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坐龙椅：明清帝王的风雨人生.上部

坐龙椅：明清帝王的风雨人生.下部

目录

前言 龙椅中人：碎影流年背后的雄心与惆怅

第一章 朱元璋:一个乌托邦的惆怅

朱元璋的1368

从胡惟庸案到蓝玉案

杀人容易 给理由难

对权力进行重新洗牌

朱元璋的乌托邦

路径之别

第二章 建文帝：一个王朝的风骨

帝王的天真

改革直指藩王们痛处

正面交锋

完败

人文之死

第三章 朱棣 的梦想与疼痛

打扫永乐权力场

一个人的舞台

欲望半径

苦不堪言的夏原吉

海面上有什么

第四章 朱高炽：胖子的突围

出局的危险

如履薄冰

解缙的努力

忍

仁者无敌

第五章 宣德：左手宦权 右手相权

只是当时已惘然

恩威并施

梦幻团队

一个王朝的宦气

雄心不再

第六章 英宗：命运节点种种

宦官王振

此消彼长

预警

亲征问题

皇帝成了人质

第七章 景泰：有些底气不足 有些朝不保夕

雁过留声 人过留名

天位已定 宁复有他

两个男人的关系

萎顿的气质

帝国惊变

第八章 英宗皇帝：天顺年间的反攻倒算

天顺元年的春天

模糊的历史真相

命运的翻云覆雨手

机心与机心的较量

邪恶的 也是善良的

第九章 宪宗：矛盾的混合体

危机

阉竖政治

病态的帝国

危险走向

第十章 孝宗：一个皇帝的左支右绌

新时代开始了

走向沉沦

深陷两难

帝国的中衰

第十一章 正德皇帝：黑色幽默 娱乐至死

问题皇帝有点烦

刘瑾上位

诛杀刘瑾

刘瑾之后是江彬

正德游乐史

第十二章 嘉靖皇帝：他比青烟更寂寞

强臣弱君

天意自古高难问

严嵩的红与黑

权力场上的弃子

嘉靖大道场

第十三章 隆庆皇帝：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徐阶的命运路径

高拱的权力人生

张居正和海瑞：世事如棋

生活就是性生活

第十四章 万历：起承转合的转

躲猫猫游戏

神宗和张居正

王朝唱晚

国本之争及其他

乱象丛生

第十五章 熹宗：过渡皇帝的几张面孔

1620年

熹宗的四张脸孔

集体沉沦

第十六章 崇祯：崩溃之旅的孤独君王

伏笔与铺垫

突围形象

性格缺陷

帝国的忧伤

返回总目录

前言

龙椅中人：碎影流年背后的雄心与惆怅

龙椅上的人生，明清帝王的碎影流年，这注定是本惆怅之书，也是纠结之书。

首先，它讲述帝王的雄心，以及雄心背后的惆怅与局限。

以朱元璋为例。洪武七年（1374年）十二月十三日，皇帝朱元璋完成了一项本应该由学者完成的工作：注解《道德经》。没有人知道，朱元璋在此时打开的是他的梦想之门。他心中有一个梦想，朱元璋的乌托邦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人人以《道德经》为行动指南的理想国。没有叛逆和杀戮，有的只是顺从和安居乐业。在朱元璋心目中，《道德经》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所以注解《道德经》的工作非他莫属。这是治国之经，立国之本，是进入朱元璋乌托邦的通行证或者说敲门砖。

在朱元璋的乌托邦中，对贪官污吏的愤恨、惩罚和对农民的亲近是相辅相成的。农民可以用绸、纱、绢、布四种衣料，商人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并且商人在考学、从政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限制。另外为了进一步抬升农民的地位，朱元璋身体力行，亲自在皇宫大院里种植蔬菜，他甚至将“御花园”改名为“御菜园”，可以说朱元璋的乌托邦就是个静态的大庄园，一切自给自足，唾弃商品经济，而在言行举止上，强调用一种思想、一种信仰来规范全体民众的意志和行动，从而让帝国呈现出知足常乐、和谐有序的气质来。

洪武末年，朱元璋的帝国基本上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见祝允明《野记》），似乎回到了周朝礼仪尊严、民风淳朴的时期，相对于元朝后期礼崩乐坏的状况，朱元璋打造的乌托邦令人刮目相看。

此外，朱元璋还热衷于做一件事：修城墙。都城的城墙要修，长城的城墙更要修。朱元璋的雄心由此可见一斑。但惆怅相伴雄心而来，因为龙椅中人朱元璋这样的所作所为类似于农民修院墙，表面上看着气派，实际上挡住的却是一个帝国的视野、雄心和开拓意识。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禁通外番。他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二十七日诏令户部严申交通外番之禁，帝国向外的大门就此紧闭，外贸的屏蔽最终导致了视野的屏蔽，乌托邦中的人在四书五经中近亲繁殖着祖先的思维，帝国的思想被统一到几本枯燥的经书里头，不可能再有什么创新了。

说到底，由于朱元璋观念的局限性，更准确地说是因为龙椅中人普遍存在的闭合思维，导致了东方封闭的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和西方开放的海洋文明、商业文明的路径之别。朱元璋不知道，从他的新朝元年出发，他以及由他的子孙承继的帝国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愈行愈远。1381年，朱元璋下令修建山海关，进一步封闭帝国疆界，当这个乌托邦的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已长达6000多公里时，英国颁布了最早的航海条例，东西方视野之别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朱元璋之后，他的子孙们诏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并于1417年颁行，定为生员必读书时，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个叫达·芬奇的意大利艺术家画出了《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作品。而当隆庆、万历年间帝国意淫小说《金瓶梅》问世之时，莎士比亚的人性作品《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问世了。东西方的思想之别也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1581年，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此前一年，意大利威尼斯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在财税改革的路径上较大明帝国遥遥领先。

由于朱元璋等龙椅中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大明王朝注定不可能天长地久。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身死，明亡。此前四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此前两年，法国B.帕斯卡发明利用齿轮转动进行加减法的计算机。此前一年，意大利科学家E.托里拆利和V.维维亚尼发明了水银气压计。与此同时，那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牛顿出生，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进入了倒计时——东西方文明或者说竞争力之别至此已如天堑鸿沟，不再是任何人力可以阻挡或扭转的。而从这样的时刻回溯，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已经死去二百多年，他在世时对帝国气质、视野、思维的框定终于在此时得到报应，所有的因果轮回屡试不爽，逃无可逃。

总之，在一切皇帝负责制的时代，皇帝由于个人能力、识见的缘故，往往掌控不了全局。可作为历史中枢神经的核心部位，皇帝又不能无所作为，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一个不够称职的董事长带领公司全体员工试图走进新时代，结果往往差强人意。

另外，作为汉人的最后一个王朝，明朝的“问题皇帝”和“试图解决问题的皇帝”都很多，也很有代表性。比如无为而治的万历皇帝和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在历史大困局面前，他们的表现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只能看到面前的问题却看不到背后的实质，只知怨天尤人不懂悲天悯人，这样的皇帝往往会沦为历史的奴隶，被绑架着往前走，何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至于清朝的皇帝更是不易，在“满汉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最终再走向决裂的历史轮回中，清朝的统治活生生就是一个起承转合的历史，清朝的皇帝更是有着起承转合的人生，包括权力，也包括个人情感。特别是道光以降，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多悲情皇帝。他们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屁股下面的龙椅也是摇摇欲坠的。问题层出不穷，情感无所寄托，而囚徒天子光绪，被囚住的不仅是身体，更有自由、思想以及他的爱情。在这些基点上看皇帝，他们玩的不仅仅是权力博弈，也是人生和命运。是抓手，也是被抓手。他们实在是历史的那些冲突点、转折点、铺展点和萎缩点。

不妨以康熙九子夺嫡为例，看看龙椅中人不得不面临的权力与人性的变异。一个皇位，相伴多少牺牲品。不争是争，争也白争。不管争与不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谁叫你生在帝王家呢？如果从“局杀”的角度看清代龙椅中人继承的选择手段、养成制度、更换程序以及危机处理方式等，真可谓龙椅中人都是试验品，没有谁的命运是可以自主的。所以才有顺治出家的传说，康熙选择太子的心力交瘁以及雍正难与人言的无情杀伐。

是龙椅中人错了吗？也许是制度之错。总之这是个“局”。设局者或许早已离开，局中人却厮杀正酣。设局、入局、局杀。就是个游戏而已，愿赌服输。在康熙帝国，储权之所以可以挑战君权，是因为里头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或者说设计。康熙为了培养胤礽的太子意识，特令礼部为其制定相应的皇太子礼节。但胤礽得陇望蜀，对太子权益做出过度追求。比如他当着康熙的面辱骂殴打平郡王纳尔苏、贝勒海善、公普奇等王公大臣，康熙出于维护储权的需要，对此毫不吭声。太子胤礽之所以在挑战君权的路上越走越远，应当跟康熙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关。太子的储权如此之大，自然会对皇帝的权威造成挑战。康熙规定，自己外出期间，在京大臣除去按例将各部院重要政务向他奏报之外，还必须同时禀报值守皇太子。另外康熙在亲征时，经常随带包括太子胤礽在内的6位年长皇子加以历练，令其知兵事。他在太子养成计划中的如是培养，既给了太子问政的能力，又滋长其野心，诚属不当。

通观历史，大明王朝的太子养成教育制度堪称完备，可从“促织（蟋蟀）皇帝” 宣宗到“木匠皇帝”熹宗，嫡长子继承制下产生出来的“问题接班人”层出不穷，令大明帝国日益走向崩盘的境况。胤礽的情况也相类似，在成年后他暴露了人格缺陷，开始表现出对权力欲的特殊嗜好，以至于铤而走险挑战皇帝的权威，大清帝国的稳定性为此大受影响。总之对此类龙椅接班人模式的错位理解，导致了康熙帝国长达三十多年的无所作为，帝国付出惨重代价。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大清皇帝康熙宣布胤礽乃不孝不仁之人，列祖列宗“与朕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胤礽的皇太子称号被废除，康熙将其幽禁在咸安宫。

皇帝康熙无力左右局面，既未能将皇帝权威良性传导，又不能使能力出众的龙椅接班人选们得到信任，双方陷入互疑状态，而那些接班人的潜在人选们以内讧、内斗为能事，帝国再付代价：皇长子胤禔因争储位，谋害太子，被康熙革王爵，监禁，雍正十二年卒；皇二子胤礽二立二废，受禁锢，雍正二年卒；皇三子胤祉因参与太子结党，降为贝勒；皇八子原封廉亲王胤禩因争储位被夺贝勒，并受拘禁；皇十子胤 因参与太子结党，父子反目；皇十四子胤禵因参与太子结党，父子反目……权力与人性的变异悲歌在龙椅内外一再奏响，令人不忍卒听。

事实上，明清两朝，龙椅中人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永琰上位为嘉庆皇帝后，性格过于仁慈和谨小慎微，治国不力，以至于帝国上下贪污腐败层出不穷，他也不能大胆推出改革措施，在帝国亟待转型的时刻坐失良机，诚为憾事。

道光和咸丰这两位龙椅中人的成绩也乏善可陈。道光重用“多磕头，少说话”的大学士曹振镛治国，虽以节俭名世，财政状况却每况愈下——道光二十八年，帝国的户部仅存库银十二万三千九百余两，而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大清户部库银“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最主要的是作为一个大国的皇帝，道光的素质和视野很成问题。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却很好奇“该女主（英国女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很显然这个皇帝在开拓意识和知识储备上是不称职和极其欠缺的。咸丰的情况更是糟糕。首先一点他器量狭小，不肯重用颇有能力的奕和曾国藩，使得帝国危机四伏，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惶惶不可终日。另外和前任道光一样，他作为一个大国的皇帝，素质和视野也很成问题。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下文要各参战部队“参酌施行”詹事府詹事殷兆镛提供的棉被御敌法以及其他匪夷所思的破夷之策，比如鱼网御炮法，成为中外军事史上的笑柄。如此低能的治理能力导致大清帝国危机四伏，咸丰最后未能收拾残局，只得匆匆逃到避暑山庄去避难……

历史不堪回首，明与清，近三十个皇帝，他们的光荣与惆怅，他们那些难与人言或者不为人所知的人生况味，直至今日仍令人掩卷长叹，唏嘘不已。

2017年5月于上海

第一章 朱元璋:一个乌托邦的惆怅

朱元璋的1368

一个数百年王朝兴衰的浮沉线索，有时看似纷繁复杂，看不到出处，但如果耐下性子，究其线头，世人往往会发现，在某一个不经意的年头，某一个不经意的人手中，竟然掌握着历史转折年代的种种玄机。

而1368年，对40岁的中年男人朱元璋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一年，按照《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说法，“中国被一群互争雄长的军人们弄得扰攘不宁。元帝妥懽贴睦尔仍然作为可汗稳坐在大都（今北京）的天子宝座上。占据四川国号夏的小明王明昇仍未被打败，同时，另外一些次要的割据自雄的人物也准备用武力抗拒国家的统一”。

很显然，朱元璋应该是那一群互争雄长的军人们之一。而在24年之前，他只不过是皇觉寺的一个僧人，因为“逢大饥疫，父兄相继去世”，16岁的朱元璋被迫委身于一座寺庙苟且偷生。8年之后，在一块肮脏木牌的提示下，心情复杂的他离开僧人队伍，成为一名首鼠两端、形迹可疑、未获政府承认的军人。朱元璋参加的是元末农民起义军郭子兴的部队，“初为亲兵，后升九夫长”。这是1352年，中国农历壬辰年，未婚青年朱元璋24岁，前途谈不上光明，甚至有些黑暗。因为他参加的是反政府武装，而在当时，这样的反政府武装数目众多，不成气候，大多属于“有今天没明天”的境况。至于郭子兴领导的这支队伍也未见特别之处，很多人之所以投奔他仅仅是为了混个肚皮儿圆，哪怕是短暂的吃饱饭也可以——那个时代，没有谁可以保证谁的明天，“今天还能活着”便是最好的目标。

但朱元璋却在这样的境况中意外触底反弹了，他的人生迎来拐点。这是历史的诡异之处：一个配角甚至是群众演员突然跃升为主角，抢光了其他人的戏，风头一时无两，几乎令所有的剧中人大跌眼镜。当然我们现在仔细梳理一遍的话，一切其实都是有端倪可循的。所谓历史的伏笔若隐若现，是你的就是你的，朱元璋注定逃无可逃，当时的他已然被历史佬儿一眼相中了。

第一处伏笔是他成了郭子兴的女婿。一个外号叫“马大脚”的女人成为朱元璋生命中的福星，助他一直走上“九五”之尊。不过朱元璋成为郭子兴女婿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此，更在于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可以“统其军，被小明王韩林儿授为左副元帅，奉宋龙凤年号，以令军中”，成为一支独立武装的实际领导人。这样的一种改变，毫无疑问让朱元璋有了从配角向主角跃升的空间和可能。

第二处伏笔是儒士朱升向他吐出了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朱升传》） 。这九个字毫无疑问是乱世箴言，价比黄金。朱元璋由此懂得进退之道的要诀在退不在进，隐显之要在隐不在显。这一年是1358年，朱元璋30岁，他率领手下10万人攻克婺州（今金华），俘掳元将帖木烈思等，设浙东行省，偏居一隅，冷眼旁观那些耐不住寂寞、纷纷称王称霸的人相互厮杀，自取灭亡。

第三处伏笔是朱元璋招纳刘基、宋濂等为谋臣，并采纳刘基的建议，确定“先灭陈友谅，后攻张士诚，统一江南，再北上灭元”的方略，从而构建并实现其朱氏建国路径图。1363年，朱元璋在鄱阳湖战役中击杀陈友谅，歼灭了他的几十万部队。次年，朱元璋在应天即吴王位。不久，率军西征武昌，逼迫汉帝陈理（陈友谅子）投降。又过三年，朱元璋攻克平江，俘掳张士诚，随后命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北征。这一切的进程全在刘基的设计当中。如果说妻子马大脚是朱元璋生命中的福星的话，那谋士刘基更是他的大福星。

现在，40岁的中年男人朱元璋站在1368年的时间门槛上，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因为1368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起承转合”的开始。正月初四，朱元璋在百官的劝进和拥戴下，在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改元洪武；二月十一日，他下令恢复唐制衣冠。很有从衣冠开始，开一代风气的意思；八月初九日，朱元璋更定六部官制，以为新朝的权力机构定轨……这一年，僧人出身的朱元璋就像以往那些朝代的开国皇帝那样，依样画葫芦为朱家王朝定规矩、画方圆。他有些得意，有些张狂，就像人间行乐图中，只有他朱元璋是唯一的大主角，也只有他一人可以抵达高潮。

从胡惟庸案到蓝玉案

一丝不安的气息从胡惟庸上台接替李善长做丞相开始呈现。刘基这才知道，自己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无足轻重。

此前，这个浙江青田人曾向朱元璋献建国策并最终大功告成，但朱元璋开国封赏时刘基却仅为诚意伯，封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岁禄二百四十石。岁禄二百四十石是什么概念呢？与韩国公李善长相比，后者的岁禄是四千石，几乎是刘基的二十倍了。

当然物质上的比较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信任。朱元璋建国伊始，似乎对刘基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感。他向后者咨询丞相人选，在对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一一否定之后，朱元璋甚至表达了拜刘基为相，以取代左丞相李善长的愿望。但显然，这只是朱元璋做出的一个姿态而已，因为很快，谜底揭晓，浮出水面的那个人是胡惟庸。胡接替李善长做了丞相。这样的游戏朱元璋毫无疑问是玩得很纯熟了——可以虚心请教，但是坚决不听。由此，刘基发现自己走入了一个凶险之境，因为他很有可能被朱元璋出卖，使胡惟庸获知自己对他的评价。

刘基是个对君主不用心的人，所谓“不用心”其实是褒义词，意思是不使心计，不耍小心眼。当朱元璋向他咨询胡惟庸的为人时，刘基如是回答：“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意思是胡惟庸像一匹劣马，如果叫它驾车，必然会翻倒。可面对这样的评价，朱元璋还是置若罔闻，依旧将大明帝国交给这匹劣马去管理，由此，刘基明白，自己该开路了，否则后果很严重。刘基选择在洪武四年急流勇退，回青田老家避祸，以度余生。

朱元璋随后果然出卖刘基，因为胡惟庸很快就知晓后者对自己的“恶评”，并及时做出反应，称地方官员报告，刘基在老家看风水，找到一块颇有“王气”的风水宝地以建造自己的坟墓，其心可怖、可恨、可杀。由此，新朝的政治斗争在朱元璋有意无意的导演下惊心动魄地展开，他抓住这个官员间相互攻讦的机会，借胡惟庸之手除掉刘基，就此揭开新朝政治大清洗的序幕。

谁都没想到，刘基之后是胡惟庸。朱元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其机心得到了最充分、最残酷的表演和展示。刘基在洪武八年神秘去世，五年后，朱元璋屠刀举起，开始诛杀左丞相胡惟庸。在此前一年，朱元璋的杀人表演有一个预热的过程：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报告：刘基中毒而死，右丞相汪广洋清楚其中内幕，却故意隐忍不报，他的事君忠心到哪里去了？朱元璋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贬汪于广南，旋即赐死。毫无疑问，汪广洋的死是一个信号，朱元璋向胡惟庸开刀的信号——刘基中毒而死，谁干的？我让你干了吗？胡惟庸百口莫辩。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以“图谋不轨”罪诛杀左丞相胡惟庸，胡一家三族被诛，除此之外，多名官员涉案，因胡惟庸案被杀的人多达15000人。

但15000这个数字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洪武十三年也不是案结的时间而是案发的时间。因为朱元璋的耐心足够长，机心也足够锋利。他的目光投向已经退隐的李善长。李善长自从交出相位后一直韬光养晦，不问政事。朱元璋将目光投向他，目的是什么呢？

十年后，朱元璋给出答案。他批评李善长“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那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朱元璋的耐心走到了尽头。他指使亲信收买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令其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的“事实”。历史在这里展现了残酷的一面，已经77岁的李善长及其家族七十余人因为家奴卢仲谦的告发而被杀，另有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涉案被杀。朱元璋杀到最后，甚至把助其事业成功的“浙东四先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全都干掉（刘基当然是早死早解脱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因李善长案被株连的官员高达三万余人，帝国一时间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或许可以列出一份因胡惟庸案而死亡的主要人物名单，当然这样的名单绝对是不完全的，他们是——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宣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舁、申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大将毛骧、李伯界、丁玉和宋濂的孙子宋慎等，宋濂最后也未能幸免，他是贬死在四川的茂州，成为朱元璋政治大清洗的又一牺牲品。据事后统计，胡惟庸案加上随后的李善长案，共有45000多人失去性命。朱元璋新朝以其血腥的气息告诉世人，僧人皇帝可出世，可入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勘破生死，玩得那叫一个“狠”。

当然高潮还未来到，屠杀仍将继续，下一个出局者是蓝玉。蓝玉是常遇春的妇弟。洪武十二年封永昌侯，后封凉国公。朱元璋将他比作卫青、李靖式的人物。但是在李善长死后第三年，也就是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琐告发蓝玉谋反，真反假反当然已成历史的迷雾，重要的是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有所作为了。他借口蓝玉和一些人趁其出宫耕种耤田的时候试图杀害自己，宣告其谋反罪名成立。于是又一通大屠杀或者说政治大清洗开始了。蓝玉先被除掉了，随后有一公、十三侯、二伯送了性命。再随后有15000人被杀，朱元璋通过蓝玉案，几乎把跟着他打天下的将领一网打尽。

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朱元璋实施政治大清洗的两大案。通过这两个大案，朱元璋差不多让百分之八十的开国功臣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但是肯定还有漏网之鱼。对那些有幸躲过此二案的开国功臣，朱元璋如何对待呢？他采取了一一收拾的策略。洪武八年，德庆侯廖永忠死；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父子死；洪武十七年，临川侯胡美死；洪武十八年，徐达死；洪武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兴死；洪武二十七年，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颍国公傅友德死；洪武二十八年，宋国公冯胜死。他们都是“被死亡”，虽然罪名各异，但都是朱元璋权力意志的体现——不死不行。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徐达之死，通过徐达之死或许我们可以看清朱元璋的欲望之花是如何“灿烂”绽放的。徐达其实是跟着朱元璋起兵的元老。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回老家招兵，徐达就跟随其左右了。几十年来徐忠心耿耿，战功赫赫。朱元璋曾称赞他“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货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并推为开国功臣第一。难得的是徐达为人恭勤谨慎，不骄不躁，很难让朱元璋痛下杀手。但朱元璋最后还是下了杀手，虽然他的杀招比较委婉，透着曲径通幽的意思。

洪武十八年，已经交出兵权回老家安徽凤阳养老的徐达生背疽，一时痛苦难当。朱元璋知道消息后，派人前去探望，并特赐蒸鹅以示“关怀”。 背疽患者最忌吃蒸鹅，否则会有性命之忧。徐达当然明白朱元璋的“关怀”是什么——到底还是不放心自己啊，哪怕已交出兵权，远离都城偏居一隅。徐达最后的选择是流泪吃下蒸鹅，几天之后去世。

至此，朱元璋完成了他的屠杀表演。从僧人到皇帝再到屠夫，身份复杂的朱元璋让很多人看不懂。这个男人究竟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才能让其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举动呢？他是自毁长城还是再造长城？毫无疑问这一切都需要一个解释，合乎情理的解释。

杀人容易　给理由难

太子朱标也需要解释，父亲朱元璋给了他一个解释。

那还是在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案发，被株连的官员高达三万余人，朱元璋大开杀戒，一时间血流成河。太子朱标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嗜杀。帝国的人心是杀出来的吗？当初父亲给他安排的太子教育中，排在首要的一条是“仁”，所谓能仁才不失人心。但很显然，朱元璋的所作所为与此背道而驰，所以太子朱标需要获得一个解释。

朱元璋没有给他解释，而是给他一根荆棘。他将这根荆棘随手扔到地上，叫朱标捡起来。毫无疑问，太子朱标不敢去捡，因为荆棘上的刺太多，扎手。朱元璋当头棒喝：刺多，不好下手。我先下手帮你弄干净了，你不就可以捡了吗？！

这真是辩证法，治国如拾荆棘，不去刺无以收拾，而要行仁政，则必须先施暴政。朱元璋以中国农民式的质朴与思维行事，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声名，以成全儿子仁政名声的“壮举”。似乎可以这么说，他的残暴里有大爱，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大爱。当然这样的大爱在几万条性命面前已然变得无足轻重。说到底还是私欲罢了。

或许朱元璋自己也不想杀那么多人的，都是开国功臣，杀伐太剧的话新朝的稳定会成问题。所以有那么一两次他还是手下留情了。收买人心也罢，良心发现也罢，朱元璋到底放过了两个人的性命——一个是汤和，一个是朱升。汤和是朱元璋的发小，两人一起在牛背上长大，又一起“参加革命”，经受了生死考验。当然这不是朱元璋心慈手软的凭据，最主要的一点在于汤和知进退。在徐达、常遇春都死在朱元璋手上之后，汤和主动交出兵权，并对朱元璋说了这样一句话：“臣老矣，愿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汤和如此的知进退最终为自己换来寿终正寝的结局。他是老死在中都的，死在朱元璋为其在中都盖的大房子里，真可谓“君臣两相宜”而不是“君臣两相疑”的典范了，只可惜这样的典范实在太少。

与汤和命运相似的人是朱升。朱升就是那个曾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谋士。世上谋士分两种：一种是谋他不能谋己；一种是谋己不能谋他。朱升是第三种，既谋他又谋己，既谋国又谋身。在为朱元璋谋得天下后，朱升开始为自己谋一个“全身而退”。早在洪武三年（1390年），朱元璋还没有大开杀戒之时，朱升就提出了退休的申请，请求告老还乡。这是一种远见卓识，谋士朱升厉害就厉害在对人性的洞察细致入微——朱升告老还乡时，求得朱元璋“免死券”一张。凭着这张“免死券”， 朱升活到72岁，寿终正寝。但他儿子朱同却未能寿终正寝，最后死在朱元璋的手下。因为“免死券”只保朱升不保朱同——任使朱升谋略盖天，也只能保自身一人平安罢了，而朱元璋的机锋因为一两个生者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彰显。

历史的因果总是耐人寻味的，每一起命案都各有各的缘起缘灭。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案发后，朱元璋杀了三万余人，对新朝有可能存在威胁的开国功臣基本上都收拾干净了，应该说为太子朱标今后的治国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环境。此时，离蓝玉案发还有三年时间。没有证据表明蓝玉案是一定要发生的，如果时局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但世易时移，两年后（1392年），太子朱标意外病死，16岁的朱允炆（朱标长子）成为皇储，而大将军蓝玉破哈剌章营，缴获人畜六万，回京后进封凉国公，功劳一时无两，实力也一时无两。此时的朱元璋65岁，深感自己百年之后，皇孙朱允炆不可能是蓝玉的对手（蓝玉是否会反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朱允炆同处一个时代，这个很要命），蓝玉案便势在必然地发生了。而蓝玉身后的15000条性命将注定成为这场阴谋的牺牲品——每一起命案都各有各的缘起缘灭，蓝玉案毫无疑问是最好的注脚。

虽然朱元璋的杀戮有着自己极大的私欲，但每一次他都会给出一个貌似有说服力的理由，让被杀者可以闭上双眼，不至于含恨死去，也让旁观者得以心服口服，不至于对新朝的稳定造成威胁。但世上事杀人容易给理由难，特别是要给近十万的被杀者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不是一般的难。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被杀，朱元璋给出的理由是 “（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个罪名的确很重，但监察御史解缙却对此提出质疑——既然李善长是元勋国戚，那他帮胡惟庸谋逆最好的结果无非也就是做一个元勋国戚，总不能做皇帝吧。既如此，他何苦要这么折腾呢？再一个，当时的李善长已经77岁，有没有精力折腾暂且不提，即便折腾成功了，又能享几年福？解缙的质疑可谓鞭辟入里，令朱元璋辩无可辩，只是解缙深知朱元璋杀心太盛，不敢亲自奏呈，因此他写的这份《论韩国公冤事状》，是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的——好在这一回的结局不是太悲剧，朱元璋在解缙强大的逻辑链条下找不出回击的由头，没有让此二人（解缙、王国用）坐罪，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对权力进行重新洗牌

李善长含冤被杀从一个侧面暗示了朱元璋为了实现“家天下”的私欲可以杀戮任何一个他认为该杀的人，并且无须正当理由。但对朱元璋来说，杀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杀死制度”，那些约束皇权、挑战皇权的制度。并且朱元璋通过一次次有预谋的杀人行动，巧妙地将制度杀戮引进其中，从而完成了新朝在“家天下”路径下的洗礼，血的洗礼。

洪武九年，离胡惟庸谋反案发还有四年时间，朱元璋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件事情：将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此时在中央有中书省，地方有行中书省。中书省权力极大，统领百官，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事务，所以中书左丞相胡惟庸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毫无疑问这是个危险的信息，起码在朱元璋看来是这样。但朱元璋没有直接拿中书省开刀，而是自下而上地变革，改变行中书省的名称与职能，由此架空中书省的权力延伸，以便将其孤立起来进行切割。第二年，也就是洪武十年，朱元璋下令“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这个“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以后官员们的奏章直接递给他朱元璋就行了，别同时也给丞相一份。如此，中书省的权力被压缩了。朱元璋通过此举，切断了中书省与诸司官员间的联系，并直接向丞相发出警告——他要收权了。这一年六月十一日，朱元璋还干了一件事。他对中书省臣说：“你们应令天下臣民，凡愿上书奏言的，实封之后，直接送到我这里。我将一一阅览，择其善者付诸实施。”这就是所谓的“洪武十年奏言实封直达御前”事。这一事件伴随“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事件同时发生，曲折地表达了朱元璋的权力焦虑和信任缺失。这个王朝的官僚机器以及官员阶层，不再值得他信任了，他对他们的情感反应从此转向疑虑、恐惧和弹压。

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动手，左丞相胡惟庸案发，随即被杀。十一日，朱元璋发布了一道具有历史意义的旨令：罢除中书省，从此不设，废除左右丞相及其一切属官，只保留中书舍人一职。由于这道旨令意义重大，朱元璋给出的解释也就比较详尽。他首先表明：“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意思是丞相这玩意儿不是自古就有的，在定义上取消它的先天合法性；然后朱元璋认为“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丞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这一说法从反面论证丞相制度的设立弊大于利，不设比设好；紧接着朱元璋回答了“没有丞相怎么办”的问题——朱元璋的制度创新或者说制度设计就是取消中间环节，大权一归朝廷。朝廷是谁，是朕，也就是他朱元璋；最后为了防止丞相制度的死灰复燃，朱元璋对百官进行了警告和威胁，也为朱家后嗣皇帝立下规矩：“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奏请的，置之重典。”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朱元璋关于丞相制度变更的语录被录于《祖训》当中，成为明王朝始终奉行不渝的圭旨。

其实，朱元璋的制度创新或者说制度设计里不仅包含制度杀戮，也包含制度引进。在消解丞相制度的同时，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引进了五军都督府。这是他在军事权力制约与集中方面的一个全新实践。此前，朱元璋的最高军事统帅部是大都督府。大都督府的大都督一人掌管全国兵马，是军事领域的“左丞相”。朱元璋自然不能容忍此类人物的存在，便撤销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一个大都督变身五个权力均等、互相制衡的都督，以效忠于大皇帝为荣，以私下结盟谋逆为耻。如此，朱元璋高枕无忧了。

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说是朱元璋的天才发现，也是他的政治安眠药，确保其可以睡好下半辈子。当然朱元璋的政治安眠药不止一颗，他需要每个领域都来上那么一颗。体现在司法领域的一个制度设计便是大名鼎鼎的锦衣卫部门在洪武十五年得以确立，此时距胡惟庸被杀已经过去两年时间，离蓝玉引颈就戮还有十一年时间。那么蓝玉的死与锦衣卫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洪武十五年和洪武二十六年是否注定了一个人的宿命与一种制度的遥相呼应？答案是肯定的。

锦衣卫一出场便是怪诞的存在，首先是它的着装阴阳渗透，可谓喜气里透着杀气，生死互易只在一线间。其次是它的地位很穿越，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明代司法系统呈“三法司”格局，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刑部掌管所有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都察院负责纠察百官治案，大理寺则对具体案件的审理结果进行修正。这样的独立审判与相互制约制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但锦衣卫上来后便“踢开党委闹革命”，一切司法程序都不在话下了。这无疑是一种制度践踏，可朱元璋默许甚至鼓励这样的制度践踏。朱元璋要的就是人人惧怕，令公权力全部归零到他的私权力中，以保证他的“家天下”目标不会遇到任何挑战。

如此，洪武二十六年蓝玉的死便成了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这一年，蓝玉从漠北胜利归来，在夜经喜峰关犯了一个胜利者经常会犯的错误——骄傲。因为守关者反应迟缓，他骄傲地下令轰开城门，破关而入。蓝玉如此轻率的行为，导致锦衣卫指挥蒋琐告其谋反，在非正常的司法程序下，蓝玉“十月狱具族诛”，有冤都没地方说去。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朱元璋的制度杀戮终于以一种血腥的方式对权力进行重新洗牌。随后，“蓝玉案”引发的15000人的鲜血强化和印证了这一结果。朱元璋终于无敌了。

朱元璋的乌托邦

现在，皇帝朱元璋一身戾气地站在了我们面前。他刻薄寡恩，睚眦必报，只要结果，不问手段，治大国如煮火锅，玩的就是高温、高压、一锅炖。总之这个人的形象看上去清晰可辨，毫无隐私可言，是个扁平人。但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如果转过身去，朱元璋是否会呈现出他截然不同的另一面？历史总是耐人寻味，也总是出人意料。

洪武七年（1374年）十二月十三日，朱元璋完成了一项本应该由学者完成的工作：注解《道德经》。事实上作为一个自学成才者，朱元璋或许有这个能力完成此项工作，就像在洪武元年发表的若干谈话一样，他是个悟性极高的人。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的动机——朱元璋一方面构置冤狱，大开杀戒，实行“法家之治”，另一方面却在灯下皓首穷经，劝人向善，实行“道家之治”。他为什么要亲自干这件事？在道法之间，朱元璋的底线又在哪里呢？

没有人知道，朱元璋在此时打开的是他的梦想之门。他心中有一个梦想，梦想伴随杀戮而生，朱元璋的乌托邦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人人以《道德经》为行动指南的理想国。没有叛逆和杀戮，有的只是顺从和安居乐业。在朱元璋心目中，《道德经》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所以注解《道德经》的工作非他莫属。这是治国之经，立国之本，是进入朱元璋乌托邦的通行证或者说敲门砖。

朱元璋的乌托邦版图辽阔，在这个乌托邦中，朱元璋呈现出来的形象是一个亲民特别是亲近农民的仁者。洪武五年十二月，朱元璋在南京三山门看见几个农夫在护城河里的冰水中捞工具。他立刻下令赏给这些农民锄头和工具，同时派人将那些整治农民的督工官吏痛打一顿。随后朱元璋下令，南京所有服役农民一律停役回家。在朱元璋的乌托邦中，对贪官污吏的愤恨、惩罚是和对农民的亲近相辅相成的。这当然起源于朱元璋的出身和他最初朴素的阶级情感，哪怕在身为统治阶层的第一代言人之后，朱元璋还是本能地保持着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原始冲动。为了惩治贪官污吏，朱元璋甚至下令在将他们处死后剥皮塞草，做成稻草人，以为后者警戒。而在其任内处理的两大贪案，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元璋爱憎分明的统治观：

郭桓案。洪武十八年发生了郭桓案。户部侍郎郭桓贪污，倒卖官粮。据朱元璋查实，郭桓直接贪污七百万石粮食，加上各种各样的折扣、钞，共计二千四百万石。此案牵连极广，从户部到十二布政司无不涉及，朱元璋发现后出手极狠，诛杀无数，《明史》记载说，“天下中人以上之家，破产大半”，这样的打击不可谓不狠。

驸马欧阳伦案。欧阳伦是朱元璋的女婿，因为走私当时的战略物资茶叶且非法闯关而被告发到朱元璋处。在怎么查处驸马案上，朱元璋起初还是颇费踌躇的，因为欧阳伦的妻子是安庆公主，系高皇后马氏所生的女儿，也是他朱元璋最亲的人。杀还是不杀，朱元璋面临情与法的考验。但最后为了他的乌托邦之梦，朱元璋还是忍痛杀了驸马欧阳伦。世人一时为之震惊。

在朱元璋的乌托邦中，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商人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并且商人在考学、从政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限制。另外为了进一步抬升农民的地位，朱元璋身体力行，亲自在皇宫大院里种植蔬菜，他甚至将“御花园”改名为“御菜园”，很有“我是农场主我怕谁”的意思。所以朱元璋的乌托邦可以说就是个静态的大庄园，一切自给自足，唾弃商品经济。而在言行举止上，强调用一种思想、一种信仰来规范全体民众的意志和行动，从而让帝国呈现出知足常乐、和谐有序的气质来。

每月初一和十五，朱元璋都要举行乡村教育运动，教育村民要“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由此，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朱元璋的乌托邦初见成效。洪武末年，朱元璋的帝国基本上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见祝允明《野记》），似乎回到了周朝礼仪尊严、民风淳朴的时期，相对于元朝后期礼崩乐坏的状况，朱元璋打造的乌托邦令人刮目相看。当然这里面的原因细分起来有两种：一是他的调教功夫了得，整个帝国的思想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严刑峻法打击了贪官污吏，使得国风、官风趋向正统和廉洁，朱元璋的帝国便不可能不变得“冰清玉洁”。

与过往那些王朝相比，朱元璋的新朝显得如此强悍和与众不同。但是危险也如影随形，在随后的岁月，朱元璋乌托邦的破绽逐渐触目惊心，并发出可怕的断裂声，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一个王朝的气质与走向。在接下来近三百年的时间路径中，一幕幕悲剧无需彩排便接踵上演，而朱元璋及其子孙们却只能无可奈何、防不胜防，令人唏嘘不已。那么，到底是在哪个环节或者程序上出错了，才导致帝国走上悲情之旅呢？最后的答案有待揭晓。

路径之别

说到底还是制度之错。

当朱元璋陶醉于他的乌托邦礼仪尊严、民风淳朴之时，他其实没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礼仪尊严是指等级森严，而民风淳朴则是民风肃杀的曲折表达。那些貌似事半功倍地构筑他理想之国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失效期或者说病毒程序。利弊杂糅之间，帝国的隐患已是呼之欲出。

洪武九年，山西平遥县县学训导（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叶伯巨上书朱元璋，直指朱元璋“用刑太繁”，对官员杀戮太狠。昨天刚升的官，今天就把他杀了，搞得“天下臣民莫之适从”。所以在朱元璋的新朝做官，很多人做的不是官，而是恐惧。因为朱元璋每天都要杀人，区别只在于多和少而已。朱元璋杀人的一个重要暗示在他的玉带上。据说他上朝时如果将玉带勒到腹下，那就预示着他这一天心情不爽，肯定要杀很多官员；反之如果他这一天把玉带系在胸前，那大约表示他心旷神怡，不会杀很多人。

在这样的肃杀背景下，众多的洪武朝官员每天都战战兢兢，以死囚的心态对待自己。特别是在四大案后，数万官员被杀，那些侥幸活着的官员不清楚自己哪一天也会人头落地，便每天在上朝前和家人诀别，吩咐后事，做好不归人的打算。如果下班后还能活着回来，那真是喜事一桩，要举家庆贺了——做官做到如此地步，也算亘古未有。

为说明朱元璋杀人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或许可以引用某条史料加以说明：洪武某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戴死罪、徙流罪办事者358人。也就是说364人全都该杀，只是因为杀光了没人干事，只好戴死罪、徙流罪办事。但让朱元璋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即便他这样广泛而深刻地杀人，贪官污吏仍层出不穷。他最终也只得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不知道其中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事实上，朱元璋的制度性杀戮从一开始就原因复杂，包含着公私兼顾或者以私废公的因素，特别是在政治谋杀这一点上。朱元璋杀人越多，人心越荒凉，官员的恐惧和仇恨心理也随之增长，加上其心魔作祟，可杀官员便层出不穷，杀也杀不尽了；而在对待贪官污吏上，朱元璋一开始的制度设计就把众多的官员特别是中下层官员置于铤而走险的境地，逼迫他们不贪便无以做官。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九日，朱元璋定百官俸禄数额，规定正七品只有区区七石五斗，正九品更只有可怜的五石五斗！毫无疑问这样一点儿俸禄在官场潜规则面前只是杯水车薪，为了能将洪武朝的官做下去，众多官员不得不铤而走险，在制度缝隙间求生存。由此著名的空印案浮出水面，而朱元璋又借此大开杀戒，表演了一把他的清廉秀，却最终收效甚微——官场腐败现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不能不说都是制度惹的祸。朱元璋成也制度，败也制度，却到底弄不清自己错在哪里，实在是一个悲剧。

官风一片肃杀，民风同样肃杀。虽然朱元璋的新朝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隐藏其间的深层次问题却是民众的不敢为与不能为。这是个笼子里的帝国，朱元璋规定了笼中人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表情和动作。百姓们表面上安居乐业，其实却是行动权、思考权、迁徙权受限。朱元璋的乌托邦是静止凝固的一潭死水。死水里甚至没有微澜，有的只是腐败的气息和无可奈何的麻木不仁。朱元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意思是你们互相监督，谁都别跑到外面去惹是生非，否则就作为罪犯关押起来。朱元璋还热衷于做一件事：修城墙。都城的城墙要修，长城的城墙更要修。这样的所作所为类似于农民修院墙，挡住的却是一个帝国的视野、雄心和开拓意识。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禁通外番。他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二十七日诏令户部严申交通外番之禁：“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严治其罪。”帝国向外的大门就此紧闭，外贸的屏蔽最终导致了视野的屏蔽，乌托邦中的人在四书五经中近亲繁殖着祖先的思维，帝国的思想被统一到几本枯燥的经书里头，不可能再有什么创新了。

说到底，这是东方封闭的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和西方开放的海洋文明、商业文明的路径之别。朱元璋不知道，从他的新朝元年出发，他以及由他的子孙承继的帝国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愈行愈远。1381年，朱元璋下令修建山海关，进一步封闭帝国疆界，当这个乌托邦的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已长达6000多公里时，英国颁布了最早的航海条例，东西方视野之别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朱元璋之后，他的子孙们诏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并于1417年颁行，定为生员必读书时，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个叫达·芬奇的意大利艺术家画出了《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作品。而当隆庆、万历年间帝国意淫小说《金瓶梅》问世之时，莎士比亚的人性作品《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问世了。东西方的思想之别也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1581年，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此前一年，意大利威尼斯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在财税改革的路径上较大明帝国遥遥领先。

或许应该着重关注一下大明帝国最后的日子，关注一下最后日子里的中西方异事异相。 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身死，明亡。此前四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此前两年，法国B.帕斯卡发明利用齿轮转动进行加减法的计算机。此前一年，意大利科学家E.托里拆利和V.维维亚尼发明了水银气压计。与此同时，那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牛顿出生，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进入了倒计时——东西方文明或者说竞争力之别至此已如天堑鸿沟，不再是任何人力可以阻挡或扭转的。而从这样的时刻回溯，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已经死去二百多年，他在世时对帝国气质、视野、思维的框定终于在此时得到报应，所有的因果轮回屡试不爽，逃无可逃。

但究其实，朱元璋在世时就已经感受到种种报应了。朱元璋废相后不久便发现，他摆脱了制度的桎梏，自己却被桎梏住了——他既是皇帝，也是日理万机的宰相，每天营营役役，苦不堪言。《春明梦余录》中记载朱元璋每天需要批阅文件约20万字，处理事务400多件。可以这么说，在制度杀戮中，朱元璋成功地杀戮了制度，也在某种意义上杀戮了自己。虽然到最后他为了减轻重负，建置四辅官来分担事务，却终因所用非人而无济于事，让自己不折不扣沦为了制度的奴隶。

朱元璋的制度之锢不仅仅表现在废相后遗症上，还表现在他大刀阔斧改革后的每一个领域几乎都产生了致命的反弹或者说副作用。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二十九日，因为一个久事内廷的宦官言及政事，朱元璋严惩不贷，并且立法规定“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但在他身后，帝国的宦官专权现象愈演愈烈，正统王振专权、正德刘瑾专权、天启魏忠贤专权，搅乱了朝廷的权力格局，也使得朱元璋的乌托邦走向褪色和混乱不堪，一个因果轮回已是清晰可见；而更严重的制度弊病还在于朱元璋确立的分封制度与宗藩政策。朱元璋生有二十六个儿子，他分封了二十四王，朱元璋当然明白汉代分封之后所产生的七国之乱恶果，只是那时已惘然。朱元璋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造骨肉兄弟间的反，但历史的残酷性却在明帝国毫无悬念地上演，这些领有军队的藩王拥军数万，人人心中有一个隐秘的梦想——只要时机成熟，他们愿意像父亲一样，为了梦想而奋斗。

这样的制度之弊让朱元璋的良苦用心最终化为泡影。在他死后不久，燕王朱棣开始“清君侧”，剑指朱元璋生前选择的帝国继承人朱允炆。乌托邦硝烟骤起，一切的制度设计都被推倒，重新洗牌。而朱元璋生前犯下的错误此时呈现得格外清晰：早在洪武九年，那个平遥训导叶伯巨就上万言书，指出朱元璋分封之弊，“如此封建，恐怕数世之后，尾大不掉。若削地而夺其权，则生怨望，甚至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他甚至准确地预见了日后造反之人必是燕王朱棣。但当时的朱元璋却认为叶伯巨“间吾骨肉”，将他关了起来，直至死于狱中。这是朱元璋在分封制度与宗藩政策上所犯的一个错误：没有及时修订政策，未能防范危机的发生。朱元璋在此问题上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生前杀戮太剧。四大案后，帝国再无可以力挽狂澜之将才，也就不可能辅助他的皇太孙朱允炆去保卫其政权合法性，“靖难”最终以建文帝朱允炆败亡，朱棣夺得皇位而告终。朱元璋的乌托邦至此完全变色，而他曾经倡导的《道德经》治国梦也只能成为明日黄花，朝花无法夕拾了。

一个帝王的杀戮与梦想最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暴力收场，正所谓成也杀戮、败也杀戮，而梦想在不经意间，偷偷换了人间。

第二章 建文帝：一个王朝的风骨

帝王的天真

很多年后，那个名叫朱允炆并最终不知下落的人，会不会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静静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的个人理想与其一度掌控的王朝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

1398年，朱允炆21岁。这个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懿文皇太子朱标的次子，此时走到了人生拐点。他获得一个机会，以他的理想去点燃帝国的梦想。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内向和忧郁的思考者；在此之后，这个21岁的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想成为行动者，为其接手的王朝涂上一层温情的色彩，规定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

当然，朱允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还站着三个人：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这一年，太常寺卿黄子澄39岁，兵部尚书齐泰年龄不详，翰林院侍讲方孝孺41岁，所谓年富力强。这些人共同组成一个团队——儒家治国团队。从这一年出发，到1402年止，在差不多四年的时间里，朱允炆和他的团队尝试进行了儒家治国的实践。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竟然是一次生死实践——四年后，朱允炆和他的建文王朝就被其叔叔朱棣从历史的花名册中悄然抹去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建文帝朱允炆生死成谜。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不仅身死，还祸连亲族，一个王朝的信仰或者说理想以人文主义色彩高调开场，最终却以暴力美学的方式血腥收场，此后长达22年的永乐王朝加强了朱棣式的暴力美学风格，并且与朱元璋铁血般的洪武之治遥相呼应，温文尔雅的建文帝朱允炆夹在两个强悍男人中间最终成为失败皇帝，似乎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必要——唉，历史总是令人惆怅……

但是，历史不仅仅是一部权谋史和政治史，也不仅仅是暴力美学的大舞台。闪耀在血腥背后的那一丝黯淡而微弱的人性之光，那一些对文化、文人、文明的最初尊重，却恰恰构成了历史最值得说道的亮点与节点。当朱棣“靖难之役”功成大开杀戒时，建文王朝正面迎击的悲壮姿态以及姿态背后的文化、文人与文明的力量令人肃然起敬。这是当时已然不在现场的朱允炆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在此之前和之后，这样一种对抗或者说文人的尊严几乎不可能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回溯建文帝和他的王朝，那是“颇有深意存焉”。

因为它展示了一个帝王天真般的青春洋溢，他的生涩、决绝、自以为是和大悲悯、大感动。与朱元璋的老辣和朱棣的狠毒相比，青春皇帝朱允炆在转瞬即逝的四年时间里呈现了他的纯粹和理想主义情怀。这样的皇帝或者说男人，毫无疑问是令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的。

改革直指藩王们痛处

1398年是生死相依的年头。这一年明太祖朱元璋死了，明宣宗朱瞻基出生。越南陈朝顺帝死了，少帝即位。当然对朱允炆来说，他也面临着即位的问题。但世间事继承与背叛相反相成。朱允炆继承了朱元璋的皇位，却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其执政理念，尤其是朱元璋念兹在兹的暴力美学。这样的一种背叛似乎和朱允炆团队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

我们来看一下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三人的学历背景和素质养成。黄子澄，洪武十八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升修撰，伴读东宫，精通四书五经；齐泰，洪武十七年举应天乡试第一，第二年举进士，授礼部主事。曾因为官九年而无过失被朱元璋赐名泰。洪武三十一年提为兵部尚书。《剑桥中国明代史》评价他“是一位对经书学有大成的学者，特别精于礼和兵法”；方孝孺，师从著名学者、有“开国文臣之首”称号的翰林学士宋濂，系建文帝的老师，倡导按照《周礼》更定官制，被明成祖手下的第一谋士姚广孝称之为“天下读书的种子”——这样的三个人组合在一起，便顺理成章地构成建文帝朱允炆以儒治国、以礼治国的梦幻团队。

于是，对朱元璋暴力治国美学的反动或者说纠偏开始了。我们仿佛看到，那个忧伤的年轻人从1398年开始，情不自禁地以一个书生的眼光去打量他眼中的帝国，并试图有所作为。《明史·刑法二》记载说：“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建文帝将其治下的囚犯人数一举减至朱元璋时期的三成左右，很有“构建和谐社会，从牢笼开始”的意思。

不过最重要的改变还在于制度设计上。建文帝的制度设计相对于朱元璋的制度杀戮，实际是一种执政理念上的颠覆或者说修正。此时的方孝孺大展宏图。他言必称《周礼》，醉心于复古，醉心于以《周礼》制度重新界定大小诸司的品级和阶勋。在他提议下，建文帝重新规定官制：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位列侍郎以上。这是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建文帝第一次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毫无疑问这个地位比任何文官的品级都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建文帝加强文官之治的开始，他尝试着把权力重新交还给六部尚书，而不是像朱元璋那样大权独揽。另外建文帝还扩大国子监和翰林院的职责和人员编制，从教育和训练太子及诸年幼王子方面入手，普及儒家文化，希望以“修齐治平”理论来治国和治民。建文帝规定：亲王对自己的老师要以礼相待，谈话时，老师不必称臣，可以只称姓名。应该说这是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和率先垂范。

建文二年正月，建文帝做了另外一项尝试：诏减苏、松、嘉、湖重赋，每亩不得过一斗。他的宽政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体现，这也使建文朝成了一个令人怀念和惆怅的黄金朝代。因为危机在此时已经起来了——建文新政的实施是在藩王林立的背景下展开的，朱元璋生前分封的25个藩王在全国各地虎视眈眈着建文帝的所作所为。这25个藩王中，有24个是朱元璋的儿子，只有一个是其从孙。也就是说这些藩王绝大部分是建文帝的叔叔辈。位高权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少则三千，多则数万）。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建文新政，像极了一只羊在一群狼当中孤独舞蹈。建文帝可以孤芳自赏，但是狼们各怀心思。

最要命的是建文帝的改革直指藩王们的痛处。朱元璋的洪武朝时，左右都督是正一品，六部尚书只是正二品。建文帝将后者拔高至与前者同一品级，同时重用方孝孺等文人，与朱元璋当年仅封刘基为“诚意伯”的做法大相径庭。藩王们隐隐感到，这个年轻的皇帝正在构筑属于他一个人的帝国。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吗？否，他们甚至不是利益相关者，一些微妙的信息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一场与执政理念与切身利害相关联的冲突正在呼之欲出。它将不可遏止地到来。

燕王朱棣第一个感受到了这层寒意的降临。

正面交锋

在朱棣20到35岁的时间节点，一些与权谋有关的腥风血雨事件在他身边残酷地发生：朱棣20岁时，右丞相汪广洋被谪贬到广南，朱元璋追敕杀之；21岁时，左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也被杀，另有15000人被株连。大将朱亮祖则被廷杖而毙；26岁时，徐达屈死。郭桓案发，株连万人；31岁时，胡惟庸案再兴，李善长、陆亨等被杀。谭王畏罪自杀；34岁时，蓝玉案发，除蓝玉因谋反被杀外，另有15000人被诛杀……于血流成河中，朱棣逐渐明白什么叫政治，什么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这样的人生体验，是小他17岁的朱允炆不具备的。朱允炆似乎也不喜欢厚黑学，这个抑郁的少年除了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以皇太孙的身份闪亮登场时与朱棣曾经惊鸿一瞥外，更多的时间是沉迷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洪武二十五年时，朱棣33岁，已然明白世事的个中三昧。

1398年是以闰五月为分界线的。闰五月前，朱元璋令朱棣备边方略，同时节制北平都司、行都司及燕、宁、谷王府兵。闰五月后，一场针对他的军事行动迅速而秘密地展开。原因是在这个闰五月，朱元璋死了。帝国新的领导人是朱允炆。

朱允炆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六月任命兵部左侍郎齐泰为兵部尚书，太常寺卿、曾经伴读东宫的黄子澄兼翰林院学士，同参军国大事。七月，建文帝朱允炆征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随后，朱棣就不安地观察到，时局出现了异动：周王被捕，罪名是谋反。八月，这个可怜的人被废为庶人。当然在八月，还有一些人也被逮捕。他们是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燕王朱棣明白，朱允炆和他的团队已经动手了，最后的目标很可能是他。不过他此时的反应是疑惧——又怀疑又惧怕，不知如何是好。

两个月后，朱棣的高参，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密劝其起兵。朱棣做出的反应是称病，暗地里开始练兵。这是朱允炆和朱棣二人过招的开始，虽然还是暗自发力，却已经针锋相对，一触即发。十一月，建文帝朱允炆采取了一个新动作，任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史，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不过此二人真正的工作是秘密监视燕王朱棣。

这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建文帝还获得了一个机会，以加强他对朱棣行动时的反应力——燕府长史葛诚奉燕王之命到京师来汇报工作。建文帝召见后成功策反了他，令其在抓捕燕王的行动中做内应。由此建文帝在1398年完成了全部的布网工作，他要向大他17岁的叔叔朱棣采取行动了。

世上事其来有自。一切的因缘或许来自于朱棣当年对还是皇太孙的朱允炆含义暧昧的一拍。当时的场合只有朱棣和朱允炆两人在，朱棣以手拍侄子的后背，用半开玩笑的口气对朱允炆说：“不意儿乃有今日！”——想不到你小子也有今天啊！“拍背门”事件发生后，有两个人心里产生了隐忧。一个是朱元璋。因为他碰巧看见了这一幕：一个藩王对储君动手动脚，言辞无礼，这怎么得了？！这还是他朱元璋在世的情况下发生的，他要去世了，文弱书生朱允炆怎么应对呢？另一个人便是朱允炆。或许从那时开始，他便有了削藩的打算。

关于朱允炆的削藩计划，黄子澄大概可以站出来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拍背门”事件后，朱允炆在东角门对其伴读老师黄子澄说：我的皇叔们身为藩王，个个手握重兵，多行不法之事，如此发展下去，我该怎么办呢?黄子澄给出的回答是：“临以六师，即可歼灭。”在黄子澄看来，藩王们只有护卫兵，仅可自守。况且历史上也有经验教训——汉代的七国之乱，就是以造反的藩王自取灭亡而告终的。黄子澄总结——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是“大小、强弱、逆顺不同的缘故”。毫无疑问，黄子澄的回答直接促成了建文帝朱允炆在1398年的所作所为，因为他相信藩王一旦造反的话，“临以六师，即可歼灭”。

当然在具体策略上，黄子澄和齐泰是持不同观点的。齐泰建议，擒贼先擒王，应该用霹雳手段率先解除对帝国威胁最大的燕王朱棣的权力。但黄子澄主张曲径通幽、循序渐进，先扫清外围，从势力较弱的周王入手，一个一个解除燕王朱棣身边的屏障，最后再拿他开刀。建文帝同意了黄子澄的建议，由此，历史只走向一种可能性：朱允炆和朱棣秘密PK，朱允炆打草惊蛇却自以为着意深远，朱棣未雨绸缪、徐徐布阵却不露声色。两人的处事方式和行动手段高下立判。

历史就这样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只给建文帝朱允炆留下一条通道，选择和朱棣正面交锋，一决雌雄。事实上这是一场基本上没有悬念的战斗，尽管朱允炆开局很好，几乎要将朱棣请入瓮中，实施其关门打狗的策略，但形势比人强，朱棣也比朱允炆强悍得多。接下来，年轻人朱允炆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做得不好，顾此失彼，漏洞百出，留下他致命的败笔——朱允炆最终败于青春，败于他的生涩和盲目乐观，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宿命。

完败

还是来仔细看一看历史是怎样演绎的吧，看一看这两个人之间的推手如何让建文王朝在短短的四年时间走向湮灭，看一看在每个历史节点上，他们都做了怎样不同的处理，以至于最后造成建文帝不可挽回的败局。

燕王朱棣在反叛之前，实际上是心存顾虑的。因为他有三个儿子（世子朱高炽、二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留在京师，变相地成为建文帝手中的人质。所以朱棣要举事，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便是设法让他的儿子们脱离建文帝的控制。由此，他和朱允炆的过招开始了。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朱允炆的稚嫩之处展露无遗，他的首鼠两端最终使其在这一回合输给了对手——朱允炆先是接到朱棣上书，朱棣以病重为由，乞子归藩，乞求建文帝准许他的三个儿子回来看一眼。朱允炆问计于齐泰、黄子澄二人。齐泰的意见是不放人，把燕王朱棣的三个儿子扣为人质，以阻止朱棣接下来可能的反叛。黄子澄的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把朱棣的儿子扣为人质是授人以柄，将会成为朱棣起兵反叛的绝佳借口，因此放比不放好，另外放了还可以麻痹朱棣，朝廷方面可以攻其不备。建文帝同意了黄子澄的意见，准备放人，从而在与朱棣较量的第一个节点上先输一招，身陷险境而不自知。

但世事总有起伏，建文帝在对待朱棣乞子归藩的问题上可谓一波三折，令世人对其性格上的软弱印象深刻，怒其不敏，哀其不决。在朱棣三子将放未放之际，魏国公徐辉祖向建文帝进言，说如果放此三人北归，无异于放虎归山，日后必为大患。于是建文帝问计徐增寿和怀庆公主驸马王宁，该怎么办？此二人的态度是坚决主张放朱棣三子北还，并摆出一系列貌似有理的理由。终于，建文帝做出放还燕王三子归藩北平的决策，由此真正做到了放虎归山——较量的第一回合，他完败了。

建文帝完败第一回合，朱棣则在接下来的较量中取得胜利：1398年年底，建文帝完成布网工作后，朱棣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发疯。他一会儿在大街上狂奔，见人手里拿东西就夺；一会儿躺在地上做无赖状，怎么叫也不肯起来。甚至大夏天的，燕王朱棣在北平左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面前一边抱着火炉，一边上下牙齿打颤地反复念叨“寒甚”，完全是一副疯子行径，以此打消他们的顾虑。1399年7月，历史的拐点时刻终于来临。作为标志，首先是两个轻信的人——张昺、谢贵死在了朱棣手里。随后朱棣夺得北平九门，成立所谓的“靖难”之师。由此朱棣和建文帝的较量走向公开化和白热化，在同一个平台上，此二人智商和情商的较量成为影响建文王朝生死存亡的主要因素。所以接下来，穿过历史的弥漫硝烟，厘清两个男人过招的细节，看他们功败垂成，看他们力挽狂澜，看他们釜底抽薪，看他们高潮迭起，便成为一件值得做和有意义的事情。

先看朱棣。朱棣1399年起兵时刚好40岁。但是没想到，老天爷一上来就给了他一个凶信。那是七月初七，朱棣夺得北平九门，开始发表誓师讲话，以鼓舞士气。朱棣在说完“奉行天讨”后，为了进一步表达他所追求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还专门祈求老天爷庇护道：“天地神明，照鉴予心！”可话音未落，老天爷就翻脸了，一下子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打得燕王府的瓦片纷纷掉落在地，令在场的人全都目瞪口呆。毫无疑问这是凶兆，朱棣的誓师讲话被蒙上了重重阴影，他手下的将士们也一个个对前途充满疑虑。该怎样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呢？朱棣的老到与成熟开始起作用了。他首先进行了危机公关，暗示道衍和尚站出来对此怪异天象进行“合理”解释——道衍和尚果然站出来解释说：“这实在是祥瑞之兆啊!飞龙在天，从以风雨，殿瓦坠地，预示着大王将易黄瓦覆殿！”所谓“易黄瓦覆殿”是暗示朱棣要做皇帝的意思，因为明制规定只有皇帝的宫殿才能用黄瓦覆盖。随后朱棣站出来慷慨激昂地宣布，齐泰、黄子澄二人为奸臣，他依祖训起兵，是“奉天靖难”，这一点毋庸置疑。朱棣手下的将士们信服了，纷纷表示要跟着他干。由此，朱棣依靠他的智慧和经验圆满完成了危机处理。

朱棣的下一个精彩看点在于设计陷害吴高上。镇守辽东的吴高和杨文是朱棣前进路上的拦路虎。前者有谋，后者有勇。为了除掉谋事周密的吴高，使杨文无计可施，成为一只脚走路的跛子，朱棣开始设计了。他令手下向此二人送信，在一封信中称赞吴高足智多谋，另一封信中嘲笑杨文窝囊无能，并且故意交换信函而送，给对方造成误送的印象。吴、杨二人得此奇怪信件，不敢擅自处理，上奏朝廷请求圣裁。由此建文帝落入朱棣的圈套，怀疑吴高有反心，下令将他贬官。辽东只剩有勇无谋的杨文独守，很快就被朱棣夺了去。

朱棣的第三个看点是计袭沧州。建文二年（1400年）十月十五日，朱棣宣称要出征辽东，大部队开出通州北上，另一方面他又派人在直沽架设浮桥准备袭取沧州。随后他的部队突然改道南行，日夜兼程直抵沧州城下，打了毫无防备的沧州守军一个措手不及。此役朱棣共俘获沧州守军数万人，一举摧毁建文帝布下的掎角之势。“靖难之役”的战局由此走到一个拐点上。

朱棣成事的第四个精彩看点体现在对自己儿子的利用或者说厚此薄彼上。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初一日，朱棣的部队与守卫浦子口的盛庸部发生战斗，结果吃了大亏，双方准备谈判，划江而治。这个时候朱棣的次子朱高煦率兵赶来，发誓要有所作为。朱棣为鼓其斗志，拍着他的背做托付状说：“吾儿勉之，世子高炽多疾，如争得天下，就让你取而代嗣。”这个高煦与他的大哥高炽一直不对付，朱棣此时的阵前许诺毫无疑问给了高煦为自己前程赌一把的信心和勇气，结果大功告成，长江天堑被燕军突破，燕军自瓜洲（今江苏境内）渡江，盛庸狼狈逃窜，燕军随后由镇江西进，目标直指南京，朱棣的人生很快抵达高点。这个集阴谋和阳谋、情感和理性、投资和投机于一身的人最终取代建文帝称王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回过头来看建文帝，看看他又败在哪里呢？历史同样给了我们清晰而冷酷的答案。从建文帝将燕王三子放虎归山那一刻开始，这个人身上的性格弱点便开始不断发挥作用，直到将自己送上不归路。建文元年（1399年）十二月，兵败归来的李景隆被建文帝加封为太子太师，并获得金币貂裘等赏赐。之所以出现这样荒唐的一幕，只因为书生建文帝高高在上，从不调查研究，以至于李景隆兵败加官晋爵成为建文元年最大的新闻或者说丑闻，而新闻制造者建文帝有意无意间成为彀中人而不自知，说起来也是悲剧了。或许从这一刻开始，他为自己启动了终极悲剧的倒计时。

当然建文帝也懂计谋的，只是他的计谋总是功败垂成。建文三年（1401年）闰三月二十四日，建文帝朱允炆以夹河之败为由宣布罢谪齐泰、黄子澄的官职。不过建文帝此举的目的不是要惩罚齐、黄二人，而是想以这样一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期盼朱棣良心发现，带领燕兵北归。但燕兵没有北归，燕王朱棣将计就计，一方面视建文帝此举为“诛奸除恶”，如此他的“清君侧”之举便是光明正大，出师有名了，另一方面朱棣以吴杰、平安、盛席等部队“犹聚境上”为由，明确表示不肯奉诏休兵，建文帝的计谋流产了。

但事实上建文帝还玩过“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的。他采纳方孝孺的建议，命令辽东部队入关攻击永平、真定，直捣朱棣的老巢北平，以为这样的话燕师一定会归救北平，然后他再玩一把前后夹击的兵家游戏，就可大功告成。但是很遗憾，这样的游戏没有玩成，因为在朱棣眼里，这个游戏很小儿科，他没有上当。至此，建文帝的败局已经隐约可见。

最后时刻，建文帝试图力挽狂澜。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二十日，在燕军相继拿下高邮、通州、泰州、仪真等地后，南京已是岌岌可危。建文帝朱允 只得下“罪己诏”，以征兵勤王。同时他派人到朱棣处，表示可以割地请和，试图以此等待东南的勤王之师。但朱棣没有上当，如此，建文帝大势已去。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的不对等较量终于以朱棣的完胜而告终——唉，建文理想，只能是昙花一现罢了。

人文之死

或许我们应该承认，跟之前存在了31年的洪武王朝和之后存在了22年的永乐王朝相比，只有四年寿命的建文王朝似乎还来不及成长，稍纵即逝。但在遭遇暴力摧毁时它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内核却是坚硬无比，令人印象深刻。我们不妨来看一看，1402年之后，作为这个王朝精神内核的具体承载者，那些建文帝“人文之治”的忠实追随者是如何演奏王朝晚唱时最后的颤音的？

方孝孺。这位建文朝制度的设计者一直梦想再行西周时的井田制，希望建文王朝像上古时代那样人人安居乐业，不行暴政。但是很遗憾，朱棣需要的只是他的声名而非执政理念。方孝孺显然不屑于屈身朱棣的永乐王朝下面讨生活。他的人生，最终和建文王朝一起戛然而止。所谓玉石俱焚，代价不是一般的惨痛。史料记载，方孝孺最后被朱棣下令诛了十族（九族及方孝孺学生），人数不可考。而他自己则被“磔死”，死时年仅46岁，绝后。

楼琏。侍读楼琏是宋濂的学生，算是方孝孺的同门师弟。方孝孺因为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被处死后，这个活落在了楼琏身上。但楼琏也拒绝完成，连夜上吊身亡，步方孝孺后尘而去。

黄子澄。黄子澄对建文朝是念兹在兹，建文帝在宫廷大火中不知所终之后，这位弃臣便一个人跑到了海上，在茫茫大海中谋求起兵复国，后被他人告发，被捕。黄子澄最后选择为建文朝殉葬，被朱棣下令凌迟处死，株连九族。

卓敬。言官卓敬曾在建文初上疏，建议将燕王徙封南昌，但建文帝终未采纳，以至于最后失国、失位。朱棣上位后惜卓敬之才，希望他改换门庭，为新朝效力。卓敬拒绝。最后他也被处死，诛五族。

景清。建文初为北平参议，后升任御史大夫。在齐泰、方孝孺等人死难后，景清做了永乐朝的御史大夫，一时间被时人讥笑为“言不顾行，贪生怕死”，但他却在暗地里等待机会，图谋刺杀朱棣，事败之后被以“磔刑”处死。朱棣下令“诛灭九族”， 景姓族人几乎被斩尽杀绝。

胡闰。大理寺少卿胡闰亲见方孝孺死难并被灭十族，他起而怒斥朱棣，同时公开为建文帝披麻戴孝，后被朱棣下令诛杀。家族死难者达二百一十七人。

……

唉，历史真是不忍细看。很难想象一个只有四年寿命的短暂王朝竟有如此多的不屈风骨。事实上以上所述不是个例——建文朝的追随者大多是以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宣布和朱棣新朝的势不两立。这与其说是他们的个人行为倒不如说是建文王朝共同的精神遗产。文人之死，在腥风血雨中凤凰涅槃般地转化成了人文之死。虽然建文朝初露曙光的制度设计和人性关怀以及它的缔造者建文帝已然湮没在人世间，诚为憾事，但看整个大明帝国的历史，一个王朝曾经最柔弱的人群在另一个王朝中出人意料地呈现了最坚硬、最不屈的景观，也只有建文时代能够做到，此后的大明“万马齐喑究可哀”，王朝与王朝之间的异质构成几乎为零，到底没有多少看点值得浏览和留恋。在这样的背景比较之下，稍纵即逝的建文朝倒是弥足珍贵了。

但是人间再无建文帝。他的生死成谜。他的故事和他的王朝，以深情开头，却只能以凄情结局。历史大规律，到底杀伐决断，仁慈者不存，说起来这也是令人感伤之处了。

第三章

朱棣 的梦想与疼痛

打扫永乐权力场

1403年，44岁的中年男人朱棣在这一年成了明帝国的领导人。此前一年，朱棣将忠于建文朝廷的文臣武将纳入“奸臣”榜，从诛五族到诛十族，狠狠地“辞旧迎新”了一把。建文朝的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文学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练子宁、右侍中黄观以及大理寺少卿胡闰等被他人间蒸发了，新年钟声敲过，朱棣便取尧、舜之道，要“好生”治国。

首先感受到朱棣善意的是他的兄弟们。这个正月，一度被建文帝朱允炆削废的周王朱橚、齐王朱 、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人在华盖殿见到了慈眉善目的朱棣皇帝，他们把酒言欢，共叙劫波过后的兄弟情深。随后朱棣宣布他的藩王兄弟全都复归王爵，并各归封地。另外周王朱橚、谷王朱橞还有更大的收获：前者“增岁粟二万石”——被追加了年薪，原因是他和朱棣为同母兄弟，应特殊照顾；后者“赐乐七奏，卫士三百，改封长沙，增岁禄二千石”。原因是谷王朱橞在去年朱棣率燕军攻打京师时，开门迎降有功，朱棣感其恩，予以厚赏。

所以1403年便显得“分田分地真忙”了，朱棣和他的兄弟们其乐融融，共享胜利喜悦，朱棣在这一年建立建州卫，封胡查为安南国王，制定军功袭职例，派遣司礼监少监侯显出使西域乌斯藏，开浚吴淞江……只有建设，没有破坏；只有封赏，没有索取，很是新朝新气象。

只是没有人知道，一条线索在隐秘生长。朱棣笑容可掬的善意背后，一股杀戮之气如影随形。因为他也遭遇了建文帝式的困惑——如何对待数目庞大的藩王们？建文帝削藩以激情始，以惆怅终，他朱棣又该如何处置呢？

事实上在1403年朱棣就曲径通幽了。这一年宁王朱权乞请改封地为苏州或钱塘，被朱棣拒绝。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藩大宁。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曾经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帮四哥朱棣还是帮建文帝去坐天下？那是建文元年（1399年）十月，朱棣和建文帝开始生死较量。这是路线之争，当然也是生死之争，对宁王朱权来说同样如此。他最后做出的决定是倒向四哥朱棣，而朱棣也许诺事成后和他中分天下。四年之后，谜底揭晓，朱棣问鼎天下，但天下却没有曾经出过苦力的宁王朱权的份。尽管朱棣对周王朱橚、齐王朱 、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人厚待有加，但对宁王朱权却是区别对待。这似乎也是厚黑之术——越是有功之臣就越危险，朱棣最后将宁王朱权徙封南昌。正统十三年（1448年），宁王朱权在封地南昌抑郁而亡。从1403年到1448年，长达45年的岁月里，宁王朱权这个曾经有着雄心壮志的藩王变身为一个游手好闲、找不到人生目标的文字工作者，著有杂剧十二种，另著有《通鉴博论》《汉唐秘史》《太和正音谱》等。他曾经的中分天下理想最终幻化成一行行文字，以及一个个消极虚无的名号。朱权在南昌自号癯仙，又称涵虚子、丹丘先生，端的是一副无所作为的心态。可以说朱棣不仅在肉体上同时也在精神上完全战胜了他。这是朱棣削藩的一个重大成果。

当然朱棣削藩玩得最好的一招是恩威并施。所谓成熟男人的游刃有余——先恩后威或者先威后恩，朱棣总是将人心拿捏得收放自如，令人望而生畏。这大约就是传说中的帝王之术吧。和当年建文帝轰轰烈烈、剑拔弩张的削藩行动相比，朱棣的动作老辣低调、打草而不惊蛇，其拿捏适中的政治手腕毫无疑问是一流的。

朱棣削藩表面看是政治行动，实际上却是一场人心的战斗。如果说削藩是针对兄弟间的人心战的话，朱棣与此同时也展开了另一场战争——与他儿子们的心理战。在太子立废问题上，在与亲生儿子过招的过程当中，朱棣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他的确是个可以掌控全局的人，这个帝国，没有谁会是他的对手。

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初四日，朱棣立世子高炽为皇太子，封高煦为汉王。这是个可堪玩味的举动。虽然立世子为皇太子符合帝王时代中国人的政治习惯和道德准则，但具体到朱棣身上，他却有意无意间玩了一把良心游戏。因为在建文四年（1402年）发生的浦子口战斗中，朱棣曾经拍着率兵赶来的次子高煦后背做托付状说：“吾儿勉之，世子高炽多疾，如争得天下，就让你取而代嗣。”现如今天下到手，朱棣却誓言成空，高煦真是情何以堪。由此他对父亲的幽怨乃至争斗之旅开始徐徐展开。父子间的过招以一种隐秘的形式秘密进行。

朱棣却是不动声色。四月初四日，朱棣在立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即对其进行养成教育。与此同时，朱棣将高煦封国云南，远离帝国的权力半径，使其无法有所作为。高煦拒绝远行，一副与父亲、兄弟对着干的态势，帝国隐隐地便有危机存焉。

但对朱棣来说，高煦的姿态却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这是老鼠和猫的较量。自古以来能成事的人首先必须学会韬光养晦。高煦如果真能低调去云南默默耕耘，朱棣倒觉得孺子可教，现在这样一副梗着脖子较劲的样子，明显不成熟。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二十一日，朱棣改封高煦于青州。但是高煦还是拒绝就封，由此朱棣开始警惕这个儿子是否有谋反之心。父子间的过招进入新阶段——高煦自以为得计，朱棣则冷眼旁观，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

高调的人永远高调。事后回想起来，汉王高煦的人生败局就缘自于“高调”二字。在朱棣去北京视察新都建设期间，高煦在南京蠢蠢欲动。他私自招兵三千，精选自己的卫队，不把兵部放在眼里。甚至高煦还放纵他的护卫队在京城大肆抢劫，当兵马指挥徐野驴准备依法处置这一突发事件时，高煦出手了，用铁瓜锤猛击徐野驴致死，从而酿成惊天血案。那么朱棣回来后是怎么处置高煦狂妄之举的呢？他做了这样一件事：废高煦为庶人，关在西华门内，并将其三千私兵调往居庸关北，全部充公——毫无疑问，此一回合的过招，朱棣彻底掌握了主动权。高煦也从此一蹶不振，败在父亲手下，不再有翻身机会。

至此，朱棣将永乐权力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场地周围不再有觑觎者和蠢蠢欲动者。但与此同时朱棣也成了帝国最孤独的人，身边不再有兄弟和儿子靠近。他离权力很近，离亲情很远。在权力和情感这样的对比和间隔中，朱棣才能获得一丝安全感。但这是一个帝王必须付出的代价，关于这一点，王者朱棣很明白。

一个人的舞台

有了安全感才能有所作为。当永乐权力场成为朱棣一个人的舞台之后，他开始倾情出演，演绎一出属于他的帝王戏。

毫无疑问，朱棣的演出充满立体感。因为他总能从A面不动声色地跳跃到B面，两手抓，两手都能硬起来。朱棣似乎是儒家文化的衣钵传人，却更是法家治术的强硬实践者。在术与道之间，朱棣跳得出来，又能钻得进去。表面上看，他比建文帝还要深入骨髓地信奉“仁者爱人”，但在杀伐决断之间，朱棣并不亚于父亲朱元璋。这个精通方圆、软硬、真伪、善恶两极变化的人，比以往任何帝王都懂得治理他的国家和民众。他应该是一个辩证法大师，只是欠缺了边界或者说底线而已。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永乐年间的层层迷雾，看一看朱棣是怎样一个形象——第一印象显然很好，这个人侃侃而谈，似乎是一个智者，也是一个仁者。

朱棣不仅敏于言，也敏于行。他会试天下贡士，择优录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诏修《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诏修曲阜孔子庙，裁汰诸司冗员，令朝觐官体察民生疾苦。

以上这些可以说都是朱棣的A面，但是，翻开B面呢？我们又能看到怎样一个真实的他？他似乎不再仁者爱人了。关于这一点，永乐三年的庶吉士章朴可以作证。因为这一年他死了，被朱棣诛杀。朱棣之所以要杀这么一个文弱书生原因很简单——章朴家藏有方孝孺的诗文。而这个是朱棣绝对不能容许的。在政权的稳定性和儒家文化之间，庶吉士章朴以他的死证明了朱棣内心的一个真实选择。所谓历史的破绽处往往从细节显露出来，章朴之死便是这样一个细节。

永乐十八年，朱棣开设东厂。此前他恢复了原本已被朱元璋废除了的锦衣卫，由此恐怖政治在永乐朝盛行。永乐官员们惊惶地发现，白天皇帝手持《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高呼“以仁治国”，夜里厂卫的特务可以一脚揣进门来直接将他们逮捕以及审讯，并且这样的野蛮执法行为刑部和大理寺无权干涉。这可以说是永乐朝皇权政治的最大特色。当然和永乐初年朱棣的政治大清洗相比，永乐官员们的惊惶其实是小巫见大巫。南京城破后，朱棣清宫三日，很多人死了，据不完全统计，建文旧臣除自杀者外被朱棣处死者竟达万人，建文帝所立的太子以及三个兄弟都被诛杀，只有一个人还活着。他就是建文帝两岁的幼子――这个可怜的人在朱元璋的故乡凤阳被幽禁了55年时间，直到对最高权力不再有任何威胁时才被放出来，史载他恢复自由时“不辨牛马”，真正的老小孩了。朱棣在永乐初年的政治大清洗毫无疑问呈现了这个世间人心黑暗的最大可能，而他对于杀戮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人性的极限。朱棣发明的“瓜蔓抄”以及“株连十族”死法残酷地完成了人性的兽变过程，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发明创造性死法，在死亡残忍度上一度超越父亲朱元璋的人在永乐朝摇身一变成为儒家文化的代言人，其伪善之至也算是人类奇观了。

当然，单纯地在道德层面上对朱棣加以臧否毫无意义。而朱棣注定是要青史留名的。因为接下来他折腾大了，比他父亲朱元璋闹腾的动静要大，甚至比以往任何帝王闹腾的动静都要大，那么，他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呢？

欲望半径

一个人的欲望半径究竟有多大？穷其一生，又能达成多少目标呢？朱棣给出了一个答案，答案很是骇人听闻。

在时间长度为22年的永乐王朝中，朱棣支持编撰了全世界最厚的书——《永乐大典》。这部历时五年才得以编成的书共22937卷，装订了11095册。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迄今世界所公认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永乐朝建了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北京新宫。朱棣还下令修建大报恩寺、铸“永乐大钟”，并且这“永乐大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钟，高6.75米，直径3.3米，重量达九万三千斤！毫无疑问，近十万斤的重量承载了朱棣对这个世界的野心和梦想。一如他对帝国的占有那样，要么没有，要有就必须是最大、最好的。

而迁都之举从一个侧面曲折地表达了朱棣对世界的强烈占有欲。从南京到北京，帝国的都城虽然只是在地理方位上产生了变动，但落到疆域上，却是无与伦比的廓大。因为朱棣的战略视野发生了改变。他不愿像父亲朱元璋那样，以蜗居南京、打造小农社会为人生快事，也不仅仅是以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为能事。北京曾经作为朱棣的藩王府，在永乐朝构成了他重新观察和占有世界的新视点。而北京此前又是元朝的首都，是忽必烈经营天下的一个基点。只有从这里而不是南京辐射出去，才能拥有或者说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国情怀与动力。所以从永乐四年开始，朱棣就诏建北京宫殿，开始其经营天下的准备和努力，直到十五年后的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为其永乐王朝的版图定下雄心勃勃的中心点。而永乐王朝的版图，从太监郑和的视角看过去，“殊方异域，鸟言侏离之使，辐辏阙廷，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百王所莫并也”。这样的盛况并不夸张。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郑和奉命第一次出使西洋。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恩威之旅，这支有着二万七千八百多名船员的船队总共由二百零八艘船组成，浩浩荡荡地在大洋上漂荡，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荡漾出帝国的野心与自信，也荡漾出朱棣“威德远被”的治世企图。因为每到一地，郑和都会宣读一封敕书。这封敕书的宣读对象是“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主要内容是永乐大帝朱棣良好的自我感觉。朱棣在这封敕书里恩威并施，既体现了“威”也体现了“恩”。在“威”的方面朱棣使用了警告性或者威胁性的语言——“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并且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共享太平之福”。在“恩”的方面朱棣表示“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如果带着一颗诚心来朝拜永乐帝国，则全都有赏。事实上朱棣的恩赏不是随口说说的，他是真给。当然“威德远被”重要的是一个“远”字。朱棣的“威德远被”被郑和以立碑的方式具化在天涯海角，成为朱棣试图变身“古今一人”的努力标签——如此作为，他的秉性不可谓不鲜明矣。

除了令郑和六次出使西洋，一再强化帝国对世界秩序的维护权和主导权外，朱棣的另一重大事功体现在五次北征上。朱棣想象自己是忽必烈或者成吉思汗，一次次地带领他的军队朝着北方的敌人攻击。这样的攻击在朱棣的想象中应该算建功立业，虽然最后收效甚微甚至毫无必要，但对朱皇帝来说，建立一个伟大的帝国，做一个伟大的君王，必须时刻在路上。不过，与其说朱棣是跟敌人在战斗，倒不如说他在跟自己心中的欲念战斗。朱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又的的确确是一个人在战斗，就像那些万邦来朝的盛世幻象一样，朱棣得到了虚拟的尊重或者说统治权，可付出的却是真金白银。

虽然在今天看起来，朱棣对弱小之敌兴师动众却劳而无功的北征不过是个性鲜明的行为艺术罢了，他突出的是自己，淡化的是敌手。事实上在伟大盛世的背景下，所谓的敌人也只是个背景，是可以模糊处理的，敌人们即便对自己避而不见，但只要有这个符号存在就好，因为这是朱棣演出行为艺术的需要——他玩了一把史上成本最高、持续时间最长、出场演员最多却收效甚微的行为艺术秀。仅此而已。

不过对当事人朱棣来说，成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成果，政治成果。所谓政治经济学，政治永远排在经济前面。他要开创盛世，永乐盛世，就不能鼠目寸光，锱铢必较。然而户部尚书夏原吉却为此痛苦不堪。因为他不可能不锱铢必较——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皇帝率大军五征漠北，征安南，修长城，造北京城，建大报恩寺，编《永乐大典》，铸永乐大钟，每一样都需要钱，大把的钱。钱从哪里来？他这个永乐管家怎么当？所谓的“盛世”还能盛多久？没有谁可以告诉他。

户部尚书夏原吉感觉自己度日如年。

苦不堪言的夏原吉

永乐王朝的账是不能算的，因为越算越心惊。很多年后，历史学家黄仁宇绞尽脑汁，也只能做一个大致的推测：他认为永乐年间诸多好大喜功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很可能超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见《剑桥中国史·明卷》）。而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更是耗银达六百万两之巨，《广志绎》卷一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拿出去七百余万两银子，过了十年，只剩百余万了。帝国的财政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在这样众多的国家级甚至国际级形象工程中不断产生的——荣耀背后，隐藏的是一个盛世的巨大阴影和难言惆怅。

1420年是永乐十八年，这一年耗银无数的北京新宫建成了。北京新宫不是一座宫殿，而是由86座殿、48座宫、23座楼阁、22座馆组成，另外还有斋、室、堂、轩等建筑。为了这些数目庞大的宫殿群得以落成，超过十万的技术工匠和上百万的劳工付出了十四年的艰辛劳作，所有这些投入和劳动力要是折成银两来计算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朱棣当然无意于计算这些数字，他只是在懊恼——因为刚刚过完新年不久，也就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紫禁城起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同时被烧。营建多年的北京新宫，在落成不到四个月的时候就被烧，朱棣第一次体会到作为盛世之君的挫败感。他可以纵横捭阖、建功立业，几乎无往而不胜，却无法抵抗来自上苍的预警（此次火灾在他看来是这个意思）。但挫败感接踵而至，并很快由天灾转为人事——火灾过后，礼部主事萧仪上奏，认为皇帝迁都是个错误的决策，不仅诸事不便，而且耗费巨大。不说建都、迁都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或者说浪费，单是每年要将四百万石从南方各省征集来的税粮漕运到北方，便是劳民伤财之举。毫无疑问，萧仪的上奏彻底打掉了朱棣作为盛世之君的良好感觉，当然也附带打掉了他自己的性命——朱棣以“谤君之罪”将萧仪处以极刑，总算是让他那张乌鸦嘴再也发不出声音来。

不过朱棣的挫败感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又有不要命的人接着上疏了。他们是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此二人在上疏中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见《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由于郑和下西洋不断带回各国使节进京朝贡，搞得我国都有“接待疲劳”了。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的上疏不说朱棣迁都的是非，而是委婉地对朱棣好大喜功式大搞国家形象工程提出非议——这个叫朱棣真是情何以堪？！事实上朱棣自己也知道国库快撑不住了，早在郑和第一次出发下西洋的第二年，也就是1406年，朱棣便无奈地宣布：从今往后，农民在农闲季节服徭役三十天、工匠服徭役三个月一律延长至六个月，以贴补国用。可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因为一说就错。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二人硬要把它说出来，帝国的脸面往哪里搁？朱棣几乎又要恼羞成怒了。只是这一次他稍微克制了一下自己，没有拿此二人开刀，而是孤身走我路，将国家级和国际级形象工程进行到底。

真正苦不堪言的人是夏原吉。他一直没有轻松的感觉。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朝廷搞了个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他却不在现场，而是一个人“布衣徒步”到了江浙，因为那儿正遭遇饥荒，夏原吉是赈灾去了。作为户部尚书，夏原吉很清楚帝国岁入的一大半给了驻扎在安南的军队、给了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也有一部分给予周边各国作为对他们进贡的回馈。当然迁都、戍边以及远征漠北也耗去了国库里不少银子。所以永乐朝这个管家，难当啊。总而言之，对于郑和多次下西洋，夏原吉是持反对意见的。

直到很多年后，当朱棣终于壮志未酬地死在五征漠北的途中之时，夏原吉才如释重负。他后来给新上台的仁宗皇帝上疏，要求立刻罢下西洋事，以节约国用。如此，长达数十年时间的国家级形象工程才戛然而止。但朱棣在位之时，夏原吉还是委曲求全的。国用再艰难，管家再难当，他也要想办法当下去。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还是在朱棣征北问题上与其发生冲突了。朱棣五次征北，每次出兵都在30万到50万之间。这不比郑和下西洋仅仅是一个船队，即便有两万多人吧，那也只是北征大军的一个零头而已。史料记载，朱棣第一次北征运粮共二十万石，第三次北征运粮三十七万石，耗资巨大。并且第三次北征除运粮三十七万石外，还征用驴三十四万头，车177573辆，民夫235146人，以至于搞得民怨沸腾。吴中、吕震以及方宾等高级官员纷纷上疏，称因为连年北征，“粮饷不足”“戎马资储十丧八九”，反对朱棣继续搞这种大规模的行为艺术。夏原吉就是在这个当口火上加油，说出令朱棣勃然大怒的话语来的，他说：“毕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其八九，灾费迭作，内外俱疲。”朱棣当然不堪忍受夏原吉如是评价他的壮举，由此一场悲剧变得不可避免：夏原吉、吴中被罢职下狱，方宾畏惧自杀。夏原吉本来也是要论罪处死的，后来因为内阁大学士、工部尚书杨荣等人出面劝说才幸免于难。直到几年之后，朱棣死，仁宗朱高炽即位，夏原吉才官复原职。而那场关于盛世本质的质疑或者说拷问，却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因为那不是质疑的年代，它只需要行动和想象力；需要政治，不需要经济，搞经济的人是可耻的，搞政治的人却喧嚣尘上，风光一时。

也只能是一时。1424年，朱棣在大型行为艺术秀当中死去，这个盛世的第一男主演终于谢幕人间。由此他的盛世遗产便面临着继承的问题。但是，他真的有盛世遗产吗？在那份貌似庞大的遗产清单背后，究竟有多少真实的含金量呢？历史很快就做出了残酷的回答。

下西洋。事实上在郑和六下西洋之后，在朝中舆论压力下，明成祖朱棣就已萌生退意了。前财务大臣、户部尚书夏原吉被他投入监牢聊度余生去了，再也没人为他的伟业提供资金支持，所以朱棣黯然宣布“往诸番国宝船”等项，“暂行停止”。这个所谓的“暂行停止”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说法，此后继位的仁宗更是深明事理，不干这赔本赚吆喝的买卖。郑和终于“下岗”了。尽管到了1447年，一时心血来潮的明宪宗想再下西洋，但兵部刘大夏一针见血地指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弊政。”从此，下西洋的“壮举”成为这个帝国的绝响，再无余音产生。

征安南。安南古称交趾，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五代以后，才独立成国。1406年，朱棣命令他的部队护送安南的流亡王子回国就位，由此展开了对它三次用兵、长达二十年的征伐史。最终安南（交趾）虽被征服，但却使永乐王朝陷入巨大的财政泥潭。朱棣死后第三年，明军就撤出安南，设置了二十年之久的交趾布政司也被撤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永乐盛世的虚假繁荣和不可持续性。

迁都。朱棣迁都北京，耗时十多年，耗资巨大，而这样的伟业也是不可效仿和延续的。朱棣死后，46岁的朱高炽登基，他似乎不喜欢北京这个燕王的发祥地，决定将都城迁回南京，却是未遂。因为他绝望地发现，没有财力回迁了，钱都被朱棣透支完了。作为一个可以证明的统计数字是，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21年（永乐十九年），仅仅16年时间，帝国物价就飞涨了三百多倍。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是需要后来者埋单的，而朱高炽以及随后的接任者都是这样的埋单人。

历史就是这样的恩怨相报、悲欣交集。每一个盛世都可疑，每一次虚假繁荣得到的都是伪高潮。朱棣一生最大的悲剧其实是将这样的伪高潮视作真高潮了。他一个人意淫，一个人高潮迭起，后来人却是苦不堪言。可以说这个好大喜功的皇帝用22年时间透支了大明朝的国力，使得后来的皇帝只能做一些缝缝补补、望梅止渴的活。这无疑是寅吃卯粮带来的必然结果。

现在，朱棣走了，虽然壮志未酬，但总算惊天动地。什么都干了，过把瘾就死。不过郑和还有话说。作为永乐时代的弃儿，这个可怜的人此刻正在南京城做一个闲散的守备，那些曾经浩浩荡荡下西洋的海船则被搁置在南京港口，无所事事。他和它们，其实可以有更大作为的。而这一切都因为朱棣的好大喜功和视野狭窄落得如此下场。盛世之毁，究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挖掘。

海面上有什么

在人类的远洋航海史上，继郑和下西洋87年后，哥伦布启航了；92年后，达·伽马启航了；116年后，麦哲伦启航了。郑和船队拥有的船只数量超过两百艘，哥伦布船队则只拥有帆船3艘，达伽马的4艘，麦哲伦的5艘。郑和船队中最大的船叫“宝船”，史载，这艘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换算成现在的度量单位，约相当于138米长，56米宽，绝对是当时海上世界的巨无霸。

但是收获的成果呢？永乐十三年（1415年），郑和船队“大有斩获”，他们在非洲东岸第一次发现了长颈鹿。当然这样的斩获准确地说是属于朱棣的，若干日子之后，朱棣在京城获得了来自非洲东岸的那只长颈鹿，只是没人敢叫它长颈鹿——它被视作神兽“麒麟”，作为永乐王朝威德远播、万邦臣服的明证而存在。朱棣在奉天门举行仪式亲迎这只祥瑞的到来，这样的权力确认游戏毫无疑问他是乐此不疲的，一如其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一再放逐郑和和他的船队出游、巡弋这个世界一样，以满足他对权力传播和权力增值的渴望，那是一种快感。

与此相反，在15世纪的海面上，哥伦布们也在出游，只是他们发现的东西与朱棣所渴望的东西大相径庭。哥伦布意外“发现”美洲大陆，欧洲文明第一次碰撞了美洲文明，从而世界历史的走向和洲际文明间融合与洗礼的进程大大提速；麦哲伦环行地球为西方人提供了视野学上的贡献，使得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制度在全球开始传播和发展，在地理空间和市场空间的拓展上居功至伟；达·伽马的贡献则突出在市场意义上，由于他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所以葡萄牙开始控制印度洋，为这个国家在新世纪的上位抢占先机，并且达·伽马在航行中运回的香料等货物在欧洲的获利经折算竟然达到他整个远征费用的60倍！这样的远航实在是具有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同时也开拓了全球海洋贸易的市场空间。尽管郑和下西洋也带回了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土特产，比如他第六次出使西洋时，船队所采购的物品有：重二钱左右的大块猫眼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高二尺的珊瑚树数株，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即斑马）、金钱豹、驼鸡、白鸠等，但这些物品的价值只在于满足朱棣臣服万邦的虚荣心而已，一如非洲东岸的那只长颈鹿，象征意义多于经济价值。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郑和下西洋虽然行至天涯海角，一路风景看遍，却并未看透世界大势。表面上浩浩荡荡，呈现的却只是皇恩浩荡而已。郑和的船队与其说是一支大型船队，倒不如说是永乐帝国的微观世界，近三万人的小社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以移动的方式免费向沿途各国表演一出出活报剧，以输出永乐王朝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己任。这样的浩浩荡荡貌似不朽，可以传之后世，却很快偃旗息鼓，悄无声息，说起来真是朱棣的悲剧了——历史曾经如此意味深长地给他提供了一个可能，让他睁眼看世界，让他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正在变化的世界，以便突破墨守成规的帝国和他自己，但朱棣却只从政治和权谋出发，对世界做了一次自上而下的俯瞰，而后匆匆归去——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终于走向南辕北辙。

就这样，一度扬帆远行的华夏海洋文明在朱棣的狭窄视野里悄然搁浅了。西方各国在地理大发现后很快走向工业革命，他们的远洋船上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但是明帝国在海禁国策的限制下，舰船的制式越来越小，并限制使用双桅，载重不得超过500石。“只能就地巡查，不能放洋远出。”毫无疑问，这是华夏海洋文明在遗传基因上的一种萎缩和自戕，帝国海洋意识上的自我封闭以永乐朝为起点，在郑和之后再无远行。150年后，明帝国已经想不起来“地球是圆的”了，想不起来曾经远航时的那份勇气与激情，而此时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带来的一张世界地图含义鲜明地拉开了东西方在海洋文明和观世视野上的巨大区别。这样的时刻，曾经威德远播的永乐帝朱棣又在哪里呢？

他被贡奉在庙堂之上，仪态威严地成为一个牌位和传说。

第四章

朱高炽：胖子的突围

出局的危险

明仁宗朱高炽，明成祖朱棣的长子、徐达的外孙，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行动迟缓的胖子、闷骚男，表情呆板、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而附着在他身上的所有历史关系其实可以用减法来计算，那些惊心动魄、满布刀光剑影的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决定了本文主人公朱高炽的生死存亡，他的命运随着这两个关系的展开和深入变得跌宕起伏。究其短暂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竟然都是在这两种关系中搏生存——一个弱者的生存之道由此浮出水面，令人印象深刻。也正因为如此，明仁宗朱高炽的帝王之路才独具一格，成为大明帝王成长史上的一个鲜明案例，值得细说。

洪武二十八年，两个人的身份得以确认——17岁的朱高炽在这一年闰九月壬午二十一（1395年11月4日）被册封为燕世子，小他两岁的弟弟、15岁的朱高煦则被封高阳王。这样的身份确认在洪武二十八年完成无疑是意味深长的：朱高炽被册封为燕世子意味着他将是朱棣百年之后燕藩王的合法继承人，而朱高煦却没有这种可能。所以少年胖子朱高炽的洪武二十八年毫无疑问是阳光灿烂的，另外明太祖朱元璋也在公开场合表达了他对这个胖孙子的喜爱，这为朱高炽的人生加分不少。

如此看来，朱高炽的人生似乎一眼可以看得到底——接班，成为燕王，然后老去，死去。当然这一切的规定情境是建立在帝国礼仪被不折不扣执行，同时朱高炽的身体状况能支撑他活得足够长的基础上才能发生的。只是这一点谁都无法保证。

因为朱棣首先向命运说“不”了。这个朱元璋儿子当中的老四相貌堂堂，不甘心一辈子老死在北平。他和尚未成年的二儿子朱高煦一样，眼看着要成为帝国礼仪制度的牺牲品——礼仪真是什么都管，嫡长子的人生天生就与众不同，哪怕是草包一个。这是帝国维稳的需要，稳定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公平、民主甚至包括能力。朱棣相信自己的能力远胜于朱允炆，可嫡长子胜出制，你这个当叔叔的又能怎样呢？所以朱棣面临的选择其实是二选一：要么做礼仪制度的顺民，要么推翻它，做自己的主人——1399年，十四世纪的最后一年，燕王朱棣终于在北平起兵，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由此他和他儿子们的命运都进入不确定期——每一个人都面临变局：或者成功或者成仁。具体到朱高炽身上，这个燕世子的前景或者美好得令人怦然心动——朱棣闹“革命”一旦成功，坐上皇位，那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或者糟糕得无以复加：简单地说“革命”一旦失败，他和老爸都要一命呜呼。

所以考验就此开始。1399年朱高炽21岁，胖得令人肃然起敬。在朱棣略带厌恶的眼光斜视下，他领着差不多一万老弱病残的预备役部队留守北平，开始其平庸得无人看好的军旅生涯。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朱棣为什么要用略带厌恶的眼光看自己的这个嫡长子——没别的，只因为他胖，而且平庸。和二儿子朱高煦相比，朱高炽几乎在各方面都呈现了一个弱势男人的所有缺点——他不仅胖，还天生行走困难，走路一跛一跛的，是个胖子兼跛子。朱棣很难想象，万一“革命”成功，他坐上了龙椅，朱高炽怎么办？他也跛着爬上龙椅，将一摊横肉堆在上面，然后露出一个捡漏之后无比灿烂自得的平庸的笑脸？那简直是无耻！令人难以想象，也让朱棣难以接受。所以在建文四年（1402年）的浦子口之战中，因为朱高煦率骑兵赶来表现突出，朱棣才会拍着他的背说出那样一番话来：“吾儿勉之，世子高炽多疾，如争得天下，就让你取而代嗣。”这似乎是一种战术许诺，却未必不是朱棣在1402年真实心态的流露。不错，朱元璋是立下嫡长子嗣位的规矩，但人定胜天，多少规矩立下来就是拿来废除的，这叫改朝换代，一代新人胜旧人。更何况朱棣最后坐上龙椅恰恰是对这个规矩的蔑视和反动。老子如此，儿子何尝不能破旧立新呢？

因此1402年的朱高炽便面临着出局的危险。这位燕世子没有建功立业，而是留守后方，对新朝的贡献远不如生龙活虎的二弟朱高煦，那么，当永乐王朝的大钟敲响之时，他的命运又会呈现怎样的走向呢？

如履薄冰

从1402年朱棣即帝位开始，到1404年永乐二年止，朱高炽的人生进入了悬置期。他的世子位置没有被废，但也并没被立为皇太子。换句话说，朱棣没有对他的命运进行评判，而是搁置起来，悬而不决。

搁置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胶着。在朱高炽和朱高煦的能力拔河赛中，后者表现突出，令裁判员朱棣迟迟无法吹哨，以决胜负。

首先朱高煦能力超强，性格外向，有王者之气。

其次朱高煦相貌堂堂，一如朱棣，有王者之相。

再次，朱棣自己不是嫡长子继位，急需朱高煦上位以补充说明情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朱棣在战时对朱高煦有过承诺，得天下后将传位于他，而朱高煦也的确表现突出，适合接棒。所谓君无戏言，朱棣骑虎难下。

以上四点原因构成了对朱高炽上位的致命威胁。的确，威胁是致命的，因为朱高煦一旦上位，以其杀伐决断的个性，朱高炽很可能命将不保——一个弱者的生存困境，就此变得严重起来。

当然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朱棣在立储问题上的暧昧或者说沉默给了百官们很多的想象空间。淇国公丘福和驸马王宁等人开始上书力挺朱高煦为太子，给出的理由是“靖难有功”，这样的理由毫无疑问是胜过朱高炽守土之功的。舆论的力量打破了朱高炽和朱高煦能力拔河赛中的平衡关系，迫使朱棣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给出答案——弱者朱高炽还是强者朱高煦胜出？

终于，大明朝第四任皇帝的候选人名单在永乐二年四月甲戌初四（1404年5月12日）揭晓。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朱高煦则被晋封汉王。朱棣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这个答案让朱高炽的命运似乎变得有惊无险了。

但一切却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朱高炽从一个世子变身皇太子，迎来的却是父亲朱棣狐疑而审慎的目光，以及朱高煦不屑和仇视的眼神，甚至还包括三弟朱高燧蠢蠢欲动的挑战。因为这一天朱高燧也被封为赵王，要命的是他竟然也产生了怀才不遇的感觉——由此朱高炽四面受敌。这一切其实都是父亲朱棣设的局。在反复权衡之后，朱棣虽然勉强立嫡长子朱高炽为太子，但是对他的考验却刚刚开始，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在太子监国期间，朱棣是如何怀疑一切乃至于打击一切的，而朱高煦和朱高燧兄弟俩也联起手来，千方百计地打击他们共同的目标——朱高炽。朱高炽事实上是被推到了祭坛之上，从一个隐形目标变成非常明确和具体的公共打击对象。帝王之家，扭曲的父子、兄弟关系和权力蛋糕的切割纠结在一起，朱高炽真是如履薄冰、无法应招了。

而他的忠实支持者、内阁学士解缙的非正常死亡则暗示朱高炽的皇权之路必定充满阴谋和血腥——他立在悬崖边上，虽然面对天堂，脚下却是深渊，是地狱。

解缙的努力

解缙是朱高炽的忠实支持者。这位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进士在他四十七年的人生道路中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将朱高炽从世子的位置推到皇太子的位置上，从而两人的荣辱前程被自然而然地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朱棣对其先宠后弃以及敲山震虎的特殊关照则从一个侧面曲折地表达了他和朱高炽恩怨交集的父子关系。这对朱高炽来说，既是考验，又是警醒。坐上龙椅事更多，哪怕还没正式坐上去，仅仅是以一个太子的身份存在着，炼狱便已是无法逃避的选择。

永乐五年之前的解缙是朱棣的宠臣。当方孝孺被诛十族之后，解缙成了永乐朝的新一代天下文宗。这是政治的需要，是朱棣对其恩遇的开始，当然也是解缙个人才华的体现。他擢侍读，值文渊阁，又进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和胡广、杨士奇、杨荣等六人一起成为文渊阁大学士。这是大明朝第一批内阁成员，而解缙尤得圣心。朱棣经常在半夜将其召入宫中密商政务，甚至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国家不可一日无朕，而朕不可一日无解缙。”恩宠可谓一时无两。

其实，作为朱棣对解缙恩宠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在立嗣问题上对后者的尊重。他在自己难以取舍的时候最终听取了解缙的意见，立朱高炽为皇太子。解缙对犹豫不决的朱棣如是说：“世子高敬仁孝，天下共知。夺长为乱道之行径。”或许这样的时刻解缙看出了朱棣有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想法，他直接表明态度——“夺长为乱道之行径”，希望朱棣以国事为重。显然，解缙的劝告或者说警告对朱棣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不敢立朱高煦为太子了，只是实在不看好朱高炽，朱棣找不到立其为皇太子的充分理由。

几天之后，解缙就给了他这样一个充分的理由。他在一张《虎彪图》上挥笔写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而这张《虎彪图》也确实画出了作为百兽之尊的老虎父子相亲的动人情状，再配以解缙的题词，朱棣看了果然感同身受，最终做出立朱高炽为皇太子的决定。

只是解缙没有想到，圣心最是难测。他极力将朱高炽从世子推到皇太子位置上的这一举动，随后就为其带来太子党党魁的隐身份。不仅朱高煦对其恨之入骨，朱棣也有意无意间对他刮目相看了：这个人，为什么和朱高炽走得这么近呢——感动之后是猜疑，朱棣将为君之道演绎得入木三分。永乐五年（1407年），解缙的人生走到了拐点上。从宠儿到弃儿，这一年是实实在在的分水岭——他突然被朱棣贬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给出的理由是“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当然这些所谓的理由都仅仅是表面上的说辞，真正的原因是——朱棣的猜疑心起来了。当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之后，朱棣出于平衡的考虑，又给了朱高煦有别于寻常藩王的待遇，“礼秩逾嫡”。朱棣将朱高煦封国云南，却对其拒不就封听之任之，任其留在京城，甚至同意让朱高煦的儿子去朱高炽监国所在地南京，对其实施秘密监视。朱棣如此作为，解缙当然忧心忡忡，他忍不住进谏道：“是启争也，不可。”——皇上这样做，是开启争端啊，万万不可。但此时的朱棣却以为解缙离间其父子关系，是代表太子朱高炽的利益在说话，他当然要狠狠打击。朱棣在将其贬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后不久，又追贬为交趾（今越南北部）右参议，让解缙到越南待着凉快去。

三年之后，已过不惑之年的解缙做了一件令人疑惑的事情，从而直接将自己逼上绝路。那是永乐八年，解缙从广西入京（南京）奏事，需要面见永乐帝朱棣，可当时朱棣因为北征不在京师，解缙眼看要失望而归，便擅自决定去谒见皇太子朱高炽。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是欠妥的，因为容易授人以柄。事实上朱高煦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也确实加以利用了。他向父亲朱棣告状说：“（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见《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这么一件小事经过朱高煦的渲染和演绎很快就发酵成立储之争中的大案。朱棣震怒之余颁旨：将解缙下狱。一批亲近太子的官员受到牵连。而解缙的命运更加令人感慨。他在永乐九年下狱后，朱棣对其一直不闻不问，直到五年后的永乐十三年正月，锦衣卫纪纲上报囚犯名录，朱棣恍如隔世地看见解缙名字赫然在列，才意味深长地问一声：解缙还活着？几天之后，心领神会的纪纲便找机会将解缙灌醉，然后拉到冰天雪地的郊外埋于积雪中活活冻死。这位《永乐大典》的总编纂至此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是年，他47岁。随后，解缙家被抄，妻子、宗族都被流放辽东。

看一代才子解缙的生命简史，朱高炽当然会明白那些个中滋味——监国二十来年，一直在父亲朱棣狐疑的眼光下讨生活，处处如履薄冰，随时面临出局的可能——唉，那么漫长、尴尬充满危机的配角生涯，要怎么熬过去呢？

忍

武官李谅没想到，自己在早朝后与皇太子朱高炽的一次无心晋见，竟然会影响到他的仕途安危。他被言官弹劾了，称其私见太子，居心不良。更严重的是远在蒙古北征的朱棣大皇帝也在百忙中亲自写信，警告他不可与太子走得太近。

武官李谅事件发生在太子监国时期。永乐七年之后，朱棣在外面建功立业，忙于营造国家级形象工程，太子朱高炽奉命监国，负责处理帝国的日常政务——也的确是日常政务，因为朱棣给他的授权里不包括以下三项内容：文武除拜；四裔朝贡；边境调发。这三项内容中第一项是人事任免权，第二项是外交接待权，第三项是军事指挥权。可以说每一项内容都是要害，关乎国柄，关乎最高权力的归属。特别是第一项人事任免权，更是朱棣难以放心的所在。他常年在外，万一太子私启权柄，将帝国权力操纵在他一人手里，那太子和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朱棣在离京前严格规定：“凡百官朝谒东宫，偕进偕退，不许独留私见。”这里的“东宫”是对太子的别称。朱棣不允许太子独留私见帝国官员，目的很明显，防止结党营私，图谋不轨。

这当然是政治的需要，所谓权谋之道，未雨绸缪。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十八日，朱棣在北京直接写信批评皇太子说：“我命你监国，凡事务必宽大，严戒躁急。大臣有小过，不要遽加折辱；亦不可偏听以为好恶……”九天后，朱棣再次写信批评朱高炽说：“优容群臣，勿任好恶。凡功臣犯罪、调发将士，必须奏决。”这一次的口气不可谓不严厉，用了“必须奏决”四个字，明确取消朱高炽的人事处置权。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朱棣如此动怒呢？起因其实很简单，缘于不久前朱高炽在朝会上批评了刑部尚书刘观。刘观是雄县人，深得朱棣赏识。永乐元年，朱棣做皇帝后，就升刘观为云南按察使，还没赴任呢，又马上官拜户部右侍郎。第二年，刘观调任左副都御史。永乐六年，升礼部尚书。同年十二月，任刑部尚书。从刘观的这份仕途履历表上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一个火箭式的干部，如果没有朱棣对他的赏识，根本不可能仅用六年时间就从一个地方干部爬到公安部部长（刑部尚书）这样重要的岗位上。而朱高炽之所以在朝会上批评刘观只是因为后者犯有过失，他还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行政处罚包括开除等决定，但朱棣显然认为太子越界了。在权力的蛋糕上染指了属于他的部分，由此，朱高炽受到严重警告。此后，朱高炽终于明白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哪里，他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

但推手游戏并不因为朱高炽的一味退让就可以顺利进行下去。因为很多非主观因素会影响到这个游戏的运行轨迹。比如流言和谗言。朱高炽监国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流言和谗言却颠覆和扭曲了事情的真相，从而使得朱棣疑心大起，频频朝假想敌发动攻击。朱高炽监国期间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在朱棣回京后被一一否决，哪怕这其中无关权力的争夺，但在流言和谗言的催化下，朱棣也会在狐疑之后化掌为刀，猛击朱高炽子虚乌有的夺权企图。至此，另一个牺牲品开始浮出水面，他便是大理寺右丞耿通——继解缙之后，耿通作为朱棣新的假想敌，成为其不可不除的太子党主要人物之一。

永乐十年的秋天，午门。帝国都察院奉朱棣之命召集全体文武大臣在此目击一个人的死亡。这个人便是大理寺右丞耿通。此前耿通三番五次地谏阻朱棣，称“太子事无大过误，可无更也”。意思是您老人家回京后老是否决太子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搞得朱棣为此龙颜大怒，发誓非将耿通这个唠唠叨叨的家伙杀掉不可。朱棣给出的杀戮理由是“（耿）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极刑”。这个极刑便是凌迟处死。史载朱棣说完这话之后，“廷臣不敢争，竟论奸党，磔死”。他是被寸磔而死的，死状惨烈之极。那个朱高炽站在历史的现场，看在眼里，真是寒在心头。他的寒意细说起来有这么三层：一是朱棣杀鸡给猴看，其目的不在除掉耿通，而是警告他不要蠢蠢欲动；二是廷臣们的表情是噤若寒蝉，不敢争，“竟论奸党”。在他和父亲的矛盾冲突中不敢站在自己这一边。很明显，自己被孤立了；三是耿通最后“寸磔而死”，朱棣的“诛心之治”是不到极限不罢休，他朱高炽的处境真是岌岌可危了。

朱棣也的的确确加强了对朱高炽的管控。在征北期间，朱棣下令六科将太子日常行政事务逐条上报，并写明其赏罚的详细理由，以揣摩其背后动机。由此朱高炽监国，朱棣监子，权力的传导过程完全置于朱棣的秘密管控之下，朱高炽真是动辄得咎，举步维艰。永乐十二年（1414年）八月，新的打击不期而至。这一年朱棣结束北征回到北京，很不幸朱高炽派人迎接圣驾晚了一步，同时他在上呈的奏书中有些措辞也欠妥，朱棣由此认为太子怠慢自己，太子党必须狠狠打击。几天之后，朱棣眼中的太子党成员、东宫官属——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正字金忠等人被关押了。虽然蹇义和杨士奇二人在做了自我检讨后释放，官复原职（天知道这检讨该怎么做，但杨士奇明显是心向太子的，因为他把迎驾迟缓之罪都揽到自己身上，以使太子顺利过关），可杨溥、黄淮等人却长时间失去了自由，在狱中一关就是十年，直到朱高炽做了皇帝才被释放，东山再起。

永乐十六年（1418年），又一场新的考验降临到朱高炽身上。这一年，朱高炽因为宽恕了一个曾经立有军功的陈姓犯人而引起朱棣的猜忌——这个犯人是他定罪的，太子却为了表示仁义擅自减刑，居心何在？于是礼部侍郎胡濙被派往南京，奉旨秘密调查皇太子的德行。好在胡濙这个人善于审时度势，不敢得朱罪日后要当皇帝的朱高炽，只以“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密奏成祖朱棣，才使得朱高炽的境况转危为安。由此可见，朱高炽监国二十年，每一天都是如履薄冰，随时面临生死抉择。但是，他毕竟熬过来了，目送朱棣最后离世，并让自己成功坐上龙椅——这其中靠的是什么？当然不仅仅是他东宫官属的回护，也不仅仅是礼部侍郎胡濙式官员审时度势后的庇护。他靠的其实还是自己，他的智慧，一个弱者的生存智慧。很难想象，朱高炽要是没有这样的本钱的话，他就不可能成功屏蔽父亲的猜疑，化解兄弟间的算计，然后坐上龙椅，君临天下。

不错，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沉下心来细致地分析一下，在朱高炽身上体现出来的弱者生存术究竟有哪些？他的那些生存术又是如何让他转弱为强，笑到最后的？

仁者无敌

通常，胖子朱高炽会眼神迷离而略带颓废地混迹于一帮文人当中舞文弄墨、吟诗作赋，似乎是个胸无大志的主。但有一次，他与状元曾子棨下棋时写的一首诗却不经意间泄露了其胸中沟壑。诗曰：

二国争雄各用兵，摆成队伍定输赢。

马行曲路当先道，将守深宫戒远征。

乘险出车收败卒，隔河飞炮下重城。

等闲识得军情重，一着功成见太平。

这首诗文采虽不怎么样，却字里行间透出重重杀气。表面上写下棋，实质却落脚于攻城略地、建国安邦的治国策。这个貌似平庸的胖书呆子、帝国权力场上的弱者虽然在其强父悍弟的反衬下随时面临出局的可能，可偏偏世事如棋，韬光养晦者笑到最后。

朱高炽就是那个韬光养晦者，他的生存之道是先示人以弱，再以弱胜强。当然真正要做到以弱胜强，还必须有不一样的思维，在细节处呈现远见卓识——恰恰在这些方面，朱高炽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完美。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朱高炽之所以胜出，实在是他的人生一路行来，早已伏笔处处，最后只需连缀一体，便可水到渠成或者说大功告成。

朱元璋最早发现了朱高炽身上异于常人之处，那就是思维，朱高炽式的思维。朱元璋有一次考察藩王嫡子的行政能力，让他们分别批阅大臣们的奏章。其他几位藩王嫡子事无巨细，对奏章的内容眉毛胡子一把抓，给人印象平平，但朱高炽却只关注那些军政大事，对奏章中出现的错字从不订正。朱元璋问他个中原因，朱高炽给出的回答是——这些都是小毛病，不足以劳烦天子知道。又一次，朱元璋检阅军队，众多藩王及其嫡子都早早率队参加，唯独朱高炽的军队姗姗来迟，原来当天天气非常冷，朱高炽不忍让士兵们饿肚子参加检阅，便等他们都吃完了饭才开始出发。由此，朱元璋对他刮目相看，说了以下这样一句话：“小子异日不可量也。”——你小子日后前程不可限量啊……

这实在是一个阅人无数的政治老人对一个未来新兴王者的大胆判断或者说预言——和当时皇太孙身份的朱允炆一样，朱高炽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体现了仁者心态，对上仁，对下也仁。所谓仁者无敌，朱元璋透过朱高炽肥胖的皮囊预见到了他百年之后必有“王者兴”的一个趋势——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确没看走眼。因为朱高炽的仁义或者说仁德在他长达二十多年的太子生涯中自始至终都呈现了出来，以至于以东宫官属为群体的保护伞在他头顶上一直灿烂打开，并且刀枪不入，助他安然无恙地成就“九五之尊”：解缙为了他能够上位在冰天雪地里活活冻死，家被抄，妻子、宗族流放辽东；大理寺右丞耿通为他仗义执言惨遭“寸磔而死”；杨溥、黄淮等人因为保他的缘故在狱中一关就是十年；甚至朱棣的心腹之臣，奉命调查太子德行的礼部侍郎胡濙也为他唱起了赞歌。所谓仁者无敌，这些活着或者已经死去的人都心甘情愿地为他证明，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王者蛰伏时期的坚强注脚。

最重要的是朱高炽将仁德做到了极致——以德报怨，对他的兄弟们以德报怨。我们先来看朱高煦是如何对待朱高炽的。那还是在“靖难之役”的时候，建文帝使离间计，向固守北平城的朱高炽写信，以燕王之位做诱饵，劝其暗度陈仓。朱高煦得知此事后，马上落井下石，对父亲朱棣说世子（朱高炽）与朝廷暗地相通，肯定要反。但朱高炽是怎么处理这件棘手之事的呢？他连信都没拆，立刻派人星夜快马飞报朱棣，听凭父亲处理此信，事后也未对朱高煦有任何怨望。这是朱高炽以德报怨的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发生在永乐十四年。这一年朱高煦趁父亲朱棣去北京视察新都建设期间，在南京私自招兵三千，精选自己的卫队，甚至他还私自使用皇帝的乘舆器物，操练水战，放纵护卫队在京城大肆抢劫，试图阴谋叛乱。朱棣回来后大怒，当面夺去他的衣冠，并将其关在西华门内，准备废为庶人。这个时候朱高炽再一次站出来以德报怨——他苦苦哀求父亲保留朱高煦的亲王名分，以观后效，并且亲自给朱高煦写信，劝其悬崖勒马，从善如流。这样的胸怀，毫无疑问是宽广之极的。

朱高炽以德报怨的第三个回合发生在他登基之后。尽管朱高煦败局已定，可他还是试图蠢蠢欲动，派自己的儿子朱瞻圻及心腹潜到北京，伺机作乱。仁宗朱高炽知道这一切后，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增加其每年的俸禄，赏赐宝物数以万计；甚至还封其长子朱蟾坦为世子，其余儿子均为郡王。这样的以德报怨，可谓亘古未有。而处处咄咄逼人的朱高煦终其一生，也未能成事。他的强悍无比最终沦为无力的虚张声势，多年的怨望无可奈何地败于朱高炽一以贯之的仁德。这可以说是人世间以弱胜强的绝佳个案。

三弟朱高燧也败于朱高炽以德报怨的人生态度。这位朱棣嫡三子虽然和朱高煦相比能力稍逊，但也在夺嫡问题上蠢蠢欲动，屡次和朱高煦合谋，诬陷太子朱高炽。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出于权力平衡的需要，诛杀了诬陷太子朱高炽的顾晟，这个顾晟是朱高燧的长史。同时朱棣还要褫夺朱高燧的冠服，废其为庶民。这个时候朱高炽是怎么表现的呢？他为其求情，并最终保住了朱高燧的王位。但十四年后，朱高燧选择了恩将仇报，继续向朱高炽发难，甚至参与毒死父皇的阴谋行动。那是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五月，明成祖朱棣病重，护卫指挥孟贤等人在朱高燧的策划下伪造遗诏，准备毒死明成祖，同时废太子朱高炽，立朱高燧为帝。不久，孟贤的阴谋败露，被杀。朱棣震怒不已，他逼问朱高燧：“是你做的吗？”朱高燧哑口无言，吓得说不出话。而朱高炽大胆站出来，极力为这个三弟辩解说：“这是下人的所为，弟弟一定不知道的。”其宅心仁厚，由此可见一斑。而说到底这样的宅心仁厚是厚重和锋利的，极具道德感召力，他使朱高燧败得心服口服，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甘愿为其驱使——朱棣去世后，皇太子朱高炽在正式登基称帝前，朱高煦选择了负隅顽抗，试图一较高低，但几年前还和朱高煦一同联合起来打击陷害朱高炽的朱高燧，这时候也来到了北京，他第一个上疏请求兄长朱高炽即位称帝，甚至在后来册立皇后和皇太子时，朱高燧也差不多是第一个提议的人。说到底，朱高燧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功在朱高炽。后者在人格力量上完败了朱高燧。

当然和两个兄弟相比，朱高炽最重量级的对手还是父亲朱棣。朱棣是不容易被感动的成熟男人。他更注重权谋之道，警惕的是权力侵蚀。朱棣既想把权杖交给一个有能力的人，同时他对这个人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忠诚、任劳任怨。正是在后一点上，朱高炽做得非常到位，他靠一个“忍”字，赢到了最后。朱高炽的“忍”字功夫是一流的。永乐十八年，北京城建好后，朱高炽应父亲之召从南京到北京。因为不喜欢北方的饮食，他就从典膳局带了二十个厨师以备饮食。但朱棣闻讯后勃然大怒，认为太子自作主张。他给朱高炽下手谕说：“你带了典膳局厨子二十人，为什么不向我汇报？”为了惩罚太子的自作主张，朱棣下令，每天只供应其两顿饭，此外连茶都不给，而朱高炽所带的典膳局厨子全被调拨到负责皇宫饮食的光禄寺以为朱棣服务。面对父亲如此苛刻的举动，朱高炽选择了忍耐。

当然朱高炽要忍的地方几乎是时时处处的。他因为批评刘观受到朱棣的训斥，要忍；面对朱高煦和朱高燧的谗言诬陷，要忍；杨溥等忠臣被一关就是十年，他也要忍；甚至安插在他身边的宦官经常向朱棣密报其过失，更要忍，并且还要强颜欢笑，不能有半点不满，这叫什么？这大约就叫忍常人所不能忍吧。这样的“忍”字功，毫无疑问是朱高煦和朱高燧兄弟俩做不到的，所以到最后，胜出的那个人只能是朱高炽。永乐二十二年 （ 1424年 ）七月，朱棣终于完成了对朱高炽长达二十年的人品和能力考察，在北征回京途中对侍臣说了这样一句话：“东官历涉年久，政务已熟，还京后军国事悉付之。朕惟优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这或许可以看作他最后的政治交代吧，因为不久之后这位多疑的雄主就病死在榆木川，朱高炽顺利接位。

对兄弟仁，对父亲忍；对心中的理想不抛弃、不放弃。这或许就是政坛“弱者”朱高炽的生存术。1424年，中秋节，北京紫禁城，在礼部的安排下，文武百官入殿行过五拜三叩头大礼后前往承天门外，静候隆重的登基仪式开始。47岁的中年胖子朱高炽身着金黄灿烂的皇帝服饰，一身赘肉、步履蹒跚地爬上奉天殿宝座。此时，四周鸦雀无声，紫禁城成了他一个人的舞台。

毫无疑问，他的时代开始了。

第五章

宣德：左手宦权 右手相权

只是当时已惘然

1426年是宣德元年。此前一年的五月，洪熙帝朱高炽病逝于北京，结束了其九月之治。这个做了二十年监国太子的人存在的价值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爬上龙椅，然后与世长辞。这实在是一种宿命了。相比之下，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命要好得多。从1426年开始计算的话，他在大明帝国的龙椅上坐了整整十年，直至1435年去世。宣德十年之治，起点便是1426年。如果站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看1426年，那更是意味深长得紧。此前21年，太监郑和开始下西洋的航程，祖父朱棣的欲望弥漫在东西洋的上空，经久不息；此前46年，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制度，为这个帝国立下权力的规则与潜规则；再往前追溯至1368年，便是明王朝开国之年，它与宣德元年的时间间隔为58年，差不多是一个甲子。世事甲子一轮回，朱元璋、朱棣的高蹈、严厉到了仁宗、宣宗这里开始走向宽仁与平和。就像长江流水，在险滩与险滩之间，大多是短暂的水流平缓之地。

但历史毕竟意味深长，险滩与险滩之间注定遥相呼应。它们相望于江湖，互为因果。在历史的长河中，宣德十年的时间虽然水流平缓，却到底短暂。埋下的众多伏笔吉凶相间，有些虽然温和，有些却是锋利无比，必然的要在接下来的年代绽放出恶之花。16年之后，大太监王振毁掉朱元璋当年立于宫门前面，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碑，开始蠢蠢欲动、有所作为；23年后，“土木之变”爆发，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下率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被俘，近五十万明军全军覆没，明朝的中衰自此开始；31年后，于谦被杀，帝国的良心或者说理想惨遭屠戮；80年后，刘瑾掌司礼监；118年后，严嵩为首辅，开始其专权生涯。而这长达百年的世事因果，其实都能在宣德元年找到一丝因缘。这年七月，宣德皇帝设立内书堂，教宦官学文化，在制度层面上打破了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清规戒律。而王振16年之后的毁牌之举，毫无疑问坐实了宣德皇帝向太监们放权的政治企图。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太监有文化。或许宣德皇帝设立内书堂和司礼监是出于削弱相权的需要，以内臣代为批红的方式来限制内阁大臣们票拟的操作空间，是一种政治策略或者说权力平衡，但世事利弊相间，宣德皇帝抓在手里的武器既可能伤人也可能伤己，一个王朝的内耗程序不经意间由朱瞻基这个貌似不可能惹祸的青年皇帝启动，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历史的吊诡实在是令人目瞪口呆：一方面，宣德皇帝以宽仁与平和带领大明人民走进新时代，另一方面，他又打开了一个盛世王朝由此中衰的魔盒，一切身不由己，再回头是百年身。

只是当时已惘然罢了。

恩威并施

似乎没有谁比朱瞻基更了解“永乐盛世”的真相了。虽然在他之前，父亲朱高炽也曾经直接置身于那个“伟大”的盛世，并且亲历亲为，监国日久。但毕竟在当时朱棣还活着，许多盖子还不能揭开。到了朱棣与世长辞之后，朱高炽揭开帝国沉重的盖子，准备有所作为时，没想到天不假年，仅仅执政九个月便匆匆离世。所以“永乐盛世”后遗症的真正承受者和改变者其实是他的儿子朱瞻基。

那么“永乐盛世”后期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永乐、宣德两朝的翰林官员邹缉在一份奏疏中是这样描述永乐末年社会状况的：“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甚至在富庶的苏、常、嘉、湖一带，也出现了民众逃亡现象，其内在原因“皆云重赋所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瞻基和朱高煦的眼神宿命般地对上了。前者忧伤而茫然，后者凶悍而炽热。一场与清君侧有关的古老故事再一次在新朝上演。抚摩历史的细枝末节，那个叫朱瞻基的年轻人究竟是如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的？现在，该是到了复盘那些往事的时刻。

1425年，仁宗皇帝朱高炽病重，作为太子的朱瞻基还在南京主事。朱高炽要召还太子回京，以便传位于他。可要命的是以朝廷之大，当时竟然没有一位礼官敢赴南京迎驾。不为别的，只因为朱高煦彼时正在封地乐安州磨刀霍霍准备有所作为。礼官们谁都不想以身试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瞻基即位时政治形势的严峻。好在到最后，仪制司主事况钟主动请缨去迎还朱瞻基，这才使得朝廷的脸面得以保存。

朱瞻基有惊无险地上位了，但真正的较量却才刚刚开始。这是1425年的6月，27岁的皇帝在其叔父怨毒目光的遥视下开始君临天下。一个底气不足的新时代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开张了。很多人开始首鼠两端，他们将人生的赌注游离在朱瞻基和朱高煦之间，不敢轻易押定。这一年，汉王朱高煦45岁，作为明成祖朱棣的第二个儿子，他在“靖难”时屡立战功，多次营救父亲于危难之中。虽然在随后的夺嫡行动中败给了朱高炽，但与其较量的那些人都是跟他一起从战火中滚过来的，所以朱高煦败亦无憾。另外，从经验累积上来看，45岁的朱高煦毫无疑问远胜于27岁的朱瞻基。他们是叔侄之间的战斗，这样的战斗其实从建文元年就开始了：靖难，一次次的靖难在亲人之间展开，结局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杀戮本身。1425年，这样的考验降临到朱瞻基身上，他将如何出招呢？

朱瞻基选择了以柔克刚。他给予朱高煦的封赏很高，甚至远高于父亲在时定下的二万石禄米，这无疑在道义层面上将朱高煦置于不利地位——我已经厚赏于你，你如果再起兵谋反，舆论的力量肯定不会站在你那边的。朱高煦当然也老到，见招拆招。他没有贸然起兵，而是小心翼翼地试探。在朱瞻基登基后的第二个月，他上疏陈奏“利国安民四事”，以试探朱瞻基的反应。换句话说，他是想看看自己在新天子心目中的地位——朱瞻基对自己是真心还是假意，如何处置奏疏见分晓。

客观地说，朱高煦奏“利国安民四事”并无多少新意，甚至某些条款可行性甚差，但朱瞻基还是一一照准了，所谓“曲徇其意”。但朱高煦的试探还在继续。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朱高煦提出要派人入京进献元宵灯，以为新年祝福。朱瞻基当然知道叔叔祝福是假，借机窥瞰朝廷之事是真，但他并不点破朱高煦的“良苦用心”，只是回信淡淡致谢，玩的就是静观其变。由此朱高煦的试探进入第三个回合：索要财物。他向朱瞻基伸手要马匹和骆驼，朱瞻基见招拆招，不仅派人送上40匹骆驼和120匹马，甚至还额外赐他袍服，将君臣间面子上的恩宠做得极其到位，以使朱高煦进一步陷入可能的道德困境不能自拔——我朱瞻基什么都满足你了，也就消解了你谋反的动机。如是，朱高煦谋反的道德成本和机会成本将变得无穷大。

朱高煦却没有按常规出牌。事实上他在乎的不是道德，而是实力。经过三次试探，汉王朱高煦在宣德元年的八月觉得自己已经摸清了朱瞻基的底牌，那就是新天子软弱可欺。宣德元年（1426年）的八月是不寻常的八月，因为北京地震了。天象似乎以一种暧昧的方式提醒朱高煦要抓住时机，完成巨变。八月初，朱高煦让手下一个叫枚青的亲信秘密进京，联络英国公张辅以为内应，准备举事。但是很遗憾，政治立场坚定的张辅站在了朱瞻基一边，并且将枚青贡献了出去，献给新天子。这是朱高煦的第一个失败。他的第二个失败接踵而至——朱高煦策反山东都指挥使靳荣未遂，而当地御史李浚在得知朱高煦欲反时，第一时间入京告变。由此，朱高煦的反叛开始变得颇为悲壮，这其中的原因或许部分可以归结为朱瞻基先前的恩宠功夫做得好，将其置于道德困境不能自拔，以至于朱高煦举事时追随者寥寥无几。

寥寥无几也要揭竿而起，这是朱高煦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征，否则他也不会一反再反了。朱高煦匆匆忙忙建立五军，在乐安开誓师大会，一如朱棣当年在燕府起兵时的情境，将一切形式玩得正儿八经；同时朱高煦还致信朝廷，指斥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几位朝臣为奸臣，要求把这些人交出来杀掉。此举进一步明确了朱高煦“清君侧”的靖难企图——朱瞻基由此被逼到历史的死角处，非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可了。

那么，他又是如何解决的？首先，朱瞻基将朱高煦的反信张榜公布，在政治底气上先胜一筹。因为朱高煦的信里不仅列出了他所谓的奸臣名单，还威胁说已在京城各个重要路口派兵把守，防止他们潜逃。朱瞻基有胆量将这样一封信公之于众，这是他底气十足的表现。

其次，朱瞻基在敌情不明、己方将领惶恐的背景下决定御驾亲征，显示了他极为豪迈的军事底气。朱高煦高举反旗之后，宣德帝朱瞻基原本令阳武侯薛禄带领部队去平叛。但薛禄却胆战心惊，畏惧于朱高煦此前在建文“靖难”时的声名。在那场“靖难”战斗中，他们其实是战友。对于朱高煦的斤两，阳武侯薛禄还是心中有数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宣德帝朱瞻基决定御驾亲征——与其让一个心存畏惧的将领去平叛，还不如靠自己的勇气和号召力来扭转战局。这是朱瞻基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战争观。

最后，在具体平叛过程中，朱瞻基冷静观察，坚持己见，体现了良好的心理底气和卓越的谋略观。朱高煦反叛，必然有一个战略进攻的方向，或济南或南京，众人七嘴八舌，作军师诸葛亮状。但朱瞻基认为这些说法都高估了朱高煦。原因有二，一是跟随朱高煦反叛的那些人他们的家属都在乐安，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不可能弃近图远，去攻打南京等地；二是朱瞻基即位不久，突然御驾亲征，是此前建文帝所不敢为之事，毫无疑问在舆论向背和道德勇气上给了朱高煦极大的心理压力，令他首鼠两端，无所适从，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事实证明朱瞻基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八月八日率军出征，十二天后就到达朱高煦的老巢乐安城北，随后朱瞻基只做了一个动作——送诏书给朱高煦，以进一步摧垮后者的心理防线。就这样，战争几乎没有打响就结束了。朱高煦选择了举手投降，后被软禁在西安门内的逍遥楼。与此同时，参与谋反的王斌、朱恒及天津、山东各地的640多人全部被处死，另外发配边关者达1500人。朱瞻基获得完胜。和打了四年时间的“靖难之役”最后不知所终的建文帝相比，朱瞻基优雅地完成了他上台后的一个精彩亮相，甚至在后续动作上，朱瞻基也做得稳、准、狠，不留隐患。朱高煦最后的下场是被铜缸燃炭烧死的，他的儿子们也全部被杀。朱高煦之后是朱高燧。和朱高煦的咄咄逼人相比，朱高燧早已低调许多。但这个先前曾经蠢蠢欲动的三叔是留是除，毫无疑问考验着朱瞻基的政治智慧与伦理底线。而朱高燧也的确会做人，朱高炽即位之后，他就主动削解府中的两支护卫，使自己的护卫队仅存一支；及至朱瞻基即位，他又将自己的八百余石王府禄米交纳给朝廷，以示忠心。对于这样的一个“忠心耿耿”的亲王，朱瞻基的确下不去手。因为他发现朱高燧的所作所为已然将自己置于道德困境上，一如他自己先前对朱高煦所做的那样，恩到极处，便不好意思翻脸了。那么，困境中的朱瞻基又该如何应对呢？他玩了一把敲山震虎或者说曲径通幽的把戏：审讯朱高煦一案终结后，朱瞻基把朱高煦的供词和大臣们弹劾他的那些奏疏都拿给朱高燧看，个中意味请他自己感悟。朱高燧很快就感悟了出来——他马上向新天子写信，请求撤掉自己府中仅剩的那一支护卫队，以此来赎买余生的人身安全。

交易就此完成。朱瞻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体现了他游刃有余的政治洞察力和把握力：一方面不对朱高燧赶尽杀绝，为新朝留下仁慈的口碑，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帝国的安全，因为自此之后，朱高燧既无抵抗之力，也无抵抗之心。宣德六年（1431年）八月二十六日，朱高燧这个惴惴不安的老者终于不再惴惴不安了。他死了，是老死的，也算是得一善终吧。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作为藩王，这样的老死是一种奢侈的归去，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到的。

更多的藩王却还在惴惴不安，因为朱瞻基将眼光投向了他们。朱元璋开国之后，藩王问题始终尾大不掉，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一回，朱瞻基决定提供一个终极解决方案。在以不同手段顺利解决二叔和三叔问题之后，朱瞻基的试点工作宣告完成，接下来他要大面积推广了。当然朱瞻基要在帝国全境推广的主要是三叔经验，因为朱高煦反叛未遂之后，其他藩王再无能力站出来叫板，所以朱瞻基要做的工作主要是怀柔，哪怕这怀柔的风格是软中带硬，令人不那么舒服的。

随后，包括赵王朱高燧在内，共有赵、秦、楚、蜀、肃五位亲王主动要求解除自己的护卫部队。朱瞻基敲山震虎，恩威并施，就这样将朱元璋时代遗留下来的藩王扰主问题基本上解决干净了。而宣德一朝也终于由乱转治，一个时代的勃兴看起来已是指日可待。

梦幻团队

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个治世的到来不可能只是帝王治国欲念的简单表达，在其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治国团队。只不过对宣德皇帝朱瞻基来说，他刚一上位就很幸运地拥有了这样一支成熟得几乎无懈可击的梦幻团队，从而在他短短十年君临天下的时间段中，帝国的面貌或者说气质有了天壤之别。

夏原吉、蹇义加上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这样行政经验丰富、治世能力老到而成熟的五人治国团队，在经过永乐甚至洪武朝腥风血雨的历练之后，简直就是历史佬儿慷慨赐给宣德皇帝的无价之宝。因为在此之前和之后，虽然也不乏名臣治国的个案，但要形成一个行政理念颇为一致的团队，并且团队成员之间能够做到声气相投甚至以德报怨，却是绝无仅有之事。关于这一点，以下的例子足以说明。“三杨”之中，杨荣虽然在谋划边防方面屡见成效，却失之于检点，生活作风比较奢侈，经常接受边疆将官给他的贿赂。朱瞻基就此事请教杨士奇，咨询处理意见。杨士奇以边防事务为重，认为杨荣人才难得，希望皇帝能够不拘小节，继续任用此人。朱瞻基感慨于杨士奇的宽容，向后者指出杨荣曾经对他有过非议一事，杨士奇马上道：“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事后杨荣得知此事，被杨士奇的以德报怨之举感动，也开始检讨自己的问题，三杨治国团队变得更加团结了。

这是一个例子。但这个例子不是孤立，也不是静止的——《明史》对夏原吉的评价是“性宽和，有雅量，为诸臣第一”，这是治国团队能够走向团结的一个重要基础；而以“三杨”为主体的阁臣治国团队在接下来的时间考验中将这种互相支撑的理念一直延续到英宗朝，直到他们身后，以“土木之变”的突然爆发为标志，宣宗朝宝贵的治国财富才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反证了出来——“三杨”之后无能臣。这样的反面例证说明了“仁宣治世”是有其内在逻辑性和必然性的。它首先是有一个人才集体在支持、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在这样经验成熟的治国团队直接操刀下，宣宗朝解决了以下四大问题：藩王问题、文官治国问题、财政负担过重问题和交趾问题。这四大问题的解决完成了帝国拨乱反正以及由猛转宽的历史性难题。以不治求治，轻松地拓宽了一个帝国原本梗阻得无法前行的瓶颈——而这些功臣们也开始庆贺了。他们说到底都是些怀有浪漫情怀的文人，是文人政治家。功臣们常以诗唱和，他们的诗被后世称为“台阁体”。台阁体旖丽，台阁体自得，或许这样的诗作是几个宦海沉浮的老文人在那个短暂治世中的对影自怜和悠然自得而已，他们并不知道帝国的中衰已然不远。而皇帝也实在待他们不薄。宣德三年三月，朱瞻基召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18位大臣同游万岁山。朱瞻基的用意是模仿唐太宗时恩宠房玄龄等18位大臣的旧事，以为治世之庆。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人坐皇帝龙舟，唱盛世歌谣，游玩了整整一天，真是不亦快哉。但是，谁也没想到，朱瞻基有意无意间构筑的制度藩篱禁锢了一个治世更大的发展空间。宦官势力在朱瞻基的制度设计里开始活泼泼地成长起来，并很快成为与内阁全面抗衡的重要力量。也许在朱瞻基的心目中，他要阻击的只是阁权过于膨胀的可能，但是以扶持宦权为代价来行权力平衡之实，很多因果已不是他这个皇帝所能控制的。因为若干年后，那个影响大明时局或者说发展方向的宦官王振将要坐大他的势力，并与日渐式微的阁臣治国团队展开生死对决——而所有这一切因果关系的形成，其实就滥觞在“三杨”们旖丽的台阁体诗中，滥觞在宣德三年三月，皇帝朱瞻基与群臣同游的万岁山里。

一个王朝的宦气

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帝国刑部主事刘翀突然发现自己的职位起了变化——他从原先相当于公安部处级干部的身份改任翰林修撰，专门教习内书堂那些十岁左右的小宦官们读书识字。内书堂是新成立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教习数百名小宦官们读书识字，重要性自然无法与堂堂刑部相提并论。新翰林修撰刘翀的情绪一下子就低落了许多。

这其实是皇帝朱瞻基在宣德元年于百忙之中做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只是当时的刘翀还看不出其中深意——直到过后不久，他惊讶地发现，内阁大学士陈山也被调至内书堂与他做伴了。与他一起来的还有翰林修撰朱祚等四名翰林院官员。一个小小的内书堂，数百个十岁左右的小宦官，竟然动用了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前来坐镇，刘翀感觉皇帝可能要搞搞新意思。

很快，新意思出来了。这些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宦官得到了重用，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成为秉笔太监，开始替皇帝给内阁的票拟批红，而宣德皇帝朱瞻基每日只御笔亲批几本，其他的都让宦官们代劳了。

这个时候，明朝历史上第一个专权的太监王振在哪里呢？此时他刚进宫，作为一个极有挫败感的前教书先生，略通经书却又自命不凡的他一狠心阉割了自己，准备以此去搏一个金灿灿的前程。事实上王振来得恰到好处，在制度缝隙处，王振成功变身或者说转型，成为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东宫局郎，在宦权逐渐生根发芽的过程中他潜伏了下来，等待有所作为的日子到来。因为若干日子以后，当宣德皇帝朱瞻基去世，已然占据司礼掌印太监职位的宦官王振，终于可以断然出手了。

但在此时，一切都还山清水秀，“三杨”们的治国团队还可以吟吟台阁体诗，游游万岁山。不过，“三杨”们的治国团队要是足够细心或者警惕的话，或许可以察觉在皇帝的关照下，宦官的势力开始悄悄走强了。正所谓不怕宦官人数多，就怕宦官有文化。宦官有文化之后就能为其干政提供必要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太监识字，并立铁牌严禁内官干政。这个内官指的便是宦官。但很显然，宣德皇帝朱瞻基没有这样的政治自觉和权力敏感。他一方面重用“三杨”们的治国团队去打理国事，另一方面开始培植宦官势力对前者加以抗衡。两手抓，试图两手都硬——一个帝国的气质在朱瞻基如此执政观的打造下终于变得暧昧与诡异，不再是纯粹的治世情境了。

那么帝国的情境或者说权力图谱究竟如何呢？金英和范弘是司礼监太监，虽然地位不如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崇高，但后者却对这些司礼监太监极为尊敬。因为金英和范弘是天子近侍，他们的身上播洒着朱瞻基的光辉与恩宠。宣德七年（1432年）正月，金英和范弘甚至收到了朱瞻基专门向他们两位颁发的免死诏书，从而获得了此生可以免除死罪的法律特权——在此之前，只有洪武时期的开国功臣徐达等人才能获此殊荣，应该说这是宣德朝宦官势力走强的一个标志。

宦官王瑾和杨庆也受皇恩深厚。前者不仅参与决策重大的军事政务，还获颁朱瞻基专赐给他的四枚银章，上书“忠肝义胆”“金貂贵客”“忠诚自励”“心跻双清”等褒奖词。另外王瑾还获得了皇帝赏赐给他的两个宫女做老婆，他的养子王椿也成为国家公务员序列的在编官员，一时恩宠直追金英和范弘。

宦官杨庆则获得了很大的军权。在宣德朝，皇帝派了大批宦官前往辽东、大同、甘肃、广西、云南、贵州、宣府等地做镇守太监，以制衡边镇将官的势力。宣德四年（1429年）八月，朱瞻基将杨庆派往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同时令其率领神机营铳手加以节制。这里所说的神机营是当时明军中的精锐部队。杨庆受此恩宠，地位当然不下于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的镇守军官陈景先了。甚至在当时，身为工部尚书的吴中，为了拉拢与杨庆的关系，竟以公谋私，用朝廷修建皇宫的建筑材料帮助后者盖了一座超标准的豪宅。事发后，吴中被皇帝下狱治罪，耐人寻味的是杨庆却平安无事。两相比较，这也可以看作宣德朝宦官势力走强的一个标志。

当然宣德朝的宦官势力走强不仅仅是以上这些例子足以佐证的。皇帝在达到治世情境后，一时间雄姿英发，派宦官郑和再次率船队下西洋，派宦官侯显率武装使团不远万里去西藏等地访问，将一个王朝的宦气挥发到极致，由此宦权与相权的较量便进入了启动程序。宣德朝注定要往一个不可逆的方向上狂奔，直至大错铸成，治世不再。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与此同时王振开始上位，宦权与相权在宣德朝的胶着状态被强行打破，“三杨”等治国团队在朱瞻基生前启动的权力剥夺程序面前无可奈何花落去，纷纷以谢世人间来昭示某种趋势的不可遏止。而在此之前，夏原吉已经在宣德五年去世，蹇义在宣德十年去世，那支曾经激情洋溢、经验丰富、宛若天成的治国团队就此烟消云散。

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

雄心不再

宣德五年，60岁的南京守备郑和已经不做船长七年时间了。此前，在明成祖朱棣第五次远征漠北之时，因帝国财力不继，第六次下西洋归来的郑和在南京休整了两年。这是他人生的盘整期，也是帝国未来政策的盘整期。明成祖朱棣很快撒手西去，留下不知所之的郑和成为时代的弃儿。虽然南京守备职位崇高，远胜于非正规编制的远洋船队船长一职，但对郑和来说，他做的其实不是守备，而是寂寞——直到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初九日，宣德皇帝突然命令郑和重下西洋。

如果以宣德十年治世的时间长度来衡量的话，宣德五年恰逢一个治世的中点，各方面经过拨乱反正后都开始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宣德皇帝似乎也在治世中找到了兴奋点，决定向祖父朱棣学习他的文治武功。他以为自己当天子那么久了，那些占城、暹罗、爪哇、满剌加、锡兰、榜葛剌等小国不朝贡怎么可以呢？这个是很不像话的，没有大帝国气象，所以宣德皇帝令郑和重下西洋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重拾帝国的“尊严”。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郑和第七次远航的船队出发了，船队规模依旧庞大得可以，共有大型船只六十一艘，组团人数达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人。出访时间也长达三年之久，从宣德五年一直延续到宣德八年，沿途访问了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木骨都束、不剌哇、竹步、祖法儿、剌撤、阿丹、麦加等国。如此壮举，真是很有向永乐朝致敬的意思。

但郑和却没有回来。宣德八年二月，他在归国途中病逝于古里国（今印度西南海岸科泽科德一带），为中国式的下西洋运动画上句号。当然真正的句号还是由皇帝来画的。终宣德一朝，以其治世的财力物力，也只能支撑这样一次大规模远航罢了。郑和去世之后，那些随他入贡的古里、锡兰、祖法儿、忽鲁谟斯、天方等各国使节甚至回不了国而不得不在中国度过三年时间。直到1436年（正统元年）闰六月，他们才搭乘爪哇国使节进贡回国的便船回去——因为郑和之后，中国再无船长。建立在文治武功基础上的中国式远航，毕竟是不可以复制和轮回。据统计，在宣宗之后，印度，西亚、非洲诸国已不再向明帝国入贡，而当若干年后，明英宗想要派遣马云等人下“西洋”时，朝臣提出了这样的反对意见：“安内救人，实国家之急务。慕外和番，实朝廷之末节。”当然，“朝廷末节”云云只是冠冕堂皇的说辞罢了，归根到底中国式远航的谢幕还是源自于国力的不济。因为明英宗一朝，乱象已显，英宗皇帝本人也做过蒙古人的俘虏，“土木之变”过后，帝国的雄心或者说文治武功到底成了南柯一梦，不可以拿来再战江湖的。

回到宣德朝。后郑和时代，不仅大远航的雄心已然不再，一个治世也开始进入天灾人祸此起彼伏的时期。宣德九年，两京（北京、南京）惊现大蝗。巨大的蝗虫覆盖地表达一尺多高，景象不可谓不恐怖。无奈之下，朝廷派出御史、给事中、锦衣卫官等分赴各地督捕蝗虫。与此同时，江西因为连年水旱，当地官府无力抚恤，乐安一个叫曾子良的农民以大盘山（在今江西乐安县西北）为根据地起事，自号永顺王，追随者一时多达三万余人，朝廷屡次招抚竟然都未能摆平。就是在这样的天灾人祸下，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日，年仅38岁的宣德皇帝朱瞻基与世长辞，从而匆匆地结束了他的时代。宣德的治世，有一个光明的开始，到底只迎来一个晦暗的结局。众多人的命运，也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不确定期……

第六章

英宗：命运节点种种

宦官王振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在他执政的第十个年头突然去世，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拥立朱祁镇为帝，即为英宗，年号正统。

正统元年，朱祁镇刚刚十岁，而“三杨”当中的杨士奇72岁，杨荣66岁，杨溥65岁。老的老，小的小，风景一时诡异。那么，他们当中，谁会是正统年间的线索人物，从而深刻地影响后宣德时代的朝局与人事呢？历史总是出人意料——不是朱祁镇，也不是“三杨”，却是司礼监太监王振。因为朱祁镇上位后不久，王振就对“三杨”们语带双关地说道：“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你们倦矣，可以休矣！一个强势人物的姿态透过这句话已是呼之欲出。

的确，正统元年，皇帝还没进入青春期，只能用儿童的眼光来看世界，一度主事的阁臣们却垂垂老矣，权力的窗口相当脆弱，一击就破。很显然，司礼监太监王振看到了这样的脆弱，这个已经潜伏太久的人物终于跃跃欲试，准备浮出水面。不过，太皇太后张氏也看到了这一点。她不仅看到了权力窗口的脆弱，也看到了王振那颗驿动的心。正统元年，发生在王振和杨士奇身上的一件事情，令太皇太后张氏决定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以绝后患。

事情起因很简单，性质却很严重，那就是王振避开内阁的票拟，擅自代英宗做出决策。杨士奇为抗议王振对阁权的不尊重与胆大妄为，三日居家不出——他罢工了。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末，太皇太后张氏因为此事决意诛杀王振。地点选在便殿，行刑人是她手下的女官。女官奉命将刀架在王振脖子上，准备结束后者的性命。事实上这是一个影响历史进程的举动，因为最简单的一点，王振如果在正统二年正月死去，十三年后的“土木之变”很可能不会发生，更遑论随后的北京保卫战及夺门之变了。当然这些都还是表面现象，是历史进程中被激流碰撞出来的若干浪花。重要的一点是阁权与宦权的较量将因此进入力量倒置阶段，王振之后，再无与“三杨”抗衡者。毫无疑问，接下来发生的是真正能够影响明帝国权力格局的大事件，只要女官把刀砍下去，一切将会泾渭分明、尘埃落定。

但是正统二年正月末，奇迹没有发生。历史没有提供足够的逻辑力与推动力来演绎这场可能展开的精彩杀戮。不是太皇太后心软了，而是小皇帝心软了。十岁的他到底是用儿童的眼光来看世界，一看到陪伴自己多年的大伴王振命悬一线，小皇帝立刻跪下为之请罪。太皇太后当然是不会为此心动的。作为一个已历三朝、见惯风雨的政治女人，这位仁宗的皇后很清楚权力的游戏规则与节点之所在。王振不除，阁权难保，一个王朝的气质将会从此阉化或者说矮化，而她现在能做的就是趁自己影响力还在，为正统一朝未来的发展矫正方向。

只可惜，历史经常是吊诡的，它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出人意料。见到皇帝下跪请罪了，在场的英国公张辅、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滢等五人也跪了下来，希望能免王振死罪。王振就这样死里逃生了，女官的刀到底没有砍下去，已经垂垂老矣的太皇太后仿佛看到帝国宿命的狰狞与锋利，当然还有它的无奈。她在决定不杀王振之后略带沧桑地说了这样一句话：皇帝年幼，怎知这种人自古祸人家国！皇上和诸臣为你求请，姑且免你一死。而从今以后，不得再干预国家大事。

到了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那个一直压着王振的人——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了。张氏去世之前到底放心不下朝局，立遗诏勉励诸位大臣辅佐英宗笃行仁政。不过对王振来说，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只意味着一件事：他的七年之痒结束了。正统七年这个冬天，太皇太后张氏不在的冬天，太监王振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他把朱元璋当年立在宫门内告诫“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三尺铁碑给盗毁了，从而为宦官干政的程序合法性扫清障碍。这个冬天不太冷，起码对王振而言是这样。

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在早前一年，英宗皇帝就为王振势力的走强暗度春风了。正统六年（1441年）十一月初一日，为庆祝北京新宫的建成，皇帝在奉天殿宴请文武百官。王振没有赴宴。倒不是英宗冷落他，实在是洪武、永乐以来的成例，宦官不参与外臣的宴会。这是朱元璋当年在世时的定制，为的就是在人格或者说官秩上体现出内外臣的区别。王振发怒了，他对英宗派来抚慰他的使臣说了这样一句话：“周公辅成王，我惟独不可一坐！”——老子像当年周公辅成王一样功不可没，怎么今天连一个坐的位置都没有呢？！毫无疑问这样的话是颇具打击力的，它竟然让英宗皇帝做出了破除成例的举动：大开东华中门恭迎宦官王振，并令百官候拜于门外。正统六年皇帝15岁，正是一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叛逆，凡事爱走极端。他开中门迎宦官并让文武百官跪拜之举在礼制层面上绝对是石破天惊之举。天下万事，礼制为大，小皇帝不知道，他已经比父亲当年让太监们读书走得更远了——对王振的言听计从或者另眼相看注定让他的命运被绑架在这个已被去势的男人身上，变得毫无雄壮可言。八年后，皇帝在“土木之变”的凄惨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王振的势力就这样走强了——在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后，在英宗皇帝的另眼相看下，他首先干掉了一个人，刘球。刘球是翰林院侍讲。这位永乐十九年（1421年）的进士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与王振对着干。正统六年，英宗皇帝听取王振的建言，准备大举征战麓川。刘球上疏反对南征。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反对无效，“帝不用球言”。不过王振却对这个人极其感冒了。

两年之后，刘球的所作所为再次触恼了王振，并为其带来杀身之祸。正统八年（1443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紫禁城奉天殿的鸱吻（中国古代建筑屋脊正脊两端的一种饰物，形制折而向上似张口吞脊，因名鸱吻）突然被雷击，英宗皇帝惶恐不已，以为是不祥之兆，他连忙下诏辍朝三日，祭告天地求上苍护佑，并令廷臣上疏直言，以正身修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球上了一篇奏疏，名《修省十事疏》。刘球在奏疏中甚至直接称：“愿皇上恪守二圣成规，使权归于一人。”如此，刘球性命之不保已呈板上钉钉之势。因为王振生气了。六月初三，他将刘球关入监狱，九天之后王振便指使亲信锦衣卫指挥马顺杀死了刘球。这是宦官王振开始我行我素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刘球之后，先后受到王振迫害的政府官员有大理寺少卿薛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以及锦衣卫狱卒王永等。虽然受迫害的人原因各异，但归纳起来只有一条，那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不听王振指挥甚至与其作对的，下场一定很惨。关于这一点，锦衣卫狱卒王永深有体会。因为他上书历数王振罪恶，结果被处斩。值得关注的倒不是王振对这些人的态度，而是英宗皇帝对他们的态度。皇帝的态度究竟如何呢？以王永案为例。当刑部慑于王振威势以妖言惑众之罪对王永做出论斩的判决后，英宗下令立即处以磔刑，且“不必覆奏”。一个锦衣卫狱卒，仅仅因为上书说了宦官王振几句不是，皇帝就要立即将他凌迟处死（磔刑），且“不必覆奏”。这个“不必覆奏”用现代语意转译的话，大致相当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许上诉”的意思，毫无疑问带着皇帝很明显的个人情绪。如此，历史的寒意或者说杀气便在典籍背后恶狠狠地渗透出来，触之可寒，而一个王朝的戾气在宦官王振的搅动下已经将皇帝裹挟其中，令其不能自拔了。

但是宦官王振却深爱僧道，这也许是世事的辩证法了。有大恶，必以大善伪饰；有大恨，才有伪装的大爱粉墨登场。正是因为太监王振媚佛，英宗皇帝才投其所好，重修紫禁城西的庆寿寺，并赐名“大兴隆寺”。但皇帝不光光是修一个寺了事，他要给足王振面子。大兴隆寺开光之日，王振请了崇国寺的僧人做佛事。英宗亲自来到寺中接受传法，并且称自己为弟子，而随他而来的朝廷公候们则“趋走如行童”。一个王朝的妖风孽气至此已是不忍目睹。

正统十四年，宦权的张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五月十四日，太监金英会同三法司高官共同审案，当时金英打黄盖伞居中而坐，尚书以下官员分左右列坐，直将朝廷九卿的地位置于内官之下，从此以后如此的内外官阶排序成为明帝国定制。宦官干政到了如此赤裸裸的地步，王振振兴宦权的努力算是功德圆满了。

那么“三杨”们呢？在宦权一路张扬的时候，那些曾经建立过“仁宣之治”的阁臣们究竟有何反击的行动？一个王朝阳盛阴衰局面的形成为何缺席了他们的身影？事实上这里面的故事多多，也情感多多。正是那些故事与情感铺陈了正统一朝难与人言的中衰历程……

此消彼长

在“三杨”与王振的角力路径上，前者的节节败退很大原因不仅仅在于权力格局的失衡，而在于年龄上的颓势。正统年间，杨士奇们已显老迈，正当年的王振毫无疑问拥有年龄优势，所以他才会对“三杨”们说那样一句话：“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话锋如刀，背后的潜台词是逼他们退位。那么，“三杨”们是如何接招的呢？

“老臣当尽瘁报国。”这是杨士奇的回答。“不然，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这是杨荣的回答。“三杨”当中的杨溥因为为人儒雅淳厚，谨慎小心，所以未置可否。最后“三杨”推举了曹鼎、陈循、马愉等人入阁，算是采纳了杨荣的建议。只是这样的应着显得后劲无力：曹鼎、陈循、马愉等人入阁后，由于“三杨”们老成持重或者说德高望重，并未让他们参与多少机务。这些压抑的年轻人在“三杨”的阴影下默不作声地存在着，最终未能成长为与王振独立抗衡的力量。特别是在“三杨”故去后，双方力量的失衡已是必然趋势，王振终于一枝独大了。

但当其时也，王振的眼光就已经掠过曹鼎们直视“三杨”。他要对他们各个击破。首先受到王振攻击的是杨荣。杨荣有才而不廉洁，经常接受一些贿赂，而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向其贿赂金银财宝的行为则成为王振发起进攻的突破口。虽然事发之后，杨士奇向皇帝求情，以保持“三杨”队伍的整体性，但是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还是在杭州去世了。

随后，杨士奇自己也受到攻击，原因是他的儿子杨稷犯了杀人之罪，这个软肋被王振抓住后，成为其接下来继续有所作为的阻碍。三年后，在太皇太后已经去世的背景下，杨士奇也寂寞辞世。“三杨”只剩下了最年轻也最谨慎小心的一杨——杨溥。事实上到这时，杨溥的存在与否已经构不成对王振的威胁，宦权的胜利终于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作为现实境况之一种，司礼监太监王振从百官对他的称呼上明白世易时移的消息已经到来：有文武大臣对他自称“孝孙”的，也有公侯勋戚尊呼他为“翁父”的，甚至英宗皇帝也尊其为“先生”。这是权力增值的一个曲折表示。细节决定一切，称呼里头见细节。应该说这样的细节与若干年后百官们称魏忠贤为九千岁同出一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总之正统一朝，特别是在正统九年之后，随着“三杨”团队的支离破碎，宦权终于全面压倒阁权。正统十一年（1446年），吏部尚书王直、右侍郎赵新、光禄寺卿奈亨等被下狱。这是王振诬陷他们的结果。虽然英宗皇帝也感觉这里头有冤情存在，但“惑于王振，终不能改”——“党纪国法”在人情面子前土崩瓦解了，这也说明一个王朝气质的诡异：阉风盛行，终于正不压邪。

感受到阉风盛行的人还有英国公张辅。张辅是老资格的官员了。太皇太后在日，他与“三杨”一起被视为治国栋梁，王振得势后，却连太监喜宁也想着法子欺负他。喜宁想侵占张辅的田宅，张辅不从。随后喜宁的弟弟喜胜就率一群小太监殴打张辅家已有身孕的女眷，致后者流产而亡。正统十二年（1447年），喜宁唆使青县知县诬告张辅侵占民田二十顷，试图搞臭他。一个堂堂的一品大员，就这样被太监玩弄于股掌间，阉风盛行已然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也的确是无法无天。因为作为当时的“法”和“天”——英宗皇帝并没有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处理此事。当张辅家的女眷被打得流产而亡后，皇帝给出的处置仅仅是“戍奄奴于边”，将肇事的小太监流放了事；而张辅被诬告侵占民田二十顷后，皇帝竟然煞有介事地令其还田与民。这应该是对宦权赤裸裸的保护吧。另外正统十一年发生的一件事更能说明皇帝心迹。这一年正月十三日，英宗皇帝心情很好地赏赐了司礼监太监王振等，并授予王振之侄王林锦衣卫指挥佥事，授太监钱僧保之侄钱亮、高让之侄高玉、曹吉祥之弟曹整、蔡忠之侄蔡革副千户。皇帝特别宣布，这些职位都是可以世袭的。由此，明英宗皇帝打开了宦官世袭官职的方便之门，很多偶然或必然的宿命从此开始生生不息的繁衍历程。

世事其实都是现世报。从正统九年三月杨士奇病故开始，正统一朝的崩溃之旅就已悄然启动。这一年，“三杨”已失二杨，剩下的杨溥被边缘化。王振日益坐大，百官自都宪以下，见他都要下跪。正统十年，也先叩边，瓦剌举兵入侵哈密，破三卫，并且进一步威胁朝鲜，已成大患之势。边将屡屡飞书报警，一个朝廷的危局可以说正在铸就，但英宗皇帝却茫茫然不知以；正统十一年（1446年），广西瑶民起义，入化州，执知州茅自得，杀千户汪义，声势一时大盛。同年，浙江矿工叶宗留聚逃民数千，自称“大王”，发动起义。他们活动于福建、浙江及广东、江西一带，多次与官军发生冲突。同年七月，杨溥去世。“三杨”治国团队的传奇谢幕。这一年英国公张辅72岁，正饱受太监欺凌；正统十三年，瓦剌也先开始伺机大举进犯明帝国。同年，皇帝重修庆寿寺，共投入劳役军民万余人，费物料无数。十月寺成，壮丽甲京师，英宗皇帝临幸，并赐名“大兴隆寺”。同年，邓茂七起义爆发，争相投奔义军的农民达数万人；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一日，也先率部进犯大同，随后发生“土木之变”， 明军约有五十万精锐部队死伤，文武大臣包括英国公张辅等死难。王振在乱阵中被打死，正统一朝结束，大明朝由强变弱的节点就此诞生。

很多年前，当王振还意气风发的时候，英宗皇帝在给他的一封敕书中这样写道：“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凡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只是皇帝没有料到，“裨益实多”的结局是自己沦为阶下囚，也先的阶下囚，其命运多舛实在是咎由自取。

预警

“土木之变”的悲剧其实值得一一细说。

早在七年之前，那场悲剧已能窥见线头隐隐。正统七年（1442年）冬十月二十八日，巡抚大同、宣府右佥都御史罗亨信向皇帝上奏说，近来，有瓦剌贡使到京，存在着“以弓易马”现象，动辄以千数计。这些贡使将弓“潜藏于内衣箧中，过境乃拿出”。罗亨信在奏疏中指出，这样的交易会助长其（瓦剌）威力，必须严加盘问检查。英宗皇帝随后命令都察院会同有司办理此事。查办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原来这些瓦剌贡使的弓箭不是从境外带进来的，而是镇守边关的太监每年造好后卖给他们以从中牟利。这桩隐秘交易的背后，隐隐晃动着大太监王振的身影。史书上记载“恃王振庇护，从中获利”。面对这样的结果，皇帝不敢或者说不想查下去，他选择了沉默。

这个冬天，礼部尚书胡濙也上了一封奏疏，主题是有关“严禁胡俗”的。英宗皇帝恩准了，下令严禁。但事实上这样的细节透露出来的却是舍本逐末的非理性选择，毕竟以中国之大，全面“胡化”云云那是杞人忧天之谈，对当前情势而言，军事上的防控才是首选。明明瓦剌“以弓易马”意在进击是个危险的信号，特别是王振放任手下助纣为虐必须严肃查处才能确保帝国安全，但皇帝却以个人脸面为重置若罔闻，“土木之变”最初的那根线头很遗憾地未被掐断，它开始疯狂地生长或延伸了。

瓦剌也先侵略哈密发生在三年之后，这也是“土木之变”前夕对明帝国来说含义最为鲜明的预警。也先先是掳掠哈密忠顺王的母亲及妻子北还，然后胁迫忠顺王前去谒见，以图谋不轨。忠顺王害怕，不敢前去，几次遣使入朝向英宗皇帝告急，皇帝怎么做的呢？只是“敕令诸部修好，毋相侵”而已。这样一种和稀泥的做法边将看得最清楚，也深为忧惧，但朝廷终未有进击之策，只能徒呼奈何。这是正统十年西北边患的现实，预警意味强烈。英宗皇帝置番王安危而不顾，甘做鸵鸟，一个帝国的底气真是虚弱得可以了。

随后大同参将都督佥事石亨、兵部尚书邝埜、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侍郎沈固等纷纷上疏建言御虏之策，皇帝才不得不开始各边练军，以防也先的军事攻击。这个时间段是从正统十二年到正统十四年，约两年时间。犹如一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英宗皇帝在强烈的预警过后，特别是在有识之士的建言下，对也先犯边的企图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警惕。虽然准备时间稍有些短促，但以大明的国力和数十万主力部队的战斗力而言，遏止也先犯边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当然前提条件是战略部署得当。

应该说到此时为止，英宗皇帝命运的起承转合还属于“承”的阶段，虽然起头时间过长，承接得有些晚，可毕竟还是承了。皇帝选将练兵，保持士气；加强兵器，备战车炮弩，看上去很有英明之君的意思。但是厄运突如其来。发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一次瓦剌进贡事件随后酿成巨变，“土木之变”终于进入倒计时。那么，这个瓦剌进贡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它与“土木之变”又有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历史需要进一步深究。

亲征问题

正统十四年（1449年），太监王振突然怒了，他愤怒于瓦剌贡使的欺人太甚。

在此之前，瓦剌每年都派二千余人入贡，以图明廷的赏赍。从朱棣开始，明廷像个爱面子的大家族一样，喜欢给前来进贡的番国一些恩赏，且赏赍之物远胜于进贡之物。当然万事万物都有个度，为防止某些贪婪的番国靠赏赍过日子，明廷规定每次入贡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但瓦剌每年都派二千余人入贡，明廷所费赏赍达三十余万，这的确是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在正统七年（1442年）春，英宗对入贡人数做了修改，规定今后贡使只限三百人入关。这个修改规定毫无疑问是针对瓦剌贡使做出的，目的只在于限制其入贡人数，但在正统十四年，瓦剌依旧派出二千余人入贡，号称三千，以求领得更多的赏赍。王振的爱国热情就是在此时突然高涨的，他愤怒于瓦剌贡使的欺人太甚，令礼部去核实真实人数，在这个基础上只认同其五分之一的贡使身份，约四百人。由此，一场巨大的冲突横空出世：也先以此为借口，开始发兵进攻明大同、猫儿庄、辽东、宣府、赤城以及甘州等地。英宗皇帝的命运进入了“转”的阶段，正统一朝的宿命也进入倒计时。

事实上汉语的“转”字含义丰富，是转变，也是转机。有可能转危为安，也可能转安为危。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在英宗皇帝的命运节点中，随后几步是极为关键的，它们构成了一个人命运最为惊心动魄的转变过程——机会稍纵即逝，厄运却如影随形，太监王振在此时成为皇帝的灾星步步紧跟，挥之不去，并最终让英宗走下龙椅，去国离乡，成为也先的阶下囚。

第一个节点：要不要亲征？皇帝亲征是大事，危机与转机都在一线间。它可能是激励将士的利器，也有可能成为被敌所乘的工具或目标。当然最关键的是判断需不需要御驾亲征。该征不征不对，不该征瞎征更是国之大忌。正统十四年，对英宗皇帝来说，选择尤为关键。当明军在瓦剌的进攻下纷纷败退时，王振劝英宗亲征，以鼓舞士气。这个时候有三个人站出来反对皇帝亲征。他们是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以及吏部尚书王直，邝埜和于谦反复强调 “六师不宜轻出”的观点，但皇帝不听。这个23岁的年轻人很显然被建功立业的帝王理想鼓噪得热血沸腾，以为变成千古一帝就在眼前时刻。七月十四日，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泣血力谏，并对“要不要亲征”一事做理性分析。但要命的是英宗已经热血沸腾了，所谓百毒不侵。他在第二天就悍然宣布御驾亲征，终究踏上了履险之地。

第二个节点：杀不杀王振？皇帝御驾亲征后，随行的翰林院学士曹鼐跟诸御史商量说：“不杀王振，则驾不可回也。”他认为今日之事，天子是惑于王振一时不能自拔。如果派一武士杀王振，“天意犹可挽回”。这就构成了正统十四年历史宿命中的第二个节点：杀了王振，皇帝的命运或许可以改写。但是很遗憾——“诸御史惴惴无敢应者，又谋于英国公张辅而不得机会，遂行”。这应该是文官们敏于言、讷于行的一个案例吧。道理大家都懂，谁去落到实处呢？四顾茫然，只好“遂行”——继续出发，踏上命运安排的那个困局无法突围。

第三个节点：回头的机会。第三个节点是承接第一个节点的，或者说是对第一个节点的深化和最后一次落实努力。当时的背景是明军五十万部队还没到大同，粮草就跟不上了，很多士兵开始饿肚子。也先为了诱敌深入，趁机做出战略撤退的部署。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兵部尚书邝埜再次劝皇帝停止亲征，即刻回鸾。邝埜甚至说出“陛下为宗庙社稷之主，奈何不自重？”这样的重话，希望皇帝回心转意。皇帝没有回心转意，相反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因为多次劝皇帝不要御驾亲征而受到王振的惩罚。这两个一品大员被罚跪在草地中整整一天，直到太阳下山还不得起身。英宗皇帝最后回头的机会终究没有把握住。

第四个节点：入不入关？现在来看那场战争的细节之所在，我们或许有这样一个发现，那就是王振是灾星，而兵部尚书邝埜则是救星，不折不扣的救星。他多次谏阻皇帝亲征未遂后，又在命运最后的收口处大声疾呼，以图挽狂澜于既倒，可惜英宗未能听进去，最终酿成大错。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日，英宗率领亲征大军慌慌地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此处离怀来只有二十里地。怀来城易守难攻，生活条件比较方便，虽然天快黑了，但皇帝御驾疾驱入关，后有大军殿后的话，当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可历史的吊诡之处却在这里出现了。英宗不理会兵部尚书邝埜的一再进言，率大军在没有水源供应的土木堡驻扎下来。他给出的理由是王振千余辆辎重车辆未到，自己不忍心弃之不顾——王振这个灾星也真是阴狠到底，在最后时刻都不忘拖累英宗一把，是夜，瓦剌大军从四面包抄过来，对明军形成合围之势，“土木之变”至此再无人可解。

这场战斗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明朝官军死伤数十万，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一锤打死，英宗无奈被俘，正统朝一时间群龙无首，颜面扫地。也先俘虏英宗后，以为奇货可居，向明廷进行要挟。历史的变局演绎至此，不由分说地形成一个巨大悬念：明帝国还有未来吗？英宗之后，谁会是这个帝国的新任领导人？

历史真是比小说更好看，更惊心动魄……

皇帝成了人质

从英宗被俘到后来的景泰皇帝上位，明帝国处于权力真空期。这个时期当然还属于正统一朝，虽然皇帝在也先手中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先这个时候的身份更像一个绑匪，而英宗则成了他手中的人质，需要一个王朝花巨资去赎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要赎取的不仅是皇帝的人身自由，还包括他的尊严、他巨大的权力甚至还包括帝国曾经的无上荣光。这些需要花多少钱呢？

八月十六日，英宗皇帝被俘后的第二天，他在敌营中令一同被俘的锦衣卫校尉袁彬写信，告知自己已被俘，同时希望朝廷送金帛前来赎取。信传到京师之后，百官全都伏阙痛哭。这个曾经宦气弥漫的王朝终于尝到了因果轮回的苦涩滋味。

赎金是送出去了，皇帝回不回来却没个准信。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召集群臣开会，主题就两个字：战守。是战？是守？关系国之安危。翰林院侍讲徐珵（徐有贞）主张南迁。礼部尚书胡濙持反对意见。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只有一条，那就是明成祖朱棣安葬在这里，所谓定陵寝于此，后世子孙怎么能弃之不顾？！兵部侍郎于谦也是态度坚决。他严厉地说：“言南迁者可斩！京师为天下根本之地，一动则大事去。独不见宋南渡事？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

历史在这里陷入了僵局。虽然于谦言之凿凿，但当时五十万明军主力已被消灭，留在北京的明军残余部队不足十万，且都是“疲卒羸马”，没什么战斗力。最后皇太后拿了主意，决定不予南迁。她是赞成尚书胡濙的——京师真要南迁，陵寝谁来守护？皇太后不敢想象也先进京后对陵寝的践踏情状，由此，历史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北京保卫战。

接下来的桥段是郕王即皇帝位。郕王朱祁钰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正统十四年时他21岁。这个曾经被命运安排只能做亲王的年轻人在那场众所周知、不够慎重的战争之后被推上龙椅，成为明帝国的第七任领导人。这是阴差阳错，也是利弊相间之举。就当时的情状而言，郕王即皇帝位巧妙地化解了也先手中人质的价值，使英宗成为可有可无的弃子，从而在接下来的北京保卫战中，也先少了一个可以叫板的筹码。但之所以说郕王即皇帝位是利弊相间之举是因为朱祁钰以明英宗朱祁镇弟弟的身份上位，多少与帝王嗣位礼制不合。多年之后“夺门之变”的爆发便是对当初弟即兄位这一举措的因果性报复。世事泾渭分明，真是了无新意矣。

总之，正统十四年的人间现实是郕王即了皇帝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并遥尊英宗为太上皇。这背后于谦居功至伟。因为正是他在朱祁钰故作姿态的时候恰到好处地率群臣再次恭请其即皇帝位。郕王终于半推半就地上位，而于谦也因此为自己埋下祸根。多年以后，当朱祁镇在夺门之变后重新取得帝国统治权时，他始终不能释然于谦当年的延请之举——我朱祁镇在沙漠里还没死呢，你们就那么迫不及待吗？！猜疑心一起来，杀心也就如影随形，朱祁镇和于谦这两个男人的宿命进入了预定轨道。

当然正统十四年的人间现实还包括也先的无可奈何。郕王即皇帝位后，英宗怎么办？这个人质成了鸡肋。已经投诚的太监喜宁向他献计，建议以送太上皇回归为名，到明帝国各边关去威胁众将打开城门，召各守城总兵官、镇守官出来见太上皇，如此则可以乘机有所作为。想法很美好，听上去也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明帝国各边关那些守城的总兵官、镇守官虽然没有如喜宁所料纷纷出来见太上皇朱祁镇，可也先裹挟人质而战确实在攻城略地方面方便了不少。先是紫荆关失陷，随后也先指挥大军攻打居庸关、易州等地，兵锋直逼京师。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六日，京城告急。于谦主持北京保卫战。他令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列阵于京城九门之外。十二日，也先提出要金帛万万计才肯退兵。百官中有人想议和，只有于谦坚持战斗到底。最终也先溃退，裹挟英宗北逃，京师之围总算是解除了。

正统十四年在战火中开始，也在战火中结束。这一年很多人死了，包括王振，也包括他的追随者锦衣卫指挥同知马顺等。但是一度弥漫的宦风并没有就此将息，它注定还要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继续弥漫和扩张。众多的大宦官汪直、刘瑾、魏忠贤等都还要粉墨登场，倾情演绎他们的欲望戏。当然这不全是英宗皇帝的错。因为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宣宗已经为太监势力的走强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可一代代人的事累积起来，足以崩溃一个强大的王朝。现在，前英宗皇帝、现太上皇朱祁镇被也先裹挟于沙漠之中，前途未卜，生死未卜。他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他的时代被强行结束。这是正统十四年的冬天，一切都已经结束，一切还将重新开始，充满悬念地开始。

那个叫朱祁镇的男人是否还有未来呢？历史拭目以待。

第七章

景泰：有些底气不足 有些朝不保夕

雁过留声 人过留名

1557年，当那个叫朱祁钰的30岁男人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几乎什么都没留下。儿子朱见济已经先他而去，他生前修建的皇陵自己也无福享受，最后躺进去的是泰昌皇帝朱常洛，名曰庆陵——但那却是一百多年后的事情了。明十三陵中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葬在南京明孝陵以及建文帝朱允炆未入葬外，未能挤进那象征帝王身份、以明朝列祖列宗的形象传之后世的便是朱祁钰。作为明朝实际上的第七任皇帝——明代宗朱祁钰，竟然未被葬入十三陵中，这本身就是件吊诡的事情。

更吊诡的是他的人生。朱祁钰的一生是未被肯定的一生，起码在他离世的最初，没有人给他做出积极的评价。他没有帝号。虽然一度被称为景帝或景泰帝，但复辟成功的英宗却在其死后立刻废其帝号，并赏给他一个谥号“戾”，称之为“郕戾王”。“戾”是暴戾的意思，“郕戾王”则是暴君的代名词。当然这是一个恶谥，表达了英宗皇帝对他的愤怒与不屑。若干年后，朱祁钰总算得到或者说恢复了“景帝”的帝号，并被宪宗皇帝定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不过这谥号是不够规格的，因为明朝其他皇帝的谥号都是17个字，唯独朱祁钰所获谥号只有5个字，大约这是“小”皇帝或准皇帝才有的待遇吧。但即便到了此时，朱祁钰也不是一个可以盖棺论定的皇帝，因为他还没有庙号。他真正获得庙号成为一个可供后世子孙祭祀的先帝应在187年后。那时候明帝国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南明时代，弘光帝朱由崧触景生情、感同身受、悲天悯人，终于在这个王朝的宿命即将结束之时整理先帝旧事，赐朱祁钰的庙号为代宗，并增谥号到17个字。这代宗的“代”字可谓传神矣：一个代替他人做皇帝的人，而弘光帝朱由崧在南明小朝廷中做的也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可疑皇帝，两人到底都不是底气十足的。个中意味，或许只有他俩可以惺惺相惜了。

当然历史或者说《明史》对朱祁钰的“另眼相看”不止于此。在修史者眼里，1450年到1457年是暧昧的八年，是可以归到英宗名下的——明朝的国史修撰者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处理这八年的方式是给出一个附录完事：以《废帝郕戾王附录》的形式附录到《 英宗实录》中去，从而取消了朱祁钰帝王身份的独立性。

明朝第七位统治者朱祁钰就是以这样含糊不清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模糊不堪的印记。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那么，这个叫朱祁钰的男人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令后人对他的评价如此不堪呢？

历史需要从头细说。

天位已定 宁复有他

景泰元年（1450年）发生的一场战争让瓦剌首领也先觉得明帝国还是有将才的，这将才便是明大同总兵官郭登。闰正月初九日，也先发兵进攻宁夏，随后将目标瞄准大同。但是在大同附近的沙窝，也先遗憾地发现，他的数千铁骑被郭登所部打败了。郭登手下的八百将士以一当十，追击瓦剌军达四十里地，在栳栳山毙敌二百余名，另外俘获“人畜八百有奇”。这是土木之败后明军取得的最好战绩，重要的是它鼓舞了士气，稳住了景泰一朝惶惶不可终日的阵脚，朝廷因此役封郭登为定襄伯。

这年秋天，另一个收获不期而至。也先主动提出要让英宗还京，以共创和谐世界。秋七月，也先派参政完者脱欢等五人到北京请和，释放了可让英宗还京的消息。这是也先请和的一个附加条件，但在景帝朱祁钰看来，却是砝码无疑。大明已经有一个皇帝在位了，也先这时再放英宗回来，明显是让帝国内讧，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当然这是朱祁钰看待世事的眼光，带有若干功利和阴谋色彩——龙椅真是好东西呵，没坐之前不知它的好，坐上以后便舍不得下来了。所以当礼部尚书胡濙不知趣地上书要奉迎英宗回来时，景帝的脸便沉下来道：“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我本来不想当皇帝的，现在之所以坐在这个位置上，实在是你们推举的结果。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潜台词当然是不希望英宗回来——在权力的博弈场上，一侧是舞台，另一侧则是深渊。景帝明白其中利害，但有些话不能说得太透，他希望有聪明的臣子站出来，替自己说出想说但不便说的话。

这个人果然出现了。他便是大名鼎鼎的于谦。于谦在景帝最需要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这句话最关键处在前八个字——“天位已定，宁复有他”。一个王朝的权力图谱已经确定，这样的时刻没有人可以修改或者推倒重来。有掌握重兵的于谦如是表态，景帝的态度才明确下来，他顺水推舟地说了四个字：“从汝，从汝。”

但景帝对英宗真实的个人态度还是从后来发生的若干历史细节里流露了出来。他授意右都御史杨善只用“轿一乘，马二匹”的规格来迎请英宗归国。于是有深意藏焉的历史场景出现了：居庸关头，太上皇朱祁镇匹马只轿落寞而归。他归来在景帝狐疑的目光里，归来在现任皇帝明确的权力边界之外。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英宗还京，虽然有百官在安定门外盛大迎接，但很快他们就见不到这位惊鸿一瞥的太上皇了。景帝随后将其送至南宫，朱祁镇长达7年的软禁生活由此开始——他不仅再也见不到一个官员，甚至被迫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与一般囚犯没有两样。南宫的大门是上锁并灌铅的，并有锦衣卫专门负责看守，所以越狱不是不可能，是绝无可能。至于吃的东西则少之又少，由狱卒从一个小洞递入，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正常的身体补给需要。更绝的一点是南宫的树木竟然被全部砍光，这是景帝为防止外界与英宗发生联系的未雨绸缪之举。总之，他要让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前皇帝、现太上皇不再与人间发生任何联系，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安全。这似乎是权力嬗变情形之一种：权力，让亲情走开，哪怕景帝获得的最高权力是英宗变相授予的，但在有可能受到威胁时，前者还是表现了过度的警惕。

于是一个新的轮回悄然展开了，从这一刻开始，到英宗复辟成功，时间长度是8年。景帝最在意的事情是易储。易储是保证权力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土木之变后，郕王朱祁钰虽然成功上位为一个皇帝，但却留了一条令他不忍视之的尾巴：英宗的儿子朱见浚被皇太后封为皇太子，改名见深。这个叫朱见深的小孩简直成了他的噩梦。朱祁钰相信，若干年后，当他身死之时，朱见深会以权力清洗者的身份颠覆他的光荣史或者说权力史——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当然是由继任者书写的，给自己盖棺论定或者挫骨扬灰的人总是后来者。所以，景帝朱祁钰为了权力安全计，也为了身后他那一脉家族的兴旺发达考虑，意欲易储。所谓“易储”就是换皇太子，以自己儿子朱见济取代朱见深为皇太子。如此，景帝朱祁钰的江山才能固若金汤。不仅是生前的，也是身后的，最重要的是权力安全获得了保证。

但却难以启口。因为易储需要理由，光明正大的理由，只是这样的理由到哪里去找呢？

景泰三年，理由从万里之外的广西不期而至。这年，刚刚退休的广西思明土知府黄堈全家因为家庭间的矛盾纠纷遭到他兄弟都指挥黄 的杀戮，黄 父子因此案被捕下狱。生死悬于一线之际，黄 上了一封影响历史进程的奏疏。这封发出易储倡议的奏疏从万里之外历史的斜角处恰到好处地杀到，几乎挠中了景帝全部的痒痒。他阅后大悦说道：“万里之外，乃有如此忠臣！”毫无疑问，“忠臣”二字改变了黄 的命运，他被无罪释放了。当然对景帝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紧急行动起来，落实黄 奏疏中提到的易储倡议。因为这件事情落实不好，后果是很严重的——“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杀”，如是血腥场面是景帝不愿意见到的。所以为了顺利易储，景帝令礼部尚书胡濙把百官召集起来开会，共商国事。

会议刚开始很不顺，史料记载“群臣相顾不敢言”，更有都给事中李侃、林聪、御史陈英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做是不得人心之举。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易储之议乃定”——景帝终于完成了他在任及身后全部的权力切割，划清了属于他的权力边界。

这是景泰三年（1452年）的五月初二日，景帝废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他的王朝，总算用三年时间站稳脚跟，可以放开手脚去建功立业了。至于功业究竟如何，自有后人评说。但必须肯定的一点是，景帝的确有所作为了，这一点，兵部尚书于谦可以作证。

两个男人的关系

一个人与一个朝代的关系，究竟可以纠结到什么程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于谦以其令人感慨的一生展示了他和景泰一朝恩怨交集的关系，以及与景帝错综复杂的君臣际遇情怀。于谦一手托起了景泰一朝，最终却被这个气量狭小的王朝压倒在地，随后，重新上位的英宗再踩上一脚，一个文天祥式人物的最后结局便只能是被诬身亡。而他身边以及身后，那些宵小之徒依旧狂欢不已，充分显示了景泰朝后遗症：你创造了我，我便毁灭了你，所谓“以怨报德”是也。

于谦的宿命在他青少年时代便已种下因子。这个“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的人在23岁时考中进士，从而展开其刚直不阿的个性人生。这一年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从永乐走到景泰，在不同的君臣际遇里，于谦一直是颇受好评的臣子。永乐朝时，他是江西道监察御史；宣德朝时，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官居三品；正统朝时，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当英宗皇帝被王振裹挟而去亲征瓦剌后，于谦终于走上了帝国最后守护者的位置上。帝国是庞大的帝国，守门员却只有孤零零的他。因为主力部队都调拨走了，留下于谦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

王朝的危机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兵力不济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人心涣散。侍讲徐珵（徐有贞）倡议南迁，南迁其实是南逃的代名词。英宗皇帝已经被绑票了，郕王朱祁钰还未上位，主事之人是一脸茫然的孙太后。很明显，帝国缺少主旋律，缺少一声振聋发聩的声响，以凝聚人心，凝聚主题。这样的时刻，于谦发声了，他醒目地成为后英宗时代帝国的中心人物，并在接下来的北京保卫战中展现了其杰出的军事才华，挽狂澜于既倒，在最关键的时刻打捞起即将沉没的帝国。在这一点上，于谦于景泰一朝居功至伟。因为正是他帮助景帝稳住了大明慌乱不堪的阵脚，徐徐打开了由乱转治的大门。景泰一朝虽然只有短短的8年时间，但这8年着实是于谦在托底的。景泰最后的匆匆谢幕原因在英宗复辟而非外敌入侵，在这一点上说，于谦托的底何止8年。当若干年后，于谦冤死，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治军无能，面对西北有警无可奈何时，恭顺侯吴瑾长叹一声对英宗说了这样一句话：“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假使于谦还活着，敌寇会这么猖狂吗？！那么英宗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听罢，默然无语，只能为历史的玄机而伤神与惆怅罢了。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于谦的特殊重要性。

回到景泰一朝，回到于谦和景帝的君臣关系里。北京保卫战后，景帝是如何对待于谦的？他加授于谦为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而于谦也是投桃报李。一方面派人修筑北边关塞要隘，以加强北边防务，另一方面令大同将领设计抓住太监兼汉奸喜宁，并且诛杀他，为帝国以及景帝排除了后顾之忧。当然于谦对于帝国的特殊重要性不仅于此。也先之所以从最初挟人质英宗一味进攻转而放人求和，于谦的军事才能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对景帝而言，于谦给他的安全感不仅仅体现在平定外患方面，还体现在排除内忧上。在迎不迎请英宗归来的问题上，景帝因怕失去帝位，首鼠两端。是于谦给了他八个字的安全保证：“天位已定，宁复有他。”这是于谦对他的忠诚，当然也是对国事的忠诚。掌握重兵的于谦在政治上忠于谁，谁便能君临天下——于谦对景帝，可谓忠心不二。

这是于谦和景帝二人关系的蜜月期，对帝国来说，它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由于于谦治军有功，瓦剌军屡遭失败。不久，也先被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对明帝国不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而景帝对于谦当然也是恩宠有加。于谦得了慢性支气管炎，景帝亲自跑到万岁山去，“伐竹取沥以赐”（见《中国通史》）。这种类似于现在“鲜竹沥”的药物毫无疑问可以缓解于谦支气管炎多痰的症状。景帝对于谦的皇恩浩荡，由此可见一斑。

世事多起承转合，不可能一帆风顺。两人关系的转折发生在景帝易储之后。景帝易储，于谦是投了赞成票的，这是其政治正确的一个表现，于谦做得中规中矩，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易储之后，于谦拒绝接受景帝给他的双份俸禄。事实上这是景帝对配合他完成易储工作官员的一个奖励。政治正确的官员人人有份，不光于谦一人。但于谦特立独行之处在于只有他一人拒绝了这份奖励。这便很有些不识抬举了，也让景帝从此对他敬而远之。君臣之间曾经惺惺相惜的关系出现裂缝，景帝最终放弃了对这个王朝最重要守护者的特殊照顾或者说保护，“鲜竹沥”也不帮他采制了。于谦的个人宿命由此走向凶险，因为宵小之徒开始蠢蠢欲动，欲置其于死地。

其实在于谦身边，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人对他持有非议。御史顾曜弹劾于谦说：“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意思是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大事的奏请实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甚至连受他提拔、镇守居庸关的罗通也评价于谦：“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活脱脱将于谦视作小人了。只是这样的非议在于谦深受圣眷之时被景帝一一屏蔽，但景帝的猜疑心一起，宵小之徒的蠢蠢欲动便不再遭遇任何屏蔽。于谦拒绝接受景帝双份俸禄之后，他的被暗算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参与暗算于谦的团队中，有侍讲徐有贞、总兵官石亨、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人。前二者是骨干人物。徐有贞因为南迁之议受到于谦的痛斥，对其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而石亨之所以暗算于谦理由很是荒诞。他上疏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未料遭到大公无私的于谦一顿痛斥，石亨转而寻衅报复。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夺门之变”爆发，策划人正是石亨、徐有贞等人。这场政变既颠覆了景泰一朝，也终结了于谦的生命。这是石亨、徐有贞等人的一箭双雕。景泰一朝已经跟于谦死死绑定，虽然景帝对于谦恩宠不再，但掌握八十万禁军的于谦却不可能活着走进英宗的新时代了。于谦保卫了景泰一朝，但这个始乱终弃的朝代却不能对其投桃报李。一个人与一个朝代的纠结关系，真是令人无语……

一个值得记录的历史细节是，夺门之变发生后，病重的景泰帝朱祁钰在南郊的斋宫中听到有朝仪的礼乐之声，他的第一反应是惊呼：“于谦耶？”——即便到了这个时刻，疑心重重的朱祁钰还以为是于谦发动了叛乱，君主之间的互信缺失在“于谦耶？”三个字背后暴露无遗。景泰一朝的被颠覆说起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个值得记录的历史细节是，于谦被杀后，英宗派人抄没其家产，发现家中除了景帝赐给他的莽衣、剑器外，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于谦对景帝一直是忠心耿耿的，但皇恩不再浩荡之后，他的忠心便再无任何价值，无可奈何地沦为景泰一朝的弃物，或者说殉葬品，只赢得“悲壮”二字。这应该算是一个人与一个朝代的宿命，也是于谦和朱祁钰两个男人从谐和走向失和的悲剧性命运写照。

萎顿的气质

王振爱度僧道，太监兴安也爱度僧道。景泰二年，兴安以皇帝的名义下旨度僧道五万余人。一个王朝的妖风孽气就这样从上一个宦官轮回到下一个宦官身上，这使得景泰一朝注定走不长远。兵部尚书于谦上奏说：“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边又缺战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本末倒置。”他从军事角度指出帝国僧道太多对国家恐非善事。但景帝却不以为然。在兴安和于谦之间，景帝的重心是偏向前者的。这就像英宗对王振的偏爱一样，总以宦权牵制阁权。尽管兵部尚书于谦居功至伟，但军事的归军事，政治的归政治，景帝的世界于谦永远不懂。景泰二年快结束的时候，有数万僧人和道士赶赴北京，为帝国第二年的度僧道仪式做好人才上的准备。一时间，京师重地成了出家人的天下，这让兵科给事中郑林忧心忡忡，他不管前车之鉴，在于谦上奏无效的情况下再次建议皇帝要慎度僧道，以免乾坤颠倒。

谁也没想到，郑林的建议这一回竟然被皇帝采纳了。那些兴冲冲来京搞“大串连”运动的僧人和道士被遣回原籍，偌大的北京城终于安静了下来。是景帝幡然醒悟了吗？其实不然。两年之后，一座寺庙的落成见证了皇帝的心迹，那便是“我心依旧”。景泰四年（1453年）三月二十六日，费银数十万的大隆福寺在景帝的支持下得以建成。至此，北京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寺庙已有两百来座。这是王振、兴安佞佛以来每年坚持度僧的一个必然结果。所谓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王振重修庆寿寺，兴安建造大隆福寺，正统、景泰两朝，妖风孽气弥漫了帝国的每个角落，成为大明萎顿气质的一个原动力。

也不是没有阻击者。大隆福寺建成前一年，南京军匠余丁华敏上疏陈言宦官十害，希望皇帝“防微杜渐，总揽权纲，为子孙万世所效法”。不然的话，就会“祸起萧墙，曹节、候览之害将又在今日出现”。但是华敏的建言未被景帝采纳。随后山西都司令史贾斌，也上疏陈言宦官之害，并且引汉桓帝、唐文宗、宋徽宗、宋钦宗的惨痛教训以为戒，希望皇帝远离宦官和小人。景帝依然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景泰六年，更有“不知趣”的言官监察御史倪敬联合盛昶、杜宥、黄让、罗俊、汪清等官员上奏，从经济角度劝景帝停止向佛；同时他们又从政治层面出发，希望皇帝清心寡欲，有所作为。

这是找死之论。因为景帝看到这样的奏疏，心里是很不痛快的。倪敬等十六位官员的仕途就此结束，另外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因此事被杖击，显示了皇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坚强决心。

另外一方面，为了加强对官员特别是言官的管理，景帝重新启用锦衣卫的势力，让锦衣卫指挥同知毕旺专司侦访，暗察外事。如此，景帝左手操持太监，右手操持锦衣卫，很有朱元璋白色恐怖时期的遗风，帝国的气质开始走向慌乱和惶恐，人人噤若寒蝉。

似乎是为了配合这一“另类”气质，帝国流行起了各种各样的瘟疫。瘟疫朝朝有，景泰特别多，多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而历史就是这样，常常以天灾人祸的方式醒目地昭示某个拐点时刻或拐点事件的临近：大瘟疫频发之后，“夺门之变”近在眼前。“夺门之变”事实上是个综合性的权力变革事件，它从一系列历史细节入手，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最高权力的归置与整合。这是一次轮回，也是景泰王朝唱晚的标志性事件。景帝在失去于谦的保驾护航之后，终于自食其果，走完一个帝王的权力耗散过程，事实上这也是他的生命耗散过程。两个过程叠加在一起，便是一次惆怅的轮回。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个被后世称作景帝的男人都是福薄、命薄，在30岁的壮年就匆匆离世，同时将“皇帝”两个字做得名不正言不顺，终究以“代”字结局。那么，“夺门之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为什么会发生？英宗“潜伏”南宫7年之后，又获得怎样的机缘重新发力？毫无疑问，历史的谜底等待一次清晰的揭晓。

帝国惊变

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皇太子朱见济去世。四年之后，“夺门之变”爆发。这两件事情，虽然跨越了四年时间，却实在有着因承关系。它暗示了景帝的权力不再有血缘关系上的承继者来接盘，宿命无情地切割了这个26岁男人的权力缠绵。因为生于正统十三年的朱见济（怀献太子）是他的独子，到其夭折时不过5岁。部分史料证实有亲英宗的势力密谋策划了这次“夭折”行动，但景帝却始终查不出真正的幕后人是谁。半年之后，御史钟同与礼部郎中章纶相约上疏恳请皇帝复储，恢复沂王朱见深的太子位，这样的举动仿佛让景帝看到他的时代即将戛然而止。此二人在奏疏中劝景帝明白自己身份，将大明江山还给英宗一系。

很快，钟同、章纶自食其果。他们被锦衣卫下狱，失去了自由。这是来自景帝的命令或者说意志。当然即便到此时，钟同、章纶也还没有性命之忧。毕竟皇帝要顾全面子，不能给亲英宗的势力留下太自私的印象。但是一年后，监察御史倪敬等人的上书却令皇帝勃然大怒，非致钟同、章纶于死地不可了。那么，倪敬等人在上书中究竟说了些什么，以至于让皇帝如此恼羞成怒呢？事实上这份奏疏主题宏大，从景帝亲宦官、远贤臣说起，然后举例说明他把章纶、钟同两人投入狱中“幽锢逾年，非所以昭圣德也”。这份奏疏建议皇帝要“宽直臣之囚”，还钟同、章纶以自由。但是，钟同、章纶没有得到自由，而是受到了杖击。章纶命大，没有被打死，钟同却被活活打死在狱中，年仅32岁。由此，景帝和亲英宗的势力走向了水火不容的对立情境中，决绝事件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这是一个人的死引发的血案，对英宗的追随者来说，他们找到了共同的反对理由。最起码，“夺门之变”的爆发有了“官”意基础。

景泰八年（1457年）的正月是个有着凶险之兆的正月，因为景帝病了，病得很重，而要命的问题还在于储位一直未定。帝国接班人问题成了最敏感同时最不能说的问题。从十一日都御史萧维祯领百官问皇帝安到二十一日英宗宣告即位，帝国惊变只用了短短的十天时间。在这十天时间里，关于接班人问题上的人心向背一览无遗。景帝成了最孤独的孤家寡人，几乎被所有人抛弃。我们接下来细致梳理一下各色人等的微妙心态，看一看景泰朝的最后时光是如何无可奈何花落去的：

景泰八年正月十一日，因为皇帝没有上朝，都御史萧维祯领百官到左顺门去恭问皇帝安。皇帝不见，太监兴安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朝廷大臣，不为社稷谋划，徒问安何用？”这话实在是说得意味深长。太监兴安是景帝的铁杆追随者，景帝一病不起，兴安的心态也开始苟且起来，话里话外颇有迎立新君的深意。百官们也聪明，马上回去开始商议要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的议题。但是大学士王文、陈循此时的心态却很复杂，一方面景帝当年易储是他们领头干的，虽然被“贿赂”了一下，毕竟主观意愿在那里。现在出尔反尔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的话，人品卑劣的问题还在其次，关键是新君会不会对自己另眼相看？所以他们没有同意百官们的建议，只同意在马上要上呈的奏疏中写上“早择元良”的字眼。

“早择元良”这几个字很暧昧，也很中性。奏疏递上去后，病中的皇帝仿佛看出官员们首鼠两端的心态。他发下话来，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这是给众官员一个虚幻的承诺。景帝病重，十七日早朝云云，实在是自欺欺人之谈。但景帝无后，又不愿意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便只能让自己和百官都活在虚幻当中不能自拔，过一天算一天了。

十三日，武清候石亨密告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帝，恳请他复位。这是石破天惊之举，也是武清候石亨改变命运的一次尝试。当众人都首鼠两端、自欺欺人时，他主动出击，完成一次对生命或者说命运的策划行动。不管行动成与不成，毫无疑问都将改变很多人的命运。英宗答应只要走出南宫，他愿意复位。

十四日，石亨联络徐有贞、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人参与行动。徐有贞提出：“必得审报乃可行事。”这是报备皇太后知晓的意思，但石亨、张軏与曹吉祥艺高人胆大，“矫称皇太后旨”——假造皇太后的旨意，直将生米做成熟饭，霸王硬上弓地促成夺门之变的发生。从这一刻开始，一场政变的发生已呈现赌徒心态——成败在此一举。

十六日夜，徐有贞让都督张軏以加强京城警备为名，统兵入大内南宫接出英宗，有守门者拦阻，英宗呵斥说：“我乃太上皇。”守门者终不敢拦，英宗顺利出宫。这个历史的细节虽然微不足道，却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上至百官，下至守门者各色人等的人心向背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人人识时务者为俊杰。景泰朝的崩溃已经近在眼前。

十七日晨，英宗大摇大摆地到奉天门升座上早朝，鸣钟鼓。有“模范生”徐有贞等着官服朝贺，呼万岁。其他官员纷纷效仿，山呼万岁。英宗复辟到此时算是完美收官。景帝在病榻上听到早朝的钟声，先是以为于谦兵变，待了解清楚是英宗复辟后，只得无奈地说了几个“好、好、好”字。这几个“好”字含义确实丰富，有惊愕，有苍凉，有愿赌服输。仿佛水银泻地，也仿佛否极泰来，景帝终于明白，自己这个代皇帝到底是要下岗的。

景泰一朝至此尘埃落定。

第八章

英宗皇帝：天顺年间的反攻倒算

天顺元年的春天

天顺元年（1457年）的正月十七日，是个有人欢喜有人愁的日子。这一天，英宗朱祁镇在奉天殿举行即位典礼。有如重生，朱祁镇在15世纪中叶获得了第二次权力生命，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举行过两次即位典礼的皇帝，堪称一绝。这表明他的人生轨道严格遵循了“起承转合”的世事运行规律，必将再次迎来巨变。此前，在“夺门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徐有贞以原官兼学士并加兵部尚书的殊荣入内阁参预机务，这是朱祁镇对其投桃报李之举。接下来，他要做的则是睚眦必报。所以在天顺元年正月十七这一天，有两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们是兵部尚书于谦和内阁大学士王文。即位典礼刚刚结束，锦衣卫就冲上去逮捕了他们。这两人的政治生命毫无疑问结束了，接下来让人为之担忧的则是他们的身家性命。新朝机锋毕露地开张，究竟能有谁躲得过那些花开花败、潮起潮落呢？

更多的人被卷了进来。继于谦、王文下狱后，内阁大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都督范广，当然还包括景帝的亲信宦官王诚、舒良、王勤、张永等人也获得了相同的命运。这是天顺元年的春天，这个春天不太暖，因为英宗朱祁镇准备杀伐决断了。他首先要问罪的两个人是于谦和王文。这一点其实不意外，于谦在景泰朝时跟景帝紧紧地绑在一起，在英宗南归前他说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话语，变相地拒绝其归来。而当朱祁镇被也先挟持到大同城下，后者令明军打开城门迎接时，于谦举荐的大同守将郭登竟然拒开城门，并说出以下一句话：“赖天地祖宗之灵，国有君矣。”意思是现在的国君是景帝，他不能为太上皇洞开城门。这是英宗朱祁镇耿耿于怀之处；英宗另一个不能释怀的地方在于于谦附和景帝赞同易储，在法理程序上完成了对朱祁镇一系的权力清洗。由此，于谦在天顺年间继续生存下去的最后一丝理由消失殆尽。

王文的问题也是这样。这位已经65岁的老人为官一直谨慎。有城府，面目冷峻，并在景泰一朝受到重用。景泰三年（1452年），他加太子太保，后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值文渊阁，由此创造了二品大臣入阁的官场先例，景帝对其隆恩不可谓不深矣。王文也是知恩图报。当易储议起时，他第一个上疏请求“早选元良”，深得圣心，也深慰圣心。英宗朱祁镇之所以要先拿他和于谦二人开刀，实在“是可忍孰不可忍”——新朝自有新朝的铁律，忠诚某人也就意味着背叛另外一些人，世事难两全，忠心不可兼得。

英宗朱祁镇似乎在最后关头心慈手软了。当三法司报上来将于谦定为死罪时，英宗在一瞬间产生了门达式的想法——于谦是一个有历史重量感的人，他虽然贵为两届天子，却到底能否承载当世与后世的汹汹舆情呢？最重要的，他的江山，在后于谦时代，是否还会有一个有担当的人站出来力挽狂澜？这些顾虑让朱祁镇手中的朱笔分外沉重。但最终他还是批了下去，置于谦于死地——不为别的，只因为徐有贞在他耳边大声疾呼：“不杀于谦，此举（指夺门之变）为无名。”的确，舆情汹汹，那也只是舆情罢了；江山的守卫者在于谦之后也自有人选。当下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执政的合法性。于谦是与景泰一朝死死绑定的人物，不杀于谦，就不能彻底否定前朝。他是景泰一朝的殉葬品，他的忠心，也早已经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了。此时的英宗朱祁镇又联想起于谦的“社稷为重君为轻”这句话，便觉得此人不死都不行了。的确，既然社稷为重君为轻，君也便视你为轻了……

于谦和王文是在正月二十二日死去的，距其下狱只有短短五天时间。对天顺一朝来说，这五天时间已经足够漫长。因为新朝、新君亟须粉墨登场，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帝国的万象更新总是需要祭奠与牺牲的。有于谦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打底，天顺一朝当会一顺百顺。但英宗朱祁镇却烦恼地发现，影响力人物于谦阴魂不散，首先在人心向背上左右了帝国前行的方向。尽管朱祁镇对历史到底存了些许敬畏，不敢按三法司的罪拟将于谦凌迟处死，只改为弃市，但人心已是大失。史料记载，于谦被杀时，“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人心与天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天顺元年极不顺遂的历史情境：有不顾禁令提着酒浆、纸钱到刑场恸哭祭奠的；有弃官不做收养于谦儿子并且隐居起来以存养希望的；有感念于谦忠义，冒险收藏其遗骸的；也有借助童谣怀念于谦及其逝去那个年代的。更有孙太后嗟悼数日为于谦的被杀惆怅莫名——至此，帝国人心尽失已是不言自明，正所谓“行路嗟叹，天下冤之”。于谦的死在一瞬间构成了帝国的集体悲情，为天顺一朝行之不远添加了一个醒目的注脚。

英宗事后也颇有悔意。《明史·于谦传》记载英宗在处死于谦之前认为“于谦实有功”，只是主客观条件纠结在一起才完成了这一次谋杀行动。而于谦之死的报应也很快到来——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是个大贪污犯，上任不到一年就贪污赃款多多。联想到于谦对景帝忠心耿耿且两袖清风，英宗只能感叹自己手下的兵部尚书在情操方面与于谦比差距何止千万里；而论军事能力也没有任何一个武官比得上于谦。景泰一朝，有于谦在，景帝过了几年安生日子。于谦死后，蒙古又开始对明帝国北方边境频频骚扰，蠢蠢欲动，令英宗寝食不安。恭顺侯吴瑾感慨万千地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了，当然也是感慨万千，只是世上再无于尚书，谁能再当兵部这个家呢？这是于谦的宿命，也是英宗的宿命，说到底还是帝国的宿命。毫无疑问，于谦之死对天顺年间的英宗，构成了利弊相间的复合情境。帝国虽然继续前行，但脚步开始变得踉踉跄跄——在明帝国由盛转衰的节点上，一层沉郁的色彩就这样被涂抹上了，这是利弊相间的复合情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只是很多历史的彀中人不自知罢了。

于谦之后，帝国再无托底人。

模糊的历史真相

于谦被杀，所用的罪名是“意欲迎立外藩为帝”。这个罪名比若干年前岳飞被杀时用的“莫须有”罪名要重，也要堂而皇之得多。在历史的现场，主审官包括英宗一脸庄重，认定“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于谦罪有应得。但英宗真的相信于谦有那么一颗骚动的心吗？在其一脸庄重的背后，历史的谜底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狰狞与锋利？

他其实什么都知道，于谦长着一颗什么样的心。

当然说朱祁镇的叔叔襄王朱瞻墡或者其儿子有异图并非空穴来风。一个历史事实是，太皇太后张氏以及孙太后在“土木之变”前后都曾经流露过迎立襄王朱瞻墡为新天子的想法。孙太后甚至派人去取襄国金符，以试图改变历史的进程或走向。所以，当于谦被拉扯进这桩阴谋行动时，多少给了英宗顺理成章的想象空间。作为掌握军事大权的重臣，一个帝国的托底人，于谦毫无疑问具有颠倒乾坤的力量，如果他愿意的话。这也构成于谦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动机和逻辑基础——直到有一天，英宗在翻检朱祁钰时代遗留下来的陈年旧奏时，透过时光的尘埃与层层重压，这位经历沧桑的君主终于打捞起了襄王朱瞻墡那份一度被他误解的忠诚，以及附着其上的于谦的清白。

因为他看到了朱瞻墡上呈的两封奏疏。奏疏一写于“土木之变”爆发后，朱瞻墡上呈孙太后请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并且建议帝国派人营救被绑架的英宗；奏疏二写于景帝朱祁钰上位后，朱瞻墡以叔叔的身份上疏劝其毋忘对太上皇朱祁镇的恭顺，要朝夕省问，念兹在兹。这两份奏疏的发现时间在于谦被杀之后，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于谦“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罪名的不成立。那么，英宗在发现这两封奏疏后有错必改了吗？在臣子的清白与帝国的稳定之间，朱祁镇又会如何取舍？

英宗朱祁镇牺牲了前者，直将历史真相模糊到底，以为帝国的稳定托底。于谦一案在他看来不是不能翻，是不好翻。就像徐有贞所说：“不杀于谦，此举（指夺门之变）为无名。”“夺门之变”的逻辑基础或者说道德基础是于谦意欲迎立外藩为帝。事起仓促，景帝病重，英宗为江山社稷计不得不重新复出，再次披上龙袍以防止皇权旁落。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于谦便成了替死鬼，成为帝国道德的集体批判对象，也成为新朝得以矗立的奠基石。这是不能为其翻案的根由所在。“于谦必死”在英宗有意无意的渲染下，成为帝国的集体意识，英宗不能自己掌自己的嘴巴，由他本人在集体意识上划下刀口，惊醒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终英宗一朝，于谦只能被奠基于帝国的底部，对他的评判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对于谦评价的改变来自于宪宗朱见深。这位继任皇帝评价于谦“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这里宪宗皇帝有意无意泄露了天机——说出“先帝已知其枉”这样的话语来。先帝已知其枉却不肯予以平反，历史的机锋真是势大力沉，重量如于谦者，也未能避过它的扫掠。但宪宗朱见深之所以愿为于谦昭雪，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过境迁：英宗已经走完了他的一生，英宗一朝的功过得失已无碍过去的岁月；并且由宪宗朱见深——英宗的儿子来为于谦昭雪，很有收拾帝国人心，凝聚共识与情感的意味。在这个意义上说，于谦之死成了英宗朱祁镇送给他儿子的一份厚礼。宪宗朱见深也深明其中意味，不仅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还亲自派遣高级官员祭奠于谦英魂，将收拾人心的工作做得很到位。

这是成化年间的事。到了弘治年间，于谦又被“消费”了一把。刚刚上位不满两年的孝宗皇帝下令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帝国的人心再次凝聚了起来，这时于谦离开人世已经32年。他的冤死成为英宗朝帝国得以稳定或者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他的昭雪又成为帝国凝聚人心共识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利器。重量级历史人物于谦的重量至此不可谓不重了。而追根溯源，这沉重的肇始者非英宗莫属。在天顺元年的春天，于谦死了，死得真是重于泰山——像泰山一样托起了明帝国走向中衰的脊梁，让它得以继续前行。

尽管前行得步履蹒跚，尽管英宗朱祁镇的生命已行之不远。

命运的翻云覆雨手

天顺元年（1457年）毫无疑问是凶险之年。不仅于谦和王文死了，很多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景泰朝的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陈循被贬职流放到铁岭。五年后，78岁的老人寂寞去世。这位永乐十三年（1415年）排名第一的进士在宦海沉浮数十年，终于不能善终，成为景泰一朝的牺牲品。细究起来，他其实没有多大过错，只因为身被景帝隆恩，终不能为新朝接受罢了。或许我们可以看一看陈循的官场履历表，从中细品他盛极而衰的消息。

“土木之变”后，陈循入景帝法眼，从户部右侍郎升迁至户部尚书兼学士。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进少保、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直至后来官居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恩宠一时无两。陈循也知恩图报，积极响应景帝易储号召，协助其完成帝王之家的血统纯净工程。毫无疑问，他在皇权切割的大是大非面前立场鲜明，表现抢眼。陈循在官场上盛极而衰的节点出现在英宗复辟后，已经73岁的老人在石亨等人打击下终于未能华丽转身，从权力巅峰上跌落了下来，最终一蹶不振，在天顺六年（1462年）以一介平民的身份离开人世，直至成化年间才得以恢复他的官秩。这也算因果轮回之一种吧。

天顺元年被贬职流放到铁岭的除陈循外还有两位高官。一位是太子少师兼工部尚书江渊，另一位是刑部尚书俞士悦。这两位的官场背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土木之变”后与于谦走得太近，力主保卫京师，助推景帝上位。由此在天顺元年，他们和陈循一样受到了权力清洗。新朝不可能再有他们的位置。他们的人生都没有咸鱼翻身。江渊最终是死于铁岭的，俞士悦的生命力却很旺盛，在铁岭奇迹般地挺到了成化年间，于成化初被赦还乡，随后去世，享年八十。

当然，和陈循、江渊以及俞士悦被贬职流放的官场遭遇相比，另一些人要显得更为悲凉。都督同知范广在天顺元年以“阴附于谦，谋立外藩”罪被凌迟处死，“磔于市”。惨状令人不忍目睹。说起来，范广也是骁勇战将，精骑射。北京保卫战时，范广奉于谦命守德胜门，表现也是相当的抢眼。但世易时移之后，范广的卫国之举却成为其“阴附于谦，谋立外藩”的罪证，终究难逃牺牲的结局。范广之死，称得上和于谦一样冤。

另一个赴死者杨俊却谈不上有多冤，起码在英宗看来是这样。右都督杨俊在“土木之变”后政治立场左倾，或者说他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全部押在景帝身上，坚决拒绝英宗还京。也先准备奉还英宗时，杨俊是永宁、怀来两地的守将，此二地刚好是英宗回京必经之地。杨俊怎么做的呢？他“密戒将士毋轻纳”——秘密下令手下将士别让英宗回来。不过英宗在景帝的复杂心境下还是回京了。杨俊不死心，随后上疏建言“是将为祸本”——英宗将是祸国之本。以上种种表现，毫无疑问让杨俊在天顺年间有足够的理由死去。事实也的确如此，天顺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杨俊被杀。他的死可以说毫无悬念。

前吏部尚书何文渊的死却颇具传奇性。英宗复辟后，何文渊受到的处分最轻，只是被罢官而已。但何尚书却心理负担很重，原因是当年景帝易储时，他第一个站出来说了“父有天下传于子”这样一句话。父有天下传于子，那景帝的皇位为什么不能传给他自己的儿子呢？这句话在政治立场上决绝地切割了何文渊和英宗的关系，也无限拉近了他和景帝的距离。现在景帝已经仙去，历史的见证人却还有诸多存活于人间。江山易主，多少人会为了自身利益揭发何文渊自绝于英宗的话语呢？何文渊每念及于此，真是惶恐不已啊。天顺元年四月十四日，何文渊主动结束了这种惶恐——他选择了自缢身亡。此前，有消息说朝廷要来抄家，这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垮了何文渊这只惶惶不可终日的“骆驼”。在天顺元年帝国的权力悲喜剧中，前吏部尚书何文渊以一种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方式谱写了自己的小插曲。

当然，世事都有承继。有受害便有加害，有低潮更有高潮。陈循、江渊、俞士悦等人被卷入命运的谷底，徐有贞却高歌猛进，于天顺元年抵达其人生高潮。这个宣德八年的进士曾经剑走偏锋，对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等多有钻研。这样的学术背景似乎暗示了其人生的波谲云诡，会在低潮和高潮之间反复轮回，演绎出帝国与个人之间跟利益、情感相关的惊险故事。“土木之变”爆发后，徐有贞主张南迁，被于谦斥责，他的人生在景泰一朝开张的时候可以说没有多少亮色，直到治理沙湾决口成功，徐有贞才升职为左副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负责监察、纠劾事务，兼管审理重大案件和考核官吏，是个不折不扣的肥缺，徐有贞的人生在“起承转合”的铁律中开始呈现上行势头，离巅峰状态只差一把火。景泰八年正月，徐有贞与石亨、曹吉祥等人点燃了这一把火，发动“夺门之变”，导致英宗重新复位。由此徐有贞获得的回报是被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这个善画山水的人将自己的人生画得比山水还好看。

只是过犹不及。处于巅峰状态的徐有贞不懂“亢龙有悔”的《易经》精髓，在天顺元年连出猛招致景泰旧臣于死地。先是睚眦必报拿下于谦、王文等人，同时鼓动英宗谪戍陈循、江渊、俞士悦等人于铁岭，另外将不听招呼的商辂、萧镃等官员削籍为民。徐有贞刀锋所及，景泰旧臣非死即伤。只是不懂“亢龙有悔”的徐有贞不知道，危险已经如影随形。危险来自于内讧，来自曹吉祥、石亨和他的争权夺利。天顺元年六月初七，在权力角逐中败北的徐有贞被关入监狱，次日降为广东参政。七月，他被发配云南金齿卫为民。一个盛极而衰的故事就这样上演了。在天顺元年帝国的权力悲喜剧中，徐有贞的荣耀与耻辱浓缩在一年间，真是看点多多，而他到最后才知道，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事实上那双命运的翻云覆雨手来自于英宗。这一年，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先是借徐有贞之手处理了景泰旧臣，再借曹吉祥、石亨之手处理徐有贞，手段不可谓不毒辣，身段也仿如行云流水，讲究的是一气呵成。不过，曹吉祥、石亨两人会是胜出者吗？“夺门之变”后，重新上位的英宗究竟有多少容忍度来对待他的功臣们？徐有贞已经到云南做一个平头百姓去了，曹吉祥、石亨的明天是否会更好？所谓始乱终弃的故事会不会接着在天顺年间上演？很显然，天顺元年是不会给出完全解读或者说答案的。因为路很长，夜也很长，英宗正年轻，一切皆有可能。

包括他自己，也包括其身后的帝国，饱经沧桑的明帝国。

机心与机心的较量

英宗狐疑的目光是在一栋豪宅建好后投向石亨的。

此前，石亨在“夺门之变”后被封忠国公。这“忠国公”是公忠体国的意思，表达了英宗对有功之臣的赏识。甚至为了体现这种赏识的特殊性，英宗将御史杨瑄流放到辽东，以作为其上疏批评石亨“怙宠专权”的回报，而另一个回报则是针对石亨的。杨瑄上疏事件之后，石亨很受伤。英宗为了安慰他那一颗容易受伤的心，下令工部为其建造豪宅。豪宅建好了，美轮美奂。英宗心情很好地问恭顺侯吴瑾：这是谁家的宅第啊？这当然是明知故问了，英宗从一个侧面再次传达了对石亨赏识的信息。但是，吴瑾一句带有奉承性质的回答让英宗疑心骤起——吴瑾曰：“此必王府。”

“此必王府”四个字体现了吴瑾的机心，它一方面表达了吴对石亨的承迎，另一方面也曲折地透露出对石亨新宅逾制的不满，很矛盾。因为石亨虽然被封为忠国公，却毕竟不是王。皇帝现在京城当中为其建造如此超规格、华丽的豪宅，无疑让石亨在百官当中投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倒影。石亨皇恩浩荡，以此宅为据。历史的机心在这里成形了。机心既是吴瑾的，其实也属于英宗。因为他回宫后对内臣感慨万千地说：“石亨恣横，无人敢发其奸！”这是一栋豪宅引发的感慨。英宗的确赏识石亨，但这种赏识如果让恭顺侯吴瑾都感到害怕，以承迎石亨为荣的话，那么权力平衡的天平就被打破了。这是人君治术的一大忌。毫无疑问，英宗开始对石亨存一颗警醒之心了。

在天顺三年（1459年）石亨的儿子石彪晋封之前，英宗几乎替石亨打击了所有政敌。徐有贞及名相李贤被拿下。前者被贬为广东参政，后者被贬为福建参政。御史杨瑄、张鹏流放辽东，十三道御史中有十二位被贬为知县！而他们之所以被如此对待只因为不满石亨的恣横。一个时代渐渐走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情境当中，这其中的“我”便是石亨。英宗虽贵为天子，也几乎沦为石亨打击政敌的工具。天顺三年，英宗终于开始反击。切入点着眼于石亨的儿子石彪。在此之前，石彪已封定远侯，出镇大同。石家一门二公侯，天下将帅几乎有一半出其门下，至于石家蓄养的谋士与猛士更是数以万计——一个王朝的危局已然铸成。对英宗来说，破局是当下不二之选。他是在刀尖上舔血的皇帝，政权合法性在“夺门之变”的背景下本来就岌岌可危，如果石亨和他的儿子石彪再次仿效行之来一次新的“夺门之变”，这个帝国就没他什么事了。总之，破局者生，困局者死，一切的一切非此即彼，别无选择。

七月，英宗下令召石彪回京。给出的理由是晋爵封侯。石彪却仿佛看到命运的狰狞，不敢回京。他指使千户杨斌等50人奏保其守大同，变相拒绝皇帝回京的诏令。由此，英宗的疑心进一步加重。这个帝国，能对他说“不”的大概只有石亨父子了。随后，被捕的杨斌供述出奏保行动的幕后主使人正是石彪。英宗恼羞成怒，下令石彪“疾驰入京”——服从，没有任何借口。帝国的收官行动开始了。石彪回京后立刻被锦衣卫下狱，随后的审讯与抄家工作由门达主持，很快，门达从石彪家抄出绣有蟒龙以及违反制式的寝床等物，石亨父子谋逆之心至此昭然若揭。天顺四年二月，石彪被弃市。同月，石亨瘐死狱中，走完其始乱终弃的一生。

惩罚还在继续。二月十六日，皇帝下旨革去石亨“夺门”之功，以为其盖棺论定。的确，“夺门之变”是在石亨等主导下进行的，没有其夺门之举，也就没有英宗的重新上位。但功劳是石亨一人的吗？这个王朝始终在不确定的状态下向前走，昔为囚徒，今为天子，每个人的命运似乎都有无限的可能性——只要活着，哪怕像狗一样活着，重要的是活下去，活下去便有可能。而英宗要做的，是不给那些蠢蠢欲动的挑战者以机会。现在，天顺四年的二月，石亨父子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英宗如释重负，为帝国的转危为安而暗自庆幸。

曹吉祥开始惶恐不安。太监曹吉祥自“夺门之变”后被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在宦官这个领域他已做到极致，但他儿子曹钦的心似乎比他更大，更狂野。曹钦曾经问千户冯益：“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的吗？”冯益回答：“君家魏武即是。”这个回答很是给曹钦勇气。事实上曹钦的勇气已经足够大了。因为“土木之变”后，冯益在英宗还京时曾建议景帝将其押至沂州看管，以便确保其皇权安全。英宗复辟后，震怒于冯益当时的胆大妄为，欲置其于死地。是曹吉祥父子出手相救，冯益才能安居于曹府成为其谋士。徐有贞、石亨被一一收拾后，曹吉祥父子深感末日临近，决定在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二日铤而走险，意欲由曹钦从外拥兵入宫，同时曹吉祥在内以禁兵为应，一举废黜英宗，自立为帝。这个王朝的进程演绎至此，潜规则便成了明规则，人人心里有一个梦想，只待时机成熟，便要手起刀落，为心中的梦想披荆斩棘，一路高歌猛进。

要命的是这回英宗无药可解。他之前收拾石亨父子的决绝无异于打草惊蛇，让曹吉祥父子有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勇气和准备。这准备既包括军事准备，也包括心理准备。另外从客观条件来说，曹吉祥父子都在京城，手握重兵。一旦里应外合，英宗铁定人头落地。天顺一朝，这一回决不顺坦。

但是天佑英宗，老天也保佑天顺一朝，让他没有在天顺五年七月二日戛然而止。因为七月二日的夜晚充满了诡异和种种阴差阳错。它让可能变成了不可能，不可能却变成了可能。这个夜晚，曹钦和他手下准备起事的锦衣卫官开喝了，为了即将来到的胜利，他们提前喝上庆功酒。不过，一个叫马亮的锦衣卫军卫却悄悄从宴会现场逃了出来，将这惊天阴谋密报给恭顺侯吴瑾。由此，历史的玄机悄然转向，英宗在最后时刻赢得时间差，扣押曹吉祥以为人质，并下令皇城及京城九门全都关闭。曹钦起事失败，被迫投井自杀。四天后，曹吉祥被凌迟处死，王朝的危机终于解除。

从天顺元年到天顺五年七月，英宗皇帝层次分明地展示了他先宠后弃的领导艺术。在机心与机心的较量中，这个三十多岁的皇帝超过其所有属下，笑到了最后。他的反对者死了，他的追随者也死了。英宗利用了他们之间的利用，最终游刃有余地完成了权力归零游戏——一切曾经他交出去的权力都要收回并且已然收回。作为一个皇位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的天子，英宗毫无疑问是熟谙权力操作规则的。他的形象看上去冷酷无比，凌然不可侵犯——但，真的是这样吗？又或者在他苍凉而功利的面具下面，是否还隐藏着难与人言的柔软与温情？

答案马上就要跳将出来了。

邪恶的 也是善良的

天顺元年十月二十六日，57岁的朱文圭重见天日了。此前，他已经在高墙内被囚禁了55年。作为建文帝的幼子，“靖难之役”后朱文圭就失去了自由。而当时的他只有两岁，根本不知道自由的内涵是什么。但是天顺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英宗给了他自由。这位曾经在南宫中被囚禁了八年的男人感同身受，释放了自永乐年间就被关押的远房叔叔。随后表情木讷、近乎白痴的朱文圭及其庶母以下家属五六十人都被释放，英宗由此完成自己给自己的挑战——他的政权合法性不怕质疑。

英宗一系的执政权力源自朱棣。正是为了防止建文帝家族的死灰复燃，朱棣当年才将两岁的建文帝幼子朱文圭关押起来，不让他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这是一种权力阻断，也是朱棣一脉寻求皇权安全感的本能行动。此后半个世纪，明帝国的天子们都心照不宣地步朱棣后尘，将朱文圭关押到老。但是天顺元年，在经历“夺门之变”后不久，英宗突然做出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其背后真实的动机究竟如何呢？

一是自信。英宗要释放朱文圭，身边的近臣都以为不可。英宗怎么说的？他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我今天放了你，你朱文圭如果真有天命重夺皇位，那么拿去好了。这句话毫无疑问体现了英宗在“夺门之变”后对其权力的自信。不错，我英宗曾经沦为阶下囚，现在又靠非正常手段重新上位，在这个权力江湖上，留下的是非一般的印记。如有他人存了褫夺之心，那么PK好了。这是英宗的一个自信。

二是收买人心。英宗靠“夺门之变”重新上位，或许会有舆论非议他不讲亲情。为了塑造自己乃性情中人的新形象，英宗释放了他的先帝们一直不敢释放的朱文圭，以为自己的新形象加分。这一点诚如名相李贤所言——李贤说：“（释放朱文圭），这是尧、舜之用心。”由是英宗决定放手一搏。

三是悲悯。不管英宗释放朱文圭存了怎样的政治动机，隐藏其后的一个基础还是“悲悯”二字。有感同身受，才有断然之举。英宗释放朱文圭后，将其安置于凤阳，“听其婚娶出入自便，给守门人二十，婢妾十数人”，尽量使这位传说中牛马不识的老者晚年过得幸福一些、人性一些。只是世事无常，朱文圭在人生巨变面前竟无力承受，释放不久就去世了，徒让英宗的悲悯情怀添了些许惆怅。

应该说，英宗在天顺元年释放朱文圭的举动，让他脱离了寻常帝王的扁平符号，形象开始变得丰满和个性化起来。而若干年后，英宗的又一个悲悯之举则让世人对他的形象进一步明晰——他确实是个出位的帝王。两为天子的传奇历程背后原来潜藏着非同寻常的性格逻辑基础。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的生命走到了最后时刻。他下遗诏，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英宗的遗诏虽然用语平淡，但确确实实是一项涉及悲悯情怀的制度变革。因为联系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来的宫人殉葬史，便可知英宗是做了怎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明史记载，朱元璋死时，有四十六个宫人殉葬；朱棣死时，有三十多个宫人殉葬；仁宗死时，有五个宫人殉葬；宣宗死时，有十个宫人殉葬。殉葬制度体现了一种权力霸道和生命蔑视。作为权力礼仪之一种，在英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愿意舍去这种待遇。但英宗却对这样的待遇说“不”，从而让一项人道主义的制度变革得以出台。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的一点是，这项人文制度变革出台的背后，更多的是英宗做一个离经叛道皇帝的决心与勇气。

英宗一生没有大的建树，能够传之后世的两大举措一是释放朱文圭，二是废除帝王死后宫人殉葬制度。这两大举措都涉及人本关怀，但我们似乎又不能将英宗归结为仁慈之主。他心存悲悯，度己及人，却又擅长权谋，颇富心机，是个形象复杂的多面人。在明帝国的龙椅上，英宗横跨“土木之变”前后的非常岁月，一度将明王朝送至险境，却在“夺门之变”后王者归来，以冤你没商量的手法将帝国托底之人于谦送上不归路。他是邪恶的，却也是善良的；能忍耐，更能折腾；时而游刃有余，时而首鼠两端，在帝国无人看管的年月里，英宗就这样极其矛盾地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七，英宗去世。他身后的帝国，此刻正惊涛骇浪，险象环生。

第九章

宪宗：矛盾的混合体

不妨来看一下明宪宗朱见深的小档案：

姓名：朱见深（原名朱见浚）

生年：正统十二年（1447年）

卒年：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

享年：41岁

属相：兔

性格：喜静不喜动，有社交恐惧症，极少上朝理政

爱情观：有恋母情结，终生喜欢大他17岁的万贵妃

生育能力：正常偏雄壮。有14子，5女

身体缺陷：口吃

爱好：钱，艺术，方术

代表作：《一团和气图》

一生做过的最大好事：雪于谦之冤

一生做过的最大坏事：宠幸大太监汪直，成立西厂

家族评价：称其为“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纯皇帝）”

《明史》评价：“恢恢然有人君之度”

民间评价：一个入错行的男人

在这份明宪宗朱见深的档案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历史的那一份不可言说。这个有着诸多特点的男人其实是矛盾的混合体，是纠结，是欲去还留、欲罢不能，是好与坏、善与恶的肉搏与妥协。他天生口吃，却偏偏干着与万千人沟通的工作；后宫佳丽无数，却终生喜爱大他17岁的万贵妃，甚至爱屋及乌，宠幸了许多因为万贵妃的关系带进来的宦官；他雪了于谦之冤，却又在他的时代里制造了更多的冤狱；他喜欢钱同时喜欢艺术另外还喜爱方术，展示了一个男人混乱不堪的兴趣与病态追求。而在这份档案看不到的地方，明宪宗朱见深也展示了其矛盾的存在——他拥有天下却偏偏与民争利，霸占老百姓的田地，为自己及其家人设置皇庄；一方面诏谕群臣奉公守法、修举职业以称其求贤图治之意，另一方面自己寄情于声色货利、奇巧淫技而不能自拔；他在位23年时间，每天过的日子就像一只追逐自己尾巴的猫一样，很忙碌，却没什么意义。他一生最大的意义是为一个女人活着。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万贵妃去世。八月，宪宗朱见深就因为过于悲痛追随她而去了。

这个人的时代，年号成化，但一切未成也未化。民间评价他是一个入错行的男人。或许这样的评价更靠谱一些。因为对于做皇帝这份工作，朱见深实在是乏善可陈，除了昭雪于谦之冤外。

危机

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帝国没收了太监曹吉祥的田地，改为宫中庄田。由此一个叫“皇庄”的名词悄然出现。几乎谁都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庄严无比的名词竟然与180年后明帝国的覆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644年，当李自成将他数以百万计的大顺军拉进北京城时，他或许应该感谢宪宗朱见深当年的私心萌动——没有这个男人当年改民田为皇田以及官田的制度创新，李自成的身后不可能站着那么多失去土地的流民为他冲锋陷阵、赴汤蹈火。这是一种宿命，也是因果。

当然，不是没有明眼人。天顺八年年底，给事中齐庄上了一道奏疏，称：“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小民争利！”这是批评宪宗目光短浅，不够大器。但齐庄的目光也未必长远，他只看到眼前利害，没有看到设置皇庄的举动与帝国结局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宪宗没有被说服，他置之不理。由此一道闸门被打开了。不仅仅是皇亲国戚，众多的权贵之家也开始夺民地为庄田。成化三年（1467年），番僧扎实巴将静海地圈为常住田，嘉善公主圈数百顷文安地占为己有，德王更将四千余顷寿张地纳为庄田。户科给事中邱弘觉得事态严重，连忙上疏说：“地逾百顷即是百家之恒产，民生衣食之本，岂可循一人之私而夺百家之恒家呢？”他的这个认识毫无疑问在深度上比齐庄进了一步，因为触及到了“民生衣食之本”而非仅仅“与小民争利”， 宪宗似乎也被触动，感觉这样下去会国将不国，便下诏称“自今以后请乞皆不许”。

只是宪宗的触动还是很表层的，他的底线也不在这里。下诏着“不许”后不久，他又许了。太后的弟弟周寿求涿州四百六十余顷地，翊圣夫人刘氏求通州、武清县三百余顷地，周寿弟周彧求武强、武邑六百余顷地，宪宗都一一答应了。民地变庄田的风气愈演愈烈，给事中李森再次上疏制止，但这一回皇帝却置之不理了——这样的一道闸门，再也没有人可以关闭。史料记载，朱见深的皇庄，在成化一朝已经囊括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地。而若干年后，他的儿子和孙子当政时所拥有的皇庄分别达12800顷和37595顷零46亩。16世纪开始的时候，帝国的田地已有七分之一被纳为官田，而那时距离宪宗没收太监曹吉祥之地为宫中庄田才过去不到四十年时间！土地兼并速度之快、之巨、之惨烈可以说都是超常规的。

很多报应在成化朝已体现出来。成化十六年（1480年）时，河间府（今河北）官庄云集，其中东光县的官庄每亩征粮达二斗之多，三倍于公田赋税数，百姓已然不堪重负，六科给事中齐章等上疏警告：“今东光之民失其田地……民困如此，非死即徙，非徙即盗。”在他看来，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只在眼前。十三道监察御史谢显等也上表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这是成化朝的一个危机，作为危机之佐证，成化一朝的流民暴动事件层出不穷：最严重的当属成化元年荆襄流民起义。明中期，因为土地兼并及赋役的原因，湖广荆襄地区成为流民的重要集聚地。成化元年三月，几十万荆襄流民聚集，分兵进攻襄、邓、汉中等地并且大获全胜，明廷一时大受震动。

成化元年荆襄流民起义是明确因为土地兼并及赋役原因所导致的流民暴动事件，其他为数众多的流民暴动事件虽然具体原因不一，但也或多或少与上述原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它们包括成化元年四川山都掌少数民族起义、大藤峡瑶壮族人民起义、赵铎起义，成化二年靖州苗民起义，成化三年广西黄公汉起义，成化八年四川荣县农民起义，成化十二年四川播州宣慰司苗民起义，成化十三年四川松潘苗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事件仿佛一个明证，证明了帝国中衰阶段控制力的减弱。在此之前，明帝国任何一位天子治下都没有出现这么频繁的暴动或者说骚动事件，成化一朝之所以如此，皇庄制度的推行以及由此带来的失地流民增加是一个重要原因。

天灾往往与人祸相伴而行。成化一朝社会极不安定，流民暴动事件此起彼伏，水旱灾害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成化六年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年头。这一年五月，京师、山东、河南大旱，夏麦无收，秋粮不能播种。此前一个月，南直隶数县发生水灾；此后一个月，顺天府、河间府、永平府发大水。洪水汹涌，老百姓的生活无法继续下去。各受灾地区尤其是京城缺粮严重。九月，大学士彭时上奏请宪宗发仓储粮五十万石救灾，半年后又追加三十万石。但尽管如此，京师里的百姓多被饿死。宪宗无奈，只得两次遣散数百名国子监生员回乡自救，同时驱逐在京游僧以减少京城供给负担。在京师以外的地方，顺天、河南、真定、保定四府情形犹为惨烈：有食树皮草根者，也有卖儿卖女的，甚至实在过不下去的人家四五天不生火烧饭，举家闭门活活饿死——一个王朝的生存危机就这样以如此触目惊心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大饥荒的年月并没有在成化六年戛然而止。十一年后，苏州吴江大饥。史料记载：“田皆芫秽，大饥，斗米百钱，人相食。”“人相食”三个字言简意赅，充分说明帝国的生存困境已经突破人伦底线，灾民只能以同类相食的方式来获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但在帝国的政治层面，相关机构又是如何应对这次生存危机的呢？史料同样记载，救灾的官员虽然在灾区赈粥，却设法从中层层贪污，百姓真正能到嘴的食物寥寥无几，“死者如故”。一场人伦灾难在天灾之后猛烈爆发，帝国腐败的政治操作在其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成化十八年，怀庆、宣武大水；成化二十年，陕西、山西、河南发生大旱灾。成化末年，天灾人祸依旧接踵而至。怀庆、宣武大水倒塌房屋三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间，淹死人口达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人；陕西、山西、河南大旱灾时，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郑时在奏疏中列举了这样一个事实：“饿死之人满路皆是，有人气还未绝，已被人割食。”而巡抚山西左佥都御史叶淇则指出：“饿死者不可数计，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至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惨状真是令人不忍目睹。

当然，成化一朝的悲惨情状不都是由皇庄引发的。水旱灾害那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宪宗或许可以从这句话里聊以自慰，为其帝国所遭遇的悲惨情状开脱自己的责任。但历史的机锋横扫一切，三年后的成化二十三年，他的时代就宣告结束了。其时，他才41岁，哭哭啼啼地追随其心仪女人万贵妃而去。老天爷大约也乐观其成，痛快地放手任其西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这何尝不是对一个帝国的救赎呢？

阉竖政治

该如何进一步描述成化朝呢？这实在是一个阉割的帝国，在帝国之内，自宫求进成为一时潮流。成化十一年（1475年）十二月，礼部上奏说，该年度有自宫及弟、子、侄被宫者四五百人进宫当太监，以一条阳具的代价来换取锦绣前程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十年后，都察院的官员抱怨宦官数目已突破一万人，已然成为帝国沉重的财政负担。

那么，做一名宦官的诱惑究竟在哪里，让成化朝如此多的血性男儿趋之若鹜呢？一个叫汪直的太监为世人提供了完美的答案。这个出生于广西桂平西北大藤峡的瑶族人因为祖先反对朝廷而被抄家，在命运触底之后他自愿阉为宦人。从一个侍奉万贵妃的小太监做起，逐步得到明宪宗的宠信而领西厂，兼职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远超锦衣卫和东厂。这可以说是一个宦官的人间传奇了，也是其诱惑之所在；而西厂的诞生及其折腾史，则生动地表达了成化时期阉竖政治的生猛与麻辣，它对阁权的抑制以及明帝国官场文化的摧残。

成化十三年（1477年）二月，宪宗下令御马监太监汪直提督锦衣卫校官百余人设立西厂。在此之前的明永乐时期，朱棣已设东厂。作为性质相同的特务组织，西厂的人数和权势都超越了东厂以及锦衣卫。在当时的京师内外及各王府、边镇都满布西厂的人，西厂的特务人数，据说要比东厂多出一倍，就连东厂太监头子尚铭，也唯汪直马首是瞻。

西厂成立伊始，刑部郎中武清、礼部郎中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就被逮捕下狱了。这是汪直及其任用的锦衣卫百户韦瑛的杰作。他们在逮捕这些三品乃至从二品高官时甚至未经奏请，很有克格勃的风格。由此内阁大学士商辂与刘诩、刘吉等人怒了。五月，他们联合上奏，弹劾汪直、韦瑛十二宗罪，称其罪恶行径已造成“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的严重后果。事实上在当时，西厂的权力半径的确无限大，他们甚至连民间争吵打架、偷鸡摸狗之类的小事都要管，并且一上来就课以重刑，以为自身牟利。一个王朝得以维系的正常隐秩序就这样被破坏了，内阁大学士商辂等人的弹劾可以说在公不在私。

但宪宗却认为这里头有私心藏焉。他派司礼监太监怀恩、覃昌、黄高到内阁去追查主使上奏本的人，试图抓出幕后黑手。幕后黑手没抓到，兵部尚书项忠以及其他九卿却跳了出来，一起弹劾汪直。宪宗这才知道，汪直破坏的是公道人心以及官场秩序。如果汪直可以擅自逮捕三品以上京官并抄没其家产的话，那么帝国的权力平衡就被打破了，一种新的权力恐怖行为得以确立，而这是百官们绝对不能答应的。万般无奈之下，宪宗宣布罢设西厂，汪直重回御马监，一个王朝的秩序危机貌似被解除了。

不过谁都没想到，仅仅一个月后，宪宗就宣布重设西厂。表面原因是南京监察御史戴缙上疏说天有灾异，要使“宿弊尽革”，需太监汪直“缉捕奸恶，惩治贪赃，允协公论”，才能“警服众人”，宪宗接到奏疏后马上顺势而为，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十五日下诏复设西厂。但其深层原因还在于皇帝需要这样的权力恐怖行径，以再建一种新的权力平衡。而这样的权力平衡是在他操控之下、基于宦权和阁权博弈基础之上的。对于帝王治术来说，这的确是个上佳的选择。

重设西厂之后，兵部尚书项忠被拿下。这个曾经联合九卿上奏弹劾汪直的官员试图以养病为由回归故里，却到底不被许可，从而包括他儿子项经以及太监黄赐、兴宁伯李震、彰武伯杨信、左都御史李宾在内的诸多人等被汪直打击报复。项忠被革官为民，其他人等也一一获罪。大学士商辂见事不可为，汪直紧接着又要将矛头对准他，便赶紧向皇帝打报告请求“致仕”，也就是离职退休。所幸获准。他终于以一种黯然而不失体面的方式离开了成化权力场，从此不再过问政事。这位宣德十年（1435年）举乡试第一（解元）、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第一（会元）继而殿试第一（状元）的连中“三元”者到底斗不过宦官汪直，只能在老家涂涂写写，聊度余生，成为官场失意者。

有失意便有得意，这是世事的辩证法。商辂离去后，汪直的追随者王越被升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而作为汪直本人，更是寻求权力的增值。成化十三年（1477年）十一月初三日，在具体的打击目标都已经被动或自动消失之后，汪直向皇帝进言，称：洪武永乐间，人臣没有敢乘轿的，正统时文官年老的才可乘轿，自景泰以来两京五品以上者无不乘轿。他建议宪宗要严定文职三品年六十以上者方许乘轿，武臣则一概不许。宪宗同意了他的建议。汪直的这个建议表面上看是溯本清源，在官员乘轿礼仪上严格规章制度，事实上却向百官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吃穿住行，你们的规矩将由我汪直来制定。汪直发出这个信号的目的就是要让宦权压倒一切，不断强化自王振以来的宦官文化。

后来发生的事实果然如此。汪直巡辽东边——去辽东视察边境战备情况，已经出巡辽东的右副都御史陈钺远远地跑到郊外去迎接，他拜伏在地，以迎接天子的规格来迎接汪直，并对其大肆行贿；汪直巡宣府、大同边——去宣府、大同视察边境战备情况，史料记载：“所至传供于百里外，都御史等偕下属伏道迎谒，汪直等过去后才敢起身。至馆，易服请见，唯唯诺诺。其左右大肆索贿，边储为之一空。”这个权力的震慑力看起来真是非同寻常，“汪直等过去后才敢起身”说明宦权的锋利无比，“边储为之一空”的说法则形象地说明权力占有转化为财富占有时的残酷与生猛。

汪直权倾一时，以至于成为一个权势符号在民间得到重视甚至被利用。成化十四年（1478年）七月，江西人杨福因为相貌酷似汪直，就假冒汪直本人，从芜湖到苏州、常州，再由杭州抵绍兴、宁波，一路上以汪直的名头招摇撞骗，竟无往而不胜。他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原因基于两点：一是相貌酷似汪直；二是无人敢疑。特别是后一点，生动地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汪直恐惧症”。怀疑来人是否汪直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旦出错这代价便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因此接待方明知有错也宁可不疑或者错上加错，杨福也就一路通行无阻了。史料记载杨福所到之处，“有市及市舶宦官皆小心侍候，不敢违命，威福大张”。成化朝地方官场的荒诞感因为汪直的存在而显得特别夸张。虽然到最后，杨福在福州被抓，但毕竟丑闻已经酿成，帝国的权力畸态不是惩罚一两个杨福可以去除的。因为在当时，宦官们在地方横行无道已是常态，民间已经见怪不怪了。

成化十八年（1482年）二月，太监郭文从南京经过沛县，沛县知县马时中虽然勉力款待，但见过大场面的郭文并不满意。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郭文捆绑了马时中的儿子进行拷打，令其自杀身亡。更有甚者，郭文还脱下马时中的官服，对其极尽凌辱之事。有沛县百姓不满郭文所作所为，与之理论，郭文竟指使家奴击杀其中二人。随后，马时中被锦衣卫逮至京城，贬官至广西。这是宦权张扬的一个案例。宦权张扬之下，即便朝廷命官，也没有人身安全，更谈不上有什么人格尊严。至于寻常百姓，更是命如草芥。成化朝尚膳监太监出行时，有退避稍缓者，太监们就下令将那些反应不快者悬绑于墙上，鞭打至死，而面对如此暴行，法司竟不追问，置若罔闻。

一方面宦官们自汪直以下人人牛气冲天，另一方面宪宗皇帝冷眼旁观，甚至在各个层面对外臣另眼相看，变相降低他们的待遇。这里的待遇既包括经济待遇也包括政治待遇。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初十日，宪宗下令折减在京文武官员的折俸钞，一石俸米由原来折钞二十五贯减为十贯，以此大幅度降低官员们的工资。成化十六年，皇帝调整文武官吏俸粮折布的比率，规定粗布一匹可值银三十两，从而创造了史上最强的俸粮折布比率，再次变相降低大批官员的工资，在经济待遇上直接打击他们。在另一方面来讲，因为官员工资过低，帝国无法高薪养廉，此举也助长了官场腐败之风。

在政治待遇上皇帝厚此薄彼，对太监汪直、尚铭、钱能等委以重任的同时，还推行“传奉官”制度。所谓“传奉官”是指不经吏部推选，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它的出台在制度层面上削弱了阁权，因为明初官制规定，授官必由内阁或吏部，现在皇帝直接插手官员推选制度，为满足某个妃嫔或宦官的私人愿望而安插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员进入帝国官员队伍，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皇权粗暴，是对阁权的践踏，也是对宦权的一种变相庇护。因为很多“传奉官”都是太监出身，这也是成化朝自宫求进者络绎不绝的原因所在。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张稷在一份奏疏中质疑说，自有传奉官后，“文臣有不识一丁者，武臣有未挟一矢者；有父子并坐一堂者，有兄弟分踞各署者；更其者有军匠逃匿，易姓进身；官吏犯法，隐罪有宠；一日而数十人得官，一署而数百人寄俸，自古以来，有如此之政令否？”只是张稷的质疑无人可以回答得了，因为一切都是既成事实。

宪宗在位23年，只在成化七年召见过一次阁臣。这是他执政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这个结结巴巴的男人似乎不喜欢跟外臣直接沟通。他处理政事的方式是由“太监择而奏闻”，随后再做出批示。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是跟太监在一起，就是跟万贵妃在一起，要不就跟僧侣在一起。这个皇帝的生命里，到底缺失阳刚之气。不妨这么说，成化朝那些诡异与荒诞气质的形成，宪宗是始作俑者。

病态的帝国

成化十六年（1480年）五月的一天，云南丽江军民府（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巨津州的白石山突然崩塌，一分为二。这座长四百余丈，离金沙江二里地的山脉在崩塌后飞沙走石涌入金沙江中，“江水壅塞，淹田漂庐”，情境一时骇然。四年后的正月初二日，京师居庸关、古北口地震，“城垣墩台驿堡倒裂不可胜计”，同日，自京城到大国、宣府等诸多地方都发生地震，“裂地涌沙”，天象可谓异常。成化一朝就是这样，以一种天崩地裂的方式来昭示帝国病态气质的存在，这其中很多现象确实不是一个健康和正常的王朝所应该出现的。

成化十五年，监察御史陈鼎透露：自成化二年至十二年，朝廷共度僧道达十四万五千余人，而私造度牒者尚未知其数。陈鼎认为这些人“游食在下，奸盗诈伪，无所不为，不早为处置，大则聚集山林谋为不轨，小则兴造妖言煽惑人心，为患极大”。他又在上疏中指出“今苏州等屡获强盗，多系僧人”，因此请求有关部门严加查处。

事实上僧道泛滥问题不是成化朝才有的，从英宗到代宗，僧道泛滥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向佛、向道，僧道才云集北京。另一方面，僧道泛滥总是与宦官的特殊权力纠结在一起。从王振开始，大大小小的太监们总是招佛向道，在满足其病态心理需求的同时，也让宦官的权力走向诡秘与畸态。

宪宗在这个问题上也概莫能外，甚至变本加厉。成化四年，他宠幸番僧，同时封答巴坚赞为“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扎实巴为“清修正觉妙慈普济护国衍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锁南坚参为“静修弘善国师”，端竹也夫为“净慈普济国师”，这些被封的国师地位崇高，服食器用等规格参照王制，出入时达官贵人都要为他们避让。另外他们的几千个徒弟也加封号为“真人”“高士”， 僧道泛滥一时呈现汹涌之势。

但宪宗朱见深的问题不仅于此。他在向佛、向道的同时还亲近方士。方士李孜省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四月被皇帝授予太常寺丞。太常寺丞一职掌管祭祀，关系到一个王朝的礼仪格局与帝国的气质走向。李孜省学的是五雷法，精通的是符箓午，他同时交好宦官梁芳、钱义，是一个媚时、媚上、媚势的小人。御史杨守随指出“太常职司祭祀，应慎重选人，怎可用赃秽罪人”，给事中李俊也认为太常寺丞所用非人，请求皇帝罢免方士李孜省的职位。宪宗迫于舆论压力，只得罢去，却又同时任命李孜省为上林苑副监，还送他两枚印章：一枚印章刻“忠贞和直”，一枚印章刻“妙悟通微”，许他可以密封奏请。“密封奏请”是一种政治待遇，表明了皇帝和李孜省的特殊亲近关系。李孜省由此飞黄腾达，成化十七年八月，他先升职为右通政，随即迁升左通政，仍掌上林苑事。

当然对宪宗朱见深来说，李孜省受宠只是个案。在他手下以传奉官名义升迁的方士僧道总共达数千人！方士顾玒升为太常寺少卿，方士赵玉芝、凌中也官升太常卿，道士邓常恩进升为太常寺卿，他们和李孜省一道，构成了帝国官场的奇异风景，令人侧目，也令人骇然。李孜省则风景一边独好，很快升迁为礼部右侍郎，他利用皇帝赐给他的密封推荐权，掌控官员、缙绅的进退浮沉，权势之下，包括阁臣万安、刘吉、彭华等都以阴附他为荣。与此同时，李孜省展开机锋，将江西巡抚闵珪、洗马罗璟、兵部尚书马文升、顺天府丞杨守随等赶出官场，充分显示了一个方士官员的杀伐之术。

帝国官场的诡异风景不止于李孜省。在成化朝受宠的人还有和尚继晓。这个江夏（今湖北武昌）僧人懂秘术，并以秘术打进帝国官场。在宦官梁芳的引荐下，继晓摇身一变为“通玄翊教广善国师”，并成为宪宗佞幸的宠儿。宪宗助他在西市建大永昌寺，强迁居民数百家，费国库银数十万，甚至宪宗还旌表他出身娼妓的母亲朱氏为贞烈之女——人间的基本原则与伦理判断至此黑白颠倒，帝国官场的诡异风景泛化为一场道德灾难，这个王朝的病态已是不可救药了。

或许在这里还应该对道德灾难做一个展开描述，因为它不仅仅是朱氏一个人的事。在当时社会风气的奢靡、奸滑与颓废几乎已经渗透到各个层面。成化六年（1470年），京师大旱歉收，朝廷却奢靡之风不止。宪宗狂爱万贵妃，梁芳、陈喜则秘献房中术，更有屠宗顺以奇珍异宝来获取高官厚禄。与此同时，在京的游僧数以万计，挥之不去。皇帝饲养在京城的百兽房及清河寺的珍禽异兽每日所费不靡。给事中邱弘上疏请求放生以节约国用，宪宗置之不理。另外，军队腐败风气也开始四处泛滥。这一点连宪宗自己都不讳饰。成化三年（1467年）二月初八日，宪宗皇帝愤怒地说：“在京军士大都有名无实，视其名则案牍充盈，实则队伍空虚。开粮之际堵塞仓衢，受赏之日溢满禁涂，及至欲收集队伍赴边御敌，累至旬日不能集起数万。这都是因为总兵等官纵之归林，役之私用，其弊甚多……”就像宪宗所说的那样，看花名册满眼都是士兵，开粮受赏的时候那叫一个人山人海，实际上部队的将官大多将兵士挪为私用，以至于真到打仗时连几万兵都凑不起来。军队之腐败糜烂，可谓触目惊心矣。

成化十九年前后，北京城的守卫部队大多去修卢沟堤岸、大慈恩寺以及京仓、通州（今北京通县）仓去了。据统计，当时在京部队共九万三千四百人左右，而参加上述工役劳动的达五万二千人，实际操练者仅一万六千七百余人，另有二万四千六百人下场。京师武备一时大为松懈与空虚。兵部尚书张鹏忧心忡忡地上疏说：“京师武备用来控制四夷，必须养成蓄锐于无事之时，方能折冲御侮于有事之日。近来工役频繁，无暇训练，一旦征发，恐不足用……”但张鹏的忧虑只看到了“面”，没看到“里”。因为当时的军队腐败风气不仅仅在于武备松懈、无暇训练，还在于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在以公谋私上。这一点定西侯蒋琬分析得可谓透彻。他上奏说：营帅、宦官习以军士供私役，谓之“应役”；市井游贩之徒，以窜名军籍，为避操练之苦，行贿于官，谓之“买闲”。而提督守营诸官，又诡以空名支饷，中饱私囊，以致缺伍者以万计。如此弊端，军队哪有战斗力可言？一个王朝如果连军队都腐烂了，它又怎能保家卫国？！

事实也的确如此。明帝国从朱棣时的开疆拓土，志存高远，到宪宗朝的危机四伏、苟且偷安，其中的差距不可以千里计。朱棣五征漠北，虽然最终成就不大，但帝国的气势却是咄咄逼人的，反观宪宗一朝，周边番国都已蠢蠢欲动，仿佛看透了明帝国的虚弱与不堪，个个试图趁机捞上一笔。

成化元年开始，鞑靼连年对明帝国扰边，他们先后进入河套地区，骚扰、抢掠延绥、平凉、灵州、固原以及大同、宣府等地。成化七年，帝国大张旗鼓对鞑靼一战，仅杀敌一百七十余人。出征将领朱永、王越认为鞑靼以数万兵出入边塞，而明军能战者不及一万，又分散防守，无法御敌，所以建议皇帝发大兵搜套，如此才是长久之计。但兵部给出的意见是“马瘦饷缺”，搜套之议不能行。如此，鞑靼扰边问题绵延数十年时间无法解决，终成帝国边患。

北边鞑靼走强，南边安南（今越南）也不甘示弱。从成化四年开始，安南国王黎灏派兵相继入侵广西凭祥、广东琼州、雷州、珠母海（今北部湾），广西之龙州、上下冻州及云南之临安府（今建水）、广南府、镇南（今南华）等地，一时气焰大张。安南从一个昔日的进贡国一举转变为入侵国——这其中明帝国军队腐败、实力有所下降是重要原因。因为当时镇守云南的宦官钱能贪图安南进贡之物，黎灏便投其所好，同时以解送广西龙州逃犯为理由，借道云南入境，随即发兵于后，最终酿成云南兵患。成化十五年冬，黎灏再次派八百余人，越过云南蒙自边界，以捕盗为由在此地安营扎寨，筑室以居——明帝国中衰之后，其内在的虚弱已被其周边属国看穿，乃至于安南才有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动。帝国无力反击，也只能将其草草劝回了事。

在鞑靼、安南之外，吐鲁番竟也对明帝国存了觊觎之心。成化八年冬，吐鲁番王阿力率兵袭击哈密，明帝国兵部上疏建言称：“哈密乃西城之咽喉，如弃而不救，恐赤斤蒙古（今甘肃玉门西）、罕东（今甘肃敦煌）等卫亦为之所胁，酿成边患。”但是讨还哈密的征程却极其漫长。宪宗先是派遣锦衣卫千户马俊前往吐鲁番宣读谕旨，促其归哈密侵地，无果。因为对方藐视了明帝国的存在。成化十年冬帝国准备一战，依旧无功而还。直到成化十八年春，帝国派出万人的大部队夜袭哈密城，才最终收回故土。成化朝中衰之狼狈情状，由此可见一斑。

危险走向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纠结，究竟可以呈现怎样的极致状态？宪宗与万贵妃以其奇异的遭遇演绎了他俩之间的暧昧无言，从而在一个侧面暗示了王朝的危险走向，为明帝国外戚干政的历史揭开序幕。

天顺八年（1464年）七月二十日，朱见深立吴氏为皇后。八月二十二日皇帝以吴氏“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的罪名，将其废居别宫——皇后从立到废，只用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皇后的废立问题呈现如此令人愕然的景观？很快，在册立时力主吴氏上位的太监牛玉被揪了出来，他要为自己举荐不当负责——既然吴氏“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 太监牛玉为何不事先预警，而是包藏祸心，将这么一个“假冒伪劣”的皇后候选人推了出来呢？

牛玉很快以罪被谪，发配到南京孝陵种菜去了。但是，南京给事中王徽、王渊等还有话说。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十七日，他们给皇帝上疏建议要扩大追究——既然“立后”一事如此重要，那么那些身居辅弼，视“立后”大事漠不关心的内阁大臣以及礼官人等就都要一一追究，这样才能体现司法公平。现在皇帝抓小放大，显然是不合适的。

王徽、王渊的建议很快就有了结果——他们被贬了。王徽被贬贵州，王渊被贬茂州，做一个专管刑狱的判官。很显然，皇帝不想把事闹大。这一点很可疑。在某种意义上说，太监牛玉成了牺牲品。因为吴氏被废，真正的操纵者是万氏，深受宪宗宠爱的万氏。这个比朱见深年长17岁的女人体态丰满，是皇帝的梦中情人。天顺八年时朱见深18岁，万氏35岁。在成功操作吴皇后下台后，万贵妃宠冠后宫，连随后上台的王皇后也不敢与之交锋。这是万贵妃能力之所在，当然也是皇帝对其一往情深的体现。

不过皇帝的情史不是我们叙述的重点。在帝王的人生大格局里，情史背后的政经影响力或者它们之间互为作用的因果关系才是重点。万贵妃宠冠后宫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八月初四日，宪宗下令升万安为后府带俸都督佥事，万祥为指挥同知，万家仆人徐达为指挥佥事，可世袭，甚至舍人丁安、万泰、王贤亦被授百户。所谓万贵妃家人皆得官，这是一个女人长袖善舞所导致的官场影响力，也是明帝国外戚干政的开始。

外戚干政，最恶劣的影响当属士大夫礼仪或者说气节的丧失。这是一个王朝走向沉沦的标志，而内阁首辅万安的气节则尤成问题。这位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进士做人一点都不正统，他后来之所以当上内阁首辅主要有两“靠”：一靠巴结万贵妃。万安巴结万贵妃的经历可以说无耻之至。万安是眉州（今四川眉山县）人，万贵妃是诸城（今山东诸城县）人，两地距离遥远，万安与万贵妃也无亲缘关系，但前者却凭同一个姓，将自己化身为万贵妃的侄子辈。其摇尾乞怜之丑态，由此可见一斑；二靠向明宪宗进春药而得宠，甚至万首辅在给宪宗的奏疏中大谈房中术，以为巴结。就是这样一个人，做内阁首辅的时间长达十年。万安做内阁首辅，最大的特点是行政不作为。他的行政不作为与宪宗的行政不作为相映成趣，充分表达了一个时代的无力与无能。宪宗执政23年，只在成化七年召见过一次阁臣。而万安是怎么做的呢？“皇上召见，无奇谋至计，只知呼万岁而已。”万安“万岁阁老”的称呼，由此而来。相比较万历年间，神宗虽然也数十年不见臣子，但外臣们还是兢兢业业，有所作为，而万安只知山呼“万岁”，其平庸无能，不言自明了。

外戚干政其实是成化朝朝政懈怠的原因之一，成化朝朝政出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党争开始出现。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尹旻与万安过招，构成了尹旻之子尹龙之狱，包括通判王范，经历张璲，侍郎侣钟、秦纮，大理寺丞刘（王献），寺副苏泰，大仆寺卿张海，顺天府丞黄杰，洗马罗景，给事中马龙，御史刘璧、于璧、高辅、张鼐，编修王敕，员外郎杨棨、袁弼，大学寺少卿刘淳在内等多名官员被贬、被罢，尹龙之狱的出现可以说搅乱了正常的官场秩序而开明代党争之先，是帝国权力博弈的一大恶果。在“传奉官”制度广为奉行之后，历朝历代难以避免的党争又开始浮出水面，成化朝已然步入不可收拾的境地。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宪宗皇帝朱见深去世，年仅41岁。死前一个月，陕西临潼、咸阳一带地震，史书上记载：“声如雷，房屋多坏，死者甚众。关中地区，声如雷，山多崩圯，庐舍多倒塌，压死一千九百余人。”但皇帝不以为意。帝国问题多多，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地震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况且天灾人祸，很多东西不是他可以左右的，也不是他真正从心里在意的。这一年，皇帝朱见深唯一在意的事情只有一件：万贵妃死了，于正月初十暴病而亡。由此朱见深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寄托坍塌了，这直接导致其人生随后戛然而止。

第十章

孝宗：一个皇帝的左支右绌

新时代开始了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明宪宗皇帝朱见深去世。此时的帝国可以说一片狼藉：厂卫特务横行，流民暴动不断。山塌了，地震了，水旱灾害此起彼伏。九月初六，朱见深的第三个儿子朱祐樘即皇帝位，他接过了这个庞大无比的烂摊子国度。那么，在“起承转合”的历史宿命里，在急转直下的王朝危局中，这个年仅17岁的小男人具备化险为夷的勇气和能力吗？

似乎没有人看好这一点。因为“朱祐樘是一个瘦小和胆小的人，长有明亮的眼睛和飘逸而稀疏的胡须”（见《剑桥中国史·明史》）。不是一个有历史担当能力的恰当人选，起码从相貌和素质上说，他除了“长有明亮的眼睛”外别无他长。但是很快，朱祐樘出手了。同样在九月，孝宗朱祐樘下旨，“谪梁芳南京少监，万喜为指挥使，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等戍边陕西”。

这个梁芳在成化一朝，是与汪直齐名的大太监。汪直贪权，梁芳贪钱，直将内库中前几朝累积下来的七窖金子都挥霍一空。另外他还引荐了李孜省、继晓之类的人物，加重恶化成化一朝的政局，污染当时的官场风气。孝宗朱祐樘甫一上位就处置梁芳，无疑是向世人发出一个明确信号——他要正本清源了。

在受到皇帝处理的几个人中，除了太监梁芳外，万喜是外戚，李孜省是精通五雷法等方术的官吏，邓常恩、赵玉芝是其同党。成化二十三年九月，随着龙椅易主，他们的人生走向谷底。梁芳死于狱中；李孜省“不胜拷掠而死”，这位戍边陕西的前方术官吏大概是受到了严刑拷打，最终没挺过去，挂了；邓常恩、赵玉芝以“交结近侍”的罪名被处死，妻儿流放到二千里以外的边境——孝宗朱祐樘如此严厉的处置应该说意在开一代风气之先，为其不寻常的历史宿命打一个意义深远的拐点之战。

紧接着，老同志万安致仕——他以一种不太体面的方式离休了。在太监梁芳被问罪后，特别是李孜省被流放陕西“不胜拷掠而死”后，大学士万安感受到了危机的来临。因为李孜省包括外戚万通跟他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皇帝先拿他们开刀，是不是杀鸡给猴看呢？万安决定进行危机公关。十月二十一日，梁芳等案发后一个月，万安上疏皇帝，内容竟是房中术，文末署名“臣安进”，以表其媚上之意。他这一招曾经对宪宗试用过，可以说屡试不爽，宪宗皇帝也乐此不疲。但很显然孝宗不是宪宗。孝宗在登基前已娶张氏，并且一生奉行一夫一妻制的信条。梁芳这一招不仅没有投其所好，反而招致他的鄙薄。史料记载，孝宗皇帝阅疏后大怒，直接派了宦官怀恩到内阁摘去万安牙牌，并勒令其致仕。此时万安官至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是内阁首辅。成化二十三年他已经69岁。不过，宪宗没有像处置太监梁芳那样决绝地处置这位位高权重者，只让其致仕了事，并以此表明在他的时代里，需要的不是平庸无能之辈。两年后，万安死了，老死的。这位“万岁阁老”终究不容于新时代。

更多的人也不容于新时代。成化二十三年的冬天是一个冷冰冰的冬天，当然这是对成化一朝的宠儿们而言的。包括右通政任杰、侍郎蒯刚、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名传奉官在这个冬天失去了他们的官位，另有一千余名西番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真人等被夺僧道封号以及诰敕、印章、仪仗、玉器等物。和尚继晓被杀。这个在成化年间以秘术得宠于宪宗的“国师”在龙椅易主的动荡年代走完了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这也成为孝宗之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表明他与旧时代告别、意欲励精图治的勇气与决心。当然也有不服者。孝宗罢传奉官、夺僧道封号，玩的是一锅端，可这其中也波及仕官。比如吏部尚书李裕。这位景泰五年（1454年）的进士曾有强直之名，当石彪滥报战功，皇帝令他前往核实时，石彪之父、权臣石亨给李裕写信，请求网开一面。李裕是怎么做的？他将石亨的信件烧掉，对石彪的情况据实以报，这份胆略与品质，不仅为其赢得强直之名，也让他在仕途上屡有斩获：先为山东按察使，后迁任陕西左布政使、顺天府（今北京）尹，随后再进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江北诸府，终为工部尚书。在这些不同的职位上，李裕“皆有治绩”。他仕途上唯一的污点是被李孜省推荐升任吏部尚书，由此，在孝宗的新朝，言官们抓住这一点，猛烈弹劾李裕。李裕当然心下不服，他写了《辩诬录》，历数自己以往的政绩以为辩白。只是辩白无效，皇帝于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令其致仕——他也离开了新时代的政坛。孝宗似乎是个有精神洁癖的皇帝，凡是与僧道、近侍有染的官员他一概不要——一个有着宏图大志的新皇帝在成化最后一年几乎呼之欲出。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在猜测或者说期待孝宗之治可以走得远一些，走得更宽阔一些。毫无疑问，这是个善良而美好的期待，因为它给了瓶颈期的明帝国突出重围以一个遐想空间。

世上事先破后立。破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孝宗开始为他的新时代立下规矩。这首先是一场精神清洁运动。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二十二日，皇帝下旨，禁止朝臣之间互相请托，递条子，以便在私下里完成权权交易。世人不难看出，在皇帝孜孜求治的背后，渗透的是他对新朝官场正义的追求。而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举措是，孝宗皇帝将各文武大臣的姓名、出生年月、政绩简历等张贴于文华殿壁上，以为官员们互相监督。这个举动很有任前公示或者实行“民主”的意思。虽然成效不大，但与宪宗乐衷于搞暗箱操作相比，新皇帝对官员选拔程序的尊重以及官场新风的渴望，还是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的。一个王朝求新求变的努力，正是在这些丝丝点点的细节中透露出来了。

精神气质问题是首要问题，它甚至比某些程序上的变革更为重要。在这方面，新皇帝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重开经筵；二是厘正祀典。重开经筵，目的是为了明了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搞明白了，治国也就易如反掌了。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十二日，孝宗重开经筵。他发表讲话称，为人君者，只有“居文华殿之时多，处乾清宫之时少，才能欲寡心清，临政不惑”。午朝时他甚至亲自到文华门，听取大臣及前来觐见的文武官员汇报工作，态度和蔼可亲，极具凝聚力。同时对远赴外任的官员，皇帝也谆谆教诲，极尽人君之意——新朝新风气就这样在弘治元年散发开来。个子瘦小的朱祐樘一边摩挲着他稀疏的胡须，一边扑闪着明亮的大眼睛，形象与深居寡出的前任迥然不同。

厘正祀典也是在精神气质上给帝国注入清新气息。弘治元年（1488年）四月十七日，礼科给事中张九功上疏建议“不当祀祭者应罢之”——不适合掌管祭祀的官员应该将其罢职。在此之前，方士李孜省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四月被皇帝授予太常寺丞。太常寺丞一职掌管祭祀，关系到一个王朝的礼仪格局与帝国的气质走向。李孜省这样一个一个媚时、媚上、媚势的小人如何在国之祀典上堪当大任呢？所以当时的御史杨守随就指出：“太常职司祭祀，应慎重选人，怎可用赃秽罪人。”现在是新朝新气象，杨守随认为皇帝更要在制度层面上厘正祀典，这样才能泾渭分明，与黑暗时代一刀两断。如前所述，孝宗朱祐樘即位后不久就下旨，“李孜省戍边陕西”，在精神气质上给帝国注入了清新气息。

的确，弘治一朝可以说开局良好，皇帝诏命户部左侍郎李嗣、刑部右侍郎彭韶俱兼左佥都御史清理淮浙盐法，以改变成化末年宦官染指淮、浙盐业，贪污腐化横行的混乱局面。与此同时，皇帝也下令整顿团营，在军界内部向腐化现象宣战。新任兵部尚书马文升建议，军队要“遵洪武、永乐年间之制，五日一操，以二日走阵下营，三日演武”，孝宗皇帝颁准执行。一切的一切都在表明，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明帝国走出瓶颈期指日可待。

但是，历史的走向真的可以事先预测吗？这个刚刚成年的小皇帝，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力挽狂澜？或许人们都太乐观了，因为接下来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孝宗。他仿佛变脸大师，很快就向世人展示了一张陌生的脸孔。

走向沉沦

弘治二年（1489年）二月，帝国监察御史汤鼐与庶吉士邹智、中书舍人吉人、进士李文祥等官员发现，自己的仕途走到了终点。皇帝阴沉着脸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随后监察御史汤鼐被流放肃州（今甘肃酒泉），中书舍人吉人削籍，也就是革职的意思，庶吉士邹智和进士李文祥则被贬谪。在他们仕途命运发生改变的背后，真正操纵者其实不是皇帝，而是大学士刘吉，是他一双翻云覆雨的手在幕后操纵。此前，这几个人屡次上疏弹劾刘吉，刘吉便联合御史魏章，反弹汤鼐等人私立朋党，诋毁时政，孝宗皇帝倾向于刘吉的判断，出重拳打击了“汤鼐一党”。

但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在汤鼐冤狱发生后一个月，南京又发生了监察御史姜绾之狱。姜绾是个言官，因为当时的南京守备太监蒋琮在南京大肆圈地，并让失地百姓承担朝廷赋税，姜绾上疏弹劾蒋琮十宗罪。随后因为南京宦官陈祖生违制垦后湖（今江苏江宁北）田，南京主事卢锦、给事中方向也连章上疏弹劾陈祖生违法情状。应天府（今南京）尹杨守随秉公执法。在坐实蒋琮罪行的同时，为卢锦和方向鸣冤叫屈。事实本来很清楚，上疏弹劾的官员们也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谁都没想到，黑白颠倒的事情发生了。皇帝下旨罢卢锦之职，方向和杨守随被贬谪，而姜绾等数十名官员都被下狱。由于受到处分的官员数目众多，以至于“两京台署为之一空”——北京和南京的行政机构都没人办公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皇帝在汤鼐冤狱之后又制造了姜绾冤狱呢？原因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大学士刘吉在南京再次伸出了翻云覆雨手，左右了皇帝的执政视野并影响其执政水平。从一年前展开宏图大志意欲中兴，到弘治二年兴两京言官之狱，孝宗皇帝很快就露出了自己的破绽：年轻，治理国家的经验不足，易受权臣的摆布。

这里还需重点介绍一下刘吉。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进士刘吉其实是个书生。他擅长于修书，修《寰宇通志》，修《文华大训》，修《宪宗实录》，并无多少治理国家的经验。但因为会修书，刘吉的仕途也是一路通畅。从一个经筵官一直爬到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的位置上，刘吉在内阁经营18年，经营的不是政绩而是打击正直官员、保全自己官位的能力。孝宗皇帝新政伊始，受其蛊惑，大兴两京言官之狱，给帝国中兴的前景蒙上重重阴影。弘治五年（1492年）八月初五，在两京言官之狱发生三年后，刘吉因与皇帝发生矛盾，被孝宗勒令致仕。但孝宗勒令刘吉致仕的方式方法却令人啼笑皆非。他派了一名宦官到刘吉府上对其冷嘲热讽一番后才勒令他离职退休，很有小孩子过家家的意思。但即便到此时，皇帝也没有认识到刘吉营私附会给帝国带来的危害。刘吉办理完正常退休手续后再没受到任何处分。在此前，民间已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说法，而“纸糊三阁老”是嘲讽刘吉与万安、刘珝三个内阁成员就像纸糊的人一样百事不为。这实在是对其行政不作为的生动说明。但皇帝不以为意。一年后，当67岁的刘吉去世之时，皇帝还赠其“太师”称号，谥文穆，以全其一生美誉。由此，孝宗的问题开始放大，很显然，他识人、用人的能力是有问题的，在对官员处理的方式上也失之于儿戏。一个能力与态度双欠缺的皇帝，注定是不会有大作为的。

更大的问题还不在官员任用上。对一些制度性弊端的回避甚至回护才是孝宗之治终究“不治”的原因所在。这里面既涉及皇帝的能力问题，更关涉其勇气、决心、视野和破旧立新的彻底性上。弘治二年（1489年）七月二十三日，户部尚书李敏就庄田问题上疏说，现在京城内的皇庄有五处，共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另外勋戚、宦官有庄田三百三十二处，共占地三万三千余顷。那些替主人管理庄田的人“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加辩解即被诬奏”，无恶不作，以至于失地百姓“举家惊惶，恨之入骨，灾异即由此而生”。李敏建议将管庄之人辞退，把这些田地都交付给百姓耕种，每亩征银三分，以扩充宫里的用度。孝宗皇帝是怎么做的呢？他称“各庄田管业已定，难以收回”，只下旨告诫管庄之人不得生事就再无下文了。可以说在涉及庄田所有制的敏感问题上，孝宗做了一把缩头乌龟，他的新政遇到问题绕着走，怎么可能走远呢？

在处理东厂的问题上，孝宗甚至更为敏感。弘治九年（1496年）十二月，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爵在处理一桩涉及东厂太监杨鹏的案子时未能做出倾向于后者的判决，结果法司介入，法司遵承杨鹏的意思，拟将丁哲、王爵流放边地——东厂“唯我独大”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这个时候刑部典吏徐珪站了出来。他上言请革东厂。徐珪上疏说，我在刑部三年，每见处理刑案，东厂校尉或挟私诬陷，或替他人报仇，或私下里拿了好处以旁人抵罪。而“刑官洞见其情，莫敢改正，以致多枉杀人”。徐珪表示，为了革去东厂以绝祸源，他愿以死明志。孝宗皇帝闻言大怒。史载“孝宗以其言狂诞，发回原籍为民”——将这个多嘴多舌的家伙打发回老家吃大米饭。庄田问题和东厂问题，是明中期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的两大基点。只有在制度层面上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突破帝国瓶颈，为接下来的可持续发展扫清障碍。但是很遗憾，孝宗或者是没有这个认识，或者没有这个勇气，主动回避甚至回护了这两大制度性弊端，从而让其“弘图大治”无疾而终，帝国继续走向沉沦。

帝国继续走向沉沦的另一个标志是传奉官的卷土重来。孝宗刚上位时，曾经罢免了一大批成化时期的传奉官。其力度之大、之猛，堪称斩草除根。但很快，一度消失的传奉官们又卷土重来。有意为之之人正是孝宗。因为修造京城河桥有功，孝宗授予四个工匠为官员，另外又将通政司经历沈禄传升为参议——这是弘治时期传奉官制度的死灰复燃。事实上从制度层面上说，孝宗并未彻底废除传奉官制度，他废除的只是成化时期的传奉官而已。于他自己，需要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一批死党为其效忠。这也是传奉官制度在弘治时期死灰复燃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个制度满足了皇帝对皇权的特殊需求，有助于建立其个人崇拜，有助于在正统的权力选拔通道以外，建立只属于龙椅中人的秘密通道。这样的感觉，孝宗喜欢。所以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皇帝会一个月内就进传奉官二百余人——传奉官一时间在帝国又开始泛滥了。

这是历史的轮回，是孝宗绕不过去的人生瓶颈，不过有人试图改变这样的轮回。还是在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吏部尚书屠滽和兵部尚书马文升差不多同时就传奉官问题表达异议。屠滽说：“传升文职过多，请惜名器，以堵奸人之进。”这应该是一个组织部长的忧心忡忡。而兵部尚书马文升则从军功角度表达他的忧心忡忡：“国家设武职以待军功，没有临阵斩获不得轻授。今传奉画工张玘为指挥，并准其世袭，在边冒死作战者何以待之？”——如果一个画画的人都可以升为军队指挥，其子孙还能世袭的话，那么在边境冒死作战的将士们心里会怎么想呢！？马文升的呐喊可以说是一个国防部长的忧心忡忡。除此之外，六科十三道的官员也纷纷上疏痛批传奉陋习，一时间朝野请罢传奉官的呼声极强。皇帝面对舆情汹涌却是冷笑一声，不予理睬。至此，一个曾经的改革者终于变得面目模糊起来，令人无法辨识。

改革与保守相当于硬币的A、B面，如果先前展示的是代表变革的A面的话，那么皇帝在后期乐衷于展示的则是代表保守的B面。B面的涵义极其宽广，宪宗皇帝曾经展示过的那些丑陋，孝宗几乎也一一照搬了。比如宠幸宦官这一点上，两人也惊人的相似。宪宗宠幸汪直，以至于后者权倾一时；孝宗则宠幸李广。这个以符箓祷祀蛊惑皇帝的宦官伪造圣旨召进传奉官，纳贿赂、夺民田、霸盐利，几乎无恶不作，成为弘治朝的一大毒瘤。尽管户部主事胡爟、祠祭司郎中王云凤、给事中叶绅、御史张缙等官员都对其上疏弹劾，李广却安然无恙。因为皇帝迷信他那一套符箓祷祀的学问。但世上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广靠神秘巫术起家，最终也因为它走向死亡。李广一度劝皇帝在万岁山修建毓秀亭，以为消弥灾异之用。只是很遗憾，毓秀亭建好后非但不能消弥灾异，反而传来噩耗，年纪轻轻的公主发病死了，紧接着乾清和坤宁两宫发生火灾。如此，毓秀亭的作用变得可疑起来，附带着也让李广神秘的巫术露出破绽，有了欺世盗名的嫌疑。太皇太后对皇帝抱怨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你今天说李广，明天说李广，现在好了，大祸临头了吧！孝宗皇帝自己没说什么，李广却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最后选择了服毒身死。

但真正的好戏却刚刚开场。在接下来的戏码中，第一主演是皇帝。孝宗在李广死后心情极为悲痛，下旨要给予李广祭葬和祠额的待遇。这个待遇非同小可。因为明朝制度，宦官死后一般不行祠额祭葬，除非是出于奖善褒功之需要，而李广显然不在此等奖赏之列。大学士刘健因此上言说：“李广之死，罪恶盈贯，万口称快，必正其罪以为奸邪不臣之戒。所以不可给予祭葬和祠额。”由于民意汹涌，皇帝最终未能赐给李广祠额，但接下来的事情却颇富戏剧性。在李广家发现的一本记录其贪赃收贿情状的记事本中，里面尽是文武官员送其黄米（黄金）、白米（白银）各千百石的数字。记录在案的官员包括公、侯、伯、总兵、都督、尚书、侍郎、都御史等京官和地方官，这些人事后吓得跑到寿宁侯张鹤龄家去求解避祸之道，皇帝对此却置之不理。在李广自杀所导致的这场官场危机中，孝宗耐人寻味地沉默了。似乎是全李广忠誉，也似乎是不想对已经烂透了的大明权力场有所作为。弘治十一年冬天，在李广不在的帝国，皇帝自己跟自己演了对手戏。戏极高深，几乎无人看懂，但帝国的危局却在延续，直至彻底糜烂。

当然在彻底糜烂之前，还是有人站出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兵科给事中张弘至上疏指出帝国的现状令人堪忧，他总结出了八桩与皇帝初政时相去甚远的事件或者说问题，但孝宗皇帝面对此八大问题，视若无睹，也没采取任何解决之道。

弘治十六年（1503年）五月，云南、贵州屡屡发生天灾，皇帝震怒之下，派专员去云南查处不称职的地方官达一千七百人。户部员外郎席书对此不以为然。他上疏指出当前帝国弊政在于冗官太多，光拿饷不干活的有数千，另外校尉一级无所事事的武官有数万，以至于内府供应数倍于往年。席书认为皇帝现在抓小放大，只治云南官吏之罪，就像“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真正的解决之道应该是“裁除弊政，去大害，举大政”。但席书的建议同样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孝宗皇帝是既不能也，也不为也，对帝国弊政弊象采取置之不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的新政至此成为泡影。一个曾经踌躇满志的年轻皇帝在十六载光阴的消磨下终于沉沦为在声色货利和佛老鬼神间无力自拔的中年男人。他的脸上挂着平庸的气质，眼神也不再明亮，就像其身后的帝国，乏善可陈，除了此起彼伏的天灾人祸外。

弘治一朝到最后终于了无新意，成为成化朝的复制品。它的每一个细节看上去都如此的颓唐与黯淡，散发着即将死去的糜烂气息。它，难道还有什么其他值得说道之处吗？

深陷两难

说弘治一朝了无新意，是成化朝的复制品，就天灾人祸方面而言，二者也几乎惊人的相似。翻阅那些泛黄的历史典籍，隐藏其背后的一个王朝狼狈情状扑面而来，仿佛带着冷酷温度，令翻阅者不寒而栗。弘治元年（1488年）五月十八日，常州府靖江发大水。“平地淹没如洋”，共计二千九百五十一人淹死，另有一千五百四十三间民房被冲垮，甚至县府衙门都倒塌了；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流经开封府的黄河决口，“郡县多被害”，而开封的情况尤其严重，几乎需要迁城来解决问题。但因饥馑之年粮食财物匮乏，供给跟不上，所以“迁城之议不行”——短暂的弘治朝几乎成了被淹没的王朝，凄风苦雨覆盖始终。

最要命的是地震频频。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初四日，云南宜良发生地震，衙门、城铺、寺庙、民房基本上倒塌殆尽，死伤人口无数（一作压死以万计）。诡异的是这场地震的形式，当天自子时至亥时，连震二十余次，随后或一天一震，或十天一震，半月一震，一月一震，一直断断续续震了四年之久才停下来。云南宜良百姓为此受尽磨难，几乎无法正常生活。

伴随天灾而来的则是人祸。弘治十六年（1503年）夏，南北直隶、浙江、山东、河南、湖广相继发生水灾或旱灾。很多百姓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求生。第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从山东阙里祭孔完毕返回京师的路途中，所见所闻可谓触目惊心。他在写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认为，现在“民生之多艰”已十倍于前，老百姓差役频繁，要缴纳的粮草税课太多，而贪官酷吏，肆虐为奸，以至于“民”与“国”都困穷——“生民贫困之深，国用匮乏已极”。但是对于帝国弊象的解决之道，李东阳却只提出治标不治本的节约之策——“节用度，广储蓄，如此，帝国之困可纾解”。

其实即便这样，皇帝也是无力做到的。这个中年男人当然不愿意“节用度，广储蓄”了，他还渴望享受人生。帝国由此深陷两难，在天灾人祸中苦挨时日，在水深火热中暗藏玄机，而发生在弘治四年（1491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凤阳皇陵大火却分明是一个警讯，暗示着弘治一朝的惨淡结局。史料记载，凤阳皇陵大火“漫延九十余里，毁大树数千株”。帝国人心一时莫之所许，人人以为天意凶险，必有大祸发生。

帝国的中衰

一方面是天灾人祸，另一方面则是内忧外患。这也是弘治朝高度复制成化朝的一个表现。先说内忧。成化朝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些农民起义事件仿佛一个明证，证明了帝国中衰阶段控制力的减弱，其深层次的原因当是皇庄制度的推行以及由此带来的失地流民的增加。到弘治朝，皇庄圈地问题变本加厉，失地农民起义事件也就频频爆发，其密度并不小于成化朝。

大致说来，弘治朝的农民起义事件一方面与失地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朝廷赋繁役重所致。关于后一点，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马文升在弘治八年分析说：“过去百姓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上税，而今却要交纳十之四五……江南兑运，正粮一石，费用却需三四石。桑蚕尽鬻而丝绢不免，田亩尽鬻而税粮犹存，赋重民困，从未有甚于此时。”这样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

内忧频频，外患也频频，这是弘治一朝不可能处于稳定状态的另一个原因。弘治元年（1488年）五月，鞑靼小王子派了一千五百余人到明帝国请求通贡，上书自称“大元汗”。这实际上是变相的敲诈勒索，是以一种貌似体面的方式绑架明帝国，嗜其血，啃其肉。皇帝不愿迎接，也不敢不迎，便“诏许五百人至京师”——给他们规定了五百人的名额，以防负担太重。由此，鞑靼小王子有了沿边骚扰的法律基础，而一个虚弱的王朝遭遇一个饥渴的部落，难堪情状自是不能一一言表。弘治八年（1495年）正月二十八日，鞑靼侵扰凉州，西北边境形势变得再度紧张起来。帝国，至此已无保持自己尊严的能力了。这既是弘治朝的失败，其实也是孝宗皇帝的失败。

除了鞑靼屡屡扰边外，吐鲁番也不甘寂寞，再次对明帝国构成威胁。弘治元年（1488年），孝宗皇帝刚刚上位仅一年，吐鲁番就占领了哈密，以显示其力量的存在。虽然在第二年，哈密都指挥阿木郎率兵收回哈密，但弘治六年，哈密又沦陷了，帝国失去了对这个地方的管控能力。无论是鞑靼还是吐鲁番，他们屡屡扰边，以一支部落的力量长期对帝国的边疆构成威胁，帝国对此问题竟无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其中衰气象毫无疑问已是昭然若揭。

当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帝国中衰的气象也体现在僧道泛滥、兵政多弊以及皇帝怠政等诸多方面，这一点又与成化朝的情景惊人相似。而皇帝在僧道泛滥的背景下也疏于朝政。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二十二日，孝宗皇帝在文华殿召见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大臣共议国事。这是自成化年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等官员后第一次召见阁臣。而终弘治一朝，皇帝也仅召见阁臣九次，差不多两年才轮上那么一次。其怠政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矣。

那么，皇帝到底在干些什么呢？孝宗皇帝忙于斋醮、烧炼，以为养生之道。弘治十七年，孝宗打算在朝阳门外建筑延寿塔以及殿宇廊庑墙垣等，拟将养生之道落在实处。只因内阁大学士刘健泣血上疏，皇帝才总算停止了这个建造计划。

弘治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兵部尚书刘大夏突然要求引咎辞职。起因是万一外敌入侵，兵政弊端已经令他无法再保证这个帝国的安全。刘大夏引咎辞职事件毫无疑问凸显了帝国兵政多弊的现实。这个问题说起来也是老问题了，因为从成化一朝开始，军队腐败现象就屡禁不止，孝宗皇帝当然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弘治十八年（1505年）正月十八日，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位无计可施的皇帝偷偷摸摸地拿出白金赏赐给兵部尚书刘大夏，以为笼络。他希望以这样私密的举动，让刘大夏将这个问题多多的帝国继续维持下去。只是很快，他自己就不能维持下去了。五月初七日，明孝宗朱祐樘去世。此前三个月，户部尚书韩文报告，因天灾人祸以及赋税繁重，逃户现象严重，荆襄流民日益增多，有必要核查一下。核查的结果很快出来——荆襄流民共有二十三万五千余户，计七十三万九千余人。七十多万流民在帝国的中心地带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随时可能蠢蠢欲动！这着实是帝国迫在眉睫的隐忧，需要立刻拿出解决之道。只是这样的解决之道，明孝宗朱祐樘拿不出来也不用拿了，因为他已离开人世，这个棘手的问题只能抛给其继任者正德皇帝——他的长子朱厚照去解决。

一切的一切都还了犹未了，处于纠结状态。

第十一章

正德皇帝：黑色幽默 娱乐至死

问题皇帝有点烦

1506年是正德元年。这一年，那个注定要青史留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15岁，身体明显开始发育，心中的欲望也在悄悄成长。此后的事实证明，进入青春期的朱厚照爱好“三美”——美酒、美色、美景是有其内在根基的。他短暂的一生（死时年仅31岁）在“三美”之间流连忘返，成为明帝国最著名的游乐皇帝。但其实，正德皇帝朱厚照的个性不仅仅在“游乐”二字上。作为史上最牛的皇帝，其无厘头的作风、游戏世间的人生态度，确凿无疑地解构了一个正统皇帝原本应该具有的呆板形象，他生前的种种作为令人捧腹、发人深省。

毫无疑问，朱厚照是具备后现代色彩的问题皇帝，一个不愿意做皇帝只愿意做大将军兼旅行家的问题男人。在人生态度上，他超越了那个时代，很有嬉笑怒骂人间的意思；在审美层面上，朱厚照打破了世人关于皇帝印象上的审美疲劳；在哲学贡献上，朱厚照同样提供了基于离经叛道基础上的哲学思考。而这所有种种的人格意外或者说统治意外，事实上在正德元年就已被百官们看出端倪。

正德元年（1506年）正月二十四日，大学士刘健上疏，请裁皇帝郊祀时内侍随从的数额。刘健指出，天子郊祀驾出，从阉过多。人数多至百数十人。特别是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陪同皇帝左右，引诱皇帝沉湎于声色犬马之间，对皇上的青春期教育或者说人格培养起了反作用。“皇上春秋鼎盛，此后何以处之！”大学士刘健几乎要大声疾呼。

这是发生在正德元年（1506年）正月的上疏事件。朱厚照没想到，正德元年对他来讲竟成了烦恼元年。此后几乎每过一个月，都有官员激情澎湃地上书，或劝其勤政，或阻其观游，让他这一年过得极其不爽。

当然在七月，最让正德皇帝烦恼甚至痛苦的是他的婚礼办得不伦不类。他原先让司礼监传旨，称皇帝大婚需银四十万两，但户部尚书韩文却以户库空虚为由，只拨付十万两。韩文说“海内虚耗，加以水旱频仍，边储缺乏”， 皇帝大婚需银四十万两，这个……户部实在是拿不出来啊。实际上正德即位以来，建陵、大婚以及赏赍用银差不多已经花去一百八十万两，户部尚书韩文即便苦心经营，也是不堪重负，但正德皇帝不管这些，他只知道，百官们都在跟他对着干，让他堂堂帝国天子结个婚都不体面——人生烦恼，尽在正德元年。

但是，烦恼无休无止。八月二十四日，大学士刘健又上言了，主题还是老一套，称皇帝怠政。刘健说：“早朝乃人君首务，天下观瞻，若君怠于上，臣荒于下，太平之治，何以能成！”啰哩吧唆地说了一大通，听得朱厚照好不耐烦。最后皇帝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算是对他上言的回应。只是这刘健很不知趣，过了不久，他又以帝国灾异频发上疏，啰啰唆唆地说了一大通，让朱厚照掐死他的心都有了。这个正德元年，15岁的小皇帝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像皇帝，而是听凭父辈们唠唠叨叨，想叛逆、想四处去玩耍而不得的憋屈少年。

但是一场巨变却正在酝酿，两个月后，它必将以你死我活的形式呈现出来。那是一场与刘瑾有关的战斗，它事关正德朝若干年后的政局。而皇帝在其中的表现却是左右摇摆，颇具无厘头风格。在生与死之间，天真与权谋之间，正德皇帝很显然没有明白其中的真意。或许以一个少年天子的标准要他去运筹帷幄、爱憎分明无疑太过苛求，但大明王朝的走向或者说趣味性毫无疑问就此改变了，而这样的改变是正德喜欢的。因为他终于发现，正德元年之后，他的烦恼减轻了不少，再也没有多少官员敢对他唠唠叨叨了——在战斗中胜出的刘瑾搞了一个53人的奸党黑名单，从而令那些正德皇帝讨厌的多嘴官员不得不离开帝国官场。

这是刘瑾的胜利。很显然，正德皇帝乐观其成。

刘瑾上位

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发生在帝国权力场上的那场争斗现在想来真是惊心动魄。从户部尚书韩文领衔上疏弹劾刘瑾开始，一场廷臣与太监之间的战斗就打响了。韩文的上疏团队包括内阁成员以及九卿官员，内阁首辅刘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谢迁、工部尚书曾鉴等都在其列。上疏用语凶猛，目的明确，那就是要皇帝必须治刘瑾、马永成等太监之罪，称这些人“淫荡上心、便己行私”，实属罪恶昭彰，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皇帝在这份用语凶猛、目的明确的奏疏面前一时间神情恍惚起来。在此之前，尽管廷臣们也曾先后上疏，劝他勤政云云，但如此稳、准、狠地将目标对准刘瑾等人，并以集体联名的方式提出挑战，实属朱厚照即位以来第一次。小皇帝有些害怕了，仿佛一群大人在他面前挥舞拳头，扬言要砍杀另外几个和他关系处得比较好的大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到底能不能砍，则需要他来拿主意。

正德皇帝当然拿不了主意。史料记载：“疏入，武宗惊泣不食，连忙找了司礼中官李荣、王岳等入阁议，一日三反。”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将刘瑾等人安置在南京。这其实是权宜之计，是给那些上疏的廷臣们一个交代，体现了皇帝的私心。但很快，阁臣们就不依不饶了，纷纷提出要将刘瑾等人处死，以绝后患。为了达到目的，刘健、韩文以及九卿官员“伏阙面争”——匍匐在宫阙下据理力争，给了皇帝很大的心理压力，而最关键的时刻，与刘瑾有过节的司礼监太监王岳在边上猛敲边鼓，终于让皇帝答应下来同意诛杀刘瑾等人。

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历史的剧情正在隐秘地上演。15岁的少年皇帝在百官们的一再动员鼓励下，心血来潮地准备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这是弃暗投明，也是浪子回头。帝国在继续沉沦的时刻似乎突然产生了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并且被权力场上的那些精英们牢牢地抓住了。但是谁都没想到，历史的漏洞在此时下底传中，及时回脚，踢飞了正德皇帝的一个必进球，而小皇帝也到底脚软，没能在临门一脚的时刻充分发挥功力，从而让太监刘瑾等人死里回生，咸鱼翻身，正德朝政局为之大变。

一个叫焦芳的太监在其中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皇帝答应诛杀刘瑾等人之后，得知消息的焦芳在第一时间飞报刘瑾，从而让刘瑾等人在天子面前导演了一场午夜环跪、痛哭流涕的苦情戏，令正德皇帝一时间心又为之软。这或许是青春期少年的通病，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这两个极端的距离只是两行眼泪罢了。这些一直以来陪着自己花天酒地、挥霍少年时光的人，明天就要奔赴黄泉，这本不是皇帝的原意——小皇帝念及于此，又想原谅他们了。他的脑中重新闪过“南京”这个词，或许安置在南京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但刘瑾不这么想。这位6岁就净身入宫当太监的人当时已经55岁，与只有15岁的小皇帝相比，其人生历练完全可以称得上圆熟。事实上这场较量不是他和正德皇帝之间的较量，而是以他为首的宦官与韩文等阁臣之间的较量，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层）斗争。韩文等阁臣是要刘瑾们死，而非安置南京——在这一点，小皇帝还是太天真了。大他40岁的刘瑾决定扭转乾坤，以一人的力量敌众多阁臣。他跪在皇帝面前继续演出苦情戏说，“司礼监王岳勾结阁臣欲制陛下出入，所以先致我辈于死地。”这一招着实厉害，可谓一箭三雕：一、“司礼监王岳与阁臣互相勾结”一说令皇帝疑心顿起。刘瑾一旦去后，皇权面对内外勾结再无依傍处，这让年幼的皇帝情何以堪；二、此说打击了司礼监王岳；三、此说同样打击了阁臣。这就是55岁与15岁之间的区别，是金蝉脱壳，更是游刃有余，是前者对后者的掌控、牵引和诱导。皇帝因此被请入彀中了。

第二天天亮时分，世事已然大变。王岳被逮捕了，刘瑾掌控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则分别掌管东、西厂。一切都已表明皇帝的心迹和意志，也表明那些上疏的阁臣们大势已去。刘健和谢迁无奈之下只得打报告请求退休。皇帝很快批准，随后令焦芳入阁。而王岳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他被勒令赴南京充军，随后被刘瑾派人在半路上追杀，死于非命。正德元年就这样在动荡不安的气氛中结束了。这一年，云南连续几天发生地震。山东莱州府自九月至十二月，连发45次地震，像极了人间的情形，是那样的动荡不安、波谲云诡。这一年唯一的胜者应该是刘瑾。他笑傲于权力之巅。6岁时将他接入宫中收养的老太监刘顺绝对没想到，这个日后随他的姓唤作刘瑾的人会有如此作为，在正德元年到五年的时间段里，成为一个“立皇帝”（民间称呼），而正德皇帝则为“坐皇帝”。

刘瑾上位后，第一件事是拉出一份“奸党”黑名单。包括大学士刘健、谢迁及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检讨刘瑞，给事中汤礼敬等在内的53人榜上有名。这份黑名单被贴在朝堂之上，是那样的触目惊心、黑白分明。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二十八日，百官们跪于金水桥南，听刘瑾以他沙哑的声音宣读这份名单，个个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收拾和教训了百官之后，刘瑾开始研究治术。天下万事，逃不过一个“治”字。刘瑾以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名义治理百官，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研究治术是很重要的。刘瑾向皇帝进献了很多新鲜有趣的玩意，令其兴致勃勃、欲罢不能。皇帝正玩在兴头上，刘瑾取各司奏章请其裁决。皇帝不满地扔过来一句话：我用你们是干什么的，以此一一烦我。于是刘瑾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立皇帝”，代正德皇帝处理政事——治术之要，刘瑾深得个中三昧矣。

在正德元年到五年的时间段里，刘瑾于治术方面创造性地完成了以下工作：一、为镇守太监扩权。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伪造圣旨给镇守太监扩权。这些人的权力全都扩大到巡抚、都御史一级，可以干预地方政事。二、设立内行厂，并且凌驾于东厂、西厂之上。正德三年（1508年）八月十六日，刘瑾设立特务机构内行厂（简称内厂），亲自统领，在帝国内部执行白色恐怖主义政策。这其实也是宦权的无限扩充，是对帝国司法权的强行打压和粗暴干涉。刘瑾于治术方面的发明创造，此为一例。三、首创罚米法，一方面侮辱百官尊严，另一方面在经济层面上对其加以打击。所谓罚米法其使用对象是那些不肯依附刘瑾的官员，比如前户部尚书韩文被罚米千石，输往大同；官员张缙被罚米五百石，输往宣府。据不完全统计，自韩文罚米千石以后，罚米二百石至五百石的，就有一百四十多人。四是纳贿。治术之要在于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由于刘瑾权倾一时，天下官员到京述职时纷纷向其行贿以避祸，多者竟至两万余两银子。由于外地官员来京携银多有不便，往往由京城富户代己先出，这些官员回任后再对属地加以搜刮用以偿还。此举被命名为还“京债”。 刘瑾治术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了，但对帝国而言，无异于一场浩劫。

事实上，在刘瑾操纵政局的五年时间里，尽管打压凶猛，还是有人对他说“不”。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南京御史蒋钦。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在刘瑾公布所谓53人“奸党”黑名单的同时，蒋钦就上疏弹劾刘瑾，称其为“悖逆之徒、蠹国之贼”。蒋钦在奏疏中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昨刘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多者有五千金。若不如数纳贿，即行贬斥；纳贿则立即迁擢。”这样的事实可谓触目惊心，蒋钦敢于在奏疏中大胆披露，自然是做了赴死的准备与决心。他在奏疏中呼吁皇帝：“乞听臣言，亟诛刘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刘瑾。”这是视死如归的意思，但年轻的皇帝似乎不同意这样的交易，只将蒋钦打了一通廷杖后逮入狱中，颇有以观后效的意思。

蒋钦却决意赴死。三天后，狱中的蒋钦又上疏说：“臣与贼刘瑾，势不两立……”这时的蒋钦已经不是等死而是要找死了。疏上，他再被杖击三十下，三天后不明不白死于狱中。或许是杖击过重的缘故，或许是刘瑾痛下杀手，总之这个南京御史再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发声了。

蒋钦之后，没人再敢具名上书，不过匿名上书的事还是有的。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二十六日，早朝刚刚结束，御道上就出现了一份匿名书札，里面内容全都是数说刘瑾罪恶的。刘瑾愤怒，下令百官跪于奉天门下，进行深刻反省。由于投书人不敢站出来公开承认系自己所为，刘瑾在太阳下山之时竟将三百多名官员收入锦衣卫狱中。如此目无法纪之举，让大学士李东阳为之愤怒。第二天，李东阳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劝刘瑾释放在押官员的，此时刑部主事何轼、顺天府推官周臣、礼部进士陆伸已在狱中不幸中暑而死，其他得暑热病的官员也越来越多。而刘瑾也在得知匿名书是某一太监所投后下令释放在押官员——一场官场危机就此解除了，但刘瑾漠视百官人权的做法却向世人发出一个明确信号——他的确是“立皇帝”，这个帝国除正德皇帝外，他说了算。

只是世上事因果轮回。刘瑾行事太过张扬拔扈，泰极否来的日子也就很快到来。前司礼监太监王岳与其作对以及匿名书系某一太监所投的事实说明了以下一点：危险总是来自于内部，来自于同一阵营。这一回是太监张永出手了。时间：正德五年（1510年）七月。他将担负起除掉刘瑾的历史重任。

诛杀刘瑾

和刘瑾一样，张永也是深受正德皇帝信任的大太监。系八虎之一。他10岁时就进宫，在乾清宫里侍候宪宗，后升为内官监右监丞。弘治九年（1496年），张永调到东宫侍候时为太子的朱厚照，直到9年之后朱厚照即皇帝位。所以算起来，张永也是“根正苗红”的老干部了。但同样是老干部，张永和刘瑾两人的关系却是水火不容。刘瑾要将张永赶出宫去，张永则敢在皇帝面前拳击刘瑾，显示自己并不是孬种。正德皇帝面对他俩之间的矛盾，不想厚此薄彼，只得命太监谷大用摆酒为他们调解，当然，这个调解不可能有实质性的作用。正德五年（1510年）七月，太监张永的历史性出手充分说明此二人的矛盾只能用你死我活的方式来解决。

这一年，另一个与刘瑾有矛盾的人在延绥、宁夏、甘肃三镇任总指挥，总制三镇军务。他叫杨一清，因在修筑边墙时被刘瑾以贪污边费的罪名送入大牢，遂与后者结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杨一清不是一个贪污犯，后在大学士李东阳等人的营救下，杨一清得以获释，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正德五年（1510年）七月，历史的机缘巧合让太监张永走到了杨一清身边，从而为刘瑾的倒台提供外在动力。

该年7月，太监张永奉命到宁夏监军，杨一清便决定借力打力，让张永出手除掉刘瑾。杨一清建议张永趁进京奏捷的机会，揭露刘瑾罪恶，劝皇帝诛杀刘瑾。张永听了，当然心里是有些怕怕的，此前他和刘瑾的矛盾，只能算太监内部的矛盾，刘瑾要将他赶出宫去，最多是罢黜南京罢了，而不是置其于死地；至于他在皇帝面前拳击刘瑾，也不是要将其打死，顶多是示威一下。在此之前，建议诛杀刘瑾的人不是没有，南京御史蒋钦算一个，但他的下场众所周知，张永可不想步其后尘。所以，在杨一清历史性的建议面前，张永历史性地沉默了。

历史的剧情走马至此，终于停顿不前。因为缺乏动力，两个演员的表演便不可能深入。在这关键时刻，杨一清发言，将动力呈上。他说：“刘瑾伏诛，公益柄用，再全部清除弊政，安天下人之心。此真是天赐良机。”这段话里包含两层意思。对张永来说，举手之劳便可获得两大结果：于私而言，可以“柄用”，这“柄用”是重用、掌握权柄的意思；于公而言，可以“清除弊政，安天下人之心”。这就是传说中建功立业的层面，是在私心得到满足的同时更上一层楼，是个人人生层次感满足的提升——杨一清言简意赅，为张永提供的行动力可谓精准。

但是张永还有一个顾虑——事不成怎么办？的确，在皇帝面前，他并不比刘瑾更受宠。刘瑾伏诛，皇帝凭什么要这么干啊？！他将这层顾虑说了出来。那么杨一清是怎么解决这个顾虑的呢？杨一清对张永说: “若是公在皇上面前进言，事定能成功。万一皇上不信，公可顿首据地哭泣，请死于皇上面前，剖心以明情真意切，言不为妄。皇上必为之心动。”这段话里头一句是给张永打气。相信“事定能成功”总比不信它好。第二句中的“顿首据地哭泣”是提供方法论，再以言语威胁（请死于皇上面前，剖心以明情真意切）将此事坐死，如此“皇上必为之心动”。杨一清的话可以说逻辑性很强，又透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将张永逼上梁山。张永最后慷慨激昂地说：“老奴何惜余年而不报主！”他这话是自己给自己打气，也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计算了一下机会成本。人生只剩余年了，假如真的事败，损失其实也不大；二是以“报主”的名义激励自己，很有舍生取义的意思。这是货真价实的自我安慰。至此，一桩必将改变历史进程的策划由密谋阶段转向实施阶段。

世事的微妙常常出人意料。就在张永以“献俘”名义准备行动之时，一个传闻在京城悄悄流传，说是刘瑾拟于八月十五日准备起事，而那一天刚好是给他死去的兄弟、都督同知刘景祥送葬的日子，百官们都在；更让张永心惊肉跳的是传闻刘瑾在这一天要逮捕他。要命的是张永在报捷的奏疏里提到将于八月十五日献俘，一切的机缘巧合真真将张永逼上梁山了。此时请诛刘瑾的行动不仅关系着他的富贵前程，更关联其生死。八月十一日，张永提前四天向皇帝献俘，并上呈写有刘瑾不法十七事的奏疏。正德皇帝接报后，对所谓的“刘瑾不法十七事”并不在意，这年头，谁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啊！他在意的是张永向他密奏的刘瑾谋反一事。离八月十五日只剩下四天时间了，到底是信其有还是信其无呢？历史的现场充满酒意，就像皇帝此时手中捏着的酒樽，一半是清醒，一半是糊涂；一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半是似曾相识燕归来。

最后，正德皇帝低头喝酒，说了这样一句话：“刘瑾负我。”这是给刘瑾明确定性了，说明皇帝相信了张永的说法——刘瑾试图谋反。但在怎么处理他的问题上，皇帝还是首鼠两端。的确，“谋反”一说是诛心之论，查无实据，可能还是静观其变比较好。但张永是不可能静观其变的，他已被架在火上烤了，也被架在时间上烤。别说再过四天时间，就是过了今晚，消息走漏之后，他的性命也可能不保。所以张永紧接着对皇帝如是说道：“此事不可缓，缓则奴辈皆死于非命，陛下亦无所归！”这的确是性命攸关的问题，皇帝也认识到在张永和刘瑾之间只能取其一。酒过半酣之后，皇帝终于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下令逮捕刘瑾。

但是逮捕刘瑾与诛杀刘瑾之间，距离何止千万。而皇帝在此间心情的跌宕起伏，也曲折地反映了他对这位大玩伴爱恨交加的心路历程。虽然正德皇帝相信刘瑾谋反是一个事实，却并未杀他，而是降其为奉御，发放到凤阳去闲住。这是十二日发生的事情。十三日，皇帝因刘瑾反映自己是光身子被绑的，甚至下令赐其百件旧衣——正德皇帝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真是难以言表。

真正的心理转变发生在十四日。这一天，应张永的强烈要求，皇帝决定籍没刘瑾家产。籍没（抄家）的结果令人震惊。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记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他珍宝细软无法统计；而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干脆将明朝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所谓富甲天下，绝非虚语。

正德皇帝真真愤怒了。他愤怒不是因为刘瑾富甲天下，而是他私藏刀、甲。“团扇饰貂皮中置刀二，甲千余，弓弩五百”。刀、甲、弓弩俱全，这是要干什么？谋反罪名坐成矣。这个八月，成了刘瑾生命的终结月。他被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约三天时间才断气。刘瑾死后，历史呈现出耐人寻味的轮回轨迹，包括内阁刘宇、焦芳、曹元，吏部张采，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璟，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澯，礼部朱恩，刑部刘缨，工部李善等高官在内的数十名官员上了刘瑾奸党黑名单，和五年前刘瑾炮制的“奸党”黑名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倒是政局轮回的始作俑者正德皇帝看上去一脸无辜，大义凛然。五年前，他倒向刘瑾，帝国加速度走向沉沦；五年后的今天，他倒向张永，一时间挽狂澜于既倒。但是帝国的狂澜既然已经掀起，就不是年轻的小皇帝一夜之间可以挽住的——正德五年前后，所有的事都赶上了，这所有的事都不是什么好事，它们以重重警讯或者说噩耗的方式向皇帝波浪般地袭来，令其猝不及防、不堪重负，避无可避。

一个时代的宿命终于应验到正德皇帝身上。

刘瑾之后是江彬

正德六年（1511年），帝国是刘瑾不在的帝国，一切本应该风清月朗，是所谓历史的拐点，但恰恰在这一年，帝国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大事。这些大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帝国确实走向拐点了，可惜拐的方向错了，不是向上，而是向下。

江西瑞州华林山民罗光权、陈福一等在这一年率领山民起义，破瑞州城（今江西高安），一时江西震动。帝国派按察副使周宪兵分三路围剿华林山义民，结果周宪竟被活捉，显示了起义军能量巨大。

正德六年的农民起义不仅仅发生在江西瑞州华林山，它还发生在江西赣州大帽山、四川松潘以及广东等地，计有六起。作为刘瑾祸乱帝国五年的恶果总爆发，正德六年多地爆发的民众起义可以说是有其内在因果关系的。而皇帝似乎也被世相的残酷所触动。该年由于农民起义众多，为防止示范效应蔓延，致使帝国呈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这样一个结果，正德皇帝下旨“直隶、山东、河南、四川、江西、湖广、陕西、福建、两广用兵地方，凡被寇之府州县，概免租税一年”。但蠲免赋税容易，维持帝国生计却需要真金白银——帝国的家底究竟如何呢？是否丰裕到可以大范围蠲免赋税的地步？户部在上一年的奏陈里道出实情。正德五年（1510年）十二月，皇帝发现内库（宝藏库）空空如也，便下诏调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库之用。这太仓是专备三边军饷的，其积蓄是否丰裕呢？户部打报告说：“太仓虽稍有积蓄，而四方库藏为之一空。”其中原因可归结为刘瑾搜刮天下钱财，“半入公帑，半归私囊”，以至于太仓不丰。太仓不丰，内库也就不丰，帝国的家底不言自明。但正德六年，皇帝为应付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忍痛蠲免赋税，其无为、无能、无奈之状态，不是一言可蔽之的。

不过正德帝就是正德帝，玩的就是心跳，正本清源不是他的风格。当农民起义被一一弹压下去之后，当刘瑾不在他身边令其空虚感顿生之时，皇帝是要搞搞新意思的。正德帝无后，尽管身边女人众多，他也勤于耕耘，却总是结不出果实来，所以皇帝在正德五年之后最爱干的一件事是收义子。正所谓缺什么收什么，正德帝收义子多多益善。太监、奴才、市井无赖，正德帝什么都要，他不嫌弃。正德收义子既注重仪式感，又给其实实在在的好处。正德七年（1512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帝给他的一百二十七个义子赐国姓——朱。义子皆赐国姓，这就是正德皇帝的仪式感，而他数量庞大的义子们所获好处多多。其中朱德被封永寿伯，朱宁、朱安、朱国、朱福、朱刚被封都督，朱春、朱翥、朱增、朱斌、朱政、朱海、朱岳、朱升、朱晟、朱彪、朱镛、朱钫皆为都指挥使，朱钦等为指挥，至于被封千百户、镇抚或旗舍等小官的更是不计其数。正德皇帝或许想以这样的方式来使其龙泽流传，并从中获得虚幻的满足吧。

只是这样的游戏形式比较单调，缺乏创造性。随后不久，喜新厌旧的皇帝发明了一种趣味性很强的新游戏，那就是让京军与边军互相调换操练。边军赴京防守，京军赴边操练，看他们开拔来开拔去，一脸庄严的行色匆匆，皇帝乐此不疲。但大学士李东阳却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他从中只看到皇帝对成制的破坏，而没有建设。在李东阳看来，京军、边军对调操练有十大不便。其中最主要的不便是无事生非，变起仓促。一旦西北有警或者京城有变，驻地武装如果不熟悉情况的话，那是要出大乱子的。大学士李东阳为此疏谏皇帝，需即行停止京营、边军对调操练的行为。但是反对无效，皇帝对这样的游戏正其乐无穷呢，在没有看到确凿的乱子发生之前，皇帝是宁可信其无不信其有的。

并且这样的游戏对他来讲还是有收获，因为他从中发现了一个人才，或者说知己。这个人便是继刘瑾之后，影响帝国政局的另一重量级人物——江彬。江彬初为大同游击，后因打起仗来不要命，深得皇帝赏识，提拔为都督佥事，留在京城可以自由出入豹房，甚至与皇帝同床起卧，恩宠一时无两。而京营、边军对调操练的游戏说实话也是由江彬传授给正德皇帝的。正德七年（1512年）十一月，皇帝下令边军与京营互调操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兵每次出三千人入京操练。而皇帝则着戎服在宫内检阅，作威武无比之三军总司令状。陪同他检阅的是骑在他身后看上去同样威武的江彬。一时间京城内甲光照宫苑，呼声达九门。这样的检阅行动，皇帝称之为“过锦”。但是吏部尚书杨一清对京城内的喧哗与骚动表示不满。京城之内，本应祥和安宁，现在边防军在此重甲出入，“甲光照宫苑，呼声达九门”。不测之变随时可能发生。杨一清以皇帝应该加强修省为名劝谏，皇帝却对他置之不理。正德八年（1513年）六月初三日，咸宁候仇钺也就当时荒唐的兵事奏陈，请求补足各省边兵缺员，而“京军之役，专以重内”。皇帝闻言依旧不肯遣还已经对调的边军，或许在此时，在正德皇帝眼里，这些留在宫中的边防军已然不是边防军而是他心爱的玩具了。一件大型的可以操练起来会移动的玩具，一剂可以“深慰朕心”的安慰品。

与此同时，真正“深慰朕心”的江彬受到提拔重用。先是进封平虏伯，后提督东厂兼锦衣卫，权势大张，俨然第二个刘瑾。帝国因此再一次进入轮回状态。从发现刘瑾到诛杀刘瑾，皇帝用了五年时间。这五年，帝国财富半刘瑾。那么从发现江彬到诛杀江彬，皇帝又要用多少时间呢？这一回，正德皇帝却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正德十六年三月，江彬出逃，三月十四日皇帝死于京城豹房。十八日江彬在北安门被擒下狱。后抄家，“得黄金七十柜，每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金银杂首饰一千五百箱，其他珍宝不可胜计”。同年六月初八日，江彬及其四子被斩首弃市，成为一个时代的殉葬品。

但在江彬事发之前，帝国其实就有预警了。正德八年（1513年）六月二十七日，一颗巨大无比的陨石从天空划过，坠落于江西丰城，引发熊熊大火。有三万多间房屋在大火中被焚毁，死伤无算。不过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将这预警与江彬作乱联系起来，与帝国的京城异象联系起来——只是当时已惘然。诚哉斯言，在当时惘然的不仅是世人，更是皇帝。

皇帝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不归路。他其后的表现更加乖张，在悲剧当中演绎出浓浓的喜剧色彩。在正德一朝的悲喜剧中，皇帝是独一无二、当仁不让的大主演。

正德游乐史

正德朱厚照的大游乐场名曰“豹房”。这座于正德二年在紫禁城西北西华门筑起来的连片建筑成了皇帝寻欢作乐的逍遥地。它的密室里一半是美女，一半是野兽，充分满足了皇帝带有暴力美学的感官刺激需要。“豹房”的魅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皇帝从此不早朝。这实在是一个时代的狂欢曲，正德皇帝置于帝国巨大的游乐场正中间，任欲望的海洋无边无际地蔓延而不加约束，真真玩的就是心跳了。

正德皇帝的游戏精神是有案可循的。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宫发生火灾，里面的建筑化为灰烬。当时皇帝正急冲冲前往豹房游乐，在半道上回头看宫内火光冲天，他居然哈哈大笑称：“好一棚大烟火。”二月初六日，皇帝置已烧毁的乾清宫于不顾，开始微服私访。他访的不是民间疾苦，而是到教坊司观乐。皇帝走出“豹房”，微行观乐，将其一贯以来的定点娱乐转化为移动娱乐，可以说自正德九年始。

我们接下来就细细考察一下正德游乐史，看看这位生命不息、游乐不止的皇帝到底走过哪些地方，而他的每一次游乐行动，又都发生了什么啼笑皆非的闹剧：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初二日，皇帝宣布将去南郊祀礼经，随后赴南海子观猎。这里所说的“观猎”也就是游猎的意思。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犯忌的。大学士梁储等人上疏说：“朝廷至大至重之事，莫过郊祀。”现在皇帝边郊祀边玩耍，可是大不敬，梁储称“祖宗一百五十余年以来，未闻有此举动”。但皇帝却我行我素。正月十三日，南郊祀礼完成之后，皇帝悍然游猎于南海子。此时尽管有文武百官如丧考妣般紧追至南海子，皇帝却下令关闭大门，使诸臣不得入内。皇帝游猎是很认真的，也很见成效。史料记载：次日，正德皇帝一本正经地以所猎禽兽分赐府、部、翰林以及五品以上科、道官，令这些领到“战利品”的反对者几乎吐血而亡。

可以说正德皇帝的游乐史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伴随着百官们巨大的反对甚至反抗才能勉强完成。它需要斗智斗勇，而这样的斗智斗勇对正德皇帝来说有时正是趣味之所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初一日，皇帝想出居庸关玩。巡关御史张钦却不敢开门。他拿着皇帝赐给他的宝剑坐在关门上说：“敢言开关者斩。”张钦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两难选择：关门不开，皇帝不能出关，他违抗天子命令，罪当死；如果打开关门，放皇帝出关，万一出什么事，他也必死。张钦的选择是，宁可不开关而死，以求千古不朽。唉，正德皇帝碰上这样不怕死的人，也只能闷闷不乐地回宫了。但是二十天后，皇帝趁张钦巡视白羊口（今山西天镇西北）不在居庸关的机会，火速溜出关，于九月初一日到达宣府。在宣府皇帝玩得不亦乐乎，还命户部进银一百万两速解宣府，以备赏劳。

正德十三年（1518年）三月二十九日，皇帝在昌平祭陵之后，又跑到密云去玩，甚至远游塞外，封自己为“总督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还命内阁草诏，准备率六军远征辽东、宣府、大同、延绥、陕西、宁夏、甘肃等地，真拿自己当威武无敌大将军了。面对皇帝这一带有黑色幽默风格的举动，大臣梁储、毛纪等几乎无语了。不过更无语的事情随后发生。正德皇帝一时高兴，在旅途中大封上一年十月于应州征小王子战役的有功人员。其数目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五万六千四百余人，而赏赐数额以亿万计，让户部官员直接晕倒。与此同时，皇帝令兵部商议加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公爵——这应该是他自己对自己的封赏吧。只是这样的封赏实在匪夷所思，内阁为此上奏说，皇帝这样的举动太过高深了吧。这敕威武大将军公爵一旦传之四方，世人一定议论纷纷，会问“威武大将军”为何时官制？“总兵官朱寿”为何人姓名？且“亲率六军”之说，既由陛下自任，又为何举而归之总兵官，为总兵官者怎么可以称为“统六军”？至于那个“神功圣武”云云，原来是臣下颂扬君上之词，怎能自颂？还有欲加公爵之说也很荒唐——公爵的称号虽然尊贵，也只不过是人臣而已，怎么可以担当神圣之名呢？总之一切都乱套了。

皇帝却还想继续乱套下去。七月初十日，皇帝至宣府，并称此地为“家里”，他要求在京朝官也要以宣府为家。九月十六日，皇帝降旨自封为“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石——每年拨付自己年薪五千石。他命吏部要如旨奉行，不得有误。一副将黑色幽默进行到底的态势。

正德十四年，皇帝的黑色幽默有了新注解。这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皇帝在扬州下令禁止民间养猪，原因是“猪”与国姓“朱”字异而音同，这个是大不敬，所以杀无赦。一时间猪们屠杀殆尽，以至于无猪可供祭祀，只得以羊替代。正德皇帝的黑色幽默总有一个一本正经的理由，特别是从他嘴里说出来，颇具解构色彩。因为皇帝同时宣布，他在十二生肖里属猪，所以猪们非死不可……

正德十五年，皇帝将黑色幽默发展到高潮，演出一起行为艺术。这一年闰八月初八日，皇帝在南京设广场，煞有介事地举行一场受俘的仪式。此前，意欲造反的宁王朱宸濠已被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擒获。身为“总督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的正德皇帝不甘心大功旁落，竟演出一场和王守仁争功的闹剧。他下令在南京广场解去朱宸濠等人枷锁，放他“逃生”， 然后伐鼓鸣金，由他亲自动手擒获，再行献俘礼。朱宸濠也配合得很好，作甘心受俘状，令皇帝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以游戏人生为己任的正德皇帝死于京城豹房。临死前他传旨，令罢威武团练营，营兵回团营，边兵皆散遣还原镇；放还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室归入诸内库。很有“游戏到此结束，我不玩了，你们也洗洗睡吧”的意思。

他的人生就此结束，但帝国却一地狼藉，无人收拾。很快，新的宴客涌将进来，在主人嘉靖皇帝的带领下，各就各位，热热闹闹演出一场更加荒诞的王朝戏。他们的戏是怎么唱的呢……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章

嘉靖皇帝：他比青烟更寂寞

强臣弱君

正德十六年（1521年），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这一年三月十四日，正德皇帝死于京城豹房，年仅31岁。随后，一个叫朱厚熜的14岁少年从遥远的安陆（今湖北钟祥）出发，于四月二十二日到达京城，当日中午在奉天殿登基，君临天下，改明年为嘉靖元年。这一年随后的某一天，62岁的大学士杨廷和差点在轿房毙命，原来是有人趁其下轿入朝时，悄悄持刀藏于轿房内，企图行刺。幸亏发现及时，杨大学士才躲过一劫。此事发生后，皇帝下令派一百营兵贴身保护杨廷和，以示对其特殊关照。同样是在这一年，约十四万八千七百名锦衣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在杨廷和主导下被革去职位，这其实是杨廷和遇刺的一个主要原因——很多失意者对其伺机报复，导致杨命运多舛。

当然在正德十六年，除杨廷和外，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便是张璁。七月初三日，观政进士张璁因上疏请立皇帝生父兴献王庙于京师而被破格提拔为南京刑部主事（相当于司局级官员）。尽管在正德十六年很多人的命运改变中，张璁的改变不是最大的，但事后证明却是最关键的。张璁的命运改变应该说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的。嘉靖五年，在破格提拔为南京刑部主事后，张璁再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嘉靖八年，他成为首辅。从一名进士跃身为权力之巅的内阁首辅，张只用了短短八年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嘉靖对这个出生于永嘉（今浙江温州）的正德进士如此刮目相看，以至于要超常规提拔重用？事实上个中缘由隐晦地提示了一个王朝由大礼仪之争引发的权力路径选择。在皇帝和大学士杨廷和之间，在帝王血统与家族私念之间，帝国权力场在嘉靖初年不由分说地被撕裂和被归整——每一个彀中人都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只不过张璁选择对了，起码在皇帝眼中是这样的。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一直考了八次才考中进士的张璁已经47岁。他获得了一个官职——在礼部做一名时事观察员（观政于礼部），这个有点类似于政协委员的意思，可以观政，也可以议政，但政事不是你说了算。和御史比起来，观政进士张璁实在是人微言轻。但历史的玄机却在于，它总是给每一个人以机会，只要你善于观察、善于把握。恰恰在这一点上，张璁做得很好。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日是农历三月丙寅，这一天张璁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刚袭封兴王、从安陆水陆并进入京准备承继大统的朱厚熜在京师郊外突然被挡驾了。挡驾原因是礼仪出了问题。此前，内阁首辅杨廷和虽然按照《皇明祖训》宣布：“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这里所说的“大行皇帝之从弟”指的就是死去的正德皇帝之堂弟朱厚熜。因为正德无子，首辅杨廷和按照“兄终弟及”的序立原则推举了和正德皇帝血缘关系最近的朱厚熜来接位。所以朱厚熜入京的合法性不受质疑，受质疑的是从什么路径进入。杨廷和安排的是朱厚熜从东安门入文华殿，待百官三次上表劝进后再即帝位——无论是从入京路径还是就职方式上看，这其实是一个皇太子的即位礼。朱厚熜在京郊当即提出反对。反对的理由还是《皇明祖训》上那句话——“兄终弟及，谁能渎焉”？你杨廷和既然以此为据，总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吧。最终，朱厚熜与迎驾的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太监谷大用等官员还是选择从大明门至奉天殿的入宫路径，以实际行动对杨廷和的安排说“不”。

张璁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作为礼部的时事观察员，张璁很清楚礼仪锋利，礼仪之争其实就是权力之争。位高权重的首辅杨廷和以皇太子的进京路线和登基方式来界定朱厚熜的权力边界，朱厚熜却我行我素大胆说“不”——二者的权力之争隐然拉开序幕。

真正的较量出现在皇帝即位六天之后。四月二十七日，嘉靖皇帝下旨，令廷臣商议他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的封号问题。这实在是个敏感问题，可归纳为皇权礼仪之争的继续和深化。杨廷和建议，朱厚熜要当皇帝，就必须认明孝宗（正德皇帝之父）为“皇考”（皇父），改称自己亲爸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父”、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献王妃”，今后凡是祭告自己亲爸亲妈时，都要自称“侄皇帝朱厚熜”——这实在是一个交易了。朱厚熜你要做皇帝就只能另认爹娘——这个话题绕来绕去，又回到是直接做皇帝还是以先给人家当儿子然后以皇太子身份继承皇位的敏感问题上来。礼仪之争的实质果然是权力之争。在此之前，杨廷和已经用计擒获掌握重兵的武将江彬，并在朱厚熜入宫之前总理朝政达几十天时间。最重要的是杨廷和有拥立之功。正德皇帝无子，是内阁首辅杨廷和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14岁的异乡少年朱厚熜。从权力控制的角度而言，强臣弱君的局面已经形成。杨廷和坚持以皇太子的身份逼朱厚熜就范，事实上是给他一个下马威，并为自己划定尽可能大的权力边界。由此，二人的较量进入针锋相对的阶段，而观政进士张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适时介入，开始了尝试改变自己以及帝国命运的努力。

七月初三日，张璁上疏，请立皇帝生父兴献王的庙于京师。他的奏疏引经据典，以《礼记》中“长子不得为人后”为证据，从伦理学角度提出兴献王只有朱厚熜这么一个儿子，如果强行迫他改认父亲，这是违反生人之大伦的。这是一。二是按《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字面去理解，皇帝是继统而非继嗣，所以没有必要改换门庭，也就是说不能夺当今皇帝父子之亲，应追死去的兴献王为皇考。总之张璁的奏疏处处为嘉靖皇帝考虑，令后者得疏后大喜，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

但是，皇帝似乎高估了自己的权力。尽管他随后下诏尊封自己亲父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寿安皇太后，但杨廷和还是悍然封还了皇帝手诏。当然对于内阁来讲，皇帝手诏可以奉行，也可以封还，这是它的一个权力。只是嘉靖皇帝恼怒杨廷和封还手诏后的一个说明。杨上奏说：“臣不敢阿谀顺旨。”史料记载“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见《明史·杨廷和传》）—— 杨廷和四次封还皇帝手诏，又差不多三十次上疏拒绝承认皇帝尊封其亲父为兴献皇帝等，怎不让嘉靖皇帝恼怒不已呢？！

重要的是杨廷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坚持不懈地封还皇帝手诏，与此同时给事中朱鸿、汤史、于光，御史王溱、卢琼等相继上疏弹劾张璁——权力斗争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张璁也不示弱，他继续坚定地站在皇帝一边，写出《大礼或问》向宫中进呈，充分发挥了一个礼部时事观察员的聪明才智，为几乎被孤立起来的皇帝辩解说：“非天子不议礼，愿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皇帝也不是不想独断专行，但杨廷和的势力太强了，轮不上他来独断，大礼仪之争第一回合，皇帝处于下风。

天意自古高难问

局面在差不多两个月后得到改观。九月二十五日，嘉靖皇帝的母亲兴献王妃从安陆千里迢迢赶到通州，欲见证自己儿子的传奇人生究竟有多少辉煌。对朱厚熜来说，从一个内陆藩王的儿子一跃而为天子，这绝对是天上掉馅饼的概率。但很快，兴献王妃失望了。兴献王已死，尊号问题却迟迟定不下来。具体到她身上，礼部提出要请她从东安门或大明门左门入京，这不是帝王之母应该具备的气象，当然从礼仪上讲也是不够尊重的，因为从东安门或大明门左门入京差不多只是一个王妃的礼遇。皇帝断然拒绝了，兴献王妃也不愿入京——她在北京，看到的不是儿子的传奇而是尴尬。母子俩在京郊抱头痛哭，嘉靖皇帝仿佛看到自己当初进京时的屈辱，愤然向内阁提出退位携母回安陆的要求，以向杨廷和逼宫。杨廷和思量了一下，或许觉得这样的局面不是他可以承受的，便假借太后懿旨，在皇帝亲生父母的称呼问题上让了一步，称今后皇帝本生父兴献王可为兴献帝，母可称兴献后。虽然嘉靖皇帝想尊封自己亲父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相比之下杨廷和的解决方案里少了个“皇”字，只称兴献帝和兴献后，但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皇帝从中看到了可以进一步有所作为的空间。十月初四日，他迎请自己的母亲兴献后入宫，走的是堂堂正正的大明门入阙路线。这一回合，毫无疑问是皇帝胜了。

皇帝在发现自己的力量后乘胜追击。两个月后，他下诏加其生父母兴献帝、后分别为兴献皇帝、兴献皇后，以将自己的目标落到实处。但大学士杨廷和却认为皇帝得寸进尺，要的东西太多了。他和礼部尚书毛澄、吏部尚书乔宇、侍郎贾泳、给事中朱鸣阳等百余名官员联合上疏表示反对。杨廷和说，兴献王、妃加帝、后已经是不情之请，所谓尊称已极。现在刚刚满足又要加个“皇”字，是“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总之是坚决不可以的。皇帝却聪明，知道搬出太后来为自己说事。他反驳说自己作为皇帝大婚即将举行，遵慈寿皇太后懿旨，兴献帝宜加与皇号，母兴献后也宜加皇号。嘉靖皇帝一脸委屈地说：“朕不敢辞，尔群臣其承后命。”——我不敢辞，你们这些官员们也应遵承太后之命吧。

这真是非常狠的一招。皇帝曲径通幽，知道借力打力，让杨廷和无力反抗。毕竟太后懿旨是至高无上的。嘉靖皇帝的加封计划成了完美的A计划，几乎无懈可击。但世事多乖张，一场清宁宫小房发生的火灾令嘉靖皇帝的A计划功败垂成。那是嘉靖元年（1522年）春正月十一日，皇帝心情很好地郊祀完毕，清宁宫的那场大火就不由分说地燃烧了起来。虽然损失不大，但火势凶猛，令观者触目惊心。很快，这场恰到好处的火灾就被反对派官员利用了。杨廷和、蒋冕等高官上言：火起风烈，这大约是天意吧。给事中邓继曾、主事高尚贤等进一步把话说死：“五行火主礼。今日之礼，名紊言逆，阴极变灾。为废礼之应。”“为废礼之应”是题眼，皇帝也拗不过天意，只得择机而动，暂时同意不在父母封号上加那个敏感的“皇”字。

但是天意自古高难问，皇帝心思你别猜。发生在嘉靖二年的庙制之争应该说微妙而曲折地表露了皇帝维护父亲特殊权益的执着信念。这年二月，皇帝让杨廷和等讨论一下乐舞的规格问题。此前，太常卿汪举已经把报告打上来，建议安陆兴献王庙宜用十二笾豆祭祀，其制如太庙。祭祀所用笾豆数目的多少反映了对死者的尊崇度，十二笾豆祭祀是最高规格了，只有过世的皇帝才能采用。与此同时，皇帝让杨廷和等讨论兴献王庙乐舞规格时“建议”用八佾（“八佾”是古代的一种乐舞，因共有八行八列而称作“八佾”。按照礼法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使用这种制度的乐舞）来祭祀。这个建议遭到礼部侍郎贾泳、给事中张翀、黄臣、刘最以及御史唐侨仪、秦武等的反对，这些官员认为：“八佾既用于太庙，安陆乐舞似当少杀，以避二统之嫌。”只是反对无效，皇帝最后下旨“仍用八佾”。由此，因大礼仪之争引发的历史冲突点在嘉靖三年不可避免地走向高潮，坚持与反对的双方都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或者说对决来解决问题。

风云际会之时，皇帝当然希望有同盟军支持他。此时我们将历史镜头切换给远在南京的张璁，看看他在这一大事件中会有怎样的作为。张璁在正德十六年写完《大礼或问》为皇帝以继统而不是继嗣的名义上位提供理论支持后，就被吏部安排到南京就职刑部主事。和礼部观政进士相比，张璁到南京去无疑是高升了，但其实这里面包含着杨廷和的计谋——是杨廷和指使吏部做如是安排的。张璁走了，皇帝只能一个人战斗，杨廷和以为这样的局面对自己有利。

嘉靖二年十一月，张璁的战略盟友、同为南京刑部主事的桂萼上疏建议重议大礼，从而拉开了嘉靖朝礼仪大决战的序幕。皇帝仿佛看到了张璁和桂萼在南京向他暗送的秋波，决定立即召此二人入京助阵。嘉靖三年四月，张璁、桂萼还在入京的途中，皇帝发布一道诏令，称正德皇帝为其皇兄，孝宗为皇考，称亲父兴献王为本生恭穆献皇帝，兴献王妃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这道诏令是皇帝和反对派官员相互妥协的产物。此前，久经考验的功勋战士杨廷和突然在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十一日致仕（退休），随后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等人同意在兴献王尊号中加一个“皇”字，但附加条件是必须在前缀上冠以“本生”二字，以示与真正皇帝的区别。这两件政坛大事细究起来都和张璁回京有关。这个皇帝的拼命三郎是回来死磕的，杨廷和自知皇帝已逐渐掌握大权，在政治倾向上自然支持张璁，便避其锋芒，选择全身而退，以求善终。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的选择同其理，试图在张璁入京前以皇帝可以接受的方式解决问题，否则这个拼命三郎回来，怕是连“本生”二字都保不住。皇帝似乎也不想将剧情弄得太激烈，既然反对派同意自己亲爸可以在尊号中加一个“皇”字，其他问题也就无关紧要了。至此，张璁回京便变得可有可无了。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在这场历史大戏中，这个分量感极强的配角，到底不是主角。现在，高潮戏已过，他可以不必再出现了。

但张璁却想抢戏。张实在是一个好演员，在没戏的地方生生能演出戏来，甚至再造高潮。张璁和桂萼二人在赴京途中上疏，表示“革命尚未成功，皇帝仍需努力”。他们在奏疏中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皇字，而在“本生”二字上，“本生”是什么？是本来出生于某某之家，但现在不是了。所以皇上可以说有皇父却没有亲父，普天之下，如此奇耻大辱，试问几人可以承受？更何况皇帝贵为天子，难道这点事都解决不了吗？毫无疑问，张璁和桂萼的上疏是极具杀伤力的，因为皇帝恼羞成怒了，他在接疏后把内阁大臣毛纪叫过来，表情沉痛地质问他：“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你们没有君上，想让我也没亲爹吗？！

由此，历史的剧情急转直下，群臣伏阙哭争“大礼”这场戏有了充沛的推动力，非演绎不可了。因为毛纪被皇帝质问后神情“惶怖”，他召集百官到左顺门宣布说：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今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咱还是顺了皇上的意思，别再和他对着干了……但百官们却是不从，纷纷表示“本生”二字不可删，而且相关官员对皇帝的手诏留中不报。七月十五日，冲突总爆发，皇帝居然罢工，罢朝斋居文华殿，表示不达目的决不上朝。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以及宪宗朝的老尚书姚夔等领百官在文华门伏地大哭，希望皇帝回头是岸，别再干出格之事。而已然隐退的杨廷和的儿子杨慎趁此机会振臂一呼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历史的冲突情境由此走向生死考验，有些官员便开始首鼠两端起来——在群体性事件中，喊口号、看热闹或者趁机捞一把的人远多于以死相拼者，而杨慎如此激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父亲本身就是反对派代表，有利害关系在里头，其他跟随者到底没那么坚定。历史的现场便开始嗡嗡声一片，有人要打退堂鼓。关键时刻，杨慎的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的王元正以及户科给事中张翀将百官们拦在了金水桥南，大声疾呼：“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这个疾呼含义丰富，有义诱，也有威胁，很有裹挟众意的意思。

官员们果然被裹挟了。在尚书秦金的带领下，二百一十五名官员从文华门转赴左顺门，伏地恸哭，并且高呼高皇帝（朱元璋）以及孝宗皇帝的尊号，以表示对现行皇帝的不满。一场群体性事件就此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嘉靖帝当然不可能容忍此类事件的发生。他先是让司礼监出面，将参与闹事的官员姓名一一登记下来，并随后将丰熙、张翀、余宽等八名闹得最凶的首要分子逮捕入狱。但即便这样，杨慎、王元正等官员依旧不肯散去，他们拍门恸哭，哭出了心中冤屈，也哭出了一个王朝的不祥之兆。哭声震天，在阴森森的宫廷内环绕不绝，令皇帝简直是怒不可遏。嘉靖帝一不做、二不休，将134人逮捕入狱，另有86人处以待罪之名。随后这场镇压行动走向扩大化，凡参与闹事的四品以上官员夺俸，五品以下官员廷杖，王思、裴绍宗等17名官员被活活杖死。而大学士丰熙等8人流放充军——藏在大礼仪事件背后的人事春秋可谓惊心动魄矣。

大礼仪事件背后最大的获益者，恐怕非嘉靖帝莫属。他在嘉靖三年的大礼仪事件之后重新规整帝国的礼仪和权力格局，彻底改变了“强臣弱君”的政治局面，为其随后长达四十多年的嘉靖之治奠定了一个稳定局面。但是嘉靖之治细究起来却是乏善可陈，和正德皇帝玩的就是黑色幽默一样，嘉靖帝玩的就是人间蒸发。他将自己藏起来，藏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藏在这个帝国越来越萎顿的气质当中，一生无所作为。而真正试图有所作为的人则趁机浮出水面。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严嵩。

严嵩的红与黑

什么时候开始，严嵩浮出帝国水面的呢？

嘉靖十七年（1538年），严嵩58岁，官至礼部尚书。此前，这个出身寒门的江西分宜人仕途并不顺坦。27岁授翰林院编修，但接下来有十年时间回分宜县境内的钤山过着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直到正德十一年（1516年），36岁的严嵩还朝复官，依然一副愤青模样或者说性格。他批评朝政，甚至对正德皇帝也语多耿直。“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就是当年严嵩所说，与给后人留下的奸臣形象相比，实在不敢想象是出于同一人之口。但事实上，严嵩的愤青形象一直保持到嘉靖年间。在著名的大礼仪之争中，严嵩甚至还是个左派，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多有交集，反对皇帝过分抬高自己亲父的地位。

但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是个分野，这一年严嵩的形象开始裂变，一半是红，一半是黑。在红与黑之间，他游刃有余，显示了一个左派转向右派的自觉与坚决。这一年六月，皇帝下旨，让礼部讨论他生父献皇帝庙号称宗的问题，以作入太庙的准备。礼部尚书严嵩刚开始坚决不同意，呈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左派面目，但在皇帝写下《明堂或问》之后，严嵩改口了，称“条画礼仪甚备”，尊献皇帝庙号祔于太庙不成问题。接下来，严嵩做了一系列锦上添花的事情，表示“宜奉皇考（嘉靖皇帝生父）于孝宗之庙”，庙号为“睿宗”。嘉靖十七年，严嵩成功转型，成为皇帝利益的坚决拥护者，以为自己在功名利禄间浮沉做铺垫。这年年底的时候，嘉靖皇帝在京城南郊给自己亲父上“皇天上帝”大号，严嵩是怎么做的呢？他“奏见庆云，率群臣朝贺，又撰《庆云赋》《大礼告成颂》，以取悦世宗”。完全放弃了抵抗或者说底线——嘉靖十七年之前，那些严嵩一以贯之的人生信条随风而逝了，愤青不再，严嵩变脸为一个圆熟的帝国官僚。

他开始与内阁首辅夏言争宠。夏言比严嵩小两岁，这位江西贵溪人是个仕途得意者。嘉靖十年（1531年）就是礼部尚书了。嘉靖十五年，夏言成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嘉靖十八年，升首辅，累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而明朝的历史中，臣子素无加上柱国的先例，享此尊荣者，唯夏言一人而已，可见嘉靖皇帝对他的器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言从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而严嵩虽然比夏言早十二年中得进士，却比他晚进入内阁六年，这是其一。其二，严嵩任礼部尚书是夏言引荐的，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就视严嵩为门客，对其傲慢无礼。不甘久居人下的严嵩在嘉靖十七年处事风格突然大变，或许与其试图奋发有为不无关系吧？

夏言却对严嵩的心思毫无察觉。嘉靖十八年（1539年）入住西苑无逸殿直庐以便皇帝不时宣召的几大重臣中，虽然礼部尚书严嵩赫然在列，却是忝居末位。其中的风头人物还是夏言。在为皇帝所撰、用于敬奉神仙的青词文章里，夏言一直是个中好手，这也是他能成为头牌入直大臣的重要理由。但是这一年五月初二日，夏言突然恩宠大失，皇帝责备他“怠慢不恭”，还将历年所赐的四百零五道手敕及一枚银章予以收回，革除勋阶，勒令其退休。这其实是严嵩联络翊国公郭勋向皇帝进言的结果，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夏言自己也犯下严重过失，才给严嵩以可乘之机——该年皇帝南巡，夏言留京撰拟《居守敕》，文章写得拖拖拉拉，皇帝南巡回京都好长时间了，他的文章还没写好；再加上夏言对侍奉玄修、议礼等工作都有些敷衍，皇帝看在眼里怒在心头，所以才有五月初二日的非常之举。

夏言似乎一蹶不振了，但此后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场虚惊。几天后，皇帝就将所收缴的手敕、银章还给他，让他官复原职的同时再入直庐。原因是夏言认罪态度好，“惶惧谢罪”，在家闭门思过好几天，搞得皇帝也不好意思将愤怒进行到底了。就此事而言，最失落的人当然是严嵩。打蛇不死，反被蛇咬，他可不愿意成为那个古老寓言当中的牺牲品。嘉靖二十一年，年过六十的严嵩再次发力，以逞一击：他一方面天天加班，长期待在西苑直庐不回家，不更衣不洗澡，其敬业精神令皇帝“朕心甚慰”，同时所撰青词也功力日进，颇合帝意。另一方面，严嵩勾结道士陶仲文向皇帝打小报告，试图将夏言拉下马。这一年对夏言来说也是流年不利，因为拒绝穿戴皇帝所赐的道士巾，再加上在西苑乘轿逾制，七月一日，皇帝诏令夏言革职闲住。45天之后，礼部尚书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仍署礼部事——严嵩入阁了。尽管严的入阁在吏科都给事中沈良才看来有些资历不够，沈为此上疏弹劾严嵩不宜入阁，皇帝却乾坤独断。嘉靖二十一年，夏言和严嵩的命运此消彼长，很多事情看似偶然，却是细节决定成败。关于这一点，严嵩的确做得很好，夏言也的确做得很不好，所以嘉靖二十一年的沧桑巨变实在是有迹可循的。

两年之后，好运再次降临严嵩身上。因为首辅翟銮犯事，严嵩顶替他成为首辅，并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从而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全部荣誉或者说地位。这一年严嵩64岁，彻底完成从愤青到阁老的转变。严阁老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于人生的艺术、权力的艺术多有参悟，似乎是金刚不坏之身了。但世上事亢龙有悔、否极泰来，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九月，皇帝突然在西苑对首辅严嵩及吏部尚书熊浃说了这样一句话：“朕得一句，曰阁老心高高似阁，可对之？”严嵩不敢对，他和熊浃两人“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视。”嘉靖皇帝随后表情淡然地说道：“若不能对，朕代对曰天官胆大大如天。”——这实在是一种敲打或者说警告，说严嵩“心高高似阁”，其心机尽在皇帝掌握。但严嵩已然贵为首辅，还能有什么企图呢？！

谜底随后揭晓。几天后，皇帝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从而使得天机乍泄。严嵩明白，皇帝是想搞一搞平衡了。为迎合上意，严嵩对嘉靖帝说，“故辅臣夏言可诏用”，以显示其心胸宽广。但是严嵩没想到，他心胸宽广，皇帝比他心胸更宽广。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夏言重新复出，仍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入朝，为首辅——官居严嵩之上——所谓圣心难测，严嵩至此算是领教了。

嘉靖二十四年不仅是臣与臣之间的过招，也是君臣之间的过招。而前者与后者是互有关联的。在历史的因果脉络当中，嘉靖二十四年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无数因果轮回中的一个节点。此前，有很多官员为了将严嵩拉下马，做了前赴后继的努力。在林林总总针对严嵩的弹劾案中，不管事实真相如何，皇帝都做出了有利于严的处置，似乎不应该导出嘉靖二十四年严嵩命运突然遇冷的结果。但夏言重新复出并且官居严嵩之上的现实却清晰地说明：臣臣之间的过招以及君臣之间的过招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嘉靖二十四年的严嵩再次面临“打蛇不死，反被蛇咬”的寓言考验，而夏言重新上位后对其态度傲慢，盛气凌人，令严嵩深感危机重重。再次出手，“毕其功于一役”成为严嵩的不二选择。

“毕其功于一役”在严嵩看来不是要将对方搞退休而必须是搞死。夏言只有死了才能一了百了，还有一口气在便是威胁，因为圣心难测，这个政坛常青树随时可能翻盘。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初六，终极较量开始了。这个正月果真充满了硝烟味，只是硝烟味不是从喜庆吉祥的鞭炮中散发出来而是从战场上来。上一年年底，陕西三边总督曾铣邀集陕西巡抚谢兰、延绥巡抚杨守谦、宁夏巡抚王邦瑞及三镇总兵开会讨论收复河套事宜。这事皇帝是投了赞成票的，但嘉靖二十七年正月还没过完，嘉靖帝就向百官们发出一系列排比句疑问——收复河套“师出果有名否？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成功可必否？一铣（曾铣）何足言，只恐百姓受亡辜之戮耳”。大学士严嵩突然感觉天上掉馅饼了，所谓圣心难测，果然如此。而这样的机会于他而言，只意味着一件事：扳倒夏言，在此一举。因为对于收复河套，夏言是极力支持的。严嵩马上上奏，称廷臣皆知复套之谬，只是“有所畏耳”。为了论证廷臣对夏言“有所畏耳”， 严嵩不惜以自身举例说：“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一副委曲求全的老臣模样。与此同时，严嵩利用都督陆炳以及总兵官仇鸾与夏言和曾铣的矛盾，坐实夏的罪行。当然对皇帝来说，他只需要一个证据——曾铣就任三边总督是夏言向他私荐的，这次问题出在军国大事上，夏言罪责难逃。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对夏言来说是失败的正月，他的官阶被夺，不过仍以尚书一职退休。但到了四月，形势急转直下，夏言被镇抚司下狱关押。十月初二，夏被杀于京师西市，终年67岁。夏言的一家老小也未能幸免，妻苏氏流放广西，侄子礼部主事夏克承、侄孙尚宝司丞夏朝庆削籍（革职）。至此，严嵩在帝国政坛上的最大政敌对他不再构成现实威胁。严阁老成了帝国政坛最大的那棵常青树。

权力场上的弃子

夏言走完了一生，严嵩却还在路上，正是风光无限。看严嵩一生的起承转合，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他其实是另一个夏言。也曾高潮，却注定要走向低潮，乃至于湮灭。如果说严嵩是夏言的掘墓人的话，那么埋葬严嵩的掘墓人则是徐阶——帝国的下一个权力宠儿。

徐阶比严嵩小23岁，不折不扣是一个晚字辈。嘉靖二十七年，当严嵩取代夏言，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宠儿时，徐阶还只是个吏部右侍郎，这个“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的上海小男人（徐阶出身松江华亭——今属上海市）看上去不善机谋，与宦海沉浮数十年的严嵩相比，的确不是后者的对手。但严嵩却将这个晚字辈视作对手。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月，徐阶因为所进青词深得皇帝赏识而晋升为礼部尚书。他入召无逸殿直庐，侍帝左右，并得飞鱼服、尚方珍馔等赏赐。徐阶火箭式干部的官场历程毫无疑问引得严嵩的警惕——严嵩当年挑战夏言就是从礼部尚书一职开始，地点也在无逸殿直庐，最初的手段同样是写得一手好青词。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一个潜在的敌手已经产生，必须引发高度关注。

更要命的问题还在于，徐阶是夏言引荐的，恩师夏言已死，徐阶能不对严嵩另眼相看？严嵩开始有所作为。他对皇帝说：徐阶“所乏非才，但多二心”。恰在此时，徐阶奏请皇帝册立太子。又请冠婚，秩序是先裕王、后景王，但嘉靖皇帝还是偏爱景王多一些，徐阶触痛了他的心头隐私——严嵩于此时慧眼独具指出徐阶“多二心”，打击可谓精准。徐阶的仕途乃至身家性命在那个历史瞬间几乎不保。

但关键时刻，徐阶开始低调行事，一方面谨事严嵩，另一方面对青词更加钻研，对皇帝“商及斋醮及服食秽亵，俱未免迎合”。于是奇迹发生了，嘉靖皇帝不仅没有惩治徐阶，还加其为少保。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徐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嘉靖三十二年进勋，为柱国，加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学士；嘉靖三十五年徐阶加少傅，皇帝录其子为中书舍人；嘉靖三十八年徐阶以一品考满九年，皇帝通报嘉奖，还赐宴礼部，并让徐阶改兼吏部尚书——徐阁老的仕途可谓逆势走强。

从嘉靖三十一年徐阶入阁，这个人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内阁大学士历程，他和严嵩共事时间也有十余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严嵩倒在了这个后进同僚手里呢？在历史的天头地角，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很多隐显不定的规则与潜规则含义丰富地纠结在一起，共同建构一个人的完败过程：除了前面所说的徐阶刻意低调行事，谨事严嵩，钻研青词之外，严嵩自己也问题多多。他败于自身如夏言般傲慢的性格，也败于对同僚冷酷无情的打击，更败于岁月——岁月无敌，苍老的严嵩在年过八旬之后败招迭出，自己将自己击败了。

我们来看几个时间点，几大和严嵩有关的敏感事件。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十月初九日，南京御史王宗茂弹劾严嵩祸国殃民罪。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月二十三日，兵部武选司郎中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十罪五奸，希望皇帝及早将严嵩正法或令其致仕，以全国体。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十一日，巡按云贵御史赵锦上疏弹劾严嵩恃权纵欲，提请皇帝立即罢免严嵩。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三月二十八日，刑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弹劾严嵩贪财纳贿；同日，刑部主事张翀、董传策也弹劾严嵩。

至此，倒严已成波澜壮阔之势，严嵩也不得已提出退休申请。皇帝的态度怎么样呢？在无数次肯定严嵩的功劳之后，嘉靖皇帝：“虽慰留之，然自是已稍厌严嵩。”（见《明史纪事本末》）徐阶最后的机会来了。

嘉靖四十年，严嵩82岁。这一年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永寿宫突发火灾，但更离奇的是垂垂老矣的严嵩竟然劝皇帝搬到南宫去住，而南宫正是英宗皇帝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嘉靖帝很忌讳这一点。这是一。二是嘉靖四十年徐阶兼任太子太师。永寿宫火灾后，他让儿子徐璠“兼工部主事，督其役”，只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重建永寿宫，大得皇帝欢心。这一年，徐璠被提拔为太常寺少卿。世易时移，徐阶与严嵩的权力角逐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而作为个中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严嵩在家里办下酒席宴请徐阶以示妥协，徐阶不去——此二人的对决，只在须臾之间了。

嘉靖四十一年，徐阶开始设局。先是做了一个铺垫。让擅长预卜祸福之事的方士蓝道行向皇帝预言“今日有奸臣奏事”，随后不久严嵩持密札入禁中言事，令嘉靖深感震惊。但这一切只是徐阶的设计罢了。五月十九日，受徐阶暗示，御史邹应龙专疏弹劾严嵩父子。至此，严嵩的仕途宣告结束，他先是被皇帝勒令致仕（退休），然后回到江西，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死去，终年86岁。严嵩“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见《中国通史·第九卷》），可谓晚景凄凉。

一个人一生的起承转合就这样走完了。严嵩的一生与夏言的一生到底没有多大区别，都曾是权力场上的宠儿，又最终是弃子——真正的操盘手只是嘉靖皇帝。他是帝国一人，在龙椅上潜心向道，45年终究寂寞，还差点死于非命。表面上看，皇帝操控了很多人的命运，但实际上连自己的命运也掌握不了，遑论身后庞大无比的帝国。在青烟缭绕中，嘉靖帝面目模糊却又表情清晰，似乎充满了无限的渴望。

他，到底在渴望什么呢？

嘉靖大道场

很多时候，嘉靖皇帝和青烟在一起。于青烟缭绕中，他的一生也就摇摇袅袅，充满梦幻感。这个史上在位时间排名第五的皇帝从嘉靖二年开始就在宫中建斋醮，以表达他虔诚的宗教信仰。皇帝的信仰既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时间工程，在嘉靖帝在位期间，几乎贯穿始终。不仅深刻影响其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明官场的权力构成和帝国的内在气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因为信仰生发出来的一系列事件毫无疑问成就了嘉靖朝的国史与民间史，其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等情怀与情节都是可圈可点的。

在匪夷所思的嘉靖大道场里，什么事都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也必然会发生。道风萎靡之下，朝风自然不正。这是阳消阴长，也是世易时移。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月二十六日，皇帝向鸿胪寺（官署名。主要掌朝会仪节等）抱怨说：“近日文武官朝参不肃，步趋舒缓，序班参差，吐唾耳语，仰首瞻眺，殊不遵礼度。你们当通行传谕，自后须加严格，如有仍前违慢诸状，大臣疏参，小臣逮治。”但是在一个青烟缭绕的国度里，怎么可能有一个正常和健康的朝风呢？而朝风即国风，嘉靖皇帝没有透过现象抓本质，所以他的抱怨也只能随风而逝了。

非常朝代，非常事件层出不穷。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壬寅宫变”便是一系列非常事件的集中反映。这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十六名宫女在杨金英的鼓动下，乘皇帝在乾清宫熟睡之机，试图用绳套将其勒死。只因绳结误拉成死结，皇帝才死里逃生。事实上这起宫女弑君案的缘起也与皇帝的信仰有关。嘉靖皇帝相信采阴补阳之道，先后选取数百名童女入宫以为炼药之用。这些宫女不堪凌辱，才酿成非常之变。因为嘉靖二十一年是壬寅年，所以史称“壬寅宫变”。 “壬寅宫变”后，皇帝没有检讨深层次的原因，反而认为自己命大是多年信道的结果，竟然宣布在朝天宫建醮七日。此后，皇帝移居西苑，再不回大内，对政事撒手不管——因为个人信仰而影响政局和朝局的个案就此诞生。帝国因此有了权臣趁机兴风作浪的时间和空间。严嵩之所以能在这个时间段浮出水面，这些外因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清醒者，没有铿锵有力的声音传出来。只是这样的声音很快就被皇帝扼杀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九月，皇帝听信陶仲文的建言，在太液池西建祐国康民雷殿，耗资巨大。工部员外郎刘魁冒死上疏说：“顷泰享殿、大高玄殿诸工尚未告竣。内帑所积几何？岁入几何？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国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复为此不经无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后世。”刘魁明白自己是死谏，上疏前索性让家人先备好棺材一具，以等待皇帝的处置。嘉靖皇帝果然震怒，于九月十六日将刘魁施以廷杖，随后下狱。

刘魁之后是海瑞。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初一日，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效仿刘魁，冒死上《治安疏》。海瑞在奏疏中说：“（皇帝）一心求神仙，竭民膏脂，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废，以猜嫌诽谤戮辱臣工，致使天下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兹炽……君道不正，臣职不明，这是今日天下第一大事，故臣冒死为陛下进言。”海瑞的奏疏也的确是找死之疏——皇帝在接报后雷霆大怒了。他一把将奏疏掷在地上，对左右说：赶快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海瑞上疏时已买好棺材，诀别妻子，遣散僮仆，在朝待死。且托人料理后事。”——直将一个帝国叛逆者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但皇帝依旧不肯放过这个叛逆者，下令将其关押起来。嘉靖四十五年毫无疑问是帝国修道者与叛逆者的对决之年，只是很遗憾，对决以不了了之的形式结束。这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皇帝死了，十三天后，海瑞获释，他官复原职，不久进大理寺丞。

一个新时代就此开始。嘉靖帝终于成为历史，不论是这个王朝还是他本人。

第十三章

隆庆皇帝：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30岁的朱载垕在父亲嘉靖帝朱厚熜与世长辞后爬上龙椅，成为明帝国第十二代皇帝。此前，他已经在在裕王邸生活了13年时间，梦想长生不老、相信“二龙不相见”的父亲朱厚熜一直不给他“可堪大任”的暗示，以至于朱载垕的性格看上去毫无霸气可言。在接下来年号为“隆庆”的时代里，老实男人朱载垕沉默寡言，谈不上有什么天子气象。他做皇帝六年，仅主动召见过大臣两次，其余时间深居后宫做着男欢女爱的游戏。皇帝如此不作为，以至于隆庆三年，大臣郑履淳情不自禁地上疏质疑，火药味十足。但是皇帝置之不理。第二年，刑部主事陆树德继续开炮：“上下交为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训万几？”皇帝听了这话，依旧置之不理。

皇帝的置之不理在今天看来似乎有四重解释：一、傲慢。“上下交为泰”，我就不跟你们交流，怎么地吧？二、无能。没有能力执政，你们批评我，我也无力反驳；三、宽容。天子有容乃大，批评也好，挖苦也罢，朕不跟你们计较；四、老实。老实不是无能，而是不擅长打口水战，心里有话说不出来。这最后一种解释或许才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解释，因为皇帝确实老实。在金銮殿上朝，他听百官唇枪舌战，常常一副鸭听天雷的表情——你们说你们的，我不表态、不负责、不决策——纵观明史，真正由朱载垕决策的事件果真少之又少。“隆庆开关”或许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件，但幕后的推动者以及执行者却是那些大臣们，与皇帝干系并不大。隆庆时代，朱载垕这个王朝戏的第一主角拒绝做出生动的表情，拒绝推动剧情往前发展，以抵达高潮。真正出戏的其实是那些配角们。而就历史上的知名度而言，隆庆时代的配角也远比主角出名。他们是徐阶、张居正、高拱、海瑞等人。当皇帝在后宫中演出花样百出的春宫戏时，徐阶、张居正、高拱、海瑞等在前台出演一场场冲突激烈的政治戏。性爱并暴力着，暴力并权谋着。这个王朝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暧昧和复杂的。

主角与配角之间，他们各演各的，主次颠倒、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和父亲朱厚熜比起来，朱载垕更少地介入政治，更多地介入情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明帝国的政治与情色概念到了第十二代皇帝朱载垕这里，算是合二为一，再也找不到清晰的边界了。

徐阶的命运路径

隆庆元年（1567年），徐阶64岁。他这时的职务是首辅兼少师兼太子太师兼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在隆庆时代的配角名单上，徐阶可谓第一大配角。此前一年，嘉靖皇帝与世长辞，徐阶承上启下，为新皇帝的顺利上位做了很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但是没有谁知道，从那一刻开始，差不多只用了一年时间，徐阶的仕途就结束了。自隆庆二年解除全部职务回归故里，到万历十一年80岁时去世，徐阶生命中最后15年是被挂起来的。那是权力归零的15年，与严嵩八十多岁还在宫中有所作为、圣眷不衰相比，徐阶的权力人生很显然出问题了。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让堂堂的首辅徐阶黯然引退呢？在其命运轨迹中，究竟存在什么强大的外力扭曲了其原本安之若素的运转？如果我们在历史的枝蔓间细细打理的话，或许能看见三个人的身影若隐若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徐阶结局的必然走向。

头一个是高拱。高拱比徐阶年轻 10 岁，但从政时间迟了20 年，入阁也晚了15 年。这位河南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人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才拜太常寺卿（相当于正三品）。随后徐阶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推荐其入阁参政并拜为文渊阁大学士。此前一年，徐阶还帮高拱解除了一个仕途危机——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高拱主持乙丑会试，因为所进呈的试题触忤了皇帝，嘉靖帝便想把高拱贬谪出京，亏得首辅徐阶为高拱“解先帝疑”，高才得以在京师继续留下来。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徐阶都是高拱的官场引路人。但是隆庆元年，张居正的浮出水面却让徐阶与高拱的关系从和谐走向裂变——徐阶命运的变数就此铸成。

隆庆元年正月，帝国内阁成员是四人。他们是徐阶、李春芳、郭朴和高拱。但到了二月，内阁成员增加了两人：陈以勤、张居正。此前，张居正的身份是徐阶门生、裕王府讲官。对于这个身份高拱并不嫉妒。他嫉妒或者说愤愤不平的是嘉靖皇帝去世后，徐阶竟然只与张居正密草遗诏，却不跟其他内阁成员一起商议。从官场规则上说，徐阶此举显然是犯了大忌。他以为自己是高拱的官场引路人，便可以忽略其存在。所以尽管“阶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见《明史·徐阶传》），徐阶收获了巨大的政治清誉，但是一种危险却几乎与此同时开始发酵，并在隆庆元年猛烈爆发。

首先是隐私之战。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隐忍已久的高拱公开发难。他“请教”徐阶一个问题：“公在先帝时导之为斋词以求媚。宫车甫晏驾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结言路而逐其藩国腹心之臣，何也？”高拱在他的提问中先揭批徐阶的发迹史——“献斋词以求媚”。徐阶的首辅高位是靠写斋词也就是青词爬上去的，没什么了不起；紧接着高拱指出徐阶又交结言官以达成其不可告人之目的。这里其实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在此之前高拱被徐阶的老乡、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弹劾，众多言官也纷纷站在徐的立场上对高拱群起而攻之，致使高拱不惜在内阁会议上公开发难。那么徐阶是如何见招拆招的呢？徐阶回答说——我徐阶能交结言官，那你高拱为什么不能交结呢？！这是徐阶在交结言官的问题上撇清自己的责任；其次，徐阶告诉高拱，先帝在时，曾以密札问他：“拱有疏，愿得效力于斋事，可许否？”徐阶将历史的底牌无情掀开，提供了高拱尝试“献斋词以求媚”的极好证明。徐阶大声对高拱说“此札今尚在”，高拱终于在徐阁老的反击面前败下阵来，高、徐二人第一回合的隐私之战以徐阶胜出而告终。

第二回合高拱剑走偏门，抓住徐阶儿子徐璠在苏松地区置产数万亩，横行乡里等不法之事令御史齐康上疏攻击徐阶管教不严，难辞其咎。徐阶一方面上疏力辩，另一方面也做好辞职归乡的打算。因为高拱这一招确实厉害，徐阶的儿子徐璠问题多多，徐阶是难逃干系的。但是关键时刻，徐阶的怀柔政策起作用了。那些被他起复的部院大臣、科道言官纷纷上书请留徐阶，同时交章弹劾高拱——史料记载，三个月之内，九卿以下官员弹劾高拱的奏疏竟然超过三十份——人心向背终于让高拱败下阵来，他只得引疾归田，寻找合适时机东山再起。这是隆庆元年（1567 年）五月份的事。这个五月，是徐阶的五月。他的人生意气风发，抵达高潮。

世上事逃不脱否极泰来。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果然东山再起，对徐阶图谋报复。两个人的恩怨情仇进入决战阶段。此时的徐阶已经引退，对高拱而言，那就是案板上的鲇鱼，可以任凭他摆布了。由此，高、徐二人的战争进入第三回合——强弱谁判。表面上看，已经引退的徐阶不堪一击，高拱来势汹汹，起复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试图用此人为攻击徐阶及其家族的武器。蔡国熙也的确对高拱赤胆忠心，准备将徐阶的两个儿子充军，另有一子革职为民，同时籍没徐家田地四万亩。徐阶是怎么做的呢？最后时刻，他一方面动用张居正的关系，希望高拱权衡利弊，不要赶尽杀绝；与此同时，徐阶向高拱示之以弱——“从困中上书拱，其辞哀”，使得高拱不好意思下屠龙手，从而放徐阶一马，让其得以安度晚年。这一回合，高拱“婉”胜——胜得很婉约，他在心理上击败徐阶，彻底改变其命运轨迹，应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高拱之外，在徐阶的命运改变中，另一个人也起了翻云覆雨手的作用。他便是隆庆皇帝朱载垕。皇帝的确很少干预政治，但并不是说他不干预，而是干预的方式方法很巧妙，令人不能一下子看得很清晰、很明白。在上面所说的徐、高二人过招中，有一件事情很模糊地交代过去了，那就是徐阶引退。徐阶为什么引退，在其引退的背后，皇帝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这正是接下来要细说的。作为深刻影响徐阶命运的重要人物之一——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一开始隐藏了自己的观点或者说表情。在徐、高权力之争中，皇帝态度暧昧，基本上默不作声，但事实上，沉默之人最可怕。皇帝表面上不动声色，可权力之刃却已然出鞘，随时都有出击的可能。

究竟是哪一件事情让皇帝开始感到心里不爽，从而在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做出弃用徐阶的决定呢？现在看来，或许是那三十余份弹劾高拱的奏疏让他心有惕惕然了吧。三个月之内，九卿以下官员弹劾高拱的奏疏超过了三十份。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见义勇为吗？显然不是。面对徐阶的儿子徐璠在苏松地区置产数万亩、横行乡里等实际情况于不顾，那些被徐阶起复的部院大臣、科道言官反而集体对举报者高拱打击报复，这样的局面显然不是隆庆皇帝所乐见的。因为平衡被打破了，主次也已经颠倒。这个王朝，谁是第一影响力人物呢？皇帝感觉答案不言自明。所以他出手了。当舆情凶猛，高拱上疏言退时，隆庆皇帝准其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衔回乡养病。这是引退，当然也是隐退。是带有伏笔之举的，是退而不休。从皇帝的立场看，他不愿意徐阶的反对派就此偃旗息鼓，“回乡养病”云云可进可出，可上可下，更何况是带着一品衔荣归乡里的。皇帝这一招很显然着意深远。

续招接踵而至。对徐阶而言，他是慢慢才领会到皇上良苦用心的。皇帝让太监李用等分赴各地监督团营，以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或者说政治打击系统。徐阶对此说“不”。事实上皇帝此举是有成例可循的。早在永乐年间，朱棣就经常干这样的活。但徐阶无视这样的历史事实，甚至在南京，因为有太监在其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振武营团数次发生哗变时，徐阶下令将其解散，还惩办了其中的首恶分子。很显然，徐这是跟皇帝对着干。隆庆二年春，徐阶又干了一件令皇帝大感扫兴的事，从而使得隆庆帝有了“有意弃徐”的想法。恰好在这时，给事中张齐因个人恩怨上疏弹劾徐阶，徐阶一气之下做了“乞休”的举动，皇帝顺水推舟，很快批准。隆庆二年七月，做了17年阁臣、其中有7年是首辅的徐阶退休了。他退得很干净，不像高拱那样是带着一品衔荣归乡里的。皇帝的机心在这里展露无遗。一年之间，冰火两重天。帝国内阁最具实力和战斗力的两个人告老还乡了。对徐阶来说，他不可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回到原籍的他在自家大堂上贴了这样一副对联——“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以表达其悲欣交集的复杂心境。这是徐阶命运改变中皇帝所起的作用。

最后要说一说海瑞。在徐阶的命运改变中，海瑞所起的作用是最小的，但或许最令徐阶伤感。说海瑞“以怨报德”可能有些苛刻，但这个人的耿介和对世事的不通融，无疑重重打击了晚年徐阶那颗脆弱的心。事情要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说起。海瑞上《治安疏》，嘉靖帝盛怒之下要海瑞去死。那时徐阶是怎么做的？他拒绝拟票，“原本封还”皇帝的谕旨。皇帝警告他说：“卿等于此‘畜物’（注：指海瑞）不依朕处，将来必不可言之者纷欺多事了。朕仰承天眷，自不惜谨，乃致病患一年，日弱一日，如可起御政，岂受此‘畜物’肆詈焉？”（见徐阶《世经堂集》卷三）这里嘉靖皇帝直言海瑞是“畜物”，表示自己不能受此“畜物”肆詈——肆詈是肆意詈骂的意思。但徐阶劝他说：“主圣则臣直，今此畜物据其跡，委不可并处。”他拍嘉靖马屁，表示主子圣明为臣的才直言不讳，所以不可重处海瑞，以免世人议论。当然了，嘉靖皇帝不是傻瓜，面对徐阶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他也只能愤愤不平地说：“相国佑瑞，岂少朕耶？”——相国（徐阶）你如此庇护海瑞，为何不考虑一下我的心情呢？嘉靖帝的神情或语气可谓幽怨与无奈了。

事实上，海瑞重见天日也是徐阶一手促成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嘉靖皇帝去世，徐阶立刻拟《嘉靖遗诏》平反嘉靖一朝的冤假错案，而第一个被平反的人就是尚在狱中待处的海瑞。徐阶对海瑞的特殊照顾，由此可见一斑矣。

海瑞复出后，在就任兵部主事、尚宝司丞、大理右寺丞及南北通政司右通政等职期间，和徐阶多有书信往来。在这些带有个人情谊的信件中，海瑞对徐阶语多感激，也多赞美，赞美徐在历史转折关头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应该说这些赞美和感激都是发自肺腑的。因为在隆庆元年四月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证明海瑞的心迹。这年四月，海瑞擢升大理寺右寺丞（正五品官职），与此同时高拱让他的门生、广东道试监察御史齐康上奏弹劾徐阶。海瑞是怎么做的？他第一个上疏支持徐阶，以表达其对徐投桃报李之恩。海瑞说徐阶“不招权，不纳贿”，而高拱为人“狡且凶”，齐康更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因此他乞求隆庆皇帝罢斥高拱，重治齐康。这就是隆庆元年的海瑞。隆庆元年的海瑞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充满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海瑞上疏之后，九卿科道官员也上疏联保徐阶，从而致使高拱离开中央回到地方闲居，确保了徐阶的权力边界清晰无误，不被任何觊觎者挑战。

但到了隆庆三年，海瑞向闲居乡间的徐阶发出挑战。这一年，海瑞仕途通坦。刚一开春他就官升通政司右通政。六月二十四日，海瑞晋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由此他和徐阶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因为徐阶的家乡松江府正是应天十府之一。徐府广占田地，是为乡宦大户，也是海瑞重点清理的对象。刚开始徐阶还是有所配合的，退田、捐款，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态度，但海瑞却毫不含糊，以“公（徐阶）父改子无所不可”为由迫其再退。这一点可能牵扯到海瑞性格，那就是为国办事不徇私情。尽管在隆庆元年他为力保徐阶上疏，称其“不招权，不纳贿”， 但是到了隆庆三年，海瑞在写给内阁首辅李春芳的一封信中称“存翁（徐阶）近为群小所苦太甚，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亦自取也”。“亦自取也”是咎由自取的意思，海瑞同时表示徐阶“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这完全是一副爱之深、恨之切的表情了，当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海瑞不近人情的性格——对徐阶来说，正值重新上位的高拱对其打击报复之时，不近人情的海瑞又对他来了这么一手，其受到心理打击不可谓不大。

所以，综合起来，在徐阶的命运改变中，正是因为高拱、隆庆皇帝以及海瑞从各自角度撞击了处于权力巅峰的他，才致使其在隆庆二年后一蹶不振，郁郁而终。在这次撞击中，高拱代表了阴谋的力量、隆庆皇帝代表了皇权的力量，海瑞则代表了正义的力量，他们从不同角度恰到好处地袭击徐阶，令其防不胜防，最终难逃一劫：在隆庆时代的权力谱系中，前阁老徐阶以其老迈之躯的倒下划了一道戛然而止的抛物线。醒目，却也黯淡。

高拱的权力人生

仔细考察高拱的官场履历表，有九年时间至关重要。那便是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嘉靖三十一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高拱到裕王府任首席讲读官，直到嘉靖三十九年他升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离开裕王府。在这九年时间里，高拱潜伏在裕王府，深得裕王赏识或者说倚重。而这个裕王，便是日后的隆庆皇帝。高拱在官场上浮沉三十余年，共提职十四次，大多数提职发生在离开裕王府之后。可以这么说，裕王府的九年潜藏着高拱一生兴衰荣辱的密码。它给了高与徐阶争斗的底气，也为其东山再起埋下伏笔。隆庆时代，高拱就像皇帝放飞的风筝，只要线不断，随时可以重上九天。而高拱在隆庆皇帝去世的当年就迅速落败，被张居正打倒在地还踩上一脚，最后含恨离世，其原因也正在于他的命运是和隆庆皇帝绑定的。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诚哉斯言。

很多蛛丝马迹在嘉靖年间就能看出来。徐阶之所以在嘉靖末年对高拱提拔重用是因为他看好这只潜力股——高拱的背后站着未来的皇帝，而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也对其另眼相看。高拱在裕王府任讲读官时，曾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诗句调侃严嵩的“官威”， 严嵩听了，只是哈哈一笑而已。这其实说明高拱在严嵩心中的分量。要是换作他人，怕是早就像诗中所说的那样“悚而待”了。

当然最重要的证据还在于升迁速度。我们来看一下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之后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之前，高拱的官场进步轨迹：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高拱升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四十一年（1562年），他升礼部左侍郎，后兼学士；四十二年（1563年）高拱转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事；四十四年（1565年），高拱主持乙丑会试，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被徐阶推荐，拜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政。七年时间，高拱从一个国子监祭酒（从四品）的小官升到文渊阁大学士（正一品），入阁参政，这速度真是飞一般的快。

裕王即位后，高拱开始和徐阶过招。如上所述，隆庆皇帝总是站在他身后，为其托底。隆庆三年，高拱复出。徐阶已然隐退，这个时代成了高拱时代。内阁之中，除张居正外，大学士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殷士儋等先后被高拱逐出。事实上最后的较量便在张居正和高拱之间展开。张居正也曾经是裕王府的旧僚，甚至高拱复出其功可归于张居正。因为正是张和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起复高拱，皇帝才做出如是决定的。当然这也出于时局平衡的需要，是张居正的韬略之一，但隆庆权力场到最后只剩下高、张二人可以左右时局的时候，毫无疑问，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更何况这里面还掺杂了一个敏感人物——徐阶。因为高拱对下野的徐阶不抛弃、不放弃，欲置其于死地，张居正出于平衡需要，劝高拱得饶人处且饶人。或许张居正的劝架语带讥诮，又或许他听到张居正受徐阶三万贿赂金的传言，高拱开始对张居正另眼相看了。而隆庆六年（1572年）发生的一件事更让高拱疑心张居正对自己蠢蠢欲动，不怀好意。这年正月，高拱成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而给事中曹大野则在此时突然上章弹劾高拱不忠十事，包括他擅权报复、排斥善类、搞裙带之风以及纳贿，等等，有传言指曹大野的奏疏是张居正指使发出的，目的是阻止高拱快速上位。当然传言之说无法证伪，但高、张二人之间，很显然面和心不和了。

这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逝世，时年十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以明年为万历元年。形势突然对高拱不利。而与此同时，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结成战略同盟，意图在新时代里有所作为。六月十三日，首辅高拱条陈新政五事，试图树立他在新时代一言九鼎的地位。但世上事欲速则不达，高拱在他的新政中建议加强内阁的权力，“官发奏本，不可留中不出”。冯保却认为高拱所言没把司礼监放在眼里，恰恰司礼监可以代行皇帝权力，因此冯保在内批中批了这样四个字，“照旧制行”。由此，高拱的命运进入下行道，因为他脱口而出说了这样一句话：“安有十岁天子而能自裁？”——冯保求之不得，马上将高拱的话语进行放大，向神宗（万历帝）报告说：高先生（高拱）说，十岁儿安能决事！一切的一切至此不可挽回。高拱随后被以“擅权无君”的罪名解除一切职务。史料记载圣旨宣读后，高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而一脸无辜的张居正则将他从地上扶起，送其踏上回乡之路。张居正这一手，是为收官。

可以这么说，隆庆时代，两个最主要的配角徐阶和高拱完成了命运的起承转合，他们走过高潮，也领略了低潮滋味。这样的人生可以说才是完整的，尽管此二人都活到了万历年间。高拱是万历六年（1578年）去世的，徐阶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去世的，但事实上他们的万历余生并无多大意义，除了写写回忆录外。而高拱也果然写了回忆录。他临终前写了《病榻遗言》四卷，内容是追述张居正联络冯保夺得首辅之位的过程，高拱认为自己在隆庆六年的被解职只是张居正所设计的众多阴谋中的一环罢了——他算计了徐阶，却到底被张居正所算计。人生无非是算计和被算计而已。至此，高拱可谓死得明白，虽然他明白得实在有些晚了。

张居正和海瑞：世事如棋

隆庆时代，徐阶和高拱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两个配角，但并不是说其他配角就不重要。相比他们两位而言，张居正和海瑞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只不过张和海的表演时间跨度大，横跨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特别是张居正，一生最精彩的出演都在万历年间。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而海瑞也在被排挤、革职16年后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最终完成其命运的起承转合。这样的看点，不是单薄的隆庆时代可以承受的。

但还是要谈一谈他们。隆庆六年对张居正来说是命运向上走的六年，也是他隐忍、用计的重要阶段。隆庆六年对海瑞来说则是命运向下走的六年，在此六年中，他深刻体察到了世态炎凉。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他和徐阶的恩怨交集，对世事的不通融、不妥协，最终让其在隆庆时代的落马显得有迹可循。每一个配角其实都是主角，他们认真演绎自己的人生，以为可以改变命运。这样的抵抗或者说暴力美学发生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毫无疑问都是一场场张力十足的冲突戏，殊可观瞻。

张居正一出场就给人印象深刻。他是那种在人群中注定要鹤立鸡群的人物，各方面都拔尖。我们来看一下张居正的拔尖史。张5岁入学，7岁通经义，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考中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时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一年张居正43岁，高拱54岁，徐阶64岁。他们同为内阁成员，毫无疑问，张居正差不多提早一二十年走到高拱、徐阶所在的位置上，这样的人不是人尖子是什么？

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二十九日，张居正上《六事疏》，陈言大本急务六事。此前一个月，内阁首辅徐阶在皇帝的另眼相看下黯然引退，次辅李春芳见此很有兔死狐悲之感——他对张居正说的一句话泄露了天机：“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徐公（徐阶）尚且如此，我还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多久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李春芳的颓唐给了张居正向上的力量，由此，张上了《六事疏》这样一份改革纲领。改革是假，上位是真。张居正真正的改革发生在若干年后的万历年间，而此时的他只是想在内阁阁员的排名上再进一步罢了。

但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张居正上《六事疏》一年后，赵贞吉入阁。这位狂傲的名士并不把张居正放在眼里。他大张居正18岁，虽然同为内阁成员，但赵贞吉却以晚辈视之，令张居正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时李春芳已经升为首辅，赵贞吉掌控都察院（其职务相当于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在张居正看来，这都是异己的力量。为了博弈双方的平衡需要，张居正借助太监李芳于隆庆三年十二月向皇帝建议召还高拱，并使其为次辅兼掌吏部，次辅相当于副总理一级，掌控吏部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和赵贞吉相比，高拱的实力当然要强一些。张居正坐山观虎斗，玩的就是借刀杀人。很快，心高气傲却郁郁不得志的赵贞吉言退，而首辅李春芳的日子也是如坐针毡。失去赵贞吉这样一个有力的臂膀，李春芳也不得不主动提出离职。由此，高拱上位，坐了内阁的头把交椅，而张居正跃居次辅的位置。这可以说是张居正计谋的胜利——先把高拱抬上去，再将他打下来取而代之。年近五十的张居正有条不紊地为自己的人生布局。

世事如棋，很多妙招浑然天成，不用张居正去苦心孤诣、梦寐以求。由于在徐阶事件上高拱对待张居正的态度傲慢而多疑，张居正选择了与太监冯保结成战略联盟。在隆庆皇帝病逝时，已然成为司礼监太监的冯保利用职务便利秘密交代张居正起草遗诏，并且在遗诏中加进“司礼监与阁臣同受顾命”的内容——这样一个条款毫无疑问让他们成为利益共同体，而张居正成为首辅接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就像上面所说，因为高拱祸从口出，小皇帝（神宗）勃然大怒，将高拱骂他的话（当然是经过冯保添油加醋之后的）告诉奶奶去，由此高拱被罢官，张居正成功上位，做了十年首辅，直到他去世为止。可以这么说，张居正在隆庆年代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东拉西扯、借力打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完成其在权力场上的大挪移。这是归置与重整，也是其权力的增值过程。张居正的人生，在隆庆年代走出了向上的曲线——通向首辅之路，他玩的就是曲径通幽，但是效果极好。

和张居正相比，海瑞在隆庆年代的命运走出了另一个抛物线。先向上，然后急转直下，令人瞠目结舌、遗憾不已。张居正是圆熟的，海瑞是耿介的；张居正曲径通幽，海瑞直进直出，中间没有什么铺垫。嘉靖四十五年，海瑞在狱中命悬一线，是徐阶出手救了他。隆庆元年，海瑞投桃报李，为处于危机中的徐阶仗义执言，却因此得罪高拱，为他日后的落败埋下伏笔。隆庆三年，海瑞晋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却意外地拿徐阶开刀，逼得徐阶不得不出招，指使吏科给事中戴凤翔上疏弹劾海瑞“不谙吏事”，“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不可一日居地方”，意在将其赶出应天。海瑞反驳称戴凤翔疏中所言不为“报国”，而以“行私”，隐隐将矛头指向徐阶。由此，海瑞的命运开始变得凶险。他的敌人高拱心里一直痛恨他，在伺机报复；他的朋友或者说恩师一夜之间成为仇敌，站到了对立面上。这其实是海瑞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及其必然结果——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代价毫无疑问是沉重的，因为高拱落井下石了。

戴凤翔上疏之时，刚好高拱东山再起，以吏部尚书的身份重新入阁主事，所以对戴凤翔弹劾海瑞“不谙吏事”一事，那是完全照准。海瑞应天巡抚的职务被罢去，他只得上《告养病疏》，请求“赐臣回籍，永终田里”。这一年是隆庆四年，海瑞57岁。作为仕途的失意者，他东山再起要在16年之后。和仕途的得意者张居正站在一起，他们两人的命运可谓是云泥之别。其实在高拱去后，海瑞本可以早早起复的，不需再等16年时间，以一个精神偶像的方式重返政坛，但张居正阻止了海瑞的复出。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一日，不懂得看他人眼色的吏科都给事中雒遵上疏推荐海瑞，吏部给了他一个回复，很有意思，说：“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只宜坐镇雅俗”六个字实在传神，将海瑞清高孤傲的秉性表达了出来。这与其说是吏部的意思倒不如说是张居正的意思，因为此时张居正为内阁首辅，用不用海瑞他说了算。他们两人，一个圆，一个方；一个显，一个隐；一个坐俗，一个坐雅。本不该在同一时代里遭遇、共存，而海瑞也终于在张居正离世后的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新复出，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干的就是反贪污、反腐败之类的活。在这个意义上，海瑞“只宜坐镇雅俗”倒是不争的事实。世上事大多因果轮回，海瑞在隆庆年代的命运其实是一个伏笔，遥相呼应了十多年后他在万历年间的种种遭遇。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生活就是性生活

配角说完说主角。在主次颠倒的年代，这或许才是正确的叙述路径。徐阶、高拱、张居正、海瑞们在倾情出演，皇帝则一个人在激情出演。当然要说得低俗或者说更客观一点，隆庆皇帝是在色情出演——隆庆年代的现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隆庆一开年，形势其实相当的糟糕。隆庆元年，天下事可用四个字来形容——危机四伏。这一年云南土官凤继祖起事。他率部围攻武定，砍杀当地官员，气焰喧嚣一时；陕西又有刘孟胡等拥众五百余人四处滋事；与此同时俺答犯大同、屠石州，所到之处，烧杀掠夺不可胜计。九月二十四日，京师不得不宣布戒严；这一年年底，户部尚书马森奏报：太仓银库入不敷出。“以出入相较，少三百九十五万零四百余两。”不过对皇帝来说，形势糟糕自有干臣去应付。这干臣便是徐阶、高拱等人，而他的人生关键词只有“女色”二字。

隆庆三年（1569年）四月，皇帝命礼部选进宫女三百人。此次选取的民间女子年纪在十一岁以上、十六岁以下，个个青春貌美，都是皇帝所喜爱的。皇帝热爱女色，对他来说，生活就是性生活，性生活就是生活。虽然在徐阶和高拱的权力之争中，皇帝不动声色地帮了高拱一把，但这并不能说明皇帝对权力有莫大兴趣。帝国浩大，皇帝感兴趣的只是后宫；江山美人，皇帝爱美人甚于江山。“权力”和“女色”对皇帝来说，是两条不相交的并行线，隆庆皇帝朱载垕并没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意思。如果说隆庆皇帝的父亲嘉靖皇帝半缘修道半缘君，左手是道右手是色的话，那么隆庆皇帝则将其合二为一，完全走向了形而下，在色欲的泥潭中流连忘返、乐此不疲。史料记载，隆庆皇帝每天吃春药、临幸美女。宫里的茶杯、龙床的图案上刻绘的都是男欢女爱的内容。到隆庆五年（1571年）冬天时，皇帝已然不能上朝，身体坏到极点。第二年闰二月，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休养了两个月后重新上朝，却很快体力不支，不得不又卧床休息。帝国天子的身体到了这步田地，算是岌岌可危了。好在弱君强臣，徐阶、高拱、张居正们在耍玩权力游戏的同时也附带着治理国家，才使得帝国依惯性继续前行。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隆庆时代宣告结束。因为虚弱的皇帝在36岁的壮年去世了。隆庆皇帝朱载垕大约也没想到自己会如此早地过世，以至于他还来不及为自己修建陵墓。匆匆忙忙间，皇帝下葬于嘉靖皇帝生前为其父兴献王朱祐杬修建的陵墓中，算是鸠占鹊巢。总的来说，在隆庆年代，配角比主角要更有戏，不按规矩出牌之事也甚多，鸠占鹊巢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还是朱载垕的谥号。一生以追求女色为己任的隆庆皇帝其死后谥号竟是“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这简直是让人无语复无语了……

短暂而混乱的年代，一切其实都是可以解构的。就这么理解吧。

第十四章

万历：起承转合的转

躲猫猫游戏

1572年六月初十日，朱翊钧开始做皇帝了，年号万历，后世称之为神宗。

关于做皇帝这件事，其实每个当事人的感受和表现各不相同。感受体现在表现上，而皇帝在其岗位上的种种表现则隐晦地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感受。这是感受和表现的辩证法。帝国为什么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皇帝，又为什么有几十年深居后宫不愿出来理政的皇帝？说到底，都是辩证法在起作用。这一回的突出个案是神宗皇帝。

起码在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之前，神宗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万历二年（1574年）正月十八日，皇帝在皇极门亲自召见浙江左布政使谢鹏举等二十名廉能官。所谓廉能官是指那些地方上又廉洁又能干的官员。他们来京奏事，渴望见上皇帝一面，以为对自己辛勤工作的承认或者说嘉许。反过来说，皇帝是否召见这些廉能官们，也是皇帝勤政与否的一个硬指标。在此之前的嘉靖皇帝很显然是不勤政的。但是12岁的小皇帝神宗在张居正的谆谆教诲下决定做一个勤政好皇帝。他不仅召见了谢鹏举他们，还在五天后升谢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其他人等也都获得一些奖励，比如“银币酒馔”，等等。

一年之后，皇帝在另一个方面做出表率——亲自去太庙祭拜列祖列宗。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初七日，13岁的皇帝亲飨太庙，露出少年天子继往开来的新鲜气象。在此之前，他因太过年幼，只能派一些亲官代其祭祀。但是现在的情形迥异于以往，皇帝虽然尚未成年，却在这方面体现了难得的自省意识和励志情怀，令人刮目相看。

神宗另一个深具自省意识和励志情怀的表现是作牙牌子自警。这一年接下来的日子，帝国出现了一次日食——太阳在大白天突然变黑了。皇帝见了，马上引咎自责，在宫中自作牙牌子，上刻“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等字眼以为座右铭。当然小皇帝做这事是渴望得到他人鼓励或者说赞赏的。四月初五日，神宗向内阁阁臣张居正和吕调阳通报了自己撰刻座右铭一事。张居正听了那是感慨万千，认为少年天子如此自省和自励，实在是帝国之幸。他向神宗建议说：“皇上所言十二事，虽因天变自警，其实全系修身治天下之道，可以终身行之。”当然世上事行一时易，行终身难。神宗后来的种种表现与其座右铭逐渐背道而驰，诚为憾事，不过万历三年（1575）的神宗实事求是地说是积极向上的，值得期许与期待。这一点毫无疑问。

所以接下来我们欣慰地看到，神宗对那些吊儿郎当、不够勤政的官员惩罚相当严厉。万历三年（1575年）五月十六日，皇帝上朝，发现当日旷工的官员达283人，皇帝马上下令：“各罚月俸”——旷工一日就扣罚一个月的薪水，这要放在现代企业，也算是重处了。当然神宗这样的作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可持续性的。万历五年（1577年）闰八月初三日，神宗又痛下杀手，处罚了襄诚伯李应臣等587名旷工的官员，下令“各夺俸禄一月”。在那些亦真亦幻的历史脸谱背后，我们仿佛真切地看到——万历十年前对朝局着急的人是神宗，万历十年之后则是曾经吊儿郎当、不够勤政的官员。因为后者发现皇帝比他们变得还吊儿郎当、不够勤政。世事风水轮回，不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却是十年见分晓。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享年58岁。这一年神宗刚好20岁。五个月后，他干了这样一件事：命户部采办他弟弟潞王婚礼所需的各种金银珠宝。名单如下：黄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万七千块、各色珍珠八万五千余颗、珊瑚珍珠二万四千八百余颗。这的确是大手笔，也是户部不能承受之重。户部以帝国财政收入不足为由希望减数采办。神宗不许，下令足额采办。

万历十年的金银珠宝采办事件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起标志性事件，它是皇帝变脸的开始。因为就在三年前，神宗以两宫皇太后行赏而内库缺金少银为由，下诏征取光禄寺银十万两未遂。原因是张居正上疏制止。张居正疏中有“若再下诏征取，臣等当不敢奉诏遵行”之语，而皇帝果然在最后未能获取光禄寺的银两。这是张居正在与不在的区别，也是神宗内心真实欲望能否得到满足的分界点。毫无疑问，万历十年是这样一个分界点。它是告别的年头，也是张扬的年头。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后，神宗即刻命内阁取太仓银20万两、光禄寺银10万两，以为充赏之用。从这一年开始，皇帝座右铭中的最后一条“节财用”被彻底颠覆，发展到后来，神宗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文毳、锦绮”以为他赏用，其中郑贵妃生子他赏银15万两、过生日赏银20万两，福王结婚用银30万两、建洛阳府邸用银28万两，营建定陵用银800万两，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见《明史·食货志》），一个挥霍无度的皇帝形象至此已是呼之欲出。历史如此反讽，真是令人无语矣。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初五日，礼部主事卢洪春显得格外忧心忡忡。20天前，皇帝连日免朝，两天前又下诏说头晕得厉害，必须“暂罢朝讲”（朝讲，一种帝王勤政仪式。指帝师或硕儒早晨对皇帝讲读经史典籍以为资治通鉴）。联系到自张居正去后，皇帝连祭拜太庙都要遣官代行的现实，作为礼部主事的卢洪春觉得要对皇帝讲讲礼了。帝国之治，礼仪为先。卢洪春上疏说：“陛下年轻力壮，诸病症皆不应有，不应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且废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能自安……望陛下以宗社为重，不要文过饰非，掩人耳目。”这份奏疏送上后，毫无疑问成了一个人命运的拐点。不是神宗，而是上疏人卢洪春。他被廷杖六十，革职为民，再也不能对皇帝讲理了。

卢洪春冒死上疏劝皇帝勤政，事实上不是一种潮流的开始，也不是结束。在万历朝的劝谏史上，前赴后继者数不胜数，只是他们的命运大同小异，都受到了神宗程度不同的斥责。从万历十一年魏允贞上疏建言五事始，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二日，皇帝去世后的第二天，还有巡按直隶御史易应昌上疏论及国势，有 “天下之兵未可恃、天下之食未足恃、天下民心不可恃”之语——神宗在位48年，到头来的结果竟是帝国走到崩溃边缘，数十年间无数官员前赴后继上疏建言的结果并未收到半点成效，神宗之“神”也算是叹为观止了。

很多迹象表明，张居正不在的帝国神宗逐渐将自己抛弃了。从勤政走向怠政，神宗脚步坚定，表情也同样坚定。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月初九日，已经久不上朝的神宗突然从宫内传出一道旨意：“奏对数多，不耐劳剧，不临朝视政。”这是他给自己不上朝以一个合法的借口。与此同时，神宗宣布今后将谢绝在京升授官的面谢——朕不想见到你们，你们也别来烦朕。而在此之前，依惯例被提拔重用的官员都需要入朝晋见皇帝，并当面叩头谢恩。神宗特立独行做出如此选择，很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意思。但是，对大多数地方官员来说，他们连见“神龙之首”的机会都没有，又何谈见尾呢？皇帝终于将自己萎缩成了一个传说。这是万历朝的一个特色。

一年之后，皇帝做出决定：永罢日讲。“日讲”这个在万历元年由张居正传给他的仪式在18年光阴的打磨之后终于不再维持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神宗一脸冷漠地露出其不耐烦的底色，态度决绝，不容置疑。事实上在此之前，皇帝已经很不耐烦了。他对官员们所上的奏疏，不批答、不议处，而是留于宫中，谓之“留中”。那些留中的奏疏，仿佛皇帝的心境，慵懒而沉默，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和不自信。皇帝如此作为，以至于老实人兼老好人申时行也看不下去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初五日，大学士申时行小心翼翼对皇帝上疏建议说，诸司章奏已经在您那放了十多天，更有一个月甚至二三月不发的，提请皇上还是立即签发吧。但是很遗憾，申时行的这份奏疏也被“留中”不发。以“留中”不发对付“留中”不发，神宗不给世界一个解说的理由。申时行只能无可奈何。

当然皇帝也不是一味无趣，他有时也玩玩黑色幽默。万历十四年（1586年）三月初三日，神宗下诏求言，希望百官们畅所欲言，以共享天下太平之治。结果……结果是无数上疏言事的官员自食其果，这其中的杰出代表便是礼部主事卢洪春。他真是不懂神宗的心，不理解其黑色幽默而被他涮了。

万历十五年也是个黑色幽默年。皇帝一方面下令申时行等人进呈《累朝训录》，将祖宗训录汇编成一千九百二十八卷，以为自己资政之用，另一方面他又抛弃传统，永罢日讲，直让申时行摸不着头脑，只能从“圣心难测”的角度去加以解读。

不过，黑色幽默说到底只是皇帝一个人的游戏，百官们不敢陪着他玩。万历后期，越来越多的官员们选择离去，不愿或者说不屑于做这个王朝的陪衬演员。万历三十年（1602年），据统计南北两京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按、监司缺六十六人，知府缺二十五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三月初二日，吏部报告：全国知府缺者十分之五，请令本部推补。万历三十七年，吏、礼二部的部长和副部长都告缺，无奈之下，皇帝只得以礼部侍郎吴道南署本部尚书，总算是让国家机器继续运转下去。

更多的人志在求去。曾为太常寺卿、左副都御史后代理都察院最高行政长官的詹沂因为累章乞休未获批准，索性封印自归，连退休金都不要了。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初一日，户部尚书赵世卿连疏求去而不得，干脆步詹沂后尘，乘一辆破车逃回老家。万历四十年二月十八日，吏部尚书孙丕扬在连上二十余疏请求退休得不到批准的情况下，也选择拜疏自归，成为帝国政坛的又一轰动性新闻。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二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署尚书崔景荣因为屡次上疏请求退休未获批准，封印出城，算是自动离职。只是这一回神宗皇帝颇有些不满，他抱怨说：“当今部院缺人，非大臣擅自去官之时。”——你崔景荣也太不给朕面子了……

不过最决绝的例子还属李庭机。这位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闭门数月不入朝办事，连疏乞休达一百二十余次，最终神宗不胜其烦，只得让他归去。帝国官场如此颓废的气象，说起来也是古今奇观。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最后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归拢到神宗这里。他数十年与大臣们“躲猫猫”，大臣们当然也要投桃报李，和他一起玩这个心照不宣的游戏了。万历时代的帝国很大，人心尽失，皇帝很寂寞。他在后宫中幽怨地看着这个分崩离析的朝廷，就像这个朝廷幽怨地期待他归来一样，是那样的无言复无言。他们相望于庙堂，只是谁也看不见对方，谁也不明白对方的心，是红得像火，还是黑得像漆。而帝国，实在是步入危境。

神宗和张居正

在帝国的权力谱系中，每个参与其间的人都必然要摇曳出不同的波长或者说曲线，毫无疑问正是他们集体构成了万历年间的权力悲喜剧。皇帝虽然无所作为，但那是后期的事。刚开始，皇帝也是个权力玩家。特别是和张居正的权力互动上，那叫一个有所作为，玩的就是“先予后取”——神宗貌似给了张居正无限的权力，却在其死后变本加厉的收回——张被抄家，其家属要么处死要么发配充军。而张居正本人对待权力的策略则是排除一切政敌，打击报复那些异议人士。张居正事实上是张扬的，这与某些史论者为其打造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形象大相径庭——张不是不善于谋身，而是他低估了神宗，以为小皇帝永远在他的羽翼之下不会成长，遑论反抗与反击。神宗和张居正，可以说基本上是他们两位，丰满地构成了万历年间的权力悲喜剧。这个值得细说。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高拱离开了帝国权力场，成为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失意者。20天后，吏部对在京官员进行政绩考察。考察过后，吏部员外郎穆文照，都给事中宋之韩、程文等32人被免职；吏部主事许孚远，御史李纯等53人被外调地方，降级使用。光禄寺寺丞张齐、尚宝司卿成钟声、司丞陈懿德等或赋闲或外调，总之一场人事地震轰轰烈烈地发生了。这场人事地震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将京师各部门中高拱之党剔除干净。这正是张居正保证其权力安全的第一个动作，因为该项工作是在他主持下进行的，那些受到特殊“关照”的官员或多或少和高拱有着某种联系。张居正不想看到他们在时机合适的时候蠢蠢欲动，从而对自己构成威胁。

张居正的第二个动作显得比较隐晦。他与司礼监太监冯保一起，试图借王大臣之狱置原内阁首辅高拱于死地。高拱虽然退休了，但退而未死，论年纪只有61岁，很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刚好在此时，一个叫王大臣又名章龙的来历不明者于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闯入乾清宫，试图想干点什么却被警卫拿获。当然对冯保来说，王大臣想干点什么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闯入乾清宫，而这正是他需要的。冯保指使他的家奴辛儒把刀剑等武器塞给王大臣，暗示后者伪装成高拱府上的仆人，是受高拱指派前来杀人的。这个罪名一旦成立的话，毫无疑问“主谋”高拱难逃一死。

张居正被冯保说服参加了这个阴谋行动。人生似乎总是这样，一个人权力的增值过程就是另一个人权力的损减的过程。不过对高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权力可以耗损，除了生命，而这生命恰恰是此时的张居正、冯保所需要的。世事锋利无常，高拱危在旦夕，只是王大臣实在不上路，当主审官锦衣卫都督朱希孝将高拱家的仆人混杂于人群中让王大臣加以识别时，王大臣认不出来——史书上说他“茫然莫辨”。随后兴致勃勃的小皇帝神宗下令对王大臣严刑拷打，结果一打打出真相来，不甘受辱的王大臣在大堂上坦承：“许我富贵乃严刑拷打我？我何识得高拱？都是冯保的家奴教给我的！”

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行动就此暴露。但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过程，讲究的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冯保的收官行动比较果决，在用生漆酒将王大臣致哑后，又快审快结，于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处斩王大臣。王大臣之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张居正看上去一脸无辜。或许他心里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力保障工程出现了一个漏洞，好在及时打上了补丁，他的人生才没有崩溃。这是有惊无险，张居正应该为自己感到庆幸的。

事实上在万历年间，张居正广受其他官员非议的还是他的“夺情”之举。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按封建礼制，他必须回家奔丧守孝。但张居正没有回去。张虽然上疏向皇帝请求回家守制，但历史却在这里露出一个马脚——张居正“露意冯保使留之”——请他的战略合作伙伴冯保想办法将自己留下来。张居正的机心在这里一览无遗：朝廷权力斗争激烈，在此前的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二十三日，辽东巡按御史刘台上疏弹劾张居正专擅威福，蔑视祖宗成法。刘台所举的例子包括张居正“逐大学士高拱去位，不容旦夕之缓”“不经廷推而引张四维入内阁”“私自为子弟谋取科第”，等等，刘台披露张居正在湖北江陵老家大兴土木，建房舍“宫至、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这是逾制了，乃为人臣者之大忌。要命的是刘台系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正是张居正所取，后又得张的重用，由刑部主事推荐为御史。现在一个学生如此言辞激烈地举报、揭发恩师，张居正当然是情何以堪；而且刘台奏疏中所举诸事，他又提不出反驳的证据。由此张居正只能以攻为守，向皇帝打辞职报告说：“刘台为臣所取士，二百年来，未有门生弹劾师长的，臣惟有去位了之。”这样的报告，谓之矫情。

但是，万历四年的张居正却是皇帝须臾不可分离的恩师兼国事仲裁者。在张和刘台之间，14岁的小皇帝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前者。神宗对张居正“慰留再三”，张也成功地化解了他万历年间一个重大的人生危机。不过，这并不代表官场上的他就没有对手或潜在对手。张居正的威胁依旧存在。如果不是内阁首辅这个位置为他提供了权力保障，毫无疑问，挑战者将层出不穷。所以张居正不能须臾离开他的工作岗位，就像皇帝不能须臾离开他那样。这是万历初年帝国的一个政治现实。

皇帝也果然向他伸出挽留之手，请张居正张先生夺情视事。皇帝说张居正“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命其在官守制，是谓“夺情”。张居正夺情一下子夺出了官场人心，因为有很多人向他投反对票。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十八日，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违背“万古纲常”。十九日，检讨赵用贤向皇帝指出，不能援引前朝故事为张居正夺情制造事实根据或理论根据。二十日，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乃“贪位忘亲”，是不伦不孝之举。二十四日，观政进士邹元标更是上疏批评张居正“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与禽兽无异。从十八日到二十四日，六天之内五名官员对张居正说“不”，这其中吴中行、赵用贤二人是隆庆五年进士，和刘台一样他们同为张居正所取，算是张的学生了。而艾穆则是张居正的同乡，张居正在皇帝的首肯下夺情视事，身边的人集体高唱反调，张的威信可想而知。为了保障权力，更确切地说为了树立权威，张居正决定痛下杀手，对反对者严加处罚。他下令对吴中行、赵用贤各廷杖六十下，艾穆、沈思孝各八十下，邹元标因为骂得最凶，张居正杖其一百六十下，算是最严重的警告。这五个人被打得死去活来，惨不忍睹。打完之后张居正还做出行政处分，将吴中行、赵用贤开除公职，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则分别发配到凉州、神电卫、都匀卫去充军。一时之间，肃杀之气弥漫朝廷。皇帝看着张居正展开的严厉惩罚默不作声，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或许这样的时刻，他开始对这个辅政大臣心生畏惧了吧。

张居正的高调举止在杖击“五直臣”之后并未停止。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十三日，张居正夺情数月之后出京回家葬父。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如何高调的：相关史料记载，张居正所到之处，州县地方官都长跪迎候，抚、按大员则越界迎送，各地藩王差不多也是这样。至于接待规格那是山珍海味，层出不穷。张居正来者不拒。要命的正是这“来者不拒”，因为若干年后他身败名裂之时，神宗皇帝从他家中抄没竟“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而出现在万历六年张居正的高调举止就不能不成为其罪证之一。

事实上万历六年，很多迹象显示张居正太不懂得韬光养晦了。张居正三月十三日出京，六月十五日还朝。短短三个月时间权力也紧握手中毫不松懈。表面上看是神宗对他的尊重，因为张居正出京后，皇帝专门交代次辅吕调阳等人：“遇大事不得专决，必须飞报江陵，听张居正定夺。”在此情形之下，吕调阳心里极不舒服，连上十疏称病不出，要求归里。万历六年七月初六日，在张居正回京20天后，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兼太子太傅吕调阳办理完离休手续回老家去了，两年之后去世。这是张居正同阁臣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反对者继续对他说“不”。就在张居正归家葬父之时，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排除异己，用人唯亲，他甚至批评神宗“威福不自出，乾纲不独断”，一切听任张居正所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张居正权力之大。王用汲在“五直臣”受罚之后依然我行我素，终于令张居正勃然大怒，张回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用汲削职为民。这也算是帝国权力场上的另一曲不和谐音吧。

此后，反对者依然络绎不绝。从夺情、归家到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反对张居正的人各有各的反对理由。万历八年（1580年）夏，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奏陈“匡时”五要，明确反对张居正改革。同样是在南京，前兵部尚书刘光济在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反对张居正谋“夺情”，这使得张居正改革的群众基础变得相当薄弱。而他在万历九年（1581年）推广的“一条鞭”法无差别地将那些豪民大户推到自己的反对面上——以一人敌千万人，张居正真正是自寻死路。虽然改革后帝国国库日益充裕，但张居正的倒下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

一年之后，张居正就倒下了。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享年58岁。皇帝赠上柱国，谥文忠，命官员护丧归葬。但随后由于太监张诚等人东山再起，反攻倒算，神宗下令抄没张居正的家，并削其生前官秩，夺其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告示天下。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就这样从“须臾不可分离”一夜之间转成一刀两断、恩断义绝，这其中权力的嬗变应该说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权力及其嬗变的过程最终会演绎成一条抛物线，张居正的在耗损，皇帝的则在增值，或者说皇帝需要一场皇权授予仪式。他们之间需要一场革命，你死我活的权力革命来完成或凤凰涅槃或大毁灭，哪怕为此恩断义绝、刨棺戮尸也在所不惜。

天子长大成人，可以说“不”也必须说“不”。仅此而已，世事没什么悬念的。

王朝唱晚

万历十三年（1585年）八月，首辅申时行开始为一块地底下可能存在的石头而忧心忡忡。此前，皇帝采纳前礼部尚书徐学谟的建议，在大峪山建造陵墓。但是御史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联名上疏说，陵墓之地有巨石，“地果吉利则不宜有石，有石则宜另择他处”。这是从风水学的角度对皇帝陵墓建设提合理化建议，本来此事与申时行无关，但接下来他们三位把矛头对准了申时行，说徐学谟建议在大峪山建造圣上陵寝，“申时行以亲故赞其成，非大臣谋国之忠”。李植更直言申时行此举是犯罪。这里需要交代一个背景，那就是徐学谟和申时行的关系。徐学谟曾跟张居正关系不错，张居正去后，徐学谟和申时行交好，甚至把自己的亲女儿嫁给申时行的二儿子申用嘉。所以此二人的关系应是儿女亲家。不过三御史所谓“申时行以亲故赞其成，非大臣谋国之忠”却只是一个动机揣测——儿女亲家是没错，但申时行真是因为这个因素故意装作不知道陵墓之地有巨石吗？皇帝由此需要一个答案，一个关于忠诚、责任、真伪和立场的答案。

申时行为自己辩护了，他说：“当初皇上阅视此地时，李植、江东之并没有说此地有石。今已二年，忽创此议，很明显是为了借此倾害大臣。”的确，考察大峪山陵墓之地是在两年前的万历十一年进行的，当时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也随行，为何不就石头问题早作预警，偏偏要在工程开工之日突然对首辅大人发动致命一击呢？很显然这里是有预谋或者阴谋的。皇帝就此做出处理，切责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并令“夺俸半年”——扣发他们半年的薪水，以示警告。一个王朝的党争可以说初露端倪。

端倪之后是发展。九月，已被扣发薪水的李植等人提交了有利于他们的证据：找到一个风水大师证明大峪山寿宫有石。三御史强烈要求进行现场勘查，以还他们清白，更重要的是还圣上一个吉祥的来生——在其长眠地下之后。疏上，申时行又开始忧心忡忡了。奏疏报还是不报，石头有还是没有？这都是烦恼的问题。申时行最后的选择是不报。皇帝虽然年轻，却也多疑，万一他相信风水大师之说，那情势就会逆转。申时行不想冒这个险。

随后情势的发展有利于申时行。因为大学士王锡爵反水了。这是历史叙事的神来之笔，在万历十二年被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锡爵事实上是李植等人着力要推出的新首辅，取申时行而代之。作为王锡爵的门生，李植一直在努力，哪怕受到皇帝处罚也要挽狂澜于既倒，但王锡爵却在这个时刻回头是岸了，他“耻为三人（李、江、羊三御史）所引”，坚决要与他们划清界限。这是发生在皇帝对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夺俸半年之后王锡爵的一次政治表态，王批评他们与吏部侍郎赵用贤结党，在张居正、冯保之狱后结成一个新的利益联盟。由此，王锡爵掀起了反李植三人的政治运动，继他之后先后有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舆郊、王敬民等站出来检举揭发李植等的罪恶行径，神宗最后拍板，将李植由太仆少卿贬为户部员外郎，江东之由光禄少卿贬为兵部员外郎，羊可立由尚宝少卿贬为大理评事，随后又将李植等降三级调外使用。

党争至此并未抵达高潮，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卷了进来。为了声援李植三人，谕德吴中行、赞善赵用贤、光禄少卿沈思孝上疏求去，赵用贤暗自支持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许国向皇帝开炮，称“朋党之说，是小人用以去君子，空人国”，力撑李植三人。由此，帝国党争发展到了纠结阶段，皇帝深受其苦。

申时行也深受其苦。虽然在万历十三年，他侥幸逃过党争的倾轧，但接下来他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四月二十五日，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上疏弹劾申时行。这位在若干年后写出《牡丹亭》的才子在万历十九年的春天显然对帝国首辅牢骚满腹。他说：“言官中亦有无耻之徒，只知自结于内阁执政之人，得到申时行保护，居然重用。”又说：“首辅申时行执政，柔而多欲，任用私人，靡然坏政。请陛下……严诫申时行反省悔过。”三个月后，福建按察佥事李琯上疏弹劾申时行十罪，其主要内容包括申时行儿子申用嘉“假冒籍贯，中浙江乡试；其婿李鸿冒籍纳监，以及纵家人宋九通贿纳京卫经历，未尝历俸，竟得双封；受郜光先之贿金，而私授他为总制陕西三边军务，致使敌寇盘跨两川以及（申时行）私收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贿金，为他掩盖败绩，阵亡八百人，竟反以奏捷议赏”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并无实据，但弹劾的人多了，皇帝也不能不起疑心。万历十九年九月十二日，57岁的申时行引退，万历四十二年，80岁的申时行与世长辞，算是彻底摆脱言官的诘责了。

更多的人依然在彀中。申时行归去那年，阁臣许国抱怨说，现在“内外小臣争务攻击，致大臣纷纷求去，谁能再为国家做事”！他提请皇帝严禁小臣攻击大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党争泛滥的一种表现。虽然神宗也感时伤怀，担忧：“大臣解体，争欲去官，国无其人，朕与谁共理国事！”并且告诫百官今后再有肆行诬蔑大臣者将重治不贷，但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息却已经弥漫帝国上下，经久不息。因为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革职为民，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之后，齐、楚、浙三党攻击“东林”事件便层出不穷。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五月初三日，掌京畿道御史徐兆魁弹劾东林党人特别是顾宪成说：“臣观今日天下大势尽趋附东林……顾宪成自贬官归官，假讲学以结党行私，而道德性命与功名利达混为一途。”其后，光禄寺丞吴炯上疏回击说：“顾宪成被诬，天下将以讲学为戒，绝口不谈孔、孟之道，国家正气从此而损，并非细事。”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二月，户部郎中李朴上疏为东林党人辩护，说：“凡攻击东林者，今日指其为乱政，明日曰其为擅权，不知东林居何官，操何权柄？顾宪成清风百代，已死犹被攻击；而有人弄弊作奸，卖官卖爵，擅自杀人，却得到保护。”李朴又论及言官党同伐异，以排挤忠直之臣为己事，真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但李朴很快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齐、楚、浙诸党发力，将其贬为州同知。李成了帝国党争的又一牺牲品。

牺牲年年有，李朴只是极小的个案。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三月，神宗下令考察京官，齐、楚、浙三党进一步驱逐东林党人，甚至连退休居家者也不放过，官场党争超越权谋层面，在正邪之间展开，这的确于国家正气颇有损焉，但神宗的态度是置之不理。

帝国党争至此走向乱象纷呈。王朝唱晚，只待最后的钟声敲响。而那钟声，已是隐约可闻。

国本之争及其他

现在看来，那场有关“国本”之争的游戏中，每一个人都是纠结的，为自己的立场和欲望与他人做着不甘示弱的斗争。皇帝未必强势，皇帝身边的女人则各有哀怨和巧妙。大臣们虽然胜在最后，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代价不仅仅关乎大臣，其实也关乎帝国的行政效率，关乎信仰，关乎一个王朝的世道人心。万历四十八年，当皇帝与世长辞，年近四十的老太子朱常洛终于坐上冷冰冰的龙椅之时，或许什么是“国之根本”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只是，那又如何呢？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个冬天，当皇帝在慈宁宫心血来潮临幸了一个不知名的宫女之时，他不知道，帝国的梦魇已是如影随形。这个后来被称之为恭妃的宫女怀孕了，生下皇长子朱常洛。围绕朱常洛的身份和地位问题，大臣、皇帝以及皇帝身边的两个女人恭妃和郑贵妃开始角力。角力的目的只有一个，谁能承继大统？是皇长子朱常洛还是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大臣们刚开始是毫无察觉的，因为皇帝并没有明确表示要废长立幼。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皇长子朱常洛出生之时皇帝没什么动静，但万历十四年正月皇三子朱常洵出生之后皇帝却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这是厚此薄彼，都说母以子贵，皇帝对朱常洵之母如此厚爱，会不会在立储问题上有重大突破呢？申时行不安了。那个正月刚过，二月初三日，内阁大臣申时行就向皇帝提出立储问题。立储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因关系国家存亡根本，所以称之为“国本”。 申时行为了促请皇帝早立太子，举例说明本朝的先例，说：“英宗二岁立，孝宗六岁立，武宗一岁即立为皇太子。”如今皇长子已经五岁了，这时立为太子，不算太早。最主要的是可以“正名定分”。名分问题解决了，朝廷的人心也就安定了。申时行如是以为。但皇帝却跟他打哈哈，称“皇长子年幼体弱，等二三年后再行册立”。由此，国本问题浮出水面，众大臣人心浮动，开始了长达15年的“争国本”运动。而这样的较量事后证明，结果只有一个——两败俱伤。

二月初八，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提出要晋封恭妃，其次才晋封贵妃。如此，才“与礼不违，于情不废”。最主要的，姜应麟促请皇帝早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紧接着，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御史孙维城和杨绍程也先后上疏，为恭妃争名分，促请皇帝早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当然，神宗对这个问题是毫不妥协的。他一一惩罚上疏者，以为效仿者儆戒。这其中姜应麟被贬为广昌典史，孙如法贬为潮阳典史，沈璟也被下放。御史孙维城和杨绍程扣发工资、奖金（夺俸）。不过万历十四年由于“争国本”问题引发的上疏潮却没有就此终止。在该年度，两京（北京、南京）有数十名官员上疏声援受惩罚，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御史孙维城和杨绍程，成为“争国本”运动的外援团。皇帝深陷反对浪潮之中，虽焦头烂额依然立场坚定，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毫无疑问，一个王朝的断裂带已经形成，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的同盟军似乎只有郑贵妃一人，但群情汹涌之下，郑贵妃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争储。这个女人和皇帝一样，希望时间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大臣们却相信时间站在自己一边——“持久战”就这样开始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较量又一次展开。这一年朱常洛已经11岁，正月二十一日，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领着六科官员给皇帝上疏，请求对皇长子进行太子养成教育。这是曲径通幽，也是变相逼神宗承认朱常洛的太子身份。李献可上疏说：皇长子朱常洛当及早进行预教，不要继续禁于深宫之中。此疏一上，神宗当然很生气。他下旨要将李献可外放，贬到地方上去，以为儆尤。但要命的是大学士王家屏拒不执行任务，将神宗朱批封还。与此同时吏科都给事中锺羽正、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以及大学士赵志皋等人纷纷支持李献可，神宗又一次站到了广大官员的对立面上。万历二十年的故事可以说是六年前“争国本”故事的翻版，神宗虽然大力弹压，却是人心尽失，帝国的断裂已是触目惊心。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皇帝主动出招，将他的三个儿子一并封王。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看神宗并不厚此薄彼，但廷臣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正月二十六日，当内阁首辅王锡爵违心地奉诏拟旨，传达神宗意思之时，他不折不扣地成了那个可怜的替罪羊。礼部尚书罗万化以及洶禄寺丞朱维京、涂杰、王学曾、给事中王如坚、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礼部主事顾允成、张纳陛、郎中于孔谦、员外陈泰来、工部主事岳元声、吏科都给事中史孟麟、礼科给事中张贞观、国子助教薛敷教等人直接闯到王锡爵的首辅办公室指责他是否要做一个历史的罪人。王害怕了，慌忙跪到皇宫外请皇帝追还前诏，但神宗不给；王锡爵退一步，请皇帝将此事下廷议，神宗还是不同意；王锡爵再退，请求和皇帝面对面说话，要一个说法。神宗拒绝见面。王锡爵退无可退，只得上疏求罢——老子不干了还不行吗？！——却是不行，历史的纠结在这里体现得酣畅淋漓。神宗听说王锡爵要走，勃然大怒，要拿那些反对者开刀。反对者抱成一团，和皇帝做坚决、彻底的斗争。几个你来我往的回合之后，皇帝精疲力竭，只得宣布暂停三子并封王的举措。这一回合，大臣们胜了。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十五日，皇帝在国本问题上弃子认输，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另册封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总算是在立储问题上重点突出、主题鲜明了。这是朱常洛的胜利，更是大臣们不依不饶、坚持信念的一个结果。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在此之前和之后，虽然大局已定，可皇帝身边亲朱常洵的势力依旧暗潮涌动，演绎出包括“妖书案”“梃击案”在内的精彩曲目，为一个王朝的权力斗争添加看点。万历朝真是变得越来越诡异了。

“妖书案”的发生经过比较复杂。先是在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刑部侍郎吕坤向皇帝上《天下安危疏》，吏科给事中戴士衡揭发说，吕坤此举“包藏祸心”，是逢迎郑贵妃。因为吕坤疏中虽然说了天下种种危险情状，唯独不说立皇太子事宜，其用意不言自明。但神宗对此事置之不理。五年后，也就是万历三十一年，国本问题大局已定，内阁大臣朱赓在其寓所外见到一本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此书借一个叫“郑福成”的人以问答的形式预言国事，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在是迫不得已，他日一定会有变更。而用朱赓为内阁大臣也是有深意藏焉，因为“赓”与“更” 音同，寓“更易”的意思。此书最耐人寻味的当属“郑福成”三个字，取“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的意思。“妖书案”就此发生，并且与吕坤的《天下安危疏》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皇帝下令彻查，却始终弄不清“妖书”的作者究竟是谁。看来神宗一天没死，围绕国本问题的角力就不可能偃旗息鼓。在廷臣与亲朱常洵的势力之间寻找政局的平衡和延续，神宗一路走来真是心力交瘁。

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皇贵妃王氏逝世。临死前她拉着皇太子朱常洛的衣服哭泣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朱常洛也感同身受，号啕大哭。的确，“国本之争”让每一个当事人都如履薄冰、如坐针毡，哪怕是胜利者也一刻不得轻松。因为四年之后，明末宫廷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就发生了。一个叫张差的蓟州男子手持枣木棍，冲入皇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内官李鉴，直到前殿檐下，才被太监韩本用等人拿下，从而让朱常洛躲过一场劫难。这桩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刻的疑似政治谋杀案，其主使据传是神宗爱妃郑贵妃及其弟郑国泰，目的是为了致皇太子于死地，以便朱常洵咸鱼翻身。郑贵妃当然是打死也不承认自己就是主谋，她整天哭哭啼啼，向神宗吹枕头风，神宗为息事宁人，不愿深究，便定张差为“风癲奸徒”，于同月二十九日将其秘密处决。一个王朝的隐私或者说秘密再也没有了确凿的人证、物证，只好不了了之。唉，历史毕竟经不起深究的，在国本问题上，神宗下令不得再横加议论，可一些不知进退的人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比如工科给事中何士晋。这位“梃击”论的坚定主张者要求严惩郑国泰，结果被外调，贬为浙江佥事，成为“国本”之争中又一个牺牲品。

荒唐时代，每一个人都纠结，每一个人都在牺牲或被牺牲。郑贵妃绞尽脑汁、机关算尽也未能赢到最后，因为最后登基的人依然不是他的儿子朱常洵。可以说这是一场耗散运动，长达15年的耗散运动。一个王朝的精力、人心、信仰包括情感都被耗散殆尽。“从万历十四年阁臣申时行等请立皇太子，至万历二十九年皇太子之位始定。自古以来父子之间，未有受命如此之难也。”这是万历年间帝国中人对此一事件的感慨，感慨感出了一个时代特有的诡异和艰难，说明帝国的确江河日下。

乱象丛生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一切走向图穷匕见。对帝国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清晰的节点。从万历四十四年到万历四十八年，神宗生命中的最后五年是那样的手忙脚乱、且战且退。帝国内忧外患、乱象丛生，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下世的光景，万历朝来日无多。

这一年正月初一日，一个叫努尔哈赤的58岁男人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即大汗位，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后改大金为清，努尔哈赤为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作为帝国异数的存在，在万历四十四年就做出了一个威胁性的举动。他致书威胁朝鲜国王，警告“今后若再援助明朝，必以兵戎相加”。与此同时，明帝国一地狼藉。山东大饥。“母食死儿，夫割死妻”的惨景使得饥民为求生逃到江淮一带，以人易人，公开形成人肉交易市场。另外起来造反的饥民也不在少数。四月十九日，河南舞阳、泌阳、遂平等地数百饥民纷纷起事；六月二十日，由于蝗虫盛行，“积地尺许”，山东武安三千饥民忍无可忍无须再忍起来造反，杀死了县主簿孙光耀。这是民情骚动的情形，是内忧，至于外患方面主要是边饷严重不足，边境问题随时可能激化，后果不堪设想。但皇帝却漠视“九边缺饷”这个问题，以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婚礼都没钱操办为由，拒绝阁臣提出的请发库银济边之建议。十月，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上疏说：“今日一二百万两，抚之而有余；如等到将来边境问题严重，即使是动用几千万，仍然不足以安边。”诚可谓预警之语。因为二三十年之后，明末代皇帝崇祯就深刻而痛苦地领教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残酷现实。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在“九边缺饷”问题上鼠目寸光以及后来所采取的饮鸩止渴之举，都从一个侧面说明神宗在最后时刻的举止失措。

人祸频仍，天灾也是频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六月二十八日，黄河在河南祥符朱家口一带决口，“陈、杞、睢、柘城诸州县，皆受其害”。礼科给事中亓诗教在这一年警告“天下将乱”。当然这样的担忧不止亓诗教一人有，七月十四日，兵科给事中熊明遇以星变灾异为由上疏论及国事，称天下事已经到了令人寒心的地步！他希望皇帝能痛改前非，重振朝纲。但这样的希望毫无疑问是一种奢望。因为神宗对其置之不理。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全国各地灾情越发严重。三月，江西发生大水。六月，北直隶南部各府饥荒，湖广承天府（相当于今湖北荆州地区）大水成灾，河南开封等处蝗灾。七月，江西大旱，江北、山东蝗灾，福建泉州洪水过后饥疫并生。这一年柳州也大旱，数千灾民卖儿卖女，人间惨剧层出不穷。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写下“七大恨”告天，并且发兵攻陷抚顺。明军将士一万多人被消灭，幸免者十无一二。后金随后攻陷清河堡，帝国防线脆弱得不堪一击。户部在这一年报告：九边十三镇边饷，隆庆间每年共为二百三十九万左右，今增至现银计三百八十一万九千零二十九两。太仓入不敷出。九月，为了应急，帝国决定加派辽饷。每亩加赋银三厘五毫，全国共派银二百三十一万两。一时间民怨沸腾，帝国财政基础到了崩溃边缘。

万历四十七年，明、后金之间著名的萨尔浒之战爆发。战争虽然仅仅进行了五天，明军却三路全面告负，共计九万士兵死亡（一说四万五千多人），文武将吏三百多人丧生，从而失去了在辽东战局中的有利地位。后金则从防御转入进攻，帝国掘墓人的形象已是隐约可见。

这一年，努尔哈赤还统兵四万攻陷辽东重镇开原以及铁岭，显示了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气势。的确，战争的结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气势。这一年，明帝国的气势是颓废的。“逃亡”是关键词。五月十七日，陕西延绥镇（即榆林镇）游击袁大有带领援辽士兵一千余人，到达北京昌平时有七百多人逃亡。十月二十八日，大同游击焦垣带领援辽士兵八百人，到达河北怀来时，军士哗变，焦垣吓得一个人偷偷逃跑了。巡按辽东御史陈于庭在奏疏中向皇帝秘密报告，所募新兵逃亡严重，“请急命增募”。神宗则对此置之不理。唉，士兵可以增募，气势却不可以增募。一种颓势的到来连皇帝也无法阻挡了。

这一年，加饷在继续。十二月，皇帝以辽饷不足为由，下令再加全国各直省田赋，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共增收田赋银二百余万两。这一年全国田赋总计达八百万两。其中，辽饷就占了三百二十四万两，但即便这样，辽东经略熊廷弼也连呼不足。他在万历四十八年初上疏说：“辽东军饷仍然缺乏，兵无粮，马无料。”于是从万历四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开始，全国第三次加征田赋，连同前两次每亩计加银九厘。这一年全国共增收银五百二十万两，试图以全国财力救辽东一隅，以全国百姓的怨声载道来平息东北战火——毫无疑问帝国的饮鸩止渴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

巡按江西御史张铨为此在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上疏，忧心忡忡地指出：“……一再加赋，扰乱天下，驱民致乱。”但一切为时已晚，因为皇帝自己先撑不住了。三个月后，神宗皇帝在弘德殿去世，只留下一个烂摊子等待后人收拾。

很显然，这是个谁都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因为一切都已经烂到家了。谁摊上，谁倒霉，神宗之后，明帝国的最后三个皇帝以其各自不同的人生态度回答或者说诠释了这个问题——他们全都是苦命天子，特别是最后那一位——崇祯。

第十五章

熹宗：过渡皇帝的几张面孔

1620年

1620年发生了多少事啊……

这一年是17世纪20年代的第一年，是中国农历庚申猴年，明万历四十八年。是一个混乱的年头，也是新旧世界交替的拐点时刻，有无数的欲望和情感在其间流淌。一些人出生了，比如普鲁士国奠基人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比如英国经济学家、人口统计学的创始人之一格兰特。一些人去世了，比如日本战国后期的名将直江兼续，还比如明神宗皇帝朱翊钧以及明光宗皇帝朱常洛。在1620这个年头，明帝国的年号显得有些混乱和急切。它既是万历四十八年，也是泰昌元年。准确地说，1620年8月份以前是万历四十八年，8月份以后为泰昌元年。在世界范围之内，当一艘叫“五月花”号的商船，载着102名破产者、流浪者等在旧世界的游戏规则中郁郁不得志的人从英国的普利茅斯港出发，横渡大西洋，驶向遥远陌生的新大陆——北美洲去寻找美国梦时，明帝国开始显得波谲云诡，疑案频发。“红丸案”“移宫案”接踵而至，权力背后的阴谋或者说阴谋背后的权力强暴了这个外强中干的帝国，秩序的崩溃在1620年初露端倪。

站在朱由校的立场上看1620年，这个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生的15岁少年感觉颇为无助。七月二十一日，祖父死。九月初一日，年仅39岁的父亲明光宗朱常洛在乾清宫去世，在位时间才一个月。父亲的去世是与一大堆泻药以及成分不明的“红丸”联系在一起的，先是卧床不起，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进泻药，父亲吃了，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然后是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两天后父亲就猝然离世。随后，御史王安舜、郑宗周、郭如楚、冯三元、焦原溥、给事中魏应嘉、惠世扬、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人先后上疏请求处理崔、李二人。在帝国一度发生过的争国本背景下，真是每一个人都可疑，每一剂药丸都可能是毒药。朱由校如履薄冰地上台，在父亲尸骨未寒的时刻即皇帝位，成为只有7年执政生涯的过渡皇帝——毫无疑问，1620年绝对是一个疑窦丛生却又含义丰富的年头。

这一年接下来的时间，朱由校开始为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处理问题而纠结。由于光宗突然病逝，朱由校上位，选侍李氏也就是朱由校的母亲按祖制必须搬出乾清宫，以为居住在慈庆宫的新皇帝朱由校腾位。但李氏拒绝这样做，她的身后，晃动着宦官魏忠贤的身影。在最高权力的取舍上，此二人似乎结成了战略同盟，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隐秘奋斗。九月初二日，明光宗朱常洛死后第二天，都给事中杨涟上疏反对李氏继续居于乾清宫；同时这位声名显赫的官员还弹劾李选侍对皇长子朱由校无礼，声称不可将皇长子托付给她。御史左光斗同时上疏，表明了李选侍不能继续居于乾清宫的理由。他说：“内廷的乾清宫，如同外廷皇极殿，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居住于此，其余嫔妃都不可于此居住。请李选侍移居于宫妃养老的地方仁寿宫内的哕鸾宫去住……”1620年由此变得剑拔弩张，权力的基点在乾清宫内外游离，杨涟、左光斗等士大夫阶层开始为一种秩序的重新归位与李选侍还有魏忠贤进行着较量。三天之后，形势明朗，李选侍移居哕鸾宫，朱由校搬进乾清宫。1620年的秩序得到了维护。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段，魏忠贤继续发力，让杨涟、左光斗等士大夫阶层付出沉重代价。当然，这是后话。

1620年，巡按直隶御史易应昌上疏发表“盛世”危言，说：今日国势，最危险的有以下三件：一、天下之兵未可恃。征兵征不上来，应征的却又逃走；调兵调不到位，勉强到位却又逃走。“兵饷甚缺。”二、天下之食未足恃。帝国之大，没一年不发生旱涝，没一地不发生旱涝。淮南有粮三十万石苦于无船可运；山东需要征粮六十万石，却既无粮也无船。三、天下民心不可恃。各地士兵逃亡、哗变事件接连不断；饥民蜂起，百姓起义，此伏彼起……易应昌感叹——帝国国势，真真堪忧了。

1620年，杭州城突发大火，有六千一百余家房屋着火，大火燃烧了整整一昼夜。这是三月初五日的事情。过了五个月杭州城再发大火，这次竟有一万余家房屋着火，居民死伤惨重，似乎是老天爷为一个王朝的危局在发布预警……

从1620年出发，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帝国且战且退，天启年代没有亮起启明星。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克沈阳和辽阳，明经略袁应泰自杀身亡；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失守。与此同时，河套蒙古入侵延安、黄花峪等处，深入帝国境内六百里地，杀掳数万人；天启三年（1623年），黄河决口。睢阳、徐州、邳州一带方圆一百五十里以内悉成平地；同年七月三日，工科给事中方有度向皇帝报告：辽东战事起来后，每年加派新饷四百八十五万余两，今已五年，共达二千余万两。“百姓敲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方有度警告：兵饷问题不解决，帝国将有倾覆之忧。十一月二十一日，吏科都给事中程注奏陈天下急务称：“天下最急，莫如辽左，而蓟镇为其咽喉。”熹宗一筹莫展；天启四年（1624年），黄河在徐州决口，城中水深达一丈三尺；刑科给事中解学龙疏陈边将贪腐情状：“两辽东三帅各领银一万二千两为治宅第之资令人骇愕。营房每间领造价钱六两，而镇将睹自侵尅，每间实际用银不过五六钱。马料刍豆，十扣其半。”天启五年（1625年）正月，后金军攻取旅顺。六月，各地饥荒严重。延安持续三月时间出现大风雪。济南飞蝗铺天盖地，庄稼绝收。这一年帝国出现“人相食”的情形。天启六年（1626年），京师王恭厂大爆炸，城内东自顺城门（今宣武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十三里，尽为齑粉”。皇宫里的龙椅在大爆炸中倒塌，熹宗大惊失色，急逃交泰殿躲避。据统计，在王恭厂大爆炸中共有一万九百三十一间房屋倒塌，而爆炸后四个月，后金皇太极即汗位，对明帝国的攻势更加凌厉。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十一日，后金兵围锦州。二十八日，分兵再攻宁远城。熹宗皇帝在历史的大困局中首鼠两端，茫茫然不知所之。这一年，距离明帝国的覆灭还有17年时间，但这17年不属于朱由校，而是属于他的兄弟朱由检——崇祯皇帝。因为差不多三个月后，23岁的朱由校就在懋德殿与世长辞。

死于青春。朱由校死于青春，而他身后的帝国也在黄昏中行将就木。

熹宗的四张脸孔

现在，我们重新回过头来看看朱由校的那张脸，那张表情丰富、有着不同侧面和层次的脸。都说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但其实它也由关系构成。不同的人物关系及其命运走向，打造了不同的历史细节和历史情节。毫无疑问，皇帝朱由校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他坐在龙椅之上，看上去如此年轻，只是屁股决定脑袋，什么样的位置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物关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和魏忠贤的关系。

万历十七年（1589年），当河间府肃宁县的一个市井无赖李进忠被选入宫中，成为司礼秉笔太监孙暹手下一个打杂的小伙计时，他不知道，在此后的岁月里，自己竟然有能力深刻地影响帝国朝局。熹宗皇帝成为他的铁杆玩伴。这个后来更名为魏忠贤的人引导皇帝极尽声色犬马之好，自己却包揽政事，成为帝国的一个符号人物——他们两人的关系，那才叫纠结和缠绵啊。

从万历十七年算起，差不多三十年之后，熹宗赐魏忠贤世荫的荣耀，荫封他的兄弟魏钊为锦衣卫千户。这是魏忠贤发达的开始。不过很多人看不透这一点，比如周宗建。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二十八日，御史周宗建上疏弹劾魏忠贤结党营私，准备将其一网打尽，没想到皇帝站在魏忠贤一边，诏夺周宗建俸禄三月——扣发了他三个月的薪水，以示惩戒。

看不透魏忠贤分量的人除了周宗建还有杨涟。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初一日，左副都御史杨涟向皇帝揭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称：“大小臣工，皆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乞正法以快神人之愤。”皇帝当然不可能将魏忠贤正法，他严厉批评杨涟的“虚妄”之语，以为对魏忠贤的慰藉和支持。杨涟受批评后，帝国官场掀起了反魏风。有70多名高级官员上疏弹劾魏忠贤不法。但是很遗憾，这些上疏弹劾的人统统受到熹宗的严词切责。魏忠贤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那叫一个沉甸甸。

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在帝国的威望到达顶点。这一年，他的生祠遍天下。这一发端于浙江杭州的兴建魏忠贤生祠运动得到皇帝的支持。熹宗皇帝赐名建于西湖的魏忠贤生祠为“普德”，还令杭州卫百户守祠。由此，花费数万到数十万的生祠在全国各地出现。都城内外，祠宇一时相望。监生陆万龄甚至提议在国子监建造魏忠贤生祠，给出的理由是：“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这是把魏忠贤抬到孔子的地位上了，而楚王包括袁崇焕在内也先后为魏忠贤建生祠，成为帝国信仰迷失时代的新鲜注脚。由此可见，熹宗皇帝对魏忠贤的关爱到了何种程度！

我们再来看看魏忠贤的职位。魏是司礼太监和提督东厂太监，但很显然皇帝认为还不够，不仅进其上公，加恩三等，还赐魏忠贤“顾命元臣”的印鉴，准其享有九千岁的称呼，并默许百官对魏忠贤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礼。这是皇帝在礼仪层面上的突破——在帝国的秩序体系中，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突破；甚至皇帝还放弃他的最高权力，在忙于木匠活的时候让魏忠贤自由裁量政务。由此，在万历年间神宗怠政的基础上，天启年间熹宗皇帝又有意无意地加了乱政的方子。杨涟等重臣纷纷去职，东林党人惨遭杀戮——朝局正邪之争全面失衡，帝国的崩溃呈现了不可遏止的姿态。这其中，熹宗皇帝未能处理好他与魏忠贤的关系是重要原因。

甚至在去世之前，熹宗还交代继任者崇祯皇帝要善待魏忠贤。虽然崇祯杀伐决断，未让魏忠贤继续苟活人间，但一切为时已晚，魏忠贤遗留下的所有破坏性效应在帝国最后17年一览无遗并得以总爆发，究其原因，实在是天启年间熹宗皇帝犯下的错。这是两个男人破坏性关系所导致的延后反应，熹宗漠视权力与秩序的后果在他与魏忠贤的关系处理上清晰而全面地显现出来，这是他呈现给世人的第一张脸。

熹宗留给世人的第二张脸则是温情或者说仁慈。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熹宗复张居正原官。他赞同户部左侍郎陈大道等为原任大学士张居正所列的二十项功绩，认为张居正在治理帝国方面的确“功不可泯”，所以为其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并给予祭葬——这是熹宗对祖父万历皇帝的一次反动，也是对历史真相的一次探究与致敬。甚至他的脚步不止于此，还走得更远，走到了建文时代。同样是在天启二年，六月二日，皇帝下旨，称：“方孝孺忠节持著，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此前方孝孺的十世孙方忠奕来京为延续一线血脉“伏阙上书”， 熹宗一切从实际出发，抚恤方孝孺遗嗣，为历史留下一个温情的注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漠视权力与秩序的独特个性。在他与魏忠贤的关系处理上，这样的个性为帝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熹宗这样的个性则为其带来生前身后的美誉——皇帝的形象开始变得丰满起来。

熹宗留给世人的第三张脸是寂寞。他是著名的“木匠皇帝”，在斧头与木头之间，竭尽所能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这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漠视权力与秩序的个性。从正德到万历再到天启，游历皇帝、炼丹皇帝、木匠皇帝的身份转变似乎说明了帝国最后几个皇帝都是蛮有个性的，但最寂寞的主儿无疑是熹宗。国事不可为，不是他不愿意为，而是历史的因果关系重重叠叠，留给他操作或者说突围的空间几乎等于零。后金在辽东攻势凌厉，帝国为辽饷问题饮鸩止渴，种种作为可以说是自掘坟墓。王恭厂的大爆炸像极了王朝唱晚时的警钟，而龙椅在大爆炸中倒塌，作为皇帝的他急逃交泰殿躲避，这份狼狈，不是末世的征兆是什么？！或许这一切，熹宗早已经心知肚明。所以让争权的人去争权，让魏忠贤和杨涟们在困局中去有所作为吧，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不为之，或者说在另一个领域有所作为，比如干木匠活。这份聪明似乎是皇帝难得糊涂的真切写照，却是无人懂他。若干年后，当他的弟弟崇祯皇帝在最后的历史困局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徒呼奈何时，或许熹宗那张寂寞的脸才反衬得格外清晰，令人印象深刻吧。

熹宗留给世人的第四张脸是天真。这位年轻的皇帝相信风水学，相信一切都是因果轮回，而人定可以胜天。天启二年（1622年），皇帝干了一件事，把位于北京西南大房山系九龙山附近的努尔哈赤祖坟给挖了，金国帝王陵寑毁于一旦。熹宗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泄“王气”，断龙脉，阻止后金上位。天真的皇帝在堪舆师引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仅挖了努尔哈赤祖坟，还将其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也给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皋塔”，“皋塔”是纪念南宋抗金名将牛皋的，它之所以建在睿陵原址是取“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之意——皇帝天真到了迷信的程度，迷信到了意淫的程度，也算是千古奇观了。

熹宗留给世人的这几张脸展示了他不同的性格层面，也展示了其对这个世道的应对态度与能力。很显然，这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一切都在如火如荼，帝国漏洞多多，补钉打不胜打。要不是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阻击了努尔哈赤的13万精兵，熹宗的天启年代很可能守不住原本就不固若金汤的山海关——那是帝国最具象征性的篱笆，熹宗实在是很幸运，未将最后的决战留给自己，而是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时也命也？人间再无天启帝。

集体沉沦

帝国的崩溃说到底是人事的崩溃、人才的崩溃。天启年代和万历年代一样，配角比主角更有戏，杨涟们的倒下也比皇帝的倒下更加动人心魄。那才是一场悲剧，真正的悲剧。当士大夫精神的缺失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说实话，皇帝的作用便显得可有可无——他蜕化成一个符号，风干在末世王朝的晚风中，于事无补也于世无补。

杨涟。杨涟是一个标签，昭示着帝国的世道人心。这个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进士也是东林党的后起之秀，以追随顾宪成的风骨而自励。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在天启四年六月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一个动因。当然，四个月后，杨涟付出了代价，他被削籍——开除公职，并在第二年三月下狱，经受了严刑拷打。锦衣卫动用了很多酷刑，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见《碧血录》），情状惨不忍睹。

赵南星。河北人赵南星在民间有很高的声望，与邹元标、顾宪成称为海内“三君”。魏忠贤最初也不想与他为敌，而是试图拉拢利用。他派自己的外甥傅应星去拜见赵南星，赵南星却拒而不见。赵以整齐天下为己任，曾告诫魏忠贤说：“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由此遭到魏忠贤的打击报复。天启四年，赵南星被发配代州，三年后死于流放地。继杨涟之后，又一帝国的风骨轰然倒下。

高攀龙。高攀龙是明代著名学者，东林党领袖。他25岁时追随顾宪成一道讲学，于程朱理学多有钻研。顾宪成去世后，高攀龙成为东林党首。世称“顾高”。天启四年八月，高攀龙拜左都御史，因揭发御史崔呈秀贪污之事得罪魏忠贤，于同年十月罢归。后因崔呈秀挟私报复，派锦衣卫缇骑前往无锡欲逮捕高攀龙回京，高遂于天启六年三月十六日写下遗书，“衣冠赴水”而死，享年65岁。

左光斗。左光斗是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天启四年拜左佥都御史。因为与杨涟共同弹劾魏忠贤，又和高攀龙一起揭发御史崔呈秀贪污之事，左光斗被削籍。天启四年十月下狱，天启五年八月在狱中去世。左光斗生前与杨涟两人为朝局着力深巨，朝野并称其“杨、左”。

事实上东林党人在天启年间的集体凋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正邪之争的必然结果。皇帝既然是非典型皇帝，以避世、不争为人生趣味，朝局自然邪气盛行，正气不存。魏忠贤的追随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说。其中“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等五人；“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等五人。而“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也是各有其人。他们反映了一个王朝的阿附气味和彷徨品质。天启五年（1625年）十二月，御史卢承钦为了取悦魏忠贤，仿《点将录》构致东林党人关系图，称“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由此一轮新的打击呼之欲出。

这样的打击不仅仅体现在器物层面，也体现在精神层面上。左都御史邹元标与左副都御史冯从吾在京创建的首善书院被毁，紧接着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等地书院俱毁。邹元标、冯从吾、孙慎行、余懋衡、周宗建、张慎言、黄尊素、邹维琏、卢化鳌、熊明遇等东林党人被先后削籍——帝国在精神层面上集体走向沉沦，终致万劫不复。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书生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发炮击伤努尔哈赤，此举意外改变了帝国垂直向下的走向，病入膏肓的帝国这才获得一次场外休息的苟且机会。紧接着是第二年夏天，皇帝在西苑乘船游玩时意外落水，虽然没有马上致命，却仿佛证明帝国底气到底虚弱得可以，随时可能自己打败自己——死亡只是时间问题罢了。而熹宗也果然不争气，竟挺不过天启七年的夏天。八月二十二日，熹宗辞世。死前，他对三个人做出评价。评价弟弟朱由检为“尧舜”，暗示其可以继位。评价太监王体乾“勤练”，评价魏忠贤“忠诚”，这样的评价，可谓出人意料。而《明史》在若干年后则对当事人熹宗做出评价，称他：“在位七年，妇寺窃权，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见《明史卷二十二·天启帝本纪》）

如此，在相互评价当中，历史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它的演绎。

第十六章

崇祯：崩溃之旅的孤独君王

伏笔与铺垫

终于抵达崩溃之旅了。

从崇祯元年（1628年）开始，在接下来17年的时间长度里，崇祯帝悲欣交集地完成了大明王朝最后的收官动作。这实际上是没有多少悬念的旅途。因为作为两百多年来，朱元璋制度设计的实践者和破坏者，朱的子孙们演绎了种种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当所有风景看遍、激情耗尽之时，崇祯帝的宿命也就呼之欲出了——他再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来，历史也不会给他更多表演或者突围的空间。1628年，所有含义丰富或暧昧的历史事件纠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个王朝崩溃前所必须有的那些伏笔与铺垫。它们势能饱满，姿态鲜明，令人不容置疑。

这一年，帝国有三个地方发生了兵变，分别在蓟镇、宁远和固原。兵变原因大体相同，都是朝廷欠发军饷，兵士们因饥饿索饷，不得不干出一些出格事来。比如抢夺、焚烧武器弹药，绑架驻地军官等。说起来这些驻地军官也是牺牲品——军饷不是他们克扣的，实在是朝廷没饷可发，但兵士们却把矛头对准他们——谁让他们是具体的执行者呢？！七月二十五日，辽宁宁远兵变中，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就成了这样的牺牲品。他们被绑在谯楼（系古代城门上建造的用以高望的楼）上，成为帝国无力时代的可怜人质。毕自肃因为官阶最高，更是受到严刑拷打，八月初八，49岁的毕因不堪忍受自杀殉国了。但人死了，账还在。至崇祯元年止，辽东所欠军饷达五十三万余两，这也是宁远兵变深层次的原因之所在。在蓟镇，这个问题同样存在。蓟镇兵变平息后，为了安抚人心，顺天巡抚立马向户部及兵部打报告请求先发三个月的欠饷，总之一切都是让局面得以维持下去，以防发生更大的突变。但是在固原发生的兵变却是预后不良，哗变士兵和农民起义军合流，抢夺固原州库，攻击泾阳、富平等地，还抓走了游击李英。这里头的原因深究起来也是当地巡抚胡廷宴与延绥巡抚岳和声对哗变士兵提出来的缺饷问题无法应答，终致士兵们铤而走险，走到帝国的对立面上，向这个王朝要说法了。

当然，作为当事人的崇祯皇帝那是相当的焦头烂额，应接不暇。崇祯元年（1628年），帝国除了发生此起彼伏的兵变外，其他麻烦而棘手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该年后金兵进犯黄泥洼，准备攻打山海、石门。在陕西，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聚众造反，一个自称闯王，一个自称大梁王，准备为这个帝国制造不和谐音。老天也不长眼，时事艰难之时还兴风作浪，在浙江嘉兴、绍兴一带刮起强台风，“海水直入郡城，街市可行舟”“滨海及城郊居民被溺死者不可胜计”。仿佛为王朝唱晚，添加若干伤感的背景音乐。

崇祯二年（1629年），形势进一步恶化。十月二十七日，后金兵入关。他们包围了蓟州。十一月，京师不得不宣布戒严。这一年皇帝在政治上颇有作为，裁撤了驿站的兵卒，以为帝国节省财政开支。这其实是户科给事中刘懋的一个动议，他在二月初八日上疏提“请裁驿站冗卒”，认为“岁可省金钱数十万”——每年可以节省财政支出数十万。但是世事因果相连，那些失业驿卒因失了饭碗，纷纷加入农民起义军，成为闯王的一分子。这其中有一个叫李自成的23岁年轻人也从银川驿站“下岗”，走上造反的道路。他是两年前到此应征当一名驿卒的。崇祯二年（1629年）皇帝在政治上的有所作为，无意间竟启动了江山易主的最后程序——此二人谁都没想到，他们的命运交集在这一年就悄悄发生了，而不必等到15年后，李自成率兵打进北京城那一刻。

帝国崩溃之旅在接下来的时间段显得更加触目惊心。崇祯八年（1635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率领农民军攻陷明中都凤阳，烧了龙兴寺，捣了皇帝的祖坟。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后金国汗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作为帝国的异数，它鲜明而强悍地存在，时刻威胁明帝国的国家安全。同年，清兵入喜峰口，入昌平，攻顺义，京师再次宣布戒严。崇祯十年（1637年），明帝国的属国朝鲜降清，标志着天下权力秩序发生严重变动，帝国权威受到强力挑战，这是明建国两百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崇祯十一年（1638年），京城西直门内安民厂发生火药爆炸。方圆十数里内房屋尽皆震塌，居民死伤万余人。这一酷似天启六年（1626年）发生的王恭厂大爆炸事件仿佛末世预警，很有震撼人心的意味。安民厂大爆炸后一百天，清兵入塞，开始了对明帝国长达半年时间的大扫荡。而这又是比火药爆炸更加震撼人心的政治事件，帝国的脆弱在这个年头一览无遗。九月二十四日，京师戒严。随后清军分八路南下，深入中原腹地二千里，俘获人口近50万、黄金四千余两、白银近百万两。清军这场持续到崇祯十二年三月的军事行动是五年后他们入关的总预演，昭示帝国的覆亡已无任何悬念。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目睹国事艰难，翰林院修撰吴伟业忍不住感时伤怀，他上奏崇祯说：“今日阽危至极，皇上当下哀痛之诏，悯人罪己，思咎惧灾……”吴伟业如是用语，仿佛从帝国内部发出预警——王朝大去之期不远矣。崇祯十五年，两个人的降清加剧了局势的恶化。一个是祖大寿，另一个是洪承畴。这两个帝国抗清的标志性人物在这一年做出的令世人震惊的政治抉择，说明世道人心的改变已是不可遏止的潮流——人人裹挟其中，不进则退，不生则死。这一年，清兵再次入塞，连下八十八城。帝国几无抵抗能力，鲁王朱以派自杀殉国。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初七日，崇祯帝在召巡抚保定右佥都御史徐标入京奏对时潸然泪下。因为徐标向他描述的一幅世纪末情景实在是不忍耳闻：“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崇祯听了，那叫一个泪如雨下、情何以堪啊。此时，离大明王朝的最后覆灭只剩下短短不到一年时间。而李自成和张献忠在这一年分别建立政权，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界充满渴望或者说野心。他们与辽东的后金遥相呼应，准备完成对明帝国的最后一击。这一年，崇祯皇帝做的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是向李自成、张献忠二人发出悬赏令，所谓立“赏格”，规定：“购李自成万金，爵通侯；购张献忠五千金，官极品。”这道悬赏令是皇帝六月十五日对外发布的，这个夏天，帝国闷热异常，是崇祯帝即位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但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夏天。

因为他再也看不到崇祯十七年夏天的太阳了。

突围形象

但是一开始，皇帝是心有不甘的。

他既未看透自己的宿命，更未看清历史的宿命。以为我能我可以，意气风发，要挽狂澜于既倒。事实上崇祯帝也的确出手了，并且出手不凡。

那是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二十七日，贡生钱嘉征上疏揭露魏忠贤十罪，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并帝。魏忠贤与先帝相提并论，“奉谕旨，必云朕与厂臣”，钱嘉征质问历史上“从来有此奏体乎”？二、蔑后。魏忠贤蔑视皇后，并试图置其于死地。三、弄兵。魏操刀于禁苑之中，玩的就是武力威胁。崇祯皇帝接到这封奏疏时，年仅17岁，即位才两个月，而魏忠贤把持权柄多年，有文臣崔呈秀、田吉（兵部尚书）、吴淳夫（工部尚书）、李夔龙（副都御史）、倪文焕（太常寺卿）等“五虎”；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东厂理刑官）、杨寰（镇抚司理刑官）、崔应元（锦衣卫指挥）等“五彪”伺其左右，那叫一个位高权重、无人能敌。所以崇祯帝不得不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挑战：要不要与魏忠贤较量一番？

此前，魏忠贤在熹宗刚刚去世、朱由检尚未上位之时就曾蠢蠢欲动，试图问鼎最高权力。都督田尔耕已经被他说服，准备起事，只是兵部尚书崔呈秀首鼠两端，“恐有义兵”，不敢轻举妄动，魏忠贤这才悻悻然作罢。但是很显然，他和朱由检的实力对比极为悬殊。在天启七年，新帝朱由检不过是一个符号，听凭魏忠贤摆布才是正途——起码在魏忠贤看来是这样。

但是朱由检在这个时刻显示了他的谋略。他召来魏忠贤，令内侍读钱嘉征疏。一条一条读得慢条斯理却又暗藏杀机，由此历史进入拐点时刻——魏忠贤害怕了。他以重金贿赂太监徐应元，请他在崇祯帝面前为自己求情。魏忠贤本不必这么做，如果他有和崇祯帝殊死较量一番的勇气的话。事实上魏忠贤在这件事上是示之以弱，给了年轻的小皇帝一鼓作气、扭转乾坤的豪情或者说动力。崇祯帝斥责徐应元多管闲事，并且在十一月初一日下令将魏忠贤安置在凤阳，三天后，皇帝发出逮捕令，要将已经上路的魏忠贤逮治。已经走到阜城的魏忠贤畏罪自杀，崇祯帝“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在政治学和生物学上彻底完结魏忠贤这个人或者说社会符号。另外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也被处死。崇祯帝在这件事上显示了与其兄弟熹宗不一样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此前，熹宗临死前曾评价魏忠贤“忠诚”，并嘱托朱由检要善待之，但朱由检却杀伐决断，不愿在旧秩序里苟且偷生——一个王朝命运突围者的形象可以说呼之欲出。

应该承认，崇祯帝朱由检最初的突围形象堪称完美。他在逮治魏忠贤的手段和策略上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显示了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老到成熟；并且在后续动作上，崇祯帝也有成熟设计——这是一个为意欲重生的帝国开山辟路的设计，里面包含了皇帝的雄心与渴望。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开始打击魏忠贤反革命团伙。崇祯帝下诏：“天下所建魏忠贤逆祠，悉行拆毁变价。”包括“五虎”“五彪”在内的魏忠贤集团骨干分子受到惩处。这个历时一年多的打击行动由崇祯帝亲任总指挥，并最后裁定。处罚结果毫无疑问是严厉的或者说毁灭性的：魏忠贤反革命团伙中魏忠贤、客氏二人磔死（凌迟处死）。崔呈秀等以“首逆同谋”罪立斩；刘志选等以“交结近侍”罪问斩，判秋后处决；魏广微等11人与魏志德等35人，全都充军，罪名是“谄附拥戴”，太监李实等以“交结近侍又次等”罪，判充军；顾秉谦等129人以“交结近侍减等”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黄立极等44人被开除公职，永不叙用。这样在《魏忠贤钦定逆案》中，共有二百六十余人受到处置，与主审官、阁臣韩爌最初试图以四五十人结案的判决设计不可同日而语。崇祯帝大开大合的处事作风在“诏定逆案”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与此同时，他又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将天启年间被魏忠贤压制的官员解放出来，让他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比如重新起用袁崇焕等；为遭受魏忠贤陷害、含冤去世的老同志恢复名誉，比如赠予已故官员杨涟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左光斗右都御史；魏大中、周顺昌太常卿等官衔。虽说这些恤赠都是些死后清誉，却也表达了皇帝与旧时代一刀两断的坚强决心。这个时候的崇祯帝，事实上是与时间赛跑——帝国沉疴遍身，他愿意做减负者和治疗师。崇祯帝相信，帝国应该还有救，因为他在发力，全身心地投入，以牺牲者的虔诚或者说奉献，来换取帝国触底反弹的机会和可能。

接下来无数的事实证明，崇祯皇帝是努力想成为一个有为之君的。在一份崇祯二年（1629年）的京官考察记录上，我们分明可以窥测皇帝对政事孜孜以求、力求完美的心态：“（该年）素行不谨冠带闲住者一百人，泄露降一级调外任者四十六人，才力不及降一级调外用者十七人，贪酷革职者八人，罢软无为冠带闲住者三人。”崇祯帝对百官分别对待、一丝不苟的心态与万历以来那些对官员采取无为而治政策的君主们形成鲜明差别。崇祯十二年（1639年），因清军入塞导致帝国失陷城镇达六十余处。崇祯帝震怒异常，一口气处死了包括蓟镇总监中官郑希诏、分监中官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巡抚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在内的36名责任官员。皇帝孜孜以求治，为帝国安危辛勤操劳的心态在这一事件中展露无遗。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崇祯帝的治国心态出现了若干诡异的色彩？“过犹不及”的悲剧性宿命在他生命中的最后17年为何频频光临？在历史大崩溃的前夜，一个帝王的焦灼、悲悯、怨天尤人、我行我素以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复杂心态，在诸多大事件的碰撞和覆盖下，是怎样浮出水面的呢？一切需要细细道来。

刘鸿训第一个感受到了来自崇祯皇帝的寒意。这位在天启六年（1626年）因为触犯魏忠贤而被免职的官员在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晋身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这是崇祯帝慧眼识人的结果。刘鸿训也知恩图报，准备为皇帝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特别是在扫荡魏忠贤余党上，刘鸿训公私之仇兼报，试图一网打尽。但崇祯帝出于朝局稳定的考虑，决定要分别对待。由此刘鸿训深感不满，他从朝堂退下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主上毕竟是冲主。”意思是说皇帝年轻，做事不够成熟老到。当然接下来的事实证明，崇祯皇帝是成熟老到的，他有勇有谋地解决了魏忠贤反革命集团问题，不够成熟老到的人是刘鸿训，因为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说了那样一句错误的话，皇帝为此要置他于死地。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二十一日，刘鸿训被开除公职，二年正月流放代州。崇祯五年正月十二，刘死于流放地——崇祯帝以绝不饶恕的态度向刘鸿训及世人展示他步步紧逼的寒意，其心胸之狭窄由此可见一斑。

崇祯八年（1635），汤显祖之子汤开远在刘鸿训之后也感受到了来自崇祯皇帝的寒意。这年十月，汤开远上疏指出崇祯帝对待文武官员的态度不一。对文臣示之以刻薄，对武将示之以宽纵。这位左良玉军中的监军希望皇帝对文武官员要待之以平，一视同仁。但汤开远很快遭到皇帝的打击报复，他差点和刘鸿训一样被开除公职，只因左良玉等人求情，才得以留在军中戴罪立功。五年后，这位郁郁不得志的监军含冤去世，据说是“过劳死”——皇帝的心胸狭窄再次留下了证明。

陈新甲之死则反映了皇帝的冷酷无情或者说实用主义处世态度。崇祯十四年，因为松、锦失守，兵部尚书陈新甲提出引咎辞职。崇祯皇帝不许，同时令他与清军暗中议和，前提条件是要保密。但世事无常，议和之事很快泄露，堂堂帝国要与清国媾和，这是言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一时间交章弹劾陈新甲蔚然成风。崇祯皇帝怕引火烧身，勒令陈新甲做出检讨，但是陈尚书不上路，自以为有皇帝罩着，拒不认错。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陈新甲在崇祯皇帝复杂的眼神下入狱，两个月后被斩于市。他的死为世人揭开了皇帝性格的另一个侧面：爱面子，不爱里子。帝国的兵部尚书死在他的面子里，谁还会为这个王朝卖命呢？这一年祖大寿和洪承畴之所以降清，既和帝国的失败有关，或许也和皇帝的性格缺陷有关吧？一个抱持冷酷无情或者说实用主义处世态度的皇帝是没有多少追随者的。崇祯十七年，皇帝在煤山脚下吊死时，身边的大臣无一追随，各自作鸟兽散——世事的恩怨相报，真是屡试不爽。

但是和袁崇焕相比，这些人的遭遇都是小巫见大巫。崇祯皇帝多疑自信的复杂性格在他与袁崇焕的互动关系中充分暴露出来，这也导致了帝国无法走上自我拯救的道路。崇祯帝杀袁崇焕是自毁长城，帝国在他着力拯救的急迫过程中快速坍塌，如同其性格缺陷一般，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充满了邪恶的堕落式的快感。

性格缺陷

袁崇焕的悲剧应该说是他和崇祯皇帝二人性格缺陷碰撞的必然结果。一个轻言浪对，一个信以为真；一个我行我素，一个疑窦丛生。最后时刻，那个叫皇太极的人点燃火药桶边上的导火索，爆炸便不可避免了。

刚开场是花好月圆的，就像世事的“起承转合”，第一步“起”总是波澜不惊，充满和谐意味。崇祯元年四月，皇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两人的合作开始了。袁崇焕投桃报李，表示要为皇帝平辽。崇祯帝立即做出回应，称：“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封侯之赏、荫及子孙对一个士大夫（袁崇焕是进士出身，以文官身份领军，也算是士大夫一族了）来说，当是人生的最高追求，皇帝如此犒赏，袁崇焕再次投桃报李，表示平辽五年可成。这其实是轻言浪对，虽然在此前袁曾经炮伤努尔哈赤，但皇太极即位后，后金的战斗力继续走强，而明军苦于机制、财经以及腐败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战斗力很成问题。关于这一点，袁崇焕自己也很清楚。他接下来在回应给事中许誉卿的疑问时表示，所谓五年平辽只是“聊慰圣心耳”。袁以这样的人生态度与处世哲学，遭遇崇祯帝的信以为真和锱铢必较，危机的降临便是不可避免了。

当然危机不是一步达成的，历史为两个彀中人都提供了足够宽大的舞台，让他们的性格缺陷充分暴露，并一步步走向碰撞。袁崇焕接下来做的令崇祯帝很不爽的事是要钱，准确地说是催讨拖欠的军饷。袁崇焕刚去辽东，宁远兵变就爆发了。明军的机制、财经以及腐败问题在袁崇焕面前一览无遗。宁远十多个兵营哗变，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等人被绑架，现实问题如此触目惊心地表达出来，袁崇焕怎么办？他分两步走，一是强行镇压，和兵备副使郭广秘密谋划，诱捕了兵变主谋张正朝、张思顺，杀了十五个人，从而暂时平息了兵变。二是向皇帝请饷，请发宁远军所缺的四个月兵饷，袁崇焕以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但崇祯帝却不以为然，他在朝堂上透过现象看“本质”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崇祯帝对实实在在存在的军饷拖欠问题避而不谈，反而从道德层面苛求刚上任的袁崇焕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兵变问题——两人在观察和处理同一事务上出现了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崇祯帝甚至在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的诱导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借此中饱私囊。他对袁的信任缺失已然呈现。

接下来，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死皮岛守将毛文龙，进一步刺激了崇祯帝的疑心。对崇祯皇帝来说，毛文龙是有功的，他在濒临朝鲜的皮岛上多次袭击清军后方，从而牵制了清军南下的进程，这就是功劳。但对袁崇焕来说，毛文龙拒绝其清理东江军饷的命令，有虚功冒饷之嫌。由此，清理军队腐败、树立在辽东的威信便成为袁崇焕随后必做的一件事情。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日，毛文龙在皮岛死于袁崇焕的尚方宝剑之下，此前，崇祯帝对此事一无所知。在崇祯帝看来，毛文龙死于什么罪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袁崇焕蔑视权威、先斩后奏杀死了毛，这个是他不能容忍的。

但还是忍了下来。在两人的性格碰撞中，崇祯帝的性格事实上也是细腻、丰满、富有曲线的，或者说他的燃点还未达到。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尚方宝剑的确是自己亲赐，袁崇焕先斩后奏的举动在潜规则范围之内；二是“平辽”还指望袁崇焕去完成，和毛文龙的性命甚至是自己的权威相比，崇祯帝认为“平辽”更重要。由此，他由着袁崇焕往前走，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其良苦用心，非局中人不能感受。

事后分析起来，指望袁崇焕“平辽”的确是崇祯帝最后的底线，这个底线一旦突破，袁崇焕就会死得很惨。但很遗憾，历史的残酷性就在这里，它不差分毫地向前演绎，每一个节点都在指向皇帝性格缺陷的最后总爆发。崇祯帝杀袁，真是每一个节点都可疑，每一个节点都在引领皇帝疑心的大发作。崇祯帝二年十一月，皇太极率领的清兵从蒙古绕道入关，遵化失守，袁崇焕率师回京救援。在广渠门外，袁的部队打败了清军的围攻。历史的第一个节点不期而至：未经崇祯帝许可，袁崇焕率师回京，目的可疑。

第二个节点很快如影随形——袁崇焕请求皇帝准许他的部队入城休整，以利再战。这个在崇祯帝看来，也是目的可疑，但袁崇焕不自知。在此之前，他的后背上累积了皇帝太多狐疑的目光，就像一层层炸药，只需一根火柴就能引爆。关键时刻，聪明的皇太极递上那根火柴——他施反间计，使皇帝相信袁崇焕和他有密约，袁回师也罢，请求准许他的部队入城休整也罢，都是这个阴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清军俘虏的杨太监适时放了回去，向皇帝报告袁崇焕的险恶用心——火柴熊熊燃烧，炸药即刻引爆。袁崇焕在崇祯帝愤怒和狐疑的心态下入狱，成为帝国悲情时代分量最重和最著名的牺牲品。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以“谋叛罪”被凌迟处死，抄家，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帝国的防线至此不摧自毁。

袁崇焕死后，崇祯帝失去最后一道防火墙，帝国的崩溃进入倒计时。帝国之毁随于性格之毁，诚哉斯言啊。

帝国的忧伤

我们来看一看皇帝的《罪己诏》吧。在历史的大宿命和个人的小宿命之间，崇祯帝下过六道含义丰富的罪己诏。它们从各自不同的层面呈现出关于帝国宿命的忧伤主题。在担当和不堪担当之间，年轻的、孜孜以求治的皇帝从希望走向绝望、从宽容走向狭隘、从公允走向偏激、从悲欣交集走向心如死水。他承担了一切不该他承担的，却又在历史的大颓势之中，添加了来自其性格缺陷的助推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标本——王朝唱晚时代，那个孤独的勤政者将他落寞而行的背影定格成天头地脚，以注脚的形式悲怆地写在历史边上，任人品读，也任人评说……

崇祯八年（1635年），皇帝的第一道《罪己诏》是在以下背景出台的。这一年，农民军在荥阳会师，包括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义军七十二营部队大会于荥阳，简称荥阳大会。随后不久，农民军陷凤阳、围桐城、攻颍州、潜山、罗田、麻城等地，后转入陕西，气焰一时大盛。而当凤阳祖坟被捣的消息传来，崇祯帝惊慌失措。他“身着素服，声泪俱下”，慌慌地遣官告庙，表示自己乃大明不肖子孙。二月十三日，皇陵失守，总督漕运尚书杨一鹤成了替罪羊，被逮捕下狱。这一年帝国党争正盛。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文震孟因与首辅温体仁不和，告老还乡。皇帝给他的评价是“徇私挠乱”，很有悻悻然之意，而文震孟从入阁参政到黯然下野，只有短短五个月时间。帝国人事之复杂，崇祯帝始乱终弃的用人观由此可见一斑。这一年郑鄤在党争中死去。这位文震孟的战略合作者曾经当面攻击温体仁，文震孟去后，郑鄤遭到温体仁的打击报复，先下狱，后被杀。而崇祯帝的烦恼不仅仅在于党争，还在某些官员的“拎不清”。监军汤开远十月上疏攻击他“待文武之臣不一，于抚臣则惩创之，于镇臣则优遇之。督抚失事多逮系，而大将率姑息”。这一点令崇祯帝恼羞成怒的同时又觉得很有些话要说——崇祯八年（1635年）版《罪己诏》就这样出台了。

崇祯帝在他的《罪己诏》里先是表达自己的志向：“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紧接着说明因为“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这里有对自己用人失误的检讨；而帝国内外交困的情状崇祯用八个字来概括——“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后金三次入塞，农民军起事已达七年。这是个历史困局。在这样的困局消耗下，皇帝承认“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而他“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愧愤”二字，可谓传神——既惭愧又愤怒，个中情绪，实实复杂难言。崇祯接下来提到了最敏感的事件：“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凤阳祖坟被捣了，“祖恫民仇”，崇祯帝承认“责实在朕”。所以为了救国于危难之间，崇祯帝表示要“择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以愆其过，以励其志。在这份感情充沛的《罪己诏》里，崇祯帝还承认“民罹锋镝，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积成山者，皆朕之过也”。很有“行了行了都是我的错”“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感。

在接下来几份《罪己诏》中，崇祯帝年用语一次比一次悲壮，甚至从悲壮走向悲怆或者说凄凉。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祯帝在他的第三份《罪己诏》中承认“（帝国）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他表示自己今后要“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平寇以赎罪戾……”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八日，崇祯帝在他的第五份《罪己诏》中痛责自己：“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襁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贻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谁任其责？”但此时帝国大势已去。兵部尚书冯元飚在陈新甲被处决后，吓得不敢再做兵部尚书，死活要离职而去。崇祯帝下《罪己诏》，除了自责，其他官员对此并不以为然。此时李自成拥百万之众在西安建立政权，准备对北京发起最后一击，帝国却无多少抵抗力量。这个正月，崇祯帝发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他这话是对阁臣们说的，但听者置若罔闻，人人明白国事不可为了。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十七日，北京城被围。城破只在旦夕间。崇祯帝“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十八日，崇祯帝下第六份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份《罪己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在此之前，太监王相尧开宣威门献降，兵部尚书张缙彦开正阳门、负责京师防务的成国公朱纯臣开朝阳门迎降，崇祯帝最后时刻亲自鸣钟上殿，却没有一位官员前来签到“上班”，众人都作鸟兽散了——他的时代或者说他的王朝就以这样尴尬的形式黯然结束。一切了犹未了不了了之。这一年崇祯帝33岁，大明王朝276岁。两个数字的对比含义实在丰富——是那样的年轻，又是那样的苍老。他们糅杂在一起，不由分说走向死亡……

目录

前言 龙椅中人：碎影流年背后的雄心与惆怅

第一章 努尔哈赤：传奇帝王的人性悲歌

一个王朝的最初路径

问鼎天下舍我其谁

人性的阴影

兄弟之后是儿子

每一个亲人都可疑

第二章 皇太极：阴谋与爱情

对人性的洞察与把握

权力侵蚀

阿敏之死

权谋厚黑

表演种种

两个男人的博弈

谁的心不曾柔软

第三章 顺治：爱恨情仇百感交集

一个男人的阴狠

向文明致敬

用心良苦的遗诏

爱要爱之入骨

第四章 康熙：盛世的惆怅

少年康熙的手段

一种精神

人生趣味

修行者

制度与人性的悲剧

第五章 雍正：一半是诛心一半是慈悲心

囚徒困境

秘密建储

年羹尧悲剧

与天下人心过招

一半是红脸一半是白脸

第六章 乾隆：盛世之君的罪与罚

道治和术治

在文明的旗帜下

盛世的证明

下跪问题

一个帝王的私心

第七章 嘉庆：帝国的中衰

改变历史命运的半个月

因循怠玩

一个王朝的精气神

嘉庆难题

第八章 道光：从衰世到乱世

捉襟见肘的代价

官场亚文化

心腹大患

道光朝的幽默

人心的崩溃

第九章 咸丰：力不从心的船长

天下大势

兄弟交锋

咸丰四年的春天

猜忌曾国藩

视点盲区

帝国秋分日

机会不再

第十章 同治：放浪形骸背后的人格反抗

只是当时已惘然

同治中兴

改变和预警

皇宫内的零余者

帝国的走向

第十一章 光绪：从雄心万丈到惆怅莫名

时移世易

一襟晚照

年轻输给了年老

北京的沉沦

1905年的凶险

一声叹息

第十二章 慈禧：女人花的权力人生

女人花

权力玩家

热闹与寂寞

帝国的舞台

王朝唱晚

第十三章 宣统：无可奈何花落去

烦心事

大悲剧的前奏

急转直下

最后的时光

返回总目录

前言

龙椅中人：碎影流年背后的雄心与惆怅

龙椅上的人生，明清帝王的碎影流年，这注定是本惆怅之书，也是纠结之书。

它讲述帝王的雄心，以及雄心背后的惆怅与局限。

以朱元璋为例。洪武七年（1374年）十二月十三日，皇帝朱元璋完成了一项本应该由学者完成的工作——注解《道德经》。没有人知道，朱元璋在此时打开的是他的梦想之门。朱元璋的乌托邦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人人以《道德经》为行动指南的理想国，没有叛逆和杀戮，有的只是顺从和安居乐业。在朱元璋心目中，《道德经》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所以注解《道德经》的工作非他莫属。这是治国之经，立国之本，是进入朱元璋乌托邦的通行证或者说敲门砖。

在朱元璋的乌托邦中，对贪官污吏的愤恨、惩罚是和对农民的亲近相辅相成的。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商人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并且商人在考学、从政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限制。另外，为了进一步抬升农民的地位，朱元璋身体力行，亲自在皇宫大院里种植蔬菜，甚至将“御花园”改名为“御菜园”。可以说，朱元璋的乌托邦就是个静态的大庄园，一切自给自足，唾弃商品经济。在言行举止上，强调用一种思想、一种信仰来规范全体民众的意志和行动，从而让帝国呈现出知足常乐、和谐有序的气质来。

洪武末年，朱元璋的帝国基本上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见祝允明《野记》），似乎回到了周朝礼仪尊严、民风淳朴的时期，相对于元朝后期礼崩乐坏的状况，朱元璋打造的乌托邦令人刮目相看。

此外，朱元璋还热衷于修城墙。都城的城墙要修，长城的城墙更要修。由此，朱元璋的雄心可见一斑。但惆怅相伴雄心而来，因为龙椅中人朱元璋这样的所作所为类似于农民修院墙，表面上看着气派，实际上挡住的却是一个帝国的视野、雄心和开拓意识。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禁通外番。他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二十七日，诏令户部严申交通外番之禁，帝国向外的大门就此紧闭，外贸的屏蔽最终导致视野的屏蔽，乌托邦中的人在《四书》《五经》中近亲繁殖着祖先的思维，帝国的思想被统一到几本枯躁的经书里头，不可能再有什么创新了。

说到底，由于朱元璋观念的局限性，更准确地说，是因为龙椅中人普遍存在的闭合思维，导致了东方封闭的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和西方开放的海洋文明、商业文明的路径之别。朱元璋不知道，从他的新朝元年出发，他以及由他的子孙承继的帝国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渐行渐远。1381年，朱元璋下令修建山海关，进一步封闭帝国疆界，当这个乌托邦的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已长达6000多公里时，英国颁布了最早的航海条例，东西方视野之别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朱元璋之后，他的子孙们诏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并于1417年颁行，定为生员必读书时，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个叫达·芬奇的意大利艺术家画出了《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作品；当隆庆、万历年间帝国意淫小说《金瓶梅》问世之时，莎士比亚的人性作品《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问世了；1581年，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此前一年，意大利威尼斯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在财税改革的路径上较大明帝国遥遥领先。东西方的思想之别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

由于朱元璋等龙椅中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大明王朝注定不可能天长地久。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身死，明亡。此前四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此前两年，法国B.帕斯卡发明了利用齿轮转动进行加减法的计算机；此前一年，意大利科学家E.托里拆利和V.维维亚尼发明了水银气压计。与此同时，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牛顿出生，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进入倒计时——东西方文明或者说竞争力之别至此已如天堑鸿沟，不再是任何人力可以阻挡或扭转的。而从这样的时刻回溯，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已经死去二百多年，他在世时对帝国气质、视野、思维的框定终于在此时得到报应，所有的因果轮回屡试不爽，无处可逃。

总之，在一切皇帝负责制的时代，皇帝由于个人能力、识见的缘故，往往掌控不了全局。可作为历史中枢神经的核心部位，皇帝又不能不有所作为，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一个不够称职的董事长带领公司全体员工试图走进新时期，结果往往差强人意。

另外，作为汉人的最后一个王朝，明朝的“问题皇帝”和“试图解决问题的皇帝”很多，也很有代表性。比如，无为而治的万历皇帝和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在历史大困局面前，他们的表现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只能看到面前的问题却看不到背后的实质，只知怨天尤人不懂悲天悯人，这样的皇帝往往会沦为历史的奴隶，被绑架着往前走，何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至于清朝的皇帝更是不易，在“满汉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最终走向决裂的历史轮回中，清朝的整个一部断代史就是活生生的一部起承转合的历史，清朝的皇帝更是有着起承转合的人生。包括权力、个人情感。特别是道光以降，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多悲情皇帝，他们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屁股下面的龙椅也是摇摇欲坠的。问题层出不穷，情感无所寄托，而囚徒天子光绪，被囚住的不仅是身体，更有自由、思想以及爱情。在这些基点上看皇帝，他们玩的不仅仅是权力博弈，也是人生和命运。是抓手，也是被抓手。他们实在是历史的那些冲突点、转折点、铺展点和萎缩点。

不妨以康熙九子夺嫡为例，看看龙椅中人不得不面临的权力与人性的变异。一个皇位，相伴多少牺牲品。不争是争，争也白争。不管争与不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谁叫你生在帝王家呢？如果从“局杀”的角度看清代龙椅中人继承的选择手段、养成制度、更换程序以及危机处理方式等，真可谓龙椅中人都是试验品，没有谁的命运是可以自主的。所以才有顺治出家的传说、康熙选择太子的心力憔悴以及雍正难以人言的无情杀伐。

是龙椅中人错了吗？也许是制度之错。总之这是个“局”，设局者或许早已离开，局中人却厮杀正酣。设局、入局、局杀，就是个游戏而已，愿赌服输。在康熙帝国，储权之所以可以挑战君权，是因为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或者说设计。康熙为了培养胤礽的太子意识，特令礼部为其制定相应的皇太子礼节。但胤礽得陇望蜀，对太子权益做出过度追求。比如，他当着康熙的面辱骂殴打平郡王纳尔苏、贝勒海善、公普奇等王公大臣，康熙出于维护储权的需要，对此毫不吭声。太子胤礽之所以在挑战君权的路上越走越远，应当跟康熙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关。太子的储权如此之大，自然会对皇帝的权威造成挑战。康熙规定，自己外出期间，在京大臣除去按例将各部院重要政务向他奏报之外，还必须同时禀报值守皇太子。另外，康熙在亲征时，经常随带包括太子胤礽在内的6位年长皇子加以历练，令其知兵事。他在太子养成计划中的如是培养，既给了太子问政的能力，又滋长其野心，诚属不当。

通观历史，大明王朝的太子养成教育制度堪称完备，可从“促织（蟋蟀）皇帝”宣宗到“木匠皇帝”熹宗，嫡长子继承制下产生出来的“问题接班人”层出不穷，令大明帝国日益走向崩盘的境地。胤礽的情况也相类似，在成年后他暴露了人格缺陷，开始表现出对权力欲的特殊嗜好，以至于铤而走险挑战皇帝的权威，大清帝国的稳定性为此大受影响。总之，对此类龙椅接班人模式的错位理解，导致了康熙帝国长达三十多年的窗口时间和机会成本丧失，帝国付出惨重代价。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初二，大清皇帝康熙宣布胤礽乃不孝不仁之人，列祖列宗“与朕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胤礽的皇太子称号被废除，康熙将其幽禁在咸安宫。

皇帝康熙动辄得咎，无力左右局面，既未能将皇帝权威良性传导，又使能力出众的龙椅接班人人选们得不到信任，双方陷入互疑状态，而那些接班人的潜在人选们以内讧、内斗为能事，帝国再付代价：皇长子胤禔因争储位，谋害太子，被康熙革王爵，监禁，雍正十二年卒；皇二子胤礽二立二废，受禁锢，雍正二年卒；皇三子胤祉因参与太子结党，降为贝勒；皇八子原封廉亲王胤禩因争储位被夺贝勒，并受拘禁；皇十子胤 因参与太子结党，父子反目；皇十四子胤禵因参与太子结党，父子反目……权力与人性的变异悲歌在龙椅内外一再奏响，令人不忍卒听。

事实上，明清两朝，龙椅中人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永琰上位为嘉庆皇帝后，性格过于仁慈和谨小慎微，治国不力，以致帝国上下贪污腐败层出不穷，他也不能大胆推出改革措施，在帝国亟待转型的时刻坐失良机，诚为憾事。

道光和咸丰这两位龙椅中人的成绩也乏善可陈。道光重用“多磕头，少说话”的大学士曹振镛治国，虽以节俭名世，财政状况却每况愈下——道光二十八年，帝国的户部仅存库银十二万三千九百余两，而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大清户部库银“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最主要的是作为一个大国的皇帝，道光的素质和视野很成问题。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却很好奇“该女主（英国女王）年甫22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很显然，这个皇帝在开拓意识和知识储备上是不称职和极其欠缺的。咸丰的情况更是糟糕。首先，他器量狭小，不肯重用颇有能力的奕 和曾国藩，使得帝国危机四伏，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惶惶不可终日。其次，和前任道光一样，作为一个大国的皇帝，素质和视野也很成问题。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下文要各参战部队“参酌施行”詹事府詹事殷兆镛提供的棉被御敌法以及其他匪夷所思破夷之策，如鱼网御炮法等，成为中外军事史上的笑柄。如此低能的治理能力导致大清帝国危机四伏，咸丰最后未能收拾残局，只得匆匆逃到避暑山庄去避难……

历史不堪回首，明与清，近三十个皇帝，他们的光荣与惆怅，他们那些难与人言或者不为人所知的人生况味，直至今日仍令人掩卷长叹，唏嘘不已。

2017年5月于上海

第一章

努尔哈赤：传奇帝王的人性悲歌

一个王朝的最初路径

在历史的大趋势中，偶然事件究竟起着如何微妙而意味深长的作用？看清朝296年的王朝史，它最初的起承转合着眼于哪一点？

万历十一年二月，有两个人死了。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死去，但这两个人不一样。不仅仅是身份特殊——死者系建州左卫奴隶主觉昌安、塔克世父子，还因为他们死得很冤。

他们是被诛杀的，在一座叫古勒城的城堡里。在此之前，古勒城人丁兴旺。在此之后，古勒城尸横遍野。覆盖在那些横七竖八尸体上的，是大明辽东兵团司令官（辽东总兵）李成梁阴沉沉的目光。

人生就是这样，有欲望，就有仇恨；有国家，就有边界；就有各为其主的行动和阴谋。不错，觉昌安、塔克世父子就死于这次带有阴谋性质的军事行动中，作为建州左卫奴隶主。

很多年来，他们懂得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弱肉强食。也懂得一个很简单的人生哲理：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是识时务的，尽管自认不是俊杰。在建州女真诸多部落骚扰明边的行动中，从来不见他们的身影。觉昌安、塔克世父子选择了低调处世，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向大明帝国表达一个弱小者的善意——就像这一次，他们奉李成梁的命令，来到古勒城劝说城主阿台和他们一样，也识时务，不要继续和强大的明帝国对抗。

但是谁都没想到，这对逆来顺受的父子成了阿台的人质。更加没想到的一件事随后发生——李成梁动手了。这位大明辽东兵团司令官下令屠城。毫无疑问，这样的屠城是无情的，没有选择性的。在古勒城乍暖还寒的春意里，建州左卫奴隶主觉昌安、塔克世父子在临死前终于痛苦地意识到，他们的命运和古勒城城主阿台的命运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强大帝国的牺牲品。只是谁都没想到，这样一起小小的、非正常死亡的事件竟然会改变时局的走向，揭开明亡清兴历史大趋势的序幕。

万历十一年（1583年），按中国农历是癸未年（羊年），在日本则是正亲町天皇天正十一年。这一年，世界发生了很多大事。大明帝国在这一年追夺张居正官阶；陕西兴安州发大水，淹死五千多人；缅甸莽应礼进犯云南；在日本，丰臣秀吉打败柴田胜家，随后开始兴建大阪城——日本进入了丰臣秀吉时代。在所有这些大事件背景的映照下，发生在大明帝国东北的觉昌安、塔克世父子的死亡事件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尽管在古勒城的历史现场，一个25岁的年轻人在死里逃生后，面对满地尸首泪流满面、痛断心肠。

他叫努尔哈赤。死去的觉昌安、塔克世二人是他的祖父和父亲。

是误杀还是诛杀？是火中取栗还是一网打尽？历史的细节总是含糊不清、耐人寻味，但当事者却难以释怀。努尔哈赤最后决定复仇，向大明帝国复仇。他当时的情况差不多可以用“一无所有”来形容，在祖父和父亲死亡之前，努尔哈赤是建州左卫奴隶主的后代，仅此而已。除了有个建州左卫奴隶主后代的头衔，一无所有。努尔哈赤10岁时，生母就去世了。随后，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因为在继母眼中，这位塔克世的长子是挡她财路的灾星，她不仅将努尔哈赤当奴隶来使唤，甚至在其19岁结婚成家之时，只分给他少得可怜的家产。这样一个背景的人，要挑战一个庞大的帝国，在世俗的价值判断中，无异以卵击石。

但努尔哈赤却准备这么干。正是从这样的一个时刻出发，他展开了一个被称之为“个人努力”的进程。毫无疑问，这样的努力具有令人震撼的价值，因为他展示了一个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所能抵达的最高程度。这一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43年后他击败九部联军，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此后长达296年、绵延12朝的大清基业，他是奠基人。努尔哈赤，以他的努力完成了一个传奇。这样的故事放在今天，应该是具有励志色彩的。

传奇人物需要判断时局，进而搅动时局。而当时的时局已然需要一个杰出人物的介入和搅动，需要其倾情出演，一如很多年前朱元璋所演绎的那样——越是一无所有，才越有可能成功。在“一无所有”和“成功”之间，似乎存在反比关系。

不过，在世俗眼光看来，努尔哈赤的成功只是个案，甚至可以说是例外。起码李成梁不看好他，因为努尔哈赤的起点太低。人生的成败是有道理的，其中一个道理便是“起点不能太低”。人生短短几十年，起点太低，目标太高，不容易实现。所以李成梁一直悲悯或蔑视努尔哈赤的奋斗。只是很多年后，李成梁才明白，自己看走眼了。这其实是世事的突兀之处，也是悬念之所在，李成梁看明白时已经垂垂老矣。

万历三十六年，已成气候的努尔哈赤与大明帝国立碑划界，从此自称为国。而当时已经83岁的李成梁被据守辽东的熊廷弼弹劾其“罪可至死”。起因是两年前，已被加封太傅的李成梁不以朝廷利益为重，放弃应该死死守住的辽左六堡，命令大军驱赶六万四千余户当地居民到内地，从而失去了东北一带的战略纵深，回迁路上，“死者狼藉”，令大明帝国颜面扫地。这一切的原因是帝国遭遇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努尔哈赤。此时的努尔哈赤所向披靡，正值人生高峰。

名誉扫地的李成梁在90岁的时候寂寞死去。死后第三年，努尔哈赤诏告对大明帝国“七大恨”檄文，正式对明宣战。虽然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檄文有夸大其词的地方，但是其欲望或野心却在风中猎猎作响。只可惜，已经作古的李成梁听不到了。

如果仔细扫瞄努尔哈赤成功路上的节点，我们可以发现它并非垂直向上的。有顿挫、有起伏、有百转千回，也有一唱三叹。努尔哈赤式的奋斗其实提供了一个成功学上的范本，枝节俱全，栩栩如生，高潮与低潮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第一个节点是“孤独”。努尔哈赤家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福满。在福满之下，有六大贝勒，所谓六房子孙。觉昌安贝勒是第四房，也就是努尔哈赤所在的这一房。涉嫌杀死觉昌安和塔克世的尼堪外兰高调放风要做建州首领，大明帝国准备派兵帮他建造嘉班城（今抚顺市东大甲邦），以巩固其首领地位。努尔哈赤发现，六房家族中竟然有五房反对他与尼堪外兰为敌。努尔哈赤这才知道，人世间最大的敌人不在外面，而在里边。他以为自己是为家族争荣誉，家族却以他为耻。于是，努尔哈赤被孤立了，他陷入孤独状态。在孤独中我行我素，这是努尔哈赤成功路上第一个节点时的态度。

第二个节点是“信仰”。天道酬勤，天道也酬信。有信仰的人总是有人追随。在努尔哈赤带兵攻打尼堪外兰的据点图伦城之前，他的十三副盔甲和三十匹马都各有主人，且还远远不够。但是努尔哈赤对于此次攻城的成果并不满意。因为城破了，尼堪外兰跑了，在破城前跑掉的——有人通风报信。接下来，努尔哈赤还要不要继续战斗下去，事关信仰问题。的确，信仰比勇气重要，比拍案而起重要，比识时务者为俊杰重要。努尔哈赤一直坚持信仰，相信未来，从而走过了他成功路上的第二个节点。万历十四年对努尔哈赤来说，是一个拐点。这一年他攻占了苏克苏护河部，手下的人马也终于破千。最重要的，他杀死了曾经强大的尼堪外兰，也让一直很强大的明帝国有所让步。就是在这一年，明帝国决定，今后每年再颁给努尔哈赤银八百两、缎十匹，以花钱买稳定。可努尔哈赤却将它们全部变成了军费，向明帝国叫板的军费。尼堪外兰之死似乎让这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只要一直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

第三个节点是“韬光养晦”。成功并非一浪高似一浪的步步亢进，它需要节奏，需要以退为进，需要韬光养晦，所谓亢龙有悔。在追击尼堪外兰的三年时间里，努尔哈赤的欲望半径不断扩大：东边的长白山部被他收拾了，北边的哲陈部被他收拾了，南边的董鄂部也被他收拾了。最关键的一步发生在尼堪外兰死后的第二年——完颜部也被努尔哈赤收拾了。这是一个人的胜利。因为完颜部的归顺意味着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他是建州事实上的领导人，尽管没有得到明帝国的任命。

不过，在万历十七年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努尔哈赤获得了一个官位：都督佥事。这意味着努尔哈赤建州首领的地位获得了官方承认。当然，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的收获不仅于此。这一年，他的第六子与第七子相继出世，三年后，他最重要的儿子皇太极出生。这个潜在的帝国领导人香火如此旺盛，似乎预示了某种生机勃勃的事业正在势不可当地发生。所以，准确地说，努尔哈赤是成熟于万历十七年的。因为这一年他懂得了四个汉字的真正含义——以退为进。

努尔哈赤万历十七年的表现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他甚至多次做一件事——到抚顺去把在战争中掳掠来的汉人交还给明帝国，很有秋毫无犯的意思。努尔哈赤如此这般的“温良恭俭让”使得辽东总兵李成梁大为感慨，他多次上疏举荐努尔哈赤为帝国龙虎将军。龙虎将军是正二品官衔，努尔哈赤的最终获封事实上是女真人在明帝国官阶序列上从未取得过的殊荣。至此，努尔哈赤成了大明眼中的红人和功臣。

第四个节点是“收官”。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不再韬光养晦。这一年他已经60岁。万历四十六年的努尔哈赤当然不会精确地知道自己的寿命只有68岁，但他肯定知道上天留给自己收官的时间不多了——就像下围棋，漫长的落子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一气呵成。成势，也成事。

其实在两年之前，努尔哈赤就和明帝国一刀两断了，是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努尔哈赤眼里，这一年是天命元年。这是他下的一个定义。在天命元年的定义背后，隐藏着努尔哈赤的家国欲望和权力企图。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正月初一，已经有些白发上头的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御殿称汗，一个叫金（后世称为后金）的国家诞生了。这意味着从这一刻起，后金国汗努尔哈赤不再是明帝国的二品官员，他是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努尔哈赤的人生风景在此刻灿烂绽放，而他40多年的努力终于以大满贯的形式收场。

他终于完成了关于“努力”的传奇，在他身后，一个王朝的路径悄然浮现。

问鼎天下舍我其谁

1616年是丙辰年（龙年），也是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从这一年开始，在随后十年的时间路径中，明帝国和后金两国的国运展开了激烈的博弈。一个庞大帝国的张皇落寞、顾此失彼展露无遗；一个新生小国的勃勃生机、无知无畏令人印象深刻。在这样的时间路径上，努尔哈赤的身影毫无疑问地屏蔽了万历与天启两个男人，从历史的舞台后侧打马扬鞭走到前台，从配角不知不觉地成为主角，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

这一年，努尔哈赤即大汗位。日子很吉利，正月初一，地点是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努尔哈赤在此间宣布：建元天命元年，国号大金。这一年他58岁。从24岁开始奋斗算起，努尔哈赤建立“他的国”用了34年时间。34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男人离经叛道，足以让其发出有威慑力的声音，努尔哈赤即位后就开始发声了。他致书朝鲜国王，称“今后若再援助明朝，必以兵戎相加”。一副和明帝国对着干的架势。

1616年的明帝国却无力应战，这一年明帝国的关键词是“忧患”。礼科给事中亓诗教在这一年忧心忡忡地上奏说：河北、山东等处，生灵涂炭，盗贼四起，水旱蝗灾频繁，此则颇类于宋末。皇上至今不理朝政，不讲圣学，不祭天地祖宗，皇太子长期不出阁讲学；部院大臣久缺不补，诸臣无心用事，天人交变。如此下去，天下很有可能要大乱啊……但神宗的反应却是置之不理，我行我素，继续待在后宫闭门不出。总之，1616年的明帝国是一团乱象，谁都顾不上努尔哈赤。

由此，努尔哈赤徐徐展开了他的努力之旅。努力有所作为，努力扩张版图，努力为其欲望的生发打造空间。两年后，他发兵进攻明军，临行前，书“七大恨”告天。这一次进攻成果是丰硕的。抚顺东册、玛根、丹三城以及台、堡、寨共五百余座全都收入努尔哈赤囊中，明军将士死亡达万余人，努尔哈赤的锋利真可谓寒光一现。同年，后金的军队攻陷清河堡，明帝国在辽东的屏障就此失去。

发生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的萨尔浒之战毫无疑问是拐点之战。此战历时仅五天时间，明军就三路丧师，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余人、士兵九万人（一说四万五千多人）、马四万匹，军械不计其数。当然对后金来说，萨尔浒之战重要的不在于消灭了多少明军，而是此役之后辽东局势为之一变——明朝与后金之间攻防易手，后金从防御转入进攻，为其后的入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或许可以这么说，萨尔浒之战不仅是后金的拐点之战，更是努尔哈赤生命中的拐点之战。他一生的起承转合由此进入转折期或者说跌宕状态，人生风景在跌宕中变得奇丽、富有层次，令人目眩神迷。

天启元年，努尔哈赤的人生风景继续向好。他的军队先后攻克沈阳和辽阳。在沈阳战役中，明总兵贺世贤、陈策，参将夏国卿、张纲，知州段展、同知陈辅光死了。在辽阳战役中，重量级的人物明经略袁应泰死了。努尔哈赤的锋利在继续，于生死互换间，在城池易手处，他成了犀利哥。至此，努尔哈赤“打”的不是“战”，而是传说了。

明帝国当然也起承转合，但是流年不利，所有的挣扎或者说努力都不在状态上。1616年的明帝国是一团乱象，是惊慌失措，这一年明帝国的关键词是“地震”。山西、河北等四十余个府、州、县发生地震，天象实在是太过诡异。

1616年，最大的地震发生在神宗心里。在震声连连中，这位沉默的皇帝终于结束其宅男生涯，站出来收拾残局。闰四月初五日，神宗令兵部严厉督责辽东地方官，不得贻误军机，否则国法难容，决不轻贷。九月二十三日，神宗命令户部发银20万两，慰劳辽东前线吏卒。总之一切尽人事，知天命，神宗也似乎将自己变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皇帝”。

只是为时已晚，不久后他就死了。那是万历四十八年的八月，结束宅男生涯仅两年的神宗皇帝带着无限的惆怅离开了人间。两个月后，努尔哈赤迁都界藩城，一步步逼近明帝国的中枢神经。而貌似庞大的明帝国，却随着神宗皇帝的去世陷入手忙脚乱中。神宗长子朱常洛即位，一个月后突然死了，随后，他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明帝国由此进入天启时代。

天启时代没有比万历时代更好；相反，帝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天启元年（1621年）一开年就“火”了。三月初五，杭州城燃起熊熊大火，大火烧了一昼夜，据事后统计，有6100余家着火，死亡35人。更要命的是过了五个月，杭州城又燃起熊熊大火，这一次有超过一万户房屋着火，多人在火灾中死亡。九月，谜底出来，明帝国这一年的关键词其实是“水深火热”。因为秋九月，黄河在灵壁、黄铺一带决口，一时间水患四溢。

其实对明帝国来说，可怕的不是火患、水患，而是人患。萨尔浒之战历时仅五天，明军就三路丧师，败局注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明军不是被打死的，而是吓死的；不是被打跑的，而是自己慌不择路地跑路。兵败如山倒。

1620年的夏天，巡按直隶御史易应昌也不禁担忧时事。他最担忧的三件事：天下之兵未可恃；天下之食未足恃；天下民心不可恃。与易应昌的担忧相对应的是，吏科给事中周朝瑞也在这个夏天上疏条陈三要：皇上即位后千万要做到信任、行仁和远斥奸佞。但很显然，他们的担忧无济于事，因为在后神宗时代，帝国的人心继续涣散，而一些仪式性的东西却在大行其道。这一年，帝国不顾辽东局危饷乏，拿出库银二百万两修建皇极殿，以为江山代代永固之盼。

后金向上，明帝国向下，努尔哈赤也开始以一个传奇者的形象站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只是世事的起承转合总是出人意料。就是在这样的时局背景下，谁也没想到，明帝国会在几年后走向一个悬念，走向努尔哈赤的人生败局。

那是明熹宗天启六年，含义丰富的1626年，堂堂的后金国汗努尔哈赤被打败了，被一个叫袁崇焕的人打败，地点在宁远。宁远守城者是袁崇焕，42岁，进士出身，之前没有指挥作战经验。这一年努尔哈赤68岁，身经百战，战场经验丰富，无往而不胜。1万对13万，42岁对68岁，进士对壮士，努尔哈赤似乎稳操胜券。但在发动进攻三天之后，努尔哈赤黯然宣布：进攻失败。

13万人败给了1万人，68岁败给了42岁，壮士败给了进士，老谋深算者败给了初出茅庐者。最主要的，经验败给了信仰。

这是天启六年正月的宁远。一座城墙将努尔哈赤的欲望边界牢牢地挡在了山海关外，甚至将他的人生或者说性命也挡在了宁远城外，挡在了天启六年这个年头。如果表达得更精确一些，直至1644年崇祯皇帝败亡，宁远的城墙将大金骑兵挡在山海关外达21年之久！而最后的城破其实也不是破在城墙不够坚固上，而是破在人心不够坚固上。

或许，这样的时刻，努尔哈赤可以做一个人生总结了：不是袁崇焕打败了他，是他自己打败了自己。他太过轻敌，也太过经验主义。努尔哈赤只看到明朝经略易人的表象，却没有看到袁崇焕的与众不同之处，没有看到红衣大炮的致命威力。

总之，努尔哈赤败于自己的轻视，这是他在天启六年的一个深刻教训。天启六年的努尔哈赤很显然没有完成他的欲望边界图——大明帝国依然在他的边界图外，要完全拿下来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应该不可能了。

从28岁的青年到68岁的老人，努尔哈赤用40年的时间打造了属于他的帝国，但这个名为金的帝国在他手上永远吞不下大明了，他老了，并且已受重伤。虽然努尔哈赤事后和袁崇焕约期再战，最终还是没有战成。所以若干年后，后金一个叫刘学成的人在分析宁远之败的原因时感慨万千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因汗轻视宁远，故天使汗劳苦。”

真是一针见血。

不过“劳苦”对努尔哈赤来说不足为虑，要命的是机会不再来。宁远战败后，努尔哈赤“大怀忿恨而回”，此后一直郁郁寡欢。八月十一日，在沈阳东40里的叆福陵隆恩门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努尔哈赤忧愤而死。他的身后，是打了一半的江山和未尽的事业，或者说欲望。

努尔哈赤生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金汗身行正道，上天眷爱，况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这话很有问鼎天下、舍我其谁的意思。但40年的时间终究败给了对敌手一次小小的轻视。这应该是努尔哈赤用自己唯一一次失败换来的人生哲理，最沉重的人生哲理。

唉，历史总是令人惆怅。诚哉斯言。

人性的阴影

现在，努尔哈赤去世了。他的故事貌似已经结束，但历史从来明暗相间。在有关努尔哈赤那些明亮的传说下面，其实还流淌着一条不为人知的暗河，或者说人性之河。它隐秘、沉默却骇人听闻，无情地撕开了“努尔哈赤传说”的单薄面孔。它让努尔哈赤的性格开始变得丰富、多疑、暧昧。

它注定要在“伟人”这个词上打一个问号，大大的问号。

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这一年人类获得了一些新鲜的经验。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首创开普勒式望远镜。伽利略使用望远镜，首次确认了太阳黑子的存在。这一年二月六日，明帝国崇祯皇帝朱由检出生，一个王朝的崩溃由此进入倒计时。当然，这一年还死了一个人——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爱新觉罗·舒尔哈齐是塔克世的第三子，努尔哈赤的同母亲兄弟。

关于舒尔哈齐之死，《满洲实录》是这样实录的：“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太祖同胞弟达尔汉巴图鲁（即舒尔哈齐）薨，年四十八岁。”

仅此一句，不再啰唆。

可以说舒尔哈齐之死其实是一个孤独者之死，也是寂寞者之死。因为关于舒尔哈齐的死因，清朝的史书没有任何记载，更别说为他树碑立传了。甚至他的陵墓和碑亭很多年后依旧孤独地留在辽阳市郊区的积庆山上，而没有和爱新觉罗氏其他先祖陵寝一道迁往新宾永陵。

舒尔哈齐实在是个被家族刻意遗忘或者说选择性遗忘的亲王，似乎是伤口，不可以抚摸和回眸。但历史总在不经意间“春光乍泄”，就在同时期的明朝文献中，一行触目惊心的记载赫然纸上：“努尔哈赤杀其弟舒尔哈齐，并其兵。”

人性的悲歌仿佛隐约响起，那个关于手足相残的故事竟也轮回在努尔哈赤兄弟之间——只是这一回，努尔哈赤将其演绎得分外锋利——舒尔哈齐死了，死在赫图阿拉大狱。

赫图阿拉大狱只有两个洞：一个洞“通饮食”，另一个洞“出便溺”。这样的设计出自努尔哈赤之手。努尔哈赤杀其弟舒尔哈齐，用的正是幽闭之法，慢慢折磨，令其绝望而死。

毫无疑问，舒尔哈齐的绝望里既包含着对未来的绝望，也包含着对人性的绝望。手足相残之惨烈究竟可以有多少的想象力，努尔哈赤穷尽一切。他登峰造极了。

1611年的某一天，努尔哈赤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一个巨人的面目由此变得模糊，性格却开始走向丰满。那个叫努尔哈赤的人终于离开传奇，还原为一个普通人了。

1587年的时候，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两兄弟的关系怎么样呢？

1587是这样一个年头。离努尔哈赤、舒尔哈齐两兄弟的祖父和父亲死于明军之手已过去4年，也是他们共同起兵后的第四年，离努尔哈赤杀死亲弟弟舒尔哈齐还有24年，是万历十五年，是海瑞和戚继光逝世的年头，也是努尔哈赤在费阿拉称汗之年。对舒尔哈齐来说，这一年的意义非同小可，他被封为贝勒，地位仅次于他哥努尔哈赤，是女真部落的第二号人物。总之，这一年舒尔哈齐的人生是向上的。麾下有精兵五千，战将40余人，与努尔哈赤的关系是友好的，所谓兄弟同心，利可断金。

其实这一年也是凶险之年。因为舒尔哈齐获封了明帝国所赐的金银财宝以及一个头衔：都指挥。其实他不知道，自己的被封正是明廷的一个战略手段——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辽东总兵李成梁此时又趁势出手，他的儿子李如柏娶了舒尔哈齐的女儿为妾，敌手一夜之间成了亲家，甚至1605年舒尔哈齐老婆不幸病故时，李成梁父子还亲往祭悼，备上丰厚的祭礼，极尽哀悼之意。这一切都为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两兄弟的不和埋下伏笔或者说阴影。

舒尔哈齐本人也在敌友之间以及兄弟亲情之间有意无意地迷失了自己。1596年他做出一个决定：娶乌拉部落酋长布占泰的妹妹为妻，第二年又将自己的女儿额实泰嫁给布占泰，舒尔哈齐和乌拉部落就这样成为亲家了，或者说结成了战略同盟。舒尔哈齐随后要求朝鲜使者必须对他和努尔哈赤行相同的见面礼仪，馈赠同样的礼物，“以为王者之尊”。

他的欲望终于变得赤裸裸了。而在一切的伏笔都已埋好之后，舒尔哈齐从一个潜伏者变成了裸泳者。这是17世纪徐徐展开的时候，努尔哈赤第一次发现，弟弟向他挑战了。在诸贝勒共同参加的一些会议上，舒尔哈齐经常跟他吵得不可开交，直接挑战他的权威！

面对舒尔哈齐的咄咄逼人，努尔哈赤面临两难选择。真正的爆点出现在1607年3月。一个偶然事件触发了努尔哈赤兄弟的势力之争：蜚悠城的部落酋长策穆特黑为了摆脱临近的乌拉部人的奴役，决定带领五百户人丁投靠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命令：儿子褚英、代善和舒尔哈齐以及将领费英东、扈尔汉等率兵三千，前往蜚悠城收编归顺的策穆特黑所部。但舒尔哈齐上路后却在哥哥努尔哈赤与乌拉部落酋长布占泰的站队问题上，做出不明智的选择。努尔哈赤惩罚了他，并且杀死三个人：阿尔通阿、扎萨克图和武尔坤。这三人中前两人是舒尔哈齐的长子和三子，最后一人是其部将，兄弟反目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舒尔哈齐一气之下，出走黑扯木，并开辟秘密根据地。女真部落终于发生了严重内讧，努尔哈赤面临空前危机。

1609年的春天，这个春天阳光格外灿烂，死去人儿的鲜血也格外鲜艳。努尔哈赤的人性之花则开始邪恶绽放。当舒尔哈齐最后选择回归哥哥身边，希望可以度过余生时，努尔哈赤却想出一个将其折磨至死的办法：把自己的亲弟弟禁锢在一间狭小的牢房里，并用铁链锁住其手脚，仅存一个孔穴送食物，另一孔穴供他排泄！

至此，舒尔哈齐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而努尔哈赤也终于露出了他的“小”来。人性的阴影覆盖了其原本应有的光辉。说到底还是怕，怕舒尔哈齐东山再起，怕他的儿子阿敏会报仇雪恨。

在术道之间，努尔哈赤最后将术治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他用一种隐秘的方法处死了舒尔哈齐，心病就此消除。毫无疑问，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成了帝国的隐私，当世史官们严禁描述的隐私。直到40年后，双方当事人都已离开人世，这个隐私才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解密。在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追封舒尔哈齐为和硕庄亲王。理由？没有任何理由。

兄弟之后是儿子

现在，努尔哈赤的隐私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他和亲弟弟舒尔哈齐，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大致讲完了。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因为努尔哈赤还有其他的亲人，在其金光万丈的伟业背后，努尔哈赤和他的亲人们还将演绎很多难以人言的故事。

什么都在发生，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在那个动荡年代的背后，故事已不仅仅是故事，而是情感、人性和杀戮。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褚英18岁。作为努尔哈赤的长子，这一年他率兵出征东海女真安楚拉库路，获得的战绩是将20多个屯寨的部民收于囊中。九年后，褚英跟随叔叔舒尔哈齐等前往蜚悠城收编归顺的策穆特黑所部，在乌碣岩遭遇乌拉部落布占泰率领的一万兵马拦截。战斗打响了，舒尔哈齐率部将常书和纳齐布作壁上观，褚英与弟弟代善冲锋陷阵，最终以少胜多，拿下了乌拉部落。

29岁这年，褚英获得了国事处置权。这是努尔哈赤对自己长子的信任和回报，事实上也包含传后的意思。帝国的事业方兴未艾，极需得力后人，而褚英无疑是上佳人选，但是，矛盾就此展开。有九个人对褚英说“不”，他们是努尔哈赤的四个子侄即“四贝勒”：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以及金国“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这九个人是金国的顶梁柱，他们同时对褚英说“不”意味着努尔哈赤选嗣的失败，一旦他百年之后，褚英与“四贝勒”“五大臣”的火拼将不可避免！

世事为何如此纠结？努尔哈赤不解了，他不明白，骁勇多谋、战功赫赫的褚英怎么会这么招人恨？！是他错了还是褚英错了？抑或“四贝勒”“五大臣”错了？他必须要一个答案。

答案很快出来——褚英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尽管父亲努尔哈赤将国事交给了他，可他还是不放心，不放心“四贝勒”“五大臣”九人的心是不是一览无遗，担心他们会造反，或者在将来的某一刻造反。为了未雨绸缪，褚英做了以下工作：强迫他的四个弟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向自己发誓——“不得违抗兄长的话，更不许将兄长所说的话告诉父汗”。另外，他还告诫帝国九人：“凡与我不友善的弟弟们，以及对我不好的大臣，待我坐上汗位以后，均将之处死。”

这是警告也是恐吓，但对褚英来说，效果适得其反，因为九人团结如一人了，发誓要将他扳倒。他们将褚英的所作所为告诉努尔哈赤，表示这样的人，绝不能做帝国今后的领导人。努尔哈赤也觉得褚英不适合做领导人。一个领导人可以无能力，但绝不可无胸怀。再说，从领导艺术角度而言，褚英也太不明智了——上来就打倒一大片，把自己推到孤家寡人的地步，做人不可以这样没有策略，更不可以这样没有亲情。

努尔哈赤将其废黜，如果褚英不再蠢蠢欲动的话，事情走到这一步还构不成悲剧。但一个心胸狭窄者的悲剧就在于任何时刻都心胸狭窄，甚至身处逆境时还变本加厉。在被父亲废黜后，褚英干了这样一件事，诅咒出征的父亲、四兄弟及五大臣，并且在纸上写下咒语，对着天地焚烧，还扬言：“吾兵出征，愿其败于乌拉，战败之时，吾不许父汗及诸弟入城！”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希望父亲率领的出征之师被击败，击败后，他将不许被击败的父亲及弟弟们入城！

人性的丑陋竟然可以达到如此程度，褚英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不耻——一个和他共同参与此事的僚友因为恐惧而留下遗书自杀，另外三个参与者选择向努尔哈赤告发，以赎其罪。而努尔哈赤毫无疑问震怒了，震怒之后顺理成章地将褚英关入了牢中，并且一关就是两年多时间——让这个逆子面壁思过，也让自己找到一个最佳处置方法。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找到了他要的方法。这一年他57岁，褚英36岁。在幽闭处死亲弟弟舒尔哈齐四年后，努尔哈赤，这个已然变得苍凉的老人将自己的长子送上了不归路！他也曾经想过是否原谅这位功勋卓著的心胸狭窄者，毕竟是父子，毕竟褚英也是一念之差，但是术道之间，努尔哈赤的心硬了。在“你不仁，我也可以不义”的逻辑诱导下，努尔哈赤在权力与亲情之间做出决绝的选择。如果亲弟弟可以去死，那么亲儿子为什么不能死？更何况在未来的最高权力场上，如果褚英还活着，毫无疑问将是“四贝勒”“五大臣”的死敌，是帝国动乱之源。所以褚英必须死，死于他不可饶恕的权力欲，死于努尔哈赤之手。因为只有做父亲的以汗命送他上路，帝国今后的稳定才有保障！这是努尔哈赤送自己儿子上路之前最能说服自己采取行动的理由或者说逻辑。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令人生畏的老者是不是还有一丝私心杂念掺杂其中，已不为世人所知……

这一年还有另外一件事是值得记录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继14年前建立黄、白、红、蓝四旗后，于这一年又增建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计八旗，史称“八旗满洲”。

努尔哈赤的帝国就这样在血泪中日益丰满，而他的为人处世之道也在悄然间走向杀伐决断，在伟业与功利之间找不到一个清楚的边界。毫无疑问，努尔哈赤是个令人生畏的强权人物，但又让世人产生了些许怜悯之情。毕竟这个人在得到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

每一个亲人都可疑

万历二十九年，海西女真乌拉部的未成年美少女、年仅12岁的阿巴亥嫁给了比她年长31岁的努尔哈赤。没有人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爱情的存在，但毫无疑问，努尔哈赤是深爱这个女人的。若干年后，他们拥有了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

这是三个与众不同的儿子，起码努尔哈赤在他们身上赋予了不一般的父爱：一人赐予一旗。在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分别只有19岁、12岁和10岁的时候，就不由分说地“被成为”镶红、正白和镶白三旗旗主。

八旗人马，阿巴亥的儿子们拥有了三旗。另外五旗则由四大贝勒掌控，其中皇太极掌握两黄旗，代善掌握正红旗，阿敏掌握镶蓝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三比五，表面上看阿巴亥的儿子们与四大贝勒相比处于下风，但三个人其实是一个人，因为他们拥有同一个母亲——阿巴亥。史载，阿巴亥“嫉妒、有机变”，但努尔哈赤喜爱或者说看到的只是阿巴亥的聪明机变，却看不到危险正在降临——他的婚姻生活注定要遭到权力与阴谋的联合绞杀，而聪明如他者竟然也会被利用、被伤害。

这是宿命。

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努尔哈赤的小福晋塔音察曝光了大福晋阿巴亥的绝对隐私——后者和大贝勒代善的关系暧昧不堪。在一天之内，大福晋阿巴亥两三次派人到大贝勒家去，原因不明，而且大福晋自己在深夜时离开院子也有两三次之多，去向不明。另外，大福晋还曾两次给大贝勒代善送好吃的，动机不明。总之阿巴亥和大贝勒代善的关系不一般。

努尔哈赤没有怀疑小福晋所说的一切。因为他自己先前说过这样的话：在其百年之后，大贝勒代善要好好照顾阿巴亥及她的儿子们，这话隐隐地有立代善为太子的意思。可现在的问题是他还没死呢，代善这就照顾上了？还主动地眉来眼去，努尔哈赤想不通。

其实，要细说起来努尔哈赤也不是不相信爱情，他是不相信人性。他最后做出的决定是“休离”这个女人。“休离”不是离婚，类似于抛弃。努尔哈赤以一个体面的理由抛弃了他深爱二十多年的女人，目的是为了保住家族的荣誉和权力的延续。

但他不知道，自己竟然上当了——上了儿子皇太极的当，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的策划。为了获得最高权力而牺牲父亲的婚姻生活，皇太极认为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所以，一个毫无权势的小妃，会在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讲述那个春光乍泄的故事，不是她胆子大，而是皇太极豁出去了。

事实上皇太极要的就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拿下大福晋阿巴亥，瓦解她和她三个儿子组成的无敌阵营；另一方面也中伤大贝勒代善，这个他问鼎王位道路上的最大拦路虎。只是到最后，努尔哈赤似乎明白了皇太极的机心：大贝勒代善被算计了，阿敏和莽古尔泰已然不是皇太极的对手，四大贝勒中，皇太极将局做到最后，也做得最好。毫无疑问，他应该是胜出者。

但努尔哈赤尽管明了皇太极的机心，却不放心在自己百年之后把这个国家交给他。因为未来是可以想见的——一旦皇太极继位，其他贝勒将有性命之忧。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他们能全身而退吗？特别是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和他们的母亲阿巴亥，他们将注定走上不归路。

理由不言自明：如果前三大贝勒由于实力不济、素质不济或者有劣迹在身，不能成为皇太极对手的话，那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以及他们的母亲阿巴亥却是皇太极不能不除之而后快的对象——他们四位一体，对皇太极来说是致命的。多尔衮和多铎具有成长性力量，阿巴亥届时将以皇太后自居，所谓杀伐决断那是瞬间之事。因此，双方博弈的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反过来的情形也是如此。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三人中不管谁继位，皇太极都不可能臣服。这个掌握两黄旗的四贝勒最本能的选择便是造反，在努尔哈赤尸骨未寒时造反。届时，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旗下的部队出于各自利益卷进来浑水摸鱼，金国的分裂将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来日不多的努尔哈赤不得不面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立谁为王？毕竟，对一个王者来说，有心机虽然必不可少，但心机太重也就意味着杀心太重。努尔哈赤自己杀了多少人啊，先是幽禁死胞弟舒尔哈齐，然后又杀死长子褚英，如果下手再重一点的话，大贝勒代善和大福晋阿巴亥估计也会死在他的手上。或许到了这个时候，努尔哈赤才真正明白王者之道其实就在“不杀”二字。不杀而能治国，这才是真正懂得王道的人。只可惜他身边不存在这样的人。

垂垂老矣的努尔哈赤想给大金国的未来一个美好而善良的前景，但到最后才发觉，那些与亲情有关的悲剧注定要以轮回的形式重新演绎。唉，人生原来是如此的不完美，破绽重重……每一次光荣的背后都是耻辱，每一场灿烂的绽放都要用鲜血来浇灌。而人生最大的悲凉还在于，从一无所有抵达生命大辉煌、功成名就时，命运却给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后继乏人。

因为每一个亲人都可疑，每一个亲人都可能是敌人。努尔哈赤虽然子孙多多，却没有一个可以倚靠的最佳人选。所以到最后，这位心力憔悴的大汗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这个制度很民主，却没有集中。他似乎原谅了所有的亲人，却没有信任任何一个亲人。努尔哈赤把难题留给了后世，留给了时间。因为他不想再杀任何一个身边的亲人了，也无力再杀。就让八和硕贝勒自己去找那个最佳人选吧，虽然这样的寻找过程很可能就是一场残酷的杀戮！

爱谁谁，恨谁谁。现在，垂垂老矣的努尔哈赤真的累了，也病了。1626年的8月11日，68岁的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在沈阳东40里的叆福陵隆恩门鸡堡命悬一线，奄奄一息，给后世留下悬念无限，暧昧无限。

就像他的人生一样，光明与阴影杂糅在一起，暧昧不堪，难与人言。而他周围的人则开始蠢蠢欲动。比如皇太极，比如阿巴亥。他们博弈了，一如努尔哈赤死前所预料的那样，一出与亲情有关的悲剧将以轮回的形式开始重新演绎。

第二章

皇太极：阴谋与爱情

对人性的洞察与把握

努尔哈赤之后是皇太极。

如果我们有兴趣一一回眸那些有作为的清帝，或许会略感失望地发现，皇太极只是个过渡人物。他承上启下，好像也没做出什么制度性的贡献。在大清帝王的图谱里，这个人极易被忽略过去。事实果真如此吗？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权力海洋中，皇太极是如何浮出水面的。一切还得从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说起，这一天，努尔哈赤在叆福陵隆恩门鸡堡一间密室里死去。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人——妻子阿巴亥。这个叫阿巴亥的37岁美少妇陪努尔哈赤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点时光。没有人知道努尔哈赤为什么会单独召阿巴亥晋见。他是要交代什么吗？对于这个曾经闹过绯闻的大福晋，努尔哈赤将会对她说些什么呢？

历史的真相总是扑朔迷离。事实是努尔哈赤交代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阿巴亥获得了一个机会——在努尔哈赤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和他同处一室的机会。由此，阿巴亥也就获得了信息的独家发布权和处理权。而对皇太极和其他贝勒来说，他们是处在信息不对等的位置上的。果然，在走出密室后，阿巴亥除了宣告努尔哈赤不幸归天外，还宣布了一条据称是他的遗嘱：“多尔衮嗣位，代善辅政。”这样的一条“遗嘱”确立了金国今后的政治格局是“多尔衮+代善”模式的，其他人出局。

阿巴亥为努尔哈赤孕育了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其中尤以多尔衮深受老汗王的喜爱。应该说阿巴亥借努尔哈赤之嘴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让自己年仅15岁的儿子多尔衮上位；二是以辅政为名，将大贝勒代善拉进来结成利益联盟或者说战略联盟，以共同应对皇太极可能的挑战。坦率地说，这样的“上位+借位”组合不可谓不老辣。

那么皇太极此时该如何应招呢？在历史的现场，我们仿佛能够看到这个男人在犹豫不决。因为他不能确定，这样的政治组合是否出于努尔哈赤本意，而努尔哈赤临终前独招阿巴亥一人晋见是否真的只为交代这样一个隐秘的遗嘱？！世事不问过程问结果，不问真假问成败。对呆立历史现场的皇太极来说，他此时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找到破解之道，以破除阿巴亥加在他身上的魔咒。

好在有一个因素对皇太极来说相当有利，那就是代善也犹疑不定。代善虽然被阿巴亥委以重任，却也害怕被其利用。阿巴亥这个谜一样的女人曾经试图接近他，并且她的接近是有目的的，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这一回代善小心谨慎。在阿巴亥向他伸出橄榄枝后，他并没有马上伸手去接。因为他要着眼长远，虽然现在的阿巴亥对代善充满善意和协作精神，但是若干年后呢？比如，十年之后，多尔衮25岁，人生灿烂绽放，充满机锋。他的机锋毫无疑问将横扫一切。而代善作为一个老辅政，辈分高，威望大，注定会是多尔衮机锋横扫的目标。

还有一点也很可怕，那就是他有没有未来，多尔衮有没有未来，阿巴亥有没有未来。因为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劲敌——皇太极。虽然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掌握的力量已经超过四大贝勒中的任何一个，虽然代善手上也握有一旗，又贵为大贝勒，但代善还是不能确认由此组成的黄金组合是否可以顺利地将皇太极拿下——一旦皇太极选择造反的话。

所以代善便有些怕。他处在悬空状态，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夹在皇太极和阿巴亥之间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政治抉择。皇太极当然明了代善的考量，便适时出手，皇太极的出手毫无疑问是稳、准、狠的。他利用了努尔哈赤传说中的一个生前交代——在他死后，大福晋必须殉葬，声称阿巴亥伪造汗王遗嘱，实属大逆不道，用心险恶，不生殉无以祭汗王！一时间，在老汗王努尔哈赤的遗体旁边，对于真相的探究变得异常惨烈起来。

代善一直默不作声，尽管阿巴亥将宝押在他身上，希望他能够站出来力挽狂澜，但最后时刻，代善吐出的两个字却是：生殉。在这一刻，皇太极终于险胜，靠着对人性幽明的深刻洞察与把握，他成功达到了让阿巴亥停止呼吸的目的。这实在是皇太极权谋实践的一个重大收获，而阿巴亥则无奈地换上礼服，戴上珠宝饰物，开始走向一个意义模糊的历史时刻。

阿巴亥就这样死了，死于生殉。她的死其实是一种宣告：努尔哈赤时代黯淡结束，皇太极时代闪亮登场。强人皇太极以他强悍甚至疯狂的行事作风宣布了其处世哲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执行，没有任何借口！

权力侵蚀

细究起来，皇太极的权谋实践应该是一个带有起承转合性质的系统工程，而逼迫阿巴亥生殉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这个男人所施展的手段更加老辣成熟，游刃有余，令人目不暇接。

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一日，皇太极承继汗位。事实上他为这一天的到来等待了15年，韬光养晦15年，心机用尽15年。

仪式庄严举行，皇太极华服美冠，焚香盟誓，动作老练沉着。他领着代善等大小贝勒十四人向天地发誓。誓言听上去很美，但仪式真正的高潮或者说意外部分出现在皇太极的三拜上。等众人宣誓罢，皇太极突然转身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行了大拜之礼。他说，今后他对他们不以臣礼相待，而以兄礼事之。还说，今后他们兄弟四人将同时面南而坐受朝，共听国政。皇太极最后强调，他这个汗王称号其实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这个国家归根到底是兄弟们的，大家今后一起同舟共济，共建美好未来。

皇太极说这一番话时表情诚恳，脸上没有半点杀机，而是笑意盈盈。那么，皇太极为什么会在此时无条件地出让最高权力？为什么要取悦于三大贝勒，是真的要实行民主政治吗？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皇太极如此煞费苦心并且做出重大让步呢？没有人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在继位大典过后一个月时间里，皇太极始终对他的兄长们毕恭毕敬。每天，兄弟四人集体面南坐朝，共听国政，而他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按月轮流分值制度也维持不变。国中大事，都由值月贝勒说了算。直到进入十月，皇太极才慢悠悠地开始一项改革议程：创建旗务大臣制度。

所谓创建旗务大臣制度，一言以蔽之就是扩编。皇太极规定：八旗中的各旗都要设总管旗务大臣一人，总管旗务大臣有权总理本旗一切事务，并与诸贝勒一起参与议政国事。同时，每旗再设佐管旗务大臣二人（八旗共十六人），以“佐理国政，审断狱讼”（见蒋良骐《东华录》）。但是，这还不算完。皇太极宣称，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每旗还要再增设调遣大臣二人（八旗共十六人），以为出兵驻防之用。

一下子局势乱了，权力构架也搞乱了，众人不知道听谁的好了。但皇太极却乐见其乱，因为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权力分散才能走向权力集中。皇太极的本意就是要打破旗主的控制权，使得决策机关变成咨询机关——这是他此次改革的真正目的之所在，也是其难与人言的良苦用心。

皇太极的改革不是一揽子工程，而是系统工程，是慢慢展开的险恶用心，是徐徐渗透的权力侵蚀。就在此次改革三年后，皇太极宣布了一个决定——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政事的权力，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太累了，还是让其他小贝勒代理算了。又三年，皇太极宣布一个决定，废除“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的旧制，改为唯自己“南面独坐”。

这是1632年的2月，正是乍暖还寒时节。皇太极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一脸庄严，隐隐的便有了帝王之相。代善们也终于出局，在权力格局中靠边站。但是，皇太极接下来依旧痴迷于权力的收官情境不能自拔，后续动作源源不断。因为有一块心病他还没有去除——小贝勒们还在代理政事，怎么办？

看来一切还得求助于制度设计，毕竟改革就是制度的重新设计。所谓人事的流动和更新可以在制度变更的背景下暧昧地完成。天聪五年（1631年），离皇太极废除“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的制度刚好还有半年时间，后金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是皇太极版的未雨绸缪。

在后金国的六部中，多由小贝勒在管事，他们是多尔衮（在建立六部的过程中，起的作用比较关键）、德格类、萨哈廉、岳讬、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但过了没不久，皇太极下令“停王贝勒领部院事”。由此，这些根本无力与皇太极叫板的小贝勒们赋闲下岗了，皇太极开始一人独主政务。

皇太极这么做事实上是一种剥离——对贝勒成员最后权力的剥离，而顶替他们上岗的则是这样一些汉臣：范文程、李永芳、马光远、高士俊、高鸿中等人。在后金新的权力格局中，范文程们受到了皇太极的倚重。至此，一场有关改革的系统工程才告一段落。在以权力清洗为背景的汉化改革中，后金承袭了明朝的专制主义集权体制，皇太极也变得越来越像皇帝而不是大汗了。在废除“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制度后的第四年，皇太极终于如愿以偿地做了皇帝。但是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另外一些事情才能够真正功德圆满。

这些事情很血腥、很暴力。

阿敏之死

很多年以后，阿敏才明白，所谓命运其实就是一张复写纸，复写着前人的故事和情感，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爱恨交加。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的阿敏只知道桀骜不驯，只知道“我是你兄弟，你又奈我其何”？

不妨这么说，在兄弟当中，阿敏是第一个体会到皇太极的血腥与暴力的。

皇太极继位后，最初的表现是对兄弟们毕恭毕敬，阿敏见此，便有劳苦功高的感觉。他对这位堂弟说：“我与众贝勒共议你为汗，你现在即位了，让我出居外藩怎么样？”“出居外藩”是统兵国外（比如朝鲜）的意思，皇太极没有答应。很显然，在他看来，阿敏越线了。但阿敏的越线行动并没有停止，反而不断升级。在“出居外藩”的希望破灭后，阿敏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怕谁？他（指皇太极）能把我怎么样？”

这是天聪元年（1627年）的秋天，一切都还不能撕破脸皮，哪怕是暗藏杀机，脸上也要笑意盈盈。皇太极还是想再等等，毕竟阿敏不是别人，是叔叔舒尔哈齐的儿子，是他皇太极的堂兄。他如果对兄弟动刀子，那就意味着父亲与叔叔当年的悲剧将在他们这一代重演。

阿敏继续挑战皇权，虽然他自己不这么认为。那是在朝鲜，在朝鲜国的王宫内，阿敏和他率领的金国部队得胜后一度打算在朝鲜住下来，不再回国。因为回国毫无意思——父亲早已经不在，兄弟间面和心不和，一轮新的悲剧似乎呼之欲出。他不愿做刀下鬼，不愿意像父亲那样，惨死在兄弟手里，所以还是人在天涯比较好。

但是皇太极却对阿敏的我行我素震惊不已，在他看来，这是图谋不轨。皇太极感觉自己又走进了父亲努尔哈赤的命运怪圈：必须要自相残杀，必须在自相残杀中才能一起逶迤前行，这叫代价，帝国前进的代价。而个中的人生况味，努尔哈赤已经无数次地体验，现在轮到皇太极去百感交集了。所以他想动手，目前的局势似乎逼得他只能选择动手。

好在有亲弟弟济尔哈朗的苦苦相劝，阿敏最终还是回国了，可尽管阿敏归来，皇太极却依然没有释怀。其实他在等一个机会，置阿敏于死地的机会。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的机会来了，一场战争让一切都坦露无遗，也让阿敏露出了破绽。他的软肋被皇太极击中了。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没阿敏什么事，事情都是皇太极做的，或者说功劳都是皇太极的。这一年，皇太极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亲率大军征明，拿下了四个城池：永平（河北卢龙）、滦州（河北滦县）、迁安、遵化。这四城全都位于山海关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随后阿敏开始进入角色，他被委派前往四城驻守。

没有人知道这是皇太极对阿敏的信任还是暗藏杀机。如果说皇太极一开始就以四城的丧失为诱饵以完成对阿敏的绝杀的话，那我们不得不说，这个人的心机实在是太深了，付出的代价也实在是太大了——以四城杀一人，阿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阿敏却浑然不知，他走马上任了，有些漫不经心，有些随遇而安，就像他的人生，没有什么计划和起承转合，有的只是失败者的叹息和无可奈何。在明军的反攻之下，四个城池很快失去，当最后一座城池易手时，阿敏才知道，皇太极到底是藏了机心的，自己做容易的事却把极难之事扔给他，要的就是让他露出破绽，以达治其罪、诛其心的目的。

阿敏兵败归来，皇太极给他准备下十六条罪状。这十六条罪状中真正与战争有关的只有一条：“丢弃永平，残杀降民……使恶名扬于天下”，而其他条款都是对阿敏的政治总清算。比如“（太祖在时）挑嗾其父，欲离兄汗”，又比如“自视为汗，欺凌在下诸贝勒”。皇太极招招阴狠，玩的都是见血封喉。

阿敏于是被囚，十年后死于囚牢中。没有证据证明在最后时刻，皇太极对他实施了诛杀，但在某种程度上说，阿敏又的的确确是“被死亡”。皇太极成功地让时间诛杀了他——这位有些桀骜不驯的兄弟，以成全自己的一世英名。只是到最后，皇太极有一层伤感难与人言：他最终没有走出父亲的宿命，没有打破手足相残的权力怪圈。皇太极所有的闪展腾挪，只不过是一个男人的小聪明而已，到底敌不过岁月。在某种意义上说，皇太极和阿敏一样，都只是一颗棋子，一颗被命运捏着走的棋子。不由自主，随波逐流。这是他的局限性，也是历史的局限性。

权谋厚黑

阿敏被除之后，皇太极的下一个目标是莽古尔泰。莽古尔泰很“勇敢”，曾经杀死自己的亲娘，以取悦努尔哈赤。但是莽古尔泰最终却不能成为王者，因为他无仁，也无谋。

不过莽古尔泰还是不好杀，他对皇太极的态度由叛逆突然转变为顺从。莽古尔泰之所以如此顺从是因为他看到了不顺从者的下场——阿敏失去了自由，似乎还将失去生命，就像若干年前他的叛逆父亲所遭遇的那样。

皇太极很显然不需要莽古尔泰的顺从，他的机心与诛心开始起来了。在其权谋实践中，皇太极很享受这样的创造性思维，准确地说，皇太极开始制造借口。天聪三年，后金的大部队奔袭北京，莽古尔泰时任左翼统帅，其时莽古尔泰率领部队一路攻城拔寨，硕果累累，并且指挥作战毫无过错，但皇太极硬是将他免职了。目的是为了激怒他，令其干出失去理智的事情，从而为他即将展开的收拾行动制造理由或者说借口。

莽古尔泰没有被激怒。皇太极便继续咄咄逼人，意在突破莽古尔泰的心理底线，看看这个人究竟能顺从到什么地步。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正蓝旗成了一支被欺负与被侮辱的部队。皇太极给他们派的活很多，待遇却很差，明摆着另眼相看。到最后，皇太极索性把正蓝旗所属的十个牛录拨给自己的长子豪格去统领，大伤莽古尔泰的元气。

由此，莽古尔泰走向了自己命运的拐点，他的心理底线已达突破边缘。皇太极的机心与诛心开始起作用了。通过对这样历史细节的重新复盘和细细抚摩，我们或许可以真切地看到，那些曾经的悲剧是怎样形成的，伏笔与冲撞点又在哪里。当然，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天聪五年的八月，大凌河畔。这是一场金军围困大凌河的战斗。参战部队很多，八旗军差不多都出动了。在所有参战部队中，莽古尔泰率领的正蓝旗军是人数最少的，战斗中损失很大。因为有十个牛录编制的正蓝旗军被划给了豪格率领的镶黄旗军，所以正蓝旗几乎溃不成军，却又要担当一个方向的围堵任务，万一被明军突围成功，那莽古尔泰就死定了——不是明军让他死，就是皇太极让他死。莽古尔泰便决定，向皇太极要回属于他自己的那十个牛录编制的正蓝旗军，如此，他才能完成围堵任务。

当然是要不回来了，因为皇太极不给。皇太极不仅不肯还给原本属于他的部队，还借有人举报为由批评他的部队作风有问题，战斗力不强。总而言之就是把莽古尔泰往死角里逼，看他生气不生气。

其实在最后时刻，莽古尔泰还是想保持住一分理智的，他心平气和地对皇太极说，正蓝旗部队是任劳任怨的，冲锋在前，享受在后，甚至根本没有享受。莽古尔泰没想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根本没有享受”竟然激怒了皇太极，皇太极在真怒与佯怒之间趁机说道：“若告者诬，则诛其诬告者；若告者实，则诛其不听差遣者。”这是一句二选一的话，皇太极警告，正蓝旗部队的事不管是不是属实，都必须有人去死。要么是举报者，要么是领导者——莽古尔泰本人。

历史的冲撞点终于不可遏止地降临：莽古尔泰身上的刀拔出来了，只是拔了一半，因为另一半被劝架者德格类塞了回去。事后，莽古尔泰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刻拔刀。他肯定不是要杀皇太极，而仅仅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冲动——作为一个军人，当受到误解或攻击之时，第一个动作肯定是拔刀自卫。但是在彼时，场景不对，并且误解或攻击他的人也非同小可，是皇太极，一言九鼎的皇太极。极权之下，你不是不可以反抗，只是反抗无效，也无理。这里所谓的“理”，皇太极有最后解释权。所以莽古尔泰一出手就错了，哪怕他的刀只拔了一半。因为他犯下了一条大罪——御前拔刃，图谋不轨。至此，皇太极大功告成，他终于激怒了这个一直试图顺从自己的人，忠心耿耿却不能效力他的兄弟——莽古尔泰。

接下来就是该如何惩罚了。一场煞有介事的会议过后，莽古尔泰被革去大贝勒爵位，降为普通贝勒。同时会议决定夺去他的五个牛录，罚银一万两入宫。总之就是让他从此元气大伤，不能东山再起。但皇太极的心机其实不完全是这些，他惩罚莽古尔泰还另有目的，重大目的——结束四大贝勒面南而坐的时代。在此之前，阿敏已经在囚笼里面南而坐了，只剩下三大贝勒（皇太极、代善、莽古尔泰）议政时面南而坐。现在莽古尔泰被降为普通贝勒后，这四大贝勒面南而坐的体制还能维持下去吗？

果然不能。莽古尔泰事件发生后，四大贝勒面南而坐的体制便被“改良”了：从原先的全体面南而坐改为皇太极一人面南而坐，代善和莽古尔泰侍坐两侧。一个时代就此结束，另一个时代则鬼鬼祟祟地开张，原因不言自明，直到若干日子之后，皇太极如愿以偿地成了一位真正的皇帝。但莽古尔泰却注定侍坐不了多长时间，他很快暴病而亡，莽古尔泰去世时享年46岁，正是皇太极开始独自面南而坐的年头。初登大宝的皇太极看上去法相庄严，很有君临天下的气概。这一切，似乎都得益于其对权谋实践的深刻体悟与炉火纯青的运用。权谋厚黑，到底锋利无比，莽古尔泰的下场，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表演种种

最后一个要收拾的兄弟是代善。皇太极的权谋之刀终于遭遇最坚硬的阻碍。其实在皇太极的权力路径上，代善才是最大的绊脚石。尽管在阿巴亥被迫生殉之时，代善勉强投了赞成票，但皇太极知道，这个人是最强有力的对手。

代善确实是前清历史上一个不容小觑的人物。努尔哈赤生前曾经对他寄予厚望，死前又宽恕了他，将他作为伏笔埋进了新时代的地基里，希望他有所作为。而阿巴亥也试图拉拢他，许之以辅政的重托。如此多的事实无不表明，代善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之所以迟迟没有成事，不是实力不行，而是机缘不行——碰到了更强的对手皇太极。皇太极也的的确确视他为对手。代善是大贝勒，又是两红旗的领袖人物。他的两个儿子岳托、萨哈廉也不是碌碌无为之辈。可以说在新政权的权力版图中，代善父子的存在毫无疑问令皇太极感到棘手。

那么，皇太极将如何对付这个强有力的对手呢？他最初采取的对策是对他恭敬有加。皇太极在收拾阿敏和莽古尔泰的时候，对待代善的态度是尊敬加客气。天聪二年，代善病了，不是什么大病，感冒。但皇太极却第一时间前往代府探望，嘘寒问暖。天聪五年，明朝将领祖大寿投降后金，皇太极将他隆重介绍给代善，并且把第一杯敬酒让给代善去喝……类似的细节当然还有很多。皇太极力图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将礼仪学做到位，令代善可以感受到春风拂面般的温暖。

毫无疑问，皇太极的机心一度被代善误读成善心了。在他先后收拾阿敏和莽古尔泰的时候，代善都设身处地地为其着想，觉得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阿敏不该杀吗？丢了四城逃回来，又桀骜不驯，口出狂言，该杀。莽古尔泰不该惩罚吗？御前拔刀，试图谋逆，该罚。所以代善接下来采取的一个具体措施是说服犯了错误的莽古尔泰不要再跟皇太极一起面南而坐，同时他自己以身作则，也取消了面南而坐。由此，代善心甘情愿地将皇太极推到了“南面独尊”的位置上。

毫不夸张地说，代善是推翻“八王共治”体制的第一人，而皇太极仿佛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但代善不知道，他懵里懵懂间推翻的不仅是“八王共治”体制，也将他自己推翻了。在此时，已然收拾完阿敏和莽古尔泰的皇太极终于能够腾出手来收拾代善父子——他权力路径上最后的绊脚石了。

天聪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太极突然不理政事。原因是代善惹他生气了。天聪九年对后金来说是收获的年头，这一年，金军包围了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族人。皇太极决定，将察哈尔部新守寡的囊囊太后赐给代善，以示其皇恩浩荡。

但代善拒绝了，或许代善以为，皇太极把明显属于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他，分明是让他僭越，以治其罪。而这一点，恰恰是皇太极所期待的。在佯装不理政事之后，皇太极突然宣布对代善的处理结果：革去代善大贝勒爵位，削去和硕贝勒爵位，罚十牛录和一万两白银，以示惩戒。

不过这个处理结果还是打了折扣执行：罚代善银万两、马若干，免革其大贝勒、和硕贝勒爵位。之所以打了折扣执行，原因有两个：一是代善、岳托父子当时还掌控着两红旗部队，皇太极有所忌惮。二是他正在着手处理莽古尔泰问题，后者掌握的正蓝旗军很有哗变的可能。如果皇太极选择在此时左右开弓，势必逼迫两红旗军和正蓝旗军走向联合。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皇太极在处理代善父子问题上也真正做到了一唱三叹，令人叹为观止、心惊肉跳。接下来，我们终于能够看到，皇太极是如何引而不发，又如何枕戈待旦，以完成对代善父子的致命一击的。在摆平莽古尔泰的正蓝旗之后，皇太极宣布，岳托分别在天聪五年的大凌河御前拔刀事件和天聪九年的审理德格类身后谋反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必须严肃处理。这是崇德元年的八月，东北的天气还很热，皇太极却开始秋后算账了。很多人都还记得，就在四个月前，皇太极封岳托为和硕成亲王，是清初首封的七位亲王、郡王之一。如果说岳托在天聪五年已经犯下大错，那皇太极的加封就显得居心叵测了。总之，皇太极在对待岳托的问题上如此欲擒故纵，令人大开眼界。

最后的处理结果出来，岳托被降为贝子，并解除其原先掌管兵部的权力，罚银5000两。同时他被软禁起来，变相地失去了自由。但是，皇太极和岳托的恩怨并没有就此了结。后来的事实可以证明：从这一刻出发，皇太极对岳托的恩怨情怀其实才徐徐展开，它婀娜多姿，在随后的岁月中呈现出奇丽、诡异的色彩，令人对皇太极的内心世界不寒而栗。

恩就是怨，怨就是恩。这是皇太极的恩怨情怀。而在对岳托的恩怨交集中，皇太极像一个追逐自己尾巴不停打转的猫一样，最终迷失了前行的方向，也迷失了自己心灵的方向。清崇德三年八月，皇太极又突然重新启用岳托，拜其为扬武大将军，统领兵马去进攻明帝国。战果是辉煌的——岳托打了16次胜仗，攻克19城。

毫无疑问，清崇德三年的皇太极再次利用了岳托的死忠，而岳托也真是世界上极其少见的那一种人，此种人有一个共同的品质：不离不弃。忠诚某一个人可以忠诚到底。岳托不是看不透皇太极的欲擒故纵、又拍又拉，却总是顶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理由供其驱使，直到生命终结。

事实上，岳托的生命很快就终结了，4个月后，还在征战中的岳托在济南突然死去，死因是染上天花不治身亡，享年41岁。

四十不惑，死去的岳托真正可以不惑了，但皇太极的表演还在继续。皇太极此时的表演已然突破生死界限，或者说生有生的演法，死有死的演法。岳托死后，皇太极的表现竟比代善还悲痛，他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将喉咙给哭哑了。随后他宣布辍朝三日，以示哀悼，再随后追封岳托为克勤郡王，赐五只骆驼、三匹马、一万两白银治丧，所谓极尽哀荣了。

如此种种的表演可以说是皇太极的红脸。三个月后，皇太极白脸亮相。他让代善表态，该如何处理岳托的尸骸。起因是有人举报岳托生前曾经和他的岳父锁诺木躲在一间密室里嘀嘀咕咕，很可能是密谋造反。

此时的代善真是欲哭无泪了。一个人再坚强，也经不起如此折腾吧：儿子岳托尸骨未寒，皇太极便要秋后算账。先前所谓的极尽哀荣到底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要命的是游戏中的人死了，皇太极还能将独角戏唱下去，并且唱出了锋利，唱出了他的九曲回肠。

代善却不知道该如何接戏。他是一个本色演员，这一回却被迫要跟自己死去的亲生儿子演戏，演给皇太极看，才有可能蒙混过关。并且这一次的情形真的非常严峻，儿子岳托已经死了，萨哈廉也突然病故，两红旗军大半归了皇太极。他一个人，形单影只，已经沦落到任人宰割的苍凉情境。此次皇太极借口处理岳托尸骸问题向他发难，其目的不在死人而在活人，手足相残，到了这般地步，代善真是生不如死……

最后，代善只得向皇太极表态说，处理岳托尸骸，可以“刨骨扬尸，罪及子孙”。代善如此自责甚至自虐的表态总算让皇太极无话可说。

这是崇德四年的春天。这个春天，代善白发人送黑发人，在皇太极的心计间苟活，实在是有些憔悴不堪。这个春天过后，代善做出一个决定：退隐。不再搏击权力场，他的时代早就结束了，又或者他的时代根本未曾来过。代善感时伤怀，渐行渐远，慢慢淡出皇太极的视线。

在代善退隐之后，作为权力场上的宠儿，皇太极开始翩翩起舞。一切的一切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正蓝旗被吞并了，镶蓝旗被瓦解了，两红旗成了他的势力范围。至于多尔衮和阿济格的两白旗，也是唯皇太极马首是瞻。最重要的是他称帝了，是朕而不是汗，达到了当年父亲穷极一生没有达到的高度。

但是，高处不胜寒。皇太极机关算尽，到最后突然发现，自己还是孑然一身。他拥有了世界，却不能拥有情感，特别是不能拥有真正的忠诚。因为真正忠诚的那些人的下场不可谓不凄惨。在皇太极“良心发现”没有对死去的岳托刨骨扬尸后，却还是公开认为岳托心怀异志，所以才被上天“夺其寿算”，这叫死得其所。

皇太极说这话的时间是清崇德六年。世事总是诡异而睚眦必报的，当皇太极孤身一人站在权力顶峰踌躇满志时，宿命之刀却正飞快地向他砍来，角度刁钻，势大力沉，令其避无可避。因为两年后，他皇太极也死得其所了。

两个男人的博弈

一个人的性格究竟有多少侧面呢？那些光辉的人是不是时时刻刻或者每一面都光辉灿烂无比，而那些阴暗的人则毫无可取之处，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否。因为努尔哈赤已经提供了相反的案例，而在此之后的皇太极贡献出来的性格层面竟然比他父亲要多得多。尽管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全是皇太极负面形象，但毕竟只是一面而已，皇太极可以说是清朝历史上性格层次最丰富、最圆润的人物之一。他机关算尽，坚忍不拔；他残酷无比，痴情无限；他故步自封，推陈出新；他拖泥带水，举重若轻……几乎在每一个相互矛盾的性格层面上都提供了人性复杂与微妙的点点滴滴，演绎了关于克制与贪婪的种种可能。

皇太极是一个大写的人，也是一个小写的人。在大与小之间，他游刃有余，显示其独特的存在。关于皇太极人品的任何道德评判，似乎失去了意义。他或许是个小人，在权力场的博弈中无所不用其极；他也算得上是大人物，开疆拓土，志存高远，化权谋为谋略，化厚黑为铁血，所作所为令人刮目相看。

对皇太极和崇祯皇帝来说，1628年的世界是对方，或者说彼此。他们是对手关系,战胜了对手就能拥有世界，否则世界就是对手的，很简单、很残酷。从这一年开始的此后17年（对皇太极来说只有16年，他于崇祯十六年去世）光阴，成为这两个男人互相博弈，试图战胜对方的较量时间。谁胜谁负，是一个悬念。就是在这样的时间长度上，皇太极向世人证明了他不仅仅是阴谋家，同时还是军事家和谋略家。

1628年，崇祯18岁，皇太极36岁，后者的年龄是前者的两倍。但前者所拥有的江山面积却是后者的若干倍。同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1628年的皇太极不仅弱小，而且危机重重。他的屁股没坐稳，他的王位很可疑。在他面南而坐的席位旁，坐着三个心怀叵测的兄弟。他们漫不经心，他们蠢蠢欲动，他们以逸待劳，他们想取而代之——只要时机成熟，这样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在朝堂之外，也是危机四伏。东有朝鲜和明朝的毛文龙部，朝鲜这时是明帝国的属国，要真打起仗来，它当然会效忠明帝国。毛文龙就更不用说了，擅长骚扰，虽然力量不是很强，却是皇太极在其他方向不敢放手一搏的忌惮之所在。西面的蒙古也是四分五裂，特别是喀尔喀部，经常袭击金国的使者，抢夺财物，令皇太极头疼不已。金国的西南面则是明帝国的宁锦防线，不久前，努尔哈赤就在宁远城下遭到袁崇焕的重创，最后含恨而逝。

要命的是皇太极重蹈覆辙了，他继位后干的第一件事便是为父报仇，很快结果出来——他败了。皇太极被袁崇焕击败，这是他的一个重大挫折。另外，金国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坏——人心出问题了，出了大问题。很多人选择离开，八旗子弟纷纷逃走，只因为在这个国家看不到希望。这个国家的百姓只能干两件事：种田、打仗，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宿命无非是个“死”字。不是累死就是被打死，所以只能出逃。

出逃是用脚投票，投不信任票。不信任自己跟着皇太极走到明天会更好。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是将皇太极逼到了死角——他的执政危机到了最严重的时刻：金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老天爷不长眼，在这一年降天灾于辽东。在金国内部，每斗米的价格需要用8两银子才能买到（见《清太宗实录》卷三），并且很快每斗米的价格用8两银子也买不到了。国家周边都是敌人或非暴力不合作者，拒绝边贸，实行经济封锁。金国老百姓在如此的惨状下，吃人和逃亡成了极其现实的选择。

现实就这么残酷。1628年的皇太极终于明白，他接手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烂摊子：内外交困，前途黯淡，人人对这个国家，也对他这个人失望透顶。此时的皇太极给人的印象只是个阴谋家，他是靠玩阴谋上位的，他能靠玩阴谋治国吗？没有人相信。

当然，崇祯元年（1628年）对明帝国来说同样流年不利，是个凶险之年。这一年七月二十日，蓟门兵变了。原因很简单，军饷被欠。5天后，宁远又兵变了，原因同上，缺饷。宁远军中13个营发生兵变，甚至还绑架人质，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都被五花大绑押到谯楼上，以待朝廷的赎金。这个赎金事实上是宁远驻军应得却得不到的军饷。当他们以正常途径拿不到时，便只好以非常途径来寻求解决。

袁崇焕被崇祯指派来解决问题了，但袁崇焕也无奈，因为崇祯没让他拿钱来解决问题——朝廷没钱。帝国这么大，要用钱的地方又这么多，所以这军饷便能欠就欠了，这一欠还产生了“欠”规则：只能欠，不能还。一旦朝廷还了某一处的军饷，则帝国处处都是讨债声，以及紧随而至的哗变声。所以大家都是彀中人，都被历史或者说这个帝国绑架了。

这一年还发生了固原（今宁夏固原）兵变。固原兵变的起因同宁远兵变及蓟门兵变一样，都是两个字——缺钱。稍有不同的是，固原兵变所产生的后果要严重得多：由于事态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哗变士兵多加入农民起义军。这些改变了阶级立场的人们开始掉转枪口，与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农民军一起攻击帝国西北的多处城池，明帝国自崇祯元年迎来了结构性的隐忧：一西北一东北，顾此则失彼。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到最后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对比下，皇太极确信自己还能赢——赢在态势上。因为世界上的态势无非两种：向上走，向下走。明王朝历时两百多年，大大小小的皇帝换过16位，所谓起承转合，一路风景看遍，到了崇祯这儿，再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了，到底是一个向下的过程。但金国不一样，它初生，虽然不圆满，却有无限可能。最重要的，是他皇太极来了。皇太极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地斗，其乐无穷；与时局斗，更是其乐无穷。皇太极要的是破局，他也一定能够破局。

只是这样的时刻，手段与谋略显得尤为重要。所谓曲径通幽，所谓曲线救国，皇太极需要非常思维，他向明帝国求和了。在一封给崇祯皇帝的信中，皇太极的态度是谦卑的，心机却很深。因为与此同时，他发起了两项行动：攻击朝鲜，剪除毛文龙部。行动迅雷不及掩耳，结果也是干脆利落，朝鲜败了，承认金国对它的领导地位，毛文龙部则逃入海岛，不敢在陆上与皇太极争锋。皇太极的两项军事行动的政治意图明确，那就是去除来自东面的威胁，为其后续军事行动打下基础。

应该说，皇太极的用心是明显的。但令人费解的是，袁崇焕任由皇太极在东边杀伐决断，并取得丰硕成果，自己却默默修城。他下令在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一带抢筑城堡——新修复的工事发挥了作用，因为皇太极接下来的几次攻城都以失败告终。同样，在宁远，皇太极的进攻也收效甚微。

这样的时刻是拐点时刻。对皇太极来说，他人生的起承转合需要面临一次突破。如此，才能从一个阴谋家变身为谋略家。换言之，他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拿下袁崇焕，才能进一步有所作为。那么，皇太极接下来是如何做的呢？

他决定攻心，皇太极的攻心工程隐晦而曲折，充满算计与伏笔。因为他攻的不是袁崇焕的心，而是崇祯的心——所谓由此及彼，所谓东成西就，这是一个典型案例。而皇太极攻崇祯的心从袁崇焕身上入手，这又叫曲径通幽。总之，皇太极的机心，在这次攻心行动中展露无遗。

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进攻了。他率领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直攻北京城。北京面临一场生死考验。但皇太极攻的其实不是北京，他要调动袁崇焕“勤王”，以便其进一步有所作为。

袁崇焕果然“勤王”了。当时他正在山海关驻防，明知皇太极打的不是北京而是自己，却也只能选择自投罗网。因为这是一次忠心行动，此时的袁崇焕太需要一次忠心行动来洗刷自己身上的嫌疑了，细说起来这是两个男人间的恩怨。他们的恩怨前史令人唏嘘：曾经，崇祯对袁崇焕是寄予厚望的，他即位后不久，就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但是袁崇焕很快就辜负了崇祯的良苦用心——他和皇太极议和了。后来的历史证明，袁崇焕的议和只是一次战术行动，但问题的关键是在崇祯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由此，袁崇焕的悲剧人生开始埋下一处伏笔。据《清实录》记载，天命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袁崇焕派出李喇嘛一行34人抵达盛京，吊唁努尔哈赤并祝贺皇太极即位，这应该是遣使议和的意思，并且还是主动的。联系到当时的背景，努尔哈赤是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击中身负重伤而亡，袁崇焕的私自遣使议和就很耐人寻味了。这是其一。

其二是袁崇焕用崇祯赐予的尚方宝剑，未经请示就杀了皮岛统帅毛文龙，很有内讧的嫌疑。这样的内讧毫无疑问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但崇祯的怀疑却还要更进一层：这个袁崇焕“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是不是要造反啊？！至此，袁崇焕在崇祯心目中的信任度或者说忠诚度已经岌岌可危，似乎就差最后一根稻草来压垮它。

在这样的历史当口，皇太极的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城便成了最后那一根稻草，它的最终目的便是要压垮崇祯那颗多疑的心，令其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历史的剧情演绎至此，一切都已是箭在弦上，袁崇焕的悲剧命运进入了倒计时，皇太极收获在望。从一个阴谋家变身谋略家，皇太极需要的只是时间或者说等待而已。

崇祯三年（1630年），皇太极大功告成，崇祯终于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从而使得他与皇太极之间的博弈走向一个拐点时刻。袁崇焕去世之后，皇太极在这个帝国再也没有了真正的对手，他的对手在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那一刻已经消失了。

此后情势的发展如水银泻地，一气呵成，再无半点阻滞。祖大寿投降了，洪承畴投降了，崇祯没有投降。1644年的时候，崇祯皇帝在煤山上以一根吊带承认了他和皇太极的天壤之别。在17年的时间长度上，他败了，皇太极胜了。历史以改朝换代的形式确认了皇太极的大气磅礴和收放自如。他的确是个大人物，开疆拓土，志存高远，化权谋为谋略，化厚黑为铁血，令人刮目相看。虽然在转过身去的另一面，皇太极的皇袍之下也实实在在地藏着他的“小”，他的精明与狐疑、狠毒与阴险。

谁的心不曾柔软

或许还应该谈谈爱情，一个男人的爱情，皇太极的爱情。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皇太极的情感世界也是惊天动地的，一如他的功名、他的阴谋一样，这个男人总是将每一件他在意的事情做得惊天动地。看上去相互矛盾、不可理喻却并行不悖、情真意切。

皇太极喜欢的那个女人叫海兰珠。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与26岁的海兰珠结为夫妻，从此，这个男人的痴情之旅就徐徐展开。没有人能够料到，看上去精明狐疑、狠毒阴险同时志存高远、绝不儿女情长的皇太极动起情来竟会如此纯粹、炽热。当崇德二年（1637年）海兰珠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时，皇太极立马在大政殿举行仪式，庆贺他第八个儿子的出生。这样的仪式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它违反了大清的成例。但如果我们联系前因后果加以细究的话，或许可以发现其实皇太极是爱屋及乌。因为不久之后，他的表现更加失态。他对一个女人的款款深情，终于在一次未遂的军事行动中展露无遗。谁的心不曾柔软？皇太极，这个貌似强硬、强悍的男人，到底在崇德六年（1641年）的九月完全崩溃。他毫无顾忌地在众人面前暴露出他的软弱和绝望，他对这个世界的不可把握和爱断情伤。这样的皇太极，与我们一直以来惯见的那个皇太极判若两人，是熟悉的陌生人，也是具有多重人格色彩的王者。

崇德六年（1641年）九月，海兰珠不幸病逝，年仅33岁。当时的皇太极正在发起松山、锦州战役。此战成败于他、于后金国的命运关系极大。但皇太极似乎不爱江山爱美人，闻海兰珠病重，他的第一反应是立即赶回去探视，完全不顾战事紧急。事实上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此时他的部队驻扎在松山城西北十里处，正准备发起进攻，但皇太极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他放弃功名，直奔爱情，在两者之间，做了一个清晰的选择。皇太极回到盛京，海兰珠已经撒手西去，此时他的反应又是如何呢？透过历史的细节和那些弥漫其间的感伤情绪，我们看到这个风尘仆仆的男人、这个王者，他六天六夜不吃不喝，不停地哭泣，不分日夜。他“饮食顿减，圣躬违和”，他“言语无绪”，心灰意冷，甚至还生了一场大病，再没能重返松锦战场。准确地说，海兰珠之死结束了皇太极的戎马生涯，从此这个男人再也没有冲锋陷阵，重新厮杀于疆场。

不仅如此，皇太极因为感伤于海兰珠之死，连朝政都懒得去打理，很像若干年后顺治的某些所作所为。他是悍将、是谋者、是王者，也是一个情种。就在海兰珠病逝两年后，皇太极也在清宁宫与世长辞了，享年52岁。他的传奇戛然而止。这个男人的一生杀伐决断，以无情成就功名，但似乎谁都想不到，他最后会栽在“情”字上。正所谓世事的辩证法无非阴阳兼备，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谁都逃不脱其中的宿命。而强悍如皇太极者，最终也是归去来兮。

呜呼……

第三章

顺治：爱恨情仇百感交集

一个男人的阴狠

顺治八年闰二月十八日，乙丑。亲政刚满两月的顺治晓谕吏部：“国家设官图治，必公忠自矢，方能裨益生民，共襄盛治……自今以后，……若仍上下交欺，法必不贷。”

据《清世祖实录》记载，红头文件下达之后，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大学士冯铨，因为收受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并且工作七年来毫无建树，被勒令致仕（退休）了。声誉同样出问题的还包括现任工部尚书谢启光。谢启光被查出在任职工部尚书的七年间，钱粮账目不清，走时还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高级干部调动时的账目审计工作一点都没做。另外，还查出索贿（滥差税吏加倍需索），以权谋私（任意徇私）、生活作风问题（秽声盈耳）。谢启光在这一天被开除公职，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另外，礼部尚书李若琳在这一天也悲凉地发现，自己和谢启光一样被开除公职了。他的罪名是和大学士冯铨结为朋党，很有自立山头、要专制不要民主的意思。

《清世祖实录》还记载了在这一天，很多人成为这场政治风暴的牺牲品。他们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卓罗、副都御史罗壁、巴朗以及徐起元等人，这些人纷纷黯然离开顺治朝的官场。在这一年，顺治帝福临才14岁，是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

当然，这是个出手迅猛的少年，也是个有自己主张的少年。四天之后，人们发现，官场新格局形成了。戊辰日，顺治帝任命大学士洪承畴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陈之遴为礼部尚书，张凤翔为工部尚书。这是一项耐人寻味的任命，因为洪承畴、张凤翔都是明末崇祯朝的重臣，陈之遴在明崇祯十年（1637年）以一甲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也是崇祯朝的官员。顺治帝不拘一格大胆使用，在某个层面上说，体现了他的狠劲。

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顺治的狠是“阴狠”。他的政治手腕在这一年体现得淋漓尽致，起因是多尔衮死了。

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死去，可多尔衮的死对顺治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1644年10月30日，顺治成为名义上的大清皇帝，但是仅此而已。对于这个时年仅7岁的小男孩来说，一切不可能由他来做主。事实上他是多尔衮与政敌博弈的产物，是多尔衮问鼎大清政坛的遮羞布。这一点可以从多尔衮的头衔上看出来。顺治成为名义上的大清皇帝时，多尔衮是“叔父摄政王”，第二年，多尔衮成了“皇叔父摄政王”，差不多又过了两年，多尔衮的头衔是“皇父摄政王”。

毫无疑问，这是个含义鲜明的称号。多尔衮从一个皇权潜伏者变身为裸泳者，或者说差不多是个裸泳者。皇父与皇帝一字之差，可对多尔衮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在这个国家里，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甚至拥有皇帝的传国玉玺。

好在多尔衮死了，在他风华正茂的39岁时死了，死于寻欢作乐，这是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时发生的事情。多尔衮，这个有着很多野心和欲望的男人注定看不到顺治八年的阳光了。顺治八年的阳光只属于顺治。这是顺治皇帝在得知多尔衮死讯时油然而生的一种感觉。

但他又不太确定。

因为形势很复杂。虽然多尔衮猝死，可他的势力并没有猝死。追随多尔衮的强权人物罗什、鳌拜、额克苏等人不认为顺治有翻天的可能。对顺治来说，力量依旧是不对等的。多尔衮死后八天，遗体被运回京城。顺治带领文武百官一身孝服，在东直门外五里地跪迎。顺治不仅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还向多尔衮的灵柩行三跪大礼，同时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令罗什、鳌拜、额克苏等人心下大安，觉得人走了，茶没凉，他们的前途还在。

当然，为了把功课做扎实，罗什、鳌拜、额克苏等人逼着顺治做了两件事:一是以皇帝的规格安葬多尔衮；二是追授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不仅照单全收，甚至还追封其元妃为“义皇后”，夫妇一同升祔太庙祭享，将多尔衮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这让罗什们感觉这个小皇帝不是一般的乖，那是相当的乖。

但是有人开始行动了。

济尔哈朗自小就生活在努尔哈赤的宫中，由努尔哈赤加以抚养，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追随努尔哈赤南征北讨，因战功受封为和硕郑亲王，世袭罔替，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济尔哈朗与努尔哈赤的儿子们关系很好，尤其是与皇太极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皇太极死后留下了权力真空，豪格和多尔衮开始争夺帝位。济尔哈朗就采取折中的办法，立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为帝，并由他和多尔衮辅政。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济尔哈朗是很压抑的。很明显，多尔衮并没有给他多少辅政的机会——他被边缘化了。因此，多尔衮一死，济尔哈朗就立马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行动。先是拿回传国玉玺，交到看上去一脸无辜的顺治手中，紧接着他对多尔衮反攻倒算，揭发多尔衮当政时，对待他的政敌豪格极为不公，于顺治五年（1648年）将其迫害致死！

应该说，济尔哈朗的行动是有群众基础的。因为当年帝位之争时，反对过多尔衮的两黄旗大臣被打击报复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矛盾终于在压抑多年后爆发了。这些重新扬眉吐气的人对多尔衮极为愤恨，纷纷开始摆事实讲道理，揭发多尔衮篡位夺权的险恶用心。

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多尔衮生前曾制有黄袍等物的事实被揭发出来，毫无疑问，这是多尔衮图谋不轨的铁证。虽然此人生前已经做到皇父摄政王的位上，但毕竟摄政王不是皇帝，于是诸王大臣开始群起而攻之，称多尔衮狼子野心，实不可赦。

顺治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出手的。不错，一个多月前，他是追授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但那是他的本意吗？不，那是被迫的！更何况已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世上事，只争朝夕。昨天的事都不可言说，遑论一个多月前了。

于是，一脸无辜的顺治马上下诏，将多尔衮削爵，撤出宗庙，开除宗室，追夺所有封典，籍没家产人口入官，其养子多尔博归宗（多尔衮无子，抚其弟多铎子多尔博为嗣，见《清史稿·多尔衮传》）。当然更能体现顺治狠劲的，是他将此人挫骨扬灰了。此后不久，他下令将多尔衮陵墓平毁，并鞭尸示众，砍掉脑袋。这个举动听上去很有些骇人听闻，但是年轻的顺治以他的暴力行动向世人诠释了什么叫作不共戴天、你死我活。

什么叫作一个男人的阴狠。

狠当然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斗争中，也体现在军事行动上。在后世的印象里，顺治是多情的、柔弱的，不是以刚毅、坚决、果敢的形象存世，但事实是，他是男人，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一个敢爱敢恨敢出手的男人。

顺治十六年七月初八日，一个天大的考验落在了顺治头上。这一天，顺治帝得到一个消息：郑成功进兵江南，官兵屡战屡败，很有顶不住的意思。事实上郑成功一直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领着一群不相信天会塌下来的人在战斗。此前郑成功从海上登陆后，率大军包围江宁，杭州、九江的大清守军摇摆不定，欲战还降。沿江列郡，除安庆外，几乎都被他收复，郑成功如若成功，大清半壁江山很有可能会易主。

顺治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拔出了他的佩剑，将御座劈成了碎块的，并且下令亲征。如此狠劲，如此豪情，当不亚于他的儿子康熙后来的所作所为。关于此事的具体经过，汤若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以一个历史亲历者、见证人的身份做了这样的描述：“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胆怯的人们已经为首都的安全惊惧了起来。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她说，他怎么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顺治一听皇太后这句话，竟反而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他拔出宝剑，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这言辞，顺治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他要照这样对待一切人，只要他们对于他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皇太后枉然地尝试着，用言辞来平复皇帝的暴躁。她撤身退去，而另派遣皇帝以前的奶母，到皇帝前劝诫皇帝，因为奶母是被满人敬之如自己生身母亲一般的。这位勇敢的奶母很和蔼地向他进劝，可是这更增加了他的怒气，他恐吓着也要把她劈成碎块，因此她吃了一惊地跑开了……”（见《汤若望回忆录》）

虽然后来由于汤若望苦口婆心的劝说，顺治才没有亲自出征，但接下来的运筹帷幄却充分说明了顺治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的心理素质。他一方面任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率兵增援江南；另一方面则命户部尚书车克亲往江南催钱催粮，督造战船，以求在军事力量上可以压倒郑成功。与此同时，顺治还在兵部开展了整风运动，加强纪律性。针对礼科给事中杨雍建提出的军事官僚主义作风问题，顺治猛出重手，在九月初四下达文件，将兵部尚书梁清标连降三级，罚银一百两；兵部侍郎额色黑、刘达、李裳馥三人降二级，罚银七十两。一时间全军震动，人人自危。部队的战斗力在顺治杀鸡给猴看的狠劲与邪劲中突然提高了。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江南总督郎廷佐的军事才华突然超水平发挥。他在与郑成功的对峙中以缓兵之计完胜对方，令郑成功逃往海上，那些已经被占领的州县重新回到大清手中。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江南总督郎廷佐的胜利，更是顺治的胜利。顺治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第一次以勇气作底，将智谋打包，出演了一场力挽狂澜的青春激情戏。当然他的狠劲并没有止步于此。江宁战后，顺治秋后算账，对江南各府州县那些迎降郑成功的变节官员，痛下杀手，一时间竟有几万人死于顺治手下。

数万人被诛杀，涉案人的妻子和儿女则流放到塞外做苦役，顺治这一手，真可谓心狠手辣。都说后世之雍正寡恩薄义，可和顺治比起来，他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不过无情之人往往最多情，顺治的悖论也在这一点上，关于他的多情，接下来还会讲到。

向文明致敬

在“满汉文明”的夹缝中，那个叫福临的人见到了什么，又做了什么？

顺治元年四月三十日，在武英殿举行过登极大典的李自成带着一颗惆怅的心离开了这座他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北京。形势比人强，他的身后，踌躇满志的多尔衮杀将了进来。多尔衮相信，他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年方7岁的顺治帝福临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被带到北京的。他站在这座城市里，站在皇宫面前,毫无疑问，他被震撼了。紫禁城以它的威严和形式感传达了汉文化的先进和傲慢。不错，它最精华的部分皇极殿在战火中被焚毁了，可这座皇宫的气质还在。顺治帝福临置身其间，先在行殿换上了皇帝礼服，然后由百官做先导，从永定门经正阳门、大明门、承天门进入皇宫武英殿，正式举行登极大典。

应该说这是大清王朝的第一次，此后的差不多两百七十年里，这样的仪式重复了十多次。必须要说明的一点，这是个山寨版的登极大典，是由原崇祯朝的礼部官员仿照明代皇帝登极礼而制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大清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大明，可在文化层面上，却不可能征服。作为游牧民族，大清国连皇帝的称谓都没有，何来登极大典之类的礼仪？所以在文明的交锋中，汉文化毫无疑问显示了它的锋利和有容乃大。

当然，年方7岁的顺治帝福临不可能明白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他甚至不识字。于是，接下来问题出现了，皇帝要启蒙，要读书、写字，是学满文好还是学汉文好呢？

多尔衮对这个问题显得漫不经心，他真实的想法也许是不学为好。作为一个利益冲突者，多尔衮显然不愿意这个小皇帝有所作为。但其实他自己已经被高度汉化了——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颠覆或者说覆盖，有时是不由分说的。在进京第六天时，多尔衮就做出了这样一个指示：“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见《清实录》）不仅如此，多尔衮还对汉人人才表达了求贤若渴的意思。他接下来的一道命令是这样的：“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一时间，很多摇摆不定的旧明官员选择了为新王朝服务。多尔衮的政府继续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职官、施政措施及施政理念，他甚至允许官员穿戴明朝服饰。汉文化、汉人思维在大清王朝不仅继续存在，还得以发扬光大了。在这一点上，多尔衮显然没有成见。

可唯独对顺治帝福临，多尔衮不愿意汉化他。尽管时任大学士的冯铨（附带说一下，这个冯铨在明末时就已官声不佳，多尔衮求贤令一下，他就跑去做了大清朝的大学士）、洪承畴以及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等汉蒙官员几次建议多尔衮要及早为福临请帝师，特别是汉文老师，但多尔衮却置之不理。汉文明对福临来说被人为地屏蔽了，以至于他14岁亲政后，竟然看不懂大臣们上的汉文奏章。由此，顺治帝福临产生了一种焦虑——这是文化的焦虑，也是文明阻隔所带来的焦虑。在满汉文明的夹缝中，这个叫福临的少年找不到出口，更看不到那一片奇异的风景。

至此，学习成了顺治帝福临抵达汉文明的原动力。在接下来的九年时间里，少年皇帝福临成为一个爱学习的孩子，他通读了《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汉文化的经典著作，并渐渐有了汉人思维。比如，有一次他看《明孝宗实录》，就学以致用，召用了尚书梁清标等人进宫做自己的政治顾问。当然，“party”也是经常举办的，顺治帝福临的“party”是个读书会，他不定期地将学士、翰林们邀集到一起，谈古论今，讲古今帝王治世之方，修身之道。如此，顺治的行政文明很快就抵达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一个人的进步很多时候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整个国家要与时俱进。顺治皇帝明白，制度比人更重要。在对汉文明的吸纳过程中，顺治发现科举制真是个好东西，天下人才，尽在一张纸中。由此，在顺治朝，内院的翰林科道臣中有许多新进之士都是他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此外，顺治十七年，顺治帝还将翻译成满文的《三国志》分发给满族高级干部们阅读，以从中汲取汉文明的智慧。

但事实上，顺治对满文也没有偏废。两种文明的融合于他而言可能是最理想的状态。据《清世祖实录》卷一○一记载：顺治十三年闰五月初八，顺治在宫中亲自主持考试，考核那些学习满文的翰林官员。这是一次有趣的考试，当然对某些人来说心情不是太好，比如白乃贞，这个翰林官员因为记性不好，以前已经学会的满文此番又记不起来了。他所得到的惩罚是停发工资（停俸），再学三年。当然他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有两人，李昌垣和郭棻。这两个翰林官员大概是得了满文恐惧症，将所习满文忘得个一干二净，结果得了零分。顺治帝给他们的惩罚是降三级调外用，罚俸一年。顺治在考试后还发表了重要讲话，谆谆教导各位翰林官要“兼习满汉文字，以俟将来大用，期待甚殷……俱当精勤策励，无负朕惓惓作养，谆谆教诲至意”。

在这一年里，顺治还做出了一个重大调整：统一满汉文武官员的年薪。在此之前，同品级的满汉官员年薪并不一致，满族官员的要来得高。顺治此举可以说是在经济行为上向汉文明致敬。尊重，有时是要物化和量化的。

文明无极限。在向汉文明致敬之后，顺治又向西洋文明表达了善意。

因为有一个人出现了。

汤若望。

汤若望其实二十多年前就出现在了北京。这个德国传教士在明天启三年（1623年）受耶酥会派遣来到北京，试图传播西洋文明。事实上他的努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和接纳。当他将一些数理天算书籍以及类似天文望远镜的仪器推销给大明王朝时，起码有两个人对此表示出了兴趣。户部尚书张问达和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徐光启。毫无疑问，这是汉文明对西洋文明做出的一种回应和探究。尽管还谈不到融合的层面，但自此，汤若望的工作变得有意义起来，甚至得到了政府层面的承认。崇祯皇帝就公开表扬他“深知西洋之密”，令他为大明朝编修历书，甚至还邀请他督造火炮，将西洋火炮技术洋为中用。汤若望当然乐于充当文明的使者。他写出《火攻军要》一书，详细论述了西洋火炮技术，第一次将西洋军事文明引进中国。

但是很快，汤若望就发现文明的融合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改朝换代了。多尔衮和他的部队以军马和战刀收拾了看上去有些文弱的崇祯王朝。清军入京了，汤若望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待下去。多尔衮一纸命令下来，要实行旗民分治政策，像汤若望这样的非旗人就得搬出北京城去。

汤若望最终留在了京城里，多尔衮也许是生了怜悯之心，让他和他的那些书籍、仪器不再四处颠簸、流离失所。就这样西洋文明继续在北京留存。汤若望愉快地发现，新王朝对西洋文明依旧表达了善意。顺治二年，他为清廷修定的历法《时宪历》在全国颁行。同年十一月，他被任命为大清朝钦天监监正，这个朝廷命官接下来以太常侍少卿的身份在大清王朝坚强而合法的存在。

顺治对西洋文明的致敬在汤若望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称呼这个有些年长的中国通为“玛法”，这是爷爷的意思。与此同时，顺治对天文学表达出浓厚的兴趣。他关心日食和月食的形成，对慧星和流星的关系刨根问底，甚至天文望远镜成了他的新玩具，所有这些学问，是蒙汉文明里都不曾有的。这个十几岁的少年由此成了汤若望的粉丝，对其佩服得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他特许汤若望可以随时随地出入宫禁，想见他就见他，甭废什么话，也甭行什么礼，因为他自己就时刻想跟这个似乎无所不知的人待在一起。

在顺治十四年以前，顺治一度想加入天主教，只是身为一个皇帝，不可能做到如此决绝，最后只得做罢。但终汤若望一生，顺治帝对他一直恩崇有加。顺治十一年八月，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顺治十五年正月，封汤若望为光禄大夫，并恩赏其祖宗三代为一品封典。当然，顺治对汤若望的器重远不止这些。据《汤若望回忆录》记载，顺治帝临死前，还把已经年迈的汤若望叫到跟前，聆听他关于立储的意见，并最终采纳了其建议，立皇三子玄烨为皇位继承人。

从世俗的层面上看，似乎很难解释顺治为何对汤若望如此恩崇有加，也许用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致敬才可以勉强说得通吧。两个年龄悬殊、阅历文化都不相同的人最后走得如此亲密，成了忘年交，似乎只能说明文明的融合在这个世间还是有迹可循的。

用心良苦的遗诏

有融合必有冲突，这是文明的常态。

但是谁都想不到，这一回的冲突竟然发生在母子间，顺治和他的母亲孝庄太后。

当顺治在汉文明中流连忘返的时候，孝庄却“甚厌汉语，或有儿孙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蒙汉文明的消长在孝庄眼里是关系王朝命运的大事，马虎不得。

事实上不止孝庄一人有此看法，包括两黄旗在内的“满洲”贵族多持此见，江山已经打下来了，文化上却弃械投降？没门！

于是要汉人剃发易服。

于是对顺治的全盘汉化不以为然。

由此，文明的冲突开始以一种政治冲突的常态持续了下来，顺治终其一生，只能在这种冲突中痛苦挣扎，最终郁郁而终，付出了情感和生命的代价。在这里，情感不仅仅指爱情，还包括亲情，特别是母子情。

公正地说，孝庄也是有文化的人，她出身于蒙古贵族家庭，“嗜古好学”，当然学的都是“蒙学”。没有证据表明她学错了或者学得不好，恰恰相反，孝庄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子，也是一个很有教养的母亲。在用蒙族礼仪教育孩子方面，她的成绩堪称优秀。《清实录》里记载了顺治登极之日发生的四件事：一是一个侍臣拿了一件红里子的貂皮披风给他，顺治拒绝。因为他认为皇帝应穿黄里子的。二是奶娘见他还小，想跟他同乘一辇进宫，以便照顾，顺治不许。三是在御座上顺治问侍臣：登极时诸伯叔兄长向他行礼时自己要不要还礼。四是退朝时让年龄最大的代善伯伯先走。此四件事单看没什么，联系起来看，只能说明一点：孝庄教子有方。他们的亲情关系是和谐、富有成效的。

可正因为这，亲情关系里一旦渗入了政治（权力）冲突的因素后，这样的失落感才尤显痛苦和惨烈。

第一次冲突来自于达赖五世进京晋见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

这是顺治九年发生的事情。事实上达赖五世也不是第一次进京晋见。在皇太极生前以及多尔衮摄政期间，达赖都曾经来访。只是这一次，情况稍有不同。达赖五世提出在归化城或代噶地方晋见，希望顺治帝能亲往迎接，显然，这个问题涉及对喇嘛教的尊重问题。孝庄以及索尼、鳌拜等人认为“满蒙”一家，顺治应亲往迎接，表达其尊重之意，可汉臣们却认为“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应该屈尊亲往。顺治置身其间，左右为难。

最后让他做出拒绝亲往决定的是钦天监向他报告天象有异常，所谓“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不祥。顺治便以天意不可违为由，没有亲自前去边地迎接达赖五世，而是另派特使前往。由此，他跟母亲孝庄的矛盾第一次公开化了。在孝庄看来。顺治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站着洪承畴等汉臣，这些汉人在左右着年轻的皇帝全面汉化，毫无疑问，这是个危险的举动和信号。这个王朝到底是谁的？扛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孝庄认为她应该有所作为了。

突破口首先在儿子的婚姻上，孝庄以为，婚姻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权力的外化。她从蒙古的博尔济吉特氏为顺治选了两位皇后，一个是她的侄女，另一个也是差不多的远房亲戚。但是顺治做出了反抗，他将那个可怜的侄女废为静妃，与此同时，他又自由恋爱，看上了正白旗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鄂氏。这个幸运的女人成了他的皇贵妃，皇权斗争进一步激化了。

当然，平衡依旧存在，或者说胶着状态短时间内并未打破。忠于孝庄的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成为顺治放开手脚施政的绊脚石，也是加剧“满汉”冲突的重要因素。文明的冲突，最终以权力冲突的形式赤裸裸地体现出来了。顺治十年六月，顺治帝做出了重大的政治决策：仿效明制，在内务府外，另设宦官衙门，简称十三衙门。

应该说，设立十三衙门是加强皇权之举，也是分权之举。分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等人的权，此举最终的目的是打击孝庄的权威。但是让孝庄伤心的并不仅仅是十三衙门的设立，而是顺治在新衙门中重用汉官，并形成自己的小团体。权力的冲突背后说到底还是文明的冲突，母子的歧见最终上升到文化层面，这是一个难解的死结。

死结难解，但要命的是顺治根本就不打算去解。如果联系他在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到四月不足两个月的所作所为，人们可以发现，顺治又一次显示了他的狠——一个年轻皇帝的狠劲。在这个时间段里，顺治不顾他母亲的脸面，公开下旨惩罚他两个亲舅舅：亲王吴克善、郡王满珠习礼。此二人的罪过是不奉诏按时来京，给出的理由是“公主病了”。顺治以他的决绝行动告诉世人，皇权的威严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要维护的，不管是亲舅舅还是亲娘；随后，孝庄的忠实跟随者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图海、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郭迈等两黄旗重臣也受到了顺治的沉重打击。种种迹象表明，皇权的冲突以及隐身其后的文明的冲突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死结必须要用死来解。

的确，死结必须要用死来解。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病死，一切似乎都了结了，但一切似乎又都没了结。顺治的遗诏大白于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是一份世界上最狠的遗诏，就像顺治的行政风格，充满了暴力和批判精神。

顺治的这份遗诏里牵涉对“蒙汉”关系的检讨或者说是批判，很有“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联系到遗诏最后一段话：“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天忠尽，保翊冲主，佐理政务，而告中外，咸使闻知。”事实上整个遗诏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要割裂“蒙汉”关系，重新回到蒙人做主的时代，拒绝汉文明的渗透和颠覆。

这真是一份用心良苦的遗诏。没有证据表明是顺治写的，也没有证据表明不是顺治写的，历史的秘密总在暗室里完成，它给出的只是结果，不是过程，当然，它也不会给出理由的。当孝庄在儿子的追悼会上一脸无辜地宣读这份被后世称为顺治罪己诏的遗诏时，那些听者的脸上也满是无辜的表情。

因为他们要继续生活下去，或者说生存下去。这是顺治十八年的春天，文明的冲突戛然而止，权力的交锋也戛然而止。一个年轻人死了，死于天花，他从发病到去世不足六天时间。他在这六天时间里写了一份令人疑窦丛生的罪己诏。

仅此而已。

爱要爱之入骨

无情之人最多情，多情之人最无情。在顺治的情感历程中，这个多情无情的辩证法体现得最彻底。

对于孝庄为他指定的两个女人，顺治当然没什么感情，因为这是政治婚姻。政治婚姻最肮脏，顺治要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一个心仪的女人，他自己心仪的女人。顺治十三年的二月初八，年轻的顺治惊喜地发现，那个女人来了。

是个有夫之妇，他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董鄂妃。毫无疑问，对顺治来说，这是一次悲欣交集的邂逅，他生命中的女人以别人的老婆特别是他弟弟的老婆的形式到来，这让他感觉到世事的不完美。

当然世事从来都是不完美的。五个月后，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突然自杀身亡，年仅16岁。死前，他曾与被称之为九阿哥的顺治皇帝有过肢体冲突。准确地说，顺治给了他一耳光，并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爱情宣言。一见钟情的爱情终于附着上了暴力的阴影，这似乎说明了两点：一、当事人顺治皇帝比较狠；二、他还比较多情。

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死后差不多50天，董鄂妃被顺治册封为贤妃。与此同时，顺治令鳌拜带上丰厚的祭品祭拜襄亲王，以表达他难与人言的歉意或者说心境。

爱情真是一个令人丧失理智的怪兽，但顺治似乎心甘情愿被这怪兽打败，目的只有一个：得到这个女人。

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同年九月，贤妃董鄂氏进宫。九月底，顺治高调宣布：将其由贤妃晋为皇贵妃。一切似乎朝着花好月圆的方向发展，因为第二年董鄂妃就为其生下一个儿子，这是顺治的皇四子。顺治喜出望外，立即下诏全国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并称这个尚未取名的皇四子为“朕第一子”，很明显，顺治有视其为皇位继承人的意思。这一点，不仅宫中很多大臣能看出来，汤若望也看出来了（见《汤若望传》）。

但是很遗憾，世事总是很遗憾。这个被顺治视如珍宝的皇四子在未及四个月大时就夭折了，让顺治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忧伤。

更忧伤的事发生在两年之后，皇贵妃董鄂氏忧虑过度因病去世了，顺治皇帝悲痛之极。他下令：亲王以下，“满汉”四品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都到景运门外哭灵去，朝廷停止办公五天。他甚至亲写行状，以寄托哀思，事实上这是破天荒之举。因为历来皇宫中无论谁死了，行状都由他人代写，哪有皇帝亲自执笔的？但是顺治亲力亲为了。

从相关的历史记录来看，皇贵妃董鄂氏死后的殊荣是无与伦比的：她被追封为皇后；有30名太监与宫女被赐死，跑到地下为她服务去了；出殡那天，八旗二三品大员轮流换抬棺材，顺治则一身孝服，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皇贵妃董鄂氏死后百日之内，民间包括王臣们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否则治罪……

顺治就是这样一个人，将张扬的形式做到极致。恨要恨之入骨，狠要狠之入骨，爱也要爱到骨头里去，当然，忧伤更是深入骨髓——毫无疑问，他是个性情皇帝。

性情皇帝总行性情之事。皇贵妃董鄂氏死后，顺治万念俱空，无人可以诉说，便跑到崇祯皇帝墓前，一诉衷肠。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明朝的亡国皇帝，一个是清朝入关后的开国皇帝，似乎没有可以交集的地方，但吸引顺治前来祭拜的，却还是他们骨子里共有的忧伤。崇祯皇帝是“孜孜求治之主”，但大明这条破船漏洞太多，太大，下沉已然不可避免，所以崇祯的忧伤是历史的忧伤，是家国命运与个人命运的忧伤。顺治则是内忧外患频仍，南方战火不息，朝中权臣党争，母子亲情反目，爱情随风而逝。不错，这个国家表面上是他的，但其实他什么都没有。

重要的是精神支柱没有了。皇四子死后，他连未来都没有了。想到这一切，顺治真是万念俱空啊，这个曾经以狠著称的皇帝发现对自己狠不起来了，一切都变得轻飘飘的。在最后一次祭拜崇祯墓时，他竟然长跪于地，哭唤崇祯为大哥，很有追随他而去的意思。站在他身后的近侍与太监看到这一幕，一个个吓得毛骨悚然，隐隐的，便感觉这个皇帝身上有很强的宿命感。

的确如此，顺治十七年十月的某一天，顺治的宿命时刻到来了，他一个人跑到万善殿去要求剃发为僧。在外人看来，虽然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选择，不过对顺治来说，却是水到渠成之举。当一个人万念俱空时，出家也许是最自然的选择，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天子。不过，顺治的出家之举最后没有完成，有太多的人和太多的理由制止他做出这一选择。他又重新开始了一个皇帝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只是很多时候他都显得心不在焉。廷上朝对之时，“满臣”和“汉臣”为某个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顺治却坐在龙椅上昏昏欲睡，默不作声。他的一颗心，已然不在这个朝廷、这个世间。

无情之人最多情，多情之人最无情。顺治此时，应该说对这人间已无任何情感，他只是一具行尸走肉。在皇贵妃董鄂氏死后不到半年，他也染上天花，很快与世长辞。死时年仅24岁。

顺治王朝就此戛然而止。

毫无疑问，顺治是个短命的皇帝，却又是个很具个人特质的皇帝。在他的时代，很多规则等着他去确立，很多情感等待他去处理。这是一个王朝的早晨，他激情洋溢、精力充沛、手忙脚乱、爱憎分明。他有破有立，破中有立，立中有破。他看见了文明间的交融和纠结，看见了新奇的爱情，也看见了肮脏的交易。他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和勇气不妥协，敢抗争，最后却一无所获甚至身败名裂，只能以罪己诏匆匆收场，留下了不名誉的尾音。

但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新王朝的开拓者之一，这是无可争议的。作为大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这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帝国此后两百多年的规则和潜规则，由他确立。他是一个张扬个人情感的皇帝，活得真实、激烈。最重要的，是他为这个王朝贡献了一个杰出的继任者——玄烨。是他指定了此人为大清朝续写接下来的部分。毫无疑问，这是个正确的选择。

他走了，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和有争议的声音。这些构成了故事，或者说一个人的密码，等待后人去破译。

第四章

康熙：盛世的惆怅

少年康熙的手段

康熙六十年正月初一，癸亥。

已经68岁的康熙帝依照惯例，像往年一样举行了新年庆贺礼。事实上这是康熙朝第60次新年庆贺礼了，不管是对康熙帝还是对朝臣来说都已产生审美疲劳。

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老了。这一年，康熙68岁，大学士王旭龄80岁，大学士嵩祝、肖永藻以及户部尚书田从典等70多岁，大学士马齐、礼部尚书贝和诺、兵部尚书孙桂、刑部尚书赖都、工部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党阿赖都已70岁。礼部尚书蔡升元、刑部尚书张廷枢则和康熙一样，是68岁。

毫无疑问，在那样的时代，这都是些沉重的年龄。特别是康熙，作为这个朝代的主要书写者，他的人生况味可谓一言难尽。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年仅8岁的玄烨发现自己的人生有了改变，他成了这个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这一天，在太和殿举行的登极礼向世人昭告，继顺治皇帝去世三天后，大清帝国的新皇帝康熙帝产生了。当然，由于新皇帝还不到亲政年龄，所以政事由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代劳，此谓辅政大臣。事实上，辅政大臣对政局的影响是颠覆性的。顺治朝的成局首先被颠覆了。康熙登极礼后仅一个月，辅政大臣就大刀阔斧地搞改革，一心一意地弄权柄。首先，十三衙门被废，内务府复立，紧接着内阁也被废除，清初在关外时设置的内三院机构重新产生。当然，顺治时搞的满汉官员同工同酬的政策也被宣布作废，四辅政大臣宣布满官品级将无条件大于汉官品级。这些改革之举，康熙的广大子民想得通要执行，想不通皱着眉头也要执行。因为事关身家性命，起码在康熙亲政之前，辅政大臣是这个帝国的最高领导核心，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

当然，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再坚强的领导核心，其内部也不可能铁板一块。四个辅政大臣中，索尼是老同志了，德高望重，很有一言九鼎的意思。但他一般不言，因为鳌拜的存在。所以，索尼活得很压抑，是个有些压抑、有些想法、有些无奈的老同志。鳌拜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野心家，一生玩的就是心跳，时刻想着要取代索尼成为一言九鼎的人物。遏必隆是他的忠实追随者，苏克萨哈则是领导核心中的零余者，时刻想退出，却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欲退而不得。这样的四个人，别别扭扭却又千丝万缕地纠结在一起，构成了康熙朝的前奏部分。

没有人知道康熙对此会有什么想法，事实上他有没有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鳌拜有想法了。据《清实录》记载，野心家鳌拜经常当着康熙的面“即将部臣叱喝”，把自己的家当成办公室，召集重臣开闭门会议，会议结果不记录、不通报，只搞恐怖袭击，令康熙很没有安全感。如此一来，朝中“文武各官，尽出伊（鳌拜）门下”，康熙被孤立了。

毫无疑问，这是危险的孤立。太皇太后孝庄突然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低估人心，低估了欲望引发的那些蠢蠢欲动。现在康熙还未成年，鳌拜就已磨刀霍霍，这个王朝的天空很有可能只下血不下雨了。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太皇太后孝庄做出了一个影响历史的决定——册立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为皇后。似乎没有人可以看出这个决定的精妙，除了鳌拜。因为鳌拜隐隐感觉到，老太后要下手了，目标正是他——鳌拜。不错，康熙表面上娶的是索尼的孙女，事实上要的却是索尼手中的权力。老同志德高望重好多年，也不偏不倚好多年，是不是可以力挽狂澜一回呢？

果然力挽狂澜了。在此后若干年，索尼和他的儿子索额图终于倒向康熙，成为辅政大臣中的投诚者，而零余者苏克萨哈的命运却比较可悲。事实证明，一个一心想退出江湖的人，是不可能全身而退的。康熙14岁时，正欲亲政却未亲政的当口，苏克萨哈突然上了一道折子，请求去做一个守护先皇的守墓者。当然，先皇守墓者不是麦田守望者，前者是韬光养晦，后者却是离经叛道，可在鳌拜看来，都一样。因为他要的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雷厉风行的手段。索尼倒戈了，苏克萨哈却想逃走，剩下他孤零零一人怎么玩？政治的舞台上除了你死就是我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鳌拜决定杀鸡给猴看，震慑索尼以及康熙皇帝。于是，一心求退的苏克萨哈惊骇地发现，自己退无可退。鳌拜为他准备了24条罪状，说他在皇上亲政时却跑去守墓，玩的就是阴狠与不满，是对新时代新主子的不满，所以罪该万死……

这的确是一道难题，起码对康熙来说是这样。鳌拜是在给他一个下马威——亲政了，也是他鳌拜说了算！一个14岁的少年由此面临人生的第一个重大选择：听鳌拜的还是听自己的？康熙最后选择了前者，送苏克萨哈上了西天，附带着将苏克萨哈父子及兄弟十人也一同送往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这一切做得无可挑剔，令鳌拜挑不出闹事的理由。所谓少年心事当拿云，14岁的康熙处事老到，出手不凡，素质与能力已是初露端倪，为他日后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皇帝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当然真正的决战是在康熙八年五月的一天进行的。鳌拜在这一天走进了康熙的南书房，也走进了他政治生命的终点，在那里，鳌拜见到了一个人。

索额图。

这个索尼的第三子已是康熙自卫队兼除奸队的队长。他在此之前奉康熙之命，以训练摔跤运动员的方式训练了一批暗杀高手，这些人成为此次扳倒鳌拜的重要力量。

鳌拜被抓了，“他要不要死去”似乎成了一个毫无悬念的问题。但康熙接下来的行动却让人产生悬念，鳌拜的追随者班布尔善等七人被康熙判处斩立决，鳌拜却还活着。据《清实录》记载，鳌拜“革职籍没，仍行拘禁”，仅仅是撤销一切职务，并没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点真是令人大跌眼镜。因为在此前，康亲王杰书在给皇帝的信中指出鳌拜已经犯了30条大罪，“应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应斩，妻并孙为奴……”那么康熙为什么会突然间心慈手软，没有对鳌拜痛下杀手呢？

原因说来很简单。少年皇帝康熙眼中看的不是个人恩怨，而是朝局的稳定与否。朝中“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鳌拜的活着还是死去，对朝臣的震慑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弱主强臣的政治格局真是需要处处小心、拿捏得当，否则反水不成反被水淹，那就前功尽弃了。少年康熙很好地处理了稳定与发展、团结与分裂、私仇与公义的关系，从而稳定了政局，稳住了大部分人的人心，并将大清朝快速领进了他的时代。

一个崭新的时代。

一种精神

康熙亲政之后，从康熙十年到康熙六十一年的51年间，他在全国“暴走”了150多次，6次南巡，里程难以计数，终于成为史上最强的皇帝，也是个“在路上”的皇帝。

康熙一直在路上。当然万事都有起点，特别是对南巡这样的大事件来说，康熙的第一次尤为重要。那是康熙二十三年，这一年，他的心情很好。因为就在两年前，康熙平三藩，一年前，收复台湾。帝国顿时风平浪静、四面凯歌。人生在突然间失去了目标，康熙便有些空虚，可这个国家又是无与伦比的大，他接下来产生了行走的冲动。

当然，从冲动到现实，需要人事的依托。有两个人促成了康熙生命中的奔走之举。

翰林院编修曹禾和吏科掌印给事中王承祖。

此二人以为，盛世需行走。盛世之君尤需行走。走出去看一看，才能看到天下之大美，看到一个王朝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那么康熙走到了哪里，又看到些什么呢？事实上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他的行走首先是一次人文行走。康熙来到泰山，到泰山极顶“孔子小天下处”体味“天下在眼中”的意境。他渡过黄河，渡过长江，目击两大文明的渐次更替与此消彼长。随后他来到江南，在金山、焦山以及苏州虎丘看江南草飞莺长、柔顺可人……这些行走丰满了康熙的人生经验，但康熙却不满足于此。因为他的行走不是肤浅的、平面的，而是深刻的、立体的，是让现实向历史致意的。康熙在过苏州虎丘等地后，专程来到江宁，祭奠明孝陵，并写下《过金陵论》一文，与已故的明君探讨王朝得失的政治智慧和为人君者的酸甜苦辣。康熙还走到曲阜，致敬孔庙，游孔林，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且在诗礼堂听监生孔尚任讲经。康熙对中华文明渊薮的顶礼膜拜毫无疑问地表达了一个帝王的价值取向与学习趣味。作为一个学习型的皇帝，康熙在这方面应该说是身体力行的，不仅仅是做个姿态而已。

当然，要是细心考究的话，康熙六次南巡还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在里头。康熙第一次南巡时没有带皇子随行，从第二次开始，他就有意带皇子们出来走走看看，一方面丰富他们的人生阅历，另一方面也有从中考察他们素质、能力与人品的意思。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康熙第二次南巡，只带了皇长子胤禔随行，皇太子胤礽和诸皇子只能在康熙结束南巡后跑到天津码头去接驾。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带的皇子比较多，除了皇长子胤禔外，还有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八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皇太子胤礽仍旧没有随行。直到康熙第四次南巡时，皇太子胤礽才有机会跟着父亲出去走一走，但他的运气似乎格外不好，刚走到德州就生了一场大病，趴半道上了，搞得康熙兴致大减，只得临时决定先回京再说。这样的遭遇体现在立储问题上，康熙也是矛盾重重。皇太子立了再废、废了再立，立了又废，二立二废中，皇权政治在一路行走里隐晦曲折地表达出来，其中深意大可玩味。

皇权政治是一方面，官场政治是另一方面。在康熙历次南巡过程中，大清官场的政治生态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负责接待的地方官员与康熙之间形成了猫与老鼠的游戏，双方的互动或者说博弈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微妙，有时也很暴力。江宁巡抚宋荦因为三次接驾有功，康熙称赞他“尔做官好”。曹寅因四次接驾有功，又个人捐银五万两修建康熙行宫，受封为通政使衔。与此相反，江宁知府陈鹏年因为对接待工做出工不出力，在康熙四十四年被夺官，最后进了武英殿当一个修书的小编辑，了此残生。

但是康熙的驭臣之道并非赏罚分明这么简单。有时候官员们工作做过头了，也会挨批。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南巡到江宁，见玄武湖中摆放了很多豪华彩船欢迎他，很有浪费民力的嫌疑，康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两江总督傅拉塔，要他爱惜民力，不要一味逢迎。傅拉塔当然是比窦娥还冤：凭什么曹寅捐银五万两可以青云直上，而他却费力不讨好？！只是这样的“冤情”他没处说去。作为康熙的领导艺术，要的就是手下官员们永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谓圣心不可测也。

康熙除了南巡，另外还有北狩。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北狩比南巡更能体现其生命的怒放和意识觉醒。康熙二十年，康熙在塞外设立木兰围场。这个围场面积不是一般的大，那是相当的大，南北达二百余里，东西长三百里，是比一座大山还来得庞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此后，康熙差不多每年五月就要离京去木兰围场打猎。毫无疑问，这是他的生命狂欢与硕果累积，因为每年都有所得。康熙五十八年，康熙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件非常令他骄傲的事情：“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十四、狼九十八、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得此一日之数也。”（见《清会典事例》）一天之内射兔318只，这绝对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虽然康熙围猎，帮手多多，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但有如此成果，还是能说明这个帝王张扬的生命观和“我能我可以”的自信心态。

张扬和自信的不仅仅是康熙一人，而是整个王朝。为了弘扬八旗军的亮剑精神，康熙要求兵部下达文件，每年派兵一万两千名前往木兰围场轮训，重新体验生命的激情与丛林法则。最主要的，这种轮训不仅在官兵之间进行，康熙还将范围扩大到文职高官。《清实录》里记载说，“部院衙门官员，不谙骑射者多”“行猎亦著一并派出，令其娴习骑射”。呵呵，很有现在各部门、各单位搞的拓展训练的意思。

于是，怒放的生命从一个人扩展到一群人身上。这个帝国的精英阶层人人居安思危，于盛世中不断挑战自己，发现目标、攻击目标。执行，没有任何借口。而猎场合围则体现了一种团队精神。《承德府志》中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发现有熊虎等大型猛兽时，康熙先冲上去过把瘾，举枪或搭箭射击。如果不中，康熙闪，御前大臣顶上，进行追射；再不中的话，随围官兵入场，策马追杀，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此，很少有野兽能全身而退的。

它们其实死在了一种精神之下。

这种精神，自晚明以来已经不复存在，可康熙却将它重新召唤了回来。它首先是一种帝王精神，明朝万历皇帝懒于理政，二十多年不去上班打卡，自个儿躲在后宫生闷气，大明朝的精气神到了他那儿，算是断了。而康熙御门听政，每天乐此不疲，木兰围猎，提升生命底气，帝王精神，自是气象万千。

其次，它还是一种同心精神。熊虎等大型猛兽出现时，康熙为什么敢先冲上去射击？就是因为他相信，他的身后有团队，他身后的团队是和他同心同德的，是可以以性命托付的。从他而下到御前大臣，再到随围官兵，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下一个团队链条，那些团队链条上值得信赖的生命体，是帝国最生动最有价值的部分。反观崇祯朝，崇祯帝一人不可谓不励精图治，宵衣旰食，试图挽狂澜于既倒，而他身后的团队，却个个束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以至于崇祯在煤山吊死之前悲愤地说出“文臣个个可杀”的话语。这应该说是同心精神的失落。熊虎等大型猛兽出现了，崇祯只能孤身一人冲上去射击。他的身后，站满了随时准备拔腿开溜甚至拿起石头要砸他的人，这样的末世情景，毫无疑问是令人伤感的。

所以，两相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康熙是开风气之先的，以他张扬的生命态度，虽然不是立世之君，但是开一代王朝万千气象，康熙无疑是做得最好的那一个。

人生趣味

一个在体能上完全超越自己的人，在精神上也不可能自甘堕落，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曾经在康熙身边工作和战斗过的国际友人、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回国后献给法兰西皇帝的《康熙帝传》中，这样写康熙的人生趣味：

“康熙皇帝不仅能够抑制住愤怒的情绪，而且对其他感情，尤其是最强烈地统治亚洲各国朝廷的情欲也能加以抑制……

“两三年前，康熙皇帝巡视南京地区，驾幸南京市时，地方长官以贡品的形式献给皇上七个最漂亮的美女。皇上虽然收留了她们，但连看也不看一眼。几名内府官员利用与皇上接近之便，恭敬地推荐了可能使皇上动心的美女。从此以后，皇上对他们冷眼相待，并且把他们分别判处了不同的刑罚。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对可能诱惑和腐蚀自己心灵的东西，是如何警惕啊。”

的确，康熙的人生趣味迥异于寻常皇帝。他似乎是一个完美皇帝，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另有所图的人。另一方面，康熙对人类文明的成果却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他天生就是为学习而生的人。虽然顺治也爱好学习，但是和康熙相比，那就不是一个等级了。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康熙与臣下大谈天文、地理、算法、声律之学，他手下的官员对他崇拜得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由衷赞叹“皇上天授，非人力可及”。

上天也真是给了康熙格外的任务。在一天射兔318只的基础上，又让康熙在精神层面上有所超越。现在，如果让我们从历史的字里行间仔细搜索，也许可以发现，康熙就是那种为奇迹而生的人。他在创造一切，以帝王之尊挑战人类的学习极限。康熙经验证明，关于知识或者说人类文明，其实可以这样拥有。

理学家。康熙的时代，是天崩地裂的时代，对世道人心的认知颠覆之快，超出了时人以往的常规经验。出现了一股怀疑主义思潮，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开始著书立说，深刻怀疑程朱理学，这种怀疑是致命的，致王朝的命。因为对三纲五常的怀疑特别是对“君为臣纲”理论的怀疑让康熙觉得，必须在全国上下统一思想，掀起一股人人爱理学、人人用理学的学习实践新高潮。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自己必须快速成为一个理学家，一个可以PK一切的理学家。

康熙做到了，不仅在充电后成为了一个理学家，还是一个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理学家。比如，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康熙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毕竟行重，若不能行，知亦虚知耳。”这样的见解是对朱熹认识论的发扬光大。在对“格物致知”的看法上，康熙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通过学习西方文明和自然科学知识，将其与程朱理学融会贯通，竟然使自己成为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这是康熙的一个新发现，也是这个帝国的新发现。康熙这个新理学家意外地站在了时代前沿，看到了前人和他人看不到的风景，拥有了在这之前从未有过的认知世界的新眼光、新视界。

数学家，康熙是狂热的数学发烧友。康熙在他的执政生涯中曾经系统地学习过中西方数学知识，包括代数、三角、对数以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巴蒂斯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这是一种融会贯通的学习，也是学用结合的学习。学到后来朝臣们惊骇地发现，这个皇上简直是太神了，竟然会计算物体的面积和体积、河水的流速，还会测量纬度，甚至会观察天体运行，纠正钦天监的错误。雷！这简直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二合一啊！

康熙的神奇不仅在此，他还在数学理论上有所发现。康熙在学习了西方的代数学后提出，代数应当来源于中国。西人将代数学称为“阿尔热八达”（东来法的意思），康熙以为，所谓的东来即来自中国。事实上这样的设想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有学者研究后断定，代数的确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代数学天元一术，这门元代以后失传的学科与西方代数学殊途同归，两者确有传承关系。康熙的猜想充分证明其在数学上的敏感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数学家应有的素质。

地理学家。康熙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地理学家。他六次南巡，从康熙十六年开始常年出塞北狩以及数度征战，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走得比他多、比他远。所以对地理学，康熙的感性认识是非常丰富的。与此同时，他也加强理论学习，《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徐霞客游记》等中国传统地理书籍以及《西方要纪》《坤舆全图》等西方地理知识都是他学习的对象，且学以致用，经常带上钦天监官员和相关仪器，对所到之处进行天文地理的考察。康熙四十三年，这位野心勃勃的皇帝兼地理学家还亲自派人对黄河源地理环境进行考察，考察完成后，还写了一篇题为《星宿海》的考察报告，详细记录了黄河源的有关情况。此后不久，康熙还组织了一次考察，这次考察可以说是当时每个地理学家的梦想——进行全国地图的勘测。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康熙完成了，用时九年。康熙旗下的测绘队走遍全中国，绘制了一幅“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语）。康熙将这幅全国地图命名为《皇舆全览图》。《皇舆全览图》不是一幅简单的中国地图，它在绘制过程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在实践中证明了牛顿关于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也许这功劳不能完全算在康熙头上，可要是没有他的大胆决策和远见卓识的话，这样的证明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康熙对这个学科毫无疑问是有突出贡献的。

植物学家。康熙非常热爱植物，这种热爱首先来源于对农业的热爱。每年仲春，康熙都会来到先农坛推几趟耒，以向全国农人发出劝耕的倡议。为了把南方的水稻移植到北方，康熙还在中南海开辟试验区，进行早熟新稻种的培育。康熙五十三年，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康熙牌”早熟新稻种被命名为御稻米，这种稻米色红粒长，气香味浓，很有皇家气派，康熙决定从这一年开始向大江南北推广种植双季稻，以求一岁两熟。

对作为农业之本的水稻康熙如此用心也许有他政治层面上的考虑，但是作为植物学家，康熙热爱植物则完全是天性和兴趣使然。康熙一生重点研究过的植物有二十几种，他对这些植物的产地、生长期以及性能、用途等都了如指掌。在康熙研究过的二十几种植物中，亲自试种过的有十几种。康熙还将他的研究和体会命人编撰成书，取名为《广群芳谱》。

医学家。康熙对医学的研究也有自己的心得。他不仅懂养生之道，还了解人体解剖学。为了了解人体内部结构，康熙曾经命巴多明用满文翻译法国医学家皮理所著的《人体解剖学》，并将人体内脏的图例与中国医学上的有关记载做了对比，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法国传教士张诚，在日记中就曾经这样写道：“皇上在这次谈话中得知我们已经写出一些材料，放在我们书房里，他便派御前一个太监随我们去取。这份论述消化、营养、血液变化和循环的稿子，虽然尚待写完，但我们已经画出一些足以使人领会的图例。皇上仔细翻阅，特别是关于心、肺、内脏、血管等部分，他还拿起稿子与一些汉文书籍上的有关记述相对比，认为两者颇为近似。”甚至康熙还亲自当医生，给手下官员开方治病。康熙五十一年，江南织造曹寅得了疟疾，康熙就命人给他送去金鸡纳服用。

修行者

一个人在人格上的修为其实很大程度上要看他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悲悯心。康熙在体格上超越自己，在知识上丰满自己。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处事老练，进退有据，已然是完人气象了。

但是从修为层面上说，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因为以上所述都是功利性的东西。不错，康熙是在建功立业，但充其量也只是建功立业。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还要看他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悲悯心、同情心。

这一点，康熙依然做到了。康熙十二年，他在一年之内发布了四道具有人本关怀色彩的谕旨。六月十七日，康熙发布命令，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的奴仆随主人殉葬。八月二十日，康熙下令禁止主人逼死奴婢。九月二十五日，康熙发布命令，逃人在外娶妻所生的子女，如果已经聘嫁，不许拆散，使骨肉分离。十月十三日，康熙下令禁止遗弃婴儿。虽然在现代社会，康熙所关心的这些内容已是人类文明的常识，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回到常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重要的是康熙有这个意识，于一片蒙昧之中率先觉悟并且身体力行，只能说是他的悲悯心在起作用。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同样是在康熙十二年，有一个姓朱的明朝遗族因为留发被抓，按大清律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应当问斩。但是康熙却为其辩护，称这位姓朱的明朝遗族是一位普通百姓，没有知识，可免其一死。康熙三十七年秋七月，康熙南巡山东，为了避免车驾践踏山海关农田里的庄稼，康熙命令取道塞外，避开山海关绕行山东。康熙的悲悯，其实就体现在他能够设身处地，知道稼穑的艰辛与民生疾苦。

当然，悲悯是多层次的，也是时时处处的。对弱势群体，康熙有悲悯心；同样，对他的手下臣工，康熙也有悲悯心。康熙每天御门听政，自己天不亮就起床，摸黑视朝，辛苦自不待言。可听说有些大臣因为居住地较远，每天三更就要早起，四五更到朝，康熙就决定变更朝见时间，向后顺延一小时，同时为了照顾那些六旬以上的年老大臣，康熙特许他们可隔两三天前来启奏，而他自己，仍旧是每日认真听政，大有对别人自由主义，对自己马克思主义的作风。

康熙的种种作为，不像是一个君主，而像是个来到人世的修行者，追求更好、更强、更仁。他几乎是做到了，在各方面做得堪称完美。他常常日省吾身，甚至三省吾身。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二十五，康熙对大学士等人说：“自古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方且欲推心置腹以示人，阴刻何为？若于所爱者故为怒容待之，于所恶者故以喜色遇之，是欺人即自欺也。”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康熙又对大学士等人说：“人间誉言，如服补药，无益身心。朕在位五十余年，闻人誉词溢于耳矣，实见其无益也。”这些都是康熙的心灵鸡汤，体现了一个帝王难得的自省意识。

康熙时时修行，日有所得，几乎是抵达了自己人生的光荣时刻，康熙的光荣日可以说不是某一天，而是每一天。当时的人们也预感到了什么，称赞他是盛世之君，是带领一个国家走进新时代的人物，但是，没有人知道，康熙的光荣背后却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那是属于他的惆怅，也是属于这个王朝的惆怅。惆怅的根源来自于皇储之争，太子的废立问题一直伴随着父子反目与亲情撕裂，同时也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党争和君臣博弈。从康熙十四年初立太子开始到康熙六十一年尘埃落定，近50年的时间里，康熙体会了制度与人性的对抗。这种对抗的结果毫无疑问是玉石俱焚、两败俱伤的。而他深层次的痛苦还在于，作为一个有着悲悯情怀的君主，不得不每天与儿子们、与那些党争大臣们过招。精心算计，尔虞我诈，使得像他这样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竟被迫过着卑鄙或貌似卑鄙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也不是他能摆脱的。那样的时代，每个人都戴着欲望的面具与他共舞，他是康熙朝这个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再痛苦、再无奈，戏都是要唱下去的。康熙王朝是属于康熙的，光荣与惆怅都属于他。在政治与人性的错位与煎熬之下，康熙只能目击并承受着一切，难言的一切。

制度与人性的悲剧

看一下这个人的一生。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十四年，还是个一岁多的婴儿时，被立为太子。33年后，也就是康熙四十七年的九月，被废。第二年，复立。三年后也就是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再废，受禁锢。雍正二年卒，追封理亲王，谥号密。

不错，这个人就是康熙的皇二子胤礽。胤礽的一生，基本上是在废立之间度过的。二立二废，所谓荣辱浮沉，其人生的祸福悬念，都在废立二字上了。但是“二立二废”的曲折经过，似乎仍可以让人依稀看出父子间的恩怨、希望与绝望的交织。

这是一部父子关系的嬗变史，也是王朝政治的消息史，附着其上的，还有很多世易时移的因果轮回。

皇二子胤礽是孝诚仁皇后所生，为嫡长子。在那个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胤礽的身份优势让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庶出的皇长子胤禔，从而在不晓人事的年龄成为这个帝国法定的未来领导人。但是人世间的悲哀就在于——人们认为，往往轻易得到的东西就是理所当然的和天长地久的。尽管康熙对胤礽进行严格的皇太子养成教育，但是胤礽的表现却是复杂的。一方面，在康熙和讲官的精心教育下，他通晓满汉文字，“骑射词言文学，无不及人之处”；另一方面，胤礽的欲望也在养成，他接受各种各样的贿赂，包括性贿赂。重要的是，他开始表现出对权力的特殊嗜好。尽管康熙为了培养他的太子意识，令礼部为其制定相应的皇太子礼节：如众皇子向皇太后行礼后，要由皇太子再率众皇子向皇帝行礼；百官向皇帝行朝贺礼后，皇太子要到文华门内主敬殿升坐，百官再到这里向皇太子行二跪六叩头礼；出巡时，地方官在朝见皇帝后，还要朝见皇太子，并向皇太子进献礼物等。但是胤礽却不想被动地接受这一切，他要变被动为主动。结果，平郡王纳尔苏、贝勒海善、公普奇遭到了他的殴打，起因是胤礽想试试太子的威权究竟可以扩展到什么程度。到最后，康熙发现，这皇太子竟然发展到在他面前也敢辱骂大臣，这样的发现让他感到不安。

拐点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这一年，康熙感受到了孤独，因为他在远征噶尔丹时得了重病。康熙以为，比丹石更好的药是亲情的慰藉，他渴望这样的亲情慰藉，于是便召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到塞北行宫请安。

但是胤礽人来了，慰藉却没有来。胤礽认为父亲太脆弱，打个仗还搞得这么儿女情长的，不男人。他以自己的冷漠告诉康熙，把他叫过来绝对是个错误。康熙也明白这的确是个错误，但他以为，错不在胤礽身上，胤礽现在变得这么绝情，一定是受了某些围在他身边的阴险大臣的影响。

康熙三十三年，康熙断定，那个阴险的大臣已浮出水面，此人就是礼部尚书沙穆哈。沙穆哈为了讨好胤礽，认为皇太子的拜褥应像皇帝一样，要放置在殿门内，可康熙却坚持要放在殿门外。争执未果，沙穆哈建议康熙把这条谕旨记入档案，留给后人一观。如此这般心怀叵测的建议终于让康熙恍然大悟——这就是太子党啊。很快，沙穆哈就回家吃老米饭去了。

不过，沙穆哈从一个潜伏者成为暴露者对康熙来说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康熙三十六年，内务府所属的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低级官员私自跑到皇太子处窃窃私语，这让康熙觉得太子党星星之火正在燎原，为了防止进一步的火烧火燎，康熙将他们监禁或处死了。

康熙四十一年，最大的潜伏者索额图暴露。康熙悲愤地指出：“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朕若不先发，尔必先发之。”（《清实录》）索额图由是被捕。只是康熙并没有料到，父子亲情此时已被权力欲望所扭曲。早已百炼成“钢”的胤礽开始对父亲采取了全天候监视行动。没有人可以料到胤礽下一步会不会暗杀康熙，因为他做太子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每天在父子亲情和权力欲望之间煎熬，这个人随时可能做出非常之举，骇人听闻之举。

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和他儿子胤礽的父子关系走到了一个拐点。是扭曲也是断裂，因为胤礽的太子位被废除了，与此同时，康熙将这个令他伤感的儿子幽禁了。

这一年，康熙已经有20多个儿子。胤礽的太子位被废，意味着其他皇子们将有机会角逐这一职位。但是康熙没有想到，这是致命的角逐，他无意间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人性的丑陋历历在目、纷至沓来。康熙的儿子们与他这个做父亲的开始斗智斗勇，玩起了心跳游戏。

也是躲猫猫游戏。

皇八子胤禩成为一时人选。胤禩非常擅长经营自己的人生，有心计，善于笼络人心。他很善于与其他皇子搞好关系并使其中的一些人成为自己的支持者。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 、皇十四子胤禵都看好他，自觉不是做太子的料，便都党附于他，就连大阿哥胤禔也为其所用。胤禔在皇子中虽然年龄居长，替康熙做事最多。康熙征讨葛尔丹时，19岁的胤禔从征，任副将军，参与指挥战事。但是他的人生仅此而已，作为庶出的皇长子，胤禔明白自己不可能成为太子，便也党附于皇八子胤禩。对于其他王公大臣、各级官吏，甚至江湖术士，只要有利用价值，胤禩都一一收买。除此之外，他还想方设法在社会上博得好名声，以为将来晋身获得帮助。

但是不久之后，一场悲剧在上演。起因是胤禩用心太过，竟然利用相士张明德相面为自己立嗣制造舆论支持。康熙终于明白，他的这个儿子，已经是蠢蠢欲动了。为了引蛇出洞，康熙命大臣们推举太子人选，结果大臣们一致推举皇八子胤禩。这样的结果令康熙骇然：什么时侯开始，康熙朝成了八爷党了？！于是疾风暴雨来临，胤禩被革去贝勒，降为闲散宗室，而相士张明德被凌迟处死。

对胤禩来说，这是一件很受伤的事。康熙三十七年时，康熙皇帝首次分封皇子，17岁的胤禩就受封为多罗贝勒，是得爵皇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说明那时的他是很得康熙欢心的。现如今，一切烟消云散，胤禩自然是不甘心就此收手。在康熙朝的最后十年里，这个一直在努力经营人生却忘了经营亲情的人并没有放弃对太子之位的争夺。康熙在最后终于明白，在儿子胤禩心中，父子亲情再一次被权力欲望扭曲。康熙——这个一直在超越自己并试图掌控命运的人最后悲愤地为胤禩定调：“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听信相面人张明德之言，大背臣道，雇人谋杀胤礽，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险奸，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入骨，此人之险倍于二阿哥也。”并宣称：“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

一切已是无法挽回。在父子亲情与立嗣制度的对抗中，在人性与权力的血拼中，丑陋的人不是一两个。康熙的20多个儿子，就是20多个欲望载体，康熙从中得到的，不是亲情慰藉，而是冷漠与伤害。他只得自卫，一人与20多人斗，斗争的结果如下：

皇长子胤禔因争储位，谋害太子，被康熙革王爵，监禁，雍正十二年卒。

皇二子胤礽二立二废，受禁锢，雍正二年卒。

皇三子胤祉因参与太子结党，降为贝勒。

皇八子原封廉亲王胤禩因争储位被夺贝勒，并受拘禁。

皇十子胤 因参与太子结党，父子反目。

皇十四子胤禵因参与太子结党，父子反目。

……

这样的伤害对康熙来说已是不堪承受，但是伤害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从亲情层面扩展到政治层面。许多官员因为与皇子结党或者在立储问题上立场不坚定、态度不鲜明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惩处，一个王朝的权力层开始出现裂缝甚至分裂，康熙的光荣绽放被蒙上了重重阴影，成为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那些被惩处的官员包括：内大臣索额图、国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及其弟李荣保与马武、翰林院检讨朱天保、尚书耿额、尚书齐世武、都统鄂缮、都统普奇、副都统悟礼、左都御史揆叙、大学士尚书王掞、掌河南道事监察御史陶彝、掌浙江道事监察御史范长发、掌山东道事监察御史邹图云各御史十二人。

以上这些被惩处的官员有的只是罢官，有的却要严重得多。像大学士、尚书王掞（因为已年过八十，由其子代行）、陶彝等“十三言官”因为在康熙立嗣问题上说了不该说的话立马被革职流放西北，其中有四人死在塞外。而尚书齐世武下场更惨，作为皇太子党的主要人物，他被“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永宪录》）。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悲剧，制度与人性的悲剧。特别是对康熙这样一个追求人生圆满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的悲悯心被撕裂了，他一年之内发布四道具有人本关怀色彩的谕旨在此时成了反讽，康熙最终没能超越自己。这是一道历史佬儿设置的屏障，在人性实验面前，康熙恼羞成怒、顾此失彼、狼狈尽现，露出破绽处处。这是一个人的局限性，说到底也是历史的局限性。杰出如康熙者，也难逃此限。

康熙开创盛世，赢得一个王朝，却没有赢得了他自己。他不可能做制度的突破者，也终于败在他的儿子们手下。哪怕是他最后亲自选定的皇位继承人皇四子胤禛（雍正帝），也是个心机巧妙之人。皇四子胤禛不争是争，荣登大宝之后却对自己的兄弟图穷匕见。史载：

皇三子胤祉在雍正八年，被夺爵、囚禁。十年，去世。

皇八子胤禩是胤禛的最大隐患，雍正四年，胤禛以其结党妄行等罪削其王爵，圈禁，并削宗籍，更名为阿其那。同年，死。

皇九子胤禟在雍正即位后，被派驻西宁。后以其违法肆行，与胤禩等结党营私为由，于雍正三年被夺爵，幽禁。四年，削宗籍，令改名塞思黑。同年，卒。

皇十四子胤禵在雍正三年，被降为贝子。四年，革爵禁锢。

这就是康熙选定的国君对他兄弟们所做的事情。能说康熙最后的选择是正确的吗？当然，康熙是看不到身后的一切了。最后的时刻他已是手忙脚乱，只能在有限的选择里赌一把。因为要背叛他的都已背叛，只剩下不争是争的皇四子胤禛一时间看不清庐山真面目。好牌坏牌就指望他了，当最后的底牌掀开之后，世人目瞪口呆，但康熙却看不到输赢了。

因为他的戏已经唱完，主角已不再是主角，接下来的剧情也与他无关。

时间胜了一切。

时间改变一切。

时间证明一切。

这是历史的残酷之处，也是康熙光荣背后的惆怅。仅此而已。

第五章

雍正：一半是诛心一半是慈悲心

囚徒困境

1723年，康熙的第四个儿子胤禛45岁。

这一年，他问鼎中国。雍正王朝开始了。

这是康熙盛世之后的中国。表面上，帝国依旧强悍无比。户部报告，是年全国人丁户口二千五百三十二万六千三百零七人，库存银二千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两。差不多合一人一两，不说奔小康，起码温饱问题是解决了。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帝国的危机已是如影随形。同样是在这一年，朝廷开会时九卿竟不能到齐，即便是与会，官员们也多沉默是金，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在河南，一个县令以收取火耗为名贪污了白银六万五千两。而安徽凤阳的一个知府，也以谎报灾情为由贪污了朝廷下拨的一万一千八百两救济款。吏治腐败似乎已在全国蔓延，最要命的问题还不在这里，是经济危机也跟腐败相伴而来。虽然户部报告说库存银有二千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两，可这其中竟有二百五十余万两的亏空。亏空是怎么造成的，又该如何填补，没有人知道。雍正朝开局，繁华之下陷阱处处，帝国名声最响的那个男人面临空前挑战。

毫无疑问，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好与坏各为里表，在这个王朝的肌腠间隐现浮沉，直将雍正缠绕窒息。雍正历史性地走到了大清朝的瓶颈部位，必须求得破解之道。

不仅如此，还应该追本溯源，厘清瓶颈的形成，这一点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雍正困局不仅仅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也是人性之花的邪恶绽放。它是大清朝制度破局前最黑暗的时刻，人人都是欲望表达者，都是牺牲品。

包括雍正。

雍正的兄弟们很多。但是，对于雍正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从康熙朝一路走来，雍正和他兄弟们一直是竞争关系，你死我活的竞争。

这是亲情的异化。在权力面前，每一个人都成了武器，对付其他兄弟的武器。当康熙还活着的时候，兄弟之间的抗衡还处于平衡状态，起码表面上是这样。因为存在一个裁判者和制衡者，还因为谜底没有揭开，人人心中尚有念想。康熙不在了，谜底也揭开了，最不可能的那个人成了胜出者，人人心中的念想破灭了。这样的情况下，胜出者毫无疑问成为众矢之的。雍正发现，自己虽然成了皇帝，却也成为靶子，成为一人敌众人游戏的孤独者。

手足之情的存无尚且不论，自己的人身安全成了第一位的问题。胤禩、胤禟、胤祉、胤禵这些人，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又想干些什么，没有人知道，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人人跟着欲望走而没有任何节制的话，很显然，雍正的人身安全是得不到保证的。

这是考验雍正处世技能的时刻，也是展示他帝王心术的时刻。在历史的夹缝间，雍正注定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帝王。雍正出招了，招招不同。对待不同的兄弟，雍正总能使出不同的招数，而这样的招数事后证明都是天才的设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野心家合谋的结果。

胤禩。八阿哥胤禩是雍正帝的最大隐患，在康熙朝长达二十几年的储位之争中，胤禩一直是未被降服者，也是胤禟、胤 、胤禵等人的精神领袖。雍正即位后对胤禩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任命他为总理事务王大臣。在雍正任命的四个总理事务王大臣中，胤禩排名第一。随后，雍正晋升他为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办理工部事务。雍正二年四月，雍正发布上谕，指责胤禩等藐视皇权。十一月，训斥胤禩拉拢工部侍郎岳周，沽名钓誉、居心不良。雍正三年二月，当众指出胤禩等人犯的罪行“国法难容”，只因“欲保全骨肉，不事深求”。雍正四年正月初五，雍正宣布将胤禩革去黄带子，交宗人府除名。三月，下令将胤禩的名字改为阿其那，他儿子弘旺的名字改为菩萨保（在满语里，“阿其那”“菩萨保”都是贬义词），六月，雍正下令让大臣们给胤禩议罪，胤禩获罪40条。九月初十，胤禩在监禁中患重病死去。

胤禵。康熙死时，十四阿哥胤禵作为抚远大将军正率30万大军在青海平叛。对雍正来说，这是个噩梦般的存在。因为30万大军的用途有很多种，他不希望最坏的那种情形发生。所以雍正采取的对策是下达一条令胤禵来京奔丧的命令，并将其30万大军交给年羹尧及延信管理。胤禵到京后，雍正又下一道命令，令他在遵化汤泉待命，事实上是将这个唯一的同母兄弟软禁了起来。雍正四年五月，胤禵被押回京城，和他儿子一起关押在景山寿皇殿附近，日夜看着康熙帝后遗容，面壁思过。

胤禟。九阿哥胤禟在雍正即位后，就被派驻西宁（今青海）,接受年羹尧的严密监视。雍正给出的理由是“西宁不可无人驻扎，令九贝子（胤禟）前往”（《永宪录》）。雍正三年，胤禟以其违法肆行，与胤禩等结党营私为由，被夺封爵，撤佐领，并在西宁软禁。雍正四年正月，以“僭妄非礼”，革去黄带子，除宗籍，逮还京师。八月,议定罪状28条，送往保定监禁,并令其改名塞思黑（“塞思黑”在满语里过去多认为是“狗”的意思，近来有学者亦解释为“不要脸”）。同年，胤禟暴毙,年仅43岁。

胤祉。三阿哥胤祉跟雍正的关系那真是恩怨交集。康熙三十二年时，他和胤禛一同被派往孔子故乡参加孔庙落成祭典，当时没有人知道两人之间日后会有其中的一个坐上龙椅。如果硬说可能性的话，胤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不仅因为他排行老三，胤禛排行老四，还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来，康熙的心里有他。在这以后，凡是行军围猎、祭典拜陵康熙都带他随行。康熙三十五年，胤祉还随父亲亲征噶尔丹，领镶红旗大营。三十七年三月，因为立下战功被封诚郡王。自康熙四十六年开始，他每年都迎接父皇来自家花园游赏。这其实是一种殊荣，在康熙的20多个儿子当中，不是每人都能享有类似待遇的。康熙四十七年，胤祉的人生再上高峰，因为他做了一件影响康熙朝太子废立的事情，揭发蒙古喇嘛汉格降为胤褆用巫术魇胜废太子胤礽，毫无疑问这是胤褆搞的一桩阴谋。这桩阴谋的曝光使得当时对胤礽仍有期待的康熙找到了复立其为太子的理由或者说借口，胤祉也因为在关键时刻立功而被晋封亲王。康熙六十年，胤祉又奉命与胤禛、胤祹祭盛京三陵，这实在是意味深长的祭奠，因为傻瓜都看得出来，皇位继承人将在此三人中产生。只是到最后很遗憾，胤祉的人生没有再上高峰，而是迎来拐点。雍正即位后，以胤祉与胤礽素来亲睦为由头，命他守景陵。雍正六年六月，胤祉被降为郡王，交宗人府禁锢。雍正八年，胤祉因为在怡亲王胤祥的丧礼上表情不悲被雍正再次夺爵，并幽禁于景山永安亭。两年后，这个人生曾经有无限希望的人在雍正朝静悄悄地死去。

当然，细究起来，雍正兄弟们的被囚或死去，总是有一些言之凿凿或莫须有的罪名。但是这些罪名在历史的典籍间白纸黑字的存在时，却又经不起推敲。因为，当动机变得可疑时，结果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的微妙。

对雍正来说，这是历史的两难选择，雍正的囚徒困境其实也是康熙的囚徒困境。在立嗣过程中，康熙看到了一个不太美妙的开头，而雍正目击的则是更加难堪的结局。他是承受者也是伤害者。不是说不可以玩心术，帝王之道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帝王之术，但是雍正如此玩法，在功利层面上他是赢了，在心灵或精神层面上他却输了。

毕竟是兄弟。

秘密建储

雍正的心灵应该说是痛苦的。当康熙的公开立储之举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让人世间最丑陋的欲望表演纷至沓来时，雍正看到的，或许是制度破绽。

如果将这盒子关上？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乾清宫西暖阁，雍正发表谈话。谈话对象是总理事务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及九卿。雍正说道：“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又别书密旨一道，藏诸内府，为异日勘对之资。”

雍正八月十七日谈话透着三个“密”字：密封、密藏、密旨。关上了潘多拉的盒子，将人间的好奇心扼杀在岁月的长河当中，不再透露任何最高权力的消息，直到雍正百年的那一刻。所以，争宠是没有意义的，相互诛杀也毫无意义。雍正这样的制度设计，似乎可以规避权力争夺导致的种种可能及其严重后果，起码在其在世时，他的儿子们不会自相残杀。

看上去很美。

但是，果真如此吗？

其时，雍正的长子、二子已死，三子弘时20岁，四子弘历13岁，五子弘昼比弘历小三个月。要说年龄，这几个儿子都谈不上很小。雍正“八一七”谈话之后，第一个很受伤的人毫无疑问是弘时。他已经20岁了，大哥、二哥已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弘时对自己的人生是充满期待的，可父亲一句“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令他觉得前途渺茫。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帝的周年忌辰。这一天，雍正派儿子弘历前往景陵代其拜祭。第二年同样的日子，又是这个弘历前往景陵代其拜祭。弘时突然间明白父亲心中的那个秘密了，由此，他做出了一个影响其命运的重大选择：投靠八叔胤禩，跟父亲对着干。

这样的选择在雍正看来极具震撼力。因为他没想到，秘密建储导致的第一个后果竟是儿子在亲情和政治上的双重背叛，雍正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背叛。他立马将弘时逐出紫禁城，并勒令他去做胤禩的儿子，父子之情宣告恩断义绝。两年后，年仅24岁的弘时郁郁而终，成为雍正秘密建储制的第一个牺牲品。

但是，秘密建储制的危机并不仅于此。在雍正长大成人的四个儿子（弘时、弘历、弘昼、弘瞻）中，虽然雍正在世时，公开起来逆势而为的只有弘时一人，但是当雍正去世之后，最后的谜底揭开，弘历成为乾隆帝时，弘昼、弘瞻也愤愤不平，蠢蠢欲动了。弘昼经常藐视乾隆的皇权，行为怪诞，令乾隆大伤脑筋，不知该如何处置为好，这不是乾隆的错。因为雍正在时，弘昼已被封为恭亲王，雍正似乎也比较宠爱他，经常派他一些政事去做，也许目的只是为日后辅助新皇帝做历练，但弘昼本人并不这么想，这个只比弘历小三个月的人，心中也有一个帝王梦。谁说恭亲王不可以做皇帝，弘昼用自己怪诞的行为为他隐晦的心理做注脚，只将一场历史的困局演绎得九曲回肠，沉重莫名。

弘瞻采取的则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雍正的第六子其实是个知识分子，善诗词，雅好读书。但是知识分子心里要有念想的话，那是可以放一生一世的。弘历继位后，弘瞻非暴力不合作，并不承认新政权最高领导人执政的合法性。乾隆盛怒之下，将他降为贝勒爵位，并罢免其一切差使。弘瞻的余生也因此变得了无生趣，和弘时一样，他也是郁郁而终的，在乾隆开创的新盛世里。

这是几个皇子的悲剧。当然这样的悲剧是雍正不愿意看到的，尽管此时的他已经与世长辞。其实，在雍正的制度设计中，还是有先进的成分存在的。起码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类似的立嗣安排，而且秘密建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兄弟残杀、父子反目现象的发生，这样的制度是富有成效的。所以在此之后的清王朝，总计约130多年时间里，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采纳的都是秘密建储制。

不过，从历史的时间长度上说，秘密建储的制度突破还是很有限的。因为残杀或者说猜忌依旧存在，只是在时间点上后延了。靶子在立嗣皇帝生前出现还是身后出现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靶子出现了，新皇帝总是要迎接众多猜忌的目光的，这是新生礼。新生，总是要伴随着流血甚至是死亡，这似乎是世事新陈代谢的规律。雍正悲剧和康熙悲剧说到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雍正也像康熙一样，有20多个儿子展开龙虎斗的话。

雍正是个勤政的皇帝，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的奋斗：1600—2000》中称雍正“也许是清帝国里最勤奋的人”，但是这样的勤奋并没有换来盛世的回报。在约定俗成的康乾盛世里，雍正王朝只是个过门和加油站，而雍正最多是个历史清道夫和制度设计者。

这是雍正的宿命，也是雍正王朝的宿命。

年羹尧悲剧

要说雍正朝，年羹尧是绕不过去的符号。

那么，在雍正与年羹尧之间，究竟存在什么纠缠与过节，使得前者对后者从宠极一时到杀心顿起，从而演绎了恩怨两重天呢？

在历史的典籍与脉络间游走，无数的细节似乎提示了一个人的心机绵密——雍正的诛心之治在年羹尧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恩与怨犹如雍正的掌心掌背，瞬间可以翻覆。它们互为伏笔和引线，互为结果和前因，而年羹尧置身其间却浑然不知，以为花有百日红，人有千日好，以为功劳是世间最锐利的武器，却不知功高震主，人世间最锐利的武器不是功劳，而是消弭功劳。

康熙末年时，年羹尧已经是四川巡抚，因为西陲兵起，这个一心建功立业的人晋升为川陕总督。在年羹尧的命运牌局里，这是关键的一步。因为和他搭牌的那个人是皇十四子胤禵。当时西藏有事，皇十四子胤禵被康熙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经略军务，而年羹尧则成了他的最佳搭档。事实上此二人的合作是和睦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因为西北稳住了，年羹尧的命运牌局一时间风平浪静，或者说一路向好，直到胤禛即位，雍正朝徐徐展开。

雍正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撤换了年羹尧的搭档——胤禵。胤禵被召回京，取而代之的是延信。年羹尧当然明白这其中的缘故，但他相信自己命运的牌局依然风平浪静，甚至一路向好。因为他没有野心，起码在此时，年羹尧还没有野心。

事实似乎印证了年羹尧的猜想。他随后晋爵，为三等公。第二年，年羹尧因为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被授抚远大将军，一等公，其父年遐龄也被封为一等公，加太傅衔，恩宠一时无两。这是年羹尧的花好月圆，但他并不知道，雍正的掌心掌背即将翻覆，所欠缺的只是一个理由或者说借口。

只要用心去找，理由或者说借口是很容易找到的。有心机敏锐的官员已经跳出来为雍正旁征博引了。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奏年羹尧擅给盐商引票，增引十万等罪。汉军都统范时捷又弹劾年羹尧欺罔贪婪罪五款。雍正不动声色地下旨：着年羹尧明白回奏，寻下吏部议处。年羹尧的回奏当然是为自己辩护，只是于事无补。因为在此时，雍正杀心已起。吏部的官员竟然都没好眼色，讨论了半天，仅给出“罢任留爵”的处罚建议。

雍正当然不肯这么轻描淡写，他以年羹尧所犯之罪甚多，即使正法也不足蔽其辜为由，严旨斥之。雍正诛心之术的微妙就在于，他是分层次的，先从外围入手，循序渐进。尚书隆科多因为在年羹尧的问题上有意徇庇，被削太保衔。年羹尧的儿子年富、年兴被开除公职，交祖父年遐龄严加管束。年羹尧本人先革将军职，授闲散章京，在杭州效力。对年羹尧本人来说，这是含义暧昧的处罚。但雍正不会止步于此，在随后的谕九卿书中，雍正将年羹尧、隆科多视为一党，很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思。

年羹尧至此明白，刀已经高高举起，落下来是必然的，现在的悬念是落下来的力度有多大。他开始讨饶：“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雍正至此当然不需要这犬马了，他欲擒故纵，将问题交给内阁詹事九卿科道等讨论，毫无疑问，这样的讨论是致命的，因为讨论的结果是——年羹尧犯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专擅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总共九十二大款，拟议大辟。

大辟是清朝死刑中极为残忍的一种，倘若施行，年羹尧将彻彻底底的身败名裂。而年羹尧的家族也面临惨烈命运。议政大臣讨论的结果同时建议：“其（年羹尧）父及兄弟子孙，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并子之妻妾，给功臣为奴。”

当然雍正最后的处理稍微委婉了一下：年羹尧着交步军统领阿齐图，令其自裁；年富立斩，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往边远充军；族人俱革职，永不许出仕。这应该是收人心之举。因为年羹尧及其家族最后的命运结局大同小异，都是万劫不复，不再有新的轮回。雍正将诛心之治与收心之举和谐统一，玩得那叫一个游刃有余，令世人叹为观止。

如果再细加考究，年羹尧的盛极而衰，也许不能全部归之于雍正的诛心之治。客观地说，在人性弱点的暴露上，年羹尧也有很多可非议之处。他在西域行营时，引用私人，不由奏请，可以自行任命当地官员，谓之“年选”。“年选”与吴三桂的“西选”，隆科多的“佟选”并称为“三选”，成为雍正朝一时奇观。而当年羹尧凯旋还朝时，公卿等高官皆跪接于广宁门外迎接，年羹尧则与雍正并马而行，对于百官伏谒，年羹尧策马竟过，视若无物。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羹尧也只是点个头而已，真是傲慢之极。同样，年羹尧到了天子御前，也是“箕坐无人臣礼”，一副张扬、功高盖主的神情。

也许应该这么说，年羹尧的傲慢粗野遭遇了雍正的猜忌算计之后，死局是必然的，不过雍正诛心之治的可怕在于，他是用尽心机的。抬得高才能摔得狠，人性弱点暴露得越多，治起罪来才能从容不迫，优中选优。在后来议定的年羹尧所犯九十二款大罪中，有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专擅之罪六，计三十六条之多。年羹尧不死也难。

这是阴谋家与悍夫的较量。只是对雍正来说，一切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因为还有隆科多。隆科多的故事是年羹尧故事的翻版，他是佟国维的儿子，雍正称他为舅舅，雍正继位之初，隆科多也是备极宠任，袭其父一等公爵，授吏部尚书，加太保，与怡亲王胤祥等同理事务。雍正四年正月，刑部已议奏隆科多挟势婪赃，罪拟斩决。而雍正照例是“心太软”，在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隆科多。一个盛极而衰的故事就此结束。

今天看来，雍正诛心之治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收拾了两个人，而在于让世人对其产生敬畏感。皇恩浩荡，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皇恩威严，唯雍正马首是瞻。任何人功劳再大，职位再高，一旦不入圣眼，那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这是诛心之治的机锋所在，而年、隆二人的遭遇，只是提供了雍正治术的个案罢了。

案中的是非曲直并不重要。

与天下人心过招

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十九日，北京西郊发生6.5级地震，震中就在雍正常住的离宫圆明园附近。地震发生时，雍正慌慌张张地逃到圆明园内湖的一条船上聊以避震。也许是逃的速度快了一点，也许是逃的姿势不那么雅观，总之地震过后，民间议论纷起，说雍正皇帝作为堂堂的大国天子，对待兄弟臣子没有仁爱之心，刻薄寡恩，所以才招致天谴。天谴来时，又不安心接受上天的惩罚，只顾自己狼狈逃窜，这样的天子，怕是做不了多久了。

单是国内议论倒也罢了，问题是朝鲜国王英宗也对雍正冷嘲热讽：“以万乘之主，避地震设幕泛舟而居，举措可为骇异矣！”与此同时，更要命的问题还在于，紫禁城皇极殿的一角在地震中被损，塌陷了下来。这似乎成了雍正朝国运衰微的实证——皇极殿都残缺不全了，这个王朝还能存在多久？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地震引发的政治危机，雍正的心灵遭受沉重打击。没有人知道，雍正其实是一个极其爱惜自己羽毛的人。虽然他的政治手段比较狠辣，很给人刻薄寡恩的感觉，但每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过后，雍正总要煞费苦心地找出理由为自己解释或开脱。

这是爱惜自己羽毛的表现，也是心灵脆弱的表现。心灵坚强者，大多孤身走我路，做了再说或是做了也不说，不给世界一个解释，只给自己解释。雍正显然不是这样，在对他兄弟们进行政治清洗时，他总要大臣们完成一项重要工作——罗列罪名。雍正四年六月，雍正下令让大臣们给胤禩议罪，胤禩获罪40条；雍正四年八月,大臣们议定胤禟罪状28条，送往保定监禁。对待其他兄弟，雍正也大多如此，并且还常常给人心太软的感觉。大臣们在他的暗示下议定种种罪状之后，雍正总要讨价还价一番，看看能不能减下一些罪状。

这一回地震引发的政治危机，雍正便也想有上佳表现。他开始了危机公关，震后第二天，雍正就发布“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承认自己是不像过去那么勤政了，老天对自己的惩罚有理，从今以后他要“知惧修省”。紧接着雍正带领官员们访贫问苦，天天出现在地震现场，表情悲痛，悲天悯人，这时的他，很有大国天子的形象。等形势慢慢缓和下来之后，雍正开始为自己做最后的辩解，他写下千字文说，上天降下灾祸，有他做天子的责任，也有全体官民的责任。这个国家是他一个人的吗？不，国家荣誉属于全体官民，国家耻辱也属于全体官民，希望大家今后都要自省过失，不要置之度外。同时，雍正还对地震时自己的狼狈五分钟做出最新解释。他说，在地震发生时，自己就坐在船上，不存在慌慌张张地逃到船上避震的说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上天对他还是很眷顾的，地震发生时，跟随他的几百人全都安然无恙，这充分说明上天没有抛弃大清朝，也没有谴责他雍正的意思。大家不要怕，也不要悔，只管跟着他往前走，因为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大国天子。

一场地震引发的危机公关至此圆满结束，雍正胜出。当然这样的胜出很大程度上只是雍正自我的心理安慰。辩解是一回事，民众接受不接受是另一回事。好在雍正要得不多，事实上他也无法要得太多，只要这个国家不再有对他不利的流言，他就谢天谢地了。

但是，人世间从来少不了流言蜚语。雍正在处理了胤禩、胤禟、胤祉、胤禵这些人之后，帝国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开始满天飞。篡位说、投毒说等政治流言到处流传，这些流言流传的一个结果在雍正五年以触目惊心的形式显现了出来。这一年，一个叫曾静的湖南愤青秀才在获悉这些宫廷秘闻后，觉得雍正这个人真是黑暗无比。于是他派了学生张熙去陕西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但是岳总督政治立场坚定，向雍正告发了此事，愤青秀才曾静及他的学生张熙由是被捕。

对雍正来说，这又是一个巨大打击。人是可以抓起来的，流言蜚语能抓起来吗？天下舆论背后呈现的是天下人心。《大义觉迷录》就此出台。《大义觉迷录》是雍正下令编辑的，是他的心灵辩解书，书中对曾静所列举的其谋父、逼母、游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的“十大罪状”，雍正一一进行了反驳，从而为自己筑起了一道防火墙。雍正同时号召国人认真学习该书内容，廓清流言及是非，最重要的是要倾听其心灵告白……

《大义觉迷录》的出笼是雍正心灵脆弱的曲折表现。当一个人压力过大时，反弹也会随之增大，可大到全国一本书的地步，如此在意天下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雍正的不自信。

毕竟一个自信或者说心灵坚强的人是不需要求解或者证明什么的。若干年后，雍正的儿子乾隆皇帝查禁了这本书。乾隆可能会认为，这本书是父亲不够自信的表现。所谓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苍白而无力，真令后人看出其中的破绽和雍正皇帝的“小”来，不如不说。在今天看来，乾隆的做法是正确的，自信的帝王只做不说。对于天下人心，任何的解释和辩解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越描越黑。

雍正发展到最后，其心灵的脆弱竟然需要一种特殊的东西来慰藉——祥瑞。雍正元年八月，有地方官员报告发现“瑞麦”和“瑞稻”。所谓的“瑞麦”和“瑞稻”事实上是植物的一茎多穗现象。帝国地大物博，植物众多，出现一茎数穗甚至数十穗现象本不足为奇，但在雍正看来，却是他政绩卓著的一个象征，也是他无愧于天下，无愧为一代君主的重要指征，他下令将这些祥瑞公布于众，并制成《嘉禾图》《瑞谷图》以志纪念。

雍正三年二月，新的祥瑞又出现了，这一回的祥瑞出现在天上。有钦天监向他报告，本年二月初二将发生“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这样的天文奇观数百年不遇，只在汉代、北宋等盛世时出现过。雍正听了，当然是朕心大慰，感觉自己差不多也是盛世之君了。他下令将此事付史馆记载并颁示中外知晓，很有载入史册、流芳百世的意思。

这以后，各种各样的祥瑞便层出不穷了。上有所好，下必献之。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就这样在各种祥瑞的包围中抵达了他的精神高潮。这是一个帝王的恋物癖，他用祥瑞抵挡天下流言，用祥瑞构筑盛世政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雍正十三年的政治就是祥瑞政治，雍正拥有了祥瑞人格，他的官场也成了祥瑞官场，雍正对祥瑞的迷信和自我判断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雍正七年，顺天府的行政长官向他报告发现祥瑞。这是一茎二十四穗的嘉禾，长相奇特，品位上佳，但是雍正在鉴赏之后很遗憾地告诉他，这不是什么祥瑞，而是多穗的“龙瓜谷”，雍正对于祥瑞的判断标准是秘而不宣的。在官场政治上，这样的判断标准一旦公布，雍正担心会有跑官、要官者有所作为。所以祥瑞学说到底是帝王学、政治学，不可小觑。

雍正自己对于祥瑞学的应用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他可以用祥瑞赏人，也可以用祥瑞杀人。用祥瑞杀人需要高超的想象力，雍正他做到了。年羹尧是怎么死的？在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祥瑞后献贺文死的。年羹尧在贺文中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并且字体潦草，很有雍正朝夕阳西下的意思。而这个时候，雍正想重处年羹尧却没借口，年羹尧在祥瑞事件中的表现或者说失误让他一下子找到了突破口。随后，雍正下旨：“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耳。……观此，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着原本发还，令其明白回奏。”没过多久，年羹尧就从川陕总督调补杭州将军，兵权被夺，命运也就此改变。

另一个因为祥瑞问题倒了霉的是太常寺卿邹汝鲁。此人在出现河清祥瑞时诗兴大发，赋诗《河清颂》，其中两句“旧染维新，风移俗易”的媚语引得雍正勃然大怒，邹汝鲁因此被革职重处。

祥瑞就这样成了雍正的心灵武器。因为脆弱，所以保卫。雍正成了一个喜怒无常的皇帝，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皇帝。其实，喜怒无常也好，刚愎自用也好，都是缺乏安全感的过度反应，包括他兴起的广为后人诟病的文字狱。庶吉士徐骏的诗集里因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句子而被处斩立决，都充分说明一个心灵脆弱的人，既不能给自己提供保护，也不能给世界提供保护，真真是一种悲剧。

当然，悲剧的形成是有来由的。雍正一直在恶性竞争的环境中与亲人过招，与臣下过招，与天下人心过招，与这个世界他认为具攻击性的力量过招。紧张和戒备是他的常态。放松与和谐倒不是常态，而是一种危险。对雍正来说，世界是不安全的，人生也是不安全的。活着就是奋斗、搏斗，是对峙、抵制，是诿过饰新、声色俱厉。打击是为了更好的自卫。在巨大的紫禁城中，他是最孤独的那一个，心灵孤独。

所以，雍正的人生是一次孤旅。虽然看客众多，可在他眼里，这些看客都是危险的，充满敌意。他要做的，只是穿越他们，然后抵达终点。

活着，真是比死去更加艰难啊。因为需要智慧和忍耐。

一半是红脸一半是白脸

雍正执政十三年，究竟做了些什么？或者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毫无疑问，雍正是严苛而阴郁的。他是密室中的舞者，处处以机心待人处世。密折、秘密建储、军机处、诛心之治、文字狱、特务侦察，雍正的很多行动或想法透着“阴狠”二字。这是一个王朝的治术，也是雍正个人性格的展露，他刚愎自用、阴险毒辣、喜怒不定、反复无常、文过饰非、言不由衷、猜忌残忍、城府极深。在他治下，帝国流言四起，官员、文人、兄弟、权贵多有怨言，而雍正是边做边为自己辩解，坚持理念毫不动摇，很有孤身走我路的意思。

另外，如果我们不带偏见看人的话，其实雍正也是勤勉而阳光的。史料证明，雍正这个人知识渊博，精通满汉文字、悲天悯人，力推人道政策、痛恨腐败、勤于政事，执政13年，做了很多皇帝30年才能完成甚至不能完成的工作，最后过劳死在工作岗位上。他是个开拓型的皇帝，有很多的制度创新和大胆实践。秘密建储制、密折制、养廉银制度、耗羡归公、摊丁入地、军机处的设立与官制的更改。任何一个王朝如果能完成其中的一两项制度创新和实践已属难得，雍正却在短短的13年里做完了这一切。所以，他注定是个争议纷起的人物。

雍正在位的13年，将自己所有的性格侧面都展示在世人面前。坏事做绝、好事干尽，正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他是大清历史上性格最丰满的皇帝，只是因为世人的偏见和历史的偏见，才被扁平化了。现在看来，雍正的心灵孤独正是来自于世事对他的偏见。这是偏见下的压力、压力下的变态。变态皇帝雍正行走在正邪之间，阳光与阴影的轮替地带，一生非主流，所以才拥有那么多自相矛盾的性格侧面。这些自相矛盾的性格侧面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无疑会向这个世界奉献很多悲喜剧。

我们来看看雍正生命中的一些所作所为：

雍正裁抑贵族，设官学学校以教育宗室八旗子弟，净化社会风气。

雍正对已死的汉族知识分子吕留良等人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判吕留良之子吕毅中等人斩立决，其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者分别判斩监侯、流放、杖责，他的斩草除根之举很暴力，一点都不文明。

雍正削除贱民阶级，使历史形成的贱民们能有基本的人权保障；

雍正借教案暗害皇族苏奴及其子孙，并在苏奴死后一年多时还对其削籍、戮尸，毫无人权观念。

雍正经常做这些互相矛盾的事情，并总能为自己找到一个理由。他的生命中一半是红脸一半是白脸，在红白之间缺乏必要的过渡和转换，这是雍正的宿命和悲凉。承载太多，想要的东西也太多，但是得到的不多。

特别是历史对他的正面评价。

当然，如果从历史的连接点上看，雍正多侧面的性格既是其主观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有其客观必然性。雍正朝其实是对康熙朝的矫枉过正。康熙是个谦谦君子，讲究的是君子之治，特别是晚年，更是强调无为而治。康熙五十年，康熙对辰沅巡抚潘宗洛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事实上，在皇子互相猜忌、党争盛行的国情下无为而治，只能导致倾轧、怠政、腐败的泛滥。所以雍正一上手，面对乱局、险局，必须要硬起心肠、杀伐决断，先做恶人，再做好人；先做事，再辩解。这是世情的必然，雍正躬逢其时，画猫类虎，在尺度的把握上松紧失当，便不可避免地为时人和后人留下许多话柄，而他也就此完成了悲剧人格的定型。

天下事存在即合理。有相辅相成，也有相反相成。雍正朝和康熙朝就是相反相成。康熙以“道”治，雍正以“术”治，这是时局的选择，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性格选择。雍正十三年的施政之本，其实是用了“严”“法”二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康熙是儒家，雍正是法家。康熙治政以宽，雍正继之以严，这是两个王朝的路径选择，非人力可以完全左右——康熙和雍正，最终用一生时间将自己化为符号，鲜明的王朝符号。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统治中国13年颇有作为却又毁誉难定的雍正皇帝暴死，终年58岁，属于他的时代，戛然而止。

第六章

乾隆：盛世之君的罪与罚

道治和术治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因缘际会，究竟存在多少可能？而那个叫康熙的人，第一次将目光停留在弘历身上时，他是否意识到，这是两个盛世之君的对视与致意？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十五日，也就是康熙皇帝生日前三天，这两个人见面了，在弘历父亲胤禛的刻意安排下，地点是圆明园。这是69岁男人与12岁男孩的第一次见面。虽然在血缘关系上他们是祖孙俩，但是康熙的孙子有五六十个，他没有时间和心情一一目睹他们长大成人。康熙只和其中最优秀的若干个孙子有过亲密交流。对他来说，儿子辈已经够让他烦心的了，孙子辈的事情自有儿子辈去解决、协调。他要的只是一点亲情，如此而已。

很快，康熙就明白，自己这一次得到的，不仅是亲情。圆明园见面后不久，康熙下令将弘历养在宫中，并把避暑山庄自己居住的“万壑松风”赐予他住。如果说康熙的这个举动还逃不脱祖孙亲情范畴的话，那接下来发生的一个非常事件则可以暴露出康熙对弘历政治上的期待。弘历随祖父康熙去木兰围场猎熊，后者有意安排他“初围得获熊之名”（《圆明园纪恩堂记》），当被打倒的熊突然站起来威胁弘历时，康熙又冒着危险亲自用火枪击毙了它。康熙事后对他人说，弘历的命很贵重，福分将会超过我的。

类似的话说了不止一次。在到热河胤禛的狮子园进宴时，康熙就连称弘历的生母为“有福之人”。这话究竟是暗示胤禛为皇位继承人还是暗示在更远的将来，弘历可以成为大清朝的新皇帝，不好理解，但康熙对弘历在政治上有所期待是不言而喻的。

这似乎是一个人的直觉，但是直觉惊人地预见了事实。若干年后，弘历长大成人，成为乾隆皇帝，他的处世态度、执政理念包括治国业绩，都与康熙惊人地相似：执中而治，反对苛政，追求做一个完美的君主；在世俗的层面上展开一场精神炼狱，宽以待人，追求做一个完美的人；执政时间长达60年以上，继往开来，开创盛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乾隆是康熙的山寨版，甚至是山寨升级版。在乾隆治下，帝国面积无以伦比的大，版图超过汉朝和唐朝，仅次于13世纪的蒙古帝国。帝国周边有几十个国家承认大清国对他们有宗主权，这是乾隆朝比康熙朝强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强悍之处是在经济上，康熙朝留给雍正朝的库存现银只有八百万两，而乾隆朝留给嘉庆朝的则有七千万两，是前者的近十倍，同时还有近三亿子民，远超康熙六十一年的两千五百多万人口。虽然乾隆朝的人口暴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帝国版图扩大所导致的，两者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比较意义，但毫无疑问，乾隆时期的大清国是一个大国。它向世界输出价值观（朝鲜、日本等国一直效法中国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判断），并拒绝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它平起平坐的任何可能。一般来说，能否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以及是否拥有数目庞大的附庸国，这是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的两大标志性符号，也是乾隆开创盛世的明证。

但是，一切转瞬即逝。盛世是明亮的、辉煌的，却也是短暂的、黯淡的。这一方面是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正在崛起，另一方面是因为乾隆的人性与制度之惑。他终归不能超越时代，也不能超越自己。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来华，试图与大清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盛世之君乾隆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阻止一个大国由盛转衰的最后机会，他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从而未能实现自我拯救和王朝拯救。三年之后，乾隆没能抵制住最高权力对他的诱惑，做了太上皇，在民主体制盛行西方之时，将皇权游戏玩出了新花样，坐视宠臣和珅与嘉庆帝进行利益博弈，坐视一个帝国的内讧、内耗和空洞化。乾隆死后41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步入险境，不能自拔，盛世光景至此已是昨日黄花，早已凋零破败，不堪回首。

这是失去的盛世，而所有的一切都由来有自。

乾隆的执政风格是对他父亲雍正的反动，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可称为“宽养”。这是一种政治气质，是乾隆向其祖父康熙致敬的表现。康熙晚年讲究无为而治，早期也不以苛猛著称，所以在政治气质和政治品格上，乾隆和康熙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乾隆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避开父亲雍正设置的政治上的雷区或者说禁区？比如，雍正对八阿哥胤禩和九阿哥胤禟的处置。这两个人，不仅被雍正拘禁，还被开除了宗籍，取了阿其那、塞思黑这样的贱名。乾隆虽然想进行政治上的平反，但却在名实之间找不到突破口。放人是容易的，恢复名誉也不是难事，只是对父亲雍正的反动却是一件天大的事，因为事关孝道与治国理念，事关人心与一个帝国的朝局。

乾隆最后采取的策略是名实分离。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为父亲的政治手段辩护；另一方面，在事实上改善涉案人的处境。乾隆说此二人“未尝无隐然悖逆之心，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所谓有犯罪动机却无犯罪之实。还说父亲当年之所以如此重处他们是因为大臣们再三提出了要求，不是其本意，父亲晚年“意颇悔之”。把这些铺垫都做到位后，乾隆下令：“复其原位，收入玉牒”，两个人的子孙也“一并叙入”。

对待皇叔胤禵和胤 ，乾隆也是宽大为怀，下令释放。乾隆二年四月，他又封赐此二人为辅国公。胤 去世后还被连升四级，晋为恂郡王，以贝子品级祭葬。乾隆之所以对父亲的政敌们如此宽大为怀，有两方面原因促成：一是乾隆本人不崇尚阶级斗争，希望以道治不以术治。二是这些当年被处治的人已经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时机和能力，如果再继续严苛地对待他们，对新王朝的形象有损，所以乾隆做出了与时俱进的选择。

受惠于这一选择的不仅是上述的皇族成员，还包括年羹尧一案的株连人员。年羹尧死于雍正的诛心之治，只是这一层意思，乾隆不能明说，也不能对年羹尧的政治定性进行重新评价，他只能做出有限的修补。乾隆让吏部、兵部复查年羹尧案中的被革职官员，对“才具可用”之人酌情录用，对流放宁古塔的年羹尧族人“悉予宽宥”。

雍正是诛心，乾隆则是宽心和养心。一个王朝的人心就这样被慢慢地拾掇回来了。从惊魂未定到惊魂甫定再到安居乐业，乾隆说起来也是治理人心的高手。他的大手笔则在于，有时他会受名实之制，在父亲的脸面与现实需要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或者说妥协点；有时他又大写意、大泼墨，在名实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或许是伟大人物的一种处世气质和人生态度吧。相信自己，一切可以把握，而不受形式之限。虽说过犹不及，但在“过”和“不及”之间翩翩起舞，连接二者纵横捭阖，那才是优美和别样的舞蹈。

为多尔衮平反就体现了乾隆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现实担当。顺治当年曾将多尔衮削爵，撤出宗庙，开除宗室，追夺所有封典，籍没家产人口入官（见《清史稿·多尔衮传》）。此后不久，他还下令对多尔衮陵墓平毁，并鞭尸示众，砍掉脑袋。这样一个暴力行动和先祖顺治帝联系在一起，乾隆以为不是大清历史的亮点而是污点。可一百多年来，康熙和雍正因为种种原因不敢涉及此事，乾隆就觉得为多尔衮平反一事非他莫敢为，而且此一事件经过百余年的发酵或者说沉淀，个中的是非曲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顺治当年骇人听闻的处理方式，对待一个皇父、开国重臣，处理起来如此不择手段，确实对大清的名誉有损，对大清的人心有伤。乾隆四十三年，乾隆正式为多尔衮平反昭雪，恢复原爵。乾隆的这个决策应该说是加分之举，因为他在以人为本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乾隆的宽心、养心也是需要辩证理解的，就像雍正的诛心有时会以某种貌似温情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样。乾隆对曾静案的重新处理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曾静当年曾经对雍正列出谋父、逼母、游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十大罪状”，雍正为了诛其心，出台《大义觉迷录》一书，并令曾静全国巡讲，以辩其诬。乾隆以为，父亲不杀曾静，表面上是一种宽宏大量，骨子里却是一种伪善。曾静这样的全国巡讲，非但没有替雍正恢复名誉，反而起了传播和扩散宫廷丑闻的作用，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曾静全国巡讲团都必须要解散，曾静也要伏法，以谢其罪。可乾隆一旦做出这样的政治抉择，似乎就与他的“宽养”政策背道而驰了。

但乾隆还是断然出手了，没有一点犹豫。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乾隆发布上谕：“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十二月十九日，曾静、张熙被凌迟处死。

如果从乾隆发布的这条上谕里去分析，似乎在字里行间也能看到其宽心、养心之治——“泄臣民之公愤”。臣是指官方，民是指民间，两者既然都愤怒了，那就需要宽心、养心，所以曾静、张熙的死是必然的。但是这样的理解或解释牵强得可以：臣民真的公愤了吗？臣可能有，民则未必。雍正的宫廷丑闻对劳动人民来说是茶余饭后的最佳谈资，终雍正一朝，老百姓对于这个皇帝的非议就不绝于耳，而曾静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民意的最高体现，是民议的新闻代言人，老百姓什么时候对自己的代言人产生公愤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去理解，乾隆所谓的“泄臣民之公愤”只是一个理由或借口罢了。

真正的理由是在上谕里的另一句——“谤议及于皇祖”。这个不仅事关大清脸面，也关乎大清国的核心利益，所以乾隆必须动刀子。这样的动刀子与执政风格无关。宽心、养心是为了大清国的核心利益，当核心利益受损，宽心、养心之治可以退到一边。乾隆是真正明白个中三味的人君，知道什么可以举重若轻，什么可以拖泥带水，而名与实的关系实在是表与里的关系、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对宽心、养心的辩证理解并不排斥诛心，如果说曾静、张熙被凌迟处死还谈不上诛心的话，那么乾隆对弘皙事件的处理就有诛心的含义在里头。弘皙是康熙朝皇太子胤礽的儿子，也是康熙最宠爱的孙子。乾隆四年十月初，宗人府报告说，康熙帝十六子庄亲王胤禄与其子辈弘晳、弘升、弘昌、弘晈等人“结党营私，往来诡秘”，请求乾隆分别予以惩处。乾隆果然对他们分别对待、分别惩处了。此事虽然胤禄是起头的，乾隆却对他宽心、养心，原因是胤禄平时为人“惟务取悦于人，遇事模棱两可”，是“庸碌之辈”，批评教育拉倒。但是对弘皙，乾隆却加以诛心，称他“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还说这一年乾隆诞辰时，弘皙“乃制鹅黄肩舆一乘以进，朕若不受，伊即将留以自用矣”。事实上乾隆的两大猜测或者说判断带有其鲜明的倾向性，并不是既成事实。“旧日东宫之嫡子”只是弘皙的出身，但未必就“居心甚不可问”。至于鹅黄肩舆留以自用也不是事实，毕竟弘皙进献的这个礼物乾隆还是接受了，所以弘皙的谋逆之罪并无确凿事实。但乾隆说是那就是了，弘晳被革去亲王，仍准于郑家庄居住，但不许出城。这是乾隆对其最大的政治威胁弘皙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

接下来，乾隆又采取果断行动，将弘晳的圈禁地由原郑家庄府邸改于毗邻皇宫的景山东果园内，除宗籍，改名为四十六。因为这个时候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对弘晳不利的证据。从事邪术活动的巫师安泰在受审中供出，弘晳曾向他问询“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等语”，这四个问题单看没什么，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用心险恶了：准噶尔能否到京，是想借助外力有所作为吗？天下太平与否，唯恐天下不乱是否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皇上寿算与你的升腾与否如此密切相关，这绝对是心怀异志了。

更要命的问题不在这四个问题上，因为弘晳专案组的调查人员发现，弘晳曾“仿照国制”，在府中擅自设立内务府下属机构会议、掌仪等司，这是心怀异志的铁证。在这样的背景下，弘皙的问题升级了，由此乾隆可能做出的任何一种惩罚都将变得顺理成章，正所谓其罪可诛也。事实上康亲王巴尔图等人就趁机上书乾隆，认为“弘皙大逆不道，乞正法”，但是乾隆在此时却有所节制，以“除宗籍，改名，更换圈禁地”了结此案。乾隆将诛心之治与养心之治巧妙地连接起来，既打击了政敌，又收获了人心，显示了他对名实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出神入化的运用技巧，这是一个道治和术治有机结合的成功案例。

在弘皙一案中，乾隆后来还有一个收官之举。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他下令将已去世36年的弘晳恢复原名，收入宗籍。这真是一个洒脱的收官动作，收放自如，又有悲天悯人的意思，很好地体现了盛世之君的胸怀与见识。不把案子留给继任者，也不给后人以口实，要的是清誉，也是实效。乾隆四十三年，大清国对乾隆来说已没有任何政敌。他只需放，不需收；只需养，不需诛。这是帝国的正午，也是帝国的高潮。一切暖洋洋，一顺百顺，乾隆不要一丝不舒服的感觉。

在文明的旗帜下

如果不带历史偏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顺治到康熙再到乾隆，一条向汉文明致敬的纵贯线清晰可见。这是三个皇帝的文化选择，也是他们由文明而政治的王朝路径。顺治陶醉于满汉文明的大融合，康熙身体力行，成为汉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多个领域的学者、方家，而乾隆更是集大成者，在位60年，不仅是汉文明的学习者，也是汉文明的整理者、传播者。

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乾隆集全国之力完成的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参与者前后有4186人，时间长达20年，这些文化界的精英们对各地图书典籍进行了一次全面地、系统地清理，选择重要的刻本、抄本，缮录采入《四库全书》。对汉文明来说，这实在是继明《永乐大典》后功莫大焉的事情。可以说是盛世之举，所谓盛世修书，乾隆也需要这样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来对其盛世的确凿性加以证明。

诗人。准确地说应该是汉诗人。乾隆和康熙一样，勤奋好学，是多个领域的学者，也许方家还谈不上，比如说不能称他为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和学者，但是“诗人”二字，乾隆还是可以担得起的。乾隆一生喜爱作诗，据统计，他写的诗总计有42613首。毫无疑问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全唐诗》所收的有唐一代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才48000多首，乾隆可谓以一人敌数千人，或者说他撑起了一个时代，起码在诗作数量上。也许我们可以质疑他写的42613首诗的质量，甚至可以怀疑他是否请了枪手为其代劳，但我们不可以质疑的是他的诚心、热心，对汉文明的诚心、热心。毕竟一个人诗写得有多好是不可求的，但是能写多少却是可以追求的。乾隆“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诗”，又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一个满族皇帝，对写汉诗如此孜孜以求，汉文明的魅力真是无坚不摧了。

除此之外，乾隆还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爱好者，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一个每天临摹，自称最爱宋黄庭坚的书法爱好者，他写的字与黄庭坚的字实在是谈不上形似，更别说神似了。从现在存世的乾隆书迹看，他的字虽然点画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但是缺少变化和韵味，并无明显的成就，有评者称其“虽有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但是乾隆对书法的热爱就像他对诗作的热爱一样，确实是疯狂的。因为喜爱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乾隆在差不多50年的时间里，在这幅只有20多字的残简上写满了自己的题跋，总计达73处之多，完全淹没了王羲之的真迹，但是乾隆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有与名家融为一体的意思。

乾隆也许还是个三流的画家。虽然他的画跟字相比，水平又下了一个层次，不过乾隆的热爱依旧是真实的。他酷爱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是鉴识水平太低，乾隆一直赏玩不已的《富春山居图》事实上是一幅假画，到后来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真迹出现时，乾隆却依旧认假为真，每天捧着假画赏玩不已。在这幅假画上，乾隆先后题跋55处。那份热爱，依然虔诚。

可以这样说，乾隆对汉文明的热爱是全方位的，也是不伪饰的。这是一种文明对一个王者的征服，这样的征服出现在盛世，有其象征意义，也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在起作用。乾隆终究逃不过这样的历史逻辑，他似乎也不想逃，而是沉醉其间，沉醉在先进文明的巨大覆盖里，不能自拔。

只是这样的沉醉很快就有了不和谐音。一部《四库全书》背后，有文明的累积，也有文明的被戕害。乾隆下令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但是因编纂此书而禁毁的古书达十万册之多。这是政治对文明的戕害，也是最高权力的一次狰狞表现。在文明的旗帜背后，躺下的是一具具书的尸体。这些书同样都是文明的载体，只是它们不符合乾隆的价值规范和观念要求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场阴谋，一场针对文字的阴谋，一场皇权对人类文明的合围和屠杀。这样的合围和屠杀让300名学者、3600名抄写者10年的劳作有了诡异的味道，也让最终得以完成的近420万页文字变得残缺不全，疑窦重重。所以，一个问题产生了，一向崇尚宽养之治，对汉文明有着特殊癖好的乾隆为什么会在突然之间变脸呢？

其实，我们都误解或者误读了乾隆，乾隆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以道治，也以术治；以养心治，也以诛心治；以文明治，也以政治治；以德治国，也以法治国。在宽严之间，乾隆两手抓，两手都硬，这是他的统治术。他尽管山寨康熙，却不是全方位克隆。康熙宽有余，严不足。雍正严有余，宽不足。两者都有偏颇。但乾隆不同，他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在名实之间有时名实相符，有时名不副实。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拿捏的尺度相当精妙，宽至极则严，严至极则宽，乾隆对这样的拿捏总是游刃有余。他处理皇族、政敌等历史遗留问题时已经初露峥嵘，这一回，乾隆对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站着的文人大开杀戒，则是其执政思维的延续，是“宽至极则严”，也是其统一价值规范和观念要求所采取的专项行动。

可以说，乾隆兴起的文字狱，在清朝历代中是为数最多的，这是盛世的阴影和污点。在文明的旗帜背后，躺下的不仅是一具具书的尸体，还有一具具人的尸体，文人的尸体。文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文人思想锋利，这是比武器更加可怕的力量，乾隆盛世，自然不能让思想的异数蔓延泛滥。当文明以冲突的形态而不是和谐共处的形态存在时，暴力就成了最后的裁决者——乾隆出手了。

更深层次的悲剧还在于，乾隆将暴力扩大化了。对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人为地制造文明伪冲突，将暴力指向任何一个并无思想异数的文字工作者，这已构成了一种灾难，针对普通人的灾难。文字存在的本身成了一种罪，成了文明的罪与罚，成了反文明的证据。盛世悖论，竟至于此，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悲剧不仅不可避免，还成为一种常态。乾隆时期，文字狱俯拾皆是，较著名的有这么几起：

《南山集》案。《南山集》案可以上溯到康熙时期。康熙时，戴名世因为著作《南山集》被认定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此同时，他受株连的亲戚朋友达几百人。这本来是康熙时期的一出悲剧，但是50多年后，乾隆利用“《南山集》案”借文杀人，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原因是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里引用了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但是乾隆却认为蔡显含沙射影，他断定“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则是影射满人建立清朝。如此大逆不道，再加上《闲闲录》里载有“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等字句，乾隆也认为蔡显是对现实不满。由此，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

《字贯》案。涉案人是一名叫王锡侯的举人，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他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花费17年心血编写出《字贯》，但是乾隆以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同时，《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则是另一罪状。据此，王锡侯被处斩，《字贯》彻底禁毁。刻印《字贯》的雕版、废纸也被全部销毁。另外，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因“失察”治罪。

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案。大理寺卿尹嘉铨退休后让儿子给乾隆上了两本奏折，请求赐予谥号，并且与开国名臣范文程一起从祀孔庙。乾隆看后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刑部审讯。同时，指派官员前往抄家，特别嘱咐要留心搜检“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查抄者很快在尹嘉铨的文章中查到“为帝者师”的字句。乾隆恼怒，称：“尹嘉铨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加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傅？”随后，尹嘉铨被处以绞刑，他的著作及有关书籍93种也被销毁。

沈德潜反诗案。江南名儒沈德潜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77岁时辞官归里。沈德潜在朝时，写的诗颇受乾隆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所以沈德潜退休后被乾隆赐赠太子太傅的头衔，从一品，可谓皇恩浩荡了。但就在沈德潜死后不久，他竟然遭到乾隆的清算。因为在沈德潜的诗集里，赫然收录着几首他当年给乾隆皇帝当枪手写的诗，这就等于揭穿了乾隆一生作四万多首诗中某些难与人言的秘密。与此同时，沈德潜还干了两件“蠢”事。一是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将降清明臣钱谦益的诗列为诗集之首，乾隆居后。沈德潜此举，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二是沈德潜为徐述夔《一柱楼诗集》作“传记”。该诗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以及“且把壶儿搁半边”等敏感字句，徐述夔获罪，沈德潜也难辞其咎。至此，沈德潜遭到了政治清算，他的坟墓被乾隆下令铲平。

胡中藻诗案。大学士鄂尔泰的门生、曾为内阁学士的胡中藻是个诗歌信徒，著有《坚磨生诗抄》。但是胡中藻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诗句，有把大清污为“浊清”的嫌疑。乾隆下令秘查，随后，胡中藻被处斩，已故大学士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因为与胡中藻曾有诗词唱和而被赐死。户部侍郎裘曰修，也因此案遭革职。

不用再多举例了，仅上述五案就可以看出乾隆对文化的戕害和恐惧已经到了何种地步。这是以政治面目出现的针对文明的恐惧。文明覆盖了乾隆，身处其间的他一方面深知文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他明白了这种力量的存在，所以才恐惧，才会因为恐惧而杀戮和草木皆兵。也许乾隆本人也未必相信那些文绉绉的诗人会对这个帝国的颠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他还是下手了。手段之毒辣为秦始皇以来所仅见，这实在是乾隆设的一个赌局，他赌他的盛世可以承受得起这样的戕害和扫荡。因为经济正确，所以政治正确，盛世的人心向背让乾隆这个绝对自信的帝王相信，他的任何行动都是庞大的帝国可以承受和消化的。

乾隆赌赢了。乾隆的雷厉风行、杀气腾腾虽然造成举国上下人一片心惶惶，但是仅此而已。盛世依然是盛世，有一部《四库全书》在，文明也就被定格和明证在那里了。这是流芳百世的证据和荣光啊……

可事实同时也证明，乾隆赌输了。实施文化恐怖主义政策之后，“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一代史学大家孟森语）。《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和不满。这是沉默的大多数，也是不满的大多数。盛世失声，文明萎缩成一部没有生命力的《四库全书》，推动盛世继续往前走的动力顿然流失甚至转化成阻力。这是乾隆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是大清帝国在未来的岁月里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这一点上说，乾隆真的是过于自信了。在文明的醉与罪之间，他做到了有所为，却没做到有所不为。盛世才到正午，乾隆却想风光看尽，将一大段美好的时光摁了快进键，殊为可惜、可叹。他是文明的醉人，也是文明的罪人。不错，盛世是乾隆开创的，可在不久之后就将失去。因为嘉庆继位之后，大清的这个盛世也就随风而逝了。

盛世的证明

盛世修书，盛世也南巡。两者一静一动，构成了乾隆盛世的两大指征。修书修成悲喜剧，南巡也巡成悲喜剧。如果说乾隆修书导致了对文明的戕害的话，那么他的六次南巡毫无疑问构成了对经济的戕害。一个盛世，遭遇两大戕害，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盛极而衰。

也许我们首先不该否认乾隆南巡的理由正当性。作为一个政治家，特别是有追求的政治家，任何一个有意为之的重大活动其出发点还是着眼于政治。不错，乾隆南巡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或者说政治考虑。关键词也许是这么几个。

稳定。明末清初，江浙一带的反清斗争是相当激烈的，至乾隆时，虽然表面上的斗争已经终止，但依旧有秘密组织或者说反清思想在活动、在传播。这既是乾隆大兴文字狱，实行诛心之治的主要原因和借口，也是他坚持六度南巡的目的所在。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乾隆六次南巡的时间表：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六年（1762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这六次南巡前后间隔时间三十三年，覆盖了乾隆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也覆盖了这个王朝最鼎盛的时期。因为差不多在乾隆中叶之后，帝国就高潮不再了。乾隆的南巡见证了帝国盛极而衰的历程，事实上也是盛极而衰的重要推手。

财政。江南地区富甲天下，是清政府的粮仓、聚宝盆。帝国的财政差不多有一半出自此地。江南稳则全国稳。乾隆六巡江南，除了政治还有财政的考虑。这是乾隆朝财政安全的建构过程，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在这里乾隆把南巡和他的“西师”武功相提并论，很显然是因为南巡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

水患。乾隆朝水患频仍，地方官员却借水患之机中饱私囊，政风日趋败坏。乾隆南巡时五次阅视黄淮治理工程，四次亲勘浙江海塘，并指示清理杭州西湖，还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惩治腐败，从而树立了盛世之君的良好形象。这样的形象实在是建构帝国新形象的需要。因为在专制结构的大清统治体系中，民众其实普遍有着盛世明君的集体无意识，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是渲泄社会不公的一个假想出口或者说是减压路径。乾隆适时而来，走出大内，来到民间，高密度地推广自身亲民形象，象征性地减少社会不公的存在，这是他消解帝国政情民情信息不对称的一种努力。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这样的努力都是值得称道的。

民心。乾隆推行诛心之治，也推行养心之治。这是一个帝王的左右手，乾隆知道如何左手握右手。在对文字和文人进行围歼之后，乾隆也会满怀对文明的敬意到曲阜祭孔，到文庙行礼，到书院临视。当然，民心不仅仅是文心。帝国这么大，事情这么多，乾隆都要一一过问、解决。这是皇帝负责制的国度，但是皇帝和民众同时遭遇了信息不对称。真正知道信息的是庞大无比的官僚阶层，可这些人往往不能做到信息的上传下达。道理很简单，在信息不对称的时代，信息本身就是财富，掌握完全信息的官员们不可能贱卖信息，更不可能无偿赠送信息，所以乾隆必须走出来，了解民心，安抚民心，颁布体恤民情的法令。这些工作，他只有在路上才能完成。

以上这些，都是乾隆的喜剧，或者说是盛世的喜剧。悲剧在于，乾隆将他的南巡走成了行为艺术秀——这是盛世的南巡，形式就是内容，形式大于内容。乾隆六下江南，开支浩繁，竟将一个强盛的帝国活活走虚脱了。据不完全统计，乾隆六次南巡至少耗费2000万两白银，而乾隆朝平均的岁入只有4000万两左右。再加上他往东、西、北各地所做的巡游，以及地方接待官员趁机大搞政绩工程或者以接驾的名义中饱私囊，帝国财富的流失真是难以计量。史载，乾隆南巡时沿途往返5000余里，需要修建40多个行宫，某官员捐修苏州御道，一次就费银30万两，御舟拉纤的河兵竟需3600人……乾隆醉心于这些细枝末节。这是盛世的细枝末节，是盛世浮华的组成部分，也是康熙当年南巡时看不见的风景。乾隆尽管山寨了康熙，可他要的还是超越——这其实是盛世综合征：以政治的名义满足其至刚至强的虚荣心。所谓千古一帝，所谓十全老人，那是要诏告天下，行走四方，传之后世的呀。

在这里，行走四方最终走成了仪式，六次南巡终究是一件形式感极强的大事件、大礼仪。的确，在中国历史上，乾隆之后无南巡。所以乾隆的用心很清楚，就是将南巡走成一个符号，盛世的符号，超越康熙朝的盛世的符号——不是每个朝代都可以拿出2000万两白银走一走的，但是他乾隆做到了。

乾隆做到了行走四方，也就做到了传之后世。康熙在第二次南巡结束后，征召著名画家王翬将南巡这一重大事件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取名《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时，也画有《乾隆南巡图》。这是传之后世的一个物证。其实乾隆大可不必这么做的，因为他走得这么兴师动众、仪式感这么强，又是长达几十年时间的行走，根本不需要一张画来证明什么。他的一颗雄心或者说野心就可以作证，口口相传的民间历史也可以为他作证，所以传之后世并不难，难的是以什么面目传之后世。在这一点上，乾隆自己也无法把握。任何历史都是模糊史，也是评说史，乾隆无法把握的是，他以什么形象出现在后人的嘴上和心里。

乾隆其实也忏悔。乾隆早期南巡时，规模华丽丽的，每次都在万人以上，结果便有不知趣的江苏官员学政尹会一上奏说南巡造成“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斥他：“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差不多得到同样待遇的还有著名才子纪晓岚。他曾向乾隆报告，由于南巡过多，江南民众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也斥他：“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这时的乾隆应该说是没什么忏悔意识的。乾隆真正有所忏悔是在晚年。《清史稿·吴熊光传》里，记载了乾隆晚年时说的一句话：“我当皇帝六十年，自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唯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只是这样的忏悔于事无补。因为作为一个皇帝的心灵史，乾隆的忏悔可能让他有了一条人文的尾巴，令后人在品味其人生况味时有了别样的滋味，但是盛世不再，在精神上有所收获的只是乾隆本人而已，并不是他身后的这个帝国。

更何况乾隆的盛世综合征远非南巡一种。乾隆还喜欢盖园子，所谓皇家园林。皇家园林出现在乾隆盛世毫无疑问是意味深长的。和南巡一样，园林其实也为乾隆起着证明的作用。这样的证明似乎更加实证、触目惊心，更加可以传之后世。南巡和园林一动一静，动态的当时轰轰烈烈，可最终走成了传说，走成了虚无缥缈。园林虽然是静态的，却是静得天长地久，静得栩栩如生，触之可及，触之可亲，触之肃然起敬，这是乾隆的一个理性选择。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以下的这些皇家宫殿园林：皇宫的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清漪园（颐和园）、圆明园三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这些华丽丽的建筑除了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焚毁外，其他的都将自己站成了证明，证明一个人及其王朝的自信、野心与虚荣。

乾隆的自信、野心与虚荣他自己也有归纳，那就是“十全老人”，人世间九为至尊，所谓九五之尊，但乾隆是盛世之君。他要的不是九而是十。乾隆自称“十全老人”，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一生完成了“十全武功”——发动了十次战争。这十次战争简单说来是指：一、1747年，平大小金川；二、1755年，平准部；三、1757年，再平准部；四、1759年，平回部；五、1769年，平缅甸；六、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七、1788年，平台湾；八、1789年，平越南；九、1791年，平尼泊尔；十、1792年，再平尼泊尔。

乾隆的“十全武功”是经不起推敲的，性质不一样，战果也有大小。乾隆征服准噶尔汗国，开辟新疆省确实功莫大焉，但他将这功劳一分为三——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这就有些凑数的意思了。而平缅甸、平越南和平尼泊尔不完全是以胜利收场的，或者乍胜还败，“十全武功”云云，可以自欺，不能欺人。

但乾隆要的就是自欺，道理很简单，盛世需要证明。最好的证明当然是武功。乾隆六十年是南巡六十年，也是武功六十年。只是乾隆为这“十全武功”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总计耗费一亿两千万两白银，盛世的国库差不多就此亏空了。

不过，这样的亏空在乾隆看来是值得的。国库的价值就在于亏空，银子都用到该用的地方去了。乾隆是不管银子的来源的，他只管银子的去向。为盛世增光添彩的事就是有意义的事，就是值得花银子去干的事，这是盛世之君的思维。于是，大清国周边的小国和穷国欣喜地发现，向大清国“进贡”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他们付出的是一些土特产，得到的是却是乾隆慷慨的恩赐。清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小国巨坎堤王国，每三年向大清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大清国则恩赐它大量的绸缎、银币和茶叶。“巨坎堤王国效应”使得大清国周边的小国和穷国纷纷利用进贡的名义从大清国获得额外的好处，有些国家甚至不惜以战争相威胁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如此迫切的“进贡”心情毫无疑问让乾隆变得很有成就感，盛世之君的感觉由此更加到位。

下跪问题

现在想来，那个叫避暑山庄的地方，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呢？

它是权力和欲望的别院，从中传出的既有盛世的尖叫，也有末世的叹息。“一座山庄，半部清史。”从康熙、雍正、乾隆的荣光再到嘉庆、道光、咸丰的惆怅，避暑山庄承载了一个王朝兴衰秘史，那些山庄故事里又泄露了多少帝国起承转合的信息……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九月，一个700余人的使团出现在避暑山庄。他们来自遥远的大英帝国。目的是为乾隆补祝八十寿辰。其时，乾隆在位55年，已经是一位83岁的老人了。乾隆的心情似乎很好，虽然八十寿辰已过去三年，可他还是对英国人的补祝寿辰持一种赞许的态度。

一些细节的出现反映了乾隆的这种态度：当马嘎尔尼率领的大英使团乘坐“狮子号”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时，受到了中国官员的隆重迎接，他们得到了大量的礼物食品。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后来在日记里称，由于礼物太多，船上空间狭小，只能收下一部分，而“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大约从这一刻开始，两种文明的冲撞开始显现：因为按照英国人的外交惯例，除特邀访问之外，一般使团的出访费用都是要自理的。乾隆显然不会按英国规则行事，乾隆给予英使的东方式礼遇既表明了其好客态度，也曲折地表现了一个大国的傲慢，就像大清柱国福康安随后对马嘎尔尼说的那样：“我们有的你们没有，你们有的我们都有，你们有我们没有的，都是我们不需要的无用之物。”

但大英使团还是执着地奉上了自己的礼物，福康安眼中的“无用之物”：天文仪器、光学仪器、航海仪器、各式火炮和枪支弹药、望远镜等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

还有一艘军舰模型，也就是大英使团乘坐的“狮子号”军舰模型。“狮子号”是当时英国最先进的军舰之一，艘上配有英国最先进的火器、火炮等，这些在随舰附送的说明书里都有详细说明。

两种文明的冲撞就这样以礼物交换的形式完成了。这是历史的机锋之所在，也是含义鲜明的预警。一方拿出的是五千年不变的土特产，猪和家禽等，这样的礼物并不受英人待见。因为“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当运送礼物的中国官员刚离开，英国人就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另一方拿出的却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包括军事科学方面的成果，充满反讽意味的是，这样的礼物也不受乾隆待见，乾隆在收下这些礼物后，就将它们扔进了圆明园的库房里，再无理会。

这是文明的冲撞，也是文明的隔阂。作为盛世之君的乾隆，不相信这个世界存在比大清国更先进的文明，所以他对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包括军事科学方面的成果漠视了。这是致命的漠视，60多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他们惊奇地发现，当年马嘎尔尼奉送的礼物无人问津地躺在里面，满是尘土。而那张“狮子号”军舰模型的说明书，虽然字迹泛黄，却还清晰可辨，只是没人将它翻译成汉字。

回到历史现场，回到马嘎尔尼访清的动机。现在看来这是一次破冰之旅，是两种体制、两个中心第一次小心翼翼却又不无敌意的试探和摸底。这是真相大白的时刻，也是雾里看花的时刻，关键在于以什么眼神去看。之所以说存在“两个中心”，是因为当时的东西方世界——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一个是老牌的文明古国，有着千古不易的道德体系和生存哲学。天不变，道亦不变。地球上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叫中国。任何试图制造两个中心的企图和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也是徒劳的。另一个是新兴的工业国家，充满野心和欲望。不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只相信“我能，我可以”，试图另立中心。所以这两个国家走到一起，冲突就成为一种必然。

这是文明的冲突，对乾隆来说，也是文明的机会，如果他能趁机抓住的话。马嘎尔尼初来中国并不是要PK的，而要传播新价值体系和新价值观念。他希望清廷能够把天津、舟山、宁波等地方开放成通商口岸，和大英帝国建立正常的经贸关系和外交关系，并借此将闭关锁国的大清国拉入世界文明新家庭中。对话，合作，共赢。因为在此之前，清朝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个地方，一口通商，而且实行行商制度，与这个世界进行着若有若无、可有可无的接触。姿态是诡异的，也是不对等的。马嘎尔尼希望，大国要有大国的气度。

但历史往往差强人意。对于大国的理解很显然乾隆和马嘎尔尼各不相同。乾隆要的是大国的傲慢和威严，马嘎尔尼却希望大国的关键词是宽容和与时俱进。两人南辕北辙，更要命的是历史经常有小插曲，历史的小插曲加速或打断历史前行的进程，令人或目瞪口呆或长吁短叹。

这一回从历史的小插曲中伸出来的是一条腿。

马嘎尔尼不屈不挠的腿。

准确地说，乾隆希望马嘎尔尼面见他的时候两条腿都跪下来，同时辅之以磕头的动作。因为在乾隆看来，这事关大英帝国对大清帝国的尊重。但是马嘎尔尼却将其中一条腿伸了出来。原因同上，马嘎尔尼也希望大清帝国对大英帝国有所尊重。在马嘎尔尼看来，跪叩之礼本身就是反文明的，这不仅是对身体的侮辱，具体到他身上，更是对国家形象的侮辱。

他便只跪了一条腿，而将另一条腿伸了出来，牢牢地踩在地上。在一片大清官员对乾隆三跪九叩之时，马嘎尔尼和他的英国使团有限地维护了自己的身体和他们所属国家的尊严。副使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在他的日记里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随着一声令下，我们单膝跪地，俯首向地。我们与其他大员和王公大臣连续九次行这样的礼，所不同的是，他们双膝跪地而且俯首触地。”

尽管如此，乾隆还是很生气。这样的生气辐射到马嘎尔尼身上，那就是乾隆拒绝了对其开放天津、舟山、宁波等地为通商口岸，和大英帝国建立正常的经贸关系和外交关系的建议。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由礼仪之争引发的两国关系走向冰点的个案，乾隆就此关上了与世界和谐互动的大门，直到他生命终结，直到1840年的到来。

一个帝国可能的自我拯救就此被一条不听话的腿别住了。当乾隆豪迈地说完“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句话后，马嘎尔尼们悻悻回国。马在带回去的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当然这样的文字乾隆是不可能看到的，即便看到了他也不可能看懂，帝国缺乏英文人才，即便有，也无人敢翻译这样晦气的文字。盛世大清需要的是祥和之气。

最重要的是乾隆看懂了也毫无意义，就像那张“狮子号”军舰模型说明书的宿命，注定是尘埃满身，顾影自怜，无人问津。

一个帝王的私心

盛世之君是责任，也是荣誉。在乾隆看来，应该是一种终身荣誉。却受制于其祖父康熙皇帝的六十一之约。康熙在位时间是六十一年。乾隆是康熙的粉丝，自然不愿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乾隆六十年时，他决定禅位于嘉庆帝，自己做太上皇。

乾隆六十年（1795年），这是18世纪的黄昏。在20年前，美国开始了独立战争。10年前，瓦特改良蒸汽机，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6年前，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同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人权宣言》问世。差不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乾隆做了太上皇。

有一些迹象表明，乾隆有严重的权力崇拜症状。这位“千古一帝”在传位前发出谕旨说：“朕于明年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著书太上皇帝，其奏对著称太上皇。”（《高宗实录》）这样的权力切割与再分配模式清楚地表明，乾隆不仅没有放弃军事权和人事权，就连日常的行政运作乃至于公文批复（行政权）他也要“嗣皇帝……奏知朕办理”。

如此，嗣皇帝也就是嘉庆皇帝成了一个见习皇帝。一个没有独立政治见解、政治人格的符号皇帝。乾隆的强悍之处在于，即便如此他也要引进一个人，来制约嗣皇帝趁他老迈无力时有可能发动的篡党夺权之举。

这个人就是和珅。

和珅的出身很一般，文化程度不高，是秀才而不是举人，稍通文墨而已。乾隆三十四年时和珅只是个长得不错的三等侍卫，看不出在政治上有任何飞黄腾达的可能。但是六年之后，和珅成为一个火箭式的干部。先是升任御前侍卫和副都统，然后是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兼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这都是肥缺。乾隆似乎要把所有的好处给他一个人，让和珅兼管财政、京畿军事防卫，并担任实际上的宰相，而崇文门税务监督确保和珅捞到足够的好处。随后，和珅爬过户部尚书、都统、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御前大臣、理藩院尚书、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等等职位，直达权力中枢。1790年，和珅的儿子和乾隆最小的女儿结合了，由此，和珅成为和乾隆走得最近的人，从而构成了乾隆晚期权力隐三角中不可或缺的一角。

乾隆的良苦用心至此浮出水面——他对和珅所有的恩宠只是为了制衡嘉庆皇帝，确保自己太上皇的地位和最高权力不受侵蚀！

这是一个帝王的私心，这样的私心对帝国来说极具危害性，最直接的一个损害是行政效率的下降，统治力大不如前。因为乾隆老了，乾隆六十年，他已85岁。关于乾隆的老态，由清廷返国的朝鲜使者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报告：“太上皇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乾隆六十年禅位后仅7天，波及面积达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爆发，乾隆以老态龙钟之躯，领和珅、嘉庆两个互有戒心之人，应对帝国猝然之变，其效率可想而知。可事实上此时的嘉庆皇帝37岁，正是年富力强一展身手的时候，乾隆却对他弃而不用，独揽大权，万事让和珅去办，而和珅名不正言不顺，又时时顾忌嘉庆皇帝对自己的看法，缩手缩脚、当断不断，致使白莲教大起义在九年之后才被弹压，耗银无数。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二十日，一件得以洞悉乾隆私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天，湖广总督毕沅给太上皇乾隆上疏，内有“仰副圣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帝注盼捷音”的字句。这样的字句让乾隆龙颜大怒，嗣皇帝什么时候宵旰勤求了？一切还不都是他老人家在操劳吗？再有，毕沅将嘉庆皇帝的名号排在太上皇帝之前，实属排位不当，此风一开，以后他的威权何在？便立即通报批评。在嘉庆元年的正月，太上皇乾隆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整风运动”，以此整顿官场政治新秩序。

权力隐三角一方面造成了权力运作过程中的空洞化和泡沫化，致使皇权的内阻力持续加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贪腐盛行。这是权力三角模式的潜规则或者说副产品。表面上看，权力三角互相制约，可以克制权力高层的贪腐行为，但事实正好相反。在这里，和珅和乾隆皇帝心照不宣地做了一个交易或者说赎买：我是你革命军中马前卒，你得允许我捞些身家性命钱。可以说，和珅的贪腐行动是得到乾隆默许的。非如此，和珅不可能豁出身家性命为其制衡嘉庆的蠢蠢欲动而奔前跑后。

和珅就这样成了盛世的蛀虫，在盛世之君乾隆的眼皮底下。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蛀虫在帝国上上下下爬行，各种腐败大案层出不穷：

乾隆三十三年，发生了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贪污盐引案。

乾隆四十六年，发生了前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等合伙贪污捐纳监生所交赈灾银两案。

乾隆四十七年，发生了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亏空国库案。

乾隆四十九年和乾隆五十一年，发生了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等勒索属员巨额银两案。

乾隆五十七年，发生了浙江巡抚福崧索贿、侵吞公款等案。

这真是上行下效的结果，也是和珅效应的大发酵。乾隆虽然大力弹压，可和珅不倒，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乾隆所做的一切便收效甚微。这是乾隆困局，终其一生也无法破局。在最高权力的诱惑面前，他终究不忍下手除去和珅，只将这世纪难题留给后来人。

盛世终于随之坍塌，这是远去的盛世，也是失去的盛世。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带着对最高权力的无限眷恋与世长辞。五天之后，嘉庆帝动手。他下谕宣布，革和珅职，下狱问罪，抄没家产。史载，和珅被抄出来的家产有：赤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估银150万两；赤金580万两，估银870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白银583万两；苏元银315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玉器库两间，估银7000万两；地亩8000余顷，估银800万两。总值达8亿两白银，大致相当于15亿美元。

这是那个已经远去的盛世的漏洞，大漏洞。只是盛世不再，漏洞无人能补。

第七章

嘉庆：帝国的中衰

改变历史命运的半个月

站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上看，嘉庆王朝实在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王朝。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亲政第一年，大清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GDP的44％，比今天的美国还要强大。这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在19世纪30年代的研究成果。

1799年是18世纪的最后一年，18世纪毫无疑问是中国世纪。18世纪的第一年是康熙三十九年，随后的整整一百年中，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清朝最具影响力的皇帝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所以当嘉庆皇帝在世纪之交成为这个大国新的领导人时，人们有理由相信，19世纪也是中国世纪。

因为基础太好了，此时大清国的人口已达3亿人，到19世纪中叶，据统计大清人口竟达4.3亿人（见徐中约：《1600—2000：中国的奋斗》）。无论是从GDP还是人口总量的增长上，大清都是当时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大国。

但是，一些微妙的迹象开始显现。嘉庆十二年，美国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艘轮船。嘉庆十九年，英国发明火车机车。此后不久，世界上新发明的蒸汽机功率达400万匹马力，相当于4000万人的能力。而在当时的大清国，人力还是最主要的动力源。嘉庆二十五年，嘉庆皇帝猝死那一年，英国一台机器纺纱机的生产力相当于当时大清国内手动纺车的200倍！一种南辕北辙的趋势已是显而易见。

嘉庆却看不到这一切，或者说看到了也装作看不见，他正被国内众多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所纠结，也被他自身守成、懦弱、勤奋、自怨自艾等多重矛盾性格所纠结。在清朝入关后的十个皇帝中，嘉庆排名第五。这是中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终点，如果不有所作为特别是有所突破的话。其时，帝国的危机已开始显现，一切需要大手笔、大气魄、大突破，但是嘉庆却“自念微才薄，难承锡命优”“一己愚哀频战栗”“自愧凡材何以报”，他在《十全纪实颂》中追述自己被宣布为太子时的心情：“闻命之下，五内战兢。”这既是自谦，也是自卑。一个统治三亿多人口大国的国君，毫无治国的信心，更无突破陈规的治国理念与放眼世界的视野和胸怀，帝国的中衰至此已是呼之欲出。

帝国在嘉庆手中没有中兴而是走向中衰，原因是遭遇了难题。嘉庆皇帝御国25年对他来说是且战且退的25年，当传说中那个宿命的惊雷（民间野史认为嘉庆皇帝是遭雷击而死）带走这个可怜的人君时，嘉庆帝的心情也许是释然的。

的确，对他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但是对帝国来说，一切都不可能结束，一切都还在路上，这是帝国的尴尬与迷茫。它们历历在目，宛如伤花怒放，痛并鲜艳着。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四日，乾隆太上皇与世长辞的第二天，嘉庆皇帝召集在京高级官员谈话。口气之严厉，前所未见。他说：“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还说在京的军官们目的只在敛财。嘉庆通过严厉的训话，将乾隆末年以来形成的军队腐败现象第一次公布于众，令人顿感政坛出现了异动。

大清政坛的确出现了新思维。嘉庆的正月初四谈话事实上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他的时代到来了，这是有所作为的时代，也是与以往不同的时代。嘉庆甚至借乾隆之名敲山震虎，意有所指。

接下来对乾隆朝的政策或者说行政作风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貌似委婉，却相当的振聋发聩。这是乾隆太上皇与世长辞后的第二天。这样的话出自谨小慎微、一贯唯唯诺诺的嘉庆帝之口，很是令人大跌眼镜。

也令人胆寒，特别是和珅。

这一天，和珅有了两个发现。一个是关于军机处大臣福长安的，他被解职了。地球人都知道，福长安与和珅是利益共同体。嘉庆在谈话之后一举拿下福长安的职位，意图很明显——冲着和珅来的。二是关于和珅自己的。和珅和福长安被分派昼夜守灵，不得擅离。嘉庆帝的这个举动相当的意味深长。从好里说，是他们受嘉庆皇帝的器重，为太上皇守灵；从坏里说，他们被软禁了，在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了有所作为的时间和空间。联系到福长安的被解职，和珅只能做出悲观的猜测。

初五，嘉庆耐人寻味地做了一个指示，规定从今以后“有奏事者……皆得封章密奏”。改明奏为密奏，个中意图有着强烈的暗示性。给事中王念孙等官员就收到暗示了。他们当日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毫无疑问，这样的弹劾是嘉庆皇帝所需要的。因为三天之后，和珅就被革职，并被逮捕入狱。

十天之后，也就是正月十八，和珅发现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受嘉庆的再一次暗示（事实上和珅被捕就是个强烈的暗示信号），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列出和珅20大罪状，奏请将他凌迟处死，嘉庆谕示“和珅罪有应得”，赐自裁。

这是嘉庆四年嘉庆皇帝的正月行动，自正月初三乾隆太上皇与世长辞，到正月十八和珅“赐自裁”，刚好是半个月时间。这是改变历史命运的半个月，也是展示嘉庆皇帝处世手段与执政手腕的半个月。他的霹雳手段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和康熙除鳌拜相比，嘉庆的行动毫不逊色。鳌拜是权臣，和珅也是权臣。被革职前，和珅是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步军统领、九门提督，可谓位高权重，一呼百应。鳌拜党羽遍朝廷，和珅也是在乾隆朝受宠多年，谀附着众，但嘉庆帝还是出手了，并且一击成功。

接下来的收官其实比出击更重要：和珅死党，一一收拾，除恶务尽，还是为稳定计，概不追究？这是个两难选择。取前者，人心是大快了，但是帝国也差不多要完蛋了，谁知道和珅死党的水有多深？这个时代人人一脸无辜，却个个心怀叵测，似乎没有谁是清白的。拔出萝卜带出泥，泥是什么？是大清国的国本啊，不能轻易动的。取后者，稳定的问题是解决了，可发展的问题没解决。后和珅时代，一群面目可疑、心怀叵测的人与龙共舞，这是龙的悲哀，也是帝国的悲哀。大家稀里糊涂往前走，走到哪儿是哪儿，直到走不下去，一脚踩空。

嘉庆最后选择的是后者。嘉庆四年正月十九日，也就是赐和珅自裁的第二天，嘉庆发布安官告示。指出和珅案“惟在儆戒将来，不复追咎过往，凡大小臣工，无庸心存疑惧”（《清实录》）。这等于是给该案定性：萝卜是萝卜，泥是泥。萝卜是有罪的，裹在萝卜身上的泥是无辜的。嘉庆以壮士不断臂的苟且态度了结和珅案，很遗憾地为帝国的发展留下重重隐患。

所以嘉庆毕竟只是嘉庆，而不是康熙。这是患得患失者与大刀阔斧者的区别，也是术与道的区别。不过嘉庆没有想到，求术得术，他的报应或者说帝国的报应很快就来了。因为没有对腐败现象斩草除根，腐败也就遍地开花。其中最典型的是从嘉庆元年开始至嘉庆十一年案发的直隶官员贪污窝案，涉及二十四州县，共贪库银三十一万六百余两。此案牵涉人员之广，发案时间之长，涉及州县之多，做案手段之猖狂，都是前所未有的，以至于嘉庆后来震惊地说：“将国家正帑任意侵吞，明目张胆，毫不忌惮……为从来未有之案！”

此外还有湖北武昌等五县任意侵吞库银案，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虚报户口贪污杀人案，湖北襄阳道员胡齐仑侵蚀军需案等，都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要案。

更要命的是不仅地方官员大量涉案，连查案的“公安部”官员也陷进去了。嘉庆十一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刑部侍郎广兴到山东查案，受贿白银数万两，后又到河南查案三次，共受贿白银两万三千两。在行贿人中，竟然包括河南巡抚马慧裕以及当地司道等。所以嘉庆帝国的官场腐败可以说是双重的，一方面查案人有问题，另一方面被查的当地官员也有问题——以帝国之大，要找一块净土确实不容易！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能查出问题来的官员还是轻的，大量的是查不出责任人可问题又确确实实存在的。嘉庆十七年，嘉庆皇帝下令调查各省积欠钱粮及耗羡杂税，结果出来的数字惊动了“最高领导中心”，竟然近两千万两之多！这些本该上缴国库的款银为什么会收不上来呢？没有人告诉嘉庆帝一个准确的答案，嘉庆也不可能知道这近两千万两款银有多少是确实收不上来，又有多少是进了地方官员个人腰包的。这是嘉庆难题——他想查却又不能查。因为除奉天等五省外，全国其他各省差不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怎么查？查出来后又怎么惩处？这都是异常敏感的问题啊。所以嘉庆最后的选择是不查。为了稳定大局，不查比查好。不错，帝国的硕鼠可能多得数都数不清，但是灯关了，在一片黑暗之中，“有，还是没有啊？”谁知道呢！

嘉庆当然不可能无为而治。他实在想当一个有所作为的帝王。当治国成为一件危险或者说玉石俱焚的事情之后，嘉庆选择了高瞻远瞩，从源头抓起，重塑帝国的官心与民心。他专门抽时间撰写了《义利辨》《勤政爱民论》等文章，下发全国县级以上官员学习，试图以德治国。嘉庆语重心长地告诉官员们，搞腐败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最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善终。为此他提出：“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言必宜用。”并提拔了一批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清官。与此同时，嘉庆皇帝“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为广大官员的典范。他下令废除年节时大臣们进献如意的老规矩，指出：地方官员们操办的各种贡物，都不是自己掏腰包买来的，而是从州县以下层层敲诈而来，这里面就涉嫌贪腐了。而且那些上呈的古玩珍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是粪土不如。嘉庆规定：今后凡是进呈违禁宝物的官员，都要予以惩处，决不轻饶。为了深入贯彻廉洁爱民的精神，嘉庆甚至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当他听说由叶尔羌解运进京的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时，便传下谕旨，不论这些玉石运到何处，都要弃在当地，无须继续前行。

嘉庆就这样以他的精神洁癖来对付帝国无所不在的洪水猛兽，这实在是一种悲壮的抵抗，嘉庆一人站在道德高地上振臂高挥，他以为会应者云集，以为人心向善，但是腐败的洪水四处蔓延并最终淹没了他。这可以说是一种悲剧，制度性悲剧。终嘉庆一朝，人口增加了七千多万人，可土地的面积并没有增加，帝国的岁入也没有多大的增加。由于在财政收入上没有制度性的突破和改变，嘉庆只能万事“省”字当头，这其中也包括少发官员们的工资。在嘉庆朝，正从一品文官的年薪只有180两银子，正从二品文官是155两银子，正从三品文官130两银子，越到下面越低，到了正从七品文官也就是县级官员那里只有少得可怜的45两银子！县官们一年辛辛苦苦干下来只能拿到45两银子，这样的制度性收入安排怎能不让帝国官员们去铤而走险，做出贪腐之事呢？！所以基层腐败包括高层腐败便成了制度困境，促使贪腐官员前赴而后继了。

也许不能说嘉庆不明白这一层。因为他也设置了养廉费试图高薪养廉，但是帝国财政总的盘子就那么大，所谓的高薪养廉云云，实在是海市蜃楼，于事无补。再加上贪腐世风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嘉庆的抵抗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自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他的敌人，万万千。

因循怠玩

除了贪腐，帝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疲软了。

也许是乾隆朝实在漫长得可以，抽走了帝国所有的精气神，所以到了嘉庆朝，一切都变得疲软了。“疲软”成了这个帝国内在的精神气质。用嘉庆的话来说是四个字：因循怠玩。

嘉庆十年（1805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嘉庆皇帝因为有事到四公主家走了一趟，等他回宫后发现“本日文武大小衙门竟无一事陈奏”，官员们趁着皇帝有事给自己放了一天假。事实上这不是偶然现象，因为政事疲软已然深入帝国的骨髓。官员们个个以因循怠玩为荣，以勤勉做事为耻。在日常奏事方面，能少奏就少奏，能不奏就不奏。御门听政的日子是不得不奏的，可这个日子过后，两三天不再奏事成了帝国官员的主流选择。官员们似乎抱定拿多少钱干多少事的理念，不急不躁地和皇帝磨洋工。“在家高卧，以避晓寒”“日高未起者”比比皆是，只剩下嘉庆皇帝在那里干着急。虽然他站在道德高地上，“未明求衣，灯下办事”，可谓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了，但他自己也承认，“同此劳者惟军机内廷数人耳”（《东华录》）。

说政事疲软深入帝国骨髓还因为官员上班和不上班一个样。有时候人来了，也是出工不出力。嘉庆十年十二月，嘉庆皇帝召集大学士九卿会议讨论江南船事，结果一大帮帝国高官们讨论半天的结果竟是“造船需时，请交两江总督及河槽诸臣再行筹议”，会议开了等于没开。事实上参加这次会议的官员中有任过江西督抚的，也有办理过河务的，对河道船事多有见解，但大家都沉默是金，出工不出力，以至于嘉庆皇帝愤怒地指责他们都是些会议机器。

疲软的不仅是政事，还有兵事。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十二日，神武门见证了一起暴力事件。当时的嘉庆皇帝正从圆明园回紫禁城，在正对着神武门的顺贞门前换轿时，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宿命地冲向他，准备结束他的生命。

这个行刺人手中的刀并不长，只是一把小刀而已。人也不多，没有接应者，单独行刺，但是嘉庆却遭遇了很大的危险。虽然他身边有百余名侍卫，可他们在那一刻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只在现场呈现出两种表情：呆傻和惊慌失措。他们没有冲上去制服行刺者。最后充当起侍卫职责的还是随驾的嘉庆皇帝的侄子定亲王绵恩，他和皇帝的姐夫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等人一起拿下了行刺者。

嘉庆皇帝震惊不已，他不是震惊自己的被刺，而是震惊帝国的门禁以及护卫力量如此软弱不堪。刺客是怎么潜入皇宫，并成功地冲到他面前的？百余名侍卫的忠心和勇气都到哪里去了？这是一种兵事的疲软。这个帝国，连皇帝的安全护卫工作都已软弱涣散至斯，那还有什么是可以依靠和坚挺的？

为了治疗帝国疲软症，嘉庆皇帝强调了对门禁的管理，又召集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前锋营统领、护军营统领、内务府大臣等高官召开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就皇宫安保问题商量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或者章程来。没想到这次会议竟开出了喜剧的效果，因为众大臣向嘉庆皇帝报告，说禁卫章程早已有之，就载在《大清会典》中，只不过没有严格执行罢了。嘉庆啼笑皆非，不过为了体现狠抓管理漏洞的精神，他还是要大臣们出台了安保工作补充条款29条，自己又加上3条，重新载入《大清会典》中，以为今后大内安保工作的典章。

但是，疲软症不是靠文件就可以治疗的，它已是深入帝国骨髓的一种气质了，是这个王朝挥之不去的阴影。两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嘉庆十年三月初一，一个名叫萨尔文的人也是持刀试图强行闯入神武门，百余名侍卫在那一刻又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同样在现场呈现出两种表情：呆傻和惊慌失措。这一次最糟糕的情形还在于，他们在慌乱中竟找不到自己的刀、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最后还是仗着人多冲上去夺下萨尔文的刀，才将对方制服。

嘉庆皇帝又生气了，只是这一回的气生得无可奈何。大内安保工作的文件是早就制定并载入《大清会典》中的，为什么不能狠抓落实呢？“官兵怠玩成习，渐至旧章废弃。”尤其让嘉庆帝气为之塞的是，这些承担护卫皇帝安全任务的侍卫和护军，在值守时为了省事竟然连腰刀都不佩带，只有突遇检查时才装模作样地把腰刀佩上，敷衍了事。嘉庆事后下诏书，认为此事“显系彼时伊等未佩带腰刀”！是长期淡忘规章和责任的结果。

不过这次，嘉庆皇帝没有再召开安全保卫工作会议。也许他已明白，该开的会都开过了，该制定的文件都已经制定，至于做得怎么样，实在不是他可以控制的。嘉庆可能不是个软骨皇帝，但帝国却实在是软骨帝国，嘉庆皇帝生逢其间，无以为计，只得承受加忍受，自求多福了。

只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嘉庆十八年九月，尴尬的事件又发生了。这一次的事件可以说是皇宫安保问题的总爆发，所呈现出来的漏洞之多、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有数百名信奉白莲教的农民打进了皇宫，他们在资深信徒林清的领导下，在宫内太监刘得财引领下，趁嘉庆皇帝木兰行围之机分两股从东华门和西华门入宫。按理说这是极低概率事件——发生率低，成功率更低，因为紫禁城守备森严，数百名信奉白莲教的农民不是职业军人，没有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较强的军事攻击力。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接下来看紫禁城守备人员的表现：

林清等人起事前言行狂傲，自认“神术”高超必能取胜，宫内大臣虽有耳闻，却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漠然处之。再加上嘉庆皇帝要去木兰行围，谁也不想在这个时候自找不痛快。

官方所得密报中有宫中太监牵连此事，为了避免惹火烧身，相关官员宁可信其无，不敢信其有，所以个个不敢追查此事。

掌管京师治安的步军统领吉伦出事前几天得到有人造反的报告后为了避祸，竟然借口迎銮带着侍从出京。巡捕左营参将以都城中情形异常劝他留下，吉伦却告知对方现在是一片太平景象，不用惊慌。

天理教徒攻到时，东华门守门官兵行事懈怠，连个大门都关不好，等到叛乱者亮出兵器扑过来时，这些护军校尉士卒们或手足无措，或仓皇逃遁，一点没有职业军人的风范。

王公大臣们闻变后，都惶惶然聚集在宫城西北角，不知如何是好，而站在他们身边的禁卫军官们也个个手足无措。

守卫午门的副都统策凌以为大势已去，竟然率兵逃遁了。

这场被称为“林清之变”的宫廷安全重特大事故到最后虽然被解决了，但是从中暴露出来的帝国疲软症可谓前所未有，或者说在以前的基础上变本加厉了。事后，嘉庆皇帝以懈弛门禁之罪，罢免了以下官员的职位：步军统领吉伦，左翼总兵玉麟，署护军统领杨述曾，护军统领明志。

这些人在事变当中因为举止慌张，进退失据，受到了革职甚至戍边的处罚。当然嘉庆皇帝还惩罚了一个人——他自己。他事变后写了一篇《遇变罪己诏》。在诏书中嘉庆皇帝这样写道：“今日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蔽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疏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啻倍蓰!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嘉庆皇帝的自责看起来充满了委屈，名为自责，实为他责，以至于在诏书最后他竟写下这样八个字：“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皇帝的心潮起伏，也是他的无可奈何。从嘉庆八年到嘉庆十八年，帝国疲软症时有发作，且愈演愈烈，嘉庆皇帝也终于认识到“今日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可认识到了又怎么样？“诸臣未能领会，疏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是诸臣们的悲哀，也是他的悲哀，更是这个帝国的悲哀，所以嘉庆帝不忍再言，只能是“笔随泪洒”，苍凉心境，竟至于此，大清帝国的中衰可谓痛彻心脾了。

一个王朝的精气神

一个帝国自有一个帝国的仪式感。对于康乾盛世来说，木兰秋狝与东巡谒陵是两项重大的仪式活动。它们如仪举行，浩浩荡荡，在国家层面上展示了盛世的精神体魄，这也是一个王朝活力与自我激励的象征。木兰秋狝追怀一个彪悍民族笑傲世界的无畏精神，东巡谒陵展示的是满族的祖宗荣誉感和大清王朝的自我认同。作为盛世之君，康、乾是非常注重这两项活动的。

先说“木兰秋狝”。康熙二十年，“木兰秋狝”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被固定下来，形成代代相承的国之大典。康熙自然是身体力行，乾隆帝也对秋狝大典重视有加，自乾隆六年到乾隆五十六年，乾隆秋狝次数竟达40次之多！

这是盛世之君的自我操练，也是帝国精气神旺盛的重要指征，但是盛世的荣耀往往是衰世的尴尬。嘉庆皇帝画虎类猫，气喘吁吁，在祖宗留下的国之大典上经常力不从心，洋相尽出，无情地泄露了大清王朝盛世中衰的消息。

嘉庆在位25年，举行“木兰秋狝”11次，次数不可谓不多，但几乎每一次，他都走得泥泞艰难，就像这个王朝的沉重行走一样，跌跌撞撞，险象环生，令人唏嘘不已。

嘉庆七年（1802年）是嘉庆帝第一次正式举行秋狝大典的年头。事先，他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可最终却只拥有一个伤感的结果。因为在永安莽喀行围过程中嘉庆皇帝发现，野兽稀少，特别是“鹿只甚少”，以至于无法行围。事实上这不是生态问题而是管理问题，管理围场的大臣庆杰、阿尔塔锡等人由于长期玩忽职守，允许人马车辆随意出入，以致围内野兽稀少。第一次秋狝的流产似乎是嘉庆王朝不祥的开篇，嘉庆皇帝很难想象在康乾盛世会有此类事件发生。从表面上看，野兽稀少是个小问题，其实质却是王朝精气神的流失——这个王朝不谙武事久矣，等到重新抖擞精神时却再也找不到可以擒获的猎物。没有了猎物的猎人还是猎人吗？估计嘉庆是不敢回答这个问题的。

嘉庆帝在第一次举行秋狝大典前曾经发表过激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秋狝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他还说：“朕披览奏函，瞻依居处，不觉声泪俱下。”但是最终，真正落到实处的却只有“声泪俱下”四个字。

嘉庆帝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秋狝依旧受困于野兽稀少的问题。分析其中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管理围场大臣平日不能实力稽查，咎无可宥”，嘉庆由此将管理大臣、副都统韦陀保等交部议处，并且把乾隆五十七年以来所有的管理大臣一一拿来查议，还在制度层面上完善和强调了相关的管理章程。这差不多可以称为一个王朝的亡羊补牢，也许效果不能立竿见影，但是聊胜于无。嘉庆为了早日恢复秋狝大典的尊严，甚至出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规定——将鹿只的增多与管理官员的奖励联系在一起。他试图通过奖罚手段快速达到目的。

但是，目的还是没有达到。接下来，嘉庆惊骇地发现，他的每一次秋狝行动都能发现帝国的新问题。这其中不仅有管理问题，还有疲软问题，擅离职守问题以及制度弊端，等等。嘉庆十一年木兰秋狝，竟然发生了管理围场大臣、侍郎、副都统明志、散秩大臣舒明阿等人擅离职守，由围场外前往看热闹的咄咄怪事。木兰秋狝，堪称一场军事行动，皇帝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这些管理大臣们却毫无安全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疏懒不堪”的现状。同样是在这次秋狝过程中，嘉庆还发现了官兵倒卖官配马匹的现象，其目的只为中饱私囊，此举导致很多官兵围猎时无马可骑，只能跟在皇帝后面瞎跑。这个现象细究起来虽然是制度弊端，但实在有失皇家尊严，可嘉庆皇帝除了申斥了事外，别无他法可想。

再接下来的几次秋狝也是狼狈不堪，甚至称得上惨不忍睹。嘉庆十三年，嘉庆帝秋狝木兰，围内竟只有十余头鹿只留存，行围时又只剩下三头，并且都跑至围外，令他徒呼奈何。

嘉庆十四年，由于围内雨水较多，道路难行，嘉庆帝的木兰秋狝大典只得暂停。

嘉庆十五年八月，嘉庆再次举行木兰秋狝。可围内野兽稀少的老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嘉庆十七年的木兰秋狝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一边嘉庆帝在行围，另一边正红旗军官领着贼人在盗罚场木，完全无视天子的尊严。

嘉庆十八年的木兰秋狝纯粹是败兴之举，嘉庆帝来到围内，野兽依旧稀少，问题依然如故。回銮过程中，京师又发生了天理教徒围攻皇宫的事件，嘉庆帝惊吓之余很是惆怅不已。

此后的木兰秋狝不是因故暂停，就是老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一个王朝的磕磕绊绊已是显而易见了。嘉庆帝也不再激情满怀，而是沉默是金，默然地将这祖宗留下的仪式行仪如故。在这里，木兰秋狝的盛世意义被完全抽离，只剩下干枯的形式有一搭没一搭地进行着，聊以象征一个王朝的威严还在断续存在。

仅此而已。

嘉庆帝的最后一次秋狝是一个未完成式。嘉庆二十五年，嘉庆又一次来到已经略显苍老的避暑山庄，准备举行第十二次秋狝大典。行前，他警告说：“诸臣若存偷安之心，微言示意，经朕觉察，立置于法，决不轻赎。”很有将秋狝大典进行到底的意思。但事后证明，这是苍白的警告，也是空洞无力的警告。别说大臣们，即便是他自己，老天也不忍心再看其受折磨，也不忍心看着这变了味的秋狝大典继续在人世间存在。嘉庆帝到达避暑山庄的第二天就突然去世了。木兰行围活动至此成了嘉庆王朝的绝响。

遥远的绝响。

说完木兰秋狝，再来说说嘉庆帝的东巡谒陵。清帝的东巡盛京谒陵祭祖，始于康熙。目的是为了告慰列祖列宗并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当然，做这件事的前提是谒陵皇帝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丰功伟绩以资“告慰”。嘉庆十年七月，嘉庆帝上路了，这是他第一次东巡谒陵。在此之前，他平息了白莲教起义，让这个帝国重新变得云淡风轻。嘉庆帝或许会以为，这是他告慰列祖列宗的资本，列祖列宗会欢迎他到来的，但是一路上的景象还是让他心惊兼心凉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东巡谒陵了，所行道路年久失修，泥泞难走。并且“跸路数十里内，道旁并无一二官员带领民夫伺候，且亦无修道器具”。这事实上是比道路失修更严重的问题，人心散了，人心失修了，老百姓都叫不动，最后竟然是盛京将军“富俊等亲自扫除平垫”，嘉庆从中看到官民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不可修复的地步。

不仅是官民关系，官员之间的关系也不和谐，充满了漠视、隔阂甚至是对立。盛京将军富俊虽然早已布置了修路任务，可知县伊诚等人并不执行，侍郎花尚阿时也没有及时加以督促，直到检查官宜兴前往检查时，才老大不情愿地进行了补修。而宁远州知州克星额简直是拎不清，平日有外省州县官过境时，他还知道出迎，现在嘉庆皇帝来了，他却一个劲儿地到前面查看道路去了。嘉庆帝认定他事先不做好道路维护工作，临时抱佛脚，是“昏庸玩误之员”，立即将他革职，发往热河当差去了。

在祭祀扬古利、费英东时，嘉庆还发现了腐败现象，他所行的道路并非直路，竟然多绕行四里多。这说明修路官员借修“御道”之机向朝廷多要银两，个中腐败情形不言而喻。可嘉庆生气的不仅在这一点上，因为“绕道开修新路，将旗民田亩平治除垫者，不知凡几”，他担心原本就紧张对立的官民关系在这件事上又雪上加霜了。

另外，在东巡谒陵途中，嘉庆还遗憾地发现，为了修道派夫之事，酷吏横加催派，以至于发生了酿毙人命的事情。这样一桩恶性案件的发生为他的第一次东巡谒陵蒙上了重重阴影。这个帝国，真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吉祥的。好事都能变成坏事，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指向了帝国的宿命，那就是磕磕绊绊，几无善终。

13年之后，也就是嘉庆二十三（1818年）年，在痛定思痛之后，嘉庆皇帝准备第二次东巡了。他原以为，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帝国的创伤应该都抚平了，起码道路不再泥泞难行。但他想得还是太简单了，这回的问题不是发生在道路上，而是发生在人心里。大学士松筠以“三辅亢旱”为由谏阻嘉庆东巡，这实在不是个好由头。帝国这么大，几乎每年都有某某地方亢旱的消息传来，如果因为这个理由不能成行，嘉庆皇帝简直要抓狂了。

到此时嘉庆执政帝国已经23个年头，大概很有“时不我待，来日无多”的感觉，所以这一次的东巡，他的欲望格外强烈，对谏阻者的处置也比较严厉。最终，大学士松筠因言获罪，被革去大学士、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职，但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才准官复原职。嘉庆就此事向大臣们辩护说：“成汤遇旱，六事自责，六事中有谒祖陵一节乎？”意思是谒祖陵不受天灾的影响或干扰。

但是干扰却此起彼伏。松筠因言获罪后，御史吴杰前赴后继，他针对谒陵派差一事，奏请嘉庆皇帝禁止差务派累。另外，在嘉庆下令求言后，有三名御史对处理松筠一事提出不同的意见，请求仍将大学士松筠召还内用。御史李广滋还指出，盛京为准备谒陵大典，竟按亩向百姓摊派钱款，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所有这一切都让嘉庆皇帝恼羞成怒。东巡路上干扰多，不反击是不行了。嘉庆一方面指责三御史“莠言乱政”，另一方面严惩李广滋。嘉庆下令：“李广滋不胜御史之任，著撤回原衙门，仍以编修用。”此后不久，李广滋被革职拿问，最后发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这就是嘉庆二十三年的大清帝国，帝国至此已经脆弱到听不得一丝刺耳的声音。这一年，嘉庆59岁，年届花甲。当他历经万般阻挠，东巡成功，终于站在祖陵面前时，嘉庆皇帝忍不住含泪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话：“子孙若稍存偷安耽逸之心，竟阙此典，则为大不孝，非大清国之福，天、祖必降灾于其身，百官士庶，若妄言阻止，则为大不忠，非大清国之人，必应遵圣训立置诸法，断不可恕，况乱臣贼子，岂可容乎？”

这应该说是他的辩解，也是呐喊，是嘉庆王朝最后时刻尖厉而苍白的抵抗。只是这样的抵抗意义并不大。因为两年之后，嘉庆在这个世上就不复存在了。此后，道光皇帝继位。道光九年，道光皇帝以成功平定张格尔之乱进行了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东巡——这是清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东巡谒陵。从此以后，大清再无东巡事，这个王朝的精气神至此已是萎靡不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嘉庆的东巡谒陵是帝国中衰的一曲离歌。忧伤、低回，充满了不和谐音。

充满了宿命感和警示意味。

嘉庆难题

一个人的悲剧与一个帝国的悲剧，究竟有多大的内在联系？

嘉庆五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在完成《高宗实录》第一卷的编修工作后顺手写了一篇近6000字的政论，托人转交到嘉庆帝手里。其时，嘉庆帝正“诏求直言，广开言路”，很有有容乃大的意思。

但是这一回，嘉庆帝没能容下来，因为洪亮吉指责他“视朝稍晏，恐有俳优近习，荧惑圣听”，意思是皇帝你上班老是迟到，恐怕是被狐狸精和近臣魅惑了吧！

洪亮吉为这句话付出的代价是充军伊犁。后虽然赦归故里，却仍遭终身软禁，直到63岁死在家里。

对洪亮吉来说，他的遭遇当然是一个悲剧，对嘉庆王朝而言，同样是悲剧。自洪亮吉事件后，帝国再无言路，这个封闭的国家自此没有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和智慧，也没有了发散性的思维和思辨质疑精神，这是帝国窒息时代的开始，这样的窒息是致命的。

在洪亮吉身上，有一副拯救帝国的良方。作为通才，洪亮吉不仅在史学、地理学、经学、音韵学等方面多有造诣，同时在人口理论学上也有洞见。他在《意言》一书的《治平篇》与《生计篇》中指出了人口膨胀的隐患，这样的洞见比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提出的类似观点还早5年，可以说《意言》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论专著——两百多年前，作为一个有着先觉意识和危机意识的政府官员，洪亮吉的出现实在是嘉庆王朝之福，但最终，这个王朝带给他的却是祸，带给自己的也是祸。

帝国，在最需要拯救的时刻，推开了伸向自己的援手。

我们来看一下两组数据：乾隆三十一年，岁入白银4858万两；嘉庆十七年，岁入白银4013万两，嘉庆朝比乾隆朝的岁入少了800万两。乾隆三十一年的全国人口是两亿人左右，嘉庆十七年的全国人口是3.5亿人以上，至少增加了1.5亿人（见《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岁入和人口一减一加，凸显了嘉庆朝的人口压力和财政压力。这两个压力的叠加就是洪亮吉指出的人口膨胀隐患，但是嘉庆却对《意言》一书漠然视之，对帝国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也无所作为。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指责嘉庆皇帝的无所作为。毕竟在历史上，他是个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这一回，嘉庆所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难题，是盛世之患。盛世承平日久，又无大的战争发生，白莲教起义也早在嘉庆九年被镇压，帝国今后的问题基本上不是稳定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可恰恰在这里，发展成了大问题。人多了，地少了，怎么办？这是嘉庆死弯。起码对嘉庆皇帝本人来说，他无法破解后盛世时期人口和财政良性互动发展的结构性难题。

嘉庆朝的岁入主要包括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项，其中田赋是大头。嘉庆朝和中国的其他王朝一样，财政收入结构以田赋为主、其他收入为辅，这是农业国家的普遍财政收入模式。当田赋收入到达极限后，就急需对财政收入结构做出重大调整，但是，这样的调整却又是王朝之忌，增加盐课、关税和杂赋的收入比例势必要鼓励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重创“重农抑商”的国策。

嘉庆帝有这个勇气吗？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七月初六，以阿美士德勋爵为首的英国使团一行75人出现在北京皇宫门口，等待嘉庆皇帝的召见。但是最终，他们没有见到这个传说中的皇帝，而是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该贡使等即日遣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著即发还。”

这是嘉庆皇帝给他们下的圣旨。在下这道圣旨前，嘉庆皇帝还怒气冲冲地说：“朕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毫无疑问，这句话与礼仪有关。继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使华23年之后，嘉庆皇帝又遭遇了同样的问题——英使进见时跪还是不跪，事关一个大国的尊严。而“天下共主”的自许在这样的语境下不仅显得突兀、滑稽，也显得相当苍凉。于是，阿美士德勋爵拂袖而去，帝国失去了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机会。这实在是最后的失去，24年之后，悲壮的鸦片战争爆发了。中西方两大文明的对抗最终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这是嘉庆帝的一个选择，说到底也是帝国的选择。帝国在关键时刻没有华丽转身，而是选择继续沉沦。关于这一点，费正清的看法可谓深刻：“1800年左右的中国经济不仅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结构不同，观点迥异……技术水平则仍停滞不前，人口增长趋于抵消生产的任何增加。简言之，生产基本上完全是为了消费，陷入刚好维持人民生活的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纯节余和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切似乎是嘉庆皇帝的错，一切也不都是他的错。早在23年前，乾隆也有傲慢和偏见的，这大概可以说明盛世之君和衰世之君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敢做出制度性的突破。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在起作用——文化，或者儒家文化。这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自给自足文化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心灵安慰作用。它覆盖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帝王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整齐划一地规定他们的行动和心理路径。

所以接下来，嘉庆皇帝面对这样一些国情和现实能够安之若素：

陕西、湖北、四川三省因为征剿白莲教，嘉庆四年前后的军需费用直到嘉庆十五年仍有1800余万两未报销。

长期以来，嘉庆朝每年关税只有一百多万两，不到全国财政收入的2％。但是嘉庆皇帝并不想突破这个数字，而是严防死守，限令全国只允许广州一地对外通商。

嘉庆皇帝鄙视西洋技术，包括农业技术的推广引进，以至于农产品产量长期得不到提高。在嘉庆朝，南方产稻最富裕的江浙一带，年亩产量仅为136—508斤，产量最高的湖南长沙，年亩产量也不过680多斤。

嘉庆王朝是一个因循守旧的王朝，一切以不变应万变。在这个王朝里，离经叛道是可耻的，老成持重是值得称道的，而老成持重的一个重要指征则是满朝上皆是白发苍苍的官员。在相关的历史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士王杰79岁退休，大学士刘墉85岁死在任上，大学士庆桂也是79岁退休……

帝国鲜见年轻官员，特别是有独立思想的年轻官员。嘉庆王朝最后只有这样一批白发苍苍的官员在朝堂上暮气沉沉地行走，和嘉庆皇帝共同构成了保守型的文化人格，从而让帝国往万劫不复的境地里沉沦。这是保守型文化人格所产生的破坏力，它宣布了帝国自我救赎从根子上的不可能。

嘉庆难题到底无人能解。帝国的背影也就此愈行愈远，中衰终成定局，这是大清王朝走过180年后的宿命。

第八章

道光：从衰世到乱世

捉襟见肘的代价

1821—1850年，在中国是道光朝。那么，道光皇帝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应该说，在清朝所有的皇帝当中，道光帝是最暧昧的一位。他坐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中间，坐在1840年的节点上，天雷滚滚，这个资质平庸的男人要应付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1840年前后的大清国，已是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一大帝国，人口差不多有4亿人，占全世界总人口近三分之一，据说当时的GDP也占世界总额的三分之一。貌似很强大，却实在是脆弱得可以。这种脆弱不仅仅是国力的脆弱，也是体制的脆弱，封闭体制相对于开放体制的脆弱，道德治国相对于法律治国的脆弱。道光皇帝的宿命在于，他没有其祖父乾隆皇帝和父亲嘉庆皇帝的好运气，他左闪右躲，还是躲不过来自西方世界的猛烈撞击。毫无疑问，这样的撞击实验是在意料之中的，没有任何悬念可以期待，那场以鸦片为由头的战争最后以大清国的割地而告终。

据《清宫补闻》记载：道光皇帝在签署《南京条约》之前的一个夜晚，绕殿逡巡，不停地拍案叹息，直到五更时分，才用朱笔草书一纸（同意议和的批复），连称自己对不起祖宗。

道光之前的五位皇帝，死后都建有“圣德神功”的碑楼，但道光皇帝死后，却没有碑楼。他的儿子咸丰皇帝虽然为他撰写了碑文，却只能刻在神道的阴面，不易被人察觉，这是一个皇帝的耻辱。清朝有制，凡皇帝有失国之尺地寸土者，不得建“圣德神功”碑楼。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之后丢了国土香港，已然是个有缺憾的皇帝，所以不能建“圣德神功”碑楼。

在他之前，这个王朝已经承平200年，外侮不敢近。在他之后，他的儿子咸丰连北京城都丢了。帝国的危象可以说层出不穷。有些危象道光自己见了也是触目惊心，他的陵寝在修建过程中发生漏水，几经迁建却硕鼠甚多，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户部银库被盗案，几十名高级官员牵涉其中，上下齐手，一个王朝气数将尽的征兆，已是历历在目。

道光平定过新疆张格尔的叛乱，功勋卓著，却也丢了香港，惩罚林则徐，终成千古罪人。在英雄已然远去的时代，道光，这个身上衣服打着补丁，长得瘦骨嶙峋，一脸苦命相的男人看守着处于中衰节点的大清王朝，真可谓茫茫然不知所之。

他做的其实不是皇帝，是寂寞。

1828年2月14日是道光七年的除夕。这一天，道光皇帝的早餐菜谱是：“鸭子白菜锅子一品，海参溜脊髓一品，溜野鸡丸子一品，小炒肉一品，羊肉炖菠菜一品”，差不多是四菜一汤的水平。这还是在除夕，在时事维艰的道光七年即将过去的时刻，这个帝国领导人给自己的犒赏。

这天，道光依旧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衣非三浣不易”（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见《满清外史》记载），依旧愁眉深锁，为帝国捉襟见肘的日子做道德榜样和国家表情。道光帝即位时，国库储备仅剩下二千万两白银。而在乾隆时期，国库白银储备最高达八千余万两。人多钱少，日子怎么过下去嘛？

的确，帝国的日子是越来越艰难了，以至于他这个当皇帝的一天仅有早、晚两次正餐。虽然道光年间人均占有土地还有两亩多，但与乾隆年间人均占有土地六亩左右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一切都是人多惹的祸，帝国人口大增，土地却不见增加，吃饭问题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怎么办？道光皇帝给出的对策是勒紧腰带过日子。

早在道光元年的十一月初八，道光皇帝就发布了他的施政纲领——《声色货利论》。在这篇文章中，道光帝提倡节俭治国，表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很有天下为公的意思。

最重要的是道光皇帝身体力行，带头过紧日子，他以“衣服穿破了打上补丁再穿”为标志，倾力打造穷国领导人的寒酸形象。道光皇帝经常派太监出宫去买烧饼，晚饭就和皇后以此为食，啃完烧饼立即上床睡觉，这样做，还节约了灯油。他坚持使用普通的毛笔、砚台工作，坚持每餐不过四样菜肴的工作餐标准，以此引导国风民风。

国风果然被影响了。起码在道光皇帝视线所及，很多官员都开始艰苦朴素起来。大学士兼领班军机大臣曹振镛率先穿上打补丁的裤子，其他朝中大臣也纷纷仿效。一时间道光朝变得衣衫褴褛，很有日薄夕阳的意思。

但是这样的节俭却只是一场秀。为了配合道光帝的治国理念，朝臣们在旧货市场淘宝，以淘到最旧、最破衣服为荣，以穿新衣、新鞋为耻。真买不到旧衣服的官员则自己动手，将新衣做旧，不旧不穿。一个王朝的形象也就这样被做旧了。在新与旧之间，真是虚伪之极，官员的人格和国家的品格开始扭曲、异化。

道光帝有一件黑色的狐皮端罩。他想在端罩四周加上一圈狐皮，内务府向他报告预算说需要一千两银子。虽然到最后狐皮没有加成，但内务府的大手大脚、中饱私囊等行径，还是从这一细节里流露了出来。狐皮再怎么贵，也用不了一千两银子啊！另外，从宫廷中的燃料开支来看，据档案记载，道光元年十二月初一至二年十一月底，共消耗木柴十六万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比嘉庆二十五年同期增加了74.41%，另外红箩碳、黑炭以及煤的消耗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宫中人员增加所致，另一方面完全是铺张浪费。道光帝虽然是宫中的主子，帝国最高领导人，却对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浪费无可奈何。他的管理无能、优柔寡断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道光皇帝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很多官员依旧声色犬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场宴席可以历时三昼夜，一种豆腐可以有二十余种做法，一种猪肉也能做出50多种花样。人人都是美食家，个个都是饭局明星。所谓“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依然一派盛世光景。

道光八年（1828年）的夏天，道光帝在清漪园（光绪年间改名颐和园）万寿山下的玉澜堂宴请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的有功将士。但他们得到的待遇只是几碟小菜而已。这些万里远行，征战数年的将士毫无疑问心寒了，道光帝节俭竟然节俭到他们头上，精忠报国的意义何在？他们想不通。

更想不通的事情在随后发生。为了勤俭治国，节约兵饷，道光帝宣布清军今后在新疆只留守六千人。这与将军们上奏的要留一万八千名士兵镇守新疆差距甚大，事实上也不符合新疆地域广阔、民情复杂的实际。在多次与道光帝交涉未果后，将军们甚至激愤地提出，以后清军只守新疆东部，让西部自治好了，一场由节俭导致的攻防游戏在道光帝和将军们之间展开，游戏背后，却是国之安危与社稷民生。

最后的解决之道则是道光帝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宣布各省裁军百分之二，从中节约出三十余万银子，“以为回疆（本名西域，又名新疆）兵饷”（见《清史稿》），这其中被裁军的地区也包括了东南沿海。史载：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广东、广西两省部分骑兵和步兵被裁，道光十二年五月初一，福建水陆各营以及浙江部分骑兵和步兵被裁。

毫无疑问，这是捉襟见肘的代价，若干年后，鸦片战争爆发，道光帝才猛然惊觉，原来任何一个地方的兵员都裁不得。新疆可以有叛乱，东南同样会有外患，靠节俭是节俭不出国家安全的，只是这样的认识为时已晚。这个一生视节俭为理想追求的人，实在是搞不明白节俭与浪费的辩证法，也搞不明白开源与节流的辩证法。越节俭越贫困，就像当时朝中大臣向他质问的那样，“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节俭在这个王朝成了原罪，成了道光无能的代名词。道光自己也只能感慨生不逢时，在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夹缝中委曲求全，以搏一条生路。

可帝国的危机却已是如影随形。它不仅仅是外患，还在于人心。人心出问题了，出了大问题。

官场亚文化

道光元年的一个关键词是“陋规”。

陋规是好处费，是舟车费、行户费、火耗费、平余费、杂税、存脾费、盐当费、规礼费等等，是一个囊中羞涩的王朝得以继续运转下去的润滑剂，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是官场潜规则，混浊吏治的幕后推手。

存在即合理。道光朝陋规横行与其在官员中间实行低薪制密切相关。虽然这种低薪制自雍正时就已推行，但那时的官员还有“养廉银”，从督抚到知县，国家给予财政补贴。到道光朝，国库吃紧，“养廉银”已是有名无实。至此，各种名目繁多的陋规粉墨登场，一方面补贴办公经费，另一方面官员们趁机中饱私囊。这些还仅仅是表面现象，究其实，陋规横行最大的危害是它重新定义了当时的官场文化和官员品质，制定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和生存环境，从而萎顿了一个王朝的精、气、神。

道光元年九月十一，皇帝做出一个决定：清查陋规。这样的清查类似于现在搞的阳光工资。道光帝在谕旨里说：“与其私以取之，何如明以与之。”与其让贪官们偷偷地拿，不如公开收费项目，该拿的拿，不该拿的绝对不能拿。这其实是一种权衡或者是无奈。国库里银子不多，要取之于民的话，不如我来给你们划清边界。

但道光皇帝没想到，自己其实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他的谕旨颁布以后，没有听到多少叫好声，反而听到一片反对声。提出反对意见的人有：吏部侍郎汤金钊、山西学政陈官俊、礼部尚书汪廷珍、直隶总督方受畴、两江总督蒋攸铦、四川总督孙玉庭等。他们反对的主要理由是，陋规本来是大清律令所禁止的，皇上即位不久就明令准许，实在是有失政体。与此同时，那些靠陋规中饱私囊的官员也对道光皇帝制定的游戏规则表示不满，以后要是只能拿办公经费的话，这陋规还有什么拿头呢？索性从财政划拨好了。

由此，道光皇帝即位后的第一项改革措施面临流产。已经四十不惑的道光皇帝实在是困惑，改革好还是不好？事实上这样的困惑牵涉几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名与实、国体与政体、手腕与手段、道德与利益。他必须做出取舍。

很快，道光皇帝就做出了取舍，停止清查陋规。并且他还找到了一个替罪羊，吏部尚书英和。正是后者建议道光下诏，清查各省官场的陋规，以整顿吏治的。至此，道光皇帝的权谋之道有一个阳光的开头，却只能有一个晦暗的结局。在朝令夕改的皇权游戏背后，分明让人看到了这个男人的软弱、慌张、忧伤与毫无主见。他想主导新的官场文化，重新定义道光朝官员品质，却不承想自己竟湮没其中不能自拔，成为陋规现象的一大牺牲品。

陋规之害，已然可以击倒堂堂的大清帝王。因为自此之后，在道光执政的几十年中，陋规继续堂而皇之地存在，道光官场在黑白之间浮沉。道光自己虽然洁身自好，节俭治国，可对这个国家，他却不再有什么制度上的贡献了。

从陋规出发，道光朝的吏治可以说是混浊的。各级官吏可以凭借权力向下属机关和人员索取现金和礼物，向百姓索取除正税以外的各种附加费也成为一件被默许的事情。陋规中的捐纳制度其实就是买官卖官制度，道光皇帝自己也看不起那些靠捐纳入仕的官员，因为这些人穷得只剩下钱了，素质不高，上任后主要目的就是捞钱。道光二年，他下谕旨“嗣后现任官员不准加捐职衔，著为例”，这样的反击措施毫无疑问是软弱无力的。当官场亚文化绑架了道光皇帝后，众多捐纳入仕的官员和非捐纳入仕的官员就可以在帝国各地拼命扒分，道光帝即便有道德洁癖，又能拿他们怎样？只能是心里厌恶一下罢了。他后来多次对外放官员张集馨说：“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我最不放心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可惜，仅仅是说说而已，发一点牢骚。帝国的日子却还要过下去，有银子总比没银子好，哪怕这银子来路可疑。

官场亚文化绑架道光皇帝，也就绑架了道光王朝。这个王朝，劣币驱逐良币，在宦海浮沉中稳坐钓鱼台的是那些八面玲珑、圆通浮滑、钻营逢迎的官员，这其中的优秀代表就是曹振镛。

曹振镛，乾隆四十六年进士，为官54年，先后担任过工部、刑部、户部、吏部等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直讲官，上书房总师傅，最后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可谓位极人臣。曹振镛一生官运亨通，最大的秘诀就在于多磕头，少说话。“多磕头，少说话”可以说是道光朝官场亚文化的精髓所在。因为它体现了官场中人对皇权无原则的顺从和无所作为、苟安推诿的集体无意识。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最终蔓延成道光朝官官相护、官官相畏的官场潜规则。

那么道光对这样的官场集体无意识又是怎样的态度呢？愤懑、无奈、默许乃至共同参与制定游戏规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被绑架的道光皇帝难与人言的心路历程。1850年二月，侍郎周祖培上奏说及道光朝官场危象时称：“上司多为瞻徇，同官互相营私。”道光帝当然也意识到了，并且他自己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朕以重任付诸臣，诸臣无非还朕一‘欺’字。”（见《求自得之室文钞》）这实在是一种愤懑的心态，愤懑之后则是无奈。虽然早在1832年，道光帝就采取行动，对一批庸官、劣官进行清理，比如该年六月，他命令各地督抚举报“贪酷不法，玩世不振及衰老疾病”官员，八月又指示督抚对那些“才不称职，年历衰庸”的属员进行弹劾，可这样的举措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对于曹振镛们道光是不敢打、不能打也不会打。由于“上司多为瞻徇，同官互相营私”，道光帝的打击到最后也就是一纸空文罢了。

所以只能是默许乃至于共同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君臣互相欺瞒，日子得过且过。你把局面维持下去，我也不会让你难堪。这是一种默契，也是共同放纵。道光晚年倦于政事，十分讨厌那些看不完的奏章，可碍于皇帝职责不能不看，曹振镛便向他出主意，说：“凡言官所上章疏，无论所言何事，重要与否，一概从中摘取一二破体疑误之字，交部处罚。”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吹毛求疵，也是对政事的不负责任，但道光还是照此办理了。无非一个“拖”字嘛，将王朝拖下去，将日子拖下去，将世道人心拖下去，此时的道光帝从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愤中”走向无所作为的老者，帝国的颓态已暴露无遗。

他曾经要治吏，到最后却被吏给治了。道光朝的吏治最终沦为一场荒诞游戏，人人都与道光帝玩躲猫猫，道光帝原本也兴致勃勃，也雄心万丈，他发誓捉尽躲起来的猫猫们，最后发现，猫没捉住，自己却成猫了。

这个王朝最大的猫。

心腹大患

道光朝的精气神，除了萎顿于陋规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外，也萎顿于鸦片的烟雾缭绕中。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鸦片成了道光朝的心腹大患呢？

早在1820年，也就是道光即位前一年，外事专家包世臣就忧心忡忡地断言，苏州有十万名瘾君子。十年之后的道光九年，道光朝吸食鸦片的民众已“渐染十数省之广”。道光十一年，大清国“各处城乡市镇”都能见到各式各样的瘾君子。而到了鸦片战争前夕的1838年，林则徐认为用洋药者（吸食鸦片的民众）至少占中国人口的1％。当然，林则徐的说法仅仅代表他个人的一种猜测。比这种猜测更具考据精神的是，有当代学者认为道光朝吸食鸦片的民众很可能有4000万名之多。

这是一个王朝的忧患。当承平日久，盛世的遐想成为道光朝浪漫的集体无意识之后，麻醉自己、娱乐自己便成了一种公共行为。没有人知道一场以鸦片为主题的战争已近在眼前。甚至在总计80万名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中，居然也有不下20万的士兵吸食鸦片。而在东南沿海的绿营军中，更是有过半的士兵吸食鸦片。天朝的武装力量，岌岌可危，天朝的东南防线，一触即溃。这个王朝，再也承受不起鸦片的重量了。

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道光面前：要不要禁烟？

这似乎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的。早在雍正九年，清政府就开始禁烟了，嘉庆四年，两广总督吉庆奏请嘉庆皇帝“不许贩卖（鸦片），犯者拟罪，递加至徒流环首”，立法不可谓不严苛。但如果仔细窥伺雍、嘉两朝的禁烟政策及实施成效，人们又可以发现，其中还是有漏洞存在的。在雍正朝，虽然对“兴贩鸦片烟”“私开鸦片烟馆”都立了罪名，却对吸食鸦片的民众不加处罚。雍正朝也不能完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虽然在法令上“私开鸦片烟馆”拟绞律，也就是可以处极刑，但终雍正一朝，却没有“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嘉庆朝的禁烟成效同样也是大棒高高举起，胡萝卜轻轻落下。嘉庆末年苏州有十万名瘾君子的现实就证明了鸦片的泛滥，证明了帝国世道人心的流失和迷茫。

所以，道光的迷茫也正在这里。禁还是不禁，是一个问题，怎样禁，更是个问题。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二十七，一个叫许乃济的官员向道光帝上了一道名字很拗口的折子，叫《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这道折子虽然名字很拗口，主题词却只有两个字——驰禁，也就是给鸦片解禁的意思。许乃济在奏折里认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同时许乃济从药理学的角度提出“鸦片本属药材，其性能提神止泄辟瘴，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很有为鸦片正名的意思。总之，许乃济建议“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理由是，吸食鸦片“不尽促人寿命”，而且“今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他还建议让“内地得随处种植（罂粟）”，以土烟抵抗洋烟，彻底改变鸦片贸易中道光朝面临的入超境况，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清白银外流问题。

这真是个石破天惊的建议。在雍、嘉两朝严厉禁烟却收效甚微的背景下，许乃济的驰禁论是不是可以突破僵局，化害为利？道光皇帝不敢下定论。他需要更多的证据，他将许乃济的奏折转发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想听听他们的建议。

道光帝没想到，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在回奏中不仅同意许乃济的驰禁论，甚至还搞出了驰禁鸦片的章程九条，请求道光帝批准执行。一个王朝的世道人心，此时正从茫然进一步走向“开放搞活”，只是这样的“开放搞活”令人提心吊胆，令人惆怅不已。

禁还是不禁，看来真的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对于囊中羞涩的道光朝来说，驰禁鸦片不仅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还是一个具备极强诱惑力的现实选择。在当时，“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这也是雍、嘉两朝禁烟不能做到底气十足的重要原因。但接下来的事实却让道光帝一下子心生惧意——许乃济的这篇奏折被译成英文，到处传播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向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报告说：“许乃济驰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道光帝当然不关心印度的鸦片种植有没有被刺激，他只关心鸦片在大清的泛滥情况。很显然，许乃济发布驰禁论的道光十六年是火烧眉毛的年头。这一年广州从海外进口鸦片突破3万箱大关，比上一年增加了4000箱左右。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严禁论开始抬头。道光十八年（1838年），一个46岁的中年男人向道光帝递上了他写的奏折，他叫黄爵滋。三年前，这个道光朝奏折写得最好的人被任命为鸿胪寺卿（鸿胪寺是司掌朝廷典礼的机构，其长官为正四品官），三年后，黄爵滋出手了，写了一篇影响历史进程的奏折。

黄爵滋在他的奏折中如是统计：“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在这里，所谓的“漏银”是白银外流的代名词。数年间，几千万两白银因为鸦片贸易外流，令道光朝面临“将无可充饷之银”的“银荒”，这是道光帝做出禁烟决策的最主要动因。

但禁烟之后事更多，道光帝怎么也没想到，鸦片之害，居然已经威胁到他的母亲皇太后。皇太后由于受宫中太监的诱骗，早已吸上鸦片，过上吞云吐雾的日子。至此，道光帝的禁烟运动不得不打一个折扣，起码对自己的老母亲，道光帝还是不能查处也不敢查处的。甚至为了保证禁烟运动开展后皇太后有烟可吸，道光帝还秘密地让有关官员为其母亲准备一个鸦片供源，同时对外隐瞒消息，此情此举，毫无疑问从一个侧面预示了道光朝的禁烟运动将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始，却伴着挥之不去的黯淡结局。

结局来得很快，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水到渠成”地为英国人的入侵提供了极好的借口。道光帝应该是很痛苦地看到了鸦片所带来的报应，不是禁烟不对，而是禁得太晚了。林则徐担心几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在这场战争中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不需要几十年，到那时，几十万清军已经挡不住几千劳师远来的英军了。也许在这里，我们还不能把鸦片战争中清军的失利完全归结为鸦片之害，但最起码，东南沿海的绿营军有过半士兵吸食鸦片的事实令世人对这支军队不敢有任何期待。

最伤感的结局还在后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利，道光帝发端于战前的禁烟运动无疾而终。衰世的烟雾依旧缭绕，隐现着他那张伤感无奈的苦瓜脸。这个王朝，还是有着“十分之一二的京官，十分之二三的外官，十分之五六的钱谷幕友（司法税收人员），以及不可数计的长随吏胥（跟班、差役）在吸食鸦片”（道光时人蒋湘南对官吏胥役吸烟状况的估计）。他们在衰世至乱世的大崩溃之前吞云吐雾，麻木沉沦。这些可怜可恨的人儿精枯骨立，不复有人形存在，就像这个王朝的未来一样，没有希望，只剩下绝望。

道光朝的幽默

道光十八年（1838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两年，这年四月的某一天，江南道御史周顼给道光帝上了一道名为《通商以银易货不准鸦片抵交折》的折子，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外夷洋人对于中国内地的茶叶、大黄，一旦数月不吃，就会双目失明、肚肠堵塞，直至丧命，与鸦片之害比较起来，威力当然要大得多。内地中国人并不都吸食鸦片，而外夷洋人却必须食用茶叶大黄。外夷拿无用害人之物，尚能控制中国的利权，为什么中国不能用有益于人的东西，换来外洋的银币呢？今请皇上降旨，令沿海各省总督、巡抚，认真计议，对外夷购买茶叶、大黄，定出价格，只准用银购买，不准用鸦片抵交。”

以今天的视角望过去，这真是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字——茶叶、大黄比鸦片威力要大得多，甚至摇身一变为战略武器，这样的见识出自于堂堂的江南道御史，简直称得上天方夜谭。

可令人奇怪的是，周顼的建议没有招致他人的反对或嘲笑，反而引来一片赞同声。漕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巡抚魏元烺，甚至包括以“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著称的林则徐都纷纷上疏支持周顼的建议。林则徐后来以钦差大人的身份去广州禁烟时在其“通谕各国夷商人稿”还这样威胁说：“中国内地的茶叶、大黄二项，是你们外国必需之物，关系到你们的生死问题，你们不知道吗？……一旦天朝震怒，杜绝鸦片入境，严禁茶叶、大黄出口，你们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一后果的严重性。”

一个王朝的视野之狭窄终于在茶叶、大黄面前露了原形。道光帝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道光在看过周顼的奏折后，立即“命两广总督邓廷帧、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审时度势，相机办理，以茶叶、大黄，震慑外夷。”

这就是鸦片战争前夕大清帝国的备战实情。帝国以一个英国人意想不到的角度进行了反击。毫无疑问，这样的反击令人无语，堪称道光朝的幽默。

两年之后，道光朝的幽默还在持续。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鸦片战争一触即发，英国人出兵既成事实。打还是不打是一个问题。道光皇帝拿不定主意，林则徐便上了一个奏折，在这封奏折里，林则徐认为英夷都是没有膝盖骨的，腿也无法弯曲，“一仆不能复起”，只要用竹竿将其扫倒，他们就爬不起来……

同时对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林则徐也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英国人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林则徐乐观，道光帝则茫然，有一些问题他还找不到答案。比如，中国与英国是否有陆路相通，是否可以经新疆打到英国本土；还比如，英国女王的一些隐私问题。道光皇帝很好奇：“该女主年甫22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他希望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困惑，以及困惑背后潜藏着的危险。热兵器时代已不期而至，工业文明带来的新视野要全面覆盖农耕社会的鼠目寸光。但道光皇帝不知道危险已近在咫尺，他只能以一种专制制度下的先验判断来本能地应付不期而至的危机。所用的手段无非“恩威并济”，所用的政策无非传统的剿抚政策。

也许道光帝以为，英夷和中国历史上未开化的夷狄一样，都是不堪一击的。林则徐不是说了嘛，“一仆不能复起”“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既如此，对待英夷就要做到“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上谕），总之要维护天朝上国在英夷面前的体面与尊严。这是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初期对待英人的态度。

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认识或者是视野狭窄所导致的错误判断。工业文明的新视野要全面覆盖农耕社会的鼠目寸光，所谓“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便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建立在儒家哲学基础上的权谋之道在强大的实力不对称面前一触即溃。香港就此失去，在英夷面前丧失“天朝”尊严，“有失国体”成为残酷的事实。

不是说实力决定一切，而是视野决定一切，开放的心态决定一切。这场战争道光帝未打先输，输在他整个王朝集体的短视上。这样的短视有时候跟英国问题有关，更多的时候纯粹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比如道光朝著名的大学问家阮元就认为美洲位于非洲境内，他甚至认为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是“离经叛道”，没有任何研究的必要，整个鸡同鸭讲，不在一个对话层次上。

当然，道光帝到最后还是有收获的。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差不多结束的时候，道光皇帝通过广东方面送来的两名懂英语的通事（翻译），总算弄清了以下一些问题的答案：

英吉利国距中国水路需多少天？

英吉利至中国需要经过多少国家？

英国女王年仅22岁，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国之主？

英吉利国究竟方圆有多大？

……

道光帝获得的答案应该说是迟到的答案，也是代价昂贵的答案。他们本应在战争之前就获得，但是很遗憾，为了获得它们，道光帝付出了“天朝”的尊严和国土。当然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哲学和文明层面上。在大洋彼岸，一种更先进的文明已经生机盎然、蠢蠢欲动，试图吞噬或者说颠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特别是农耕文明身上所附着的保守、封闭、偏见、傲慢、脆弱、张狂以及患得患失……一切的一切已是箭在弦上。

站在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天里，道光皇帝真是茫茫然不知所措啊。先前，他的痛苦在于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现在，他的痛苦则在于不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

谁能告诉他？

人心的崩溃

道光三年，服丧期满的道光帝公开表示，秋狝之礼与东巡祖陵等仪式应该次第举行，这是一个王朝最基本的礼仪之道，也是立国之道。前者代表力量、激情，后者代表孝道、仁道，是帝国执政合法性的具体说明和有力证据。但是第二年的正月初八，道光帝却向内阁颁发了一道“特谕”，指出因直隶两年欠收，民力维艰，所以原定该年三月举行的东巡祖陵计划被取消。另外，木兰秋狝之礼也以爱惜民力的名义暂停。什么时候恢复，道光帝没说。

直到道光十七年，当世人差不多已经忘记秋狝之礼时，道光帝才低调地宣布：关闭热河行宫，停废秋狝。一个王朝最基本的礼仪之道就这样被废除了。热河行宫自此走向寂寞。也许，对一向恪守祖制的道光帝来说，他内心的痛苦是难与人言的。此时的帝国烟雾缭绕，民变四起，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秩序正走向大崩溃的边缘，他哪有心情和财力去做盛世之举，只能低调收场，并且不给这样的收场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满语”“骑射”等满族民族传统的衰败与秋狝之礼的废除几乎同时进行，并且如出一辙。这个当年操着满语，立马扬鞭冲进关内的民族毫无疑问是充满动感和生命力的，而道光之前几任皇帝对本民族语言、技能的自我激励一直是这个民族生命力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也许满语和汉语相比并不先进，骑射和火炮相比也相形见绌，但重要的是精神，立马扬鞭的精神，不忘本的精神。

只是很遗憾，道光帝发现，到了他这儿，这样的精神消失了。满族人不会说满语，骑射之道无人问津。道光八年录取的翻译举子中，竟有半数满文水平一塌糊涂，以至于道光帝感叹——满语、骑射为旗人之根本，现在懂得满语的人越来越少，这哪里是国家特设这个项目的本意呢？！至于骑射之道，由于道光自废秋狝，更是习者寥寥。道光帝无可奈何之下，在道光二十二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失利后不久黯然宣布：以后水师将领赴京受阅时，不必演练骑马射箭，只需观看演习枪炮即可。的确，精神是一方面，世易时移的背景是另一方面。骑射之道在洋枪洋炮面前，终究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道光帝也只能“此情只堪成追忆”了。

最要命的问题还在于人心的崩溃。道光二十三年，道光帝亲眼目睹了人心是怎样崩溃和迷失的。这一年，道光朝爆发了震惊朝野的户部银库被盗案。账面上的数字与实际库存银两相差925.2万两之多。当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户部银库的账面结余应为一千两百一十八万余两，被盗后竟只剩下区区两百多万两。国事艰难，到处需要用钱，两百多万两银子哪够呢？而库银亏空最大的原因是库兵监守自盗。库兵们采用“以谷道藏银”的方法，把银子通过肛门塞入体内带出银库，日积月累，竟成如此之巨。当然库兵多年来监守自盗一直无人察觉，也与各查库御史疏于管理以及陋规横行密不可分。一个王朝的人心，就这样崩溃和迷失了。人人是硕鼠，人人都有世纪末的疯狂和贪念。在鸦片战争这场前所未有的外患之后，道光帝绝望地发现等待他的竟是前所未有的内忧。道光帝为此痛责道：“竟亏空银至925.2万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历次管库及历次派出查库王大臣，皆系亲信大员，亦复相率因循，毫无觉察，并无一人能发其奸，甚负委任，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无知人之明！”此时的道光已是62岁的老人了。他疲于一切应付，也难以应付一切。

当然，王朝衰败的消息并未随着道光二十三年的过去而过去，在接下来的年月，财政困难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道光二十八年，户部仅存库银十二万三千九百余两。道光二十九年，户部存库银五十五万两。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大清户部库银“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一个王朝左支右绌，一筹莫展，已然走向大崩溃的边缘。

大清王朝从康熙算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雍正在位十三年，乾隆在位六十年，盛世的光景累计为一百三十四年。但是嘉庆中衰之后，从衰世到乱世竟只有一步之遥。道光生逢其间，感同身受，那真叫一个悲苦莫名呵。所以，还是苏轼说得好，“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苏轼《晁错论》）。

现在，这个叫道光的皇帝要离开人世了，时间的钟摆停在1850年。他走了，一了百了，帝国却危机四伏，“盗风甚炽”。边患外患此起彼伏，社会机制濒于崩解，这个王朝的政权机构此时已丧失了维护秩序的能力。那么下一个接棒人（咸丰皇帝）会不会力挽狂澜，创造人间奇迹呢？

没有人可以知道。

第九章

咸丰：力不从心的船长

天下大势

11年后，当那个在热河行宫咳血不止、行将就木的中年男人奕詝回首1851年这个时间节点时，他都想到了些什么？

1851年是咸丰元年，在中国农历为辛亥年（猪年）。对奕詝来说，咸丰元年毫无疑问是烦恼元年。正月，他在太和殿受贺，即皇帝位。二月，太平军就从广西北上，一路势如破竹；与此同时，河南捻党聚集人众，开始闹事。六月，江苏通判袁云吸食鸦片，贩卖烟土案发，帝国官场的丑陋再露峥嵘。七月，经不起沙俄的软磨硬泡，朝廷被迫与其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通过该约，承认了沙俄在伊、塔两地的设领、贸易免税、领事裁判权和允许设置“贸易亭”用以住人囤货。八月，丰北厅三堡黄河决口，决口处宽达185丈。户部报告，此前已发内帑银一百万两备征广西太平军，财政吃紧。治理黄河决口，不是户部不肯出银子，实在是没银子可出。还是八月，英、美、法三国领事联名任命美国人贝莱士为上海港务长，并公布《上海港口章程》，从而攫取了中国港口的管理权。

1851年的奕詝，几乎就是在这样一地鸡毛中跌跌撞撞地从年头走到年尾的。这一年，他20岁不到，帝国却已承平二百年。二百年的重量压在20岁的身子骨上，是一种过负。历史的伏笔总是与紧随其后的大事件遥相呼应，从而呈现出一种残酷和渐进式的存在。比如，在这一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些事：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惠征之女叶赫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入宫，封为兰贵人；两江总督陆建瀛奏请禁天主教，未果；九月，御史王茂荫奏，英夷包藏祸心，宜早设求才之方，请变科举，礼部议不行；英驻沪领事阿利国致函英公使文翰，建议利用太平军起义，清廷处境困窘之际，对之施加压力以取得特权；美署公使伯驾致书国务院，论对华政策，主张与英、俄、法、西班牙共同行动……

同样在这一年，在奕詝视线看不到的地方，一些事情也在紧锣密鼓地发生。它们有关视野，有关全球化，有关这个世界的彼与此、是与非。是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世界博览会前身）举办；《纽约时报》创刊；路透通讯社正式在伦敦开业。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解散法国国民议会，修改宪法并且延长总统任期；之后，他宣称自己是拿破仑三世皇帝，法兰西第二共和结束，第二帝国开始。这些事情或者说变化，奕詝当然看不到也看不懂。他视线所及的地方已经烦恼多多，哪还顾得了世界大势？

但世界大势事实上就是中国大势，看不懂世界大势也就看不懂中国大势，更别说影响中国大势了。奕詝实在是不明白，他已经身处全球化的旋涡当中，己不动，彼已动，所谓不由自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1850—1864年爆发了太平天国战争，1856—1860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互为表里，构成了对这个王朝的致命一击。那么，这两场战争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在大清中衰之后的咸丰朝？奕詝都没搞懂。他只是疲于应付，本能地疲于应付，为一个王朝的宿命而幽怨，也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而自怜，在自怨、自艾、自怜乃至于自戕当中，奕詝走过了其短暂的一生。

他是个悲剧人物，在帝国的拐弯处力不从心地做一名船长，最终一不小心中途落水，仅此而已。

兄弟交锋

来看这个人。奕訢，其身份为皇子、恭亲王、议政王、军机揆首。他的一生历经四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一后（慈禧），五起四落，断断续续执政31年。几次接近最高权力，可以说离皇权仅一步之遥，但又屡遭贬斥。他和奕詝一样，都是道光帝的儿子。一个是四子，一个是六子，奕詝继位之时，不过20岁，而恭亲王奕訢刚满18岁，都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在外界普遍的评价与随后发生的历史事实中，奕訢的能力远胜于奕詝，那么，为什么是奕詝坐上皇位而奕訢一生郁郁不得志呢？一个王朝的阴差阳错是怎样形成，又是如何影响历史进程并铸就了兄弟二人的悲剧性命运？一切还得从道光帝的选择说起。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清晨，道光帝的视线停留在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的手上。准确地说，是该公手里捧着的立储匣，这个匣，即将透露新王朝新天子诞生的确切消息，因为此时的道光帝已处在弥留之际，说不出话来了。

立储匣打开了，出现了一封御书“封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另外也出现了一份朱谕“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站在一旁的人惊呆了。他们是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冲阿、何如霖、陈孚恩、季芝昌。这些历史现场的见证人怎么也想不到，立储匣里会出现两个人的名字。虽然一个为皇太子，一个为亲王，略有名分之别，但立储匣的功能只为立储，现在太子、亲王双雄并立，共挤一匣之中，毫无疑问会给当事人与旁观者以巨大的想象空间。傻瓜都知道，这里面有文章可做，有难言的恩怨与纠结。它给新王朝留下的，毫无疑问是动荡的线索和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操作空间。

载铨、载垣、端华、僧格林沁、穆彰阿、赛冲阿等人的眼光向道光帝看去，道光帝却已闭上双眼与世长辞，似乎拒绝向这人间透露他做如是安排的理由。他是一个帝王，也是一个父亲。在责任与伦理、公允与偏袒之间做出这样的安排，也许有他难与人言的隐衷吧。

咸丰朝自此有了一个暧昧的开端，奕詝、奕訢兄弟间的裂痕就此产生。恭亲王奕訢一定是感受到了父亲对他的赏识，要不然无法解释道光皇帝生前会将他的名字写进立储匣。所以他这个亲王是不一般的亲王，是可以与新天子奕詝并驾齐驱的亲王。奕訢理解，父亲一定是难以取舍他们兄弟二人的优劣，所以才将名字一并写入匣中了事。

当然，对咸丰帝奕詝来说，他的烦恼也正在于此。大清传位于他，本来就内忧外患、烦恼多多，现在又要处理复杂的兄弟关系问题，他情何以堪？

咸丰三年，奕訢破例入值军机，并很快成为军机处的领班。这是咸丰帝的一个政治抉择，他试图以怀柔代替暴力清洗，以换得新王朝的安宁和兄弟间的同舟共济。但问题还是产生了，奕訢有才不假，却在有才的同时桀骜不驯，不是可以轻易驾驭的人物。没有人可以知道奕訢的下一步选择，在军机处领班位置上的奕訢成了咸丰帝最大的隐忧，这个王朝该向哪里去，又会向哪里去？

封号事件就在此时浮出水面，成为咸丰帝解决兄弟关系问题的一个极佳由头。咸丰元年三月十五日，奕訢生母被封为“康慈皇贵太妃”。这似乎是个崇高的荣誉，就像咸丰帝此前所宣布的：奕訢生母在生前侍奉皇考道光帝，淑慎素著，理应加崇称号，以申敬礼。可奕訢及其母亲康慈皇贵太妃看上去却不怎么高兴，因为他们想得到的并不是皇贵太妃的封号而是皇太后的封号。当然细说起来这里面也是大有文章的，奕訢和奕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早在奕詝10岁时，因其母已去世，只好由奕訢生母抚养，所以奕訢生母也是奕詝的养母。正是因为这样一层关系的存在，奕訢及其母亲才对皇太后的封号有所企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咸丰帝却顾虑重重。的确，这里面大有文章好做。对奕訢生母封后表面上看是亲情伦理问题，实质上却是政治权力问题。所以尽管此后奕訢曾多次向咸丰帝表示，其母“宜尊号太后”，但咸丰帝却始终是“默不应”，这里的“默不应”搅合着亲情与政治，是一刀不能两断，是一个帝王的情何以堪。

奕訢却误解了这种“默不应”，或者说故意误解了咸丰帝的“默不应”。咸丰五年（1855年）夏，康慈皇贵太妃病重，咸丰帝前来探视，问奕訢病情，奕訢跪地哭泣说：“已笃！意待封号以瞑。”很有不给皇太后封号就死不瞑目的意思。咸丰帝听罢仓猝之间不置可否地说了两声：“哦！哦！”奕訢马上抓住时机有所作为。他立即跑到军机处去办理皇太后的尊封事宜，并且让礼部立即准备正式的册封礼。如此箭在弦上，迫使咸丰帝在七月初一传旨：“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

封号事件到此，表面上看是奕訢占了上风，但咸丰帝随后开始发力，以惩戒奕訢对皇权的侵犯与轻薄。

七月二十一日，咸丰帝颁布谕旨，称：“恭亲王奕訢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着勿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均著开缺；并勿庸恭理丧仪事务、管理三库事务。”警告他“必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以副朕成全之至意”（见《清实录》）。同时咸丰帝还下令“减杀太后丧仪”，他不按皇太后礼而以妃礼发丧奕訢生母；不让其与道光帝合葬于慕陵，而只将康慈皇太后的棺椁安置在慕陵内的妃园寝内。为掩人耳目，咸丰帝颁旨将慕陵内的妃园寝升格为皇后陵，称为慕东陵，仅此而已。

最重要的谥号问题咸丰帝也做了手脚。他谥奕訢生母为“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仅10个字，也不系宣宗庙谥，即不加宣宗成皇帝的“成”字，以有别于其他皇后，从而开创了清代历史上皇后不系皇帝谥号的先例。

至此，泾渭分明。至此，恩怨两途。在多事之秋的咸丰朝，一对本应同舟共济的兄弟因为皇太后封号事件走向反目，走向不同的利益群体。此一事件深刻而长远地影响了帝国的政治格局，终咸丰一朝，奕訢不再得到咸丰帝的信任，不仅如此，他还受到了依附于咸丰帝身边的肃顺集团的打击。为此，咸丰王朝付出的代价是，在咸丰帝身后，咸鱼翻身的恭亲王奕訢与慈禧太后联合发动宫廷政变，血洗了肃顺集团，动荡了后咸丰时代的政治格局。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两个处于权力中枢的男人交锋几乎构成了咸丰朝全部的命运史。

这是宿命，从道光一直延续到慈禧太后的宿命，而咸丰王朝成为这些宿命的载体，备受蹂躏。在这其中，每个人生机勃勃的欲望都得到了释放或打击，而咸丰帝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了那句老话，皇帝也是历史的奴隶，尽管他看上去至高无上。

在这个意义上说，咸丰皇帝很可怜。

咸丰四年的春天

咸丰四年的春天，阳光很无力，到处都是灰蒙蒙的，就像咸丰帝的心情。

这天早朝时分，御史英汇从怀里掏出一份非法出版物，上呈咸丰帝御览。这是名为《金陵被难记》的小册子，里面记叙了一位士大夫从金陵城中逃出以及随后逃难的经过，最重要的是它真实记录了战争的残酷。

御史英汇报告，目前这份小册子在北方地区已经悄悄流传。为了进一步揭露太平军的“残暴”，他建议由官方刊印此书，从地下走到地上，以使广大人民了解金陵蒙难的真相，同仇敌忾，自发地组建团练，早日荡平洪秀全等“贼首”。

咸丰帝否决了英汇的建议。不是建议不好，而是真相太残酷。真相什么时候该披露什么时候该隐瞒，是非常微妙的政治问题。眼下帝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培养民众的自信心以及对帝国的认同感。太平军如此摧枯拉朽，这样的真相披露出来，人民是要用脚投票的，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啊。

的确，起自于1851年的那场暴乱对咸丰帝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一场没有尽头的噩梦。这一年1月1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金田村宣布起义，他们的屁股后面，跟随着两万名来路不明、前途不明的人员，号称太平军。两个月后，这支队伍进至武宣县东乡，洪秀全登基，称太平天王，正号太平天国。但对咸丰帝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洪秀全起事，而在于帝国的军官、官员无能，没有责任心。“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首先是高层官员的心先散了，这个东西很可怕。总之，那些在帝国的历史上曾经被证明很强悍的官员在太平军面前都不堪一击。他们是广西提督向荣、巡抚周天爵、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钦差大臣赛冲阿、两江总督徐广缙等。另外，钦差大臣陆建瀛也死于太平军刀下，而钦差大臣德兴阿与和春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也连遭摧毁。更要命的是湖北巡抚龚裕，一见太平军气盛，马上就向咸丰帝打报告，谎称自己患病且不知兵，请求开缺！以至于太平军很快就拿下金陵（南京），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这完全是乱世的时代，从道光的衰世到咸丰的乱世，真的只有一步之遥。虽然说在嘉庆年间也有白莲教大起义，可那发生在康、乾盛世时期，是康、乾盛世的过门和小插曲。白莲教荡平之后，迎来的是乾隆朝数十年的幸福时光。但咸丰朝却看不到这一点，一切在过程当中，一切还在变本加厉，完全是世纪末的光景。起码咸丰帝自己就不能很有底气地预言，在他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太平军的覆灭。

他也不是没努力。比如，他公然下令要将洪秀全的祖坟掘毁。这里面固然有泄愤的成分在，但也不乏战略上的考量。因为咸丰帝确凿地相信，如果洪秀全是一条逆龙，那么毁其祖坟就可以阻止他进一步上位。洪秀全的祖坟位于广东省花县之北的芙蓉嶂山上，所以咸丰帝的谕旨是这样写的：“查明逆贼洪秀全、冯云山、韦正祖，先经广东花县、广西桂平发掘……密饬各该州、县明察暗访，务得该首逆及逆诸三代确实坟墓，悉加掘毁，并其坐山后，概行凿断，以消逆焰而惩大憝。”而花县的县长牟崇龄在收到上谕后，也立即行动起来，在第一时间将洪秀全的祖坟给掘毁了。

洪秀全的祖坟一片狼藉，可太平军的气焰还是依旧嚣张。尽管咸丰帝力求振作，求贤才，罢奸佞。起用林则徐、江忠源、李棠阶等，罢免了穆彰阿、琦善等人的职务，还将有问题的文渊阁大学士耆英降为五品顶戴，但帝国的境况还是江河日下。老天爷似乎也不看好这个王朝，不看好咸丰帝的努力。咸丰五年，黄河发生大水灾，致使黄河在河南铜瓦厢改道，使豫、鲁、直三省遭受大灾。咸丰二年至八年，全国多处发生蝗灾。直隶、山西、陕西、浙江、安徽、湖南、广西等省惊现蝗虫，有的省份竟连续五年发生蝗灾，如直隶；有的则遭灾三年，如广西；最少的也有一年，如湖南。这是不是老天爷在预警呢？

更要命的问题还在于，洪秀全的祖坟掘毁后，大清的皇陵也出现了问题。西陵的松树突然大片枯萎，不管浇多少水也无济于事。这块位于河北易县城西永宁山下的皇家陵园，安葬着雍正、嘉庆、道光等诸先帝，这样的异象出现，是否和掘毁洪秀全的祖坟有关联？咸丰帝不敢想象。差不多与此同时，东陵也出问题了。东陵的问题出在陵兵身上。东陵的八旗兵因为待遇每况愈下，竟聚众冲击衙门，打伤长官，令咸丰帝震惊不已。事实上他也有苦难言，以往为了表达敬奉祖先之诚，咸丰帝给陵兵的待遇是很优厚的，现在太平军起来闹事，帝国财政捉襟见肘，东陵八旗兵的待遇便不能有所保证了。只是这层苦衷，咸丰帝该向谁说，又该怎么说呢？

万般无奈之下，咸丰帝率领百官在祭典祖宗神灵之际，下了平生第一个《罪己诏》：“朕为天下生民主，不能察吏安民，致令盗贼肆行，闾阎惊扰，兴言及此。”每念百姓生民涂炭，抚育无方，即再三引咎自责也无济于事。目前，只有恐惧、修身、反省、叩吁苍天，原谅朕的过错，给朕改过的机会，以拯救黎民百姓。

然而太平军炮声隆隆，江南半壁江山已经易主。这个时代究竟不是咸丰帝的时代，所谓“拯救黎民百姓”云云谈何容易。1853年二月，咸丰帝二下“罪己诏”，十月太平北伐军抵达张登镇，京师大骇。同年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在政策层面上宣布了一个新政权的强悍登场。三年后，西林教案发生，法国以此为借口与英国发动了针对清政府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朝终于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猜忌曾国藩

在咸丰的一生当中，他与两个男人的关系如果处理得好的话，也许命运不会那么糟糕。这两个男人一个是前面说过的奕訢，另一个则是曾国藩。咸丰和奕訢，一对本应同舟共济的兄弟最终因为心存嫌隙而走向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不仅是咸丰做人的失败，也是一个王朝器量狭小的证明。

他和曾国藩的关系也是如此。在咸丰朝，曾国藩是一个有才具的汉臣，而且颇具责任心。咸丰帝如果心胸宽阔，懂得识人、用人，曾国藩或许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于他多有助益焉。但是很遗憾，咸丰帝未能做到这一点。

咸丰和曾国藩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走向猜忌和防范的，相反，咸丰对曾国藩最初是相识相知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三月二日，咸丰帝刚即位，曾国藩就上奏《应诏陈言疏》，对吏治和用人之道提出自己的见解。咸丰看后，给出的评价是“剀切明辨，切中事情”。这是两人关系的第一乐章：和谐共处，相知相惜。但是到了第二年，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九日，署理兵部左侍郎的曾国藩上奏《议汰兵疏》，对军事建设和裁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时，咸丰帝开始有了敷衍和不以为然的意思，表示裁军事“等广西乱事平定再办”。但此时帝国已经民变纷起，“广西乱事平定”谈何容易，所以曾国藩的建言也就是一纸空文罢了。这时，咸丰和曾国藩两人的关系走向了第二乐章：相安无事，貌合神离。第二乐章向第三乐章滑落只用了50天时间。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又上奏了。这一次的奏疏名叫《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让谁“预防流弊”呢？自然是咸丰了。曾国藩在奏疏中指出皇上应当预防三种流弊：一是琐碎；二是“徒尚文饰”；三是骄矜。曾国藩甚至批评咸丰广西平乱用人不当，指挥有误；同时对其独揽大权和刚愎自用深表忧虑。至此，咸丰和曾国藩两人关系的第三乐章开始凸显：剑拔弩张、猜忌防范。史载咸丰阅后“怒掷其摺于地”，欲罪之。只因事后反复权衡，才心情复杂地认定曾国藩“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意尚可取”，但毫无疑问，此后他对曾国藩再也不能像以前那般深信不疑了。

咸丰帝一方面命尚在丁忧期间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帮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另一方面却仅仅授之以“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的关防，其后还多次更换，以致“外间时有讥议……关防之更换太多，往往疑为伪造”，令曾国藩痛苦莫名。湘潭之役打了胜仗，曾国藩自劾请罪，咸丰帝却趁机指责他：“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责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最后还革去曾国藩的侍郎职位，令他戴罪剿“匪”。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咸丰帝对曾国藩的猜忌和防范。另外，在咸丰四年二月发生的一件事也体现了咸丰的小肚鸡肠。曾国藩为筹军饷，在此间奏请将原任湖北巡抚的杨健名字也写入乡贤祠，但咸丰却认定他拉帮结派，用心险恶，“议革职，降二级调用”。

当然世上万事总是有转机的。咸丰虽然对曾国藩一味地猜忌和指责，曾国藩却始终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并且在咸丰四年八月攻克武昌，以湘军之勇取得了抗击太平军的阶段性胜利。捷报传至京城，咸丰帝的心理节点产生了重大变化，他似乎要改变对曾国藩的猜忌和指责心态，忍不住对军机大臣祁隽藻说了这样一句话：“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即表示要赏曾国藩二品顶戴，任命其为署理湖北巡抚。但是，两人关系改变的拐点却没有如期而至，因为祁隽藻接下来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由是，咸丰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署的任命，令他以兵部侍郎衔的身份率军东下。这不仅仅是一次任命的改变，而是表明咸丰对曾国藩的信心依旧阙如。在此后的六七年间，咸丰再也没有授予曾国藩以总督或巡抚的实权。一个抗击太平军最具实力的人物就这样被边缘化了，咸丰朝也就此错过扭转时局的最好机会。虽然在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重率湘军攻下南京，鼎定了胜局，可这个胜利显然不属于咸丰。曾国藩为了这个胜利，整整用去十一年半的时间，而洪秀全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到夺取南京，只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咸丰对曾国藩的信心阙如之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说到底，还是两个男人的关系走向决定时局的走向。咸丰自然是懂权谋术的，也懂制衡术。这是帝王的驭道，无可厚非。但在两个男人的攻防或进退中，咸丰究竟要防些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细致地分析一下。

曾国藩创建湘军时，已经对咸丰的“圣心多测”做了技术上的防备或者铺垫。他主动将一个出身镶黄旗的满人塔齐布越级提拔为湖南提督，甚至视其为湘军名义上的统帅。但咸丰还“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见王闿运《湘军志》）。虽然这样的安排因为满人布克慎没有到位而不了了之，但咸丰的忧虑显然是挥之不去的。当其时也，长江水面上到处都是湘军水师的战船，每条战船上还都挂着绣有“曾”字的帅旗，咸丰见了，怎不触目惊心——这是曾家军不是大清的军队啊。

到了咸丰十年，太平军已是如火如荼之时，咸丰不得不把两江总督一职授给曾氏时，却又意味深长地任命刘长佑为两广总督，随后又调任直隶总督，以制衡曾国藩。帝王心术，果然无微不至，只是一切在螺丝壳里做道场，行之不远了。因为咸丰十年的形势无论对咸丰还是曾国藩来说都已经不可收拾。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有才具的，咸丰却没有相应的器量去容纳这样的才具。两个在乱世中本应相辅相成的男人最终没有做到兼容相配，责任应该由咸丰来负。他们到底不是同路人，只能愈行愈远，直至一个危机四起的王朝走向撕裂和混乱不堪。

视点盲区

那场战争的胜负，在开打之前就已经确定。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和排兵布阵方面的巨大差别，还在于双方战争观念和看待世界的视野完全不在一个对话平台上。

咸丰十年八月对咸丰帝来说是心惊胆战的八月。在京城东郊八里桥，八旗军和蒙古马队被英法联军打得满地找牙。这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仅仅是在帝国内部而言。放眼世界，热兵器时代已是不期而至，帝国的土枪土炮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咸丰帝绝望之下，做了弃京逃跑的打算，但有一个人却在此时站了出来，给咸丰打了一剂强心针。

这个人是詹事府詹事殷兆镛。他所谓的强心针是贡献了一个破敌之法——棉被御敌法。殷兆镛说：“夷器凶猛，当今之计，要柔能克刚。何谓柔能克刚？《皇朝经世文·兵政守诚篇》曰：‘防城之法，濡湿棉悬之，以柔克刚。’”殷兆镛接下来详解了怎样用湿棉被以柔克刚的法子。那就是将旧棉被用水浸湿，然后上下贯以粗索，两旁缚以竹竿。竹竿的末端绑上小尖刀，以便插在地上。每一床棉被用两兵各执一端，然后各带长腰刀。马队随后。遇到夷匪，棉被军先上，前蹲后立。一人守被，一人持刀砍马足。这样敌阵虽坚，也难以抵挡了。

殷兆镛的说法可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但在场的官员还是想到了一个问题——敌炮越过棉被墙，炸下阵中怎么办？这当然是一个遗漏，但殷兆镛的威猛就在于他及时补漏。殷兆镛说英夷的炮弹不是落地就即时炸开，这里面还有个时间差。我军可趁其将炸未炸之际，马上用湿棉被将它盖住，这样它就没法炸了。

这就是詹事府詹事殷兆镛的棉被御敌法。有出处、有想象、有发挥，却不符合逻辑和咸丰年代的现实。毕竟热兵器时代的炸弹不是冷兵器时代的湿棉可以盖住的，可要命的是咸丰帝相信了这一点，他马上下文要个参战部队“参酌施行”，如果奏效就广为推广。可以说，作为一国之君，咸丰帝的见识与决策力与詹事府詹事殷兆镛实在是没有什么区别，而他的一本正经和全力以赴在世界背景下显示出令人捧腹的黑色幽默。这样的黑色幽默是东西方文明的断层，也是错位，是一个帝国战争观念和看待世界的视野故步自封的必然反应。

当然，只要这样的文明断层和错位一直存在，类似的黑色幽默就会层出不穷。继殷兆镛贡献了棉被御敌法之后，山西道御史朱潮也贡献了他的破夷之策。比殷兆镛更威猛的地方在于，殷兆镛只贡献了一条计策，朱潮却一下子献出九条妙计，可谓井喷式爆发。我们来看一看他贡献的都是些什么计策。

第一条，海上破船法。选一些动作敏捷的士兵，手拿火炬，从偏僻小道绕行到夷人泊船之处然后抛掷火种。一船点着，数十百船继燃，这样夷人一定抱头鼠窜。

第二条，黄昏破敌法。听说夷人一到晚上即双目不明，秉性还像猪一样嗜睡。我军可在二三更时擂鼓呐喊，夷人必从睡梦中吓醒，睡眼难睁，目不辨物，只能自相践踏而死。

第三条，陷阱捉夷法。听说夷人两脚长而腿直，不能自如弯曲，我军可多挖陷阱，也不用挖得过深，只需接仗时引诱他们坠进陷阱就可以了，如此他们爬不上来，即为我军俘虏。

第四条，拐子马法。夷人本来不会骑马，近来才学会，但我军可仿效岳飞当年用麻扎刀破拐子马的方法，仿行破敌。

……

对于朱潮贡献出的九条妙计，咸丰帝下了如是谕旨：“将朱潮破敌九策传送胜保军营，供其采择。”

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殷兆镛的棉被御敌法和朱潮的九条妙计都成了纸上谈兵的新教材。一个月后，也就是咸丰十年九月，仓皇逃到热河避暑山庄的咸丰帝悲凉地听到了圆明园被烧的消息。他急切地需要复仇，但要复仇，首先必须找到对付英夷大炮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本叫《破夷纪闻》的书进入了他的视野。

《破夷纪闻》是山西候选教职祁元辅写的，书中对破炮之术做了专项研究。祁元辅总结，当前行之有效的破炮之术主要有五种：

一是牛皮御炮法。首先用木版制成方架，然后用生牛皮并排铺置数层，再用生漆粘合，最后将其牢固地钉在木架上。这样制成的牛皮架可以缓解敌炮的攻击。

二是木城御炮法。选用坚硬的木板，将被胎钉于上面。数十板组合为一队，排列起来，状如城墙。临近敌人时，以击鼓为号，士兵从中向敌方开炮，马队步队也从后面突然杀出。

三是鱼网御炮法。在木城左右及上方，多挂渔网。这样敌人数十斤重的炮弹打来,渔网悬空一挡，就可消解炮弹的威力，使其不至于击坏木板。

四是沙袋御炮法。在我军和敌人接仗时，每人都带一个装土的布袋。当敌人开炮时，士兵迅速将身上的袋子扔在地上，建成一临时城墙，然后我军再藏匿其中，敌炮就无可奈何了。

五是幕帐御炮法。在我军上空置大布帐数张，用以御炮。炮弹刚好在帐布之上爆炸,断不会伤及我军。如一帐烧穿，可紧急再换一帐。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总结的军事理论，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天真的想象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尤其是“一帐烧穿，可紧急再换一帐”，很搞、很具创意，但被失败击昏了头脑的咸丰还是相信《破夷纪闻》里必有真知灼见。他在随后给胜保的一封谕令里这样交待：“所陈述各条，虽未必尽合机宜，然亦不无可取。著胜保详细体察，采择务用……”

一个王朝最高决策者的战争观念和看待世界的视野不过尔尔，这场战争大清的惨败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乱世之中，似乎每个人都可疑，似乎每个人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与担当，但最可疑、最应该担当的那个人应是咸丰，尽管他现在正一脸无辜、茫然无助地躲在热河避暑山庄为帝国的命运而焦躁，为自己来日无多的生命而惆怅。

咸丰八年四月，美国以和好通商为名，向咸丰递交了请派公使驻扎北京的国书。但是这封国书遭到了咸丰帝的嘲笑，因为他在国书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朕选拨贤能智士，姓列，名威廉，遣往驻扎撵彀之下……”咸丰笑笑摇头，然后用朱笔在国书后批了一行小字：“该国国王竟然自称为‘朕’，实属夜郎自大，不觉可笑！”

咸丰九年八月，咸丰帝提出以茶叶、大黄离间西洋各国与英法关系的主张，并以此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咸丰帝以为，英国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不饮用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所以茶叶、大黄是“制夷”的有力武器，盛产茶叶、大黄的大清国在这场战争中将掌握自己的主动权。咸丰告诫众官员，要对“茶叶、大黄制夷”的战略严格保密，以收奇效。

不用再举例了。这样的例子一个与一万个没有区别，战前与战后也没有区别。它们令人哑然失笑，却到底让人笑得辛酸，笑得潸然泪下。这是一个民族的悲情时刻，也是一个王朝的视点盲区。咸丰帝的悲哀在于，他注定走不出这个盲区，只能在自大与自卑之间，在突围与沉沦的夹缝中无可奈何地离开人间，直将那一团混乱，那一些似是而非遗留人间，任凭后来人去收拾，去感慨万千。

帝国秋分日

咸丰十年八月初八，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天是帝国的秋分日，此前一日，英法联军从张家湾一路追到八里桥，击败了僧格林沁和胜保的部队。所谓“八里桥”一个通俗的解释是距离北京城只有八里之遥，由此推断，联军破城只在旦夕间。

帝国真是不堪收拾了，咸丰帝由此做出一个大清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决定——出逃。他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就起来了，先是在圆明园“鸿慈永祜”向列祖列宗羞愧作别，然后带着数百王公大臣和两千多名禁军从圆明园仓皇出发，往热河方向一路狂奔，只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和慌慌张张的背影，以及附着在那些慌乱背影上的万丈尘埃。

这一天北京城九座城门全部关闭，呈戒严状。这一天北京出城的车价贵得要死，雇一辆往涿州去的单套轿车，竟要价二十两银子，往保定去甚至要三十两（据吴可读《罔极篇》）。这一天咸丰帝吃不下饭，“仅咽鸡子二枚。次日，上与诸宫眷食小米粥数碗，泣数行下”（见《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这一天恭亲王奕訢受托留在圆明园主持北京的“抚局”，他不知命运做出这样的安排是祸是福，看上去茫茫然不知所以。这一天咸丰皇帝4岁的儿子、后来的同治皇帝载淳跟随父亲在经过圆明园福海时天真地发出“安乐渡、安乐渡”的欢叫声。据《圆明园资料集》载：“皇帝在圆明园御舟徐行，则岸上宫人必曼声呼曰：‘安乐渡！’递相呼唤，其声悠扬不绝，至舟达彼岸乃已。”这一天咸丰帝潸然泪下，他摸着载淳的头说了一句苍凉至极的话“今日无复有是矣”，以后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日子了。

总之，在这一天帝国发生了很多事，只是所有的事情都与一个主题有关——出走。

事实上咸丰帝也不想走得这么凄凉，他甚至不想离开。但是形势逼人，帝国的防线一触即溃，不离开又能怎样？早在半个月前，咸丰帝就放出口风，准备“巡幸木兰”。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巡幸木兰”而不是逃到木兰，给自己和整个国民以一个体面和骄傲的理由。

但是官员们却不这么看。他们见微知著，很快就知道了咸丰心里的小九九。大学士贾桢上书，咸丰帝离京出走，“土木之变堪虞”。侍郎藩祖荫则认为咸丰“巡幸木兰”有七大祸患。因为一个事实显而易见，皇帝出京，留守之人居心叵测，江山将会易主。与此同时，九卿科道联衔上奏：“二百余年祖宗经营缔造天下，一旦授之他人，先帝之付托谓何？皇上何以对列圣在天之灵。”用语之惨烈，可谓前所未见。肃顺等人甚至直言恭亲王奕訢有“联合外人挟制朝廷”的企图。

这真是帝国最后的预警了，咸丰帝当然也深知其中利害关系。只是帝国衰败如斯，不走又能怎样？所以他最终留给世人和历史的，只能是一个王朝惆怅的背影。

但走了又如何？接下来的伤痛让咸丰帝难以承受。十月八日，刚刚逃到热河惊魂未定的咸丰皇帝就接获奕訢等人的奏折，获知了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的消息。在这座举世闻名的清朝皇家园中，“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一种不体面的举止横冲直撞，每一个人都渴望抢到点值钱的东西。多数法国人都拿着巨大的棍棒为武器，遇到不能挪动的东西，就捣个粉碎。在一间屋子里，你可以看到好几个各种等级的军官和士兵钻到一个箱柜里，头碰头，手碰手，在搜寻和抢夺里面的物品。另一间屋子里，大群人正争先恐后地仔细检查一堆华美的龙袍。有的人在对着大镜子玩弄掷钱的游戏。另外，还有的对着枝型吊灯搞掷棒打靶来取乐。尊重身份的事情已经完全看不到，占优势的是彻头彻尾的混乱状态”[斯温霍（Robert Swinhoe）. 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此时那些对圆明园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在哪里？咸丰帝自不待言。恭亲王奕訢惶惶如丧家之犬，先是避居万寿寺，然后又逃到丰台长辛店一带观察时局的发展，不敢有所作为。僧格林沁和瑞麟则在京城北郊一带避敌，不敢和英法联军正面接触。钦差恒祺无奈地坐在圆明园内某小湖的岸畔，双手抱头而哭，声言要自杀，了此残生。

于是，圆明园成了一座无人看管的圆林。这座从1709 年兴建直到1860 年焚毁，已然经营了151 年的皇家园林；这座比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颐和园还大850 亩、与法国凡尔赛宫齐名，被誉为“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这座法国大文豪雨果曾经描绘为“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的皇家园林，在1860 年10 月18 日，毁于一旦。就在这一天，3500名英军在经过充分的洗劫之后手持火把闯入园中，到处纵火。巨大的宫苑烧了三天三夜才慢慢熄灭，余烟绕北京城上空月余不息。与此同时，园内300多名太监、宫女和工匠葬身火海，成为这个帝国混乱时代的殉葬品。

当然，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评价圆明园被焚事件，实在是帝国意味深长的转折点。自有清以来，几代清帝的心血付之东流，一个王朝的尊严化为灰烬。圆明园被焚是东西方文明和国力的消长点，因为它以一个决绝的事件，揭示了一种触目惊心的存在，中国龙衰落了。圆明园被焚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61年，洋务运动开始，学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成为国人雪耻的自觉选择或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圆明园被焚事件既打断了历史进程又促进了历史进程。它是整合、是格式化、是清盘，是帝国一言难尽的非常事件。

那么，咸丰在这一非常事件面前是什么感受，又做了些什么？史载，咸丰帝闻讯立刻将“僧格林沁著革去爵职，瑞麟著即革职，以示惩儆”。十月十二日，咸丰皇帝在给内务府总管宝鋆的谕令里如是批道：“汝系内务府大臣，非他人可比，即使不能在园料理，出城一往有何不可，乃竟置之不顾，尚有人心耶！”咸丰的表现仅此而已，因为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是令恭亲王奕訢等人速办抚局，以防英法联军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紫禁城皇宫。这可是帝国最后的遮羞布，千万撕不得也毁不得，因为他还要回来的，从那个叫热河行宫的地方赶回来重入紫禁城皇宫的。

机会不再

烟波致爽殿是避暑山庄内清帝的寝宫，《热河志》记载说，烟波致爽殿“旁挹云岚，后带湖渚，为（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之冠”，可见景致是很好的。咸丰十年（1860年）除夕，咸丰帝在烟波致爽殿进“高头早膳，用有海屋添筹有帐子桌摆”。中午则以“金龙宝桌围大宴”方式，和他的后妃们吃上了这多灾多难年头的最后一顿团圆饭。

事实上这只是形式上的团圆饭，因为依照以往的规格，每年除夕，咸丰帝的家宴是要在乾清宫举行的，从中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在家宴上照例会上满汉全席以及各种各样的点心、水果、汤膳等，可谓数不胜数，今年则寒碜许多，只有几样家常饭菜。尽管春节前肃顺等人已将承德翻了个底朝天，可这座府城毕竟不比北京，所产有限，咸丰也只能将就着将咸丰十年草草打发了事。

说起来，咸丰十年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年头。闰三月，太平军向清军江南大营发起猛攻，攻陷得胜门至江边一带清军营垒五十余座，歼敌数万。随后，太平军进攻孝陵卫，钦差大臣、江南大营主帅和春狼狈逃跑，营内存银十余万，军火局内所存枪炮、子药等皆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围困天京达八年之久的江南大营被彻底粉碎。五月，沙俄出兵占领帝国东北重要海口海参崴，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至此，沙俄在北起黑龙江口，南到图们江口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包括库页岛全部实行了军事占领，并在五个月后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将这片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彻底吞并。八月，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官眷、商民等出城逃避者“十有七八”，六部九卿无人入署办事，京城内外十余万清军“溃散十之八九”，联军随后焚掠圆明园。九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在京签订。帝国承诺赔偿英国军费八百万两、恤金五十万两，法国军费八百万两、恤金二十万两以及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九龙半岛界线街以南）给英国等。

咸丰是在割地赔款和炮声隆隆中硬将这一年熬到底的。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二，咸丰帝决定在半个月后起驾回銮，他要开始新年新气象，因为有消息显示，英法联军已经撤出京城，紫禁城皇宫正虚席以待他的归去。

但咸丰帝是注定归不去了。他在这个春天咳嗽不止，红痰屡见，显示肺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咸丰十一年正月十三，皇帝降谕内阁，宣布暂缓回銮，至于何时回銮，“俟秋间再降谕旨”。

历史却不再给咸丰帝机会，就像咸丰帝不再给历史机会一样，这个才年过三十的年轻人已然没有了未来，一如他的王朝也没有未来一样。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卯时，也就是早5点至7点，咸丰帝崩逝于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

随后，咸丰帝遗诏颁发：皇长子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这是一道改变历史进程的遗诏，却也是充满玄机和杀机的遗诏。因为遗诏的颁发虽然结束了一个旧王朝（咸丰朝），却没有如咸丰帝所愿展开一个新王朝。众多的矛盾、欲望和冲突点在此时纠结在一起，混沌和扭曲了后咸丰时代的历史进程。恭亲王奕訢、肃顺党人以及那个著名的女人开始浮出水面，进行厮杀。同治王朝暂时被搁置了，慈禧太后即将粉墨登场，她要垂帘干政，做咸丰帝之后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一切似乎是咸丰帝的错，因为咸丰元年的那个兰贵人现在要尽情绽放，但这一切又不全是咸丰帝的错。毕竟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在人间所有的戏都已咿呀唱完。

人间从此无咸丰。

第十章

同治：放浪形骸背后的人格反抗

只是当时已惘然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皇帝去世。临终前他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同年十一月一日，同治皇帝载淳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于养心殿垂帘听政。前后大约一百天的日子里，一个王朝的政权交割就出现了这样耐人寻味的变化。在耐人寻味的变化后面，则是同治皇帝一脸的无辜和同治王朝模糊的开局。

这一年，慈安皇太后25岁，慈禧皇太后27岁，恭亲王奕訢30岁。他们青春洋溢，对这个世界充满激情，志在必得。这一年，赞襄政务八大臣中的载垣、瑞华在宗人府自杀，肃顺处斩，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被夺职，穆荫被发往军台效力。据一份史料记载：“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其情其状不可谓不惨矣。赞襄政务八大臣也曾经对这个世界充满激情，志在必得，但北京政变之后，他们什么都没得到。

唉，历史的细节总是含义丰富的。我们现在来看看咸丰皇帝临终前的那只手，它指向什么了呢？两枚印章而言。一枚是“御赏”印章，另一枚是“同道堂”印章。这是两枚权力之章，它们的指向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悬念。咸丰皇帝在临终前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后由慈禧掌管），同时规定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这应该说是一种权力安排，或者说是后咸丰时代的权力分配和权力平衡。这样的安排确凿指证了一种权力均沾模式，表达了咸丰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控制企图。

只是很遗憾，世界不受咸丰控制。在他生前，就无力控制这个世界了，更遑论死后。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发生了，在权力分配上，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了矛盾。同治王朝的开局变得模糊不清，充满无限的可能。

八月一日，恭亲王奕訢入局。他获准赶赴承德避暑山庄去参加咸丰皇帝的追悼会。追悼会后，他又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小时。这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两小时，正是在这次会面中，恭亲王奕訢同两宫太后密商了发动政变的细节与步骤。同治王朝权力格局的新走向在这一天峥嵘初现，此时距咸丰皇帝驾崩仅仅过了13天。

随后的一切就水到渠成，历史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逐渐将一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八月六日，御史董元醇上奏请太后暂理朝政、并选择亲王一两人加以辅弼，从而为两宫太后未来的垂帘听政打下舆论基础。七日，亲太后派的准兵部侍郎胜保赶到避暑山庄，请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随后自己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为两宫太后未来的垂帘听政保驾护航。九月二十三日避暑山庄起灵驾。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从小道赶回北京，于三十日发动政变。年幼的同治皇帝作为这场惊天阴谋的现场目击人，终于看到了一些人的热情洋溢，和另一些人的黯然收局。第一次，这个忧伤的孩子，新王朝名义上的掌门人见识了权力的锋利和无情。

但他什么都没得到，除了年号。当一切尘埃落定，阴谋以一种体面的形式收场后，两宫太后诏改“祺祥”年号为“同治”年号。这实在是一次含义丰富的诏改，因为“同治”含义可做四层理解：一是两宫同治；二是两宫与亲贵同治；三是两宫与载淳同治；四是两宫、载淳与亲贵同治。总之帝国要由两宫主导治理，以共建大同世界。

当然大同世界不可能来临，相反，在这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世事既然有了一个难以言说的开头，必然会有令人心惊肉跳的伏笔。同治朝十三年，各种各样的异数开始露头、萌芽甚至欣欣向荣：同治七年一月三日，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十月二十三日，日本天皇改元明治；同治四年五月十八日，山东荷泽捻军在高楼寨之战中，歼灭清朝精锐7000人，第二天，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阵亡，京师震惊。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出生。同治十二年，梁启超出生。同治十三年，黄兴、秋瑾、陈天华出生。这些人在同治朝不经意间埋下伏笔，似乎昭示帝国之路不远矣。

一些聪慧的人也看出帝国之路不远矣。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一个叫赵烈文的幕僚对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说了这样一番话：“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扑，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走向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并且国风未坏，所以才没有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赵烈文判断，这种灾祸大概不出五十年的时间就会发生。果然，在他预言后的第44年，也就是1911年，清王朝谢幕人间了，帝国也在此时进入“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不过身处同治朝，随后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只是当时已惘然”。他在同治七年七月下旬奉旨进京，几天时间四见慈禧太后，虽然一方面哀叹大清的未来“甚可忧耳”，另一方面则开始了中兴帝国的努力。此时的同治帝依然还是个孩子，在母亲慈禧太后的阴影下一边过着他并不快乐的童年，一边好奇地观察帝国涛飞云走、气象万千，浑不知大危险已经近在咫尺……

同治中兴

在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中，总有一些拐点时刻提醒世人下一个轮回的即将来临，同治王朝已然走到新一轮朝代循环的节点。天子的权力被悬置了，大平天国、捻军、云南回族起义、小刀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然还有前所未有的外患。所有这一切的联合作用完全可以将两个女人同治的帝国予以摧毁。在这个过程中，同治帝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他还是个孩子，一个无所作为的帝国灾难旁观者和受害者，仅此而已。

但帝国却意外地没有沉沦，相反，它走向了中兴。因为出现了以下这些名字：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彭玉林、张之洞，他们在这个王朝不约而同地涌现并且集体发力，终于挽狂澜于既倒。

文祥，道光二十年的进士，同治十三年升任“武英殿大学士”。他做过的官职有：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直至武英殿大学士。这是个在宦海很有成就的人，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与恭亲王奕訢联名上疏条陈六事：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这是同治朝“改革开放”的总纲领。文祥和奕訢则是幕后最重要的推手，从这一举措或者说从此刻开始，直到1894年甲午战前，危如累卵的帝国赢得了差不多30年的发展窗口期，这使它在最后时刻走向软着陆，帝国有惊无险了。

我们来看这份特殊时期的“改革开放”总纲领，看看两个历史推手手中的宏伟蓝图是如何变成现实的。一、练兵：在北京创建神机营，在上海收编戈登的常胜军，并入淮军之中。这些新式军队配以洋枪、洋炮，以和国际接轨。二、简器：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在北方创设天津机器局。以达到“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李鸿章语）的目的。三、造船：主要是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建了一个“轮船制造局”，该局前后造船40艘左右。四、筹饷：曾国藩办湘军要钱，左宗棠西征要钱，李鸿章把淮军带到上海去打仗也要钱，这些钱最后都解决了。五、用人：主要是用“懂得洋务的人”。一方面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另一方面也在国内造就洋务人才。同治元年，恭亲王和文祥在北京设立“同文馆”，五年后增加了一个“天文算学馆”。学习的科目包括外国文、汉文、历史、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天文、化学、测量、万国公法、金石（矿冶）、富国策（经济学）、译书（翻译实习）等。与此同时，李鸿章在江南制造局附设译书局，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的轮船制造局附设船政学堂，其目的都是为了造就洋务人才。

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这五项改革措施只是经济改革的尝试之举，但在当时，收效却很明显，太平天国、捻军、云南回族起义、小刀会，都在同治朝富国强兵的背景下被平息了，起码暂时平息了，而欧美各国也似乎乐见一个古老的国度与他们接轨，乐见一个古老文明的惆怅与嬗变。1872年，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甚至不无妒忌地在一封信中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级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只是这样的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就像文祥临死前所担忧的那样——“改革开放”总纲领能走多远，关键看人心。这个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忧心忡忡地上了一份遗奏，表达了对人心的担忧：“如（王大臣）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所谓必须上下一心，（京）内（京）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

世上事唯“持久”最难。事后证明，文祥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大学士倭仁就站出来坚决反对办洋务。这位同治年间的顽固派首领反对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反对选用科甲官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后又长期反对清政府兴办洋务，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说，如果一定要造就天文、算学方面的人才，切不可请洋人来当什么教授，“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当然倭仁所谓的“中国能精其法者”只是个概念或者说馅饼而已，当慈禧太后令他“保荐几个来”时，倭仁给出的回答是：“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

种种因素导致同治朝的“改革开放”不可能走多远。这一方面是顽固派的坚强存在，另一方面在于“经改先行，政改不动”模式的先天缺陷。撕开包装，我们看到，同治朝的改革分明是向后看的改革，是精英们做出的向康、乾盛世致意的最后努力。朝廷内外，几乎集体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情感。儒教重回大地，慈禧太后或者说同治朝的执政合法性得到了默认甚至鼓励。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改革。这是相对于皇权专制体制的西方宪政体制改革。在那位忧伤的年轻人，日本天皇明治的身边，聚集了这样一批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西乡隆盛，当然还有思想家福泽谕吉。这是一批日本的改革精英，一如中国的改革精英一样，他们也选择了在历史的断层时刻集体做一次前所未有的努力，只是他们的改革路径与中国人截然相反。向前看，政改先行。当李鸿章着迷于军事层面的变革，缔造北洋海军时，伊藤博文却设计了日本的新宪法，新宪法规定：（政府）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重视人权的法律，这样一部法律的出现最终将日本推进到现代国家的行列。所以当同治中兴后，清政府自得于拥有世界第八大海军力量，而日本只是第十三位时，日本却出人意料地在1895年击败中国，并在1905年击败俄国，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第一个打败欧洲国家的亚洲国家。

制度领先或者说制度突破的优势到此时昭然若揭，同治中兴的胜利成果最终不堪一击。一个王朝的突围被历史证明未能走出多远，看上去更像一次自我安慰和回光返照，虽然红光满面，却是虚假高潮。所以，那些同治精英们的努力到底昙花一现，落花流水春去也。只是可怜了同治皇帝，又一次担了误国的罪名，尽管他的身份只是看客而已。

改变和预警

帝国衰败的表征，有很多关键词可以提示。这其中，最准确的词汇应该是“礼崩乐坏”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翰林院编修吴大澄向亲政不久的同治帝上了一道奏折。吴大澄在奏折中直言：“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

吴大澄奏折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同治帝亲政后，英、法、俄、美、德等国以公使团名义联名照会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觐见清帝、呈递国书的要求。但是以什么礼仪觐见，准确地说，是否以跪拜礼觐见清帝，成为这项外事活动能否成功进行的关键。

外国公使团当然是不肯跪。80年前，马嘎尔尼坚持以“单腿下跪”而不是“双腿下跪”的礼仪觐见了乾隆皇帝，80年后，公使团们想尝试进一步突破的可能——不跪，站着见清帝。

这是个大胆的设想，但对同治来说，却意味着“礼崩乐坏”时代的开始。礼仪是什么？是秩序，是尊卑贵贱，也是国力的象征。帝国做“天下共主”已经几千年了，万邦来朝从来是行跪拜礼觐见的，即便当年马嘎尔尼是以“单腿下跪”觐见的，可那也跪了不是，何况只是个案而已，乾隆盛世需要怀柔嘛。但现如今英、法、俄、美、德等国是以公使团名义联名照会的，透着改变天下秩序的野心和实力，而在礼仪改变的背后，是“天下共主”时代的结束和“礼崩乐坏”时代的开始。这是同治朝难以承受的命运之重。

继翰林院编修吴大澄上奏反对外国公使不跪而觐见不久，江南道御史王昕、浙江道御史边宝泉也纷纷上书同治帝，坚持在礼仪问题上要一万年不动摇。边宝泉甚至设身处地为同治提出解决方案，称外国使臣约等同于中国臣子，以中国臣子礼见皇上，怎么可以不跪拜？但同治看上去还是忧心忡忡。一个事实很明显，英、法等国不是中国的属国，外国使臣怎么甘心做中国臣子呢？其实，更要命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在于外国使臣和他平起平坐之后，以后的帝国人心怎么收拾——外国使臣都可以平起平坐，那中国臣子呢？是不是也可以参照执行？所以“礼崩乐坏”的背后是人心的土崩瓦解，这是最致命的。

关键时刻，李鸿章介入了进来。在李鸿章看来，帝国正处于“数千年一大变局”当中。帝国的京城和通商口岸，驻有十几个国家的使节，礼仪制度要是不与时俱进，只能自取其祸。事实上祸亦不远，咸丰末年圆明园被烧后的遗迹还触目惊心呢。这个时代，实力说话，而礼仪只是依附在实力身上的一张皮而已。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可能让帝国趋福避祸。

李鸿章还认为：“圣贤持论，交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这是礼仪的内外有别，这样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同治对于帝国人心涣散的担忧。另外，李鸿章古为今用，引孔子的“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乐天也”这两句名言为同治帝壮胆打气。的确，这样的时代，如果别人不安慰自己，那么自我安慰是最好的选择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初五日，紫光阁，同治帝终于心情复杂地接见了各国公使。虽然紫光阁是大清皇帝以前经常接见蒙古王子和其他藩属国代表的地方，把觐见地安排在这里，同治心里颇有阿Q式的快慰，但帝国的江河日下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各国使节们站着向中国皇帝行鞠躬礼，同治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看上去心情很糟糕，没有穿龙袍，只穿了一件黑色长袍，漫不经心地看着眼前这些长得稀奇古怪也说一口稀奇古怪语言的各国使节，真真无话可说了。还不到15分钟，各国使节等待了12年的觐见活动就结束了。皇帝最后传下话来，说以后各位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总理衙门好了，再无多言。

但这不是最糟糕的时候。在礼仪问题上，最糟糕的时刻要在20多年后才到来。那是在光绪朝《辛丑条约》的谈判中，各国使节对清帝光绪提出了三条与礼仪有关的条件：一，需派黄色御轿和仪仗走中门迎送使节，并且要在“皇帝接见他们的宫殿前”降升舆。二，皇帝必须站立会见外国使节，“并直接同他们讲话”，而在1873年同治接见各国使节时，皇帝在觐见时可以“坐立自便”。三，必须在乾清宫为外交团举行宴会，皇帝须亲自出席。这其中的第一条实在是直指帝国的命脉。因为黄色御轿乃皇帝专用，各国使节要坐黄色御轿进出中门，并且超越王公大臣的规格不在东华门外降舆，直接在“皇帝接见他们的宫殿前”降升舆，毫不客气地将帝国传承千年的礼仪制度踩在脚下，天朝上国的脸面至此荡然无存。

所以，在这样的大历史观下来看1873年同治朝的觐见，真可谓一次意味深长的改变和预警。应该说，这是礼崩乐坏的开始，帝国的秩序变得骚动不安，人心也喧嚣了起来，只是同治帝看上去面目模糊，他苍白而无力地坐在龙椅上，直将自己坐成一个时代萎缩的符号。有仙乐飘飘不知从何处传来，让每一个人都沉醉其间，却不知这仙乐其实是凶兆，是在历史拐点时刻出现的一次凶险警告。

皇宫内的零余者

一个人的成长线索和生存际遇，往往可以泄露世事的微妙，以及世道对一个人不由分说的影响和改变。

同治元年，登极大典。6岁的小皇帝在冗长的仪式中，终于失去了耐心和配合的兴趣，而是张扬起他的生命本能，不懂事地撒了一泡尿，尿湿了龙椅。这不是个好征兆，但很显然，6岁的小孩不知道这些。在随后的权力格局中，小皇帝发现他和母亲的关系迥异于寻常。“一日，老佛爷召见载淳，载淳行于前，战栗不止，甚至不敢抬头仰望。”这是一个太监眼中同治母子关系的真实记录。这样的关系充满了隔阂和冷漠，阴谋和算计。权力切割了亲情，也让一切事变得不正常起来。同治13岁那年，慈禧并没有将最高权力移交给他，而按惯例，清廷的天子差不多都在这样的年龄开始亲政了。这是一种不正常。

不正常的母子关系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它首先带来的是对同治生命活力的扼杀。每天，他作天子状在龙椅上正襟危坐，在养心殿里做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行尸走肉。同治的权力被抽离了，他的情感也被抽离了，这导致了一个人的异化。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异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最大的伤害还没有到来。那是亲情对爱情的霸占或者说掠夺，它在最后时刻破灭了同治对这个世界仅存的美好想象。

《清代外史》记载，同治帝18岁那年，他看上了清朝唯一的“蒙古状元”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这大约是一种爱情，并且，同治帝也得到了爱情，这是皇帝宫廷生活中绝无仅有的美好体验。但很快，他的体验被蒙上了阴影，因为慈禧也看上了一个女人，侍郎凤秀家的女儿，她想让后者做自己的儿媳妇。最后的结果虽然由于同治帝的坚持，阿鲁特氏被立为皇后，可与此同时，凤秀女也被封为慧妃。这是慈禧太后干预的结果，这实在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同治帝如鲠在喉，婚姻生活差强人意。慈禧太后也悻悻然、茫茫然，觉得儿子大了，自己难以掌控。

为了证明自己的掌控力一如从前，慈禧太后悍然下了这样一条懿旨或者说家规：慧妃贤明淑德，皇上宜多加体贴；皇后年少，礼节未娴，皇上不应太过耽迷，误了政事。这让同治帝进退两难。所谓动辄得咎，他难以人言的爱情在母亲这里受到了粗暴的干涉，为了反抗这样的干涉，同治帝索性一个都不靠近，而在宫廷之外寻找那点可怜的生命欢乐。野史记载：“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凤辈，皆邀幸。”到了后期，同治帝的性乱甚至到了不顾颜面的地步。一份史料这样记载同治狎幸太监杜之锡和他姐姐的：“有奄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同治，这个皇宫内的零余者，权力格局中最大的看客就以这样一种自虐的方式完成了他生命中的人格嬗变。他毫无顾忌的放浪形骸实际上是一种人格反抗或者扭曲，同治在宫廷之外一具具可疑的女人肉体上麻醉自己、放纵自己，从而也放纵了帝国的责任，丧失了可能的自救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治帝的人格嬗变其实也是帝国国家形象或者国家气质的一种深层嬗变。这样的性乱毫无疑问就是自戕，同治帝的报应可以说呼之欲出，他的身体很快出现了症状。在同治最后的日子里，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详细描述了报应（身体症状）的可怕程度：十一月二十三日，“晤太医李竹轩、庄某于内务府坐处，据云：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渐流向背，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二十八日，“腰间溃如椀，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丑刻如此，卯刻复揭，又流半盅”。二十九日，“御医为他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看上去病已深”。这样的描述反复让人闻到了一个王朝的恶臭，看到了一朵恶之花的邪恶绽放。只有在这样的王朝，这样的人格嬗变中，一个皇帝才可能这样痛苦不堪。

但痛苦不仅仅属于同治帝一人，它弥漫于整个同治王朝，皇后阿鲁特氏也痛苦。她亲眼目睹了同治在恶臭中死去，也分明闻到了整个王朝的腐烂气味。慈禧皇太后和她是不相容的，慈禧甚至不允许其去养心殿探视丈夫，为此所采取的对策是“牵后发以出，且痛抶之”。在大庭广众之下揪着阿鲁特氏的头发将她拖出养心殿，并且边拖边打。一个皇后的尊严就这样被践踏了，以至于阿鲁特氏要苦苦哀求慈禧才能保住自己性命：“媳妇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请太后留媳妇的体面！”

不过阿鲁特氏最终还是随同治帝去了。在同治帝死后75天，年仅22岁的她遵照慈禧的懿旨“可随大行皇帝去罢”自杀身亡。夫妻二人终于在死后同居一室了。这是一个王朝的残酷与决绝，也可以说是最高权力锋利与无情的再一次证明。

那么，慈禧就不痛苦吗？在皇权角逐的游戏中，慈禧是不是那个唯一的收获者？也许她是。但她的痛苦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是难以人言。在同治去世时，这位39岁的女人，虽然权倾天下，却丧夫又丧子，情感生活是空白的，也是变异的。帝国的重量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又要背负千古骂名，寻常女人的幸福，于她一概无缘。说到底，慈禧也是同治朝的失意者。这个王朝，到了竟没有一个赢家，人人不得好死，真是衰败得可以了。

帝国的走向

1875年1月17日，同治死后不久，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同治皇帝暴卒，北京政局扑朔迷离》的文章，该文作者以伤感而不无忧虑的笔触写道：“通常情况下，一位清国皇帝的死并不会在外界的政治生活表层上掀起这么大的波澜。现在，由于这个伟大帝国的未来预示着将会和其他国家的事务交织在一起，而同治皇帝只统治了如此短暂的时间就死去了，那么，这位令人敬畏的大清皇帝的死肯定会对当今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治皇帝没有自己的儿子，他把皇位留给了另一个未成年的继承人，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权将因此再次落到摄政者的手里。我们现在还无法说出究竟是谁在掌管大清政府。显而易见，除非清国人破除先例，否则可以预料，清国的国际政策在未来数年之内，将会和当初外国人寻求与清国建立紧密外交和贸易关系时所遭遇的一样扑朔迷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同治皇帝和咸丰皇帝一样暴卒了，北京的政局也一样的扑朔迷离。后咸丰时代，一个女人的出现改变了帝国命运的走向。现在是后同治时代，那个被称为慈禧太后的女人，是否依然会改变帝国命运的走向呢？

4年之后，也就是光绪五年，吏部主事吴可读突然在苏州的一所废庙里服药自杀，从而揭开了围绕着皇位更替展开的那些阴谋与欲望。同治朝有一个被擅改的开头，也同样有一个被擅改的结局。这完全是一个被改变的王朝，那双不由分说改变历史的翻云覆雨的手，依然是传说中的纤纤玉手。

事实上，和咸丰帝一样，同治皇帝也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了独立安排。据《东华续录》和《满清稗史》记载：同治皇帝自己没有儿子，他在临终前便“口授遗诏”，立贝勒载澍为帝。但是很快，这份遗诏被慈禧太后撕碎了。一个王朝的后续线索刚一露头就被掐断，只能昭示同治朝的力不从心和转瞬即逝。

慈禧看中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即后来的光绪皇帝），这说起来应该是制度突破了，其中却埋伏着帝国皇位继承的制度安排。如果慈禧从下一辈（溥字辈）挑选皇位继承人的话，那她就被尊为太皇太后，不再有资格垂帘听政了。而当时的载湉虽然只有4岁，却和同治帝平辈，他的母亲又是慈禧胞妹。载湉一旦即位，慈禧仍可仿旧制垂帘听政。一个女人的机心就此截断了历史发展的逻辑链条，刹那间绽放出妖艳的机锋。

慈禧成功了。这是个阴盛阳衰的帝国，妖艳的机锋横扫一切。虽然慈禧强立载湉为帝，将皇后阿鲁特氏推到身份尴尬的境地（既非皇后也非皇太后），但世事的真谛是新陈代谢。阿鲁特氏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杀殉夫。

同治朝至此彻底结束。虽然还有余音绕梁，比如，在慈禧强立载湉为帝后，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和御使潘敦俨上奏表示反对，吏部主事吴可读甚至服药自杀，尸谏抗议慈禧的“倒行逆施”。但是反对无效，慈禧还是孤身走我路。那个叫光绪的天子最终被抱上了太和殿的龙椅，目睹了一场以他的名义举行的登基典礼。慈禧太后颁谕布告天下，改年号为光绪，年仅4岁的载湉被合法地宣布为清入关后的第九代皇帝——光绪皇帝。

虽然这个小皇帝看上去茫然无措，在龙椅上坐卧不宁，很有张扬其生命本能，在上面撒尿的冲动，一如十多年前，6岁的同治干过的那样。但一切都已结束，一切正在开始，任何的细枝末节或者说个人小情绪无关紧要。

历史正在不由分说地向前，它不容置疑。

第十一章

光绪：从雄心万丈到惆怅莫名

时移世易

1892年2月4日，《纽约时报》兴致勃勃地报道光绪皇帝说：“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英语这一消息真让此间人士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他的政治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很高的智慧和胆量，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胆敢苟同类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16年后的1908年，《纽约时报》同样报道了中国的光绪皇帝，只是笔触显得忧伤了许多：“光绪皇帝的晚年生活对于他的随从们来说不过是一种令人怜悯和非常奇特的一种境遇。他体质羸弱，致使他只好充当一名傀儡皇帝。长期以来，他不但一直受着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不佳的困扰，同时也一直处于恐惧和绝望之中。后来，他表现出明显的精神错乱，以至八月份他对外宣称说自己疯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个变动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一切人事都难以做出恒定或非此即彼的判断。旧的世纪飞快地过去，新的世纪不容置疑地到来，一些东西在错位、断层，另一些东西则在胶着、沉淀。尤其是大清帝国，内部的变动和外部的变动纠缠在一起，国事呈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变化过程。似乎没有人可以适应这样的变化，更遑论掌控了。光绪二年，日本明治维新进入第九个年头，一个叫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的人发明了电话。而在帝国，可怕的“丁戊奇荒”拉开序幕，没有人知道，在随后的两年间，死亡于饥荒和疫病者约一千万人，受天灾影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达两亿人，差不多占了当时全国人口的半数。这一年，小皇帝刚刚6岁，什么都不懂，准备启蒙了。光绪九年，越南阮朝的宗主国从大清帝国改为法国，这意味着帝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被边缘化。二月二十一日，黄河在历城县漫溢。同年，上海爆发了金融危机，随后影响到整个中国。光绪十年，一件影响后世但帝国当时不以为然的事情发生了，美国自由女神像在这一年安装峻工。一种新的价值观在这个世界上生根发芽。随后，帝国感受到切肤之痛，法国舰队袭击福建水师，马尾海战爆发。光绪十一年，左宗棠去世，帝国失去了一根重要支柱。当然这一年还发生了许多事，海勒姆·马克西姆（Hiram Maxim）发明了机关枪。第一辆摩托车在德国问世。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倡导日本要“脱亚入欧”的思想。这些事一时间也不会影响帝国的安危，但其潜在的风险不容低估，特别是日本“脱亚入欧”，反映了其骨子里的蠢蠢欲动，差不多在十年后，帝国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沉重一击。光绪十五年，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大婚后亲政。这一年，日本明治维新进入第22个年头，日本帝国宪法生效。七月十四日，在恩格斯指导下，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第二国际宣告成立，并决议每年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年，巴西宣布成为共和国，《华尔街日报》首刊。中西价值观的对比可谓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光绪十六年，在专制体制下亲政的皇帝想有所作为，想视野更加开阔，力图看清世界的变化，而美国天文学家帕西瓦尔·罗威尔则通过望远镜第一次看到了火星表面的“人工运河”。光绪二十九年，当皇帝因为变法失败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渴望自由时，美国的莱特兄弟乘飞机完成了人类首次飞行，他们在这一刻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日本是明治四十一年，在越南是维新二年。这一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意大利国际米兰足球会正式成立，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英国伦敦开幕，美国首次出现庆祝母亲节的活动，女性运动员首次出现在现代奥运会比赛。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俄罗斯贝加尔湖西北发生通古斯大爆炸；二是清德宗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去世。光绪之死在如此纷杂的世界背景衬托下，实在是意味深长得可以。这个忧伤而多病的年轻人在飞速变动的时代前试图有所作为却最终郁郁不得志，像极了帝国的宿命，可以善始不能善终。

尽管他还不是最后一位接棒者。

一襟晚照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年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不可能。帝国有一些蠢蠢欲动，有一些蓄势待发，有一些欢欣鼓舞，有一些风雨欲来。这一年五月二十八日，41岁的南通人张謇考得了状元，这是他自16岁中了秀才后，长达25年科举跋涉的结果。随后他被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正式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事实上张謇的修得正果要得益于慈禧太后的60大寿，帝国为了庆祝这个吉诞，破例多开一次科举考试，而早已心灰意冷的张謇被父亲和伯父强逼着做最后一搏，没想到否极泰来，功成名就。

这年一月，名不见经传的孙中山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项主张。但是很遗憾，他没能见到李鸿章。六个月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十个月后，孙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兴中会（中国国民党前身）。帝国开始有了异动。

帝国的异动当然不是从这一年才开始的。此前一年，在商海沉浮多年的郑观应出版的《盛世危言》一书中，军机处章京陈炽撰成的《庸书》书中，主张参照西方政治制度，立宪法、开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他们似乎先知先觉，但是帝国不为所动。帝国在这一年忙着向官绅商民借款，以筹措甲午战争的军费。户部正儿八经地拟定《息借章程》，规定月息七厘，六个月为一期，两年半还本付息，这大约是帝国最早发行的内债了。还不错，此次“息借商款”筹措了一千一百余万两银子，大大解了帝国的燃眉之急。

但光绪皇帝的眉头始终没有舒展开来。一方面太后的60大寿不能不办，也不能不办好。另一方面，迫在眉睫的战争不能不化解，可这里头却是两难，光绪一时间找不出破解之道。

早在三年前，慈禧宣布：“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随后，帝国拨出三千万两银子的专款，以为慈禧太后举办庆寿典礼之用。在慈禧太后的庆典想象中，1894年十月初十（慈禧太后生日）应该大排銮驾，在从西华门到颐和园的几十里大道旁，应该搭建经坛、戏台、彩殿、牌楼，热热闹闹庆贺她的吉诞。然后就是在颐和园内听大戏，开大宴，难忘今宵。但光绪却突然向太后提出“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由此，帝后党争从幕后走向台前。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成为帝国政治博弈的催化剂。慈禧太后当着皇帝的面对主战的翁同龢等御前大臣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日令吾不欢者，我亦将令彼终身不欢。”（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这意思是“谁让我痛苦一下子，我让谁痛苦一辈子”。慈禧太后这话既然是当着光绪皇帝的面说的，那就是针对他的。果然，若干年后，变法失败的皇帝被囚禁了，光绪的余生毫无疑问是痛苦不堪的。

但1894年的光绪最初还是生机盎然的，起码看上去无所畏惧。这一年，他24岁。24岁的皇帝这样对李鸿章下令道：“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李鸿章却自得于北洋舰队“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所以他既不主动出击，也无所作为，直到这支名声在外的舰队全军覆没。当败局已定时，光绪悲愤地诏责李鸿章：“北洋创办海军，殚尽十年财力，一旦悉毁于敌……李鸿章专任此事，自问当得何罪？”他下令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但李鸿章却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安然脱险，其深层原因其实在于后党构筑了一道强有力的防火墙，令光绪皇帝无可奈何。对此，历史家范文澜如是分析：“中日战争与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治上取得胜利。”

所以1894年的光绪看上去是生机盎然的，可生机盎然的背后却是苍白无力的。而1894年也注定成为一个告别的年头，与同治中兴30余年来改革的成果说拜拜。从1860年开始的帝国自救运动虽然有一个不算太坏的开始，但结局却是惨不忍睹。因为它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

于是，在帝国的一襟晚照中，光绪只能摆一个不自然的甫士，留下一个生硬表情。他的灿烂笑容转瞬即逝，而慈禧太后开始睚眦必报了。四年之后的1898年，光绪的老师、帝党重要成员翁同龢被太后开缺了，随后，他自己也差点被开缺，只保留了一个名义上的职位或者说称号——皇帝。这样的时候，19世纪走到了尽头，新世纪正扑面而来，吉凶未辨。

年轻输给了年老

1898年，帝国的权力格局究竟呈现了怎样的变化呢？

六月，翁同龢突然发现自己肩上的担子加大了，起因是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下了《定国是诏》：“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是倡言变法的意思，翁同龢作为戊戌变法的总协调人，“事皆同龢主之”。

世上事因果轮回。此前几天，操劳“洋务”近40年的恭亲王奕訢与世长辞了。他的辞世无意间打破了帝后党争的胶着状态，从而让光绪皇帝有了些许操作的空间。皇帝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了。但是仅仅4天，翁同龢突然去职，慈禧太后假光绪之手，革去了翁的“协办大学士”职，“开缺回籍”，太后给出的罪名是翁同龢“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这是戊戌变法的开始阶段。慈禧太后不动声色地给光绪去势，令他只能带着一群总理衙门的小“章京”去有所作为。或者说翁同龢的去职是一个信号，进一步混沌了帝国的权力格局，模糊了维新变法可能的方向。

在1898年帝国权力博弈谱系上，忠于太后的力量和忠于皇帝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光绪皇帝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几位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王文韶中，除了廖寿恒暗中支持改革外，其他都站在了光绪皇帝的对立面。大学士徐桐扬言：“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大学士刚毅在慈禧面前伏地痛哭，称“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荣禄则在方法论上为慈禧提供支持：“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

当然，这样的不对等仅仅是一个表象，毕竟变法是大势所趋，是帝国自救的唯一正途。几年之后，当被软禁的光绪皇帝惊愕地发现慈禧太后步他后尘再言新政时，他或许应该明白，自己输了1898年的这场较量，两个最高权力中枢的人主宰帝国命运的较量。

较量是针锋相对的，就像康有为和荣禄的问答。康有为变法期间在等候皇帝召见时曾经路遇荣禄。两人有过一段锋芒毕露的对话。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康有为如此这般的回答应该说透着他的不妥协和以死明志的消息。

也许，最初的较量还是有悬念的。慈禧太后长袖善舞，精于权谋。懂得先发制人，也懂得后发制人，但光绪的新政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潮流。他年轻，有激情，等得起，换句话说时间在他这边。只要光绪谦虚谨慎、不急不躁，他或许可以笑到最后。

只是很遗憾，年轻最后输给了年老，激情输给了计谋。在1898年帝国权力博弈谱系上，我们看到慈禧太后出招了，她不疾不徐，却处处留有后手或者说伏笔。六月十五日，慈禧在让翁同龢去职的同时，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下谕着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不久，荣禄的官职由署理而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另统率甘军（董福祥）、武毅军（聂士诚）、新建陆军（袁世凯）三军。十天后，慈禧太后又命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慈禧太后发出的一系列信号只指向一个图谋——将枪杆子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枪杆子以外，还有权把子。慈禧令光绪帝下谕，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必须到皇太后面前具折谢恩，这是对最高权力归属的明确指证，也变相剥夺了光绪亲政以后暂时的皇权支配资格。如果具体到当时的变法实践活动，慈禧此举，一可以防止光绪起用新党人物担任高层职位；二可以防止亲太后派的守旧大臣被废黜，一举两得。

光绪当然也出招，但光绪的招法刚有余而柔不足，表面上很凶猛，却没有后劲，显得苍白脆弱。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里，光绪接连下了一百多道有关新政的诏令，所谓“维新之诏联翩而下”，但是政令出不了紫禁城。从中央到地方，支持新政的寥寥无几。中央二品以上大臣，唯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一人敢言新政，地方上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还属真心支持新政外，其他“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这是一种观望或排队，在太后与皇帝之间，很多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六月二十四日是意味深长的一天。这一天，康有为向光绪进呈《波兰分灭记》《列国比较表》，御史胡孚宸则奏劾户部左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张荫桓受贿260万两。62岁的张荫桓当时负责京师矿务铁路总局的工作，政治面貌左倾，支持新政。事实上张荫桓有没有受贿不重要，重要的是御史胡孚宸选择在这样一敏感时刻奏劾他，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较劲与僵持，新政每行一步都会有阻力。

不过对慈禧太后来说，光绪对她有杀伤力的出招还在两个多月后。九月四日这一天，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同时赏礼部主事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示激励。光绪这样的操作当然事出有因，因为此前三天，王照上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变法情况，但是怀塔布、许应骙却不肯代送其疏。许应骙甚至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光绪便出手了，光绪的出手是一个连续性的动作。他随后召见谭嗣同，并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还直接召令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光绪此举在慈禧太后看来不仅有笼络人心之嫌，还有阴谋作乱的可能。因为袁世凯不仅是直隶按察使，还统率新建陆军，可谓实力人物。更要命的是光绪公开要权了，九月十三日，光绪帝请旨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这真是危险的挑战，光绪开懋勤殿无异于设立政治改革中心，至于设顾问官是请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的重要角色伊藤博文担任光绪的改革顾问。虽然这只是个动议，但慈禧却心存疑虑，她大声说“不”，由此两人摊牌的时刻不期而至。

透过1898年的迷雾，我们也许还能依稀看见那场不对等的较量是如何一一展开的。最后时刻，光绪慌了手脚，露出了他的生硬和迷茫、天真和急迫。九月十七日，事情紧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命他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但他对袁世凯的政治倾向却一点都不摸底，同样不摸底的人还有谭嗣同。他竟然夜访袁世凯，说皇上希望他袁世凯起兵勤王，诛杀荣禄以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将自己的政治底牌泄露无遗，也让光绪没有了任何回旋的余地。

相比之下，慈禧太后的手腕要老辣和从容得多。首先，她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十八日，御史杨崇伊的奏折上说：“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慈禧看后立刻决定从颐和园回城监察。二十日，当光绪接见“自行游历”的伊藤博文，询问日本改革情况时，慈禧太后到场监听，令光绪不敢有所作为。这场原本有很大操作空间的会见仅仅持续了15分钟就结束了，伊藤博文没有什么收获，光绪也同样没有任何收获。不仅如此，光绪的命运在第二天急转直下，由于荣禄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九月二十一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率卫队囚禁了光绪帝，然后下诏训政。这场1898年的较量在中秋节前就匆匆结束了。光绪的权力人生犹如昙花一现，黯然收场。

从历史上看，任何变法其实都是需要埋单的，戊戌变法尤其如此。事败之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林旭6人以“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等罪名被“即行处斩”；张荫桓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两年后他在新疆被杀。光绪则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度过他的余生。1898年，帝国的权力博弈谱系在经过激烈的震荡之后重归平静。

1900年，慈禧太后还想进一步有所作为。这一年的一月二十四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她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以为将来大统之畀”。慈禧此举无疑是用公开立储的方式来变相废黜光绪帝，以对光绪帝在1898年的所作所为进一步追加惩罚。但慈禧太后没有料到，帝国的权力格局开始走向微妙了。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率先反对，称“务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反对废黜光绪，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对是否就立储上贺表态度暧昧。这让慈禧太后深感失落。最要命的是西方国家公使提出要求，希望尽快公布光绪病情，同时允许外国医生进宫为光绪帝诊断。随后法国医生德对福博士（Dr. Detheve）入宫诊断光绪帝病情，结果是“血脉皆治，无病也”。于是，这场发生在己亥年（1900年）的建储计划被迫搁浅了，光绪作为帝国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形象深藏瀛台，并只能将自己活成一个符号，一个传说中的失败者。这个王朝虽然以他的名义艰难向前，但一切微妙暧昧，充满了大崩溃前的混乱气息。20世纪开始的时候，强悍如慈禧者也感到了力不从心。毕竟她也老了，快70岁的人了，和大清帝国一样，不再思维敏捷，充满往昔的那些生机和可能。

北京的沉沦

1900年是一个充满暗示的年头。它是开始与告别，是欢乐圆舞曲，也是忧伤的离歌。6月22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从而让公元四世纪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五万余件文物重现人间。但是很快，藏经洞的绝大部分文物被闻风而至的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劫掠到世界各地，中华文明的命运在1900年由灵光一现变得支离破碎。

同样是在这一年，首次发现甲骨文并购藏它的王懿荣以身殉国。这位光绪六年（1880年）的进士时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当7月20日八国联军攻入东便门后，他偕妻小投河殉国，时年55岁，身后留下大量甲骨文无人看守，更无人整理和破译。

甲骨文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时间分别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和20世纪的第一年，中华文明最神秘和最久远的风采乍现人间。但人间正是乱世，光绪王朝此时岌岌可危，所以文明的命运注定是要流离失所的，这是1900年的帝国难以逃脱的宿命。

在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前6日，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开幕。在和平的旗帜下，英、美、法、德各驻华公使一再照会清政府，必须严厉镇压义和团及惩办镇压不力的官吏。这是危险的信号，此时在帝国内部，义和团焚烧教堂，打杀教民以及与外国使馆卫队的冲突愈演愈烈，帝国对其是抚是剿，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行动。这个问题貌似简单，非此即彼，可在决策的背后却隐藏着对皇权的争夺和帝国今后命运的判断或者说把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许景澄、袁昶、联元等与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主剿。给出的理由是内忧外患，不先解决内忧就无从解除外患，如果招抚义和团，毫无疑问将给列强以入侵帝国的口实，此举风险甚大。而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以及大学士徐桐则主张招抚义和团，但背后的理由却是上不了台面的。因为此三人中，载漪是诏立大阿哥溥儁的父亲，徐桐是溥儁的老师，刚毅则是后党集团的骨干，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的目的是利用后者为其火中取栗，抗击一直支持光绪皇帝的西方列强，以武力解决废立问题，光绪下台，溥儁登基。所以端王载漪等将爱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私底下却以售其奸。

慈禧太后当然也想让光绪下台，溥儁登基。但义和团真能抗击列强吗？这是一个问题。5月12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了御前会议，此前她已连续四次召开大臣、六部九卿会议讨论剿抚问题，无果。这一次的御前会议观点依旧针锋相对，结论依旧无果。忠于慈禧太后的力量和忠于光绪皇帝的力量胶着在一起，历史的脚步停滞了下来。

一个人开始铤而走险，准备有所作为，载漪。他在这个原本平淡无奇的夜晚制作了一份不平淡的文件——列强“归政照会”，从而改变了历史可能的前进脚步。这份通过秘密渠道送到慈禧太后手中的“归政照会”令她下定了决心。因为“归政照会”中有这样一条：“勒令皇太后归政（光绪皇帝）。”此后的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天，御前会议再次召开，慈禧太后宣布“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11国同时宣战，同时谕令各省督抚招集“义民”组团，以借力抵御列强。7月13日，八国联军分两路向天津城内发起总攻。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历史的残酷性至此清晰呈现，真可谓泾渭分明。

帝国在8月15日尊严扫地。这一天清晨，北京城下着忧伤的细雨，打湿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他们中有慈禧、光绪以及载漪、溥儁、奕劻、善耆、载勋、载澜、载泽、溥兴、溥伦、刚毅、赵舒翘、英年等，还包括内监李莲英。一个王朝的家底就这么稀稀拉拉地出发了，他们行走在逃难的路上，直至傍晚，到达昌平。这一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饥寒交迫。一份史料如此记载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这一天的狼狈行状：“上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蜀黍，以手掬食之。太后泣，上亦泣。时天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夜燃豆箕，人相枕藉而卧。”

狼狈的不仅仅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还有整个京城。从这一天开始，北京城的狼狈难以人言。这是一种羞辱式的狼狈，也是尊严扫地的狼狈。它构成了帝国最深层次的灾难和创痛。八国联军进城以后，于8月28日在皇宫举行了阅兵式，俄军、日军、英军、美军、法军、德军、意军、奥军等3170人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集结列队，然后通过天安门、端门，再穿过皇宫，最后出神武门。现场有俄国军乐队吹奏各国国歌、乐曲，欢乐的气氛响彻云霄。随后，八国联军统帅、德军元帅瓦德西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联军抢走北京各衙署存款约6000万两白银，而象征帝国礼仪尊严的鼓楼更鼓，则被日军用刺刀刺破。至于帝国统治阶层的尊严，更被踩在脚下：大学士倭仁的妻子已经90岁了，被侵略军欺辱而死。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女儿也在天坛这一神圣的场所遭到八国联军数十人的轮奸。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与此同时，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罪已诏”，向列强政府赔礼致歉。9月25日，清廷屈从德国的意见惩处主战大臣，将十名王公大臣革处，并分别向德国、日本发出国电，对克林德、杉山彬之死表示哀悼和歉意。

帝国尊严扫地，北京已然沉沦，东北也不例外。这一年，俄国政府一面派兵参与进军北京的联军，一面调集17万大军，兵分六路全面入侵东北。十月下旬，东北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全部沦陷。俄国还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宣布江东六十四屯归俄国管辖，不准已经逃离的中国居民重返家园。帝国的子民真正的流离失所了，一如他们的国君，“西狩”西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这一年大清帝国256岁了，步履蹒跚，去日无多。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西狩”的时候，八国联军“当仁不让”地在京成立了“管理北京委员会。”帝国垂垂老矣，已然无可奈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5册上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壮哉，我少年中国……”梁启超发表此文的时间是1900年2月10日，正是春寒料峭时刻，也是有历史深意存焉的时刻。同样在这一年，梁启超致书孙中山，商谈两党合作事宜。陈少白则受孙中山之命在香港筹办《中国日报》。此后不久，清政府下令停止武科科举考试。而在遥远的俄国，一个名叫高尔基的人完成了《春天的旋律》这组文章，其中包括后人广为传颂的《海燕之歌》。新时代、新气息扑面而来。而在中国西安，清廷在许诺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之后，准备启程回京。这时已经是两年后的1902年，跟往年一样，有很多人去世，也有很多人出生。值得注意的是有三个重量级的人物在该年出生，他们是物理学家周培源、数学家苏步青、文学家沈从文，这些人才华卓著，注定是影响时代的人物，但是很遗憾，他们与光绪王朝无关，而只属于未来。因为光绪朝经此一劫后，无可奈何地进入了倒计时时间……

1905年的凶险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日本是明治三十八年，越南则是成泰十七年。这一年动静颇大，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发生了7.9级地震，约2500人丧生。印度肯拉发生8.6级地震，约1.9万人丧身。这是自然界的不正常反应。虽然说地震年年有，可8级左右的大地震却还是极其罕见的，显示了这一年颇有凶险之兆。世事也是如此，在帝国内部，世事变迁时发出的呼啸声和断裂声时有耳闻。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悍然进行，帝国宣布保持局外中立。9月24日，帝国派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到自杀性炸弹袭击。一个叫吴樾的激进革命党人在写完《暗杀时代》一书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实践了他的革命理念。12月8日，华兴会、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天华，因反对日本《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而投海自尽。这一年，帝国拍摄了首部电影《定军山》，《申报》首次使用“记者”这个名词，孙中山在《民报》创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这些带有首创性质的事件应该说都是世事大变迁的象征，它们似乎预兆了帝国令人不安的前景。就在这一片纷繁和喧嚣之中，一件带有根本性改变的事件悄然发生了，只是当时的人们并不清楚这其中的意味深长。正所谓“谁都不是千里眼，只是当时已惘然”。

它，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

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的周作人兄弟这一年为当水手还是做秀才犹豫不定。有消息传来，说科举将废。光绪三十年，帝国在开封举行了一次混乱不堪却又带着离愁别绪的会试。依常理，会试应在京师贡院进行，可京师贡院在庚子拳乱中毁于一旦，帝国将陋就简，把1904年的甲辰会试放在了开封。11866间房的考场，一人一间，将同等数量的考生在考场内关了三天三夜，吃喝拉撒睡全在其间，最后择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三人为状元、榜眼、探花。会试期间，一度传出不和谐音，发生了举子闹考事件，考生们怀疑主考官有贪贿之嫌，再加上考场舞弊成风，一些清白正直的考生认为自己利益受损，便群起抗争，还击打了考官，使得甲辰会试匆匆收场。

不管是匆匆收场还是从容收场，甲辰会试注定将成为帝国科举史上的绝响。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举行的科考，上谕的发布标志着丙午科的科举考试不再举行，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从1905年科举废止，到六年后大清王朝终结，一个帝国的死亡路径实在是简捷得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与科举的关系互为表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是当时的帝国决策层没有这个深远的认识，抑或认识到了，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只能是且战且退。

在读书人中，山西举人刘大鹏首先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这些读书人的前途被切断了。虽然清廷上谕要给“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可整个制度抛弃了他们，他们的前途和对帝国的忠诚一文不值了。这些人甚至失去了谋生能力。作为类似刘大鹏这样的读书人，仕途之路被封死后原本还可以选择开馆授课，可现在科举既废，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他的开馆授课变得毫无市场。所以刘大鹏感慨：“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当然，刘大鹏式的感慨帝国也不是毫无察觉。1906年3月9日，政务处奏：“现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合计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原奏保送优拔两途，定额无多，此外不免穷途之叹。”（见《光绪朝东华录》）御史叶芾棠也在一份奏折中指出科举废除后“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四民之首”已无生路可言，帝国还有生路吗？鉴于此，御史胡思敬在随后不久主张恢复科举制度，以挽救危局，但是他的主张如石沉大海，在帝国决策层里得不到任何回响。的确，这是个两难选择，废止还是恢复科举制度，似乎都有无尽的凶险。

1905年的凶险可以说随处可见，这一年帝国的新军编练如火如荼，但是需要军官3万人以上。于是在全国36镇的编练队伍中，很多失意文人成了职业军官。若干年后，这些职业军官成了袁世凯保定军校、蒋介石黄浦军校的军事冒险家，他们是乱世中国的命运主宰者，也是失去信仰和忠诚的一代。差不多与此同时，那些因为科举废止被迫出国留学的新式文人，则很快成了同盟会员，成了共和政治中的精英分子。这些人埋葬了传统的知识与道德，以决绝的暴力手段，为他们曾经幻想依附与效忠却又未遂的大清帝国献上一曲忧伤的挽歌。

所以还是在若干年后，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大清帝国）废止科举划时代的意义超过了辛亥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861年沙俄政府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废藩。”

一声叹息

瀛台是一个小岛，四面环水，坐落在中南海的南海里。中心建筑是涵元殿。很多年前康熙和乾隆曾经在此听政、赐宴，戊戌年后，它成了光绪生命中最后的归宿。

1898年到1908年，十年的光阴到底有多长？在光绪看来，长不过涵元殿那扇纸糊的窗户。冬天，窗户纸破了，也没人给补一补，这个小岛的主人到底不是光绪而是慈禧太后。光绪能做的只是写一些小诗，发一声感慨。他写“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诗句，发“我不如汉献帝！”的感慨，却是无人理睬。《三海秘录》记载：“一日（帝）见小明轩屋角有蛛网，乃自起持竿挑去之，为宫监所睹，趋而相助，帝摇手示无须。”所以，瀛台岁月里的光绪做的不是皇帝，而是寂寞。“他是一个特殊的囚犯。他与自由之间只隔着几码的水域，可是这几码的距离却好比几千英里，因为它是不可能逾越的……不幸的皇帝！当他没有什么可写的时候，他就坐在他牢房的宽敞的阳台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向外眺望他失去了的世界，眺望西苑，眺望紫禁城；但是他哪个地方也不能去。囚室里的家具简陋到极点，再也找不出比这更简陋的了，而且还要经常挪动，以适应不同的需要。一张桌子，一两把椅子，几条破板凳——这就是光绪囚室中的全部陈设。”（见德龄《瀛台的囚徒——光绪》）光绪每天作为一个符号的象征被拉去陪太后上早朝，像木偶一样地活着，将一个乱世皇帝的落魄与无奈苟活得入木三分，令人印象深刻。

其实他的心没有死。光绪囚禁期间在涵元殿内摩写《宋司马光谕人君用人之道》，跋文是：“光绪丙午（1906）十月上浣录，臣全忠敬书。”另外，光绪还在他手书的一些匾额斗方下款都写着“臣全忠敬书”。光绪以对慈禧太后称臣的方式曲折地表达他再次亲政的企图。这是他的机心，也是他的天真。光绪和慈禧玩机心，毫无疑问是天真之举，这个可怜的皇帝至死都未能走出瀛台。

当然，要证明光绪心没有死的证据还有很多。近代史学著名学者叶晓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档案中偶尔看到的一份档案，为我们揭开了光绪帝最后岁月里的隐秘心迹。这是一份光绪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内务府的“呈进书籍档”，是内务府办理光绪帝索要的购书单的记录。上面记载着光绪帝朱笔所列的书目：《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统计释例》《日本宪政略论》《译书提要》《驻奥使馆报告书》《孟德斯鸠法意》《政治讲义》《法学通论》《比较国法学》《政治学》……总共超过50种，这时离光绪帝去世只有半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帝王最后野心的沉默记录，它秘而不宣，却最终幻化为一声叹息，飘荡在历史的虚无空间里。

1908年的帝国对光绪帝或者光绪王朝来说一切意味着终结。这一年的六月，湖南、河南、江苏、安徽请愿代表纷纷到京，将一封封请愿书投进都察院，请求帝国速开国会。七月十七日，帝国查禁了积极鼓动开国会请愿的政愿社，企图杀一儆百，但效果适得其反。各省请愿来京师的人员络绎不绝。与此同时，湖广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端方、清驻德公使孙宝琦等也先后上奏，请开国会。帝国一时间陷入无法收拾的地步。这个时候，光绪已经卧床不起了。从三月到七月，210天的时间，给他诊治过的御医就有30多人，诊治记录达260次之多。他和他身后的帝国，似乎都处于最后的弥留状态。八月初一，帝国被迫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核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九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期满召开国会的方案，以还政于民。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因心力衰竭而亡。他终于以死亡的代价，离开了那个囚禁他十年的瀛台，但是对于这个帝国，他却是无所作为了。

慈禧太后也无所作为。在光绪去世后第二天，她死于中海仪鸾殿，从而松开了掌控帝国近半个世纪的手。帝国突然间无人看守，强势人物袁世凯则被罢职回籍，他回到彰德后写下“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一诗，窥测时机，准备东山再起。而在帝国以外的世界，一切依旧生生不息，日新月异。

第十二章

慈禧：女人花的权力人生

女人花

也许，应该写一写慈禧。

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时间路径上，这个女人走完了她的一生。慈禧的一生覆盖了四个王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她的个人命运和这些末世王朝的命运交织在一起，难舍难分，恩怨相对。

慈禧5岁时，林则徐在广州虎门销烟。6岁时，英国人的舰队驶进广东海面，鸦片战争爆发。12岁时，道光帝秘密储诏，立奕詝为皇太子。此时的她并不知道，6年之后，自己将被选秀入宫，与那个男人展开一场恋情。19岁时，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南京为天京，与帝国针锋相对，很有取而代之的意思，帝国的形势一时间岌岌可危。可以说20岁以前的慈禧是帝国灾难的目击者和承受者。她青春浪漫，巧笑倩兮，在暴力与阴谋的背景下楚楚可怜，看上去毫无心机。但20岁以后，一切开始锋芒毕露、图穷匕见。27岁时，这个新寡的女人施展霹雳手段，诏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处斩，八大臣中其余五人革职，并且成功地步入养心殿，开始了她垂帘听政的历史。31岁时，慈禧以同治帝名义免去奕訢的议政王头衔，从而演绎了兔死狗烹的权谋之道。64岁时，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并宣布再次训政。慈禧20岁以后的人生与此前的人生泾渭分明，有着云泥之别，宛如一个成熟的政客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分别站在人生的两端，遥相呼应。虽然没有伏笔，却处处水到渠成，不容置疑。

她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政客。48年是她统治帝国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中，同治、光绪这两个皇帝蛰伏在她的阴影之下，无所作为。她是强悍的女人，但问题的关键是，她太强悍了，强悍到一个帝国时时处处离不开她，以至于她去世不久，大清帝国也一命呜呼了。

还是那句话：慈禧的个人命运和帝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难舍难分，恩怨相对。帝国的覆灭是为她付出的代价。

咸丰十年（1860年）的慈禧是美艳逼人的。她刚刚26岁，像一朵花儿盛放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王朝。这一年11月6日，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第十六届美国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这一年，慈禧被封为懿贵妃已经满三个年头。她是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受封的，但世事于她而言是荣耀与凶险并至：英法联军于是年抵达大清帝国，年底，攻陷广州城。

英法联军的登陆似乎是帝国的伏笔，令慈禧的锦绣年华有了些许的心悸和不安。三年之后，伏笔跳了出来，变成血盆大口，吞噬了慈禧关于青春的所有美好想象。英法联军在咸丰十年（1860年）攻占天津，直逼北京，随后，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跟在这位病歪歪天子身后的，是一脸惶恐的慈禧。

当然在咸丰十年，惶恐不仅仅属于慈禧，而是属于每一个人。帝国内部，几乎每一块土地都骚动不安。安庆，是太平天国京师西大门。咸丰十年二月，曾国藩分三路进攻安庆，却久攻不下。上海，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两次进攻上海，一时间上海岌岌可危。乌苏里江地区，沙俄悍然出兵占领中国东北重要海口海参崴，并于咸丰十年十月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地区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彻底吞并。大沽，咸丰十年七月初五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圆明园，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之后，将它付之一炬……帝国的情状在这一年已然不堪收拾了，而去意匆匆的咸丰帝则在承德避暑山庄惊魂未定，自是无力保护他身边的女人——慈禧。

事实上咸丰连自己都无力保护。在最后的纵情声色之后，这位皇帝以一种很难看和很肮脏的死法在避暑山庄与世长辞。慈禧的爱情戛然而止，这一年她27岁。27岁的她成了帝国最著名的寡妇，也是前途最茫然的寡妇。咸丰之后，帝国的前途究竟如何，没有人可以把握。虽然咸丰皇帝在临死前发布上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著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和焦佑瀛赞襄一切政务，授皇后及载淳‘御赏’和‘同道堂’印章”，以建构或者说维持某种权力平衡，但世事会依照他的遗愿来呈现吗？

这样的时刻，慈禧跳出来表演了。她的表演是妖娆表演，在灰暗、混乱的帝国舞台上，美艳寡妇慈禧的权力演出呈现出与她年龄、阅历的高度错位，从而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慈禧先后召见恭亲王奕訢、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密谈，然后暗示御史董元醇上“请皇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以为造势。随后，慈禧借扶灵之机从小道赶回北京，再见恭亲王奕訢并发布八大臣罪状，同时下令逮捕他们。咸丰十一年的年底，慈禧太后于养心殿垂帘听政，完成了她权力演出的起承转合。事后来看，慈禧的整个演出毫无破绽，环环相扣，充满了心机和算计、伏着和应着。更难得的是，慈禧懂联合也懂分裂，去留之间不拖泥带水，可谓艺高人胆大，在权力的缝隙处演出花来了。

这是慈禧的第一次精彩亮相，她为自己摆脱了花瓶的定位，并且奠定了实力派演员的基础。细说起来，慈禧的1860年出演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她呈现了三大意外：一是乱世中的柔弱之花突然上位为权力场上的宠儿；二是颠覆了咸丰皇帝的遗愿，打破了咸丰身后帝国的权力平衡状况；三是慈禧一人敌万人，不仅将八大臣打发了，事后还将联合阵营里的慈安皇太后以及恭亲王奕訢也打发了，权谋霸术竟然如此精通，开始隐隐露出她的帝王气象来。

这是1860年的慈禧。她华丽亮相，却是乱世当中的恶之花，绽放得邪恶而灿烂，整个帝国一时间没有她的克星存在，所以帝国的气质，充满了这个女人的味道。那么40年之后的1900年，情况又变得如何呢？

这一年，慈禧依然在路上，只是已经变得苍老。她依然是寡妇，但美艳不再。66岁的人了，却还要颠沛流离在西逃的路上。历史似乎惊人地相似，但40年的光阴过后，总有一些东西被改变。只不过慈禧没想到，这一回被改变的是她自己，她对这个国家的掌控力。两年前，戊戌变法，光绪蠢蠢欲动，虽然最后时刻功亏一篑，可帝国的人心却就此散了，一些奇端异说开始蔓延。所以这一年2月14日，慈禧太后下令，悬赏10万白银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并严禁民众购阅其所办报章。在这之前的一个月，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9岁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成为光绪帝的继承人，史称“己亥建储”。农历正月初一（1月31日）的时候，慈禧令大阿哥代光绪帝行礼，并将其接入宫中居住，这是慈禧太后废立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她想通过这样的实验来证明自己对帝国的掌控力一如既往。但是帝国垂垂老矣，最重要的是她自己也垂垂老矣。快70的人了，可世事日新月异，不由她掌控。这一年的7月20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21日，她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相比40年前，这一次的逃亡显得更加艰辛，没吃没喝，甚至没手纸，路途更加漫长，40年前还有避暑山庄可以落脚，再怎么着也是在行宫里，可这一次却失去了目的地。无奈之下，总算在西安安顿了下来。

但是对慈禧来说，她的失败不在于颜面的再次失去，而在于锋芒不再。西逃路上，慈禧被迫下“罪己诏”。她甚至授权李鸿章“便宜行事”，催其“迅速办理”投降事宜，朝廷不为遥制。西逃后，慈禧一度惧怕各国把她作为首祸处理，“常悁栗不自安”。当列强终于用苛刻条件，换取对慈禧罪行的不予追究后，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女人一时间大喜过望，说了“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会，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之类的话。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在回京途中，发布懿旨，废大阿哥，宣布了她废立计划的失败。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真切地看到1900年的慈禧是脆弱无力的。她败迹尽现，毫无主张，且战且退，得过且过。和40年前那个美艳少妇相比，不仅失去了她青春秀美的容颜，也失去了权谋和帝王气象。尽管此时，她早已是不称王的帝王。所以1900年的慈禧不是长袖善舞的慈禧，而是可怜兮兮、抱持最后一点权力欲的慈禧。帝国依旧和过去一样混乱不堪，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混乱不堪，慈禧却无能为力。她的华丽亮相在1860年消失殆尽，看上去只是个失败的政客和投机家。在这个意义上说，慈禧的两次逃亡其实是一个起承转合，暗喻了帝国的忧伤宿命。仅仅十年之后，大清帝国就一命呜呼了。

从26岁到74岁，女人慈禧将她自己和帝国的命运万分纠结地绑定在一起，起初鲜艳夺目，最终枯萎凋零，不忍卒睹。

权力玩家

也许还必须细致地来谈一谈慈禧的权谋手段。在近50年的权力生涯中，慈禧阅人无数，帝国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被她掌控。换句话说，她摆布了他们的命运。慈禧是至柔的，也是至刚的。有时她化掌为刀，有时她变冰为火，更多的时候她将权力视作玫瑰，美艳却带刺，令人爱恨交加，一如她的个性，可以靠近，难以接近。慈禧似乎天生就是权力玩家，她和权力如影随形，从生到死，一刻不分离。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一日，辛酉政变后第二天，奕訢发现自己成了议政王、宗人府宗令，并被任命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这官是地位的象征，虽然只掌管皇族事务，却位居内阁六部之上。但他的恩宠并没有到此结束，第三天，两道上谕下来，奕訢被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时管理宗人府银库。在此之前，奕訢的身份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如今多重显要身份集于一身，奕訢的人生可谓功德圆满了。

这当然是一种交易，是慈禧对奕訢在辛酉政变中配合默契给予的回报。其实也不仅仅是回报，其中还有安全和平衡的考量。政变后载垣、端华赐自尽、肃顺斩首示众、景寿等五人或革职或遣戍，帝国一时间人心惶惶。不给奕訢好处，一无以镇服人心；二恐生变数。这是慈禧对权谋手段的一次大胆运用，结果形势稳定了下来。

4年之后的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七日，恭亲王奕訢被慈禧革职。大权在握的奕訢起初不以为然，他甚至和这位女人进行理论，双方发生争执。慈禧随后亲笔诏书，斥责奕訢骄盈溺职，召对不检，罢其值军机、议政王的官衔。奕訢这才知道，自己的使用价值已经到期了。他在辛酉政变中配合默契并不意味着可以永久享受权力，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慈禧眼里从利益共享者已经转变成战略竞争者，所以动手是迟早的事情。这是权力的巡回，也是一个女人的收官。貌似“润物细无声”，却“轻舟已过万重山”。

就在奕訢准备弃子认输时，世事的无常却出现了。由于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公奏：“恭亲王咎由自取，尚可录用。”慈禧权衡之后做了一个折中处理，命奕訢仍在内廷行走，并总管总理衙门。恢复其军机大臣职务，不复议政。这叫打而不死，以观后效。但最后的效果究竟怎样，是峰回路转还是慢慢折磨致死，奕訢不知道，因为主动权不在他手里。

此后20年没有动静。就像楼上人家夜半时分脱了一只靴子，奕訢提心吊胆地等待另一只靴子也脱下来。早脱早解脱，但慈禧偏偏猫玩老鼠，很有耐心地玩了20年，只玩得奕訢这只老老鼠万念俱灰，生不如死。20年后的1884年，最后的谜底揭晓。这一年是光绪十年，法国人兵指越南，帝国在越南战场上被打得落花流水，先后失了山西、北宁、太原等地。三月初八日，左庶子盛昱上奏折弹劾李鸿藻保举非人，建议给予处分。同时盛昱还在奏折中说奕訢、宝鋆了解内情却不加阻止，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毫无疑问，这是一份慈禧等待了20年的奏折，它给了她脱去另一只靴子的动力。5天之后，慈禧出手，以“委蛇保荣，办事不力”的罪名，将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一概逐出军机处。同时任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5人为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为领班大臣，组成了新的军机处。这是光绪十年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也是对奕訢政治生命的一个交代和了结。奕訢明白，重点还是后者。慈禧以一个女人的耐心足足等了20年，这样的收官时间可谓绝无仅有。这一回，奕訢真正弃子认输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慈禧又把玩了一回权力游戏。这一回她要达到的目的是报复。七月三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吏部侍郎许景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太常寺卿袁昶死了，死于慈禧宣布的“离间”罪。两个星期后，兵部尚书徐用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因为同样的罪名被慈禧处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五大臣被杀事件。1900年的欲望之花为慈禧开放，尽管在处死五大臣后的第三天（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就兵临北京城下，慈禧将带着光绪帝跑路，所谓事态紧迫，但这位66岁的女人还是在跑路之前将这一口气给出了。

起因是五大臣不听话，和她对着干。差不多半年之前，慈禧策划废帝立储计划，这五个不知趣的人儿竟然“力言其非”“意不谓然”。随后，在商讨和战的四次御前会议上，五大臣又团结起来，站在光绪一边，声言反对招抚义和团，反对对各国宣战。这是公然和慈禧唱反调，令她难堪。五大臣位高权重，政治立场又是亲帝的，慈禧便觉得“其心可诛”，她断然出手，不让自己的欲望委屈，也让权力游戏变得锋利无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么，去死好了。

权力是锋利的，也是孤独的。有时收放只在一瞬间，有时却要用上一辈子时间，所谓到死方休。戊戌变法后，慈禧囚禁了光绪，剥夺了他的全部权力。此后十年，对光绪来说是孤独的，对慈禧来说同样孤独。他们不是母子，却是权力江湖上的恩怨行人。“相望”于江湖，不敢相忘于江湖。说到底，慈禧对光绪是不放心的。后者终究是一个皇权的符号，只要活着，就有借尸还魂的可能。尽管在光绪被囚禁瀛台前，慈禧对帝党官员痛下杀手：文廷式革职，翁同龢开缺，汪鸣鸾革职……使光绪失去东山再起的可能。囚禁瀛台后，慈禧一度欲废之而另立他人。可以说，慈禧的这一系列动作展示了她在权力的收放之间婉转自如的控制技巧，可谓精准到位，水平极高。这时的慈禧可以说是权力的天生玩家，和权力如影随形，一刻不分离。

甚至最后她用生命做抵押，确保光绪不可能咸鱼翻身。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年11月），38岁的光绪与74岁的慈禧于二十一日（14日）酉时和二十二日（15日）未时先后去世,死亡的时间相距不到20小时。慈禧终于在最后时刻保证了她的权力没有外放或者说转移。这绝对是个历史之谜，耐人寻味也令人伤感。里头到底有慈禧的机心，抑或只是历史的宿命，谜底至今没有揭开。但对慈禧来说，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牢牢控制了权力，收放自如。收放之间，线头依旧攥在自己手心里，至死也不松开。

女人慈禧，到底强悍，一生只为权力行。帝国的宿命也好，母子亲情也罢，都不能让她的心变得柔软一些。

热闹与寂寞

当一个女人的寿诞与国事沧桑纠结在一起时，历史将会呈现出怎样怪异的色彩呢？

1874年，慈禧40岁。40岁的她美艳依旧。虽然孤身独处，却爱揽镜梳妆。她爱花，特别是兰花、杏花、梅花、海棠，甚至爱读《诗经》，其中有一首是她的最爱：“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总之慈禧热爱生活，没有理由显示她愿意割舍其雍容华贵的生活。这一年是同治十三年，从18岁选秀入宫被封为兰贵人，慈禧的富贵生活持续了22个年头。但是这年一开春，就显示了不寻常的信息：3月18日，上海法租界的法国水兵、租界商团、美国陆战队枪杀了7名大清子民，另外还重伤12人。理由是这些人示威反对法人侵占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馆）的公墓。帝国很大，这样的刑事案件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其实也没什么。但慈禧心里稍感不安的是，在这场群体性事件中，洋人也被打伤了，甚至洋人的房屋也被焚烧了几处。要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这个春天，慈禧过得很纠结，生怕洋人跳出来主张权利。但是没有，上海看上去平安无事，法租界公董局还主动暂停了在四明公所公墓内筑路，以缓解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这让慈禧感激莫名。但与此同时，日本人的部队开始登陆台湾。在上海四明公所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在台湾琅乔强行登陆。这是个不好的兆头，说明东南有事，而且在台湾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很快解决。果然，几个月后，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等抵达北京，开始与帝国讨价还价，试图获得更多的利益。1874年慈禧40岁生日来临之前，日本人的目的达到了。帝国与日本订立中日《台事专约三款》，答应赔银50万两，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慈禧不想让自己的生日过得太凶险，就当发红包了，50万两银子在她眼里，确实不多。

但是美艳女人慈禧没想到，1874年的凶险还在年底。40寿诞好不容易过去，她的儿子同治皇帝却死了。似乎死于天花，又似乎是染梅毒不治而亡。隐隐约约间，便成了帝国的丑闻，令她这个做母亲的，脸上很没面子。所以空下来的时候，二十丧夫、四十丧子的美艳女人慈禧便在储秀宫中摆弄她长长的指甲，体会顾影自怜的滋味。所以慈禧40岁过的其实不是生日，而是寂寞。

1884年的慈禧依然住在储秀宫里，这一年她50岁。50岁的慈禧越来越喜欢储秀宫。储秀宫的金砖地面让她感到踏实，重要的，她是在这里获得了咸丰皇帝的爱情，人生辉煌的起点准确地说就在这里，所以慈禧五十寿诞就选择在储秀宫里度过。这一年的寿诞毫无疑问比十年前热闹了不少，也奢华了不少。主食有五六十种，菜达到120多道。生日那天用去猪羊肉500斤、鸡鸭100多只。另外，寿诞上因为唱戏所需购制的戏衣、道具用银56万两……不过，慈禧五十寿诞热闹是热闹了，却并不开心。宫里戏声激昂，宫外的世界却刀兵相见。这一年，帝国的部队在越南战场上连续失利，先后丢掉山西、北宁、太原等地。法军得寸进尺，指东打西，于七月初三下午，突然向福建水师发动袭击，福建水师舰船被击沉7艘，官兵伤亡700多人。初四，法舰又轰毁马尾船厂。马尾海战爆发了，帝国被迫对法宣战，慈禧明白，她的五十寿诞再热闹，也只能是表面的、惶恐的，因为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散去，帝国的日子每一天都过得提心吊胆。慈禧故意在储秀宫中将她的五十寿诞过得热闹、张扬，心里还是出于一个“怕”字。必须要那么多的食物、戏衣、道具陪伴自己，这个世界才是安全的啊，这实在是女人的脆弱心理。所以慈禧50岁过的也不是生日，仍是寂寞。

1894年，事更多。慈禧这一年60岁，她的生日是农历十月初十，生日前一百天，中日正式宣战。随后黄海大战爆发，“致远号”等4艘战舰被击沉，统帅丁汝昌负伤，日军渡过鸭绿江，向大连、旅顺进军。慈禧六十寿诞这一天，日军刚好拿下了辽南重镇大连，直接威胁帝国的北大门。但慈禧过生日的意志非常坚决，40岁、50岁，她过的不是生日，是寂寞。可60岁的慈禧以为，她过的也不仅仅是生日，而是脸面。一个女人的脸面，或者在她看来是帝国的脸面。慈禧40岁之后每一次逢十的生日都炮声隆隆，似乎是难以人言的宿命，1894年的慈禧决定抗击这样的宿命。所以早在两年前的光绪十八年（1892年），慈禧就让光绪下令为自己的六十寿诞做全国总动员。在慈禧的想象中，从西华门到颐和园的数十里道路要成为梦幻的舞台，必须用彩绸搭建60多处彩棚、戏台、牌楼、经坛和各种楼阁等点景工程，要为她六十寿诞增光添彩。同时全国各地要贡献人间稀罕之物，以为孝敬。当然这一切都需要钱。很可惜，1894年不差想象，就差钱。为了对付日本人，帝国向英国、德国订购了几艘快艇，又向阿根廷订购了13艘快艇，这些共计需款400余万两。另外，军队的开拔、招募和编练、沿海的防御，总计需款390余万两（据《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帝国在1894年的军费总计缺口近千万两的银子，虽说在7月，户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借贷1000万两，以应时艰，但慈禧还是决定，她的寿诞要大操大办。慈禧采用“部库提拨”和“京外统筹”的办法从边防经费、铁路经费中挪用了600万两左右的银子，准备风风火火地打造她的梦幻舞台，或者说梦幻人生。

只是慈禧六十寿诞有一个梦幻的开始，却只能拥有一个黯淡的结局。日本人的进攻摧枯拉朽，慈禧不得不在这一年的9月25日下旨，取消在颐和园的庆典及沿途的“点景”工程。11月7日（农历十月初十），慈禧在宁寿宫黯然度过了她的六十寿诞。随后，帝国失去了台湾，为她的六十寿诞添加了不名誉的尾音。

1904年十月初十，慈禧太后七十寿诞，国事却越来越不堪。在她生日前夕，统帅英军入侵西藏的荣赫鹏，将一份草拟好的《拉萨条约》送到了她面前。上面规定：开放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埠，江孜、拉萨通道上的炮台山寨一律削平，向英国赔款50万英镑。随后，日本海军中将东乡平八郎下令攻击停泊在旅顺和仁川的俄国舰只，日俄战争在华爆发。此时的慈禧已经无可奈何。世事越来越凶险，也越来越不由她控制。她的七十寿诞在洋人眼里，基本上等同于无。不仅是洋人，国人也开始蔑视她的寿诞。比如章太炎，这位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而流亡日本的职业革命者在1904年十月初十送给慈禧一幅对联，以为贺礼。贺联是这样写的：“今日到南宛，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当然，章太炎的贺联慈禧是看不见的，慈禧在七十大寿上看见的东西更可怕。英国公使给宫里送了放映机和几套影片，没想到放映的时候发生了爆炸，这似乎是不祥之兆，慈禧的七十大寿真是处处充满火药味。

为了增加喜庆吉祥的氛围，帝国在此前已经下令将原本应在1906年举行的科举考试提前举行，所谓“加试恩科”。绵延1300余年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次开科取仕在慈禧七十大寿前匆匆完成，这个国度一时间便弥漫了重重暮色。谁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不远了，而此时的慈禧已经垂垂老矣，美艳不再。只是她十指的长指甲依然锋芒不减，锐利地划过奏折上的一个个名字，圈点着彀中人的浮沉人生——慈禧还在亲政。与此同时，不远处的瀛台，“不听话”的光绪皇帝百无聊赖，无所事事，跟着这个帝国一起沉沦。

这是1904年的初冬。一个女人“不抛弃、不放弃”的欲望捆绑了暮色之城——紫禁城，以及她身后的帝国。她从美艳走来，走成帝国的异数。但帝国此时已岌岌可危了。

帝国的舞台

一座园林，能在多大程度上承载一个女人的欲望与归宿，又如何串起帝国最后日子的迷茫与忧伤？

颐和园，这座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完工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初名清漪园的园林，从一开始就被承载了过多的价值和情感寄托。它是盛世的具象，也是乾隆对母亲孝心的象征（乾隆十六年是皇太后钮祜禄氏六十寿诞，“孝治天下”的乾隆想以此献礼）。盛世修园，一般来说是盛世雄心和实力的象征，但对后世来说，这样一座园林的存在很可能成为一种尴尬或者负担，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演变成屈辱。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联军进犯北京，联军统帅额尔金下令将包括圆明、畅春、清漪、静明、静宜诸园在内的园林全部焚毁。此前骄傲地存在了一百零九年的清漪园被烧得面目全非，毫无疑问，这是衰世的伤口和屈辱。这一年慈禧26岁，正随丈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以避时艰。她也许想不到，若干年后，她会搬离储秀宫，会在那个改名叫颐和园的地方度过晚年，也许不能叫安度晚年吧，因为地球人都知道，慈禧的晚年实在是太不安静了。

如果说储秀宫寄托了少女慈禧和少妇慈禧的青春梦幻，记录了她最初的审美追求和权力轨迹的话，那颐和园就应该是慈禧与艰难国事博弈和妥协的一个载体。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初一，光绪帝载湉的一道上谕让沿用了137年的“清漪园”这个名字正式更名为颐和园。当然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更名行为，而是体现了帝国意欲重新证明自己的企图和政治权力的交接。光绪要亲政了，颐和园要再现盛世光景，以满足慈禧的成就感或者说个人尊严。所有这一切堂而皇之的东西都在颐和园这座小小的园林上找到了落脚点。

慈禧选择将这座园林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后归宿，前提是要足够的华丽、华贵，但是流年不利。光绪十四年年底，紫禁城内贞度门失火。一些原本就对修园子心存异议的官员借题发挥，反对慈禧在国事艰难的时候修建颐和园，而此时的真相的确令人触目惊心。帝国内务府估算：修建颐和园中的佛香阁需工料银七十八万余两，德和园大戏台需工料银七十一万余两，谐趣园需工料银三十五万余两，另外的五十六处建筑工程共需工料银三百一十八万余两。单单这几项用度的总和就已经超过乾隆时期修建清漪园的费用，遑论其他。不过最要命的问题还不在这里，最要命的问题在于颐和园的修建直接与政治、军事挂钩了。它影响了帝国的政治与军事，在一定意义上逆转了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1891年四月，户部下发文件，要求停购北洋海军军舰上的大炮，并且裁减海军人员。同时，户部大幅度削减海军军费，甚至连正常的维修都不能保证。户部勤俭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暗渡陈仓，醇亲王亲自做手脚，向户部虚报申领财政拨款，公开挪用海军经费达千万两之巨，以保证颐和园工程的顺利完工。对于这一切，慈禧是心知肚明的，但她乐见其成。

这是19世纪的最后十年，帝国的东侧，日本海军以一种自虐的精神在奋起直追。虽然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日本海军的实力远远落在后面，但六年之后，一切冰火两重天。1894年，是慈禧的六十寿诞。她要完成一个女人的心愿。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座最美的园林是为她而建的，这是慈禧的人生价值所在，也是她活着的一个基本意义。然而代价却是巨大的，它削弱了一个帝国的防卫力量，特别是海上防卫力量。正如1891年四月户部文件所规定的那样，在甲午战前六年，帝国海军由于经费紧张没有再添置舰炮，可日本却在静悄悄地发展，差不多以每年添置新舰2艘的速度奋起直追北洋海军。日本天皇甚至拿出私房钱去帮助海军购买战舰。由此，世事开始走向南辕北辙，走向泾渭分明。1893年，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发生的一件事更加剧了事态的恶化。这一年，户部为使颐和园工程完美收尾，竟然“商借”海军关东铁路经费200万两银子，“商借”的结果使得已修至山海关的关东铁路半途而废，帝国在来年的甲午战争中饱尝苦果。

不过女人慈禧没想到，她拥有了颐和园，却没有拥有幸福和美满。1894年的帝国是垂头丧气的帝国，北洋海军被日本海军打得一蹶不振。坐拥颐和园的慈禧眼看帝国上下再也没有过她六十寿诞的氛围，只得黯然宣布：“所有庆辰典礼，着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这一年，颐和园成了寂寞之园。

不过颐和园是不会永远寂寞的，相反它是机锋和机心的代名词。四年之后的1898年，慈禧在颐和园中长袖善舞，将权力的机锋和机心挥洒得那叫一个老到、圆润。一边是光绪乍揽大权，蠢蠢欲动。另一边是慈禧下令：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文武大臣，都必须到颐和园向皇太后谢恩。同时，这位敏感的政治女人还将京城和颐和园的警卫权控制在自己手里。颐和园似乎成了权力的原点，以它为中心，以慈禧太后的欲望为半径，所有彀中人都任其摆布。当荣禄得到袁世凯的密报，称维新派准备围西太后于颐和园中时，慈禧终于发动了颐和园政变。一夜之间帝国的拐点出现了，光绪帝被废，六君子被杀，慈禧太后重新上位。对光绪来说，慈禧太后的颐和园成了他的牢笼。变法失败后，他被长期幽禁在园中的玉澜堂，不得自由。而园林依旧优雅、静谧，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如慈禧的表情，不动声色，一脸无辜。

颐和园的命运自此好像与慈禧绑在了一起，荣辱与共。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颐和园再遭洗劫，慈禧则携光绪帝仓皇西逃，那叫一个狼狈不堪，尊严扫地。1902年，帝国重修颐和园，而此时的慈禧也早已回鸾，恢复了她最高统帅的地位。光绪三十年（1904年），慈禧和颐和园一起抵达辉煌，这一年她70岁了。慈禧太后的70岁生日是在颐和园度过的，那一天排云殿举行的“万寿庆典”令她印象深刻，尽管帝国在这一年依旧动荡不安，但很显然，70岁的慈禧已经等不到帝国宁静的日子了。她或许明白，对她这样的女人来说，真正能静下来的地方，唯剩一座颐和园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慈禧在颐和园里过得悠哉乐哉。她听戏，听六个“样板戏”：《群英会》《定军山》《芭蕉扇》《铁弓缘》《穆柯寨》《金山寺》。她享受美食，颐和园里有一座专供慈禧太后享用的“寿膳房”，下设五局：荤菜局、素菜局、饭局、点心局、饽食局。享乐主义者慈禧将日子过成了神仙。只是这样的日子太过短暂，仅仅四年，她就在一片政治体制改革的抗议声中与世长辞了，终年74岁。

慈禧去世后，颐和园风光不再。由于国事艰难，暂理国政的隆裕太后无心“颐养冲和”，她下诏停止游幸颐和园，自己移居大内。颐和园在见证了一个女人的辉煌和寂寞之后，终于淡出帝国权力的原点，还原为一座普通的园林。又过了三年（1911年），当帝国的舞台突然坍塌，一派曲终人散的场面来临之时，颐和园甚至不是园林而是寂寞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园林其实是有生命的，而颐和园的生命只属于慈禧一人，属于她的欲望和宿命。

王朝唱晚

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才能在帝国的政坛上叱咤风云那么多年？又或者，是不是人们都误解了慈禧，以为她眼中的世界只有储秀宫和颐和园那么大？

1898年的慈禧无疑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默然观察了103天后，她叫停了光绪帝的一切变法措施，只保留了区区一个京师大学堂。总之1898年，慈禧留给人的印象是鼠目寸光，逆历史潮流而动。但是八年之后的1906年，帝国中央政府的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沿续了一千三百年的六部制度被改革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十五个崭新的部门，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现代政府结构：

1．总理

2．副总理

3．副总理

4．副总理

5．外务大臣

6．外务部

7．民政部

8．度支部

9．陆军部

10．学部

11．法部

12．海军部

13．农工商部

14．Ministry of Territories

15．邮传部

这是1906年的帝国，戊戌六君子当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不仅实现了，甚至还超过了预期，而促成这一切的改革者正是慈禧。当然，1906年帝国的新气象远不止政府结构的焕然一新，它几乎在各个层面上都显示了生机勃勃：科举制度废除了，新军编练了，现代化军队建制开始成形，《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多种经济法规施行，帝国的现代商业从此有了法律保障。可以说所有这一切生机勃勃的变革都是戊戌变法诸君子渴望变成现实的。现在，它们真的成了现实。

这只是帝国看得到的现实，帝国看不到的现实更加令人瞠目结舌：已经是古稀之年的慈禧太后开始捧读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她的视野似乎突破了储秀宫和颐和园的局限，开始投向海的那一边。

严格说来，这是对慈禧的误解。透过历史的细枝末节或者说依稀脉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人从来没有鼠目寸光。早在四十多年前的1862年，刚刚开始“同治”的慈禧就发布一道上谕，对沿海口岸的军事训练提出自己的主张，称“官兵不能得力，暂假洋人训练，以为自强之计……除学习洋人兵法外，仍应认真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各项得其密传，能利攻剿”。此前一年，帝国的洋务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火药、子弹、炸炮等，这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制造近代武器装备的军事工厂。应该说，洋务运动的顺利开展是得到慈禧支持的，而同治年间，慈禧给外界的印象竟是“改革开放”的幕后总推手，尽管这位总推手实在年轻得可以。她31岁时，批准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制造局。32岁时，批准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同时派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率清朝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十几国。36岁时，批准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制造总局。38岁时，批准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派第一批幼童留学美国……这是年轻慈禧的视界或者说眼光，开放、包容，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没有什么不可以突破。从这样的逻辑基础出发，再去观照清末新政时的慈禧，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它们是遥相呼应的。

那么，为什么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时，慈禧的面目会一反常态？究竟1898年的慈禧是真实的，还是其他时间的慈禧是真实的？历史在这里似乎变得暧昧不堪了。

1898年的慈禧和其他时间的慈禧都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女人的视野和机心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因为戊戌变法之初，慈禧也曾对光绪推心置腹：“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见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毫无疑问，1898年的慈禧是不可能突然变得视野狭窄的，后来之所以突然间面目狰狞，只是因为帝国的格局出现了致命的危险，而她的命运也似乎变得岌岌可危起来。所谓一切事其来有自。

1898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这一年，光绪终于有机会从小绵羊变成小老虎，但他的举动在慈禧看来已是频频出位：先是罢免了阻挠变法的礼部六堂官，然后又把李鸿章赶出总理衙门，同时录用改良人士主持新政。这些慈禧还能容忍，变法就是夺权，小小的夺权无伤大雅。至于光绪所变之法，在一直变了很多年法的慈禧看来，并没有什么太出格的地方。数年后慈禧太后新政的尺度或者说力度大超以往就说明了这一点。

慈禧不能容忍的是光绪夺大权，夺她的权。1898年最大的拐点发生在9月18日。这一天，谭嗣同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向后者透露了慈禧联合荣禄，要废除光绪的信息，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这是致命的透露，也是荒诞的信任，因为历史的恶果在第二天就呈现出来了。据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披露：1898年9月19日黎明时分，慈禧冲进光绪的寝宫，将书几上的所有章疏奏折一把捋走，留下的恶言是骂光绪“忘恩负义”：“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

变法之争一夜间沦为权力之争、身家性命之争。慈禧在视野和机心之间选择了后者，她甚至大开杀心，让很多人为自己在1898年的所作所为付出生命的代价。光绪被囚禁，慈禧再次掌权。作为对光绪变法举动的报复，慈禧大大耍了一把女人的小性子：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光绪裁撤的机构被她一一恢复；撤销农工商总局；科举考试也恢复旧制重新采用八股文。取消官民上书权，取消言论自由，查封《时务报》；甚至为了体现权力之争的快感或者说胜利感，慈禧太后还把被光绪撤职的官员一概复职……总之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下倒车。

这是一个女人的呕气之举，但帝国却很可惜地失去了一次迎头赶上的机会。虽然在1901年后，慈禧开始新政，可三年后日俄战争就爆发了，帝国从此失去稳健改革的战略机遇期。随后慈禧匆忙展开的宪政改革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差来消化震荡，一些帝国的异数抓住机会有所作为了。而慈禧太后本人也垂垂老矣，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控制。视野也罢，机心也罢，到此已是明日黄花，对帝国的命运和她个人的命运不可能再产生实质性的帮助。王朝唱晚，1908年的慈禧太后终于带着无限惆怅和她的生死冤家光绪帝前后脚离开人间，她人生的大幕就这样拉上了。

第十三章

宣统：无可奈何花落去

烦心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在不到20个小时的时间里，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此前，也就是慈禧去世前三天，一个不满3岁的儿童被迫离开自己的家，置身于宫中。多年之后，已经长大成人的他在一篇自传里写道：“我记得自己忽然处在许多陌生人中间。在我面前有一个阴森森的帏帐，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瘦脸——这就是慈禧。”这个被后世称为宣统皇帝，名曰溥仪的孩子和当时卧病在床的慈禧太后有过一次并不愉快的情感互动，他很不高兴地将慈禧给他的冰糖葫芦摔到地上，并哭闹着要回家。对于溥仪如此任性的举动，慈禧心里毫无疑问也是很不舒服的。因为这一幕宛如多年前光绪小皇帝入宫时的情景，充满着非暴力不合作的意味。而此后，光绪的所作所为令她深感失望。的确，一个太过执拗的皇帝不是好皇帝，于国于己都无好处，起码慈禧太后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不单单是小溥仪不愿意进宫，他的父亲载沣也不想让儿子以及自己处在风尖浪口上。因为光绪的遭遇就是明证，一生差不多是个囚徒天子。虽然载沣随后被慈禧授为摄政王，但他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事。在当时的一篇日记里，载沣如是写道：“庆王到京，午刻同诣即携溥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着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申刻携溥仪入宫。”

时势比人强。令载沣没想到的是，慈禧太后会随光绪皇帝而去，只将一个烂摊子甩给他这个摄政王以及他的稚子溥仪。慈禧、光绪死后，光绪的灵驾奉安乾清宫，慈禧梓宫奉安皇极殿，“群臣哭临三日”，宫里宫外是如丧考妣的气氛，紧接着便是新皇帝的登基大典。虽然有清一代，新皇帝登极多在“国丧”中进行，但光绪三十四年的冬天毫无疑问特别冷，尤其是对年仅3岁的小溥仪来说。

十二月二日，太和殿聚集了这么一些人：侍卫内大臣、文武百官、乐师、太监和牧师，还有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这里在举行一个仪式，登基大典，主角当然是溥仪。帝国开创两百多年来，类似的登大典一而再、再而三地举行，为的是见证权力的接续和江山的传承。只是这一次的情形有些异样，因为主角溥仪不配合。作为一个小孩，溥仪似乎不喜欢太和殿的宝座，他被抬上去又自己爬下来，几次三番，哭闹不止。这一天是农历十一月初九，紫禁城里太和殿的宝座冷冰冰的，的确不是小孩喜欢待的地方。由此，场面变得有些尴尬了。一边是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一边是溥仪哭天喊地极不配合，再加上当时在“国丧”期间，丹陛大乐设而不奏，也就是说没有背景音乐，溥仪的哭闹声便显得惊天动地了。由此，登极大典中主角和配角的表演形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错位，呈现出极强的荒诞感。

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这里，最严重的问题是载沣说了一句貌似无心的话语：“别哭别哭，快完了。”多年之后，已经长大成人的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指出了父亲这句话的宿命意味。他写道：“我感到拖沓、沉闷，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个。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喊也越来越响。我的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他说这话意在安慰我，却给文武百官留下了惨淡的印象，他们把这看作是不祥之兆。”

唉，这就是1908年的帝国，光绪朝已然结束，宣统朝哭哭啼啼、极不情愿地开张。似乎没有人可以预言，三年之后，它会关门大吉。但历史其实伏笔处处，如果细心观察的话，从这一刻开始，很多蛛丝马迹已然显现，很多逻辑链条都指证了最后的结果。

一切由此走向万劫不复。那个曾经荣光的帝国，将失去最后那一丝精气神。

宣统元年，主角不是宣统皇帝，而是摄政王载沣。因为这一年，溥仪不谙世事，依旧在咿呀学语。

年初，载沣命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此前，袁世凯已经未雨绸缪，主动辞去各项兼差，并把北洋军的第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以为避嫌。而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慈禧也曾有所动作，将袁世凯调离北洋，让他到京城来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名为优礼，实为监视，同时即夺其兵”，名义上是中枢重臣，实质上明升暗降，以削弱他在北洋军中的影响力或者说掌控力。另外，慈禧针对袁世凯还有一个动作，那就是在推举新皇帝人选时，事先不让袁世凯与闻，以“不预定策之功”使其脱离权力核心层，尽可能地压缩袁世凯对未来政局的染指。

而载沣采取的动作更干脆，直接将袁世凯驱逐出中央。在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的鼓动下，载沣拟将袁世凯革职拿交法部治罪，以彻底消灭袁世凯及其势力。这似乎体现了一个摄政王的雄心或者说企图心。但张之洞劝他：“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意思是稳定压倒一切，免得激起事变。载沣这才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令“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圣意”。

历史由此展开了另一种可能性。因为两年之后，辛亥事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直将载沣一并收拾了，将他的摄政王一职给撤了。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历史的演绎从来都是睚眦必报，不留半点情面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没有几人可以参透。即便聪明如袁世凯者，在当时也是意志消沉，不复有东山再起之念。他被解职后回到河南安阳的洹上村，终日垂钓，并写诗名曰《自题渔舟写真二首》，其中一首写道：“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落寞萧条之心绪，从中可见一斑。

所以，宣统元年的主角注定是载沣。他下令编练禁卫军，并将其作为直隶摄政王的亲军。成立海军部建设海军，又委派胞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各国考察陆海军，以图自强。代皇帝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宣布统一全国军政大权。一时间，载沣给世人雷厉风行之感。但究其实，这只是他的A面，他还有不为人知的B面。在载沣雷厉风行的背后，其实也隐含无奈、软弱以及得过且过的心态。比如，他处理朝政的能力欠佳，既无判断力更无决策力。“有入觐者，常坐对无言”，有请示机宜者，载沣“嗫嚅不能主断”，更有大臣汪大燮出使日本回国向他报告日本人的阴谋，载沣却只是“默无语”，甚至啼笑皆非地告诉汪大燮“已十钟矣”，暗示他别多说。载沣如此治国能力，跟当年的摄政王多尔衮相比，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但偏偏宣统元年，烦心事层出不穷。五月十五日，一个叫于右任的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声称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开办三个月后，《民呼日报》被迫停刊。帝国当然不需要一张报纸来疾呼。早在年初，帝国就命各省正式成立咨议局，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同时诏谕“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之宗旨。但偏偏有些“刁民”等不及了，三月十二日，四川革命党人佘英、熊克武在广安“闹事”，虽然很快事败，却到底让国人看出帝国不稳定的气象来。十一月，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19人在苏州虎丘创立南社。十二月，十六省咨议局代表齐集上海，决定三十日赴京请愿。总之处处都在蠢蠢欲动。这一年，老天也不长眼。云南宜良、阿迷连续地震；福州风火大灾，死伤数千人；湖北省洪水泛滥，灾区广达余县，灾民近300万人。看来维护稳定的成本不是一般的高啊。

当然了，摄政王载沣领导下的帝国也不是无所作为。继查封《民呼日报》后，帝国又以泄露机密、有碍交涉为罪名，封禁了《北京国报》《中央大同日报》两家报馆。总之不能出现不和谐的声音，都已经“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了，有点耐心好不好。好在这一年也不尽是坏消息，京张铁路就是在这一年修成的。作为联结北京和北方重镇张家口的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的建成通车增强了帝国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只要国人不闹事、不聒噪，团结起来还是能成事的。世上万事就怕不团结。

但是，站在宣统元年的年底总观这一年的时局变迁，警讯还是多过了喜讯，久经考验的帝国栋梁张之洞在这一年十月去世。同月，孙中山从伦敦赶赴美国筹款，力图推翻大清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在宣统元年年底赴京请愿，又为帝国来年的稳定蒙上重重阴影。宣统元年，溥仪4岁，他依旧不谙世事，依旧还会为小小的得失或喜或悲，依旧不知道城外的帝国，已是风起云涌，巨变只在刹那间。

大悲剧的前奏

如果用“起承转合”来表示宣统年间的时局演变，宣统元年可以称为“起”，宣统二年的局势无疑是“承”，承接上一年的风起云涌。

这一年年初，帝国开始铁腕治国。首先解决一个悬念，一月三十日，十六省咨议局代表赴京请愿遭拒。帝国当然不允许这些耍嘴皮子的人来京闹事。三天后，帝国解决了川南嘉定民众造反事件。随后，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也宣告失败。国家看上去还是固若金汤，起码在解决零星造反事件上，帝国并没有失去管控能力。

但是宣统二年时局的风起云涌到底是令人触目惊心。二月，海军大臣载洵和萨镇冰差点被刺身亡。四月，汪精卫等人刺杀载沣。十一月，华侨邝佐治暗杀海军大臣载洵。虽然这些行刺者最后的结果都是未遂、被捕，但此类事件一经发生，就会轰动全国，对帝国的民心造成不小的震荡。

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七月，七月四日，一个叫曲诗文的猛汉竟然杀掉自己的妻女对众盟誓，带领数万农民暴动。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它昭示了帝国民心的决绝似铁——他们要与这个王朝对着干了，哪怕豁出身家性命。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这一年，各地还发生了以获得粮食为主要目的的暴动事件。长沙市民因米价上涨，发生抢米事件。湖北武穴饥民一连数日抢劫米店。苏北各州饥民公开抢粮。安徽饥民因为连年灾馑，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便在饥民领袖李大志组织下聚众起事。宣统二年的群体性事件频发毫无疑问呈现了饥荒年代的特点。这是一个王朝走向末路的危险信号，它以你死我活的决绝形式预示着帝国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前夜。

在制度层面上，六月，直隶省咨议局议员、“国会请愿同志会”领军人物孙洪伊发起了第二次国会请愿高潮。十月，中央资政院被迫成立。借资政院开院之机，请愿代表在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带领下发动第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十一月四日，鉴于请愿运动此起彼伏，帝国无奈决定原订于宣统八年的立宪期限，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应该说这是一种且战且退，也是一种无可奈何。和年初时铁腕治国相比，年底的帝国已经不能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毕竟对付议员不能像对待暴动的农民一样，可以采取暴力手段。

宣统二年，老天依然不长眼，江浙、安徽大雨成灾。孙中山也依旧不安分，十一月，他在槟榔屿密议大计，随后就发生了华侨邝佐治暗杀海军大臣载洵事件。作为一个危机重重的王朝，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似乎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一年出现的一件新鲜事以及决策者对此一事件的态度，却让人对帝国的前景忧心忡忡。

新鲜事得从宣统元年（1909年）说起，一个叫冯如的广东人于是年在美国制成一架飞机，并在奥克兰附近的派德蒙特山丘试飞成功。据说，当时的《旧金山观察者报》还在头版报道了试飞消息。宣统二年，冯如又制成一架当时世界上性能较先进的双翼飞机，成为帝国第一个航空设计师和飞行员。冯如当然是想回来报效祖国的，可当时的帝国并不需要他。帝国需要的是苟且之道或者说解困之道，而不是向前看的眼光。所以当冯如携带两架飞机准备回国，并将设在美国的飞行器公司迁回国内时，帝国的反应却是无动于衷，这是大时代下个人的小悲剧，也是帝国大悲剧的前奏部分。这一年，帝国做的一件大事是向美、英、德、法银行团贷款1600万英镑，以应付各种近在眼前的危机。大清帝国，已然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当然在统计学意义上，帝国在这一年还是有所贡献的。七月，帝国公布人口调查数字，全国人口为4.2亿。这实在是个庞大的数字，任何政府要想在这个数字面前有所作为，哪怕仅仅是做到稳定，也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帝国能做的，只是统计一下数字罢了。

急转直下

宣统三年，帝国时局的“起承转合”到了急转直下的阶段，一切似乎水到渠成。

这一年的形势以九月二十五日为拐点形成江海奔流之势。该日四川荣县独立，荣县虽为偏僻小县，但它的独立却成为全川以及全国脱离帝国统治的先导。这是细节见精神，局部现全貌。起因是同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因为保路问题大开杀戒，以致酿成巨变。不过这样的解释也牵强。宣统三年，很多事情已到极点。不是这里巨变就是那里巨变。九月二十五日之前，很多景象触目惊心，提示世事的决绝莫过于此。广州起义，72名死难者葬身黄花岗。四川保路同志入京廷哭无门，埋下巨变的种子。上海、晋昌等四丝厂女工两千余人罢工。随后便是天灾连连。江苏圩堤溃决成灾，浙江杭、嘉、湖、绍四府一片汪洋。直隶东安永定河漫口。济南等处发水灾。天灾人祸一时间集结于此。在这样的天地人巨变面前，六月一日，曾是四品京官的江亢虎首次在帝国内部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显示了一个异数的存在。帝国的分崩离析，似乎只差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了。

十月十日，标志性事件在武昌发生。革命了，改朝换代了，孙中山多年的苦心经营在这一刻开花结果。在一片瓜熟蒂落中，一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列兵。他是帝国的另一个异数，也是在孙中山之后进一步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只是这样的时刻，他刚出发，而帝国却垂垂老矣，一推就倒。犹如多米诺骨牌，帝国的倒下几乎没有半点停滞和阻碍的地方。继十月十一日武昌独立后，二十二日长沙独立，二十三日江西九江、南昌独立，二十九日山西独立，三十日蔡锷等于昆明起义成功，昆明宣布独立，十一月三日上海独立，四日贵州、浙江独立，五日江苏独立，七日广西独立，八日安徽独立，九日广东独立……各地如此这般争先恐后的独立仿佛上苍对帝国的肢解，那叫一个游刃有余、瓦解没商量。这一年，溥仪5岁，在紫禁城里走路的姿势稍微稳当了些，但依然不谙世事，不知道城外的帝国，已是沧海桑田，即将换了人间。

也不是没有抵挡，起码帝国的决策层在最后时刻还是试图力挽狂澜的。九月初九，宣统帝下《罪己诏》，6岁的小皇帝进行了自我批评。《罪己诏》中说：“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治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罪己诏》颁布的时候，汪精卫获得了自由，这是帝国做出的亲民之举，很有“有容乃大”的意思。十月十七日，帝国甚至正式下令准许自由剪辫，与此同时，批准了资政院拟具的《宪法重要信条十九条》，称“将来该院草拟宪法，即以此为标准”。这是帝国且战且退的一次大妥协，条款中称“皇室经费之制定、增减，也要国会议决；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皇族不得任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及各省行政长官”，很有“有容乃大”的意思。但是很快，帝国的“有容乃大”得到了回应，十月二十五日，年仅16岁的革命党人李沛基炸死了新任广州将军风山，这是将刺杀进行到底。帝国只好重新起用袁世凯，授其为钦差大臣，寄希望于他收拾残局。在昆明宣布独立后，帝国马上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内阁大臣。但各地独立势头依旧，帝国在十一月五日做出的对策是“诏命迅订议院法、选举法”。“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这似乎是一种民主，也是妥协，更貌似收买。只是这样的“交易”很有些临时抱佛脚的意思，缺乏真诚和善意。十二月三日，各省代表开始酝酿北伐，广东方面甚至发兵抵沪。五日，汉口各省代表讨论和议大纲，中心思想是“推倒满清政府，主张共和政体”。二十九日，孙中山归国，十七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一切已是取而代之的架势。帝国决策层这才明白，最后时刻已近在眼前。

这是1911年的年底。年初，纽约市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内科医生和病毒学家劳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癌病毒。年底，东方的大帝国离歌响起。这是剧烈变化的时代，也是趁火打劫的时代。因为这一年，外蒙古宣布独立，也许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年的十月初十，在这一天，外蒙古少数王公贵族在八百余名俄军的配合下，强行驱逐帝国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随后发表“独立宣言”，成立“大蒙古国”，从而为大帝国的分崩离析蒙上悲情色彩，押上无奈的注脚。

至此，帝国已是自顾不暇，它只能期待来年的时来运转。只是，帝国还有来年吗？在大半个国家已经宣布独立的情况下，与革命党人的妥协和谈判是否还具备实质性的意义？帝国高层们把宝押在了袁世凯身上。

最后的时光

毫无疑问，帝国最后时光的主角或者说影响力人物是袁世凯。一如宣统元年摄政王载沣一样，袁世凯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走向或者说格局。自从宣统元年他被解职回到河南安阳的洹上村终日垂钓后，帝国政治格局里似乎再没有他的位置。但是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二十三日，一道谕令将袁世凯重新拉回帝国舞台中央，让他长袖善舞。该谕令补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以及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那么，袁世凯是怎么反应？他上奏称：“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这是托病不出的意思。随后袁世凯通过奕劻提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有关之党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六项条件，开始了他一个人与一个垂死王朝的最后博弈。袁世凯的六项条件有深意存在，“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意在夺取内阁总理一职，以便进一步有所作为。而“宽容武昌事变有关之党人，解除党禁”则是向革命党人示好。一方面“养敌自重”，一方面为他自己的进退拓展空间；同时防止清政府玩兔死狗烹的把戏。至于最后两条“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更是在军事上全力武装自己，加强对抗或者说博弈的本钱。袁世凯提出的这六项条件，其实犯了一个为人臣者的大忌。但是时局如火，欲遏止气焰正盛的革命党人，非袁世凯重出江湖不可，因为北洋军这时只听他的。载沣无奈，只得应他所请。由此，一个王朝最后的崩溃之旅开始启动。

正如那句警世名言所说的那样——所托非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帝国对袁世凯的寄托就是所托非人。最后时刻，袁世凯没有充当救火队长，而是想当主人，这个国家的主人。他的底牌是有西方人的支持，西方人也想在这个国家寻找一个新的利益代言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接下来，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停战议和的建议，并提出停战、清帝退位、袁世凯为总统三项条件。而南京临时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临时政府里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在面对驶进长江里的英、美、德、日各国军舰时，纷纷认为帝国未来大总统“非袁莫属”。

但袁世凯的表演却是表情真切，一唱三叹，很有为帝国前途呕心沥血的意思。初，他要求“亲贵能集资千二百万两，足半年战费，约计大局可粗定”（见《辛壬春秋》）。亲贵们做出了回应。载泽答应捐款五千两，但银子要等到来年三月才能到位，原因是他太穷了，一时间拿不出来。其他亲贵也纷纷表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这样的时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直隶总督陈夔龙、湖广总督段祺瑞等却不知趣地大曝黑幕，称经过调查，发现各亲贵存在外国银行里的银子达三千余万两，此时不拿出来救国，军界人士怕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袁世凯听了，也很愤怒。他告诉隆裕太后说，亲贵们再爱财如命，军界怕是有哗变的可能，到时候国将不国，银子也不是银子了。

事实上在银子面前，隆裕太后的影响力也是微乎其微。尽管她做了亲贵总动员，但亲贵却各怀心思。口号是可以喊得响彻云霄，银子却不拿出来。无奈之下，隆裕太后只得发内帑黄金八万两以充军费。这一幕，像极了明朝末年崇祯皇帝的募捐秀：虽然国难当头，银子就是不拿出来，奈我其何？

当然对袁世凯来说，能不能得到银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宣统皇帝必须让位。募捐不成，让他为自己的不抵抗政策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但要说服帝国腾出位置来，皇帝体面地引退，还必须另找理由。这样的时刻，一篇影响历史的奏文出笼了。袁世凯在这份奏文中不仅展示了他的文采，更将其袁氏逻辑学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不妨来细读一下。

在奏文开篇，袁世凯先渲染形势的严峻：“现北方一隅，虽能稍治安，而海军尽叛，一旦所议不合，舰队一进攻，已无天险可恃。常此迁延，必有全面内溃之一日。”紧接着袁世凯指出人心乱了，队伍不好带了，“兵能平定者土地，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涣散，如决江河，莫之能御”，再随后袁世凯认为由于西方各国的介入，目前的形势决不能一拖再拖，否则日久生变，“况东西友邦，因此战祸，贸易之损失已非浅鲜……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

袁世凯行文至此，引君入瓮的主题已呼之欲出。但为了加大打击力，他又荡开一笔，“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呵呵，这都法兰西上了。法兰西的今天是不是大清国的明天呢？袁世凯的暗示几乎是明示。当然，到最后袁世凯还是不会忘记给清帝引退一个体面理由的：“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可比。”

这是宣统三年年底，与袁世凯奏文同时出现的一个事实是——有四十六个军人联名上奏。他们是湖广总督段祺瑞、古北口提督姜桂题、提督张勋等，联名上奏的内容是：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这样的联名上奏几乎称得上是兵谏了，正如历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评论的那样，“段氏通电实不啻满清二百六十八年天下之催命符”，而此次兵谏的幕后操盘手正是袁世凯。

妥协就此达成，大清帝国的命运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儿。它没有交到革命党人手里，而是交给了袁世凯。尽管袁世凯看上去表情悲切，痛不欲生。但是一项交易已经不容置疑地达成，尽管这个帝国当时名义上的主人溥仪还一点也不知情。现在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多年以后，溥仪是如何描述当时情形的：

“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也不进宫了。”

这实际上是一次关于最高权力的和平交割。溥仪所记录下来的那个历史瞬间正是袁世凯和隆裕太后谈论清帝退位的情形。这一年，统治中国267年的大清王朝终于终结了，6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其皇帝职权也被剥夺。那个著名的状元张謇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这真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起草，张謇大约没想到，自己作为状元，一生中干过的能载入史册的事情竟是这样一件事。但帝国至此，处处非常已是寻常，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和不能接受的呢？！所以张謇欣然命笔了，他甚至将《清帝退位诏书》写得欢快无比：“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很有安天知命的意思。

1912年2月12日，养心殿。爱新觉罗王朝举行了最后一次朝见仪式。溥仪在当了三年零两个半月的皇帝之后宣布退位。退位诏书读至一半时，隆裕和一些王公大臣已忍不住泪流满面，只有溥仪依旧天真烂漫，不谙世事。此前，良弼、溥伟、铁良等成立宗社党，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反对宣统退位。1月19日，隆裕亲自主持养心殿会议，溥伟、载泽、善耆主战，隆裕却担心万一“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1月26日，良弼被同盟会员彭家珍炸死。之后，宗社党的抵抗姿态软弱了许多。由此，一个王朝的谢幕再无任何悬念可言。但1912年的大戏其实不止于此，应该说它注定了是个新陈代谢的年头。这一年，在全球范围里，巨大的悲喜剧在轮番上演。4月，在纽芬兰附近的北大西洋海面上，“泰坦尼克”号巨轮的处女航不幸撞上了冰山，这个号称“不沉之舟”的超豪华巨轮在两个半小时内从海面上消失了，1500多名乘客遇难。7月，明治天皇去世，标志着日本明治时代到此结束。和大清帝国的匆匆谢幕相比，它似乎是个光荣的结束。

同样是这一年，第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斯德哥尔摩开幕，显示了某种世界秩序的有条不紊，而艾伯特·贝里在圣路易斯第一次从飞行的飞机中跳伞成功，却又开创了人类某种实践活动的新纪元。在变与不变之间，世界呈现了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只是有一个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溥仪。这一年，适龄学童溥仪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但他身后的大清王朝却已寿终正寝。他不知道，作为末代皇帝，自己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演变。

Table of Contents

坐龙椅：明清帝王的风雨人生.上部

坐龙椅：明清帝王的风雨人生.下部