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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1）

帝王化的总统：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

2004年11月2日，布什将面临美国人民对他的公决。不管他是否能够连任，他执政这4年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他来自主张限制联邦政府的共和党保守主义传统，却大幅度扩张了政府的规模和权力。他是以少数票上台的弱势总统，行使权力却如世界之君，独断专行，毫不妥协，使总统的职位帝王化。他这4年，对美国的总统政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总统的权力，是否越来越接近君主的权力？这样的权力，是否正在使美国背弃自己的理想？

布什：基督教保守主义的“真命天子”

伊拉克战争，就是布什把总统权力转化为君主权力的一个最典型的后果。现在许多美国人担心陷入伊拉克的泥沼不能自拔，但一些知道内情的政治精英，包括一些共和党精英，则更担心在伊战背后白宫行使权力的方式。前里根的内政顾问、老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高官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最近私下对记者说：如果11月2日布什获胜，从11月3日开始共和党内就会爆发内战。

也许内战已经开始了。众所周知，基督教福音派是布什背后最大的社会力量，把布什视为上帝的使者。福音派影响最大的电视牧师，曾和老布什一起竞争过198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罗伯逊（Pat Robertson），在谈起布什时曾公开说：“上帝祝福他，这是上天对皇帝的祝福。”对于基督教保守主义的信徒来说，布什就是帝王！

然而，就是这位罗伯逊，最近在CNN揭出他在伊战前和布什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警告布什：“上帝告诉我那里（伊拉克）将有灾难和乱局。”但布什根本听不进去。按罗伯逊的说法，布什是“我见到的最为自以为是的人……他坐在那里，仿佛是在对你说：‘我正坐在世界的顶峰。’我警告他伊战的危险……试图对他说：‘总统先生，你要让美国人民对可能的伤亡做好准备。’他则说：‘没事，我们不会有任何大不了的伤亡。’”

罗伯逊不仅是布什的支持者，也是伊战的支持者，但他公开表示自己已经对伊战深为不满。他所揭示的，不过是一些民主党人早就谈论的布什的帝王习气。拜登（Joe Biden）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领袖。在伊战前，他去白宫对布什讲了许多自己的忧虑。但布什却十分肯定地告诉他：一切都会万无一失。拜登当时就追问：“总统先生，当你明明知道你不掌握事实的时候，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布什站起来，把手放在参议员的肩上说：“我的本能。”当时屋里一片寂静，没有人敢说话。拜登摇摇头：“总统先生，光凭你的本能是不够的。”

布什凭信仰而非理性为政。他最著名的故事是，当记者问他伊战前是否和自己的父亲、曾赢得海外战争的老布什有所沟通时，他马上否认，并称他在向更高的权威（也就是上帝）请示。一位评论家指出，在伊战前，美国总统竟不和唯一一个打过伊战的前任沟通，这是最基本的失职。但在布什看来，他受命于天，不需要在这个世俗世界对任何人负责。

也正因为如此，布什的命令常常就是“天命”。谁要不听，就被踢开。前新泽西州的女州长、布什的首任环境部长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曾私下向记者透露了一段她事后不肯公开认账的故事。她在一次会议上，问是否有足够的事实支持现行的政策。就凭这一点，她被指为不忠，最后辞职。民主党众议员汤姆&#8226;兰托斯（Tom Lantos）的故事更是惊人。2002年12月，布什在椭圆形办公室召集两党的参议员、众议员代表讨论巴以和平问题。当时大家提起向该地区派遣维和部队的可能，并认为像法国和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不被巴以双方信任，难当此任。于是兰托斯提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瑞典有25000名训练良好的军人，是派驻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良好候选。这时布什打断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停地说瑞典。那是个中立国，根本没有军队。”

兰托斯目瞪口呆。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委婉地说：“你也许以为我是在说瑞士了。瑞士是传统的中立国。不过瑞典确实有很强的国民警卫队。”

“不对，”布什斩钉截铁，“是瑞典没有军队！”

屋里一片寂静。直到另外一个人开始谈别的话题，才算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闷。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布什刚刚上任不久访法，和法国总统希拉克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当时一位来自NBC电视网的美国记者用法文问希拉克问题，这不过是显示对东道主的礼貌。不懂法文的布什却以为记者是在问自己，而且是故意炫耀一种明知自己不懂的语言。所以不等希拉克开口，就在全世界面前抢过话题没好气地修理那位记者：你讲得不错。本总统也懂两国的语言（布什能说几句西班牙语）。但我听得懂英语，为什么不赶紧讲英语！？弄得站在一旁准备回答问题的希拉克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那位记者开玩笑说：美国和法国的关系最后搞成这样坏，大概全怪我了。

布什的本能有多牢靠，由此可窥一斑。如果凭这样的本能治国，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2）

从谦卑到独断

其实，布什本来并不是这样。2000年12月，在还没有正式就任总统时，布什和三十几位牧师在得州奥斯汀的一个教会聚会。当时他问大家：“我怎么才能对我们国家的灵魂讲话？”他特别强调：“我从来没有和穷人一起生活过。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是个共和党的白人。我不懂这些。我怎么才能懂呢？”一位牧师答道：“你要倾听那些穷人和那些与穷人一起生活、工作的人的心声。”布什立即把给他写讲话稿的助手叫来：“我要求你好好听听这些话！”后来他在就职演说时果然讲：“在我们的国家，很多人不理解贫困的痛苦。但是，我们应该倾听那些有这种痛苦的人的心声。”这大概是夫子自道，却也真挚诚恳。

这是早期的布什：开放、健谈、谦和、愿意接触与自己不同的人、不在乎问可能显示自己无知的问题。布什善于人际交往。这种才能，和他敢作敢为的精神配合得天衣无缝，创造了一种朴实、诚恳、果敢的魅力，折射出美国小老百姓的品德，使他比老父更加容易获得选民的爱戴，也和自以为是的戈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他2000年赢得大选的关键。

但是，这种开放性，在当了总统不久后就消失了。到2001年中期以后，白宫里就听不到异见。在白宫的工作会议上，自由讨论变成了照本宣科。从内阁部长到他们的下属，常常事先被告知总统在场时应该讲什么，在每个题目上讲多长时间。不仅如此，在这些人讲话时，布什只听，没有任何反馈，也从来不问问题。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有时还争论一下，但没有人附和，布什很少让双方澄清自己的立场。他听下属讲话好像是例行公事，不表露一点兴趣。用前财长奥尼尔的话来说，布什与其阁僚就如同一个盲人和一群聋子在一个屋子里，彼此没有沟通。他自己和布什一对一讨论经济问题，布什也同样一言不发。后来奥尼尔辞职，出版了回忆录抱怨自己对牛弹琴，布什反唇相讥：“奥尼尔讲得实在是枯燥得要死！”可见布什在听下属的意见时是什么心态了。正是因为如此，政府中有丰富经验的高级行政人员越来越感到他们的意见没有人关心，自己的职责就是做个应声虫。

这样，布什的顾问越来越少，他的圈子越来越小。即使是切尼，开会时也不大说话。他有话要说时，就和布什私下交流。到底他们是谁听谁的，大概只有上帝知道。不过，当布什作了重大的决定时，那就一定是上帝来电话告诉他的。比如他决定入侵伊拉克，事先竟和鲍威尔这个国务卿没有任何讨论，只是最后通知他一下自己的决定，让他到世界上照本宣科。毫无心理准备的鲍威尔委婉地提醒布什：“你真这么肯定吗？要知道，你砸烂一个东西，就得拥有它。”布什根本不准备讨论下去。结果鲍威尔难以置信地走开，嘴里还不停地自言自语：“天呀，他真的要干了。”

接着，布什召来两党的国会议员，要国会给他用兵的授权。一位共和党参议员事后回忆说，当时布什走进屋里，劈头就说：“我要你们投票，我不会和你们辩论。”当一位参议员开始问他问题时，布什马上打断，重申：“我不要跟你辩论！”

后来布什直言不讳地承认：“在这段时间，我祈祷上帝给我力量来贯彻他的意志……我当然把战争的正当性建筑在上帝那里。要知道，我祈祷自己能够成为上帝的一个良好的使者。”

2002年，一位记者在写了一篇白宫不喜欢的文章后，见到布什的一位高级助手。这个助手称这位记者属于“生活在以现实为基础的社群中。这个社群的人总是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开始于对可观察的现实的明智研究”。然后他训斥道：“告诉你，这一套已经不是现在世界运行的规则了。我们现在是个帝国。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就会创造我们自己的现实。当你们‘明智’地研究这个新现实时，我们又会行动，创造另一个新现实，而你们还会跟着研究。这就是世界运行的程序。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你们则被留在那里研究我们成就的事业。”

这些话坦率地道出了新保守主义的行动哲学。而这一信条，也只有在布什这样自认为是被上帝加冕的帝王式总统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3）

总统与君主

然而，伊战已经证明，创造新现实并不容易。美国不仅没有在伊拉克创造一个新现实，反而陷在旧现实中不能自拔。即使是新保守主义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以《历史的终结》一书而名声大噪的弗朗西斯&#8226;福山，最近撰文批评自己的同道，称新保守主义本来是建立在对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怀疑的基础上。在新保守主义看来，像林登&#8226;约翰逊那种“伟大社会”的计划，只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无法控制的后果。本世纪早期另一位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提出建设“对民主安全的世界”的普世主义外交路线，同样充满了社会工程的天真信念。可惜，美国在伊拉克建设民主时，完全无视保守主义对社会工程的质疑。美国在海外进行国家建设本来就乏善可陈。中东又缺乏民主传统。但是，面对这些现实，美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自己在伊拉克的合法性问题。一句话，美国已经到了必须回到现实世界中的时候。

回到现实，就必须理解带领国家走出现实的人。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都可能脱离现实。但布什在一个直接民主的社会，带领国家走出现实如此之远，不仅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挑战，而且可以拒绝承担由此而来的政治责任，俨然是个君主，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奇迹。

民选总统与君主不同的地方在于，总统受到更多的制度制约，其权威会随时面临挑战；君主则常常可以为所欲为，并且超越日常的政治责任。在这方面，布什更加像个君主。在他与克里的第二轮辩论中，一位选民请他说出自己犯的三个错误。他竟一个错误也不肯认，只说自己也许曾经任命错了人。换句话说，即使他的政府犯了错误，也一定是那些辜负了他的信任的手下人犯的，与他本人没有直接关系。从肯尼迪到里根，美国战后最伟大的总统从来没有这种超越政治责任的君主心态。相反，他们随时准备向选民承担责任，并因此获得选民的信任。

是什么造就了布什这样超越政治责任的君主呢？我们不妨检讨三股历史力量：不断扩张的联邦政府和总统职能，由大众传媒所促成的总统与选民间的即时互动，以及基督教保守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崛起。

联邦政府和总统职能的扩大

美国的前身，本是一些自治的殖民地的集合体，因为和英国王室冲突，经过独立战争才最后形成一个联邦。吃够了欧洲君主专制之苦的建国之父们，对集权体制非常警惕。他们虽然不得不创立一个联邦政府，但给这个政府的权力极为有限。在1930年代“新政”以前的１００多年，联邦政府的职责多半是资助或辅助（patronage）性质的，除了对外战争外，在国内的主要权力在于发放联邦补贴、制定关税、管理公共土地、确立专利制度以及制币等等。早期的联邦政府曾免费向农民寄送新的农作物种子，后来又以象征性的价格把大量联邦土地送给西进的开拓者、大学、铁路公司等等，刺激经济的发展。但真正进行“实质性统治”的，还是各州政府。比如基本的民法、商法、教育法、刑法、行政法，全由州政府落实。州权可以在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品行的名义下，在法律上规定个人的行为准则。但这种对社会规约性的权力，一般是不交给联邦政府的。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联邦政府在规约性权力的范围内扩张，就会引起强烈的抵抗。南北战争就是一例。联邦政府认为跨州的奴隶贸易已经超出了州权的管制范围，必须运用联邦权力对之规范。南方各州则认为，对奴隶制的干预，使联邦政府越出自己的范围，对社会行使规约性的权力，侵犯了州权，所以联手反叛。最后联邦政府赢得了南北战争，并开始发行统一货币和征收早期的所得税，权力有所扩张。到19世纪末，美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大企业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州的界限，联邦管理权随之增长，联邦所得税制在1913年终于被确立下来。

不过，一直到“新政”以前，联邦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都十分有限。当时的笑话说，联邦政府要是关门，老百姓半年后才能感觉到。后来罗斯福要给白宫配备6位高级助手，还要费劲找议会批准。如今白宫则已经有好几百工作人员。可以说，“新政”创造了一个职业官僚集团，这个集团掌握了日益复杂的联邦政府的行政事务。

从“新政”到林登&#8226;约翰逊的“伟大社会”，36年间共和党只有艾森豪威尔当了8年总统。在民主党对总统政治的绝对主导下，联邦政府迅速扩张，其对社会的规约性权力越来越大。从1968年尼克松上台到２００４年这36年间，总统政治进入共和党主导的周期，民主党只有克林顿和卡特当了总共12年的总统。特别是自里根以来，共和党试图削减联邦政府，甚至把政府看作敌人。但是，每当共和党要削减联邦政府时，就会在政治上碰壁。每当民主党要扩张联邦政府时，也同样在政治上碰壁。这说明“新政”的遗产已经生根，目前的政府规模和权限已经成为社会的政治共识。联邦政府不仅在个人头上征收巨额的税款，而且在教育、种族、医疗、社会保障，甚至性别、语言等问题上，无所不在地干预社会行为。联邦政府对老百姓个人的生活，有了越来越直接的影响，这就大大提高了行使这一巨大权力的总统的政治地位。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4）

总统制、媒体与君主的奇里斯玛

当总统的权力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了越来越大、越来越直接的影响时，老百姓对总统的期望也就越来越高，乃至连自己失业也要归咎总统。在战后总统政治中，挑战者为推翻在任者对选民说得最多的话是：“现在你们过得不如意，就是因为这位总统出卖了你们的利益！”在1976年以前的80年，只有两位在任总统竞选连任失败。但在此之后仅28年，就有３位在任总统连任时落马，只有里根和克林顿连任。可见，总统连任已经越来越难了。

这多少说明，总统权力的扩张速度，远远赶不上选民对总统的期望值的增长率。用来填补总统的治理能力与选民期望之间的落差的，就是总统的个人魅力。实际上，从罗斯福、肯尼迪到里根、克林顿、布什，成功的总统大都借助于君主式的奇里斯玛权威来获得拥戴。

这种总统的个人魅力，改变了总统与选民的关系，甚至破坏了民主政治的理性逻辑。本来，总统是执行民意的工具，权力受到民意的严格限制。如今，老百姓由于为一个总统的个人魅力所慑服，宁愿放弃自己在政策方面的某些要求。这样，权力就被人格化。而这种人格化的权力，又和选民的政策偏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和独立性。比如，1984年许多选民在政策上支持蒙代尔，却因为被里根的魅力慑服而投了里根的票。2000年，美国选民在政策上明显倾向戈尔，但因为在个人气质上喜欢布什，所以布什成了总统。今年大选的一系列民调表明：大部分选民认为国家正在错误的轨道上，布什的支持率大部分时间在50％以下。他能够长时期压克里一头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部分选民认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个人喜好度远远高出克里。也就是说，相当多的选民，因为个人魅力而向总统效忠，颇像臣民向君主效忠。这已经把总统在政策上向选民效忠的关系给本末倒置了。

这种“民主式的君臣关系”之所以成立，可以归结于两个因素。首先，美国的总统制，实质上是直接选举。总统和选民之间，没有议会的缓冲。在欧洲的议会制国家，选民投票给自己选区内的议员。当一党或多党联盟在国会议席中占了优势时，该党或多党联盟就成了执政党，其党内领袖就成了国家首脑。在这个过程中，选民不是直选国家首脑。国家首脑要由议员们推选的政党领袖充任。既然国家首脑不是选民直接选举的，就不具有美国总统那样对选民的直接感召力。

美国在立国之初，对总统的产生曾有过激烈的辩论：有主张直选的，有主张议会选举的，也有主张由州来推选的。最后的选举团制，实际上是这些主张的折衷：各州根据本州议员的数字分到一定数额的选举团票，由本州来决定把这些票投给谁。即使是主张设立强大总统职位的亚历山大&#8226;汉密尔顿，也认为“由公民从大众中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人，最有可能掌握必要的信息和洞察力完成这样复杂的调查（来选举总统）”。但是，由于绝大部分州采取了“赢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 votes）的原则进行选举团投票，即谁赢得了该州的多数票，就赢得了该州所有的选举团票，选举团票无法独立于本州多数选民的意志，结果总统选举在本质上还是一种多数统治的直选。

这种直选，要求总统个人对选民有直接的感召力，而大众传媒的发达，又使总统与选民直接的互动成为可能。罗斯福是20世纪第一位强有力的总统。他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广播的普及。结果，罗斯福一当就是４任，他死后国会不得不通过修正案，明确规定总统不能超过两任。里根年轻时就是被罗斯福在广播中的魅力所征服，后来自己也从事广播业，并因此练就和选民直接交流的能力，成为“伟大的沟通者”。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广播不仅塑造了罗斯福这样伟大的民主政治家，也成就了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广播在德国，有效地传播了纳粹的意识形态，培育了国民对希特勒的崇拜。

从肯尼迪以后，电视成为塑造总统魅力更直接的手段。肯尼迪与尼克松在1960年大选的电视辩论，使肯尼迪成为“没有摇滚歌星时代的摇滚歌星”。而从里根到克林顿、布什，成功的总统无不是电视明星。

大众传媒对总统的“零距离”的关注，使总统不得不把一切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领域都加以包装，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源。同时，总统的私生活也完全被媒体所侵占，这才有了克林顿的性丑闻这样的闹剧。实际上，通过个人生活来塑造公共魅力本来就是开明君主制中的老游戏。当年伊丽莎白一世统治英国，就把个人的私生活都当成政治筹码。她高度近视，在伦敦街头和臣民说话时，为看清对方不得不把脸凑得很近，成为女王“亲民”的一大景观。有了现代的大众传媒，这些伎俩更被演习得淋漓尽致。总统和选民之间，每天都有即时互动。投票前选民首先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愿意让这个人在未来４年中每天都出现在我卧室的电视荧光屏上”？戈尔2000年输的一个理由，就是选民受不了他那个优等生的嘴脸。他似乎一天到晚在那里举着手嚷嚷：“老师，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答案！”一般的美国人上学时不是优等生。在美国的中小学，大家常常捉弄优等生。结果，笨嘴拙舌、一道题半天解不出来的布什，倒深得选民的青睐。大家显然更愿意相信一个看起来和自己差不多的人。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5）

政教合体与国内冷战

肯尼迪和里根，都能有效地运用媒体创造个人的奇里斯玛权威。布什又有新的创造：他让基督教来为自己的权力加冕。这就使美国总统变得更像旧欧洲的君主。

美国素有政教分离的传统。不过，这个传统的成立，还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中来理解。笔者已经指出，建国之初，联邦政府对老百姓的生活很少有规约性的权力。联邦政府不仅无权干预宗教事物，而且对教育、种族、婚姻等诸多社会事务也都无权过问。当联邦政府和公民的个人生活不发生或很少发生直接的关系时，宗教信仰作为个人事务当然很容易和政府权力分隔开来。在立国的前１００多年，由于联邦政府在伸张自己的规约性权力时非常谨慎，尽可能不干预基层的社会生活，所以在种种社会冲突中，大多能够置身事外，只有在奴隶制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上才引发了内战。这种在规约性的权力方面的节制，也是美国能够维持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关键。

但是，当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不断规约社会生活、介入公民的私人领域时，人们就会在越来越广泛的问题上要求联邦政府站在自己一边。举个简单的例子。在100多年前，当联邦政府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拒绝代表基督教的利益时，信仰基督教的主流社会并不介意，反正华盛顿距离老百姓的个人生活很遥远，在社会中不重要。况且，大家也没有给联邦付多少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支使政府。如今，联邦政府无所不在，有强大的权力规约社会生活。联邦政府是否站在基督教一边，对基督教的成长至关重要。况且，信奉基督教的主流社会，每个家庭要把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作为税金缴纳给联邦政府。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你怎么能拿着我的钱不为我服务呢？所以，基督教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总统政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里根的政治基础，是个人主义和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联盟。不过里根骨子里还是个人主义者，反对把宗教引入政治，其政治目标是让联邦政府从老百姓的生活中走开。布什则依靠的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这一单一的力量，并通过大幅度地扩张联邦政府的职能来贯彻其宗教立场。比如同性恋结合的问题，本来属于婚姻法这一典型的州权范围。阻止联邦权力对州权的侵犯，一向是共和党的核心政治理念。但是，布什主张修改联邦宪法，禁止各州容许同性恋结婚，实际上是明火执仗地用联邦权力侵夺州权。美国是个地域广阔、文化多元的国家。本来，马萨诸塞的同性恋可以结婚，得克萨斯州的同性恋不能结婚。各州风土人情不同，至少还相安无事。联邦政府一介入，双方就非得决一死战不可。

从2000年到2004年，美国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巨变：“9&#8226;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股市的坍塌、IT经济泡沫的破灭、华尔街丑闻，乃至几百万人口正常死亡，几千万人口迁移到新的州。但是，尽管世界这样天翻地覆，美国的选民构成也今非昔比，总统政治却一点没有变。2000年美国是50比50的国家，2004年还是个50比50的国家。如果布什连任，这样分裂的政治僵局，至少还会延续4年。这在美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国内冷战时期。

这一国内冷战的历史原因，是联邦政府的过分扩张，不同的社会力量在总统选举上不得不加大赌注，使之成为一种零和游戏。布什则大大加剧了这个趋势。他背离了共和党限制政府的基本信条。联邦政府在他手上，扩张到克林顿时代也望尘莫及的程度，而且他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扩大了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政治基地的利益，进一步提高各方在总统政治中的赌注。从历史上看，单纯以意识形态和宗教信条为合法性基础的权力，必然带来冲突。从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到20世纪的苏美“冷战”，莫不如此。

布什之所以选择这场冷战，除了他的宗教狂热外，还由于他个人能力的局限。前面提到的民主党参议员、现在克里的外交顾问拜登一语中的地说：“大多数成功的人都善于在其事业的早期估价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这些普通人会充分利用自己的长处，但同时也会努力改进自己的短处，至少会把我们的弱项提高到一个过得去的程度，使之不至于在关键时刻坏了事情。但我不认为布什在这方面做出过认真的努力，因为在他的生活中，他每一次失败，都有他的家庭和朋友来帮助他解脱。”言下之意，如今布什当了总统，再不能指望比他更有权势的亲友来解围，于是他那些没有改进的弱点就开始大肆为害。

布什有着极高的与人交往的天赋。这使他利用自己的家族关系，迅速在政治上发迹。但是，布什缺乏分析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而这正是美国高级职业社会所最珍视的能力。30年来，布什一直为这方面的能力所困扰。在耶鲁，人们看着他就摇头，觉得他处处比不上他父亲。在他20多岁那段时间，耶鲁的同学都迅速在法律、商业、医疗等方面建立了自己的职业信誉。布什却东游西荡，一事无成。他号称是哈佛商学院出来的CEO总统，但他经营私人企业是个地道的失败者，每次破产都要靠家族的朋友救驾。1985年，他的生活陷入最低点：酗酒过度，婚姻危机。在一个朋友家的晚宴上，他喝得过多，粗鲁地冒犯了他母亲的一位朋友。老布什夫妇大怒，决定再不能对这个不肖子听之任之，于是找来一位做牧师的老友对之调教。

这位老友花了几天时间和布什呆在一起。布什终于再生了。他断了酒，挽救了婚姻，并定期参加《圣经》学习班，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但是，信仰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善他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性的思维。他在事业上还是一事无成。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6）

这时，老布什的商业伙伴，在一个大投资公司当执行总经理的鲁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接到了一位尼克松的前助手的请求：“我们这里有个人，最近生活很不走运。他需要一个工作，一个类似董事会里的工作。”就这样，鲁本斯坦让40多岁的布什进了董事会。据鲁本斯坦回忆，布什参加了所有董事会的会议，开了许多玩笑，有的玩笑让人不得要领。不过，３年后，鲁本斯坦终于找到布什说：“经过这３年，我不能肯定这个职位适合你。也许你应该干点别的。主要是我看不出你对我们董事会做出了任何有价值的贡献。你对这个公司知道得实在太少。”布什回答：“我本来也想走了。我实在也不喜欢这个工作。所以，我还是辞职吧。”

这时离布什成为总统、掌握世界最大的权力，只有区区６年的时间！布什从来没有靠自己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成就过任何东西。

不过，他相信“更高的权威”，相信上帝会拯救他在这方面的不足。他要靠信仰、靠运用人际交往的能力传达自己的信仰而获得成功。在美国的选民中，像他这样“再生的基督徒”代表着至关重要的政治力量。有人说这些人占选民的近40％，有人说白人的“再生的基督徒”占选民的四分之一。所以，布什要把自己和这些人绑在一起，发出这些人的声音。这就是他所谓的“本能”。这就是他所谓的“最高权威”给他的指示。一旦有了这些，他的分析力当然就不重要了。

这一战略确实收到奇效。虽然布什４年的政绩一无可取，但在基督教保守主义者看来，他是在替天行道。一位选民曾这样说：“对我而言，上帝控制着一切。上帝派这位总统来抑制邪恶，保护我们的国家。”他见到布什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我真诚地感谢上帝让您当我们的总统。”布什当仁不让地回答：“谢谢！”一句话，君权神授。这是布什的合法性所在。

但是，另一部分的选民，则成了典型的ABB（Ａnyone but Bush除了布什谁当总统都行），把布什政府视为邪恶帝国，恨之入骨。在这样的冷战中，总统要在意识形态上对自己的一方负责，而不必在乎日常的政治责任。因为联邦政府对人们的生活已经干预得如此之深，只要总统站在自己一边，他再错也是好的。如果总统站在自己的敌人一边，他再对也是要不得的。保守派评论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观察说，民主党和共和党造就了两类总统。民主党的总统善于把握事物的复杂性和微妙之处，注重知识和行政技术。共和党的总统则是信仰的领袖，能够提出明确的目标，直来直去地宣示自己的政治理念。民主党赞赏能够与其阁僚广泛讨论、集思广益地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总统。共和党则要求总统能凌驾于群僚之上，显示个人的领导才能。在这场国内冷战中，立场重于逻辑，感情压倒了理性，共和党的简单明了、具有信仰感召力的领袖，比起民主党那种知识丰富、考虑问题周到、治国技术精熟却缺乏登高一呼力量的竞争者来，多少要略占优势。

布什的崛起，得益于美国的制度和历史给他提供的多方面的机缘。总统实际上是直选，这使他这么一个没有太多业绩可陈的人绕开在党内精英中积累政治资本的过程，迅速地爬上权力的顶峰。在媒体中总统与选民的即时互动，又使他的人格魅力超越了其政策的失败，获得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效忠。但更重要的是，随着联邦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生活，基督教保守主义开始要求政府摆脱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宗教问题上扮演积极的角色。布什在这一势力身上下赌，要运用总统权力替天行道，把自己变成了上帝的使者。于是，他不需要负传统意义上总统需要负的政治责任。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支持者证明自己秉承的“天命”。只要他的支持者能够像打圣战一样走向投票箱，使他在大选中以微弱的优势胜出，他就是真命天子，他就会执掌和行使君主一样的权力。

美国的建国之父，痛感欧洲的王室经过宗教的加冕，以君主奇里斯玛式的权威赢得臣民的忠诚，行使着专制的权力，于是要在新大陆建立一个共和国，避免王权对社会的压制。但是，２００多年后，布什已经把总统权力推得离旧欧洲的王权越来越近。这也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200４年１０月３０日

两党政治第1节 两个美国的决战（1）

戈尔早已经宣布不参加今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了。2004年不会是2000年的重赛。但是，今年大选可能又会出现2000年那样的平局。美国这个世界超霸，已经在政治上分裂为势均力敌的两个美国。

从人口构成上看，民主党和共和党各占选民的46％。大选争夺的是中间的8％。一个3月初的民调（民意调查的简称——编者）显示，86％的选民已经打定主意投谁的票，虽然距11月2日的选举日还有8个月之遥。选民如此早就这么“立场坚定”，在美国总统政治中似乎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不管谁胜谁败，今年的大选将出现的最有讽刺意味的结局是：在这场“两个美国”的决战中，决定胜负的选民，不属于这“两个美国”中的任何一方。他们是极少数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的中间派。

两党政治的“草根”

所谓“两个美国”的概念，来源于一位大牌民主党战略家格林伯格（Stanley B.Greenberg）不久前出版的书《两个美国：我们目前的政治死局和破解之术》（The Two Americas: Our Current Political Deadlock and How to Break It）。在民主党的预选中，黑马爱德华兹参议员索性把书名作为自己的竞选政纲，声称布什已经把美国变成了“两个美国”：在一个美国衣食无忧，大家享受最好的医疗，孩子上最好的学校，钱越挣越多；在另一个美国，大家今天还在为老板拼命，明天就被解雇，没有医疗保险，学校已经濒临破产，前途茫茫，朝不保夕。

爱德华兹的描述，等于把民主党和共和党归结为穷人党和富人党，颇合我们中国人的一般印象，但却不符合事实。不错，民主党长期享有工会的支持，共和党深得企业界的拥戴。不过，这次民主党的候选人克里，如果获胜的话，将是美国历史上的总统中第三号富人。最富的是开国之父华盛顿，第二位是克里的偶像、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布什虽然也是豪门出身，但他2000年击败戈尔，离不开没有上过大学的选民层的支持，这些没有文化的下层老百姓，过得显然远不如戈尔那些知识分子的支持者们优裕。再看看地图，民主党的基地新英格兰和西海岸，比共和党的老家南部和中西部发达不少。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两个美国”不存在。从地图上看看2000年的大选结果就知道，民主党横扫西海岸和新英格兰地区，同时赢得了大湖区的大部分州。共和党除了南部外，赢得的基本上是美国内陆。民主党的州，人口密度大，地方小，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几个小州，在地图上几乎小到难以辨认，因此都市化程度极高，文化上自由多元，是开放型的“海洋文明”。共和党则占据了美国绝大部分地盘，但大多属于地广人稀的腹地，与海洋隔绝，与外界的交流少，文化上单一保守，可以说是所谓的“内陆文明”。

再看看两党领袖的故里。克里出生的波士顿，是自由派的故乡。布什出生的得克萨斯，是南部保守派的基地。《经济学人》不久前还发表文章比较了众议院两党领袖的选区。民主党领袖佩洛西（Pelosi）来自旧金山近郊的选区，附属于典型的自由派的都市。共和党领袖哈斯特（Hastert）来自伊利诺斯一个距芝加哥50公里以外的郊区，典型的保守派的乡间。

形象地说，民主党的美国是垂直的国度，一切都是细长型的直立物。克里的形象就是个代表，身材瘦瘦高高，甚至脸也修长得出奇。再看波士顿、旧金山地区的建筑，全是类似的形状，摩天大楼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谁也胖不起。到共和党的美国一看，你马上会想到摔跤教练出身的矮粗的哈斯特，或者他的前任，大胖子金里奇。这里见不到摩天大楼，遍地铺开的是一栋栋矮小敦实的独门住房，景观不是垂直的而是平行的。

不同的景观之下，酝酿着不同的人文气息。《经济学人》开玩笑说，在旧金山，连厨师都是个瘦子。那里培养出来的佩洛西，瘦小得像一只鸟。克里这样修长的脸和身材，时髦得在好莱坞也难得一见。怪不得几年前一位好莱坞的黑人女星望着克里眼睛犯晕，口口声声地感叹：“我就不明白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不能选一个漂亮的男人来当总统！”在波士顿和旧金山这样的地方，蓝领工人、IT业个人奋斗出来的大款、演艺界明星、同性恋者、大学教授、独立不羁的大学生和正在衰老的嬉皮士一同混居，文化色彩斑斓，大众喜欢标新立异。而在美国的腹地，特别是郊区，厚实的肚子常常还被视为是福气的象征。一切都是那么平淡无奇。居民大都认为自己是普通的美国人，从众心态甚重。孩子常常被家长教训：“你怎么穿成这样？怎么和大家这么不一样？看看人家都是怎么穿的！”

在民主党的美国，大都市环境拥挤、房价奇高、贫富悬殊、公共教育系统破败，不是个养孩子的理想场所。在旧金山，只有35％的居民买了自己的房子，比全国70％的平均数低一大块。另外，70％的人口是单身。有人说旧金山人养的狗要比他们养的孩子还多。学校里，一半孩子的母语不是英文，教育质量不堪入目。但旧金山有的是百万富翁。有钱的家长要么搬走，要么送孩子进私立学校。当然，民主党的地盘里也有好的都市。比如波士顿，公立学校系统就非常优异，不愧为教育之都。但那里种族混杂。在波士顿地区那些以缺乏多元性著称的纯粹白人社区，你也常常发现学校里10％的孩子是亚裔。

在共和党的美国，郊外生活单纯舒适，地域广阔，房价低，你难得见到那种住几百万美元的豪宅、送孩子进私立学校的大款。但是，这里基本上是家家有房，有恒产而有恒心，大家一同到大型购物中心买东西，到连锁餐馆吃饭，对社区内的公立学校有很强的责任感，教育质量颇有水准。社区之内，有强烈的平等精神。而且，这些社区以郊外白人为主，民风淳朴，生活枯燥无味。

这也就不奇怪，民主党的美国更关注自由，共和党的美国更关注秩序。民主党的大都市充满了无家可归者，犯罪率甚高。共和党的郊区则维持得井井有条。据说一个小城市的居民一天给市长打电话，报怨当地的一座桥上有个蜘蛛网，市长竟当天派人将之清理掉。更不奇怪，这次要把同性恋合法化、给同性恋者发结婚证书的，就是由波士顿和加州挑起，理由就是人人平等，大家都有选择的自由。一位好莱坞影星信誓旦旦：“当两个灵魂相爱时，他们不考虑性别！”而在共和党的美国看来，这不仅破坏了宪法，而且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价值，婚姻从来都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结合。同性恋是人类的大悲剧。任其发展，不仅家庭崩溃，甚至人类连传宗接代的秩序也无法维持。

两党政治第2节 两个美国的决战（2）

民主党的国度贫富差别大，也就孕育了民主党“劫富济贫”的意识形态。民主党里频频出现肯尼迪、克里这类百万富翁出来为穷人的利益说话的事例（佩洛西其实也是豪门出身，她的父亲和哥哥都当过巴尔的摩的市长，丈夫则是一位企业界的领袖）。相反，共和党的国度颇为平等均富，虽然不时有布什这样的豪门子弟从政，但许多政治家就如同在公立学校教摔跤的哈斯特一样，是典型的布衣政客。在他们的世界里，大家经济上本来就比较平等，觉得凭着努力工作，日子就能过得殷实。但他们谁也不是大款，绝不愿意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政府用税来收走，去“劫富济贫”。

在民主党的国度，都市化程度高，人口拥挤，大家对环境的危机感重，环保意识高于发展意识。在共和党的国度，大家对田园生活习以为常，环境的危机感小，要把日子向上过的劲头大。这也就形成了两党在环境问题上对立的又一个社会基础。

更重要的是，共和党的国度是信仰者的国度，民主党的国度则是个世俗的国度。在共和党的一些乡村小镇，常常有7个教堂、一个酒吧，教会是社区生活的中心。在民主党的大都市，酒吧遍地，但教会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被边缘化。更由于大都市的文化主导了美国社会，对乡村文化产生冲击，共和党的国度对此开始有强烈的回应。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公立学校的教育上。

民主党由于垄断了教育发达的都市文化中心，在教育界占有优势。一些自由派的意识形态渐渐统治了学校。在保守派看来，学校大讲进化论，却不许学生祈祷，对学生发放避孕套，却禁止打屁股这样的体罚，对教学缺乏严格的要求，纵容学生胡来，等等，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一些以保守的基督徒为核心的家长，从1990年代开始把孩子从公立学校中拉出来，自己办私塾，严格灌输保守的基督教的价值观念。据估计，目前全美国有200万孩子在家就读，比在新泽西公立学校系统的孩子还多。一所专门为这些在家庭私塾里受教育的孩子服务的精英私立大学帕特里克&#8226;亨利学院（Patrick Henry College），也已经开张。

布什政府当然知道这样的运动对自己的意义。白宫目前有100个实习生，其中有7个竟来自帕特里克&#8226;亨利学院这一刚刚诞生的仅有240个学生的学校！另外该校还有一个学生在布什竞选连任的班子里当实习生。一个帕特里克&#8226;亨利学院的前实习生，目前已经出任布什的首席政治高参罗韦（Karl Rove）的正式幕僚。在过去4年，有22个保守的众议员曾雇用过一个或更多的帕特里克&#8226;亨利学院的实习生。在这方面，哈佛、耶鲁已经完全不能望其项背。可以说，帕特里克&#8226;亨利学院已经成为共和党保守主义运动的干部学校。这种在草根社会的严密组织，成为共和党的力量所在。相比之下，民主党的草根组织，如工会等等，虽然人多势众，但缺乏这样严密的制度和训练。两军对峙时，弄不好很容易成为乌合之众。

世人印象中那个民主、自由、开放、宽容的美国，实际上是民主党的美国。世界各地的人都热衷于看好莱坞的电影，到波士顿上哈佛、MIT。特别是欧洲人，与民主党的美国相处得如鱼得水。说欧洲反美并不精确，因为欧洲反的是他们认为封闭、落后、保守、愚昧甚至野蛮的共和党的美国。你再看看地图，即使不反美，欧洲人也很少到共和党的美国去。在他们看来，被民主党的美国夹在内陆的共和党的美国，似乎还是19世纪的农村。那里的人脑子里只有一根筋，不开化。他们搞起单边主义来，也就不奇怪了。

以上这些简单化的描述，选择的都是极端的例子，美国的政治图景，当然要复杂得多、微妙得多。但是，这一简单化的对比，多少界定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哲学。甚至两党候选人在大选中显示出来的个人气质、政治技巧，也和这一大背景有密切关系。

两党政治第3节 两个美国的决战（3）

克里和布什

塑造这次大选的，除了两党的社会基础外，还有两党候选人的个人品质。克里和布什，全是豪门出身，全是耶鲁子弟，全是骷髅会的成员。但是，两个人的政治作风却截然不同，多少也反映了“两个美国”的对立。

克里父亲是外交官，母亲是福布斯家族的成员，从小上贵族的寄宿学校，后来又顺理成章地进了耶鲁大学。他是富家子弟中那种不辜负自己的家门和特权的俊异之士：讲一口流利的法文，作诗，喜欢音乐，从事多种运动，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感。在耶鲁当学生时，他就特立于众，是耶鲁政治联盟的主席。毕业后，虽然自己反战，却以贵族的责任感自告奋勇地上了沙场，并在海军担任最危险的内河巡逻艇的指挥官。当时任此职的死亡率是75％。在一次巡逻值勤时，前面的巡逻艇一下子被水雷炸飞，一个美军士兵整个身体被抛到半空，手里还紧握着枪。同时，四周丛林中伏兵四起，子弹像雨点般地射来。船上的美军，只能躲在船里，全力用火力压住伏兵。克里却探出身去，从水中拉起一名落水的战士。另一次被伏击，他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不退反进，竟命令自己的巡逻艇直杀伏兵的阵地。这一超出常人想像力的英勇，使敌人措手不及，顿时溃败。在这样传奇般的厮杀中，他三度负伤，赢得满胸的勋章。况且，他生得“惊人地英俊”，一副王者气概，布什一比，则活像个瘪三。所以，克里是典型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他的故事不用人编，自己已经用生命写好了一部波澜起伏的长篇小说。这小说甚至改编成电影也不用找演员，因为他这个形象在好莱坞也挑不出几个。在大众传媒的时代，他选总统应该说是占尽了便宜。

但是，他这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活生生的草根民主中却吃不开。他刚出场时，吃亏最大的竟是他的媒体形象。当时保守派政论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评论说：“克里缺乏选总统的关键素质。他在电视上讲话时，我让我11岁的儿子看。结果发现这孩子对他毫无兴趣。如果你不能让这么一个11岁的孩子对你有兴趣，选总统很难。”果然，去年克里的风头，全被名不见经传的佛蒙特前州长迪安（Howard Dean）盖住。他那完美形象，像是被供在神坛上的古罗马雕像：冷峻，超然，却不像是真的，不是活在选民中间的血肉之躯。选民不觉得他理解大家的疾苦。一位记者这样描述：“对于平民百姓生活中的艰辛，克里会想一想、研究研究，但他感受不到你的切肤之痛。”怪不得克里有个美国其他政客很少有的绰号：“贵族参议员”。他很像旧欧洲上院的长老。更确切地说，他是个生活在贫富差距极大的民主党的大都市里的百万富翁：尽管他一天到晚关心民生疾苦，他自己过的却是与下层百姓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人们觉得他的关怀是居高临下的，既充满了优越感，又关心不到点子上。不像克林顿，连玩女人也能玩到莱文斯基那样低俗，不仅了解下层社会的疾苦，甚至在趣味格调上也与下层社会水乳交融。克林顿可以像摇滚歌星一样，与选民同歌共舞，克里却用枯燥无味的长句子，把听众讲得越来越少。他要有克林顿那样的“南部魅力”，恐怕今年就赢定了。

克里以国王的气质在下里巴人的草根民主社会选总统，换什么马甲都不太合身。但是，今年他却是赶上“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机缘。民主党知道，“9&#8226;11”后，布什成了战时总统。在国家安全上不能和布什一拼，就别想进白宫。数数民主党的候选人，除了克里外，只有一个在政治上还没有入门的克拉克将军在这方面有足够资历。

作为老牌政客，克里的竞选经验丰富。去年他虽然在民调中远远落后，已经被媒体看成是个轻量级，但他看准民主党人要找个能打仗的人夺回白宫的心思。于是，在艾奥瓦预选前，他向民主党选民大声疾呼：“对于那些想用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来吓唬我们的共和党人，我送他们三个字：出招吧（bring it on）！”这三个字早就被克里的顾问发明出来，但被认为是太有杀气，怕惹怒喜欢布什的选民，一直没敢用。克里在布什支持率下降、民主党急着寻找能拿下布什的战将时将这三个字响亮地喊出，让选民眼睛一亮，从此开始奇迹般地崛起。

克里的政治经验，还体现在他对预选程序的理解。到去年底为止，民主党候选人中，迪安在民调中早已遥遥领先，吸引了左右派媒体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并且握有4，000多万美元的政治捐款，克里抵押了家产才凑足这个数的一半，其他候选人就更穷了。在预选的头两个战场艾奥瓦和新罕布什尔，迪安一度领先几十个百分点，以为稳操胜券，集中精力在全国造势，广告满天飞，仿佛他已经获得提名。政治经验不足的克拉克因为缺乏经费和获胜的可能，决定放弃艾奥瓦，倾其全力在新罕布什尔一赌。克里却把一切都赌在艾奥瓦上。这头两仗，与后来的选战有本质的不同。首先，前两战是一周一个预选，而且都是在人口最小的州里举行。候选人在这段时间，可以集中精力对付人数非常少的选民，和选民进行面对面交流。可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这两场小预选保留了草根民主的模式。候选人要一家一户地拉票，作政治的“零售商”。看起来与其说是选总统，不如说是选村长。迪安财大气粗，广告做得大，但决定因素是地面战。克里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全身心地在艾奥瓦“蹲点”，并利用这种村长政治，改变自己超然、冷峻、高高在上的贵族形象。他放弃了过去那种催人入睡的长篇演讲，简单几句话后，就让选民向自己提问。每问必答，直到所有的人都问了自己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得到回答后才离开。

结果，似乎与选民距离最远的克里，竟在这一“村长政治”中说服了选民，奇迹般地获胜。由于胜利来得是如此突然、如此出人意料，在媒体产生极大的轰动效应。不仅迪安一时方寸大乱，克拉克也由于跳过艾奥瓦，根本不在新闻里，等于出局。一个星期后，克里借势拿下新罕布什尔，一下子成为媒体的大热门。接下来的预选，模式大变，一天在几个州同时进行，而且许多州是人口众多的大州，候选人不可能再进行与选民面对面的“村长政治”，地面战一下子转入空中战，大家只能通过天上的电波在电视、广播里来打动选民。这时的克里，已经靠两场地面战把自己塑造成最大的明星，成为所有媒体的焦点。结果在后来的空中战里，曝光率最高，等于搭上媒体的便车。

两党政治第4节 两个美国的决战（4）

而克里受益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党内对手迪安和爱德华兹。这两位与克里相反，都是那种能够令人信服地对选民说“我感受到你的痛楚”的民粹派政客，在选民中的喜好度都比克里高。在这样的对手的压力下，克里努力学习许多平民化的语言。他回答选民的问题时所用的句子，也越来越短，越来越简单。等他把所有对手都挤掉后，实际上也把对手的招数“缴获”了许多。如今扮演起代表老百姓向布什代表的特权阶层要回白宫的角色，似乎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克里还是克里。公平地说，克里冒着75％的死亡机会，在湄公河的巡逻艇上和平民百姓出身的士兵共生死，你不能说他心不诚。但用他那个会几国语言的百万富翁妻子的话说，他从小在贵族寄宿学校受训，木呆呆的性格早就定型，哪里可能一下子就变副面孔。克里这次为了亲民，到倒闭的工厂和工人谈心。从小叫惯了“先生”、“阁下”的他，现在要学会自然而然地叫人家“哥们儿”、“伙计”，实在是够难为他了。尽管他每天都在向这些普通百姓学习，讲演技巧也越来越高，但一次在俄亥俄的工厂回答提问时，他又不能三言两语解决问题，话一长，底下那些大老粗就开始没精打采。最糟的是，最近他漏嘴，说一些外国领导人鼓励他一定要击败布什，仿佛自己是外国的代理人。这种精英情结不去，再犯几个类似的错误，到手的总统也可能丢了。

布什则完全和克里相反。他基本上属于富家子弟中的败家子型。老爹有钱有势，他自然上了耶鲁。但是在大学昏睡四年，是有名的派对大王、C等生。在耶鲁给学生判过卷子的人都知道，耶鲁虽不乏严格、凶狠的“杀手”教授，但大部分教授从来不和学生为难。很差的学生也一般能拿个B。一路得C的人，其表现恐怕近乎白痴水平，在校园里难得一见。大学这么混过去，毕业赶上越战。布什虽然号称支持战争，却想方设法逃避兵役，再次靠老父的影响，挤进非常难进的国民警卫队，因此可以不去越南。当克里冒死从湄公河里把落水的战士拉上船时，布什正在得克萨斯优哉游哉，警备队的服役没完就混了个提前退役，跑到哈佛商学院去捡发财的敲门砖。然而，不管他老爹送他去什么好学校，学到的东西都有限。毕业出来，做生意到哪家公司哪家公司就赔本倒闭，他自己则在公司倒闭前抛空股票。如今这样的作为要被判刑，可老爹在那里，有关部门查都不查。克里退役后成为反战的明星时，布什还是个醉鬼。

然而，高干子弟的鸿运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只要你叫“布什”，好事情就找到你头上来。布什生意场上七倒八倒，大大发了一笔，决定从政了。于是短短几年，从州长一直当到总统，其发迹之快，在美国政治史上实属罕见。

但是，布什绝非一个草包。民主党一度这么低估他，在2000年就吃了大亏。布什的本事，最早恐怕还是在耶鲁练出来的。耶鲁英杰汇聚，布什无德无能，哪里吃得开？在校4年，他必须要在别人比自己高一头的环境下求生。当年的同学回忆说，这么一个得州的土小子，在耶鲁的知识精英中肯定被吓坏了。可是，至少表面上看，他能泰然处之。所以有人认为，他当时把自己的“劣等感”掩盖得天衣无缝。

这样的环境，锻炼了他的几个本事。第一，他学会如何包装自己，唱精神和智力上的“空城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靠说几句“酷”话应付场面，维持一种体面的形象。第二，为了能够唱这样的“空城计”，他学会化繁为简，认准几个“硬道理”、大原则，而不管那些自己不懂的复杂细节。第三，被知识精英压了一头，得了一路C，自然发展出一种反智主义的逆反心理，使他与那些讲不出三句话的头脑简单的人认同。

这三点，后来证明都成了他政治上成功的关键。比如“9&#8226;11”那天，他本来吓得不敢出来，引起一些媒体人士的批评。但几天之内，他就知道怎么包装自己，一下子成为声望赫赫的“战时总统”。他本来是个“含着金勺子出生”的特权阶层。然而，他那得州的土腔一直不改，在竞选时，甚至不愿提他在耶鲁受过教育。人称他就像个加油站修车的憨厚的伙计（美国人修车常受骗，也许正因为如此，伙计憨厚不憨厚就显得特别重要）。欧洲人笑他土，但也不好好想想：这么一个豪门子弟竟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土老帽儿，你只要看看克里亲民、变“土”是多么费劲，就理解布什那可以乱真的“土”是多大的本事了。而“9&#8226;11”把世界变成了简单的黑白两极，似乎只有善恶，没有其他。布什作为一个只认简单的大道理，不懂也不问细节的人，可谓生逢其时。他是战后见记者最少的总统，复杂的问题答不出来。但是，“9&#8226;11”后他那直来直去、简单明了的作风，正好凸显了他所谓的“道德清晰性”，投合了需要明确方向的美国人的胃口。

不过，当世界不需要简单的答案时，布什就看跌了。美国打了伊拉克，死了500多人，如今大规模杀伤武器找不到，师出无名，事情就不是简单的黑白的问题了。经济大幅度恢复，但就业率不升，财政赤字失控，解释这些问题，就得有细节、有数字，不能一口咬定一个减税就了事。在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时，布什的脑子不够用。被布什炒掉的前财长奥尼尔出书揭露，布什在听他汇报经济情况时一言不发，似乎什么也不懂，可谓正好捅到布什的痛处。所以，布什目前处于守势，也在常理之中。不过，如果11月投票时世界再变得黑白分明起来，布什还是会赢定。

民主社会的政治，常常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性。克里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一辈子都想接近百姓。他有真实的奋斗、真实的牺牲。他走到今天，可以说没有一步靠父母，全是自己干出来的。读他的事迹，你常常会落泪。但是，这个真人，看上去却像是个假的。布什一辈子靠演戏、说“酷”话过日子，其生平事迹疑点斑斑，走到现在，可以说步步仰仗老爹的庇护和提携。但这么个假人，看上去却像真的。有时你会奇怪，在这个世界上号称是最透明的民主政治之中，真假竟是这样难辨！

2004年４月１７日

两党政治第5节 美国两党政治的新格局（1）

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而6月是这一年中奇特的一个月。月初里根逝世，其盛大国葬主导了媒体一个星期。到了月末，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又横扫全国的书店。一时间，本月的总统政治似乎不是布什与克里斗法，而是里根与克林顿在那里“关公战秦琼”。

里根与克林顿之所以能够这样喧宾夺主，在于他们是战后影响最大的两位总统，对各自的政党都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经过这两个人，美国总统政治的格局已经彻底改变。今年的大选，实际上就是这两个总统的政治遗产的竞争。这也不奇怪，当克林顿的自传上市那天，保守派的喉舌《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称克林顿自传的新闻与里根的葬礼相比，实在渺小得出奇。历史已经宣判，克林顿的政绩，比起里根的来简直微不足道。

然而，《华尔街日报》的笔杆子似乎只顾忙着连夜赶写社论，忘了到街头看看动静。克林顿的书上市那天的纽约，人们连夜排着长队在雨中等着他签名售书。等候的长龙不得不由书店所在的第五大道拐到另一条街上，人们就像期待一位摇滚歌星那样等着克林顿的出场，忙坏了纽约的警察。一位女读者称克林顿是“我们时代最不可思议的总统”。她竟在头一天晚上１０点１５分就在书店门口站队，一等就是15个小时。一位男士说：“我认为他是个好的政治家和好的总统。他在任时的日子有多好！可是现在，我们在伊拉克打一场不该打的战争。经济也是一团糟。”

尽管克林顿的性丑闻已经使他成为最为广为人知的负心汉，他在女读者中似乎还特别得宠。一位30岁出头的女士和他短暂寒暄、得到签名后兴奋不已：“他实在是个非常性感的男人。”另一女士对记者说：“签名时和他说话的机会只有一瞬间。我乘机告诉他我的名字，说以后愿意为他工作，参与他的艾滋病计划。但愿他能够记住我。”当然，排队要签名的并不全是崇拜者。有位读者干脆说：“我恨这个人。他是我们国家的羞辱。但是我还是想要他的钱。”如今书的标价虽然才35美元，但在eBay的网上拍卖，签名本已经值200美元。难怪自传上市的第一天，销售就达50万本，创了非小说类的记录。许多书店半夜开门，让狂热的读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买到。看到这景象，谁还能报怨美国人不爱读书呢？克林顿无疑还活在美国人的生活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影响不比里根小。

也许最能够说明克林顿的业绩是如何塑造美国当今的政治生活的，莫过于现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的竞选搭档的问题。3月以来，一直流言不断，说克里想让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当他的竞选伙伴，组合成跨党选票。虽然麦凯恩反复否认，但流言息而又起。媒体为此进行了几次民调，证明克里和麦凯恩的组合，对布什与切尼占有绝对优势。比如CBS最近的民调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大选，克里与麦凯恩会以53％对39％的１４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布什和切尼。这一大戏虽然还没有上演，而且很可能永远也无法上演，但已经是极尽曲折，处处可以看到克林顿的政治遗产在发威。

就个人因素来看，克里和麦凯恩合作的基础也并非没有。首先，麦凯恩是布什党内最大的挑战者。2000年在共和党预选时，发生了所谓“麦凯恩哗变”，几乎将布什掀翻。后来共和党的既得势力纠集所有的力量对付麦凯恩，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在麦凯恩收养的黑人女孩子身上作文章，结果麦凯恩与布什交恶，输了后，拒绝考虑当布什的副总统候选人。相比之下，他与克里却是跨党好友。今春布什的竞选机器攻击克里对政策外软弱，麦凯恩公开出来为自己的朋友辩护，说克里对外并不软弱。更重要的是，布什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战时总统。如今美军陷入伊拉克而不能自拔，公众对布什的领导能力正在丧失信心。无论布什还是切尼，当年都想办法躲避了越战。克里和麦凯恩则全是越战英雄。特别是麦凯恩，在对外政策上属于素有声望和经验的“鹰派”。他若加入克里的团队，当是布什最大的噩梦。

然而，6月18日，麦凯恩公开出来为布什助选，表明了他对本党的忠诚。跨党选票的流言再次平息。流言是否还会再起，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虽然克里可能竭尽全力收揽麦凯恩，麦凯恩上船的可能性却非常之小。麦凯恩的总统野心，在克林顿时期就早已是路人皆知。与克里搭档可以让他稳坐副总统的宝座，但却离总统更远。因为一旦上了这一跨党选票，把布什赶走，就会激怒共和党。等克里坐够8年总统、麦凯恩以副总统之威竞选总统时，就不能指望共和党支持他。同时，即使克里支持，民主党主流势力还是会觉得他过于右倾，他即使转入民主党也很难成为民主党候选人。所以要想当总统，麦凯恩不如现在坐壁上观。克里与布什不论谁进白宫，他4年后都有自己的机会。

麦凯恩的个人政治利益，决定跨党选票成为不可能。但推动这一跨党选票的政治力量，却说明两党都在重新组合。这一不稳定的状态，正是里根与克林顿的政治遗产的综合体现。本来，共和党被新英格兰地区的财阀所主导。这些大资本家对于“新政”以来民主党的干预性大政府的理念，不仅不坚决反抗，而且亦步亦趋，跟着大兴福利、提高税率。他们只不过是希望企业界的人能够出来领导政府而已。所谓“里根革命”，则打破了这些新英格兰金融巨头对共和党的统治，联合了南部和西部的保守势力。从此以后，所谓新英格兰温和派在共和党内变得一蹶不振。当今的布什政府更是试图继续里根式的保守主义，以南部作为政治基地来确立自己在全国政治中的优势。

但是，虽然里根主义与布什主义属于同一政治血脉，其社会基础却有所不同。里根的保守主义，是南部的基督教保守派与西部的个人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的联盟。其共同的敌人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的自由派（liberals）。在他们看来，自由派倡导大政府，提出所谓“伟大社会”的计划，要把美国变成一个福利国家，是1970年代经济与社会危机的根源。但是，这两派力量却有根本的区别。南部保守派有着庞大的教育程度甚低的白人下层选民（即所谓蓝领阶层）作为基础，以基督教保守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要求政府替天行道，贯彻基督教的精神，干预个人的道德与生活领域，直接挑战政教分离的理念。特别是在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南部保守主义都坚持极不宽容的右翼宗教立场。他们反对新政以来的联邦政府，主要是打着州权的旗号，要在这一旗帜下维护他们在南部的宗教和种族的既得利益，反对联邦政府以政教分离、种族平权等旗号对南部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西部的个人自由主义者，则包括大量专业阶层。这些人受的教育较高，思想开放宽容，拒斥的是群体对个人的压制，不管这个群体是工会、政府，还是大企业、教会。他们投里根的票，是因为反对的是政府干预个人生活、无限扩张福利、把这个人挣来的钱装到那个人的兜里。

当南部保守主义还是共和党内部的异端、以自由派为主导的“新政”民主党主导着美国政治之时，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南部的保守派就结成了天然的政治联盟。里根虽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的政治基地是加州，骨子里是个人自由主义者，一生的政治信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让“政府从老百姓的生活中走开”。所以他减税十分坚决，但执行起南部保守主义的道德信条来，却是嘴硬手软，甚至当加州州长时还签署了容许堕胎的法案。

两党政治第6节 美国两党政治的新格局（2）

从里根卸任到布什上台的12年间，美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克林顿执政8年，不仅改造了民主党，而且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图景。克林顿意识到，里根已经埋葬了传统自由派的政治前途。民主党要想执政，就得抛弃“新政”以来的大政府理念。所以，他严守财政纪律，限制福利的增长，制定了一系列亲企业、鼓励自由贸易和个人创意的政策，宣布“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此一来，南部保守主义和西部个人自由主义的联盟丧失了共同的敌人，其联盟就开始散架。许多个人自由主义者成了克林顿的选民。加州如今更是民主党的稳固基地。特别是在管理经济的问题上，以企业界为背景的共和党一直在选民中压民主党一头。但克林顿之后，选民变得更信任民主党掌管经济。

等布什上台时，他不仅“享受”着里根的遗产，而且不得不面对克林顿给他创造的政治难局：许多个人自由主义者已经接受了克林顿的经济政策。布什在这方面，可打的牌并不多。他所可以借助的，基本上只剩下南部基督教保守主义这一支，其社会基础比里根要单一得多。所以他唯一可走的棋，就是巩固这一坚如磐石的政治基地，从里根那里进一步右转，以基督教保守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媒体所称的当今美国政治中极度的“两极化”（polarization）现象：一半人以宗教般的狂热捍卫布什，另一半人成了“谁当总统都比布什好”的ABB（Ａnyone but Bush）。

不过，这一“两极化”的用语容易使人产生望文生义的误解，以为美国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出现的是如下两种现象：第一，两党在政治上都向右转。从里根开始，右翼在共和党内就压倒了温和派。布什则比里根更右，更意识形态化。克林顿对民主党的改造，也是抛弃“新政”以来的一些左翼理念，把左派党变成了中间党。第二，一般美国的选民，不仅没有两极化，反而趋同化，在一些重大政治与社会问题上的看法比以前更加接近。比如大部分美国人都支持死刑和更严格的枪支管制。他们强烈反对在升学、就业上对有色人种的特殊照顾，但也要求政府保证有色人种在社会中不受歧视。他们对堕胎意见分歧，但一般都反对联邦政府出面禁止堕胎。总之，比起1930年代和1960年代来，左右两翼的选民之间的鸿沟已经窄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在罗得岛、纽约、夏威夷、康涅狄格、马萨诸塞、马里兰和加利福尼亚等几个最反布什的州，都选了共和党人当州长。

这样的现实，给民主党和共和党带来了不同的问题。两党都向右转，左翼社会力量就没有人代表，由此引起民主党左翼的反叛。2000年大选，纳德举起绿党的旗帜和民主党决裂，把布什送进了白宫。共和党由于布什义无反顾地右转，其极右翼少数派（如当年布坎南的选民）就掀不起大浪。但是，中间的温和派受到了忽视。特别是当选民的政治分歧日见平和，而职业政客为了赢得自己的核心选民的支持仍然一意孤行地走极端之时，中间派力量就不得不开始重新寻求自己新的代理人。

这就是克里和麦凯恩跨党选票为什么具有感召力的原因。麦凯恩出身的亚利桑那州，本是极右翼的教主戈德华特的老家。里根就是在1964年支持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时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并成为戈德华特之后右翼的领袖。不过，亚利桑那州近２０年人口结构变化甚大，新移民，特别是倾向民主党的拉美裔大量涌入，使已经不是保守主义的核心基地，渐渐变成一个温和的州。同时，麦凯恩本人虽然对外强硬，但在内政上观点温和，2000年大选时对南部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种族倾向曾公开谴责，在伊战后又反对布什的减税，强调消除联邦赤字的重要，得到许多中间选民的支持。这也是他能够左右这次选举的力量所在。

克里看到经济日渐好转，伊战则危机重重，靠经济牌打倒布什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只有借伊战作为自己的主要武器。但是，１９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民主党由于反对越战，在国防问题上失去了选民信任。乃至伊战最黑暗的时刻，选民仍然在伊拉克问题上更信任布什。克林顿虽然在内政问题上促成了民主党的右转，但其任内没有重大国家安全危机，没有机会在国防上完成右转的使命。克里不在总统任上，在这个问题上更没有信誉，所以希望借麦凯恩之助，使民主党在国防上重新建立信誉，彻底完成民主党的转型。这一去向，在近年来涌现的所谓“新民主党”人中，也颇有市场。

克里和麦凯恩的跨党选票虽然很可能因麦凯恩对个人政治利益的计算而变得不可能，但这一假设中的联合选票一旦实现，就将成为突破了两党政治架构的１００多年未有之大变。更重要的是，这一联合选票的支持率，比现在任何一党的选票的支持率都高出许多。这说明尽管政治领袖之间还没有达成共识，但突破两党政治或对两党进行重新组合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

如果克林顿不是因性丑闻遭共和党的暗算，戈尔就会在2000年继任为总统。碰上“9&#8226;11”，一个民主党的政府就会乘机抢占强硬的国防和外交路线的高地，挽回越战以来对外软弱的恶名。如此一来，共和党在政纲上就更无优势可言。所以，2000年布什阴差阳错地就任总统，救了共和党一命。今年他连任的意义，就是卡住民主党在国防、外交上右转的道路，保持共和党这一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优势。但问题是，布什今年要胜只能是险胜，并不能解决共和党社会基础过于狭小的难局；如果一败，民主党就可能把克林顿开始的革命完成。一个右翼的民主党，虽然面临着其左翼的反叛，但社会基础远比布什的社会基础要广泛。而以后的共和党如果想摆脱现在这样狭窄的社会基础，向中间靠拢，其右翼由于在布什任上已经发展得过于强大，一旦反叛起来，恐怕比纳德对民主党的反叛更有杀伤力。所以，有的保守派评论家忧心如焚地说：今年布什一败，共和党就要玩儿完。

可见，里根与克林顿到底谁大，我们还要“且听下回分解”。

2004年７月１日

两党政治第7节 美国人挣多少？（1）

世人都说美国富。但一般的美国人到底挣多少？对这个问题，即使在美国住了１０年也难有个概念。美国人注重个人隐私，特别是财产上的隐私，对自己的收入不谈，对别人的也不问。媒体上曝光的，常常是些名流的收入，几百万乃至上亿皆不是新鲜事，但没有代表性。

美国是个用统计数据管理的社会，数据从来都不缺。比如，美国的人均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达38620美元，在全国１４３００万纳税的家庭中，中等家庭的收入接近45000美元。但这样的数字，还是过于抽象笼统。中等家庭规模各异。即使求个2.6的平均数，每个家庭处境还是不同。比如，有的家庭必须每年花上万美元供孩子上大学，有的则没有这个负担。过中等家庭的日子是个什么滋味，还是难以体会。

另外，富与穷是个主观感觉的问题。这个感觉每天在变，很难有个确定的结论。不过，美国人觉得自己是穷是富，对政治却有重大的影响。如果大部分美国人觉得自己太穷，日子越过越难，在任总统的位置多半就保不住。如果大家觉得日子过得蒸蒸日上，在任总统则几乎肯定连任。２０００年这个问题则变得更加复杂。根据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目前经济恢复强劲，布什没有理由落选。但是，一系列民调显示，老百姓的自我感觉，和经济数据并不一致。GDP在涨，企业利润在提高，老百姓却觉得日子不好过。美国人的富与穷，成了典型的半杯子空还是半杯子满的问题，就看政治家怎么包装这个现实了。

今年初出版一本《低工资的美国》（Low Wage America），多少为我们了解一般美国人的收入提供了一些线索。该书的一个结论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挣的工资难以养家。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一般美国家庭是男人工作。换句话说，一个核心家庭只有一个人在外面挣钱。于是，“家庭工资”，也就是足以养活一个家庭的工资，成了劳工阶层工资的理想标准。

如果以这个标准衡量，当今的美国人就有了普遍的家庭财政危机。在2001年，１亿个有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大部分人的收入在３５，０００美元以下。32.8％的人能够挣到４，５００美元以上。能够挣到６５，０００美元的，不过占这１亿人中的15.7％。美国生活费用甚贵。按一般中产阶级的标准，即使６５，０００美元养活一个有孩子的家庭也并不太宽余。可见，绝大部分美国人挣的工资，养家很勉强。

当然，如今时代不同了，妇女早已走出家门工作，一个人的工资并不代表一个家庭的收入。但是，即使把妇女的工资算进去，前景也不乐观。目前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只有一个人工作。这样的家庭中，不少是因为挣钱的人收入甚高，配偶不需要工作。在另外三分之二的家庭中，则常常有两个或三个人在外面挣钱。不过这些第二份或第三份收入，常常低得可怜。比如，大部分家庭中的妻子都出去工作，但她们中有固定的全职工作的不到一半。一般而言，这些妻子们的中等收入只有１８，０００美元。在一个典型的“双职工”家庭中，妻子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36.1％。若以这个比值估计，大部分家庭的收入恐怕过不了５万。

父母挣的钱无法养家，未成年的孩子只好出门打工。美国常常指责一些穷国雇用童工，侵犯人权。但你走到美国的店里就明白，青少年打工属于司空见惯。老实说，孩子打工主要不是穷困现象。美国人从小注意培养孩子自食其力。许多富家子弟常常会出去打工，这不是因为家里缺钱，而是给孩子提供必要的教育。甚至有统计表明，那些从小打工的人，长大后挣的普遍比从小不打工的人要高不少。美国社会的许多头面人物，小时候都打工。但是，家里穷不得不打工的，也大有人在。而且这些孩子为了挣钱，打工过度，做不完作业，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上课眼睛也睁不开。从1980年到2002年，青少年打工增加了63.2％。这么大的增长率，显然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打工对孩子的教育的意义，而是纯粹经济童工的增加。孩子打工拿童工的工资，给老板省了大钱。但孩子那几个小时打工的收入，则很难补贴家用，大不了是少向父母要钱而已。

上面讲的还是完整的家庭。近几十年美国人离婚率增高，结婚率降低，单身“家庭”和破碎家庭甚多，这些人的日子就更不容易。2001年４，500万美国的未婚职工中，中等年收入不过16，934美元。单亲母亲的中等收入为18，472美元。这些单亲母亲有四分之三是在福利被切断后被迫出去工作的。可想而知，出去工作就顾不上孩子。挣来的钱缴房租倒是差不多够了，但没人管的孩子却常常因此学坏了。而许多当爹的离异后不支付抚养费，或者在监狱里关着。目前22.4％的美国的孩子就是这么长大的，长大后最可能的前途之一，就是进监狱。

两党政治第8节 美国人挣多少？（2）

为什么美国老百姓挣这么少？另一本书《美国的精简》（Downsizing in America）提供了部分答案。美国的技术日新月异，企业越来越有效率，并且借着全球化把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国内裁人则越来越狠。从1980年至2002年，美国人口长了23.9％，就业人口增加了37.4％。表面上看是工作比人口增长得快。但是，这个乐观的数字背后，隐藏着几个事实。首先，几百万过去不工作的妇女这期间出来工作了。另外如上所述，青少年打工的比率也急剧增高了。更重要的是，一些高薪全职的工作被裁掉，代之以大量低薪的不固定工作。从1981年到2003年，美国通用的雇员数从746，000掉到350，000，少了一半还多。施乐的雇员数从120，500落到67，100。杜邦的雇员数从135，000降到79，000。再比照同时期23.9％的人口增长率，这些大企业职位的数量下降得就更显得厉害了。

代之而起的工作是什么呢？最底层的工作。从1981年到2003年，沃尔玛的雇员从27，000膨胀到１，３００，０００万。麦当劳则新创造出296，000个工作。但这些位置几乎都是售货员的工作，许多是临时性的。即使是全职的，这样的工作的报酬也只相当于前述大企业工作的薪水的三分之一。

钱到哪里去了？当然是流进富人的腰包。1980年，5％最富的美国家庭的收入，相当于全民总收入的14.6％。到2001年，这个阶层的收入则占全民总收入的21％。同时，最底层的20％的家庭的收入，在全民收入中的比重则下降了20.8％。

应该说，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富国。特别是经过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国力大增。但是美国一般老百姓真正的受益十分有限，颇有国家越富，自己手头越紧的感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美国的大公司，CEO的收入是公司职员的530多倍。这个数字在日本则不过是10倍而已。所以，美国经济一有麻烦，你马上就能看到满街萧条，治安败坏。而日本虽然经历了十几年的“平成不况”，街上还是热热闹闹，歌舞升平。乃至一些美国人跑到日本一看，大惑不解：他们繁荣得要命，哪里有什么经济危机的样子？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和一个均富社会的距离，从市面上就可看得清清楚楚。

不过，不少人对这样的描述不以为然。比如《经济学人》就指出，从1980年以来，美国的中等家庭收入增加了五分之一。贫困率从1960年代以来持续下跌。黑人家庭的中等收入增长率比全国水平高两倍。特别是美国吸收的移民比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多。结果，在截止到1999年的20年间，500万移民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这并不说明这些家庭的生活比起在原所在国时没有改善。如果抛开这些移民不算，美国的中等家庭收入一直在持续改善。伊斯特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在《进步的悖论》（The Progress Paradox）一书中指出，25年前，美国平均家庭规模有3个人，如今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过去的中等家庭收入是3个人的收入，现在的仅是2.6个人。至于已婚妇女出来工作的时间增加了３倍这一事实，不少人说是生活所迫，但最近有研究证明主要原因是男女工作差距缩小，使妇女更愿意出来工作。如今大多数美国家庭有两辆车，一栋房。平均每个美国人拥有两个房间，比现在的欧洲和半个世纪前的

Chapter_2

美国的标准要高一倍。美国的家庭财富超过440，000亿美元，是历史的最高记录，日子不能说过得太差。

但是，硬数据无法替代人们的实际感觉。今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爱德华兹痛斥布什创造了“两个美国”：在一个美国人人富得流油，在另一个美国大家朝不保夕。这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是民主党最有号召力的竞选口号，也是他最终成为克里的竞选伙伴的原因。这背后的原因是，布什上任以来，进账4万至5万的家庭的收入增长，仅为2％。但在克林顿第二任的头三年，增长率则高达6.1％。相反，进账在25万的家庭，在布什任上收入增加了6％。如果把生活费用的上涨、税率的变化与工资水平综合起来考虑的话，从2001年1月到2004年1月，收入5万的家庭，有一个孩子的生活水平仅提高1.3％，有两个孩子的提高3.1％。但是，收入25万的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了14.3％。可见，GDP再怎么增长，贫富分化日久也必然引起政治危机。如今一般美国人收入的上涨，已经远远赶不上住房价格、医疗保险和教育费用的上涨速度。5万美元不到的家庭收入，使许多美国人在买下住房后越来越难支持孩子上大学。在1980年，有大学文凭的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收入比例是1，690∶1，000。到2001年，则上升到2，243∶1，000。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也有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要上大学。而孩子想上大学，无异于给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美国家庭增加额外的负担。但是，如果美国的家庭在教育投资上力不从心，下一代就可能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落马。

2004年７月２４日

两党政治第9节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1）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从戈德华特到布什

最近，有两位为中国人所熟知的美国人去世。一位是《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他的书生动地记述了美国从1932年到1972年的历史，其中译本的风行（包括最近的再版），塑造了中国人对当今美国的认识。然而，从大萧条中长大的曼彻斯特，代表着“新政”一代的心声。他刚刚长大成人就为罗斯福1936年竞选连任充当志愿者。他所记述的历史，主要也是以“新政”为动力的历史。

如今，美国人已经不记得曼彻斯特是谁。笔者还是通过国内的编辑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不过，一个在曼彻斯特的书中基本没有被提到的人——罗纳德&#8226;里根的去世，却真正占据了6月初美国人的感情。他的盛大国葬可以说就是一个保守主义凯旋的宣言。人们突然意识到，里根已经重新塑造了美国和世界，我们至今仍然活在他的遗产中。

曼彻斯特的书写到1972年为止。从“新政”到1970年代初，历史正好完成了一个轮回。在这段时间，基本上是民主党在主宰历史：从建造了一个积极干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强大的联邦政府，到提出“伟大社会”的目标、实行种族平权、向贫困开战，政治的创意全是来自民主党。共和党的政策只是民主党理念的“回声”。但到了1972年，保守主义的运动已经蓬勃展开。当时里根已经连任了美国最大的州加州的州长。再有几年，他就将成为战后最受欢迎的总统。他推动的“里根革命”，就是将无所不能的庞大联邦政府看成是敌人，解构“新政”以来民主党建造的政治秩序。自此以后，共和党主宰了历史，从“里根主义”到“新保守主义”，不断提出政治创意，连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也不得不宣布“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成为“里根主义”的“回声”。因此，面对当今的美国，仅读曼彻斯特的书就有些隔世之感。因为曼彻斯特所描绘的“光荣与梦想”，是“新政”和“伟大社会”的光荣与梦想。而当今的美国，借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来表述，就是保守主义革命所塑造的一个“右翼国家”。本文的目的，是为理解这一“右翼国家”的形成和其背后的动力、修正“新政”的历史观，重新解释当今的美国，提供一个头绪。

保守主义革命

保守与革命，本来势同水火，但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到里根却将两者合为一体，完成了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

从思想和文化层面上看，美国的“保守主义革命”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精英的保守主义变成了平民的保守主义。第二，保守主义本来是面向过去的怀旧传统，对人性悲观，对变革怀疑。但在美国，特别是经过里根，保守主义竟变成一个相信未来、勇于变革的乐观主义传统。“保守主义革命”的政治后果，则首先是改变了共和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统治共和党的新英格兰上流社会的谦谦君子，不得不让位于南部“阳光带”的“大老粗”。如今，共和党完全被南部保守势力主宰，新英格兰的温和派毫无力量左右党内政策。其次，在总统政治中，共和党从“新政”以来的“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从1933年到1969年的36年中，共和党仅靠行伍出身并自称是“超党派”的艾森豪威尔勉强入主白宫8年。如今则大部分时间占据白宫，在过去的9次大选中赢了6次。第三，美国政治急剧右转。不仅共和党中的右翼压倒了温和派，而且民主党也不得不跟牌，向右靠拢，放弃了许多左翼的政治理念。克林顿为了回应里根主义的挑战，把民主党改造成一个亲企业、讲究财政纪律的中间党。2004年民主党总统预选，也拒绝了迪安等左翼反战候选人，拥立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克里。如果说克林顿完成了内政上民主党的右转的话，克里上台可能会完成外交上的右转。所以，不管哪个党上台，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右翼的美国。

新英格兰的贵族俱乐部

在欧洲，保守主义实际上是贵族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延续。伯克所阐述的欧洲保守主义：尊重传统的秩序，维护既有的等级，要求社会各阶层各安其位，服从权威，把平民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这一套家长式的等级森严的传统，和美国的精神背道而驰。保守主义在美国一度混不开，也就不奇怪了。

美国的一个社会理想，就是突破旧大陆的等级秩序，使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发展。当年托克维尔周游美国，写下了巨著《论美国的民主》，并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美国人人平等，没有等级的束缚，社会不为个人规定其应有的位置，放任个人主义的发展，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也正因为如此，捍卫旧秩序的保守主义，在美国的政治字典上几乎找不到。这个词开始流行，还是民主党人在大萧条时代为了攻击自己的政治对手而引进的，带有污辱之义。当时共和党的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被冠以“保守派”，自己拼命否认，一再坚持自己是“真正的自由派”。保守主义的两大信条：自由放任的经济和国际上的孤立主义，在大萧条和“二战”中似乎已经被历史埋葬。

所以，“二战”结束后，在统治共和党的新英格兰集团中，很难找到保守的色彩。相反，这些人几乎都接受了“新政”的政府干预、福利社会的理念，积极扩张联邦政府的权力，形成了所谓的“自由派共和党”。其中的代理人之一纳尔逊&#8226;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就任纽约州长时，实行的就是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艾森豪威尔当了总统后，还宣布：“逐渐扩大联邦政府是国力扩张的代价。”尼克松1960年总统大选时出战肯尼迪，事先与党内对手洛克菲勒就竞选的政纲达成一致，结果其国内政策几乎和肯尼迪没有区别。后来尼克松、福特、老布什先后就任总统，执行的政策，基本上还属于新英格兰共和党这一系。这个集团所代表的，是以纽约一带的金融集团为代表的企业界的利益，对党内所采取的也是董事会式的家长统治。

两党政治第10节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2）

把政府作为敌人——保守主义的草根性反叛

到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为止，“新政”的政府理念已经被两党接受。反对的声音属于极少数的异端。然而，“新政”对美国政府的改造非常深刻。有人甚至称“新政”以前的美国是“第一共和国”，“新政”后的美国则是“第二共和国”。这样大的变革，不可能不受到抵抗。而抵抗力量在统治集团里缺乏代言人，就会演化成一股反叛的草根性社会运动。这一运动不断壮大，最终把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推进白宫，这就是所谓的“里根革命”。

“新政”不仅扩大了政府的职能，而且改变了政府的结构。在“新政”前，美国有句话说：“如果联邦政府关闭，老百姓半年后才会感觉得到。”罗斯福上台后，要扩大总统的权力。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国会在1937年通过决议，给白宫配备6个资深助手。但到了尼克松时代，白宫的工作人员已经接近600人，可见当时的白宫是多么寒酸。用既当过学者（普林斯顿的教授、校长），又当过总统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话来说，1880年代的联邦政府是“议会政府”（congressional government）。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把“二战”后的联邦政府称为“总统政府”（presidential government），因为在罗斯福任上，总统的职能急剧扩张，几乎已经侵犯了权力分立的基本原则。

这也无怪，政治学家洛威（Theodore Lowi）把这个“第二共和国”概括为“拥有个人权威的总统领导下的庶民共和国”（plebiscitary republic with a personal presidency）。这一概括旨在唤起人们对靠庶民的支持和崇拜进行极权统治的罗马皇帝和法国王室的记忆。在盎格鲁&#8226;撒克逊的政治传统中，这样的权威结构总是让人想起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一世和三世的专制，是美国基层社会的草根性政治理念的大敌。所以，直到今天，“不要华盛顿来决定我们的生活”仍然是一个最响亮的政治口号，“华盛顿的圈内人”仍然是被用来攻击对手最有力的词汇。里根与布什当上总统后，还要一天到晚回自己的牧场，也是要把自己塑造成华盛顿之外的人，避免大政府的统帅形象。

急剧扩张的总统权力，实际上使得总统变得非常容易受伤害。总统大权在握，什么都管，自然必须众望所归，头上顶着光环，有些近似神灵的魔力。当年的凯撒大帝、拿破仑一世都无不如此。但美国的政治重心在基层社会，没有贵族的传统，老百姓不像传统的欧洲人那么崇拜权力。一旦发现总统是个大俗人，就会大失所望，群起而攻之，像克林顿的性丑闻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讨伐他的人说：“总统不仅是一个政治领袖，而且应该是个道德领袖。”可是老布什面对这个问题却说：“我若把自己当成一个道德领袖，我妈妈非杀了我不可。”美国是个培养大俗人的社会，你如今要把这个大俗人摆在总统的神坛上，这个神像早晚要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扩大总统权力，提高了社会对总统的期望，使人觉得总统应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一旦总统不能达到这种期望，就会出现政治破产。

保守主义的草根性反叛，本来是由极少数人开始。但是这些少数政治异端，在十几年内蓬勃壮大，并经过里根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也正是得益于上述两大因素。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觉得自己正在享受着“新政”的果实，并认为“新政”所创立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和总统，使美国打赢了“二战”，拯救了世界，因而联邦政府的扩张就更不受限制。也正是在这个时刻，一小部分人感到联邦政府已经扩张到了危险的程度，美国人传统的自由正在受到威胁。而强有力的总统并不能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达不到人们的期望，于是出现了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共和党总统预选中的戏剧性“夺权”，和里根在全国政治中的正式登场。

保守主义苦涩的“初恋”

戈德华特1964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出战民主党的在任总统林登&#8226;约翰逊，实际上是后来的“里根主义”和当今的“布什主义”的正宗起源。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老布什在共和党内的右翼对手的布坎南一语中的地说：戈德华特的竞选对于许多保守派来说就像是初恋。

戈德华特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大胆与苏联进行核对抗，声称要把核弹发射到克里姆林宫的厕所里去，并主张发展便携式核武器，用小型核武器摧毁越南的森林，切断北越的供应线。在古巴问题上，他坚决主张不惜全面入侵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指责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中被吓破了胆。所以他在国际问题上，被公众视为是一个喜欢玩火的莽撞牛仔。

不过，戈德华特在1964年最大的遗产，还是他的国内政纲。他坚决反对联邦政府的扩张，甚至说“我更怕的是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他全力维护州权，支持种族隔离，反对民权法案，声称“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强制那些不愿意住在一起的种族住在一起”。在竞选中，他甚至一反候选人到处拉票的规则，公开点出他不希望哪些人投他的票，比如“那些拿着政府福利、总希望拿别人的园子里种出的果实的人”。所以，他正好符合当时人们对保守派的一个类型化的描绘：妄想狂、古怪、怀旧。

这么一个自外于政治主流之中的人能够获得共和党的提名，实在也是匪夷所思了。预选前的民调表明，共和党的主要候选人洛克菲勒在预选中对戈德华特有2比1的优势。《纽约时报》甚至说：“洛克菲勒在预选中输给戈德华特的可能，比他破产的可能还小。”不过，在两党竞争的民调中，却呈现出不同的图景。1963年的一系列民调显示，在共和党一方，不管是洛克菲勒也好，尼克松也好，都会被肯尼迪轻易击败。只有戈德华特在一州一州的竞争中几乎和肯尼迪持平。特别是尼克松因为竞选加州州长失败，无信心再度竞选总统，使代表西部力量的戈德华特能够收揽尼克松的支持者，如虎添翼。肯尼迪的助手反复提醒肯尼迪戈德华特的威胁。但是肯尼迪自信戈德华特过于激进，最容易被击败。他对助手们说：“把戈德华特给我，我就不用操心搬出白宫了。”这就如同布什政府在2003年对民主党候选人迪安的态度一样。

但是，肯尼迪遇刺改变了一切。当保守派听到肯尼迪遇刺的消息后，绝望地哀叹：“天哪，那一定是我们中的一个干的。”后来虽然证明刺客不是保守派，但全国的同情心全在民主党一边。同时，戈德华特骨子里看不起约翰逊，认为他太爱玩弄权术，对抗他就等于对抗整个美国的政治机器，自己不仅没有希望赢，而且这场斗争也没有意义。只有他对肯尼迪，才是一场理想的意识形态之争，值得一战。戈德华特只是在助手的反复劝说下，为了不让保守派们失望，才勉强决定参加这场毫无希望的竞争。

这时，共和党的加州预选出现了戏剧性变化。这次预选，被称为美国最有历史意义的预选，是理想与权术的决战。竞争者一方是新右翼，一方是共和党的传统势力；一方是不想当总统的戈德华特，一方是非要当总统的洛克菲勒；一方是戈德华特的志愿军，一方是洛克菲勒的雇佣军。洛克菲勒投下300万美元以确保胜利，并且一度以47％对36％领先于戈德华特。但是，在预选前，洛克菲勒突然离婚，又很快再婚，成为一大丑闻，声望急跌。同时，戈德华特在南部和西部的支持者，形成了一股人数不多但非常精锐的“嫡系部队”。这些人信仰坚定，勇于献身，组织周密，纪律严明，活动能量极大，在士气不振的共和党中，异军突起，把戈德华特拥立为候选人。难怪洛克菲勒在失败后报怨说共和党已经被一小撮激进、资金充足、纪律严明的少数派劫持，他们和共和党主流的中间道路毫无共同之处。

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大选以戈德华特史无前例的惨败而告终。他得了2，700万张票，约翰逊则获得4，300万张，并赢得了44个州。这比罗斯福1936年创纪录的胜利来得还大。共和党在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工业区的堡垒全部输掉。在众议院，共和党面对的是自1936年以来最大的民主党的多数派：295对140的多数。在参议院，民主党对共和党有2比1的优势。在州一级政府中，在50个州中只剩下17个共和党的州长。1940年，38％的选民自称是共和党，42％自称是民主党。经此一战，共和党在选民中只剩下25％，民主党则上升到53％，共和党似乎和戈德华特一道被历史所埋葬。

两党政治第11节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3）

种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崛起

然而，正是这一史无前例的惨败，开启了保守主义在美国崛起的历史。首先，戈德华特给共和党提供了明确的意识形态。自“新政”以来，共和党一直无法提出与“新政”不同的政治理念。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当选了“新政”后的第一任共和党总统。听完他的就职演说后，刚刚就任参议院少数派领袖的林登&#8226;约翰逊就说：“很好，很好，这是对我们民主党在过去20年政策的很好的总结！”可见，共和党的政策，不过是“新政”的回声。等尼克松在1960年总统大选中以与对手几乎相同的政纲输给肯尼迪后，共和党就更是没有认同了。而戈德华特却明确地告诉共和党人：“我给你们提供了一个选择，而不是一个回声！”他能够用反对联邦政府的理念，把新近涌现的、没有政治代言人的共和党草根政治力量组合在一起。

即使从选举的结果上看，戈德华特惨败的背后，已经预示着保守主义崛起的潜流。在1960年的大选中，肯尼迪和尼克松几乎打成平局，但尽管竞争如此激烈，肯尼迪还是横扫南方各州。共和党在南部一个州也拿不到。而戈德华特在史无前例的失败中，却赢了南部的5个州。其中在密西西比，竟以87.1％的压倒优势获胜。55％的南部白人投了他的票，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也无怪乎约翰逊在签署“民权法案”时预言，此案一签，就将把南方送给共和党50年。

为什么会如此？自19世纪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引发南北战争后，南部白人一直是民主党忠实的选民。但是，肯尼迪政府的种族平权政策，得罪了这些白人选民。而戈德华特是绝无仅有的8名投票反对“民权法案”的共和党参议员之一，反对结束种族隔离是他的核心政纲。所以，南部的所谓Dixiecrat，即反对种族平权的南部民主党人，开始大规模向共和党的旗下聚合。

在美国，种族主义看上去是一股没有前途的政治力量。约翰逊对戈德华特的压倒性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如今已经没有一个政治家敢公开声称自己是个种族主义者。但是，在草根民主中，民众的情绪不管是多么见不得人，都会改头换面地在精英政治中找到代言人。共和党把种族主义重新包装，使之在政治上重登大雅之堂，形成了其“南部战略”的核心。这种重新包装，就是把种族主义的具体理念用反抗联邦政府无限扩张的“州权”思想来表述。换句话说，是以“第一共和国”的政治理想来批判“第二共和国”的政治现实。

州权的思想，根植于古典共和主义的基本信念：自由与美德和帝国秩序水火不容。强大的中央政府所带来的专制主义将威胁联邦主义政体的生存。所以，美国宪法中对州权有严格的保护。在参议院各州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宪法中唯一不能被修正的条款。而宪法第十修正案严格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维护各州在税收等方面的一系列权力。1948年，南部一些保守的民主党人，不满本党“讨好”黑人选民的自由派政策，试图把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瑟蒙德（Strom Thurmond，也就是刚刚去世并曝出有黑人私生女的种族主义百岁参议员）推为民主党候选人，以取代倾向种族平权的杜鲁门。他们在这一企图失败后干脆公开反叛，成立州权党，瑟蒙德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些反叛的南部民主党人，就是所谓的Dixiecrat。瑟蒙德在竞选总统失败后加入共和党，成为历史上在任期最长的参议员。而Dixiecrat在1964年投了戈德华特的票，后来也都加入了共和党，并成为现在共和党的权力核心。

用州权的思想来表述种族主义理念，具体而言就是说：种族隔离与否完全是各州自己决定的事情。各州的老百姓愿意隔离就隔离，愿意混居就混居，没有联邦政府什么事。南北战争前南部维护奴隶制的人，同样也是打着州权的旗号。这种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原则，正是保守主义的经典教义。动用联邦警察强行护送黑人孩子进白人的学校，就是专制的中央政府对州权的压迫，就是政府剥夺了老百姓的自由。所以，州权的理念，在南部培育了强大的反对种族平权的白人民粹主义。

这种白人民粹主义，在下层白人中尤其有市场。在美国，最强烈的种族情绪常常出现在那些最穷的白人中。道理也很简单，成功的白人，愿意并且也能够用别的标准来界定自己。比如自己是个白领，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是管理阶层、专业人士，等等。这些标准，都能够使他们得到社会的承认，甚至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获取优越阶层的心理满足。而那些穷困的白人就不同了。他们不成功，没有办法用这些标准界定自己，长期处在社会底层，唯一可以用来维护自己的尊严的，就是：“老子怎么说也是个白人！”如果你把白人的优越地位给取消了，他们在生活中唯一的骄傲就没有了，会殊死一争。更何况，他们常常把自己的贫困归结于政府只顾帮助黑人，不管自己，因而种族仇恨更加强烈。所以，保守主义能否在政治上成功，就在于能否调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种族平权作为联邦政府的一个政策，需要联邦政府的资源来推行，特别是要有资源，用于补偿黑人的弱势地位的种种社会福利。这些资源，归根结底还是要从纳税人那里提取。这就加剧了高福利、高税收的庞大的联邦政府的成长。从表面上看，福利政策是个经济和社会平等的问题，和种族无关。但最近的研究表明，福利的高低骨子里还是个种族问题。欧洲的福利高，美国的福利低，一大因素就是欧洲不如美国那样种族混杂，在同一种族中把富人的钱分给穷人，比较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日本是唯一一个战后一直被保守的右翼政权所统治的国家，但由于是“单一民族”，福利反而高得出奇。反之，在美国，白人占人口的71％，但在穷人人口中只占46％，说明穷人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有色人种中。高福利不仅是把富人的钱给穷人，而且等于把白人的钱给其他种族，社会对跨种族的财富重新分配就很难认同。比如阿拉斯加是个共和党的白人州，福利却颇高，对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的资助平均每家达800美元。而在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黑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同样的资助平均到每家只有150美元。所以，当人口主要都是自己的种族时，人们愿意支持大政府、高福利。当人口中有太多其他种族时，人们就开始反对大政府、高福利。

以上两点，构成了美国的保守主义的核心动力，和欧洲的贵族传统大异其趣。2003年共和党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特伦特&#8226;洛特（Trent Lott）在给百岁参议员瑟蒙德做寿时说漏了嘴，称：“您当年竞选总统时我们都支持您！”其实1948年时洛特还未成年，根本不懂政治。不过瑟蒙德当年是以维护种族隔离为其唯一的竞选纲领，所以洛特的话引起举国公愤，连布什也不情愿地出来谴责，导致洛特最后不得不辞去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的职务。有趣的是，洛特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虽然成为过街老鼠，在其南部家乡却获得极大的支持。有些选民在他家门口竖起“Trent，我们仍然热爱你！”的大标语。洛特后来公开道歉，向全国人民求得谅解时，还特别提到希望大家理解他小时候作为一个白人的穷孩子的经历。可见白人、穷困和保守主义有着多么牢固的纽带。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角逐时，人们还普遍把共和党视为富人党，把民主党视为平民党。一般的总统大选，选举日傍晚五六点以前，基本是无例外地共和党领先。只有到了五六点以后，劳动阶级下班开始投票，民主党才可能追上来。经过保守主义的洗礼后，这样的投票规律已经不可能存在了。许多洛特这样的白人穷孩子，成了共和党的政治家。他们的社会基础，也常常是所谓蓝领的保守派。这在欧洲简直就不可思议。

两党政治第12节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4）

“里根革命”

里根正是在戈德华特开始调动这些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白人选民之时，登上了政治舞台。他在代表戈德华特的一次竞选演讲中，首次在全国电视中亮相，谴责政府侵犯个人自由，要政府从老百姓的生活中走开，成为戈德华特竞选的高峰，也使里根成为保守主义最有感召力的领袖。

里根虽然生活豪华奢侈，并最终成为世界之君，但骨子里还是一个白人穷孩子。这也是他能够打动选民的关键之处。他晚年遭受老年痴呆症的折磨，记忆力消退，但他最后时刻剩下的记忆，根本不是在权力顶峰时的荣光，而是他中学时当救生员的经历。当时为了凑足上大学的学费，他一周工作７天，作为救生员挣15美元的周薪，救了几十个溺水者。他快３０岁时，曾仅穿着一条内裤，站在一群上雕塑课的学生中，给人家当人体模特。他就是这么从下层混上来的。到了好莱坞，作为一个二流演员，一年拍9部电影，含辛茹苦，也算成功了，但大部分收入全被联邦政府收了税。这样活生生的经历，塑造了他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在美国，一个穷孩子只要肯干，就会有出头之日。无所不在的大政府，只会夺走个人奋斗的果实，压制个人的创造性。而最可贵的是，这样的信念不是从哈耶克、弗里德曼的书上学的，而是他自己生活的结晶。所以，他向普通平民百姓传达这样的保守主义哲学，要比那些拿了诺贝尔奖的名宿有力量得多。

这种平民式的保守主义，对现有的秩序并不一定认同，而强调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自己所生长的社会。所以，这种保守主义与欧洲的保守主义最大的不同是无视等级。反抗新英格兰共和党的家长统治一直就是南部阳光带保守主义的基本动力之一。同时，这种保守主义有一种独特的面向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读读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就知道，这位欧洲保守主义的政治家，总觉得今不如昔，甚至中世纪也比现代社会还文明，未来可能比现在更糟。难怪保守主义的正宗定义是“对急速的社会变革的抵抗”。里根则完全拥抱佩因（Tom Paine）的醒世名言：“我们自己拥有力量让世界重新开始一遍。”一些评论家指出，在美国历史上的总统中，里根是最为乐观、对自己的人格最满意的人。他全无尼克松那种阴郁，从来不试图改变自己。尼克松因为当年穷而没有去哈佛念书，一生耿耿于怀。布什读遍名校，却一定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里根。里根则从来不试图改变自己。他从社会底层走到世界的顶峰，一生就是一个经典的美国梦。他为什么要改变？他有什么不满？所以，这种乐天的气质、对自己性格的自信，使他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升华为一种政治哲学，并满怀信心地传达给美国的公众。

也正是如此，他对生活上的奢华和铺张毫不掩饰。因为他自信他拥有的一切都是他应该得到的，都是对他的美德的奖赏。他认为美国人和他一样有同样的美德，应该得到同样的报偿。在他看来，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是自己选择了那样的生活方式，国家不应该为此负责。他挖苦领救济的单身母亲是“福利女皇”，总是不知足。但他认为，只要人们信奉他所认同的价值，加入他所属于的勤奋的美国人这个集体，就会成功。所以，他鼓励美国人大胆地伸张自己的价值，享受自己的美德带来的果实，不要在乎别人说三道四，更犯不上总觉得自己欠了别人什么。也正是这种和选民的生命沟通，使他给美国人（特别是保守派）在阴郁、悲观的时代带来了自信和希望。

这样的素质，使里根成为戈德华特后保守主义众望所归的领袖。时势也在造就里根。戈德华特不仅开拓了共和党的“南部战略”，而且开始容纳西部的新阶级。戈德华特的故乡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在他的一生中从一个3万人的小镇变成1980年代200万人的都市。加州更是蓬勃崛起。军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大量移民西进，这些人常常是最为不满新英格兰地区既得利益的人。在新英格兰，企业界被那些盘根错结的董事会控制，蓝领则被工会控制，毫无喘息的余地。而西部给人们带来自由，人们看的不是你的出身，而是你干了什么。所以，这些西部新阶层往往是个人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特别仇恨无所不在的政府，和主张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派（liberals）势同水火。

里根也正是靠着这些人的力量，在戈德华特败后两次当选加州州长。这时他已经感到自己的时代正在来临。1945年，纽约的银行占据全国银行业一半的资源。新英格兰的家长统治天经地义。但到了1964年，加州的美国银行已经和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Chase Manhattan）分庭抗礼，纽约的银行只能占据全国12.5％的银行资源。新英格兰正在丧失它的权力！而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终结了共和党温和派的最后机会。到1980年，里根作为共和党内草根的反对运动的代言人，终于入主白宫，推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把最高的所得税率从70％砍到28％，甚至把巨大的财政赤字作为一种战略，就是要让联邦政府穷得揭不开锅，再也别想兴事。激进的右翼，开始统治了美国。

两党政治第13节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5）

布什主义

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实际上是新英格兰的传统共和党血脉中培育出来的精英，属于温和的共和党人。1980年大选时，他是里根竞争共和党提名的主要对手。里根获胜后出于策略考虑，提名老布什作为竞选伙伴，一度引起其右翼支持者的强烈抗议。后来老布什虽然证明是个忠实的副总统，但等他接任里根后，就试图恢复温和的共和党的政策，引起党内普遍的反叛。所以尽管有海湾战争这样辉煌的战绩，最后还是一任而终结。

短命的老布什政权，说明新英格兰的温和派已经在党内完全失势，共和党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南部阳光带保守主义政党。对此，没有谁比老布什的儿子、现任总统布什看得更清楚。所以他上台首先就减税，执意把自己克隆成另一个里根。

然而，时过境迁，布什面临的世界与里根面临的世界已经有所不同。里根当总统时，联邦政府确实无限扩张，各种福利项目急剧膨胀，里根的减税政策，深得民心。但里根之后，民主党出了一位政治天才克林顿，回应了里根的挑战，控制政府规模，进行福利改革，甚至使联邦预算出现盈余。里根的名言是：“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本身。”他一生的事业，就是以政府为敌人。克林顿的名言则是：“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政府也不是敌人。政府是个朋友，是个合作伙伴。”这已经为大多数美国人所接受。所以，现在美国人对减税并不感兴趣，反而希望能够维持联邦政府的正常运转。更重要的是，克林顿改造了民主党后，选民已经普遍认为民主党更会管经济，在财政上更负责。里根当年打的目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种情况下，布什要坚持里根主义，就必须在其他方面更加右行。而南部最近一些年来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崛起，推动他走向了极端的文化与宗教保守主义的道路。“里根主义”实际上是基督教保守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的联盟。基督教保守主义主要是一种道德保守主义，常常要求政府替天行道，介入老百姓的生活和信仰，直接挑战政教分离的原则。个人自由主义则是要求政府不要介入个人领域、政教分离、宽容同性恋等社会异端。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里根虽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本质上属于个人自由主义者，要政府从人们的生活中走开。所以，他减税非常狠，但在一些社会文化问题上，却愿意妥协。甚至在当州长时，还签署了极富有自由派色彩的容许堕胎的法案。

布什则属于主张政府要替天行道的道德派。他在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都采用强烈的右翼立场。但是在他任上，虽然一直坚持减税，却急剧扩张了联邦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小政府的理念。由于克林顿对民主党的改造，如今西部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们，已经开始倾向于民主党。加州更是民主党的天下。民调反复表明，选民在经济等内政问题上更信任民主党。在内政问题上，布什在经济上没有什么硬牌好打，只能发动文化战争，在宗教、堕胎、同性恋、枪支等问题上与民主党争夺选民。而南部最近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复兴，也正好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基础。所以，虽然里根和布什都属于激进的右翼，但布什比里根更加意识形态化，其社会基础更加单一。

如今，称美国是一个右翼帝国已经不为过分，因为右翼塑造了两个主要的政党。南部阳光带的基督教保守主义比里根当年建立的广泛保守主义联盟力量要弱得多，要独自把布什推进白宫，难度自然很大，不过，民主党也已经跟着共和党右转。今年（２００４）民主党预选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最左翼的迪安，一度竟声称：“我还要代表那些在自己的小货车上挂着南部联盟旗帜的白人青年。”所谓南部联盟旗帜，是南北战争中维护奴隶制的南部联盟的“国旗”。如今在自己的车上挂这样的旗帜的白人，大多是种族主义者，要表达自己对南部联盟信仰的认同。迪安此言一出，在民主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自己最后被迫出来道歉。但是，此话讲出来，也是有迎合南部白人的战略考虑。连迪安也如此，可见民主党意识到不适当右转已经不行了。

但是，右倾化给民主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难局。当年戈德华特批评共和党成为了一个“me too”党，即应声虫党，失去了自己的色彩。如今民主党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所以今年（２００４）布什在竞选中攻击克里只会对共和党的政策说“me too”，提不出不同的东西来。大部分选民也都有同样的看法。这样一味跟着共和党出牌，民主党内的左翼就失去了政治代理人。2000年纳德已经领导民主党的左翼公开反叛，以绿党的旗号竞选总统，分走了戈尔的选票，把布什送进了白宫。今年，纳德还是民主党挥之不去的梦魇。反观布什，由于他已经非常靠右，党内的极右翼，就不可能有当年布坎南反抗老布什那样的空间，因而保证了共和党的团结。更不要忘记，在一个只有一半的选民出来投票的国度，基督教保守主义的那些激进的道德卫士，投票时一个人恨不得顶两个人用。所以很可能以褊狭的意识形态，劫持这一世界帝国。这也是当今世界不得不对付的现实。2004年８月３０日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14节 里根与美国现代保守主义（1）

里根死了。一个美国历史上最老、活得最长却最有年轻的乐观精神的总统，终于结束了他93年的生命。

里根是美国战后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如同肯尼迪成为民主党的偶像一样，里根也成为共和党的偶像。他上任时，美国正在越战、水门事件、伊朗人质事件的阴影下挣扎。许多美国人觉得自己正在失去“冷战”，在经济上也将被日本击败。那时挥舞国旗也难以成为时尚。但当里根离任时，美国已经是另一个美国。它在“冷战”中胜利在望，经济迅速崛起，美国人重新感受到自己在主宰历史。更重要的是，里根复兴了保守主义。乃至现在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标榜自己是里根的传人。由于里根，在罗斯福“新政”后几乎变为一小撮激进异端的保守主义运动，绝处逢生，并在和自己的意识形态对手自由派的斗争中，渐渐占据上风。２００４年春天的民调显示，41％的美国人自称是保守主义者，只有16％的人自称是自由派。里根一手创建了这个保守主义的基地。没有这个基地，当今的布什主义就无从谈起。

严格地说，里根在政治上出道，是50岁左右的事。1962年，他正式从民主党转为共和党，接着就开始了奇迹般的政治崛起。

自罗斯福以来，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主宰着美国的政治。60年代初共和党的主流，是尼克松和洛克菲勒这些温和的共和党人。当时洛克菲勒身为纽约州州长，其社会经济政策颇有自由派的痕迹。在他的任内，州税急剧上涨。尼克松1960年竞选总统时，与一度也要参与竞争的洛克菲勒私下会晤，商定其竞选政纲大部分采纳洛克菲勒的政策。尼克松被肯尼迪击败后，共和党就更加穷途末路。到了1964年大选，群龙无首的共和党，本来准备推举主流派洛克菲勒出阵，但在一场近似于政变的党内竞争中，反对大政府、反对社会福利、反对以联邦权力强制结束种族隔离的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戈德华特，奇迹般地击败了以洛克菲勒等为代表的新英格兰共和党温和派，夺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擎起战后保守主义的大旗。

由于戈德华特过于激进，他根本就不可能赢得大选。在某种意义上说，当年共和党的戈德华特，如同这次民主党预选中的迪安。像今年民主党内“阻止迪安”的运动一样，当年共和党也有个“阻止戈德华特”的运动。因为他太激进，选他当候选人等于是共和党的政治自杀。可惜，那时的洛克菲勒远不如今年的克里走运。结果戈德华特获得提名后，得以拿出“过把瘾就死”的精神，以其激进的政纲，开始了一场自杀式的冲击，最后被民主党在任总统林登&#8226;约翰逊打得大败。

里根就是在这么一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保守主义运动中慨然登场。1964年10月27日，名不见经传的里根代表戈德华特出现在全国的电视之中。他激烈攻击无所不在的联邦政府压抑个人主义，发誓要和共产主义决战到底。结果这次讲话成了戈德华特那年竞选的高峰，一下子募捐达百万美元，53岁的里根也由此成为一颗政治新星。两年后里根再接再厉，在加州击败了民主党的州长，在这个美国最大的州当了两任州长。

与此同时，保守主义的潜流开始壮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黑人民权运动。当时林登&#8226;约翰逊总统签署“人权法案”时就预见到：此案一签，民主党在南部就大势去矣。果然，民主党政府站到黑人民权运动一边，得罪了南部的白人，使之叛入共和党的阵营。所谓“南部阳光带”保守主义，便成为共和党的核心。而由冷战刺激起来的加州军工，吸引了不少阳光带的白人西进，成为把里根推上了加州州长宝座的重要力量。里根在1968年，就作为比尼克松更右的力量尝试竞选总统。1976年，他再次出战，在预选中险些把在任总统福特搬下台。1980年三度出战，终于以69岁的高龄入主白宫，进而导致了里根主义的崛起。

所谓里根主义，说起来很简单。在内政上，里根的名言是：“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本身。”于是他主张减税，削弱联邦政府的权力。在外交上，他公开称苏联是“邪恶帝国”，要加大军费开支，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像戈德华特一样要和共产主义硬碰硬。结果，减税和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国家赤字猛增。

所谓里根经济的信条是，一时的赤字并不重要，一旦减税刺激了经济，经济增长就会带来巨大的税收，最终将赤字抹掉。结果呢，他在任８年，联邦政府的赤字增加了一倍多，从790亿美元涨到1，730亿美元。虽然1987年一度降到1，504亿美元，但1988年赤字再次回升，逼得他的继任者老布什被迫加税，惹恼了共和党的右翼，最后把白宫丢给了克林顿。

不过，在里根任上，美国经济确实迅速扩张，国力大增。同时，对苏联的强硬政策，把对手逼到谈判桌上，签署了削减核武器的协议。苏联攻击他的鹰派作风，他则以一句名言回应：“我们不在乎你喜欢不喜欢，我们要求的是被尊重。”布什上任以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减税，在外交上制定导弹防御计划，推行单边主义，一招一式，全是从里根那里克隆而来。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15节 里根与美国现代保守主义（2）

里根对美国究竟留下了什么遗产，至今仍然盖棺而不能定论。保守派称他挽救了美国的经济，但即使是他的财政预算主任也无法接受他的赤字预算。许多论者指出，他留下的巨大赤字使美国经济在他离任后一蹶不振，结果让老布什当了他的替罪羊。右翼欢呼他为美国赢得了“冷战”，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但更为冷静的看法是，苏联的解体完全是内部的因素主导。里根的鹰派外交路线，反而强化了苏联内部的保守力量，延缓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里根与尼克松不同，不是个知识分子型的人，属于跟着感觉走，跟着信仰走，跟着上帝走的人。他对内政外交，知识都有限，常常靠电影演员背台词的功夫，按助手写好的稿子讲话。他在白宫，统治而不治理，权力下放，一切细节都交给助手、部下去做。自己到点就睡，甚至还午休。有人统计他头四年的白宫生涯，至少有一年时间在加州自己的庄园中度过。第二，他虽然答记者问不甚在行，却是和老百姓沟通的大师。当年与卡特电视辩论，双方难解难分。里根以悲天悯人的语气向选民发问：“你们过得比四年前好吗？”一句话抓住了选民的心，也道出了大选的本质。结果，以后历次大选，没有一个候选人可以不经过这句话的拷问。

不管对里根的遗产如何评价，他绝对是一个有力量、能够实现自己的主张的总统。这么一个知识不多、想法质朴简单甚至有时糊里糊涂的人，出身卑微却最终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权力，并且能够最有效地行使这种权力，这才是里根最为值得人们怀念和尊重的地方。这也是我们理解美国民主政治的草根性、反智性的关键。

在美国当总统的，不乏聪明人，比如尼克松、克林顿都属于这类人，但这类人常常不如里根成功。尼克松过不了“水门”关，克林顿被性丑闻弄得狼狈不堪，但里根却能够从“伊朗门”中获得重生。不久前被选民撤掉的加州州长戴维斯，号称是美国最有训练的职业政客，对政府运作的细节有无与伦比的知识，但是也不得善终。里根之所以最终有这些比他聪明的人所没有的力量，归功于他在草根社会的经验，和在这种经验中获得的与民众沟通的能力。

里根出身一个穷困的小职员家庭，父亲是个酒鬼。他高中时靠当救生员挣上大学的学费，一周工作7天，一周挣15美元。17岁时，他25次水上救护的纪录上了当地的报纸。上了一个小大学后，他的精力一是在橄榄球队，一是在演戏。他因为崇拜罗斯福面对麦克风讲演的功夫，开始对播音发生兴趣，毕业后进入当地的小电台，从事体育比赛的实况转播。由此，他练得了和普通老百姓沟通的本领。后来到了GE工作，走遍全国，到GE的工厂鼓动员工的士气，这一本领就越来越厉害。里根虽然当过演员，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最后一个在收音机时代成长起来的总统。他讲话平浅之极，却保持了收音机时代播音的韵律，讲大白话如赋诗，对老百姓极具感染力。

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在下层奋斗，发展出一种和一般百姓非常有共鸣的阳光灿烂式的乐观主义和个人奋斗精神。这样的经历塑造了他一个朴素的信念：我的生活要靠自己，不要靠政府。这是美国精神中最值得宝贵的东西。一旦他能够把这种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塑造出来的信念，用最能为普通人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一下子就把许许多多人连接在一起。你可以说他给美国留下了巨额财政赤字和经济灾难，但他能够让老百姓感觉到经济在起飞。你可以说苏联的解体是内部因素而不是里根的政策，但他能让人们感觉到是他打赢了“冷战”。他懂得如何拨动选民的心弦，而这种民心的共鸣，正是他政治权力的来源。

这位由美国普通人的生活和感情塑造的总统终于撒手人间。他得到了那么多人的爱戴，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他能够被克隆吗？布什就一直在试图把自己克隆成里根。布什总是拿着普通人的土劲儿，总是在白宫呆不住，一天到晚往自己得州的牧场跑，并和里根一样权力下放，抓抓大精神完事。但是，这些表面的模仿背后，布什缺乏里根最重要的素质。里根来自底层，布什来自豪门。里根懂得百姓的感情与精神，布什只能装着懂得民情。里根和百姓的沟通本领，一半是他的天赋和训练，一半是他的真诚。布什则是一个蹩脚的沟通者，他缺乏里根的心灵，自然也没有里根的感召力。

里根只能是里根。其他人不管赶上什么历史的伟大时刻，也无法成为第二个里根。

2004年６月３０日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16节 布什三代（1）

在本周纽约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布什将接受本党提名，正式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虽然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民调中落后于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克里，但在代表大会前，他已经开始略微反超克里。虽然今年的大选充满了不确定因素，鹿死谁手难以预测，但布什连任的可能性不会低于50％。他在老父1992年被克林顿逐出白宫后２年才在政治上“出道”，但6年后就夺回白宫，并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象征。他的弟弟杰&#8226;布什，则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被看好是2008年竞选总统的大热门。所以，即使布什今年失手，其弟在4年后替他夺回白宫的可能性也并非天方夜谭。这个美国的“王族”的神话还远未完结。

不过，“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古训，在布什父子身上，似乎只能反着用。老布什温文尔雅；布什则又土又蛮。老布什在国际上广为结交，对媒体应对自如；布什则是世界上“单边主义”的孤家寡人，是见记者最少的总统之一。媒体人士早已经指出，布什入主白宫后，他最不想效法的人就是他的父亲。这对总统父子，从政策、作风甚至到讲话的口音，都无一点相似之处。人们不禁会问：这么一个“上流”的父亲，怎么养出这么一个“土得掉渣”的儿子？而这么一个看上去傻乎乎的愣头青，又怎么能这样掌握世界最大的权力，主宰美国的政治？

英国有句老话：“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其理由不言自明。贵族并不是一个财富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一个暴发户不仅会把自己的万贯家财传给子女，而且自己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从下层往上爬时那些平民的习性，也会和财富一道传给下一代。只有从小受了良好教育的儿女们在向第三代交接时，那些平民习气才可能从家族中扫除干净。布什家族的历史，则表明了一个相反的现象：“培养一个土老帽儿至少要三代人。”老布什和布什，可以说就是这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到布什那里终成正果。最近出版的两位英国记者所著的《右翼国家》一书，把这一从贵族到平民的转化，描绘为美国战后共和党历史的一个缩影：共和党从一个由东北部财阀董事会所控制的贵族式的政党，演变为由南部阳光带保守主义主宰的平民政党。不了解这一层，就无法了解从老布什到布什的转化。

布什：平民社会中的“王族”

托克维尔曾惊叹美国是一个没有欧洲贵族传统的平民社会。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布什家族也是地道的“王族”。这并不仅仅是说父子两人都当了总统。就血统而言，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老布什的第十三号远房表兄妹。布什家族几代人，都是从小读上流社会的寄宿学校，到耶鲁这样的精英大学镀金，然后进入美国的权力阶层的特权人物。比如，布什的曾祖塞缪尔&#8226;布什（Samuel P.Bush），是钢铁和铁路业的一个总裁，美国制造业联盟的首任主席，美国商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曾外祖父，乔治&#8226;赫伯特&#8226;沃克（George Herbert Walker），是华尔街历史最悠久的哈里曼投资银行（W.A.Harriman）的创建人之一。这也难怪，布什家族的政治生涯是从金融核心新英格兰地区开始。

布什家族第一个从政的是布什的祖父普雷斯科特&#8226;布什（Prescott Bush）。不过，他跟当今的布什总统几乎是截然相反。普雷斯科特&#8226;布什是典型的新英格兰贵族政客。他身材修长，在耶鲁读书时高尔夫球、网球、棒球都技艺精湛，同时是最令人骄傲的Whiffenpoof重唱团的成员，并且加入了骷髅会这一最神秘的秘密组织。他在政治上属于共和党中进步派的一翼。1950年，当他第一次在康涅狄格州竞选参议员时，其政敌攻击他是“计划生育联盟主席”。他确实参加了计划生育组织。而当时的康州，是美国两个禁止销售避孕套的州之一。结果，普雷斯科特&#8226;布什以微弱的劣势败阵。

不过，两年后，由于在任参议员死亡，他得以当选参议员。他在参议院最令人瞩目的业绩之一，就是增税。他公开赞扬他在参议院的同道“有勇气为了保证政府的必要收入来增加不管是多少的税额”，以支付国防、科学和教育的费用。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孙子，最终竟成了一个减税、反流产的总统。

布什南下

普雷斯科特&#8226;布什的儿子，就是我们熟知的老布什。他耶鲁一毕业，就在华尔街“拿”到了工作。本来可以顺顺当当地继承父业，舒舒服服地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上流社会开始自己的事业。然而，他却加入了海军，成为一名飞行员，并在1944年被日军击落，后被一艘美国潜艇救起，死里逃生，成为几乎是最年轻的战斗英雄。1948年，他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后的第二天，就直接开车到了得克萨斯州西部，做起石油生意来。

虽然老布什在得州的工作是父亲推荐的，开的车也是父亲给的，但在纽黑文时与耶鲁大学校长为邻居的他，单枪匹马携家闯荡草莽的得州，可以说是十足的“下放”。那时的得州，还是个偏远的边疆。战后发现大量石油，引起一股淘金热。这个耶鲁培养的精英，嗅到了自己的机会，直接杀到这个新边疆，和下层的劳工并肩工作，挣出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到了1959年，老布什移居得州的首府休斯敦，并决定从政。

然而，老布什在得州政坛上混得却颇为艰难。当时的得州，完全是民主党的天下。林登&#8226;约翰逊就是得州的参议员，后来马上成了肯尼迪的副总统，并最终成为总统。不过，由于约翰逊支持种族平权，激怒了南方民主党的白人选民。1964年极右翼的戈德华特推翻温和派的共和党人、纽约州州长洛克菲勒，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掀起了一股草根式的保守主义运动，虽然最终被约翰逊打得大败，但深得南部白人选民之心。结果，南部阳光带的平民保守主义运动，渐渐压倒新英格兰的金融贵族精英的统治，在共和党中得势。像得州这样奴隶制度的故乡，最终也都投入了共和党的怀抱。

老布什正好赶上这个转型期。他作为一个共和党人，得益于共和党在南部的复兴。但是，作为一个耶鲁毕业的康州金融贵族之后，他在南部大老粗们的草根民主中却玩不转。他1964年竞选参议员失利。1966年共和党在得州找到一点生存空间，他当选了众议员。不过，他的政治命运在得州也到此为止。得州人对他这样的耶鲁出身的新英格兰贵族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被讥之为是那种指甲修得干干净净、“冲淋浴时要撒尿也得走出来找厕所”的另类，是“康州的投机家，跑到我们得州来为科威特的酋长来开采石油”。所以，很快老布什就知道在得州的草根民主中靠当民选政治家前途有限，于是进入官僚界，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共和党主席到驻中国特使、中央情报局局长，几乎成了职业官僚。在这些职位上，他可以和自己熟悉的上流社会打交道，用不着理会那些他不理解也不喜欢他的草根小民。

老布什比自己的父亲保守得多。他是戈德华特保守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不过，从当众议员起，他就建立了自己温和派的声誉。1980年他竞选总统，党内碰到的对手是里根。在预选时，他对里根的减税政策大不感冒，称之为是“巫师经济”（voodoo economies）。但后来里根还是选他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其中的一大考虑，就是要笼络共和党内东部一派的力量。

可以说，老布什在得州的经济冒险和草根民主的经验，更像我们所谓的“干部下放”。

他骨子里是个新英格兰人，人们也把他看作是新英格兰人，绝不是地道的得州人。他血管里流的，是贵族的所谓“蓝色血液”，和平民百姓难有共鸣。这一点在他和里根的关系中就颇有反映。他和里根从政敌变成盟友，作为里根的副总统，他对里根忠心耿耿。但是，里根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总统，和布什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则玩不到一块。里根生性好交游，入主白宫后，动不动就请好莱坞的朋友们来他白宫私人住宿区聚会、过夜。但8年间，老布什虽然常常出入白宫，却从来没有被请到白宫里根的私人住宿区去过。

不过，老布什绝对不是和里根面和心不和。他是完全被里根给“摆平”了。他在得州，使出吃奶的力气想当个平民政治家，但最终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所以，他对里根操作平民政治的本领完全是五体投地，乃至过于被里根的权威所慑服。据南希&#8226;里根回忆，当老布什对里根的一个阁僚不满时，就跑到南希这里来说。南希让他直接把自己的意见直接告诉里根，但他从来没有勇气当面和里根说。在里根的葬礼上，他谈起里根对他的教诲，称一辈子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政治上教了他这么多。说着说着竟一时哽咽。老布什作为一个官僚，最后当了总统，在美国战后政治中十分罕见。保守派选他完全是因为遵奉里根的旨意，但最后还是一任而终。所以可以说，老布什虽然竭尽全力，但和草根社会还是没有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自己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得州人。而真正能够在得州落地生根的，则是他的长子，当今的总统布什。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17节 布什三代（2）

操他妈的得州

对老布什而言，得州是个扎不下根的地方。但是，他却有个浑不吝的长子。这儿子不仅一口得州土腔，而且个子也不像祖父、父亲那样修长而具有贵族气。布什生在纽黑文，受的是耶鲁的教育，但却执意要脱掉常青藤的皮，在得州的泥土里折腾一把。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布什是个C学生，在学业上不可救药，没有在新英格兰精英里混的智力资本。不过，这不是说他不聪明、没有意志。他在耶鲁这样的环境中受了压抑，自然会有逆反心理，会报复。他要给那些脑瓜好使的常青藤子弟们看看：老子自有老子混的路数！

在这方面，他找到了自己的榜样——里根。老父给里根当副总统时，布什常常访问华盛顿，但几乎没有和里根接近过。里根对老布什都没有个人层面的亲近，对这个儿子就更是如同没有看见一样。但布什对里根还是能够远而观之。他听过里根的演讲，见过小民百姓如何为里根而疯狂，发誓要像里根那样和老百姓水乳交融。

也正是这样，他执意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得州之子：他没有老父那样放弃“下放”、回到贵族圈子里的余地。不过，得州人知道他的家庭，对他有抵抗。1978年，他曾尝试竞选得州西部的众议员。但是在本党预选中，竞争对手得到了里根的支持，并攻击布什是“洛克菲勒式的共和党人”。布什预选赢了，但在与民主党的对手汉斯（Kent Hance）决战时，对方残酷地攻击他是东部的投机家，是“生下来就穿着长到屁股的银靴子”的富家子弟。等两人辩论时，主持人竟毫不客气地问布什他是不是外来势力控制得州的影子政府的工具。结果，布什输得一干二净。

不过，布什从失败中不断学习。老布什竞选连任失利，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摆脱父亲的阴影、发展自己独特的认同的机会。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反复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生在得州。”与动不动就用私人司机开车、衣冠严整的父亲相对，他穿着随意，骑车或步行去学校。1994年当他竞选州长、挑战在任民主党女州长理查兹（Ann Richards）时，已经是光景大变。理查兹是真正的得州人，在南部有深厚的根基。她也深知布什家族的弱点，并不遗余力地对之进行攻击。1988年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她攻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老布什是个“可怜的乔治”，是“含着银靴子出生的人”。在与布什的竞争中，她也反复用“乔治王子”这样的语汇，提醒选民布什是个高高在上的精英。

但布什不是老布什。他毅然宣布：“我的对手花了许多钱试图把我塑造成一个我不是的人。我拒绝玩这样的游戏！”他反客为主，称“得州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思想方式……我不想把得州变成加州。”他的政治捐款，许多是来自得州的橄榄球明星和教练。相反，理查兹的大量政治捐款则来自好莱坞。于是， 布什反复用加州的形象，提醒选民理查兹受了太多加州的影响，不懂得得州的价值。最后，他出人意料地大获全胜。

当了州长的布什，已经能够把自己包装成地道的得州人。他财政上有得州的企业界特别是石油界、职业体育界（他自己就是一个棒球俱乐部的所有人）的支持。行为则完全是得州土老帽、大老粗的做派。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与副州长、民主党人布洛克（Bob Bullock）的关系。得州的副州长权力很大，很独立，不是州长指定。这位布洛克过去是个醉鬼，离过5次婚，对谁也不买账。有一次他晚上喝醉了，随便爬进街上停着的一辆私人车的后座上打个盹儿。醒来时，发现车正在行驶。此公不但不觉得自己犯了罪，反而用手推司机：“嗨！我是你的州务卿！”

这么一个蛮横的地头蛇，有毁了布什的能力，但布什对付这样的粗人，已经是小菜一碟。据说两个人刚刚过招儿时，布洛克对布什说：“你他妈的要是想操我，就得先吻我再说。”布什马上把自己的嘴唇送到布洛克的脸颊上，最后化敌为友。1998年，布什以压倒优势获得连任。在他任上，这个民主党统治了几十年的州，被转化为共和党的堡垒。等2000年他竞选总统时，他已经是地道的得州之子。

草根政治

无论是在文化悠久的欧洲，还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布什遭人恨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他被视为一个又蛮又浑、顽固守旧、愚昧无知、自以为是的恶霸。人们怎么也不能理解：美国这么一个世界帝国，怎么会找这么一个土牛仔当总统？难道真是国中无人？这样的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却建筑在对美国政治动力误解的基础之上。

在欧洲和中国，一般的常识是“衣食足，然后知礼仪”。人有了钱，就得学习上流文化，模仿比自己高一等的人的行为举止。政治领袖要能吟诵古诗，出口就是几国语言，要能欣赏古典音乐，甚至上台弹钢琴，等等，生怕自己不够高雅。布什家族则相反，从政三代，从一个高雅的贵族，不遗余力地努力，把自己转化为鄙俗的市井小民。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彻底的直接民主式的草根社会。政治权力的重心在下不在上。老百姓要选一个和自己相像的人，摆谱儿是成不了事的。布什的出身是如此之高，但行为举止是如此之俗，这一落差越大，就越显示出他的政治天才，不管你对他的政策本身是什么看法。

布什在2000年竞选时，跑到戈尔的老家田纳西，攻击自己的对手：“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果然他拿下田纳西，进而入主白宫。他从来不忘自己是个得州人。乃至当了总统，还不停地回老家度假，使他得州的牧场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

那么，得州的政治精神，对布什当总统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得州在南北战争中是被北方征服的一个南部州，老百姓的自主意识非常之强，注重州权，绝不容忍别人对自己的事务说三道四。这种我行我素的南部精神，也使布什在国际上的单边主义变得更加极端。

同时，美国的历史是被所谓“边疆精神”所驱动，不断向外开拓。得州在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一直是个边疆式的州，人口随着石油的发现不断增长。当地的地主通过把自己的地租给石油公司开采而大发其财。所以，得州人有边疆的冒险气质，同时把土地视为最大、最有价值的财富，相信有恒产则有恒心，反对政府在人家的财产上大收其税。布什继承了这样的冒险精神。这不仅仅体现在伊拉克战争上，更体现在他的减税政策上。他知道减税会创造巨额财政赤字，但也决定一试。把油水留给了富人，这也多少反映了他在得州培养的对有产阶级的同情。这一点，在他祖父和父亲身上都是找不到的。

更重要的是，布什是美国社会最近几十年反智主义最有力的代言人。得州是下里巴人的世界。草根民主给这些人极强的独立精神。他们绝不容忍东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指手画脚。布什年轻时是个浪荡公子、劣等生，这种不争气的形象，正好符合南部草根社会自我认同的需要。在他们眼里，布什懂的事情不多，但他腰杆硬，不让那些懂的多的人欺负。这正是个为我们出气的人。在2000年竞选中，一个记者问布什：“你知道车臣的总统是谁？”面对这样不友好的问题，布什以牙还牙，坚决地说：“不知道！你知道吗？”问这样问题的记者当然是有备而来，不可能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布什强硬的对答，传达了一个信息：别跟我来这一套。不知道又有什么了不起？我照样治国！知识分子主宰的媒体对这样的回答反感不小，但草根的百姓却觉得他给自己长了志气。所以，虽然美国人人皆知布什出身豪门，但他却能够打普通平民百姓的牌。可即使克里最后选了真正平民百姓出身的南方人爱德华兹当竞选伙伴，在下层选民中也很难占到便宜。

文明传统过于悠久的国家，常常因为精英对社会的垄断根深蒂固，导致文化上过于柔弱，进而丧失了文明的动力，难免要在蛮族入侵、注入新鲜的野性血液后，才能够重新获得再生的活力。而美国这样的草根民主社会，却有一种自身不断再造野性的能力。所以，虽然欧洲人看不上布什的蛮与力，美国人则常常看不上欧洲的文与弱，觉得欧洲文明已经道德破产，自己的文化才充满了活力。

不过，布什家族能够从上流社会融入草根，换得更多的是包装而不是实质。老布什斯斯文文，为政谨慎，但战争来了却出生入死，勇武非凡。布什包装上土里土气，强硬异常，但越战时却靠老父的关系，进了国民警卫队，躲开战场，哪里比得上老牌贵族克里那样勇武？布什号称一生勇于冒险，但个人从来不为冒险付出代价。在得州经营石油，几乎每战必败，但每败必有老父做靠山，最后常常是在公司倒闭前甩出手中的股票而自保，让不知情的股民跟着倒霉。如今又是在自己躲过战争后，把别人家的子弟送到伊拉克。这样的冒险，似乎没有什么敢不敢的问题，因为代价不是自己来付。所以，这样的草根政治，有其优点，也有其盲目性和危险性。不管我们对之喜欢也好，憎恶也好，推动这种政治的动力，永远不可不察。

200４年９月２日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18节 现代共和党的“总设计师”（1）

卡尔&#8226;罗夫：现代共和党的“总设计师”

卡尔&#8226;罗夫(Karl Rove)，被称为是“布什的大脑”。他在十年之内，就把一个不成器的酒鬼调教成为一个总统。不仅如此，从议会到州长的选举，他都亲手挑选候选人，策划各州的政治战略，筹集和调动资金，成为共和党的指挥中枢。他把老式的草根民主政治游戏和互联网技术结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动员机器。他还被视为是玩“黑招儿”的大师，手下一群鸡鸣狗盗之徒，善于“政治暗杀”，作案不留指纹。同时，他的政治理念，为共和党找到了草根性的政治哲学和与小民百姓沟通的语言。可以说，他既是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又是个事必躬亲的战术家，必要时还能充任工兵和刺客。他不仅是布什的大脑，而且是共和党的大脑。他的业绩，已经转化了美国的两党政治。怪不得布什在这次大选获胜后的演说中，称他为“总设计师”。

卡尔&#8226;罗夫天生就是个政治动物，而且从小就尝到了政治之严酷。他9岁多时，赶上1960年的大选，是尼克松的狂热支持者。当他戴着支持尼克松的标记骑车时，被几个民主党的孩子从车上打下来。这大概算是美国版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一课吧。在10年后的芝加哥，他开始报复。当时他出现在一位竞选伊利诺斯州财政主管的民主党政治家总部，号称是要当志愿人员。结果，他神不知鬼不觉地用印有这个竞选总部标记的信封、信纸，在芝加哥的红灯区和无家可归者粥房散发了1，000份邀请信，许诺任何光临总部的人，都将免费得到啤酒、食物、漂亮妞和“开心的时光”。一时间，几百个醉鬼和无家可归者涌入这个竞选总部，搅得民主党人兵荒马乱。这一恶作剧没有挡住那位民主党人当选，但罗夫自此之后也马上开始得势了。

能干脏活的人，必有一种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需要生活来培养。罗夫出身一个富裕家庭，父母并不关心政治，但很难说对他日后的政治风格没有影响。在1969年的圣诞节，也是他的19岁生日，父亲出走，父母离婚。没过多久，他又得知那个父亲并不是他的生父，他和他哥哥是母亲和另一个男人生的孩子。他甚至觉得他的生日都是假的：“谁会正好在圣诞节出生呢？他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生的，所以就这么随便一猜。”后来他找到他的生父，但对方对他极为冰冷。1981年他31岁，母亲自杀。只有他的养父和他维持着亲密的关系。他一直十分感激对方“无私的爱。”

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他好勇斗狠的性格。“阴谋”和“黑幕”也成了他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战，就展现了他这方面的手腕。1970年代初，大学是反战和民权运动的大本营。他作为犹他大学的学生，却看准了右翼将是未来美国政治的主流，加入了一个叫“大学共和党”的组织，并马上从犹他大学辍学，全职参与该组织的活动。1973年，该组织的主席乔&#8226;阿巴特(Joe Abate)任满下台，按常规将由副主席、也是中西部大学共和党的主席埃奇沃思(Robert Edgeworth)继任。当时罗夫是阿巴特的亲信，任该组织的执行主任。按常规，他应该等埃奇沃思接任两年，然后轮到自己当主席。

但是他却不想等，辞掉了执行主任的职务开始了5个月的无薪竞选。在该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罗夫以程序为借口，挑战埃奇沃思的当选不合法，并操纵手下人拥立自己当选。结果，埃奇沃思和罗夫都声称自己当选，都发表了就任演说，并都写信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要求承认自己是合法领袖。埃奇沃思的支持者为了证明罗夫是个阴谋家，故意向《华盛顿邮报》泄露了一盘磁带，录下了罗夫等人密谋策划在竞选中进行谍报活动的谈话。当时的共和党，正处于水门事件后的信誉危机中。这合磁带，则更证明了窃听这类偷鸡摸狗的事不仅是总统的行为，而且似乎是共和党的文化。

当时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不是别人，就是后来的总统老布什。他先是裁决罗夫当选，后又因磁带的泄露而大怒，把埃奇沃思赶出共和党。这场如同2000年佛罗里达计票战式的闹剧，就此收场。老布什成了罗夫的提携者，给他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谋得一职。

不过老布什本人当时在政治上并不走运。1964年和1970年，他两度在得州竞选参议员失败，最后接受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体面却没有实权的职位，成了水门事件后共和党的面孔。得州的政治，自南北战争以后，就牢牢地被民主党控制。

罗夫进入得州政坛后，民主党的统治开始崩解。罗夫则一手促成了权力向共和党的全面转移。在罗夫到来之前，得州只有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所有州政府的职位都被民主党把持。1976年的大选，卡特赢了得州。1978年，詹姆斯&#8226;贝克，即后来老布什的国务卿，为共和党竞争得州的参议员失败。但罗夫却帮助一个石油商人克莱门茨当选了得州的首任共和党的州长，并出任其首席阁僚。1980年，老布什竞选总统，雇的第一个人就是罗夫。后来里根当选，老布什就任副总统。1986年，罗夫帮助一个背叛民主党的政治家格拉姆当选得州第二位共和党参议员。1988年，他帮助四年前丢了州长的克莱门茨卷土重来，再次当选州长。同年，他又指挥了一场竞选，使共和党人菲利普斯成为得州的首席法官。1994年，他帮助佩里、也就是现任得州州长，击败了民主党人海托华，拿到了第一个州政府的职位：农业专员。同年又帮助得州的共和党人哈奇森当选参议员。不过罗夫最大的业绩，就是帮助布什干掉了民主党在得州最后的一颗政治明星，女州长理查兹。最后，接受他咨询的主顾控制了得州的州长、两个参议员席位、得州最高法院的多数席位和得州的大部分政府职务。

罗夫作为一个政治顾问是如此成功，乃至他改变了政治顾问和其主顾的关系。一般而言，政治顾问是受雇于人，他们总是到政治家门下求职。但是，由于罗夫给谁当顾问谁就当选，政治家们就反过来投到他的门下。那些捐款人，也都看罗夫的眼光行事。罗夫看上的政治家才能获得大家的信心，大家才愿意往这个人身上投资。罗夫也借此保持和企业界的良好关系。如安然等得州大企业总裁，都是他的嫡系捐款人。在得州，罗夫可以决定哪个人去选哪个职务，去哪里募捐，怎么花政治经费，用什么政纲。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超级师爷，他是共和党政治纲领、组织和资金的中枢。就连外州的共和党人，也纷纷求他帮忙。比如1993年密苏里州的阿什克拉夫特(即现在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竞选参议员时，向他支付了30万美元的咨询费。不过在1991年，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次特别选举中，前州长和司法部长索恩伯勒竞选失败，无法支付罗夫的咨询费，罗夫把对方送上法庭。共和党领导层怕这场官司使共和党再难在这个民主党的州召募候选人竞争，劝罗夫手下留情。罗夫拒绝。于是共和党请来自己的王牌律师即后来调查出克林顿性丑闻的斯塔尔和罗夫周旋，还是被罗夫击败。索恩伯勒经过一个屈辱的审判后，被迫付钱。可见，此时罗夫在共和党内已经是一方霸主，没有人敢拿他怎么样。1999年他把布什推出来选总统，由于筹资有术，上来就宣布放弃联邦资助，因此也就可以不受联邦法律所规定的花钱数额的限制。这一财政实力，一下子就吓得几个竞争者不敢出马了。所以，布什一开始几乎就是共和党的官方候选人。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19节 现代共和党的“总设计师”（2）

罗夫的手腕，最有争议的是他在竞争中使用的“焦土政策”，为了击败对手频频进行“政治暗杀”，并不留指纹。在布什与理查兹竞选州长时，理查兹频频被“黑招儿”击中。比如，得州的选民常常接到这样的民调电话：“当你知道理查兹被许多女同性恋的主手包围时，你是否还准备投她的票？”这看上去是个“客观的”问题，实质上等于造了理查兹的谣。同时，选民在自己的车窗上发现有人放置了宣传品，主要是两个半裸的男人狂吻的色情照，警告选民理查兹连任的后果。

去年，罗夫的“黑招儿”玩到了危险的地步。当美国前大使威尔逊对布什政府关于伊拉克的核武器计划的证据提出怀疑时，威尔逊妻子作为CIA便衣人员的身份被泄露出来。这一泄密行为按法律最高可以受到死刑的惩罚。威尔逊认定背后的黑手是罗夫。罗夫否认。目前此事还在被联邦大陪审团调查。罗夫准备了庞大的律师团应战。

和切尼一样，罗夫虽然保守，但在越战期间却想办法逃避了兵役。在美国的政治中，战争英雄是一大政治资产，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老布什，战争英雄经常当总统。不服兵役，当然是个道德赤字。罗夫最擅长的，就是通过玩黑来干掉一些战争英雄。被他这么“暗杀”掉的两个最有名的越战英雄，大概就是麦凯恩和克里了。2000年共和党预选时，麦凯恩在新罕布什尔击败布什，移师南卡罗来那，把布什逼入背水一战的境地。麦凯恩在越南当了多年战俘，里根听了他的故事都掉眼泪。布什则是权势之家的公子哥，设法躲过兵役，在道德上显然低人一头。但罗夫手下的鸡鸣狗盗之徒，立即策划了一系列政治暗杀。他们指使一些所谓的越战老兵出来造谣，说麦凯恩被捕后成了越共的坐探；麦凯恩收养的斯里兰卡的女孩，被说成是麦凯恩的一个黑人私生子；麦凯恩的妻子被传吸毒，麦凯恩自己被造谣成一个同性恋。

克里这次竞选总统，当然越战的业绩是个最大的卖点。他不仅夺得多枚勋章，而且几度负伤，并且在枪林弹雨之下舍己救人，一些右翼评论家在电视上曾公开发愁：对这么个英雄怎么攻呢？罗夫却早已胸有成竹。8月份，一群越战老兵出来攻击克里说谎，说他造假赢得了勋章。克里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一下子掉下去。这几乎是大选中对克里最致命的一击。

不过，过分强调罗夫的政治刺客面目，就会掩盖他真正的政治天才。罗夫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空中电波所主导的大众传媒时代建立一种面对面式的地面政治操作系统。在他看来，大众传媒中的政治广告已经饱和，地毯式轰炸的宣传攻势已经使选民疲劳，大家不相信广告，不相信媒体。但是，选民还相信自己的邻居，还关心许多政治问题。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被调动起来。

罗夫在1981年辞掉公职，开了一个直接邮寄(direct mail)公司。这种直接邮寄业务，与一般的传媒有本质的不同。大众传媒就像“广播”(broadcasting)这个词所指示的那样，是大范围地传送资讯，其力量在于地毯式信息轰炸，并不区别具体的目标。直接邮寄则是“窄播”(narrowcasting)，是高精度的信息轰炸。在这样的信息轰炸中，你明确知道信息接收者想要什么。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明，使掌握选民个人的信息，如你的年龄、性别、种族、收入、家庭、所属俱乐部、消费习惯等等，变得更加容易。通过这些资讯，能够进一步分析出具体选民的政治取向。

这样的资料，可以帮助罗夫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募捐和政治动员。比如，过去人们只知道哪里是共和党的选区，哪里是民主党的选区，所依据的不过是两党党员的登记资料。罗夫则能知道哪个民主党选区经常投共和党的票。他还能够精确地知道某一地区的选民只关心某一个问题，于是就对症下药，寄去宣传品，告诉这些选民他的候选人支持他们的立场。这样不仅有针对性，而且避免了大众传媒所不可避免的“附带伤亡”。比如，如果你在大众传媒中播放反对枪支管理的广告，可能赢得一部分选民，却得罪了支持枪支管理的选民，引起争议。这个话题还可能被媒体接过去，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最后谁胜谁负还很难控制。用直接邮寄的办法，等于偷偷告诉一部分被锁定的选民：“我站在你们这一边。到时候出来投我的票！”所谓克里上台就会禁《圣经》这样的谣言，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被锁定的“目标选民”中传播，不仅十分有煽动性，而且不容易引起巨大的反弹。

罗夫对这些精密的选民信息有超人的把握能力。如果你对他说得州西部某县很保守，他可以马上反驳，并且把那个县内几个选举区的历史、投票倾向一项一项地分析。他脑子里装着这么一个高精度的政治地图。有人说如果你想知道哪里有个有利可图的新举选区可以开发，只有问罗夫。得州的最高法官菲利浦斯竞选时，罗夫能够很精确地告诉他：需要多少选票，到哪里拉这些票，为拉这些票需要多少钱，到哪里去募捐，募来的钱怎么个花法。2000年大选，布什输了50万张总选票。罗夫说这是因为布什酒后开车的往事在投票前夜被抖出来，结果大约400万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不出来投票。他要求布什当选后成为这些福音派的代言人，靠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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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结果，今年布什从输50万到赢350万。得失相加，正好400万张票。当然，今年有许多新选民，并不能说这400万就是罗夫所谓2000年丢失的福音派选票。但这样的巧合，也无法全归之于数字游戏。罗夫果然料事如神。一句话，他知道权力从哪里来，你怎么才能得到。

罗夫用21世纪的技术手段，试图达到19世纪的老式政治目标：政治家要和选民建立面对面的关系。为此，他组织了72小时特别行动队，登记选民，动员志愿人员，在选举日让自己的嫡系把选民带到投票站。一句话，不管大众传媒如何发达，他的地面部队一定要督促每一个共和党的选民都出来投票。在本次大选中，罗夫的地面部队是由经营已久的志愿军组成。这些人大多是本地选民的邻居和朋友，在投票日拉票极有效率。民主党的地面部队则大多是领薪水的外来人员，对当地社会不容易渗入。结果证明，罗夫的嫡系明显胜出。

当然，更关键的一点，是罗夫能够鉴别领袖，知道谁是掌握权力的材料。这和他与布什父子的关系中看得最清楚。老布什是最早提携罗夫的人。罗夫是因为老布什才建立了和布什家族的关系。但是，你要问他对老布什的印象，他会十分慷慨地夸奖：伟大的品格，思想开放深沉，高雅的绅士，等等，但就是说不具体，可见他心里对老布什的才能并无深刻印象。但一提见布什的第一面，他马上神采飞扬，就像一个情人谈自己的第一次约会一样：那是1973年感恩节的前一天，罗夫受托到华盛顿的火车站接从哈佛来的布什，把他家的车钥匙转交给他。布什那天穿着国民警卫队的飞行夹克，牛仔靴，全身放射着奇里斯玛的魅力。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20节 现代共和党的“总设计师”（3）

当时的布什，还是个一事无成的酒鬼。他1985年才戒酒，成为再生的基督徒。但也不过是不再给老父丢脸惹事而已。老父的朋友将他塞进一个大企业的董事会，他由于不通业务，混了3年就被劝辞职。后来经营棒球，靠家族的影响，说服当地政府资助修建棒球场，以小本的股份大发一笔，完全是靠特权挣钱，很难说有什么才能。但罗夫却看出布什是个料。他1990年就开始策划布什竞选州长。到1994年布什开始竞选时，连其父母都觉得这是瞎折腾。

但布什赢了。罗夫在布什身上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布什身上有股王者气概。往坏了说，这就是高干子弟那股舍我其谁的牛劲儿，或者说一个恶少的霸气。往好了说，那就是领袖的奇里斯玛，在得州，直来直去的大老粗们见了他会说：“这是个爷们儿！跟他走。”1988年老布什选总统对阵杜卡基斯，布什当拉拉队长。他的讲演和文质彬彬的老布什大异其趣：“有些话老子不能说但儿子能说，让我们狠狠踢杜卡基斯那帮人的屁股！”他做政治动员，极富煽动性。人们不要忘了，布什学校的功课不行，中学却竞选成为球队的拉拉队长。他20多岁时，也曾在得州竞选众议员，但没有罗夫这样的高参，最后失败。布什家族有个规矩：先挣钱再从政。布什是第一个想破这个规矩的人，看来他并不一定就是个公子哥，还是要有所成就。可惜，挣钱太需要分析力和经营才能，他不是那个料。但他有人际沟通的能力，有感召力。大概他若是当不了领袖，除了喝酒也不会干别的。罗夫看重的，大概就是这种专一的领袖才能。而且他在策划布什选州长时就说得很清楚：这就是当总统的第一站。当时布什本人也没有敢想这么远。

2000年，一切如罗夫所料，布什当选总统。2001年，布什又借“9&#8226;11”变成一个战时总统，并很快就面临着2002年的中期选举。所谓中期选举，是部分参议员众议员和州长的换届选举。这种选举，一向是地方各州的政治事务，当总统的很难施加影响。不仅如此，根据一般规律，总统所在的那一党在中期选举时常常输，连人气甚高的里根也不能例外。因此，总统在中期选举中屈尊到各州帮助本党候选人助选，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罗夫却说服布什主动出击。他亲自为本党在各州选择自己的候选人，然后让布什出击，直到嗓子喊哑了为止。结果，共和党在两院都击败民主党。今年大选，罗夫不仅操纵着总统的竞争，而且议会、州长的选举也由他统一调度。共和党的权力越来越从州一级集中到中央。甚至阿诺&#8226;施瓦辛格竞选加州州长，也是和他商量的结果。

罗夫之所以能够成为共和党的灵魂人物，除了他在政治操作上的技术创新外，还在于他有长远的政治战略和理念。罗夫的政治目标，不仅仅是让布什当两届总统，而是建立共和党对美国政治的长期主宰。他常常以历史学家自居，认真研究了1897年上台的麦金利总统。他认为，麦金利在南北战争后党争的乱局中，逐渐摸索建立了一个新统治联盟，建立了共和党的政治主流，是美国第一任现代总统。这个主流，到罗斯福的“新政”而结束。从“新政”到19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民主党成为主流。现在又轮到他来重新建立共和党的政治主流了。

建立这一政治主流，他自认为是在导演一场政治反叛。“新政”以来，共和党一直被新英格兰的金融精英所控制，被称为是华尔街董事会的政党。但自从1964年戈德华特掀翻洛克菲勒、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挑战约翰逊之后，政治版图大变。草根性的南部共和党政治力量开始崛起。1960年大选时，记者描述投票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共和党领先，直到下午劳工阶级下班来投票，民主党才追上来。一句话，共和党是高高在上的党，民主党是劳动阶层的党。如今，大量劳动阶层、农民、低收入阶层投向共和党的怀抱。罗夫是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人物。他指出：“得州的选民是土得掉渣的。他们要求他们的领袖和他们一样，说话痛快，直来直去。共和党是个反精英的党，是为小人物的利益斗争的党。我们的候选人从来不可能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家而赢得选举。”那些头脑简单、一天到晚去教堂的人，就是他眼中共和党的基本力量。而他建立的庞大政治机器，就是为了动员这股力量而设计。

很难想像：一个给最富的百分之一的阶层减税的党是为小人物而战。但是，罗夫确实为共和党找到了一种小民百姓的语言。19世纪以来，金融利益控制了政治。老百姓了解政治，至少要看报纸，仅此一点就把许多文化不高的人剔出政治过程之外。所以，民众的政治参与非常有限。金融精英可以垄断政治过程。到了“新政”，联邦政府的官僚集团崛起，在重新分配财富方面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抑制了金融资本的势力，代表这种势力的共和党处于下风。但是到了战后，大众传媒迅速普及，普通百姓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直接听总统对政策的解释，进而成了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力量。所以，共和党必须从董事会走向草根。这也是为什么新英格兰的共和党精英集团失势、南部阳光带(或圣经带)的草根保守主义运动崛起并主宰了共和党的原因。罗夫显然在这一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罗夫不仅反对“伟大社会”，反对“新政”，而且反对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政治改革。在他看来，进步主义试图用良好的政府和公共政策来代替大金融集团分肥的政治过程，使塑造公共政策的知识精英获得了太大的权力。他的使命就是解构这种权力。在这方面，詹姆斯&#8226;麦迪逊是他的英雄。麦迪逊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怎么防止多数派的利益对社会的主宰。在麦迪逊看来，防止这种不公正的主宰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建立高于这一多数派的“继承性的或自我任命的”权威，一种是把社会分成众多小的利益集团，使这些众多的小集团无法组合成一个主宰的多数集团。罗夫认为民主党自“新政”以来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前者，即靠仁慈的精英所组成的联邦政府来统治。他所倡导的则是后者，以小利益集团、草根社会的组织来统治。

然而，罗夫为了解构民主党的精英统治，却正在创造一个多数派对社会的绝对主宰。在他的指挥下，布什赢得了历史上最多的总统选票，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增加了自己多数派优势。最高法院将被保守派主宰至少一代人的时间。大部分州政府被共和党控制。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利益，已经扩张到政治机器的各个角落。大企业对经济的统治，将进一步被强化。更重要的是，布什正在创造一个空前的大政府，并要用这一政府为自己的选民基地的利益服务。多数专制的利维坦正在形成。

另外，罗夫在政治斗争中的焦土政策，在一路获胜的过程中，也留下一连串难以愈合的创伤，使国家陷入空前的分裂，美国陷入了笔者所谓的“国内冷战”。这也将使美国未来为之付出代价。

如今还很难估价罗夫的遗产。不过，这个超级师爷，帮助共和党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当在意识形态上代表穷人利益的民主党疏离了小民百姓时，罗夫却使共和党成为一个草根党。也许，这就是他最大的成就。

2004年11月6日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21节 上帝的召唤（1）

上帝的召唤：基督教在美国政治中的复兴

这次布什在大选中的胜利，被媒体称之为基督教的胜利。据盖洛普民调显示，42%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福音派或再生的基督徒。他们之中，有78%投布什的票，21%投克里的票。实际上，在2000年的大选中，这些福音派和再生的基督徒就差不多占选民的同样比例，并且具有同样的投票倾向。可见，所谓基督教的胜利，所指的并不是本次大选的一时之得失，而是体现了美国政治中重要的、长期的趋向。

那么，为什么基督教势力会在此时崛起，并在政治上如此得势？为什么这种崛起的宗教力量，会被一党垄断？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有一个宏观的历史眼光。

美国是由清教徒主要创立的国家，特别是最初的许多移民在欧洲受到宗教迫害，冒险渡过大西洋，寻求新的宗教乐土，因此他们保持着强烈的宗教热忱。至今，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是基督徒。宗教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会出现特别的宗教狂热，即所谓“觉醒”，使上帝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比其他“正常时期”更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觉醒”中，不同种类的宗教又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感情宗教”常常压倒“理性宗教”，直接触发反智主义的兴起。不同的政治力量，自然也利用强大的宗教潮流来获取政治上的优势。

布什显然利用了最近一次宗教“觉醒”中的反智主义力量，建立了他和草根社会强大的纽带联系。他的胜利，是反智主义对启蒙主义的反动。这种宗教反动，实际上是美国历史上的一贯主题，并且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出现。

第一次这样的宗教反动，大概要数18世纪上半期所谓的第一次“大觉醒”。

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受到欧洲启蒙主义的强大影响。到1768年，殖民地已经有6所大学。哈佛(1636年前)和耶鲁(1701年)创立的原初目标，本来是培养神职人员。但在18世纪，这些学校开始培养律师、商人、医生和科学家。即使是神职人员，也受到启蒙主义的洗礼。在18世纪中期，所谓“理性的基督教”已经有了一小批追随者。这一自由主义教派认为，上帝不像卡尔文所描绘的那样令人生畏、只给一小部分精英的“选民”提供拯救。相反，上帝是仁慈的造物主，他会给所有人提供拯救。上帝给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理性。通过理性，人类可以追随耶稣的道德训戒。

但是，这样的理性基督教并没有改变新大陆的信仰。当时，殖民地的白人只有一半识字，妇女的识字率就更低。一般的老百姓根本没有足够的教育来理解欧洲启蒙主义的哲学。殖民地的大部分居民还是诉诸《圣经》的神性而非人类的理性来求得拯救。

所谓“大觉醒”，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在大西洋两岸，许多新教的神职人员视“理性基督教”为洪水猛兽，并担心新大陆的教堂不足可能致使许多居民放弃基督教。这一恐惧，使许多英国的传教士到新大陆巡回传教。从1730年开始，他们的福音派教义激发了北美殖民地的“大觉醒”运动。其手法是直接诉诸人的感情，把教堂变成了一个戏院，在传道时用戏剧化的肢体动作、眼泪和对地狱的恐怖描述来打动听众。许多善男信女被吓得浑身颤抖，绝望地哀叫：“我如何才能得到拯救？！”这一高度戏剧化的表现打动了各阶层的人。人们纷纷涌入教堂，一些新教堂也纷纷拔地而起。

“大觉醒”反映了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现实。虽然一小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接受了欧洲启蒙主义的影响，对人类理性充满了信心，但大多数民众面对独立战争前夜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感。一个天灾马上带来饥饿，海上贸易的中断会立即引起生存的恐慌，流行病可以轻易地把一个村子抹掉。面对不可知的未来，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上帝的惩罚”，人们有强烈的救赎的精神需要。“大觉醒”中的所谓“感情宗教”，也正是传统神职人员试图防止“理性宗教”侵夺自己的势力利用这样的精神恐惧对启蒙主义精神进行的一个回击。不过，他们的煽动，也激化了教派林立的北美殖民地的宗教冲突。为了争夺教徒，大家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用一群狗来扰乱竞争对手的传道。而美国的建国之父们，虽然也是虔敬的基督徒，但大多有良好的教育，许多人可以用希腊文读柏拉图，用拉丁文读西塞罗，并深受启蒙主义的影响。因此，“大觉醒”的一个后果，就是促使他们把新的国家建立在政教分离的理性精神之上。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又发生了第二次“大觉醒”，但并没有引起政治上的大震动。

宗教运动最早影响到美国的基本政治架构的，还要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南北战争后，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大企业迅速崛起，垄断了经济和政治资源，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这时，一批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妇女和她们的男性盟友，开始意识到这一镀金时代已经腐蚀了社会，不人道的经济扩张违背了基督精神。于是，他们开始尝试一些崭新的领域，如社会工作，或通过教育、新闻来改造社会。像杜威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神职人员或医生，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接着，一些州的地方政治家也开始支持他们的运动。

这一运动，首先集中在改善成人教育、公共健康和吸收新移民等方面。接着又提出“煤气与水的社会主义”，要求垄断这些资源的大公司，为社会提供公道的价格。新闻记者们开始大揭企业黑幕，批判资本家赚钱不择手段，不惜破坏环境、公共健康和社会公益而牟取暴利。1901年上台的共和党总统罗斯福，也站到了进步主义运动一边，推动制定了反托拉斯法，管制铁路经营，建立食品和药物的卫生标准，保护公共土地不受私人企业的掠夺，约束不道德的经济扩张。他1909年下台后，其继任者、共和党总统塔夫脱背离了他的理想。于是罗斯福组织起进步党再次参加总统选举，引起共和党的分裂，使民主党人伍德罗&#8226;威尔逊于1913年入主白宫。

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一时代称为第三次“大觉醒”。因为其领袖有许多是神职人员或来自神职人员的家庭。进步主义运动试图改变的，是大企业和金融集团通过政治分肥而垄断经济和政治资源的格局，打破大资本家对社会的主宰，使权力回归中产阶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强化政府功能，使权力中心由地方向州政府进而向联邦政府过渡。同时，他们致力于维护下层社会的利益，扶助在工业化过程中失位的阶层，为“新政”和福利国家打下了基础。更由于妇女是进步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妇女的地位因此大大提高，并于1920年获得了普选权。杜威等知识分子在教育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反对死记硬背的老式道德说教，主张教育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以权威为中心，乃至许多家长指责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缺乏纪律、娇惯孩子。可见，进步主义是现代民主党意识形态的重要起源。一些知识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教授、医生、新闻记者等)通过推动这一运动，试图在社会各利益集团之上建立一个超然的权威，抑制某一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对社会的控制。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22节 上帝的召唤（2）

随着1920年代末大萧条的到来，代表大企业和金融利益的共和党对政治的主宰崩解。富兰克林&#8226;罗斯福上台，倡导新政，联邦政府迅速扩张。进步主义的许多理念，通过新崛起的联邦政府的官僚集团得到发展和实现。这一趋势，到19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而达到高峰。从1933年到1969年这36年间，除了温和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了8年总统外，白宫全在民主党的掌握之中。美国由一个垄断性的大企业进行政治分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过渡到精英管理的温和福利社会。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老百姓的政治参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64年，投票税(poll tax)被取消；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案”，废止了投票的识字测验；1971年，投票年龄被降低到18岁。以南方为例，从1940年到1969年，黑人的选民登记率从5%上升到66%；白人的选民登记率从15%上升到83%。

不过更重要的变化，恐怕还是大众传媒的发展。在19世纪，传媒主要是报纸，选民主要是读者。同时，大都市不发达，人口不密集，交通不便利，政治家不可能广泛地接触选民，政治容易被精英操纵。所以，当进步主义运动的精英起来反对企业和金融界的精英时，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为没有声音的下层社会代言。但是，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发展，使选民可以既足不出户又不阅读报刊就对政治家有直接的了解。于是，政治家由建国之父那种受了良好的古典训练的饱学之士，变成了读书常常不求甚解的却善于煽动做秀的电视明星。两党的政治纲领也要受到更广泛的选民层的审视。过去不介入政治的弱势阶层开始介入政治，要求发出直接的声音。这就对进步主义和“新政”以来那些以他们的代言人自居的知识精英集团构成了直接的挑战。

这一挑战，首先是以温和的形式出现。“新政”之后，联邦政府的官僚集团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拥有更多发言权的民众，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被这些知识官僚所控制，所以产生了反智主义情绪。这种情绪特别体现在艾森豪威尔任上。艾森豪威尔本人有一种大老粗的魅力。知识分子则被讥之为“鸡蛋脑袋”。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引人注目。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猜疑，多少为麦卡锡主义提供了土壤。

不过，虽然老百姓讨厌知识分子一天到晚在那里讨论他们听不懂的问题、替他们决定他们的生活，“新政”的政策，基本还是集中在经济社会领域，老百姓从“新政”所提供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中受益，和联邦官僚集团没有太多直接的冲突。但是，在1960年代，联邦政府的行为进入了社会文化领域，与老百姓的基本价值发生正面冲突，这就触发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草根反叛运动。

这一反叛开始于1964年的大选。其中一个核心主题就是结束种族隔离的“人权法案”。这一法案在理论上无可争议地占据了道德高地，使大部分共和党人都投票支持。但是，法案的实施，是政府对白人特权的一大侵犯。特别是在贫穷的白人中，种族意识往往更加强烈，因为这些人在生活中一无所成，唯一能使他们感到骄傲的，就是他们是白人。白人在社会经济上受到的直接冲击，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不仅体现在南方，而且也体现在自由派的大本营。“人权法案”推行后，马萨诸塞州的一位自由派法官，根据结束种族隔离的精神，命令白人学校的学生到黑人的学校就读。结果，这位富贵的法官送自己的孩子进私立学校，却强迫上不起私立学校的白人家长把孩子送进几个波士顿地区最危险的学校。类似的事件，自然在白人社区引起公愤。大家觉得像自己这样的小民百姓的生活，被高高在上的精英统治集团所宰割。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白人义愤，在1964年，亚利桑纳的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和本党主流派决裂，反对“人权法案”，并出人意料地击败洛克菲勒，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拉巴马的民主党州长华莱士，以“今天要种族隔离，明天要种族隔离，永远要种族隔离”的口号，挑战约翰逊总统，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得州，乔治&#8226;布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老布什，挑战本州在任的民主党参议员，并直接借用了华莱士对民权法案的攻击：“这个新人权法案保护了14%的人的利益，但我担心的是那86%的人的利益。”结果，华莱士，戈德华特和乔治&#8226;布什全输了。但是，他们的影响却似乎比胜利者更长久。华莱士在阿拉巴马政坛上一直活跃到1980年代。他分裂了民主党，带走了大量南部民主党的白人选民，帮助塑造了社会保守主义运动。戈德华特则颠覆了共和党东北部精英在党内的统治，开启了保守主义的草根反叛运动，为里根主义和布什主义奠定了基础。乔治&#8226;布什不仅后来成为总统，而且把戈德华特的著作《保守主义的良心》郑重推荐给了大儿子布什，塑造了一个比自己更强的美国总统。

自由派自认为是代表弱势阶层的利益，有着无上的道德优越感，并在大学、媒体成为主流。1964年大选民主党压倒性的胜利，更使他们丧失了危机感，于是在没有回应保守主义反叛运动提出的挑战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自己的意识形态，启蒙民众，创造一个理想社会。这次帮助布什获胜的两个核心问题： 同性恋和堕胎，都是这一自由主义运动的产品。

在1961年，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在美国所有的州都是非法的，人们可以为此进监狱。到了1986年，只有2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还维持这样的法律。在1986年最高法院对哈德威克(Bower v. Hardwick)案的裁决中，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优势，拒绝把同性恋在家中的性行为解释为个人隐私而提供法律保护。不过，这一裁决是在一个犹豫不定的大法官投下了一张事后自己承认是错误的票后才成立的。在19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联合会宣布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紊乱的结果，这大大软化了社会对同性恋的禁忌和仇视。如今虽然同性恋在许多州还是不合法的，但同性恋被囚禁的可能几乎没有。乃至切尼的女儿可以带着自己的同性恋伴侣出入公开场合，为共和党募捐。一些自由派的法官和市长还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佛蒙特州成为第一个容许同性恋的“民事结合”的州。也就是说，同性恋者可以享受结婚的配偶拥有的大部分权利，如遗产继承、子女监护等等，但名义上不是“婚姻”。克里也拥护这样的政策，虽然他反对同性恋的婚姻。

1973年，最高法院在对韦德(Roe v. Wade）的裁决中，推翻了对堕胎的严格限制，使妇女有权终止自己的怀孕。这一裁决，固然是1950和196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和性解放运动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对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生的保护。但是，这一裁决并没有解决许多相关的道德问题。比如，在许多州，一个孕妇因为遭到攻击而流产，攻击者会以谋杀罪遭到起诉。但同样这个孕妇，可以合法地到诊所去堕胎。现代医学的进步，又将生命的定义变得模糊。过去人们一个通行的概念，是以胎儿脱离母体能否存活的时间来定义生命。在1960年代，怀孕24周的胎儿无法脱离母体存活，但如今怀孕20周的胎儿就可能脱离母体存活，以后这个时间可能还会缩短。所以，在许多人看来，堕胎就是杀婴。最高法院的裁决，使那一代四分之一的胎儿被谋杀。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23节 上帝的召唤（3）

类似同性恋和堕胎这样的问题，在草根社会引起普遍的道德义愤。人们觉得，联邦政府和那些掌握联邦权力的高高在上的自由派精英，越来越无视小民百姓最基本的信仰。那些知识分子，如什么心理学家、医生等等，以科学的名义，践踏社会的传统道德准则，垄断了对社会价值的解释权。这些人越是有权力规范社会行为，自己这样的老百姓就越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所以，到1970年代，草根社会就开始了文化反叛。右翼政客布坎南在1992年提名老布什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文化战争”的宣言。宗教就是这一反叛和战争的最好武器。

这股反叛力量，尼克松称之为是“沉默的大多数”，里根时代则被称为“愤怒的白人”、“里根的民主党”(投里根票的民主党人)，在今天，则更多地被称为“再生的基督徒”或福音派选民。称呼的变化显示了这股力量本身的变动，但基督教保守主义毫无疑问地成为反叛运动中的核心力量。

宗教之所以成为反叛运动的最有效的武器，一大原因就在于反叛运动所要颠覆的是自由派所代表的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自由派的思想，在“新政”以后，几乎占据了美国整个的知识传统。1950年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观察道：在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主宰的知识传统，甚至是唯一的知识传统。1955年，哈茨(Louis Hartz)感叹在美国这样一个既没有封建等级传统又没有充满阶级意识的劳工阶层的社会，自由主义没有保守主义的对手。丹尼尔&#8226;贝尔在1960年干脆写了一本《意识形态的终结》，声称左派与右派的冲突已经被纯粹的技术操作问题所替代。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他的获奖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几乎把自由主义精神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必要素质。在政治上，这一自由派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在一个基督徒主宰的国家建立一个以政教分离为原则的世俗主义社会。

所以，要颠覆这一自由派的统治，就必须借助于理性主义传统之外的宗教。草根社会的老百姓要对精英的知识阶层说：我们知道说不过你们这些伶牙俐齿的读书人，我们也知道你们把我们看得愚不可及，需要你们来启蒙开化，但是，我们就是不买你们的账。我们就是要行使我们信仰的权力。布什的高级媒体顾问麦金农（Mark McKinnon)对一位他认为的自由派的记者说：“你是不是觉得布什是个傻瓜？你不用否认，你就是这么认为！我告诉你：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人是美国广大的腹地中那些勤恳工作的人们。他们不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什么《洛杉矶时报》，但他们的人数比你们多一倍！你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吗？他们喜欢他(布什)！他们喜欢他走路的样子，他们喜欢他的手势，他们喜欢他的自信。当你们攻击他用词的错误和讲话的病句时，那正中我们的下怀。因为你知道老百姓不喜欢什么吗？他们不喜欢你们！”

一位福音派领袖在布什胜利后出来说：教徒们喜欢布什，甚至他早年酗酒也成了他们喜欢他的理由。在一个再生的基督徒看来，他只有先迷失，才能找到上帝，才能再生。酗酒是他救赎的一个必要阶段。他是许多再生基督徒的人格化的代表。事实上，布什在打伊战前，不去咨询自己的父亲、唯一打过伊战的美国总统，而要请示“最高的权威”，这一说法，几乎被自由派媒体描绘为丑闻。但对再生的基督徒来说，这正是他们处理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声称：他们的行为不取决于对现实理性的分析，而取决于上帝给他们的指示。

这一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基督教和世俗主义的战争，而且是基督教内部的“感情宗教”和“理性宗教”的冲突。林肯在其第二任的就职演讲中对南北战争的双方说：“双方都读的是同一本《圣经》，祈祷的是同一个上帝。每一方都要寻求上帝的帮助来打倒对方……但是，双方的祈祷都不会得到回答。上帝有他自己的目标。”这一讲话，曾被许多报纸批判为侵犯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实际上，林肯是试图否认以上帝主导政府的理念。怪不得今年克里在接受民主党提名的演讲中，针对布什动不动用上帝来支持自己的政策的习惯说：我们与其自以为是地认为上帝在我们一边，不如像林肯一样谦卑地祈祷我们在上帝一边。

但是，在目前的宗教运动中，这种认为上帝的意志不可知、我们不掌握对上帝意志的解释权的理性声音已经快成了异端。一个福音派牧师不认同那种上帝介入世俗事物的理念。他坚持“我们不应该声称上帝在我们手里，我们应该虔诚地祈祷我们在上帝手里”。但是，这种信念却使他在教会中丢了饭碗。许多福音派基督徒，自称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会告诉他哪年和谁一起开个银行，而且保证赚钱；上帝会告诉他哪天会碰到哪个客户，并指示要和这个客户一起祈祷。有的信徒相信在其有生之年，会看见耶稣会重返人间。有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原罪，认定所有不能分享自己的信仰的人最终都会进地狱，甚至3岁时就宣布自己“再生”：她亲耳听到了上帝对她讲话。由于听到上帝对自己讲话的教徒太多，一些教会组织了培训班，帮助大家分辨哪些话是上帝的声音，哪些是自己的幻觉。

这股颠覆理性的宗教运动，正在突破政教分离的原则。如今的基督教组织，不仅是教会和学校，而且有基督教的监狱、基督教的银行。大企业像军队雇用随军牧师那样，雇用企业牧师。美国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上教堂，于是遍地滋生出“工作场地教会”，老板就是牧师，同事聚在一起祷告。到银行贷款，客户也常常和银行的人员一起祈祷。在联邦政府，疾病控制中心有了“工作场所教会”，并把那些“没有得到拯救”的雇员作为发展对象。这样的组织，很快又扩展到了联邦政府的其他分支。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24节 上帝的召唤（4）

当美国制定政教分离的原则时，政府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人们给联邦付的税也微不足道，不觉得有理由为个人的宗教活动求助于联邦政府。况且，当时基督教内部教派众多，冲突不断，政教分离有助于解决基督教本身的纠纷。如今，联邦政府无所不在，人们要支付高额的联邦税；而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基督教内部也空前团结，不仅新教与天主教捐弃前嫌，基督教和犹太教也开始同舟共济。同时，宪法保证公民表达宗教信仰的自由。于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在支付了巨额联邦税后，开始要求政府支持自己在公共场合表达宗教自由的权利，并要求联邦资金资助一系列宗教活动。可以预见，政教分离的原则会不断被突破。

但更令人忧虑的，恐怕还是“感情基督教”压倒“理性基督教”的倾向。新教传统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对话，对天主教的教会权威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也开启了宗教中的个人主义精神。但是，在第一次“大觉醒”中，这种个人化的信仰就引发了一系列危机。比如信徒不附属于任何教会，听传道可以自由选择，这个牧师不行就去找另一个牧师。而且许多巡游牧师甚至不在教会传道，来去无踪，挑战了现存的秩序。如今所谓“工作场地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信徒相信上帝经常对自己讲话，甚至叫自己的小名，指导自己处理具体细微的世俗事物。比如一个牙医在给病人做手术的中途，竟听见上帝叫他去阿根廷朝圣。如果每个人都跟着自以为听到的上帝的指令走，而这种指令又和现实世界的法律相冲突，就可能引发社会秩序的危机。布什跟着上帝的指令去打伊拉克，也许仅仅是这种危机的一个开始(记住： 75%的布什选民，至今认为萨达姆直接卷入了“9&#8226;11”或与基地组织有直接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他们选总统的一个重要依据。许多选民认为布什是上帝派到白宫来抑制邪恶的。显然，许多人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脑子里上帝的声音来行动)。

民主党人对这样的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爱你的邻人、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平等等，都是基本的基督教教义。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宗教的“大觉醒”，正是根据这些基本的宗教信条，发展出后来民主党的基本意识形态。但是，自“新政”以来，民主党在理性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使他们放弃了这种宗教的语言，更没有意识到大众传媒的发展对精英主义提出的挑战。他们试图把自己塑造为一个超越各利益集团之上的精英统治者，来启蒙社会。然而，正像克里赢了3场辩论却输了大选一样，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反叛，是选民推翻了理性主义的游戏规则：我们不是靠讲道理，而是靠信仰和感情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我们要通过信仰的力量把权力从知识精英手中夺回来。

在当代美国社会，自由派的世俗主义在有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上层颇有影响。特别是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自由派挑战和解构传统权威，把道德和价值相对比。更有许多人认为20世纪就是个“上帝已死”的“不确定的时代”。经过一系列相对主义的洗礼，面对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冲击，占有教育优势的中产阶级上层应对自如，甚至如鱼得水。他们喜欢变化，拥抱变化。所以在沿海地区充当全球化先锋的大都市，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一直占优势，压倒性地投民主党的票。但是，在美国中下层民众中，特别是在南部和中部的内陆腹地，宗教就还是生活的中心。这些选民没有教育上的准备，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充满了焦躁和不安，明天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常常是个未知数。再加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他们就更需要在宗教中寻找一种道德的确定感。布什的所谓“始终如一”的领袖风格对他们有感召力，也就不奇怪了。可惜，在宗教这个领域，号称代表弱势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几乎失语。乃至布什的顾问卡尔&#8226;罗夫讥笑民主党是一群陷于1960和1970年代的意识形态而不能自拔的知识精英。相反，共和党却在戈德华特之后，发展出一套与小民百姓沟通的语言。于是出现了现在这种穷人投富人票的局面。正像俄亥俄州一个布什选民说的那样： 这4年我收入少了三分之一，但我不会责怪布什。工作来了又去，但信仰却是永恒的。

展望未来，随着信息产业的发达、大学生在人口中比例的增加、城市化的发展，理性主义可能卷土重来。但是，把握不住现在，就不可能把握住未来。民主党的失败，是在于当大众传媒把民众拉进政治过程之时丧失了中下层社会的语言，把自己变成一个知识精英和少数民族的联盟。其实，卡特就是个虔诚的教徒。克林顿也不停地谈宗教，并向助手感叹传道士的感染力，希望自己能够找到这样的声音。这也是尼克松之后唯一的两位民主党总统。所以，民主党要翻身，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语言和主流社会对话，重新找回自己在宗教上的精神资源。

2004年11月8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25节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

佛蒙特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杰福兹（Jim Jeffords）上周宣布退出共和党，使参议院的领导权一夜之间落入民主党手中。美国政治中三权分立的一权中的“上院”，第一次未经选举而易手，这在一个“主权在民”的国家，颇像一次“民主政变”。然而，杰福兹之“叛党”，绝非逞一时之勇的壮士举义，而是美国草根性政治运动长期发展的必然果实，并预示着未来２０年美国政坛的走向，不能以宫廷短戏视之。

先说杰福兹其人。1969年杰福兹初登佛蒙特政坛，就以首席检察官之威，勒令当地一家国际造纸公司清理污染。1972年他竞选州长，被在环境问题上早已对他怀恨在心的共和党主流势力封堵于预选之中。于是他一报还一报，转而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结果那年共和党以压倒性的优势把尼克松送入白宫，却在佛蒙特把州长让给了民主党。1981年，他又是唯一一个共和党众议员投票反对里根的减税方案，成为白宫的眼中钉。1988年当上参议员后，虽然和当时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多尔（Bob Dole）相处甚欢，但克林顿当了总统后，马上成了克林顿的红人，并于1999年与另外４名共和党人一起，在弹劾总统的表决中站到民主党一边，放掉了克林顿。布什上台后，参议院形成50对50的两党权力平衡，杰福兹的一票，愈显得举足轻重，共和党内要他“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压力，自然与日俱增。今天大家反目成仇，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

再看看杰福兹出身的佛蒙特州。该州地处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地广人稀，以农为本，环境一尘不染，宛如世外桃源，吸引了大量的退休老人来此定居。环境、社会保障等问题，自然成了佛蒙特政治的中心，与布什的以环境、社会保障为代价的减税保守政纲，难免形同水火。杰福兹今天虽成为独立人士，但在本州并不算那么特立独行。该州的唯一一个众议员，也是独立派人士。如放眼新英格兰地区，独立派的同道就更多。康涅狄格州在１０年前，同样出了一位“自由派共和党”人，与本党闹翻后，以独立派的身份当选州长。在缅因州，近年来选出两位独立派的州长，包括现任的州长安格斯&#8226;金（Angus S.King），一位从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独立派。去年总统竞选时，独立派选民在全国占22％。但新英格兰，42％的选民称自己是独立派，34％为民主党，23％为共和党。若以选民计算，独立派在新英格兰俨然是第一大党！

作为最早的英国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是当年“五月花号”的移民者在新大陆的落脚点，可称“美国之始”。如今也是美国最发达、人口最稠密、文化最繁荣的地区。因此，新英格兰独立派的壮大，早晚会产生全国性的影响。缅因州州长安格斯&#8226;金概述独立派的特点为：财政政策上的保守主义与社会政策上的温和主义。换句话说，他们主张政府收支平衡，反对不顾庞大的财政赤字而加大政府开支或盲目减税。同时，他们在堕胎、同性恋等社会问题上，态度比较开明，与民主党甚为接近。基督教保守主义的社会运动近年席卷美国的许多地区，特别是南部，但在新英格兰，一直难成气候。金认为，6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这种是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和社会政策上的温和派，只是还没有一个党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1992年的总统选举，由于异军突起的罗斯&#8226;佩罗特（Ross Perot)拉走了老布什的选票，克林顿入主白宫。２０００年，罗夫&#8226;内特领导的绿党，决定了布什与戈尔之间的胜负。但这两次第三党举义，均不具备新英格兰独立派这样稳固的地域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如果新英格兰独立派势力坐大，并向全国扩张，第三党则不仅能改变两党政治的天平，甚至有入主白宫的实力。美国政治，将正式进入三党政治。

美国总统直选制的有效性，主要靠两党制来维持。三党政治，将搅乱整个总统政治，甚至引发宪政危机。试想，去年的大选，如果是布什、戈尔与内特三人均分天下，布什即使获胜，其权威也不过是个陈水扁。我问了不少内特的选民，他们在戈尔和布什之间，无一不选戈尔。但两党主宰的总统直选制，逼着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候选人，放弃自己的政治认同，要么选掉一个自己最不喜欢的人；不像在欧洲的议会制度下，你尽可以选自己喜欢的人，等他们进了议会，再与政纲相近的友党结盟执政。因此，说三党政治直接威胁总统权力，恐不为过。

如新英格兰独立派不能独立组党，那么其势力可投入民主党的阵营，加深美国的南北对立。众所周知，美国的北方与南方，曾因奴隶制度的去留而兵戎相见。这份“世仇”，并未随时间而消失。1960年代民主党的林登&#8226;约翰逊总统签署“人权法案”时就预见到：此案一签，民主党在南部就大势去矣。而反对以联邦权力强制结束种族隔离的共和党政治家戈德华特，于1964年一举击败以洛克菲勒等为代表的新英格兰共和党温和派，夺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擎起战后保守主义的大旗。随后，所谓“南部阳光带”保守主义，便成为共和党的核心。而由冷战刺激起来的加州军工，吸引了不少阳光带的白人西进，于1964年把里根推上了加州州长的宝座，进而导致1980年代里根主义的崛起。克林顿上台后，一改民主党的不顾财政能力乱兴社会福利的作风，严控政府开支，执政8年竟创下了前所未有的财政盈余，并在政治上从共和党手中收复加州，执行的其实是当年新英格兰共和党温和派的政策，也无怪新英格兰的共和党与民主党日渐投机。2000年的大选，形成了以新英格兰与加州为中心的工业化美国和南部阳光带美国的对峙，而且90％的黑人选民，支持戈尔。如今杰福兹“叛党”，已引发了不少新英格兰共和党人的同情，有可能导致新英格兰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整合。南北对峙之局，将更加分明。

曾预言了南北战争的托克维尔说，美国南北方经济利益严重冲突，奴隶制不过是个打仗的口实。如今虽没了奴隶制，但经济结构与政治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南北美国，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又有各奔东西之势。南北分裂当然是危言耸听，但新英格兰共和党未来的去向，无疑将对美国政治提出严重挑战。

200１年５月２６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26节 不得人心而得天下

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政治就是“中间路线”的政治，因为大多数选民的立场在左右翼之间。中间地带，方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必由之路。克林顿再造了民主党，吸收共和党温和派的政纲，结果蝉联两任，虽有性丑闻却民望日高。英国首相布莱尔，更是偷取许多保守党的主张，使其对手在大选时几乎找不到什么话题和他辩论。布什竞选总统时，为了获党内提名而向右转，其实是抢占党内的中间地带。等干掉麦凯恩后，迅速往中间靠。用克林顿的话来说，布什试图抹去他与戈尔在政纲上的不同，把大家的注意力转到人格的问题上来。结果侥幸获胜。当上总统后，布什本应遵从民主政治的逻辑，与戈尔的支持者妥协，站稳中间立场，弥补因得票少于对手而带来的合法性危机；但他出人意料地向右转，放弃中间地带，在国家政策上越来越疏离大多数美国人，近来民望也开始下跌。若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逻辑推论，他似乎正踏上自取灭亡之途。

这一“中间路线”的理论也好像很快就应验了。布什执政刚过百日关，佛蒙特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杰福兹就“叛党”，参议院易手。没有几天，布什的党内头号对头，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凯恩又与民主党的新任参议院领袖达什勒共度周末，成为媒体的焦点。有的说麦凯恩可能脱党，有的说他计划组第三党竞选2004年的总统。布什王国可谓危机四伏。然而，布什不会因此听从我们这些“后座司机”的指点而左转弯。他坚持右行必会失去人心，但他却在为保守主义政治在新时代探索一条“不得人心而得天下”的生存路线。其政治权谋，远胜过他的许多批判者。

先看麦凯恩问题。麦凯恩不是杰福兹，现在叛党极为困难。参议院政治是州权政治。参议员的政治走向，必须合乎本州的政治潮流。杰福兹所在的佛州，独立派大行其道。杰福兹叛党，并非“造反”，而是加入本州的政治主流。麦凯恩所在的亚利桑那州，则是美国战后保守主义的发源地。1964年因挑战民主党人总统詹森而开启“南部阳光带”保守主义的戈德华特，就是亚利桑那的参议员。目前在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仍占选民的43％，独立派只占18％。麦凯恩若轻举妄动，很容易丢掉本州的选民，甚至连参议员也选不上。事实上，共和党内的极右势力早已嗅到了血腥味儿，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隆登（Jack Londen），已指使本州的共和党人塞德格（John Shadegg）在明年中期选举中挑战麦凯恩，只是后者畏于麦凯恩的声望而未能从命。

麦凯恩作为一“重量级”政治家，不会在党内听任布什欺负。脱党对他仍是一种选择。不过，最好的时机不是现在，而是明年（２００２）中期选举后总统大选即将开战之际。因为独立派在亚利桑那虽难成气候，在全国却方兴未艾。6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这种独立人士。目前独立派虽然日益壮大，但群龙无首，有全国声望的麦凯恩，正是理想中的领袖。麦凯恩若在总统大选时脱党，可一下子摆脱对本州的依赖，跳上全国性的政治舞台。

不过，一旦麦凯恩拉起独立派大旗再次竞选总统，受威胁的并不仅仅是共和党，民主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麻烦。对此，民主党的战略家们似乎还没意识到。毫无疑问，麦凯恩会拉走许多温和的共和党人的选票，减低共和党的全国得票率。但总统选举，是一场地缘政治的角逐，要看谁能赢更多的州，获得更多的选举团票。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在新英格兰地区最集中，而这一地区独立派势力之大，已有压倒民主党之势。另一方面，新英格兰是民主党的大本营，每次总统选举，在这个地域很难见到竞选广告，因为共和党没有赢的可能，索性放弃。麦凯恩的出现，会一下把这一地区的水搅浑。他拉走的共和党的选票，是共和党向来根本不在乎的票，但他若分化了民主党，可是对民主党的致命一击。如麦凯恩联合独立派和共和党温和派在新英格兰压倒了民主党，民主党立即会面临生存危机。即使麦凯恩拿不下新英格兰，也会逼得民主党倾注大量资金，死守自己的老家，而没有钱与共和党争夺中间地带。共和党到时不仅不会嫉恨麦凯恩，甚至可能暗中助战，得“围魏救赵”之利。

可见，共和党的保守派，对麦凯恩又怕又不怕。如他投入民主党的怀抱，是对共和党的一记重拳。但是别忘了，亚利桑那的选民很难选一位民主党人当自己的议员，麦凯恩的政治生涯很可能由此结束。如果麦凯恩拉起独立大旗竞选总统，共和党的对应战略，不是靠近中间，而是继续右转。

在杰福兹叛党之后，有不少右翼共和党人大呼：让那些想走的人都走。等那些“立场不坚定”的人都走光了，共和党就会变得更纯洁，保守主义就会更有战斗力！此话绝非一时激愤之辞。近十几年来，美国社会变动剧烈，经济状况与人口结构已今非昔比，各种政治力量都在重组之中。在这一变幻不定的环境中，巩固一个稳定的政治基地，就显得至关重要。当年戈德华特起家时，即使在共和党内也是极少数。但他发起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却能使这一少数人的政治议事日程，渐渐指导全国的政治走向。关键在于，他和他的追随者，渐渐在南部建造了稳固的政治基地。布什当然深明此道。他入主白宫后想得最多的一件事，是怎么不重蹈老父的覆辙。老布什迎合中间派的要求，得罪了党内保守势力，被克林顿在南方突破，丢了原则，又丢了总统。因此，小布什会请麦凯恩吃饭，却不会对麦凯恩作重大的政治让步。

要知道，200０年戈尔全国选票超过布什，但南方各州输得一个不剩，连老家田纳西也被布什拿走。保守的民主党人、乔治亚州的参议员米勒（Zell Miller）警告说：民主党有可能永远失去南方！布什一意孤行地右转，旨在巩固南部意识形态。他为此失去了杰福兹，以后可能会失去麦凯恩，或另外几个温和派，他甚至可能失去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但他的政治基地却日益巩固，“不得民心而得天下”的路线呼之欲出。迄今为止，还看不出哪位民主党的南方政治家，能够在南部向布什挑战。如果民主党无法在南部突破，自己后院又起火，那么布什连任的可能，将会越来越大。

200１年６月１９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27节 减税与美国经济

２００１年5月26日，美国参众两院以压倒优势通过了布什政府1.35兆亿的减税案，使布什获得了执政以来最大的政治胜利。在２０００年大选时，民主党就以毋庸置疑的数据阐明：在过去１０年的经济增长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布什的减税方案，旨在把占人口总数1％的巨富养得更肥，进一步加大了已存的贫富差距。布什对此从来无力正面否认。然而，布什还是当选了，而且执政１００天出头，便兑现其竞选时的诺言，实现了1981年里根减税之后最大的一次减税，可谓一政治奇迹。

然而仔细审视，这一奇迹也在情理之中。减税无疑会加大贫富差距。但美国公众却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力远远超出其他的发达国家。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戴维&#8226;肯尼迪（David Kennedy）曾讲道，在大萧条时代的纽约，每周末大批劳工被送到体育场去看橄榄球，等比赛结束后，便有人出来对刚过完瘾的观众讲：“对不起，从现在起，大家全被解雇。”试想，一个体育场能容纳数万人之众，而当时的美国家庭，只有当丈夫的有工作。每周有这样的球赛，意味着每周几万家庭断了基本的生活来源。然而，当时却很少有暴乱，美国的穷人温顺得出奇。战后也同样如此。1974年，20％最富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占全国个人收入总和的43.1％，而最穷的20％的家庭只占4.4％。到1999年，这个数字拉大到49％和3.6％。但是，伦敦经济学院对同期美国与欧洲的社会不平等进行研究时发现：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平等并不影响美国人的幸福感。从1975年到1994年，32％的美国人觉得自己“非常幸福”，56％觉得“幸福”，只有12％觉得“不太幸福”。而从1975年到1992年间，只有26％的欧洲人称自己“非常幸福”，54％“幸福”，而觉得“不太幸福”的人竟有20％之众！若说贫富差距，欧洲比美国小；社会福利也是欧洲比美国好。但美国人觉得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大，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向上爬”，即使贫富差距拉大，也不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而欧洲社会过于凝固，虽然富裕，却总让人感到没精打采。

布什在减税的问题上之所以赢得如此轻松，正是得益于这样一种美国文化。贫困与财富分配不均是两个概念。只要大家都觉得是在往前走，就不会总想着去瓜分比尔&#8226;盖茨的财产。所以，虽然美国公众去年还对减税不甚热心，但经济一放缓，减税便被奉为医治百病的万灵丹：如不减税，经济就不可能快速恢复，“往前走”的动力就会消失。民主党之所以不敢在这一问题上与布什死拼，就是意识到美国人对经济衰退比对财富分配不平等要敏感得多。

然而，美国经济的问题是什么？减税案是否开对了药方？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美国现在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在还前１０年经济过热的债。到２０００年为止，大多数25岁以下的美国人竟不相信股市还会跌，因为他们从懂事起就没见过这种事。尽管早有人大呼“经济过热”，但媒体和经济学家的主流意见还是认为：这一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是IT革命的结果，经济并无过热的危险。然而，正如英国工业联盟前主席阿代尔&#8226;特纳（Adair Turner）所指出，美国近年的经济表现已被大大夸大了，其实际水平和欧洲相近。所谓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人口的增长和劳动时间的延长，并非什么技术革命。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IT革命意味着可以直接从网上买东西，能更快地获得信息。但是有一点并未改变：买了东西是为了用，用不完不可能不停地再买。另外，买东西要花钱，钱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来说，不可能无穷无尽。去年在经济增长的顶峰时期，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就普遍超支，欠信用卡（又一美式消费革命）公司和银行的债越来越多。企业在超前购买力的刺激下，投资过度，结果造成股市的崩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总编朱克曼（Mortimer Zuckerman）算了一笔账：如果美国的消费者从去年的超前消费回到传统的储蓄方式上来，即将5％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存入银行，那么就等于把３，５００亿美元，也就是3.5％的GDP从美国经济中拿掉。这将意味着GDP下跌1.5％。若再加上股市的崩溃，足以将美国推入“二战”后最严重最长的经济衰退。

如果你的亲友因超前消费而负债累累，你将如何劝他呢？常识告诉我们，你应劝他少花些钱。然而，从联邦储备银行不停地减息到布什的大减税，美国政府对消费者的劝告是：接着花钱，千万别停！事实上，尽管4月份美国的工业产值下跌了0.3％，零售额却足足上涨了0.8％。消费者的信心在5月有强劲的反弹。从电视里经常可以看到的情景是：一对夫妇刚刚双双失业，却决定贷款买新房，理由是两人都有大学生文凭在手，对未来有信心。媒体也跟着大呼：现在信心就是一切！

然而，当你看到负债累累的亲友还在大手大脚地花钱时，你还会对他有信心吗？你还敢借钱给他吗？这正是美国经济最大的隐忧。两位MIT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和索洛（Robert Solow）在两个月前就警告说：在过去１０年，美国的花费多于所得，很大程度是靠外贸赤字度日。2000年末，超过收入的超前消费已达到GDP的4％，而且还在上升。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只有两个方式维持超前消费：一是借债，一是变卖家产，而债主和买主自然都是外人。美国如负债过重，外国的债主就不再愿借钱，而且由于担心负债者的货币贬值，人们会抛售美元，变卖在美国的资产。结果是美元贬值，进口货的价格扶摇直上，触发急剧的通货膨胀，迫使联邦储备银行提高利率，进而导致投资下降，失业率上升。布什的减税，无异于在生产力下降的情况下塞给消费者一笔意外之财，鼓励他们接着不停地花，回避IT经济泡沫破灭的阵痛。而美国现在需要的正好相反：是应适度降低消费，并通过扩大出口来维持生产率，最终消灭外贸赤字。

在克林顿之前，无视财政纪律而乱兴社会福利一直被视为民主党的作风。克林顿上台后，严守财政纪律，对共和党人格林斯潘（Greenspan）言听计从。而一向以严守财政铁律相标榜的共和党人，却不顾财政纪律大减税。减税固然是共和党的老招牌，一些民主党人指出：减税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公共开支。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已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民主党的大旗。在财政纪律的问题上，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立场有了一个大调位。这对未来两党政治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200１年６月１９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28节 保守主义“老人政治”的终结？

美国的保守主义阵营将发生深刻的变化。98岁高龄的南卡罗来纳参议员瑟蒙德（Strom Thurmond）已将美国参议院变成了最佳的“养老院”，被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指为“脑筋不清楚”（not mentally keen），即使能熬到2003年届满，成为参议院的首位“百岁老人”，退出政坛也是指日可待；79岁的北卡罗来纳参议员黑尔姆斯（Jesse Helms），最近也宣布明年不再竞选连任。这两位原教旨主义的共和党老人，可谓是南部保守主义的中流砥柱，如今一道退役，使南部保守主义阵营露出了大破绽。从表面上看，他们不过是遵循“自然规律”告老，实际上却不那么简单。以黑尔姆斯为例，根据北卡罗来纳的民调，他如果不退休，在明年的选战中，也将以微弱的劣势失利。他退下后，共和党方面最可能的一个继承人，是1996年被克林顿击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之妻，伊丽莎白&#8226;多尔；但她是温和的共和党人，去年曾继承夫业，竞选总统，公开赞同禁止持有攻击性武器，实在无法光大黑尔姆斯的政治哲学。更有意思的是，与黑尔姆斯最为志同道合的同州共和党参议员费尔克洛思（Lauch Faircloth），在1998年的中期选举中输给了民主党人爱德华兹（John Edwards），使两党在共和党的后院北卡罗来纳平分参议院的议席。如今费尔克洛思以73岁的高龄信誓旦旦地要东山再起，填补黑尔姆斯之缺，只怕是当地选民对这位败军之将的老人政治不会再有兴趣。

中国人对黑尔姆斯最熟悉。他把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是个著名的反华亲台的强硬派。但他的“分量”并不仅仅限于此。首先，他是过去30年中除了里根之外最重要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他反对种族平权、反同性恋权利、反人工流产、反联合国，同时维护烟草公司的利益，支持保守的基督教运动，并且几乎是拉美所有右翼独裁者的朋友。其次，他还是最不得人心却最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在他的出身地北卡罗来纳，他5次竞选参议员，都是险胜，得票从来没超过55％。不过，以这点儿可怜的资本，他敢于树敌，从不因为政治的风向而改变政治主张，为极右翼政治势力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声音，并被视为是一个有政治操守、敢于把政治原则置于政治利益之上的正直之士，甚至赢得了一些政治对手的尊重。

美国的保守主义有两种：一种是马基雅弗利式的保守主义，注重实际利益，必要时会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尼克松和基辛格属于这类，里根也可列入其中；另一种是道德的保守主义，只认死理，黑尔姆斯与瑟蒙德，以及当年的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正是典型的代表。当年尼克松和基辛格绕开意识形态与中国和好，卡特政府于1978年单方面终止了与台湾的共同防御协定，戈德华特愤然向最高法院起诉卡特政府侵犯了议会的权力，黑尔姆斯与瑟蒙德跟着联署，在戈德华特之后，这两个人自然成了国会中亲台帮的核心。

作为南部一个小镇的消防警察的儿子，黑尔姆斯是在典型的南方白人文化中长大。在南北战争中，南方虽然在战场上失败，却在战后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胜利。南北和解的代价，是全国白人建立的一种新的共识，认为奴隶制度是一个不幸的但却是仁慈的制度，这一制度在道德上损害了白人，却把“非洲的野种”文明化、基督教化。受这种意识形态的熏陶长大的黑尔姆斯，在１９60年代成为电视评论员，活跃于北卡罗来纳的首府罗利，专门为南部白人说话。1972年，他当选为参议员，并在1976年里根竞选共和党的总统提名时，显露政治锋芒。那年里根虽然在共和党全国预选中败给了在任总统福特，却得黑尔姆斯之助赢得了北卡罗来纳州预选的胜利，为4年后东山再起打下基础。没有黑尔姆斯，里根就不会入主白宫。黑尔姆斯还参与缔造了保守的共和党的“道德主义外交路线”（Morality in Foreign Policy）的政纲，1986年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重量级成员，1994年出任该委员会主席，直到今年参议院易手时被民主党人取代。

然而，这位外交上的道德主义者从来手中拿着两把尺子。他是最早提出并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的参议员。但在同时，他拥抱南非与罗得西亚的种族隔离制度。他是智利的皮诺切克、海地的塞德拉斯（Cedras）等拉美独裁者们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他支持这些杀人魔王的动机与基辛格不同：基辛格支持独裁是出于其冷战的战略考虑，道德主义者黑尔姆斯却不屑于玩弄那一套马基雅弗利式的权术——作为一个保守的权威主义者，他与这些独裁者气味相投。他若生在智利，他就是个皮诺切克；他若是生在战前的德国，他就是个希特勒。

在国内政治中，黑尔姆斯是一位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者。他的一位主要助手埃利斯（Tom Ellis）在一个公开声称黑人在基因上低劣的种族主义组织中担任主任。黑尔姆斯本人在马丁&#8226;路德&#8226;金被暗杀后依然疯狂攻击这位民权运动领袖，并反对设置马丁&#8226;路德&#8226;金的国家纪念日。他和一位黑人参议员莫斯利布朗（Carol Moseley Braun）在议会中发生冲突后，在与她同乘电梯时竟唱起内战时南部军队的军歌Dixie，毫不遮掩他对黑人同事的蔑视。

瑟蒙德说起来更简单。他的父亲，是那位在19世纪的南部用暴力抵抗种族平权、威胁参加选举的黑人的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蒂尔曼（Ben Tillman）的律师，瑟蒙德本人不过是继承父业，以和平的方式为白人利益战斗到最后一刻。

这一代保守主义老人，代表了美国特有的蒙昧主义政治。他们的退役，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但也应该看到：当今美国遵循的，还是在18世纪奴隶制时代的农业社会中制定的宪法，即使这一宪法纵容国民们滥用枪支、自相残杀，也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美国虽然立国于对印第安人惨绝人寰的种族大清洗，但如今依然堂而皇之地庆祝哥伦布节。在南部的一些政府建筑物上，仍然飘扬着象征着奴隶制的南部邦联的旗帜。黑尔姆斯等人所代表的南部白人小农场主、小生意人、普通的工薪阶层，在任何社会变化之中，都觉得自己是牺牲品。当黑人与他们平权时，他们会觉得黑人抢走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在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他们将仇视抢了他们饭碗的拉美移民，以及比他们成功得多的亚裔。他们那种红了眼的仇外情绪和白种人优越论的思想，再加上所受的低等的教育，将来并非没有可能再次把新的黑尔姆斯们推上台。

200１年８月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29节 布什核战略的道德底牌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布什核战略的道德底牌

布什政府的秘密核战略计划最近突然曝光，使世界大为震惊。美国已制定了对7个国家动用核武器的计划。这7个国家中，俄罗斯和中国目前尚是美国反恐战争的盟友；朝鲜、伊拉克、伊朗被布什新近列为“邪恶轴心”，但还无证据表明其中的任何一国拥有核武器；利比亚、叙利亚穷弱不堪，近年来在国际上很少敢乱说乱动，根本无法对美国形成威胁。况且，这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大都签署了《反核扩散条约》。美国早已公开保证：美国将不对已签署了《反核扩散条约》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除非这些国家进攻美国或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结盟。如今这个计划，表明美国视国际条约如儿戏，视自己的承诺如粪土，行为如同一个“流氓国家”。

更重要的是，美国把使用核武器的“门槛”降得几乎与使用常规武器一样低。核武器不仅可以用来对付生化武器的威胁，甚至“意外的军事发展”也会成为使用核武的口实。核武器不仅可能用于阿以冲突，甚至可能介入台海之争。

众所周知，核武器是对人类和平的最大威胁。自“二战”以来，有关各国都把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只准备在万不得已时使用。美国虽然从来都拒绝许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也一直把核武视为最后手段，只有在诸如苏军大规模入侵西欧、常规军事力量无法控制局面时，才会考虑使用。无怪乎当年丘吉尔预言，核威慑使大家不敢轻易言兵，反而可能给世界带来意外的和平。

然而，美国当今的核战略破坏了世界基本的安全感。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倚仗其绝对的武力优势，动辄海外用兵，杀人如玩电子游戏。几年前对苏丹的导弹袭击，毁掉了世界最穷的国家的制药厂，无端导致上万平民的丧生；后来又“误炸”中国使馆，滥杀无辜。按照现在的核战略，将来也许仅仅因为情报的错误，就会再次制造出广岛和长崎。

“9&#8226;11”美国赔了3000条人命，这固然是个大悲剧。但是，人生而平等，这3000条人命，并不比别的国家的3，000条人命更重。事实上，美国在越南、苏丹杀的人更多。“二战”后，美国是在海外杀人最多的国家。珍视个人生命，本是美国的基本的价值，很值得全世界效法。但这种价值观念和极端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以后，人的价值却因国家和文化的不同而分成三六九等。在世贸中心死的每一个人，其照片和极富人情味的个人故事都被登在《纽约时报》等媒体上，催人泪下。但在越南在苏丹死的平民百姓，却成了干巴巴的数字。甚至那些躲在几千英里外用导弹杀人的人，自己也没见过人是怎么死的。这样，随着美国人生命的升值，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变成了绝对价值，为捍卫这一绝对价值，就可以不惜牺牲更多他国的生命。在苏丹，美国明明知道炸错了，但毫无悔意，因为只要那里“可能”有威胁美国的因素，就值得一炸，不管有多少无辜生命丧生。“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一以美国人的绝对安全为准则的哲学，在“9&#8226;11”后变得根深蒂固。

可惜，这样一套“美国第一”的极端原则，并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冷战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压倒了世界主要军事大国的总和。打常规战争，无人能有力向美国挑战。特别是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的无人作战器大规模登场。如最新的“捕食者”（predator）无人驾驶飞机，不仅可以侦察飞行，而且可以发射导弹，命中率极高。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在2000年已提出，到2010年，美军中三分之一的深入敌后的攻击性战斗机应由无人驾驶飞机组成。海湾战争时的空战设计师、退役飞行员约翰&#8226;沃登（John Warden）则预计，到2025年，无人驾驶飞机将占美军战斗机的90％。这样，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国防开支、最近斥资２，０００亿美元购买6，000架隐形“联合攻击机”（Joint Strike Fighter），可能成为最后一代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这样超前的战争技术，已大大减弱了核武器的战略地位。在常规战争的战场上，即使美国犯一些错误，还是无人能伤其元气。但是在核战场上就另当别论了。美国毫无疑问会赢得任何规模的核战争，但却毫无把握自己的数座大城市不被毁掉。那时的“胜利”，也许不过是一场皮诺士的胜利，甚至可能是美国衰落的起点。

最近，《时代周刊》曝出了另一桩有关核武器的新闻。“9&#8226;11”之后，布什政府因无法确定恐怖主义者手中是否已掌握了核武器，一度建立地下掩体里的“影子政府”，以备在华盛顿遭核袭击、政府全军覆没后，这个“影子政府”能及时取而代之。对此，连一位保守派的评论家都表示不以为然。他的理由是，美国有极为优越的政治制度，即使失去了华盛顿，地方政府仍然有能力有效地组织社会，应付危机。看看“9&#8226;11”那天，布什吓得无影无踪，却给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提供了表现的舞台，大家并不觉得一定要有个总统。布什当时临战的惊慌，已被媒体掩盖得干干净净。但若把他的表现前前后后仔细分析，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这位前无古人的“世界之王”至今还在做噩梦，于是会因“9&#8226;11”而对世界有非理性的过激反应。根据一家民调，由于过分担心外来的袭击，美国的共和党人晚上做噩梦的比率远高于一般美国人，布什也只是一例而已。被惊吓的野兽最有攻击性，这也是人兽共通之常情了。

从更深的历史层面来看，美国根子上是个孤立主义国家。当年的独立战争，就是要脱离欧洲另过日子。到“一战”时，美国完全有能力充当世界首霸，但就是不愿出头。伍德罗&#8226;威尔逊的“世界新秩序”之所以破产，和美国人不愿承担国际义务不无关系。后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打上家门，美国这才赶鸭子上架，成了世界领袖，至今骑虎难下。结果，美国一方面统治了世界，一方面又不愿意为之付出代价，一打仗就怕死人，无人不想快回家过自己的太平日子。所以，用兵虽多，但费时一久，伤亡一大，政治家就感觉到付不起代价。当年出兵科索沃，美军飞机有严格的最低飞行限度，生怕被击落后总统付不起政治账。但是你的武器越精，炸弹越大，敌人的地道挖得越深，你只要人不亲临地面，敌人就不一定抓得到。美国这次的新核战略，就包括发展新一代穿地核弹，希望今后遇到麻烦，远远扔几个核弹、炸滥敌人的深层掩体了事；自己的战士也可以像奥运明星一样，早早回家过自己的小日子。

可惜，如此一来，中国和俄罗斯还为什么要配合美国防止核扩散呢？你用核弹介入台海，中国可能被逼得用核弹对付“台独”，以求速战速决，不给美国以插手的时间。到时候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我们更不应忘记，美国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灭绝，比希特勒对犹太人干得彻底得多。如今，每一个德国人上学都要面对自己丑恶的历史，都要为过去而负罪；而在美国，大家每年还在高高兴兴地欢庆哥伦布节，学校灌输的，还是那一套美国是世界的救主是最伟大的国家之类的民族主义意识和道德优越感。那些要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的将军，没有一个受到审判。你对这样一个国家手中的核武，应该有信心吗？

200２年３月１５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30节 被出卖的“投资阶级”

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已宣布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更有不少人惊叹：经过IT泡沫的破灭和“9&#8226;11”这双重打击，美国经济的衰退竟来得如此之短暂温和。然而，即使真的如此，这次衰退给美国社会留下的印迹也绝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1990年代，美国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投资阶级”。这个阶级的出现，不仅更新了美国经济，而且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图景。他们一度被视为当时还在野的共和党的政治未来。1990年代末，格拉斯曼（James Glassman）与哈西特（ Kevin Hassett）出版了一本题为 “Dow 36000”的书，为这一阶级创造意识形态，轰动一时。这两位作者先告诉股民：不要听那些分析家用股市泡沫来吓唬你们，现在的股市不仅不是泡沫，而且被大大低估了。道琼斯指数现在就应该是36000。至少，在未来５至７年内，会达到36000的水平。然后，他们又根据这一想像中的“事实”，攻击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根基：1929年经济危机引发了罗斯福的“新政”，政府大兴社会福利，加强对企业的管制，这作为一种应急措施，也许是必要的，但毕竟有违自由社会的精神。如今，股市的变化正在解构“新政”的社会基础。1965年，只有10％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如今一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的利益与企业联系在一起，要求政府给企业“松绑”，让自由经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道琼斯转眼就会到36000，大家皆大欢喜。

2000年大选时，布什攻击戈尔搞针对富人的“阶级斗争”（class warfare），就是基于同样的哲学：既然美国人大半都成了股民，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企业的拥有者，传统那种雇主与雇员（或用马克思的话说，拥有资本的剥削者与拥有劳动力的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将被彻底转化。因此，富人的利益、企业的利益，也就代表了大家的利益。他进而鼓吹给富人减税，甚至要把一部分社会保险投入股市，使之随着股市增值，免得大家为此付税，一时颇有些蛊惑力。有不少人相信，当年政治资历甚浅的布什之所以能在大选中与戈尔打平，最终入主白宫，和这一“投资阶级”的政治走向不无关系。

可惜，这种企业拥有者的好梦并不长，道琼斯指数等不到“9&#8226;11”恐怖袭击就跌破10000，许多股民80％的资产被席卷而去，大企业没完没了地裁员，不管你对它的利益是否认同。接着是安然破产，一般股民赔得血本无归，老板们却偷偷摸摸地金蝉脱壳，携巨款而去。从2000年春季开始，大约１亿的美国股民（也就是美国成年人口的一半左右），损失了５０，０００亿美元，也就是他们的“股产”的三分之一，价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GDP。那些准备不到60岁就退休、要过历史上最奢侈的退休生活的一代人，突然发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原来并无着落。“投资阶级”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持有股票而成为“老板”，最后还是被人家涮了。“投资阶级”成了上当的阶级。

然而，这一新兴的“投资阶级”并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年薪5万美元以上，其中有近一半人的年薪在75万美元以上。他们大部分是白人，年龄多在35岁到49岁之间。更重要的是，他们参与政治，逢选举必投票，多属于共和党或民主党，很少有独立派人士，其中那些最为积极活跃的投资者们大部分是共和党人。他们吃了这一大亏之后，不会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干。要知道，他们不是亿万富翁，但手里仍然有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抗议运动中长大的，有强烈的干预社会的精神，因此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会有所动作。

他们在经济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和企业界拉开距离，而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企业界的内部人士。根据《商业周刊》最近的一次民调，如今的投资者中，有81％不相信大企业的领导层，68％不相信股市会公正对待一般股民，54％不相信自己所收到的投资信息。要知道，到了２００１年11月8日安然已经穷途末路之时，追踪安然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家中，16位中有11位对自己的客户作出“买”或“强买”的建议。这些人靠客户的投资量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因此不惜出卖客户的信任，将他们套入险恶的股市。经此一难，“投资阶级”对既有体制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风险投资的胃口，开始把钱存到银行的账户中。

这种投资者的“信仰危机”，正是美国经济恢复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财长奥尼尔在安然丑闻之后指出：“我们需要修复我们的体制，但我不相信我们的体制破败了。我们的资金成本（capital cost）是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展示了投资者的钱在我们这里是安全的。”不错，1990年代乐观的投资者不假思索地把钱抛进股市，如CNBC等几个电视台像转播美式足球一样转播股市行情，推广股市文化。于是人人持股，个个想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在经济繁荣期分得资本拥有者的一杯羹。企业因此融资容易。一些过去甚至根本不可能开张的买卖，居然也得到用不完的巨额投资。结果，几百万个工作被创造出来，生产力急剧高涨，经济迅速扩张。如今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经济已走出衰退，股市涨势却十分平缓，投资者仍然裹足不前。长期下去，资金成本就会上升，企业融资不易，最终影响长时段的经济增长。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席勒（Robert Shiller）著有《非理性的繁茂》（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指出股民投资中非理性的乐观情绪所带来的祸患，成为2000年的最佳畅销书。他同时也指出了与这一非理性的乐观相伴的现象，即爬得越高，摔得越狠：1929年股市坍塌后，直到1958年才恢复到原有水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1929年后的20年间，股市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只有0.4％，而1990年代的投资者早已习惯了25％的回报率，大多数经济学家不相信历史会如此残酷地重复。但当一般的投资者知道大企业的经理们可以轻易欺骗股民、审计公司又串通为之遮掩、金融分析家和媒体一味为之抬轿后，他们若再上股市当然要三思而后行。

当然，股市不振并不一定是坏事。许多经济学家依然相信目前的股票价值远远超过其实际价值，需要进行矫正。如2002年S&P 500股票的价值比实际的企业所得高了21倍，这虽然比2000年3月（其时高出25倍）有明显下跌，但仍高于历史平均水平（15倍）。更糟的是，从1997年到2000年间，S&P 500公司26％的有效所得（operating earnings）是靠审计财会上的欺骗而达成。但是，矫正股市，在短期内只会使投资者的财产进一步贬值，加重他们的“信仰危机”，使“投资阶级”改变原来作为资本拥有者那种“当家作主”的自我认同，在政治上重新站队，最终影响两党政治。

民主党已经认识到，感到自己被欺骗的“投资阶级”，必然有一大部分会背叛共

Chapter_4

和党。股市泡沫并不能化解原来的劳资界限，人们对那占人口1％的富人既得利益集团还是会痛恨。因而民主党摆出一副“我早就告诉过你”的姿态，称安然丑闻正好证明了民主党的一贯立场：政府有责任加强对企业的管制，市场不可能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灵丹。戈尔在这个节骨眼上重返政治舞台，攻击布什政府只代表富人利益，使安然这样的公司能够自由地盘剥平民百姓，开始向布什发动全面反攻。2004年大选的议题为何，一看便知。共和党当然不愿失去本应是属于自己的“投资阶级”，试图通过增加市场透明性的手段来对峙加强政府管制之说。不仅格林斯潘出来警告过多管制对经济的危害，以奥尼尔为首的布什经济班子开始制定具体措施，落实市场透明性的原则。如今，上市公司提出季度经营报告的时间，从过去的40天缩短到30天，年度报告的期限从90天降到60天；公司内部经理、官员对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情况必须立即公开；公司总裁和审计部门的主管必须负责对投资者传达正确的信息，等等，希望市场能够在增大了的透明性中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然而，这一系列亡羊补牢的措施能否在选举年防止“投资阶级”的反叛，还是未定之数。对此共和党有强烈的危机感。因为是否能守得住这一“投资阶级”，是共和党在内政上能否翻身的关键。战后的共和党实际上是个“冷战党”。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共和党为赢得冷战立了首功。但是，战后美国在内政方面的重大进步，如种族平权等等，都是在民主党任上实现的。克林顿以内政为主的政纲击败了结束冷战、在外交上战绩赫赫的老布什，8年来政绩斐然，更加强了民主党在内政问题上的信誉。布什是第一个以内政政纲上台的共和党总统，但即使是在他上台时，他的民主党对手的政纲，还是得到了选民压倒性的支持。只不过是克林顿的性丑闻和戈尔圆滑的性格，使选民倒了胃口，才成全了布什。而安然丑闻，又一次全面确认了民主党的政纲的合理性。布什政府目前的支持率，其实全靠打仗来支持。在政府中出风头的，也还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之流的冷战老手。因此，从其国内政治的得失来看，布什如在内政上不能翻身，要维持国民的支持也只有在国际上变得更为好战，以制造危机感，让惊恐中的国民把注意力从内政转到外交上来，继续把权力交给在对外政策上有足够政治资本的共和党。

200２年５月２2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31节 “9&#8226;11”的起源

上个星期五，当布什还在俄罗斯时，普京就警告他：当心你的朋友沙特！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资助恐怖主义的人。普京不愧是个天生的战略家。众所周知，沙特是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俄罗斯排在第二。取沙特而代之，是俄罗斯恢复其全球战略地位的核心步骤。无怪乎普京同时宣布：俄罗斯将与美国进行“能源对话”。

如今看来，普京此时打沙特不是无的放矢。他话音刚落，《新闻周刊》就曝出重大新闻：沙特政府与恐怖分子有染！美国国会“9&#8226;11”调查委员会也公开指责FBI和CIA对沙特方面与“9&#8226;11”的关系调查不力。星期天，以布什的党内死敌麦凯恩为首的两党议员纷纷上电视，指责布什政府对沙特网开一面，漏掉了恐怖主义的大鱼。

事实非常简单：“9&#8226;11”参与劫持撞击五角大楼的那架飞机的两名恐怖主义者，Khailif al Mihdhar和Nawaf al Hazmi，曾在“9&#8226;11”前夜在加州的圣地亚哥短住，并在那里得到了另外两位沙特人Omar al Bayoumi和Osama Basnan的帮助。如今FBI发现，沙特的公主Haifa al Faisal，即前国王Faisal的女儿、沙特驻美大使的夫人，在2000年初曾以每个月3，500美元的金额给al Bayoumi的家庭账户汇钱。几个月后，刚刚参加完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al Qaida峰会的Khailif al Mihdhar和Nawaf al Hazmi就抵达了加州。

这笔钱最后显然资助了劫机者。Omar al Bayoumi和Osama Basnan不仅帮助两位劫机犯找房子，开账户，介绍朋友，甚至提供现金。虽然他们是否为恐怖主义的同谋目前还不清楚，但沙特与“9&#8226;11”千丝万缕的关联，已经无法回避。事实上，19位劫机者中，有15位是沙特的公民。他们之中，大部分是下级的打手，即所谓muscle，而非飞机驾驶员，其主要使命是在飞机上威胁乘客就范，所以是在整个计划的后期才加盟。美国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这些人都是如何在最后时刻从沙特招纳而来的。沙特政府在这方面不但很少提供合作，而且一贯纵容国内反美的宣传，使极端反美势力，在沙特社会、政府甚至王室中生根。如今，已经有1，000多位“9&#8226;11”受害者的家属，提出了１０，０００亿美元的联邦诉讼，起诉资助恐怖分子的沙特王室成员、沙特政府、银行和企业。一些家属甚至开始公开指责布什政府为他们的诉讼制造障碍，有的媒体甚至开始调查沙特王室成员与拉登的直接联系。因此，此案的曝光，不仅使沙特与美国关系的危机达到了爆炸的临界点，也使在中期选举后踌躇满志的白宫陷入危机。

更糟的是，目前美国正欲对伊拉克兴兵，准备向沙特借道。美国不得不考虑其军事行动上的便利，以及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如果美国和沙特就此分手，伊拉克战争就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变得困难得多。布什在最近一年来，用其大部分精力说服美国人：萨达姆是个不得不除的恶魔。他在“倒萨”的问题上，已经投入了过大的政治资本。如果这次让萨达姆溜掉，在政治上将是对布什的致命一击。

无巧不成书的是，上周正好出版了一本震动媒体和政界的新书：伍德沃德的《战争中的布什》（Bush at War）。书中的一大主题，是切尼和鲍威尔自海湾战争以来至今在国际战略上的冲突。当时两人分别是国防部长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Joint Chiefs of Staff）。但在对付伊拉克的问题上，观点对立。切尼在略有迟疑之后，迅速变成主战派，而且反对去国会和联合国要授权。鲍威尔则主张武力防卫沙特，但不去收复科威特，当然更不能杀入伊拉克。在战争的最后时刻，也是鲍威尔反对进军巴格达，使萨达姆得以生存下来。

这场争执，一直持续至今。布什政府中许多人，仍然认为鲍威尔犯了致命的错误，为美国留下了现在的难局。但是，如果结合新近曝出的沙特与恐怖主义的联系来看，鲍威尔似乎还是另有战略眼光的。

鲍威尔当年不准备打，一是怕美国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匆投入战争，陷入越战式的泥沼，一是怕战争将破坏海湾地区的战略平衡。在第一点上，他主张战争不可轻易打，但要打就必须全力以赴，不能半心半意。这一哲学最终还是得到了落实，导致了美军的大胜。在第二点上，“9&#8226;11”其实就是对他的主张的一个证明，这大概也出乎他本人的意料。

至今美国还没有一个人肯承认：没有海湾战争，可能就没有“9&#8226;11”。萨达姆的伊拉克在伊斯兰世界是个世俗的专制政权，与保守的伊斯兰势力本是水火不容。如果萨达姆占领了科威特不走，他就是海湾伊斯兰世界的直接压迫者。大家对他恨之入骨，又驱之不动，而且时时有被他征服的危险。这时美军进驻沙特，不仅不会遭人恨，而且会被当成救世主，大家感激涕零。拉登这种原教旨的敢死队运动，大概也会对着萨达姆去。别忘了，当年拉登就是看见在沙特的美军而动怒，但当时他在阿富汗抗击苏军时，美军真要介入他恐怕还求之不得。更何况，萨达姆兴兵就得花钱，沙特卫国也必须加大军费，大家除了争先恐后向西方卖油买军火外，别无他途。真是那样，世界石油市场恐怕比现在还稳定。

如今呢？海湾战争解放了科威特，美军也进驻沙特。萨达姆不再是海湾的直接压迫者，美国却扮演了这个角色，成为众矢之的。反美的原教旨运动因此迅速崛起，最终酿成“9&#8226;11”的惨剧。

没有“9&#8226;11”，就不会有如今迫在眉睫的伊拉克战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美国当年不兴兵伊拉克，大概也不会有“9&#8226;11”。海湾战争破坏的，不仅是战略均势，而且是政治文化心理的均势。美国如今以“单边主义”独步于世，所获得的每一个战略优势，都伴之以文化上的怨恨。要知道，伊斯兰恐怖主义并不是唯一的恐怖主义。当年的俄克拉荷马大爆炸，就是白人的恐怖主义。今后还可能有左翼恐怖主义，欧洲恐怖主义，世界未必会因为有了国际警察而更加安宁。这也是伊拉克战争之前，不得不反省的课题。

200２年１２月1７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32节 股民政治——评布什再减税

最近布什提出了他的振兴经济计划，这个6，700亿美元的庞大计划的一大半，即3，640亿美元，是用于废除股息税。美国由于股票大部分都掌握在富人手中，10％最富的美国人，将拿走这３，０００多亿美元减税中的59％。而60％底层的美国人，只能拿到其中的8％。因而方案一出，震动朝野，民主党对之群起而攻之，称之为是“劫贫济富”。

更糟糕的是，这样的做法，并不能直接刺激经济增长。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仰仗国内的消费需求。民主党人争辩：目前失业率在6％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消费者信心不振。要刺激消费，应该把钱送到正需钱用的穷人手里，这不仅公平，而且他们会马上把钱花在基本的衣食住行上，扩大消费需求。如今布什把钱几乎全给了富人。富人不可能因为突然有了这笔横财就多吃饭、多买衣服，他们更可能把钱存起来或者投资。消费需求无法得到刺激。

不仅如此，正如笔者在《信报》上介绍的，目前美国各州的财政赤字尾大不掉。肯塔基州出于财政压力，维持不了监狱，竟把5，000多犯人放出来，虽然明明知道这些人中大部分肯定会重新犯罪。另一些州，学校也维持不住，为了省几个水电、交通费，不得不推行周四日的学制，不仅使学生荒废学业，而且让家长在三天的长周末中忙着看孩子，无法集中注意力于自己的工作。一般照顾穷人的福利计划，就更得削减了。如今布什的减税，使联邦政府对州政府救助不足，逼着州里增税，最后很可能出现穷人税收负担加重、富人负担减轻的局面。

布什则另有一说。首先，股息税是双重征税。布什的前经济顾问林赛（Lawrence Lindsey）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公司赢利，政府征税35％。当公司把税后股息发给投资者时，政府最高可以征税38.6％（按富人最高的所得税率）。也就是说，公司赢利1美元，政府至少收走60美分。这不仅对投资者来说不合理，而且使企业融资的成本太高，从长远看对经济发展不利。

更重要的是，由于目前股息税高于资本收益（capital gain）税，公司常常愿意自己把股票买回来，或者通过贷款等可以减折税额的方式来融资。公司还宁愿通过提高股值来奖赏持股人，而不愿意直接支付股息。结果大家竞相高报公司所得，抬高股值，出现了去年由安然开始的一系列金融丑闻。俗话说，“现金是一种事实，所得是一种意见（Cash is a fact, earnings are an opinion）。”鼓励企业支付股息，才可以避免投资者跟着被人操纵、炒作的“意见”走，从制度上强化金融体制。

布什宣称：“政府的职责不是控制经济，而是清除经济运行中的障碍。”从自由市场经济的立场看，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制是要鼓励人们理性地计划自己的未来，筹划自己的资金。美国对人们的储蓄征税过度，对消费又征税不足。像民主党那样，当人们没有钱时，政府马上塞给大家一笔钱去消费，这不能鼓励人们理性地计划未来。布什的方案，则鼓励人们为未来投资，使得经济体制变得更有效率。

然而，这样的说辞只是孤立于股息税这一个因素纸上谈兵。这一计划的最大危险是，它违背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基本预设，即联邦赤字过度增长，将使利率提高，使经济增长放缓。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经济学家盖尔（William Gale）估算，这10年内6，700亿美元的额外联邦赤字，将使第一年的利率增长0.2％，以后每年增长0.5％。这是对美国经济最大的潜在威胁。

目前经济学家普遍预计，在现有情况下，美国经济将增长3％左右。白宫估算，布什的计划今年将使经济增长率追加0.4％，明年追加1.1％。也就是说，今年的经济增长必须达到3.4％左右才说得过去。如果低于3％，布什在经济上则很难交代。

在政治上，布什的计划使四分五裂的民主党团结起来。去年曾投票支持布什的减税案的民主党人，这次几乎可以肯定要投反对票。同时，他这样把自己打扮成富人的代理人，也为民主党人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挑战他提供了一个最好不过的靶子。一旦今年经济恢复不利，民主党人的士气一下子就会大振，攻击布什为了10％的富人利益而毁掉了经济，两党在总统政治中的力量对比，就可能发生逆转。

布什对此风险，都了如指掌。他之所以敢走这步险棋，在政治上立足于如下几重考量。第一，如同克林顿在中期选举后教训失利的民主党人时所说：“在国家危难之时，人们宁愿要强硬而错误，也不愿意要正确而软弱。”布什明白，美国人现在喜欢那种敢为自己的信念而不计得失地奋斗的人，美国人需要的是一些大的思想。所以他决定出大牌。第二，布什急于改变自己在外交上成绩非凡，内政上一事无成的形象，避免老父的命运。这一大动作，从政治的风险性上，其实比他指挥反恐战争、筹划入侵伊拉克等等都大。如今，人们可以对他国内的政策不停地争论，但再也不会说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了。这也正是他所要的。因为即使经济形势不能回转，他还可以归之于必要的对外战争。选民只要看他竭尽全力，就可能原谅他，并认为政府无法对经济完全负责。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要笼络新兴的“投资阶级”。笔者曾撰文指出：1990年代末，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随之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投资阶层”。这一阶层广义地定义是股票持有者，人数占美国人口的一半以上。他们之中的中坚力量主要是白人、白领，年薪5万美元以上，住在郊区，受过良好的教育，投票积极，并且多数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展望未来，这一阶层是美国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他们的政治取向，会重新塑造美国的政治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美国政治的走向。

2000年的大选，布什在这个阶级的选民中赢了戈尔12个百分点。但去年的华尔街金融丑闻中，这个阶级损失了5万亿美元，也就是他们的“股产”的三分之一，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被出卖的感觉。因此，保住这一阶级的支持，是布什2004年连任的必需。过去人们谈论经济衰退时，总是侧重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几个指标。但是如今美国已经变成了股民的社会，三分之二的选民直接间接地持有股票，人们谈论经济形势，首先要看股票。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声称3，500万美国人拥有股息收入，包括1，000万老人。这个计划人人得益。

然而，根据美国官方的数据，2000年收入在10万美元的纳税人，只有22％报告有股息收入。收入在10万到１００万之间的人，有72％有股息收入。１００万收入以上的，几乎人人有股息收入。布什的计划向谁倾斜，一看便知。因此有论者指出，所谓“投资阶级”之说，不过是个神话，是布什富人政策的包装。按照布什的方案，一个收入4万美元的4口之家，获益不过1，133美元。当然这还不考虑他们的州税会提高，学费会上涨，医疗福利会削减等因素。但布什本人，则将少缴44，500美元的所得税。切尼则会省下32万多的所得税。这几乎是在为自己减税了。

中期选举之后，布什料定民主党利用“阶级斗争”攻击共和党是富人党的战略不灵，因而信心猛增，执意要在新兴的社会力量中建立基础。不管他的策略灵不灵，也不管人们对投资阶级如何界定，股民在未来美国政治中的角色，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200３年１月1３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33节 减税时代的终结

布什经济政策最大的核心，就是减税。然而，不管布什如何坚持他的减税案，减税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

局外人看美国经济，最容易出现的误区恐怕就在于太注重对联邦经济政策的解读，而忘记了美国是由50个经济自主权很大的州组成的合众国。《经济学人》几个月前就警告，美国州财政的危机早晚要在经济上惹出大麻烦。该杂志举出加州为例：加州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而其州财政危机如果真用一个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几乎就是阿根廷的程度。所不同的是，这个大经济体如果倒下，对世界的冲击远非一个小小的阿根廷可比。

这一冷峻严酷的预言，被最近召开的美国州长会议所证实。税收的萎缩和医疗费用的飞涨，使美国各州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财政危机。目前州一级的财政状况，比联邦政府要糟糕得多。2000年，各州手里还掌握着488亿美元的财政资金，但这一数字在最近一个财政年度已经跌至145亿美元，财政结余只有财政支出的2.9％，为1992年以来之最低。州政府的开支虽然增加了1.3％，税收却下降了6％。加州州长已经告诉州议会，明年的财政赤字将达210亿美元。纽约州的赤字则预计将达50到100亿美元。其他各州，也是无一没有赤字。

州财政的危机将意味着什么？首先要看州政府管什么。大体而言，州内的基础设施和福利，如公路、警察、消防、医疗辅助等等衣食住行，都要靠州财政。中小学教育和公立大学（即州立大学），也都是州政府出钱。州政府要倒闭，人们的基本生活就无法进行。比如，有的州因为财政紧缩，竟无法安排有关人员分析犯罪分子的档案！这在“9&#8226;11”和斯奈普（Sniper）之后的美国，如何能够不令人提心吊胆！

州政府面对这样的压力，却没有联邦政府印钞票的权力。解决危机的办法，只有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这一途。结果，联邦的税减了，州里的税却可能会提高。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并没有减轻。同时，大量州政府的雇员会被解雇。比如笔者认识的一位纽黑文市公立图书馆的雇员就丢了工作。许多人享受的医疗补助被裁掉，送孩子上学的费用也在飞涨。各州的公立大学，由于从州政府拿不到钱，不得不以涨学费来平衡收支。爱荷华大学的学费去年上涨9.9％不说，今年竟狂涨18.5％，创了２０多年的记录。简单地说，老百姓因为缴税，手中剩下的钱越来越少，但要花钱的地方却越来越多。当然，受冲击的不仅是消费者，企业早晚也要面临州政府加税的前景。纽约的房地产税就已经开始上涨了。

如何应付这一困局，又将成为两党之间的一场政治博弈。200３年6月，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通过对各州的医疗辅助和社会服务提供联邦拨款，来缓解州财政的危机。但这并没有成为一项立法。布什和即将成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议员尼克尔斯（Don Nickles）都反对联邦拨款，理由是联邦面对日益增长的赤字，无款可拨。布什的算盘很清楚：减税是自己的政绩，在减税的问题上绝不能像老父一样食言。如果以联邦的财政资金救济州政府，也许州政府会少增点税，但是无形中加大了联邦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会逼得联邦政府加税。要记住，这次中期选举，民主党全盘输尽，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在州长选举中压了共和党一头。要增税让那些民主党的新州长去增，布什当然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

然而，联邦不救助在道理上说不通。比如，“9&#8226;11”后布什曾准备以35亿美元的联邦拨款训练地方的消防队员、警察和救援人员。但国会并未通过拨款。波士顿花了26亿美元加强安全措施，也没有得到联邦的帮助。2000年佛罗里达计票战之后，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各州购买新的投票机，训练选举站的工作人员，但却没有给州里相应的拨款。联邦政府要各州干这干那，自己一毛不拔，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两党如何出手，还有戏好看。

最近有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５个月下降，在触及９年来的最低点之后，于１１月份回升。消费者信心指数１１月份上升４．５点，由１０月份经修正后的７９．６点升至８４．１点，但是仍低于分析家预期的８５．０点。这一低水平上的回升，究竟能否持续，还很令人怀疑。笔者不久前曾分析，联邦赤字迟早要对经济产生影响。但州财政赤字，对经济的打击也许会更大。到下一年度，增税几乎无法避免。所以，虽然目前股市回升，对美国经济的期望，实在不能过大。

200３年２月２３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34节 美国精神的败落

美国精神的败落——从西奥多&#8226;罗斯福到布什

像许多对美国之伟大深具信心的中国人一样，笔者对美国的敬畏，不是因为它的财富，而是因为它的制度和文化精神，以及创造这种制度和文化精神的伟大的美国人。华盛顿，富兰克林，杰弗逊，林肯，两位罗斯福，你就数吧。中国的历史上缺少这样的人，当然也就没有人家的制度和文化。

最近一位读者把西奥多&#8226;罗斯福的一段话抄给英国的《金融时报》，提醒世人：现在是该反省罗斯福的话的时候了。笔者不妨也将罗斯福的“警世恒言”照抄如下：

The things that will destroy America are prosperity at any price, peace at any price, safe first instead of duty first, the love of soft living and the get rich quick theory of life.

笔者不揣愚陋，窃将自己蹩脚的翻译也录于下：

那些将毁灭美国的东西，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繁荣，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安全第一而非责任第一，对柔软的生活的迷恋，以及迅速致富的生活哲学。

如今美军深陷伊拉克，死亡人数已经达400多人，布什一方面要求大家作出牺牲，一方面给他富贵的朋友们减税，号称这样才能振兴经济。如今，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越来越怀疑，经济虽然说已经复苏，但依旧满街萧索，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工怒气汹汹，大款们依然脑满肠肥，充分享受着美国的“自由”，价值上千万的豪宅平地而起。当然，经济可能会迅速好转，伊拉克可能会恢复秩序。但是，你总觉得，美国如今缺了点什么。

笔者恰好是个对新保守主义的原则有同情心的人。美国不打伊拉克则已，如果打就一定要占领下去，直到伊拉克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如果在阿拉伯世界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美国和中东的恩怨就无了结，基督教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仇恨就无法化解。这是个值得努力的事业。美国也有这个实力。最糟的是听从欧洲人的建议，在短期内把政权交给还不知道如何运用民主制度的伊拉克本土势力。试想，如果美国当年占领日本仅一年就走，日本可能是一个民主社会吗？

然而，占领下去，就如布什所说，美国人要付出牺牲。但是由谁付出牺牲？在这一点上，布什的拙劣就显露无遗。要牺牲，不懂民主的中国人也知道，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国难当头，你给最富的人减了税，把穷人的孩子送到战场出生入死，回来又要负担巨大的财政赤字，本来有的福利被迫削减，这算是个什么交易？

布什所代表的，是一种腐败的富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果得势太久，真正的美国精神就会丧失。

过去美国的富人，确实享受着社会的种种优遇和特权，但国家有难时，却常常第一个跳出来为国捐躯。像肯尼迪家族的大儿子，本来是培养选总统的，结果二十几岁就战死沙场。老布什当时也是志愿去当最危险的飞行员，并被日军击落，死里逃生。罗斯福的儿子，也在诺曼底身先士卒。再往上追溯欧洲的贵族传统。丘吉尔是贵族大家的子弟，父亲是国会议员，家里的豪宅如同皇宫一般。可是才过20岁，就放弃豪宅中舒适的生活去追求荣耀，哪里打仗去哪里，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其不要命的英勇让他的左右部属目瞪口呆，称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么不怕死的军官。

人家国难当头能够挺身而出，冒常人不冒之险，作常人不肯作的牺牲，和平时代享受多一些的权力和财富，大家也心服口服。

看看当今的美国。布什称国家在战争之中，但美国历史上的历次战争，富人都作出重大牺牲，富家子弟也纷纷慷慨出征，如今，战争已经打了两年，你见过像肯尼迪、老布什、丘吉尔这样的贵族英雄吗？缺乏这样的英雄，社会崇拜的是施瓦辛格那被药催起来的几百斤肉。因为这几百斤肉，在电影里足以塑造个铁血英雄。有本事，你去伊拉克对着那些亡命之徒抖落抖落你的肌肉？没有真英雄，只有崇拜这种假英雄。这就是当今美国的病症。

再看看布什本人。万贯家财保证他上耶鲁，成了个著名的拿C的公子哥儿。在耶鲁判过卷子的人都明白，不是十足的二百五，要拿个C还真不那么容易。一路拿C就更是人间奇迹了。打仗了，自己躲到得州当飞行员。以后做生意，到哪家公司哪家公司倒霉。自己则奇迹般地一毛不损，甚至小发一笔。当了总统，先给自己的哥们儿减税，转脸又要大家牺牲。你的哥们儿怎么不牺牲？他的理论是：我这些弟兄如果牺牲了，经济就无法成长。看来他得请教邓小平：增长是个硬道理！

看看１００年前的总统罗斯福。他也是个出身显赫的富家子弟，从小一天到晚和特权阶层打马球。他也是个共和党的总统，倚仗富人的势力。但是，他通过自己的政治生涯，超越了自己的阶层的局限。他在纽约当州长时，首先注意到贫民区的危房问题，推动制定法规，保护下层社会的基本生存权利。他不仅首先倡导通过了劳工法，而且是第一个推动环境保护的美国政治家。当了总统，又马上对自己权力的基础开战，代表美国的劳动阶层向富人要“公平交易”（Square Deal），要求财富向社会负责。在他任上，一系列反托拉斯的法案得以通过，分解了北方证券公司（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这样的铁路垄断集团，帮助调解了矿工的罢工，使19世纪末一系列金融丑闻后的美国，得以对财富带来的贪婪有所控制。

罗斯福的好战，绝不在布什之下。在麦金利（McKinley）还当第一任总统时，他就积极游说对西班牙的战争。当了总统后，又推动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卸任后，还努力鼓动美国参与“一战”。不过，当西班牙战争真正打响后，他马上志愿参战，率军攻入古巴，在战场上成为全国的英雄。这种品格，是一个逃兵役的总统所不具有的。当今美国的困境，并不一定证明新保守主义的原则彻底错了。所证明的是，新保守主义要有作为，必须寻找一个有品格的领袖。布什在创造和捍卫自己的权力上有惊人的天分，但是他的眼界超越不了他那贫乏的经历。他的权力如果持续太久，就会给美国带来精神上的没落。

如今的美国，已经很难见富家子弟抢在平民百姓之前去战场上“送死”，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场上，你见不到布什家族的后代。总统早已从罗斯福这样又是战斗英雄又有准科学家的学识的巨人，变成了布什这样又逃兵役又不学无术甚至连个小公司都玩不转的侏儒。要知道，美国的伟大，在于它有一批巨人，并听从这些巨人的领导。如果总是侏儒当道，美国就将不再伟大。

200３年１１月1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