的普同制约，也同时随你所居住地方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变化一样。一般来讲，这方面的作用远较稳定，几乎不太费劲就能观察并预测出来，比方说一个社会资讯开放和流通的程度，比方说一个社会对思维和言论的宽容程度等等。正是这种特定社会的特定有效作用，才让书籍的历史、阅读的历史有了难计其数的辛酸记忆，写错书可以致命，就连读错书也一样会脑袋不保。

如果我们不尽恰当地将书籍比拟成某种动物，找寻它维生的最主要食物，那大概就是“自由”。一个社会书籍的好坏、多寡、腴瘦，基本上又和该社会的自由进展（不只政治面，还包括经济、文化传统，乃至于宗教等等的整体结算）亦步亦趋，也因此，一个社会的书籍整体样貌，倒过头来又可成为我们检查此一社会自由程度的一目了然指标。逛一趟书店，往往比你认真研究其政治体制及其运作还来得准确而且全面，毕竟，很多管制力量并不透过直接的政治暴力运用，很多自由的障碍是隐藏的，但这诡计骗不了书籍，自然也就糊弄不了真正够格的读者。

记得下次出国，拨点时间跑一下当地的代表性大书店，只要抬头宏观其书架，你就会看到意想不到的该地真相。

话到这里，我几乎想顺势武断地说，一个喜欢书的人，不管是读者的身份或书写者的身份，都应该是自由的信仰者和拥护者，可惜这并不是真的，人类历史的严酷实然并不支持这个应然的美丽断言，太多专制的、集权的、惟我的，乃至于丝毫不能忍受别人想法做法而不惜通过迫害屠戮予以去除的人，私底下也都是很棒的书籍书写者或是阅读者，名字太多了，事例也太多了，我们只能嘴硬地套用昔日列宁的名言：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背叛了自己书写者和读者的身份。

无关系之人

从书籍供应这两种有效作用力来看，玻利瓦尔的话对台湾的书籍总体图像显然是不合用的。总的来说，台湾的自由程度犹步履踉跄地在往前进展中，当然，就绝对值来说我们距离像英国伦敦老书街查令十字街那种宛如所罗门王宝藏的美丽样子确实还差很远很远，但它的确是一道挣扎向上的曲线，好书不断在冒出来，不至于让读书的人兴起无书可读的喟叹。

更何况，书籍是累积的，一本书进入到社会，它便没那么容易就退出，也许无经济实利可图的连锁书店会把它赶下书架，但它的读者会收藏住它，收藏在自己书架上、记忆里，还有他的言谈文字之中。

然而，作为一个个别读者，为什么我们也三不五时会出现玻利瓦尔式的实质感受呢？为什么我们站在比方说诚品书店这样书籍铺天盖地的世界却仍会生出无书可买可看的沮丧之心呢？明明你拥有的以及你真正读过的书不及其十一、百一，不是这样子吗？

让我们公平一点来说，书不好，可能是真的，因为书籍因着社会自由开放程度的整体进展，通常意味着好书增加，也无可避免搞出一票让你惨不忍睹的烂书来。烂书的书写和制作较不耗时间，因此生长速度永远快于好书；而且通常比较合于庸俗的市场机制，因此也就像街头的成群不良少年般杵在你非看到不可的最醒目位置，让当下第一眼书籍风景荒凉可怖，我们这些不愿惹是生非的人只能裹紧衣服快快离去回家。

然而，好的读者永远得勇敢些、坚韧些，像坚持要见到自己贞洁美丽妻子珀涅罗珀的尤利西斯，不被拦路的怪兽吓退，不被女妖的甜腻歌声诱惑，走向那不做声不叫嚣不搔首弄姿的寂寞书架一角。

烂书一堆，但这只能是浩瀚书海的其中一部分，其他的，我们其实应该老实讲是我们自己“不想看”、“没兴趣”、“看不懂”或“不晓得看那些书要干什么”等等，这些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其实可大致收拢成同一种心思，你无意要探究光子为什么可以奇怪地又是粒子又是波，你不想晓得凯恩斯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学派面红耳赤到底有什么天大的事要争辩成这样，你对遥远萨摩亚青春期女孩的想法和生活方式没半点好奇，你想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弄清楚利玛窦走了哪条路从意大利到中国，你也看不出来那些早就尸骨无存的十九世纪放逐库页岛的可怜俄国苦役犯干你何事……

想知道这些问题的阅读者随随便便都能告诉你，这里有多少部精妙好看的书，海森堡的、波尔的、爱因斯坦的、弗里德曼的、克鲁格曼的、玛格丽特·米德的、契诃夫的云云。你不想知道，这一部分的世界对你而言就完全封闭了起来，联系于这部分世界的书籍也跟着全数阖上了，当所有的事你都不想知道，这一整个世界对你而言就没有了、没意义了，于是所有的书便都和你断了联系，你也不再可能会是个阅读者。

日本人对此有个说法，就直接称之为“无关系”，意思是某种素朴联系的完完全全断绝，最终以一种彻底冷漠、彻底遗忘的形态体现出来。日本人用这个词来说现代大都会里原子化如一个个孤岛的人们，也偶尔用来说他们这个毫无大国责任感、最终只能孤立于亚洲东北一隅的富裕岛国。这里，我们顺手再来抄一段托克维尔的话，这原是他对两百年前欧洲专制政体底下人民的某种实况描述，但相当传神，相当实感地呈现一幅和周遭世界断掉联系的无关系之人的肖像——“有些国家的本国人，认为他们自己是一种外来移民，毫不关心住在地的命运。一些最大的变化都未经他的赞同，不为他们所知道（除非机会偶尔通知他），而在该地发生；不，有甚于此，他村中的状况，他街上的警察，他村教堂或牧师住宅的修缮，都与他无关，因为他把这一切都看成与他不相干的东西，看成一个他称之为政府的有势力陌生人的财产。他对这些东西，只有一种终身所有权，却没有物主身份或对之有任何改良的念头。这种对本身事务的缺乏兴趣，竟然发展到如此之远，如果他本人或他子女的安全最后真的遭到了危险，他非但不去躲避危难，反而抄起双手，等全国的人来帮助他。这个完完全全牺牲了他自身自由意志的人，将不会比任何其他的人爱好服从；不错，他在最不足道的官吏面前也畏缩，但他带着战败的精神，只要比他强的敌人力量后撤了，他立刻会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他永远都在奴性和放纵之间摇摆。”

没错吧，我们随随便便都能找到一大把托克维尔讲的这类人，就在此时此刻此地，我们的立身之处，我们这不幸的国家。

贼来迎贼，贼去迎官，我们可没说这么沉重的话，我们只说这样的人不会要读书，如果他之前没读书，那他显然没任何动机开始；如果他曾经读书，那他也会很快地在任一个阅读的困难方找上他时就退缩回去。

阅读，作为一种善念

这里，且让我们稍微回头一下问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关心的是第二阶段的“为什么阅读持续不下去”，而不是从头来的“为什么人们不阅读”——我自己的答案非常简单，我始终相信人们是愿意阅读的，阅读所碰到最致命的麻烦，不在人们不想读读书，而是起了头却进行不下去。

我个人几乎把这个看法当成信念。尽管坏消息不断传来，比方说台湾社会价值逃散如崩，人们愈长愈像托克维尔当年忧心悄悄模样；比方说迷电脑、迷影像的年轻小孩子据说愈来愈不读书了，而有能力的大人或因讨好、或因要卖东西赚他们钱，更努力让他们相信电脑和影像不仅可完全替代书籍，而且还会是一种“未来天国式的书籍”云云。情况愈来愈险恶，但我仍愿意相信读书一事源远流长，跟人们相处千年以上时光，不会马上被彻底拔除破毁。今天，读书大体上仍被设定是一件自明的好事，读书的念头仍被当成是生命中起劲的善念，在我们日子过着过着的漫漫人生之中，想开始读读书的念头总会不吝惜袭来个几回，且次数极可能还不少于春意灿烂、突然想谈他个恋爱的次数。

有时这份善念一闪而逝，明天再说；有时我们也郑重地付诸实践，其化石证据便是书架上又多了几具阵亡尸体般没读两页的新书招尘——也就是说，阅读之难，不在于开始，而在于持续；动心起意是刹那之事，其间不会有困难容身之处，然而阅读一日展开却是长日漫漫迟迟，于是麻烦、别扭、怀疑、沮丧等等各种奇怪心思便大有生存繁殖的余地。

念头如火花，可以一直在着，不真的完全熄灭，但要蔚为燎原之火，你便得用一册又一册的书当材薪让它延烧起来，这意味了，在阅读真的有致展开的过程之中，一定有一堆困难挡着，而且这些困难极可能和普遍人性倾向有关系，背反了我们某些基本人性，才导致念头和实践之间如此明确的落差。

先说有哪些常见的困难呢？除了玻利瓦尔所说好书愈来愈少之外。这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不止一次的失败经验中找出来并列表，包括太忙时间不够、不知从哪本书下手好、书读不懂、书买不到、书太贵、不知道读了要干吗等等，这些常听到的困难，不管只是迷思或巨大而真实，的确都持续折磨着或干脆一下子浇熄阅读者脆弱的善念，我们也希望在往后的谈论中一个一个正面来对付。但是，容我们这样子来说，什么事会没有麻烦和困难呢？千里迢迢跑电影院排队并在爆米花甜腻的空气中等待开场不难受吗？买那么昂贵而且动不动就要升级或淘汰的电脑，又要学习和它复杂的相处，又得时时忍受它当机中毒这不痛苦吗？我个人这一年来固定在家附近的小学运动，总看到那些初中高中的小孩，在身体条件完全不够的先天限制下，模仿着迈克尔·乔丹或科比·布莱恩特的各种神奇动作，胯下交叉运球，转身，收球堕步，拉杆跳投或换手挑篮（灌篮这部分不得已从略），挥汗如雨地一遍一遍来，可以一整个晚上只磨一两个动作，而且还持续几星期几个月不回头。苦不苦呢？客观来看真的挺辛苦的，以这种精神和毅力来阅读，大概量子力学或德里达的文字论述都不会太难懂。

更遑论之前一阵子流行极限运动的滑板时，那些在斜坡、在台阶、在水泥矮墙和铁栏杆处摔得一身伤一脸血的英勇少年们。

所以讲，困难既是具体且独立的，又同时也是相对的。相对于什么呢？相对于你的瞻望、相对于你心中日出般升起的某一幅璀璨图像（乔丹那样的声名财富或只是同班女生的青睐），端看哪个压倒哪个图像获胜，困难往往只是一种有痛楚的充实存在感受；图像消退杳逝，困难就像没免疫力抵抗的病毒般大肆繁殖作怪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庸人自扰地追问阅读何以不容易持续，在解析具体困难之前，先得处理的极可能是阅读者心中的图像问题，是书籍作为一种中介物，人和他所在世界的关系——他源于本能的好奇心何以消失？他对他者的关怀何以挫败？他对自己可能只有一次的生命何以丧失了期待？他为什么把自己丰盈且辐射性的感官给封闭起来，宁可让自己成为一座孤岛、成为一个无关系的人呢？

在不满和绝望之间阅读

世界太大，我们一己之身太小太短暂，对这个世界的某些领域、某些部分无缘发生联系，这我们可理解，甚至是赞同的，因为你得学会集中有限的心力时间和资源，在阅读中找寻出最适、最可着力的领域来。这里，真正值得阅读者关心的是，曾经有过的联系为什么断绝掉？曾经建立起来的关心重又失去是什么意思？甚至最终让一整个世界视而不见形同消失，这又是发生了什么事？

玻利瓦尔至少告诉我们两个可能的答案：一是年老，或该说衰老（玻利瓦尔此时也才四十七岁而已），死亡将至，你再没那个美国时间、也再榨不出足够的肉体力气和心智力气去关心这个不跟你一起死去的世界了；另一是绝望，你被击败了，承认输了，认定你不管怎么想怎么做都影响不了那个比你大的冷凝世界——对玻利瓦尔而言，这两者几乎戏剧性地同时抵达终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启始于玻利瓦尔赤裸身子、睁着眼睛漂浮于浴缸净化水中的肉身死亡意象，“他（何塞·帕拉西奥斯，侍候将军最久的仆人）几乎以为他已溺毙身亡”；而当玻利瓦尔骑驴离开他的南美之都波哥大，送行而来的陆海军部长忽然唤住他，恳求他留下来，“为挽救祖国再作最后一次牺牲”，但玻利瓦尔回答，“不，埃兰，我已没有可以为之作牺牲的祖国了。”

人们通常比较害怕的是衰老和死亡，但对阅读真正致命的却是绝望，特别是绝望并不只长一种样子而已，也不是一辈子只终结性地造访你一次。它时时来，化装成各种样子，而且轻重深浅程度不一。当然，大多数时候并不碍事，它只是某种我们对外头世界的不满和荒凉感受，寥落之心会跟晨雾一般，只暂时迷蒙了我们读书的眼睛，很快自会烟消云散没发生过一样；但有时它还真的是暴烈袭来，而且还长驻心中不去，凝固成某种走到世界尽头的疲惫之感，其实不是书铺开的路径终止于斯，而是你自己不想走下去了，觉得没意思了，或没意义了，这尤其在外头世界持续变坏时最容易到达临界点。

如今，资本主义社会还带给我们某种更难以抵御、甚至连察觉都不容易的绝望方式，某种麻痹的、运行于单一轨道的、满足于当下的、也许还相当快乐的绝望。你不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分离，你的确有理由相信自己仍勤勤恳恳杵在第一线，各类流俗的意见包围你，各种容貌的人群包围你，这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和理解，往往你只觉得太多而不感到匮乏，你会想做的是偶尔躲开（睡觉、度假、打电玩或发呆式地瞪着电视荧幕）而无意进入探究，于是，它替代了好奇，更替代了同情，直到一整个这么大的世界，最终只剩那几条街、那几幢房子和那几个人，还有那两道你想都不用想自动会出门和回家的固定路线，危险多变的世界如今扁化成一幅安全重复的风景图片。

这么想起来，要让人好生生把阅读持续下去真的是有难度的，对我们收控并没那么自如的心志而言，阅读能站立的位置并没想像那么宽广，它大致只存活于不满到尚未绝望的条状地带，绝望如玻利瓦尔那样的人不会再要读书，但对世界基本上满意没什么意见的人如我们，也是很不容易打起精神把书读下去的。

心中有事的阅读者

但读书都得这么激越，这么严厉吗？就不能在愉快点轻松点的气氛下持续吗？——读书当然是件愉快的事没错，历来有心劝人诱拐人读书的也总好心地报喜不报忧，把话集中在其繁美如花的部分，但我个人以为，人们在“受骗”展开阅读的孤独过程中，他们无力处理的不会是书籍带给自己的快乐，而是此道旅程中必然屡屡出现的困厄。有人因为太快乐太成果丰硕所以不好意思把书读下去你意思是这样子吗？

而且，世界持续在变，我们得说，阅读的享乐成分的确跟着在持续流失之中。

我们这么来说，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总把阅读当成某种愉悦的、方便拿得出来的体面消遣，就像自我介绍的兴趣一栏，包括网上援交者或演三级片的艳星，我们总看到人们说他平常最喜欢的是“看书、听音乐、爬山游泳亲近大自然”云云。

没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好，只除了些许引人狐疑的乔张作致。阅读当然可以是消遣，也的确始终有着消遣的功能，然而，只用消遣去理解它，阅读首先就丧失了它的独特性，丧失了它真正的位置，它于是被拉下来和一堆不必当真的纯消遣混一起，变成可替代了，这让阅读处在一个不恰当而且极其不利的竞争环境之中。往往撑不了多久，在第一个困难才来时人们就扔下书本真的跑出去亲近大自然了，就像三国时代一起读书消遣的管宁和华歆两人，更热闹好玩的锣鼓声音门外响起，怦然心动的华歆就在第一时间跑掉了。

事态的发展愈来愈如此，阅读的消遣意义也愈来愈险恶。狄更斯写小说那个时代，没电玩没网络也没电影电视收音机，写实的、情节高低起伏恩怨情仇的长篇小说当然就是八点档连续剧，让人在压抑自我一整天的忙累之后，有机会把情感不保留地释放开来，如小舟一叶随此波涛跌宕漂流，因此，彼时已识字的女佣在收拾完贵族主人的烦人晚餐之后，也在一灯如豆的厨房角落里看小说。这是消遣，也是生命中惟一可实现的平等时刻，毕竟人在梦想中是可暂忘甚或超越森严的阶级身份的。而女佣开始读小说这件事，今天我们晓得了，在小说发展乃至于书册出版历史上意义杳远，不仅确立了现代小说的稳定书写，还改变了书册的印制装帧形态，降低了书册的价格，让书册不再精美昂贵只容于贵族幽深闲置的书房。今天，我们买企鹅版平装经典小说读的人，都应该分神回忆一下昔年这样子读小说的厨房女佣，这是一种致敬的心意（最起码你买这本书就因此省下不少钱），也已经永远成为如此小说阅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但今天，阅读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处境——诱惑太多了，女妖塞壬的甜美歌声不绝于耳，既然都只是但求愉悦的消遣，又干吗抵死不从呢？去打电玩去看电影去逛街购物混pub不好吗？除非除非，我们能找出阅读一事之中不可替代、无法用其他更轻松更好玩的消遣形式予以满足的特质，那我们就该在第一时间放下书本接受召唤。像昔日从特洛伊战场返航的尤利西斯，又要用蜡丸塞耳朵，又要痛苦不堪把自己绑在船桅之上，如此自虐只有一种理由说得通，那就是他心中有事，他有他一定得去的某一独特地方，我们晓得，这就是他的家乡，还有他那个白天织晚上拆、可能已开始苍老但此刻冻结在他记忆中仍那么美丽的妻子珀涅罗珀。

因此，阅读作为纯粹消遣的日子，可能已忽焉不存在了，在关起门来阅读的路途上有一堆可克服但永远取消不了的困难等着人，而在阅读的门外，更有一个锣鼓喧天时时侵扰你的烦人世界。即使阅读和消遣仍可共容不相互排斥，但能够持续阅读的人，心中总得有某种东西存留，非有不可——有些人的可能清晰可描绘，但通常只是某种暧昧难以言喻的“心意”。阅读的人对这个世界、对眼前的人们有着尚未消失的好奇和想像，甚至说好奇或想像可能都还嫌太有条理太具体了，毋宁更接近说他和这个世界以及人们仍保有某种素朴的联系，某种幽微的对话。他仍是人，仍是世界的一部分，阅读的人时时怀疑却又一直顽强地相信，时时不满却又始终不放手不彻底决裂，他不见得非像玻利瓦尔那样子不可，有一个非要改变眼前世界和人们的大梦驱赶他找答案找方法找历史缺口，更多的时候，他只是把自己置放入书籍这个持续了成千上万年的庞大无边对话网络之中，看看会发生什么事，这在行动之先，甚至还在成形的意义之先，有点像逛市集的人，他很可能还没有真的决定购买什么，或者他原先想好要买的东西反而没找到、找不全或很快被眼前一切这琳琳琅琅的一切给淹没掉替代掉了，最后的购买清单暂时还停留在或还原成可能性的阶段，而且由这么多具体且眼花缭乱的可能性所交错建构起来。

可能性，而不是答案，我个人坚信，这才是阅读所能带给我们真正的、最美好的礼物。阅读的人穷尽一生之力，极其可能还是未能为自己心中大疑找到答案，但只要阅读一天仍顽强进行，可能性就一天不消失。答案可能导向绝望，但可能性永远不会，可能性正正是绝望的反义字，它永远为人预留了一搏的余地。

这话说起来有点吊诡有点儿绕口，但却大体上真实可信——阅读会因意义的丧失而绝望难以持续，然而，意义最丰饶的生长之地却是在书籍的世界之中，人的原初善念只是火花，很容易在冷冽的现实世界空气中熄灭，你得供应它持续延烧的材料，我们眼前这个贫瘠寒凉的世界总是货源不足，因此，阅读要持续下去，它真正能仰赖的就是持续不回头的阅读。

这是前提，不是完成，解决了这个，往下在阅读实际展开的过程里还会有一连串的麻烦一定会发生。在见招拆招、设法各个击破这些困难之前，让我们先来想一个较振奋士气的话题，我们来检视检视自己有多少可用的装备，可能攫取什么动人的战利品，像个兴高采烈升帆待发的海盗——这就是阅读世界的总体图像：一个意义之海，一个可能性的世界。

2.意义之海，可能性的世界　有关阅读的整体图像

白天，气候又变得闷热难熬，长尾猴和各种鸟儿闹到了发疯的地步，但夜晚却是寂静而凉爽的。鳄鱼仍旧是几小时几小时地趴在岸上一动不动，张着大口捕捉蝴蝶。在这荒凉的村落附近，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玉米田，田边骨瘦如柴的狗向着河里过往的船只汪汪吠叫。在荒草野坡上，还设有猎貘的陷阱和搭晒着渔网，但是却看不到一个人影。

这段文字是《迷宫中的将军》书中马格达莱纳河航行瞥见的景象，一种鸟兽恣意喧嚣的荒败。在台湾读小说，我们之中可能只有极少数有奇特机缘或性格怪异的人曾经同样航过这条玻利瓦尔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不可抹灭之河，然而，以我个人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的一点经验，我几乎敢断言，这就是马格达莱纳河的长相，如格雷厄姆·格林所说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马格达莱纳河的样子，而不是某种文学书写技艺，只为着玻利瓦尔将军这一趟死亡旅行而在文字中荒败。不会的，不可能这样，马格达莱纳河不是工具不是配角不是配合演出可任意涂抹修改的荒败的小说布景，航行中玻利瓦尔的绝望是真实的，但马格达莱纳河的荒败也必定是真实的，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这两个真实一样巨大，一样重要。

然而，这段残破风景之中，却镶嵌着一颗熠熠的文字钻石，那就是张着大嘴巴捕蝴蝶的鳄鱼。据信，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原初想写的还不是玻利瓦尔这位传奇浪漫的矮个子巨人，而是这条河。书成之后，他在接受访问时也这么坦承过：“你看，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写关于玻利瓦尔的这本书。我想写的是马格达莱纳河，我在这条河上来来去去旅行过十一次，我熟悉河畔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棵树木，我觉得要写这条河流，最后就写玻利瓦尔的最后一次旅行。”

特别是河边张嘴捕蝴蝶的大鳄鱼，加西亚·马尔克斯最眷眷难忘的河上风景。我在Discovery频道的影片中后来看到差不多同样的奇景，是蝴蝶停在鳄鱼闭着不动的长嘴上拍着翅膀，抓此镜头的摄影师大概也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

事实上，这当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用到这条河，甚至不是第一次用到蝴蝶和鳄鱼。我们印象良深的至少就有《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恋爱并苦心等待了五十三年七个月又十一天的阿里萨和费尔米娜，最后高挂起黄色霍乱旗把外头世界隔离掉、永生永世在河上航行不止的灿烂夺目爱情之旅，这道被他们中止时间的河流就是马格达莱纳。而当时阿里萨和费尔米娜的马格达莱纳河也有捕蝴蝶的鳄鱼，还在塔马拉梅克河滩看到已被猎杀绝迹的大海牛，“有着巨大的乳房给幼畜喂奶、在河滩上像女人一样伤心痛哭的海牛”。

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说，他的小说总源生于一个形象，或直接讲就是一个真实闯入的画面，比方说他自认最好的短篇《礼拜二午睡时刻》，是他在某个荒凉小镇看到一名身穿丧服，手打黑伞的女人领着一个也穿丧服的小姑娘在火辣骄阳下奔走的画面；《枯枝败叶》是一个老头带着孙子参加葬礼；《没人写信给上校》则是一个人在巴兰基亚闹市码头等渡船，沉默不语但心急如焚的模样；而《百年孤独》当然是全书开头，一位祖父带孙儿去看、去摸一大块冰。

我不大晓得其他读小说的人怎么想事情，但对我个人而言，往后就算有莫名其妙的人生机缘，可以现场抵达马格达莱纳河一趟，我猜我大概都没那勇气前往，我想在那儿我只能看到马格达莱纳河的真实荒败，却无从寻觅加西亚·马尔克斯所给我们看到那幅璀璨的荒败图像，我不要它被update掉。这两种荒败，我敢断言天差地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格达莱纳河图像，系来自不同的时间、年份、季节和光影，来自不同的人的情感和眼睛，来自不同的传说、猜测、记忆和一闪而逝的偶然机遇，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积存构成起来的，这些都是在只有“永恒当下”的现实界注定得流失的，是奔流不息的马格达莱纳河绝没能力留住的东西，比留住它的鳄鱼和大海牛还难还不可能。

我宁可读小说，宁可相信书籍。

你去那儿找得到船上的歌声吗，比方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书里阿里萨那位酷爱歌剧又装配了满嘴假牙的船东叔父莱昂十二，“一个皓月当空之夜，船抵达加马拉港，他跟一个德国土地测量员打赌说，他在船长的指挥台栏杆那儿唱《那不勒斯浪漫曲》，能把原始森林中的动物唤醒。他差点儿赌赢。船沿着河流航行，在苍茫的夜色中，可以感觉到沼泽地里鹭鸶拍出翅膀声，鳄鱼甩动尾巴声，鲜鱼跳到陆地上的怪声，但是当他唱到最高的音符时，他担心歌声的高亢会使他这位歌唱家血管崩裂，于是，最后呼了一口气，结果，假牙从嘴里飞了出来，沉没于水中。”这还没完，“为了给他装一副应急的假牙，轮船不得不在特涅里费港滞留三天。新假牙做得完美无缺，可是，返航时，叔父莱昂十二试图给船长解释前一副假牙是怎么丢失的，他深深吸一口原始森林中的闷热空气，扯起嗓子高歌一曲，并把高音尽力拖长，想把连眼都不眨一下的、晒着太阳在那儿看着轮船通过的鳄鱼吓跑，然而，那副新假牙也随之沉入流水之中。”

相对于莱昂十二的高亢，《迷宫中的将军》书中阿古斯丁·伊图尔维德的不复存留歌声则柔美而哀伤，却完成了莱昂十二的憾事，“将军靠着他坐了下来，当知道他唱的内容时使用他那可怜的歌喉跟他一起唱起来。他从没有听到过具有如此深沉之爱的歌声，也不记得有如此忧伤的歌曲，然而如今却真真切切地坐在他的身旁听他唱着，他感到无限的幸福和欢愉。……伊图尔维德和将军继续唱了下去，直到大森林中动物的喧闹声把睡在岸上的鳄鱼吓得逃进了河里，河水像遇上地震似的翻滚着。将军被整个大自然那可怕的苏醒惊呆了，依旧坐在地上，直到地平线上出现一条橘红色的彩带，天亮了。这时，他扶着伊图尔维德的肩膀站起身来。‘谢谢，上尉。’他对他说，‘假如有十个人能像您这样唱歌，我们就可以挽救整个世界了。’‘唉，将军。’伊图尔维德叹道，‘我多么愿意我妈妈听到您对我的夸奖啊！’”

把马格达莱纳河这两次歌声放在一起，便成了一个比《北风和太阳》更好的寓言故事，有声音、有情感、有人狼狈和滑稽，而且还有具象可感的风景。

这里，我们不挽救世界，但我们来谈一个更大更厚的世界，书籍的世界，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意义之海，一个用无尽可能性构筑成的世界。

书籍的基因之海

说到海洋，我自己几年前也用过同样的这个词汇、这个意象描绘过一次书籍世界的丰饶图像——那会儿我的心思比较与人为善，很乐于扮演书籍推销员兼阅读拉拉队的角色，因此报喜不报忧，说的方式和内容也就比较兴高采烈一些。

我们晓得，在生物演化的严酷路途上，“变异”是很重要的大事，适者生存之难在于你千方百计投其所好的环境不是固着不动的，你是在追逐一个持续改变移动的生存判准。从这个角度来说，改行有性生殖的生物是对此作出了相当聪明的回应，新一代的染色体由父体和母体两方交错组合而成，提高了变异的几率，不像单细胞那样单纯地分裂复制。

但如果因为我们比原核生物或真核生物懂做爱这档子事，从而洋洋得意我们果然站在较进步、较高阶的演化位置，那可能就有些自大得可耻了。生物学者告诉我们，行分裂复制的单细胞生物世界，其实有比我们更准确、更高效率的变异方式，那就是它们可以直接进行基因交换。也就是说，整个单细胞生物世界，等于是一个巨大且共有的基因之海，彼此取用交换。因此，它们对环境的新变动新敌意有着惊人而且快速无比的适应能力，像细菌对药物的快速抗药性，其根本奥秘便在于这个基因之海的存在。

不考虑性爱带来的生之欢愉（或挫败沮丧），不去想弗洛伊德，不把繁衍传种功利性目的之外的种种“副作用”计算其中，纯粹就无趣的生存演化来说，我们真的可以宣称我们的做法比较聪明、比较进步吗？

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会想到人类世界的“浪费”，浪费到令人心疼的地步。我们人穷尽一生认真学习的成果，总在生命的终端复归于空无，聪明如卡尔维诺，博学如穆勒，缜密专注如康德，我想，人类几近是普世性的灵魂不灭想法，应该多少是意识到如此荒谬浪费的某种焦躁、某种不太甘愿：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全数化为乌有呢？这么扎实、这么来之不易的学习思维成果，总该有某种超越机制，总该有某种特别的存留方式，总该至少至少有某些模糊的记忆或该说痕迹吧。但偏偏我们在每一个新生小儿亮蓝的眼中看到的，又正如名小说家阿城说的“干净得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得重新来过，因此，我们只好无奈地相信，这是造化者恶意的设计，我们总要通过忘川之水一类的老式记忆清除装置，才获准回转这一度熟悉的人间世界。

由此，法国的生物学者拉马克曾给了我们一线希望，他主张后天学习的成果，后天的性状可以通过遗传存留，这比苏格拉底在《斐多篇》里所猜测的，人的所知所得其实都只是前世记忆、都只是想起我们已然遗忘的神秘说法要好，一来因为苏格拉底这话是他临死之前安慰一干好友学生的话语，另一方面拉马克说的比较像科学语言，只可惜这个动人的拉马克主张仍不是真的。

然而，从实际历史演化的末端成果来看，人类却一定没有全然流失一代一代的后天学习成果才对。我们每一代的新生者从零开始没错，却绝不是从头来过，我们很容易就学到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转，学到万物系由微小不可见的粒子构成，学到遥远北边有一个名叫格陵兰的冰封大岛，学到价格基本上由供给和需求所交互决定，我们可以飞上天空如鸟，潜行海中如鱼（这比较难一些，因为你得想办法加入名额极有限的海军潜艇部队，或至少学会潜水），这每一样原来都是人们摸索了成千上万年才会的极度艰难之事。

因此，不在基因密码中，不在生殖遗传里，人类终究成功建构起来属于他的基因之海，在记忆未被死亡悍然抹消之前——尤其在人们成功创造出文字、进而发明了书籍之后，原先借由口语、借由音波传递的脆弱存放方式，改由对时间浸蚀力量有着坚实抵御能力且方便复制的白纸黑字来守护。至此，我们可放心让爱因斯坦或卡尔维诺死去没关系，只要记得让他们在告别之前把所学所思写下来，用一本一本书籍好生保存并广为流传，像剪径或开黑店洗劫过往旅人的盗匪强梁，一丈青扈三娘，或做人肉包子的孙二娘。

这就是我个人过往的书籍总体图像，一个人类不无侥幸成分所艰苦创造出的独特基因之海——科学的进展太快了，事隔几年我已经不敢确定这个举细胞生物世界的基因交换取用说法是否还成立，但我仍坚信这个睿智而且璀璨的书籍总图像是禁得住捶打的，就像不信拉马克主义的古生物学者古尔德所指出的，人类的生物性演化系遵循达尔文的天择机制，然而人类文化的演化却是拉马克主义的，而且“文化演化的速度是达尔文式的演化不能望其项背的，如今达尔文式的演化虽然仍在进行，但是速度却已经慢到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冲击了。”这样的话由忠贞达尔文主义者的古尔德来说，效力尤其宏大。

诸多更好的世界

如今，我打算直接来谈阅读更深更广的另一处海洋——意义的海洋，可能性的海洋。

我们讲过，人的基本阅读位置，是生根于对眼前实存世界的不满到绝望之间的这个条状地带。这样子的一句话，可以挟带着很清晰的意志、很坚决很激越的语气说出来，比方说一生耿介、斗士一样的了不起知识分子米尔斯，他就认为我们和眼前实存世界的关系基本上是“对抗”——对抗意义的流失，对抗人们尤其是自身的冷漠和绝望倾向，对抗流俗的一致性刻板印象，对抗某种不必思索的理所当然，对抗存在即真理的实然世界之外一切可能性的丧失云云（记得，卡尔维诺曾说过，死亡，或说死亡真正的可怖之处，正是所有可能性的永恒失落）。

我个人是极敬仰米尔斯的，然而，如果有人不乐意“对抗”这个词，嫌它杀气腾腾不太对得上风檐展书的沉静阅读模样，而且担忧可能吓跑禀性温和、从来就奉公守法的好人同志，那我们可以试着换另外一种语气、另外一个词：“不满意”，对眼前实存世界整体的或某一部分的不满意。这样是不是好多了？

这么说，也就把问题拉回到一般人的普遍经验范畴来：我们每一个人，漫漫一生，没有从摇篮满意到坟墓这么幸福（或这么可怕）的事，迟早迟早总会触景生情出某些狐疑和不满来，会诸如此类地自问，我这辈子真的就这样子了吗？老婆就这一个了吗？就重复几十年只做这些事到死吗，我眼前这个世界非长这样子不可吗？……

美国名小说家冯内古特讲过一个趣事，说他一位著名小说家同行有回在宴会中喝醉了，当众表演钢琴演奏，忽然嚎啕大哭起来：“我这辈子一直梦想成为钢琴家，但这把年纪了，你们说我成了什么样了？我只是个小说家——”

说到小说家，很多人讲过，小说家重写社会实际发生过的事，那是因为他要告诉这个世界“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也正是对实然世界某一部分描述或解释的不满意其中一种，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玻利瓦尔，他也亲口承认：“这是一本报复性的书，报复那些随心所欲写玻利瓦尔的人。”从这个角度往下看，事实上，每一种书写也都意味着书写者的某种不满意——生命的起源我相信绝不是你们讲的那样、原子真的不能再分割下去吗我不信、弱势的劳工会永远甘心受黑心资本家的剥削宰制不起身反击吗、性爱姿势就只这几种是吗？除了奥斯瓦尔德一个之外还有谁也想杀肯尼迪、我们人死后究竟到哪里去云云。每一本书于是也通过驳斥、质疑、描述、解释、想像，揭示着整个或局部世界的某一种他认定的模样和底层真相，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可能的世界。

这就是亚历山大·赫尔岑所相信的开放性人类历史图像——“历史同时敲千家万户的门”，但只有其中一扇抢先被打开而成为实然，其余的可能性只能被消灭或隐退下来，存放在人的各自思维之中，存放在一册册的书里酝酿并静静等待。至于凭什么决定哪扇门打开，自由主义的赫尔岑以为那是历史难讲道理的机遇使然（赫尔岑说：“人类历史是一部疯子的自传。”），也就是说，惟一被实现的这个或这种世界，既不会恰好是其中最善的一种，也不会恰好是其中最富意义的一种，一定有一个或诸多更善的、更富意义的可能性，很浪费地被抛掷到人类历史蛛网密布的积尘仓库之中。

因此，阅读者和惟一实然世界的所谓“对抗”，便不见得如马克思那样的非起来暴力革命不可。他可能愤怒，读书学剑意不平；但也可能只是惋惜之心和同情之心，要认真唤回一个更好的世界；更加可能有着寻宝人的兴高采烈或寻道者的坚定平静，孤独地在故纸世界中翻找，这些不同的心绪因不同的阅读者而异，也可能是单一阅读者在不同阅读时刻、阶段的不同心理变化，随手中书籍的不同而高低起伏。然而，在这些如水花如波涛如漩涡的种种心绪底下，终究有一股稳定沉静的洋流——这是一种讲道理的对抗，阅读者不是天生反骨非跟眼前世界过不去不可，而是他深知这个世界可以更好，而且这更好的世界可以说已完成了，仿佛伸手可及，它就只差被实践这一小步而已。

一去不返的最美丽陷阱

事实上，念过赫尔岑精彩著作（比方说《往事与随想》，洋洋百万字的赫尔岑自传，以赛亚·伯林心目中十九世纪最了不起的自由主义之书）的人一定都看得出来，赫尔岑中性地把惟一实存世界视之为历史的偶然机运决定，这已经是他不逼人太甚的留情之语了。依我个人对赫尔岑的理解，他若实话实说必定断言这是一个比较“坏”的世界，相较于存放在书籍之中的诸多可能世界，更公义的、更人性的、更道德的、更自由的、更幸福的——

我想，这倒不是什么心怀悲愤的诅咒之言，而是有其心平气和的道理加坚实可信的经验佐证。毕竟，今天我们此一实存世界的种种形貌系人类集体性的产物，意思是，它不仅是无数次现实“妥协”的成果，而且它的铸造根本上就必然受限于一代一代之人的平均值、最大公约数，因此，它美好不到哪里去的，至多只是某种意义的“安全”，某种因为通过了集体性无奈认可而得到的合法性安全而已。

这么说当然就有几分柏拉图“理性世界/现实世界”的对立褒贬味道了，但这里，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阅读者态度，并非要将这两者势不两立起来从而以这个来直接替换那个，事实上，我们最终的工作场域、存活场域、实践场域，乃至于我们眷念的一个个真实可感的、会爱会痛苦的活人活物所生长所活动的场域，到头来仍旧是这个不免让你咬牙切齿的实存世界——你在美好的书籍世界里寻寻觅觅，你也很容易喜欢那里面的世界，但记得你最原初的心意，你是为着此时此刻这个世界才前往的不是吗？

为什么要特别说这话呢？因为这里包藏着另一个阅读的陷阱，一个只供最坚定真诚阅读者摔进去的最美丽陷阱。

料应厌做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柏拉图其实也不算说错，对一个热切的、重度的阅读者而言，这是相当可能成立的——有这么多背反于眼前世界的更美好世界时时召唤着你，这是阅读终极性的温柔不祥，它预告了另一种形态、另一种意义的阅读中止，或更正确地说，预告了我们两脚站立于实存世界的阅读中止。

真的，某个更好世界的察知、寻求，到持续寻获到并会心了解，刚开始总是让人兴奋不已的，这通常也是阅读者最勇猛精进的最快乐时光，遍地是宝，简直就来不及捡拾一样。但很快的，你会惊觉自己已走太远了，而且像童话故事里撒面包屑注记来时之路的傻瓜小孩，回头才发现已经让鸟雀给统统吃掉了，你很难再寻回有亲人等吃晚餐的家了。

阅读者愈受书籍中更好世界的诱引，相对便离开眼前的世界愈远；愈理解存放在书籍中种种更好的世界，相对便愈容易看清眼前世界的贫薄、粗陋、乏味和不义，甚至到达难以忍受的地步。而且刺激的是，阅读者所看到并视之为珍宝的这些更好的世界，直截了当说，却通常是一个一个“被击败”的世界——被历史的偶然机遇击败、被习焉不察的流俗击败、被人们的粗疏、懒怠、不讲道理和坏品位坏程度击败。它们好像愈精致，在书籍中的世界活得愈欣然，就愈难移植到五浊恶世的现实空气中存活似的。于是，阅读者等于是以两倍的速度和眼前的世界分离，正义感和鉴赏力尤其在其中扮演推进器的角色，很容易把认真的阅读者抛到一个被彼此不断远离的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暴烈拉扯的尴尬位置，仿佛问他要钱还要命的二选一。

也因此，不全然都是廉价的肉麻和自怜自伤，阅读者的确会油然生出某种孤独感，愈往深处走去就愈清楚愈具体，最终，你发现人间的语言原来这么简陋不够用，你简直无法用现实世界的有限流通语言去描述出你真的看到的丰饶世界，更遑论说服和辩论。柏拉图著名的“洞窟寓言”要幸运进入这个丰饶世界的哲人别乐不思蜀，要他们不论再怎么不情愿都得回现实世界来，把看到的美好世界模样说给那些他认为是“被铁链锁在洞窟，背对真实只能看到岩壁上模糊投影”的可怜人们听，但柏拉图不晓得，真正有大麻烦的不是那些听者，而是说者自己；回头下降到洞窟的老现实世界容易，那只需要一些感情用事的决志，要怎么讲才是要命的大问题。

这真的是一个极不容易平衡、不好长时间站稳脚跟的拉扯位置。的确，阅读者是比谁都容易觉得幸福。这种幸福，我想，首先来自于他好像听到了别人接听不到的异样声音，生起一种被眷顾的惶恐幸福；由此，眼前世界像念了魔咒一般朝他一人打开来，让他看到寻常人等无缘目睹的深度和奇特变化，在别人只有当下“这一个”世界同时，他仿佛拥有一个又一个交叠呼应还一路衍生的不同世界。这是一种有沉沉重量的丰饶幸福，但把这么多幸福全扛一人身上还是很累的，需要相当的耐力和体力；而且，紧抱着这么多幸福充满心中四肢百骸却没法跟别人展示更是孤寂，如锦衣夜行。

这么一桩耗力而且孤单的事，于是便时时考验着阅读者的心智韧性，也考验着阅读者对眼前世界和人们总是有限度提领的同情和眷念，最终还生物性地考验阅读者一路在衰竭腐朽的肉身，就跟昔日的玻利瓦尔一样——阅读者站在自己熟悉的实存世界，却发现自己是异乡人，语言居然也是异乡异时的语言，他鼓起勇气大声说出来，但往往只能把听者设定为以后的人，希冀时间大神帮忙，在他肉身或已不存的遥遥将来有人慢慢会听懂。

回头才看见家乡

玻利瓦尔在自己一手解放的土地流放自己，循马格达莱纳河顺流而下——阅读，我很喜欢把它想成是旅程，我们在熟悉的实存世界里流放自己。我们可能也会想起弗罗斯特说得很好的一句话：“阅读，让我们成为移民。”

一趟旅程，我们也许求其吉利讳言但不至于真不知道，它总有各式各样的风险。日本已故小说家井上靖生平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天平之甍》，故事说的就是中国唐代时候日本四名遣唐留学僧为了弘法订律乘船到中土的一趟旅程，最终，清秀但柔弱的玄朗在中国还俗娶了长安街市的女子；粗犷且性格独特的戒融，如柏拉图所担心的，打开始就不打算再回日本，他只想利用此行更往西去要到佛陀家乡的印度半岛；意志最坚强也最像大哥的耿直荣睿不幸病故于任务未成的中土；只剩沉静不多说话、事事看在眼里如镜的普照一人经历了六次凶险的渡海，最绝望的一次还被暴风雨打到海南岛才获救登岸，最后他成功迎回了相貌威武如“故国武将”、但因海风长期浸蚀双目全盲的大和尚鉴真。今天还静静居于古都奈良一隅的名刹唐招提寺，就是宛如佛门博尔赫斯的鉴真凭他记忆口述建成的仿唐寺庙——一趟旅程，四种人生，还不包括那个在异国建寺、异地圆寂的老和尚。

唐招提寺游人不多，但一直是我和朱天心有限日本旅游经验中不动第一的最喜欢寺庙。年轻时候比较容易激动的朱天心还特别为此寺写过一篇文字，说这才真正是用“心”建造的寺庙（因为日本人总说京都的龙安寺是用“心”造的）。但要稍加提醒的是，寺后鉴真的坟墓还在，但内部已空，昔年邓小平访日时，说了句宛如招魂的话：“老和尚该回家了。”如今鉴真的金骨安睡于他所从来的中国扬州名刹大明寺；还有，唐招提寺的荷花池里还活着一茎孙中山先生手植的荷花，涧户无人，自在地开落。

旅程中尽管不免始料未及的风险，也可能就此一去不返，但这毕竟不是阅读者最原初的心意。那个比较差比较单薄贫乏的眼前世界的思索和不服气，仍是这一切之所以发生的起点，能够的话，也希望是这一切的终点。

旅行的人，有因人因时因地不同的立即明白目的，然而，不管在不在意识之中，总有这么一种意义存在并真实地作用在我们身上，包括心智，还包括身体——我们抵达一个异乡，抵达一个异质的世界，一个你不能再靠习惯、靠着不假思索“准本能”过活的土地了。家乡如果是一个你闭着眼睛都可以通行无阻、都能每天顺利出门安然回家的地方，那你现在是来到了一个必须时时睁大眼睛才不会出事、至少才不会出糗懊恼的所在。这里，人不一样，过马路的方式不一样，飘进耳中的话语声音不一样，市招文字如谜如偈不一样，就连理应普世一致的连锁超市如7Eleven都让你惊觉不一样：货品不同，摆放的格局不同，柜台人员收钱找钱的愚庸利落程度不同，你付出的货币和找回手中的辅币铜板也个个长相不同，得飞快在心中计算一下才放心。不同，带来了兴奋、警觉和危险，还累积着疲惫，路途中还会时时让你念起你平日打死不会想起、其实见鬼才那么有感情的从来家乡。思乡，一开始其实是渴望回归于某种不耗心神的安全和舒适，家乡，是如此异乡种种所创造出来的。

旅行之人的如此心理兼生理感受，我个人印象良深的有，一是小说家阿城讲的，乡愁是某种消化酶，是对自己身体习惯消化吸收食物的依赖和眷念：另一是美国大胡子比尔·布莱森平生首次抵达欧洲弹丸小国卢森堡的神经病反应——他们都是卢森堡人哎，没骗人每一个都是卢森堡人哎，好奇怪没有一个不是，世界上卢森堡人才几个，怎么会他们每个都是在这里……

不用到思维和反省的深奥层次，人的最基本意识，系起自于异质事物的发生或入侵，人的命名行为，也不是从最熟悉的事物开始，而是要辨识、分别并安置异质的事物，让世界回复成可控制的安全浑然状态。而在这个吞噬消化的必要过程之中，你原来熟悉不假思索的“全部”世界不可避免地被对比了出来，被压缩出边界而逐步成为可辨识、可思索的对象，异质的事物逼迫你暂时踏出你浑然无间的世界外头，你才有机会看到“一个”家乡。所以萨义德一再告诉我们，思考的位置在危险的边缘之地，是危险，才把你逼到边缘；也因为在边缘，危险才源源不绝。

然而，旅行总是耗时而且昂贵的，而阅读便是最廉价最方便的旅行方式，是异质世界最有效的召唤魔术，是最快速把世界转变成家乡的方法。童话点来说，它简直就是旅行的机器猫小叮当（现在被日方正名为书写起来不伦不类的“哆啦A梦”）任意门，免签证，不必订机票旅店，不必提前两小时通关等飞机，不用苦候我们耗时七年还没开始、奇怪“之”字形路线还停十六站的奇怪机场“快线”建造完成。你舒舒服服打开一本书，便闪身进入到一个完全异质的世界之中，这样的奇迹，真实人生之中已经不多了。

奇妙的是，你不仅进入一个又一个更好的世界，还因此多了一个你一直视而不见的实存世界。

不随时间殒没的世界

存放于书籍中的世界，不仅是空间的，还有是时间的，那是现实世界中你再有钱有闲也去不了的地方，因此，和左派庸俗实践论不一样的是，真正见多识广的人，不是船员不是空中小姐也还不是专业的旅行家，而是沉静、充满好奇心的宽阔阅读者。

这使我想起一个埃及旅游的老笑话，说某位游客听见有个小贩叫卖图坦卡蒙的头骨，询问价格合理就掏钱买下了，隔天又碰到同一个小贩同样在叫卖图坦卡蒙的头骨，游客气冲冲地质问这是搞什么，小贩说：“哦，这个比较小，是他十一岁时候的头骨。”

实存世界是受制于流逝时间的当下世界，是一个如古希腊哲人所说你不可能伸手到同一个图坦卡蒙头骨两次的稍纵即逝世界；而书籍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是豁脱时间的，那里不仅保有图坦卡蒙十一岁的小号头骨，就连他初生囟门未合拢的软软头骨都可能有得买。

卡尔维诺不那么乐意人们单一地、明确地、函数式一对一地去理解文字的丰饶寓意，但也许我们可甘冒一次不韪来读他的名著《看不见的城市》。书中，旅行人马可·波罗为忽必烈大汗揭示了五十五个不同城市，但其实马可·波罗只见过十一个城市，是十一个城市在五个不同时间中呈现的五十五个不同姿貌，而马可·波罗还诡谲地告诉我们，这五十五个城市最终居然都是他的家乡威尼斯！

在卡尔维诺最好读的另一部小说《马可瓦多》中，卡尔维诺为新写实主义造型的小工马可瓦多这可怜的一家子写了十二个系列性短篇，十二个不同世界，而它仍然是同一个罗马，同一个小人物家庭，是3×4在三年之中春夏秋冬四季的流转变化，所以这本书的副题正是“一个城市在季节里的风貌”。

我相信这才是弗罗斯特阅读移民说法的真正丰饶意涵，阅读者在空间中成为移民，挣开实存的世界飞去；还在时间中放逐自己，挣开当下这个世界漂流。

最近，听到过一次海峡两岸名小说家的对谈，题目是小说和家乡故土的关系之类的。台湾代表，来自我个人同一家乡宜兰的黄春明说他和那方小三角形冲积扇土地的关系就是“爱”；而内地代表，来自山东高密狐鬼传说之乡、而今客居北京的莫言则说了一段复杂深沉的话，大意是，他和故土的纠缠关系那是爱恨情仇什么都有，一言难尽，现在他每年再回高密老家，甚至还觉得到了异乡，记忆里那些该有的东西好像都不在了——

是啊，何止是爱恨情仇而已，何止一言难尽，如若一字一言可穷尽，那小说家还需要一本一本书地书写、还需要那么艰辛跟自己的记忆和疑问搏斗不休吗？在小说杂语的、众声喧哗的世界中，有比这一脸无辜装可爱的“爱”字更空洞的字眼吗？黄春明说的是官方的语言、是闲着没事政治表态的语言，而莫言说的则是肺腑的小说家语言、是不懈阅读者思考者不为势劫语言。作为一个阅读世界的公民，一个古老文字共和国的公民，在这场恰成黑白的谈话中，我们不得不站到莫言那一边去。

还是我们更干脆站到法国名诗人兰波那边去——这个一双清澈大眼睛的自由敏感诗人，二十岁之前连一张车票钱都没有，便三番两次逃离家乡，甚至因此被关入看守所都吓不退他。终兰波一生，他都以鄙夷讥讽之心看待自己由来的乏味小镇，永远让他的家乡在诗作中扮演丑角。

马克思谈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性解放，指出当资产阶级消灭于历史灰烬之中以后，人类世界于是只留无产阶级这一个阶级，也就是说大家全都同一个样子了，因此，只剩一个阶级的世界等于不再有阶级。这个美丽的大梦没成为真的，但逻辑没错；同样的，当我们和眼前世界只剩一种关系，意义也就同时隐没了，我们实质上也等于是和这个世界断掉了所有的联系了。

只剩眼前的实存世界，也正是这惟一的世界在我们眼前消失的时候。

3.书读不懂怎么办？　有关阅读的困惑

为了制止灾难性结果的发生，将军返回圣菲时带了一支部队，并期望在途中集结更多的兵力，以便再一次开始他推进统一的努力，当时他曾表示，那是他一生中关键的时刻，就像他奔赴委内瑞拉制止那里的分离活动时说的那样。如果他能稍微反思一下，他就会明白，二十多年来他生命中没有哪一刻不是决定性的时刻。“全体教会、全体军队和民族的绝大多数都是支持我的。”后来当他回忆当时的那些日子时，他这样写道。尽管存在所有这一切的优势，他说，已经反复地证明，当他离开南方去北方或离开北方去南方时，他留下的地方就在他背后丢失，新的内战就使它变成废墟。这就是他的命运。

尽管暂时把这一切困厄归结为命运，好治疗自己的不解和创伤，但《迷宫中的将军》清楚显示，玻利瓦尔并没因此停止他痛苦的思索，他的命运归结处理也从未上升并凝结成宗教性的归皈，从而得着“凡劳苦背重担的人到我这里都能卸下”的不必思考安息。玻利瓦尔还是要问答案，问他解放的大南美国何以一眨眼间又复归分裂瓦解，他在此困惑如迷宫的突围行动至死方休，或甚至不休，他最终的绝望遗言是这么说的，而根据他这遗言所取的书名“迷宫中的将军”也显示是这样子。

能不能就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这部他辉煌小说生涯中最满意的作品，说的就是“困惑”二字呢？——这种问法，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胡适之，想到他读张爱玲小说《秧歌》在序言中说的话。事实上，胡适之还说得更简洁，他只用了一半的字数，也就是一个字：“饿。”他慷慨断言，张爱玲用了十万字，只为了写一个“饿”字，不晓得这是对小说家绕圈子说话本事的无上恭维呢，还是对小说家啰里啰唆习性的抹角骂人法？

没关系，历史上毕竟很少见像胡适之这样，如此乐于谈文学不倦却又对文学懂这么少的怪人。这里，我们的确要来想“困惑”这个题目，或白话些具体些，书读不懂时怎么办——这真的是个很困难的题目，我们极可能连具备安慰程度的有限答案都得不到，而我们又同时都心知肚明，这极可能就是阅读的最大一个障碍，而且当头棒喝，总是在才开始阅读，既未让阅读成为习惯又未在思维形成足够韧性和有效抵御纵深时就一斧头砍下来，当者披靡。

为此，我们先找来一段话放着，作为理解的背景，更作为心理安慰的必要措施，说话的人一样来自南美洲，更南些的阿根廷，他就是博尔赫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了不起的阅读者，而且真的聪明绝顶。和玻利瓦尔一样，他也是个终身疑惑至死不休的人，但博尔赫斯说这段话时却是喜悦的、享受的，语气中仿佛有音乐跳动。

这是博尔赫斯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间在哈佛大学诺顿讲座第一讲《诗之谜》开头的开头就讲的：

事实上我没有什么惊世的大发现可以奉告。我的大半辈子都花在阅读、分析、写作（或者是说试着让自己写作），以及享受上。……所以，正如我说过的，我只有满腔的困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快要七十岁了，我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都贡献给了文学，不过我能告诉你的还是只有疑惑而已。

伟大的英国作家与梦想家托马斯·德·昆西写过——他的著作有十四巨册，篇幅长达几千页——发现新问题跟发现解决老问题的办法比较起来，其实是同样重要的。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告诉你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只能提供你一些经年累月以来的困惑而已。而且，我为什么需要担这个心呢？哲学史为何物？哲学不过是一段记录印度人、中国人、希腊人、经院学者、贝克莱主教、休谟、叔本华，以及所有种种的困惑史而已。我只不过想与你分享这些困惑而已。

博尔赫斯当然是谦逊的，但我更加相信他的真诚和慷慨，因为困惑统治着无垠无涯的思维王国，相较起来，有着明确答案的地方，只是零星散落其间的城市，只谈这个，真的是个太小的题目了。

除了“原来连博尔赫斯这样的脑子也困惑”之外，我们更感觉鼓舞的是，博尔赫斯的兴味盎然和玻利瓦尔的绝望叹息恰成对比（我个人坚信记录者和翻译者在语气的掌握上都是尽职的），也许这正是告诉我们，困惑从人生现实转进阅读的思维世界之中，面貌会慈眉善目得多。我觉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尽管仍旧严酷地考验着我们的心志承受能力，但至少它不再毁灭我们什么，不再夺去我们什么，就像它破坏玻利瓦尔的南美洲统一国家大梦，把他征战得来的土地再一块一块拿走一样。我们一无所失，只除了单单纯纯的不解、不满足、不甘心、不相信，还有一颗始终悬浮着放不下来的心而已。

陌生·困惑的童年样貌

在谈困惑之前，我们先来谈陌生，一种小小的困惑，一个困惑的年幼时光——陌生，是我们所称“书读不懂”的第一阶段样貌，是进入阅读世界一定得下决心跨越的门槛，好消息是，它只需要决心就可以打败。

其实岂止是进入阅读世界而已，我们每进入到每一个新的世界、新的领域，首先迎面袭来的，便是这个混杂了害怕、不解、羞怯、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察觉到危险，但可能也带了一点点兴奋的陌生感觉，包括我们第一次上学，置身在满是陌生同学的教室之中；我们第一次搬家，整个新社区分不清东西南北；第一次当兵，那些搞不清军阶高低但肯定每一个都比你大、都打算整你个半死的陌生坏人；第一次上班，闯入一个他们彼此熟悉谈笑只有你听不懂的新办公室；第一次到女朋友乡下老家拜访，深切觉得自己一定是动物园跑出来引人围观并不断被喂食的某珍禽异兽；第一次出国，终于清清楚楚懂了什么叫异乡人异国人……

当然，还有第一次上床这桩生命大事，这请翻阅名小说家骆以军的任一本小说，这事他比较会写，也最敢写。

之所以提到这些，其实只是想指出来，我们每个人这辈子对“陌生”这件事其实都是有足够经验的，不是什么空前绝后的可怕事情，我们也都成功克服过它而且活下来，方式很简单，深呼吸，杵原地不落跑，面带微笑，逢人和善地点头致意，并假装没事般专注想着那个侮辱过台湾的英国威士忌系列广告词keep walking，让时间料理它，让时间如炉火般把生的煨成熟的。

也请记得，每一次陌生，不都代表你人生的一次扩展吗？

然而，为什么进入阅读领域的陌生感会比较不容易成功克服呢？我猜，有两面的原因。

第一面是来自书籍的本质。我们说过，每本书都是个不同的世界、异质的世界，从时空、语言、视角、思考方式到事物细节。书籍构成了一个太密集又太辽阔的陌生世界群，走马灯般不断掠过我们眼前，很容易让我们晕眩，搞不清自己置身何处，所有破碎的印象全纠结在一起，就像参加那种“九天七国”超值旅行团一样：“如果今天是礼拜二，那这里一定是比利时……”

另一面则是责无旁贷的我们自己，我们能跑就跑的动人闪躲本能。毕竟，生活中袭来的陌生感，不管它是上学、搬家、当兵、上班、提亲或出国旅游，你都知道此去不能回头，因此也就会给自己某种埋骨何需乡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的赴死决心；相对来说，合上一本书的动作太容易了，代价小（一本书浪费不看也才几百块钱），而且又没人看见不丢脸。

就是因为这样，进入阅读世界便需要多一分勉强多一点决心，尤其在最开始时，可能还要有某种“徒劳无功阅读”的牺牲的必要——这说来惭愧也是我个人年轻时日跨领域念经济学和物理学的真实惨痛经验，总至少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吧，你一本一本书地读（有的活生生啃完，有的实在没办法半途废在那里），第一次深刻感觉到文字符号的神秘，奇怪你每个字都认得，可是它们为什么会在一起？它们这样子挤在一起是打算告诉我什么？

你当然没这样就懂量子力学或凯恩斯的一般理论，事实上那些生吞活剥的书日后再读也跟新的一样（只除了很多地方莫名其妙画了红线，想不出凭什么），但确实你也在不知不觉中对这个领域的特殊语言、思维方式及其脉络、历史发展和掌故还有一些基本原理有了点概念，你知道自己可以上路了，取得了当一名学生的资格了。

这样的经验对往后的阅读很有意义，毕竟，就跟我们生活中仍不时得进出陌生之地、和陌生人打交道一样，在阅读的世界里，永远有而你也天天会遇到你未曾涉足的新领域，在你熟稔的领域里也永远有新的书，在你念过的旧书之中也永远存在着你不理解或还大有深入理解余地的空隙之处，但再来你的心情就笃定太多了，你对陌生这件事不再陌生了，你知道了它的边界和限度，你已经知道怎么对付它，或至少怎么忍受它了。

距离我们当下能力太远的书当然可选择不看，但如果你壮哉其志打算进行如此“徒劳无功的阅读”，尝试逼自己硬生生读完超越自己能力的陌生之书，既然我个人鼓励人家做如此傻事，就得相对提供可能之道：日本最好的小说家大江健三郎提供过一个背水一战式的读书方法，这也是他自身的实战经验，非常有意思——这个经过大江写成了《树上的读书之家》一文。小时候，他在一棵大枫树的枝干分叉处铺上木板，建造成他一个人的读书之家，专门用来读最难读下去的书，“要是没书可读的话，也必须每天至少上去一次，看看树上之家的状况。我带着书爬上树，在这里不读其他书。这样一来，不知不觉间，就可以看完一本困难的书了。”长大后大江离开四国乡下和他的专用书屋，但这个“找个地方读最困难之书”的概念仍被他携带着持续下去，他改在无处可去的电车行程上读，当然没枫树书屋那样的风情，但大江说效果是一样的。

这真的相当值得取法（你看，我并不是反对读书方法的人吧），不是真要费神去找枫树或一段行程够长的捷运（台北大概只北淡线可用），而是跟自己作个约定，并赋予一个抖擞精神的特殊阅读形式甚或仪式，不问青红皂白地拼它一段时日，的确不难有坦克般不可阻挡的声威和顽强碾过各种障碍的好效果。尤其大江的做法又是常设性的，不是一次性使用，他的阅读生命中于是就永远有了对抗陌生难读之书的机制，除了死亡，看来什么都拦不住他。

某物·就在某处

好，陌生的可以在持续阅读的时间流淌声中变熟悉，读不下去的书可以靠一点决心甚至某些特殊的设计安排把它念完，这都不是太困难的部分，至少都是可假以时日解除有望的部分，真正麻烦的是和阅读如影随形的困惑，好像只会膨胀不会消灭的永生困惑。

阅读世界的困惑，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的，是没彻底解除办法的，因为它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组特定难题，事实上，阅读开向庞杂无序的人类总体世界，它所面对的可能困惑，恰恰好是人类世界可记录的所有难题总和。也许我们应该说，比起我们待在现实世界所可能察觉的困惑远远要多要严重，原因很简单，只因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主体内容是行动而不是思索，有些太过沉重、会妨碍行动的思维并不合适携带在身上（比方说你很难时时刻刻想死亡的问题过日子），必须以遗忘或至少暂时搁置不理来处理。但书籍却直接就是思维的产物，是探询的具体形式，它飞蛾扑火般生来就是要问问题的（冲突理论的大将达兰道夫坚持每一部著作皆应存在“问题意识”，当然也有某些书从头到尾不存在问题，这我们通常称之为呻吟），还带着所有阅读它追随它的可怜读者，问那些最深邃的、最遥远的、最隐秘的、最不现实的以及最尖锐难受的问题，还问那些我们不必假装不知道的、根本就不会有终极答案的大哉问题。

我是阿尔法，我是俄美戛，对阅读者来说，困惑的总体形貌大约就是如此，早于你存在，又在你归于尘土之后存留——诚实是美德，希望这么说不会吓到谁。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任何困扰我们的疑问都没答案，就像勒维纳斯说的“是毫无复归的出发，毫无已知条件的问题，纯粹的问号”。勒维纳斯指的是死亡，而不是一切阅读时困扰我们的难题。

放心，1+1真的等于2，光的行进速度的确每秒约三十万公里，我们东北边也不必怀疑是有个爱吃生鱼的岛国叫日本的，甚至一定要的话，就连勒维纳斯所谓“纯粹问号”的死亡都有答案，而且还不止一个，all you can eat的任君选择（格林讲过，教会对所有问题都有答案）。在阅读的漫漫长路之中，困惑之所以徘徊不去，不是它个别不死，而是因为它源源不绝，像科幻片里某种自体快速繁殖的外星怪物，一个旧的困惑好容易转变成你愉悦的心领神会理解而消灭，却总在同时间诞生出更多新的困惑出来。它和理解共生，既是理解的产物又是其先驱，既光明又晦暗，既挥之不去又召之不来（你没够分量的理解就生不出够分量的困惑），既让我们快乐莫名又让我们痛苦不堪——我们这么说绝不是安慰人或自我安慰的空话，而是信而有征的真感受，所以托马斯·德·昆西说发现一个新问题和解决一个老问题一样有价值（不止他一个，太多人都讲过同样意思的话，包括近在香港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其中还不少人主张找到新问题更有价值，因为它为我们拓展更大的视野，答案常常是因它而生的合理推演而已）；米兰·昆德拉说“人被认识的激情给‘抓住’了”，显示着一种深澈的、情不自禁的狂喜；而博尔赫斯，我们都看到了，把它和“享受”一词联在一起，让困惑焕发着一层宁静、杳远、几近是透明的知性光晕。

很清楚，困惑和无知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东西。无知是一种没问题存在、因此思维亦无从发动的茫然蒙昧状态，是全然静止的。而困惑则是动的、意图前行的，它是思维被困住因此也被叫唤出潜力的拉锯酣战，是不止不进的时刻。所以，困惑是有感受的，而且感受异常深刻到甚至丢不开；是有线索的，而且线索往往还大多太凌乱还编组不起来；是有方向的，尽管明晰模糊的程度不一；甚至，我们还可能已察觉到，有某某东西就已经在那里了，就伸手可及了，只是它一直躲开你而已。

在台湾今天价值破碎逃散的大虚无气息之中，我个人总非常非常犹豫有些话我们该不该再说下去，倒不是怕招来什么冷眼或讪笑，这我们都有经验到生出抗体了，而是你怀疑这根本没意义。话语抽走了意义，便只剩某种喋喋不休的蠢而已，你只是不喜欢自己哪天居然也变成此种德性的尴尬人——但也许也许，还不至于每个人都这样吧。有些时候乐观和信任还是很要紧的，就算没什么根据。

好，我说我个人尤其喜欢那种“你察觉到有某个东西就在那里”的心悸感受，这让我们眼前这个平板、重复，好像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的世界一下子不一样了，它有了秘密，显现了某种深奥，还生出了意义——一种你可以用想像、用各种知识和神话、用未来心志跟它一直对话下去的意义，一种你可以精神抖擞为它做准备的意义，就像当年要出发去找金羊毛的年轻阿尔戈号希腊人。这是困惑最美好最诱人的样子，让等待和辛苦值得，一直是我们思维的最强大驱动力量。

只是，秘密，世界的深奥感，尤其是意义，你确定现在还有谁在乎这些玩意儿吗？

已经完全忘掉但犹好奇这种“某物，一定在某处”美好感受的人，我建议可以试着回想一下童年的自己，那是它最容易找回来的地方——曾经，我们眼前的世界之于我们就是个巨大的谜，处处是问题，处处是空洞和缝隙，你浸泡其中，经常心生畏惧（小时候我们总比较胆小，怕鬼，因为太多的未知事物包围着我们），但并不特别难受，尤其很少沮丧或无聊。偶然，其中某个秘密抓住了你，你好像窥见了其中天大的什么东西，让你一下子振奋起来，那一刻，你明显察觉到自己身体好像变大了，也强壮了，你仿佛朝向眼前的世界跨近了一大步，这个世界也相应着你的陡然变化，花朵一般好像有某一个部分专门为你绽放开来。而你窥见什么察觉什么呢？回想起来往往是荒唐可笑的，可能是你不晓得为什么坚信地底下埋了黄金宝物或可以挖通一条隧道到地球相对彼端的美国（大约是学到“地球是圆的”的后遗症，由此实践我们生命中第一次的美国梦）；可能是你每天抬眼看那堆包围你全部世界的山，哪天忽然想到山后头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住着到底跟你一不一样的人；也可能具体清晰到就是跟你同班好几年的某个女生，你忽然发现她不仅功课好而且每天干干净净的好像怎么玩都不流汗不脏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更可能是暑假找不到玩伴躺自家楼顶第一次看一朵层层叠叠变来变去的云好几个钟头头都晕眩了；还有你刚知道横亘半个夜空最亮的那几颗星原来可连成个大猎人，老师才告诉你们它的名字叫猎户星座；还有远远堤防那边你感觉到震动和声音，一行像蛇又像星的夜行列车好清楚可以看到亮灯的车窗，以及每个车窗里奇怪都是像电影里的人；或者是写完功课的礼拜天下午，忽然一下子没车没人、完全空旷下来，时间凝结下来、仿佛直直消失在天边，却又被柏油热气蒸腾扭曲不像真的那条你家门前的灰色大马路……

凡此种种。比较奇特的是史蒂芬·金，他的居然是一具尸体，出现在远处的桥那一头，这就是后来也拍成电影的《站在我这边》，四个无聊小鬼半跷家半探险地相偕去寻访这具尸体，成了生命中最难抹灭的一趟旅程。同名的好听主题曲，我到很后来才晓得原来约翰·列侬居然翻唱过，对列侬这样ego奇大又高傲独行的人，这当然是很不寻常不可思议的举动，我猜，列侬大概也是想起自己利物浦童年的什么事吧。

曾经，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一次一次地开始，一次一次地来，海浪一般，总是伴随了困惑，跟了一大堆问题，包括让周遭每个大人都烦扰不堪的问题，包括更多无人可问也不晓得从何问起的问题，也有你压根不想让人晓得打算当一己秘密收藏的问题。多年之后，这些问题有一部分懂了，解决掉了；有一部分知道不成立了，问题消灭了；有一部分原来大人给你的答案完全胡说八道，可能他们糊弄你也可能当时人的知识水平就这样子；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一直存留到现在，到今天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它根本就没答案，也可能是你忘记了或无所谓再不打算深究了。也就是说，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由困惑开始，但并非仰靠答案而完成，更绝不是按着一问一答的机械方式来。没错，在那时候我们是再认真不过想得到答案，一心想解谜，但浸泡其中真正获得的却是某种视野，某个眼界的层层打开，某道通往世界的特殊前进路径。我们一边学，也被迫一边想像好填补去除不了的理解空白隙缝。认识是一趟不断修改的曲折路径，在理解和困惑的夹缝中蹒跚而行。

就是瞻望

把阅读想成一个连续的旅程，我们就更懂了，原来困惑不过就是瞻望，它不见得源自于我们的冥顽，更多是来自我们踮着脚跟的好奇，远方有某一物某一点还没看清楚，只因为跟你当下的所在距离太远，你的目力还不可及。

事实上博尔赫斯差不多也这样子讲，尽管他这一番话原来回应的是小说书写的问题——

我可以举康拉德的例子来说明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康拉德说他是个航海家，把地平线看成一个黑点，他知道这个黑点就是非洲，也就是说，这个黑点是有森林、河流、人群、神话和野兽的大陆，可实际上他看到的东西就只是一个点。我的情形也是如此，我隐约看到一个可能是岛屿的东西，我只看到它的两端，一个角和另一个角，但是我不知道中间这段有什么。我依稀看到了故事的开端和结尾。但是，看到这种模糊的东西时，我还不知道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随着我不断地考虑这个题材或者我不断地写下去，它的面貌就逐渐地暴露在我的面前。我犯下的错误通常是属于这个尚且黑暗、尚未光明的地区的错误。

两个小说家的例子

好，想看清楚非洲，我们让船航近些，你就看见黑点原来是森林、河流、人和兽群等等，但你如何“看见”神话呢？博尔赫斯并未费神解释给我们听，我们得自己想。

神话，乃至于一切具象事物背后的关系、道理、情感和概念等等，并不是视觉的对象，我们得仰靠“心灵之眼”来看它们，这正是最大麻烦所在。我们的心灵之眼，亦即理解，不像我们的视觉感官那样直接、明晰、有看就有，而且方便意志操控，此外，我们视觉耗费的时间取决于光的行进速度，谢天谢地这家伙是全宇宙跑最快的一个，因此我们还感觉视觉是不需要时间的——理解不同于此，它负责对付的是更难更隐秘的东西，它清楚地需要时间，而且往往不是我们意志所能操控，也正因为如此，它才稀罕而珍贵，从浮泛的、谁都会谁都能的直接感官世界分别出来。

又需要时间、又非意志可操控，这两下加起来是什么意思？是理解的诡异时间感。真的，理解绝对是我们阅读世界中最没时间观念的部分，它习惯性地迟到，不在我们预期的时间来，尤其几乎从不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来，等我们放弃了、不理它了，你往往才发现它不知道何时那么清晰明白地就站在灯火阑珊之处——考过试的人，大概都曾有过诸如此类的被捉弄痛苦经验。

有关理解的这个诡异时间延迟本质，我个人曾用两部小说为实例来说明，一部是劳伦斯·布洛克的冷硬侦探小说《刀锋之先》，另一部是格雷厄姆·格林的《输家全拿》，台湾的译本把它改名为软绵绵的“赌城缘遇”——以下照着再讲一遍。

在《刀锋之先》书中，主人翁无牌私家侦探马修·史卡德办案陷入泥淖，他有一种拿人钱财却无力替人消灾的沮丧，他的前共产党员女友薇拉安慰他：“你做了你应做的了。”（You’ve done your work.）史卡德用了work这个字的双关语来回答，work，物理学上我们称之为“功”，公式是力量和距离的乘积，比方说一物重二十磅，你往前推了六尺，你就等于做了一百二十尺磅的“功”。史卡德说，而他所做的却像是推一堵墙，推了一整天也没能让墙移动分毫，因此，尽管你是拼尽了全力没错，你就是没一分一毫地done your“work”。

格林则在《输家全拿》书中再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编故事能耐，这整部小说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格林的一个有趣发想：书中主人翁流落赌城，在绝望时刻偶然从一个老头手上得到一个必然赢钱的赌方，但这个最后一定大赢的赌方非常诡异非常磨人，它必须先挨过一定阶段的输钱，只能输不能赢，而且明知是输亦一步不能省——也写小说的格林迷朱天心尤其喜欢这个例子，她在新小说顺利开笔之前，一样总要经历着同样的短则数日长可数星期的枯坐思索（在小说题材乃至内容已完全锁定备妥的情况下），明明知道一定空手而回仍得每天带着书、草稿本和笔到写作的咖啡馆报到，她出门时的口头禅便是：“去输钱。”

这两部小说的“实例”，因为太有趣也太准确了，我总忍不住把它们当成是理解一事的隐喻。它们完全一致地告诉我们，那就是解决困惑过程的阶段性不均匀，它不是好心人说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式的每投入一分心力就得着一分进展，没这等好事，相反的，过程中你像整个人浸泡在仿佛无际无垠的困境之中，除了困惑和徒劳什么也没有，然后，就如同跨过了某个不可预见的临界点，忽然有一天墙开始动了，赌钱的轮盘梦一样开始跳出你押的数字来。

两个例子不同之处在于，格林比较好心，让我们看到辛苦长路末端的光明终点，你挨够了输钱就能大赢；布洛克很冷酷，他提醒我们，你推的极可能就是一堵根本不会动的墙。

也就是说，理解，除了习惯性的迟到，它还会索性爽约不来。

等上一段时间

如此要命的理解本质，于是扮演了有志阅读者最锐利的致命一击杀手，因为这实在太扞格太背反我们的基本人性倾向了——我们可以付出，但总期待有所回报；我们乐意辛苦，但总该让我们感觉到有代价有反应有进展。这种对“回报对称系统”的素朴盼望是极普遍极人性的，缺乏这样循环性的安慰，事情很难一直单向地持续。所以我们才说，阅读被认为是好事却不易持续性地实践，一定有它悖于我们人性之常的地方，这就是。

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可否告诉我们，一个仁慈而且万能的上帝会这么整我们吗？——无神论的博尔赫斯说只要一次牙疼，就够他否认上帝的存在。我们的理解本质和人性倾向矛盾如此，至少也够我们狐疑了不是吗？

因此，在书籍铺成的道路上瞻望并蹒跚前行，你的一部分决心还得先换成耐心，把发愿决心的锐气磨为沉静耐心的钝力，以等待一个，呃，可能不见得会来的东西如等待一个没说好一定赴约的情人。

博尔赫斯话讲得很白，建议我们至少跟自己约定个期限，“不久前，我曾经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期限。我心里说：好吧，咱们再等六十天。假如这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眼下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那我就自杀。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更好。不管怎么玩吧，要自杀的人都感觉自己是个英雄，觉得浑身有力气。”

基于人道和社会责任，我比较推荐大江健三郎的说法和办法。大江那本为下一代孩子温柔写成的《为什么孩子要上学》书中，最后一篇文字便是《请再等上一段时间》，是大江最终的谆谆叮咛：

我想说的是：对小孩子来说“等待一段时间的力量”非常重要。不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一样，在生活中，遇上真正困难的问题来找碴时，暂且就把它放入括弧内，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再看看。这么做之后，再来计算活着的这条庞大的算式，这和一开始就逃避问题并不一样。在等待的期间里，有时括弧内的问题会自然解开了。……经过了“一段时间”再来看看括号，如果问题还是老样子，这次就要正面面对了。可是，亲爱的孩子们，在拼命忍耐的“一段时间”当中，你们会发现自己也成长了，变得更健壮了。……我在高中到大学毕业的那段期间，就是这样撑过来的。而现在，我还活着。

放入括弧内的困惑

我个人尤其喜欢“放入括弧”这个想法。困惑被包裹起来，变得有焦点而且可携带，既专注又好整以暇；更好的是，这有点像船舰设计的“隔堵设备”，把问题局部化了，不让它泛溢到整体，一处大破洞进水，其他部分仍运行如常不受影响，马照跑舞照跳书照读——当年泰坦尼克邮轮之所以沉没，便是隔堵设备漏算了这种冰山撞击方式，邮轮在做紧急闪避时冰山刮过整个右舷，遂造成千人罹难的历史上最惨痛单一沉船悲剧。

把困惑放入括弧之内，不让这单一困惑恣意膨胀到甚至让我们心神大乱怀疑起自己的智商、精神状态和人生价值，我们正常的阅读仍可持续进行没被绊住，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正正因为正常的阅读仍持续，你才会“成长”“变健壮了”，问题也往往因此才“自动解开”。

“问题自动解开”，这是我们每个人认真回想一下都有的经验，而且极可能就是理解造访我们最基本的样式，我们漫漫人生所学会的这一点点东西，绝大多数不都是这样子不知不觉懂了的不是吗？如此不免带着几丝神秘意味的理解方式，有人喜滋滋地称之为灵感，有人因此努力仿制寻求所谓的“顿悟”，但诸如此类的说法我个人并不喜欢而且极其不放心。当然没错，从不懂到懂、困惑豁然打开那一刹那的确是非时间的、是“要有光就有光”的方式，因此也就有着某种天启的，宛如神灵慷慨赐予的惊喜，我们因此谦卑地满心感谢是好的，但这其实只是理解漫漫长路末端最甜美收割的一刻，它绝对不是无来由而且可分解的独立现象，可以让你不费劲地只撷取这个而不要之前的辛苦浸泡过程，天底下没白吃的顿悟。

更积极来说，理解不同于证明，它对付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说服他人，通常需要的并不是直线式的“证据”，而更多是迂回不可逆料的触类旁通，一个历史学难题可能因一份人类学报告或一则神话而柳暗花明，一个物理学的关键启示可能来自一部小说、一首诗或仅仅就是不相干书里的一句话。把问题放入括弧内，不仅正常阅读能持续进行，更因为阅读的持续才更让你无法预见的启示和触类旁通成为可能，提高此一难题日后解开的几率。

大致上，这便是我们理解的自在诡异本质，我们无法完全操控，更无法改变它，因此剩下来所能调整的便只有我们自己，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调整的极致是什么呢？很简单也经常听到，那就是干脆抛开这些计较，让阅读单纯成为一种习惯，还能够的话，更好是让阅读成为博尔赫斯所说的“享受”，不去神经质地掂量收获，不懒怠地枯等不可靠的启示跑来一头撞上你，不时时锱铢必较地计算投入和产出的损益平衡，让它变成某种不知而行的仪式行为，甚至像呼吸一样自在自然，随时带本书在身上，有空就看看读读，临睡前用它来召唤对现代人而言愈来愈难得的安然入眠，最好能做到每天不看看书就跟没洗澡没刷牙那样不对劲。

大江说得好，这和一开始就逃避难题并不一样，让阅读成为习惯，我们不过是要找出一个安顿得了困惑、让我们可以和困惑长期相处的明智办法，好纾缓压力，解除那种不确定的沮丧感，而不是要回避困难，这正如卡尔维诺说的，我们不时时直接瞪视它，但并不是丢开它，“我们仍把它携带在身上，作为自己独特的负担”——如果说阅读有什么真正不可让渡的底线，那必定是困惑。取消了困惑，阅读就不在了。

做同一种梦的人

至于大江所说，如果等上一段时间括弧内的问题仍未解开，就必须正面去面对。这是大江对自己的严酷要求，我个人没敢做这样的建议，毕竟，正如我们谈过的，书籍的世界包容了人类世界可记录的所有困惑，而且面对如此浑厚绵密的完整世界，我们又只能语言地、分类地去有限思索它叩问它，没有人可能读完所有的书，可以跨越过不同假设、不同视角、不同语言的思维分工领域，穷尽人类至今所堆积的全部知识和智慧成果，更遑论那些只会更广漠的人类未知领域、那些不会有返回的、终极的纯粹困惑，所以博尔赫斯坦承：

我不得不藏身到那不可战胜的无知黑洞里去了。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个无知的人。我很想了解一些化学知识，也曾经想学习一些物理。我很想了解汽车是个什么东西，自行车是个什么玩意儿，可我就是到死也没法弄明白了。多奇怪？有时我自己也纳闷，心里想：我不知道自行车是个什么东西，可是却能够了解宇宙是什么或者时间是什么。或者因此我最后能够知道我是谁或者我是个什么，可是别的人却能够知道我永远学不会的东西。

以有涯的阅读之身，面对无涯的阅读之海，我们终究得作出抉择，并心痛地放弃某些东西，不必等到死亡悍厉地阻止这一切。当然，这么说可能是有风险的，一不小心就成为某种懒人的借口，但一个阅读者要不要诚实面对自己，这是旁人不好多嘴的，我们最多只能善尽提醒的言责。

博尔赫斯所说：“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个无知的人。”这份清楚的自觉可以一路上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从昔日的德尔斐神谕我们知道，这是个智慧的谱系，绝对不是懒人一族，因此我们可知，承认自己的（某部分）无知，其实可以是更积极的，其中最富意义的差别便在于，这句话是说在思维困惑之路的末端，而不是出自于才乍乍开始的初级阅读者之口，一样的话，不同时间和心思来说，意思当然完完全全不一样。

有时你放弃正面攻打某个领域的坚城，为的是集结自己有限的心力资源去瞻望自己更重要更不可弃守的梦想；你不读化学分子式不订阅汽车玩家杂志，是因为有关宇宙和时间的浩瀚之谜更吸引你、更是你一生志业所向。博尔赫斯的话我们可别听错了，或故意听错，选我们自己要的听。

我还想多说两句的是，有时肯坦言自己的无知，并不见得一定伴随着放弃的结论，这一点，在苏格拉底身上，我们可能比在博尔赫斯的话语中看得更清晰——我们完完全全知道有太多的问题不会有终极答案，你了然于胸，偏偏这样的问题又是真的，时时折磨且诱引着你，某种昆德拉所说“认识的激情”抓住了你，推着你半不由自主地边问边前行。苏格拉底用天神的旨意来支撑自己的大疑，今天我们则改用信念、价值、责任、宿命等等超越了理性的语言来言志。正因为你不是为着终极解答而来的，因此你往往还比那些相信有答案才来的人更强韧更禁得住受挫，也走得更远。毕竟，那些人一旦发现地底下没黄金或认为不划算，通常会在第一时间掉头他去。

阅读者最终会走到哪里呢？对不起，我个人实在不知道，我个人只知道在这道书籍铺成的永恒困惑之路上，你虽一人踽踽独行，但前方极目之处永远看得到远远走在你前方的坚定人影，你甚至认得出来那是谁，那些都是你最尊敬的人，你很荣幸能和他们居然真走在同一条路上，感觉到芸芸世间你有朝一日没想到可以和这些人成为同一个族裔，问同样的问题，被同样的好奇所召唤，这不只让你感到安慰而已，你简直忍不住地觉得光荣与雀跃，你也一定会想到布鲁斯·贾温所说那段美丽的话：

每个图腾的始祖在漫游全国时，沿途撒下语言和音符，织成“梦的路径”，如果他依循歌之路，必会遇见和他做同一种梦的人。

4.第一本书在哪里？　有关阅读的开始及其代价

我一生的遭遇似乎是鬼使神差。

《迷宫中的将军》书中，这句话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出来写出来的，而是真的出自玻利瓦尔本人的手笔，取之于一八二三年八月四日他给桑坦德的信。这句话也没在小说内出现，尽管小说中通过记忆和回溯是这样来看玻利瓦尔尽可以比附成宗教天启的辉煌一生没错（小说里写到，玻利瓦尔送给他没上成床却让他躲过一次暗杀的英国外交官美丽女儿米兰达·林达萨一枚圆形颈饰，所附的短笺只写一句话：“我命里注定要过戏剧般的生活。”）。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这句话单独放在一切开始之前的扉页，拉开故事的序幕。

卡尔维诺说过：“生命差点不能成其为生命，我们差点做不成我们自己。”其实，每个人若诚实地回忆自己一生，都很容易觉得真是鬼使神差，那么多细碎的、完全无法控制无从察觉的偶然不偏不倚地铸造成我们如今的人生模样，简直像单行道一般；而我们又同时再心知肚明不过了，这每一个偶然都是可更替的、可在冥冥中一念改变的，在一个岔路口不往左而改向右，放过这班车换搭两分钟后的下一班，生命也就转向了，结婚的会变成如今完全不识的另一名女子，生两个如今在无何有之乡的一男一女。人的一生如卡尔维诺所言总在回忆中特别危险，危险到你现下所坚实拥有、生根般赶都赶不走或受国家法令明文登录并保护的一切，好像都可能眨个眼就蒸发无踪，因此，我们往往被迫转而相信其中一定有某种神秘性的命定力量帮我们拣择帮我们安排，好对抗如此颤巍巍的生命偶然搭建，一定得恰好就是这样，恰好就是她，否则我们要如何在流沙般的生命土壤里深植情感挖掘意义呢？

生命如此鬼使神差，阅读于是也就一样非如此不可，毕竟它包含其中，只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一种行为。尤其是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更得是鬼使神差，因为它通常发生在年幼的时日，是我们对自身和对外在世界两皆茫茫的时日；同时，它是阅读之始，在一切判准和线索之先，它可能诱发出下一本书，但没有它之前的任一本书诱发它，因此它只能是自在的、任意的，又仿佛命中注定。于此，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讲了一段同时揭示着偶然性和宿命性的精彩话语：“一个人日后会成为怎么样一种人，端看他父亲书架上放着哪几本书来决定。”

收信的桑坦德是谁？这可能之于我们的话题不重要，他是建造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生产咖啡、翠、毒品毒枭，还有本世纪最伟大小说家的哥伦比亚国的那个人（有没发现？咖啡、翠、毒品，以及神奇魔幻的小说，好像都是刺激人心生幻觉之物，这真是个奇特的国度）。桑坦德原本当然也是玻利瓦尔伟大解放阵营的一员，日后却是让哥伦比亚从玻利瓦尔宏大南美国分裂出来的主要力量，一九二七年玻利瓦尔正式和他彻底决裂。相对于玻利瓦尔的浪漫，桑坦德则是个现实性的人，因此两人的矛盾和结局大致上也殊无意外，浪漫的玻利瓦尔解放整个南美洲，他的力量爆发于大历史的开阖舞台，现实的桑坦德则控制住有限边界的哥伦比亚，在权力的封闭角力场获胜——想想浪漫革命家托洛茨基和现实统治者斯大林，历史不也是这样子演吗？

从之前揭示的书目中我们已经知道了，无书不读的玻利瓦尔尤其热爱浪漫派作家的作品。这位雄性狮子座的大解放者，他准贵族的富裕家世，支撑起他当时南美洲人还未有的超越视野和鉴赏力（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当代经典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书中提到：“当时也谈不上有什么知识阶层。因为，‘在那安静的殖民岁月之中，人们那高贵而硬充绅士派头的生活韵律很少被阅读所打断。’如同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第一本西班牙文的美洲小说要到一八一六年，也就是独立战争爆发很久之后才出版。”）更重要的，还实质性地支撑他如败家子似的豪奢热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马格达莱纳河之航终点处回溯了玻利瓦尔年轻未革命时在欧陆的漫游之事，那是他第二次到巴黎：

当时，他刚满二十岁，为共济会成员，殷实富有，丧偶不久，他对拿破仑·波拿巴的登基加冕大惑不解；他高声背诵卢梭的《爱弥儿》和《新爱洛绮丝》里所喜爱的片断，这两本书多少年来都是他的床头读物；在老师的照顾之下，他身背背包，徒步穿越了几乎整个欧洲。一次，在一座山顶之上，俯瞰着脚下的罗马城，西蒙·罗德里格斯给他说了句有关美洲各国命运的豪壮的预言。对于这一点他看得更加清楚。

“对这些讨厌的西班牙人，应该做的就是把他们从委内瑞拉撵走，”他说，“我向您发誓，我将这样去干。”

登高望远，山巅之地是思索尘世万国权力的油然位置，昔日的年轻耶稣在此徘徊了整整四十昼夜，往后，玻利瓦尔还选择了高寒俯瞰的波哥大为南美世界之都——喜欢玻利瓦尔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则从未喜欢过这个高地大城，用“遥远、混浊”来说它，还说，“从第一次到达波哥大时起，我便感到自己比在任何其他城市都更像个异乡人。”显见加西亚·马尔克斯绝不是个跟权力宰制有缘分的人，他喜欢马格达莱纳河下游一端的加勒比海温暖平坦海岸。

我们该如何看待玻利瓦尔这二十岁的年轻誓言呢？可以当真，也可以不当真，我们大家也都年轻瘦削过，年轻是发誓的年纪，那时触景生情指天立下的毒誓那可多了，大大小小收集起来可以如百工图。我相信，彼时发愿过要逐走西班牙统治者的南美洲人何止千千万万，断不可能只有二十岁的玻利瓦尔一个人，只是鬼使神差成为大解放者的就他单操一名。

不信我们把小说紧接着读下去，看胸怀大志的玻利瓦尔然后怎么过日子：

当他到达成人年龄并终于能够支配遗产后，便开始了一种适应于当时的狂热和他本人性格特点的生活，三个月里，他花去了十五万法郎。在巴黎最豪华的旅馆包有数个最昂贵的房间，随身跟有两个制服笔挺的仆人，进出是一辆配有土耳其车夫、几匹纯白良马拉着的马车，在不同的场合携带不同的情妇，有陪他去喜爱的普罗科佩咖啡馆喝咖啡的，有陪他去蒙马特跳舞的，还有陪他去歌剧院他的私人包厢看戏的，他向所有相信他的人讲述怎么在一个倒霉的夜里玩轮盘赌，一下输了三千比索。

这像个无私而迫切的解放者吗？

但这才是玻利瓦尔，超越了只是大解放者单一层面的浑然玻利瓦尔。我想起以前台湾拍造神电影《国父传》，名导演杨德昌不知怎的也看了，说：“那个国父，好像知道了长大后会成为国父，才五六岁就妈的用眼神感召革命同志，逊得！”

抱歉，既然我们一路把小说原文念到此处，我建议我们是否再往下多读一段？我们不能说这是全小说最棒的一段（好小说从没有所谓最棒的一段或一句话），但这是马格达莱纳河航行的终点，紧跟在年少回忆和现实苦涩挫败的夹岸，我们看到江流蓦然一转眼前一亮：

这是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就像在利亚诺无垠的河滩上，静得数莱瓜以外两个人的悄声密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整个夜里我能感到飞鸟的声音。”因为经过了六十九天的航行，陆地终于近在眼前了。将军也感到了飞鸟的声音。鸟儿差不多是八点钟开始飞过的，当时卡雷尼奥已沉入梦乡，一个小时后，他头顶的鸟儿之多，翅膀扇起的风比刮的风还大。过了一会儿，由于水底映出的星星而迷失方向的数条大鱼，从舢板下面游了过去，东北方向腐物发出的臭气，也一阵阵地扑面而来。那种即将获得自由的奇特感觉在大家心里产生的无情的力量，无需要看见它才去承认它。“天哪！”将军长叹了一声：“我们到了！”确实，大海就在那儿，海的那一边就是世界。

第一本书的犯错代价

那种即将获得自由的奇特感觉在大家心里产生的无情的力量，无需要看到它才去承认它——这两句话让我们记起来好吗？

我们人生所念的第一本书究竟是什么，也许有人还清楚记得，也许更多人早让内容连带书名全沉没到遗忘的黑暗世界里去了，然而不管书好书坏，是深刻的启蒙或单纯的无从记忆，其实都没多大关系了，现在的你就是现在的你，不会因记得与否而有什么改变，而且也别太相信弗洛伊德那套童年决定论述，我们的人生太多事发生了，从不曾被单一事物所决定，当然一本书再厉害也没这份能耐。

我个人童年的启蒙之书，大家回忆起来很荣幸跟在北京长大的小说家阿城居然是同一本，都是房龙《人类的故事》，差别只在于阿城是在彼时仍遍地是宝的琉璃厂书架一角无心看到的，我则是在宜兰市中山路光复路丁字路口底端、如今已关店二十年的卖参考书的金隆书店同样鬼使神差买得的（钱则是我二哥一名同学付的），当时阿城与我都不是一口气读完，也都不是我们平生所看所拥有的第一本书——重要的是启蒙，是打开视野和心眼，是神奇地就这样把一个异质的世界排闼送到你的面前，至于它是第一本第二本第十本半点不重要。哪能每次都那么准的？

好，Let by gones be by gones，闽南语歌词里的现成翻译叫：“往事不免越头看，将伊当做梦一般。”这里，如果我们把“第一本书”的意义，拿到此时此刻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打算让阅读重新来过，这回我们有些年岁和人生历练了，不必也不愿意全凭机运从父亲谁谁的书架随便抽一本，我们带了一个所谓的阅读的善念，也带了钱，不失坚决地站在比方说敦南诚品二十四小时书店的小小书籍之海前面，这回我们从哪一本书开始？

一定不能回答“你管他从哪本开始，从你顺眼的那一本开始”对不对？尽管这其实是诚心不过的回答——实话，总是最伤害人的，所以苏联官方以前查禁过某一本书，理由便是“这本书写得太真实了”。

或者就像我们这本《迷宫中的将军》，它当然没被查禁，但书评家说：“这是赤裸裸的玻利瓦尔，拜托给他穿点衣服吧。”

让我们换个口气说。我个人还没虚无到那种地步，也不打算说乡愿的话（觉不觉得？乡愿其实就是某种胆小鬼的虚无），我不认为你闭着眼睛挑都对，每一本书都好都有价值端看你怎么读它而已云云，没这等好事，相反的，书籍世界联系着我们千疮百孔的实存世界，有太多无聊不值一读的烂书，只是这不等于它们就合当被消灭，该一家伙全送进士林废纸厂还原为再生纸浆。烂书仍然有它生存流传的权利，至不济它作为某种不掩饰的病征也有机会佐证真相带来启示，看我们把世界搞成怎么一个鬼样子，就跟实存世界那一堆烂人一样，都有他不可让渡的生存权利，不可以把他们送回大地还原为再生尘土。

我愿意忍受它们，但休想我进一步为其辩护，门都没有，我可不是我好心肠的老友詹宏志。

书海浩瀚，鸡兔同笼，但此番我们却也并非全无线索，我们大致知道自己的程度和兴趣所在，我们也在生活中多多少少堆累了一些有关书籍的讯息和评价，书名、作者名、出版社名乃至于封面和整体长相也都构成意义，这些都可以是有效的参考点，降低懊恼的几率，但仍无法精准地彻底避免我们买“错”书，包括买到对此刻的我们而言太差或太好的书（比方说《博尔赫斯全集》或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便没必要人手一册，要新来乍到的阅读者从这里开始）——我个人是个悲观倾向的人，习惯往最坏的地方预想。后果会怎样？我们买错一本书读错一本书，这错误的代价我们付得起挺得住吗？

这个问题我每隔一段时日就会自问一次，但答案总是无趣地一成不变——不就三百块钱（目前）左右的物质代价，以及顶多一晚上的时间和心力虚耗吗？还有什么是我疏忽掉的？

大致上，这是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候都承受得住的代价，比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必要抉择代价都小，包括买个冰箱或分期付款汽车房子、毅然选个国家旅行去、写自传履历找份工作，更遑论生命中最冒险的，追个女孩娶个很难退货或丢书架一角永远不再滋扰你的老婆。这么小的代价，意思是自由，意思是你非常非常有本钱屡仆屡起一试再试，于是意思也就是，你一定不难找到你可以在心中吆喝一声“开始啰！”的那本书。

卡尔维诺的阅读姿势

对不起，我把话说得轻佻了些，之所以这样，其实多少是为着对抗某种常见的迷思，希望我们把心思舒展在阅读，而不是尖锐集中在所谓的“第一次”——有些第一次可能意义深远，有些第一次则就只是第一次罢了。太意识到自己要开启阅读的神圣性，太慎重，太悲愤，太风萧萧易水寒，觉得全世界都该在此历史一刻屏息等待你，这时候有必要浇一盆冷水，我们只是读本书看看，不是要去刺杀秦王嬴政。

卡尔维诺的名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并不是一本容易念的书，亦不合适当阅读的起点，但小说一开始却温暖体贴而且很好看，它是这么来的——

你就要开始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放松心情，集中精神，什么都不要想，让周围的世界渐渐消失。最好去关门，隔壁总是在看电视，立刻去告诉他们：“我不想看电视！”大声点——否则他们听不见的——“我在看书！不要打扰我！”他们太喧哗了，也许还没听见；那就更大声点，用吼的：“我要开始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啦！”或者，你干脆一句话也不说；但愿他们不来打扰你。

然后，卡尔维诺要我们找到个最舒服的读书姿势，安乐椅、沙发、摇椅、帆布椅、膝垫或吊床什么都成，随便你要坐着、平躺着、侧卧、俯卧甚至瑜伽式的倒立，总之是你感觉最舒服就好；再来就是调整灯光，把香烟和烟灰缸放伸手可及之处；或是你先去小个便，免得读了一半被打断……

还原回真实世界，这位了不起的小说家对我们读他小说的建言或说要求也就只这样不是吗？

倒不是你期待从这本书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大致上，你已不会对任何事有所期盼……你知道你所能期望的，充其量不过是避免最坏的事发生。这是你从个人生活、从一般事务，甚至从国际事务所得到的结论。至于书本呢？就是因为你否认了在其他方面可以享受到期待的乐趣，所以在像书籍这个谨慎规划的领域里，你相信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期待获得年轻人期待的喜悦，无论你运气好不好，至少在其中，失望的风险不严重。

我们太想到这是第一次，是茫茫人生亡羊歧路前的一次重大决定，阅读便容易附生一堆沉重的仪式性行为，像朱天心短篇小说《第凡内早餐》里那个神经兮兮宛如兰博整装出发宰人、但其实只是到百货公司为自己买颗第凡内单钻戒指的年轻女孩，慎重得令人辛酸发笑（但人家起码花了好几万元，两个月不吃不喝的薪水）。如此，在本来可支付的三百块钱和一晚上时光的有限风险之外，我们便极不聪明地又放入了太多真的支付不起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你是把阅读的最动人优势给取消掉了，你把它几近不择地皆可实践的自在舒适转变成一场输不得的人生豪赌，只为着赢回一个满足ego 的空洞纪念，你成为一个疑神疑鬼担心被奸人所害的无助之人，卡尔维诺那种舒服放松的读书姿势你只能悲伤地欣羡。

如果阅读真如离乡远行，请记得长程旅行者的第一守则，背囊一定要轻，尤其别放进太多没必要的情感。

一次只做一件事

不要用诸如“专注”“专心”这么严重而且往往意有其他所指的词，卡尔维诺要我们让周围的世界渐渐消失，不被打扰，不被看电视不读书的邻居打扰，也不要被自己打扰（包括上厕所、抽烟和失望的风险云云），因为阅读就只是阅读，一次最好只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包括阅读，通常我们的动机总是复杂多样的，事后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复杂多样的，但动机顶好在你阅读开始进行，就跟着周遭世界渐渐消失，并于事后的作用更犯不着记挂着，它自己自动会来，你叫不叫唤它都一样，就跟你舒服享受一顿好晚餐，它必定对你的内脏、骨头、血液、腹肌二头肌、免疫系统，乃至头皮下的脑子连带头皮上的毛发都有影响，但你管它！

我个人通常比较神经质的是某种项庄舞剑式的常见阅读方式，是某种记挂着书的内容之外远方鸿鹄将至的阅读方式——旅日的韩裔高段棋士赵治勋，是人格高度有限但技艺高超、一生头衔数目少有匹敌的顶尖好手，有一度勤练书法（日本人称之为书道），同侪棋士跟他开玩笑要签名，赵治勋气鼓鼓地说：“我写字，是为着学习统一精神，不是要练习为人家签名。”动机良善，言之成理，但事情不能这么来。写字就是写字，就是努力把字写好，在认真写字的同时，精神的专注能力和韧度的确会自动跟着长进；相反的，你手中写着字，心里却喃喃念着我要统一精神要统一精神，非常合理的结局是字没练起来，人还更心浮气躁，如失眠跟自己讲了一整夜要赶快睡着赶快睡着至东方既白的人。

赵治勋其实应该用他那一笔远逊于他棋艺的毛笔字为自己写句话挂起来看，那是大国手吴清源昔日收林海峰少年为徒时的赠言：“逐二兔不得一兔。”

人有诸多更自苦更尖锐的自我修炼方式，不同民族不同骇人程度，像日本人冰雪天裸身站瀑布底下，像印度人直视日头不眨眼或终生单脚站立，像民族志里人用仙人掌刺满全身或用一层皮拖曳重物云云，在身体条件允许的状况下，当然我们也尽可一试，和阅读并不相排斥，但记得分别来做，不要贪心一并进行。

吴清源在那场不幸车祸发生之前，不仅只身击败一整个日本的棋手，还让他们全降了级，完成围棋世界天神一样的功业，有人问他致胜之道，吴清源正色地回答：“技艺。”——不是人格修养，不是道德水平，更没有装神弄鬼的雾沙沙哲理，就只是围棋。这干干净净的回答，是一名棋士的真正谦逊，也才是真正的专注。但我们知道，吴清源同时也是人格最高洁的棋手，就像他的棋那般自由、广阔而且永远有超越了胜负的华丽想像力，如今年过九十，依然精神抖擞两眼明亮，讲解棋局一站就几个小时不倦。名小说家阿城整理他的棋局生平，编写他的电影和纪录片剧本，和吴清源见过好几面。大风大浪走过来没什么吓得了他的阿城，讲起吴清源居然有几分激动：“很好看一个老头。”阿城还说吴清源元气长寿之道，在于他“不接受暗示”，意思是浮世里那些人到四十会怎样人到七十身体哪部分又会如何如何，从来无法打入吴清源用黑白棋子筑成的广阔坚实人生大模样里，因此世俗时间的汩汩流逝仿佛对他全不生作用。阿城铁口直断：“吴清源会活到一百二。”

阿城还透露，吴清源说他正打算开始念《易经》。

未完成的书

好，找到你最舒服的姿势，你也开始试着沉静下来读你生命中第二回的“第一本书”了，你还是觉得多少该有什么所得对不对？最起码也该感觉到自己哪里有点不一样了不是吗？

最好不要这样想——或者说，你想太多了也想太早了，这问题等半年一年后、五本十本书之后再掂量都只嫌早不嫌迟。

实在忍不住一定要量度，我个人的经验是，那你就干脆量化到底直接算页数，今天五十页明天三十页，而且你还可以想着中国以前的读书人宋濂，号称“读书日盈寸”的好学之人，彼时的书页较厚、字较大、行较稀，因此你不难告诉自己，我显然是比宋濂还好学不倦的人，这样的洋洋自得够不够？

至于质变的部分，相信马克思吧，量变到一个程度自会带来的。

如果说一定要有什么反应立即在你心里发生，比较正常的是茫然、不明所以、看不懂的地方远远比因此解开的困惑要多，谦逊一点的人怀疑自己的程度和理解能力，急性子点的人懊恼自己是不是做了件蠢事。但卡尔维诺温和地提醒我们留意，空气中还是有某些东西不太一样了，眼前世界的明白线条好像也开始蒸腾扭曲、开始不那么明确起来，这也可以是兴奋的可喜的，“事实上，清醒思考一下，你发现自己比较喜欢这样子，面对某些东西，却不甚清楚它是什么。”

“每一本书都是独特的、完整的存在，仿若一个自在自足的小小宇宙。”不少人爱这么讲也一再白纸黑字写过，老实说除了太情调了点太“徜徉”了点难免让你狐疑这家伙是不是打算就这本书这个小小宇宙而外，这么说也没什么错。但我自己喜欢往另一头想，我个人比较倾向把心思放在每一本书的开放性、暂时性及其未完成，甚至夸张一点来说，书有点像蜜蜂像蚂蚁，只剩单独一只是活不了的，也是没意义的，一本书只是我们思维网络的一次发言，一个回答。

霍布斯鲍姆这位英籍的当代左翼大史家，不至于不理解每一个国族、每一个文化不可化约的、宛如繁花盛开的历史独特性自主性，但他仍然相信并小心翼翼地问道：“研究历史，最终难道不是为了找寻出某种通则吗？”——因此，尽管议论纵横，彼此水火不共容，甚至风马牛般各谈各的声气全不相通，但我们可不可以说，所有的书籍，仍然是向着“同一个世界”发言呢？位置不同、视角不同、所使用的语言（包括思考的和表述的）不同，因此描绘的方式、发出的疑问及其试拟的回答当然也不同，但它终究不是全然的无序全然的混乱，否则它的独特性将等同于全然的断裂，成为不容任何异人外物侵入的最坚硬无缝外壳，不仅不可理解，而且无意义。

在无涯无垠的浑然世界和我们有限有结束时候的生命之间，原本就存在一个先天性无以逾越的荒谬鸿沟，你得老实承认很多东西是我们无力穷尽的；一样，每一本书也是有封面有封底有页码的有限之物，如庄子精准指出的，是某个被赋予了特定形状的语言性容器（“扈言”），它所能装载的也就只能是这无尽世界空间中的“一截”，以及时间中的“一段”，而且在这有形有限的“一截”、“一段”之中，它还是语言性的，意思是说，它不能放任其中的所有细节保有它们的连续性及其蔓生能力，它得作出选择，把其中大部分的细节暂时化约、固着下来，只让它所关注的焦点部分保持运动、变化和延伸，就像火车穿梭行进于如静物风景的广阔田野之中，万物皆动皆同时喧嚷发声的世界是站不住双脚的，遑论思考。

成千上万年来，很多哲人都曾经停步在这道洋洋鸿沟之前，发出过类似的疲惫感慨之言，这里我们只举几个近代点的例子，一来这几位名字大家熟悉，他们的书坊间也容易买得，方便大家动心起念去查看去从头阅读；再者他们的语言“触感”和说话方式、气息也和我们这代人较相近，不产生陌生排拒——翁贝托·艾柯仍以他一贯恶魔般的玩笑方式讲了一则寓言，告诉我们要绘制一张和实际世界一样大、且细节部分完全一致的地图那是不可能的；卡尔维诺则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最后一讲的《繁》中，以福楼拜最后十年搏命演出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布法和白居谢》为例，“书中那两位十九世纪科学主义的堂·吉诃德遨游浩瀚的知识之海，航程既叫人同情又令人兴奋，到头来却变成一连串的船难。”这两人原本想科学性地穷尽一切人类知识的细节，完成某种完整世界的“统一场理论”，却发现“这些世界却都互相排斥，或至少互相矛盾”，于是他俩放弃了理解整体世界的野望，认命地转向抄写，决心致力于誊抄这个世界图书馆的所有书籍。为了支撑笔下这两个家伙的异想奇志，福楼拜本人被迫进行疯狂无止尽的阅读。一八七三年，他为此读了一百九十四本书；到一八七四年，数目上升到二百九十四；一八八年一月，他在笔记本里写下这宛如被囚于知识死牢者的绝望墙壁上刻痕：“你可知道我为了我两良友，必须吸收多少册书籍吗？超过一千五百！”

读完一千五百部书？多可怕的数字，但你晓得今天光是台湾一地这个出版世界的边陲小乡小镇一年有多少新书问世吗？差不多三万五千种之谱！

福楼拜曾经想为这部小说加个副标题，叫“谈科学方法的匮乏”；更早前，他在一封信里也说过：“我想写的，是一本关于虚无的书。”——卡尔维诺再聪明不过地由此问道：“我们应否下结论说，在布法和白居谢的经历中，‘渊博’和‘虚无’已混成一体？”

因此，列维斯特劳斯讲得非常对，这就是他的“小模型”概念——当然，他的切入点是绘画，而不是书籍，他用以说明的实例是一幅克洛埃的女人肖像，但道理完全是通的。该画，画家把焦点放在该女性的花边状假领上，极其逼真地进行逐线逐条的描绘，由此引发观画者深沉的美感情绪。

“小模型”，指的不是大小尺寸的缩减（尽管尺寸通常也是缩小的），而是对实存描绘对象某方面“细节的遗弃”。“比例越小，它似乎在质上也简化了。说得更准确些，量的变化使我们掌握物的一个相似物的能力扩大了，也多样化了。借助于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在一瞥之下把这个相似物加以把握、估量和领会。”

一样的，每一本书，也都是这样的一个个小模型。不同焦点的逐条逐线仔细描绘，并同时对其他部分的细节遗弃，从这层意义来看，每一本书都是当时当地的一次凝视，都是未完整也没完成的，这本书遗弃掉的部分，你得到另外一本书里去寻找——而列维斯特劳斯最令人会心的是，他灵敏无比地揭示了，在令人沮丧的终极渊博和虚无到来之前，“我们掌握物的一个相似物的能力扩大了”，像地层底下沉静稳定的水脉，连通了见似各据一隅的土地和森林，让微妙的、我们常不免时时怀疑的书籍间相呼应声息，成为可信。

答案·答案在茫茫的数十上百本书里

尤其是你心中摆着某个特定疑问进行阅读，想为这个令你寝食难安的疑问找寻完满解答之时，你通常会很懊恼，天下之大，书海滔滔，就没有这么一本书恰恰好针对着你的全部需要作答，就没有人恰恰好跟你所思所想完全一致，你要谈独特性，这就是独特性，以及与独特性必然并存逃不掉的孤寂。

即便你是不带太清晰意见的、没特定目的的阅读（这其实才是阅读行为的主旋律），或是算你运气好读到命题和提问方式与你大致相合的书，你还是一定察觉到其间有着参差，你放心不下的缝隙部分，书写者全不犹豫的一语带过，你以为常识部分的，他老兄困惑不已，同样的问题，却有着不一样的色度、温度、深度和向度，令你爽然若失，还令你更生疑问。

你要的完满答案在哪里呢？如果你咬牙继续在书里找下去，你通常会发现，你希冀而且感到舒适的答案东一处西一处，散落在数十上百本不同的书里面，所以本雅明才说，找寻书收藏书的极致，是你自己最终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来。这本书是你写的，为你自身独特的问题DIY作答；但它同时也是某种收集和编纂，是你采撷自数十上百本书如佛经说“采四海之花酿酒”的整理收拾，你要谈独特性，这就是独特性的一次美好完成。

所以啊，急着找第一本书、丈量第一本书的成果，不是太跟自己过不去吗？

独特性的历史迷思

老招式老法子，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不是第一本书在哪里，而是第二本书在哪里——找寻第一本书只是意志的宣达，找寻第二本书才真正是阅读的开始；第一本书可以是任意的，第二本书则多少是有线索的。

第二本书，也就是下一本书在哪里呢？

我说过，我个人喜欢这么回答：“下一本书，就藏在此时此刻你正念着的这本书里头。”——这样子有点恶心有点凑格言形式的回答，想说的就是书籍暂时性的、未完成的本质，以及书与书之间的联系和彼此召唤，一本书靠另一本书说明，这本书所遗弃的细节，在另一本书里被逐线逐条地描绘，这本书里被冻结成静态风景的部分，在另一本书里却生猛地运动起来，这本书所悬缺的答复，你在另一本书里也许可多发现完整答案的变形虫似的另一角拼图……

婉转曲折的，会引领你看到书籍汇成的大海，那个可能性的、意义的大海，就像航行了十四天之后的玻利瓦尔一样。

这个联系着这本书和那本书的线索是复数的，不是单行道，并且因为你独特的存在、独特的需求和疑问而成立并且变异——第二本书，在实际的阅读行为中，它可能是同一个书写者，因为这个作者已引起你的兴致，你好奇他在写这本书之前之后在想什么；它可能来自同一个出版社，因为你对他们的选书和编辑方式生出了信心，封面设计也挺好看，可以再多花三百块钱和另一个晚上时光跟它一搏；它可能是同一思维领域而且不断被这本书所引述的重要著作，你想追这个领域下去，得补满理解所需的必要知识缝隙；它可能是单一命题比方说古今中外的杀人刺客从春秋战国的豫让到狙击肯尼迪的奥斯瓦尔德；它可能是这本书脚注中不起眼但被你一眼看中的有意思人名和书名；它可能来自同一个有趣的遥远国度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之于拉丁美洲、昆德拉之于捷克东欧、契诃夫之于广漠沉睡的俄罗斯和那一整片冰封的最大平原西伯利亚；它可能是一条河流、一种植物，一个日期、一幅插图插画、一个译名、一个模糊说不清为什么但你难以忘记的心中图像如脑子里赶不走的一段旋律……

列维斯特劳斯在那幅克洛埃的女人肖像画谈“小模型”时，事实上还讲了一段精彩的话：

选择一种解决方法牵扯到其他解决方法本来会导致的某种结果的改变。而且实际上同时呈现于观赏者的是某一特殊解决方法所提出的一幅诸多变换的总图，因此观赏者被转变成了一个参与者的因素，而他本人对此甚至一无所知，只有在凝视画面时他才仿佛把握了同一作品的其他可能的形式。而且他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比创作者本人更有权利成为那些其他可能形式的创作者，因为创作者本人放弃了它们，把它们排除于自己的创作之外。这些其他形式就构成了向已实现的作品敞开的许多其他可能的补充图景。换言之，一幅小型图像的固有价值在于，它由于获得了可理解的方面而补偿了所放弃的可感觉的方面。

对才要寻出第一本书读的人而言，这可能不是太容易看的一番话，但没关系，耐心点我们最起码可以读出这个重要讯息：一幅遗弃某方面细节而成为独特的画，并不会局限我们对“完整总图”的知觉，也不至于缩减我们对其他未实现可能性的知觉，事实上，它反而能帮我们打开这个知觉，只因为我们的如此知觉很难凭空发生，它要“触类”、要实感地触到了某种已实现的具象“实物”才被点燃起来，并旁及其他，也就是“他本人对此甚至一无所知，只有在凝视画面时他才仿佛把握了同一作品的其他可能的形式”。

绘画如此，书籍也是这样，事实上，书籍做得更好更体贴。书籍所形成的彼此对话网络更稠密，被实现的实体画面数量更多更没间隙，此书所遗弃的细节，却是更多其他书逐线逐条细腻处理的焦点对象，因此读一本书你不仅在自己的想像中模模糊糊地旁及其他可能，你还能实物地在其他书中看到这些可能被一个一个、一次一次实现出来。书，便是这样不间歇的召唤同类。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击破一个阅读的长期迷思，一个比三百块钱和一晚上时光更威胁阅读者的虚拟风险——很奇怪的，我们常会害怕被书宰制、害怕书像某种邪灵或外星怪物般占据我们，让我们丧失自我，成为它意志的工具，至少让我们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云云。

这类的胡言乱语流传得既久且广，每一代总有些太神经质的、太想错事的，以及发懒不想读书的人贡献几句恫吓性的廉价格言。我们当然都是独特不可替代的一个一个人，但我们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来自哪里呢？除了一小部分来自生物性的基因密码而外，不就是一连串不由自主也不能回头的偶然堆叠起来的吗？我们被我们没置喙余地的父母给孕生出来，然后被莫名抛掷到一个窄迫的特定时空，再鬼使神差地在无数排列组合可能性中实现了（还不足以称之为选择了）如今这惟一一种人生，还每时每刻被包围于流俗意见中接受不间断但不察觉如微中子式的轰击，这当然是独特的，但它到底有多少成分是真正自主的呢？它是自由的吗？你神经质要保卫的究竟是什么？

自由，是独特的个体对自身独特性的局限和沉重的超越，它通常开始于思维的发动，以此反省自身并想像可能，阅读当然不是思维发动的惟一路径，但却是最有效而且最具续航力保证的一种，这是列维斯特劳斯那番话给我们的启示。

卡尔维诺为我们做了如此背书。同样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说得温柔动人而且充满瞻望：

有人可能会抗议道，作品越趋避可能的繁复性，就越远离那独特性，即是迷离作者的“自我”、他内在的诚意以及他对自身真理的发现。但我会这么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每一个人，岂不都是由经验、资讯、我们读过的书籍、想像出来的事物组合而成的吗？否则又是什么呢？每个生命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座图书馆、一张物品清单、一系列的文体，每件事皆可不断更替互换，并依照各种想像得到的方式加以重组。

然而，也许我心深处另有其他：设想我们从“自我”之外构思一部作品，这样的作品会让我们逃脱个体自我的有限视野，使我们不仅能进入那些与我们相似的自我，还可将语言赋予那些不会说话的事物：那栖息在阴沟边缘的鸟儿，以及春天的树、秋天的树、石头、水泥、塑胶……

老读者永远的第一本书

所以，再没其他胡思乱想的风险和代价了，还是那三百块钱和一晚上时光而已，这是我们买第一本书加读第一本书的最动人优势，善用它，人生可这样犯错、回身、按个取消键就重来的好事并没太多，年纪愈大你就愈晓得是这样。

我想多讲两句的是，即使你是读破万卷的老读者，你依然保有这样的第一本书优势并可在阅读的每一阶段每一刻善用——书的世界这么大，永远有你没探勘冒险的广大未知领域，永远有新的书写者、新的不满和疑问、新的焦点、新的深度和向度，这让你不免虚无，也教你精神抖擞，像重回年轻时光那样。

第二本书的概念揭示着阅读的连续性，但第一本书的概念却是跳跃、重来，以及未知和惊喜，它挣开因果之链，代以危险的自由，因此自有一种豪情。

本雅明曾说他写文章“每一句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句子”，说的便是这样不连续的喜悦，不必害怕联系会断线，《易经·乾卦》的第四爻说：“或跃在渊，无咎。”说的是学习飞翔上天的龙，系在水渊上做此英勇的尝试，即便不成功，也不过落回原来的地方而已，因此没有危险，书籍的海洋远比你想像的巨大、坚实而且体贴，就算你掉下来也掉不出去的，你只是更勇敢把旅程走得更长而已。

5.太忙了没空读书怎么办？　有关阅读的时间

借着回光返照的来临时刻，他环视了一下房间，第一次看清了里面的一切：最后一次借来的大床，破旧得令人怜悯的梳妆台，他那面耐心而模糊的镜子，今后他再也不会在里面出现了：瓷釉剥落的水罐还盛着水，旁边搁着毛巾和肥皂，那已经是为别人准备的了。无情的八角钟像脱缰的野马，不可抗拒地向十二月十七日飞奔，很快的将指到将军生命的最后一个下午的一点零七分。那时将军把交叉的双臂放在胸前，开始听到榨糖的奴隶们，以宏亮的声音唱着清晨六点钟的圣母颂，透过窗户，他看到天空中闪闪发光、即将一去不返的金星，雪山顶上的长年积雪，新生的攀缘植物，但下一个星期六，在因丧事而大门紧闭的邸宅里，他将看不到那些黄色的钟形小花的开放，这些生命的最后闪光，在今后的多少世纪内，这样的生命将再不会在人间重现。

这是《迷宫中的将军》的最后一段，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写的是玻利瓦尔对世界的最后目光搜寻印象，或许就只是一瞥，但弹指的时间被人的眷顾以及不解分割出来，也拉慢拉长了，形成一种温柔的驻留。我很想问有充分小说书写经验的亲朋好友们如何看待这最后判决的一段，换是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结束方式？怎么为这样一部长途跋涉因此充满情感的小说、而且还是一个巨大历史生命选择一个依依不舍的句点？

我想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电动打字机前的模样。之前，他曾在《百年孤独》结束上校生命时悲伤不能自持，据他自己描述，他全身哆嗦，跑回卧房痛哭，他那美丽而且坚强（嫁给情感上依赖成性的双鱼座加西亚·马尔克斯你非坚强不可）的老婆梅塞德斯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只确认地问了声：“上校死了？”

玻利瓦尔，大解放者，死时才四十七岁，这印验了小说开头他下台流亡时那位英国外交官向他的政府正式报告里的一句话：“留给他的时间，勉强够他走到墓地。”

加西亚·马尔克斯没解释为什么“只有”这名英国外交官知道玻利瓦尔惟一可能的收场和去处，但我想我们猜得出来，因为只有这个英国佬是冷静、事不关己的外人，只有他站在玻利瓦尔“力场”外面的准确观看位置，其他的南美洲人，不管是敌是友，则悉数被玻利瓦尔卷入，被玻利瓦尔长达二十年的巨大光芒和屡屡创造的奇迹笼罩其中，玻利瓦尔已成为他们的共同命运了，成为生命背景，成为他们所有人存活其中的整个世界，你随此命运浮沉，埋身在这个世界内跟着它移动，这个位置是看不到它奔去的方向和终点的，尽管彼时的玻利瓦尔肉身已残破到奄奄一息，理应任谁都看得出来。

伟人只对他人创造奇迹，无法对自己，包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因此自反而缩，大家在最根本的生命面前都是平等的凡人。

这最末一段的生命联系和生命印象，不大可能有什么史料依据，最多只有玻利瓦尔死时周遭实物的客观记述，以及医学式的记录（几点几分昏迷、几点几分断气云云），其余皆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想像和创造。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只赋予这回光返照感官巡礼一个仅存的心思，那就是消亡了，沉没了，不再有我不为我所有所用了，镜子的映像，肥皂和毛巾，榨糖奴隶唱的圣歌，金星，雪山及攀缘植物，还有迎风摇曳的钟形小黄花，每一样，每一种声音，每一丝感觉和气味……

因此，惟我论是霸道的、吞噬的，但惟我论同时也有一种天真无邪，它是典型的幼年期思维方式，把自身和整个世界重叠一起，完全等同为一。整个世界既然都是“我”，因我而得到意义，都理所当然归我使用，要如何对待它甚至糟蹋它毁坏它，不过是“我”的自在行动的一部分而已，这其中经常呈现的残酷乃至于掠夺，基本上是“前道德”的，因为它以为被消耗的、被伤害的只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有血有肉有意志的他者——自我伤害，自我掠夺（如果有这样子的说法），就像年轻人恶整自己头发，在皮肤上刺青和穿洞，我们最多只能讲无知和任性，很难说它不道德。

从惟我论所统治的幼年期去进行道德辩论，像中国战国时代孟子荀子著名的性善性恶猜测，其实是不会有答案的，它们极可能就只是惟我论天真和吞噬的两端焦点各自凝视，是“我”自我怜惜和自我损毁的两个存在面向而已。道德还得晚一些，它源于“分别”，源于“我”和“他者”的两立和界线出现，源于“我”和这个世界开始分离的认知，所以仁者人也，这是肯定除了我之外有他人完整自主的存在，由此推衍到道德实践的所谓“礼”便是人我的分际异同之辨。在这上头孔子显然是比较世故比较精致的，而且孔子的用字用辞也选得好，他用“仁”字作为他道德论述的代表用语，文字符号和语言声音之中有“人”，而且还兼有“察觉”“感知”的理性成分，赋予道德一根坚强挺直的“认识”脊椎骨，这是很准确很漂亮的计较，因此他远比孟荀理性但宽广，还是个更好的文学家。

然而，惟我论这种理所当然的童稚霸道，的的确确有一种很大的力量，他们不被众多他者的存在及同情分心，总有某种天命如此、视万事万物如草芥的惊人专注，少掉了道德羁绊的犹豫，使他们行动自由，很容易爆发出强大无匹的冲决力道，因此我们通常会在历史开创性的巨大人物身上发现如此特质（推理小说家加德纳的说法是，“巨人和小男孩的混合体”，当然，这原本是用来形容他笔下的律师神探佩瑞·梅森）。玻利瓦尔当然也是此类中人，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认为他在极权和民主两个极端主张中意识到道德矛盾，“显然，玻利瓦尔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以达成拉丁美洲的统一和独立，如果需要极权主义的话，他会成为一个极权者：如果需要民主主义的话，他也会成为另一个民主主义的统治者。”而在此临终之时，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玻利瓦尔：

将军对医生的巧妙回答没怎么注意，因为他已明显地感到，他的疾病与他的梦想之间的疯狂赛跑，即将到达终点，这使他不寒而栗，因为他以后的世界便是一片黑暗了。

我的少年朋友丁亚民，有惊人的小说书写禀赋，也在二十岁不到的年轻时光就崭露头角，但后来改行影视去了，用他昔日的小说记忆去拍张爱玲传。他曾写过自己的童年神经质奇想，其实是蛮普遍、也是相当典型的惟我论想法。丁亚民说，他小时一直相信他的父母、他身旁的所有人都是演员，一等他睡熟，他们便收拾收拾下班了，甚至到另外人家继续扮演别人的父母和亲友——惟我论者很难相信世界可以不因我而存在、而保有意义，因此，成长对他们而言永远是加倍艰难的事，尤其是无可避免地说服自己相信他者和世界坚实的存在，而置身在不随自身意志而转的复杂社会网络更让他痛苦而且焦虑。这样的痛苦和焦虑随时间流逝和生命真相的不断揭露日增（小说家莱辛说：“成长，便是一次次发现你的独特经验原来是普遍的，人们共有的。”），其终极的暴烈一击则是死亡。你很难要他们不生徒劳的抗拒之心，很难希冀他们从容以对。这与其说是胆小贪生，不如讲是死亡的意义及其代价不同，毕竟，对我们而言死亡可以只是自身的静静退场，你仍可以相信很多你珍视的东西还在、还无恙；但惟我论者的死亡却是世界的全部崩毁，就是世界末日了，是无一物无意义可存留的绝望。这是一组对死亡生不出幽默感的人，诗人歌德死时多点光的近乎哀号便是此类最生动的演出之一。

这样想来，我的老友丁亚民没能把小说写下去，可能就还有人各有志之外的解释了——如果小说书写如巴赫金所说是杂语的，无法只停留在自己灵魂和肉体的单一声音之中，你得学着世故，站到他者的位置，穿透一个一个不同的人心，以及同情，那实在太强惟我论者所难了，尤其是同情。好日子时，惟我论者可以有豪奢如败家子的慷慨，就像玻利瓦尔那样，但得设身处地，甚至要用他者的情感和眼睛看事情的同情却是他们最难学会的一堂课（切斯特顿笔下的慈悲神探布朗神父说他推理破案的秘密，便在于他就是凶手，意思是他让自己进入到凶手的立场去），这一点，昔日才华洋溢的丁亚民难以超越，我想，今天更是才气纵横但困在自传世界和自身情欲的“卑微流”惟我论者骆以军也犹待挣扎。

相对的，海涅便是极有幽默感的人，据说他的临终遗言是：“上帝会原谅我的，因为那是他的职业。”名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也是，他在晚年所写的自传最末一章《天鹅之歌》中说，他对死亡之后只有一个期盼，那就是每隔个五年十年可以从坟墓中出来一趟，读读当天报纸，知道这个世界仍运行如常，这就够了；而我个人最喜欢的仍是卡尔维诺，他说的是，“死亡，是你加上这个世界，再减去你。”这个世界因为加进了你而得着了某种光彩和温度（说因此变得大大不同可能太自大了，既不符合卡尔维诺的谦和，也不适用我们寻常人等），在你又悄悄退场后仍存留，你在或不在呢？这里，喜欢庄子的卡尔维诺，用线条干净如数学计算式的语言，说出了庄子与蝴蝶之梦的生命狐疑，及其光影明迷。

我们可能把话题给扯远了，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时间，阅读者的时间，很多人总感觉不够因此无法供应给阅读这种不急之事的时间，而我最想的，是从对时间的从容谈起。

我们并非真的这么忙

时间不够，所以无法阅读。这可能只是常见的迷思，或方便的借口，尤其在我们所身处这个匆匆忙忙的、老把生命描述成竞赛或甚至赛跑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可能也是真的，合于我们老是自我矛盾的奇怪人性，就像我所使用这本《迷宫中的将军》允晨版中译本的书本附录“谢辞”中，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说，作家“自己最钟情的幻梦”，也就是自己最想写的那部作品，因为意识到非一朝一夕可成，反而迟迟不行，被“置诸脑后”，你总想先把手边那一堆暂时的、偶发的、可马上解决的琐事给处理干净，好找个清清爽爽的良辰吉日来专心做自己最想做的那件事，写自己最魂萦梦系的那篇东西那本书，如此日复一日。

写书的人如此，看书的人亦如此，阅读往往就这么耽搁下来，但偏偏念头一直还在，久而久之它逐渐演化成某种心理救赎、某种宗教性天国一类的美好但不实现东西，或像某个小吃店高悬了二三十年的狡狯告示：“本店餐饮，明天一律免费。”——时间，利用了我们奇特的内心矛盾，总是很容易生出种种诡计，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

我们刚刚提到过庄子这个人，这里就用庄子的话来对付这个团团转的诡计，那是他在看着游鱼的好心情桥上对付诡辩惠施的方式：“请循其本。”回到问题最原初最干净最切身之处，跳脱出语言的烦人泥淖区，眼前景观刹那间云淡风轻起来——我们真的这么忙吗？真的没时间吗？

老实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真的都没自己认定的那么忙。这里，我们并没轻忽每个人生而为人的情非得已之处，每个人的责任，每个人对他人的债务，甚至我们认为中国人古来所说，父母年老需要奉养时“不择官而仕”这类的摩擦性忙碌，也觉得是明智而且合宜的。但终究，所谓的时间不够，是特定性、针对性的用词，意思是我们因为把时间花在某某某某事情上头，以至于我们也想做的某某某某事便被排挤了，因此，不真的是时间的绝对值匮乏，而是我们一己的价值排列和选择问题。因此，亨利·大卫·梭罗所记叙他和一位虔诚相信“人有不可或缺必需品”农夫的谈话，尽管稍稍过火了些，但不失为清醒有劲道，值得参考。

“有位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只靠植物维生，它不能供给你造骨头的材料。’因此他虔诚地每天花了一部分时间，供给自己身体造骨头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跟在他的牛后头，而他这头牛，浑身都是植物造的筋骨，拉着他还有他那沉重的犁，什么也阻挡不了。”——梭罗的结论是：“有些东西，在最无助和生病的人是必需品，在别人来说则仅仅是奢侈品，又在另一些人来说，那是根本听都没听过。”

至此，我们可不可以先达成一个初步的协议？那就是——我们并非真的都那么忙，真的长时段的，一辈子一直那么忙，我们只是有太多的必需品，得投注大量时间去取得去保护，当我们声称我们没时间阅读，其实我们真正讲的是，我们认为有这个事那个事远比拿一本书看要急迫要重要，我们于是没那个美国时间留给阅读这件事，就这样。

爱丽丝故事里那只兔子

梭罗只是想提醒我们，要不要认真回想一下，那些我们不可或缺、损失不起、停不下来、没它就没法子过生活的必需品必要之事，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都依据着自己的价值顺序来决定时间的耗费，这里便有了所谓的“安排”，牵涉到效率，遂有一些关于时间的小技巧用武的余地，久而久之，这不仅转变成一项技艺一门堂而皇之的学问，而且隐隐从单纯的时间调度应用，进一步渗透进阅读行为本身来，这就让人心生不祥了；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想如何最有效地应用时间，往往还急着想先“学会”怎样才能最快、最大效益地读一本书，不先弄清楚这个，好像阅读一事被谁占了大便宜因此还不能开始。

比方说有一种充满恐吓意味的时间计算及其应用方式很多人一定听过，那就是要你自己统计出来，你这辈子不知不觉耗在“等待”这件事上浪费了多少可贵的时间。等人，等下班，等电梯，等车子来，等红绿灯，等老婆大人说可以吃晚饭了，等整点才肯开演的电视节目，等浴室轮空以及洗澡水热起来，等睡眠安然找上你，等心爱的人入梦，等天雨天晴花开花谢季节更迭，等一切等待都不再成为等待云云——如此每个人都可以自行表列加总起来，得到的数字据说会把大部分人醍醐灌顶吓一大跳，原来我这辈子就是这么毁的，要是我聚沙成塔把所有这些时间给回收起来，玻利瓦尔何人，予何人也，不是吗？

我们只能说，动这脑筋而且自己还真相信的人，一定没念过著名而且揭示了宇宙一定有末日的“热力学第二法则”，不晓得能量不可逆转的发散本质。很多能量不是不存在，而是无法回收，或更正确讲，不值得回收，因为回收这些散落的能量，你得耗用更多的能量；这人也一定不晓得人偶尔发呆的舒适美妙及其必要，不晓得思维和理解在我们意识不及的漫游之时仍有效发酵融通甚至扩散的有趣本质，不晓得美好事物无视时间冻结时间的亘古渴望，不晓得偶尔抬头看看天光云影，看看擦身而过不相识人们的脸，看看市招街景和橱窗，不晓得人心偶如牛羊得让它野放自由。也就是说，这也许是个有效率的人没错，是精算师，适合到某个冷血大企业去规划并榨出可怜员工的每一分上班时间，但我敢铁口直断，他绝不可能是个好的阅读者。

给大家看一段好话来驱除掉这种自以为精明的不好气味。说话者是本雅明，人类历史上最棒的读者之一，他这段话原来谈的是民间故事的说与听，但很多好的话就是这样，是发光体，拿到不同地方照样熠熠发亮——

最能使一个故事保留在记忆之中的，便是这种去除心理状况分析的简朴作风。说故事的人愈是能放弃心理细节的描述，他的故事便越能深印听者的记忆，如此这个故事便越能和听者自己的经验相同化，而他便越有可能在未来转述这个故事。这个同化过程是在我们内心深处进行的，它要求一种越来越稀有的松懈状态。如果说睡眠是肉体松懈的完成，那么无聊便是心智松懈的顶点。无聊厌倦是孵化经验之卵的梦幻鸟，它会被日常生活的簇叶颤动吓走。

在书籍的丰饶海洋之中，这种急于驱赶无聊的人会令你想起谁来？我想，其实最像《爱丽丝漫游奇境》中那只时时盯着手中大怀表、永远在赶路也永远来不及的兔子，爱丽丝就是追它时掉落树洞的不可思议国度去的——这只兔子做过什么事呢？没有，它只是一直在节省时间而已。

阅读，毫无疑问可以穿梭在每一分时间的缝隙之中。交通工具上，浴缸里，临睡前，甚至在饭桌上甚不礼貌地读报读杂志，在步行时甚危险地仍卷本书看（应该附加安全警语，“这样的阅读者均受过严格训练或不要命，请勿任意模仿。”），这都是每个像样的阅读者做过的事，但阅读终究不能一直只存活在这么窘迫没余裕的神经质世界中，最根本处，它仍是自由的，从容的，伸展的。

节庆时间

我们任谁都晓得时间有限而且宝贵，“日历日历，挂在墙壁，一天撕去一页，叫我心里着急。”因为我们知道有死亡这个不可逾越的时间句点，甚至不待时时意识到死亡就有太多人、太多话语、太多机制和设计提醒你。但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时间更加让人无可奈何的是，不论你如何珍视舍不得，我们就是研发不成时间的保险箱、时间的冷冻柜，可以把时间存放起来以后用或遗留给儿女子孙，也许将来会有聪明人会想出个办法来。

你终究得用掉它，而且依它的流水节奏此时此刻就用掉，因此看开点吧，何妨慷慨些、豁达些，乃至于夸富些，偶尔败家子一样，给自己某种节庆感，通常会带给你莫名的好心情。

相应于时间的守财奴，这里，我们稍稍来看一下节庆这一概念。节庆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独立存在的一个日子，借助着某种名目，把我们的生命连续之流截断，从而也让我们的“正常行为”暂时中止。在此独立的特殊时间里，你被允许豁脱平日小心翼翼的言行和思维，一部分的规范律法也暂时冻结，你可以做平日很想做却又不能做的事，你可以浪费你的时间、财富、情感和身体，节庆总表现着某种繁华和狂喜，恰恰是这样的豪奢浪费，才带来节庆不比寻常的特殊喜乐，让这个日子被“括弧”起来，可抛掷，可收藏，可纪念。

每个民族、每一地的人们都有他们的节庆日子，宗教的、政治的、历史的、劳动的、季候节时的以及个人的云云，如此共时普世，说明它深厚的人性需求和基础。中国古时，相传年轻的子贡便曾在年末腊祭时对人们的狂欢不知节制面露鄙夷之色，讲了两句清高自持的话，当场就被他的老师孔子给严词修理一顿——这段故事记在被认为是伪经的《孔子家语》书里头，你当然可以挑剔它不一定真有其事，但这无妨。孔子的说法大致是，人们一整年辛勤劳作，也需要有所放松，这是基本人情，读书人不可以如此高傲不知同情。

我个人喜欢如此的节庆概念，还不在于“放松”，可放胆为非作歹一番，而在于“离开”，离开什么呢？离开你的基本生活轨道，离开我们总因为熟悉、重复、循环而最终成为昏昏欲睡的单线生活轨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实际上多多少少这样，每天上班、做事、下班回家、睡觉，根本无需动用到脑子，照样应付自如），你得把自己给拔出来，打断这个隧道般的单调路径，我们沉睡的思维才能重新活起来。

所以如果可能，我个人比较期待阅读一事能成为阅读者生活中的节庆，而不是阅读者自身文化结构的价值排行高位而已，更不是你线性生活的直接再延长像加班一样；也就是说，让阅读独立于我们斤斤计较的日常行为选择之外而繁华，让阅读豁免于其他直接目的的行为竞争而从容，别让日常生活的簇叶颤动吓跑它，它独立存在，独立满足，博尔赫斯所宣称的“享受”于焉成为可能。

有一件主要的事

不仅仅图个好心情而已，这样的节庆时间概念，本来就契合着阅读的本质，有明明白白的功能意义。

我们谈到过理解的延迟性本质，谈到过阅读活动和理解的非亦步亦趋有趣关系，也谈到过最大的阅读沮丧系来自于我们对阅读“投入/产出”的时时紧张审视，因此，如何有效松开“耕耘”和“收获”这两端的紧张关系，让阅读从容起来，好安心等待理解零存整付的不定期造访，便成为阅读活动能否持续的关键。节庆，让某一段时间截断开来成为绝对时间，绝对，意思是没有比较、不受合理性的斤斤纠缠、不存在替代物，阅读的绝对时间，便只有阅读这件事，干干净净，上天入地，不及其他。

节庆，既是最狂欢的，也是最专注的；既是最从容的，也是最消耗最让人疲惫的。

《迷宫中的将军》，从玻利瓦尔漂浮于药草水中的死亡意象开始，写这位拉丁美洲大解放者的最后十四天，因此，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冷静到近乎冷酷，毋宁更接近写史或报道的笔调下，我们仿佛一直听到时间滴答作响的声音，压得人心头沉重，然而，这里头有一段玻利瓦尔对时间的偏执认定，既急迫又从容，既清楚时不我予却又无视时间铁链的束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也是书写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的，是他和玻利瓦尔两人所共有，书写者和被书写者在此完全叠合一起成为波峰，令人动容。

我把原文抄长一点，好调匀呼吸，尽管我们原来要看的只是其后半段：

宁静的居住环境也没有能对他恢复健康起什么作用。第一天夜里就昏厥过一次，但他拒绝承认这是身体衰竭的新征兆。根据法国医疗手册，他把自己的病描写成由于严重感冒而引起的黑胆汁病恶化和风餐露宿导致的风湿病复发。对病症多方面诊断的结果加剧了他反对为治疗不同的病而同时服几种不同的药的老毛病。因为他说，对某种疾病有益的药对其他的病则是有害的。但他也承认，对于不服药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好药可言的。另外，他天天埋怨没有个好医生，与此同时，却又不让派来的那么多医生给他看病。

威尔逊上校在那些天里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上曾说，将军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但是他拒绝医生看诊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鄙夷，而是出于他自己神智的清醒。威尔逊写道，实际上疾病是将军惟一惧怕的敌人，他拒绝对付它，是为了不分散他对一生中最宏大事业倾注的注意力。“照顾一种疾病犹如受雇于一艘海船。”将军曾这么向他说过。四年前在利马时，奥莱里曾建议他在准备玻利维亚宪法的同时接受一次彻底的治疗，而他的断然回答是：“不能同时干成功两件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访问时说：“在许多事情上我感到跟玻利瓦尔都是一致的。举例说，在不为死亡设置种种障碍，不去想得过多这件事就是如此。因为对死亡过分操心，就会使一个人不能集中精力去做主要的事情，一个人的一生是有一件主要的事要干的，这是我对玻利瓦尔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完全可以由他的信件和行为来证实。他绝不想从医生那儿知道任何事，也不想了解自己的任何病情。他大概已经想到自己处于死亡的边缘，明白自己已经没救了。……一种疾病也正像一种职业，要全心全意去照管它，我的观念也是如此。我不要死亡的念头来干扰我正在做的事，因为留下来的事，正是一个人一生要干的事。”

一个人的一生是有一件主要的事要干的。最终，这样的事是连死亡都可超越的，更何况只是时间的效益，只是其成果的吉凶利钝而已——我们用这样的例子，这样极致的话语来谈阅读，可能沉重了些，不喜欢的话，我们大可把它易为孔子的温和话语，意思是一样的。老先生当时讲这话大约是带着笑的，甚至忍不住有一丝炫耀，他说他一读起书来，“不知老之将至”，时间在阅读中暂时失去了压迫力，就连他一生心急的救世之事也被忘在一旁，真是开心。

我不晓得别的人怎么想，在今天被贪生怕死美国人（尤其是加州人）波及人人养生服药跑健身房救死不暇的诡异气氛当中，大约也是很不合时宜的。但我个人还是坚信，人有“一件主要的事要干”从而可以挣开时间束缚，这是很幸福的事，生命因此辛苦了点，却是充实有重量有内容的存在。

以前教我们《三礼》的老师，在讲到《洪范·稽疑》的卜筮之事时说，卜以决疑，不疑的事是用不着问卜的，就像三餐睡眠穿衣这些当时要做的事，拿去问神明求请示，不仅可笑，而且亵渎；同样的，有些事或基于是非，或源于信念，或属于自己的志业悲愿，非做不可，也是毋须问卜的——我的老师是上两代的人，生逢历史的动荡岁月，一生颠沛流亡，还数度濒临杀身，但他一生不求助命运之术，他说，问了又怎样呢？该做的事还不是就得去做，“我的流年我自己知道。”

我的流年我自己知道。这句话我记了整整二十五年。

读和写的不成比例时间

对玻利瓦尔而言，这非做不可的事就是他拉丁美洲的大梦，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大概就是写他一部一部的小说——如果我们还是心有芥蒂，终归还是放心不下这样豪爽地抛掷时间在一本一本书里不问收益是否划算，从这里，我们应该找得到路再往下走一点。

我们说过，拥有一本书很容易，也很便宜，更花不了你多少时间，你走进一家书店，掏个两三百块钱，在书的扉页龙飞凤舞签上自己大名，书就是你的了。但严格来说，这种拥有是产权意义的拥有，不是阅读意义的拥有，所以博尔赫斯说：“究竟书的本质是什么呢？书本是实体世界当中的一个实体，书是一套死板符号的组合，一直要等到正确的人来阅读，书中的文字——或者是文字背后的诗意，因为文字本身也只不过是符号而已——这才获得新生，而文字就在此刻获得了再生。”博尔赫斯还引用爱默生的话说：“图书馆是一座魔法洞窟，里面住满了死人。当你展开这些书页时，这些死人就能获得重生，就能够再次得到生命。”

因此买一本书是举手之事，确认一本书买错你不想读下去也用不了一晚上时间，但要完成阅读意义的拥有，你就得再多花几个晚上，也许一星期半个月的，快慢随人，然而终归还是很有限——这是需求面的时间耗用实况，那供给面又如何呢？

想大致了解供给面的时间耗用状况要简单可以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查一下统计数字就成了，若没有现成的完整资料，那就翻翻每一本书封面折页里的作者简介或书末附录的作者年表自己算一下，或干脆你上亚马逊书店网站，key进随便哪位作家大名，把他的全部作品清单给列印出来，你马上就会发现，人一辈子是写不了几部书的，不管他多么才华洋溢，多么创作不懈，多么学养富饶，还有，多么长寿不死。

就加西亚·马尔克斯先来吧。这位如今已高龄七十九的不世小说之魔，承继着欧陆深厚的小说传统，还以整个哥伦比亚乃至于整座拉丁美洲几乎没停歇过的战乱苦难为代价，在死亡枕藉的尸体堆上书写，这样的人一辈子交出几本书出来，不就是《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迷宫中的将军》、《族长的没落》这寥寥几个长篇，《没人写信给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几个中篇，《异乡客》这个系列集子，还有数得出来的一些短篇小说吗？当然，小说而外，他还写过剧本，写过报道，写过随笔文章和影评，像台湾出版过的《智利秘密行动》就属他小说而外的演出。

博尔赫斯呢？台湾商务才出版他的全集，四大册，而且不会再有了。

卡尔维诺呢？台湾也差不多出齐他的书了，包括他随笔集子《巴黎隐士》，他的讲稿《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以及他采集整理的《意大利童话》，十本左右，也不会再有了。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纳博科夫、福克纳、康拉德等等这些超一流的小说家也差不多都这个数字；一脚跨入类型小说的格林多一些，有个几十本，算是很特别的了；还有，就是把小说当历史写，以“人间喜剧”为名意图记录下人生百态的巴尔扎克也属最多产作家这一层级的；另外，就是贫穷的契诃夫，他得靠卖文养活自己和家人，篇数惊人有几百上千，但短篇短文居多，内地那边早就译出了他的全集，连小说、短文、笔记、游记、书信、剧本，共辑成十六大册，论字数也没想像中的多。

小说尚且如此，那些搞思想、搞理论的书写者就更有限了。

相信我，实况真的就是如此，这上头我个人是有第一手资料的，或直接可以讲我就是小说书写者的现场目击者——我个人因为生命机缘的关系，身边俱是一流的小说书写者，事实上，我家中就自备了三支这样的小说之笔，我和他们相处了整整三十年，知道他们是如何慷慨抛掷时间在书写一事上的，包括如何跟一本书、一部作品拼搏十年以上的时间。

而这些书，我们这些挑眼的读者还总是挑挑拣拣。除了少数的重度阅读者或你对某一位书写者有特殊情感和心得之外，我们肯读完他们其中两三部所谓的代表作已经算很不错了，像托尔斯泰，这位很多人心目中小说史上最了不起的巨匠，几个人真的念完他的三大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复活》呢？

重演书写之路

正如阅读永远比写速度快，在书籍生产的书写和阅读这两端，时间的耗用也永远是不成比例的。十年书写，三天阅读，这不好太抱怨吧。

购买只完成了产权转移，不及内容；内容的转移惟有通过阅读，即便这本书在法律的认定上不是你的都无妨，不管它是借来的、偷来的，或光明正大站在书店免费把它给读完（小说家阿城很多书就靠这种方法“取得其内容”，因为那会儿穷，买不起）。你要唤醒这一个个已然死亡的符号，让诗意重新获得生命，多少便得重走一趟原书写者走过的路，看他所看，想他所想，困惑他所困惑，这个原初可能极其艰辛极其耗时的来时之路，因为书籍——或该说是文字——的神奇发明，变得省事，变得可节约绝大部分的时间，但没办法完全省略，工具载体再进步再眩目至此皆无能为力（是的，我说的正是一大堆人心存不当幻想的电脑），阅读者还是得老老实实自己走这一趟。

已故的名生物学者古尔德的所学所思不仅仅是他的专业本行而已，他有相当深厚的人文素养和驳杂多好奇的横向知识涉猎，无怪乎古尔德对生命价值的认知如此复杂柔软有“人味”，完全不同于比方说道金斯那种科学主义的专横和缺乏见识。在《别紧张，程度不同而已》这篇文章中，古尔德引述了英国剧作家德莱顿《亚历山大的盛宴》剧中的一段，是亚历山大大帝喝多了酒兴奋起来，夸耀起自己昔日战阵上的功业：

国王的虚荣心大起来了

重演一遍他所有的战役

狠狠地打败了三次敌人

三度对敌人死了又杀，杀了又死

然而，对阅读者而言，做同样的事既不必亚历山大的虚荣，也无须借助酒兴，比方说我个人和《迷宫中的将军》这部小说，我就不止三次把玻利瓦尔从一八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一点零七分的死亡唤醒，让他一次又一次重新航行于马格达莱纳河——即便如此，我心知肚明，相较于书写者本人加西亚·马尔克斯投入此书的时间，我的仍远远不成比例。

这让人想到曾在十九世纪末生物学上显赫一时的美丽学说“重演论”。重演论的想法是“个体发生过程是整个种系演化过程的重演”，也就是说，动物在它胚胎时期和出生后的生长发育，事实上是重复一次它祖先的成年阶段。当然，这重演的过程一定是省约的、加速的，把耗时亿年的艰辛时光，浓缩在几天、几月，最多几年的时间里。像人类胚胎期会出现的鳃裂，重演论者便以为正是我们鱼类老祖宗的成年特征，记忆着那段迢遥的海洋生活岁月。

这么美丽多情的学说，只可惜在生物学上不是真的（古尔德大概会说“美得不可能是真的”，因为生物演化生死大事没这么悠闲的美学余裕）；然而，在我们阅读的世界之中，重演论不止成立，而且还是必要的，我们因此跟着加西亚·马尔克斯航行于马格达莱纳河，随康拉德进入黑暗大陆的中心，和扶病东行的契诃夫穿越春泛的西伯利亚大平原到达酷冷的库页岛，和马克·吐温一道测量过密西西比河水深（“水深两英寻”，即马克·吐温此一笔名的意译），和梅尔维尔一起追猎大白鲸莫比·迪克，和托尔斯泰刺杀过小矮子拿破仑，和吉卜林漫游于印度半岛找寻那道洗涤人间罪恶的佛陀箭河，还伴着希罗多德搜访地中海沿岸，探究文明第一道曙光照临的大地……

别担心时间，时间不管在你怎么算都是占尽便宜的，如果可能，真正我想说的是，除了功能性的必要，这里还包藏着作为后代阅读者一份尊敬和感激的心意，对那些书写者，那些为我们艰辛耗时演化成书的慷慨书写者。

6.要不要背诵？　有关阅读的记忆

随着船队快临近大海，人们对大自然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大多数军官都欣喜若狂，有的帮忙划桨，有的用刺刀捕杀鳄鱼，更有把简易的事情复杂化，用划桨犯人的谈话来消耗过剩的精力。相反的，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只要有可能就白天睡觉，夜里干活，他这样做是因为惧怕自己可能因白内障而引起失明，就像他外婆家几个亲人所遭遇的那样。因此，他在夜里起床干活，以便学成一个有用的盲人。在战地营房的那些难眠之夜，将军曾多次听到他动手干活的忙碌声，锯断自己刨光的木板，组装已做好的零件，轻轻地敲锤子以免把别人从睡梦中吵醒。次日的大白天里，很难相信这样的细木活儿是在夜里摸黑干的。在皇家港口的那个晚上，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因没有即时回答口令，值班的哨兵以为有人企图趁着夜偷偷接近将军的吊床，差一点向他开枪。

翁贝托·艾柯的小说《玫瑰的名字》书中那位守护大图书馆的博学偏执瞎眼僧侣豪尔赫，摆明是用博尔赫斯的造型写的；我们不晓得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这个深谋远虑的前瞎子席尔瓦有没有也想到博尔赫斯，我猜一定有，因为即便锻炼的是木工技艺，席尔瓦显然比豪尔赫更像博尔赫斯。

觉不觉得？故事中的仆役随从，总是远比他的主人要坚强，而且理智，尤其在最困厄最崩溃的时刻，故事中的仆役随从往往更像一座大山般的冷静可靠，仿佛入水不浸遇火不燃。

其原因，我想，其一是仆役随从在小说里，通常是E.M.福斯特说的概念性人物，扁形人物，不是实体，因此不容情绪也不会受伤；其二如果小说诚如博尔赫斯所引述梅肯的话那样，大部分小说的精髓都在于人物的毁灭，在于角色的堕落（当然，博尔赫斯自己的话更好，他说的是“失败者所显现的特有尊严”，如《伊利亚特》史诗中战败身亡的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这个毁灭和堕落当然体现在小说主人翁的身上。仆人一无所有，也就一无所失；仆人没权利分享主人的财富名声、奢华梦想以及爱情，也就一并没那荣幸分享主人的挫败和哀伤，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致命悲剧，也只能由她一个人孤独去死，仆役随从不与焉。

显然，当社会阶级分割森严之时，仆人无由参与世界，他们有的只是受苦，没有悲剧——尽管，我们把席尔瓦看成玻利瓦尔的仆人是有点过分，小说中讲，他是黑白混血的下等阶级出身没错，但在大解放战争带来的局部性阶级瓦解的缝隙之中，凭战功和一身伤痕升到司令，但下层阶层的印记一直没真正褪去，也许正因为如此，席尔瓦反而最容易洞穿上层权力游戏的过眼烟云，远不如一门细木工技艺扎实可靠。

革命大事业有诸多代价，成功之后革命阵营一大批不事生产者解甲归田的麻烦是其中一样；就不说革命这离我们这么遥远的事，光是我们寻常可见的政治人物下场，那些从权力角力场退下来的，那些选“总统”、选“县市长”、选“立委”输掉的，每一个都几乎成为社会集体必须忍受并支付代价的大小麻烦制造者。我们该不该发起一个“席尔瓦运动”，要他们还呼风唤雨时就学好一门技艺，平车考克、修摩托车什么的，以政治作为一种“职业”的人，其政治生命基因中大抵都有宿命的病如席尔瓦的白内障遗传，我们得好心早提醒他们。

这正显示了《迷宫中的将军》不同于一般小说，尽管他瞄准的是玻利瓦尔这样巨大的历史人物，但仆人仍有他自身的命运和意志，以及得仰靠自己来料理的独特烦恼，一句话，“脱离主人翁仍能独立存在”。这里，席尔瓦冷静地为自己的后随从生涯作预备，玻利瓦尔的世纪大梦是成是败，无助于他一己的、源于家族性遗传基因的失明威胁；另外一位更资深的仆从，从年幼就一直侍候将军的何塞·帕拉西奥斯则缺乏这样的算计，也相对的晚景凄凉。玻利瓦尔在遗嘱中坚决保留了八千比索给他，但“何塞·帕拉西奥斯不善经营钱财，笨拙得跟将军不差分毫。将军死后他留在了卡塔赫纳，靠公共施舍度日，他借酒浇愁，放浪形骸，八十六岁时，被可怕的震颤性谵妄症所折磨，在污泥中打着滚，死在一个阴暗潮湿的洞穴里，那是‘解放者’军队退伍人员沦为乞丐后的集聚之地。”——相对于席尔瓦，何塞·帕拉西奥斯的下场，则准确表达了一个忠贞者丧失了自身主体性的悲剧，他显然才是玻利瓦尔最亲密也最能干坚强的仆从，但却不是个能干坚强的何塞·帕拉西奥斯，他没被定过工资，也没在新国家新社会中被确定过新的身份地位，“他个人的需要一直和将军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他甚至连吃饭穿衣的方式都与将军完全一样”，只是他并不真的就是玻利瓦尔，却过玻利瓦尔的生活并承受玻利瓦尔的命运，更要命的是，他偏偏又独自活下来到八十六高龄，没像他跟将军说的那样（这是小说中他惟一泄露出情绪的时刻，相当动人），“我们一起死才算公正。”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何塞·帕拉西奥斯的悲剧，也说明了纯粹经验论者的致命性，说明了单一记忆者的危险（记忆的单一性，通常因为它只仰赖经验这单一来源），特别是这经验若曾经太成功太辉煌，会更强固这个单一记忆并且排他，从而让经验并非做不到的触类旁通弹性和必要的概念性拔升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最禁不住外在世界迟早总会发生的变动。他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为什么以前可行的现在会行不通，过往这么做一定会得到的结果为什么会失灵；而且，昔日的辉煌和成功顽固地成为生命中一个最严酷的判准，一个永远召唤不回的失落乐园，以至于就算尚有不恶的成果，也在记忆的荣光中黯然化为粪土，幸福的时光一生只来一次……

所以，还是多少要读读书，不能只靠一己经验。

这次，我们要谈的正是记忆。通过席尔瓦奇特的构想和自我预备，他提前过盲人生活的细木工技艺了然深印胸中；也通过没失明威胁、曾经更强大干练的何塞·帕拉西奥斯的准宿命悲剧。这一明一暗，或可如星光如萤火，照亮我们的路，看看能引领我们向着阅读世界的记忆深处走多远。

同时扮演读者和印刷机器

从阅读的角度谈记忆，我们可能得先帮“记忆”这个词清洗一下。让它回复干净面貌——记忆，尤其是动词性的记忆，最起码从我们这一代人读书懂事之前就有成为脏名词的倾向，至今犹然。这个动词性的记忆一词，我们通常直接称之为“背诵”，把它和理解对立起来，势不两立。

但事实并不真的是这样子，它们是兄弟，而不是寇仇，而且通常记忆还走在理解前头，是兄长的身份。

背诵，一种强制的、刻意的记忆形式，之所以让阅读者感觉不堪负荷，其实是一次要阅读者做两件事——在背诵之时，一个人不只是扮演读者，而且还是个书籍的印制者、出版者。从书籍（甚至该说文字）被发明出来，到书籍大量印制取得，其间断隔着几千年的漫长时光，在这样书籍的复制、流传、存留极其不便的情况下，阅读者除了享受前人的思维创造成果而外，也得负担书籍保存传递的义务，他得用一己的身体，尤其是大脑中的记忆区，作为书籍的印刷机，尽可能一字不漏不易地背诵下每一整本书。绝大多数状况下，我们思维理解所需要的记忆，并不必要到如此激烈彻底的地步，这超出思维理解的过度记忆部分，其实隶属于出版工业，而不是阅读活动。

一件事大家不假思索地做了几千年，便仪式化了，不容易记得原初的目的，也因此生出了惯性和黏着性，没办法所有人同时说改就改，尽管时移事往老早就不需要这样子了。

围棋棋士的思考与记忆

把理解和记忆一刀两断切开来，并判定一善一恶，让双方交战，阅读很容易在一起步就走错了路，或更危言耸听些来说，一开始就进行不下去。

我们先来说围棋。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围棋极其特殊的思索表现形式，几乎把“思维/理解”此一内心的、不具外部表现的私密活动给形象化、唯物化了——当然，人的“思维/理解”活动激烈进行时，我们并非全然不可察觉，比方说他会失神、会沉默下来、会抽烟或折折火柴棒、会皱眉凝视等等轻微的神色变化（可参看达尔文的副品牌名著《人与动物的表情》），但大体上这只是冰山一角，十分之九是隐没在平稳的海水底下。事实上，把思索全搬到台面上来通常是有着恶心倾向的可怕之事，像咖啡馆里斜披一头长发还手拿一本书做梦幻状，或抓着满头乱发做痛苦状（“他真以为秃头有助于想清事情吗？”），这种在脸上直接黥着“我在思考”的表现方式，通常也不隶属于阅读活动，而是待遇较佳、所得较丰硕的表演事业。

但围棋不大一样，尤其是下两天的大头衔挑战赛（如日本的“棋圣”、“名人”、“本因坊”），一手关键性的棋甚至会长考到两个小时以上，两名顶尖棋士鹰一样盯住棋盘不放直挺挺跪坐在那里，我以为我们若有机会（尽管机会其实不多）都应该投资个一两天至少看一次，这是难能可看到的思维活动极精纯又极具象的呈现。

思维活动如何能不间断不漂流地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思维活动如何可能激烈到两天内人一动不动而且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却让体重减轻四五公斤？（“围棋减肥塑身法”？）我们要不要也自己试试，试试专注想同一件事半小时左右？或不那么严酷，十分钟就好？

教我下围棋的先生说，能够持续两个小时以上的长考，凭藉的不是耐心，更不是意愿，而在于想不想得下去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你要不要想两小时，而是你脑子里究竟有没有足堪你想两小时的材料，建构得起持续思考两小时不断掉的线索。你棋力不到那里，一步两步三步就想不下去脑子空白了，剩下的只叫做枯坐，或叫如坐针毡。

思考需要材料，犹如燃烧需要柴薪，够烧两小时和只烧三分钟的柴薪量当然大大不同——而思维材料的供应者便是你先前存放的记忆。

我们试着来进一步窥探高段棋士的长考是怎么进行的——开门见山地说，他们绝不是一无所有的一切从零想起，把棋盘上全部三百六十一个着点每个都重新推演一遍，这既在时间上做不到，人的思维心力亦负荷不了。事实上，棋士基本上考虑的只是那些“看起来像”的有限着点（当然还是为数不少，而且每个可能着点又导致对手的每一种可能回应，大致是呈等比级数的暴增，这是围棋所以难算的原因），而这些初步中选的可能着点依据什么被首先拣选出来呢？来自棋士对类似棋形的熟悉所自然培养出来的敏感，这以接近直觉形式所呈现的敏感事实上绝不神秘，所谓对棋形的熟悉，说穿了就是记忆，包括对基本定石变化的记忆（这通常得完整背诵下来的）、对多少已被锤炼成模式化的各种基本棋形相关要点（即所谓“急所”）的记忆（也主要来自背诵，辅以反复练习），还包括对实战棋局的记忆（包括打谱和实战，通过类似经验的重复发生自然深印脑中）。

这些都是记忆。不同形式得到的记忆，包括强迫背诵和自然牢记；不同来源的记忆，包括自身经验或转换自他者的经验。

因此，棋士的长考，与其说是逻辑推演，还不如说是翻阅记忆。他并不像手持有限光源如蜡烛或手电筒在暗黑通道之中摸索前进，毋宁更接近是快速翻阅档案般挑拣过滤，这部分真要快其实可以快到接近不花时间的，也因此，一名能长考两小时以上、棋局方刚入中盘就能精确算出半目输赢结果的棋士，真正下起那种三十秒甚至十秒限定的电视快棋不仅照样应付裕如，而且通常这“第一感”的快速着手和长考后的慎重着手还一模一样。这个我们外行人看似诡异的常见现象，如果我们稍稍了解棋士的想事情方式和内容，你就知道一切再合理不过了。

如此说来，那么长的思考时间都花哪里去了呢？不是花在正向的找寻上，而是投资在逆向的小心检验上，好确定挑拣出来的着点有没有漏算、有没有盲点。还有，也可能部分花费在克服选择的犹豫和痛苦之上，并准备迎接这手棋下去扑面而来的无法回头炽烈战斗，正如一名棋手解释他一手看似不必要的长考的动人告白：“我在培养战斗的勇气。”

所以，围棋世界流传着这么一句名言：“选择最难。”——真正折磨棋士的不是如何发现，而是如何选择。在广漠的棋盘上，你通常找得到可计算的目数相等的好几个着点，你却只能下一个，偏偏这些“暂时”价值相等的着点各自指向往后完全不同的棋局变化，因此，找到并确定一个新的着点通常不意味着困难的快乐结束（围棋鲜少有一手棋击倒对手的“胜着”，但几乎每盘棋都有因一手棋崩溃输掉的“败着”），而是代表了由此歧路展开的更复杂更不确定、还此去再不能回头的陌生世界。这点，围棋的严酷一如人生，战国时代的哲学家杨朱曾对如此歧路沮丧得大哭起来，因此是需要勇气没错。

更雪上加霜的是，想太多的长考还往往会入魔而生出莫名其妙的坏棋来，这就是所谓的“长考无好棋”。

好，如果说，思考的材料是记忆，思考可被辨识的主体形态倾向是拣择，那些围棋的不朽新手，如吴清源和藤泽秀行总在众人惊呼声中啪一手弈出的，究竟从何而生呢？我们如何挣脱记忆的复制性、黏着性制约，“选择”出一手记忆清单之中根本就不存在的着手呢？

我想，这里头一定有一定程度的神秘性，关乎各别创造者奇特无伦的心智力量，也关乎创造非连续的、非因果的动人特质，也因此吴清源会被说成是不世天才，是“围棋の神样”，藤泽秀行会被称之为“异常感觉”——而不神秘的部分在于，对于像围棋这样人的智力尚无法归纳穷尽的极复杂微妙世界（当然复杂程度还是远逊于我们的真实世界），人的既有记忆总和，也就是围棋史上一切棋局（包括公开的和私下的）的总和，仍无法填满它不留空白。记忆，是既有进展的记录，标示出已知未知的分界线，它一方面节约了我们的思维耗损，告诉我们想像力该倾注在哪边的空白拓垦之地；另一方面，它还是一个一个进行中的、未完成其所有潜力的思维线索（只是原思考者或因年寿、或因历史条件、或因种种机遇戛然止于此处），可供我们随时再捡拾起来继续想下去（比方说当年大雪崩定石那一手棋该内拐还外拐便不晓得弄了几年）。我们后来者，记忆承继者的最大优势便在于，我们不仅像体力充沛的接力赛跑者不必傻傻地从头跑起，而且还被告知了或暗示了往前的可能途径。新的创造活动源生于既有的记忆，在此取得了坚实的踩脚之地以为跳板，让进一步的瞻望和飞跃成为可能。

因此，有关围棋的新手创造，至少我们能说的是，它不是误打误撞猜来的，而是“不满意”逼生出来的。不满意什么？不满意记忆可及的一切既有着点，以上皆非的自己另辟蹊径。这使得新手成为围棋盘上最危险也最耗时的着手。危险，是因为记忆清单之中无直接的依据；耗时，则因为它通常是全面搜检过既有着点后才发生的。所以，长考不见得能生出好棋，但有价值的新手却通常是长考的产物，围棋史上另一句名言：“争棋无名局。”揭示的便是这个道理，限时争胜的快棋只能走安全的路，没有余裕下出那种可能长留青史的名手和名局来。

如此不必重来，从既有记忆拣择并向前创造的思维方式，于是建构了每个思维领域的专业性和不可轻侮尊严——不少人陆陆续续有诸如此类的好奇，一名天资平平但训练有素的专业棋士（如日本棋院的小鬼院生），和一名乍学围棋但有绝佳逻辑推理能力和习惯的数理天才，弈一局棋谁会赢呢？答案百分之一千一万是前面那名熟记定石、勤于打谱并认真在实战中磨炼的不起眼小鬼（这不是推断，而是真的发生过）。正是因为记忆的存在及其作用，使得这位绝顶聪明的可怜数理天才其实是面对一场最不公平到接近骗局的竞赛，因为他要对付的不只眼前这个小毛头。他是孤身在对抗黄龙士、算砂、道策、秀策、秀荣、吴清源、木谷实、坂田荣男、藤泽秀行等等所有伟大围棋天才的联手围剿。胜利，如克里斯蒂笔下的比利时大胡子神探波洛喜欢引用的名言：“当然是属于大军这一边。”

这样，绕了一圈我们便又回转到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世界了，这就是我们常讲的，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这肩膀，是用记忆一点一滴堆叠起来的。

最原初的记忆

谈记忆，好像不能不想到柏拉图，人类思维史上最狂热、最彻底的记忆拥护人。但我们要谈的不是他神秘联缀于灵魂不灭、所有理解其实都只是与生俱来的记忆、是人想起他本来就有但已然忘记的事物和概念这个大哉讲法，这里，我们想引述的是他另一段话，一则应该是他自己诌出来的埃及寓言故事，在《斐多篇》。

说话之人，假托给埃及王萨姆斯，他向造字之神塞马斯抱怨：“你的这项发明（指造字），只会使学习者的心智变得健忘，因为他们会变得不肯多用自己的记忆，只相信外在被写成的文字，不肯花时间记忆自己。你发明之物的特性不能帮助记忆，而是帮助回忆；你授予门徒的也不是真理，而是外表看似真理的东西。他们将会发现自己确实耳闻很多事，可是一样也不记得；他们将会看似无所不知，其实却一无所知；他们将会成为令人厌倦的友伴，表现得好像充满智慧，事实上却虚有其表。”

这段看似激烈反文字反书籍但不失意味深长的话，却一下子把我们温柔地带回记忆最原初的时光及其最干净亲切的模样——在还没文字、没书籍的日子，记忆就已活生生地和我们相依为命了，它是彼时我们抵抗时间流逝万物凋变的惟一友伴，也是我们生存传续的最重要咨询对象。说它活生生，是因为它绝大部分直接是人自己或身边伸手可及之人的真实经历，联缀着实物实景实人，也通常还保有着其来龙去脉；它源于经验和实践，是其中最珍视、最惊异、最哀恸、最恐怖云云因此刻骨铭心从浑沌的整体中被分离保存下来的，却不只是个视觉形象而已，还包含了声音、气息、味道、触感乃至于幻觉梦境等等一切感官，因此，纵使其中不乏未知的部分，静静存放于人心中等待我们来日的体悟和解释，但它很少是隔阂的、事不关己的，它像影子般忠诚、亲切而且和人亦步亦趋。

萨姆斯王（或说苏格拉底，或说柏拉图）对文字的质疑，我想，一部分来自于记忆和人自身的脱离。外借的、辗转自他人的记忆也许不像输血或器官移植手术般得小心考虑到两造之间致命性的相容排斥问题，但省略不了一个重新理解体悟的过程，而仰赖文字为载体的他者经验，又得再加上一个转译的必要手续，这里便有着异于人直接经验的两重阻隔、两道分离。而偏偏文字相较于人的记忆又是个太省力而且不易淹灭的方便存放形式，它甚至只需要动用到我们眼睛和手这两部分，不必心智参与，这固然节省下时间和心力损耗，却也往往少掉了我们要将某事某物牢牢铭刻心版之上的心智搏斗过程，而这个用力记忆的搏斗过程，其实同时也是个专注精纯的理解过程，是人对他者经验的第一次充分浸泡，萨姆斯王另一个耿耿于怀的损失便在这里。

工具是人聪明的发明（一度，人们还以此作为人的定义，后来沮丧地发现黑猩猩也会），但工具往往也带来单一性方便的陷阱。我一位老师最爱取笑那些挂着照相机的现代观光客——“好漂亮，这里好漂亮，快来照张相！”于是大家巧笑倩兮摆足姿势咔嚓一声，然后头也不回就走人了，刚刚那个令人尖叫的好漂亮风景连看都不再看一眼。

这里我们再来读另一段话，教我们如此看风景。这段话一样来自没文字的国度，是美国西南地跨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两州的最大印第安人保留区纳瓦霍国，纳瓦霍人称这片土地叫“四角之地”，由他们神话中四座圣山围拥而成。说话的是纳凯老人，纳瓦霍传统巫医和颂歌者，以智慧的话和美丽的仪式为族人治病，让他们回归“美”里头。纳凯老人教导有志承传颂歌和仪式的警察外甥吉米·契怎么面对举目可见的四座圣山：“记住你眼前所见，把目光停在一处，记住它的样子。在下雪时观察它，在青草初长时观察它，在下雨时观察它。你得去感觉它，记住它的气味，来回走动探索山岩的触感。如此一来，这地方便永远伴随你。当你远走他乡，你可以呼唤它，当你需要它时，它就在那儿，在你心中。”

的确如此。

我自己便还算可印证并且也持续实践着纳凯老人的谆谆教导。比方说旅游京都一事，如今我可以选在农历春节假期京都最荒凉的时日前去（日本人过阳历年），人少，方便订机位和我们喜欢的那家便宜商业小旅馆，又可以逃开那时往往冷雨不断的湿漉漉台北市。我记得四月吉野樱铺天盖地以及花荫下席地饮酒唱歌欢宴的京都模样，记得六月雨季初歇蝉叫声中浓绿到有着厚度的京都模样，记得入秋夹道黄金小扇子叶片飞舞并散发怪异催情气味银杏和血红高雄枫冷森森沁着人的京都模样，记得偶尔大寒流由里日本越山岭而来大雪纷飞神社和老树干枝丫承雪转为黑色如水墨画的京都模样。我记得大文字岭上回头看见的黄昏古都，记得哲学の道口那一家子猫，记得洒了水的宁宁之路青石板地，记得锦市场如莫奈绘成的酱菜铺子，记得华灯下花见小路的出游艺妓和她们天鹅般弧线的颈子，记得稻荷大社表参道前烟火袅绕如祭神的庶民风鳗井，记得四条大桥头粉红色的“放课后体验”诡异看板，记得卖长毛象毛和恐龙大便的宛如时光隧道小化石店，记得夜里鸭川畔不怕冻死每隔两步一对情侣排排坐直到天边的无料恋爱，记得昏黄小灯如豆下卖烤地瓜小贩的有气无力叫卖歌谣……都记得，二月枝枯叶残的冷清清京都遂反而好像空白的画布或说只有草稿线条的未着色绘图。你的记忆一个一个叠上去，竟然比任一个热闹时节京都还华丽动人。

携带型的图书馆

因此，如果我们把顺序给复原一下，把后来才发明出来的文字，以及更后来才出现的书籍，看成我们记忆的辅助工具和延伸工具，也把价值和主客地位给复原一下，终究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拥有了多少书，而是有多少东西进入到我们心中驻留不去，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想，也许我们关于记忆的一些常识性困惑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我们先前引用过博尔赫斯和爱默生的一段话，把图书馆比拟成住满死人的魔法洞窟，说得等到“正确的人”来阅读，这些死人才复活得着重生，记得吗？——这里，我们来看“正确的人”这个词，这个召唤回生命的关键使者。

博尔赫斯强调正确的人，我想，并不一定是卡尔文命定式的把人断成谁正确谁不正确两组，而是可以理解为“正确的时候”、“正确的准备”云云。我们谈到化为文字的他者经历和思维跟我们自身的两重阻隔，我们也谈到过理解的非操控性及其延迟现象，因此乍乍打开一本新书阅读，即使你是训练有素的重度读者，亦很难在第一时间就整体地、充分地掌握并吸收整本书化为己有，因此，除非某一本书你看不上眼打算让它和它的作者继续保持静默的死亡状态，否则每一本书其实都有必要重读，也就是说找到正确的时间以及正确的准备好让我们自己是正确的人来读它。我以为这才是博尔赫斯的真正意思，他曾在另一篇《书》的短文中如此谈到自己的读书：“我总是重读多于泛读，我以为重新阅读一本书比泛读很多书更为重要。当然，为了重读先必须阅读。”

写《查令十字街84号》的海莲·汉芙讲得更激烈，她说她绝不买一本没看过的书，就像衣服没试穿过你会买吗？

也就是说魔法洞窟里的那些嗷嗷死者不可能一夕复活，而是缓缓重生，这其间包含着一段颇辛苦的时间作法过程。

重读的最绵密最精纯最极致形式便是记忆了。通过记忆，你把书籍会受地心引力作用的纸张硬体部分剥除下来，让书本成为最轻灵的携带形式，就像纳凯老人讲的，你随时要读它，它就在那儿，因此不是“这本书我念过××遍”，而是你远走他乡、上山下海、白天黑夜、年轻年老都保持在读它。据说，亚里士多德的最著名学生、从马其顿一路杀到印度河边的亚历山大大帝，即使在远征时候，他的枕头底下总是放着剑和《伊利亚特》一书。有了记忆，我们远征时能带的就比亚历山大大帝多太多了，像博尔赫斯这样的人，他枕头底下根本就是个图书馆。

纳凯老人说“你可以呼唤它”，但我可以告诉你更好的，你甚至根本不必呼唤它，它自己会来，像冯内古特所说的乖巧的哈巴狗般就在你脚边打鼾。这是我们人理解的一个最神秘也最有趣的现象，很多人都曾察觉到，那就是，理解在我们专注思考时剧烈地进行，但也在我们没刻意思考时自动且持续地默默进行。我们放进记忆里的思考材料，好像自己会渗透、比对、串组、分类和融通，在你发呆时，在你吃饭时，在你闲谈时，在你看风景时，当然也在你沉睡时，像生命中不熄的火，这就连写流行歌的人都知道，比方保罗·西蒙，电影《毕业生》著名插曲《静寂之声》的作者。这首动听的歌一开头就讲：“嗨黑夜我的老朋友，我又找你聊天了，只因为有一个影像悄悄潜行而来，趁我沉睡时遗下它的种子，它从此在我的脑子里生根茁长，至今驻留不去，在此静寂的声音里。”

这个动人的效应只能发生在我们身体内的记忆里，那些置放于身体之外的其他记忆方式不与焉，也就是说，人的记忆，终究不是书籍乃至于电脑碟片资料库所能完全替代的，我们是比先人的命好没错，但还没好到那种田地。

所以要不要傻傻的、硬生生的背诵呢？当然可以不用这样，记忆中最好最华美的部分，不管是神奇浮现自我们的真实经历之中，抑或从书本的白纸黑字跳出来到我们眼里，往往都是“自然”记得的，也许当时我们多看它两眼，为的是看得更清晰记得更完全，当下的真切“触感”，说明你是“正确”记忆这部分的人，其他的，有对你而言太浅白太已知太常识的部分，你流水般放它走过去，也有对你而言太深奥太遥远太无法掌握的部分，你只有留待来日，像一处待填的空白。当然，要刻意背诵下来谁曰不可，毕竟你往往也会遇见通体美好到任一丝细节都不忍舍弃的好东西，甚至包括它的语调和声音，不仅都是这浑然无问的美好所无从分割的必要部分，而且你往往还得跟自己真的念出声音来，好像只有在高低抑扬的朗读声中，思维宝藏的洞窟大门才像闻听咒语般应声打开来。这样的好东西最通常是诗，因而诗也就理所当然是阅读者自古及今的最主要背诵对象。

噫戏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

——于此，博尔赫斯有极其令人动容的真实经验告白。他在演讲中背诵并逐字朗读了济慈的名十四行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的末半段，博尔赫斯说，他对此诗的真正震撼印象仍是儿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忆，是他第一次听他父亲大声朗读此诗的情景：“我不认为我真的了解这些文字，不过却感受到内心起了一些变化。这不是知识上的变化，而是一个发生在我整个人身上的变化，发生在我这血肉之躯的变化。”

还记得我们请大家记下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书里那两句话吗？——那种即将获得自由的奇特感觉在大家心里产生的无情的力量，无需要看见它才去承认它。

一具巨大的记忆老人塑像

但丁在他不朽诗书《神曲》之中仔细描绘了一具巨大的时间老人塑像，立于大海中一个名为克雷塔的荒败之国中、一座名为伊达的枯废之山上：“他背向达米尔塔，面朝罗马，好似它的镜子一般。他头是纯金的，手臂和胸膛是银的，腹部是铜的，其余都是好铁铸的，只有一只右脚是泥土做成的；但是，在这最脆弱的支点上，却承荷着他大部分的重量。巨像的每个部分，除了那金做的，都已有了裂缝，由这些裂缝流出了泪水，渗入池中：这些泪水渗流过山岩缝隙，汇归于地府里。”——汇归地府的时间老人泪水，最终便是让灵魂忘掉前世洗去记忆的忘川之水。

说的真好不是吗？相反的，如果我们不要遗忘，而是要记得；不在神国灵界或任何无何有之乡，而就要在此时此刻的现实人世之中。如果我们要如此找一个巨大的记忆老人像，我想，那一定就是博尔赫斯了。

尤其是晚年失去视力、只能以记忆和声音和他钟爱的书相处的那个博尔赫斯。

世人一直要等到博尔赫斯瞎了之后才普遍知道博尔赫斯的记忆力和记忆容量有多惊人，尤其是那些现场听他演讲的人。但我们晓得，博尔赫斯并非生下来就瞎眼的人，因此，他对书籍的可怕记忆力不是源于天生盲人的不得不耳，而是因为他是如此一个精纯贪婪的阅读者，那些他在演讲时信口引述而且一字不漏不错的诗行、小说片段乃至于哲人的大段论述，是早在他还能用眼睛读书时就记忆下来的，如席尔瓦记下的细木匠技艺。

写《阅读史》一书的加拿大人曼古埃尔原来出生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年轻时便担任过博尔赫斯的念书人两年时间，曼古埃尔如此写下这段令很多人妒羡的奇特回忆：

在那间客厅，在一尊皮拉内西的圆形罗马废墟雕刻下面，我朗读吉卜林、史蒂文森、亨利·詹姆斯、布罗克豪斯德文百科全书的一些条目、马里诺和邦契斯以及海涅的诗（但这些诗人的作品其实他早已熟记，所以，常常我一开始朗读，他犹豫不决的声音就会扬起，开始背诵起来；他的迟疑只是在于韵律，不在于字句本身，后者他可是记得一字不漏）。之前，这些作家的作品我所读不多，所以这道仪式显得特别古怪。我靠着朗读来挖掘一部作品，正如同其他读者利用眼睛一样；博尔赫斯使用他的耳朵来扫瞄书上的每个字、每个句子、每个段落，以确实他的记忆无误。当我朗读时，他会打断，评论那段文句，这是为了（我推想）将其铭记于心。

我们来问，什么样的记忆或说什么样方式记忆下来的东西，可以这么多这么广这么完整这么深刻，而且驻留不去无惧肉体的苍老和精神的耗竭？曼古埃尔的推想，说博尔赫斯打断他，评论那段文句好将其铭记于心。这给了我们很棒的线索。

最好的记忆，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无援的点或原子，这就像单独一只蜜蜂或蚂蚁很难存活（尽管我们记忆的最开端往往得在此孤立的不利状况下展开），最好的记忆，不管是经由刻意的背诵或自然而然的记得，总有它和我们内心共鸣共振的所谓印象深刻成分，它对我们而言总是有线索、有来历甚至是有（暂时）秩序的，你知道该把它安置在自己记忆的哪个“柜子”里，他日要用时你也大概知道存放何处可以把它找出来。而因应着如此触及内心的美好共鸣，通常在那相遇的惊心动魄一刻，你总会要自己暂时放缓脚步甚至停下来，也许还像博尔赫斯一样作出评论，一方面是借此驻留时间让此时此刻定格，另一方面也是凝视是思索是进行整理安置，好让你自己想看更清楚更仔细些的东西，就像本雅明用的例子，如同人把目光停留在岩石久了会浮现出某只动物的头部和身体一般，从浑沌的书页中分离浮现出来，进入你的记忆深处。

于是，你往往要烦恼的不再是如何牢记不遗忘，而是如何不让某一份记忆（一张脸、一个形象、一段旋律、一股气味、一节文字、一次爱情云云）挥之不去地一直纠缠你，尤其你需要放下它好好睡一觉时。

严格来说，惟有通过如此的记忆过程，那东西才完完全全变成“你的”，甚至它不再只是记忆了，而是你生命的一部分、身体的一部分，仿佛已从抽象的信息，转变成实体的筋骨肌理。

因此，记忆，包含了背诵，是深情款款的事，与其说是一种大脑的能力，不如说它是情感的表现，是人面对着无可奈何的整体流逝，尽其可能用仅有的两手抓住的东西。

我们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做个结束——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是不做笔记的，不依赖这种存放于身体之外的记忆辅助方式来写东西，只因为需要再仰靠文字才能记住的东西，恰恰好说明它是无法真正地和你的思维绵密联结起来，无法为你的身体所存放，这于是成为一个严格但有意义的过滤，一个书写的选择判准，毕竟，作为一个真诚的书写者，你只能写那些你相信的、你魂萦梦系的东西，你只能写“你的”东西。

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那些会忘记的，就不值得写了。”

7.怎么阅读？　有关阅读的方法和姿势

将军吩咐让代表团成员进来见面。蒙蒂利亚和他的陪同人员面面相觑，只好让戏继续演下去。副官们叫来了一些前一天晚上一直在当地演奏的风笛手，几个上了年纪的男女则为来宾们跳起了昆比亚舞。卡米列对这源于非洲的民间舞蹈惊叹不已，她跃跃欲试想学会它。将军是有名的跳舞能手，一些和他同过餐的人都记得，他上一次到图尔瓦科来时，他的昆比亚舞跳得像一位大师。但是，当卡米列邀他跳舞时，他却婉言拒绝了。“已经三年不跳了。”他笑容可掬地说。由于将军一再推辞，卡米列便一个人跳了起来。突然，在音乐间歇时，传来了欢呼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和火器鸣响声，卡米列惊心胆颤。

伯爵板着脸说：“天啊，又是一次革命！”

“我们实在太需要一场革命了。”将军笑着说，“可惜，这只不过是一场斗鸡。”

我们来看，解放整个南美大陆这片高低起伏、有着最深奥大河和高山的广大土地，玻利瓦尔用去了多少时间？我们从一八一年他二十七岁被流放算起（该年的四月十九日事件是委内瑞拉革命的开端），两年后他清理了整个马格达莱纳河流域，把西班牙保皇军队全数逐出该地区；三年后，他正式被称为“解放者”；到十四年后的一八二四年底，他最信任的苏克雷元帅领军取得阿亚库乔战役的胜利，整座南美洲至此完全脱离西班牙人之手——不到十五年时光，比加西亚·马尔克斯一部小说的酝酿到完成还短，像《百年孤独》，像《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依书写者自己计算皆用去了十年二十年以上的时光。

有关一个领导者、一个“伟人”究竟在一场革命中起着多少程度的决定因素，他是一切的关键或只是一个代表性的名字、是革命条件抑或水到渠成的历史收割人，这不是一个容易争个清楚的大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中也没徒劳地追问，他只透过德国来的了不起自然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和年轻玻利瓦尔的一次邂逅谈话，说了一番两者缺一不可的南美洲未来命运预言：

他无法想像男爵怎样从那种险象丛生的自然环境中活了下来。他是在洪堡男爵从昼夜平分线上的国家考察回来时在巴黎认识他的。男爵的聪慧博学和英俊的外貌均令他折服，他认为男爵的相貌连女人都会自叹不如，然而，他对男爵断言美洲殖民地独立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一论点却不能信服。男爵斩钉截铁地下这个结论时，将军甚至连这样的幻想还不曾产生。

“惟一缺少的是一个伟人。”洪堡男爵对他说。

但无论如何，人类历史上最巨大、最成功的革命通常异样的快、异样的顺利、异样的始料未及。以至于一夕成功还令所有打算用这一辈子跟它拼到底的人想咬咬手指头狐疑是不是开玩笑，这与其说是惊喜，还不如讲是滑稽，还有当事人不知所措的狼狈和居然不用为它牺牲的诡异失落感，包括革命需要的种种悲壮、孤独沉郁和慷慨殒命，而势如破竹的成功革命毋宁更像是一场斗鸡，在宛如节庆来临的欢欣气氛中，枪炮声那一刻听起来还真像是鞭炮的声音没错。

置身革命中心的历史伟人因此很容易留下一抹无先见之明而显得弱智又算他运气好的尴尬阴影，像列宁在俄国革命成功前夕才慷慨说这一辈的革命者是见不到革命的美好成果了，甚至要和他老婆相约自杀；我们的孙中山先生也浑然不觉流亡于美国，以为武昌一役又是一次例行性的失败而已；更有趣的是法国大革命历史里程碑似的巴士底狱攻陷一事，今天我们全晓得了，那其实是一场比斗鸡还不紧张不危险的英勇行动，因为彼时的巴士底狱只寥寥几名受伤从战场退下来的养老士兵看守，攻陷一词所挟带的战斗暗示，从头到尾没发生过。

这里，让我们仍把目光停留在温暖美丽的加勒比海，那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挚友卡斯特罗的古巴，我们不谈革命纲领不谈革命往事和战役，而是谈音乐和电影，也就是大导演文德斯所拍摄的一部极其动人的纪录片。片名台湾译为“乐士浮生录”，是一对父子音乐家兼唱片制作人到古巴想制作一张当地音乐专辑的意想不到美丽过程。他们在哈瓦那搜寻散落人海里的乐师，却像拔地瓜藤似的一个乐师牵着一个乐师不断冒出来，阵容整齐浩大，但却都已垂垂老矣了，这些如今个个看起来像寻常农夫工人的老先生们和老太太（只有一名歌手是女性），全是几十年前在一处乡村俱乐部演出的顶尖乐师，后来的古巴不怎么需要他们（生过一场大病的八十岁老钢琴手鲁宾担任古巴女子体操集训营的音乐伴奏，算是为祖国仍作出积极贡献的一个），他们的不世技艺和音乐人生被埋进历史灰烬中几十年之久。

奇怪的是他们居然全不生疏，更遑论遗忘，乐器一上手，乐声一扬起，长达几十年的荒废流光刹那间像没存在过似的，你若闭上眼睛只听不看，让他们此刻的容貌和深镌的皱纹消失，你不会相信那么自由随兴、那样默契穿梭、又欢快又天真深情的歌声吉他声小喇叭声钢琴声，居然来自一堆又穷又落魄的老头子，那明明是节庆日子里跳舞的年轻男孩女孩彼此调情试探，是小人物卑微但实际的小小梦想，是月光下涛声里只用于当下的满口天大誓言，是玛莉亚澎的闺房失火了，她睡着做梦却忘记吹熄蜡烛了，消防队员啊你别忘了多带水管来灭火，是一个快乐勤奋的马车夫，我要赚钱娶个老婆，我还要生他一堆的小孩……

而文德斯镜头背景的哈瓦那，加西亚·马尔克斯口中最美丽的城市，格雷厄姆·格林小说中吸尘器小商人伍尔摩信口胡诌编造情报的惊悚革命首都，最令人讶异的不是它的古意盎然如伦敦，也不是它的沉郁壮阔如昔日闭锁的东柏林，而是它奇怪的鲜艳，哈瓦那人喜欢为自己房子甚至破汽车漆各种想都想不到的炫目色彩，粉红的、亮绿的、大紫的，岁月剥蚀的窘迫，仍然像从箱子里拿出来的褪色旧彩带旧舞装般，忍不住有欢快的岔笑声音流泻出来。

这么爱唱歌、爱谈情说爱、爱吵架拌嘴、爱一切俗丽东西到深入骨子里的快乐人们，怎么会进行而且至今还独自坚持马克思主义呢？

就说玻利瓦尔自己好了，我们知道，朝不保夕而且ego大的革命者不乏情人和浪漫韵事，但也没有谁像玻利瓦尔那样革命和爱情交错进行扯不清的。《迷宫中的将军》书中，他自己计算过共有三十五名情人，“当然，这还不算随时飞来的小鸟”。他自创了一句响亮的格言：“巨大的能量来自于不可抵御的爱情。”却把这句话归成是无辜的苏克雷元帅说的；而他和何塞法·萨格拉里奥这位美丽女子的狂热欢爱，甚至于把革命成败、个人名誉乃至于性命全抛诸脑后，因为根据情报，桑坦德已准备好剥夺他的权力并肢解哥伦比亚了，他却足足待了十夜之久，“她用何塞·帕拉西奥斯事先告诉的口令‘上帝之地’，穿一件方济会修士的道袍，并半掩着面孔，接连闯过了卫队的七道岗哨。她的皮肤洁白似玉，就是在黑夜里她那肉体的光辉亦清晰可见。那天晚上，她以一件奇异的饰物给她美貌无比的姣容增添了更多的艳丽，原来她在外衣的前胸后背挂上了当地金银工匠制作的一副玲珑剔透的金护甲。护甲的分量如此重，当他想抱她上吊床去时，几乎都不太抱得动了。”

所以说，究竟是革命抑或斗鸡，老实说也不见得非要认真搞清楚不可，太急于搞清楚，其中兴高采烈的成分也就不见了，只剩牺牲、受苦还有因此而来的悲壮和日后驱之不去的寒酸。我想，阅读一事有时也是这样。

阅读方法与速读冠军

阅读有没有方法？我相信一定有的，坊间有不少本好心教我们阅读的书，包括如何阅读他们所选出的一百本世纪经典之书，包括如何阅读西方正典，包括收集着数十上百名号称读书有成之人自述的种种阅读方法云云，老实说，我个人几乎每一本都买，也每一本都傻傻看了，而且此番要书写这个“阅读的故事”还心有未甘地每一本找出来重读一次，想说就算没发现什么亮眼值得引介的启示，至少也会有一些有趣的疑问或实战经验材料吧，怪的是，此刻想起来，也差不多每一本的实际内容都完全记不得了。船过水无痕，这我倒不懊恼，因为这是阅读常有的事，经验告诉我，这种你看得懂却丝毫吸收不了的绝缘现象，通常代表某一本书“暂时”并不符合你的需求，你跟它想的、关心的事彻彻底底不一样不相干（不是背反，而是如数学中歪斜现象的没关系，背反往往是一种最激烈、最迸放火花的紧张关系）。在此一层意义之上，阅读是很生物性很本能性的，就跟你体内缺什么营养会不自觉想摄取什么样的食物一般，就跟养猫养狗的人晓得它们会自己跑野地找某种草吃一般（催吐或治疗），这不过度延伸不无限上纲的话，可以是相当准确的阅读判准。

当然，这个判准并不一定适用于书好书坏、有价值没价值，它只判定当下的你和某本书的关系，有可能是此书及不上你此刻的程度，但也可能是它远远跑在你前面你还看不见它的价值所在。

我在想，一件事有上百种可能的方法是什么意思？这有两种可能的处理方式：一是你自己安排一个类似英国温布尔登网球大赛的单败淘汰赛程，让它们打出一个冠军好采用它来阅读；另一种是你认为方法多到如此田地，正代表没一个最适的方法，你干脆全不理会它们，从吾所好——我个人基本上采取的是后者，你呢？

不确定这么想对不对，但我以为方法是目的的产物，方法的前提，是你得先确定你要对付的目标是什么；而方法同时也是效率着眼的产物，你希望自己投入的资源（心力、时间、金钱等）能有极大化的效益出来。

说到冠军，我们这里就来读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篇短文，题目是《速读冠军与美食家》，原文不长，就干脆从头看一遍：

世界上阅读最快的人已经出现了。当然是出现在美国，因为那里的人们最关心如何把事情做得最快，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可能不知道该用多余出来的时间做些什么。

这位世界上读得最快的读者叫乔治·默奇。他当众证明了他的才能：每分钟读八千个字。甚至有人肯定地说，他读了以后全弄懂了。理论上来说，如果仅仅是为了打破纪录的话，他是可以用五天读完《圣经》，可以在春假期间读完大英百科全书的。

每天都会产生各式各样的冠军，虽然也许是无关紧要活动中毫无用处的冠军赛的冠军。重要的是要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最大的数量，来与占用很长时间的传统消遣的魅力相抗衡，与不慌不忙的做事的乐趣相抗衡。比如说，美食冠军。

与世界上读最快的读者此一消息一道传来的是巴黎美食冠军的消息。自助餐馆的大量涌现吓坏了美食者们。一个人每分钟读八千个字，另一个人脖子上挂一只死鹅坐下来读罗歇·马丁·杜·伽尔的著作，等着鹅腐烂变软后自然而然地落入煎锅里。这两人脾性上的惊人差距真叫人敬服，要这两个人和睦相处看来是半点指望也没有。

正当美国人庆祝他们能在巴黎用二十分钟为两百人做出全套午餐时，巴黎的美食家对这个消息十分反感，就像美国人听到能在两百分钟内为二十人准备出并非全套的午餐的消息时的反感。

对那些喜欢读好书的人来说，读本好书就是一种长时间慢慢享受的乐趣。读的时间愈长，乐趣就愈多，面对着每分钟读八千字的读者大概会有同样无以名状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像巴黎美食者对大量涌入自助餐馆所产生的那种反感。

如何？读完加西亚·马尔克斯这篇短文，有没有解除相当一部分我们对阅读方法的渴求甚或焦虑呢？

那些最好的阅读者怎么读书？

阅读是个极复杂的行为，不同的书、不同的心思和难题、不同的瞻望和目的糅合一起同时发生，我们很难界定它的边界，不稍遗漏地说出它是什么，然而，从负面表列来看，我们却不难看出它不仅仅是什么、它不该只是什么——时间和效率是阅读的考量吗？是的，有时候是，有一部分的阅读是，但我们清楚知道，那只是阅读行有余力的小小讲究，阅读的本体及其真正关怀不在这里；阅读可不可能约分到只剩单一的、明确的目的呢？也不能讲某些特殊状况不能如此，但绝大多数时候，它是诸多可能性纷杂并陈的，你甚至只能模糊地感知到某个方向，连目标都未浮现出来，因为阅读的目标总是复杂形式的，而且并非在阅读前拟定从而在书中找解答，阅读中真正有价值的目标要等到阅读展开相当时日之后才产生出来。

我个人不是反方法的人，我只是担心一种惟方法是从的迷思，这容易变成一种焦虑，原本可愉愉快快打开书直接来读的自由时光，却虚耗在阅读门外徒然的徘徊寻求；这个很容易变成一种倨傲，把阅读窄化成某种“投入/产出”的生产线作业，如此，阅读所能给我们最美丽的礼物，那个意义充满的海洋，那个无限可能性的微妙世界就永远失落了。

事实上，在阅读那一堆好心教导我们各种阅读方法的书同时，我个人心里头一直压抑不住某种小人式的狐疑：为什么教我们各种聪明有效读书方法的好人们，结果都只是“二流”的阅读者（没不敬的意思，只是心平气和的事实描述）？为什么他们有效实践的真实结果，全无足轻重到不值一提？就跟加西亚·马尔克斯短文中提到那个每分钟能读八千字而且据说都读懂的美国人乔治·默奇一样，他是谁？你还在哪里看到过这个名字？他这么有效率地读书最终读出什么样动人的成果来？

于是，我决定转向那些人类历史上已成定论的第一流阅读者书中寻求，如博学多闻出了名的伏尔泰，如二十岁前人类阅读量和成果第一名的穆勒，如严肃固执浸泡在书房一辈子的康德云云，当然，还有二十世纪我个人最信任的一批顶尖读书人，本雅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等等。这些人怎么进行阅读的？他们成果斐然的读书方法又是什么？

搜寻的结果很令人遗憾，他们很乐意告诉我们一本一本的书名，津津乐道它们的好处，引述书里的话甚至忍不住整段整段背诵给我们听，告诉我们阅读一事对他们生命的不可替代重要性和带给他们的快乐，偶尔也心生不平地找几本言过其实的书出来开刀修理一番，他们在著述里讲，在文论里讲，在演讲和采访里讲，就是没记得告诉我们读法，什么有关书的大小话题连典故、传闻、笑话都说了，独缺方法。

是这些家伙都留一手、传媳不传女的不肯公开自己成功的机密如同那些名餐馆不肯泄露自家独门酱汁的配方是吗？大概不至于是如此，一定要计较个水落石出的话，我们也许该说写论述而不多措意自己私事的穆勒和康德或有可能，但那些以小说书写为业的，他们就连自己灵魂里最幽微最阴暗的部分、自己最不堪最狼狈的往事都肯讲出来，没任何讲得通的理由可指控他们独独在这件事上藏私。

因此我猜，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普遍认定这不是阅读的重点所在，更不会是阅读的成败，或者不必教，鱼有鱼路，虾有虾路，阅读者个个不同的“性格”决定各自适用的阅读方式，有它的独特性；或者如名小说家阿城讲的教不来，它是因应着阅读自然生长出来的，时候不到，说了也没感觉进不去。

一本读者之书

然而，阅读行为本身完全不存在某种程度的通则是吗？我想倒不至于如此，应该说让我真正讶异的是，那些好心教人如何读书的人，奇怪总让我感觉不够了解也不够同情阅读者，他们的身份和发言位置及其语言总像个老师，而不是一同浸泡在书籍之海中、被各种疑惑困扰大浪冲刷击打的阅读同志。名小说家张大春显然对此也有所感触，他为我个人一本始终想不成书名的书，取名为“读者时代”，并附带了大致如此的解释：“在我们书籍的世界之中，有书写者，有评论者，好像独独缺乏读者这个角色。”大春借我一本水准有限的书意图标示或说召唤一个读者时代的来临，当然是慷慨但不能不说是极不明智，我在该书序文中敬谢了他，并抄了一段卡尔维诺的话回应他的想法：“有一条界线是这样的，线的一边是制造书的人，另一边则是阅读者。我想待在阅读者当中，因此总小心翼翼地留在界线的这一边；不然的话，阅读的纯粹乐趣会消失，或至少会变成其他东西，那不是我想要的。这界线是暂时性的，而且逐渐有被抹拭掉的趋向，专业性处理书籍的人的世界是愈来愈拥挤了，并有和读者的世界合而为一的趋向，当然，读者人数也在日益增多，但用书籍来生产书籍的人数似乎要比纯粹爱看书的人增长得快。我知道，我即使是偶然一次例外的越过界线，也有危险，会被卷进这股愈来愈升高的浪潮，因此，我拒绝踏入出版社，即使只是一会儿工夫而已。”

卡尔维诺这段话出自于他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藉由其中那位聪明而理智的女孩柳德米拉之口说出来——我们知道，和张大春一样，卡尔维诺其实是他自己口中界线另一边的人，或至少说拥有界线两边身份的人，他是书写者，同时还很长时间是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因此听他讲出这样的话，便分外有其深意和真诚，至少我们很清楚知道，他还是认为做一个单纯的阅读者是更幸福的，单纯的阅读者保有着“阅读的纯粹乐趣”。

正是这本《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一本普遍被视为极难读极文学专业技艺性的小说，一本人言人殊大家啃起来龇牙咧嘴痛苦不堪又不得不念的名著（看看台湾中译本书末附录专业的邱贵芬教授的解读文章，你就懂我意思了），但如果要我在浩瀚书海之中找出一本最由读者的角度、心思及其行为写成的书，一本所谓的“读者之书”，我的答案就是它。

我绝对无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只有一种读法，只有一种进入角度，我只是说，如果我们试着把它看成一本揭示阅读者心理、行为、途径、可能遭遇及种种困境的有趣之书，小说中很多幽微不易懂的、抽象捕捉不了的，甚至夸大如架空寓言的部分，好像刹那间全具象真实起来了，甚至直接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发生的阅读经验，明白准确到吓人一跳。

这种我只把首章卡尔维诺的奇特书籍分类给列出来，这是我个人所知最从阅读者心理及其行为的分类法：

你未读过的书，

你不需读的书，

为阅读以外之目的制作的书，

你打开之前已读过的书——因为属于写下前已被阅读的种类，

如果你的命不止一条，必定会读的书（可惜你的日子屈指可数），

你有意阅读但却得先涉猎其他而不克阅读的书，

目前太昂贵，必须等到清仓抛售才读的书，

目前太昂贵，必须等平装本问世才读的书，

你可以向人家借阅的书，

人人都读过，所以仿佛你也读过的书，

你多年以来计划要阅读的书，

你搜寻多年而未获的书，

和你目前在进行的工作有关的书，

你想拥有以供需要时方便取用的书，

你可以搁置一旁，今夏或许会读一读的书，

突然莫名其妙引起你好奇，原因无从轻易解释的书，

好久以前读过现在该重读的书，

你一直假装读过而现在该坐下来实际阅读的书，

作者或题材吸引你的新书，

（对你或一般读者）作者或题材不算新颖的新书，

（至少对你而言）作者或题材完全不认识的新书。

我问朱天心这个分类有没有漏网之书，朱天心想一想，看看四壁图书，摇头说没有。

失传的那部分

看到有人聪明地把书如此分类，我感觉心头一阵阵暖洋洋的。我以为，阅读者（尤其在初期）常以为自己欠缺的是阅读的方法，但阅读者真正需要的是知道有人在做和你一样的事，看到你看到的东西，想你冒出来的心事，尤其是清清楚楚讲出你哽在喉咙说不出来的话，这会适时安慰你孤独阅读欢快之余不免时时袭来的寂寞和狐疑，你想弄清楚出现在你脑中心底的某个图像或念头不是幻觉，你并没有发疯，世界上有人和你一样，而他不仅活得下去，还快乐安详，通常你确认好这个就够了，其他的你都可以自行料理。

而且，极可能还非自己料理不可。

阿城所说那些教不来的，正是方法无法触及的地方。其实厨艺有限的张大春（下下别人包好的冷冻饺子大概还成），一本他白纸黑字式的多才多艺，曾以名厨或美食家之姿谈到，举凡所有的美食，尤其是其间最究极、最精妙的滋味神髓之处，事实上是无法传递的，因此大春说，所有的厨艺传承其实也同时都是“失传”，这中间永远存在着一个断裂，得代代重来，重新创造。也就是说，这最重要的部分是无法教的，无法通过某种概念整理并预先订好步骤的“方法”来快速转移，它只能在实践之中重新被掌握。

所以厨师的培育训练，至今最好的方式仍是师徒制。师徒制的真正精髓不是一套方法，而是强迫实践，是在某双内行且锐利眼睛监督之下经年累月的实践。

阅读如果能用到所谓的教导，那大概也只能是实践其实的师徒制方式。

最重要的原因源自于书籍的某种本质性缺憾，或更根本地说，源自于文字语言的本质性缺憾——我们人的感受是连续的、完整的，但我们的思维和叙述却只能是条理的、语言的，这是我们从感受走向思维和叙述最陷入烦恼之处，我们遂不得不让那些最参差，最微妙的部分存放于明晰的文字语言外头，只能藉由语言文字不能完全操控的隐喻松垮垮地勉强系住它们，这是绝对禁不起再一次概念性提炼而不断线逸失的。卡尔维诺把文字语言和完整世界、完整感受的联系关系比喻成吊桥，颤巍巍地悬挂于深渊之上，特意地强调它的脆弱性、暂时性和可替换性，凸显的便是文字语言、也就是书籍的此一本质必然缺憾。

大春所说最究极、最精妙的这部分，正是掉落在文字语言缝隙之中的部分，“失传”，不是指它不存在，而是说它再提炼再转移的不成。它仍存放于已完成的创作物实体之中，也就是一本一本书册里头，它没被说出来，但它仍然是可感知的，藉由直接阅读实体、触摸实体来把握。

这种回归实体本身、回归一本一本书老实阅读的必要，是阅读最拙重的部分，也使得阅读的实践者图像接近于安土重迁、深耕密植的农人或作坊中埋头敲打雕琢的手工匠人，可能正是这副古老行当的长相，让实质生活于现代工商社会的我们总有某种惶惑的、说不出所以然的不安，总觉得阅读一事和时代当下的主体气氛以及未来可能走向愈来愈不合宜，总疑心在书籍更遍布、资讯愈公开、生活愈富裕（理论上都是阅读的有利条件）的更聪明更有效率社会发展中，一定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在持续流失之中。希望这只是喜爱阅读之人的患得患失，没事疑神疑鬼。

有用的威胁和陷阱

但太寻求聪明的方法，太讲究效率，在笨头笨脑的阅读实践上的确容易出事，既是陷阱，也是威胁。

方法或效率，最终都是功利性的用辞，意图把浑沌的整体分辨解析成重要到不重要、有用到没用的光谱出来，从而进行撷取和舍弃，而速读便是如斯图谋下最极端到成为滑稽把戏的形式，无怪加西亚·马尔克斯要语带讥诮到如此田地。

我个人没学过速读，但其道理和个中机巧多少晓得一些。乔治·默奇每分钟能读八千字，并非他眼球构造有了奇怪的进化或习成了什么特异功能，正确来说，是他眼睛平均每分钟S形地“扫射”过印有八千字的书页，速读教你如何捕捉冒出你眼中的所谓关键字词，再像小孩连连看游戏般，由这些点自行连接成一幅图像或一道叙述轴线，认为这就是这本书去芜存菁要告诉我们最重要、最有用、最富意义的部分，是此书的“主旨”，其余省略没看的部分，能依此轴线补满的部分自行补满，不能的部分那就是无关的、无用的、可舍弃的，或因作者的啰唆不知节制，要不就是恶意骗稿费的。

且先不管速读者这么认定对不对，这用得着学吗？这种把几十万字浓缩为五百字的野蛮方式，我个人任职于出版社，天天得帮所有人做的便是这么件无聊但不做不成的事，我们的工作成果就印在每本书的内折页或封底，你只要随便走进哪家书店，拿起任一本你想快速知道其大致内容的书，不要钱，更不必学速读，十分钟内你至少可“看完”五、六本书，比乔治·默奇还快还有效率。不然，你也可花点小钱买两本坊间所谓的一百本经典名著的介绍之书，他们也是这么搞的，一百字讲完作者，三百字叙述内容，最后再一百字用人生智慧教训你，结束。

阅读变成这种样子真叫人悲伤——阅读不是“看到”，而是思索、启示和理解，它不决定于我们眼睛的速度，而是我们心智的速度、深度和延伸的广度（后两者可能更重要），一如书写不决定于我们写字或打字的速度一般，否则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就不该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些人，而是帮我们出版社噼里啪啦打字的那些双手万能的可敬小姐们。

过度迷执于方法和效率，对我们阅读的个人构成陷阱；然而，当社会大多数人集体执迷于方法和效率，倒过头来，危险的就是阅读本身了。

真正指引而且驱动人心智去勇敢想像、去探勘冒险、在未知领域摸索前进的，是人的好奇、是人认识的激情、是人想弄清楚真相的不可抑止之心，在这些宛如繁花盛开的尝试和成果中，明晰可管理的只是一小部分，“有用”的部分更少得可怜，宇宙的生成和奥秘对我们有什么用？时间的本质和意义我们能拿它来干什么？陶瓶上那些美丽的花纹釉彩有增加盛水的功能吗？故宫博物院那些摄人魂魄的青铜器，让昔日的无名工匠最花心血铸造且最容易失败得镕掉重来的，不就是无用但漂亮得不得了的装饰部分吗？

每当有人，尤其是手握生杀大权的人，想起来用效率、用重要不重要、用有用没用来逼问时，往往就会带来人自由心智的委顿和书籍的瘟疫性浩劫。柏拉图要建造一个斯巴达式、万事万物皆有功能且环环相扣的理想国家，无用（无用即有害）的神话就得全数消灭，所有的诗人也得一并被逐走；秦始皇要留下有用之书，于是便只剩卜筮、天文、农艺等几套丛书，其余的全数化为燃料，我们可想像一下，当诚品书店、金石堂书店只剩这三组书时，那是多荒凉可怖的末日书店景象。

事情当然不会一下子糟到如此返祖的地步，但这样的警觉还是得有，告诉我们不要随便启动这个可能，即使不变成柏拉图或秦始皇要的样子，成为我们近在咫尺新加坡那副鬼样子好吗？

怎么舒服怎么来

因此，与其找寻空泛无太大意义的阅读方法，还不如具体地来想阅读的姿势，这才是你真正打开一本书时马上会碰到的。

曼古埃尔的《阅读史》正是这么开始的，全书开始于他搜集来的一堆历史绘图和照片，捕捉的都是正读着书的人们——亚里士多德交叉双腿坐一张垫椅上，书摊在膝盖；诗人维吉尔架一副眼镜，看一本红字印刷的书；圣多明尼克托着下巴坐台阶上；保罗和法兰西丝相拥于树下；两名伊斯兰学生停下脚步翻着带在手边的书；童年的耶稣指着书的左页向庙中长老讲解；美丽的米兰贵妇巴尔比安尼斜倚着，有只小哈巴狗陪伴她；圣杰罗姆读一份小报大小的手抄本，旁边则是倾听的狮子；伊拉斯谟和他的朋友吉尔伯特·卡分享书中一则笑话；一名十七世纪印度诗人跪在夹竹桃花丛间，捻着胡子朗读诗句；另一名韩国僧侣从书架上抽下一片《大藏经》木简虔诚默读；还有全身赤裸的女孩玛丽·马格德林趴在铺了布的一方岩石上忘情的看书；有手握自己小说的狄更斯；有请人朗读的瞎眼博尔赫斯眯眼专注地聆听，还有一名小男生躲进森林中，坐在苍绿的树干上静静念他的书……

曼古埃尔说：“所有这些人都是读者，而他们的姿势，他们的技艺，他们从阅读所获得的乐趣、责任和力量，和我所获得的没有两样。我并不孤独。”

这么多形形色色的阅读姿势，其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我们选中的“读者之书”《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一开始就有答案，那就是舒适，怎么舒服怎么好。

你看不出来所有的舒适放在一起，会组成多么自由怡然的图像吗？

找个最舒适的姿势，坐着，躺下，缩起身子，或是平躺；仰卧，侧卧，还是俯卧；坐在安乐椅，沙发，摇椅，帆布椅，或是膝垫上；如果有吊床，躺在吊床上；当然，在床头或躺在床上都可以；甚至可以采取瑜伽的姿势，双手着地倒立，如此一来，书自然也得倒着放了。

千万别相信读书只有某一种特定的正确姿势，那是好心但不了解阅读的眼科大夫看法，一如别相信读书只有某一种特定的正确方法，尤其别相信读书就得肃容端坐（除非那就是你最舒适的姿势），因为读书就是读书，你没多余的注意力分给别的事，书中有你非得专注才能享受的乐趣，有你非得专注才能捕捉的灵动发见，也一定有你非得专注才能对付的麻烦和困难；更重要的，阅读是长时间的事，而只有舒适才能持久。再说一次，不要贪心想一次做两件事，如果你还想练身体练仪态，等读完书再去健身房跑步举哑铃；如果是要锻炼自己的精神和意志，那也等下雪的冬日找一处瀑布像日本人祈愿时那样光着身子让冰冷的水柱当头浇下。

除非你实在不服气卡尔维诺的书籍分类，努力想再找出另一种书来，那就是，“你假装在读，其实你是在练身体的书”。

8.为什么也要读二流的书？　有关阅读的专业

“作为良好的法国人，康斯坦特先生是专制利益的狂热鼓吹者，”将军说，“相反的，有关那场辩论，惟一清楚的论点是普拉特讲的，他指出政治的好坏取决于推行它的时间和地点。在生死攸关的战争里，我亲自下令一天里处决过八百名西班牙俘虏，包括瓜伊拉医院生病的战俘。今天，如果在同样的环境下，我的嗓音将毫不颤抖地再一次发出那样的命令，欧洲人将没什么道德权威来指责我，因为如果一部分历史浸透了鲜血、不义和卑鄙的话，那，这就是欧洲的历史。”

在一片有如笼罩着整个小镇的肃静中，随着分析的深入，他自己的怒火越烧越旺。被驳得喘不过气来的法国人想打断他的话，但他一挥手就把对方镇住了。将军回顾了欧洲历史上那些令人发指的屠杀。巴黎的巴托洛梅之夜，十个小时内死者超过两千。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一万五千名由皇家军队收买的雇佣军把罗马城焚烧、洗劫一空，并用刺刀杀死了它的八千名居民。精彩的结局是全俄罗斯的沙皇伊凡四世，叫他“可怕的人”一点也不错，他杀绝了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之间的所有城镇的居民，而在诺夫哥罗德，仅仅因怀疑有人密谋反对他，在一次袭击下就下令屠杀了他的两万居民。

“所以，就请别再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干什么了，”将军说道，“别试图教训我们应该怎么为人处世，别想让我们成为和你们一样的人，别企求我们在二十年里做好你们花了两千年尚且做得如此糟的事。”

他把餐具交叉地放在盘子上，第一次用他闪动着焰火的目光盯住法国人：“妈的，请让我们安安静静地搞我们的中世纪吧。”

所以说，尽管汉娜·阿伦特好心而且睿智地反对“第三世界”这个侮辱意味的称谓，以为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名词，所谓的第三世界，的确也是一个个独特的国族、文化传统和个人，不可以抹平了来看。然而，就是在这种地方这种时候，尤其是面对着一个倨傲又指指点点你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高鼻子第一世界之人时，我们会有多么相近的愤怒感受，我们会发现我们果然和遥远的拉丁美洲人有某种共同的处境、某种近似的历史命运。

《迷宫中的将军》书中这场突如其来的午餐桌上辩论，纯粹是被一名海难流落南美洲却仍乔张作致仿佛他是天国下凡的白目法国佬激出来的。我们熟悉玻利瓦尔当场的愤怒反应，更熟悉到几乎会笑出声来的是吵架过后玻利瓦尔的懊恼反应：“过了桑布拉诺，热带雨林不那么稠密了，沿岸的居民让气氛更为愉快，色彩更为鲜艳，有些地方的街巷里还传出‘不为了什么’的乐曲声。将军躺在吊床上试图用一个平静的午睡来消化法国人的狂妄言词，但没有做到。他在想着那个法国人，并向何塞·帕拉西奥斯表示惋惜，惋惜他没有能及时找到击中要害的句子和无可辩驳的论据，而现在，当他躺在孤独的吊床上，对手已远离射程之外时，这些话、这些论据却一一浮现在他的脑际。但是，傍晚时分，稍微好了一点，他指示卡雷尼奥让政府努力改善那个倒霉法国人的状况。”

是啊，人生就是这么不美满，或者说我们的记忆力和理解就是这么不美满，我们最会吵架的时候，总是在吵架落幕、独自个回想之时，不论此一吵架的对象是街上轧车的陌生人，是办公室同事或是邻居还是自家老婆，我们总是在事后又惋惜又锐利无匹地在脑子里把他们修理得哑口无言满面羞惭——事实上，这种事后之明的时间差不只发生在吵架而已，像我个人，终于学会了棒球的正确打击要领，是在离开小学棒球校队的三十几年之后；终于掌握到如何使用手腕准确投篮也是在离开高中挥汗斗牛岁月的整整二十五年后——所以我们会期盼时光倒流，或至少有时光隧道可回到当时。

“别企求我们在二十年里做好你们花了两千年尚且做得如此糟的事。”把玻利瓦尔这句话转入到阅读世界里来，便成为今天台湾阅读者每天都发生的真实处境，那就是，“我们得在二十年内读好你们读了几百年之书”——火气消失了，否定变成肯定，这当然是挺辛苦的事。

不按照顺序的阅读

我们通常对阅读的程序有种有条不紊的理想假设，由浅入深，由一般的、基础的书再缓步进入高段的、最好的书，如同看电影由普级到辅导级到限制级再到A片一样，这基本上是对的，你是得这样子。

但我们也很容易发现某种诡异但再真实不过的阅读现象，那就是不管社会整体，抑或我们个人的经验，书，总是从最好的那一些读起，尤其是那些舶来自“第一世界”的翻译著作，出版社先供应的总是最好那一级的，读者买的读的也是最好那一级的书，我想，这种“不合程序”的有趣现象，不适宜把原因赖给寥寥几个出版公司选书人操纵我们的阅读走向，他们绝没有这么大的野心、能耐和霸权，这是由集体的、普遍的心志所共同决定。

有关此一集体的、普遍的心志，有各种描述方式，这里，我们仍尝试由“时间的压缩性”这个概念入手——我们要以一当十用二十年来读人家的两百年，要在短时间里把人家长期思索经历的东西转为己有，我们再自然不过会做的，首先，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我们会试图先掌握其基本整体图像而很少直接钻入某一部分细节之中，因此，横的展开重于纵的深入，走马看花的多样性优先于孤注一掷的专注性。其次，在横的、多样性的基本原则下，你选的、读的当然就是“每一样”中最好或说最有名的那本书（当然，最有名和最好不见得等同，但重叠度不低）。比方说，你要用仅仅十本书的规模快速掌握人类小说书写的总体成就，毛姆的做法便是找出他心目中最厉害的十个小说家，将他们各一部代表作组合，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巴尔扎克《高老头》云云这么一组的确可称之为最好的小说。比方说，当年台湾银行找出一笔钱要引入一整套经济学经典名著，其基本架构也是从亚当·斯密一路数下来，包括李嘉图、庇古、马尔萨斯、马歇尔、凡勃伦、凯恩斯、哈耶克、熊彼得、米塞斯等一网打尽。当然，这一网因为彼时的政治禁忌，放走了马克思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而且，台银只消化预算做书，完全不晓得怎么卖书，以至于一整套一整套大概通过赠送、而受赠者毫无意愿阅读的几近全新书籍，最终辗转流入当时还真的都是旧书摊的光华商场，我个人手中差不多齐全的这套书，便是十元、二十元从旧书堆里抢回来的，不管是全白封面的平装本，或绿色带塑胶套的精装本。

于是，很长时间中（至今依然），我们眼中的书籍世界遂有一堆伟大的“一书作家”，比方说梅尔维尔好像只写过一部《白鲸》，塞林格只有《麦田里的守望者》，马克·吐温只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吉卜林只有《丛林故事》，圣·奥古斯丁和卢梭好像只各自完成了一本忏悔录，而纳博科夫几十年灿烂的创作人生只交出了《洛丽塔》一书，这当然都不是真的。

这样的书籍出版方式、阅读方式，基本上当然是聪明的、有利的，这是后来者、追赶者的必然优势，他可以挑拣，去芜存菁，减少摸索的时间、心力和资源耗损，还能避开错误发生的代价——然而，如果说书写者有什么得时时提醒自己的必要警觉，便是最是在最有利、最聪明、最讨巧、最方便、最不耗力的顺境时刻。只因为阅读追根究底有着自讨苦吃的一部分面向，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只能在困境中发生并存留，我们拿它一点点办法也没有。

两种失败之作

时间有限，我们只挑最好的书读不好吗？还是我们干脆问，为什么要读“二流”的书呢？为什么明明知道这本书不是这名作家或此一领域的代表作或公认失败之作（比方说海明威的《过河入林》或托尔斯泰的《复活》），还傻傻地读它？

这里，我们先来看一句反数学的好话：“整体永远大于部分的总和。”这是什么意思？多出来那一部分是什么玩意儿？藏放哪里？我个人的想法是，在部分与部分之间，一本书与一本书之间的关系之中，在它们彼此的交互作用之中，这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呈现每一个单一部分不包含、只有整体才具备的“结构”，就是在这里，整体的容量和力量大大超越了部分的总和，超越了纯算术的1+1。

我们权且只用同一作家的全体作品来讨论，先不扩张到领域这更大范畴，这只是为着方便。一个作家的失败之作，通常可粗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失败方式，一种比较常见的，是纯粹的失败、崩毁、瓦解、惨不忍睹。失败的原因琳琳琅琅，可能牵涉到自身的用功程度、牵涉到自身书写被市场名利的不当诱引、牵涉到丧失了勇气让自己像笼子里的白老鼠般不断自我重复云云，这种失败，非常残酷的，通常代表一名作家的终结，只因为他再难以补充已然掏空殆尽的“内在”，而居然可以没品管的交出这样的作品，如果不自觉，那代表他不可能反省，如果是自知的，则代表他对自身要求的松懈和不当宽容，如此顺流而下通常不会就此打住，你几乎可以预见还会有更糟糕的作品在短期内出现。

这种纯粹的失败不胜枚举，几乎你在每一位曾经才气纵横但忽然像丧失了所有魔力的作家的最后一两本书都可看到，为着不伤感情和做人好继续在台湾存活，这里我们只举遥远异国不识者的实例。依我个人看，像聚斯金德的《棋戏》就是这么一本书，宣布这位独特诡谲小说家的书写终点。我们阅读者如何看待这样的作品呢？我建议我们温暖一点，别生气最后那三百块钱和几个晚上的虚掷，人死不仅不记仇，而且通常我们会哀伤且深情去回忆那些不复的最好时光。是啊，《香水》多好看啊，那个魔鬼般浑身无体味“宛如香水完美画布”的格雷诺耶，还有他炼成的那些带着我们起飞的神妙“形而上”香水；《鸽子》也多好看，正如朱天心说的，写一个人发疯绝不是无逻辑、无厘头地跳着乱写，他得是自身对眼前世界的重新编码，一种迥异于、背反于、歪斜于我们“正常人”的惊骇编码，疯得严谨，疯得有条有理还步步为营；还有《夏先生的故事》，一个提前窥见了死亡从而迷蒙深奥的童年幸福题材故事；甚至《低音提琴》都好，你知道书写者是个多奇怪的人……

送君一程，山高水长，我以为这是作为一个读者几近是义务的礼仪。

至于另一种失败则是我们真正要谈的。格雷厄姆·格林在他《问题的核心》小说中有一段话说：“绝望是替自己定下一个万难达到的目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人说，这是不赦之罪。但一个堕落或邪恶的人永远不会犯这种罪，他总是怀着希望，从来不认为自己彻底失败而落到沮丧、绝望的冰点。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有力量永远背负着这受到永世惩罚的重担。”我们借格林的这番话来谈这种书写者极可能是必要的、更是光荣的失败。

一个了不起的书写者，尤其是愈了不起的书写者愈难以避免的失败，我们也可以说，这正是他替自己定下一个万难达成的目标所必须支付的代价。除非你是一个二流的书写者，你才能一直停逗在明白、没困难没风险没真正疑问的小小世界之中，从而让书写只是一场万事俱备的表演而已。真正的书写同时是人最精纯、最聚焦的持续思考过程，是最追根究底的逼问，是书写者和自己不能解的心事一而再再而三的讨价还价，我们诚实地说，这并不是一场赢面多大的搏斗，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成功其实也只是程度和比例的问题而已。因此，我们谁都晓得，广大无垠的书籍海洋之中，并不存在一本通体完美的书（那种认定人间只需要留存一本《古兰经》或《圣经》，其他书籍都可应当烧毁的穆斯林或基督徒神圣主张，和我们所谈的阅读无关），每一本再好的书，都有它不成就、不成功的残缺部分，而且说起来吊诡的是，还非得有如此残缺的部分，才恰恰见证了这是一本够好的书。理由再简明不过了，正因为这个不成就的部分，我们阅读的人才看到、感知到一个够遥远也够分量的目标，如《堂·吉诃德》电影主题歌讲的，做不可能的梦，伸手向不可触及的星辰，在思维的纯粹路途上，取消了瞻望，丧失了勇气，我们所真正计较的东西还能剩多少呢？这至多只做到了不让人看到失败而已，当然绝不等于成功，事实上，它更快速地在远离成功。

也许，在书籍世界中，“成功”这说法是不恰当的，我们该说的是“进展”。

托尔斯泰《复活》一书的不成功，我个人以为，是属于第二种“为自己写下一个万难达成的目标”的可敬失败，他要为人找出灵魂的终极解答，为此，他甘心放开曾为他带来巨大声名的武器，包括他那个锐利到具“腐蚀性”的怀疑能力，这是他《战争与和平》书里已充分展现的骇人能力；包括巴赫金指出的，《复活》一书中，托尔斯泰的笔调转为简单、悲凉，如枝叶凋落的冬日街景，不复《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华丽、丰盈而且穿梭自如的小说巨匠技艺。总而言之，用以赛亚·伯林著名的譬喻来说，托尔斯泰甘愿放弃自己智机百出的狐狸本性和能力，去扮演一只万事万物归一的笨刺猬，并丢给小说书写一件能力极限之外的不可能任务。但《复活》可以不读吗？如果你要看一部伟大的小说，那《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不必怀疑的选择，但你如果想整体地理解托尔斯泰这个心灵、这个人最完整也最深奥之处，包括他的梦想、抉择、烦恼和生命变化，以及他一生最想做成的事，再没一部书会比《复活》告诉我们更多了。

至于海明威的《过河入林》失败得比较暧昧，我个人以为，这部小说掺杂了两种失败，包括当时全世界文学评论家打落水狗所指出的，这是这位诺贝尔奖大师的江郎才尽之作；但也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看到的，这是一向书写目标简单，只以明亮文字、流畅节奏和生动短篇小说书写技艺取胜的海明威，在他创作的晚年退无可退的窘境和一次最困难、最沉重，也最英勇的背水一战。加西亚·马尔克斯因此甘犯文学史定论地慷慨指出，这部小说正是海明威最好的作品。

然而，尽管像是对他的命运的一种嘲弄，但是我仍然认为《过河入林》这部最不成功的小说是他最美丽的作品。就像他自己披露的那样，这部作品最初是作为短篇小说来写的，后来误入长篇小说的丛林中。在一位如此博学的技师笔下，会存在那么多结构上的裂缝和那么多文化构造上的差错，是难以理解的。他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善写对话的能工巧匠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同样存在若干那么矫揉造作甚至虚伪的对话，也是不可理解的。……那不仅是他优秀的长篇小说，而且也是最富有他个人特色的长篇小说，因为这部作品是在一个捉摸不定的秋天黎明写的，当时他怀着对过去岁月的无法弥补思念之情和对他所剩不多的难忘生命岁月的预感。在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也没有留下那么多有关他个人的东西，也不曾那么优美、那么亲切地表现对他的作为和他的生活的基本感受：成功毫无价值。他的主人翁的死亡看上去那么平静、那么自然，却神秘地预示了他本人的自杀。

我想，在满纸文字死伤狼藉的悲惨景象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清楚看到，这里头洗去了那个浮夸、卖弄男性肌肉和沙文猪情谊、找寻战争却一弹未发永远只躲在安全距离之外、枪支只用来对付手无寸铁动物的浅薄海明威，他第一次诚实面对自己，面对他闪了一辈子不敢处理但终须面对的难题。一方面，他系在虚耗之后的衰竭时日才来打这最困难的仗，的确已经来不及了，但另一方面，这仍不失为一次深刻且美丽的失败，有海明威前所未见的深度、情感，以及，质地真实的痛苦和不了解。

也正是《过河入林》的如此失败，才带出了海明威一人独语的著名中篇《老人与海》。书中，这位昔日在加勒比海域无鱼不抓、心中总念念惦记着远远扬基棒球队和英雄狄马乔的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如今不运的整整八十四天时间捕不到任一条鱼，而他最终历经几天几夜艰辛搏斗逮住的一条十八尺长超级大马林鱼，却在返航途中被嗜血的鲨群掠食一空，只带回一架壮丽动人的大鱼骨头——海明威的象征一向浅白无隐，这大鱼骨架子就是《过河入林》，掠食的凶狠鲨鱼就是那些文学评论者，而温暖的古巴哈瓦那正是海明威最终二十年的寓居之地，最后，他开枪猎杀了最后一头残破的老狮子，那就是他自己。

一九五四年，诺贝尔奖颁给了这位差不多已写不出东西的老作家，他无意也无力去瑞典领奖，他的得奖答辞如同自省甚或忏悔：“写作，充其量，不过是孤单的人生。……对真正的作家来说，每本书都应该是全新的开始，他再次尝试未可及的新东西。他应该总是尝试自己从来不曾或他人做过却失败的东西。然后有时候，运气好的话，他会成功。”

专业者的阅读

因此，可以的话，我个人强烈建议阅读者能对同一书写者（当然是够好的书写者）进行完整无遗的整体阅读，因为文字的符号性缺憾、文字的隐喻本质，有太多东西无法直接说出来，无法不遗失地用文字全部呈现，无法原原本本放入一本书里，你需要更多线索才有机会捕捉，因此，你还得为这一个单点一个单点的书重新接上一道时间纵轴，好寻回思维曾绵密走过的路，你也得翻找书与书之间交织成的网络，这些存放于书本之外的东西才可能被掌握。也就是说，如果你习惯斤斤计较，这会是个更划算的阅读方式，你会发现你每多读他一本，它的进展不只是1+1的算数级数增长，也许讲呈几何级数暴增是太夸张了，但多数意想不到的红利却是真实可保证的。

是的，包括书写者失败的作品。失败的作品一样有你要的线索，搞不好还更多——这绝不是鼓舞人的善意谎言，这是真的。最好的那些书往往太接近完美了，浑圆，找不出接点的缝隙，如同一体成形，不存在时间的痕迹，而是自在的原有的像天地之初就造成好端端摆在那里。如同我们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这样的书，即使你也在访谈文字中看到他本人明明白白告诉你，他书写的速度极慢，慢到甚至一整天下来只写一句，他总是反复修改到近乎神经质，写个短篇长度的稿子就得用去五百张打字纸，但这两个“事实”你就是联不起来，这样流丽如亚马逊河奔流的小说若非一气呵成写完如何可能？相反的，一部不那么成功的作品，却四处留着缝隙、留着坑坑洞洞和斧凿痕迹，把书写者的烦恼和书写过程给暴露出来。我没记错的话，国内的小说名家张大春在他还用纸笔书写（如今他“进步”成电脑打字），并用修正液涂改时，曾有过一个神经质的职业性忧虑，那就是立可白修正液的化学成分抵抗时间的能力究竟如何？它会不会在油墨褪去、纸张腐朽之前就先剥落？果真如此，那手稿的存留就是个令人头皮发麻的威胁了，届时，你不欲人知消灭掉的那些失败不愿见人的句子和想法，不就再次立可白落石出了吗？张大春书写的忧虑，老实说，正是负责处理手稿的老编辑行之久矣的不为人知窥秘乐趣。作为一个编辑如我，最趣味盎然的、觉得比一般读者多点特权的，就是可看到作家手稿上大笔划去的作废文句，哦，原来如此，原来他是这样想事情的、这样子选择的，原来这里也可以而且差一点就往另外那一头写去……

正是这样，失败之处、失败的作品通常会留下更多线索，尤其是珍贵而且不容轻易察见的思考过程和书写判断。我们也许可以说，看最好的书，是阅读者最美好的享受，然而，读一本没那么好的书，你的确会少点享受，甚至有咬到沙子的不舒服之感，却有机会换取思维的更丰富线索以为的补偿，这样的阅读，于是很适用于进阶的、野心勃勃有想事情习惯的阅读者。

从这里，我们便接上了我个人这几年来不无忧心成分的一个想法——我以为台湾应该到了大量阅读“二流好书”的时候了，因为只读最顶尖的寥寥好书，是标准的业余性阅读的象征，是幼年期阅读社会的象征；开始往更广大的下一层书籍去，才是专业性阅读的建构，个人的实践是如此，社会整体的实践亦复如此。

专业者和业余者有何不同？这个问题总马上让我想到教我围棋的先生讲给我听的一件事，那是日本女棋士小川诚子拿到女流名人时的一段访问。小川的丈夫是业余棋手，被问到他们夫妻对不对弈时，小川摇摇头说，专家棋士和业余棋士是不一样的，业余棋士下棋是乐趣，可以享受围棋的纯粹乐趣而下棋，专家棋士无法这样，专家棋士有时候是很苦的，你经常只觉得困惑，不懂这棋要怎么下，可是你还是非想下去、下下去不可。那专家棋士下棋难道就毫无乐趣可言吗？被问到这里，年轻的小川秀丽的脸上浮现了一丝委屈的神色，她想了想说，有乐趣，但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乐趣。

我想，我们大概可以想像出来小川所讲“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乐趣”的大约意思。专业，我个人不喜欢只把它看成某种大于人而且外于人的没情感庞大工业性体制（尽管它的外形一不小心就变成如此德性，比方说文学专业一落入到某些学院科系之中，其结果便往往是人人扮演小螺丝钉、小零件的工业性体制），我以为专业的核心在于问题，以及面对问题长期经验堆累和验证的有效思维方式。它源自于人对某个巨大、切身、普遍且无可遁逃大问题的专注追索，这类兹事体大到接近某种人类共同处境的大问题，人们很快发现，它不是孤立现象和个别性难题，而是一种普遍性的关注和集体意义的思维开展；人们也很快发现，它极可能大到不适宜作为“一个思考对象”意图一次就想完它，有必要笛卡尔式拆解开来大家分进合击；人们更很快发现，问题还会引发出问题，并随环境和时间流变，绝不是一代人所可能收拾干净，人必须保持耐心和谦逊，把自己置放到这个集体思维里头，弄清楚前人思维成果并在此一基础上持续前进。

也因此，专业者受着某种必要的规范，放弃某一部分的随心所欲，以换得思维的有效展开。专业性的阅读有不得不耳的强迫成分，只因为他所感知的问题，尽管有自身的独特焦点和着色，但仍包含在一个长时间建构起来的思维传统之中，这赋予了此一问题某种坚实性和严肃性，不能随个人乘兴而起兴尽而消。而专业性的阅读更有相当乏味的成分，只因为它要求思维者对此一思维传统有足够的理解，你必须知道自己站在这道长河之中的哪个位置，他人又在哪里，因而对它的基本假设、语言和方法及其历史沿革得多少有概念，这通常不会是怎么有趣的阅读部分；过去失败的实例及其内容也很重要，不管带给你的是启示（如某种具有潜力的失败）或教训（告诉你此路不通，避免再次支付惨痛的代价），这也通常是不好玩不好看的部分；而当下平行于你的其他思维者在想什么干什么也不好忽略，因为它们作为此一领域现象的构成成分，对你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包括迷思和病征，所以就连劣作都得咬牙不放过。

对于台湾这种抄捷径的后期追赶社会而言，我们常慨叹社会专业性不足，尤其在灾难暴烈袭来的困厄时日（如9·21大地震、“宪政”危机或SARS云云）。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专业所以不足，绝不是顶尖的好书读得不够，不是新知的匮乏，事实上，台湾在追逐和全球尖端资讯的无时差同步化一事上，毋宁是最饥渴最急切到有病的状态，少有其他社会能比（比方说日本，对于欧美热门新书的翻译引进或好莱坞热片的进口上档，往往比台湾要慢上几星期）。我们的问题不在当下和未来这个方向，而是如小说家冯内古特说的在一百八十度的另外一头，我们要做的是回头“补修学分”的工作，是把快速追赶时不得不遗漏的一个个知识缝隙给坚实地补满起来，把过往别人（还好是别人）惨烈的失败经验给捡拾起来并铭刻在心，这是今天台湾阅读该开始的硬功夫一面。正如一位了不起的职业（亦即专业）球赛巨星深刻告诉我们的：“职业球赛要处理的是失败而不是成功。一名顶尖的篮球射手，每投两球就得失败一次，一名领百万年薪的打击好手，上场十次就得失败七次；一支伟大的冠军篮球队，一年少说也要输二十场球以上；而一支拿下总冠军的棒球队，更要输到六十场以上。因此，真正的职业球员不在于怎么享受成功，而在于如何和失败相处，并在失败时好好活下去。”

在欠缺着一劳永逸的终极答案此一前提之下，我们说过，人类的每一回成功其实只能是进展，因而不仅蕴藏了不安的、暂时性的成分，而且每一个问题的成功解答通常还是复数的，不止一个。你要在两种以上的成功中如何做出惟一的选择呢？是增税还是减税？是发展还是环保？是最大效益的成长还是社会正义的分配？是内阁制、总统制，还是双首长制及其他？在如此关键抉择时刻，光秃秃如单子的末端成功“概念”很少有帮助，你得把它放回时间之流中，看它们如何被建构并发展成如今的模样，它们根据的是什么样的假设，依赖什么样可替换不可替换的时空条件，有多少历史的不可逆转机运添入其中，曾在什么状况下崩解或被利用为恶云云，换句话说，你需要的不是再多知道它多成功多威风，反倒是要努力分离掉它的偶然性，真正去理解它的限制、弱点并计算其支付的代价，而这些，通常集中暴露在它失败的灰头土脸时刻。

海明威说，运气好的话，你会成功。这便有失败是遍在的、甚至是常态的意味，成功反倒像是很偶然才肯造访一次的奇迹；而本雅明更进一步指出，即使在最成功的小说中，我们进入其内容所真正看到的，依然是“人的失败或成功底下深刻的意志消沉”——我们可不可以就大着胆子说，成功，常常带着较多奇迹似的，或至少说独特的、一时一地的成分，难以百分之百移植复制，反倒是失败较少是因为只是坏运气的成分，而是结构性地撞击到人性的痛处、暴露出人的基本限制和普遍困境，因此，现代小说要深向地挖掘人性，便只能往失败处去，那里才有超越历史机运和个别独特性的深奥共相。

我们来举一个较为台湾社会熟悉的实例，比方说美国基于总统制的今日民主成果，这个我们普遍信之不疑努力想模仿的东西，他们老牌的政论家李普塞特坦言那只能说上帝慈悲天佑美国，意思是你愈研究它愈看清它这真他妈的好险一定是一段无尽偶然到接近神迹的幸运历史过程。包括它有幸生成于一个只此一个而且只此一次的广阔富庶而且孤立两百年不受强敌干扰的好整以暇大陆，拥有着可消化大量多余人口、冲突以及种种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有的困境和过大野心梦想（人类社会最具爆炸能量之物）的无人大西部，更依赖一些今天已不复存在的天真信念、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通过两百年时间无数次的“微调”而成，这里头包括了昔日清教徒的信仰及其道德行为规范，包括了人类遗留在理性主义时代种种危险“真理”的诚挚信心和坚毅实践，包括已永远过时不会再返回的假说和理论如天赋人权的概念云云。是这些和政治制度设计无关的历史偶然因素疏通了、抵御了复杂不安定的基本人性，一次一次拆除了理论上必然引爆的定时炸弹雷管（美国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时期的野蛮掠夺性资本主义肆虐下，都没能召唤起够分量的左翼力量），这显然不是人的睿智，而是上帝的悲悯，或正经点说，历史的罕见宽容。

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美式民主的制度性真相及其能耐，得把目光稍稍往下降一些，到南方拉丁美洲一次又一次悲惨的失败经验里去看，或跳到大西洋另一端的戴高乐法国，那才是美式民主失去了非制度性偶然保护，和普遍人性硬碰硬的真实结果。

今天，但凡够诚实的政治学者都会告诉你，美式民主的诸多制度设计不仅古老过时，而且有太多危险到几近无可避免之处，最暴烈的莫过于每四年就来一次、赢家全拿到其意接近革命的总统选举方式（理论上，一个新总统上任可以一年间更换并任命超过两万名以上官员，这样的总统当然值得动用一切手段争取，更值得暗杀），真正节制着过大总统合法（请注意，是合法的）权力让他备而不用的，不是孟德斯鸠、洛克、杰斐逊、汉密尔顿谁谁猜想假设的制度性制衡，而是历史特殊条件（如曾经强大如独立加盟国、到今天仍有一定对抗力量的州权）、宪政惯例、长时间建构而成的人的深厚民主素养和种种成熟强大的社会力量（如遍在的独立传媒和中间团体）。

而最有趣而且设计上最没道理的，莫过于已成美式民主最大神迹的大法官制度。这个至高无上的司法力量，是古老真理时代的产物，穿越了时空运行于早已是相对、妥协、对人性虚无的政治权力场域之中，他们仍奉真理之名，超越了拥有一切资源和武力的行政力量，还超越了拥有一切民意的议会立法力量，意思是既超越了代议制的议会至上，还超越了绝对民权。而这么强大且终极性的权力，掌理者是什么样的三头六臂之人呢？就只是九个“宛如壮丽民主神殿中九只安静小甲虫”的老头子，没有民意程序的加持，更没有相衬武力的保护，在寥寥有数的行政助理人员协助下，用思维和语言安安静静行使他们决定性的伟大职权。

而且，这九个宪法之神还是终身制，总统提名，国会通过，一旦任命完成，只有死亡才能阻止他们。

如此谁看都荒唐、极度不均衡的设计怎么可能不出事、不早早瓦解呢？怎么不会在施行过程中充斥着滥权、腐败、收买、威胁、贪渎、构陷、暗杀等可想而知的黑暗之事呢？是曾经有过，美国大法官在十九世纪很长一段时日声名狼藉，但他们奇迹式地撑了过来，在二十世纪绽放光芒，把一部两百年前写成的不合时宜老宪法，修补解释到今天仍堪用如新。

很多国家想学这个，但没有直接移植成功的例子，因为成功的奥秘不在千疮百孔的制度办法里，而在两百年的历史实践之中，这是最困难的部分——这使我想起那个有关温布尔登草地网球场的老故事。相传，美国人也想拥有号称“全世界最美丽一块草皮”那样地底下盘根不动、地面上青翠如茵的网球场，便去请教英国人要如何建造，英国佬耸耸肩，轻松地说：“简单啊，找块地，把草种上去，记得每天按时浇水，一百年后你们就有了。”

总要有人卡位抢篮板

这里，好消息是，阅读不是建网球场，它用不着傻傻地同样再花一百年时间；坏消息是，这原本耗时一百年的浇水照料寂寞又无趣工作，你可以加速，却不可能完全省略不重新走过一遍。

职业篮球场上，一直有所谓dirty works的说法，肮脏活儿，又称之为蓝领工作，指的是快意攻篮得分之外，那些镁光灯不屑一顾但总得有人去做的又费力又伤身又所得不高的寂寞工作，像在窄窄禁区内和对手最高最壮最凶悍那些人比肌肉比力气加卡位，或又跳高又扑地板的抢篮板这事。在阅读的场域里，也有这样隶属工人阶级的劳动部分，它晚一点出现，通常在阅读要升级跨入专业阶段才会困扰你，只是，和篮球场不一样的是，你无法仰赖分工要别人替你卡位抢篮板，你还是得自己来，也就是说，在专业阅读的球场上，你得又是得分的乔丹又是浑身刺青的篮板王丹尼斯·罗德曼，造反取经原一人。

是的，阅读前进到这阶段，一定会出现一道鸿沟，一处瓶颈，也一定有相当比例的阅读者在此止步。

家里有成长中小孩的人很容易有诸如此类的经验。在近年来台湾的父母争着当孝子、慷慨供应各类昂贵图书给自己小孩眼都不眨的情况下，通常会有几年光景，家里那个愈看愈像天使下凡的小子简直就是个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天才，会告诉你遥远亿万光年的星云名字并说出命名的时间，会用正式学名分辨各种大小恐龙还画出来给你看并注记栖息地点，会走在街上只一瞥就晓得那是哪种车哪个型号哪个年份，会像专业战争贩子般把每一国的顶尖战机、坦克、舰艇、枪炮如数家珍介绍予你云云，以至于你不免开始幸福得烦恼起来，这个小小年纪就懂这么多又对什么领域都有兴趣的天纵英明小鬼，究竟要如何最适地培养他，才对得起天地祖宗的福佑。

但这种天上人间的好日子总很快告一段落。一方面当然是摧残于现实天光里可怖的教改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说，生物学并不只是那些恐龙化石骨头或非洲草原上那几头被拍摄者取了名字的狮子猎豹，天文物理也不只是就那几颗巨大明亮的美丽恒星，人类古文明更不就是金字塔、木乃伊和地底下陵墓里埋着的黄金宝物而已，Discovery频道或《小牛顿》一类的杂志是美好的知识载体，每一门学问也都有它不费力气的好玩部分，但往下去，很快就会撞上森严、无趣又难懂的部分，长小翅膀的天使得穿起工作服流汗劳动了。

不想跨这道专业鸿沟，就个别阅读者而言，这当然无妨，可以只是个人的抉择，有人选择留在悠游自在的业余阅读世界之中，享受不为什么的纯粹阅读乐趣，那不仅是他的天赋权利，还令人艳羡；然而，就整个社会如台湾而言，如果社会集体始终停在业余阅读的快意中，看来看去就那几本书，这就开始让人担心了，雨天总会来的，无关乎运气好坏或历史宽不宽容我们，我们总不能每一大小灾难袭来，就定期扮演一个落汤鸡模样的狼狈社会。

阅读的总人口不算少，总得有一部分人愿意坚毅再走下去，帮大家卡位，抢篮板，拼一身汗水伤痕无怨无悔，这当然是比较辛苦比较寂寞的事，想着年轻女棋士小川诚子那样带一丝委屈又坚定的脸，对这样的人，我们较愿意先把感激之情放在这里，谢谢他们。

9.在萤火虫的亮光中踽踽独行　有关童年的阅读

一个雨夜，他睡在波帕足的住所里，当从令人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看到一个福音中的少女端坐在他卧房的一角，身穿一件一般宗教团体的绿花麻布外衣，头发上饰以萤火虫做的光环。殖民地时代，欧洲的游客们看到土著人用瓶子装着萤火虫在夜间照路，感到很惊奇。后来，共和国时代，萤火虫成了女性的时髦饰物，她们用来做成诸如发亮的环圈戴在头上，闪光的霞冠饰在额顶，或者光灿灿的胸针别在胸前。那天夜里走进他卧室的这位姑娘则是把萤火虫缝在束发带上，所以她的脸沐浴在一种幻梦般的光亮之中，娇慵的倦态显得深不可测，虽才二十年华，却已华发丛生，然而将军立即在她身上发现了作为女人最引以为傲的美德：未经雕琢的才智。为了能让人放她进入榴弹兵的营地，她表示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值班的军官感到这人很少见，便把她交给何塞·帕拉西奥斯，看看将军对她是否有兴趣。将军让她躺在自己身旁，因为他感到没有力气把她拥在怀里躺到吊床上去。姑娘解开头上的发带，把萤火虫装进随身携带的一节挖空的甘蔗里，在他身旁躺下来。

我们讲过，在《迷宫中的将军》书中，玻利瓦尔曾被手下问到一共有多少情人，据他自己计算，一共是三十五名，“当然，这还不算夜间随时飞来的小鸟。”

这正是又一只小鸟飞进来，束着萤火虫发带的美丽小鸟。

很长一段时日，或者该说在很多人心目之中，伟人或位高权重之人总等同是神或近似的东西——为免伤感情，我们且不以台湾的实例来说。比方，在君王时代的法国，人们普遍相信国王有神迹之力，染病的人经由国王之手的触碰即可不药而愈（如此身体不好的法王岂不是很容易染上自慰的不好习惯吗？），而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拉丁美洲，我们看到的则比较浪漫，《百年孤孤》书中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上校因此有了三十四个皆命名为奥雷连诺的私生子群，当然都是夜行性的胎生小鸟所生育的。

然而，在这小鸟群中，这位来得太晚、一身残破病痛玻利瓦尔连上床力气都没有的姑娘显得很特别，不因为半夜悄然离去时她仍是处女，而是这位仿佛踩着萤火虫森寒光华而来的少女，即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其节制地什么也没多说，但如此绝美景象，加诸玻利瓦尔此刻的可怖肉体之上（“腹部干瘪，肋骨外露，上下肢瘦得只剩骨头，整个身子被一张汗毛稀少、如死人一样苍白的皮包裹着，而他的头，由于风吹日晒，则像是另一个人的。”），很难不让人想到死亡，想到疲惫之后的甜蜜永恒沉睡。

果然，书中紧跟着而来的便是苏克雷元帅被暗杀的噩耗传到，这位玻利瓦尔认定的接班人、也是他最后希望所寄的忠诚老战友身亡，至此，玻利瓦尔完完全全可以死了，他和生命本身的最后一丝挣扎力气遂正式告终。

这里，最抓住人目光的还是萤火虫明灭的、四下飞舞的、仿佛带来信息却完全不知拿它如何是好的光华。

我们这一代童年夜晚仍和萤火虫相处长大的人，对于萤火虫一直交织着惊异憧憬（即使你每个夏天晚上看到它们而且能伸手抓住它们仍不改惊喜）和惆怅的复杂心情，这类记忆今天仍清晰到令人心痛。一方面，小虫的真实模样抓在手中，其实和草叶间滑翔的小光点完全不相衬而且还是丑怪的，如某种梦想的破灭；另一方面，抓住了然后能干什么呢？抓住了就一切结束了，你甚至不晓得如何才能让这只脆弱的小虫活下去，不立刻放它走，你就只能看着它的光亮很快黯淡下去，然后，死成一只黑色的虫子尸体。

我不晓得梅特林克当年写《青鸟》，说青鸟无法在日光下存活，说青鸟抓在手上会变黑并死去，念头是不是源于萤火虫。

也因此，当我个人读到《迷宫中的将军》书中这一段，女孩取下发带，“把萤火虫装进随身携带的一节挖空的甘蔗里”的温柔举动，遂有一种不早告诉我们的震动之感，原来可以这样，原来这样就能让萤火虫在我们手中活下去。

在生物学史上，萤火虫曾“错误”地扮演一种我们今天看来天真荒唐生物起源假说的主角，那就是最早期的“自然发生说”理论，人们相信并且一再“实验”证明从湿腐的烂泥巴里能诞生萤火虫。当然，今天我们早晓得这不是神奇的生命创造，而是萤火虫的寻常生态，它们产卵于腐土之中，像其他一些昆虫同类，如此生态，使得萤火虫曾经遍在，凡有荒草荒地的水边，每到夏天夜里就会点亮小灯集体飞出来，像当时天空更高处的满天繁星一样寻常而且便宜，但当时谁晓得这千万年来供应不乏的生长地点，有一天会变得昂贵无比论坪计价呢？放眼周遭，我们如今到哪里找一方有水有草没人打扰利用的荒地呢？今天在台北市，于是烂泥巴极可能比一方同体积的黄金还不好找，萤火虫也就比钻石更罕见了。而且更糟糕的是，积水的闲置土地不仅孕生萤火虫，也一并孕生登革热、日本脑炎以及近日又败部复活的疟疾传播者蚊子，也因此，让荒地消失不仅是经济的，而且还是人道的。

于是，就好像许多美好事物和价值一样，没有人存心要消灭这些无用但也全然无害的漂亮萤火虫，事实上问起来还谁都不舍得，如果可能我们极乐意让它们和我们代代小孩相处下去，为他们乏味的童年记忆亮起几盏小灯。谁都没错，我们只好说萤火虫自己选错了生长地点和方式，变得不再适合生存了。

萤火虫从我们手边流逝，于是一如现代生活乃至于现代阅读的一则隐喻，尤其是童年的、启蒙的阅读。

当然，我从头到尾没忘记萤火虫在中国的阅读传说中扮演过照亮真理微光的要角，留下来一个穷而好学小孩的可歌可泣夜间苦读的故事。但这可能太特例也太懂事太有明确意志了，恐怕不是童年阅读的普遍图像和应有内容，它比较合适的是准备考试的熬夜苦读，也就是今天每个台湾小孩都会做而且天天被迫得做的事，因此我们就让它依然留在励志的教科书中，一如我小学母校的校歌歌词：“冬映雪，夏囊萤，一勤万事成。”再者，我一直好奇的是，他用来装萤火虫的那个“囊”究竟是何物、何种质料，在未有石化工业透明塑胶袋的时代，什么东西这么轻薄、透气（要不萤火虫当场全挂了）而且透光（萤火虫的光线极弱，除非那时代那地点品种不同）呢？要有也应该是相当稀罕昂贵的东西吧。

果真要把萤火虫和童年的、启蒙的阅读联系起来，我宁可选用我大学时期一次永难抹灭的萤火虫记忆，那是我个人生平一次，或应该说一刹那间，所看到最多的萤火虫，真的吓到了。

事情发生在台湾东北角一处湿冷的小山头。我一位童年邻居兼同班同学的姊姊嫁入瑞芳煤矿大王李家，一年暑假我们随他到李家祠堂住过一夜，老豪门的祠堂非常夸张建在完全无人烟的当地最高山头，面向着壮阔的太平洋，祠堂里的电来自一具燃油小发电机，非常珍贵，印象深刻则是收音机轻易能收得到非台湾的广播，天候对而且天线方向也调对时，小电视机还几分清晰可看日本NHK的节目，在那个闭锁的年代，这都是很刺激的事。

东北角的向海山坡一直是全台湾最会下雨最潮湿的地方，我们在祠堂前的小池塘里一下午钓到百来只长臂虾子烫了吃，太阳下山后一片漆黑大家也就早早躺到可睡十人以上的大厢房榻榻米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突然间，理论上应该是得有时间过程的，但记忆告诉我的却完全是突然、瞬间、同时的。在我们仰卧面对的屋梁拥进来几百只萤火虫，而且没间断地还一直增加，铺天盖地，以至于你像悬浮在光点穿梭的半空中一样，你的人生经验里完完全全找不出任何记忆能告诉你这是什么一种状态，你究竟置身何处，因此，剩下的你只能想到的是死亡。

太多光亮了，却照不亮周遭任何东西，每一个光点于是都美丽而神秘，更要命是亮度大小相等无分轩轾，让你无法不分神只盯住其中一个，你才盯住一个，它就熄灭了，却又有其他在旁边亮起，而且你心知肚明，盯住一个，等于是你放弃其他所有明灭滑翔不已的光亮，用劳伦斯·布洛克的煽情语言来说是，那会让你心碎。

最近听岛内的大阅读者南方朔讲，对一个读书的人而言，一辈子真的是不够用的。这绝对是真话，最起码，那个萤火虫满天飞舞的晚上，告诉我的讯息就正是这样。

意外得到的无所事事童年

米兰·昆德拉面对东欧苏联势力解体、流亡告终的尴尬新处境写成的《无知》一书，有太多值得一提的精彩话语，其中一处是这样的：“关于未来，所有的人都弄错了。人能够确定的，只有现在的这一刻。可这说法真确吗？人真的能清楚认识这一刻、真的能认识现在吗？人有能力可以评断现在吗？当然不行。一个不知未来为何物的人，如何能理解现在的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得知这个现在将引领我们走向哪个未来，我们如何能对这个现在说长论短？我们如何能说这个现在值得我们赞同、怀疑，还是憎恨呢？”

我喜欢这段话，包括它的火气。

到了一定年纪，或早或晚，就说四十岁好了，人经常会油然而生一种悲伤，那就是你只能盯住那一只萤火虫而已，你只能实现一种人生，不管它其实多光亮美好绝对就是最大的那一只，你自己对此其实也是满意的。诸如此类的喟叹实例多到不及备载，总脑子忽然发热般一波波冲击着婚姻、家庭、职场事业等等稳定可靠冷静坚实的每一处既成人生位置，我最会心的一个故事来自美国小说家冯内古特，他讲，他一位大有来头的小说家朋友一回在聚会时酒喝多了，当众大弹起钢琴来，忽然痛哭失声：“我这辈子一直就想成为一个音乐家，但你们看这把年纪了我成了什么？我就只能是个他妈的小说家而已！”——说得实在太荒唐了，因此一定是真心话。

所以迈克尔·乔丹要去打棒球，因为这辈子他也只能是个他妈的篮球之神而已。

如果人生大体上就是这么一道此去不回头的单行道，那么，所谓童年人的最大幸福便在于一切都还没实现尚未发生，一种生命最根源之处的无与伦比自由，用无知撑持起来的——几乎所有的生物学家都会告诉我们，人类的“幼态持续”是生物界最长的奇特现象（请注意，这是在今天的生物学家认知基础上说的，今天任一位诚实的生物学家都不愿夸张人和其他生物的相异之处，尤其不愿赋予那种万物之灵的老掉牙自我陶醉哲学解释），延后了交配生殖的演化第一大事；而且，真的要讲到底的话，我们还可以说人的婴儿根本就是“提早出生”的，其关键原因便在于人在演化之路上发展出和母体骨盆大小并不相衬的大脑袋来，逼使母体得将犹处胚胎状态的小儿给“排”出来，对比于其他哺乳类生物（哺乳类之外更不用比了），人的婴儿是最脆弱的、最发育不完全的，不像牛羊，出生后颤巍巍站起来，接下来就能跑能跳了。

如此幼年期的意外延长，原本绝对是人类生存传种的危机和巨大负担，但最后居然也可以是礼物。幼年期的加长，使人类没那么有效率立刻被卷入生殖繁衍的演化铁链之中，多出了一长段漫漫无聊的奇特时光，而无聊，正如本雅明说的，是孵育想像的梦幻鸟儿的温床，如此说来，人类之所以发展出生物界最复杂、缤纷、如亮光四下漫射的生命现象，极其关键便在于这个纯属意外多出来的童年岁月、没特定之事可做的好整以暇童年岁月。

从生物演化史的如此角度来看，我们大约就清楚我们该保卫的是什么不是吗？保卫一个无知加无聊为基调的无所事事童年。阅读的进行也应当在如此大氛围之下谦卑地展开，不忙着兑现，不急于揭示，与其说是求知，还不如讲是游荡，不要神经病一样用未来必定如何如何去惊扰他们，本雅明细心提醒我们，那只孵育想像的梦幻之鸟是很胆小的，现实的枝叶颤动很容易就惊走它。

我自己的残破不堪童年书单

在如此看不见未来又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意思展开的童年阅读，依几率，是不会那么准正巧挑中什么多有价值的了不起之书的不是吗？事实的确如此没错，但到得今天这种年纪我们回头想这件事，应该有资格讲句粗鲁点的话了——那又怎样？

事实上，在三四十年前我们当小孩那个年代，你连赌几率的机会都不会有，只因为一般人家根本没几本书可挑可拣——就以我个人为例，我童年家里有的，除了上头四位兄姊的课本参考书之外，只有一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本霍桑的《红字》，一本我从未读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本拍过电影的意大利温馨小说《爱的世界》，一本只到卢俊义登场就没了、缺了后面好几页的《水浒传》，一本同样没结尾的琼瑶小说《几度夕阳红》，一本香港依达的小说《斗室》，一本禹其民的言情小说但名字忘了，一本《世说新语》，一本以《笑林广记》为主体的厚厚《历代笑话两千则》，一本《学生作文范本》，一本我当空军风流舅舅留下来的《情书大全》，记忆里就这么多了，纵有遗漏，也不会有一两本。

对了，还有我二哥抽屉里藏了一本悠悠写的古典艳情小说，那种吹熄灯就以下全凭想像的《中国古代名人恋爱故事》。

这怎么会是一张好书单呢？怎么会是给成长儿童的好读物呢？也许我个人就是这样不自知地被毁了这辈子也说不定，要说这些书中哪本影响我个人最大，我猜我的朋友们会一致推选那本笑话两千则，我自己的答案也是如此。

当然，除了固定“藏书”之外，一些因人生偶然际遇、如天外飞来闯入我贫乏童年的书，用祖国大陆的话来说，“质量”明显好多了，主要来源，我回忆起来大致可归为三处：

一是大约我小学三年级时，班上有位家里卖米、望子成龙的李姓副班长，忽然手中有个七八本崭新的，至今还买得到的东方出版社少年读物，节译有注意符号的，像《鲁滨孙漂流记》、《十五少年漂流记》、《爱的教育》云云，我的同学很慷慨地每一本都借给我过，我猜我是看得比他本人还彻底。

然后，大约四年级开始，我那位后来一辈子再不读书的反智型大哥（借口要和罪恶的中国文化划清界线），人生仅此一回地迷起战争类中国平话小说和一、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秘辛，也就是薛仁贵、薛丁山、薛刚、罗通、狄青五虎、岳飞岳云那一堆征过来征过去的东西（可想而知不可能有《红楼梦》），以及附着模糊不清黑白老照片、隆美尔、山本五十六、巴顿、麦克阿琴（麦克阿瑟？）的英雄杀戮往事。

再来，则是我二哥考大学那两年的悲壮岁月（高三一年、重考一年），有四五位他的同学借住我家集中读书，也因此带进来一批不同的书。其中一位考上成大、日后在宜兰还干过民进党主委的，是他们之中最好读书的，陆陆续续借过送过我不少书，送的依序是《基督山恩仇记》、《人类的故事》和糜文开译的《泰戈尔诗集》，借的比较多，主要是杰克·伦敦的动物类小说，彼时今日世界出版社的大美国读物，像《白鲸》、《湖滨散记》、《爱默生文选》、《基甸的号角》、《苏醒的大地》三部曲等等，以及纪伯伦包括《先知》在内的几本哲理诗，还有稍后印象良深一本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书名当时是“饮酒歌”，有插图的，很漂亮一本书。

当然，不会没有的，我爱做梦的大姊紧跟着也进入青春期，一定会冒出来几本唐诗宋词的集子，李商隐、李后主、李清照、李白等以李氏宗亲会为主，搭个晏殊、朱淑真什么的，家家户户都有的青春热病家庭常备良药。

我的人生为自己真正买的一本书，则是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小学六年级要到台北比赛排球前夕，在长达三小时半满是隧道乌浊空气的慢车上读，老实说非常失望，完全没想像中海盗航行七海加大把大把金银珠宝的预想画面，还被史蒂文森阴郁沉缓的说故事语调吓个半死。

多坦白从宽一点。三年级时，我认为全世界最好看的书是《十五少年漂流记》，四年级时被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取代，之后比较对劲了，我一看再看花最多时间的变成了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时至今日我仍想它才是我真正的启蒙之书，到小学六年级，我认为人间最满藏智慧、一句句背诵下来努力想读懂参透的，则是青春期完就再没翻过一次的《泰戈尔诗集》，哪天应该再拿回来重念看看。

一九七一年秋冬之交，我十三岁刚升初二，便带着这么凌乱邋遢的阅读成果来到台北，面对完全陌生的大城市，更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

理性极限的除魅真相

这样一纸散兵游勇式的书单，流窜在我全部的童年岁月之中，有一口气念完的，有断断续续每天三页五页、横跨好几年才结束的，有屡攻不克的，也有看是看完却丝毫进不了脑子里的。而其共同的部分是，没有一本书恰恰好对准了我彼时的程度和心智、知识准备，因此，像坑坑疤疤的产业道路，随处都留着不解的空白，想想，一个只知道半个宜兰市的小鬼，怎么可能对神迹般的美国大法官制度及其历史有任何概念可言？怎么会晓得昔日新英格兰十三州那种动不动把人烧死打死的清教徒可怖道德呢？

卡尔维诺在一篇费里尼之书的好看序文中，提到过他小时候看电影的特别经验，因为非得抢在父亲发觉的固定时间返家，他每一部电影于是都无法看到结尾；还有，卡尔维诺也讲到他彼时看报纸上的美国四格漫画，语言能力关系从来就看不懂画中人物云状框格中的对话，因此，电影的结局，以及漫画的联系，都只能靠自己一厢情愿但哪能每次都猜准的想像力去补起来。这里，卡尔维诺这两种经验细节可能是特殊的，但其真实内涵却再普遍不过了，对我个人来说，不只《水浒传》和《几度夕阳红》这样（直至今日我依然不晓得《几度夕阳红》的真正结局），而是每一本书都是这样，都有种种原因造成的空白得靠自己一厢情愿的想像力补起来。

但依然是今天想回去那句话：真的那又怎样呢？

在如此贫乏不利的童年阅读世界中，回想起来我们至少有一个可贵的优势，仅此一个，那就是极度的自由，完完全全不受打搅的自由——彼时本来就自顾不暇而且又动辄生养一堆小孩的我们父母，我们没去打搅他们、惊走他们的梦幻之鸟已经算他们运气好了，不是这样子吗？此外，我们还不受太满溢太明确知识的挤压打扰，没有导师，没有百科全书，没有快速即溶的答案，每一种疑问你都得和它相处好几年。无知，逼迫想像力非得飞起来不可。

这样，我们大约就了解了，为什么本雅明认为报纸的出现及其普及，大幅度地消灭了人说故事的能力，甚至我们今天仍清楚看到，还在持续吞蚀小说书写的根基——知识的进展和普及当然是好事，但好事到来时，我们顶好养成一个相应的好习惯，那就是提醒自己去检查我们因此得支付什么大小不等的代价，不是要守旧得负隅顽抗，但也毋需只会当个敲锣打鼓的推销员，做个清醒而且自主的人不好吗？

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隶属于理性王国的是非分明知识是人类历史最强大、最持续的除魅力量，而人的想像力，夜间世界的某种奇异飞翔（借用诗人歌德的美丽譬喻），却是幽黯巫魅王国最甜美可爱的小女儿，她只能躲藏在星光月华的朦胧森林之中，理性的大太阳升起来，她就只能随草上露水一起蒸发。

在普遍的知识进展和永远只归属于单一人称的想像力之间，我们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对生活于多艰多难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们而言，想像力也只是有很好、没有也无妨的奢侈礼物。然而，很吊诡的是，一个毫无想像力的个人要活下去没什么问题，但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若丧失了想像力，却很难进展存续下去，也因此，韦伯的理性除魅预言，对他自己而言从头到尾不是个愉悦的宣告，毋宁是某种阴郁到近乎绝望的预警，这不是凭吊性的文人私密感伤，而是眼看人类希望一点一滴不间断流失的冷静认识，是以他引用了《圣经》守夜人的悲伤回话：“黑夜已经过去了，黎明却不到来。”

原因这里我们只能粗略来讲——是哪个著名欧陆学者说的，“在人的全部心智活动之中，理性总是被用得最少的部分。”也就是说，很遗憾的，我们对人类理性的强大热爱和信心，实际上和人类理性的能耐和其可能统治范畴严重地不成比例，在理性有效管辖的基本王国之中，仍随处可见留下了力有未逮的空白之地，而在王国的疆界之外，依旧是无止无尽的阴暗世界，要命的是，那极可能才是我们明天非去不可的地方，此时此刻你当然可以假装它并不存在让自己好过一些，但时间的暴风还是会把你吹到那里去。

我们因此可以这么讲，理性的除魅，并不真的意味着知识的普遍进展会一直以势如破竹甚至等比级数的速度和效率进行下去，直到所有一切皆是非分明、都纤毫毕露，再不留任一方幽黯朦胧的土地为止；而在于理性的顿挫，最终总是转变成为某种宗教性的顽固执念，不再用于思考，而转用于拒斥，用于傲慢地取消问题，带来了认识和思维的停顿和画地自限，这就像我一位念康德的热爱理性友人的有趣告白：“理性这两个字，对我永远有让我震颤不已的迷人魔力。”

知识当然日有进展，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进展，不需特别举证，光是今天四十七岁的我回想十七岁之前的我就可以信心满满讲这话，但在此同时，我们已然挣脱了无知的统治了吗？也没有，而是相反的，你不断认识到无知的巨大不可撼动，正正因为你有幸看清楚了更多事物的明澈一角，你这才同时惊叹并带着相当程度绝望地一并窥见了它原来何其巨大无匹。由此，我们再次回想昔日苏格拉底回应德尔斐神谕“最有智慧之人”的著名无知自省，很清楚绝不是对当时雅典乃至于希腊知识水平不足的描述或者控诉，这是人自我认识的清醒声音，揭示了人的认识和人的无知并非常识里的替换零合关系，它们有点不可思议地携手同行，愈认识，同时也愈无知，这与自谦以及任何道德修养不相干涉，而是没他种可能的硬道理。

守夜人的学校教育和教科书

当然，差不多四十年后的今天，事情好像戏剧性地全倒过来了，如今我们不吝惜地给小孩一大堆书，却没给他们读这些书的时间，这是太多事太多东西的壅塞童年。

有时候我们会沿用人类历时几千年不衰的大型感慨，说现在的小孩世风日下再不懂惜福读书了。的确，今天打扰他们诱惑他们的东西也比较多，尤其是影像类的，不管是通过漫画、电视、电影或电脑的形式或渠道前来，但终究难以否认的一桩事实是，如今我们的儿童反倒是人一辈子最沉重最暴烈也最有清楚目标的求知时光，像他们肩头上动不动就十公斤重的大书包，像他们拥挤不堪的学校教室或补习班才艺班，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夜车念书绝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年来，我始终记得新竹科学园区一位才念了博士回来的妈妈的一句惊骇之言：“才几岁孩子，做什么了不起的大学问要读成这样子！”

什么大学问？不就反反复复那几本老实说很不怎样的书。几年前，我曾经做过一件自认为挺缺德的事，我把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课本的目录连同作者名给抄下来，问遍出版社里的各线主编和发行的主管，这样一本选集值不值得出？你预估发行量可以多少？所得到的第一线实战回答百分之百是，绝无出书的可能，而且在市场能卖个三五百本就偷笑了。

但真实世界里它却是每年保证印行超过三十万册的东西，而且还花大把时间逐字逐句被研读背诵——即使它是教科书，拿到出版市场去竞争并不完全公平，但差距大成这样难道不是问题吗？何况，被我考试的，不乏最抵抗市场机制、仿佛跟钱有仇的骄傲主编，亦不乏和童书打交道一二十年的主编，并非一群惟利是图的没良心家伙。

我还是觉得真正骚扰他们的主犯就是我们大人，我们奉爱护、担忧、为你设想以及一切善意好听说辞之名，把大自然天择亿万年下来偶然赠予他们的最重要礼物拿走，真正照顾的其实就只是我们一己的遗憾和焦虑（遗憾我们当年没好好念书、没成为什么什么样的人云云），以及由此遗憾衍生而来的胡思乱想和胡作非为，这尤其在近些年的教育改革大型闹剧中正式达到巅峰。

基本上我个人甚愿意承认，人多少得勉强学一些无趣但必要的东西，再好的东西也一定有它严肃不好玩之处这我们老早实话实说了，也因此我们有基本的学校教育和教科书，并不惜动用法律来保证它被服从执行。但让我们先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学校教育和教科书的宿命保守性和安全性要求，它是在同一年纪但其实个个心性、兴趣、才分不同的小孩中，勉强寻找出一个最基本的公约数来，这是它不可逾越的根本尺度，这个尺度，本来就把几乎所有精彩的、有独特个性的、富想像力的，但也因此不稳定、带着争议甚至说有“危险”的美丽东西给排除出去——说真的，我还真想不出来有什么真正美好的东西不存争议、不带着火花和锋芒、不焕发让很多人惊骇的香气和色泽的，因此，我们的国文课本总是二流但不痛痒的朱自清徐志摩，不会有鲁迅钱锺书张爱玲；有蒋勋那种滥情软如棉花糖但“无害”的情调文字，但真正了不起当代作家的精彩、富爆炸力文章一篇也不会有，你以为舞鹤的东西会编入教科书中吗？

懂得了教科书的基本限制，就可以去除我们一堆不当妄想——你当然隔段时日随现实update（某些爆炸性的言论和主张会随时间平和下来成为安全的常识），你当然也该在它无趣的基本小范畴中尽量求其活泼，但最终，它得清楚自己的角色和能耐限制，不要想包山包海，不要伸手伸脚到自由、有个性的真正阅读领域之中，你要做的不是帮天下人做抉择，而是把时间和空间交还给人，这是“守夜人”的学校教育和教科书基本概念，管得少，你才有机会管得好。

童年阅读的地狱，往往是善意的学校教育和教科书铺成的。

我个人也担忧不已我们下一代人似乎愈来愈不愿意阅读、愈来愈不愿意进入文字的丰饶世界之中，但老实说我不忍心疾言厉色谈这件事，毕竟，一个人如果每天被迫和那寥寥两本无趣的书相处十二个钟头以上，若他还挣到半小时一小时自由时间，你以为他还肯再打开另一本书来看吗？管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梅尔维尔的《白鲸》或格林的《喜剧演员》，做得到的人请举手。别看我，我不要，我选择发呆、睡觉，或抱个篮球去投三分线。

我选择旅踪较稀之径

回头看今天小孩的学校教育及其阅读，我们若诚实的话，一定会感慨要当个自由主义者有多困难，我们没事时夸夸其谈的自由主义基本信念其实多单薄靠不住——尤其在你当了父母、家里有了学龄小孩时。父母真的是全天下最脆弱的生物。

我有太多到几乎每一个没结婚时、没小孩时潇洒、进步、一肚子主见、而且发誓将来一定要给自己小孩一个泥巴、草地、萤火虫童年的朋友，如今一个个都遑遑如儿女被坏人挟持为人质的忧郁症父母，小孩被挟持何处呢？大体上依财力顺序，在有家教老师盯着的紧闭书房中，在各补习班，在晚上九点钟犹亮灯未归的学校夜读教室里。

风声鹤唳到禁不住任何一丝危险征候的地步了——自由主义的最最基本信念之一，便在于我们肯正视风险、忍受风险，并坚持风险的存在恰恰是自由的拥有及其必要代价，你抉择，相应的便承荷其后果及其道德责任。这不只因为在自由主义者的价值权衡序列之中，自由的位阶远高的某种程度的危险威吓，更是因为我们不心存侥幸地真实认识到，人的生命暴露在未知、不乏机运和敌意的广大世界之中，风险是不可能完全清理殆尽的，往往，你只是在有危险的自由世界和完全封闭的、提前绝望的“安全”幻觉之中做抉择而已，那些把抉择双手交出、认为上面有明智不犯错掌权者会帮你料理一切的人，人类二十世纪的一百年真实历史不是做出了悲剧的判决了不是吗？

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说，自由主义和所有的宿命论不相容，不论是强硬的宗教或历史命定论，或是软性的、挟带偷渡各式各样历史必然命运及道路的——今天，老大哥败退了，却来了未来学者，软调子的当红宿命论者。

我个人真的完全不反对人忍不住窥探未来想做点准备，这不仅人性，而且明智，事实上我还相信人的任何发见、论述和主张一定包含了未来的成分。但该怎么说好呢？我想借用两位文学大师的话，一是博尔赫斯，一是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当然肯定任何文学艺术的创造一定包含了人对“美”的体认和寻求，但博尔赫斯说“美学”这样一种东西非常奇怪，把“美”独立成为一个抽离的研究题目乃至于一门科学，令人感觉非常不对劲而且不舒服；而一向直言不讳的纳博科夫一定会不耐烦地反问，未来你指的是谁的未来？我的未来？还是你的或比尔·盖茨或马英九的未来？纳博科夫绝不肯相信有一种可以不加任何代名词所有格在前头、不属于个别之人的光秃秃未来。

我个人的最根本感受和博尔赫斯完全一样，只除了抽离的“未来学”比诸“美学”还多了现实性的不寒而栗之感，因为它不单单粗鲁化约掉我们复杂缤纷的生命图像，还侵扰甚至压迫了我们的意志、希望和可能。这是一种极坏形式的新乌托邦版本，伪装成科学论述，最终十之八九是为特定的政治霸权或跨国商业集团当推销员，奉未来为名意图把我们全驱赶到依赖他们商品才能过活的生活方式去。哪个未来学者不是这样呢？比方才几年前那些不断用电脑、用网络恐吓我们的人不都还健在吗？我们要不要打算一下我们因此花了多少冤枉钱回头跟他们恳谈一番呢？

知道怎么当个骗子最安全吗？人类历史最资深未来学的宗教可以给我们最清楚的启示，那就是预言实现的距离平方和安全成正比。也就是说，你对未来的预言如果不智到下一小时、明天、下星期一就一翻两瞪眼，那你被扭送法办的几率就大到接近必然；相反的，实现的日子相隔愈久远，你不仅落跑的时间愈有余裕，而且大有机会跑都不用跑而成为趋势专家或未来学者，因为时间会自动转换成空间，时间还会带来失忆、遗忘且让人心平气和。我们谁曾在十年二十年后回头去找那个保证我们现在必然大发的可恶算命先生掀桌子拆招牌呢？而当实现的时间到达无穷远，像《启示录》末日审判那样子，那你就牢不可破不再是骗子，你一定是智者，是先知，一不小心还会变成神。

还有另一安全守则：预言大事别预言小事，预言众人之事别预言个人，人数多寡和安全性一样成正比。

我们就只举一个例子，华勒斯坦，鼎鼎大名的世界级未来学学者，他的《自由主义之后》一书前些年才由联经公司中译出版，书中最关键的铁口直断并且作为全书论述大前提和基础的是，到得二十一世纪初，全球将形成三大经济集团力量，美国一个，欧盟一个，东亚以日本为核心一个，而且无可避免的，日本一定轻易击垮欧美两方而成为真正的霸主——话还热的，日本却已深陷经济泥淖十年之久了，于是华勒斯坦的话听起来比较像恶意的嘲讽。

我相信，人对未来瞻望的最基本图像，很接近《迷宫中的将军》书中借萤火虫微光照路前行的殖民时代土著，眼前可见的大致仅仅限于一个个单一的、暧昧闪逝的小小光点，以及朦胧的大世界轮廓，作为人的某种好奇和期盼，更作为人的自省和警觉。终究我们别忘了，未来根本就还没发生，也如博尔赫斯说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一个还没存在的未来若还有迹可寻，那必定是蕴藏在过去和此时此刻之中；若还有意义，那必定是作为我们思索过去和此时此刻做了什么的一部分而已，至于进一步的清楚细节和普遍内容，那在我们思维的萤火微光之外，还安睡在漆黑的未知状态之中。

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的“预言”、最重大的未来瞻望，从不为着猜中什么，甚至还生怕就这么猜中，像韦伯的理性铁笼预言，像《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这里，在未知和明澈之间有一条界线是严肃的，不容人轻率地跨越，这是睿智和糊弄的分界线，是认真负责思维者和江湖术士的分界线。

最重要的，不管那些未来学者怎么恐吓我们，只要末日一天不降临，复杂的、缤纷的、容纳着个别意志和抉择的基本样态仍一如今日会持续下去，只因为这是人类世界惟一可能的存在方式。

博尔赫斯晚年讲，知道宗教里的天堂地狱只是夸张的讲法，令人感觉很舒服。

你真的确定明天搞电脑的人不马上供应过剩吗？你确定好厨师和好木匠会在下一波人类生活中饿死而不是更抢手吗？你要不要告诉你的小孩，在我们那个年代，台大法律系曾经长期是台大法商类联考中分数最低的吊车尾科系，就连“不实用”的经济系和社会系都在它之前？

在担忧小孩该看什么书之前，先想点办法为他们卡出一点自由、有余裕的时间，我也一样为人父母，深知那并不容易，但记得那是大自然天择赋予他们的珍贵礼物，当你信心动摇的时刻找上你，建议你在心中默念弗罗斯特熠熠发亮的诗，我相信那会带给你力量，一如这些年它支撑我个人前行——

林中分歧为二路，我选择旅踪较稀之径，未来因而全然改观。

10.跨过人生的折返点　有关四十岁以后的阅读

“这是圣玛特奥糖厂的气味。”

距加拉斯一百三十二公里的圣玛特奥糖厂是他多年乡愁的中心。在那儿，他三岁丧父，九岁丧母，二十岁失去爱妻。他曾在西班牙跟一个秀丽的美洲姑娘结为伉俪。这姑娘是他的亲戚，他跟她结合的惟一幻想是在圣玛特奥糖厂做个好厂长，管好资产，增加他的巨额财富，夫妻双双安居乐业，白头偕老。婚后仅八个月，妻子即与世长辞，他一直没弄清楚妻子是死于恶性热病还是由于家里的偶然事故。对于他来说，那是一次历史的新生，因为在这之前，他还是一个出生于委内瑞拉西班牙血统的土著贵族之家的花花公子，整天沉湎于世俗的灯红酒绿之中，对政治毫无兴趣。自从失去了爱妻之后，他就成了一位伟人，直到他去世为止。他没有谈过他的亡妻，也从没有想到过她，当然也没有续弦的打算。在他的一生中，几乎每天晚上都梦到圣玛特奥故居，梦到他的父母，梦到兄弟姊妹们，但没有一次梦到过妻子，他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仿佛是跟她一刀两断似的，似乎没有她也能活下去。惟一能稍微掀动一下他记忆的，是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糖厂制糖后飘散出来的糖浆味儿，糖厂里表情冷漠、甚至连一道怜悯的目光都不曾向他投来过的奴隶，和为了迎接他们刚刚粉刷得雪白的房子及它周遭的参天大树。这是另一座糖厂，在这里，一种难以逃脱的劫数把他推向死亡的深渊。

“她叫玛丽亚·特雷沙·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伊·阿莱萨。”将军没头没脑地忽然说道。

梦，真是人活着最奇怪的东西，那么私密亲切，到仿佛跟自己都不好透露，可又遥远恍惚得好像跟你没相干，是个陌生人的造访，因此，它是文学中最不好写到几乎一定失败的东西，却又是每个书写者受尽诱惑而且一辈子总非试它两次才甘心的东西。

朱天心曾说过，一个作家开始写梦，常意味着创作生命大概差不多了。

弗洛伊德那一套对梦的天真烂漫解释当然是不行的，正如巴赫金和纳博科夫嘲笑的那样。这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玻利瓦尔从不曾梦见过他惟一的妻子，也没在生命中任一刻想到过她，却最终在仿佛圣玛特奥糖厂的糖味中将她从黯黑的死亡深渊释放出来，叫出了她那一串南美洲人层层叠叠的完整长名字，或者说玻利瓦尔像个提前踩入幽冥地府的人，在那里他终于又认出来自己死去多年的妻子。这奇怪让我想起没什么相干的博尔赫斯来，我们知道，博尔赫斯和阿根廷的独裁者贝隆将军水火不容，贝隆掌权时刻意撤除了博尔赫斯原来图书馆馆长的位置，还把他调出当市场禽类调查员，就像中国古代把大臣贬去看守城门一样，这当然是极大的侮辱，耿耿于怀的博尔赫斯脑中一定挥不去贝隆的影子，但博尔赫斯同样从未梦到贝隆此人，他自己说的是：“我的梦也是有品位的——要我梦他，门都没有。”

因此，入梦来的究竟是谁呢？是早已遗忘于无何有之乡的玛丽亚·特雷沙·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伊·阿莱萨呢？还是镌刻于心的贝隆将军呢？

这里，我们要再次提醒玻利瓦尔的年纪，此时他四十七岁。当然，几乎每一个读《迷宫中的将军》这本书至此的人，都已经心知肚明玻利瓦尔距离死亡亦只一步之遥了，不管这是得知于本书而外的相关资料，告诉你玻利瓦尔将在这趟马格达莱纳河之旅的终点倒下；或你在小说进行中早已看清此一终局，事实上，写小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讳言此一死亡，这毕竟不是一本故布疑阵的推理小说；甚至，你不必凭借思维，光是物理性的触摸就了然于胸，你阅读至此，发现原本厚实的长篇小说只剩薄薄的页数了，你于是晓得结局即将不保留地摊开在你眼前了。但试着抛开这一切阅读者心有旁骛的预知死亡，单单纯纯只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一段书写，一个曾经矗立于南美洲安地列斯山历史最顶峰的人，在他荣光逝去又一身残破的四十七岁某一刻，忽然温柔地又想起他的由来之地，想起他尘封二十几年的亡妻姓名，这个回忆自身，便已流漾了满满是糖浆甜味的死亡气息。

我自己一直认定，不在于垂垂老年，而是人到四十来岁左右，才是死亡意识最猛烈袭来的时刻，是驱之不去的死亡感知弥漫于你心思的时刻，不管你清醒，或是酣睡做梦，也不管你勤勤恳恳地忙碌于现实人生，或偶尔坠入孤单的沉思之中，更不管你欢快兴奋，或是心思寥落，你都能嗅闻出多了一股死亡的异味于其中，死亡静静在一旁坐着，在你转头那儿，在你眼角的余光之处。

是的，自然也包括阅读在内，过去你不曾察觉，但这年岁你却轻易在字里行间看出来死亡的各种脚迹。

开始浮现出来的身体

米兰·昆德拉的《无知》一书，是我个人近一两年内读过最好的一部小说，尽管台湾当前一些年纪轻轻的小说家评论家对它嗤之以鼻满口讥嘲，或好一些，充满同情地慨叹这位了不起的小说家老去了、磨损了，再不复昔日的锐利、繁复、技艺夺目云云——我并不想费神为昆德拉辩护，我相信时间，这些个卅几岁、尚未通过人生一半折返点、犹野心勃勃向上攀爬的年轻人，很快也会到达我现在这般年纪，到达玻利瓦尔恍惚于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甜蜜糖味的年纪，那时，如果他们还诚实，而且也还持续长进的话（我说不出来哪样对他们比较困难），他们自会了解这样一部小说写得有多好。

在《无知》中，有如此一段话：

逝去的时光愈是辽阔，唤人回归的声音就愈难抗拒。这样的说法似乎言之成理，但却不是真的。人不断老去，生命的终局迫近，每一瞬间都变成愈来愈珍贵，根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浪费在往事上头。我们必须去理解这个关于乡愁的数学悖论。

我想为昆德拉这番语含机锋的话加进一点物质基础，那就是人自己的身体。得先说明在先的是，我绝非那种阅读的唯物论者或生物决定论者，我只是无法愉悦地放心，阅读会是一种完全脱离身体的纯精神活动，没这等好事，它多多少少总会被人的身体重力不舒服地拉扯住，也许在专注进入美好的阅读世界中你会遗忘如此的不快，像孔子讲的暂时忘记自己已然老去的事实，但姑且不论这种遗忘终究何其短暂，事实上，遗忘并不等于作用不存在，年纪，或说年纪带来的身体变化，直接改变了你的感受方式和内容，成为你一部分的阅读前提，成为你阅读准备的一个重要成分。

可是为什么会在四十几岁才跨越人生折返点的时刻，而不是距离死亡愈来愈近的老年呢？所谓人生的折返点，用现实的语言说，就是你身体开始往下坡走的时刻，这是一种全然陌生的新感受，因为它是第一次，你一时找不到可应付它的经验材料；更糟糕的是，它不真的是新来的、陌生的东西才对啊，它是你须臾不离相处了四十几年的身体，怎么忽然翻脸忽然背叛你而去了呢？于是这不仅惊骇，甚至还是哀恸的。

我相信，人是有韧性有办法的，山不转路转，时间一久，我们又会习惯于不断坠落的身体新状况，我们若不像玻利瓦尔般迅速死去，一定会找出和它再次融洽的相处之道，就像老年后的了不起小说家纳博科夫一样，这位人生前十九年在俄国圣彼得堡度过、中间十九年在欧陆、再来十九年在美国大放异彩、最终逝于瑞士的漂荡小说家，晚年在瑞士接受采访时说他如今最需要的是“安乐椅”，好安置自己又老又肥胖的身体——当然，身为最顶尖的现代主义大师，纳博科夫的“安乐椅”是隐喻，他旋即解释，“安乐椅在另一间屋里，在我的书房。这是个比喻，整个旅馆、花园，一切都像个安乐椅。”

可是四十几岁你才乍乍跨过人生折返点那时候，你既来不及习惯衰老，更不可能甘心就范——不是再怎么操劳、再怎么病、再怎么彻夜聊天饮酒至东方既白，好好睡一觉就全部好了吗？牙齿、头发、指甲、皮肤、关节乃至于各器官内脏，不都会自己料理自己吗？什么时候开始还要我们分神去关心它修护它呢？

没错，还有眼睛，这是所有乍乍老去的阅读者尤其最感刺激的部分。你被迫得开始计较字体大小，得计较灯光明暗，甚至还像个养尊处优之辈般计较阅读地点的舒适性，于是，阅读不再能是造次颠沛都能做的事了，它变得乔张作致起来，在顺利进入书本世界忘掉一切之前，你总有一堆仪式般的动作非得先完成不可，这很令人痛恨，但无可奈何。

跟着忧患而来的

有关人的乍乍衰老，恋慕青春到不能自持的三岛由纪夫用了不止一部小说对付它抗拒它到真的抵死不从的地步，但我以为讲得最精准的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只一句话，这是他另一部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书里的，老去的乌比诺医生以为，他现在完全晓得自己内脏的位置及其形状了。

无神论的博尔赫斯曾讲，光是一次牙痛就足以让人否定上帝的存在。意思是，一个仁慈、睿智而且万能的神，不可能把牙齿设计成这样子，痛起来会到如此田地。如果说他仁慈爱世人，那他一定是个笨拙无能的创造者；如果他有足够睿智和能力做更好安排而不为，那他必定是残酷坏心眼的。总而言之，在牙疼暴烈袭来那一瞬间，你深切了解我们有关上帝的最基本属性描述必定是彼此矛盾的。

其实，有关人的身体，矛盾的岂止是那小小三十几枚牙齿而已。

乌比诺医生之所以可以感觉到自己每个内脏（理论上肝脏除外），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知觉系统是预防性的设计，报忧不报喜，像警铃一样的东西，只有损毁时或有异物入侵时才反应，并以各式各样程度不等的痛苦来逼迫我们非正视不可，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没感受欢乐的物理性设计，快乐是唯心的、飘忽的，于身体只是一种轻松无事之感，身体最大的快乐便是你全然不感觉到身体的存在，所以老子才说，人的痛苦忧患，只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拉着我们，如此而已。

我个人曾经以此为答案来回答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一个再准确不过的询问——为什么人类所有宗教乌托邦的天堂描绘都如此空阔、贫乏且毫无实感呢？相反的，所有有关地狱炼狱的想像却都淋漓尽致生动不已到吓个你半死？

带着这样“新的”身体进行阅读，你便不仅仅只是惦记着自己胃肠何在、支气管和前列腺何在而已，随着这些曾经透明的器官浮现出来，书本里某些年轻时一眼扫过，完全无感的部分也开始一样样在你眼前自动跳出来，有时多到目不暇给到每一本书都像第一次读它一样。身体的苦痛在阅读时取回了代价，因为书本中有诸多“内脏”部分，只对经历过同样折磨的人开启，而且，这通常还是书中较深刻较扎实的部分，毕竟，写书的人也有他烦恼不已的身体，并借由如斯苦痛真切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极限以及等在那里的终点，而死亡，如昆德拉指出的，从年轻时概念的、文字的、意有他指的托情想像，变得真实、迫切而且带着病痛之苦而来时，人方有机会真正站到死亡的位置，也就是生命之外的位置，回头去看整体生命本身，而不是埋在生命之中无意识地、理所当然地活着，好像万事万物连同自己都会这样无休止地存在下去。

在这里，阅读者和书写者因同病而构成了联系，通过文字的有限负载力沟通并相濡以沫，消解了一部分痛苦，还相当程度安慰了孤独受苦的寂寞。

更好的可能是，一直透明抓它不住的时间，也像染了色般开始具象浮现了出来了，一种深刻无匹的惊喜——连续如流水奔驰的时间，只有在被打断时才被我们真正感知，才显示了当下、过去、未来的丰硕层次出来，而最能打断时间的，总是死亡不是吗？一具过了折返点开始逐步瓦解的身体，死亡如我们所说的不再是个名词、是个平滑溜手的概念而已，它开始一路装填可感知可惧怕的物质性内容，神经质些，你甚至还开始嗅闻到它的异样气味（你有过和老年之人坐计程车封闭空间的经验吗？），不是香水、芳香剂、花草精油、口香糖或各类漱口沐浴药水所能完全遮掩的，这个腐败中的气味，在《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迟到老年爱情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把它称之为“秃鹫味”，当然是充满死亡意味并仿佛招引来秃鹰觅食的不佳气息，书中的费尔米娜便是在航于马格达莱纳河上的霍乱船上担心阿里萨嗅闻出来。伴随着你身体一点一点地死去并腐朽（雷蒙德·钱德勒在他的名著《漫长的告别》书中说，告别，是每次死去一点点。也就是说，我们的死亡是分批的、渐层的，在心脏停止跳动被医学的、法律的宣告不治之前，我们的身体已有某些部分早已完成死亡，比方说，掌理性爱生殖的那一大堆东西），你于是变得很容易留意到遍在的、每时每刻发生的他者死亡征象，落叶、季节、昆虫尸体、家中宠物、熟识不熟识的人们、烟囱冒起来的青烟、关着门的店家、一条街、一座城市、头顶上变幻的天光云影和看似永生明灭的美丽星空云云，时间屡屡因此被打断，或更好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书中的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在经历了三千多名工人遭机枪扫射屠杀独自逃生回来、关闭于老上校孤独小房间里见到墨尔基阿德斯鬼魂的那段感想：“他发现时间也会失足、出意外，因此而裂开，在屋里留下永恒的断片。”

当死亡伸手可及了，成了可预期之事，成为谳识的判决，我们便因此窥见了时间的形状及其内容，如同幻觉，如同墨尔基阿德斯洞视生死奥秘的动人鬼魂。

从仰望到平视

四十多岁的阅读，你看见了更多隐藏于字里行间的东西，有时它是发见，也有时会是揭穿和破除。

博尔赫斯在谈书写技艺时曾毫不留情面指出来，时间一长，很多文学的诡计都会被看穿。这原本谈的是文学历史的迢迢时间效应，但阅读者却也发现，随着阅读的数量和年资渐增，随着年纪的日长，我们也有了更多看破诡计的能耐——精确点来说，这既是眼力，同时也是一种资格。我所谓的资格，意思很简单，那就是你发现自己年纪已然大到超过了大多数书写者写其书的年纪了，年轻时我们看这些人全是天才、是怪物、是长者和智者、是遥不可及的天神一样人物，忽然，他们还原成“正常”人了，甚至，其中一部分还是你的小辈。依据年纪，他们只是你的弟弟妹妹，你的儿子女儿，你的学生，或咖啡馆坐你旁边座位跟自己女朋友大吹大擂吵个你半死的毛头小伙子。

尼采说，耶稣要是再活久些，到他说这话的年岁，应该会收回那些天真昂扬而稀疏的教义，大体便是如斯心思。

举两个熟悉点的例子吧。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不朽文献《共产党宣言》，这份末世启示录般的神圣宣言，很长一段时日你根本只敢卑微地仰望它，不解的地方你不敢认为是它语义不清或书写者自己没搞清楚，你只会认定一定是自己程度不够没能弄懂；看到不安的地方你也一样不敢相信它会讲错，同样一定是你自己想法不对有问题云云。然而有这么一天，你忽然想到了，写《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根本不是你深印脑中那个须发怒张、仿佛才从伦敦大图书馆书海浸泡归来的老马克思，那个恩格斯也不是晚年书卷味十足、眉宇间透着睿智的好看恩格斯。一八四八年纂写好宣言那会儿，恩格斯二十八岁，马克思三十岁，用台湾现在的流行年龄分类学来说，这两人彼时皆是你现在满街看到的六年级小鬼。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源于天赋，有些可一步到位直接获取，但有些则非得耗时间缓缓堆叠不可。那个小小年纪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许可以写很好的诗如普希金，也许可写出不复杂不世故但才气纵横夺人耳目的充满潜力小说，打天下无敌的篮球或飙出时速一百六的快速球，但说到总结人类的总体思维成果和复杂万端行为，从而找出历史规律并据此断定未来那些还没出生的人怎么想、怎么做、怎么走，你真正能赞叹再三的便是他们两个毛头小子的勇敢无匹，可以凭借这么单薄的知识准备把话讲到如此巨大且斩钉截铁的地步。

另一个实例则是张爱玲小说。这位生长在极古遗老家庭和极现代（当时）租借地交壤之处的天才小说家，从小拿老人家东长西短的真实故事传闻当童话听、因此一直被看成是个精微洞视一切人情世故的无与伦比小说家。张爱玲小说在这上头的确惊人，就她书写时的轻轻年纪而言，但等你自己年过四十了，被迫知道人心的复杂种种，你再回头读张爱玲，不管是《怨女》、《金锁记》或其他珠玑般的短篇传奇，你很容易发现原来她是如此“文学”，小说中诸多人的反应、诸多触及人性复杂幽深的地方，张爱玲往往力有未逮，她只能凭借自己惊人的聪明去猜去想去编，并仰靠自己漂亮灵动而且气氛营造能力十足的笔盖过去——真是苦了你了，孩子。

附带说一下，那些熟读张爱玲的学养俱佳专业文学评论者如夏志清，如王德威为什么不跟我们讲这些呢？我猜，这恰恰好说明了他们之所以学养俱佳的原因，他们太专注于学院书斋的睿智世界了，代价是，他们于是在社会大学的人情世故里遂相对的简单、相对的天真，看不穿张爱玲如美丽迷雾烟尘的“诡计”。

如此来说《共产党宣言》和张爱玲小说，我们当然也冒了不小风险。但这种因着阅读者年纪到了的一眼洞穿其实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坏心眼的刻意揭短，更不会是犬儒的、虚无的尖酸嘲讽，所谓“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这句充满恶意的话系出自于某个可怜悯的脸部残疾者之口）。我们并不因此丧失了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对张爱玲的尊敬，只抹消了表层一些神圣泡沫而已——至至不济，你也得真心承认，今天你放眼四望，哪里找得到这么聪明、这么视野恢宏而且基本配备如此超越自身年龄限制的六年级之人呢？我们更该回想一下自己在那个年岁时又是个什么样子。

对一个真正热爱阅读的开始老去之人而言，如此年纪的诡计揭穿，纯粹是寸心得失之事，其效应只达对一己的除魅为止，让一大部分浮沉于不假思索的、人云亦云风中的尘埃落尽，像秋日滂沱大雨过后的干干净净街景，暖暖阳光，有点森森然金属味的凉风、乃至于空气中的微小分子，毫无阻拦地全直接沁入你皮肤。禅学把这种凉爽清醒的感受称之为“体露金风”，很漂亮的一种说法。

这无疑是人四十岁之后阅读最为舒适的一面，你得到了某种平等，对书籍的仰望角度在时间中缓缓微调，如今已大致呈现平视、不弄酸脖子的人性角度，阅读亦从下对上的学习转成平辈之人的对话。

对话，光看字面就知道远比学习悠哉不迫人，也远比学习绵密，有较大让阅读者的思维自由自在回身的空间。我们以学习为主体的阅读，通常会把绝大部分注意力严重集中于书籍的主轴线上，甚至就是书中最清晰、教训最明白、应该手持红笔画下来熟记的那些部分，我们无暇亦无能力去掌握书的整体，更轻易就忽略过书写者状似不经意的部分。然而，一部完整的书，其实包含了它未说出来的部分，开始于它文字出现之前，包括启动它的意念，困扰它的疑问，它思维展开所依据的前提和假设，它不得不暂时搁置的思维缝隙，以及它画上全书完句点之后的另一阶段瞻望。简单点说，在对话为主体的阅读中，书写者不再是个全知全能的导师，而是一个大体上比你认真、比你缜密、比你学有专精而且在此话题比你先走一步的思维者，你也不再只是唯唯诺诺、忙着记笔记的学生而已，你同样也成了个思维者。阅读者和书写者在此平等地分享同一身份，建立起双向的往复联系，摆在你们中间那些有限数量而且有限负载能力的文字遂丰饶起来、深邃起来，借由隐喻，借由联想，借由它的语调、声腔、触感甚至不经意的转折停逗，它“说出”了远比它的直接呈现更多的东西——是的，这我们其实都有经验的，作为一个对话者，你不会只满足于听对方说出来的话，你必定寻求可述说语言背后真正的心事和烦恼。在书籍之外的现实世界之中，我们以为这才算真正了解一个人；一样的，在阅读的世界中，我们也说这才算真正了解一部书，呃，或者说，这部书背后那个孤独但认真美好的心灵。

也因此，四十岁以后的阅读节奏遂有了松紧变化，多样起来生动起来，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往往就只一种速度贯穿到底，伴随着均匀且坚决的进行曲乐声，而没变化的节奏最容易转变成催眠曲不是吗？四十岁之后的阅读，有些书你看看就好，如踏花归去，但有些书你却一字一句不舍得放过、不舍得快，如促膝长谈，那种你提着心不知道拿它如何是好的油然孤寂之感，最让你又时时听见时间的汩汩流水声音，骇怕东方既白生途悠悠。我总会无端想起年轻时候莫名背下的一首司空曙的诗，诗名忘了，但字句却历历分明——

故人山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孤灯寒照雨，幽竹黯浮烟；又有明朝恨，举杯席共传。

做出抉择

享有着四十几岁之后的阅读悠闲舒适一面，也就得来说说它迫促不得已的另一面，人生总是这样子没办法，它给予了你，也取走你，没一面倒的好事——这里，我们先放两句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的话在前头，《文静的美国人》书里头的：“你迟早总得选一边站的，如果你还想当个人的话。”

《文静的美国人》所设定的历史现场是法国势力尚未撤离犹最后挣扎、美国则乍乍伸出黑手这个犬牙交错时刻的越南。小说中，不快乐、世故到已出现阵阵酸味的英籍记者福勒，原是洞穿每一方罪恶、决意只过自己生活的中立者，谨慎地和彼时眼花缭乱的任一方势力保持等距。然而，这个在美丽越南女子凤儿的身体寻求慰藉、在鸦片氤氲香气中放松看世界打打杀杀的怡然良心位置，最终却只能是单纯的颓废之人、彻头彻尾的虚无者甚至冷血者才能站得住脚的位置。弗勒没办法真的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他一直极力抵抗的自身血气、热情、价值信念和对人生命的素朴同情，最终在一场伤及无辜包括小孩的阴谋爆炸声中，逼他做成了抉择。这个抉择绝不是个愉快的发现或归皈，而是失去一部分自己、放弃一部分自己的极不得已选择，也因此，那句出自共产党员韩劝告他的话才透露着这么驱之不去的无奈和不甘心：“如果你还想当个人的话。”

四十岁以后的阅读，你也会真实地感受到弗勒的尴尬处境，开始发现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和气生财中立位置极可能只是一处流沙之地。其实对敏感些、用功些，在某个领域走得远些的阅读者而言，大约在之前三十来岁时候就不祥地瞧见这一端倪了，只是你认为自己还有大把时间在手，而拖到如今的四十几岁，你再没置之不理的躲闪空间了，你得做出还是挺痛苦的抉择，放弃一部分书，放弃一部分热切的瞻望，目送这些路上犹昂首前行的坚毅背影，并再一次确认生命不可能圆满、不可能完整的老结论。

这不只是时间分配从而丢失东西而已，就像你放弃临了十年以上的汉隶魏碑，让一堆美丽而且相当不便宜的日本二玄社书帖在书架上招尘；或你收起围棋子并把陪伴你度过千百个不寐夜晚的吴清源实战谱封存起来云云。四十岁之后的阅读抉择不仅仅只是这样单纯的悲伤告别，还包括阅读内容的路线冲突问题，除非你不打算再深入追究了，除非你肯让阅读从此停留在消遣享乐的浮面上，否则你终究得选某一边站，因此，这是人生位置的确认，决定你只能当什么样一种人，这会是很激烈的。

你当然老早知道了，人类思维世界不存在终极答案，找不到统一性的单一语言，如今你更加清楚地看出来了，人类的思维，系启始于互不相属的假设，并依此以各自的独特语言和思维方式分道前行，愈往前愈分离，最终大致呈现了两两对峙、无法说理相融的意识形态拮抗景观，比方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唯物和唯心的、科学和人文的、集体和个人的云云。是还不至于到全然不可对话的彻底断裂地步，也因此一再提供人们假以时日的动人希望，但起码到可见的未来为止，所有试图调和两端、只采撷两造之长的梦幻明星队式努力看起来都是行不通的。

你晓得，在美国的职业棒球世界之中，有某些大城市同时拥有两支球队，像纽约的扬基和大都会，像芝加哥风城的小熊和白袜。有趣的是，远仇不如恶邻，这同城而居的两造球迷反倒比什么都水火不容——在芝加哥，于是就有这么一段球迷的精准名言流传：“如果有人跟你讲，他是小熊队的球迷，也是白袜队的球迷，那这个人一定是个骗子，在芝加哥，这一套是不成立的。”

一样的，若有人告诉你，他既是个自由主义者，又是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之人，那他——那他一定在这两个思维领域中浸泡时日尚浅，只有浮泛的理解，如果他恰好不是个骗子的话。差不多六十年代时候，曾经有一波所谓“调和论”的思维小热潮，顾名思义想当跨海大桥联系两端，像写《不确定的年代》一书、在台湾亦小有名气的加尔布雷斯便是其中大将，这批好心的调和人很快证明他们只能在表层现象打转，因此迅速归于失败销声匿迹；八十年代苏联瓦解冷战告终，也有意识形态终结的声音再次传出来，但这回正如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的，这只是大声讲话的传媒现象罢了（像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便是最典型急于出名取利的肤浅实例），再没有稍为认真点的思维者当它一回事了。思维的矛盾和断裂可以演变成现实政治力量的对峙，但其根源处是严肃的，穷尽思维论证力量的，并非人的愚昧和顽固，轻率的二选一，因此反之不亦然，派生现象的偶然消解，并不等于而且绝不简单就等于其本源处的矛盾就此跟着解除，也许更糟糕也说不定，它使其中一方不在思维的深度和真确性上获胜，只单纯让它拥有主宰一切的现实压倒力量，这种内外失衡的结果极容易流于某种压制和暴乱，像美国在九十年代之后一连串愈来愈荒腔走板的返祖言论和行动，特别是小布什这个呆子上台之后那些全球惟一帝国式的言论以及四下挥兵的侵略行径，多少便是其后果。

回到我们安静阅读的四十岁以后个人来。

当如此冰炭不容的现象矛盾于、断裂于同一人身上时会是怎样？会很不舒服到可称之为痛苦，但其实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阅读思维现象，是每一个持续阅读到起码深度的人总会遇上的。我个人的实际经验尽管并不足为训，但最起码可看成一个真实发生的病例，乃至于一具捐赠出来供教学解剖用的尸体。就以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来说，我自己便再清楚不过感受到理性和信念几乎是彻底背反的无可奈何情况。我大体上知道市场机能的运作原理及其实况，大体上晓得价格和工资如何决定；我也同意社会组织起来和分工的必要，所谓的剥削和人的异化物化毋宁是其结果而非图谋；我基本上也相信人性的某种恒定性和惰性，并非如黄金白银般有那么大的弹性系数可随意槌打延展搓揉，因此自利之心仍是人行为的根本驱力，难以用其他更高尚的动机来替代云云。也就是说，在经济学此一大范畴之中，我自己花较多的阅读时间和心力在泛资本主义的论述书籍之中，也接受其基本假设和往下的观察和推论大致上是合理的没错，然而，如果我们直接跳到其终端的现实结果呈现素朴的来看，却不乏太多令你茫然、沮丧、悲伤，愤怒的事实。比方说，一个年轻黑人只因为会把个海碗大的皮球想办法扔进个漏底的篮子里，别说他的工资所得了，光是你请他在电视上公开喝一瓶汽水的代价，便足以支付整个大台北市每天大清早帮我们打扫街道、冒着被喝醉酒驾驶员撞死危险的所有工作人员一整年工资还有余不是吗？真的就可以这样子吗？又比方说，在这个仍随时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濒临饿死和长期营养不足并饱受各种病菌病毒肆虐同时，我们地球另一侧的聪明人却花最多资源在减肥药、壮阳药、生发水和男性除臭剂上头，而且动不动就把生产过剩的粮食给焚毁或倒入河中；或比方说就连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拿起笔计算过的（在他某篇短文），人类大规模生产，购买各式杀人武器，但一枚飞弹、一架隐形轰炸机、一部新型坦克，乃至于前些日子被当成海豚搁浅于台湾东海岸的鱼雷，就足以改善卫生条件、解决学童教育经费或让小孩有营养午餐可吃云云。诸如此类的见怪不怪现象合理吗？合理的，如果你顺着资本主义经济学一路推论下来的话，不必什么大经济学家，我都可以讲给你听何以至此，而且好像还非如此不可。

相当程度来说，你一旦接受了它的假设和逻辑，结论差不多就被决定了，因此你只好说这是必要代价，是你得忍受的不完美结果，或干脆把它们给逐出经济学范畴之外，说那是政治学、社会学乃至于道德该负责料理的问题，不关价值中立经济学的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你要不要忍着心加入这边呢？加入生发水、壮阳药、减肥药（确实俱是你这样超过四十岁之人非常需要的没错）和各式杀人武器这边而且讲道理为它们解说辩护呢？你要不要不回头成为这样的人？

还有二十年时间

因此，四十岁之后的你，得开始把握愈来愈有限的生命时间，集中在你最想望的某些个领域中锐志深入，但每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和指向，深入同时也意味着你极可能由此愈走愈远，距离你另一些最原初的、最素朴的、而且压根你就不打算失去的生命信念愈来愈远。

可是你能因此停下来吗？当然也存在这些抉择，但停下来只意味着你两边都没有了不是吗？就像古希腊那只等距于两堆相同草料却饿死了事的过度理性笨驴子不是吗？

于是，如果有可能，你也真想问问当年回头想这一辈子的老孔子，我相信他的自我反省必定是诚挚的，但四十岁之后不再疑惑是什么意思？是解开了抑或毅然选择完毕了？不管哪一样那又是如何可能做到的？

然后，五十岁之后就清晰无比找到自己在广大世界中舒适且怡然的生命位置了；六十岁以后听什么都对都有，都可以调到接听频道而且让讯息无间然地进入自己生命之中；再到得七十岁，真正的生命终极自由就来了——这真的是一幅绝美的阅读者图像，是阅读世界的一个乌托邦版本。

我是个超过四十岁并持续向五十岁蹒跚前进的阅读者，惟至今满心疑惑也许是远远落后了，但最起码我想我大概还有整整二十年时间可以读书，对我们这代人而言，这应该不算是太乐观的估量才是。我不知道也没资格来谈人五十岁、六十岁乃至于七十岁以后的古稀疲惫年纪又会是哪种阅读模样、内容和感受，但既然我大致可以算出来我还大有读书的余裕，也许，有些现在不可解的事或许还有伸缩变化的余地也说不定。

也许四十几岁的这次抉择也并非你人生不可逆转的一次，也许你终究会找出更妥善安顿自己争执不休的理性和信念的方法，谁知道呢？博尔赫斯说好像未来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的，这是阅读者的乐观，我也并没忘记，我自己所相信的阅读，本来就是个包含着无尽可能性、永远抵抗绝望的世界。

11.阅读者的无政府星空　有关阅读的限制及其梦境

将军让伊图尔维德带给乌达内塔的另一封信，是要求乌达内塔销毁他以前和今后写给他的一切信函，以免留下他情绪忧郁的痕迹。乌达内塔并没有使他满意。五年前，他曾向桑坦德将军提出了类似的请求：“无论我生前还是死后，您都不要去发表我的信件，因为这些信写得既随便又杂乱。”桑坦德也没有按他的要求办。与他那些信相反，桑坦德给他的信无论从形式或内容看，都是完美无缺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写这些信时就意识到它们最终将被收入历史的篇章。

从写于韦拉克鲁斯的那封信起，到他去世前第六天口授的最后一封信上，将军一共至少写了一万封的书信，一部分是他亲笔写的，一部分是他口授，记录员抄写的，还有一些是记录人员根据他的指示撰写的，被保存下来的信件有三千多封，被保存下来经他签署的文件有八千多份。有时，记录员们被他搞得不知所措，有时又与他们合作得很好。有几次，他觉得口授的信不满意，他不是重新口授一封，而是在原来的信上亲自加上有关记录员的一行字：“正如您将会发现的那样，马特利今天比什么时候都笨。”一八一七年，在离开安戈斯图拉以便结束大陆解放事业的前夕，为了按期处理完政府的事务，他在同一个工作日一连口授了十四个文件。也许由此产生了那永远也没有得到澄清的传统，他说同时给数位记录员口授各不相同的信件。

不必辩论，在南美的大解放者玻利瓦尔和哥伦比亚国的真正创建者桑坦德之间，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分之百是比较喜爱玻利瓦尔的。从一生的言行来说，哥伦比亚人是极宠爱他们这位“为国家争得前无古人最多荣誉”（这话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白纸黑字写的，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分量）的伟大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也相应地给予自己极严厉的自我规范，对这个其实毛病不小的国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要求自己绝不在国外、甚或面对外国媒体时批判自己国家，他只关起门来在国内讲，对一个并不以忍耐力和自我砥砺能力见长的双鱼座人而言，这个实践显然是要在长时间中用尽气力才做得到的。

然而，在哥伦比亚国内，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加勒比人，就像鱼悠游在这方温暖多阳光的美丽海域，至于首都波哥大所代表的湿冷安地列斯高地连土地带居民他可就没什么好话了。他十三岁离家初次沿马格达莱纳河溯流而上（恰好和玻利瓦尔的最后旅程逆向而行，也难怪在这趟明明是放逐之行死亡之旅的绝望笔调中，我们总还能在字里行间嗅到某种奇怪的欢愉，像是归乡，也像某种重获自由），在波哥大念了高中，“那所学校是一种惩罚，而那座冰冷的城市简直是一种不公了。”他也如此描绘过眼中的波哥大印象：“一座遥远而又凄凉的城市，那里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就淫雨连绵，这座阴暗的城市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在街上来去匆匆的众多男子，他们跟我一样，都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礼帽，可是满街竟见不到一个妇女。引起我注意的还有冒雨拉着啤酒车的高大佩尔切隆良马、有轨电车在雨中拐过街角时迸发的火星以及为了给络绎不绝的送葬的人群让道而造成的交通阻塞现象。那真是普天之下最为悲壮的葬礼，四轮马车拉着大祭坛，黑色的高头大马披着黑天鹅绒，驾车的把式戴着饰有黑绒羽的带檐头盔，还有那一具具的死尸，可是那些大户人家还自以为葬礼操办得尽善尽美呢。”——因此，同在哥伦比亚的咫尺，波哥大成为全世界他最异乡的所在，超过巴黎和维也纳，超过任一方遥远陌生的土地。

最口出恶言的，可能在《百年孤独》书里，彼时他还不是诺贝尔奖大人物，肆无忌惮多了。书中最乔张作致的人菲南达·德·卡庇奥，娶自波哥大的第三代媳妇，整个加勒比海岸地带只她一人用金马桶，“夜壶虽是纯金的，表面刻有贵族纹章。里面却是大便，而且比别人的大便更脏，是自负的高地粪便。”

哥伦比亚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关怀南美洲的集体命运，尤其是加勒比海沿岸这些本来人性欢快却国族命运悲惨的国家，他在墨西哥待很长时间，同情古巴革命且和大胡子卡斯特罗是好友，加勒比海水拍打的国家他惟一痛恶的是美国，《迷宫中的将军》书中玻利瓦尔所说：“也别和您家里人一起到美国去，那是个无所不能又非常可怕的国家，它有关自由的神话到头来将给我们大家留下一片贫穷。”这话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一定百分之百点头称是。

因此国族是什么？家乡是什么？范围该画多大？在更小、更肌肤可亲可感的加勒比小乡小镇和更大、有生物学共同基础的人类集体生命归属的同心圆状层层光谱之中，为什么独独非得排他性地高举其中不大不小的国家这一环呢？——当然，国家不只是个抽象概念或幻觉，它是现实的，通过权力的占有和行使成为坚硬的存在实体，操控甚至相当程度决定我们的命运，但不正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该随时随地警觉并努力寻求超越吗？更该回头来问哪些是我们真实的情感哪些只是别人（尤其是权势拥有者）的催眠？

每个人都不只一个身份、一种分类归属，不管是你自己努力争得或极不舒服被划分认定。以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从“加勒比人电报员的儿子加博”，到人类共有的不世小说瑰宝，我们以为他最珍贵的是什么？我相信绝不因为他是哥伦比亚人，全世界那么多哥伦比亚人从种咖啡豆种香蕉、挖祖母绿矿石、踢足球到当毒枭的，我们为什么只认他一个呢？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法国的密特朗也是谈文学的好友，他曾亲自回忆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密特朗颁他荣誉骑士勋章时，演讲辞中“几乎使我热泪盈眶”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

是，我们珍爱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因为他属于我们热爱却一直无从让它在现实存在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至今只存留在我们读者的世界里。

留下狼狈不堪的模样

因此，哥伦比亚不哥伦比亚当然不成为最终判准，加西亚·马尔克斯比较喜欢玻利瓦尔，可能是玻利瓦尔的南美洲国人梦更揭示了某种心智的辽阔想像和可能性，可以联系那个令他热泪盈眶的美好世界，也可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综合了诸多细碎史料的整体判断云云。然而，单单从《迷宫中的将军》书中这段对书信的不同做法来看，玻利瓦尔的确比桑坦德是个“素质”较好的人。

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知道自己是历史上为哥伦比亚争得最多国际性荣誉的人一样，玻利瓦尔也不会不知道他活着时已同时是个被写入历史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乃至于一句话一行文字一件衣服或任何一个日常用品，都将成为后人搜集、研究、取证的资料，如此自觉是人活着一种极沉重的负荷，就像《百年孤独》之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处境。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比诺贝尔其他奖项具公众性，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通常再难写出重要且成功的作品来，它被视为人活着的文学荣誉顶峰，也因而一不小心就是书写生命的巨大句点。

但我们来回想一下拿下诺贝尔奖之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什么？不就是他那本奇妙而美丽的爱情故事《霍乱时期的爱情》吗？——这我们不晓得该说他勇敢呢？说他专注呢？还是说他不在意好？在全世界人不合理的殷殷期待目光之下，加西亚·马尔克斯居然选择了“爱情”这么小而且古老的一个题材，而且从头到尾收起了他震撼全世界读者的所谓魔幻手法不用，他无事般回转到传统叙事，耐心且兴味盎然地讲一个两男一女长达七十年以上的恋爱故事，一直要到小说几乎是临结束那两三页，那艘承载了费尔米娜和阿里萨以及他姗姗而来爱情的河轮，才在马格达莱纳河上的永生航程中正式“起飞”，让我们又瞥见了那个叫人惊呼出声的魔幻加西亚·马尔克斯。

也就是说，与其讲玻利瓦尔不像桑坦德那么在意历史声名，不如讲他更在意更专注于手中当下得做的事，两下相权，他宁可选择失败和后悔，愿意承荷失败和后悔的风险代表人还好端端活着，犹迎向生命的无限可能，而不像照顾历史声名的人那样已经关好门在料理后事了。《迷宫中的将军》书里另一处，加西亚·马尔克斯便如此写道：“对于外界一切有关他的传言，无论是真的还假的，他都很敏感，任何关于他的不实之说都会使他卧不安寝，一直到他临终时，他都在为揭穿谎言而抗争，但是，在避免谎言产生这一点，他注意的很少。”

在当下、短暂时间里，困扰人的通常是不形诸文字、在口耳之间飘浮的风言风语，然而，最可怕的终究是文字，一种抵抗时间的历史镌刻形式，风会止息，埃尘会落定，但文字，尤其是写入了书籍的白纸黑字，却顶多变成了黄纸黑字而已，所以了不起的近东诗人欧玛尔·海亚姆说：“任世间所有的泪水，也洗不去任一行。”

孔子曾大剌剌地讲说人最该介意的是自己死后没在后世留下痕迹，这是好的，由此人拉高了自身的视野和规格，但那些在生前就预先窥知自己必然存留于历史的人如玻利瓦尔这样，却得神经质于究竟留下什么痕迹，不只为“揭穿谎言而抗争”，更麻烦是为真话而抗争。毕竟人漫长一生之生存痕迹，从无知、启蒙、尝试、成熟到衰老昏迹，总是一个不断和失误打交道的艰难过程，不能不留有狼狈不堪、每一回想起来就脊骨发冷脑门一阵晕眩的言行记录。才故世不久的古生物学者古尔德告诉我们，大自然里只有无机体才可能形成对称的完美形式，有生命的东西是做不到的，因为生存传种所时刻面对的天择是严酷没侥幸的大事，救死不暇，甚至匍匐爬行各种爬虫类的不雅观姿势都得采用，因此不会有那种完美形式的美学余裕。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写过这么一副玻利瓦尔的滑稽模样：“生活已使他充分地认识到，任何失败都不是最后一次。仅在两年前，就在离那儿很近的地方，他的军队被打败了。在奥里诺科河畔的热带森林里，为了避免在士兵中间发生人吃人现象，他不得不下令把马匹吃掉。据不列颠军团的一个军官证实说，当时他那副滑稽可笑的样子很像一个游击队员。他戴着画有俄国龙的头盔，穿着骡夫的草鞋，蓝色的军服上带着红色的穗饰和金色的扣子，一面像海盗似的小黑旗挂在平原居民使用的长枪上，小旗上的图案是颅骨和交叉的胫骨，下边则用血写着：‘不自由毋庸死。’”

当然不只这一处，事实上，从常识性的伟人形象而言，整部《迷宫中的将军》中的玻利瓦尔样子，简直都是——用某位读了原稿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这是一个赤裸裸的玻利瓦尔，求求您，请给他穿上衣服吧。”

这类历史级人物的诸如此类宿命性麻烦，我们这些寻常人等读者是有余裕当笑话来讲的——多年以前，我个人曾恶魔般地想编一本短篇小说选集，对象是当前台湾最好一批小说家的第一篇小说，尤其是那些十几岁就开笔书写的，像张大春高三那年发表于敝校校刊的某青春绮丽力作（为张大春一世英名着想，姑隐那么长的小说题名及其内容），像朱天心写于北一女高一时的《梁小琪的一天》，像朱天文写于中山女高高二时的《强说的愁》云云。事实上我连腰带上的宣传文字都拟好了：“本书献给所有有志成为小说家的人，您瞧，这些人都曾把小说写成如此模样，您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就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也有他年少的第一首诗，第一篇短篇小说，不止如此，我们讲过的，他还有白纸黑字签名的欠款条子——那是他年轻落魄岁月在某异地积欠旅馆主人房钱的凭据，最终人穷志短逃之夭夭，诺贝尔得奖之后，该旅店主人君子报仇不止三年地公开此一稀罕欠条，并开心地决定永久保存传诸后世子孙，千金不易。

源远流长的反书籍话语

白纸黑字，尤其是更装订成为书籍的可怖威胁，很奇怪也很有趣，有极聪明的人在书籍才诞生不久的曙光时刻就神经质预见了，而不是在受尽痛苦折磨之后才生出的经验之谈。

这让我想起一段篮球史上的有趣名言。我们知道，美国的职业篮球曾在七十年代分裂成为两大联盟，有三十年历史传统、较文雅的NBA，和新创的、打红蓝白三色球的ABA。后面追赶的ABA人为了抢市场，努力发明了不少球场花招（如三分球、灌篮大赛云云），还刻意强调暴烈性冲突性的球风，尤其鼓励球员在比赛中灌篮。因此，这句名言便是：“NBA球员不大灌篮，是因为他们以为在对手面前灌篮是不礼貌的；ABA球员拼命灌篮，则是因为他们也以为在对手面前灌篮是不礼貌的。”

人类对书籍的正面负面看法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赞叹书籍的发明，是因为我们相信书籍可抵抗时间传之久远；而古人质疑书籍的发明，则是因为他们也相信书籍可抵抗时间传之久远。

有些惟恐天下不乱似的，博尔赫斯只要一谈书籍的相关话题，几乎忍不住一定先谈这个，我们这里只举他（《论对书本的迷信》）文中的一段：“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没有写过东西。贡佩茨曾为他辩护说，他不写是因为他更相信口头表达的优越。柏拉图的确凿无疑对话，比毕达哥拉斯纯粹的冥思默想更具力量，他在他的《蒂迈欧篇》中宣布：‘发现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和先祖是件艰难的事，即使一旦发现了，也不可能向所有人宣布。’在《斐多篇》中，他讲述了一则埃及寓言来反对书本（书本这种实践使人疏于利用记忆而依赖符号），并且说书本就如画出来的形象，‘外表栩栩如生，但却不会回答任何问题。’为了减缓或消除这种缺陷，他想像了他的哲学对话。老师可以选择学生，但书本无法选择它的读者，他们可能是愚钝或歹毒之人。这种柏拉图式的疑虑曾见之于非基督教文化大师克雷芒特·德·亚历山大的话语之中，他说：‘更为谨慎的做法是不写东西，而是用活生生的声音去学、去教，因为书面的东西会流传下去。’他又说：‘把一切写在书中犹如把剑放到了孩童手中。’这些话也出自福音书中：‘勿将圣洁之物赠于狗，不可在猪群之前撒珍珠，以免遭其踩踏而后又来糟践你们。’这是最大的演说大师耶稣的格言。他一生只在地上写过几个字，而且没有任何人看过这几个字。”

感谢博尔赫斯为我们做此博学的搜罗，当然，更得感谢的是书籍，为我们一路辗转保留下来这么多睿智而且反对它自身之话语。

我们看到，在这些对书籍和文字不信任的声音中，并不只是玻利瓦尔式的为自身的历史声名清洗护卫，他们有更大、更无我的真实忧虑。这个忧虑，我们可以说，最根本处起自于赫拉克利特式的敏锐警觉：“你不可能伸脚到同一条河水里两次。”如果说万事万物如流水般是瞬息的、变动不居的，你如何可能以一组固定且有限的符号去捕捉不停运动中的活生生事物呢？就算我们别无他法，非得“暂时”地用语言或文字来表述不可，我们又如何可以让这暂时性的、理应用后即弃的表述凝冻起来存留下来呢？不是就该像纳瓦霍人仪式颂歌的沙画般在结束时立即毁去吗？从连续的、流变的万事万物，到当下的口语，再到固化的文字，最终到碑铭般风雨不动的书籍，这不就是中国人“刻舟求剑”故事里的老教训，一种随着时间愈失真愈远离的愚人做法吗？

的确如此，这些忧虑全是真的，即使几千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仍令人心头一紧——否则聪明如博尔赫斯也就用不着再重述一遍给我们听了。

不再直接面对自然了

但怎么办呢？好像并不能怎么办。我的意思是，了解文字乃至于书籍的如此明晃晃缺憾及其使用风险，并不代表于是你就有妥善的、对症下药的解决之道，生命里有诸多这样子的事，像人生必有死亡，你只能忍受，程度上的应付它，并最终诉诸抉择。

有什么样的抉择呢？最激烈的一种我们或可称之为“仙人吕洞宾式的抉择”。这些流传于中国民间的寓言故事，相传在吕洞宾成仙之前，曾随仙人学艺修道，在学习点石成金之术时，吕洞宾问这是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黄金是否就此不再回转成石头了呢？他的仙人老师坦白告诉他，不，五百年后仍会还原为石头。于是，向往24K纯金绝对境界的吕洞宾遂敬谢不学了——“去圣邈远，宝化为石”。玄奘取经的《大唐西域记》书中这两句苍凉的话，掌故出处可能就是这则故事，成为玄奘目睹旅途中倾城废墟、昔日人的艰辛经营成果重又被自然风砂侵蚀吞噬返原回去的千古喟叹。

是的，你可以如吕洞宾那样抉择，拒绝文字，终你一生不著书，甚至不记日记不写信，而且还不读书，直追毕达哥拉斯，在罗兰·巴特所惊惧的符号讯息充斥嚣嚷的五浊红尘中，做个洗耳颍川的今之古人。

但这样的抉择，我们得说，落在我们这个“堕落”的时代中，仍有它的另一种风险，而且几率更高更难幸免——有没有看过东京上野恩赐公园里那些用蓝色塑胶布拦起草坪遮挡风雪的辛苦无家人们呢？有没有在比方说京都四条河原町每一道巷口为色情酒店卡拉OK举广告牌换点清酒喝的流浪人们呢？在这个没有隐士的窄迫时代中，毕达哥拉斯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这样的人。

这正是瓦尔特·本雅明告诉我们的，人直接面对自然的时代可能已永远过去了，如诗人席勒所说那种素朴诗的时代已永远失去了，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我们当然可以堂堂正正地悲痛我们是被抛掷到一个我们并不乐意的时间里，如活在大唐盛世的李太白诗中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感慨一般，但感慨完，你还是有当下的功课得去面对。

失去了朗朗声音的智慧

曾经，在书籍文字始生、稀有、昂贵的那个时代中，书籍要说是智慧的载体，也只能是带着权势财富的那一部分智慧，民间素朴的智慧用不起这奢侈品，于是只能留在语言口耳的空气之中，因此，在有钱的智慧和没钱的智慧之中，便隐隐有着紧张关系。今天，我们从博尔赫斯搜集的质疑书籍各种声音中，仍然可以读出这两种逆向行驶的不安气味，一是来自直接面对完整、连续、流变世界的民间声音，质疑的是一种时间被取消、变化被静止的固化；另一则是来自书籍智慧世界的占有者声音，他们惊惧的焦点则是书籍的传布及远力量甚至还包括书籍将愈来愈便宜、愈平民化的势不可遏走向，这不只将撼动现实世界四民不乱的安定层级秩序，还会永久改变智慧的既有形貌，他们的忧心不一定源自于独占者的自私之心，还包括对既有秩序瓦解之后世界不知道变什么鬼样子的合理担忧。

文字的确是人类历史可以让“鬼夜哭”的巨大发明，而书籍的产生则是它形式的完成，由此合成了一场空前而且大概也绝后的深远革命，一场宁静革命，用千年以上时间滴水穿石因此无人可阻挡的柔软方式完成。今天，我们这些曾被贬喻为无知小儿、被圣者用不是太有风度的狗族猪群来形容的寻常人等，都可以掏出三百块钱直接购买伟大的智慧成果，事情便完完全全倒过来了，仍受限于物理性时空世界的口耳相传方式反而相对昂贵起来了——买一本教你炖一百种汤的精美全彩食谱一样几百块钱，但要追随个大厨被他又使唤又辱骂地学成一种汤可能得要五十万元；而更普遍的实例是，今天那些送自家小孩进才艺班、进双语幼稚园于是节衣缩食的父母都咬牙切齿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历史的变化屡屡出人意表，在经济学上有所谓公共财的分类概念，写书的经济学者最爱举的说明实例便是阳光、空气、水，这三种最有价值却最没价格的特殊物品，但我相信，今天的经济学者在沿用这三个实例时一定心有忐忑得附加说明才行，只因为世界真的变了，这三大公共财已逐渐稀有且必须支付代价取得了（暂时是还没到昂贵的地步，除非你坚持的阳光空气水是那种高品质的别墅世界青山绿水）。同样的，曾经悬浮于阳光下、井水旁、空气中靠口语传递的智慧分子，一个个固化为文字掉落了下来，落入书籍之中，这个效应一经启动，立刻形成反馈式的循环，有智慧的人转身回书房改以文字来表述自己，寻求智慧的人也不再徘徊街巷通闾之上如昔日的苏格拉底，以至于一度是智慧集散之地的巷语街言，只剩一些流俗的、轻薄的传闻闲谈如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模样。智慧这个行业失去了声音，沉默起来，当然也孤独起来了。

有关智慧失去了声音这件事，在圣奥古斯丁著名的《忏悔录》书中留下了不经意的生动记录，那是他去见米兰主教安布罗斯时惊愕发现的：“当他阅读时，他的眼睛扫瞄着书页，而他的心则忙着找出意义，但他不发出声音，他的舌头静止不动。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接近他，访客通常不须通报，所以我们来拜访他时，常常发现他就这般默默阅读着，因为他从不出声朗读。”

这个让昔日圣奥古斯丁啧啧称奇的读书方式，正是我们今天每个阅读者日用而不自觉的——既是实然，也是隐喻。

无聊乏味的行万里路

当然，在历史的实然因果之间，原因极少是单个的，但本雅明所指出的，人的经验的空洞化、廉价化乃至于后势的不断看跌，书籍的发明和传布的确扮演了重大的角色。人一方面用孤独的沉静思维来替代如柏拉图《对话录》或孔子《论语》那样往复的、热切的集体争辩讨论，但另一方面，它抵抗了空气的阻力，用视觉串起另一个更多人参与的对话网络，接通了更远方甚至更古老的珍稀讯息，使得人受困于物理法则的个别经验相形见绌，失去了令人惊异的魔力。

翁贝托·艾柯便不止一次谈到，不管你乐不乐意，如今我们的确得以文字为主体才得以认识这个世界，眼见为信早已远远不敷我们基本生活所需了，遑论进一步取得心智拓展所必备的思维材料。如果万事万物都要求亲身抵达现场才算数，把艾柯的话转为我个人的经验，那我将不确定地球上真有澳洲这块土地、真有美国这一个国家，等一等，地球是什么？这恐怕只有美苏两国那寥寥几个太空人（但真有太空人吗？）见到过，还有，别说艾柯、加西亚·马尔克斯、卡尔维诺这些严重影响我生命的哲人可能都只是虚构人物，事实上，我就连我亲祖父是否真的存在不是骗局现在都没把握了，那我究竟从何而来？我的生命经此怀疑还能残留哪些东西？我该不该开始考虑我的脸只是镜子的曲折幻相？

我不确知今天犹存的某些过度强调实践因而不免敌视文字书籍世界的强硬左派，究竟如何看待本雅明对经验贬值的判决，多半还一如当年把这位不马克思主义者的泛马克思学者当异端吧。但事态的急剧进展不仅再再证实了本雅明半个世纪前的此一“预言”，甚至还大大超越了本雅明论述所及的幅度——以当年欧陆的旅行工匠制为代表，本雅明以远游归来的人为说故事的人两大传统典型之一，当然包含了水手、行商、冒险家、远征的兵士乃至于被神差遣的传教士云云。是这些人负责携回了远方的珍稀故事，并像传递花粉的蜜蜂蝴蝶般穿梭交换两地的讯息。但今天，我跑远洋货柜船、动不动行万里路的水手朋友告诉我，全世界大概不容易找到比他们更单调更无聊更封闭的行业了，绝大部分时间，他们只是在“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的一成不变风景下，靠打电玩、打乒乓球、翻漫画和武侠小说，以及赌赌小钱和发呆过日子，而且安全得全无幻想，不迷航也碰不了暴风雨，好容易靠港了，“你也知道，全世界有哪个货柜码头长不一样的？”而且，“你晓不晓得现代货柜码头的卸货装货速度有多快？那都是成本，才半天一天时间你去得了哪里？”那种在异国小酒馆里买醉、思乡、哲思、撒钱兼勾勾搭搭，在每一个小港口都留有种一畦金线菊情妇的浪漫诗意行径，称之为门都没有。

至于我家乡宜兰南方澳渔港的，不管是抓鲣鱼、抓乌鱼或钓鲔鱼的，除了不是孤单一人，真的就是海明威《老人与海》小说里描写的那个样子。

无政府的阅读梦境

我以为，今天仍在说反书籍言论的大致有两种人，一是读书读烦了累了或虚无了，打算告别好好休息或干点其他事的人，是阅读者的离职声明；另一是重度阅读者，这种人并不打算转行，对书籍乃至于阅读一事的狐疑只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反省，一种自觉——真正从头到尾不阅读的人不太讲这些话，一来他们直接就做了，二来他们也发现不了书籍的如此致命要害。

博尔赫斯当然是第二种人，他从没打算停止过，连失去了视力都阻止不了他，郁郁乎文哉，吾从博尔赫斯。

我说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反省，指的不只是理性的察知而已，当你阅读累积到某种地步你要不看到书籍的限制都很难没错，但最深沉来说，我个人坚信，一个好的阅读者，自觉不自觉的，应该都拥有着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干净灵魂，即使在现实的政治主张上，他的理性另有归属。

少了这个无政府的灵魂，阅读会变得很容易完成，三年五年十年，而再不是终身实践白首偕老的事了。

我当然很担心白纸黑字这么讲会带来不好的误解（你看，我这儿也玻利瓦尔起来了不是吗？），尤其在今天懒惰虚无的民粹主义空气之中。民粹是一种不用大脑、永远冒着法西斯恨意不去的无政府堕落形式，它因为自身又笨又懒的缘故，并不想追寻任何美好的东西，不想和美好的人比肩齐步，而是满心妒恨地把好东西砸毁，把好人拉下来践踏，以为这样就一切平等了，但这当然只是一种反智的、无望的平等，还带着狞笑，它奉自由之名行动，并借助虚伪的民主形式，走向的却是一成不变的法西斯式集权——因此，它和阅读智性的、自由的本质永远背反，如果说阅读有什么永久性的大敌，那非民粹莫属，民粹对阅读的戕害，超过了人类历史任何已知的论述和现实压迫形式。

阅读的世界是不玩民主游戏的，它必定有怀疑有矛盾，但这是一种肯讲道理的怀疑和矛盾，更是一种极具耐心的怀疑和矛盾，既不借助民主表决的数人头方式来快快弭平争议，事实上，赞同反对的人数多寡根本无意义可言。我们可以说，在现实世界之中只有少数秀异之士所做得到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强勇毅，在阅读世界中却是常态，是任何像回事的阅读者天天做到的事，这当然不是说阅读赋予我们什么神奇的力量，而是阅读的世界自有它不妥协、寸步不让的判准，我们夸张点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一部书好，对我个人而言，永远超过百万寻常人等的网络投票结果，当然，不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也不只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你大可把这个名字换成爱因斯坦、以赛亚·伯林、本雅明、海涅、纪德、伏尔泰、克普曼、阿城云云。阅读者痛恶集权，但他相信是非对错，即使是非对错暂时陷入浑沌而呈现出悬而不决的矛盾样态，也并不因此跳入另一端的相对主义里，因而民主表决殊无意义可言，解决不了任何真的、具体的怀疑和矛盾。

阅读者服膺是非，衷心信任某一些了不起的人，但请留意，“这些”了不起的人永远是复数形式，而且通过阅读者自身的阅读积累和必然变化，这些名字又是可替换的，就像我个人青春期时光曾短暂相信诗人泰戈尔和纪伯伦是其中最光亮的两个人一样——我常想，如此复数的、闪动的瞻望追随图像，在我个人的实际经验记忆之中最像什么？我以为最接近星空，理性上，你完全知道他们巨大、不可逼视而且距离你遥远以亿万光年计，但对你个人而言，他们却“慧而有情”（借佛家对“菩萨”一词的诠释），仿佛可为你一人而存在，永远在你抬头那儿还像伸手可及，跟你一人讲话但温和不迫人；而且虽然个个闪烁独立，你却又可以把他们画线联系起来，浮出一个又一个、一次又一次不同的图像来。

“星辰下，涛声里，往事霸图如梦。”自古以来，星空底下就是人的想像之地，人甚至在这里发明了神；这也是人思省自身之地，人在这里找回了自己的历史和存有。世俗的权力、计较和压抑暂时睡着了，天地之间又回复成辽阔自由的无政府模样，也正因为这样的辽阔自由，才容得下一切不相互挤压，包括万物微邈但平等坚实的存在，包括一切不易容见的念头，包括所有所有的怀疑和矛盾。

除了这么辽远空旷的自由和宽容，哪里还会有怀疑和矛盾的栖身之处呢？

星空之下，人察觉出一种深不见底的奥秘，一种全然自由心绪下必定生出来的不确定之感，保有一个永恒的狐疑，以至于坚实存在的万事万物还有你自己，同时每一个边界处全渗透模糊开来了，形成了光晕，转成了梦境。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都引过而且喜形于色地详述庄子“是庄周？是蝴蝶？”的栩栩如生梦境，我相信其他人只是没讲出来或不幸没读到而已，每一个了不起的阅读者一定都珍爱这个人类最美丽的寓言，它再难更好地透露出无政府主义者自由的最后心事。

我们知道现实是残缺的，所以我们转身进入了书籍的丰饶世界；我们又发现书籍是有限制的、仍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存留了想像、梦境和告别这一切而去的可能——很抱歉，我暂时很难把阅读者的终极无政府本质说得更明白一些，也许将来我还会更进步、想得更清晰，但即使只是这样，我相信这个不完整的交谈仍会成立，只因为语言文字的残缺，并不真的阻碍我们看到、或者说叫唤出我们共有的心事和希望，不是这样子吗？

12.数出7882颗星星的人　有关小说的阅读

在将军的随从人员里，何塞·玛丽亚·卡雷尼奥的残臂所感到的不便是大家友善的取笑的原因。手的动作，手指的触感，他都感觉得到，虽然他的胳臂里已没有骨头了，阴天骨骼的疼痛他也有知觉。他仍具有讥讽自己的幽默感。相反的，使他担心的是在睡梦中回答别人问话的习惯。在梦里他仍能与人进行任何方面的交谈，但无一点清醒时的控制能力，能说出他在醒着时守口如瓶的打算和挫折；某一次，曾有人毫无根据地指控他泄露军情。船队航行的最后一天夜里，靠着将军吊床守夜的何塞·帕拉西奥斯听见睡在船头上的卡雷尼奥在说话：

“七千八百八十二个。”

“你在说什么啦？”何塞·帕拉西奥斯问道。

“说星星。”卡雷尼奥答。

将军睁开了眼睛，他确信卡雷尼奥在说梦话，于是欠起身透过窗户看了一眼夜空。夜，广袤辽阔，皎洁灿烂，明晃晃的星星填满了天幕。

“差不多要多十倍。”将军说。

“就是我说的那个数字，”卡雷尼奥说，“加上两个在我数时一闪而过的流星。”

这时将军离开吊床，看到他仰面睡在船头上，显得比什么时候都清醒，光着的身子上布满了横七竖八的伤疤，在用伤残的胳臂数着星星。委内瑞拉白岗子那一仗结束后，找到他时就像这样，上下染满鲜血，浑身几乎被砍得稀烂，人家都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放在泥沼里。身上有十四处被马刀砍伤，其中几刀使他丢了胳臂。后来，又在别的战斗中受了另外一些伤。但是，他的精神丝毫无损；他的左手学得如此灵巧，以至于不仅刀枪精绝，声名卓著，他那精妙的书法也遐迩闻名。

“连星星也逃脱不了生活的衰败，”卡雷尼奥说，“现在就比十八年前少。”

“你疯了。”将军说。

“没有，”他答道，“我老了，但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我比你足足大八岁。”将军说。

“我的每处伤口要算两岁，”卡雷尼奥说，“这样我是我们中间年龄最大的人。”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迷宫中的将军》书中这一段，打算用它来谈一个我喜欢的较私密话题：读小说，为什么我们要读小说。这个仰睡船头心思游了出去数星星的卡雷尼奥，首先总令我想到古希腊找金羊毛阿尔戈号上一名和大伙儿不同工作步调、做自己独特之梦的船员，那就是俄耳甫斯，他在远征船上只负责弹他的琴唱他的歌，但他的歌声琴声使这艘年轻、野心勃勃的船变得不只是远洋商业货柜轮。

再怎么凄凉绝望，这趟最后的马格达莱纳河之航怎么可以没有一个诗人伴随呢？或者该说，如果生命已颓败至此，人都已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怎么可以没有文学家小说家来收尸呢？好多少取回些东西、保护住些东西——整部《迷宫中的将军》书中，我想，卡雷尼奥这个数星星的人是最像小说家的一个（数星星这浪漫的行为让他像个诗人，但拉回现实说星星比十八年前少那番话，让他更像个小说家），拥有一个小说家的奇特灵魂，尽管他真正的身份是一名英勇的解放战士。

但多么呼之欲出不是吗？加西亚·马尔克斯讲他的每一句话看起来都像隐喻，比方说他残臂的奇特知觉，比方说他睡梦中仍与人交谈的能力和总是失控讲出心事和真话的烦恼，但最有趣还是他数星星坚持的具体数字，7882颗，还有他对人年龄计算方式的执拗主张，身上每一处伤疤都得再加两岁，相信受伤会让人苍老世故，就像职业拳击手都知道的，中拳比挥拳流失更多体力。

有关7882颗的星星准确数字，让我想到博尔赫斯以《隐喻》为题的演讲中的一段话：“我记得这个比喻是从吉卜林一本名为《四海之涯》这本不太为人所知的书中所引用过的：‘一座如玫瑰红艳的城市，已经有时间一半久远。’这种话他大概说了也是白说。不过‘有时间一半久远’就给我们魔幻般那样的准确度了——这句话跟一句奇怪却又不常见的英文拥有同样的魔术般的准确，‘我要永远爱你又多一天’。‘永远’已经意味着‘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了，不过这样的说法实在太过抽象，不太能够激发大家的想像空间。”

插句嘴，就在博尔赫斯的话语中，我所在写稿的咖啡馆正播放披头士的老情歌，Eight Days A Week，一星期我爱你八天，这是四位利物浦少年最具体但也最狂妄的情感承诺。

然后，博尔赫斯列举了《一千零一夜》的1001，莎士比亚诗《四十个冬天围攻你的容颜》的40，都和卡雷尼奥的7882一样具体而且武断——它们其实都是“多”甚至无限，但却是如此文学诡计所说出来的一种有感觉的、有内容厚度的、可让情感找到踏实焦点的“多”和“无限”。

我们的诗人郑愁予也懂得这个技艺，他写的是：“我从海上来/带回来航海的二十二颗星/你问我航海的事儿/我仰天笑了。”

格林这位小说家试着告诉我们个小道理。格林说上帝是“无限”，但人爱上帝，如何去爱一个“无”呢？爱得有对象、有焦点、有宛如音波撞击到某一实体传回来让我们接收到回声的回报对称感才行，所以尽管道理上我们都晓得上帝不该命名，更不可造像，但为了人，为了我们有限存在的自己，我们还是得赋予上帝名字和形象以便爱他。

无限不是人的可知对象，但文学巧妙地以具象来处理它、指称它并相当程度地驯服它。文学以有限的焦点实体和我们自身有限的存在打交道，接通并唤醒我们的感受；文学并且以此具象的一点为发光星体般的核心，用其光晕般漫射出去的隐喻，点燃我们的想像力，负载我们飞离自身的局限试着去窥探无穷。

以下这段文字系取自于卡尔维诺的名著《看不见的城市》：

大汗试着将注意力集中在棋局上：现在困惑着他的反而是下棋的理由。每一棋局的结果非赢即输，但输赢什么？什么是真正的赌注？对手一将军，胜利者的手将国王撂倒在一旁，只剩下虚无：一黑色方格，或一白色方格。忽必烈将他的征服抽丝剥茧，还原到本质，便走到了最极端：明确的征服，帝国的多样宝藏不过是虚幻的包装而已；它被化约成刨平的木头上的一个方格。

马可波罗接着说：“大人，阁下的棋盘嵌有两种原木：黑檀木和枫木。阁下聪慧的目光所注视的方格是从干旱年头生长的树干上的年轮切砍下来的，您瞧见了它的纤维组织如何排列吗？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隐约浮现的节瘤；这代表曾有一嫩芽试图在一个早临的春天发芽，但夜里的寒霜却使它凋零。”

那时大汗才知道这个外国人懂得如何流利地以本地的语言表达意思，然而令大汗感到惊讶的并非他表达的流利。

“这里有一个细孔：也许曾经是昆虫幼虫的窝；但不是蛀木虫，因为蛀木虫一生出来，便开始蛀蚀树木，毛毛虫啃食树叶，是造成这棵树枝挑出来砍掉的祸首……这边缘是雕刻师用半圆凿刻划出来的，以便与下一个方格相接合，更突出……”

一小片平滑而空洞的木头可以解读许多道理，令忽必烈汗惊奇不已；马可波罗已经在谈黑檀木森林，谈载运木头顺流而下的木筏、码头和倚窗而立的妇人……

用实体来思索

一边是忽必烈汗式的概念思维，尖锐的、深入的、如昔日蒙古铁骑般一路征服过去，快速地抵达世界尽头，柏拉图曾以为“路的末端”是至善、是统一一切的真理，但大汗找到的却只是如棋盘格子画成的世界帝国，也是虚无，如海德格尔、德里达找到的那样——这是人类几千年来走的思维主流之路。

另一边则是马可波罗式的实体思维，专注的、兴味盎然的，把目光集中在眼前就这一小片木头上，然后，就像一朵花缓缓舒展开来的模样，从嫩芽、虫窝、一棵树、一片林子、筏木工、大河、码头商埠、人声鼎沸中单独静静等待的一个女人……每一个都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人，如此没有尽头地流淌下去，不舍弃，不放过，直到我们再分不清它是新知还是记忆，是经验或仅仅是梦境里的景象——这是文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小说。

卡尔维诺在他《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演讲中重新引述了自己这段惊心动魄的文字（对他这么谦逊不自恋的人而言，这个不寻常的举动饶富深义，至少可看出这段文字对他的重要性，以及难能找到其他作家有类似的文字可堪替代），用来揭示他自己以及人类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两种不同认识世界的方法。在那回演讲当时，卡尔维诺并没有也无意做出任何优劣或说偏好的判决，事实上，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忙碌不堪的思维者，总是反复在这两端冲过来冲回去、拼命在维持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不易平衡。

但我们得说，像卡尔维诺这样总是在两种极端之间寻求对话和联系的人是极稀少的（轻与重、快与慢、简与繁云云），这使他不像个“纯粹”的小说书写者，既写出如《马可瓦多》这样马可波罗式的动人小说，也有像《帕洛马尔》这样忽必烈式的、几乎是运用数学、天文物理学演算出来的奇特作品，这是卡尔维诺个人的独特野望，说真的也是小说的冒险，绝大部分的好小说家并不这样，他们毋宁专注地留在马可波罗的实体世界之中，包括在台湾饱受误解，好像他一辈子只在想镜子和迷宫的博尔赫斯在内。博尔赫斯直截了当而且还不止三次五次地讲，他是个实体思考的人，事实上，他说的是他只会这样，他根本就不会概念式的思考（“我想我重形象胜过注重概念。我不擅长抽象思维，正如希腊人和希伯来人所做的那样，我倾向于以寓言和隐喻的方式而不是以理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这是我的看家本领。当然我不得不时而做一些笨拙的推论，但我更偏爱做梦，我更偏爱形象。”）。

然而，一样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书中的另一次演讲，我们却也看到了卡尔维诺终究讲出了如此沉重的话来：“但或许这种缺乏实体的现象不但存在于意象和语言当中，也存在这个世界本身。这种瘟疫侵袭着人们的生活和国族的历史，使得一切的历史变得没有形体，松散、混乱，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我的不安来自于我在生命中察觉到形象的丧失，而我所能想到的抗衡武器就是——文学观念。”

在这段话语中，卡尔维诺用了“瘟疫”这样的字眼告诉我们如今现实世界发生的事及其迫切性，几千年努力下来，概念性的抽象思考已成为普世性的暴政，成功地建构出一个没形象没实体的虚空漂流世界，比方说市场，不再是那个摆满琳琅物品、时间一到大家都来了、人人大声讲话、挑拣、讨价还价、调笑、争吵、散播东家西家八卦的一派热闹聚散之地，它不在任何地点，也看不见找不着，更遑论触摸和感受，它就只是供给和需求而已，同样的，世界、国家、社会、人民、群众、城市、政府……无一不抽象，无一不是概念，相应于此，卡尔维诺所提出的文学，便有着迫切且重大的救赎意义，它不再只是作为学科分类之一、作为书籍诸多品类之一的专业性文学而已，它还是一种人看待生命和周遭真实事物相处的态度，一种失落久矣的实体召魂术，一种全然不同但必要的思维方式，以它特有的实体思考，重新为整个虚无的世界装填丰饶可感的内容。

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讲阅读小说，简单一点说，就为这个。

凝视的能力

卡尔维诺的忧虑绝不夸张，今天，在抽象概念所统治的虚空世界之中，实体反而变得不“真实”了，成为碎片的、鬼魅的、如本雅明所说“转过一个街角就断去线索”的存在。或者应该说相应于居于统治地位抽象概念的要求，所有的实体得被割裂、分解、把自身也提炼成薄薄一层的抽象概念才能塞得进这个窄迫的秩序中好求取生存。我们再难认识一个具象完整的人了，他只是某个劳动力、某个统计数字的尾数零头、某个号码、某个机构的说话声音或人形介面（你一定听过各种语音服务那种非人式的人声不是吗？）、某个职业身份或就只是一张寥寥几个字就讲完全部包括公司名字、职称、姓名、电话、手机、传真和Email信箱的名片；同样的，我们也得把自己动手“整理”成这样好符合社会的询问，社会已经没耐心或者说再不具备可接听稍微复杂、具实体内容回答的能力了。因此，你相处整整十八年之久的女儿，也就只能是“青春期”“某女校高三学生”“第一类组考生”云云，每一个抽象身份都是概称的、公约数的，都只联结着制式的内容和想像（其实该说全无想像），大致组合成一个情绪不稳、易哭易怒、睡眠严重不足、瘦弱双肩被沉重书包压垮、而且将来大学毕业很可能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的悲惨女生模样，你熟悉而且珍爱的“那一个”女儿消失了，或者说，你忽然拥有了成千上万个、满街走着都是的陌生无比女儿了，你当然再明白不过这不是真的，可是能怎样？你只能为作为一个完整独立个人的女儿感到委屈和抱歉。

当所有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物都成为碎片的、虚空的存在，不再有自身的独特性，他们和消灭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所说甚至一代代被郑重书写在人类各个伟大宣言的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不可让渡生命便失去了意义了，不再是庄严、得认真信守的终极命令。概念当然是可替换，比起替换机械零件还不需费手脚，也比替换零件更平静（更换零件时你起码还会心生惋惜和懊恼），因此，格林的小说以《喜剧演员》为名嘲笑自己，曾经，人的死亡至少还会是悲剧，是本雅明所说最具公众展示意义的大事，如今我们只是被更换或被删除被注销。

斯大林可能是历史上把话讲得最白的人，他那两句众人皆知的名言：“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就是统计数字。”

文学，尤其是小说，如何处理一百万人甚至一千万人的死亡呢？我们就以雷马克的小说为例，不管是《西线无战事》或《生死存亡的年代》云云，他都只处理一个人、一对情侣、一个班或一个家庭，具体的、独特的、有来龙去脉的，我们当然知道一次世界大战倒下了数百万人，二次世界大战更连兵士带平民死去上亿人，但文学只专注于有限甚至单一的死亡，接通我们的感官和同情，还原成为悲剧。

概念化的快速扫射成为习惯，成为我们彼此对待的方式，我们会失去一种凝视的能力，那种众里寻他、在众声喧哗中定定辨识出某人某物的感动，如本雅明说的，我们把目光固定在岩石上某个定点够久，一个人头或一只动物的身体便会缓缓浮现出来；或者如小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有的、如同何塞·玛丽亚·卡雷尼奥那样不寐夜里抬头数星星的经验，在第一时间内，你能看到的通常只是那几颗叫得出名字的一等星二等星，你得耐心，让瞳孔缓缓适应那种光度，宇宙最深处那些密密麻麻的小星才有机会将它的微光投入你的视网膜之上，几年前，我个人曾为一个看星星的文化性公益广告写过一句轻微恶心的slogan，“看得久，你才能看得清楚。”

在人群围拥中演讲的博尔赫斯，便说过这样的好话，当时他八十好几了，双目已盲：“我不是在对他们说话，我是在同你们每一个人说话。说到底，人群是一个幻觉，它并不存在。我是与你个别交谈，华尔特·惠特曼曾说：‘是否这样，我们是否在此孤单相聚？’哦，我们是孤单的，你和我。‘你’意味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人群并不存在。”

一种千真万确的经验

博尔赫斯引用惠特曼的“孤单相聚”来确认你和我具体完整的存在，是借由你此时此刻的真实存在，才让我获得，或者说忆起了，我真实的存在，并一并想起这一路行来多么孤寂难言，这是否全为着这一刻的相聚做准备呢？在现代“孤岛化”的世界中，这给我们带来一种杳远的感动甚至是震动，这是已变得极珍稀但人人似曾有过的美丽经验，时间停止，却又仿佛飘渺如一瞬，因此欢乐中带着不敢置信和忧伤，用本雅明冷酷到带着幸灾乐祸口气的旁观者之言是，“别具易感之美”——本雅明的话较完整来看是这样：“然而这是一个在长时段中发生的程序。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倾颓时代的征兆’，甚至是‘现代性倾颓’的征兆，那就犯了大错，这毋宁是一个具有数世纪历史的力量所形成的现象；这些力量使得说故事的人一点一点地走出活生生的话语，最终只局限于文学之中。同时这个现象也使得那消逝的文类，别具易感之美。”意思是，现代人的隔绝处境由来已久，它并非忽然降临的惩罚或更大灾难的预兆，它已是一种确确实实的现实；同时本雅明的意思也是，人和人这样相聚，实体的、完整的、活生生语言的，是常态而不是千年一瞬，人就曾经“定居”在这样的世界之中，而无需特别去寻访，不是在逆旅中不期而遇，需要珍惜需要喟叹还得互赠礼物。

我想起我的老师一首七言诗，果然是写于逆旅流亡之际，末两句是：“惟恐誓盟惊海岳，且分忧喜为衣粮。”把彼此分担的忧喜化做实物的、可用的、拿手上沉甸甸的、他日各自逃难路途中或救得了一命的衣物粮食，这样的誓盟于是有了重量有了内容。

真实的人，真实的事物，真实的相聚，不复存在于我们的居住之地，得动身去寻访，这使得现代人的生命深处总有一种逆旅之感，总想听见什么样的召唤声音。我在想，也许这正说明了多么需要恋爱，即使在眼前并无一人的独处时刻，除了生物性传神的演化命令之外，更多的是，我们渴望一个真的人、完整具体的人在我们面前、在伸手可及之处，好确认恍惚的自己。

本雅明的嘲笑的确没错，现代的小说读者的确是生活于孤寂之中，比其他读者都更加孤独，这是读到一部好的、仿佛把自己讲不出来的话全写出来的小说时，每个人或者都油然而生过的经验，仿若恋爱。但我们可能得这么想，如果那个活生生的年代、那个莱斯可夫所说人和自然共鸣的时代、那个席勒所说素朴诗的时代已经结束且一去不回头，那孤独总比纯粹的隔绝要强，孤独起码还存在感觉，还可以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特个体的存在，一如旅居纽约的作家张北海如此不悔地回忆自己参与六十年代保钓从此半辈子人生恓恓流亡说的，恋爱失败总比没恋爱过强。我一直记得张北海讲这话时的脸上表情。

博尔赫斯曾正色地说：“读书是一种经验，就像，姑且比如说，看到一个女人，坠入情网，穿过大街。阅读是一种经验，一种千真万确的经验。”这说的当然是文学的阅读，大概只剩文学的阅读，还能是“千真万确”的，好像你在大街碰到真实的人、从此展开一段无可替换生命经历那样的经验，其他以概念思维书写而成的书籍很难这样，不管它是《资本论》或是《纯粹理性批判》。也因此，我们面对现代人的如此隔绝、人人像个岛屿的处境，求助于一般书籍，希冀得到解答找到方法，通常总是失望而返，我们很容易弄到一堆言之凿凿、甚至有心理学临床证据有社会统计学数字支撑的答案，却感觉每一个答案都和我们擦身而过，恍然若失，而且即便我们乐意听从配合，它们却总是衔接不上我们的经验，完全无法实践。于此，本雅明敏锐到一种地步地指出如此困境的真正核心：“事实上，所谓的劝告，也许比较不是针对一个问题提出解答，而是针对一段（正在发展中的）故事，提出如何继续的建议，如果我们要人给我们一份劝告，那么我们便得先叙说我们自己的故事。而且更基本的是，如果一个人要得到有益的劝告，那么他先要找到适当语言来表达他的处境……编织在实际生活体验中的劝告，便成为智慧。”

是啊，不真的是要“一个”答案彻头彻尾换一种人生，没有谁做得到这样或真的打算这样，而只是我此时此刻这个人生要如何继续而已；困难也不在于有没有解答，尽管我们往往错觉如此，困难在于我们得如何先讲清楚自己的处境，人生命中有太多麻烦很难概念式地提炼出来，化成单纯干净的问题形式来发问，它只能在连续性的、完整的具体经历中明灭恍惚地呈现并且被领受。

追根究底些来说，这我们得怪上帝，一如诺斯替教派讲的那样，因为我们不幸有一个相当笨的上帝，他老兄在创造时未善尽自身职责，包括没把我们的心、头脑和嘴巴顺利连成一线，我们能感受的，远远超过我们能思考的，又远远超过我们能讲得出来的。

可感的世界真的比可知的世界大太多了，概念思维只在可知的世界进行，概念式的问题也只在可知的世界中发问，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常听说，问题比答案重要，问对问题答案自然就跑出来了，原因在于从问题到答案，在可知的世界之中，就只是推理演绎一条坦坦大道而已，跑都跑不掉。由此，我们知道柏拉图那段乍听荒诞神秘的认识论主张极可能是讲得通的，柏拉图以为，人的所有知识都只是记忆，我们此生此世忘掉了它，然后在生命中不假外求地重新认真地想起它来，回忆的方法便是逻辑和辩证法云云。

至于窄迫的可知世界之外，那个广漠、芜杂的可感世界怎么办？那些在生命时间流淌中新的、偶然的、持续碰触你肌肤侵入你感官的东西怎么办？它无法清晰到可用语言直接表述，又独特到无法进行概念抽取，因此建立不起命题，无法演绎无法辩证无法用既有“记忆/遗忘”封闭模式包藏起来。对这些异质东西，柏拉图的想法很简单，当然也有点赖皮，他把它们全驱逐出去，认为它们全是低劣的、琐细的、不重要的而且有碍于我们对真理的专注寻求。另一方面，我们也晓得柏拉图要把诗人文学家悉数逐出共和国，只留一点工具性的、是非分明的假东西好“有益人心”，这两样柏拉图生命中最重大的驱逐作业绝非偶合，它们是同一件事，也为了建构同一个东西——柏拉图的概念性封闭认识体系，也就是他的理想国。

柏拉图预设了一个纺锤形的思维模型，在所有烦人的杂渣清理殆尽之后，各种概念性学问乍看不同各自努力，但最终全指向同一个好东西，也许偏理性气味的叫做真理，也许更广阔些把道德、信念、价值也全收拢进来叫做至善，稍后还得到宗教神圣加持、干脆推到极致成为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神或上帝，当然也可以俚俗易懂些就代称为“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罗马”。在当时，我们不能不说，这真的是极其动人的思维乌托邦版本，它应许一个看似不远的终点逗引我们如诗人说地平线逗引飞翔的雁群，让思维挥别早期人们素朴的一时一地经验世界，快速、锐利且野心勃勃各自朝某一个方向或说深处进展，铸造成一个一个不同的学科，用各自抽象的、专业的概念语言捕捉适合各自渔网孔目大小的隐藏真理，当时人类的思维图像，遂有点像科学家想像的宇宙生成大爆炸图像，从一个完整不分割的总体经验核心爆炸开来，碎片各自向着四面八方快速飞去，并形成一个一个独立的星系——今天我们走进任一家像回事大小的书店，仍抬眼就看到这个星系简图，标示着学科星系名称的书架各据一方，指引着我们找书选书并缅怀昔时。

然而，就生命整体而言，柏拉图这个纺锤形的、大家放心很快会在道路末端济济一堂融洽相会的预言很显然彻底落空，无限而且开放的世界，让每一门学问彼此越前进就越分离，如天文物理学红位移现象所透露的那样，而空间和时间的持续扩大隔绝又复造成此语言的歧异发展，越来越无法对话，甚至连分享彼此的思维成果都困难无比；另一方面，可知的世界又太小了，思维把自己限定其中；很容易就走到了极限撞上演化的“右墙”。人类这一段昂首奋进的思维历史真相是，差不多到得十八世纪笛卡尔、斯宾诺莎的最鼎盛时刻，各种撞墙的不祥声音也就开始传了出来了（比方说莱布尼茨的单子，独特、不可分割不可化约的存在，休谟的大怀疑论及其回头全面检查感官和经验，甚至，顽固封闭的宗教亦有卡尔文教派号称“最终辩神论”的上帝不可知主张和预定说，好荷兰小孩般堵住千疮百孔的神学漏洞，恢复上帝的自由和无限），往后，几乎每一门学科都陆续思索自身的极限问题及其定位，只赋予自己有限的门标，构筑防御性的壁垒，比方说经济学宣告价值中立、科学不处理人的情感和信念，甚至放弃追问事物的原因、法律只管外部行为不看人心云云，他们甚至把严守自身的专业分际称之为“高贵的义务”（有点儿像我们把战败撤退称之为“转进”），凡不知道的都当保持沉默。

同时，我们也不难注意到，在思维方法上，曾经雄踞最中心位置的逻辑学三段论而今安在哉？演绎让位给归纳到今天又让位给爱因斯坦简直无法忍受的统计和几率（“上帝总不会跟我们掷骰子吧？”），数学这个曾经是最高贵最纯净的概念性学问地位一落千丈（我们是否也留意到数学自身由最早期以等号为主体的最严格因果关系，逐步发展为去认识数字之间、概念之间的各种更松弛、更复杂甚至更偶然关系，如大小、性质、规律、对应、近似乃至于联想云云，这我们从数学符号的发明历史就可读出来），都向着同一个方向变化，传送给我们相同的讯息。

概念思考的如潮退却，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它们不会因为你不处理而消失，或者该更严酷来说，它们不但不会因为我们宣告不可知、没有明白立即的答案就从此停止折磨我们，相反的，它们只会因为我们束手无策而变得更迫切更猛烈，像死亡就是其一，概念思维从不能妥善处理死亡，死亡被认定是言语边际之外的东西，是永恒而纯粹的疑问，是我们生命之外黑暗甬道里的事，但在我们真实人生里，它仍高悬我们头上，静静等在我们眼角余光之处，如影随形追蹑我们的足迹，并在我们无力防御的睡梦翩然来临。曾经，在很久很久之前，人们如佛雷泽所说的用神话来驯服过它（即便是柏拉图，在记忆苏格拉底死刑定谳的对话，苏格拉底赖以抵抗死亡的仍是神话），如今我们只能靠药物和健身房跑步机来拖延它。今天，是人类历史上最怕死的时代，原因还不在于我们过得最好、有最多要保护的东西因此死不起，而是无力处理的恐惧，否则我们也不会同时又是自杀率最高、仿佛生无可恋的沮丧时代。

总而言之，这些概念思考扔下来的空白，不是幻觉不是我们吃饱撑着想太多，它们全真实到一种地步，该说时时袭来还是干脆讲就是我们生命的基本处境（所以米兰·昆德拉笼统称之为人“存在”的问题，是小说独特的询问和动身冒险），在没有神、没有普遍真理、了不起的论述各自成立却彼此冲突、人人说着只有自己少数人才听得懂但片面性话语的这个幽黯的历史时代，谁负责思索那些大家都宣称与我无关的空白？谁去寻求大家都可能听可能讲的共同语言？谁还肯去和人类仍忍不住做着的无限之梦对话并试着表述它抚慰它呢？

一如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说的也是：“过分野心的构想在许多领域里都遭到反对，但在文学却不会。只有当我们立下难以估量的目标，远超过实现的希望，文学才能继续存活下去，只有当诗人和作家赋予自己别人不敢想像的任务，文学才得以继续发挥功能。因为科学已经开始不信任一般说明和未经区隔、不够专业的解答，文学的重大挑战就是要能够和各类知识、各种密码罗织在一起，造成一个多样化、多面向的世界景象。”

为人类做着无限的梦

在广阔的星空下面，

挖座坟墓让我安眠。

我乐于生也乐于死，

我的死是出于自愿。

这四句诗是斯蒂文森《安魂曲》的前四行，这么简单，却有着一种千真万确的幸福感，尽管他讲的是死亡，还有人的生之艰难，和你我日日所面对的、困惑的、烦恼的、害怕的并没不一样。

终究，我想柏拉图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太对劲的。生命的难以穷尽，固然如卡尔维诺也讲的那样，可以也必须是人一种兴高采烈的野心目标，但也得同时是生活中每一时每一刻无法删除无法拒绝的感受，很难是柏拉图相信的，仿佛是额外的、分离的、独立的“一个”目标，而且也不会那么干净洁整，真实的东西很少长这模样，矿石如水晶（卡尔维诺用它隐喻过那种忽必烈式的概念思维方式）还有可能，但凡有生命的真实之物却不如此，真实之物如德·昆西说的，“不是向心凝聚，而是有棱有角、有裂纹的真实。”因此，它既在路的末端，但同时也近在咫尺，像没药的香味，像微风天坐在风帆下；像荷花的芬芳，像酒醉后坐在河岸上；像雨过后的晴天，像人发现他所忽视的东西；像人被囚禁多年，期待着探望他的亲人……唱这首死亡之歌，说看见死亡如今就如此具象在他眼前的埃及人，显然比柏拉图说得对也说得好。

谜在哪里？不会在明晰的概念语言上，化为概念语言那一刻就只能是已知的了，所缺的只是一番苦工甚至体力劳动的演绎推理而已，真正的谜永远只包藏在实物里头，有厚度有内容有三维不同面向的实物才有足够地方藏得住它。无限数量的实物存在，让我们整个世界、整个人生就像博尔赫斯为我们描绘的那样，是个巨大的美丽之谜。美丽正在于它的不可解，但这是人“稍后”看待它的温柔心思，困惑、混乱乃至于不幸才是它之于我们的第一时间感受，才是它真正的本质，然而，“对一个诗人来说，万事万物呈现于他都是为了转化为诗歌。所以不幸并非真正的不幸，不幸是我们被赋予的一件工具，正如一把刀一件工具一样，一切经验都应变化为诗歌，而假如我们的确是诗人的话，假如我的确是一个诗人，我将认为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是美丽的，甚至在某些看起来并不美丽的时刻。但是最终，忘记把一切变得美丽。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责任，即是将情感、回忆、甚至对于悲伤往事的回忆，转变为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而这一任务的巨大好处在于，我们从不将它完成，我们总是处于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之中。”

不幸是真实而且和我们生命绑在一起的，无法分离开来予以消灭（“生灭灭矣，寂灭为乐”那种佛家概念解决之方，是连生命亦一并取消，和自杀无有不同，这只有是巨大不堪负荷的苦难者可做如此主张，并不适用我们一般人），但文学可以溶解它消化它。在此，我个人独独更钟情于小说的是，今天诗歌可能更接近本雅明说的那样只书写“生命中无可比拟的事物”，小说还好，它是文学中最谦卑最体贴的一种，它距离我们普遍的生命现场最近，保留了最多生命实物素材的样态让我们得以交换感受，还有它所使用的语言，即巴赫金所说的“杂语”，进入我们可参与的语言稠密地带，因此，它仍是可传述的可指指点点的，一如我们今天在咖啡馆中仍可听到寻常人等大肆谈论甚至批评《尤利西斯》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但少有人胆敢对《纯粹理性批判》或《一般理论》置一词，这更意味着，小说仍能为我们说出自己的故事，表达我们的处境，把“劝告”编织在实际生活体验中，让阅读成为一种千真万确的经验。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把约翰·厄普代克这段美丽的话给讲出来了，老实说，在写这篇文字之前之中，我一直耿耿一念的，甚至应该说处心积虑的，想找一个最对的时间出手——你得为它鸣锣开道，为它先酝酿成某种合适的氛围，好让它不损伤力量，让它恰如其分地熠熠发亮。

厄普代克讲：“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同样为人类做着无限之梦……其中又以卡尔维诺最温暖最明亮，并且对于人类的真实有着最多样、仁慈的好奇。”

这里，真正要大家看的当然是前一句的“为人类做着无限之梦”，后面涉及比较的赞语并没那么要紧——尽管我个人以为这话其实很敏锐也很公平。三人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可能是更专注同时也是更好的小说家；博尔赫斯则最潇洒最本色，让他心无挂碍地一人只身探入最幽微深奥的所在，捕捉那些生命中最恍惚、文字语言最抓不住的东西，因此他的创作显得难懂，他开拓的那个世界可能更合适跟在他身后的小说书写者而不是一般人，因此萨瓦托称他为“作家的作家”：相形之下，卡尔维诺是最同情我们这些普通人的一个，他因此得分心做较多的事，又是探险者又是柔和的解说人，他是最好的一个朋友，真的是温暖而且明亮。

当然，每一个认真的小说读者，都可以而且读书学剑意不平地为这纸“无限之梦”的三人名单，续上自己钟爱的名字，纳博科夫、康拉德、普鲁斯特、契诃夫、格林、托尔斯泰、梅尔维尔、马克·吐温、吉卜林、昆德拉云云。还有，噩梦一定也是人类无限之梦顶重要的一部分，如博尔赫斯坚持的那样，那就一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和爱伦·坡，也就带出了但丁和歌德，带出了莎士比亚，再上溯荷马乃至于辉煌的史诗和神话，当然也可以旁及像费里尼这样直接诉诸影像来做大梦的人；有费里尼，那就更没完没了了……

这是地瓜藤般一个拉着一个、可一路填空下去的名单，这样，固然让我们损伤了一小部分厄普代克原先话里的特殊意指，以及对我们当代此时此刻的具体关怀，但却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以为补偿，原来我们的世界并没我们以为的那般荒枯，就好像数星星的卡雷尼奥，他大概不费心去想，那些遥远的星星本体是否有已然熄灭、爆炸或永远沉睡者，对他而言，这7882颗星星此时此刻都还清清楚楚闪着光芒，包括那两颗一闪而过的流星。

各学科学门壁垒分明，“巴别塔现象”已成为人人朗朗上口近乎廉价感慨的此时此刻，惟独在文学的世界里，我们仍能听到博尔赫斯毫不气馁的话：“我个人以为，所有的作家都是在一遍又一遍写着同一本书。我猜想每一代作家所写的，也正是其他代作家所写的，只是稍为不同而已。”

既然如此，我们就让这一切在博尔赫斯这首名为《海洋》的十四行诗中结束，希望那朗朗的声音能传送耳中：

在我们人类的梦想（或恐怖）开始

编织神话、起源传说和爱情之前，

在时间铸造出坚实的岁月之前，

海洋，那永在的海洋，一向存在。

海洋是谁？谁是那狂放的生命，

狂放而古老，齿啃着地球的

基础？它既是惟一的又是重重大海；

是闪光的深渊，是偶然，是风。

那眺望大海的人惊叹于心，

第一次眺望如此，每一次眺望如此，

像他惊叹一切自然之物，惊叹

美丽的夜晚、月亮和营火的跳荡。

海洋是谁？我又是谁？那追随

我最后一次挣扎的日子会做出答复。

13.作为一个读者

在船队起锚离开蒙波克斯前，他对他的老战友洛伦索·卡卡莫作了一次拜访，意在赔礼道歉。只是这时候才知道卡卡莫病情很严重，前一天下午他所以从床上起来，是专门去问候将军的。尽管疾病已严重地危害了他的健康，他还得强打精神挺着身子、大着嗓门说话，而同时，他却不断用枕头擦着眼眶里涌出的与他精神状态无一丝共通之处的泪泉。

两个人一起感叹自己的不幸，为人们朝三暮四和胜利后的忘恩负义感到痛心，并一起发泄对桑坦德的激愤，这是每当他们两人碰到一起时必谈的话题。将军很少这样直言不讳。在一八三一年的战役里，洛伦索·卡卡莫亲眼看见了将军和桑坦德的一场激烈争吵，当时桑坦德拒绝服从越过边界第二次解放委内瑞拉的命令。卡卡莫仍然认为那次事件是将军内心痛苦的起源，而历史的进程只不过使之加剧罢了。

……

洛伦索·卡卡莫看见神情忧伤且已无任何御敌之力的将军站了起来，他感到将军和他一样，对往事的回忆甚于年龄对他产生的负担。当卡卡莫把他的手握在两手中间时，发觉两个人都在发烧。

《迷宫中的将军》书中，老朋友卡卡莫就只出现这一场，毕竟，死亡已靠太近了，时间迫促，马格达莱纳河不舍昼夜持续往大海奔去，两个人最终只来得及见这一次。

奇怪在传闻的习焉不察之中，爱情总被视为一个重要到不惜用永恒来形容的文学主题，却很少人把友谊与之并比。这首先可能是个通俗印象，或者说是阅读者通俗需求的投射，我们用爱情的有色眼镜去看书，并在书中寻找其足迹，我们于是也就一直找到，尽管比方说《伊利亚特》这一个十年战争故事之中，帕里斯王子和海伦毁灭式的恋爱只是书前的前提而已，其实，书中愤怒自闭的英雄阿喀琉斯和偷他铠甲冒他之名出阵战死的帕特洛克罗斯这两个人之间的友情，分量都比那两个已偷情完毕的男女要紧。

如果，今天我们把电影当成更进一步的通俗化（它确实是），事情就更清楚了，帕特洛克罗斯只会是一个拍完一场戏就下去领红包的配角，已成文学不朽象征但可惜拒绝谈恋爱的孤寂卡珊德拉亦可有可无，但绝世美女海伦一定是从选角开始就全球瞩目甚至炒作的焦点，她必定是女主角，绝大部分时候，女主角的最重要工作，正是来谈恋爱的。

在《堂·吉诃德》这本书事情还要更清楚些，我们看这一趟拉曼查愁容骑士的冒险故事，当然是吉诃德先生和他随从桑丘·潘沙的友谊，然而，在我们年轻时候拍成的电影《梦幻骑士》中，杜尔西内娅（即爱朵纱）仍轻易越过了桑丘，当时，是由最美丽的伊丽莎白·泰勒蓬头垢面但不改国色演出的，她有一对明迷但星芒闪烁的眼睛，还有一个至今再没见过，最美丽曲线的额头。

进一步来说，通俗的需求总带着童稚式的粗疏和重口味，一如小孩总要问谁是好人坏人一般，这显示了爱情在文学中总是个最戏剧性、最颗粒清楚的点，是不寻常的事，因此，在现代小说愈发向一般性、非戏剧性倾斜时，爱情其实不是而且愈来愈不可能是小说的重要主题（要不要认真点数一下哪些重要现代小说是写爱情的？除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逆向行驶、摆明了来干脆让他们一谈七十年谈个够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爱情要不就王谢堂前燕般被通俗文学所快乐接收，要不就躲在诗里头，诗的惟我性格和激情有着青春期的清晰征候，仍合适谈恋爱，也合适讲出我们正常时候讲不出口的恋爱语言，难怪有那么多人年轻求偶时都写诗，包括一堆日后重要无比的小说家，常成为他们日后再不肯提起、想回收销毁的记忆。

博尔赫斯是个要我们多想友谊的人，他说：“我想友谊或许是生活的基本事实。正如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对我说过的那样，友谊有优于爱情之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证明。在爱情问题上，你老是为是否被爱而忧心忡忡，你总是处于悲哀、焦虑的状态，而在友谊中则不必如此。你和一个朋友可以一年多不见面，他也许怠慢过你，他也许有过躲开你的企图，但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知道他也就是你的朋友，你不必为友谊而操心。友谊一旦建立起来，它便一无所求，它就会发展下去。友谊有着某种魔力，某种符咒般的魔力。我要说，在我那最不幸的国家，有一种美德依然存在，那就是友谊的美德。……实际上，当诗人爱德华多·马列亚写出一本名为《一段阿根廷热情史》的好书时，我自忖，那本书写的一定是友谊，因为这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惟一的热情。然后我就把书读下去，发现那不过是一个爱情故事，这让我颇感失望。”

即便在诗里头，我们知道李白也仍是个写友谊远远多于爱情的人，他是个浪漫而且很热情的人，但甚少关涉情爱，对女性不狎昵，偶尔写闺情，亦只是个兴味盎然的旁观者，他的情感干干净净，时间的单位总是很大很长，没有那种动物性的只知当下欲念，连暗示都没有，他焦虑的是生途悠悠的时间，但从不质疑情感，像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友谊对他有种符咒般的魔力。

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浸泡在友谊中的人，双鱼座的他会在生活中恋慕而且过度依赖他美丽而且因为嫁他不得不更理性坚强起来的妻子梅塞德斯，但他仍是那种请了假就跟朋友耗一起的人，在他得到诺贝尔奖后不得不躲起来、甚至避居到北边的墨西哥去时，据悉他日常最大的耗费便是打长途电话：“我是加博啊……”——加博是朋友喊他的方式，是哥伦比亚加勒比地区加夫列尔的缩减昵称，今天，全哥伦比亚的人也都亲爱地喊他“我们的加博”，看来举国之人后来都以他的朋友自居。

玻利瓦尔将军和卡卡莫的相聚，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总是一起回忆往事，这绝对是对的。具体的话题也许恰恰好是“一起感叹自己的不幸，为人们朝三暮四和胜利后的忘恩负义感到痛心，并一起发泄对桑坦德的激愤”，但其实就只是回忆而不是什么国事天下事的历史反思检讨云云。这是友谊另一个很奇怪的特质，它如本雅明说的新天使总是面向着过去，总是在回想，而且回想的永远就那几桩特定往事不嫌烦地一说再说，以至于像个乏味的仪式一般（尤其对跟过几次的冷眼旁观者老婆大人而言），却没仪式的目的和证明意义；更奇怪的是，人的往事中总有过多不堪至极的、想起来背脊发凉一身冷汗的可怖成分，是人单独一个时回忆不起的，但只有在朋友你一嘴我一嘴的回忆时完全不会，它的符咒魔力中包含了一种奇异的宽容，既宽容朋友，亦镜子般一并宽容自己，因此它最禁得住人世沧桑乃至于炎凉。朋友之间，尤其是年少朋友，人生之路会走向再没交集，甚至心智程度会在十年二十年呈现巨大落差，生活态度和方式亦天南地北，但那几桩往事仍在，就依然能见面，依然不少喝酒话题。

孔子和那位烂人般的原壤关系大概就是这样，他们是年少朋友——世界上，少有东西能像友谊那么耐用耐磨的。

最后这一次话题，我想借用友谊来看人与书的关系，来看阅读，我以为这种情感方式是最贴切的，作为一个读者，你和书之间是友谊，而不是爱上它。

以友谊待之

翁贝托·艾柯的小说《玫瑰的名字》开了博尔赫斯一个并不高明的玩笑，借用了他盲人以及图书馆长的双重身份，把它写成了小说中热病的、像守护圣物般守护书的秘密、而且不惜杀人的老僧侣豪尔赫——这真是个一点也不知心不会心的玩笑，要说博尔赫斯身上最少什么，那便是这种拜物教式的浅薄激情，他是个自由无比的无神论者，包括他对书籍。

友谊是生活的基本事实，是自在的、用不着证明的，因此，友谊碰到最尴尬的状态便是，有些人，尤其是有些太自大或太自卑的人，以及因为太自卑所以得把自己弄得更自大的人，总不智地用爱情的方式来猜想它甚至处理它，让它变得戏剧性、变得不平等、变得斤斤计较而且时时担惊受怕，也因而，把爱情动辄而来的分手也一并带了进来。

还有，在我们这个更加不幸的社会里，我们的虚无倾向也像洪水溢堤了一般淹入生活的基本事实之中，以至于所有原本自在的、无需再证明的东西都高度神经质地被怀疑，因此，比起博尔赫斯的阿根廷，我们似乎就连友谊的美德都不再拥有，如今单纯干净的友谊也一定要被抹上某种同性的（尤其是雄性的）、帮派的、动辄要以生死相互保证的特殊气味涂料才安心或说甘心，以至于友谊还得靠共谋做些不理性的、甚至是背德的恶事才堪确认。最近，夏铸九教授告诉我“挺”这个流行闽南语动词的意思，那就是“盲目的支持”，说得好，这样的情感方式流行，说明了“盲目”这个特质亦在我们社会里如火如荼流行，就像那首咖啡馆里常可听见的老情歌：《烟雾吹进了你的眼睛》。

活在这个只会讲“爱”、不懂还不承认有其他情感方式的奇怪社会中，每天在现实生活中已够让人厌烦了；如果在书籍的美好世界中，也得色情狂一般爱过来爱过去，这就让人有某种无可遁逃于天地的沮丧了。

如此沮丧关乎阅读的本质问题，也同时是美学问题，一个喜欢书而且真的还不时打开书来看的人，我想是不应该会有这么糟糕的品位和用字遣词能力的，这恰恰说明了或说暴露了自身是个不及格读者的基本事实。我承认，有些够好的书，或应该讲有些正巧在对的时间出现的对的书，是可能叫唤出人片刻的忘情激情的，像博尔赫斯自承：“有时在阅读斯温朋、罗塞蒂、叶芝或华兹华斯的作品时，我会想到，哦，这太美了。我不配读我手上的这些诗。但我也感到恐惧。”我也自反而缩愿意承认，有些我们年轻时某一刻喜欢的书，会十年二十年摆书架上积尘，再没打开过任一回，仿佛像抛弃了它们似的，但我们不会憎恨它们，就算有点不堪回首的汗颜之感，也是对着彼时那个程度不佳的自己，跟书无关，书本身仍可以是温暖的——人的激情通常撑不到天亮鸡啼，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或憎恶只适用于极少极少的书，在这么一道至少以十年为时间单位、以百本为数量单位的阅读路途上，那都不是阅读者的“基本生活事实”。

有关这方面，《迷宫中的将军》可能还可以多给我们一点启示。这部小说，正面书写近代拉丁美洲最身影巨大的一个“伟人”（最常识定义下的伟人），如同俄国人写列宁或我们写孙中山，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有多困难（那么会写小说、曾让英国的E.M.福斯特望之兴叹的俄国人，可有人写列宁小说吗？），在过度壅塞的历史事实和历史情感下，小说家很难有必要的想像编织空间，更难取得更必要的平等，因此，通常能找出的书写策略和书写角度，总是侧面的、一角的，最常见是带点八卦意味的钻入伟人的私密生活尤其是其情欲的一面，既耸动又可借此颠覆取得某种与之平等抗衡的姿态。

我自己也去过北京什刹海边保留下来的宋庆龄故居，合法狗仔队地侵入她的起居室和卧房，我还看了她的书桌和打字机、她的西式调子厨具和老冰箱，还有她院子里的好大鸽子笼，另外就是四面开敞的大窗，可以遥遥看向始终权力沸腾的中南海那头，革命喧嚷的声音也轻易传得进来。这样一个孤寂、曾经有左翼行动信仰和年少习惯却再无事可做的老人，那么长的漫漫时日都在想什么做什么回忆什么希望什么？我晓得宋庆龄一定有她独特的“基本生活事实”，她不是空洞的“国母”，但也不再可能是个平凡人如你我，两端都一样偷懒一样不实，她是宋庆龄，一个独特的人在一个独特的历史位置上，或者说一个独特的历史位置建造出她这样独特的人，她和我们一样吃饭、睡觉，但她和自身的历史命运再分割不开。需要告诉我们宋庆龄也和我们一样得吃饭睡觉吗？

《迷宫中的将军》也写玻利瓦尔的床上事迹，但既不是为写情欲而情欲，也不是那种弗洛伊德式的探索隐喻，那只是玻利瓦尔的基本生活事实，其中最精彩的，当然是那位强悍而且怨言不出口的曼努埃拉·萨恩斯，八年时间，她是玻利瓦尔最火热的性爱伴侣，但在拥有整整三十五个正式情人和不定期飞来的夜行性小鸟的玻利瓦尔生命中，曼努埃拉同时以更沉厚而且家常日子的友谊与他相处，整部小说中听不到她讲任一句自怨自哀的恋爱中人话语，倒是她亚马逊女战神也似的策马战斗身影让人眼睛一亮：

曼努埃拉忘了将军的忠告，她确实像回事儿的，甚至有点忘乎所以的，扮演起了全国第一个玻利瓦尔主义者的角色，单枪匹马对政府展开了一场文字宣传战。莫克斯拉总统不敢对她进行起诉，但并未制止他的部长们这么做。面对官方报纸的人身攻击，她以谩骂相回击，并印成传单，在女奴的护卫下骑着马在皇家大街散发。她手握着长矛，沿着市郊石子路的小巷追击那些散发攻击将军传单的人，那些每天早晨出现在墙上的侮辱将军口号，她用更激烈的辱骂覆盖上。

官方组织的宣传战最后指名道姓攻击她，但她一点也没有畏缩，她在政府里的一些密友给她报信说，在国庆节的某一天，大广场要安装烟火架，架子上挂有一幅将军身着滑稽可笑的国王服装的漫画像。曼努埃拉和她的女奴们不顾警卫队的阻扰，骑着马把烟火架冲个稀烂。于是，市长亲自带了一小队士兵，企图从床上把她捉走，而她则手握两支上好膛的手枪等候着他们。

还有，忠实而沉静的仆人何塞·帕拉西奥斯则是另一种表现形态的友谊。整部书中，他没一处如曼努埃拉或将军其他随行老战友般，为归于颓败的南美解放大梦负隅顽抗或哀伤，他甚至不参加任何大事谈论，以至于我们几乎弄不清他追随玻利瓦尔是否包含着解放大业的这部分心志，还是只忍耐玻利瓦尔异想天开冒险习性、永远在私底下帮他收拾家当和善后的那一种无悔朋友。

然后，便是我们所引述将军和卡卡莫最终握手那一幕，两个病人：“发觉两个人都在发烧。”

一种更精致的情感

“发觉两个人都在发烧。”——这里我们要说的是阅读的精致部分，这是很容易错失的，尤其是最为可惜的，它明明已经准确找上你了，却往往因为我们自己的某种多疑、某种胆怯、某种不当的戏剧性庸俗想像而复归流失，复归虚无。

恋爱中人，有一种绝对已达折磨程度的大麻烦，那就是他总是被要求同时还不智地也要求对方得说出来。恋爱，在某个意义上，和多疑是完全可互换的同义词，它永远不信任可感觉到的，它只相信它可听到的，仿佛人身上再不存在其他更精致或至少不同方式、不同捕捉对象的感官似的，这真是糟糕，因此，我总想像恋爱之为物是 Discovery频道上像热带野兔一类的长一对大型耳朵的小动物，极度没安全感，极度神经质到随时准备落跑了事；而且，还不仅仅只相信听到的，甚至还变本加厉只相信可证明的，正因为这样，恋爱尤其到得今天才蔚为如此庞大一个工业体制，刺激景气带动繁荣和就业，不信你去查查光是一年两天的中式西式情人节创造出多少商机就可一目了然。这个证明的渴求，于是总给恋爱髹上一层虚荣的色泽，千古如此，太多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做过这个心痛的指控，尤其是那些满心是爱却没足够财力好证明自己在爱的不幸之人。

也因此，恋爱这个词连同它独特的情感方式最好不要引喻误用，不当心就会出事造成灾难的。恋爱最好只保留给某个年龄的男男女女，保留给那些轮到在生物演化中负担着传种存续此等沉重大事的人，就像纳税的五月底佛灭日或年满十八岁服兵役一样，每个人一生中总有些不幸的义务不得不去履行，除此而外，我们是自由的不是吗？所有生物学者都可以告诉我们，人的世界之所以如此多样、精致、富创造力，就生物性关键来看，在于他幼年期和老年期的延长，这是生命漫长演化之路一个美丽的意外，让人得以脱开沉重而且单一的演化铁链，抬起头看别的东西做别的东西思索并梦想别的东西。

宗教中人不当窃占恋爱一词，告诉我们神爱我们，还把《雅歌》这样的男女恋爱篇章拿来比喻人和神的交往关系，人于是倒了大霉，几千年下来每天每时被要求证明，所以亚伯拉罕就得把老年得子的独生儿以撒绑上柴堆举办烤肉宴；政治中人也学着窃占恋爱一词，强要我们没事得跟国家民族谈恋爱（形象上有点猥亵感，好像你跟某一个家具或剪刀铁锤在谈恋爱），警觉些的人就知道惨了，接下来便是如翦径盗匪般不是要钱就是要命，问题是强盗基本上容许你哭丧着脸甚至事后咒骂他或报警抓他，爱你的国家民族还要求你扮出笑脸，是你心甘情愿。

我最近听到最会心以致当场笑出来的提议出自一位剑桥念书回来的年轻朋友之口，他认真地说要不要考虑立个法，每讲一次“爱台湾”就罚三百块钱。

所以，同样的错就别一犯再犯了——不要跟你的书谈恋爱。书，不管作为一种知识智慧载体，或作为物质性的纸张、粘胶、油墨、塑胶膜还有装订的细线，都不是合适的恋爱对象，把恋爱保留给应该独占它的老婆或女友，这样对两造大家都好，你的生活也比较可能得着安宁。

跟你的书保持友谊就够了，很多人也许不信，但友谊真的是比恋爱远远宽广而且精致的情感。它的宽广和精致是相互为用的，这是因为如本雅明讲的，它基本上是在某种心智松懈的状况下进行的，太过强烈的情感总同时是紧张的、偏执的、排他的，颜色上它趋向于大红大绿的简单分别，它的目标也总是“过大”的而且还是已知的，因此，与其讲它在搜寻什么，不如讲它其实只是要证明些什么，它不会留意到事物的细微变化乃至于更微妙的渗透，事实上细节只令它不耐，就像碎石乱草总绊住一个急急赶路之人的脚一般；它也一定厌恶意外，不认为会带来惊喜、带来什么始料未及的好事情，意外对它而言只意味着困顿、厄运以及迷失——

阅读当然不可以这样子，阅读者自身这么清晰，另一端书的世界就黯淡下去了；阅读者自己的身影如此巨大，又怎么可能进得了事物细微的缝隙之中恢恢游刃有余？阅读者只想找特定的一张脸、听特定的一种声音，他的耳朵就自动把其他所有的声音给过滤掉、让其他所有的有意思没意思脸孔从他眼前略过——今天，我们经常会慨叹世界变得粗糙了，从抽象的事物到看得到的具体建物器皿什么的，可这不完全是事实，有很多东西其实仍是它原来的模样，月亮仍旧准时升起，竹子也仍然和苏东坡看它时没差别，叶芝的诗也和他写成那会儿一字不易，甚至于，生物学家一定敢拍胸脯告诉你，就连我们的身体结构也没改变，我们的每一种感官功能仍和三千年前乃至十万年前一个样，真正变粗糙的，其核心之处极可能是我们的心志、我们的情感方式。

来看卡尔维诺所为我们引述里欧帕第《随想》一书中的这段文字，看看“光”这玩意儿是否仍如爱因斯坦相信的那样自在如亘古，看看它如何精致地照临、穿透、反射在不同物体的不同间隙孔缝之中，看看它微妙而且生动的模样：

在看不到太阳或月亮，也无法辨识光源时，所看到的阳光或月亮的光；这样的光的反射，以及它所衍生的各种物质效果；这样的光穿透过某些地方之后，被阻挠而变得不明确，不易辨识，仿佛穿过竹丛，在树林中，穿过半掩的百叶窗等等同样的光在一个光没有进入或直接照射的地方或物体上，而借由光直接照射的地方或物体反映并漫射出来；在从内或从外观看的走道上，在回廊等光线与阴影交融的地方，仿佛在一个门廊下，在一个挑高的回廊下，在岩石与山沟间，在山谷中，从荫蔽山腹所见的，山顶闪闪发亮的山丘上，譬如，彩色玻璃窗的光线在物体上反射后，再经由彩色玻璃所形成的投影；简而言之，所有那些借由不同的物质和最微细的状况而进入我们的视觉、听觉等等的物体，以一种不稳定、不清晰、不完美、未完成或不寻常的方式存在。

当然，并不是只有光这个亘古不易的东西可以如此微妙精致，其实我更想引述的是比方说像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或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国内则是朱天心的《漫游者》，那才是人心，人的情感、回忆乃至于所有感官纤细到如在空气中震颤的样态，只可惜原文太长，技术上构成困难。

然后，是莫泊桑一段意图描述日出颜色却陷入烦恼的文字：

朝霞是粉红色的，一种深玫瑰红。怎么表达它呢？我说它像鲑鱼肚的肉红色，如果这种色调稍微亮一点。当我们面对着所有的色调联系带，而我们的双眼又试图一一地从一种色调过渡到另一种色调时，我的确真实地感到我们缺乏词汇，我们的目光，或确切地说，近代的目光，可以看无限的有细微差别的色调系列。这种目光区别着色彩中的一切细微差别间的联结处，区别这些细微差别中所呈现的各个色调等级的递减程度，区分出一切在邻近色调等级、光线、阴影和每天各个不同时刻的影响下所产生的细微变化。

这里，莫泊桑又一次讲出了所有诚实的书写者，尤其是其中的文学书写者，都说过或至少不止三番两次忍不住想说出的真话，也佐证了我们实在不宜用对待情人的苛刻方式去对待书——人看到的、感受到的永远比我们可以说出来的要多很多，也精致很多，你硬要逼他讲出来才算数，或说你只肯相信语言直接讲得出来的那部分，那我们错过的可就多了。事物的精微只留在它完整具体呈现的情况下，语言的表述不等于它，因此也没能力重现它，语言只能指示它，或说提示它，唤起我们在心中尽力重现它的具体完整模样，所以让·雅克·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书中才说：“对眼睛说话比对耳朵说话更有效。”所以我们才讲所有的语言文字都是隐喻，更因此我们总是在我们愈熟稔、愈完整精密掌握某一物某一人时，我们会变得愈难开口说出它来，不是没得讲，而是你意识到不管怎么说，你遗漏的东西总是比讲出来的更多。很多人讲过这个吊诡现象，这里我们回头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在《番石榴飘香》这部访谈录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侃侃回答了上百个问题，便只有这么绝无仅有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被问到有关他老婆梅塞德斯时，他说了这么两句话：“我对梅塞德斯实在太了解了，以至于我简直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她究竟是什么样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梅塞德斯时她才十三岁，如《百年孤独》书中奥雷连诺上校认识他妻子的年纪，又过了十多年才结婚，访谈当时他们已结婚二十五年了。有趣的是，反倒是当然不可能如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么了解梅塞德斯的问话人门多萨，如此毫无困扰地描述梅塞德斯，我们阅读的人也感觉他介绍得很准确很呼之欲出：“确实，梅塞德斯在各种灾难面前，特别令人钦佩的是，在生活历经坎坷的关键时刻，总是镇定自若，表现出花岗岩般的坚强。她敏锐地，然而冷静地观察一切，有如她的埃及先祖（父系的）注视尼罗河的潺潺流水。当然她也酷似加勒比地区的妇女；她们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机智地把握着现实，在权力之后形成了一股真正的权威力量。”

话说回来，在《迷宫中的将军》书中，我个人以为，真正惊心动魄的情感揭示之处，还不在于书中那几场其实都很精彩的情爱，而是玻利瓦尔和卡卡莫握手那一幕——“当卡卡莫把他的手握在自己两手中间时，发觉两个人都在发烧。”

声音·节奏·颜色·象征

从这个角度来，我们大概就可深一层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讲诸如此类的话了。像博尔赫斯，总说他是个读者，然后试着写点什么；或像卡尔维诺，他居然画出一道界线，把读书的人和制造书的人切开来，劝诫我们小心不要越过这条线，甚至一步也不要踩进出版社，以免失去了纯粹的阅读乐趣。

我想，现在我们大致懂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书籍的制造（从书写到编辑、印制以及往下的全部商业行为）是苦役、而阅读者是舒适悠闲大爷的好逸恶劳建议，更严肃的差别可能在于，作为一个书籍的制造者，你只能在语言文字的相对狭窄层面工作，惟有一个读者可和书保持友谊，享受那些说出来写出来的，还享受那些说不出来写不出来的，他用心智阅读，还可以用感受阅读，没有人会逼他讲出来，更没有人逼他证明，他不必舍弃不必搁置更不必在寻思说理的过程中倒过头来狐疑自己千真万确的感受，他拥有书的全部，更好的是他还可以保有书的全部。

我们其实知道的，并非所有好东西都能转化成所谓的“意义”，一如我们生活中的快乐哀伤有其更自在更体贴遂也想起来不免有更神秘来源一般，某种转折、某种柳暗花明，我们真实贴在皮肤上却只能说它是无来由的，其实并不真的全无来由，而是它说不清个道理，而且和意图确认它的意义反思脱钩。书籍中，特别是文学书籍中，这样无法诉诸意义也无法以意义捕捉的好东西俯拾可得。本雅明不无嘲讽地指出，从广阔的传说故事到封闭性的现代小说中，便落入“意义思索”的窠臼之中，从而苍天不语大地无言，我们遂再听不见其他所有无所不在的声音，我们还把已经在我们心中叮叮作响的声音给驱赶出去。

一方面因为小说和散文通常太长，不好引述，我们只好用诗；一方面也因为我们常用“诗意”这样的词语来表述某些意义之外的美好感受，甚至我们会用“诗意”来讲某部小说某篇散文尤其是其中某个片段，正是某些跳跃在文字之间之上的好听声音或美好象征捉住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我们说不出来又要告诉别人，只好“伸手指头去指”——比方说中国历史上五言绝句诗写得最好的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森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或“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森林，复照青苔上”，你说它什么意义（除了后代那些笨拙而烦人的禅学解说之外）？它毋宁就是声音、颜色和象征，在一切成形的意义之先；李白真正的好其实也这样，他不像杜甫那样总停下来苦苦思索意义，他只是奔驰如马，是卡尔维诺热爱的那样，快、轻盈、奔驰到忽然长出了翅膀飞走（难怪中国人把快跑的马上升为在风雷声中飞起来的龙），李白的声音和节奏的确是中国最好的，没人可做到像他那样，他的声音和节奏如长河直下，就是在这里他奇特地捉住了时间，给了时间色泽和汩汩流走的可听见声音，于是他又是中国古来最会书写时间的一个人，他的诗中永远有一个空茫无垠的时间背景。

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山公醉后能骑马，别是风流贤主人。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读李白的诗你总忍不住要把它念出来，顾不得它究竟在跟你讲些什么。

我们并不总是读到意义，而是如博尔赫斯美丽的话：“发现那些东西总是在把一只铃铛敲响，”所以博尔赫斯说他也努力想写出一首既美丽又什么含意也没有的诗，这首诗名为《月亮》，题给他的红颜知己兼晚年的眼睛玛丽亚·儿玉：

那片黄金中有如许的孤独。

在众多的夜晚，那月亮不是先人亚当

望见的月亮。在漫长的岁月里

守夜人已用古老的悲哀

把她填满。看她，她是你的明镜。

只可惜我们这里无法用原文来读它听它，掉落了太多原来的声音、节奏、颜色和象征，但即使这样，还是好得不得了不是？

阅读者的书写

然则，幸福的读者为何总是要同时是个不幸的书写者呢？不再说博尔赫斯，不再说卡尔维诺，就先讲渺小如唐诺我个人，干吗总喋喋个没完呢？

就绝大部分书写者而言，阅读和书写可以分离为两件不同（但绝非不相干）的事，书写有着不同于阅读的冲动或说驱赶力量，它是某些人的独特技艺，如列维斯特劳斯讲的是他在芸芸世界和漫漫生命中总得要有的双脚站立位置，或讲得更不幸点，那是他生命中难能遁逃的一种苦役形式，是某种神秘的“命运”，好的时日里是书写叮叮敲响召唤着他，在困厄枯竭的时日则是，除了这个他还能做什么？

分离的部分大致如是，而联结的地方又是如何呢？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些年来的真实经验。书写，尤其是在阅读之后、因阅读而兴的书写，对阅读有着我不晓得是否仅此一种的积极意义，那就是思考，一种异乎寻常的、生活中再难以做到的最精纯思考——在阅读过程之中，当然还是有甚多东西得想的，但阅读如流水有自身的节奏和行进路径，往往并不方便喊暂停（我忽然想起谁讲的，好开玩笑的冯内古特是吧？说某人遇上抢匪厉声“要钱还是要命？”他正色回答：“哦，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得认真思考一下。”）特别是牵涉到不同书籍所交集的同一话题。在这里，书写是阅读的暂时驻留，把此一焦点放大，逼迫自己不分神地想下去，而书写，写过的人都知道，又是个带点神秘性的极特别思考方式，我相信是人的高度专注、甚或是把自己逼到绝境所叫唤出来的奇特力量，它做的不仅仅是把你已知的、存在意识层面的芜杂东西整理出秩序而已，它会带来某些始料未及的新发现（多寡有运气的成分），或者说把某些原来徘徊在意识底下的东西，如水落石出般上浮到意识层面来，把“不知道”的变成“知道”。这是书写此一苦役过程最棒的报偿。

我这个想法，我以为在博尔赫斯的一番话中得到证实。当时他被问到有关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这位作家的事，博尔赫斯说：“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一个天才——这天才不总是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而常常在他近乎无声的谈话中闪现出来。你如果没有头脑你就没法同马塞多尼奥说话……马塞多尼奥以他的宁静使我们大家受益，甚至我，也变得机智了许多。他说话声音很低，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他不考虑出版。我们背着他出版他的著作。他只把写作当成一种思考的方式。”

另一个和阅读直接联结的书写理由，我以为是某种社会公益心情（当然，有很多公害是始源于诚挚的公益之心，如哈耶克说的那样，这我们得小心）、是某种文字共和国公民的应尽义务。柏拉图在他《理想国》书中以那一则著名的“洞窟寓言”揭示过此一义务，要那些有幸看到好东西、真东西的人得回头来告诉告诉其他人，不管你多不情愿；内地的小说名家阿城则直接称之为“报恩”，赋予了此一义务劳动一个“受人一滴涌泉以报”的道德理由以及庞大的利息计算。

阿城的情形是这样子的——一定有人觉得奇怪，阿城是马塞多尼奥那样的作家，他私下书写不辍，却鲜少发表出版，而且书写笔调愈来愈简，文字中的副词形容词如北方深秋的枝叶凋零一空，只余名词和动词，像他《遍地风流》一书那样，但有趣的是，他的《常识与通识》一书，却一反他的此一书写走向，语调温柔、详尽、悠长，不厌其烦地事事细说从头。我是《常识与通识》台湾繁体字版的编辑，当面问过阿城何以如此，阿城谈起启蒙史家房龙，以及他《人类的故事》这部书，房龙当年就是这样跟他讲话的，打开他的阅读世界，今天，他一样用房龙的语调和声音讲话，讲给如昔日自己的下一辈年轻小鬼听，这是报房龙当年的恩。

因此《常识与通识》的书写，不是个人创作，甚至不知道该不该署名、该不该主张所有权，书写者动了笔，却是述而不作，如佛经阿难的“如是我闻”，我是这么听说的，取诸阅读世界，还诸阅读世界。

从这里，我们便可以回答有关此类述而不作文字的常见狐疑了——比方说我一位也写很好小说的老朋友吴继文，不只一次好心地劝诫过我或说期许我，很想哪天看到我把文章中披披挂挂的他者话语给冲刷干净，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云云，“说自己的话。”我含笑领受教诲，惟不改其志，像个冥顽没救了的人。

不晓得哎，我始终对于所谓人要有一己“创见”这说法觉得怪怪的，很难单独地、孤立地把它当一个人生目标。我以为，人的思维，乍看悠闲随意，汗都可以不流一滴，也一定是自由的，不为势劫，但其实最根本处仍是认真的，严肃的，而且有着某种联系于现实的急迫性和激烈性，是被某个真实的困惑所引发并驱赶，即使做白日梦的胡思乱想时刻亦复如此。因此，有意义的目标在于你想的对不对、好不好、深不深入、准不准确、有没有想像力或究竟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哪有那个美国时间去检查这是否是你独创、第一个讲、只有来者不见古人？

如果再加进读者身份、加进作为一个读者的报恩心情、加进了作为一个读者对自己书写文字所有权的不确定，那更是仅存的疑虑当场一扫而空了——如果博尔赫斯就是讲得比你好，好这么多，为什么非坚持用“自己的话”来说呢？引述，除了美学考量，我以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功能性着眼，那是作为一个读者才晓得的。我个人的经验，而且绝不会只是我个人的独特经验，一定是普遍性的，通常在我们顺利打开某人写的某本书之前，总是先三番两次听过他名字和这个书名，累积了一些相关的细碎讯息，尤其是在另外的书上或文章中读到过并惊异过他的某一句或某一段神采奕奕话语，再构成了美丽的诱惑，像列维斯特劳斯之于我就是如此，知道他这个人和读他书整整相隔了六年之久。了解这个“前阅读”的必要程序和基本心理，我们就晓得该怎么做了，我完全承认我个人是有意识的引述，而且往往还过度引述，甚至已到破坏文章流水节奏的地步了，但我渴望有些好的名字、好的话不断会被看见，放一个叮叮作响的美丽声音在也许哪个人不经意的记忆角落里，就像太多人为我做过的那样；我希望我的书写有很多可能的岔路、有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洞窟，或可让某个人如爱丽丝般摔进去，惊异地发现自己到了一个更美丽而且根本不是我提供得起的世界。

这绝对比什么“创见”都让人愉快，愉快多了。

真的，书写有时会让人变得自大惟我，惟阅读永远让你谦卑，不是克己复礼的道德性谦卑，而是你看见沧海之阔天地之奇油然而生的谦卑，不得不谦卑。也因此，阅读和书写的最终关系是，一个阅读者不见得需要书写，他大可读得更快乐更自由，但一个书写者却不能不阅读，这才救得了他。

“我们是谁？我们每一个人，岂不都是由经验、资讯、我们读过的书籍、想像出来的事物组合而成的吗？否则又是什么呢？每个生命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座图书馆、一张物品清单、一系列的文体，每件事皆可不断更替互换，并依照各种想像得到的方式加以重组。”这段我们已然引述过一次的话，出自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最后一回演讲的卷末，是他对我们以及下一个至福千年人们的谆谆叮嘱。

所以，什么是自己的话呢？我们是谁？

最终，我想让这个没完没了的话题暂时终止在某个美好的名字、美好的文字尤其是声音里头，于是我依然选用博尔赫斯，是他名为《一本书》的这首诗，诗中，被他挑中的书之代表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由此，我们又发现了另一道美丽的岔路不是吗？

物中之物，难得有一件

可以用作武器。这本书一六〇四年

诞生在英格兰，

人们赋予它梦的重载。它内装

喧哗与骚动、夜色和猩红。

我的手掌感到它的沉重。谁能说

它也装着地狱：大胡子的

巫师代表天命、代表匕首，

闪射出阴影的律法，

古堡中氤氲的空气

将目睹你的死，优雅的手

能够左右大海的血潮

战斗中的刀剑和呼号。

静寂的书架上，那静默的怒吼

沉睡在群书中的一册之内

它沉睡着，有所期待。

附录1　从狩猎到农耕——我的简易阅读进化史

从狩猎到农耕——我的简易阅读进化史找书像不像一场狩猎呢？可能挺像的吧，感觉上，尤其是其间最兴奋和最沮丧的那些片刻。我没办法那么肯定，不因为我没找过书，而是因为我没打过猎，这辈子活到今天很惭愧最接近的经验是小学时在宜兰河钓鱼，也许真正该去问的是海明威那样的人。

我所说阅读行为中最兴奋的一刻，是打算开始找书却还没真正开始行动的这段时间。有看过电影《兰博》或至少知道吧？整部杀过来杀过去不稍歇的神经影片中，最沉静却也最让人屏息的，不就是单人杀戮机器兰博整装待发那一幕吗？我们看着他系上头带，肩上交叉挂好两长排子弹，腰边没忘插把蓝汪汪锯齿尖刀——后来以他为名的兰博刀，再掂量掂量手中那挺重机枪云云，你晓得接下来马上有大事情要发生了，满满是风雷。后来更好的香港电影，王家卫的《阿飞正传》，片头片尾也都是这样的戏，阿飞型的年经小鬼对镜梳头仔细打理自己一身行头。不同的狩猎配备，不同的狩猎对象，这些香港无聊年轻人想打下的不再是飞鸟走兽，而是飞鸟走兽般的某个女孩，以及因此可能粉身碎骨的城市夜晚不回头冒险。

找书，当然前提是你心中有事，有瞻望有疑问，所有行动因尚未发生，因此只能是想像，正因为还停留于想像，所以什么都可以发生，暂时还不必领教现实的严酷撞击，不打折，不磨损，不挫败。每只狮子都应声倒地，每个女孩都招之即来，每本书都静静躺在灯火阑珊处等你伸手去取，而且每一张干净的书页里都记着你要的答案，并准备好洁净你，从此开启你全新的人生。这样所有可能性百分之百的实现，遂让这短暂即逝的瞬间延长下来而且璀璨夺目。

阅读是很美好而且很容易的，如果不用真的付诸行动去找书去读书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即便今天现实世界中有关阅读的不好消息持续传来，但我个人依然坚信，我们缺乏的并不是隔段时日就想找本书来读的如此善念，我们只是一次又一次阵亡于付诸实战的种种困难，我乐观地以为，这两者是大有分别的，意念的火花若时时仍在，我们要对付的敌人于是只剩一半了，尽管很不幸这一半比较巨大，是难能撼动、不随我们意志而转的冷硬现实。

来到现实，沮丧的时刻于焉来临。

我们冷静一下自己回头来问，既然狩猎如此迷人，如此武勇豪情，为什么人们舍得让它从人类历史舞台上退下来？为什么从主角降为龙套？为什么人们甘愿把自己奴隶般牢牢绑在土地上头也不抬地耕作？甘愿像《圣经》中耶和华的诅咒般辛苦流汗而放弃如鹰飞翔的自由游猎呢？

这本来不用特别回答，因为从狩猎采集进入农耕是人类历史铁一般无法回头的普遍事实，但这里我们还是再抄一次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报告，这是《忧郁的热带》书中他在巴西内陆南比克瓦拉人社群中的亲身经历：“家庭食物来源主要是依赖妇女的采集活动。我常和他们一起吃些令人难过的简陋食物，一年里有半年时间，南比克瓦拉人就得靠此维生。每次男人垂头丧气地回到营地，失望又疲惫地把没能派上用场的弓箭丢在身旁时，女人便令人感动地从篮子里取出零零星星的东西：几颗橙色的布里提果子、两只肥胖的毒蜘蛛、几颗小蜥蜴蛋、一只蝙蝠、几颗棕榈果子和一把蝗虫。然后他们全家便高高兴兴吃一顿无法填饱一个白人肚子的晚餐……”

也就是说，狩猎是极不稳定的食物供应方式，纯粹以狩猎维生的大多数时间总是处于饥饿状态，不管是契诃夫小说里没土地可耕种的可怜旧俄猎户，或非洲草原上的狮子——阅读是不是也这样呢？很不幸是的，现实总不吝于浇我们各式各样的冷水，你要的书可能太少人读，对不起书店不进货，可能早已绝版（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访谈集《番石榴飘香》），可能根本未译成中文（如格林的《没有地图的旅行》），可能书找到了却不符你原初的想像，没有你渴求的答案（太多次这样了，需要举例吗？），可能有答案但你就是读不懂如同天书（如量子力学）云云。

不只如此，还有时间差的问题。我指的是，阅读意念的火花不定什么时间来，偏偏大多梦一般在夜阑人静的孤独时分找上你，却往往无法延烧到明天日出之时，你要不要保护这珍贵的火种不灭呢？那你当下就得供应它易燃的书页好持续烧下去甚至就此蔚为燎原大火，没办法等你到书店重开大门再弯弓射箭一番。

更不只如此，还有狩猎目标不确定的问题。我个人一再的经验是，你想找想看的书，通常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它才是特定的、独一无二的、恰恰好就是那本书；正常状况下，你遵循自己心中大疑想找到的那本理想大书，在现实世界的书架上，系散落成几十上百本不同的书籍，这本书里两句、那本书里一段的纷杂形式。瞄准开枪三原则：“看不到不打，打不到不打，瞄不准不打。”因此，你很难再是神气射日的后羿，毋宁比较像狼狈的屈原，上天入地地去问去翻找搞得自己形容枯槁。

凡此种种。人类历史不得不进入无趣的农耕时代，我的阅读亦然。

农耕时代，人们不再饿着肚子苦苦追逐并等待一只大鹿三天两夜非君不吃；阅读的农耕时代也是这样子，我得贪婪地耕作采集，宁杀错不放过地看到大约可以是自己食物的书就攫取购买，今天有事没打算读它，但谁晓得下星期下个月或明年某个晚上我会心血来潮想看呢？饥饿时时可能袭来，你得预先为它做准备。

也因此，阅读者自己书架的景观跟着丕变，而成为如今我们熟悉的仓廪模样了。不只我个人，我所知道的每一个阅读者，没有谁看完过他手中全部存书的，包括可称之为读书机器的昔日瓦尔特·本雅明。爱书如痴的本雅明反问，谁家天天把珍藏的全部名贵瓷器拿出来用呢？我环顾自己凌乱、积尘、四下散落如暴风雨肆虐过后的家中存书，实在不好说这些是名贵骨瓷，而是，如列维斯特劳斯说的，有布里提果子，有肥胖毒蜘蛛，有蝗虫，有蜥蜴蛋，有蝙蝠……

有读过且一读再读的，有读了一半因故停下来的，有翻了几页算了的，有根本还没看的，有心知肚明这辈子大概不会去读它的云云。换句话说，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地毯式搜刮，我得承认有不少书直接可称之为“买错了”，只能扔在那儿任它腐朽。

买错书懊不懊恼呢？很奇怪，几乎完全不会，一方面大概因为书价相对于其他生活花费是低廉的，而且错误到此为止不会衍生麻烦（想想你买错一部电脑、一辆汽车、一幢房子、一个老婆的物质代价及从此缠身不休的梦魇）；另一方面，我自己早已跟自己讲清楚，书没那么容易理解穿透，阅读前的种种相关讯息当然是有意义的，可是真正的理解却得在绵密的相处过后才见分晓，因此，买书是有几率问题的，没有一个购书的统一场理论可完全消除掉它，换句话说，书的上帝是跟我们掷骰子的。

或者这么讲，你也看或至少知道棒球吧？我很喜欢的一本美国棒球书《史上最烂的十支球队》一开始就讲，棒球是一种和失败相处的游戏，想想看，一支当年世界冠军的球队少说还是得输掉六七十场比赛；一名千万年薪而且一定进入棒球名人堂的伟大打击手，每十次打击，就有七次是失败而归的——因此，棒球最严酷的真义不在于胜利，而在于失败，如何面对、承受、理解、料理失败，并和失败相处生活下去。

失败可让聪明的人反省，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一再强调的是，买错书（不管此一结果带不带来反省）应该作为阅读找书的前提。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精准要求之人，或许会是个成功者，但抱歉绝不会是在阅读的领域之中，只因为阅读的真正主体，永远是在不确定的状况下发现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找一个排他的、惟一的明确解答。拒绝犯错，也同时就彻底消灭掉成功。事实上，我个人干脆这么算，这辈子读书，我可不可以给自己一笔买错的预算，诸如银行或企业的呆账准备之类的？我给自己五百到一千本宽裕的犯错空间，以五十年岁月折算一年是十到二十本，每本书估价三百元，如此一生的总额是十五万到三十万元整。我不晓得别人怎么想这笔钱，我自己觉得意外的少，还远远不够买错一部简配汽车的价钱。如此计算结果令我精神抖擞，顿觉得自己富裕阔绰得不得了，天底下再没多少你不敢放手一买的书了。

至此，我成了个快乐的农夫。

会夜深忽梦少年事地想念自由无羁的狩猎日子吗？当然会的。会再付诸实践吗？当然也会的。不同的是，正如屠格涅夫笔下的猎人和契诃夫笔下的猎户不同一样，屠格涅夫的猎人，是温饱有余，有大把土地、庄园、农奴、仆佣在手的贵族老爷，打猎是乐趣，以及野味，而不是有一家子嗷嗷待哺的老老小小等食物下锅。

而且，因为台湾如今的书店都是大小、规格大致相当的中型连锁书店，又讲究坪效，因此从南到北自西徂东摆出来的书就是那些，你在这家书店找不到的书，在另一家大概也不会有——对书的狩猎人而言，这无疑是个枯竭的猎场，打不到什么令人惊喜的珍禽异兽。

贵族老爷的新猎场在哪儿呢？到大洋洲那些美丽小岛海域去钓芭蕉旗鱼，或到非洲去旅行云云——我自己如今的书籍猎场，便有着这样听起来令人生厌的有钱有闲阶级味道，它是英国天下第一书街的查令十字街；或近些，上海北京各家大型书店；或更近些，网上的亚马逊书店，托电磁波快速飞翔之福，按几下鼠标即可，好像狩猎也进入了按键战争的不公平时代了。

能够的话，我还是比较不喜欢亚马逊书店这样的猎场，尽管它反而有更多书籍内容之外的资讯可参考。我是老时代走过来的猎书人，我喜欢书店现场，买书时能摸得到书页，感受到书籍沉厚的重量，并且在走出书店后的第一时间就能翻开其中一本来读。

刚过去的干爽秋天，我才又刚完成一次这样的北京上海猎书之旅，足足寄回来六大包书，当然，最想看的那几本我留在旅行包里，用卡尔维诺的话是，你携带着它，把它当成自己独特的负担，而且在旅行告终之前，甚为满意地便已经读完了它。

附录2　书街，我的无政府主义书店形式

书街，我的无政府主义书店形式我想，我跟书店的关系后来变得挺麻烦的，同时拥有着如电池正负两极的身份——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听起来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书名）。

这种时候，你就能再次验证卡尔维诺这个号称有人类大脑最复杂纹路之人（解剖他的医生说的）真是睿智无匹了。在他《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书中，他不无自省意味地劝我们留在纯粹读者的愉悦世界之中，别跨过界线成为和书籍制造有关系的人，卡尔维诺甚至神经质地要我们别踏入出版社一步，一丝丝可能的风险都不要去冒。

对书店，我是个买书的读者，这当然是花钱大爷的舒适身份；可我也是个出版社的从业人员甚至书写过几本书的人，于是当场卑微下来，不太敢做出任何可能冒犯书店的事。几年前，诚品书店找我演讲，我二话不说领命到场，完全不顾自己不信任口语、不应允公开演讲的自誓。那天，在敦南店地下二楼的下午沉郁空气中，大学时代最喜欢的魏晋南北朝史忽然涌上心头，我遂以一个石勒石虎的往事当演讲开场白——话说某名隐士，终石勒一生不得一见，石虎登基之后却一召即来，石虎也得意也诧异地问何以如此，隐士的回答是，你父亲敬重读书人，我不理他不会得罪他，你就不一样了，你是会杀人的，我不来当场就人头落地了，你说我怎么敢不来呢？

我们必须先假设，诚品和金石堂的老板大人皆是石勒而不是石虎，但愿如此，这样我们有关书店的话题方得以进行下去——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如果可能，人世间能不能不要有连锁书店这种东西？我是个彻彻底底的书籍无政府主义者，这话说来忐忑，因此是最真诚的。

有温度的书籍贩售之地

最接近书籍无政府主义者的书籍贩售图像，不是一家奄有一切、统治一切、卧榻之旁不容他家书店酣睡的超级大书店，怪物般矗立于一片沙漠之上（或者说它把四周吞噬、夷平、榨干成为沙漠），而是一整道书街的缤纷形式，像我们古老记忆里未废墟化时候的重庆南路，像日本东京的神田神保町，像，是的，天下第一书街的伦敦查令十字街。

书街里没有王，人人任意而行。

我晓得许多人喜欢（我该用缅怀这个不祥的字眼吗？）书街胜过mall型大书店，有太浓厚的浪漫成分；我也承认，太情调太醉翁之意如明清某些好做读书状的文人（如写《四时读书乐》的翁森、如写《幽梦影》的张潮）的确让人轻微恶心。然而，人和书的关系，人和书店的关系，终究是很复杂的，买书也从来不止于是一种银货两讫的纯经济活动或购买行为而已，即使像我这样无趣的、性急的、不随便感伤流连的人。

爱默生讲，书店（他原来讲的是图书馆）是个魔法洞窟，里面住满了死人，是因为我们进去，才将他们从酣睡之中唤醒。我很喜欢这话里面的时间感，丰硕、流动、多层面的叠合碰撞，但最终一切还是得坚定地回到我们活着的此时此刻来——购书乃至于再接着的阅读一定是当下的，死者的复活也只能发生在当下。

再没有任一种寻访书、取得书、阅读书的形式，比书街更准确契合着这样的时间感受了。比方说你人在查令十字书街，走进一家魔法洞窟，出来，再进去另一家……你不停穿梭在不同的时间里，可你也一再返回到天光云影的当下活人世界来，你不仅不会在时间中迷路，而且你让自身像颗鹅卵石般在时间之流中碰撞、切割并打磨，在你尚未真正打开书之前，仿佛你的阅读已提前展开来。然后，不是因为情调关系或要拍照证明自己征服过此地插上旗子，你是真的有点脚酸得坐下来，这时一家咖啡馆变得非常非常必要，不是魔法洞窟里见不得阳光的附设咖啡馆，而是真正的、独立的咖啡馆，空气流动，天好时晒得到太阳，秋冬时节冷得你精神抖擞的咖啡馆，咖啡因对你此刻紊乱且有点发胀的脑袋有安定的治疗效果，你也可趁此确认一下自己买到和还没买到的书，稍稍翻阅并整理合并，像替一个个不同的时间理出一个暂时的秩序方便于携带行走一般，因为这家咖啡馆顶多只坐落在书街的中点，前面还有整整半条街要走——

时间有数不清的、甚至无从分割起的层次，但惟独只有当下、此时此刻是有温度的。书街是这样有温度的书籍展示贩售之处。

疯子的暂时栖身之所

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是自由，一种24K纯度的自由坚持，因此打死不相信有一个单一的、统一一切的睿智，可由此建构出一个囊括一切的井然秩序。有机体的生命形式不会是对称的，无政府主义者服膺生物学家的如此直观发见。

有关书店对于书籍的理解这事，通常有个迷思，那就是大型的连锁书店，由于规模和资源的缘故，容纳得了专业，因此会比众多纷立的书街小书店更理解书之为物，这当然是错的。

连锁书店确实有其专业的要求和养成，但针对的不是书的内容，而是卖书行为，这两样不同的专业不可混为一谈。细致点来说，对卖书行为理解的寻求，尽管一开始必须仰赖对书内容的理解，但并不需要太多，很快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对书内容的更理解便成为多余而且“不划算”了，两者开始背反，愈是专业地掌握卖书技术，愈会妨碍对书的内容的真正理解，反之亦然。

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吊诡现象，是因为有个冷酷的原理作用其中，那就是经济学家称之为“边际效益递减法则”这个讨厌的东西——把卖书当纯粹的经济活动，讲求的是效益的极大化，是成本和产出两道曲线交会的最适量那一个点，这是经济学教科书已经写好几百年的最起码道理。翻译成我们书籍世界的人话是，书店对书内容的理解，系属于成本这一侧的，它不允许人穷尽一切所能如一名上瘾读者那样埋头追下去，边际效益递减法则很快会制止他，你愈想比从前多了解一分，所耗用的成本便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你要追求对书内容百分之百的理解，成本也就趋近于无限大。

对工具理性所统治的纯经济活动而言，如此无视边际法则存在的行径是疯子才会做的事，连锁书店是书店的高度资本主义形式，它不雇用疯子，喜欢卖书维生的疯子必须自己开店当老板。

而只有书街这个无政府的国度，才有疯子老板们的暂时栖身之地，相濡以沫。

可能性的储藏及其灭绝

我个人曾在一篇谈日本京都的各式工匠技艺文章中谈究极技艺在今天市场经济世界的脆弱性，它不仅必然受制于边际法则，更要命是它很难被一般大众辨识出来，一如一碗究极的荞麦面和一碗中上程度的连锁店荞麦面，像我这样粗糙的人吃不出它们多大差别一样。究极技艺诉求的永远只是少数知心人，因此这样的店家总是小的，诉诸一般大众公约数鉴别能力的连锁店则是负责消灭它们的洪水猛兽——每当你抬头看见又一家连锁店大马金刀冒出来，就得在心中默念有多少家美好小店收起来了。

因此你会想抵抗，螳臂当车地抵抗它一下。

这无关病酒悲秋，也无关于扣帽子式的所谓贵族精英心态，其中有我个人认为的严肃正经不得已理由。我喜欢引用博尔赫斯一句看似没胆子的超级乐观之言：“好像未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话系在他阅读书籍时如花朵般冒出来，也只有在此书籍世界的土壤里才取得坚实的意义——我不用“希望”这个晃荡荡的词，我喜欢说的是“可能性”，一种几乎已完成、只剩实现的伸手可及希望。书籍正是我们人世间可能性的最大收存仓库、最重要的集散地，书籍以它的轻灵（三四百克重）、廉价（两三百块钱价格）、可亲的装载形式，把人类数千年来思维可及的一切可能性，守财奴般几近不遗漏地捡拾保存下来，是完整可能性的拥有，方让博尔赫斯乐观，让我们面向茫茫未来可精神抖擞得起来。

但就像最近生物学家的可怕警言，说致命病虫害的侵袭，极可能让可可树在二九年绝种，让美好的巧克力从此绝迹一般。灾难时时可能产生，可能性的致命病毒之一便是单一分类、单一秩序、单一性的规格化和效益要求，这个病毒早已存在并不断伸展扩大，也有足够的耐心伺伏一旁。连锁书店正是仿制它成功统治的样态，以单一观点和秩序来整顿书、严厉筛选淘汰书的强大新武器，用它来占领并且替代那些不同老板、以各个不同价值信念和独特方式向各种可能性试探的老书街琳琳琅琅小书店。

很久了，没什么好消息传来，重庆南路早已沦陷了，神田神保町我两个月前才去，又奄奄一息了点，至于久违的查令十字街好像也在缓缓败退之中。

率先陷落的书街

坏消息倒一刻没停过好像，最近这一年来我个人所听到最坏的消息是所谓的“文化产业”，请留意，这里文化只是类别，是大商品目录里不起眼的一栏，产业才是主体，是一切规则的制定者和最终裁决者；而最难听的话，则是顺此逻辑而下的傲慢挑衅之言：“文化人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什么？准备好自我切割，去掉所有产生不了直接经济利益的东西，好适合市场大神的秩序和要求以蒙其悦纳。

说这话的人原是我们这边的一员，他是我的老友詹宏志，一个曾经比谁都喜欢查令十字街、而且至今犹把“阅读花园主义”此一无政府主张长挂嘴边的好读者。

但吓谁啊？人死不会更死，昔日的牯岭街旧书摊已成今天光华商场色情光碟供应中心，重庆南路像等待拆除重建的废墟，奈何以死畏之？

地理教科书上写，我们看似平静不变的湖泊，其实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地理现象；书街也是这样，如果有所谓书籍流通贩售的教科书，我们也一定会读到一模一样的话。

在人类的思维历史上，无政府主义一直被描述为某种天真、不切实际甚至于秀斗的主张，但天真烂漫了几百年，也惨败了几百年，不会不累积出足够的历史世故来——今天，无政府主义已从现实世界的角力场退下来，不再是一种意图付诸实现的正面主张，它只是某种梦想、某种境界、某种绝美的自由图像，悬挂在高高的地方，用来反衬、照见乃至于鞭挞那些必然七折八扣的现实有力主张，不让任一种因暂时的得胜而酣睡，以保卫人类思维和反省的持续。

今天，我个人相信，无政府主义真正的生存土壤是文化性的场域，只因为文化最终源生于自由，不管它是因为悠游自由之中而百花齐放，或是因为自由遭受抑制而壮丽地突围；我甚至愿意武断地讲，以文化为志业的人，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一定得有一个无政府的灵魂，这是他最后不可让渡的一样东西。

几百年来，在政治上压制无政府主义的那些主张，愈来愈有和无政府主义和解的趋势，它们倾向于把自己的暴力自限于现实权力的场域，不随便侵入文化的世界之中；今天真正的威胁反而来自于它昔日的短暂暧昧盟友，一样号称抵抗政治机制、要求百分之百自由的市场经济。

在文化活动的场域之中，我们的书街系处于最接近市场经济的不利位置，是文化和经济的交壤之地，因此，第一个宣告陷落大概也是不可免的了。

我不愿意垂泪感慨，也没那闲工夫，我当它是更大历史暴风又将吹袭的警讯。

附录3　有这一条街，它比整个世界还要大

有这一条街，它比整个世界还要大乍读这本书稿时，我一直努力在回想，查令十字街84号这家小书店究竟是长什么个模样（我坚信写书的海莲·汉芙不是胡诌的，在现实世界中必然有这么一家“坚实”存在的书店），我一定不止一次从这家书店门口走过，甚至进去过，还取下架上的书翻阅过——《查令十字街84号》书中，通过一封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海莲·汉芙友人玛克辛的书店寻访后的信，我们看到它是“一间活脱从狄更斯书里头蹦出来的可爱铺子”，店门口陈列了几架书（一定是较廉价的），店内则放眼全是直抵天花板的老橡木书架，扑鼻而来全是古书的气味，那是“混杂着霉味儿、长年积尘的气息，加上墙壁、地板散发的木头香……”，当然，还有一位五十开外年纪、以老英国腔老英国礼仪淡淡招呼你的男士（称店员好像不礼貌也不适切）。

但这不也就是半世纪之后今天、查令十字街上一堆老书店的依然长相吗？——如此悬念，让我再次鼓起余勇、生出远志，很想再去查令十字街仔细查看一次，对一个有抽烟习性又加上轻微幽闭恐惧毛病如我者，这长达廿小时的飞行之旅，我自以为是个很大的冲动而且很英勇的企图不是吗？

然而，不真的只是84号书店的诱引，我真正想说的是，如果说从事出版工作的人，或仅仅只是喜爱书籍、乐于阅读的人得有一处圣地，正如同麦加城之于穆斯林那样，短短人生说什么也都得想法子至少去它个一次，那我个人以为必定就是查令十字街，英国伦敦这道无与伦比的老书街，全世界书籍暨阅读地图最熠熠发光的一处所在，舍此不应该有第二个答案。

至少，本书的译者一定会支持我的武断——陈建铭，就我个人的认识，正是书籍阅读世界的此道中人。一般，社会对他的粗浅身份辨识，是个优美、老英国典雅风味却内向不擅长议价的绝佳书版美术设计者，但这本《查令十字街84号》充分暴露了他的原形，他跳出来翻译了此书，而且还在没跟任何出版社联系且尚未跟国外购买版权的情况下就先译出了全书（因此，陈建铭其实正是本书的选书人），以他对出版作业程序的理解，不可能不晓得其后只要一个环节没配合上，所有的心血当场成为白工，但安静有条理的陈建铭就可以因为查令十字街忽然疯狂起来。

这是我熟悉、喜欢、也经常心生感激的疯子，在书籍和阅读的世界中，他们人数不多但代代有人，是这些人的持续存在，且持续进行他们一己“哈萨克人式的小小游击战”（借用赫尔岑的自况之言），才让强大到几近无坚不摧的市场法则，始终无法放心地遂行其专制统治，从而让书籍和阅读的世界，如汉娜·阿伦特谈本雅明时说的，总是在最边缘最异质的人身上，才得到自身最清晰的印记。

在与不在的书街

《查令十字街84号》这部美好的书，系以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长达廿年流光，往复于美国纽约和这家小书店的来往信函交织而成——住纽约的女剧作家买书、任职“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的经理弗兰克·德尔负责寻书寄书，原本是再乏味不过的商业行为往来，但很快的，书籍击败了商业，如房龙说“一个马槽击败了一个帝国”（当然，在书籍堆叠的基础之上，一开始是汉芙以她莽撞如火的白羊座人热情凿开缺口，尤其她不断寄送鸡蛋、火腿等食物包裹给彼时因战争物资短缺、仰赖配给和黑市的可怜英国人），人的情感、心思乃至于咫尺天涯的友谊开始自由流窜漫溢开来。查令十字街那头，他们全体职员陆续加入（共六名），然后是德尔自己的家人（妻子诺拉和两个女儿），再来还有邻居的刺绣老太太玛丽·伯尔顿；至于纽约这边，则先后有舞台剧女演员玛克辛、友人金妮和埃德替代汉芙实地造访“她的书店”，惟遗憾且稍稍戏剧性的是，反倒汉芙本人终究没能在一切落幕之前踩上英国，实践她念念不忘的查令十字街之旅。全书结束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德尔大女儿替代父亲的一封回信，德尔本人已于一九六八年底腹膜炎病逝。

一样产自于英国的了不起小说家格林，在他的《哈瓦那特派员》中这么说：“人口研究报告可以印出各种统计数值，计算城市人口，借以描绘一个城市，但对城里的每个人而言，一个城市不过是几条巷道、几间房子和几个人的组合。没有了这些，一个城市如同陨落，只剩下悲凉的记忆。”——是的，一九六九年之后，对海莲·汉芙来说，这家书店、这道书街已不可能再一样了，如同陨落，只因为“卖这些好书给我的好心人已在数月前去世了，书店老板马克斯先生也已不在人间”，这本《查令十字街84号》于是是一本哀悼伤逝的书，纪念人心在廿年书籍时光中的一场奇遇。

但海莲·汉芙把这一场写成书，这一切便不容易再失去一次了，甚至自此比她自身的生命有了更坚强抵御时间冲刷的力量——人类发明了文字，懂得写成并印制成书籍，我们便不再徒然无策地只受时间的摆弄宰制，我们甚至可以局部地、甚富意义地击败时间。

书籍，确实是人类所成功拥有最好的记忆存留形式，记忆从此可置放于我们的身体之外，不随我们肉身朽坏。

也因此，那家书店，当然更重要是用一本一本书铺起来的查令十字街便不会因这场人的奇遇戛然中止而跟着消失，事实上，它还会多纳入海莲·汉芙的美好记忆而更添一分光晕色泽，就像它从不间断纳入所有思维者、纪念者、张望者、梦想者的书写一般，所以哀伤的汉芙仍能鼓起余勇地说：“但是，书店还是在那儿，你们若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84号，代我献上一吻，我亏欠它良多……”

这是不会错的，今天，包括我个人在内，很多人都可以证实，查令十字街的确还在那儿，我是又过了十多年之后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去的，即便84号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很遗憾如书末注释说的，没再撑下去，而成为“柯芬园唱片行”，但查令十字街的确还好好在那里。

一道时间大河

查令十字街，这个十字不是指十字街口，而是十字架的意思，事实上它是一道长约一公里许的蜿蜒市街，南端直抵泰晤士河，这里是最漂亮的查令十字街车站，如一个美丽的句点，往北路经国家艺廊，穿过苏活区和唐人街，旁及柯芬园，至牛津街为止，再往下走就成了托登罕路，很快就可看到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一带又是另一个书店聚集处，但这里以精印的彩色大版本艺术书为主体）。

老英国老伦敦遍地是好东西，这是老帝国长而辉煌的昔日一样样堆叠下来的，如书中汉芙说的（类似的话她说了不止一回）：“记得好多年前有个朋友曾经说：人们到了英国，总能瞧见他们想看的。我说，我要去追寻英国文学，他告诉我：‘就在那儿！’”

然而，和老英国其他如夕晖晚照荣光事物大大不同之处在于，查令十字街不是遗迹不是封存保护以待观光客拍照存念的古物，它源远流长，但它却是active，现役的，当下的，就在我们谈话这会儿仍孜孜勤勤劳动之中，我们可同时缅怀它并同时使用它，既是历史从来的又是此时此刻的，这样一种奇特的时间完整感受，仔细想起来，不恰好就是书籍这一人类最了不起发明成就的原来本质吗？我们之所以丧失了如此感受，可能是因为我们持续除魅的现实世界已成功一并驱除了时间，截去了过去未来，成为一种稍纵即逝却又驻留不去的所谓“永恒当下”——有生物学者告诉我们，人类而外的其他动物和时间的关系极可能只有这样，永恒的当下，记忆湮渺只留模糊的鬼影子，从而也就产生不来向前的有意义瞻望，只剩如此窄迫不容发的时间隙缝，于是很难容受得了人独有的持续思维和精致感受，只有不占时间的本能反射还能有效运作，这其实就是返祖。

更正确地说，查令十字街的时间景观，指的不单单是它的经历、出身以及悠悠存在岁月，而是更重要的，就算你不晓得它的历史沿革和昔日荣光，你仍可以在乍乍相见那一刻就清晰捕捉到的即时景观，由它林立的各个书店和店中各自藏书所自然构成——查令十字街的书店几乎每一家一个样，大小、陈列布置、书类书种、价格，以及书店整体氛围所透出的难以言喻鉴赏力、美学和心事。当然，书店又大体参差为一般新书书店和二手古书店的分别，拉开了时间的幅员，但其实就算卖新书的一般书店，彼此差异也是大的，各自收容着出版时日极不一致的各色书籍，呈现出极丰硕极细致的各自时间层次。

不太夸张地说，这于是成了最像时间大河的一条街，更像人类智认思维的完整化石层，你可以而且势必得一家一家地进出，行为上像进陈列室而不是卖场。

相对来说，我们在台湾所谓的“逛书店”，便很难不是只让自我感觉良好的溢美之辞。一方面，进单一一家书店比较接近纯商业行为的“购买”，而不是带着本雅明式游手好闲意味的“逛”，一本书你在这家买不到，大概另一家也就休想；另一方面，“逛”，应该是不完全预设标的物的，你期待且预留着惊喜、发现、不期而遇的空间，但台湾既没二手书店，一般书店的书籍进退作业又积极，两三个月前出版的书，很可能和两三千年前的出土文物一样不好找。

连书店及其图书景观都是永恒当下的，在我们台湾。

永恒当下的灾难

海莲·汉芙在书中说到过她看书买书的守则之一，对我们毋宁是极陌生到足以吓人一跳的，她正色告诉德尔，她绝不买一本没读过的书，那不是跟买衣服没试穿过一样冒失吗？当然我们没必要激烈如这位可敬的白羊座女士，但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话，说明旧书（广义的，不单指珍版珍藏之书）的购买、收存和再阅读，不仅仅只是囤积居奇的讨人厌行为或附庸风雅的恶心行为而已。这根源于书籍的不易理解、不易完整掌握的恒定本质，尤其是愈好、内容愈丰硕、创见之路走得愈远的书，往往远远超过我们当下的知识准备、道德准备和情感准备，我们于是需要一段或长或短的回身空间与它相处。好书像真爱，可能一见钟情，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杳远理解和同情却总需要悠悠岁月。

因此，从阅读的需求面来说，一本书的再阅读不仅仅只是可能，而是必要，你不能希冀自己一眼就洞穿它，而是你十五岁看，二十岁看，四十岁五十岁看，它都会因着你不同的询问、关注和困惑，开放给你不一样的东西，说真的，我努力回想，还想不出哪本我真心喜欢的书没有而且不需要一再重读的（你甚至深深记得其中片段，意思是你在记忆中持续重读）；也因此，从书籍取得的供给面来看，我们就应该聪明点给书籍多一点时间、给我们自己多一点机会，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极多开创力十足且意义重大的书，我们当下的社会并没那个能力一眼就认得出来，不信的人可去翻阅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历来书评（台湾有其结集成书的译本），百年来，日后证明的经典著作，他们漏失掉的比他们慧眼捕捉到的何止十倍百倍，而少数捕捉到的书中又有诸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或钱德勒的《长眠不醒》被修理得一无是处（理由是脏话太多云云）。一个社会，若意图在两星期到一个月内就决定一本书的好坏去留，要求书籍打它不擅长的单败淘汰赛，这个社会不仅自大愚蠢，而且可悲地一步步向着灾难走去。

一种只剩永恒当下的可悲灾难。

部分远大于全体

便是这个永恒当下的灾难启示，让我们得以在书籍暨阅读的世界中，推翻一项亘古的数学原理——这是柏拉图最爱引用的，全体永远大于部分，但我们晓得事实并不尽然，短短的一道查令十字街，的确只是我们居住世界的一个小小部分，但很多时候，我们却觉得查令十字街远比我们一整个世界还大，大太多了。

最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会生出如此诡异的感觉呢？特别当我们满心迫切的困惑不能解之时。我们很容易在一本一本书中一再惊异到，原来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相较于既有的书籍世界，懂得的事这么少，瞻望的视野这么窄，思维的续航能力这么差，人心又是这么封闭懒怠，诸多持续折磨我们的难题，包括公领域的和私领域的，不仅有人经历过受苦过认真思索过，甚至还把经验和睿智细腻的解答好好封存在书中。

从形态上来看，我们眼前的世界往往只有当下这薄薄的一层，而查令十字街通过书籍所揭示的世界图像，却是无尽的时间层次叠合而成的，包括我们因失忆而遗失乃至于根本不知有过的无尽过去，以及我们无力也无意瞻望的无尽未来。

看看小穆勒的《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这是足足一百五十年前就有的书，今天我们对自由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建构、挫折、一再摔落的陷阱以及自以为聪明的恶意操弄，不好端端都写在书里头吗？

看看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是两百年前的书，书中再清晰不过所揭示的经济学最基本道理和必要提醒，我们今天，尤其手握财经权力的决策者，不还在日日持续犯错吗？

或者看看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又是超过半个世纪以前的书，而今天，我们的大台北市才刚刚换好新的人行步道、才刚刚开始学习在城市走路并试图开始理解这个城市不是吗？

还是我们要问宪法的问题（内阁制、总统制、双首长制、还有神秘的塞内加尔制）？要问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问生态环保或仅仅只是整治一条基隆河的问题？问男女平权？问劳工和失业？问选举制度和选区规划？问媒体角色和自律他律？或更大哉问地问整体教育和社会价值暨道德危机等等问题？

是的，如海莲·汉芙说的，书店还是在那儿。

全世界最便宜的东西

而查令十字街不仅比我们眼前的世界大，事实上，它做得更好——查令十字街不仅有着丰硕的时间层次，还呈现具体的空间分割；它是一道川流不息的时间之街，更是一个个书店、隔间、单一书籍所围拥成的自在小世界，让闲步其中的人柳暗花明。

我猜，这一部分原因有历史的偶然渗入作用而成，比方说，老式的、动辄百年以上的老伦敦建筑物，厚实坚强的石墙风雨不动地限制了商业流窜的、拆毁一切夷平一切的侵略性格，因此，小书店各自盛开如繁花，即便是大型的综合性书店，内部隔局也曲折回旋，每一区块往往是封闭的、隔绝的，自成洞天，毋宁更像书籍层层架起的读书阅览小房间而非卖场；而且，美国的霸权接收，让英文不随老帝国的坠落而衰败，仍是今天的“准世界语”，仍是普世书籍出版活动的总源头和荟萃之地，因此，你一旋身，才两步路便由持续挣扎的东欧世界出来，却马上误入古怪拼字，但极可能正是人类最远古家乡非洲幽暗世界，如同翁贝托·艾柯在《玫瑰的名字》书中最高潮的惊心动魄一幕——第七天，威廉修士和见习僧艾森终于进入了大迷宫图书馆中一切秘密埋藏所在的非洲之末。

一个无垠无边的智识世界，却是由一个个小洞窟构成的。

我尤其喜欢查令十字街的一个个如此洞窟，一方面，这有可能正是人类亘古的记忆存留，是某种乡愁，像每一代小孩都有寻找洞窟打造洞窟置身洞窟的冲动，有某种安适安全之感，而读书，从阅读、思索到着迷，最根柢处，本来就是宛如置身一己洞窟的孤独活动；另一方面，我总时时想到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这些自成天地般洞窟的存在，提供我们逃避的机会，逃避什么样的压迫呢？逃避一种列维斯特劳斯指称的大众化现象，意即一种愈发一致的、无趣的、再没性格可言的普世性可怖压迫（正是社会永恒当下的呈现），而这些动人的洞窟，正像《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树洞，你穿过它，便掉落到一个完全异质、完全始料未及的世界里去。

于是，我遂也时时忧虑我们最终仍会失去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查令十字街，如同汉芙早已失去她的查令十字街一般，我们的杞忧，一方面是现实中断续传来的不利讯息（如商业的腐蚀性只是被减缓，并没真正被阻止），更是人面对足够美好事物的很自然神经质反应，你深知万事万物持续流变，珍爱的东西尤其不可能一直存留，如朝霞，如春花，如爱情。

但你可以买它——当然不是整条查令十字街，而是它真正赖以存在、赖以得着意义的书籍，市街从不是有效抵御时间风蚀的形式，书籍才是，就像汉芙所说：“或许是吧，就算那儿没有（意指英国和查令十字街），环顾我的四周（意指她从查令十字街买到的书）……我很笃定，它们已在此驻足。”

从事出版已超过半辈子之久，我个人仍始终有个问题得不到满意的答案：我始终不真正明白人们为什么不买书。这不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一样东西吗？一个人类所曾拥有过最聪明最认真最富想像力最伟大的心灵，你不是极可能只用买一件看不上眼衣服的三千台币就可买下他奇迹一生所有吗（以一名作家，一生十本书，一书三百元计，更何况这么买通常有折扣）？你不是用吃一顿平价午餐的支付，就可得到一个美好的洞窟，以及一个由此联通的完整世界吗？

汉芙显然是同我一国的，她付钱买书，但自掏腰包寄食物还托朋友送丝袜，却仍觉得自己占便宜，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她说的是：“我打心里头认为这实在是一桩挺不划算的圣诞礼物交换。我寄给你们的东西，你们顶多一个星期就吃光抹净，根本休想指望还能留着过年；而你们送给我的礼物，却能和我朝夕相处、至死方休；我甚至还能将它遗爱人间而含笑以终。”而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的最终决算，她仍得到“我亏欠它良多”的结论。

美国当前最好的侦探小说家，同样也住纽约的劳伦斯·布洛克也如此想，他在《麦田贼手》一书，通过一名仗义小偷之口对一名小说家（即塞林格）说：“这个人，写了这么一本书，改变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总觉得我欠他点什么。”所以——买下它，我指的是书，好好读它，在读书时日里若省下花费，存起来找机会去一趟查令十字街，趁它还在，如果你真的成行并顺利到那儿，请代我们献上一吻，我们都亏欠它良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间的名字/唐诺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481-5

Ⅰ.①世…　Ⅱ.①唐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0561号

书　　名：世间的名字

作　　者：唐　诺

责任编辑：沈　宇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2991-7/K·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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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翁

富翁是我这辈子见过、谈过话的人里头最有钱的一个，据说身家百亿（百亿，仿朱天文《巫言》小说中的一句话：“这还是钱吗？”），他已从工作岗位退了下来，但浑身力气，距离死亡还非常非常遥远，于是想做一件公益的、事关家国福祉的更大之事，我是被热心的朋友辗转找去的，吃了一顿节制有礼但依然非常好的晚饭——这新一代的富翁靠的显然并不只是忽然涌起来找上你的命运潮水而已，他们得有必要的知识准备和鉴赏能力，这个鉴赏能力原是对人的，听得懂较复杂的话，辨识得出一定程度以内对的人和错的人（但又不能真的太复杂，否则会失去力气，就像女子网球界流传的话：“要刚好聪明到可以学会双手反拍，但又不能聪明到会想太多。”），然后随着财富的大量累积缓缓及于物。后头这部分就简单了，难免要先缴点学费交点朋友，但基本上，我们活着的这个社会大部分是已成熟的市场，大部分的价值都已成功地层层换算成价格了，因此价值也是现成买得到立等可取的，只要稍稍描述得出来你要什么。比方说我今天要请十来个平常不会吃太好，但很别扭总会想到阶级、想到环保、想到生态保育和动物权云云的学者文人吃饭，很简单就有正确的人安排正确的菜单、地点和厨师；当然，要带点恶意的吓吓他们那更容易，怎么贵、怎么稀罕食材、怎么夸富荒唐怎么来的菜单都现成印好在那里，不必像当年基督山伯爵邓蒂斯进入巴黎吓人时还得一样一样自己费心布置；或者，还可以更精致更马基雅维利的，我要在谦和、尊重、高雅的大前提下仍保有一点惊吓，像签上我的名字一样，在不经意中分别出你我，以设定谈话的宾主基本位置和氛围，这也是不困难做到的。

因此很明显的，相沿甚久所谓的百万富翁已错误到连作为象征之词都不行了。首先数字是错的，“百万”作为巨大的、不可思议的、无法计算的货币计量的好日子早已不复返，看过电视上“行政院劳委会”关心您的广告吗？今天你一个穷劳工若肯忍受二十五年卅年杵下来不逃走（但逃哪里？），你也就是个百万元在手的非富豪了（当然你可能转头拿去缴贷款去还债务，但不是说只在乎片刻拥有吗？），我猜这在使用韩元的韩国只会来得更早更让人惆怅，好像连个童年好梦都被剥夺了；然后，“翁”这个字也不对，这个字年纪太大、身体太肥胖而且太悠闲有着不事生产的收租者况味，记忆着早年的经济暨社会的活动方式，以及彼时一般人的想像，因此还要加上一层不堪回首的时间土气。

四个字错三个，只剩“富”这个字。

不过话说回来，今天要找一个替代富翁的一般性准确用词还真是难，要让他们自己认可那更难——当代的富翁在这上头有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喜欢保有着工作者的身份和称谓，最好是把自己的名字直通通和自己创造的那个事业那个王国联起来，就算不成传奇，至少也是惟一的；次一级不创业的富翁也喜欢强调自己专业工作者的身份，证明自己庞大的财富累积得合情合理，并没道德上的来源不明罪名。不用提富豪、巨子云云，今天不是连CEO这个专业头衔之词都毁了、只会讨来一顿好揍不是吗？

就像那些搞叛军、搞佣兵的强人喜欢称自己是上校一样，甚至明明军事政变成功了，成为国家独裁者都几十年了，他还是一身粗布野战军服自称上校——这里，上校不是官衔而是战士之名，意思是他还在火线上，他和部属的关系一如昔日是兄弟、是死生相共彼此救援的伙伴，是仍然想同样事情的人。

席间，富翁跟我们解释他花钱花力气这件事的纯公益性、纯利他性，我完全相信——这是一个明显简单的事实，他完全可以不必做，财富赋予他我们一般人难以想像的自由，让他豁免绝大多数自然的和人为的灾难，包括覆巢之下无完卵之类谁都难以遁逃的家国灾难。富翁自己的用词是，全球化底下的当前世界已是“规格化国家”，他不仅哪里都可去，而且去哪里都一样。财富累积过了一个临界点，摊在你眼前的世界图像整个变了，财富不必再去购买通行证购买第三国护照，它自身即是开门的咒语，人类最森严、最令人头痛无解的界线应声消失，不只是国家移民法（一种最公然无视基本人权的律法），而是躲藏着的、宛如国家背后灵的种族和肤色。就像佛家讲昔日世尊说不可思议法，生出强烈的金色光华掩盖掉所有人的不同长相和肤色，抹平一切的差异，这里有一种神迹的、透明的、大家一起遗忘来路艰辛的平等，如今大家都是金色皮肤的新人种。

的确，如果不幸哪天又起烽火，逃不掉的是我们这些没办法改变皮肤颜色的人。

但规格化国家的说法不尽正确，或者说讲太早了些，个别国家仍面对个别的难题挣扎中。惟我们确确实实知道，局部性的普世规格化已然够用的建造完成并如变形虫般伸展，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换另一纸世界地图来想像这全新的世界图像，比方说四季饭店的全球分布图云云。把一整个地球全然抹平其实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既做不到也不需要，因为金色皮肤种族的人数并不多；然而在每一个国家，尤其是每一个国家代表性大城以及最美丽景观所在，只准确无误的取其一点并进行封闭性的改造，却是可全然不受同于在地任何自然和人为条件限制的。这每一个“国中之国”的小点，我们如果像小孩时候玩连连看的游戏那样，一个普通人肉眼看不见的富翁之国就这样从透明之中浮现出来。不管在印度孟买、东欧布达佩斯、高冷曾经让一整个文明蒸发掉的南美安第斯大山，或饥饿疫病仍在外头肆虐的非洲大地，在这个国中之国里面，包括视觉的景物、味觉的食物、听觉的声音、嗅觉的空气，到触觉的生命感受，完全可控制，一切都是同质的、熟悉的，也就是富翁所说的规格化。家乡是携带型的，跟着你到每一个你在的地方，甚至从这里到那里、串联这些点成线成面的交通工具也是家乡的一部分，你有自己的飞机自己的船，所谓的逆旅亦可不复存在，连时间空间都可以阻绝把它给遗忘掉。

执迷现实、实人实物实事的朱天心看不下任何凭空想像的小说，包括武侠小说，怎么样都进不去那种有两组道路系统、两种旅店、两个平行存在不相交驳空间的世界，其中一种路上走着的全是武功高强的人。如今她要不要修改自己的看法呢？以下这番话是大经济学者克鲁格曼引述过的，显然他也认为这已是“现实”了：“今日的富人已形成自己的虚拟国家……他们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专属世界、有自己的医疗体系（私人医生）、差旅网站（私人飞机、旅游俱乐部）、不同的经济……富人不只是更富有，他们在财务上已变得像外国人，他们建造了国家中的国家、社会中的社会，以及经济中的经济。”

当代富翁如此抗拒一般性的、阶级性的称谓，我想，正因为这个金色皮肤的新人种、这个富翁共和国已成，基于某种不言可喻的道德心理，他们甚有默契的不张扬它，如同共同保护一处秘境、一纸宝藏图，也保护自己的存在；还有更内在心理层面的，他们是否也意识到这样一个全然没差别、没个性的规格化天地少了点什么，转而要强调自我、强调自己已所剩不多的独特性呢？

我一位热心于替大老板、大富豪辩护的老朋友，多年来如一日的理由总是，商人是有风险的、会失败的、会破产的、会化为黄粱一梦的，试图以这个遍存的事实（的确是事实）来证明这样一个阶级、这样一个新人种和王国并不存在，只存在于我们妒恨或脑袋不清的心里——这当然是个很体贴但全然不对的雄辩。个人会失败，但王国可长存，尤其是当这样一个王国是非人的、阶级性的存在时，这不是人类从来都是这样的最基本历史经验吗？个人的失败当然不等于王国、阶级的存废，个人的失败不过意味着你有可能得而复失、被取消其公民资格被流放出来而已。阶级的上下流动性从来都是存在的，只是历史的不同时刻有着森严开放不等的面貌罢了，其控制性和人们的可忍受性和道德认知成反比，人类历史上哪有不死的国王（不管他杀或自己死）？甚至哪有不衰颓不杳逝的血统和家族呢（即使是人类历史惟一的特例、日本万世一系从未更替石上生青苔的天皇一族）？所以秦始皇那个正整数无限数列的帝王之梦只是个动人的笑话而已，博尔赫斯曾写过一篇美丽的猜测文字，讲万里长城，惊异于曾经有这么一个国王，想盖起围墙把自己的王国给完完整整封闭起来，但即使如此，时间仍从他手上逃逸出去，以至于他仍得派人去追回，去飘渺的海外仙山寻找，登高丘，望远海，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

事实上，当这样的王国愈是不依赖特定的个体、愈超越个人的存在，它便愈坚固愈少可撼动可利用的缺口，因为它至少可不随某个人必然的老衰而跟着失智失忆，它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必然离去（被杀被放逐、退位或死亡云云）而周期性的陷入混乱。人通常代表着不稳定、代表变数，法人则是超乎一切爱别离苦生老病死轮回之外的，一个并没有国王的王国，你要消灭它，一定少了很多方法很多可能性不是吗？

如今，富翁退休了，就他个人而言，意思是他不会失败了，已取得这个富翁共和国的永久居留权了，他搬进去了，带着他干净洁白且不可侵犯如修院处女的百亿财富，这些钱全是完税的合法的。

但这样子他快乐吗？——我个人不会这么问，我其实很怕这种溢于言表的、自我感觉良好、寓心理于哲理的追问方式，总觉得有酸溜溜的一股穷人味。

我真正觉得有趣的是，这看起来已经是个乌托邦了，名额有限资格严选的隐密性乌托邦，在这里面，很多好心肠且睿智的哲人为我们描绘的至乐境界，已几乎完全实现了。不止是佛陀偏于外在的、物质性揭示的，那种诸如地铺金砂、空气中满满香气、风吹特殊品种的树发微妙音之类的，这哪需要花什么钱，找个够格的设计师就OK了，甚至现成的商品型录里都有；而是过去我们一直相信得背反、扬弃物质，得仰赖于个人的道德，乃至于更困难的，某种人心智的、精神的精纯智慧、洞视和觉悟才有可能获致的，包括像老庄所言不为物累不为形役，至人入水不湿过火不燃，人世间的战争饥馑瘟疫等等苦厄乃至于荣辱得失皆不及于你，人无力改变的长相形貌（庄子描述过很多诸如此类怪样子的人）、家庭出身、国籍人种皆困不住你，众生在这封闭小世界里有我们难以置信、举凡政治学者社会学者人类学者民族学者信誓旦旦皆曰不可能的齐物平等（尽管它同时又是最势利最等级的），高兴起来化为直上九万里逍遥的大鹏（一架波音747也不过就是个钱而已），再歧视再恶名昭彰排外的国家如日本都像设了自动门般敞着欢迎你。毕竟我们这些伟大的哲人都是穷人，而且是古昔时代战乱悲苦时刻身无长物的穷人，他们无法想像今日世界财富累积到某个临界点，它会质变成何等威力强大而且不容易失去的东西，它可以唤醒并驱使多少科技、法律乃至于整个体系的灵魂为自己服务；他们也无法预见今日世界这句最重要、最一针见血的话：“富人不只是更富有。”

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想想如何摧毁他们，拿走他们的钱——为节省时间集中焦点，我建议体制内的做法先不用去想，因为这个金色皮肤的新人种正是现存体制的演化产物，他们不只是合法的（法律较容易修改），还是合理的（学理的辩驳和更替可就不容易了），不信你去问问任一位够好的经济学者，他们能建议的，除了最末端的税制，像西欧那样让有钱人拔毛般多缴点税，还有希冀工会有较强谈判力量（但工会为何不断式微呢？），剩下的便是道德呼吁了不是吗？要做道德呼吁我们谁也都会，不必先弄懂经济学理不是吗？

希冀有那种劫富济贫的侠盗罗宾汉蒙面侠佐罗？或出手更狠的那种黯夜的正义复仇者（不幸的是，蝙蝠侠原来就是个最有钱、但还不大会善用金钱威力的小男孩人物，他的公义也不包含经济）？还是来一场健康的、打烂眼前这一切大家重新分配的革命？或等待一个像一九三〇年代那样的经济大萧条，神迹般把他们的财富瞬间蒸发掉？

我们姑且不论这些异想天开可不可能，以及这些巨大财富的拥有者有多强大的防御、预先消灭威胁的力量和配备，最根本的关键在于今日世界财富收存形式的改变（不以珍宝或货币的窖藏，那通常意味着你已经或打算做坏事），以及相应于此种种配套保护机制的发明。如今财富不仅是虚拟的、簿记的形式存有，而且还是记名的、认得主人的。我们可以想像一种煞风景的故事：话说水手邓蒂斯处心积虑终于登上了基督山岛，并循图找到那个富甲天下的宝藏，但箱子里却是一张禁止背书转让的巨额划线支票，于是这个满心复仇怒火的可怜邓蒂斯遂只能像在车上捡到支票的出租车司机送到警察广播电台去，他当不成伯爵，只是新闻花絮里好人好事的三分钟主角。

革命分子一样拿不走它，因为这样的收存和保护机制是超国家的，你打算做当年希特勒都没敢做的事挥军瑞士吗？至于宛若天谴的经济大衰退大萧条可以比革命更不是梦，事实上它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眼前发生，我们也已看到了我们想望的图表了，列举出全球顶尖首富们一夕间各自消失了多少个亿的美元，但有差吗有任何有意义的改变吗？有一本书叫《大萧条的孩子们》，多年之后重新省视一九三〇年代这场经济天火焚城的岁月，一开头便是一份调查报告，一个个访谈曾走过浩劫的人们。奇特的是，正像当年摩西分开红海，恰恰好有一半人回忆起来生不如死，另一半人则几乎毫无感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萧条并不是上帝的正义新工具，它只是纯纯粹粹的人祸，它不仅不集中惩罚闯祸的人，它还是不均匀不公平的，像剥洋葱一样，真正受难的、被摘除的仍是那些最外围最没力量抵抗的人们。

富人不仅仅只是更富有而已，如此的财富积累也不再是以悭吝守财的笨方式完成，于是他们甚至懂得慷慨，让世人都看得到的戏剧性慷慨（他们深知财富的复杂力量和如何极大化的利用），就像我们已一再看到谁谁慨然捐出了他一半甚至更高比例的财富，仍丝毫不动摇他的富翁共和国公民资格。这意味着，那种患得患失、财富自我惩罚如手铐脚镣的守财奴病毒已不复在这些人身上作祟，不会损失的根本前提赋予了他们各种损失得起的自由；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昔日哲人的睿智劝诫很抱歉全落空了，《圣经》所恫吓虫子会腐蚀它、小偷会觊觎偷取它，乃至于庄子带着你活该口气所指出盗匪上门正好整个搬走的古老美好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晚餐桌上十来人，信不信如果我们大家把口袋皮包全摊开来，富翁绝不会是现金最多的一个，他甚至是不带钱的不是吗？真不公平我们任何人都比他更是扒手的目标。

因此，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富翁个人究竟快不快乐（就算很神经很自寻烦恼也是他专属心理医生的事，犯不着由你我同情他），而是得根本的回到乌托邦这东西来——二十世纪以后我们缓缓知道了，乌托邦其实有种种无解的大麻烦，其中最没办法避免的是，这个世界里头不会有真正的事发生，乌托邦里的时间只重复不进展，呈现着所谓“永恒当下”的景观，因此它安详舒适一如坟场，或更精确如达伦道夫说的，这只是个偶尔还有一些事发生的坟场。人要长期待在这里头不疯掉有点难，这个世界的生命姿态基本上是睡眠，所以它只合适于死去的人，以及一部分的老人，并不包括那些躺不住的、精神奕奕的，犹有事要做，只有死亡才能真正打断他的老人。

坏脾气的小说家冯内古特便是个这样的老人。他有回想起自己死去的亲姊姊，以及她想必所在、宗教者（最早一批乌托邦者）允诺的永恒光照天国，同情但不无揶揄的说，老姊她现在一定努力“学着如何在强光底下睡觉”（那些宗教的虔信者要不要趁活着习惯睡觉不关灯呢？）。冯内古特自己，一九九六年底以七十四之龄写完了《时震》这本书，宣告他这一生要讲的话已全部讲完，一切到此为止，但不过几年时间，小布什挥军伊拉克，硬把整个美国扯回黑暗、蒙昧和原始，老冯内古特躺下去又爬起来，重新开笔破口大骂——

好脾气的小说家卡尔维诺甚至更进一步的说话，在他过世前最后一本书《帕洛马尔》里，仿佛预言了他忽然袭来的死亡：“即使当个死人，也准备要做一个满怀怨气的死人。”

我喜欢“做一个满怀怨气的死人”这个说法，尤其是它带着卡尔维诺一生的文雅、沉着和恢宏时。由此，我也觉得自己听懂了地藏王菩萨的满怀怨气本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原来是他需要这个工作，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人得有一件主要在做着的事，他拒绝沉睡。

富翁要听听我们大家意见、顶好还能说动我们与他同行的这桩海峡两岸幸福工程的工作，可否让他逃出这个围城也似的沉睡乌托邦呢？不一定，要看。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只带着公益之心而来，那它仍只能是“偶尔还有一些事发生”的其中一件而已，仍只停留在那个舒适的坟场里，你必须下决心把自己的生命位置真的移出来，而且肯跟自己承认（偷偷的、不公开讲出来没关系），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不是这个工作需要我，而是我需要这个工作。

慈眉善目不咒骂的公益之心有各种难以及远及深的限制，它是业余的，很难做复杂的、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艺要求的事；它站在某个道德优势的高丘之上，很难下来做激烈的、善善恶恶是非分明乃至于不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事；它通常带着某种生命结论前来，很乐意做但很不愿意想，很难做需要动用心智、需要高度思维、眼前仍未明朗的创造性之事。最麻烦的是，它太自由了，有太多垂直性的退路以及平行性的其他选择，总是在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困难才来时，它会潇洒的后退而不是头破血流的冲决它，或转头去做其他一样隶属公益的事，捐钱、赈灾、盖学校或医院、到海滩捡宝特瓶云云。这里，人丈量自己付出牺牲的多寡，优先于事情本身，这里头没有了成败利钝，没有输赢，就只能是高尚的玩玩而已。

人生命中那件主要的事是没有义工的，即使它全然是利他的，人必须视此事为惟一，而且时时计较事情的成败输赢，让它为真；当他同时也说超越成败这句话时，不过是意识到事情本身必然的困难重重，并保卫自己时时可能受挫的信念，这是一句只跟自己说的严苛之语，跟自己再一次强调，没有退路，不能挪移，就是它了，如此而已。

但富翁能这样吗？他会意识到这次当然比他当年创建一己的电子王国更麻烦、牵涉更广更深吗？他的身体、精神、思维暨行动方式是否已太习惯于那个舒服的乌托邦？——今日世界和耶稣活着那会儿已有两千年之遥了，今日的富翁们简单用财富铺好进入天国的坦坦大路，但要有钱人离开天国，可能比要骆驼穿过针眼更难。所以新圣经的格言是：“你若不能回转小孩的模样，断是逃不出天国的。”

说句泄气的话，几百亿财富，对一个人是太多了，多到生命边际效益早趋近于零，但对所有人而言又太少了，分不到什么也买不到什么。

正因为这么难，席间，我难免会颇珍惜富翁此时此刻专注认真如推销员的模样，他也知道在我们这边世界大家耳熟能详那首弗罗斯特的名诗吗——

这种的树林是如此可爱，深邃又深远

不过我还有未了的承诺要实现

在我入睡之前还有几里路要赶

在我入睡之前还有几里路要赶

拉面师傅

“五行”这家拉面店在柳马场通这道小街上，但比较容易找到、也比较符合京都旅游者正常行走的方式是，你从那个美丽如美术馆的锦市场锦小路通进去（锦市场你总是要去的不是吗？），差不多在中点处你便会走到和它垂直的柳马场通，你朝北望，才几步路之遥，会看到一个高高挂起的“面”字，这就是五行了，黑色拉面之家。

但记得别一大早，拉面店是晚睡晚起的动物，总是过午才开市，早起的鸟没拉面吃。

五行并非黑拉面的始作俑者，这相当一阵子了。餐饮世界一直流传着一个戏剧性但其实不尽正确的讲法，说最名贵的食物都是黑色的，因为符合此说的算来算去也就只能两种，一是鱼子酱，另一是松露，你总不能把木耳、中国人的豆豉和日本人的丹波黑豆云云抬高身价硬收进去——但纯粹黑色的天然食物真的不多，可能因为黑色本来就不是有机的、生之色泽，生物通常只使用于皮毛一层，利于躲藏。物理上黑色是光的单行道，不让任何光线反射回去显现出来，这样的持续吞噬不返不太像总必须有所选择、有所排斥，因而形成往复彼此交换依赖的生命运行形式，而像是个洞窟，或就是死亡了。死亡的不祥一直是很迷人的，它不断堆积厚度和深度，最后，会通往哪里呢？以至于时间进到那里一定有不同的模样和意思不是吗？博尔赫斯曾指给我们看这句拜伦的诗：“她优美的走着，就像夜色一样。”

事实上，如今我们眼前大多数的黑色东西反倒是人工的，一种很方便就挪借过来的阴影、厚度和深度。流行事物的制造者这方面总是极敏锐的而且没顾忌的，最早的流行小说书写工厂创造者大仲马（他雇用一堆人挂他名字写小说）有一部小说便叫《黑郁金香》，书中有北边的某荷兰人成功育种出纯黑色的新品种郁金香，遂引发了宝贵球茎的跨国争夺。我小时候熟读他的《基督山恩仇记》不足，像发现宝物般在书店里找到这部只闻其名想像一堆的小说，但至今我仍记得孤独念完书那一天，包括周遭景物细节、空气、光线和自己的心情，不太是失望，而像是被你信任的人背叛了，像谁死掉了一般，比我外婆的丧礼还凝冻还启蒙。

炽热进行了已近二十年的日本拉面现代化战争，生之欢愉在满出来时当然也向着死亡处试探。大致来说，黑色拉面可有三种：一是纯噱头纯配色的，并搭上二十世纪末排毒养生云云的全球性伪科学健康神话，在和面时揉进了号称活性碳的备长炭粉末，给那些又要吃又贪生怕死的人；一是平行输入于意大利，面条滴加了墨鱼或台湾政治人物逃生用的抹黑汁液，这倒是有动人、难以言喻微妙香气的（当然只限于墨鱼）；另外一种则处理汤而不改变面，我猜最原初是由最深色的酱油拉面演化而来的，关键很简单在于只浓其色而控制其咸度，因此烧焦它即可。

五行的黑色拉面是第三种，它也有黑色酱油拉面，但广告牌拉面用的是特选的黑色味噌——你如果正好坐在锅边位置，会看到年轻的拉面师傅先在热锅中敲进一小方猪油（一种极香又最健康禁忌的东西），将黑味噌燔祭般点燃，一部分香气瞬间从火焰中窜升起来，这时拉面师傅消防员般一大瓢精心熬制的高汤浇下去，再来就是标准作业了，滑入甩干的面条，铺上叉烧、鱼板等配料，完成。猪油和味噌，除了使用它们内在的香气和外表的色泽之外，还有效利用了其存在形式；它们共同形成了一层黑色薄膜，阻断了火焰和香气的逃逸，像控制住反应速度一般，让高汤在看不见的燃烧中持续的、温柔的、一分一分的释放出甜味，黑得非常聪明，更重要的，黑得非常有道理，知其白守其黑，简明的奇想底下，是扎实的老工匠技艺，以及对使用食材的完全理解。

五行这家新拉面店的最戏剧性之处，我以为是它的来历或说前身，焦黑的新五行系变身自纯白的老博德一风堂——这么说很多热爱日本拉面的人就完全懂了也放心了，包括台湾的名小说家骆以军。这家创业已二十三年（迈克尔·乔丹的背号）、和豚骨白汤几乎是同义辞、不只店名就连三个招牌字（深浓古篆隶趣味的现代字）都美丽得日本第一的一风堂，曾在多年前东京惠比寿的某个寒冽的秋天夜里，以一汤匙的第一口“白丸原味”面汤，暂时拯救了骆以军一家于异国逆旅，我是现场的目击证人，但这事留给骆以军自己说，反正他迟早会自己写出来不是吗？

一风堂的老板叫河原成美，我自己心中拉面师傅的原型。他永远绑着头巾，身着粗布工作服，踩着作业用的长统橡胶雨靴，瘦长豹子似的身躯保持着劳动者的弹性、速度和随时可投入的待命状态，只有没离开过工作第一现场的人才能这样。两眼永远有焦点因此生出一种逼人的神采，可以想见生起气来会瞬间非常可怕（他那些可怜的徒子徒孙们啊！），但我们比较常看到他笑起来，眯着眼连带的皱起眉心、眉毛八字下拉的非常开心还带着不好意思。河原成美有老职人专注不放的硬脾气和严厉，但不是现代表演业介入后那些和拉面无关的种种怪癖添加物，他如今的地位和身家可能不容易估量，但他怎么看什么时候看都还是个拉面师傅。

在进入拉面战争的话题前，我们先说日本拉面有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特质，来自于所有拉面师傅的某种信念和自我规范——基本上，日本拉面的价格非常恒定，只分站着吃和坐着吃两级制，至于名店和一般混日子的店并没差异，不像台北的牛肉面，有神经病上万元一碗的，也有评比获奖后昏了头马上抬高价格抛弃贫贱朋友的。也因此，对于吃面的人来说知识的确才是力量，比方说你置身于大东京万轩店家构成的拉面迷宫中，资本主义万用向导的价格系统帮不了你，你有更多钱而且愿意更花钱，事实已证明你可以毫无知识毫无鉴赏力就买对更好的笔、更好的表、更好的服饰、皮包、汽车、珠宝和房子，但无法引领你进入某个流满动人高汤的应许之地，保证你吃到一碗好拉面。仔细想想，如今世界这样子富贵不淫的事真的不太多了。

这是我比较熟悉而且热爱的世界样态，一本好书和一本烂书基本上定价一样，你不必先累积上亿家产才能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瘟疫时期的爱情》（但哈利·温斯顿的一条链子非如此不可），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全世界究竟有几个亿万富豪曾读过它。

为时二十年，从萨摩藩的桀骜鹿儿岛到拓殖的冰冻北海道，还旁及食材、煮法都不同的冲绳，全面开打的这场拉面战争，理论上是一场很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得很令人讨厌的战争。只因为拉面是一种很简易、很开放的食物，它甚至还是组合的，可拆解因此可无尽替换的，汤、面条和配料不仅各自独立，而且都是人类在拉面专业之外的其他料理世界和寻常生活中熟悉且已累积更深奥技艺和成果的，马赛鱼汤可不可以用做面汤，当然可以，鲟鱼鱼子酱可不可以黑珍珠般镶嵌于一碗拉面的冠冕顶上，好像也没说一定不行，于是战争打起来，不论是想像力、专业技艺到美学，原来的拉面师傅很尴尬并不一定有多少优势可言，且时时陷入两面夹击之中，一边是技艺可能更硬更精纯的各种专业厨师，一边则是更狂野更自由的素人。事实上今天我们回头看这场战争，三十六反王，七十二烟尘，果不其然谁都进来了，带着各自的创业招牌神话故事，也带着各自独门的汤、面条和配料食材，有出租车司机、俳优、政府官员、电子工程师、宅男、极道大哥、寿司师傅、意大利面主厨、生猛海鲜的香港人、原法国餐馆的料理长——

就连战争的形态也是我比较熟悉而且热爱的那个世界的样子。在文学的书写世界里，当然有着森严、数十年不懈的思维和技术，但同时也有极宽敞极亲切没有围墙阻隔的那另外一面，业余的、人生走到某一刻心血来潮的好书写者和宛如天外飞进来的好作品，文学史上代代不乏。这样的专业世界有一整面开向而且牢牢系于人们经验的、人皆有之的、日复一日的“正常”世界，这使它混乱，但多很多神奇的可能。

然而，当拉面什么都是，也等于说拉面什么都不是，如翁贝托·艾柯讲的，全然的自由和不存在这两者，有差别吗？因此，拉面究竟是什么？它最终退无可退、不可让渡的底线有没有？在哪里？或反过来问，当拉面这样一个品目、一个单独被辨识的形式泯灭了，这究竟是轻烟散入五侯家的“归建”于其他各个、各国各地域的既有料理领域中（如煨面之于江浙菜），只是分类学的转换实则并没有丧失任何东西？还是真的有某些东西砂子般从我们指缝流走了？

所有人，包括吃面的和煮面的，我相信答案会严重倾斜向后者。因为，就像诗的拉面师傅艾略特讲的，形式刺激着内容。因此，当拉面的形式在战争的失控中被摧毁，当拉面变得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时，我们失去最多的，可能还不是既有的，而是未来才会有的，那些现阶段我们尚未拥有、还没成为拉面的东西，那些今天还没开的拉面店。

战争中，得有人来保卫形式。

但保卫者几乎在第一时间就会发现自己又置身于一个我们极其熟悉的大烦恼之中——我们相信它坚持它，却说不出来它是什么；我们保卫它，却不确定防线该在哪里。而且，由于会意识到形式重要性、挺身成为保卫者的，通常是原有的、安身立命于斯的老拉面师傅，因此现实中还一定多跑出一层尴尬来——话语既然不清，很容易被看成是某种守旧、某种保守、某种权威的滥用和既得利益的护卫（当然也有一部分的确如此）。在新就是好、就是传播焦点的时代大意识形态空气中，有时候就算人家不讲出来，你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极了。

诸如此类的事发生不止一次，我曾在一次电视的拉面比赛中看到，一位年轻的参赛者用了松坂牛的沙朗，两面焦香三分熟小心翼翼置放于原来叉烧肉的地方，当然好吃极了，评审也是人一样吃出各种梦幻表情（如今每个人都必须学会的美食表情），但没人心存感激给高分，事实上一位老拉面师傅还愈说愈气——这不是拉面，拉面应该是叉烧、笋干和葱花，顶多加个蛋或一小方鱼板。

拉面当然可以不是叉烧、笋干和葱花，但拉面应该是什么？——这样永远挥之不去的大哉问在我们耳际响起了《今夜无人入眠》的动人咏叹调：没有人知晓它的名姓，我们每一个人都难逃一死，所以远遁吧黑夜，熄灭吧星辰……

我以为真正救了拉面，没让它在二十年战火中灰飞烟灭的是，拉面始终是一种家常的、每天的、结实吃饱的食物，而且他们又睿智的（或鬼使神差的）把它的价格限定在六百到一千二日円（以当下的物价水平）这区间，这个价格限定与其说是界线，不如说是一枚钉子般把拉面牢牢钉在它庶民的、街町的大地之中。

拉面世界有它极轻盈自由的一面，就像文学书写，不止理论上什么食材皆不排斥，而且煮一碗拉面乃至于开一家店都用不了多少钱（书写者如福克纳说的，真正需要的只是笔、纸、香烟和一点点酒。当然，后两者也可以不要），但这样的平坦开放土地易攻而难守。神话的轻盈，如卡尔维诺说的，很快会撞上每天生活沉重无梦的另一面，人们第一次上门，可以只吃神话就饱足，但第二次来他就要真的吃面了；梦可以是独一无二、由你编码你说了算的，但汤熬得够不够、面条有没有劲、叉烧好不好吃云云则是硬碰硬乃至于有事物自身逻辑的，时间拉长，选对好的胡椒、酱油和哪边生产的海盐井盐岩盐比加对神话重要多了。

六百到一千二的价格限定，进一步蒸发掉梦的胡思乱想多余成分，浓缩出梦朴素、辛勤、真实不欺、因拉面而拉面这部分；驱走了表演者，留下了拉面师傅——我们看哈利·温斯顿的珠宝店，皇宫一样门口站着警卫，店里四时清凉无汗如佛家的不思议之国，店员永远比顾客多，也通常比顾客优雅美丽，梦在此地有无尽宽敞舒服的空间可伸展可徘徊；但一家做得下去的拉面店需要川流不息的顾客，炉子炼狱之火般永不熄灭，甩面水让两脚站立之地永远湿漉漉的，接近我们所说的水深火热，各等各色的人壅塞大声讲话还在门外排队，工作跟打仗一样，不，跟打仗不一样，士兵要战火完全停歇才清理战场并把大部分工作留给大自然自己分解，拉面店是一边打一边得抢时间收拾满桌油腻狼藉的盘碗，梦在此地匆忙、费力、狭窄而且挥汗如雨。

如果我说真正的小说书写师傅也是像这样子工作的，人们相信吗？

还有深夜人们酣睡不上门时。我记得河原成美有回帮电视节目评鉴名古屋（原是吃乌龙面的城市）拉面激战区的各家名店高下，抵达一家他最熟悉的白汤拉面馆时他忽然冲向后院，然后甚满意的点点头，因为他看到要看到的十几筒瓦斯——河原成美解释给我们听，熬汤的火每天二十四小时一刻也不能断，才能温醇沉厚不生异味，不储备足够的瓦斯，必是不合格的。

一九九四年有好事之人异想天开在新横滨自家土地上盖起了拉面博物馆，花了好几年时间吃遍了彼时全日本的重要拉面店，挑拣出各亚种（豚骨、味噌、酱油、盐云云）的王者各一家进驻，让买票进博物馆的人既饱以历史知识，也可以实证的饱以口腹，是个踏破铁鞋的贴心安排，一风堂正是这第一代豚骨白汤的龙头。这算是日本拉面一次总归户总整理，也是拉面现代化的一个大分水岭，把拉面战争从地方街町方圆之地的争夺上达成全国性的规格，也才让东京真正成为谁都非来不可的拉面首都。往后十五年，更新、更好、更特别、更胡作非为的店家没间断过的冒出来，王朝如日出日落更替，吃面的人也从数十年如一日的亲切老街坊，摇身变为挑剔、好事、人人毒舌评论的陌生人，无情如天择。

这十五年求新求变时光一风堂做了什么？店内几乎没大动作可言，基本上它只开发了一款新面，加进来一小团味噌把白汤染红，名为“红丸新味”，我吃过一回，并不觉得有任何超越原味之处；然而，相对于风雨不动如沉睡的一风堂，我们却不断看到河原成美在电视上有着华丽不可思议的演出，比方一碗只用起司和西洋色拉食材、他自己形容要做成滑溜如舞姿的新面，比方另一次在输不得的最终决赛他居然放弃自己最强的豚骨，完全用牛肉牛骨来熬制新汤云云。他无坚不摧的完成惟一的电视冠军三连霸，还登上“面王”之位，重点不在他击破的都是一线的超大物拉面师傅（比赛有比赛的运气成分），而是说明他的每一碗新面都成功通过了最严苛的嘴巴检验。但他在想什么呢？他辛苦开发出来却只在电视上煮一次是为什么？他不知道这可以赚到更多钱和市场风骚吗？他不察觉一风堂已成标准答案需要新的魅惑新的神话传颂吗？

这用商业逻辑很难解释，但我们从书写志业的位置可能看得懂。小说家阿城讲，书写者应该写得更多发表得更少，不要把练习本拿出来，惟河原成美却是把已证明成功的作品收回抽屉不见天日，拥护他的吃面之人都替他急坏了。

一直到多年之后的“五行”正式在东京开店才算有了个着落的答案，但菜单上仍只列着三款面而已，黑味噌、黑酱油和盐味。

京都六月天紫阳花开如蝶的季节，夏天在这个千年古都蹑着脚走，先进来的不是暑气，而是雨水，下鸭神社前的糺の森绿得铺天盖地但透亮，沁润的碎石子地、青石板有着安定人心的凉爽色泽，即使太阳照下来也不刺眼。

我想望的答案不全然在这碗精彩的黑色拉面里，而是柜台埋单时年轻的河原成美弟子递给我的一份无料小册子，是的，我想像的答案理应有更丰富的形式、更多样的材料以及更多的颜色，如果你关怀的真是拉面而不是急于巜ㄧㄥ出某种风格的话——小册子封面大笔写着“河原成美四季の拉面作品录”，里头照片带文字说明共十二碗面，名字依序是“诞生”“生さる”“友”“向暑”“知新”“春かすみ”“凉风”“面王”“神无月に诱ゎれて”“GENKAI TAICHA”“12 in N.Y.”和“花の东京ど真ん中”，最后那两碗其实是同一碗面的双重变奏，是十二月粉雪飞舞的纽约和花开东京这两座世纪大城的遥遥相望，主食材是牡蛎，拉面里揉进了三陆地区的牡蛎壳细粉及其大海荒波香气。每一碗面都注记着其完成日期，从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日止，我算过，参差不齐的平均每六个月完成一部书一幅画，不，一碗面，没真的停歇过片刻，可能也没任一个以创新为号召的拉面师傅像他这样不懈，这样富想像力。

这是河原成美的拉面画展。

然后便是他二〇〇八年夏第十三碗面首次公开发表的讯息，地点设在他东京银座的五行店里，现场供应两百杯卖完为止，价格稍特别但算合理的订为两千日元——时间恰恰好就是第二天，但我没立刻掉头回旅馆收行李跳上新干线，我们在京都有自己的预定行程未了，有已付了钱的旅馆，有自己的时间表，这样擦身而过的事，你知道了就可以了。

不急的，一定还有十四、十五、十六……晚年的博尔赫斯说他不再相信成功和失败，河原成美是否也这样呢？我想，如果我们有一件可以做一生的事而且够认真的话，会渐渐听懂博尔赫斯这句话的。

少尉

我最近忽然想起这事，当然是有情境的，某种触景伤情——台湾军中现在还有少尉吗？由什么样的人，通过什么样的升迁方式，来佩挂这所谓一条杠的最底层军官军阶呢？还是像大隆鸟、像长毛象剑齿虎般只留下名字灭绝了？

在此之前，先来说说少尉为什么会是一条杠，在我们习焉不察之前它本来总有个意思吧——我自己是如此听说的，也以为应该是正确的。这发生得很早，早在台湾才刚刚有黑白电视机看《勇士们》影集桑德斯班长和汉利排长那会儿，某个博学多知之人（每个小乡小镇总都有那么几个不安于每日生活、踮脚瞻望远方鸿鹄的人，很多传说、神话乃至于宗教便由这样的人开始）解释桑德斯和汉利领子上的老K和杠给我们小鬼听，其实军人的高高低低军阶并不是任意的、个别的抽象符号，它们就跟目前可见绝大部分的象徽符号一样，最原初都是实物，而且是一组连续性的实物；它们的真正意义也不在个别实物里，而是通过这组实物的奇妙相遇和联系，显示于它们构成的整体图像和彼此关系之中。当然，彼时台湾的知识水平和其表述方式较简单直接，就说是弯曲的树根（士兵和士官）、树干（尉官）、树梢开出的花朵或停歇其上的一只鹰（校官）、和更抬头的夜空星星（将官）云云。

这是诗的手法了，清泉石上流，鸟鸣山更幽。你说，官拜少校和一朵满满盛开的花有什么关系呢？你回想一下你当兵时那个什么也不懂、作威作福的营长副营长哪来如此柔美的意象，没错，答案并不在这朵花里，而是从树根、树干、花朵到星星，就像是鲁迅《秋夜》这篇美丽短文一开头所做的那样，这是人由近而远、由上而下、缓缓抬头的目光一路所停驻看见的，由此构成一个高低层级秩序、有为者亦若是的隐喻。只是比较奇怪的是，它们居然是夜间的、晴朗日子的，二月天清冷星光下一树枝梗苍老多节瘤、花开紊乱披风的老梅，没有任何武勇的、乃至于杀戮的、如子路头插公鸡毛的夸示，倒像是不寐夜里一个安安静静的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最原初究竟是把军阶设计这桩历史任务交给了什么样的一个人？而这忽然心起忧思的家伙后来又是如何说服头顶上的那些好勇斗狠、半点也联不上黯夜星空的人呢？

我自己，就跟那年代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一样，曾是树干最底部的少尉军官，或正确的说，暖昧的、疑似的、等待战争发生才算数的“预备”少尉军官。受训完成后抽签先发配凤山卫武营，然后移植到更南的屏东龙泉，在那儿用等待耗去了近一年半的年轻生命时光。龙泉，声名赫赫宛如一柄倒插南方大地的古神兵，但其实是颇荒凉、只一截街道的小镇子。

在这看似连续的、等距的层级秩序中，我们实际上知道，其间不可能是均匀的。最困难是由上校跃升为少将这决定性的一阶，果真像得挣开地心引力般才能让有限生命的花和鹰化为亘古的星图；然而，真正泾渭分明的其实是上士到少尉这一阶，它几乎就是断裂的（尤其在不打仗、没军功可破格晋升的状况下），分属于两个独立的系统，上士再往前，不是少尉，而是歧路死巷子般的士官长，他们可以比基层的尉级军官领多点钱，而且远比一般的尉级军官受敬重（只限于军中时日），但仍挣脱不开满身泥土的树根那一层。据说彼时金马战地的八三一军中乐园，便如此硬切割成军官用和士官兵用两种。

老士官长是另外一种故事，不是冷战，而是昔日真实战乱流离的最后族裔，我当兵时有幸赶上他们垂垂髦矣的存在，总是心存感激，很多不知道怎么办的狼狈时刻，总是靠着他们一句话、一个动作、找个谁交涉，忽然六〇迫击炮准准打进目标区了，老卡车能发动了，坏掉的枪械零件复原了或更神奇有了新的，像老魔法师梅林一样。我们的关系很奇怪到近乎蛮横，他们的年纪远比我们大（介于父亲到祖父之间），资历、贡献、能耐和价值更是不成比例，但“国家”却认定我们是位阶较高、下命令告诉他们怎么做的人。这个极不合理的关系总是靠着他们的谦卑自持，以及对“国家”莫名其妙近乎迷信的信任才真正成立。日后，我们都目睹了，这个他们信任的“国家”还会进一步背弃他们羞辱他们，口出恶言的人里头，一定也有如我这样让他们伸手帮过的少尉军官。

如今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少尉预备军官真是闯入者，一年两次排山倒海而来——我们的拙于军事技艺和冒失，我们在其他心智知识的较丰硕灵动以及自然而然显现的桀骜不驯，我们的社会联系，我们不一样的时间感受及其计算方式，我们在意的、拼死护卫东西的不同（我们没有升迁，甚至并不在乎每个月领钱多少，我们真正想的只是放假请假和每天平安无事）云云。我们根本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以完全不同的图像去理解军队，并持续的、堆叠的把讯息携回外头世界来，形塑成社会对军队的基本看法或印象（公平的、不公平的）。我们莫名其妙进入到这个仰望星空的层级系统之中并参与实际运作，但系以某种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好像还褫夺了公权）的囚犯身份而来。他们正常的连续性生涯，于我们毋宁更像是封闭性的个人囚室，或说动听点，像是古来诗词歌赋动辄哀怨骂人的所谓“戍边”，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不再战争，没死亡高悬人头顶，军旅可以不过是一种职业选择，奉命移防派驻仿佛是单身赴任，我现在回头想，在军队缓缓变身为大企业的长段时间里，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业余的闯入者，反而才暂留了某种古老的战争氛围、感情暨其神话？我们借由着自我生涯的戛然截断、生活的连根拔起、亲人尤其是女友（或未实践未成形的女友）的伸手不可及，重塑一种较安全的生离死别乃至于某种不由自主命运，尽管实质内容和规格缩水甚多，但我们年轻的敏感、脆弱多汁和对茫茫未来的一无所知，很轻易的补足其间的差额，让它跟真的一样。

日后，我听小说家阿城讲他们“文革”时插队下乡，我能仰靠的就只是这个记忆，去想像那种巨大国族名目底下，这样一大群四体不勤、彼此壮胆、可能连闯了什么祸都不自知的年轻学生，冲进到人家百年千年不易的农村之中究竟是何光景，会生出什么样的故事，大时代浪潮底下有哪样难以言喻的内容细节和日后说不成的记忆。

我们必定得着某些宽容——这是现在回想的，不是当时，当时你只觉得四周满满是敌意，你绝大多数时间是被欺负被折磨被不当人任意使唤压碎在最底层的。这样的宽容不只表现在个人身上，事实上军队的体制亦相应的作出了让步，奉国家大政之名，他们把少尉这一块割让出来如同租界，好装下并单独处理这一波又一波如《圣经》里命名为“群”的鬼魂（“因为我们多的缘故”）的预备军官。至今我仍记得一九八〇年九月那晴朗的一天，我们受完训从步兵学校放出来，那真是某种奇景，整个凤山市忽然爆出了两三千名清一色的少尉，市街上店铺里车站内外放眼全是闪亮新发于硎的一条杠，都装不下溢出来了，空气中蒸腾着劫后余生的狂欢气味。

我们并没忘记开玩笑，想想这些少尉要带多少兵，这个“国家”还能打仗吗？

受训半年（后来进一步缩为四个半月）就慷慨授阶少尉，那么那些被操足四年整整才当上军官的正期官校学生自己人怎么办？他们于是人性的被往上挤一阶，从两条杠的中尉作为旅程的正式起点。于是，长达数十年时间，少尉几乎和预备军官画上等号，你看到一条杠时不是看到军人，而是大学生，是文弱而且胡思乱想不好管理的读书人，是定期而来定期飞去的雁群。少尉有完全不同的来历，不同的生态，不同的去处和时间终点；形态上它仍是那一小截树干，但基因不同永不生长，或说不在此处生长，它开不一样的花，化为不一样的鹰，瞻望不一样的星空。

我想起少尉前在步兵学校受训时，同队同班排头的辅仁大学哲学系老兄（奇怪我居然还记得他名字、长相和家住高雄），在填写那种例行的、派公差用的个人资料问卷时，嗜好那一栏写的是“思考”，擅长那一栏则是“同情”。

然而有一天再没有预备军官了呢？有一天大学只是基本学历不再无条件代表社会菁英和希望？甚至有一天我们养不起也不打算养这么多兵让军人彻底回归专业自己玩呢？——塞林格在他《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著名天问是：“公园池塘结冰了，那些野鸭子怎么办？”多年之后，我们这一代的问题毋宁总是变成：“那些野鸭子全不见了，公园的池塘怎么办？”

这个令人寂寞的问题，是我人重新站在35℃高温龙泉街边，看着街道消失那一头等屏东客运晃过来时浮上心里的——我难免有片刻错觉，忘记了汩汩流走的时间，以为自己仍是二十六年前那名好容易又骗到四五天假、心急如焚想早一分钟坐上屏东客运、早一分钟搭上国光号或任何野鸡巴士、早一分钟让泰山收费站前那一段跳动路面把人从瞌睡中叫醒的年轻少尉。漫漫回家长路，车进泰山，感觉上就等于到了。

整个二十六年之后，我这才是第一次又重回龙泉这里。对我个人而言当然是惊心动魄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满是记忆裂纹的玻璃之路上，但当然也晓得没人会察觉没人会理睬你，包含你对眼前所有人、所有一切的满怀善意和亲密之情。整个世界平稳得像睡着了一般，只除了一名年轻的冰店老板，他隔街对我半带玩笑的大喊：“老大，吃冰啦！”又补一句，“请你啦！”我只好跟他挥挥手致意。

龙泉是个满奇怪的地方，它靠着两个大军营建立起来，一个是较著名的海军陆战队，一个是我昔日所属的普通陆军，都负责训练一批批的新兵，以至于谁都可以简单估算出来，真正的龙泉住民没多少，但被命运忽然抛掷到这里、并屡屡相信自己已被某种黯黑力量抓住这辈子再难逃离这个小镇、遂像生于斯长于斯也必将终老于斯的人却高达百倍千倍。亚历山大·赫尔岑曾如此回忆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五年称之为“七年长夜”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恐怖统治：“活在当时的人总以为这条黑暗甬道注定是没有尽头的。”

日后，会在外头世界一再讲起龙泉、称颂它的名的人也是这些人。二十六年来，我从没遇见过讲起龙泉的龙泉人。

龙泉有没有变呢？我想，这不如这么来问，愿意而且可以静静等你二十六年的东西会有多少，包括你各种关系的亲人在内？所以说但凡还有一点点记忆的悸动蛛丝马迹，你努力的保持感激之心即可——荣民医院那一片森林模样的大芒果树差不多全砍光了，完全符合着“改变总是从砍树开始”这一可厌的发展公式；市场斜迁对街，因此我帮他们挥毫贴墙上的“饺子一元，蛋花汤五元”的小吃店自然也没了；往靶场路上那两家有人思念家中慈母时花钱造访的小旅馆一样拆掉了，当然老红砖墙上那斗大两句“鼓舞士气，调节身心”的经典广告标语亦成千古绝唱。街角的德生中药行几乎是奇迹的从时间洪流中存留下来，阴凉的药柜子前坐着个干净清爽的少妇，不可能是的，但仍让我有片刻冲动想请问她。二十六年前这家中药行的小女儿念某护专，每个周末返家随身扛着个巨大古筝，因此算准那一班屏东客运帮她拎上拎下遂成为我们搜索连士官队的处心积虑大事，小我一梯、高雄来的蔡排长干脆称病抓药，居然被她父亲也就是想望中的岳父大人把脉出肝病来——

老实说，二十六年之后，对我个人而言这里还有的，尚远远不及朱天心那篇用气味封存记忆、也用气味释放记忆的《匈牙利之水》写下来的多。

细节可以无休无止一直衍生下去，每一幢房子、每一家店、每一个人、每一棵树、每一分线条和气味，记忆就算抵达了尽头，人也还有各种你投诸的情感携着你向想像飞去，只要你愿意像普鲁斯特那样。但我知道不太一样的是，这里不仅仅是似水流年的单纯时间消逝问题，而是整块过去时光被挖起的问题，我的龙泉记忆，正如一整代人当兵的记忆，正处于一个更大的时间流砂之上，这已经发生了，而且还会进一步发生。张爱玲曾聪明的说她祖母会死去两次，一次是她祖母肉身的死亡，再一次则是张爱玲自己也死去时，那是记忆仅存附着物的灰飞烟灭，连死亡这件事都死亡，成为根本没发生过。

大学毕业成为少尉预备军官的时代已结束，没意外发生的话，很快的我们连服兵役是男性公民应尽义务这件事也落日般取消，没人寄兵单给少尉，也没人寄兵单给二兵——天国降临，地狱一空，得救的我想不只是接下来一代代的年轻男生，一定还包括一代代的年轻女生。她们不必莫名其妙苦苦等候两三年（奇怪吧，“国家”曾是每一桩恋爱最大的障碍物拆散者），不必被强迫悲伤并犹豫要不要移情别恋算了（年轻不安定时日很自然的情感离合被冠上了某种道德罪名），不必在某个礼拜天认尸般只身赶去数百公里外像龙泉这样一个一辈子不会再相干的荒凉之地，去见一个面目全非智商陡降浑身野兽气味不晓得自己怎么会喜欢他的陌生男子，还有，得忍受更久，结婚后总持续个十年左右，丈夫和他那一堆酒友，半小时之内必定像被吸入黑洞般开始又一件一件搬出他们当兵的往事，从不会因为你知我知而省略，相反的，每讲一次就更加详尽一分膨胀一分，当灾难的、受苦的记忆跨过边界让位给想像，便得到某种欢快的自由，传说由此开始，一个个神话和宗教也由此开始。

然而日后未经历这一切、得救的年轻男男女女不会知道他们得救。灾难有一个很简单的悖论，那就是灾难发生后参与救灾的人会成为英雄，但阻止灾难发生让它消弭于无形的人没人会知道会感念。这里的确有一个思维的断层，语言无力飞越，当事实无法被说出来，或者说出来无人能解，听见的人总让它从记忆滑开无法存放，它很快就不再是事实了，而是某个人的梦境了。

是我梦见自己成为一名少尉？还是某个发配龙泉的步兵排长靠在大芒果树打了个盹做了个大梦呢？博尔赫斯也许会喜欢这样子想。庄周梦蝶的故事他常放手上把玩，我读他写斯维登堡这位聪明、诡异、反复出入天堂和地狱、但没人记得他的神学家一篇文章：“我想，这一切部分的归因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命运，凡是发生在那地区的事情都好像只是个梦，都仿佛发生在水晶球里似的。比如，北欧海盗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好几百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写小说的艺术本来起源于冰岛的中世纪北欧传说《萨迦》，这一创新却没有流传开来。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本应成为世界性的人物——例如卡尔十二世，可是我们只想到了其他的征服者，而他们的武功战迹也许远不及卡尔十二世。斯维登堡的思想本来应该引起世界各地教会革新，但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命运使然，仅仅是个梦而已。”

在另一篇文章博尔赫斯还告诉我们，十六世纪初，罗德维科·阿里奥斯托这样幻想，一个勇士在月亮上发现了那些已从地球上消失的东西，如：情人的眼泪和叹息，被人们消磨在赌场里的时光，毫无意义的计划以及得不到满足的欲望。

还有预备军官少尉不是吗？认真想下去，我真的并不认为这比用“冷战”这样的历史事实解释荒谬，它更加贴近更加真实的记录了我们的情感本身——也许会有一天，人类世界好到肯如此告诉我们，这段历史其实是由欧洲人开始人类所做的一连串不醒噩梦，为期数百年之久，亡灵从地下复活，开出死人指甲做成的战舰，最终在诸神倾颓的黄昏时刻，有人在大地之上画了一道虚拟的线，中止了杀戮，却坚持梦境为真，于是我们每一个人仍得交出生命中的两年时间给它，陪这些人继续作梦。

少尉预备军官的消失，我想到彼岸中国大陆也正发生着差不多的事，当然他们这事有较多不得已的成分。大陆一胎化的这一代，意味着没有兄弟姊妹，接着没有堂兄堂弟表姊表妹，往上没有叔伯姑舅，当然也没有了旁支的姻亲云云出此类推。消失的还不只是这些称谓和这些人而已，这是完全不同的生命基本图像，是人和他者、和世界关系剧烈（但静悄悄没感觉）的改变，像《红楼梦》这样牵牵扯扯的小说会变得很奇怪，人类学者比方说在超卜连岛研究的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构成会搞不懂这要干吗，《礼记》这样精致的历史记忆会更进一步密码化。二〇〇八年四川一场大地震，让我们亲眼看见了这不再是人太多、人命不值钱的国家了，而是个再死不起小孩的社会，电视镜头直击下，这大概是我们所见过最直接哀恸、最让人绝望的灾难现场画面了。我们说，具体事物的消逝很少是单独的、干净的，它其实比较像《白鲸记》最后那一幕的捕鲸船沉没，漩涡般把周遭东西一起卷入海底，还包括几只来不及的海鸥，只有那个“就叫我以实玛利”的兴高采烈家伙，借着棺材改成的浮子逃了出来，留住了这个故事。

也许会和平吧，都已经这样子了两岸和平还不肯来吗？

所以我个人的龙泉少尉记忆有什么关系呢？这部分毋宁只是世界回复了“正常”而已不是吗？尽管它已牢牢镶嵌于你只此一次的生命中成为无可替换。我对龙泉的最后印象是，几乎没有变动的便只有这两座军营，芒果树每年更换新叶，屋顶用新的建材翻过以至于连时间的毛边污渍都没留，太阳下像睡着了；而最大的改变是，你清清楚楚察觉出这两个军营变小了，不再统治这个小镇子。形态上龙泉并没扩张也没盖起大楼长高，它只是打开来了，镇民总是比昏昏欲睡的军人先察觉此事，店家不再只做军人生意维生，它变得更像台湾任一个这种尺寸的小乡小镇，也就是夏铸九教授恶言长挂口上那种丑怪、毫无特色、全长一个样的小乡小镇。如同此时此刻你在外头世界再说起龙泉这名字，已经没什么人会制约的马上想到海军陆战队了，可能是啤酒，电视广告铺天盖地龙泉好水做成的好啤酒。

还有，我们搜索连士官队紧邻围墙外的那道大水沟依然干涸蓬生着半人高芒草。二十六年前某一个晚上，我们连上一名逃兵便在这水沟中躲了一整夜，在我少尉时日所处理的六七次逃兵事件中这是最奇怪的一次，算时间我们以为他早逃到乌鸡国去了，至今我仍不解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毅然翻出围墙，身上有车钱，客运彼时也未收班，是什么把他绊在水沟里一步也跨不出去？那样必然以秒计算如刀割的漫长无边一夜他想了什么？

我仍像二十六年前一样的屏东客运、一样的路线摇摇晃晃离开，这的确是太阳底下一个白花花的梦境。

棋士

羽生善治这个用中文写出来念起来都感觉满好的名字，对台湾绝大多数的人应该毫无意义，但它对我个人而言，却是我生命中难得遇见的神奇事物之一，就靠着这个，我学会了下日本将棋，也是靠着这个，我每个星期六晚上得撑到星期天凌晨三点半不睡，收看每周一次NHK的围棋将棋报导节目。

但这个该死的NHK，就跟所有不必为自己行为结果负责的公家单位一样，常常冷不防的改播其他烂特别节目——太多次的生命经验告诉我这极可能是个很不祥的讯息，显示某事某物正处于衰颓、杳逝、等待替换之中，我指的是棋，不是NHK或其身后的日本政府，后者不是我关心的。现实里，我们当然知道耗时间而且耗脑子下棋这事，和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配备有多少扞格之处；而且，长期以来日本的围棋将棋之所以能在现代化世界找到栖身之地，靠的是各大报社不假思索的支撑，每一种职业棋赛的头衔都直接和某一家报纸紧紧相系，而报纸不正是眼前这一波世界变动受创最深的行业之一吗？

人们不再下棋的世界，只剩上帝一个独弈，以万物为棋子。

生命随机无序，“我”莫名其妙出现并存在，有些事你幸运赶上了，有些事你赶不上望穿秋水像李太白诗感慨系之的那样。羽生之于将棋，正如迈克尔·乔丹之于篮球，他不是当代最好的一个，因为这每一个再破烂的时代相对都有不稀奇，他直接就是日本将棋史上最好的一个，过去，现在，如果由我来说，我会说包括未来。博尔赫斯说未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愿如此。

日本将棋有所谓的七大头衔（至今仍是），包括“龙王”“名人”“棋圣”“王位”“王座”“棋王”以及“王将”，始终没人一统过。平成八年（一九九六年）初当时，年二十七岁的年轻羽生刚夺下“龙王”，已史无前例手握六个头衔，挑战他此生最好的对手也是不世天才棋士的“王将”谷川浩司（既生谷川何生羽生），七番胜负的棋结果只下了四盘完结，意思是日本将棋这万世一时，大家提着心等它降临的最华美一刻，并没有伴随着想望中凄绝壮烈的场面，尤其是第四盘羽生不利的后手棋（这四盘棋我当然都打过谱，下将棋的人谁不是呢？），居然只用了八十二手而已。就在“平成八年二月十四日”这个隆冬日子，羽生挟起“金”，雪花般无声无息的落在“三二”的位置，谷川的王棋倒下，大业于焉告成，如梦似幻。

羽生长得很好玩，他的长相其实像是模仿了小说，照公式来——他瘦削，有一头太桀骜不驯的头发，戴着一副太大的眼镜（很长一段时间还是那种大四方黑框的），举手投足拘谨得近乎僵直，他说话时会神经质的结巴，然后垂着眼帘，下巴用力下拉出两道法令纹，几乎每个字都打断，都像一手需要认真思考的棋，都是得预想其以下变化并承担其后果的棋。是，这是个浸泡在自己心智世界的人，以至于当他抬头发现自己人在现实人生时，反倒像个闯入者。

对喜欢棋的人来说，日本将棋其实是很值得学、值得一探究竟的棋，九九八十一格的不大棋盘，其变化当然不及围棋，但将棋几个独一无二的有趣规则设计，使它在这狭窄壅塞的空间里出人意料的复杂，尤其是胜负摊牌的终局时刻，它大概是人类所有棋赛中最激烈最危险的，争逐的永远只是一手棋的先后手而已，充满了速度感。吴清源说围棋有时会进入一种双方豁开来的加速时刻，黑白棋子像两列对开的火车般轰轰然前进，将棋则几乎每一局棋都以这种方式收尾，在速度最顶峰时戛然结束。

有关将棋的独特之处：其一，将棋不分黑白或黑红，棋子是呈斜坡状的楔子形，以前锐后丰的方向来表示棋子（暂时）的归属和效忠对象；由此，其二，将棋的棋子没有真正的死亡，毋宁像只是俘虏（奇怪满口宁死不屈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怎么会泄露国族机密也似的做出如此识时务的棋弈规则？），你所吃下的对手棋子反而成为最及时最不受运动限制的最好用武器，可在任何时候任何位置直接投入战局核心一点（称之为“打”），像是空降部队，或甚至就是轰炸了，棋盘遂失去了所谓前方后方的界线，成为三维的、立体的浑然一体战场，因此它不像中国象棋那样棋子愈下愈少且容易出现双方师老兵疲的无趣言和（将棋的和局只出现在偶尔双方谁也无法退让的几手棋循环泥淖时，他们如博尔赫斯说的用具体数字来指称无限，称之为“千日手”，就算连下一千个又再一个夜晚也还在原地循环的意思），而是愈到后面双方手握的有效兵力愈多，闲置如迷路的棋子愈少，愈容易形成前仆后继的惨烈焦点会战，这也使得将棋成为所有人类棋弈中最难以防御的一种棋；其三，将棋的棋子容易变身，只要挺进到对手三格以内，斜行的“角”化为“马”，直行的“飞”化为“龙”，小驹（“银”以下的小棋子）翻过面来成为大驹，威力丕变，下法也变得不同。西洋棋也有类似的设计，但只限于一步一步慢慢爬行的兵卒，而且得抵达最后一格如柏拉图所说好东西只在路的最末端才显现，惟人寿几何世事如棋不会停下来等你，因此这惟一的阶级流动在实战中绝少用得上只像个好梦。将棋不同，一局棋下来少说总有十几枚棋子变身（称之曰“成”），高速运行的“飞”和“角”只需一步棋因此几乎每战一大早必发生，日字形移动的“桂”只需三步棋，即使最慢的“步”其实也只需四步棋而已，因此棋的如此变化是常态，是在棋士的掌握估算之中的，每一枚棋子的价值、路线和死角计算方式亦随之变动不居，未来的可能性亦因之呈幂数增加，这使得将棋的双方强弱之势不像中国象棋那样直线式的翻转不易、损失一车一炮难以弥补只能拼命求和，而是波涛汹涌不定，浪头随风转向，拔赵帜，易汉帜，棋局可在任一手变色并不断交换优势。

在已知的人类棋弈发明中，依其变化和深奥程度，我个人的排行是——围棋，将棋，象棋，然后才是棋子造型和名称最美丽也最实相的西洋棋。西洋棋壅塞呆笨，魅力在于棋子本身，其中最有趣的有三，一是魔女般八方纵横的皇后，怎么会要她成为普世最强大的一人呢？一是城堡，它不是人，而是人工建物，却能直线飞行，一直到今天我们才看到了宫崎骏的动画《哈尔的移动城堡》；另一是斜行的主教，斜者邪也，记忆着欧洲宗教者实际参与争战冷血杀戮的千年不堪回首历史。

在将棋世界，尤其是现代的将棋世界里，羽生善治让满天下棋士望风披靡，是不可思议的啧啧怪事，得在技艺上远远超越当代人一大截才可能。理论上，围棋远较有机会却至今没发生，因为现代围棋已成功估算出先手的价值，执黑子先动手的人得贴返四目半或五目半，意思是先下后下已没差别了（只有心理上、气氛上的偏好），这就是现代平衡棋的产生，公平，但也因之少了烟硝味，如著名的热力学第二法则所揭示的完全均衡等于沉睡不起反应不再变化，我自己一直怀疑当代日本围棋力量的弱化（已逊于中、韩）和日本棋士太早、太适应平衡棋有关（高川格、石田芳夫、小林光一云云，当年这些带头棋士都是避免战斗、只想快快定形在官子阶段讨个一两目便宜、安全抵达终点的刻薄没想像力棋士）；将棋始终无法真正公平解决先下后下的难题，其输赢无法数字的量化并折算，这一永恒的不均衡状态逼迫后手的一方必须追赶、必须激烈、必须想尽办法挑衅制造冲突把局面弄乱，长期来说，将棋的力道和想像力系来自于劣势的后手棋，尽管它仍是不成比例吃败仗的一方。所以，羽生善治霸业之难，关键便在于他得在一半（以上）几率的后手棋仍保持赢棋，又无法像象棋或西洋棋靠坚壁清野不进反退的和局来挨过，这意味着他得超越一整代人几乎一手棋的力量，让人想到平衡棋出现之前凛若天神的吴清源围棋，“满天下先相先”，再找不到任何一人和你在同一层水平上，或者该说你奇怪的单独拔升至当代没人可企及、其实并不供应不存在的位置，它不是相对的更好，而是突破了某些我们外行人看不见的限制，这是不是神迹呢？对愈懂愈会下棋的人，这愈是神迹。

已故的古生物学者古尔德是我喜欢的人，我个人以为他是达尔文学说的最好诠释者和说故事人。他有回浪漫的站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和三十八街交口处大楼二十五层凭窗眺望，感动万分的看着数着眼前宛若人类追寻建物高度历史化石层的摩天大楼群如诗如画——帕克罗大厦（一八九九年，三八六英尺）、都会生活高塔（一九〇九年，七〇〇英尺）、屋勒渥斯大厦（一九一三年，七九二英尺）、克莱斯勒大厦（一九三〇年，一〇四八英尺）、帝国大厦（一九三一年，一二五〇英尺），然后是彼时无恙尚未还原为烟尘的世贸双塔（一九七六年，一三五〇英尺）。古尔德写下来：“这种精益求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后果，可能带来‘进步无可限制’的错误印象。正确的结论应该完全相反，每一项新的竞争尝试都有严重的限制。人类也许可以抵达天上，但是建筑物就像树木，永远不能抵达天上。每一次的升高，都代表工程的奇迹，利用科技突破极限，然而增加逐次缩减，就像运动的进步，在人类接近右墙生理极限时就会呈现尾端一样。一九〇九年都会生活高塔是以前高度纪录的两倍，最近几次冠军增加的高度都只在上次纪录保持者的百分之十以下。”

所以《圣经》的著名巴别塔故事是个犯错的寓言，把上帝描述成一个惊慌的、不懂建筑工程原理乃至于事物极限的外行人，他压根无须变乱人们语言来阻止此事，因为事物自身的极限本来就会无可逾越的挡住他们，除非他已知晓此一结果另有忧虑，比方说人们集体追逐单一极限的太快到来沮丧，以及因此不划算牺牲掉的多样、缤纷生命可能云云。真相是歌德所引用的德国古谚：“天意不让树木高得抵天。”

甚久以来，我一直无法妥善解释自己一个童稚味十足的心理，因为羽生而学将棋，因为吴清源而下围棋，因为费德勒而看网球，因为爱因斯坦而读物理学，因为博尔赫斯而读诗，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或直接就是《百年孤独》）之于小说，列维-斯特劳斯之于人类学神话学云云，我总是因为目睹着某个神奇的人、神奇的事物从而进入某一领域展开学习。在识字伊始的童年时这或许很简单很自然，一弯马头星云一只雷龙或一纸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宝藏图，就足够把无尽的太古悠悠岁月或一整个冒险世界拉到你眼前来。启蒙的核心是眼前世界的一整团丕变，那会儿你既没心思也没足够能力去分解它、不知道此一世界如此华美同时也必有的迟钝、沉闷和步步艰难，通常你也可以延迟个几年才会鼻青脸肿的撞上这些，原来恐龙除了它慑人的身躯和谜一样的名称分类，以及想像中彼此的追逐厮杀而外，这里头还有一堆地质学、生物学、化学乃至于最无趣的统计学你得老老实实学会，这条路你才能持续往前去（人类世界的侏罗纪专家于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止于十二岁）。但到得现在这年纪和人生，你其实已经知道了路有多长，这样究极成就的人距离你所在有多远，即使只是模仿，都不是你这一生来得及模仿的；更何况你心知肚明，这些紧紧抓住你眼睛的神奇名字和他们完成的神奇事物（不只高低，还包括其独特的美学样态），又都是最不可学的，人类世界架设好的学问道路最终不会通到他们那里，他们在某一个没人知道的时间地点岔向一个我们还不知道的地方。

每星期天凌晨收看一次将棋实战解析（日语的），偶尔摆出棋盘一步一步重现羽生善治和谷川浩司生命中百次对战的某一局，或在长程飞机火车上成功解开号称初段程度（出版社善意骗你的，感激就好别当真）的诘棋，这绝不会使你变成羽生善治如棋盘中“飞”化为“龙”，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系由博尔赫斯的一番话猜测到自己的一部分心思，这是他晚年讲的：“我觉得我读过的东西远比我写出来的东西要来得重要多了。我们都只阅读我们喜欢的读物——不过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写的，而是写得出来的东西。”

说得对，是为了看懂，多看懂一些，而不是成为。如果万事万物都要“你成为”才算数的话，那我们眼前的世界图像也未免太荒凉了，所以博尔赫斯补了这句重话：“我认为当代文学的罪过就是自我意识太重了。”

棋的世界有一种说法，有嘲讽味但我相信也是经验确实捶打出来的：“看棋加三级”，意思是理解者鉴赏者的要求并没像创作者那么严苛，下得出羽生那样的棋和看懂、欣赏、赞叹羽生那样的棋中间可以有相当大一段宽容的差距，如同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和作为一个书写者之间的差距，世界的基本样貌系揭露在我们位置较高的眼睛里，而不是显示于局限于我们较低下的手里。

然而这个差距终究是有限度的，眼睛和手之间仍有着亦步亦趋的关系，我不以为可以无限拉长乃至于脱离。而且，人手比起人眼也有它强的地方，我们眼睛可看到的其实是二维的一层表象，人手摸索的却是三维的、带着厚度和重量的实体，包含着视觉难以触及的材质构成、隙缝死角、弹性和温度；眼睛的一览无遗容易结论式的把我们留在当下，但手的触摸需要解释、需要思维和情感的支持，因此总会把我们带离开当下，进入到已消逝的丰饶时间中，也惟有在此还原的时间过程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已浑然一体、仿佛理所当然到只此一途的完美成果，每一个岔路、每一处转折、每一次抉择以及每一种被舍弃、未实现的可能必须有够长的时间才装得了他们并展示给我们。由此，所谓的神迹不是一句话、一个媒体标语就讲完的不可知现象，诸如羽生善治完成将棋历史第一次的一统霸业，而是由微尘般那一手棋、那一局棋所危危颤颤构成，它有一部分是可理解的，难以理解的那部分至少也是有来历有线索的，可以想像可以猜测，便是在这个线索戛然断掉的柳暗花明之处，才真正是让人低回不去的神迹所在。纳博科夫的用语是“妙不可言”，这个词暗示了形状——外行人所说的神迹通常是糊成一片的一整团，内行人所指的神迹如纳博科夫那样是准准确确的那一个点。

我也尝试用古尔德，尤其是他《生命的壮阔》一书来解释自己对神奇的人、神奇事物的此一童稚向往——作为一个古生物学者，古尔德习惯的时间单位总是百万、千万，乃至于亿年，时间视角接近于不仁上帝所在的位置，有些我们不忍心、不甘心的事如杀戮如死亡如灭绝，对他而言是正常而且非讨论不可的东西。《生命的壮阔》正面处理极限的问题，万事万物皆有其无以逾越的演化右墙，就像摩天大楼没办法抵天，人的百米赛跑纪录不可能推进到零秒，太阳会烧完自己，小说会写完所有它可写的东西；古尔德进一步指出，眼前我们有太多事物其实已贴近了这个极限右墙，他甚至告诉我们检验的方式，当事物靠近右墙时，其再清楚不过的征象是，推进的速度暨其幅度的缩减，快零点一秒、多一公分、高一英尺云云，以至于竞争者之间的彼此差距亦跟着缩减，人们的最佳表现难分轩轾，就像你吵不清是威利·梅斯的接杀漂亮还是安祖·琼斯，他们一样在中外野全垒打墙边完成神奇的表演，他们也一样已抵达棒球守备的发展右墙。

棋的世界，封闭稳定，百年不见规则有任何深刻有意义的改变破坏，其间数不清有多少奇怪的脑子每天每刻穷其变化，还没被找出来的奥秘已经很少很少了。即使是最难、理论上右墙最远的围棋也清清楚楚呈现着古尔德告诉我们的不祥征象，今天，超一流的棋士如张栩如山下敬吾和一名日本棋院尚未晋段的小鬼院生对局，最多只能让出两子；这不自今日始，半世纪前吴清源上达巅峰无人之境，被问到比他昔时十四岁稚龄赴日拜入濑越宪作门下，棋力究竟推进多少，吴清源的回答让所有人怅然若失，不到两子之力，没更多了。

没有先知，没有启示，我们能仰望谁？今天，当我们耳中再次响起马克斯·韦伯的世纪慨叹，我们不止听出了和我们并没两样的童稚向往，可能也有着另一番的体认和感同身受。韦伯原来沮丧的是人类历史除魅终点的理性铁笼，再没有神奇的人、神奇的事物来拯救我们，但神迹的消灭毋宁来自更硬、更深处的演化右墙，大家都抵达墙边了，没有人忽然以五秒跑完一百公尺，那种零点一秒和一公分的进展方式让所有人所有事显得平凡而且让人不耐，以至于我们感觉人类历史只在原地打转，神奇被骗术的、装置的新奇所取代，未来仿佛消失了。

这也许才是这些难得一现的神奇之人、神奇事物真正作用于我们之处——他们忽然飞越出和一整代人的间距，仿佛把这面已抵住我们鼻尖的右墙再往右大大一推，拓出一整片让人呼吸畅快、眼前一亮的空间来，有某种活过来的喜悦，我们跟着下下棋、投投篮乃至于自不量力的也提笔写首不会给人看的诗，不过只是想亲身证实它为真、享受享受它而已，就跟家里的猫总会跳上新的纸箱新的家具蹲一蹲一样。台湾（一定不止台湾）的小说书写者很多人应该还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出现在眼前那一刻，“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这个“还”字又神奇又辛酸疲惫，来路迢迢，真是道尽一切。

极限让人有一种幽闭的、缺氧的窒息感，逼视它如同逼视完全无光的黑暗一样，其实也很容易是荒谬的，意义总是在它必然到来那一刻皮之不存的跟着全数死去，以至于人们囚徒般必须去想墙外还有什么，必须去推演、发明出永生般的无限来。但无限怎么装填呢？怎么实质的摆设它占领它成为你所有？像航天员阿姆斯特朗那样只能在月亮上插支死死的美国国旗有什么意思呢？因此博尔赫斯以为无限只是个概念，又说无限其实是个夸大之词，无法赋予足够的想像让它不真的只是空无。博尔赫斯喜欢的思索方式和描游方式是古希腊人的N+1，任何一个数总跟着一个大它1的数存在，所以他还处女座般的斤斤计较，《一千零一夜》这个书名正确的意思是一千个夜晚又再多一个夜晚，这个伸头出来的一个夜晚既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夜晚，却也是个意志，充满了再往前去的能量和动感，如枝叶末梢的卷须迎风试探，“我要永远爱你再多一天”——极限有没有被取消呢？这多出来的一天究竟是允诺还是我们人造成的呢？至少死亡被延迟了，或被暂时搁置一旁了，我们还有机会重新找寻岔路，也可以好整以暇的坐下来等。

羽生善治便是日本将棋这不眠的一千个夜晚之后又多出来的1，The One。从大山康晴、到中原诚、到一时混乱割据的米长邦雄和高桥道雄等人，再重回谷川浩司，将棋好像大河一条般可以润滑的、平稳的、催眠的朝它自身终点缓缓流去，可是谁曾料到会有这样子现身的羽生善治呢？谁曾真正猜到这个戴大眼镜的怪怪少年并不是下一个谷川浩司，而是一个非连续性的、天外飞来的神迹呢？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好文章好句子得重新起头如本雅明说的像开始一篇新的文章，有了羽生善治，棋的眼前世界顿时线条全变了，人心头跟着一振一轻，看棋下棋忽然成为非常舒适非常畅快的事。

二〇〇八年下半，就棋士年龄而言已逐渐不年轻的羽生似乎又要对抗时间超越自己生理时钟的右墙。他刚在巴黎下赢“龙王”挑战的第一局、后手九十二步棋，几乎不防御、惊险但优美如滑翔。如果顺利，这将是他又一次五冠王，七减二的五冠王。

也许是真的，也许未来真的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说不定。

书家

小说家张大春这几年其实已偷偷改了行，成了个写五言七言格律诗的老诗人，中年转业从不是简单易明的事，一般来说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事（通常是不幸，就经济学而言）发生，张大春倒是兴高采烈的，从一开始日写十诗到现在稳定的每天早上三首——这一点使他更加像个诗人没错，靠感怀、靠灵光如那只笨兔子般一头撞过来只能偶一为之，或者该说即使有天外飞来的激情乃至于现成字句，较妥善的方法仍是让它再沉淀成记忆才写出它。好的文章这里跟好汤好酱汁没太大不同，放置个一夜让味道可以真正融合一体，太薄太锋利的部分会变得温润柔韧，而且过滤掉伪装的鲁莽和冲动，或博尔赫斯所说“纯属偶然的激情”，避免书写者自己日后用几十年时间来羞惭赎罪。终究，书写不是特技表演，重要的是你写出什么而不是几分钟写出它来，除非像曹植那样不写会死（那首煮豆子如厨房一景的七步诗只是逃过一劫的一场脱困飞车追逐戏，并非什么好诗，要看他的好东西你还是得回头读《洛神赋》）。所以诗人艾略特、纳博科夫都纪律的每天早晨固定时间写诗。写诗是工作。

有一点我猜，张大春的转行写诗，部分是因为之前他鬼使神差的重新提起毛笔写字，先行一步的书道在此扮演了一定的催生和引路角色，毕竟，费事费时而且消耗原物料的毛笔书写拿来写小说怪怪的，除了太长太累，各式现代标点符号更是想起来就骇人，除非下定决心只写舞鹤《乱迷》那样一气通贯形式的小说。但即使这样舞鹤所使用的字词仍构成困难，这研墨提笔、面对着洁净美丽宣纸的人都晓得，如今有些字有些词有些句型乃至于句型背后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好像很不容易用毛笔字写出来，或者写着写着文字就跟着毛笔寻路走了如跟从识途的自主老马。不是不能，而是不宜不适；不是技术上真有什么做不到的地方，大造字停歇之后中国人仍使用毛笔千年之久，理论上今天我们所知的任一个字都被毛笔写过才得以留下来，包括“凹”“凸”这两个造型最异质如开玩笑的字（是哪个木匠造的字吗？），而是某种美学上（可能远远不止美学问题）的别扭。改动一下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话是，如今毛笔字似乎已变成太大的字了，只合适写那些我们已怀疑、已不信、持续流失之中的“巨大而简单的东西”，但再钻不进我们现实生活中低下的、细微的、幽黯的缝隙和死角。

然而，司马迁当年独力写下那么一大本上天入地、连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徒都记下来的《史记》该怎么说？没怎么说，事过境迁桑田沧海罢了，你永远无法伸手握同一支毛笔两次——司马迁当年使用的大概就是毛笔没错，但不写纸上，而是还更麻烦更窄迫还更厚更重的竹简，工具会不会限制、暗示思维呢？我总想像他奋笔直书时身后那一片竹林子，碧翠如烟，但多蚊子多虫虻，事实上，他原来扮演的便是志得意满大汉王朝的扰人牛虻，竹子长得很快，赶得及太史公腐刑后的有限余生。

“买得轻舟小如叶，半容人坐半容花。”今天蓦回首，我们发现毛笔字并没跟上来，它在轰轰然前进的历史时间某一个点停了下来，如今我们拿它写什么字好呢？除了暂忘汩汩时间也暂忘自我的临帖和抄经而外，你如何联系它和此时此际的自己呢？你要如何通过它说你自己想讲的话？这里，自我遂也得改装一下整理一下，某些毛笔可接受的说话格式，某些字词的美学选择，所以就写诗吧，把絮絮叨叨如流水的小说化为峥嵘岩石般的诗。事实上，前引那两句诗就是张大春在旅途写的，赠朱天心以答谢她无酬领路的日本京都之行。原来是完整的四句七绝，以张大春（彼时）柔美如兰叶的赵孟体写在质感良好的和纸之上，但原诗被收存得太好遂因此找不到了（这种事人过中年天天会发生），至少你需要时它绝不会现身就跟某些人某些记忆一样。我记得的这后两句，依稀仍看得出张大春的心意一角，他把彼时京都之旅同行的一家三口（小女儿张宜尚在无何有之乡）的名字全嵌入诗中，仍有妻子叶美瑶的“叶”，儿子张容的“容”，全员到齐，站成一排顶礼致谢，这是我们极熟悉的诗趣；还有，“半容人坐半容花”这种照花前后镜两面相映的句型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寸相思一寸灰，也无风雨也无晴——

另一件颇有趣的事顺便交代一下，张大春跟上时代的已改用电脑输入写文章，不再使用稿纸和硬笔，这早于他重拾毛笔好些年。

当我们说毛笔并没跟上来，说它在历史时间的某一点停下来，意谓着毛笔字跟我们的关系已改变，它成为独立于我们生命之外的一件事，你得另外安排时间、安排心情和意义才可能写它。因此，尽管我们生活中仍有落日，仍有久违的朋友来访，仍有亲密的人死去，但已难以想像会再出现像王羲之的《丧乱帖》或颜真卿的《祭侄文》这样直写胸怀、纯纯粹粹的毛笔字了。在无可挽回的悲伤和写出它来的毛笔字之间已多了一个转折，因为毛笔已不再是第一时间的、最趁手的、直接抓到的工具，你得有意识的跨过这个断裂，原来心无旁骛的情感遂无可避免的渗入了表演的成分，观者也由特定的、单独的、接受讯息的个人，转换成为多数的、局外的、观赏的一般人，一如它期待被郑重的裱装高挂起来，而不是一纸私密便条、一封书信完成告知任务后被收存于私人抽屉之中；也就是说，它已几乎是纯视觉的，一门表现艺术了，书写者的身份不是亲人而是艺术家，或至少那一刻他是。最极致的例证可能是中国大陆掌权当局对待毛笔的有趣态度，在饱含着历史未来清晰主张和意志的汉字简化大政策里，毛笔字和写它的书家被单独的宽容，他们不仅可以仍写重重叠叠、没明天的繁体字，还可以更加昨天的写线条更繁复、笔划更多的大篆小篆。这样的特许，恰恰说明了毛笔字已可完完整整封闭了起来自成天地，在这里，文字只是造型和线条，至多再携带一点氛围性的情感（某种因时间已停止丧失了其意图和动能、风景画般的透明安定情感），它已不参与当下的思维，即使其文字（曾经）是激越的、极度悲恸或愤怒不平乃至于危险的，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但书写者、观看者的注意力已移开或说设定于他处，我们对待这些字遂有点像对待戏里电影里的演员，由他念着他的台词，我们并不必表示赞同或反对。

事实上，很多临帖的人写过上千遍的《郑羲下碑》或《圣教序》云云，并不知道它内容究竟说些什么，或知道了也不关心没想过，更多时候他的记忆毋宁像保留于手而不是心或脑，他总是制约的写完这个字就自然知道下一字是什么以及该怎么写。

有关简体字，小说家阿城曾信手指出像“艺”这样简化的字站不稳。的确，当年革命疾如星火催促历史时间的简化作业，最顾不得的便是美学考虑，但我不免会想，简体字急就章到事实上并未重新造字，甚至没重新创造出任何新的线条和造型，字的“组件”都是原有的、取用的，大致不出三种方式，其一、直接用行书体替代楷体，其二、在形声字的声符这较难写的半边改用笔划较少的字，其三、以声音相系的假借字也找更简易的同音或声音相似的字云云。因此，简体字的站不稳，关键极可能并不全然在于字本身，而在于它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找到平衡自己的方式，更麻烦的是它极可能永远也无法站稳自己，因为在此同时毛笔也已从我们生活现场离开了，不再陪着简体字走它的未来演化之旅。

根本来说，汉字从不是四平八稳风雨不动的文字，它平衡的秘密是毛笔，像走钢索的卖艺人手中的棒子，不仅用来站稳正楷字，连跑起来飞起来的行书草书也靠它不掉下去。纯粹就文字造型而言，我们可以说汉字极不稳定不均匀，字的笔划或太多太挤或太少太稀，字的长相或太长太瘦或太宽太扁，有的则是上下的头脚轻重麻烦，更多是左右两边的大小疏密差异，以及更精细的，撇捺钩点的斜向和横竖的直向相互纠缠无序云云。这样严重的不均衡无法只从线条结构布置一次的、统一的解决它，这得靠毛笔（或你可以倒过来说，这样字的不均衡是毛笔所促生的，或至少因为使用毛笔的特殊均衡方式才得以存在，造反取经元一人）。毛笔不是只处理几何性的线条布置而已，它同时处理笔划本身的厚薄疾徐短长以及各种转折接榫处的微妙意向变化（不是只呆板的、固定的、好计算的45°、60°、90°云云）；甚至它可以根本不在单独一字找寻均衡，可放弃统一每个字的大小短长，而用另一个字或下面更多的字来扶起、来扯住、来延长、乃至于宽广的放松它安抚它如把奔驰的牛羊野放于大地成为安定无垠的大风景云云，这是我们在行书草书惯看的已成常识，但其实更有趣的是你在每一幅看似工整、一字一字断开独立书写的美丽楷书都可以精巧的察觉出来。如此多样的、复数的、动态结构的均衡方式，复因为同时进行于字与字之间，遂随着每一次书写的文字不同聚合联系而再变化，成为随机的，而且不完成的。写字的人就我所知总有一种烦恼，你永远无法齐头的把每一个字写得一样好看，芸芸字海中总会有那么几个字钉子户一般顽强的杵在那里，你好像怎么写它都不对。至于哪些字难看难写多少因人而异，像我的老师小说家朱西甯，他平生最痛恨的字之一就是他比谁都得常写的“寜”字，理由和阿城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单脚站不稳（可是单脚如稻草人的字不是还有很多吗？要不要试试“弋”字？），于是，他的方式是躲开它一辈子避不见面，以“心”“用”构成的两脚“甯”字来替换。麻烦是，眼中钉还会更换会轮替，有时你下定决心花三个月半年拔去这个，奇怪另一个原来驯服的、自认为可写得好看的字忽然又不对劲了，开始翻脸折磨你。

说来，汉字在漫长如梦的历史里并非完全没近乎完美的均衡时刻，尽管很短暂，那就是秦朝一统的书同文小篆，笔划粗细一致，线条方向角度固定，几乎就是几何构成而且每每对称如镜像，看得出来它完全是由上而下制定的、管理的，而非真正自然演变生成的，现实生活现象不可能如此干净平整一治不复乱（一种极糟糕的历史幻想）。因此，除非你进一步把文字根本性的符号化字母化，用人为概念重编码，彻底放弃掉汉文字直接描绘世界、存留丰饶物象的造字核心，否则这样过分简单的规则是应付不了真实世界层出不穷、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需求，更应付不了新东西、新想法、新概念会不停冒出来的未来。这段历史的事实是，如此干净高雅、梦一样的文字碰上了偌大天下初次一统的种种琐事得匐匍救之，包括六国百年战乱和秦法森严管理大量出现的囚徒奴隶，六鳌骨已霜，三山流安在，这样花开一样的文字于是跟着秦始皇所有的奇异大梦“只开了一个早晨”，小篆让位给线条拉直、几何结构瓦解、可快速粗鲁书写如布衣平民大袖飘飘的所谓隶书。隶书这个相传因为登录管理低贱奴隶而生并命名的新文字，更替了王朝尊贵的、一丝不苟的、用来封禅泰山献祭天神的文字，单是这样的故事本身即隐喻的、启示的存留够多的历史记忆。就实际书写而言，小篆太像个完成品了，不仅文字本身，仿佛美学表现这部分亦已一并完成，兼带着普遍文字和个人艺术品这两面，后代能参与腾挪再书写的空间窄迫得可以，很难找出新的可能，只能玩赏的横移到金石之上。但话说回来，相传出自李斯之手的泰山刻石可是真漂亮，他一个人就把这个文字的书写推到演化右墙不留余地，文字的开始和结束几乎在同一刻发生，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仍不免狐疑，该不该把小篆从篆字里单独拉出来视为文字公产的一个阶段？还是其实是政治权力强大运作底下所隐藏的一个卓越书家的个人书写的大梦一场？

李斯税驾苦不早，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可惜了，李斯不是个刺猬型的、除了一手好字其他什么也不会的书家，或者说时代太早，写字这件事尚未被独立的辨识，他得借助于一个终究不由他说最后一句话的巨大力量，他狐狸般的博学多知还是保护不了自己。

列维-斯特劳斯在他一篇谈摄影的文章中指出，好的、可视之为艺术创作的摄影作品只出现于照相机才发明出来的早期时日，当时照相机的简易和处处断桥般的功能空白，需要人的技艺进来才能衔接才能克服；当工具自身太锐利太无所不能，人除了动动手指头之外能做的就很少了，“终究，人手比起人脑仍是太简单的器官。”笔这个东西亦复如是，我们如今使用的各种硬笔（有机会可找家日本的超大型文具店去见识见识，无聊的日本人什么样的鬼笔都想得出来），不必考虑墨水（多寡、浓淡、润泽或干枯云云），不必考虑纸张，不必考虑笔锋。笔和纸张的接触永远只是那一个点，不管字的本身如何曲折缠绕，这个点是固定的、不变形的，甚至于改变握笔的方式和角度也破坏不了它（只要墨水还下得来），于是，写字的人能处理的只是字的“形状”，相同线条所构成的基本样子，那些指掌之间的丰硕技艺全派不上用场。

我想举一个有点不伦不类也有点悲哀的例子，那就是棒球里的变化球，今天你终究得承认，不管就全世界，或者就台湾一地，懂变化球基本奥秘的人已远比懂毛笔的人多。棒球投手的威力包括两部分，一是力量（即球速），另一则是路线的变化游走，前者受制于人的生物构造一，很容易到达极限，尽管有各式各样现代化的辅助（食物、药物、器械、训练方式等），但棒球百年，球速并未有显著的加快趋向，一百英里上下的时速仍是右墙，今天我们谈起速球，代表性的名字也仍是早已含饴弄孙的诺兰·莱恩，或已沉睡于永恒、快一百年前只留黑白画面的“大火车”渥特·约翰逊，也有人坚信半世纪前黑人尚未获准打大联盟的“书包”佩吉才是史上球速最快的投手。因此，这一百年来让投手这个行业仍活得下去、仍有目标可追求的奥秘，其实集中于“指掌之间”，集中于那五根手指头和一颗球的松紧不定微妙接触，借由各种奇怪的握球法、借由手指的分别或弹或扣或压或让它消失不生作用，来产生鬼魅般球的行进轨迹，最终还正确的泯灭了直球和变化球的界线。然而，这些指掌之间的技艺因何而生而成立呢？答案在于棒球那道缝合着两块马鞍形牛皮的红色凸起封闭曲线，也就是说，在于百年或更早前人们无法（或不郑重其事的想到）平滑、无接缝的、射出成形的处理这颗原是供人游戏的小白球。这颗纯就工业技术来说原始、落后、明显有缺陷、宛如出土古物的球在广漠时间里安然不动，数不清的人手握过它丢过它，不一定要先知道原理弄懂流体力学，人们从实践中、从每天的摸弄、从够长时间总会礼物般降临的偶然不断累积技艺找出各种投它的新可能，时至今日，尽管生产技术一日千里不知到哪里去了，这颗球却愈想愈完美仿佛大小、轻重、材质、外形样貌无一可更动“增一分太腴减一分太瘦”，当年谁这么厉害发明出这么刚刚好的东西来呢？完美的当然不是物质性存在的球本身，我们真正赞叹的是建立在这颗不平坦的球上、和它业已完全融合为一再切割不开的“球/技艺”。这颗球没有了，这些技艺也就消失了，所有那些以各种速度、各种轨迹、各种鬼一样角度乃至于飘飘如蝴蝶翻飞而来的华丽变化球全灭绝并被遗忘如同没存在过——你能想像或忍受大联盟疯了要换一颗光滑如弹珠的球来打吗？那是世界末日吧。

技艺最原初时总是面向着某种缺陷某种困难而来，因此总有其实用性的要求，并和特定的实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们或可不必太呆笨或太犬儒的看待它（比方说一切都是功能性的，艺术云云只是烟雾只是假象，只是某种落后时代的产物），某一部分技艺留在原地打转，某一部分却切线般飞出去，找到了自身的出路，找出了一个原来并没有的空间和演化之旅，创造出独立的美和价值，并蜿蜿蜒蜒回归到总体，成为人认识世界、描述世界、建构世界的新位置新途径和新材料。我年轻读书时我的老师告诉过我，人因为雨雪而发明了伞笠，但有了伞笠，“人就可以和雨雪相嬉戏。”

硬笔取代之前，几千年时间里毛笔一直是中国人第一线的生活用具。因此，书写技艺的核心暨其起点是实用，而实用的要求总是方便、快速、有效率云云，并且和彼时人们的其他生活配备、人的生活方式取得最不磨擦的配合，以最自然最舒服、让人最不疲惫最耐久的方式为之。这和今天已丧失实用性、成为一门封闭独立艺术的毛笔新处境完全不同，我们知道，纯粹的艺术不受这些实用逻辑的限制，比方说时间的节约便通常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艺术工作者甚至可以刻意的延迟、拉长、打断时间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不一样的事；我们也实际的一再看到，舒适自然通常不会是艺术工作者热中的作业方式，他宁可尝试各种别扭的、违背人基本生理心理限制的、乃至于痛苦折磨的方式，以期找出新的可能，或至少一步到位的先建立起某种创新的、前进的、符合人们想像的姿态。此外，舒适自然也太透明太融入了，人不容易感觉自身的存在，这让强调个人的当代艺术家更不会喜欢它不是吗？

今天，我们感觉多少有点不自然的毛笔基本书写要求比方说悬肘无依托的运笔，比方说竖直笔杆的握笔方法，其实是几千年时间里最舒适最实用的书写方式。小说家阿城喜欢实物的追究考察此事，在千年以上的漫漫时光中，没有桌几，没有柔软吸墨的纸张，基本上人们系以左手拿木简竹简（以及东晋王羲之父子彼时麻质的厚硬黄纸）、右手执笔的凌空书写方式进行；此外兽毛做成的柔弱笔锋，不只含墨极有限而且会向着用力的方向折弯变形，因此在书写过程中你得同时不断的回收修护笔锋，并让墨汁均匀的、360度每一面都用到的尽其最大效益，一次沾墨可写成最多字。如此，毛笔的竖直便成为最完美的方式，不是表现内心正直人格高尚的无上命令（把毛笔竖直是简单的生物行为，不用先学好高等伦理学或做完百件善事才能学会），而是如同圆心般可四面八方的处理笔锋和笔划；它不是静态的直立，而是动态的回复并重新开始的原点——毛笔指掌之间的微妙技艺，最原初便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并不断发现，中国后来的历代书家推崇二王父子，五体投地到那种地步（他们的字或已不逊二王父子），他们看到的可能不只是字美字不美的成果而已，而是字背后到他们这对父子手上大成的书写技艺，随着你自己书写技艺的进展不断得到启示，像有人领着你走路一样（我自己读博尔赫斯就有这样的感觉），你每个转折、每个困难、每一处歧路，一抬头便发现他都已想到了、处理过了，而且悠闲的在灯火阑珊处等你。比方韩愈（你当然可认定他鉴赏力不足，这相当程度也是事实）便对王爸爸过度柔媚过度现代感的字有意见，我自己对儿子王献之有名的“一笔书”也觉得可以再想，事情未必全然如是，那样连续的、一个逻辑一种去向顺势到底的写法有拘束性，有时你得打断它、离开它、像本雅明所说的重新起头才不会被某种因果铁链困住，才能宽广的展开来，只是“正、反、合”是不够的，那仍在原地而已（所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仍是窄迫的、夸大的、隧道症似的）。但王献之的确“一次沾墨写成最多字”，把笔锋、墨汁和力量借由指掌间的微妙曲折收放使用到某种极限，像因风滑翔一样，它必定是快速的，但不衰败不坠落不让人感觉匆促狼狈勉强，就像昔日迈克尔·乔丹告诉我们的奥秘，飞起来容易，真正最困难的是如何降落下来。这的确是最服膺实用逻辑的，王献之在实用的此一硬实大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后世写快跑草书的书家总会时时想到他，心知肚明最困难的部分他已经发现了并且解决了，这种知性的感动我以为是人生命中最动人、最持久、最感激莫名的心悸经验，还在单纯的美的鉴赏之上，但它只找上也拥有足够技艺并发现困难何在的认真之人。

然则今天我们不是已经自由了吗？再没有昔日的实用幽灵在背后催赶我们追蹑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可以回复成一管毛笔、一个字、一张纸的全然干净宽阔状态？一定要这么说也没错，但在我们这个喜欢把万事万物全赖给自由（不足）问题的稍嫌没志气时代，我们往往更欠缺更亟需的不是自由，而是其知识和技艺。几千年来加诸毛笔之上的实用要求，固然多少规约着技艺的进展方向，也多少禁锢了某部分想像力（在阻绝过滤更多胡思乱想同时），但根本上，毛笔之为物仍是一切的中心，实用的要求并不破坏、并不异化毛笔书写技艺的堂堂进展，它毋宁是个更多出来的、更严苛的要求，逼迫书写往更难更深处挺进。而且话说回来，几千年来中国人也许在政治主张的自由有所不足，但在写毛笔这事上他们绝对有充分的、乃至于远胜我们今天的自由。自由的多寡，从不是中国这项书写技艺长河的困境所在和解答。

事实如此绝无夸大。就相关器物工具来说，唐宋以后桌子有了，笔和纸张的相遇角度起了微妙的改变，也松了开来，允许人作各种不同握笔方式的尝试，然而由于人的生理构造关系，能做得到的握笔方式总是有限的，今天我们能想到做到的、乃至于还没想到的、各种别扭痛苦折磨的方式其实都有人试过了，包括像清人何绍基那样立马弯弓、不动指腕而用全身力量来写的所谓“回腕”方式（有意思是，他自己曾累坏了感慨，古人大概不会用这么辛苦的方式写字。像拳击手一样每写三分钟一回合就得坐下来休息按摩补充氧气）。柔软吸墨的宣纸也出现了，允许写字的人往墨色的浓枯光谱变化上试探，这是一辈子写小硬纸单一墨色的二王父子的未知领域，字的大小也同时解放了，不再受制于小竹简小纸张云云。总的来说，在工具的限制上，唐宋以后的书家还远比我们自由而且有利，我们有的他们都有，而且就写字一事上质量远比我们专业精良，原因很简单，我们今天的桌几、纸张乃至于毛笔大体上是远离写字的人制造的，服膺的是工业、商业的普通逻辑，不像彼时系直接因应着写字者的需要、甚至瞄准各别书家一人的特殊要求“订制”的。尤其是毛笔最重要的笔锋兽毛这部分，鹿羊狼兔各自性格不同，没有什么最好最贵的笔，只有最嵌合你书写技艺、最知道你要干什么那支笔。是，就跟齐白石晚年使用多杂质的劣石一样，他要的不是万年亿年大自然耐心蚀雕的柔顺风景，而是大自然的另外那一面，暴雨暴风洪水冷热快速切割撞击、崖岸巨岩瞬间崩沦如刀起刀落那峥嵘的另一面。

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在几千年实用的、安分的时光中，总屡屡有不实用不安分的字，像宗教性的、志功性的、留下历史一刻冻结时间的碑铭文字就是，这是我们所谓的神圣文字，因此不仅不服膺、通常反而会刻意的逆向一切实用逻辑，不如此不足以挣脱平凡让它熠熠显示出来乃至于带着神圣威吓力量，比方说著名的“天发神谶碑”看起来就是这样写的。也总有更多不实用、不安分、像听得见某种魅异笛声起身而去的人，每个时间每处地点每簇人群都有这样谓我何求的疯子，像钟繇可以为了写字去盗墓，像二王父子，除了养养鹅、在东厢房躺着吃零食睡午觉、偶尔干点小奸小坏的事而外，仿佛漫漫人生就只是写字不管其他。在历史文献中，那种苏东坡所调笑的写坏丢弃的笔头、练字的废纸堆积如垃圾山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眼前无笔无纸时也照样写字，想像自己手中握着笔以广阔天空为纸作书，写只有自己看得见的字，这后来还被认为是练字的最佳方式之一：也就是说，你跟整个世界的关系就是字、就只剩字了，如罗兰·巴特讲万事万物对他而言无一不是讯息。

阿城指出，历代大书家，若不是大地主如董其昌，就是门阀大姓如王羲之，这样连经济问题都解放、这样全然自由的闲人，也是我们今天做不到的；而更难以获致的可能是，彼时最高权力者的皇帝本人就是鉴赏家，甚至还是第一流的书家，这最迟可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他喜爱王字成痴后人皆知，但可能没那么多人知道、看过他也写一手好字到堪称历代帝王第一（阿城曾惊叹“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练的”），武则天的字也很好，尽管总是掺杂了几个她自己造的字，宋的每一个皇帝更几乎都是顶尖书家，不只宋徽宗而已。这一传统一路下达清的康熙乾隆，入关的外族没两三代就纳入，可见其强固如磁铁的吸引力。

自由，对一般没要干什么的人来说，通常只是某种没人管、没有苦役催逼的闲适状态；自由要动起来、要由这样静止形态转变成点火爆炸的力量，总是要在撞墙、鼻青眼肿的时刻。对写字的人而言（也不止对写字的人），你不积累足够技艺，无法发现真正的困难无法碰触到某种迫人的极限，自由是没办法“使用”的，硬要乱用就只是个难看而已。

如斯毛笔字处境下，我们回头来问，夜深忽梦少年事的今日张大春来得及吗？他有没有机会在书道一事上做到像他在小说上同样的夺目成就？他可否写出某种时间碑铭意义的张大春之字来？

曾经就有人如此带点莽撞外行、也带点讨好的问起“张大春体”，我一旁听着，张大春的回应意外的沉静，仿佛不知语从何起。他边说边想，像进入自省的零落回答大意是——好的字那么多，你看、你学、你跟着哪个字这样写那样写都来不及了，哪还有什么自己的体不自己的体的问题……

我想起昔日孔子回应子贡的话，看似无情，但却是确实不欺的，因此其实是赞美——吾与汝，不及也。这个“与”字可以解释为同意，是的，你是真的来不及了；也可以解释为一起，我跟你一样，如今我们都来不及了。

一方面，毛笔书写这门技艺来到我们手上，路可能已经走太远了。日本最后的大数学者冈洁曾指出数学原理发现的极限问题，今天你光是学会并掌握这门学问堆积如大山的成果到达其边界，可能就要花掉一辈子的不懈时间了，因此数学家光努力已不够，还需要有两样东西不可，一是天才，另一是长寿，这两样我很幸运都拥有，但也就能走到这里而已。我与汝，我们都没办法逆转时间回到小孩的模样重新练字，先就输了整整几十年；我们还是有太多分神的事，毛笔字仍不在我们造次于是颠沛于是的第一顺位上；我们寻常写字用的是硬笔和电脑说不清何者更坏事，更多时候有些字你已经不敢那样写了，因为人们已经认不得了，曾经最会看各种行草各种鬼画符之字的文学编辑亦已普遍失去这个能耐，遑论一般人，你只能依教育部门、依国文课本指定的那样一笔一划呆笨的来，否则天天都会闹出并留下白纸黑字的各种笑话，连鼎鼎大名的小说家福克纳都赫然成为“福充纳”——

另一方面更为不祥的，我以为毛笔书写这门手艺或许已用完了一切可能。大造字早已停止，楷字的定形再一眨眼也两千年了，文字自身的演化也已终结，方寸之间，每个字就那么几笔还能怎么伸展怎么变化？历经了这么多了不起的家伙反反复复写过并没留什么余地给我们。我以为，到得宋代米南宫、黄庭坚、苏东坡、范仲淹等人已看到这门技艺美好如夕晖的右墙了，明清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毛笔书写极不舒服的大突围时期，他们或者跨越二王到更稍前的楷字曙光时刻，如博尔赫斯所说的“学习粗犷”，捡拾文字之美尚未定形之前各种一闪而逝被遗弃于当时的碎片；或干脆更远，先抛却楷字，写更线条或更趋近于原实物造型的字，乃至于倒过头来从刀法、从时间风雨剥蚀的效果引入新的美学可能；也相应的在工具上寻求配合变化，尝试在毛笔、纸张、墨等等的不同物质属性上挖掘并横向挪移云云。基本笔法的大乱从明清就如火如荼开始了，惟不同于我们今天的是，那时候作乱的是训练有素的人，是正规军，造反得有线索有焦点有板有眼，而且并不吊诡的，也因此造反得更多样更富想像力，更让你即便不同意也心知其意可以宽容叹息。

现实里我们都晓得，要作乱也需要本事得讲究技艺，否则上不了梁山，只能是市街的混混流氓——泄气点说，在毛笔书写这事上，我们今天连作乱的余地都所剩不多了。

但我仍会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如张大春所讲的美好的字那么多，一个字一个字看目不暇给，不会因为你自己写不出来它们就不存在；而且你愈看得懂它们，就愈看不完也愈新奇。在这层意义上，日历式的时间注记是无关宏旨的，一个字带着浑身光亮跳到你眼前来，谁管它是唐宋还是二〇〇八台北。

我们可以只看自己喜欢的字，但我们不见得能写自己喜欢的字（比方说我自己经常很讨厌自己的字，软当当的毫无气力毫不精神），我们只能写自己写得出来的字。眼高手低不见得是坏事，一如人的生物构成位置，它也是每一门技艺的正当状态，但两者有亦步亦趋的稳定间距关系，你把手的位置拉高，眼睛自然就更浮上来穿越过各种蔽眼的云层及远及细，你可以在每一个书家的每一个字每一竖一捺里看到不同、看到仿佛第一次看到的东西，即便他们那一刻想的只是努力写得像昔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事物的熠熠发亮不是因为它的制造日期，而是来自于它在正确的位置、你想望的位置，这是吴清源说的，当棋子置放在正确的位置，你会看见它通体发亮。

重新老老实实写字的张大春会是一个好的字的鉴赏者，也许他此时此刻已是了，我的意思是，来日方长（你看，换个位置换个期待，这会儿我们又有足够时间装满希望不是？）他会是个更好的鉴赏者。日前，画家陈丹青应张大春之邀，特别来台担任张大春一手促成的文艺营书画组的授课。晚餐桌上朱天文抓住时间，请问他同行毕加索的话是否属实——毕加索描述过他作画时的特殊生命样态令人神往，他说那是某种纯净的安适时刻，你进入画室，面对着画布作画，人甚至会变得像是植物了，心思专注不动但同时完全自由无拘，可以自在地流到任何地方，想这个人那个事，但不相扰也不会破坏安宁，好像自己在一个稍高的位置——

陈丹青点头说确实如此，他说他甚至一面作画一面讲电话，事后看这块地方还可能画得特别好，也记得是跟谁、讲了什么话；但陈丹青看着朱天文补了一段话，说他画抽象画就不是如此，那就激烈了，你会和画布持续处于一种角力对抗的状态，你会跟它吵架，会三字经出口，会连东西都砸过去。所以画家都很长寿，毕加索就是；但那些先锋派的、突围式的画家则通常活不太久，像他们动辄破毁割烂的画布。

永远和自己稿纸角力吵架的小说家朱天文心知其意但仍觉不可思议，问我作何感想，我努力回想，好像便只有临帖写字时庶几接近这样，还有一人打谱摆棋时。我记得小说家冯内古特讲过他一位友人吸食海洛因（或古柯碱）的经验，说那是他这一辈子惟一一次不感觉有所谓“生之负担”的全然轻松完全自由的一刻，所以太恐怖了如女妖歌声终身不敢再靠近一次；写字时没戏剧性、幻境性的甜美到这样，但你的的确确感觉自己肩膀总算可以松开来放下来（你往往这才发觉它原来还是紧绷的、使力的），生命的苦役暂时卸除，尽管你也知道这并未结束，待会儿收好笔墨棋子你仍得好好活下去。

Oh, my friend, We're older but no wiser. For in our hearts the dreams are still the same.这是张大春我们喜欢的一首歌《那些日子》。写字是舒适的、轻松的、自由的，是偷来的时刻，也许这才是张大春的真正秘密，像他小说《将军碑》偷来奇妙时间的老将军一样，够他可以如此不理人不理世界、一株植物般拿着毛笔地老天荒的一直写下去。

医生

格雷厄姆·格林，这个人类小说史上最世故最多疑的书写者之一，很奇怪的，笔下反而会出现一种信念超级坚定、入水不湿过火不燃的全然正面人物，当然，如果只是这样当某种神像摆着，格林也就不是格林了。小说进行中，格林，通过笔下的叙述者，会一刻不停的从各种角度攻打他、询问质疑骚扰讪笑挑衅，但和二流的、只会把美翻过来变成丑的、好像不把人击碎就不会写小说的书写者不同，格林会一再跟他辩论下去，不会有终极性的输赢就跟我们人生现实一样。然而，最特殊之处在于，我们感觉到格林其实期待被这样的人说服，期待被善说服——格林才是真的在跟善辩论，而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揭发恶（我们现在还缺小说狗仔队吗？）。这一点，使格林远远超过乍看有点像他的后来奈保尔，奈保尔蝗虫过境式的笔下，善是没层次没内容的，善只是外壳只是神话伪装，换句话说，善其实是不存在的，善甚至只是更坏的恶。这方便很多败德者行恶者，给予他们（包括奈保尔自己）合理化的心理治疗，把自身该负责的道德抉择改换成某种普遍的、无可抵拒的“人性”，行恶不再会失败。奈保尔正是这样二流小说家的佼佼者，求不仁得不仁，我真的想不出他还怒什么，是妒恨还有人比他更坏吗？

我惟一对格林的如此正面人物有意见的是，这样的人在格林笔下常常是医生，左派的医生，像《喜剧演员》中那位为信仰而死的马吉欧医生，或像《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中在刚果麻风病院忙得要死、根本没空谈信仰的柯林医生云云。我对医生荣膺这样善的代表人物有意见，尽管我大约知道格林为什么作此选择，或说我自以为知道——我们和格林实际年岁有相当差距，但我们和格林仍处于同一种医生的“历史世代”，一种传统支配势力崩解、身份界线混淆、医生这一社会角色空前（可能也绝后）膨大的暧昧世代。

我自己的人生里，第一个知道的县长就是医生，全宜兰县最大医院（位于罗东）的院长、国民党籍的陈姓医生；第一位县议长也是医生，宜兰市这边最大医院的院长，邱姓，当然也是国民党籍的。那是一九六几年的事，台湾还普遍贫乏，贫乏的不只是金钱财富，还包括知识、教育和视野，而县长和县议长，已是当时民选的最高两个政治职位了。

当时，我想是普遍的，医生有三大清晰形象，其一当然是很有钱，其二则是慈善，其三是地方社会的领袖人物。这三点相安无事构成一平面，我们并未察觉出其间清楚的矛盾，这三点怎么会不矛盾呢？

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这些好人歹人依正常比例分布于每一种行业，因此有善心的医生一如有善心的水电工这不足为奇。但今天回想起来，很难说服我的是，其他各行各业的好人总是个人行为，奉个人之名而不是行业之名，为什么独独医生有着集体的、先验的慈善之名呢？更难说服我的是，除了极少数的特例之外，包括绝大部分有慈善之名的医生仍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不是比一般人有钱，而是完全不成比例不成规格的有钱。这些财富怎么累积起来的呢？岂不是每天每时取自于彼时所有贫穷的人？而且还是生了病的穷人不是吗？还可以再加一项，生了病而且你极可能还认识他、知道他经济景况的穷人，根柢的说，这就很难不是掠夺了，而且有趁火打劫的味道，买卖双方处于完全不对等的不公平地位——是的，我们总是在最不健康、脑袋最不清楚、一刻也不能忍的状态下进行医疗交易，连时间都好整以暇站在医生那一边，你怎么可能有一分一毫胜算呢？就像老笑话里那个抱怨拔牙太贵、才几分钟就收你那么多钱的病人，他得到的冷静回答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慢慢拔。”

我小学某次月考错过一题非常不服气，题目是钢琴依发音原理属于哪种乐器，我答的是像风琴这样的簧乐器，但正确答案是小提琴、吉他那样的弦乐器。你掀开钢琴盖子，的确会看到一条一条绷紧的琴弦，但你要到哪里掀钢琴盖子呢？——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〇年，我读书的宜兰力行小学全校没一架钢琴，音乐课就得动员几名男生去抬来学校仅有的两部老风琴之一，到今天我仍记得那个重量，以及琴身两侧搬运用凹槽勒进指节处的疼痛感却又绝不可松手。钢琴在哪里呢？在初中高中的学校音乐教室里锁着，还有医生家里，尤其是生有女儿的医生家里。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

一九六〇年代的钢琴必定是舶来的，除了货币汇率不同，还要大笔加上万里飘洋而来的当年运费（尚未有大型的货柜轮），就像我们后来在比方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书中乌比诺医生那一段所看到的，换算成今天的价格，应该还是比私人飞机略为便宜才是。

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一如钢琴，即便有少量进口台湾，仍是锁着的、珍稀的、私有的。我们没听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知道自利自私为最大驱力的商业逻辑，我们对世界时时心存善意，我们被教导要感谢各行各业的人。感谢农夫种稻子给你吃，感谢邮差风雨无阻送信到你家，感谢学校老师花力气揍你教你做人做事的道理，感谢县政府兵役科的公务人员写兵单给你报效“国家”，当然，最要感谢莫名的永远是医生救你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里，我们便看到医生莲花般从各行各业中熠熠浮现出来了。必要时你可以收不到信，可以不要读书当文盲，但你得活下去，医生这行业最特殊之处，便在于他掌管着人命，拦在通往死亡的岔路口，这遂有点像碰到比较优雅的、一袭白衣的抢匪绑匪，要钱还是要命？当时我们听过太多有病没钱医的人，也听过太多谁家生场大病动个手术（其实可能只是我母亲生过的盲肠炎或我外婆生过的胆结石）倾家荡产的故事，但人命无价不是吗？人家救你一命这不已经是恩同再造的最大慈善吗？民间故事中，这种时候如果你是个美丽女子，总是要考虑以身相许的，难怪很长时间里，有这么多心存感激的父母一心要自己女儿嫁给医生。

也难怪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有人认真去追问当时的医疗价格，相对于当时的物价当时的所得，必定是极不合理的。想想，当时能看病的人相对稀少，医生的家产却能如此快速的、大量的累积，我们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当时的医生遂也因此较为悠闲，有时间去搞搞政治，选县长或县议长。

哲人告诉我们，人生老病死，不管你是富人穷人，是国王是贱民，时间一到在死神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尽管这类的哲语你只能大略的、善意的听，不堪太仔细想下去，但没错，帝王公侯将相也会生病也会死亡，这是人类历史里医生这一行业的永恒背景，打造出他最特殊的、应该说仅此一个的历史位置——这是个无法禁止无法取消的行业。秦始皇当年焚书，允许留下来的书只有农艺、卜筮和医学三类，但我们晓得，换另一种意志，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者来，比方说要独占宗教解释的罗马教廷，或认定宗教是鸦片、彻底无神论的政权，卜筮这一项反而会第一时间被销毁，这正是欧洲中世纪和中国“文革”期间真实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权力和意识形态交织火网中，每一次都安然躲过扫射的其实只有农艺和医学。但农人散落在田地里，是远离权力核心的，真正能在掌权者窄迫卧榻永远保有一席之地的，只有医生。

在中国，“医”这个字最早出现于秦代，小篆字成 ，由三个部分组成：左上角的 是个医药箱或柜子，放着一支箭矢代表彼时的简易医疗工具，最早的医生大概只能对付外科性的伤口脓疮云云，用箭矢来刺破伤口清洗；右上角 是作业图，医生手持某种工具的样子；下方的 当然是酒，用来麻醉或消毒。醫字最早也可写成毉，说明医巫同源，医生原是巫师的一种，但人命关天装神弄鬼不起，因此除魅得特别快，毉字的早早废弃不用没几个人见过，恰好说明医生这一行很快取得自身的独立性辨识性。毕竟，除了极少数入了魔到丧失疼痛感的虔信者，人生了病还是会务实的、有效的求助于医生，吾之有大患惟吾有身，肉体的事哲学家神学家能帮忙的极有限，所以博尔赫斯才说光一次牙痛就足以让人否定万能慈爱天主的存在（没必要把牙齿创造成这样吧）。我认得的一两个号称可帮人驱魔赶鬼无病不治的教会得道人士，自己生病时仍驯服的到大医院挂急诊，我相信梵蒂冈的老教宗也是这样做。

由此悠悠数千年时光，尽管医生的位阶始终不高，但安全、衣食无虞而且很不虞，又可靠近权力中心，更重要的是，有封闭性的专业空间，权力不会动辄干扰它还有求于它会出钱资助，人可安心的把一生职业乃至于志业交付给它。这对生活于阶级流动性严重不足的彼时一般人而言，已经是梦一样的生命快捷方式了，因此，的确会吸引到庶民阶层的聪明者、秀异者，就像我们一直到今天还看到的，台大医科始终是大专联考的不动第一志愿。

我自己亲祖父便是选了这道快捷方式的人。日本殖民台湾彼时，积极的、有志业可能的行业是全然禁锢的，政治当然不能碰，商业工业未成规模，仍属政治的辖区，便只有医学仿佛若有光的算是一个窄门。事实上，我祖父是个更心急的快捷方式者，他没留台湾累积财富，赶在一战后就去了日本顺利归化成皇民，并终老于该说异国还是母国。我脑中惟一一次闪过他存在的，是有回人在东京步行过青山那一大片日式墓园时，是啊，人间到处有青山，我这个得其所哉的祖父名叫谢日照，日本天照大神的缩写，姓名是预兆还是巧合？或也是某种提醒遂成为言志？

我们很容易从台湾、从自己举目四顾的真实经验读懂格林。因此，不是善等于医生，没那回事，而是在那样传统支配权力崩解的特殊历史时刻，医生“恰恰好”有机会扮演某种关键角色，尤其当社会改革或革命力量起自民间时，长期被封闭成死水一滩的民间缺少很多东西急需很多东西，而这往往是医生现成拥有的，我们说的当然不是钢琴，而是财富、权力关系、社会位置和声望，乃至于起码的知识准备和视野云云。这样的医生数量不需要多也不会多，只有其中有一两个医生再自备一点不屈的正义感和慈悲心就够了；或者也不必，换成得陇望蜀的生命更大野心，不想只以一个更有钱的医生身份终老，带点赌徒冒险家性格的也行。

我们那位始见沧海之阔轮船之奇的孙中山先生不正是这样两者皆是的医生吗？

所以格林是写实的，他写的不是医生，而是就那一两个医生，名叫马吉欧或柯林的特殊医生。即使是到这样的历史特殊时刻，“正常”的医生总体图像仍不是如此，他们既得的、损失不起的东西太多了，因此总会更保守更噤声的躲进权力的羽翼里，像我们宜兰的当时县长和议长，或者可敬些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乌比诺医生，他内心的天平可能稍稍倾斜向自由党，但除了他那只飞到芒果树上放肆大喊自由党万岁、扯蛋的自由党万岁的鹦鹉之外（同样的口号才刚害死了四五名醉汉），乌比诺医生几乎是超然物外的，他那幢有多立克式柱廊、有音乐厅（钢琴盖着马尼拉布闲置一角）、有三千册藏书私人书房的凉爽大豪宅，里头没有霍乱、没有内战、没有饥饿和贫穷，自由党人来保守党人来，都不干扰他规律的生活，不干扰他每天午睡和服用各式药物食物养生。事实上乌比诺医生还公开讲，自由党的总统和保守党没什么两样，只是自由党的总统更不讲究穿着罢了——

话说回来，为信仰而死的马吉欧医生是谁杀的？他死于海地的秘密警察通顿马库特之手；而站在这批戴墨镜、黑衣黑裤黑呢帽死神模样秘密警察身后指挥一切的人，正是海地当时的恐怖统治者老杜瓦利埃，海地人称他“爸爸医生”，他原来真的是一名在乡间行医的医生，而且他还不是小说虚构人物，是真人。

如果我们期盼传统支配权力结构的瓦解，是朝向所谓的自由民主方向开放，那我们顶好别希冀医生能陪我们走太远，别在这道仍伺伏着各类凶险的迢迢长路上持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是的，最好用后即弃，如旧俄时代所说的“多余的人”。这么说，不是惑于海地的革命抗暴历史，当年领导解放的医生摇身化为更恐怖的终身独裁者；也不是读小说的人忽然神经质起来，以为今天高贵的马吉欧医生（如果成功不死）仍会诅咒般成为明天的“爸爸医生”。恰恰好相反，家国大事，我们正是无法奢望奇迹，不可以赌偶然的特例，得慎重的回归事物基本面来。医生这门特殊的行业特殊的手艺，很难不扞格于开放的、不确定的、复杂的、空气中（必须）浮漾着各种埃尘病毒的自由。这是本质性的冲撞，好医生和好的自由主义者几乎不共容。

这么说吧，医生工作，最原初也是最核心的，原是任务性的，任务的目标是抢回人命，英勇的拦在死神往往间不容发的利刃之前。要完成如此明确、艰难而且和时间赛跑的任务，首先，人必须专注，不能复杂、不能怀疑、不能对生命有太多哲学式的辩证或文学式的猜测想像，因此，即使经手过最多的死亡之事，医生的根本生命图像总是简单的；其次，他的工作必须有效的、精密的编组起来，层级分工不仅森严，而且润滑无间，由上而下的指令得依循最短距离抵达，因此不能采用曲线形态的辩论说服，而是直线式的权威权力，这遂使得医生这个行业自成天地的构筑成一个封闭的权力层级系统，甚至还普遍保有更古老的（依马克斯·韦伯）家长制、师徒制支配；再来，医院是个特殊任务的执行场域，会妨碍此一任务的各种杂音杂物，理论上再细微都得合理排除，不管它们在外头世界的存在如此必然或必要。想想，人在这里连正常情感的表述都受到限制了（探病有时间限制，加护病房只能隔着玻璃眺望，手术室绝不可闯入云云），更不用说抽烟嚼槟榔不是吗？

有趣的是，再糟糕再无能的烂医院，仍僵而不死的保有这样的基本样态，甚至更没弹性更没道理可讲的用力护卫这基本样态——我所看过最美好的医院画面，是很早很早以前我女儿出生时的台北荣总，当年聚集着一堆焦急准爸爸的待产室有一处室内小空间，是全医院惟一特许抽烟的地方，我在那里静静坐过三四个钟头，前前后后被“借”走四支香烟，我们彼此不识但知道同在一个命运的岔路之前，因此，讨烟的人讨得坦荡，给烟的人给得自然，更好是一旁没烟瘾的人亦慷慨含笑看待，世界大同。

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人处于生命特殊时刻的封闭世界，是一个生命戒严时刻的封闭世界，习惯生活于其中的人，很容易觉得外头正常人的世界是脏乱的、没是非没秩序的、甚至是不知死活的。

如果有人忍不住试图把这样的封闭世界移植出来会怎样？那当然是灾难乃至于浩劫。忧心当代自由处境的人都已警觉到，如今自由主义最难缠最滑溜溜的敌人之一，便藏身在医学里，或更焦点的说，藏身在愈演愈烈的所谓当代健康神话里，这个健康神话便是一个复制作业，以活命为最高乃至于惟一的生命判准，如果不打断它阻止它，其直线尽头处便是把整个正常人的世界改造成一间超级大医院。

这则医疗健康神话有一个狞恶的先驱者，可一直追溯到二次大战前的纳粹。彼时左翼的布尔什维克其核心，如本雅明指出的，其实是古老的宗教神学（本雅明比拟为躲在唯物史观木偶里的侏儒棋弈大师），而极右的纳粹则是一个提前出现的医疗健康疯狂神话，由于尚未有足够的医学成果比方说基因学知识的支撑，纳粹只能乞援于更古老的种族学，形成最现代到最原始蒙昧的怪诞结合，一个人类之前并没见过的新怪物。

尽管医巫同源并在二十世纪初的欧陆再次汇合，但左翼革命的思维是全然传统的、延续的，它宗教式的得唤起人们较高贵的信念的情操，行动的前提比较困难，革命者必须先有所觉悟而且还必须献身必须牺牲，就像最早俄国那些得毅然放弃自己亲王贵族继承身份和家产的知识分子；左翼的世界观“原是”（在未夺权成功之前）民间的，人得去发明去创造一个新形态的世界，革命遂像一场壮阔悲怆的史诗大戏。极右的纳粹则压根没有革命不击碎世界，它只是拿一个既有的封闭世界样态来压迫人改造人，因此只能是一出恐怖但极度乏味、全无想像力的惊悚剧而已；纳粹完全是统治者掌权者的思维，行动方式完全是官僚的、行政作业的，屠杀五百万犹太人是“净化”，是必要的医疗性人种消毒杀菌工程，就连著名的“水晶之夜”暴动，也是典型的警察系统在后，黑道流氓负责当手术刀的配合性控制性暴行。做一个纳粹主义者远比左翼革命者简单，他最舒适的是，人不需要改变自己，要改变的是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妨害我们生存的人；不需要放弃所有，而是要保护当下所有，他是得到而不是失去。纳粹是最狂热的秩序拥护者，他的允诺因此不可能有集体性的解放，而是个人躲在这个层级秩序里的节节拔升；根本的说，纳粹没有未来世界的图像，它的未来就是当下的无尽延伸，当下的纯净化。纳粹因此也不谈自由，自由一旦被普遍性的谈论主张，便稀释到所有不配生存的犹太人、无产阶级乃至于携带病菌病毒者身上，这不是会散播瘟疫瓦解秩序吗？我拥有权力，我自然就有足够自由，自由仿佛是某种零和性的财货，你们愈少自由，我就愈多自由。

但其实这多么“现代”不是吗？即使纳粹已败亡快一世纪了，我们仍然不断看到诸如此类的思维、主张和行动，尤其是那些奉资本主义自私自利为生命最高指导原则的人，以及那些除了一己生命再没更有价值东西可保卫的人。

是的，健康医疗神话并不随纳粹败亡，二次大战后，它只是变得更有学问也更聪明了而已，因此也更富耐心。医学和相关科学的进展，尤其是先心理学、后基因学这两则伪科学神话的成形，使它有能力抛开恐怖丑怪的种族主义，并且用医生来替代警察，不至于吓跑最容易拥护它却又最胆小怕事的中产大众，还可以有效的把它的对手化整为零，从种族性阶级性的集体打散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新的健康医疗神话也学会不去正面对抗挑衅已深植人心的自由观念，它只是绕过自由、搁置自由、暂时延迟自由而已。是的，你仍是自由的，但要喝酒要吃红肉要熬夜工作这一切总要等你病好出院后才行；是的，你当然有不可让渡的言论自由，你当然可以当个异议者，但你是不是也有心神耗弱乃至于失常的症状需要治疗呢？是的，我们不是限制你监禁你处罚你，我们只是治疗你，这是为了保护你不受伤害，也保护其他人不会被你伤害——

这样《发条橘子》式的、《飞越疯人院》式的恐怖故事也许离我们还远了些，我们可以暂时相信还不至于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我们的“正常”生活会起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晓得，自由需要宽容，而宽容有个极不舒适的核心，那就是忍受，忍受那些对你无害但和你不一样、你不相信甚至你看不顺眼的事物。健康医疗神话对宽容最大的摧毁便在于，它把原来只适用于医院，只适用于病弱者这特殊世界的严厉检验标准拿到外头世界来，用最现代的科学仪器来侦测追踪最微量的影响，彻底改变了所谓“无害”的意义。如此，自由的最后底线，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或本雅明所说的私人房间，便完全被穿透了，你不能再说我关起门来不影响别人这句老话了，如今我们可以科学的一样一样证明给你看，你打个呵欠，唱首歌乃至于只是一动也不动的存在，影响的微粒仍持续夺门而出，如一只蝴蝶轻轻的拍了拍翅膀。人甚至连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都没有，也找不到一种无关别人的自毁方式，你当然不能抽烟，因为不仅有二手烟，现在还有所谓的三手烟；你也不能肥胖，因为他们已经精算出来了，这会加重多少社会医疗成本，有损那些苗条人士的权益；你很可能不能不洗澡，就跟你不整理家居环境一样，气味加病菌会通过空气传播——

必要的话，无所不能的心理学还可以再补一刀，宣告这样的行为其实就是某种病征。在医疗神话的世界里，病患软性的等同于褫夺公权的罪犯，你必须交出一部分行动的自由。

在如此缓缓把世界改造成一间大医院之前，先发生的是人的不宽容。史家房龙以“宽容”为名的书，告诉我们宽容多么珍贵难得，宽容不是自然的产物，不存在只卫护自己身体和生命的自然丛林里草原上，宽容是人文明的发现，而且通常是巨大灾难后的痛苦觉悟，比方说经历了几世纪的宗教战争和相互屠杀迫害，大家才一身残破在废墟大地之上坐下来，懂得要忍受不一样名字的神，不一样的崇拜方式，以及不一样的生命图像和向往。宽容是大毁灭后才出现的美丽彩虹，作为人不再彼此憎恨、彼此让出生存空间的历史盟誓。

如今这得之不易的文明之物又快速流失中，毁坏总是比建立快。在医疗的神经质世界里，的确很难有宽容之存活余地，异质的东西通常是威胁的、有害的、带菌的，宽容因此只是放任、延误、不知死活、小病不医云云，医生会婉言劝戒你或厉声斥责你。我们也都看到了，如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社会身份，甚至还演变为一个职业，称之为“检举达人”，这和人路见不平的油然而生正义感不同，他是主动的窥伺告密，是我们曾经最看不起的那种人，自以为在维护自身权益捍卫社会秩序，社会也给了他一件正义的外衣，还提供奖金，掌权者当然张手欢迎这样的人，这是过去只能做不能说的秘密警察公开化、除罪化和普遍化。

终究，人类文明的世界不是单一目的的世界，事实上，所谓的文明，正是人对大自然生存铁链的挣脱和超越。吾之有大患惟吾有身，人类文明的很多价值是外于、平行于、而且不免扞格于生存目的的，很多文明的成果，也是人暂忘一己的身体，使用它、消耗它乃至于轻重不等的毁损它，这才成其可能；说得更白一点，身体终究会衰竭，死亡会而且必须到来，我们可以适度的迟滞它，但幅度是极有限的，而且边际效益愈来愈小，很快会趋近于零，甚至已一再呈现出负值，衍生出一堆痛苦无解的副作用来，包括个体自己，包括家人，还包括社会整体。有人选择不顾一切的非活下去不可，守财奴般护着身体不敢动；但也有人选择使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天生我材，试图让它的价值极大化不虚此行。前者我们知道的人并不多，代表人物是活了据说八百岁的彭祖（但比起某一株红桧仍不算什么）；后者我们就熟悉了，几乎所有了不起的人都在这边，你还会知道他的姓名、生平和他做到的事，某些成果你更时时心存感激。

那些熬夜、抽烟、把自己身体心智当柴火烧的了不起小说家也都是后者，“小说家拆掉自己生命的房子，以此砖石，来建造小说的房子。”

要让世界保有、延续并更开向这样文明丰硕的世界，哪里来哪里去，我们顶好让医生回去他原来的医院世界，这才是他真正的技艺擅长之地。在这里，他可以帮助那些只想活下去的人，也可以帮到那些使用消耗自己生命的人，让此事更成其可能而非阻止他。后者尽管像是抵触了他的基本所学和认知，但有机会让医生upgrade自己，让医学的技艺更富层次更开展也更人性（这三者往往是同一件事），庶几对应得上生命的丰硕样态。

这应该是做得到的，医巫同源，欧陆的宗教者便先一步做到这样的事。宗教者曾经伸颈到广大的世俗世界，幻想把世界打造成封闭天国，闯了滔天大祸，如今他们退回去了，知道他们昔日的年轻导师“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是睿智的教诲，更是不容逾越的界线，除了极少数像台湾的长老教会，近一两百年来他们谨慎、节制、中规中矩。

看守生死的界线，不等于就是人生命和死亡的诠释者指导者，一如哨兵不自动等于哲学家，这样的误会对双方大家都不好。医学，最终是一门专业手艺；医生，是修护者而不是建造者。不要惑于语言的暗示性，修护工作不见得比创造工作不高贵，事实上，它更绵密更时时发生，要谈公益性，它也更能实质帮到更多急切的人更富光辉，因此，更需要专注不是吗？就像格林笔下那位让他都折服的麻风病医生柯林。

烟枪

二〇〇九，对我们这个族裔的人，看起来是最不幸的一年，会到浩劫的地步吗？

印第安人认为抽烟是和平的象征，抽烟的人大概都相信此事为真，而且必定有其生理根据，尽管医疗体系站稳我们的对立面不愿科学的证实它（事实上，他们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事，动辄发布一些先有结论的含混统计数字，把未经证实的猜想当科学报告，把复杂的病因归于单一，把个案夸大成普遍性云云，已是一门标标准准的伪科学了），但没关系，我们幸福抽一根烟的确确实实感受真的是这样没错，它让我们心神镇定，血脉流畅，胸中的块垒随一缕轻烟消逝，就连眼前这个颇令人讨厌的世界都变得好一些、宜于人居一些了。这样的感受如此稳定、普遍而且一致，以至于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次抽烟的特殊幻觉，它必定有着生理性的共同基础，比方说尼古丁什么对人神经系统的某个作用云云。

进一步说，幻觉只能是个体的，人个体性的幻觉要能转变成集体性的某种癫狂（就像今天的反烟正义人士们），其根本的前提是激情，激情是某种返祖的、纯生物性的现象，它取消差异和个性，吞噬个体，把独立的人打回原始的生物形态，成为“群”，就像非洲草原上一起奔跑、一起惊惧而起、无个别思考行动的野牛群羚羊群，或甚至没有大脑只有神经丛、凭集体本能铺天盖地飞来的蝗虫群。《圣经》福音书正确的把“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视为附魔现象，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群鬼之一（或代言人）对耶稣的解释告白里，明显的透露出一种被集体捆住无从挣脱无从救赎的悲伤，尽管知道眼前的人是耶稣、是神之子都救不了他，最终只能绝望的集体赴崖投水而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争议性名著《群魔》用的说的就是这个故事；但更有趣的可能是昔日经典恐怖片《大法师》的最后一集，把原先无来由、无道理可讲的附体恶灵提升为群体现象，准确的用非洲的蝗灾来象征并解释，其说法是，不思不考的蝗虫不断借由拍击翅膀来传递同一讯息，而且这一单行道式的连锁效应，又因为翅膀拍击的“共振”现象，让此一讯息更集中更放大，让集体癫狂更呈幂数的加速并强化。你惟一能阻止这个不断扩张的附魔现象，便是想办法打断这个连锁，电影中的驱魔者于是不再是念经洒圣水、自己也深陷某种宗教激情的梵蒂冈神父，而是一名脑筋保持清楚的黑人科学家，他想找到或配种出一只不一样的蝗虫，一只会迟疑、会不跟着拍击翅膀、不被集体催眠的蝗虫，让集体讯息的铁链戛然中断于它这一环。他寄希望于这只仿佛有独立意志、思考能力和向往的新蝗虫，如果能生养出更多跟它一样的后代，除魅救赎便成其可能。

很多药物，乃至于非药物的种种意识形态皆可诱导、强化这个激情，酒是其中最普通最常见的一种；但烟正正好相反，香烟会抑制激情。不止烟对人生理的舒缓松弛作用，基本上，抽烟总是某种行动的休止符，是线性时间的暂停，其姿态是后退的、坐下来的、闲适漂流的，人吸烟和人深呼吸大体上是同一件事，而吐烟则接近某种深深的喟叹，而且你还看得到它飘散、透明、消失（也就是所谓的二手烟）。我们差可想像何以印第安人以为抽烟代表和平，杀戮追猎也是某种不断加速不断升高到两眼充血发红的激情，抽烟是那只好蝗虫，可釜底抽薪的打断它，大家一起坐下，把手中的戈矛换成烟管，人心松开，战马野放低头啃着青草，时间缓步下来，激情会衰竭如同冷却掉、得一而再再而三重新启动的马达，这样，人的理性才得到空间，人也才能从附魔的、满心愤恨满目仇敌的状态解放出来。和平是理性的，只有激情停竭后才出现，如雨后盟誓的彩虹。

二〇〇九这场近乎集体癫狂的反烟战争要如何才能中止呢？我是说真的，绝没一丝反讽玩笑之意，最好的办法其实是两边大家一起坐下来抽一根烟，如睿智的印第安人那样——很可惜，他们不会愿意这样。

和平看来是不大可能了。

自由主义大师钱永祥，他早不抽烟了，但正确的知道如今新版的烟害防治法是多荒唐的一次“立法”（恭喜台湾又收集到一次世界第一了）；然而，同时也深谙现实之难的钱永祥跟我说，抽烟的人其实自己应该有态度有做法有响应。是的，宪法太远，自由人权云云的价值更远，庄严存在的它们不会自动跑来支持你，现实世界仍是某种以力相向的角斗场域，你不自己想法子杀出一条血路来，断断是走不到那里去的。

话是没错，而且就被不义迫害者来说，抽烟的人数其实也够多，真要纠集动员起来造反是有力量的，但怎么说好呢？这其实正中抽烟者的要害——我们光从命名一事就可以看得出来，抽烟的历史这么悠长，人数这么多，但抽烟的人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可辨识的社会名字，不成其为一种身份，这不仅说明抽烟的人是如天上星海中砂那样个别的、散落的存在，也揭露了抽烟者某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这说起来奇怪而且矛盾，对抽烟的人而言，除了空气，你很难找到另一种比香烟更重要的东西，必要时，他可以忍受不饮不食乃至于不眠不睡，但很难忍受不抽烟，甚至，在最达观、最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凡事不预想未来明天下一刻的抽烟者身上，我们仍能时时看到一种有趣的忧虑，不必等到没烟可抽弹尽援绝（事实上这一刻他可能还正抽着烟），只要他意识到自己口袋里的香烟已低于某个安全数量，人就开始不安、分神、四下张望，惟恐错过宿头的看哪里可有补充下一包烟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抽烟者又以为抽烟一事是最不重要、最不值一提、最不该耗用公共资源认真谈论的东西，他谦卑的把香烟的重要性封存于个人，甚至愿意用个人的恶行恶习来解释它安置它。抽烟的人总周期性的一定会碰见一些善心的人、好为人师的人以及白目鲁莽的人，会碰到医生、宗教人士、学校老师、贞烈自持的女性同胞以及在报纸上投书在电视谈话节目Call-in习惯的人云云，即使抽烟者的长相再孔武有力凶神恶煞，即使抽烟者在心智层面的所学所知远胜过他的劝诫者，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总是，抽烟者会低头、有风度的熄烟领受，并耐心听完他不知道已听过几遍、背都背得比你熟的陈腔烂调。在我们眼前这个谁怕谁的世界，很少有比冒犯抽烟者更安全无虞的事了，你要不要拿类似的一番话语去对喝酒的人、开车的人说说看？抽烟的人根深蒂固有着某种道德负疚感，尽管只是伤害自己却同时感觉对别人对社会有所亏欠，接近某种神学思维，这种心理特质早在未有二手烟概念、早在医疗健康神话建构起来之前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抽烟者的基本道德负疚感系来自自省，来自他对周遭他者存在的感受，而不是反烟运动的成果，事实正好相反，反烟运动之所以能如此顺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建立在乃至于利用了抽烟者的如此心理前提。

我们该如何称呼抽烟的人呢？基于最基本的美学理由，我个人不接受“瘾君子”这个烂名字，不是因为它带着揶揄，而是因为它的难听难看以及程度太差；日本人把抽烟者称为“爱烟家”，这又太超过了，显得有点恶心，而且不准确，抽烟者和香烟的关系不是激情，而是某种杳远的、透明的，但听流言不信的友谊，如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我个人无法单独为抽烟者命名，只能最简单的暂时称之为“烟枪”，放入引号。

年轻时候读过《孙子兵法》，最记得而且至今耿耿于怀的两句话，是将有五危、率兵作战的五大弱点之二，“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意思是，清廉、有洁癖的将帅，你可以利用这点不断的抹黑他挫伤他；善良、对人保有同情的将帅，你更可以利用这点骚扰他挟持他，就跟绑架犯敲诈犯控制人家的妻子儿女予取予求那样。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什么我个人深恶痛绝无法原谅的东西，这就是。

纳博科夫有和我很类似的想法，他好几次正色的说，他最痛恨的是人对人的欺诈、残酷和折磨。不是因为这不是真的，而是因为它真的时时在发生。我们知道，人心的一点善念、一点坚持常常是很难得又很脆弱的，像初生的生物，绝大部分无法通过充满敌意和掠食者的严酷世界存活过来，我们能希冀的是，就跟生物护种的人海战术老策略一样，希望它们的数量能够大，能有一小部分艰辛的活下来；对人善念的最大伤害，便是有人倒过头来利用它行恶，这就不是一次性的伤害了，而是某种污染、某种人心的沙漠化，再没健康的土壤可生长出健康的东西。人可以冷漠，但人不可以冷血。

话说回来，二〇〇九新版的“烟害防治法”有什么不一样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呢？纯粹我个人的体认是，我把它看成是一份战争宣言，它已超越了某个临界点了——就像电视上那个伪善或脑袋不清楚的老好人告诉我们的，我们已不打算再劝导你们容忍你们了，我们不再相信各位可自我道德管理，我们更不打算跟你们辩论讲道理，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直接把各位看成犯罪者败德者，我们会日以继夜无所不在的监视你们举发你们追击你们，每逮到一次最多可罚你一万大洋，罚死你为止——

我对战争的一部分定义是，战争开打之日，意味着道德冻结之时。

事情真的可以不必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我们说过，过往这些年来的持续香烟管制经验也证实，抽烟一事真的是很容易管理的，耗费的公共资源也极有限（设几个毒气室般的吸烟室需要多少钱呢？而且通常还是商家愿意自己埋单的不是吗？），行政单位自己心知肚明，就别说劳工、少数族群、外籍配偶、乃至于动物权的街猫街狗等生命攸关的严肃议题（皆缓慢不尽如人意的、但确实朝进步开放的大方向走），抽烟者比起开车停车的人、性交易的人、赌博的人、丢垃圾排放废水的人、抗议拆迁抗议兴建停车场变电所通讯基地台的人都更温驯更配合，至今，我们的卫生署没因此被包围过，董氏基金会没被放火（抽烟的人哪个身上不带火的？），基金会那名嚣张到极点的执行长敢如此公然大肆狂言居然没出任何事，就这些年我们对台湾社会抗争习惯的了解，这已经是神迹了。

其实应该珍惜抽烟者的理性、和平、自制。

有一种书、一种书写、观察暨思考方式，书写者把自己假设为比方说火星来的人，取得一个陌生新鲜的视角，好避开人过度熟悉过度融入所产生的盲点，看清真相。今天，如果有个火星人来到台湾上空，极其可能得到一个结论，这个小小岛上最该死最杀人放火抓妻抓子恶贯满盈的必定是抽烟的人，否则岛上的人为什么愿意牺牲掉这么多得之不易、维护保卫不易的最宝贵东西，以换取那个看来什么也没做、只静静抽着烟的人的灭绝呢？我所说的这些被弃之不惜的珍贵东西族繁不及备载，包括人权，包括自由，尤其是核心部分的言论自由，包括我们对是非对错真相的认识和坚持，包括最起码、符合比例原则的法令公正性和社会正义，包括我们个人一长串的根本信念价值，比方和善、尊重、宽容、同情云云，还包括我们个人的文明教养，从思维、言词到肢体动作。

抽烟一定比战争还可怕，火星人会看到，比方说所有和香烟但凡有一丝一毫关系和联想的儿童玩具皆当禁绝，包括那种其实没什么销路的香烟模样糖果，但我们的小孩可以大量拥有各式玩具枪飞机军舰大炮并在电动玩具的模拟实境从小练习杀戮；抽烟一定比赌博还可怕，火星人会看到，比方我们的政府不仅持续开放还持续做庄主持各种赌局，还花钱做大量电视广告，花钱加码提高彩金，惟恐你不愿意进场；抽烟一定比各式各样的色情都可怕，火星人会看到，比方说我们的电视新闻报导可以追着饭岛爱（愿她安息）和小泽玛莉亚跑，可以广告小电影色情片，当然内含那种“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式的SM性爱乃至于更刺激更瑜伽更多人参与的，但香烟二十四小时封锁，没分级没深夜时段没锁码等任何特许；香烟也一定比各种凌虐、肢解、血肉横飞的杀人还可怕，火星人会每隔几天就完整观赏到比方杰森或佛莱迪威风凛凛的一个人一个人屠宰，只要杀人时嘴上不叼根烟就行了；香烟还比安非他命摇头丸古柯碱海洛因云云可怕，火星人必定也看到了，我们的“法务部长”多温柔的呼吁吸食者勇敢站出来，承诺不入罪不罚钱，口气和禁烟广告完全不同不是吗？最终，香烟也比鬼、比恶灵僵尸狼人吸血鬼更可怕，火星人会相信，我们的小孩梦里出现这类玩意儿仍能幸福安睡，但千万不要梦到一包烟、一个烟灰缸（一种忽然消失在台湾的东西）、或一个抽烟的人，这种恶梦会把他们吓哭惊醒，造成创伤和人格成长的扭曲——

汝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邻人的妻，不要当赌徒酒鬼毒犯和发动战争的丧心病狂，但只要你承诺不抽烟，也许我们都可以重新考虑，是这样吧，不是这样吗？

我们所说对最基本是非对错认知的弃守，从一件事就可看得出来——所谓的科学报告，居然可以告诉我们，你从空气的扩散作用中，不小心吸入一点点稀释的、飘散的烟味（得正名为二手烟，以强调它的存在感和巨大浓烈），比起直接的、一口一口持续的抽烟危害更大。为了恫吓不抽烟的人，为了刺激出他们集体起来扑杀抽烟者，就连这样违反最简单常识的谎言都能讲出口，他们还有什么不敢说不敢动手脚的呢？

透明的空气中有太多东西了，我个人是个不开车、喜欢走路的抽烟者，我（相信包括所有的抽烟之人）随时随地愿意进行这样的实验——找两个车库大小的相同密闭空间，分别关入十个老烟枪和一个开车的人，前者不间断的抽烟，后者保持不让汽车熄火，一小时之后打开来会得到什么？十个眼睛喉咙有点不舒服的人和一具尸体不是吗？我个人是个还不错的推理小说犯罪小说读者，知道怎么用汽车废气自杀或遂行谋杀，但从未看过可以用寻常香烟杀人的诡计。如何？要不要考虑毒性和比例原则把汽车先给禁绝掉？或至少规定车子只能在负压式的密闭空间里开？

我个人抽烟多年，得失寸心知，高三那年因此背了个大过，老实说无怨无悔，一刻也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有人格污点、不敢见人的坏事，我知道自己只是违犯了“规矩”，并没有违背了“善”。我相信人对自由的基本认知和主张，最终每一个人有他私密空间的底线，不必也无法跟社会集体、跟任何人交代你做什么不做什么，尽管总是有些多疑的人、幽黯的人、偷窥癖好的人、心怀不轨的人不死心的持续侵入，倒过头来善意的指责我们，或恶意的指控我们。

不必交代，这是权利；而无从交代，是因为相同的行为，嵌合在个人的私密空间里，往往有着难以说明的不同意义和潜能，就像抽烟一事，有人可有可无说戒就戒（小说家阿城说这得是相当残酷的人），但比方说对小说家骆以军、对导演侯孝贤而言，或对自言“抽烟抽得跟一根烟囱似的”的美国坏脾气小说家冯内古特，抽烟小事，却牵动着某些冒险不起、不可损失的重要东西，他们的不能也不愿，无关意志力强弱，也无关医学知识，生命的损益平衡表不是寻常他人看得懂的。事实上，觉得自己不该活过八十岁、真倒霉还得在人生晚年忍受小布什当总统的老冯内古特，曾经扬言按铃控告美国各大烟商：“你们不是一直说抽烟会罹癌，会这样会那样，会让人早死吗？怎么我还活着！”

我所认知的自由因此也同时是个沉重的东西，它意味着道德抉择和跟着而来的道德责任。绝大多数时间里，我并不会说自己是个抽烟者一如不会说自己是个呼吸者性爱者吃饭者，勉强我只会说自己是个恰好有抽烟习惯的自由主义者（加上主义这两字总让我有点不安和惶惑）。因此，抽烟对我个人而言，也就没道德豁免权没道德假期，它仍时时受到自我的管束——抽烟多年，我惟一敢说的便是，我，跟很多我所知道的抽烟者一样，努力做个有道德的抽烟者，不在窄迫的密闭空间抽烟，不在人群簇拥时刻抽烟，不在上风处抽烟，方圆几米里有小孩时也不抽烟（俯首甘为孺子牛）云云。一直以来，这一来自内心的无上命令，总是比当时的法律要严格，也远比法律规定更体贴更讲道理而且有效。

我得说，我在抽烟者之中绝不特殊，如果大家还愿意说实话讲道理（冯内古特说：“在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讲道理，总令人疲惫不堪。”），在诸如此类发生于生活第一现场、参与人数众多、现实界线模糊且死角处处都是、法律的直线执行力量一进去就扭曲变形仅供参考的麻烦问题，比起色情、赌博、喝酒乃至于扔垃圾排废水，台湾这些年真实的经验显示，抽烟不抽烟的问题几乎已界临解决了，这真是不容易做到的，往后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法律更强力的介入，这反而会破坏它，而是在这样道德自律的基础上，再多一两年的耐心，辅以宣示性的劝诫和确认，把所剩不多、如《圣经》所说一百只里总还迷路走失的那一只笨羊赶回来就大功告成了。

法律真正的庄严不侮当然不来自于多数表决，它有更根本的东西得服膺，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没内容没深度的多数可能是暂时，也是可操控可挟持的，多数更可能是暴力，如小密尔所说最坏的一种暴力形式。所谓的恶法至少有两种可能层次，一种是背反了亘久的、有深厚人性基础的道德；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法律比这样的道德严酷，这是道德的破毁，更糟糕是把道德转变成压迫人、折磨人的凶器。人类的文明史，其实也是道德和律法相互消长的缓慢可贵过程，道德自律的成分愈高，我们的世界就愈文明，律法的管束愈森严愈无所不在愈带着报复性，我们便愈回转野蛮。

俱往矣，这一切。野蛮的二〇〇九，对抽烟者而言，老印第安人不在了，和平已不可能，只剩战争。

怎么样的战争呢？也许有人计划着更全面更积极更壮阔呼群保义的战斗形式，我个人的想法比较接近旧俄时代一个人挑战彼时沙皇黯黑恐怖统治的亚历山大·赫尔岑，以赛亚·伯林口中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他采取一种绵密不懈的、轻灵的游击战，一种他称之为“我的哥萨克人小小战争”的自由不羁形式，呼啸而来呼啸而去，随时随地，无休无止，周旋到底。

道德自律在新版的“烟害防治法”已毫无位置毫无意义了，这绝望之余也给了我个人一种大势已去的坦然和轻松之感，如卸下了重担。这一年开始，我可以而且决定做一个完全自由的、不道德的抽烟者，各种时间各种地点各种可能。法律仍允许的地方当然抽，敞开来抽，不必再顾虑身旁有谁；法律不允许的地方更要抽，只要小心不被逮到，或更正确的说，逮到也无妨，只要他们无法法律规格的证明。我、抽烟、时间、地点，这四个短暂如烟飘逝的要素不仅非齐备不可，而且要牢牢扣在一起方能罚钱，我知道你知道法律也知道这技术上有多少漏洞，严格来说，法律自身根本毫无执行能耐，它只能扬惑起人民相互监视彼此出卖，因此抽烟的人得有抵赖、不怕吵架、你奈我何的准备，横眉冷对千夫指。

有一种又回到高中校园青春岁月的感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最困难的部分，也许是怎么扮演好一个野蛮人吧。几十年慈眉善目惯了，已相当程度内化于心，不是那么容易说变脸就变脸，因此得先对着镜子练习，练习板起脸孔，练习愤怒，练习不讲理，练习不同情不体贴，练习恶言必反之——

是的，呼啸而来呼啸而去，随时随地，无休无止，周旋到底。

骗子

我那位浪迹大陆各省超过十年的林姓老同学回宜兰了，这回好像打算就此长住下来。这应该算是失业转行而不是什么倦鸟知返落叶归根那一套，还有什么比一个骗子必须回到熟稔他的老家更不智更不得已的呢？更何况是宜兰这么一个窄迫的、三面山一片太平洋封闭起来的小小冲积平原？就像你在日本国铁火车票上看着总会笑起来的那八个汉字，怎么看都是诅咒不是？“中途下车·前途无效”——

如今，我听说他每天晚上大剌剌的坐定在就那两三家鹅肉店海鲜摊日本料理小馆子喝酒，固定班底的酒伴是几名意图再明显不过的在地人渣（借用名小说家骆以军的专利名词），有中低阶的烂警官，有搞不出什么局面的小角头小混混，当然照公式来也少不了两名既是员工又算眷属的风尘女子云云，这当然仍是一具等着傻蛋上门、不宰白不宰的罗网，但美学样式已变了，诡计让位给暴力威胁乃至于更不堪的仙人跳什么的，原来那名事了拂衣去、你惊觉上当时已杳如黄鹤云天高远的骗子，正缓缓过渡向你奈我何、有种上门来讨的流氓了。

真的很不一样了，跟我的记忆。以前这家伙几乎是不喝酒的，喝酒只是工作，严谨得很。即便叫他出来的只是我们几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大家不幸从六岁就认得彼此的无害老同学，他还是不改其志的永远迟到而且还一定早退，喝酒永远是带着抱歉的浅浅一小口，就跟他坐椅子的方式一样，沾着而已；他也绝不多讲话更不参与集体回忆漫长童年（他的职业不方便保留回忆）仿佛是个透明人，你想起来找他时，总发现他又捂着嘴在店家柜台那头讲电话（那会儿还没手机这东西）；还有，有一半以上几率他会随身带着一或两名年纪装扮都和众人格格不入的陌生女子，不是意外的老，就是意外的小，几乎不重复，所以也就用不着认真介绍记名字云云，这样的扫兴行径我不晓得是否刻意，但的确产生很实质的效果，那就是方便他随时告退脱逃。

年少夜市摊的荒唐酒酣岁月里，他是惟一一个我从未见过他醉酒的人，也是惟一一个我从未见过他掏钱埋单的人——后者我完全可以谅解，因为我们并非他的作业对象，“我可以请你，但这样的话我就必须骗你钱了。”不是这样子吗？

有这么一个来自某新兵训练中心的老笑话，一名教育班长问他的同僚：“032那个兵以前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他每次打完靶都会把枪上指纹擦得干干净净？”——显然，骗子的工作是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最起码比起我们这些有正常工作、善良守法的公民。我实在无法相信这是意志力使然，除非天赋异禀武林奇葩，人的意志力通常是一年生的草木，总是禁不起季节偷换会凋谢枯萎，你得想办法抢在意志力消失之前，让它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才行，并小心在颠沛造次和休假时刻别破坏它。然而饶是如此，也没什么一治不复乱这种神话，时间永远比你阴险有耐心，会抓住每一次缝隙攻击你；而且时间没有身体，如过隙的白马永远光鲜如新，你有，你会变成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你会愈来愈受不了疲劳，会愈来愈容易生病而且不因传染甚至无须原因，以及遗忘，就连已成反射动作的生活习惯都会遗忘。

你迟早会想跟大家一样，舒服的、靠着椅背坐下来，跟着大家一起你一嘴我一语讲童年往事，一起大口喝酒，不惧酒后说出真话，不以为周遭有危险伺伏，不醉不归。

全世界的骗子都禁不起衰老，但被命运抛掷、生在台湾的骗子还有一个抢在衰老之前一定先来的致命不幸，那就是台湾终究是个太小太小的岛，而且还一路不回头不停歇的变小。骗子这行业，非常浪费土地非常不环保，他是火耕者，是游牧民族，是蝗虫过境，无法停驻在同一块土地太久，每一块土地最好只一次性使用。

笛福写那名生龙活虎女骗子的精彩小说《摩尔·弗兰德斯》，出生于英伦三岛，才刚刚成为寡妇、进军这门古老可敬行业的弗兰德斯，一开始就发现这个真理：“看到这种情形，我决定非迁居不可了，到人们不认识我的地方去，甚至于换一个名字，假使有这种需要的话。”

可能更精彩的另一部小说，吉卜林的短篇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那两名分别邂逅于火车上、深夜找上门的英国骗子德雷佛和康宁汉，一样开门见山的说：“一言蔽之，我们已走遍全印度了，绝大部分还是用两脚走的……我们的结论是，对于我们两人而言，印度还是太小了。”

吉卜林这篇小说，我是先看到电影的，片名莫名其妙译为“大战巴墟卡”，读大学时在如今已尸骨无存的景美戏院，当时这戏院已是半废墟状态，二十块钱一包长寿烟的价钱看两部，开奖一样你永远不会先知道今天播映什么，演德雷佛的是彼时脑袋已秃、并持续奋力摆脱〇〇七情报员邦德形象幽灵的肖恩·康纳利，康宁汉则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永恒绿叶迈克尔·凯恩。

这两个兴高采烈的殖民地骗子，因为职业需要，不仅踩遍整个印度半岛，还干过全印度所有的行业。就防御一面来说，他们发现印度愈来愈难混愈透明了，殖民地政府愈来愈完整愈逐步控制住每一行业每一方土地；就异想天开一面来说，他们想到了一个此生惟一还没扮演过的职业，那就是国王。于是他们读了书、翻了资料还察看了地图，发现这个世界仍有一处而且仅剩这一处宽广干净之地，那是阿富汗东边、海拔动不动六七千公尺以上的折曲高山地带，地球的屋脊，相传只有几千年前年轻的马其顿疯子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统治”过，但忽然被死亡阻止于印度河畔的亚历山大再没回去过，去圣邈远宝化为石，这两个有趣的骗子瞄准这个历史悠悠空白，决意去那儿当国王。

心意已决的这两个骗子，临出发前之所以夜访作为通讯记者的“我”吉卜林本人，除了再确认基本的地理历史数据，更重要的是两人签署了一纸也是盟誓也是严格自我规范的合约，需要有个第三者见证——内容重申他们成为国王的心志，并保证彼此携手同行不离不弃；更重要的是两人话说前头，壮志未竟之前，有两件诱人的事绝不能碰，一是酒，另一是女人，不管“黑色的、白色的，或者褐色的”——

日后，写骗子的小说愈来愈多，随着道德约束一寸一寸的从小说书写领域退去，但我个人以为，这两部一长一短的骗子小说仍无可撼动，峥嵘的立于两极。笛福以他银行记账员的笔法，仔细的、拍照存证般的记录这一个不自觉被命运潮水推过来推过去、却又毫不犹豫出手抓住每一个机会每一丝可能每一笔财货、野草般踩不死的女骗子一生，事实上每隔个十页二十页，这位可敬的女士总会查账般回头清点自己的财富，现在有多少英镑现款、多少金银器皿、几枚戒指、几只金表，以及几块丝帛衣料云云；吉卜林则是小说历史上最后的大故事者，他从不怕说大话不怕吹牛，就像《山海经》里那些怪山怪水怪人怪物怪事，它们不是全然虚构的想像的，全然的虚构不仅骗不了人而且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非常难看，你仔细看，所有这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几乎都有一个实体的、坚硬的、信而有征的核心，日后我们也的确可以一样一样找出来，原来就是这座山这道河这只动物这种果实，它们只是被说得更大、更奇怪、更吓人、更繁华如梦令人神往而已。纳博科夫最喜欢说所有的艺术就像蝴蝶翅膀般都是精密美妙的骗术，小说前身的传说故事尤其如此，传说故事的欺骗是匿名的而且是自由添加的，比日后冤有头债有主的艺术创作更不惧拆穿，反正拆穿了你也找不回去骗子是谁，没有刑责，没有道德负担，甚至不会伤害到谁，传说故事本来就是骗子的理想国不是吗？

不是有这么一种骗子的说法吗？“他是个满口谎言的骗子，特别是他讲实话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吉卜林怎么为他的骗子故事收尾，他描述戴着黄金皇冠的德雷佛从悬空的绳桥摔下去：“翻转着翻转着翻转着，两万英里之深，他整整在空中下落了一个半小时才掉入河中，我看到他的尸体就卡在一方岩石上，那顶黄金皇冠滚落在他身旁。”——好心奉劝你别去找哪里有一座海拔两万英里的高山，也不必花力气去计算重力加速度一个半小时九十分钟五千四百秒究竟下落多少距离，和两万英里符不符合，更不用奇怪何以康宁汉有如此惊人的远视能耐，像庄子寓言故事里的奇人，可以穿透重重山岚如见秋毫之末的看见两万英里以下的一具尸体以及更小的皇冠。吉卜林本来就是个骗子，如果他没成为诗人小说家的话，或更正确的说，尤其是他已是桂冠诗人、诺贝尔奖加身的小说家时。

先知不会在自己家乡成为先知，骗子也很难在自己家乡行骗，因为人们认识你，太认识你了。所以先知穆罕默德垂垂老矣才回到故乡，那是他伟大生涯的最后一站，也就是耐心等所有看过你生下来、看过你一路长大过来的人皆已死去、故乡实质上成为他乡之时——你怎么可能会是神会是先知会是任何你自我描述的那个人呢？少来了，我跟你们家、你爸妈当邻居多少年了，我还抱过你替你换过尿布洗过屁股，十岁那年我记得你偷摘人家桑椹还被告到学校去，被你们老师揍得好几天哭着不敢去上课，你不是那个阿南仔（或铁牛或肉丸或天赐、福来……）吗？家乡总是太小太透明，每个人都知道所有人的所有事情。家乡的真正危险不是骗子，而是八卦，住着一群记忆力超强的人，左拾遗右补阙，就像田纳西·威廉斯、像福克纳笔下那些窒息得令人想冲出去、哪里都好的鬼域般坟场般美国南方小镇。

然而，真正的问题不是家乡，而是人们认识了你，记得你长相、知道你名字、摸清了你某一部分底细云云，所谓的“家乡”不过是个方便好说的代称而已，别犯这种唯名论的错误。一处异乡停留的时间久了，但使主人能醉客，也照样会一分一分的家乡化，让你逐渐分不清是家乡是异乡。我们前面所看到弗兰德斯警觉到危险，打包出发到下一个人们不认识她、可以再改名换姓的新地点，其实当时她人早已远离自己出生和被收养成长之地了，她所谓的危险，不过是担心当地人们有可能发现，她并不是个有钱有资产的寡妇（只剩四百六十镑，一些十分华贵的衣服，一块金表，几颗并不很值钱的钻石，还有三四十磅没有卖出去的布料），在英国当时结婚等于赚钱的没出息社会风气里，这会让她无法骗到一个有钱的新丈夫。甚至，笛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所谓的摩尔·弗兰德斯从头到尾就是个化名，但假名黏住真人久了，久假不归也就是真的了，一样会循路招徕真实的危险，日后，英国警方果然一直捕风追缉着一个从不知道长相、不清楚来历，只晓得人称“荡妇弗兰德斯”的狡猾惯犯。

因此，除了机长空姐船员乃至于赔钱的台铁高铁员工之外，骗子极可能是花最多时间在交通工具上的人，有点像鲨鱼，不能停，一停下来就很快窒息而死。

真正救了台湾这一代骗子的，我相信是海峡两岸的解冻开放，跟英国当时的广大北美新殖民地之于弗兰德斯一样，忽然掉下来一个做梦都想不到的全新运动空间。整个二十世纪九〇年代，我个人所知道的台湾骗子，包括正职的、业余的、打工的、伺机转行的，乃至于本身工作或志业就带着高度骗术色彩的，几乎全去了大陆，如同搭乘同一班历史加开的富贵列车。林同学当然也是这股浪潮中的微尘一粒，整整十年，大家喝酒众会偶尔讲起他，总听说他又转进太原或成都或东北大连云云、此时此际他也许正在某节火车车厢里，打着盹，或没事看着外头漫天大雪；我们开玩笑说他像台湾的过气歌手，热潮如海浪，第一批打上岸的总是垃圾，一时谁也分不清谁是谁，谁都可以放胆吹嘘自己是来自宝岛的第一红歌星，反正一个省一个省唱过去，反正大陆就可以这么大，等一圈轮完了再回头，可不是又全新的好汉一条？

我们这些乡愿的老同学，打心底的为他庆幸，还举酒遥遥祝福他——连我（老同学中最犬儒的一个）都不免暂带侥幸的相信，这也许会是他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吧，也许他自己都开始认定此生就是中国大陆了，像纳博科夫笔下的普宁教授，满意的看着自己的美国新房子，恍惚到好像自己真的就生于斯长于斯跟眼前的大树一样，从来就没有俄罗斯祖国，没有过革命，也没有流亡，没有内战迫害和那些个披星戴月的日子。我甚至期盼他能有余裕有心情可以开始计划自己的晚年，不怎么真实都可以，对一个总是朝不保夕、生命能见度有限的骗子而言，这可能是幸福的征兆，甚至可以救他——

如果你不是通过传闻、通过类型小说或电影等神话载体去认识一个骗子，那你将很难夸张他的真实能耐和聪明。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最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除了线条有点拉直，过程中多了些上帝圣经的宗教体悟，基本上笛福是贴近的、老朋友也似的看着弗兰德斯，如同我们之于林同学，而这位被传闻夸大为英伦首席女骗子的弗兰德斯究竟有何神通之处？我们看到的永远就那几招——她持之以恒的一直假扮自己是个有钱的贵妇，好猎取一个有钱丈夫（弗兰德斯于是结过五次婚、严格上来说皆不算成功），这是她惟一可称为骗子的行径，但对有同情心的人来说，毋宁更像只是一个女人的可怜自卫术而已不是吗？另外，她能做的只是顺手牵羊式的行窃，偷人家店里的布料、偷公园里落单有钱儿童的项链、偷旅店酒客的钱包行李云云，需要的不是聪明，而是某种手眼协调的快速反射，皆是日后电影中、小说里的骗子壮夫不屑做、我们作为一名观众读者也绝对看不到的事。

我跟林同学从小学到初中同校七年半，日后他跟了出嫁姊姊去瑞芳，我迁居三重再转台北市，我们两家原来只隔一条不到两米宽的巷道，不想知道他家的种种都不行。在一九六〇年代除了小孩生产过剩其余一切严重不足的年代，宜兰没有几家父母真的在逼小学阶段的小孩读书的，因此学校成绩好坏，基本上就直接是先天资质的显现。我记忆中的林同学，稳定在前段三分之一处，也就是中等稍上之资。他的麻烦但也是他日后真正的骗子资产，是他唇红齿白、哭兮兮的瘦弱，有一点天予不取、不欺负他太对不起自己的味道，因此，我们这几名老同学的交情，其实是从保护他、为他打群架开始的。

屠格涅夫的名著《罗亭》（另一部也可视为骗子小说的经典之作），写最后两名恩怨风雨的老朋友在雪天逆旅的驿站相遇（又是交通工具），感慨的引述翻译过来平淡无奇的俄罗斯老俗谚：“是的，我们全都听天由命——”；纳博科夫在被问到他每十九年就飘洋迁居的一生时，难得动情的仿佛把《罗亭》的老友对话接了下去：“在英国，我曾同格雷厄姆·格林一起吃午饭。我也同乔伊斯一起吃过晚饭，同罗伯-格里耶一起喝过茶。孤独意味着自由和发现。一个荒岛也许比一座城市更有劲。不过，我的孤独，从整体来讲，没有多大意义。这是环境使然——船搁浅了，潮流反复无常——”

正如我们再怎么翻书回头确认，也找不出弗兰德斯究竟在她生命的哪个时间数学点正式成为骗子，在日后台湾一波一波涌起来的潮水中，林同学商校念完先干了几年好推销员（他的业绩动不动全公司第一），再顺势转入所谓的多层次传销；另一道也在台湾经验里的支流是，他们一群寓恋爱于公益的年轻男男女女，成立了一个宗教意味的、假日跑跑孤儿院养老院并募集捐款的团体。推销、直销、公益和恋爱，全都带着浮夸、吹嘘、洗脑和买空卖空色泽，活过那段岁月的台湾人都知道或说记得，这两股潮水一会流，不必然但多么容易把人不偏不倚的推过去，最终搁浅在一方名为骗子的岩礁之上。

我从来无意轻忽人在巨大命运潮水中俯仰的自由意志，和一次次道德抉择暨其责任，我真正想说的是，骗术很少是独立的、创举的聪慧发明，它有很大一部分只是人对当下自身所在命运潮水顺服、侥幸、揩油的结果，就像弗兰德斯的行骗和行窃基本上是同一件事一样，也因此，当潮水转向，原来的骗术也就跟着失去凭依不成立了。要叫一个只比社会平均聪明程度高一点点，又耐心不足、欲望远远大过他能力的骗子，与时俱进的一次又一次更新他的骗术，我们可能就弄错人了，如果有这样的人，他的名字应该叫托尔斯泰，叫狄更斯、福楼拜、纳博科夫、格林或加西亚·马尔克斯吧，我们说，即便在这样以创造为名的睿智领域里，能一再更新自己、如狐狸千智的人物仍属少数，像张爱玲，聪明锐利如此，她一生只能写同一趟命运潮水的小说，不是吗？

潮流反复无常，但骗子不死——从电视上、从报纸上、从日常生活经验里我们感觉的好像是这样，但其实不然，不是老骗子不死，而是新的潮水总是带来全新的另一批骗子；不是个人的骗术苟日新又日新，而是骗子已然替换过了。原先的骗子哪里去了呢？如果没腐烂掉，他们只能搭车离开，找寻他们熟悉的、如鱼得水的那一种昔日潮水，去某个他们这一招半式依然行得通的地方，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不均匀，惟零乱无序中仍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线性时间表。

也因此，每个骗子的人生都有着某种怀旧的生命情怀，寻寻觅觅——我不必问都猜得到，整个九〇年代在大陆如巡回演唱歌手的林同学，曲目戏码仍是他在台湾的那一套，结合直销和恋爱，永远坐不暖席，永远一两名陌生女子随侍左右，永远有接不完打不完的电话（谢天谢地有人发明了手机，真不知道以前那些日子怎么活过来的），永远又像先知又像投资代表般准备把外头广大世界、外头某一个黄金国给引进到这个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小城小镇来——

总的来说，我对骗子此一行业其实是悲观的，不是基于我对这门特殊行业有多少了解，而是证之我长年关心的书写创作领域，事关本质问题。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的看法有些许不同，他以为所有的诡计总迟早会被拆穿，拆穿的极致不只是诡计的破解而已，而是诡计根本的不被当成存在过，人们看到的只是光天化日之下一具颜色极难看、平凡到你不会想再多瞧一眼的黑鸟尸体，完全不知道它曾是夜间那只浑身幸福夺目光采的青鸟。愈到晚年，博尔赫斯愈不信任这类灵巧的、书写潮水式的书写技艺，就像华美的包装纸只是短暂的、幻惑的增加内容物品的价值一样，他甚至很委婉的劝告大家不必勉强发明新的隐喻，不必焦虑新诡计的产出，不必太追逐作品是否通体完美，那种增一分太肥减一分太瘦的完美暗示存在着某个所有要素高度相互嵌合依赖、极其脆弱的结构，通常是对当下某个特殊潮水太顺服的结果，因此也就最容易被变动不居的时间第一个摧毁，像古生物学者一再告诉我们的，愈是适应完美的生物体，愈容易在下一波灭绝。问题甚至不必等到灭绝来临，一个牺牲可能性、不留存未来余裕和沉着力量的作品，对够锐利的阅读眼睛，其实当下这一刻就是乏味的，支撑的时间不超过一声惊呼赞叹的时间。我们去外双溪故宫博物院看那些个白玉镂雕、一层套一层的九连环玉球不都是这样吗？

诡计迟早会被拆穿，博尔赫斯这话如果有什么挑剔的余地，那必定是其中“迟早”这个用词。过往，诡计发明的悲剧宿命已经是，一个全新的诡计，得是人绞尽脑汁加聪明加时间加机运的艰辛结果，但诡计的拆穿却可以是一瞬间完成的事，就像昔日来自马其顿蛮族的年轻亚历山大直接用剑斩破那个号称无人能解的什么什么结一样。如今的现实是，新诡计的发明已抵达右墙了，尚未被发明出来的诡计究竟还有多少存量（随便去问个写推理小说的人吧）？而除魅却仍幂数的加速度进行，人们破解诡计的能力不断在增加，还不断发明出新工具来，从交通到大众传媒到网络，整个世界不断变小、夷平而且持续透明，就像《青鸟》第三幕的夜间世界夜之宫一样，不断被侵削被压缩被曝晒在光之中，“我的‘精灵’都吓得不敢出去了，‘鬼怪’也逃走了，还有大部分的‘疾病’也都病倒了……”

可怜的林同学一定没想到如今的中国大陆变得这么小。昔日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够弗兰德斯终老还可以传之后代子子孙孙永宝用，但今天物理空间更大的中国大陆却仅够他消耗十年；而且，蓦然惊觉印度太小的德雷佛和康宁汉翻翻地图，仍找得出有那一道海拔七千公尺的人迹较稀之径可以不改兴高采烈而去，林同学的地球上已再没秘境了，只能摸摸鼻子甚没出息的回转亲友熟人仍健在的宜兰夜市。从结果来看，这天降十年原是祝福，最终却成了诅咒，让一个无计可施早该转业的骗子整整耽搁了十年，更苍老更疲惫更所剩无多，只有我们这些见过他年轻时模样的，才可能从他五十岁秃鹰般的面容里，在某个光影、某个角度、某个一闪而逝的神色里，依稀恍惚看到那个胆小、怕打雷、清秀有病的少年朋友。十年只是个梦境吧，只能供他在自己心里的某一面墙壁上多刻几个记录战果的正字，人民币、女同志、酒店夜店云云。但一个骗子的麻烦是，谁听你吹嘘这些呢？正常的老人家一回忆起当年之勇都只被嗤之以鼻，更何况是这个说谎几十年的老家伙？

如果说我对这样一个骗子横行的世界尚有什么不舍尚有几分悲伤，那必定是因为骗子总比八卦好。基本上，骗子和八卦，一如我们说通胀和萧条，这两者是相互消长替换的（当然不会完全，仍可犬牙交错的同时存在，如经济学者发现原来菲利普斯曲线会移动），一个骗子无所遁形的透明社会，不会是日月光华、大家争相扶老太太过街的理想国，而是一间八卦的巨大温室。骗子当然比八卦好太多了，骗子多少需要一点才华，本质上只能是点状的、个体的存在，八卦则除了残酷败德和人皆有之的一张嘴之外，什么都不需要，它从来就是个群体现象；骗子只骗你一次人就跑了，八卦会水蛭般黏住你并持续追猎你，要跑的反而是受害的你；我们看骗子受害者的眼睛基本上是同情的，八卦受害者感受的目光却往往是讪笑的、窥探的、淫秽的；最糟糕的是，一个骗子知道自己是戏里的歹角，而且负有刑责，八卦则很容易逸出司法的稀落大网，不痛不痒，而且就像我们天天看到且必须忍受的，他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做的是挖掘真相（“人民有知道真相的权利。”）、摘奸发伏，真的一样摆一张正义使者的可厌嘴睑。台湾现在已成功发展出一套神奇的道德辩证术，那就是四下指控别人是伪君子，当满天下人都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我这个真小人于是就从倒数第二名忽然拔升为新的道德楷模，道德制高点了。立志当真小人，这真的是一个好奇怪的人生大志。

也许很快的，我们会开始怀念那个还生产得出骗子的社会吧。

好，最后吉卜林那两名向着皑皑雪山而去的骗子究竟下落如何？简单的说，他们走到了这个世界之顶，利用现代来复枪和在地部落间千年的恩怨情仇，还真的成了国王甚至成了神，用当地的窖藏无用黄金量身打造两顶梦寐的皇冠。但德雷佛的心思起了微妙的变化（传说故事的第一个宿命不祥），他打算转业从良真的世世代代统治这个王国，扩张这个王国，梦想有一天能够谒见尊崇的英国女王，双手把这个奄有整个中亚的王国献在女王膝前；他也因此违背了合约要给自己找个生养子嗣的皇后（第二个宿命不祥），但当地传说被神直接碰触身体的人必死无疑，于是婚礼上惊惧的皇后咬了德雷佛一口，流出了鲜血，神不会流血，只有骗子才会，至此诡计拆穿，国王带种的走上绳桥，从两万里高处飘落下来——

康宁汉呢？康宁汉没死，受尽折磨一身残破的康宁汉挣扎下山，他感觉德雷佛一直引领着他，牵着他的手走过每一段积雪破碎的山路。康宁汉捡了德雷佛的头骨，还有那顶扭曲变形的皇冠，半爬半走的在某个深夜又寻回吉卜林家，说完这个故事。

要了没喝光的威士忌，还有一点零钱，“我在南方还有些要事得马上处理。”这是坐不暖席的骗子犹如昔日的最后一句话，追送他出门的吉卜林只听见他摇头晃脑的歌声——

人类之子昂首步向战场，

攫取那一顶黄金皇冠，

他血染的旗帜猎猎飘扬而去——

谁追随他一往直前？

老人

二〇〇九年，列维-斯特劳斯终究还是过世了，活了整整一百年还出头（一九〇八年生），令人不敢置信的居然抵达了另一个千禧年才死去。一个人类学者活这么久好吗？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好像跟他的工作有点不兼容。

我们知道，人为的时间分割会制造出某种魔幻效果，某种时间神话的海市蜃楼，往往会不自觉改变我们人的情感状态甚至思维，即便在理智上你完全知道这是不实的，是某种唯名论的谬误——我说的是，当你死在一个新千年的最开端，你不会也不被期待留给世人像卡尔维诺那样一本薄薄的、但每一个字都雨点般晶莹的《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不发生在世纪之末，也就缺乏了那样的时间霞光以及跟着而来的全部触景情伤；我们可能会代之以另一种诸如此类的不同图像，尤其当他是列维-斯特劳斯时，一个二十世纪最了不起（该不该加“之一”呢？）也最华丽（这不必加“之一”了）的人类学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才跋涉到他陌生的但已完全不再属于他的二十一世纪、一个远得要命所有一切才待从头开始的新千年，反省时刻已告一段落，人们睡眼惺忪的重新投身于工作，但他这个人的时间已完全用完了，死亡亲切的就亦步亦趋紧跟在身旁。一个如此聪明、知晓这么多人类奥秘（很快会转成为秘密）的人，却只能袖手旁观了，这不免让人感觉荒谬，也有点不知所措，仿佛正正好把人类学的基本焦虑给倒置过来。一直以来，人类学者（或许也是为着争取补助快点下来）总把自己的工作描述得迫不及待，描述成时不我予，每延迟出发一年，就又有哪几个部落会不见了，有哪几种仪式被遗忘，有哪几种语言已死亡云云；他们用拾荒的方式和节奏进行工作（列维-斯特劳斯说过：“我们是史学领域的拾荒者，从垃圾箱里筛选出我们的财富。”），但怀抱的却是急救医生也似的心急如焚（“面对可用的时间和浪费掉的时间之间的不相称关系，我无法不觉得心如火燎。”），这个荒谬的时间差的最具体产物之一就是马林诺斯基死后才被公开的那本另类人类学名著《严格意义的日记》。

说真的，对像我这样依赖一般性公众传播的平常人而言，大约有整整十五年时间里很容易搞不清列维-斯特劳斯究竟是死是活（已死的究竟是拉康、阿隆还是他？），尤其台湾的报纸连《纽约时报》那样送君一程、一路好走的讣闻版面都没有；在此同时，我们倒是一再被告知这个那个影星名模又离婚了、偷情了、生小孩了、吃了顿晚餐了乃至于为他家小孩添购了什么名贵行头云云。如今我们已彻底的习惯把荒唐化为普遍真相来平静接受。《圣经》里写摩西最好的一段话出现在《申命记》最后头，是老摩西终于站上了昆斯迦山顶那一幕，感觉他满平静的，对耶和华带着报复性甚至挑衅的不让他进入迦南地似乎无所谓了，也不再对他的以色列子民们说什么话，只单纯的看着近在咫尺、具体摊开在他眼前的这一整片土地（“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玛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琐珥。”），他的族人即将奔赴进入只有他一个人被留下来，新的领导人也已经拣选出来了。经上写摩西死时（年一百二十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依然这么锐利的眼睛和脑子会看到什么想着什么呢？他真的会相信这片土地就只是流奶与蜜吗？还是说正因为流满着牛奶与蜜，这片土地才一定隐藏着诱发着不毛沙漠没看过的凶险、罪恶、争战杀戮以及腐蚀分解人心的东西？往后几千年这片土地几乎一无宁日发生的事，他此刻意识到吗？——摩西据说葬在摩押地，伯昆珥对面的谷中，但不是我们今天，而是早在写经当时：“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列维-斯特劳斯认真的讲过：“人必须活着、工作、思想，并且敢于正视自己不会永远活在世上。有一天，这个地球将不再存在，到了那时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留下来。”是的，敢于正视自己，不会永远活在世上，一切都不会留下来。

多年以前，其实列维-斯特劳斯当时已是个八十岁老人了，在谈到他的第一本书《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负责问问题的笛第尔·艾瑞本假设性的询问：“您如果在今天重写那本书，您将会怎么样写您的开头呢？”列维-斯特劳斯的回答是，“首先，我不会重写它，我老了，早已学会谨慎从事，任何题材广泛的综合性大课题的研究任务我都不会再承担了。”跟着，他又讲了这一段话：“我从来没有说过可以把人类所有经验归结成几个数学模式的话。认为结构分析能够解释社会生活中每件事的想法本身就有些蛮横无理——我从来不作此想。相反，我认为，在用人的尺度来衡量标准时，社会生活以及围绕社会生活形成的经验，基本上是以随机的方式展现的（这就是我主张尊重历史的原因所在，就因为它有着完全的不可预见性）。我想，在经验的庞然混杂物里面，请原谅我用了这样的语汇来描述，无序统治着一切。所有的东西被分割成一个个具有内在肌理的孤岛。”

无序，统治着一切。听见列维-斯特劳斯亲口讲出这句话，当时可算是救了我一命——我完全可复原那时候的自己，一切历历如在眼前。我读他的《忧郁的热带》，以为就算置放在文学里用最严格的专业文学标准来读，仍然是最好的散文之一；《野性的思维》（一个很不妥的译名）对我的实质帮助可能更大更持续，尤其是他神话构成的“修补匠”说法，提醒、证实并且扩而大之我原本就相信但既说不清楚也不免胆怯的事，那就是人的思维材料更根本来说是既有的、现成的、使用过的，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是具体的，包含着“颜色、气息、口味、声音和质地等等”以及每回使用必定留存下来的形状、弧度和刻痕，这让我不必硬生生把自己扭曲变形抽空，好挤入狭窄且单面向的传统科学概念世界里，能够让科学较恰当而且不专横的回到它该有的角落，不妨碍事物的完整，不妨碍鉴赏，不妨碍质的认知、分辨、掌握、感受以及提升（我以为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人类历史有所谓进步的话）；我也带着愉悦的恶意读他的《图腾崇拜》，光是瓦解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的性幻想就觉得值回书价；我也读他的《遥望》和一些散落的文章，以为很少有以专业学术为一生职志的学者能够如此准确而且言之有物的洞视一般人的、经验的硬实世界，不会把实存世界描速成一个我们完全不认识而且无法存活的样子，不必倒过头来把实存世界看成“例外”，其中我尤其喜欢他对萨特、对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法国巴黎学潮、以及他对现代艺术锐利而且一无所惧的批评。但我心知自己真正的麻烦所在，那就是他的四大卷《神话学》，我始终不知道该怎么读它们，这个感觉非常非常诡异，甚至之前之后从未有过，你这么信服这个人的种种，以为知道他站在什么位置、用何种目光看世界，已经差不多可亦步亦趋跟上他的思维，甚至猜测得出他的下一句话，知道他对某些事物、某些特定问题会作出什么反应、给予什么样的回答和建言。话说回来，你对他累积的理解，难道不是正为着这一刻作准备，好开心进入到他“生命中最主要做着的那件事”？但怎么回事就在这最关键的一步路忽然断了，你仿佛看着他只身走入到那个巨大而且辉煌诱人的世界，说着你听来熟悉却完全听不懂的语言，也不晓得他为何要说这些话，最核心的讯息古怪的被全然封锢起来；而且这个他认真打造起来的世界，如此结构严谨如此坚硬如此厚实，不可能是虚构不可能是游戏，但它是真的吗？我几年时间在他的神话学里左冲右突，第一次相信（也就只这么一次）卡夫卡噩梦般的土地测量员K是真的，你真的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万事万物如此具体却又鬼一样捉摸不定的世界里。

无序统治着一切。这句话叫醒了我，让我两脚着地的回到我知道怎么打交道的世界——是啊，其实我读过很多更飘忽不定将信将疑的东西，像博尔赫斯的《阿莱夫》或本雅明的《历史的概念》，当你晓得了它的边界和限度，尤其当你察觉到其中书写者确信的东西及其意图，你就可以无惧的知道怎么想它以及该想什么，跟着书写者一起漫游冒险试探（列维-斯特劳斯自己如此说：“我不想欺骗自己，我的论证远未到使每个人都信服的阶段。”）。

说人类学者和长寿格格不入当然是一种不假思索的印象，但此一不可靠的印象倒并非完全没根据，我猜想大概是这么来的——一方面，人类学的实地考察要求，的确是费力劳苦而且带着各种已知未知的凶险，其中还包括最不可测、就连我们身体都全无记忆的病毒免疫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指出，人类学者的实验室不建立在舒适可控制的现代文明社会里，而在最远方的蛮荒不毛之地。今天我们晓得了，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不同社群的接触，就算在彼此最善意的状态下，纯生物性的瘟疫恶疾还是难以防堵，这于是在体力和对诸种恶劣环境适应力忍耐力的要求之外，还得再加上身体的复原疗愈能耐，给了人类学者相当程度的年龄限制；另外一方面，人类学者面对的初民式部落，通常保留着较多所谓的“自然”生活状态，以现代文明的标准来看，人的寿命一般非常短，比方说列维-斯特劳斯年轻时第一次实地考察的巴西雨林，当地初民部落的人们平均寿命只能到四十几岁，换句话说，老人非常稀少，所谓的老年几乎是不存在的，遑论单独构成一个深刻有意义的研究题目，因此，人类学者研究人的青春期，研究婚姻，研究家庭家族的构成和亲属关系的展开，到这样的年龄阶段差不多就可以停了。

列维-斯特劳斯惊人的长寿，可能马上让我们想到人类学界对他的惯用批评：“书读得太多，实地考察太少。”他自己也完全承认这是真的，说自己毋宁更像个图书馆员，他四大卷的神话学，使用的几乎全是已采集回来堆积如山的美洲大陆材料。

人有一个特别长的童年，这是生物演化途中动人的意外，从生物的一般标准说，人是太早被生出来（因为大脑的大小和母体的骨盆大小演化成不相衬），人的初生婴儿其实仍处于胚胎状态，这个原本是脆弱危险（对幼儿而言）而且辛苦（就母亲而言）的童年，改变了亲子的关系，也延迟了人进入求偶生殖的生物时间，不必一头就绑入沉重的生物传种铁链之中，可以游戏、学习、胡思乱想的精致开发思维（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把生命演化允诺的悠闲自在童年还给他们？）；而人获得这样愈来愈长的老年则完全是文明的产物，物种的存续原来并不需要老年，也不必有这个阶段。生殖传种的责任结束，紧邻的就是死亡，因此，那种喜欢用纯生物性理由解释人类行为，相信所谓“大自然智慧”从而无视人类文化建构深刻意义的人，很容易得出某种残酷荒唐的结论（比方日本东京市长的石原慎太郎便公然狂言，那些过了更年期已停止排卵的女性，活着是浪费。奇怪怎么不包括同阶段的男性如他自己呢？）。

人的老年要成立，我个人以为它仍是一种人类自身的道德自省（当然你也许可以追溯回人类独特家庭结构所衍生的情感和不忍之心，惟起源绝不等同于结果），但光是如此仍是危险的摇晃的甚至复归虚无，它还需要进一步的支撑——首先，它得解决经济性的障碍，要养得起既不生育也无法自给自足的老人，这意谓着人类必须在生存资源尤其是粮食的获取越过“由红翻黑”的决定性界线，不仅要有所剩余，而且是稳定的、长期的、普遍的剩余；其次，它顶好能为老年的存在辩护，能发现老人自身的价值，这很难有生物性的理由，我们仍只能诉诸人类文明的建构。基本上，人肌肉筋骨乃至于内脏器官的衰竭快于心智，在心智也终归于涣散消亡这一段时间间隙中，老人惟一的优势便在于他时间老伙伴的身份，这是确确实实的经验和记忆，以及多多少少结晶出来我们习称为“智慧”的生命俯瞰性、总体性结论和感叹（因此，人类有关时间、记忆、智能的拟人样貌，总是以老者的形象出现），语言则是他最方便好用、且极可能是惟一的工具。他可以告诉很多事都是初次遭逢的年轻后来人们，祭祀该如何正确的、不冒犯天地神明的进行，作物的生长哪个阶段需要什么、该把劳动集中于何事，喂养小孩几岁该给予什么该小心什么，人跟人冲突的可能代价和结果会如何、应该如何权衡的处理化解，哪些事的中间步骤是必要的或是徒劳可省略的，哪些征兆是重复出现的、可信的、分别暗示着程度不等的吉凶，凡此种种。尤其在文字未普及、人的记忆和经验不方便巨细靡遗书写下来存放于身体之外的这一段颇漫长人类历史时光，一个个老人其实就等于一本一本活着的、但必须喂养他才行的书，当然也跟我们今天的书一样，良莠不齐，不保证都能作出有益的建言。

作为一种文明产物，老年的成立于是总是缓缓的、凌乱的、长期的，也一定得经历一段珀涅罗珀的织布机那样织了拆、拆了织的进退挣扎时光，在中国，比较有趣的事发生在周代——周代的中国人“忽然”而且音量极大到有点不自然的全面谈论孝道，把老人急剧的推高到一个崇隆无比的社会位置，而且不是概念的、原理的谈论，是体贴的、宛如编写照顾老人须知手册、SOP式的谈论，包括每天每时现实生活的种种细节。举凡老人的食物不仅优先，而且还得是滋养的、松软好入口的、有活络血气功效的；衣服要能保暖又轻柔不割人，最好当然是昂贵的丝织品；出门要乘车（日后汉代皇帝迎枚生，还小心在车轮捆上蒲草以避震，是最早的轮胎）、要有人小心翼翼的伴随搀扶，甚至连影子都不可以踩到；居家尤其得留心的是人最脆弱、可能一躺下去就不起来的夜间睡眠时光，因此每天晚上如送别，每天早上还先得关心问安证明没死云云。优遇不只发生在血亲家庭中，所以国君遇见老人要有礼，要懂得上前请益，要认真聆听教训；犯错的老人也有种种宽容，包括律法的减刑乃至于赦免不问（我们现代法律只明文宽待未成年者）；更特别的是，做错事情的国君可当面指责可翻脸背叛（如果你自己不在乎生死的话），至少允许人掉头离去弃之不顾，孔子孟子都这么做，但对家里冥顽不灵的老人，你除了嚎啕大哭如橡皮糖般赖着他不放之外，什么也不能做，什么办法也没有。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列维-斯特劳斯（讨论乱伦禁忌究竟是生物本能抑或人为法则时）曾如此指出：“如果说这是自然的，那么，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社会始终为这个问题困扰不休，为什么要花那么大气力来实施这种法则。”这里，我们只要再多考虑一个疑点即可，那就是从生物性、从繁衍护种理由来看比老人更重要的幼儿问题，在此同时并没得到相同规格的强调，没有一一罗列“正确”的喂养照顾方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想，幼儿的喂养照顾是自然的、长期的、人皆如此的，不像老人，这是人类新的、普遍经验不足的问题，甚至在思维上仍有分歧并未取得共识。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把事情想得更险恶一些，如布洛克小说里那位长得像花岗岩的爱尔兰帮角头老大米基·巴鲁所感慨的，“我们爱尔兰人有深恶痛绝叛国者的长远传统，但这也显示了，我们爱尔兰的历史里一直不间断的有人叛国不是吗？你怎么可能有这一面而没有另外那一面呢？”——文字的直接证据显示，至少到稍前的商代，老人已有专属的造字，“老”字象形的用一个披着长发、样子有点狼狈的人形 来表达，“考”字是另一个老年之字，它在象形的长发老人再补上一根助行的拐杖 ，更加步履蹒跚去日无多，这说明至少可推前到商代，老人已分类的、隔离的、单独的被辨识。惟总数量来说，和老人相关的文字只寥寥几个，和幼儿的“子”形相关文字则非常多，两者的比例悬殊，数量多寡通常直接说明了它在人现实生活里的分量和范畴。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其内容实质的来看，子形的字除了有关怀孕生产那几个相关文字（“身”、“孕”、“育”、“毓”、“冥”等）感觉有风险有痛苦之感而外，通常充满着难以言喻的欢快疼惜之情，比方“好”字， ，一个母亲加一个小孩，这就是最确实最没人有异议的美好了；“举”字， ，则应该是父亲了，高高的把小孩举在、或让他骑在自己头上；“乳”字， ，母亲抱着小孩的授乳图像，是的，喂母奶最好；“婴”字， ，这是帮小孩打扮好的样子，在小孩的长发上装饰的是美丽的、稀有的、在当时直接就是货币的海贝，不惜工本；然后是这个有趣的字“孙”， ，小孩手臂上再举着、悬挂着更小的小孩，这是个数列般往下推想的字，毋宁是对未来的不可遏止想像和希冀，子复有子，生生不息，如天上星如海中砂——

相较于俯拾可得的小孩之字，老人有什么呢？有这个可怕的字“微”， ，一个长发的老人，加一只高举着棍棒的无情之手，这个字最合理的解释是棒杀老人或驱赶老人让他自生自灭，像当年日本电影《楢山节考》拍的那样，像非洲草原上猎食动物天天发生的那样。

微字这个残酷的直接意指后来消失了，转注成为幽微不明、不可见不可说的意思，基本上和人类对老人的道德自省进展同步同方向。

今天，不管有多少人指证历历告诉我们，世风如何日下，人心如何破毁，世界已变成什么个鬼样子，但除非集体灭绝乃至于列维-斯特劳斯说的“地球不再存在”，否则我仍然坚信有些东西不会消失，或正确的说，不会比人的存在先消失，人不会全体的（至于个别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事你不会惊讶了）、全面的返祖，回转纯生物的模样，那些动辄把人类文明建构讲成一阵烟一场梦可轻易勾销的人，要不是轻佻，就只是懒，懒到不愿意花一丝心力去理解、去修补、去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处境。所以有关老年问题的历史风险，我个人最不担心的其实是它道德支撑这部分，当然，细腻的、微调的、因时因地的讨论会持续也有必要发生（比方安乐死的问题，比方要不要不顾一切只让他心脏不停止跳动的问题），但最根本来说我们没有另一种人道如八十几岁时的老博尔赫斯所说人除了是个人道主义者还能是什么（千万不要认为博尔赫斯是天真的说出这话，他毋宁是向着那些在文字语言迷宫中迷路的野心勃勃年轻思维者讲的，是如同他自言，“这是我积一生的经验才能说出来的话。”），我们可能会降低对老人的优遇规格，我们也可能一时一地一事的违抗这样的道德命令，但负疚的、带着罪恶感的，仅止于此。

一直以来比较麻烦的是经济性的生存资源问题，严格来说，人类世界从没有任何一刻真正的、全面的、不遗弃任一只老羔羊的解决这件事，偌大地球，总还有贫穷的死角，总还有停滞在自然生存状态的死角，总还有水旱不时天灾人祸粮食短缺人人自保救死都来不及的又冒出来地方，在我们可预期可规划的未来也仍然会是这个样子。但也许我们该火上加油的为这个古老问题添加几个新面向困难，一是看来我们这回是真的走到了地球负荷的极限之地了，老马尔萨斯幽灵会从百年沉睡中以较正确、较无法驯服的样貌复活，十年二十年内原物料（亦即最根本最实质的生活资源）的不足和腾贵将是一切的前提；另一是医疗健康单独的、专业的、依循自己节奏和速度的持续进展，人的老年长度仍在增加，但我们谁都知道，要让一个九十岁老人活着，比起要让一个七十岁老人活着，会如何幂数的增加多少人力和物质资源耗用；如果犬儒一些，我们还会想到，托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及其大泡沫之福，我们这一代拥有着人类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最有钱老人，有一段时间我们以为这会是稳定的趋势，会只增不减（人数以及财富），但今天我们比较愿意相信这只是人类鬼一样历史的一个局部的、暂时的现象，甚至还是某种短视、谬误、夸大加不正义派生的偶然结果而已，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个肥皂泡泡吹胀到炸开的时间。也就是说，经济层面的老人问题，仍会回头袭击我们以为已大致脱困的所谓文明进步国家，也许不是那么怵目惊心打死他饿死他的残酷样貌，但会是一种更难缠更动辄得咎的困局。

生命终究是有右墙的，人必须活着、工作、思想并且敢于正视自己不会永远活在世上这件事。纳瓦霍人的创世神话有两次说到这段话，一次是年轻力壮的凯欧狼，另一次是由垂垂耄矣的“使人年老死去之怪”：“如果年老的人不死去，疲惫的人不躺下来休息，我们哪里还有土地留给后来的人？他们要到哪里种植玉米？建造属于他们的荷根屋？”——这段话终究还是得再一次被说出来，惟最好由已疲惫的老人自己来说，让它带着一丝光辉和余温，千万不要留到由年轻的、离死亡还很远的人来讲。

应该是年老的蒙田吧（很显然我的记忆力也疲惫了）？他指出人几乎是天性一样的容易妒恨之心，会对着眼前的人，甚至会甚无意义的射向之前的、上代的人，但人很少妒恨下一代，通常人会真诚的、无私无我的期盼下一代尤其是那些还没出生的人活得比我们好。

经济面的麻烦比较明确也比较迫切，很快会水落石出人人都知道。我自己比较关心的是老人的价值问题，那个曾经作为人类经验、记忆和智能载体的老人，让他得以冲开生物限制理直气壮活下去，但我们今天极可能已永远失去他了。

博尔赫斯两次写了同一篇小说，让老年的博尔赫斯和年轻的博尔赫斯直接碰面（非采取这样戏剧夸大的形式不可，可见单向的回忆是不够的，也可见遗忘仍是我们记忆的核心）。由于两次都是极简极短的短篇文字，因此只像是两人（？）在时间大海中轻轻一触，博尔赫斯没让年轻的自己好奇追问，也没让年老的自己（其实老的才是当下才是主体才是召唤者）多交代什么，如此难得的会面，却如此平静无事欲言又止。

难道博尔赫斯想的是跟我类似的事吗？我曾认真想过，如果让此时已超过五十岁的我和卅年前二十岁的我（就直接是1979年底的我吧，大四，《三三集刊》末期，重大影响我的人都健在或还未遇见，赌气般开始拼了命读书，莫名其妙觉得自己饱受误解无家可归，但奇怪心思仍纯洁坚定，太纯洁坚定了，等等）相遇，这样的近乎擦身而过极可能是最善意的状态了，我想不出来这一老一少会谈些什么能谈什么，除了像好莱坞时空交错电影那样，给年轻的一个耶诞礼物，一个魔法般的名字Yahoo，让他在日后股票上市时进场嫌点钱，但更有可能的是几年之后年轻人读到了斯威夫特足本《格列佛游记》马的演化王国这乌托邦的一段，恍然大悟知道了这个怪字的真正出处，却更搞不懂有何预兆是何讯息。

我会喜欢那个二十岁浑身长角、眼睛干净容不下砂子的年轻人吗？觉得他还算聪明、可教、有点机会一如我的老师朱西甯先生对待我的那样？我真的一点把握也没有；我大概确信的是，有关今天我以为重要的、精密的、最有意思的想法，我完全说服不了这个年轻人，可能要让他保有信任耐心听完都有所困难，但凡要超过陌生人、无关系的人的规格多认真谈点什么，但凡想比明确清晰的文字语言再深入一点什么，大概就是不欢而散了——这的确让我有点惊讶，因为这往后（其言是过去）卅年，我的人生乏善可陈，也不感觉想法有何剧烈变动，更完全没有那么“was blind but now I see”的戏剧性天启和忏情，我一直以为自己始终只在同一道路上顺势的、合理的前行而已，也许正因为是这么一点一滴的，才这么难以明说，难以用仅止于此的文字语言负载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鉴赏和体认。

列维-斯特劳斯在《遥望》书里的卷首，引用过一段帕斯卡的话，看来也是老人话语：“当我们仔细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结论。”

你知道吗？在达尔文和华莱士一起拿出同样的演化理论之前，法国人拉马克曾有一个美丽的遗传主张，以为后天学习的经验是可以遗传的。古尔德说这是人类最美丽的遗传说，美丽到不像是真的，也果然已证实不是真的，每个人都还是得重新开始，从时间的零点老老实实的开始。但作为达尔文最真挚信徒的古尔德细心补充，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太缓慢太细微了，它们仍在进行，却已无法说明也无法干扰人类历史的进展，人类历史的进展是文化性的，广泛的通过教导和学习来留存后天的生命经验成果。古尔德说，这完全是拉马克式，而不是达尔文式的。

大致上原则上是如此光明没错，几年前我写《阅读的故事》一书时也仍不改其志这么想。当时碰到的巨大死亡是卡尔维诺的猝逝，尽管满心惋惜，但当时我的语调仍是欢快的，我说的是：“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会想到人类世界的‘浪费’，浪费到令人心疼的地步。我们人穷尽一生认真学习的成果，总在生命的终端复归于空无，聪明如卡尔维诺，博学如小密尔，缜密专注如康德——”，但“人类终究成功建构起来他的基因之海，在记忆未被死亡悍然抹消之前——尤其在人们成功创造出文字，进而发明了书籍之后，原先借由口语、借由音波传递的脆弱存放方式，改由对时间浸蚀力量有着坚实抵御能力且方便复制的白纸黑字来守护，至此，我们可放心让爱因斯坦或卡尔维诺死去没关系，只要记得让他们在告别之前把所思所学写下来，用一本一本书籍好生保存并广为流传，像翦径或开黑店洗劫过往旅人的盗匪强梁，一丈青扈三娘，或做人肉包子的孙二娘。”

很抱歉，当时我没有真正注意到书和老人是互换的，有了书，我们便不需要老人了。

我也没有真正注意到，在人完整的、矛盾并存的所思所想（惠特曼说：“你说我自相矛盾？我当然自相矛盾，因为我心胸开阔。”）和局部的、拘束的、且必须清理矛盾到一定程度的书写之间，其实有多少必须吞回去的东西，有多少是难以用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语言文字以及书籍形式说出并存留的？我应该更正视这点才对，因为即使我不算真正进入老年，但这却是我书写天天碰到的事，书写时你总得花过多的时间在思索“怎么说”，而不是“怎么想”，像纳博科夫讲的，我总要搅尽脑汁，包括洗澡时、散步时、失眠时、面对洁白到令人生气的稿纸时，有时几天几夜想不出那一个就在那里的“该死的句子”——

我更应该注意到，帕斯卡所说那种“不会让人满意的结论”。最让人无奈的是，往往人到思考时间太长太仔细的老年，还得拿自己此时“不会让人满意的结论”，去对抗自己年轻时已驷马难追的“让人满意的结论”。尼采断言耶稣幸好死得早，否则他一定会在日后追回自己几乎统治了世界，让以亿为单位的人们认定是福音、是拯救的教义；而卡尔·马克思，也在晚年告诉我们，他绝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知道吗？近半世纪以来很多人连中年一度让人满意的马克思都不要了，切香肠一般把马克思断在他尚未野心勃勃介入现实社会之前的青年时期？

当然，时间的流水进行，不保证必定是正向的结果，人除了心神会昏愦，肉身会腐朽衰老之外，行为也会堕落，思维也会走上歧路云云，但这些都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不是吗？今天真正特别的是，就像本雅明早先说的，我们已走到一个生命经验空前贬值的时代了，且没回头的进一步走入了一个老人不再有价值的时代了。我们已大致成功的让世界转换成另一种样貌，不仅在体系的运作上不再需要老人的参与建言就能顺利且更顺利的运转，也全面性的在价值、美学、品味、鉴赏等等的每一处生活选择上年轻化、当下化，我们不再信任捉摸不定的时间甚至有点瞧不起它，我们不无道理的察觉出来，对未来保有过多的想像和希冀只会妨碍我们当下的行动。

就连小说书写世界亦复如是。这个最与时间为伍，原本最苍老、最仰赖人精致的生命世故的书写形式，很久以来，我们总把书写的高峰认定在书写者的中壮时期，即使最伟大的小说家已少有伟大的老年作品，包括昔日的托尔斯泰，也包括今天仍活着的米兰·昆德拉。此时此刻，我惟一的好奇的人只剩仍在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我老了，早已学会谨慎从事，任何题材广泛的综合性大课题的研究任务我都不会再承担了。”我脑中响着列维-斯特劳斯这番话，不晓得还能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什么样的新小说，更不确定是死亡先来还是小说先来。我当然保有一定的狐疑，究竟是真的没有好的老年小说，还是只因为我们一直用年轻的判准，年轻人的感受、思维和期待去读它们、评价它们？

这是我未来最大的好奇之一。我给自己描绘出当下未来的老人世界图像，有点像人们所说的乌托邦，他们将安适的也安静的活着，如同“还算有点事发生的坟场”，这样热腾腾世界不愿打扰他们的状态，我以为一定会有不同于当下世界、不合宜不令人满意的有趣东西发生才是，“无聊厌倦是孵化经验之卵的梦幻鸟”，如果本雅明的这话仍然有效，在这个世界已变得如此快速急躁、已连童年都岌岌可危，也许他们会是人们想像之鸟的最终栖息之地吧。

我当然也知道自己很快会加入到这个世界，因此，这样的好奇有一部分会转换成为人类学式的工作，实体的、细节的、和自身的存在亦步亦趋。

很奇怪的，我居然有点兴奋，有点迫不及待。

男高音

昔日的意大利大导演，学电影的人普遍较折服于费里尼，目眩神迷于他华丽无匹的影像本身，天马行空简直不知道怎么来的；不学电影的人则通常喜欢德·西卡，真实的人真实的悲喜，也较能转述给别人听再温暖哀伤一次，二十几岁时的朱天心看了他的《偷自行车的人》，动容的说：“要是年轻时看到这部片子，我一定会去当共产党。”彼时朱天心口中的年轻，大概指的是十七岁之前；彼时在台湾说当共产党，则是生死一抛，这辈子就此跟眼前这个社会这个人生决裂的意思。

今天影像充斥，拍的、画的、记录的，甚至屡屡大言要取文字以代之，但倒是很久没听到过人们提起费里尼和德·西卡了。我自知总被朋友们看成是这样一个大影像时代的怀疑论者，比我年轻许多的小说家骆以军曾经非常委婉的劝诫我，其实《海贼王》什么的很好看，应该是真的，而且当一只抵挡巨大车轮的老螳螂也不是什么体面的事。但博尔赫斯讲得很对，每一种阅读吸收还是有其时间表，有些书有些电影你还是得趁年轻时看，过了一定年纪你就进不去了，你很自然会考虑到很多事，历史的、现实的、人心的；你也会一眼洞穿很多事，不容易假装同意作者不成立的前提和催眠，假装不来那种必要的迷醉乃至于角色扮演，因信才称义，你不先穿上那种别扭的衣装头饰怎么进得了狂欢会场呢？我想，当只螳螂确实可笑，但假装自己年轻，跟得上，气喘吁吁学年轻人昨天今天明天变幻不定的把戏，记一堆随风而逝的名字，讲自己不相信的话，做那些只有年轻身躯和体能才做得出来的动作，其实也满悲惨的，还很容易运动伤害。我冷眼看过许多上一代、这一代的人这样，可以列一纸清单，所以，谢了。

德·西卡有部三段式的电影就叫《昨日、今日、明日》，其中《昨日》拍的是二战后残破的意大利，女主角苏菲亚·罗兰是市街大声叫卖私烟的小贩，被逮到就得入监服刑，但意大利有一条举世闻名、曾引发学术争论的体贴法令，女犯人怀孕到产后半年这段时间不入狱，是犯罪的产假，这里，德·西卡趣味盎然的正视此一庄严的法律进入到民间社会第一生活现场的突梯模样，还有人们体认它利用它的始料未及方式——满满生活智能的苏菲亚·罗兰便把它当自己的护身符，不躲不藏，每回警察持拘票上门，她就得意的拍着自己又鼓起来的肚子，把拘票扔回去，要警察耐心等待如同等弥赛亚再来。

她的丈夫马斯楚安尼，可想而知，除了负责在家带楼梯状的一堆小孩，于是有一个更沉重的夜间任务，他得保持自己沛然莫之能御的性能力和欲望，不断吃补品、健身体，务必在每回大限到来前让老婆再受孕——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七八九，夸父般的马斯楚安尼终有力竭倒地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行了，闯了滔天大祸般只能一边低头听各种最难听的骂，一边伤心目送盛怒老婆带着吃奶的最小女儿入狱。

但就在这段等待的休养生息日子里，圣母玛利亚，某一天他发现自己的性能力奇迹般恢复了，他狂喜的必须把这天大消息立刻让狱中老婆知道，于是他带着另一名男性小贩，街坊里嗓子最好叫卖声最高亢清亮的一个，走到监狱高墙外迎风的制高位置，趁夜色如水唱起传送的情歌来，歌词由马斯楚安尼现编并一旁提词，大意无非是家里一切安好小孩很懂事谁谁又长牙了汝勿悬念云云，当然，最要紧的是我又可以了，我如此迫不及待，就等你回来——

我们就让镜头停在风的尽头，停在牢房里苏菲亚·罗兰恍惚的笑容上面。

意大利真是个有趣的国家，人们快速讲话、大声唱歌（但算账找零钱非常慢），你不免怀疑，这么多美丽的少女，这么多帅到不行的少男（有机会请注意一下意大利的男子排球国家代表队），却愿意这么快这么无所谓的吃胖自己，是不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更厚实共鸣的胸膛、一个更沉着积蓄声音力量的腹部？他们是否以为一个美丽及远的声音更重要且更是生存之所系？二次大战后，也就是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按理说监狱应该都有了那种采监会面的正常程序暨其配备才是，也就是隔窗用电话式的对讲机泪眼涟涟、一起伸手压在玻璃上咫尺天涯什么的，为什么舍此不用、非找个男高音唱起来不可呢？

把这疑问扩大一下便成为——今天，我们已有了传送、扩大、调节声音的各式工具，要让它传给谁就是谁，要让它传多远就多远（你该听过航天飞机和休斯敦太空中心的星际对话声音吧），那为什么人还需要苦苦练习更大声更有力的唱歌讲话呢？

每回我看到世界三大男高音到台湾演出，总会想到德·西卡电影的这一幕。如此，三大男高音压轴的同声慷慨对唱高潮，画面就滑稽起来了，好像看到在他们遥远家乡的街市上，三个大声叫卖兼吵架、抢顾客谁也不肯让谁的热血男子一般。事实上，很多追寻名牌东西不惜追回意大利原乡的人都有类似的惊愕经验，原来梦的尽头处，并不是一个想望中的时尚王国，极可能只是在地一家美丽一点的、也稍稍醒目一点的舒适店家而已，在资本主义大神的魔杖点中他们之前，这些技艺精湛但节奏悠闲的老工匠，已这样画了、雕了、编织了、裁剪了、酿制了、敲敲打打了几百上千年，也一边大声讲话大声唱歌了几百上千年。

这里，生物体发声的大小远近，还是大大不同于日后的机器装置，不是某一个转钮或按键而已，它牵动太多东西了，量变的每一分几乎同时都是质变，甚至你会发现你面对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喜爱的古生物学者古尔德曾精彩的讨论过，为什么在现实世界里《格列佛游记》的巨人国和小人国是不可能存在的，生物体的大小和我们生存的此一世界有着我们想都想不到、切也切不开的各种依赖关系和解除不了的限制。像蚂蚁大小的生物体，支配它行为和生命形式的不是引力，而是我们人这样大小的生物体往往可忽略的摩擦力和表面张力，所以古尔德有趣的说，如果人长得像蚂蚁一样大，他就只能过蚂蚁那样的生活，而不是格列佛所看到那样依比例缩小的人的生活。他将无法穿衣服，更糟糕是就算穿上了也从此脱不下来（摩擦力的缘故）；他也无法洗澡，水滴会像一颗一颗轰击他的炮弹而不是均匀的、融解的、可浸泡其中的流体（表面张力）；就算他顺利洗了澡，也千万别想清爽利落的擦干自己，他会从此黏在大毛巾上（摩擦力）；他无法点火用火，因为一个有意义的火苗太大了，那直接就是爆炸自焚，只能用做对小人国统治阶层绝望的抗议；他显然也没办法读书，因为适合他尺寸的书根本无法翻阅（仍是摩擦力），等等等等，以此类推。

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路上发展出生物界最精巧的发声器官，但仿佛带着隐喻的，这些愈是得精细准确操控不同部位某一丝肌肉和某一块骨骼才得到、愈属于人类所独有的特殊声音，总致命的愈难放大愈不可能及远，就像一名棒球投手或网球手一样，你要追求旋转变化，就得损失球速和力道；最快速的球总是单纯的“直球”，一如真正能及远的就只能是寥寥那几个其实其他动物也能的元音而已。在古代中国，最及远的人声大约是所谓的长啸，一种单音的、无内容的、高频的声音，没事喜欢在山野林间发这种动物声音的首推魏晋南北朝时的那些狂士，世事蜩螗，他们本来就是一群怀疑、挑衅、冲撞、弃绝人类文明建构和社会秩序的人，返祖的向往那种born free（其实不真的是）的动物生命形式，空洞的啸音由此获取了某种否定的意义。后代喜欢这么叫的还有李白，恬静的王维一生至少叫过一次，一人独处时不免会进入到某种状态忽然兽性大发起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从声音大小远近的观点重新来看，那一个盛唐夜里寂寞袭身心里有事的王维，其实心思有着时间性的变化是吧，有某个东西逐渐膨胀起来，人的六尺之躯都要装不下了，弹琴然后长啸，弹琴和长啸这两件事并非平行对等，中间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古琴共鸣箱不大，声音淙淙切切只能及于近身的人，朱天文说得对，古琴可能不是表演性的乐器，它是人用来整理自己心情弹的，顶多只限于极亲近的人，因此可能泄露出较复杂较弯弯曲曲的心事来。像子路这样巨大简单胸臆、总梦想有历史大舞台可施展身手（甚至偷偷欢迎战争和灾难的发生）的人便有点不恰当不过瘾，他过度用力的弹奏像在折磨那具可怜的琴，强迫它发出它不该也无能发出的声音，琴音里极不协调的杀伐之声让他的老师孔子忍不住皱起眉头来了。

是以，在没有机械装置可任意放大声音的漫长时间里，人类的歌唱技艺便源生于并因应于这样的基本生物限制。如此森严的限制，逼迫人必须更细致、更分解的面对声音这东西。不止概念性的理解，还包括实地的、实体的实践掌握；不止声音自身的大小高低远近，而是随着声音大小高低远近的每一分改变，如何牵动声音自身色泽的变化、情感的变化、负载内容的变化，以及歌者和听者之间关系的变化等等。当然，了不起的歌唱技艺可以克服一部分这样的矛盾，意即在及远的声音里仍试图保有曲线形态的变化，不是音量的单纯放大而已；或者让柔婉细腻的声音仍可能危危颤颤的穿透过伸手可及之地，让某些稍远的、不识的、但与你做同一种梦的人有机会听见（我们常常有这样接近悖论的不屈不挠期盼，总设法要自己相信那个真正理想的、完全知道你在说什么的听者，系存在于某个不可知的远方）。但这限制仍是真实的、严厉的、弹性非常有限的，因此绝大多数时候人仍须取舍，或更正确的说，随着每一次声音的大小远近变化都得时时取舍。你每把声音多拉直一分好让更多人听它，同时也就多拉直一部分的感情和心事，有一部分弯曲缠绕的、拉直不起来的东西就放不进去了，你只能把这部分重新搁回自己心里头，放弃向大范围的人揭露；或者你努力的、精准的说出自己最私密的情感和心事，但你得甘心它传送得不远，很快的就会被周遭毫无顾忌的声音所吞没，或很快消失在空气中被坚实的山壁拦住被柔软多孔隙的草叶和大地所吸收，只能及于周遭有特殊耐心的、肯安静竖直耳朵聆听捕捉的那几个人，或最终只剩自己孑然一身听得到，如同耳鸣或心跳。

说真的，这其实才是我自己对声音限制最感好奇的部分，向着谁说话？可以容许说出什么样和什么地步的话？我们常试图辨别的所谓公领域和私领域，与此有什么关系？在他的后期小说《缓慢》书中，米兰·昆德拉便不留余地不给我们希望的把这两端切开来，一边是全世界、是“一大群看不见的群众”（“公众的不可见性！而全世界又是什么？那是一种没有脸孔的无限！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另一边，他忍到整部小说的最结尾才说出来，“没有听众”。较完整的引文是这样子：“没有明天。/没有听众。/求求你，朋友，请你快乐一点。我隐约的感觉到，我们惟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你快乐的能力之中。”

相形之下我们是不是乐观了一点，一种愚鲁的乐观不是吗？我们仍愿光谱般的理解辨识，并相信声音可以是有效的，幸福仍是可能的。毕竟，在实践而非概念推演的硬世界里通常有一个好处，你不会也没有能耐走到任一个极限处，你会复杂而且务实的走走停停和它周旋，就像本雅明在别的地方讲的，人通常不真的是要一个答案，答案的价值是纯认识的，在生命现场的真实困境通常“没有用”，人要的只是闯过眼前这一关如何让生命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因此，其结果通常是一系列的丰硕技艺、策略和发明（比方说可较自由调整共鸣箱大小的各式乐器，比方说用没内容的鼓声排列乃至于挥舞的大旗来替代人声和语言，指挥散落的、听不见命令的、杀红了眼的战场士兵），每一样都不具足、都无法一劳永逸、都只针对当下某一种迫切需求，甚至彼此矛盾冲突也无所谓，我们不是连天上诸神都容许他们这样子存在吗？而且，有点吊诡但我们不方便在这里解释的是，那时候，人类没有任何一种简单霸道的工具，可能让声音大到、及远到昆德拉所说的全世界都听见，把人化为没有脸孔的无限，一定也就不至于在另一端萎缩到让所有亲近的、实体的人全消失不见。

更重要的可能是时间，长达几百万年多到不知道怎么办的悠悠时间。人跟同一个困境相处几百万年时间，其结果的形态不可能是个单一解答，而是演化，呈树枝状展开的声音之路演化。演化，一如达尔文一开始就讲的，它从不以全体物种、以全世界为单位，而是局部的、在地的缓缓展开，同一个困境在不同的现地会呈现不一样的面向和要求，一如在多山多谷多回声的瑞士山区和密密麻麻吸收声音的热带雨林总是不一样，也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成果。而且，演化更有趣的是，它不会死死抱着原始的困境不放，它总是很快岔生出去，每一次、每一层进展的成果稳定下来成为新技艺、新策略、新发明的丰饶土壤，以至于原始的困境通常只扮演着最开始的驱动力量，一颗巨大雪球核心里再看不到的那个小石头。

今天我们其实满难想像的，但不妨异想天开的想像一下，如果比方说东非矮小的阿尔法南猿露西女士，在三百万年之前就有了麦克风并子子孙孙永宝用的传诸后代，今天人类如此丰硕、多样、精致的乐器发明将会是怎么样一种光景？有多少甚至根本不会出现？——很多网球迷都看过这令人难忘的一幕，几年前费德勒天神般统治男子网坛，并成功卫冕了温布尔登，他那些有意思的瑞士乡亲决定送他两个礼物，一是乳牛一头，另一是他们拿出瑞士特有的阿尔卑斯长号，为费德勒在山谷中吹响，像告知所有散落在山区的牧民亲友，甚至上达天听，这大概是那些年费德勒所收到最美丽的贺礼。

阿尔卑斯长号，吹管的长度可达四公尺，得放置在地上，人在这头声音射出在那头，像一具声音的大加速器，它至少可追溯到五百年之前，原是在地牧羊人用来召唤牧群、有大事发生时用的，但它也演变成一种乐器，在节庆时、在欢快时、在他们的子弟成为网球之神时开开心心的吹起来，今天，瑞士当地还有阿尔卑斯长号节，举办长号比赛和表演欣赏；和这个巨大的阿尔卑斯长号配合，山区牧民也发展出著名的“悠雷调”，这是一种高频假声的特殊歌唱技艺，也指的这种唱法的高耸入云山歌，源自于人们隔着偌大山谷相互呼唤的吆喝声音，因此像中国的长啸一样，它本来是没有歌词的，只是类似“悠—雷—依”的无意义声音，但美丽阿尔卑斯山的岩壁、积雪、树林、草地和流水柔和了声音的高亢锐角，让它长了翅膀也似的悠扬而且回荡，去而复返，既是人声，也是山中回音，把一整个阿尔卑斯山化为声音的大共鸣箱、声音的保鲜设备、声音的长留徘徊不去原乡，from glen to glen, and down the mountain side——

老金像奖电影《真善美》中木偶戏的《孤独的牧羊人》就是悠雷调；还有，老台语歌手洪一峰的《山顶的黑狗兄》也直接抄自悠雷调。

人声不足，所以得靠乐器；乐器不足，所以人们得进一步察觉、研究、利用、调整并发明声音和其所在实体空间的复杂关系。欧洲千百年的剧场和教堂便是这样的声音人造空间发明，它得精密的计算（包括数学演算也包括实践的不断修改微调）声音的大小、速度、距离和角度，以及更重要的，诸如石头、木材、玻璃、帷幕等各种不同建筑材质和声音的微差吸收反射关系，不仅让声音符合物理原理的得到共振强化，而且更要协调美丽，否则你怎么可能相信自己听到的是天籁，是神强大又柔和、既是无上命令又是关爱备至的话语呢？因此，那时候的建筑师（或仅仅只被称之为石匠）难混但也博学多能多了，至少非得真的通晓音律不可，而不是盖好以后再搬一套玄理禅学来大赞叹大欢喜一番。这是多年不务正业的小说家阿城极感兴趣的东西之一，他实地的走过听过，说巴赫写的乐曲，其实是特定性乃至于订制的，如早年的裁缝工匠，就是为那一间教堂，为那一具管风琴，甚至设置在就那个位置的那一具管风琴（有些管风琴日后被不再知道音律的教会执事人员鲁莽的移了位置），巴赫当然禁得起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演奏，但你回到他写曲当时所设定的就那间教堂再听一次，阿城说：“那声音就对了，完全对，也完全不一样。”

几百万年，所以当然已不是声音的单纯大小高低远近而已了，但话说回来，也一直就是声音的大小高低远近。

有麦克风和没麦克风，对唱歌的人而言，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声音世界，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正好是站在这两个世界阴阳交界重叠部分的人，某种程度而言，我们可能还是从彼岸一路走到此岸的人，我们也多多少少亲身经历并感受到两个世界歌唱方式的不同要求暨其不协调——原来那个没麦克风的老声音世界，唱歌是一门带着深奥气息、你总带点敬畏之心看待它的专业之事，我们会用“会不会唱歌”这样童稚的语言来说，意谓着这里有门槛、有一个非比寻常必须跨越的界线，唱歌是少数人的事，不仅天赋异禀而且还得长时间的学习训练；而在今天这个遍地是麦克风的新声音世界，我们最多只用到“唱得好不好”来彼此评比一起进KTV欢唱的朋友。我们也时时察觉，如今那些以唱歌为业的歌星歌手，其实并不见得比你自己、或身旁哪个朋友同事唱得好，他们或是比较美丽帅气，或是舞跳得好，或是腿比较长，或是种种千奇百怪的原因，或直接就是上帝点名的所谓运气而已。也就是说，所谓歌唱专业指的不再只是声音一途了，更不再是个人一己之事，它已是复合性的、集体性的、是一整个完整的工业，有太多太多东西远比声音重要，也比声音先一步抓住人眼睛，一如光速远快于音波。在这里，唱歌的人需要做的不多，只要驯服的嵌入此一集体作业中，小心别破坏它就成了，一如在现代录音室里，你只要轻声的、控制的、不暴露缺点的唱，不必得分只要避免失分，你有一整套神奇的声音处理配备和一堆技术娴熟的操作人员撑腰（所以麦克风只是个代表性、隐喻性的说法），你得相信它如同相信你的神。

要不要调查一下，如今专业的歌星每天平均用多少时间在纯声音的技艺追求上头，真的会多过他们打扮一只眼睛的时间吗？

从彼岸到此岸，我们最能从意大利这三个涉河而来的男高音察觉出两个声音世界的种种不协调，尤其当他们从俗的唱起麦克风时代这些弯弯曲曲的、夜半私语的、小情绪小心事小承诺的歌时——他们总是唱得太大声，不像只说给你一个人听，还包括你的女伴、你身后某个更美的陌生女子乃至于全世界，像个不忠实心有旁骛的情人；他们的声音也太直线太爽快，像一道哗哗奔流的大河，没有足够的河湾可供你驻足徘徊，让白日梦般的心思停歇浮动，让夜色降临，像个既不切实际又不够贴心的情人。还有，就以已故的帕瓦罗蒂为例，据说上帝曾亲吻过他的嗓子让它黄金一样，但上帝很显然忘了同时亲吻他的头发、他的容貌和他的身材，以及他的青春。还好他是从彼岸挟着已成的巨大声名而来，如果有一个此岸的帕瓦罗蒂从头开始，你相信这样一个秃顶、肥胖而且上了年纪的奇怪家伙，有可能单靠黄金一样但不合时宜的嗓子取得成功吗？他极可能连开口让我们听见的机会都没有不是吗？

但我们也可能听出来一些东西，如果我们愿意沉住气静下心。不是粗鲁狂暴嘶喊这样破坏意涵、抗议否定意涵的声音，而是某种更光朗更干净更让我们整个身体吐气扬声打开来的奇妙东西，生活中我们偶尔会见到类似的东西，比方说太阳光穿破厚云层呈现的一道强劲光柱模样，让我们好像可以循此上升窥见到天堂一角，而且忍不住相信天堂的存在为真；我们也得以从那些蜘蛛丝般黏缠、明知道多半是我们自己没事硬想出来却拿它没办法的小悲伤小倾慕小言情里挣脱出来，其实当下是爽快的自由的，自恋自怜真的是最烦别人也烦自己的沉重东西——只是这个光亮上升的声音，装在麦克风时代的小小歌里，总有点狼狈、有点施展不开的感觉，关键时候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这么说，尽管构成对帕瓦罗蒂体格的不敬，但这里想指出的是，麦克风的确根本的取消了声音的及远限制，也确确实实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解放。简单来说，我们不必因为求取声音的及远能力，无法两全的必须牺牲掉其他东西。唱歌的人也不必把自己的身体当巨大的共鸣箱，得不顾一切扩张它，让腹部更有力，让胸膛更宽广，以至于悲伤逾恒的朱丽叶看来并没有影响她的好胃口，丝毫不见清瘦，而且绝命时刻仍如此中气十足。

基本上，这个解放很符合现代的普遍平等思维，如同唐·麦克林讲的“the voice that come from you and me”——你和我，意思是人人，所以大家都开心，不必先筛选，不必怨天尤人得拥有天赋的好嗓子，清亮、宽广而且严重偏向高音，只因为波短频高的高音才能最不被阻拦的射向远方。这当然很不公平，尤其对那些声音低沉动人、半夜光听声音很容易爱上他、比方我的老朋友蔡琴这样的人（谢天谢地她生在一个有麦克风可轻轻吟唱的年代）。这样的不公平最像今天依然如此的NBA，每年一度NBA的选秀大会，谁都知道他们优先考虑的总是球员的先天条件而不是高中大学这阶段的既成篮球技艺（还早得很！），其中特别敏感的是身高，NBA有句令人气结、带着浓浓达尔文主义意味的名言：“只有身高是我们教不来的。”是的，投篮、控球、脚步、视野乃至于对球赛的判读能力云云，拥有庞大教练团和百年训练经验暨配备的NBA球队自信他们每一样都教得会学得来，甚至心志层面也有专家，独独你永远没办法把一名五尺七的球员训练成七尺二。最初的技艺曙光时刻，大家只能比天赋；然而到了技艺究极的最终时刻，人绕一圈回来又只剩比天赋了。

麦克风也让鲍勃·迪伦和约翰·列侬成为可能，或周延点说，站上舞台用他们单薄尖利的嗓子唱歌成为可能；在没麦克风的年代，也许他们只能满足于、专注于当一个写歌给别人唱的人。

有趣的是，我另一位不以唱歌为业但极擅长在万名群众面前拿起麦克风慷慨讲话的从政朋友郑丽文，听我提到有麦克风没麦克风的问题，有点大梦初醒也有点好险之感的嚷了起来：“对嘛，当时他们用什么聚集群众煽动群众？他们怎么革命？”

所以说，是根本改变了声音的处境，人的最终解放，便是从这道始终必须交代声音大小高低远近的演化之路释放出来，我们的注意力从这里移开，我们不必再为声音距离障碍的每一分突破倾尽所有竭尽所能，更遑论不回头的为它牺牲，这样一道精纯的声音演化之路便得停止了——历史的惯性也许不会戏剧性的说刹车就刹车，它仍会前冲一小段距离，就像今天仍有人学习像没麦克风时代那样的唱歌，但也就是这样了。

惟演化和单纯的解答不一样，演化在响应根本的困境同时，会在进展的过程中一再发现新的目标，生出新的可能以及想像力；也就是说，有很多目标、很多的可能和想像力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人前进到一个新的位置才看得到，或者说才被发明出来，一如同一块静静躺着的石头，在我们寻常人眼中和技艺精湛的老石匠眼中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图像，纳博科夫便曾极其郑重的指出这个差异，赋予想像力以坚实的技艺基础。因此，当我们从这道不回头的声音之路撤退回来，愉悦的拿着麦克风用“你和我”这样素朴的嗓音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同时，那些曾经出现过也部分被人掌握过、触及过，纯粹声音的高远目标、种种繁华的可能以及想像力便也复归殒没了。有足够历史演化经历的事物从不干净、单纯的消失，历史不更换零件，它像《白鲸》亚哈船长捕鲸船裴廓德号的沉没，总是一场漩涡把周遭东西一起卷入，包括附近天空中的几只倒霉的海鸥。

比方说人类一度如繁花盛开的新乐器发明，那样的花季还会循环重来吗？

然而，那个纯粹的、高远的、仿佛连结天地光柱般的美好声音，究竟是人特殊技艺的发明，只对那些人有意义？还是一开始就存在于普遍的人心？就像弗吉尼亚·伍尔芙说的，它本来就是我们正常梦境的一部分，我们不记得它，但我们不真的遗忘它，因此当我们不经意瞥见它一角时，尽管是模糊的蒙尘的，仍会心跳加速的认出它来？

如果这真是我们普遍梦境的一部分，那真的就有点可惜了。

近两年，英国人给了我们两次特殊的惊喜。我指的是保罗·帕兹和苏珊大婶，比起仍一身光鲜神采飞扬自信的帕瓦罗蒂，他们有更糟的头发，更糟的容貌，更糟的衣服和身材，更糟的肢体动作，事实上，手机推销员的保罗还有一口更糟的牙齿不是吗？所有麦克风时代唱歌的人能有的错误他们全都有，而且错到一种地步，但所有这一切，一如我们看到现场评审和观众的表情变化，在他们的歌声才出口那一刹那间全消失了，只剩下声音，一种久违了、令人感动难言的声音。是的，不必美丽、不必舞蹈、不必有演奏乐团的辅助和掩遮，更好的，甚至不必有所谓的“情感”（有机会可以读读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是纯纯粹粹的声音而已。当然，这世界不会真没有人比他们唱得好，因此，真的触动我们的，也许正是这样其他什么都没有、仅此一个的声音。

有很多人说这跟做了一场好梦一样。是的，说得再准确不过，这的确像一个梦而已——梦是无羁的、不必条件的；梦也是残留的、碎片的心事；还有，梦是不连续不累积不下集待续的。庄子美好的庄周乎蝴蝶乎终究不真的如此，我们仍然确确实实的生活在大白天里，生活在一个已完全不同的声音世界里。

但话说回来，偶尔做个好梦还是很好，不是吗？

编辑

我离开编辑工作已超过三年时间了，据说这正正好是台湾出版界受创最重的几年，当然跟我的离去毫无关系，甚至我也不是（该不该承认呢？）预见如此风暴的到来先一步睿智的跳船走人——如果一定要修改记忆吹诸如此类的牛皮，那我会选择吹得更大也更科学、更统计数字。我应该这么宣称，你看我人不在出版界这段期间，人类每一年死亡上千万人，而且全球的气候愈来愈不稳定，没见过的大型天灾一个跟着一个，这难道不都是真的？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啼笑皆非的告诉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科学报告，玩的便是这种拙劣的统计把戏，毕竟偌大纷杂地球上要找到所谓同向进展的独立现象太容易了，它们亦步亦趋，却彼此一点关系也没有，它们惟一的函数关系是巫术。

在出版界的哀鸿遍野声中，我比较忧虑的是仍英勇留在灾难现场朋友捎出来的一句话：“你的两千册大概消失了。”

这么简单、还带着奇怪数字、密码般没人听得懂的说法，还真像灾难的声音不是吗？我得负责的翻译一下——这原是我很多年前讲过的一句话，在被某报某读书版面问到何以选择从事出版这并非太有出息的行业时，我说出版有一点很吸引我，我称之为“两千册的奇迹”，我不晓得其他哪个行业能不能有这样的好事。

首先，两千是什么？两千，或应该用阿拉伯数字的2000（阿拉伯数字看起来比较科学、比较数学演算不是吗？），指的是单一的某一本书，从出生到死亡，总共只卖出两千册的意思。在台湾（也只限于台湾），如果你综合成本和收入这两端的所有数字作一次不留余地、不带情感的精密演算，来找寻不赚钱也不赔钱的所谓损益平衡的那一个点，大致上会落在两千册到三千册之间，略高于两千，也就是说，一本只卖两千册的书会让出版社赔一点点钱。由此，两千这个看似不祥的数字，便有着博尔赫斯所说的“魔幻般的精确性”了，它其实就是一本书能不能出版、够不够资格在资本主义大神暴虐统治的书市存在的关键数字，是每个书写者各种千奇百怪梦想的当下现实，也是过去这十多年我作为一个编辑像三个头的地狱怪犬看守的门户；简单说，两千，正正好就是编辑工作光与暗切开来的那个点，不是书写之梦而是编辑之梦的底线。

可是，两千册不是会赔钱吗？是的，会让出钱老板赔一点点钱。然而，最有意思的就在于这“一点点钱”，正正好是因为这暧昧的、不大不小的差额，才让编辑的专业技艺和心志有意义，也才让编辑像一个人而不像一枚螺丝钉的存在有意义。作为一名编辑，我们还是有些特殊小技巧小招数的，包括各种无害的乃至于善意的哄骗方法（有骗读者的，也有骗老板的，后者也许更实用），也许做不到让某一本纳博科夫或福克纳的伟大小说大卖十万册，但我们也不妄自菲薄，这几百本的差额还周旋得起，而且会让我们更精神抖擞起来。

乐观来说（编辑的最内心处很奇怪的总有一丝不讲理的乐观，在他长年沮丧的、怨言的、灰扑扑的、宛如现代社会职业输家的外表下），所谓的两千册藏着还算合理的一个如意算盘，比方讲你主编一套十本以两千册销量为底线的书，想当然耳不至于刚刚好就全卖两千册，总还会多个零头甚至有个一本两本冲出去上看四千五千册，依大树法则平均下来你不就平衡不赔钱了吗？万一万一上天垂怜居然还有其中一本疯掉了，莫名其妙卖到一万册以上，这下子可不连下一套十本都当场有着落了？就连那几本你处心积虑想出版、但怎么看都没一千五销量的书（比方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都有机会了不是吗？悲观点来说，攻击不成还能防御，我们可以用较差较省的方式工作，包括只用电话不约作家在咖啡馆谈话云云，好让成本得以下调，这部分，感谢台湾出版界多年来没真正好过的工作环境，恰恰好是台湾编辑最会的，训练好得不得了。

终极悲观来说，如果这一切全归于无效，你最后最后仍有战国时代弹剑而歌（“长铗归来兮——”）的冯谖故事可讲；你是赔了钱，但是你顺利无碍的为公司为老板买到了更珍贵的“义”。放眼过去，谁会不同意呢？台湾这些有钱当老板的人真正严重匮乏的总是这个义字不是吗？你也可以用现代语翻译过来，就是社会正义、道德关怀以及企业形象——可惜这么准确的好故事你只能讲给自己听，用来解消自己赔钱的那一点点道德负疚，无法真正靠它来说服老板取得加薪，那只会更激怒他。真正在这种时刻有效保护你的，其实正是这暧昧的、不会死人的小小红字差额，微罪很难举，只会被瞪两眼骂几句，通常它得一而再再而三累积多回才质变为你解职归去的死罪；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侥幸的、踏实的让自己心思保持澄明（比方说依最简单的报称关系，你怎么会奢望你那么讨厌他、天天传他坏话的老板会傻乎乎喜欢你？），作为一个编辑，你的空间、你的自主范围还是比资本主义应允你的大一点点。这个大一点点，可能是虚幻的无谓的，但有机会是很珍贵而且实质的，就像在医学救人的世界，你的全部技艺和资源可能只让一个人多活十分钟或两年便复归死亡，这抢过来的时间有可能只是徒然延长或增加痛苦，但也可能整个改变了这次死亡的意义和感受，包括亡者和生者，让这个死亡可承受可收藏。惟每一个编辑都相信或说应该相信，你让一本书印制出来但很快消亡，即使它卖不到两千册，仍然和它从没出版、从不见天日是不一样的，你永远不会知道它风媒花种子般会去到哪里？触到了谁？启示了什么？阻止了什么？我自己总试着从这样一处所在去想像它，那就是读达尔文、读博尔赫斯、读格林等了不起思维者书写者的回忆文字，总会看到一大堆在他们年少启蒙或生命关键时刻扮演重大一击的书，其中很大一部分今天只留着一个书名、作者名和一条没内容的脚注，再不会有人出版它们阅读它们了，但少了它们，《物种源始》会少掉一个动人的实例呢？还是会损折一角？或是让当年惴惴不安如闯祸的达尔文丧失勇气，从而把某一句某一段最重要的话给吞回去？我自己每多见到一本这样已化作春泥的书名，便多一分相信怀抱这样的希望是正当的。

我们在暧昧的出版世界，暧昧的其中一部分意谓着人的独立自由——

好，两千册知道了，而奇迹在哪里？奇迹在于——你随便走进去一家便利超商、一家大卖场、一家百货公司或Mall，放眼周遭这些争奇斗艳的如花商品，然后给自己一个假设，如果它们，从一包面、一瓶可乐或鲜奶、一部电脑到一辆贵死人的豪华双B轿车，从出生到死亡，只能卖出去两千个单位；或更进一步说，在最原初的生产时刻，生产者已经知道了，整个世界就仅仅只有两千个人需要它会购买它，想想还剩几种仍会留下来？还有哪些人们仍愿意费心去研发它制造它运送它并好好展售在你眼前？你很容易发觉自己正站在一个荒弃的、空无一物一人的、只有回声的大仓库里，就像那种人类忽然浩劫毁灭电影里的噩梦一幕。

书的最大奇迹是，就算全世界只有两千个人需要它，它居然还成立，还会被写出来印出来。

然而，如此贫穷的、寒伧的生产面奇迹和我们一般人何干？它如何进入到现实世界，转换成为我们一般人可参与可享用的华美奇迹呢？——这样说，今天你在台湾拍一部电影（别想那种有地球浩劫大场面的，要花一大笔特效后制成本的），成本很难低于四五千万台币，而一本书的正常成本，不花哨但也不寒酸仍可用四五十万元完成，没错，大约就是一百比一；因此，仍用购买者这一端来说，一部电影至少需要三十万人次观众的情热进场支撑，相对于书的只要两千多名傻读者（书价略高于电影票价，因而人数比还略低于百分之一）。华美与否的核心奥秘，便在于这个“四千万元/四十万元”、“三十万人/两千人”的一百比一黄金比例。

最终这个社会是否忠实的每生产一部电影便相应的出版一百本书，基本上可以是无关宏旨的，这取决于我们投注在这两件事的个别金额大小不同，一个社会（比方说印度宝莱坞）愿意花更多钱拍电影，便可以大大缩减这个产量比例；真正难以改变、几乎无法撼动它分毫的是，你得说服三十万人和只要说服两千人永远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这像站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力学世界，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不同的话题选择、不同的内容构成、不同的讲话方式、不同的道德考量，乃至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企图心、可能性和想像力。事实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常识性的社会铁律让人沮丧：说话对象的多寡和说话内容范畴的大小，基本上是一个急剧的、放大的反比关系，你设定的说话对象每扩大一分，你的内容便得相应的收缩三分五分，而且只能有一个走向，那就是朝着更简单、更保守、更安全无害处陷缩。

有玩过寻找公约数的游戏吗？这是我刚学会因子分解的自闭童年用来自娱的。为了延长演算过程，我总是尽可能挑选那种可充分分解的大合成数，比方说72（23×32）和54（2×33），这两数的最大公约数是18，相当大，令人兴奋，但一旦再加进一个64（26），这个最大公约数便当场坠落也似的，只剩下最基本的2了；如果再来一个45（5×32），答案就抵住墙壁成为1了——这个阴魂不散的1每回都来得这么快，像《三国演义》里说司马懿的兵，除非作弊，你很难希冀四五个不同数的最大公约数不得出这个Game Over的1。多年之后我晓得了，这个1其实就是社会的主流声音，全世界最无趣的东西。

三十万人的最大公约数又会是什么？能是什么？

这些年来，由于工作和交友不慎的关系，我常常会碰到一种年轻人，他们从事影像工作，藏身广告界赚很好的钱，但若有所思以至于随时郁郁寡欢的样子，总想着哪一天能放手拍一部电影，诚实的、尽兴的、只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好好拍一部电影。通常他们影片内容早想好了（可能二十五岁前），甚至就连演员谁演谁（通常就是身旁参与作梦的男男女女友人）都谈好了，但哪里有四千万台币呢？这类故事通常有几种不同的结局，惟每一种都让人不免难受。最常见的是这个梦想成为某种地平线般永远不会实现的东西，从此冻结在原地，以至于像个道德借口，一种定期的赎罪仪式，带着它更理直气壮、什么反省也不必的在广告世界赚更多钱，过更好的生活；另一种是这个梦想怪物般持续的在人身体里膨胀，但在现实中却又没出口，因此成为生命中沉重无比的负担，他可能看似和前者一模一样，继续在广告世界赚更多钱也过更好的生活，但人却像化身博士般裂解开来，白天是杰基尔博士夜里是海德先生，这两端的车裂拉扯力量很容易影响人对世界、对生命本身的基本看法，他的眼光总是阴郁的、不信任的、仇视的、虚无的（依个人心志的抵御力强弱而定）；当然，也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多年后终于把电影给拍了出来，四十五岁人拍二十五岁时的东西，一部分自己出钱一部分用别人的钱，但并不因为宿愿得偿，这个“四千万元”“三十万人”的魔咒就会放过你，所有实质的困难在这一刻才正式开始——

在这样一再重演的励志故事里，如果要选出其中一项我最在意的，那就是“停滞”——你知道，一部电影的负载量通常只到一篇短篇小说的程度，还远远构不成一本书，这样规格的念头其实是不间断袭来的，像风吹花开一样，尤其在人比较年轻易感的时候，你若不当下抓住它实现它，不出一年两年它就正常的消灭了或说没用了。你让它结石般挡住在那里，阻断你跟世界、跟时间流水般生生不息的俯仰润泽关系，新的、更好的（理论上，25岁到45岁应该是一道不断向上试探的生命曲线不是吗？）念头就折箭般进不来了，因为这样而把自己冻结在二十五岁某一个晚上的偶然梦境里如化石，并不是一种好的驻留青春方式。

我们任谁都年轻过瘦削过，我回想当时我们是怎么跟这一个个梦境、这一个涌上来的念头相处的？对于我们这些活在文字、活在“四十万元/两千册”世界的人，在这阶段简单的从书包里掏出现成的一支原子笔和笔记本，用两个收拢起野马般心思的黄昏（年轻时通常会选这款比较有悲伤味道的时刻书写，像博尔赫斯说的年轻时总喜欢“黄昏、郊区和哀伤”，又说：“我年轻时喜欢假装自己是哀伤的，而且大部分时候我会得逞。”）就完成了；慎重一点的话，你会放在心里几个月，等长夏到来，一伙人买张最便宜的火车票，悠悠坐到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去，当时还写小说并广受期待的老朋友丁亚民的父亲任职屏东糖厂总管庶务，会借给我们一间木头地板的美丽日式宿舍（很多人搬出去住水泥公寓了），我们花一个礼拜写完它，剩下来的夏天日子就爱干什么干什么的全属于自己所有了——

即便活到现在这般年岁了，心中积存着这么多未竟未解的、像散落一地需要打扫的房间也似的数据、念头和疑问，我仍然不信任那种闭上眼睛、几天几夜静坐着一动也不动的思考方式，我以为冥思处理较多的是道德性的麻烦和抉择而不是认识和创作。时间长短不是问题，人思维的速度有时候快得跟光一样，而且还像穿过隙缝才形成集束有劲道的光，它最生动的时刻是在人的活动中、在人的持续操作实践里，一个念头召唤出其他念头，一个念头点起灯一样照亮其他念头；你要思维如大江大河滔滔不绝，就先得让自己活成一条河流的模样才行。思维这么苦的一件事，如果说它还有什么让你感动莫名的一刻，就是这么一种快得像一闪而逝却又长得安稳得一如永恒的心思清澈澄明状态，仿佛勒住了时间的马头，又像置身在死亡面前，据说在那样一个刹那，放心足够你想完全部事情，来得及完完整整的、每个细节不遗漏的回忆你的一生。

话说回来，人的这些生生不息念头，如果说每一个都得花四千万才能实现出来，我想，不待那些最精算钱财的有钱人对你嗤之以鼻，就连我们这些习惯低估金钱价值的人都觉得不自在不怎么合理不是吗？说说看你认为有哪个短篇小说值四千万？契诃夫的？海明威的？莫泊桑的、博尔赫斯的？（它们要不就完全超越金钱价值，要不就很便宜，总之不会是四千万。）但四十万一次，尽管仍不便宜（台湾这些年让人语塞的道德数学是，这可供多少贫困学童吃多久的营养午餐云云，当然是真的），但显然就有各种正当不正当的机会了，就一个编辑的实务来说，你可以把它藏放在好几本必定有两千册以上销量的书里如同把一片叶子藏在树林子里，博尔赫斯告诉我们但丁也是这么做，但丁为了写出自己最心爱的名字贝雅德丽齐，才写出《神曲》这部伟大的诗剧，把这个名字藏放在七十几个名字之中；你可以言之凿凿断言这本书，其实有大好机会卖得不错，用你的编辑专业欺负你的老板，事后损失你的一点信用和犯错额度，加上一个忏悔无奈的表情，资本主义市场，判断失误谁没有呢？你也可以试着哄骗你的读者，你深知一般而言读者只用三五分钟决定要不要买这本书，你也太清楚这短短三五分钟他能注意到的是哪些，封面？颜色？书背介绍文字？目录？等等等等；你当然更可以弃绝所有诡计，堂堂正正的跟老板据理力争，我所知道会从事出版的人通常还保有一点讲道理的空间，也多少还记得“理想”“意义”“价值”这些古老的东西，你不提醒他，他真的是会遗忘的；同样，你也可以堂堂正正面对你的读者，这绝不会让你丢脸还会无形的累积一点敬意一分信任，即便这次他敬谢不敏。而偶尔社会气氛对，偶尔谁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像是诸天众神全到齐，也会有令你不敢相信的好事发生，像当年一个来自东欧没人知道他是谁的小说家，一本奇厚无比而且不容易看的小说，一个长而拗口的书名，便忽然在台湾绽放开来的卖了远超过十万册，至今仍波纹荡漾，这就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类的事不是只发生一次，而是每隔一阵子总会在你意想不到的书籍角落冒出来。

说真的，一个编辑，如果一年不试个一两本看起来不到两千册的好书，我以为这必定是个很不怎样的编辑，因为没困境没折磨，你的编辑技艺必定很快退化趋于单调，也不会有任何想像力可言；更进一步说，一个编辑，如果看来战功彪炳没在书市失败过，每一本书都赚钱，我更相信这必定是个失职而且可替换的编辑，因为这意味着你只敢挑拣容易的书，你胆怯的远远躲开人类思维、创作的边界。严酷的胜负场上，比方说大联盟的职业棒球，如果你看到打击率百分之百的球员，那必定是坐板凳只代打一两次的龙套球员；如果你看到守备率百分之百的球员，那代表他不仅很少上场，而且守的极可能只是一垒这样最不重要的位置。

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书写者，也一定会有失败的作品（有些我们看不到，只是因为他写完不拿出来），深入困难之地，深入到没人走过之地，怎么可能会不迷途会不失败？

正因为这样，书籍这么个寒伧的行业，会在其末端呈现着如此繁花盛开的惊人模样，我想不出来有其他任何一个领域，能如此深如此广同时如此多样如此精密——人类的思维，包括每一种想法，每一个念头，每一次梦境，管它多细琐、多奇怪、多私密、多不合时宜，乃至于多幽黯恐怖邪恶，你在世界其他任一个领域任一个角落就算不危险，也无不撞得鼻青眼肿，便只有在书籍这个世界中，每一种你都有机会找到实践的可能，有机会碰到某一个还肯一试，并负责编好它、送它到读者面前的傻编辑；也就是说，除了你自己容量有限又时时遭受遗忘威胁的记忆力之外，如果说这个世界还有一处可容身可收存可展示的地方，并郑重相待，那必定是书籍了。

世事维艰，你对这可厌的世界知道得愈多，你愈会认为这是奇迹没错。当然，此一奇迹的成立，还有一块绝不可或缺的拼图，那就是另一侧的需求面，掏钱买书的读者大爷。在台湾这么一方小岛上，很长一段时间，就跟信守着承诺一般，只要书还算认真，就算深奥一些专业一些，读者这一边总会期期艾艾的推出个两千人左右出来负责买书，有时聚集得很快、有时淹漫过季节岁月需要个两年三年，但你总可以耐心等到他们，这是“两千册的奇迹”最好的部分，令人振奋，拉住你不向虚无处坠落。

究竟是怎么构成的两千人呢？作为一个编辑心生感激之余也不免会时时好奇，我模糊的想法是（出版界没什么能力详加调查追踪），如果我们想像这是个同心圆模样的构成，最核心处是一簇准确的、一定会买的读者；再光晕般围一圈跨界试探、一样有足够阅读能力、你相信他仍会读完全书的读者（比方学经济学历史的人也会要读本好小说）；然后是一大圈“假装”的读者，他们也许还没足够能力和必要知识准备念完这本书，但偶尔心生善念想让自己变好一点、变聪明一点，每隔一段时日会花钱并逼自己振作一下。更多时候，这是一群仍愿意相信有所谓“好书”的读者，并相信正在读一本好书是光荣的一件事，尤其一不小心被身旁认识不认识的人看到时。这样的读者其来久矣，事实上我们年轻时还做得更夸张更恶心，流行存在主义当时你会随身带本克尔凯郭尔或尼采的书并很自然的让封面一角亮在胸前，注意到每个迎面走来的人微微一睁的眼睛；最后，最外围那一圈则是一群错误的读者，买错了，供给和需求之间发生了误会，这部分的书只被购买但不真的被阅读，它的意义是纯粹经济性的。

很抱歉，就跟任何政党都无需争取核心铁票一样，出版界里，负责营销的人员贪婪的注视着最外围的错误读者，代表性的话语如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詹宏志说的：“在他们还没搞清楚时把他们全骗进来。”但编辑兴味盎然的比较是第三圈的假装读者，编辑自己很可能仍是这样的人，或至少是这样出身的，保有着这个记忆，所谓的“久假不归”，弄假成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书籍版图的扩大（用“扩张”就太自欺欺人了），乃至于社会智识的缓缓进展，其实正是来自于这群假装读者在时间里的正向变异。

我自己有没有想到这“两千册的奇迹”哪天会这样宛如一夕间消失呢？老实讲有的，但不愿——有，是因为多年来其实征兆不断，而且征兆不容人侥幸的只朝着一致的方向，那就是剥洋葱般可卖两千册的书不断在缩小中。作为一个编辑，已经好几年了，你被迫不断削减自己心中的书单，厚一点的、陌生一点的、深奥一点的、时间久远一点的，或制作成本高一点的，比方说像以赛亚·伯林以为是“十九世纪最伟大自由主义著作”但厚达千页的赫尔岑自传《往事与随想》，像欢快无匹、前现代小说瑰宝、拉伯雷的《巨人传》，像理应每个短篇都被珍视阅读不可遗漏的契诃夫全集（我自己只来得及出版他的两个短篇集子），像一堆伟大作家只此一本之外的其他伟大作品（《基姆》之外的吉卜林、《死魂灵》之外的果戈理、《黑暗的心》之外的康拉德、《喧嚣与骚动》之外的福克纳、《唐吉诃德》之外的塞万提斯、《包法利夫人》之外的福楼拜、《高老头》之外的巴尔扎克……真的太多了），你只能逐本放它们回书架最上层，让它们在时间的尘埃中苦苦等待如同等待可能永远不会再来的弥赛亚。作为一个老编辑，你的经验和最基本知识告诉你，真正会来的大概不会是昔日那个“你编好它，他们就来了”的美好时光，而是某个临界点。当这样一分一分的不断剥落到达某个临界点时，可能会整体的牵动出版世界的基本图像和作业方式，从书写、编辑、营销到终端贩卖的改变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比方说采购人员不愿下单、书店不肯陈列乃至于进书），这就不是这本书那本书的问题，而是某一种某一类书被逐出市场机制的集体消亡问题，就像昔日达尔文的无情断言，当某一个物种低于一定的数量，灭绝便很容易来临了。

对了，还有一种书的出版可能也消失了，那就是人们不会觉得它好、也不会买、纯粹诉诸编辑个人执念的书。这样纯属编辑任性的书曾经是允许的，如同你辛苦工作两三年总会得到一次不必讲道理的红利，可以吵一回没理由的架，休一次不必交代干什么的长假，出一本肆无忌惮的书。正因为它不被赞誉也不会卖，它背反着所有既存的市场限制却仍然在书海中出现，这样灯火阑珊的惊心动魄一刻，尽管很短暂，而且接下来还有一堆善后得你一人收拾，作为一个编辑，你会感觉自己和这本书坚强而且直接的联系，你们之间再没有别人，这是一本你的书（尽管作者另有其人），它的存在证实了你自身的存在。

多年下来，我在出版界听过最好的一段老板的话如下：“作为一个老板，你得允许你的编辑出版他认为（但不见得是事实）会替公司赚钱的书，也得允许出版他已知道不会替公司赚钱，但却是一本好书的书；还得偶尔允许出版他认为既不赚钱也不见得好，但基于某种说不清楚的理由他必须出版的书。”你可能猜错了，慷慨说这段话且真的这么做的这名老板并没破产跑路，也许有人认得他，他叫苏拾平，此时此刻还生龙活虎在台湾出版的第一线。

不愿猜测和预见，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你要继续下去，你还有一些未竟之书要编辑要出版。有些未来的确知是很有用的，可趋吉避凶，比方说明天会滂沱大雨，提醒你要带伞或干脆别出门；有些未来的确知则必须相当程度抛开它遗忘它，以免乱了心神，比方说你知道自己一定会死亡这件事。如果我们用韦伯“职业”“志业”的分别进一步来讲，当编辑工作某种程度成为你的志业，你其实已交出了一部分趋吉避凶的灵活性，“要不要做”的完全自由抉择已转换成为“该怎么做”“能怎么做”的想尽办法突围，所以知道会天降大雨又怎样？你还不一样要昂首出门，当然，多带把伞是可以也是必要的。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入睡前我还有几里路得赶一下——

说真的，我这样一个已沉睡的编辑并不很为那些犹在赶路的编辑忧心，就算那些信守承诺而来的读者真的只剩一千个，就算“两千册的奇迹”这一公式已不再精确如昔，我以为这一算式的形式，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意义和关怀仍是成立的，而且是必要的——你也许必须提高书价了，你也许必须放缓脚步更耐心也更机敏才行，你也许必须调整卖书的方式以及地点，你也许必须找出发现读者以及让读者发现你的不同途径和语言，你甚至必须用华文大世界而不再只一个台湾来重新聚沙成两千人（或相当的经济回收）云云，有一堆琐碎痛苦不堪的事得一一去做去加减乘除，但重新让此一公式成立仍是很划算的，确确实实的计算一次可供你保固个好几年。它有点像《圣经》里那一道洪水停歇、鸽子衔回橄榄枝、人和凶暴大神协议各退一步相安无事的美丽彩虹，它给予你一个适度隔离、不会被资本主义时时骚扰逼问的位置，是编辑志业的“消极自由”（以赛亚·伯林）和“私人房间”（本雅明），保卫着不尽如人意但确确实实的可能性和想像，让你工作而不是天天恨人骂人。每一代有志业负担的编辑，必须找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奇迹公式。

我比较真实的忧虑仍在大一点的、比较缺乏自觉缺乏抵抗力的另一面——我得到的较完整讯息是，今天台湾出版的总体数字其实并没太明显的衰退，真正严重受创的是这种卖两千册的书。也就是说，这波灾变出事情的不是出版业本身，它只是在进行自身结构的变化调整；我们真正快速失去的，集中在书籍世界里深奥的、精致的、独特的、富想像力的，以及不懈探向冲决向思维边界这一部分。这当然有点奇怪，因为不管是人的阅读习惯和能力，乃至于整体社会的思维人文水平，都属较本质性的东西，其变化轨迹总是黏着的、积累的、“缓变”的，不会像流行事物有如此戏剧性的、翻脸般的起落。因此，比较可信的解释是，台湾社会并没在这几年一下子变笨变坏变得单调无趣而且怯懦，而是这两者之间断去了原有的联系，仍然有这样认真想事情认真写书的人（比方说了不起的小说家舞鹤，就我所知正沉静的开始一个极棒的长篇），也仍然有想买这些书看这些书的人（比方你我），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这两端的需求都还在，只是它们不再是一种“有效需求”了，无法通过商业市场得到满足，正迷途流窜在空气之中。如此，真正变笨变坏的危险尚不在此时此刻，而是这些得不到满足、找不到出口的书写和阅读需求可能无法长期撑下去，比离水的鱼好一点，但它们仍会窒息、死去并分解消散。

如果从我们前面对两千名读者构成的猜测来说，我相信快速消失的不是核心的读者，而是外围的“假装”和“错误”读者——后者精明起来或谨慎起来，而前者不再装了，这部分的丧失才可能是快速的，因为他们的假装和误会必须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前提，得不假思索的信任某些价值、某些他们还无法企及的确确实实向往和梦想，并保有一分必要的敬畏之心，而这恰恰好是台湾社会这几年流失最快如崩解的东西不是吗？

这样的断裂究竟是出版结构调整中的暂时失落现象，抑或一个长期向商业陷缩乃至于历史倾颓时代的必然，这是得认真去弄清楚并对付的问题，但此时此刻，你不觉得太可惜了吗？用最现实最白话的语言来说，就差那区区五百到一千个买书的人，或说就差这五百到一千人（原本就可能只买不看）的一小块收益数字，我们让书写和阅读的最有意义需求变成无效，让繁花似锦的书籍图像一夕消失，让人类思维最深厚、最精致、最勇敢、最富想像的那一块失去凭依成为可悲可笑，并开始一个坏的连锁和循环。是，就像因为少了一根铁钉却覆亡了一个王国。

也许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台湾这几年如此折磨出版从业人员的大型灾变，我们居然胆敢把它（暂时）化约成五百到一千名读者的缺席。但要不要试试看？试着先把这根小铁钉给钉回去看看，在今天动辄数百亿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大游戏中，有能力有资源钉钉子的人，乃至于各种钉钉子的手段其实相当多，从政府到民间，从业内到业外，从集体到个人作为，从商业利益到文化关怀。

作为一个编辑，我们自己当然对此有更复杂难以言喻的感受和理解，志业的困难一定持续袭来且一再更新的，解决了这一个还会有下一个，正因为这样，我们会比任何人更不相信有一次的、终极救赎般的收拾方法，我们不会等天上地下的事全弄清楚才行动。因此，我们这不是化约问题，而是试图把千头万绪的困难转化成为可执行的每天的工作，也就是所谓“当日的要求”。这句看似平淡也不安慰人的话，正是出自于那个睿智、悲苦、心思清明如水、且拒绝任何方便解答的人口中，这个人就是马克斯·韦伯。一个够好的编辑也许不必知道韦伯就已经这么做了。但再听一次这样的话仍有助于我们的勇气、决心和内心平靖：“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他自己的精灵——那一个握着他生命纺线的精灵——并且服从它的话。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神

我有时会跳到另外一面胡思乱想，长日漫漫——假如说你是一个神，那你会不会向世人证明你是神？如果会，那要如何证明？

先很简单交待一下这个问题的今夕何夕背景，神也还是必须晓得他当下的处境——我们借用韦伯依然如新的话：“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谜魅加以去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隐没，或者逐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但在此同时，这种理智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对他自身的生存状况，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韦伯举例，我们每天乘坐电车，并不知道也不必知道它的机械原理和系统运作，我们时时收钱用钱，对于货币之为物也是这样；但过去一个生活于自然状态的野蛮人可不是如此，他对他生活工具的了解是我们比不上的，他也非得对自己生活周遭有完整的掌握不可，否则活不下去的。这个对比可一路推到终极性的生命本身，我们或可以公平点说，不是今天我们的知识总量不如一个野蛮人，而是我们再无法整体的去认识它掌握它，这种片段的、破破碎碎的生命理解状态是无从建构意义的，像个处处漏水的容器，只会搞得你很狼狈。而且理智还有个可恶的特质，那就是它发现问题的能力远远大于找出答案的能力，疑问的繁殖力较强——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神，如今一定很容易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很尴尬的、悲喜交集的时间位置上，你可能感觉出自己如此迫切的被需要被召唤，好塞住人们不断扩大的生命疑问，赋予生命某一个意义；但这个需求却又如此多疑，而且是一种气死人的淡漠性多疑，这种淡漠，用耶稣昔日的慨叹来说是：“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人向你伸出双手，但不是要拥抱，而是先要求你拿出证件和搜索票，可能还要求有律师陪同在场，像个法律知识够丰沛的老罪犯。

想想当年耶稣是怎么做的——这里选择耶稣，理由在于他（或他）可让我们笼统的视之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们不信的神”，之前的神没这困扰，之前人们好像人人家中都有一部详尽的神祇百科全书，还附有照片或绘图，因此，不管是宙斯、波塞冬、雅典娜或阿波罗，只要威风的现身就可以了，就算狡猾多疑如狐狸的奥德赛，也是初见面就匍匐在地泪流满面。有时人们像见了鬼一样躲开一个神，也不是因为不信，而是单纯的骇怕，或者是因为知道这个神“不是我们这边的”如日后法国的年轻知识分子说雷蒙·阿隆。当年希腊的人和神动辄打成一团，人神惟一之别是其结局，人会死（而且多半就死了），神不会，所以人可能只玩一次，神则可以重新启动再来如今天沉迷在线游戏的小孩，两者风险不同因此其心思和意义必然一开始就是完全两样的，深刻的东西只能从人这边看得到。

耶稣（多少）必须证明自己是神，程度取决于说服的是谁，像他的大弟子渔夫彼得便只一句话“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搞定，有点像今天企业界高薪挖角，日后彼得果不其然成为基督教会的首任CEO，退休后还担任天堂的守门人要职。在耶稣短暂的“人生”中，博尔赫斯指出他并不使用也不信任文字，一辈子只曾在沙地上写过几个字旋即拭去没人知道写些什么，他用口语的演讲和辩论，有时温柔如和风，有时严苛如寒霜，也有狂暴尖利如冰箭风刀刺穿人的时候，博尔赫斯赞美他是个伟大的演说者，诉求的是一般平民大众，用的也就是一般大众公约数似的、大体能听懂的素朴语言，而其核心则是道德诉求和教诲。今天我们知道，在特殊（但反复出现）的某一种历史破败时刻，道德其实是一种强大煽惑力的民粹武器，重点不在其内容（内容通常只是流传已久、人人熟到弃之不顾的那几句箴语格言），而是当下历史现实包覆它的一层aura也似的神奇东西，灵犀般在说者和听者之间无声无碍的来回交流，把在场全部的人围成一个整体，让人像忆起什么也似的在泪光之中认出了彼此，发现了彼此共同的身份、处境和命运，个人的长串受苦经验成为集体所有，个人原来不堪忍受却一直以来只能忍受的不平也交付为集体所有，连同眼见耳闻乃至于更久远时间里那些已逝去者、已死亡者的全部苦难和不平云云。近几百年来，人们在其间意识到并试图援用的总是这样集体亲密凝聚所呈现的（潜在）力量，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革命情境，接下来理所当然就是揭竿起义指向其共同的敌人或迫害者，但这可能不见得是其惟一的去向，甚至不是第一顺位的去向。要往这上头去还少一个必要的环节或步骤，得有人加以引导利用。汉娜·阿伦特说的比较对，她以为最先发生的是一种人彼此紧紧相依相靠、宛如物理现象的“温情”，并由此发展出一种“纯然的良善”，“那是人类无法在其他情况下培养出来的，这种温情同时也是生命力的来源，是一种只要活着便自然流露的喜乐，也就是说，对世俗所说的那种受侮辱者与受伤害者而言，生命之于他们就是完完全全的活在其中。”

耶稣选择顺着这道博爱的路走，让它往天上去而不是人间来，这是他旷野禁食的著名抉择，不要世间万国的荣华，不要像大卫那样做犹太人的王，而是“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这个分别，依《约翰福音》，在他最后晚餐席上交待遗书的祷告里，已完全分离到彼此憎恶的一刀切开的地步，“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正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为圣。”

但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件小事，《马可》、《马太》、《路加》三福音书皆有相同的记载，可能发生在耶稣传道初期、会众才开始凝聚之时，遂带着浓厚的表演意味和我们熟悉的、形迹太露的小伎俩：“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但这样的道德教谕，面对另外一种人就完全是另一种光景了，那就是掌权的、在上位的祭司阶层，那些也使用文字的人，也就是当时的所谓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耶稣一生被迫和这些人交锋过几回，依圣经记载，每回都威风的赢了过关（然后趁机溜走），但仔细看，除了一个夜间私访过他、名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心生犹豫之外，终耶稣一生从未成功说服了谁。这事有趣但今天来说很可思议，甚至是必然的。我们知道，所有掌权者永远无法抵御的便是一种绝对的、纯净性的道德攻击，一方面，他们够坏，一定存在着足够的贪腐败德问题，先打了再找目标一定来得及，也一定不冤枉；另一方面，他们无法把道德的某一面推到极致，他们必须面对现实的整个复杂纷呈状态，即便把问题只限定于道德层面，仍然有着价值和价值之间无尽的冲突、妥协和抉择，有着广大而且一言难尽的灰色地带，这是耶稣在言辞辩论的绝对优势，今天任何一个在野者都知道且充分利用的优势，就像雷蒙·阿隆说的，放手指责在朝者“没有成功完成一些没有人能完成的事业，或者做出了任何人都不得不做出的让步”，要解释清楚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言辞，还要两造有足够的诚实、耐心、善意和风度，在彼此不信任乃至于恨意火花迸射的快速言语交锋中是一无机会的。

我们看中国汉代的国政大辩论《盐铁论》也是这样，场面上看起来，集中于道德诉求、什么问题都还原为道德问题的儒者占尽优势，懂得较多也给日后我们较多知识线索（专卖问题、货币发行问题云云）的桑弘羊反而显得左支右绌。桑弘羊的麻烦正在于他真的懂得比较多，还有他是实际负责作业的人。

《约翰福音》里有一则妇人行淫、依摩西律法要乱石打死的审判故事，众所皆知的，耶稣（就是此时在地上写下了没人看到的字）只以一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解消了此事——不实际从法律面探索带来进步的可能，比方说进入到犯罪的实际内容，反省罪行和刑罚之间的关系，以及律法条文的调整存废云云；也不从社会面寻求进步的可能，比方说性的问题、性别问题（行淫的男性要不要一并打死？）、家庭结构问题、传统乃至于社会风俗问题云云。这绝非苛求绝非异想天开，而是历史上人类努力抓住每一次机会、每一个悲剧会做而且已做的事，也因此才有逐渐文明的可能。耶稣魔术师般的手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是某种表演性的“道德柔术”，让人猝不及防，让人在当下呐呐无言，但你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

我们差可想像，言词上屡屡吃鳖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内心一定是不服气的，遑论心悦他为神——耶稣处理他们的方式，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可理解的，但若从大能的神的角度来说就真的很奇怪了，而且有点拙劣。

这种“道德柔术”往往会反噬回来，几乎所有的道德导师都挨过这个，而且通常最先来自于信了这些话的门徒，耶稣亦然——“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完全一模一样不是？今天我们说：“可以给多少学童吃多久的免费营养午餐？”）。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用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对道德柔术而言，这样解释是更好恶意攻击的目标，但我个人以为这是诚实、柔和、极好的一番话，感觉上比较像孔子说的，孔子一生比较喜欢把他的门徒提升向“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的深奥幽微处，不让话语，尤其是自己说过的话，硬化为格言乃至于成为神圣，因此门徒不会无限膨胀下去（耶稣动不动就一场演唱会五千七千人，依犹太人口的比例以及当时居住状态是惊人的），有意义而且肯一直留下来的学生甚至还会愈教愈少，也就成不了神。

所以终耶稣一生，他最多只能是个“在野的神”，这是比较容易完成的那半边，真正难的阶段还没到来，因此神的证明工作远远不到一半——真正的困难尚不在于数量（因为边际效益递减，的确愈后面的迷途之羊愈难抓），而在于往下去你非得碰到价值和价值无休止的冲突并且非得设法解除（真正解决是不可能的）它不可，尤其你愈高举这半边，就愈难不冒犯不牺牲另外那半边。我们就以公平这事为例，作为一个在野的神，你只需要严正指出人间不公义何在可能就够了，但要做一个全体的、完整的神，你就无可逃遁得正面响应“什么是公平”这样的终极问题了；换句话说，人间处处存在而且时时发生的不公义，之前是神最容易证明自己的遍地花开机会，如今却成为焦头烂额得一一堵塞的信仰漏洞，伟大的拯救者一夕变成怠惰无能的管理者。这当然不可以只一句“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就说完，也不能只是个人高洁人格的展示而已（我们说的是神，不是社会遴选好人好事代表），甚至捐出一条命钉十字架很抱歉都不够（尤其当他真的是个神时，既然不存在死亡，没有那种人面对一切消亡和全然黯黑虚无的恐惧，不过就像蚕的蜕皮过程而已不是吗？）。在这里，耶稣的教义便得正式面对他自身的慷慨主张了，也就是他没事就要拍胸脯讲一次的“不放弃任何一只羊”的譬喻（也许对彼时年轻、只行于大罗马帝国边陲又边陲小地方的耶稣而言，这原是一个遥远、安全、不须忧虑支票兑现日期，因此可自动蒸发成隐喻的承诺是吧），全体的人，而不是某个特殊身份、血缘、福分的所谓“选民”，这两者不共容，包括语言形式和道德意涵。由此，原来那种情人私语一样、直接触碰内心的个别道德教谕不能用了，或至少必须退居一隅，道德必须在矛盾冲突且无选择的普遍层面之上，首尾一贯的、讲得通而且人人有位置可实践的建构起来，接近于某种道德原理的发现乃至于某种“道德立法”，这同时是一个高度理智性要求的工作，要仰赖更多的知识学问，要能心思澄明的思索，逻辑比情感更重要。日后圣奥古斯丁（当然不只他一人）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他处在一个基督教义全面掌权却又出现首次大型“执政危机”的关键历史时刻，彼时北方蛮族铁蹄入侵罗马帝国覆亡，神在哪里呢？神为什么不救我们？神为什么允许黯黑的势力获胜？虔信的人何以被杀戮？贞洁的人何以被侵犯？公义如何而且究竟要到何时才完成？圣奥古斯丁比较少人阅读但内容比较硬比较带种的名著《天主之城》，便统计学般罗列了彼时他耳闻眼见的一个个负面个案，追踪他们解释他们，拉长果报的时间，试图重新把当下的灾变和永恒的公义联系起来，重建一个没有公义瑕疵的天主之国。

是啊，万能的、连人心都能改变、什么都阻挡不了他的神，为什么不直接取消灾难？为什么不就把我们每个人（尤其蛮族）变好一点？为什么不把天堂造得大一点，好让所有人都住得进去？——尽管缺乏官方的实际数字，但基督教的天国感觉上远小于地狱，而且更糟的是景观空空旷旷的，不像地狱挤满了人。我们从但丁《神曲》看到的也是这样，但丁认得的乃至于知道的人十之八九都居住在地狱。今天，如果一名执政市长胆敢让他治下城市呈现这样极少数人住超大坪数豪宅绝大多数人挤小贫民窟的可厌景况，就算不被判刑，也一定被轰下台来不是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回过头来说，耶稣呢？耶稣怎么想自己的身份？他有没有试图证明（或至少揭露）自己是神？他是人装扮成神的模样（可以是高贵的理由，也可以是让人不齿的）？还是一个甘于只被当人看当人对待的神？抑或他的一生是一个人缓缓发现自己原来是个神的过程？——这个不可能有终极判定、只能盍各言尔志的问题，至少对我个人非常非常重要，关乎要不要信任他乃至于理解他话语的方式。

当时有一个暧昧而且凶险的现实背景，那就是一旦耶稣亲口讲出他是神，那就跟他坦承自己杀人强暴贪污或窃盗一样，当场就罪证确凿了——终耶稣一生，至少有一次亲口说出他就是神，就是传说中的基督，那是在他被门徒犹大出卖、押往公会受审时。有意思的是，耶稣从头到尾行使缄默权，什么都不回应，因此他此刻坦承自己是神，毋宁只是要结束这纷扰的一切，慷慨赴死的意思，是神也通，是人也通。

基督是弥赛亚、救世主的意思。事情大致是这样子——历史境遇悲惨了些的犹太人，至少从亡国的“巴比伦之囚”时开始，更不断梦想哪天会有个天降的救世主来拯救他们，苦难加上漫长且缓慢如刀割无计可施的时间，尤其还有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等一长串旷野先知肆无忌惮的幻境和狂乱语言加持，这个想望中的弥赛亚遂从无到有，从概念到实体，像小说人物般逐渐结晶出来鲜活起来能动能跑，有造型，有血肉，有来历，有到来之前的诸多征兆，甚至会做什么事，会讲什么话，会在哪天碰到谁，会受什么伤害及其受创部位，乃至于最终的结局等等什么都先知道了；换句话说，远在耶稣之前，基督其实已完全造好了等在那里，这是一个集体的梦境暨其创造成果，惟一悬在那里的只是得把某个“人”给塞进这个空位。因此创造同时，也开启一波集体寻人活动，稍微像回事的人物都得比对并查看证件，你究竟是不是他？耶稣稍前的施洗约翰就是这样，但约翰明白否认了（或说拒绝了），他说还有个更大的要来，这个更大的会用火而不是用水洁净世人。不仅否认，还再添加上一笔描述。

受苦的犹太人急着找神，另一面，那些跟异统治者结合、掌权过好日子的犹太人更急着找出这个神来，因为你们的拯救得胜意味着我们的毁灭，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宁可杀错不可放过。所以耶稣才出生便先伍子胥般害死一堆人，希律王把境内两岁以下的小男孩全杀光（也就是说，耶稣那个年次的男性犹太人基本上只剩他一个），这也被看成是照剧本来，是先知耶利米写的：“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所以神还是可以杀的，就像有个坏心眼的人类学者计算之后告诉我们，古埃及人相信猫是神，但依照猫的繁殖力等比增加，为什么尼罗河流域没有装满猫让人无立锥之地呢？答案是大部分的神都被杀了，尤其是它们还小没抵抗力时。

在这样二志但同心的地毯式搜索之下，又发生于当时这样一个“所有人都知道他人所有事情”的极透明小世界里，是人是神，言语便不得不高度的暧昧、隐晦并充满策略考虑了。但我们看耶稣最重要的道德教诲，也就是著名的“山中宝训”，其中最严厉的要求从“论施舍”这里开始：“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这个行义如同照相机底片、一曝光就等于毁了没有了的根本精神，顺此在“论祷告”“论禁食”一路贯穿下去。

所以说，一个神会要说自己是神，暗示或证明自己就是神，还是很奇怪同时很不入流不是吗？除非你愿意相信虚荣是神完全独占的特权，不容人欺犯并分享一丝一毫。正确的讲，山中宝训只能由人说出来，只有当它是人对自身的严格道德命令才成立、才有意义；如果是神的话语，那就成了一出可笑而且还有点可鄙的闹剧了，他不能就拯救我们吗？修理汽车的工匠会要汽车（就算它其实是变形金刚擎天柱大黄蜂）感激他膜拜他每天不停的赞颂他吗？因此也许带点附会，我们也注意到耶稣用的是“你们的父”“你父”，人是造物，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和任何人一样而且平等，上帝不是只他一个儿子一脉单传。

这让我想到格林《文静的美国人》书中那两句战火迫近、死亡就在眉睫之前的对话：“你不觉得没有了上帝，这一切全都没有意义了吗？”“刚刚好相反，我常以为有了他，这一切才变得一无意义。”

终极的说，我以为道德是全然的人间之事，是人后来（如果真有创造的话）才发现的东西，不只因为道德是世界已然存在之后才展开的无尽联系拮抗关系的发现和主张，而是因为道德只能生于并存在于“有界线”（借用翁贝托·艾柯“生命是从有了界线开始”的用词和意义）的有限主体。无限没有挤压，没有紧张，没有那种大家困在一起谁也无法逃逸的处境，道德既不需要也无从生成。这正是人的特殊处境，他不同于神，他是有限的；也不同于其他鸟兽虫鱼，他时时察觉到自己是有限的。这个界线的最根本一点就是死亡，死亡被人真实的、不可逃遁的、刻骨铭心的意识到，连同跟着而来全部的毁坏、消亡和虚无，死亡的威吓不只是一己的肉身而已，还推及所有一样有限存在的他者，包括你珍视的也包括你憎恶的，也就包括了所有长短、厚薄、明晦不同的情感、意义和价值。如此，幸福不再像古希腊哲人想的那样是一个浑圆、完整、通体发亮的不假思索好东西，真要说起来它毋宁更接近一束惊心动魄穿透过裂缝的光；也就只有在我们认出了一己肉身和价值、情感、意义之间的裂缝，道德才不等于秩序，才远远超越了秩序。我们对道德的服从不等于对秩序的顺服，事实上，更多时候我们对道德的服从是以某种对秩序的叛离姿态出现，就算在平顺的时刻，我们仍时时感觉其中有着不屈不挠的英勇成分，如隐隐跳动的血脉，所以孔子也谈刚强（相对于基督教把刚硬视为大恶），还有人不无夸张的这么说，“你要做个好人，首先你得是个英雄。”

神不需要这些，也无从体会这些，就算他化装成人或居住在人身体里面来“体验人生”都没用，他没有死亡没有丧失没有真正的恐惧和希望，最多只是身体神经系统的当下痛觉而已，这仅仅到达鸟兽虫鱼的层次。事实上，我们看圣经四福音书对耶稣受难这段经过的描述，你可以打个电话去问问台湾白色恐怖的受难者老先生陈明忠什么才是酷刑，遑论中世纪基督教掌权之后，他们是怎么专业的、技艺精湛的对付那些不相信或说他们认为不相信神的人。如果这一切要对耶稣自身有意义，要不流于一场感人肺腑的假戏，而耶稣又非得是神不可，那只能在这样的状况下才成立——耶稣必须完全忘记自己是神，或者耶稣必须是一个不相信自己是神的神。

我仍然觉得《马太福音》（四福音书最好的一部）里最后的祷告是真的，那样近乎绝望的悲伤也是真的（“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问大恶为何长行于地上也是真的，叹惜耶路撒冷眼前脆弱的繁华也是真的，神没有这样的悲伤和疑惑。

然后我们单独来说一个人，使徒保罗，耶稣死后才亲自收服的门徒，是门徒中最异质的人物，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保罗是真正把基督信仰国际化普世化的一个，甚至有人不敬但不无道理的以为，今天这个基督教其实应该称之为保罗的基督教。保罗同时也是我的老师小说家朱西甯最尊崇的使徒，他年轻时惟一为自己取的英文名字就是Paul，属灵的名字，深藏不用。

保罗原名扫罗，他是犹太人没错，属便雅悯支派，但却是个罗马化了的犹太人，有着其他门徒所没有的学识、阅历和视野，以及日后传教非常重要的，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原是迫害基督徒的狂热分子，第一个殉教者司提反被暴民用石头打死，扫罗便是带头者，他还和官方联合，带人四下冲入教会、冲进信徒家中抓人，是纳粹党卫队那样的人物。然而事情很戏剧性的就发生在他威风凛凛前往大马色持续扫荡信徒的路途上，忍无可忍的耶稣以一道强光的神迹模样从天上下来，质问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仆倒在地的扫罗眼睛因此物理性的瞎了三天，也不吃不喝三天，三天后宛如大梦初醒的迫害者扫罗，依然狂热、勤奋、不畏生死（自己与他人）而且仆仆风尘，但人生从此正正好转了180°，就这么成了使徒保罗。事实上他走得更远了，《圣经》后头附有一纸保罗三次出海传教路线图，足迹地毯式踩遍今天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半岛，还包括黑手党的家乡西西里。

这阶段，基督教所有有意义的变革和进展几乎全由保罗一个人完成，他不仅三次领先跨越国族地理界线，还领头跨越了更麻烦的国族文化、习俗、情感和知识界线，其中最具超越性的成就有二，一是他几经辩论（可想而知极激烈甚至危险），相当程度解除了传统犹太律法对外国外族人皈依所形成的障碍（比方说男信徒是否一定得行割礼挨这么一刀）；其二是他做了耶稣没做的事，使用文字书写不辍，从《罗马书》一路写到《腓利门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新约圣经》有半本是他写的。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注意到，剩下那半本要不是传闻记叙就是神秘预言（由负责幻觉的使徒约翰主笔），真正严肃讨论教义、探索信仰核心的，说穿了就只有保罗一人。这是基督教“有学问”的开始，让知识分子乃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类思维、知识成果进入基督教并持续对话成为可能。保罗的书写，尤其是《罗马书》所揭示有关恶的起源问题（不来自至善的神究竟来自哪里？）、罪的问题、人类自由意志的问题，以及因此而来最终真理的绝对存在暨其判定如何可能的问题，贯穿的已不只是几百年后的奥古斯丁了，直接就抵达康德。换句话说，就算没有神、取消掉神，保罗的探索依然成立且深富意义，答案也许千创百孔了（这样的问题，谁的答案不千创百孔呢？），但问题仍然是真的，思维的线索也仍然有效而且珍贵。今天不可知论、无神论的人如你我，省视我们自己当下的处境，不管讨论的是迫切但辽阔的道德伦理疗愈，或迫切且现实的民主社会建构，一样迟早要碰到这些问题，困扰保罗的一样困扰着我们。

但不得不说的是，我个人对保罗有某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我不太相信这样狂热的人，不管是之前的大数扫罗或日后的虔信保罗，尤其害怕人可以一夕之间由扫罗变成保罗，更换信仰和更换手套一样快。我只能试着从另一面来想，如果这一切全是真的——耶稣若不是采用这样化成一道光的戏剧性压倒方式，他还能怎么样说服保罗？

用保罗熟悉的方式、在保罗熟悉的知识战场开打，看起来是毫无机会的，我的意思是引证历历的论理、有条不紊的演绎剖析，调动各种学问的雄辩云云，就像人的苏格拉底那样来，输的人九成九会是耶稣，耶稣这上头的学养明显远不如保罗。倒过头来问，事情就大白天一样清楚了，我们手中有数不清的如此例证，而且此时此刻还在我们眼前此起彼落的发生增加中，保罗绝非个案。这些年来，我们任谁都一再看到了不是吗？台湾的神人法师充斥，用“卑之无甚高论”已完全不足以形容他们实质内容的贫乏、陈腐和胡言乱语，即便最正派的谈及道德教论，也就是父慈子孝安贫乐道这样介于街巷格言俗谚到打油诗之间的东西（你随时可在早餐红茶店或人家门口春联读到），他们究竟是怎么说服那一堆长跪前排不起、专注屏息聆听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有哪些是这些人读初中之前不知道的？有哪些换由父母、老师或行政院新闻局来说是不让他们嗤之以鼻的？因此，有奇特说服力的一定不是言词内容，而是某种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某种有仙则灵的东西，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某种光、某种强大的力量唤醒了、装填了、更新了所有长睡不起的语言；相信在前，而且必须在前，信了，语言便从固态融解为液态（有看过《终结者》第二集精彩的液态金属人吗？），语言的裂缝自己会接合起来，语言的伤口自动痊愈，关键性断隔如大峡谷跨不过去的地方有神伸手接引，浑然一体全活过来了。

因信称义，奥古斯丁的解释是：“我相信它，不是因为它悖理，而是完全因为它悖理。”

我们所知人类历史里最极致的时刻之一，不幸也是其极恶的样式，莫过于二十世纪初年的德国。那原本是德国哲学思维的最高峰时日，当时德国的知识分子可不只是普通的有学问而已，而且精密幽微到令人不耐，更麻烦是个个高傲顽固自恋，但你如何解释他们可以一夕间降服在一个粗鄙、脑子不清楚而且还其貌极不扬的希特勒脚下？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而且当时还是弗莱堡大学校长可一夕间化为“领袖”的猎犬？他们是否也看到了某一道光模样的东西？

先一步离去、没经历纳粹这一场的韦伯看起来说得对，知识的进展，理智能力的提升，并没让人更坚强也更懂得怎么“生活”，事实上，极可能还更脆弱更时时处处是疑问是裂缝。韦伯引用过托尔斯泰的这一番话：“学问没有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所关心的惟一重要问题：‘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如何生活？’，它没有提供答案。”但知识分子的困境应该不止如此，我们说过，他的更大困境有很大一部分正是来自于理智本身，肇因于人类理智的特质，那就是理智发现问题的能力远远大过于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也试图提供答案，还博学的知道他人提供的诸多答案，惟糟糕的是，他更容易在这一个个答案（包括自己和他人的）找到倍数的疑点，还时时感受答案和答案之间的矛盾撕裂力量。所以渔夫彼得察觉不出来的，保罗察觉得出来；渔夫彼得认为是天上地下完整真理信之不疑的道理（彼得惟一一回的鸡叫之前三次不信是因为怕死），保罗无法这样子就被说服。保罗需要更强力、更一击打碎他理智的东西（或如奥古斯丁所说，完全悖理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神迹，因此耶稣以人的模样、人的话语就带走了彼得，但得以光的奇幻模样、神的威吓语言（没讲一字一句道理）才镇压得了保罗。

因信称义，龟毛的知识分子比寻常人更需要神迹，因为“信”才是关键才是一切的前提，得有个特别的钥匙打开它。这说起来有点背反常识，但可能是真的。或者我们这么说，对比方说我父母，乃至于我祖母外婆那一辈的人来说，他们本来就活在处处是神或神无所不在（这两者不需分辨也随时可相互替换，多神一神不会是困扰）的世界；他们本来就是信的，直接可以进入到信仰的话语里头，因此他们其实并不特别需要神迹，要说神迹那满地都是，如果觉得还不够，他们每天每时通过传送添加（小学课本说，王伯伯咳出鹅毛般的血丝，后来变成了王伯伯吐出一群鹅来），也不难你要多少神迹就有多少。但知识分子不同，他还站在门槛外头，他必须先决定信与不信，这几乎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事情想事情的生命方式，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韦伯说信仰必须“牺牲理智”，至少必须放弃理智判断真伪、是非的最主体也最沉重任务，让它屈从信仰底下，降格担任信仰的谋士、发言人、广告商等等服务工作。因此在信之前，也就是理智的判断任务还没被取消之前，信仰世界里的话语道理“暂时”还无法被聆听，也无暇聆听，这一刻，他的心思严重集中于惦量神迹的真伪和分量，多疑但期待被说服。多疑，是因为理智的判断还残存着，甚至还察觉出这极可能是它最后一次的任务；期待被说服，是因为理智的判断工作实在太沉重了，一直是人生命中最想卸下的重担。

所以说就不奇怪了，我回忆我祖母外婆她们去了佛堂寺庙回来，很有趣，她们津津谈论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体验，反倒是正正派派的佛经佛法内容和做人做事的道理，好学的小学生一样努力想弄懂这些话语的教训，把它们拉回到自己可实践的生活之中；但算不清有多少次了，我置身在当代知识分子的此类聚会中（反正话题迟早不是健康养身就是鬼神，而且通常这两者会合而为一），却永远像置身于降灵会中，一晚上就是循环式的神迹、神通和各式各样又来了的灾变预言，属基督的不谈圣经，属佛的不说佛经佛法，不是不谈，是完全不谈，既没兴趣也不知道（阿难是谁？），偶尔他们也奉（法师或神人）命抄经解厄，但完全不理会经上跟他说什么，我曾试着问过一名才抄写金刚经七遍的硕士级年轻知识分子有何心得，他惊恐犹在的告诉我，金刚经“太厉害了”，他几乎无法负荷，他抄写每一字每一句都“头痛得要裂开来”——

神迹，这绝对是神迹了。

依《圣经》，或说依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这四个虔信者的记载，耶稣生前是行过一些小小小神迹的，最多用在医生或急救人员的CPR工作（最成功一次是把拉撒路给抢救回来），然后是赶鬼，这两样几乎就是日后神人证明自身的最起码要件。比较特殊且带点幽默的是，耶稣曾把水变成酒，还有《约翰福音》里耶稣忽然乘兴表演了一下，踏着海水直接走上信徒的船，暴风巨浪的大海上踽踽而行画面非常漂亮。对了还有更著名的一次（有说还有另一次），他只用两条鱼（两条大白鲸莫比迪克？）和五张饼为食材，做成了299吃到饱的自助餐，喂饱了整整五千个人还剩。今天台北市有家早餐店就叫“五饼二鱼”，老板当然不是耶稣，耶稣最多只是荣誉董事长。

医生、急救人员、心理学者或催眠师、冲浪者、以及厨师——我这不是科学式的想化神奇为腐朽，认为所有的神迹神话都只是某种变形，可还原的用科学来解释。我的意思是，不管它们是否神迹，今天，我们用比较素朴不骇人的形式，通过每天每时正常工作的专业人员，大致也能完成一样的结果（治好病或酿成酒云云）。因此，至少对今天我们来说（人不靠神迹就能飞上天的时代），这一长串神迹的动人之处显然不在于其效果，而是其形式，它们是某种巨大不思议力量的象征和证明，我们对这样的力量有更高的期盼和已想到、没想到的更广泛用途（还是很奇怪为什么神就想不到？），连扛六期的明天大乐透号码、哪天不知道哪个器官会冒出来的癌细胞、下一次的总统大选、地质学者告诉我们一定还会再来的大地震——

几百上千年来，其实很多人早就注意到神迹的如此“大小尺寸”问题，比方写福尔摩斯探案的柯南道尔爵士就是其一（后来以一个沉迷神秘学的寂寞秀斗晚年告终），疑惑而且可惜为什么如此伟大的力量总是浪费在如此不相衬的小事上？为什么在奥斯维辛、在一次大战如杀戮炼狱的壕沟中、在广岛长崎核弹一朵大毒蕈爆发开来的时刻、在我们才经历的“9·21”瓦砾堆里，我们能依赖的像打回原形般只能是人最简单直接的善念，以及我们拼了命但知道不会有多少成效、救不回几个人的绝望救援？究竟是神迹的能力有限还是不愿（说不清楚哪个更坏）？——这很快变成一个毫无交集、毫无意义的讨论，未来无穷远，希望无限大，“在永恒面前，这一切算得了什么呢？”无限大一出来，还有什么数有意义可加减乘除呢？我大致知道每一种可能的解释，我不愿在此一一重述，是因为依我个人看法，没有一种既有的解释方式不残忍、势利、自私而且像是风凉话（你要为神迹辩护，便只能相信这些受难和死亡是应当的、或必须的、或不得不的），但的确有效，对那些用一己无尽的欲念和希望撑起神迹的人。

耶稣自己怎么看神迹呢？耶稣曾经这么回答前来试探此事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怎么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

耶稣的暧昧可能有不得已之处，倒不像后代神人的故弄玄虚，他不能承认自己是神，也就不能承认自己能行神迹，这等于是认罪的间接证据。麻烦的是，依圣经记载，会治病赶鬼的不只是神，某些坏蛋术士同样做得到，不足以放心用为神与人之辨；更麻烦的是，耶稣自己还预言他日会有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现，一样可以“显神迹奇事”，他叮嘱我们要小心不被迷惑，却没告诉我们该怎么辨识真伪，比方说真的会在胸口别朵玫瑰花或说出“窗户向哪开？”“向南开。”之类的通关验证密语，果不其然，中世纪教会争权夺利，假基督假先知的帽子满天飞，奉主耶稣之名成了标标准准的大泥巴战。

耶稣取用旧约约拿的神迹，可能只是着眼于约拿曾在大鲸鱼肚子里没被消化的住了三天三夜这桩奇事，据我们所知，除了后来小木偶皮诺乔的意大利木匠老爸爸，只有他这样。但约拿的故事有趣极了，他其实不是不信神，只是拒绝了神的征召，要他跑一趟尼尼微去向行恶的人们预告四十天后的大灾难，遂被神天涯海角的通缉追杀，偷渡出境还是被吞入鱼腹，这才屈服了事。相较于非预言、非帮你算命不可的术士先知，约拿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心不甘情不愿的预言者，居然还是把尼尼微人吓得集体忏悔自新，也让神“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难降与他们了”。本来这样就Happy Ending了，但偏偏有个不高兴起来的人还是约拿，这家伙预言之后居然在城外搭了个棚子（神也无聊到动用神迹长出一排其高无比的超级品种蓖麻帮他遮阳），好整以暇的准备欣赏神大成本大制作的灾难片，却因此落了空，还背上个预言不准的职业性恶名。不同于后代预言家的找尽说词甚至倒过头来要我们感激他窥破天机攘除灾难，光棍的约拿选择找神吵一架，大意是，会要有灾难也是你搞的，食言取消灾难也是你搞的，干吗要我神经病一样白忙这一场呢？而且我早就料到你是个慈爱的神，你事到临头一定会后悔收手，所以当时我才逃命躲开此事，现在你杀了我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一两千年来基督教会总粗鲁的把约拿只当个展示神迹的平台兼反派角色，没怎么把他当个完整的人看，但我个人满喜欢他的，每读一次《约拿书》总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以为基督教的各式神迹说帖，再没有一个比约拿的故事更精彩、更深刻，还诚实不欺。

约拿至少给了我们极重要的一点启示——相不相信神，和要不要屈从于神，可以是不同的两件事。

人真正自尊自大的历史时刻已完全过去了，而且不会再回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人认为自身所处的宇宙位置画出一道曲线，我们已过了曲线顶点折返回头。我们被迫（当然是被迫的）稍稍压低自己，改用比较平等也比较平实的视角来看待其他物种和万事万物；我们更知道了自身的脆弱，不只是身体，还包括理智、情感和所有能力，每一样都在进展中留有无知无能的处处空白，每一样都不具有无限延展的能力，甚至此时此刻我们都已看到了、触到了它们的极限右墙。比我们大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光是我们已发现的空间大小和时间长短，就跟我们的存在完全不成比例，而且任何脑筋清楚的人都晓得这没有假以时日的问题，这是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真相。但我们又渺小、无知、脆弱回来，毋宁是一种庄严而步步踏实的自省自知，而不是返祖的掉回去最原初的蒙昧状态（太过度的自伤自怜的确有这个风险），我不以为人的这一趟历史只是《圣经·传道书》哀叹的“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或像某些宗教虔信者或假充世故有生命智慧的懒人用嘲笑语气“看吧——”的徒然忙乱一场。历史的代价这么大，我相信人认真的挫折和失败是有意义的，而且非取回意义不可。

最起码，当我们再打开《创世记》首页，再重读这段其实是让我们犯错无数的文字：“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今天我们不再以为这是真的了，我们不拥有也没要管理一只飘飘飞在我们眼前的纹白蝶，我们宁可相信生命自在自由无所隶属并努力要让自己做到这样，不因为这只蝴蝶（或说这个庄子）很小，活着的时间很短而且一捏就死去。甚至，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最完美的生命形式，纯粹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有太多生命的构造，或比我们更精巧，或比我们更简捷，或比我们更美丽，或比我们更坚固，或能看到听到感知到我们毫无办法的东西，或能深入并安居于我们去不到活不了的地方。更加确定不移的是，我们今天所担惊受怕如乌云罩顶的各种末日劫毁，我们知道仍会有诸多物种将安然渡过去，届时又是谁管理谁呢？除非我们指的是理智的能耐，这让我们意识到死亡、展开思维并持续折磨我们令人咬牙切齿的古怪能耐，这倒真的是我们无与伦比的。

这是人真真正正、确确实实的进步——我难免会这么想，如果我们都学得会和一只蝴蝶如此相处，神是不是也该学着或早学会了跟我们如此相处才对？他有的是时间学不是吗？

一种纯粹的强大力量，一种对你而言不可能对他完全可能的所谓神迹，如果不是更人道、更温暖、更公正、更讲理、更睿智，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于它？我们不是更该刚强起来抵抗它，或至少像约拿一样抵制它躲开它不是？——生途悠悠，这一路上比我们力量强大的东西太多了，包括执政党，包括你的老板，包括一个个不学无术的立委，街上拳头如砂锅大的流氓混混，乃至于家里野蛮的老婆和儿子女儿，还有那个阴魂不散如诅咒的董氏基金会，你一一屈服那还得了？那你成了个什么样子了？

还是理由如此幽黯如此自私？——只因为这神迹单独向着你来，莫名其妙只告诉你一人大灾变大地震袭来的讯息，让成千上万人蝼蚁般死去只选择让你或你们这区区几个人获救？死生事大尽管如此，但这一刻难道你都不会好奇，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某些我心知更好更有价值的人？我会是所多玛蛾摩拉城如罗得家惟一的义人吗？不高调也不特别伟大，我们回头来想平常我们人是怎么做的，沉船时刻，仅有的几个救生艇位置，我们会让予老人小孩；火灾现场，救难人员一样也总是优先抢救老人小孩，对我们人来说，这老早已是灾变时的SOP了，神不知道吗？

无神论的约翰·列侬曾建议我们想像一个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的干净世界，但我自己更喜欢的是博尔赫斯更温暖容易懂的想法。博尔赫斯以为天堂和地狱是人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并顺着宗教者的描述把它们分别解释为永恒的奖赏和惩罚，如此，博尔赫斯平实的说，他好好回想自己这一生所做过的事，有好的有坏的，有做得对的也有做错懊悔的，但这些小小的、有限的善和恶，没有一个有资格能得到永恒这么大的奖赏，倒也没有一个糟糕到应该遭到如此无止无休的酷刑惩罚。

今天，很多国家很多地方已废除了死刑，所谓的无期徒刑也不真的是“关到死为止”，仍有一定程度条件的释回可能；更重要的，我们人的审判惩罚系统不再以报复来作为公义实现的核心思维了，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让他隔离于正常社会，较多着眼于对一般人安全及其权益的维护。因此，几乎没有受刑人还得在服刑期间同时还附带人身酷刑，诸如用不熄的火二十四小时的烧烤云云。像新加坡仍坚持保留有限程度的鞭刑，已让举世哗然并抗议不是吗？

宗教者没告诉我们，这几千年下来神有没有进行他必要的狱政改革（保留这一处所在，其实是对神的慈爱、公义和睿智等每一面都是最大的污蔑）；但可以确信的是，就算仍有一个远比最早汉谟拉比法典还落后还野蛮的地狱，跟博尔赫斯一样，你和我都不会到那边去的，再糟糕的法官都判不下这样的刑罚，何况是神。

我喜欢并且不止一次引述博尔赫斯这番话，在于他确确实实的把我们拎回生命现场来，生命是真实的，而且是扎实的厚重的。我们或许也会像喝了酒的李白一样偶尔心生某种夸大的、膨松如浮云、让我们自己暂时沉酣其中的嗟叹哀伤，但我不相信有任何一道强光可把生命化为乌有，有任何神迹任何巨大力量可瞬间否定掉我们几十年倾尽自己的理智和情感、一点一滴生活过来这一切，这都是你在时间里一再确认的。如果你去问卡尔维诺，不爱夸张更从不逞豪勇的卡尔维诺会告诉你，即使在死亡面前也不该让人如此诬指自己。卡尔维诺在他最后的作品《帕洛马尔》的最终章“33.3学习死亡”里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由他的一生，以及他生活的方式所构成，这是谁也无法剥夺的。任何生活在痛苦之中的人，总是由他的痛苦所构成，如果有人试图剥夺他的痛苦，他也就再不是自己了。/因此，帕洛马尔准备要当个满怀怨气的死人，不愿意顺服于永远固定不变的刑罚；他也不情愿放弃自己的任何事物，即使那是一项负担。”

我们都是由我们的一生所构成的，这一点我们自己了然于心。

人曝晒在无止无休且大小不等的偶然和意外之中，绝大多数如中微子般不知不觉穿透过我们不留痕迹，也会有不幸的一些会带来伤害甚至是致命的，但也有那么几个，我们可以伸手抓住它，放入我们的生命里头，顶多像我们生命大树的一次健康枝桠嫁接，带进来新的、异质的元素或基因，促成我们新的变化新的可能，这其实是一次又一次的。也就是说，启示从不是一次完成的全面替换，不是人生命的连根拔起，那就不叫启示了，而是暴力入侵的统治，甚至是某种可怕的附体。从形态学来看，启示是局部的、点状的、不偏不倚击中你要的、想望的、日日苦恼不得其解的那一个点，它只能在你生命里头才成立才能进行；启示甚至只是催化性的，真正反应的仍是你长年累积的既有生命材料；所以启示还是不统一的，因人因时因当下情境完全不同。当你自身不存在，你无法承接到它，更遑论安置它消化它利用它。《圣经》全书最糟糕的篇章便是约翰写的《启示录》，用博尔赫斯的口吻来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幻想小说，你也可以同情书写者本人，他必定承受着巨大的苦难、不平和愤怒，内化成强烈报复的极不稳定心理状态。

因而，当耶稣说除了约拿之外再没别的神迹，也许他有更正确更光朗的意思——我们软弱的人，难免会震慑于某一道强光，某一个扑面而来的巨大力量，屈服在死亡的威吓面前，但神会不知道那样情境下的忏悔自白总是短暂的、委蛇的、自诬自陷而且很容易翻供的吗？他这样一位经验丰硕又自由出入人心的审判者会不察觉如此简单的蹊跷吗？

我喜欢耶稣不用神迹来吓我们压服我们，但北美纳瓦霍人有关神迹的传说也许更好——纳瓦霍人基本上害怕所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把巫术视为全然的恶，他们以为在人抵达今天的第五世界之前，所有的活物都拥有这样黑暗的力量。改变这一切的是他们伟大的导师“变化之女”。变化之女之于纳瓦霍人的意义，相当于摩西加耶稣之于以色列人，她比耶稣做得更多更实际，她分别氏族，建构人的家庭和社会，教导他们种植玉米，并传授所有抵抗罪恶治疗罪恶的美丽仪式，让族人可以和“美丽”（纳瓦霍人称之为“荷佐”）合而为一。而变化之女最后也最彻底的一项作为，便是清理掉人间所有的巫术，因此，她无私无情的放逐自己的养父母也是纳瓦霍人的亚当夏娃“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把他们连同两只狼驱赶到“日出之处以外的极东之地”，然后她也放逐了自己，并带走所有也拥有小小超自然魔力的其他活物，把干净的大地留给开始繁衍建构起来的纳瓦霍各部族。纳瓦霍的神话说：“至此，所有的超自然力量不复存在于地表之上了——”

可是为什么仍有黑暗力量不时袭来呢？——纳瓦霍人把缺口归咎于“第一个女人”，这个可怕的养母，在走上放逐之路时只有她像罗德之妻一样回头，不是深情款款的凝视，而是撂下一段诅咒的狠话：“我必将让这些人再次生活于肺疾和病痛之中，我也必将死亡送返此地——”是的，差一点点，总是就差这么一点点就成功了。

这才是我喜欢的神的模样——如果有神，我相信一定是变化之女这样的神，她用人的方式对待我们教导我们，给我们的是在这人间可存留可学习可生长的东西；她自己也像人一样辛勤工作，不想用特殊的方法证明自己更不觉得为什么要证明自己，而且她还会离去，不是这样吗？

附记：定稿2009.10.19，恰恰好就是某一神迹预言一个“震中在台北市、规模大于‘9·21’、地壳从‘总统府’裂到市议会的超级大地震”次日。此刻天朗气清，窗外人们活动如常，几百万人显然不知自己才躲过一次浩劫，幸哉！一定是另一个神迹发生了，恰恰好抵消了原来的神迹。如果正神迹和负神迹可以这样加起来等于零，像基本力学那样，那真的太好了。

哥哥

“哥哥”，是我握在手中很久了的一本书的书名，写书的人是如今年纪已相当不小（六十几岁了吧）的一位女明星倍赏千惠子，我个人心目中最美丽的日本女子。她有一个特别好看的额头，更好看的是眼睛，倍赏千惠子的眼睛聪明但温暖收敛，而且永远认真有焦点，看着的是他者而不是自己，像忘记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美丽似的——你不觉得聪明才是把美丽整个拉高起来、点亮起来的最重要特质吗？让美丽像有了光？

在宫崎骏不怎么成功但爆卖的动画《哈尔的移动城堡》里，倍赏千惠子也参加了演出，当然只能听到她依然干净年轻的声音而已。她担当的正是故事里那个中了魔法、大半时候佝偻着身子老婆婆模样的女孩，不知道宫崎骏找她时，心里想的是不是跟我一样的事？某种无可奈何而去却又仿佛似曾相识而来的时间魔法？基本上我们算是同一个世代的人，一定都热切的看到过同一些闪闪发亮的、令人神往忘不掉的东西。还有，片尾曲的《世界的盟约》也是她唱的，还哼得出旋律记得一两句歌词吗？这是整部片子比较好的部分之一。

所谓哥哥，其实不是倍赏千惠子真的哥哥，也是电影里头的，指的是寅次郎。这很麻烦，对某些人，对日本一整个世代的人，你一讲寅桑Tora-san就当场“啊——”全懂了（我试过不止一回），哪还用得着多解释什么，但今天我们人在台北该怎么说呢？手指头寂寞的该指向哪里？——这样吧，这是导演山田洋次拍的《男人真命苦》系列电影，从一九六九年一直到一九九五年，一共四十八部，你很容易算出来，就是在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寅次郎极其稳定的会以一年两回的时间密度造访你。在此期间，几乎每一个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已忘记的或还记得的日本女明星像吉永小百合、浅丘琉璃子、松坂庆子、大原丽子、栗原小卷、秋吉久美子等都主演过。实际进去电影院看的人次达到八千万人（观众数极其稳定，几乎每部都在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人之间），当然并不包括后来从电视、从录像带、从DVD看过，以及更多如卡尔维诺所分类的，那些“因为大家都看过，所以以为自己也看过”，那些“因为一直听众人反复谈论，所以等于自己也看过”的人们。

电影中，倍赏千惠子名叫车樱，开始于四月樱花般的年纪和容貌，身份是战后日本经济开始要抬头的工厂流水线上女工；寅次郎和她同父异母，生母是一名艺妓，十六岁没念完葛饰商业学校就中辍离家不知去向。父母死得很早，由手脚麻利的婶婶和动不动就头晕呼吸困难躺平在榻榻米上的叔叔养大。他们家在东京东侧葛饰区的小地方柴又，是在地老街传承到第六代目的一家美味丸子店；店后头是个规模很小的印刷工厂，只四五名年轻员工（寅次郎称呼他们的口头禅是马克思式的“劳动者诸君——”），由秃头且天天哭丧着脸担心倒闭的“章鱼”社长经营（“章鱼”也是寅次郎给的绰号）。长达二十六年的寅次郎故事便开始于离家二十年的寅次郎忽然在柴又一年一度的帝释天庙庚申大祭回家，正好逢上妹妹车樱和印刷厂领班诹访博（也是和大学教授父亲吵架，一人从北海道到东京来打拼）的恋爱和婚事风波，自认为长兄如父的寅次郎当然磨刀霍霍的总揽此事，还正义感十足的想主持公道，化解人家父子多年的积怨、悔悟和尴尬。但寅次郎的人生公式永远是，前五分钟架势十足进退有度看起来一切顺利，马上就得意忘形开始闯祸，接下来闯祸原子反应般引发更多闯祸鸡飞狗跳一场（婶婶开始掉泪，叔叔又呼吸困难躺榻榻米上），最终事情跌跌撞撞圆满落幕，所有人都开心，就只有他一个人成了多余而且还非常丢人，只好强自镇静的逃走退场，用小说家骆以军的惯用语来笑骂，这是个“人渣”——

更命苦的公式是，在每一部电影每一回兴高采烈的事件里，寅次郎总固定的以失恋收场，四十八部片子，四十次以上的屡试不爽失恋（对象有重复，比方吉永小百合两部，浅丘琉璃子三部）——或者人家好花自开如清风吹过根本从头到尾没发觉，或者人家原来就有男友未婚夫还没出场而已，也有过那么一两次依稀仿佛说不上来是对他心存感激或只是喜欢他乐天开心的陪伴。因此他最终的逃走总是狼狈的、悲伤的也是好心的，全世界只他妹妹车樱一个人知道，会赶去柴又车站送他，替他买车票，因为他很帅丢过来的钱包永远只剩五百日円，还得替他留面子的塞几张纸钞进去。

要到寅次郎家的丸子店很简单很好找，你可以在金町站或京成高砂站转小支线京成金町线在柴又下车；或更优美点，搭乘渡船。美丽的江户川弯弯流过柴又东侧背后，沿河处是个给当地人散步、慢跑、打球、放风筝放花火、也可以谈恋爱看悠悠江水的河滨公园，设有一个名为“矢切の渡”的渡船口可上岸。这两条路线寅次郎轮流的用，不论你选择由东或由西，就那两条街道且路标清楚到不行，你很容易就走到柴又最大的帝释天庙（正确名称是题经寺，也是寅次郎出生时沐浴祝福之地），实在不放心你也可以跟在任何在地或观光参拜的人们脚步后头走。寅次郎家所在的老街其实就是庙前的参道，是一道充满热腾腾下町风情的卖东西老街。也绝对错不了的，只要你在眼花撩乱中稍稍压一下兴奋的心情，光靠直觉就能在众声喧哗的成排商店中就是它的看出来这家外观最有历史、里面客人最多、也必定最好吃的丸子老铺。当然，店的招牌不是电影中的寅屋，而是“高木家”——是的，柴又是真的，矢切の渡的渡船是真的，帝释天庙连同庙前静静扫地的和尚是真的，老街整条都是真的，丸子店也一直是真的而且本来就是大东京都鼎鼎有名的重要丸子店，全部都是真的。我自己便曾在店里头真真实实的坐过三次，最后一回还带了张大春、骆以军两家子人去，总算凑够人数可以伸手一指点齐店里每一种品类颜色的丸子，幸福得不得了。我慢慢喝茶慢慢抽烟，撑久一点，总觉得可以等到忽然又从店门口一闪而过的寅次郎，那顶帽子、那件很土的格子西装上衣，还有那个茶色的破破烂烂皮箱。这家伙有个毛病，每次冷不防回来家人若不在第一时间看到他并热烈招呼欢迎，他会退回去重走一次并且翻脸。后来我们家有一只大公猫也是这种个性。

还有一样现在也是真的，以至于真的跟假的、戏里与戏外的人生界线完全泯除了，进进出出毫无阻拦全然自由——整道老街不只家家处处是寅次郎（照片、图像、寅次郎四方脸形的煎饼云云），还一直断续听得到寅次郎独特的声音，那是电影主题曲《男はつらぃょ（男人真命苦）》，由饰演寅次郎的渥美清自己唱，也只能由他来唱，因为歌词内容是他对着妹妹车樱的信誓旦旦，豪勇、真挚、没一句假话但仍然非常人渣，大意是，我一定会努力会奋斗的你放心，我一定做一个你可以骄傲的伟大哥哥云云，但怎么搞的时间过得好快，总是才要开始这一天就结束了，回头看着太阳咚一声下山忍不住掉眼泪，今天我看是又不行了——

好像可以地老天荒一直这样下去，二十六年的绵密时光很容易让人太安心的有此错觉，但寅次郎电影为什么会戛然止于一九九五年呢？不得不停止的理由是因为饰演寅次郎的渥美清忽然病逝了，这是个完全无法替代的人（片中的叔叔先后换过三个人演，我们谁都知道但谁也没讲话不是吗？），我记得当时和朱天心还不死心的想，山田洋次会不会再多拍一部没有寅次郎的寅次郎四十九集，拍一部所有人都在只有他一个人拎着皮箱不知所终的特别开心寅次郎（“朋友们都健康/只是我想流浪/我正缝制家乡式的冬装/便于你的张望”），曲终奏雅为我们这一代人收个句点。多年以后，我们等到的是山田洋次更把历史时刻往前推的时代剧没落武士电影，一样是正常情感的人认真活在某一个特定的、特殊的历史时空（相对于张艺谋、陈凯歌、吴宇森拍的是一堆不正常、理应全关进疯人院的人，儿戏般浮在一个面目模糊、什么也不是的时空），一样好看得不得了，朱天心尤其喜欢《黄昏清兵卫》片中那两个可爱到极点的小孩，另外就是那个跟我们这个年纪一样，总是在紧要关头（比方剑拔弩张的讨公道时刻）却想不起关键人名地名物名的好笑武士万六。山田洋次是对的，我们的想法太一厢情愿也滥情了点，真是不好意思。

山田洋次自己曾回忆为什么会有这样穿越时光的寅次郎电影，他直言就是因为有渥美清这个特别的人，渥美清成名前成名后完全是同一个人，“不住大房子，不开大车子——”。当然现实中的渥美清不会像寅次郎这样鲁莽，四下闯祸失恋，但人的质料黄金般是一样的。

从一九六九到一九九五这二十六年时间，恰好一点的话，比方像我个人，是十岁的完全摸不清生命东西南北到三十六岁的已经感觉开始衰老知道人生处处不可能；或像侯孝贤，是二十岁还惋惜没当成流氓到四十六岁的这辈子只能认命当个国际级大导演云云，我们稍稍夸大或者稍稍自省的来说，这几乎就是你还能选择干什么的一整个核心人生了。说真的，这辈子我还很少欣羡过日本人，即使在台湾一直相对简陋相对贫穷的不对等状态下，我对日本人仍同情的时候居多，那样光鲜亮丽的社会景观之下，我总时时察觉到那里人们的紧张、沉重和弱怯，个人被巨大的集体压制得动弹不得，无力抵抗久了也就完全不敢或甚至忘记了可以抵抗，我真的还想不出有哪个所谓的文明进步国家，个体的、民间的反省力量防御力量会如此薄弱如此认命，如同奇怪演化适应了某种窒息缺氧的状态。但我坐在矢切の渡的江户川上，吹起长风，听着汩汩流走的时间声音，想远比我悲观易感的朱天心引用不只一次的爱伦·坡那几句话：“你的幸福时刻都过去了，而欢乐不会在一生中重来，惟独玫瑰花一年可盛开两度。”很开心很欣慰这在这里不成立。寅次郎每次回家都是突然的、想到的、没为什么的，通常是他又做了个梦之后（都是沾沾自喜却又符合他个人特殊毛病的荒唐梦，梦中，他化身为出手惩治恶霸的剑客，劫富济贫的侠盗，游龙宫谈恋爱的浦岛次郎，发明便秘特效药得诺贝尔奖的医学博士，捕大白鲸的阿寅船长，患惧高症的登月太空人，还有一回居然是护佑生民的地藏王寅菩萨），醒来发现自己原来身在某个异乡小旅馆小民宿的榻榻米上。但对于这一代的日本人，这个欢乐是会重来的，而且真的像玫瑰花一样一年盛开两次；还不是一年，而且是连续二十六年，是生命中最稳定最守约定最可依靠的幸福事物。这已不是所谓的风雨故人来了，而是你可以预期它、安排它，放入你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你生命里确确实实的构成，甚至不知不觉在你身上注入了一些寅次郎式的欢快特质，改变了你的人性（弗吉尼亚·伍尔芙说的：“×年×月×日那一晚上，欧洲的人性有了改变。”）以及看世界的目光，你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所以这一代的日本人有过这个说法，说不看寅次郎，感觉上好像这一年没个着落不算完成一样，是的，寅次郎某种程度已是个节庆是个祭典了，像三月花开穿起美丽和服拍下照片的女儿节，五月把鲤鱼飘高挂猎猎作响风中的男儿节，清凉夏天夜里到河边放水灯流往彼岸的盂兰盆节——

所以我们差可想像，何以倍赏千惠子会把自己的半生自传命名为《哥哥》，有寅次郎这样的哥哥，在现实人生里你还需要什么哥哥？我的意思是，对我们这些可能是最后一个世代还拥有成排兄弟姊妹的人，不会不知道如今所谓的兄弟姊妹大致是怎么回事，比水浓比水密度高的东西遍地都是，大家就别装了吧，通常幸福无间的时日不会长过童年，如同梅特林克的青鸟般是某种无法存活于现实天光和人生真相的东西。随着各自童年结束，接下来便是一晃几十年逐步淡漠稀薄下去、行礼如仪但毋宁只是义务的拖行岁月，最终正式断裂于父母亲的衰老死去，仿佛父母是水落石出之后仅剩的联系，这共有的源头一旦消失了，我们也就回复成无关系的人，并偷偷在心里松了口气。戏梦人生，倍赏千惠子是个熠熠发光的大明星，但对她而言，作为一个妹妹的车樱极可能是个更美好更充实而且无可替换的存在，可以要流光驻留幸福延长，而且一延长便是结结实实悲喜交集的二十六年整整。用博尔赫斯喜欢的方式来说，这是大明星倍赏千惠子去饰演车樱？还是一个生于柴又长于柴又的女工做了明迷的梦，梦中自己是倍赏千惠子呢？然后一觉醒来，又得“心配”此刻不知人又在哪里的哥哥寅次郎，不知道又欠了人家旅馆老板多少住宿钱，不知道有没有饿昏在路途上——

在葛饰病院的病历卡上（寅次郎开过盲肠手术，过劳和营养不良昏倒过，还患有不怎么光彩的便秘和不怎么有气魄的惧高症），职业栏填写的是“自营业”，居住栏填写的是“不定”，紧急联络处是“东京都葛饰区柴又七丁目帝释天参道寅屋”，介绍人（也就是带去看病的人）是“诹访樱”，亦即结了婚冠夫姓的车樱——今天，我们很难现代分类的讲寅次郎是什么样的人，他当然不是旅行人，不是浪子（他是自己失恋，不是让人失恋），也不是日后在日本大量冒出来住蓝帐篷、在城市收纸箱瓦楞纸的流浪汉homeless。他喜欢自称是“风天之寅”，一阵风而来，事了拂衣又一阵风而去，形态上大致是他说的这样没错，但内容狼狈多了也沉重多了。所谓的自营业是绑起头巾摆摊叫卖各地名物土产，他单口相声的口条可溜了，漫天吹牛一直是他生命中的最强项，总是逗得妈妈婆婆们开心不已，惟通常仍不足以应付他一人的生活所需和旅费，还好旅店老板老板娘很容易跟他处成喝酒调情的老友，可以先欠着。那样一个年代，信用货币不发达，信用这两个字仍独立存在的被辨识被依靠，人们不疑不惧。

寅次郎只对自己的家人是灾难，对整个世界减去他自己和家人，是欢快无尽。

说回头，寅次郎总让人想到更早的卓别林，某种我们说的“高贵的流浪汉”，我完全相信这是他的来历之一，山田洋次创造他时心里必然有着极清晰的卓别林身影——但寅次郎和卓别林打开始就有个关键性的不同，卓别林没家人没亲友孑然一身，而寅次郎有柴又的寅屋、有妹妹车樱、有最终可以安然着陆休息的地方。这使得卓别林断了线般直接走向城市走入现代走进虚无，他毋宁是一抹并不真实的幽灵；他惨白的小丑假面，点着拐杖的扭动走路方式，以及夸张快转的华丽动作（他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会踢人家屁股的人），把整个世界抽空掉、概念化掉，成为一个鬼影幢幢的单一舞台，连同所有人都只是角色都成为原子。但寅次郎不管走到哪里则都是有地名的，我们一三五七举例来说第一部的《男人真命苦》是京都和奈良两大古都（大的先来），第三部的《风天阿寅》是三重县汤の山温泉和九州岛最南端的鹿儿岛，第五部的《望乡篇》则往北去了流汗拓殖的札幌、小樽和浦安，第七部的《奋斗篇》是越后广濑、沼津和青森云云。然而山田洋次不是替寅次郎报名参加那种七天六夜美食+泡汤观光团，山田洋次其实是把他抛掷到，这里用巴赫金的话来说最准确，是所谓的民间世界、第二世界，不折不扣的生命现场，礼法无力下达、人无法太修饰自己真相毕露的地方，因此，每一个地方既是在地的、异质的、特色清晰的，但又同时是普世性的，我们人在台湾回头想自己记忆自己，不必真的一一去过也熟门熟路看得懂融得进去。巴赫金说，这第二世界本来就是滑稽的、火杂杂的，如今再丢入一个爆竹般的寅次郎，两个欢快加在一起，大约就是欢快的灾难了。

第二十七部的《浪花之恋的寅次郎》，是他旅途中又爱上大阪辛酸醉酒艺妓松坂庆子那一集。朱天心尤其喜欢一幕，是寅次郎在小旅馆午睡醒来，临窗听着四天王寺的暮色杳远钟声，日后我们有机会循着寅次郎的可能脚迹在那一带走了又走，那个地方真的是破落的挣扎的，有点像台北万华的商家，也是最多流浪汉众居之地，规模之大远胜东京的上野恩赐公园，应该就是日本第一。

正因为是概念的、戏剧的，没有现实的拉扯，卓别林的表演可能让我们笑得更大声更跟他一样肆无忌惮，但也跟他一样，我们会感觉心里头凉飕飕的，难掩某种沮丧、悲伤甚或愤怒；我们看寅次郎时笑声分贝数可能稍有节制，惟心头是有温度的，比正常时候暖一点，也敢侥幸的想这样的欢快是有可能真的存在某处，你有机会找到它而且同样拥有。

由此，我们这些好事无聊惟心向往之的观众，看完卓别林所有电影，就算想画出他的路线，计算他的旅程数，得出一纸卓别林流浪地图好弄假成真，大约是不可能的，那只能是无界无垠的心里一团无何有之乡。但四十八部的寅次郎很容易，事实上此时此刻我手中便有一张放射状的统计图，中心大黑点是柴又，四十八条直线三百六十度飞出，各自注记着寅次郎失恋之旅的确实公里数。最长一条是第四十一集（竹下景子），直抵欧陆维也纳，九千一百七十公里；其次是第六集（若尾文子）的五岛列岛中的福江岛，一千零五十公里；再来是第三十五集（樋口可南子）的上五岛，一千零三十五公里云云。八千里路云和月，寅次郎流泪失恋一生比岳飞的流血奋战一生还要长出五到十倍距离，真叫人尊敬莫名；如果把这些路线、这每一个地名标示在同一张纸上，用不着连连看，它的形状再熟悉再绵密不过的自动会浮现出来，当然就是日本了（我一样有这么一张好事的地图）。

我们大哉来问，这是真的日本吗？尽管形状大致吻合，但这个寅次郎用两脚画出来的日本，跟现实的日本，是同一个吗？

这样，先不谈整个日本，先谈哥哥，由小见大——谁无兄弟谁无姊妹，寅次郎这样一个兄弟姊妹，其实算是某种“原型”，我们这一代人岂止是熟悉而已，根本就是置身其中咬牙切齿，但凡兄弟姊妹数目在三个以上的人家，很奇怪总有一个寅次郎（不瞒您说，我个人也有一个，正好就是大哥）。遗憾的是，我们现实人家的这些寅次郎，寅次郎本尊所有的毛病他几乎都有，包括他的闯祸不休，包括他的游手好闲，包括他的异想天开好吹牛，还包括他的动辄恋爱失恋（稍有不同的是，现实的寅次郎通常早早结婚离婚，丢几个小孩下来）云云，他勇于认错但绝不悔改，而且通常还是你们所有兄弟姊妹中过得最开心且最富某种或老庄或斯多噶学派生命哲学况味的一个。多年下来，你担心的已不再是他的无所事事，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他周期性的振作，又一阵清风吹过的清醒起来，并开始（奉父母之名）在兄弟姊妹间募集放心三个月内一定回本赚钱的创业资金，你如何能拒绝一个眼神如此熠熠发亮且觉今是而昨非的人？其实是太多次了，除了下定决心翻脸大家不当兄弟姊妹了，说穿了你所有可以拒绝的借口也早用完了不是？是的，家家都有寅次郎，但就像童话《绿野仙踪》里的锡人，山田洋次魔法师般给了他的寅次郎一颗心，成为独一无二的、也让车樱这样一个妹妹得以存在的高贵寅次郎。

山田洋次也给了日本类似的东西。

从当代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山田洋次这样“二十六年/四十八部”的寅次郎故事其实是极不可思议的，这必须抵抗当代创作的一个最严厉（当然也是最不合理）命令，那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不可重复，不可在已成功的地方没出息的徘徊恋栈不去，就算拿不出新东西也要假装、要更在外表形式上表现上想办法掩饰，否则你很快就得从创作者除名，被归属成那种写公式性罗曼史小说或拍晚餐桌上电视肥皂剧云云的不堪之人。我永远有兴趣知道究竟是什么如此吸引着山田洋次，让他像一个农夫般黏在同一块土地、像一个职业工匠般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或该说“生产”）而且乐在其中，这如果不是懒怠，那必定接近于某种献祭，只是拿去燔烧的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用的是自己宝贝儿子以撒，而是同样珍贵的创作者身份。我自己当然也有一些自认为可靠、可在创作层面展开讨论的猜想，惟我实际的观影经验是，一开始你盯注的焦点当然是寅次郎这个人，然而随着他“归来——恋爱——闯祸——失恋——逃走”的此一寅次郎公式清晰浮现，随着你对他的了解一切变得可预期，你一部分的心思开始游离出来了，你有余裕的可以看到更多其他人，看到街景招牌，看到电车和各个车站，看到住家商店的长相和其内容摆设，看到人们衣装和说话方式及其心思的变化，看到寅次郎摆摊物品和叫卖语汇的因时因地差异，看到他做白日梦角色扮演随着社会变动与时俱进（西部牛仔枪手、〇〇七情报员、登月太空人、外星人，端看当时社会热中什么）。像朱天心，四十八部的寅次郎电影，最吸引她的还不是这些人这些事这些源源不绝笑声，而是寅次郎所去到、所在的一个个地方。不只是听见寺院钟声的大阪小旅馆，也可以是濑户内那里空气中有大海腥味的某个小渔村，或总有点枯黄有点凌乱欠收拾的北海道内部低低矮矮牧场，或是人家后院出去一道开着大朵紫阳花滴着水的拾级而上小山路，或是比哪里都热闹、你带你的鱼我带我的萝卜野菜来、醉言解语在这儿静静化为传说如头顶上星空的南方冲绳岛上，当然不是特定风景，而是那样一种人的可能世界。

说不上来几部之后，我想山田洋次本人也不见得能清楚指得出来，寅次郎这个人逐步从被观看者转换成某种观看者，我们有一部分和他叠合为一，不仅通过他的“折射”看他所在的这个世界，还通过他各种莽撞的行动让这个世界跟着动起来，如同某种叩问强迫世界回答。当这些细节数量堆积到一定程度，时间便显露出来了，成为电影的一个隐藏主体，空间也拼合成形了，成为另一个主题。这就是所谓的“寅次郎日本”，或更正确的说，包含纵的时间演化和横的空间展开，是“一九六九到一九九五的寅次郎日本”。

老年的黑泽明重述李尔王故事拍《乱》，说他真正想拍出来的其实只是“富士山麓的黑色火山土”，白头的富土山加膏壤一样的黝黑沃土，这样的日本当然只是象征，美得不得了的象征，惟抽空的象征很容易贴向神圣性的国族思维，愈是美丽愈容易动此手脚；但寅次郎的日本却是实体细节的，生活细节有一个国族思维无法涵盖无力竖起边界加以隔离统一的普世性基础，那就是人本身，广阔而且源远流长的生命本身，它远大于久于国族，它甚至可以回头来拆穿国族嘲笑国族。我记得一位日本年轻学者曾这么自我介绍：“我是大阪出身的，我不喜欢日本，但我很喜欢大阪。”没有错，这个大阪是生命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国族日本的一部分，因此这样的部分可以大于整体，这样的大阪可以远比日本还大。

我最近读到一句王尔德的话，这个过分审美到令人不安的人有时会讲出很好的话：“一本没有理想国存在的地图集是不值一顾的。”这很切合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当我从现实世界往后退回半步，打开一本书，读一部小说或看一部电影，我总期待会有一些神奇的东西出现，会发生和现实世界不一样的事。当然神奇有高有低，好的神奇直触到你，把你一拎起来随之起飞，但更多时候是假的，是某种不良化学品添加物，是一厢情愿的胡言乱语，反而让人更沮丧，觉得一切都更不可能，这其实是最暴现书写者创作者程度的地方。寅次郎的日本，当然有理想国的成分，你当然可以说它不是真的，真的日本哪能这么好这么宽广？人心哪能都如此柔软易感？哪里能不管你去到何处，眼前俱是这样慷慨、和善而且精神奕奕的人？尤其是从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正正好就是不再有寅次郎的日本，当然这只是不幸的巧合），随着陷身经济泥淖之中，这个国家开始紧张不安起来，所有该有不该有、包括那些你以为早已戒除已消失的坏毛病一样一样跑出来，你可以打个电话去问导演侯孝贤，请他告诉你《珈琲时光》在日本东京出外景的经过，每一天（是的，每一天，every single day）都得忍受日本人无处不在不停的骚扰和告密，大约是服膺他们那位种族主义者如远古化石的市长石原慎太郎（来过台湾，本土作家黄春明还粉丝般请他签名）的最高指示，他公开要求东京人，不必有实证，甚至根本不必真有事情发生，但凡感觉不对劲不舒服或自己神经病发作，只要对象是韩国和中国人，直接就到各地警察局派出所举发可也。

尽管现实世界不堪的居多，但寅次郎日本的理想国成分仍有一个我个人以为再动人不过的特质，那就是它的构成材料全是真的，而且还是寻常的便宜的，举目望去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事了不起的所在，不添加珍稀或根本不存在的元素，不必像柏拉图那样还得依赖不实的神话和残酷的社会装置（金、银、铜的人种分类，并保留奴隶），不必人人先有高洁到天使都会惭愧的操守德行，更不必把柴又拔起来成为一个隔绝堕落世界的孤岛云云。一切都是现成的都是我们已经做到并且早就拥有的，你不用再去发明，只要认真而且仔细的修补，列维-斯特劳斯（终于还是过世了，愿他安息）所说“修补匠”那样意义和方式的修补，把堪用的老材料拆下来捡出来，适度的磨光并截取调整，置放在正确的位置重新组装起来。不是全有或全无，你会感觉这是可能的，至少是可朝它进展的，你不必背过身去面对虚空，你愿意回过头来耐心审视这老世界且心热的过活，给彼此再一个机会。

四十八集、二十六年之久的寅次郎电影，始料未及但堪堪完成了小说家果戈理没完成的事——这个了不起但走错路的小说家用二十年时间想写出一个光亮欢快的俄罗斯祖国，相信这样一个俄国完整的、百分之百的就存在于现实之中，最终在修道院力竭而且心神消丧而死。

我猜，尤其在一九六九到一九九五的这段期间，很多日本人曾有果戈理式的错觉，甚至以为寅次郎的日本已经就等于他们的当下，不必再去找再去发现。确实，这个国家曾如此勤奋、兴旺、繁荣而且希望无穷，尤其是生活美学这部分的成就惊人，有那么一段时日你几乎愿意用路不舍遗夜不闭户这样的赞语来说它。然而，稍微读点人类历史的人都不难黯然想到，二三十年左右这种时间长度的繁华并不代表什么更无法证明什么，今天很多贫穷战乱的国家，残破如同被遗弃废墟的城镇、想回去都曾经有过类似的辉煌岁月，菲律宾曾是亚洲现代化的领头羊国家，福建泉州在明代是万国辐凑全世界各式各样人都来的最大商港。这样历史规格和长度的繁华，跟如春花如朝露的美人一样，通常不见得是人自身的成就，尤其不是事后才莫名其妙诞生于其中的人的成就（因此我始终不懂国族性的骄傲是怎么回事），而是历史无尽反复的潮水使然。当然，人在其中得奋力抓住它回应它，但往往并不知道自己做对什么，历史的潮水再次转向远扬，你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又做错了什么。

多年以来，因为距离较近的缘故（包括空间距离，包括历史条件、历史情境和发展状态的距离），日本是我花较多心力注意的国家，也花较多钱实际去过多次。即使在那个最好的时光，面对那样我个人以为“不敢置信”的华美如梦，我心中总会跑出听起来像是诅咒的这么一句话：“最好你能永远这样富下去——”我的所谓“不敢置信”，在于这样的繁华如太平盛世模样是过度的、不自然的、撑出来的，和人的素质并不相衬，和社会的道德自省能力不相衬，也和他们思维的具体成就水平不相衬，这明显的不均衡告诉我们它的脆弱。它毋宁只是建立在快速而来、山洪般暴发流窜、人们不知所措的财富之上，连同那些穷一点也可建立、理应有自身主体基础和演化线索、有着比财富更久远根源也更守恒的好东西，我指的当然不是青山、六本木那儿林立的这个那个昂贵恶心旗舰店，而是人的和善和慷慨，人对他者的同情心和责任，人的守礼自持，人的不盗不取不抢不夺，乃至于人的生命态度云云，这些全数被移植到流砂般的财富上，成为社会集体夸富宴的一环，成为某种装置艺术也似的东西，因此就连一度坚固的都转为脆弱。

我承认日本人真的很会“用钱”，在消费一事上包括供给和需求两端拥有着恶魔般无与伦比的想像力创造力、差不多把他们全部的才能都耗尽在这里；但我从不认为日本善用他们宛如历史祝福上帝点名的财富，比起欧陆那些和他们所得水平相当但静静富裕的国家，财富似乎并没有给予这个社会某种从容，某种自由和解放，某种吃饱穿暖之后可以做更多事想更多事的最动人余裕和视野。事实上，事情还有点倒过来，一度渴求新知四下学习那个日本消失了，财富以及经济成就的自慢带来的反而是变相的锁国，如今他们再踏上欧陆只是去买装饰用的名牌奢侈品。

你把一切连同人的自信人的生命态度都赌在财富上，那你就得相信你可以一直维持在这样的经济顶峰之上，但稍微有点经济学、历史学知识的人都晓得，这是不可能的、站不稳的。我们很容易估出一纸换算表来，这个国家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的GDP，眼前哪些东西会消失，哪个部分会瓦解，哪些坏毛病会跑出来，哪些野蛮幽黯的东西会重新统治人心——

有一桩说起来可能不那么重要的小事，但就连我们这些外来者看着都怵目惊心——你知道前几年日本连锁般暴发大店家使用劣级食材、过期食材甚至上一批客人吃剩回收食材的丑闻，出事的全是商誉卓著、历经了时间沧桑的百年老店。其中有家大丸子店叫“赤福”，红色的大福，它的红豆泥不作为内馅，而是直接在丸子上厚厚的一抹，美学上聪明又动人，去掉那种和式甜食的雕琢，有某种信手拈来的潇洒。赤福是伊势一带（相传就是衔接着高天原、日本建国之地，即所谓的大和路的起点）的名物，我去伊势神宫路上进过它的本店，贵族宅邸甚至神社一样的深色木头建筑，宽广、洁净而且沉稳，尽管人来人往生意好得不得了，仍不改优雅，人在里头好像脚步自然会放轻无声。它创业于一七〇三年，三百年整整了，通过了古老的、阶级的、贫穷的、内乱的、争战的、残破的、疗愈的、起飞的各种日本，你会以为它是某种比较接近永恒的东西，如伊势湾的潮汐，如水木清华的五十铃川，就算哪天会消失，也应该像山涧好花一样自开自落才是。

我惟一庆幸的是，出事的丸子店不是我们柴又高木家。寅次郎的日本，尽管并不真的存在现实中，尽管已完成，尽管远大于当下这个日本，仍禁不住这样子的现实折磨。我实在很难想像，美丽的车樱偕同气喘无力的叔叔和擦着眼泪的婶婶，在喀嚓作响的相机前、电视镜头前鞠躬道歉的那般光景。

跟那位大阪出身的学者一样，我并不喜欢日本，但我非常非常喜欢柴又，更喜欢寅次郎和车樱这两兄妹——只是，这真的分割得开吗？

聋子

作家蓝博洲这几年住台北市，深为声音所苦，台北市无所不在而且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的声音已严重威胁到他的书写了，一如无处抽烟严重威胁到小说家骆以军的书写，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台北市正在失去他们，所剩不多的其中两名最顶尖而且最认真不懈的创作者（谁认真谁打混我们彼此心知肚明），或知道了也并不在乎，或有点在乎也无可奈何。因此他们只能各自求生，一个拼命搬家，一个不断找哪里还有室外座位、风没那么大、热气没那么暴烈浇下的咖啡馆——长夏已至，如果你在某个路口看到累累如丧家犬的其中一位，记得跟他打个友善安慰的招呼，算尽尽人事。

这些年，台北市的确变好看了些，从眼睛的观点。但如果你闭上眼睛，只从声音来听，你很容易听出来这个城市仍未脱昔日的暴发味道，像个打扮光鲜的人，但一开口就完蛋，甚至还打个嗝什么的。

二〇〇九年的台北市，负责举办听障奥运，意思是要接待几百几千名来自世界各地、比我们都健康惟独独听不见声音的人，除了嘉年华几天，不晓得台北市还怎么想这件事，是说反正他们刚好听不见所以没关系，继续？还是台北市因此可以顺便想一下声音这东西？不必急着做什么的先就只是想一想（我最怕的其实是法律如发情公牛般急着闯进来）？

比方试着假设自己是个完全听不见声音的人看看，这也许很不容易——京都著名的“五山送火”，是这个千年古都令人等待的盛夏大事，五山其实只是环抱京都成半个盆地的北边这半圈丘陵的其中五座，每年八月十六日当天人们在日暮时分吆喝着携火上山，时刻一到依序如传火般点燃起大文字、妙法两个王体行书、鸟居、船等五个图样（大文字有二，一大一小）。要一座如此繁华、谁该听谁的大城市暗下来当然也不是件容易而且还挺危险的事（停电夜等于打劫夜是现代大城的基本公式），但悠悠千年时间有它奇妙的力量，那一个晚上，京都人们会熄了灯走出来，仰头看着忽然变得巨大也变得如此靠近自己伸手可及、带着火光不安定跳动如同忽然短暂复活的古老光之图像，你很容易在那个片刻离开熟悉乏味的自己，滑入到某一道时间大河之中，忘掉很多事，也心思空白漂流想起很多事——

人设身处地，也就是古老的恕道，用不那么道德急躁的话来说，是进入到某个“和自己相似的他者”，也可以说进入到某个“陌生乃至于不可能的自我”，这原是人认识世界认识万事万物的必然途径，可以时时发生。当然，有些时候你有必要积极的提醒自己命令自己这么做（也因此生出了第一层道德意涵），但更多时候，它的诱发系素朴的来自于察觉，察觉到我和某事某物的暂时相触，由此仿佛若有光的引诱我们进去，然后眼前忽然开阔一亮，让陌生的、隔离的成为可感可解。这样的认识成果可以是全面性的，至少一定是多样的、复杂的，道德结论不过是其中可能的一环而已，甚至副产品般只是某种认识告一段落、人安置自己心神如喟叹的曲终奏雅。当这个原来隔离的他者、这个陌生的世界，通过了认识已置放于我们的关怀之下，乃至于已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了，我们很容易在此油然而生那种万物一体的光洁慷慨之情不是吗？

“相似性”是本雅明选择的用词，用它来进一步揭示这个“短暂相触”的内涵，让各自独立、隔离、静止的事物产生联系，赋予它们磁力般的动态。“这些潜在的相似性……形成一面镜子，使得思想可以在这种相似或共鸣的气氛中得到反射。事实上，这些相似性之间彼此并不互相排斥；它们交织缠绕，形成一个召唤思想的整体，正如轻纱引风。”“相似性只在闪电的片刻中出现，而且相似性的观察正是最稍纵即逝的事物……它们所固定的，只是流云的固定性，它们真正的和谜样的材质便是变化，正如生命本身。”

用我们的大白话来说，一个不知设身处地、不时时察觉人我相似性的社会，其真正的危险不是道德匮乏而已，而是在人变坏之前就先变得很笨很蠢。

蓝博洲羡慕极了我的装聋作哑能耐，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坐定在咖啡馆里写东西读书，完全把自己暴现在城市吵杂声音的最前沿，一副过火不燃入水不湿的鬼样子。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我试着提醒他，其实我们一样都没那么怕吵，除非声音超过了一定的分贝数、超过了一般性的生物忍受极限，比方说楼上电钻打墙的声音（一再修改破坏已建得好好的房子是台湾人数十年不懈的奇怪生活乐趣），比方说汽车只发动不走的低频声音或某司机第一次发现车上有喇叭这好玩东西的声音，比方说指甲或粉笔刮过黑板的声音（已随着我们童年差不多灭绝了，谢天谢地），比方说网球场上莎拉波娃奋力挥拍的酣畅声音（已测出超过110分贝，最新而且最缺德的形容是母象生产）云云。诸如此类有致命可能的声音，你专注书写的蓝博洲怕，没专注书写的一般人一样也怕极了，殊无二致，书写者并没比一般人娇贵脆弱也没要求特权。惟一惟一，书写者备感威胁的，不是单纯声音的大小高低，而是声音挟带而来的讯息和意义，关键应该在这里。我跟蓝博洲说，有时候善意的、好的声音往往对我威胁更大，比方说咖啡馆忽然又冒出Stand by Me这首歌（还好咖啡馆不大可能播放比方威尔第的雄浑合唱曲《奴隶之歌》），你好不容易完成的隔绝状态当场被穿透瓦解，心思碎片四下飘流，有些远在美国，有的远到童年，有些还嵌进了遗忘最深处，得再一次把它们一块一块找回来黏起来。

我吵杂的台北市咖啡馆，一如格雷厄姆·格林吵杂的刚果麻风病丛林——在《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小说中他写大建筑师奎理第一次深入暗夜丛林之中救人：“他无法怪这些人害怕，假如人要不怕夜里到丛林里去，他必须什么都不信。丛林里毫无任何吸引浪漫之人的地方，它完全是空的，它也不像欧洲的森林里有人住过，有巫婆或烧木炭的人，或者杏仁饼做成的屋子。从来没有人在这些树下走着，哀悼失去的爱，也没有人像个湖畔诗人一样在此倾听宁静，与内心密谈，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宁静。假如有人夜里在此想让人听到他的话，就必须提高声音来对抗那个无休止的虫鸣，那声音就像在一个工厂里，大群贫穷的女工同时拼命操作几千架缝纫机一般。只有在正午炙热的一两个小时中，虫子午睡了，才有宁静。但是，假如有人像这些人一样相信某种神灵的存在的话，那么就像人们相信神住在天空中一样，是不是也同样有可能有神住在这个空虚的地区里呢？这些丛林看来会比星球更晚受到开发，因为目前人们对月球火山口的了解已经超过了眼前这片一脚可以踏入的丛林。沼泽和腐烂植物的叶绿素臭酸味像牙医的面罩般笼罩着奎理的脸。”

顺便谈一下（有一块碎片切线般应声飞出去了），格林的丛林，不只相似于我此时此刻坐着的台北市永康街咖啡馆，还相似于我高中岁月的教室临窗座位——日据时代留下来的红砖教室开向对面的植物园，灌满了风，你得时时伸手按住猎猎作响的数学参考书和计算纸（计算纸总是一整叠单面印刷的各家补习班家教班希望你考不上的传单），你知道那个联考夏天的蝉叫声音有多大吗？把噤声在地底下十七年的全部声音浓缩在七天内大叫出来，但奇怪谁都不怕不抵抗，每个人仍一座孤岛般背他的长串英文单字，解他走迷宫般的二次曲线，天可怜见，那年我们大家都考得还不错——

因为那声音完全是空的。由此我试着这样想，蓝博洲比我怕吵，是否因为一般性的噪音对我们意义不同的缘故？对一个至今仍如此坚贞守卫着左派信念的心灵，因为那声音并不是空的，声音里发生过太多事，装着太多东西，而且还住着狞恶的大神。我的城市自然噪音，蓝博洲太容易从中察觉出分辨出各种沉重的讯息和意义，是美好人性和价值暗哑远去的声音，是人类历史列车轰轰然开向错误未来的声音，是他不幸处在一个“如今没有几个人认真在反对资本主义”时代、信念微弱如火种很容易被吹熄、有时你得驼鸟般掩耳不闻才能保有斗志的各种讨厌声音——罗兰·巴特也是这样，我们寻常人抬眼看到也没感觉的海滩、街道、市招、建筑、人群和衣装云云这琳琅一切，罗兰·巴特有回几乎用尖叫般的语气说，这无一不是符号！无一不是讯息！它们海啸般铺天盖地的压过来，让人招架不住站立不了，既狂乱又窒息。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我有限的阅读和记忆里，并没什么特别精彩的、让我长怀心中不去、一碰就跳出来的耳聋之人。我能马上想到的其实都不是真的聋子，而是某种相似性的暂时静默隔离状态。比方说在《忏悔录》书中，年轻的奥古斯丁去请托某博学的修院院长，惊奇地发现他读书居然不朗读不出声音这一幕。当然，今天我们的二次惊讶已不是低头无声读书这事（如今谁都这样了），反而是奥古斯丁当时的惊异莫名，唤回那个已遗忘于习惯里、人大声读书的世界，两者重叠，让我们此时此刻心思更复杂；另外，则是小说家聚斯金德讲他写《香水》一书前的一趟特殊经验，他曾在法国作过摩托车之旅，包覆在骑士头盔般的安全帽里和摩托车本身的隆隆引擎，让他隔离掉几乎全部的外头声音，风景一掠而过只剩眼前盯住的无止境灰色单调道路，因此，他留存下来的记忆全是气味，整个世界诡异的由各种侵略沉稳不等的气味交相渗透组成，这个记忆得不到格瓦拉大兄式的人间革命结论，它幻境般创造出日后的恶魔香水师葛奴乙。

我惟一想到的正牌聋子其实是个有趣的“失败”聋子，那就是侯孝贤《悲情城市》里幼年从树上掉下来丧失听觉连带无法学会说话的梁朝伟——精巧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个失败的人是已故的名导演杨德昌，我记得我们才从西门町的试片室走出来，若有所思半条街的杨德昌忽然说，梁朝伟演得不好，梁朝伟让人感觉他不是听不见，而是说不出话来。

多年后物换星移访旧半为鬼了，我至今仍不时想起此事引述此事，只是问题已慢慢变成：为什么这么简单、明白、理应照眼就看出的失败，自始至终只有杨德昌一个人指出来？是的，不是为什么深夜传来狗吠，而是为什么狗没有叫？

我的猜测之一是，我们也许大集体性的进入那段历史了，或者说，我们对那样一个时代已有了某种选择性的、优先顺序排列的结论乃至于主张，我们可能认定当时悲剧的核心有着迫促性，尚不在于讯息和知识接收的局限、破碎和扭曲，而是人没有表述的自由，有口不能言；也就是说，相对来讲，当时人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东西，已远远大过而且沉重于他能讲的，问题在嘴巴而不是耳朵，这样的隐喻转换过来当然是哑巴而不是聋子，所以不只是梁朝伟把它演成了哑巴，侯孝贤自己也把它拍成个哑巴（聋子只是哑巴的原因），我们也得其所哉的接受是个哑巴不觉有异。

如果《悲情城市》里梁朝伟真的是个聋子，那这部电影可能会有点不同吧，至少，它的悲剧不会如此干净一致，会生出某些人迹较稀的岔路，也会有更多疑惑、更多悬而未决的东西也说不定。毕竟，人的基本五种感官有着不同的能耐和限制，我们眼前的世界图像乃是全部感官统合所完成的，抽去其中一样，不是少五分之一的问题，而是整个认识世界的方式得重组，当然，某些得靠声音接收这部分会抽掉，造成空缺，但我们也一定会想到，其他部分的感官会伸进来，会因此放大其比例，增加其负荷，而且更专注更不受干扰（我们的感官当然也是既联合又斗争的），因此也可能会多出什么来。

人类很早就一而再再而三发现这一现象，不断从某个生物构造有先天缺憾的了不起之人身上。在古代中国，对此最好奇也走得最远的人可能是战国时代的庄周，《庄子》一书几乎是搜集也似的装满各式各样生理残缺的人，但完成的不是一家悲悯的救济院收容所，而是一个随时跨越人基本知觉限制，充满认识和想像四面八方爆发力的灿烂夺目世界，自由无羁令人目眩神迷。也因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对某些心思特异、有奇怪远志的人，反而会认为自己五官如此完整齐备，造成某种太均衡、缺乏动能又得一一费心照顾的限制，得人为的破坏它，所以菩萨垂眉，试着封闭掉自己的视觉（不必自宫也能成功），坏东西不看，好东西也不看；还有更激烈更不打算回头的，相传大音乐家师旷便不惜熏瞎掉自己两眼，把世界的灯光关掉，只留下声音这一条幽微的通道。

但为什么有这么多伟大睿智的瞎子，却不见什么同样伟大睿智的聋子呢？这可能和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感官知觉的不同要求有关，其背后隐藏着一部人类认识世界的演化史。

讲白一点，很长一段历史，人们隐隐觉得听觉比视觉要高贵要睿智，会听声音的人比会看东西的人要聪慧要难得。比方说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便透露着如此信息，甲骨文有两个强调人长一只巨大眼睛的字，一是 ，平凡无奇的“见”字，人只要有长眼睛就看得到，另一是 ，大眼睛的人跑到某个山顶上试图看得更远更无阻拦，但这个字仍只是寻常的“望”字，也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或说几乎每个人都能做到，只要你的膝盖关节或心肺功能还允许。但长一个大耳朵强调听觉的字就不一样了， ，这是“圣”字，指称着某个天赋异禀的人，会比我们更早而且更多知道事情的人，我们得安静听他转述这非比寻常的讯息并照着去做，所以这个字补了个“口”的嘴巴符号，把他所听到的再翻译给我们，连起一道声音再传递转译之路。

《庄子·齐物论》的讨论便是如此从声音开始（相对于前一篇《逍遥游》由形体的大小开启讨论），从大自然风吹孔洞声音的“地籁”，到人为发声乐器的“人籁”，再试图采问吹响、停止、主使、控制这万事万物声音是谁、是何种存在的所谓“天籁”。于是，所有这些高低大小不同的自然的声音，如激浪、如弓弦振动、如怒叱、如吸气、如呐喊、如哭号、如轻笑、如哀叹云云（用原文来看可能更富想像力“激者、谪者、叱者、吸者、叫者、号者、宎者、咬者”），便都有了表情和内容，可用以建构意义猜测真理；甚至，我们得再进一步去听各种声音的复杂关系，或前后因果（A声音引发B声音），或相遇成为共振，或高低大小追逐构成和弦或对位的更美丽效果（“前者唱于而随着唱喁”）；还有，当风戛然而止，所有孔窍一起静寂噤声，无声遂成为某种更富意义的声音及讯息，《庄子》这里讲得再精巧再漂亮不过了，在声音暂时停歇这一刻，他仍要我们留意到树枝草叶款摆颤动的样子，听觉转换为视觉（“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这样的无声遂更富张力、更惊心动魄更让人竖起耳朵，像大交响乐的休止或极弱极弱音。

听这些声音并分辨讲述这些声音的人是南郭子綦，家住城南的某个绝顶聪明之人，他专注到不仅身如槁木，还心如死灰，把自己和外头世界的其他联系管道彻底切断掉，那古怪的样子让他的学生颜成子游吓一跳。

所以，人们会愿意牺牲视觉来强化听觉，以为是人神圣的、向上的提升，以听觉来换取视觉则成了最不划算最不长进的事；换句话说，瞎子极可能是某个身怀绝学、拥有我们难以企及心向往之一整个深奥幽玄世界及其秘密的某人，而聋子只是人单纯的不幸。

人对自身知觉的奇怪厚此薄彼，我们也许可从生物学很快得到一部分的简明解释——其实纯粹从器官构成的演化来说，人眼无疑远比人耳更精密更复杂，也方便好用，一翻两瞪眼，是什么不是什么难以遁形，而耳朵这相对简陋的知觉工具，则无法如此明快的处理它接收的讯息，就像列维-斯特劳斯说的，它得更多仰赖人脑子的支持，第一时间就要求人启动思维，并记忆那声音如所谓的绕梁三月，好仔细分解它听懂它。工具愈锐利，人的介入和解释创造空间就愈小，谜会消失，讯思驻留在我们心里的时间也愈短，来不及发酵、变形、演化并横向展开。

我们也可能从物理学得到一部分解释——不太挑剔的说（比方光也是波），我们听见声音，意味着我们感知到振动，特定的声音源自于并说明了某种特定的活动，它于是比视觉更代表着“有事情发生了”，比方说天神震怒或哈哈大笑的一记响雷，或来了远方有兽群移动的大地灰尘浮动声音传送云云；更重要的，声音的持续发生并此起彼落，让静止的、偏向于单幅存在的世界视觉画面恢复了动态，世界是活的，草叶伸长，大地呼吸，河水汩汩向前，露水叮一声在星空之下滚落，日月凭空御风而行，我们人不是孤单的但多么寂寞的存在——

历史知识则进一步告诉我们，印刷术普及、大复制时代的到来不过几百年，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人类从个体生活实践一点一点缓慢结晶、确认、累积来的各种技艺、认识、有效生命经验乃至于所谓的智慧，主要是藏放在声音里并依此传递（藏放和传送在这里几乎是同一件事），这意味着，视觉相对来说反而是不经济、没效率的方式，如沙中淘金，获得的往往是原物料、是未处理的原始素材，等于从零开始；听觉才是快速的、狡猞的学习之道，几乎可用偷来形容，也因此老师的地位才崇高如是，打骂凌虐，超越一般道德和律法的约束。但凡还有一点生命企图心的人，从学会用木头做一张桌子到宇宙生命的奥秘，其生涯几乎都从寻访一位好师父开始，你愿意先投资几年去找，走几百几千里长路（孔子就从鲁走到周），送肉干，并摆低姿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跟今天台湾追逐并容忍他们劈腿的巨商豪门二代公主王子一样（还得不管他们长得多不像传说中的公主王子），当场就能减少三十年的辛苦奋斗不是吗？太初有言，智慧是有声音的，所以当年奥古斯丁才这么惊讶无声的阅读，仿佛目睹了某种异象某个预兆。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相信师徒制极可能还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师徒制的精髓是声音。

师者与天地并列，是帮你捕捉、过滤、存留、重现、放大并负责翻译解释真理声音的人；倒过来说，寻访老师的极致，便是你已成为老师那样的人了（“收藏书的极致，便是你自己写出了那样一本书来。”），你知道了怎么扩大并善用自己的听觉，或更像《猎杀红色十月》电影里第一个发现隐形潜航的黑人声纳员，他有把握在冰冷广漠的大洋深处再一次找到它，一种类似海底火山活动的微妙声音：“现在我知道该听什么了。”你也不用人翻译了，无须中介者，声音不再是单纯的物理性振动而已，声音已直接就是语言了。

“一个远古的时代，那时地心中的矿石和天空中的星尘，仍在照料人的命运，而不是有如今天，苍天不语，大地无言，完全不管人的死活。人再也听不到那和他说话的声音，更别提那些会听他命令行事的声音。新发现的行星在星象盘上并不扮演任何角色，也有一大群新矿石为人发现，受人测量、检重和检验，以确定它们各自特定的重量和密度，但它们对我们来说，并不带来任何讯息和用途。它们和人说话的时代，早已一逝不返。”

按理讲，今天我们远比当时的人们更知道人类感官的限制，我们知识丰硕多了，知道比方说人的视觉只集中于红色到紫色这一段光谱，我们也只能接收一定频率的振动声音，像电视热门影集《CSI》那样，我们得借助另类的光源，或使用各种化学药剂，才能“看见”本来就一直存在那里的某个指纹、掌印、血迹或伤痕云云。但很吊诡的，我们却同时更满足于我们感官的有限能耐，比昔人更少意识到其限制，更不向往感官的超越（如直视太阳的鹰眼，如狗的嗅觉听觉，如各种昆虫的神秘感知能力云云）。这一部分也许是来自错读演化论的流俗成见，觉得我们人是“完成”的物种，拥有臻于“完美”的构造和器官，以至于那些我们看不见的颜色、听不见的声音和难以察觉的振动，必定是无谓的，可以忽略可以淘汰；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再不信任那些幽微隐藏的东西了，丧失了持续的好奇心，从而不愿意再辛苦的磨锐自己的感官知觉，更遑论为着单一感官的突围而不惜关闭、牺牲甚至永久毁弃其他的感官，所以师旷那样的自残行为是疯子神经病，大真理时代和义人的确如本雅明说的一去不返了；但更麻烦也稍稍值得自我同情的是，我们人为的制造出太多而且太快的东西了，灯火阑珊的城市不会有星空，琳琅满目的颜色每一种皆一闪而逝，这个声音会掩去另一个声音断去线索，我们的感官一直处在于某种疲惫的、消化不了的状态，因此事情有点不一样了，当老子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这些晕眩的话时，他隔离自己是为了盯住某事、某声音、某个持续的思维，不是我们今天真的只想排除一切赶开一切，倒头呼呼大睡。

“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听什么了”，这句话说的同时也是你不要去听其他什么什么——当然，听觉的隔离远比视觉的隔离麻烦，你可以闭上眼睛，但你无法一样的闭上耳朵，因为我们的身体没这构造；你可以掉头不顾，但你难以不听见，因为视觉是直线的、单向的，声音却是四面八方来的；你可以索性把灯熄了，乃至于像普鲁斯特那样，大白天也拉上厚厚的窗帘，让自己二十四小时置身阴暗之中，但声音的传递途径和介质不同，它在黑暗中常常显得更清晰更缠绕不去；即便你已沉入完全的无光无声之中，让整个外头世界隐没，你仍会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音、血脉汩汩奔流的声音、耳鸣的声音，单调而沉重，并随着人的年纪一直放大其音量。

高傲不求人的纳博科夫在这上头有点像蓝博洲，一辈子为无法隔离无法防御的声音所苦，卡车声、厕所冲水声、楼上的脚步声，尤其是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乐声歌声等等，他甚至颇违背自己信念的主张法律应该规定人必须使用耳机听音乐——真希望他有机会来台湾住住看。

至少，纳博科夫生前人类还没发明手机不是吗？一种声音的恶灵附体配备。

于是，今天当我们还愿意说“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听什么了”这句话时，我们得更意识到自己比之前所有说这话的人处境艰难，光做个瞎子不够了，还得进一步成为聋子。这处境说起来好笑，真的还有点像我母亲之于洗衣机的恩怨情仇，她一辈子努力在找最阳春的、除了基本洗好衣服什么也不会、没那么多按键的机种，因此被逼像个怀旧的人，最理想的总是坏掉了、市场又已淘汰的那一型。她不愿意为那些她一年也用不到一次的功能付钱并费神学习记忆，她也不认为洗衣机必须长得多美多梦幻，成为家里摆设的一部分。“把船划好、把鱼钓好”，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人总有一件主要在做着的事，对她而言就是好好把衣服洗干净，这一刻她并不要洗衣机告诉她今天钢品的价格涨跌或环法自行车大赛阿姆斯特朗的新排名，家里有订报纸，也有电视机，晚个五分钟或五天一星期知道真的不会怎样。电视机里最蠢的广告，便是那种你好不容易去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古希腊神殿或下着雪的露天温泉，然后总有个笨蛋神气的抽出最薄最贵的笔电开始办公，还以为自己占了全世界便宜人人称羡。

正因为你要听的那个声音更微弱了，你得排除掉更多其他声音而且用更长的时间来听它——我们人主要在做着的那件事，本来就是经年累月的工作，可不像洗衣服那样立等可取。且不论终身之忧式的、没假期没终点、只有死亡才能打断它的志业，就光说志业的一次实践、一个单元，像蓝博洲写他的一部《幌马车之歌》，书写或从某一个念头、某一个触动、某一个偶然的画面或声音而生，总而言之，都是露水般稍纵即逝、一曝晒就正常蒸发掉的东西，你得护卫着它踽踽穿透过日夜、穿透过星期、穿透过一次一次的月圆月缺，此事古难全。书写者自身也许是很刚强的，但这每一天的工作却是颤动、脆弱的；书写者的根本信念也许是清明的，但作品却每一刻都是困惑，而且系由这样一层引发一层、独特而峥嵘的问题催逼着盘桓前行。

说起来有点神经病，这些问题还不能太快有答案，或正确的说，不能有太快速方便的答案。快速的答案是普遍的、公约数式的强势声音，不可能有焦点有深度，因此不会有任何创造性，只能是一整团膨松的大道理，一堆甚至还押了韵的两句两句格言，人人朗朗上口，还贴在每一家早餐店红茶店的墙壁上。它真正的功用不是解答，而是消灭问题，如本雅明讲的，保护人不被真实尖利的问题吓到，把你拉出隔离性的特殊状态，回归主流的暖暖太阳下。我最近读到英国剧作家纳撒尼尔·李的这几句话当场大笑出来，实在很想也转述给蓝博洲一干人等听：“他们说我疯了，我说他们才疯了，妈的，结果他们人比较多。”很不幸的是，他后来真的被隔离到精神病院去了。

自我隔离，只紧紧盯住一个幽微的声音，的确时时有发神经病的风险，但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考察再正确不过了，他以为独特性只能来自足够的隔离。独特性不会在第一时间出现（或者说会在第一时间出现的独特性早已用完），一如雕刻家的第一刀不会有太大不同，一如动物在胚胎阶段你甚至看不出它是兔子还是人，你得保证它足够长的时间，让它用自己甚至是异想天开的各种方式去生长去突围才成其可能。就像今天澳洲的有袋类独一无二生态，系来自于它孤悬南半球千万上亿年时光的单独演化。古生物学者告诉我们，其实有袋类生物也曾在南美大陆繁盛一如澳洲，但遭到北美洲强势生物的南下侵入，遂快速灭绝，只留下一些朽骨。

快速的独特性是一种悖论，并没有这样的东西。这其实是台湾今天缘木求鱼的麻烦，我们活在一个太平坦、没死角、声音传送毫无阻拦的岛屿上，曝露在强大绵密的资讯天网里，任何一种有趣的声音才起来，不是迅速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大声音里，就是被主流声音吸纳并改造，一点机会也没有，我们所能有的，其实只是一种重复性、装饰性的新奇而已。其间不是完全没有某些有趣的、有潜质的东西，但轻轻的浅浅的，且如朱天心指出的：“好，好得全都一样；坏，也坏得全都一样。”

最终人的装聋（就不要作哑了），还得抗拒得了一种终极性的致命声音，那就是由它们总体汇合而成的一种沮丧的声音，一种绝望的声音，一种告诉你什么都不可能的声音。卡尔维诺曾用“石化”来指喻，他说整个世界不断在硬化，再不会有什么好消息，你每天睁开眼能希冀的充其量只是它不要变得更坏而已。有时你不得不驼鸟般不要听见，好避免陷入虚无，好保有勃勃斗志，不让自己脱口说出“去死吧”诸如此类难以回头的真心话来。是的，卡尔维诺劝我们不要直接瞪视它，它像女妖梅杜莎的可怖头颅，会把瞪视它的人一一化为石头。

如此说来，蓝博洲干吗还会欣羡我能坐稳在咖啡馆里呢？答案是一样的，到咖啡馆原本就为着隔离而来，隔离自己的家，隔离善意的声音，隔离掉所有熟悉、舒适、温暖的东西；正在写长篇的小说家林俊颖一人独居，如今却也冲出到咖啡馆来，他笑着说，书架一直在那里叫你，你一碰到困难，借口翻翻资料，寻找感觉，接下来你就发现自己又埋进某本书、某部小说里两小时了。

所以所有像回事的作家最终几乎都在早上书写，趁着整个世界才刚醒来，还跟你暂时处在一种相互隔离的状态，你还有能力把它挡在外头——就连海明威这种浮夸好热闹的人都告诉我们，在早晨进入写作之前，不做其他任何有企图心的事；纳博科夫一直工作到下午，直到黄昏散步时才找报纸看，才放世界溜进来；在淡水写的舞鹤甚至不读报，他只在喂食镇上街猫时顺便瞄一眼头条，知道没发生战争、末日还没来就可以了。

我在咖啡馆里，一再看到不可思议的画面之一便是——早晨八点多，外头车声人声犹是空洞的、没内容的，感觉非常好，我旁边的年轻女生才落坐，不等咖啡上桌，便跑去抱来一整叠二十公分高的八卦周刊，那般光景显然不会是读骆以军的专栏吧（如果这世界有这么多人如此急切读骆以军那就好得太过分了）。好奇怪，这世界还没惹你，倒是你自己急着泡入到那样一个最腐烂、最虚假、最胡说八道的泥淖角落里，每一天如此铭印世界图像，干什么呢？

但是，妈的结果他们人比较多，你只能继续当个聋子，不当聋子怎么行呢？

英雄

英雄？是今天仍存在世间的一个名字吗？这个犬儒问题的答案，有简单实证式的，也有较麻烦的、理念式的——前者，你在任何一家超商架上都可找到，电视广告也有，允诺你英雄不仅存在，而且你还可以选择扮演为数达几十名不同英雄中的任何一个，只要你愿意花点钱上线，购买炫目的装备、武器和座骑，杀他个片甲不留；后者，我们基本得闭上眼睛抚平思绪，向自己尚未寒冽凝冻至冰点的内心深处寻求，这是回忆，也是召唤，但他很可能不那么方便有个现成的、完好的人形和名字，比方阿喀琉斯或者常山赵子龙，因此寻求的另一面其实是铸造打磨，最终，你说服自己他还存在，他就真的存在，然后你眷眷不舍的携带这样的人形信念和希望，果不其然会不断在现实的某个角落，从你认识不认识的人脸上身上以及言语行为里，看出来一些你过往视而不见、不留存于记忆的英雄碎片和闪光（可能以打击你十次给予你一次的比例进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些是有热度的东西，你一一收集它们，一边修护、调整、丰富自己心里的英雄图样，同时在劳动中会感觉自己身体的温度比平时升高了些，像孟子讲的集义以养气。

以这两种方式存在的英雄，我们通常认定他们彼此是背反的，相互瞧不起相互嘲笑不吝抛给对方最难听的话，但有趣的是，他们也会合而为一，比方说这个人，菲利普·马洛。

第一感来看，菲利普·马洛当然是前一类的所谓架上英雄，因为他是雷蒙·钱德勒写出来的人，只能活在书籍和稍后的电影电视之中——马洛没有童年，也没有不许人间见白头的垂垂老年，他生下来就是个潦倒不运的私家侦探，于一九三四到一九五八年这段日子里开业于彼时的加州，收顾客一天二十五美元，没雇用也大约雇不起一名作为备用女友、阴雨天闲着调调情的女秘书；他明显违背今天全世界最怕死最怕老加州人的生存最重要禁令“抽太多烟喝太多酒”（语出后来的推理名家苏·格拉夫顿，她的侦探金西·米尔虹果然是个每天跑步三英里以上而且生机饮食的加州阳光女性）；他的武器基本上是尖利的语言和用劲打出毫不保留的拳头，当然偶尔也开个一两枪，但他没有任何杀人不偿命的邦德执照，就跟任何时候的我们一模一样，遂行正义毫无特权还毫无保障，只有无尽的报复和麻烦（有好事的读者愿意帮我们统计马洛揍人和挨揍的拳数之比吗？），以及可大可小的法律面刑责，也就是说，正义不仅是一种孤独的高贵情操、一个内心的定言命令而已，正义还要努力找出方法，甚至仰赖接近专业技艺的诡计，你得同时是好人和坏人才能是义人，这是个挺让人悲伤的结论：彼时加州，远方有战争，但这里正用金粉黏贴打造起来，财富如雪融之后那种又急又快又浅的河，你都听得见它喧嚣撞击的声音，因而，几乎每一个出场的人都比马洛有钱有权而且有闲，包括上门来的顾客和你得负责发现他并惩罚他的坏蛋，也就是说，正义不但长相不体面，就一般标准来说，它还力量最微弱最孤立，据说这正是上帝喜欢的样子（不是说“上帝喜欢穷人”吗？）。

这里，我们得先停下来喘口气，并且跟董氏基金会以及类似思维的人讲句话，讲一个再简明不过的事实如此——所以说人贫穷、抽烟或喝酒不见得就不高贵，伪善、不义、太爱自己只关心自己以及胡言乱语才是。

马洛这样的基本造型，日后我们变得非常熟悉，我们去除掉一些深刻的、不安的成分（深刻的东西很容易让一般人不安，会威胁我们昏昏欲睡的舒适状态），把他的线条拉直，让他成为一种典型，这就是往后半世纪几乎谁都会写会复制的所谓冷硬派私家侦探，摹本的高下因人而异，但大致上仍有个规律——有形有状的外型最容易，你只要盯着一颗石头把它写成一个私家侦探就行了；思维的部分稍难一些，因为牵涉到书写者假装不来的程度问题，尤其当他选择写这样的小说终究得告诉我们正义是什么、而且如何算是善恶是非的输赢时；然而真正最难的仍属情感的范畴，我们这里指的不是故事里的勾勾搭搭或那种作者随时叫停情节呻吟感伤一下的情调，而是某种信念，某种坚持，某些你衷心希望永远不会消失掉的东西。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会要它回归情感，只以“信念”这样不讲理又脆弱的形式保卫它，我们但愿它有更坚实、更普遍的基础，有让人无可质疑无法驳斥的丰富实证，是真理、是金刚钻那样本身就是个又亮又不坏的东西，但问题在于我们的理性无法证实它、妥善处理它甚至还会抵触它，尤其是人处于某种要命的时刻必须左冲右突好杀出一条血路（正是这类小说设定的基本现实），它不仅名贵瓷器般最容易在行动之中碎裂片片，而且还会迟滞你的灵活，妨碍你作出理性上最有利自己的抉择，并招致不必要的风险。在菲利普·马洛初登板的《大眠》书中，那名靠石油累积了四百万美元家产的雇主询问他算不算个诚实的私家侦探时，马洛的回答是：“诚实得很痛苦。”这我们都很容易听懂而且自身不乏生命经验，你不会不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每天二十四小时讲百分之百不打折的实话，没有人能这样而且还活着，于是问题便不在诚不诚实这两端，而在于量变累积成质变那一点何在？你可以忍着不说多少实话、并容许自己“必要”时讲出多少以及什么程度的谎言，你依然可以不愧不怍的相信自己仍是一个诚实的人？而诚实，不过是这组琳琅瓷器的其中一样而已。

我个人一直不信任马基雅维利，不是因为他太世故，而是因为他太天真，那种读书人第一次看见现实残酷世界以为大家都不知道的天真。谁不知道价值信念不仅不常得胜而且往往因此才一败涂地呢？马基雅维利对复杂人性的理解只抵达第一层，以为人对自己的行动可操控自如，像电灯开关一样要亮就亮要暗就暗，可以在第一秒当个必要的恶人在下一秒再回头当个称职的义人，人心没有这样的弹性和自由，正如我们身体绝大部分的生物构造是不随意的、不任由我们意志指挥的一样，你何时指挥过自己的胃和肠要它们工作？命令你肝脏的肿瘤自行消失？

我们有时不愿违背价值信念，不是因为它太强大太宰制让我们身不由己，往往是我们意识到它太脆弱、禁不起我们太大太暴烈的动作。

米兰·昆德拉在谈弗朗西斯·培根的精彩无匹短文中以这一串询问向我们揭示：“一个个体可以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自己？一个被爱的生命体可以歪斜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一个被爱的生命体？一张可亲的脸在疾病里、在疯狂里、在仇恨里、在死亡里渐行渐远，这张脸依然可辨吗？‘我’不再是‘我’的边界在哪里？”

因此，我们而今动辄断言英雄并不存在，极可能是事实而不是感伤，我们可放心称之为英雄的人物和真实的世界可能是昆德拉所说“两个明显无从和解的东西”。这倒不是说真实的英雄是三角形的第四个边或正直诚实的律师那样纯虚构的东西，毋宁比较像一朵开放在高枝上的花，你用力纵跳起来有机会片刻的触及到它，但你无法一直停格在那个片刻里，除非死亡正好在那一刹那温柔的叫停时间，或我们把它移植到人造的、有暂停装置还能反复重来的世界里，诗歌、绘画、音乐、传说故事以及电视电影等等，否则它就只能以碎片的形式存在并闪逝，我们的失望不在于我们没见过它，而是万有引力那样的现实大地会马上将它拉扯回去，让它形容狐疑难识，让它不足以信任。这使我想起很久以前迈克尔·乔丹的飞翔灌篮经验之语宛如一则历史隐喻：“最难的不是怎么飞起来，而是如何保持平衡的安然着陆。”

人的思维不喜欢停在暧昧不明的中间地带（所以但丁把这样无解如流砂之地置放成地狱的第一层，永恒疑惑之乡），它总是忍不住往两端跑；但我们的身体反倒只能生活在这中间地带，一端太亮太热会把所有具体的东西融化消失，另一端则太阴湿太冷而且永夜无光，我们也许还能撑一阵子，但忧郁症会先来，沮丧和绝望成了这里惟一会持续生长的东西，在这里，死亡只是极有限的、但折磨的被延迟而已——真的，要怀疑、要说出绝望的话语、要拆毁一切信念价值如今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你甚至不必真有所感真的认真想过或有足够分量的悲痛经验，事实上你还有余裕同时照顾到自己的语气和姿态，让自己说来很快意很潇洒或欲说还休；但要安然居住在你描述的这样一个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的世界却是不堪忍受的，我会说这几乎是生物性的，我们会需要一点明亮的东西，一些热度，一些干爽清洁，其重要性仅次于食物和饮水。

比较难说也难取信于人的话是——我见过，我信，我记得……

事实上，翁贝托·艾柯还好心的进一步告诉我们，如何跟这些我们见过、相信、记得的碎片相处，他提出的建言是“拥有”和“保存”，我拥有，我保存——这清晰写在他最好的小说《玫瑰的名字》最后头，面对图书馆废墟，面对昔日那场大火劫毁的碎片世界，连他睿智的导师威廉修士都不在了，见习僧阿德索一人耐心的捡拾收集它们，而且更耐心的用一辈子的时间收藏、辨认、重组、解读它们，往往还能从只剩只字词组的残破羊皮纸认出它们原来完好的样子。“拥有并保存吧。”阿德索把这个内心声音，说是“上天对我说的明显信息”。

基本上，钱德勒一生只写菲利普·马洛这名侦探，但我们来看这段文字，这个飞散得稍远的碎片，我们很容易认出来它仍是完整菲利普·马洛的一部分。这段文字稍长，但极可能是他自己为马洛所做最重要的诠释，因此知道钱德勒和马洛的人可能都读过，这没关系，可以再读一遍，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只一次两次是不够的，不是这样吗？

“这不是个芳香的世界，但的确是你居住的世界，有些铁石心肠、头脑冷静、能够跳脱的作家可以根据这些构想写出非常有趣、甚至令人发笑的模式。人被杀死并不可笑，可是如果他为了芝麻小事被杀，那就确实可笑。他的死应该是我们所谓的文明的脚注，这一切都还不足够。”

“任何被称为艺术的东西都有一种救赎的质量。如果是高形式的悲剧，可能是纯悲剧，可以有悲悯和反讽，可以有强者嘈闹的笑声。但在这些凶恶的街道行事，一个人并非天性凶恶，既未被污染也不害怕。这类故事的侦探必须是这种人。他是英雄，是一切。他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普通的人，然而是个不凡的人。他必须是——套句老掉牙的话——有荣誉感的人。他的荣誉感是出自直觉，出自必然，无须思考，无须言语。他必须是他的世界里最好的人，好得可以踏入每个世界。我不太在乎他的私生活；他不是太监也不是色狼；我想他可能勾引女公爵，不过我相信他不会玷污处女；如果他对一件事有荣誉感，对所有事情也一样。”

“他相当穷，否则他不会是个侦探。他是个普通人，否则无法和普通人相处。他知道分寸，否则无法胜任他的工作。他不会不诚实的收取任何人的金钱和忍受任何人的侮辱而不求公平的报复。他是个寂寞的人，他的骄傲就是你把他当作值得骄傲的人看待，否则就很遗憾认识他。他说像他年纪的人该说的话——也就是有些粗鲁机智，丑陋活泼，讨厌虚伪，轻视琐碎。”

“故事是这个人寻找隐藏的真实的历险过程。如果一个人不适合冒险就没有冒险可言。他的经历广泛足以叫你震惊，但那是他的权利，因为那是属于他生活的世界。如果有足够的人像他，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个很安全的地方，不会变成太无趣不值得居住。”

我自身的经验和我所知道的是，如今每个读了这段文字的人都不禁有某种久违了的动容，但同时有点失望和意犹未尽。然而仔细想想这很正常，因为这仍是用碎片堪堪黏起来的英雄人形，满是裂痕，每句话都试探但踌躅，都一面在找寻最适当的刹车点。如今，全世界最不可能的任务之一便是，堂皇的、武断的、边角切得利利落落的描述一个全然正面的东西，不包覆“然而”“但是”“极可能”“基本上”“某种程度而言”诸如此类的海绵质料保丽龙质料文字衬垫。我们的文字语言已变得又干又硬又脆，感染了怀疑的病毒，这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病毒系来自我们自己内心，就像伊波拉病毒在刚果黑森林沉睡百万年被我们叫醒出来肆虐一样。

钱德勒所说的“还不足够”，指的是他推崇无比的达希尔·哈米特，这个早他半步让这组廉价黑街小说脱胎换骨的人。钱德勒曾经这么说哈米特：“哈米特最初（几乎、直到最后都是）为拥有尖锐积极生活态度的人而写。他们不怕事情丑陋的一面，他们就生活在里面。暴力不会令他们迷惘，因为就在他们居住的街头。哈米特把谋杀交到那些有理由犯下罪行的人手里，不只是提供一具尸体而已。”用我们刚刚的话来说是，哈米特是先把英雄引入到和英雄不相容真实世界的人，但硬颈的哈米特有较古老的坚持，他要他的英雄得胜，而且是干净漂亮不打折不留余地的得胜，更不能在获胜过程中暴现自身的弱点，因此哈米特的英雄只能更快更轻更机智，用最坚固的盔甲把自己身上最柔软的部位给挡起来不被人发现，最好能割除它一了百了，就像《血腥的收获》里那位把黑白两道恶棍一个不留玩于股掌的无名探员自己说的“已长成了一身硬皮”，没眼泪，没悲悯（“他和上帝不同，上帝会悲悯”），没情感，没道德禁令，不要信念；另一方面是，一个单枪匹马的人要合理的击败一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不能太大太强，它得是有限的，而且是具体的，用拳头打到会痛会呻吟倒地不起，用子弹击中会流血会毙命，也就是说，它不能是真的是一整个世界，只能是一些代表性或者作为隐喻的所谓坏人而已。

你如何用枪瞄准一个乱世？宰掉一个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黑暗时代”？

由此，我们回头再来检查钱德勒对英雄具象但语焉不详的这番描述，很容易发现，他更想指出来的不是这样一个人的攻击锐力，而是他顽固防御不松手的东西；不是此人的坚硬，而是那些最柔软最不确定到令人提心吊胆的部分，“救赎”、“完整的人”、“不凡”、“荣誉感”、“最好的人”、“贫穷”、“寂寞”、“诚实”、“骄傲”云云，因此，钱德勒式的刚强比哈米特多了（或说恢复了）好些面向和质量，所谓刚强至少还包含了忍耐、希望、以及人对自身生物性欲望不屈不挠日复一日的抵御。你也可以说，哈米特把英雄引进到现实世界，但钱德勒原本想的只是个好人，但他发现了一个不得已的事实，那就是他直言告诉我们的，“你要做个好人，得先是个英雄。”我个人最近听闻的最好实例发生在台北县淡水镇，淡水，就跟台湾其他地方一样，有诸多被遗弃被驱赶而且动辄被伤害连自生自灭都不可得的流浪猫，也有一些愿意花钱、花时间、花心思还花感情（其中最困难的部分）喂食它们并保护它们的好人，定点定时，风雨无阻而且愈风雨愈非出门不可，很简单，只因为愈是恶劣湿冷的天气，猫愈迫切需要食物和热量，而且它们来一趟远比人艰难，它们没雨伞雨衣没厚重的御寒外套不是吗？这不是个芳香的世界的确如钱德勒所言，淡水好人中有一名最高壮的男子还因此每天练身体练肌肉，原因无他，因为他得负责吵架，负责冲突，负责挡在前头吓退那些源源不绝来挑衅、来恶言相向的自私冷血人们。（你很难想像有多少这样的恶人，也很难想像人在面对自己完全可宰制的弱者时可以坏到什么地步，事实上，人面对流浪猫永远比面对流浪汉加倍的、肆无忌惮的残酷，昆德拉告诉我们：“面对一个同类，人永远无法自由自在的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限制着另一个人的自由。面对一只动物，人就是自己。他的残酷是自由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一种永恒的深处背景，那是不会离弃人类存在的一面镜子[丑陋的镜子]。”）是的，这名热血的淡水男子没要找架打没要时时伺机攻击世界，他只是想喂猫而已；他也无意要比谁更强更大，他只是想听从并保卫自己柔软的、初衷的心而已。我还听说，他的正职是在地的一名美术老师。他和流浪猫的最初相遇，是否来自于某一次的风景写生？是否因为他不意看到了远远一只打盹的猫进入到他想画的空阔淡水海天里来，觉得那样的画面更好？

没办法，你想当个好人，就先得是个英雄不可。

《大眠》是钱德勒的第一个马洛长篇，出版于一九三九年世界大战的日子。The Big Sleep，死亡以一种更亘古、更舒适也更一了百了如暮色降临的样态被说出来、被理解。一八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生的钱德勒当时已五十一岁了，正正好是此时此刻我的年纪，换句话说，蛮老了，尤其作为才出版第一本书的写作者而言，也因此，被设定为三十三岁的私家侦探马洛，我们看，钱德勒此刻写他已非常有把握了。我们隐隐察觉到马洛有一种质地真实的世故，仿佛他知道的远比他所说的和所想的要多；他的无惧不是因为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全然无知，毋宁更像是充分预见并且知道最糟糕的结果大致会是如何，有某种不求奢望的镇定和安详。五十一岁的书写者钱德勒安抚着、指引着三十三岁的菲利普·马洛，马洛的眼前凶险，对钱德勒而言是记忆。

然而钱德勒的书写不真正从《大眠》开始，甚至不从马洛这个人开始。事情要再往前推六年，一九三三年当时才由石油公司离职、游手找寻下一个生命落点的钱德勒，被某一本推理小说弄出一肚子无名火又无从发泄（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类似的阅读经验），他想大声告诉所有人杀人不是这么回事，真实的世界不是这么回事，就因为这一口气，他熬夜在旅馆写下了他生平的第一篇小说，可能就是稍后发表于彼时廉价杂志《黑面具》的短篇《勒索者不开枪》。

我们要说的正是这“前大眠”的跌跌撞撞有趣六年，有点像乱枪打鸟的六年，体例上都是短篇小说，主人翁有时是马洛（《检方证人》，1934；《金鱼》，1936；《红风》，1938），但更多时候不是马洛，我们从日后收辑成The Simple Art of Murder的短篇小说集可看到，钱德勒尝试让他或更年轻、或更有钱、或更欢快、或各种可能身份甚至根本没私家侦探。比方一九三九年正倒数计时时刻的《恼人的珍珠》，主人翁便是一名大学时打美式足球绊锋、不愁吃不愁穿穷极无聊的公子哥儿，只因为女友两句甜言蜜语昏了头而去调查一宗家庭失窃案，幻觉自己是中世纪骑士要仗义替老太太（女友的雇主）找回那一串往日情怀旧爱回忆的珍珠项链，除了当场挨两记重拳应声倒地那一段，这是距离马洛最遥远的马洛小说，惟我们一路含笑（阅读钱德勒小说不大可能出现的表情）看下去，最终发现他又回来了，故事的最终处置仍是马洛式的，正义不只是破案缉凶把坏人痛打一顿而已，正义必须更温暖也更温柔；正义必须更准确更向着人心回答；正义不是倨傲的、排他的、吞噬性的怪物，它在适当时候适当角落适当的程度必须懂得向其他不下于它的价值弯腰低头，奇怪是往往它在委屈自损时才更像正义；正义，最原初是想要世界更好而不是更恶劣更残忍，不是这样子吗？而且我们也发现在缉凶侦探和罪犯之间仍有空间可容纳干净的友谊，生长出在哪里都不易生存的人的真诚，这直接让我们看到了日后（1953）的马洛经典名著《漫长的告别》，不是那种讨人厌的雄性共谋，而是博尔赫斯所说人最精致情感之一的友谊。因此，你当然可以把这段日子没马洛的小说全看成是马洛小说，马洛仍在尝试、仍未安定、仍在织了拆拆了织找寻他最适当模样的马洛小说。

“十月中旬，上午大约十一点钟，没有阳光，山麓的小丘望似雨幕重重。我身着一套粉蓝色西装，暗蓝色衬衫，打领带，胸袋上插着装饰手帕，穿黑皮鞋，和带有暗蓝色绣花图案的黑毛袜。我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刮过胡髭，脑袋清醒，有没有人留意这一切我并不在乎。我具备一个体面的私家侦探该有的所有条件。我正要去采访四百万大洋。”这是六年后马洛在《大眠》一案登场的死样子，当然是自嘲的。稍后我们会知道更多，有些出自于他人的话语，比方说他的眼睛是褐色的，但更多时候，是我们（包括钱德勒自己）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案件直接而且具体的发现他、形成他、确认他，这是个缓慢、耐心但确确实实（确实的东西通常需要时间）的生长过程，为时二十五年（前大眠六年加后大眠十九年），我以前写过一篇菲利普·马洛的短文，把这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纪称之为“在乱世中打造一个高贵的人”。

在一个已没有英雄，但不沮丧仍四下散落着英雄和其他美好东西碎片的该死年代。

我把自己昔日那篇马洛烂文章找回来重读，果然不值一提，惟一仍闪闪发亮的，是文章里我所引述的费里尼话语。费里尼，这位有着最华美想像力、米兰·昆德拉以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到他为止的了不起导演，被问到他喜欢什么时，他果然也以碎片的样式回答：“……九月……奶油杏仁冰淇淋……脚踏车上的漂亮臀部……火车和火车上的便当……空无一人的教堂……以及雷蒙·钱德勒。”

乱世？现在也许应该改成“末世”要好些准确些也现实一些。我们对所谓的乱世有很多种描述方式，依据自己的伤害、自己的希望破灭、自己最在意之人之物的遗落、以及自己不甘心放手的应然世界图像云云。但乱世通常得有比较具体有对象的坏事发生，比方战争、瘟疫、乃至于疯狂残酷败德的统治者，因此这并非我们对人类历史最绝望的判定用词，事实上它更接近某种我们自身生不逢时的荒谬描述，它仍被意识为暂时的、失序的、终会下完雨过去的，麻烦只在于我们究竟撑不撑得到？有多少珍爱的人和物会从此坏去不复返？以及，由于时间的量度不同，所谓历史的偶然、历史的弹指、历史的短暂现象究竟会不会比我们仅有的一生还长？在乱世中，往往人最深澈的痛苦并非死亡，而是你得把自己当个洋葱般不断剥落、不断作出你不愿意到以为不可能的抉择，孟子当年便指出这个，但他很奇怪用鱼和熊掌这两个奢美不急的好东西，来替代“生”（生命）和“义”（价值信念）这两端激烈终极性的抉择，是善用譬喻一辈子的孟先生最失手的一次。事实上，你的抉择会一再发生在两样你以为生命不可或缺、少任一样都可以到生不如死地步的东西，而不只像孟子所说那么干净、那样一次性断裂在生命和价值信念之间而已，这样只须一次也只能一次的二选一相对来说还是容易的，可以带着豪情带着光朗之心如孟子自己大声讲出的“舍生而取义也”；更多时候，人纠结缠绕在价值和价值之间、生命和生命之间（我的命、你的命、无辜他者的命……），同质而且等值，你既无法靠理性来加减乘除运算，也无法靠美学偏好来抉择（我本来就喜欢义超过生命），更要命的是，你于是不管作出什么选择都没有荣光的冠冕，都感觉自己是卑鄙的，都如昆德拉所说察觉自己的歪斜变形、察觉出“我”正一步一步向着不再是“我”的边界而去。像当年纳粹的大灭绝营，要你每一个犹太人社群自己定期交出五十条命来，你选谁？怎么选？就算你慷慨舍了生取了义也只占一个名额而已，还有四十九个不是吗？而且你要不要为下星期下个月可能又来的五十人名单作预备？

当我们把如斯乱世的知觉移往一个没战争、没瘟疫饥馑的晴朗光亮日子，当我们确实的察觉出，这不是特例，而是普通的；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直如此的；不是偶然的，而是世间的某种真相乃至于本质，如同菲利普·马洛在不下雨的加州所思所言，或者也像我们在此时此地衣食无虞的台北市不时袭来的念头（你会虔敬的希望这只是自己心思寥落时刻的幻觉幻听），乱世就成了末世了，一个其实更冰冷更绝望的历史判定之词。它或许不再有明白立即的致命性，不逼迫你作出“要钱还是要命”的当下抉择，你的确可以如小说家冯内古特开玩笑的如此回答用枪抵着你的历史翦径抢匪：“哦，这是个极深刻的问题，我得花点时间仔细思考才能作出回答。”但时间的缓和延迟另一面是，它不再有尽头或者至少我们看不到也不敢相信它一定有尽头，没尽头的纯等待不再是忍耐，只能是忍受，这两者的不同是，前者你还能把自己要保卫的东西化为种子的形式收藏起来，后者则让这样的行为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对人心更具腐蚀性。

以下的话说起来吊诡而且像绕口令，但可能是真的——一个不幸的乱世，是英雄迭起、事后总会有几个大名字、几座铜像留下来的年代，但其实人在其间不见得需要特殊的英勇，尤其无须主动的英勇，你可以像个英雄选择情热的对抗，也可以不像个英雄选择睿智的逃走（比齐鲁的孔孟更处于杀戮乱世之地的老庄便劝我们这样）；换句话说，你可以跟它拼力气，也可以跟它赌时间。你不必刻意的找寻行动，是因为通常历史自己会找上你，会逼迫你行动乃至于逼迫你成为英雄，人类历史上数不清有多少理应只是流氓、只是骗子、只是神经病、只是庸碌乏味之辈的人因此莫名其妙都成了英雄，像中国汉代班家最不长进也最坏的一个班超便是如此，遑论希腊的丧心病狂阿喀琉斯。然而，在一个看似无风无雨的冰冷末世里，没有英雄这一职位，却严苛的要求你非主动是个英雄不可，一方面时间只流走不改道，在这么一个不会雨季结束、洪水退走、挨过去就是你的无尽头世界，你非放进一些特殊的、不一样的、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想像力可以复活的东西不可，至少得试着让直线的时间扭曲弯折，有机会转变成为人的盟友，如此，希望这一个美丽的词才得以恢复它原来的意思；另一方面，你自己一定也需要这样的道德体操，价值信念只收存在内心里一样会发霉变质萎顿，你还是得说出它来，大声为它辩护，甚至实践，你必须有更长时间的打算不可。

所以博尔赫斯愈到晚年愈强调书写中的英勇特质，即使只是一个状似安静不惊扰世界的书写，的确都包含着一个“寻求隐藏真实的历险过程”，但凡你要好好说出足够分量诚实，或是足够分量深刻美好的话，每一个够格的书写者都心头雪亮自我斟酌过，你无法避免对眼前的世界有所冒犯，如萨义德长挂口中的，你得对抗流俗，对抗习焉不察的时尚和成见，对抗人们的漫不经心，对抗人们遍在的懒怠和假充世故的胡言乱语，对抗建构在这些上头的所有利益，以及对抗人们的失忆云云。博尔赫斯晚年，因为家族基因的缘故日落般两眼俱盲，且早已不理会阿根廷几乎一无宁日的现实（博尔赫斯总是淡淡一句“我那最不幸的国家”），甚至不读当代的作品，只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和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书相处。他一直是个最谦逊的人，总是老绅士般温和的、带着商量的说话，但稍稍读懂他作品的人都至少看得出来，他的确是个最英勇的思维者，他的书写总开向全无人迹之地而且绝不停留，跟整个眼前的世界背向踽踽而行，他状似天真的话语其实是他寸步不让坚持的一种极其柔美精纯形式，摊开他一生八十年的经历，你以为这样的人会天真未凿吗？萨瓦托称他“作家的作家”是至高的赞语也是准确的不祥之言，意谓着一般人并不容易知道他的价值，博尔赫斯也果然为期十年二十年的被人遗忘，他今天我个人以为仍远远不够的普世声名，系来自那些为数不多的人英勇不懈的反复讲出由衷之言，但根本上还是个奇迹。

是的，在我们价值信念的万神殿中，英勇很特别的有两个角色——它既是被守护的珍贵之物，也同时是个守护的卫士，负责保护其他诸神、保护其他所有的好东西。

在末世中打造一个高贵的人，我以为最深澈的困难还不是这些，不是怕冒犯世界的种种凶险，不是怕被当神经病被遗忘，而是这个世界真值得你这样吗？眼前这些人真值得你这样吗？一个被爱的生命体可以歪斜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一个被爱的生命体？一张可亲的脸在疾病里、在疯狂里、在仇恨里、在死亡里渐行渐远，这张脸依然可辨吗？——此时此刻，我心中闪着一张一张真实的脸、一个一个我认得的、知道的、认真相待过真心期待过的人，我想，昆德拉说这话时也是这样。

文学书写处理具体的、单一的人，而不处理集体的、概念的人，最简单的技艺性理由是，集体的、概念的人只是统计数字（斯大林难得的睿智之言，可能是他的专业经验），甚至只是幻觉（博尔赫斯），它鬼影子般黏附不了任何真实的东西；稍稍深沉的言志理由是，集体的、概念的人只能是公约数，而且还是受制于集体现象再损折、再往下、更体现放大人们一切坏毛病的恶质公约数，它只让书写者灰心沮丧。书写者要保持对人的信心和希望，只能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某些个人，某些还值得一看值得探究的个人，不论他是否特例，不论他是否偶然，有这么一点点《圣经》耶和华的味道，只要这个城里还能找出五名十名义人，我就应允不用天火击毁它。

然而，如果这些仅有的、具体的人仍禁不起注视怎么办？他们总是一个两个三个就在你眼前变形、毁坏、消融，不再可亲不再值得被爱，宿命一样——这多年来，我近取乎身的从朱天心的小说书写找到慰藉脱困的方法。我一直注意到朱天心的小说人物有一种“类化”的倾向，不是那个人，而是在某种处境下的某种人，会在人物逼近具体成形的前一步忽然刹住车，转头逆向行驶回归到普遍层面来，但这不是公约数的概念化，而是她所相信人合理的、应得的摸样。黄锦树曾称之为“一篇小说写完一种类型的惊人企图”，但我逐渐发现原来她先我一步是不得已的，朱天心比我更意识到时间的无坚不摧力量和人的相对脆弱不堪，你只能让人保持在他“应然”的样子才能抵住时间，让他不在疾病里、在疯狂里、在仇恨里、在死亡里渐行渐远——

在末世中，保持思索一个又一个人理应如此的可亲样貌。

这里，抄一段弗吉尼亚·伍尔芙讲诗人雪莱的话：“但同时又如佩克教授强调的那样，雪莱虽然不爱这个哈丽特或那个玛丽，但却爱着人类，这一点千真万确。和大自然神圣的美一样，人类的悲惨境遇总是在他心头热烈且持久的燃烧。他比任何人都更热爱行云、大山和河流，但在山脚他总能看见一间坍塌的村舍；罪犯正戴着镣铐，在圣彼得广场的人行道上锄草；可爱的泰晤士河畔，一位老妇人正因患疟疾而颤抖。这时他就会将自己的写作扔到一旁，遣开他的梦想，步履艰难的去给穷人送汤喂药。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领养老金者和门客必然聚集到他的周遭。被遗弃的妇女、别人家的小孩他要管……最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竟也是最实际的人。”

今天，我们得进一步把话倒过来说才更符合如今的真相——只有最世故、最实际的人，可能才得以保住那一点质地精纯的天真之情，正如列维-斯特劳斯讲他自己，说也许真正彻底到不留侥幸余地的悲观主义，你才能由此孕生出温和的乐观精神；也一如我们在马洛身上看到的，也许只有彻彻底底相信人类世界不再能生产英雄，我们才可能对人的英勇有着脚踏实地的理解、祈求，以及，宽容。

主播

近年来最受欢迎的电视影集当然是CSI科学办案，兵分三路，我自己一路看下来，最好的仍然是赌城拉斯维加斯夜班的这一组人，很可惜死的死逃的逃，最好的那一批人已离散，最幸福的时光也已随黑人华瑞克的死去不复返（当然，现实的理由可能是饰演华瑞克的该演员惹祸不断，包括藏大麻、动手修理狗仔记者云云，依我个人的看法，其实都是挺正面该被褒奖加薪的事不是吗？），如今新人新政，接下来如何仍在未定之天。

最决定性的一击仍属组长葛瑞森的毅然追随满心伤痕的莎拉而去，去了某个满地是昆虫（葛瑞森最爱的东西）的丛林。这位已现老态且不稍掩饰、走起路来大屁股一顿一顿的组长，就电视影集的规格限制而言，已近乎神迹的呈现他这样“一种”人的绝佳模样，品质非常高，包括他对科学真诚且兴味盎然的专注，但更难的毋庸是他并不因此是个科学疯子不是那种讨人厌的科学法西斯主义者，我们仍不时会从他口中听到科学而外科学力有未逮的丰硕话语，不因为这些话语可能引述自莎士比亚但丁神曲或某一则希腊神话显得更有学问而已，而是很正确的揭示出来，真正好奇的是人而不是“科学”，真正对真理是非有着坚持之心的也只能是人自身，而一种质地精纯的真诚不会限缩于某一个特殊领域某一门行业，它是人更本质性的东西。当然，每个人仍得有他的现实选择，像葛瑞森选了科学鉴识，每个人有他认定或鬼使神差“自己最主要做着的那件事”，有他的专业技艺所在构成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人在世间的位置”，这是积极的，但话说回来也仍然是不得已的，就像物理学告诉我们的，你终究无法同时存在这里又存在那里，你不得不依循对你而言最有效的某道路径去追索真理（或仅仅只能是真相）去实践好奇，但在此同时你也该心知肚明自己放弃了其他的可能途径，文学的路、音乐的路云云，如同博尔赫斯所说“我不得不躲入到无知的洞窟里去”（博尔赫斯举例说他学不会骑脚踏车、永远弄不懂汽车的构造，这有点气人）。这种好的无知保护着人的本来模样及其初心，让人置身在某个僵硬多限制的专业领域里仍能维持柔软的海绵样态，不被轻易定型，仍可以复杂的多样的吸收，仍不时对更丰饶的外头世界探头探脑并且偶尔渗透逃逸出去。

我自己对老葛最怀念的演出之一，是他某回一个人出差到某个山区小镇去，追索一宗后来证明是断背山式的同志杀人案件。我自己生长于传统价值统治年代的保守小城，回忆我那一两个不得不结婚但一再拖延挣扎的童年好友，知道最悲伤的同志故事总是发生（或说永远无法发生）在这样小而封闭而透明的地方。这是个每一步都让人迟疑该不该破案的案子，老葛也果然遭到一连串的阻拦，包括他的鉴识工具第一天就整箱不翼而飞，但老葛二话不说转头进了小镇的杂货店五金行，胶带婴儿爽身粉玻璃电池还有一堆我们不知道原来还可以这么用的家庭用品，大侠一般。科学依然大获全胜，惟老葛赢得毫无得色，一人去一人回，感觉他回家时更步履迟重。

东岸纽约那批人也中规中矩，人亲切温暖，以牺牲一部分个性和深度为其代价。纽约最好的我以为是罪案的多样性，有太多只有在这座世纪大城才能发生才能成立的千奇百怪受害者和犯罪者，像康尼岛沙滩上卷曲死在小箱子里、马戏团表演软骨功的罗密欧型男子，像称为“地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永远在暗无天日地底几十公尺处卖劳力、自成一套返祖性奖惩律法的工人团体，还有那个化为白骨躺铁轨旁、骨头积满地铁埃尘的异乡少年，麦克·泰勒一干人查出来谁杀了他，知道了他在哪里打零工，还复原了他的容貌，但永远不知道他的姓名、不知道他来自哪里，他遗留下来那本画满纽约街景一角的素描本无法成为科学线索，只记录着一个举目无亲、淹没于千万人群的少年，曾经呆坐在哪里，看着什么，寂寞得令人掉泪，如同我自己最喜欢的那几句歌词——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姓，我们每个人都难逃一死，所以，远遁吧黑夜，沉落吧星辰……

至于，唉，迈阿密，这个加勒比温暖海风吹拂的该死城市究竟是遭到什么诅咒？这组人怎么好意思这样？

几季之前，迈阿密曾死过一名核心组员史毕，在警匪驳火中因卡弹无法击发而殉职，我愈想愈觉得这是一切的关键，是一则预言乃至于宣告，从此大江奔流而去一发不收——史毕是一名长得粗粗的中年男子，不修边幅不爱干净，之所以卡弹而死正因为他邋遢到连佩枪都不保养不清理，表面上好像这样没错，但日后证明，这正是其下场方式及隐喻，他真正死因是因为他的容貌先天失调而且后天又不补救，他死于不是俊男美女，非死不可。

我们这么说应该很接近事实——如今的迈阿密CSI已又进入到另一个更让人瞠目结舌的全新纪元，如果不是俊男美女，之前是你绝对无法成为固定班底的犯罪调查成员，最近这两季你就连成为罪犯和尸体的资格都没了，你不够帅不够美，怎么好意思在迈阿密杀人或者被杀呢？或我们更正确更公平的说，也许你依然可以在此地当一名杀人凶手或一具尸体，但可别指望有人肯理你，更休想要这组假装是科学工作者的恋爱中男男女女前来调查，你在初选预赛阶段就已经被刷掉了。

今夕何夕兮骞舟中流，今夕何夕兮得与王子同舟……本来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本来，我们这么说，真正美丽的事物不会是单调的一成不变的，它总带着某种惊异、某种不可置信而来；真正美丽的事物不会只集中在人的脸、人的身材和年纪这几处窄迫的地方，它宽广而且富想像力。当然，美丽的事物也可以是安详稳重的样貌乃至于看似亘古如此，比方一片星空或一座教堂、一块据说出自崔浩之手的浑厚北魏石碑，但它总同时是流动的变化的光影交错的，如本雅明说的轻纱引风；真正美丽事物的深沉核心里，永远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准确性，一种“恰恰好”如是，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对的书写者创造者对的姿态样貌，以及眼前正正好站在这里看到的你，必须如此的一样都不缺全数到齐来之不易啊，你敢于寄望此生此世它还会再发生一次吗？这种卡尔维诺所说人回忆过去油然而生的危险之感（“世界差一点就不成其为世界，你差一点做不成你自己。”），同时揭示了它眼前的脆弱，让佩特拉神庙和春花朝露在我们心里成为同样捉摸不定的东西，同样在我们发现它的那一刹那开始就已离我们而去。

现实里，本来事情起码是这样子的——在总是由俊男美女统治的电视影集世界中，拉斯维加斯这组老小黑白胖瘦不等的组员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原本依循的就不是这套外貌加恋爱的乏味公式，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把CSI影集的成功，看成是对这套肥皂公式的（暂时）叛离，或至少是某种解毒剂，反应出我们对那些会走路会说话充气娃娃的不耐烦。此事最少可追溯到之前康薇尔女法医系列小说的大卖，人残破的、腐烂的、冒着恶心黏稠恶气的尸体有什么好看的？极其少数有恋尸癖的人并不足以解释这个现象，更加构不成其必要的经济规模；真正吸引着我们的当然不是尸体，事实上很多人会在尸体特写、尤其是解剖台上法医展示并分析被害人胃中残留物那一画面时赶紧闭上眼别过脸去，我们肯忍受这个，为的是尸体背后的东西，某种真相，某个信而有征被遗忘被掩埋的事实，以及更重要的，这个步步为营有条不紊的发现揭示过程，连同此一过程的知识、技艺以及各种工具配备。也就是说，尸体毋庸只是一座长相不佳而且令人提心吊胆的吊桥，过去我们还没建造这座桥，人们期盼亡灵说出死亡埋没的奥秘，只能通过歌德所言“夜间的神秘飞翔”（朱天心告诉我这同时也是个香水的名字，真是厉害），像奥德赛或但丁那样，但今天，我们有某些人确确实实习得一小部分的亡者语言了，懂得怎么听它，并愿意好心翻译给我们知道。

这也正是拉斯维加斯和迈阿密的另一个再显著不过的不同所在。拉斯维加斯是个说服力十足的老法医，跛脚、须发俱白，年轻时显然经历了六〇年代的青春狂飙岁月，鲍勃·迪伦、琼·贝兹等等，还保留对昔日老摇滚的热爱，会在阴冷的解剖室里听这些心热的歌，甚至把拐杖当吉他跳将起来，他也一样有着解剖学而外丰硕的死亡知识，他跟葛瑞森两名电视人瑞（就电视屏幕所显现的人类平均年龄来计算）在解剖室的你一言我一语对话，一直是L.V.CSI的最佳画面之一，有一回这两个同世代的老家伙还把验尸报告用摇滚对唱出来，乐得，像两个老顽童；迈阿密原来那个当了妈妈但风韵犹存的黑人女法医还勉强可以，尤其是她面对每一具年轻尸体那种近乎恋尸癖的关爱难舍之情（“宝贝你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但她辞职回家后，补上来的果不其然又是个美少女，年纪陡降不说，衣服布料也依同比例缩减，执业动作优美但生疏，毋宁更像捏着手指头对镜打扮装假睫毛什么的。我女儿是个性急之人，总偷鸡在网络上和美国在地观众同步收视，她给我看一张照片，说下一季迈阿密法医又换人了，照片里是一名打赤膊一身精肉的耍帅年轻男子，这回索性全脱了，不晓得一名好好的法医为什么会在解剖台前拍这样不看镜头的自恋照片，只能说是诗的手法，如同那个著名的说法：“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的相遇。”

这一定是个很热的城市吧，而且证实地球不断在暖化，人行为的异常正是浩劫内容的一部分。

其实科学本身就是迷人的，拍CSI的人理应比我们更相信这个才是。科学有一种精确的、安定的秩序之美，这本来就是神奇的，让我们得以沉静无惧的面对紊乱不堪的世界。很多人如此真心实言的浩叹过，从达·芬奇到卡尔维诺，仔细回忆一下的话，极可能也包括曾经这样的我们自己（有人发生在学校的第一堂化学实验课，有人发生于第一次有机会用显微镜看一只用鞭毛不断转动的美丽草履虫，有人则是两手冷得发抖、拿着刚得到的天文星座图比对冬天的夜空宇宙，等等）。卡尔维诺用水晶的晶莹透明和完美棱角来说它，“水晶的刻面精确，得以折射光线，是完美的模型，我一向珍惜有加，当做象征，因为我们知道水晶的生成与成长的某些特质类似最原始生物的某些特性，形成矿物界和生物之间的一道桥梁”。它把最巨大的空间最辽穹的时间拉到我们伸手可及之处，成为我们生命经历的一部分构成，和我们自身的存在取得坚实的联系，人寂寞但并不感觉孤立，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英勇之情和平等，让自己扩而大之的一种极其舒适充满自信的平等。很可惜科学真的太过干净太自限了，对我们所在这一“木头纹理的世界”（爱因斯坦说的）有太多力有未逮的存而不论之处，否则人终身浸泡在那样井然明亮的天地里，可以日复一日的沉着工作，真令人羡慕，一定会少掉很多飘忽不定的烦恼，我自己会很后悔没有选择它终老于斯。

我们这么说并非质疑上帝，讨论人的聪明才智和人的容貌是否存在某种亲和或背反的关系；我们宁可相信他既不公正（分配式的给予某甲智慧、给予某乙美丽），也不偏袒（把智慧和美丽全集中在同一人身上），他只是无序随机，或者压根不存在而已。我们这么说是基于确确实实的生命经验，是一种现实，我们自反而缩，察觉出来自身受限于物理性存在的无可奈何真相，你人在这里，就没办法同时在那里，你选择了当人类学者，就很难同时是一名顶尖的、或至少够好可跟自己这一生交代得过去的乐团指挥，你不得不松手放开那些已成多余但仍极富竞争力、但愿还有下一轮人生可实践的才华和向往，让它们停止下来，成为某种乐趣、某种你偷时间跟它欢快相聚的好东西；晚年的列维-斯特劳斯这个似曾相识的感慨（没成为乐团指挥），其实也是我们人皆有之的烦恼，我们都知道自己有过其他的机会和可能，总有多多少少的未竟之志，成为另一个人或娶另外一个人云云，也许正因为永远无法证实，没装填实践过程中的种种挫败、磨损、妥协和事后的不过尔尔之感，更没成败的负担，它们得以一直保存着最原初的干干净净样貌，以及那一刻我们自己内心的悸动之感。

纽约的组长麦克·泰勒，每星期三晚上固定到某一家爵士酒吧去，上台客串吉他手，当然是业余的。发现此一秘密的是当时才补进来的新组员蒙大拿，一个很朴素的、圆圆的农家姑娘。

在如此无奈得作出选择的现实之中，最现实的永远是时间，有着恶魔之名的难缠时间——时间不仅要求长度，还得计较其密度和强度。一般而言，长度比较容易被意识到也比较好表现，我们如今活在一个专业不断分割并深化的世界，每一门专业都是过往人们发明和经验的总体不断累积，这形成了一道又一道愈来愈长、以有涯逐无涯的路，再没办法单靠人的聪明来一大步到达，事实上，专业工作的第一阶段通常不真正是工作，而是学习，动辄五年十年如是。因此，很多够水平的专业工作者无法太年轻，否则就很不像了不是吗？缺德的小说家钱锺书曾写过一名愤怒的、浑身长角如刺猬的年轻人，从此人分批的自述中，他干过三年整整的码头工人，上山打游击又三年，到哪个农村自耕自食再一个三年，转头进了哪个学校做个研究还是三年，洋洋洒洒十几二十种人生经历，反正你谈到什么他都亲身干过三年都有一肚子心得意见，但钱锺书写道，才二十几岁他年纪太轻，资历太多太长，“装不进去”，因此在关键性的时间衔接上遂只能含糊其词。

比较难但真正让人观之动容如杜甫“观者如山色沮丧”的其实是时间的强度密度这部分，它当然是看不见的，只能通过人的专注如矢、人的沉静于手中工作、人熟稔准确到成为优美如流水如行云的操持动作中感受出来。这样的准确不分神，与其说是心志的、眼神的、表情的，不如说是在身躯、在肌肉乃至于最末端的指掌之中；不只是精神的，还是生理的物质的。我自己是个写不好字的人，诸多笔法的转折变化有着心知其意但一写下去就撞墙的障碍，便只有一种时刻你能履险如夷的通过，简单自然到几乎不费力，那就是在刚临完比方石门铭、比方颜真卿褚遂良米南宫之后，然而这样美好自得如大书家附体的时刻远比花开花谢还短，你一边继续写着一边就知道它正从你指尖逸去。这是一种极其奇妙的记忆，短暂但具体的只存留于臂腕指掌之间，你感觉出它的每一回来来去去都只能微量的保留一点点，或说改变你的身体肌肉一点点，微量到通常不可察觉（只在你感受能见度最好最晴朗的片刻），如同物理学者说每天每时有数不清的中微子穿透过我们身体，只偶有一两类恰恰好卡在骨骼关节处留下来一样。所以，这种你一看就知道是对的、是淋漓酣畅的动作，并非一定得是很激烈的很大幅度的，并不见得非是盛唐当年挥舞剑器的公孙大娘，或网球场上乘胜追击、飞起来一样（我女儿谢海盟的素朴形容）的费德勒，在静静坐着轻挟棋子的羽生善治身上，乃至于一名厨师、一名木匠、一个真正在看书的读者，一样能让我们看到那种仿佛凝聚成一个点、一丝力气也不散失不岔开的集中。小说史上最会写这个的人之一是海明威，卡尔维诺讲海明威小说最好的段落便是人专注在手中的工作里，“把船划好，把鱼钓好”，一次只做一件事，让时间噤声，让世界袖手在一旁等你；百姓有难匍匐救之，如果要救国，那一样要专心把国救好，匍匐（不管是跌跤抑或爬行）只是必要的、或说难以避免的狼狈动作而已，如当年天下尚未靖平、头洗三分之一就湿淋淋冲出来的周公旦，这并非不雅，此时此刻这远比优美自盼的台步、比有型的头发、比还记得要先戴上墨镜更好看不是吗？汉朝末年这样子席地念书的管宁，便看不下去他那名有热闹就凑上前去、假装读书但一心想跻身权势荣华场域当演艺人员的老同学华歆，管宁毅然跟他切断草席一人分一半绝交，我想有很大一部分理由直接是美学的，管宁必定以为老友的这样举止姿态很难看很不雅观，就跟我们天天在电视荧光幕上看到的一样，如果是熟人，你会假装不认识他。

话说回来，如果这样一个把船划好把鱼钓好把国救好的人，同时在容颜上又帅气美丽不是很好吗？年轻时你会喜欢这么想，如武侠小说里的青年侠士侠女，集天地钟秀和世间一切奇遇于一身，就连摔下断崖身中剧毒都有便宜可占，赚到一部秘笈、一柄上古神兵（硬度不足的青铜兵器吗？）、或一位美若天仙却舍己救人的红粉知己。但年纪愈大，你愈来愈无法这样奢想，不是因为几率问题，而是这两者在人性层面以及在社会现实里的扞格问题，不是因为这两者一定不共容（几率上是可能的），而是你逐步知道这过程中的诸多危险，让人看着提心吊胆。

此时此际我自己回头想，如果我的身高当年顺利长到一米八五左右会怎样？这让我想来不寒而栗，是一个天可怜见还好并没发生神迹的梦想——我从小学一路打球上来，先是排球棒球，然后才是篮球。我自知比较占便宜的是手眼和身体的协调性，好一般水平一点点，比较容易上手容易有个样子，麻烦的部分则是太早发生的近视（所以我排球打得比棒球好，小学曾打到县代表队，因为球比较大），以及身高，一下子窜到六百度的近视和很快停在正好一米七〇的身高让我伟大的运动人生戛然止于初中二年级。多年之后我读美国小说家厄普代克的名作《兔子，跑吧》，从第一页就见到了这一美梦成真的可能荒怖样子。小说的第一个场景是午后的街头篮球场，二十六岁的兔子安斯特朗叼着烟穿着双排扣褐色西装走过，安斯特朗身高六英尺三，约一米九，结了婚有了女儿，在当地零售店里负责推销名为“魔力削皮器”的天晓得什么玩意儿厨具。安斯特朗曾是县里的篮球名将，高二那年他创了乙级篮球联赛的得分纪录，高三时又再刷新一次并保持了四年之久，他牢牢记得自己打第一场校际赛就拿了二十三分（23，神奇的质数，日后篮球大神迈克尔·乔丹永久欠番的背号），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个下午他脱了西装下场，把几名不知他何许人的小鬼（“他们并没将他遗忘，而是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他，这比遗忘更令人难堪。”）海扁一顿，回家路上他把一包烟投篮般扔进垃圾桶戒了，同一晚上，他开了那辆有钱老丈人半卖半送他的五五年福特离家，对着地图但半是迷途的开了一整夜车最后折返，是的，兔子跑了——

一米八五，尤其在三四十年前人们身高稍矮的时日，的确有机会让某个人打出不错的、可无怨无悔的篮球人生，但绝对不是我，我还缺的东西多了，包括速度、爆发力、表演欲、牛皮般的求胜意志、不胡思乱想的专注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一米八五只会让我在球场上游魂般多徘徊个五年十年，初中校队高中班队云云，多一串眉飞色舞的回忆，因此，可能日后还变得爱喝酒爱吹牛爱跟人打赌并且每期签运动彩券也说不定，不止人生，连心性都会变。

事实上，在我们那个年代那时候的学校，你如果身高一米八五，球是不可能放过你的，就算你不想打都不行。我初中时同班副班长的黄姓老友，小学时曾是北县金刚队的王牌左投，有一颗幅度很大的下坠球，就因为这样，学校棒球队从第一天就锁定他，体育组长绑匪般要他记大过还是当投手二选一，弄得他父亲天天到学校来解释来吵架来谈判，闹剧持续了整整一学期。老朋友日后念了辅大大传，选择了卖钻石珠宝，人生之路有点怪怪的，但除了年华老去再投不了球了，好险应该过得还不错吧。

所以说一米八五对我会是什么？我想不会错的，在还不自知、想都不晓得该怎么想自己的成长岁月前期，它必定是女妖塞壬歌声般一个甜美到不可能拒绝得了的诱惑，想想，它能让你逃离课堂逃离考试，逃离彼时动辄得咎的所有限制，让你享有特权，让你得到自由外加一堆越界的美梦，更棒的是这一切全部是合法的、被鼓励的、带一身荣光而来的（“兔子了解这种经历。你一步一步往上攀登，最后到达顶峰，大家都为你喝彩；你眉毛上挂着汗珠，视线有点模糊，可四周一片欢腾，让你感觉飘然上升。”）；然后，随着真相逐渐显露（一米八五还是太矮，除了一米八五之外你仍不是那块料……），它会一分一分沉重起来成为负担，成为骚扰，让你很难安静的、从容的发展自己，保有其他的想像，缓缓找出你真正最会做又最想做的那件事，诸多的可能性才刚冒出头来，最需要你耐心跟它相处，但你总又马上被叫回球场去打一场凉掉了的、拖拖拉拉的球，这些可能遂只能萎缩掉跟没发生过一样；最终，等到球完全放弃你了，徘徊不去的反而变成你自己了，它成为某种梦想的废墟，停顿并风化在你伸手可及之处，就像兔子安斯特朗的街边篮球场那样，你总不由自主的会逛回去，但那里只有几个你不认得他他不认得你的小鬼，二十六岁在这里已变成了你来干什么的怪叔叔怪老人了。

五十岁今天，我当然并不确定我是否真正做着自己最想做或最会做的事，命运鬼使神差的确永远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这不由自主成分；但至少，我以为只被身高来决定是很荒唐也是很危险的。

一样，我想人长得太好看，在人人称羡同时必定是很辛苦的，是上天一个不怀好意的祝福，特别是在如今这个铺天盖地猎杀俊男美女的时代。如今，美丽已不只是要件了（你会唱歌而且你必须美丽，你会鉴识凶器上的微量DNA而且你必须美丽云云），美丽还单独成立不必再配备其他任何能力，也就是说，你什么都不必做不必会，你就每天二十四小时在那里美丽就行了。这其实就是今天台湾所谓“名模”的真正定义，她们不是歌手、不是演员、甚至不用走伸展台（台湾没什么时装工业可言），她们就只是自身的存在而已，存在即真理——很抱歉，这让我又忍不住想到钱锺书，《围城》，写方鸿渐从欧陆回国的船上，长日漫漫穷极无聊，他们为那名成天穿着泳装卖弄风情的可敬女士取了个绰号就叫“真理”，因为“真理是赤裸裸的”，但仔细想想这不太对，决定改称呼她“局部的真理”。

然而稍微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事实不可能真是这样，即使再浮夸再看似云端里的行业，都有它具体而且沉重苦涩的真实一面，都得有它日复一日要求的工作，就像卡尔维诺告诉我们的：“我们所选择并珍视的生命中的每一样轻盈事物，不久就会显现出它真实的重量，令人无法承受。”事实上，我以为要让自己一直停留在云端上美丽本身就是最困难最苦涩也最荒芜的一件事，它除了要应付现实里无上无休的窥探、骚扰和侵犯，要抵拒更年轻更美丽同类的无法甩脱追赶之外，你还要对付时间。时间这个我们不可能击败的恶魔，有它程度不一的宽容或严酷，其中它最敌视最没耐心的大概就是美丽了，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你要尽力挽留这位和时间最不共容的美丽女神，你的服侍工作是做不完的，一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如同上了一艘奴隶船”。我曾在从奈良到京都的电车上和一名打扮自己的高校女生对座相望，依我看，她上车前已在家做完一切所能做的了（稍后我才骇然知道这会吃掉她多少时间），而且她还这么年轻，这个年纪的脸自身是会发亮的。然而车过复原起来的千年平城宫迹、车过层层叠叠生长的丰饶太平农家、车过丹波桥（在此接京阪线时我刻意跟着她选同一节车厢、同一相对位置）、车过花瓣如蝴蝶成群停歇的大朵紫阳花藤森神社、车过鸟居蜿蜒上山几公里成朱色透光隧道的伏见稻荷大社、车过昔年幕府军决定性一败新撰组溃散的鸟羽街道、一路到鸭川畔祇园边的四条大站，这整整四十分钟她无暇看任何东西一眼，四十分钟才够她重新整好右边一边的假睫毛而已。这真的是一场壮烈凄绝到令人绝望的美丽战争——

我们同样都是每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可以用的人。由此，我知道了为什么美丽不再只是上天自在的、多出来的恩赐而已，为什么如今美丽会和其他一切才能不兼容起来，为什么美丽会变形虫般逐步吞噬掉人其他的可能。

我猜我也比较清楚了，为什么如今这么多人类历史行之有年的行业，专业技艺会不再讲究不再累积了而且有折返之势，人看起来总是表演的、是假的，如同迈阿密的CSI组员暨所有凶手尸体。

没有这么多俊秀美丽的人可供应怎么办？没关系，后天的努力更重要如一些好心鼓励人的圣哲所言，我自己其实满早就注意到了，如今所谓的俊男美女指的是某一种样子、某一类的装扮和行为举止、某一些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是人一种全新的分类，是可以加入的，只要你还年轻也愿意追随那一整套程序，并且不吝惜时间和金钱。美丽已建构起自身的工业王国并遂行高压统治，而且还一直伸手伸脚到其他专业领域来，它的确有个最动人的优势，在我们这个高速的影像传播时代，那就是人人照眼看得见，不像专业技艺，要看出它的美好你需要多一点点耐心，一点点专注和好奇，以及一点点相关知识和实践经验。如果每个人都只有三分钟证明自己，美丽必然以压倒之姿大获全胜。

自由主义大师钱永祥是我最尊敬的学者之一，英式老绅士的外壳底下仍有昔日那位哲学系少年火热忧烦的心，他曾带着考试意味问我当前台湾自由主义以及民主实践的困境何在，我回答他“电视”，这个把所有人时间切割成三分钟的东西，尤其是台湾天网般罩下来、无线有线不分、每一家庭都上百个频道、已形成人可以每天二十四小时生于斯活于斯老于斯虚拟王国的电视。老钱对我的俚俗答案嗤之以鼻，但我以为自己回答得蛮认真蛮好的。

自由主义最滑溜最暧昧难言，自由主义是最冷最不戏剧性的东西，自由主义没有一言以蔽之的真理和纲领，自由主义得相信时间、相信人耐心的发现讨论与改进不是吗？自由主义是我所知道和三分钟最不兼容的东西，三分钟的自由主义者是个惇论，但这问题我们无法在这里谈下去。二〇〇九年，日本可比万世一系天皇的自民党终于垮台，称之为“政权交代”，开票当晚我人正好在东京大久保甲隆阁小旅馆里跟着看，当然也是通过电视——我留意到大海啸中的一个小小浪花，那就是前一回小泉首相主导提名那一堆“刺客”众议员几乎全军覆没，哪里来哪里去。所谓刺客，指的是非正规军，不是原来的政坛中人，而是一群匕刃一闪般突然刺进来的全新人种，这些没做坏事（或说还没机会做坏事）、甚至人们根本不知其何许人也的新人，得在所谓的三分钟之内抓住选民的目光，这恰恰好可不暴现他们政治认知和才能的空白，他们只需要一个具说服力的资历就好（学者教授、主播、商界新星云云），但首要的共同特质仍不是这个，他们真正的最大公约数其实是俊男美女，对准日本选民长期下来从犬儒到虚无衍生出来的游戏心态。当然，这里所谓年轻的俊男美女是一种宽容的说法，系就当下日本政坛的规格而言，相对于如森喜朗、麻生太郎云云的脸，任谁都年轻美丽不是吗？

然而几年下来证明还是不能这么搞是吧，即便政治已是普世瘟疫般最浮夸不实的行业之一了，看看法国看看意大利就连欧陆那些几百年民主经历的老国家都不见得有抗体，但政治还是有它的起码专业要求，有其最底线不可弃守的正经严肃，仍有它日复一日需要蹲得下去的工作得做。没配合其他能耐，又没意愿逆取但顺守的重新学习，同一脸，同一种表情和声腔，同一套表演，这种乏味的美丽是支撑不了三两年的。

对日本人来说此事也许是一趟新的民主经验，但这些年活在台湾的我们对此却知之甚详——事情根本是从我们这边开始的，早日本达十年以上，小泉只是想出刺客这一命名但纯粹是抄袭行为。如果日本人想知道接下来的事，比方政治刺客的试用失败会不会证明此路不通回归原状云云，我们可以正色告诉他们，不会的，失败的只是这一次、这第一批人，而不是诸如此类的思维和做法；它不会被弃置，而是会再改进，也许得更讲究一点其他能力或身份，也许表演（从竞选到国会问政）尚有进步空间，也许所谓的俊男美女得再提升其规格云云。社会这一面文风不动，电视还是电视，三分钟还是三分钟，从犬儒到虚无，我们并没在其间发现有任何遏止其势的迹象，遑论逆转；这绝不是政治领域的单独现象，它同时发生在每一行每一业，差别只是“热行业”比“冷行业”严重迫切而已，夸张点说，我们蛮全面蛮彻底的正走向一个业余化表演化的新世界。

这里仍然要再说一遍，不厌其烦，令人讨厌——所谓的专业技艺，指的并不仅仅是某种求生维生的无可奈何技术而已，这是人在世界一个踏实的位置，是你得以持续看待世界理解世界的一个基本视角，持续非常重要，只有持续才是进展的，才能慢慢看清细节，发现不同，让原来隐藏的一层层浮现，让世界不因为你自身的捉摸不定永远是一抹鬼影子、是梦境；这也是你跟世界绵密的、具体的相处所在，你跟世界的关系是双向的往复的，在你自身的进展中你能发现世界的进展，这极可能是人生活中所能发生最好的事。我们害怕的其实不是失败，尤其是某种你心知其意、本来就带着某种询问尝试意思的失败；我们真正比较怕的是某种虚空、一无所有和没意义，连成功都让人意志消沉如本雅明说的。所谓的日复一日，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获取、保存和拥有，我们（不管作为一个实践者或仅仅是个兴味盎然的旁观者）感觉到专业技艺的美好常带着难以言喻的幸福之感，或许正因为幸福是美好的实体化，让美好有了重量掉落下来，我们可以摸到它进而保存它拥有它。

我当然还记得这篇文字的题名是“主播”，这一直是个“热行业”，但如今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变化中惟不改令人称羡的世间名字？我们需不需要话说从头的从大众传播本质、从公共信息和公共知识、乃至于从人类历史几百年来的巨大变革说起呢？

也许这首老歌能让我们内心平靖一些，这是收音机时代的，叫《怀念的播音员》：“虽然你和我每日在空中相会，因为你温柔美丽的声音可爱——”唱歌的是一名这样的痴心男子，自苦的绝望的爱上那个有着美丽声音（但没真见过面）的播音员，他甚有风度的把这个情感收藏起来，决定“只有是怀念你”，还没开始就直接转成回忆。我小孩时候听“中广”电台，的确也相信全世界最美丽的人一定是徐谦或白茜如，因此，主播作为一种专业新闻工作者同时是美丽的人不自今日始，这老早就开始了，用抽象字眼来说，主播是聪明加上美丽。

有趣的是，这首委婉道来的歌，采用的是探戈调子，博尔赫斯不喜欢的戏剧性和激情，像动不动要亮刀子决斗一番。因此，在这样不忮不求的干净思慕中，我们很无聊的会察觉到一点暴力、一点疯狂、一点点我从我的老师朱西甯《八二三注》小说里记得的无聊大兵玩笑话：“闻其声欲食其肉。”

聪明和美丽哪个在前面？当聪明和美丽两者不可得兼我们取哪个舍哪个？如今我们整个世界向着哪一侧倾斜？

我感觉如今主播正“小联盟化”——我的意思是，主播在新闻领域里仍是某种巅峰，但在一个更大更豪华的大游戏中，这个巅峰却愈来愈像个跳板、一种身份或资格，如同美国职棒二A三A的好投手，他们战绩彪炳，但没要终老于斯，他们真正的梦想是一通电话响起，上去大联盟叱咤风云一番。

我无意对日复一日播报新闻让我们知道的主播不敬，我只是担心这个不怀好意的世界，并一直相信美丽不只是一个礼物，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有一名认得的年轻小朋友慨然有这样大联盟的繁华之志，她一度梦想并经营（作曲作词、学吉他、打扮）的是星光大道，星光黯淡沉落之后决定另辟蹊径，她今年考大学，志愿有两个举棋不定，其一是进入戏剧科系的直线加速道路，另一个就是当主播，她数名字告诉我们的那些早已不在主播台上的一个个主播。

网球手与吟游诗人

他是王。他是大师。他是罗杰·费德勒——二〇一〇年澳洲网球公开赛在这三句一组碑铭话语声中结束，这回倒没有哭的费德勒高高举起双手，和他的网球子民们致意。不，负责说出这三句颂辞的并非我们熟悉的诗人网球评论员许乃仁，而是来自澳洲当地大会播报员之口，许乃仁只是口译给我们听而已。如此辉煌到不像是真的的这一刻，我想，最该甜蜜到如大江一发不收的许乃仁一定有点闷有点不过瘾。

这回澳洲公开赛的异常荣光并不因为经历了一场凄绝悲壮的生与死对决，稍前温布尔登费德勒和罗迪克那一场、那最终仿佛只能由上帝介入决定谁输谁赢的第五盘才是（我承认，这也是多年来我个人绝无仅有心生“费德勒你好心放掉这次算了吧”奇怪念头的一刻，只因为此生此世罗迪克再不可能打这么好这么令人尊敬）；此番澳洲公开赛之所以动人完完全全是费德勒式的，让我们这些虔敬的、纯粹的网球迷好像眼睁睁看着、又仿佛一起置身于某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时空力量之中，把一整座拉沃球场从二〇一〇的现实澳洲墨尔本单独拔起来，温柔的放回到二〇〇六～二〇〇七去。我们任谁都眉飞色舞记得那样一个费德勒及其细节，只是我们误以为那个费德勒已是一个消逝的幸福时光，一个梦境。那时候的费德勒，他像风，像云，像但丁的“白雪飘降群山”，像希腊神话故事里的珀尔修斯，穿着长出翅膀的鞋子，轻盈的浮起来，以至于每一名对阵的顶尖网球手都显得如此平凡如此笨重还如此矮小。而今年澳网我们看，先是休伊特，这个从去年温布尔登以来确有复活之姿、他自己也相信并重燃野望的澳洲老兔子，费德勒轻轻的以三盘球把他打回原形，就像过去十四场球那样；再来是劳动楷模达维登科，总是什么大小比赛都打的蓝领好手，状况突然好到不像是真的，已连着好几个月所向无敌，我以为他正是这届澳网最好调的一个，如果大会赛程允许理应在决赛才和费德勒对阵才是，达维登科果然有个绝佳的第一盘并且又率先突破费德勒的下一个发球局，却忽然像雪融了一般，整整十三局球，相当于两个六比〇还多，六个发球局，如同陷身于一个谁也叫醒不过来的噩梦，又像置身故国春汛叶尼塞河水泛滥的西伯利亚四顾无人寸步难行；然后是法国特松加，他力大无穷但可以细腻处理小球，基本上也心思沉稳，又加上澳网一直是他幸运之地，惟至此费德勒已完完全全是二〇〇六～二〇〇七的费德勒了，以至于可怜的特松加看起来更像个会外赛上来的第一轮球员（三盘球没拿到一个破发点）；最后就是莫雷了，英国安迪，这位能发能跑能穿越能上前截击也能底线硬碰硬的年轻人，最特别是他看似松垮但其实灵活无匹的右手腕，在以力相向如炮弹的近代网球场上，这样宛如瞄准器狙击镜的好手腕是上天仁慈但悭吝的礼物（只是恰恰好人类网球史上最先进的那一副好死不死在费德勒右手上）。我们得说，即便扛着一百五十万年（该死的费德勒开的玩笑）的老英国历史重负而来，莫雷其实并没紧张僵硬失常。他正像那名特地从英伦三岛越洋赶来、如同等待彗星日蚀世纪天文奇观的母国球评家所说的“打得非常非常好”，尤其是比分看起来最差的首盘（6:3），但费德勒兑现了他稍前“一定打得非常积极主动”的诺言（针对过去莫雷的少年法西斯批判，谢谢指教），恢复了他久违的二〇〇六～二〇〇七那样子打，费德勒的抢先变线是人类网球史上的一项艺术成就，他不早不晚总是在对手心念才动的那一刹那间不容发穿透进去，时间感准得跟针尖一样（蝴蝶般飞蜜蜂般刺），这是最残酷打击对手意志力之处，觉得自己赤裸裸的毫无策略毫无秘密可言，接着，整个对峙状态豁然一开如天起凉风，费德勒开始使用整座球场，沉重的网球瞬间挣脱了惯性卸下了力气变得捉摸不定，球速也许更快更利，却同时飘忽起来，这时候所有人屏息知道这球场已不再是球场了，它是一个王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不再有对抗了，而是统治。我们看到莫雷不间断的打出好球，但每一记好球都像费煞苦心倾尽一切所能，带不起振奋，只有疲惫和沮丧，老天你需要多少个、多密集的好球才能走完这道重重险阻不见尽头的长路漫漫？你已经把最好的东西全拿出来了却一无机会这是怎么回事？我猜想，这一场球莫雷可能刻骨铭心的发现一个事实，过往他距离稍远而且时间阴错阳差体认不到的朗朗事实，原来传说从头到尾都是真的，原来人类最崇高的网球成就不是一个荣衔而是确确实实的技艺，原来费德勒每一样都比我好而且正正好压住我，坚固到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突破、可以改变这样窒息关系的点。我始见沧海之阔费德勒之奇，就像《庄子·秋水篇》里那个原以为自己已经够大、乘兴抵达浩浩无垠水天一色东海的河神，这不会让人愤怒，即使摔球拍也只是某种爽然若失，某种自弃和悲伤。我以为一直有点年少不知节制的莫雷，之所以在事后颁奖台上讲出“我可以像罗杰那样子哭，但很惭愧我没办法像他打得那么好”的这两句话，正是如此的苦涩成长告白，其间有进步的成分，但愿如此。

从比数看、从比赛耗用的时间看，这样状似没拼的球好像可以要求凭票退费，但即使是还花了大笔旅费的那几位英国球评都不会这么想，他们来的时候是兴冲冲的英国人，回家时则是幸福的网球迷，回归和你我一样网球共和国的公民。一如澳洲人知道费德勒又再一次刷掉了他们的休伊特，一如同为苏格兰出身的斯诺克传奇球王史蒂芬·亨得利爵士亲口承认，他当然希望莫雷可以赢，但他是费德勒球迷（所以说大英帝国得继续善待苏格兰人，在莫雷拿到大满贯头衔之前绝不能让苏格兰独立建国）。这说明国族意识是多神经、多没程度的东西，在真正美好的价值和事物之前，它只是博尔赫斯说的某种幻觉，晨雾般在第一时间就该消失掉。

好看的球不见得非打五盘不可，不见得要四盘抢七外加一个烈日酷刑般的长局，这样的球也可能很紧张但极乏味，在桑普拉斯已逝费德勒未起的那一两年空当我们不常常这样边提心吊胆边骂人吗？就像那种冗长沉闷的推理小说，其实你想知道的就只剩最终凶手究竟是谁而已。我那个比较冷比较酷的网球迷女儿总说，太阳这么大，干脆人道一点大家快转跳过从抢七、从第五盘开始打吧，必要时猜拳也行；费德勒三比〇的球仍这么好看是真正的好看，是不依赖胜负张力加值的纯粹网球，你不是在等结果而是丰饶的一个一个球看。说真的，如果纯从网球技艺的惊心动魄程度来说，费德勒耗用五盘的赢球方式通常反而是不完美的，说明这家伙又半途神游去了，就像他二〇〇六～二〇〇七时也戒不掉的第二盘梦游症一样。也许他最好的球赛（我们妥协点人性点）是三比一，也许他若有所思的漫游正是费德勒神话风格的一部分，也许有些挑战有些泥淖我们才得以多见识到他的思维轨迹、他的处理困境和各式应变之道，逼出几个让人惊呼的好球出来是吧。

今年澳网之后出现了两种主要的预言，一则比较平实可信，是“费德勒的统治仍看不到尽头”，另一则就像黄金价格会涨破三千美元或人类末日在二〇一二年一样，比较像是江湖术士的哄抬，断言费德勒会在今年四大公开赛全拿，继拉沃之后。还记得二〇〇八年初的相似预言吗？不是说好纳达尔和莫雷两人即将连手统治这个行星吗？当然，未来也许真的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许哪天我们一觉睡醒霍然发现黄金挂牌每盎司三千美元、纳达尔和莫雷分居ATP排名一二而且费德勒还同一年完成四大满贯，不用说这绝对就是世界末日到来了。但我们是理性犹存的网球迷兼人科人属人种，怀抱梦想但脚踏实地，我们会正确的从这样满天飞舞的预言中解读出此时此刻的真正讯息，二〇〇九法网加上温网是神圣的、镌刻金石的，以两个伟大（四大满贯收集完成+十五座大满贯头衔）赋予费德勒历史荣光；而二〇一〇澳网则是温暖的，网球迷念兹在兹的悬念，那就是——那个费德勒回来了，别来无恙。

说一名网球手在二〇〇八年拿下美网、法网温网亚军、澳网也依然打到四强是落难、是日已西夕、是生涯的谷底，本来是很奇怪的，但费德勒除外，他的地狱是其他任何一名网球手做梦都会笑醒的极乐净土，这样的诋毁其实源自于尊敬。我个人的看法是，二〇〇八一年的费德勒的确有让我狐疑不定的地方，我一度以为他太快变得保守，只想等待对手失误而不想冒险致胜（瞄准边角用力挥击的致胜球总有毫厘之差的风险），固然费德勒奇快但不觉其快的诡异脚步（判断力的提前起动加上舒畅的运动力）几乎每种球都跑得到，费德勒手腕的各式旋转控制也几乎每种球都能轻送回去，但这样状似不花力气的打法其实反而比较耗时也就比较累，更糟糕是帮对手练球，让他可以好整以暇缓缓打出形态、节奏和信心，有机会进入到某种从心所欲、见神诛神见佛灭佛的仿佛无敌状态（打过球的人都知道偶有这么一种时刻，梦寐以求，足球王贝利描述过，神奇出现在他十七岁世界杯决赛和地主国瑞典那一战，而且是零比一落后时；魔术师约翰逊形容篮框会“大得跟个游泳池一样”；大联盟的打击手则不只一个不止一次告诉我们，你连棒球上的红线和针孔都看得清清楚楚，一百五十公里以上的快速球好像停在那里等你打一样，等等），费德勒到底在想什么呢？但二〇〇九的法国罗兰·加洛斯红土给了我们答案，他在看来已全能已穷尽的网球技艺寻找一种新的打法、一种更轻盈的可能，其中最有趣的是切球。这一点许乃仁说得很正确，去年的法网费德勒成功的把切球一艺翻新到另一个境界，是人类网球史上切球2.0版正式上市。我们都知道，下旋切球（尤其是正手）是已然完全停止研发扔进仓库的淘汰物品，除掉网前截击，它只有处于防御的、挨打的不得已时刻才拿出来，借助它不必拉拍的动作和空中飞行的延迟来过渡一板挣回失去的时间和空间。也只有在费德勒极少数人手上还有些积极性作用，以其速度和旋转的改变来迷惑敌手并且创造节奏的松紧疾徐，好重新控制比赛的进行暨其主导权，避免双方底线对抽隧道般进入到只剩力气大小、宛如西部牛仔掏枪决斗的听天由命野蛮状态。下旋切球最有效的地点是温布尔登的美丽青草地，有生命有呼吸有个性的小草会让切球产生细微但诡谲的滑动，这正是老费在温网霸权的专利性优势，也正是昔日女王格拉芙（她是最后一个反手切球打得比反手抽球多的人）的专利性优势；下旋切球最有效的时刻则是双方兵疲马乏的球赛后半段，它低迷的弹跳以及回球的物理性下折角度，要求回击者得确实的蹲低身体，对于已然疲惫发软的膝盖和僵硬失去弹性的大小腿肌肉是很沉重的负担，尤其是那些身高一米九两米的高个子，过去我们若细心点不难发现，如果网球只打一盘，已退休含饴弄夫的林德茜·达文波特会是格拉芙之后的不动女王，她蹲得下去的首盘几乎是无敌的。

二〇〇九紧接着的温网证实这不是我们的幻觉，甚至已不再是费德勒针对缓慢、海绵般吸收弹力红土球场的策略而已，费德勒正反手都切，不止让球失速的坠落网前，还狙击的飞向底线，不只用于让对手抓不准弹跳的诱发失误，更神奇的是直接化为箭矢弯向两边底角致胜，而此刻对手人明明就守在底线并未上网，但球却像找到自己回家的路般毫发无损的兀自飞行、通过、落地，这应该是网球史上最慢最轻也最优雅的致胜球了，我们该怎么用文字重现这彩虹般美丽不祥的切球呢？博尔赫斯会建议用拜伦：“她优美的走着，像夜色一样。”它不会快，因此得非常非常准确，准确到带着某种冻结时间、整个世界停下来等它的奇异流水之感，角度和时点一闪即逝如春花如朝露更如错觉，而且小得仿佛仅容就这一个球大小堪堪通过旋即关闭，这是网球天文学家费博士找到的时空虫洞。我女儿谢海盟（她是我多年惟一的网球交谈对象）直接讲老费已改行打羽毛球了是吧，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约翰·马克安诺曾经在这里这么打过，如飘瑞雪如舞梨花（《三国演义》中说赵子龙的枪法），但困难的程度已不一样了，球速每快一分，你卸除力量改换路径的难度准度便相应的升高五分十分，这里是等比级数，不是一二三四齐步走的等差级数。

抱歉，我忍不住要把这个切球神话视为一个寓言，正如同卡尔维诺在《轻》的演讲文稿中把珀尔修斯的神话视为寓言：“它喻示诗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一个写作时可以遵循的方法上的启示。”——卡尔维诺文雅的指出，他有时候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硬化成石头，是一种缓慢的石化过程，尽管因人因地而有程度差别，但无一生灵得以幸免，就好像没有人可以躲过蛇发女妖梅杜莎的冷酷凝视一样。网球世界也是整个世界的其中一个国度，一样在硬化石化，制造出来一个又一个铁板模样的网球手，我们亲眼目睹它发生，还不无绝望的相信事情不会回头，黯黑的力量和速度会宰制一切，压迫得人难以喘息，留给美，留给技艺，留给丰饶、变化和可能性只有死角般的空间。卡尔维诺以为惟一的可能解救之道，只有人智慧的活泼灵动（“每当人性看来注定沦于沉重，我便觉得自己应该像珀尔修斯一样，飞入一个不同的空间。我并不是说要躲入梦境，或是逃进非理性之中。我的意思是说，我必须改变策略，采取不一样的角度，以不同的逻辑、新颖的认知和鉴定方法来看待世界。”你不觉得他也是在说费德勒吗？），这正是费德勒为我们做的，不是回到博格云云木头小球拍那时候那样子打，单纯的复古那种相框封存的美只会让人忧郁，费德勒是英勇骑上这样海啸般的强力与高速浪头，驾驭它拆解它并借力于它腾空而起，让我们眼见为信指证历历的看到，原来野蛮力量是打得倒的，而且可以这么容易这么举重若轻的就打败它，野蛮力量的真面目原来这么粗陋、笨拙、手足无措，暴现出一个又一个弱点和限制，化为微尘，“消融这个世界的坚实感”。我很早就注意到谈论费德勒技艺的文章最常被使用的一个字是grace直译为优雅，但这同时是一个宗教的、赞颂的、感激的字，指的某种神恩、某种应许、从天上照下来的一道光，云中射金箭，有色彩有温度还有殷殷叮嘱揭示真理的智性声音如悬浮跳动的埃尘微粒。是的，人心在最根本处仍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没办法说得像卡尔维诺那样准确有条理，我们可能知道得晚一点，但我们有着一样的向往、梦境及其忧虑，人智慧的活泼灵动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一样会认出它并且相信它。

有关费德勒我个人也有个神准的预言，老实讲这辈子从没什么事这么准过，那早在二〇〇三年，应该就是他此生第一个大满贯决赛当晚。彼时桑普拉斯已带着他天上掉下来的最后美网头衔含笑而逝，好看的只剩一个余晖般孤单的阿加西（他们两位的梦一样对战组合仍是最好的最欢快的，远胜之前的博格/康诺斯、博格/马克安诺，也远胜如今的费德勒/纳达尔，地老天荒，无与伦比），当然也有不断刷新发球速度纪录碰碰作响的罗迪克，还有满地乱跑的澳洲野兔，但没有王，人人任意而行，景观非常荒芜，费德勒仍杂在一堆名字F开头R结尾中间随便组合的男网球手中分不清楚。那个惊心动魄的晚上，我女儿谢海盟似乎认出他来（她原来颇喜欢另一位F开头R结尾的西班牙“蚊子”，瘦削忧郁的费雷罗），小心翼翼的探问，这个费德勒可不可能是下一个排名首位的人？也许关着门没外人什么事都敢做（所以说君子慎独），我当时血气一涌接近发神经的回答是，可能不止这样，我认为他极有机会是网球史上最好的球员。今天路人皆知才说这个没要取信于任何一个人，也完全知道说出来没什么好下场，案发当时只有直系亲属的证词显然也没什么法律效力可言。我想记得的只是最原初的惊喜悸动，这不是什么先见之明，而是找到了，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因为你心中有事有某个应然的图像，这指引着你去找去注意去比对，你灯火阑珊的也就有较高几率看见它，如此而已。我仍然认为有关费德勒最伟大的预言来自卡尔维诺，他一九八五年写下来却来不及说的哈佛大学诺顿讲座演讲稿《轻》，网球迷会相信他是一字一句看着日后费德勒打球写的，尽管当时老费本人还只是个十五岁的瑞士小B羊而已。这是一篇清朗明亮温暖但不易真的读懂的文字，是一名真正的智者积其一生的最终从容不迫发言，但我相信网球迷有个极动人的优势，你心中记得费德勒，封锢的文字大门会一扇扇应声打开如闻听咒语，干净的文字会重新装填回具体的内容和细节成为亲切的话语；不止《轻》，还有接下来的《快》《准》《显》《繁》，网球迷看到这些篇名了吗？它们组合而成的完整之书名字就正好叫《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今天我们身在太平盛世的网球迷怎么说都应该人手一册才是，而且书价才台币一百八十元，很便宜的。

从二〇〇九法网温网到二〇一〇澳网归来（他其实哪里也没去，只躺在家中沙发上，但我们从俗）的费德勒，正式永久封闭了一个老话题，却也重又掀动一个老话题——前者是，究竟谁才是所谓的“网球山羊”；后者是，怎么样才能打败费德勒。

所谓的山羊，GOAT，是一个缩写的密码之字，原形是Greatist of All Time，史上最伟大者，天下第一人。按理讲，这是个常设性、每阶段更新的至高位置，如果有新人越过前人，那就拿着梯子把名牌给换下来，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事实上它并不是比较得来的，更是一个长可二十年三十年完全不谈的话题，除非有个那样的人出现了，否则它是悬空的，甚至就从缺。网球史上这一话题最热切如不及如探汤的一刻正是因为费德勒的降临，尤其是二〇〇六、二〇〇七这两年，我以为光从物理性、科学性的温度测量，大概就足以确定谁是这头山羊了，就像CSI的葛瑞森组长说的，人心捉摸不定，我们只有跟随着科学证据往前走。

此外是绝不可少的美学问题。你要打败全天下所有人，惟还得以某种华丽的、没见过的甚至想都没想过的方式赢球才行，辛勤工作浴血奋战同时，你还得时时飞起来，像《九歌》描绘的那样子踏着满天香气御风而行，只有你跟网球飞起来，其他所有人留在地上，呆若木鸡。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还记得伊凡·蓝道这个人吗？板着脸站定底线日复一日挥拍如一成不变劳作的东欧农户，他也牢牢统治过这个网球王国，尤其是一九八六、一九八七那两年，他四大满贯的战绩是吓死人的四十四胜三败，连两年囊括美网法网不动，生涯惟一缺憾的温布尔登草地连两年冲到亚军功败垂成，南半球不一样星空底下的澳网那两年较不受护佑，但也一次顺利打到四强，另一回则因伤缺阵（所以少了一败，眼尖的人会第一时间发现）。这是最接近费德勒神样二〇〇六～二〇〇七的时刻，但当时有人争论蓝道是山羊吗？事实上那两年的蓝道话题极无情也极不公平的指向全然相反的方向，自东徂西从南到北遍地是嘲讽、抱怨、嗟叹、宛如网球王国沦入黑暗时伐的难听声音，还不时间杂着虔敬的吁求，如同流亡巴比伦的旷野犹太人，要上帝赶快派个随便哪名儿子下来好心救救大家。心高气傲以为网球正受到亵渎的马克安诺，我至今还记得他怎么讲的：“蓝道有才华吗？他一整个人的才华加起来还没我一只手臂的才华多。”

所以说最伟大者不能只靠战绩，更不是不败。拳击台上最伟大的拳手公认是穆罕默德·阿里，他先后输过给佛雷塞（第十五回合那记宛如来自肯塔基老家的左钩拳）、输给诺顿、输给越级的斯宾克斯云云，并在垂垂晚年毫无机会的输给他昔日练拳手下的霍姆斯；真正不败的拳手是洛基·马西安诺，也就是电影席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试图扮演但不像的那个（没有任一个真正的拳击迷受得了那么假、那么外行、出拳那么不正确根本打不出力量、却满脸满地是血如打翻油漆桶还那么不专注有感情有内心戏的拳赛）。蓝道此人其气沉沉望之就不像山羊，但话说回来这可不是选总统，没有人必须因为他不是山羊而遭到讪笑、打压、迫害以及黑函攻击；踩下别人好让自己升高只是错觉，你仍在原地。The Greatist of All Time，这是一头如此干净喜悦的山羊，它的光亮只能来自宛如发光体的自己，我们找寻它发现它也是一桩美丽欢快的事，只振奋没仇恨。蓝道是一名很值得尊敬的网球农夫，就像小学课本要我们谢谢农人黎明即起流汗耕种粒粒皆辛苦那样；脸长得像一副扑克脾也错不在他，那是父母上代人的不是，他也像希腊神话中的火神，“他没有在天际间遨游，只是潜伏在火山口的底部，关在他的冶炼场，孜孜不倦打造精致的物品：包括给众神的珠宝和装饰品、武器、盾牌、罗网、陷阱。火神以他一跛一跛的步伐以及铁锤敲打的节奏，回应赫尔墨斯在空中的轻盈翱翔。”

抵死到最后一刻才心不甘情不愿投降承认费德勒山羊的，是那一批老山羊桑普拉斯的最忠贞球迷，我个人其实很喜欢有人这样，山川知故国，风露想遗民，深情款款不媚不惧，专志一心侍奉自己的神如韦伯称许的那样，不附和世界不抛却自己的记忆以及所有熬夜看球的时光和感动云云，这怎么说都是我们不断流失中因此更需保卫的德行。但老山羊自己开口说话了，桑普拉斯是这样一名谦谦君子，他认定费德勒正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网球手，且绝不怀疑他很轻易会把大满贯头衔累进到十七、十八个。这样的事在我的人生里曾目睹过一摸一样的一次，那是在NBA球比较大颗的篮球场上，时间是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之前整整十年，东波士顿大鸟伯德和西湖人魔术师约翰逊，很像桑普拉斯和阿加西，既彼此对抗不断打出一场一场最好的球赛，又以各自全能无处不在的技艺仿佛把篮球推到极限了，但迈克尔·乔丹旭日般升起来，也是一样，包括我身旁几名湖人魔术迷仍负隅说着挑剔诋毁的话语同时，魔术师约翰逊对着电视镜头，做出一个下巴掉下来的夸张表情，告诉全世界篮球公民他本人是迈克尔·乔丹的球迷，一副天国已降临、你们应当跟我一起认罪悔改皈依惟一真神的模样。但我们晓得，最强大法律效力的证词往往不来自义人，而是来自恶人；最质地精纯的赞美，也不是来自桑普拉斯这样自谦与人为善的君子，而是来自不讲好话骂遍天下的坏嘴巴。这个人就是马克安诺，他一辈子靠球感靠天分而不用蛮力打球，数十年如一日相信自己才是最有才华的网球手，“才华”这东西由他一人垄断不分给任何人，但他也像圣经里那名捐出自己仅有两枚小钱的寡妇，语不惊人，但其实声震天地八方，马克安诺会得到祝福的：“费德勒是史上最有才华的网球手。”

今天，尽管山羊争议已平息，但是非对错仍不可不知——有不少人曾这么说，费德勒碰到的对手比较弱，不像桑普拉斯有幸（或较不幸）生在一个群雄并起的网球辉煌年代云云，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很简单就可一一列出来，纳达尔毫无疑问是网球史上最佳红土球手且不止能打红土，罗迪克正是科学鉴定过最快的发球手，休伊特的两腿完全不输张德培且体力斗志和韧性可能更胜一筹，乔科维奇拥有东欧高个子全部优点却有过去东欧高个子难能一见的协调性和柔软度，看似懒洋洋的莫雷拥有毒蛇般的手腕和爆发速度，南美洲大力士冈萨雷斯和德尔·波特罗的正手重击几乎打得死牛羊千万别让他们打出感觉，等等等等。网球世界，跟人类其他领域一样，永远有潮起潮落的景气循环，但这上头我是已故古生物学者兼统计学者古尔德的信徒，古尔德同时是个顶级棒球迷，他那篇探索大联盟棒球为什么不再出现四成打击率的论文是经典之作，我想不出有更扎实更让我服气的运动文字。古尔德一再说明，当某一个领域开发完成，技艺的进展已临界极限的右墙，其不变的征象便是进展幅度的急遽缩小和减缓，顶尖者的表现再难分轩轾，大家穷尽一切能争的不过是快〇点一秒、高一公分、多出半公尺如此而已。因此人人显得平凡，今天你赢明天我赢，球迷找不到可以持续信奉的对象，不像老时代，你放心认了贝比，鲁斯或泰德·威廉斯，他就高高挂在那里十年十五年不会下来，且星空般自动化为神话还子子孙孙永宝用。古尔德说，这其实不是技艺的衰败不复，反倒是技艺全面进展的不幸结果，我们的诅咒系因为我们自己其生也晚，被命运抛掷到这么一个鼻尖抵着极限的年代。

远看有点像阿加西的光头好手卢比西奇说过这样哀怨如诗的话：“我们拼了命才打进决赛，却都输给同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费德勒。”——生在这么一个网球技艺公开化、全球地毯式搜寻天才小鬼、训练计划严密完整如生产线的当今世界，费德勒的真正美好无匹，其实不是一直赢球而已，而是击破了这个极限诅咒，把我们所有人解放出来，在完全看不见星光的城居年代重现古老辽穹的星空。当然不是对手不行，而是费德勒太好，是他让所有人显得没那么好。比较细心的人可能会一再注意到类似的啧啧怪事，比方说阿加西的对手总是较常发生双发失误，像是上帝特别钟爱阿加西，其实原因很简单很逻辑，一是第二发本来就可能不进，二是因为接球的人叫阿加西。阿加西极可能就是人类网球史上最好也最富攻击性的天才接球手（我甚至怀疑他正是回发球ACE最多的人），他一定侵略性的往前站，不待球真正弹起就全力出手，太弱太保守的二发等于找死，往往才发完球、身体还没回正过来发现球已赫然又出现在脚边，这个球确定是我刚刚发出的同一个吗？发球的人得保持一定球速并考虑进球点，很自然也就升高了失误率。阿加西的接发球效应引发的最美好结果，发生在桑普拉斯身上，桑普拉斯二发的质感和稳定性一直是罕见的精品，显然是一路对抗上来吃过苦头的进化成果。

网球世界看似优雅，有一点却是最残酷的，那就是它的比赛制度，除了年终八强首轮还有小组循环保证三场可打之外，全部采用单淘汰，输球回家，造就了无数悲剧——维克多·雨果的伟大小说《悲惨世界》，翁贝托·艾柯如此说他笔下描述的滑铁卢战役：“雨果从上帝的观点来描述这场战役……雨果不仅知道发生了的事，而且知道可能发生的，以及实际不会发生的事。他知道，如果拿破仑得知在圣约翰山顶那边有一道深沟，那么米约将军的铁甲骑兵就不会崩溃在英军脚下，然而他当时的情报却是模糊的或是缺失的。雨果知道，如果给冯·布罗将军当向导的牧羊人指了一条不同的路，那么普鲁士军队就无法及时赶到击败法军……悲剧文学作品的魅力，是让我们感到书中的英雄有逃脱其命运的可能，但却未能如愿，原因在于他们的脆弱，他们的骄傲，或是他们的盲目。此外，雨果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晕眩，这样一种错误，这样一种毁灭，这样一种让整个历史为之震动的失败，难道是某种无因之果吗？不……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而言，伟人的消失是必然的。某个无人可以反对的人，专管着这一事件……上帝从这里经过，上帝走过去了。’”

Dieu a passé，上帝走过去了。但如果当年滑铁卢不是单败淘汰，而是像NBA、像大联盟那样七战四胜，获胜的会不会是拿破仑？——这里最有趣的是，虔信的人总想说服我们上帝是公义公正的，但所有打球看球的人全知道，上帝喜怒无常捉摸不定，如果我们希望实至名归的让该赢的人赢，就得拉长战线，用数量消除偶然，别让上帝插手，或即便如雨果所说谁也无法反对他阻止他走过，但我们努力把他的破坏控制到最低点。

谁不晓得费德勒已连着二十三次大满贯至少打进四强，而且其中二十次决赛，十四次一路到底冠军，除以四换算出来是整整六年时间。老天六年物换星移可以发生多少事不发生多少事？不可能全然没风雨没病痛，没片刻的失神，没一段时日的自我怀疑，没不恰当的亢奋或厌倦，没疲惫没莫名其妙的心思寥落，没有和女友米尔卡吵架拿网球拍互殴（借用老虎·伍兹的动人故事情节，依手中凶器，高球手和棒球员可能是最不合适劈腿的）云云，以及不可能不一再碰到的，尽管对手客观实力逊你一截，但那一场天时地利人和全到齐而且诸神护佑，忽然吃错药打来熊熊如地狱之火一般——网球场上，上帝岂止是从这里走过，他根本就坐在包厢座里长驻不去。我们隐隐察觉到其中有一道时间界线，如果说两年三年如此，那你是全世界第一，打败的是和你同文同种的网球人类；但长达五年六年？时间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了，你得打败上帝才行。

有另一个错觉我们顺便更正一下——桑普拉斯真的是不适合红土球场，他漫长且神迹般的网球人生（十九岁就摘下美网），只在一九九六年打入一次法网四强；但费德勒却是网球史上最顶尖的红土高手，尤其二〇〇六年后他连续四年打到法网决赛，换句话说，长达四年能够在红土打败他的，只有一个叫拉菲尔·纳达尔的怪人，而这个人恰恰好就是史上高出全部人一大截的最佳红土球手，西班牙红土帝国空前且让人怀疑会绝后的怪物天才，这不禁令人想到这是否正是上帝阻止费德勒的最终极最不光明手段。最清楚费德勒红土能耐到何种地步的就是负责挡他三年的纳达尔本人，二〇〇九纳达尔半途被索德林（也就是指着费德勒说，全世界绝没有人可以连续击败我十二次的家伙）截下，慨然知道此一上帝防线已告崩溃无险可守，举世淘淘再没任何一人可拦阻费德勒四大满贯拼图完成。纳达尔当下就向世人宣告费德勒大业底定。

红土与草地，如冰如炭，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天空中的猎户星座和天蝎星座，是两个“明显无从和解的东西”。网球历史上曾奇特跨过此一红海的先知人物，严格来说只有“冰人”博格，他的大满贯头衔一半温网一半法网正正好从中间剖开来，但奇怪博格几乎不会打快速硬地球场，以至于康诺斯和马克安诺这两个美国黑帮不良少年总每年九月以后等在美网澳网修理他泄愤，这一直是网球史上最神秘最令人费解的谜之一；另外一个就是费德勒了，今天带我们进入流奶与蜜应许之地的人。

费德勒是真正的全能网球手，因为他，我们得以重新理解一次所谓全能的真正严苛意思。不只是形态上你能发能接、能正手能反手、能网前能底线、能扎根大地沉着重击又能轻盈随风满天飞舞而已，而是同时且同等的把每一门技艺都推向极限，每一样都优美但其实全是人间凶器（我女儿一向主张费德勒的某些球赛应该列为限制级，别让儿童看到，尤其是二〇〇六、二〇〇七对罗迪克、对休伊特的那几场球），每一样都坚若盘石无裂缝无弱点。当然，二〇〇九之后他的切球又一次改写全能定义，如盘石之上开出一朵奇异的花——但我们说真的，全能的发展其实是危险的，包括比赛之前，也包括实战时刻，大体上，这跟人类历史前进的大方向背反。

今年澳网途中，负责赛后球场访问的昔日美国底线名将科瑞尔是内行人，仿佛已提前看到了终点，他严肃的问费德勒你究竟如何维持体能和球技不坠，该死的费德勒说没有啊，我就只沙发上躺着而已。老前辈科瑞尔的反应，文绉绉不像人话直译过来是“你可真激怒我了”，但其实就是“你小子欠扁”、或“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揍人”——这个疑问，当下的根据当然是费德勒马上年满二十九了，无可遁逃正向着网球老年而去，再加上他才结婚又生了两个双胞胎女儿云云；但更深沉的好奇应该是，一名同样每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的网球手，要建构出这样无一遗漏的全部球技究竟得多少时间、工夫和心力？而且光练起来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耗用更多时间维修它调整它时时刻刻磨锐它，不能放它如李白《独漉篇》那样高挂墙壁上长青苔，而是要像庄子说的，随时抽出来都像“新发于硎”（硎就是磨刀石）般寒气逼人。你同时侍奉这么多个神，很容易四分五裂每个神都得罪。在今天这个专业技艺不断分割、深化、每一样都有人穷一生之力刺猬般钻进去的时代，当我们听到某人又是诗人又是小说家又是画家又是哲学家兼拍电影，金融风暴发生还能预言全球经济走向云云，你当下就知道了，这要不是个骗子，就一定只是个外行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天真之人，除了上电视，干什么都不成；也如同那种又卖洋食意大利面又卖和食亲子丼还有台湾阿嬷古早味的琳琳琅琅餐馆，你疯了才进去，是的，全能的另一面（而且通常就是这一面了）是平庸。一般所谓的全能球员，意思是力道弱那么一点点，速度慢那么一点点，角度钝那么一点点，都打不死人，永远在防御，永远在奔跑追球，永远在等对手失误，你自己不想死，基本上他也不能拿你太怎样。

这么多年冷眼看下来，我们不难发现，几乎不可能击败费德勒的球员（我指的是大满贯赛、大师赛这级玩真的的球赛），也是坊间笑称“我恨费德勒联盟”的基本成员，正是这些所谓全能类型、没一招一式特别致命或至少非常诡异的球员，休伊特和达维登科（不过他这一年的平板正手很棒）是其代表。全能类型的球员一定要打败费德勒得再拥有一个特质，那就是你必须非常非常年轻，等他老，等时间缓缓发生作用，放心，一定有这么一天的。还有机会在今天就狙击般打赢费德勒的人通常是赌命之人，把胜负生死全数押在我尖锋乃至于畸形发展的就那一两种球上头，所有子弹全瞄准同一个点打，输球应该而且活该，但赢了可就算我的了。怪怪的阿根廷纳巴迪恩算这种人，他打一种不太正规的、旋转诡异节奏飘忽的独特网球，很容易引诱费德勒想一探究竟的深入他的战场，费德勒其实很轻易就能宽阔的以其他各种球击败他，但这里隐含着费德勒身为全能王者不闪不躲、你说怎么打就怎么打的微妙中世纪骑士心理；二〇〇九美网拦下费德勒的大力士迪波特罗则是较代表性的球手兼打法，他就跟你赌正手拍，专注的打球速打那种足以震飞球拍拉都拉不起来的浑厚力量，让旋转变化的时间和空间都压缩到最小，让局面单纯。当年其他方面什么都不太行、但铁骑冲击力道十足的北边蛮族就是这么灭掉文明的罗马帝国。

把拉菲尔·纳达尔也归入“偶尔击败费德勒的人”是有点不恰当也有点不尊敬，但他正是打费德勒的真正典范——用专注、赌博乃至于拼命已不足以形容纳达尔，他毋宁是某种压缩时间、向未来无限借贷、欠上帝一大笔钱（总是要还的）的破产式打法。纳达尔把每一场球、每一局球、每一个球都当下一刻就是世界末日那样子打，包括那种0比40落后毫无意义的球照追照救照拼，让自己永远保持着满载的、冒着烟的激烈运转状态，而且摆明了不给对手丝毫喘息、回旋、试探、换另一种打法的余裕。纳达尔表情十足但其实内心专注稳定，打好打坏看起来一样痛苦，他真正的奇迹是他的正手，不在于力气从不保留，而是这么用力这么匆促变形却能每个都这么准，十之八九正正好落在两个边角毫厘之际。然而看球的人惊叹同时也合理的感觉不真实，这怎么可能持续下去？你非得让整个人如一根永远绷紧到极限的弓弦才行，从技艺、速度、体能、心智到精神状态全部缺一不可，这其中有太多人无法自主自理的部分，也有太多最容易在时间面前暴现弱点、最快被时间无情摧毁的东西。著名的“铁链原理”告诉我们，一条铁链的承荷力不是总和不是平均数，而是取决于其中最弱的那一环，但凡其中一个环节挣断，一切到此为止。所以一名伟大球员的最终极技艺是学习如何跟时间周旋，让时间大神迷路晚一步找到你，迈克尔·乔丹年轻时投各种最困难的球，但日后球风愈发优雅舒适；所谓的优雅舒适其实是一种从身体到心智的全面柔软协调状态，这样才会降低失误，这样才不易受伤，这样才能持久。

一名球手受不受伤，一半来自上帝，另一半取决于自己；前者是运气，后者则是打球理解球的方式。

纳达尔的发球只是中等，而且系以他的年轻体能速度和打死不放弃的斗志来cover他其实并非全面精湛的网球技艺，一旦铁链挣断失去主控球场压制对手的优势，会像药性消退般弱点一一暴现，回归成为一般排名前十的好球员。纳达尔真的很像以前武侠小说和现代科幻惊悚电影里的杀手死士，借助某种秘药，把人用来活一辈子的能量提前叫唤出来，且集中在一两年内爆发殆尽。二〇〇八年末雷曼兄弟倒闭，全球金融体系溃堤般瓦解，资本主义允诺的繁华瞬间成一梦，而且是人人满身贷款欠债的噩梦；紧跟着，纳达尔提前衰老的双膝再支撑不住了，这两件事毫不相干但巧合如一则历史的沉重隐喻。我想起昔日又跑百米又跑两百米加四百接力还跳远的田径不世奇人卡尔·刘易斯，他光辉退休后，检查他身体的医生如此惊呼：“小伙子，你到底是怎么折磨你这两条腿的？”三十几岁的田径极速超人，有着六十几岁老人疲惫残破的两只脚——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在费德勒一轮明月股柔美似水的夜空里，纳达尔会一颗璀璨流星掠过吗？——荧惑，古代中国人把这个闪着诡异红光的大星视为不祥，预言战乱将起烟尘遍地麋鹿生于郊，它暴烈而来，惟天下复归平靖时随即隐去不见。

万一没有那样一个纳达尔了，谁来负责击败费德勒？

我猜，之所以有人敢断言今年费德勒将全取大满贯是基于这个简单算式：二〇一〇费德勒等于二〇〇六+二〇〇七费德勒再减掉纳达尔。我自己倒无意这么乐观（或悲观，端看从哪边看），风雪不时地震频传海啸横越过整个太平洋世事捉摸不定，像我这个年纪了，害怕的事已不多，但喜欢为别人留点余地，免得彼此措手不及；我也仍会确实的想到，球场之外，费德勒仍只是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小伙子，生命有他网球技艺难及的地方，永远有他练不到而且根本无法提前练的死角。尽管他戴起家乡的名表、穿着西装挥动球拍仍那么优雅自信沉静，但你晓得那只是一支拍得很漂亮、音乐节奏控制着你心跳的催眠广告而已。

谁来击败费德勒？放眼当前世界，大家很快发现，最实际（只有这样才保证能赢）却也最不实际（正好不会有这个人）的是某名来自无何有之乡的无何有网球好手，一个网球生化人。诞生于二〇〇六、二〇〇七当时，这个网球末日天使，得同时拥有马克安诺的球感，康诺斯的斗志，恐怖伊凡的发球，阿加西的接发，博格的底线，休伊特的快跑，艾德博格的截击，桑普拉斯的沉静心智，以及当年威力球大奖得主的好运气——

怎么打败费德勒？很奇怪吧，其实不是没方法，而是方法太多，多到没人可完全记下来。尤其是二〇〇六、二〇〇七那两年间，人人费煞苦心提出破解建言，遂成为网球史上最厚一叠文献，甚至单独成为一门专业学问了。但我们回头一一来看，会发现它们几乎全依循一个固定书写格式，如聚斯金德鬼一样的小说《香水》——一开始，它非常脚踏实地，从每一个实物、每一种特性、每一处可能细节真的寻访拣择提炼，好制成各种矿物系、植物系、动物系的香水；但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小说突然如朱天心说的“起飞了”，想像力惊心动魄的全盘接管，香味乃至于香水本身升华成为形而上的“东西”，它可以改变思维幻惑人心点燃每个人沉睡最深处不起的心事，还能把记忆完整溶铸成物随身携带如降服了时间沧桑（记得格雷诺耶有一瓶微缩了他年少修道味全部气味的香水吗？）；最终，香水成为一道光，一道通往至乐天国的路，救赎与毁灭已完全是同一个东西了——

打败费德勒的方法，便如此断开成两端。现实的这边较小较没自信也很沉闷，招式并不多，说来说去无非是，坚持打费德勒反手不管右侧空档看来多大多诱人、保持斗志不管正被宰得多凄凉、有机会没机会都拼横竖一死、把二发全当一发用力到底“除了脚镙手铐没什么可损失的了”云云；不现实的另一面可就好玩了，带着狂欢，话语里满满是笑声，读起来像极了拉伯雷捧腹大笑的《巨人传》又像塞万提斯笑出酸苦泪水的《堂吉诃德》，比方在他饮水中加点泻药，要他发带绑脚踝上，抓几只蜘蛛替他网球拍穿线，色诱米尔卡，美国运通卡找他代言（二〇〇四罗迪克以美网卫冕者之姿代言美国运通卡，超大型广告牌挂满纽约，却只打一天首轮出局），规定四大赛不得连选连任，请费德勒挑战一次世界重量级拳王——

我印象最深的其中一篇当然也是如此比基尼式的断成两截，但有意思的是衔接两端的这一个环节，也正经也不正经，既写实又魔幻，书写者提出的建言是彻彻底底一种球路打到底，“让球赛保持极度的沉闷无聊”。他精彩的点出来，费德勒的球有美学负担，他受不了丑恶没想像力的赢球，他会浑身不舒服，会想变化、想制造各式美丽的球，会在每一次挥拍增加点什么，如此想东想西可能会掉入到他自我的全能技艺迷宫之中，也许就有机会了也说不定——

是的，打最美丽的球，赢得好看，但美丽永远是最危险的，诗歌、绘画、雕塑、乃至于思维，还有恋爱，找寻美的人通常得付出难以掌控的生命代价。

二〇一〇澳网其实像极了老式故事的收尾，你看，王者归来，而且还结了婚生了再戏剧性不过的双胞胎女儿（故事里的国王总是生公主不是吗？），理论上应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谢谢收看。看着颁奖绕场展示金杯这一幕，我在想，费德勒这一场究竟像什么？是什么样一种似曾相识的故事？

我想着多年前读过的一篇有趣文章，是著名的科学作家托马斯写的对吧，他说他有一段时间忽然被一个念头困扰住，呼之欲出却怎么也说不上来，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像极了某个东西，但到底是什么？——整个地球看似随机无序，每个部分各自生长消亡，但却又彼此微妙的牵动联系仿佛有着意志；形状看似浑圆，却又奇异的不完美，讲不出是一个什么形，地理学只能赖皮的称之为“地球形”；它包覆着一层薄膜也似的大气层，有限度的隔离异物，却也容许乃至于无力抵拒某些东西进来，形成一个也脆弱也强韧、独立但又不由自主的个体，等等等等。某一天，他抬头看着黄昏的天空，如看向宇宙深处，忽然狂喜的想出来了，我们地球多像一个单细胞生物啊，没错，就是它，一个单细胞生物。

我也是那一刻才狂喜的想起来，费德勒这一场其实就是一个史诗故事，那种我们失落已久、不再重新生产也不容易再回头相信的巨大故事。

相较于才真正是充满困难、折磨、毁灭、被层层现实如蜘蛛网缠绕住寸步难行的现代小说，史诗故事壮阔、激烈但其实很简单，而且明亮快速如行云如流水，这两者的对比，恰恰好是其他所有网球手之于费德勒，两者依循着完全不同的故事情节和风格打球并展开球场人生，很不公平。史诗故事中的英雄打倒一个食人妖或独眼巨人，远比现代小说里和邻居老太太的一次闲谈更容易也更没风险（跟老太太谈话多八卦多危险啊？如福克纳小说，后来多少可怕的事由此发生）；他场场血战但履险如同坦坦大路，仔细算起来流泪的次数和总量还远比流汗流血加起来多（费德勒正是人类网球史上排名第一的爱哭鬼，输也哭赢也哭）；他总是凭一己之力奋战的孤独英雄（费德勒是最少雇用教练和一大家子训练团队的人），你却一再感觉他得天独厚众神全站他那边绝对是全世界妈的最好运的人，愈到生死存亡关头愈不必靠自己；他总被设定得通过一连串全人类最严苛的考验才能得到幸福，可同时这些考验又一一薄如纸轻如羽毛，幸福来得可真快，遥远高绝的荣光之地其距离和他家厨房差不多。莎士比亚的诗这么说：“你是个恋爱中人，去借丘比特的翅膀/翱翔于凡俗的枷锁之上。”

尽管有太多好心人一再想把我们拉回地球，包括他那位养伤中暂时不适合发言的好朋友伍兹（原来他娶的不是母老虎，而是北欧武松），每个人都以自身的深刻经验指证历历，你看费德勒那么顺、那么快、那么宛如亘古流光一抹的完美弧线挥拍勤作，其实恰好说明这需要多经年累月的苦练，是千千万万次沉闷重复同一次动作才能如此精纯不合一粒砂子云云。这些话我们从头到尾相信全是真的，但我们当下的感觉却仍不是这样。费德勒的网球人生不是一则励志故事，要励志我们得找靠近我们一点、相似于我们正常人一点的成功之人；而且话说回来，励志故事真真假假满街都是不是吗？费德勒触动我们的不是身体这些部位，他是重新揭示了某一个更大更明亮也更深藏的东西，一个尤其在现实人生再无从寻寻觅觅的东西，惟我们一直无法真正释然，一如我们站在山上站在海边站在空旷的地方眼睛总会看向远远某个不存在的点。只因为这其实不算凭空奢求，而是伍尔芙讲的，这本来就是我们生命构成确确实实的一部分。

话说，好容易有了史诗故事，怎么可以没有一旁吟唱的诗人呢？特洛伊十年战争和航向伊萨卡故乡时有荷马，找寻金羊毛的阿尔戈号，俄耳甫斯就坐船上甲板弹着他的弦琴，没有诗人，谁负责把故事携带回来讲给我们听？

二〇一〇澳网，如果说有什么不尽完满之处，我和我女儿谢海盟的共同结论，那必然是，本来应该负责讲给我们听的网球吟游诗人许乃仁沉默了，把主述的位置让予技术解析的刘中兴，只负责点头称是。谢海盟远比我细心，她笑嘻嘻要我注意听，许乃仁的“是！”“没错！”多用力，多短促，多长带感情，把全部感情挤成一个点，一个单音，仿佛一下凿入坚硬花岗岩般火光迸射。

我们当然大致猜得到为什么，深情款款的许乃仁同时是球赛的评述人，两军对阵大战方酣，的确有照顾另一侧情感的高贵义务，但——这是费德勒啊，这是网球的幸福时光，这是庆典，是狂欢节。你知道，再传统再保守再森严没幽默感的统治者，都懂得宽容人们在这样的日子里自在的、不必掩饰的、流泄的表达情感，做平常不能做的事，讲平常不能讲的话，进行平常无法进行的恋爱。神圣坚实的道德命令是人间之事，而这是天上人间的时刻。

是有人讲过仇恨是人最大的驱力，因此很多球员上阵之前会对着镜子催眠自己，培养仇恨情绪，努力把对手想成是杀人放火抓子夺妻而且有条三角锥尾巴的该死家伙云云。我们可以相信此一效应，但不必相信这是得拳拳服膺非此不由的真理。因为它终究只是暂时的、嗑药一样的，二而衰三而竭；有人更正确的指出，恨一个人最需要体力，仇恨其实最让人疲惫，而且更让人满心荒芜沙漠化，长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是短暂兴奋的沉重代价。我们得试着相信，真正美好的东西一定是超越仇恨的，或更平实的说，会让你看到时忘记该怎么去恨人，我五十年的人生亲眼看过不少次这样像仿佛冰雪消融的美丽表情，瞬间眼睛回复光彩两颊有了血色。它有更动人更舒服的力量，尤其当我们只是看球的人而不是打球的人，我们召唤仇恨之力所为何来呢？网坛一直有这么一个传闻，证词包括很多被修理得灰头土脸、因为费德勒少拿很多冠军的现役球员，他们说你很难真心恨费德勒，甚至还有“圣费德勒”这个未经梵蒂冈教廷认可的夸大不实称谓。尽管这些人有着千百个再实际不过恨费德勒的理由，包括经济的、名声的以及只此一次的有限网球人生，最该如我女儿讲的，大家约好了在休息室里盖他布袋。

二〇一〇澳网场边最好的球迷手上海报，是某个瑞士人每一场高举的：“嘘，别讲话，天才正在宰人。”（对不起，我的翻译有点糟糕）意思是此时此刻毋需指指点点，放音乐就行了。如果你喜爱经典电影《教父》最后的经典那一幕，那你也一定会喜欢许乃仁讲游费德勒的深情款款咏叹方式——那是二代教父阿尔·帕西诺正式登基的那一天，画面是杀戮，但声音却是直升天上的教堂圣乐，是的，某个无人可以反对的人正掌管着这一切，上帝在这里，上帝从这个球场走过了。

我们也不妨回忆，那些已退休的一代代球王名将，从最早的拉沃算起，是怎么说费德勒的，老实说，每一个都比许乃仁更像球迷——没人说技术，没人谈策略，甚至没人真正在谈网球，人人两眼凄迷说着高中谈恋爱之后就没有再讲过的思心话语，包括愿意自己花钱买票去看费德勒练球……

二〇一〇，我们等着看下一个大满贯会发生什么事，也等着吟游诗人许乃仁恢复过来讲给我们听。这是卡尔维诺为我们选的莱奥帕尔迪的一首诗，借花送给二〇一〇的费德勒以及许乃仁。卡尔维诺指出来，这诗的神奇便是从语言中抽除了重量，所以看起来就像月光，“在他的诗中，月亮出现不多，却足以把月光洒在整首诗上面，或是在诗中投下月亮不见时的阴影”——

夜色轻柔明晰，无风

月亮寂然高挂屋顶上和花园里，

远处山峦一一展现，

寂寥而且安静。

噢，温柔优雅的月，此刻我追忆，

一年前，我来这一座山丘看你；

那时，我满心悲伤。

而你静静倚靠在树林上，

一如现在，洒满清辉。

噢，珍爱的月，在你幽静的光晕下，

野兔在林间跳舞……

天色渐黯，深沉转蓝，

新月泛白之隙，

暗影滑过了屋顶和丘岭。

月儿，你在天上做些什么？

告诉我你做些什么，沉静的月。

你在向晚时分升起，沉思于荒原；

而后，你沉落。

附记：二〇〇九年中，年轻秀异的书写者房慧真问我：“你会不会写费德勒？”我听出了半请求半命令的意思。快一年后今天，我发现自己再没办法寻回以前那样欢快不顾一切的笔调，有点感伤人果然会老。因此下不为例了，尽管写有关球的文字，饮水思源，原是我唐诺这一不正经的花名的真正来历。

术士

曹操美丽但不祥的千古名诗《短歌行》，应该还背诵得出来吧，至少其中某个四句一组，当年他是这么写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相传，这首诗写于（或脱口吟唱于）赤壁之战前夕的某个晚上，地点时间乃至于情境都有，而且诗人手上还持着一支原是仪仗歌舞用途、稍后不幸成为杀人凶器的大槊，《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相当完整的重建了这个犯罪现场——时间是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地点是渡江的北军旗舰甲板上，诗人兼凶手的曹操年五十四岁（相当于现在小说家朱天文的年龄），职业是丞相（或汉奸），在场目击证人一大堆大致上全是曹操手下的谋士战将。事发当时据说曹操已先喝醉了，立槊船头，奠酒长江，又追了满满三大杯酒，回想着自己这一生遂慷慨吟成此诗。本来事情到此欢快的高潮歌声中就结束了，但偏偏冒出来一个好心但白目的家伙扬州刺史刘馥，他挑出诗中四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批评曹操不该在大战前夕出此不祥之语，当场被曹操顺手一槊刺中要害而死，千古以来，这大概是创作者对评论者最激烈的一次反击，今天的诗人小说家咬牙切齿之际一定暗自羡慕可以这样。

不要胡言乱语批评创作者，尤其不要胡言乱语批评喝醉酒的创作者，更不要胡言乱语批评喝醉酒还手握致命武器的创作者——两百多年前华盛顿的爸爸，都知道不能责备只能夸奖自承砍了樱桃树、手握斧头的儿子不是吗？

然而千年下来，几乎没有一个人指责或起码指出刘馥不懂诗、鉴赏力不足、文学素养太差云云，这有点奇怪，包括日后曹操的所有诗人同行比方说泛舟重返赤壁杀人现场的苏轼，大家都抛弃专业，不挺身护卫文学，宁可相信传闻当个入戏的电视肥皂剧观众。我猜，关键可能并不在于刘馥已为他的文学评论付出生命代价，而是紧接而来更大的、据说死亡人数高达数十万的悲剧。五天后的三更时分，果然刮起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诡异的东南风，旗幡转动，旗带飘向西北，美丽景色的赤壁烧成人间炼狱，拙劣的文学评论反倒成为窥破天机的预言。当然，也因为死亡的人太多了，如斯大林所说一个人死是悲剧，百万人死则只是统计数字，刘馥的死亡并入了整个死亡统计之中，遂变得无足轻重了。

最终还有一个死亡发生，那就是诗的死亡——曹操写《短歌行》此诗是真的，曹操的渡江南征不成也是真的，但当我们把这两个不相干的事实紧紧扣在一起，用巫术的因果思维来理解它们，《短歌行》便不再是一首诗了；甚至，我们这么说应该并不夸张，全诗128个字只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四句，其他112个字皆被遗弃，只是用来掩藏、用来收纳一个毁灭预言的烟幕或无意义道具，不是吗？就连《赤壁赋》里，苏东坡想着的、引用的也是这样。

如果真要顺此吉凶逻辑来看，我以为，问题其实不在于《短歌行》这诗，而在于根本不该有诗，或者说，曹操根本不应该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想东想西干什么专心做个丞相——更根本来说，也许应该如柏拉图主张的那样，把诗禁绝，把诗人全数逐出共和国高兴去哪里去哪里。事情很简单，只因为所有像回事的、还可称之为诗的诗都是不祥的，至少都不难挑拣出一两句来为某个天灾人祸当替罪羊。诗的最深处情感是哀伤的是忧烦的，它总是从此时此刻流泻而去，或轻或重的碰触着生命无所不在的处处限制，包括能力的、机遇的、地理的、时间的云云，意识到孤独乃至于孑然一身的存在；经常，愈欢愉愈起劲会冲决得愈远，直到天涯海角某个真正无可逾越的高墙挡下它来，这就是死亡了，或者说人类真正独有的、异于禽兽那一点点不同的死亡意识，如翁贝托·艾柯所说有了界线才构成生命，生命这样才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可思索可计较的完整东西或说单位。因此，当生命本身作为对象被描述被拣拾被整理，总会蜿蜿蜒蜒的、或远或近的指着死亡，愈是欢快的诗，死亡的形状通常也就愈清晰愈逼近眼前。如果死亡被看成是禁忌的、讳言的，诗也就只能是不祥的、不恰当的了。

当然，每个人每种特殊处境下要求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在那个赤壁之夜（如果真的是那一晚的话），有人看到的可能是流走的大江远逝的清风里那一轮确确实实悬在眼前以至于比什么都更像是幻觉的明月（农历十五，满月），有人则一心记挂着马上开打的战争无暇他顾。但横槊赋诗，如果那个晚上此种情境，曹操乘着酒兴慷慨高歌的比方是“财源广进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吉利是真的很吉利，但我想，我们会宁可选择不祥是吧，我也不以为这样就能够改变这一场战争的成败，会吗？

千年后今天，眼前再没战争压迫我们了，这是我们的阅读优势，我们是不是该把被遗弃的另外112字给要回来，完整的、心无恚碍的读《短歌行》，看它有多好。

《短歌行》是四言诗，写在一个诗的格式已不必然是四言的年代（“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云云），它直接上溯诗经，其中有些句子更像是从诗经整块剪下来的，但它切割得更工整、利落，剔透。诗经里的诗行通常还是重复的、折返的，形成一种驻留不前的吟咏效果，让情感徘徊、迤逦、渐强，换字不换句仿佛各个角度耐心翻转摩挲成形成为实体，我们甚至察觉得出它原来完整连续的模样，相信它是被采集者修枝去叶再洗濯再整理的结果；但《短歌行》是纯粹的四言诗，射出成形，诗行全不回头，切线一样，对待自己几乎是残酷的，以至于对称得像结晶太完美的某种矿石，其间反射流漾的不再像是人的情感而是某种光线，全由直线直角所构成。我们几乎可以数学的对待它，甚至因式分解它，全诗128字恰恰好可用4一路分解到底——128先除以4得到32句，再除以4成为8组，八个单位，八个分别独立、如重新起头（本雅明语）的话题；每组16字再分解一次，就重新得到4，回到这四字一句的最基本单位，就这样切割得方方正正，没遗漏没碎屑没多余。

人的心思，人的情感记忆和渴望会长这样子吗？真的可以整理到这样演算吗？

会不会有人由此想到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画？把曲线全拉直，把层次变化的色泽平板化成为单一色块，紊乱但有情的偌大世界包含树包含海浪水波包含转动着风车叶片的风（都是他本来最爱、一直画着的东西），最终连隐喻连象征连符号都没剩下，成为一张又一张压克力板或地铁图模样的东西。蒙德里安后来尝试使用较明亮的颜色乃至于光点，但这丝毫安慰不了我们满心的荒芜也救不回画的虚无。拉直、简化、固定，源自于我们不够完美的思维能耐，是我们想进一步认识事物（尤其寻求某种通则时）通常被迫实行的方法，因此，它宁可是不得已的，也不要是过度兴奋的；宁可每多往前一步都更迟疑一下、多意识到危险一点，而不要是加速的、理所当然的。

直线其实是曲线的隐喻，或直接说就是曲线的“速记”，本来为的就是努力保存着曲线的轨迹、形态和意思，更为着我们得以在总是有限的时间和思维容量里尽可能不遗漏的画成、并同时呈现更多条曲线；简化是高度精确的思维作业，为的是掌握繁富丰饶。而且，所谓事物的核心是一种认识概念，取决于我们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疑问，绝不等同于固定的物理性中心，苹果核并不必然比果肉更深奥更高贵更美丽，除非你的疑问恰恰好是生物的传种繁衍；我们所住的地球最深处也不存在足以解释我们缤纷生命的奥秘，事实上那里除了高热的、磁化的、沉重无聊的铁浆模样东西一无所有，只有极少数地质学者、物理学者不得不感兴趣。

曹操的《短歌行》当然不是蒙德里安的画，这么说吧，它比较像京都——日本这座一千两百年的绝美古都是人刻意建造出来的，起始于见了鬼、为躲避宫中鬼魂纠缠逃出奈良的桓武天皇，但这个原名宇太村的人造京城其真正形制是稍后学长安城整理起来的，街名一条二条三条到九条依数字排列呈方格子状；也就是说，这个最华美也最鬼影幢幢的古都有着全日本最呆笨而且名称最土气最没想像力的街道。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京都最基本的骨架子而已，并非其内容，有机生命的进展不能也不会如此循直线往前走，真正的京都在哪里呢？老京都人会说，在那些“鳗鱼一样曲径通幽的人家巷闾之中”，就像同样蜿蜒千年于城中、谁也切割不了的洋洋美哉鸭川。生命是曲线的、连续的而且总会找到它要的缝隙，只要我们不消灭它，给它足够的时间。

我们一样很容易在格局方正的《短歌行》中找到这样一道又一道看似直线的隐藏曲线，找到一条一条鳗鱼，看得出来写诗的人胸口满溢，悲喜交集，心思游动得很厉害很辽远，酒精大概也发挥了一定的助燃推进效果，跟汽油一样。写诗的人应该不是平常人，他站在一个比平常人稍高的位置；而且显然还正杵在一个稍高的生命时刻，踌躇满志，因此说是霸图如梦赤壁战前的曹操相当合理。星辰下，涛声里，他时而在晏饮欢快的当下，时而半窥探半言志的看向仿佛已伸手触摸得到已近乎实体的将来，却在过去的时间里逃逸得最远如同迷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我们不晓得两千年前当时人们有没有我们这样的传闻，说人在单身面向着死亡那一刹那，人的回忆就像是这样子，把他自己活过的每一刻巨细靡遗的重演一次，或更神奇更难言喻，线性的生命像一张同时而且完整打开的大图呈现于眼前。因此，真要说这首诗有何不祥，它最不祥之处就已在这里了，在于人心里忽然装不下盛不住如涌泉的太多欢快，在于此时此际确确实实但不知驻留多久的幸福时光，在于一定发生了什么事的繁华，你要不要就此放松开来顺流而去呢？至于后头月明星稀那四句一组，我猜那只是当时真的发生的事，一只大鸟忽然嘎嘎向南边飞走，把人从迷醉中打断，明月一轮，江风清冷，人抖擞一颤，世界恢复成它现实的偌大模样。

的确，我们又同时察觉到写诗的人是典雅的、节制的甚至还是严肃的，他会刹车，会收起情感，酒也醒得快，某些界线他不会跨越摧毁反倒以为有责任要保卫（因此刘馥的过失杀人事件我们存疑），他的终极生命图像是圣贤而不是仙人。此情此景，换成后世李白就一不做二不休了，我先动手为你捶碎黄鹤楼，你那边负责倒却鹦鹉洲，只因为周遭风景愈看愈不爽，又没制服妹传播妹一旁助兴（“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像极了两个喝了酒掀桌砸东西的有才华不良少年。真的，我们读李白诗往往就等这一刻，等他一次两次三次蓄足情感璀璨的爆发开来，怎么淋漓酣畅怎么奔流而去，这时他不会管诗的格律的，世界至此由他一人接管，遑论字多字少话长话短这等小事，像《蜀道难》，有五言、七言、九言，居然还有六言、四言以及三言，而且转换自如，没有规则，只有诗人自己的呼吸。

四言诗本来就是最稳定最笨重的，割不正不食。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束/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基本上只适用于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巨大而简单的东西”，盛装不下个人随时的、碎片的、捉摸不定的心思，因此与其说它是诗经的，不如说它是尚书的。当诗真正下到民间下到生命第一现场，当我们想捕捉想记忆想存留更细微的事物和情感，当诗要表达的是一个人的渴望而不是集体的意志，人们自自然然就不再使用它了；它不再进展，反而缩回去进一步凝固成为某种“神圣句型”，只有在最巨大的历史对象面前最神圣的时刻才用它，祭天、封国、大战开打前夕的誓师、以及装模作样言不由衷又非得讲出点什么好话时等等。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无休无止的一路谈下去，一个念头转入另一个念头，一个故事想起另一个故事，一如《一千零一夜》的山鲁佐德那样。不只是《短歌行》一首诗自身已如此精彩丰富，写诗的曹操本人更是精彩丰富（他还有那两个很不错的诗人同行儿子曹植曹丕，以及环绕着诗环绕着绝世美人的紧张关系和险险发生的家暴谋杀事件；《洛神赋》也写多好多不祥，尤其是诗中光线和阴影的颜色、渗透、层次和变化，“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我们晓得人们曾经普遍而且甚有道理的相信一条河就是一个神，更多时候甚有道理的就是女神，但曹植让我们一分一分看着一条美丽的河变身成一个美丽女神的完整过程，在光影中，在渴望里，如同一次眼见为凭的科学报告），还有千年而来更为丰饶的历史线索。我们愈是这样读它想它，便愈发难以忍受刘馥那种吉凶阅读法，甚至很想没风度的在这里竖起一块牌子：“狗和江湖术士不得进入。”

刘馥这样神秘的、密码的、天机讯息的阅读法，正如卡尔·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一书指出的那样，从未自人类历史消冥。才没多久之前，我们不还如此蔚为小小热潮的读圣经及其他古代典籍吗？斜着读，倒着读，跳着读，乱七八糟任意挑自己要的读，惟一不做的，就是一字一句正常完整的读。我不晓得虔信上帝的人怎么看待此事，但会用这种方式传递神谕的上帝还真满奇特的，而且不免有点可鄙，有点像那种欲彰弥盖、“我跟你讲你不要告诉别人”的传八卦三姑六婆对不对？如此攸关人类动辄数十数百万人生死的重大讯息，他要不就严正的直说，要不就严正的不说，就这两种，除非上帝认为惟一该鼓励的、该得到拯救的，就是那些什么事也不做、成天解报纸字谜的人。如此，一整部复杂难言、记载着一个民族几千年历史和想像的《旧约》消失了，美丽而且满满人类学线索的《雅歌》消失了，“山中宝训”消失了，精彩思辩的《罗马书》也消失了，剩什么呢？剩几则把自己惊吓个半死的末世讯息，更糟糕的是全是事后讯息，总要等到发生完大地震大爆炸大屠杀之后才恍然大悟，这种“事后预言”半点用也没有，连警示、预防、劝诫的惟一功能都不具备，事实上它往往还取消掉人事后的反省，把灾难包裹起来全丢给宿命。反省绝对是灾难的最富意义礼物或说补偿，极可能还是我们惟一能取回代价的东西，把我们的思维逼上某些不寻常不可能的角度和深度，历史学、文学及其他，人类很大一部分的思维成果的确是被迫在事后废墟堆上耐心工作并缓缓学得的。

然而，我以为刘馥比我们有理由“犯错”，关键在于他面对着随时展开且已完全没回转余地的赤壁之战，我们并没有——这是人极特殊的生命处境。所谓的特殊，指的是死亡如此巨大如此逼近，遮挡住所有东西所有其他的可能生命视角，偌大世界只剩人孑然一身和它对峙，这一刻你什么东西都得先摆下，过这一关再说；更为严酷的是，你还非得摆下不可，你最珍视的东西，从具体的宝物，到不具物理重量但可能更不可承受的德行、信念乃至于情感，携带在身上可能只徒增危险，甚至给自己更多处致命的弱点。所以曹操当年被来自新疆的马家骑兵冲杀，胡子也割了，衣袍也截短了，牺牲了左护法典韦并赖右护法许褚力战，这才逃得一命；所以人淹没在无边战火之中，会宁可自己没有亲人没有妻儿，没有这些损失不起黏黏扯扯的东西，死亡如同归去如同休息如同大眠一场，会比较好应付。

正常时候，无关你人格心性倾向是悲观或乐观，也无关你对眼前茫茫未来的主张是较光朗或较晦暗，我们的生命处境和刘馥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可同日而语的，否则就有些亵渎了。未来仍留给我们一定的余地，在清算也似的大灾难（如果有的话）和我们之间仍有确确实实而且可贵的一段距离，我们不必也不应该而且不可以像刘馥那样看事情想事情。

日本人有一句大致如此的世故老谚语，说“男人一出家门迎面就会遇见七个敌人”（女人大概会遇见八个，多一个，男人），这我们听得懂，可能还心有同感。所谓马路如虎口，人生处处是凶险，但这基本上指的是未发生、是不可测、是杞忧，依几率确有一定数量是敌意的，一如也有一定数量是和善的，我们顶多小心点就是了，过马路记得停听看并顺便扶老太太过街，还是每天照样昂首向前不是吗？人什么状况下不敢出门呢？当你晓得伺伏在门外的不是七个敌人而是一个持镰刀披斗篷的死神、是向着你冲过来那四名可怕骑士时。《十日谈》便是最清楚闭门不出的故事，外头瘟疫肆虐，空气中岂止七个而是无数个病菌病毒，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渗进门来，人每多活一天就是一天，时间是借来的捡到的，死亡如满眼仆街的尸体是具体成形的、传递的。

再多想想《十日谈》里那等待瘟疫定谳的年轻七女三男都做些什么？他们写长篇小说吗？沉心研究古罗马史吗？试着解开希腊数学三大难题吗？或像达·芬奇那样一点一点改造实验调整飞行器吗？都没有，他们基本上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开轰趴，喝酒、唱歌、跳舞、狂欢还每天晚上轮流演限制级连续剧云云。在那样一个不止言语行为而是连人的灵魂都得时时接受检验的年代，薄伽丘狡狯的使用了一三四八年佛罗伦萨这场几十万人无言死去的大瘟疫，让人可以堂而皇之做他平日很想做但不会做不能做不敢做的所有事情，借由这十名奈何以死畏之的年轻男孩女孩之口，把自己所有最难听最尖利最冒犯彼时禁忌（宗教的、法律的、道德的云云）的话全讲出来，一次出清。

死亡会带着宽容而来，一笑泯恩仇是人的豁达和气度，也是勉强的；一死泯恩仇则只是人性，自自然然的蒸发。这紧贴着死亡的奇妙宽容是全面，不止化解停车干架争风吃醋谁看谁不顺眼这类狭义恩仇而已，此种直面死亡的宽容，真正最极限之处不在宽容他者，而是宽容自己。薄伽丘清晰的目睹着此事，他在这十名年轻俊男美女登场前就告诉我们，彼时佛罗伦萨人救死不暇各自逃命，丈夫丢下妻子，父母遗弃儿女等等，别说法律公权力约束不再，人人任意而行，就连我们通常倾向于相信系天性、系源于血浓于水生命基本命令的人伦系带都应声而断，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呢？我们不至于没在史书某一角看过“易子而食”这类更可怖也最悲痛的情事吧，至少彼时的佛罗伦萨还没绝望野蛮到这种地步——当然，可能也只是实际状况还不需要也不允许而已。依薄伽丘描述，瘟疫乍起人口锐减，当下是食物太多而不是太少；同时也是不敢吃，死亡的形貌是感染而不是饥饿，书中写到几只游荡到街头的猪吃了尸体，没两下子就发病倒地。

乱世，不管是战争瘟疫天灾人祸，的确如黑格尔所说往往是历史最丰硕的时刻，但由死亡加身的豁免，人可以自由到像断线飞翔的风筝一样，人的形貌、心性、情感、行动、思维可以一无阻拦扩张到、变形到我们以为的极限之外，如昆德拉所问还是可亲的吗？还是可辨识的吗？这不是人生命的正常延续，而是截断的，是某种死亡节庆、是历史的戏剧性时刻，甚至可以视之为很多研究者想做却不允许的人类活体实验，我们只有通过暴烈的灾难和死亡才得出这些结果，得到一个又一个平常得不到的珍稀数据。

因此，灾难的当下反思成果，也就是所谓的乱世之学，你可以说它是多样的、难得的、证实的（针对我们平日受限于道德、法律和习惯所做的种种猜想），但其实很少是真正深刻的。一方面因为时间不够，所有旷日废时的工作，所有需要细心分辨耐心琢磨的工作全中止了废弃了；另一方面，人至此往往只剩、只面对着单一一个巨大而且是吞噬性的困难，那就是要如何存活下去，人处心积虑要想的、得磨练精湛的技艺、得说服自己做好准备的，也只剩如何和随时扑上来的死亡周旋并相处，所以说就思维的真正全面深刻意义而言，乱世之学在其自由华丽多样的外貌底下通常是单调的、只处理一件事的，它也只有在这单一命题上可能深刻，那就是和死亡庇邻的生命本体，剥除所有生活实况实情的终极性生命大疑，它直接挺进到最后也是不会有答案的那个问题，与其说询问的是生命，不如说探问的是死亡；与其说要如何生，不如说要如何死。也因此，乱世之学的层层哲思析辨，像是论理，但其实本质上更接近文学，以及一部分心理学；它最精妙的不是答案，因为并没有答案，而是揭示性、隐喻性乃至于异想天开发明的寓言，开向于一个不证实的、无际无垠的、消失于我们望远有限目光永不可及的空茫天地。博尔赫斯不止一次赞美耶稣是最会用口语用寓言说故事的人，其实佛陀毋宁更胜一筹，更精密更有知识也更富想像力，他揭示出来（或说发明出来）的层层生命图像和宇宙构成，可以数学般干净整洁，仿佛直接可以演算，连只爱抽象论理的人都神往，比耶稣更吸引读书人，同时像《阿弥陀佛经》云云又可以如此繁华而且具体，几乎是物质性的，以至于连贪欲的人都可安抚、都可能慷慨捐出黄金来投资。当然，最美丽的人还是庄子，他应该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寓言家和散文作家。

然而怎么说呢？死亡如此决定性吞噬性，时时高悬头上，但我们总是把它置放于眼角余光之处，更多时候我们得忘掉它才行，才能（或说才敢）生活才能爱某个人才能嫁娶生子才能相信才能工作，如卡尔维诺在他最后作品《帕洛马尔》最终讲的，你不仅得忘记，还要在它寻获你时不受它挟持威胁。也许正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解开它击败它以及改变它，它遂成为不急之事了，甚或成为某种游戏、某种“费马最后定理”那样的东西——“xn +yn =zn ，当n大于2时没有整数解”。从十七世纪法国数学家费马留下它之后，这个看似简单的定理难倒无数数学天才，整整三百年时间无人能证明它，是最美丽的谜；但另一方面，“对它的证明看来好像并不会引导出更深刻的东西，也不会让人因此对数有任何特别深入的了解，而且似乎也不会有助于证明任何其他的猜想。”

死亡真的非常有魅力，一种绝无替代物的垄断性魅力。再说一次，不因为“有用”，不因为深刻（还没开始何来深刻），而是纯粹的不可能，全然的黑暗，彻彻底底的单向从没有回返的人（除了传说故事里、诗歌文学里如奥德赛、但丁那样的人，这曝露了我们的渴望）。因此，我们退而求次，转头向那些堪堪触碰过死亡的人，那些九死一生的人，那些也许不意瞥见过死亡小小一角的人，我们满心谦卑的聆听他们的故事和见闻，并依比例折算死亡魅力赋予他们荣光。作为人类学者的列维-斯特劳斯最方便察知此事，他说这在初民社会中是普遍的，所有历劫归来、通过生死试炼、带着伤疤回转部落的人，都被视为得到某种超凡的知识、智能和力量，乃至于某种“身份”，成为部落社群中的权威，列维-斯特劳斯不无讥诮的接着指出，如今在巴黎的文化沙龙里，那些从南极回来的人、从珠穆朗玛峰下来的人、乃至于只是某种冒险家旅行人，同样能演讲、出书、开摄影展、瞬间吸引所有的大众传媒前来，殊无二致。是的，死亡仍是未开发的浑然状态，至今从西欧到大洋洲非洲众生依然平等，也许愈现代化的地方还愈萎顿愈不如人，因为社会相对的安全，人们相对的谨慎且理性，丧失了必要的鲁莽和迷执。也因此，乱世之学尤其是死亡之学遂成为人类最不容易过时的“学问”，技艺会发明更新，文学会迁徙深化，知识会清理堆栈，乱世之学死亡之学无法进展所以永恒如新，永远魅力不褪的立于灯火阑珊之处。

对某些不会惑于如此表象魅力、有深究实质内容习惯的人而言，对此也往往会柔和的收敛自己，他们会意识到其间人的不幸、不得已和不公平，生出某种欲言又止的同情，这是死亡巨大宽容的一部分——严苛而且脑子清晰骇人的纳博科夫就是这样的人，他无法调降自己不可让渡的文学判准，因此，在被问到索尔仁尼琴以及当时受迫害濒临死亡的俄国流亡作家文学成就时，他出奇温柔但坚定的选择不评论，纳博科夫那几句简单的回答我个人奉为圭臬，用以提醒自己如何在人的不幸和是非善恶之间稳住自己：“我只从文学角度谈论同行艺术家。拿你所提这几位勇敢的俄国人来说，这种谈论系属于专业评论，不只谈论优点，而且谈瑕疵。我觉得这种客观的评论对勇敢的俄国人不公平，他们忍受着政治迫害。”

我猜想，孔子当年也是这样面对接舆这一干以活命为最高原则的所谓隐士狂人智者，他知道人有理由这样主张——孔子曾远赴东周王室去见老子，意思是他亲身到过现场，见识过彼时破坏最彻底、之前之后（整个春秋战国几百年）一直是杀戮战场、也正是老庄乱世之学所发生的这片土地；相对的，他自己较幸运（归功于父母而不是自己）活在一个还稳定、还有一点从容可能、堪称当时大图书馆的东边鲁国。他比纳博科夫更宽容，更愿意处于低下的、受教受嘲讽的位置，几乎已到骂不还口的地步，但他并没被说服。孔子只有一回曾软软的回嘴，说他是人，选择的是人间之事，比起老子乃至于日后的庄子，他的确走了一道比较耗时、比较纠结盘缠、也比较深刻的路。

我们晓得，纳博科夫当然是流亡者，终其一生再没踏回俄国一次；孔子也是一生忧患不绝，数度濒临杀身，偶尔也心生乘槎归去、放松开自己的感叹。但这种乱世的宽容，他们只用于真正受苦的他者，不拿这个来豁免自己装饰自己；他们也不用死亡来吓唬自己，因此从容不迫立地皆真，该做的事不被打断依自身的节奏进行，而且不知老之将至可以使用一整个人生。我们很不幸的一再看到这样的事实，经历过乱世的人通常会终其一生被那样可怖且不公平的经历“攫住”，即便历史的暴风雨已停歇，即便他已远离于千里之外，以至于他只剩一种“余生”，一件事，一个使命，一个目标，一个敌人和一个未竟之志，不管日后他还活了多久，像逃离死亡牢狱只剩复仇的基督山伯爵爱德蒙·邓蒂斯。离开俄国还活了六十年的纳博科夫，一直“暂住在小旅馆、小木屋、带家具的公寓和租给教授们的房子里”，有一种永远身在异地、随时拔根走人的不安定感，纳博科夫自己的回答是：“我想，主要原因（背景原因）是：没有童年生活的那种环境，任何地方都不令我满意……我有几次对自己说：‘这是个好地方，可以永久安家了。’可是，我脑子里会立刻响起雪崩的巨鸣声：雪崩卷走了成百处遥远的所在。”但他仅止于肯让自己成为一个离乡者，拒绝让自己成为一个流亡作家，不管这在当下怎么符合彼时美国和西欧的冷战需要、怎么方便、怎么为自己作品带来加值的光环云云。纳博科夫能写进西欧，写进美国，写出《洛丽塔》这样离他生命经历不可思议遥远、连他自己都惊讶并因此沾沾自得的小说，保有一整个完整的文学世界，日后就连米兰·昆德拉都还无法这样，这惟有拒绝宽容自己才成其可能。

因此，我以为所谓的乱世，我们顶好更严苛更狭窄的来想它界定它，诸如必须是明白而立即的致命性云云，以避免误用，更避免人自怜亵玩，把它留给真正遭逢那样不幸的人吧。人的一生也许险阻重重，人类历史也许起起伏伏，但仔细看绝大多数只是困难只是麻烦只是延宕，或某种开放性可能（你会娶另一个人或去另一个地方），但并非大斧头砍下来的终极判决，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看多了这样的电影电视和广告词，通常只是吓唬我们好贩售东西的江湖术士伎俩而已，你真相信负责扔下“肥仔”和“小男孩”两枚该死核弹的美军轰炸机若在太平洋上空失事坠毁，日本就会逆转胜吗？历史走向就一定更糟而不是更好？或当年艾森豪威尔将军若在D日前中风昏迷乃至于隆美尔将军把坦克部队布署在正确的位置，人类就从此万劫不复吗？历史开放、随机、难以言喻，极可能连结果的形态和内容都会改变谁知道呢，但绝没有那么多关键（或说有着数不清无法穷尽的关键，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指出的那样），更没有伺伏着那么多次世界末日。

有一种还活着的化石生物我们叫它鲎鱼，满身盔甲挺坚强有挡的模样，但我曾读过一份科学报告，记录了这个活过亿万年岁月的小东西活活吓死自己的经过——我不晓得这是定期性的、偶发性的或仅此一次。科学家观察到鲎鱼体内的讯息似乎发生了错乱，它“以为”自己正遭到致命性的侵入，于是动员全身进行反制，但讯息显示敌人实在太强大了还源源不绝，最终，它壮烈的瓦解自己，选择和这个可怕但并不存在的敌人同归于尽，英勇但非常笨。我的医学知识严重不足，但我猜过敏大概就是类似的讯息错乱病症吧，我们的身体误以为有异物入侵或高估了入侵的程度和敌意，遂展开一连串节节败退的防御作战，流鼻水流出它，打喷嚏喷出它，咳嗽咳出它，体内白血球大规模集结且像赶工生产畸形成长的军火工业，最后气管也肿胀起来进行隔绝不放危险的空气进来。今年春天大沙尘暴从中国北方沙漠袭来，朱天心便因此急诊住院，躺了好几天才把这个连呼吸都打算禁绝的神经身体安抚下来，险险成了一只人形鲎鱼。

没看过这份鲎鱼科学报告也没关系，我们可近取乎身回忆过去台湾这十年左右时光，情况相当接近。当然，一个社会要像一具自动化、绝大部分机能不随意志操控的身体般把自己吓到死是不至于，但每天每时警告自己正处于历史关键一刻、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云云也够瞧的了（可能只是定期选个地方首长或发生了一宗弊案而已，都是正常社会必然的或应该发生的事）——这正是台湾最停滞最消耗的十年。比较奇特的是，过去会遂行如此公然恫吓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吓你才有钱赚的算命术士，另一是吓你才能冻结你正常权益、才能让你加税、服役或至少闭嘴的掌权者。我们如今是恫吓者和被恫吓者合而为一，抢匪和被害人同一人。

当一个社会说服了自己正处于如此关键一刻，不论高贵或不怎么高贵的动机，不论人是勇敢或懦怯，通常都不会再做正常的事，如同刘馥那样（正常时候，他可能懦怯的意识到自己和曹操的身份差异，或正确的意识到自己和曹操文学程度的差异云云）。正常工作中止，取而代之是策略性的行动，正如同一名士兵得放下家庭，放下情人，放下梦想，放下自己比方说《罗兰之歌》的史诗长期研究工作（借用一下格林《密使》的小说人物D）赶赴战场，一切得等胜负生死尘埃落定再说。策略性的作为通常是针对性的，当它瞄准的惟一目标消失，其价值当下归零，不会有内容的实质累进意义，一如两千多年前的策略顶尖好手苏秦和张仪留不下任何东西一样；更糟的是策略性的作为还是消耗性的，总是有所妨碍有所牺牲，正常时候其价值还是负值的，日后有一堆副作用得忍受得清理。因此，策略学其实是乱世之学的一环，是其积极性、致用性、攻击性的形式，最淋漓最肆无忌惮的成果便是兵法（所以中国古来纵横学、兵学的哲学背景总是老庄而非孔孟）；这意谓着它的正当性来自乱世，而且其正当性大小和战乱生死的距离长短成反比，在杀戮战场矢石交下那一刻，它甚至是崇高的神圣的惟一的。

要让策略作为的破坏力降到最小，关键就在于时间——时间会让人的作为反渗、沉淀、内化，让人习惯当下遗忘原初，改变人的思维暨其基本世界图像一如它夷平高山剥蚀巨岩填平沧海。策略行为的欺瞒永远有着严重的反噬倾向，它原本要愚弄的是眼前的生死大敌，但最后一个上当且又深信不疑的总是自己；它要求人装扮起来好深入卧底，但最终是自己真的变成那一个人。勒卡雷的间谍小说几乎每一部都哀伤的揭示这件事，让我们看着那些曾经壮怀逸兴、在二战期间一次次成功愚弄过希特勒的苍老间谍如今模样，战争真的已停歇很久很久了，世界重新昂步向前，只有他们几个人仍留在那里，他们必须相信战争甚至召唤战争，好说服人们世界仍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一度站在世界最前沿的人成为被世界远远抛掷到最后头的人，消弭战争而来的人成为时时想方设法制造战争的人。

有一幕真人实事我猜我这辈子是忘不掉了，发生在二〇〇七年中的台湾——彼时台湾很普遍相信二〇〇八领导人大选是台湾是生是死的决定一战，几乎是男废耕女废织的参与这一役（参与的方式大致是交换传闻、看电视、不断咒骂以及失眠云云），整个社会呈现着死亡前夕极度焦虑又极度狂欢的诡异样态。一位真的为台湾民主选举、民主建构奔走一辈子、也真的是什么都抛下来生死不论的前辈（我说不出口他的名字）认为，成败的惟一关键在于中南部的地方派系土豪劣绅，为了救台湾必须全面买票，钱撒下去，他愿意去说服自恃清高的候选人甚至愿意亲身下去云嘉南操作此事，舍我其谁。三十年时间，他理不直气仍壮的成了自己当年要打倒的那个人。

的确有点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味道了。浸泡的时间够久，人不仅从心智到身体全面适应乱世，还会偷偷喜欢上它迷恋它——毕竟，从另一面来说，乱世太舒服了，尤其是这种不是真的、并没有死亡和苦难伺伏、幻觉式的乱世。奉死亡明天就来之名，人可以摆脱一切，自由轻灵得像只小鸟，或更像一阵不再有实体羁绊的风似的。你不必下班准时回家，你不必生命苦役般继续你每天八小时十小时的那件事，你可以同时谈几个彼此相濡以沫没明天的凄美恋爱，你可以不再听从自己心中的道德命令声音而不担心忐忑负疚与失眠，你不理会生命的所有基本承诺包括对别人对自己因为你已说服自己根本不存在兑现时间了，你可以恣意放大夸张每一分其实绝大部分不值一提的当下感受感情、不怕恶心的大哭大笑大口喝酒大声唱歌等等（我在台大附近一家此类燕赵慷慨之士聚会的餐馆，便看过墙上高挂这样的一幅字，鬼画符般写着“酒，就大口的喝；泪，就尽情的流；歌，就痛快的唱出来吧”之类的）。这样的宽容不当使用在自己身上，就像偷偷打开来的糖果罐子一般，人不会仅止于自恋、虚无和不负责而已，接下来，我们会一整套的看到，人堂而皇之的自私，人堂而皇之的残酷，以及人堂而皇之的势利眼，这才是假借乱世自我宽容的较完整模样。自身有难，匍匐救之，所以没什么事是不能做的。

缩短乱世时间的方法因此有二——一是别恫吓别夸大，别听江湖术士之言，千万不要在正常时日延续乃至于制造乱世幻象；另一个比较难因此仅仅是一种期盼，但我们的确知道有人造次颠沛乃至于死亡高悬头顶时仍不改其志其行，战火有间歇，轰炸机投掷完炸弹会返航重新加油装填（格林的二战伦敦大轰炸经验是大约有六小时空当时光），你还是有机会掌握死亡的行迹、规律和死角，不被它完全掌控。当年一批东欧的年轻知识分子提出一个我以为非常非常动人的主张，他们决定不等战乱结束，不等专制统治瓦解，不等死亡远扬，他们决定当下就过正常的生活，像个正常的人那样思考、著述、研究、交谈、演讲聚会等等。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是，“他想吓我，可是我并不怕。”用纳博科夫的话来说是，“仁慈，自豪，无畏无惧。”他以为这就是人类最好的行为。

正常时候，一首诗只有好坏，没有吉凶问题；正常时候，你有非做不可的事，也不会不必去问是吉是凶；正常时候，你还有绝不可以做的事，就算有人告诉你引诱你这有巨大利益可攫你也不干；正常时候，我们甚至有点瞧不起会因此改变自己行为的人，称之为自私或者势利乃至于短视（意思是他可能更笨而不是更聪明）——这完全不是高调而且实践起来也不困难，仅仅是我们每天每时的基本生活事实而已。事实上，所谓吉凶利钝并非新角度新观念新配备，它时间久远到不可考，也曾以各种工具各式可能途径且动用过最庞大资源（它通常由掌权者垄断，如殷商甲骨，当时一枚运送几百里的大龟甲有多难得多昂贵，花这么多钱怎么可以不准？）充分开发过，而且还不只是某一群人某一个部落某一个国家，是普世皆然；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从那个世界走出来或说挣脱出来的，它在我们现代生活里之所以有点灰扑扑又有点不光采的僻居一小角，不再如昔日主导人们所作所为，其实是历史结论，是人们数不清多少次硬碰硬试用的结果。孟子严正的作过义与和之辨，要求我们秉持信念舍弃利益，不是讲得不对而是真的有困难，依我们对人性极有限的信心和极充分的同情，我们很难相信信念会长期而且稳定的获胜，历史经验显示，时间一久，占上风的总是实利。因此，有着实际利益承诺的吉凶探问占卜之术之所以衰落，只能归咎于它自身的“失败”，人们逐步发现了它的不可靠、局限和不适宜，愈来愈无法有效掌握、揭示、解释人类日趋复杂、有多重目的意义和渴望的行为并作出建言。

吉凶利钝其实是个非常粗陋非常笼统的概念，但真要追究起来，在专业不足、配备不足、人只能模糊一团跟整个偌大世界周旋的初民社会，它还有着较具体较迫切的生活内容可言。比方气候问题，当时人们从身体的保卫、粮食的获取到行动的可能，皆严重受到天气不时的限制和威胁，不像我们今天有堪称精确的气象预测，而且还能局部调控让自己珍稀宝物般一天二十四小时活在恒温恒湿的状态；比方说狩猎，当时的确是英武而且颇危险的行动，人和动物处在一种较接近公平决斗的状态，但如今像海明威那样，那哪里叫做狩猎，别丢人了，那根本只是去冷血屠杀动物而已不是吗？此外我们看航海，不管是希腊尤利西斯或中亚辛巴达，都把航程描述成九死一生，各种致命的危险已不是机遇而是冲着你来的特定敌意，包括神祇，包括各种千奇百怪的妖物怪兽，但这两位无畏英雄跑了哪些地方呢？摊开地图一目了然，就是地中海东侧那一小块蓝色内海，地形是有点破碎没错，但程度只介于内陆湖泊和真正的浩浩大洋之间，至于那些可怕的妖物怪兽，其真实面目大约就是马赛鱼汤所使用的食材。

有些事是不能开玩笑的，而且可能的话还不该玩机运，人们在最威胁自己存活之事上头，得寻求、发展出更可靠的预测、掌控方法和知识，一个个专业从糊成一团的吉凶之术分割独立出去，于是，不止笼统，还不断陷缩，并且空洞化。

中国的易经存留着古老的占卜之术，这部带着古老魅惑和恫吓力量的典籍，让人心生敬畏，算是较少被剪裁被整理的，里面仍留着一些神秘的东西非常有意思。比方说需卦第六爻“入于穴，有不远之客，三人来，敬之则吉”，你可以隐喻的读它，也可以具体的、预言的读它，更可以（我以为今天最必要的一种）人类学的读它；或比方说渐卦，渐者进也，像放慢时间，让我们看清楚每跨前一步的可能变化、视野和凶险。渐卦可能是易经最美丽如诗的篇章之一，它盯住一只由河上飞来的大型水鸟（鸿），先是看着它飞到（或说暂时停歇于）河岸砂地，再来是飞到了河边大石头上，再来是离岸上陆，再来是树林子，再来是啪啪飞上小丘，最终是深入抵达内陆，如此六个阶段（由此我们知道《围城》里的方鸿渐，从坐船回国到深入内地这一趟旅程的一部分来历了吧）。就算你不像初民那样坚定相信个体生命和世界存在着如斯响应的紧密对应关系，如同数学函数般一对一的亦步亦趋同向变化，你也可能在凝视、追踪、揪心关怀它振翼飞翔、停歇、眺望、犹豫的过程之中，自自然然找到你和水鸟生命的“相似性”，如相触，如某种生命气息的风在你和它之间流动，并从而得到某种启示或仅仅是暗示。翁贝托·艾柯在《玫瑰的名字》小说中告诉我们，人可能（而且严格来讲都是）借助一个错误的或至少凭空想像的模式，来发现真相找出某些道理，如同书中威廉修士借用了圣经启示录模式发现了线索，正确预言了接下来的谋杀案并揪出了凶手（更妙的是这个假模式还影响了凶手的作为，一方面让他利用误导，但另一方面也让他暴露）。多年后我自己重读易经，愈来愈相信这是一部实用于生命现场的书，它可能起始于某一个简易的神秘公式，但真正的完成靠的却是人的世故，有点像统计学，收集了人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生命经验和教训编纂起来。它预言的坚实基础来自厚厚一叠而非一次的过去，来自人一再重复类似处境慢慢察觉出来的事物某种惯性和人心某种趋向，这每一种特定的处境，都一定程度制约窄化了未来，引发着特定的变化乃至于其规律节奏（尽管仍是开放的，有偶然变量随时飞来，无法穷尽），未来因此有一部分可推演可猜测。易经由此逐步整理出来八八六十四种不同的人生基本处境。不同的当下生命样态和其间人的心理状态，比方说拓荒时，耕植时，收成时，繁衍时，建构秩序时，扩张分裂时，探向陌生未知土地时，渡河远行时云云。我们很容易发现，简单二分法的吉凶很快不适用不准确了，它持续被分割得更细也更有具体内容（无咎、无不利、吝、穷、泥云云）一如传统八卦跳升为六十四卦、卦名亦由自然物天地山泽复杂化为种种社会处境，而且还是短暂的、还会变化的、无法安心但却也不必绝望的，戏剧性定格式的吉凶无法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有益可执行的建言；此外，吉凶的变化同时会被人自身的行为所牵动，很多困境其实来自于人的不知不慎和不灵动（拘泥于习惯或单一道德云云）。所以孔子判断易经来自于稍后的中古乱世而不是天地伊始，他心中的作者形象是个经历了忧患的人而不是天纵英明的数学家，是受过苦的人而不是巫师，他有点神经质，有点小心翼翼，喜欢告诉别人事情可没这么简单一定还会生变，悲观，但非常好心。

由此，我也相信“完成”后的易经是不用也不该占卜的，它是一部搜罗整理生命际遇变化的参考书、小小百科全书，你要寻求它的协助，总得先为自己做点事，先反省自己，先起码弄清楚自己大概身在何种特定人生状态，你才能查询，才去找出那个卦，也才听得懂它对你揭示的有限可能未来和殷殷叮嘱。

为什么非六十四种不可呢？当然不一定也理应不止，用博尔赫斯讲但丁《神曲》的话来说是“它的格式韵律限制了自己”，不得不舍弃更多整理不起来的生命碎片。

吉凶二分，如果说两三千年前那样简单生活的人都发觉不适用了，怎么可能对我们今天有所助益提供建言呢？我们生命中不再容易出现是生是死的单一迫切危机，却多了数不清实质生活的每天忧烦和困难；我们自由而且各有主张，可能性眼花撩乱而非太少，以至于我们再难跟自己说清楚什么是成功是失败，我们甚至讲不出来自己要什么——幸福是什么？意义又是什么？

那些把自己牢牢闭锁在古老简易公式，只用吉凶，尤其只用最浅薄一层非名即利判准看世界的人，只能得出一种古老粗陋的世界图像；我所知道的每一个此种江湖术士，无可避免因此无一不是自私而势利的不及格之人。朱天文是我所知心思最安定的人，生命之路走得直直的，她年轻时识得一名号称神准的八字老师，每隔几年会冷不防打电话来，今年春天三月，最新的一次天机讯息用人间语言翻译出来大致是——过去三年，朱天文的生命运势糟透了，糟到让人不敢打电话跟她联络；但今年可不得了，春暖花开，两岸开放，无往不利，不止红遍台湾，还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红到大陆。

仔细想来，除了必要的夸大之外，这可能说得都对。但对朱天文这样以小说为生命志业的人，没收入不露脸的埋头下来三年五年，其实是经常而且还是她主动选择做的事。我日日和她相处见面，看着的只是她一道无声大河般的向某个我不知道的天际流去，倒真的忘记她也是个有衣食之忧的人——是的，说得对，但这样子的对有什么意思呢？

同学与家人

近几年，也许是未来茫茫如风，人想回头抓住一些较为明确的东西，当然，也可能是我们真的抵达退休没事的年纪了，一种衰老的征象。总之，我念过的高中和大学疯着开同学会，规模宏大，打来家里的电话数超过一百通，复式动员时间非常夸张的长达一整年，他们要聚会的不是我们那一个班那一个系，而是奉学校之名那一学年的所有人，很像《迷宫中的将军》书中那一段——你错觉这又是一次革命，但其实只是一场斗鸡而已。

我自己，对革命一向兴致不大，大学那几年花在学校的时间也不多，没认得太多人，学校的名字也许响亮如昔日，但对我个人殊少意义（我忽然想起当时在学校里高悬的励志标语：“今日我以××为荣，明日××以我为荣。”显然这两件事都从未发生，也不会发生）。如果有好奇，我会考虑去一趟的是更早宜兰市力行小学六年孝班的同学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是最简明的几何道理，角度关系，愈接近生命原点的同学，其发散面愈大，我大致知道我的高中大学同学如今的样态，但我难以想像我的小学同学（容貌？工作？人在哪里？困扰什么？），包括我们那位才刚专科毕业、年轻大男孩之心未泯、一部分拿我们当平辈对待的级任导师，都七十岁了吧。

岁月忽其不淹兮，仔细想，还不止是机械性的几何角度问题对吧——高中和大学是考进去的，通过社会性的遴选把人聚集在一起，如此社会分类的渗入，意味着某种特殊的期待，也就挟带着某种特殊的限定；而彼时的小学则接近某种自然状态，惟一的依据是我们都住在沿宜兰河这一小截土地上（“北桥里，长堤青，桃李满园生，力行力行，前途永光明。”其中满园桃李这句完全是隐喻不是真的，学校里只有两小排槟榔树和一堆可以吸食蜜汁充当零食的扶桑花而已），而当时这些人之所以居住在这里，最原初的社会理由早已湮没（逃难？逃荒？杀人越货？心怀远志？……），毋宁已成为命运鬼使神差的结果而不是人的选择，也不像城市化之后的不同住宅区有着不同的社经地位暗示，才智愚庸高矮肥瘦齐聚一堂。

我家五个小孩全念这间小学，但境遇不一，随当时某个老师的心血来潮而定。其中我二哥最夸张，小学六年编过六次班，每年重来，因此全年级每一个人都当过同学；我最风雨不动，整整六年就这五十个人晨昏到底（除了搬家转学进来几个出去几个），最接近家庭，什么事都在这固定的基础上这封闭的范围里发生——因此，小学毕业典礼上大家动辄泣不成声或强忍泪水（现在的小学毕业生还哭吗？），不管这六年是品学兼优还是天天挨揍，其实在荒谬之下有其迫切理由，有确确实实的悲伤和恐惧。荒谬的是，初中和小学的学区大体上重叠，还不是同一批人同方向同时间的上学路径哪里都碰到；但世界果如预期的整个变了，总的来说比较像是离开原来的家庭，重新进入到另一个陌生的新家庭，一切都得重新摸索重新适应。大家有了不同的身份（从六年孝班到一年爱班）不同的教室以及一时难以也无暇跟外人言说的新生活细节的磨擦，以至于昔日老同学话变得少了也不便相互打扰；女同学尤其整块消失，咫尺天涯的被隔离开来，在学校另一侧另一幢楼（比较新比较漂亮干净那一幢）另一个神秘的世界里，这是其中最富社会化暗示和催促的一环，告诉你不仅生活方式是全新的，而且性别差异不再只是你们打球她们跳房子、规定你们穿卡其裤她们穿黑长裙而已。彼时对性别较神经质的社会气氛和教育体制，等于是抢先一步在真的青春期找到你之前、在人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变化之前，先要你吃下分别善恶之树的果子，好让人提前心生羞惭彼此走避，童年在十二岁集体结束。多年之后，我在比方说狄更斯那样大叙事、以一整个完整人生为基本单位的小说里，以及稍微在那些得追溯童年不幸、好把杀人凌虐和小时候被打屁股等号联系起来的典型犯罪小说里，读到那种孤儿院小孩各奔东西，被不同家庭领养此去吉凶未卜，我平淡无奇的生命经历，惟一能够借用以理解的情感基础，便是小学毕业这一次。

大学和小学哪个比较容易交到或找到朋友呢？理论上好像大学的几率高一些，毕竟，大学通过了层层筛选而且其中还有着你自身的设定（文学或者法律云云），大致上是你往后愿意展开并存活其间的那一种特定世界，不像小学几乎是纯粹的生命偶然。但事实好像未必如是，像我自己（而且我有把握不只我），惟一留下的朋友是小学同学，或正确的说，小学附设幼儿园蝴蝶班开始、从五岁到今天的老同学，大学和初中一个不剩，高中最奇怪也最可惜，高中三年，我认识过最多我曾经喜欢、佩服、相信就是生命重大伙伴的同学，但就如同我喜欢的苏格兰老民歌《丹尼男孩》里那转折的两句The summner’s gone, and all the roses falling，是啊，长夏逝去玫瑰凋零，很多挺美丽的东西并没能好好活过某一个夏天，这些昔日少年我大致还晓得他们落脚人生何处，有成为黑心但成功的烂律师，有移民加拿大，有空中飞人般任职跨国企业（每回空难事件我会不由自主找他们的名字），有安静当个医学权威，有疯掉了，最多是躲进近在咫尺的各个大学里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生命真的复杂得很，难能逆料，但放个几年再看并非全然不可理解——如果我们是苏格兰人，我们的高中同学会一定会从唱《丹尼男孩》开始，但这首风笛吹起的歌更多是用在丧礼上头。

绝对不是所有的同学都会自动转化成朋友，事实上比例低得很。我们大致会说，朋友是“自找”的，里头有我们一己的意志、辨别和行动，而同学是命运使然，是某个奇特但毫不负责的力量安排的。因此，同学是已完成的，是某种不能也不必取消的身份，白纸黑字登录在某个我们管不到的档案里；而朋友会隐没会除名会得而复失，这个得与失往往一路呼应着我们既不断被动响应又不断主动抉择的人生，乃至于被引用为我们察知、省视、丈量并阶段结算自己大河一样流动不居生命的某个航标。和同学不同，朋友是我们对某个相识之人的“命名”，用以宣告并且确认某种特殊的关系，所谓朋友的得失也就不是此人的人身存在与消灭，而是这个关系的变化存废，赵孟贵之赵孟贱之，我们能赋予它，也就可以回收它，其最核心处其实是自省、自我收拾整理，像照镜子一般。这个镜子别人也看得见，所以古人讲看一个人的交友，可以窥见他的心性人格，这是真的。

因此，一如博尔赫斯指出的，朋友或者友谊，一直是诗的最重要主题之一，或说某个隐喻某个替代物，让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变化具体可威而且戏剧化；也反复使用于日后的小说书写，把变化得失转换为可叙述可让他者也参与的故事。屠格涅夫的《罗亭》（原来）最后戏剧性的一幕便是这样两名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老友再相遇，同时，我们也不由自主感觉到彼时大俄罗斯某些事结束了，某些事又像日出般要发生了。当时是深夜，大雪纷飞，逆旅没其他人的驿站，时间短得像做梦，人随时会醒，“我们都听天由命——”

青春这两个字，最原先也是具体的，不是直指我们幽黯的腺体变化和第二性征出现。青字是颜色，是那种植物刚刚出芽清新、干净、透光近乎透明的绿色，可能还一并包括背景清澄的蓝天（生物学者告诉我们，较早的人生理上分不清绿色蓝色，把它们看成是同一颜色的连续，是以青色是蓝也是绿），春字当然就是四季之始的那个春天。因此，青春，青色如洗的春天，最早就是我们对刚到来春天的描绘，画面开阔舒缓，后来才被借用不还。

依我个人，包括直接经验和旁观，朋友其实极少失而复得，有点像刻舟求剑这个老成语，剑掉落水中，船持续前行，那个愚昧的人回不去也记不住掉剑当时的船身位置，复原不了那一刻比方说时辰、日影的斜度、岸上的建物地标乃至于远处青山的准确样子。我不是说朋友之间欠缺宽容，事实上我完全相信也愿意宣誓作证博尔赫斯所说友谊是最柔软最吸纳的，误会摆一阵子会感觉很神经，仇恨放里面也不难分解遗忘，但我们就是拉不住大河中持续前行的船。我以为得而复失的朋友通常只是静静的远逝，或者说静静的还原，还原成什么？就像你久久接到一通电话，妻子好奇谁打来，你可能只淡淡的说是个老同学。是的，多年之前你从全班四五十人众里发现他找出他来，如今你好好归还回去；如果他的原始来历不是学校，你可能会含混的说是个老朋友。中文缺乏昨是今非的简捷时态，但说是已结束、已取消的朋友又太夸张了，显然也非事实，他并没有消灭，就如同你的记忆只是不复并未消灭一般。孔子当年安置他那位在自己母亲丧礼大唱流行歌的烂人朋友息壤大致就是这样。

那个下大雪的俄罗斯夜晚，列日涅夫把他和罗亭的这场恩怨得失放回历史以及命运，我们不过都是时间暴风里头飘零的人被捉弄的人。他告诉罗亭，他的农庄是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一个人可做主不随世事流转的定点地方，只要罗亭感觉累了、想休息了。这是个提前的老年邀请（“愿上天垂怜所有无家可归的人”），但可想而知这就是他们最后一面，船也一样不会停在这驿站这一个夜晚，罗亭更是个死亡会比年老先一步找到他的那种人，他切线般飞了出去，中弹死在法国革命的巴黎街垒，跪倒下去，像一袋马铃薯。

归还同学，归还命运，让那个一度浮现的点复归消失，让彼此躲回去那个更大而且不可捉摸的意志里面，然后就遗忘了，或至少用不着再想起。这是宽容最常用的善意诡计，把情感收回，连同所有的期待和要求，宽容的另一面其实是无情和遗忘，让原有的联系解除；这也是小说书写的技法，纳博科夫讲过他喜欢这样子结束一部小说，这个是非分明到极点的人终究还是会松开手的不是吗？——“我想我喜欢在书的结尾留给人一种感觉，书里的世界退到了远处，停在了远处某个地方，像画中画一样悬在远处了。”

我在想，那家人呢——家人究竟何物？我们可否一样的用正常的、合宜的、自主的情感来理解来对待他们？还是他们是全然特殊的，我们必须单独的使用一种情感、甚至“发明”出另一种情感来对待他们？

由此顺势来问，事情一下子风急雨骤起来了。家人，从来历看，他很显然比较接近同学，除了丈夫和妻子算我们自作自受之外，每一个都是命运使然，特别是愈往上看我们愈难置一词；然而相处关系上却偏向于朋友这一端，而且谁都晓得远比朋友紧密深重。从因果逻辑的形态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是极度不均衡的古怪样子，不均衡很难长时间存在，或者说，你要让它长时间维持下去，就得额外而且时时不懈的扶住它撑住它。而真正麻烦的是，这个联系不是我们赋予的，于是也就不是我们可收回的，如同圣经讲神所结合的人不能分开（原来讲的是男女婚姻，因此是一道森严的禁令，但就家人关系而言仅仅是实然、仅仅是平和的描述），家人从头到尾就只是家人，不像朋友可还原为同学或者某个曾经相识的人，相处失败的家人无处可放回可安置，大家就只能留在原地依然是祖父祖母父母小孩兄弟姊妹，谁也躲不开谁，这般光景时时处处发生但我们并没简单方便的话语来指称（可见我们有点回避，不愿它被定型被证实，不想它常态化），最接近的描述大概是困兽犹斗。

启始于某一次偶然冒出来再压不回去的自我陌生化视角，多年来，我自己不止一回看着我的父母我的各两位兄姊，很奇怪他们全都是我生命经历里如此角色重大的人，但我却一点也不喜欢他们（我大姊和我二哥还好）——或应该这么说才准确才公平，我“理应”而且绝无可能喜欢他们这样的人才对。我的意思是，从他们的心性，他们的为人，他们在意的东西，他们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等等每一处基本事实，不特别严苛但也不特别乡愿懦怯，只用最平常每天每时看待每一个人的眼光。事实上，其中一两位，正常来说我会直接认定他是个“坏人”，自私、势利、残酷而且很会折磨别人，有着我在任何人身上一刻也不愿意看到的人格大问题（每个人的是非善恶判准都有他较宽容和他难以忍受之处，我自己最痛恨的恰恰就是自私、势利、残酷和折磨）。但怎么样？是否我们最起码最不可让渡的是非善恶判准仍有下班放假的时刻？仍有它行不通的地方？为什么我的家人是全世界惟一有此豁免权的几个人？

我一位当了多年妈妈的朋友，最近忍无可忍对自己才刚成年、一路败德闯祸闹事没停过、破坏力与日俱增中、一个人就足以毁掉全家所有人的二儿子说：“我仍然这么爱你，但我已经完全不喜欢你了。”这句太戏剧性的话里头有深深的绝望，尤其清楚的透露出一种举起来却落不下、欲斩却不断的困兽关系（已经很难分清是不愿不忍不敢或不可能），还倒过头来得交代某种不合理但挥之不去的身为母亲道德负疚。时间仍毫发无伤的继续前行，我们都还要活很久，这道黯黑甬道完全看不到尽头。

困兽是一种最危险也最不幸的对峙状态，生物学者告诉我们，除非猎食关系，几乎所有动物都“知道”要避开这种状况，包括有着尖牙利爪、看起来必胜无疑的强大一方，所以他们精致的发展出各种宣示、警告、恫吓的饥制（比方说气味）和行为（比方说吼声）来。

但别误会，别拼命在“喜欢”这两个字上头作文章，不是说人非得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仿佛两个小学生偷偷传纸条那样（现在当然是发简讯了）。这只是人想回到一种正常、清醒、平等、有来有回、有外面偌大世界存在并让它恢复运行的状态，人试图的要好好讲道理，就只是这么一个最明白最坚决的意思——喜欢无法预设，不会凭空或提前发生，它得先有对象具体完整而且独立的存在，因此，与其说它是某种情感，不如说是我们对于某人某事某物的鉴赏、理解和捕捉；在这里，情感这部分是延迟的是衍生的，是果而不是因，也就是说，我们先使用的是眼睛和头脑，而不是腺体。激情通常会返祖的把我们拉回某种原始的生物状态，并且排他的封闭掉整个世界，但喜欢不是激情，它是冷静的、文明的、开放的，在运行无碍的世界里进行。所谓的鉴赏、理解、捕捉，都连结着他者的经验成果，它们甚至是有“标准”的，一幅字画的好坏，一个行为的美善或丑恶，一个人的贤智庸劣是非对错，都有道理可依循而且还非讲道理不可。最终我们说，喜不喜欢某人某事某物也会改变，但不以那种兴起而来兴尽而去的无来由潇洒方式，它是持续的、修改的，最好的部分是它可以学习可以进展，一步一步，非常确实，其实就是我们自我诚实无可欺瞒的体现。

当我们说家人的情感关系是爱（先不管爱是什么）而不是喜欢，甚至喜欢这个理性字眼还隐隐成为某种禁忌，会让外头大世界洪水般从这个缺口冲进来，有摧毁这个独特情感建构小世界的危险，我们就知道家事有多困难多难解了——问题当然不在于家庭的问题本身有何独特之处（每一个家庭问题从外头看不过都是重复的那几样，连新闻都谈不上），而是因为我们手无寸铁、没有相应的配备可抵御它。你也许心思清明、眼光锐利而且理路清晰，但家庭大门有点像机场的安全门，这些在正常大世界惯用好用的武器你得留在门外不准携入。事实是如何呢？事实是，几乎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心知肚明家中问题何在（除了自己这部分），也都能够相当程度预见接下来会如何如何（除了不愿去想），没什么深奥难明的东西，比方说量子力学之谜或如何打造一具太空机，每个问题都像五年十年乃至于半世纪的巍峨老树，不过是定期再生新的枝桠而已，不过是又来了而已。

这让我们想到老儒家过去那套修齐治平乏味公式，齐家然后治国，生命一层一层进阶，事业愈做愈难愈大，但我们是不是弄错了顺序的真正意涵？真正的意思白话翻译出来是否应该这样才对，“如果你连家庭这种地方都他妈的摆得平，那治理国家这等小事有什么难的呢？”有点大材小用的味道。我们拿前中后三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到已成典范的君王来验证一下——舜，娥皇女英这部分表现出奇的好令人钦服（其实也很难的，所以是老丈人尧刻意出的考题之一），但他原来自己一家四口，减去自己从父母到弟弟没一个成功的，事实上年轻时他还离家出走过。逃家，一直是家庭问题的重要解方，这我们下面会讲；唐太宗李世民，父亲这边他镇压得可以（但真的是用镇压的），兄弟他用杀的（已超出正常的家庭问题解决手段），儿子则明显没教好，成了个懦怯逸乐、阿舍型田侨仔型的人；康熙，罩门集中在儿子这一层，遗产问题。他活了这么久，可用时间比谁都长都有余裕，但最终大家还是原始丛林法则解决，据说雍正还是临门一脚骇进了遗诏，赢在高科技，赢在手法先进。

满身绝学，东西南北四方野人望风宾服，但自家人无能为力。

借用博尔赫斯写他心爱冰岛一诗的最后一行（请注意，是最后一行），“只是出于爱，那愚蠢的爱啊，冰岛。”——爱，是个终极字眼，当我们使用它时，通常就是结论了，用来中止发言叫停争议包裹问题，一切到此为止。在爱统治的天地里，因此总是专制的而且迫促的，用不上我们在广大世界辛苦学到的一切，包括信念的坚持，道德的申辨，也包括技艺正确合宜耐心的讲究，你被剥除到仿佛新生时候的赤裸裸无助无能状态（有一句其实满可怕的话：“在父母眼中你永远是个小孩。”因为我们明明不是也不可以是了），一种最民粹最反智的平等。也因此，我们也许还没那么怕统治者爱我们，只要他忍着不讲出口，我们真正害怕的是他把爱我们这话长挂嘴边，这跳掉过程成为一个只有结论、而且结论充斥的世界，极度不祥，责任也巧妙的移转到被爱者身上来，你得交出有限的现实之物来响应、来装填这无限的爱，以有涯逐无涯，累死人的事。像我母亲，便是个对我们兄弟姊妹充满无尽之爱的人，但有趣的是，在我们小时候，乃至于成年之前，她是不说的，跟愈到后来愈三天两头把这终极性武器拿来挥舞不同，这里有一道清晰的轨迹，记录着她对于爱的逐步察觉到致用的过程。

但“家”和“爱”，我自己总感觉有哪个地方很不对劲，说不出来的不自然，像是谁刻意把它们拼合在一起，有着斧凿和裂缝，像个神话，像人们为着某一个目的的特殊创造，如柏拉图讲为了理想国的存在我们必须保留人天生分为金、银、铜三种人的不实神话那样（《理想国》书中，苏格拉底自承这是假的，至少是夸大的）。毕竟从它们各自的构成来看，以及从各自的运作逻辑和自然条件来看，这应该是两个相当异质、各有来源去处的东西才是，连其形状大小和材质都不相衬，好像你把一个太大、太收拾不起的东西硬生生挤入到一个太小、太没弹性的空间似的；而且，爱还是个太纯净的东西，如同朱天心喜爱但屡养屡死的铁线蕨那样纤秀、敏感、对周遭环境有严苛要求的植物，需要人相当费神的照料和够干净的空气、够干净的水，但家庭却是标标准准的生命第一现场，礼不下于庶人之地，芜杂凌乱大声讲话无法遮掩无法时时讲究无法不睡觉打鼾，神经不够大条是很难存活的。在家庭里，我们习以为常一句其实很奇怪到不通的话：“你有责任爱你的家人。”好像家庭有一个特殊的操控装量（后来国家也征用或仿制了这装置），爱这个原来只指挥我们、不接受我们指挥的东西在此非常驯服，像冯内古特所讲电灯开关一样要它亮就亮；另一个可能解释是，这里所说的爱是另外一种东西，甚至不太是情感，而是某种善意温暖的具体行动，诸如我有责任照料我的家人、我有责任帮家人还债，我没办法不管我的家人死活云云。

这里，我以为我们有必要还爱一点公道——我所知道的现实家庭问题，千家万户，关键绝不在彼此爱召唤得不够，绝不是爱恶意的缺席，而是理智被拦阻不生作用，可以有效解决的那每一种方式作为恰恰好都是无法做不可以做以及不忍心做的，以至于我们逼迫爱去执行它做不到的事，让它不断透支到自身支持不了。朱天心的小说《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不同于王文兴的《家变》，她询问的不是这一堆命运赋予的家人，而是其中惟一那一个“自找的家人”（丈夫或妻子。因此难能撇清的，我个人只好成为小说回望现实的惟一代表人，乃至于成为爱情的代理对象和样品，而且是不良品），毋宁是极专注的、不屈服不遗忘的继续追踪爱情不放。爱情注定在生活现场养不活吗？或一定得转换成为另一种让人不甘心不情愿的存在？一张脸变形到什么地步依然可以是那一张可亲的脸呢？

博尔赫斯把爱和友谊分开，他以为友谊这种情感方式是人的基本生活事实（意思是我们对他者的意识、关系和情感，朋友不过是最清晰的一环而已），爱则是另一种东西；我以为我听得懂他说的，我也相信爱自成一物，必须分离来看——“你是恋爱中人，去借丘比特的翅膀，翱翔于凡俗的桎梏之上。”我以为爱是一种纯粹而且精纯的激情，完整一团，里外同质，无法再分解，因此难以跟其他任何东西化合，这一点在我们可见之物中最像黄金，长期以来人们喜欢用黄金作为爱情的象征，我以为并非偶然，而是人们有所察觉有所期待也可能有所烦恼，不仅仅是爱情独立、珍贵、有着慑人魂魄的闪闪光亮，可能还包括它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也似的“无用”。它难以跟我们其他现实之物有机的结合，和我们宽广、芜杂、灰扑扑的、日复一日的现实人生黏着面相当相当小（每个木匠师傅都晓得，黏着面太小不容易接牢，一旦有外力很容易又断开来），因此爱情并不宜家宜室，总是和我们现实生活相互滋扰相互妨碍相互背离，有种小庙容不了爱情大种的感觉。

爱情骚动、不安、浑身不对劲，比较像是听见某个远处的声音或指令，要你放下手中生计去执行某一个特殊而且有危险的重要任务。科学还原论者或弗洛伊德的信徒们也许会就此把爱情和生物的传种繁衍任务直接联系起来，以为只是演化铁链里又一个变形、伪装和错觉而已，但这样单一的目的论也许很合适说给那种被爱情欺负、逐出、两眼喷火、想找到所有可能难听字眼咒骂爱情的不幸之人，但无助于我们正常人对爱情的进一步好奇和思索，更不符合我们确确实实的经验；它可能帮我们摧毁一个太美丽到不真实的神话，但会搞出一个丑怪粗陋但一样不实的神话，并不划算，也没进步。彻底的还原论者消灭了人、消灭了时间，其实是一种沾沾自喜的虚无者，那个样子真的有点讨厌。基本上，我想指出的只是，事物当下的存在，并不等于它的源起，一如我们绝不等于多年前那颗受精卵一样，时间是最丰富最奇妙的东西，人心，人的意识、认知、选择、以及诸般不确定的作为亦是，最富意义也最困难的东西全在这里。那些从开始到现在百万年保留不动的生物本能行为并不困扰我们牵动我们，呼吸、消化云云。

我乐意相信爱情的激情成分始自于性和繁衍传种（但反之不必然，大自然绝大部分的生殖是安静的、按部就班的例行之事，不需要附带激情，植物的雄蕊和雌蕊从没传出以死相胁、饮药跳楼的可歌可泣故事，雄蕊也不写诗），但这个激情被归属于、被包含于人更大的一个独特情感之中；小说家厄普代克称为人“无限的梦”，我以为爱情正是这个梦的一部分、是其中一种最淋漓的实现形式。人的的确确并不完全生活在现实里如弗吉尼亚·伍尔芙说的那样，人睡觉时会做梦，会创造诗歌，会悲喜交集，会有感于鸟叫虫鸣而且偶然被黄昏落日和接下来的满天繁星吸引抬头，会意识到生途悠悠，还会假想自己不是此人不在此时此地云云。无限的梦是人对自身有限存在此一独特意识的补偿，好让自己不会缺氧窒息在这一独特的意识里。

喜不喜欢一个人是平视的、沉稳的现实情感，但爱情则如莎士比亚说的那样总想插翅飞在凡俗之上。爱情很奇怪，它喜欢认定一个惟一的、排他的、不可替代的对象，但它同时是自发的，往往在未有对象或那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未出现之前就开始，再努力从有限的现实世界、更有限的人生机遇里去找一个如柏拉图所说不可能完美、没有绝对的圆的具体对象。也因此，再圆满收场、再宿愿得偿的恋爱总夹着一丝委屈、渗着一丝狐疑，一点点罢了到此为止的不可声张感觉。

喜欢梦的博尔赫斯说梦不可能拖长时间，有时他会浇冷水服用这一点来判定自己是庄周是蝴蝶的奇特怀疑；我们也常说激情的燃烧时间是有限的——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瘟疫时期的爱情》却给了我们一个超过五十年（五十年七个月零十一天）的爱情故事，而且不必转变为小津电影里那样低温的、感激的两人并肩远眺方式。他是想告诉我们爱情有特殊的、正确的置放处就可以延长时间，如《迷宫中的将军》里那名夜间走来的美丽处女把萤火虫养活在挖空的一截甘蔗里？还是用如此奇特的方式（一艘高挂霍乱感染黄旗子、不靠岸、不停止、独立于世界之外的船），倒过头再一次证实爱情真的难以存放在家中、在现实里，即便是乌比诺医生那样一幢通气凉爽、体贴、而且什么也不缺的大屋子？但我以为最有趣的是，在那个终于到来的时刻，阿里萨的体认居然只集中在嗅觉，他闻到费尔米娜身体一股老太婆的酸味，阿里萨也很快想到自己比她还大四岁，应该也有同样身体发酵发腐的所谓秃鹅味，而且也必然被她以同样的激动察觉到了，“我的味儿和你的味儿可以相互抵消。”这个发现让阿里萨得到安慰，此人真是乐观得接近神迹。因此，也许不全然是激情跟着生物腺体的失去功能而消褪，也可能还有人的自惭，自觉这样的身体再无法符合爱情的高规格要求，没资格赶赴盛世般的爱情之宴。最激烈反对费尔米娜老年爱情的是她女儿奥费利亚，还因此被费尔米娜指着亡母尸骨发誓赶出家门，赶回新奥尔良爵士之都去，奥费利亚暴跳如雷的说；“我们这年纪谈爱情已属可笑了，到他们这种年纪还谈爱情，简直是卑鄙。”

是的，我们不见得喜欢自己家人，因为喜欢有硬碰硬的现实条件暨其判准；我们也不太可能用如此不宜家宜室的激情去爱自己家人，那会很尴尬很苛厉很危险而且还很疲惫。家人这种特殊的爱、这种听命行事的感情，我们通常称之为人伦，背后下命令的最早是神，后来是真理，到现代则又名大自然，也有人把它层层剥除后说是生物基因。

中国一直是非常认真谈论家庭、认真巩固家庭的爱家民族，申论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那段时日，乃至于稍后的一统帝国构建之时，相当程度已做成了结论，往后两千年大体上只是因循实践而已。我们晓得，彼时爱情还停留在民间，在言谈间，在传说中，在诗歌里，上不了公共思维的台面；至于喜不喜欢自己家人此事，当时的中国人则显然已有足够的世故、也有足够的勇气直面此事，他们充分认识到也敢于提出实证你会不幸拥有你不会喜欢、甚至可视为仇寇的恶质家人，并想方设法处理此一困境。事实上，跟美好而且其乐融融的家人相处用不着焦心谈论，更不必化为各式规范，得死心和难忍的家人一辈子绑着相处才需要人绞尽脑汁不是吗？春秋初年第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便是郑伯用了相当精妙的诡计宰了自己弟弟段，还迁怒发誓不到黄泉绝不跟偏袒老弟的母亲相见，最后是动用一堆资源人力去挖地下道，及于黄泉（夹泥砂冒出来的地下水），母子靠欺哄天地神明的诡计在地道里重新见面，来这套！

人伦是个无上的命令，在某一个特定时空里，人人都同意它，它就成立，成为无法辩论无法撼动的巨大东西，成为一切的前提。但一来时间会收集、累积怀疑，我们现实生活里的细砂碎石会不断冲刷它；另一方面，它自身也会提示破坏性、毁灭性的线索，因为森严的下令者往往喜欢装出讲道理的模样（当过兵的人一定有此经验），不满意于自己说的只是威服性的命令，还是某个天地不易的大道理。他想援引理性强化自己，却低估了理性的能耐，不知道理性有着极强韧的诚实本质，它会要自己找寻真相并自主的说出真相。早期文献中对此最警觉的故事很奇怪是《圣经·约伯记》（圣经故事一般深度有限，很难得如此），约伯记里的上帝耶和华拒绝说理，严厉责备了为他找理由辩护的约伯三名友人，不放自己的作为降下到可正可反的相对层次，不让理性有资格有机会检验他评断他，他要日头停就停，要有灾祸就有灾祸，至高者就是至高者，命令就是命令，你是谁？敢问为什么？

人伦作为人与人之间亲疏远近的有意义关系以及由此自然发生的“物理性温情”（借汉娜·阿伦特的用语，挤在一起产生的温度）没太大问题，一旦想援引天地自然为它撑腰，想放大为上下古今包山包海无一遗漏的大道理，裂缝便一个个冒出来了——很有趣，彼时人们对人情世故的理解极周到极细腻甚至已达神经质的地步了，但自然通识课程则明显的不及格，认识仅止于最表象那一层，还是武断、一厢情愿且任意解释的一层。比方说人伦重点的孝亲这事，怎么可能在没有老年的大自然界、在其他动物身上找出正面依据呢？那是主张弃养不孝的人才该乞援的地方。小羊跪着吃奶绝不因为感恩，那是惟一可能的物理角度和姿势，一定要作文章的话，你真正应该责骂这小家伙如此不孝，个头都长这么大了还赖着母奶不放不是吗？汉宣帝时有个警世故事，说宣帝有回和臣下闲谈，聊到有某种小鹰鸟得吃掉自己母亲才能获得飞翔能力的传说（可能是离巢弃亲的变形，但是个极典型的初民传说如我们在人类学报告读到的那样），问丞相可有此事，重视人伦事亲至孝的丞相只摆出脸色回答，臣只听说慈鸟反哺，没听过枭食其母。是的，就是这样，真伪不重要，也担心真伪禁不起追根究柢，欺瞒是必要的还是神圣的，这是个假装讲道理、选择性找依据的命令。

要强迫大自然为我们的行为提出全部解释，把人伦命令全数押在血缘这个点上，乃至于今天更科学更理性也更尖锐的集中在生物基因上，只会让人更茫然更不知所措，每多朝前向大自然走一步，就多一分紊乱和分离——比方说我们通过基因的回溯之路，可以找到而且相信已经找出来人类的夏娃，那一个单数的、已可以具体指认、已部分可以描述她生平的古老女性，我们每个人共有的那个母亲，并由此确信我们全都来自东非某地，这给了我们一大幅开阔、平等（或该用动词性的“夷平”）、四海兄弟的极其美丽无政府生命图像，广大星空那样，也像约翰·列侬生前歌咏的那样没错，但这不仅无助甚至一不小心还会摧毁我们远近亲疏、层级建构的家庭思维，至少绝不支持那种强硬的封闭性的家庭思维。而我们对各种生物行为的渐趋完整观察，很容易看出来，生物血缘绝非一种封闭性、铁链般的强横命令，并不决定单一一种关系，产生只此一种固定的行为；更刺激的可能是，在人类除外的所有生物身上，血缘系带无一例外都是有期限的、可解除的，说是期限和解除可能都还太强烈，毋宁比较接近某种自自然然的遗忘乃至于没有作用。惟一较符合我们人伦主张的，大体上只发生于很小一部分动物（哺乳类、鸟类云云）的其中一小段生命时刻，而且是单向的、不报偿的，那就是喜欢拿大自然撑腰的人伦论者最希望我们只看到的，大动物会喂养、照顾乃至于为小动物奋战牺牲。然而耐心再看下去吧，你会发现刚刚还那么劳苦拼命找食物的大燕子，几天前才护卫小狗不惜翻脸咬你一口的狗妈妈，像丧失记忆般不再认得自己小孩，如此强烈的“情感”（可能只是生物本能行为而已）瞬间蒸发，这会让人很感沮丧吗？会的，但另一方面，你也可能更震慑于某种生命真相，奇妙、强大、难以言喻，是知识性的冲击而不是行为的指引（但愿如此）。

人类自身的文明进展有自然条件的种种触发和限制，也时时得慎重考虑大自然的弹性及其承受力，从来不是也不能是一部凭空的幻想小说；但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展，其规格、其深度、其速度、其复杂度，以及它的企图心和要求，已远远的而且一再越过了自然，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感觉到如此困难，甚至察觉出有危险，我们切线般独自前行，再没有跟得上来的生物性机制，也没有相衬的、可参照的生物性经验，这让我们难以知道此去通向哪里是吉是凶——我所说人的独特企图心和要求，指的不只是我们擅长为恶的这部分而已（破坏环境、伤害其他物种并没事自相残杀云云），也包括我们对善的不懈寻求。比方说自然的传种机制几乎全无例外实行抢滩般的人海牺牲战术，生产数量远大于自然允许的存活数量，但我们对生命，尤其对新生的生命，有着不同的体认和情感，我们不认为这只是数字而已，我们希望（尽管仍知道不大可能）每一个都活下来，而且健康快乐，就算不健康不快乐、在自然条件下毫无机会的有缺陷新生儿，我们也努力要他活下来。我们独特的企图心和要求一再触及到大自然所能提供所能支应的极限，而其中最艰难最让我们难以抉择的往往不是我们行恶的部分，而是为善的这部分，因为它不存在明确的对错问题，无法乐观的假以时日，希冀人的持续进步（智识的、技术的、道德的）可以觉今是昨非的化解，这是一个当下而且永远没完没了的价值冲突问题，你不想依循大自然简单残酷但有效的法则（处死他、淘汰他云云），人要为自己相信的事找到未曾有的出路。

多年前，独裁者恩克鲁玛统治非洲加纳时，有这么一句我们局外人听来好笑极了的响亮口号：“誓死保卫战无不胜的恩克鲁玛主义！”是啊，既然都战无不胜了，干吗还需要人誓死保卫它呢？——然而，认真想回自己就没那么好笑了，这是一个相当明确的讯息，需要誓死保卫这部分绝对是真的，至于战无不胜当然只是虚张声势，是自我打气，让自己相信我们有某个巨大力量乃至于某种永恒规律的支持。一样的，如果家人之爱如人伦论者描述的那么强大，而且源于自然，是决定性的生物本能，列维-斯特劳斯的质疑会是（当然他针对的是家庭中的所谓乱伦禁忌这部分）：“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社会始终为这个问题困扰不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来实施这种法则。”我们需要花大力气的，要誓死保护的，正是超过大自然允诺乃至于允许的这部分，是人的法则。

列维-斯特劳斯进一步解释给我们听：“确实，社会生活中既有规则，也会有策略的考虑在起作用。有时，策略的考虑会把规则挤到旁边去；不过，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反过来讲，个人不遵守某些规范而施展谋略也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这个极素朴的道理指出来某个我们有意无意的盲点或说不太乐意面对的真相，那就是当规则被“暂时”挤到一旁时它并未消灭，事实上它仍持续起着作用，仍像沉默但顽强的地心引力般把我们拉扯回去。因而，我们人为的善念、文明的善念，作为某种认识、某种信念乃至于某种意志可以是觉醒的、获取的、不退回的，但我们为善的行为则很难是一次的，一治不复乱。在实践中，我们总时时察觉到某某顽强的逆向力量，你必须抗拒它、必须持续的用力才能留在原地乃至于前进。善行于是有命令的成分，也有反抗的意味，你服膺自己内心或某个文明价值的命令声音，勉强自己去对抗某些自然的惰性和惯性，如同海浪般奋力的扑打上岸然后力尽的退回，一次又一次。

血缘并不完全等于所谓的亲情，亲情更加不会就是爱，不会是这么一种激情的、强烈的、排他的、搏命演出的、无边无际的情感——这是其虚张声势的部分，借用一个已发生了就再无法当没有的身份，顺势转换成一种无限的责任（是的，你有责任去爱）。事实上，我们看春秋战国到汉代这段高峰时期的家庭大论述，真正探索的从不是爱，或者说从不好奇这情感自身的来历、质料形貌及其可能变化，而是其下的具体行为。这些行为，从寻常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到杀人无罪、凌驾尊重生命价值以及违反枪械弹药管制条例的比方说“父母之仇不共载天”、“弟兄之仇不反兵而斗”（不反兵的白话解释是不掉头回家拿武器，意思是有这种仇恨在身的人一生无时无刻得有杀人凶器在手）云云，有着太夸张太勉强太苛求于基本人性的极大一部分，很不容易持续实践，得靠一个更大更干净更无可怀疑的命令才成立、才得到行动的能量。因此，再清楚不过了，它“誓死保卫”的不是战无不胜情感，而就是家庭这个东西，爱是每人都有、可召唤又不太容易反对的强力接着剂三秒胶，把大家黏牢在一起，这就是家庭。

誓死保卫家庭，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条件下发生的事”。我们不难想到，春秋战国到汉初，正是国家的铸造时刻，从家到国，不仅在逻辑上是顺畅的，现实的特定条件也是这样，当时社会的公共领域尚未成形，个体的人不具意义而且危险，从最根本的生命安全到每天每时的生存土地据有、经济物资的获取云云，都得呼群众众才可能，大家再不高兴都得绑在一起彼此依赖，像霍布斯讲的那样，最根本的生存威胁，逼使人必须放弃很多东西，包括自由、个性、个人的梦想、个人的是非价值判断、以及尊严等等。

我们从汉代那样才两三个层级、专业分工才具雏型的简易官制来看（三公、九卿、二千石云云），当时治国的确仍像治家一样，彼时治国的关键技艺仍是处理人而不是处理事。

《红楼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部明迷美丽的书，但很糟糕，我个人觉得是恐怖的，一种被压住、被要求不得噤声的恐怖（我完全能接受《金瓶梅》这样正面的、直言的揭露），以至于尽管年轻当时我的老师告诉我们不喜欢《红楼梦》的是俗人，但我能做到的只是跳着翻完，从没想要成为书中的任何一个人，连我本来可以喜欢那样性格的人，在里面都成为我不喜欢的模样。一种全然封闭的世界，一种无限的责任，一种永远无法解除的关系，我以为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一不小心还会是非常病态；我也相信小密尔所说人最低限度的自由空间、本雅明所要求的个人小房间云云不是近代民主的新发明，而是某种接近阳光空气水的亘古必要东西。如同博尔赫斯所透露的，天堂和地狱真正令人害怕的还不是严酷的刑罚和幸福，而且是永恒，一成不变无休无止，忍受和享受都失去了意义。

当然，我们也会注意到另一种现实效应，正如天主教对神父修士永恒守贞的命令，尤其在中世纪尖峰时刻发展出到今天仍让我们瞠目无言的极限性爱；正如格林小说再再书写的，天主教廷至今不松口的不得离婚教谕，产出了并宽容了欧陆最肆无忌惮的偷情。当解除、逃遁云云不再是选项，人只能死心断念接受它，当成某种无可抗拒的命运，或仅仅就是人生现实而已，专注的、穷其一切可能的在这让人窒息的封闭世界里，找出持续生存之道。我们今天回头看《礼记》便是这样，两千年前当时，人们的世故程度、对人与人关系的高度细腻割分理解处置程度，举凡各种关系的人各种界线何在，什么时间什么状态下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乃至于该哭该笑等等，完全不是今天我们这些多了两千年历史经历的人所能相提并论的。一般人总倾向于把《礼记》看成是道德训示，我个人以为它是一部技艺之书；严苛的、不近人情的不是这些密密麻麻行为指示，而是它要对付的无可解除无可遁逃家庭关系亲人关系。一旦理解了这个背景，你会发现它原来是体贴的、温柔的而且很聪明的，读起来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也许（谢天谢地）绝大部分这些不得已的技艺今天我们用不着了，可以开开心心放它们就此失传，但这些技艺所携带、所指引的，对于人情世故、对于人与人关系的细腻察知和深刻穿透，遗失了则非常可惜，我们也许再不会回到那样一种绝望处境了，因而再也逼生不出这样的认识了，如此珍稀的成果很可能是历史绝响。

总的来说，我以为（或说谦卑的主张）家庭和亲人关系是可解除的，至少是可逃离的，这么说不是破毁，而是复原，让家庭和亲人回到本来或者说较合适的模样。把我们紧紧绑在一起的自然法则从头到尾只是一个借来的神话，而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条件”也已消失，过去很多不通过家庭就无法保护无从获取的东西，包括人身安全和经济活动，今天已由社会接手，人相当程度可以单独面对世界了，我们加诸家庭和亲人的某些额外负担、某些其实历史经验已证明并不那么合适的负担（比方最好易子而教的教育、比方需要家人当警卫、当工作助手云云）已可卸除下来了。

我们这个时代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世故，我们有条件给这种感情昔人所没有的空间，我们不必把感情封闭在那样动辄得咎、人得提心吊胆过日子的不见天日洞窟里。

我是相信感情的人，在这上头自认半点也不虚无，只是不喜欢夸大它苛求它——我以为，家人的情感和同学的情感有一部分很接近，有着极其相似的起源从而有着极其相似的基本质料，这说起来有些浪漫但其实如此自然可信，仿佛是某种命运、某种奇妙的安排，不偏不倚把我们一起置放在这个时间这个空间里，正因为不是通过我们的选择，遂有着某种非条件的、不可知的生命深层触动，给予我们一种世界远远大于你、深奥于你的奇异提醒；而我也以为，家人不仅仅是相处更绵密（所以冲突也更多更致命）的同学而已，家人关系里有一种无以伦比难以替代的依赖关系，尤其紧紧联系着人独有的、最漫长也最脆弱的童年，所以这一依赖关系就不止是相处而已，甚至不只是可以雇人替代的那种有形依赖而已，而是会一起而且一再触及到某个生命边界，多多少少意识到而且会在某个总会发生的不幸时刻并肩面对死亡（疾病中、衰老时），这才是家人情感所以如此独特的核心，是我们日后在其他人与人关系再难找回的，大约只有在某些奋战不懈的革命团体里（不包括现在那些只喝酒高歌不奋战的革命团体），我们会看到一抹类似的情感影子，非常戏剧性的划过我们眼前。

但怎么说呢？人面对情感，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和做法，有两种人——一种认定情感是可用的，而且取用不竭，好像情感是强固的、不损毁的、自行补充的；一种认为情感反而是人得去保护的，珍稀、难得、脆弱而且存量有限。我自己是悲观倾向的人，习惯无求于情感，更像圣经所说从不试验它；事实上，我不必试验就完全确信它的存在，并且确信我这大半辈子从情感之中多得到很多东西。我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那都是礼物。

谁说美好的东西一定很巨大很完整而且还所向无敌呢？我比较相信它们是碎片形态的存在，更多时候它们细碎得、短暂得如同错觉，比方说你自己心中浮现的某个善念，比方说闪逝而过的他者一丝善意，比方说你的某个记忆画面。非得符合一定的尺寸才算数，美好的东西就所剩不多了，就像规矩的渔夫得把尺寸不足的鱼虾扔回大海，那很容易让人沮丧，比你一无所获还让人沮丧，觉得整个世界荒芜得像个桔竭的渔场。

这几年，也许是年纪到了，我一再从书中读到一种心领神会的童年记忆叙述，感觉其中有着很特殊的讯息——纳博科夫讲起自己十九岁前的圣彼得堡童年，说的最多是那间乡村老屋子，乃至于日后他放弃在欧陆、在美国以及晚年的瑞士建构一个近似的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写，材料取之于外祖父的内战经历和外祖母的鬼故事，但他的回忆一样集中在那间日后成为《百年孤独》所有事情发生所在的大房子；就算成长岁月不愉快到几度自杀、成为一生梦魇的格林，也忽然像个自然主义书写者般描绘他的童年故居，房间、阁楼、餐厅、窗户、某个抽屉——

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的童年记忆常常是空间的，而不是时间；是某一个静静的画面，而不是一段确确实实发生的有头有尾往事。当然会跟着家人，一张脸一个姿态一句话云云，但他们似乎总停在眼光余光之处，乃至于从画面之外进来的，主体是那个今天想来一点也不舒适不便利、没抽水马桶而且亮度阴暗的房子。

但记忆里它是很敞亮很通风而且很巨大的，像是整个世界源源本本的存在，好像你只要想起它，就自自然然保有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不必再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去收拾去追问，甚至再想不起来也不会遗失，是这样子吧！

我想我对我命运的这些家人最深沉的怀念全都在这里了，我需要的也全都在这里，就像纳博科夫讲的，只有这种记忆，是禁得住书写、是耐得了漫漫人生的破坏浸蚀、是绝对不会隐没的。

小说家

我常笑朱天心是“一只恐惧黑暗的鼹鼠”——作为一个从业超过三十年，依“劳基法”已有资格申请退休的小说书写者，朱天心自始至终有她适应不良之处。其中最荒谬的是，朱天心痛恨写字到了极点（这辈子我还真没见过这么讨厌写字的人），而且握笔用力到如溺水之人死死抓着一根浮木，任谁看都知道这撑不住多长时间必然没顶。在短篇小说极可能领先一步式微的这个小说苍老年代，至今朱天心最长的小说从未超出六万字，如果我说痛恨写字正是她长篇小说迟迟不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会不会有人以为我是开玩笑？

所以并没有通体适应完美这种事，我们一生可能只能选一个的志业工作也从不在我们万事齐备才决定，不仅仅只是爱不爱写字这等小事而已。

有相当一段时日，我倒真的常听朱天心讲她不怎么想再写小说了，很想早一点写成一本可以跟自己此生这一志业工作交代得过去的小说，然后就可以像福克纳说的（“这最后一部小说将是一本黄金之书”）折断铅笔，理直气壮跟所有人也跟自己宣布一切到此为止。我知道她是讲真的，即便最近几年这类倦勤之语不再出现了，但念头应该从未消失，每天，我看着她头也不回抛入愈来愈多时间心力和情感在流浪猫的每日喂食拯救医疗工作上，总有点悲伤，这样强大如矢的力量为什么小说会分不到？我也一再看到比方顾玉玲外籍移工或江一豪三莺部落那边有事一通电话进来，她专注聆听时眼睛镇静、清明不疑的光芒，那是她谈小说凝视小说时不容易看到的。这几年朱天心最多而且随传随到的公开谈话，不是面对期待她来、善意满满的文学读者，而是一处又一处驱赶猫、虐杀猫、劈头就口出恶言的社区暴民（人遍在的自私、残酷和折磨他者，是我自己对台湾沮丧悲观的最主要理由）。诸如此类时刻，小说不断被挤落到工作时间表的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第四顺位，我总得想一下格林小说里那些在刚果麻风病人村关心药品问题、饮水问题、病房建材的木头砖块问题胜过传教工作、拯救灵魂的神父修女，“灵魂的问题不必急，灵魂是永恒的。”——只是，灵魂也许真的是永恒的，而且我也相信这些看起来和灵魂无关的现实迫切问题，终究会蜿蜿蜒蜒汇聚回、有助于灵魂拯救工作，一如那些看起来和小说书写无关的现实关怀工作，仍可以元气淋漓的注入、撑开、拔起小说书写本身，有机会让小说家写得更好而不是更坏；小说家有必要探头出去，但这里终究有一道难以说清楚的界线，毕竟，小说书写者的生命时光滴答作响，绝对不是永恒的。

然后，我也从大江健三郎书中一次两次读到同样的话，他白纸黑字宣布再不写小说了，尤其在他重述二次大战广岛原爆一个又一个罹难故事同时；再来是格林，他倒没直说，惟讯息再清晰不过，事实上，《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这部小说便设定在这个涌现不去的寥落心思上头，有着世界级声名的大建筑师（尽管并不是大小说家）奎里一觉醒来，吃了一顿过饱的早餐，例行的拎起简单行李到机场，却附魔也似搭上往非洲某地的班机，能离开多远就岔向多远的一径往形状如一颗人心的非洲大陆深处走去，最后“因为船只走到这里”的停在麻风病人村，所有人（甚具隐喻的）都怀疑奎里是个躲避追缉的逃犯；小说最前头的题辞里格林告诉我们，一个小说作家，终其一生，很难不长时间的心生一事无成的失望。很清楚，这怀疑的已不是自己而已，而是直指小说了。

当你知道要看什么之后，你就会不断看到它了——由此，我在新读的小说中、重读的小说中乃至于只是在回忆里，陆陆续续找到更多或彰或隐的例证，通常不是一句话，而是一道道延续的心思轨迹。比较熟知的，比方说晚期的托尔斯泰，比方说近四五年的米兰·昆德拉，乃至于获颁诺贝尔奖前后、生命首次深沉下来的海明威。大致上，这样的念头总是发生在比较和现实纠纠缠缠、花较多心思在外面世界的这部分小说家身上，而且总是出现于他们书写成熟时期之时或者之后；有趣的是，心生此念的小说家几乎一无例外的仍会继续写小说下去（来得最晚的海明威极可能是惟一例外，只能如同忏悔），包括最斩钉截铁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大江健三郎，以至于只像一声喟叹甚或更糟糕像个姿态或者谎言，但当然不是。我们跟着读下去通常会看到接下来的小说有了明显的变化，尤其在外形上，最先被丢弃掉的是所谓的小说书写技艺这一部分，书写者仿佛对于纯小说技术的追求和表演失去了兴致或说没耐心了，巴赫金谈托尔斯泰的《复活》时，指出来这部小说像枝叶凋落殆尽的冬日景观，华丽眩目的技艺、泼辣尖刻的文字以及狐狸般的狡狯心智全收起来了，这些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世人对这位了不起小说家最服气也最没争议的赞颂部分。昆德拉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这几年从台湾一些年轻小说书写者口中，我所听到对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巨著时期的赞颂已明显掺杂了怀念的语气，日已西夕，荣光逝矣云云。大江呢？《静静的生活》、《换取的孩子》，以及更像个谆谆老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要上学》云云，台湾很多读者来不及更完全不知道他原来怎么样纯现代主义书写的小说家。

不是立刻停下不写，而是这样的心思一点一点渗透到往后的书写之中，缓缓改变小说的面貌，最终看是小说先离开还是书写者自己的生命先抵达终点。所以这不再只是书写者个人的特殊生命选择（换个工作或换一种生活云云），而是再一次逼问着小说这个东西的能耐及其极限，我的生命里有哪些我更在意、更急于完成的事，小说原来力有未逮或至少太慢了，缓不济急？——我想起推理小说的一段对话，阿加莎·克里斯蒂戏剧性的说，凶案发生，不晓得为什么凶手十之八九是被害人的丈夫或妻子；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马修·斯卡德则如此实实在在的回答：“是啊，我所知道很多的夫妻总是用三十年、四十年时间来杀死彼此。”

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角度、一种说法来描述这个书写改变——如果说小说书写同时包含着职业与志业的双重成分，这里先一步剥落的是职业成分，这其实很可理解。毕竟，换一个职业只是个当下的决定，要有光就有光，甚至不需要一天时间；换一个志业则是能力的问题，你几乎需要再一次人生。

小说家这个职业最特殊的印记是什么？心思和立场各异的人会给我们鄙夷、仇视、同情、哀伤、向往云云的不等答案，我个人以为是“虚构事物的特权”，允许欺骗说谎，瞒天大谎——我们都承认人会言语不实，也老早都知道人的一生无法每天二十四小时讲百分之百真话还能顺利活下来，因此，我们通常待之以某种默许的、结果论的世故态度，不管你是政客、商贾、僧侣、影歌星或者情人，你可以扯，但不要被逮到你是说谎；我们甚至不会积极去逮你（也许我们还会偷偷佩服你，在如今这样一个堕落的时代），只要你别夸张到、残酷到、倒霉到或者笨到我们非指出你说谎不可。一般而言，除了小说家，被证实说谎可以不附带刑责的可能就只有法庭里被起诉的罪犯，这被视为是他正当防卫自己的手段之一。正常的证人不可以，伪证是妨碍司法公正之罪，依“刑法”第165条，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天底下真有白吃白喝的虚构事物特权吗？这不是一个容易快速回答的问题——有关小说的欺瞒和虚构，我想来想去最好的解释方式还是纳博科夫“狼来了”的这个故事，比谁讲得都好而且美丽具体。纳博科夫回答：“我总以为诗是这么起源的：一个穴居的男孩跑回洞穴，穿过高高的茅草，一路跑一路喊：‘狼！狼！’然而并没有狼。他那狒狒模样的父母——为真理固执己见的人，无疑会把他藏在安全的地方。”纳博科夫解释，当这个小孩叫着狼来了而后头并没有狼这一刻，诗（另一回他说的是小说，同时是诗人/小说家的纳博科夫无意细分两者，一如他那部绝妙的《微暗之火》）便诞生了；诗（或者小说），系产生于“高高的茅草里”。

我尤其喜欢“高高的茅草里”这一句、这一场域，多加解释并不好，总会遗漏、会削弱它丰饶的意义。但我们说，在人的肉眼被遮挡，只听见奔跑声、沙沙作响且锋利割人芒叶声音的这个茅草丛中，有狼或没狼，真实或欺瞒，只能不断猜测并且不断替换，这次后头不见有狼跟着并不意味没有狼，更不意味下回后头也没有狼，欺骗和洞见（乃至于示警）在这高高的茅草堆里泯去了界线，有效保护着这个鬼头鬼脑的小孩，狒狒般惊魂未定的父母应该不至于忙着责问他修理他是吧；更好的是，这个故事并没这样就说完，人们根深柢固的记忆预言了不幸的结果，随着时间流逝，它（很大一部分）仍会顽强回归“狼来了”原来版本我们所熟悉的道德寓意，成为惩罚，那就是，如果这个“诗人/小说家”男孩不知节制的继续玩这个游戏，他那狒狒般的父母迟早会不相信他，会认定他只是个有说谎恶习的恶劣小孩，或温柔点，以为他是一个太敏感、太容易惊吓、沉耽于自我幻觉幻听的可怜小孩，以至于连同他洞察示警的那部分也跟着逆转过来，成为纯粹的欺骗和幻想，最后他甚至孤立无援的会被狼给吃了。

纳博科夫是最直言小说虚构性欺瞒性本质的人，而且完全没有“然而”“但是”之类的补充和转折，小说就只是“科学的精确加上魔术的幻惑”，完毕；纳博科夫也完全知道这样强硬高傲主张的无可遁逃逻辑及其无可避免代价，小说乃至于小说家必须放弃对现实世界的任何奢望，尤其是即时性的、迫切性的奢望。相当程度而言，你必须硬起心肠过日子，小说救不了猫、救不了饥饿的人、救不了巨变灾难进行中的世界，你在虚构世界里的崇高位置和信誉自成一物，转换到现实世界来则往往所剩不多，人们不会太“当真”，一如电影里大火焰大洪水的末日拟真画面，观者基本上是安坐在置身事外的位置，其心思更多是放在效果的欣赏和享受上而非讯息本身（抱歉，这是个糟透了的例子，尤其是美学上）。倒不是说小说不触动人心带来启示，这是从来都有也不会消失的，然而，这个人心效果总是太深沉、太微妙而且捉摸不定，而当它愈精确愈深刻，便愈难迅速转化成具体的作为，它适合收藏在人心里而非停留在行动中。因之，小说家无法也不会期待预定的、直指的现实效果，这是一个小说书写者最快也最容易学习到的，他让自己比较像一株花而不是一个生产/传销垂直整合的系统，他的话语因风传递，不知也不限对象，甚至不限于此时此刻存在的对象，这样子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惟有极度悲观才孕生出来的那一点点温和的乐观精神”，才能让他不再沮丧不多气馁的写下去。所以纳博科夫持续强硬的说他的小说无关政治、国族和任何群体，没有道德教谕，更没有任何社会性企图。朱天心尤其喜欢他那一连串“不”的宣告，是她先读到并指给我看的：“我不属于任何俱乐部或团体。我不钓鱼不烹调，不跳舞，不吹捧书籍，不签名售书，不合署宣言，不吃牡蛎，不醉酒，不去教堂，不去见心理分析学家，不参加示威游行。”朱天心完全明白纳博科夫在说什么也完全明白他为何会这么说（比方哪个“不”是拒绝人的残酷、哪个“不”又是为着保卫自己的心思干净清明云云），更看到这些所有的“不”放在一起，如何呈现一个小说家刚健卓然的形象，以及一个对小说书写专注不疑的总体图像。小说书写者这么信任小说，不是相信小说无所不能，而是不让小说分神做它做不到的事，你选择了它，就像韦伯讲的专心侍奉它，你的人生就得作出配合。但朱天心自知其中有哪几项她心向往之却总做不到，因为那意味着你必须封闭掉一部分对当下世界的知觉和情感，假装没听见某些迫切的召唤声音诸如暗巷里、瓦砾堆旁被弃养、一听就知道还无法独立存活的小猫叫声。所以朱天心最近试着这么说，不是宣告，而是某种艰难的自勉：对强者说不，对她一直并没困难，如今她得努力做到的是，如何学会必要时也跟弱者说不。

然而在此同时，仿佛捣蛋的是，她发现随着年岁带来连锁反应式的身体变化，人心不是变软，而是变脆，像个一碰就出水的东西，对悲伤事情的承受力愈来愈不行，愈来愈像当年出门一趟、看什么都难过不已、都是生老病死的王子悉达多。

说着说着好像连我们也感染了一丝沉重，让我们换个气氛，跳开来说个滑稽故事吧——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事情发生在马贡多这个从哥伦比亚现实中虚构起来的新城镇才繁荣生养起来之时，镇上建造了第一家电影院，第一部放映的电影是个悲剧故事，男主角在片尾死去，假戏当真的马贡多居民哀恸逾恒，不止痛哭还集体佩戴黑纱点起蜡烛哀悼他。要命是第二部电影的男主角还是这个人，于是已经死亡的人又无耻的出现在银幕上，愤怒的马贡多镇民认定这是个天大的、无可饶恕的骗局，遂砸了电影院，并引发一场集体暴动。

不在小说世界和现实世界如纳博科夫那样彻底的、不留侥幸的划开界线，这些小说家就狼狈了，甚至显得狡猾。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这些小说家总信誓旦旦告诉我们他的小说是“假”的，又信誓旦旦告诉我们他的小说是“真”的，格林大概是其中最气急败坏也最生动的例子。但说真的，这事我们很难全怪罪世界、怪罪一般读小说的人，小说自身反复在虚构和现实中穿梭，愈是精美愈成功便愈难找出接缝，我们如何可能每次都这么准，分清楚这部分是假的、这两句话是真的？分清楚主人翁的偷情败德是虚构的更不是小说家本人、而当你告诉我们水沟里堵塞的孩童尸体是真实的是照着可恶的现实写的？小说家是不是该附给我们一份阅读须知，告诉我们哪里可一笑置之、哪里该摒着气揪着心提足全部情感并且在读完书时起身革命？读者有读者的小小尊严，加上读者周遭的空气气味也是这样，我们倾向于宁可错失也不愿被愚弄，把真事当假，我们不感觉损失什么，但把假事错认为真，我们会感觉自己是个笨蛋。更何况小说家要我们相信为真的部分，总是读起来最不舒适的部分，人会不平会悲伤会内咎失眠会想捐出全部家产，我们更加不愿当个忧郁症时时上身、更惨的那一种笨蛋。

小说家说自己小说是假，也说自己小说为真，这反复不定一般而言仍有着隐隐的时间规律及其轨迹，且呼应着小说自身虚构和真实成分的变化。大体上，愈年轻的、愈靠近着书写起点的小说，愈容易受到虚构的诱惑，绝云气，负青天；年迈的、愈意识到书写终点的小说，书写者愈感觉到现实大地的持久引力，想实实在在的站稳脚跟如同生根。时间，在小说书写里的形态，常常呈现出这样一道抛物线也似的大弧。

虚构事物的特权（其实也跟人世间所有迷人的特权一样），一开始总像个玩具，小说家也跟我们普通人拿到新玩具一样，会忍不住一直玩它，甚至沉迷其中相当一段时日，试着从各种角度、各种不同途径、各种隐藏的可能去穷尽它。我曾认得一名已故的玩车之人（死于癌，不是如巴西传奇车手塞纳般阵亡于高速的车上），他每回看谁牵了新车，总要借过来“彻彻底底”开一趟，我们外行人听着引擎、轮胎的各种哀鸣声音，怎么看都像折磨这部可怜的新车如同强暴，但他会专业的解释给面如死灰的车主（丈夫？）本人听，新车必须先“ㄍㄧㄥ开”一次，必须一开始就逼出它的潜力，否则它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事，你需要它马力时会出不来；他还会拍拍车主肩膀，你这车真不错，过两天我也想买一部来玩玩——于是，刚刚才临界翻脸边缘的车主表情瞬间如花绽放，好像还打算掏钱包付他一笔工作费。

玩，在一定限度、一定的时间里，其实没什么不好，既符合人性，且极富意义。基本上，玩最接近一种全然自由的状态，比起单纯的认真少了一种自律的束缚，以及一种被目标、被预期成果限定的不自由，而且多了一些真诚的热情，不知不觉之中延长了人的持久力。我们知道，创造几乎和自由同义，也是自由有意以及无意的结果，因此不管如何艰辛危险，总少不了玩的成分，发出笑声，带着喜悦。然而，我们总是容易玩得太久，所谓的太久，指的是当我们已然穷尽其可能（包括我们自身能力的限制，也包括玩具的有限潜能），我们通常仍会延迟相当一段时日，或甚至再不回头了，我们仍在玩，但意义消失了，甚至也丧失掉热情，它只是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百无聊赖，一种鸡肋也似的依存捆绑关系，从最自由直接跳到最不自由，像那些打电动玩具的小孩。

虚构事物的特权，作为书写的玩具，一样还有另一个玩具式的固定风险，那就是现实感的不断快速流失——但这里，我们指的可不仅仅只是时间的单纯虚耗而已，还得再重重加上另一个很人性的书写特有陷阱。我们说，生命多艰多难，但绝大多数艰难既不是我们要的更不是我们召唤来的，不必也不能每一样都跟它拼了、跟它誓不两立正面迎战到底。我们也许会很尊敬这样的人，但我们其实更有理由害怕这样的人，此类典型，我们所能想到最无害、最辛酸的人物，不过就是拉曼查的老骑士吉诃德阁下，让我们成功的能以笑声驱开害怕、不赞同和鄙夷，堪堪保护住了最透亮最干净的那一点核心。面对生命本身无休止的、大小不等的、理都理不完的困难，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摸摸鼻子避开就是了，这明智而且合情合理；但小说书写这上头不同，小说书写者的困难不仅仅是自找的，而且正是小说书写无可切除、少掉它就差不多等于丧失一切、不知所为何来的最重要部分。小说书写，我们可以这么说，是书写者有意识的重返人们已忽略、已避开、已遗忘的事物及其时空处境，换句话说，战斗是他主动重启的，战场也是他挑的，但妙的是，小说书写者本人往往不知道他打开了什么不该打开的东西，无法预见自己到底惹了什么，一场有限的战斗会引发一连串打不完的战斗，一个看似可简单击倒的小号恶魔后头跟着、隐藏着波浪一样源源不绝的大型恶魔，是的，叶公好龙而且叫唤个不休，龙也果真来了，带着雷电霹雳和满天风雨，以巨大狞恶的本来面目现身。当然，是有没吓得躲到床底的小说书写者，比方福克纳便咬着牙杵在现场不逃，他一生所系的约克纳帕塔法小说（包括十几部长篇加二十几个短篇）其实是开始于一次怎么看都不危险不困难的浪漫召唤，而且发生在他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书写时日，当时他只想写出他那位打内战的、家族神话传奇英雄的亲祖父老威廉·福克纳上校，却从此一步一步踩进了两百年时间黑白种族纠葛泥淖宛如诅咒的美国南方残酷大地。最终，他足足写了三十年还没法脱困，而他那位年少倾慕的祖父也从传说中被打回现实原形，不过就是个美国南方遍地都是、既是奴隶主也是暴烈种族主义者的残忍白人老头而已。

福克纳从虚构的传奇世界转入寸步难行的现实来，这其实并不那么“人性”，也因此才显得如此辉煌。事实上，我们不成比例较常看到的是，面对书写的困难，小说书写者不仅会躲床底下，还会像闯了祸无法收拾的小孩般逃之夭夭。这种时候，虚构事物的特权便成了小说魔术师的最佳脱逃术，眼睛一转身体一侧，我们就跟着小说书写者如卡尔维诺所说“躲入梦境，或是逃进非理性之中”。我们看过太多以做了一个梦、或以一则甜美的寓言（白天的、人造的梦）一次解除全部现实困难的化为一阵轻烟书写方式，聪明是很聪明，某种有益的遗忘可能也让我们当下心头一轻没错，但小说的梦境，就跟所有的梦境一样，它持续不了多长时间，连最爱做梦、最支持做梦的博尔赫斯都这么讲。

我想起马拉美的这两句诗：“鼓起我无羽的双翼逃离/——冒着在永恒中失足坠地的危险。”

正是因为危险是延迟的，代价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被察觉，小说的年轻书写时光因此总是最享受小说虚构特权的时光，一般而言，很难不进到放纵的地步。但我们晓得那些个个才气纵横、都像是天才的美国棒球小联盟年轻投手吗？——棒球场上，最迷人的欺瞒系集中于投手一人身上，或更正确的说，集中在投手握球的五根手指和一个手掌之际，借由指尖和掌心的存在与不存在，接触与不接触，让棒球在零点五秒左右的快速飞行中同时发生空间的弯折和时间的疾徐变化。然而，任何一个小联盟的投手教练都会严厉的告诫你制止你，你在这阶段忙着愚弄这些经验不足的小联盟打击手干什么？有什么意义？你真正要瞄准的、设定对付的，是将来那些什么样变化球没见过、不天天周旋、正是靠拆解这种种诡计吃饭的老妖怪级大联盟打击手，没有足够威力支撑、没有足够质量保护，一句话，没有球速作为基础和屏障的单薄变化球，你极可能连一轮九人三局球都骗不过去只是肉包只是找死不是吗？而且，今天什么变化球都不是秘技（一如小说书写技法已无秘技），全是公开的、整理过的、建档索引的，就连场边喝啤酒观战稍微用心稍有知识的球迷都熟知其握法、基本轨迹、优缺点及其适用性，因此重点不在伸卡球、滑球、切球云云，而是谁投出的伸卡球、滑球和切球，以及什么时机、什么进垒点穿透进去、针对什么打击手的伸卡球、滑球和切球。同一颗圈式变速球，可以一文不值也可以标价数百数千万美元，可以一次一次鬼魅的潜行过球棒狙击也可以动不动就飞出墙外成为球迷收藏物，所以说来日方长，年轻投手要练的是速度、威力和球质，以及踏实的一点一点积累对球赛的解读能力。

几十年来（果然也就几十年了），我从没见过真正缺乏胡思乱想能耐的年轻小说书写者，偶尔是有一两个比较笨拙的，感觉上也比较像某种人格特质、某些生命习惯阻止他而不是没有，几乎要让人相信这是一种年龄状态。年轻小说书写者难能一步登天的，是足够的经验材料，这需要多一点时间，以及在时间里某种不懈的、追究的，心里始终有事的态度，由此一点一点获取对世界、对生命本身的丰硕解读能力。这当然是小说书写里比较苦、比较无聊而且最缓慢不耐的部分，日复一日，光彩尽去；也往往是小说书写里最悲伤、最容易瓦解年轻书写心志和信念、不断发生自我怀疑的所在。不单单是这个老世界总如此不美好而已，还有它的顽固，以及它迷宫般的实质构成，你一件事一件事发现自己毫无能力说服它修改它，甚至发现光是说清楚它都困难极了（博尔赫斯有回这么说：“这种事只有在现实中才有可能发生。”）。一定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些甚至是终其一生，书写者会感觉到自身尺寸的不断缩小（尽管我们说，不缩小自己怎么进得了事物的幽微隙缝之中），原来以为自己已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今都改换了面貌，原来以为自己知道的，现在都不知道了，原来坚信如誓言的，现在模糊成一团。这原是小说书写者一次又一次的必要经历，我们甚至可以励志点的说，尤其对于年轻、才要开始的小说投手，正是要这样才可望一点一点改善自己的球速、威力和球质，并且丰富自己解读小说和世界这场无尽球赛的能力。太早、太快、太放纵的使用虚构特权，你不会也不觉需要多瞧一眼人生现实的，这很大几率会养成一个危险的坏习惯，让人没耐心，让人只想快快躲进虚构世界里，在第一个困难到来时就飞走，召唤鬼神来取代鸟兽虫鱼，因此你知道的东西会很少而且愈来愈少，整个世界只剩一个简易的印象，一个只用流俗成见和错觉构成的单薄外壳，往后几十年（如果撑得了这么久的话）的小说只能在没细节没差异、没神秘没难解之谜、书写者自己更什么也不想知道的状态下反复涂写，能制造惊异的只剩光秃秃的文字一项，这种书写方式，理应在读者受不了之前，书写者自己先就厌烦不堪才是。

这里，问题是究竟有没有一种纯粹的虚构？或我们松开点来说，纯粹的想像？一种完完全全无须意识着现实、无关现实处境、不靠任何实质材料构成的想像？我个人以为没有，但我们假设有看看。

如果有，那必定只能源源本本是纯自然的、纯生物性的，某种人心的自然流动，或某种神秘的本能运行，或思维无意识、无目的的纵跳云云，姑且不论人如何以这样单子也似的非时间非空间纯粹存在（这不可能，就连只此一人的亚当都有他的伊甸园现实以及鸟兽虫鱼，也因此才有了他独居不好的孤独），也姑且不论这样的想像（其实用梦境还更合适）得如何实践，如何展开，如何呈现，如何被看到、听见并交谈（这也不可能）云云。生物学报告告诉我们，百万年来，人的身体几乎不见任何有意义的变化，我们跟古远的克罗马农人在纯粹的生物构成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此一根本前提至少意味着两件事：一是，纯生物身体的梦境，如果有，必定是反复的、使用殆尽的，早已不见任何神奇的可能，应该比较接近人呼吸或人会打呵欠之类的；二是，这样的凡人本能的有之、本能的皆能，当代小说书写者有何优势可言？你甚至还赢不了一个克罗马农人，因为大家身体一样，而他至少比你没其他事情可做不是吗？

我们今天试图再理解人的本能行为，是研究它解读它而不是使用它依赖它，这是一种当代的文明意识暨其思省，因着人对当下处境的质疑，真正用到的是当下才有的思维成果（结论、假设和由此而生出的想像）、技艺和配备。所以纳博科夫对所有的原始艺术成果没什么好感，尤其对于当代原始艺术仿制的创作方式（非洲面具、爵士乐云云）嗤之以鼻，他以为纯粹重返（或狡诈的模仿）生物本能的艺术创作是走不了多远的，就跟后院子墙壁上的小孩涂鸦成果一样，“艺术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要不要像纳博科夫这么激烈我们再说（但这确确实实是一剂有益而且痛快淋漓的解毒剂），我以为核心的意义在于，即使只是人的想像和梦境，其深刻宽广丰硕准确与否，仍取决于人的处境及其意识而非人的身体。确定了这个，我们才能心思清明的一样一样回头来看、来辨别挑捡，古远的、原始的艺术成果，在远比我们贫乏、简易、现实材料和配备有限、展开时间也短的普遍不利基础上，是否还是有一些我们不拥有或已抛弃已毁坏的东西，从而得到某些特殊的成果闪烁明灭于我们漆黑的思维死角？比方说某些奇特的自由？某种较亲密的死亡意识及其宗教感？某些我们已不使用不生产但其富功利性之上意义的工具？某些已消失的经常性视野比方说满天星斗的大片天空？

最近几名写作的朋友去了青藏高原，看那样的天空和那样的雪山，以及那样生存条件和生命景观，恍然大悟西藏人们奇妙的思维和向往——吉卜林的诗讲喜马拉雅山是湿婆神的大笑声音，这个说法真的好得惊心动魄。

所以朱天心近日来甚有感触的公开讲，她以为自己小说书写的惟一优势是当下。这是老小说家才说的话，有点博尔赫斯晚年《沙漠》一文的味道（“这句并不巧妙的话十分确切，我想我积一生的经验才能说出这句话。”）——年轻时，你意识到的总是跟你在同一个当下、你有的他大致也都有的侪辈，你也通常甚有道理的感觉到当下只是这个那个限制包括你时时感觉出身体的物理性限制（最近读大陆年轻小说家讴歌极其动人的新作《九月里的三十年》，学到这两句话：“趁着还年轻，信它一回吧。”“想看看后头还有些什么。”），因此，书写者总急着飞走，去另一个国度，另一个时间和空间，另一种历史和文明。年轻时候你也只要多模糊知道一两个名字（阿佛洛狄忒、赫拉克里特、德尔斐神谕、禁吃豆子的古怪毕达哥拉斯学派云云）就能领先侪辈敢于先一步飞走，像那种年轻、连丢脸都不怕了哪会怕死的背包客。然而一路写下来，你脑子里的名单会更换，从昔日和你同在的侪辈一个一个换成不同时间不同国度的大书写者，逐渐的，他们成了和你想同一件事的人，而你也无可躲闪的发现，你怎么可能会比加西亚·马尔克斯更会写马格达莱纳河？怎么可能会比契诃夫更熟门熟路旧俄纷扰时刻的俄国小乡小镇以及住那里的寡妇、农奴、车夫、药剂师和唯唯诺诺满头大汗的下等文官？你心中那个“文字共和国”图像确确实实的形成了，你不无些微沮丧但以更大的愉悦一一看到读到并且知道了，每一块空间、每一截时间，都有它不懈的、你岂止是放心而已的动人书写者，由此，你也就相信你遗留着空白的其他时空也必定是这样，只是你还没读到、或某种不幸某种特殊偶然的现实理由（暂时）湮没不闻而已。德国的君特·格拉斯写了《我的世纪》这本小说，但这本书更特别的毋宁是它的书写框架及其期待。格拉斯简单把一整个二十世纪依日历分割成一年一个共计一百个书写单位，邀请全世界的小说家一起来写，依各自的经历、记忆、梦想和认知来装填它，很像是博尔赫斯所说“所有书写者也许都是反反复复在写着同一本大书”的一次积极实践。因此，这完全无关那种讨人厌的国族地域宣示暨其虚伪恶心责任，也无关浅薄的小说胜负成败竞争，毋宁只是小说家对自身书写的确确实实理解，以及对彼此书写的确确实实信任，回过神来说，有这么一点你被小说大神派驻在此的味道，你的书写并不孤独，因此不必虚张声势。

小说家的当下为他提供最趁手的书写材料，但这不见得是优势，只是不同而已（错认为优势是胆怯侥幸之心最容易栽进去的陷阱）；当下的真正优势，朱天心颇正确的指出来，她以为是来自时间、来自历史和记忆。这里所谓的当下不是夹在过去和未来缝隙一线里那样一层其薄无比、数学式甚至无法确定它存在的鬼一般时间单位；当下是时间大河冲积而成的厚厚实实平原，是记忆的总合，而记忆极可能是人所拥有惟一堪称清晰的东西不是吗？如本雅明或福克纳讲的那样。因此，你也许不如鲁迅才气纵横，也许少了他生死一抛横眉直视的专注，更加不可能像他张开着全身感知杵在百年前属于他的生命现场，但你依然有你清清楚楚的优势，那就是你多了这一百年时间，一百年时间揭开了不少秘密，当时的一部分猜测如今已被证实或者驳斥，某个梦想化成了现实或者噩梦，当时人们的信念和抉择、人们的际遇及其困惑哀伤种种，会像在时间里转动起来，让我们具体的、三维的看到它们原先被遮挡的另外面向。某种程度来说，你可能比他更适合这句话，“现在我知道我该看什么了”，这甚至可以让一个小说家直接重写鲁迅的时间和空间，当下意义的重新书写。

根本上，小说家被单独赋予虚构事物的特权，并不同时附带着限制，这上头世界是慷慨的，也是不怀好意的，它只从结果处来检视你追讨你——我们就继续以飞翔这件事来说，在小说世界里早已解决或说从不是问题，人可以不靠翅膀，不考虑空气动力学，不必找上升气流，随时随地随心情随需要，想让谁飞上天就飞上天。然而，写《百年孤独》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却为了怎么让美人儿雷梅苔丝飞起来烦恼不已，还因此中断了书写好几天，直到那一天下午在后院子里，他看着家里洗衣服的高大漂亮黑女人在绳子上晾床单，招风的床单哗啦啦拉都拉不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当下掉头回打字机前，就是少这条床单，就是靠着这么一条白色床单，“美人儿雷梅苔丝一个劲儿的飞呀飞呀，连上帝也拦她不住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我们，当时的美人儿雷梅苔丝除了飞上天，难有第二种去处，我们读小说的人也确确实实同意，是的，她好像真的只剩飞走一途了，她“不得不飞”。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讲：“这么写，有事实根据吗？有一位老太太，一天早晨发现她孙女跑掉了，为掩盖事实真相，她逢人便说她孙女飞到天上去了。”

卡尔维诺喜欢的飞翔则是卡夫卡的《空桶骑士》，以一种挣脱重力的纵跳，借助的则是一个装煤炭的空桶，因此这个发生于奥匈帝国统治时期的漂亮夜间飞翔同时是阴郁的、狼狈的、穷苦的。空空如也的桶子让我们想到浮力，却也让我们想到匮乏、想到高纬度地方冬天夜里的极寒、也许还不由自主一并想起东欧人们严酷而且令人揪心的长期历史命运。空桶骑士是为着乞讨煤炭才飞的，但其结果总是失望：人可以飞，却连并不很值钱的寻常煤炭都不可得，如此“极难/极简”的错置，很可能比他的独特飞翔方式更让人难忘，煤炭行的老板娘像赶苍蝇般将他赶走，桶子驮着骑士飞走，消失在冰山的另一头。

由此我们再回头来想马拉美的“鼓起无羽的双翼逃离”、“冒着在永恒中失足坠落的危险”，也许就多了不少警觉——有时我们不得不飞走，但我们的确是光秃秃不长羽毛的人，我们得借助某个现实之物床单空桶垂至才能飞（尽管小说大神告诉我们不必），这既是飞翔工具，也往往让飞翔才有了真正的理由及其独特内容。

最近，我自己最喜爱的一次飞翔是从博尔赫斯书里看来的，这其实不完全是飞翔本身，我们可以想成是某个飞翔者带回来的信息——“十六世纪初，罗德维科·阿里奥斯托这么幻想：一位勇士在月亮上发现了那些已经从地球消失的东西，如情人的眼泪和叹息，被人们消磨在赌场的时光，毫无意义的计划，以及得不到满足的欲望。”

已经从地球消失掉的东西，也就第一时间让我们想到另外那些理应在地球出现却没真正出现的东西，它们不也就是同一物吗？看看这些，情人的眼泪和叹息、被人们消磨在赌场里的时光、毫无意义的计划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如果我们能够信物般把它们一个一个拿起来仔细翻转着看，未出现的不就正是已消失的另一个面吗？由此，我们脑中会浮现一连串名字，排列成一纸无穷数列的名单，不仅仅是空想家的圣西门傅立叶而已，有柏拉图、陀思妥耶夫斯基、拜伦和雪莱、马克思、王尔德、格林、福克纳云云一直到我们自己的某一个年轻时光、某一个不寐之夜——所以博尔赫斯这个我们以为最敢于向无穷远处想像的人，他说想像其实只是一个夸大的词，想像不过就是记忆和遗忘这两样东西而已，或者说这两者合为的一物。

我们活着的世界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晚年的莱布尼茨，带着和解意味（和上帝、和命运、和所有世人）的说，我们实存的世界，正是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一个。这个我们从生理上都难以接受的过分柔弱说法，被刚直的伏尔泰毫不留情的痛批——无聊的博尔赫斯则接着扮演两人的和解者，他以为莱布尼茨其实可以这么回答，一个能够拥有伏尔泰的实存世界，不就差不多可以称之为最好的世界了吗？

正经点来说，我们每个人对于实存世界时时有看法，其间也会有某些看法会以较虚张声势、只此一种的句型和语调说出来，听起来像是生命结论，但通常仍然是个看法而已，连结着某一个下午、某种当时的天光云彩、某一两个镜子般在你眼前的人、以及某个自己都捉摸不定的心绪。中国“刻舟求剑”这个愚人故事其实是个柔美的故事，不只是个单一意义的寓言，也没那么好笑，或者该说我们的生命处境的确有点不知所措的可笑，时间如大河般继续前行，我们存活的世界也如小舟般继续前行，我们要记下某一事一物，尤其是掉落不见的某一事一物，我们该在哪里、用什么方式留下记号？有一部分的想像（记忆和遗忘）的确会被我们刻得太深太用力，以至于仿佛和整个世界断开了联系甚至对立起来，成为某种天国的描述，成为乌托邦——但生命仍持续流水向前，我们也还没打算就此一死全然放弃掉这个世界及其他，我们往往只是不免笨拙的在前进中寻求某种针对性的静止可能而已。

想像因此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加深了它和现实世界的对立感。我无意说如此功能、向往以及愤怒悲伤云云的想像不存在，我只说它通常比较适用两种人，一是很年轻的人，他和世界相处的时日尚浅，牵牵扯扯的东西还不多，时间透明到近乎不存在，生命的行李很轻（或许因此才称为“年轻”，连身体都是轻的），很容易一个纵跳就太高太远；另一是真正有着巨大苦难的人，借由想像逃离这个世界是合理的，也是迫切的。但有趣的是，一些逃离世界最远、最会想像天国模样的人，其实是心最柔弱、最眷眷难舍世间的人，日后成佛的悉达多王子就是这样一个眼看着被太多记忆压垮的人，每一朵花，每一个乞丐，每一个老者和病者，每一个你知道才要在这可惧世界一样一样经历、挣扎着活几十年的初生婴儿，都让这个太敏感的人不寒而栗。生灭灭矣，王子的想像，于是有着最多弃绝记忆的成分，救赎的核心是遗忘，主动的、挥刀斩断式的遗忘，先把自己从记忆的重重蛛网里解救出来。但这个好心的人不只想解救自己而已，他把世间所有人都想成跟自己一样（其实未必尽然，我们是经常性的、而非一次性的遗忘），他无法一并遗忘的是世人的存在，这里的确隐隐有着某个温柔的逻辑矛盾，所以说王子遗忘的想像仍然由记忆所推动所收尾完成，如此才得造出一方净土一个信而有征的天国，用那些“已消失的/应出现的”绽放的花、清凉的风、洁净的水、铺地的金沙、空气中的香气和乐音等等建造而成，想像的天国，尘世的建筑材料。

死亡是休息、是大眠、是在广阔星空下舒舒服服躺下来，时间告终，不会有更糟糕更疲惫的事再发生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刻心知它会到来，还知道这无可避免，但弗罗斯特说，入夜前我还有几里路要赶，入夜前我还有几里路要赶——

小说家跟我们一道，都是同一艘船上的愚人，我们都没要真正叫停时间。事实上，小说家比我们寻常人更在意、更执迷于时间的存在，只因为“这是他的职业”（借一下海涅临终遗言的句子，“上帝会原谅我的，因为这是他的职业。”），失去时间的小说是为寓言，不再变化不再追问不再等待可能，是小说断然说出的遗言。小说家甚至在时间隐没处重新找寻时间的脚迹，在时间断裂处重新接起时间，这是一份对事物因果最不死心的工作。

有一位古生物学者说得极有趣传神，他讲人类的演化史，就他们真正在挖掘现场看到的，比较像是雄性的大牙齿和雌性的大牙齿，生出来一堆小牙齿而已。人身上的两百多块骨骼，抵抗时间的能耐不一，其中最坚硬有挡的是牙齿，也常常真的只剩牙齿而已，古生物学者往往得靠区区几枚牙齿来复原完整的人身，乃至于当时他的生活实况和生命样貌；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博物馆所看到根根不少（可能包括鼻梁软骨）、组合完美的昔人骨骼，甚至有皮肤有毛发还有首先被吃掉或自行腐烂分解的眼球，绝大部分是借用的、虚构的、是合情合理（程度不一）的赝品。

小说家时时面对的世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严格来说只更麻烦更混乱而且时间刻度更细微难辨，老牙齿新牙齿混一堆。整个世界随机的记忆和遗忘，忘掉的远比记得的多，从来无法也无意保留完整的故事，所以波德莱尔曾引述过某人（是大音乐家瓦格纳吧）的想法，说我们的实存世界只是“一部大辞典”，记忆材料系以一截一段乃至于碎片状、间隔极大不相联系的独立文字词条置放，我们以为的处处大片空白，对小说家而言是不断感受到两端彼此引力的其间必要失落环节，非得填补回去才能复原真相让事情平息。所谓的失落环节也意味着此一填补作业无法是凭空的、任意的，它受着两端的范畴限定，还受到两端的材质限定，因此我们以为的想像及其虚构作业，对小说家而言往往是回头到人类记忆仓库的挑拣、借用、磨光调整到完成组合而已，我们已忘记的，小说家帮我们想起来。事实上经常还有一种情况发生，尤其在年轻书写者身上，他以为自己独立想像的发明，其实只是之前某个人的记忆，写在大辞典里不常被翻到的某一页。

想像只是记忆和遗忘，我个人所知的一个极限例子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他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台湾为求巧妙失去精准的译为《预知死亡纪事》），这个故事前前后后被摆放了三十年等什么呢？等人们遗忘。“小说中描写的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一年……几年之后我开始从文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但是只要一想到我母亲看到这么多好朋友、甚至几位亲戚都被卷进自己儿子写的一本书去会不高兴，我又犹豫不决了。不过，说实话，这一题材只是在我思索多年并发现了问题的关键之后才吸引住我的。问题的关键是，这两个凶手本来没有杀人的念头，他们还千方百计想让人出面阻止他们行凶，结果事与愿违。这是万不得已的，这就是这出悲剧惟一真正的新奇之处；当然，这类悲剧在拉丁美洲是相当普遍的……事实上，小说描写的故事在案件发生之后二十五年才算了结，那时候，丈夫带着曾被遗弃的妻子回到镇上。不过，我认为小说的结尾必须要有作案行为的细节描写，解决的办法是让讲故事的人自己出场（我生平第一次出场了），使他能在小说的时间结构上笔意纵横，奔放自如。这就是说，事隔三十年之后，我才领悟到我们小说家常常忽略的事情，即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

好玩吧。这部小说，阻止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事发当时就书写的最主要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它是事实，相关人等都还活着、都彼此记得并认得出彼此在事件中的角色和模样，我想，这不只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道德困扰而已，而且因为彼时仍有太多额外的情感情绪微粒杂质渗入空气之中，会让故事受到干扰，变得不干净不清爽。加西亚·马尔克斯延迟了三十年，而整整三十年却没让小说的事实成分在时间中扩张变形，黏附一大堆其他东西，反倒被时间大河冲刷得晶莹透亮起来。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记忆里”的完整事实模样写出来，不仅包括凶案的来龙去脉角色人物、还包括作案细节，最终还一并包括这名观看者记叙者也就是书写者本人，都是完整事实的一部分。有没有想像和虚构呢？除了事实和事实的缝隙那些微不足道的黏着剂，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借着时间中的遗忘，事实蜕变为想像，事件的真实细节也成了虚构，让小说家得到了笔意纵横奔放自如的自由；而且，正因为这样的想像虚构本来就和事实是同一物，它由此克服了想像和虚构作业中最难最困扰书写者的一件事、那就是想像、虚构和事实衔接的材质问题。这两者的衔接处很容易被看出真假和裂缝，露出马脚，因此认真尽职的小说家通常不仰赖凭空虚构，而是横向的找寻适用的另一段一截事实、另一块部位相同尺寸相符的骨头，然而这里面仍有隐藏的排斥问题，不是一颗活人的心脏就能不出问题的移植入另一具活人的身体里面。事实永远有着千丝万缕难以一一列举更难以预见的联系，某一部分甚至是惊心动魄的，时时让小说家感觉到力有未逮，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才如此感慨系之的再一次告诉我们这句并不神奇而且应该早有人讲过的话，把它当成是自己最动人的发现，“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

有没有不必耐心等三十年之久的其他办法呢？有的，小说是操弄时间的魔术，有各形各状效果不一的诡计，比方爱伦·坡便把他化身的侦探杜宾横移到大西洋彼岸的法国巴黎，这个有着“全世界情人的一盏明灯”之称，好像在那里什么人都会有、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大城（除了巴黎人自己绝不如此相信），借由空间来产生时间差，快速制造出必要的遗忘，好摆脱掉他不要的那些事实杂质的纠缠，让想像成立，让想像自由——神奇的人从不出生在我们熟悉的方圆几里地，神奇之事也从不在此发生，陨石当然是外层空间飞来撞击的，先知也都是你不知其生平的异乡来的。宗教历史告诉我们，西亚一带最后才承认穆罕默德的正是他自己的家乡，一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这部迟到三十年的小说，得等到有事实记忆的那些人全死掉了，或至少失去了指证能力之后。

然而无论如何，这样重新接起现实世界不在意的时间、重新拾起人们宁可抛却的记忆，你可以说《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部小说是更完整、更有头有尾乃至于更正义的事实，但它不会再是现实本身了，现实已永远离开了，这里永远有一道小说家可望不可即的鸿沟。小说把真正的现实抬高了一层，甩开了现实的种种拘束（干扰、破坏、中止、遗忘云云），但也同时失去了针对性，成为某种人的普遍处境的一次揭示，一番具体且感性的说明，乃至于一次隐喻（但小说家满足于这样获利甚丰的交换不留丝毫遗憾不留丝毫意犹未尽吗？如同耶稣说的，还有一只没被拯救的羊？还是惟一现实的那一只羊？）。也就是说，小说让哥伦比亚的一桩凶杀案和我们不在南美洲、甚至不同时间的人惊心动魄联系起来，也和其他凶杀案深浅远近的联系起来，但同时却也让一九五一年这一特定时间印记变得模糊而且不重要了（若不是书写者事后主动提起，我们也许不会追问，甚至就当它是虚构）。如果说彼时这桩命案有冤狱的成分，小说家也救不了被冤曲的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证人而不是小说家的身份去法庭，作出另一种陈述，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工作。

真实（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了这词）和现实怎么区别？这是哲学家可以大展身手的老题目，尽可地老天荒说下去；但对小说家则可以如此简单清晰，他心知肚明——他在自己小说里可以处死或至少放任一个个人物死去（仍由人的真实材料包括借用的骨头所构成），但基本上他不在现实世界杀人。

另外一面但同一件事是——他救得了真实的人，但他救不了现实的人。

我猜，而且相当有把握是对的，每一个足够认真而且足够书写资历的小说家迟早而且多多少少会察觉此事，并非只有那些心生不再写小说念头的小说家而已——察觉是持续性的，也是一次一次堆积加重的。而同一个发现、同一种感受，仍可以有激烈温柔不等、聪慧笨拙不等的做法，我指的不是一个个不同的小说家排列而已，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也更有意思的）在同一个小说家身上看出这样不同时间、不同心绪的光影变化。其中最激烈的那句话（说出或不说出），更多时候显示的毋宁是认知的强度和边界，不见得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誓言，否则就太轻易太不具真实内容了。用佛家来比喻，知道地狱不空心怀悲悯的救世之人多了，绝非只有发愿不写小说的地藏王菩萨一人，正因为这样，这个悲愿才显得如此郑重而且沉重，晴天霹雳也似击中我们最深的心事。

立德、立书、立功，这究竟是列举还是排序？我想，如果是后者，可能也就只是某一历史时刻的某个人一次大而化之的主张而已。但的确，今天隐隐约约倒过来在意识形态占上风的“起而行”，也不见得比“坐而言”高贵有价值，尤其考虑到人身的物理限制时。只是，起而行的慷慨实践别有一层道德光泽，来自于某种“牺牲/拯救”的生命动人赌注，很能够适切安慰我们最朴素的那一善念、不愿被让渡掉被改装替换的最后那一点不忍之心，这对长于坐而言且已写够多字、讲够多话一再触及语言效用极限的小说家，的确更具召唤之力。

仔细想想这真的有点难，还有点荒谬——你浸泡现实、弄清事情来龙去脉、察究人心一辈子，而且“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借圣经最后描述咫尺天涯进不去迦南地的摩西之语），而现实就在那里，活生生的人全在那里，你要不要就跨脚过去呢？

这些忍不住试着跨过去的小说家最终结局会怎样？会死，一定要想出一个一致性的最后答案的话，那我们只好说他们都会死，托尔斯泰、海明威、格林不都已经死了吗？——小说家张大春称此为电视观众的好奇。生命从不是一部凶手是谁的推理小说，不是爱伦·坡说的全部意义只在最后一句的那种小说，这最后结局路人皆知，包括不愿接受的秦始皇在内，有意思的、不确定的事发生在这之前。

这一步的确充满着不确定的凶险，对小说本身，也对这些通常已备受赞誉的小说家声名。越过了界线的小说还是不是小说呢？失去了小说基本书写形式的规范和指引，这样写出来的“小说”会乱窜，会让现实世界的混沌、随机和无序冲垮小说最深刻的层级编码，不是一般所说变得像散文，而是很容易流于横向的浮泛、流于常识，丧失掉小说独特的及远能力和其及深能力。所谓的小说形式，绝不只是一种文体的外在分类卷标供书店和图书馆使用而已，它是一道限定的文字思索之路，限制意味着强迫性的集中和专注，也意味着它的企图和隐含的某种有效工作程序，指向着自身独特的目标（也就是米兰·昆德拉所说“只有小说能做的事”）。小说家使用这道路径，同时也依循它接受它的提示和引导，由此把他携带进来散落的、能见度清晰程度不一的书写材料整理起来、前后上下的有效编组起来，让这些常识材料、这些一般性的感受和知觉，顺利上达某个未曾有过的高度，显露出寻常眼睛不容易看到的部分。因此，小说成果总有一种书写者本人的始料未及，甚至让小说家本人显得比他平常时候、平常讲话要聪明要深刻要多知道不少事。

不依循这条路径，你有没有另外的替代之路？失去小说形式的保护，你赤裸裸的直言是否本身就拥有它足够的洞见和力量，仍能保有高度、深度和话语的动人光彩，而不是某种常识意见的重复，吞没于喧哗的街谈巷语之中，这个社会多不多少不少一个说话的公民，更没必要用一名了不起的小说家去换得——也因此，丢弃小说基本形式，对年轻书写者通常很危险，即使只是耍帅说说而已，都容易假戏成真，更多结果不是你成功捉弄了小说，而是小说离弃了你。但发生在这些和小说相处了大半辈子生命最精华时光、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小说思维方式几乎已完全重叠的小说家身上就一言难尽了，这句最重的话从不是轻易说出来的，语调总哀伤而且犹豫再三，新的认知同时是自己一生所思所为的否定，因此他不会也无法就此丢开小说，而是一次两次三次不死心寻求小说和现实世界新的和解可能。通常，如我们看到的托尔斯泰晚年或如今仍奋战不休的米兰·昆德拉和大江健三郎，他们会先缩减小说的形式本身，匀出空间好让更多现实世界进来；并且把小说的想像虚构部分降到最低洗到最干净（这原来是他们一生声名之所系），甚至就让现实时间直接就是小说进行时间，一并承受它的沉闷单调和处处断裂不连续，最大可能的保有人和事物的现实样态。凡此种种，这样最低限度黏着、仿佛稍一震动就解体开来的小说，很难再是某一件通体完美、抽离真实时间、自身就是整个完足天地的艺术品，让阅读者可以整个人投身进去心无恚碍；这样的小说比较像现实世界的一块块晶亮碎片，它不改变人和现实世界的比例关系，不把世界化为芥子，也就让小说失去终极意义，永远漂流在时间一截一段的暂时性里。因此阅读者还多了一种痛苦，他得自己面对现实巨大世界起码弄清楚自己人在哪里、东西南北在哪里，过往的文学教养、过去的小说阅读经验不再如指南针给你方向感，小说更多的线索保留于巨大世界现场隐而不彰，阅读者很容易迷路，尤其很容易弄不清小说家意欲何为，他为什么要说这些激烈的话、说这些甚至是偏执的话，他干吗愤怒、干吗悲伤、干吗急急忙忙？是谁惹了他？

小说家把小说的想像和虚构最大限度限缩下来，留着空白，所以阅读者必须辛苦而且不舒服的自己重新处理记忆和遗忘；阅读者甚至得试着跟上去，也让自己站到小说家此时此刻面向世界的位置去，试着想他所想，看他所看——这两件事都不容易，需要意愿，还要求能力。

写出惊动世界的好小说，顺便成就文学的巨大声名，这是一般书写者的一生梦想；但对于已是这样子的这些老小说家而言，这如海明威所说“只是一头死狮子”了，我心另有其他，甚至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成功毫无意义”，至少重复的、长得一模一样已可预约的成功毫无意义了。说一个小说家愿意拿一生声名和人们的信任，去换取一个流浪汉或一只流浪猫理所当然（但总有各式各样现实的不可能）的存活权利也许稍嫌夸大，不太真实，但如果说这样的声名和信任不能用来救活眼前某一个人某一只猫，却也永远让一个小说家感觉非常沮丧，我这一生究竟干了什么的荒谬。

如此向着具体现实展开雄辩却再无防护的小说，依几率，当然不成功的可能居多（或如海明威晚年的说法，“运气好的话，他会成功。”），但说真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小说失败的全部后果只由小说家自己以晚节不保，衰老昏聩的类似罪名承荷，我们甚至无须带着期盼，保持冷血旁观就可以了。既然如此，我们合理的忧烦乃至于生气就只剩这一个了——那就是我们对小说基本形式的保卫。我们或许会担心，在如今小说已风雨飘摇的历史时刻，这些领头的人是不是作出了很不好的示范？

我无来由的想起那个著名的“斯巴达人”故事，是有点不伦不类没错——当年战况危殆的希腊某城邦向善战出了名的斯巴达求援，他们想望的是潮水般涌来的大军，但斯巴达王却只派来勇士一名。几千年后，我们仿佛还看得到这样鬼一样的画面，一名孤独的勇士赴死般从地平线那头昂然走过来，荒谬，无济于事，甚至有种一脚踩空掉、被谁捉弄的感觉，但也会有一种奇妙的震动。

有些话真的不容易讲清楚。且不说这样写一辈子的小说家，就以我这样一个只能读不能写、忽焉也积累了几十年夜读不寐时光的老读者而言，我发现自己该说愈来愈分不清或说愈来愈不在意一般所谓的小说好坏成败（比方我就从不感觉米兰·昆德拉有何衰老可言.我甚至更喜欢他近年的小说，他犹在合情合理的前行），尤其对那种通体布置完美、每一面都均衡写到表演称职的小说最容易失去耐心，这不是如水龙头一开有写就有吗？过去的阅读记忆成为今天阅读的已知，过去的书写成果成为今天阅读的掌故但也是基础，有些你知我知的东西就不必一一重来了（尤其是那些已无困扰的“拟真”部分），今夕何夕，我们就别浪费时间和有限的文字容量了，继续往前走不好吗？博尔赫斯晚年喜欢以“虚张声势”这个词自省，还在自拟的未来（二〇七四年）博尔赫斯墓志录文字中再次强调“他生平就怕人家说他虚张声势和言不由衷或者兼而有之”。这里所谓的虚张声势，指的正是过多的书写诡计、过多的文学装置、过多只用来吓唬人的夸张文字及其架构云云。我不晓得这算宽容还是更大的苛求，但我们的确置身于一个小说形式用老、处处碰触着书写极限的时代，你难以奢求小说犹能潮水般挥军前进，但至少，你希望书写者能够结结实实至少盯住一个点，敢于闪身写进去，带着你动起来，有所认识有所发见，至少仍保有小说询问世界的意图。至于这个点是否“创新”（一个无甚意义却为害不小的词）、是否有之前的小说家、有昔日哲人也曾问过无关宏旨，赫拉克里特的河不同于你眼前的河，不同时空、不同书写者会赋予它不一样的认识层次和感性，装填了实质内容之后，重新书写就不再只是单纯的抄袭重复，它至少成为某种重新记忆、重新启动，于是又有了未来的向度和能量。我们说，有些问题其实是每一代人、每一地域空间的书写者必须一问再问的，这甚至是一种责任。博尔赫斯被认为是我们此一小说极限年代拿出最多新东西的人，但他总说自己其实是个十九世纪的作家，他也只是提供自己一生的困惑，而这困惑，同时也是古希腊人的困惑，是贝克莱主教的困惑，是经院学者、休谟、叔本华的困惑。

我无意说这是小说的全部，有人孜孜勤勤打造它成鉴赏用收藏用的宝物精品，有人愤怒的挥舞它作为一种武器，也有人借由小说书写的展开和持续、宛如结伴同行的亦步亦趋的成为生之旅程、成为一辈子绵密对话思索认识之路——我们该分辨得出谁是玩真的，谁瞻望着极限如同看向星空深处，我们得给予他们相衬于其目标的特殊自由，包括某种敢死队的自由，这里，就像博尔赫斯说的，对他而言民主毫无意义。小说最糟糕、最该避免的失败是什么？我会说是平庸，尤其是加进了我们时代特殊空气分子，那种百无聊赖的平庸，人如船只搁浅动弹不得除了腐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康拉德船长说那是最悲惨的景观。

小说是什么？小说能做到什么？今天我们对这个小说边界问题也许已有某种世故的理解也有着基本觉悟，但这是不是Final呢？一日不死，还有时间，我自己仍会选择相信卡尔维诺，他说文学从没野心过大的问题，文学必须给自己不可能的目标。对于我们这样书写会不会瓦解小说本身的忧虑，卡尔维诺也一并作出回答：“只有当我们立下难以估量的目标，远超过实现的希望，文学才能继续存活下去。”

是的，难以估量、远超过实现的希望。应该都知道那种敢死队、秘密任务执行小组电影的定场词吧，作为一个小说读者，我们同样有着该死CIA的悠哉冷血位置——任务成功，记得把东西带回来；任务失败，那我们从头到尾不知道这件事，政府会否认一切。还有，交代任务的这卷录音带会在十秒内自动销毁。

最多，我们再加进一段伏尔泰的话：“只有真正的天才，特别是那些打开新途径的先驱，才有权犯大错而免于责罚。”

所以放心去吧，去把那只猫、那个人、那个世界救回来——

在台北·世间的名字

伏尔泰说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是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但博尔赫斯说，如果我们可以使用最高级的形容词的话，也许最了不起的人是卡尔十二世臣民中最神秘的一个人，伊曼纽·斯维登堡。

斯维登堡（1688—1773），是那种人还可能什么都会时代中真的什么都会的人，他是政治家，是战争英雄，是数学家，是天文学家，并精通解剖学和地质学；还早在后来的许多新发明之前就产生过这些念头并实践，比方说康德和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跟达·芬奇一样，他设计过天上飞的运载工具，跟培根预见的一样，他设计过水下行走的工具，还成功设计出一种能让船只登陆的机器，实际运用在“卡尔十二世一次神话般的战争中”，伏尔泰要我们想像，那场战役瑞典人沿着几十公里海岸线搬运他们的战舰，真的是神话般的画面。

最重要的，斯维登堡是个教士，他创建一个新教，描述出一种绝妙的天国和地狱（是我人生到此惟一听得进去而且愿意向往的天国和地狱），博尔赫斯以为，这本来可以取代天主教和基督教成为基督信仰的第三个宗教。

我自己，跟所有人一样，听都没听过斯维登堡此人，我所知道他的一切，都是间接从博尔赫斯文章看来的（在波德莱尔等其他人文章里，他只是个无色无味的名字）——博尔赫斯为他写过两篇不短的文章，一首诗，还不断在其他文字中提他名字、事迹和话语，但仍然没用。

那人比别人高出一头，

在芸芸众生中间行走；

他几乎没有呼唤

天使们隐秘的名字。

最后，博尔赫斯为斯维登堡的淹没不闻下了这个结论，是最近两年我去大陆、去香港、还有在台湾经常引述的：“我想，这一切部分的归因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命运，凡是发生在那地区的事情都好像只是个梦，都仿佛发生在水晶球里似的，比如，北欧海盗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好几百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写小说的艺术本来起源于冰岛的中世纪北欧传统的《萨迦》，这一创新却没有流传开来。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本应该成为世界性的人物——例如卡尔十二世，可是我们只想到了其他的征服者，而他们的武功战绩也许远不如卡尔十二世。斯维登堡的思想本来应该引起世界各地教会革新，但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命运使然，仅仅是个梦而已。”

这帮我说出来了，之前我隐隐约约察觉出的台北历史命运。

几年前，我能说的（能力问题）只是，台北已经是未来华人世界的一座历史名城了。我用的是完成式，因此不是言志，甚至不只是个有把握的猜想，而是俱成的事实，它的价值会在将来浮现，问题只在于人们将来愿意记忆它多久时间而已。我的想法有较多不祥的成分（会不会失之冷酷呢？），像某种特殊的历史时间已眼看着告一段落，像某个季节已止息，或者该说我们自身的能耐已尽力用到极致，“船只走过这里”——我甚至不排除这个城市会衰弱下来，以某种停滞或重复、以某种百无聊赖、以某种不再有棱角的平凡，消失在全世界大同小异的大城市丛林之中。

我这样想台北，并没有包含着所谓的乡愁，没有丝毫诸如此类的地域性念头，也并无焦虑。跟所有人一样，我也有一个自己无法有意见的出生地点，但不在台北。我是十三岁才进来这城市，穿着初中二年级的冬季学生制服，书包一次塞齐上学期全部课本，以至于最薄的那本健康教育课本就此消失，永远不晓得究竟遗忘在宜兰老家里腐烂还是掉落在北宜公路哪个弯角。我先在台北边缘的三重住租赁公寓两年，见识了彼时三重著名的夏天大水灾和四季皆有的街头械斗，并且认定自己这辈子就是文学这条路了。那是激烈怀乡的两年，余波荡漾到二十岁左右为止，或者说从此用光了。日后我读到博尔赫斯讲他自己：“年轻时我喜欢假装自己是忧伤的，而且通常我会得逞。”不好意思的大笑起来。

说做梦，奇怪的是那时候我从不做梦梦到宜兰，那时梦另有去处和用途，可能人的感情还是有一定额度，用于白天就不留给晚上了；倒是这两年我的梦有回头的迹象，但仍不是宜兰，就只是我们那间业已不存在的老房子而已，总是只有我一个人，或应该说都知道有家人存在却不出现在梦的镜头里面，因此总像是某一个星期天或暑假里的下午，有一种只限于小孩的宽广自由之感。我仅有的而且是不自觉的一点怀念（如果梦不骗人的话）凝结成为对一间屋子的回忆和遗忘，似乎意味着人的所谓幸福时光是具体的而且更为原初，是只对自己神奇但对他人平凡的全然私密，当然用不了一个市一个县一个抽象地域的偌大空间。

雷蒙·阿隆晚年的访谈之书书名用了他自况的话，“入戏的观众”；小说家阿城也有过类似的生命感受，他称之为“热眼旁观”——往后四十年我鲜少踏出台北，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一名热切的观众，眼睛、耳朵、脑子和皮肤各自参与（我无法像以前未过敏未气喘的朱天心、写《匈牙利之水》那样用气味记忆事情的朱天心，我的嗅觉始终是很糟糕的），但绝大多数时候拉不动一整个人。这四十年虽然是人一生仅有的精华岁月，但跟整个大世界还是不对称，还只是一粒小石子，滚落到哗哗不息的时间大河里。

依我看，台北是个特别辛苦的城市，日后也因此必定有着较容易疲惫、较快速苍老的危险，这很可能已在此时此刻露出征兆了。我们说，在压缩的历史时间内同时要做完所有事、要如南美洲大解放者玻利瓦尔对那名白目法国佬咆哮的“要我们在短短二十年内做成功你们两百年都处理不好的事”，这原是亚洲这些领头华人大城共同感知而且各自认领目标和行动的历史命运。台北最大的麻烦是它真的什么都来，几乎一样不缺的、平行的、同时的发生。惟一幸免的，我想只有宗教的冲突问题——这个最原初作为一个所有人“异乡”、总是有各种不得已理由才远涉重洋抵达的孤岛，只有在宗教一事上还保有它泛灵的模糊松弛样态，但求神能护佑，不很计较他究竟是哪个天堂掉下来的。

其中最沉重的也许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一个大国的灵魂用力塞进到一个很小的岛屿里头，以至于台北原来的尺寸和地理位置比较接近香港，但花更大力气的却是今天北京才需要做以及还没开始做的事——今天回想起来会很觉错愕，但的确真有几十年时间，这个小岛曾经还代表联合国仅有五个名额的永久安理会成员之一，台北必须是这样一种都市，和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巴黎排在一起，像柏林罗马东京上海以及你念得出名字的所有城市尚不在此列，这怎么可能是真的，或说怎么可能持久的相信。这个置身世界中心的自觉自许终究只能是幻觉没错，但确确实实是台北一度的真诚心志，日后它的发展（或说追赶）也一直携带着这样大小比例错乱、有点不自量力的残余心思。如此巨大的世界感，理所当然的，让台北焦虑的远比成就的多，因为目标相对于它的能力和条件绝不相衬；也让台北难以回归到它较为明智务实的区域位置和较为合适称职的国际分工角色，像香港，像梦醒得很早的大城鹿特丹。

说起鹿特丹，我自己去荷兰这个生动有劲的小国早在二十年前，藏身在侯孝贤等一干参加鹿特丹影展的人堆里面。每天众人每两小时一场电影的赶，我自己一个在鹿特丹大街小巷乱闯乱走，还进去到它彼时可能就是全球吞吐量最大、丑得什么也不是的货柜码头，在那儿抽了几根烟镇定心神，也应景的想想台北。我知道一点这个国家和这座大城的历史，荣光但也不免伤痕累累，从欧陆才由中世纪挣扎复苏过来的重新启蒙时刻，到日后宗教改革、大航海乃至于资本主义冒出来云云，这个小国家难以置信的持续扮演重大角色，还奇怪的跑到万里之外的台湾和我们先人面对面打仗；我也知道从普法战争一路打到变成德法战争再到世界大战这几百年，这个不幸的低平之国如何持续扮演人家的战场，掀翻它的土壤，炸断它的大桥。鹿特丹的建物尤其不同于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它全是新建的，原来的全毁于战火和大坝的一夕决堤。也许这些他们藏得很好，内衣一样不方便让我们外人看到，但更可能是因为对比，是我自己太习惯台湾人的自怜自恋，我对当地人们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他们的开朗和踏实。我们说，荷兰果然有很多风车，迎着北大西洋长风用作磨坊或抽水；台北也有很多风车，四面张向全世界，但只有我们自己看得见，我们披铠甲骑瘦马，手执长矛来攻打它们。

童话故事里的爱丽丝梦游过两回，镜子加棋盘那一次，不是树洞加扑克牌那一次，好心领路、带着她走出森林迷宫的是笨拙但温柔的白骑士。博尔赫斯说故事的结尾真叫人悲伤，因为白骑士知道自己只是爱丽丝梦出来的人物，而爱丽丝马上就要醒了，而梦境一结束他就永远消失了不存在了——我在想，台湾一直以来过度的自伤（不是没有过悲恸的、不公平的历史经历，而是太不合比例了），是不是有一部分其实来自这里？来自于对真实自己的察觉？我们自己同时也是我们梦出来的人物，随着时间，我们逐渐知道这是梦境，同时也逐渐知道我们终究会醒过来，醒来时我们会变小，而且身在一个世界边缘的小岛上头。

同时逐很多兔的台北于是不容易得一兔，某种不上不下、某种不彻底好像是这个城市的奇特风貌——从有形的成果来看，尤其那些可用一两句话讲完、可化为具体数据的成果来看，同时期发展、总不免彼此看来看去的香港和新加坡，以及稍后苏醒过来大步迈进的上海北京，都比台北容易随手找出鲜明的、可用为新闻标题的成就，财富、市容、规格、不断更新的各式城市尖端配备、可见的未来潜能和企图、乃至于发展的动能和速度感效率感云云。近年来，台北反而是从某些特别胸怀善意、来自其他华人城市的访客朋友口中，得到一些自己并没真正想过、摸模糊糊的赞誉，说不清是什么，更指不出来到底在哪里，大致上只是一种完整的、大而化之的舒适感受，一种素朴人性层面的体贴、温暖感受。我自己面对面听过这些话好几回，有些惊讶，想着台北糟糕的天气、伤痕累累的城市身躯和总是犹豫不前的市民素质，适度的去除掉其中的礼貌成分，我猜想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相对于他们所从来的城市，台北，其实是历史鬼使神差的结果而不是人的意志使然，没（能）在现代化的高速追逐过程中凝结出较清晰、较单一性的意志，没因此被迫切除掉太多东西冻结太多东西；这个城市零乱、没效率、左顾右盼若有所思而且令人气结的自我妨碍自我抵消，惟对应着我们总是复杂多面且矛盾的人性，台北相对的较为完整较不残酷，这尤其对于那些生活于勇猛奋进城市、已习惯于牺牲自己整理自己的人而言，有着莫名的疗愈效果，像复原了一部分人的本来面目，像重拾记忆，像想起来那些已舍弃、已一直被说为不宜、已消亡于集体意志里的个别心思，像有着可以重新观看世界并思省自己的自由，确信自己的存在。

一如玻利瓦尔对那名法国佬的失控暴怒，我们很容易感觉出来，这些被历史催赶着前行的一个个华人大城，人们总有某种深埋的委屈之厌。从二〇〇五年开始，我自己有三年多时间没进到北京，只因为人在北京的阿城说，北京现在是一个准戒严状态的大工地，等二〇〇八奥运完再说吧。城市的成就及其荣光来之不易，荣光有着相当的抚慰催眠效果，大部分时候堤防般拦得住人四下泼散泛滥的心思，人们也愿意洗净自己作出配合；但这总得是有尽头的，至少有间隙、有停歇、有大家解散各自回家的时刻，毕竟再怎么说，这种单一性、集体性的荣光不真的能取代人泛灵的、遍在的生命需求——我们比较容易留意到荣光对人们行为的冻结效果，但其实这是由里到外的，像关水龙头一样，它向人揭示着某种特殊处境特别时刻，人的思维会先一步触及它并配合它，告诉自己有些事现在不宜多想、先别忙着想下去。

念头也许只是一个个火花，但烧起来得靠它；不想进去，背后那一整块东西、那整片天地、以及到此为止人类有关于此的发现、认识和思维成果就不会来了。

长期以来，欠缺够大够明确的成果，台北一直难以自我说明，尤其要找出相衬于昔日大国梦境的宣传更是难，那种雨伞产量世界第一、螺丝帽生产速率和质量世界第一、还有稍后球鞋、脚踏车和民意代表打架次数世界第一，多讲两次自己都觉得搞笑（说话当时，极可能生产的工厂已打包外移），而且说真的这跟我们的普遍生命处境有什么有意义的联系呢？

但我晓得或说一直深深相信，到此为止（还能持续多久不知道），台北的确有个明明白白的第一，或比较正确来说，有个明显超前所有华人城市一步之遥的东西，那就是台北的小说——我指的不只是小说的数量和质量而已，还指的小说书写横向展开的幅度和直向探问的深度，以及最难说清楚的（但认真的书写者彼此心知肚明），在如今这样一个小说发展已临界书写极限的年代，台北小说领头撞墙及其不断突围的深刻时间意义云云。当然，这部分也是历史不同际遇的缘故，现代小说书写，大体上只有在台北没被真正截断过，没被政治、经济的诸般神圣理由判定为不宜、无效和无意义，小说书写得以稳定的进行并积累，即离不定的呼应着时代的变化，拾遗补阙，驻足于每一个现场每一处废墟，如同从没缺席过的记忆者记录者。

如此说台北的小说书写成果，除了对这些小说家心怀敬意而外，并没有丝毫夸耀的成分，事实上正正好相反，我认为这是个颇为辛酸的华人城市第一，恰恰好说明了台北满目的、处处都有时时都是的不成功不成就；也是个不会有多少市民在意的第一，可以的话，我相信人们很乐意拿来换取比方说新加坡的国民所得和其无菌室般的秩序社会——我们知道，吸引小说家的通常不是人的成功，而是人的失败暨其不满、不舍、哀伤、瓦解和毁坏云云。成功是已完结的事了，是“一头死狮子”，华美的毛皮已失去了所有生命奥秘的光彩，小说家会第一个选择掉头离开；如果他还逗留这样的现场，那他反而会站到最后，耐心等到第二天的无可遮蔽天光驱散彻夜狂欢的光鲜人们，等到真相毕露。他的目光会比平常更阴郁，看的是成功背后或说丢下来的东西，想的是成功的某些无可弥补代价，被砍掉的树，被驱役的人们，被废置一地的价值信念，以及“成功之后人深刻的意志消沉”云云。小说，相当程度来说，是一门如此不祥的、也不讨喜的行当。

姑且就说从二〇〇八年左右开始吧（社会的进展变化很难抓出数学点），我以为台北“正常”了，或像终于下了决定了，从满天神魔的自身梦境挣扎着苏醒过来，是的，恶魔赶走了，惟天使也无可避免一个个的跟着消失。这个城市的空气为之一轻，也透明了，眼前的路变得明确起来，而且像进到一段直线加速道，未来的结果仿佛看得到，甚至已可以预约——我相信，“务实”将成为这个城市新的、最高的神谕，比方说一直困扰不完、病灶也似的政治，将降格成为“行政”，意思是这不再是个需要奋力思索的大题目了，它就只是一套精准有效率、而且把道德义涵凝缩到最小不妨碍计算的作业程序而已；我也相信，去除掉那些最困难最遥远的问题、那些几乎无望解决的问题、那些即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总是两两冲突无从解决的问题、以及那些只有真正的霸权大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才得被迫替世人思索而且思索成果才有效才被承认的问题，台北将会更安全，而且更轻盈，也就更易取得当下的具体成就和富裕；我也相信，人们会比较喜欢这样，有一种终于、一种松了口大气变聪明的感觉。

当未来从迷雾一团转变成为指日可待，此时此刻，我们有一部分心思已可抢先一步飞到结果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那样，回望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如同已决定已无可修改的过去——说台北已结束太沉重了，也不是真的，顶多只是百无聊赖起来；但很多事的确像拍岸又退回去的潮水一般，至少已丧失了公共性，只能收回各自的人心，成为纯个人志业的实践。仍然怀抱诸如此类心志的不懈之人（我认识的比方说专注于外劳移工人权的顾玉玲到思索大问题不休的钱永祥等等），将会一次一次发现，他讲给异国异地但有着类似心思的陌生人听，远比讲给同一座城市、同在一个生命现场几十年的熟人容易，而且容易很多。

有一个台北，已可以像博尔赫斯说的，放进水晶球里来看了。

这么多年来台北怎么了？这个台北，我以为如果我们比较准确的看对它、想对它、描述对它，也许很容易发现它的不幸和不智（愿意的话，还有它的不仁不义不廉不勇……），但这样一场可以不是徒劳。事实上，只有在某种成功哲学的要求底下，我们才会粗疏的判定这些是徒劳的、这里是走了弯弯曲曲的冤枉路云云。否则，生命本来就由曲线构成，各自依循蜿蜒的、难能一致的路径前行并试探。所以认真面对人权问题（乃至于非人但一样是生命的动物权）并非徒劳，它只是本来就比较难以成功而已；为一株超过三十年的大树，宁愿多花钱多花工时绕过它，这样不直的马路其实是宜当的而且更好看；思考析辨善恶大战问题不是徒劳（如钱永祥），写没GDP贡献的诗和小说不是徒劳（如舞鹤），读最难的书参与人类最深刻的发现和忧虑这些都不是徒劳（我认得不少这样的人）。当然，吃口香糖抽烟嚼槟榔不仅徒劳而且算是恶习，但学习宽容抵御禁绝，不让法律恣意入侵，防止权力养成更大恶习，这虽不易，但也绝非徒劳。

想想，一座城市，几百万心思、际遇、梦境、生命主张不一致的人挤进来这里，相互冲突彼此妨碍，的确是人类最容易挤压最难能完整保有自己的所在，规范也是必要的。这里于是有两种判准，一是最大可能的一致，得到整洁、速度、力量和效率（这样的城市容易受到注目和赞誉）；一是最大可能的容纳，尽可能保有生命的复杂丰饶本来样貌（这样的城市必须付代价，容易被低估，甚或不耐的指责）。

很一段时日了，比较心急的、尤其是右翼倾向的那一部分台北一直有着学习新加坡的此起彼落声音，谢天谢地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并没真的要付诸实践——新加坡是最典型的直线构成城市，它原来是个国家，但它让自己凝缩为只是一座城市，还进一步再简化为一个企业一家公司，这是新加坡最有趣、也最决定性的一步，由此巧妙的改变，或正确的说，“倒置”了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和其人民的基本关系（比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无法选择它的人民，能被开除的是主事者掌权者，但一个企业当然可以而且通常被开除的总是员工；比方在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里，要求的主体是人民，但在一家公司里，要求的主体则是公司本身），由此躲掉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最沉重的那部分责任和最难以兑现的那些承诺。摊开数据来看新加坡成就惊人，一直是华人大城发展的典范，所有困难的问题在这里看起来都是简单的、有效率的（是的，包括设置大型赌场，由此也可见新加坡鲜明的道德色泽，其实只是工具理性的、精算师的“道德”），一般认为系来自主事者的坚毅、廉洁和聪明，这也许是真的，但我从不以为这是关键，真正的奥秘在于，我们说，可以化为算式、可计算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麻烦在于变量，每多考虑一个变量存在，计算的难度和复杂度便呈幂数增加，直到算式自身瓦解为止。因此，一座尽可能保有复杂丰饶生命可能的城市，不是横向排列的有更多事要做、需要更多专业人员而已，而是为每一件事、每一个决定都增加一系列的变量，要求人们愈来愈稀有的宏观能力以及在价值诸神冲突中寻求和解的韧性和耐心，乃至于坚定保有对人的同情。快速，正如翁贝托·艾柯说的，往往才是最令人害怕的东西。

在熠熠浮现起来的这些华人大城中，新加坡极可能是避开最多难题的一个城市，这也意味着，如月亮有另一面，新加坡也极可能是最落后的一个城市，诸多曾经以及正在折磨台北、香港、上海、北京的问题，在新加坡甚至还没开始，它能延迟多久呢？加进了这些变数，它的这些成功它的算式还成立吗？——新加坡的动人启示及其正确用途，其实在人类另一道更久远的思维脉络里，它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再进化版本和实践，企业CEO思维取代了柏拉图的老哲学家，也不用费神解释干吗要驱赶诗人，因为，你所知道有哪家公司设有诗人这一职位的呢？

但回过头来说，一个城市，在它发生最多事、在它最决定性的几十年时间，没有相衬的文学作品产生（我指的不是专业的文学成就问题，而是某种人的整体感受、思省和记忆形成），这不是很奇怪而且肯定哪里不对劲了不是吗？

相对于新加坡的当下典范，我以为，台北的这一趟现代化狼狈经历（有限的成果和一连串的质地真实受挫经验），如果能为后来的华人城市产生意义，也只能在下一阶段发生——这下一阶段是必然到来的，超英赶美的追赶会有尽头，追赶的指标（财富统计、城市规格、现代化配备云云）迟早会一个个还原为实质的生活内容，以及某种文明的见解和主张。“我们究竟所为何来？”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已经是进行式了，在各个华人城市已程度不等的开始了。

不必然发生的是台北可能的有意义影响，这有两个明显的障碍，一是台北不确定的历史、地理位置，非人力的部分；另一是，台北要如何适切的说出它自己，这是我们自身的麻烦。

“台北的故事”，这是我拿来困扰自己已好些年的难题。我相信广义的说故事形式是较好的捕捉方式，因为有价值的不是结果，而是这一趟趟旅程、一次次尝试的寸心自知。但最困难的部分在哪里？——你知道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传记，很容易写的和很不容易写的，很容易的传记比方说古代的英雄或当代的成功人士，他的生平高潮迭起有声有色，但脑子里空荡荡的可能两句话就可讲完（阿喀琉斯不就是他那一丁点愤怒吗？毫无深度毫无质量的愤怒）；不容易写的传记比方说博尔赫斯或乔伊斯，他的人生乏善可陈，真正有价值的是他眼睛看到的和脑子所想的，全是深埋于心的东西。我自己始终在场的这四十年的台北，从不是个戏剧性的城市，没战争没饥馑没瘟疫，死亡个别的发生，最接近灾难的东西来自政治，但从另一个可能比较公平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项颇英勇的尝试，很明显也孤单走在所有华人城市最前头，只计较它可疑的结果其实是可惜的。很有趣的是，这一趟台北的政治之行最有价值的东西（理解、思省、被逼着学习的知识和被打开的视野云云），并不理所当然出现在叱咤于不同阶段的政治人物身上，我自己多少接触过一些从最高权力舞台退下来的人（台北很小，大家碰来碰去），我得诚实的说，通常的感觉都很糟糕，只觉得他们是一个个不幸被时代消耗殆尽的人，甚至还变成了他们自己年轻时要打倒的那种种人。他们被困在一己太特定对象、太强烈但窄迫（这两者往往互为因果）的直接经验里面挣脱不出来，于是狼狈的往事只能直接得出狼狈的教训，失意的生命经历只能化为程度不等的虚无生命结论。应该说，他们比较像故事中人，是故事的材料，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一如《伊里亚特》或《奥德赛》不由阿喀琉斯或尤利西斯第一手讲给我们听（想像一下由他们来说会如何，尤其阿喀琉斯，真让人不寒而栗），说故事的是瞎了眼的诗人荷马。

这样的台北故事，于是碎片也似的散落，凝聚起来并不容易，需要多一点时间，还需要人的劳动，以及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人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耿耿一念。如果要由我来描述比较适合说出这样台北故事的人，我会说像翁贝托·艾柯笔下的见习僧阿德索这样的人，《玫瑰的名字》这个包含着宗教政争和迫害、一连串谋杀案以及一场几天几夜大火烧去一切的故事，就是多年之后阿德索讲出来的。《玫瑰的名字》最动人也寓意最丰饶的一段，不在事件途中，而是所有该发生的事已全发生、所有人死的死逃的逃、大迷宫图书馆已烧成废墟的多年之后。多年之后，只有阿德索一个人重回荒烟蔓草的现场，他深情款款的捡拾大火和岁月剩留下来的羊皮卷碎片，装了好几个袋子（为此而丢了一些有用的东西），而且在往后用更多的时间收存它们、整理它们、阅读它们，认出它们原来是哪本书的一角、一句话，甚至循此找到它们的完整版本（阿德索说他因此更加喜悦的阅读它）。他于是造出了一个全由碎片组成的具体而微图书馆。

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就需要比事件中人更久的时间，在所有人离开之后你还徘徊不走，在所有人遗忘或不堪回首后你还牢记；而且，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你还需要比事件中人更多知识，帮你击破、穿透事件特殊性、个别性的坚硬外壳，认出来我们的经历原是人类整体经验的哪一部分、哪一角、哪一句话、哪一种特殊变奏——不仅仅是因为台北的这趟现代化经历，本来就包含着浓厚的知识成分，它同时也是我们一趟一趟启蒙之旅；而且你只有把它们再置放回人类的总体经验里，我们才可能找到直向的历史线索和横向的比对样品（全世界每个地方的人都参差不齐的面对着历史进展，并做着自己聪慧愚昧不等的选择），较正确较完整的看出来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以及也许更富意义的，没做什么）。歌德说世界上没有只出现一次的东西，我也从不认为天底下有所谓的全然特殊经验这种事这种天外飞来的怪物，就算有它也必定全然的不可解、全然的无意义和没用处，这其实是民族主义拙劣的老把戏之一，只因为理解一定包含着检验，为了躲避检验只能放弃理解，因此除了短暂的自恋，更糟糕是长久的无知。我们一时一地的个别性特殊性，其实是当下现实限制加上我们不确定的选择结果而已，也只有回到总体经验里，它才显现出价值，因为人类社会进展的另一麻烦是它无法刻意的实验，我们只能收集和保存。

十年前，当时我还是个出版社编辑，我试着把台北这一场经历分解开来，从“国家的故事”“宪法的故事”“社会的故事”“人权的故事”到“小说的故事”“电影的故事”“音乐的故事”等等，并分别找到它们各自的阿德索来说出它们。现在想，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台北仍如火如荼，台北仍有诸多其他可能云云，因此，此事以兴高采烈始（每个阿德索都很给面子地认为值得好好写，侯孝贤还当场说了个美好的开头，讲他童年偷摘芒果困在树顶上不寻常视角所俯瞰的寻常众生相，是他最初的影像震撼，也是他一生电影的开始），以无疾而终——结果是只有我自己写完了《文字的故事》和《阅读的故事》，失败得很寒伧很狼狈，的确有台北式的滑稽味道。

往后十年，其实是世界变化更大的十年，不仅台北一度萧索到濒临破毁，逼人想更多事；更多时候，我反而从亚洲尤其是中国大陆一个个宛如苏醒起来的昂扬城市（但吉凶未卜），看清楚更多的台北，我见过但没真正去想的台北——我自己的人生乏善可陈，我家门口的巷子跟任何人家门口的巷子没两样，实际发生在我身上的具体往事泡一次澡就可以在浴缸里全部想完；我依然而且愈来愈确信，我所拥有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得来的，球迷、读者、聆听者、坐咖啡馆或城市中走来走去的人云云。我绝大部分的记忆其实是认识，当然还有认识有时而穷、认识必然撞墙之后绵延不绝的困惑。这本《世间的名字》仍然是一次旁观者的书写，旁观的位置当然仍在台北，因此可以说只是换一种捕捉形式、另一种回忆形式，视角再低一点细碎一点——它的理想形式也许应该是小说，可惜我没有写小说的本事，无法借由小说之路自自然然的进入到他者（“陌生但相似的自我”），因此只能比较笨拙的把人分割开来，通过人的某个特殊身份（其位置、网络关系以及他所做的事），一次一个地想，一次进行一段回忆。旁观有余进入不足，所以很可能显得严厉，做不到更深刻更绵密的同情。

我自己对这批文字的另一不满在于，还是哪里会冒出来不必要的感伤语调但已无从修改了——我读章诒和的新书《这样事和谁细讲》更加确信这点，章诒和那样的事才真的令人悲伤，台北这一场，我们努力保持心思清明其实就可以了。

《世间的名字》这本书并非百工图（“神”也许如海涅所说还可以是某个职业，但“聋子”绝不是，它至多只是某种人的命运处境），横向排列你得多考虑现实成分，书写结构得符合社会的基本结构本身，因此既不容易抵达实存世界遗弃的，不承认不命名的地方，也很容易要你非写结构需要的东西不可，而不是专注写你真心想写以及能写的东西。我对实存世界的认识、判断和评价轻重不一，而且绝不等值，也不愿屈服；我自己不年轻了，没必要虚张声势，更没有足够时间言不由衷，也一如博尔赫斯的鼓励，“虚张声势和言不由衷”正是我想洗脱的年少书写恶习——也因此，这本《世间的名字》我只想到一种顺序，即依照我最原初书写的先后，顺时间之流而下。我隐隐约约察觉这不仅仅是个纯粹的偶然而已，即使某些意念如天外飞来，它也就遁入了原有的、连续的、日复一日的书写时间之流里，成为它的一部分。神秘一点来说，我愈来愈感觉时间是一切。

“路：带状的土地，可以在上面行走。公路之所以和路不同，不只是因为我们在上头开车，还因为公路就是把一个点连结到另一个点的一条单纯的线。公路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公路所连结的那两个点才有。路的本身，每一段都具有意义，邀我们驻足其间。公路是空间贬值的胜利成果，如今，空间的存在只是阻碍人的移动，浪费人的时间，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活着的时间缩减到变成只是障碍，我们必须用越来越快的速度去克服它。”这段也许我们或多或少也想过的话，是米兰·昆德拉写的，在他顶尖的小说《不朽》书里，事实上，他先引了那个逃离家乡憎恶家乡的诗人兰波的两句诗前导：

八天了，我蹭破我的短靴

在碎石子路上……

我以为，昆德拉讲得更好的是下一段话，收敛着他的抉择和讥讽，清明地指出路和公路隐合着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美的概念：“在公路的世界里，美丽风景的义涵是：一座美的孤岛，由一条长长的线连结至其他美的孤岛。/在路的世界里，美是连续的，而且不断在变动；我们每踏出一步，美就会对我们说‘停下来吧’。”

在台北，我总是同时看到这两种美的概念，并确确实实感受到这两个世界的不同节奏、不同牵动力量和裂解力量，我对台北最深的同情大概就在这里。

我倒是想起来另一个故事，是很多年前从某篇国外科学文章读来的——我们晓得，人类一直想着外星智慧生物这事，也挥之不去地球末日这一念头，因此，科学家们也有过某种瓶中书的浪漫想法，比方说把一艘无人宇宙飞船像抛入大海中射向宇宙深处，这艘宇宙飞船只装载着人类在地球这颗蓝色小行星几百万年的这一场经历记录。如果末日还没来，那就算递名片自我介绍，如果彼时地球已灰飞烟灭了，那就成了某种遗书某种墓志铭或纪念碑也似的东西。但想到要说些什么、说到什么地步、要用何种言形式来确实说出人类这如梦一场就头痛了，几经考虑之后，他们想到巴赫，只用巴赫的音乐来代表、来说明人的存在和生命。这个选择让所有参与的科学家很满意——

他们惟一的不安是，“他们（外星智慧生物）会不会认为我们人类实在太自夸了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者时代/唐诺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7-208-10098-5

I.①读…　II.①唐…　III.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8756号

书　　名：读者时代

作　　者：唐　诺

责任编辑：刘志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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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208-12991-7/K·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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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书是一本一本读的

《读者时代》，谢谢张大春，这一书名是他帮忙取的，前面一半的“读者”二字我认，后面一半的“时代”二字却从来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所能左右的，尽管多年以来我们不懈地召唤它，总想让它变得更好、更公义也更丰饶——这里，我抄一段卡尔维诺的话，或更正确地说，他《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书中那位理智又美丽的鲁德米拉讲的话：“有一条界线是这样的：线的一边是制造书的人，另一边则是阅读者。我想待在阅读者当中，因此总小心翼翼地留在界线的这一边，不能的话，阅读的纯粹乐趣会消失，或至少会变成其他东西，那不是我想要的。这界线是暂时性的，而且逐渐有被抹拭掉的趋向，专业性处理书籍的人的世界是愈来愈拥挤了，并有和读者的世界合而为一的趋向。当然，读者人数也在日益增多，但用书籍来生产书籍的人数似乎要比纯粹爱看书的人增长得快。我知道，我即使是偶然一次，例外地越过界限，也有危险，会被卷进这股愈来愈升高的浪潮；因此，我拒绝踏入出版社，即使只是一会儿工夫而已。”

卡尔维诺、大春和我，都是长期跨越着此一界限的人，我们不怕被指为矛盾地写下或认同这段话，不恰好说明我们其实更珍视更享受读者这边的身份不是吗？贼咬一口，入木三分，不更加证明我们期盼一种纯粹读者时代的来临此一心志多么干净明白不是吗？

在京都东山的神社之乡中，如果你由知恩院宏大壮丽的三门前神宫道朝北方走，也许你就是去参拜仿宋的、白墙绿瓦还髹着朱漆因此在阳光下簇新得让人睁不开眼睛、而在雨天也宛若独自个是晴天的平安神宫；也许你是四月樱花季寻访始于南禅寺终于银阁寺的赏樱名所哲學の道，不管在下一个分歧二路你打算走人多人稀之径，你都会先穿进一小截绿荫隧道，一岸是家不便宜的老料亭叫楠庄，奇怪它前院一株树龄八百年的笔直大树却是椋树，真正的楠木在路的另一岸，那是可进去可不进去（因为门票料金要五百）的中型山寺青莲院，寺名石碑是我们一位日本老朋友的石刻石版画家山田光照豪气凿成的，但每一回真正让我们驻足不前的却是院前参道右侧的两株巨大老楠，它们没对面的孤零零椋树兄弟老，要年轻个两百岁整整，但它们的姿态漂亮，树冠尽情打开来如盖如伞，哪个季节去都是不凋的润绿欲滴，我总奢望能在树下等到一场雪，这一心事泄露了我的从来之处，我们是来自一个无雪小岛的游客。

楠木，就是我们说的樟树，岛上常见。

更老更大的树不会没遇见过，但少有青莲院的老楠们（究竟是兄弟？抑或伉俪？）长这么好的，不在深山狞恶之地，也没被保护在水泥建物和铁栅栏隙缝间如插着氧气和维生系统的奄奄一息老病患，它们幸运活在繁华大城市之中，却杳远如得神垂眷祐持，自由，却可不寂寞。

这本书，是近三四年来我为一本一本了不起的书（包括电影）、及其背后一个一个了不起的书写者所认真阅读、认真思索、并认真写成的文字（认真，是你惟一能回报这些书、这些人的方式）。它们自我设定的位置是进入，而不是褒贬点评；它们寻求的是可能性，以替代只此一种的答案，因此，这是一本阅读者的书，而不是一本评论者的书，它们给自己最艰难的工作正是，如何在广漠如冰原的世界中召唤同类，让这每一本书都找到读它的人。

安伯托·艾柯的精彩文论《悠游小说林》，书名原来直通通的意思是“小说森林里的六次散步”，这里，艾柯像佛经里那样身具神通之力的得道者般，通过书写的时间空间召唤魔术，把生存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众多巨大小说挪移过来，建构出一处可漫步其中的神木群动人森林，这是小说博学者的偕伴同行，说故事的人得对每一株大树了若指掌，听说话的人也得是聪明做好功课的人，因此散步为名状似写意，但散步之人的资格审核却严酷，狗和不读百部以上小说的人不得进入。

那些只能在森林之外徘徊张望的众多之人怎么办？那些召唤大树不来的人怎么办？——这里，仍是备好等着的无趣答案：你召唤树不来，那你就走向它。

相对于艾柯奇特的横向移植，如果可以，我个人很乐于为本书的这组文字画上一道纵的时间之轴，不是概念的、寓意的时间，而是真实的时间，让它还原成一次旅程，一次已被实现因此再无法逆转的旅程，这正是这组书被一个人阅读的本来面目。

所谓的真实，是我个人的确花费在这一部部书、一部部电影的阅读耗用时光，正因为是真实的，所以很难真正计算出准确的数字，像契诃夫，那是高中阶段从新潮文库开始的，忽焉已近卅年，因而它总挟带着彼时犹繁华如书籍之海的重庆南路老书街的图像，还有高中卡其服的动辄心悸感觉，而契诃夫阅读的首次完成，得零零碎碎等到一九九〇年代我在北京三联书店购回的十六册全集，因此还叠映着京城的陌生气息；像莫尔的《乌托邦》，我如今手中的版本仍是早年中华书局的，书中还留有当时红笔的圈点划线，很多还划在莫名其妙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令人脸红（幸好没有眉批），也不知道那会儿脑子都想些什么程度如此之差；梅特林克的《青鸟》甚至更早，只是那初识的版本形式是全一册破破烂烂的漫画书，只画到第一幕完小鬼俩一觉醒来青鸟变成黑鸟为止，至今我仍记得离我家几步之遥那家漫画租借小店里的小板凳和湿黯的光线气味，还有书中令人不敢置信的结尾，怎么可以还没抓到真正的青鸟就不画下去了呢？那时，我努力回想，大概是小学四年级一九六七年夏天，我父亲就在那一年第四次竞选县议员首度失利，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建筑事业也大致垮在这一年，又苦苦拖了四年之久遂不得不卖掉房子逃难似的出奔到台北县三重来，我们果然是需要青鸟让我们幸福的一家人；至于像侯孝贤的四部电影日期很清楚，都是在他电影拍成后第一时间看的，当时他的头发比较黑、脸也比较圆，而且还不是世界级的大导演，初次在南特影展拿奖倒像手拿改良品种成功瓜果被省政府褒扬的农夫，当时他的电影也还没被迫得走进大城市之中。

凡此种种。

画上了真实的时间纵轴，这阅读于是就让不同的世界撞在一起、纠缠在一起了——书写者的世界，还有阅读者复数的、每一次不同时间又打开书来看的各个不同世界。我个人极不喜欢那种“六经皆我注脚”、“看别人的书想自己的心事”的读书方式，这不仅自大、不仅懒，而且很笨，你取消了其中一边的世界，失去了不止是数量上的一半而已，而是少掉了不同世界撞击的火花，少掉了不同世界同时拉扯你所扯开的广阔思维空间，你失去的几乎是全部。

你召唤树不来，只能由你走向它，这种阅读方式当然比较辛苦劳顿，但不会徒劳，你会得到补偿。

艾柯式的神奇挪移，再怎样都很难召唤来完整的实体，只能是概念，小说的完整实体、书的完整实体只留在它生根存活的原来土壤里，那是挪不动的。

我们的感受是连续的、完整的，但我们的思维和叙述却只能是条理的、语言的，这是我们从感受走向思维和书写最陷入烦恼之处，我们遂不得不让那些最参差、最微妙的部分存放于明晰的语言外头，只能借由语言不能完全操控的隐喻来松垮垮地勉强系住它们，这是绝对再经不住又一次概念性提炼而不断线逸失的；还有，完整的感受包含着事物无限可能性的潜能，但化为书写时，书写者必须勇敢而痛苦地作出抉择，书写者通常只能实现其中一种，而让其他的无限可能隐没于语言之下如海平面下十分之九的冰山，一个好的书写者能真正计较的，只是如何能不要写一物只是一物，让语言既明晰表述，又焕发暧昧的光晕，既如老树盘根，又似日影飞去。

最近听小说家张大春讲食物烹煮之道，大春说，味道的“讲究”那最精妙的部分总无法用传统来承传移交，而是一代代厨师在“失传”的情况下重新来过，也就是说，这部分是无法教的、无法通过某种概念整理的“方法”来快速移转，它只能在实践之中重新被掌握。

这说的都是同样的话，但情况其实没张大春的语言表述所显示的那么悲观——这个讲究的、失传的部分还是在的，尽管掉落在语言的缝隙之中，但它仍存放于已完成的创作物实体之中，它没被说出来，但它仍是可感知的，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用克洛埃特一幅仕女肖像画所启示我们的，一件人的创造物，既是完整自足的艺术品，同时它又是“总体图像”的一个“小模型”，在站到这一创造物实体观看之前，我们仿佛对此一无所知，但这只实现一种可能的艺术品“强迫”我们成为一个参与者，把其他未被实现的无限多种可能性也召唤回来。

这就是实体的力量，直接阅读实体、摸触实体，从来不是概念性的谈论所可替代的，因此，好看的树不仅经得住一棵一棵细看，而且就是要一次一棵地分别来看，好的书也要一本一本地分别来读，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这不是倨傲摆架子，而是不得已，很多东西无法搬运，只有留给那些辛苦跋涉到现场来的人。

如此，阅读便呈现了不连续的特质，这原来就是必要的，而且自然，符合着我们的基本阅读行为，也符合我们多重的、多途径的认识复杂世界方式，即便我们并未意识到，我们其实都一直如此进行。

每一回重新抵达现场、重新触碰不同世界所生长的不同实体，我们心中带着自己家乡世界的心事和疑惑，但此一异乡的实体并不因你而生，独立于你存在，不会准确针对你携来的疑问一五一十作答，事实上，它往往在偶然解开你一部分疑问的同时，也丢给你更多费解的难题，甚至在你习以为常不觉有异之处重新挖开问题。两个世界如此激烈撞击却又擦身而过，打断了你生命连续性的局限，把你从天真的唯我论窄窄世界里逼出来，你发现自己被每一本书抛掷到每一个陌生之地，不同的人，不同的计较和烦恼，没听过的语言，记忆里未曾出现的眼前景观，乃至于连看事情的视角都陌生没想到过，这样的危险要你整个人瞬间警戒起来，得动员起全身所有的感官，好应付随时会扑面袭来的，呃，你甚至还不知道袭来的会是什么。

这样震颤的经验其实就是所谓的“启蒙”，把你从昏昏欲睡的老世界赶出来，始见沧海之阔轮船之奇，你看到的不是答案，答案是结束；你看到的其实是可能性，甚至是可能性尚未浮出来、但你隐约察觉这里头不晓得可装载多少新东西的看不到边界世界，所以它是开始——启蒙不见得一生只来一次，也不必然在青春蒙昧的时光，对一本一本书读的人而言，它会三番两次地又造访你，风雨故人来。

既然如此，我们这回就把话说到这儿，让事情开始，让阅读开始，而且是一本书一本书地每一次重新开始。

一根盐柱和一个达尔文故事：读冯内古特《加拉巴哥群岛》

应该可以这样子讲，冯内古特实在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但太聪明了，聪明到比我们这些寻常人等容易察觉虚假、察觉不义、察觉危险的无所不在和步步逼近，聪明让他的人生变得多疑而且不快乐是吧。

就像这本《加拉巴哥群岛》里常见的无中生有假设：“如果当时不……那以后可能变成……”，有时我想，如果这么一个聪明爱说笑话的人，没躲在地下室亲历了二次大战那场德累斯顿大轰炸，如果他晚一点出生，活在一个没战争没动乱比方说战后欧美那个天真无邪昂首奋进的年代，屠杀饥饿掠夺只在遥远的地方和报纸上小小一角偷偷进行，那他耿耿于怀的“越战”会不会有不大一样乃至于愉悦点的图像？还有，暧昧不明且惩罚并不立刻到来的机器文明和地球生态破坏，也会不会有不大一样乃至于愉悦点的图像？

我无意蛮横地宣称，生命中某一个时点的某一场特殊的遭遇，会噬菌体一般迅速占领人的全部身体，让人一辈子其他时间的学习和经验统统不算数，仿佛终身只为这件事而徘徊活着。然而，毕竟死亡大事，曾经在你头皮上只一两公尺处悍厉走过，这总会有些不同吧，就像《五号屠场》首章的结尾，冯内古特引了天降硫磺与大火毁灭所多玛蛾摩拉城的旧约故事，他说：“当然，罗德的妻子奉命不得回头看那些恶人及其家属居住过的地方，但她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我就喜欢她这样，因为这多么富于人性。/于是，她便变成了一根盐柱。/人们不该回头看，我当然也不会这么做。/我这本有关战争的书现已脱稿，下一本我要写的将是开玩笑的书。/这一本没有写好，一定不会好，因为写的人是一根盐柱。”

阿谷斯雉鸡的大翅膀

然而，我们读冯内古特几近等身的其他小说，包括眼前这本《加拉巴哥群岛》，很容易发现他其实是个食言而肥的家伙——他仍如罗德之妻屡屡回头，没办法。

基本上，《加拉巴哥群岛》是一部达尔文演化论的二十世纪新小说版：故事进行的时间长达一百万年（演化需要的时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一八三五年达尔文搭乘“比戈号”（一般意译为“小猎犬号”）曾探险过且有决定性启示的海龟群岛（西班牙文加拉巴哥，即大龟之意），而最后扮演“诺亚方舟二号”、载着一个担心流星雨会毁灭地球的笨男性船长，一个垂死的男性骗子，一个教生物学打算自杀的寡妇，一个有池坊流插花教师身份的日籍忧郁孕妇，一个瞎眼的富家女，以及六个扮演二代夏娃的坎卡波那土著少女的那艘游艇，正叫“达尔文湾号”。

讲到二十世纪的新达尔文，我想起一个了不起的动物行为学者康拉德·洛伦兹和他一本了不起的著作《攻击与人性》（On Aggression），书中，他提到阿谷斯雉鸡（Argus）误入进化歧途的例子：我们知道，在生物界选择配偶这件事，决定性的一句话是由雌性说的，因此，雄性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比方说携带礼物，热情或优雅的舞蹈，以及最常见的、夸示自己多么强壮（雌性有选择强壮配偶的本能，以利于种族繁衍），才能击败众多竞逐者达到配种的目的。阿谷斯雉鸡的雄性夸示强壮的方法是，不节制地发展它们美丽巨大的翼羽，事情的结果是，它们的翅膀变得太大太重，几乎飞不起来，或许赢得了老婆，代价却是变得不十分适应环境且有害于生存，但怎么办呢？洛伦兹说：“这些鸟从来不知道达成合理妥协，而决定立刻停止这种无聊的事。”

因此，演化是会走入死胡同的，灭种是非常可能的收尾——在这里，洛伦兹毫不留情地引述他的老师奥斯卡·海因洛斯的玩笑话：“比雉鸡的翅膀稍微好些，西方文明人极具刺激性的生活方式是最愚蠢的同类竞争产品。”

当然，洛伦兹从动物行为总忍不住想到人类——包括他从鸟类观察提出的“铭印作用（imprinting）”拿来解释包括人类青少年行为，乃至于人类煽动家所以能吸引大量追随者云云——这曾让洛伦兹遭到很大的责难和嘲讽，说他妄想从几只鸟和动物所看到的情形，就要立刻应用于全世界。其中，尤其是行为学派的学者，他们根本不相信人类有什么内在的行为模式，有什么生物性的本能，“人类的行为每一种都从环境学习而来的”。

究竟，人类是如伊甸园中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已永远脱离靠本能过活的生物世界？还是和三叶虫、鹦鹉螺，或巨型恐龙没太大两样的另一种生物？这我们再说了，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冯内古特，或者说《加拉巴哥群岛》是怎么想的？

没有凶手的罪案

大体上，我相信冯内古特比较站在洛伦兹那边。

在《五号屠场》的二十五周年纪念版序言中，冯内古特如盐柱一根再次回想那场大轰炸：“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因为杀人的是炸弹，而我有若干正直、高尚、勇敢的朋友却是飞行员或投弹手。空袭德累斯顿的行动人员并不需要义愤、仇恨或怒气，他们做的和汽车装配厂的工作并没有两样。”

凶手在哪里呢？

在《加拉巴哥群岛》书中，冯内古特提出的答案是“巨脑（Big Brains）”，以身体的比例来说，是生物演化史上最庞然大物的人类大脑，不是特定你的或我的，而是整体的、人类共有的大脑子。

冯内古特以为，人类种种的乃至于引起灭绝的愚行，都是这个巨脑凭空想出、计划的、指挥号令出来的。这里，人类曾引以为傲，没有尖爪利齿，没有坚硬甲壳，不能飞不能游也跑不快，却能“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有的一切昆虫”所凭借的脑子，有了断然不同的意义，它变得多么像洛伦兹所说阿谷斯雉鸡的华丽大翅膀，它曾经让拥有者在传种竞争上赢得胜利，却一步一步走向集体灭绝，更糟的是——从来不知道达成合理妥协，而决定立刻停止这种无聊的事。

尤有甚者，冯内古特狠狠地用一百万年时间来处理这部小说，效果是：就像侯孝贤太远的电影镜头，我们完全看不到人脸上的喜怒哀乐种种表情，只剩下平静、没什么情绪的动作一般，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那一点点“几希”，当场被抹平了，人自以为超越其他动物的神圣气味也全消失了，于是，在《加拉巴哥群岛》小说中，人和“迟缓、温驯、巨大以及数量颇为惊人”、能供应水手长期新鲜肉食的大龟，老实说，并没有什么不同。

鹊桥俯视，人世微波。

如果我们愿意更冯内古特一些，试着用比一百万年更长的时间来想，在演化史上，其实很容易找到一堆更杀风景的实例。比方说，就算从女阿法南猿“露西”活着那时算起，人类“统治”地球的时间不过三百万年，然而，在此之前的恐龙、鹦鹉螺、三叶虫乃至于蓝绿藻，每一样称霸的时间无不以千万、亿年计；又比方说，我们所担心马上会来临的“大灭绝”，在长达四十亿年的地球生命史上，据统计，大约每隔两千六百万年就来一次。白垩纪恐龙死光那一次还不是最严重的，只消灭了百分之十一的物种，两亿四千五百万年前二叠纪三叠纪那一次，还整整绝种了百分之五十二。

如果我们退一步以为，至少其他的大灭绝或因陨石或因地壳变动或因气候等外来原因，不像人类是自己主动污染环境主动杀个你死我活主动搞出灭绝，老实说，这显然也太高估了人类“作恶”的独特本事。

二十亿年前的氧气污染便是前例之一。

原来，地球的大气是由氨、氢、水蒸汽和甲烷混成，然而，由于一种紫色和绿色的微生物大量繁殖，耗尽了大气中的氢，这些不知餍足的小东西转而分解水来得到养分，问题是每吸收两个氢便得把一个氧的“废料”排放在大气中，而对习惯生活于无氧原始大气的当时地球生物而言，我们今天不可须臾或缺的氧是致命的“毒气”（直至今天，在医学上纯氧仍有杀菌的功能），于是，一场浩劫发生了，微生物或者无言死去；或者机敏躲到氧气没法到达的地方如黑暗地底委曲求活，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厌氧性细菌；也有成功地改变自己、吸收氧气行光合作用的微生物如蓝绿藻。

今天，关心环保的人习惯一个口号：“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动人是很动人，但其实很有问题，若依演化的历史经验，改成“我们只有一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可能准确些——当我们严重地改变了环境，我们有效消灭的只是自己，以及一些池鱼之殃的其他生物，然而，某一部分的生命应该会如当年的蓝绿藻继续活下去，并接管地球。

至于地球，它好好存在五十亿年了，坚硬牢靠得很。

好看而悲伤的小说

我猜想，这是冯内古特闷闷不乐的原因——既然，在《五号屠场》中投弹杀人的只是“汽车装配厂工人”，在《加拉巴哥群岛》中造成灭绝的甚至不是人只是“巨脑”，没有凶手，也就难以破案；没有特定的为恶者，也就失去了可以简单呐喊革命打倒的对象。

因此，冯内古特的小说，除了一股深沉的、哀伤的、末世的晦暗人文色泽在底层徘徊不去之外，我想，可能不大容易让台湾现阶段的文学评论者乐于赞美（除非震慑于他的威名）。因为冯内古特实在太冷静、太世故、太复杂、太节制了，他不喊痛、不大声控诉谴责，比方说，在《五号屠场》里战俘列车那一场，冯内古特不仅不一头栽进去痛快描写一番，甚至还有心情说笑话，简直是无动于衷了。

更要紧的是，他的小说太好看了，而且，在美国卖得非常好——冯内古特自己曾荒谬地解嘲：“我想我是惟一自德累斯顿大轰炸获利的人……平均每死一人我就赚四块钱版税。”

聪明而且爱说笑话的冯内古特，总有办法找到夸张有趣且充满想像力的方式进行他的末世小说。在《五号屠场》中，大轰炸幸存回来报信的主人翁毕勒（自称）是一个被外星人抓走放回、从此能自由出入时间、因此死亡不过是“这个人在此一特定时刻正处于不良情况，但他在其他许多时刻中却活得好好的”的人；而《加拉巴哥群岛》的叙述者，则根本是个一百万年后的鬼魂，时间之于他是完全透明的，他知道且提前揭示了所有的结果，包括谁马上会死去（冯内古特甚至在每个准死人名字前预先打上记号）——当然，知道死亡马上来临、不同的死亡意义理解，并不代表你能阻止死亡本身。

对有切身创作经验的人而言，一下子就能感觉到这样的故事和这样的说故事方法，两者交织张起多大的空间、有多少东西在其间蠢蠢欲动；对不愿想得太痛苦的读者而言，至少小说很好看，阅读是个盎然的享乐过程。

《加拉巴哥群岛》小说一开始，先介绍将成为第二次伊甸园的海龟群岛，以及岛上栖息的原住民生物，包括壁虎、鬣蜥蜴、稻鼠、熔岩蜥蜴、蜘蛛、蚂蚁、甲虫、蚱蜢、小虱和扁虱，还有大龟。

冯内古特问：这些生物是搭乘什么交通工具来岛上的？漂流的木头碎片？“隔岛跃进”式的一段段短距泅游？上帝事先造好安置在那里？或者真是搭乘诺亚方舟两个两个登陆的？——问题是，这组群岛距南美大陆一千公里，中间无任何跳板，而且是因火山爆发“后来”才浮现的。

您看，没骗人吧，故事打一开头就好玩极了。

各自努力的事后选民

故事直接的结尾是，跌跌撞撞的“达尔文湾号”载着这十一个半（广口妃子怀孕）奇奇怪怪的“选民”，迷航漂到海龟群岛的北端，幸运躲过浩劫并就地演化，成为一百万年后能如鱼类活于水中，靠摄食水草营生，而且（最要紧的）不再有巨脑的新人类。

比起旧约大洪水那次浩劫，“仁慈”的耶和华要诺亚细心存留每种生物各一公一母，这个新方舟简直邋遢随便得近乎开玩笑了——以色列的先知关心的是信仰，而冯内古特处理的却是灭绝和演化。

十九世纪如斯宾塞这样的达尔文主义者，粗暴地把达尔文“适者生存”的意义，解读为强者淘汰弱者是自然法则，开创了一页野蛮到极点的历史，时至今日，差不多我们都已清楚了，所谓的“适者”不仅不代表你比别人强大，而且简直难以事先定义，因为，不同的生物拥有不同的能力和装备，得看环境不同的变动结果才能知道谁抵挡得了，所以从白垩纪的大灭绝来看，巨大强壮的恐龙和小偷一样的哺乳类始祖，谁能预知哪个是强者或适者呢？——核射线、紫外线、气候酷热或酷寒、大气形形色色的污染等各自扑杀得了某一部分的生物。

因此，大建造者的淘汰选择究竟是有道理还是随机的？物种的成功留存究竟是理所当然还是幸运？问题很难这么问也很难回答得了，我们只知道，在演化的历史上，每一回的诺亚老爹都比圣经里那一个要粗心匆忙多了，他哪里有时间或能力去预留各种生物各一对，“各自努力，随缘好去”，无疑地，冯内古特的方舟二号远比一号要接近事实，要不，那十一个半人总要挑选得像样一点、代表性一点。

矛盾的时间

时间，不管是过去未来之间来去自如或完全透明，在冯内古特小说中，一直处理得丰富有趣而且有深彻的意义。

世故、知道人类问题严重性的冯内古特，当然不会简单把时间当成没法可想后的救赎之道，就像典型时空科幻小说或电影的罐头把戏：修补时间缝隙、改变历史走向、错误灾难和愚行可重来一次而防止或躲开云云，甚至像《超人》电影中愚蠢地推动地球逆转，救活了他死去的女友。

冯内古特甚至嘲笑了写《时间简史》的史蒂芬·霍金一顿，因为霍金焦急人们不关心不记得未来，冯内古特认为未来有什么好费神的呢，人会老会死，事物轰轰然一路顺势向前，未来不必你叫自然会来找你，像只哈巴狗一样来到你脚边躺下打鼾，乖顺得很。

我无意因此简单猜想：“所以冯内古特认为值得关心的是过去和现在。”事实上，冯内古特的心情满复杂矛盾的，现实中，时间无法逆转，但未来却也不见得是完全不透明、猜不到结果的，很多灾难和愚行是像狗咬尾巴般的打转重复，很多对未来的警言也是可靠合逻辑的，但这似乎很难让人类大家一起“一、二、三”一齐停止犯错，像阿谷斯雉鸡停止发展它的大翅膀一般，在冯内古特的小说中，穿梭乃至清楚了时空的所有秘密，从来没能改变什么。

然而，冯内古特为什么写这些小说呢？而且违反白纸黑字的诺言一再回头、揭示、思索？他多少仍冀其万一希望人类重来一次是吧？——小说是他不得已中的角力形式。

在《五号屠场》中，有一场写到毕勒倒转着看电视机播放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影片，那是我个人看过玩逆转时间的作品中最感动的段落之一，忍不住再抄一次和大家一起回忆：

一批满载着伤患与尸体的美国飞机，正从英国某一机场倒退着起飞。在法国上空，几架德国战斗机例退着飞过去迎战，从对方飞机上吸去了一排子弹和炮弹碎片。接着这批战斗机又对地面上残破的美国轰炸机采取同一方式，然后倒退着爬高，加入上面的机群。

这批飞机倒退的飞临一个正在燃烧中的德国城市。轰炸机打开了炸弹舱门，发出一种能够吸收炮火的神秘磁力，把吸来的炮火聚集在一种圆筒形的钢制收容器中，然后再把这些收容器收进了机舱，整齐地排在架子上。德国战斗机也装有一种神秘的设施，那就是一套长长的钢管，用来吸取敌机上的子弹。不过，美国轰炸机上仍然有几个受伤的人，而飞机本身却破损得不堪修理。

当美国轰炸机回到基地后，他们从架子上取下钢制的收容器，然后再运回美国。国内的工厂正在日夜加工，拆卸收容器，把其中具有危险性的成分取出，再变为矿物。

令人感动的是，做这种工作的大多是妇女。继而，这些矿物被运送到遥远地区的专家手中，专家们的任务是把这些矿物埋藏在地下，以免伤人。

接着，美国飞行员都缴回了他们的制服，变成了中学学生，而希特勒变成了一个婴儿。每个人都变成婴儿，而整个人类都在作生物学的研究，共同合作，希望生产两个叫亚当与夏娃的完人。电影里并没有这些，只是毕勒这么想。

毕勒这个想法，二十年后冯内古特写成了《加拉巴哥群岛》。

孤单飘荡的灵魂

《加拉巴哥群岛》这个颇合于演化事实，却忍不住让我们觉得很荒谬的Happy Ending，在我看来，还比《五号屠场》大轰炸过后挖出尸矿、毕勒抬头听见鸟叫“唧唧啾啾”的无言结局更晦暗更不得已——看来冯内古特在这个没道理可讲的世界又讲了二十年道理，果然更加疲惫不堪。

然而，就像本书序言所引用的一句话：“不论如何，我仍旧深信人们的心地都是非常良善的。”这当然有几分走夜路吹口哨的自我打气意味，但说实在，冯内古特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还差一步，但我以为，要在这一步硬生生煞住脚步，需要很强的意志力和忍受力，以及如化成盐柱的罗德之妻般对人的无比眷念之心。真的，在让你满头包的荒唐世界，不管要皈依宗教或顺势彻底虚无，比起来，都是不必花大力气“立等可取”的，而且非常轻松当场卸下所有责任。但丁的《神曲》中，他把一堆生前没有基督信仰、终身竭力思索反省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等，都放在介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永恒迷惘之乡，得一直活在不确定、找不到答案的自我折磨世界中——我们不必理会但丁的宗教观，这些人远比天堂中平安喜乐没有痛苦的得救者要勇敢、自由，且有人的尊严。

在《加拉巴哥群岛》中，当浩劫结束、新演化顺利进行后，冯内古特还“多写”了好几章，是担任说故事的鬼魂站出来说自己的事，他为了在旁观看这场浩劫，离开了可以让鬼魂安憩之地，走出“蓝色坑道”孤零零飘荡于人间，他那写了一百多本书一千多篇科幻小说的父亲鬼魂要他回去，否则他得在人间继续飘荡一百万年。

显然，这个鬼魂，正像但丁《神曲》中那些迷惘的伟大灵魂，为了“可以自由看穿人的心，可以了解人的过去”、“人生真相、人生如何运作，以及人生到底是什么”，把自己再次孤零零地掷入人间一百万年。

这就是冯内古特吧，那个化为盐柱的罗德之妻在小说中穿越了时间，提前告诉了我们天火又将焚城的故事。

清明世界，朗朗乾坤：像孔子的阿城

如果我说，小说家阿城是我个人认识的人中，感觉最像孔子的人，这样的讲法会不会太刺激了一点？

当然，时代不一样了，政治的景况、社会的景况也全不一样了，阿城没孔子那种“明明知道不可能却执意去做”的政治浪漫；传播发达，有想法看法可直接写成文章发表，也再用不着弄一群颜回子贡绕在身边，我这里要说的其实是学习、思索和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阿城是个好读书而且杂读书之人，但和我们这一代人大不相同的是，即便近乎手不释卷，但阿城通过文字的学习比例仍远比我们低，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行遍天下的奇特人生际遇（这当然需要时代的不幸配合，非我们所能，也不晓得该羡慕还是侥幸），但更重要是他由此而生的奇特本事和人生趣味，牢牢地让他联系于具象事物的俗世之中，就我个人所知，阿城当然是好厨子；也是好木匠，能修护难度极高的明式家具，他最早横越美国的旅费二千美元就是这么赚来的；是好汽车技师，自学而能亲手组装过六七部福斯的古董金龟车卖钱，最后一部他舍不得卖，红色敞篷，我看过照片，阿城戴墨镜摄于车旁，人车俩皆拉风；而最有趣是阿城还教学生钢琴，这是旅居纽约的名作家张北海泄露出来的，提起这事阿城难得有点尴尬，暗骂了两声。

不是吹嘘不是标榜，阿城才真的是那种看菜单看商品目录，比看荷马史诗还津津有味的人。

但际遇、趣味乃至于现实求生本事相像不稀罕，阿城和孔子惊人相似之处在于，阿城不排斥抽象的文字学习（事实上，他是此中高手，从不民粹从不反智），也一样有足够的聪明和专注作纯概念性的思考，但他总要把抽象的学问拿回来，放入他趣味盎然的世界好好涮过，就像他北京的名物涮羊肉一样，如此才得到滋味好入口，也因此，所有的抽象概念符号，在阿城身上都是有现实内容的，他不放心加以浸泡过的，有着实感的温度、色泽甚至烟火气味。

阿城在《常识与通识》一书的《魂与魄与鬼及孔子》文中，他自己也说了，“我喜欢孔子的入世，入得很清晰，有智慧，含幽默，实实在在不标榜，从古到今，不断有人用道家标榜自己，因为实在是太方便了。”——从阿城，我才真正晓得孔子的入世，不是游列国干诸侯的救世部分，那是他给自己的不得已任务，因此总有委屈之感，孔子的真正人世，是我们一向误以为他道不成要回身隐遁的那部分，游山观水、乘槎浮海，回到他所属民间社会的从来之处，这才是他真正乐趣所在。但这个醒悟，同时也带给我不祥之感，我会同理可证马上想到，很长一段时日被我个人（以及朱天心等）认定为海峡两岸小说第一人的阿城，小说书写极可能也只是他对眼前世界的“公德心”部分，阿城极可能不会久居此地，毕竟，他太喜欢那个更火杂杂、更热闹有人的世界，如孔子说的，人和鸟兽终归不是同类，我是人，我选择和人住一起。

阿城在台湾居留期间，导演侯孝贤安排他住木栅的安静山边，随遇而安的阿城事后说，下回能不能就让我住永和豆浆店楼上？

概念是抽空的、不具质量的，这当然有其必要，人的思维速度因此可以加快、挺进的幅度因此可以更加深入，甚至快到思维者本人都拉不住它、深入得拉不回来，这方便于思维边界的英勇探勘行动，但也就不免于异化（意识形态化）的风险；相对来说，留在具象世界之中，用实像来思考，万事万物总是有重量的，在在形成阻力，因此思维行远不易，当然欺人遂也相对不易（画鸟兽难，每个人都可用自身的经验对抗它、检验它），也因此总是安全的。

在概念思维的世界于是合适产出理论，深邃壮丽，非寻常人可参与可判别，但奇怪总是要我们分边认边，非此即彼，隐含着森严不可妥协的对峙对抗；而在阿城所热中的具象现实世界，则比较合适讲故事，人人能听能懂，而且意见矛盾并陈，往往谁也拗不了谁去，因此，表面上吵吵闹闹，其实是温和不迫人的。

既然如此，我们也来讲讲古老的故事，让我们对阿城的阅读从说故事开始。

见怪不怪的故事

春秋时代曾经有个翟国，是当时的游牧民族之一，后来亡掉了，遗民流散，其中有个叫翟封荼的聪明人向南投靠三晋的强豪赵简子，下面是收在刘向《说苑》的一则故事，或说一段对话。

赵简子问翟封荼：“听说翟国曾经下过连着三天的谷雨是吗？”翟封荼点头说确有其事。赵简子又问：“我还听说也下过三天的血雨，这也是真的吗？”翟封荼点头说确有其事。赵简子再问：“我还听说有过马生牛、牛生马这样的怪事，也是真的吗？”翟封荼还是点头说确有其事。

赵简子感慨起来，叹口气说：“人家说妖孽可以亡国，果然一点没错。”

但翟封荼说：“不，您问的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下三天谷雨，其实是谷子被龙卷风卷上天造成的；下三天血雨，这是鸷鸟在空中打群架造成的；马生牛、牛又生马，这是因为牛马杂牧杂交造成的，这些都不是让翟国灭亡的妖孽。”

赵简子问：“那翟国真正的妖孽是什么？”

翟封荼回答：“翟国人民离散不凝聚，君王年幼无能，卿大夫贪财，结党营私只晓得争个人的权势财富，官吏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政令成天改来改去没一样能有效贯彻，士人普遍贪婪而且怨恨上头的人，这些才真的是翟国灭亡的妖孽。”

这是个很舒服的故事，但老实说也是中国古来相当典型的故事，类似的光《说苑》一书就收录着好几则。基本上，它不相信神秘之事，不惑于鬼神灵怪，认定万事万物必然有着平实的好理由，你把传说神话中离奇荒诞的成分拿出来，放到人生现实的光天化日之下这么一照，就会现出恍然大悟的常识原形来，原来如此，答案原来就只是这样子而已，这个柔和回归经验世界的思考选择，给予我们听故事的人一种素朴的愉悦，一种源于生活世故睿智的息事宁人——也因此，中国诸如此类今天习惯划归人类学领域、甚或进一步窥探意识无意识深层的传说神话，多半只成了单纯的寓言被解读，不作概念深掘，不持续在抽象概念的思维世界贪婪前进。

这里，我们便清楚看到回归常识世界的除魅力量，这是个思维的煞车系统，让人清醒不耽溺，阻止人无边无垠地胡思乱想下去——但是，龙卷风真会让卷上天的谷子下整整三天吗？什么样飞鸟的世界大战打到血如雨下三天三夜不休呢（有空的人可换算一下需要粉身碎骨多少只鸟）？马和牛即便杂牧，依生物学，可能杂交繁殖不马不牛的后代吗？这里，问话的赵简子没追下去，回答的翟封荼也不持续想下去，两造皆心满意足地停在此处，停在当时水平的具象常识世界之中。

没有危险，但也没新的发见启示。

这使我想到另一则故事，是我个人阅读所及，和翟封荼故事同途殊归的最相对故事，思维者在几近完全相同的疑问下，作出一百八十度的抉择，体例上仍是对话，出自柏拉图的《费德拉斯篇》。

相传苏格拉底和费德拉斯两人散步到传说中北风神带走奥瑞茜雅的山崖旁，费德拉斯问：“如果奥瑞茜雅不是在这里被北风神带走的，你还会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苏格拉底的回答是，不管信与不信，这对他都不构成困扰，事实上，并不难找到一种巧妙但看起来合情合理的解释，比方说，奥瑞茜雅其实是在这山边的岩石上玩耍，不小心被强烈的北风吹下石崖摔死或淹死的，因此遂传说成北风神带走了她——如何？到此为止像不像翟封荼式的答案？

然而，苏格拉底却又说了一段很著名也很有意思的话：

但是，这样的解释虽然能很巧妙又似乎很合理解释了神奇的传说，却不会让我欣羡，因为如此一来，我们也被迫得继续解释，神话传说里的半人马怪兽、吐火的怪物，以及一大堆蛇发女妖或飞马等等，要对每一个传说都提出一套素朴的可能解释，需要很多空闲的时间，但我却完全没有这么奢侈的闲情，我真正的理由是，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办法做到像德尔斐神谕所说的“认识我自己”，因此，在我还没真正认识我自己之前，花时间去研究不相干的事物，对我来说是很荒谬的，我宁可更简单用传统信仰的理由来打发它，而我真正必须知道的是，我自己身为一个人，究竟是比百头巨人更复杂更狂暴的一种怪物，还是更温和更单纯的生物？

这里，提醒大家注意苏格拉底不选择翟封荼式解释的理由——没有时间，没这份闲工夫，因为有更要紧的事等着去做，而所谓更重要的事是“认识我自己”，一件幽微深邃的思维任务。

来不及的伟大向往

阿城这本《常识与通识》，包含了十二篇意志力一贯的文章，原是发表于《收获》双月刊，谈话的主题是“常识”——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阿城回过头来和大陆的人们谈论常识，而且文章篇幅颇长、文字内容直话直说（就阿城越来越简短、越点到为止的书写方式而言），当然是苦心的。

但常识是什么？常识不就是社会中最通俗、最底层、游荡在空气之中几乎人人可不学而能的最起码认知吗？这不是每个人都已经拥有的东西，干吗要费神重述重说呢？什么时候何种景况之下，人会连最基本的常识都失去、都再看不到呢？常识得而复失之际，又会酿成什么危险呢？

大风大浪走过的潇洒阿城，究竟担心什么？

我猜，答案用中文来说，可总结成四个字：“意识形态”。就举个阿城标的所向的大陆实例来说，遍地是农民，种了数千年之久稻麦高粱小米的老练中国农家，会没有最基本的常识，不晓得庄稼要扎根深浅、间距多少才好得到理想的收成吗？甚至说开花太多时得狠着心摘除一部分，才能颗颗饱满结实不是吗？然而我们看到，当挟带了革命意识形态强力而来的所谓“深耕密植”政令当头罩下，所有的千年经验、所有的常识当场全消失了，当然，没太久之后，就连该有的收成也消失了，接管这整片古老大地的是全面性的歉收，这就是五〇年代的大饥荒。

这里，相对于人们经验世界的常识，我们可以怎么理解意识形态？大体上，意识形态并非完全对立颉颃人的基本经验，并非单纯的蒙昧，相反的，它往往来自于人们意识到经验世界的限制，不耐烦于经验世界具象事物的沉重束缚，所积极寻求的一种雄心勃勃的超越，这种超越，如我们在柏拉图身上、在文艺复兴后欧洲的理性主义者身上所看到的，尽管瞧不起紊乱迟缓的经验世界，要把经验世界隔绝在外不受其骚扰，但思维仍在理性的范畴之中运作，受着人类基本理性秩序的节制，但问题是，理性仍是有限制的，无力穿透我们触目所及而且驱之不去的诸多现象的疑问，比方说生死、爱情、生命的终极价值和目的等等，你忍受不了没答案，无法带着满心疑惑照常过日子照常入睡，你就得再次超越理性悍然而行，但由此开始的新思维旅行，再没地标，再没规则章法，支撑你的，大体上只能是激情、直觉、认定和不回头的信仰。

因此，我们或者可以这么说，意识形态的最根源处，原生于一种人类之于“伟大”的遍在渴望，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不单单只是诗意的不必当真的浪漫情怀，还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有限生命动人实践，你心知肚明自己仅仅只有这几十年时间，但要看的世界那么大，要追问的问题那么多，要娶上手的美丽女性为数那么大，要亲身验收的功业打造那么漫漫不可及，我们把一颗巨大的心，收在一个有限生命的身体之中，你压抑不住欲求，便只能转而寻求另一种快速的方式，一种即溶式的伟大——因此，意识形态的灾难通常总是一种奉伟大之名的灾难，它不得不返祖地援用信仰（人类最快速的一种获取真理方式）以产生必要的实践强力，但它总宣称自己是更进步的，是瞻望未来的，是明日而不是昨天。

昨天是什么？昨天是既有的经验，落在现实的具象世界土地上，沉积为今天的常识，不伟大，是它的一大缺憾，满足不了那些总是踮高脚尖窥探明天的人。

更多的常识

朱天心在她的小说《预知死亡纪事》一开头这么写着：“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名性急的毛姓之人，数十年前写下此诗，随后他果然也如愿做下了朝夕间天地翻转之事。”

追逐伟大目标，从而弃绝常识牵绊、落入意识形态笼罩之中，对中国这块古老土地而言，还是上个世纪不到百年间的事，再之前长时以往并不是这样子——这关系着两个性急且意图伟大之人。朱天心笔下所说的这位毛姓之人，要在活着时如诗中言志的一人权倾天下，还要他统治的整个国家快快脱胎换骨，超英赶美，好亲眼看见遥遥走在举世人类最前头的动人景象；另一个则是此人奉为导师的人，他格局更大，自称找到了人类历史的决定性走向，急着驱赶整个世界、驱赶每一个人进入下一个更美好的历史阶段。两个伟大加一起，其结果就叫无所遁逃于天地，所有原本只求安心过日子的普通人也只能奉陪跟着伟大起来，六亿神州俱尧舜，阿城在他另一本书上说，满街走圣贤，这景象真越想越骇人。

当然，到二十世纪末事情有点逆转过来了，今天我们常感慨，之前五十年，是大陆搞政治，我们台湾搞经济；这眼前几年，则轮到我们搞政治，而大陆开始认真搞经济——我想，我们把此话代换成“轮到我们搞意识形态，大陆搞常识”，看来也完全是通的，也因此，阿城这本向着祖国同胞书写的《常识与通识》，于是就该轮我们来读了，而且非常值得一读。

在这些伟大来临之前，中国，相对来说，一直是意识形态较稀薄的国度。当然，意识形态之生有其人性理由，大概不可能完全根绝，但比方说两种大型意识形态之一的宗教，在中国就不发达不伟大于是也就不怎么死人，这里先就少掉了一个；另一个也属劲爆级的国族主义，则强度略略比宗教严重，但也还节制，基本上还受现实主义的管辖，不至于脱钩而去成为无限上纲的种族生死仇恨，也因此，今天我们重新描述这个老文明，会倾向于用迟缓停滞而不是伟大华丽，这是常识胜过意识形态的必然呈现。

但光回头看不会有用的，昨日中国的常识输给今日中国的意识形态，这一战胜负已分，常识要如何整军经武，打赢往后的仗呢？有一种想法，我们常说，当民主失败时，你需要用更多的民主来获胜；同样的，当常识失败时，也许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常识不是吗？

更多的常识，这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也正是阿城在这本书中试图做到的一部分事——常识的确拥有一个意识形态所没有的长期优势，那就是它的开放性特质，容受一切，无惧错误、不足和矛盾，并允许修改。许多人们长时间的既有常识，我们今天都晓得是错的，比方说翟封荼的三大解答，比方说地球是平的、太阳是绕着地球旋转云云；也有很多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乏味常识，曾经是危险的、激进的、惊天动地的主张和发见，比方说人类系演化而来，比方说结果是地球绕着太阳旋转而且还只是广漠宇宙的微尘一粒云云。每一次老错误的修改，每一个新知识的容纳，都意味着常识的再次进展，援军不绝，因此，我们或可乐观的相信，时间看来是站常识这一边的。

常识和意识形态长期对峙并逐步获胜的历史图像，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便是一个持续除魅的过程，用我们常识的话来说，便是一个民智由蒙昧走向开化的过程。

好梦由来最怕醒

但太强调“长期”永远是伤感情的事，即便对我们这些没奢望伟大也并不太性急的寻常人等来说，也会有缓不济急、求我于枯肆的真实焦虑。很多可怖的灾难我们都知道它只是暂时的、局部的、会过去的，地震会停歇，台风会远扬，洪水会退走，战争革命会杀人杀到筋疲力尽再杀不动，所以才有凯恩斯对自由经济思维长期自动调节功能的嗤之以鼻名言：长期，长期我们都死了。

更何况，我们说过，意识形态并非全然的古老蒙昧，它可以是进步之名的，可以跟着新知识的进展而来，像中国这百年的意识形态统治，便和人类知识的诸多新发现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脱不了干系。

因此，真正的关键，倒不在更多的常识（这只是个好的征象，说明常识领域的受到关注并持续进展），更不在于更对的常识（我们怎么晓得比方说阿城这些援引科学新知的“新常识”，改天不会在下一波发见被推翻如昔日的“地球中心说”呢？）。毕竟，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基本上绝不是一场对与错、是与非、或更戏剧性的正与邪永恒大战，往往，它就只是人心的封闭或开放、坚硬或柔软罢了。

真理，是意识形态的第一标志，通过对经验世界的封闭，以去除杂质，完成自身的纯净，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附魔状态，或温和些如阿城说的催眠状态之下的产物，因此，所谓真理和虚伪的伟大战斗，基本上总是一种“划下道来”的战斗方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而，从我们清醒状态的人旁观，它毋宁更是两个真理之间的战争，只是一个意识形态和另一个意识形态的炽烈对抗，只是一个神和另一个神的炽烈对抗，结果不论谁输谁胜出，是基督十字军或安拉圣战士，打赢留下来的都只是意识形态而已，除了勉强有点相互毁灭的去神圣性效果而外，殊无意义。这一点，写《国家的神话》的卡西尔说得很好，意识形态是哲学无法攻穿的，是三段论无力驳斥的，哲学真正能做的，只是帮助我们多了解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已。

你如何和一个落入催眠状态的人面红耳赤地辩论呢？你不会的，你会叫醒他，必要时用一桶冷水浇他，满心抱歉，但真的是为他好——所以阿城说他本来想把这本书命名为“杀风景”，惊破人家好梦。

梦怕什么？怕天亮。因此，好莱坞感人肺腑的虚拟之梦，先得把我们关进无光的隔绝戏院里面；而我们什么时候最容易情感泛滥、自我感动得一塌糊涂？大概就是子夜过后四下无人的孤绝时刻，因此，那种情境下记的日记写的信，顶好第二天睡醒后再重看一遍，否则他日很容易后悔，并成为别人勒索你的材料。

常识没什么了不得的，甚至说对说错都没那么要紧，而是它是鸡啼，是Morning Call，是清醒的声音，负责把我们唤回它所从来的、扎根的真实无欺世界，一个具象清明、朗朗乾坤的世界。

鉴赏这个世界

而阿城不仅仅揭示了这个真实世界，还鉴赏了这个世界，这是阿城美好的价值所在，是阿城在我们这个世代之所以成为“稀有财”的所在。

我个人以为这是非常要紧的，相对于无羁的、虚拟的、任意的催眠世界，如果被叫回来的我们，四顾发现我们身处的真实世界，仍一如我们记忆中那样乏味无趣贫薄，你还是会想倒头睡回去的，就像人戒不了酒、戒不了麻醉药品、戒不了伟大壮丽的意识形态一般——真实世界的失败，有它自己要反省负责的地方。

如此现实的坠落可能是两面的：一边，我们眼前的世界，或者如卡尔维诺说的，急剧在“硬化”，美好事物消失如海潮退去；而另一边，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我们自身也不再晓得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如何和具象的事物相处，我们失去了生命本身的可贵鉴赏能力。

清醒，但是美好富想像力，而且含幽默，我们所欠缺的，正正好就是阿城——到这里，我们再无法代言了，事实上也毋需解释，因此，我们的伴读责任至此可告一段落了，往下，是真正阿城的美好时间了——

入戏的观众：我读格雷厄姆·格林

我个人知道格林相当早，但真正开始读格林则相当晚，差了将近十年时光，看起来阅读一事也和生命中美好事物的光临一样，光是知道有时还嫌不够，还得仰赖一点点机缘。

结束这段知而未读踌躇时日的关键，只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那是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我读到他一份访问文字（只要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名字安于其上的任何文字，我从不会放它从我眼前没事走过去，多年以来，这已从习惯内化成某种本能了），被问到当代小说家他喜欢哪个时，马尔克斯的回答正是：“威廉·福克纳和格雷厄姆·格林。”

三十岁才开始的格林，当然，还有福克纳。

我很喜欢牢牢记住并跟人家讲这个阅读格林的简单经过，一方面是因为这确实是一趟不虚此行的美好旅程开始，往后十几年断续读下来，我对格林的小说从未失望过；另一方面是，由此格林又变成我“阅读隔岛跃进”的另一个新跳板，由他的小说由他的话语再次连缀到其他人其他书，比方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当然，这书谁年轻时都念过，但因为格林它成了一部非得重来不可的新书了，这类的事在阅读时常有），比方说康拉德，或甚至写《来自寒地的间谍》、《镜子战争》的勒卡雷，勒卡雷是那种你傻傻遵循正统小说线索较容易错过的好小说家。如此，新的书新的人又会再牵扯出更多的人来，没完没了，这个宛如核分裂连锁反应的阅读经验，惟一的缺点是让你忽然贪生怕死起来，会不断跑出你坚持非读完才肯慷慨赴死的又一本书来。

“下一本书在哪里？下一本书就藏在你此时此刻正读着的这本书里面。”——我以为这符合了相当一部分的阅读真相。这本书和那本书之间，也许时间空间相去甚远，隔了几万里大洋或甚至更远更无以跨越的千年时光，但正如大导演费里尼讲的，它们仍可能做着相同的梦，担忧害怕相同的事物；或如阿根廷的盲诗人博尔赫斯所讲的，对相同的困惑一样发出询问。作为一个读者，你安静下来细细聆听，会听到书和书的以声相求，似在召唤同类，你不小心逮到其中一个，便可以像个聪明狡狯的猎人，你好整以暇，知道其他仍躲藏的如今只是假以时日的问题罢了。

正是书与书这样的奇妙联系，我们所赖以开启阅读的所谓机缘才成为可能——毕竟，单一个光秃秃的书名或人名，往往不足以让你打开书本决志一读（谁不早早晓得一堆好作家、好书的名字呢？甚至还清清楚楚知道放哪家书店的哪个架子上），或即便勉强打开来，却像调不到准确的频道般，怎么也接收不到书中的讯息。事实上，在书与书、人与人的有效联系之中，它所传递的除了名字之外，同时也必定携来了某种启示，某种不一样的观看角度和视野，或至少至少一个力足以让你持续看下去的必要“支撑”，也许它就只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正如马尔克斯讲格林，或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说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是“整个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之书”，但你真正接收到的讯息其实不单单只是这句话而已，因为讲话的人是马尔克斯或伯林这样你相信不疑的人，因为在此之前你读过说话的人一部部书，这一部部书仿佛在你心中堆叠起来，把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化为高处之上的一根坚定的、有指示焦点的手指头（你是否同我一样，也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书中新马贡多村子建造之前的那段话：“世界太新，很多事物还没有名字，必须伸手去指。”）你顺此登高得以望远，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眼前风景，并由此找到进入之路，简单得像个一不小心就会错过的奇迹，并有点懊恼何以之前这么长的时间就是没看出来。

这通常是阅读经验中最好的一刻。

下一本书就藏在这本书里，但这本书呢又在哪里？择书不如撞书，就格林吧，格林会是个很好的开始。

最会说故事的人

当然，每一个了不起的作家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就像我们常讲天底下没任何两片雪花长得一模一样。然而，就算在如此认知的基础之上，我们仍得再次强调，在所有的独特之中，格林真的是无以伦比，尤其就二十世纪的小说发展实况及其限制来看，格林完成太多奇怪的事，少有人能像他那样。

首先，格林极可能是二十世纪小说家中最会、也最专注于说故事的人，这里，我们讲的不只是他的小说数量，还包括他的小说实质内容。

从一九二九年出版《第二个自我》以来，格林整整写了六十年的岁月，其中光是长篇小说就交出二十五部之多，其他还有短篇小说、剧本、自传、游记、诗集、论文集、报导文学、传记云云，非常吓人，对创作力，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力普遍陷于萎顿的二十世纪小说（尤其是格林所从来的、开发过度的现代小说原乡西欧），格林的丰美是极其动人极其醒目的。

格林不只写这么多小说，怪的是他还像十九世纪伟大的写实小说家那样子书写——格林的小说视野宽广，格局恢宏，敢于碰触西欧小说业已遗失近百年的大题目，包括一场战争，一次政变或革命：而且格林始终执着于实相，认真创造人物，构思情节，让想像力在具体的世界之上奔驰，不躲不闪不装神弄鬼，不在关键技穷之际莫名其妙地化成一道轻烟不见，就像你在二十世纪小说经常看到并为之气结那样子。

格林的每部小说都是个好故事，这让他有余裕和自己的作品调笑——一度，格林把自己的小说分两组，分别标明为“正经小说”和“娱乐小说”，但这个玩笑没开太久就宣告放弃，原因很简单，即便由作家本人来分类，这两者也从未泾渭分明过，事实上，格林再阴黯再严肃的小说都一样有着可堪读者享乐的好看故事和情节；同样的，再轻松再顽皮的作品，也都深沉专注，一句话，都一样是格林的小说。

其次，格林是最会写男女偷情的小说家，这方面，他的规格不只是二十世纪，而是人类整个文学历史，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会写偷情。

这有一部分得归功于他的真实经验。格林于一九二七年结婚，并因此改信天主教，但他的婚姻和信仰都没因此安定下来，前者在他育有一子一女之后便宣告分居（天主教不允许离婚，因为他们直到今天还相信“神所结合的，人不能分开”），而改由长期的偷情来替代，至于信仰之路则更是无止无休的在怀疑中挣扎，这些我们都可从小说之中看出来。

不少人讲过，格林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总是次等的、陪衬性质的（“都只是鬼魂”），这话大体没错，但其实可以讲得更直接更准确些，那就是，格林小说中的女性便只有在扮演情妇那一刻才焕发光芒——让我们说夸张一点吧，格林写男女偷情，几乎已届“至小无内，至大无外”的令人叹为观止境地，小从一句对白，一个看似自然的停逗，一个瞬间闪逝的失神，甚至一块晚餐桌上的无辜牛排（真的，见《爱情的尽头》），其间都能层层叠叠地包藏着猜测、怀疑、嫉妒和怨懑等等奇怪的心思，而格林就是有办法把这琐细的男女之事搬上台盘，联结上轰轰然的历史大事甚至成为关键，在《喜剧演员》中，男主人公布朗正是怀疑满口大话的琼斯少校上了他的德国大使夫人情妇，才借力使力把琼斯弄上山打游击，最终加剧了革命镇压，害死了琼斯，也让自己再回不去太子港，从而流落到多明尼加成了滑稽的殡葬业者；在《沉静的美国人》中，英籍记者弗勒则因痛恨美国特工派尔偷走他的越南情妇凤，设计让这个年轻天真的美国人中伏遇害，丧生共产党之手；而更精彩的可能还是《麻风病人》，那位了无生趣、随着船走多远就是多远而流浪到刚果麻风病院的名建筑师奎力，误打误撞开车载送可怜的赖柯夫人入城验孕，却因为女人奇妙的心思，事后赖柯夫人一口咬定他是腹中小孩的父亲，因着一场不存在的、女人自我抚慰的想像偷情，被虔信天主的愤怒丈夫射杀。

相较起来，我们一直认为最会写男女微妙心思的张爱玲、钱锺书，原来是那么“文学”。

还有，也是比较无聊的，格林大概是和诺贝尔文学奖关系最纠缠也最奇怪的作家，他破纪录地被连着提名超过二十次，却终其一生没能得奖。当然，这件事较丢脸的一方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那班人，意思是，长达二十年以上的时光，他们的文学奖最终名单一直是可疑的、鉴赏力大有问题的。

最终，也是最特别的，格林同时也是一个了不起文学国度的创建者，这个国奉他为名，我们称之为“格林之国”。

格林之国的创建者

这里，我们先来读一段格林自己的话，那是《哈瓦那特派员》书中透过那位卖吸尘器于哈瓦那的小商人吴模德讲的：“我不会为我的国家杀人。我不会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国家、福利国家而杀人。我会因为卡特杀了某某人而杀掉卡特。为了家庭的恩怨杀人，比为了爱国或喜爱哪种经济体制杀人理由更充分。我爱，我恨，都是我个人的事，我不会在什么人的国际战争之中扮演五九二〇〇之五（书中英国情报单位赋予吴模德的特派员编号）。”今天，住台湾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这段话背下来，尤其是“南国以南”的勇敢台湾人。

米兰·昆德拉在谈欧洲现代小说时，把时间上推到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说那时候小说是“人在无限大的土地之上一种幸福无所事事的冒险旅行”。

好小说家应该有国籍吗？

当然，在现实之中小说家还是得有出生地点、有纳税义务对象，尽管不见得在意、喜欢、认同或效忠，但不容否认这很难完全逃离，在这层意义上，格林是英国人殆无疑议；但是除此之外，小说家往往有一种更难以逃遁的隐藏国籍，可以完全无涉于象征国族的某个抽空名字、歌曲、旗帜乃至于意识形态，而就只是一方素朴的、有着生活现实质感的上地。对于和生活细节有千丝万缕联系需求、甚至于倾向于在具象的人事时物之上书写的长篇小说而言，这一方土地和小说家本身的联系总是远远早于小说意念启动之时（没有哪个小说家是一生下来就打算或直接开始构思小说的），因此，它和小说家的关系是浑然的、整体的，在理知选择之先且一先就是二三十年不可逆的时间，难以检视、难以在他日重建仿制、也就再难以替代。

长篇小说的书写因此总是农民式的书写，在同一方土地之上深耕密植，就像契诃夫和他的旧俄小城小镇与农村，巴尔扎克和他的封建巴黎，以及更清楚的，直接讲自己就是个农夫、只会在“一块邮票大小土地上反复书写”的福克纳和他南北战争所在的美国南方原乡。

这方面，格林完全逆向行驶，他是个持续逃离家乡的人。

一九三四年，也就是格林三十岁之时，他徒步旅游了利比里亚，据此写了《没有地图的旅行》这部游记，预告了他日后的出走生涯，往后，他的长篇小说便持续由行走的脚、凝视的眼睛和书写的手所联合完成：《权力与荣耀》是墨西哥，《问题的核心》是斯里兰卡，《文静的美国人》是中南半岛，《哈瓦那特派员》是古巴，《喜剧演员》是海地，《麻风病人》是他自己所说“形状就像人的心”的非洲正中心的刚果，而晚期的《吉诃德阁下》则当然只能回转欧陆的西班牙云云。

这是“格林之国”之所由来，意思是格林小说足迹所及的全数土地的总和，由此组成一个虚拟国家，论这个国家的总面积，可能并不比殖民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之国的大英帝国小多少，但它不是通过欺骗、谈判、征战和杀戮所缔建起来，而是由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就凭着他的一身小说家本事，让这个国从伟大的文学地图之中熠熠浮现起来。

有关这个史无前例的小说之国，据了解格林自己并不见得领情，甚至，他还曾如此气急败坏地宣称：“我要高呼：‘这是仔仔细细、正正确确描绘出来的中南半岛、墨西哥和斯里兰卡。我不但是小说家，还当过报社的特派员。我向你保证，躺在沟渠里的死小孩就是那副模样，尸体把运河的水都堵住了……’”

实体的道德景观

从格林这样几近是神经质的自卫之言中，我们并不难察觉，格林自己也很清楚，“格林之国”的说法既是赞誉，但却也去除不掉某部分根深柢固的深深疑惧，这疑惧一方面是文学技艺的，多少质疑着格林这样一地写过一地的奇怪小说书写方式；同时也是历史道德的，毕竟在西欧的书写者和格林足迹所及的这些“边缘国度”之间，一直更清晰浮现的毋宁是另一个非关小说的书写谱系，这是为期数百年时光之中由来自欧洲的行商、传教士、冒险家、军人和民族志者所联手完成的，深烙着帝国主义以我为准的罪恶印记。

我想，格林真正怕的是后者，所以他才如此刻意强调他的书写不谬。写实不见得是文学成就的判准，而且时至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以降，甚至已不必然是小说书写的必要条件了，但在这里，强调写实，至少可以和数百年来以欧洲观点为中心，任意扭曲涂写其他异质社会的帝国主义书写传统划清界限。

只是，格林当然不会是在地者、农民式的写实，他终究是外来的人——这一点，写过格林评传的约翰·史柏龄讲得很好，他说：“格林描写的这些事实本身可能并不那么正确，但经过作者的挑选和组合，造成了所谓典型的‘格林风貌’。”“这也不单单是详细的描写（否则好的游记作家或新闻记者也写得出来），而是像康拉德一样呈现出道德景观，描绘当地的情形和身历其境的人。”

道德景观，moral landscapes，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说法，但我相信，格林远比康拉德担当得起如此说法。

外来者的书写，基本上总是一种宏观的、整体性的掌握，而疏漏于真实细节的理解和感同身受（因此，相当一部分所谓帝国主义的书写系源自不了解的急躁和傲慢，而非全然心怀歹意），这方面，格林之于康拉德有着先天的优势——此一优势一方面来自于时间延迟的自然效应，格林出手的时间晚了几十年时光，意思是多出了几十年西欧之于这些遥远国度的累积理解；另一方面，这又是帝国霸权历经转移的几十年时光，让这些国家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于文化思维承受了不同的冲击而呈现着不同的轨迹变化，残酷地来说，这无疑提供了更丰硕的观看思省线索。

但仍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优势是格林自己。格林的位置远在康拉德左边，这让他一直比康拉德对当地的现实权力结构和道德景象有着更左翼的高度警觉和更左翼的持续关切，他笔下这些欧洲人也相对地身形更渺小、姿态更谦卑，他们不像康拉德那些带着家乡旅行、只停留在船上港边远远瞻望的航海欧洲人，而是背起行囊上岸，不回头探入内陆，和当地人一样地定居生活，一样承受那里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统治的全部风险、挫败乃至于最终不留情的迫害（较之于当地人惟一的可能优势只在于，他们终归拥有个不甚可靠的母国大使馆，让定居失败的最终逃逸尚成为可能）。因此，格林笔下这些国家是个个不同的，不同的统治者（墨西哥禁酒禁教的独裁政权、海地的杜瓦利埃医生和他戴墨镜的秘密警察通顿马库特、古巴卡斯特罗革命前的统治政府，或中南半岛上在地的外来的交错纵横势力等等），不同的客观历史线索，而不再是康拉德现代主义笔下，一个笼统存在的郁闷热带，一个欧洲人心灵的“异乡”，只负责扮演流浪或寻道欧洲人命运之途上的某个试炼启示或救赎而已，甚或只是某个传说之中的、文学隐喻意味的暧昧国度，因着欧洲人的到来才浮现出地表，也因着欧洲人的再次转身离去而如海市蜃楼一般复归蒸发消失。

惟有在如此实存的国家和土地上头，才可能养活血肉真实的人，就像史柏龄跟着所指出的，格林小说中在地配角人物是可以脱离主角（欧洲人）而独立存在的，“格林之国把这个历史的转捩点（意指殖民霸权转移）记录下来并且转变成神话，就像狄更斯笔下早期工业化的伦敦，或契诃夫笔下革命前的俄国。”

也就是说，landscapes，由高低起伏的山脉、河谷、丘陵、平野乃至于人为田园庄舍所建构起来的层叠地表总体图像，格林用的不是现代主义的文学布景搭建，而是用的真山真水，这样的道德景观，既是心志的，也是实体的，是文学剧场空间，也是历史真实空间，由此，格林完成了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已然疲惫老去西欧小说再无力完成、或说再无力恢复的动人文学奇迹——格林把小说再次从昆德拉所说那样“只能低头瞪视自己灵魂”的窄迫凝视中解放出来，并放手把现代社会分工层叠、拦住人目光的烦人建物再次夷平为广阔大地，让久违的地平线再次重现，让失落的旅程再次整装而行，人的灵魂和私密命运不再必然隔离如孤岛，它仍然可能重新接回人类的总体历史之流，小说不再只能是弗洛伊德，只能是海德格尔，它还可以堂皇和列维-斯特劳斯对话，和萨义德侃侃而谈，筋骨舒活，元气淋漓，好看得不得了。

在格林如此重现的广阔真实上地之上，就连现代小说失落已久、早已让渡给新闻报导和通俗小说、好莱坞电影的说故事能力也一并回来了，重新生长——本雅明在一九四〇年代黯然断言，说故事这项技艺久已失传，说故事的人，尤其是行商式走遍天涯地角携回远地故事的人早已消失，读格林的小说，让我们对此重生侥幸之心。

从老欧洲出走

狄更斯笔下早期工业化的伦敦？契诃夫笔下革命之前的俄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历史时间超过一百年的时光回溯，如果我们用小说书写意义的语言翻译出来，意思则成了，这是小说大叙事传统的寻回，而我们都晓得，那是人类历史上所曾经有过最辉煌且可能不会再有的小说世代，除了狄更斯和契诃夫，那时还曾经有过托尔斯泰、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等等，都是最好的小说家，满满是今天排列出来仍最好看的小说。

从这个角度看，格林的出走，就不仅仅只是空间的挪移而已，让不同社会、文化、人种的大板块撞击出小说书写所需要的新火花；这极可能也该视为书写者的一趟奇特的时光之旅——格林一个一个重新涉过被欧洲人侵入、启动、纳入发展，并等于是绝望一场一场重演已知灾难的国家，这趟旅程系以这些历史发展时间不一致的挣扎中社会一站一站排列起来。

一九六九年在汉堡大学演讲中，格林说：“小说家的工作是当魔鬼的辩护律师，为那些处在国法之外的人争取同情和相当的了解。”

格林一直是个实质的“左派”，是那种站权力反侧，大原则坚定不移、但实质生活细节充满同情，我个人最喜欢的真左派，但不真的如天真愚蠢美国人所相信的那样，是政治狭义的“共产党徒”（美国政府因此对格林甚为疑虑，很长一段时间不发他入境签证），他年轻念大学时是参加过共产党，但只待四个星期就跑了出来；另外，格林对宗教满满是省思、质疑、嘲讽乃至于并不留情的鞭打，尤其对人的罪恶和荒谬命运思索不休，但他仍一直是天主教徒，宁可分居并冒风险偷情而不脱离，也不以为有必要脱离——正如他通过《哈瓦那特派员》吴模德所讲的那番话，这些概念的、架空的，甚或只是标签意义的东西并不困扰他，困扰他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他所回归的大叙事传统从来就是在实相和隐喻上书写，而不是抽象的语意上书写。

因此，有关格林何以一生浪迹天涯的猜测，那些“左派”政治理由的、罪恶驱赶宗教理由的，我想都太一厢情愿而且没太大必要，追根究柢，格林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宗教者，而是个小说家，他的文学自觉和书写方式，较之于二十世纪几乎已和职业身份完全重叠的小说家来看，的确是复杂许多，就像大叙事时代的小说书写者般延伸诸多的公共领域之中，但主体上，格林仍是个写小说的文学工作者。

因此，与其讲格林离开的是英国，不如说出走的是西欧——格林和大英帝国和女王陛下并没太大问题，事实上他还多少协助些情报收集工作以赚取经济待遇或仅仅是素朴的尽公民职责，当然，这也让他小说中经常有的情报工作书写栩栩如生，当代间谍小说大师勒卡雷因此对他推崇备至。

格林所出走的西欧，是文学乃至于文化意义的西欧，这个现代小说发生并绵密发展的原生地，几百年下来，像过度耕种的上地，已不可避免地疲惫老去，而且还除魅殆尽，好的，坏的，神秘的，传统的，罪恶的，冲突的，信念的，理想的，什么都试过了不新鲜了，也什么都拆穿了不再可信了——这是一块已然完成、已成定论到几近全然透明的小说土地，几乎所有的可能耕地已全数改建成博物馆和研究室，是坐而言的舒服养老地方，而不再是起而行的实践场域。

新的可耕沃土在拉丁美洲，在东欧，在亚洲和非洲，这些汉娜·阿伦特斥之为意识形态名词（非常有道理的讲法）、但一般仍沿用不疑的所谓“第三世界”，今天我们果真亲眼目睹还一直在生产好小说的地带，也恰恰是，没错，格林之国所涵盖的绝大部分国土。

当代卡珊德拉

但格林仍是个外来者，是个欧洲人。

我们把格林之国的行走和缔建说成是一趟小说的时光回溯之旅，当然是有漏洞的、可议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现代化进展并不真像比方说西欧发展理论（另一种被纳入帝国主义传统或称之为余孽的理论）所宣称的那样，会一成不变地重演、排队领圣餐般呈线性排列。固然，人们仍一直受制于大同小异的恶意、愚昧、贪婪、恐惧等等人性之恒常，这方面别说是才相隔百年的欧洲，就是万年之前的克罗马农人亦相去不远，然而，不同的历史记忆、不同的文化结构、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长期黏着于不同自然条件的不同生活方式和习俗，乃至于不同的历史敌意和偶然机运在在都是有意义的，即便被欧洲人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蛮横地硬生生纳入，它绝不可能乖巧整齐正如欧陆的昔日时光重现，也因此，格林的如此时光之旅，便处处是歧路地不知岔向何方和此路不通的断裂塌陷，途中的景象参差、破败、倾轧、诡谲、恐怖，满满是凶险，但也因此还可能有点希望。

更重要的是，格林并不真的是沉睡百年，因此毫无欧洲近百年这段历史记忆的人，在这些“新”土地之上，很多的发展迹象他似曾相识，甚至了然于胸，他记得陷阱在哪里，心知肚明致命的打击会从哪里悍然而来，美好的信念理想会在哪个阶段质变并被黯黑的力量所接收，人们诚挚纯洁的坚持和认真挣扎会在何时一切归于徒然——他和新土地的人们站在一起，休戚与共，内心并不无侥幸的希冀，但终究他记得最后的可能答案和收场。

年轻的土地，和一个孤独的苍老之人，这是格林之国小说终极困境，一种卡珊德拉困境千年之后的异地重现——卡珊德拉是古特洛伊王国的公主，太阳神阿波罗因恋慕她而给予她预见一切的能力，却因求爱不遂而咒诅她的预言无人肯信，于是，卡珊德拉知道特洛伊的最终命运，知道她眼前所有人的悲惨下场，她更知道巨大的木马不是战利品而是希腊联军的屠城诡计，但口干舌燥，世人闻此皆掉头。

永恒的异乡

阿根廷了不起的盲诗人博尔赫斯在他哈佛诺顿讲座的第六讲《时人的信条》中温和地谈到，有些书得趁年轻的时候读，“因为如果你已经到了发苍苍而视茫茫的年纪才来读这些书，这些书可能就不那么有趣了。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亵渎，如果我们想要享受波德莱尔或者爱伦·坡，我们就一定要年轻才可能得到，上了年纪才来读这些书的话就很难了，到了那时候我们就要忍受很多事情，那时候我们就会有历史背景等等诸多考量。”

当然，得趁年轻时做的事，不仅仅是读波德莱尔和爱伦·坡而已，还有恋爱、革命、理想，这些都要动用到信仰，而人年华老去率先带来的总是多疑，一种牵绊于太多经验细节的多疑，所以《圣经》中耶稣要亲口说：“你若不能回转小孩的样式，断不得进入天国。”

在格林苍老世故的小说中，少有干干净净的好人，因此有一种好人总特别醒目，古怪得几乎要从纸面跃出，那就是会让剧中苍老欧洲裔主人翁（这里我们可理解为就是格林自身）所欣羡甚至尊敬的、那种有着坚定简单信仰并据此孜孜勤劳工作的人，像《麻风病人》中的柯林医生，像《喜剧演员》中的马吉欧医生，或者来自美国（相对于欧洲的另一个年轻的国度），曾异想天开竞选过副总统，此番又想到海地推广素食的史密斯夫妇，但格林同时又忍不住一直口出讥讽之言，一种又温柔又懊恼自责的讥讽之言，伴随着老人爱怜却又以为不知死活的目光，心思极其复杂。这些心智意义年轻的人，或许正是“格林之国”年轻土地的隐喻。

后来在暴力镇压中得其所哉死去的马吉欧医生，托人带给流亡多米尼加的主人翁布朗一封信：“如果你曾抛弃一个信仰，请不要抛弃所有的信仰。你必能找到一个信仰来取代你失去的信仰。”这样的话，在《文静的美国人》中则出自于共产党员韩，他告诉主人翁英籍记者弗勒：“人迟早得选定立场的，如果他还想当个人的话。”

很显然，格林是知道幸福何在的，但他却永远回不了头伸手去拿，就像老人不能再回转昔日的青春模样一般。而现实中更致命的极可能是，如果你哪一边都不想选也无法选时该怎么办？如果你现实人生的理解在在告诉你答案总是以上皆非，就像你厌恶资本主义又不想加入共产党时怎么办？在这里，想当个人的获取幸福方式便成了一种更大的懦怯，更大的虚无。

这种老去不回头的年龄状态，于是可能不只体现于个人一己身上而已，而且也体现于人类的集体历史——尤其格林的小说，已然把个人的命运及其完成打开，和那头庞大又不随你意志而转的世界结结实实联结起来之后，这种“抛却记忆/操弄遗忘”的个人心理治疗方式、个人信仰归皈方式便失去了真实的救赎意义了。

百年之前，托尔斯泰写《复活》，书中幡然觉醒的地主聂黑留朵夫将人的重建最终解答，归于《圣经》的四大福音书，在那个犹可锁国，甚或关起庄园大门便可完整隔绝烦人世界侵扰的时间和地点，或许还差堪成立，但今天我们晓得，四大福音书的宗教性、道德性建议，完全解答不了政治学的问题，解答不了经济学的问题，也解答不了生态环保等等所有让人们持续受苦的问题。这个世界已变得太大、太真实、太排阔逼到人们眼前，因此，它反倒更像一出看不到结局、没有主要演员的荒谬剧，我们都只能是观众，最多上场两句台词就鞠躬下台的龙套，是滑稽而不是英雄悲剧的喜剧演员。

在格林全部的长篇之中，我个人最最喜欢的是，斯里兰卡那出把人一步步写入炼狱的《问题的核心》，以及海地如春梦一场的《喜剧演员》，在《喜剧演员》的卷末，布朗读了马吉欧医生的信，他想的是：“我老早觉得自己非但没有去爱人的能力——许多人没有这个能力，连犯罪的能力也没有。我的世界没有高岗也无深渊——我看见自己在一个大平原上，行行复行行踟躅于无垠的平地上。有一度我曾有机会走出不同的人生方向，但是如今一切都太晚了。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耶稣会的神父曾经告诉我，考验信仰的方法里有一种是这样的：你必定随时随地地为它而死。马吉欧医生也这么想，但是琼斯是为了哪一种信仰而死的呢？”

没高岗没深渊，行于无垠的大平原之上，有基本地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老年期的标准地形，水流和缓不复切割之力——在格林之国每一个仍然年轻、满是峻岭深谷的土地上，格林总是提前看见这最终的图像。

就像昔日印度的一位老僧侣说的，当你老了，世界上不管哪里，你看起来总是异乡。

我所知道最温柔的炼狱：谈格林的《问题的核心》

在必须写这篇《问题的核心》的文字之前，我才刚念完我最喜爱的旧俄小说家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萨哈林就是我们惯说的库页岛，和日本北海道只有窄窄的海峡相隔，我个人便曾于某个夏日站在北海道的利尻岛（产最好昆布和云丹之地）咫尺天涯地看过它。十九世纪前，这里是俄国流放重刑犯的酷冷隔绝之地，契诃夫到达岛上之后，如此描绘了他所看到的屋子：“从陈设来看，这不是住宅，不是卧房，而像单人囚室。有女人和孩子的人家，不管陈设如何简陋，还像个过日子的样子，像个农民家庭。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还是令人觉得缺少什么重要东西似的，没有爷爷奶奶，没有古圣像，没有祖传的家具，缺少老辈的治家传统。没有供奉圣像的角落，即使有，也十分可怜，黯淡无光，没有神灯，没有装饰品。总之，没有传统的习俗。陈设简陋，能对付则对付，好像不是住在自己家里，而是在客栈，或者像刚刚搬来，还没有布置就绪。没有猫，冬季的夜晚听不到蟋蟀的叫声……而主要的是，没有祖国。”

（冬天夜里的蟋蟀叫声？好奇怪，跟我们台湾乡下好像不大一样。）

这是一幅人连根拔起、和寻常生活几近完全断了联系的图像。有着我以为人类小说历史上最干净最清澈眼睛的契诃夫，毫不费劲就抓到萨哈林那种独特的荒芜，直指人心深处的完全绝望荒芜。这里，圣像和祖国，并不是抽象的宗教和国族意识，而是跟家具、无用装饰品、猫和蟋蟀声音平等并列，只是细碎的具体生活物品，某地的人活着，就必定会摆设出来的东西，如同矿工或男性单身宿舍墙上的月历裸女图片一样。

人很难完全抽象地、概念地活着，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说，这是一种人的“位置”，列维-斯特劳斯因此看重人的具体工匠技艺，以为这是人在历史存活中为自身找到的位置。

然后，我们回头看到了《问题的核心》一开头，格林写主人翁斯高比所住的家：

他像一个到了外国领土的间谍一样，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现在确实是站在异国的领域里。如果家庭对他而言意味着各种什物逐渐减少，直到剩下少得不能再少的几件熟悉、不再改变的东西，它对露易丝就意味着永远不停的积累……看来她好像正在累积证据，证明她和别人一样，有无数的朋友。

露易丝是斯高比的妻子。书末，斯高比死后，负责侦查斯高比却热烈爱上露易丝的年轻威尔逊环视这个屋子，他想的是：“这所房子还是和从前一样，书架上摆满了书；威尔逊觉得这个地方一向就是她的家，而不是他的。”

格林的《问题的核心》，真的是人类小说杰作中的杰作，书写小说的人勇敢、坚定而且心思细腻清晰，一整部长篇小说下来几乎眼睛眨都不眨一下，专注地瞪视着斯高比这个人一步一步悲悯地走入炼狱，书写者就连伸次手拉他都不愿意，这因此让读小说的人非常难受。

故事发生在非洲的英属殖民地，时间是欧陆战事方酣、因德国宣称无限制潜艇政策、海上船只不分国籍一概击沉、而让恐怖威胁一下子漫溢到外头大洋的二次世界大战。僻于西非的英属殖民地没炽烈的杀戮，只有封锁的孤绝，海上航路危险如同行于死荫幽谷，特定物资因战略考量横遭管制，就连通讯通信都奉情报战之名得一一过滤检查，这个郁热多病的国度，死亡系以某种外张内弛的沉闷荒败形式罩着人。斯高比是英国派居此地的少校中阶警官，有一个读诗、但被殖民地生活和防疟疾阿的平等药物浸泡得昏蒙泛黄的不再美丽妻子，有一个早夭于远方英格兰本土的独生女儿记忆，有一个他用了十五年的钟爱黑仆阿里，此外就是每日力行不怠但其实根本无关紧要的治安检查职务，斯高比正直、诚实、小心翼翼而且早已不存什么像样的欲望，也早把生活弄得简单没什么不可丢弃，理论上，这是一个人所可能拥有的不易受伤模样，但格林却一步一步把他写入万劫不复的炼狱之中，像很早时代的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悲剧所揭示的无可遁逃命运，不一样的只是，坠落的方式一不莽撞二不华美如流星三不渺小如虫豸，而是一种极其清醒、极其温柔、极其真实人生的形式，过程中好像一直存在着抉择的自由以及诸多躲开的可能，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办法，这种看似伸手可及的希望，是人更大的悲伤。

女儿的死亡在小说中是回忆，彼时斯高比已只身在非洲了，系由当时仍在本国的妻子露易丝发来电报的方式得知，斯高比想起来打心底侥幸自己不在场，从患病的照料、死亡的到临到丧礼的送别完全避开来，只除了电报出了点意外，那就是前后两封顺序给电报局搞颠倒了，斯高比早上八点钟先接到的是终结性的“凯瑟琳午后病故死前未受痛苦上帝保佑你”，午饭后才是之前的“凯瑟琳病危医生尚抱希望新爱的”——后一封电报还把“亲爱的”一词给弄错了。

让一个这样正直诚实而且无欲无求的好人直下炼狱，书出之后当然引发波澜，尤其是来自狭义宗教世界的挞伐（还奇怪包括一个不会写小说又全无小说鉴赏能力，只因写了两部“科普级”政治寓言幸运暴得历史大名的乔治·奥威尔），格林的回答颇无奈，带点他注册商标般的轻微赖皮，以但丁《神曲》“天堂/地狱/炼狱”的三部曲掌故大事化小：“我写了一本《布赖顿棒糖》，让一个人坠落地狱；又写了一本《权力与荣耀》，让另一个人直升天堂；这回不过是再写一本书，再把一个人送入炼狱罢了，我不懂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第二层的宗教意义

此次格林小说的再来台湾可算第二次，上回相隔十年可说铩羽而归，很可能是台湾自己的小说阅读能力还太简单太单纯，没准备好读格林；另一方面，我个人怀疑是我们错误介绍了格林，说他是“宗教小说家”，好像只在幽蔽阴森的抽象善恶小世界里喃喃自语并痛苦挣扎，让人小说还没读就心生畏怯，从而错失了格林最现实也是他最精彩的一面。

格林确实是写成了几部基督教成分稍重的小说，像《麻风病人》《权力与荣耀》《恋情的终结》云云，以及我们手上的这本《问题的核心》；此外，在小说语言这方面，格林又显眼且大量地使用善恶、怜悯、背叛、怀疑、责任、爱等等大概念性语词，误解起来更是方便，这里，我们有必要准确些理解格林小说基督教成分的意义，还有他放手使用这类在二十世纪小说几乎已成书写禁忌的概念性语词的理由。

《问题的核心》小说中，兰克神父最终对露易丝说：“教会什么规矩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一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为求简便，我们先大不韪地把欧洲人的基督教断开成两种：一是封闭性的单纯宗教，我们可以《新约》，尤其是四福音书为代表，揭示了人与上帝之间甜美而且简明的隶属关系，上帝彰显真理，教会负责颁布规矩，人顺从如此清晰的指引，自会马上找到终极的意义和救赎，在这个用仪式、经书、祷词以及抽象教义所圈起来的隔绝小世界中，事实上不会有具思维意义的真正迷惑，迷惑只是一种实践能力不足的迷途而已，也不会有具反省意义的真正失败，失败只意味着个人的软弱和堕落而已，这也正是兰克神父所说那个“教会知道一切规矩”的明白世界。另一种则是基督教在人类世界的巨大存在事实，这是绵亘了两三千年时光、从近东到欧陆、从单一部族到普世列国的庞然开放经历，我们可以《旧约》为代表，这里的基督教意义，既是政治的、历史的，也是哲学的，更如契诃夫笔下的圣像和神灯，还是寻常人家生活中的必备摆设什物。基督教参与了这个价值相互冲突、终极真理和井然秩序难以存在的人类总体历史，一方面它巨大的存在，的确普遍成为欧洲人道德思维的根源乃至于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且历史事实俱在地持续受挫和失败，毕竟，在这个开放性的现实场域中，它们只是平行于其他的思维方式之一，看待世界的方式之一，也就是在这里，它会如兰克神父说的“不知道人心真正在想什么”。

小说家从来不是简易甜蜜真理的寻道人，格林也是这样（格林甚至很刺激地说小说家应该是魔鬼的辩护师，当然，他所说的魔鬼，是国法、秩序、权力反侧的现实性隐喻），他所关心的总是基督教的第二种意义——或更明白地说，小说家关心的总是人，普遍意义之下的人，只是当欧洲的小说家面向着欧洲人书写时，不管他自身信不信神，终究得一再碰触到密密麻麻缠绕其间的基督教具体实物和抽象思维论述。契诃夫、狄更斯、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福克纳等皆然，差别只在于描景式的笔锋扫过教堂、神父、礼拜仪式等实体，或直逼问题核心地探入人性善恶而已。

也如此，就《圣经》的实体经文来说，小说家引用的、思索的，总是善恶难言天地不仁、教会从来解释不周全的《旧约》，而不是亲切上帝、真正基督教救赎核心的《新约》（小说中，《新约》经文往往如官方说法，作反证嘲讽之用），这绝非偶然——其中较大的例外是托尔斯泰《复活》一书的四福音书正面结论，但我们晓得，小说史上已成定论地把这个一厢情愿的单薄结尾，当伟大托尔斯泰的典型败笔。

格林小说中的基督教成分较深，这是他小说的询问使然，令人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就二十世纪小说书写的“标准规格”来看，格林小说的询问总是“过大”的，这不仅起自问题本身，更起自于问问题的方式——我们且不论格林那些放开手写革命、写政变、写战争和各政治势力交错纵横的大小说如《喜剧演员》如《文静的美国人》，即便是现代主义意味较浓郁、专注于深层人心探问的小说，格林也从不相信人心就可从此封闭起来，灵魂可以用显微镜的盖玻璃般盖住专心瞪视，对格林而言，人心和灵魂，固然被本能、记忆和幽微的潜意识所制约所驱动，被细微无尽的偶然所渗透所诱引，它同时也浸泡在开放世界的大波大浪里浮沉漂流。人自身的抉择、决定和行动是有意义的，人自身的情感、理性和他所奋力寻找守护的价值信仰，并不是幻觉，也不是完全派生的，更不可以只化约成某种心理状态或某种心理纠结的小点，用小说书写的语言来说，格林的询问是叙事的、写实的，而不是现代主义式的。

说格林是写实的、叙事的小说家，问题马上就有了豁然的意思明亮开来——我们晓得，雄强行于百年前欧洲的写实小说，大叙事小说，从来都是“最大”的小说，负责问“最大”的问题；而且它还是书写者最充分介入、书写者最言志的小说（也因此，它还是最左翼、最革命、最政治的，这导致了百年后的今天，写实的、叙事的小说在通常政治、经济发展程度落后的新小说国度，仍充满书写的魅力，这吸引力与其讲是小说专业技艺的，不如说是现实社会整体的，我们从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昆德拉，乃至于当前台湾最好的书写者小说中或人身上，都可看到这不衰的驱动力量和实践，这个问题有机会再谈），大问题大志向逼使小说上升到概念的语言层次，像《战争与和平》，像《罪与罚》云云，甚至直接在书名就大方标示出来，但小说底层的实物实事，充分赋予如此概念语言丰硕的内容、颜色和气味，在现实土壤打入牢靠的铆钉，不会让如此概念语言真成为抽象的符号，断线飞走。

因此，奇特的不是格林小说深浓的基督教成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克纳也是这种程度），不是格林的好用概念性语言，真正奇怪的毋宁是，格林何以回归百年之前历史的小说书写方式——大叙事小说在欧陆的消失，自有其历史真实理由和线索，对欧洲人而言，除了文学理由的大题材前代之人已然写尽，以及社会改良理由的大问题已然搞定（欧洲早已不革命了）而外，更深沉的悲哀极可能是某种真实受挫经验的发现，不是没大问题，而是大问题改以诸多琐碎的形式结成无边无垠的网络存在，没有焦点，没有可牵动整体的关键（如一个暴君、一个错误决策），具体的特殊事物和普遍的总体之间于是丧失了联系，不再好描述，更没有撼动的使力点，小说家越发受困于自身的职业身份之中，外头世界不是不能写，而是不可信，更是没意义。

明知故犯的罪

斯高比的定向炼狱该说是宿命的必然？还是他一个人的抉择以及软弱呢？这趟沉沦之旅起因于露易丝执意迁居南非所需要的两百英镑船资，而首先被凿开的缺口却是斯高比对葡萄牙籍船长的心软放行——胖船长藏了一封给远地女儿的信，违反了通讯管制，斯高比的诚实，由此像被打开的糖果罐子一般（我们都知道，一旦打开之后不会只拿一颗的，怎么自我发誓都没用），沉沦，便以如此温柔的方式开始，并一直维持到终点。

格林习用笼统性的大概念语言，但他纤细敏感的现实神经末梢，却一再察觉概念框架和人生真实细节的永恒紧张关系，由此反倒成为他小说经常性的思索焦点和主题。在《恋情的终结》中，小说家墨瑞斯发现他为了爱人得倾尽全力和上帝对抗；而在这部《问题的核心》中，斯高比却因为爱上帝（兰克神父之语，不是狂热宗教信徒的爱，而是人生温柔的爱）而选择了犯下上帝的罪和永世沉沦——斯高比一长串且连锁反应的“罪行”，几乎囊括着半个十诫，包括渎职、欺骗、通奸、谋杀（以暧昧的共犯形式害死了仆人阿里），以及最终的自杀（谋杀上帝所给予的生命）。

这串温柔的罪行，对于本来就几近一无所求的斯高比来说，绝少有自利的理由，反倒是对于周遭人们一种质地真实的悲悯和责任使然，甚至清晰指向更高尚也更素朴价值的寻求和护持。他同情葡萄牙船长，他对热爱淡去的妻子更心疼，努力想让她去南非过她以为较好的日子；他信任仆人阿里并视之待之如亲人；他看到后来的情妇海伦经历船难漂流上岸的可怜丑陋模样、昏迷中双手还紧紧抱一本集邮簿而动容；他像个人一样对待人人嫌恶避之不及的狡滑叙利亚杂货商尤塞夫；他对负责窥探他、调查他并因爱上他妻子露易丝而公报私仇的威尔逊也了无恨意。

书中，斯高比和尤塞夫的几次深夜谋面对谈，都是极好的片段，斯高比的正直待之和尤塞夫的处心积虑，在你知我知的世故话语交锋中深孕风雷；而更漂亮的可能是威尔逊因妒恨攻心而崩溃，流泪满面公开指控斯高比背叛露易丝并贪渎包庇尤塞夫，斯高比冷静温和回应他那段描述。

这很难是狭义宗教的，在封闭的宗教世界中，基本上，上帝一边魔鬼一边，善与善结成同盟，对抗恶与恶的同盟，其间，倒也不是全无察觉善与善之间、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现实矛盾和必要抉择，但对于立身于万事万物制高点的上帝而言，没什么不可简单调停的，也没什么委屈是不可予以补偿的，因为最终会有公正清算这一切的末日审判——末日审判是宗教一个极赖皮但很有效的发明，它把所有当下无能算清楚、或懒得算清楚的烂账全推到未来无穷远处，解除了所有思维矛盾的紧张，但它也不得不成为宗教粗暴的倚仗、懒惰和残酷的根源（懒惰和残酷，经常互为表里），什么事都可以做了再说，反正上帝日后会负责埋单。

这也很不同于海耶克等一干聪明哲人所殷殷提醒我们的“通往地狱之路往往是善意铺成的”云云，因为这种典型的错误系来自人的轻率、激情和无知，但斯高比不是这样，他理性且脑子清清楚楚，每一步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了解每一个错误的可能严重后果，他是明知故犯，有着一定程序的犹豫、委屈和迷惑，但奇怪也生出某种莫名的光荣，“他要犯的罪给他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这种感觉笼罩着他，几乎使他觉得像浸沉在幸福里似的。终于要付诸行动了；他以前胡乱摸索、得过且过的日子太长了。”——这段话是斯高比细心筹划他永生沉沦的最后大罪（自杀）决定性那一刻所想的，他走向的是教堂，和上帝进行最后一次对话，但他真正赶赴的却是炼狱。

永恒的迷惑之乡

斯高比的炼狱可能是何模样？小说中，是弥撒仪式中圣体（无酵的薄饼）的滋味，“他的舌尖上有一股淡而无味的感觉，那是永世惩罚的味道。”

这让我想到但丁《神曲》中的一处所在，地狱的第一层，但丁这趟上天入地巡礼的首站，这里倒没有我们所熟知折磨罪人的刀剑烈火或冰风，而是没有光明没有答案没有真理，一个被遗弃的淡而无味地方，永恒的迷惑之乡。

这是用来处罚谁的呢？大致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干倒楣的哲人，一半因为他们不运，不该生在一个不对的时间和空间，早于耶稣，又不在近东，从而没机会认得耶和华为惟一真神，遂在一开始的资格审查就不符，丧失进天堂的机会；另一半则是他们的自作孽，因为他们对知识的不餍足之心，又不晓得真理只在上帝的光照之下显现，于是他们寻寻觅觅、无助漂荡于没边没垠的思维大海之中，对智识的骄傲（他们宗教者惯称这个叫骄傲），造成他们永远迷茫的折磨，或更正确地说，这个思维正就是折磨本身，除此之外，上帝并不加以额外的刑罚——从这处所在的发明，我们可看出但丁作为诗人的敏锐，以及作为宗教虔信者的情非得已，他当然不能让这群了不起的哲人下地狱，又不能上天堂，因此只有找出这一个近乎违建的“夹层”好安置这些人，得其所哉地让这些人一如生前地永远思索困惑下去。

我个人真是个没大志气的人，我年轻时读《神曲》，一眼就相中这个地方，一见如故，以为是我所知道人死后最高贵的一处所在，如果人死后有知且可以选择，我真心希望住这里，这里有最多我尊敬并且相信的人，一点也不想上到云端去听耶稣在圣殿中为地上万民喃喃祷告。

在这里，大概也会碰到斯高比。“即使他能够预见一切将要发生的事，他仍然会这样许诺她。他心中始终有准备，要承担自己行动的一切后果，而且自从他暗自发誓要使她幸福以后，他隐约知道自己的行动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步。绝望是替自己定下一个万难达到的目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人说，这是不赦之罪，但一个堕落或邪恶的人永远不会犯这种罪，他总是怀着希望，从来不认为自己彻底失败而落到沮丧、绝望的冰点。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有力量永远背负着这受到永世惩罚的重担。”

绝望是替自己定下一个万难达到的目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最是在这里，斯高比，或说奉他为名的这部小说，超越了划地自限的宗教——超越了神，柔和婉转地回到人身上。

也在这里，斯高比不再只是可同情的特例，而回到了人类思维、抉择、行动的普遍意义上来——我们尝问炼狱之旅一步步的必然，对小说中人来说，只有斯高比一人有效。露易丝不会掉落下去，海伦不会，威尔逊也不会，尤塞夫更不会，事实上，在斯高比死后，他们所有人也仍好端端活着，甚至活来更轻快，顶多有两分模模糊糊的恍如隔世之感而已。

爱神，或别这么恶心，说被神挑中被神拣选，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是从此喜悦充满还是一个更艰困任务的开始？对成形的狭义宗教而言，答案是前者，宗教招揽信众扩张势力，形式上很像而且越来越像某种商业性机构、团体、俱乐部招收会员，总要依市场竞争法则并附带“好还要更好”的优惠条件，从遥远的天堂位置到当下伸手可及的今生用不完喜悦，它取消问题，中止困惑，快乐的赞颂，绕口令似的经文朗读加抽象教义传授交换心得，这不是真的用来想的，而是善意催眠，像心理医生对付病人那样。

宗教成形之日，思维停顿之时。

但曾经，对素朴思维意义的寻道者而言，事情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原本走的，是一道更试炼更困惑且毫无胜利保证的长路，最原初的寻道之人，不管他是释迦牟尼或耶稣，他们都曾经只是现在仍住永恒迷惑之乡罪人中的一员，而且毋宁更自苦更热切也更“骄傲”（但不见得更聪明）——我们看《旧约》，还质朴不文地留存着这个更沉重的责任记忆，比方说《阿摩司书》三章二节，上帝当时说的是，“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在那个有志气的时代，被神认得并登录在册，犹如列管，是要倒大楣了而非享受福利。

而在这个没志气的时代，仍会留存着古道照颜色的有志气之人，他们不会耽于温煦的炉火边把自己熏得昏昏欲睡，他们休息片刻便又会抖擞全身出门去，清操厉冰雪，像他们最原初的导师一般——马克思曾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样的，释迦牟尼或耶稣若来得及，也一定会说我不是个基督教徒，不是个佛教徒。

静静的退场

斯高比最终极的不可赦大罪，是天主教义的自杀，伴随着一个精心制作的小罪，说谎——这回，他在自己最后从不可能说谎的日记上动了手脚，伪装成心绞痛死去，交出最后一块诚实的净土，一无所有，如《圣经》中捐出仅有两个小钱的寡妇，令人动容。

斯高比要糊弄的不是神，神，不管作为宗教意义的全知者或作为人心的良知声音，都是不受骗的，斯高比要骗的是人——骗保险公司，让露易丝拿到钱，骗包括露易丝在内的所有人，以便他的死亡，不会在天主教会统治的当地社会成为轩然大事，斯高比要静静退走，轻轻从每个人的记忆和良知中抹消掉，他从一开始就不要干扰任何人。

狡狯但极其温柔的死亡——但老实说他多虑了，人人比他坚强。

可是斯高比还是留下痕迹。他在海伦那张被他琴酒污损而成两人情感象征物的邮票上不无悲愤地写下“我爱你”三字，这里，格林总算为斯高比留下一点东西了，最后一念的凋零残存爱情。

没有猫，但依稀还听到冬季夜里蟋蟀的温柔声音。

但更好更温柔的片段可能是船难后、海伦手抱集邮簿登岸之后的一幕，随此次船难上岸的顶多六岁小女孩毕竟不支死亡，回光中，小女孩误喊斯高比爸爸，斯高比也像父亲般走到她床边，用手帕折成一只小兔子，让小兔子脑袋的影子就落她身旁枕头上——

“这是你的小兔，”他说，“让它跟你一起睡吧。它会待在你身旁直到你睡着。睡吧。”汗珠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的嘴尝到了和眼泪一般的咸味。“睡吧。”他让小兔的耳朵上上下下地动着，动着。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包尔斯太大站在他身后低声说：“别弄那个了，”她的语气很严厉，“孩子已经死了。”

唯物者本雅明

负责翻译这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张旭东先生，本来就是一位很好的学者，这里，他除了译成本文之外，还慷慨“附赠”了一篇辞义兼美的译序《本雅明的意义》，帮我们解读神奇的本雅明其人及其著作，有了张旭东先生这篇文字在后面押着，我们此番的伴读任务遂当场轻松起来，可任意而行。

基本上我们只谈一点，有关本雅明的“唯物”。

但首先本雅明这个人还是得介绍一下，这包括容易的和困难的部分——容易的是他的生平大事记，只因为这真的是个悲剧的、短暂的而且乏善可陈的现实失败人生。本雅明一八九二年七月十五日出生于德国柏林，而在四十八年之后的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六日，因着躲避盖世太保的迫害，逃至法国、西班牙边界日暮途穷自杀身亡，对种族的、极右的法西斯而言，本雅明至少有两个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其一他是犹太人，另一他是马克思的、左翼的学者。至于困难部分则是他的最终历史身份归属问题，尤其是这位活着时不运、不为世人所知所理睬的奇怪读书人，他那些神秘难懂的、零散不可能归类的、毋宁最像他自己说卡夫卡“就像一个人爬到沉船的顶端随着船骸漂流，他在那里有一个机会发出求救信号”的身后遗稿，随着时间的水落石出，愈来愈证明真的像封存预言一般，对我们才逐渐明白过来的人的处境，有着惊人的洞见和启示力量，本雅明愈来愈清晰，愈来愈巨大重要，但我们却也愈来愈难妥适地定位他，除了今天连宗教者皆已禁锢不用久矣的返祖称谓“先知”而外，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辨识和归类本雅明的思维成果及其本人呢？

有趣的是，大概是因为这么困难，反倒发展出一套几乎是制式的，口诀般的本雅明介绍方式，你在任一篇任一部本雅明的介绍文字和书籍中，总会早早读到如此大同小异的段落——这里，我们挑用汉娜·阿伦特的，只因为这篇题名为《瓦尔特·本雅明：一八九二——一九四〇》的导言文字，是我个人迄今最读之动容的本雅明介绍文字：

为了在我们通常的参考框架中精确描述他的作品和他本人，人们也许会使用一连串的否定性陈述，诸如：他的学识是渊博的，但他不是学者；他研究的主题包括文本及其解释，但他不是语言学家；他曾被神学和宗教文本释义的神学原型而不是宗教深深吸引，但他不是神学家，而且对《圣经》没什么兴趣；他天生是个作家，但他最大的野心是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著作；他是第一个翻译普鲁斯特（和佛朗兹·黑塞一道）和圣·琼·佩斯的德国人，而且在他翻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之前，但他不是翻译家；他写书评，还写了大量关于在世或不在世作家的文章，但他不是文学批评家；他写过一本关于德国巴洛克的书，并留下数量庞大的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未完成研究，但他不是历史学者，也不是文学家或其他的什么家，我将试着展示他那诗意的思考，但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思想家。

老天，他什么都不是，我们该怎么跟他人叙述他推介他呢？甚至，他该怎么填写履历表好找工作呢？

我们可以而且也很容易再三赞叹，这是一个多么完整多么自由的人的心灵，任何单一层面的概念身份都不足以分割他说明他局限他，但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在现实世界的光天化日之中，如此完整自由不会是个祝福，而是驻留不去的惩罚，只因为这不会是个社会“有用的人”。

这个处境，或说这种选择的必然不利结果，本雅明自己当然是知道的而且一生知之甚详，就像在这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书中他自己讲的：“他们或多或少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也像汉娜·阿伦特说的：“毫无疑问，他赞同波德莱尔的话：对我来说，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是一件可憎的事。”

终本雅明四十八年短暂的一生，他惟一认真考虑过的社会“可辨识劳动”，是成为一个二手书商，而这个终究胎死腹中的伟大计划，以我们对本雅明买书藏书不管死活的疯狂行径理解，敷衍（尤其是敷衍一直资助他但不得不逼他自立的父亲）或假公济私的成分毋宁还多一点。也因此，他的人生处境如坠落的剑一般随年岁而直线趋劣，终至贫病交迫，汉娜·阿伦特所归结成的两大原因，本雅明自身的笨拙，和跟随他不去如“驼背小人”的坏运气，便只能是结构性的而非偶然，如影随形般始终和他的人生交织在一起，毕竟，人的机敏能干乃至于看似天外飞来的好运道，最终仍属社会性的，你逸出社会的正常网络之外，不被社会所登录所承认，跟没身份没住处没门牌号码一样，就算有什么好运道要寄送给你亦无从投递无法提领。

所以汉娜·阿伦特说：“如果没有等级划分，不把事物和人加以区分归类，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转。这一必要的划分是一切社会待遇差别的基础，而按当今的观点，差别作为社会领域的基本元素正如平等是政治的基本元素一样，与此相反的观点皆不堪一击。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回答：他是‘什么’——这是从他是‘谁’这一问题而来的——他的角色是什么，他的作用是什么，并且它的答案肯定不能是：我是惟一的，独一无二的。不能这样回答的理由，不是因为这个回答隐含的傲慢，而是因为它毫无意识。”

宛如一纸商品清单的巴黎

这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亦即本书的第一部《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此一部分），本雅明面向巴黎和波德莱尔，写于一九三七、三八年他思想最成熟的高原之时，是他最绵密最诗意也最言志的作品，更是人类思维长河中一个独特无伦的奇迹。

但基本上它却也是一篇“退稿”，奇怪的是，退他稿的并不是该死的资本主义，而是彼时已落跑到纽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没有错，正正是这个由霍克海默主持、成员包括阿多诺（彼时全世界寥寥识得本雅明才学的人之一）、日后成为新马克思批判理论起点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本雅明在一九三四年正式成为该所的研究员，每月领五百法郎，这篇文字便是履行这个供稿义务，但却因“未达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堆资料”，只是“实用指涉”，而不成“理论建构”等等理由退回重写（依我个人意见，霍克海默等人的这些退稿理由都是真的，这正是本雅明和他们不同之处），重写的成果便是本书的第二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本雅明本人的感受是，他得很痛苦地去适应一种“平庸的、甚至土气的哲学阐述方法”。

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孤独、的必然被遗弃，本雅明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的异教徒，他同时也会是泛马克思世俗宗教的异教徒，两方建构自身秩序时都不会登录他。

而这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同时也是本雅明被战争和死亡打断、来不及作成的大研究计划的一小部分，那就是本雅明著名的“巴黎拱廊街研究”，这个大计划大致始于一九二七年他从苏俄归来之后、仍居于柏林之时，至一九三三年纳粹当权他辗转流亡至巴黎安居而达到高峰并终身浸泡其中，某种意义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研究计划、这个同时呈现着资本工义最辉煌和最废墟形式的巴黎害死了本雅明。

什么是拱廊街？大体上就像今天我们东邻日本几乎每一座像样城市都有的商店街一般（如京都的寺町京极、新京极），在市街上方加设了拱形的露天内廊，好隔绝风雪雨水，以至于“天空看起来就像覆盖在上面的壮丽天顶”，于是，拱廊街既是室外，又是室内；既是商店，又是资本主义展示自身的博物馆，更是幻象错觉下的美好家居之地，不同的生活领域在此接壤、重叠并彼此试探，各种概念如冷暖洋流在此汇合，生态丰硕，当然也包括众多的浮游生物，那就是flâneur，游手好闲者，“所以从第二帝国起，巴黎就成了所有那些不为生计奔忙，不谋求职业，不想达到什么目的的人的天堂——波西米亚人的天堂，这些人不仅包括艺术家和作家，还包括所有那些流离失所、没有地位、无法被政治和社会整合的人。”

本雅明的研究，便以此拱廊街为地标暨漫游的起点。这个最终只有三篇论文但却留下大量碎片般笔记的庞然思维工作，完全不是我们所知那种有限抽象概念的历史论述或哲学论述，而是——而什么也不可能是，只能说是纯本雅明式的，这里，我们把后人根据本雅明笔记整理成的厚达九百页的资料目次抄一遍（辗转抄自刘北成的《本雅明思想评传》），欢迎大家惊叹、想像并感同身受本雅明的如此意图，并再再痛恨本雅明的早逝——

A.拱廊街·时新服饰商店·店员

B.时尚

C.古老的巴黎·地下墓穴·破坏·巴黎的衰落

D.沉闷·周而复始

E.奥斯曼化·街垒战

F.钢铁建筑

G.各种展示·广告·格兰维尔

H.收藏家

I.居家·痕迹

J.波德莱尔

K.梦幻城市和梦幻住宅·未来之梦·人类虚无主义

L.梦幻住宅·展览馆·室内喷泉

M.游手好闲者

N.知识理论·进步理论

O.卖淫·赌博

P.巴黎的街道

Q.回转全景

R.镜子

S.绘画·青春艺术风格·创新

T.各种照明

U.圣西门·铁路

V.密谋·手工业行会

W.傅立叶

X.马克思

Y.照相术

Z.玩偶·机器人

a.社会运动

b.杜米埃

c.……

d.文学史·雨果

e.……

f.……

g.股票交易所·商业史

h.……

i.复制技术·石印术

j.公社

k.塞纳河·老巴黎

l.闲散游情

m.……

n.……

o.人类学唯物主义·宗派史

p.综合工科学校

这不像一纸研究工作的目次，毋宁更像点货的商品清单，如此具象（具体的物、空间、人乃至事件），如此没秩序，但却诡异浮出一个熠熠发亮的真实巴黎来——一个具体坚实的巴黎为核心，巴黎自身的诸多历史、隐喻、随想、梦境乃至于命运环绕此一核心为流动变幻的光晕，一定要说它像什么，我只能说它最像巴黎自身的《追忆似水年华》，把普鲁斯特直接替换成巴黎的更大一本《追忆似水年华》，也是巴黎面向过去、被推进未来的《追忆似水年华》。

彻底的唯物之人

几年前，有一位诺贝尔奖级的美国经济学者到台湾一游，被记者堵到询问是否为了研究台湾经济而来，我很记得该经济学者的回答是，不，只是度假，要研究台湾经济根本不必来，待在美国的研究室更方便资料更齐全。

这是真话，因此法兰克福成员搬到日内瓦再辗转纽约并无伤，然而，文学家，尤其是第一线的创作者如诗人小说家，却很难这样只靠间接冰冷的资料和意义提炼完成的抽象概念工作，他通常得顽强地杵在第一现场，脚踩真实的土地，手中掂量着如假包换的沉沉实物，这里，就连重量、色泽和气味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概念的，而是和实物不分割的真实存在。

基本上，文学创作者的思考单位是实物，相对于学术的研究者是概念——从这个角度看，难以归类的本雅明的确是有一个无法更替的创作者灵魂，我相信这实物的、创作的本质才是他一切奇怪诗意的真正根源，他感兴趣的巴黎是实体的、不能移动不可携带的巴黎，他不能离开。即使深知战争逼进并不安全也只能心存侥幸，毕竟，对此巴黎的研究是他的“国家大计”（套用他调笑波德莱尔的用语），因此，他得一再失信于领人家津贴多时的耶路撒冷大学，一再拖延移居巴勒斯坦的必要准备工作，他到“二次大战”开打前夕的一九三八年还跟霍克海默说“我是在和战争赛跑”、和阿多诺说“在欧洲还有一些阵地需要保卫”，最终，巴黎遂不得不成为他发出最后求救讯号的沉船桅杆位置。

我们说“实体的巴黎”极可能有严重的语病，好像巴黎是一个单一的、绵密完整的大个体，但本雅明的世界图像不是这样的粗疏宏观模样，毋宁如他笔记所揭示那般，由诸多碎片般的细小实体所堆叠而成（本雅明式的废墟构成基本图式？），因此，这就不可能是个均匀的、平滑的、首尾概念一贯的整体，而是在单子般的顽强实体之间，处处留着不连续的隙缝，其间的联系是局部的、却又是复数形式的，因此，总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一时一地的现实脆弱性，预告了瓦解——这是现实图像，而不是概念图像；是众多商品琳琅并呈如杂货铺子的巴黎，而不是机器构造般的巴黎。

事实上，本雅明本身的书写也是长这副模样——其中最清晰的例子之一就是他题献苏俄爱人同志阿莎亚·拉西斯的《单向街》，珠串般由六十篇随感、格言组合而成；他的文字往往“每一句都像重新起头”一般，以至于就连每个句子都像各自独立的浑然实体；他终身热爱格言收藏格言并引用格言，对这些“思想断片”视之待之说之如同一个个完整的生命一般（“我作品中的引文就像路边的强盗，发起武装袭击，把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从桎梏中解救出来”），而众所周知的，本雅明的人生终极野望便是完成一部从头到尾由引文组成的著作。

追其根究其柢，这不仅源于诗人本质的本雅明，更源于唯物的本雅明——本雅明是彻头彻尾的唯物者，和他相比，从上一代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降，到跟他同代法兰克福学派这些唯物主义同志，全成了唯心主义者，或更准确些如萨特说的，唯物主义只是那些羞于唯心主义的人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的“物”，基本上是个概念，还不能称之为“物质”，这太物理了，而是“经济”，作为历史理论必要的分析暨演绎的总体经济；至于本雅明的“物”，则是“东西”，种类千千万万不及备载——他们在“唯物”这个点上相遇，也在这个点上分离。

无用之物/无用之人

有时候，读一位作者最边缘、最失败的作品是很有趣的，我们往往最能由此看清楚他的边界、他的限制和他真正的苦恼——对本雅明来说，这本书就是《莫斯科日记》。

这本日记如今日命名所显示的，记录的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起至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的莫斯科之行，是本雅明留给我们最没“灵韵（aura）”的文字——即使是私人日记原来没要发表，即使下班后不谈公事，但合理来说，以本雅明这样一个人，在那样一个年代，进入到苏俄这么一个国家，无论吉凶休咎，怎么说都应该是动人的大事才对，而且依据资料，本雅明此行除了主要目的追求阿莎亚·拉西斯之外，尚有替报社记行供稿的小任务，以及要不要就加入共产党甚至不回头从此定居苏联的人生大决定，然而，也许是这个从气候、体制到街景皆酷冷的国家让本雅明实在提不起劲来，整整两个月时间，我们看到的本雅明要说是深度忧郁，不如讲是昏昏欲睡，惟一可令他精神一振的，除了阿莎亚·拉西斯的偶然现身（彼时她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便是本雅明自己的购物时刻了。

终本雅明一生，他说好听是收藏家，说难听是购物狂恋物癖者，收集的主要是书，另外就是一些小东西小玩意儿，比方说玩具、邮票、带图的明信片或甚至那种骗小孩的、一摇动就大雪纷飞的玻璃球内冬景云云，尤其对愈细小的东西愈有某种古怪的依恋甚至崇拜之情，这个形象执迷不悟地叠合在他不事生产的拮据边缘人身份上，形成一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不知死活没落贵族败家子模样，偏偏，他又同时还是个所谓的马克思理论学者。

对此，不论有多少借口的成分，本雅明的确有一番动人而且诗意十足的论述，比方说，他那些拼老命买来、竞标来的书，并不一定非读不可（本雅明曾坦承读不到十分之一的比例，“难道你每天都用你的塞弗勒瓷器吗？”）更不加以分类收藏，而是自然的置放，只因为，恰恰是这样的无用和不参与秩序，才是这些书的解放，让这些书取回了完整的自身——汉娜·阿伦特的解说是：“一个收藏物只有一种非专业的价值，没有任何使用价值……而且由于收藏活动能够集中于任何类型的物品（不仅仅是艺术品。艺术品总是能够脱离日常的有用物品的世界，因为它们没有任何用途），因而也就拯救了物品，因为它不再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具有内在的价值。本雅明因而能够把收藏热情理解为一种近似于革命热情的态度……收藏是物品的拯救，也是对人的拯救的补充。”

收藏是物品的拯救，也是对人的拯救的补充（老实说，就本雅明，我很怀疑阿伦特所揭示的这个顺序，我比较相信本雅明对人的拯救，是包含于物之拯救之中而已），这里，我们倒回来把物再易回为人，便成为——把人从分类秩序中（如市场）分离出来，让他不再只是使用价值，或甚至只是交易价格，从而让人恢复了人的完整尊严及其价值，这便是我们在这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书中屡屡见到的救赎论述。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再清晰不过地听见了“远方的雷声”——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商品拜物教严正控诉，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之中，并不存在“人”这个单位，人只是一个劳动力（即资本主义认为他的有用部分），而劳动力又只得以单纯的商品形式参与市场，其价格（即资本主义的价值丈量）乃至于存废亦只由市场供需所决定，这种人不再成其为人、只是商品的可怖处境，是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终极之恶。

然而，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如此“物/人”的替换所必然显现的忧郁缺口，心思细密的本雅明不可能不察觉出来——收藏家将物品由市场中分离出来，让这些“无用之物”置于他的关怀之下，恢复了它的自由，然而，人从市场中分离出来，成为“无用之人”，他却只能得到一种被遗弃的完整，一种从此朝不保夕的自由，只因为在这些无用之人上头，并不存在一个“人的收藏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存在，曾经多少扮演如此收藏家角色的国王、贵族和僧侣云云，已随资本主义的发达永远失去了。

这里，我们多少看到了本雅明忧郁地望向过去，而马克思则兴高采烈地注视未来，他们在此交会，但却像古罗马的两面神杰努斯一般，本雅明的面容苍老，而马克思则年轻。

多出来的东西

日本的动画奇才宫崎骏，在他最新也最好的作品《千与千寻的神隐》中，描写了一个有趣的劳动者关系及其图像——误入不思议之国的少女荻野千寻，为了不让自己变成猪（不工作就变成猪的宫崎骏左翼基本信念），而冒死找上开设汤屋（供各方神明到此泡浴的大澡堂）的魔女汤婆婆处要求工作，但签工作合约时，汤婆婆却嫌她名字荻野千寻四个字太浪费了，遂没收了其中四分之三，只保留一个“千”字给她，以此作为她的职场称谓。而影片中的自我救赎之道，便是牢牢记住或重新记起自己的全名，这才能真正恢复本来的自己，从汤婆婆的控制中逸脱出来。

最终，让千寻想起自己名字的，是一张卡片上的温柔问候称谓，那是她此番搬家时同学赠别她花束所附的卡片——只是，宫崎骏可能疏忽了，人的姓名称谓，本来就是局部性片面性的，命名，根本上仍是一种社会行为，仍是一种分类。

这种只剩四分之一自己，好方便进入职场、团体、社会的类似真实处境，其实一直是我们所熟悉的，熟悉到可能已不再警觉的处境。一方面，我们每个人总同时拥有一大串不同的局部性身份及其称谓，如同携带一大串沉甸甸的大大小小钥匙在身一般（比方说，男性、父亲、儿子、出版社职员、台大历史系校友、勇敢正直不怕死的台湾人云云）；而面对每一个不同身份要求的团体时，我们亦不时察觉，我们好像一直拥有某些多余的能力，多余的心思，多余的信念和价值认定。有这些多出来的东西在身不是祝福，相反地，它们往往如违禁品般招来从讪笑到毁灭的各种危险，通常，你就算不抛掉它割除它，至少也得小心收藏好不要被发现，别奢望有哪种社会哪个团体会欣赏它，一个社会的开放禁制与否的光谱，只从处罚到容忍罢了。容忍，已是开放社会的最大宽容了。

因此，本雅明说需要“内在世界”，需要“室内”，需要一个不被分类秩序要求公共领域所侵入的收藏空间，好置放那些“多出来”的自己，以及和自己同舟一命的收集回来、拯救回来的无用之物。这里，本雅明反倒更接近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私密空间建构，以赛亚·伯林以为自由的真正精义和绝不可让渡的界线就在这里。

是资本主义使人丧失作为人的完整性吗？马克思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结论是集体性的革命，遂行去除资本主义的一次解放，本雅明在这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书中也说是的，但他和马克思不一致的地方在于，他的肯定大致只局限于当下经验的西欧，只对眼前由资本主义建构社会秩序的西欧社会才有效，当然，透过亚当·斯密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穿透力，资本秩序的确将社会秩序推高并简单化到一个空前的高峰，从而对人公领域的回身空间和私领域的界限抵御也就更具控制力破坏力，因此更增添了末日逼临的迫切感。然而，秩序的建构由来已久，既不由资本主义而起，你也就难以希冀会因资本主义消亡而终，由此，本雅明的救赎暧昧难言，去除不掉无政府的氛围，又不乏个别性私密性，既不方便押在一次革命行动上头，更无法就此放心革命之后的“马克思天国”自动到来。

其实，不由人的“物化”处境出发，而由事物的完整性出发，事情就有昭然若揭的意思了：物的问题，不会是物的“物化”（正如人不会死得更死一样），而是其完整性的浑圆多层次多意义，有着单子式的独特和断裂，对任何秩序而言，它都太“巨大”太复杂了，秩序要吞噬它，只能是它的一部分，因此就得先肢解它，将它抽空成“一个”“一层”概念——也因此，我们之前才会对汉娜·阿伦特“物的拯救是人的拯救的补充”此一概念顺序这么计较，本雅明不是仁民而爱物，他倒过来，是由物而及人，人的完整性只是更普遍事物完整性的一环的合理且必然推论。本雅明不是个人道主义者，便连马克思那样以人为主体的唯物论者都不是，他的人文其实正是事物实体才具备的感性色泽，他毋宁更接近物的收集者鉴赏者守护者，由此向背后联系着古老精致的贵族世界，以及更古老神秘的犹太教世界，却被历史的毁灭性暴风推进到马克思那儿去。

当然，我猜阿莎亚·拉西斯亦助了一推之力——这种因为要追国乐社的漂亮女生，只好跟着学拉南胡的行径，其实是很平常、很可思议的。

身后之名

但本雅明和马克思的相遇终究只是历史惊心动魄的偶然，他们像交叉于这一路上的两条直线，去向不同，来历也不同。

阿多诺曾说，本雅明的多数独创观点，系得自于他那种显微镜式的观察——很清楚，显微镜是现象的、实物的观察方式，完全不同于马克思那种宏伟的、历史巨斧的抽象概念分析思考方式。

本雅明自己也曾引犹太经文自喻，说他的作品每一段都有四十九层意义——我们也知道，抽象概念的意义基本上只有明明白白的那一层，只有具有真实厚度之实物，才可能包含这样丰盈这样分歧不确定的暧昧意义。

本雅明更早在一九二五年的《德国悲剧的起源》论文中，就清楚显示了他对那种抽象符号化的、非时间的、如数学函数般一对一那样意义明确简单的所谓“象征”的不安，他所揭示的“讽喻”，抓回具象的语言和真实的时间，让历史“物质化”，成为垂死的实体废墟而不是一个毁灭的概念。

凡此种种。于是，本雅明这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之不被法兰克福学派所接受，便半点也不奇怪了，这当然不单纯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如马克思想的那样，完整且暧昧的本雅明，对左翼的思维秩序而言，一样是太浑圆太巨大，有太多多余而且不安全的东西存在（因此他若生于苏俄活于苏俄的下场大概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也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反应，才更让我们确定，本雅明这样超越左右、扞格于一切秩序的永恒被遗弃命运。

他惟一能拥有的，便只能是身后的声名，这是汉娜·阿伦特的结论——只因为“他们的作品既不适合现存秩序，也不预示着某一适合于未来划分标准的新类型”，麻烦的是，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晓得如何称呼他介绍他，他仍然只能是那个什么也不是的本雅明。

契诃夫，一双最干净的小说眼睛

“死吧，丹尼司；你再也写不出更好的东西来了。”

相传，这是昔日的俄国波乔木公爵对剧作家冯维辛的无上赞语，时为一八七二年，系《纨绔少年》一剧初次公演——契诃夫用过这句话这个掌故，在他的小说《姚尼奇》中。当然，戏谑成性好开玩笑的契诃夫不会正经使用，小说中，是拿来不当赞誉一位戴夹鼻眼镜、爱写小说而且更爱对客人朗诵自己小说（多可怕的嗜好）的小省城贵妇人薇拉·姚西沃芙，因此，这句险奇的赞语遂又回归成我们熟悉的俚俗意思，那就是“你去死吧——”。

然而，这样的赞语若用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写成之时，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写成之时，或许还堪称宜当，但你绝不会用在契诃夫和他任一篇小说上头，因为明显地不恰当，而且徒增感伤。

感伤，是因为契诃夫真的死得太早了，才四十四岁，死于他由来已久的肺病（他二十三岁就开始咯血），这跟他太贫穷的出身、太贫穷的成长岁月有关。依我们对像他这样历史级小说家的归纳，也依我们对契诃夫其人、其小说的阅读理解，他显然还来不及写出“再也写不出更好东西”的“那篇”小说来。四十四岁，才是小说书写最快乐、最自由漫步于巅峰的开端，是小说家极目望远毫无阻拦的美好开端，往后我们应该可合理的预期还有二十年的时间，一种在创作思维高原之上淋漓奔跑的二十年，但死亡不当地阻止了契诃夫，这已经不是“可惜”一词所堪负荷的了。

但我们可能也得说，就算再多给契诃夫二十年，依他的才能和他一贯吓人的书写速度，我们手中一定会多出数百万字的美好作品，但非常可能还是找不出任一部可让我们嗟叹“你死吧——”云云的所谓生命代表之作，因为契诃夫的小说乐趣不在这里。从形式上来说，他的小说篇幅短小，最多只到中篇小说的长度，捕捉的通常是漫漫人生的一瞬一截，头尾两端则依然浸泡在广漠深厚的生命大海之中水波不兴，也就不会有日暮途穷的绝望感；从书写本质来看，契诃夫又太谦逊、太不自恋、太——该怎么说好——太自由而且该讲欢快还是顽皮，他的小说，即使在最悲惨无光的段落里，都还是有笑声传出来（永远有人“稍微认真地在笑”），或者戏谵、或者自嘲、或者就只是单纯地觉得有趣会心，伴随着契诃夫本人耐心且宽容（他一辈子如此）的温柔目光，所有非戏剧性不可地庄严伟大或悲壮总是这么被他笑掉，应声瓦解，因此凝聚不成某种雕像般刚硬的、截然的、和寻常世界划清界限的封闭性作品来。契诃夫绝不吓唬我们，我们也不怕他，于是我们也就不觉得自己渺小，像读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平等，遂使百年来读小说的人常常忘了要尊敬他。

契诃夫自己正是这么讲的，小说，本来就应该写得“没头没尾”。

这部《第六病房》，算是契诃夫最“有头有尾”的小说，也是契诃夫少数较沉重、较纯粹悲剧的作品，适合单独成书，尽管已是经典名作，而且一般以为标示着契诃夫小说书写的重大阶段性意义，但我们还是得说，这仍不足以代表契诃夫，真正契诃夫的美好系由他灿若满天繁星的全部小说组合而成，每一块碎片都闪亮，而惟有全体，我们才能得着契诃夫小说的真正意义。

有关《第六病房》

先简单来说一下《第六病房》。

《第六病房》正式发表于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作者当时才要满三十三岁。契诃夫自己如此淡淡地介绍这部小说：“小说里有许多议论，却缺乏恋爱的成分。小说中有涵义，有开头，有结局，思想倾向是自由主义，篇幅是两个印张。”——在这段水波不兴的自我说明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彼时契诃夫个人极独特的小说书写处境及其“限制”。对于奇才异能之士辈出、人类小说史大概再不可能企及的十九世纪旧俄小说书写而言，的确有着诸多激烈激情的巨大风险存在，包括最显而易见的，彼时专制沙皇的苛厉检查制度，以及更令人畏怯的，因着找寻俄国明天出路的各式议论、各式未来臆想、各式意识形态所交织成的狂暴言论火网，这些契诃夫都一样得承受，但老实说这类较伟大的担忧对契诃夫毋宁是很奢侈的，至少是稍后才会发生的事，契诃夫从二十岁左右就得靠卖文维生，维自己，还要维持在莫斯科贫民住宅里的父母兄弟姊妹一大家子的生，也就是说在拯救俄罗斯祖国之前，他得先想办法赚卢布拯救自己和家人，他首先要通过的是登用他小说的访问幽默杂志编辑，这类编辑大人的要求很简单也很一致：小说要幽默、要吸引人，顶好有恋爱，更要紧的，一定要短，不得超出八十行、一百行什么的，按行计酬，每行五戈比云云——

伟大的旧俄小说家绝大多数是贵族地主，只有契诃夫是农奴之后，而且没很后，一直到他爷爷那一代才赎回自由身，但紧跟着，他父亲却经营小商店失败破产，全家避走莫斯科，留契诃夫一个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在家乡，不仅得自力更生，还要想法子挣钱寄莫斯科。

当然，写《第六病房》时的契诃夫基本上已脱困了，但如此为钱写作的记忆仍清晰，供他自嘲——这部曾被称为“整个俄国文学中最可怕的小说”的《第六病房》，故事十分简单，发生在某一城镇的某一小医院里，其中“第六病房”是监禁精神病患者的特别病房，遗世但不独立，由一位粗暴、动不动打人的退伍老兵看守（或说统治），受监禁的病患共五名，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病人伊凡·德米特利奇·格罗莫夫患有被迫害妄想症，出身良好，之前是法院传达员和地方上的书记，三十三岁（和彼时的作家同龄）。此人脾气暴躁，言论尖利，他患病的起因系某个忧郁的秋天早晨目睹两名戴镣铐的犯人被四名兵士押送，忽然神经质地想到自由丧失的可怖，自己不也极可能被捕被关监狱里？“他知道他没犯过任何罪，而且可以保证将来也不会杀人、放火、偷窃，可是偶然间无意犯罪不是很容易吗？是啊，无怪乎人民历代的经验教导我们，谁也不能保证免于乞讨和牢狱之灾……”

陷于如此思维泥淖的格罗莫夫，最终因为又一桩找不到凶手的双尸命案，担心自己被认为凶手而正式发疯，送进第六病房。

另一面，则是医院的负责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这是个好脾气、待人温和、有处世不争哲学的医生，他偶尔心血来潮巡视了这个被人遗弃的第六病房，被激愤的格罗莫夫所吸引，医生一方面同情他的处境，一方面也以为格罗莫夫是个可谈话的有意思对象，遂经常到第六病房找他聊天，这个不寻常的举动马上在医院、在整个城镇引发议论和猜疑，并很快传出叶菲梅奇医生也疯了的流言。

最终，叶菲梅奇医生被诱骗进人第六病房，当个精神病患禁锢起来，他愤怒抗议，却遭到老兵一阵毒打，不知道幸或不幸，叶菲梅奇医生很快地就此死去。

契诃夫说这部小说“有议论”，指的主要是医生和格罗莫夫的对话，医生所服膺的，大致上是从希腊时代斯多葛学派到当代俄国文学大豪托尔斯泰的处世哲学，某种准避世的、不求改变外在世界只求改变自身看待世界方式、让“自我感觉良好”的温驯哲学，就像医生苦口婆心地劝诫他满口怨言的病人一样，“您是个有思想和爱思考的人。在任何环境里您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自由而深入的思考，那种对人间的无谓纷扰的全然蔑视，这是两种幸福，人类从来没有领略过超越这两者的幸福。您哪怕在三道铁栅栏里生活，也能享受这样的幸福。第欧根尼住在木桶里，可是他比天下所有的皇帝都幸福。”“不。一个人对于寒冷，如同对于所有的痛苦一样，能够全无感觉。马可·奥勒留说：‘痛苦乃是一种生动的痛苦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力改变这种概念，丢开它，不再诉苦，痛苦自会消散。’这话是中肯的。大圣大贤或者单纯有思想和爱思索的人，其所以与众不同，恰恰就在于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

但这些劝诫马上引来伊凡·德米特利奇暴烈的回应——“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是啊！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我必然对一切刺激有反应。我就有反应！我用喊叫和泪水回应痛苦；用愤怒回应卑劣；用厌恶回应淫猥。依我看来，这才叫做生活。”“事实上，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只在理论上认识现实生活……所有这些都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在这里，我们被关在铁格窗里，长期幽禁，受尽折磨，然而这挺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房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没任何差别。好惬意的哲学：什么事也不干，良心却清清白白，觉得自己是个圣贤。”“您蔑视痛苦，可是您的手指头被房门夹了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叫起来了！”这部小说“有结局”，所谓的结局不是医生和病患谁说服谁，而是主张蔑视痛苦的叶菲梅奇医生果然“手指头被房门夹了一下”——最终，他被诱骗关入第六病房，他果然很快感到恐惧和绝望，想出去喝啤酒和吸烟，于是他扯开嗓门大叫要老兵放他出去，却换来一顿狠揍，拳脚加身果然也真的很痛，而且还让“反正人生不免一死”的死亡提前到来。

如此有议论、有结局（结论）的《第六病房》，果然刊出后便普遍得到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喝彩。长期以来，在契诃夫的书写光辉和契诃夫“不明确的思想主张”中心思悬挂着又钦慕又不满的人，至此总算稍稍放下心中大石，他们肯定小说中对自由和进步的揭示和肯定，他们赞誉契诃夫深刻而准确的写实力量，以为的确是彼时俄国遍在的、就是这样的现况描述，也有人（列斯科夫）看到其象征意义，认定这个封闭、粗暴而且肮脏简陋的第六病房，其实指的就是整个俄国。

待至今日我们回头看，最有意思的反应大致有三：一是托尔斯泰本人极激赏这部作品，而我们知道，小说中的叶菲梅奇医生正是典型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日后的小说史，也普遍把这部小说视为契诃夫告别并嘲讽托尔斯泰主张的重大宣告（“托尔斯泰的哲学对我影响很大，主宰我大约六七年时间，但现在我改变了，我不再同意那种观点了。理智的事实告诉我，电流和蒸气比贞洁和吃素要蕴涵更多的人性和爱，虽然战争是罪恶，法庭也是罪恶，但这并不是玩，我必须和老农同工、同食、同宿。这不是赞成或反对的问题，事实上，托尔斯泰的理论已经行不通了。”——契诃夫，一八九四年）；一是日后苏俄的革命开创者列宁，他年轻岁月读了这部小说，他的妹妹记下了列宁的读后感：“昨天晚上我读完了这篇小说，觉得简直可怕极了，我没法再待房间里，我站起来，走了出去，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我自己也被关在第六病房似的。”

最最有趣则应该算一八九五年斯卡比切夫斯基的相关评论文章，题名正是《契诃夫有理想吗？》——这篇评论作出肯定的结论，但如此摆明了的疑问，反而更是道尽一切。

然而，契诃夫的明确态度也就只能明确到此地步而已，停在某种毋宁是普遍性的“进步价值”之上，各种民粹派、西欧自由派的心急之人想再追问下去，也再没更多了，因此，在这些对于俄国未来有着各自一套准宗教性的、明白且排他主张的人眼中，契诃夫终究是个“缺乏中心思想”的可疑之人。

素材之美

读小说的人若循小说史的议论之路前进，很容易撞上一个巨大矛盾，尤其是读“人类最会写小说时代”的旧俄小说之时——专业的文学评论者总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基本上，小说处理的是复杂矛盾的人生边际之事，并不擅长对单一性的议论发言，小说家通过独特的美学形式逼近人生和人心，他的揭示和发见总是全面的、完整的、启示性的，而不是单一结论，这是小说书写的ABC；然而，当这些议论者谈到个别小说家或个别作品时，却往往变得跟我们业余读者一样，追问单一议论，甚至找寻更单一性的结论和教训（找不到还会勃然大怒）。当然，鉴赏小说而非单一性议论小说是比较难的，要顺利将鉴赏的成果谈出来更难，因为鉴赏得以小说自身为主体，鉴赏者得真正进入它，进入它有着高度历史时空着色的特殊性细节中，而不能只仰仗议论者心中一两套既成的制式理论来涵盖。因此，诉诸鉴赏的理论文章不好写，议论者违背自己相信的小说ABC也是可理解甚至可同情的，但可理解、可同情并不代表不矛盾不犯错、不需要我们偶尔嘲笑他们一下。

我个人原来便是循此“议论之路”读旧俄小说的，因此，一直以来，我的安全顺序（既是排名顺序也是阅读顺序）总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来是屠格涅夫，然后才是契诃夫。前两者都是意志清晰、姿态强烈、滔滔于议论的“大小说家”，而柔弱、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屠格涅夫仍有诸如《父与子》、《罗亭》这样力足引爆强烈议论的作品，只有契诃夫，仿佛风一样、空气一样自在存在着、又不涉入任何议题论争之中似的——昔日旧俄的读小说人因为心急祖国当下和立即的未来，想从小说中也找到明白的指引和结论，从而不耐于悠悠细节，和我们今天读小说既事过境迁且事不关己、从而懒怠于真实细节的欣赏摩挲，尽管处境不同心思不同，但其结果往往殊途同归，我们一样对契诃夫那种自由的、毋宁更是愉悦的珠玉般小说，有着“美丽但无用”的不知拿它如何是好的烦恼。

最早解开我这个嗟叹的，不是文学、小说的书斋议论者，而是两位实战派的小说家，一个是朱天心，另一个是张大春。朱天心偶尔跟我信口提到，她以为契诃夫极可能是比托尔斯泰更好的小说家；张大春则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告，契诃夫正是他个人小说史上排名第二的小说家，仅次于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但张大春旋即补了一句：“他们是‘惟一’两个写什么都精彩的小说家。”），有趣的是，一两个月之后，不晓得其间发生了何事，再次谈到这一话题时，我赫然发现张大春又将契诃夫晋升一位，而将加西亚·马尔克斯挤落到他私密排名的第二名。

怎么差这么多？我的惊讶明白而巨大，于是我只能回头缓缓重读厚达十巨册的契诃夫全集（全由中、短和极短小说组成），以及六巨册的其他文字，包括他的剧本、短文短论、书信、笔记，还包括他昔日扶病而行、跋涉过广漠西伯利亚、到极东库页岛考察俄国苦役犯人的《萨哈林旅行记》，我努力地读和想，好像也有点懂了。

英国的半通俗小说家、兼小说议论者毛姆不是个太会读小说的人，他曾说契诃夫的小说“太戏剧性”，而且笔下人物只有寥寥一两种“典型”，这恰恰好是一百八十度完全看错了契诃夫小说（老实讲，要错到这种地步也真叫不容易）——事实的真相是，在旧俄诸多伟大小说家中，契诃夫恰恰好是最不戏剧性、笔下人物最多样、最不概念化提炼的一个，他的小说永远有一种素朴的元质，仿佛介于成品和素材之间，介于小说和民间生活史之间，我猜，就是在此，会最吸引同样写小说的人。

一般而言，不写（不会写）小说的人（基本上包括评论者和如我个人这样的一般性读者），我们所期待的、欣赏的通常集中于小说家一场惊心动魄的演出部分，怎么写、怎么铺排、怎么想像转折、怎么收场谢幕，我们是挤在成品这一端才买票进场的人；然而，对同样“会者不难”、同样有着想像力和书写技艺的小说同行而言，夸张些来说，这却只是“做苦工”的执行部分而已，其成果多少在你抓住一个想像力不等、延展力和爆发力不等的素材那一刻，已然相当程度被决定了，他们是散落在素材那一端两眼发亮的人，就像米开朗基罗或罗丹看着一方“对的”石头，以为自己只是正确释放出禁锢其中的灵魂而已。

当然，从素材到成品并非单行道，这里当然有优劣良窳之别，但恰恰因为成品只是素材诸多可能性中被单一实现的一种（亦即消灭了其他诸多可能性），因此，赞叹之余，也便不免有着丧失其他无限可能、人间又耗损了一颗好石头的真实遗憾。

所以张爱玲说她宁读素材不读成品，也喜欢火杂杂的、半素材的《金瓶梅》胜过雕琢完美的《红楼梦》；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都着迷于那些素材模样存在、不过度处理加工、仍保有浑然想像空间可供纵跳滑翔的传说和民间故事，这绝不是偶合。

但小说书写者的这种“职业性偏好”和我们正常人有何相干呢？我想有的，毕竟，我们和会写小说的人并不真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我们一样有我们一己的感受力、想像力和臆想，而且随我们小说越读越多，年岁渐长所必然带来的生命经验堆叠和生活世故，我们也会拥有更多触类旁通乃至于预想的能力，你会越来越不需要甚至开始不耐烦那种“事事细说从头”的罗嗦劲儿，你也不会一直没意见地仍挤在成品那一端如捧花要签名顺带尖叫的少男少女影迷歌迷，时间会推着你往素材那一端移动。

因此，喜欢契诃夫，便不必然非要会写小说不可，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鉴赏力，随年纪、随阅读、随对人的理解日增所带来的真实悲悯、无奈和茫然，这些细碎寸心知的心思所支撑起来的生命鉴赏力，再读契诃夫，你会像在生命异乡中走到一家干净舒爽、有热食有床铺的旅店般柳暗花明，不像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总让你看到壮丽的名胜古迹不容休憩。

真正的人间喜剧

多达千万字的小说总字数，如此全由一小块一小块的极短小说密密组合而成，契诃夫这独特无伦的小说景观像什么？——我个人以为，这是法国伟大小说家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真正实现。

人间喜剧，这原是巴尔扎克想的、并穷其一生的未竟之梦，他壮哉其志地打算用百部以上的长篇小说来巨细靡遗描绘一幅眼前人生的总体图像，然而，巴尔扎克选了一道太沉重而且并不那么恰当的路：长篇小说。一方面，百部长篇，这是小说家人寿以有涯逐无涯的不堪负荷；另一方面，长篇小说像孔目太大的渔网，只能网住尺寸够大的大鱼，却不得不让诸多细碎的、光影般一瞬的、难以组织难以编纂更难以发展成长篇小说的人生真相透网而去。

相对于巴尔扎克末及完成的人间喜剧百篇小说，契诃夫却在他“短暂”的书写人生完成了近千篇的小说；相对于巴尔扎克的沉重、不得不人为地深向介入处理的长篇手法，契诃夫则轻灵站在暧昧的人生边际之上，趣味盎然地注视着并偷偷记下眼前每一张有意思的脸、每一次有意思的反应和表情，每一件有意思的琐事。

其实毛姆也不算完全说错（他只是想错），契诃夫的小说的确总有某种戏剧性，但不同于那种封闭剧场的、因着小说情节所需不得不编出来的戏剧性（这往往是我们对小说最不安的部分，也是大叙事小说最常见的弱点），而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总会有的，如生命大河流到礁石处总会激突起短暂水花一般的戏剧性。这种遍在的、俯拾可得的戏剧性，写小说的人都看到并记得不少，但很难利用，它们像纯度不足不值得开采淬炼的矿石。一方面很奇怪的，它反而太神经、太凸梯、太无厘头，一旦写成白纸黑字就是显得“假”，很难取信于人（小说家怎么信誓旦旦这是真人实事都无补于事）；另一方面，它又仿佛只是生活中的偶然出岔，并不具备往下的发展力延伸力破坏力，毫无构成生命转折重大关键的机会，它总是很快又被强大、平稳、一路向前的生命大河所吞噬回去，仿若无事。

这是一种“就只是这样”、一种“没头没尾”的戏剧性，像午后晴空忽然的一记干雷，或更像平静家常日子里的一声岔笑，这进不了格局壮阔的大小说中，只能存留在民间的闲谈取笑里，以及契诃夫干净清爽的碎片小说里。

比方说，契诃夫一八八七年的小说《吻》，写一名毫无女人缘也未曾有过浪漫情事的矮小炮兵军官里亚包维奇，在移防途中的某小城宴会里，莫名其妙“挨”了一记吻，这是黑暗走道一次有趣的错认，电光石火之际里亚包维奇完全不知道这名女子长相，更遑论身份姓名。小说中，里亚包维奇为之魂萦梦系，忍不住甜蜜地讲给同僚听，但只被当个纯幻想的扯淡，里亚包维奇也像晋太元中武陵人般再寻不回那个奇特的夜晚和那个奇特的吻，就只是这样。

或者更早的，契诃夫写于一八八六年的《熟识的男人》，小说中，娇媚但贫穷的女人万达，身上只有一卢布（她刚当掉一枚松绿石戒指），走进牙医诊所假意看病，其实想的是有过一面之缘的牙医一定会认出她来，并邀她参加城里的热闹舞会，偏偏那名信仰东正教的犹太牙医什么记忆也没有，公事公办真拔了她一颗牙，还收走她仅有的一卢布，又可怜又荒唐，然而，偷鸡不着蚀颗牙外带一枚戒指的万达，既没因此自杀，亦未就此坠落风尘，小说的结尾是：“第二天傍晚，她却在‘文艺复兴’里跳舞了。她头戴一顶新的而且很大的红色女帽，身穿一件新的时髦短上衣，脚上是一双黄铜色的皮鞋。有一个从喀山来的年轻商人带她去吃晚饭。”——韧性十足的万达，仍是活龙一尾。

这是相当“典型”的契诃夫小说，它的戏剧成分令你心酸，也令你发笑，但通常不会令你绝望，你看到这个美丽水花同时，必定也看到了背后那广大沉稳大河般的生活本身，像大地一样坚实，也像大地一样沉默吸纳并分解着短暂的喜怒哀乐，短暂的生老病死。

也因此，在寻常小说中通常最具戏剧震撼力、情节转折力乃至于清晰意义的死亡一事，在契诃夫小说中便呈现着不太一样的光景。契诃夫的小说绝不讳写死亡，一如我们每个人生活里总亲身经历着、以及一旁听到看到识与不识之人的死亡一般，其中，有老去的、疲惫的自然死亡，也当然不乏突如其来的、不当的、哀恸滑稽不等的种种不自然死亡，比方说，复活节大祭前夕的人心和平时刻急病死去一名爱写赞美诗的和善年轻修士，这是某种悲伤但沉静杳远如教堂钟声的死亡（《复活节之夜》）；或在剧院里打喷嚏一口浓痰不偏不倚落在前座高官秃脑门上，越想越骇怕因此一夜间吓死的某低阶文官，这是某种又辛酸又让你忍不住笑出声来的死亡（《一个文官的死》）；还有苦役犯运送船上终究不支死去并就此沉睡海底的力竭罪犯，这是让人同情也多少让人觉得解脱、且心思不自主飞逸向政治、社会机制种种的死亡云云。固然，有一部分死亡冤有头债有主，尤其在某些不好的历史时刻里，可供我们连缀到、并用以思省并义愤鞭挞某个有权决定人生死的不义之人或不义体制，但绝大多数时候，死亡并不具备这么清晰的意义，它只默默堆叠我们的感受而不带来当下的顿悟，死亡远比我们有条有理的思索、有条有理的述说要复杂多了，也难以言喻多了。

就像旧俄当时另一位天才人物（政论的、自由主义的，而不是小说写作）赫尔岑说的，一个人的死亡，其悲剧性并不下于千万人的死亡，此事神秘，我们认了就是，不必咋呼，更不要拿来吓唬小孩子。

处于艺术和生活交界线的笑声

契诃夫小说所揭示，或说其所从来之处及其永恒背景，那个又辛酸又好笑的广大厚实生活，也许最接近俄国了不起文学理论者巴赫金指出的“民间诙谐文化”——这是巴赫金在他拉伯雷小说研究一开始就说的，民间这个诙谐的、狂欢节式的源远流长传统，长期平行于智识界的思维发展，鲜少有学者措意，因此，我们对其理解极其有限。或许，这也正是契诃夫小说在大文学传统中始终不够明晰确定的一大原因吧。

这里，我们谈的是契诃夫，不是巴赫金乃至于拉伯雷，因此无法在此重现并妥善讨论巴赫金的如此论述（巴赫金《拉伯雷研究》，厚69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但我们还是忍不住抄几段话出来，也许多抄他两句，只因为巴赫金说得如此精准而且美好，更重要的是，可供我们更理解契诃夫——

拉伯雷从古老的方言、俗语、谚语、学生开玩笑的习惯语等民间习俗中，从傻瓜和小丑的嘴里采集智慧，然而，透过这种打趣逗乐的折射，一个时代的天才及其先知般的力量，充分表现出其伟大。

这段话倒不是巴赫金本人说的，而是他引述历史学家米什莱的话。

它们显示的完全是另一种，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地看待世界、人与人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

就其明显的、具体可感的性质和含有强烈的游戏成分而言，它们接近形象艺术的形式，也就是接近戏剧演出的形式。……但是，这一文化的基本狂欢节内核完全不是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一般也不能纳入艺术领域。它处于艺术和生活本身的交界线上。实际上，这就是生活本身，但它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游戏方式。

小丑和傻瓜是中世纪诙谐文化的典型人物……他们体现着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既是现实的，同时又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是一般的怪人或傻子（在日常意义上），但他们也不是喜剧演员。

狂欢节式的戏仿远非近代那种纯否定性的和形式上的戏仿；狂欢节式的戏仿在否定的同时还有再生和更新。一般说来，赤裸裸的否定是与民间文化完全格格不入的。

狂欢式的笑，第一，它是全民的，大家都笑，“大众的”笑；第二，它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欢节的参加者），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来感受和理解；第三，即最后，这种笑是双重性的，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新生。

在这种装饰图案的组合变化中，可以感觉到艺术想像力的异常自由和轻灵，而且这种自由使人感觉到是一种快活的、几近嬉笑的从心所欲。

有意思的是，巴赫金指出的如此“民间诙谐文化”，一般而言，其创作者通常是素人的、匿名的，甚至由集体所完成，但契诃夫却是个清清楚楚的“个人”，更是个知识分子，有他知识分子的思省及其独特负担。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他如何持续“处于艺术和生活本身的交界线”这个不好站稳的点上？

一般的最可靠答案是“谦逊”——这很少有人会反对，契诃夫终其一生是个谦逊和善且没怪癖的人，在旧俄遍地都是的小说家中，他的ego最小，道德最完整没什么瑕疵，很长一段时间，契诃夫只把自己看成一个写诙谐讽刺小品、每个月非得有一百五十、二百卢布收入不可的人而已（尽管偶尔他也觉得有些委屈），后来即使事情已水落石出，他在俄国已显现出无可掩藏的巨大光芒，契诃夫仍相信自己的小说必定很快被时间冲刷殆尽，不会有后人还读他的小说，后代的人读的是托尔斯泰那样伟大的作品。

当然，契诃夫谦逊的“预言”没完全对，但这份谦逊却是他小说书写的独特礼物，让他宽容、有耐心，眼睛里永远有他人存在：他人的处境、他人的意志、他人的各自抉择和信仰，甚至他人的愚昧、算计和小奸小坏云云。契诃夫从不过度控制小说，不把人物降为棋子，不因遂行个人意志而修改眼前事实。谦逊为他的小说保留下广大的、自由的空间，他所由来且兴味盎然的民间世界于是得以在此持续存留并生长，而不是不堪回首地深怕他们上门借钱或因此暴露自己贫寒身世的穷亲戚。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反倒以为，是契诃夫难能可贵的“勇敢”，这是隐藏在契诃夫谦和、瘦削、书卷气十足的外表下，不那么容易就发现的人格特质。

赫尔岑曾说，整个十九世纪的旧俄小说，就是“一份对俄国生活的大起诉书”，这带给小说书写强大的力量和壮阔的格局，但也必然形成小说书写的持续可怖压力，大约一八七〇年以降，情况又急转直下，之前那些摸索的、个别的、自由有创意的、彼此可相互欣赏、宽容、讨论商量的繁花盛开般看法，逐渐凝固成少数非黑即白的排他性战斗性主张，尤其是年轻一代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派成为思维主流后，政治立场的检验便成为小说的最高判准，于是，在沙皇反动性检查和“进步”知识分子毋宁更绵密更肆无忌惮的党同伐异底下，小说所需要的模糊自主回身空间便被压缩到很小很小了。

在如此景况中，要保有一双如此干干净净的眼睛，当然是难度极高的事了，这不仅需要消极性的谦和，更需要积极性的勇气——有趣的是，这个民粹发展理应是契诃夫最好的机会，他的确拥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谁也没有的又红又专出身，他也的确持续在咯血和经济压力下书写，但契诃夫从不卖弄他“农奴之孙”的身份，也不修改他自身的记忆和他所见的农村小镇、村妇村夫事实，他对于立场质疑的最大回应，便是毅然而行的萨哈林之旅，带着他肺结核的身体涉过广漠的西伯利亚，深入到更冰封更绝望的流放之岛上进行考查，而他的结论仍诚实且不屈服，众所周知，契诃夫便是在萨哈林之行后，公开宣告他对托尔斯泰式民粹主张的弃绝。

契诃夫不是“不知亦能行”的素人作者，更不是没有主张没有立场的随风之人，只是他坚信而且奉行的信念和价值，基本上是普遍性的、“进步”的，而且立基于自由和人性尊严的主张，对于某些太心急的人、太自信的人、太单一意识形态信仰的人、以及太想在对抗两造中逢源取利的人而言，他显得太巨大太温柔也太好笑了，难以收编，遂也难以忍受。

一个好的小说书写者并不必然得同时拥有好的人格，更无需展示他的人格，他也可以就是个恶魔型的人物，可以自身就是病征（比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契诃夫不是如此，在他那双最干净的小说眼睛后面，得有个干干净净的心灵才行，而我们可能得理解他的如此人格特质，才更有机会完整掌握他独特的小说特质。

一个失落的实体世界：从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说起

一个远古的时代，那时地心中的矿石和天空中的星尘，仍在照料人的命运，而不是有如今天，苍天不语，大地无言，完全不管人的死活。人再也听不到那和他说话的声音，更别提那些会听他命令行事的声音。新发现的行星在星象盘上并不扮演任何角色，也有一大群新矿石为人发现，受人测量、检重和检验，以确定它们各自特定的重量和密度，但它们对我们来说，并不带来任何讯息和用途。它们和人说话的时代，早已一逝不返。

——尼古拉·列斯科夫

《意大利童话》，老天，这需要谁费心为我们说明、为我们解释吗？这些比方说国王有三个美丽的女儿，比方说公主染了某种奇怪的病或被妖怪抓走，比方说英俊的王子娶了一只青蛙的故事，我们不是五六岁才识字就都看懂了吗？除了把我们每个人都油然带回“林叔叔讲故事”那个幸福无忧的童年时光之外，这些故事还有什么我们不晓得的深奥之处有待挖掘呢？

我个人想说的是，有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是卡尔维诺采集、整理、改写了这两百则故事，是的，因为卡尔维诺，我们警觉到有特别的事发生了。

说卡尔维诺重新改写这两百则故事，指的是卡尔维诺为这些故事实际上所做的事，但更准确的意思可能该说，是由卡尔维诺这位小说的巨人筛选清洗这些散落在意大利民间乡野的传统和神话，还给它们本来的干净简朴面貌。卡尔维诺热爱民间故事精简、只叙事不多加解释的说故事方式，他在日后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第二讲《快》之中说：“若说我作家生涯的某某阶段，曾特别喜爱民间传奇和童话故事，这并非因为我忠于民族的传统（试想想我植根在十足现代化和国际都会性的意大利），也不是因为我怀念孩提时代所读过的东西（在我家，儿童只能阅读有益心智的书籍，尤其是那些有科学根据的书籍），反而是因为那些故事的风格、结构、精省、韵律及严密的逻辑，令我感到有趣。在我从事转译由前一个世纪的学者所记录的意大利童话时，若原文极为精简，我便感到十分欣喜，我试着传达这一点，尊重原著的精简，同时也希望能达到最大可能的叙事张力。”

这种精简、不多解释的说故事方式，不仅仅是卡尔维诺个人的偏好而已，而更是民间故事赖以创造传递的精髓（它的创造和传递几乎是同一件事），我们来看下面这些精彩的话语：“这是因为，所谓天生的故事叙说者，便在于他有能力在叙说时摆脱一切解释。”“最能使一个故事保留在记忆之中的，便是这种去除心理状况分析的简朴作风。说故事的人越是能放弃心理细节的描述，他的故事便越能深印于听者的记忆，如此这个故事便越能和听者自己的经验相同化，而他便越有可能在未来转述这个故事。这个同化过程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进行的，它要求一种越来越稀有的松懈状态。如果说睡眠是肉体松懈的完成，那么无聊便是心智松懈的顶点。无聊厌倦是孵化经验之卵的梦幻鸟，它会被日常生活的簇叶颤动吓走；同时，听故事的禀赋也因此消失了。它之所以消失，乃是因为人们不再一面纺纱织布，一面听人说故事。听者越是遗忘他自身的存在，他所听到的越能深印其心。当他沉浸在工作的节奏中时，他便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听故事，而这又使他在未来具有可以转述故事的能力。叙说故事的禀赋便是建立在如此纺成的纱线之上，在数千年前，围绕着最古老的手艺形式所结成的这条纱线，在今天，又在到处拆散解体。”这些话，是神奇的本雅明讲的。

这些我们在黄口小儿时就都看懂的故事，因为卡尔维诺的关系而彰显出深奥的意义，这么说的确有因人举言因人废言的趋炎附势意味，可是，我们读书的人不好奇吗？这样一位一生穷尽精致到抽象难懂地步的小说家，不仅钟情而且愿意耗费大把的时间心力去搜集整理改写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便不得不从浑沌的存在之中分离出来，像猎户星座从静默纷杂的星空单独分离出来，有自身的独立形象和来历，并可被赋予思维的辽阔想像而成神话；或一样用本雅明的话来说：“这就好像，有时候，当我们把目光固定在岩石上的某一定点时，一个人头或是一只动物的身体便会浮现出来。”

如果你嫌只有卡尔维诺一个不够或你恰好没那么信任他，那你大可再加上瓦尔特·本雅明；还不行的话，那我们名单里还有博尔赫斯，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也像卡尔维诺般认真搜集过自身国族所在地的民间故事），还有米兰·昆德拉，还有列维-斯特劳斯等等，这些人，都是人类百年来最聪明且最具鉴赏眼力的人。

这些人全数到齐，如何可能会没有神奇的好事情发生呢？如何可能会没有好东西藏里头呢？

我们不再相信的故事

卡尔维诺这两百则故事，大陆先翻译成书，书名定为《意大利童话》，我们挑剔点，便马上会想到“神圣罗马帝国”那个调侃的老说法：它既不“神圣”，也完全扯不上“罗马”，更从头到尾就不是个“帝国”——这两百则故事，其实不是“童话”，也不一定要强调“意大利”此一国族标签，尽管它们真的流传于意大利各地，书里头每个故事讲完也都括弧注记了原采集地点。

先说童话的部分。在今天这个除魅殆尽的历史时刻，但凡故事里有王子公主，有仙女妖怪、有具魔力的宝物或会说人话会幻化人形的动物，我们便不相信这故事是真的，或更正确地说，我们“大人”便不相信这故事是真的，会傻傻相信的只剩还相信世界上真有圣诞老公公的小孩，因此它们便只能悉数成为童话。这个童话化的过程，恰恰好说明了我们每个人的真实成长经验的贫乏，从没有什么神奇些的事发生，苍天不语，大地无言，如果说幸福之中一定得包藏着某些神奇事物的成分，那我们的确单线地、不可逆转地每一步都在更远离幸福之地，这还是很令我们感伤，感伤到我们总忍不住去羡妒还听得进这类傻故事后沉沉酣睡的小儿面容。

有关经验的贫乏，本雅明说的是：“经验的身价已经降低了，而且它似乎后势看跌……自从大战以来，有一个程序变得明显起来，并且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难道我们没有发现，终战以后，由前线归来的人都变得哑口无言？在他们身上，可以沟通的经验，不但没有充盈增益，反而贫乏干涸。但这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经验从来未曾被人如此彻底地揭穿：壕沟战、通货膨胀、执政者都使得过去的战略、物质和道德经验成为谎言。一个小时候还是坐马车上学的世代，却发现，在其所身处的风景之中，除了云朵之外什么都变了；同样的，在充满致命气体和毒性爆炸的战场上，惟一不变的，也只是人脆弱的微躯。”

我们于是有点像书中转述故事给人家听的卡尔维诺本人，他每隔几则故事后总忍不住跑出来，说诸如此类的话：“所有的人都心满意足、高高兴兴，我却一无所得，只是个局外人。”

然而，正如研究的学者指出的，“儿童”是个人文概念名词，真正被发明出来才不过两三百年时间，因此，很长一段时日，这些故事是说给所有人听的，因信称义，让彼时成为说故事的幸福时光，不必如博尔赫斯说的那样，如今有些故事你得趁年纪还轻时读，有了年岁恐怕就读不进去了，因为“到了那时候我们就要忍受很多事情；那时我们就会考量到历史背景等种种”，简而言之，就是“不信”。

这些故事，因着我们不信而不得不被驱赶成童话，但童话，衍生于“儿童”此一人文概念，自有其规格要求，这就像儿童不能从事经济性劳动，要吃营养好消化的食物，要穿轻软保暖的衣服，要上学受教育，要有人陪伴照顾，要有能杀光所有细菌尘螨的空调等等，童话的安全要求也愈来愈严厉神经质起来，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最经典实例莫过于全世界最大童话加工厂迪士尼拍摄的《美人鱼》动画，他们担心原故事中痴心美人鱼牺牲自己化为泡沫的悲剧结尾会造成儿童的心灵创伤，当场大笔一挥，让小美人鱼如亿万年前的爬虫类始祖一般，由海里演化上岸，嫁给灵长类的英俊王子。

如此充满真情的高尚牺牲行为都不被允许了，那我们如何能让儿童听卡尔维诺为我们重述的这些故事呢？本书中第132则的《美人鱼妻子》，一个不贞的妻子，一个嫉妒而残忍的丈夫，却只因为这一对狗男女要复合过幸福快乐的生活，不惜偷走了人鱼族赖以存活的“最美丽的花”，害死所有好心救过他们性命的美人鱼。

从童话的规格来读这些故事，我们当然觉得这些故事实在太残酷了，儿童不宜，得狠狠地删除或改写，让它们一身洁白地进入童话王国。

这就是民间故事时至今日的尴尬处境，大人不相信，儿童不能听，这么窄迫的生存空间，符合资格可以获准居留的已然不多了。

豁脱道德的务实倾向

一部分的民间故事有道德教谕的清楚成分，但民间故事是泛神论者，道德只是它万神殿其中重要的一尊而已，不是惟一的统治者。

本雅明指出来的民间故事基本特质是“务实倾向”，务实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说，务实是人不自居于世界统治者的至高位置，不强加自身的解释于自然，相反地，他承认事情的发动者是客观存在的巨大世界，是外于他意志的大自然，人只是因着世界的变化和考验作出必要的回应，见招拆招，于是世界被保有其原来复杂、歧异、无序的广阔模样，所有的细节不因为它们彼此倾轧、无法以单一的逻辑贯通、无法收拢成完美封闭体系而遭舍弃，也因此，务实体现着某种不追根究柢的谦逊，人是有限存在的，世界则是无限大的，无法穷尽，所以识趣一点早早承认就无须浪费无谓的精力心思去穷尽。

但务实者不同于虚无，虚无是一种解释不成的挫败从而衍生成的永恒怀疑，务实者则相信世界具体而坚实的存在，其间，意义、智慧乃至于道德由于都是人的产物，必然因着人的有限而有限，但仍是有效且必要的，融入于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中，所以本雅明细腻地说明民间故事中道德的生动存在模样：“它或是公开地、或是秘密地具有实用功效。这个实用功效有时会以一句格言或是一条行为法则来转译，有时会转译成一个实用的建议，有时候则是一条道德教训；无论如何，说故事的人，对他的听众来说，乃是一名良好的顾问……事实上，所谓的劝告，也许比较不是针对一个问题提出解答，而是针对一段（正在发展中的）故事，提出如何继续的建议。如果我们要人给我们一份劝告，那么我们便得先叙说我们自己的故事。而且更基本的是，如果一个人要得到有益的劝告，那么他先要找到适当语言来表达他的处境……编织在实际生活体验中的劝告，便成为智慧。”

然而，务实者的第一要务终究是生存本身，而不是道德建构，道德只是人生存所需的一部分，甚至我们还可以说道德只有在有助于或至少不妨碍生存时才被讲求，中国人所说的“礼不下于庶人”，便是对生存第一现场的务实理解和世故宽容，相较于道德的有条有理和温柔，生存却是芜杂而且严酷的，相较于道德的有限，生存所面对的世界却是无限大的，生命要继续下去，故事要讲下去，人便得有豁免于道德的自由。残忍，本来就一直是自由的一部分面貌。

我们在这些民间故事中看到的残酷成分，今天同样都还能在生活的第一线现场看到，尤其是直接和大自然打交道、向大自然讨生活的农村，在那里，燕子是益鸟，不因为它样子好看飞起来优雅，而是因为它是食虫性的鸟，吃的是妨碍庄稼的肉虫毛虫，麻雀是该扑杀的害鸟，因为它天生吃的是谷物，是农家的辛劳产物和生存之所系；同样的，在中国古来的北方农村，凶猛会吃人的老虎并不被视为生活的大敌，甚至还绣上小儿的帽子鞋子成为吉祥的象征，只因为更多时候它猎杀的是糜鹿，真正生活的大敌是这些长相可爱神情温驯的糜鹿，它们寻求食物会成群摧残作物，因此几千年来在民间的传说、诗歌乃至于智者之言中，它们甚至成为乱世的象征，“邦无道，糜鹿生于郊”，意思是人口大量锐减、人人救死不暇的灾厄时日，糜鹿的数量便大量增长，生活的真实经验说明，人和糜鹿在生存一事上直接形成竞争，是此消彼长的杠杆关系——这里，鲜少有对生命个别本性的尊重，没有对生命复杂现象的欣赏，没有生命本身的怡然自得，有的只是生之艰难，道德只能在有限的隙缝中挣扎生长。如此，我们需要骇异故事里被集体害死的美人鱼一族吗？她们在当时只是扮演麻雀和糜鹿罢了。

生之艰难，是人不得不去面对的生活真相，如今，在我们这些稍有余裕的现代化社会中，我们倾向于暂时不要告诉稚龄的孩子们，我们好心地替他们争取一段快乐无忧的生命假期，也心知肚明他们很快得经验同样的事，迟早而已。

惊人相似的故事内容

其次是“意大利”这个大标签，不管它代表的是抽象的近代国族，或只是实质性的地理名词。

关于所谓的民间故事，我们常有一种被地域性标签误导的常识性错觉，总以为民间故事是最一时一地的，最呈现地域独特性的，最能在其中找到当地独一无二实物和实况的，但奇怪事情完完全全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民间故事最诡异最神秘的特质绝不是它的特殊性，而是它的普遍性，用白话文来说，不是不同地域的民间故事彼此理所当然的长得不一样，反而是它们彼此惊人地相似到几乎一定是谁抄了谁的，这是每一个但凡看过几本不同地域民间故事集的人第一眼就会发现的大惊奇。

一样的，在这本来自意大利的民间故事集中，我们便不断又看到，哦，这是美人鱼的故事、这是睡美人的故事、这是白雪公主、是阿里巴巴、是小红帽、是青蛙王子、是浦岛太郎、是灰姑娘仙黛蕾拉……都是我们自小就熟悉的老朋友，只不过是表情有点不同，衣着装扮有点不同，讲的话有点意大利人口音而已。

相像到此种田地，很难令人相信它们没有共同的单一出处，这里，本雅明起码就欧陆各不同地域间民间故事的传递渗透，说了一段半喻义半历史回溯的话：“在这里，说故事的人被呈现为一位远游归来的人。不过，听一位安居乐业、熟识家乡掌故、传统者说故事，我们也有同样多的乐趣。因此，这两个群体的古老典型，便各自以定居农民和水手—商人为其代表。这两者的环境，的确都曾各自发展出自己的叙事者传承。然而，要了解叙述的全部历史幅度，便必须考虑这两个古老典型的相互渗透。尤其是在中世纪，透过手工业旅行伙计制，这样的渗透得以实现。定居的老板和环法旅行的伙计，在同一个作坊中工作。其中老板本身在家乡或外地定居开业之前，也作过这样的环法旅行。如果说，农人和水手曾经是叙述艺术中娴熟地道的师傅，那么手工艺人也开创其中的名门大派，也就是在他身上，远游多方者的邈远讯息，才联系上了以定居为主要叙说者的传统讯息。”

那欧陆而外呢？手工业旅行伙计制所不及之地呢？中亚、印度、中国乃至于重洋隔绝的南北美洲印第安人呢？哦，当然还是有迁徙者、行商、远征的兵士、旅行人、冒险家、传道者以及流氓无赖穿梭其间。

最了解诸如此类原生或迁徙传递问题的可能是生物学者，他们的专业压力使他们最不被常识或直觉的不可思议印象所拘限，他们会告诉你时间的魔幻般能耐，只要时间够长，再小的几率、再不可能的偶然都有机会成立，包括宇宙的起源和生命的诞生，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便是因达尔文而名留生物史、至今仍是生物学圣地的加拉巴哥群岛的物种由来奥秘——在地质学上，这些小岛是“后来”才因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它们和南美大陆最接近之处足足有一千公里，其间汪洋一片不存在任何可堪做跳板的陆地和岛屿，因此，岛上那一堆活物哪里来的？壁虎、稻鼠、鬣蜥蜴、熔岩蜥蜴、蜘蛛、蚂蚁、甲虫、蚱蜢、小虱和扁虱这些毫无长距离飞行和泅泳能力的东西哪里来的？尤其是加拉巴哥群岛赖以得名、在岛上迟缓爬来爬去的大陆龟（西班牙文的“加拉巴哥”即是大龟）又是怎么来的？

当然不会是上帝造完世界和万物之后又想起来在这些小岛再造一次，也不会像小说家冯内古特说的那样搭乘诺亚方舟两个两个登陆上岸的，它们当然是由岛外迁徙传递来的，尽管我们无法重建这段历史并去除不了不可思议之感。

讯息如风，因时间无所不至且坚实落定。指出这种几近不可思议的可能，当然还远远不及解除“多元发生”或“原生/传递”之谜的地步，在未来很长一段可预见的时日，看起来也没妥贴判定的希望。但无论如何，民间故事的普同性特质都是诱人而神奇的，不绝如缕的时空传递追溯令人着迷，不同地域不同生活方式之人创造出几近相同的故事也一样令人着迷。

对此着迷得最不可自拔的可能就是列维-斯特劳斯，他因此提出至今为止最大胆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假说。列维-斯特劳斯以为这些琳琅满目的故事，其实呈现出普同的、静态的，为数有限的基本结构，他有时称之为“神话细胞”，有时称之为“迷你神话”，这源自普同而恒定的自然人性（“尽管各人类群落之间有多少文化上的歧异，但是一切人类的心灵都是一模一样的，也都具有同等的能力，这可能是人类学研究的诸多定论之一，我想也已经是世人所普遍接受的命题。”），在此基本的故事结构之上，故事的材料（比方说故事中的角色或实物）因地域的差别和文化的歧异而抽换重组，情节也相应地变形调整——这当然是我们予以简化的列维-斯特劳斯想法，想巨细靡遗理解列维-斯特劳斯此一壮丽到几近狂野神话学的人，可去阅读他的神话学三部曲，时报出版公司有译本，三大巨册，祝您阅读愉快。

民间故事的超越地域普同特质，换个说法便是，它的总体数量是稀少的，相对来说。这是列维-斯特劳斯说的：“大自然所能运用的手法，其数量是有一定限度的。”事实上，博尔赫斯也这么说：“所有的故事情节其实都出自于少数几个模式而已。当然了，当代的作家想出了许许多多的点子，我们说不一定还会被他们蒙蔽呢。发明的激情也许会灵光乍现，不过我们随即又会发现，这些许许多多的故事情节其实不过是少数几个基本模式的表象而已。”

故事之海

而民间故事这种超越地域的普同特质，我个人最喜欢的想法，或者说我最喜欢的图像呈现是，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故事之海”，一个为人类所共有、所自由航行于上的故事海洋，这甚至是超越语言的，或者说用某种共同的“语言”在传送在叙说，仿佛是穿越亘古、来自巴比塔野心建造之前那个人类语言相通未遭上帝变乱的美好时代。

于此，列维-斯特劳斯讲过一句迹近是神秘的、容易被误解的话：“神话指使着人类把它们说出来。”这马上让人想到荣格那集体潜意识的不可靠讲法。我个人喜欢的是本雅明朴直而诗意的说法，那是他在引述最前头列斯科夫那段话之后紧跟着讲的：“列斯科夫说，人和自然共鸣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是席勒所称的素朴诗时代。叙述者对这个时代保持忠诚。他的眼睛盯着日晷不放，在此日晷之前，各个造物列队前行，其中死神有时像是带头人物，有时又像是最可怜的跟班。”

大致说的是（因为本雅明文字中的诗意想像是“翻译”不出来的），在那个人人聆听并传送这些故事的时代，人们面对的是同—个大自然，同一个完整的实体世界，未被如昆德拉所说栉比鳞次的人工建物所割裂，也未被列维-斯特劳斯的人为歧异文化所诠释，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每个人都直接看着完整的天体运行，黎明迎日，昏暮迎月，时间既不被截断也不被冻结停滞，始终保持着它“事物流变”（本雅明的用语）的奔流不息完整形态，同时它又是往复的、浑圆形状的，在这样的时间感里头，死亡一方面是郑重无比的大事，代表一个人经验和记忆的完整性和权威（本雅明指出：“在过去，死亡乃是个人生命史中最具公众性质的一幕，具有高度的示范价值。”），而在另一方面，却由于死亡无力中止时间、无法阻断人们经验和记忆的传递存留，死亡遂也失去了幽暗性的威吓力量和埋葬性的毁灭力量（“而且，一旦他们不死，他们便仍然活着。”），死亡于是也可调笑也可捉弄，人不必要怕它。

因此，民间故事的人人能听、人人能懂并予以转述传送，可能不仅仅是它仰赖听觉传递的必要浅白易懂而已，而是这些故事源于人们所共同目睹并经历的同一个世界，在不相互隔绝的经验和记忆的完整基础上，这些故事触及人们感知无碍的心智部分所叫唤起的共鸣。于此，博尔赫斯有相当精巧的发见，博尔赫斯指出：“想一想本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吧——假设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好了。我们读到了几千件关于这两个主角的事情，不过我们却不认识这两个人。我们对但丁或是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角色知道得还比较多。而这些角色——还有他们生老病死的故事——却只在短短几句话里头就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并不知道关于他们的上千件琐事，不过却好像跟他们很熟。当然了，这比较重要。”

不会有尽头

有限数量的故事，面对着一个无限大的世界，民间故事因此在干净简洁的说故事方式同时，永远不真正斩钉截铁地结束故事，它们总是未完的，是待续的，讲的人明天还要讲，听的人明天还想听，本雅明说：“没有一篇叙事会不许人追问，‘那么后来又是如何？’相反的，小说一旦在页底写上‘全篇完’的字样后，便不能再有向前进展的希望了，因为它邀请读者由此开始思索一个生命的意义。”

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不是急着停下来想清楚什么，而是如何从容地在广大未知的世界之中持续地漫游下去。民间故事开放向无限大世界的如此本质，如果我们要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毋宁最接近所谓的“冒险故事”——广大神秘的世界总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危险和机遇找上你，生命本身也无法事先拟妥剧本，你走着瞧着，因此只能是冒险，是米兰·昆德拉所说“在无限大的世界一种幸福无所事事的冒险旅行”。杀风景些来说，这其实也最接近生物学意义的素朴生命延续样态，不止人，一头老虎，一只猎豹也是这样，就像我们在Discovery或国家地理杂志频道看到的。

民间故事的如此开放性本质，博尔赫斯在一次演讲中用他最喜爱的《一千零一夜》阿拉伯民间故事来说明：“《一千零一夜》这本书的书名包含着极重要的东西，即让人联想到这是一本永远不会完结的书。实际上也确实如此。阿拉伯人说谁也无法将《一千零一夜》读到底，不是因为感到厌倦，而是感到这本书没有尽头。”

这么说，当然并不是因为《一千零一夜》聪明地设定了一个满心妒恨难消、在黎明来临时就杀掉自己新婚妻子的国王和一个永远知道如何抓住听者好让故事持续下去、以躲开死神找上她的聪慧女子，从而让这本书成为独一无二的说不完故事。事实上，我们多少可把这个“听者/说者”的极度紧张关系当隐喻来看，我们所有听故事的人都是书中的苏丹，说故事的人则是智巧百出的山鲁佐德，这尤其在日后说故事人成为某种谋生行业后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讲故事的人要得到赞赏乃至于活命所需的金钱，便得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让听者沉迷其中，一直要求听下去。

因此，沉迷于一个一个故事中的听者苏丹这个角色可能是更有趣的，他因此“忘掉”了自己凶恶的杀妻誓言，也等于从昔日不贞妻子的创恸中痊愈过来，在历经一千零一个夜晚的故事疗程后，接纳了他这个讲故事的新妻子，还得到个儿子——从苏丹身上，我想我们大概就听懂了本雅明为民间故事描绘出的诗意图像了：“它像是一座梯子，梯脚坠入深渊，梯顶则消失云间。对于集体经验来说，连个人经验中最狂暴的冲击也不代表矛盾或障碍。”

或者用博尔赫斯较平实的解释来说是：“人们愿意沉醉于《一千零一夜》之中，他知道醉心于这本书就可以忘掉他自己可怜的人的命运。人们可以进入由一些典型的形象及个人组成的世界。”

本雅明的话和博尔赫斯的话微微有点不同之处在于，博尔赫斯说的比较接近今天我们和民间故事相处的方式，亦即通过书本通过文字阅读而进入那个久违的集体经验世界，而本雅明则直接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有说故事人朗朗声音的往昔幸福日子里，也就是，“任何一位听故事的人都有说故事的人在陪伴他，即使读故事的人也参与着这个小社会。相反地，小说读者生活于孤寂之中，他比其他所有读者更加孤独。”在这个有说故事声音和诸多听故事喟叹评论声音交织一片的小社会中，人们围聚在一起，即使故事本身包含着意义和教训，它们也是实体的被感知被把握，一如晚餐桌上的丰美菜肴自然也包含了人生命所需要的滋养一般，这一点，大怀疑主义者休谟极可能是最了解、感触最深的人之一，当意义被抽象的提炼出来，失去了实体实物的保护，总是很脆弱的，容易被逼问到虚无的死巷子里，容易被文字语言轻而易举驳倒，但休谟说，当你和友人坐在炉火边，聊天，喝酒，下一盘双陆棋，这一刻你又真确不疑的感觉到生命如此可信，意义如此坚实。

宛如水滴落入海洋，当个人经验如此融入了集体经验之中，个别生命融入到集体生命之中，死亡也就相当程度被驯服了，它回归成遍在的寻常哀恸，却不代表眼前世界的刹那终结，不代表末日（卡尔维诺说：“死亡是你加上这个世界，再减去你。”）因此，在民间故事里，死神不像基督教义中那个无所不能、以毁灭整体世界为职志的威风凛凛恶魔，他只能是对付个别落单之人的狡狯小歹角如翦径恶徒，而且最终通常是失败的，还往往失败得挺可笑。

“悲痛的最深处，也就是故事最能帮助人的地方。这样的悲痛乃是神话的悲痛，故事向我们诉说的，乃是人类寻求摆脱积压于神话心头的恶梦的第一个尝试。”——如果弗雷泽所说，宗教是因着人对付死亡、抚慰死亡而生，这个说法可信的话，民间故事无疑起着宗教的功能，或更正确地说，它其实就是原初宗教的最主体形式之一，而且比任何崇拜仪式更直接、更富内容也更欣然，民间故事的泛灵意义不是忠烈祠式的万神殿诸神排排坐好等人来跪拜，而是神鬼如燕散入民间人家，有情节，有故事，有恩怨情仇，世界如此深奥，却又仿佛近在眼前伸手可及，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在我外祖母看来，人跟鬼神根本没有界限，他们全活在同一个世界。”

重复的诡计

这里，且让我们稍稍折回头一下，来想一下民间故事的重复性问题，这是它的另一重要特质，也是最大的诡计。

有限的故事要永远讲下去，故事的情节乃至于故事本身便不能不重复使用、重复述说。我们看，故事中像主人翁要通过人家国王爸爸的三次考验好娶到公主，或像躲避凶恶食人的妖魔一路追杀的三次抛掷救命宝物设置路障，听故事的人显然不仅不介意这样的重复，还欢迎并揪着心期待重复的来临。不介意，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本来就是事物的真相，他们一再看到并经历的本来就是如此，生活总是没完没了又是一再重复的，时间所呈现的样态也是这样子，日升日落，季节更迭，人们早学会了什么时候该耐心等待，什么时候可开心收割。欢迎并期待，是因为这不仅是情节的高潮部分，而且更是听故事的人最先记得的部分，就是在这里，他预先窥见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心里的声音和说故事人的声音重叠起来如听者跟着歌者同哼一段旋律，也就是说他在这一刻既是听者又是说者，他穿越过从听到说的大门，故事的传送机制便是在这里被启动起来。

此外，在说故事的人这边，情节的重复之处乃至于故事的重复诉说，意思是说听双方对故事的发展皆了然于胸，因此，说听双方的注意力遂可暂从情节的连续性、紧张性中脱逸开来，成为说故事的“节庆时间”，说者有余裕进行表演，听者也可把对情节的关心转向对说故事人技艺的欣赏，于是，重复不仅不构成故事再述说的障碍，反倒是故事再述说的最迷人之处，至今那些进歌剧院的盛装男女或挤戏台下的老戏迷，鲜少有人不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他们是来欣赏怎么说怎么演怎么唱的；另外一方面，重复也成为说故事人最重要的诡计，说故事的人利用重复所必然产生的催眠性和听者的期待心理，故事的忽然转折和变形因此制造出落差、陌生的惊奇效果，情节于是在听者的惊呼声中得意洋洋地踏上新的路程。

这里我们顺带提一下，民间故事的重复诡计，并没真的被它嫡系子裔的小说所继承，它回到了或说留在音乐和诗歌里（这里，我们便懂了为什么有人会赞叹巴赫是个“狡狯”的作曲者了）。列维-斯特劳斯极其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事实上，他的神话学三部曲巨著的扉页便摆了一纸埃德蒙·罗斯康词、埃马纽埃尔·夏布里埃曲的《致音乐》乐谱，而且在他的神话故事分析中大量借用音乐的术语并对照于乐曲结构的分析。这方面，真正得天独厚的人还是博尔赫斯，不仅仅因为他的“本业”是犹有朗读声音伴随的诗人而且一脚深深踩入了小说的领域，博尔赫斯的得天独厚更源于他的“不幸”，他的遗传基因让他在晚年失去了视力，读书得请人念给他听（写《阅读史》一书的加拿大人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年轻时便担任过博尔赫斯的朗读人），用声音和记忆而不是通过文字阅读，这事讲起来像一则有关文学书写的寓言。博尔赫斯曾在一篇《谈失明》的短文中，引用王尔德所说古代人把荷马说成盲诗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讲法：“希腊人认为荷马是盲人，其目的是想说明诗不应该有视觉感受而是应当有听觉感受。”凸显的便是古代故事的音乐感；而在他一九六七至六八年哈佛大学诺顿讲座第三讲的《说故事》中，博尔赫斯甚至直接且乐观地断言，当代小说的崩解，会让史诗再度大行其道，会让声音和音乐在故事中复活，只因为——“我不相信人们对于说故事或是听故事会觉得厌烦。”

《堂·吉诃德》的门神位置

当然，博尔赫斯是所有人中最乐观的，没人敢像他一样这么想，“就好像所有的事情在未来都可能发生一样”。

今天，如果我们打开一部文学史小说史的教科书，尤其是英美版本的，书中通常会告诉你，现代小说的起点是笛福、是菲尔丁云云，但几乎所有最了不起的第一线小说家都不这么想，他们总是直接越过这形式上的起点，甚至提都吝于提一句，他们爱讲的是莎士比亚，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但丁《神曲》、是《一千零一夜》、是《圣经》、是柏拉图的对话录、是荷马和希腊诸神话等等，这才是他们愿意承认的行业系谱，他们相信的小说由来之处。

其中最有趣的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我个人私下小小统计了一下，有关这位来自拉曼查愁容骑士的异想天开冒险事迹，以西班牙文书写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当然是喜欢的；卡尔维诺也推崇且在他的演讲或文论中再三引述；而米兰·昆德拉极可能是最极致的一个，事实上他所说“在无限大的世界一种幸福无所事事的冒险旅行”说的就是这本书，以此书为代表标示出小说曾生存的一段黄金岁月。反方这面，博尔赫斯的态度最暧味，他一直不喜欢这书大半辈子，但在晚年改了口；本雅明也被我武断地暂归在这一边，尽管他的贬意其实是谈民间故事传统倾斜向现代小说书写时露出来的，并非是单独书的评价，而他因此所认为“《堂·吉诃德》是第一个完美的小说典范”恰恰好指出了这本书最有趣最关键性的位置。

这些我们当代最了不起的创作心灵同等注目却迥异评价的有意思事实告诉了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堂·吉诃德》这本书恰恰好扮演着民间故事通往现代小说的两面门神杰努斯，不仅一面年轻一面衰老，而且你从当代深情地望向流逝的民间故事传统，它是在门内；你站在民间故事传统的昔日忧伤地想现代小说，它却是在门外——这里，即使我们不把现代小说书写看成某种“衰败”，至少，他们全部看到了某种失落，有一些宝贵的东西没能穿越时间让我们幸福地继承。

失落了什么呢？正如本雅明的诊断：“然而这是一个在长时段中发生的程序。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倾颓时代的征兆’，甚至是‘现代性倾颓’的征兆，那就犯了大错，这毋宁是一个由具有数世纪历史的力量所形成的现象；这些力量使得说故事的人一点一点地走出活生生的话语，最终只局限于文学之中。同时这个现象也使得那消逝的文类，别具易感之美。”

因此失落了什么？多了，比方说活生生且不被污染的干净语言（罗兰·巴特所最介意的）、简洁充满叙事张力的说故事方式（卡尔维诺）、生命智慧和典型（卢卡奇）、音乐和声音（博尔赫斯）、欣然欢快的小社会（巴赫金），无限大的冒险想像世界（昆德拉）云云，换句话说，在一个“没有一个形式的获得和消逝比它更慢”的缓缓消失之中，改变的是整个世界的真实样貌而不仅仅是文学家的抉择取舍，这是在文学创作之先的东西而不是其结果，因此文学家的召唤只能是美丽的召魂，世界要长什么样子从不是文学家所能决定或更改的。

这里我们只谈“孤独”，也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用外祖母说故事方式”写成的《百年孤独》所直接标示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坦言他想写出的的确就是南美洲人的现代孤独，而不仅仅只是个好听书名而已。当然，孤独绝不是拉丁美洲的特殊处境，如果上帝把他抛掷到中南半岛、东欧或哪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依然会感受到巨大的孤独。

有关现代小说的孤独，本雅明说的是：“小说家则是封闭在孤立的境地之中。小说形成于孤独个人的内心深处，而这个孤独的个人，不再知道如何对其所最执着的事物作出适合的判断，其自身已无人给予劝告，更不知道如何劝告他人，写小说是要以尽可能的方法，写出生命中无可比拟的事物。甚至在生命的丰饶及其呈现之中，小说也揭示着生命之中深刻的意志消沉。整个文类第一本巨作是《堂·吉诃德》，而且在一开始便向我们展示一个最高贵的人，他具有雄心、胆识，热忱，可却又完全缺乏良好忠告，也不具丝毫智慧。”

小说的如此孤绝处境，尤其在现代主义书写到达顶峰，坚实可靠的世界完全瓦解，人如孤岛般的存在，我们从实人实物的深处挖掘想找出通则和共相，却只找到抽象而隔绝的符号和语言，人只剩下自己的灵魂可瞪视，但人自己的灵魂一样飘忽而且可疑，最终它同样由一堆符号和抽象文字所构成。

张爱玲很早就谈过这个，她说像蝴蝶停在白手套上，这么美丽，但隔得令人难受。

丰饶可感的实体世界

丰铙而且可感受的实体世界终究才是文学的最大支撑，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小说的起点总是真实的某个形象，像他自认最好的短篇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是他在一个荒凉小镇看见一个身穿丧服，手打黑伞的女人领着一个也穿丧服的小姑娘在火辣辣的骄阳下奔走的画面；《枯枝败叶》是一个老头带着孙子去参加葬礼；《没人写信给上校》则是一个人在巴兰基利亚闹市码头等渡船，沉默不语，心急如焚的模样；而《百年孤独》当然是全书的开头，一位祖父带着孙儿去看、去摸一大块冰。

本雅明所说“活生生的话语”，是这些话语真实联系于实体的世界、实体的人和事上头，怀疑这个联系的真实与否是二十世纪小说最沉重的怀疑，怀疑当然是极有道理的，但这怀疑总被鲁莽且聪明的人快速推到极致，极致之处什么也没有，只剩虚无。

这里，我们让卡尔维诺自己出来说话吧（基于某种说不太清楚的奇怪理由，我一直不想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谈他的书）。比较温和的话语是：“我认为人类的基本心智思维习惯，从旧石器时代先民从事狩猎和采集必需品为生，经由各历史阶段一路传承下来。文字连接可见的蛛丝马迹与看不见的、不在场的事物、我们渴望或害怕的事物，就像脆弱的临时吊桥，悬在深渊上空。”

比较急切的重话则是：“但或许这种缺乏实体的现象不但存在于意象和语言当中，也存在于这个世界本身。这种瘟疫侵袭着人们的生活和国族的历史，使得一切的历史变得没有形体，松散、混乱，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我的不安来自于我在生命中察觉到形象的丧失，而我所能想到的抗衡武器便是——文学观念。”

这些话，是在《意大利童话》采集编纂完成多年以后讲的，但我个人完全相信这仍是他当年花费心力完成此书时的最基本想法。

多余的人：读屠格涅夫《罗亭》

十九世纪的俄国伟大小说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等，每个人都有而且都得有众多的身份，不光光是我们今天职业分工概念里的小说家一项而已；他们也都得做诸多的事，写诸多种类和意图的文字，而不仅仅只是小说一种而已——这是彼时俄罗斯祖国苦难的召唤和严酷要求，也是小说家自身的决志而行，外来的和内在的驱力两者都有。

在他们中间，屠格涅夫原来是比较“纯粹文学”的一位，也是最情非得已的一位。屠格涅夫是彼时俄国小说家中最欧化的一个，有一个相当纯粹的西欧灵魂不当窝居在一个老俄罗斯的躯体之中，他的小说“气质”，毋宁更接近当时已不再参与革命、并开始向袖手旁观的自然主义倾斜的法国小说，事实上，屠格涅夫日后大半辈子也就住在巴黎（表面上为了追逐一段近乎荒唐的爱情，但不只如此），交游的也是巴黎一干自然主义的小说家如左拉、莫泊桑等等。

如此的“错置”，是屠格涅夫终身痛苦纠缠的原因，问题是，他又真的是一个温和到绝对可称之为软弱的人，当他那异于常人的聪明、敏锐和纤细感受，撞上野蛮反智的强大力量时，他总选择屈服，宛如宿命。从他生下来就有、那位不止一次活活打死奴仆的沙皇似贵族母亲，到他生前就有的、古老专制的俄国沙皇体制，到最后俄国年轻一代崛起、预告了日后布尔什维克的民粹主流——在这每一种斗力不斗智的历史现场，屠格涅夫总不战而溃。逃避，遂成了他一生最体面的应对策略。

还好他是一位天生的小说家——半开玩笑来说，小说家在这方面有点像殡葬业者，基本上，他们都是在苦难中才方便找到工作机会的人（如此，我们就知道格雷厄姆·格林在他《喜剧演员》中最终让叙述者布朗流亡成为殡葬业者，是多么有趣而且自嘲的隐喻选择了），惟一不同的是，小说家得利的苦难还包括自己，他还可以收自己的尸，当他输掉人生全部时，只要一支笔还在，他还是有机会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战场讨回来，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都是如此，只是输法的狂暴优雅程度不同而已。

屠格涅夫的错置和人生现实溃败，于是给了他一个，我们事后清楚知道，绝佳的小说书写位置，一种糅合了旁观者清的冷静理性位置和狂暴扯入的痛苦感性位置，由此，屠格涅夫不至于真如他人格特质地成为昏昏欲睡的自然主义小说家。他有自然流般和风细雨缓缓而来的作品如《猎人手记》、《烟》、《贵族之家》云云，但也有像《罗亭》这样结实而强悍的作品，更有趣的是，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家最狂暴、最引发如火燎原议论攻讦的《父与子》，也居然出自于这位软弱如苇草的小说家之手。事实上，即便是《猎人笔记》这样貌似柔美的田园牧歌小说，我们仍不难察觉出其间自然主义小说所没有的俄罗斯老风雷，就滚动在那些无知无识仿佛认命了千年以上的老农民老农奴生活底层。

也因此，在彼时议论横飞各成派别人人刚硬似铁的俄国知识圈中，屠格涅夫“柔软如蜡”（他的诗人朋友波隆斯基说的）的流体特质，使他的思维得以真实渗透了森严且彼此愈来愈难对话、愈不屑于相互了解的分明壁垒，成为一个最纵观全局的人——根本上，屠格涅夫颇坚守他欧化自由主义者的位置，但多少视之为自己难以更替的人格特质甚或不由自主的“命运”。他解释自己，带着几近是示弱的深彻反省，而不是自我护卫；他也积极理解对手，不是为着逮住对手的议论缝隙予以迎头痛击，而是寻求和解乃至于可能的对话融合之机，于是，他不只了解自己的长处，更深入自己的弱点；不只知道对手的空门所在，更不吝于注视并真诚肯定对手的最坚强部分。只是，这从不会是个愉悦的发现，而是包含着痛苦拉扯的寻求过程，和终极性的永恒撕裂。

这里，我们先来看屠格涅夫的一篇议论文字《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其实是一八六〇年他的一篇演讲稿——文中，屠格涅夫把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这两位不朽的文学人物对比为两种极端的典型，让我们想到稍前赫尔岑的著名譬喻，赫尔岑曾以罗马的双面门神杰努斯和俄罗斯的标志双头鹰来说明彼时俄国的西化派和斯拉夫主义派，“他们眼睛看向不同的方向，但胸膛里跳动的却是同一颗心。”

差别只在于赫尔岑的话说得稍早，在两造尚能维持风度彼此对话争议的美好时日里。

堂·吉诃德是纯洁无邪的理想主义者，他有永恒的、天塌下来也分毫不动摇的自我信念，并慷慨用整个生命赋予实践，不嫌恶衣恶食，不惧牺牲，不掺私利，更不在意任何人的讪笑侮辱，“奋斗目标始终不变使他的思想有点单一，想法有点片面；他的知识不多，再说他也不需要什么太多知识，只要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活在这世上，这便是最重要的知识了。”

如此简单的知识和坚毅不容变动的目标，屠格涅夫进一步指出，“堂·吉诃德有时完全像个疯子，因为最确凿无疑的东西也会在他的眼前消失，好像蜡一般在他的热情之火面前融化，”就像他真的把木偶看成活生生的莫尔人，把羊群看成骑士一样。

相对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则是个洞悉现实复杂世界的绝顶聪明之人，他分析一切，包括眼前万事万物，包括他自己的每一处弱点，包括他的每一个可能行动的结果，这不仅是“谁若在做出牺牲时认为先得核计和权衡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和获利的可能，那他就未必肯牺牲自己了”；更致命的是，如此的透明性等于提前为哈姆雷特的年轻生命带来终点，意义和价值在宿命性的乏味空虚中彻底瓦解，因此，哈姆雷特能做的就是“想”，一种极度发展到已是病态的思索不休，诉诸本能的行动早被取消，而仰赖意义的行动又提前被戳穿。

哈姆雷特便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者，但屠格涅夫精彩无匹地指出，哈姆雷特却是个诚实的怀疑主义者，这是他痛苦的根源。哈姆雷特用否定的眼睛看整个世界，但“他的否定并不是邪恶——其本身便是反对邪恶的。哈姆雷特的否定固然怀疑善，但并不怀疑恶，而且同它进行激烈的斗争。它怀疑善，是怀疑它是否真实和诚恳，而且它抨击的不是善，而是伪善，在伪善的幌子下隐藏的依然是邪恶和虚假——它的宿敌。”而如此诚实且细腻的分辨，所带来的终极行动困境便成了，“当应该加以破坏的东西和应该加以保护的东西往往混在一起、紧密相连时，又怎么把这种力量控制到一定的程度，怎么为它指明该在什么地方止步呢？……决心的赤热光彩，被审慎的思维蒙上灰色……”

由此，在一边是洞悉一切却注定无所事事的哈姆雷特们，另一边是半疯癫的堂·吉诃德们，屠格涅夫问了这么一个哀伤的问题——难道为了相信真理就得当一个疯子吗？难道一个能够自制的聪明人倒为此而变得一无所能吗？

七年长夜之后

一八六〇年这篇文章中，屠格涅夫之于哈姆雷特的解析和追问尤其精准，因为那等于是他为自己发问的，终其一生。

《罗亭》这部小说发表于再四年之前的一八五六年，大体上正是这个人生大疑正式叩问的开端。

《罗亭》是一部结构严谨、宛如一出戏的小说，清晰到几近肖像画般绘制出一种典型人物来，小说中他名叫罗亭，但却是彼时俄国上流社会和智识界遍在的人物，也就是所谓“多余的人”。

多余的人，说真的，事情倒没有字面上所显示的那么不堪，而是同时包含了几分自嘲的幽深意味。这类人，我们应该说，其实是古老沉睡如万古长夜的老俄罗斯帝国中第一批醒过来的人，负责叫醒他们的闹钟是彼时领先发展、领先自省也领先革命的西欧。但几无例外的是，由于当时阶级分割森严如死水的俄国现况，真正有机会在此第一时间听见西欧革命召唤的人，只限于拥有贵族身份、有食租者财富才可能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大学读书、没事持续思考、阅读舶来文字乃至于出国旅游赴西欧实地朝圣之人，而且通常他们的年纪不会太大，在沙皇大致呈同心圆的权力结构中不杵于太接近中心的位置，因此他们有充足的道德热情，有够用的时间、金钱和未竟野心，又没牵制着脚步的各式包袱，包括得用力护卫的既得权位、烦人的经验细节，以及要求舒适轻暖的不中用身体云云。

如此的年龄状态和恰恰好的社会位置构成了这样一批人觉醒的动人优势，但也不得不预言了他们的脆弱。毕竟，年纪和社会地位皆是在时间的四季变换中最流转凋落的稍纵即逝东西；除此而外，这一批人还有另一个近乎宿命的死角，那就是，在他们看向新世界沧海之阔轮船之奇、兴高采烈议论滔滔的同时，他们原本就四体不勤的贵族身份又让他们隔离于祖国广大的贫穷黑暗农村实况，也就是说，他们要拯救的是他们背对着的那些人，要解决的是他们并不了解的问题，而且人数之众多如星砂，问题之难不下于登天，那样蒙昧、反动、罪恶盘根错节的可怖实况，先不说真正对付起来何等绝望耗时，光是正视它就足以吓跑所有不解世事的热情。

问题是，他们要做的事、要拯救的人还不止这些。这是一批胸怀广阔如山如海的人，民族、国家的疆界限制不了他们，他们同时同情并串联整个欧陆各地的革命者，关心着全体人类的生活和未来命运。

当然，“多余的人”这个贬辞是稍后才被看破手脚流行起来的，一开始，这一批人都是英雄、是先知、是清醒的声音、是上流人舞宴沙龙的宠儿、是俄国稍有知识稍有良心的人希望之所系，包括一部分沙皇的实际行政官员都这么看待他们。然而，除了时光流逝、社会实况暗转这样持续的剥蚀力量之外，更致命的一击出现在一八四八年。一八四八年是怎么样一个年头？这是西欧革命风起云涌的最高峰一年（就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也发表于这一年，虽然这事于当时的西欧半点也不重要，至于马克思对俄国产生影响那更是一八七〇年以后的事了），也是西欧革命整体溃败且一切到此为止的终结一年，反动势力全面回头掌控整个欧洲秩序，而僻于东方一隅的沙皇也担心这场革命瘟疫蔓延过来跟着行动，除了断然出兵荡平匈牙利革命之外，更重要的是，沙皇开始展开俄国全境的镇压肃清工作，抓人入狱或送到西伯利亚，检查所有的言论和文字，并大量裁减大学生数额（革命者最大最直接的补充货源）以厉行“净化”，这就是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最黑暗的蒙昧时刻，从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五，历史上称之为“七年长夜”，赫尔岑并下过如此注解，“活过当时的人，都以为这条黑暗隧道注定是没有尽头的。”

在这整整七年之久的永夜中，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眼睛西望欧陆的这批人，死状最惨的当然也是跟着西欧滔滔议论的这批人——这里，我们简单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描述，“一八四八年革命既败，为法律和秩序势力所轻易压平的欧洲革命知识阶层信誉扫地，随后便是一片深刻幻灭的气氛，时人不复信任进步观念，也不复相信可借说服或具有自由信念者所能利用的一切文明手段来和平获致自由与平等。”“卡特科夫转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向正数，克鲁鲍特金离弃激进主义，巴枯宁签署一份言不由衷的‘自由’。”

至此，俄国的进步力量掉过头来了，浮上主流地位的是年轻一代的民粹主义者，他们轻视议论，强调行动，并对上一代的这批人展开严酷的批判，让他们真成了“多余的人”。

其中，我们尤其要说的是巴枯宁，这位最华丽也最空言的俄国革命过动儿于一八四九年在撒克逊一地被捕，一八五一年解送回到俄国，系狱期间，他甚没骨气地写了一篇忏悔告饶的自白书上呈沙皇——巴枯宁正是罗亭。

一出荒谬剧

屠格涅夫正是依据他昔时尊敬过、热爱过的巴枯宁为原型来写这部小说《罗亭》，这个文学掌故，揭示了这部小说真正的思维纵深，让《罗亭》一书显现了深沉的自省，而不仅仅只是对某一个或某一类孔雀般之人的辛辣嘲讽而已。

小说中，屠格涅夫安排罗亭这个人的出场，就是一幕宛若天神降临的戏，那是在某省城三等文官遗孀达哑·米哈伊洛夫娜豪宅的一场精心晚宴，所有的闲杂人等皆已到齐就位，巴巴等待着在宫廷担任侍从官、又是念黑格尔哲学的男爵大驾光临，但翩然现身的却是三十五岁的罗亭，这位身材高挑，“有一双水汪汪、亮晶晶、灵活机智的深蓝色眼睛”的不速之客，他代替有事缠身不克出席的男爵，却开口几句话就收拾了爱挑衅、爱故作惊人之语的人渣皮加索夫。他谈信念、谈文明、谈真理，也谈舒伯特、谈德国柏林和汉堡、谈大学回忆，还诗意地以一则斯堪的纳维亚的美丽传说作为整晚上天入地谈论的收尾，于是，在场久不闻新鲜空气的昏昏欲睡宾客像做了场好梦般全部精神奕奕地醒来了（皮加索夫除外），米哈伊洛夫娜的美丽女儿娜塔利亚眼睛无法从他身上移开，恋慕娜塔利亚的年轻人沃伦采夫对他因此又尊敬又妒嫉，至于有钱有闲的女主人米哈伊洛夫娜则当场决定非把这人留下来不可，这在往后的社交晚宴上是多么可炫耀的一颗钻石不是吗……

在如此忽然卷起的罗亭旋风之中，只有一个怪人不为所动，一个冷漠、不理会省城公众活动、普遍被看成怪人的地主列日涅夫。列日涅夫显然有不错的学识，而且跟罗亭还是旧识，但大概不是什么太愉快的记忆，因为他对众人眉飞色舞的罗亭现象谈论，总是不无愤懑地一桶一桶冷水浇过去。

然而，真正把罗亭打回狼狈原形的，既不是尖酸但浅薄的皮加索夫，也不是仿佛手握什么昔日不堪秘密的列日涅夫，而是爱情从天而降但仍异常坚强冷静的娜塔利亚——她遵循着罗亭的浪漫议论之路前进找到爱情，终点处正是熠熠发光的罗亭自己。小姑娘勇敢地向罗亭表白，但罗亭自己却在此节骨眼上退缩了。他当下的反应是，害怕女主人已知道这事，害怕女主人不同意，甚至还懦怯地担心女主人不再接待他不让他在此庄园住下去，但最终，罗亭还是因此风波不得不落荒而逃，两手空空，只带走积欠的两百卢布债务，“一俟我回到T省自己的乡间，就会寄出……”

文学的屠格涅夫，把偌大的俄国知识分子悲剧，结结实实地压缩在一个沉闷的小庄园里成型，成为一出线索清晰的荒谬剧。

在现实世界中自省

故事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结束。

屠格涅夫让罗亭留下两封信，一封就是口头交代债务，给女主人米哈伊洛夫娜的信，一封则给娜塔利亚——屠格涅夫心里想着，很可能正是巴枯宁在狱中写给“接待他的主人”沙皇那封著名的自白书。

以赛亚·伯林以为，巴枯宁在自白书中并非全属违心告饶之言，也包含了相当程度的真心话乃至自省，罗亭式的真心话和自省——“我生性并非江湖郎中，不过，这不自然而且不幸的困境（以事实言，我自己要对这困境负责）有时候使我不由自主，变成江湖郎中。”而更恳切的是，巴枯宁说他最恨的就是平静无波的人生；说他最热切渴盼的永远是异想天开之事——只要是异想天开什么都成——以及闻所未闻的冒险，永久不断的变动、行动和战斗；说他在平静的日子里总有窒息之感……

巴枯宁的自省，或说罗亭式的自省，大致只能穿透到这种地步为止，往下，得借助列日涅夫，或说屠格涅夫的眼睛才可能。

小说中，冷漠如局外人的列日涅夫不负责破案式的揭露真相，而是负责解说这一切的人，他在罗亭春风得意的时刻讲难听的话，却在大家打落水狗的日子里挺身为他辩护。他比任何人了解罗亭，那是因为他也曾听着罗亭的滔滔议论而两眼发亮并试图跟随而去，如同小儿闻听斑衣吹笛人的甜美幻惑笛声，那是他念大学心犹火热的年轻岁月，他正是上一个娜塔利亚，甚至还是一部分的罗亭，因此，列日涅夫便不仅仅是个透明不沾身的评论者而已，他的批判和辩护，其间于是有其极深沉哀伤的自省成分，而不是一场痛快淋漓而已。

也就是说，《罗亭》小说是屠格涅夫本人一次全面的自省，因应着一八四八后七年长夜这一场信念危机，一次对自我并不留情的自省，这是《罗亭》一书之所以极其特殊的理由。

小说史上，深切自省乃至于忏悔告解的小说并非不常见，尤其现代主义以降人回头紧紧瞪视一己的肉体和灵魂，说穿了不自省不忏悔还能写些什么？而即使在现代主义大驾光临之前，在比方说屠格涅夫所在那个时空里，我们也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分的小说，看到托尔斯泰的《复活》，这本来就是西方思维传统的很重要一面，可一路上溯到圣奥古斯丁作为一个清楚的地标和范本，再往前衔接《圣经·旧约》的先知书。

然而，《罗亭》不是这样子的忏悔之书，不是这样子仰头面对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审判者（不管真实的或虚构的），把一己的肉体和灵魂彻底剥光，就像你到大医院安排全身健康检查所必须做的那样，巨细靡遗从内部循环系统到表皮组织的霉菌感染云云，摊牌一样哪里也不放过，好找出罪恶的终极根源，以涤清自己，救赎自己。

不，屠格涅夫的困惑还没到这种地步，他仍有愤怒，对同志也对自己，《罗亭》是现实之书，还没从现实撤退同善恶本体的抽象论述世界里。欧陆的革命全面挫败，华美如花的论述和梦想（如巴枯宁所揭示的“一个新天、新地、一个迷人的新世界，在此新天、新地、新世界里，所有的不和谐都汇流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民主而普世的人类自由教会”云云）撞上冷酷反智但意志力十足的暴力，原来这么不堪一击，那些才气洋溢曾经如希腊天神的同志累累如丧家之犬，大家的原形原来是这么轻浮、这么虚矫不实、这么自怨自怜，以及这么懦怯。

尤其是懦怯，这是屠格涅夫最熟悉的，这构成了罗亭的性格主调。

乍看吊诡的是，在昔日大家快乐挺进时，那个看起来最胆小最不安、简直像偷偷跟在最后头的屠格涅夫，在此大撤退的一刻，反倒成了撤退得最慢最少的人之一。这不是因为他老兄动作迟缓跑得慢，也倒不是疾风劲草的原来拥有着什么不为人知饱受误解的坚毅本性，而是因为——我们这么说好了，他是一个敏锐纤细的小说家，而从不是个痛快开阖的煽动家革命者，他从来就习惯察看事物的必然缝隙，尤其是信念和实践之间的缝隙，梦想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因此，挫败是可思议可冷静解释的，甚至早在他内心深处一再预演过了，不是晴天霹雳，更非宗教神秘之事；也不代表你的目标信念不对，不是至善，从而不能在亘古的善恶大战中得到应许式的必然胜利。

没夸张的一飞冲天，就没粉身碎骨的高空解体坠落；不建构华美的巨厦，也就不会有轰然一声的崩毁。在《罗亭》小说中，甚至终屠格涅夫左顾右盼、畏畏缩缩的一生，他并未怀疑过那些基本的、普遍意义的进步价值，对他而言，挫败是绵密的、如影随形的，每日每时都发生的事，而不是一次猛爆性的总清算，也因此，屠格涅夫比较像个小病不断且久病缠身的元气虚弱之人，而不像个乍闻自己身罹绝症的绝望病人——绝望是对大大小小、千万头绪不同难题的一次抹平，接下来通常便是假设我们身体内部往一个不受我们操控的小尺寸恶魔，或我们的身体之外云端之上俯视着一个简直连上帝都对付不了的大号恶魔，我们把失败和犯错的责任丢给他，他正是一切人间之恶的真正源头，我们可能还是痛苦，但我们也因此很平静，因为道德责任卸下来了，可以入睡了。

这里，屠格涅夫坚毅杵在现实的纷扰世界不退，很带种很勇敢，这不是他性格使然，阻止他落跑的，是他认真的小说家身份，那个总是认真在拉扯的两端寻求可能的小说家身份。

最后的不期而遇

小说的时间飞也似的又过了几年，屠格涅夫让罗亭和列日涅夫这两个不对盘的老友再次不期而遇，时间是气氛十足的某个寒冷秋日，地点也是气氛十足的逆旅客舍——屠格涅夫在这种地方是很“小说家”的，往往准确到呈现出某种太理所当然的舞台效果出来，这方面他总是不如托尔斯泰的辛辣老练，也不如契诃夫的拙朴天然。

几年尘埃落定，列日涅夫仍是列日涅夫的样子，仍是个悠闲的地主，只更幸福地娶了沃伦采夫（已是娜塔利亚的丈夫）的温厚姊姊亚历山卓·帕夫洛夫娜；变的是罗亭，他个子还是高，但身子佝偻，头发也全白了，穿着的是一件带铜扣的棉绒常礼服，当然也跟它的主人一般破旧了。

从罗亭口中，我们知道他这些年仍四处游荡，寻求能接待他、以及接待他那些变换不休但从不改异想天开的人生大梦。他在莫斯科为一个雅好科学的老财主进行大张旗鼓的农业改良计划，在一个当朝显贵身边当秘书，碰到一位和他有拼（一样穷、一样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联手想将K省的一条河流改良成通航的水道，最终，又像四下碰壁的理想家如孔子般，看破现实一切，想将希望寄托下一代地教起书来，凡此种种——

太戏剧性的部分不谈，这段小说的“尾声”部分其实是很感人也深刻的，两个爱恨交织的老朋友，在伤痕累累跋涉过广漠让人迷失的俄罗斯黎明岁月之后，坐下来回忆并终于有机会和彼此说最直接的话——列日涅夫对罗亭说：“……你不能站住脚跟……是因为你身上有一种令你心神不宁的东西……你身上燃烧着热爱真理的火焰，”“我们的道路不一样，也许，正是出于我的社会地位、冷漠气质以及其他一些幸运的情况，没有任何东西妨碍我深居简出和做一个袖手旁观的观众，而你则必须到地里去，卷起袖子，劳动，干活。我们走的路是不同的……但是你瞧，我们彼此又是多么接近。我和你不是几乎用同一种语言在交谈吗？……我们是在同一种感情基础上成长的，要知道，兄弟，我们的人留下来的很少了；我和你可就是最后的莫希干人了！”“也许，你就应该这样永远飘泊，也许，你正是以这种方式来执行你自己也不知道的崇高使命，难怪民间有一句至理名言说，我们大家都听天由命。”

《罗亭》小说原来最末尾的几句是：“在这样的夜里，那些坐在家里，有一个温暖角落的人，是多么好呀……愿上帝帮助所有无家可归、飘泊四方的人吧！”——这呼应了稍前列日涅夫对罗亭温柔的最后叮咛：“但是请记住：不论你发生什么，你总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窝巢可以躲藏。那就是我的家……你听见了吗，老伙计？思想有它的残疾，应该也让它们有个栖身之处。”

是的，思想的确总不免有它的残疾，但也应该有它栖身之处。

又四年之后的归宿

一八六〇年，真实的时间，漫无尽头的永夜过去，在《罗亭》小说再版时，屠格涅夫为飘泊如九飞蓬的罗亭写出了最后的归宿，成为这部小说如今的结尾——罗亭当然没寻回列日涅夫的农庄，（懦怯的人仍有他最终的傲骨？）他随风去了更遥远更华丽、被本雅明称为世界首都的法国巴黎，小说时间注明是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当然就是革命风起又旋即被镇压下去的日子，在巴黎著名的某一处革命街垒，溃败奔逃的时刻，一名个头高大，身穿旧礼服，腰间多束一条红巾的白发苍苍之人，双手分持红旗和马刀，以尖细的嗓音大喊着仿佛要唤回人人救死不暇的同志，但枪手瞄准了他，一颗子弹穿透他心脏，让他“像只袋子一样，脸朝下倒了，就像朝谁跪下去似的——”

这个屠格涅夫又想了四年之久的慷慨赠礼，就革命的逻辑来看，以赛亚·伯林说，屠格涅夫给了罗亭一个巴枯宁没能做到的死亡、一个体面得其所哉的死亡。

再稍后，高尔基也说了一段话，仿佛作为列日涅夫说法的注解，更像罗亭的墓志铭——“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智慧的贫乏以及农民群众对自己任务的缺乏认识——我们就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实践家和行动者是更有用处的人物。他这个幻想家是革命思想的宣传者，是现实的批判者，他可以说是在开拓处女地，可是，在那个时代，实干家能干出什么来呢？”

高尔基革命语法的注解，倒是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所谓“多余的人”，是什么多余了哪部分多余了？针对什么而言多余了？生命本身的丰盈自在，一朵花一片云多不多余？我个人想，多余，基本上是一个功利性的用语，隐含了工具性的冷酷判准，惟有在现实世界某种单一性提问要求的大前提之下，才构成多不多余的判决，并由此延伸成为某种道德控诉；而现实的世界要求愈单一、愈迫切（这两者常常是二而一的）的时刻，多余的人、多余的事物、多余的才华和思维也就愈多，于是，铲除的召唤便有了合法性，就像屋子脏了乱了，你当然就得打扫、清理并把无用的垃圾倒掉一般。自由，便是容忍多余，可能的话，还欣赏并赋希望于多余，历史的记忆在在告诉我们，溢出我们当下认知和需要的多余，经常带给我们囿于自己有限认知、因此想像不及的礼物，这就叫惊喜。

因此，人的工具化并不只因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只是其一，而是来自单一的思维、单一的意识形态、单一的功利目标从而工具性的切割本来是纷杂、自在、丰富、完整的人。

而即使在大致单一结实的总目标之前，高尔基的话提醒我们，事情还是有着阶段性的变动和不同要求，毕竟，不管是翻覆性的革命或一步一脚印的社会工程，它对我们原本非工具意义的人最大的悲剧是，它往往是庞大的、耗时的、远远超越我们人寿的，于是，有限生命和有限才华的我们便不免在季节的转换中，成为见捐的秋天扇子或春日棉袍，成为一八四八年之后的多余之人。

时间也许是站在我们的信念这一边的，但时间却通常不站在我们个人这一边，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多么需要宽容和自由，让我们这些个个有残疾的人有栖身之地——这就是，如屠格涅夫的最后一句话，德米特里·罗亭。

最好的时光：阅读侯孝贤

你的幸福时刻都过去了，而欢乐不会在一生里出现两次，惟独玫瑰一年可以盛放两度。

——爱伦·坡

侯孝贤的四部电影，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连着四部，内容是一九七一年之前的自己，这是侯孝贤最言志的创作时期（如果侯孝贤也方便分期的话），更是他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

其中，《童年往事》就直接是侯孝贤本人二十岁之前，《风柜来的人》里四个年轻人，一如片名所明白揭示的，系由离岛的澎湖风柜过海到高雄大城市出社会讨生活，这部分大框架可能是虚拟的，但经验细节私情感细节也仍是侯孝贤的（现实里，侯孝贤自己则由高雄县半封闭性的公家宿舍北上来台北）；至于《冬冬的假期》和《恋恋风尘》两部算是借来的故事，但由于商借的主体是朱天心笔下和吴念真口中的各自童年一角，皆生长在那一段同质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侯孝贤吸取并再现出来并没困难，当然，最终我们不免看得到某些无法消化殆尽的异质成分留下来，形成题材和创作者之间的某种“距离”（还远远不足以称之为“断裂”），不像《童年》、《风柜》那样完全叠合一体成形，但这反倒也带来某种反觇和对话的趣味，视野被迫拉扯开来，眼前的天地因此扩张得更大更高旷。

说来好玩，我们的确在这段时期的这几部侯孝贤电影里看到极高旷的眼前世界，空镜头，长镜头，远镜头，有时更空更长像心思飞逸发起呆来似的或甚至盹着了过去，也有时远得看不清或至少分辨不清，得眯起眼睛并耐心等待猜测，蜿蜒于远远山边曲径的蛇状行进队伍，究竟是欣喜落泪的嫁娶还是哀恸逾恒的送丧之行，浮起沉落于田埂彼端，稻禾之上的那两个追逐人影究竟是扑蝶为戏抑或斗殴追打……最终，这还成为侯孝贤的电影美学和哲学（需要讲理解释的），再进一步成为侯孝贤的电影风格（由此再不必讲理解释了），成为我们乃至于全世界（侯孝贤便是以这四部电影奠定他全球性的巨大声名）尊敬他或忍受他的焦点所在，成为侯孝贤之所以是侯孝贤，于是我们还开玩笑说看他电影得自备枕头和望远镜，好看清究竟并“记得在这个镜头结束时叫醒我”。

不知幸或不幸，我个人认识侯孝贤于他尚未功成名就的时日，始终难以相信他沛然的创作力中有太多神秘近乎宗教天启的什么，再者，我也始终相信侯孝贤系直感的、注目于实物实事实人的创作者，这一切必定有更素朴更亲切的解释才对，因此，不晓得对不对，我总认定这个阶段的侯孝贤是个极专注认真到近乎谦卑的导演，他没分心改变自己的“大小尺寸”，以及和眼前世界的一贯相处关系和观看角度，相反地，他还转头回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岁月，电影镜头那些力足以仿制成上帝俯视穿透一切的多样功能他也没用，只让镜头单纯回复为人的眼睛，一种有着基本生理限制、会被阻拦、会有一定及远能力、也会看得到但看不懂的人的眼睛——这是侯孝贤曾经且一直保有的眼睛。

一九七一年之前，甚至于二十岁不到的小侯孝贤，还像微尘一粒般谁也看不见更无需看见的侯孝贤，也因此，他眼前的彼时世界相对总大了起来，高旷起来。

“小孩/旁观者”的位置

有回我们问侯孝贤，如果有机会而且有必要细说一次他自己的电影，比方说写本书什么的，他会怎么来。侯孝贤想了一下，直接讲起他小时候偷摘别人家芒果的事，果然还是从最实体的一株大芒果树开始——这株极大，枝桠极茂盛（很可能是相对于彼时幼小的侯孝贤而言）的老芒果树是别人家的，但当然一直是附近小孩觊觎并时时下手的对象。侯孝贤说他贪心又胆子大，别的小孩摘了就跑，他则采取“现场先吃饱再摘回家”的战略，也因此，他每回停驻在树上的时间遂被拉长，甚至树下来了大人乘凉下棋什么的，他还得无限期被困在枝桠绿叶之间下不来。侯孝贤说，这也是他电影经验的第一次震颤，原来有这样不同以往的位置，不同以往的角度，从人们脑门稍高之处静静看他们的活动（你甚至稀有地看得到大人的头顶了，虽然实质上没什么好看可言），原来如此。

这其实很像胖史家约翰·房龙“阁楼上的光”的读史启蒙经验，年龄相仿，打开眼界的观看高度角度也大致相仿，可说是房龙经验的台湾在地盗窃版——房龙在他的名著《人类的故事》序文中，记叙了小时候他叔叔第一次带他上家里阁楼的光景，他们推开尘封的天窗，望向日光下的外头世界，房龙的眼前便是诸如此类的光影明迷，众生芸芸。房龙说，对他来说人的历史就这样，就这幅图样。

而芒果树也好，阁楼也好，高度全都有限，没到云端，当不了上帝（如张爱玲那样“云端里看厮杀”），这只能是没事小孩的位置，是旁观者的位置——这两个身份本来就极容易重叠一起，还没被允许充分参与世间活动、从而相当程度透明的小孩，本来就一直是最干净的、最方便也最专业的旁观者。

这个“小孩/旁观者”的特质，其实一直在侯孝贤的电影中体现得相当清晰，它使得侯孝贤的影像在质地真实如纪录片的基础上，仿佛用双手的拇指食指再框出一个毋宁更舞台剧式的似假还真戏剧空间，同时存在着当下的专注（甚至极暴烈的专注）和永恒的心不在焉，交替着短暂暴冲和流水悠长的戏剧节奏，并敢于一再探试生老病死最深沉的悲伤但也一直不会失去“遗忘/重来”的必要回身空间。

由此，我们来看侯孝贤电影世界中的界线和越界冒险的问题，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部分，也是年龄老大之后最容易起乡愁的部分。

一大一小的背影

本来最经典的应该就是《童年往事》后头走回大陆老家的那一段，年幼的侯孝贤温驯地陪同失忆糊涂的老祖母，在某一个天起凉风日影翻飞的午后，写实地走上魔幻的大陆回家之路。但这太容易被粗暴的黏贴各种讨厌的政治联想和猜忌，因此，我们可以改选《风柜来的人》中的另一段，四个年轻兽性大发的澎湖大笨蛋，被大城市的骗子以A片为饵，花了好几百块只依指示寻到了施工中的大楼顶层，眼前豁然就是开阔无比的整个大高雄市全景，初次见面，尚请多多关照。

米兰昆德拉所说，人在无限大的土地之上，一种幸福无所事事的冒险旅行。

我个人一直相信，侯孝贤电影世界中独特的高旷悠长之感，是一种整体性的观影感受，并非技术性地真来自他偶尔也不免风格化的空镜、长镜、远镜云云，我想这些只是他尽力想捕捉并表述如此感受的必要和不得已手法而已，真正的高旷源自于人自身，源自于一个远比现在小（年纪、知识、经验、能力等等）的侯孝贤，曾置身于一个远比现在大的世界，在那里，冒险旅行才成其可能，或更正确地说，任何的行动都有可能变成冒险旅行，像爱丽丝追一只兔子掉入那不可思议之国一般。

但无限大的土地，无限长的时光是什么意思？无限只是个抽象的概念，不是文学、电影的可感对象，无限要怎样具象地、实物地来表达呢？博尔赫斯说用实际的、有限的数字（博尔赫斯曾引用吉卜林书中的两句诗：“一座如玫瑰红艳的城市，已经有时间一半久远。”）——如此实际、有限的数字，构成了远处的界线，构成了人向前瞻望暂时性的不可思议终站，但那界线之外，仍有东西，世界仍在向前伸展，你越过一个界线，还有下一个新的界线出现，以及你还是只能猜测、想像，新界线之外仍持续向前延伸的不可思议世界……无限，便是如此由一个又一个封闭你的界线，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越界英勇行动（即昆德拉所说的冒险旅行）所真实连缀起来的“实体”，在这里，无限不再只是空荡荡的“一个”概念，毋宁更像旅程，包容着时间、装满着奇异景观，并经由实践一步一步予以揭开的漫长旅程。

如此的无限感受，由持续的界线张望和持续的越界冒险所构成的无限感受，我们会觉得熟悉，甚至起乡愁，是因为人人都有过，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人生启蒙，我们所历经的童年和青春期岁月，大致就是这么一趟不能再回头的旅程。然而，在侯孝贤这四部电影中，他不仅回忆了自身的成长，也同时记录了台湾的童年，台湾的青春试探岁月，因此，土地本身空间本身不再只是个沉默的背景，一个戏剧场域——我们整体性地回想侯孝贤这四部片子，偶然还真会生出极其具象的奇怪错觉，我们好像真的看到侯孝贤和台湾一高一矮、一大一小走一道的动人背影。

一次又一次的越界冒险旅行

《童年》中理所当然有这么“初夜”记忆的戏，很滑稽，临阵才畏怯起来的阿哈动用缓兵之计（“先买个西瓜吃”云云）不成，被同伴拉去嫖妓，事后还赚到个小红包，以为此行的纪念。

但也就这么一场而已，与其说侯孝贤处理性经验非常节制，不如说他的回忆非常经验性非常现实，没被等在那儿那一堆烦人的性论述、成长启蒙论述所凭空拉动。是的，第一次性经验很要紧，在生命中也自有它不容抹灭替代的动人位置，但在此同时它也仅仅就只是一次（大型）越界、一个（大型）冒险旅行，并占用一个晚上的时光而已，我们生命中尚排列了一堆也一样要紧、一样令人震颤畏怯的越界和冒险旅行，以及一个又一个仿佛无止境的夜晚。第一次出门上学。第一次离开自己熟悉的巷道和游戏场域，踏入到不认识任何人、属于另—个（敌对的）学校学生居住暨活动势力范畴的陌生之地。第一次偷窃，不管是父亲西装裤小口袋里的零钱或隔壁家种的芒果莲雾。第一次逃学和老师上门访问。第一根香烟和打第一架，第一具收音机、第一张唱片和后来的第一次巷子里谁家买了大同电视。第一次坐在别人学校别人教室座椅上考联考。第一次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个离家或开刀住院。第一个人生丧礼。第一班毕业离乡到台北找工作的火车……

也正因为没被性启蒙的黑洞整个扯入，侯孝贤所揭示的世界才可能这么大这么开阔，或说保有最原初的、当时当地的新鲜开阔，从眼底的色泽形体、鼻中的气味、耳中的声音到皮肤的触感，每一种知觉都有用、都被动员也都因此都存放了记忆，一次又一次的越界冒险逼使人的感官高度警觉起来、精致起来，但这还不够，你还得极大量地仰仗想像力，因为陌生的事物未知的事物太多了，处处是缝隙，你得以一己的想像来补满它。这里，你参与的是你一整个人，面对的是一整个远超过你负荷的世界，经历的是光与暗交叠持续的完整时间，你不是只剩一点腺体、只接收得到寥寥几个异性活物的气味讯息、并只在夜晚幽黯角落猥亵活动的某种夜行动物而已。

旅行的终站之处

朋友詹宏志，在一篇文章中记叙了英国的一代旅行家查尔斯·道谛首度单人深入阿拉伯沙漠的一段往事——道谛新认识的贝都因友人哲德带他骑骆驼来到一望无际的沙漠边缘，问他能否吃贝都因人食物，问他是否真的决心入此不毛之地，最后叹气说：“听我说，卡利伊，如今你将与我们同住此地，你的银钱每年可托朝圣队带来，我们会寻一个女子予你为妻；你若生下任何子嗣，当你要离开这里时，苍天为证，我会照顾他们并视他们一如己出。”

詹宏志的感想是：“他要面临的不是一段行程，而是一场生命的选择，此去尽荒漠，欲入莫回头。口气如此慎重，气氛也就悲凉起来。”

然而，这特殊吗？不可思议吗？在我们和侯孝贤相共的那个世代，我们送人到火车站不就这个光景这般嘱咐叮咛不是吗？你听说小学里哪位同班同学要举家搬迁到不知道远在何处的台北大城市时，心中不也浮现过这样此生别矣的悲凉和誓言吗？《风柜》里不是也都有这样离开澎湖、《恋恋》里不是有这样离开九份山区的戏吗？

此去尽荒漠，欲入莫回头，我们谁会知道才没多少年后会来来去去这么简单方便呢，台湾头到台湾尾也就四百公里而已。

的确，彼时的台湾是远比现在的大，并在我们极目之处延伸向无限，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后一个界线，通常画在火车站，越此一步，其意接近死亡，因此亲人邻居皆来送行，慎重一如送丧。

当然，从地理上看台湾的大小是恒定的，同比例尺的地图上，澎湖和高雄就隔那指甲大的蓝色海域；而联结着九份和台北的火车轨道，甚至还是吴念真西出阳关那一条没变过，因此，土地的无限大，或说土地由层层界线所形成的无限之感，其实是生于人和土地的特殊关系之中，而且流水般时时刻刻变动着，不恒定，不驻留，不成客观规则，而是情感的、伤逝的历史。

这些层层叠线是怎么来的呢？来自我们各方面能力的极限，而在侯孝贤电影中，这些极限既是一己身体的，也是社会的，公领域的——我们最先意识到的极限总是身体的，比方说你的眼睛就只能看那么远，两只脚就只能走那么远；再来，我们也会察觉出我们所拥有的工具，从数量到质量，它们总是有其极限，比方就持续以我们的运动及远能力来说，我们所拥有的交通工具、道路系统乃至于使用代价，社会的不同时期，不同进展阶段，皆有其不同极限，从而制约了、限定了我们的生活作为；然后，我们的心智自有其极限，这其中更高比例是社会性成分，比方说我们社会当下的基本知识和讯息所构成的所谓“民智”，我们的家庭亲族结构，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的道德规范和法令规章，我们一时一地笼罩着的大大小小意识形态等等，在在都参与了或部分决定了我们心智的活动能力和可能范畴。

因此，当侯孝贤认真地回忆着自己的成长岁月，台湾遂也同时记忆了自身。

从台湾和侯孝贤这一大一小的冒险旅行背影中，我个人也因此才得以解开一个结，一个我对侯孝贤电影始终耿耿于怀无法苟同的结——那就是侯孝贤电影中屡屡呼之欲出、而且充满向往之情的侯孝贤式“黑道情怀”，我曾不止一次白纸黑字严厉批判过。以为这种游侠列传式的、水浒式的、罗宾汉式的“不义的反面即等于正义”概念，只是侯孝贤个人过度浪漫、过度一厢情愿的虚假想像，那种东西从没在我们人生现实中真正存在过。

但漫游的身影让我想起瓦尔特·本雅明的一段话，出自于他那本神奇优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提到大仲马的《巴黎的莫希干人》一书，书中的主人翁决定跟随他抛在空中的纸片去寻求冒险，但在城市之中，“无论游手好闲者循何路而行，结果总是被引导着走向犯罪”。

原来如此。原来黑道正是侯孝贤在无限大的土地冒险旅行的终点——或更正确地说，在侯孝贤无所事事的旅行中，物换星移，像昆德拉说的一样，土地开始长出了人工建物，长出了栉比鳞次的大楼，遮住了人望远的目光，拦住了去路，并总把人引导向犯罪。侯孝贤的黑道情怀，事实上是生动的记录了这趟旅程的终点，他停在城市和乡村的暧昧接壤时光之处，不偏不倚就终止在这里。

不再回返的幸福

这正是我把这四部电影称之为“最好的时光”的真正意思，绝不是比较性地、甚至排他性地小觑侯孝贤就这么点能耐，只这四部好东西，而无视于他日后完整雄大、如总其大成的《悲情城市》和《戏梦人生》，以及他更后来勇气十足深入陌生城市之中的作品如《南国，再见南国》、《千禧曼波》等等；更不是某种老“左翼”的制式乡愁，以修改历史和记忆的方式，硬说某一段贫穷、封闭、蒙昧的岁月远比今天强千倍万倍云云。

所谓最好的时光，指着一种不再回返的幸福之感，不是因为它美好无匹从而我们眷念不休，而是倒过来，正因为它永恒失落了，我们于是只能用怀念来召唤它，它也因此才成为美好无匹。我们的青春岁月正是这样（其实它可能过得极苦极糟糕），而正如侯孝贤所启示我们的，青春还只是如此幸福时光的一小部分而已。

每个好的小说家、好的电影导演都至少有这么一部幸福的小说或电影，像《百年孤独》之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像《夏先生的故事》之于聚斯金德，写完拍完就再没有了，因为它不是源生于概念（源于概念就容易复制了，不管它属技艺性质或人生信念），而是源生于最实体的、最原初的浑然经验，只能有一次的经验——你很难说诸如“我再次尝到了第一次性经验”这样的话，除非只是某种隐喻的说法，或硬拗。

第一次的、最原初的经验就只此一回，像打开就走气盖不回去的汽水一般，它带来了惊异、害怕、兴奋和茫然，我们总是全身震颤起来，从头到脚整个身体动员起来，因此，我们对此的记忆不只保留在脑中心底这一处，它还藏在眼中，藏在鼻中、耳中、舌上，还有折叠在皮肤之中，随时可能又被碰触到，随时被叫醒。

每个好小说家、好导演都有一部如此幸福材料铸成的作品，侯孝贤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他同时也记忆了台湾这不会回头如单行道的幸福时光。

十年后的今天

最终，我个人还有几句话想说，想对此刻手拿这四部昔日电影的人说——我先假设您一定在当时、也就是电影拍成如火如荼上演的时候就看了这四部电影，此番只是重看，而我真正想说正是，这是对的，该是我们重看这些电影的时候了。

这是我个人近日里常常思考的一个题目——我相信，所有好的书好的电影都应该重看，也因此，我们往往还得拥有这些书这些电影，甚至多少记忆它。拥有，代表你可随时重新开启的“再阅读”，而记忆则是最彻底、最深刻的拥有形式，意思是你从此随身带着它，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持续进行着的“再阅读”。

为什么需要这样？因为过去所有的经验一致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令人很沮丧的事实——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尤其愈是深沉愈是丰富愈是创新，我们总是很难在第一眼就准确看清它抓住它，就算幸运抓住，我们也很难真正地、面面俱到地掌握住它完整的美好，原因很简单，它总是整体地或局部地，超越了我们当下的阅读准确，包括我们的知识准备，情感准备以及道德准备，于是我们一定得多给自己一些回身的空间，好容纳尝试、思考、积淀和消化。

侯孝贤这四部电影也是如此，尤其它们皆生于当时那段台湾新电影风起云涌的特殊日子里，回想起来这些电影仿佛不是电影，而是两军对峙的交锋战场，商业和艺术，保守和进步，本土和舶来，精英和大众，反省和享乐等等等等，搞得每个人都像身披铠甲一般，看场电影像参与一次歃血为盟，像投一次票，像完成一次仪式一般，这么紧张，这么心有旁骛，我们怎么有机会好好看一场电影呢？怎么有可能不错过其中的完整细节、讯息和情感呢？

十年生死两茫茫，十年以上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改变很多事，这期间，台湾仍持续向前，我们的人生也一样不得不持续向前，但至少，有些纷纷扰扰的尘埃是落尽了，我们的一些回忆、一些思绪于是可以开始水落石出起来。

最近听某人说回忆，解释为什么我们总是随着自己的老去，愈发地容易想起童年，想起我们最原初的时光，只因为——那些最早来的，总是最后一个离开。

从种族一神到普世一神：读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

古尔德是我个人这些年来最喜欢、最真心叹服的古生物学者，可能还不只是古生物学这一项，还包括他生物学背后的哲学思考，以及他幽默动人的书写讲述技艺。就我个人阅读所及，台湾至少出版了他四部著作，每一本都值得一读再读，其中《达尔文大震撼》书中谈到一段弗洛伊德的精彩发言，有关人的生物演化大关键，究竟是先完成直立的两脚行走？抑或先完成今天我们引以为傲的、以为真的让我们从鸟兽虫鱼中卓然分别出来的硕大“巨脑”？

超过百年以上，包括就事论事的古生物学者，也包括最侈言空想的哲学家文学家，绝大多数都把答案押在“巨脑”上头——人之异于禽兽几希，的确这样，从昔日解剖学乃至今天的基因蔚然成风研究，无不得到近似这句中国古老智者之语的结论，然而，当我们抬头看今天的“末端成果”、看眼前世界被我们人类单一一个物种搞成何等模样，我们人又多奇特多真实差异地从芸芸物种之中悍然独立出来，包括和我们生物条件几无差别的聪慧黑猩猩。因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相信，这跑不快、跳不高且根本飞不起来的脆弱人类，所可倚仗的断非生物性的肌骨筋肉，而是“智慧”，或科学点、唯物点来说，大脑。

然而，弗洛伊德却选择站人少的那边，他断言，“人类的文化之所以能发祥，起源于我们的祖先采取了直立的姿势。”——三句话离不开“性欲”本行的弗洛伊德以为，正因为我们采取了直立的姿势，所以人类的感官才从嗅觉改变成以视觉为主（多精巧的发见！），此种降低嗅觉地位的变化，使得女性对男性施以性刺激的主要方式，从原本断续性的发情期气味散发，转变成雌性生殖器官的连续性视觉刺激，因此，人类不是在短暂的排卵季节才进行功能性的交配，而是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有性活动，如此持续性的性活动，让人类发展出更稳固的“配偶/家庭”关系，从而人类的特殊文化活动堆积才成为可能云云。

今天，人类早期化石，尤其是南猿化石的持续出土，把胜利判给了弗洛伊德这一端：直立的确是先完成的，大脑只是直立之后的自然衍生物或副产品。但古生物学者的解释远比弗洛伊德的性欲注目来得素朴且全面，就像奥卡姆简明扼要的话：“人类站着走路，所以获得自己的特性；也就是在双手自由之后，才可以得到心智的自由。”

古尔德（以及一干直立派的生物学者）进一步说明，双手解放出来，不再如兽类的前肢受制于着地奔跑的功能（平坦厚实的掌心和平行而生的指头），可执行更精致复杂的抓握之事，开启了往后的工具和武器的制作，这才带动了相应于双手如此功能的必要脑部发展。或更完整来说，人直立起来，这个新的姿势，有机的牵动了整个生物结构的配合变化，从腿骨、盆骨、脊椎到颅骨的外表形态到内部构造的一系列变动，比方说腿骨得更强壮、更富支撑力好独立支起整个直立的躯体；比方说盆骨部位的因此调整使雌性的阴部向前移，从而适合正面的，所谓“正常体位”（只对直立的人类而言正常）的新交配姿势；比方说更有趣更重要的，我们喉部的发音部位因此和猿类有了微差，能发出更复杂、多样、精致的声音，人类往后的语言发展，在这里意外地取得了决定性的第一步等等。

是这些精致的新功能出现，才再进一步牵动了大脑的了不起发展。

说大脑是衍生物、是副产品，并没要否认今天一个人皆可见的素朴事实：人类今天暂居于万物之上，拥有伟大（或作恶多端）的力量的确主要来自大脑——这里，古生物学者溯回洪荒的时间之路，只是忠诚地为我们揭示事实。生命持续浸泡在偶然的、随机的大海之中，面对当下的、局部性特殊性的环境敌意作出一次又一次细致的调整、回应并奋力突围向前，很多日后证明是最重要、最强力的成果和发明，往往并非始料所及，在最原初既非目的，其发展路程也不是直线。就像古登堡当时发展了印刷术原为了传教，却让人的知识因此取得惊人的传布力量反倒瓦解了神；就像我们今天消耗量惊人的男性圣药“伟哥”，本来是因为心脏血管的治疗功能而生的，却在更形而下处找到沛然莫之能御的威力。

这种随机的、不存在终极意志和目的的生命进展“模式”，通常会让人沮丧、爽然若失，但古尔德建议我们由此去欣赏生命的丰富、缤纷和自由，去欣赏生命如何在次次不同但持续施压的天择底下各自勇敢前进，这正是他另一部著作《生命的壮阔》书名之所从来——我也建议我们至少先记得如此“模式”，这会提供阅读这本《摩西与一神教》另一个有意思的视野。

摩西，一个被杀的埃及人？

《摩西与一神教》是弗洛伊德对人类思维世界的最后一次贡献，或说最后一次闯祸，它事实上由三篇（三波）论文所组成，其中第三篇的《摩西，他的人民和一神教》直到一九三八年春天他逃离欧陆抵达英国伦敦才发表（当时弗洛伊德说：“我又能讲话和写作了——我差点说成是‘和思想了’……”这是颇辛酸的告白），这时他已高龄八十二了，而整体成书则还要等到来年的一九三九，事实上这也正是弗洛伊德撒手死去的一年——因此，这本尤其对弗洛伊德本人犹太裔身份极具爆炸力的书，的确有种打了就跑的意味，至少如果愤怒的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他（根据《圣经·旧约》，系承传自摩西律法的古老犹太刑罚）也来不及了。

今天，我们所读《圣经》的前五篇，《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到《申命记》，习惯称之为“摩西五经”，这个并不精确的称谓，并非断言犹太人的“信史”由此开始，但一般比较信靠历史而非宗教的学者倾向于相信，犹太民族的模糊建构成形可由摩西作为一个起点，如《利未记》的祭司阶级建立并世袭，如《民数记》的十二支派分割确定以及人口普查，如《申命记》的律法订定云云，由此定点，犹太人才回头回忆之前的约瑟、雅各、亚伯拉罕、诺亚直至亚当夏娃，拼凑出他们的来历和创世神话，因此，摩西是犹太人的第一个先知，也是第一个民族英雄，他把犹太人从埃及法老王统治底下带领出来，也把犹太人从蒙昧不明的历史之中带领出来。

但弗洛伊德却说摩西是埃及人，一神教是埃及宗教，而且摩西还被他的犹太子民所弑杀，一切荣光归于外族，源自敌人，光是这份勇气和想像力，这本书就值得我们一读。

但这是真的吗？我想，一开始就急着问这样的终极答案尽管很人性，但却是不太恰当的。正如弗洛伊德说的，“如果所流传下来的关于过去的一切，都是我们称之为传说的，一些不完全的和模糊的记忆，那么，这对艺术家来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可以自由地根据他想像的欲望来填补记忆的空白，来描绘他希望根据他的意图来再现那一段时期。一个人几乎可以这么说，传统愈是含混不清，它对于诗人就愈有用。”因此，比较正确的方法是压住我们对真假判定的渴望，好好欣赏一次思维的诗意演出，把疑惑保留到路的末端再来下判决，甚至不下判决，留住疑惑成为我们再思索再学习的强大驱力。

这部诗意的《摩西与一神教》，如果我们不从论文分篇的角度，而从编织论证的角度来看，它明显断成两大块，前半是弗洛伊德在《圣经》经文、传说和历史材料的采撷拣择，后半则是个“打回原形”的数十年如一日的一贯心理学老本行老主张。很清楚但多少有点狡狯的是，其中真正居指导作用、属于弗洛伊德“意图”或“想像欲望”的，显然是后半段才露出的心理学主张这部分（“创伤”“压抑”“记忆/失忆”“弑父”“禁忌”“图腾”云云），由此坚定的指引，弗洛伊德选取了他所需要的历史材料和解释，包括埃及史上短暂出现如昙花又旋即消灭的“阿顿神”一神改革、包括摩西的埃及王室身份或说童年奇遇、包括利未人祭司阶级的身份来历之谜，以及细琐但让人会心的，摩西不善言辞的圣经明文记载，需要由亚伦代言，弗洛伊德以为这正是摩西埃及人不懂犹太语言、需要同步口译的证据（至于摩西初次需要口译的谈话对象是法老王，要说服他准许犹太人离开，这就没办法面面俱到，只能说是传说的变形了）。

总的来说，在这个充满想像力的弗洛伊德剧本之中，真正关键的是摩西死亡这件事，不能让他如《申命记》最末尾，登尼波山，站上毗斯迦山顶遥望许诺的迦南地，咫尺天涯的孤独平静死去（“年一百二十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而是摩西得被忘恩的犹太人弑杀，让这个滔天罪恶蔽入代代传说的幽黯处，成为犹太民族的“童年创伤”，历经漫长历史的潜伏和压抑，最终以尖锐的一神信仰（以及“救世主死后复活”“原罪”等等）显现出来，这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神经症的公式：“早期创伤—防御作用—潜伏期—神经症发作—被压抑事物的部分回归”。对无神信仰的弗洛伊德而言，宗教本来就是一种幻觉，一种典型的神经症状。

至于剧本中最灿烂夺目“摩西是埃及人”这部分，相对来说，毋宁只是情节辅助和美学效果——摩西又得死，又得在不整个推翻旧约记载让他继续带领犹太人旷野流浪一整代人，便有必要把活太久的摩西（一二〇岁其实在旧约早期人物中已接近夭折了，像诺亚活了九五〇岁，亚伯拉罕一七五，以撒一八〇等等，这是个有惊人长寿基因的谱系）一分为二，断成前“埃及人摩西”和后“米甸祭司叶忒罗女婿摩西”两人，好分别赴死和前进；同时，摩西是埃及人这个宣告，的确为本书带来惊怖的、夺人耳目的暴力美学效果。

但这里却也透露了弗洛伊德本人的某种思维模式，一种静态的、单线倾向的、甚至太严谨因果秩序的思维模式——此种十八世纪理性时代倾向（或变形）的模式，要求弗洛伊德为“犹太一神教”这个重大而且日后撼动整个世界的重大发明找出单一根源，如果我们将一神教视为抽象的、后泛灵崇拜的、得冥想建构起宇宙完整层叠秩序的进步宗教产物，那显然不太合于彼时逃生救死不暇乃至只知杀戮掠夺的草创犹太部落，因此，一神教得另觅出处，顶好是源于另外一个相对进步文明的社会，于是久远辉煌的埃及便适时适所补了进来。至于埃及彼时的宗教信仰、哲学思维和社会空气是否相应于一神信仰、足堪成为如此一神信仰的孕生土壤，急躁顽固的弗洛伊德显然是不管的。

未完成的一种

然而我们得说，把一神教推给埃及历史一个短暂、暧昧乃至可疑的出处（极可能只是某种奉神之名的权力斗争或某个法老王的心血来潮狂想），并没真正面对一神教的发生问题，遑论解决——当然弗洛伊德没任何义务要帮我们解决这事，他的论文注目是犹太而非埃及，但这总让我想起一个俚俗的台湾民间白吃老笑话，说某人到饭馆点了炒面，又和老板商量用炒面等价换成包子，吃完老板问他要钱，他理直气壮说：“包子是拿我的炒面换成的，为什么要钱？”“那你得付炒面的钱。”“炒面我又没吃，凭什么要我付钱？”

宗教者普遍相信“神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这种神迹，但比较正确的是“人依照自己的形象造神”。所以英国的凯莱特在他《宗教的故事》书中心平气和地说：“无可避免的是，所有的神祇都只是人的创造，而部族的神则是各部族所创造的，他们明确地表达出他们的民族特性，正像一本书显示其作者的风格一样，但他们绝不能在智力和道德上超过那些创造他们的人。”——也就是说，个人的创造发想可以离奇地、远远超越其身处的时代，然而，宗教崇拜由于牵涉到集体的人，因此不得不受制于集体公约数的智识道德水平，也因此，宗教信仰便烙着社会进展一时一地的特殊印记，我们考察昔日宗教信仰的同时，其实也相辅相成地丰富了我们对彼时社会状态的理解。

如此说来，便不是弗洛伊德“该不该”为我们进一步揭示一神教根源的问题，而是他这种找出单一出处便安心存档到此为止的思维方式，很可惜地无助于（甚至取消了）我们对犹太民族长期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实况和日常生活方式的思索理解，从而也让我们失去了对一神信仰的再深一层探问。

所以，俄国的巴赫金准确地指出弗洛伊德（及其宗派）的一贯大毛病：人在此理论中仅仅被当成一种纯粹的生物现象，脱离了他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基本上，一神教不是“射出成型”、一次完成的独特封闭性概念，而是历经了长时间发展，变异，并随着社会历史的进展时时得作出必要调整的崇拜思维；它真正的精义甚至还不是神的数量问题，从而在一神和多神之间划开壁垒分明的两方。事实上，某些一神崇拜的实质内容和多神崇拜并没太大差别，比方说北美印第安的祖尼族便是单纯的一神信仰者，祖尼人相信宇宙中只有一个神阿翁纳维洛纳，由他创造世界并统治。

同样的，犹太一神教之所以特别，不在于它是一神教完成品，而恰恰在于它的未完成，它不断变异、更新，充满弹性以符合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这个能耐，从而使这个原是小部落的、只知残酷杀人掠夺的、几近是实体的一神，最终发展成普世的、公义爱人的、超越时空的神。最原初的犹太人并不能预见如此的变化，而在过程中他们甚至是极力抗拒，事实上，在最终一次大跳跃由犹太神升级成普世神时，犹太人并没真正跟上，犹太人钉死了耶稣（罗马人本来打算放了他），又三番两次意图杀害关键使徒保罗不果（罗马人保护了保罗），犹太教和基督教便在此正式分道，犹太人也从此永远背负着杀害救世主的罪名，让后来对他们的迫害有着方便的借口。

种族争战的时刻

当然，多神崇拜在最初是比较“自然”的，因为一开始宗教并不是一组结构漂亮的道德系统，或甚至一整套宇宙秩序的思维。最原初的崇拜和道德殊少牵扯，它毋宁是功利的，如弗雷泽说：“宗教被认为是一种超人的控制自然发展或人类生命进程的抚慰或调节力量。”问题在于，人的欲望和恐惧是多样的、多层面的，一如他的生存有诸多需求，他要食物，要生殖繁衍，要面对生老病死，要防御陌生人的杀戮掠夺，要晴天要雨水，要免于不定时暴烈袭来的毁灭性厄运云云，他需要多种正面的神秘力量帮助他抚慰他，也需要巴结多种邪恶力量以躲避攻击。今天，我们站在某种除魅之后的历史点上，当然可以说这些是“幻觉”，就算这样这也不是“一种”特定的幻觉，而是诸多细碎的、黏附于生活的幻觉，并不急于组织起来，因为人们在意的是崇拜是否“有效”，而不是首尾逻辑一贯秩序井然。

因此，要问从埃及出走、流浪于旷野并觊觎迦南牛奶与蜜之地意图暴力夺取的犹太部族何以把神凝结为一，也许我们可转而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人们的多元需求尖锐地收拢成单一需求？最显著是在有着单一巨大危难到生死存亡几乎一线的特殊时刻，就像今天各民主国家护卫着多元民主的宪法，同时也都有紧急权力赋予掌权者的特殊设计，人们甘心（或不太甘心）抛弃或至少冻结自身的多元需求及其权力主张，以换取一个强大的臂膀好先度过眼前难关再说。

因此，尽管糅合了神典（E）耶典（J）、成书晚于公元七世纪，但今天我们看《旧约》，尤其是“摩西五经”里的犹太一神耶和华，基本上仍清楚保持着种族动员的暴戾形象，彼时的耶和华是战神、部落神、火山神，或他自己最爱自称的“忌邪的神”，颁布诸多惟一死刑的简陋律法而殊少道德关注（种族动员时亦是道德冻结时），他通常严格要求击杀战败外族的一切有生之物，不留活口，最仁慈的一次则要求大卫王用绳子丈量俘虏大小，“量二绳的杀死，量一绳的存留”以斩草除根对手的一切可能战力。其中更代表性的是《撒母耳记上》的一段记述，彼时犹太的第一位国王扫罗，不管是基于一念不忍或贪财，只是放过了亚玛力王亚甲一人和畜群没杀，由此便大大激怒耶和华，决定要将这个新国家“赐予比你更好的人”。

另外，彼时犹太人的基本生活形态十分简单，游牧加掠夺是他们旷野流浪一代人的生活基调，不像农耕者安居者有诸多生活牵扯诸多需求，适合此种部落战斗纵队的形态——也因此，最终仍保持这种部门战斗一神纯粹性的，不是后来建国定居并改变生活方式的犹太教基督教，而是持续留在沙漠呼啸来呼啸去的回教徒，他们才是禁绝一切偶像崇拜的真正一神教者，连实相的绘制雕塑都不允许，这也是回教世界几何式美学和文字书写美学高度发达的原因。

然而，这样的神，这样的种族动员毕竟是寂寞的，人的多元需求只是暂时被压抑而不是获得解决，人的诸多恐惧（如生育）也不是只知战斗的耶和华所可抚慰，时间一拉长，便有出边出沿的危险，因此早在《出埃及记》旷野流浪途中，便有犹太人回头铸造金牛犊（西亚一带的传统丰收神）的背叛情事发生；而真正不可避免的危机，尤其出现于犹太人在迦南地取得决定性胜利、占取丰腴土地可定居过好生活之后，《圣经》中有两段有趣的记载，一是犹太人立王正式建国的事，另一则是耶和华神殿的延迟建造和其最终完成。

立王的事在《撒母耳记上》，当时犹太人群起向先知撒母耳要一个正式的国王，撒母耳（以及他所独占的耶和华）十分不悦，但拗不过群众压力只得应允，撒母耳这里讲了一段恐吓但不失意味深长的话：“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这里，开启了祭司阶级神权统治和世俗主权统治的长期斗争，但也说出了势不可挡的犹太人新生活方式，直接冲击了沙漠战神耶和华，人们不止要灭绝外族，还要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立神殿之事则散见于《撤母耳记上》和《列王记上/下》之中，最早起意为耶和华建神殿的是大卫王，但耶和华拒绝了（或说独占耶和华的祭司阶级拒绝了），说他一向住惯了帐篷，喜欢“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这像极了习惯争战、在豪华宫殿中就是拘束别扭的单莽英雄（扫罗就是这样的人，他在皇宫里经常性失眠，要大街唱催眠曲才能入睡，但一回到沙漠山边便呼呼痛睡，几次差点被割脑袋都浑不自觉），这事一直要拖到下一任的所罗门王才取得妥协。所罗门是第一位世袭的国王，意味着新王国已稳定下来，这是犹太人财货堆积的最富裕时刻，也是世俗王权空前绝后的攀上顶峰。

一神崇拜真的是很难坚持的一种信仰方式。离开了沙漠，离开了游牧掠夺的简易生活形态，离开了尖锐的族群动员，国防部便只是内阁八部二会之中的一个部门而已，就算你转而在哲学解释上、在道德建构上，把这个神推到全宇宙最高处也没用，因为像笛卡尔或斯宾诺莎这类人毕竟只是极少数秀异怪人，一般芸芸众生关心的不是这个“创造者”“第一因”“最高意志”云云，这距离他们的需求和恐惧太遥远了，一般人关心的毋宁是庄稼和畜群是否长得好，家中媳妇能否顺产，生病会不会痊愈，可否避开厄运等等生活现实之事，因此，即便在层级分明的多神崇拜中，最高主神如古希腊的宙斯或印度的梵天，往往并非人们崇拜的焦点（中国人更是对创造天地的神一点敬意也没有），人们经常性打交道的是管丰收、管生产、管家中厨房的这些“不怕官只怕管”的关系密切小神，甚至花更大力气讨好恶神或邪灵，希冀他们不要作祟，像印度人祭恶神湿婆，像台湾人祭天公只一天，却花一整个月时间去伺候七月亡灵，在我个人住的乡下，七月普渡到现在还是最盛大、最花钱的崇拜大事。

也因此，建国成功的《列王记》时代，遂成为《圣经》中最哀怨的篇章——负责摹写《圣经》草本、手握历史解释人权的是神权的基本教义派（先是祭司阶级，在祭司阶级纳入行政体系“腐败”了之后，则由旷野来的愤怒先知接手），他们不会因人们过得更好而欢欣，只会因人们忽视了耶和华而哀痛暴怒，在这里，原始的部落种族一神面临了第一次的存亡关键，也走到了第一次的蜕变关键。

建国绝望之后

夸张点来说，真正“解救”了耶和华一神教的，是犹太人坎坷的现实历史命运——他们顺利建国，但整体来说既不安靖也不长久。不安靖，是他们的睦邻之道无方，王国始终陷于征战，而且自身亦很快分裂成北以色列和南犹太二国，这让王权的世俗化进展顿挫，也让坚守“神权/种族仇恨”的基本教义派有持续用武的余地，可以顽强地站一旁一而再、再而三用信仰纯度来检验王国并伺机夺权（先知以利沙便在北以色列成功发动一次残酷的政变）。我们今天从《圣经》记载看，王国的任何挫败，不因为军事训练出问题或统帅无方、赋税制度不良、吏治腐败、行政无效率、社会正义不彰等现实错误，《圣经》对此没只字片语的省思，挫败的原因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信仰纯度不足，不尊耶和华为惟一真神；解决的方式也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烧掉巴力、基抹等神的祭坛，杀尽那些崇拜异教之神的祭司和所有人民。这正是V.S.奈保尔在他考察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回教国家的《在信徒的国度》一书中所重复看到的骇人现象，也像台湾今天任何现实大小问题都可归结为“因为有人不爱台湾”这个世纪末的新一神一样。至于不长久，则是犹太这两王国的终归覆灭，亡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之手，开始了“巴比伦之囚”的时期，也开始了犹太子民二千年无国可归的漂荡历史，世俗王权失去土壤，又剩宗教抚慰的旷野。

但经历过建国失败、又目睹巴比伦王国壮丽顶峰的这一代犹太人，却有了“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的迥异经验，他们的视野被打开，原来世界这么大，不只是西奈半岛到约旦河流域这片不毛土地而已；原来流满牛奶与蜜地的迦南地并不是天堂，只是一方窄小的寻常居所而已。而且在尼布甲尼撒尚称宽容大派的统治王国中，他们接触到两河的、希腊的、甚至东方古印度的文明及其哲思，原来宗教崇拜也可以是沉静的、深邃的、有内容的。

基本教义派仍在，仍占据发言的主位，但也有不尽相同的声音开始发出来了，《圣经·以赛亚书》在沉郁绝望之中，开始有“公义的神”的论述呼吁，一部分犹太人也不再寻求回迦南地，他们仍保有对耶和华的信仰，但仿佛对于建国一事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兴致，只愿意在祭典期间朝圣般回故土神殿瞻拜——巴比伦之囚以后的犹太人，有了面对广大真实世界的“渺小感”，征战、掠夺、灭绝一切异族异神的疯狂种族动员之路看来已是井蛙之见行不通了，黏附在其上的一神也就得改变内容了。尽管讽刺，但人类经验却历历真实，我们总发现在角力的战场上居于劣势，我们才想到、或至少才愿意开始讲述公平正义、讲述平等、讲述四海一家。

这个新省思原来只是一个小支流、一种边缘的异质声音，混杂在更悲愤、更激越、更多末世宗教神秘幻觉的（如先知以西结、但以理等）基本教义叫嚣声中，不易分离辨识出来，但却是日后耶稣定的路。日后的拿撒勒木匠之子的耶稣，拒绝做犹太人的王，拒绝做如《士师记》里那种被耶和华兴起、领军作战的狭隘民族英雄，这是他旷野沉思受炼四十昼夜的深澈决定（他曾站上最高的山头，看着眼前的万国及其荣华，这是极动人的一幕），也是他著名“山中宝训”的内容，那看似温柔的、再寻常不过的普遍性道德劝诫，放在犹太人源远流长的种族一神中，既是超越的，也是激进的，因此，他成了基本教义派眼中的背叛者，非死不可。

然后是有着罗马公民身份、也有着不同文化准备和国际视野的关键性使徒保罗接手了，耶和华的一神信仰正式传向异国由他开始，犹太种族主义和森严律法的妥协乃至取消也由他开启。《使徒行传》中记叙了一场在耶路撒冷召开的宗教会议，会中保罗说服众人作成决议，宣布外邦的皈依者不必如犹太人行传统割礼，决开了种族束缚的缺口。

从基本教义派来看，从传统的种族一神来看，耶稣和保罗的确是大反叛者，然而，古尔德的“直立/巨脑”演化模式告诉我们，这个最原初可能只是偶然的、副产品的、因应着种族动员而生的原始犹太一神信仰，却在长期演化蜕变后显现了巨大力量，从而成为发展主体，甚至还抛开了再无力跟上的犹太人——他们奉献给世界的，不是摩西的种族一神教，而是“耶稣/保罗”的普世一神教，神的名字和数量相同，但内容已撤换殆尽了。

从最角落之处开始

这里，我们尝试把一神教从幽微的埃及远古一角，拉回现实的历史现场，绝不是为着质疑弗洛伊德勇悍无比的历史剧本，事实上，正是弗洛伊德这份无畏指向自身种族的过人勇气，给予我们启示，也给予我们鼓舞。

站在弗洛伊德辞世达四分之三世纪的今天，夸张些来说，弗洛伊德的价值，不在于他是个说对话的人，而在于他是个说错话的人，他那些英勇到几近鲁莽、漏洞一堆但却充满启示力量的错误话语和主张。

读过弗洛伊德生平传记的人很容易发现，他的阅读准备、他的交游、他的生涯之路多么不同于一般撼动世界的哲人——在惊动整个世界之前，他一直只是个封闭于专业操作的心理医生，同时也一直保有着专业人士惯有的自身经验限制和固执，当他决志要为他临床经验所得的心理学理论找出源头，指向历史起源和生命起源时，他封闭性的自信和封闭性的专业外知识贫乏，给了他鲁莽的、不为错综矛盾知识细节所困的古怪勇气，说最冒犯道德的话，也说最冒犯常识的话，最终，还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神秘主义倾向。

巴赫金用宗派主义说他，其实是相当公允的，弗洛伊德像什么？他其实很像《圣经·旧约》里的旷野先知，他们专志封闭在一己世界中，独思独学而无友，思维过程中不受干扰，也缺乏校正，因此，他们的主张总是过大的、疏漏的、激烈的、甚至是残酷的，不宜家宜室，但充沛着冲决思维边界的力道。

除了一己的专业性封闭，弗洛伊德还宿命性地陷身于一个更大的历史封闭性情境之中，那就是他的犹太子裔身份及处境——在人类思维的进展路途中，我们也很容易发现，犹太人远远超越人口正常比例，宛如繁花盛开般不断产出巨大的头脑和心灵，让世界更丰腴，也让世界更危险，像马克思，像爱因斯坦，像本雅明，学历史的人会补上布洛赫，崇尚自由主义的会想起以赛亚·伯林，学电影的人会举出伍迪·艾伦，几乎每个思维的领域中都有犹太裔大师的身影。

这个怪异现象完全没生物性的理由支撑，是个巨大的历史之谜，但我们很可能联想到，这极可能和巴比伦之囚后的犹太人历史处境有关。他们栖身在每个国度的边缘位置，既站在身处的特定社会之中，却又永远被隔绝在外，他们有着宿命性的脆弱以及随时扑面而来的危险，因此他们总得是复杂的，又得是高度警觉的，在世人安然酣睡之际，他们仍被迫得神经质地思索防备。

也因此，实在不必要为一神教找一个堂皇的、显赫的历史身世，只因为改变历史的巨大力量，通常总是始自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启动于一个不打眼的小小变化，永远有着始料未及的诡异演化本质。这一个当年希罗多德提都没提一字的小部落，这一个来自南方沙漠一角的小火山神，乃至于日后一个连身世都可疑的穷乡木匠之子，而他们不仅很长一段时间宰制着几乎整个地球世界，还差点让我们相信他们管辖着整个广漠无垠的宇宙。

恶的魅力：读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橘子》

名导演库布里克拍过两部很有名的电影，或正确地说，根据两部英国小说成功拍成电影，一是克拉克的科幻名著《二〇〇一太空漫步》，另一是我们手中这部《发条橘子》，乍看之下两部的内容、气息和指向并不相似，但只要稍稍看下去就可发现并非出自于随机的选择——库布里克显然对“未来”（尤其是英国人想像的未来）有着难以抑制的关切之心，当下现实边界的超越和冲决有魅力地召唤着他，并且对乌托邦式的预期有他的忧虑。不管这些“未来”系以乍看广漠无垠的星际之旅（可柔美地配以《蓝色多瑙河》的华尔兹圆舞曲），或以某一封闭如炼狱的罪恶市街的游荡形式所幻想、所臆测出来，这也使他“借力使力”的拍电影方式仍显现出自身的心志视野及其复杂性，让他仍是一位有基本重量和性格的电影创作者。

当然，这两部名片在台湾的命运并不相同，库布里克自身的“统一”被彼时台湾戒严冷凝的现实给割裂开来——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二〇〇一太空漫步》，因为电影里叛变的歹人是电脑，联想不到掌权的政府，同时叛乱所在的国度是星际太空，亦不在我们宪法坚持主张的管辖范畴之内；相形之下，《发条橘子》就刺激多了，那种虽然标示发生于未来、却仍在我们伸手可及寻常大街的残暴杀戮情事，彼时“管得太宽”的政府当然担心我们也在大街游荡的年轻人学坏，因此，《发条橘子》一直是部禁片，绝大多数的人只闻其名，了不起看到的就那一两张剧照，乖戾的构图，颜色，以及乖戾装扮的年轻人乖戾的眼神，噩梦一般。

电影和小说的关系相当密切，但终究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创作载体，使用不同的语言，有着不一样的表达能耐，因此，尽管改编自小说的电影非常多，却很少有较像回事的原小说作者对此影像成果感到满意的，尤其愈好的原著小说愈如此。这里，《发条橘子》的原作者安东尼·伯吉斯大概列名于最愤怒那一个层级，理由不尽然是库布里克的拍摄成绩，更牵涉到一则罕见的出版公案。

这段极度激怒伯吉斯的往事，在本书作者的引言《再吮发条橘子》中讲得很清楚，也骂得够淋漓尽致——简单讲，是美国纽约的出版公司引进这部小说时要求删去原小说结尾的第二十一章，而库布里克的电影又改编自这个提前到达终点的美国版本，梁子就架在这里。

原书被删、被改、被禁甚至被烧掉，在漫长且多不义的人类历史中，这从来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我们这一代人亦曾亲眼瞧见，并不觉骇异，然而我们得说，《发条橘子》一书逾大西洋到达纽约化为小一号的发条枳，好好的二十一章凭空蒸发，其实是极少见极有趣的（对不起啦，伯吉斯先生），因为美国出版公司甘犯伟大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动用剪刀，基本上不来自小说原来的结尾太血腥太罪恶不忍卒睹，有道德顾虑和社会责任云云，而是刚刚好倒过来，美国人惟恐天下不够乱而认为原书的结尾太“软”了，不想让这个一心为恶的未来年轻人这么简单就金盆洗手改过迁善，他们要他轰轰烈烈干下去杀下去，因此，就让小说硬生生煞在他恢复作恶能力那最辉煌最幸福的一刻。

这个“倒置”的删改，不但让我们收集到一个很另类的出版案例，也多提供了我们另一个读小说的思维入角，尽管这有点把快乐建筑在伯吉斯的痛苦之上。

来自老欧洲的道德选择

《发条橘子》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年轻一代忽然叛变的奇异年代，全书工整利落地切成三部——第一部基本上是犯罪小说，以“我”（亚历克斯）为首的teenage四人帮游荡街头，杀人、吸毒、抢劫、轮暴样样都来，时间设定在未来，但大致上只对书写者放胆想像罪恶有意义，它其实也可看成是当下现实的，是《麦田捕手》的地狱版；第二部则是二十世纪典型的反乌托邦小说，亚历克斯在作案后遭同伙出卖被逮，政府以他为实验对象，通过一个复杂的思想改造疗程，彻底拔除他作恶的能力，让他一起暴力或性的念头就恶心呕吐；第三部是现代主义意味的小说，丧失作恶能力的亚历克斯被放回他熟悉的昔日街头，却发现自己成了所有人的沙袋受气包，毫无抵抗自卫之力，他先选择跳楼不死，遂决定“治愈”自己，让自己能跟从前一样杀人做爱。美国版本就戛然停在他功力恢复、可重回江湖那一刻。

至于失落的二十一章，则是又成一尾活龙的亚历克斯，在咖啡店偶遇昔日哥们彼得，彼得是当年惟一没出卖他的人，他结了婚，还带着妻子乔治娜，这个全然新鲜的影像“忽然”打动了亚历克斯，让“已经十八岁”的他也想为自己找个老婆组个家庭，然后再生个年轻岁月四下闯祸作奸犯科的儿子云云。反思的语气仍放得很硬、很乖戾，但这个无预警的一百八十度逆转结局的确把整部书带回成青春成长小说，一部过度夸张狂放岁月的青春成长小说，桀惊不驯只是一种年龄状态，会不由自主地暴烈而来，也会不留痕迹地退潮而去，因此，它既是青春的一种特权，又是一场短暂且自动治愈的麻疹，这个发现让我们安心，也让我们愿意保持宽容和无比的耐心，宽容什么等什么？等那些两眼直直发亮如四下寻仇的小鬼过他十八岁（或再等两年，二十岁）生日。

我们知道，小说写下去总会程度不一定的挣脱书写者的意志控制，不会百分百如作者的意，但这里，我们先来想作者本人原来打算干什么——发条橘子，会刻意取这么一个怪书名，通常说明作者是有清晰意图的，甚至摆明了要为小说本身设定某个封闭性主题。同样道理，作者本人愈谦卑，想整体呈现而不试图手指某处给读者看时，如此旗帜鲜明、重点提示的题名方式就感觉不对劲了，因此，这样的小说通常不会有铿锵费解的名字，而是很平凡的、不加任何着色的，甚至大而模糊之的以小说发生的时间背景或场所背景为名，以至于我们总觉得写小说的人“不太会为他的小说命名”。小说史上，契诃夫大概就是这种最不会为自己小说找响亮命名的人，他的小说名字总是《福利演出场散戏以后》、《一个未必可靠的故事》、《在河上》、《匿名氏故事》、《三年》，或直接就叫《无题》。

发条橘子，依据作者伯吉斯自己的解释，是那种上了发条才会转动的老玩具装置，装在看起来甜美多汁的橘子上，因此这橘子是赝品是假货，没自身意志，不会自行转动云云。当然，我们所知的各国品种橘子包括英国产的，通常既没有自身意志也不会没事自己转动起来，因此，伯吉斯在为小说构思和命名之际，脑中大概闪过某个我们也听过的地理学寻常描述：“地球的形状就像一颗橘子。”（因为不纯圆，而且表面有高低凸凹。）这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书里第一代老阿卡迪奥疯狂于天文学时的重大发现：“地球是圆的，跟橘子一样。”

只是，当人类已在月球上建起殖民地的同时，他们还用“发条”这古老玩意儿吗？连我们这代小孩都快不知道装小兔子赛跑的强力电池为玩具动力来源了不是吗？——这种极“进步”年代的比比皆是活化石存留现象，一直是幻想小说总难以避免的盲点（谁有兴趣去查查看比方说《一九八四》书中有多少这种事？），它总受限于书写当时的现实配备，无可厚非，只供我们莞尔一笑，这说明未来的不透明和人预见能力的近在咫尺，提醒我们得谦卑，为未来的诸多可能留一些必要的余地。

好，不管怎样，不管橘子有没有地球的隐喻，英籍的伯吉斯通过“发条橘子”此一诡异的书名，意图逼迫我们看到又四十年后今天仍深具意义的古老问题，那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尤其是其中人的“道德选择权”的问题。尤有甚者，伯吉斯还表里如一地在小说实质内容中，尖利地凸显“人为恶的自由”这一侧的棘手道德选择，以乖戾不驯到准备打架的姿态，极其挑衅的书写策略来逼问世界。

保卫人的自由，这殆无疑义，今天就连独裁者都会说、都敷这样牌子的面膜。但要保卫到什么地步？人的自由意志行动可多宽？界限在哪里？这却是个极不易回答的问题。毕竟，就算审慎如以赛亚·伯林所主张自由主义不可让渡核心的“消极自由”，为人所构筑起来的最后自在空间，我们知道，它仍不是彻底封闭性的，它仍衔接并不免影响外面的公共世界（或说其他人的一个个私密空间）；它仍不是排他性的、独占性的存在，它仍和他人的私密空间叠合且处处犬牙交错。理论上，在此最后的“私人空间”（本雅明的用语），你乐意开心高兴做什么事不必人家管，你可以为恶、可堕落、可看电视一整天不求上进、甚至可伤害自己（比方说英国便一直存在一个主张人有权自杀的团体，写《中午的黑暗》一书的著名小说家库斯勒便是其中一员，他也果真依自己信念自杀告别这个世界）。但实际上，你点起一根烟摧残自己肺叶，仍有二手烟通过扩散作用飘出去据说一样严重危害他人；你开心唱首拿波里情歌，偏偏管束不住的音波所及范围就是有人龟毛不爱听；你积水容器养殖出来原本只以你为食的蚊子，偶尔也飞外头换换胃口，散布登革热云云。

尤其当你愈来愈神经、愈来愈意识到自我及相关权利，而且拥有愈来愈多可记录可追踪各种细微交互作用的工具仪器如今天时，这原本就暧昧不明的人我界限就愈发划不出来了。

如此困境，基本上还不至于让自由的普遍信念破毁，但在现实世界的个别场域个别事物，我们却极容易察觉这个界限不断在后撤处处被攻穿——这个侵蚀力量一般并不正式挑战自由的普遍信念，往往它照样奉自由之名行动，更多的时候它根本就不上升到哲学思维论述的层次（因此，自由累积了千百年丰硕的哲学思辨遂毫无用武之地），它就一事论一事，用当下的计算取代长远杳邈的理解，它只像善意的公共工程建设，或像个必要的医治疗程（亚历克斯在囚狱期间就被迫如此），它剥夺的部分，认定是你人身自由非必要的那部分，甚至是不好的部分、会造成危害的部分，因此去除掉这部分就跟割除个肿瘤一样正当而且迫切，这不仅保护了周遭可能因此受害的所有人，还慈悲地保护了不知死活的你，伴随这个行动最常听到的一句口号便是，“这只对那些心怀不轨的人造成损失”。

公共建设除非直接冲击到你家，一般不大有人会有异议，因此，这样的行动极容易得到社会正当性的确认；如果，再配合某些受害实例的展示（这种实例总难免，这是自由主义的痛处），带点恫吓来摇撼人们原本就有限地耐心，收效益宏，比方说，传自美国且愈演愈烈的禁烟运动便是这样，而更大更成功的实例可能是新加坡这个无菌企图的城市，这都是今天我们认真在学习认真在追赶的对象。

这方面，欧洲人一直比较冷静、比较厚实有耐心，这极可能是历史真实经验使然，他们和这个纠缠盘绕的麻烦自由相处最久，也为此付过最沉痛的代价（光是直接死于战争、屠杀、迫害的就远远超过一亿人），因此不得不对于自由面临滴水穿石式的浸蚀性威胁保有高度的警觉（绝非巧合，西欧国家同时也是进步社会中最不随美式禁烟运动起舞之地，甚至还全面或有限地开放大麻，他们当然也知道其代价，但还是认为这该诉诸人的道德选择而不是立法禁制）——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同是英国人的自由主义大师小密尔，便坚定不受惑于某种开明专制式的善意和立即性效果，对于这种今天仍有相当多人认定是“最好政治制度”的统治方式，小密尔质疑的不只是其长时间几近是必然的腐化质变问题，他以为，这种社会生养不出能自我思考、肯自我承负道德责任的公民，他们将习于懒怠、懦弱，像长不大的小孩般总是把问题交给掌权者解决，这绝不是短期的那点诱人效益所可替换的。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要想进一步提升道德知识水平，要想增加文化思省的厚度，要想铸造出相应于我们经济水准的公民社会，真的该多点欧洲，少点美国。

不容易一言蔽之的恶

如此看起来，《发条橘子》以维护人作恶的能力和自由来尖锐凸显道德选择的问题，的确非常刺激、非常抢眼，但对于本来就对道德自由可能代价充满疑虑的非欧洲社会，可能不见得是好策略。

人为恶的能力和自由有什么好保卫的呢？这里，我们比较心平气和来说，问题关键可能先在于，人的为恶能力并非有专职的器官或身体里哪一部分负责，因此，它不真是肿瘤，可以清楚利落地摘除了事，这是我们大体上可以首先确认的。

而恶是什么？这是有人类以来，或至少从人类意识到自身存在开始，一路追问至今的大哉问，我们用宗教、用伦理学，用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几乎所有可能的途径来追踪它、发现它、攻打它，当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因此，这也等于告诉我们，不能琐罗亚斯德式地大剌剌回答“恶就是恶”，有清晰辨识在身供我们一眼认出来，且归属于恶神所管，和善神统治的另一国泾渭分明对峙并永恒争战，这不必思考，只要打就行了。

恶绝不只是抢劫他人、伤害他人、强暴他人如《发条橘子》首部曲描述的那样子而已，伯吉斯为亚历克斯所安排的一系列恶里，坏得太单纯，坏得太没意思，坏得毫不见暧昧毫无纵深，以至于这种为恶能力的被剥夺既不让人惋惜也难让人同情。事实上，我相信有很多读小说的人还会觉得这太便宜他了，这样的恶棍人渣合当千刀万剐，死不足惜——因此，《发条橘子》基本上比较合适当寓言来读，很多内容细节是禁不住逐一细究的。

什么样的恶会让人低回、让人甚至嗟叹不忍呢？我们知道，很多所谓的恶是特定历史特定时空的产物，它违反的并非某种普世的、共时的道德和人性，它不幸冲撞的只是它当下社会的单行法秩序、禁令、意识形态乃至于这个社会的蒙昧和集体骗局，冲撞到如柏拉图所说“强权者的正义”。比方说，在太多特定历史的特定时刻，你可以杀一个人杀很多人没事，但你不可以在仪式进行中踩死一只青蛙或面露微笑，你不可以主张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事实，你不可以离群索居让别人对你不放心不晓得你在干什么，你不可以竭力去阻止一场杀戮战争的爆发，你不可以穿错衣服乃至于生错长相或孕育于不应当的父母，你可以杀一个人或杀很多人不仅没事，而且会功成名就变成受崇拜的英雄，但你不可以拒绝参与冷血杀人，否则你就是叛徒、卖国贼、汉奸、通敌罪人或卖台集团——这里，我们用一般性的描述来列举，而不采特定历史个案的指涉方式，是因为这一类冲犯当下社会被判定为大奸巨猾从而粉身碎骨的事太多了，层出不穷还万古常新，绝不是偶然，如果只是偶一为之那当然就不是什么问题了，那就跟总有些不幸的人莫名被雷打死一样，我们只需要瞬间的恻隐或私下为他默哀三分钟就够了。

某些当下的大恶，在另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另一个时间，都可能是高贵的、和平的、正义的，甚至是“进步”的；某些当下的大恶，我们更在当下就或隐或彰地觉察到，它可能更契合我们内心底层的道德命令。

因此，追根究柢来说，不是要保卫谁谁为恶的自由，而是穿越广漠历史不义所艰辛学习的必要世故，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自己当下对暧昧善恶的分辨和判决能力，于是，在我们警觉到自己必定受制约于当下的知识限制、道德限制、和意识形态限制而不察而无从挣脱的同时，我们遂不失明智地愿意为彼此保留一点回身的空间，并慷慨地愿意为此付一点可忍受的被冒犯、被侵害的受苦代价。

因此，更追根究抵且积极地来说，我们还愿意承认掺杂于恶之中但难以分割的清醒力量和进步力量。进步，从另一侧看便是原有秩序的修改瓦解，因而总是有程度深浅不一的暴力锋芒，我们从历史的进步经验考察，绝大多数时候进步总是难以控制的，甚至根本无从预见，所以马克思把如此不免暴烈的前进过程譬喻为“分娩”，尤其在生命要冲决而出那一阶段，孕生它的社会母体总是有阵痛伴随，重要的不是暴力（即使是马克思，他只是认定这不可避免，因此也就不必害怕更无需讳言），而是进步的成果。暴力，在这层意义下，是这么一股强烈的历史元气。

元气淋漓的恶

所以说，恶为什么有时会吸引我们？或说，恶为什么堪称恒定地持续吸引每一代相当比例的人？其间，可能有人的幽黯和人的嗜血性被撩起，也可能人类代代总有一定数量的绝望之人尖锐地希冀改变，只要改变、只要击碎眼下的秩序，怎样都好，所谓的“惟恐天下不乱”便是此类身处谷底之人的怨毒呼声，因为不可能更坏了，任何改变遂都成了向上提升，就跟你站南极点上朝哪儿去都是向北一样。然而，恶的确挟带着某种逼人的沛然元气，是我们在温良恭俭让的秩序世界久违的了；恶也多少暗示着未来之路的由此改道而行，让在固定秩序逻辑底下已渐呈透明、渐呈已知、渐呈可推演可预见的没意思未来重又陷入浑沌不明，让我们的想像力活过来，可重新赋予希望，乃至于一厢情愿地投注以任何不现实的、非条件的、异想天开的奢望——我们得说，即使是“正常”的人，乐意依当下的秩序循规蹈矩而行，但其间，每个人总有一些不见容于此一秩序的多余才华被搁置，总有一些想望被剥夺，总有一些念头被压抑，总还有一些“很久没做又很想做”的事悬挂在那里像霉菌偷偷在脚趾隙缝间生长一样。凡此种种欲求不满，没任何完美秩序可真正满足它们一治而不复乱，也没任何森严且高效率的秩序可真正消灭它们永绝后患，这里，自始至终有个讨价还价的不变过程暗地里进行着，一俟秩序趋劣，不满抬头，恶的魅力便顺应着要求改变的声浪而跟着水涨船高起来，愈看愈觉得像一位长相可怖、但能为我方杀敌征战的强大战士，他狰狞的面容因为此刻朝向敌方而暂时不可怕了，只令人更热血贲张。

而即使在秩序仍有效运作、我们也还奉公守法的风和日丽家居时刻，恶仍带来平静日子里的刺激和抚慰——只要它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像动物园中好生关着的吃人狮子老虎，你不觉得笼子里的猛兽永远比那些温驯的草食动物更有魅力、更吸引大群游客围观品头论足吗？双髻鲨、鲸鲨那种掠食者的游姿，也比那些给人吃的鲭鱼鲤鱼鲷鱼都漂亮不是吗？

白纸黑字的《发条橘子》，被好好禁锢在书籍内页的坏小子亚历克斯于是甚有魅力地吸引我们，在我们领受到伯吉斯要我们铭记在心的“人的道德选择权”之前，我们先就感觉到一种淋漓而危险的元气——就像名导演侯孝贤喜欢说的：“这个人‘气’很足。”众所皆知的，那种压不住的青春力量奢侈泼撒在罪恶黑街的绝望绚烂，一直也是侯孝贤电影恋恋不舍的主题。

更吸引了六〇年代当时把《发条橘子》引进美国的纽约出版者——我们晓得，六〇年代那个年头，恰恰好是欧美社会的年轻人忽然集体冲撞资本主义秩序的时候，而且整个反叛形式又像一场青春热情的勃发迸放，尤其纽约，这个城市一向自认是整个美国引领风骚的进步窗口，它是二次大战之后新的世界自由之都，也同时是普世排行首位的行恶之地，如《圣经》中的索多玛蛾摩拉，自由和罪恶的极致在此如洋流汇合，应该不是偶然，在根源之处它们原本就是同一个东西，纽约，便是如此一朵最鲜艳最芬芳的恶之花，是波德莱尔来不及居住的新故乡。

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纽约人，是最知道也最受诱于罪恶迷人魅力的。

这么说，并不是要为纽约人删除二十一章的无礼行为开脱（尽管在当时他们取得了伯吉斯本人的“勉强”同意），这只是再一次让我们印证小说总不随原作者全然操控的自由本质，并且彰显出恶的单纯魅力。伯吉斯想用一个疲软无力的自我觉醒尾巴拉回它来，但在小说中，他明显说服不了真正的亚历克斯，而在现实世界里，他更明显说服不了浸泡于自由力量和罪恶力量的纽约人。

罪恶的力量远比伯吉斯想像的要强大不听使唤，人的自由意志困境和道德选择代价，亦远比伯吉斯以为的要复杂沉重，伯吉斯揭开了这个潘多拉盒子，却没办法妥善地关回它，这无可厚非，并不因此让《发条橘子》成为无力收拾的失败作品，这反而始料未及地引领我们走上更漫长也更质地真实的道德思维之路；这更是必然的，如果我们拉开阅读的距离，从人类对罪恶的漫长追索历史来看，那我们会更释然，这伯吉斯要能简单收拾得起来那才真见了鬼了，那才真叫世纪大奇迹。

小说揭示问题，写得愈好的小说揭示着愈大愈沉重的问题，也因此愈发不容易寻得抚平一切的简单结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一个有自由信念的人、相信道德自由和道德责任的人，即使他这一刻只是个小说阅读者，他应该还是不至于像个要糖吃的小孩那般，硬要一个可让自己安心入睡的小说结尾，他总是愿意承受不完满，肯耐心和心中的疑惑周旋，以换取自身思维和抉择的自由。

这就是《发条橘子》，有二十一章的完整版本《发条橘子》，但我们知道事情并没因此告一段落，它才开始。

乌托邦之路：从柏拉图到莫尔

是的，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乌托邦”一词，便来自托马斯·莫尔的这本书，但乌托邦这个概念不是，莫尔这部据说完成于一五二八年的历史名著其实只是普世性乌托邦概念的一个版本而已，只是乌托邦概念长河的中途一站而已，只因为人对更好或甚至完美世界的渴望是遍在的，久到几乎和人的存在等长，广到几乎等同于人在地球之上散居分布的实况。

现实有苦难，人有希望，这是乌托邦想像的真实基础——毕竟，凡有井水之处，总是就免不了就会有苦难有挫折，并由此催生出来相应的希望，而当苦难和挫折巨大到某个临界点（至于临界点何在，则因人的忍耐力、敏感程度和未来预期的不同而异），人的希望便跟着膨胀到产生质变：它或者更接近绝望，不再眷恋并彻底挣脱苦难的现实而去，冥想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美好世界来，这是某种宗教救赎的、或说某种心理治疗意义的乌托邦概念，这种乌托邦的建构者比较自由比较轻松，他只要穷一切想像可及的尽可能美好就行了，不去考量其实践的可行性，更遑论拿回到现实世界来使用，因此，他所揭示的与其说是一个世界，倒不如讲是某种境界，比方说《阿弥陀佛经》中释迦对他的大弟子舍利子的乐土描绘便是这样，美到极点，同时但凡还有一点理智的人也都晓得不可能到极点。而另一种乌托邦的建构者，则选择在彻底绝望之前一步硬生生煞住脚步，他们还愿意最后一搏，某种又像预留遗书又像终极社会工程蓝图的最后一搏，因为苦难已巨大到一种地步，说明问题的纠结盘缠已不是任何局部性的纠正改良所能解决了，事情必须彻底地重新来过，这于是成为某种社会总体工程的，乃至于召唤着革命的乌托邦概念，建构者不能只凭愉悦的想像力，他还得面对可行性的难题，从政治、经济、家庭结构、道德、法律乃至于人的日常三餐、衣着和行为举止云云，柏拉图的《理想国》便是这样子，我们晓得，这个历史上人气排名第一的乌托邦便开启于一场有关“正义”定义的辩论，而正方主辩的哲人苏格拉底很快发现，在眼前这个问题丛生的粗陋现实世界中，完满的正义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世界得重新打造，从最基础处开始一步也不能省。

所以说，以空想为名的乌托邦当然都是有当下现实基础的，不论它是文学性的愉悦想像或者是社会工程的沉重蓝图，一定残留了建构者身处特殊时空的特殊现实成分，由那个特殊时空的特殊重大难题所指引、所刺激出来的某一特殊解答方式。这不是要不要、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人的思维和想像必然受限于他自身特殊的存在。如此历史时空的特殊着色，一方面使得任何乌托邦版本皆饶富历史的趣味，可供我们看出当时困扰人的焦点难题所在，并因解答的不完备（不可能完备）暴露出当时的思维水平和经验水平；另一方面，它也预告了任何乌托邦版本的宿命脆弱，不管它谦逊隐藏了或大言宣称着超越一切时空的终极完美，它都不可能真正挣脱和完美不共容的历史时间，因此，乌托邦永远是一时一地的，像不同的花，开放在不同的土地不同的季节一样，比方说生长于湿热印度半岛的佛家乐土必要的“清凉”（大陆五台山清凉寺寺名便是由此不假思索套用过来的），对北极圈住冰屋的爱斯基摩人不仅毫无意义，毋宁像是惩罚。

事实上，“乌托邦”一辞和“空想”等同起来，是稍后的事，是有人意图实践之后的历史经验判决，并非建构者原来的意思（我想，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是空想家，正如很少人会直接承认自己就是骗子一样），托马斯·莫尔以Utopia这个意为“不存在的地方”的字作为书名，原来只是某种语带几分幽默的叙事技巧，像讲个远方珍稀故事般方便事情细说从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假托，借用一个非实存的人讲一个非实存的国家种种，给予他现实所不宽容的言论空间，让他有机会畅所欲言英国的种种不义之事，逃开从国王到教会可能的不满和报复。

至少，莫尔这个乌托邦版本是很激烈的，我们很容易看出来，他写书时脑中想的主要是英国的事，是富丽堂皇都铎王朝的幽黯死角。

吃人的羊

依据历史的可信记载，莫尔是个禀性温和的人，对名利看得很淡漠，却因造化弄人从一个平民干到位极人臣的大法官职位；他所学以法律为主，但对宗教之事虔敬而专注，事实上，就罗马数廷的天主教传统而言，他正是个称圣的殉教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莫尔晚年终被亨利八世处死，原因便在于他坚守天主教的教谕，宁死也不同意亨利八世废后再婚，遂于一五三三年七月六日在伦敦塔一地被送上断头台。

据说，临行刑之际，莫尔提醒刽子手：“我的脖子很短，请小心下手，免得失手损了你的名气。”

然而，《乌托邦》这本书却让我们对这位温厚的良相、公正的法官、宗教的圣者有更深沉的感受，尤其是本书的第一部，莫尔通过虚构人物拉斐尔之口，所谈俱是对彼时英国现况的批判，从英王对内残暴镇压对外穷兵黩武，到贵族游手好闲的食租者特权，到朝臣的谄媚腐败，到法律的严酷不行等等，莫尔的批判是全面性的，甚至对于教会皆有微辞，这样的清醒、理性、激烈、而且不容砂子的是非分明，乍看实在很难和他温柔的人生、尤其是甘心殉教的抉择联在一起——但莫尔代表的正是英国知识分子传统最好的典型：理性，但非常务实；清醒，但不尖利；激烈，但不改足够的耐心；是非分明，但很愿意化整为零地妥协；步伐看起来迟缓，但心志坚定大方向明确，因此短期仿佛没什么漂亮进展，但百年时间结算下来，我们往往发现他们遥遥走在前头。

在莫尔这段批判中，最锐利也最名留青史的是他对彼时英国羊毛纺织业抬头的著名“圈地运动”的抨击——莫尔说的是：“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一只吃人的羊后头，都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还是很奇怪，能说这话的人怎么可能殉教？），是这些原本就既贵且富的人还要更多，把农民从土地赶走，让他们沦为流民、沦为乞丐、沦为小偷盗匪、沦为无产阶级（当然，这个名词尚未出现，但实质意义莫尔差不多已完全讲出来了），整整二百五十年后，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所引述的正是莫尔这番话。

在此工业革命曙光未露、同时罪恶也未清晰显现的十六世纪之初，莫尔的敏锐洞现，尤其是指引着如此敏锐眼睛的同情之心，无疑是非常动人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如今已成经济史不朽掌故的“吃人之羊”，显然并非只是文学性的隐喻嗟叹，莫尔也并不只以揭露社会不义罪行为足，他还认真负责地想下去，努力找寻解答——在稍后书中第二部的乌托邦国正式描述中，我们便清楚看到他勇气十足的终极解决之道：共产社会。一切罪恶之源，莫尔以为，皆来自私产的占有，因此，乌托邦人严禁私人财货的拥有，住屋每十年抽签轮替一次，三餐在公共食堂大家吃同样的食物（但可以不吃，意即有不吃的自由，但没自行开伙的自由），衣着朴素耐用，珠玉宝石作为幼儿游戏的玻璃弹珠之用，黄金则充作犯人奴隶的脚镣手铐。之所以保留珠玉黄金，这里我们便看见莫尔作为文宫和外交官的现实性，因为乌托邦国尽管位于无何有之乡，却并非真的遗世而独立，事实上它正是以英国为蓝本建构出来的，乌托邦国所在的小岛紧邻着某无何有大陆不远，仍不时有无何有的战事发生，存留黄金珠玉是用来雇佣不存在的外国佣兵为他们打仗，遂行外交收买工作，甚至颠覆其敌对国家政府、悬赏暗杀敌方政要将领的酬付之用。乌托邦人不爱黄金珠玉，但其他各国的人还跟我们一样爱个要死。

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以终极性的共产制度来一次解决（或说取消）经济罪恶，是莫尔乌托邦国建构的真正核心，其余的只是这个巨大核心的顺势推演和配搭设计而已，甚至只是“小说式”的必要细节描绘，好让一个国家看起来像真的，有天候、有地理、有风土人情云云。

莫尔还借用智慧的旅行者拉斐尔说，奇怪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什么没想到要采行这么要紧的共产制度？

从历史资料来看，莫尔是极倾慕乌托邦前辈柏拉图且熟读《理想国》一书的，但他显然并没柏拉图那种根本性视现实一切为恶、专注于完美抽象概念严格推演的理论乐趣，这使他乌托邦的建构并不具备今天我们乌托邦概念的超越性，莫尔的乌托邦国严格来说只是现实英国的一面大镜子，和他毕生钟爱献身的英国紧紧绑在一起。乌托邦概念以莫尔的书为名，但莫尔自己的乌托邦国却是普世乌托邦系谱中最不在人类普遍层面着眼、最不具末世意义的版本之一。

有限且和平的昔日乌托邦

尽管所有的乌托邦版本皆因应着特殊现实苦难而生，而很长一段时日，乌托邦并不召唤现实对抗，更遑论革命（无怪乎一心革命的日后大乌托邦者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批判不遗余力），它最多只到讽喻的地步，如莫尔这部意有所指、基本上只是有限目标的《乌托邦》一书；要不就是以弃绝和遁逃为基调的另起炉灶方式，这一处现实，这一块土地已被污染毁坏得太厉害了、没救了，让我们打包离开重新找一方干净的土地吧，柏拉图的做法就是这样，中国的桃花源较被动较属受迫，但也是这么回事；还有干脆连现实行动都免了，把和现实世界联系的感官尽可能关闭起来，让“自我感觉良好”，大国就降临了（如斯多葛版本），或至少把短暂人生的忍耐当成对永恒的有效投资，到时候你看着好了，不管是香花自天而降，或天使列队吹号欢迎，所有“不可思议”（佛教乌托邦版本最爱用的无限概念之辞）的好事就在生命末端等你。以区区不满百年的有限投入，赚取亿万年无垠幸福的产出，人间哪处自由市场有过投资效益如此巨大且稳赚不赔的好事业你告诉我？也难怪事到如今，台湾还有这么多富商巨贾乐意几亿几十亿的投资这个山那个会，好分期付款或一次付清买一幢天堂山庄的预售屋豪邸。

因此，内容诉诸的是普遍的概念、永久性的完备幸福没错，但早期乌托邦版本的现实框架其实还是有限的、局部的，你不满意这个乌托邦版本，冷笑两声当它是疯子可笑，不必加入，更不会被纳入，所以版本内容是否空想、可否真的可在人生现实实践，便可以不用太计较，这里，个人抉择和后果自我承受替代了可行性的辩论，还不必吵这个话题。

而我们说早期乌托邦版本有限的、局部的现实框架，某种程度也松弛了（虽没真正解决了）完美渴望和人生现实缺憾的永恒紧张关系，克服了相当程度的合理性要求。我们仍以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莫尔这部《乌托邦》来说，他们就规模格局部只是小国小岛小城邦，而非全球救赎村，也因此，他们美好国度境外依然好端端存在的整个堕落失败世界，便可扮演此一完美世界的垃圾掩埋场和处理场的角色，把必要产出但不可置放在国内的诸多不义又完美给倒出去，就像列宁指控资本主义国家把贫穷输出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比方说，《理想国》和《乌托邦》都不约而同保留了奴隶，我想，这并不是柏拉图和莫尔在各自阶级社会的不假思索观念存留而已，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必要的、经过好好计算的（尽管并不精密）。毕竟，如此完美的人实在不方便从事不完美的事，在生产力乃至人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自然生理条件限制仍未能有效改变之前，完美国度的必要肮脏活儿总得要有人负责料理，这就十分必要引进并睁着眼继续使用奴隶好保持国度机能运作不坠。柏拉图和莫尔能做的，便是奴隶的合理化，好减轻道德负担，包括其来源，奴隶的取得系通过战争或银货两讫两厢情愿（真的吗？）的购买，以非我族类的外人为主，至于本国人则是活该倒楣的罪犯；包括其待遇，他们会尽力对待奴隶人道一些，从工作实况、三餐住宿到可能的赎身办法云云。

至于宗教性的乌托邦版本，那就更没合不合理、实不实践这种笨问题，它根本不在现实占用任何空间，不挤压我们的存在，甚至根本不立国于我们眼下这一轮人生；至于它内部运作的合理性则不依赖奴隶什么的来支撑，它有更超越的“神迹”，反正天会降下粮食（还是A级美食）甘露（某年份某特定地区的极品葡萄酒？），地会不停涌出金砂（但要金砂干什么？），狮子和羔羊可以躺卧一起玩耍一起而不必担心狮子被羊给吃了，因为那里的狮子生理结构明显和非洲草原产的有异，它的肠子较长且盘绕如有蹄类，且分泌负责分解植物性纤维的消化酶，因此生机素食十分健康，且比羔羊温驯。

总之，有限范畴且僻居天涯海角一隅，不冒犯普通人；不压迫现实的存在乃至于权位利益的占有，不挑衅生杀大权在握的在上位者；不用急于为合理性、为实践成果争辩到面红耳赤，彼此面子下不来刀兵相见，早期的乌托邦于是一直是某种高远和平的象征，如纯白的鸽子——然而，正如著名动物行为学者洛伦兹博士的骇人发见，他说鸽子的彼此相残不留余地，其实是禽类中最残酷、最不懂抑止自身攻击本能的。要命的是，洛伦兹说得对，差不多从十九世纪开始，人类逐步觉悟到，乌托邦果然就是这么一种鸽子。

尘世天国的可怖降临

到得十九世纪，人类的世界整体图样有了不再可回头的变化，其中，和乌托邦直接相关的，首先是地球上的所谓“秘境”的消失，人类在地表的探险行动告一段落，若还有什么人迹罕见之地，只剩穷山恶水，那种来自远方不为世人所知的黄金国度，或远方尚存某一处流满牛奶和蜜的沃土，可供我们勇敢出发打造完美小世界等等的高远梦想，这下子全得醒了；而在此同时，人类历史不稍歇地一路除魅到十九世纪，就连我们头顶的云端之上、星辰之间也只剩一种无止无尽的沉睡般空无——天上地下，什么都没有了，以逃遁为基调的早期乌托邦版本无路可走，人们不可抑制的完美渴望，于是又得调回头来，重新注视这个一度绝望没救的当下现实世界，得竞逐这个仅有国度的所有权使用权，好打烂掉既有一切重建，在这里，乌托邦不可避免的必须和现实的掌权者冲撞，和革命接上轨。

尘世天国，成为乌托邦国惟一仅剩的可能。

更厉害的是，到得十九世纪，人类还宣称自己已发现了历史的整体规律，绝对是真的掌握住了人类过去、现在乃至于未来的不可逆转命运，这大致可以从理性主义时代开启，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当一个清晰的起飞点，再由卡尔·马克思把它进一步“翻转”到更现实的经济概念世界来。这种事关人类整体命运的历史哲学，完完全全把整个世界给封闭起来，所有人都得被纳入、都囊括其中，不管你愿不愿意（他们的说法比较接近是“不管你觉不觉醒”），于是，完美的天国不仅就在当下现实的尘世打造，而且只容许一个，就这一个。

乌托邦史遂正式由小国林立的分封制进入一统天下的中央专制时代，原来乌托邦世界那种各自求生、每个版本自己找个小天地圈起来的有限封闭世界打开来了，那种信者得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和平愉悦气息也消失了，他们要活在当下做你自己，势必就得和当下世界的所有权者摊牌；而当下世界只剩一种命运、一种完美、一个惟一的乌托邦天国，又让他们容不下彼此，得相互争战不休，就像中国人传说的养五毒一般，把毒蛇、蝎子、蜘蛛等全置放在同一个封闭容器里互咬互打，最壮最毒的才可能留下来。

于是，这种大型新乌托邦领先降临的欧陆，不得不从十九世纪进入全面革命的时代，再进一步跨入杀戮灭绝的时代，差不多要到八千万人一夕死去的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告一段落，整整两百年时间，数以亿计的生命。

至此，我们也不得不知道了，原来天国远比地狱可怕多了。地狱只处罚死去的人，而且只限于生前多行不义的死去之人；天国害死的却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不分好歹，不论圣贤愚庸。

二十世纪的负面乌托邦

于是，从二十世纪下半开始，乌托邦的形象再一次转变，成了一场梦魇，一个大号脏名词，一个末世毁灭的符号。版本非常多，我们最熟悉的便是其中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赫胥黎和奥威尔的两大版本，有甚多饶富深义的偶合之处：他们都是饱经乌托邦教义争辩和实验的第一线欧洲人，书写于大致相同的年代，而他们的新乌托邦版本同样揭示了普世性大乌托邦建构完成之后对人类的可怖折磨，也就是说，他们关心的焦点，不放在心比天高的乌托邦究竟如何建构，可不可能实现的技术性问题，而直接把想像推到终点，告诉我们其可怖的后果，这是对乌托邦概念的彻底摧毁行动，一丝侥幸之心也不打算让我们存留。

更有趣的是，他们还有同样饶富深义的对比之处，好像事先约好了分进合击：《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一左一右，一东一西，控诉的大致等同于彼时冷战年代分割我们整个世界两大阵营、两大意识形态、两大人类未来实验场的完美神话。也就是说，把《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加在一起，正正好合成一部冷战年代的新启示录，完整世界的末日预言，人类苦心期盼并花大代价摸索了千千万万年仿佛找到通往完美世界的两条路径，至此全被打了大×，此路不通。

是的，天国不会降临尘世，完美只能是一种终极期盼，现实人生不可能存在，更负荷不起，《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宣告了最终定谶的乌托邦除魅，但其实大致的理解，很多人老早老早就沮丧地知道了。

老早到什么时候？这么说好了，老早到人类的伊始，第一个乌托邦，也就是《圣经·创世记》的伊甸园。据说人类最早便是从乌托邦走出来的，人类的有意义历史开始于完美的破毁。

从逻辑来看，伊甸园概念是个有趣的悖论——一个完美且无所不能的神，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破坏完美的恶究竟从何而来？人的堕落从何而生？神为什么要安排那株结着分别善恶（没有恶何来分别？）的闯祸之树在其间？他有没有预见人终究会因此受诱犯罪？搞半天他究竟是主动的精心布置这出最原初犯罪的戏？还是被动的乐观其成再假意生气好把人给顺势逐出伊甸园？……这还可以一路列下去的一连串疑问，宗教者支支吾吾了几千年，从来就提不出个像回事的解释，而其中有个薄弱不堪但蛮有趣的说法大约是：这是神给予人的自由意志，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是继续生活于至福之中？抑或选择堕落之后辛苦流汗生老病死的永恒折磨？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美丽新世界》书中最著名也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路，出自于那位搅乱乌托邦春水的野蛮人之口：“我要求有权不幸……更遑论变老、变丑、变无能的权利；染梅毒、罹癌症的权利；食物匮乏的权利；长虱子的权利；随时担心明天的权利；感染伤寒的权利；被种种无以言喻的痛苦所折磨的权利。”

自由，在我们“正常”的理解之中并非长这种狞猛且悲愤的模样，大致上，自由并不与明确的是非对抗，正如它不与一加一等于二或地球绕着太阳旋转对抗一样，它是善恶不明、价值冲突的嗳昧时刻支撑个人前行的火炬，但在至善的无边光明之中既无功能也不能有存在的必要——然而，这里自由的哭号，是自由的垂死挣扎，显示了自由意识到自己真正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也写过一个乌托邦版本《华尔腾第二》（作者本人以为是正面的完美世界，因此我们会更觉不寒而栗）的行为心理学者史金纳，便在此书中通过其乌托邦创造者弗雷泽说了如此直截了当的话：“我完全否定自由的存在。我非否定不可——否则我的计划就会全属荒诞。如果你所研究的东西随意乱跳，你就不可能得出关于它的科学。”

的确如此。因此，完美和自由永远是个不可能遁逃的二选一森严问题，任何可能彼此妥协乃至于不等程度的共容都只是假象，就跟伊甸园和亚当夏娃的自由意志必然扞格一样。

还有一些事情发生的坟场

但和伊甸园不共容的单只有自由一项吗？遗憾的是，大概不只这样——这里，不管纯属命名巧合或真是了不起的洞见，我们应当注意那株闯祸之树的正式学名，它叫分别善恶之树。

没有错，就跟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说的一样，所有有关道德、价值、信念的概念和用词都没容身之地，都得一并取消。当然，以赛亚·伯林指的原是宿命论的历史解释，而完美比任何宿命论更彻底，它还得进一步消灭时间，消灭一切变动，理由很简单，因为没有比完美更完美这种事，因此所有的变动都意味着完美的破毁，这就是“醉汉走路理论”的道理——所谓的“醉汉走路理论”，是假设一名步履踉跄的醉汉，走在一边是高墙、一边是水沟的窄窄人行道上，其可预见的结果是，这名醉汉在一定时间内必然以掉落水沟作为收场（如果他每一步的偏斜程度和行走速率固定，我们还能算出掉水沟的时间），因为往高墙的偏斜被阻挡无法逾越，他于是只能往水沟方向走，在这里，完美正是这面挡路的墙，变动很快就会狼狈落进名为堕落的水沟里去。

在完美的大肆收拾之下，它所统治的世界所剩的东西于是很少很少了——我们来回想一下，号称永恒乐土的伊甸园究竟是何种景观？不就是两个赤身裸体的男女，在某个宛如六福村野生动物园的园子里无事可做地“活着”吗？他们甚至没性爱（如果我们参照一下《美丽新世界》书中赫胥黎对此事看法的话），天真未凿，意思接近两个会跳会跑的植物人。

这也正是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问并试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所有有关天国的想像，不论是在此生的还是未来的都奇怪得索然无味”？为什么“天国和所有失色的乌托邦甚至像涅槃一样，是空白一片——或者是加了一点彩色粉笔，加了几件塑胶玩具”？答案就这么简单，完美是空前洁癖的动物，它只允许自己和完美的事物相处（谁能列举一下，可称之为完美的事物一共有哪些？）；而完美又是空前顽固的动物，它还阻绝所有的可能变动，总而言之，完美其实是一种完成，是一种结束，因此它只剩一个静止的画面，或说“一层”静止的画面，过程不存在了，所有只生存在过程中的事物也就一并不存在了。

因此，把完美说成就是毁灭的同义词可能太过分，尽管意义老实说相去不远，它在形象上比较像沉睡，如热力学第二法则所预想的终结世界那般，热量完全均匀分布，万物平等，不再有事发生的永恒沉睡状态：或更精准地，和社会学者达兰道夫说的：“乌托邦跟坟场的不同之处，是乌托邦中偶尔还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乌托邦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过程都遵循着反复的模式，是在整体的设计之内发生，同时也是整体设计的一部分……虽然这种社会的某些部分依照预定的、可计算的方式运行，乌托邦的整体却永远留在不动状态之中。”

这里，我们便不能不说，宗教者真的是比较理解乌托邦真正本质的人，天国的事他们想得比较久，也偷偷试过比较有经验（比方说圣奥古斯丁的《天主之城》一书就是这种企图），他们普遍的结论是，天国只能在末日才出现，只在尘世结束、时间中止那一刻才降临，而且降临那一刻样子非常恐怖，日月无光海水沸腾，就像《圣经》中最可怕的篇章《启示录》描绘的那副鬼样子。

屠宰场的羔羊

然而，距离篮球之神乔丹拿第一面奥运金牌的一九八四，时间忽焉已又过了十八年整整了，奥威尔恐吓我们的老大哥乌托邦不是没来吗？不只奥威尔的版本，赫胥黎的也没来，威尔斯的也没来，柏拉图的更没来，至于莫尔的乌托邦，我们老早就晓得地球上并没这么个小岛，孜孜勤勤地厉行他们素朴的共产制度不倦。那我们还怕什么呢？

其实该担心的本来就不是乌托邦整体实践完成、尘世天国建立之后的后果，一来那不可能，二来就算真有那么不幸的一天，一切也就来不及不用再担心了——二十世纪负面乌托邦揭示的是其结局，但要我们警觉的却是其建构过程，以及其“部分实践”即带给我们不堪负荷的代价。

其中最严重的，是我们快意奔赴乌托邦目标途中，对于人的必要改造问题。

人的必要改造是亘古以来乌托邦建构者的共同交集点之一。我们说完美和任何道德概念不相容，指的是人的道德自由、道德判断以及道德责任，我们应该说，乌托邦只剩一种道德，或说一个道德，那是一切道德信念和谐为一、已完成、已臻于完美的绝对道德命令，高高凌驾于所有个体之上，由它来决定个体，而不是由个体来发现它、主张它。

对乌托邦的完美建构而言，这是必要中的必要——这不仅来自于诸如“完美的整体必由完美的部分所完美组成”的想当然耳逻辑推演而已，这同时是人类不能再丰硕的代代真实体验，或说不能再刻骨铭心的代代真实痛楚，难对付的通常不会是制度的设计，而是制度定础所在并赖以实践的人的问题，良法美意因为人的因素渗入而走样，制度因人的执行而崩毁，捣蛋的永远是人，最不稳定、最不好预测的也永远是人，因此，人的改造以期于相衬并相融于制度的完美，便成为一切乌托邦版本的成败关键了，差别在于耐心的程度和手段选择，是柔性的劝诱或森严的禁制而已。

但“完美的人”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不是脱颖而出的个人成圣成贤，而是普同的、无一孑遗的完美，像《圣经》里不放走一只羊的寓言，像毛泽东诗中所言的“六亿神州俱尧舜”，它的真正意义和惟一的可能，便是嵌合于乌托邦制度、安静顺服于乌托邦秩序如功能完美零件的人。所以《现代乌托邦》的作者威尔斯说：“在关于乌托邦的思考中，总是有个僵固和薄弱的结果，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空洞，生活中的血性、温暖与事实，大部分都是缺乏的；在这种思考中，没有具有个性的个人，而只有一般化了的人民。”而J.L·泰蒙的说法更白更彻底：“乌托邦主义假定个人有自我表现的自由，但同时又假定社会有绝对的一致性。这两种情况要想共存，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所有的个人共同一致的同意。然而所有的个人是不可能共同一致的，因此，如果你想要求一致，最后诉诸独裁乃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个人必须被强迫同一，否则就用伪造的公民投票，不然就要把他当作非法之徒，或叛国者，或反革命颠覆分子或任何你愿意加上去的罪名来对待他。”

如果我们为威尔斯和泰蒙这两段话画上一道时间的纵轴，便大致得到乌托邦关于人的改造的历史——基督教的乌托邦版本把人称之为“羔羊”，这种洁白的、柔顺听话的人群，正是威尔斯口中的“一般化了的人民”；而当乌托邦的建构要赶进度了，来不及一个个慢慢驯服，那些始终野性不驯的，乃至于牧羊人怀疑有潜在野性的，有可能在他日成为“害群之羊”的（这是乌托邦建构最可怕的部分），便如泰蒙所说被赶入各式各样的合适屠串场中。这通常不称为杀戮，而是必要的净化；甚至我们该说，要消灭的并不是生命本身，而是寄托在个体生命中某种病毒类的异物，只是很无奈两者分割不易一并料理而已。因此，这居然还是道德的。

没有修理工人在更换故障零件时需要心怀悲悯两眼垂泪的，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坏掉的零件更没用的呢？而羔羊以屠串场作为终点不也得其所哉吗？

便是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人们，尤其是负面乌托邦的作者，看见甚至经历了如此可怖的建构过程，遂据此揭示了最后的结果，宣告了乌托邦神话到此为止——对仍然得继续生活在苦难和挫折之中的我们，仍然忍不住怀有着完美渴望的我们而言，这当然是令人万分沮丧的。

但也许我们也因此换得必要的清醒、必要的脚踏实地也说不定，若然，那这一道漫长且伤痕累累的乌托邦之路就不算全输了——其实，乌托邦的问题哪有这么难懂，哪有这么难以拆穿的呢？就算就算终极性的完美真的如青鸟存在于彩虹彼端，我们又怎么可能这么简单这么方便就攫取到手呢？在我们有限的智慧和永恒的至福间，如此不成比例的落差，又岂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期盼所可弭平的呢？个中之理，但凡各地方县市层级的社会局社工人员不在每年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时都警告过我们吗？那种免学历、免经验、轻轻松松就能坐领百万年薪的奇怪工作，那种投入和所得如此不相称的诡异工作，从来都只是骗局、都只是害人的陷阱不是吗？

一百年后重读梅特林克的《青鸟》

某处，在彩虹的另一端，很高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国度，我曾经从童话故事里听说过。

某处，在彩虹的另一端，高高的蓝天，那里你敢做得出来的梦，每一个都真的会实现。

这是一部老电影《绿野仙踪》的老主题歌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我固定写东西的某一家咖啡馆每隔个半小时左右就会播放一次，半年来如一日（奇怪，每家咖啡馆好像只能有一片CD，我曾经因此在另一家咖啡馆被迫听了梁咏琪的全部新歌，是一次很恐怖的人生经历）。《绿野仙踪》是另一个小女孩误入不思议之国的童话故事，和她一道找寻魔法师好完成心愿的，还有一只想勇敢起来的胆小狮子，一个想要有一颗心的锡人，一个想要有脑子变聪明的稻草人——

如果我们暂时放下书本和笔，耐心听完这首老歌，那我们会听到它的结尾正是：“某处，在彩虹的另一端，青鸟翱翔，鸟儿都能够飞过彩虹彼端，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

就是这只青鸟，诺贝尔奖诗人梅特林克所培育所基因改造出来的一只普世最著名最美好的鸟儿，正像歌词所说的，它是我们人生终极完满的，却不可能被我们真正抓住的幸福之象征，而在现实世界中，它又成为童话故事的永恒标志，哪里看见青鸟这个名字，哪里便有我们可带小孩前去的甜蜜可人童话故事。

当然，事情本来并没简明到这种地步，起码，原书写者梅特林克的心思和用意都没简明到这种地步。

明白而哀伤的故事

梅特林克一八六二年生，是比利时籍法兰德斯一地的人，不知道生长在这个既是欧陆著名自由之地，又是欧陆著名战场的法兰德斯低平田野，对他后来的诗人一生是否有某种铸成或启示意义。梅特林克在很年轻还不懂事的年纪曾经是一名一塌糊涂的破律师，还好他很快且很勇敢地转向写作之路，这个决定日后证明完全正确，而且再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及其正义不过——想想，可消灭一个以兴风作浪为职志的烂律师，并因此换得一名美丽的吟唱诗人，天底下这样两倍划算的事真的并不常有。

从往后梅特林克的实际书写成果来看，他的确把自己律师的记忆、律师的相关所学抛得完全不留痕迹——梅特林克不仅是个诗人，还是个极度诗意的诗人，他的作品以诗剧为主，却有着极浓密的神秘主义倾向，剧中的角色和事物通常是象征的，情节是想像的，殊少现实的具体意义和具体关怀，梅特林克甚至不处理比方说人的青春流逝或爱情这一类的诗作永恒主题，基本上，他好像只关心一件事，或者说他的创作“思索单位”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本体本身，把它置放在广漠的、深奥的、寂静的命运星空之中，看着它旋转，看着它变化流动，如同我们看蓝澄澄的地球悬浮在幽黯太空中又熟悉又陌生、又切身又疏离的画面。

因此，梅特林克笔下世界的光度总是暗的、夜间的，他的声腔总是忧郁的、像髹着一层月光似的，偶尔还会有些吓人——比方说他较年轻岁月（一八九〇年）写成的短剧《侵入者》便是这样。《侵入者》全剧只一幕寻常人家母亲重病垂危的戏，在亲人围拥等医生来的时刻，花园中仿佛响起了似真似幻的，由远及近的脚步声，跟着天起凉风，夜莺噤声不唱歌，池塘里的鱼被惊吓出水面，天鹅也游了开去，甚至还传来好像有人磨镰刀的声音，焦急但无心理会的家人中，便只有瞎眼的老外公坚决相信，是有一个陌生人进到屋子里来了。午夜十二点钟响，座中有人起身离去，也就在这一刻，母亲断气死了。又比方说同样完成于一八九〇年的另一姊妹短剧《盲人》亦然。《盲人》写一名年迈的祭司带领着十二个盲人走回庇护所去，路经一片树林时，老祭司不支死去，留下这十二个盲人困在这树林子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对一般的读者而言，梅特林克的诗剧有个“好处”，那就是易读。他的神秘从不晦涩，象征总是又清楚又工整，这就是死亡，这就是命运，这就是人的亘古处境云云。梅特林克不是生命中夜之王国的单人探险家，不顾一切地只身深入，只留给我们难解的脚印和宛如偈语的断篇残章破碎文字；说起来，梅特林克毋宁更像个神秘旅行团的尽职向导，他总是尽力将这些其实颇难言喻的东西讲得明明白白，你若不满意于此，想对这个国度感受更多理解更多或甚至耽溺其中，那你就得选择脱团前往自己走。

这样又明白又朦胧的书写特质，在《青鸟》这部大型诗剧几近达到顶点。《青鸟》写成于一九〇九年梅特林克四十七岁的最成熟年纪，全剧分六幕十二景，完全不见彼时欧陆如火如荼上百年不熄的烽烟，纯纯粹粹是个神仙幻想故事——故事大致是，在圣诞夜前夕，穷樵夫家一对兄妹悌尔提儿和提蜜儿的不寐房里，忽然来了个神仙贝俐伦，要他们小兄妹两人帮她找到一只纯青色的鸟儿，贝俐伦神仙给了他们一顶镶大钻石的神奇小绿帽子，只要转动钻石便能看到凡人肉眼不可见（古希腊哲人柏拉图例外，之前大概只他一人看得见）的万事万物“内在”，还不只这样，这些因此变得可见的事物灵魂也同时被“释放”出来了，成为可对话、有行为能力的拟人化生命（至于意志和思考能力是本来就存在的，只是被禁锢着，我们人无从察觉罢了）。于是，悌尔提儿和提蜜儿当下便释放出面包的灵魂、糖的灵魂、火和水这一对不相容冤家的灵魂，以及最美丽、最重要也最富隐喻意义的，光的灵魂。

整部《青鸟》便是这一趟梦的赏鸟捕鸟之旅，由一对天真的小儿小女，带领心思各异的一干家庭什货和宠物，真的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包括过去时光的“记忆之乡”，人类除魅未尽尚存些许神秘可怖事物的“夜之宫”，动物植物的仅存王国“森林”，宛如奥德赛故事的享乐魅惑所在“幸福之宫”，死者静静沉睡只有小野花生长的“墓地”，还去了犹孕育于时间襁褓中升帆待发的“未来之国”。他们顺利抓了一堆青鸟，为数大概不下于候鸟季节悲伤阵亡于屏东恒春一带“鸟仔踏”一天的总量，但这些可到手的青鸟不是一夕变黑，便是宛如花落地纷纷死去，他们怎么也逮不到据说只有一只、能够在我们生活着的日光底下存活的纯青之鸟。

《青鸟》没Happy Ending，甚至也不是一对小儿小女的历险成长仪式故事，戏的结尾是提蜜儿的放声大哭，年纪稍长的悌尔提儿鼓起余勇，走到舞台前对作为观众的我们说：“如果你们有人找到青鸟，请你们好心送还给我们好吗？……我们需要它带给我们幸福，在往后的日子里……”

“我们便都完了”的终极幸福

《青鸟》的故事框架十分甜蜜，由小男孩小女孩领衔，有神仙，有宝物，有探险，还有会说话的鸟兽什物云云，但内容却有多处大概并不好划归普遍级之处，其中还有一场精心筹划的谋杀案，呃，谋杀未遂案，由奸巧的猫提莱帝主导，对象正是它的两名小主人，谋杀的执行现场就在第三幕第二景的“森林里”。

提莱帝猫的叛变和冷血谋杀理由很明白且堪称堂皇——只因为贝俐伦神仙居然笨得一开始就对所有被释放的灵魂开诚布公：“所有陪着这两个孩子的，到旅行终了时都会死去。”所以提莱帝处心积虑要破坏这趟捕鸟之旅，甚至谋杀，这大概只能算自卫杀人吧。

对这个死亡的提前揭示，当然引起恐慌，其中猫和狗反应恰在两极，狗是视死如归的忠仆，只要能陪着小主人、和他们说话就此生足矣；猫则是救死不暇的自主灵魂，用尽一切手段想存活下去。

不从童话的观点、不顾虑父母亲讲青鸟故事该如何解释给自家小孩听的麻烦来看，森林那一场谋杀戏实在是《青鸟》一剧中最活神活现的部分。提莱帝猫不费什么口舌，只简单举出事实就说动了森林里所有饱受人类迫害杀戮的动植物，这些可怜且愤怒的灵魂，决定对两个人类小孩来一场纽伦堡大审，并有罪定谳处以极刑。

其中，橡树是“你父亲曾经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单是我们这一家子，你父亲就杀害了我六百个儿子，四百七十五个叔婶，一千二百个表兄弟姊妹，三百八十个媳妇，还有一万两千个孩子”；羊是“你们只不过是吃了我的弟弟，两个姊妹，三个叔舅，还有婶婶、祖父、祖母……等等”；甚至就连忠心奋战救主的狗也一样有类似的创痛纪录，这是通过狼嘴里讲出来的：“逗孩子的父亲淹死了你七只小狗！”

这里，梅特林克有批判或人类负咎反省的意思吗？应该没有。从戏剧书写的技术性观点来看，森林里动植物的集体叛变，只是探险故事中必要安排的典型危难、考验，一场制造高潮的惊悚意外；而就梅特林克本人的思维观点来看，诸如此类我们今天多少会谦卑视之为人类恶行的残酷之事，他也都看到了，但并不以为意，甚至还视之为这是人类生存且通往永恒幸福之路必要之事，在《青鸟》剧中，借由不同角色之口反复讲的一段话，便是青鸟不能落入人类手中，否则人类便掌握了所有的秘密，人类便宰制了一切，除了人类自身，“我们便都完了”——青鸟代表的甜美幸福，其实隐伏了对抗、牺牲和权力，但无损于它的甜美幸福。或者我们该说，很多残酷不仁之事，人一向是有办法把它们说得甜美幸福的。

我们若依人类思维的系谱学来看，梅特林克基本上可算是柏拉图一派的乌托邦主义者，有着宗教性的、神秘主义的集权味道，这种集权倾向不是旗帜鲜明的正面主张，而是某种“副产品”，是人对单一的、终极的至善至福一种过度追索、过度眷恋所不得不召唤出来的。我们知道，梅特林克本人同时是个业余但专注的昆虫研究者，他观察蜜蜂、白蚁和蚂蚁，若有所思所得，且都写成书，其中他最推崇的是蜜蜂的“社会”。梅特林克以为，蜜蜂的活动并非偶发或紊乱无组织的，而是由一种不可见的更高智慧力量所掌控，梅特林克称此为“蜂巢的灵魂”，由蜂后的意识体现出来，梅特林克大剌剌写道：“蜂的本性是群众生命体。在蜂群中，个体是不重要的，个体的生命只是对永恒的群体的一点贡献而已。”“蜂群社会几近是完美的，却也是残酷无情的。个体完全牺牲奉献，而群体则奉献给抽象的永恒未来。”

梅特林克甚至还下这样的结论：“假如外星球的智者询问什么是地球上生命哲理的最佳典范，那当然就是蜂巢无疑。”——从人类的斑斑历史经验来验证，这当然是相当可怕的一种主张（三十年前台湾的统治者也动辄要我们学习蜜蜂当蜜蜂），然而主张无罪，而且更好的是，整整活了八十七年之久的梅特林克始终是冥想式的诗人，并没要回身在他弃绝的现实世界认真实践他的主张，否则遭到浩劫的就不仅仅是橡树、羊和七只初生的小狗而已了。

奴隶的狗和自由的猫

这里没自由意志容身之地，没个别生命的独特价值容身之地，也因此，充满自主精神的猫提莱帝只能是歹角，是破坏者，负责阻碍这趟至福之旅。

然而我们得说，事隔快一整世纪，我们比较有意见的部分在于梅特林克的诠释，而不在于他的“客观”描述——尽管不免配合剧情小小夸张，但基本上，猫狗的行为以及和人的关系还大致就是《青鸟》剧中这副德性。

狗大概驯服的时间太久了，动物学者推测甚至可远溯至旧石器时代，从最早盘桓在人类狩猎采集营地周围好捡食骨头剩肉，到和人类共生担当自然而然的警戒工作，再进一步驯养为狩猎生产工具，乃至于成为无事可做的宠物，在数十万年的悠悠岁月之中，狗的确已然高度工具化了，它的生存方式相当完美地嵌合于人的生活需求之中，人类觉得“有用”的部分高度发展，人类认为无用乃至于危险的部分消灭殆尽，因此，狗的行为模式变得极其醒目也极其简单，用我们人的语言来说，便是忠心、安全、有用，是接近完美的奴隶美德。

至于猫，真正和人类居住同一屋檐下的时间才不过几千年而已——这里我们不说驯养，因为这样的说法自大、不宜当而且有点侮辱了猫。动物行为学者基本上相信，猫从未真正符合驯养的意义，人们把它引进家中并供以基本温饱，好对付横行家中的鼠辈，我们应该想成是雇用佣兵比较接近事实真相。

一直到今天，除了少数被改造繁殖成家中宠物的笨贵族猫之外，我们仍普遍相信猫充满“野性”，会打破玻璃杯和陶瓷碗盘，会偷桌上的鱼，会抓破纱门纱窗和人的皮肤，会夜不归营四处游走探险甚至轮流住好几个不同人家云云。我们以人为本的所谓“野性”，其实便是它生而为猫独立自主的、必要的且不符合我们工具性需要的掠食生存技艺和本性，不管眼下现实派不派得上用场，这个“记忆”仍深植不去，它也仍然时时勤砥砺地练习并局部地、替代性地实践，就像已故名星象学家古德曼女士的殷殷叮嘱，劝诫那些被一时甜蜜爱情冲昏头的不知事态严重笨男性，得对看来温驯打呼噜的狮子座老婆或女友保持戒慎恐惧之心：“你的小猫虽然暂时把爪子收好不用，但她还是时时磨利着它们。”

也因此猫的行为极其复杂、精致、神秘而且华丽，是的，我说的是华丽（大体上，你可以用猫来当面形容自家老婆和女友没问题，但千万千万不要用狗来比拟她们，这是我最诚心的劝诫），只要你的ego小一些，不时刻以高高在上、万物之灵的虚伪身份自居（所有诚实的生物学者都会劝你别没事这样），你真的会目不转睛地欣赏猫的一举一动赞叹不已，尽管这会儿它并不置身丛林野地而是你家客厅卧室，即使它拼搏的只是个塑胶袋、毛线球或新置放的纸箱子，这真是一个自由、优雅且奔放的生命。

在台湾人气排名第一的动物行为学家洛伦兹博士便是个能充分欣赏猫的自由之美的内行人，他曾经这么感慨过：“想想看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猎人，肯赏光你的膝盖安心入睡，你应该觉得非常非常光荣。”

和狗相处，你或许会有某种君临天下的过瘾；但要欣赏猫，你至少得是个谦逊的人平等的人，最好是你还拥有自由的信念，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它自身的尊严和价值，但后头这部分，大概就不是梅特林克所能做到的了。

由自己母亲说的童话故事

然而，不管梅特林克想讲多少人生终极幸福的哲理，《青鸟》剧中有多少处今天我们认为儿童不宜的成分，更不管它根本就不提供一个And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的开开心心笨结局，《青鸟》的确已变成再纯粹不过的童话故事了，就跟同是诺贝尔奖得主吉卜林所写的Jungle book一样，这部原为揭示丛林杀戮斗争真相，深藏帝国主义扩张之心的名著，亦早已通过某种净化和简化而成为童话，因此它的译名只好不叫“丛林之书”，而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所谓《丛林王子》。

从一般性的正常文本蜕变而成童话，其实是有理由也有选择的，其间牵涉到我们对儿童的理解和想像，也和原文本的内容特质有关——对《青鸟》而言（《丛林王子》亦然），那就是它的基本故事框架，以及它的角色和内容元素，有神仙、有待寻的宝物、有幻化为人的植物动物化学物、还有一个个冒出来的幻想国度，这构成了一个好吃蛋糕的外形，也提供了诱惑儿童的基本甜味，剩下来就简单了，我们只需要把内容稍稍调整一下，弄得膨松好入口就大功告成了。

如此“文本选择/童话蜕变”的过程原本是非常素朴自然的，每一时每一地乃至于每一个家庭各自分别发生——由谁来选择并负责净化简化呢？就由负责讲故事给小孩听的那个人，这里，我们权且称之为母亲，一方面，是因为母亲通常是和小儿相处时间最长、并最常哄小儿入睡因而真的得讲故事的人；另一方面，童话的必要净化简化过程，其形态极类似母亲喂养小儿的食物准备，软一点、小块一点，味道温和一点，每一个妈妈很自然会依据自己小孩咽食能力的不同及其变化而作出调整。

当然，细心些、富裕些、优闲些的母亲，偶尔也会专门为小孩准备一两样特定的食物，但基本上，小孩的食物是取自、分离自家中其他所有成员共用的食物，两者并非隔绝；童话本来的产生方式也如此，它同样取自、分离自大人世界共有的故事，历史、神话、传说、鬼故事、小说等等，可能也挟带了街坊邻居谁家发生的趣事怪事。

这样素朴无杂的童话，我个人以为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基本上联系于人类完整的“故事之海”，它是人类故事世界的一部分、一个阶段、甚至是一个预备，为儿童长大后的完整阅读铺路，提高日后阅读实践的几率——这里，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儿童只是小一号的、指日可待的、没我们知道那么多人间险恶、因此也没我们强壮耐操的“具体而微”的人，他们并非真的是另一种不同的生物；而人的成长，即使我们方便且并非全无意义的尝试分为诸如婴儿期、儿童期、青春期云云，但人的生命过程基本上仍是绵延的、连续的，并不像蜻蜓蝴蝶那般经历着截然两回事的“变态”阶段，不同的长相，不同的生存地点和摄食方式，不同的食物和天敌，儿童的阅读真的需要“变态”成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书另一种故事吗？需要和日后“正常”的阅读这样划清界限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吗？

这种宛如遍地花开、各人造业各人当的童话说故事方式，于是必然带着风险，风险简单讲便来自“天下的妈妈很遗憾并非都是一样的”，心性不同、知识准备不同、口味爱憎不同、对孩子的理解和想像力也大大不同，因此，难保会动不动跑出一些太刺激、太限制级的东西来。

像哥伦比亚籍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便是浸泡在这样野味十足的限制级童话故事中长大的。负责担任他“说故事母亲”的，是他打内战的上校外公和迷信至极的外婆，外公跟他讲内战的真实故事，当然不乏各式的不义、挫败、背叛以及杀戮死亡，外婆则是一个比一个可怕的鬼故事，为的是把小加西亚·马尔克斯吓唬住，让他不敢四处乱跑。

但没有因为危险的限制，便是自由；自由，意味着丰富、精致、充满想像力，那会儿的童话世界于是远比今天的要大得多了。

寻回一个有梦的童年

但这个也危险也自由的童话世界，正像《青鸟》第三幕的夜间世界夜之宫一样，不断被侵削被压缩被曝晒在光之中，“我的‘精灵’都吓得不敢出去，‘鬼怪’也逃走了，还有大部分的‘疾病’也都病倒了……”

的确，如今我们有一个空前健康的神经质童话世界，不再放由各家母亲切割、剁碎、咀嚼（多不卫生！）食物给自己小孩，取而代之的是“比你更了解你的孩子”的专业童话营养师，由他们统一制造罐头式的卫生无菌童话，喂养普世的小孩。

我认得的一位如此的专业童话人，曾带着一丝讶异但也不无欣羡地跟我讲起《雪人》这个童话故事的哀伤结尾（一夜美好的旅程结束，小男孩第二天清晨发现雪人已经融化）：“这是童话故事中第一次处理幻灭。”——也许，讲这话同时，他脑中想的是电影版的新《小美人鱼》故事，全世界最大的童话罐头商人迪士尼公司，让原本化为泡沫的小美人鱼公王顺利嫁给了王子，还杀掉帮助她长出双脚的野心坏巫婆（原来只是银货两讫的交易，并没包藏祸心）。

但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这怎么是童话的首次幻灭呢？像我们那时候小学国文课本曾引用过的《快乐王子》故事，快乐王子这具善良的雕像，把宝石镶成的双眼送给冬夜的穷人家，自己最终成了残破的雕像而被拆除丢弃，而帮助他行善的小燕子也因此耽搁了南飞的行程冻死在雪中不是吗？还有《卖火柴的少女》也类似情节同样结局死去不是吗？而真正的《小美人鱼》化为泡沫、我们手上这部《青鸟》终究失落不是吗？

这样不完满的童话故事，也许会让听故事的昔日我们大哭一场，会不甘心追问说故事的大人为什么而令人不知从何回答，会消化不掉般的驻留在我们年幼的心中脑中不去，但老实说，我们因此早早就对人生幻灭而成为虚无主义者，或因此绝望自杀，或经此童年挫败而成为行恶的坏人，或如弗洛伊德“童年创伤论”那样潜伏二三十年长大后神经病发作出来，这样的几率非常非常低，低到可以不必理它，真的。

安全是好的，该留意的，但在童话世界里（其实在其他领域亦然），安全绝不是最高判准、绝不是惟一的判准，更不是可以无止无休追求的排他性目标：而且，安全的追求是有代偿的，一样受限于必然的边际效益递减法则，一旦对安全的霸道要求超过了界限（不再和其他平行存在的价值的勇气、活力、真相理解、对他者的同情、想像力等等相互商量共容），安全便成为惟我的吞噬性怪物了，那样一种世界，和贪生怕死的纯粹自私世界最终并没两样。

我个人相信，儿童没这么脆弱不堪，他们是还小，不必故意用我们真实人生的全部真相去吓他们，吓死两千个小孩以换得一个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奇特的小说家并不是我们该做的事，但儿童的心灵仍有一定程度的承受力和包容力，容得下一点眼泪、一点委屈和哀伤、一点疑惑和惧怕，也容得下不随自己意志的他者存在。有些事当下不全然圆满，找不到妥善的解释，给不出完结性的答案是没有关系的，就让这些东西留着，恰恰是因为它不圆满、悬空着等待解释，它才让人挂念着、徘徊着，成为最记忆良深的事，你可以视之为大脑和心灵的健康体操、人生想像力最自由的练习，跟你在蚌壳的柔软身体中放进一粒磨人的砂子一样，那是生命中美丽珍珠的生长过程。

最近又有一份新的儿童医学健康报告提出来，其实只是老观念新事例而已，它说，在儿童成长时日，如果家中养有一两只小猫小狗，也就是说存在着适度的尘螨和细菌，反而能降低儿童气喘过敏的发生几率——之所以讲老观念，是因为我们早已知道，一种纯粹无菌的世界绝不是生命能健康生存成长的好环境（那是不得已提供给丧失免疫机能的病重垂危之人的），所有脑筋清楚的诚实生物学者、医学者都会也一再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生命是有机地浸泡在广大、复杂、美丽、神奇联系的生命大海洋之中，那些无数的、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生命，包括包围在我们周遭的，以及安静居住在我们身体内部的，绝大多数的它们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不仅不伤害我们，反而是我们生命存续的必要伙伴。当然啦，你一定要把某一只小尘螨放大千倍万倍，如电视广告上做的那样，那它当然看起来就像一只可怕会一口把人吃掉的外星怪物了，会这么吓唬人的，是商人，是推销员，他们不会真的在意你真正的需要，他只是要卖你东西赚你钱而已。

因此，安心为你的孩子养只叫提洛的忠心小狗或叫提莱帝的自由小猫，也放心讲没Happy Ending的《青鸟》故事给他们听，很可能他们会在某一个梦中也见到贝俐伦神仙造访，给他们一顶有神奇钻石的小绿帽子，让他们戴着进入属于他们自己的不思议之国，万一青鸟飞走，他们嚎啕哭醒，轻轻地拍拍他们也就行了，翻个身他们又会马上甜蜜睡着了——

这总比给他们一个无梦的童年强，总比让他们坐冷气电脑房里每天按滑鼠杀千人万人全不受伤要强，而且很神奇的，他日你还会发现，原来这样更健康也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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